四库全书总目提要_2

△《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损持，吴江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
散馆外补兴国县知县。尚瑗初从朱鹤龄游，讲《春秋》之学。鹤龄作《读左日钞》，尚瑗亦作《读三传随笔》。积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书。曰：“折诸”者，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也。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传》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诸篇，皆引据典核，可资考证。惟其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每据摭汉魏以下史事与《传》文相证，往往支离曼衍。如因卫懿公好鹤遂涉及唐玄宗舞马之类，不一而足。与《经》义或渺不相关，殊为芜杂。然取材既广，储蓄遂宏。先儒训诂之遗，经师授受之奥，微言大义，亦多错见於其中。
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固未可以其糠粃遂尽弃其精英。且《春秋》一经，说者至夥，自孙复、刘敞之徒倡言废《传》，后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实而臆断是非。胡安国《传》自延祐以来悬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灭项乃误归狱於季孙，由议论多而考证少也。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蒐罗薈稡，犹为摭实之言。过而存之，视虚谈褒贬者固胜之远矣。
△《春秋阙如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广期，金山人。康熙丙子举人。是编为袁熹未成之书，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盖犹其稿本。前有其孙锺璜《跋》，亦当时手迹也。自《穀梁》发常事不书之例，孙复衍有贬无褒之文。后代承流，转相摹仿，务以刻酷为《经》义。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国，无一人得免於弹刺，遂使游、夏赞之而不能者，申、韩为之而有馀。流弊所极，乃有贬及天道者（吕柟《春秋说志》谓书季孙意如卒，所以见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乱矣。袁熹是书，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而刊削烦苛。
如隐公盟蔑，诸家皆曰恶私盟。袁熹则谓继好息民，犹愈於相虞相诈。至七年伐邾，事由后起，不容逆料而加贬辞。又谓会潜之戎，本杂处中国，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贬俱无可加。谓无骇之书名，若后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贬而去之。谓书齐侯弟年，见齐之重我，使其亲贵，非讥过宠其弟。谓书螟为虫伤苗稼，即当留意补助，不以此一事便为恶。如此之类数十条，皆一洗曲说。至於武氏子求赙，乃鲁不共命，天王诘责，岂敢反讥天王？家父求车，乃天子责贡赋有阙，《经》婉其文曰求车，不应舍其下，责其上。尤大义凛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读春秋》数条，论即位或书或不书，四时或备或不备，有史所本无，有传写脱佚，非圣人增减於其间。亦足破穿凿之说。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
虽编辑未终，而义例已备，於经学深为有裨，非其《经说》诸书出於门人杂录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自超撰。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进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是书大意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不可知者则阙之。篇首《总论》二十条，颇得比事属辞之旨。其中如单伯逆王姬则从王氏之说，以为鲁之大夫。於秦获晋侯，辨所以不书名之故。於宋师败绩，辨所以不书公之故。於司马华孙来盟，辨胡《传》义不系乎名之说。於盟宋，罪赵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弃疾弑立，书法见《春秋》微显之义。於齐杀高厚谓非说晋，而於卫人立晋一条尤得《春秋》深意。
虽以“宗朱”为名，而参求《经》、《传》，务求心得，实非南宋以来穿凿附会之说。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近时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外，此亦其亚矣。
△《春秋通论》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编本《孟子》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意，贯穿全经，按所属之辞，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为旧文，孰为笔削，分类排比，为篇四十。每篇之内，又各以类从。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笔削之迹，自古无徵。《公羊传》曰：“不修《春秋》曰：霣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原本、改本并存者此一条耳。《左传》甯殖曰：“载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经》文则曰：“卫侯衎出奔齐。”其为圣人所改与否，已不可定。至《左传》称仲尼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则但有改本，不知原本为何语矣。故黄泽曰：“《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正自显然易见。”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见鲁史无从辩别为憾。苞乃於二千馀载之后，据文臆断，知其孰为原书，孰为圣笔，如亲见尼山之操觚。此其说未足为信。
惟其扫《公》、《穀》穿凿之谈，涤孙、胡锲薄之见，息心静气，以《经》求《经》，多有协於情理之平，则实非俗儒所可及。譬诸前修，其吴澄之流亚欤？△《春秋长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苏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内廷，改授检讨，终右谕德。是书补杜预《长历》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约略篇页，釐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尤足以资考证。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皆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以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之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退一月就之，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
以下朔闰，因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载焉。杜预书惟以干支递排，而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厚耀明於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於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编矣。
△《春秋世族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见於《经》、《传》者，不可殚数。汉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传。今惟孔氏《正义》中偶载其文，而书则久佚。《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无存。杜预作《春秋释例》，中有《世族谱》一篇，具载其世系昭穆之详，而自宋以来，湮没不见。今恭遇圣代表章遗籍，《释例》一书，得於《永乐大典》中，裒辑丛残，复为完帙。独《世族谱》仅存数条，仍不免於阙略。厚耀当时既未睹《释例》原本，因据孔氏《正义》，旁参他书，作此以补之。其体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图》，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后。次鲁、次晋、次卫、次郑、次齐、次宋、次楚、次秦、次陈、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许、次邾、次吴、次越、次小国诸侯。皆先叙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无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鲁之众仲、秦子之类，则别曰《杂姓氏名号》，另为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后，搜采颇为该洽。近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相近，而考证互有异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庄公诸人，此书徵引不及顾本之备。
又脱漏王叔氏世系不载，亦为逊於顾本。然顾氏於有世系者叙次较详，其无可考者概阙而不录。此书则於《经》、《传》所载之人祇称官爵及字者，悉胪采无遗，实为顾本所未及。读《春秋》者以此二书互相考证，则《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
△《半农春秋说》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士奇父周惕，长於说经，力追汉儒之学。士奇承其家传，考证益密，於三《礼》核辨尤精。是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於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穀》。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於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家为典核。
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诘，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曰《时令》、曰《朔闰》、曰《长历拾遗》、曰《疆域》、曰《爵姓存灭》、曰《列国地理犬牙相错》、曰《都邑》、曰《山川》、曰《险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赏》、曰《田赋》、曰《吉礼》、曰《凶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王迹拾遗》、曰《鲁政下逮》、曰《晋中军》、曰《楚令尹》、曰《宋执政》、曰《郑执政》、曰《争盟》、曰《交兵》、曰《城筑》、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传异同》、曰《阙文》、曰《吞灭》、曰《乱贼》、曰《兵谋》、曰《引据》、曰《杜注正讹》、曰《人物》、曰《列女》。其《险要表》后附以《地形口号》，《五礼表》后附以《五礼源流口号》。《舆图》则用朱字、墨字以分别古今地名。《附录》则皆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为辨论以订旧说之讹。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说作《春秋分纪》，以《传》文类聚区分，极为精密。刊版久佚，钞本流传亦罕。栋高盖未见其书，故体例之间，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为体，昉於《周谱》。旁行斜上，经纬成文，使参错者归於条贯。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书者，原可无庸立表。栋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参以七言歌括，於著书之体亦乖。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其《朔闰》一表，用杜预隐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说，与陈厚耀所推长历退一闰者不合。盖厚耀之书，栋高亦未之见，故稍有异同云。
△《春秋识小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择言》，已著录。是书凡《春秋职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异》三卷、《左传人名辨异》三卷。其考职官，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证，颇为精核。末为《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而详列其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后，亦皆整密。惟置诸国而独详晋，则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为《晋书地理志证今》，以杜预注《左传》，皆用晋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之。大致与《春秋名号归一图》互相出入，而较为简明。
虽似与《经》义无关，然读《经》、读《传》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异，於当日之事迹不能融会贯通。因於圣人之褒贬，不能推求详尽。如胡安国之误执季孙，横生异论，毛奇龄之附会尹氏，牵合正经者，盖有之矣。则廷祚是书，固读《春秋》家所当知也。
△《左传补注》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书皆援引旧训以补杜预《左传集解》之遗，本所作《九经古义》之一。以先出别行，故《九经古义》刊本虚列其目而无书。目作四卷，此本实六卷，则后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确者，如《隐五年》“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案此朱子之说，非杜注也，盖因补杜而类及之）。《庄公十四年》“绳息妫”，引《吕览》“周公作诗以绳文王之德”及《表记》郑《注》“誉，绳也”，证杜注训誉之由。《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引《周书籴匡解》“年俭穀不足，君亲巡方，卿告籴”，证为古礼。《僖五年》“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通》、《月令章句》，证腊不始秦。《十年》“七舆大夫”，引王肃《诗传》，证七当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二十七年》“夏书曰”，引《墨子明鬼篇》，证《尚书》但有《夏书》、《商书》、《周书》，本无《虞书》。《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二年》“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郭忠恕作“示”为误。
《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讹写。《六年》“以盈其贯”，引《韩非子》“以我满贯”，证“贯”字。《成十六年》“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
《襄二十三年》“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又“踞转而鼓琴”，引许慎《淮南子注》，证转即轸。《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引《周书常训解》，证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引《礼记正义》证杜《注》五献之误。《十五年》“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证妻丧三年为春秋末造之礼。《二十六年》“錾而乘于他车”，引《说文》，证“{轻足}”误作“錾”。《哀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皆根据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废六关”，引《公羊传注》证“废”训置则是，又引韦昭《国语注》证“置”训废则非。盖置有二义，一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为弃置之置，《国语注》所言是也。此犹乱可训治，而“乱离瘼矣”不可训治；臭可训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训香。古之设关在讥而不在征，臧文仲废六关以博宽大之誉，而使奸宄莫诘，阴以厉民，故诛其心而谓之不仁。栋但执反覆旁通之义，殊为偏驳。又《文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言汉儒加此一句，则为“刘”字无疑。
而必谓原作“留”字，汉儒改为卯金刀。《宣二年》“文马百驷”，当以邱光庭《兼明书》所辨为是，而必引《说文》“画马”之训。《襄十七年》“泽门之晳”，谓古皋泽字通，又谓诸侯有皋门，其说固是。然邑中泽门，各指所居，皋门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谓《注》、《疏》皆非，断为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终无解也。《二十五年》“执简以往”，引服虔说一简八字，证太史书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牵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为《孟子》之亥唐，尤为附会。《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引《竹书纪年》补杜预之阙。不知汲郡古文，预所目睹，预既不引，知原书必无此文，未可以后来伪本证其疏漏（案书中屡引《竹书纪年》，盖未及详考今本之伪。）至于《二十一年》“郑翩愿为鹳”，引陆佃《埤雅》之杂说（案鹳井出《酉阳杂俎》，非始於佃）。《哀六年》“无疾而死”，引《汲冢琐语》之野谈。《十二年》“效夷言”，谓《春秋》时已重吴音，不始於晋。更非注经之体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从古《经》作“立”。“屡丰年”之“屡”，必欲从《说文》作“娄”。亦皆徒駴耳目，不可施行。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编以赵汸、顾炎武所补《左传》杜《注》为未尽，更为订正。其中得失互见。如《襄公二十六年传》：“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谓八邑、六邑其数少，乃《司勋》所云赏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误。今考《司勋》曰：“凡颁赏地，参之一食，惟加田无国正。”《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所以厚恩也。”据此，则是特以赏田有所未尽，更加以赏，未有赏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谓八邑、六邑为数少，当是赏地，则加田为数当多矣。与《周礼》殊为未合。盖彤著《周官禄田考》，误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数即为《司勋》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产皆国卿，若受加田则约得小都，旁加四里。《传》云八邑者，据《注》不过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过二十四井。故疑其数少，非加田。其实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传》：“归馀于终。”彤谓积气朔馀日以置闰，在四季月，故曰“归馀于终”。《经》、《传》所书闰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闰八月，於夏时适为闰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书“春王正月”，《传》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
杜《注》谓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更在二月后，故《经》因史而书正月，《传》更具於二月。《疏》谓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时史於往年错不置闰，闰更在二月之后，《传》於八月之下乃云“闰月戊辰杀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后者，以正月之前当置闰，二月之后即不可也。据此，则是年八月置闰，正史官之失。彤反以为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传》“令倍其赋”，孔《疏》谓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贡王之数。然则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当三分之一归於公。言重倍其赋，当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贡王，《小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
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其赏地贡王，则孔《疏》所引《司勋注》“三分计税，王食其一”是也。
然则采地、赏地贡数显异。今孔《疏》於侯国采地之赋不计四分之一而计三分之一，是误以赏地为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辟相沿之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车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谓人也。”顾炎武谓执兵者之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则不得谓非士卒矣。亦可以补正顾氏之失。虽未完之书，录而存之，於读《左传》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於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详。如谓《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而《九年经》书“城郎”及《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者，别为鲁近郊地名，则《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左传》记公子偃自雩门出先犯宋师与《哀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郎”者，皆无疑矣。《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杜预以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与《传》所云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者不合。永则谓之武所言，乃於河外列城举焦，於内及解梁城者举瑕，以该所许之邑。引《水经注》云：“涑水西迳郇城，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许。杜预於《成公六年》“绛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饶近盬”合郇瑕为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吕饴甥以瑕吕为姓，皆失之。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则较胜之矣。
△《三正考》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吴鼐撰。鼐有《易象约言》，已著录。《春秋》以周正纪时，原无疑义。
唐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至宋儒泥“行夏之时”一言，遂是非蜂起。
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著《春王正月考》，而《经》义始明。鼐复取两家之说，节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论，补所未备，驳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条，所引陈廷敬、蔡德晋诸说，於三代诸书所纪年月差互之处，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见。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数百年纷纭轇轕之论，於经学亦为有功矣。
△《春秋究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有《诗经拾遗》，已著录。是编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而亦稍有从违。其曰《究遗》者，盖用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语也。於胡《传》苛刻之说及《公》、《穀》附会之例，芟除殆尽。於《左氏》亦多所纠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开卷之“仲子”，谓惠公违礼再娶，以嫡礼聘之可也。酉必据此谓诸侯可再娶，则卫庄公於庄姜见在复娶於陈，陈之厉妫有娣戴妫，其正名为嫡可知，亦将据以为诸侯之礼可并建两嫡乎？郎之战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谓三国来讨弑隐公之罪，《左传》周班后郑之说为诬。鄫季姬之事，《左氏》以为归宁见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为使自择配，已属难据。酉乃断为季姬已许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义不改适，私会鄫子。“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所传必有所受，此正笔削之微旨。
而酉以为周王欲省诸侯殷见之费，自往就之，所传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凿空。
《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与《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为孪生之女，已属臆度。
又以齐人所执之子叔姬为舍之妻，《传》误以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齐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并非两人。辗转牵合，总以叔之一字不容有两生义。不知女笄而字，不过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长之孟，亦不过五。
设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复。因此而驳《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鄫，《传》言恃赂。酉以为襄公五年鄫已不属鲁，《传》为失实。而下文“季孙宿如晋”，又用《传》“晋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之语。使鄫不属鲁，其亡与鲁何关，亦为矛盾。他如王不称天、桓无王之说，因仍旧文，不能改正。而以赵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语，证《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之误，更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经》意者为多。其《凡例》中所谓变例、特文、隐文、阙文之说亦较诸家之例为有条理。他若据《汉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夷姜为卫宣夫人、非烝父妾，据《宣公三年经》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鲁不止僣祈谷之郊，若斯之类，亦时有考证。统核全书，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随笔》二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录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取刘敞之说，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二年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翚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翚之私，华氏立而翚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邻国之例？不立华氏，翚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魏、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酅，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酅存纪，是牵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未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郦，奎光以为与翚帅师、庆父帅师其专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而来，居於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绝无专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隐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徵，已出附会，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颣盖所不免。然如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方伯亦失职，说者乃於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於宰咺归赗则曰贬而书名，於荣叔归含及赗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说《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何者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能得笔削之旨。奎光尝撰《然疑录》，所载说《春秋》诸条，与此相同。
其为先有此本，又编於《然疑录》中，或先载《录》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录》颇为琐杂，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
○附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
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馀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於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於《附录》。）
──右“春秋类”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录》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春秋》三《传》，互有短长，世以范甯所论为允，甯实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於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徵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号为富艳，残膏賸馥，沾溉无穷。章冲联合其始终，徐晋卿排比其对偶，后人接踵，编纂日多，而概乎无预於《经》义，则又非所贵焉。）
卷三十 经部三十
○春秋类存目一△《左传节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欧阳修编”，明万历中刊版也。取《左传》之文略为删削。每篇之首，分标《叙事》、《议论》、《词令》诸目。又标《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前有庆历五年修《自序》。《序》中称胡安国《春秋传》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与辨矣。
△《春秋道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仅分上、下二卷，而抄本细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晋江傅伯成《序》，称为元祐间《春秋》博士刘绚质夫所作。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刘绚《春秋传》，无“道统”二字之名。《文献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与二卷之数亦不合。又振孙称所解明正简切，而此本并无解《经》之语，止钞撮《左氏传》，间及《公》、《穀》、《国语》及略采诸家一二条。
且不特《传》文多所删节，即《经》文亦止摘录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标题。宋人经说，亦无此例。《序》中以“何休学”连为人名，其陋已极。又称后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预、林尧叟。林尧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见？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间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并称乎？又伯成庆元初为太府丞，宝庆初始加龙图阁学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时伯成方举进士，何得先以龙图阁学士结衔？讹谬种种，不可殚述。伪书之拙，无过是矣。其卷首收藏诸印，亦一手伪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诗如例》一卷、《诗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学》，已著录。《左氏春秋传》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为刘歆所加，其说无据（案栗说见《经义考》所引）。石则以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意义。因录为例，凡“君子”七十三条，而以“圣语”三十二条附之，皆无所发明。又以《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於断章取义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条，名曰《诗如例》。
复采《左传》所载筮词、歌谣三十八事，名曰《诗补遗》。於《经》义悉无大裨益。特当南北宋间，正说《春秋》者掊击三《传》之时，而石独笃志古学，为足尚耳。旧载《方舟集》中，石门人刘伯熊合为一编，题曰《左氏诸例》，实非石之旧名。今仍各标本目。其文则与《方舟易学》仍归诸《方舟集》中，不更录焉。
△《春秋通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书统论周及列国大势，推其兴废之由。周及鲁、齐、晋、宋、卫、郑、楚、秦，各为一篇，吴、越共为一篇，皆捃拾旧文，为事后成败之论。每句隶事而各引《传》以为之注。其言肤浅，无所发明。
△《春秋握奇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利鸾孙撰。鸾孙字士贵，旴江人。前有《自序》，称“《握奇图》者，《春秋》家之学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该之万八千言。编年以为经，而列五伯内外诸侯以纬之。纵取则年与事类，衡切则国之本末具在。乃各叙事略於其后，一览而思过半矣”云云。据其所言，则此书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只存其论，已非銮孙著书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书惟解《左传》，不参以《经》文，盖犹用杜预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别见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详。
惟《传》文颇有删节，是其所短。如隐公之首删“惠公元妃孟子”一节，则隐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春秋经疑问对》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黄复祖撰。复祖字仲篪，庐陵人。《元史》：“仁宗皇庆三年复科举法，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元统以后，少变程式。易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为本经。”复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载复有经疑之条。”即《元史志》所谓变程式之时也。其书以《经》、《传》之事同辞异者求其常变，察其详略，以《经》核《传》，以《传》考《经》，以待学子之问。盖亦比事属辞之遗意。
其大旨则专为场屋进取而作，故议论多，而义理则疏焉。
△《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而兵乱，遂不复仕，放浪於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命修礼乐书，旋以老病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案宋《礼部贡举条式》、《崇宁贡举令》，《春秋义》题听於三《传》解《经》处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议，《春秋》正《经》词语简约，比之五经为略。问目所在，易於周遍。往往州郡问目，重复甚多。每遇程文，鲜不相犯。请仍听於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元史选举志》所载延祐条例，不言《春秋》出题之法。以维桢是书考之，盖亦以《经》文易复，改为合题。明制《春秋》合题之法，盖沿元旧也。维桢《自序》曰：“《春秋》正变无定例，故关合无定题。笔削有微旨，故会通有微意。初学者不知通活法以求义，场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当合题凡若干，各题著说，使推其正变无常，纵横各出，以御场屋之敌。”又曰：“学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则求《经》之微亦无出於此，不止决科之计。”然其书究为科举而作，非通《经》者所尚也。
△《春秋透天关》四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晏兼善撰”，不著时代。据其兼及合题，是元人也。其书专为场屋而作，义殊肤浅。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则春者天之所为，圣人纪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说亦可”云云，则一书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编。首载杜预、何休、范宁、胡安国四《序》，次《春秋纲领》，述各家议论。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鲁十二公以及会盟战伐之数，并撮举大凡。次《春秋列国图说》。次《春秋二十国年表》、次《春秋诸国兴废说》。
凡《经》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而胡《传》则别为标出，间加音注，别无发明参考之处。考元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始於三《传》之后附录胡《传》。吴澄《序》称其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称亦即见於澄《序》中。知胡《传》躐跻三《传》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验其版式，犹为元椠，盖当时乡塾读本也。
△《麟经指南》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题”，亦不详何人也。《序》称幼习是《经》，以举进士为业。投老山林，兵火之馀，先世遗书无复存者。间因馀暇，条分大义，立题命意。凡可引用之语，各附於后，又间引先儒破题。盖元末乡塾之陋本也。
△《春秋图说》（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谱》，终《诸儒传授》。
中间《列国世次》、《舆地山川名号》以及《经》、《传》所载名物典故，悉有图有说。其年表皆钞《史记》。其《名号归一图》即冯继先所撰，而分为十九图。
至《岁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诸图，则又掇之《五经图》中，《春秋列国图说》，则摭自东坡《指掌图》。又列郑樵《考定诸国地名》及《叙国邑地同异说》、《叙山水同异说》。大抵杂驳不伦，未见精核。卷首题曰《春秋笔削发微》。考杨甲《六经图》中有《春秋笔削发微图》，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盖掇取甲书《春秋》一卷，而搀以杂说，伪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盖朱彝尊所藏，而《经义考》不著此名。是必后觉其赝托，弃之不录，而所弃之本又为吴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饶秉鉴撰。秉鉴字宪章，号雯峰，广昌人。正统甲子举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经义考》载秉鉴《春秋会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书实四卷，与《春秋会通》另为一书。彝尊盖未见其本，故传闻讹异。其书以《春秋》书时书月难於记诵，故错综而次序之，分十二公为十二篇。先列《经》文於右，而总论其义於后，大旨以胡《传》为宗。
△《左觿》一卷（通行本）
明邵宝撰。宝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乃其读《左传》所记，杂论书法及注解，然寥寥无多。盖随意标识於《传》文之上，亦其《简端录》之类也。其中精确者数条，顾炎武《左传补注》已采之。所遗者，其糟粕矣。
△《春秋经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编名《春秋经世》者，盖取《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语也。所注惟隐公一卷，其注多从《左氏》。
然如“公矢鱼于棠”，全录臧僖伯谏词，惟移《传》末“非礼也，且言远地也”二句於《传》首，此亦何需校钞录耶？间有自出新意者，如谓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当作纪侯子帛，以子帛为纪侯之名；又谓挟卒乃异姓之卿：则又皆杜撰之谈矣。
△《春秋说志》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柟所著他书率笃实近理，惟此书务为新说苛论。凡所讥刺，皆假他事以发之，而所书之本事反置不论。如以“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祭伯来”、“公及戎盟于唐”、“郑人伐卫”、“卫人杀州吁”，皆为平王之罪。又如“叔孙豹卒”，谓《经》不书饿死，乃为贤者讳。谓“郯子来朝”，以其知礼录之。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至谓书季孙意如之卒为见天道之左，则圣人并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锺芳撰。芳字仲实，琼山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是书以《集要》为名，故文殊简略。中间如谓“春王正月”为建子，谓《桓公三年》书“有年”非纪异，谓《襄公二十八年》书卫侯衎非俟其改过，谓《昭公元年》书败狄大卤非讥毁车崇卒，与胡《传》异者不过数条。馀大抵依回其说。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胡《传》误以为季孙者，亦因仍不变，无所短长。又多采董仲舒、刘向、刘歆灾异之说，穿凿事应。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为《十五年》税亩之由，事在七年之后，而应在七年之前，尤为乖谬。其采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会，而采用《左传》，尤无体例。其最甚者，《庄公二十年》“陈杀公子御寇”下，忽注“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而士蒍谮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郑”下，忽附录“被发而祭于野，夷俗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陈”下，忽附录“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类不可殚数。其采用《左氏》义者，《襄公四年》“叔孙豹如晋”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义；《僖公九年》“会于葵丘”下，责宰孔不当阻晋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责伯宗之攘善：亦皆与《经》义渺不相关。陈烈《序》乃称其扩前人之所未发，过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本不信三《传》，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盗杀郑三卿乃晋人使刺客杀之，晋文公归国非秦伯所纳。诸如此类，皆无稽之谈。夫孙复诸人之弃《传》，特不从其褒贬义例而已。程端学诸人之疑《传》，不过以所记为不实而已。未有於二千馀年之后，杜撰事迹，以改易旧文者。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
△《春秋世学》三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书自称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断》而为之释义，故曰“世学”。然《案断》之名，宋人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向来说《春秋》者亦所未闻。其伪盖无足辨也。
△《左氏春秋镌》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粲有《左传附注》，已著录。是编乃其由工科给事中坐劾张璁、桂萼谪都匀驿丞时途中所作。皆纠正《左氏》议论之失，亦柳宗元《非国语》之类。然於《左氏》释《经》之谬，辟之可也。至记事记言，但各从其实。事乖言谬，咎在古人，与纪载者无与也。亦谓之“镌左”，则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读意》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其论《春秋》，以为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盖以救宋儒穿凿之失。然谓《春秋》字字褒贬固为偏论，谓《春秋》竟无褒贬则数十特笔亦灼然不可诬也。读者知其矫枉之意可矣。
△《春秋录疑》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恒撰。恒字志贞，晋江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书本胡氏《传》而敷衍其意，专为科举而设。故《经》文可为试题者，每条各於讲义之末总括二语，如制艺之破题。其合题亦附於后，标所以互勘对举之意。
△《春秋国华》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严讷撰。讷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靖。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以《春秋》所书周及列国之事分隶其国，而仍以鲁十二公之年编之，杂采三《传》附於《经》下，亦间及《国语》、《史记》诸书。
其甥陈瓒《序》，称讷请沐三月而成是书。则潦草编排，取盈卷帙，宜但钞录旧文，无所发明考证矣。
△《春秋四传私考》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监察御史。是书举《左氏》、《公》、《穀》、胡《传》之异同，衷以己意。於胡《传》之深刻者多所驳正，持论颇平允。然每就事论事，不相贯串。如“朱公和卒”，谓不书薨以示褒。不知外诸侯《经》皆书卒也。又凡浦无所论断之条，皆不存《经》之原文，似乎删节圣经，亦非体制。
△《左传注解辨误》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有《左传属事》，已著录。是编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前有《古字奇字音释》一卷，乃《左传属事》之附录，装缉者误置此书中，颇浅陋无可取。后附《古器图》一卷，则其孙熙之所汇编。亦剿袭杨甲《六经图》，无所考订也。
△《左氏讨》一卷、《左氏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有《左氏释》，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先为《左氏讨》，继为《左氏释》，后为《左氏论》。其《释》则训诂为多，《讨》与《论》则皆评其事之是非。不知分为二书，以何别其体例也。然所讨论，皆以意为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谓阳虎之攻季氏为必受命鲁君，是真信其张公室也，岂《春秋》书盗为曲笔乎？故今惟录《左氏释》，而二书则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正宪撰。正宪有《易象管窥》，已著录。是书大旨以胡安国《传》未免过於刻核，因博采旧闻，自唐孔颖达以下悉为折衷。於明世诸家则多取山阴季本《私考》、金坛王樵《辑传》二书。今观其所论，如谓尹氏卒为吉甫之后，非即《诗》家父所刺者；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地非牟娄：亦间有考证。然核其大体，则未能悉精确也。
△《春秋诸传辨疑》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是编凡一百八十八条。
《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与此本相合。然与睦所撰《五经稽疑》中说《春秋》者，文并相同。据睦《五经稽疑自序》，盖此书先成，别本行世，后乃编入《五经稽疑》中。今《五经稽疑》已别著录。则此本无庸复载，故附存其原名，备考核焉。
△《春秋以俟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黄梅人。万历癸酉举人。为知县张维翰所诬构，谪戍塞下。张居正援之，得释。后荐授翰林院待诏，不赴。诏有司岁廪给之，终其身。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多穿凿附会之谈。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气之类，皆迂谬不经。与洪化昭《周易独坐谈》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不尽从胡《传》，亦颇能扫诸家穿凿之说，正历来刻深严酷之论。视所注诸经，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义例。如列国之事承告则书，左氏实为定说。舜牧於宿男卒不书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郑伯克段”则曰：“此郑事也，鲁《春秋》何以书？见郑庄处母子兄弟之间，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轻与之。此一语专为后日渝平归祊、助郑伐宋起，非谓此事极大，漫书於鲁之《春秋》也。”是不考策书之例，但牵引《经》文，横生枝节。至於解纪季姜归京师，谓自季姜归后，周聘不复加於鲁，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谋婚。此无论别无确据，即以年月计之，三聘之首，是为凡伯，其事在隐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谋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并经文亦不能牵合矣。说经不应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德溥撰。德溥有《易会》，已著录。是书专拟《春秋》合题，每题拟一破题，下引胡《传》作注，又讲究作文之法。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编前有《读春秋》五十馀条。其言曰：“今读《春秋》，勿主诸《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恍然自见。”盖即孙复等废《传》之学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题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馀条，皆摘《传》文之纰缪。其中如费伯城郎驳《左氏》非公命不书之误，其说甚辨。公为天王请籴于四国，不书者讳之也，其说亦有理。凡此之类，不可谓非左氏诤臣。至於曲笔深文，务求瑕衅。如“论宾媚人称五霸”一条，不信杜预豕韦、昆吾之说，必以宋襄、楚庄足其数，而谓五霸之名非其时所应有。如此之类，则不免好为议论矣。
△《读左漫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中允，乞假归。崇祯初，起为少詹事，不赴。此书盖其读《左传》时随笔漫记，凡二十七条。《嘉禾徵献录》载懿典有《读左史》二卷，此即其《读左》一卷也。大抵如时文评语。
如开卷“石碏杀州吁”一条云：“石碏诱州吁离窟穴而执之，大是高识。”
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条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称其上世而知后有达者，可谓具只眼人。”此类亦何须赘论也？△《春秋阐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不甚传。大抵捃摭旧文，无所阐发。
△《麟经统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福清县教谕。其书不载《经》文，惟以《经》文之可作试题者截其中二三字为目，各以一破题括其意，即注胡《传》於下。后列合题数条，亦各拟一破题，并诠注作文之要。其体又在讲章下矣。
△《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许人。是书成於万历乙卯。全录《左》、《国》、《公》、《穀》之文於《经》文之下。《左》、《国》则录其全，《公》、《穀》则除其复。《国语》事有在《春秋》前者，别为首卷於前，无所训释，亦无所论断。前有万历乙卯《自序》，言夫子获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而绝笔於获麟，故曰《麟宝》。其命名取义，殆於“札闼鸿休”矣。
△《春秋续义发微》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郑良弼撰。良弼字子宗，号肖岩，淳安人。万历中举人。此编取胡安国《传》所未及者，拾遗补阙，续明其义。一步一趋，皆由安国之义而推之，故其得失亦与安国相等。朱彝尊《经义考》载良弼有《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并《续义》三卷，俱云“未见”。今此本分十二卷，与所记卷数不符，殆彝尊以传闻误载欤？△《春秋心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銶撰。銶，上海入。万历中由贡生官青田县训导。是编取林尧叟《春秋句解》中所为提要而推广其门目，依类摘取《经》、《传》、《疏》列其下，杂引诸儒之说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总论》十二篇，语多凡陋，率以私意窥测圣人。其体例尤为复沓。如《庄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列於锡命类。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列周归脤类。而五始类中皆载之。《桓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既列盟类，又入会类。《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类，又入殊盟类。舛互殆不胜举。其《凡例》末一条云：“书成之时，梦齐桓公、晋文公各持一单，单开七事，相揖赠予，若谢而辞之意。觉而思之，各开单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义已尽，以示不必再录。又隆庆初辑《通史聚精》八十卷，亦梦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纲目》甚觉烦冗。”是又吴与弼《日录》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乌程人。其书系《传》於《经》文之下，凡先《经》起义、后《经》终事者，悉撮为一。《左传》中称号不一者，皆改从《经》文称名。有《经》无《传》者，采他书补之。前后编次，亦间有改易。案朱彝尊《经义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载卷数，而所录焦竑之《序》，与此本卷首《序》合。当即此书也。
△《春秋衡库》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冯梦龙撰。梦龙字犹龙，吴县人。崇祯中由贡生官寿宁县知县。其书为科举而作，故惟以胡《传》为主，杂引诸说发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后事》，欲於《经》所未书、《传》所未尽者，原其始末，亦殊沓杂。
△《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撰。是书虽以《春秋大全》为名，而非永乐中官修之原本。其体例，惟胡安国《传》全录，亦间附《左传》事迹，以备时文捃摭之用。诸家之说，则仅略存数条。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宗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谬而为之欤？△《春秋四传通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宁人。是书采辑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传》，削其繁冗。其《左氏传》之不附《经》文者，咸删汰无遗，亦间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无通辞，随变而移”之语，遂题曰“通辞”，以明义例之有定。然名曰“四《传》”，实则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尝以《经》正《传》也。
△《春秋左传典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许廷撰。许廷字灵茂，海盐人。万历中诸生，以荐授兵部司务。其书每一公为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单文只字之可资考核者，证以他书，繁称博引，以诡丽为宗，不专主於疏通《经》义。然就其所论，亦往往失之穿凿。如卫懿公好鹤，则取浮邱公之言；秦人归帑，则指为汉兴之谶：多未免於芜杂也。
△《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
《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书，通为一篇。其说谓：“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则其晷阴，日北则其晷阳。揆之则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极近，景北者极远。”又谓“《春秋》之纪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两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没，参之而得七，两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为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圣人者，以行其二统，而天地为再开辟”云云。盖以《皇极经世》之学说《春秋》，自三《传》以来，未之前闻。即邵子亦未发此义也。道周《礼记》诸传，虽不必尽当於本旨，而借《经》抒论，於人事犹有所裨。此则真无用之数学，不能以道周之故，曲为之说矣。
△《春秋实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邓来鸾撰。来鸾字绣青，宜黄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编专为科举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从胡，凡左与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传》，惟有关经题者载之，从简便也。”其书可不必问矣。
△《春秋纂》（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录。是书大抵随文生义，罕所根据。
如“成风请救须”句，乃妇人左袒母家之常态，遽以继绝美之。如斯之类，所见颇浅。又如芮伯万母事，引隋独孤后以责其妒，与《经》义了不相关。至於灾异必推事应，尤多穿凿。
△《麟旨定》（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于鼎撰。于鼎字尔新，宜兴人。是书成於崇祯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标拟题，各以一破题为式，而略为诠释於下。即在举业之中亦为下乘矣。
△《春秋三书》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张溥撰。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是书第一编曰《列国论》，凡二十四卷。第二编曰《四传断》，凡七卷。第三编曰《书法解》，凡一卷。同时徐汧、张采为之序。采又有《例言》，称《列国论》中尚阙《杂国》一题，《四传断》中僖公阙十馀年，文公全阙，襄公以下亦全阙。采间为补之。《书法解》为目多端，仅成一则。溥与采倡立复社，声气交通，蔓延天下，为明季部党之魁。其学问则多由涉猎，未足专门。其所撰述，惟《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搜罗放佚，采摭繁富，颇於艺苑有功。然在当时，止与梅鼎祚《文纪》诸书齐驱并驾。较之杨慎、朱谋<土韦>考证，已为少逊矣。至於经学，原非所擅长。此书为未成之本，亦别无奥义。采等以交游之故，为掇拾补缀而刊之，实不足以为溥重也。
△《春秋说》三十卷、《附录》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浸大撰。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祯丁丑进士。是书杂采诸说，断以己意，而本於卓尔康《辨义》者为多。其首为《诸家考》，叙古来《春秋》家及所著书。次为《经传大旨》，辑诸家议论之与己合者，次《纪传》，辑周及列国事迹，分析《经》文，各以类从，而附以《时义、地义论》。次为《春秋总义》。
次《比事》四十二则，《自跋》附焉。总为三卷弁於首。次乃诠释《经》文，分十二公为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不载，盖此本为浸大孙云龙所录，未及刊版故也。浸大以《春秋》本鲁史原文，孔子修之。盖笔削史文以见义，非变史文以起义。自说《经》者不举大义而求之名字、爵号、日月及会之类以为义例，盖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诠说愈繁，而经学愈乱。故著是书以破诸家之言书法者。然《春秋》固本鲁史，其间亦有圣人特笔。如“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具述改修之义。《坊记》所引鲁《春秋》、《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及宁殖所称“载在诸侯之策”者，揆之圣《经》，有同有异。欲驳一字褒贬之说，而谓圣《经》仅鲁史之节文，未免矫枉而过直。其说《经》亦多臆断。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谓讥世卿，凿矣。栾、郤、韩、范世专晋，七穆世专郑，曷为不讥，而特讥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见《经》，《春秋》何由讥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恶通天，殁后必有阴祸，庄公肆眚，为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时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说。解“郑弃其师”云：“此高克怨辞。”夫克一逋臣，岂能以其事遍赴列国？杜预所谓克状其事以告鲁者，本无确证，何得遽断为据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筑”一条云：“邑书城。台、馆、囿书筑。城，土功也，故须筑。南门、雉门书作，木功也，故须作。”夫南门、雉门岂竟不须土功？且两观何以亦书作也？凡此皆随意生文，不为典要。至其《纪传》叙事，并始於隐元年，讫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书於《经》某事不书。又自齐、晋以下皆以鲁公年数纪年，即《周本纪》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国之纪年。经解史裁，盖两无所当矣。其《诸家考》中升胡《传》於西汉诸儒之前，已为无识。卷后又自识云：“吕大圭、灌甫、赵企明、姜廷善未详。”案灌甫，明宗室朱睦字，已见《考》中，而遽忘之。
吕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问》及《五论》。企明，宋赵鹏飞字，所著有《春秋经筌》。廷善，明姜宝字，所著有《春秋事义考》。而浸大俱曰未详。是即此数家，尚未窥全帙，甚至引杜预《集解》亦称之为杜《疏》，尤为无据。盖所见未博，故议论多而考证少也。
△《春秋义》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桂林点易丹》，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前有懋樊《自序》，称以胡《传》为宗，参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诸儒之说。今观其书，直敷衍胡《传》为举业计耳，未尝订正以三《传》，亦未订正以诸儒之说也。
△《锺评左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刻。惟录杜预《左传集解》。较坊本兼刻林尧叟《注》者，特为近古。然缀以锺惺评点，改其名为《锺评左传》，殊为蛇足。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至于诂经，则非其所长也。
△《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栋，乌程人。是书诠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而博采诸说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间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谥号、封爵标於卷首，以便检阅，然皆冗碎不足观。朱彝尊《经义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与彝尊所记合，知《通志》为传写误矣。
△《麟传统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书饾飣成编，漫无体例。隐公之前，冠以《国语》十数条，以志周东迁始末。盖仿冯梦龙《春秋衡库》为之，而疏略尤甚。《经》文之下，或录《左氏》，或取《公》、《穀》、《国语》隶之。或标《传》名，或不标《传》名。其附录者，或有“附”字，或无“附”字。
端绪茫然，猝难究诘。又如“费伯”之注误在“盟唐”之下。“楚杀公子侧”《传》上，忽注云：“出宋楚平《传》”。“卫州吁弑君”下只载《诗绿衣》一章，并无他注。“壬午大阅”，全录《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则，亦不置一词。如是者指不胜屈。文震孟《序》乃称其得於经术者深，亦可异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之熉撰。之熉字惠连，麻城人。是编专为《春秋》制义比题、传题而作，每题必载一破题而详列作文之法。盖旧制以《春秋》一经可命题者不过七百馀条，虑其易於弋获，因而创为合题。及合题之说纷纭淆乱，试官举子均无定见，於是此类讲章出焉。夫信《传》不信《经》，先儒以为诟厉，犹为三《传》言之也。至於弃置《经》文而惟於胡《传》之中推求语气以行文，《经》已荒矣。
其弊也，又於胡《传》之中摘其一字、两字，牵合搭配，以联络成篇，则并《传》亦荒矣。此类讲章，皆经学之蟊贼，本不足录。特一以见场屋旧制。所谓比题、传题者，其陋如此，并非别有精微。一以见明季时文之弊，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割裂《传》文，於圣人笔削之旨，南辕北辙。均可以为炯鉴。故附存其目，为学《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传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编虽以三《传》为名，实以胡《传》为去取。凡胡《传》所驳，概从刊削，故所存仅三《传》之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及《国语》之文以足之，特取备时文之捃摭而已。
△《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城撰。城字伯宗，贵池人。是编前列国名，后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时代为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仅一二字，多亦不过六七字。盖随手集录，姑备记诵，无所考正。视后来高士奇、江永二家之书不及远矣。
△《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张岐然编。岐然字秀初，钱塘人。其书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而益以《国语》。《国语》亦称《春秋外传》，故谓之“五传”。曰“平文”者，明五《传》兼取，无所偏重之义也。其《自序》曰“尝与虞子仲皜泛览《春秋》七十二家之旨，盖鲜有不乱者。及观近时经生家之说，殆不可复谓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参诸家而过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传》，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从胡《传》中牵合穿凿，并不知有《经》。
此所谓乱之极也”云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永乐中修《春秋大全》，袭用汪克宽《纂疏》，乃专尊胡《传》，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广等之《大全》，虽偏主一家，伤於固陋，犹依《经》立义也。其后剽窃相仍，弃《经》诵《传》，仅摘《经》文二三字以标识某公某年。迨其末流，《传》亦不诵，惟约略《传》意，标一破题，转相授受而已。盖又并非修《大全》之初意矣。
岐然指陈流弊，可谓深切著明，故其书皆参取四《传》以救胡《传》之失。虽去取未必尽当，要其针砭俗学，破除锢习，於《春秋》不为无功。惟五《传》皆具有成编，人所习诵，不待此刻而传。故取其卫《经》之意，而不复录其书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自跋》，称初成於天启甲子，重订於崇祯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
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各书大事於年下。然体例颇为丛杂。如周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称“宰咺来赗仲子”。此内鲁之词，当系之鲁，不当系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称“武氏子来鲁求赙”，则称“来”似内鲁，称“鲁”又似外鲁，更无体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晋，则排纂有讹；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则事实或误：均不足以为据。
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书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
考程子《春秋传序》作於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后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於程子耳。考陈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学者苟优柔厌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
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於国家，即为得罪於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於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狭。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於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於《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於《春秋》更无关矣。
△《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锺巫之难，特托以发凡。不终於陈恒、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欲以讳而不书，阴愧三家之心。又谓《春秋》治大夫，非治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而其馀为纬。以文公以前为宾，而以后为主。经之义当明，纬之义可以不问。主之义当明，宾之义可以不问。
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於偏驳也。
△《春秋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珏撰。珏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是书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标举事目，类聚《经》文於前，而附论於下。其体在经义、史评之间。而持论严酷，又颇伤轻薄。其《庄公忘父雠》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夺新昏之宴而复叙淫奔之好也。文姜数数与齐侯享会，是又庄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结欢於齐侯而有狩猎之驰骋、卫俘之弋获也？”是岂儒者说经之体耶？△《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金瓯撰。瓯字完城，一字宁武，秀水人。是书专为举业而设，以胡《传》为主。凡《经》文之不可命题者，皆删去之，极为诞妄。又上格标单题、合题等目，每题缀一破题而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於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於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且蔓延不止，贻患於学术者弥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於此者，皆在所当斥焉。
△《春秋传议》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意在折衷三《传》，归於至当，然发明胡《传》之处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同时有乐安李焕章为尔岐作《传》云：“著《春秋传议》，未辍而卒。”今此本阙略特甚，盖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於火。其后更自蒐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於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祫，即以时祭为祫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注》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如谓禘、烝、尝即是祫，则与祫无分先后，何以《经》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后言禘、烝、尝，於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祫则不禘，若禘则不祫。俱谓时禘不与祫并行也。若时禘即是祫，则《经》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谓四时之祭，夏禘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为牵合穿凿。《周礼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
《礼记祭统》曰：“内祭则大尝禘。”是尝烝亦得称大矣。乌得执一大字，独断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斯大谓祔於祖庙，主不复反於寝。引黄宗羲之说，谓祥禫则於祖庙，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
烝尝禘则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庙。今考郑玄《士虞礼注》：“凡祔已，主复於寝。”说最精确。《大戴礼诸侯迁庙》曰：“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从至於庙。”卢辩《注》：“庙谓殡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至於新庙。”据此，则迁庙以前，主在殡宫明矣。
郑《注》谓练而迁庙，杜《注》谓三年迁庙。若卒哭而祔之后，主常在庙，则於练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殡宫迁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说，谓迁庙礼出庙门至於新庙，是自所祔之庙而至新庙。今考《丧服小记》：“无事不辟庙门。”《注》曰：“庙，殡宫。”《杂记》曰：“至於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凡以殡宫为庙，见於经传者甚多。其以《大戴礼》出庙门之庙为祔庙，由不知殡宫之亦名庙也。又考《礼志》云：“更衅其庙。”则必先迁高祖於太庙，而后纳祖考之主。
又候迁祖考於新庙，然后可以改衅故庙，而纳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庙即迁於祖庙甚明。谓自所祔之庙迁於新庙，则是祔者一庙，迁者又一庙矣，与《礼志》全悖。斯大乃袭其说，而反攻郑玄及朱子，尤误。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斯大谓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一居中以御车。
间有四人共乘者，则谓之驷乘。鲁畏齐强，车增一甲，皆为驷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传》，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富父终甥驷乘，在《文十一年》。则是成元年以前鲁人已有驷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为驷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传》：“齐侯伐卫，烛庸之越驷乘。”然则驷乘者岂特鲁乎？谓鲁畏齐始为驷乘，尤属臆测。又《成十年》：“齐人来媵。”《左氏》曰：“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故杜《注》谓书以示讥。斯大袭刘敞之说，谓诸侯得以异姓媵。今考《公羊》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白虎通》曰：“备侄娣从者，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两娣何，博异气也。娶三国何，广异类也。”又《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据此，则是同姓异族者得媵也。
若异姓同媵，则《周语》当云“不参一姓”，不得云“不参一族”矣。至以仲子为惠公嫡配，孟任为庄公元妃，以叔姬归于纪为归于纪季，则尤不根之论，全凭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有《读易近解》，已著录。是书为表者八：曰《春秋事迹年表》，曰《春秋大纲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鲁十二公年表》，曰《列国年表》，曰《经传小国年表》，曰《列国卿大夫世表》。为书法者四：曰《书法精义》，曰《书法条例》，曰《书法比事》，曰《书法遗旨》。表以考事，书法以考义也。考《南史》称司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国年表》不失古法，其馀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页分为数格，横读之成文，纵读之即不相贯。半页以外，则格数宽狭多寡互异，并横读亦不可通。其《经传小国年表》、《列国卿大夫世表》，或半页之中、一行之内，参差界书，各自为文，更纵读、横读皆不相属，乌在其为年表也？《书法精义》皆依违胡安国之文，《书法条例》亦剽窃崔子方之式，惟《书法比事》谓有顺文上下以为比者，有分别事类以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会虫牢，著其无王；楚灭江而晋伐秦，讥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齐，则侵小附强可知；介再朝而后侵萧，则求援举兵可知。如斯之类，皆顺文上下，以见褒贬，其说为沈棐诸家所未及。又《书法遗旨》自抒己论，虽不免间有骑墙，而驳正处时有特见，其长亦不可没耳。盖秀琦之说，本可分系《经》文之下，共为一书，而必欲变例见奇，多分门目，转致重复纠结，治丝而棼。亦可谓不善用长矣。
△《春秋备要》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翁汉麐撰。汉麐字仔安，常熟人。其书以胡《传》为主，亦节录《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书之上阑标破题，下阑标合题，则全非诂经之体矣。
△《春秋类义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以《左氏》、《公羊》、《穀梁》、胡《传》为主，亦间采程子及临川吴氏、庐陵李氏诸家以为之注。其自出己见，则加“臆解”二字以别之。后附《总论》二十条。书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称《公羊》袭取《穀梁》之书而续为之，其说不知所据。大旨谓《左传》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谬戾；惟《穀梁》犹不失圣门之旧。前有自题《口号》云：“自读《春秋》四十年，只如群动对青天。
迩来深考流传义，始觉先儒多误传。”其命意所在，可概见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是书以《经》文为鲁史，以《左传》为孔子所作。谓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
△《春秋类考》十二卷、《春秋疑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华学泉撰。学泉字天沐，无锡人。顺治中布衣。其书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门，以类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诸家之注，间缀己说。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传》。其《疑义》一卷，则专抒《类考》中未尽之蕴。然有无庸疑而疑者。如谓《司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八万五千三百家而后足一军之数。天子六乡止七万五千家，不能供一军。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军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乡遂出军之法也。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不出自采地。六乡以七万五千家而出七万五千人，何患不足六军之数？学泉混二法而为一，宜其疑也。如此之类，颇为失考。近时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体例亦略仿此书，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说之《春秋分纪》。疑二人皆未见公说书也。
△《春秋辑传辨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集凤撰。集凤字翙升，山海卫人。今其地为临榆县。集凤尝官洛阳县丞。《畿辅通志》称其淹贯群籍，尤善《春秋》。汇先儒注解，讨辨详核，历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后成书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细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册，不分卷帙，盖犹其未编之稿。以纸数计之，当得一百馀卷，《通志》所言似未确也。其书所载《经》文，皆从胡《传》，而三《传》之异同则附录之，未免信新本而轻古《经》。说经则事多主左，义多主胡，故并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拟亦为不类。其诸家所解，则胪列而参考之。徵引浩博，辨论繁复，殆有《尧典》二字说十四万言之势焉。
△《春秋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经》义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断断不能称夏正，而必回护其说，谓冠之以春正，见周正之不善，言外见行夏时之意。至《经》末“春西狩获麟”，亦谓春为夏之冬，盖终以夏时之意。《经》必一时无事，乃空书首月以备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则正月可以不书，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盖因穀梁氏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断“春王”二字别为一条，其文实与“三月”相贯。世沐见其别为一条，遂以为无君不可书正月，故但书“春王”二字。圣人有是书法乎？郑伯克段则谓郑庄谋逐其弟，鲁当讨之。圣人书此，与讨陈恒同义。是为臣讨君，纲常倒置矣。“纪履緰来逆女”，则疑鲁丧制未满，不应嫁女，圣人用以示讥。考是时距隐公即位已二十二月。逾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经几月，安见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节外生枝，率皆此类。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后，每年必增书孔子事。
夫《左传》书孔子卒，二《传》纪孔子生，先儒已以为非礼。以先师家牒、年谱增入国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鲁有两公。尊圣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荫枢撰。荫枢有《大易蓄疑》，已著录。是编以治《春秋》者信《传》而不信《经》，故於《经》文各条下列三《传》及胡氏《传》为案，而以己意断其得失。於胡《传》尤多驳正，颇能洗附会穿凿之习。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节录三《传》及胡安国《传》，参证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则其门人钱塘凌嘉邵所补辑也。凡捴谦之说，称曰“应氏”，而嘉邵之说则退一格以别之，皆摘论《经》中疑义。又附《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如军赋、祭祀等事，分门类记，不书捴谦姓氏，当亦嘉邵所著欤？△《春秋遵经集说》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邱锺仁撰。锺仁字近夫，昆山人。康熙戊午应博学宏词，老不与试，特赐中书舍人。其《凡例》称，是编本述孟子、朱子说《经》之义，故冠二子之说於简端。其《集说》则兼取诸家。然其书瑕瑜互见。如“春王正月”之说，自张以宁以后辨析已无疑义，乃仍以夏时谬论反覆支离。又如“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乃以为志楚之强，所以旌将来齐桓之功。凡此之类，多不足据。其他如“叔孙得臣卒”一条，以不日为阙文，而以胡安国之从《公羊》为非。“许世子止”一条，用欧阳修之说，而证以蔡景公之书葬。凡此之类，亦间有可取。
然统核全书，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初，康熙乙丑，奇龄充会试同考官，分阅《春秋》房。旧制，《春秋》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是时初罢脱经题，其双题犹未罢（按合题罢於乾隆初）。奇龄与监试御史论双题不合，因举及《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语（按此杜预之说）。奇龄以为《经》文自有条贯，不待於《传》，乃排比《经》文，标识端委，使自相联络，以成此书。大致用章冲《类事本末》之意。惟冲类《传》，而奇龄则类《经》。冲於《传》有去取，奇龄於《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又每条各附论说以阐发比事属词之义耳。其以《隐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条为一贯，盖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之说，以尹氏为郑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见《经》，与叔肸之以公弟书者不同。似巧合而实附会，是为不当合而合。至於《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卫人伐邾”，其间邦交离合，事亦相因，而归单简，是为不当分而分。以其体例而论，既於《经》文之首各题与某事相因，则何不仍《经》文旧第而逐条标识其故，脉络亦自可寻。又何必移后缀前，使相陵乱？奇龄说《春秋》诸书，颇有可观。惟此一编，则欲理之而反棼之，殆无取焉。
△《春秋大义》（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
是编前有《自序》，谓：“善说《经》者莫若康侯。私心窃有所未满者，圣心忠恕，刻则离；圣心简直，曲则离；圣心明白而正大，纤则离。左氏即未亲见圣人，亦必窃窥鲁史。公、穀二氏得之传闻，难以依据。康侯据二氏以驳左，亦未为尽得。故一本左氏，错综当时之事势。平心以想圣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时日诸例概所不取。”其持论甚确。然如《文公四年》“甯俞来聘”，谓以纳饘货医而书；《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谓以仲尼学官而纪。岂《成公三年》之孙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孙剽、《七年》之孙林父尽属卫之君子，而《春秋》书来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问乎？此又过执《左氏》，以《经》外附录之事横生议论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谓八月之内同登鬼录，有阴夺其魄者。《春秋》之法，论是非，不论祸福。以是立义，所见弥浅矣。
△《春秋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仍以胡安国《传》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间有附论一二，然必援朱子。盖恐人议其异於胡氏，故称朱子以证之。犹之《书经参义》恐人议其异於蔡氏，亦必称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纲领》三十三条，於孔孟之说题曰“特标”，於诸儒题曰“汇辑”、“汇录”，惟於《朱子语录》六则题曰“遵录”。其宗旨可以概见云。
△《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书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后》各一卷。《考》上曰《纪时》，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丧纪》，曰《祀典》，曰《赋税》，曰《工役》，曰《军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属》，曰《会盟之属》，曰《侵伐之属》，曰《归遗之属》，曰《徵求之属》，曰《告假之属》，曰《取窃之属》，曰《游观之属》，曰《奔执之属》，曰《归入之属》，曰《削亡之属》，曰《弑杀之属》，曰《灾荒之属》，曰《变异之属》。《考下》曰《事词通义》，曰《事同书异》，曰《书同文异》，曰《释文明义》，曰《隐文存义》，曰《省文约义》，曰《互文推义》，曰《单文错义》，曰《阙文》，曰《衍文》，曰《误文》。《考前》曰《圣经本末》，曰《列传本末》，曰《王侯邦国》，曰《王侯世系》，曰《庶邦杂服》，曰《伯功本末》，曰《圣治本末》。《考后》曰《传有经无》。每条皆分晰辨论，大旨主於羽翼胡《传》。然《春秋》一书，古今聚讼，胡氏曲为之解，已多牴牾，兆锡复从而割裂分配，弥繁琐而失当也。
△《公穀汇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其书以《公》、《穀》二《传》主於发义，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诬，其事文与义不待言。至二《传》中有混其文以害义者，有泥其文以害义者，并有窜其文而事与义俱害者。惟正终以正始、贵道不贵惠之属，固卓乎道义之权衡、圣哲之轨范也，故择之宜慎焉。因汇编二《传》异同之处，别白其是非。而《左氏》发例释《经》之文亦附见焉。於三家褒贬之例，无所偏主，颇足以资参考，较兆锡所注诸经似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传》多据传闻，《左氏》所述则皆据简策。兆锡驳二《传》之事迹，往往并《左氏》而驳之，则终不出宋人臆断之学也。
△《春秋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家驹有《尚书义疏》，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蓝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终不出胡《传》苛刻之习。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谓孝公、惠公贤未著，隐为贤君，是以托始。且称隐亲亲而尊王，睦邻而守礼。夫让桓，可谓亲亲。若平王葬而不会，凡伯聘而不报，可谓尊王乎？无骇入极，翚伐郑，伐邾，败宋，可谓睦邻乎？易祊於郑，矢鱼于棠，可谓知礼乎？后文每事示讥，而开卷极词称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归仲子之赗。《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驹谓以仲子为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赗以示意。
是以车马之锡为灰钉之赐，讽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后事》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储欣、蒋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举人。景祁字京少。皆宜兴人。
是书於三《传》及胡氏《传》外多取冯梦龙《春秋指月》、《春秋衡库》二书，盖科举之学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国语》之文；《后事》一卷，备录《左传》小邾射来奔以下诸事：亦用冯氏之例。
△《春秋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於非之说；於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徵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於考证，而详於议论。如夏正、周正，累牍连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领。而《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传》，则又谓圣人笔削，宁为深求，不可泛视。存此意以说《春秋》，宜失之穿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无卷数，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篇杂采宋元诸家之说，而不加论断。前有《总论》、《凡例》，亦皆采集旧文。卷首有自注脱落未写者四十二条，书中亦多空白。盖与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也。
△《或庵评春秋三传》（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源撰。源字昆绳，号或庵，大兴人。康熙癸酉举人。是书本名《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传》为首，百家以《公羊传》、《穀梁传》为首。然六宗仅《左传》有评本，百家亦惟评《公羊》、《穀梁》二传而已。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
△《春秋钞》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不全载《经》文，但有所论说者标《经》文为题，而注某年於其下。其《叙》虽称“惟恪守胡《传》，间有词旨未畅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陈管窥之见”，然驳胡《传》者不一而足。
如“春王正月”即驳夏时之说，“伯姬归于纪”即驳诸侯亲迎之说，“州吁弑其君完”即驳不称公子为责君之说，桓公、宜公书“有年”即驳变异之说，“诸侯盟于幽”即驳首叛盟之说，“楚宜申来献捷”即驳当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说，“齐人侵西鄙，公追齐师”即驳书人见示弱、书师见伏众之说，“阳处父救江”即驳责晋不合诸侯之说，“齐人弑其君商人”即驳归罪国人之说，“楚子围郑”即驳嘉楚讨贼之说，“新宫灾”即驳神主未入哭为非礼之说，“甯喜弑其君剽”即驳废立之说，“叔孙豹会虢”即驳尚信之说，“公如晋，至河乃复”即驳从权适变之说，“暨齐平”即驳暨为不得已之说，“季孙意如会厥慭”即驳力不能加之说，“盗杀卫侯之兄絷”即驳归狱宗鲁之说，“从祀先公”即驳出于阳虎之说。
如斯之类，不可殚数。所谓恪守胡《传》，盖逊词耳。至於攻击《左传》，则颇伤臆断。如以郑叔段“餬口四方”为诡词，谓段果出奔，郑庄岂置之不问？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为凡伯忍辱而自归，非戎挟之以去；以“楚执蔡世子有用之”为犹后世执盖行酒之类，断无杀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执曹伯阳”为未尝灭曹：揆之古书，皆无佐证；核以事理，亦未尽安。他如“以成宋乱”之说，从刘敞而驳杜预。然圣《经》之意，正以始於义而终於利，两节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书先公之助乱，暴扬国恶，《春秋》无此法也。“许叔入许”，责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复国，机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声楚僣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说为定，而必谓苟以去王号责楚，迫於大义，当无不从，似非当日之事势。至首止之会，责王世子不能为伯夷、泰伯，抑又强天下以所难矣。其持论大旨，往往类此。虽驳胡《传》，实仍在胡《传》门径之中，不及所作《周易传义合订》远矣。
△《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苞既作《春秋通论》，恐学者三《传》未熟，不能骤寻其端绪。乃取其事同而书法互异者，分类汇录，凡八十有五类。然宋沈棐、元赵汸皆已先有此著。沈书仅有钞本，赵书亦近日始刊行。
苞在康熙中，二书未出，故不知而为此屋下之屋。犹之顾栋高未见程公说书，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传纂凡表》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卢轩撰。轩字六以，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三《传》所言书法之例，汇而为表。《经》文直书为经，《传》文横书为纬。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旧文，而於其同异是非不加考证。盖轩欲作《三传择善》一书，故先纂此表，以便检阅，尚未及订正其得失也。
△《左传拾遗》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师晦，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是书摘取《左传》一百一十事，为文一百一十有一，盖仿《东菜博议》之体。惟《博议》多阐《经》义，此则颇订《传》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过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元英则以不日为特笔，讥《左氏》不知圣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请观周乐，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语，元英以为训诂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谓差分为衰分。
其说皆不能确也。
△《春秋说》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说》，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主，三《传》有为胡《传》所采者，亦附录之。胡《传》所引事实，则依《春秋大全》小注录之。卷首兼论作文之法。盖其书专为举业而设。至於遣调练词，皆入《凡例》，与说经之体远矣。
△《春秋义》十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辞，《经》本甚明，无藉於《传》，乃尽去各《传》，反覆《经》文，就事之前后比而属之，寻其起止，通其脉络。
其事俱存，义亦可见。至日月、名氏、爵谥之间，则不复为之穿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尽惬。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此犹其初刊时所印行云（语详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下）。
△《春秋集传》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大旨宗胡《传》而稍采诸说，变其面貌，往往蔓延於《经》义之外。如解元年而牵及改元，已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誉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卫桓书葬，是为据事而笔诸册，乃牵及卫侯不当谥桓，谓以著卫人之私。然则凡葬必书谥，以何者别其非讥耶？许世子不尝药，引张氏之说，谓其必用砒霜锻之不熟，已属臆揣，又责以不能穷理居敬，去本事不太远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绪言，而未尝知三《传》之古义者耳。
△《左传杜注补义》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苏本洁撰。本洁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举人，官兴化府知府。是编因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有所未尽，乃作此以补之。多推求文句，体味语意，而罕所引据考证，故名曰《补义》。前有康熙庚子陶贞一《序》，称本洁原本兼补林尧叟注义，贞一为删之。知所据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传姓名考》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传地名考》，已著录。是编盖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如不论嫡妾皆谓之夫人，已於篇首发例，而於齐乃别出“悼公妾季姬”一条。有世系者从其世系不论岁月，亦於篇首发例，而晋丕郑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随，楚伯州犁、吴伯嚭仍系之晋、楚，管修仍系之齐，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鲁妇人戴己、楚妇人斗伯比妻、齐妇人棠姜、陈妇人夏姬、宋妇人荡伯姬之类，各出一条，而他国皆不载。“僖负羁”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画一。鲁君女纪伯姬、楚君女江羋之类，亦各出一条，而他国不载。秦女简璧、卫孔伯姬并列之夫人条中，尤为舛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晋优施、寺人披、竖头须并以贱役列之士。许叔名见於《传》，削之不载。滕、薛、杞、莒皆自为篇，而虢公、虞公、纪侯、随侯皆俨然躬桓之班，乃与潞子婴儿、介葛卢等并为一篇。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於展卷皆然，不能备数。
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春秋测微》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龄撰。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海宁人。康熙中贡生。是书前冠以《王朝列国世次族系》一卷，《经》文则一公为一卷。其说多主胡《传》，而稍纠其刻酷过当之论。然胡《传》之所未及，而奇龄从而锻炼者亦复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据理断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实，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称声子为继室，此娣侄之名。而奇龄见今人继妻称继室，遂谓声子为嫡妻，而隐公为嫡子，称其当立。胡《传》指灭项为季氏，已为不考，然尚无主名。
奇龄遂归狱於行父，以执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类，皆失之不考。至於“葬卫桓公”一条，谓桓之为谥，不宜加於卫完，闵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恶谥，故《春秋》因之。然则倘有失德，孔子当为改恶谥乎？“戎伐凡伯”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一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穀》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馀。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於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
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绍攽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采《公》、《穀》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掊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於《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是书与所著《笔削微旨》相为经纬，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发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隐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庄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变之甚者。”又《庄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云：“外书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终《哀十三》晋魏曼多侵卫。书伐二百一十三，始《隐二年》郑人伐卫，终《哀十三》公子申伐陈。天下之无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一条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执蔡世子有，用之’。其虐为已甚矣。”夫日食之为灾，侵伐之为无道，杀人以祭之为虐，亦何待赘言乎？△《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著录。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有《东易问》，已著录。是书杂采《春秋》三《传》及胡《传》之文，亦以己意附注於后。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门径。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鲁史，以鲁纪年，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枢乃擅改《经》文，以周纪年，以鲁附注。是但知窃袭《通鉴纲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与伪本元《经》既书“某帝某年”，又书“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自当以获麟为重，枢乃谓：“冬猎曰狩，《经》虽绝笔於十四年之春，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必终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盖隐寓行夏时之意。”
是又节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说矣。如斯之类，比比而然，皆不足为训也。
△《春秋义补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著录。初，孙嘉淦作《春秋义》，大旨祖胡安国之说。后渐悟其非，旋自毁版（案嘉淦自毁其版，事见此书《凡例》第三条中）。方达尝受知於嘉淦，因为删补其文，以成是编。大旨於三《传》多取《公》、《穀》《经》文。如“裂繻”作“履緰”，“矢鱼”作“观鱼”、“叔孙婼”作“叔孙舍”、“定姒”作“定弋”之类，亦多从《公》、《穀》。
其《左传》事迹，往往在所摈斥。如“天王狩于河阳”，《传》有明文，乃云：“或鲁史本书狩，或夫子书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说亦不信也。於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说仅采刘向《灾异》一两条。如“文公丧娶”一条，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标董仲舒之名，盖讳言宗汉儒也。其持论尤务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讥弹者，惟“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酅”、“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陉，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十八、九条而已。而召陵之盟、宁俞之聘，嘉淦所许者，方达又推论其失，咎齐桓不声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鲁而不知朝周。实则倖邀宽论者，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谓隐公为篡，又谓桓公为弑，是以讨篡为弑也。既谓州吁弑桓公而王不问，卫人立晋而王不问，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卫，又罪其知顺逆而不知众寡。是为天王者进退无不干咎也？朱子称孙复说《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书者又岂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书之说，於十二公之薨，即终於路寝合礼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贬。然则苟无所贬，则国君易代，史可不详欤？至於“纪季姜归于京师”，谓季姜非嫡长，不可以为王后；“许叔入于许”，谓许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据矣。
△《春秋原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经》文，亦不及《经》中所书之事，惟泛论孔子之意。分为四篇：一曰《讲读八法》，二曰《通论》，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诸儒论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为主，持论甚正。其谓孔子不以一字为褒贬，亦足以破诸家纷纭轇轕之陋。而矫枉过直，加以悬揣臆断，不顾事理之安。至谓《左传》事迹皆圣人之所删，不当复存其说。考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者，左史类也。
《春秋》者，右史类也。刘知几作《史通》，叙述源流，至为明析。心敬乃援《尚书》为例，谓事迹之可存者圣人必存，如典、谟、训、诰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圣人必删，如《左传》所载是也。因而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
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於鄢”一条，设无《传》文，则段于郑为何人，郑伯克之为何故，《经》文既未明言，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
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馀矣。况自有《六经》以后，历汉至今，通儒辈出，其失经意者固多，得经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谓孔子之后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后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谓孔门诸子未见《春秋》，故《论语》无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见《春秋》，故《中庸》亦无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阙里，始见本经。揆以事理，岂其然乎？△《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
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按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於《经》左之义，不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所自作，故更变其说，归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无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之文显然可据。伯政但摭经书中夏正之文以相诘难，盖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传》“王周正月”一语，尤为确证。伯政并此二字诋为不通，以为后人所加。则凡古书之害於己说者，悉以后人窜入概之，天下无不可伸之论矣。
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节气时刻，俾二百四十年间置闰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见，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说，似乎可据。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
其月虽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则六十甲子刚及一周。不论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尝改，不足以为建寅之据。亦不揣本而齐末也。
△《春秋集古传注》二十六卷、《或问》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书成於乾隆乙丑。首为《纂例》十五篇，末为《或问》六卷，言所以去取诸家之意。《经》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纪子帛”改从伯、“君氏卒”改从尹、“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三条耳。其事迹亦据《左氏》。其所集传注，多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之说，而别采宋元诸家以辅之。在说《春秋》家，亦非纯尚空谈者。然持论亦伤深刻，又时时好出新意，而不尽允协。如改“君氏”为“尹氏”，仍以为即公囚於郑之“尹氏”，则沿袭金履祥之说，殊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越境乃免，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诸儒皆以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问》中则云：“越境而不返乎？晋国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传注》中则云“去国不返，然后君臣之义绝。越境乃免之言，为今无将之心者开一门路”云云。
夫《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曾谓圣人而为后世开一门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说，其《传注》本主刘敞，而《或问》则以为主孙复。二书之中，不免偶伤牴牾，犹其小节矣。
△《春秋义解》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饶阳县知县。是书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论《春秋》者为《述孟》、《述朱》。次为《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十二公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谓：“《公》、《穀》比事属辞，义不诡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号以求例，曾谓《春秋》之旨尽如是乎？若《左氏》纪事多而误，说《经》疏而谬。如莒密州之事，《经》不云世子展舆也，而《左》以为展舆。莒庶其之事，《经》不云世子仆也，而《左》以为仆。蔡侯申之事，《经》贱者书盗也，而《左》以为公孙翩。晋州蒲之事，《经》不云栾书、中行偃也，而《左》以为栾书、中行偃。晋夷皋之事，《经》以为赵盾也，而《左》以为穿。郑伯夷之事，《经》以为归生也，而《左》以为宋。吴僚之事，《经》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为公子光。郑髡顽，《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騑之谋。楚子麇，《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围之逆。齐阳生，《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陈乞以说於吴。其他大夫奔殿，《经》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数人。会盟侵伐，《经》各有其事，而《左》或牵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国，经载分明，而《左》误合为一。缘陵、城杞，实系两地，而《左》以为俱系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为鲁、郑相易。
子帛、君氏，讹误字也，而《左》以为名称。甲戌、己丑，两存日也，而《左》以为再赴。葬桓王，讳也。而《左》以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为杀。
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殚述。”其持论甚辨，几於季本、郝敬、毛奇龄。然《经》垂书法、《传》述事实。必以《经》所不书即为增设，则河阳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论似通而实谬。至於深文过当，凭臆率断。如以隐为窃国，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馀年；以子同生为哀姜张本，自子生至妇入，见其过期不娶，昏姻不时；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齐得复，故贼闵公者乃季友非庆父；以齐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为立景而生逆谋；以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谓果於自信者矣。
△《读左补义》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诗序补义》，已著录。是书欲破说《春秋》者屈《经》从例之弊，谓《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之旧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旧典，二曰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曰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曰霸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杜预所谓凡例皆周公之礼经，变例皆圣人之新意者，未为定论。其援据颇典博，参考亦颇融贯。然谓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据以推测圣经可也？谓《春秋》全因五例之旧文，则圣人直录鲁史，不笔不削，何以云其义窃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观《襄公二十年传》甯殖曰“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经》书“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是亦不尽用策书之明证矣。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而《传》后必附以说，简端又冠以评，或论事，或论文，如坊选古文之例，殊非注经之体也。
△《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从添号石芝，常熟人。临汾，长洲人。是书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每门前列书法，后载事类，事类之中又自分《经》、《传》。其《自述》谓本於苏轼“《春秋》当以类求”一语。虽亦欲发比事属辞之旨，然割裂繁碎，弥难寻检。卷首列《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亦取之苏轼《指掌图》。不知《指掌图》后人赝作，非轼书也。
△《春秋一得》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读记》，已著录。然《尚书读记》多推求文句，未能阐帝王经世之大法，是编则於笔削大义多所发明。如曰：“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理所必无。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来求赙，罪鲁也。”曰：“州吁不称公子，绝之於卫也。胡氏谓庄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为为人君父之戒，何以惧乱臣乎？”曰：“诸侯不得专杀大夫，故凡大夫之杀，《春秋》皆称国举官，不论有罪无罪及杀当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误会。”曰：“说者谓王不称天为《春秋》贬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则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亲缟素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术者之言也。左氏曰：君为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生於内，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以弭灾变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类此。惜止八十八条，未能成书也。
△《左传评》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字静叔，益都人。《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渊夭逝，书遂未毕。其兄文藻裒次遗稿，编为三卷，刊版於潮阳。末有文藻《跋》，称其潜心《易》、《礼》两经，取古人图象、传注罗而绎之者数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评阅，多未终卷云。
△《春秋日食质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吴守一撰。守一字万先，歙县人。是书推考岁差加减，以证《春秋》所载日食之误，《春秋》日月，以《长历》考之，往往有讹，见於杜预《释例》。
此更详其进退迟速以求交限，末附《诗书日食考》二条，以互相参证。但其云《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当是三月己巳朔，书二月者，晦朔之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当是五月癸丑朔，书三月者，或夏正之讹。近者陈厚耀作《春秋长历表》，以为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退一月就之，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则隐、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为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以为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递食，守一与栋高皆从《大衍历》，以为八月无食。其他守一、栋高说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数千载之后，必欲求岁差於秒忽之间，亦未见其悉得。姑存其说焉可矣。
△《春秋不传》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启祚撰。启祚字迪宗，宝应人。其书自称“不传”者，谓於四《传》无所专从也。今观所说，特不从《左传》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馀论，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笃。然三家之《传》皆以讥贬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启祚乃专取三家严刻锻炼之说，合为一书。如其所论，是圣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韩非也。
△《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应申撰。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於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於《经》旨者详注《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课读之本，非有意于阐发《经》义者也。
△《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诸书所载春秋时事迹列於三《传》之下，意取互相参证。
然左氏亲见国史，公、穀两家已不及其确实，乃兼采诸子杂说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庞杂而已矣。於《经》义无补也。
──右“春秋类”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
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於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矣。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此足见是非之公，终有不能强掩者矣。
今检校遗书，於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
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
○孝经类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
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颇多。
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惲《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於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奝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
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於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於《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愦愦然归罪於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於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於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於大义固无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於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爌《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爌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爌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著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孝经刊误》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书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案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
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案汪应辰，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於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语录》考之，黄记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又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又叶贺孙记云：“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
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辅广记云：“‘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岂不启人亻朁乱之心？”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欧阳修《诗本义》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诗为证。朱子盖阴用是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於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孝经大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著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於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於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按《书》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著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
△《孝经定本》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子《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误》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於后。后有大德癸卯澄门人河南张恒《跋》，称澄“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未尝示人”云云。盖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盖未考魏文侯尝为作《传》，见於蔡邕《明堂论》中。至其据许氏《说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知古文之“仲尼闲居”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馀字。今刘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字仅二十馀字。则较司马贞之攻古文但泛称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据。
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而铨解简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
△《孝经述注》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项霦撰。霦始末无可考。惟《江西志》载：“项霦，浙江临海人。洪武间为按察司佥事。”与黄昭《原序》所言合，当即其人也。是编用古文《孝经》本。
其所诠释，不务为深奥之论，而循文衍义，案章标旨，词意颇为简明，犹说经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仅存此本，然编次佚脱，以第七章《注》文入第六章《经》文下，遂使六章无《注》，七章无《经》。今以所佚《经》文案古文原本补入。所佚《注》文，则世无别本，无从葺完矣。以其沉埋蠹简之内三百馀年，世无能举其名者，今幸际昌期，发其光耀，亦万世一时之遭际。故特采掇出之，俾闻於后，不以残阙而废焉。
△《孝经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作於廷杖下狱之时。其作书之旨，见於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於礼，约礼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其《自序》中所谓“五微义”、“十二著义”者，不出於此，实其著书之纲领也。然其初说以引《诗》数处各属下章，如《中庸尚絅章》例，今则仍附於各章之后，盖亦自知其说之不安。
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论孝敬渊源，三论反文归质。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学衍义》之体。今本则仍依《经》文次第，而杂引经记以证之，亦与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误后序》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道周此书，盖与之暗合。其推阐颇为详洽，盖起草於崇祯戊寅，卒业於癸未，屡变其例而后成，故较所注《礼记》五篇成於一岁之中者为精密云。
△《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经》词近而旨远，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广之，自闺门可放诸四海；专而致之，即愚夫、愚妇可通於神明。
故语其平易，则人人可知可行；语其精微，则圣人亦覃思於阐绎。是编《御注》约一万馀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於世。
司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范围。今更得圣制表章，使孔、曾遗训，无一义之不彰，无一人之不喻。回视玄宗所注，度而越之，又不啻万倍矣。
△《御纂孝经集注》一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御定。《孝经》书止一卷，而虞淳熙称作传注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几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其书虽岁久多佚，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於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遗文绪论，传者寥寥。宋以后之所说，大抵执古文以攻今文，又执朱子《刊误》以攻古文，於孔、曾大义微言，反视为馀事，注愈多而去《经》愈远。世宗宪皇帝以诸注或病庸肤，或伤芜杂，不足阐天经地义之理，爰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仿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体，纂辑此编。凡斧藻群言，皆亲为鉴定，与世祖章皇帝《御注》并发明圣教，齐曜仪璘。盖我世祖章皇帝四海会同，道光缵绪。我世宗宪皇帝九重问视，礼备承颜。孝治覃敷，胪驩万国。以圣契圣，实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鉴众论，得所折衷，於以建皇极而立人纪，固非儒生义疏所能比拟万一矣。
△《孝经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皆驳诘朱子《孝经刊误》及吴澄《孝经定本》二书。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凡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孝经》事，四曰《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
然其第十条乃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子之尊二程过於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盖目为门人所加，非奇龄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於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
──右“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孝经》文义显明，篇帙简少，注释者最易成书。然陈陈相因，亦由于此。今择其稍有精义者，略录数家，以见梗概，故所存独少。）
○孝经类存目△《孝经句解》一卷（内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编注释极浅陋。如“仲尼闲居”句下注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闲居谓闲暇居处之时。”“曾子侍”句下注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孔子坐。”“子曰”句下注曰“孔子言曰”。
“参”字下注曰：“呼其名而告之。”盖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言诂经者也。卷首题《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又不从朱子《刊误》本，亦殊糅杂无绪。《通志堂经解》刻之，盖姑以备数而已。
△《孝经正误》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府以《孝经》皆孔子语，不应强分《经》、《传》。因旧本而校正之，或数章而合为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数章，一节之内，前后互移，数节之中上下变置，定为一十三章。其注则兼采诸儒之说。附录《曾子孝实》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并载《总说》六条。自谓幸复圣经之旧，然亦孰见圣经之旧本而证其能复否乎？△《孝经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罗汝芳撰。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布政使参政。《明史儒林传》附见《王畿传》中。此书皆发明《孝经》之大旨，用问答以畅己说，与依文诠释者不同。汝芳讲良知之学，书中专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标题。
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未见”，而陈继儒《秘笈》中实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又别引一说，以为罗洪先撰，亦非也。
△《孝经疑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以《孝经》语意联贯，不应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开宗明义》、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无所取义，因悉为删去。其所诠释，则皆老生常谈也。又谓《经》文多出汉儒附会。如“则天之经，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等语，似类汉儒之言。
“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义不接续，并宜删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诗》、《书》为结，与《韩诗外传》、《天禄阁外史》相类。夫《孝经》今文、古文虽至今聚讼，然自汉以来即分章，无合为一篇者也。其字句异同，虽以朱子之学，因古文而作《刊误》，终不能厌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变乱古籍乎？况惟圣人能知圣人，舜牧何所依据而能一一分别此为孔子之语，此非孔子之语，若亲见圣人之原本耶？△《孝经集讲》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原本首题“直隶扬州府泰州端本社学教读后学草茅臣熊兆集讲”，又有“直隶扬州府知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再呈看过收受”字。盖乡曲陋儒投献干进之书也。
其训释皆词旨鄙陋，一无可观。前列一图，以圈内为五品人伦之正，圈外为万物之偏邪。又以元为天、父、君，亨为长男、中男、少男，利为长女、中女、少女，贞为地、母、后。又演为《天经地义人行之图》、《修学致用推孝为忠之图》，皆迂谬穿凿，毫无义理。盖无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经注义》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号贞菴，柏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元年追谥文毅。是书以《孝经》分章诠释。其训诂字义者，标题曰“注”。其敷衍语意者，标题曰“义”。词旨浅近，盖课蒙之作也。
△《孝经集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永修撰。永修字慎斋，宜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编顺文诠释，以训童蒙，乃其官给事中督学湖广时所作。本与《小学》合刊，名曰《孝经小学集解大全》。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不於伦，难於著录。今分为二书，各存其目焉。
△《读孝经》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是撰。是字敬非，号敬斋，宜黄人。康熙己酉举人。是书以唐宋注疏为主，参以陈选《集注》及各家之说。其自为之注者，称“愚案”。多循文摘句，无所发明。
△《孝经类解》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县人。康熙壬子举人，官绩溪县教谕，迁镇江府教授。是书多引经、史、子、集以证《经》文。然释经在发挥微意，不当旁引后代故实，牵合比附。若释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经，则《曲礼》“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语；所引之史，则文天祥起兵入卫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类书一门。典籍浩博，岂复胜载乎？△《孝经正文》一卷、《内传》一卷、《外传》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书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经刊误》为本。首为《正文》一卷，《经》文每章之后，缀以注释数语，词旨颇为浅略。次为《内传》一卷，杂引经、史、子、集之言与《孝经》相证佐者。次为《外传》三卷，则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实也。
△《孝经详说》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遵用今文，全载唐玄宗之《注》，节录邢昺之《疏》，兼采元董鼎、明瞿罕、陈士贤诸家之说，末附以朱子《刊误》。而大旨则在辨定吕维祺所著《孝经本义》、《大全》、《或问》三书。所附《吕氏或问摘录》一篇，既逐条阐发其义，复附《馀义》一篇，以纠其误。盖维祺之学兼入陆王，觐祖则恪守程朱，故所论有合有不合也。顾所载维祺《表章孝经疏》后附录拟题数目，有单句题、双句题、连句题、摘段题、搭截题、全章合章搭章题诸名，非诂经之体，亦非讲学之道。觐祖顾深取之何耶？△《孝经》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注。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用吴澄考定之本，而略为推衍其义。凡不题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称“轼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称“其书不标目第，自称曰朱某学。
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捴谦若是”云云。按汉儒传经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书》之类，多不立名目，轼盖从此例。又何休注《公羊传》，称“何休学”，亦非轼所自创也。
△《孝经三本管窥》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隆元撰。隆元有《易宫》，已著录。是编首为《孝经今古文考》，次为《古文本》，次为《今文本》，次为《朱子刊误本》。其大旨以古文为是，盖以朱子《刊误》用古文本云。
△《孝经集解》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星徽撰。星徽号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经刊误》，始删削字句，分别《经》、《传》，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后儒已不能无疑。至国朝蔡衍鎤又合为《经》一章，《传》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学》之本。夫圣《经》贤《传》，其垂训之意并同，而文章体例则非有一定。今《大学》一《经》十《传》，《孝经》亦必一《经》十《传》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时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圣贤乎？衍鎤所见殊误，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孝经章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一遵朱子《刊误》本，而於《传》之十章增“君子无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与《礼记》小有异同，而今本《孝经》皆无之。启运《自序》称得之山西佛寺中，疑为熊安生所传之本。又云：“王肃於《家语》言本文有见《戴记》者，后人辄於《家语》除其文。此章之阙，亦必因本文见《戴记》而后人於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为北齐人，其传本安得至今犹在？其说无徵。且马昭以《家语》为王肃伪作，其说今载《礼记疏》中，言之凿凿。启运乃又引以为证，恐此章亦王肃《家语》之类矣。
△《孝经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华玉淳撰。玉淳有《禹贡约义》，已著录。是书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谓《孝经》一篇，首尾通贯，不必分《经》与《传》。其间字句删削，则从朱子《刊误》。简文错误，则从吴澄所考定。盖《孝经》至玉淳而又变一本矣。
△《孝经本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随文诠释，别无考订，仅塾师课蒙之本。
△《孝经通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著录。此书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载於下。其辑注则徵引颇备，所录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国朝十家，旁证诸说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经》词义显明，不比他经之深隐，诸说大同小异，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经类”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案：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然侈陈神怪，更纬书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说家》。黄榦《孝经本旨》、江直方《孝经外传》、李长桂《孝经纲目》、朱鸿《经书孝语》，绝不笺释《经》文，今别列於《儒家》。若李之素《孝经内、外传》犹列《孝经正文》后，则姑附存焉。）
卷三十三 经部三十三
○五经总义类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
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所驳许慎《五经异义》之文也。考《后汉书许慎传》，称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於是撰为《五经异义》，传於世。《郑玄传》载玄所著百馀万言，亦有《驳许慎五经异义》之名。《隋书经籍志》有《五经异义》十卷，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而不及郑玄之《驳议》。《旧唐书经籍志》：“《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玄驳”。《新唐书艺文志》并同。盖郑氏所驳之文，即附见於许氏原本之内，非别为一书，故史志所载亦互有详略。至《宋史艺文志》，遂无此书之名，则自唐以来失传久矣。学者所见《异义》，仅出於《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而郑氏《驳义》则自《三礼正义》而外，所存亦复寥寥。此本从诸书采缀而成，或题宋王应麟编，然无确据。其间有单词只句，《驳》存而《义》阙者，原本错杂相参，颇失条理。今详加釐正，以《义》、《驳》两全者汇列於前。其仅存《驳》、《义》者，则附录以备参考。
又近时朱彝尊《经义考》内亦尝旁引郑《驳》数条，而长洲惠氏所辑则蒐罗益为广备，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参互考证，除其复重，定著五十七条，别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后。其间有《异义》而郑无驳者，则郑与许同者也。
两汉经学，号为极盛，若许若郑，尤皆一代通儒，大敌相当，输攻墨守，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编虽散佚之馀，十不存一，而引经据古，犹见典型。
残章断简，固远胜后儒之累牍连篇矣。
△《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案《隋书经籍志》，《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后汉书》郑玄本传则称：“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刘知几《史通》亦称：“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
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案《通典》及《初学记》所引《郑记》，均有王赞答词，与知几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考《孝经疏》引此文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知“不”字乃“为”字之讹。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沿用误本，殊失订正。又《通典》所引《郑志》，皆玄与门人问答之词，所引《郑记》，皆其门人互相问答之词，知《志》之与《记》，其别在此。《曲礼正义》引《郑志》，有崇精之问，焦氏之答。《月令正义》引《郑志》有王权之问、焦乔之答，焦氏之问、张逸之答。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也）。”其说不同。然范蔚宗去汉未远，其说当必有徵。《隋志》根据《七录》，亦阮孝绪等所考定，非唐宋诸《志》动辄疏舛者比、断无移甲入乙之事。疑追录之者诸弟子，编次成帙者则小同。
《后汉书》原其始，《隋书》要其终。观八篇分为十一卷，知非诸弟子之旧本也。
《新、旧唐书》载《郑记》六卷，尚与《隋志》相同。而此书则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总目》始不著录，则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谁氏。
观书中《礼运注》“澄酒”一条答赵商之问者，前后两见，而详略小异；又陈铄之名前后两见，而后一条注一作铿：知为好郑氏之学者惜其散佚，於诸经《正义》裒辑而成。然如所载“弼成五服”答赵商问一条，不称《益稷》而称《皋陶谟》，则正合孔《疏》所云郑氏之本。又卷首冷刚问《大畜》“童牛之牿”一条，今《周易正义》中不见，而《周礼正义》引之，较此少冷刚问云以下六十馀字。
《周礼正义》引答孙皓问一条，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阳气出，地始温，故礼应开冰，先荐寝庙”五句。其《皋陶谟注》与《经典释文》及《正义》所引，亦互有详略，而《尧典注》一条乃不载《正义》中，则亦博采诸书，有今日所不尽见者，非仅剽剟《正义》。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此本“先师”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师非指仲梁子。如此之类，亦较他书所载为长。足证为旧人所辑，非近时所新编也。间有蒐采未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尚有三十六条。又《郑记》一书，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见者，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并附录之，以存郑学之梗概。并以见汉代经师专门授受，师弟子反覆研求，而后笔之为传注，其既详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与胡纮争宁宗持禫之礼，反覆辨难，终无据以折之。后读《礼记丧服小记疏》所引《郑志》一条，方得明白证验。因自书於《本义》之后，记其始末，有“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所断决”语。是朱子《议礼》，未尝不折服於玄矣。后之臆断谈经而动辄排斥郑学者，亦多见其不知量也。
△《经典释文》三十卷（内府藏本）
唐陆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吴人。贞观中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
事迹具《唐书》本传。此书前有《自序》云：“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示传一家之学。”考癸卯为陈后主至德元年，岂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积久成书之后，追纪其草创之始也。首为《序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其列《老》、《庄》於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陈季，犹沿六代之馀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书，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板不能备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并之矣。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
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自宋代监本注疏，即析附诸经之末。故《文献通考》分见各门后，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与注相淆，不可辨别。此为通志堂刻本，犹其原帙。何焯《点校经解目录》，颇<口蚩>顾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讹，规模自在，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
△《七经小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杂论经义之语。其曰“七经”者，一《尚书》，二《毛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也。然《公羊传》仅一条，又皆校正《传》文衍字，於《传》义无所辨正，后又有《左传》一条、《国语》一条，亦不应独以《公羊》标目。
盖敞本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此三条一校衍字，一论都城百雉，一论禘郊祖宗报，於经文无所附丽，故其文仍在此书中。其标题当为《春秋》，故得兼及《外传》。传写者见第一条为《公羊》，第二条末亦有“公羊”字，遂题曰《公羊》而注曰“《国语》附”，失其旨矣。《论语》诸条，有与诸经一例者，又有直书《经》文而夹注句下如注疏体者，亦注《论语》而未成，以所注杂录其中也。吴曾《能改斋漫录》曰：“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於原甫。”（案《读书志》亦载此文，以为元祐史官之说）晁公武《读书志》亦证以所说“汤伐桀升自陑”之类，与《新经义》同，为王安石剿取敞说之证。大旨均不满於敞。
《朱子语类》乃云“《七经小传》甚好。”其说不同。今观其书，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烝也无戎”当作“烝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士田贾田”当作“工田贾田”，“九{筮合}，五曰巫易”当作“巫阳”；谓《礼记》“诸侯以《貍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皆改易经字以就己说。至《礼记》“若夫坐如尸”一节则疑有脱简，“人喜则斯陶”九句则疑有遗文，“礼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则疑有倒句。而《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后，移其次序，实在蔡沈之前。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
又如解《尚书》“鸟兽跄跄”，谓古者制乐或法於鸟，或法於兽；解《毛诗》“葛之覃兮”，谓葛之茂盛，则有人就而刈之，以为絺绤，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则王者就而聘之，以为后妃；解《论语》“乘桴浮於海”，谓夫子周流列国，如桴之在海，流转不定：其说亦往往穿凿，与安石相同。故流俗传闻，致遭斯谤。
然考所著《弟子记》，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实与新学介然异趣。且安石刚愎，亦非肯步趋於敞者。谓敞之说经，开南宋臆断之弊，敞不得辞。谓安石之学由於敞，则窃鈇之疑矣。且略其卮词，采其粹语，疏通剔抉，精凿者多，又何可以末流之失并废敞书欤？△《程氏经说》七卷（通行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经语也。《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又称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馀经具此。其门目卷帙，与此本皆合，则犹宋人旧本也。其中若《诗书解》、《论语说》，本出一时杂论，非专著之书。
《春秋传》则专著而未成，观崇宁二年《自序》可见。至《系辞说》一卷，《文献通考》并於《易传》，共为十卷。《宋志》则於《易传》九卷之外，别著录一卷。然程子《易传》实无《系辞》，故吕祖谦集十四家之说为《系辞精义》以补之。此卷疑或后人掇拾成帙，以补其阙也。《改定大学》兼载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欤？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二卷为一卷，而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然《经义考》引康绍宗之言，谓《孟子解》乃后人纂集《遗书》外书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吕大临，朱子辨证甚明，亦不得窜入《程氏经说》，增此一种。故今所录，仍用宋本之旧焉。
△《六经图》六卷（通行本）
宋杨甲撰，毛邦翰补，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其书成於绍兴中。邦翰不知何许人，尝官抚州教援。其书成於乾道中。据王象之《舆地记胜碑目》，甲图尝勒碑昌州郡学。今未见拓本，无由考其原目。陈振孙《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载邦翰所补之本，《易》七十图，《书》五十有五图，《诗》四十有七图，《周礼》六十有五图，《礼记》四十有三图，《春秋》二十有九图，合为三百有九图，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盖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者。其损益之源委，无从究诘。以其本出杨毛二家，姑从始事之例，题甲及邦翰名云尔。
△《六经正误》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谊父，或曰义甫。义、谊，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
免解进士晃之子，晃尝著《增注礼部韵略》及《禹贡指南》。居正承其家学，研究六书。嘉定十六年，诏国子监刊正经籍，当事者聘居正司校雠。已釐定四经，会居正目疾罢归，其《礼记》及《春秋三传》遂未就。然所校四经，亦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以绐有司，版之误字未改者犹十之二三。居正乃裒所校正之字，补成此编。杨万里为作《序》，述其始末甚详。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唯讲偏旁之疑似。今观是书，校勘异同，订正讹谬，殊有补於经学。其中辨论既多，不免疏舛者。如“敕”古文作“敕”，隶变作“敕”。居正乃因高宗御书石经误写作“敕”，遂谓来字中从两入，不从两人。“享”字古文作“亯”，隶变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谓享字训祭，亨字训通，两不相溷。“坤”古从土从申，隶别为“巛”。居正乃谓“巛”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画之形。“<辶犀>”、“遟”古文本一字，《说文》以为“<辶犀>，籀文作”者是也。居正乃谓两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赖”字古从贝从剌，俗误书作“頼”。居正乃谓赖从束从负。其於六书皆未确。又《周礼大行入》“立当前疾”，“疾”乃“”字之误。“”在车辕前，郑康成所谓车辕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为应作“軏”。“軏”前掩版，实与不相涉。如此类者，於《经》义亦不合。然许氏《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亦不免小有出入，为后人所摭拾，在居正又乌能求备？论其大致，则审定字画之功，固有不可泯没者矣。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於嘉兴。鄂忠武王飞之孙、敷文阁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时《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廖刚又釐订重刻，当时称为精审。珂复取廖本《九经》，增以《公》、《穀》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於相台书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余仁仲《左传字辨》尝论其误，以杜《注》“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倒写为“皆不与今说《诗》者同”，则尚见原刻。今则诸经印本，率已罕传。仅王弼《易注》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有重刻之本，亦颇非其旧。惟此《总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书本》，二曰《字画》，三曰《注文》，四曰《音释》，五曰《句读》，六曰《脱简》，七曰《考异》。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釐舛辨疑，使读者有所据依，实为有功於经学。其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也。
△《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钱时撰。时有《融堂书解》，已著录。此编凡《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乔行简奏下严州取时所著书之一也。俱先列《经》文，略加音训，而诠释其大旨於后。《孝经》用古文。《大学》但析为六章，不分《经》、《传》。盖时之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出於陆九渊，门户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论语》“崇德辨惑”章，谓“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二句乃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齐景公有马千驷”节，合上文为一章，谓“其斯之谓与”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又《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谓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晓人之意。亦俱根据旧文，不肯信为错简。朱子《与陆九渊书》所谓“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学，惟凭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时则以笃实为宗，故其诠发义理，类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支蔓之言，又敖继公《仪礼集说后序》所谓“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绍兴己丑时《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钱可则《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皆不著录，独张萱《内阁书目》有之。虽以“四书”为名，所解不及《孟子》。与朱子所称“四书”者异，故附列於《五经总义类》焉。
△《四如讲稿》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进士。授国子监簿，不赴。宋亡，更名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考《福建通志》暨《莆田县志》，皆载仲元有《四书讲稿》。今观是书所讲，实兼及诸经，不止《四书》。其说多述朱子之绪论，然亦时出新义，发前儒所未发。如“行夏之时”，则据《礼运》“孔子得夏时於杞”《注》，谓夏四时之书而不取三正之说。《周官》井田，则谓周时皆用井田而不取郑氏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伯鱼为《周南》、《召南》，则据《诗鼓钟》及《内传》季札观乐，谓南即是乐。又谓周、召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虽按之经义，不必一一吻合，要为好学深思，能自抒所见者也。此本出其裔孙文炳家藏，已有残阙。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经义考》但载其所著《经史辨疑》，而不及是书。当由刊在家塾，闽中僻远，偶然未见传本欤？△《六经奥论》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曰：“成化中旴江危邦辅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郑渔仲所著。荆川唐氏辑《稗编》从之。”
今观其书，议论与《通志》略不合。樵尝上书自述其著作，胪列名目甚悉，而是书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审矣。后昆山徐氏刻《九经解》，仍题樵名。今检书中论《诗》，皆主毛、郑，已与所著《诗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条引及樵说称夹漈先生，足证不出樵手。又论《诗》一条引晦菴说《诗》。考《宋史》樵本传，卒於绍兴三十二年。朱子《诗传》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号则始於淳熙二年，皆与樵不相及。论《书》一条并引《朱子语录》，且称朱子之谥，则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验。不知顾湄校《九经解》时，何未一检也。第相传既久，所论亦颇有可采，故仍录存之，缀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则从删焉。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春秋传》“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圣赞》，但标真宗，不称宋，又称御制，则为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题曰“明本”者，宋时刊版多举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类。此盖明州所刊本，即今宁波府也。末题“岁次丁亥梅隐书堂新刊”，不著年号。考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书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颇染乡塾陋习，然所音俱根据《经典释文》，犹为近古。《释文》一字数音者皆并存之。如《金縢》“辟”字下云：“孔音辟，法也。《说文》音必。郑音辟。”《大诰》“贲”字下云：“音坟。王读为《贲卦》之贲。”《礼内则》“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郑音捷。王、杜并以为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坛”，“坎”字下云：“《注》作禳祈，《孔丛子》以为祖迎。”《祭义》“爓”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燖。”《周礼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刘音茂。”
“颁”字下云：“郑音班。徐音坟。”《笾人》“茆”字下云：“茆音卯，又音柳”。《遗人》下云：“遗音位，刘音遂，乃与卷首《序》‘遗人’音推异。”
如此者不可枚举，固非后来坊本直音，以意属读，惟趋便捷者比也。惟《礼记》：“敖不可长。”《释文》：“敖，依《注》五报反，慢也。王肃五高反，遨游也。
长，竹丈反。卢植、马融、王肃并直亡反。”此书云：“敖王音平。”则《释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长”字下又注云：“长，张上，又平”。则又兼用郑《注》“竹丈反”。一句之内，於郑《注》半从半违，遂使“敖”字、“长”字音义两不相应。又《周礼太宰》“斿贡”“斿音留，燕游也。”今考郑《注》“斿读如燕游之游。”此书既用郑义，则“斿”当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传》“鞶厉游缨”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审端径术”下云：“术，《注》作遂。方曰：径，道之小。术，道之末。则如字是。”今考《学记》：“术有序。”《注》：“术当为遂。”《水经注》引《学记》“术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
《公羊传》、《汉书五行志》“术”并作“遂”。是古字术遂本通。此书反信方氏之曲说，殊为未协。又《中庸》“壹戎衣”下云：“《书武成》作如字者是，《注》读为殷者无据。”今考古“衣”字作“”，从反身，殷字从此。
故读殷为，音与衣同。《白虎通》曰：“衣之为言隐也，所以隐身也。”
则衣隐音近。《楚词》“新浴必振衣”，与“汶、尘”合韵，则衣、殷二字音通。
是书以为无据，亦为失考。然核其大致，则多能决择是非。如於三《礼》虽多守方悫《注》，然如《祭法》“幽宗”，《注》读如“禜”，方悫“宗”作如字，则兼存郑义。又《书武成》“识”字下云：“陆无音，汉翟酺《疏》引此作恭。”
则补苴阙遗，亦颇能有所考据。又《檀弓》“卜人师扶右”下云：“卜读为如字者非。”考郑《注》：“卜当为仆，声之误也。”仆人、射人皆平生时赞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则於义无取，此书不用《释文》所载前儒之说最当。又《周礼醢人》“菭”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释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说文》“菭，水衣。”本作“菭”，从草，治声。水衣之“菭”既以“治”为声，则“丈之反”乃为“菭”之古音矣。故“菭藩”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证。是书用“丈之切”为本音，而以“代”为又音。较之《释文》以“丈之切”为无出，考核尤精。且《释文》所载皆唐以前音，而此书则兼取宋儒。如於《诗》、《中庸》、《论语》、《孟子》则多采朱子，於《易》则兼采程、朱，於《礼》则多采方悫，其他经引胡瑗、司马光音读尤多，与陆氏之书尤足相续。
在宋人经书音释中，最为妥善。若《九经》前后失次，则当为坊刻之误。既无关大旨，固无庸深论矣。
△《五经说》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字与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进士，仕元为福清县判官。
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朋来之学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书》亦言《洪范》错简，《诗》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传》。盖当时老师宿儒，相传如是，门户所限，弗敢尺寸逾也。
惠栋《九经古义》诋其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通用本马郑之解《金縢》为夏虫之见；又诋其论“言乃讙”一条不考《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及裴骃《集解》所引郑《注》，论《周礼乐师》“皋”字与《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谓郑氏先后异读，均为妄下雌黄。盖於古义、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书发明义理，论颇醇正，於《礼经》尤疏证明白。在宋学之中，亦可谓切实不支矣。寸有所长，固无妨录备一家也。
△《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何异孙撰”，不著时代。考其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当为元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称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学讲此一章。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入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在元初。故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证也。所说凡《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其叙次先后，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其书皆仿朱子《或问》之体，设为问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同，不可谓之为陋（案郑汝谐《论语意原》已先有此说，异孙盖与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时皆熟矣”，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以“恶”字读去声：皆不为无理。至於“菉竹猗猗”，因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谓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谓孔子之言为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僣造明堂：则未免横生异说。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尤凿空无据矣。其馀说《诗》多据郑玄《谱》，说《书》多据蔡沈《传》，说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然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岐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后凡经几手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岐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论也。
△《五经蠡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人。洪武初，以明经官训导。是书乃其元季避兵蓝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题年号，但称“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馀年”语推之，知为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孙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书》一卷、《诗》三卷、《春秋》一卷。后有文振附记，曰“右五经，《诗》说独多，《易》、《书》次之，《春秋》为少，《礼记》亡阙。今犹题曰《五经蠡测》，仍其旧也”云云。今观其书，或载经文，或但标章句之目，所说或大书，或夹注，体例绝不画一，盖犹未成之草稿。又《尚书太甲篇》首有曰：“《诗》、《书》、《小序》，前已详言之矣。”然以前绝未论《诗》、《书》、《序》，则不但《礼记》散佚，并《尚书》亦有佚脱也。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本义》之异同。如解《颐卦》“虎视耽耽，其欲逐逐”，谓大臣之求贤为助，如虎之求肉为食。穿凿太甚。如解“龙战于野”，谓坤象不得称龙，龙即乾卦六爻之龙；阴盛而与之战，嫌於无阳，故称龙以明阳未尝无。则立义特为正大。其说《书》，於蔡沈《集传》多所订正。解《盘庚》，疑有错简三章，未免因王柏谬说又加推广。至於《高宗肜日》，谓果为高宗之事，则当称王，不当首称庙号；用邹氏音释之说，以为祖庚祀高宗：亦不为无见。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纰缪，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至其以《鸤鸠》为美周公，乃《豳风》之诗，错简入於《曹风》，则又臆断之馀习矣。《春秋》仅说“滕子来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孙于齐”、“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谷”、“齐仲孙来”六条（案“孙于齐”与“会禚”合为一条），而“仲孙”一条与“阳俗”一条年月又复颠倒。其说不甚主胡《传》。然既曰胡《传》不合笔削之初意，又曰圣人复生，亦将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尽合於笔削之初意，则於胡《传》亦尚在疑信间也。大抵僻处穷山，罕窥古籍，於考据引证，非其所长，而覃精研思，则往往有所心得。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也。
△《简端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觿》，已著录。是编皆其读书有得即题释简端，积久渐多，其门人天台王宗元钞合成帙，因以“简端”为名。凡《易》三卷，《书》二卷，《春秋》三卷，《礼记》一卷，《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孟子》合一卷。前有宝《自序》。又有雍正壬子华希闵《重刊序》，称“格物一义，顿悟者方欲扫除一切。先生则曰：格物犹言穷理也，理即物之所以为物也。
不曰穷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实也”云云。盖时方趋向良知，以为圣人秘钥。儒者日就玄虚，宝所学独笃实不支，故其言如此。全书大旨，不外於斯。虽步步趋趋，尚未为沈酣经窟，然马、郑、孔、贾之学，至明殆绝，研思古义者，二百七十年内，稀若晨星。迨其中叶，狂禅澜倒，异说飚腾，乃并宋儒义理之学亦失其本旨。宝所劄记，虽皆寥寥数言，而大旨要归於醇正。亟录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经稽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据《明史睦传》，称其万历五年举周藩宗正，领宗学。约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虽盛寒暑不辍。所撰有《五经稽疑》六卷。
《艺文志》载睦《五经稽疑》六卷外，又载睦《春秋经传辨疑》四卷。
其《春秋稽疑》又有别行之本，析为四卷，乃与《明史》所称《春秋经传辨疑》合，考睦《自序》，称“少靡所好，游心《六经》，尝作《春秋稽疑》，馀未及为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称睦以万历五年举宗正，又三年卒，则其卒当在万历八年。癸未乃万历十一年，与史文不合，疑史误也。）杜门谢客，乃取四经，时披阅焉。或有疑者，参订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
据其所言，绝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一字。殆初注《春秋》四卷，名以《经传辨疑》，先行於世。后乃足成《五经》，并为一帙，统改今名。著录家各据所见之本，遂析而为二耳。《明史睦传》但称作《五经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从其最后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稿，盖以全力为之。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其中如误以邾仪父为邾命卿，盖沿程端学之曲说，不思及晋处父盟，《经》自有例。未免伤於武断。然如“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祭叔来聘”不书使之类，以为传写脱误，非孔子有意笔削。旁引曲证，足破穿凿附会之论。又谓“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二“朝”字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灭”当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为“城穀”之非，《公羊》谓“晦不书事”之误。则精核者居多。《易》、《书》、《诗》、《礼》所说殊略。
《易》多误采郭京之本。书既以古文为疑，又以《大禹谟》、《皋陶谟》篇首之语为后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说，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驳“放勋”之非号。亦颇涉矛盾。《诗》多采用《小序》，亦乏新义。《礼》则所辨后儒增益之词，颇为有见。而末附以所定八条，则亘古说经无此体例矣。以其考证古义，尚时有可取，亦并录之。钞本不分卷帙，今约其篇页，以四经各为一卷，《春秋》为两卷，仍合於《明史》所载之卷数焉。
△《经典稽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确山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书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於宋儒者，分条辑载。上卷为《四书》，下卷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先儒专门之学，各有师承，非同臆说。耀文欲存诸经古训，但当采郑、王、贾、孔遗言，不应杂以明人议论。
又如“宰予昼寝”，但取《七经小传》寝为内寝之说，而不引《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画寝室一条。“窃比老彭”，但取《经典释文》所引郑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说，而不引《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条。“乾，元亨利贞”，但取《子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此类颇多，亦伤漏略。又如《周礼》备载宋元诸儒攻驳之语，则徒启纷纷。《孟子》备载《笔谈》所纪王圣美因何却见梁惠王之言，则更涉谐谑。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钦定繙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繙译《四书》，续繙译《易》、《书》、《诗》三经，续又繙译《春秋》、《礼记》二经。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考《隋书》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译《孝经》之旨，教於国人，谓之《国语孝经》，《经籍志》载其书作一卷。
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学其识，均未窥六艺之阃奥，故能译者仅文句浅显之《孝经》，而诸经则未之及耳。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译《四书》，示初学之津梁。至於《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迹，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於显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学者守是一编，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於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於万世。其有裨於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於兹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详其《序》文，盖鼎先为《考文》，而观补其遗也。二人皆不知何许人。验其版式纸色，盖日本国所刊。凡为《易》十卷、《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别《孟子》於《七经》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国，殆犹用唐制欤？前有《凡例》，称其国足利学有宋版《五经正义》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诗》二通、皇侃《论语义疏》一通、《古文孝经》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礼记》一通、《周易》、《论语》、《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十三经注疏》本。崇祯本即汲古阁本也。其例首《经》，次《注》，次《疏》，次《释文》，专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诸本考其异同。凡有五目：曰《考异》，曰《补阙》，曰《补脱》，曰《谨案》，曰《存旧》。按所称古本为唐以前博士所传，足利本乃其国足利学印行活字版。今皆无可考信。书中所称宋版《五经正义》，今以毛居正《六经正误》及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引宋本参校，如《尚书益稷篇注》“粉若粟冰”，《六经正误》引绍兴本作“粟冰”，监本作“粟水”，兴国军本作“粟米”，今汲古阁本作“粟冰”，而此书不引“粟水”、“粟米”二条；《毛诗鸱鸮章》“予尾翛翛”《经传沿革例》引监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阁作“翛翛”，古阁作“矛尾翛翛”，而此书不引“脩脩”一条；《生民章笺》“訏谓张口呜呼”，《经传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呜”作“鸣”，今汲古阁本作“呜”，而是书不引“鸣”字一条；《春秋左氏传隐四年》“老夫耄矣”，《六经正误》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阁本作“耄”，而此书不引“耄”字一条；《襄三十一年》“夭厉不戒”，《六经正误》引临川本“夭”作“天”，今汲古阁本作“夭”，而此书不引“天”字一条；《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经传沿革例》引蜀大字本、兴国本“偏”作“遍”，今汲古阁本作“偏”，而此书不引“遍”字一条：悉与毛、岳两家所称宋本不符，不知所据宋本定出谁氏。然如《周易小过》九四《注》“不为责主”，此书引宋版“责”作“贵”，与《六经正误》所引善本合。又《春秋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此书引宋永怀堂本“级”作“伋”，与《六经正误》所引兴国本合。《昭二十四年注》“不佞献王”，此书引宋版“王”作“玉”，与《六经正误》所引临川本合。《僖三十一年注》“济水荥阳东过鲁之西”，此书引宋永怀堂本“荥”作“荧”，与《经传沿革例》所据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怀其安，实败名”，此书引宋永怀堂本“其”作“与”，与《经传沿革例》所引监本、蜀本及诸善本合。《礼记曾子问注》“则卒哭而致事”，此书引宋版“则”作“周”；《丧服小记》“殇无变文不缟”，此书谓“缟”乃“缛”字之误：皆与《经传沿革例》所引兴国本合。
考《经传沿革例》所载宋版二十一种，多不附《释文》，其附《释文》者独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书载宋版《毛诗》、《左传》，独附《释文》，则或为监本及蜀中大字本欤？又鼎称足利本乃统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尚书舜典注》云“使各陈进治理之言。古理作礼”，而《六经正误》所引监本亦云“理”作“礼”，则知古本非无稽也。至所正《释文》错误，多称“元文”，不知“元文”为何本。
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盖徐本未出以前，其书已传入彼国矣。欧阳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今考此书所列《尚书》，与中国之本无异。又明丰坊伪造诸经，皆称海外之本。今考此书与坊本亦无一同，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九经误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以明国子监所刊诸经字多讹脱，而坊刻之误又甚於监本，乃考石经及诸旧刻作为此书。其中所摘监本、坊本之误，诸经尚不过一二字，惟《仪礼》脱误比诸经尤甚。如《士昏礼》“视诸衿鞶”下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乡射礼》“各以其物获”下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燕礼》“享于门外东方”下脱“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馈食礼》“长皆答拜”下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振之三”下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其一两字之脱，尚有二十处。皆赖炎武此书校明，今本得以补正，则於典籍不为无功矣。惟所引石经“子朝奔郊”四字，字体与唐不类，考《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於京楚，辛丑伐京。”《注》云：“京楚，子朝所在。”
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尹。”《注》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则子朝无奔郊之事，此四字为王尧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复采之，未免泥古之过，然不以一眚掩也。
△《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说经之词，其门人录之成编。皆一问一答，故题曰“经问”。其后三卷，则其子远宗所补录也。其中如论褚师声子不解袜；论肃容、肃揖、肃拜三者之分；论妇人不称敛衽；论稽首、顿首之误用；论杜预注丘甲之非；论《仪礼》出二戴，《礼记》不出二戴；论甘盘不遯於荒野；论姓分为氏，氏分为族；论以字为氏，不必定用王父；论兄弟不相为后，破汪琬以弟后兄之说；以《史记诸侯年表》正《赵世家》记屠岸贾之讹；谓卫宣公无烝夷姜事；谓《孟子》记齐楚伐宋时，宋犹未灭滕；谓《春秋》桓公多阙文；论公行子有子之丧；论微子、微仲；论郑康成误注剿说为雷同；论孔子非摄相；论孔子适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论畏厌溺；论鲁鼓、薛鼓非无词；论媒氏禁迁葬嫁殇；论子文三仕三已；论束牲载书：皆证佐分明，可称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塨《序目》称“仁和汪祭酒尝答人书，谓西河论经，终不见有绌理。似乎郑康成、杜预、孔颖达、贾公彦辈皆有赢有绌，而西河随问随答，无不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胜，务取给一时，不肯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见之。可谓皮里阳秋矣。然以马、郑之淹通，济以苏、张之口舌，实足使老师宿儒变色失步，固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字养斋，华亭人。是书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考订之力颇勤。如季本《读礼疑图》以万人为一军，浩袭其说。於《诗》“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不主郑《笺》举成数之解，而引《司马法》“又以一乘总三十人”定千乘当三万人，而疑贾《疏》附会此法为畿内之制。今考《大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诸侯同制。《小司徒疏》谓《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内采地法。又《司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国法。此周之定制也。《齐语》：“管子制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故万人为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
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此春秋列国之变制也。僖公之《颂》正当齐桓之时，或其时即用齐法，亦未可知。浩据以疑《周礼》则非也。浩又於《仪礼聘礼》引崔灵恩之说，谓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诸侯虽正卿，犹不敢称大。《史记》谓鲁以孔子为大司寇，若然，岂鲁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后，故有大司马。楚之有大司马也，因僣称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艺粟尽地利，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则春秋时诸侯正卿明称大，而称大司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传》曰：“向为人为大司寇。”则宋称大者又不特司马矣。鲁司寇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称司寇，而概谓诸侯正卿皆不得称大，则亦弗之考也。又《周礼》“乃立春官宗伯”，郑《注》引“夏父弗忌为宗人”。浩谓《春秋内外传》俱作“我为宗伯”，宗人虽亦掌礼之官，但位卑权轻，焉能擅为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衅夏献其立夫人之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
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礼及宗庙。”与郑氏《周礼大宗伯注》“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宗人摈。”与《周礼大宗伯职》掌王之傧相合。郑注宗伯为宗人，盖即据此。此天子、诸侯之宗人也。《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韦昭《注》：“宗，宗人。”《晋语》：“范文子谓其宗祝。”韦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为位卑权轻，是以卿大夫之宗人与天子、诸侯之宗人合为一也，考核颇疏。其他如释《左传》“得祏於橐中”，谓大夫士亦有主，与蔡谟之说合。而引《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出前儒所引之外。释《尔雅》“昏，强也”，谓“昏”当作“昬”。《书》“不昬作劳”，“昬”音“闵”，与暋同，强也。又《尔雅》：“夏日复胙。”
郭《注》：“未见所出。”浩引《穀梁》杨《疏》云：“复胙者，复前日之礼。”
《有司彻》贾《疏》云：“复胙者，复昨日之胙祭。”则均可补郭注，其说亦颇有可采者，盖於注疏之学虽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视剽剟语录，枵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者，则胜之远矣。
△《九经古义》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编所解，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版别行，故惟存其九。
曰“古义”者，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於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岐。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釐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於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皆蒐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中爱博嗜奇，不能割爱者，如《易》之《需卦》，据《归藏》作“溽”，於《象传》饮食之义固符，於爻词“需泥”、“需沙”则义不相协。《书》之“曰若稽古”，用郑康成之义，实则训古为天，经典更无佐证。《仪礼士昏礼》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张子、李子之义，驳顾炎武之说，实则《春秋传》所谓男妇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称号。《礼记檀弓》之“子夏丧明”，“汉冀州从事郭君碑”作“丧名”，实系假借之字，乃引《尔雅》“目上为名”，谓名为目珠，实则目珠不在眉目之间。《公羊隐十一年传》，蔡邕石经以“弑”为“试”，引《白虎通》证之，已属附会，又引《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句为证，实则此“试”字又别一意，蔡邕所书，义不缘此。《成二年传》“是土齐也”，自以何休《注》文为正解，而引《周礼》、《司马法》解“土”为“杜”，实则尽东其亩，原非杜塞邻国之交通。《论语》之“咏而归”，据郑康成、王充之说，以“归”为“馈”，实则风雩无馈祭之理。如斯之类，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执。又如据《周礼牛人》谓“任器”字出於经文，不出子、史，驳宋祁《笔记》之误，则体同说部，与经训无关。引《荀子》、《墨子》证《学记》之“撞钟”，引《荀子》证秦穆公之能变，引《墨子》证许止不尝药，引杨方《五经钩沈》证《论语》生知，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
然自此数条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
△《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
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馀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於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竑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著者也。夫穷经之要在於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诸人於汉学放失之馀，捃摭而存一线，亦未始非饩羊之遗也。顾诸家无谈经之专书，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薈稡众说，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为有裨。特录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废沈括《梦溪笔谈》之意也。
△《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凡《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穀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诸经《正义》，宋端拱、咸平、景德，递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刻版，亦有据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书，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於下。其据某本改者，并显出之。
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或有据某人说者，亦缀附焉。於形声六体，尤所究详。
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隶书，偏旁点画，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许慎之所述。
又经师口授，各据专门。《春秋》则三《传》异文，《诗》则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复错出於其间。故“曰若”、“越若”，《书》自不同；“桑葚”、“桑椹”，《诗》亦各体：此一经自不相同者也。《周礼》之“篡”，不可通乎《周易》之“筮”；《仪礼》之“庿”，不可通於《礼记》之“庙”：此诸经各不相谋者也。郑康成之屡称旧书，陆德明之多引别本，更不论矣。故是书所举，或漏或拘，尚未能毫发无憾。至於参稽众本，考验六书，订刊版之舛讹，祛经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圣经，此书更有功於注疏。较诸训诂未明而自谓能穷理义者，固有虚谈、实际之分矣。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川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书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州分部居，各以类从，以便参考。凡《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孙鉴，尝缉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缉《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书》与《春秋》卒无专书。特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而已。且其间各以意为去取，不能尽睹其全。又不著为某氏某年所录，亦无以考其异同先后之由。黎靖德所编《语录》，虽薈稡无遗，然不及一一诠次，亦猝不得其端绪。川此编於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馀则以经文为序，并各著某人所录於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时年若干岁於首条。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其间记录或失其真，前后偶异其说者未为一一辨明，然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见矣。三《礼》之末，缀以《大戴礼记》，似乎不伦。考是书历代史志皆著录於礼类。史绳祖《学斋佔毕》称宋时尝并《大戴记》於《十三经》末，称《十四经》。虽绳祖不详事在何朝，然谅非诬说。且其文与三《礼》多相出入，可以为参考之资。附录於末，亦不得以泛滥为疑矣。
△《群经补义》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九经，随笔诠释，末附杂说，多能补注疏所未及。惟有过矫郑义者，如《礼记补义》云：“主常在室，朝事虽延尸出户，而主不动。故云：‘诏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无主也。《大司乐职》云：‘尸出入则令奏《肆夏》。’而《司巫》无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於户西，南面。布主席，东面。取牲膟膋燎於炉炭，洗肝於郁鬯而燔之。入以诏神於室，又出以堕於主。
主人亲制其肝，所谓制祭也。时尸荐以笾豆，至荐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来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康成此《注》虽不见於经传，必有根据。今永谓坐尸於堂，则堂上无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於主”，谓荐孰时也。《经》亦但云“祝於主”，不云“祝於尸”，岂亦得谓荐孰时尸不在室乎？盖言室则统有主，言主则统有尸。《经》以互文见义，盖以见尸主之不相离也。况《大司乐》“尸出入奏《肆夏》”，《注》谓出入庙中。如第据出入庙中，则《曾子问》曰“主出庙、入庙必跸”，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问》也。《公羊传》曰：“祫祭者，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周旅酬六尸，则毁庙有主而无尸。若朝践之节，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则毁庙之主不得与於朝践之礼矣。”《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识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与主不相离。”《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则朝践之节，神一依於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无统，非所以明精专也。《论语补义》又谓：“鲁禘行於秋尝之时。周正之秋，实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於明堂’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吉禘於庄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庙。”《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庙。”
《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庙。”《昭十五年》：“二月，禘於武宫。”
《定八年》：“冬，禘於僖公。”据此，则鲁之禘祭四时皆举，不得拘以尝月也。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於明堂。”《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称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则六月实建巳之月，於周正为夏，不为秋也。永既据《明堂位》六月为禘月，而以六月为周正之秋，则是以六月为建未之月矣。同一鲁也，记者於正月、七月称日至，则用周正，而於六月则又用夏正，恐无是理。永又引《祭统》“内祭则大尝禘”书“禘”於“尝”下，明大禘在尝月。不知“禘”在“尝”下，不过错举之词，犹之《传》曰“烝尝禘於庙”，尝在禘前而错举之，则曰“禘尝”也。然则“经”文“尝”在“禘”上，原不谓禘在尝月也。永又引《鲁颂》“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为禘在尝月之证。
不知毛《传》曰“诸侯夏禘则不礿，秋祫则不尝，惟天子兼之”，郑《笺》曰“秋尝祭，於夏则养牲”，是毛、郑皆不以此节为禘祭也。今据《鲁颂》为禘尝同月，尤为未允。然其他条则典确不磨。若《尚书补义》以西海为青海，谓西海郡虽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则西海之名甚古，并不始於莽也。《春秋补义》谓兄终弟及、宗庙昭穆之世，天子诸侯不得过四亲，而昭穆之庙不必限以四，并斥万斯大所据明堂五室之说。又谓春秋之世兵农已分，引《管子》“制国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在当时，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论语补义》谓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缕为升，三十升则二千四百缕。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缕，朱子已谓其极细，如今之细绢，岂更可倍为二千四百缕？然则麻冕亦不过十五升。辨析尤为精核。其他於《禹贡》之舆地、《春秋》之朔闰，皆考证赅洽，於《经》文、《注》义均有发明，固非空谈者所及，亦非捃拾为博者所及也。
△《经咫》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祖范字亦韩，亦字见复，常熟人。雍正癸卯会试中式举人，未及殿试。乾隆辛未荐举经学，特赐国子监司业衔。是书皆其说经之文。名“经咫”者，用《国语》晋文公“咫闻”语也。祖范膺荐时，曾录呈御览。此其门人归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条、《书》十二条、《诗》七条、《春秋》十三条、《礼》六条、《论语》十三条、《中庸》二条、《孟子》十条，而以杂文之有关《礼》义者八篇列於《礼》后。其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原序》称“文不离乎《六经》、《四书》，说不参乎支离怪僻。”视萧山毛奇龄之专攻前人，同一说经，而纯驳显然。今观其书，如驳《公羊传》“弟为兄后”之说，而取其“母以子贵”之文；驳婚礼不告庙之非；《论语》“无所取材”主郑康成桴材之说；谓甯武子不及仕卫文公；谓“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类：取奇龄说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书》显然立异耳。祖范学问笃实，必非剽取人书者。
或奇龄之书，盛气叫嚣，肆行诽诋，为祖范所不欲观，故不知先有是说，偶然暗合耶？然如奇龄经说，以诸贤配享为多事，而谓学宫祀文昌、魁星为有理，则祖范终无是也。
△《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震撰。炳震，归安人。是书校正《九经》文字。第一卷为《经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类。第二卷为《经无重文》。如褫字、豮字之类。第三卷为《经典传讹》。如《文言传》“重刚而不中”，“重”字《本义》疑衍；《象传》“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类。第四卷、第五卷为《经典传异》。以注疏本列於上，以石经不同者列於下。其诸书援引异文，亦并附著。
第六卷为《经典通借》。如“君子以顺德”，“顺”王肃本作“慎”；“磐桓，利居贞”，“磐”《释文》“一本作盘”之类。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为《先儒异读》。如《易》“大人造也”，“造”刘歆引作“聚”；“君子体仁”，“仁”董遇本作“信”之类。第十卷为《同音易义》。如“彖”本训豕走，而《易》之“彖”则训为断；“毒”本训害，而王弼注《师卦》“毒天下”训为役之类。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为《易音易义》。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於岐山”，则读飨。“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胏”则读“干”之类。
并其音而改之矣。并附以《异字同义》。如《易》之“鼫鼠”，即《诗》之“硕鼠”。《易》之“臲卼”，即《书》之“杌”之类。第十二卷则《注解传述人》也。其排比钩稽，颇为细密，可以因文字之异同，究训诂之得失，於经学颇为有裨。惟末卷《注解传述人》，全录陆德明《释文》所载，无所考证，苟盈篇帙，殊无可取。骈拇枝指，姑置而不论可矣。
△《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萧客撰。萧客字仲林，长洲人。是编采录唐以前诸儒训诂。首为《叙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穀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共三十卷。
而《叙录》、《周易》、《左传》均各分一子卷，实三十三卷也。自宋学大行，唐以前训诂之传，率遭掊击，其书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说经者遂凭臆空谈，或荡轶於规矩之外。国朝儒术昌明，士敦实学，复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诏校刊《十三经注疏》，颁行天下，风教观摩，凡著述之家，争奋发而求及於古。萧客是书其一也。其《叙录》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馀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龛手镜》之例，兼著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版之讹阙。《自序》谓创始於己卯，成稿於壬午。昼夜手录，几於左目青盲而后成帙。其用力亦可谓勤矣。至梁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有全帙。
又唐史徵《周易口诀义》，今《永乐大典》尚存遗说。是书列皇氏书於佚亡，而史氏书亦未采。盖海外之本，是时尚未至中国，而天禄之珍，庋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经生耳目之所及者，则捃摭亦可谓备矣。
○附录△《古微书》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孙瑴编。瑴字子双，华容人。考刘向《七略》，不著纬书。然民间私相传习，则自秦以来有之。非惟卢生所上见《史记秦本纪》，即吕不韦《十二月纪》称某令失则某灾至，伏生《洪范五行传》称某事失则某徵见，皆谶纬之说也。
《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尤其明证。荀爽谓起自哀、平，据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录八十一篇。燔烧之后，湮灭者多。至今仅有传本者，朱彝尊《经义考》称《易乾凿度》、《乾坤凿度》、《礼含文嘉》犹存，顾炎武《日知录》又称见《孝经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张师禹所撰，非其旧文。《援神契》则自宋以来不著於录，殆炎武一时笔误，实无此书。则传於世者，仅《乾凿度》、《乾坤凿度》二书耳。皇上光崇文治，四库宏开；二酉秘藏，罔弗津逮。又於《永乐大典》之中搜得《易纬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书，为数百年通儒所未见，其馀则仍不可稽。盖遗编残图，十不存其一矣，瑴尝杂采旧文，分为四部，总谓之《微书》：一曰《焚微》，辑秦以前逸书。一曰《线微》，辑汉、晋间笺疏。一曰《阙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删微》，即此书。今三书皆不传，惟此编在，遂独被《微书》之名。实其中之一种也。所采凡《尚书》十一种、《春秋》十六种、《易》八种、《礼》三种、《乐》三种、《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瑴不过粗存梗概。又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去隋未远，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馀条，少者数十条。瑴亦未睹其书，故多所遗漏。又摘伏胜《尚书大传》中《洪范五行传》一篇，指为神禹所作，尤属杜撰。
然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於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亦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其所引据，出瑴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纬与经，名虽相辅，实各自为书。卦气之说，孟喜始据以诂《易》，何休、郑玄援引尤多。宋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欲於注疏中全削其文，而说不果用。
魏了翁作《九经正义》，始尽削除。此实说经家谨严之旨，与孙复说《春秋》而废《传》，郑樵说《诗》而废《序》，深文巧诋，务排汉学者不同。然义理则当尊正轨，考证则不废旁稽。如郑玄注《礼》，五天帝具有姓名，此与道家符箓何异？宋儒辟之是也。至於蔡沈《书集传》所称“昆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实《洛书甄耀度》、《尚书考灵耀》之文。“黑道二去黄道北，赤道二去黄道南，白道二去黄道西，青道二去黄道东”，实《河图帝览嬉》之文。朱子注《楚词》“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实《河图括地象》之文。“三足乌，阳精也”，实《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条皆朱彝尊《经义考》之说）。以至“七日来复”，自王弼以来承用；六日七分之说，朱子作《易本义》亦弗能易，实《易稽览图》之文。《洛书》四十五点，邵子以来传为秘钥，其法出於太乙九宫，实《易乾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尽废之。然则瑴辑此编於经义亦不无所裨，未可尽斥为好异，故今仍附著《五经总义》之末焉。
──右“五经总义类”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汉儒《五经》之学，惟《易》先变且尽变，惟《书》与《礼》不变，《诗》与《春秋》则屡变而不能尽变。盖《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
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书》纪政事，《礼》具器数，具有实徵，非空谈所能眩乱，故虽欲变之而不能。《诗》则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训诂，则不可意解也；《春秋》则其褒其贬，可以词夺，其事迹始末，则不可以词夺也：故二经虽屡变而不尽变。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徵实而难巧。”此虽论文，可例之於说经矣。今所甄录，徵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盖自王柏诸人以下，逞小辨而汨圣籍者，其覆辙可一一数矣。）
卷三十四 经部三十四
○五经总义类存目△《五经图》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远得明章达原本重刻。达《序》称是本得自卢侍御，卢又得之信州铅山，为鹅湖石刻本。考明卢谦字默存，庐江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参政。初官永丰县知县时，得信州学《五经图》石本，庐江县知县章达为刻之。其始末见李维桢《序》及谦孙云英重编《五经图》中。此本称章达刊，当即谦所传信州石本也。前有万邦荣《序》，称是书与信州石本对校，前后参错，多所不同。盖又有所窜乱矣。且原书兼图《周礼》，是以名为“六经”。此本仍存《周礼》诸图，而改题曰“五经”，名实亦相舛迕。又每经缩为八页，而诸图杂列其间，大图之馀隙，即填小图补之，尤毫无体例矣。
△《群经辨疑录》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周洪谟撰。洪谟字尧弼，长宁人。正统乙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安。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盖其官祭酒时与诸生讲论之语。凡辨正《四书》、《五经》训释与经旨违误者百有四条，又发明先儒言外之旨者百有九条。《自序》称宁为朱子忠臣，无为朱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尝疏进於朝，并请敕修诸经。宪宗以《大全》诸书久为学者所诵习，不允所请。观此书，颇可得其用意所在。然其说以三光五行为七政，则不及古传日月五星之确。其辨《周书》八诰及苏轼之说，以为思殷叛周者皆纣所比昵之罪人，则於当时情事未合，仍不及苏《传》之允当。
至谓社稷之神，龙柱农弃以前，仍当有所谓稷者，其言虽似有理，然亦无所依据。
至下卷则多属空言，益无所取矣。
△《石渠意见》四卷、《拾遗》二卷、《补阙》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见》，已著录。考《明史》恕本传，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复召用。后与邱濬不合，求去，以弘治六年闰五月复致仕。
自是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题云“己未季秋”，据《七卿表》，当在弘治十二年，则是书作於再致仕时。故《自序》称作《意见》时八十四，作《拾遗》时八十六，作《补阙》时八十八。可谓耄而好学矣。其书大意以《五经》、《四书》传注列在学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诠解而笔记之。间有发明可取者，而语无考证，纯以臆测武断之处尤多。如谓《左传》为子贡等所作之类，殊游谈无根也。
△《五经心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崇庆撰。崇庆有《周易议卦》，已著录。此本又合所著《书经说略》、《诗经衍义》、《春秋断义》、《礼记约蒙》与《议卦》共为一编。唯《周易》无序，馀皆有《自序》。大抵皆剽掇旧文，罕所心得。
△《十三经解诂》五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深撰。深有《周礼训隽》，已著录。是编凡《易》三卷、《书》三卷、《诗》四卷、《周礼》六卷、《仪礼》四卷、《礼记》十卷、《左传》十四卷、《公羊传》三卷、《穀梁传》二卷、《论语》一卷、《孝经》一卷、《尔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传》及《本义》，各标其名。《书》惟取孔《传》、蔡《传》，不复分别。《诗》取《小序》及朱子《集传》，亦兼采子贡《诗传》。《周礼》分《序官》於各职之前，使长属相统，用王应电本，称曰“古本”。《礼记》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问》前。《左传》主夏正之说，谓用周正为诬。《论语》、《孝经》、《孟子》俱无注，惟《孟子》加以评点，用世所称苏洵本。馀亦皆钞录旧注，无所发明。
△《说经札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号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传》附见《高叔嗣传》中。是编《说易》、《说书》、《说诗》、《说春秋》、《说礼记》、《说论语》、《说学庸》、《说孟子》各为一卷，末附《太极问答》数则。史称汝楠以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讲求经义。此书即是时作也。汝楠少尝从湛若水游，晚更友邹守益、罗洪先，其学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经为治心之功，故所说多如语录，罕博考之功云。
△《五经异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考订《五经》文字异同，大抵以许慎《说文》、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主，而捃摭杂说附益之。所援据颇为寒窘。如《易本义》《坤》初爻《小象》“顺当作慎”，《诗集传》“景，古影字”之类，亦缕载之。又如宋本“恒”之作“恒”避真宗讳，犹“真”之作“贞”避仁宗，讳“慎”之作“昚”避孝宗讳。而於《恒卦》注曰：“，《释文》作恒。”殊为失考。至“雝雍”一字，而於《书》“於变时废”注：“《路史》作时雍”。“睂”、“眉”一字，而於“以介眉寿”注：“吕氏《读诗记》眉作睂”。益可以不必矣。
△《五经绎》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有《三礼编绎》，己著录。是书凡《易》五卷、《书》二卷、《诗》三卷、《三礼》四卷、《春秋》一卷。元锡先有《三礼编绎》二十卷别行，故此编惟摘录其中自作发明之语，而删其经文及注。《书》、《诗》、《春秋》亦不载经文，惟存篇目。其所诠释，多属空谈。《易》则虽载《经》文而颇更其次第。如《乾卦》“乾，元亨利贞”句下继以“大哉乾元”至“万国咸宁”五十七字，又继以“元者善之长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贞”六十四字，又继以“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继以“天行健”十字，乃继以六爻及《小象》，《小象》以后复继以《文言》“初九曰”以下之文。皆元锡以意更定。
其《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则全删《传》文，而自撰《天图原》等三卷以代之。其凭臆杜撰，亦略与《三礼编绎》等也。
△《经书音释》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冯保撰。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人。嘉靖中秉笔司礼太监。隆庆及万历之初最用事。事迹具《明史宦官传》。是编摭拾《经典释文》、《说文》、《广韵》诸书，参以己意。如解《论语》“过则勿惮改”“惮”字曰：“难也，畏也。”则已详於朱注。解“宓不齐”“宓”字曰：“三国时秦宓，人名。”则更与音释无关。至其钞袭舛误，更不可枚举。末有隆庆辛未保《自跋》，其私印曰“内翰之章”，尤可怪矣。史称保善琴能书，是编当即所自撰。意当时士大夫惮其权势，必有从而誉之者，故竟至於灾梨。其人其书，本均不足存。以赵高《爰历》六篇，《汉志》著录，故存其目，亦以见明代貂珰之横，至俨然以词臣自居，而无一人议之，足为万世之炯戒也。
△《孙月峰评经》十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孙鑛撰。鑛字文融，月峰其号也。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是编《诗经》四卷、《书经》六卷、《礼记》六卷，每经皆加圈点评语。《礼记》卷前载其所评书目，自经史以及诗集，凡四十三种。而此止三种，非其全书。然《诗经》前有慈谿冯元仲《序》，称其举《诗》、《书》、《礼》鼎足高峙。盖元仲所别刻者，以三经自为一类也。经本不可以文论，苏洵评《孟子》，本属伪书；谢枋得批点《檀弓》，亦非古义。鑛乃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锺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今以其无门目可归，姑附之《五经总义类》焉。
△《七经图》七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吴继仕编。继仕字公信，徽州人。案宋《馆阁书目》载《六经图》六卷，杨甲撰，毛邦翰增补之，为图三百有九。又《宋史艺文志》有叶仲堪《六经图》七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仲堪即以邦翰旧本增损改定。是书刊於万历己卯。
前有继仕《自序》云：“得旧本摹校，旧图三百有九，今加校正为三百二十有一。
又增《仪礼图》二百二十有七，共为图五百四十有八。”所谓旧本即毛邦翰之书，所谓《仪礼图》亦即杨复之书，均非继仕所自撰也。
△《九经考异》十二卷、附《九经逸语》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应宾撰。应宾，鄞县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考证《九经》之异文。《九经》者。以《五经》、《四书》合而为九，非古所谓《九经》。
又以《四书》居《五经》前，益非古矣。其书以陈士元《五经异文》为蓝本，稍拓充之，而舛漏弥甚。如《书》“浮于江沱潜汉”下云“陆一作潜於汉”，今《释文》并无此文。又如《诗》“有渰萋萋”知引《韩诗》作“有弇”，而不引《吕氏春秋》之“有晻”。“兴雨祁祁”知引《韩诗》之“兴云”，而不知《吕氏春秋》亦作“兴云”。如斯之类，尤失之目睫之前也。
△《谈经》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此书一名《经解绪言》。敬所著《九经解》，凡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万馀言。此则提其大要，别为九卷，总题曰《山草堂集》。盖后来编入集中也。凡《易》七十条、《书》三十条、《诗》五十四条、《春秋》五十六条、《礼记》十三条、《仪礼》二十条、《周礼》四十二条、《论语》二十六条、《孟子》三十二条。敬天资高朗，论多创辟，而臆断者亦复不少。其详皆具《经解》中。此亦可见所学之大概也。
△《六经三注粹抄》（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许顺义撰。顺义字如斋，晋江人。是书前后无序跋，不知何时所作。验其版式，盖万历以后之坊本。其书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周礼》为“六经”，名既杜撰，又经文多所删节，其注亦割裂饾飣。所谓“三注”者，亦不知三家为谁。殆书贾射利所刊也。
△《五经纂注》五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旧本题“竟陵锺惺纂注”，有惺《自序》。而书前又有舒文鼎所为《凡例》，云：“今本朱、蔡、陈、胡之统训，一就伯敬先生为取衷。”则其书非惺所为矣。
其书皆删节经文。《易》则一卦内删数爻，《诗》则一篇中删数章，《书》则一篇中删数段，《春秋》、《礼记》删节尤甚。惺似不谬陋至此，或亦书贾所托名欤？△《峚阳草堂说书》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鄤撰。鄤号峚阳，武进人。天启壬戌进士，改庶吉士。崇祯中为温体仁所构，诬以杖母不孝，磔於市。是编首为《中庸说》一卷，次《大学意》一卷。以《中庸》冠《大学》前者，其说谓《中庸》以明德终，《大学》以明德始，《大学》实继《中庸》而作也。《论语咏》一仿宋张九成之例，以绝句代笺疏。次《孟子略述》，随意标举而说之，故曰“略”焉。四书皆崇祯十二年诏狱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诗书论世》三卷，则杂论《诗》、《书》二经。大抵皆明末狂禅，提唱心学，无当於圣贤之本旨。
△《拙存堂经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字宗起，如皋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参议。
是书凡九十六篇，分条考辨，其中颇有典核之条。如辨《书》七政皆右旋，蔡《传》未为实测；《诗小序》与经传多相符；申公《诗说》不合於《鲁诗》者凡数端；《国风》非徒诗，程大昌《诗议》颇误；引《方言》“东齐土作谓之杼，木作谓之柚”证《诗》“杼柚其空”；引《史记》、《国语》证赵朔生年。其他考《书》与《春秋》舆地者，亦见根据。他如谓《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乡遂，以都鄙即乡遂也。《乡师》言六乡，《遂人》言六遂，而不及都鄙，以乡遂即都鄙也。且谓六乡七万五千家，六遂亦如之，则十五万家。一人受百亩，百里之国，田九百万亩。除公田外，仅八万家，其馀七万家将於何处受田？若都鄙在乡遂外，彼公侯伯等国卿大夫士之采地将何所受？今考《大司徒》曰：“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又曰：“帅六乡之众。”《小司徒》曰：“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又曰：“乃颁比法於六乡之大夫。”则一职之内，都鄙与六乡并举，何得谓《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乡遂耶？至谓百里之国尚不能容六乡、六遂之夫田，何得更有都鄙？不知天子六乡、六遂，大国止有三乡、三遂，次国二乡、二遂，小国一乡、一遂。《费誓》“鲁三郊三遂”，是其明证。且乡遂之制，既据《周礼》，即当以《周礼》封国之数为正。
如公五百里，开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开方百里者四四十六。大国三乡，止三万七千五百家，合三遂止七万五千家。二十五同而容七万五千家，仅得三十五分之一，岂此外更不容有都鄙乎？起宗误以侯国亦六乡、六遂，与天子同制，而又不用《周礼》封国之数，宜乎以百里之国不能容六乡、六遂也。《春秋襄七年传》：“叔仲昭伯为隧正。”“隧”与“遂”通，则有遂之名。又《襄九年传》曰：“二师令四乡正敬享。”则有乡之名。《庄二十八年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则有都之名。又《庄二十八年传》曰：“群公子皆鄙。”
《昭二十年传》曰：“县鄙之人。”则有鄙之名。《襄三十年传》曰：“子产使都鄙有章。”则有都鄙之名。何谓诸侯有乡遂即不得有都鄙乎？起宗徒以遂官所统之县正、鄙师与稍县之县、都鄙之鄙各称相混，遂谓都鄙统於乡遂，不知《周礼》名同者不一而足。闾师之名与闾胥同，县师之名与县正同，岂得谓闾师、县师即闾胥、县正乎？又《周礼》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马、家司马，皆都鄙之官也，而起宗谓《周礼》有乡遂之官，无都鄙之官，误矣。又《杂记》曰：“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注》：“大夫虽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逾之於礼。”其意最精，而起宗乃以为訾。又於《书》则极尊《古文尚书》，力诋梅鷟。於《春秋》谓周不用子正，并谓秦不用亥正。此皆误袭前人之说，而不知所择，以致失其纲要也。
△《五经读》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际泰撰。际泰有《易经说意》，已著录。其平生以制艺传，经术非所专门。故是编诠释《五经》，亦皆似时文之语，所谓习惯成自然也。
△《五经圭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鸣玉撰。鸣玉字楚珍，号中完，金坛人。崇祯丁丑进士，官台州府推官。
鸣玉於《四书》、《五经》皆有讲义。解《四书》者名《舌存》，今未见。解《五经》者名《圭约》，言如土圭之测日影，以至约而赅至广也。其初每经皆分《总论》、《别论》、《绪论》三编。康熙九年，其子编修超校正付梓，以分析琐屑，难以检阅，乃循经文次第，合三编而一之，仍分标《总论》、《别论》、《绪论》之名，以存其旧。王崇简、魏裔介各为之序。其书皆采用旧文而不著前人之姓名。超所述《凡例》，称鸣玉食贫之时，借书撮抄，故不及详载书名，理或然耳。其说《易》，先义理而后象数。《书》则多本《注》、《疏》。《诗》多宗《小序》，与朱《传》时有异同。《春秋》兼取三《传》，不主胡安国刻深之说。《礼》惟阐发文义，於考证颇疏。附以《周礼》、《仪礼》二论，亦皆推测之谈。盖於明季经解之中，犹不失为平近易究者，而精深则未之能也。
△《经髓》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世濬撰。世濬字学元，闽县人。其书成於崇祯己卯。前有《自序》，称题於九龙学署。按清流县有九龙滩，或即是县之学官欤？《五经》各为一卷，益以《周礼》一卷。皆摘录经文之可入制艺者，略为诠释。末为《孙子》一卷，盖并以备对策之用，而与圣籍同名曰“经髓”，不伦尤甚也。
△《墨菴经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起撰。起字仲方，秀水人。前明诸生，后为沙门。此编皆其所著经说，凡五种：一曰《大易测》，分《图象疏义》、《字画订讹》二篇。二曰《春秋经传》，分《经引》、《传引》十六篇。三曰《诗说》，凡四十五则。皆随时有所得，札而记之者。四曰《诗匡偶存》。起尝著有《诗匡》一书，因为人借去遗失，仅存十一则，故曰“偶存”。五曰《四书慎思录》，皆杂论《四书》之语。其中亦间有新意，而寥寥数条，不能大有所发明也。
△《五经翼》二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杂取前人诸经序跋、论说，以类相次，得《易》四卷、《书》二卷、《诗》四卷、《春秋》六卷、《礼记》二卷。馀杭严沆，益以承泽所著《周礼举要》二卷，共为一编刊之。其书采摭未备，不及朱彝尊《经义考》之淹洽。至《周礼举要》备举五《官》大义，亦颇有所发明。然议论多而考证少，亦异於先儒专门之学。王士祯《池北偶谈》记康熙辛亥与承泽论经学，承泽自言《五经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过集说经绪论耳，无当经学也。是承泽亦有自知之明矣。
△《稽古订讹》（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龚廷历撰。廷历字玉成。书中称震西氏者，其别号也。武进人。顺治壬辰进士，尝任湖南推官。其官於何府，则不可考矣。是编首摘《周礼》郑《注》之可疑及后人引用误解《周礼》之文者，次解释《仪礼》，次论朱子《孝经刊误》之失及诸家解经之谬。其论《周礼》，谓祀昊天於南郊，服裘固宜；祀黄帝於季夏，盛暑之月，岂亦服裘？此论足破宋儒等加葛於裘之议。又《五服九服辨》谓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数之。此说虽本罗泌《五服图》，而辨析较畅。至以《周官》之制，冢宰统膳夫、饔人及宿卫之士，后世不宜分属他职。是则不知时世异宜，未免泥古太甚。又谓唐之门下省乃《周官》宫伯、宫正之遗，宋之阁门使、内侍省亦掌宿卫。不知唐之门下省专掌覆奏书制，宋之阁门使专掌宣赞，内侍省专掌承应奉御之事，并非宿卫也。至其《仪礼》各条，皆抄撮《注》、《疏》，无所辨正阐发。惟《士冠礼》“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引孔氏《正义》，谓母拜其酒脯，重尊者处来，非拜子也，差可存备一解耳。至《孝经》专驳朱子《刊误》之非，所争不过字句之末，抑又细矣。勘其标题体例，似乎此本所存，仅辨论此三经之语，全书尚不止此。今无别本相校，姑以所存者著於录焉。
△《五经辨讹》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治平撰。治平号愚菴，海宁人。顺治中岁贡生。官德清县教谕。是编考论《五经》疑义，皆就坊本讲章辨驳语意之是非。
△《勉菴说经》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齐祖望撰。祖望字望子，号勉菴，广平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南安府知府。是书凡《读易辨疑》三卷、《尚书一得录》一卷、《诗序参朱》一卷、《说礼正误》三卷、《春秋四传偶笔》一卷、《续笔》一卷。大概《易》则辨程、朱之误，《书》则正蔡氏之讹，《诗》多遵《小序》而攻朱《注》，《礼》则正陈氏之失，《春秋》则纠驳胡《传》，而《左氏》、《公》、《穀》亦互有是非。
然率以臆断，不能根据古义，元元本本，以正宋儒之失也。
△《七经同异考》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象明撰。象明字悬著，太仓人。康熙壬子举人。是编凡《易》四卷、《书》五卷、《诗》六卷、《春秋》六卷、《三礼》十三卷。皆裒集旧说，亦间附以己意，略为折衷。然采摭之功多而考证之功少，其体例略近黄震《日钞》、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经说》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编或录其序，或偶论一二条，似乎偶抄成册，以质正於人，非勒为定本者也。觐祖以讲学自命，恶汉、唐诸儒如雠。故是编宗旨，皆深以研求注疏为戒。门户之见既深，是不可以口舌争矣。
△《此木轩经说汇编》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加编》，已著录。是编乃袁熹读诸经注疏，间有标识，其门人掇拾成编。凡《易》、《书》、《诗》、三《礼》、三《传》、《尔雅》十经，而《书》仅三十四条，《周礼》仅十六条，《仪礼》仅一条，《公羊传》仅九条，《穀梁传》仅七条，皆殊寥寥，实止五经而已。其说《易》主义理，惟末列《说卦传》诸条，推言卦象。然其门人《编辑凡例》，以为杂抄诸书，非所自撰。说《诗》力排《小序》，而兼主叶韵，说《礼记》不考礼制，惟推言礼意。说《左传》差详，末附评语。如“虢叔死焉”句下注“怕人”二字，“王曰无之”句下注“如何瞒得”四字之类，盖从其读本抄出。《尔雅》颇有考证，如“嫁”之训往，引《列子》“将嫁于卫”句为证；“孟”之训进，引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句为证：则皆郭璞、郑樵所未及也。大抵袁熹究心注疏，时有所触，随笔记录，本非有意著书，故其说往往泛及杂事。如因《左传》懿氏之卜有“凤皇”字，《疏》、引《山海经》“首文曰德，翼文曰顺”之语，遂讥崇祯甲戌进士文德翼之名为割截；因季友酖叔牙，遂讥石崇以鸩鸟与王恺养之为晋政不纲；因长狄鄋瞒，遂论其国女子亦必长大，乃能配合生子，否则八尺之妇，不可配三丈之男；因公子宋尝鼋染指，遂记康熙中吴门进士顾三典因食一鼋，暴下不止，遂殒其命：皆偶然笔记，非以谈经。其门人过尊师说，一一录而编之，遂为后人口实。观其於《木瓜》一诗，前后两解，但注前后不同，不敢删一存一。《狡童》一诗，说《诗》则以刺忽为非，说《左传》又以刺忽为是，亦不订正。又论齐桓九合兵车之会，原稿讹“兵”为“丘”，此无庸拟议，而亦云“丘车”当作“兵车”，但原稿作“丘”，不敢擅改。推信过甚，至有此失，反为其师之累。殆亦非袁熹意矣。末附《读朱子语类》一卷，列之经说，殊为不类，尤见编录之无体例也。
△《六经图》十六卷（通行本）
国朝江为龙等编。为龙，桐城人。康熙庚辰进士，官吏部主事。是编皆以前人旧图钞录成书。末附以《四书图》，亦自诸书摘入也。
△《重编五经图》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卢云英编。云英，庐江人。明江西布政司参政卢谦之曾孙，以谦在永丰所刻《五经图》原本行款参差，复釐定增补，以成是编。《凡例》称所改正凡五百馀处。今以杨甲本与此相较，杨於《大易》有《象数钩深图》七十，此则存六十八；於《尚书》有《轨范撮要图》五十有五，此则存七十三；於《毛诗》有《正变指南图》四十有七，此则存四十有八；於《春秋》有《笔削发微图》二十有九，此则存十五；於《周礼》有《文物大全图》六十有五，此则存五十七；於《戴记》有《制度示掌图》四十有三，此则存五十有一。增减多有不同，然大抵以杨书为蓝本也。
△《冬馀经说》十二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国朝邵向荣撰。向荣字东葵，馀姚人。康熙壬辰会试中式举人，官镇海县教谕。此书杂释诸经，凡《易说》二卷、《书说》一卷、《诗说》二卷、《春秋说》二卷、《周礼说》一卷、《仪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多引先儒成说，而辨其同异。如谓孔颖达兼领《五经正义》，然诸经分手编纂，颖达未尝统核。《诗般正义》引郑《注》“九河周时齐桓公塞之，同为一”，称：“郑氏云齐桓公塞为一者，不知所出何书。”又《禹贡》正义亦引郑《注》而释之曰：“《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郑氏据此文为齐桓公塞之。”是撰《诗正义》者不知有《书正义》也。
《左氏哀十七年传》卫侯繇辞云：“如鱼赪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正义》谓“裔焉”为语助之辞，不当以“方羊”断句。《诗汝坟正义》又引《左传》“如鱼赪尾，衡流而彷徉”，以郑众《注》为证。是撰《左传正义》者不知有《诗正义》也。其言颇切中历代官书杂出众手之病。其书则犹未完之稿，其子孙以简端标识杂钞而成也。
△《三传三礼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礼记大全字疑》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有《十三经疑义》，已著录。是编因《十三经注疏》，明王鏊《震泽长语》称其时惟汀州版存。今汀州板不概见，世所行者惟明万历中北监版及毛晋汲古阁版，均有讹误。而明代诸儒，注疏皆庋阁不观，三《传》、三《礼》尤几成绝学，其版更乖舛不可读。浩因取监本、毛本校其字画之讹谬，集录成编。凡三《传》三卷、三《礼》三卷。大抵推寻文句，未能有所考证。亦未能博徵互勘，以定是非。后附《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各一卷。二书为胡广陋本，何足订正？且坊本歧出，校此一本之误，而他本之误又不相同，欲尽校之，是毕世莫殚之功也。尤敝精神於无用之地矣。
△《经史辨疑》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读礼记略》，已著录。是书前有目次，载辨经者三十二条，辨史者二十三条，当为五十五条。此本仅五十一条，盖经、史各阙二条。
其中辨继父同居一条，徐乾学《读礼通考》尝采用之。然全书好为新说，未见根据。如谓“《丧服》‘大功’章曰‘为人后者降其昆弟’，则知伯叔父母不降，‘小功’章曰‘为人后者降其姊妹适人者’，则知姑不降也。凡人无子以嫡兄弟之子为后，本生父母降为伯叔父母本期，本生兄弟姊妹降为伯叔兄弟姊妹服大功，礼也。第伯叔父、诸姑则仍嫡也，曷为而概降之哉？《家礼》，大功概及伯叔父母，小功及姑适人，於礼未当。”今考“斩衰三年”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疏》曰：“同宗谓同承别子一宗之内。”是虽族远而宗同者亦得为后，本篇自有明文。董祥独据嫡兄弟之子何也？至於《经》云“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适人者，不及姑。”犹“齐衰不杖期”章但载世叔父母不及姑，而郑《注》则云为姑在室亦如之。但载昆弟不及姊妹，而郑《注》则云为姊妹在室亦如之。但载为众子不及女子子，而郑《注》则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谓经文偶省，即本未尝有此服哉？至小功降服并及姑适人，始於《开元礼》，而董祥归之《家礼》，尤误。董祥又谓：“《丧服小记》曰‘妾母不世祭’，盖言祀妾之礼当杀耳。《小记》本文曰：‘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礼，有牲曰祭，无牲曰荐。易牲则不用牲矣，不用牲则谓之荐，不谓之祭。岂绝之而不祀耶？注家以为子祭孙不祭，非也。不世祭者，非惟孙不为祭，即子亦不得为祭。”据董祥此说，即《小记》“世”字内兼统子孙言，世世俱得荐，特不得祭耳。但考《杂记》曰：“主妾之丧，则自祔至於练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殡祭不於正室。”是妾之子祭其母，明曰祭，不曰荐，则何妾不得祭之有乎？又《隐五年》：“考仲子之宫。”《穀梁传》曰：“礼，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注》曰：“公子者，长子之弟及妾之子。”是公子祀妾母，礼得称祭之显证也。而董祥谓不得祭，尤为不根。又《礼》凡言易牲，非谓不得用牲也。《小记》曰：“士祔於大夫则易牲。”《注》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
大夫少牢。”据此，则是易士之牲，用大夫之牲。义主隆，不主杀。故《小记》又曰：“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易牲而祔则凡妾下女君一等，是方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董祥反以易牲为不用牲，误矣。又《小记疏》曰：“妾与女君牲牢无文。既云易牲，故《注》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则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则特豚。”据此，则妾得有牲可知，而董祥谓妾不得有牲，总由误会《经》文“易牲”二字耳。其他若以郊为天地合祭，中月而禫为二十五月，三代不改时，亦不改月，太袭前人已废之说。至谓置闰当在四季之月及解《螽斯》“揖揖”为“拱揖”之“揖”，则又杜撰显然者也。
△《经玩》二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淑编。淑有《周官翼疏》，已著录。此书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文字之异者为六卷；次以经传中文字互异及录《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职官、器物、宫室之类为四卷；次辑注疏《十三经》琐语为四卷。其检核之功，颇为勤笃，然无所考证发明。若《毛诗异文补》之全引伪申培《诗说》，尤失考也。
△《三经附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重华撰。重华字君实，号玉洲，吴江人。雍正庚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所说，凡《易经》二卷、《书经》二卷、《诗经》二卷。於《易》皆推求於反对、正对之间，中引闽本异文者十八条，惟《贲卦》“小利有攸往”一条、《中孚卦》“信及豚鱼”一条、《既济卦》“小亨”一条，重华不以为然，馀皆从之。其所据，实皆郭京《周易举正》之文，不知何以称闽本。京书讹托王、韩，宋赵以夫、王应麟诸人皆排其谬。重华取之，亦好奇之过欤？又谓《系辞》所释十九爻，皆《文言传》之文，王弼辈将经文参杂，遂遗入《系辞传》中，折中尚未归正，古本不如是也。案王弼以前之古本，无可考矣。晁、吕以来之古本，一一可稽，并无十九爻原在《文言传》之本。惟元吴澄作《易纂言》，始以臆见移之。而重华以为古本，误之甚矣。其说《书》亦多臆断。如谓《尧典》“象恭滔天”当作“饕餮”，音声相近，由伏生之女口授而讹。然《汉书艺文志》称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佚，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儒林传》及王充《论衡》亦同。是伏生本自有书，独遭乱亡失，百篇仅存二十有九。
自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以今文诘屈，始造为伏生之女口授晁错之说。其事本无根据，重华乃因此以改经，未为至当。其於古文之伪，亦灼然能解，而又执后世文体，揣度经文。谓若无《舜典》之首二十八字，则“厘降”以下径接“慎徽五典”，文势究不和顺，必须此段另起一头，通篇始有纲领。则又骑墙之见。他如谓《竹书纪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东都，沈约《注》平公即君陈，伯禽之弟。郑康成以君陈为周公之子，盖据此。按《竹书》及约注皆属伪本，固不必论。
即姑以真本论之，约《注》作於梁代，《竹书》出於晋太康中，康成恶得而据之耶？其说《诗》较二经为详，颇欲推求言外之意，胜於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如《燕燕》篇谓：“戴妫大归，庄姜送之，恐其不终不慎，美之而实戒之。”又曰“‘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戴妫也。而反言勖寡人，此立言之妙也。春秋时妾媵归国，鲜克有终，怀嬴与焉。其明徵已”云云。案《史记年表》，鲁隐公之元年，当卫桓公之十三年。桓公以隐公四年见弑，在位已十七年。计其年虽至幼弱，已在二十以外，则戴妫之年已在四十外矣。既非盛颜，谅不虑其改节。不合者一。且《春秋》妾媵见出而嫁者，惟齐桓蔡姬有明文。遽以为无不鲜终，亦涉武断。不合者二。怀嬴，秦穆公之女，晋怀公之嫡妃，实非妾媵。其备奉匜之数，乃在文公。不合者三。此岂非循文生义，不加深考之过乎？至於《晋风》名“唐”，亦犹邶、鄘之因旧地。而重华谓唐叔封唐，号仍其旧，其子孙虽有失德，而犹狎主夏盟，皆始封之遗泽。亦伤穿凿。特以三经较之，则所得视《易》、《书》为多耳。
△《松源经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是编皆说经之文。或提举一义，各立篇题。大抵薈粹成说而不能自研经义，其体例颇近於策略。又以所作《檡山学记》、《新荷赋》、《括苍山》赋杂列於第一卷中，尤非说经之体。
△《心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兆奎撰。兆奎有《书经知新》，已著录。是书於《四书》及《易》、《书》、《春秋》诸经，各摘举而诠释之，然浅近特甚。如“子在齐闻韶”，谓“须知夫子之闻不是季札观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谓“此章独举惠之和以明其介”：皆里塾训蒙之语，别无创获。又释《尚书》“敬授人时”，多论西洋推测之法为臆造，且议其所载《月令》仅取“东风解冻”一条，而於迎春祈穀之大、覆巢杀胎之禁，一切不载云云。不知取《月令》之文分为七十二候，自《逸周书》已然，非始自欧逻巴人也。
△《六经图》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皜撰。皜字又皓，号雪<工鸟>（“<工鸟>”字见周伯琦《六书正讹》，盖不知江字古亦音工，遂别造此字，取工字谐声，反以《说文》“鸿”字为俗体。
皜不知其误而从之，亦好奇之过也），六安人。是编刻於乾隆庚申，取《六经图》旧本，稍加损益。凡所补校，具列於每卷之末。其中如《书经图》中所绘十二章服，日为三足乌形，已自非古；月作白兔捣药形，杵臼宛然，曾唐、虞而有此说乎？《周礼图》中所绘墨车，以四马尽置两辕之中，亦全不解古车之制。如此之类，皜毫无订正，其校补概可见矣。
△《十三经字辨》（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鹤龄撰。鹤龄字瑶宾，南通州人。初著有《五经四书字辨》，后又自为补订，以成此书。刻於乾隆乙酉。前为《校画》，后为《校音》，皆多舛漏。
所谓“十三经”者，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尔雅》。无论古无此例，即以所列计之，如分三《传》为三，则加《四书》为十四；如并三《传》总为《春秋》，则又为十二：於数亦不相合也。
△《古学偶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潜山张絅撰”，不著时代。考明代有吉水张絅，嘉靖癸未进士，官河南巡抚，非潜山人也。书中自注云“本之御制《周易述义》”云云，则知其为近时人。书止三卷。一曰《观物篇》，皆述《易》旨，犹图书家恒谈。一曰《月令夏小正同异说》，参校颇详，而牵引《先天易图》，则横生枝节。其言医书九十二候，不知所据。考宋林亿等校正《素问》有此文，然亿等所述乃《唐月令》，非医书也。《春秋天王辨》谓特书则称天，合书则称王。其特书而不称天者，乃阙文，孔子无贬削天王之理。其说甚正，然亦先儒旧义也。
△《九经图》（无卷数，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魁植编。其子文源增订。魁植字辉斗，文源字泽汪，长泰人。是书以信州学宫石刻《易》、《书》、《诗》、《礼记》、《周礼》、《春秋》六经图，析《春秋三传》为三，而益以《仪礼》为九经。其信州石刻原本残脱者，则仍阙之。但其中如《易》既载《河图》、《洛书》又载《古河图、洛书》二图，一为旋毛，一为龟坼，据明以来之伪本，殊为失考。末复载邵子《皇极经世》、司马光《潜虚》、关朗《洞极》、扬雄《太玄》、《准易运》、《会历数》等图，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滥。《书》不载《序》而《诗》独载《序》，例不画一。
所注地理皆沿石本之旧。如鲁云今仙源县，荆山云今襄州之类，时代未明。《春秋列国表》内增入孔子，亦非体例。三《礼》皆剿聂崇义、杨复诸图，而丧礼及行礼诸图又删不载。盖科举对策之本，不足以资考据也。
△《说书偶笔》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丁恺曾撰。恺曾字萼亭，日照人。是书一卷、二卷说《大学》、《论语》、《中庸》；三卷说《孟子》，附以《四书补遗》及《宗献九献歌括》；四卷一为《大学、孟子、王制、周礼造士之制》，一为《虞书三苗辨》，一为《天官九赋敛财贿解》，一为《冬官考》，一为《古建国分田原非死法》，而附以《说诗》。
前有李在坊《序》，称恺曾之子东生就其写於书文者，蕞录成帙。则恺曾偶然笔记，本无意於著书，故皆乡塾课授之语。而说“行夏之时”句，至载时文二比以为程式。在坊《序》又称明永乐间有专以诋朱《注》为能者上其所著书，成祖深加谴责，急命火其书，磔其人。考杨士奇《三朝圣谕录》载：“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之献所著，专斥濂洛关闽之说。上览之怒甚，敕行人押季之还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
则但火其书耳，无磔人之事。在坊意在尊朱，故伪造此说，不足据也。
△《经解》五卷、《经义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文澍撰。文澍字雨田，一曰穀田，又曰穀亭，丰城人。是编每卷首题曰“桃穀山房稿”，而侧注其下曰“石畦集经解”、“石畦集经义杂著”。盖《桃穀山房稿》者，其集之总名。《石畦集》者，其稿中之一种。《经解》诸书，又其集中之子部也。《经解》凡《易》二卷，《书》一卷，《诗》、《春秋》共一卷，《礼》一卷。《易》多衍图书之学。书多辨《禹贡》山川，因而蔓延於舆地、形胜为经所不载者。《诗》最寥寥，惟主废《小序》而尊《朱》传。《春秋》多排击三《传》。《礼》多拘泥古制，纠世俗之非。大抵皆衍宋儒旧说。《经义杂著》凡《序》四篇、《说》十一篇、《辨》二篇，大旨亦不出所著《经解》之内。其《颜子心斋坐忘辨》二篇，乃《庄子》之文，无关经义，泛滥及之，亦犹《经解》之中，因解《禹贡》而及《五岭以南山川脉络考》也。书只一卷，而标题乃曰“卷之一”。或刊版未竟，抑装缉者有所遗欤？──右“五经总义类”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先儒授受，大抵专治一经。其兼通诸经，各有论说者，郑康成以下旷代数人耳。宋以后著作渐夥，明以来撰述弥众。非后人学问远过前修，精研之则见难，涉猎之则见易；求实据则议论少，务空谈则卷轴富也。孙承泽抄撮经解诸序，寥寥数卷，亦命之曰《五经翼》，则孰非兼通《五经》者哉？略存其目而不录其书，古今人巧拙之异，华实之分，亦大概可睹矣。）
卷三十五 经部三十五
○四书类一《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
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
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孟子正义》十四卷（内府藏本）
汉赵岐注。其《疏》则旧本题“宋孙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初名嘉，字台卿。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迁皮氏长。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尹，与岐夙隙，岐避祸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后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
又遭党锢十馀岁。中平元年，徵拜议郎，举敦煌太守。后迁太仆，终太常。事迹具《后汉书》本传。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於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
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徵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其中如谓宰予、子贡、有若缘孔子圣德高美而盛称之，《孟子》知其太过，故贬谓之污下之类，纰缪殊甚。以屈原憔悴为徵於色，以甯戚叩角为发於声之类，亦比拟不伦。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问》，於岐说不甚掊击。至於书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从其学於孟子之说，季孙、子叔不从其二弟子之说，馀皆从之。
书中字义，惟“折枝”训按摩之类不取其说，馀亦多取之。盖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遗录》据李善《文选注》引《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於踵。”赵岐曰：“致，至也。”
知今本《经》文及《注》均与唐本不同。今证以孙奭《音义》所音，岐注亦多不相应（语详《孟子音义》条下），盖已非旧本。至於《尽心》下篇“夫子之设科也”，《注》称“孟子曰：夫我设教授之科”云云，则显为“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万子曰”句，《注》称“万子，万章也”，则显为子字，今本乃作“万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经》文误刊者矣。其《疏》虽称孙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於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著，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故《朱子语录》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至岐《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根据。如《注》谓非礼之礼，若陈质娶妻而长拜之；非义之义，若藉交报雠。此诚不得其出典（案藉交报雠以谓藉交游之力以报雠，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谨附识於此）。至於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亦不能举，则弇陋太甚。朱彝尊《经义考》摘其欲见西施者人输金钱一文事，诡称《史记》。今考《注》以尾生为不虞之誉，以陈不瞻为求全之毁，《疏》亦并称《史记》。尾生事实见《庄子》，陈不瞻事实见《说苑》（案《说苑》作“陈不占”，盖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记》所无。如斯之类，益影撰无稽矣。以久列学官，姑仍旧本录之尔。
△《论语义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魏何晏注，梁皇侃疏。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题“光禄大夫关内侯孙邕、光禄大夫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曹羲、侍中荀顗、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何晏”五人之名。《晋书》载郑冲与孙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论语》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安，辄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称五人。今本乃独称何晏。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於“《学而》第一”下题“集解”二字。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录》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为主”云云，是独题晏名，其来久矣。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欤？邕字宗儒，乐安青州人。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羲，沛国谯人，魏宗室子。顗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阳宛人，何进之孙，何咸之子也。侃，《梁书》作偘，盖字异文。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武帝时官国子助教，寻拜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书儒林传》。《传》称所撰《礼记义》五十卷、《论语义》十卷。《礼记义》久佚，此书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尚著录。《国史志》称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盖是时讲学之风尚未甚炽，儒者说经亦尚未尽废古义，故史臣之论云尔。迨乾淳以后，讲学家门户日坚，羽翼日众，剷除异已，惟恐有一字之遗，遂无复称引之者，而陈氏《书录解题》亦遂不著录。知其佚在南宋时矣。惟唐时旧本流传，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国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是书，然中国无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经籍道昌，乃发其光於鲸波鲛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阁。殆若有神物捴诃，存汉、晋经学之一线，俾待圣世而复显者。其应运而来，信有非偶然者矣。据《中兴书目》，称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瑰、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释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解，盖何氏《集解》之省文，今姑仍原本录之）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云云。此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数与《中兴书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作“蔡系”、“周怀”，作“周瑰”，殆传写异文欤？其《经》文与今本亦多异同。如“举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颇为冗赘，然与《文献通考》所引石经《论语》合。“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下有“已矣”二字，亦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合。其《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引，虽字句或有小异，而大旨悉合。知其确为古本，不出依托。观《古文孝经》孔安国《传》，鲍氏知不足斋刻本信以为真，而《七经孟子考文》乃自言其伪，则彼国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据以为信也。至“临之以庄则敬”作“临民之以庄则敬”，《七经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为误衍，然谨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国递相传写，偶然讹舛或有之，亦未尝有所窜易矣。至何氏《集解》，异同尤夥。虽其中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者有之，而胜於明刻监本者亦复不少，尤可以旁资考证也。
△《论语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中擢九经及第。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盖咸平二年诏昺改定旧疏，颁列学官，至今承用，而传刻颇讹。《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题曰“某氏”，皇侃《义疏》则均题其名。案《奏进序中》称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独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讳咸，故不言也。”与《序》文合。知今本为后来刊版之省文，然周氏与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别。
考邢昺《疏》中亦载皇侃何氏讳咸之语，其疏“记其姓名”句则云：“《注》但记其姓，而此连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谓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见之本已惟题姓，故有是曲说。《七经孟子考文》称其国皇侃《义疏》本为唐代所传，是亦一证矣。其文与皇侃所载亦异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长。如《学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皇《疏》有王肃《注》一条，《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注》一条，今本皆无。观顾炎武《石经考》，以石经《仪礼》校监版，或并经文全节漏落，则今本《集解》传刻佚脱，盖所不免。然蔡邕石经《论语》於“而在萧墙之内”句，两本并存，见於《隶释》。陆德明《经典释文》於诸本同异，亦皆并存。盖唐以前经师授受，各守专门。虽经文亦不能画一，无论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从今本录之，所以各存其旧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盖后人依《论语》篇第析之。
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亦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曰：“其书於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后讲学诸儒得沿溯以窥其奥。祭先河而后海，亦何可以后来居上，遂尽废其功乎？△《论语笔解》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旧本题“唐韩愈、李翱同注”。中间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考《张籍集》《祭韩愈》诗，有“《论语》未讫注，手迹今微茫”句。邵博《闻见后录》遂引为《论语》注未成之证。而李汉作《韩愈集序》，则称有《论语注》十卷，与籍诗异。王楙《野客丛谈》又引为已成之证。晁公武《读书志》称《四库、邯郸书目》皆无之，独田氏《书目》有韩氏《论语》十卷，《笔解》两卷。
是《论语注》外别出《笔解》矣。《新唐书艺文志》载愈《论语注》十卷，亦无《笔解》。惟郑樵《通志》著录二卷，与今本同。意其书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时人也，所作《资暇录》一条云：“《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为韩文公所训解。”又一条云：“‘伤人乎不问马’，今亦谓韩文公读不为否。”然则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谓为宋人伪撰。且“昼寝”一条今本有之，“厩焚”一条今本不载，使作伪者剽掇此文，不应两条相连，摭其一而遗其一。又未可谓因此依托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论语》时，或先於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迨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传》，而《遗书》之中又别有论《易》诸条；朱子有《诗传》，而朱鉴又为《诗传遗说》之例。题曰《笔解》，明非所自编也。其今本或有或无者，则由王存以前世无刊本，传写或有异同。邵博所称三月字作音一条，王楙所见本亦无之，则诸本互异之明证矣。王存本今未见。魏仲举刻《韩文五百家注》，以此书附末，今传本亦稀。此本为明范钦从许勃本传刻，前载勃《序》，仍称《笔解论语》一十卷，疑字误也。又赵希弁《读书附志》曰：“其间‘翱曰’者，李习之也。”明旧本愈不著名，而翱所说则题名以别之。此本改称“韩曰”、“李曰”，亦非其旧矣。
△《孟子音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孙奭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於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其《序》文前半，与世传奭《孟子正义序》同。
盖《正义》伪《序》，即缘此《序》而点窜也。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太平”、曰“谲”，《篇下》曰“恂”、曰“无堕”、曰“夫将”。《公孙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论语”、曰“力行近仁”、曰“师知”，《篇下》曰“素餐”、曰“涅”、曰“骈踬”、曰“周公卬思”。《离娄篇上》曰“踣”、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错”、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风谕”、曰“见几”、曰“好言”、曰“忮”、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汙”。《万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发有莘”。《告子篇上》曰“长义”、曰“好下”、曰“几成”，《篇下》曰“雨雪”、曰“瀌々”、曰“见睍”、曰“或折”。《尽心篇上》曰“远之”、曰“下贱”、曰“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论之一篑”、曰“瞀”、曰“柚<木莘>”、曰“和寡”，《篇下》曰“远祸”、曰“恶杀”、曰“舍生”、曰“为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遗”、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叙》曰“其行”、曰“当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条，皆今本《注》文所无。惟《孟子注》之单行者，世有传钞宋本，尚可稽考。伪《正义》删改其文，非复赵岐原书，故与《音义》不相应也。因是书可以证岐《注》之旧，并可以证奭《疏》之伪，则其有功典籍，亦不细矣。
（案：宋《礼部韵略》所附条式，自元祐中即以《论语》、《孟子》试士。
是当时已尊为经。而晁氏《读书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陈氏《书录解题》，始与《论语》同入经部。盖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诸人务与作难，故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渊静语》所记，言之颇详。晁公武不列於经，犹说之之家学耳。陈振孙虽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经，然其立说，乃以程子为词，则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赵岐《孟子题词》，汉文帝时已以《论语孝经》、《孟子》同置博士。而孙奭是编，实大中祥符间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则表章之功，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程子。
纷纷门户之爱憎，皆逐其末也。）
△《论语拾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少年为《论语略解》，其兄轼谪黄州时，撰《论语说》，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与其孙籀等讲《论语》，因取轼说之未安者，重为此书。轼书，《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今未见传本，莫详孰是，其说亦不可复考。此书所补凡二十七章，其以“思无邪”为无思，以“从心不逾矩”为无心，颇涉禅理。以“苟志於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冤亲平等之见。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尤去来自如之义。盖眉山之学本杂出於二氏故也。其显驳轼说者凡三条。“请讨陈恒”一章，轼以为能克田氏则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张公室。辙则以为虽知其无益，而欲明君臣之义。“子见南子”及“齐人归女乐”二章，轼以为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辙则以为诸侯之如卫灵公者多，不可尽去。齐间孔子，鲁君大夫已受其饵，孔子不去则坐受其祸。“泰伯至德”一章，轼以为泰伯不居其名，故乱不作；鲁隐、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祸。辙则以为鲁之祸始於摄，宋之祸成於好战，皆非让之过。其说皆较轼为长。
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章之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历来著录，今亦存备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辙撰。旧本首题“颍滨遗老”字，乃其晚岁退居之号。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考之，实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谓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以为利；二章谓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薮泽与民共之；三章谓小大贵贱，其命无不出於天，故曰畏天乐天。四章引责难於君，陈善闭邪，畜君为好君；五章谓浩然之气即子思之所谓诚；六章论养气在学，而待其自至；七章论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复礼解射者正己；九章论贡之未善，由先王草创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论陈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无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论孔子以微罪行为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论事天立命；十九章论顺受其正；二十二章论进锐退速；二十四章论扩充仁义：立义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议驳窃负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马懿、杨坚得天下，言仁不必论得失：亦自有所见。惟十一章谓学圣不如学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论性难孟子之论性，十五章以智属夷惠、力属孔子，十七章以贞而不亮难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为强饰於外，皆未免驳杂。盖瑕瑜互见之书也。然较其晚年著述纯入佛老者，则谨严多矣。
△《论语全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有《礼书》，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云：“王介甫《论语注》，其子雱作《口义》，其徒陈用之作《解》。绍圣后皆行於场屋，为当时所重。”又引或人言，谓用之书乃邹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艺文志》别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则浩所著原自为一书，并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为误。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标曰“重庆陈用之真本经论语全解”，未详其义。岂尔时尝以是本为经义通用之书，故云然耶？祥道长於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於礼制最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责於人”章，则引《乡饮酒》之义以明之。解“师冕见”章，则引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虽未必尽合经义，而旁引曲证，颇为有见。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则云：“冀多良马称骥，泸水之黑称卢，蔡出宝龟称蔡。”於“《关雎》之乱”章，则云：“治汙谓之汙，治弊谓之弊，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此类俱不免创立别解，而连类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证。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文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以其间徵引详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孟子传》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宋张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人，授镇东军佥判，历宗正少卿，兼侍讲，权刑部待郎。忤秦桧，诬以谤讪，谪居南安军。桧死，起知温州，匄祠归。卒，赠太师崇国公，谥文忠。
事迹具《宋史》本传。《宋史艺文志》载九成《孟子拾遗》一卷，今附载《横浦集》中。《文献通考》载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为南宋旧椠，实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又《尽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则亦不止十四卷，盖《通考》传写误也。九成之学出於杨时，又喜与僧宗杲游，故不免杂於释氏。所作《心传》、《日新》二录，大抵以禅机诂儒理。故朱子作《杂学辨》，颇议其非。惟注是书，则以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覯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为事，故特发明于义利经权之辨，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每一章为《解》一篇，主於阐扬宏旨，不主於笺诂文句。是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无由旁涉於空寂。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为最醇。至於草芥、寇雠之说，谓人君当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观其眸子之说，谓了与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论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学识，而后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
王若虚《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书，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司马君实著所疑十馀篇，盖浅近不足道也。
苏氏解《论语》，与《孟子》辨者八，其论差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张九成最号深知者，而复不能尽。如论‘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为护讳，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犹是郑厚叔辈之所见。至於对齐宣汤武之问、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盖於诸家《注》中独许九成，而尚有所未尽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类，文义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当日之战争，九成之解则欲防后世之僣乱。虽郢书燕说，於世道不为无益。至於汤武放伐、任人食色，阙其所疑，正足见立说之不苟。是固不足为九成病也。
△《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是书，卷数与今本合。朱彝尊《经义考》仅云附载《朱子全集》中，而条下注“阙”字。盖自明中叶以后，已无完本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辨司马光《疑孟》者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覯《常语》者十七条，郑厚叔《艺圃折衷》者十条。
《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者十条，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续辨》、《别录》之名，亦釐然具有条理，盖犹完书。今约略篇页，以《尊孟辨》为三卷，《续辨》为二卷，《别录》为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系朱子《读余氏尊孟辨说》於后。
首尾完具，复还旧观，亦可谓久湮复显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与刘共父书》，称允文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恐引惹方氏复来生事，令陈、吴二妇作状经府告之。则允文盖武断於乡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孟子》发挥正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然当群疑蜂起之日，能别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经籍不为无功。
但就其书而观，固卓然不磨之论也。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论语》自汉文帝时立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文帝时亦尝立博士。以其旋罢，故史不载。《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然《书录解题》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章。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於八条目外。既於理无害，又於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
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
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於《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四书或问》三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书章句集注》，复以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书非一时所著。《中庸或问》原与《辑略》俱附《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其合为一帙，盖后来坊贾所并也。
中间《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不自惬。《语类》载游某问：“《中庸》编集如何？”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又载朱子以《中庸或问》授黄云“亦未有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粗”云云。
是其意犹以为未尽安也。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牴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年谱》称《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於县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云云，可见异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讳言。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於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於《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
△《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兴元年辑诸家说《论语》者为《要义》，其本不传。
后九年为乾道壬辰，因复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薈稡条疏，名之曰《论孟精义》，而自为之序。时朱子年四十三。后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义》。
《晦菴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曰“熹顷年编次此书，鋟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於建阳陈焞明仲，复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学，又虑夫读者疑於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云，是其事也。后又改其名曰《集义》，见於《年谱》，今世刊本仍称《精义》，盖从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於《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於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
故今亦仍录存之焉。
△《中庸辑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敦山}编。朱子删定。{敦山}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中庸》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疏》引郑玄《目录》云：“此书於《别录》属通论。”《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
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於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师古以为非本礼经也。梁武帝尝作《义疏》，见於《隋志》，然其书不传。迨有宋诸儒研求性道，始定为心传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故{敦山}辑是编，断自周子、二程子、张子，而益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之说。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为作《序》，极称其谨密详审。
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观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称“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别为《或问》以附其后”云云。据此，则是编及《或问》皆当与《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其后《章句》孤行，而是编渐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吕信卿始从唐顺之得宋椠旧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论说见於《或问》所驳者，多所芟节。如第九章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之说，杨氏有能斯有为之说、第十一章游氏离人立於独未发有念之说，多竟从删薙，不复存其说於此书。至如第一章内所引程子答苏季明之次章，《或问》中亦力斥其记录失真，而原文乃仍载书中。或为失於刊削，或为别有取义，则其故不可得详矣。
△《论语意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郑汝谐撰。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於《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於诸公之书则不可。予於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於当而已。”又称：“初镌版於赣、於洪。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於池阳。”则汝谐此书，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论语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别有一书适与同名。然振孙载《诗总闻》讹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题，则确为王质之书。疑所载者即汝谐此书，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於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托而行；以子贱为人沉厚默简，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备一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则大奇矣（案钱时《四书管见》亦以“见善如不及”章与下章连合为一）。然综其大致，则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称其言虽异於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朱子亦曰：“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好处。”是朱子亦不以其异己为嫌也。
△《癸巳论语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其书成於乾道九年，是年岁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论语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备载与栻商订此书之语，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条，又订其误字二条。以今所行本校之，从朱子改正者仅二十三条，馀则悉仍旧稿，似乎龂龂不合。然“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谓旧有两说，当从前说为顺。反覆辨论，至於二百馀言。而后作《论语集注》，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义，仍与栻说相同。盖讲学之家，於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
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称：“岁在戊子，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
辛卯岁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二载，始克缮写。”盖其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退而家居时作也。栻之出也，以谏除张说为执政，故是编於“臧仓沮孟子”及“王驩为辅行”两章，皆微有寄托於时事。至於解“交邻”章云：“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雠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然皆推阐经义之所有，与胡安国《春秋传》务於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是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序》，称淳熙丙午、丁未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为此书。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与《序》相符。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如解“缁衣羔裘”节，先加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说本於崔灵恩，不为无据。然《诗羔裘篇》孔《疏》谓：“《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礼也。”郑《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
若皮弁之下即以锦衣为裼，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盖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节，谓《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不必依郑《注》改“端”为“冕”，盖称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说亦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端为玄衣”、孔《疏》“端为玄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称端也”。然《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与下文“玄端而居”对举见异，故朝日玄冕即不得通称玄端。此郑所以决冕之误为端，溪亦失考也。然训诂、义理，说经者向别两家。各有所长，未可偏废。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於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
△《蒙斋中庸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人。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谥正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见传本，殆已亡佚。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而史志顾未之及。惟朱彝尊《经义考》有甫所撰《中庸详说》二卷，注云“已佚”，或即是书之别名欤？其书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录以授门弟子者。中间委曲推阐，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则出於陆九渊，故立说多与九渊相合。如讲“语大语小”一节云：“包罗天地，该括事物，天下不能载者，惟君子能载之，而天下又何以载？幽通鬼神，微入毫发，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语录》所云“天下莫能载者，道大无外，若能载，则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纤悉微末，未尝与道相离”之说也。其讲“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诚外也。”此即《象山语录》所云“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说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虽主持过当，或不免惝恍无归，要其心得之处，未尝不自成一家。谨依《经》排辑，釐为四卷，以存金溪之学派。至其甚谬於理者，则於书中别加案语，考正其误，以杜狂禅恣肆之渐焉。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此书惟《大学》一卷、《中庸》一卷为德秀所手定。《大学章句序》后有题记一行，称“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於学易斋”者，其成书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称《大学》、《中庸》，而云《论语、孟子集注》虽已点校，《集编》则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宁九年”。宋无此年号，今改正）刘才之《序》始称“西山所编《中庸》、《大学》，惟《论》、《孟》二书阙焉。扣之庭闻，则云已经点校，但未编辑。是《论》、《孟》固未尝无成书。一旦论诸堂上，学正刘朴谿承谓《读书记》中所载《论》、《孟》处，与今所刊《中庸》、《大学》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汇集成书，凡五阅月而帙就，又五阅月而刊成”云云，是《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刘承以德秀遗书补辑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注》虽参取旧文，而亦多与先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称有铨择刊润之功，殆非虚语。赵顺孙《四书纂疏》备列德秀所著诸书，而不载其目。盖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顺孙未之见也。自是以后，踵而作者汗牛充栋，然其学皆不及德秀，故其书亦终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据卷末抗《后序》，称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蒐辑杂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於语脉分明，宗旨端的。
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贾、孔诸《疏》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馀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惟“不得於言”一条致疑於《语录》、《集注》之不同，以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录》谓《注》中“义”字当改“经”字而已。又“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则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是仁心所发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谓《书传》与《集注》少异，《书传》实经先师晚年所订正，当以为定（案朱子订正《书传》，仅及《大禹谟》之半。此模委曲回护之言不足为据）。又“仁之端也”，《集注》训“端”为绪，蔡元定则训“端”为尾，亦两存之。盖他说与师说异，则舍他说从师说；师说与祖父说异，则又不得不舍师说以从祖父之说。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称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脱稿，其简汰颇为不苟。故所取甚约，而大义已皆赅括，迥异后来钞撮朱子之说，务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渊源有自，知之确，故择之精矣。
△《论语集说》十卷（内府藏本）
宋蔡节撰。节，永嘉人。始末未详。惟书首淳祐五年《进表》结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跋》，即进书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於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於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曰“集”。或附己说於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於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子之说已行，故大旨率从《集注》。
其间偶有异同者，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谓知鲁之僣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於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於穀”谓三年不能至於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於女乐，故乐官散去。其中惟“太师挚”一章可备一说，馀皆牵强穿凿。盖朱子於注《易》、注《诗》，诚不免有所遗议。至於《论语集注》，则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说较他家为确，务与立异，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其馀则皆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举进士第三，仕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以终。立武官抚州时校文，举吴澄充贡士，故澄志其墓，自称曰门人。又称立武官秘省时，阅官书，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门，新喻谢尚书仕夷陵，尝传其学。将由谢溯程以嗣其传，故言《大学》、《中庸》等书间与世所崇尚者异义。盖《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岐。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论。立武《中庸指归》，皆阐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惟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絅”以下为十五章。皆发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条理。其《大学》则《发微》一卷，谓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晳之言。要其归宿，与程、朱亦未相牴牾，异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说者也。惟其谓《中庸》、《大学》皆通於《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未免务为高论耳。此四书本合编，前有大德八年赵秉政《序》。其先《中庸》后《大学》，盖亦从《礼记》原次。此本从今本《四书》之序，移《大学》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书之间，殊失本旨。今厘正之，还其旧第焉。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赵顺孙撰。顺孙字格菴，括苍人。考《黄溍集》有顺孙《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於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公始采集以为《纂疏》。盖公父少傅魏公雷，师事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闻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则顺孙距朱子三传矣。故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颇病顺孙此书之冗滥，炳文亦颇摘其失。然经师所述，体例各殊。注者词尚简明，疏者义存曲证。顺孙书以《疏》为名，而《自序》云“陪颖达、公彦后”，则固疏体矣。繁而不杀，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欤？△《大学疏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考注》，已著录。履祥籍隶兰溪，於王柏为同郡，故受业於王柏。然柏之学，其诋毁圣经，乖方殊甚。履祥则谨严笃实，犹有朱子之遗。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申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牴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并作《指义》一篇以括其要，柳贯尝为之序。朱彝尊《经义考》於二书皆注“未见”，但据《一斋书目》著於录。此本为金氏裔孙所刊，盖出於彝尊《经义考》之后。然仅存此《疏义》一卷，其《指义》及贯《序》则并佚之矣。
书中依文铨解，多所阐发。盖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复科举之制，儒者多为明经计，不为程试计，故其言切实，与后来时文讲义异也。
△《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
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於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
於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於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於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於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沿袭之误，不足据也。
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刘因撰。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徵，不起。事迹具《元史》本传。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於一。而卒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读者颇病其繁冗。因乃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是书。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考苏天爵作因《墓志》，亦称是书三十卷，则萱所记误矣。此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后并已阙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则流传颇罕，亦元人遗笈之仅存者，不以残阙病也。
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於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四书辨疑》十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矣。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曰：“《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子，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
其曰偃师者，《元史》称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家洛阳，尝居偃师南山故也。
天爵又谓安熙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
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
△《读四书丛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许谦撰。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於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溍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
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盖久在若存若亡间矣。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阙其半，《论语》则已全阙，亦非完书。然约计所存，犹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阙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后来已有所合并欤？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该。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於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於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四书通》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是编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皆阐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相戾者。因重为刊削，附以己说，以成此书。凡朱子以前之说，嫌於补朱子之遗，皆斥不录，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仅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则皆恪守考亭之学者也。大抵合於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於注意与否定其是非。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然观其《凡例》，於“颜渊好学”章，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辨明；於“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后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学，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间有所注，亦不甚详。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订证。然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也，炳文独遗漏不载。盖敞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之派。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故朱子虽引之，而炳文不知为谁也。是亦各尊所闻之一验矣。
△《四书通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书通》，详义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旧说，成此书以附其后，故名曰《四书通证》。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缑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案杜缑山名瑛，金人。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又曰：“学者於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於《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
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頫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盖宋代讳“殷”，故改“殷”为“众”。乃但引《周礼》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护。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未详孰是”，不知司马贞《史记索隐》明注《史记》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称七邑乃据古本，原非谬误。存中持疑不决，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泛及杂说。而於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亦非根本之学。然大概徵引详明，於人人习读不察者，一一具标出处，可省检阅之烦，於学者亦不为无补矣。
△《四书疑节》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应星、元龙《序》，皆称“俊翁”，独立武《序》作“隽翁”，盖传写字异也。其仕履无可考。立武《序》称以“重吾榜”，应星《序》亦称“奕奕魁文”，知尝首举於乡矣。立武、应星《序》及元龙前一《序》，并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后一《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盖《待问集》者其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故《序》与书两不相应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欤？朱彝尊《经义考》中载之，注曰“未见”。此本犹从元版传钞，其例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於前，列答於后。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
△《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读书管见》，已著录。是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无从校补，则亦仅存之笈矣。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於研经。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案此题见《日知录》），盖犹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录此二书，犹可以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詹道传撰。道传，临川人。其始末未详。是书略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间释朱子所引之成语。如“真积力久”出《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扬子孝至篇》，皆为证其出处。其所援引，亦间有牴牾。如《论语》“夏瑚、商琏”，朱子本引包咸旧《注》（案咸《注》久佚，此据何晏《集解》所引）。
道传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异同，而复谓“夏曰瑚，商曰琏”本於《尔雅释器》。今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道传杜撰附会也。
又此书於朱子所引诸儒，皆详其名字、里居。而《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於嫡母之说，实陈耆卿《孟子记蒙》中语。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
此独失载，亦未免有所疏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犹元儒之务实学者。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较，固犹在其上矣。
△《四书通旨》六卷（内府藏本）
元朱公迁撰。公迁有《诗传疏义》，已著录。是编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其间门目既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微嫌其繁。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局於末业，乃列之於“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门”，与处士一例，亦颇伤踳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诸门，以人隶事，体近类书，尤为无所发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要非融会贯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其渊源盖有自矣。
明正统中何英作《诗传疏义序》，称永乐乙酉，因阅《四书通旨》而语及《疏义》，则是书行世，在《疏义》之前。顾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徵引，近《通志堂经解》始刊行之，盖久微而复出也。句下间列异同，如“喜怒哀乐”一条，谓“右以体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执其中”一条，谓“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非公迁之旧。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四书管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玑，温州平阳人。据所作《管窥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计其人当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编见於《秘阁书目》者五册。
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府学。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大学》、《中庸》、《孟子》尚全，惟《论语》阙《先进篇》以下，盖传写有所佚脱。然量其篇页，厘而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及饶氏、张氏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於下。诸说之自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凡三十年而后成。於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夥。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有后来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亦时有牴牾。原书具在，可一一覆按也。
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但执所见一条，即据以诋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夫载宝而朝，论南宫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赵盾者原诬。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异，况於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伯璿此书，大旨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同。而因但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别白。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家语》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内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号讷菴，馀姚人。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跋》，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骥《跋》题“庚辰岁”，当为建文元年。骥为景之门人，则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标题为“学庸集说启蒙”，而《序》中实曰“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骥《跋》称讷菴先师用功於《四书》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大学》已有刊本，而《语》、《孟》、《中庸》则未刊。时《跋》称得骥《中庸》写本。謄校刊梓。然则星本全注《四书》，骥先刊其《大学》，时续刊其《中庸》，而《语》、《孟》则已佚。
通志堂刻《经解》，病其不完，并序文、标题改之耳。其书发挥颇简切，《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复不苟。又《传》之二章注“盘，邵氏谓恐是盥颒之盘”，《传》之四章注备引程子、饶鲁、吴澄之说，《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皆与《章句》异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盖犹能自抒心得者也。书上阑附载细字，如《大学传》之五章载矩堂董氏之说，《中庸》第一章载饶鲁之说，亦与《章句》有出入。据钱时《跋》，称增鲁斋批点，勿轩标题，以便幼习。则时益以许衡、熊禾二人之语，非星本书也。其孰为衡语，孰为禾语，刊板一同，今则不可辨别矣。
△《四书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其书因元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顾炎武《日知录》曰“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则始於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於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案定宇，陈栎之别号）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云云，於是书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陈悦道《书义断法》之末，今尚有传本。盖颇讲科举之学者。
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欤？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於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资考镜焉。
△《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其作此书，初已有稿本而遗失，乃追忆旧文，更加缀录。久而复得原稿，以两本相校，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同未归画一者。欲删正而未暇，乃题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说。《虚斋集》有是书《序》，述其始末颇详。嘉靖中武进庄煦参校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辑成一书而刊之。书末又别附一册，则煦与学录王升商榷订定之语也。清人品端粹，学术亦醇。此书虽为科举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时文，不得不尔。至其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
△《四书因问》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编皆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称柟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门人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廷萱等所记也。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
所说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如讲“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门人衣服华靡者曰“此便是僣”之类，皆开示亲切，不徒为训诂空谈。柟文集佶屈聱牙，纯为伪体。而其解《四书》，平正笃实乃如此。盖其文章染李梦阳之派，而学问则宗法薛瑄。二事渊源各别，故一人而如出两手也。
△《问辨录》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此编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辨驳。其论《大学》，谓新民即明德中事，不应分之为三纲领。
不知经文三“在”字显然并列，安能不区别为三？又论“贤贤易色”一章，谓人能如是，必其务学之至觉，“生质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体抑扬语意。如斯之类，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谓“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则谓节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正以其贤而责之备。
如斯之类，则皆确有所见，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郑汝谐《论语意原》，颇与朱子异同，而朱子於汝谐之说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义》，与程《传》亦有异同，世未尝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编，亦可作如是观矣。
△《论语类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皆考证《论语》名物典故，分十八门，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於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於世。
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於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为苟同。每条必先列旧说，而蒐讨诸书，互相参订，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谈，如薛应旂《四书人物考》称“有若字子有”之类，悉为纠正。较明代诸家之书，殊有根柢。特以专考《论语》，不备《四书》，故不及应旂书之盛传，实则有过之无不及也。
△《孟子杂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自宋熙宁以前，《孟子》仅列於儒家。《史记》以孟子、荀卿合传，寥寥十数语，於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略不一书。至朱子《纲目》，始於适魏之齐大书特书，明圣贤之去就，而编年之体亦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明薛应旂撰《四书人物考》，始采摭他书，以为《补传》。而应旂不长於考证，舛漏颇多。士元嗣辑此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后三卷发明孟子之言。
名以“杂记”，实则经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若赵岐《注》义以尾生抱柱不去证不虞之誉、以陈不瞻失气而死证求全之毁，概为删薙。与所作《论语类考》均为有裨於经义，故今特附於《四书类》焉。
△《学庸正说》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南星撰。南星字梦白，号侪鹤，高邑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以忤魏忠贤削籍谪戍。崇祯初追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於后。虽体例近乎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於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盖南星为一代名臣，端方劲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为趋避，故其说经亦不以流俗好尚为是非。虽平生不以讲学名，而所见笃实，过於讲学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论语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吴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为魏忠贤所害。崇祯初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其授徒湖州之时与诸生所讲论也。宗建刚方正直，屹然独立。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乃颇近於禅。如云：“人心之乐，井情非趣，非思非为，虚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类，殆似宗门语录。然讲“素绚”章谓后人求深反浅，在当时夫子、子夏不过随境触悟，非子夏欲抹煞礼，亦非夫子不重礼。讲“颜渊问为邦”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执定数件。其言皆简要明通，足释训诂之轇轕。且其人与日月争光，则其书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论语学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体不能不穷於聪明，而闻见启焉。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禅学之谈柄也。”其针砭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虽与朱子之说稍异，然亦颇分明不苟。
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皭然，不负其言矣。
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刘宗周乎？△《四书留书》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章世纯撰。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启辛酉举人，官至柳州府知府。闻流寇陷京师，悲愤而卒。《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所著总名曰《留书》。此其说《四书》者六卷。又别有《内集》一卷，乃所著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然说《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世纯《自序》，后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
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章耳。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今割其《内集》、《散集》别著录，而说《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锐。
其诂释《四书》，往往於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於训诂，而亦未尝如讲良知者至於滉漾以自恣。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书》，由元、明以至国朝，悬为程试之令甲，家弦户诵，几以为习见无奇。实则内圣外王之道备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经》，《六经》之精要括於《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故《论语》始於言学，终於尧舜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大学》始於格物致知，终於治国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终於笃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义利之辨，终於尧舜以来之道统。圣贤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见。盖千古帝王之枢要，不仅经生章句之业也。我圣祖仁皇帝初年访落，即以经筵讲义亲定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於此矣。
△《四书近指》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录。是编於四子之书挈其要领，统论大指，间引先儒之说以证异同，然旨意不无偶偏，如云“圣人之训，无非是学”，此论最确。乃两论逐章皆牵合学字，至谓“道千乘之国”章敬信、节爱、时使皆时习事；《大学》“圣经”章所论本末先后，以明德须在民上明，修身须在天下、国家上修；又云“格物无传，是《大学》最精微处。以物不可得而名，无往非物，即无往非格。朱子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学》数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於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於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於学者亦不为无益也。
△《孟子师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篇以其师刘宗周於《论语》有《学案》，於《大学》有《统义》，於《中庸》有《慎独义》，独於《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著为是书，以补所未备。其曰“师说”者，仿赵汸述黄泽《春秋》之学题曰《春秋师说》例也。宗周之学，虽标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究以姚江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於“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主姚江矣。其他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於学者不为无益，固不必执一格而废众论，因一眚而废全书也。
△《大学翼真》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禹贡锥指》，已著录。是书卷一分四目：曰《大学二字音义》，曰《先王学校之制》，曰《子弟入学之年》，曰《乡学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学之教》，曰《大学之教》，曰《学校选举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学经传撰人》，曰《古本大学》，曰《改本大学》。皆引据精核，考证详明，非空疏游谈者可比。卷四以下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以《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其“诚意”章以下与诸本并同，惟以“《康诰》曰”至“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第一章，统释三纲领；以“《诗》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为第二章，谓前三节释《经》“知止能得”之序，后两节释“知止”之由与“能得”之序；以“听讼吾犹人也”一节为第三章，谓释本末之意，而移“此谓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与诸本为异。其说与朱子虽小异，然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耳。其论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条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云云，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似五常百行之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
△《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已著录，是书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删剟精要，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参配以已意。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创始於顺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陇其殁，后其族人公穋始为缮写编次，其门人席永恂等为之刊板。其曰《困勉录》者，则陇其所自署也。明自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陇其笃信朱子，所得於《四书》者尤深。是编薈稡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松阳讲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是书乃其官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故所说止一百十八章。於《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举示，非节节而为之解也。陇其之学，期於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惟於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时黄宗羲之学盛於南，孙奇逢之学盛於北，李颙之学盛於西，陇其皆不以为然。故此编於学术醇疵，再三致意。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於《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於《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剀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劄记》二卷、《读孟子劄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编《大学》用古本。后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坚。独於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契者。间考郑氏旧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存，似不应溷於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据经诘传”云云，盖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与朱子为难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一十二章。然特联属其文，使节次分明，大旨则固无异。《馀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论语》、《孟子》则随有所见即劄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寻求义理，宛转发明，不似近代讲章，惟以描摹语气为时文敷衍地也。
△《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於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
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与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
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於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於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於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四书賸言》四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杂论《四书》之语。前二卷为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后二卷为其子宗远所编，《补》二卷则其门人章大来所编也。其书本语录之流，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为先后，亦不以《四书》分编，惟每卷目录各称《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耳。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辨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曼衍，不顾其安。至於考核事实，徵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如以姚方兴所补《舜典》二十八字为伪，其论本确。而考以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则力以此二十八字为真，引证诸史，亦言之凿凿。岂非辩之所至，辄负气求胜，遂不暇顾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为郑地，以公山弗扰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诸条，则证据确然，实有出於《集注》之外者。弃短取长，未尝不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也。《补》二卷中多载其门人子侄之说，疑唐、锡等亦有所删润，非尽奇龄之旧观。大来《序》称“补缀所闻，各有记忆，且亦陆续成此书，不能一辙”，则杂出於众手明矣。
△《大学证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於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
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寝以成风。《大学》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於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奇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盖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易於致力。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
△《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以上二种，江苏巡抚采进本）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以上二种，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编因解《四书》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经义，遂撰《释地》一卷，凡五十七条；复摭所未尽为《释地续》一卷，因牵连而及人名凡八十条；复因地理、人名而及物类、训诂、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条，谓之《又续》；其他解释经义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条，谓之《三续》。
总以《释地》为名，从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虽其中过执己意，如以邹君假馆谓曹国为复封，以南蛮鴂舌指许行为永州人者，亦间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条之中，可据者十之七八。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於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
△《四书札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四书》所记也。
《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亦不显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说。
故其首条曰：“文贞公以知止属志学，以静安属主敬，能虑能得属致知力行，知所先后为知本知至，此解确不可易。”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说，亦不主朱子《补传》之说。《论语》如“谓之吴孟子”句及“非礼勿视”四句，虽以时文为说，而大致主於阐明义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论切实，如云：“‘鬼神之为德’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又云：“无声臭即以无极言之亦无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无心而成化言之。”又云：“无声无臭谓天命本然，莫说入於玄妙。”其宗旨可见。《孟子》一卷最简略，疑其未成之书，然总非近时讲章所有也。
△《此木轩四书说》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书据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残稿、补缀成编者十之四，故与所作《经说》偶有重复，然较《经说》多可取。其中强傅古义者，如《大学章句》中“常目在之”，自为所在之在，乃从《尚书》训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诗亦但言声和耳，乃以为琴属阳，瑟属阴，喻阴阳之和。《论语》“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礼司救注》，解为防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取觉世之义，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谓夫子当有天下。“达巷党人”本无名氏，乃因《史记》有“童子”二字，指为项橐。虽不免贤智之过，然其他皆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於人心。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袁熹是书，独能深求於学问。原《序》称其心师陆陇其，终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盖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笃实矣。
△《乡党图考》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於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考核最为精密。
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间有研究未尽者。若谓“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既毕朝，若有所议，则入内朝。”
引《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於寝庭”为内朝议政之证。谓“郑注《太仆》燕朝王图宗人嘉事者，特举其一隅，非谓宗人得入，异姓之臣不得入。后儒误会《太仆注》，以异姓之臣不得入路门，遂谓摄齐升堂为升路门外之堂，其实路门之外无堂”云云。今考永谓异姓之臣得入内朝，永说为是。若谓路门之外无所议，欲有所议必入内朝，则永未详考。
《鲁语》曰：“天子及诸侯合民事於外朝。”注：“言与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
又曰：“合神事於内朝。”注：“内朝在路门内。”是则路门以外之朝，天子诸侯於以合考民事，岂谓无所议耶？永又谓“《礼纬》‘天子外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外，‘诸侯内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内，以内屏为在路门内者误”云云。今考《曲礼、尔雅疏》俱云诸侯内屏为在路门内，且《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
此门既据路门，则屏之内外亦自据路门内外可知。《晋语》曰：“骊姬之谗，尔射予於屏内。”韦昭《注》“树谓之屏。礼，诸侯内屏。”亦谓路门内也。《吴语》：“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韦昭《注》：“屏，寝门内屏也。妇人礼，送迎不出门。”据此，则诸侯之屏明在寝门内矣。《淮南子主术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诱注：“诸侯在内，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诸侯亦设屏於朝门外，其何以别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则路寝也。奉书而入，则入路门也。其内有屏，则似天子亦内屏。不知《释名》曰：“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
臣将请事，於此复重思之。”又曰：“萧墙在门内，萧，肃也。将入於此，自肃敬之处也。”《论语》孔安国《注》：“萧墙，屏也。”则门内萧墙亦通名屏。
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之遗象。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则门内之墙，《古今注》又名曰罘罳，天子外屏，乃《释名》所云门外罘罳也。《大戴礼》所云“负屏”，则又《古今注》所云门内罘罳也。《古今注》又谓西京门阙殿舍前皆有罘罳，盖天子非若诸侯内屏，门内堂前，亦宜有隐蔽之处，故路门内外俱有屏。证诸《大戴礼》、《释名》等书，最确凿。今永谓天子屏在应门外，则未知所据。考《三辅黄图》，汉未央宫拟於路寝。《五行志》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则拟於路门。罘罳在东阙外，则天子外屏在路门外，汉时犹存遗制。
《觐礼》：“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遂入门左。”则庙门外有屏也。
《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庙之门。”则庙门外之朝宁与路门外之朝宁同。天子庙门外之朝宁有屏，则路门外之朝宁亦当有屏，故可以庙门例路门也。郑氏於《觐礼》引“天子外屏”为证，实有精义。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郑之为得也。
然全书数十百条，其偶尔疏漏者不过此类，亦可谓邃於三《礼》者矣。
△《四书逸笺》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时，号是庵，应城人。乾隆丁丑进士。是编采辑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语有舛误，或《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皆为之笺其出处。其与《集注》小异者，则为《附录》。其他书中所载四子书文与今本异者，则为《附记》。第六卷中则专考《四书》人物遗事。
又杂事数十条，别为《杂记》。援据颇极详明。中如“束带”一条，不引《玉藻》“肄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之文；“朋友死，无所归”一条，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之文；“廛无夫里之布”一条，《集注》止引《载师职》，而此不引《闾师职》“凡无职者出夫布”之文以补之：未免疏漏。至《杂记》内因《论语》有“梦周公”一语，遍引尧、舜、禹、文诸梦事，如《梦书》、《六帖》皆为引入，亦稍涉泛滥。然词皆有据，虽不能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驾齐驱，较张存中之《通证》、詹道传之《纂笺》，要无所让也。
──右“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四书》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
今所传袁俊翁《四书疑节》、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之类，犹可见其梗概。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馀年士习文风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
卷三十七 经部三十七
○四书类存目△《苏评孟子》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苏洵评”。考是书《宋志》不著录。孙绪《无用闲谈》称其论文颇精，而摘其中引洪迈之语在洵以后，知出依托。则正德中是书已行矣。此本为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云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无所谓洪迈语者，岂经绪指摘，故削之以灭迹耶？抑并非孙绪所见之本，又伪本中之重佁耶？宋人读书，於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连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断非北宋人笔。
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词意庸浅，不但非洵之语，亦断非宋人语也。
△《孟子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尹焞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尹氏《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阁待制河南尹焞彦明绍兴中经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赵希弁《读书附志》则谓焞於绍兴初再以崇政殿说书召。既侍经筵，首解《论语》以进。继解《孟子》，甫及终篇而卒，邢正夫尝刻於岳阳泮宫。其书世罕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吴玉墀家，莫知其所自来。每章之末，略赘数语，评论大意，多者不过三四行，皆词义肤浅，或类坊刻史评，或类时文批语，无一语之发明。焞为程氏高弟，疑其陋不至於此。又书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无所阙佚，与十四卷之数亦不相合。殆近时妄人所依托也。
△《孟子发题》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彦执，海昌人。以病废不能婚宦，坎壈而殁。此书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谓孟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气，三曰辟杨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圣人心术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后反覆，不外此意。张九成门人尝取附九成《横浦集》末，鋟版以传。今析出存目於《经部》，庶不没其名焉。
△《或问小注》三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朱子撰”。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诸儒传朱子之学者亦无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陈彝则家刻本，称明徐方广所增注。越二十年壬寅，郑任钥又为重刻，而附以己说，并作《后序》。反覆力辨，信为朱子书。如卷首载朱子《与刘用之书》及《序》四篇，《晦庵集》中不载，则以为集中偶佚。《年谱》不记作此书，则以为《年谱》遗漏。书中多讲时文作法，则以为制义始王安石，朱子亦十九举进士，必善时文。连篇累牍，欲以强词夺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节，“道之不行也”一节，皆剽《四书大全》所载双峰饶氏语；“射有似乎君子”一节，全剽《四书大全》所载新安陈氏语，伪迹昭然，万难置喙，则以为《大全》误题姓名。其偏执殆不足与辨。又既称此书作於《集注》之后，而《孟子》“万物皆备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条下附记曰：“此条系《语类》说，第八条系《或问》说，前辈多疑此为未定之说，在《集注》之前，信哉！”
是《小注》又在《集注》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载《中庸》原《序》，称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纪》，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为朔，则下推三十二日为壬申，使壬寅为晦，则上推三十一日为壬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献通考》载朱子之言曰“《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相应，又无工夫修得”云云，是《或问》尚未暇改，何暇又作《小注》？陈振孙《书录解题》又曰：“《论语通辑》十卷，黄榦撰。其书兼载《或问》，发明妇翁未尽之意”。使朱子果有此书，榦亦何必发明乎？其为近人依托无疑。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是书《跋》，称任钥刻是书后，自知其谬，深悔为汤友信所卖。并称《序》及诸论皆友信之笔，任钥未尝寓目云。
△《四书问目》（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讲授，门人云庄刘爚、睦堂刘炳述记”。前有永乐壬寅其九世孙刘文《序》，称：“《四书问目》世所传者，《四书大全》、朱子《文集》内载数条而已。近於亲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论语》二十篇。及任江西丰城尉，适吴侍御家，得《大学》、《中庸》数十条。而《孟子》则同修国史崇邑邱公永锡家藏焉。於是散者复合，而阙者几全。”又有弘治十一年郑京《序》称：“宣德间书林有与同姓者，欲附其族，为刘氏子孙所辱，遂於凡载籍间二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灭其迹。”又称“刘文所辑湮晦失传，其裔孙复於廌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经义考》，刘爚有《四书集成》，刘炳有《四书问目》，并注“已佚”。则《问目》独出於炳，不应兼题爚名。又《丰城县志》载明一代典史六十三人，亦无所谓建阳刘文。且建阳一书贾，其力几何，安能尽毁爚、炳之书？又安能尽剷爚、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说皆牴牾支离。书中问答，亦皆粗浅，不类朱子之语。殆皆其后人所依托欤？△《朱子四书语类》五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在延编。在延，祥符人，后流寓於江宁。其书乃於《朱子语类》中专取《四书》诸卷刊行，别无增损，亦无所考订发明。
△《论语孟子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王应麟撰”。凡注疏诸儒之说与《集注》互异者，各为考订。然应麟著作，传世者多，而此书诸家皆不著录。今考所载，实皆采之《困学纪闻》中。盖书肆作伪之本也。
△《中庸合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吴澂《序》。然篇末题曰“序”，而篇首题曰“总说”，其文亦不类序体，殆割裂移掇，强为标目。书中所载双峰饶氏、新安陈氏所说，皆澂同时之人，而“郊社之礼”一条，乃引“吴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无疑义。《元史澂传》亦不言澂有此书。考其所引，皆明永乐中所修《四书大全》之说。必书贾摘录《大全》，伪托澂名以售也。
△《重订四书辑释》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县人。是书前有至正丙戌汪克宽《序》，称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语诸学者及其弟子训释之词，疏於《四书》之左。真氏有《集义》，祝氏有《附录》，蔡氏、赵氏有《集疏》、《纂疏》，相继成编，而吴氏最晚出。但辨论未为完备，去取颇欠精审。定宇陈氏、云峰胡氏因其书行於东南，辗转承误，陈氏因作《四书发明》，胡氏因作《四书通》。陈氏晚年又欲合二书为一而未遂。士毅受业於陈氏，因成此书。至正辛巳，刻於建阳。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宽为之序。卷首有士毅《与书贾刘叔简书》，述改刻之意甚详。
此《重订》所由名也。此本改题曰《重订辑释章图通义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东山赵汸同订，次列鄱阳克升朱公迁《约旨》，次列新安林隐、程复心《章图》、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阳王逢订定《通义》。书中亦糅杂蒙混，纷如乱丝，不可复究其端绪。是已为书贾所改窜，非士毅之旧矣。然陈栎、胡炳文本因吴真子之书，士毅又因陈、胡之书。究其由来，实转相稗贩，则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为讥。至明永乐中诏修《四书大全》，胡广等又并士毅与逢之书一概窃据，而《辑释》、《通义》并隐矣。有明一代，尊《大全》为蓍龟。沿及近代讲章，亦无非依傍《大全》，变换面貌。乌知其渊源所自，不过如斯哉？△《四书通义》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剡撰。剡字用章，休宁人。是书因倪士毅《四书辑释》重为订正，更益以金履祥《疏义》、《指义》，朱公迁《通旨》、《约说》，程复心《章图》，史伯璿《管窥》，王元善《通考》及当时诸儒著述，改题此名。夫吴真子据真氏、祝氏、蔡氏、赵氏之书纂为《四书集成》，自以为善矣，而胡炳文、陈栎重订之。
胡氏、陈氏自以为善矣，而倪士毅又重订之。倪氏自以为善矣，而剡又重订之。
自剡以后，重订者又不知凡几，盖隶首不能算其数也。而大旨皆曰前人未善，吾不得已而作焉，实则转相剽袭，改换其面貌，更易其名目而已。辑一《四书》讲章，是何名山不朽之业，而纷纷窃据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大学指归》二卷、附《考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所解《大学》。首以古篆写古本正文，奇形诡状，多所作《六书精蕴》中杜撰之字。次乃为《指归》一卷。其辨“致知在格物”云：“致知不可悬空，就格物上用功则著实。知诱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岂有物理走心者。所谓格，揆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见於物者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尝取程叔子之意以补传，校谓《乐记》一章乃天留之以补‘格物致知’传也。其言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而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非《大学》所谓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动以天也。人欲不可谓性之欲，好恶之形非《大学》所谓意耶？物至知知，人与圣人亦同耳。圣人内有节而人无节，故流而不反。节也者，本然之权度，非耶？古语：无节於内者，其察物弗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学》所谓知本耶？反躬力如万钧，把柄在手，可以作圣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诱物化，乐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说介於朱、王二本之间，而更巧於附会。其他所论，亦往往重守约而轻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揆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揆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揆定之也。
《考异》一卷，凡十五条，亦多穿凿篆文，不为典要，总一好异而已矣。
△《大学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廖纪撰。纪字时陈，号龙湾，东光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靖僖。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琴川周木所集《大学》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后依《大学》古本次序，采辑众说，加以己意而疏解之。其书流传绝少，朱彝尊《经义考》仅列其目，亦未之见也。
△《中庸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廖纪撰。是书不用朱子《章句》，亦不从郑玄旧《注》。分《中庸》为二十五段，与《章句》同者十四段。其异者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二章为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二章为第四段，“人皆曰子知”二章为第五段，“天下国家可均也”三章为第六段，“道不远人”至“亦勿施於人”为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节为第九段，“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为第十五段，“郊社之礼”一节为第十六段，“哀公问政”合“自诚明”二章为第十七段，“大哉圣人之道”至“王天下”三章为第二十三段，“仲尼祖述尧舜”至“唯天下至诚”三章为第二十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节与“舜其大知”一节合为一段，殊为牵强。
谓“君子之道”一节与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礼”一节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抒其一人之见而已。后附《性学》、《心学》二篇，亦无甚精微之论。
△《大学千虑》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穆孔晖撰。孔晖字元庵，堂邑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
谥文简。是书就《章句》、《或问》引伸其说。中引佛遗教经以为儒释一本，可谓小言破道。其引随智顗《法华经》文句解《分别功德品》及《大庄严经论》之说，以格量训格物之义，亦深为王士祯《池北偶谈》所讥。《明史儒林传》附孔晖於《邹守益传》中，称孔晖端雅好学，初不肯宗王守仁说，久而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於释氏。观是书，良不诬云。
△《大学稽中传》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撰。经纶有《礼经类编》，已著录。是编攻击朱子《大学章句》，深辟格物之说，而以诚意为根本，盖推衍姚江古本义也。上卷凡十章。一为《稽中》，二为《原明》，三为《稽圣经》，四为《原敬》，五为《慎致知之要》，六为《原内外动静之合一》，七为《原诚意》，八为《原正心》，九为《原修身》，十为《举全书》。每章各疏大意於末。其不及治平之事，则谓天德修而王道随之也。中卷为《辨疑》四条，设问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抉摘句读之谬。如“举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连读，谓不能先命以官，尚可强通。至下句以“远过”二字连读，训过为责，谓不能屏之远方而责之，则无此文义矣。下卷为《考证》。引朱子书七条、陆九渊书六条，谓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终均无所偏。亦王守仁晚年定论之馀绪耳。
△《四书讲义》（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是编乃其为南京太常寺卿时所作，以授其子履准。万历己酉，其孙心材始刊之。其说皆随文阐意，义理异同之处亦间有论辨。持论颇醇，而不免失之曼衍。
△《大学注》一卷（御史萧际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有《书畴彝训》，已著录。此编诠解《大学》，虽分章立说，而不录《经》文。颇似论体，与依文训诂者不同。后有《致知格物》及《诚意关》二图，大旨以慎独为要义，致知格物为先务。书末载《居身训言》十则、《居家训言》十则。盖以旁衍修齐之义，故附《大学》之后云。
△《四书人物考》四十卷、《补考》八卷（通行本）
明薛应旂撰。应旂字仲常，武进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
是编於《四书》所载人物，援引诸书，详其事迹。凡《记》三卷，《传》三十七卷。《纪》、《传》之末，各系以论赞，盖仿宋王当《春秋臣传》之体。中间多采杂说，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泛引杂证，虽尝删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问学治理者，或在所录，固不敢过求其真赝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
间有附注，题闽朱<火阜>维盛撰，其言颇为浅陋。《续考》八卷，题应旂元孙寀编。
杂考《四书》名物，饾飣尤甚。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时文以《四书》为重，遂有此类诸书，襞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耳目。斯亦经术之极弊。非惟程、朱编定《四书》之时不料其至此，即元延祐用《四书》义，明洪武定三场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日进直讲》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嘉靖三十一年，拱以翰林编修与检讨陈以勤同为裕王讲官，进讲四子书。先训句解，次敷陈大义，盖从日讲之例。
裕王即穆宗也。时拱已迁国子祭酒，於嘉靖庚申编次成帙。《千顷堂书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学》、《庸》至《论语》“子路问成人”章止，盖未全之本也。
△《大学新编》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观》，已著录。是书前列《大学正文》一卷，以丰坊伪石经为据，殊为不考。其《略疏》一卷，乃诠发大旨，以诚意为主，亦与朱子互异。《发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论与己意相合者。《广义》二卷，则本真德秀《衍义》而删节之，又附益以明初诸事。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由未见其书，据传闻载之故也。
△《孟义订测》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管志道编。志道字登之，娄县人。《江南通志》称其由隆庆辛未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陈利弊九事，忤张居正，出为分巡岭东道。与巡按御史龃龉，为御史劾奏镌秩。遂移疾归。考《明史颜鲸传》载御史顾云程《疏》言：“神宗大起遗逸，独鲸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吴中行、艾穆、魏时亮、赵世卿，独靳鲸、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罢官，疑《通志》误也。是书诠解《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盖志道之学出於罗汝芳，汝芳之学出於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
△《四书疑问》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编但各章总论其大旨，不复逐句笺释，立说多与朱子异。如谓《大学》“亲民”之“亲”不当作“新”，“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非衍文，亦无阙文。盖沿姚江古本之说，自为一解。谓《孟子》“无以则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数“王”字，俱读如字，不作去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论去就，非论清和，隘与不恭非其流弊：亦尚有见。至於训“格物”之“格”为品格，“自谦”之“谦”为谦虚，“命也”之“命”为命数，“致曲”之“曲”为心曲，则穿凿附会，碍不可通。他若谓《中庸》“不睹不闻”即是隐微，即是独，“戒慎恐惧”即是慎其独，而以朱子为支离破碎。又谓：“性分中不堕形体，不落方所，直恁广大。”又谓：“喻义、喻利之喻是不待词说，都无知觉而默与之俱，《注》训晓字便有知觉，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禅机诂儒理矣。前有万历丁巳《自序》，谓“梦见夫子出一玉印，牧肃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视其发特焦黄”云云，尤怪诞不经也。
△《经籍异同》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禹谟撰。禹谟字锡元，常熟人。万历中由举人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其书杂引《五经》之文，证《四书》所引之异同，并波及他书语意相近、字句略同者，颇为庞杂。如李尤《盘铭》，与经一字无涉，而引以证汤之盘铭。又如班昭《东征赋中》“由力行而近仁”句，乃运用《中庸》之语，而引以为“力行近乎仁”句之异同，殊为舛误。至石经《大学》，本丰坊伪撰，据为定论，尤失考矣。
△《经言枝指》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禹谟撰。是编於《四书集注》之外，旁搜诸说，故取《庄子》骈拇枝指之意为名。凡《汉诂纂》十九卷、《谈经菀》四十卷、《引经释》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汉诂纂》乃删取注疏之文。割裂饾飣。全无义例。其《谈经菀》则自经、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苟与《四书》文义仿佛者，即摭以相证，冗杂尤甚。其《引经释》则以《四书》所引经文为纲，而杂采训释以附之。既非释《四书》，又非释《五经》，莫究其何所取义？其《人物概》、《名物考》摭拾旧文，亦罕能精核。盖浮慕汉儒之名，而不能得其专门授受之奥者也。
△《别本四书名物考》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禹谟撰。已载《经言枝指》中。此则钱受益、牛斗星所补订也。受益字谦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评》，已著录。禹谟原本多疏舛，受益等所补乃更芜杂。如《淇澳》“绿竹”而引及《尔雅》会稽之竹箭、《华阳国志》哀牢之仆竹，已泛滥矣，更引及《异苑》竹化蛇、蛇化雉。释肺肝而引《素问》、《灵枢》，已旁支矣，更引及《黄庭经》“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语。是於经义居何等也？其最异者，如标一“目”字为题，释《大学》“十目所视也”，而“目”字下注曰“附眼”。无论《四书》无“眼”字，且目之与眼，又何所分别而别为附录乎？尤不可解也。
△《孟子说解》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书前有《孟子遗事》及《读孟子》三十一条。所论孟子生卒，以为当在安王时，非定王时。其说近是。但直断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则似未可为定。孟子生卒大略，当以阎若璩所订为正。考“去齐”章云“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尽心》章云“由孔子而来百有馀岁”，若据吕氏《大事记》及《通鉴纲目》，孟子於赧王元年始致为臣而归，则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年已二百三十馀岁矣。孟子如梁、仕齐、适宋、之鲁、之滕、还邹，游历先后，班班可考。鲁平公元年即郝王元年，其时孟子似未至八十九岁也。至书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议论而不究其实。盖敬之说经，通坐此弊，不但此书矣。
△《论语义府》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书要旨》，已著录。是编不列经文，但标章目，历引宋、元、明诸家讲义。其唐人以前旧说，偶亦采录，然所取无多。或与《集注》两歧者则低一格录之。观其体例，似尊朱子，然其说颇杂於禅。如解“子贡问贫而无谄”一章有境、无境诸义，岂可以诂儒书哉？△《中庸点缀》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时化有《易引》，已著录。是书首为《中庸总提》，次全载《中庸》之文。每段或总批，或旁批，其体例略如时文，其宗旨则纯乎佛氏。
△《元晏斋困思钞》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慎行撰。慎行字闻斯，武进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自万历庚戌至甲寅积年钞存，其中颇多心得之语，然亦不免好出新论。如解《乡党》“色斯举矣”节，以虞廷兽舞志圣之隆，山梁雌雉志圣之逸。又以《中庸》“致曲”之“曲”为即“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曲”。
虽才辨纵横，足以自畅其说，然非经之本旨矣。卷首绘《性善》、《性教》为二图。卷末一条，则慎行自序其作书大旨也。
△《大学中庸读》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姚应仁撰。应仁有《檀弓原》，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乙未，据丰坊伪撰《魏政和石经》以攻朱子《章句》。至“修身”章中窜入“颜渊问仁”五句，应仁不能曲说，乃言“只须削去此节”。夫此五句既属当削，则所谓石经岂复可信哉？至其持论，则多引佛经。解“淇澳”节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刚不坏者僴也，枝枝叶叶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阳儒而阴释矣。
△《四书湖南讲》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钱塘人。万历辛丑进士。是书分标三例，凡剖析本章大义者曰《测》，就经文语气顺演者曰《演》，与其门人问答辨难者曰《商》。间有引证他书及先儒之论，则细书於后。大抵皆其口授於门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载寅亮《四书湖南讲》二十六卷，与此本卷数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通志》之误欤？抑或别有续编也？△《四书会解》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毛尚忠撰。尚忠字子亮，号诚菴，嘉善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其书分章立说，不录经文，颇似书塾讲义，而议论则务与朱子相左。如《大学》首章，谓：“当因其所发非圣经本旨。亲民即明德内事，不亲民叫不得明德，何须说推以及人。曰皆当止於至善，是分明德、亲民而二之。谓止即止泊之止，何须添不迁二字。定乃明道静亦定、动亦定之定，不是志有定向。安即居之安，安字以心言，曰所处而安，似著身矣。”且谓：“‘物有本末’节是起下文，非结上文也。物与事只泛说，若定分物属，明亲事属，知得何等拘滞！至明明德於天下，若曰使之明，则民不可使知，且於文法甚不类。”如此类凡十数条。其解“格物”，既不从朱子事物之说，而亦不取王守仁所云“格去此心之物”，乃谓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其中精微处如等格然，不可不分晓。信如尚忠说，则格乃实字，无用力之意，“致知在格物”句文义岂复可通？亦徒好立异而已。
△《四书正学渊源》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章一阳编。一阳，金华人。自何基受业黄榦之门，其后王柏、金履祥、许谦递相传受，皆自称朱子之传。一阳因取四人之发明《四书》者，分载於《章句集注》之下，名曰《正学渊源》。盖以阐扬金华之宗派，不为发明《四书》作也。
△《大学古今通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斯源编。斯源字宪仲，临颍人。是书成於万历戊申。首列朱子《大学》改本，次列《礼记》古本，次列魏石经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诸儒说《大学》者附焉。以诸说并陈，无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礼记》传自戴圣，郑玄不过依《经》作《注》，指为郑玄之本，已为未安。至政和石刻出自丰坊伪撰，其政和年号以宋为魏，贾逵姓名以汉为魏，前人驳之悉矣。斯源犹珍重而信之耶？△《四书测》六卷（内府藏本）
明万尚烈撰。尚烈字思文，南昌人。是书首有万历辛亥《自序》。於《大学》、《中庸》独尊古本，而议论宗旨则全入异端。如解“季路问事鬼神”章，专取释氏轮回因果之说以释圣言，驳杂已甚。其尤诞者，如“原壤夷俟”乃取其母死而歌为喜死者之得所，而非放乎礼法之外。盖姚江末流，其弊每至於此，不但李贽诸人彰彰耳目者然也。
△《四书说丛》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诗经说通》，已著录。是书汇萃诸家之说，分章条列，同异兼收。每案而不断，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己说一二。所采书凡二百二十六种，虽释道家言亦颇兼取。其中如解“子游问孝”章则用古说；解“士而怀居”章则用管志道说，以为即怀土；解“不动心”则用郝敬说，以为非比枯木槁灰；解“心之官则思”则用罗钦顺《困知记》：皆颇有所见。然所引明人诸说，榛楛错陈，不免伤於芜杂。
△《四书说约》（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鹿善继撰。善继字伯顺，定兴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祯壬午，大兵攻定兴，善继率乡人拒守，城破死之。赠大理寺卿，谥忠节。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就《四书》以讲学，与明人讲义为时文而作者颇殊。卷首为《认理提纲》九条。如曰：“此理不是涉玄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则日新顾諟，成汤且为枯禅矣。”其《自序》亦曰：“夫读圣贤书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谓玩物丧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实践之，徒以天倪之顿现，虚为承当，阳明所称将本体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论亦颇笃实。然学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与洛闽之学究为少异。
△《四书酌言》三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寇慎撰。慎字永修，号礼亭，自号礻殳祤逸叟，同官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苏州府知府。天启中周顺昌被逮，颜佩韦等五人击杀缇骑。后佩韦临刑，称曰“公好官，知我等倡义，非倡乱”者，即其人也。其学出於姚江，故是编多与朱子立异。如解《论语》“至於犬马”句，主犬马养人之义，本诸《注》、《疏》，犹有说也。至於解“齐必变食”句，谓为心斋之斋，非斋戒之斋；解“弗如也”二句为尽夺前尘，忽渡彼岸；解“始可与言《诗》”句为入无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谓“知原在知不知外理会。其他学问，不过此知中之法尘，此处扫除乃为迳机，又扭来补缀”：则纯乎明末狂禅之习矣。
△《四书考》二十八卷、《四书考异》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陈仁锡撰。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是书因薛应旂《四书人物考》而广之，仍饾飣之学。卷首别为《考异》一卷，载《四书》字句异同，摭拾亦颇简略。如“惟”之作“维”，“贡”之作“赣”，不过字体偶别，无关文意。至丰坊古本《大学》，其伪托可不待辨，而仁锡乃为持疑之辞，则茫无考证，亦可见矣。
△《四书通义》三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鲁论撰。论字孔壁，号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启中以贡生授颍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论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经义，崇祯时杂用荐举，不足以得人，乃作此书以发明体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学》“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势不得不加田赋。而聚敛之臣半以聚之於国，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专为明末时事而发。又解《孟子》“许行”章，谓“尧之钦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举，为之师锡，犹其难其慎，然则枚卜岂易易哉”，亦以隐指庄烈帝命相之非。全书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杂引史事以相发明，固不主於阐绎经义也。
△《三经见圣编》一百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谭贞默撰。贞默字梁生，别号埽菴，嘉兴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是编前有《自序》，结衔称“敕掌国子监整理祭器书籍等务”，而不言祭酒。《明史职官志》亦无此称，盖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称“《六经》无非孔经，而《论语》为著。子思子之书，今名《中庸》、《大学》者，实一《中庸》，统称《孔经编》。《孟子》七篇则曰《孟经编》”，又言“《论语》，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继《论语》而作也。《大学》即《中庸》之后小半也。
《孟子》，继《中庸》而作也。《中庸》‘天命之谓性’三句接《论语》‘知命’章，明是释诂《论语》。读‘予怀明德’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不胶自连。
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不呼自应。今之所谓《四书》，实三书也”云云，说殊穿凿。至其诠释支离，类皆因言求事。如以《论语》“孝弟”章为有子讥刺三家，“巧言”章为孔子评论老聃，皆率其胸臆，务与程朱牴牾，可谓敢为异说者矣。卷中或称“默案”，或自称“谭子”，体例亦丛杂不一云。
△《四书经学考》十卷、《补遗》一卷、《续考》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四书经学考》，明徐邦佐撰。《续考》，陈鹏霄撰。邦佐字孟超，钱塘人。
鹏霄字天羽，山阴人。《经学考》成於崇祯戊辰，杂钞故实，疏漏实甚。《续考》成於甲戌，又皆时文评语，讲章琐说。而题曰《经考》，未详其义。然坊刻陋本，亦不足以究诘也。
△《四书读》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际泰撰。际泰有《易经说意》，已著录。际泰以制义名一代，是编诠发《四书》大义，亦略如制艺散行之体。其议论骏发，视章世纯《留书》过之，而不及世纯《留书》时有精义。盖际泰用纵横之才，去说经之道远；世纯用深湛之思，去说经之道稍近也。
△《四书则》（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桑拱阳撰。拱阳字晖升，蒲州人。崇祯癸酉举人。其书取诸家讲章立说不同者，删定归一，间以己意参之。命之曰“则”，以见“其则不远”之意。先《大学》、《中庸》，次《论语》、《孟子》，各有《图说》、《总论》，大旨为举业而作。
△《四书集说》二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徐养元、赵渔同撰。养元字长善，渔字问源，俱唐山人。崇祯癸未同榜进士。是编采集朱子《或问》、《存疑》、《大全》诸书及诸家之说而成，不出流俗讲章之派。
△《图书衍》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有《说易》，已著录。是编为《四书》讲义。而名之为《图书衍》者，凡《四书》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说《大学》“明德”为火，“新民”为水，“至善”为土之类，皆穿凿无理，不足与辨。
△《四书大全辨》三十八卷、《附录》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张自烈撰。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祯末南京国子监生。自烈与艾南英为同乡，而各立门户，以评选时文相轧，诟厉喧呶，没世乃休。盖亦社党之馀派也。
是编举永乐中胡广等所修《四书大全》条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学》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学》各一卷，顾起元《中庸外传》一卷，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各一卷，福王时，尝以擅改祖宗颁行之书，挂诸弹章，至愤而嚣哗於朝。案《四书大全》诚为猥杂，然自烈所辨又往往强生分别，不过负气求胜，借以立名。观其首列揭帖、序文之类，盈一巨册，而所列参订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马、郑以来无是体例，即宋人盛相标榜，亦未至是也。
△《学庸切己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谢文洊撰。文洊字约斋，号程山，南丰人。其书首作《君子有三畏讲义》一篇，发明张子主敬之旨。次为《程山十则》，亦以躬行实践为主。书中皆随文讲解，旁采《大全》诸儒之说，而参以己见，其体颇似语录。卷末附《西铭解》一篇，谓其立义宏深，为学者究竟指归，篇名不可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谟》，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丽奇轩四书讲义》（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纪克扬撰。克扬有《易经讲义》，已著录。其书不录正文，每章约诂数语，大旨为科举而作。
△《四书翊注》四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录。是编凡《大学》五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学》三纲八目，诠解特备。又以《中庸》、《论》、《孟》为格物之书，《五经》、诸史皆条贯於其中，故於格物条目尤为曲尽。其他阐发义理，於史传事迹、先儒议论，亦多所徵引。然其去取是非，总以朱子之说为断，不必自有所见也。卷首有黄越所作《纲领》一篇，其孙显祖所作《缘起》一篇，叙述著书大旨及刊刻始末。
△《圣学心传》（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凤祚编。凤祚字仪甫，益都人。尝师事定兴鹿善继、容城孙奇逢，因会辑善继《四书说约》、奇逢《四书近指》共为一编。卷首列善继《认理提纲》、《寻乐大旨》又列善继、奇逢二人小传。前有凤祚《自序》，谓此书出，当与孔、曾、思、孟四圣贤书共揭星日而行中天。其说殊夸。又谓於举业非相远，倘於此有得，以应试场，主司必当惊羡，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欤！凤祚天文、地理之学皆能明其深奥，如《两河清汇》、《天学会通》、《天步真元》诸书已卓然足以自传，又何必画此蛇足乎？且二书皆有刊本，岂藉凤祚之标榜？即以二书而论，亦蛇足也。
△《四书大全纂要》（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编以明永乐间所著《四书大全》泛滥广博，举业家鲜能穷其说，乃采其要领，俾简明易诵。然《大全》庞杂万状，沙中金屑，本自无多。裔介所摘，又未能尽除枝蔓，独得精华，则亦虚耗心力而已。
△《四书惜阴录》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前有胡渭生、赵天润、仇兆鳌《序》并《自记》一首。后有陆陇其《跋》，以陇其《三鱼堂集》勘之，其文相合，实非依托。然其书则不称陇其之所言。据世沐《自记》曰：“仇沧柱示以关中李中孚《身反录》。中孚曾讲学毗陵，会过一次。彼深惜南浙两省学者害於举业，彼时心不甘南士必逊北士。如此迄今，几三十年，彼学已成，名已立，南士竟无与颉颃。细读其《录》，愈不心服，摘《录》中数处，以质沧柱翁。狂不自量，续为《惜阴二集》，不觉积成二十一卷，几乎有六百叶。”又曰：“李从陆王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从程、朱入，而准则於周、宋八贤。虽沐染南风，刚峻良有不逮；而古人所云醇正，则当仁不欲多让”云云，则世沐此书盖为与盩厔李颙相诟而作。故陇其喜其能排陆、王，为之作《跋》。然讲学以明道，非以求胜。但为朱陆而争，已不免门户之见，况世沐以圣学自任，而不能化一南北之畛域，则先不自克其私心矣，又何学之可讲乎？△《三鱼堂四书大全》四十卷（通行本）
国朝陆陇其编，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初，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四书大全》，阴据倪士毅旧本，潦草成书。而又不善於剽窃，庞杂割裂，痕迹显然。虽有明二百馀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於是遂荒。是编取胡广书，除其烦复，刊其舛谬，又采《蒙引》、《存疑》、《浅说》诸书之要以附益之，自较原本为差胜，然终未能尽廓清也。其初稿成於康熙辛酉，前有《自序》，尚歉然以为未定。及晚年辑《困勉录》，复取是书互相参考，别以朱笔点次，乃成定本，然未及重为之《序》。故其门人席永恂、侯铨、王前席等校刊之时，仍以原《序》冠卷端。实则《序》在前而书在后也。《大学》、《中庸》并载《或问》，亦仍《大全》之旧。卷末附载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不知何人采摭《困学记闻》为之，非应麟原有是书也。
△《续困勉录》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所著《困勉录》，分学、问、思、辨、行五类。此《续录》则专解《四书》。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二卷。中多采录时文评语，似乎狭视《四书》矣。
△《四书初学易知解》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邵嗣尧撰。嗣尧有《易图定本》，已著录。是编乃督学江南时所刊。每章前为口义，后附论断，专为童蒙讲解而设，故曰《易知》。嗣尧服官清苦，至今凡历任之地皆称名宦。而自命太高，亦或伤於偏激。如解“於我如浮云”句，谓：“不特不义之富贵如浮云，即义中之富贵亦如浮云。不特富贵如浮云，即我亦如浮云。”如此之类，盖欲以发明不爱官、不爱钱、不爱命之意，而过於取快，未免堕入禅宗矣。
△《四书述》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诜撰。诜有《易经述》，已著录。是书多不主朱子《章句集注》。如以《大学》“听讼”章为解“格物”，而以朱子《补传》为不知圣贤经传化工之妙。其学盖源出於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调停之说者。观其《自序》曰“朱子虑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确切分疏，以为下学所遵守。陆子略其枝叶而独抉其宗旨，盖於朱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谬”云云，其所学可以睹矣。
△《四书钞》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秘丕笈撰。丕笈字仲负，故城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
是编以四子之书近世多为新说所惑，於是纂辑《或问》及《大全》、《蒙引》、《存疑》等说，汇成一编。以非自己出，故以“钞”为各。其旁注批阅之语，则丕笈自抒所见也。
△《四书贯一解》十二卷（编修闵惇大家藏本）
国朝闵嗣同撰。嗣同字来之，号双溪，乌程人。康熙乙卯副榜贡生，官景宁县教谕。此书於每章各为总解，而不录经文。皆取诸儒之说，以己意融贯成篇。
其说有同异者，则别附於后，以备参考。
△《四书索解》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为其子远宗所编，本名《四书疑义》，有问有答。奇龄没后，远宗裒辑成书，存所疑而删所解，名曰《疑案》。奇龄门人王锡序之，谓：“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经考索，则世多学人，岂无始而惊，既而疑，又既而划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问无答。其旨在於驳《注》，而其迹乃似於攻《经》。且据锡所序，其解已散见奇龄各书中，亦何必更出此书，蹈禅家机锋之习？则非欲诂经，直欲骇俗耳。
汉晋以来儒家，无此体例也。
△《大学知本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由古本《大学》之说以攻朱子“格物”之《传》。首为《知本图说》。次为《知本图》四：一曰《大学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为本》，一曰《修身以诚意为本》。末为《附录》，又有《后图》。
以《大学知本》与《中庸立本》并列，二图节次相配，亦前有《图说》，后有《附录》。夫知行并用，博约兼资，圣贤经典之文或有偏举，而理无偏废。《经》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补传亦必有说。奇龄乃以格物为量度之意，以知本为诚意，不知未知本时持何术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诚意为本，则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盖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而自称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为辽东贺钦之孙所秘授，盖托词也。
△《大学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答其门人馀姚邵廷采之问者也。仍因其《大学知本图说》而衍之，以归於良知之说。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连读，如“明德”连读，则德已明，何用复明？是不必远引他说，即以《大学》“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复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证《尚书》三条、《诗》四条，皆其《四书賸言》中所谓“以雩见为龙，以王良为星”者也。
△《逸讲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而其子及门人编录之。上卷为章世法所录，乃所讲《孟子》“不动心”章之稿。第二卷为其侄文辉所录，乃所讲《论语问答》。第三卷题曰《大学辨业》，为楼宅中所录。《大学辨业》者，奇龄门人蠡县李塨所著。
塨初师博野颜元，既而舍之从奇龄，后撰是书，又兼用元说，故奇龄恶其叛己而攻之，大抵皆诟争之言也。以录其丛残之稿，故曰“逸讲”。中杂门人、子侄之附论，故曰“笺”焉。
△《中庸说》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其门人章大来、楼宅中、朱樟、陈佑及其子远宗、侄文辉编次，而各附以己说，皆与朱子《章句》互异。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刘宗周之旨。
盖宗周，奇龄之乡人也。奇龄博洽群书，其说经善於考证。至於舍考证而谈义理，则违才易务，非其所长。又以辨才济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圣门释非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邦烈编。邦烈字又超，平湖入。毛奇龄之门人也。是书因朱子《四书集注》颇有疑诸贤之说，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龄《经说》所载诸论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龄门人、子侄诸说，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记》，称“北宋诸儒，高树门帜，不容一人訾议。如刘共父改《二程全书》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讥贬，必欲使其还复旧文而后已。而於先圣、先贤恣情敲驳，《大学》、《孝经》连篇删改。即孔门诸贤，何一不受其削斫？相其用心，实有抑圣贤以扬同类之意。因稍辑先生所言，与他书偶录可引据者，汇为一卷，名曰《释非》。以为圣门口语，各有精义，或未可尽非”云云。考宋儒标榜门户，以劫制天下之异端，诚所不免，至坐以诋诬圣贤，则未免深文。且朱子《集注》补苴旧说，原恐后学之误会，亦非主於排斥孔门。邦烈此书虽无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旧题奇龄自撰。
今考究始末，实邦烈所为。其中如谓“本”字书不训始，惟宋人《广韵》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训。案陈彭年、邱雍等重修《广韵》在大中祥符间，其时程子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说？如斯之类，似非奇龄所宜有。又朱子《与张栻、刘共父书》，谓《二程遗书》乃胡安国所改，而此《序》作刘共父所改，亦误。故改题邦烈，从其实焉。
△《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解释经义，多与宋儒相反。盖塨之学出於颜元，务以实用为主。故於程、朱之讲习，陆、王之证悟，凡不切立身经世者，一概谓之空谈。而於心性之学，排击尤甚。其解《四书》，亦即此旨。中惟《孟子注》未成，今传者《论语》、《大学》、《中庸》耳。
《论语》多用古义，亦兼取毛奇龄之说。如以“无所取材”从郑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从何晏作“反经合道之譬”，则不免故相违迕，有意异同。《大学》用古本读“大”为“泰”及“亲民”之“亲”读本字，皆仍旧说。其以“格物”之“物”为《周礼司徒》之“乡三物”，则塨自申其学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说，一切归於实际，证以人事。在三书之中，较为完密。《传注问》则仿朱子《或问》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辞气多不和平，徒以气相胜而已。
△《四书反身录》六卷、《续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颙撰。颙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以年老不能赴京而罢。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西巡，召颙入见。时颙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录》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
是书本题曰“二曲先生口授、鄠县门人王心敬录”。“二曲”者，颙之别号。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盩厔当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称之。是此书成於心敬之手，颙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月，则是书之成，颙犹及见，非身后追录之比，实仍颙所自定也。颙之学本於姚江。书中所载，如《大学》“格物”之“物”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谓“明德与良知无分别。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说皆仍本王守仁。又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舆人坠水，有溺死者。
原明安坐桥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谓未尝动心。颙称其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夫死生不变，固足徵学者之得力。然必如颙说，则孔子之微服过宋，孟子之不立岩墙，皆为动心矣。且“厩焚”必问“伤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恻隐之心”，舆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此乃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谿刻之过。颙顾称之为不动，则於告子之不动心何异乎？是亦主持太过，而流於偏驳者矣。
△《辟雍讲义》一卷、《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劄记》，已著录。《辟雍讲义》乃乾隆元年名时兼领国子监时所著。《大学、中庸讲义》则因其《札记》之说而畅之耳。
△《杂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编乃以《礼记》中《大学、中庸注疏》及《论语、孟子注疏》，与朱子《章句集注》两两相勘，决择是非，而左袒朱子者为多。其中考证过疏，如谓《论语》孔注“诔祷”篇名，不知诔乃施於死后者，未详孔《注》所出。今考《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其六曰诔。”《注》引《论语》“诔曰：祷尔於上下神祗。”贾公彦《疏》：“生人有疾亦诔，列生时德行而为辞，与哀公诔孔子意同。”是死谥名诔、生祷亦名诔之显证。奈何於孔《注》疑之耶？△《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邱嘉穗撰。嘉穗字实亭，上杭人。康熙壬午举人，官归善县知县。是编大旨谓《大学》“格致”一传，本未阙佚，不过错简，非惟朱子所补为误，即诸儒所定亦皆未安。因参取旧说，以“物有本末”一节、“子曰听讼”一节、“《诗》云：邦畿千里”一节、“知止而后有定”一节，终以“此谓知之至也”句，合为“格物致知”之传，而诠解以明之。其意以丰坊伪石经为真，而又未见坊之原本，但据锺惺《四书聚考》所载。又见朱彝尊、毛奇龄等素号博洽者，皆引据旧文，掊击甚力，遂依违瑟缩，不敢讼言。然其割取“《诗》云：邦畿千里”十字，实用伪石经本也。
△《中庸本旨》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谨撰。谨号雪鸿，昆山人。是编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序》，称其岁易一稿，逾三十年。今观其书首列《中庸图》十七，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牵合。其解“中”字，谓“中”即太极，即伏羲一画而纵之。其解“天”字，谓上一画为天，下一画为地，人居其中。一川《序》又为补解“庸”字，以为古文作■。■，古庚字，为阳金。■，古镛字，为乐器。而附於黄钟之末。亦皆附会。其注以天命为源，以无声无臭为归宿，多涉恍惚。其《中庸续论》，又时时评论文法，如谓“三重”章、“大哉”章是两扇格局，不露排偶之类，并引而归之时文矣。
△《大学本文》一卷、《大学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著录。是书取《大学》、《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为批点，大意欲因文法以阐书理。然圣经虽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后人篇法、句法求之。世传苏洵评《孟子》、谢枋得评《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后人伪撰。澍因仍其例，实非先儒之旧法。又既用朱子改本，发挥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发挥妙处亦如之。古本是则改本非，改本是则古本非。两相尊奉，不亦合之两伤乎？△《大学困学录》一卷、《中庸困学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自明以来，解《四书》者惟以寻绎语脉为时文敷衍之具。澍是二书独发挥学问之功，其识在坊刻讲章上。而意取详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间有出入。如《大学补传》第五章辨陆、王致知之误，极为分明。而《传》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则仍阑入金谿、姚江门径矣。吕坤《呻吟语》谓：“佛氏论心争有无，儒者论心争是非，如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谓之放心乎？”其说当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为正心也？亦间有宽廓语。如《中庸》第二章谓君子“时中”只是敬其意，以敬为无忌惮之反，而不知此“时中”字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当由格物穷理、明体达用而来，非一敬字所能尽。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谓《九经》句句有一篇《西铭》在内，其理固然，然不可如此说书。必充类至尽，虽谓句句有一篇《太极图说》在内，亦何尝不可通乎？△《成均讲义》（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有《春秋义》，已著录。是编乃嘉淦摄国子监祭酒时以《大学》“圣经”一章为学者入德之门，乃逐节疏解，以发明朱子《章句》之义。
其讲“致知格物”，谓：“释氏欲正心而不先诚意，陆子静欲诚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阳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书，详言格物，独得孔子之传。今日学者之流弊，讥释氏之不能诚意，并其正心而失之；讥子静之不能致知，并其诚意而失之；讥阳明之不能格物，并其致知而失之；名为守程朱之学，并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谓物者，盈天地之法象道器，书其一也。古之所谓格物者，极事理之广大精微，读书其一也。古之所谓读书博洽，无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谓作文者，体制不可枚举，制艺其一也。然则今日士子之所学，视古者纲领条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颇中学者之流弊也。
△《五华纂订四书大全》十四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孙见龙撰。见龙字叶飞，号潜村，乌程人。康熙癸巳进士，改庶吉士。
是编乃见龙掌教云南五华书院时所辑，故以“五华”为名。《自序》谓於《四书大全》旧本，讹者正之，偏者删之。明以来诸家制艺评语，并为采入。间附以近时李光地、杨名时之说。见龙有所自见，亦附著於后云。
△《四书纂言》（无卷数，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经纂言》，已著录。是编采摭坊刻《四书》讲章，排比成书。以先儒之说列前，近人之说列后，亦间以己意推阐。大抵以永乐《四书大全》为蓝本。
△《大学偶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文檒撰。文檒字风林，又字树声，萧山人。康熙甲午举人，官成都县知县。是书凡四十六条。虽以《大学偶言》为名，前有刘绍攽《序》，亦以《大学》为说，而其书多论理气心性，辨诸家之是非，说《中庸》者为多，解《大学》者仅数条，未喻其故也。文檒受业於毛奇龄，故此书亦因其师说。
特文檒至乾隆甲子尚存，当日久论定之馀，知奇龄以负气诟厉，为后人所不满，鉴於前车，词气较为和平耳。其论人无二性，与颜元《存性编》之说同，不为无理。其论朱子补《大学格物传》全为禅学，则有意巧诋，纯乎门户之见矣。
△《成均课讲学庸》（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纪有《成均课讲周易》，已著录。是书亦其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著也。其旨谓“《大学》以慎动为宗，故所言多显。《中庸》以主静为宗，故所言多微。究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也。学者惟是微《大学》之显，而阐《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旨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学》、《庸》分属微、显，且谓《中庸》以主静为宗而不言存诚，似於理终未周密也。
△《读孟子札记》（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是书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学》，其言性情即“明德”；言知言、养气即“明之”之事；告齐、梁诸君以忧乐同民，即“恕”与“絜矩”之意；其论执中以射之巧、称之权譬之，即至善之理：其说亦自成理。然圣贤之旨，原自贯通，正不必如此节节比附。又称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论语温知录》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皆其平日读《论语》所笔记。官湖北巡抚时，乃汇而辑之。每章统论其大意，皆以阐发《集注》为主。
△《四书参注》（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泽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邳州知州。是书多掊击注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掊击郑玄、孔颖达尤甚於赵岐、何晏、孙奭、邢昺。然先有汉儒之训诂，乃能有宋儒之义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尽扫经师，独标道学，未免门户之私。譬之天文、算数，皆今密而古疏，亦岂容排击羲氏，诋諆隶首哉？且所采多近时王廷诤、崔纪、傅泰诸人之说，在诸人研究《四书》，固各有所得，然遽跻诸郑、孔诸儒之上，恐诸人亦未必自安矣。
△《菜根堂札记》十二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观川，孝感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武昌书院时与诸生讲授《四书》所作。初名曰《题解》，盖专为制艺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后，又取程、朱之说参校同异，勒为此编，至戊辰而脱稿。其父以此事不止关系时文，“题解”之名不佳，乃改题今名。见於力恕《自序》。而《题解》旧《序》亦并存之於卷端，不没其始也。原书本十八卷，其后六卷，别题曰《证疑备览》，则皆考辨《四书》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录无书，而前有朱印曰“证疑备览嗣出”，盖刊尚未竟云。
△《中庸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大任撰。大任字钧衡，吴江人。此书分段诠释，但标节次，不录《经》文，大抵多先儒绪言也。
△《四书录疑》三十九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绰撰。绰有《周易录疑》，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后壬寅。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注》者多，解经文者转少。其大旨在於钻研朱子之说，一字一句，务发明尽致。殆如业《春秋》者以《经》命题，以胡《传》行文耳。据其子湜《跋》语，绰实积数十年之力，乃成此书，湜亦时有所附记。盖其父子以此为世学也。
△《四书本义汇参》四十五卷（赞善韦谦恒家藏本）
国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汉阶，或自书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号已山，金坛人。雍正癸卯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凡《大学》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据《章句集注》断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问》、《语类》、《文集》及元、明以来之讲章，条分缕析，为之证佐。於语脉字义，推阐颇详。在近时讲章之中，尚较为切实。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於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解《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故自明以来，科举之学以朱子为断。然圣贤立训以垂教，非以资后人之辨说为作语录计也。即朱子《章句集注》亦以明圣贤之道，非以资后人之揣摩为取科第计也。是书乃以场屋八比之法，计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发凡中病汪份删纂《四书大全》，参取阎若璩、顾炎武之说，或与朱子相左。是未考汉学、宋学各有源流。至於赝本《或问小注》，明知其依托朱子，而有意模棱。殆虑一斥其伪，即不能假朱子之名钳伏众论，故存为疑案，不欲显言。不知其说可取，不必以赝本而废之；其书非真，亦不必以其说可取并讳其赝本。是是非非，常以其书为断，不必定使其书出朱子而后谓之是也。
是又门户之见未能尽化矣。
△《鳌峰讲义》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思榘撰。思榘有《周易浅释》，已著录。鳌峰书院在福州，为巡抚所掌。此其官福建巡抚时与诸生讲《大学》、《中庸》之语，诸生编而刊之者也。
△《论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桑调元撰。调元字弢甫，钱塘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工部主事。是书诠解《论语》凡五百条，分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阐《集注》未尽之义。如谓“人知有欲不刚，而不知无欲尚非刚”之类，颇为细密。然是书为其门人所录，尊崇师说，一字不遗，或并其偶批数字亦悉载之。如“不有祝鮀之佞”章，但注“自古如此，可伤可叹”八字，别无一言。是岂诂经之法、著书之体耶？再删汰之则善矣。
△《四书约旨》十九卷（礼部尚书德保家藏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乃平日与门人讲贯、随笔劄记之文。其中如论管叔以殷畔，谓管叔监殷，在武王时有功，引《汲冢书》为据之类，亦间有所考证。然大旨为科举作也。
△《翼艺典略》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萧正发撰。正发字次方，庐陵人。是书首《至圣纪》一卷、《诸贤纪》一卷、《二帝三王纪》一卷、《春秋纪》三卷、《战国纪》一卷、《庞纪》三卷，皆诠释《四书》典故。曰“翼艺”者，据卷首刘吴龙《序》，谓以羽翼制艺也。
其著书之意可知矣。
△《读大学中庸日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康吕赐撰。吕赐字复斋，别号一峰，又自称南阿山人，武功人。是书《读大学日录》一卷、《读中庸日录》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实精详。又云：“《中庸》揭出慎独，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脉，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录》大旨，已尽於此。书首载自作《墓志》一篇，述其讲学宗旨最详，亦自称为姚江之支派云。
△《江汉书院讲义》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论也。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此其在湖北江汉书院时与诸生讲论《四书》之说，功录而存之，故每条称“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标目为《丰川全集》，而以《存省稿》为子目云。
△《四书说注卮词》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在甪撰。在甪，永年人。乾隆丙辰进士，官湖北松滋县知县。是编虽以“说注”为名，然颇因以讲学，尚不似乡塾讲章全为时文而作，然亦未全脱坊刻之窠臼。盖其用力之始，从讲章入也。
△《四书顺义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国朝刘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举人，官顺义县教谕。是编皆先标章次，而后循文以衍其意。每节之末，又杂引旧说以析之。以成於官顺义时，因以为名。前有同邑边连宝《序》，称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后脱稿。临没，犹斟酌改窜。又称其一以紫阳为主，不敢稍背云。
△《四书就正录》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鋐字宏猷，嘉定人。是书杂采坊本讲章而敷衍之，多沿陆陇其、汪份两家重订《四书大全》之说。
△《四书晰疑》（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鋐撰。是书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谓“《四书》疑义虽多，其间或有一说之确当於经义者，概不敢赘，特辑朱《注》以来诸说之所未备而或未定者，故《论》、《孟》皆少，而《学》、《庸》多”云云。今核其见解，仍不出所著《就正录》也。
△《虹舟讲义》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屺圣，嘉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高安县知县。是编大抵涵泳《章句集注》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语意。其体会颇费苦心，在时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书句读释义》十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斋，自号磨镜居士，洪洞人。选拔贡生。是编成於乾隆癸酉。《四书》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读，次诠文义。先列《集注》，次录《或问语类》。其馀诸儒议论与朱注相发明者，乃采录之。稍有同异，则斥不载焉。
△《四书讲义尊闻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戴鋐撰。鋐字景亭，长洲人。以《四书大全》诸说纷错，无所适从，因以己意点次之。每章列《总旨》於前。每节列《本义》及《附解》於下。《总旨》、《附解》皆本《大全》所录诸儒之语，而附益以元明以来诸说。《本义》则顺文诠释，略如直讲之体。盖亦科举之学也。
△《四书穷钞》十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国瑚撰。国瑚字夏器，号珍吾，临县人。是书卷首郭九有《序》称为《四书主意》，而标题又称为《四书穷钞六补定本》。疑其书非一稿，故命名亦随时而异欤？其解颇与朱子立异，然仅钻研於字句之间，无以相胜也。
△《古本大学解》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醇骥撰。醇骥字千里，号廓菴，广济人。是书遵用古本《大学》，不分《经》、《传》。首《大学考》。次《戴记中古本》。又次为《大学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诸人改本之非。夫窜易古经以就己意，其事原不可训，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复古本者，实欲引托始知本，不言格物之义以阴助良知，非尽为尊经也。
△《杂说》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相其纸墨圈点，不过数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
其书凡《读论语注疏》一卷、《读大学注疏》一卷、《读中庸注疏》一卷、《读孟子注疏》五卷。皆标举旧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断制之。其《读大学注疏》以今本纠古本，颇为枘凿。今本以格物为先，自有今本之义。古本以诚意为始，亦自有古本之义。既不从古本，则竟置注疏不用可矣。必强合之，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
──右“四书类”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内十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古书存佚，大抵有数可稽。惟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虽隶首不能算其数。盖讲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变其面貌，则必一获其赢馀；一改其姓名，则必一趋其新异。
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穷。取其书而观之，实不过陈因旧本，增损数条，即别标一书目，别题一撰人而已。如斯之类，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窃重复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纠弹。今但据所见，姑存其目。所未见者，置之不问可矣。）
卷三十八 经部三十八
○乐类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
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乐图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敕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乐穿凿，特诏较定钟律，依《周礼》及历代史志立议范金。至皇祐五年，乐成奏上，此其图记也。旧本从明文渊阁录出，后有宋陈振孙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录。”盖当时所赐、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历二年吴寿民《跋》、明万历三十九年赵开美《跋》，叙此书原委颇详。考初置局时，逸、瑗与房庶等皆驿召预议。诏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而持论互异。司马光主逸、瑗之说，范镇主房庶之说，往反争议，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书牍，具光《传家集》中。而镇所作《东斋记事》，亦略存其概。
大抵逸、瑗以为黄钟之管积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计之，黄钟管每长一分，积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围径用径三围九古率，而改围九分为九方分，别迁就之术也。司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其论最明。范镇讥其以度起律，诚为过当。然镇以秬、黍、律、尺、龠、鬴、斛、算数、权衡、钟声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亦不为无见也。以律起度，与以度起律，源流本无异同，而二家算术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横黍，而失之於围径，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实之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以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空径不生於黍，而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竟不必实黍於管。亦未见其为通论也。是书上卷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皆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则精核可取云。
△《乐书》二百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旸撰。旸字晋之，闽清人。绍圣中登制科，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乃建中靖国间旸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之言，各为之训义。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辨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第《礼书》所载，只详於三代器数，是书则又推及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乐书》博则博矣，未能免於芜秽也。然旸书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陈正变。使振孙操笔而修史，将举古来秕政乱法一切删之不载乎？此南宋人迂谬之见，不足据也。其中惟辨“二变”、“四清”二条，实为纰缪。自古论“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为尊卑立说，本属附会。旸则曰：“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其意盖谓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南、无、应为次，而阙角声，必须黄钟清为角。南吕一均以南、无、应为次，而阙羽、角二声，必须黄清为羽、大清为角。以调而论，则谓夷、南、无、应四律，以声而言，则为黄、大、太、夹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声而用清声者，乐之高下以渐，无骤高骤下之理。以夷则一均言之，如用夷、南、无、应四正律，则其声以次而高。而忽用黄钟正律，虽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协，故必以黄清协之也。旸引李照十二钟之说，殊为舛误。
又论“二变”曰：“五声者，乐之拇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五声可益为七音，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变之说始於尚书，而蔓衍於《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徵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者皆虚其一，犹大衍虚其一也”云云。不知“二变”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则音节远之说最有根据。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数相较，则七较之五而多其二者，将十二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声”、“二变”，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蔟与正黄钟应，半夹钟与正大吕应。此理尤为旸所不知也。至以七音为八音虚土而言，尤为牵强矣。又其释《周官》三宫之乐，以圜、黄、太、姑为宫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别而为四。函、太、姑、南为宫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为三。
黄、大、太、应为宫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为二。若然，则天宫用八律，地宫用六律，人宫用四律，以多少为差别也。而圜丘乐六变，方丘乐八变，宗庙乐九变，又何以解耶？凡此之类，皆不可据为典要。然唐以来乐书无传，北宋乐书惟《皇祐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遗文绪论，条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废耶？△《律吕新书》二卷（编修李潢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阳人。庆元中坐党禁，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朱子称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及为是书作《序》，又曰：“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徵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固亦可见。至於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则尤所谓卓然者。
而亦班班杂见於两汉之制、蔡邕之说与夫国朝《会要》以及程子、张子之言。”
盖是书实朱蔡师弟子相与共成之者，故独见许如此。书分二卷。一为《律吕本原》，凡十三篇：《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调图》第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衡》第十三。其一卷为《律吕证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长短围径之数》第二、《黄钟之实》第三、《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和声》第五、《五声大小之次》第六、《变宫变徵》第七、《六十调》第八、《候气》第九、《度量权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说，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气也，而候气之说最为荒渺。《后汉、晋、隋志》所载，又各异同。既云“以木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土与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浅深高下之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气至者灰去”，又云“以竹灰莩实律，以罗縠覆律口，气至吹灰动縠，有小动、大动、不动三说”，又云“灰飞动素，散出於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其说又不一也。然则候气既不足凭，人声又无左验。是蔡氏所谓声气之元者，亦徒为美听而已，非能见之实事也。刘歆铜斛，具详《汉志》。而《隋志》又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所讥以为汉世斛铭、刘歆诡谬其数为算氏之剧疵者是也。元定乃并《汉志》取之，以定黄钟积实为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勖之尺，《隋志》所谓晋前尺也。当晋之时，阮咸已讥其高。
而元定以为此尺出於汲冢之律，与刘歆之斛最为近古，乐声高急，不知当时之围径果为何如？夫古人所云径三分围九分者，言圆径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围即圆周也。胡瑗疑其管狭，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径四釐六毫，而周为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径三围九之率也。因以空围为管内之面，幂为容九方分矣。元定从之，而以圆田术起算黄钟积实，又失之太大，则不精算术之误也。至谓黄钟六变律不与本均之声相应，而不知当用清声。又谓“二变”不可以为调，而不知“二变”之调具足五音。若以“二变”音为每调之七音，则反为出调。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详者，故特著之，以纠其失焉。
△《瑟谱》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有《五经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以为在礼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弦莫侑，为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废而歌《诗》者莫为之谱。既作《瑟赋》二篇，发明其理，复援据古义，参以新意，定为一编。首为《瑟弦律图》；次为《旋宫六十调图》；次为《雅律通俗谱例》；次为《指法》；次为《诗旧谱》，凡《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十二篇，即赵彦肃所传《开元十二诗谱》；次曰《诗新谱》，凡《驺虞》、《淇奥》、《考槃》、《黍离》、《缁衣》、《伐檀》、《蒹葭》、《衡门》、《七月》、《菁菁者莪》、《鹤鸣》、《白驹》、《文王》、《抑》、《崧高》、《烝民》、《駉》十七篇，皆朋来所补；次曰《乐章谱》，为学宫释奠乐章；终以《瑟谱后录》，则古来论瑟之语也。其《瑟弦律图》以中弦为极清之弦，虚而不用，驳姜氏《瑟图》二十五弦全用之非。案聂崇义《三礼图》，雅瑟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馀四弦谓之番。番，赢也。颂瑟二十五弦尽用之。又《庄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弦皆动”之文，则姜氏之说於古义有徵，未可尽斥。其《旋宫图》内所列六十调，皆据蔡氏《律吕新书》所推。其十二宫则用《礼记正义》黄钟一、林钟二之次，与蔡氏黄钟一、大吕二之次不同。又改“二变”为“二少”，少与老相应，变与正不相应，实不如《律吕新书》之确。又黄钟一均，惟黄钟宫用七正律，无射商则一正一半五变半，夷则角则二正二半三变半。朋来列七正律於黄钟宫之前，而无射商以下不书正变及半律、变半律，亦为疏略。其《乐章谱》既用唐乐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吕为角，则於大吕均取中吕起调毕曲。太蔟为徵，则於太蔟均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则於应钟均取夷则起调毕曲。”然於黄钟为宫无义，又曰“今释奠迎神或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之”云云。案范镇《皇祐新乐图记》曰：“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於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蔟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其义至明。今因大吕为角而取中吕起调毕曲，太蔟为徵而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而取夷则起调毕曲，则是大吕之角、太蔟之徵、应钟之羽，而非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矣。至於黄钟为宫，与黄钟之宫则同一黄钟，无以异也。朋来既用唐制，而又云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岂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为骑墙之论欤？他如《后录》中以尧作十五弦之瑟见於《吕览》者误为《乐记》，记忆偶疏，又其小疵矣。然乐律一门，诸家著录，琴谱为多。
瑟则东晋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诗事，以后传者寥寥。钱起所云“二十五弦弹夜月”，李商隐所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者，特诗人寄兴之词，不必真有其事。古调之仅存者不过郊庙朝会，备雅乐之一种而已。朋来於旧谱放佚之馀，为之考订蒐罗，尚存梗概。史称其通晓乐律，尤善鼓瑟，则与儒者不通宫调而坐谈乐理者，尚属有殊。存之亦足见古乐之遗也。
△《韶舞九成乐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余载撰。载始末无考。惟据其进书原《序》，自称“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学录”。又据其门人新安朱模《进乐通韶舞补略序》，知为仁宗天历中人，其字曰大车。以养亲辞官，笃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编《文渊阁书目》著录，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载，篇帙犹完。首为《九德之歌音图》，次为《九德之歌义图》，次为《九磬之舞缀兆图》，次为《九磬之舞采章图》。其歌图以五声五言相配，所谓平浊、平清者，与沈约、徐景安分平声为上下以配五音者异（沈约说见米芾《书史》，徐景安说见王应麟《困学记闻》）。与司马光刘鉴诸家以喉舌唇齿牙配五音者亦异。又以六律、六吕分用，与诸家乐书以十二律相生之次为旋宫七音之次者尤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谓阴平、阳平，即载平浊、平清之说也。《周官大司乐》郑氏《注》所谓“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即载律吕分用之说也。则虽自出新意，亦不为无据。至於准大衍之数以制《河图》，准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书》，皆起於陈抟以后。后夔典乐之日，实无是文。载所定舞图，皆根《河》、《洛》以起数，尤不免附会牵合。然数不外於奇偶，奇偶不外於阴阳，《易》道广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之成理。束晳之补《六诗》，皮日休之补《九夏》，不必其定合於古，要犹存古义於万一，终胜於侧调幺弦，导欲增悲者也。则载是书亦不妨存备一说矣。其书屡经传写，讹误宏多。如《音图》第八章“至哉坤元”之“坤”字，据后《义图》应在第八格，而旧本误在第七格。又如《缀兆始成图》中层左右皆阙两位，据舞用八佾当得六十四人，不应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成乃止六十。且复缀即始成之位次，后《采章图》内亦各有黄衣二人之位。则此图之佚脱显然。今并校正，使复其旧。
其以朱圈、墨圈记舞人之位者，亦间有淆乱，并釐正焉。
△《律吕成书》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瑾撰。瑾有《诗集传通释》，已著录。是书以候气为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圆周径，以考求其积分。盖瑾之学笃信宋儒，故其注《诗》守朱子之说，不逾尺寸。其论乐守蔡氏、彭氏之说，亦不逾尺寸也。考《管子地员篇》，称呼音中徵、中羽之数，及《吕氏春秋古乐篇》称伶伦先制黄钟之宫，次制十有二筒，咸不言候气。至司马彪《续汉书志》，始载其法。相传为出於京房，然别无显证。《隋书》载后齐信都芳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果应。又称毛爽草《候气法》，述汉魏以来律尺稍长灰悉不飞。其先人柄诚与其兄喜所为律管，皆飞灰有徵应。然后来均不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然不如耳治之明决也。然则舍可辨之音而求诸杳茫不可知之气，斯亦末矣。至蔡氏《律吕新书》推衍旧文，仍言候气。其数以径一围三立度，为算颇疏。彭氏觉其未合，改用祖冲之径七围二十二之率。然稽诸《隋志》，此犹约率，非密率也。瑾合二家之书，反覆推衍以成是编，较诸古人之神解，诚未必窥其精微。然宋儒论乐，所见不过如此。有元一代，著述尤稀，此书犹不甚支离者。长短兼存，以资考订，固亦不妨姑备一说云尔。
△《苑洛志乐》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是书首取《律吕新书》为之直解，凡二卷。前有邦奇《自序》，后有卫淮《序》。第三卷以下乃为邦奇所自著。其於律吕之原，较明人所得为密，而亦不免於好奇。如《云门》、《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乐，名虽见於《周官》，而音调节奏，汉以来无能传者。邦奇乃各为之谱，谓黄帝以士德王，《云门》象天用火，起黄钟之徵，以生为用，则林钟也；《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吕之羽，以土所克为用，则无射也；《大章》、《大韶》皆起於黄钟；夏以金德王，林钟属金，商声，故《大夏》用林钟之商南吕，以南吕起声；商以水德王，应钟属水，羽声，故《大濩》用应钟之羽夷则，用夷则起声。今考旋宫之法，林钟一律以黄钟之徵为火，以仲吕之商为金。若以月律论之，则是六月之律而非金也。故邦奇於《大夏》下自注云：“相缘如此，还用夷则为是。”则夷则为七月之律属金，与《大濩》用应钟为十月之律属水者一例矣。然则林钟、夷则不已两岐其说乎？又谓：“《大司乐》圜钟为宫，以南吕起声，一变在姑洗，至六变在圜钟，故云‘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函钟为宫，以应钟起声，一变在蕤宾，至八变在函钟，故云‘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黄钟为宫，以南吕起声，一变在姑洗，至九变在黄钟，故云‘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今考《左氏传》谓“五降之后不容弹矣”，则宫、徵、商、羽、角五声也。《前汉书礼乐志》曰“八音七始”，则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七声也。凡谱声者率不越此二端。此书圜钟为宫，初奏以黄钟之羽南吕起声，顺生至黄钟收宫，凡得十声。次奏用林钟之羽姑洗起声，而姑洗实为前奏黄钟之角，所谓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也。函钟为宫，用太蔟之羽应钟起声，顺生至本宫太蔟，又顺生徵、商二律，复自商逆转徵、宫二律收宫，凡得十四声。商不顺生羽而逆转为徵，所谓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黄钟为宫，凡阳律之奏用宫逐羽，阴吕之奏引商刻羽，是以十声与十四声各五奏也。
至谓周乐皆以羽起声，本於《咸池》，而於黄钟为宫，起南吕，则用黄钟本宫之羽；函钟为宫，起应钟，应钟为太蔟之羽，太蔟为林钟之徵，则又用徵之羽矣；圜钟为宫，起南吕，南吕为黄钟之羽，黄钟为圜钟之羽，则又用羽之羽矣。同一用羽起声，而所用之法又岐而为三。推其意，不过误解《周礼》“八变”、“九变”之文。以函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九声，方与“八变”合，即不得不以应钟为第一声，而应钟非函钟之羽也。以圜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七声，方与“六变”合，即不得不以南吕为第一声，而南吕非圜钟之羽也。即又不得不谓应钟为羽之羽，南吕为徵之羽矣。由杜撰而迁就，由迁就而支离，此数卷最为偏驳。其他若谓凡律空围九分，无大小之异，其九分为九方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优於益一上生大吕。以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为可废，以夷则至应钟四律围径不当递减，虽其说多本前人，然决择颇允。又若考定度量、权衡、乐器、乐舞、乐曲之类，皆能本经据史，具见学术，与不知而妄作者究有迳庭。史称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所撰《志乐》尤为世所珍，亦有以焉。末有嘉靖二十八年其门人杨继盛《序》。据继盛自作《年谱》，盖尝学乐於邦奇。所云夜梦虞舜击钟定律之事，颇为荒渺。然继盛非妄语者，亦足见其师弟覃精是事，寤寐不忘矣。
△《钟律通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倪复撰。复有《诗传纂义》，已著录。是书凡二十七章，始於《黄钟本原》，终於《风雅十二诗图谱》。其中或标卷目，或不标卷目。疑传写者有所佚脱，非其旧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张邦奇《序》，谓其本之《仪礼》经传，参之西山蔡氏之说，历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声气之元。今考是书，大端不失古法。其中如《吕氏春秋》黄钟三寸九分，与历代律书九寸之说不合。是书则谓三寸者，三三九寸也；九分者，九方分也。后何瑭及郑世子载堉皆用是说。
至於“五声”，“二变”，明有《国语》伶州鸠之说可证。而是书乃谓宫属君，周加变宫，因诛纣也；徵属事，周加变徵，示革商之旧政也：殊杜撰无稽。又所载《六十调图》，若黄钟五调以无射为商、夷则为角、仲吕为徵、夹钟为羽之故，同时韩邦奇於蔡氏旧图疏解甚详，而此书乃竟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颇有可采者。如《左氏传》“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蔡元定谓“五声之后二变不容为调”，朱子谓“蕤宾以下不可为宫”，是书则谓朱子之说与《礼记》所云旋相为宫似有未合，故特从元定。又若黄钟生十一律，倍其实，四其实，三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变宫、变徵，类能并列朱、蔡异同之法，参互详审，颇为不苟，亦可谓勤於此事者矣。
△《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载堉，郑恭王厚焥世子也。是书万历间尝进於朝。《明史艺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载，凡书十一种。惟《律吕精义》内、外篇各十卷、《律学新说》四卷、《乡饮诗乐谱》六卷，皆有卷数。其《乐学新说》、《算学新说》、《操缦古乐谱》、《六代小舞谱》、《八佾缀兆图》、《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七种，则皆不分卷。与《艺文志》所载不符，疑史误也。
载堉究心律数，积毕生之力以成是书。卷帙颇为浩博，而大旨则尽於《律吕精义》一书。其说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就此黄钟而均分为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当横黍百粒，是为度尺。若以此黄钟分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当纵黍八十一粒，是为律尺。又横黍百粒，纵黍八十一粒，当斜黍九十粒，是黄钟之长。以横黍尺度之，则为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纵黍尺度之，则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则为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
其十二律长短之数则据《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之文，谓圆径即方斜，命黄钟正律为一尺，用句股求弦术，得弦为蕤宾倍律。盖黄正为句股，则蕤倍为弦。蕤正为句股，则黄正为弦。黄、蕤二律互为句股也。其生南吕应钟诸律，非句股所能御，盖本於诸乘方比例相求之法。载堉云句股术者，饰词也。律管长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黄钟九寸者，盖算术设率如此。亦犹郑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丝之数，破一寸以为十分，乃审度之正法，太史公约十为九，则欲其便於损益而为假设之权制也。或者诃其以一尺为黄钟，与九寸之文相反，可谓不达其意矣。仲吕反生黄钟，自何承天、刘焯、胡瑗皆有是说。蔡氏论之，以为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声，不生於数，吹之而声应，则成律矣。若迁就其声以就数，则五音且不和矣，尚得谓之律耶？又或者以其开方乘除有不尽之数为病。夫理之当用开方乘除而数有畸零者，虽秒忽不尽何害？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并以平方开之不尽，亦将谓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术者也。是书所论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黄钟不与黄钟应而半太蔟与黄钟应之说，皆精微之论。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一书备采其说，不可以其与蔡氏有异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黄钟正律一尺为第一率，倍黄钟二尺为第十三率，则蕤宾倍律为第七率，故仲吕可以返生黄钟。左旋、右旋，皆可径求次律，即诸乘方用连比例相求之法也。试列十三率明之。以真数一为首率，即第一率。方边二为二率。平方四为三率。立方八为四率。三乘方十六为五率。四乘方三十二为六率。五乘方六十四为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为八率。七乘方二百五十六为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为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为十一率。十乘方二千零四十八为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为末率，即十三率。
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六开平方，而得七率六十四，即黄钟求蕤宾法。以七率六十四乘首率一开平方，得八为四率，即蕤宾求南吕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开立方得二率方边二，即南吕求应钟法也。若四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开立方得三率四，即南吕求无射法也。其比例则首之於二，犹二之於三；二之於三，犹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与后隔一位，隔二三位，比例亦同。即各律求各次律法也。书中未明言其立法之根。又黄钟正律倍律相乘开方，有类句股求弦与方求斜二术。自蕤宾求南吕法以下，非勾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句股言之，未免过於秘惜，以涂人耳目耳。
江永著《律吕阐微》一书，专解载堉之法。永最深晰算术，而犹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馀可知矣。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编。《上编》二卷，曰《正律审音》，以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下编》二卷，曰《和声定乐》，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图说，而於各篇之中详考古今之同异。《续编》一卷，曰《协均度曲》，则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奏，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亦有图有说。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汉魏以后，迄无定论。尺既不定，则黄钟真度亦无由得。恭惟圣祖仁皇帝天纵神圣，以纵横二黍相较。横黍百粒，适当纵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黄钟九寸为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体积、面幂、周径皆用密率乘除，至为精密。此千古难明之绝学，待圣人而明者也。又言乐者率宗司马迁、《淮南子》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牵合於十二律吕之中，故管律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阳律阴吕又错互用之，益滋讹谬。不知律吕分用，显有《周官》“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及《国语》“六间”之文可据。
而弦管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应，管音半律较全律则下一音。《吕览》以三寸九分之管为声中黄钟之宫，即半太蔟合黄钟之义。若不问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损益所得之黄、林、太、南、姑、应、蕤为七音，又以半黄钟为清宫，失之远矣。至旋宫之法，宫自为宫，调自为调。《管子》羽徵之数大於中，《国语》宫逐羽音，是其遗法。故以宫主宫，羽主调，则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调。一均凡羽、宫、商、角四调，七均凡二十八调。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与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律吕之分索之弦音，则阴阳相杂，声随度移，即《隋志》所云“七声之内三声乖应”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宫、商、徵、羽之四调而已。凡此皆自来论乐家所昧昧者，非圣人心通制作之原，乌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广大耶？若夫播之声气，则和声定乐，论竹音以律吕相和而设孔，琴以倍徵为第一弦，协均度曲，论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之法，皆迥出昔人议论之外，而一一莫不与经史所载相发明。斯诚聪明天亶，度越千古者矣。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奉敕撰。律吕之书，人各异说。圣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黄钟真度，阴阳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共为清浊一十四音。又以管律弦度生声取分各有不同，明弦音不可以律吕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审音，与夫五声、五变应和之原，剖析微芒，发千古未有之精义，而《乐》器乐章则尚未及釐定。
盖欲俟审比乐音之法具有成书，而后考证古今，勒为定制，以徵大乐之明备也。
我皇上德蕴中和，业隆继述。凡太常之袭谬承讹者，音节篇章，亲加釐定。合则仍其故，不合则易其辞，更其调。字栉句比，尽美尽善。爰命廷臣，诠次以成是编，凡分十类：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引乐》、曰《行幸乐》。并详其用乐节次，随月旋宫之法，而备及曲词调谱、佾数舞势、鼓拍疾徐之节。次曰《乐器考》，器各有图，图各有说，而御制诸铭具载焉。次曰《乐制考》，溯自上古，若《云门》、《大卷》以降，迄於前明，博采精义，遍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损益之故，靡不殚述。次曰《乐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类胪举。次曰《度量权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乐问》，则设为问答，以穷竟其义，而前人旧说可采者，间亦附录。盖御制《律吕正义》殚穷理数之蕴，妙契声气之元者，至是而被诸金石，形诸歌颂，一一徵实用焉。
神圣制作，洵先后同揆矣。至於首载历奉谕旨及馆臣诸奏议，积盈二卷。於古今异同之辨，名物度数之详，并指示是非，考询得失，务协於伶伦、荣猨之旧。
又岂皇祐定乐，但听司马光、范纯仁等盈廷聚讼，莫能称制临决者所可比拟万一哉？古者《六经》并重，而《乐》无专书。汉魏而下，历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册。
先儒殚精推测，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则尺度不同，莫能定黄钟之真数；一则无制作之权，而空谈其理，未能实谐诸管弦也。是编本御制《律吕正义》正律审音、和声定乐之法，而审订源流，验诸器数，扬雄《法言》所谓“群言淆乱折诸圣”，郑氏《礼记注》所谓“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也”。依永和声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钦定诗经乐谱》三十卷、乐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我皇上启六义不传之秘，示千秋大乐之原，特命皇子暨乐部诸臣，据文义以定宫调。援古证今，亲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御定为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声之义。并遵御制《律吕正义》体例，分列《八音谱》、《旋宫表》，字色各异，而声律则同，可谓尽美尽善，足以识性情之正，而建中和之极矣。考歌诗之见於史册者，汉宗庙乐用《登歌》而犹仿《清庙》遗音，晋正会乐奏《於赫》而不改《鹿鸣》声节，则知古乐虽屡变，而其音节不能尽变也。
唐开元乡饮乐虽不著宫谱，而独取一字一音，朱子盖尝言之。岂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皇上深究其本原，适合於古哉？后世谱《诗》者，明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载《关雎》数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弹。皇上亲命乐工按谱试之，俱不成声，屡降谕旨驳正之，复撰《乐律正俗》一书以纠其误。又考嘉靖十五年国子祭酒吕柟著《诗乐图谱》，共六集，分为六谱，以教六馆诸生。而其谱专取黄锺一调，即朱载堉以笛合字为宫声之法也。歌字不论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钟磬止用黄、大、仲、林、南、清黄六音，而虚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弦。盖以意为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颂》仅八十馀谱，乌足与语全《诗》之盛美，圣皇之作述哉？总计原诗三百五篇，增入御制《补笙诗》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箫、笛、钟、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谱云。
△《古乐经传》五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书取《周礼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经，以《乐记》为之传。又有《附乐经》、《附乐记》，统为五卷。
《乐经》、《乐记》为光地所自订。其《乐教》、《乐用》二篇，则其孙清植以遗稿辑成者也。《乐经》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乐》一篇。盖窦公以后，久失其传。郑氏所注，亦自隐奥难晓。学者各为之说，遂至纷纭轇轕，聚讼无休。光地之论，谓经文圜钟为宫当作黄钟为宫，盖即以黄锺为宫也。黄锺为角，则黄钟角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姑洗。太蔟为徵，则太蔟徵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南吕。姑洗为羽，则姑洗羽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大吕。据此，则黄钟为角，乃姑洗为黄钟之角。太蔟为徵，乃南吕为太蔟之徵。姑洗为羽，乃大吕为姑洗之羽。《经》文似当云黄钟之角、太蔟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光地错综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为证，亦自有意义，正不妨存此一解，以补前人所未备也。其他立说，亦多考核确当，议论精详。盖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与一切师心臆度者固自有间矣。
△《古乐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字嗣寅，仁和人。是书上卷论律吕本原，大指本蔡氏《新书》，而参以注疏及朱子之说。下卷论乐器制度，则本陈祥道《礼书》及李之藻《頖宫礼乐疏》者为多。议论醇正，考订简核，颇得要领。其间立说之未合者，如《六十声图》以宫为最浊之音。谓十二律旋宫，自黄钟而下，林钟均则太、姑二律为陵宫，南吕均则太、姑、蕤三律为陵宫。其意盖以太、姑二律长於林钟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长於南吕之五寸馀，故应钟为最短之律。应钟均则徵、商、羽、角四律皆为陵宫也。不知旋宫之法，本於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长短为相生之次。至长生短为下生，短生长为上生，不过以上、下为别，非谓徵必短於宫，商必短於徵也。其失总由於“宫为最浊”之一言，而不知官为中声，故致此误。
捴谦又谓“古人既云黄钟九寸，则其制度必加一寸而为尺。谓黄钟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谓黄钟九寸止得八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黄钟九寸为本，造律度十分之九。而析九寸为一尺，则横黍之度。约九寸为八寸一分，则纵黍之度。是云九寸与云一尺、云八寸一分者，非有异也。捴谦强加分析，尤属未合。然其他精审处，亦往往足资考证。如《考工记》：“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
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脩，去二分以为舞广。”
《记》文不言钲间及鼓径之度。郑《注》云：“钲间亦当六，故又云钲六、鼓六、舞四，此钟口十者其长十六。”然钲间、鼓间既同方六，而《记》又云：“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鼓间、钲间不得同度。捴谦云钲间与舞广同为四，较之郑《注》，颇为可通。又铣间谓之于，先儒皆无明训。捴谦作《正体二图》，则鼓间下段两角之下垂者，即铣间。盖古之钟制，如铃而不圆。两角相距之中径为十分，其自两角至鼓间之长体为八分，至两角相距之外体独缺。故郑《注》钟长十六，不算铣间。又以于、鼓、钲、舞四名为皆钟体，则铣间自有体长之度可知。捴谦此二图，固为最明晰也。
△《圣谕乐本解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拟进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圣祖仁皇帝南巡，奇龄迎驾於嘉兴，乃以是书恭进。故卷首载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记》。其书因大学士伊桑阿《论乐原疏》本於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圣谕，故推阐考证，分条注释。
其进书原《疏》称：“合三书十三卷。首为《乐本解说》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盖全书文义相属，本为一篇。刊版之时，乃以论径一围三者为前卷，论隔八相生者为后卷，取其条例明晰。当迎驾恭进之时，即此刊本，则仍奇龄所自分矣。
△《皇言定声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书内推本圣祖仁皇帝论乐，而自附其九声、七调之说。合五声及宫清、商清、角清、徵清为九声，合五声及变宫、变徵为七调。谓曲终不用二变，而器色以七调之色字应之，故九声为声，七调为调。因又辩昔人以变宫在宫前、变徵在徵前为非，而移“二变”於“二正”后。盖熟於吹箫笛者，翻宫换调。以宫逐羽声则羽为宫，而宫当商，商当角，角当徵，徵当羽，皆差一位。故变宫本在羽后宫前者，变而居宫后商前矣。变徵本在角后徵前者，变而居徵后羽前矣。此今时管色字所常用，非奇龄以独创得之者也。其馀自行己意，攻驳古人，辞气往往太过。姑存之以备参考可矣。
△《竟山乐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据明宁王权《唐乐笛色谱》为准，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环成七调。如四为领调，则乙为变宫，上为商，尺为角，工为徵，凡为变徵，六为羽。又除羽无清声，置乙、凡二字不用，复从六而推。高四为宫清，高上为商清，高尺为角清，高工为徵清，合之宫为九声。盖箫笛色字谱及金元曲调，其动荡曲折，总不出此九声之环转。伶官递相授受，称为唐乐之遗法。
奇龄遂据以解五音十二律还相为宫，以攻司马迁《律书》、蔡元定《律吕新书》之说，欲举古来所渭“三分损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废之，并伶州鸠所对亦斥为妄言。夫宁王《笛色谱》果否为唐人之旧，未可知也。即真出唐人，而唐之雅乐固未闻能与三代比。乃执其优伶剩谱以定天地之元音，举汉氏以来诸儒授受去古未远者悉指为谬。揆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宁王《谱》今已不传，存录是编，俾唐以来教坊旧调，金以来院本遗音，犹有考焉，亦技艺之一种也。是书本奇龄作，而托於其父镜所传，故题曰《竟山乐录》。竟山者，镜之字也。末一卷为《采衣堂论乐浅说》十四条，称出自其兄仁和教谕万龄，而词气亦宛似奇龄。无可佐证，亦姑妄听之焉。
△《李氏学乐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塨尝学五音、七声、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说於毛奇龄。作《宫调图》、《七调全图》及《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合图》、《器色七声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图》、《籥色下生上生图》、《五音七声十二律器色七字为七调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全图》、《六律正五音图》，而皆为之论。其说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领调字，馀字自领调一声递高，又自领调一声递低，圆转为用。虽於黄钟之宫所以为律本者无所发明，然亦可备一家之说。是书本塨所编，以皆述其闻於奇龄者，奇龄又手定之，故后人编入《西河合集》中，而题奇龄之名於首。然实非奇龄所自著。赵汸《春秋师说》未尝题黄泽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题塨名，以不没其真焉。
△《乐律表微》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彦昇撰。彦昇字竹轩，德清人。雍正庚戌进士，官定陶县知县。是书凡《度律》二卷、《审音》二卷、《制调》二卷、《考器》二卷，多纠正古人之谬。如谓：“十二律相生终於仲吕。其复生黄钟之清声，以为仲吕之徵、夷则之角者，《淮南》所谓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也。
其音由五音之变生，非由仲吕之数生。若欲由仲吕还生黄钟，则其数有所不足。
五音相生穷於角。其又生变宫，递相生以至仲吕之为角者，《淮南》所谓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而七音备也。其音由律生，非由角之数生。若欲由角更生变宫，再生变徵，则其数有所不尽。故十二律相生不计馀数，五音相生不计变音。”其论甚正。盖旋宫之法，清浊以渐，而清极则反浊，浊极则反清，亦一定之理。仲吕为宫，其黄清之为徵者，在弦音则黄钟之半音，在管音则太蔟之半音，由丝竹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协，不必计其数之损益者尽与不尽也。必欲数之适尽，则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尽之数矣。至钱乐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变律、蔡西山之六变律，则又皆袭京房之谬说而失之者也。古人止十二律旋宫最为简便。即如琴之七弦，每位必有三准，其音皆与全弦散音合。箫笛六孔，并出音孔为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声之高下清浊，自然相应，岂假於变律耶？至於变宫、变徵二音，本在五音之外，故以变目之。今因仲吕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训》之说，目以变宫、变商，恐黄钟变律纵与变律有分，亦必不能独成一声。彦昇是论，可谓精且审矣。彦昇又谓荀勖十二笛是古人遗法。今但作黄钟、大吕二笛，而十二毕具。其法黄钟笛用黄、林、太、南、姑、应、蕤七律，大吕笛用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律。作大吕笛之法，但以黄钟笛相较，其黄、林二律之孔无所挪移，馀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黄钟笛半孔。
其七调除黄、林二调相同外，其大、夹、仲、夷、无五调，合黄钟笛之七调为十二律调。较古人之云六十调及八十四调者亦为简易可从。在近代讲乐诸家，犹为有所心得者也。
△《律吕新论》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上卷首《论蔡氏律书》，次《论五声》，次《论黄钟之宫》，次《论黄钟之长》，次《论黄钟之积》，次《论十二律》，次《论三分损益》，次《论二变声》，次《论变律》。下卷首《论琴》，次《论四清声》，次《论旋宫》，次《论乐调》，次《论造律》，次《论候气》，次《律吕馀论》。其大旨以琴音立说。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汉京房作准定数，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弦求声之始。永之说殆源於是。然管音、弦音其生声取律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牵合。而其《论黄钟之积》、《论宋儒算术之误》、《论律生於历》诸条，皆能自出新意。盖律、历皆由算积，故《汉书》并为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黄钟之宫，则据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吕氏春秋》之讹，并纠《汉志》删削之误；辨损益相生，以为均匀截管，则不致往而不返：亦能发前人所未发。固亦可存备一家之学者矣。
△《律吕阐微》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是书引圣祖仁皇帝论乐五条为《皇言定声》一卷，冠全书之首。
而御制《律吕正义》五卷，永实未之见，故於西人五线、六名、八形号、三迟速，多不能解。其作书大旨，则以明郑世子载堉为宗。惟方圆周径用密率起算，则与之微异。载堉之书，后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评骘。今考载堉命黄钟为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句股开方之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黄钟之律长九寸，纵黍为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为律本。黄钟之度长十寸，横黍为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是为度母。纵黍之律，横黍之度，名数虽异，分剂实同”，语最明晰。而昧者犹执九寸以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记》：“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则圆径与方斜同数。方求斜术与等边句股形求弦等，今命内方一尺为黄钟之长，则句股皆为一尺。各自乘并之，开方得弦为内方之斜，即外圆之径，亦即蕤宾倍律之率。盖方圆相函之理，方之内圆得外圆之半，其外圆必得内圆之倍；圆之内方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内方之倍。今圆内方边一尺，其幂一百；外方边二尺，其幂四百。若以内方边一尺求斜，则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开方。是方斜之幂二百，得内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宾倍律之幂，得黄钟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圆内方为黄钟正律之率，外方为黄钟倍律之率，则方斜即蕤宾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句乘之，开平方得南吕倍律之率。以股再乘之，开立方得应钟倍律之率。既得应钟，则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以应钟倍数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矣。其以句股乘、除、开方所得之律，较旧律仅差毫釐而稍赢，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径不同，而半黄钟与正黄钟相应，亦可以解同径之黄钟不与半黄钟应而与半太蔟应之疑。
永於载堉之书，疏通证明，具有条理。而以蕤宾倍律之率生夹钟一法，又能补原书所未备。惟其於开平方得南吕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开立方得应钟法则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畅言之。盖连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与二率自乘、再乘之数等。今以黄正为首率，应倍为二率，无倍为三率，南倍为四率，则黄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开立方即得二率，为应钟倍律之率也。其实载堉之意，欲使仲吕返生黄钟，故以黄正为首率，黄倍为末率。依十二律长短之次，列十三率，则应钟为二率，南吕为四率，蕤宾为七率也。其乘、除、开平方、立方等术皆连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圆、句股之说隐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不觉耳。
△《琴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来言琴律者，其误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开之法，而以管音律吕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声二变明弦音之度分，而以律吕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为倍徵及《白虎通》离音尚徵之意，泥於大不逾宫之说，而以大弦为宫。一在不知三弦为宫，而以一弦十徽为仲吕。一在据正宫一调论律吕，谓隋废旋宫，止存黄钟一均，而不知五声旋宫转调之全。惟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考定详明，发古人之所未发。坦作是书，一一本《正义》之旨，而反复推阐。其《五声数论琴说》，谓丝乐弦音，其体本实。
当以五声之数定其丝纶多寡之数为之体，徽分疏密之数为之用，不可以黄钟九寸、太蔟八寸为准。盖管音全半不相应，弦音全半相应。以管律与徽分较之，欲取其声之同，则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之同，则其声不同。即《正义》以五声、二变定弦音之度及管音、弦音全半应声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释黄钟均以仲吕为角之疑说》，谓一弦全度散声为林钟徵，则十徽乃黄钟宫位，故应三弦散声。如以一弦全度散声为黄钟，则十徽乃仲吕之位，不能应三弦之姑洗角。即《正义》丝音尚徵、一弦非宫之义也。其《三弦独下一徽说》，谓十分之徽为全度四分之三，宫声三弦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则为二百四十三。以二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则六十零七五为十徽之分，而五弦之全度则为角声六十四之分。必按三弦六十四之分，始与之应，故在十一徽。其《五弦独上半徽说》，谓五声以倍半取应，凡九徽之分为全度三分之二，其声为本弦相生之声。五弦角声，角生变宫。其三弦为宫声，故不能与九徽变，宫声变而必在上半徽。即《正义》宫声三弦之角位在十一徽与角声之宫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义也。其《泛音四准说》，谓全弦以七徽为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声之清。所出五声二变度分之声，与实音相应。八徽至十三徽得声之浊。泛音不与实音相应，乃从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宫转调说》，谓角调之角弦紧一声而为宫声，即为旋宫。角既为宫，则宫转徵，徵转商，商转羽，羽转角，皆以次而移。於《正义》诸图说尤能精思阐发。在近时言琴诸家，可谓不失其宗者矣。
──右“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天文、乐律，皆积数之学也。天文渐推渐密，前不及后。乐律则愈久愈失，后终不得及前。盖天文有象可测，乐律无器可凭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辞於言乐理，又遁辞於言乐本。夫乐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乐理、乐本也。备是二者，莫过尧舜，而后夔所典，尚规规於声音、器数何哉？无声音、器数则乐本、乐理无所附。使十二律之长短不按阴阳，八音之宫调不分抗坠，虽奏诸唐、虞之廷，知其不能成声也。泛谈乐本、乐理，岂非大言寡当欤？今所采录，多以发明律吕者为主，盖制作之精，以徵诸实用为贵焉耳。）
卷三十九 经部三十九
○乐类存目△《雅乐发微》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敔撰。考明有两张敔。其一字伯起，合肥人。永乐中贡入太学，除广东道监察御史，官至陕西按察使佥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见朱彝尊《经义考》。
此张敔饶州人。朱载堉《律吕精义》第五卷中载有其名。又《明史陆粲传》，载粲《劾张璁桂萼疏》，有“礼部员外郎张敔假律历而结知”之语，与此书亦相合，盖即其人也。敔论乐大旨，以入声最低者命为黄钟，其最高者为应钟之变宫。是书自元声正半律诸法以逮乐器、乐歌、悬图舞表，分门毕具。后又作《雅义》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调、十六钟以及累黍生尺之法无不悉究。其《序》谓论琴律本之朱子，论笛制本之杜夔，论旋宫本之《周礼》，论钟钅尃本之《国语》，於乐制颇有考证。然如论蕤宾生大吕，主《吕览》、《淮南子》上生之说。
不知律吕相生定法，上生与下生相间，故左旋与右旋相乘。今应钟既上生蕤宾，而蕤宾又上生大吕，与上下相生之序极为错迕。乃先儒已废之论，殊不足据也。
△《大乐律吕元声》六卷、附《律吕考注》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遂，号两山，莆田人。成化庚子举人，官思南府教授。
是书据《吕氏春秋》黄钟长三寸九分之说，驳司马迁黄钟长九寸之误。《明史艺文志》又载黄积庆作《乐律管见》二卷，驳文利之说。考《吕氏春秋仲夏古乐篇》言：“黄帝令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嶰溪之谷，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其《季夏音律篇》又曰：“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是其损益相生，与《史记》同也。
假令以三寸九分为黄钟，而如其上下相生之法，而三分损益之至於应钟，止长一寸八分四釐有奇，何以成声耶？又案吴韦昭注《国语》曰“黄钟阳之变”，言阳气变而为黄钟耳，犹《汉志》云“黄钟为乾之初九”也，与蕤宾无与也。其言“黄钟为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而又举蕤宾成数云“管长六寸三分”，所以分别黄钟、蕤宾者，寻文案数，甚为明了。其不以九寸本蕤宾之律而为黄钟之变者，亦甚明矣。至《吕览》先言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宫，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则黄钟之宫非即黄钟，与《月令》云六月律中黄钟之宫、十一月律中黄钟者正同也。文利误解《吕览》、韦昭之意，而坚执三寸九分为黄钟，并以黄钟之九寸为蕤宾，不亦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数，循环升降。
自大吕以至蕤宾五阳辰，皆以阳升而进九分。惟黄钟阳气尚微，故止进六分。自林钟以至黄钟五阴辰，皆以阴降而退九分。惟林钟阴气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阴阳进退，皆由驯致，或多或少，以渐而加，不得进退先以六分而后骤增至九分也。
又五声生数次第，宫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数，毫无法象。又云：“变宫五十，变徵七十。”二变与正律同数，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调图》虽本《律吕新书》改其次序以从左旋，而每五调之后又列一宫，与《大司乐》奏歌之说相附；其《双宫对调图》则止据奏歌二律分配之：更为牵强矣。
△《六乐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刘绩撰。绩有《三礼图说》，已著录。此其论乐之书也。前有《自序》，谓蔡氏《律吕新书》不合者多，因以古义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义，作为此书。然持论偏执，且多疏略。如云：“七音汉以前但谓之和缪，不能立名。”
又云：“天地自然之声，每律有极清声，清多浊少声。五声未尽，故又生变徵极清、变商清多浊少以尽之。”而不取先儒变宫之说。夫变宫之说，汉以前固无有矣。若变商之说，则《淮南》以后亦无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调为他字者为阴声，不能调为他字者为阳声，如黄阳荒阴之类。”案字分阴阳始於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声之高下论之，非谓其能调他声否也。以字母言之，则见有阴无阳，疑有阳无阴，即纯清、纯浊字也。见之阳，疑之阴，虽有声而无其字。溪、群二母，则即一声，而溪阴群阳，自为清浊。刘氏所言，於音韵殊为隔阂。至於钟磬等制，多据《博古图》以变乱古人旧说，尤不可训矣。
△《古乐经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是书《补乐经》一篇，若水所拟；《古乐正传》十篇，则录其门人吕怀之书；《古乐本传》一篇，即《乐记》原文；《别传》一篇，皆《周礼》所言乐事；《杂传》一篇，《律传》一篇，则杂采《孟子》以下及历代论乐语也。其大旨以论度数为主，以论义理为后。故以己所作者反谓之经，而《乐记》以下古经反谓之传。然古之度数，其密率已不可知。非圣人声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暗与古合，而用以播诸金石管弦之器？若水遽定为经，未免自信之过矣。
△《乐律纂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凡十三篇。其论声气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气之法。其论律管围径，颇以祖冲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厘六毫有奇之说。其论黄钟生十一律，以蕤宾生大吕非本法。其论十二律寸法，以六变律补《钟律解》之阙。其论正变倍半，驳但用四清声之非。其论五声相生，不取沈括《笔谈》。论二变声，不取杜佑《通典》。后附赵彦肃所传《开元诗谱》十二章，则旧文也。本承姚江之学派，其持论务欲扫涤旧文，独标心得。
至於论礼论乐，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解，虽不无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义。观其《自序》，亦言无所师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蔡宗兖撰。宗兖字我斋，山阴人。正德丁丑进士，官兴化府教授。是书以《本性》、《稽数》、《候气》三篇为上卷，以《文声》、《协律》、《制器》、《正度量权》四篇为下卷。其《稽数》所据《史记》生锺分演为图说，皆人所同有。其以古人半律当元定蔡氏变律，不如仍古人之名为是。其谓变律之不必增设，亦似有所见，而未尽其奥。《文声》一篇，不用二变，古亦有此论。验之於今，南曲如此，北曲则必有二变矣，皆其宫调之乙、凡二字也。至谓五声则有二变，如楼之梯、堂之阶，则殊未协。又以叠字散声之说而当二变，则益不合矣。《制器篇》皆古人乐书中所有，而漏略未全。《正度量权篇》亦《律吕新书》之旧文。
其候气之说，尤拘泥而不验者也。《协律篇》牵引四声，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宫、商、角、徵、羽，分为舌居中、口开张等说，实於五声无与，不可混并为一。宗兖虽小变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韵配十二律，则亦尚沿其误耳。
△《乐律举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此书为曹溶《学海类篇》所载。核校其文，乃从邦奇《苑洛志乐》中摘录十馀条，为立此名也。
△《乐经元义》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刘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录。是书第一卷曰《律吕篇》，二卷曰《八音篇》，三卷曰《万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诗音调篇》，八卷曰《微言篇》。其论律吕也，专驳《乐记》与《周礼大司乐》。其论音调也，谓三百篇之中宫、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宫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乱。其论《颂》，又极驳圜钟、函钟。大都自任臆见，无所师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序》，称上下数千年，阅历圣哲不知凡几，皆见不及此。亦傎之甚矣。
△《乐典》三十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是编自一卷至十二卷为《乐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为《乐义》，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为《大司乐义》，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为《乐记》，三十六卷为《诗乐》。其所重者则尤在《乐均》。
其言律吕之数，以为每律虚三分吹口，黄钟之管其数七十八，半之为含少，以求合於《吕氏春秋》黄钟之宫三寸九分之说。又引《史记律书》黄钟、太蔟、姑洗、林钟、南吕五律之数，以为虚三分之证。不知《律书》中诸七分字皆为十分字之讹，司马贞《索隐》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为四寸五分之讹，近时江永《律吕阐微》辨之尤详。佐据此误本为宗，故其说愈推愈谬。又古者吹律本为无孔之管，后乃一律一吕，各为一声。每管设孔备五声二变之数，兼旋宫换调之法。佐乃疑为无孔之管气从下泄，欲每管设孔以为律始，亦殊臆撰。至於解释经义，往往支离。若解《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谓黄钟七变蕤宾为缪羽，应合大吕。大吕七变函钟为缪羽，应合太蔟。其图列黄钟、大吕各正声三调、变声九调，合为十二调。然谓正声第一调七声俱备，第二调则有变宫而无变徵，第三调则变宫、变徵全无，至变声第六调则自宫至羽并无角音，第七调则自宫至商并无羽音，第八调则自宫至徵并无商音，第九调则惟宫之一声。
夫天下安有一声而可列为一调者乎？徒为异说而已。《明史》本传载佐自称此书泄造化之秘，殆不然乎！
△《琴瑟谱》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详。自称“广东琼州府正乐生员”，殆乐生也。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图说指法。下二卷则各分诸调。浩然能协琴瑟之声为八音，尝谱大成乐奏之广州学宫，湛若水尝为作记。其《自序》谓与其子合奏之。盖以专门世业，故言之特详耳。
△《八音摘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是书凡二十五目。上卷自《历代乐议》、《旋相为宫议》以下为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图、歌谱为十目。大抵摭拾旧论，如制氏之记其铿锵而已。
△《律吕新书分注图纂》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珍撰。珍字时聘，号静菴，天长人。卷首叶良佩《序》，有“掌教吾庠”之语。据《太学题名碑》，良珮嘉靖癸未进士，浙江太平人。则珍乃太平学官也。
是编以蔡氏《律吕新书》分前、后二卷，前为《律吕本原》，后为《证辨》，前后隔越，不便初学，乃以后卷《证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又取《性理大全三注》、《集鉴》、《补注》诸书分疏於前章各段之下，以便观览。大抵依文为训，无所发明。
△《箫韶考逸》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怀撰。怀有《周易卦变图传》，已著录。怀律吕之学受之於湛若水，若水尝采所论入《古乐经传》中。是书则又怀与其门人胡采辈问答而作也。其说以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九均为《韶》之九成，杂引五行、纳音以相配合。其论《韶》舞则仿周人四表之制，以黄、林、太、夹、南、姑、应、蕤、夷为九成。其论乐器则据《风俗通》笙、柷、鼓、箫、瑟、埙、钟、磬为八音之器。卷末又杂录问答之语。所载十二律积数，繁衍无当。又以阴阳术数之说附会其间，益杂糅矣。
△《律吕古义》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吕怀撰。此编前载《总序》，后列《七图》，分《律本》、《律变》、《候气》、《纳音》等门，并载《杂说》内、外篇及《答问》数条。其中心统之说，颇近释氏。所论亦时多牵合，未能得律吕之本也。
△《律吕分解》二卷、《律吕发明》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应鳌撰。应鳌有《淮海易谈》，已著录。是书考辨律吕，多出臆断。如旋宫之法以十二律相生为次，每调用五声二变，止得七声。如通计一均五调所用之七律，则三十五声只得十一律。今以黄钟一均言之，自黄钟而上，用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四律。自黄钟而下，用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六律。并黄钟为十一律。其不用大吕者，以旋宫之法所不及也。应鳌不解其义，乃云大吕助黄钟宣气，后妃之象，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虚而不用。穿凿殊甚。
其算汉斛铭文之径，尤为疏舛。嘉量方尺图，其外方斜即圆径也。方求斜术，以方尺自乘倍之，开方得斜，即以之为圆径。用祖氏密率得圆周，乃不易之法。今应鳌以径一围三最疏之率起算，命斜径为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开方乘除所得之数无一不谬，与祖氏所有径一一四周三五五密率相去殊远。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况即以径一围三论之，则斜径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总之根柢不明，故无往而不牴牾也。
△《舞志》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敉撰。敉初名献翼，有《读易纪闻》，已著录。是书凡十二篇。一曰《舞容》，二曰《舞位》，三曰《舞器》，四曰《舞服》，五曰《舞人》，六曰《舞序》，七曰《舞名》，八曰《舞音》，九曰《舞什》，十曰《舞述》，十一曰《舞议》，十二曰《舞例》。大旨以韩邦奇《志乐》为本，而杂引史传以畅其旨，颇为详备。然多阑入后世俗乐，未免雅郑杂糅。至援《山海经》刑天舞干戚之类以证古义，尤为贪多嗜奇，择焉不精矣。
△《李氏乐书》十九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里贯未详。嘉靖十七年官辽州同知时，表进此书於朝，诏授太常寺典簿。其书凡《古乐筌蹄》九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青宫乐调》三卷、《典乐要论》三卷、《乐记补说》一卷、《四圣图解》二卷。文察生平所学，具见於《古学筌蹄》。大旨本《史记律书》与《周官大司乐职》文而自为之说。《律书》生钟术，“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为上。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谓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数皆自酉而定。盖酉为寸法，其位当乎十也。商八，太蔟为商，居寅，自寅数酉当八。羽七，南吕为羽，居酉，酉冲在卯，自卯数酉当七。角六，姑洗为角，居辰，自辰数酉当六。宫五，黄钟为宫，居子，自子数酉当十。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钟为徵，居未，未冲在丑，自丑数酉当九。”今以其言考之，酉为寸法而位居十，已与上九之义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数，羽酉、徵未皆取冲位，虽可以六阳当位，自得六阴，则居其冲解之，而自宫子至酉实为十数，不得云宫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强牵合，莫此为甚。《六十调图》，率以羽声起调。如黄钟宫起南吕，黄钟徵起姑洗，黄钟商起应钟，黄钟羽起蕤宾，黄钟角起大吕之类，皆以羽声数至黄钟而止，以合宫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之数。今以黄钟言之，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七律即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一均之数。黄钟为宫，则七律自蕤宾止矣。文察不用黄钟、林钟、太蔟三律，而以其南吕羽起调。至蕤宾以下，乃取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六律继之，共得十声，而合宫五之数。大吕、夷则等律於黄钟宫不相干涉，而第十声之黄钟亦非黄钟为宫之原律。至黄钟徵调，林钟为宫，七律以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为次。文察不用林钟、太蔟、南吕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调。至大吕下，取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五律继之，共得九声，以合徵九之数。其谬与黄钟宫同。而更有甚者，黄钟宫虽不用黄钟本律，而有第十声之变律，犹可言也。黄钟徵调以林钟徵为宫，今弃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黄钟九声并无林钟之律得命之为宫，而仍名之为黄钟徵，是名实错乱也。《大司乐》三大祀乐天神之乐，文察以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顺行为十奏之次。大吕、蕤宾、应钟、姑洗、南吕、太蔟、林钟、黄钟、仲吕、无射逆行为十歌之次。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为六变之次。六变之乐夹钟为宫，则黄钟为羽，起声在羽之羽，则为南吕。故一变姑洗，至六变仍得夹钟，合南吕六变数之，则羽七也。夫《经》文明言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文察因其不合，则云黄钟乃夹钟羽，在第九奏，为夷则之角；太蔟乃夹钟变宫，在第二奏，为林钟之徵；至姑洗为羽，万不得通，乃云姑洗在夹钟前一位，乃黄钟之角；黄钟乃夹钟之羽，其气相关，在第三奏，为林钟之羽。夫六十调八十四声旋宫之法，每一律皆含五声二变，特以宫调不同，某律之为某声，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为好异而已矣。其《律吕新书补注》、《青宫乐调》、《典乐要论》三书，大旨不出乎此。《乐记补说》，因陈澔之《注》而补之，以发明礼先乐后之，不及於器数。
《四圣图解》上卷四图：一为《伏羲先天卦图》，一为《文王后天卦图》，一为《夏禹九畴图》，一为《箕子洪范图》。下卷四图：一曰《用保圣躬》，二曰《用明圣心》，三曰《用一圣动》，四曰《用直圣政》，更一字不及於乐。据其《自序》，欲以德政为作乐之本也。然当世宗玄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说称“老彭得之以养身”云云，毋亦欲希时好乎？△《雅乐考》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韦焕撰。焕，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县教谕。是书杂引前代论乐之事，钞撮成编。前三卷题曰《经书》，皆引《六经》言乐之文，《论语》、《孟子》亦皆详载。而《左传》惟引“初献六羽”、“季札来聘”二条。《仪礼》则不录一字。四卷题曰《诸子》，自太公《六韬》以至《庄子》、《列子》皆取一二条。
五卷为《五声》，六卷、七卷为《六律》，八卷、九卷为《律制》，十卷至十二卷为《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为《乐制》，皆剽剟习见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乐章，并教坊曲令亦载焉。全书无所发明，惟“六羽”条下称祀孔子当增武舞耳。
△《律吕正声》六十卷（内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鱼，即墨人。李维桢《序》以为曾官盐山县县丞。林增志《序》则以为铅山县县丞。二《序》同时，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实录》，实作盐山，则增志《序》误也。其书以卦气定律吕，推步准之《太玄经》，分寸准之《吕览》，故大旨主李文利黄钟三寸九分之说，而独斜其律，以左律为右律。
又以三分损一、隔八相生截然两法，而力辨古来牵合为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说甚辨。自汉司马迁至明韩邦奇诸家，皆有节取，而无一家当其意。盖邦直当嘉靖间上书论时政，坐是闲废，闭户二十年乃成此书。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万历甲午诏修国史，翰林周如砥尝上其书於史馆，盖亦笃志研思之作也。然维祯《序》述其欲比孔子自卫反鲁，使《雅》、《颂》得所；邦直《自序》亦称千载之谬可革，往圣之绝学不患於无继：则未免过夸矣。
△《律吕正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是书扫除古法，自生新意。谓《史记》称黄钟八寸十分一，乃约十分为寸；《管子》称九九以是生黄钟，乃约九分为寸；自京房、刘歆始以九寸为九十分，以空围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说皆谬。因创为纵黍、斜黍、横黍三等尺图，谓元定误以斜黍之积为横黍之积，故诸律尺度皆谬。
於是每律长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纠其失。又以密术推内外周径、面幂及积实，而终之以《琴律图谱》。大抵皆掊击前人之说也。以载堉所撰《律吕精义》与是书相考，是书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则载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八毫七丝四忽三微一纤；是书太蔟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载太蔟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八毫九丝八忽七微一纤；是书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八毫九丝六忽四微一纤。其馀丝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盖此书为载堉草创之本，而《律吕精义》后出，其算术与年俱进，故得数不同也。
△《律吕质疑辨惑》（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郑世子载堉字也。书中有云：“《律吕精义》内篇备载各律内外周径、面幂、积实乘除算术已详。今恐文烦，故不细解，只将倍、正、半三十六律内、外径数开如左。”盖载堉既为《律吕精义》，又为此书以约其义也。其说谓前《汉志》度本起於黄钟之长，黄钟之长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后成尺，则不可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矣。故全书俱从黄钟长一尺立算，与所谓《律吕精义》及《正论》互相阐发。《千顷堂书目》不著录，盖未之见。今钞本附於《律吕正论》之后，而以王所用《律吕正论序》冠於卷端，则二书一时，传写装潢者误移也。
△《乐经以俟录》（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录》，已著录。是编首以十二律衍为十二月令，摹仿《礼记》之文，颇为芜杂。其解“用宫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为“凡乐调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谓之宫，次二谓之商，次三谓之角，次四谓之徵，次五谓之羽，则五乃羽位，非宫与商之位。因下宫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以宫逐羽，而宫下间一之阳律即是角，故曰《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引商刻羽，而商下间一之阴律即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按“下宫”之名见《国语》伶州鸠所论七律，“下商”之名则亘古未闻，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为清宫、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调之数少，宫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正宫；宫调之数少，而商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下宫。
其法以宫与商相较，商与角相较，角与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调之末，更无他调相较以知其孰为正羽，孰为清羽。然宫商、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较，羽调独不可与宫相较乎？且古人有少羽、缪羽、清羽诸说，《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声，遂谓羽无清调，误矣。又论蔡元定《旋相为宫图》黄律虽在黄钟宫调之首，而黄律不在黄钟羽调之末，不得谓之以黄钟起调毕曲。按乐律始终，条理出於自然。起调毕曲必用本律，本属臆度。蔡元定以黄、太、姑、蕤、林、南、应为黄律宫者，乃合五声二变而计之。黄钟既在一均之内，自可以为起调毕曲。九思乃分十二律为五段，每调止用五声，而其所用者乃长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属乖舛。又谓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复始，不知五声二变可以该括万声，亦为浅陋。至谓十二律之黄、太、姑、夹等字即为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吕解注》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邓文宪撰。文宪号念斋，新会人。官晋江县教谕。是书成於万历癸未，全录《律吕新书》旧注，所自为诠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书《六十调》一图，於旋宫之法，已为赅备。文宪又每调各为一图，附於蔡图之后，尤徒为繁碎矣。
△《乐经集注》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有《礼经集注》，已著录。是书取《春官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经》，谓汉窦公献古《乐经》，文与《大司乐》合，是其明证。今以所述二十官之义证之《注》、《疏》，多相符合。惟《大司乐》一官序乐制最详，而文亦最奥。郑注圜钟为宫以下文，谓天宫夹钟阴声，其相生从阳数，其阳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中吕与地宫同位，不用中吕上生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地宫，又不用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与无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其林钟为宫，黄钟为宫，相生之例亦然。其义颇奥，故宋元人多不从。
是书於此类要义，多未发明，而徒事牵衍文句，盖亦无足深取矣。
△《大乐嘉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应兆撰。应兆字瑜石，江宁人。崇祯中举人，官休宁县教谕。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雅乐》於天下，令学官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举或不举，其举者或久而废。故明之季年，休宁学尚不备乐。应兆乃与知县王佐考核定制，编为此书。实明一代享祭先师之乐谱，非一县之乐谱也。
△《古乐义》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邵储撰。储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书中考辨《韶乐》尤详。大概据《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为堂上之乐，“合止柷敔，笙镛以间”为堂下之乐，《箫韶》九成为乐之始终节奏。又据《汉志》“乐歌《九德》”颜师古《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语，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自“天叙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自庶顽谗说”至“於否则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为《九德》之歌。据舞蹈宣八风之气及文始五行舞诸说，推之为《九韶》之舞。不知经传所云《韶乐》，本寥寥数语，毫无声律器数可推。而储乃敷衍之以为当时《韶乐》如是。其勉强附会，自不待言。至其论十二律皆具正管正声，子管子声，为二十四律。其十二律衍唱之法，如黄钟宫衍唱以黄、林、太、南、姑、应为一均，应、蕤、大、夷、夹为一均，皆用正管。无、仲、黄、林、太一均四律，皆用正管，独黄钟用子管。南、姑、应、蕤、太一均，独大吕用子管。不知声音之道，高下以渐。诸高之中而忽杂一下，或诸下之中而忽杂一高，则律不成律，歌不成歌。储侈言《韶乐》，实于寻常声音之道尚未能辨也。
△《大成乐律》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贞瑄撰。贞瑄字璧六，号历洲，晚号聊叟，曲阜人。顺治庚子举人，官大姚县知县。是编乃贞瑄为济南教授时作。推洞箫七调以明三分损一、上生下生之旨，尤详於琴瑟谱。其节奏大概本之阙里庙中。其辨郑世子瑟以合宫命之别於旋宫之说有五不可通，颇多订正。然谓乐亡而求诸俗，至以筝为瑟之遗制，未免乱郑声於雅乐矣。
△《律吕新书衍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夏音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举人。官知县。是编取蔡元定之书，更为推阐。凡为说五、图六。图后又合附以论及歌诀。其论律吕相生之次，与元定颇有异同。元定谓六律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者，皆损而下生。六吕在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者，皆益而上生。至蕤宾生大吕，损而下生，其管只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则生夹钟，损而下生，其管只三寸六分六釐三毫。无射生仲吕，损而下生，其管只三寸二分八釐六毫。於是谓三吕在阴无所增损，三吕在阳则用倍数，使与十二月之气相应。夏音不从，专主《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说，谓自子至巳前六辰为阳，皆下生，下生则损。自午至亥后六辰为阴，皆上生，上生则益。子之生未，一阳生二阴。未之生寅，二阴生三阳。寅之生酉，三阳生四阴。酉之生辰，四阴生五阳。辰之生亥，五阳生六阴。
午之生丑，一阴生二阳。丑之生申，二阳生三阴。申之生卯，三阴生四阳。卯之生戌，四阳生五阴。戌之生巳，五阴生六阳。自矜其说为前人未发。然应钟生蕤宾，以亥之六阴生午之一阴，与阴阳相生之例不合，终未若元定之书，深有合於司马迁、班固诸家古法也。
△《律吕图说》九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复，渭南人。是书成於康熙戊辰，自谓殚四十馀年之功。大抵依蔡氏《律吕新书》次第为之图说，尤力申候气之法。历引《隋志》及明人韩邦奇、王邦直之说，为之发明。案候气之说虽详具於《续汉志》。然隋开皇九年高祖遣毛爽、蔡子元候气於普明寺，其法已不能应。其事具详《隋志》。
即蔡氏所谓多截管以求黄钟者，亦究未之能得。建常所论，亦泥古而不知变通者矣。末有王宏撰《后序》，历称黄宗羲、梅文鼎、毛奇龄诸家，以为与建常此书皆不合，其惑滋甚。安得聚诸人於一堂，穷其本而究其变。则亦深有微词矣。
△《锺律陈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陈垿撰。陈垿字玉亭，太仓人。康熙己酉举人，官行人司行人。
自孟康、韦昭皆有黄钟管径三分围九分之说，算家以其周径相求之率於术最疏，久废不用。陈垿仍本旧说，以径三分为生律之数。又云：“即九为寸，律之九，度之十也，取径之三十，因九归得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为律生之度。黄钟管径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九还原，即三周十分又三百三十九分分之一十六。以九还原，为九分又一百一十三分之四十八。”则是径九分者乃虚立之率，而非实数。其说与蔡氏约十为九之论合。然围九之率终为疏舛，即陈垿究不能强解也。《隋书律志》载祖冲之密率径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陈垿用此率以算周径，较径三围九之法为密。如以新率四率比例推之，径一为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二率，径一百一十三为三率，推得四率之周为三五五九九九九六九四五，比祖氏三五五密率尾数尚多八位，又陈垿所未知矣。
△《乐经内编》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宣猷撰。杂采诸经书言乐之文，排纂成书，无所考正。《自序》又称采诸史者谓之《外编》。今《外编》未见，非完书也。
△《律吕新书注》三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模撰。模，仪封人。是书成於雍正甲辰。所注皆依文训义，惟於鲁斋彭氏所算黄钟围径字画讹舛者，能订正其失耳。《自序》云：“不得黄钟则十一律无由而正。”然不究黄钟之真度，而徒以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为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等理语解之。此所谓言之可听，而用之无当者也。
△《赓和录》二卷（广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何梦瑶撰。梦瑶字报之，南海人。雍正庚戌进士。是书恭录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为《述要》上、下二卷。又以所纂蔡氏《律吕新书训释》、曹庭栋《琴学纂要》附入下卷。谨案《正义》所论琴律，据《管子》、《白虎通》诸书以大弦为倍徵、三弦为宫，与诸家云一弦为宫者迥异。蔡、曹二书尚仍旧说，梦瑶依文训释，尚未能推阐御制之精微，以纠正流传之舛误也。
△《易律通解》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光邦撰。光邦，临海人。雍正中官中书舍人。《易》道阴阳，律吕亦本阴阳。《易》为天地自然之数，律吕亦本天地自然之数。故推而衍之，其理可以相通。然《易》不为律作，律亦不为《易》作，无容牵合而一之也。是书引律以合《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数画为三角图，与算家开方廉率立成之法相类。
所用过揲之数以九八不以九六，策数以五十五不以五十，於律义颇多牴牾。至律管不用围径，又於十二律之外，增小吕、含少二律於无射之后，亦自我作古也。
△《乐律古义》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童能灵撰。能灵有《周易剩义》，已著录。是书谓《洛书》为五音之本，《河图》为《洛书》之源。《河图》圆而为气，《洛书》方而为体。五音者气也，气凝为体，体以聚气，然后声音出焉。蔡氏《律吕新书》沿《淮南子》、《汉书》之说，误以亥为黄钟之实，惟所约寸、分、厘、丝、忽之法，其数合於《史记律书》。因取其说为之推究源委，以成是书。夫万事万物，不离乎数，故旁牵蔓引，无不可比附於图书。而律、历两家以数为根，尤易於假借。其文敷衍成理，然非圣人作乐之本旨也。伶伦制律，何尝一字及图书哉？△《大乐元音》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士权撰。士权号龙菴，黔阳人。官太常寺博士。是书成於乾隆己丑。
前五卷据琴定乐，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数一百八，下羽之数九十六”、《白虎通》“弦音离，故首徵”二说而通之。案弦审音，以首弦为下徵，二弦为下羽，三弦为宫，四、五、六、七为商、角、徵、羽，并附以《仪乐谱》十二篇。图说颇繁，然实本钦定《律吕正义》“琴以首弦为下徵”之说，旁为推演。其由琴声而推诸乐，与近时江永《律吕新论》所见略同，但不及永书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谱》、《曲谱》，七卷附《历学音调》，类例甚详。惟合、四、乙、上、尺、工、凡唐人新法，兹既不取，而又兼以凡字代变宫，乙字代变徵，则矛盾在所不免矣。
△《律吕新书笺义》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罗登选撰。登选，衡山人。是编取蔡元定书为之训释，亦有强为之说者。
如《八十四声图笺》云：“合为黄钟古，六为黄钟清。”本之《宋志》所载《燕乐字谱》。合、六皆头管翕声，非笛色也。《六十调图笺》云：“今民间俗乐亦有调法，如用六字调是古清黄钟调。”不知俗乐以笛色正宫之字定调，头管之翕声为合，是加上字哨吹之而为合。若去哨吹之，则只是上字也。且唐宋时燕乐高於雅乐三律，以夹钟清为宫。蔡氏《新书》云：“紧五者夹钟之清声，俗乐以为宫是也。燕乐之黄钟，其声当雅乐夹钟。《新唐书》云‘宫声应夹钟之律’是也。”
然则笛色六字，已非雅乐黄钟，其非古黄钟益可知矣。至於书中所引推步算术之类，尤为牵合。末附《八音考略》一卷，亦无大阐明云。
△《律吕图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紫芝撰。紫芝字鹫山，一字秀山，杭州人。是书首引朱子《钟律篇》，次列《黄钟图》，自此以下凡三十八图，以《月建日躔图》终焉。每图皆为之说，大都不出蔡元定、韩邦奇及郑世子载堉旧说。前有孔毓玑《序》，称其为学徒讲解“以六律正五音”句著为此书，于四子书中不留纤毫疑义。则亦举业之绪余矣。
△《音律节略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继善撰。继善号本菴，婺源人。是编首列律吕损益上下相生之法，次列正半变半诸律长短之法，次列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后列《黄宫七管》至《应宫七管》十二图，即《律吕新书》所谓八十四声，盖《旋宫谱》也。其中所云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者，乃局於所见而云然。朱子亦考据旧文，非自立新法也。
△《黄钟通韵》二卷（翰林院笔帖式都保家藏本）
国朝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号秋庄，满洲镶红旗人。是书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吕名义》第六、《律本》第七、《循环为宫》第八、《声字》第九、《律数》第十。末又附以《琴图》，共为上、下二卷。多本蔡元定《律吕新书》而附益以己意。如《声字》一篇，於国书十二字头独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馀皆不之及。而五章中又杂取第四章之（■安■恩）二字以配宫。第五章之（■昂■鞥）二字以配商。第一章之（■阿■额）
二字以配角。第十章之（■敖■欧）二字以配徵。第二章之（■爱读平声■额依）
二字以配羽。以上十字，分之配十干。又取首章之（■依■乌）两字，共为十二字，分配十二律，作为横直方圆之图，且谓人之言语声音止此数字。殊不知我国书十二字头，整齐肃括，无音不备，无韵不该，非可偏举其五字头以为分配也。
据其所论，盖以此五章可用汉字对音，其馀七章双声叠韵为汉文所无，故不用耳。
然国书有二合、三合切音之不同。推其原本，则自首句六字而外，其馀何一非双声叠韵，而谓止於七章而已乎？今以汉文字有无为国音之区别，汉文所有者，则取配五音十二律，而汉文所无者，概置弗论，是未究国书制作之本也。且字头十二，虽曰平列，其实十一章皆以第一章为纲领，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为纲领。观国语中并无以他字加於（■阿■额■依■鄂■乌）之上者。其偶遇此音，亦以他字代之。盖此数字总贯十二章，如臣之有君，子之有母，其体统实为最尊，不宜与众音并列。又所列（■阿■爱平声读■安■昂■敖）等字反居（■额■额依■恩■鞥■欧）等字之下，亦多未安。伏稽钦定《国书新语》，即以（■阿）为阳，以（■额）为阴。以此可见（■阿）之类皆阳位也，（■额）之数皆阴位也。
阴不可以先阳，乃国书之义例，不可以随章布列矣。至其以五章字头统诗韵三十部，虽亦近似，然限以前所拈之数字，亦不足以尽清文之蕴。惟所论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为有益於学者耳。
△《乐原》（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嚣嚣子撰。不著名氏。相其纸色版式，盖近时人也。首为《总论》一篇，泛摭声律身度之常谈。书中亦录《通典》、《玉海》之旧文。其他若谓阳律有二变，阴律无二变，不知十二律旋相为宫，各有五声二变，故得八十四声。若阴律无二变，则十二律旋宫止得七十二声矣。又谓吉事用九寸起律，则黄钟也；凶事用八寸起律，则大吕也。考《周礼大司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烖、诸侯薨令去乐，从未见有凶事用乐，亦未见先王特别八寸之管为凶事用者，至《史记》述汉制，始有吹箫给丧之语，然岂可以论古乐欤？△《律吕纂要》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后亦无序跋。分上、下二篇，每篇各十有三说。大意以律吕之要在辨其声音之高下、长短，上篇则发明高下之节，下篇则发明长短之度。
似乎近人节录钦定《律吕正义》以便记诵者也。
──右“乐类”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内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乐为古制，宜遵古法。阮咸、荀勖之争不过尺之长短，房庶、范镇之争不过黍之纵横耳。宋魏汉津以徽宗指节定尺，明李文利以黄钟为长三寸九分，尽改古法，皆世衰而邪说作也。今於诡词新论悉斥不录，庶不失依永和声之本旨焉。）
卷四十 经部四十
○小学类一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於本篇。
△《尔雅注疏》十一卷（内府藏本）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官至弘农太守。事迹具《晋书》本传。昺有《孝经疏》，已著录。案《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则《尔雅》之来远矣，然不云《尔雅》为谁作。据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案《经典释文》以揖所称一篇为《释诂》）。
今俗所传三篇（案《汉志》《尔雅》三卷，此三篇谓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疑莫能明也。”
於作书之人，亦无确指。其馀诸家所说，小异大同。今参互而考之，郭璞《尔雅注序》，称“豹鼠既辨，其业亦显”，邢昺《疏》以为汉武帝时终军事。《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案《七录》久佚，此据《隋志》所称梁有某书亡，知为《七录》所载），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汉武帝时人。则其书在武帝以前。
曹粹中《放斋诗说》曰：（案此书今未见传本，此据《永乐大典》所引）“《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如‘学有缉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广也。’康成则以为学于有光明者。而《尔雅》曰：‘缉熙，光明也。’又‘齐子岂弟’，康成以为犹言‘发夕’也。而《尔雅》曰：‘岂弟，发也。’‘薄言观者，’毛公无训。‘振古如兹’，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则以观为多，以振为古。其说皆本於《尔雅》。使《尔雅》成书在毛公之前，顾得为异哉？”则其书在毛亨以后（案《诗传》乃毛亨作，非毛苌作，语详《诗正义》条下）。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观《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书欧阳修《诗本义》以为学《诗》者纂集博士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亦以为大抵解诂诗人之旨。然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扬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涷。”《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释虫》云：“蒺藜，蝍蛆。”此取《庄子》之文也。《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
《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鱼枼>。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
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地》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县。”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殚数。盖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耳。璞时去汉未远，如“遂幠大东”称《诗》，“钊我周王”称《逸书》，所见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据。后人虽迭为补正，然宏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昺《疏》亦多能引证，如《尸子广泽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於陆氏《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於昺。惟既列《注》文，而疏中时复述其文，但曰郭《注》云云，不异一字，亦更不别下一语，殆不可解。岂其初《疏》与《注》别行欤？今未见原刻，不可复考矣。
△《尔雅注》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因以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
绍兴间以荐召对，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阁。寻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撰《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諆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於说《尔雅》家为善本。
中间驳正旧文，如《后序》中所列饘餬、讯言、襺袍、衮黼四条，峨峨、丁丁、嘤嘤三条，《注》中所列《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赉畀卜之予为与”一条，“关关”、“噰噰”当入释训一条，《释亲》据《左传》辨正娣姒一条，《释天》“谓之景风上”脱文一条，星名脱实沈、鹑首、鹑尾三次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虫》“食根，蟊”一条，《释鱼》“鲤，鳣”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皆极精确。惟“鱼枕谓之丁”一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又《汪师韩集》有书此书后一篇，驳其误改郭《注》者，以“刘，刘杙”为安石榴、以“齧雕蓬”为其米雕胡二条；补郭《注》而未确者，“孟，勉也”，以为“孟”即“暋”，“於，代也”以为更词二条；仍郭《注》之误未改者，训“邮，过也”为道路所经过，不知邮古字同尤；训比目鱼为王馀，不知《吴都赋》“双则比目，片则王馀”二条：亦颇中其失。至於议其《释言》篇内经文脱“龠，同也”三字，《释水篇》内经文脱“水之由膝以下为揭”至“为厉”十八字，《释草篇》内经文脱“苇丑，艻”三字，《释鱼篇》内经文脱“蛭，虮”二字，《释鸟》篇内脱“仓庚，黧黄也”五字，皆当为毛氏刊本之误，并以诋樵则过矣。
△《方言》十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考《晋书郭璞传》有注《方言》之文，而《汉书扬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一字。《艺文志》亦惟《小学》有雄《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皆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馀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是称雄作《方言》，实自劭始。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惟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作。然迈所摘刘歆与雄往返书中，既称在成帝时，不应称孝成皇帝一条及东汉明帝始讳庄，不应西汉之末即称庄遵为严君平一条，则未深中其要领。考书首“成帝时”云云，乃后人题下标注之文，传写舛讹，致与书连为一，实非歆之本词，文义尚厘然可辨。书中载杨、庄之名，不作严字，实未尝预为明帝讳。其严君平字，或后人传写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断是书之伪。惟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引雄说，而其文皆不见於《方言》。又慎所注字义，与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标扬雄《方言》字。知当慎之时，此书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为雄作，故马、郑诸儒未尝称述。至东汉之末，应劭始有是说。
魏孙炎注《尔雅》“莫貈、螳螂，蛑”字，晋杜预注《左传》“授师子焉”句，始递相徵引。沿及东晋，郭璞遂注其书。后儒称扬雄《方言》，盖由於是。
然劭《序》称《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万一千九百馀字，则字数较原本几溢三千。雄与刘歆往返书，皆称《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称三五之篇。而《隋志》、《唐志》乃并载扬雄《方言》十三卷，与今本同，则卷数较原本阙其二。均为牴牾不合。考雄《答歆书》，称“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如可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书，歆借观而未得，故《七略》不载，《汉志》亦不著录。后或侯芭之流收其残稿，私相传述。阅时既久，不免於辗转附益，如徐铉之增《说文》，故字多於前。厥后传其学者，以《汉志》无《方言》之名，恐滋疑窦。而《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证其实出於雄。遂并为一十三卷，以就其数。故卷减於昔欤？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亦疑以传疑之义也。
雄及刘歆二书，据李善《文选注》引“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句，已称《方言》。
则自隋唐以来，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书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奥，训义深隐，校雠者猝不易详，故断烂讹脱，几不可读。钱曾《读书敏求记》尝据宋椠驳正其误，然曾家宋椠，今亦不传。惟《永乐大典》所收，犹为完善。检其中“秦有娥之台”一条，与钱曾所举相符，知即从宋本录入。今取与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窜，颠倒错落，全失其初，不止钱曾所举之一处。是书虽存而实亡，不可不亟为釐正。谨参互考订，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删衍文十七字，补脱文二十七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并逐条援引诸书，一一疏通证明，具列案语。庶小学训诂之传，尚可以具见崖略。并以纠坊刻之谬，俾无迷误后来。旧本题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文冗赘，故诸家援引及史志著录皆省文谓之《方言》，《旧唐书经籍志》则谓之《别国方言》，实即一书。又《容斋随笔》称此书为《輶轩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以代为域，其文独异。然诸本并作“绝代”，书中所载亦无“绝域重译”之语。洪迈所云，盖偶然误记，今不取其说焉。
△《释名》八卷（内府藏本）
汉刘熙撰。熙字成国，北海人。其书二十篇。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中间颇伤於穿凿，然可因以考见古音。又去古未远，所释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如《楚辞九歌》：“薛荔拍兮蕙绸。”王逸注云：“拍，搏辟也。”“搏辟”二字，今莫知为何物。观是书《释床帐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谓之“搏辟”。孔颖达《礼记正义》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谓之衽。是书《释衣服篇》云：“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则与《玉藻》言“衽当旁”者，可以互证。《释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饰曰琫，下末之饰曰琕。”又足证《毛诗诂训传》之讹。其有资考证，不一而足。吴韦昭尝作《辨释名》一卷，纠熙之误，其书不传。然如《经典释文》引其一条曰：“《释名》云：古者车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音尺遮反，舍也（案《释名》本作“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此盖陆德明约举其文，又取文义显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韦昭云“车古皆音尺奢反，后汉以来，始有居音。”案《何彼襛矣》之诗，以“车”韵“华”。《桃夭》之诗，以“华”韵“家”。家古音姑，华古音敷，则车古音居，更无疑义。熙所说者不讹，昭之所辨亦未必尽中其失也。别本或题曰《逸雅》。盖明郎奎金取是书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书皆有“雅”名，遂改题《逸雅》以从类。非其本目，今不从之。又《后汉书刘珍传》，称珍撰《释名》五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其书名相同，姓又相同。郑明选作《秕言》，颇以为疑。然历代相传，无引刘珍《释名》者，则珍书久佚，不得以此书当之也。明选又称此书为二十七篇，与今本不合。明选，万历中人，不应别见古本，殆一时失记，误以二十为二十七欤？△《广雅》十卷（内府藏本）
魏张揖撰。揖字稚让，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从木作楫。然证以稚让之字，则为揖让之揖审矣。后魏江式《论书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增长事类，抑亦於文为益者也。然其《字诂》，方之许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谓《埤仓》、《广雅》胜於《字诂》。今《埤仓》、《字诂》皆久佚，惟《广雅》存。其书因《尔雅》旧目，博采汉儒笺注及《三苍》、《说文》诸书以增广之，於扬雄《方言》亦备载无遗。隋秘书学士曹宪为之音释，避炀帝讳，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并称，实一书也。前有揖《进表》，称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
《隋书经籍志》亦作三卷，与《表》所言合，然注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馆阁书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宪所注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则作十卷，卷数各参错不同。盖揖书本三卷。《七录》作四卷者，由后来传写，析其篇目。宪《注》四卷，即因梁代之本。后以文句稍繁，析为十卷。又嫌十卷烦碎，复并为三卷。观诸家所引《广雅》之文皆具在，今本无所佚脱，知卷数异而书不异矣。然则《馆阁书目》所谓逸者，乃逸其无注之本。
所谓存《音》三卷者，即宪所注之本。揖原文实附《注》以存，未尝逸，亦未尝阙。惟今本仍为十卷，则又后人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玄度《九经字样序》，称音字改反为切，实始於唐开成间。宪虽自隋入唐，至贞观时尚在，然远在开成以前。今本乃往往云某字某切，颇为疑窦。殆传刻臆改，又非宪本之旧欤？△《匡谬正俗》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颜师古撰。师古名籀，以字行，雍州万年人。历官秘书监。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永徽二年其子符玺郎扬庭表上於朝，高宗敕录本付秘阁。卷首载扬庭《表》，称“藁草才半，部帙未终”，盖犹未竟之本。又称“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则今本乃扬庭所编。宋人诸家书目多作《刊谬正俗》，或作《纠谬正俗》，盖避太祖之讳。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列谬正俗》，则刻本偶误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惟拘於习俗，不能知音有古今。
其注《汉书》，动以合声为言，遂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故此书谓葬音臧，谊议音宜，反音扶万反，歌音古贺反，彝音上声，怒有上、去二声，寿有授受二音，县有平、去二声，迥音户蓥反，皆误以今韵读古音；谓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读庞，皆误以古音读今韵：均未免千虑之一失。然古人考辨小学之书，今皆失传。自颜之推《家训音证篇》外，实莫古於是书。其邱区、禹宇之论，韩愈《讳辨》引之，知唐人已绝重之矣。
《戒山堂读史漫笔》解都鄙二字，诧为独解，不知为此书所已驳；毛奇龄引《书序》“俘厥宝玉”解《春秋》“卫俘”，诧为特见，不知为此书所已引：洵后人证据，终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郑樵《通志校雠略》曰：“《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卷起《论语》，而《崇文总目》以为《论语类》。知《崇文》所释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今检《崇文总目》，樵说信然。当时馆阁诸人不应荒谬至此。检是类所列，以《论语》三种、《家语》一种居前，次为《白虎通》，次为《五经钩沉》，次即此书，次为《六说》，次为《经史释题》，次为《授经图》，次为《九经馀义》，次为《演圣通论》，皆统解群经之文。盖当时仿《隋志》之例，以《五经总义》附之《论语类》中。虽不甚允，要不可谓之无据。樵不考旧文而务为苛论，遽以只看数行诋之，失其旨矣。
△《群经音辨》七卷（通行本）
宋贾昌朝撰。昌朝字子明，获鹿人。天禧初赐同进士出身，庆历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初加左仆射，封魏国公。谥文元。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其侍讲天章阁时所上。凡群经之中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异》，仿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发字例》，依许慎《说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浊》，曰《辨彼此异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即《经典释文序录》所举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训得失》一门，所辨论者仅九字。书中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如卷一《言部》“谦，慊也”下云：“郑康成说谦以慊。慊，厌也。厌谓闭藏貌。”据《礼记注》曰：“谦读为慊。慊，厌也。”此解正文“自谦”。《注》又曰：“厌读为黡。黡，闭藏貌也。”此解正文“厌然”，与上《注》“厌足”之“厌”绝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为失考。
又卷二《丌部》：“典，坚刃貌也。”据《考工记》“辀欲颀典”《注》曰：“颀典，坚刃貌。”以“颀典”为形容之辞，不得单举一“典”字。卷三《巾部》“幓头，括发也。”“幓”木“幧”字之讹。据《仪礼注》，一以解妇人之髽以麻申之，曰：“以麻者，如著幓头焉。”一以解“括发以麻免而以布巾之”，曰：“此用麻布为之，状如今著幓头矣。”是括发、免髽皆如著幓头，幓头自是吉服。扬雄《方言》：“帕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绡头”。刘熙《释名》作“绡头。”又有{髟贵}带，{髟米}带等名，岂可以括发释之？是皆疏於考证之故。然《释文》散见各经，颇难检核。昌朝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俾学者易於寻省，不为无益。小学家至今不废，亦有以也。《自序》云：“编成七卷，凡五门。”绍兴中王观国《后序》亦云：“凡五门，七卷。”
惟《宋史艺文志》作三卷。此本为康熙中苏州张士俊从宋椠翻雕，实为七卷。
则宋史所载为字画之误明矣。
△《埤雅》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陆佃撰。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少从学於王安石。熙宁三年擢进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选为郓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历转至左丞。未几，罢为中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精於礼家名数之学，所著《埤雅》、《礼象》、《春秋后传》之类，凡二百四十二卷。王应麟《玉海》又记其修《说文解字》。其子宰作此书《序》，又称其有《诗讲义》、《尔雅注》。今诸书并佚。其《尔雅新义》仅散见《永乐大典》中，文句讹阙，亦不能排纂成帙。
传於世者惟此书而已。凡《释鱼》二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二卷、《释马》一卷、《释木》二卷、《释草》四卷、《释天》二卷。刊本《释天》之末注“后阙”字，然则并此书亦有佚脱，非完本矣。宰《序》称佃於神宗时召对，言及物性，因进《说鱼》、《说木》二篇。后乃并加笔削。初名《物性门类》，后注《尔雅》毕，更修此书，易名《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其说诸物，大抵略於形状而详於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
又推而通贯诸经，曲证旁稽，假物理以明其义，中多引王安石《字说》。盖佃以不附安石行新法，故后入元祐党籍。其学问渊源则实出安石。晁公武《读书志》谓其说不专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详检是编，误以论其人者论其书欤？观其开卷《说龙》一条，至於谓曾公亮得龙之脊，王安石得龙之睛，是岂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诠释诸经，颇据古义。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见之书。其推阐名理，亦往往精凿。谓之驳杂则可，要不能不谓之博奥也。
△《尔雅翼》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罗愿撰，元洪焱祖音释。愿字端良，号存斋，歙县人。以荫补承务郎。乾道二年登进士第，通判赣州。淳熙中知南剑州事，迁知鄂州，卒於官。事迹附载《宋史罗汝楫传》。焱祖字潜夫，亦歙县人。天历中官遂昌县主簿，以休宁县尹致仕。是书卷端有愿《自序》，又有王应麟《后序》、方回《跋》及焱祖《自跋》。应麟《后序》称以咸淳庚午刻此书郡斋，而《玉海》所列《尔雅》诸本乃不著於录。据方回《跋》，称《序》见《鄂州小集》，世未见其书，回访得副本於其从孙裳。盖其出在《玉海》后也。越五十年为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霁重刻，乃属焱祖为之音释。而愿《序》及应麟《后序》隶事稍僻者亦并注焉。焱祖《跋》称《释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释木》四卷，凡六十名；《释鸟》五卷，凡五十八名；《释兽》六卷，凡七十四名；《释虫》四卷，凡四十名；《释鱼》五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验此本，名数皆合。惟《释兽》七十四名，此本内有八十五名，与原《跋》互异。岂字画传写有误欤？其书考据精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应麟《后序》称其即物精思，体用相涵，本末靡遗、殆非溢美。
后陈栎删削其书，别为节本，谓其“好处可以广人之识见处侭多，可恨处牵引失其精当者不少。内引三百篇之《诗》处多不是”云云。案栎著作传於今者有《尚书集传纂疏》、《历朝通略》、《定宇集》三书。核所闻见，曾不能望愿之项背，遽纠其失，似不自量。至愿书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诗集传》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愿书后三年，而栎乃执续出新说绳愿所引据之古义，尤属拘墟。
今愿书流传不朽，而栎之节本片字无存。则其曲肆诋諆，无人肯信而传之，略可见矣。
△《骈雅》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有《周易象通》，已著录。此书皆刺取古书文句典奥者，依《尔雅》体例，分章训释。自《释诂》、《释训》以至《虫》、《鱼》、《鸟》、《兽》，凡二十篇，其说以为联二为一，骈异为同，故名曰《骈雅》。
谋<土韦>淹通典籍，其《一斋书目》所载，往往为诸家所未窥。故徵引注博，颇具条理，非乡塾陋儒捃拾残剩者可比。中间如藻井乃屋上方井，刻为藻文，《西京赋》注引《风俗通》，训义甚明，而谋<土韦>以为刻扉之属，改易旧文，殊为未确。
又谓都御史为大司宪，詹事为端尹，乃流俗之称，亦乏典据。至如《释天》内之岁阳、月名，《释地》内之五丘、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类，皆《尔雅》所已具。更为复引，尤病冗芜。然奇文僻字，搜辑良多；撷其膏腴，於词章要不为无补也。
△《字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生撰。生字扶孟，歙县人。前明诸生。是编取魏张揖《字诂》以名其书，於六书多所发明。每字皆有新义，而根据博奥，与穿凿者有殊。间有数字未安者，如谓“靃”《说文》“呼郭切，飞声也”，而诸书用“靃靡”处又音髓。
今书地名、人姓之类多用霍，独《樊哙传》之“霍人”《正义》注“先累”、“苏果”、“山寡”三反。先累反即髓音也。《韵会》诸家《纸》、《药》二韵兼收靃，而霍则止一音。盖霍从佳，其音当为髓。靃本飞鸟声，借为地名，因又借为人姓，后省便作霍。既为借义所夺，其本音本训遂失。而於字之当用霍音髓者反作靃，此霍之所以转为“呼郭切”，而靃之所以转为“先累反”也。据其所说，则霍但有“先累反”之本音，靃但有“呼郭反”之本音矣。今考音切之古，莫过《玉篇》、《广韵》。《玉篇》“靃”字下注云：“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飞声。”《广韵》於《四纸》“靃”字下注云：“靃麻草。”於《十九铎》“靃”字下注云：“地名。《说文》：飞声也。”则是“靃”本有髓之一读，并不因省借为霍始音髓也。又《玉篇》“霍”字下注云：“呼郭切，挥霍。”《广韵》“霍”字下注云：“虚郭切，挥霍。《尔雅》：霍山为南岳。又姓。”则是“霍”之一字，在《玉篇》、《广韵》原止有“呼郭反”一音，并无髓音。惟《史记正义》注有“息累反”，而要不得为止有“息累反”一音也。况《白虎通》曰：“南方霍山者，霍之为言护也。”“护”乃“呼郭反”之转音，非“先累反”之转音。然则班固读霍已为呼郭反矣，岂汉音犹不足据乎？生又谓“打”字始於六朝。今考后汉王延寿《梦赋》曰：“捎魍魉，拂诸渠，撞纵目，打三颅。”又《易林曰》：“口饥打手。”则打字不始於六朝明矣。此类殊为失考。其他若谓“大鼏七个”之鼏当从冂谐声，与从冖者不同。似蛇之鱓既借“徒何切”之“鱓”，又借“张演切”之“鳣”，而皆转为“常演切”，《汉书注》误以“张连切”之“鳣”为释。又谓《周礼玉人注》“瓒读为{衍食}之”，《说文》“饡，以羹浇饭”，《释文》“膏”作“膏饡”，故《篇海》“”即“饡”字。《内则释文》：“酏读为{衍食}，之然反。
本又作{衍食}，并之然反。”此盖明酏当并读为{衍食}，非谓“”即“{衍食}”字。若以“诸延”切“”，何以处《玉人注》之“{衍食}”乎？又谓干、乾字通，引《后汉书独行传》云“明堂之奠干饭寒水”，又在晋帖所云“淡闷干呕”之前。此类则最为精核。其他条似此者不可枚举。盖生致力汉学，而於六书训诂尤为专长，故不同明人之剿说也。
△《续方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字大宗，号堇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是书采《十三经注疏》、《说文》、《释名》诸书，以补扬雄《方言》之遗。前后类次，一依《尔雅》，但不明标其目耳。搜罗古义，颇有裨於训诂。惟是所引之书，往往耳目之前显然遗漏。如《玉篇》引《仓颉篇》云：“楚人呼灶曰寤。”《列子黄帝篇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吴人呼瞬目为眴目。”《古今韵会》引魏李登《声类》云：“江南曰辣，中国曰辛。”《尔雅释草》、《释文》、宋庠《国语补音》引晋吕忱《字林》云：“楚人名{艹陵}曰芰。，秦名雅{艹陵}。鳀，青州人呼鲇鳀。”《初学记》及《太平御览》引《纂文》云：“梁州以豕为<豕粦>，河南谓之彘，渔阳以猪为豝，齐、徐以小猪为<豕粦>。”《太平御览》又引《纂文》云：“秦以钴钅莽为锉钅羸。”
《尔雅释亲》、《释文》引《纂文》云：“妹，媦也。”《初学记》引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为娃。”《初学记》及《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云：“晋船曰舶。”《埤雅》引《广志小学篇》云：“蝼蛄，会稽谓之<虫留>蛄。”
《北户录》引颜之推《证俗音》云：“南人谓凝牛羊鹿血为<血臽>。<麦粦><麦娄>，内国呼为<米睘>饼，亦呼寒具。粰，今江南呼曰饣散飰。蝘蜓，山东谓之<虫速><虫觅>。鰿，吴人呼为鲫鱼也。”凡此诸条，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续扬雄之著，而俱佚之。岂举远者反略近欤？又如书中引《说文》“秦晋听而不闻，闻而不达谓之<耳宰>”，引《史记集解》“齐人谓之颡，汝南、淮泗之间曰颜”诸条、本为扬雄方言所有，而复载之，亦为失检。然大致引据典核，在近时小学家犹最有根柢者也。
△《别雅》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玉搢撰。玉搢字山夫，山阳人。廪贡生，官凤阳府训导。是书取字体之假借通用者，依韵编之，各注所出而为之辨证。於考古深为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声假借，有转音变异，有别体重文、同声转音，均宜入之此书。至於支阝、酆一作岐、丰之类，则“支阝”乃“岐”之本字，《说文》明云：“支阝一作岐”，实属重文，偶然别体。《说文》、《玉篇》以后累千盈百，何可胜收，未免自乱其例。又徵引虽博，而挂漏亦夥。即以开卷《东》、《冬》二韵核之，若《大戴礼》“一室而有四户八<片>”，<片>即窗。《楚词九叹》：“登逢龙而下陨兮。”《注》：“古本逢作蓬。”《荀子荣辱篇》引《诗》：“下国骏蒙。”
《注》：“《诗》作骏庞。”《庄子盗跖篇》：“士皆蓬头突鬓。”《注》：“蓬本作鏠。”《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使公子盖馀烛佣。”《注》：“《左传》佣作庸。”《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徐广曰：“蜂一作隆。”《龟策传》：“雄渠蜂门。”《注》：“《新序》有熊渠子。”
《汉书古今人表》：“鬼臾区。”师古《注》云：“即鬼容区。”“陈丰。”
师古《注》云：“即陈锋。”《卫青传》：“青至笼城。”师古《注》云：“笼读为龙。”皆目前习见者，乃佚而不载。则推之《仪礼》之古文、《周礼》之故书及汉人笺注“某读作某”之类，一一考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异同，疏后学之疑滞，犹可以考见汉魏以前声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学之资粮，艺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窃之书所能仿佛也。
──右“小学类”训诂之属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并文渊阁著录。
旧《唐书经籍志》以诂训与小学分为二家。然诂训亦小学也，故今仍从《汉志》，列为《小学》之子目。又《尔雅》首《释诂》、《释训》，其馀则杂陈名物。盖析其类而分之，则虫、鱼、草、木之属与字义门目各殊；统其类而言之，则解说名物亦即解释其字义。故训诂者，通名也。《方言》、《释名》，相沿继作，大体无殊。至《埤雅》、《尔雅翼》，务求博洽，稍泛滥矣，要亦训诂之支流也，故亦连类编之。《埤雅广要》之属，芜杂已甚，则退之《小说家》焉。）
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小学类二△《急就章》四卷（通行本）
汉史游撰。《汉书艺文志注》，称游为元帝时黄门令，盖宦官也。其始末则不可考矣。是书《汉志》但作《急就》一篇，而《小学类》末之《叙录》则称史游作《急就篇》，故晋夏侯湛抵疑称“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通甲子”，《北齐书》称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或有“篇”字，或无“篇”字，初无一定。《隋志》作《急就章》一卷，《魏书崔浩传》亦称人多托写《急就章》。是改“篇”为“章”在魏以后。然考张怀瓘《书断》曰：“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案此盖引王愔《文字志》之语）：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然则所谓“章草”者，正因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节之首俱有“章第几”字，知《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称《急就篇》，或但称《急就》，乃偶然异文也。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文词雅奥，亦非蒙求诸书所可及。《玉台新咏》载梁萧子显《乌栖曲》，有“帬边杂佩琥珀龙”句，冯氏校本改“龙”为“红”。今检此书，有“系臂琅玕虎魄龙”句，乃知子显实用此语，冯氏不知而误改之。则遗文琐事，亦颇赖以有徵，不仅为童蒙识字之用矣。旧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注》，今皆不传，惟颜师古《注》一卷存。王应麟又补注之，厘为四卷。师古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齐国”、“山阳”两章，止三十二章。应麟《艺文志考证》，标“真定常山至高邑”句，以为此二章起於东汉，最为精确。其注亦考证典核，足补师古之阙。别有黄庭坚本、李焘本、朱子越中本，字句小有异同。应麟所注，多从颜本，盖以其考证精深，较他家为可据焉。
△《说文解字》三十卷（通行本）
汉许慎撰。慎字叔重，汝南人。官至太尉南阁祭酒。是书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录》一篇为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字。推究六书之义，分部类从，至为精密。而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谐声诸字，亦每难明。
故传本往往讹异。宋雍熙三年，诏徐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为《说文》注义、序例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悉为补录。又有经典相承，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亦皆增加，别题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体，而俗书讹变者，则辨於注中。其违戾六书者，则别列卷末。或注义末备，更为补释，亦题“臣铉等案”以别之。音切则一以孙愐《唐韵》为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即今所行毛晋刊本是也。明万历中，宫氏刻李焘《说文五音韵谱》，陈大科序之，误以为即铉校本。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顾炎武作《日知录》，并沿其谬。岂毛氏所刊，国初犹未盛行欤？书中古文、籀文，李焘据唐林罕之说，以为晋<巾弦>令吕忱所增。考慎《自序》云“今序篆文，合以古、籀”，其语甚明。
所记重文之数，亦复相应。又《法书要录》载后魏江式《论书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则忱书并不用古籀，亦有显证，如罕之所云“吕忱《字林》，多补许慎遗阙者，特广《说文》未收字耳”。
其书今虽不传，然如《广韵一东部》“炯”字、“谾字，《四江部》“<口农>”字之类，云出《字林》者，皆《说文》所无，亦大略可见。焘以《说文》古籀为忱所增，误之甚矣。自魏晋以来言小学者，皆祖慎。至李阳冰始曲相排斥，未协至公。然慎书以小篆为宗，至於隶书、行书、草书则各为一体，孳生转变，时有异同，不悉以小篆相律。故颜元孙《干禄字书》曰：“自改篆行隶，渐失其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各宜。”徐铉《进说文表》亦曰：“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
二人皆精通小学，而持论如是。明黄谏作《从古正文》，一切以篆改隶，岂识六书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经》文字，与今本多不相同，或往往自相违异。顾炎武《日知录》尝摭其“汜”下作“江有汜”、“氵臣”下又作“江有氵臣”，“卺”下作“赤舄己己”，“掔”下又作“赤舄掔掔”。是所云《诗》用毛氏者，亦与今本不同。盖虽一家之学，而宗派既别，亦各不相合。好奇者或据之以改经，则谬戾殊甚。能通其意而又能不泥其迹，庶乎为善读《说文》矣。
案：慎《序》自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传、《论语》、《孝经》，皆古文。”考刘知几《史通》，称：“《古文尚书》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案此亦据梅赜古文而言，实则孔氏原本仅增多十六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采其事，故迁多有古说。至於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於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是孔氏壁中之书，慎不得见。《说文》末载慎子冲上书，称慎古学受之贾逵。而《后汉书儒林传》又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是慎所谓孔氏书者，即杜林之本。顾《隋志》称杜林《古文尚书》所传仅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案古文除去无师说者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数，非杂以今文。《隋志》此文，亦据梅赜古文，未及与《汉书》互校）。自馀绝无师说。陆德明《经典释文》采马融《注》甚多，皆今文《尚书》，无古文一语。即《说文》注中所引，亦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经义考》辨之甚明（案彝尊又谓惟“若药不瞑眩”一句，出古文《说命》，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
然此句乃徐锴《说文系传》之语，非许慎之原注，彝尊偶尔误记，移甲为乙，故今不取其说）。则慎所谓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本矣。以意推求，《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云云，所谓“中古文”，即孔氏所上之古文存於中秘者。是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经刘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讹脱，其书已皆与古文同。儒者据其训诂言之，则曰大小夏侯、欧阳尚书。据其《经》文言之，则亦可曰孔氏《古文尚书》。第三家解说，只有伏生二十八篇递相授受，馀所增十六篇不能诠释，遂置不言。故马融《书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也（案《融序》今不传，此语见孔颖达《尚书正义》中）。使贾逵所传杜林之本即今五十八篇之本，则融尝因之作传矣。安有是语哉？又《后汉书杜林传》，称“林前於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尝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云云，是林所传者乃古文字体，故谓之“漆书”。是必刘向校正三家之时，随二十八篇传出。以字非隶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慎称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见安国旧本也。论《尚书》者，惟《说文》此句，最为疑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牵於此句，遂误以马郑所注为孔氏原本，亦千虑之一失，故附考其源流于此。
△《说文系传》四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南唐徐锴撰。锴字楚金，广陵人。官至右内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围城之中。事迹具《南唐书》本传。是书凡八篇。首《通释》三十卷，以许慎《说文解字》十五篇，篇析为二。凡锴所发明及徵引经传者，悉加“臣锴曰”及“臣锴案”字以别之。继以《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阳冰臆说。《疑义》举《说文》偏旁所有而阙其字及篆体笔画相承小异者。《部叙》拟《易序卦》传，以明《说文》五百四十部先后之次。《类聚》则举字之相比为义者，如一、二、三、四之类。《错综》则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以尽其意。终以《系述》，则犹《史记》之《自叙》也。锴尝别作《说文篆韵谱》五卷，宋孝宗时李焘因之作《说文解字五音谱》。焘《自序》有曰：”《韵谱》当与《系传》并行。今《韵谱》或刻诸学官，而《系传》迄莫光显。余搜访岁久，仅得其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每用太息。“则《系传》在宋时已残阙不完矣。今相传仅有抄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至诧为“惊人秘笈”，然脱误特甚。卷末有熙宁中苏颂记云：“旧阙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别求补写。”此本卷三十不阙，或续得之以补入。卷二十五则直录其兄铉所校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殆后人求其原书不获，因摭铉书以足之。犹之《魏书》佚《天文志》，以张太素书补之也。其馀各部阙文，亦多取铉书窜入。考铉书用孙愐《唐韵》，而锴书则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朱翱别为反切。铉书称“某某切”，而锴书称“反”。今书内音切与铉书无异者，其训释亦必无异。其移掇之迹，显然可见。至《示部》窜入铉新附之“祧、祅、祚”三字，尤凿凿可证者。错编篇末，其文亦似未完。无可采补，则竟阙之矣。此书成於铉书之前，故铉书多引其说，然亦时有同异。如铉本“福，祐也”，此作“备也”。铉本“{艹耒}，耕多草”，此作“耕名”。铉本“<辶巿>，前颉也”，此作“前顿也”。铉本“鹨，大雏也”。此从《尔雅》作“天鸙也”，又铉本“禜”字下引《礼记》、“裯”字下引《诗》之类，此作“臣锴按《礼记》曰”，“臣锴按《诗》曰”，则锴所引，而铉本淆入许氏者甚多。又如“{氐}字下云“阙”，此作“家本无注。臣锴案，疑许慎子许冲所言也”。是铉直删去“家本无注”四字，改用一“阙”字矣。其凭臆删改，非赖此书之存，何以证之哉？此书本出苏颂所传篆文，为监察王圣美，翰林祗候刘允恭所书。卷末题“子容”者，即颂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叶梦得家，写以与李焘。详见袤《跋》。书中有称“臣次立案”者，张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尝与写《嘉祐二字石经》，陶宗仪《书史会要》载其始末云。
（案：是书在徐铉校《说文》之前，而列其后者，铉校许慎之原本，以慎为主，而铉附之。此书锴所论著，以锴为主，故不得而先慎也。）
△《说文系传考异》四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宪撰。宪号鱼亭，仁和人。乾隆乙丑进士，候选主事，未就铨而卒。
南唐徐锴作《说文系传》四十卷，岁久散佚。自明以来，方以智号精於小学，而《通雅》称楚金所系，今皆遗失。则世罕传本，已非一日。好事者秘相传写，鱼鲁滋多，或至於不可句读。宪所见者，犹属影宋钞本，然已讹不胜乙。因参以今本《说文》，旁参所引诸书，证其同异，以成是编。讹者正之，其不可解者则并存以俟核定焉。考洪适《隶释》，载《汉石经论语碑》，末有“‘而在於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於’一行，是则考异之鼻祖。《经典释文》以下，沿流而作者颇众。惟韵书、字书节目繁碎，从未有缕析旧文，彻首彻末，订舛互而汇为一编者。宪作是书，亦可云留心小学者矣。末有《附录》二卷，乃朱文藻所编。上卷为诸家评论《系传》之辞，下卷载锴诗五首及其兄弟轶事，亦颇费搜罗。然所收李焘《序》一篇，采自《文献通考》，本焘之《说文五音韵谱序》。因《通考》刻本误脱标题一行，遂联属於《说文系传》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订。至於二徐琐记，於《系传》更为无关。以是为例，将郭璞《尔雅》、《方言注》末亦附载《游仙诗》乎？今存其上卷，以资考核。其下卷则竟从删汰，庶不以贪博嗜奇，破著书之体例焉。
△《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南唐徐锴撰。其书取许慎《说文解字》，以四声部分，编次成书。凡小篆皆有音训，其无音训者，皆慎书所附之重文。注“史”字者籀书，注“古”字者古文也。所注颇为简略。盖六书之义已具於《说文系传》中，此特取便检阅，故不更复赘耳。据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此书篆字皆其兄铉所书。铉集载有此书《序》二篇。后篇称：“《韵谱》既成，广求馀本，孜考雠校，颇有刊正。今承诏校定《说文》，更与诸儒精加研核。又得李舟所著《切韵》，殊有补益。其间有《说文》不载而见於序例、注义者，必知脱漏，并从编录。疑者则以李氏《切韵》为正。”是此书铉又更定，不仅出锴一手。其以序例、注义中字添入，亦铉所为也。前《序》称“命锴取叔重所记，以《切韵》次之，声韵区分，开卷可睹”云云，考后《序》称又得李舟《切韵》，则所谓《切韵》次之者当即陆法言书，即《唐韵》、《广韵》所因也。然锴所编部分，与《广韵》稍异，又上平声内《痕部》并入《魂部》，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非陆法言之《切韵》，故分合不同欤？是书传本甚少。此为明巡抚李显所刻。《寒部》“籣澜涟澜阑”五字当在“乾兰谰讠间”四字之后，《豪部》“高皋{艹皋}羔膏”五字当在“獆諕号<呆虎>号阝”五字之后，皆讹前一行。《麻部》“娲哗譇觰”五字当在“秅讠夸侉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讹后二行。盖刻其书者失於校核。其后《序》一篇亦佚去不载，今从铉《骑省集》录出补入，以成完帙焉。
△《重修玉篇》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梁大同九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唐上元元年富春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凡五百四十二部。今世所行凡三本。
一为张士俊所刊，前有野王《序》一篇，启一篇，后有神珙《反纽图》及《分毫字样》。朱彝尊序之，称上元本。一为曹寅所刊，与张本一字无异，惟前多大中祥符《敕牒》一道，称重修本。一为明内府所刊，字数与二本同，而每部之中，次序不同，注文稍略，亦称大中祥符重修本。案《文献通考》载《玉篇》三十卷，引晁公武《读书志》曰：“梁顾野王撰，唐孙强又尝增字释，神珙《反纽图》附於后。”又载《重修玉篇》三十卷，引《崇文总目》曰：“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刊吴锐、直集贤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是宋时《玉篇》，原有二本。彭年等《进书表》称：“肃奉诏条，俾从详阅，讹谬者悉加刊定，敷浅者仍事讨论。”
其《敕牒》后所列字数称：“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是彭年等大有增删，已非孙强之旧，故明内府本及曹本均称重修张本。既与曹本同，则亦重修本矣。乃删去重修之牒，诡称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广益会》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数，仍未及削改，可谓拙於作伪。彝尊《序》乃谓胜於今行大广益本，殆亦未见所刊，而以意漫书欤？元陆友《研北杂志》称：“顾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题会稽吴氏三一娘写，楷法殊精。”又考《永乐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顾野王《玉篇》云云，又引宋《重修玉篇》云云，二书并列。是明初上元本犹在，而其“篇”字韵中所载《玉篇》全部，乃仍收大广益会本，而不收上元旧本，顾孙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注文较繁，故以多为贵耶？当时编纂之无识，此亦一端矣。卷末所附沙门神珙《五音声论》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为言等韵者所祖。近时休宁戴氏作《声韵考》，力辩反切始魏孙炎，不始神珙，其说良是。至谓唐以前无字母之说，神珙字母乃剽窃儒书而托词出於西域，则殊不然。考《隋书经籍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音贯一切字，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则远在孙炎前。又释藏译经字母，自晋僧伽婆罗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亦远在神珙前。盖反切生於双声，双声生於字母。此同出於喉吻之自然，华不异梵，梵不异华者也。中国以双声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统双声。此各得於聪明之自悟，华不袭梵，梵不袭华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绪。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后，始流入中国之韵书。亦如利玛窦后，推步测验参用西法耳，岂可谓欧罗巴书全剽窃洛下、鲜于之旧术哉？戴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后，遂据其末而与之争，欲以求胜於彼教。不知声音之学，西域实为专门。儒之胜於释者，别自有在，不必争之於此也。
△《干禄字书》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颜元孙撰。元孙，杲卿之父，真卿之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赠秘书监。大历九年，真卿官湖州时，尝书是编勒石。开成四年，杨汉公复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阙，蜀本仅存。宋宝祐丁巳，衡阳陈兰孙始以湖本鋟木，国朝扬州马曰璐得宋椠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证以蜀本，率多谬误。如卷首《序》文本元孙作，所谓“伯祖故秘书监”，乃师古也。兰孙以元孙亦赠秘书监，遂误以为真卿称元孙，而以《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讹，殊为失考。其他阙误，亦处处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补阙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其中如虫蟲、图、啇商、冻涷，截然两字，而以为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韭之作韮，刍之作、，直是俗字，而以为通用。虽皆不免千虑之失，然其书酌古准今，实可行用，非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言字体者，当以是为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与《广韵》间有不同，或元孙所用乃陆法言之旧第，而《广韵》次序乃宋人所改欤？△《五经文字》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张参撰。参里贯未详。《自序》题“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结衔称“司业”，盖代宗时人。《唐书儒学传序》，称文宗定《五经》劖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误也。考《后汉书》，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於太学门外。参书立名，盖取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为百六十部。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於讲论堂东、西厢之壁。积六十馀载，祭酒皞、博士公肃再新壁书，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背施阴关，使众如一”。观此言，可以知《五经文字》初书於屋壁，其后易以木版，至间成间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经文字》独无雕本，为一阙事。”考《册府元龟》，称周显德二年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献印版书《五经文字》，奏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然则此书刻本在印版书甫创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传耳。今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旧购宋拓石经中有此，因旧样缮写，雕版於家塾。”然曰璐虽称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画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脱去“睪”字注十九字，“盩”字并注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补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经字样》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唐玄度撰。玄度里籍未详。惟据此书，知其开成中官翰林待诏。考《唐会要》称：“大和七年二月，敕唐玄度覆定石经字体。十二月，敕於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九经》。”玄度《字样》，盖作於是时，凡四百二十一字，依仿《五经文字》为七十六部。前载开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经》字体者。今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文字》为准。诸经之中，别有疑阙，古今体异，隶变不同。如总据《说文》，则古体惊俗。若依近代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於《五经文字》之末。”盖二书相辅而行。当时即列石壁《九经》之后。明嘉靖乙卯地震，二书同石经并损阙焉。近时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犹属完善。其间传写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残碑，详加覆订，各以案语附之下方。《五经文字》音训多本陆德明《经典释文》，或注某反或注音某。玄度时避言“反”字，无同音字可注者，则云某平某上，就四声之转以表其音。是又二书义例之异云尔。
△《汗简》三卷、《目录叙略》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忠恕字恕先，洛阳人。是书首有李建中题字。后有附题两行，称忠恕仕周朝为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疑亦建中所记。然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及《苏轼集》所载《忠恕小传》，并称宋太宗时召忠恕为国子监主簿，后流登州，道卒。则不得为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补》，载周祖入京师时，忠恕为湘阴公推官，面责冯道之卖国。则先已仕汉，题周更误矣。《宋史艺文志》以此书与《佩觿》并载，而晁、陈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则在宋代亦罕见。
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秘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无撰人名字，建中以字下注文有“臣忠恕”字，证以徐铉所言，定为忠恕所作。其分部从《说文》之旧。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时王球、吕大临、薛尚功之书皆未出，故钟鼎阙焉。其分隶诸字，即用古文之偏旁，与后人以真书分部、按韵系字者不同。《钝吟杂录》载冯舒尝论此书，以沔、汸、膌驶诸字援文就部为疑。然古文部类，不能尽绳以隶楷，犹之隶楷转变，不能尽绳以古文。
舒之所疑，盖不足为累。且所徵七十一家，存於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后来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则忠恕所编，实为诸书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来矣。
△《佩觿》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此书上卷备论形声讹变之由，分为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声，三曰传写。中、下二卷则取字画疑似者，以四声分十段：曰平声自相对，曰平声、上声相对，曰平声、去声相对，曰平声、入声相对，曰上声自相对，曰上声、去声相对，曰上声、入声相对，曰去声自相对，曰去声、入声相对，曰入声自相对。
末附与《篇》、《韵》音义异者十五字，又附辨证舛误者一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资考证，仍并存之。惠栋《九经古义》尝驳忠恕以示字为视，而反以视为俗字。今考其中如谓车字音尺遮反，本无居音。盖因韦昭《辨释名》之说，未免失於考订。又书号八分，久有旧训，蔡文姬述其父语，自必无讹。
乃以为八体之外别分此体，强为穿凿，亦属支离。至於以天承口为吴，已见《越绝书》，而引《三国志》为徵。景为古影字，已见高诱《淮南子注》，而云葛洪《字苑》加彡（案此沿《颜氏家训》之误）。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误作士衡；东方朔以来来为枣，本约略近似，而遂造{来来}字：均病微疏。然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如辨逄姓之“逄”音“皮江反”，不得读如逢遇本字，证之《汉隶字源》“逢”字下引《逄盛碑》通作“逢”。则姓氏之“逄”虽通作“逢”，亦仍作“皮江反”，可证颜师古之讹。又若辨“甪里”本作“角里”，与角亢字无异，亦不用颜师古恐人误读，故加一拂之说。证之汉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甪里实作“角里”，与此书合。则知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
△《古文四声韵》五卷（刑部郎中汪启淑家刊本）
宋夏竦撰。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举贤良方正。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谥文庄。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吾衍《学古编》，称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前有《序》并全衔者好，别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据全祖望《鮚崎亭集》，有是书《跋》，称借钞於范氏天一阁，为绍兴乙丑浮屠宝达重刊。盖即吾衍所谓僧翻本也。此本从汲古阁影写宋刻翻雕，有庆历四年竦《自序》。卷首题“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谓前有《序》及全衔者矣。其书以四声分隶古篆。全祖望《跋》，称所引遗书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简》，未尝多一种，实即取《汗简》而分韵录之，绝无增减异同，虽不作可也。其说固是。然《汗简》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从隶体，猝不易寻。此书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较易於检阅。此如既有《说文》，而徐锴复作《篆韵谱》，相辅而行，固未可废其一也。惟其书由杂缀而成，多不究六书之根柢。如“寴”，即古“亲”字也。“亲”字下既云古《尚书》作“”，又别出一“{穴亲}”字，讹从宀为从穴。云即古云字也。“云”字既云《说文》作“”，“云”字下又云王存乂《切韵》作“”。<目目>即古瞿字也，“<目目>”字下引《汗简》作“”，“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以及朝黾、闻、协叶之类，不可殚数。“龛”字引古《尚书》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并於“戡”字，而自为一条。是由不知古文，误以一字为二也。“澄”即“澂”字之别体。“澄”字下引《云台碑》作“”，“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彩”即采字之别体。
采字下引《云台碑》作“”，“彩”字下引《义云章》作“”。以及桐{同木}、崇崈、窥闚、謩谟、仙仙、员圆、熙、奉捧、准准、帽冒、竟竞之类，不可殚数。是又由不辨俗书，误以一字为二也。《覃韵》之函，乃函盖字。《咸韵》之函，乃函谷字。而并引《南岳碑》作。《仙韵》之鲜，乃腥鲜字，於古当从三鱼。《狝韵》之鲜，乃鲜少字，於古当从是从少。乃并云古《老子》作“”，颜黄门说作“”，古《尚书》作“”。
说文训“┅”为大，训“荒”为荒芜，本为两字。而以古《尚书》之“荒”字、《籀韵》之“┅”字，并列“荒”字下。是不辨音义，以二字合为一也。“亖”字并出《说文》。乃惟云“”字出《说文》。“”字则云出《贝邱长碑》”、古《老子》。“亖”字则云出《天台经幢》。“”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乂《切韵》。“镏”字出《说文》，“庿”字出《仪礼》，“法”字、“”字、“飌”字、“篡”字出《周礼》，乃并云出崔希裕《纂古》。“氵不”字出《荀子》、《公羊传》。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随所见而捃摭也。“篑”字《说文》本作“臾”，乃云出《唐韵》。“梦”字《说文》本作“”，乃云出《汗简》，“烧”字《说文》本作“烧”，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类，全与《说文》相同者，亦不可殚数。是并不辨小篆也。至於“室”字云《季札墓铭》作“”，《季札墓铭》无“室”字。“怕”字云古《孝经》作“”，古《孝经》无怕字。益杜撰矣。他如“、銕、諐之类，相连并立，犹云一篆文，一改篆为隶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雁”字下云：“《籀韵》作雁”。则全作隶书，点画不异，更不解其何故？读是书者亦未可全据为典要也。所列韵目，据《自序》云：本唐《切韵》、《仙韵》下增一《宣韵》，与徐锴《韵谱》同。
《覃》、《谈》二韵列於《麻》后、《阳》前，《蒸》、《登》二韵列於《添》后、《咸》前，与颜元孙《干禄字书》同。盖唐制如是。至《齐韵》之后、《佳韵》之前增一《栘韵》，与二书又不同。殆《唐韵》亦非一本欤？是则不可考矣。
△《类篇》四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司马光撰”。景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韵指掌图序》，亦称光尝被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搜猎殆尽。然书后有《附记》曰：“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诏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镇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时已成书，缮写未毕。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则光於是书特缮写奏进而已，传为光修，非其实也。书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称四十五卷。末一卷为目录，用《说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其编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异形者皆两见。二曰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四曰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五曰变古而失真者皆从古。六曰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九曰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考《集韵》所收，并重文为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书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较《集韵》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韵》所遗皆载者，盖《集韵》重文颇为杂滥，此书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故所删之数多於所增之数也。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字者孳也，辗转相生，有非九千旧数所能尽者。《玉篇》已增於《说文》，此书又增於《玉篇》。时会所趋，久则为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难以一格拘矣。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钱塘人。绍兴中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
是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作二十卷，与今本同。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钟鼎法帖》十卷。卷数互异，似传写脱二字。然吾邱衍《学古编》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与振孙之说亦符。盖当时原有二本也。所录篆文，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蒐辑较广，实多出於两书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载比干墓铜槃铭之类，未免真伪杂糅，然大致可称博洽。即以卷首商鼎一类考之，若箕鼎及维扬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铭，济南鼎之出於向氵幡刻本，皆非旧图之所有。至其笺释名义，考据尤精。如《考古图》释虿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虿立。”此书独从《博古图》，以为商鼎。夔鼎铭五字，《博古图》云：“上一字未详。”此书以上一字为“夔”字。父乙鼎铭亦五字，《博古图》云：“末一字未详。”此书以末一字为“彝”字。又如《博古图》释召夫鼎铭词有“午刊”二字，此书作“家刊”。《博古图》释父甲鼎铭作“立戈父甲”，此书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图》所云立戈、横戈形者，此多释为子字。其立说并有依据。盖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尚功所著，别有《钟鼎篆韵》七卷，盖即本此书而部分之。今其本不传，然梗概已具於此矣。旧刻久佚，此本为明崇祯中朱谋垔所刊，《自序》称购得尚功手书本。虽果否真迹，无可证明，然钩勒特为精审，较世传写本为善云。
（案：此书虽以《钟鼎款识》为名，然所释者诸器之文字，非诸器之体制。
改隶《字书》，从其实也。至《博古图》中之因器及铭者则宜入《谱录》，不在此例。《隋志》并石经入《小学》，以刻文同异可资参考之故。然万斯大《石经考》之类，皆但溯源流，不陈字体，与小学无涉，今仍附之《金石》焉。）
△《复古编》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张有撰。有字谦中，湖州人，张先之孙。出家为道士。是书根据《说文解字》，以辨俗体之讹。以四声分隶诸字，於正体用篆书，而别体、俗体则附载注中，犹颜元孙《干禄字书》分正、俗、通三体之例。下卷入声之后附录《辨证》六篇：一曰联绵字，二曰形声相类，三曰形相类，四曰声相类，五曰笔迹小异，六曰上正下讹，皆剖析毫釐，至为精密。然惟以《说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隶书，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隶者，则曰“隶作某”。亦颜元孙所谓“总据《说文》，则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也。《楼钥集》有此书《序》，称其尝篆杨时踵《息菴记》，以小篆无“菴”字，竟作隶体书之。知其第不以俗体入篆尔，作隶则未尝不谐俗。钥《序》又记其为林摅母撰墓碑，书“魏”字作“巍”，终不肯去“山”字。陈振孙所记亦同。然考此书“巍”字下注曰：“今人省山以为魏国之魏。”不以为俗体别字。是其说复古而不戾今，所以为通人之论。祝魏校等之诡僻盗名，强以篆籀入隶者，其识趣相去远矣。此本为明万历中黎民表所刊，字画颇为清析，惟不载钥《序》。然钥所云陈瓘、程俱前后《序》，则皆相符，盖犹从旧本传刻者也。
△《汉隶字源》六卷（内府藏本）
宋娄机撰。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事迹具《宋史》本传。其书前列考碑、分韵、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汉碑三百有九，魏晋碑三十有一，各记其年月地里，书人姓名，以次编列，即以其所编之数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礼部韵略》二百六部分为五卷，皆以真书标目，而以隶文排比其下。韵不能载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终焉。其文字异同，亦随字附注。如后汉《修孔子庙礼器碑》内韩明府名敕，字叔节，欧阳修谓前世见於史传，未有名敕者。而此书引《繁阳令杨君碑》阴亦有程敕，以证《集古录》考核之疏。
又若曲江之为曲红，引《周憬碑》；“遭罹”之为“遭离”，引《马江碑》；“陂障”之为“波障”，引《孙叔敖碑》；“委蛇”之为“祎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为考证之资，不但以点画波磔为书家模范已也。
△《班马字类》五卷（内府藏本）
宋娄机撰。前有楼钥《序》，称为《史汉字类》。案司马在前，班固在后，倒称“班马”起於杜牧之诗，於义未合，似宜从钥《序》之名。然机《跋》实自称“班马”，今姑仍之。其书采《史记》、《汉书》所载古字，僻字，以四声部分编次。虽与《文选双字》、《两汉博闻》、《汉隽》诸书大概略同，而考证训诂，辨别音声，於假借、通用诸字，胪列颇详。实有裨於小学，非仅供词藻之挦撦。末有机《自跋》二则，辨论字义，亦极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睂之类，可以不载者亦有。如“璇玑玉衡”本《尚书》“袀服振振”本《左传》之类不得以《史》、《汉》为出典者。与“几至刑措”之几，“不茹园葵”之茹，音义与今并同者，一概捃拾，未免小失简汰。又袁文《瓮牖闲评》纠其引《史记礼书》“不禀京师”之禀当从示，不当从禾，《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禀食”之禀当从禾，不当从示，二字交误：亦中其失。然古今世异，往往训诂难通。有是一篇，区分类聚，虽间有出入，固不失为考古之津梁也。
△《字通》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从周撰。从周始末未详。据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称为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宝祐甲寅虞兟刻书《跋》，亦但称得本於了翁。均不及从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书以《说文》校隶书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为字六百有一。
其分部不用《说文》门类，而分以隶书之点画，既乖古法；又既据隶书分部，乃仍以篆文大书，隶书夹注，於体例亦颇不协。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两点类，而下三点内又出水字、火字，旁三点示字类又再出水字，下四点内又出火字、水字。
如此之类，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杂，殊无端绪。至於干字收於上两点类，独从篆而不从隶，既自乱其例；回字收於中日字类，臣字、巨字、楶字收於自字类，东字收於里字类，并隶书亦不相合：均为乖剌。然其大旨主於明隶书之源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隶，犹颜元孙所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宋人旧帙，流传已久，存之亦可备检阅也。卷末别附纠正俗书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减”必作“沾减”、“规矩”必作“规巨”、“心膂”必作“心吕”、“镫炷”必作“镫主”、“袒裼”必作“但裼”、“负荷”必作“负何”、“巾帨”必作“巾帅”、“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虽於古有据，而今断断不能行。其前《题词》，有“《复古编》、《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从周之语。又虍字类虚字条下，既称“今别作墟，非是”，而又出“虚作墟非”一条，指为《字通》所未及。使出从周，不应牴牾如此。其或后人所窜入欤？△《六书故》三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戴侗撰。考《姓谱》，侗字仲达，永嘉人。淳祐中登进士第，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其所终则莫之详矣。是编大旨主於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杂，九曰疑。
尽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其论假借之义，谓前人以令、长为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意而生，非由外假。若韦本为韦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借为豆麦之豆：凡义无所因，特借其声者，然后谓之假借。说亦颇辩。惟其文皆从钟鼎，其注既用隶书，又皆改从篆体。非今非古，颇碍施行。元吾邱衍《学古编》曰：“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以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如本音睘，加宀不过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从寸木，乃书为村，引杜诗‘无村眺望赊’为证。甚误学者。许氏解字引经，汉时犹用篆隶，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经而不能精究经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证据。镑锺黎锯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钟鼎文。卵字解尤为不典。六书到此，为一厄矣”云云，其诋諆甚至。虽不为不中其病，然其苦心考据，亦有不可尽泯者。略其纰缪而取其精要，於六书亦未尝无所发明也。
△《龙龛手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辽僧行均撰。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卷首僧智光《序》，题云“统和十五午丁酉七月一日”。沈括《梦溪笔谈》乃谓“熙宁中，有人自契丹得此书，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取以刻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按此本为影钞辽刻，卷首智光原《序》尚存。其纪年实作统和，不作重熙，与晁公武所说相合，知沈括误记。又《文献通考》载此书三卷，而此本实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称四卷，则《通考》所载，显然误四为三。殆皆隔越封疆，传闻纪载，故不免失实欤？其书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为序，各部之字复用四声列之。后南宋李焘作《说文五音韵谱》，实用其例而小变之。每字之下必详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则又行均因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之例而小变之者也。所录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馀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馀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馀字。於《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辑。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不专以释典为主。沈括谓其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殊属不然。不知括何以云尔也。括又谓契丹书禁至严，传入别国者法皆死。故有辽一代之遗编，诸家著录者颇罕。此书虽颇参俗体，亦间有舛讹。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学家所宜宝贵矣。
△《六书统》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杨桓撰。桓字武子，号辛泉，兖州人。中统四年以郡诸生补济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书，监察御史，终国子监司业。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至大丙申其子守义进於朝，诏下江浙镂版。前有翰林直学士倪坚《序》，又有国子博士刘泰《后序》，而桓《自序》为尤详。大旨以六书统诸字，故名曰“统”。凡象形之例十、会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转注之例十有八、形声之例十有八（案《周礼注》作谐声，此作形声，盖从许慎《说文》）、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会意、转注、形声四例，大致因戴侗《六书故》门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则桓以意钩稽，自生分别。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钟鼎文，次小篆。其说谓：“文简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数少，不足於用。文字备用者莫过小篆，而讹谬於后人之传写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证之，悉复其旧。”盖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纰缪亦即在於是。故其说至於不可通，则变一例；所变之例复不通，则不得不又变一例。数变之后，纷如乱丝。於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声指形，有以声指意。一假借也，有声义兼借，有借声不借意，有借意不借声，有借谐声兼义，有借谐声，有借近声兼义，有借近声，有借谐近声，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体，有非借而借。辗转迷瞀，几於不可究诘。盖许慎《说文》为六书之祖。如作分、隶、行、草，必以篆法绳之，则字各有体，势必格阂而难行。如作篆书，则九千字者为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偭而改错，其支离破碎，不足怪也。以六书论之，其书本不足取。惟是变乱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则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横决而不顾。后来魏校诸人随心造字，其弊实滥觞於此。置之不录，则桓穿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书之中，录此一编，以著变法所自始。朱子所谓“存之正以废之”者，兹其义矣。
△《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钱塘人。初宋淳熙间，有杨文昺者，著《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载《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峄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类秦碑，不应收入，因重加删定，以成是书。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谓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图谱》为之，而削去郑樵音训。又正《诅楚文》二字，合《泰山峄山石刻》字共为一卷，而仍其书名。又列诸家音注、书评於后。其叙石鼓次第，与薛尚功、杨慎本合，而与今本异。其曰文几行，行几字，童文阙文几字者，即朱彝尊据以编《石鼓考》者也。然其所谓阙文几字者，仍第执一时所见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训》与衍是书同作於元时，其音释亦不尽同。盖金石之文，摹拓有明晦，装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异也。至所正《诅楚文》二字，“绊”之为“缝”，其说於古无所据。以文义字体按之，皆未可信。“遝”之为“遂”，则“遝”、“遂”二字，《诅楚文》石本、版本皆无其文，不知衍所据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见之本或有异同，未可执今本相诘难。录备一说，要亦足广异闻耳。
△《字鉴》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长洲人。自署吴郡学生。其始末则无考也。文仲从父世英，以六书惟假借难名，因辑《类韵》二十卷。以字为本，音为干，义训为枝叶，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韵内字画，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续为是书，依二百六部之韵编次之，辨正点画，刊除俗谬，於诸家皆有所驳正。中间如“稾”从禾，高声，而误作“槀”，“隙”从阜、从，而误作“隟”，则纠《干禄字书》之失。如“肇、肈”原有二字，而止收“肈”字，反以“肇”为俗；“竖”字误从立作“竖”；“彻”字误从去作“彻”；“析”字误从片作“<木片>”：则纠《五经文字》之失。如“屯”本训难，借为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迍，别出“屯”为屯聚字，於假借之义不合，则纠《佩觿》之失。他若《增韵》、《韵会》诸本，则举正之处尤多。大旨悉本《说文》，以订后来沿袭之谬，於小学深为有裨。至若字变为莩，陊字变为堕，隓字变为隳之类，则以为承讹既久，难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当然：深得变通之宜，亦非泥古骇俗者所可比也。其书久无传本，康熙中朱彝尊从古林曹氏钞得，始付长洲张士俊刊行之云。
△《说文字原》一卷、《六书正讹》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字全温，饶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郎瑛《七修类稿》，载其降於张士诚，士诚破后，为明太祖所诛。谓《元史》称其后归鄱阳病卒为误。
考徐祯卿《翦胜野闻》先有此说。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时，使伯琦果与士诚之党同诛，濂等不容不知。至《翦胜野闻》本出依托，不足为据。瑛所言殆传闻失实也。
是二书前有至正乙未国子监丞宇文公谅《总序》。《说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题“至正己丑”，而《六书正讹》则无序。意其佚脱也。明嘉靖元年，滁阳于器之重刊於浙中，琼州黄芳为序。崇祯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从，海阳人。官中书舍人。工於镌篆，有《十竹斋印谱》两集。此二书篆文，即所手书也。昔许慎《说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后之序，或有义或无义，不尽可考。
徐锴作《说文系传》，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连属之故，未免失之牵合。伯琦是书又以慎之部分增廿、、、亍、芔、爿、、、、、、羍、、、母、尢、一十七部。又改皕为百，改箕为其，改危为，改云为云，变其字者四部。删其飞、儿、、凶、卤、矛、、{山豆}、鼓、白、有、匚、蓐、<丰刀>、酋、、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类相从，以明辗转孳生之义，分为一十二部。如“秃”字《说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则谓从木谐声，从禾为谬；“尸”字小篆一笔三折，屈曲相连，伯琦则谓为传写之误，当从卧人之形，作二笔书之：与慎亦颇有异同。至於以侧山为、倒为币之类，训为转注，则仍与会意无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书正讹》，以《礼部韵略》部分分隶诸字。列小篆为主，先注制字之义，而以隶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别於下，略如张有《复古编》之意。其间如“芙蓉”之“蓉”必书为“颂”、“枝幹”之“幹”必书为“干”，多牵强而不可行。且全书皆用今韵，而“宜”字则以篆文从多谐声，移於歌韵。全书皆用小篆，而“香”字仍从古文作{白厶}，别注小篆作{黍甘}。如斯之类，尤未免为例不纯。大抵伯琦此二书，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瑕瑜互见，通蔽相仿，不及张有《复古编》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杨桓《六书统》之糅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姑存以备一解，亦兼收并蓄之意云尔。
△《汉隶分韵》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时代。考其分韵，以《一东》、《二冬》、《三江》等标目，是元韵，非宋韵矣。其书取洪适等所集汉隶，依次编纂。又以各碑字迹异同，缕列辨析。考吾邱衍《学古编》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门，其第七条《隶书品》中列有《隶韵》两册，“麻沙本，与《隶韵》为一副刊（案此《隶韵》谓刘球碑本《隶韵》十卷），字体不好，以其册数少，乃可常用之，故列目於此”云云，疑即此本。顾蔼吉《隶辨序》，称别有《汉隶分韵》，字既乖离，迹复丑恶。
其诋諆此书，与吾邱衍略同。然二人第以书迹笔法论耳。要其比校点画，订正舛互，亦有足资考证者。前人旧本，寸有所长，要未可竟从屏斥也。
△《六书本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赵捴谦撰。捴谦原名古则，馀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后。明初徵修《洪武正韵》，持议不协，出为中都国子监典簿，罢归。寻以荐为琼山县教谕。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焦竑《笔乘》称其字学最精，行世者惟《六书本义》及《学范》六篇。《学范》芜杂，殊无可取。是编《六书论》及《六书相生》诸图，大抵祖述郑樵之说。其《凡例》有曰：“《说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为三百六十部，不能生者附各类后。”今以其说考之，若《说文》“畕”字为一部，以“畺”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田部》。《说文》“包”字为一部，以“胞匏”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勹部》。《说文》“”字为一部，以“几幽”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幺部》。凡若此类，以母生子，虽不过一二，而未尝无所生之子，与《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并之，似为未当。又若《说文》《儿部》“儿”读若人，充、兊诸字从之，与“人”字异体，而捴谦则并入《人部》。
《说文》《本部》“皋”字从本从白，而捴谦误以从白为从自，附入《自部》，则于字体尤舛。第於各部之下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录而存之，以不没所长焉。
△《奇字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标字体之稍异者，类以四声，故曰“奇字”。考六书以《说文》所载小篆为正，若卫宏、扬雄所学则别有古文奇字，以非六书偏旁所可推也。此书以“奇字”标名，而若《说文》引经，“{宀丰}其屋”，“丰”作“{宀丰}”；“克岐克嶷”，“嶷”作“<口疑>”。“静女其姝”，“姝”作“<女殳>”；“庶草繁庑”，“庑”作“无”；“天地絪缊”，作“壹”；“营营青蝇，止于樊”，“樊”作“棥”；“故源源而来”，“源源”作“謜謜”；“泣血涟如”，“涟”作“{连心}”之类：虽与今经文小异，而皆有六书偏旁可求，则正体而非奇字。且此类甚多，不胜载。如《说文》引《尚书》“嵎夷”作“嵎夷”。引《论语》“友便佞”，“便”作“谝”。
引《诗》“赫兮喧兮”，“喧”作“愃”。引《周礼》“膳膏臊”，“臊”作“鱢”。“孤乘夏篆”，“篆”作“<车川>”。引《易》“包荒用冯河”，“荒”作“┅”。引《诗》“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马”，“服”作“牜备”。引《书》“濬畎浍，距川”，“畎浍”作“”。
引《春秋传》“<習元>岁而愒日”，“<習元>”作“忨”、“愒”作“氵歇”。引《易》“夫乾確然”，“確”作“隺”。引《春秋传》“执玉惰”，“惰”作“憜”。引《诗》“纳于凌阴，”“凌”作“”。又引《诗》“白圭之玷”，“玷”作“占刂”。引《书》“辟四门”，“辟”作“”。
异同之处，不可殚数。此书所载，殊不及十之二、三。至於“岷”之作“汶”、“祷”之作“裯”，皆假借字，而亦概列为奇字，尤属不伦。又如“蔷”字下但注一“灾”字，而不云本《盐铁论》“罕被寇蔷”，“蔷”音“灾”；“廧”字下但注一“墙”字，而不云本《管子地员篇》“行廧落”，房玄龄注为“行廧及蓠落”；“闿”字下但注一“开”字，而不云本《汉书匈奴传》“乃遣闿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及“今欲与汉闿大关”颜师古注“闿与开同”；“茬”字下但注一“槎”字，而不云本《汉书货殖传》“然犹云山不茬蘗”师古注“茬，古槎字”。“闛”字下但注一“阊”字，而不云本《汉书扬雄传》“东邻昆仑，西驰闛阖”师古注“闛与阊同”：则全迷其所出。“萁”字下注“音该”，但引曹植诗，而不知《淮南子》“爨萁燧火”高诱注“萁，音该”；“氵不”字下注“音流”，但引《贾谊传》“朝廷之视端氵不平衡”，而不知考《荀子荣辱篇》“其氵不长矣”杨倞注“氵不，古流字”：则不溯其所始。
又如《冬韵》载“{容木}”字，引《说文》而不知《汉书地理志》“苍”师古曰：“，古松字”，与“{容木}”同一古今字。“贲”字下注云“古文班”，而不知《荀子强国篇》曰“如此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杨倞注“贲读如坟”，《汉书翟方进傅》“贲丽善为星”师古曰“贲音肥”。“蝯”字下注“与猨同”，而不知《汉书李广传》又作“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其阙佚又不可枚举。盖慎充於腹笥，特就所记忆者录之，故於诸书不暇详考。
然於秦汉载籍，亦已十得三、四。讲六书者去其疵而录其醇，或亦不无所助焉。
△《古音骈字》一卷、《续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古音骈字》一卷，明杨慎撰。《续编》五卷，国朝庄履丰、庄鼎铉同撰。
古人字少而韵宽，故用字往往假借。是书取古字通用者以韵分之，各注引用书名於其下。由字体之通，求字音之通，於秦汉以前古音，颇有考证。但遗阙过多，牵合亦复时有。即以开卷《东冬韵》论之。如《荀子议兵篇》云：“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注》曰：“陇种，《新序》作龙钟。”《礼论》篇曰：“弥龙。”《注》曰：“弥如字，又读为弭。”《楚辞九章》曰：“荪详聋而不闻。”《补注》云：“详与佯同。”《九叹》曰：“登逢龙而下陨兮，违故都之漫漫。”《注》云：“逢龙一作逄，古本作蓬”。《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曰：“大夫曳庸。”《注》曰：“《左传》作后庸，《国语》舌庸。”
《史记五帝本纪》曰：“其后有刘累扰龙。”应劭曰：“扰音柔。”故《五帝本纪》又曰：“扰而毅。”徐广曰：“扰一作柔。”则扰柔字通。《仓公列传》曰：“臣意胗其脉曰迵风。”。《注》曰：“迵音洞，言洞入四肢。”
《汉书地理志》曰：“都庞”。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龚。”
《扬雄传》曰：“奋六经以摅颂。”师古曰：“颂读若容。”《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曰：“《诗》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恂蒙。’”《注》曰：“今《诗》为骏庞。”《五帝德篇》曰：“鸟兽昆虫。”考《说文》以“虫”为“虺”，然汉代碑刻即用“虫”为“蟲”，则虫、蟲通。此书原本、续本均未举及，则采摭之未备也。又如原本於“蜂门”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记龟策列传》亦作“蜂门”，乃不注。续本於虋冬、满冬、门冬引《尔雅注》，而《山海经》曰：“其草多芍药、虋冬”，乃不注。又引《广雅》“膺匈”二字谓匈、胸通，而《管子内政篇》曰：“平正擅匈”，《注》曰：“和气独擅匈中，亦古胸字”，乃亦不注。则训释之未详也。他如圜锺、函锺是黄钟、林钟别名，非黄通为圜，林通为函。其“浸卢维”读作“卢灉”，恐亦郑玄之改字，未可尽概以古音。乃一例定为通用，未免附会。然大势徵引赅洽，足资考证。古字之见於载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学之本善矣。
△《俗书刊误》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第一卷至第四卷类分四声，刊正讹字。若之非，容不从谷是也。第五卷考字义，若赤之通尺，鼬之同犹是也。第六卷考骈字，若句娄之不当作岣嵝、辟历之不当作霹雳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对之改口从士本於汉文、叠之改晶从畾本於新莽是也。第八、第九卷考音同字异，若庖犠之为炮羲、神农之为神由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异，若敦有九音、苴凡两读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杂字，若山岐曰岔、水岐曰汊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与禾、支之与攴是也。其辨最详，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论，愈於拘泥篆文，不分字体者多矣。
△《字孪》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参议。寻移南瑞，未行而卒。秉敬学颇淹通，著书四十馀种。是编取字形似而义殊者，分类诂之，与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缀以四言歌诀，则秉敬自创之体。《凡例》谓孪子眉目发肤虽无别，而伯仲先后弗淆，当察乎子母相生之微，引伸触类。故其说悉根柢《说文》，毫釐辨析。於偏旁点画，分别了然。又该以韵语，便於记诵，亦小学之津筏也。其书为杭人潘之淙所刻，前有《篆体辨诀》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之同异，不知何人所撰，由来已久。之淙以其与此书可互相参究，故附刊以行。其区别形体，亦颇有资於六书。惟其末比旧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则纰缪杜撰，不一而足。如谓抽字不当从由、咽字不当从因，已显与《说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对内从干，均极讹误；至勇本从甬，而云角力为勇；稷古文省作畟，而云与槐柳同：此类尤为乖舛。盖无识者所窜入，不足依据。今姑从原本录之，而纠正其失於此，庶不疑误后学焉。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古小学存於今者，惟《说文》、《玉篇》为最旧。《说文》体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亦难检阅。《类篇》以下诸书，则惟好古者藏弆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然《字汇》疏舛，《正字通》尤为芜杂，均不足依据。康熙四十九年，乃谕大学士陈廷敬等删繁补漏，辨疑订讹，勒为此书。仍两家旧目，以十二辰纪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总目》、《检字》、《辨似》、《等韵》各一卷。殿以《补遗》、《备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画之多寡为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则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之音。《唐韵》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铉校《说文》所用即《唐韵》之翻切也。次训释其义，次列别音、别义，次列古音。均引证旧典，详其始末，不使一语无稽。有所考辨，即附於注末。又每字必载古体，用《说文》例。改从隶书，用《集韵》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用《干禄字书》例。皆缀於注后，用《复古编》例。仍从其字之偏旁，别出於诸部，用《广韵》互见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画多寡，列於其数之末，则《说文》之新附、《礼部韵略》之续降例也。其《补遗》一卷，收稍僻之字。《备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载，务使包括无遗。盖拘泥古义者，自《说文》九千字外，皆斥为伪体。遂至音韵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韩愈书为韩瘉，诸葛亮书为诸葛谅。动生滞碍，於事理难通，固为不可。若夫孙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识，傅奕之称{泥土}人，段成式之作<君卷>字，皆考之古而无徵，用之今而多骇。存而并列，则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则浅儒疑其挂漏。别为附录，等诸外篇，尤所谓去取得中、权衡尽善者矣。御制《序》文谓：“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之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於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亦制字并行。希尹所制谓之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惟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盖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亦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於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勒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复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盖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馀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殚记。是由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亦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亦可云包罗巨细、辩别精微者矣。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者不同，故仍列诸字书类焉。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初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既命补注汉字，各具翻切释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备列，因再命详加考校，续定是编。以国书为主，而贯通於蒙古书、汉书。每国语一句，必兼列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明其义。
又以蒙古字、汉字各对国语之音以定其声。汉字之音不具，则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则分各种读法、写法、收法以取之。经纬贯穿，至精密而至明显。
循文伏读，无不一览了然。考《辽史太祖本纪》，称“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
天赞三年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云云。然则三体互通，使彼此共喻，实本古义。许慎作《说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证其字。扬雄作《方言》，每一语一物，亦具载某地谓之某，以互证其语。则三体汇为一编，使彼此相释，亦因古例，用达书名於四方。虽成周大同之盛，亦无以逾於斯矣。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遥指，戡定伊犁。续又削平诸回部。昆仑月窟，咸隶黄图。琛赆旅来，狄鞮重译。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著是编。其部族之别，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门目之别，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别，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考译语之法，其来已久。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传》称楚人谓乳为穀，谓虎为於菟；《谷梁传》称吴人谓善为伊，谓稻为缓：亦於附近中国者通其声音之异，非於遐荒绝域识其书体，辨其音读也。惟《隋志》载有《蕃尔雅》，其书不传。
度其所载，亦不过天曰撑犁、子曰孤涂之类，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书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见。又《辍耕录》载元杜本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然统以五声，则但能载其单字，不能联贯以成文。且外国之音多中国所不具，而本以中国之字领韵，乖舛必多。盖前代帝王，声教未能远播。山川绵邈，辗转传闻，自不免於讹漏。
有元虽混一舆图，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区区掇拾，亦未能通其语言。我国家重熙累洽，含识知归。我皇上又神武奋扬，濛氾以东，皆为属国。雁臣星使，来往骈阗，既一一谙其字形，悉其文义；迨编摩奏进，又一一亲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条共贯，和会诸方，一展卷而异俗殊音皆如面语。非惟功烈之盛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篆隶考异》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周靖撰。靖字敉宁，吴县人。明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之曾孙也。是书辨别篆、隶同异，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其小异者，有书以篆文为纲，而附列隶字之正俗。此则以隶字为纲，於合六书者注曰“隶”，不合六书者注曰“俗”，於隶相通而篆则不相假借者注曰别（如隶字好丑之好与好恶之好为一字，篆则分好<丑女>二字之类），而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说文》分部五百四十，此则以隶字点画多少为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读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较易於寻检。大旨斟酌於古今之间，尽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为怪僻难行之论。
其《凡例》有曰：“庖犠画卦，已开书契之宗。降至小篆，无虑几变。然许叔重以前，虽有周鼓、秦碑，究无成书可据。故郑樵曰：‘六书无传，惟藉《说文》。’此考以《说文》为主。钟鼎款识，一概不录。”又曰：“如犅{艹曲}等字，止载《说文》，而刚、曲见於经史，反觉简易。此考宁取其简，不取其繁，故去牛与，是非悖谬。《说文》实欲羽翼经史，阅者可举一以例百”云云。江琬作是书《序》，亦以泥古、变古二者交讥，而称是书“上引六经，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详至悉，而未尝有诡异之说”，其论允矣。其书未有刊版，此本为康熙丙辰长洲文仓所手录。篆文颇为工整，迥非钞胥所能。验其私印，有“小停云”字。盖文徵明之裔，故笔法犹有家传欤？今录存其书，以著颜元孙“去泰去甚”之义，俾从俗而戾古与从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均知所别择焉。
△《隶辨》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蔼吉撰。蔼吉号南原，长洲人。是书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其《自序》云：“锐志精思，采摭汉碑所有字，以为解经之助。有不备者求之《汉隶字源》。”又云：“《字源》多错谬。
舩船称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悉从《隶释》、《隶续》，详碑定字，指摘无馀。”今考此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稿本。且汉碑之出於机后者，仅《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诸石阙及《尹宙》、《孔褒》、《曹全》、《张迁》、《韩仁》数种。
视机书所列，不过百分之一、二。机所见三百九种，其存於今者不过《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郙阁颂》二十馀种。
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馀种之外，纵旧拓流传，亦断璧零玑，偶然一遇，决不能如是之多。蔼吉何由得见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则所云不备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凭。又每字下所引碑语，亦多舛错。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误去“躬”字。“宿”字下引《孔{雨尨}碑》“诺则不宿”，误连上文“如毛”二字为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娄”句，误以为《后碑》。“秦”字下引《华山碑》“改秦淫祀”句，误以为《韩敕碑》。此或读碑时偶不及检。至“通”字下引《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无此语。盖以《隶释》所载“受天之祐”句与前行“通天三统”句适相齐，而误写之。是尤仅据《隶释》未见原碑之一证。洪适之书具在，安得讳所自来乎？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碑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马岂>思，叹卬师镜。”而“师”字下引之，误截“师镜”二字连下文“颜氏”二字为句。碑云：“更作二舆，朝车威熹。”而“车”字下引之，误以作“二舆朝车”为句。碑云：“仁闻君风，燿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燿”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
碑云：“长期荡荡於盛。”而“长”字下引之，误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误连下文“仁”字为句。碑阴有“陈国苦虞崇”之文，苦者县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误作“陈国苦虞”。
碑阴有“鄤阳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误截去“伯”字。又有“蕃加进子高”之文，而“进”字下引之，误截去“蕃”字。碑侧有“河南匽师度徵汉贤”之文，其旁别有“河南匽师胥邻通国一人”，显然可证。乃“匽”字泐痕似“厚”字，遂误以为“厚”。又不知匽偃通用，复赘辨河南有偃师无厚师。至於“乡”字下引碑侧题名“金乡师耀”，不知此乃碑阴小字，后人所加，非汉字，亦非碑侧。又於“率”字下引碑阴“鲁孔方广率”，不知碑文明是“广平”。惟明王云鹭刊《隶释》，始误为“广率”。是并现存之碑，亦仅沿袭旧刻，未及详考。乃云采摭汉碑，其亦诬矣。惟其於娄机以后续出之碑，尽为摹入，修短肥瘠，不失本真，则实足补《字源》之阙。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说文》次第，辨正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处，亡者引某书云在某处，具有引证。以年代先后为次，条理颇为秩然。则较《字源》碑目为详核。后附《隶八分考》、《笔法》二篇，采辑旧说，亦均有裨后学。与娄氏书相辅而行，固亦不必尽以重佁讥也。
──右“小学类”字书之属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字体与世为变迁，古文、籀文不可以绳小篆，小篆不可以绳八分，八分不可以绳隶（隶即今之楷书）。然其相承而变，则源流一也。故古今字书，统入此门。至《急就章》之类，但有文字而不讲六书，然《汉志》列之《小学家》。
观陆羽《茶经》所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亦以韵语成句，知古小学之书，其体如是，《说文解字》犹其后起者也。故仍与是书并列焉。）
卷四十二 经部四十二
○小学类三△《广韵》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世行《广韵》凡二本，一为宋陈彭年、邱雍等所重修，一为此本。前有孙愐《唐韵序》，注文比重修本颇简。朱彝尊作《重修本序》，谓明代内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数，取而删之。然《永乐大典》引此本，皆曰陆法言《广韵》；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广韵》。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与明内府版同题曰“乙未岁明德堂刊”。内“匡”字纽下十三字皆阙一笔，避太祖讳，其他宋讳则不避。邵长衡《古今韵略》指为宋椠，虽未必然。而《平声》“东”字注中引东不訾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讹作“舜之后”。熊忠《韵会举要》已引此本，则当为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删也。又宋人讳殷，故重修本改“二十一殷”为“欣”，此尚作“殷”，知非作於宋代。且唐人诸集，以《殷韵》字少，难於成诗，间或附入《真、谆、臻韵》。如杜甫《东山草堂》诗、李商隐《五松驿》诗，不一而足。说文所载《唐韵》翻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许巾切”，亦借《真韵》中字取音，并无一字通文。此本注殷独用，重修本始注“欣与文通”，尤确非宋韵之一徵。考《唐志》、《宋志》皆载陆法言《广韵》五卷，则法言《切韵》亦兼《唐韵》之名。又孙愐以后，陈彭年等以前，修《广韵》者尚有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三家，重修本中皆列其名氏。
郭忠恕《佩觿》上篇尚引裴务齐《切韵序》辨其老、考二字左回右转之讹。知三家之书，宋初尚存，此本盖即三家之一。故彭年等所定之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有此《广韵》。又景德四年《敕牒》，称旧本注解未备，明先有此注文简约之《广韵》也。彝尊精於考证，乃以此本为在后，不免千虑之一失矣。
惟新、旧《广韵》皆在《集韵》之前，而上、去二声乃皆用《集韵》移并之部分，平、人二声又不从《集韵》移并。疑贾昌朝奏并十三部以后，校刻《广韵》者以《豏》、《槛》、《俨》、《陷》、《鉴》、《酽》六部字数太窄，改从《集韵》以便用。《咸》、《衔》、《严》、《洽》、《狎》、《业》六部字数稍宽，则仍其旧而未改。观徐锴《说文韵谱》，上声以《湛》、《槛》、《俨》相次，去声以《陷》、《鉴》、《醶》相次，则唐人旧第可知也。此於四声次序，前后乖违，殊非体例。以宋椠如是，今姑仍旧本录之，而订其误如右。
△《重修广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陈彭年、邱雍等奉敕撰。初，隋陆法言以吕静等六家韵书各有乖互，因与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为《切韵》五卷。书成於仁寿元年。唐仪凤二年，长孙讷言为之注。后郭知玄、关亮、薛峋、王仁煦、祝尚邱递有增加。天宝十载，陈州司法孙愐重为刊定，改名《唐韵》。
后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旧本偏旁差讹，传写漏落，又注解未备，乃命重修。大中祥符四年书成，赐名《大宋重修广韵》，即是书也。旧本不题撰人。以丁度《集韵》考之，知为彭年、雍等尔。其书二百六韵，仍陆氏之旧，所收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考唐《封演闻见记》，载陆法言《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则所增凡一万四千三十六字矣。此本为苏州张士俊从宋椠翻雕，中间已阙钦宗讳，盖建炎以后重刊。朱彝尊序之，力斥刘渊《韵》合《殷》於《文》、合《隐》於《吻》、合《焮》於《问》之非。然此本实合《殷》、《隐》、《焮》於《文》、《吻》、《问》，彝尊未及检也。注文凡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较旧本为详，而冗漫颇甚。如“公”字之下载姓氏至千馀言，殊乏翦裁。“东”字之下称东宫得臣为齐大夫，亦多纰缪。考孙愐《唐韵序》，称异闻、奇怪、传说、姓氏、原由、土地、物产、山河、草木、禽兽、虫鱼备载其间，已极蔓引。彭年等又从而益之，宜为丁度之所议。潘耒《序》乃以注文繁复为可贵，是将以韵书为类书也。著书各有体例，岂可以便於剽剟，遂推为善本哉？流传既久，存以备韵书之源流可矣。
△《集韵》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宋丁度等奉敕撰。前有《韵例》，称：“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戩等建言：陈彭年、邱雍等所定《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戩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考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序》，称：“仁宗皇帝诏翰林学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韵学，自许叔重而降凡数十家，总为《集韵》，而以贾公昌朝、王公洙为之属。治平四年，余得旨继纂其职，书成上之，有诏颁焉。尝因讨究之暇，科别清浊为二十图”云云，则此书奏於英宗时，非仁宗时，成於司马光之手，非尽出丁度等也。其书凡平声四卷，上声、去声、入声各二卷，共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视《广韵》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案《广韵》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应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於数乃合。原本误以二万为一万，今改正）。熊忠《韵会举要》称：“旧韵但作平声一、二、三、四，《集韵》乃改为上、下平。”今检其篇目，乃旧韵作上、下平，此书改为平声一、二、三、四。忠之所言，殊为倒置。惟《广韵》所注通用、独用，封演《见闻记》称为唐许敬宗定者，改并移易其旧部，则实自此书始。《东斋纪事》称“景祐初，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诏度等改定韵窄者十三处，许令附近通用”，是其事也。今以《广韵》互校，平声并《殷》於《文》，并《严》於《鉴》、《添》，并《凡》於《咸》、《衔》。上声并《隐》於《吻》。
去声并《废》於《队》、《代》，并《焮》於《问》。入声并《迄》於《物》，并《业》於《叶》、《帖》，并《乏》于《洽》、《狎》。凡得九韵，不足十三。
然《广韵》平声《盐》、《添》、《咸》、《衔》、《严》、《凡》与入声《叶》、《帖》、《洽》、《狎》、《业》、《乏》皆与本书部分相应，而与《集韵》互异。惟上声并《俨》於《琰》、《忝》，并《范》於《豏》、《槛》，去声并《酽》於《艳》、《<木忝>》、并《梵》於《陷》、《鉴》，皆与本书部分不应，而乃与《集韵》相同。知此四韵亦《集韵》所并，而重刊《广韵》者误据《集韵》以校之，遂移其旧第耳。其驳《广韵》注，凡姓望之出，广陈名系，既乖字训，复类谱牒，诚为允协。至谓兼载他切，徒酿细文，因并删其字下之互注，则音义俱别与义同音异之字难以遽明，殊为省所不当省。又韵主审音，不主辨体，乃篆籀兼登，雅俗并列，重文复见，有类字书，亦为繁所不当繁。其於《广韵》，盖亦互有得失。故至今二书并行，莫能偏废焉。
△《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司马光撰。其《检例》一卷则邵光祖所补正。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
光祖字宏道，自称洛邑人。其始末未详。考《江南通志儒林传》，载元邵光祖字宏道，吴人。研精经传，讲习垂三十年，通三经。所著有《尚书集义》。当即其人。洛邑或其祖籍欤？据王行《后序》作於洪武二十三年，称其殁已数年，则元之遗民，入明尚在者也。光书以三十六字母科别清浊，为二十图，首独韵，次开合韵。每类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为次，故高为独韵之首，干官为开合韵之首。
旧有《检例》一卷，光祖以为全背图旨，断非光作，因自撰为检图之例，附於其后。考光《自序》，实因《集韵》而成是图。光祖乃云《广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为二十图，馀七百六十字应检而不在图者，则以在图同母同音之字备用而求其音。则是据《广韵》也。
然光祖据光之图以作例，则其例仍与图合。所注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补原图所未备。光例既佚，即代以光祖之例，亦无不可矣。光书反切之法，据景定癸亥董南一《序》云，递用则名音和，傍求则名类隔；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无字则点窠以足之，谓之寄声，韵阙则引邻以寓之，谓之寄韵。所谓双声叠韵诸法，与今世所传刘鉴《指南》诸门法并同。惟音和、类隔二门则大相悬绝。《检例》云：“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同者，谓之类隔。”是音和统三十六母，类隔统唇、舌、齿等二十六母也。刘鉴法则音和专以见、溪、群、疑为说，而又别立为一四音和、四一音和两门。类隔专以端、知八母为说，又别出轻重、重轻、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门。似乎推而益密。然以两法互校，实不如原法之简该也。其“《广韵》类隔，今更音和”一条，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韵。取字於音和之理，至为明了。独其辨来、日二母云“日字与泥、娘二字母下字相通”，辨匣、喻二字母云“匣阙三四喻中觅，喻亏一二匣中穷”，即透切之法，一名野马跳涧者。其法殊为牵强。又其法兼疑、泥、娘、明等十母，此独举日、泥、娘、匣、喻五母，亦为不备。是则原法之疏，不可以立制者矣。等韵之说，自后汉与佛经俱来。然《隋书》仅有十四音之说，而不明其例。华严四十二字母，亦自为梵音，不隶以中国之字。《玉篇》后载神珙二图，《广韵》后列一图不著名氏，均粗举大纲，不及缕举节目。其有成书传世者，惟光此书为最古。孙奕《示儿编》辨不字作逋骨切，惟据光说。知宋人用为定韵之祖矣。第光《传家集》中，下至投壶、新格之类，无不具载，惟不载此书，故传本久绝。今惟《永乐大典》尚有完本，谨详为校正，俾复见於世。以著等韵之旧谱，其例不过如此。且以见立法之初，实因《集韵》而有是书，非因是书而有《集韵》。凡后来纷纭轇轕，均好异者之所为焉。
△《韵补》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吴棫撰。棫字才老。武夷徐蒇为是书序，称与蒇本同里，而其祖后家同安。王明清《挥麈三录》则以为舒州人，疑明清误也。宣和六年第进士，召试馆职，不就。绍兴中为太常丞，以为孟仁仲草表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以终。蒇《序》称所著有《书裨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韵补》凡五种。陈振孙《书录解题诗类》、载棫《毛诗补音》十卷，注曰：“棫又别有《韵补》一书，不专为《诗》作。”《小学类》载棫《韵补》五卷，注曰：“棫又有《毛诗补音》一书，别见《诗类》。”今《补音》已亡，惟此书存。自振孙谓朱子注《诗》用棫之说，朱彝尊作《经义考》未究此书仅五卷，於《补音》十卷条下误注“存”字，世遂谓朱子所据即此书，莫敢异议。
考《诗集传》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各空反”；《驺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红反”；《汉广篇》“广”音“古旷反”，“泳”音“于诳反”；《绿衣篇》“风”音“孚愔反”之类，为此书所无者，不可殚举。《兔罝篇》“仇”音“渠之反”，以与“达”叶。此书乃据《韩诗》“逵”作“馗”音“渠尤反”，以与“仇”叶。显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语录》称棫音务为蒙，音严为壮。此书有“务”而无“严”。周密《齐东野语》称朱子用棫之说，以艰音巾，替音天。此书有艰而无替。则朱子所据，非此书明甚。
盖棫音《诗》、音《楚辞》，皆据其本文，推求古读，尚能互相比较，粗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此书则泛取旁搜，无所持择，所引书五十种中，下逮欧阳修、苏轼、苏辙诸作，与张商英之伪《三坟》，旁及《黄庭经》、《道藏》诸歌，故参错冗杂，漫无体例。至於韵部之《上平》注：“《文》、《殷》、《元》、《魂》、《痕》通《真》，《寒》、《桓》、《删》、《山》通《先》。”《下平》忽注：“《侵》通《真》，《覃》、《谈》、《咸》、《衔》通《删》，《盐》、《沾》、《严》、《凡》通《先》。”《上声》又注：“《梗》、《耿》、《静》、《迥》、《拯》等六韵通《轸》。《寝》亦通《轸》。《感》、《敢》、《琰》、《忝》、《豏》、《槛》、《俨》、《范》通《铣》。”《去声》又注：“《问》、《焮》通《震》，而《愿》、《慁》、《恨》自为一部。《谏》、《襇》通《霰》，而《翰》、《换》自为一部。《勘》、《阚》、通《翰》，《艳》、《<木忝>》、《敛》通《霰》，《陷》、《览》、《梵》通《谏》，割为三部。”《入声》又注：“《勿》、《迄》、《职》、《德》、《缉》通《质》，为一部。《曷》、《末》、《黠》、《戛》、《屑》、《薛》、《叶》、《帖》、《业》、《乏》通《月》，为一部。”颠倒错乱，皆亘古所无之臆说。世儒不察，乃执此书以诬朱子，其傎殊甚。然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棫始，而程迥之《音式》继之。迥书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所见较棫差的，今已不传。棫书虽牴牾百端，而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故辟其谬而仍存之，以不没筚路蓝缕之功焉。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附贡举条式》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礼部韵略》，旧本不题撰人。晁公武《读书志》云“丁度撰”。今考所并旧韵十三部，与度所作《集韵》合，当出度手。其《上平声三十六桓》作“欢”，则南宋重刊所改。观卷首载郭守正《重修条例》，称绍兴本尚作“桓”，是其证也。考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曰：“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是宋初程试，用韵尚漫无章程。自景祐以后，敕撰此书，始著为令式，迄南宋之末不改。然收字颇狭，如《欢韵》漏“判”字、《添韵》漏“大”字之类，尝为俞文豹《吹剑录》所议。故元祐中博士孙谔，绍兴中朝散大夫黄积厚、福州进士黄启宗，淳熙中吴县主簿张贵谟，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吴桂，皆屡请增收。而杨伯岩亦作《九经补韵》以拾其遗。然每有陈奏，必下国子监看详，再三审定，而后附刊韵末。其间或有未允者，如黄启宗所增“跻一作齐”，“鳏一作矜”之类，赵彦卫《云麓漫钞》尚驳诘之。盖既经廷评，又经公论，故较他韵书特为谨严。然当时官本已不可见，其传於今者题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每字之下皆列官注於前，其所附互注则题一“释”字别之。凡有二本。一本为康熙丙戌曹寅所刻，冠以余文焴所作欧阳德隆《押韵释疑序》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重修条例》十则、淳熙《文书式》一道。考守正所重修者名《紫云韵》，今尚有传本，已别著录。则此本非守正书。又守正《条例》称德隆注痀偻、其挒之辨，似失之拘。今此本无此注，则亦非德隆书。观守正《序》称书肆版行，漫者凡几，一漫则一新，必增数注释，易一标题。然则当日《韵略》非一本，此不知谁氏所刻，而仍冠以旧《序》及《条例》。其《条例》与书不相应，而淳熙《文书式》中乃有理宗御名，是则移掇添补之明证也。一本为常熟钱孙保家影抄宋刻。前五卷与曹本同，但首无《序》文、《条例》，而末附《贡举条式》一卷，凡五十三页。所载上起元祐五年，下至绍熙五年，凡一切增删韵字、庙讳、祧讳、书写试卷格式以及考校章程，无不具载，多史志之所未备，犹可考见一代典制。视曹本特为精善。惟每卷之末各以当时避讳不收之字附录一页，据《跋》乃孙保所加，非原书所有。
今削去不载，以存其旧。至曹寅所刻不完之本则附见於此，不别著录焉。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校勘重增。诸家所称《增韵》，即此书也。晃尝作《禹贡指南》，居正尝作《六经正误》，皆别著录。是书因《礼部韵略》收字太狭，乃蒐采典籍，依韵增附。又《韵略》之例，凡字有别体别音者，皆以墨阑圈其四围，亦往往舛漏。晃并为釐定，於音义字画之误，皆一一辨证。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订正四百八十五字。居正续拾所遗，复增一千四百二字。各标总数於每卷之末，而每字之下又皆分注。其曰“增入”、曰“今圈”、曰“今正”者，皆晃所加。曰重增者，皆居正所加。其辨论考证之语，则各署名以别之。父子相继以成一书，用力颇为勤挚。其每字叠收重文，用《集韵》之例。每字别出重音，用《广韵》之例。然不知古今文字之别，又不知古今声韵之殊。如《东部》“通”字纽下据《汉乐府》增一“桐”字，是以假借为本文；“同”字纽下据《豳风》增一“重”字，是以省文为正体；又如《先部》“先”字纽下据《汉乐府》增一“西”字，是以古音入律诗；“烟”字纽下据杜预《左传注》增一“殷”字，是以借声为本读：皆所谓引汉律断唐狱者，不古不今，殊难依据。较欧阳德隆互注之本，殆不止上、下床之别。特其辨正训诂，考正点画，亦颇有资於小学。故后来字书韵书、多所徵引，而《洪武正韵》之注据是书者尤多焉。录而存之，亦足以备简择也。明代刊版，颇多讹舛。此本凡宋代年号皆空一格，犹存旧式，末题“太岁丙辰仲夏秀岩山堂重刊”。盖理宗宝祐四年蜀中所刻，视近本特为精善云。
△《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押韵释疑》，宋绍定庚寅庐陵进士欧阳德隆撰，景定甲子郭守正增修。守正字正己，自号紫云山民。《永乐大典》所引《紫云韵》，即此书也。初，德隆以《礼部韵略》有字同义异、义同字异者，与其友易有开因监本各为互注，以便程试之用。辰阳袁文焴为之序。后书肆屡为刊刻，多所窜乱。守正因取德隆之书，参以诸本，为删削增益各十馀条，以成此书。前载文焴《序》，次守正《自序》，次《重修条例》，次《绍兴新制》，次《韵字沿革》，次《前代名姓有无音释之疑》，次《韵略音释与经史子音释异同之疑》，次《韵略字义与经史子字义异同之疑》，次《经史子训释音义异同之疑》，次《本韵字异义异经史子合而一之之疑》，次《两韵字同义异而无通押明文者》，次《出处连文两音之疑》，次《押韵经前史后之疑》，次《经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次《有司去取之疑》，次《世俗相传之误》，次《赋家用韵之疑》，次《疑字》，次《字同义异》，次《正误》，次《俗字》，皆列卷首。其每字之下，先列监注，次列补释，次列他韵他纽互见之字，详其音义点画之同异，而辨其可以重押通用与否。多引当时程试诗赋、某年某人某篇曾押用某字、考官看详故事以证之。每韵之末，列绍兴中黄启宗、淳熙中张贵谟等奏添之字。或常用之字而官韵不收者，如“帡幪”之“幪”诸字，则注曰“官韵不收，宜知”。考证颇为详密。但孰为德隆原注，孰为守正之所加，不复分别，未免体例混淆耳。别本《礼部韵略》注文甚简，与此不同，而亦载文焴守正二《序》及《重修条例》十则。然其书与《条例》绝不相应，疑本佚其原《序》，而后人移掇此书以补之也。别本首载淳熙《文书式》数条，列当时避讳之例甚详，此本无之。然如“庆元中议宏字、殷字已祧不讳，可押韵，不可命题”、“绍兴中指挥以威字代桓字，如齐威、鲁威之类可用，不可押”、“丁丑福州补试士人押齐威字见黜”诸条。又较淳熙诸式为详备。名曰《释疑》，可谓不忝其名矣。其书久无刊版，此本犹从宋椠钞出。曹寅所刻别本《序》中阙六字，《条例》中阙二字，此本皆完。知寅未见此本也。
△《九经补韵》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杨伯岩撰。伯岩字彦思，号泳斋，自称代郡人。然南宋时代郡已属金，盖署郡望也。淳祐间以工部郎守衢州。周密《云烟过眼录》载伯岩家所见古器，列高克恭、胡泳之后，似入元尚在矣，宋《礼部韵略》，自景祐中丁度修定颁行，与《九经》同列学官，莫敢出入。其有增加之字，必奏请详定而后入。然所载续降六十三字、补遗六十一字，犹各於字下注明。其音义勿顺及丧制所出者，仍不得奏请入韵。故校以《广韵》、《集韵》，所遗之字颇多。伯岩是书，盖因官韵漏略，拟摭《九经》之字以补之。《周易》、《尚书》各一字、《毛诗》六字、《周礼》、《礼记》各三十一字、《左传》五字、《公羊传》、《孟子》各二字，凡七十九字。各注合添入某韵内或某字下，又附载音义弗顺、丧制所出者八十八字。盖当时於丧制一条，拘忌过甚。如《檀弓》“何居”之“居”本为语词，亦以为涉於凶事，不敢入韵，故附载之。然《自序》称非敢上於官以求增补，则并所列应补之字亦未行用也。其书考据经义，精确者颇多。惟其中如《周礼司尊彝》“修爵”之“修”音“涤”，《礼记聘义》“孚尹”之“孚”音“浮”之类，乃古字假借，不可施於今韵。又如《诗泮水》之“黮”字、《周礼占人》之“篡”字、《公羊传成五年》之“氵不”字，乃重文别体，与韵无关。一概拟补，未免少失断限耳。
△《五音集韵》十五卷（内府藏本）
金韩道昭撰。道昭字伯晖，真定松水人。世称以等韵颠倒字纽始於元熊忠《韵会举要》，然是书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诸字之先后，已在其前。所收之字，大抵以《广韵》为蓝本，而增入之字则以《集韵》为蓝本。考《广韵》卷首云：“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集韵条例》云：“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言。”是书亦云“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言”。合计其数，较《集韵》仅少一字，殆传写偶脱。《广韵》注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书云“注三十三万五千八百四十言，新增十四万四千一百四十八言”。其增多之数，则适相符合。是其依据二书，足为明证。
又《广韵》注独用、同用，实仍唐人之旧，封演《闻见记》言许敬宗奏定者是也。
终唐之世，下迄宋景祐四年，功令之所遵用，未尝或改。及丁度编定《集韵》，始因贾昌朝请改并窄韵十有三处。合《广韵》各本，《俨》移《豏》、《槛》之前，《酽》移《陷》、《鉴》之前，独用、同用之注，如通《殷》於《文》，通《隐》於《吻》，皆因《集韵》颁行后窜改致舛。是书改二百六韵为百六十，而并《忝》於《琰》、并《槛》於《豏》、并《俨》於《范》、并《<木忝>》於《艳》、并《鉴》於《陷》、并《酽》於《梵》。足证《广韵》原本上、去声末六韵之通为二，与平声、入声不殊。其馀如《废》不与《队》、《代》通，《殷》、《隐》、《焮》、《迄》不与《文》、《吻》、《问》、《物》通，尚仍《唐韵》之旧，未尝与《集韵》错互。故十三处犁然可考，尤足订重刊《广韵》之讹。其等韵之学亦深究要渺。虽用以颠倒音纽，有乖古例，然较诸不知而妄作者，则尚有间矣。
△《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熊忠撰。忠字子中，昭武人。案杨慎《丹铅录》谓蜀孟昶有《书林韵会》，元黄公绍举其大要而成书，故以为名。然此书以《礼部韵略》为主，而佐以毛晃、刘渊所增并，与孟昶书实不相关。旧本《凡例》首题“黄公绍编缉，熊忠举要”，而第一条即云“今以《韵会》补收阙遗，增添注释”。是《韵会》别为一书明矣。
其前载刘辰翁《韵会序》，正如《广韵》之首载陆法言、孙愐《序》耳，亦不得指《举要》为公绍作也。自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颠倒唐宋之字纽，而韵书一变。南宋刘渊《淳祐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始合并通用之部分，而韵书又一变。忠此书字纽遵韩氏法，部分从刘氏例，兼二家所变而用之，而韵书旧第，至是尽变无遗。其《字母通考》之首，拾李涪之馀论，力排江左吴音。《洪武正韵》之卤莽，此已胚其兆矣。又其中今韵、古韵漫无分别，如《东韵》收“窗”字、《先韵》收“西”字之类，虽旧典有徵，而施行颇骇。子注文繁例杂，亦病榛芜。惟其援引浩博，足资考证。而一字一句，必举所本，无臆断伪撰之处。较后来明人韵谱，则尚有典型焉。
△《四声等子》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即刘鉴所作之《切韵指南》，曾一经翻刻，特易其名。今以二书校之，若辨音和、类隔、广通、局狭、内外转摄振救、正音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及双声叠韵之例，虽全具於《指南》、《门法玉钥匙》内。然词义详略显晦，迥然不侔。至内摄之《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摄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摄图，虽亦与《指南》同。然此书《曾摄》作内八，而《指南》作内六；《流摄》此书作内六，而《指南》作内七；《深摄》此书作内七，《指南》作内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摄》外一附《宕摄》内五下、《梗摄》外七附《曾摄》内六下，与《指南》之各自为图，则为例迥殊。虽《指南》、《假摄》外六附《果摄》内四之下，亦间并二摄。
然《假摄》统《歌》、《麻》二韵，《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
若此书之以《江》附《宕》，则不知《江》谐《东》、《冬》，不通《阳》、《唐》，以《梗》附《曾》，则又误通《庚》、《蒸》为一韵，似不出於一手矣。
又此书《七音纲目》，以帮、滂、并、明、非、敷、奉、微之唇音为宫，影、晓、匣、喻之喉音为羽，颇变《玉篇》五音之旧。《指南》《五音诀》具在，未尝以唇为宫，以喉为羽，亦不得混为一书。《切韵指南》卷首有后至元丙子熊泽民《序》，称古有《四声等子》，为传流之正宗。然而中间分析，尚有未明。关西刘士明著书曰《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刘鉴之《指南》十六摄图，乃因此书而革其《宕摄》附《江》、《曾摄》附《梗》之误，此书实非鉴作也。以字学中论等韵者，司马光《指掌图》外，惟此书颇古，故并录存之，以备一家之学焉。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浙江江启淑家藏本）
元刘鉴撰。鉴字士明，自署关中人。关中地广，不知隶籍何郡县也。《切韵》必宗《等子》，司马光作《指掌图》，等韵之法於是始详。鉴作是书，即以《指掌图》为粉本，而参用《四声等子》，增以格子门法，於出切、行韵、取字，乃始分明。故学者便之。至於开合二十四摄、内外八转及通广、侷狭之异，则鉴皆略而不言。殆立法之初，已多挂碍纠纷，故姑置之耶？然言等韵者，至今多称《切韵指南》。今姑录之，用备彼法沿革之由。原本末附明释真空《直指玉钥匙》一卷，验之即真空《编韵贯珠集》中之第一门、第二门，不知何人割裂其文，缀於此书之后。又附《若愚直指法门》一卷，词指拙涩，与《贯珠集》相等，亦无可采。今并删不录焉。
△《洪武正韵》十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洪武中奉敕撰。时预纂修者为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淑允、编修朱右、赵埙、朱廉、典簿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答禄与权，预评定者为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右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陶凯。书成於洪武八年，濂奉敕为之序。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并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於是古来相传之二百六部，并为七十有六。其注释一以毛晃《增韵》为稿本，而稍以他书损益之。盖历代韵书，自是而一大变。考《隋志》载沈约《四声》一卷，《新、旧唐书》皆不著录，是其书至唐已佚。陆法言《切韵序》作於隋文帝仁寿元年，而其著书则在开皇初。所述韵书，惟有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绝不及约。是其书隋时已不行於北方。今以约集诗赋考之上、下平五十七部之中，以《东》、《冬》、《锺》三部通，《鱼》、《虞》、《模》三部通，《庚》、《耕》、《清》、《青》四部通，《蒸部》、《登部》各独用，与今韵分合皆殊。此十二部之仄韵，亦皆相应。他如《八咏》诗押“苇”字入《微韵》，与《经典释文》陈谢峤读合。《梁大壮舞歌》押“震”字入《真韵》，与《汉书叙传》合。《早发定山》诗押“山”字入《先韵》，《君子有所思行》押“轩”字入《先韵》，与梁武帝、江淹诗合。《冠子祝文》押“化”字入《麻韵》，与《后汉书冯衍传》合。与今韵收字亦颇异。濂《序》乃以陆法言以来之韵指为沈约，其谬殊甚。法言《切韵序》又曰：“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捨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记。”今《广韵》之首，列同定八人姓名，曰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则非惟韵不定於吴人，且《序》中“江左取韵”诸语，已深斥吴音之失，安得复指为吴音？至唐李涪，不加深考，所作《刊误》，横肆讥评，其诬实甚。濂在明初，号为宿学，不应沿讹踵谬至此。盖明太祖既欲重造此书，以更古法，如不诬古人以罪，则改之无名。濂亦曲学阿世，强为舞文耳。然源流本末，古籍昭然，天下后世何可尽掩其目乎？观《广韵平声三锺部》“恭”字下注曰：“陆以恭、蜙、纵等入《冬韵》，非也。”盖一纽之失，古人业已改定。又《上声二肿部》“湩”字下注曰：“冬字上声。”
盖《冬部》上声惟此一字，不能立部，附入《肿部》之中，亦必注明，不使相乱。
古人分析不苟，至於如此。濂乃以私臆妄改，悍然不顾，不亦傎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国初顾禄为宫词，有以为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观其诗集，乃用《洪武正韵》，遂释之。”此书初出，亟欲行之故也。然终明之世，竟不能行於天下，则是非之心，终有所不可夺也。又周宾所《识小编》曰“洪武二十三年，《正韵》颁行已久，上以字义音切，尚多未当，命词臣再校之。学士刘三吾言：前后韵书惟元国子监生孙吾与所纂《韵会定正》，音韵归一，应可流传。遂以其书进。上览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韵》，命刊行焉。今其书不传”云云，是太祖亦心知其未善矣。其书本不足录，以其为有明一代同文之治，削而不载，则韵学之沿革不备。犹之记前代典制者，虽其法极为不善，亦必录诸史册，固不能泯灭其迹，使后世无考耳。
△《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馀》五卷、《古音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四书虽各为卷帙，而核其体例，实本一书。特以陆续而成，不及待其完备，每得数卷，即出问世，故标目各别耳。
观其《古音猎要》《东》、《冬》二韵共标“鞠朋众务调萝窗诵双明萌用江”十三字，与《古音丛目》《东》、《冬》二韵所标者全复，与《古音馀》《东》、《冬》二韵所标亦复五字。是即随所记忆，触手成编，参差互出，未归画一之明证矣。其书皆仿吴棫《韵补》之例，以今韵分部，而以古音之相协者分隶之。
然条理多不精密。如《周易涣》六四“涣有丘，匪夷所思”，“丘”与“思”为韵。《无妄》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灾”古音菑，“牛”古音尼，与“灾”为韵。《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能”古音“奴来反”，与“知”为韵。慎於《古音丛目》支韵内“丘”字下但注云：“《诗》。”“牛”字下但注云：“《楚词》。”能字下则并不注出典。又《系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慎於《古音丛目》《五歌》韵内知“宜”字之为“牛何切”，下注云：“《易》：神而化之。”为“毁禾切”，则但注云：“见《楚词》。”又《易彖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
“妇”与“子”及“弟”字为韵。慎於《古音丛四纸韵》内“妇”字下，但引《西京赋》作“房诡切”。《丰》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蔀”古音“蒲五切”，“斗”古音“滴主切”，故九四“蔀、斗”二字与“主”为韵。又《系辞传》：“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母”字与上“度、惧、故”为韵。慎於《古音丛目语麌韵》内“斗”字下但注云：“《毛诗》”。“母”字下但注云：“《易林》。”凡此皆不求其本，随意捃摭。又古音皆其本读，非可随意谐声，辗转分隶。如江韵之“江、窗、双、控”四字，《古音猎要》皆收入《冬韵》是也。而《古音丛目》又以《东韵》之“红”、《冬韵》之“封”、“龙”三字收入《江韵》。考《易说卦传》：“震为雷、为龙。”虞翻、干宝并作“駹”。《周礼巾车》：“革路龙勒。”《注》：“駹也。駹车故书作龙车。”《犬人》：“凡几珥沈辜用駹可也。”《注》：“故书作龙。”
则“駹”本音龙，以在《东韵》为本音，不容改“龙”以叶“駹”。“封”与“邦”通，“邦”之古音谐丰声。“红”与“江”通，“江”之古音谐工声。
亦以《东》、《冬》为本韵，不得改封、红以入江也。盖慎博洽过陈第，而洞晓古音之根柢则不及之。故蒐辑秦汉古书，颇为该备，而置之不得其所，遂往往舛漏牴牾。以其援据繁富，究非明人空疏者所及，故仍录其书，以备节取焉。
△《古音略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慎撰。是书取《易》、《诗》、《礼记》、《楚词》、《老》、《庄》、《荀》、《管》诸子有韵之词，标为《略例》。若《易例》“日昃之离”，“离”音罗，与“歌”、“嗟”为韵：“三岁不觌”。“觌”音“徒谷切”，与“木”、“谷”为韵。“并受其福”，“福”音偪，与“食”、“汲”为韵；“吾与尔靡之”，靡音磨，与“和”为韵；颇与古音相合。他如“嘒彼小星，维参与昴”，旧叶“力求切”，慎据《史记天官书》徐邈音“昴”为“旄”，下文“抱衾与裯”之“裯”音调，“寔命不犹”之“犹”音“摇”。今考郭璞注《方言》：“裯，丁牢反。”《檀弓》：“咏斯犹。”郑《注》：“犹当作摇。”则二音实有所据。慎又谓：“吴棫於《诗》‘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劳’必叶音僚；‘我思肥泉，兹之永叹’，‘叹’必叶他涓切；‘出自北门，忧心殷殷’，‘门’必叶眉贫切；‘四牡有骄，朱幩镳镳镳’，‘骄’必叶音高。不思古韵宽缓，如字读自可叶，何必劳唇齿，费简册。”其论亦颇为得要。至如《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资财有馀。是谓盗夸”，慎据《韩非解老篇》改“夸”为“竽”，谓“竽”方与“馀”字叶，柳子厚诗仍押“盗夸”均误。今考《说文》，“夸”从大，于声，则“夸”之本音不作“枯瓜切”明矣。故《楚词大招》：“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
《集韵》：“姱或作夸。”又《吴都赋》：“列寺七里，侠栋杨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是“夸”与“馀”为韵，正得古音，而慎反斥之，殊为失考。又《易》：“《晋》，昼也。《明夷》。
诛也。”慎谓古“诛”字亦有“之由切”，与“昼”为韵。孙奕改“诛”为“昧”，“昧”叶音幕，殊误。今考《周礼甸祝》“禂牲禂马”亦如之。郑读“禂”为“诛”，则慎说似有所据。但“昼”字古音读如“注”。张衡《西京赋》：“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又《易林井之复》“昼”与“据”为韵，《井之涣》“昼”与“故”为韵。《涣之蛊》“昼”与“惧”为韵。
则古韵“昼”不作“涉救切”可知，何得舍其本音而反取诛之别音为叶。他若《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慎读“诛”为“之由切”，而不知“侯”之古音胡，正与“诛”为韵。又《易林》：“蜘蛛之务，不如蚕之緰。”慎读“务”为“蝥”、“緰”为“钩”。不知“緰”古音“俞”，正与“务”为韵。盖其文由掇拾而成，故其说或离或合，不及后来顾炎武、江永诸人能本末融贯也。
△《转注古音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是书前有《自序》，大旨谓《毛诗》、《楚词》有叶韵，其实不越《保氏》转注之法。《易经疏》云“贲有七音”，始发其例。宋吴才老作《韵补》，始有成编。学者知叶韵自叶韵，转注自转注，是犹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考叶韵之说始於沈重《毛诗音义》（见《经典释文》）。后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并袭用之。后人之称叶韵，自此而误，然与六书之转注则渺不相涉。慎书仍用叶韵之说，而移易其名於转注，是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也。如《四江》之“釭”字，《说文》云：“从金，工声。”“{窗心}”字，《说文》云：“从穴，声。”则“釭”读“工”，“{窗心}”读“”，皆其本音，无所谓转，亦安所用其注乎？姑即就慎书论之，所注转音，亦多舛误。如《二冬》之“龙”字，引《周礼》“龙勒杂色”，谓当转入《三江》。不知《玉人》“上公用龙”，郑司农云“龙当为尨”；而《左传》“狐裘尨茸”，即《诗》之“狐裘蒙戎”。则尨当从龙转，龙不当作“莫江反”也。又如《蒸韵》之《朋》字，慎引《逸诗》“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谓当转入《一东》。
不知“弓”古音“肱”，有《小戎》、《采绿》、《閟宫》及《楚词九歌》诸条可证。则“弓”当从“朋”转，“朋”不当读为“蓬”也。如此之类，皆昧於古音之本。以其引证颇博，亦有足供考证者，故顾炎武作《唐韵正》犹有取焉。
△《毛诗古音考》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有《伏羲图赞》，已著录。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益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牵就。如“母”必读“米”，“马”必读“姥”，“京”必读“疆”，“福”必读“偪”之类，历考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词》、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多与《诗》合，可以互证。於是排比经文，参以群籍，定为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谓笃至。虽其中如“素”音为苏之类，不知古无四声，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华”又音和之类，不知为汉魏以下之转韵，不可以通三百篇：皆为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有徵，典必探本。视他家执今韵部分，妄以通转古音者，相去盖万万矣。初，第作此书，自焦竑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版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义》皆建宁徐时作购得旧刻，复为刊传。虽卷帙无多，然欲求古韵之津梁，舍是无由也。
△《屈宋古音义》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既撰《毛诗古音考》，复以《楚辞》去风人未远，亦古音之遗，乃取屈原所著《离骚》等二十五篇，除其《天问》一篇，得二十四篇。又取宋玉《九辩》九篇、《招魂》一篇，益以《文选》所载《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得十四篇。共三十八篇。其中韵与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本音，与《毛诗古音考》互相发明。惟每字列本证，其旁证则间附字下，不另为条。体例小异，以前书已明故也。书本一卷。其后二卷则举三十八篇各为笺注，而音仍分见诸句下。盖以参考古音，因及训诂，遂附录其后，兼以“音义”为名。实则卷帙相连，非别为一书。故不析置集部，仍与《毛诗古音考》同入《小学类》焉。
△《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雍正四年告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具述圣祖仁皇帝指授编纂之旨，刊刻颁行。自汉明帝时西域切韵之学与佛经同入中国，所谓以十四音贯一切字是也。然其书不行於世。至汉、魏之间，孙炎创为翻切。齐梁之际，王融乃赋双声。等韵渐萌，实暗合其遗法。迨神珙以后，其学大行。传於今者有司马光《指掌国》、郑樵《七音略》、无名氏《四声等子》、刘鉴《切韵指南》。条例日密，而格碍亦日多。惟我图书十二字头，用合声相切，缓读则为二字，急读则为一音，悉本乎人声之自然。证以《左传》之丁宁为钲、句渎为穀，《国语》之勃鞮为披，《战国策》之勃苏为胥，於三代古法，亦复相协。是以特诏儒臣，以斯立准。首列韵谱，定四等之轻重。每部皆从今韵之目，而附载《广韵》之子部，以存旧制，因以考其当合当分。其字以三十六母为次，用韩道昭《五音集韵》、熊忠《韵会举要》之例。字下之音则备载诸家之异同，协者从之，不有心以立异；不协者改用合声，亦不迁就以求同。大抵以上字定母，皆取於《支》、《微》、《鱼》、《虞》、《歌》、《麻》数韵。以此数韵能生诸音，即国书之第一部也。以下字定韵，清声皆取於影母，浊声皆取於喻母。以此二母乃本韵之喉音，凡音皆出於喉而收於喉也。其或有音无字者，则借他韵、他母之字相近者代之。有今用、协用、借用三例，使宛转互求，委曲旁证，亦即汉儒训诂某读如某、某音近某之意。惟辨别毫芒，巧於比拟，非古人所及耳。自有韵书以来，无更捷径於此法者，亦更无精密於此书者矣。
△《钦定同文韵统》六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以西番字母参考天竺字母，贯合其异同，而各以汉字译其音。首为《天竺字母谱》。凡音韵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次为《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十二谱》。以字母、音韵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错综相配，成一千二百一十二字。次为《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其字母凡三十。天竺所有者二十四，天竺所无、西番所有者六。除与天竺同者所生之字亦同外，其六母所生之字凡四百三十有四。盖佛经诸咒皆天竺之音，惟佛号地名多用西番之语，故别出以备用也。次为《天竺西番阴阳字二谱》。各分阴字、阳字、可阴可阳字、可阳可阴字四例。次《大藏字母同异谱》。以钦定天竺字母为经，而以僧伽波罗等十二家所译字母为纬，以互证其分合增减。次为《华梵字母合璧谱》。则中西诸音、新旧诸法，一一条贯，集厥大成焉。其西域有是音、中国无是字者，悉以合声之法取之。二合者即以二字并书，三合者即以三字并书。前有发声、后有馀声者，即以其字叠书。其中音有轻重者，则重者大书，轻者细书，并详注反切及喉、牙、齿、唇、舌诸音於下。皆辩别分寸，穷极毫芒。考声韵之学，肇於西域，自汉明帝时与佛书同入中国。以文字互异，故中国不行。其缘起仅见诸《隋书经籍志》。
所谓十四声贯一切字者，其法已不可详。晋太始初，沙门竺昙摩罗察译《光赞般若经》，始传四十一字母。其后诸僧所译，互有异同，然皆自行於彼教。唐贞观中，吐蕃宰相阿努始以西番字译天竺五十字母，亦自行於彼土。自沙门神珙作《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收於《大广益会玉篇》之末，始流入儒书。自郑樵得西域僧《七音韵鉴》，始大行於中国。然西域之音无穷，而中国之字有数，其有音而无字者十之六、七。等韵诸图或记以虚圈，或竟为空格，使人自其上下左右连类排比而求之，非心悟者弗能得也。故郑樵《六书略》谓华有二合之音，无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因举娑缚之二合、啰驮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为证。沈括《梦溪笔谈》亦谓梵语萨嚩诃三字，合言之即《楚词》之“些”字。然括无成书，樵所作《七音略》，於无字之音仍为空格，岂非知其法而不充其类哉？我皇上天声遐播，绀园龙象，慕德东来。梵筴呗音，得诸亲译，既能不失其真，至编校此书，又以国书十二字头之法补所未备。而发凡起例，更屡经圣裁改定而后成。故古所重译而不通者，今一展卷而心契。声闻韵通，歌颂同文之盛，真亘古之所无矣。
△《钦定叶韵汇辑》五十八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字数、部分皆仍《佩文诗韵》。惟以今韵之离合，别古韵之异同。如《江韵》独用则一韵为一部，《东》、《冬》两韵同用则两韵为一部，《支》、《微》、《齐》三韵同用则三韵为一部是也。每部皆附叶韵，略如吴棫《韵补》。惟《韵补》於今韵每部各载叶韵。此则一部独用者附本部末，诸部同用者即总附诸部末。如“蒙”字叶“莫邦切”，则独附《江部》后。“江”字叶“户公切”，则总附《东》、《冬》二部后。“鱼”字叶“鱼羁切”，则总附《支》、《微》、《齐》三部后是也。夫古今声音之递变，亦如大小篆、隶、八分之递变，或相因，或迥不相近。以迥不相近之音施於歌咏，於古虽有徵，而於今不能悉协。唐人古诗，大抵皆相近之音。故《东》、《冬》、《江》古音虽同，而此书《东》、《冬》自为部，《江》自为部。《支》、《微》、《齐》、《佳》、《灰》古音虽同，而此书《支》、《微》、《齐》自为部，《佳》、《灰》自为部。皆取不戾於古而可行於今也。至於叶韵之说，宋以来纠纷弥甚。
谓庚收穿鼻，真收舐腭，两不相叶，然“嘉名”、“灵均”，乃见於屈原之《骚》。
谓《江》本通《东》、《阳》本通《庚》，两不相叶，然“成双”、“鸳鸯”，乃见於徐陵之赋。此异而彼同，此通而彼碍，各执一理，胜负互形，所谓愈治而愈棼也。此书所录，惟据古书注有是音者，使以类相从。明前有所承，即后有所本，不复旁牵博辨，致枝蔓横生。解结释纷，尤为得要。於数百年讲古韵者，诚为独酌其中矣。
△《钦定音韵述微》三十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其合声切字，一本《钦定音韵阐微》。其稍变者，《阐微》以三十六母为字纽之次序，故《东韵》首“公”字之类，与部首标目或相应，或不相应，在所不拘。今则部首一字属何母，即以其母为首，其下诸母所领字，以次相从，使归於画一。其部分仍从御定《佩文诗韵》。其稍变者，从《音韵阐微》分《文》、《殷》为两部，而以《殷部》附《真部》，不附《文部》。
其字数自《佩文诗韵》所收一万二百五十二字外，凡所续收每纽之下，以据《音韵阐微》增者在前，据《广韵》增者次之，据《集韵》增者又次之。或有点画小异，音训微殊，旧韵两收而实不可复押者，则删不录。至於旧韵所无而今所恒用者，如“阿”字旧惟作“陵阿”之义，收入《歌韵》。今为国书十二字头之首，则收入《麻韵》。“鎗”字旧训为酒器，收入《庚韵》。今则酒器无此名，而军器有此字，则增入《阳韵》。又如“查”本浮木，而今训察核。“参”本稽考，而今训纠弹。“炮”本飞石，而今训火器。“埽”本氾除，而今训楗茭。既已万口同音，即属势不可废。此如《麻韵》之字古音皆与鱼、虞相从，自字母入中国，始有《麻韵》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韵。姬本周姓，自战国以后始以为妾御之名，亦遂不能不增此一解。盖从宜从俗，义各有当，又不可以古法拘也。其互注之例，凡一字两部皆收，义同者注曰“又某韵”，义异者注曰“与某韵义异”。体例与《礼部韵略》同。其与他韵一同一异者，注曰“又某韵，与某韵音异”。或字有数训而仅一解可通者，则注曰“惟某义与某韵同，馀异”。则较《韵略》为加密。
其诠释之例，凡《说文》、《玉篇》、《广韵》、《集韵》所有者，书非稀睹，无庸赘著篇名。其他则一字一句，必著所出，以明有据，亦诸韵书之所无。盖《音韵阐微》所重在字音，故训诂不欲求详。此书所重在字义，故考据务期核实。
两书相辅而并行，小学之蕴奥真毫发无遗憾矣。
△《音论》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自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而古音之门径始明。然创辟榛芜，犹未及研求邃密。至炎武乃探讨本原，推寻经传，作《音学五书》以正之。此其五书之一也。上卷分三篇：一《古曰音今曰韵》，二《韵书之始》，三《唐宋韵谱异同》。中卷分六篇：一《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二《古诗无叶音》，三《四声之始》，四《古人四声一贯》，五《入为闰声》、六《近代入声之误》。下卷分六篇：一《六书转注之解》，二《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三《反切之始》，四《南北朝反语》，五《反切之名》，六《读若某》。共十五篇，皆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中惟所论入声变乱旧法，未为甚确。馀皆元元本本，足以订俗学之讹。盖五书之纲领也。书成於崇祯癸未，其时旧本《集韵》与别本《广韵》皆尚未出，故不知唐、宋部分之异同由於陈彭年、丁度。又唐封演《见闻记》，其时亦未刊行，故亦不知唐人官韵定自许敬宗。然全书持论精博，百馀年来，言韵学者虽愈阐愈密，或出於炎武所论之外。而发明古义，则陈第之后，炎武屹为正宗。陈万策《近道斋集》有《李光地小传》，称光地音学受之炎武。又万策作《李光地诗集后序》，称光地推炎武音学，妙契古先。故所注古音不用吴棫《韵补》，而用炎武《诗本音》。
则是书之为善本，可概见矣。
△《诗本音》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二也。其书主陈第诗无叶韵之说，不与吴棫《补音》争，而亦全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每诗皆全列经文，而注其音於句下。
与今韵合者注曰“《广韵》某部”，与今韵异者即注曰“古音某”。大抵密於陈第而疏於江永。故永作《古韵标准》，驳正此书者颇多。然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当以永书辅此书，不能以永书废此书也。若毛奇龄之逞博争胜，务与炎武相诘难，则文人相轻之习，益不足为定论矣。
△《易音》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三也。其书即《周易》以求古音。上卷为《彖辞》、《爻辞》，中卷为《彖传》、《象传》，下卷为《系辞》、《文言》、《说卦》、《杂卦》。其音往往与《诗》不同，又或往往不韵。故炎武所注，凡与《诗》音不同者，皆以为偶用方音，而不韵者则阙焉。考《春秋传》所载繇词，无不有韵，说者以为《连山》、《归藏》之文。然汉儒所传，不过《周易》，而《史记》载大横之兆，其繇亦然。意卜筮家别有其书，如焦赣《易林》之类，非《易》之本书。而《易》之本书则如周、秦诸子之书，或韵或不韵，本无定体。
其韵或杂方音，亦不能尽求其读。故《彖辞》、《爻辞》不韵者多，韵者亦间有。
《十翼》则韵者固多，而不韵者亦错出其间。非如《诗》三百篇协咏歌，被管弦，非韵不可以成章也。炎武於不可韵者，如《乾》之九二、九四中隔一爻，谓义相承则韵相承之类，未免穿凿。又如六十四卦《彖辞》惟四卦有韵，殆出偶合，标以为例，亦未免附会。然其考核精确者，则於古音亦多有裨，固可存为旁证焉。
△《唐韵正》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四也。其书以古音正《唐韵》之讹。书首有《凡例》曰：“凡韵中之字，今音与古音同者，即不注。其不同者，乃韵谱相传之误，则注云古音某，并引经传之文以证之。其一韵皆同而中有数字之误，则止就数字注之，《一东》是也。一韵皆误，则每字注之，《四江》是也。同者半则同者注其略，不同者注其详，且明其本二韵而误并为一，《五支》是也。一韵皆同，无误则不注，《二冬》、《三锺》是也。”盖逐字以求古音，当移出者移而出，当移入者移而入。视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但知有字之当入，而不知有字之当出，以至今古纠牵，不可究诘者，其体例特为明晰。与所作《韵补正》皆为善本。然《韵补》误叶古音，可谓之正。至《唐韵》则本为四声而设，非言古韵之书。声随世移，是变非误，概名曰“正”，於义未协。是则炎武泥古之过，其偏亦不可不知也。
△《古音表》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五也。凡分十部。以《东》、《冬》、《锺》、《江》为第一，《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为第二，《鱼》、《虞》、《模》、《侯》为第三，《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为第四，《萧》、《宵》、《肴》、《豪》、《幽》为第五，《歌》、《戈》、《麻》为第六，《阳》、《唐》为第七，《耕》、《清》、《青》为第八，《蒸》、《登》为第九，《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为第十。皆以平声为部首，而三声随之。其移入之字与割并之部，即附见其中。考以古法，多相吻合。惟入声割裂分配，其说甚辨。然变乱旧部，论者多有异同。其门人潘耒作《类音》八卷，深为李光地《榕村语录》所诟厉。其滥觞即从此书也。以与所著五书共为卷帙，当并存以具一家之言。且其配隶古音，实有足纠吴棫以来之谬者，故仍录备参考焉。
△《韵补正》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案《宋志》，吴棫有《毛诗叶韵补音》十卷，又《韵补》五卷。自朱子作《诗集传》，用其《毛诗叶韵补音》，儒者因朱子而不敢议棫。
又因《毛诗叶韵补音》并不敢议其《韵补》。炎武此书，於棫虽亦委曲回护，有“安得如才老者与之论韵”之言。然所作《诗本音》已不从棫说，至於此书，则更一一纠弹，不少假借。盖攻《韵补》者其本旨，推棫者其巽词也。案《朱子语录》称“吴才老《补音》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则朱子於棫之书原不谓尽无遗议。马端临《经籍考》特录朱子此条於《毛诗叶韵补音》之下，亦具有深心。炎武此书，绝不为叫嚣攻击之词。但於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通用之乖方，各为别白注之，而得失自见。可谓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门户之争者矣。
△《古今通韵》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为排斥顾炎武《音学五书》而作。创为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五部者，《东》、《冬》、《江》、《阳》、《庚》、《青》、《蒸》为一部。《支》、《微》、《齐》、《佳》、《灰》为一部。《鱼》、《虞》、《歌》、《麻》、《萧》、《肴》、《豪》、《尤》为一部。《真》、《文》、《元》、《寒》、《删》、《先》为一部。
《侵》、《覃》、《盐》、《咸》为一部。三声者，平、上、去三声相通，而不与入通。其与入通者谓之叶。两界者，以有入声之《东》、《冬》、《江》、《阳》、《庚》、《青》、《蒸》、《真》、《文》、《元》、《寒》、《删》、《先》、《侵》、《覃》、《盐》、《咸》十七韵为一部，无入声之《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萧》、《肴》、《豪》、《尤》十三韵为一部，两不相通。其相通者谓之叶。两合者，以无入十三韵之去声与有入十七韵之入声通用，而不与平、上通。其与平、上通者谓之叶。案奇龄论例，既云所列五部，分配五音，虽欲增一减一而有所不可。
乃又分为两界，则五音之例乱矣。既分两界，又以无入十三韵之去声与有入十七韵之入声同用，则两界之例又乱矣。至三声之例，本云平、上、去通而不与入通。
而两合之例，又云去入通而不与平、上通，则三声、两合不又自相乱乎？盖其病在不以古音求古音，而执今韵部分以求古音。又不知古人之音亦随世变，而一概比而合之。故徵引愈博，异同愈出，不得不多设条例以该之。迨至条例弥多，矛盾弥甚，遂不得不遁辞自解，而叶之一说生矣。皆逞博好胜之念，牵率以至於是也。然其援据浩博，颇有足资考证者，存备一家之学，亦无不可，故已黜而终存之焉。
△《易韵》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古人繇词，多谐音韵。《周易》爻象，亦大抵有韵，而往往不拘。故吴棫作《韵补》，引《易》绝少。至明张献翼始作《读易韵考》七卷。
然献翼不知古音，或随口取读，或牵引附会，殊庞杂无绪。奇龄此书，与顾炎武《易本音》皆置其无韵之文而论其有韵之文，故所言皆有条理。两家所撰韵书，互有出入，故其论《易》韵亦时有异同。大抵引证之博，辨析之详，则奇龄过於炎武。至於通其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则奇龄之书又不及炎武之详慎。如《乾卦》上九、用九为一节，本奇龄臆说。而此并牵古韵以实之，则尤为穿凿。且所谓两界、两合蓦韵者，其中皆自申其《古今通韵》之例，亦不及炎武偶杂方言之说为通达而无弊。然炎武书太简略，而奇龄则徵引赅洽，亦颇足互证。以韵读《易》者，以炎武书为主，而参之是书以通其变，略短取长，未始不可相辅而行也。
△《唐韵考》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纪容舒撰。容舒字迟叟，号竹厓，献县人。康熙癸巳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初，隋陆法言作《切韵》，唐礼部用以试士。天宝中，孙愐增定其书，名曰《唐韵》。后宋陈彭年等重修《广韵》，丁度等又作《礼部韵略》，为一代场屋程式，而孙氏之书渐佚。唐代旧韵，遂无复完帙。惟雍熙三年徐铉校定许慎《说文》，在大中祥符重修《广韵》以前。所用翻切，一从《唐韵》，见於铉等《进书表》。容舒以为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其下字必同部，谓之音和。间有用类隔法者，亦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参互钩稽，辗转相证，犹可以得其部分。乃取《说文》所载《唐韵》翻切，排比分析，各归其类，以成此书。始知《广韵》部分，仍如《唐韵》，但所收之字不同。有《唐韵》收而《广韵》不收者。如《东部》“詷”字、“{冖见}”字、“忄共”字之类是也。有《唐韵》在此部而《广韵》在彼部者。如“賨”字《广韵》作“藏宗切”，在《冬部》。《唐韵》作“徂红切”，则在《东部》。“珑”字《广韵》作“卢红切”，在《东部》。《唐韵》作“力锺切”，则在《锺部》之类是也。
有《唐韵》两部兼收，而《广韵》止存其一者。如《虞部》“<广且>”字，《广韵》注又“子余切”，与《唐韵》合。而《鱼部》“子余切”乃不收“<广且>”字之类是也。有《广韵》移其部分而失於改其翻切。如《谆部》“麕、菌、囷、頵”四字移入《真部》，而仍用《唐韵谆部》翻切。《删部》“鳏”字移入《山部》，仍用《删部》翻切之类是也。有《唐韵》本有重音而徐铉只取其一者。
如“规”字作“居追切”，宜在《脂部》。而证以“隓”字作“许规切”、“窥”字作“去隓切”，知“规”字当有“居随”一切，兼入《支韵》之类是也。其推寻考校，具有条理。《唐韵》分合之例与宋韵改并之迹，均可由是得其大凡。亦小学家所当参证者矣。
△《古韵标准》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自昔论古音者不一家，惟宋吴棫、明杨慎、陈第、国朝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之书最行於世。其学各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韵部分求古韵，或失於以汉魏以下、隋陈以前随时递变之音均谓之古韵。故拘者至格阂而不通，泛者至丛脞而无绪。永是书惟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谓之“补韵”。视诸家界限较明，其韵分平、上、去声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每部之首先列韵目。其一韵岐分两部者，曰“分某韵”。韵本不通而有字当入此部者，曰“别收某韵”。
四声异者，曰“别收某声某韵”。较诸家体例亦最善。每字下各为之注，而每部末又为之总论。书首复冠以《例言》及《诗韵举例》一卷。大旨於明取陈第，於国朝取顾炎武，而复补正其讹阙。吴棫、杨慎、毛奇龄之书，间有驳诘。柴绍炳以下，则自郐无讥焉。古韵之有条理者，当以是编为最，未可以晚出而轻之也。
──右“小学类”韵书之属三十三部，三百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韵书为小学之一类，而一类之中又自分三类。曰今韵、曰古韵、曰等韵也。本各自一家之学，至金而等韵合於今韵〔韩道昭《五音集韵》始以等韵颠倒今韵之字纽〕，至南宋而古韵亦合於今韵〔吴棫《韵补》始以古韵分隶今韵，又注今韵某部古通某部之类〕。至国朝而等韵又合於古韵〔如刘凝、熊士伯诸书〕，三类遂相牵而不能分。今但通以时代次之。其《篆韵》之类，本不为韵而作者，则仍归之於《字书》。）
○附录△《六艺纲目》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舒天民撰。天民字埶风，鄞县人。是书取《周礼保氏》“六艺”之文，因郑玄之《注》，标为条目，各以四字韵语括之。其子恭为之注，同郡赵宜中为之附注，均能考证精核，於小学颇有发明。惟其中论六书“转注”一门，以为转注者，乃转形互用，有倒有侧，有反有背。今求其说，若云倒为，反正为乏，虽本传记，然究属会意字。至谓尸为侧人，匚为侧凵，则误从周伯琦《说文字原》之论，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九数”一门，以密术推郑《注》，颇为详至。以之补正贾《疏》，亦考礼之一助也。恭字自谦，号说斋。宜中字彦夫。其书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张翥、胡世佐、揭汯、刘仁本四《序》，皆未言及宜中附注事。末有舒睿《后序》，题戊申岁，已为洪武元年，亦不及宜中。则宜中疑为明人，其始末则不可考矣。
（案：六艺皆古之小学。而自《汉志》以后，《小学》一类惟收声音、训诂之文，此书转无类可归。今附录於《小学》之末，存古义也。）
卷四十三 经部四十三
○小学类存目一△《尔雅补注》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注多以后世文义推测古人之训诂。如《释诂》：“在，终也。”则注曰：“凡物有定在，亦有终竟之意。今人云不知所在，亦云不知所终。”又好以意断制。如《释训》“子子孙孙”三十二句，则注曰：“每语皆以三字约举其义，与经书《小序》略相似，而又皆以韵叶之。此等文疑先贤卜氏受《诗》於圣人而因为之也”云云。盖因《诗序》首句之文而推求及於子夏。然考《周易象传》全为此体，王逸注《楚辞抽思》诸篇亦用此体，是又安足为出自子夏之证乎？△《小尔雅》一卷（通行本）
案《汉书艺文志》有《小尔雅》一篇，无撰人名氏。《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并载李轨注《小尔雅》一卷，其书久佚。今所传本则《孔丛子》第十一篇抄出别行者也。分《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十章，而益以《度》、《量》、《衡》为十三章，颇可以资考据，然亦时有舛迕。如《广量》云：“豆四谓之区，区四谓之釜。”本诸《春秋传》“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下云：“釜二有半谓之薮。”与《仪礼》“十六斗曰薮”合。其下又云：“薮二有半谓之缶，缶二谓之锺。”则实八斛，乃《春秋传》所谓陈氏新量，非齐旧量六斛四斗之锺。是豆、釜、区用旧量，锺则用新量也。《广衡》曰：“两有半曰捷，倍捷曰举，倍举曰锊。”《公羊传疏》引贾逵称俗儒以锊重六两者，盖即指此。使汉代小学遗书果有此语，逵必不以俗儒目之矣。他如谓“鹄中者谓之正”，则并正鹄之名不辨。谓“四尺谓之仞”，则《考工记》浍深二仞，与洫深八尺无异矣。汉儒说经，皆不援及。迨杜预注《左传》，始稍见徵引。明是书汉末晚出，至晋始行，非《汉志》所称之旧本。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孔子古文，殆循名而失之。相传已久，姑存其目。若其文则已见《孔丛子》，不复录焉。
△《崔氏小尔雅》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旧本题明崔铣撰。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此书凡分十篇。核检其文，实即《孔丛子》中之《小尔雅》也。闵元衢《欧馀漫录》曰：“《小尔雅》，汉孔鲋撰，汝郡袁氏《金声玉振集》误为崔仲凫撰，收入《撰述部》。以汉为本朝，以崔易孔，岂其不详考耶？抑以世可欺也？”则是伪题姓名，明人已言之矣。
△《汇雅》二十卷、《续编》二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萱撰。萱字孟奇，博罗人。万历壬午举人，由中书舍人官至户部郎中。
此书每篇皆列《尔雅》，次以《小尔雅》、《广雅》、《方言》之属。下载注疏，附以萱所自释。亦颇有发明。然如《释诂》“肃、延、诱、荐、餤、晋、寅、荩，进也。”郭《注》：“寅，未详。”萱於他注义未详者无所证据，而晋之为进，人皆解者，乃反详之，殊失体要。又若《释诂》“祪，祖也。”萱释之曰：“祪，远祖也。亲在高尊之上危矣。”此义尤为未安。盖明人不尚确据，而好作新论，其流弊往往如此也。《续编》二十八卷，则皆割裂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合为一集，每条以佃、愿之名别之，惟第一卷《说凤》一门有一条题“张萱曰”，为所自释耳。盖未成之本，后人不察而误刊之。陆氏、罗氏原书具在，亦安用此钞胥为哉？是尤画蛇之足矣。
△《方言据》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象古义通》，已著录。是书乃纪四方言语之异而求其可据者凡二百馀条，多见考据。然其中亦有字出经史，本非方言，如张口笑曰哆、颐下曰颏、足背曰跗、毛多曰氄之类。小学诸书义训甚明，毋烦更为索解。又如“畔牢”之与“畔愁”、“儿良”之为“郎”，皆声音之转，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概阑入於輶轩绝代语，体例颇不类也。
△《方言类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有《檀弓集注》，已著录。是编取扬雄原本，依《尔雅》篇目分为《释诂》《释言》等十六门，别为编次，使以类相聚。如原本第三卷“氓，民也”至“枨，随也”数语，移入卷首为《释诂》。其原本卷首“党，晓也”两节则列为《释言》，反载於“敦、丰、庞、奔”一节之后。郭璞原注则总附每节后，低一格以别之。间有双行夹注，为与郊所考订者，仅略及音切、字画之异同而已。
△《越语肯綮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篇皆记其乡之方言，而证以古音、古训，以为与陆法言韵多相合。因宋赵叔向有《肯綮录》，故袭其名。然叔向书多述朝制，此则但一隅之里谚耳。昔扬雄《方言》，多关训诂，历代史志及诸家书目均入之《经部小学类》中。是编皆里巷常谈，似未可遽厕《六经》之末。然《旧唐书经籍志》载李少通《俗语难字》、《新唐书艺文志》载张推《证俗音》、颜愍楚《证俗音略》、李虔《续通俗文》，皆在《小学类》中。
以类相从，古有此例，故今仍列之《小学》焉。
△《连文释义》一卷（通行本）
国朝王言撰。言字慎旃，仁和人。是编凡二字连文及一名而兼两义与两字各为一义者，均分别训释，釐为十门。词颇浅近，盖为课蒙而作。视方以智《通雅》所载，相去远矣。
──右“小学类”训诂之属，八部六十四卷，皆附《存目》。
△《别本干禄字书》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唐颜元孙撰。其原本已著录。此本乃柏乡魏裔介所刊，卷端加以考证。其题“炎武按”者，当为顾炎武语。亦有不标姓名者，不知出於谁手，或即裔介所加欤？元孙是书，本依韵编次，而不标韵部之目，石本可据。此依《广韵》加之。
然原本与《广韵》次序实不相同。如《覃》、《谈》列《阳》、《唐》之前，《蒸》列《盐》之后，仄声亦并相应。考夏竦《古文四声韵》称用《唐韵》部分者，其次序亦与此同，知非谬误。盖当时韵书非一本，炎武议其颠倒，亦非通论也。
△《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卷（通行本）
宋李焘撰。焘字仁父。《桯史》云：“一字子真。”号巽严，丹棱人。绍兴八年进士，官至敷文阁学士。赠光禄大夫，谥文简（案《文献通考》作谥文定）。
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徐锴作《说文韵谱》十卷，音训简略，粗便检阅而已，非改许慎本书也。焘乃取《说文》而颠倒之。其初稿以《类篇》次序，於每部之中易其字数之先后，而部分未移。后复改从《集韵》，移自一至亥之部为自东至甲。《说文》旧第，遂荡然无遗。考徐锴《说文系传》仿《易序卦传》例，作《部叙》二篇，述五百四十部以次相承之故，虽不免有所牵合，而古人学有渊源，要必有说，未可以臆见纷更。又徐铉新附之字，本非许慎原文。一概混淆，亦乖体例。后人援引，往往以铉说为慎说，实焘之由。其中惟《手部》“捴”字徐铉作“许归切”一条，能纠本书之谬。其馀如“”字本作“似醉切”，乃改为“房九切”；“苜”字本“模结切”，乃改为“徒结切”；又“臤”字本“苦闲切”，乃改为“邱耕切”：则多所窜乱。《说文》《酉部》有“酓”字，音“咽嗛切”，而焘删去不载，则有所遗漏。甚至“犛”字本“里之切”，而误作“莫交切”；“氂”字本“莫交切”，而误作“里之切”：颠倒错乱，全乖其本义、本音，尤为疏舛。顾其书易於省览，故流俗盛行。明人刊《文献通考》，又偶佚此书标题，而连缀其前后《序》文於徐锴《系传》条下，世遂不知焘有此书。明陈大科作《序》，竟误以为许慎旧本。茅溱作《韵谱本义》，遂推阐许慎《说文》所以始於“东”字之意，殊为附会。顾炎武博极群书，而所作《日知录》，亦曰：“《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是虽知非许慎书，而又以焘之所编误归徐铉。信乎考古之难矣！
△《续千文》一卷（通行本）
宋侍其良器撰。良器里贯未详。官左朝散大夫，知池州军事。是编皆摭周兴嗣《千字文》所遗之字，仍仿其体制，编为四言韵语，词采亦颇可观。其孙尝刻石浯溪。后有乾道乙酉乡贡进士谢褒《跋》。
△《四声篇海》十五卷（通行本）
金韩孝彦撰。孝彦字允中，真定松水人。是编以《玉篇》五百四十二部依三十六字母次之，更取《类篇》及《龙龛手镜》等书增杂部三十有七，共五百七十九部。凡同母之部，各辨其四声为先后。每部之内，又计其字画之多寡为先后，以便於检寻。其书成於明昌、承安间。迨泰和戊辰，孝彦之子道昭改并为四百四十四部，韩道昇为之序。殊体僻字，靡不悉载。然舛谬实多，徒增繁碎。道昇《序》称：“泰和八年岁在强圉单阏。”考泰和八年乃戊辰，而曰强圉单阏则丁卯矣。刻是书者又记其后云：“崇庆己丑，新集杂部，至今成化辛卯，删补重编。”
考崇庆元年壬申，明年即改元至宁，曰己丑者亦误。道昭又因《广韵》改其编次为《五音集韵》十五卷。明成化丁亥僧文儒等校刊二书，合称《篇韵类聚》。
“篇”谓孝彦所编，以《玉篇》为本。“韵”谓道昭所编，以《广韵》为本。二书共三十卷。较之他本，多《五音类聚径指目录》，馀无所增损云。
△《六书溯源》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杨桓撰。桓有《六书统》，已著录。《六书统》备录古文篆籀，此书则专取《说文》所无，或附见於重文者录之。《六书统》所载古文，自凭胸臆，增损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书，皆《说文》不载之字，本无篆体，乃因后世增益之讹文，为之推原作篆。卷一以会意起，仅一十一字。次指事，仅十四字。
合转注为两卷。其卷三至卷十二皆谐声字。独阙象形一门。名曰六书，实止五也。
桓好讲六书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说皆妄生穿凿，不足为凭。其论指事、转注，尤为乖异，大抵从会意、形声之内以己见强为分别。故其指事有以形指形、以注指形、以声指形、以意指形、以声指意之属。其转注有从二文、三文、四文及从一文一字、从二文一字、从一文二字之属。盖字学至元、明诸人，多改汉以来所传篆书，使就己见，几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导其流，周伯琦扬其波，犹间有可采，未为太甚。至桓与魏校而横溢旁决，矫诬尤甚。是固宜宣诸戒律，以杜变乱之源者矣。
△《增修复古编》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吴均撰”。但自署其字曰“仲平”。不著爵里，亦不著时代。其《凡例》称注释用黄氏《韵会》，而书中分部全从周德清《中原音韵》，则元以后人也。初，张有作《复古编》，辨别篆隶之讹异，持论甚平。又惟主辨正字画，而不复泛引训诂，其说亦颇简要。均乃病其太略，补辑是编。所分诸部，皆以俗音变古法。而所载诸字，又皆以古文绳今体。其拘者，如“童子”必从人作“僮”之类，率滞碍而不可行。其滥者，如“仝”字之类引及道书，又芜杂而不尽确。
所分六书尤多舛误。如“艐”字为国名，“孙”字为人姓，“阶”字训等差，“宾”字训客，“环”字训绕之类，皆谓之假借，则天下几无正字矣。其书自平声至入声，首尾完具，而每韵皆题曰上卷。殆尚有下卷而佚之。然其佚亦无足惜也。
△《蒙古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言语不通，非译者无以达其志。今详定译语一卷，好事者熟之，则问答之间，随叩随应，而无鲠喉之患”云云。似乎元代南人所记。然其书分类编辑，简略殊甚，对音尤似是而非，殊无足取。
△《华夷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讲火源洁奉敕撰。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史源洁，字之讹也。前有刘三吾《序》，称“元初未制文字，借高昌之书，后命番僧造蒙古字，反复纽切然后成文，繁复为甚。翰林侍讲火源洁乃朔漠之族，遂命以华文译之。声音谐和，随用各足”云云。其分类编辑，与《蒙古译语》略同，而差为详备。然粗具梗概，讹漏孔多。《钦定元国语解》已有成书，源洁此编，直付之覆瓿可矣。《读书敏求记》又别载《华夷译语》二卷，云为回回馆所增定。今虽未见其本，然明人於翻译绎之学，依稀影响，十不得一，其书亦可想像而知也。
△《篇海类编》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旧本题“明宋濂撰，屠隆订正”。濂字景濂，浦江人。元至正末召为国史院编修官，不就。洪武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事迹具《明史》本传。隆字长卿，鄞县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明史文苑传》附见《徐渭传》中。其书取韩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类编次，舛陋万状。无论宋濂本无此书，即以所引之书而论，如田汝耔、都俞、李登、汤显祖、赵铭、章黼、杨时乔、刘孔当、赵宧光，皆明正德至万历时人，濂何从见之？至於以赵捴谦列林罕、李阳冰间。既有一“郑樵”，注曰“著《六书略》”，又有一“郑渔”，注曰“字仲明，夹漈人”。他如以《玉篇》为陈新作，以《韵会笺》为黄绍作，以高似孙为高衍孙，以《洪武正韵》为毛晃作，以《古文字号》为马融作、郑玄注，以《五声韵》为张有作，以《别字》十三篇为孙强作，以《六书精蕴》为孙愐作，殆於醉梦颠倒，病狂谵语。屠隆虽不甚读书，亦不至此，殆谬妄坊贾所托名也。
△《童蒙习句》一卷（通行本）
明赵捴谦撰。捴谦有《六书本义》，已著录。焦竑《笔乘》载捴谦著书十种，此书居第八。惟《六书本义》及《学范》行世，馀书则邱濬、李东阳、谢迁先后访於岭南不获。则此书为明人所未见，亦仅存之本矣。其例凡列一字，必载篆、隶、真、草四体。然小篆及真书各有定格，而隶、草变体至多，不能赅备，姑见崖略而已。捴谦本以小学名，此则乡塾训课之作，非其精义之所在也。
△《从古正文》五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黄谏撰。谏字世臣，兰州人。天顺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坐与石亨交，谪广州府通判。其书考正字画之讹，以《洪武正韵》隶字，每字大书正文，而分疏训诂，注“作某某非”於其下。所推论六书之义，未尝不确。而篆变八分，八分变楷，相沿既久，势不能同。故楷之不可绳以小篆，犹小篆之不可绳以籀文。谏乃一一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态，重译乃通。而究其底蕴，实止人人习见之《说文》九千字，非僻书也。无裨义理，而有妨施用。所谓其言成理而其事必不可行者，此类是矣。
△《六书精蕴》六卷、《音释》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书《自序》谓“因古文正小篆之讹，择小篆补古文之阙”，又谓“惟祖颉而参诸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云云。然字者滋也，辗转滋生如子孙之於祖父，血脉相通而面目各别。
校必以古文正小篆，是子孙之貌有不似祖父者，即谓非其子孙也。又择小篆以补古文，是子孙之貌有偶似其祖父者，即跻之於祖父之列，以补其世系之阙也。元以来好异之流，以篆入隶，如熊忠《韵会举要》所讥者，已为骇俗。校更层累而高，求出其上。以籀改小篆之文，而所用籀书都无依据。名曰复古，实则师心，其说恐不可训也。末附《音释》一卷，乃其门人徐官所作，以释注中奇字者。书有难解，假注以明。而其注先需重译，则乖僻无用可知矣。
△《集古隶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方仕撰。案是时有二方仕。一为固始人，正德戊辰进士。一即此方仕，字伯行，宁波人也。其书以汉碑隶书分四声编次，全袭宋娄机《汉隶字源》而变其一、二、三、四等目，以《千字文》“天地玄黄”诸字编之，体例甚陋。又摹刻拙谬，多失本形。前有嘉靖丙戌市舶太监赖恩《序》。盖仕为恩题射厅榜，恩因为损赀刻之。又有浙江进士章滔《序》，亦颂恩之功，盖均不足道云。
△《石鼓文音释》三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第一卷为《石鼓古文》，第二卷为《音释》，第三卷为《今文》，《附录》则自唐韦应物至明李东阳所作石鼓诗，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称东阳尝语慎，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东阳旧本录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时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冯惟讷《诗纪》亦据以载入《古逸诗》中。当时盖颇有信之者。后陆深作《金台纪闻》，始疑其以补缀为奇。至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六辔”下“沃若”二字。“灵雨”上“我来自东”四字，皆慎所强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与《小雅》同文。又鼓有“”文，郭氏云恐是{白大}字，白泽也。慎遂以“恶兽白泽”入正文中，尤为欺人明证。且东阳《石鼓歌》云：“拾残补阙能几何？”若本有七百馀字，东阳不应为是言云云。其辨托名东阳之伪，更无疑义。今考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维鱮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於轼者妄。又韩愈《石鼓歌》有“年深阙画”之语，则称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六书索隐》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自序》谓“取《说文》所遗，汇萃成编。以古文籀书为主，若小篆则旧籍已著，予得而略”云云，盖专为古文篆字之学者。然其中所载古文、籀书，实多略而未备。即以首卷而论，如《东韵》“工”字，考之钟鼎释文，若乙酉父丁彝、穆公鼎、尨敦、九工鉴之类，各体不同，而是书均未载及。又如“共”字止载汾阴鼎，而好畤鼎、上林鼎、绥和鼎之类亦均不取。且古文罕见者，必著所自来乃可传信，而是书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使考古者将何所据依乎？△《经子难字》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慎撰。上卷乃读诸经义疏所记，凡《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十书。下卷乃读诸子所记，凡《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说》、《管子》、《十洲记》、《战国策》、《太玄经》、《逸周书》、《楚词》、《文选》十三书。或摘其字音，或摘其文句，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其孙宗吾过珍手泽，编辑成帙，而王尚修序刻之，均失慎本意也。
△《石鼓文正误》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陶滋撰。滋字时雨，绛州人。正德甲戌进士。是编以薛尚功、郑樵、施宿等石鼓训释不免舛讹，因亲至太学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阙画，仍多影响揣摩。其《后序》踵杨慎之说，谓曾见苏轼摩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金石遗文》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道生撰。道生即丰坊所更名也。所著《古易世学》，已著录。坊颇能篆籀书，其诸经伪本多以古文书之，至今为世所诟厉。此书杂采奇字，分韵编次。
但以真书一字，直音於下，无所考证，亦不注所出，体例略近李登《摭古遗文》。
虽未必全出依托，然以道生好撰伪书，凡所论撰，遂无不可疑，故世无遵而用之者。此本又传写失真，益不足据矣。
△《同文备考》八卷、附《声韵会通韵要粗释》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应电撰。应电有《周礼传》，已著录。是编考辨文字声音。其学出於魏校，而乖僻又过其师。前有《自序》，谓《洪武正韵》间以小篆正楷书之讹，而未尝以古文正小篆之谬。於是著为是书，取古文篆书而修定之，并欲以定正许慎《说文》之失。袭戴侗之遗法，分为八类：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容，曰人道，曰人体，曰动物，曰植物，曰用物。举是八纲，以领其目。又举诸目以附缀偏旁，系属诸字。考书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三代以下，得以考见六书大略者，惟赖小篆之存。得以考见小篆本旨者，惟赖《说文》“始一终亥”之目。州居部次，不相凌乱。是以上通古、籀，下贯隶、楷，犹可知其异同因革之由。若大篆则见於《说文》者不及二百字，即岐阳石鼓传为籀书，尚不能尽目为大篆。况古文见於《说文》与出於钟鼎者已自不同，必欲并合论之，名为复古，实则凿空。遂至杜撰字体，臆造偏傍，竟於千百世后，重出一制字之仓颉，不亦异乎？且既不信《说文》矣，而於《说文》引述诸经文句互异者，乃反据以驳正经文。不知汉代经师，多由口授，被诸竹帛，往往异文。马、郑以来诸儒，商榷折衷，乃定为今本。慎书所据，如《易》用孟喜之类，其《序》本有明文，不过当时一家之学。
应电乃执为古经，拘泥殊甚。至所附《声韵会通韵要粗释》二卷，改字母为二十八，改韵类为四十五，为横图以推衍之。其於古今异宜，南北异读，皆所不考。
合其所不当合，分其所不当分。又每字合以篆体，端绪丛杂，如治乱丝。亦可云劳而鲜功矣。
△《古俗字略》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标题之下题曰“归云别集”，与所注《周易》同，盖亦其别集之一种也。其例仿颜元孙《干禄字书》而小增损之，亦以韵分字。所列首一字即元孙所谓正也，所列古体及汉碑借用字即元孙所谓通也，所列俗用杂字即元孙所谓俗也。古字多以钟鼎之文改为隶体，已失其真。
又不注所出，弥为难据。他如窗之为<片囱>、春之为{屯曰}，则周伯琦之讹文。
{佛国}之为天、卍之为万，则释典之谬体。一概滥收，殊乏考正。其有已见经典者，如《左传》“民生敦厖”、《毛诗》“民之方殿屎”等字，皆斥为俗字；而徐铉校正《说文》所云俗书，如亹个等二十八字，反未刊正：弃取亦殊失伦。士元撰述之富，几与杨慎、朱谋<土韦>相埒，而是编疏舛不一而足，亦贪奇爱博之过欤？△《字考启蒙》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宇撰。宇字必大，自署关中人。前有万历十一年《自序》。考《太学进士题名碑》，万历癸丑科有周宇，崇祯初所定逆案中亦有其名。然碑称四川成都人，与自题关中不合。《序》作於万历十一年，已自称老且疾，则不应尚及媚魏忠贤。惟《咸宁县志》，载“周宇，西安左卫人，嘉靖己酉举人，官户部主事，精识古文奇字”云云，当即其人也。是编辨字学之讹，分为四考。曰《正形》，曰《殊音》，曰《辨似》，曰《通用》。前三门俱以《洪武正韵》分部编次，惟《通用》一门分《实名》、《虚声》、《叠字》三篇，别为一例。其《正形》多以篆绳隶，如“东”字、“同”字皆以起钩为讹体字。如其所说，必八法全废，殊拘碍难通。《殊音》即韵书之互注，然辨古音、今音及双声转读，均不甚精核。
《辨似》一门尤为琐屑。如壶之与壸，傅之与传，稍把笔者皆知之，何必缕缕乎？《通用》一门杂收假借之字，既多挂漏，又颇泛滥。均不足以言小学也。
△《六书赋音义》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士佩撰。士佩号澽，韩城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
《明史邹元标传》载其与礼部尚书徐学谟俱为元标劾罢。其事迹始末，则史未详也。是书取《洪武正韵》所收诸字，依偏旁分为八十五部。每部之字皆仿周兴嗣《千字文》体，以四言韵语联贯之，文义或属或不属，取便诵读而已。每字皆粗具训诂，疏明大义。凡字有数体者，惟载一体，而各体皆附於后。有数音者亦然。盖专为初学而设。然其所分诸部，不遵《说文》、《玉篇》之旧。如“月”字入“肉部”，“户”字入“尸部”，“支”字入“攴部”之类，皆与六书不合。
又如“源”字音“于权切”、“江”字音“居良切”、“沂”字音“延知切”之类，亦皆沿《正韵》之误，於声音多乖。其注释亦多讹舛，无足观也。
△《古器铭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卞蓘撰。蓘，扬州人。是书成於嘉靖中，皆抄袭《博古图》及薛尚功《钟鼎款识》之文。前后失次，摹刻舛讹，殊不足依据。
△《字义总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充撰。充字回澜，上虞人。隆庆丁卯举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
是书辨诸字音义、点画，分四十四门，体例最为冗碎。又不明六书本旨与古字假借之例。如《字始门》注“景”字云：“即影字，葛洪《字苑》始加彡。”是误采《颜氏家训》之说。不知汉高诱注《淮南子》已云“景，古影字”也。注“尔朱”字云：“《百、千家姓》皆无，始见唐神仙尔朱洞。”是并《魏书》亦未考矣。《避忌门》注“齿”字云：“张万岁牧马，众以张讳，因以马岁为齿。”是并《公羊传》、《礼记》亦未考矣。甚至《字始门》注“回文”字云：“始於温峤。”注“云土”字云：“云土梦作乂，旧误作云梦土。宋太宗得古本，始诏改正。”已与字义无涉。至《避忌门》注“海棠”字云：“杜子美母名海棠，故集中无诗。”注“道”字云：“师道渊避萧道成讳，称师渊。”注“崇”字云：“姚元之避开元年号，改名崇。”是与字义不更风马牛乎？《半字通用门》中如廋、弥弥、澭灉、污汙、帱之类，本一字而体分今古，乃区别为二，强指曰通。《各音门》中如“庚桑”作“亢仓”、“裂繻”作“履緰”，本音之转，非庚桑即音亢仓，裂繻即音履緰。侠累作韩傀，本名之讹，更非侠累即音韩傀。乃又混合为一，谓上字即读下音。凡斯之类，不可缕数。他若《二字分书门》，既收旱旰、星甠诸字，而别卷又以愈愉、怠怡等字立心忄，各开一门，则互相重复矣。《正音门》“积”字注，既云音恣非，《动静门》中“积”字注又云：“凡指所聚之物，音恣。取物而积聚之，音迹。”《字始门》“车”字注云：“尺遮切。自汉以来，始有居音。”《正音门》“下”字注又云：“古音虎。魏了翁云：《六经》凡下皆音户，故下皆音虎。”则自相矛盾。其馀如“俎豆”当作“俎斗”，周人避文王讳，读“昌”为去声者，更不知其何据矣。
△《问奇集》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位撰。位字明成，新建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考论诸字形声训诂，分十九门：一《六书大义》，一《三十六字母》，一《早梅诗切字例》，一《好雨诗切字例》，一《辨声音要诀》，一《辨五音诀》，一《四声三声例》，一《分毫字辨》，一《误读诸字》，一《奇字考》，一《假借圈发字音》，一《画同音异旧不旁发诸字》，一《音义同而书画异诸字》，一《音义异而可通用诸字》，一《一字数音例》，一《误习已久难改字音并正韵不载诸字》，一《相近字音》，一《各地乡音》。辨论颇详，而不免弇陋。如合并字母，已非古法。所用直音，如龟音圭、冰音兵之类，并部分不辨。又如倒景之景即影本字，而误云音影。{工虫}即虹之别体，而误云音虹。
李阳冰之名出木华《海赋》，而泥於所篆之碑，自书为，误云音佞。甚至“台骀”误音胡苔，而注曰：“《左传》人名。”考《左传》子产称台骀汾神，《注》无胡苔之音。又“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注》云：“骀，音诒”，亦无苔音。惟《檀弓》引之，作“败于台骀”，虽《注》云台音壶，又非《左传》人名，殊为剌谬。如此之类，不可毛举，不足以言小学也。
△《大明同文集》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艺蘅撰。艺蘅字子艺，钱塘人。以岁贡生官休宁县学训导。《明史文苑传》附见其父《汝成传》中。是编割裂《说文》部分，而以其谐声之字为部母。
如“东”字为部母，即以“栋”、“涷”之属从之。颠倒本末，务与古人相反。
又自造篆文，诡形怪态，更在魏校《六书精蕴》之上。考沈括《梦溪笔谈》曰“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如水类，其左皆从水。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斯之类，皆以戋为义也”云云。《梦溪笔谈》非僻书，艺蘅不应不见，殆剿袭其说而讳所自来。不知王圣美之说，先不可通也。
△《正韵汇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嘉栋撰。嘉栋字隆之，黄州人。万历已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取《洪武正韵》以偏旁分八十部，所分之部与部中所列之字皆以字画多少为序。每字之下仍各注曰“某韵”。特因韵书之本文编为字书，以便检寻，无所损益。其分部颇多乖迕。至於“乃”字、“丹”字之类，以为无偏旁可归，编为《杂部》，附於末，尤不考古矣。
△《六书指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登撰。登字士龙，自号如真生，上元人。官新野县县丞。是书成於万历壬辰。用《千字文》体，以四字为句，辨俗传讹体之字以诲童蒙，亦颜氏《干禄字书》之类。然俗字颇多，书中不能该载，又不为剖析其义，于初学仍无所启发也。
△《摭古遗文》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登撰。是书本夏竦篆韵之体，取钟鼎古文以韵分编。其韵并《东》於《冬》。并《江》於《阳》，并《侵》於《真》，并《肴》於《萧》，分《齐》、《微》二韵之字於《支》、《灰》，分《覃》、《咸》、《盐》三韵之字於《寒》、《先》，分《蒸韵》之字於《青》、《庚》，而从《广韵》分《真》、《谆》、《桓》、《寒》各为二，大抵皆以意杜撰。所列古文，亦皆不著所出，未可执为依据。又出《金石韵府》之下矣。
△《诸书字考》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林茂槐撰。茂槐字穉虚，福清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是编辨别字音，分四十四类。其例有八：一字有异音而读讹者，如格泽音鹤铎之类。
一偏旁讹者，如沴音戾之类。一假借通用者，如霸本音魄之类。一音同可通用者，如辟历为霹雳之类。一以讹书而读讹者，如飓音具之类。一字有动静二音，如解音蟹、坏音怪之类。一二音通用，如孛有佩音之类。一古今音异，如鸿胪音庐、太守音狩之类。然於古字、古音皆未明其根柢，故捃摭成编，颇伤疏略。如《诗》“南”音“尼心反”、“风”音“孚金反”、“天”音“汀因反”。此自古今韵异，非关字有重音。若斯之类，浩如烟海，何为仅收三五字？又如拥篲之拥音涌、北邙之邙音茫，此自人人能晓，何必作音？至於谓张翰之名当作平声，是未见李商隐诗“越桂留烹张翰脍”也。谓“宁馨”之“宁”当音甯，是未见刘禹锡诗“几人雄猛得宁馨”也。观其训“哉”为始，不引《尔雅》而引《韵会》，谓“烟煴”曰“氤氲”，不引班固赋而引《周易注》，知其为饾飣之学，未能悉考源流矣。
△《五侯鲭字海》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题曰“汤海若订正”。考汤显祖号曰若士，亦曰海若，临川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礼部主事，终於遂昌县知县。《明史》有传。则当为显祖所作矣。前有陈继儒《序》云：“取《海篇》原本，遵依《洪武正韵》，参合成书。”然其注释极为简略，体例亦颇芜杂。每字皆用直音，尤多讹谬。至卷首以《四书五经难字》别为一篇，则弇陋弥甚。显祖犹当日胜流，何至於此？盖明末坊贾所依托也。
△《字学指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光家撰。光家字谦甫，上海人。是书成於万历辛丑。首二卷，一曰《辨体辨音》，次曰《同音异义》，三曰《古今变体》，四曰《同音互体》，五曰《骈奇解义》，六曰《同体异义》，七曰《正误举例》，八曰《假借从译》。自三卷以下则以韵隶字，并为二十二部。每一部以一字调四声。如东、董、冻、笃之类，各标一字为纲，而同音之字列於其下。如蝀从东，懂从董，栋从冻，督从笃之类，盖本诸章黼《韵学集成》。惟黼聚四声於一韵，仍各自为部。此则四声参差联贯并为一部，为小变其例耳。其前二卷所列，大抵漫无考证。如断断、<火登>灯，来来，皆上正下俗。而此书断音短，断音段，灯为灯笼，灯为灯火，来为往来，来为来牟。均以臆自为分别，非有根据也。
△《字学订讹》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当泰撰。当泰字元祉，泗州人。是书乃万历丁未殷城黄吉士督学江南，命当泰合张位《问奇集》、焦竑《字学》二书纂为一编。首《六书大略》，而终以《俗用杂字》，共二十四门，义例殊为错杂。至《分门订讹》内所载，若甘露名天酒，酒名红友之类，直是类书，岂复小学训诂乎？△《合并字学集篇集韵》二十三卷（内府藏本）
明徐孝编，张元善校。孝，顺天布衣。元善，永城人，彭城伯骐之后，袭封惠安伯。是书凡《集篇》十卷，分二百部，附《拾遗》一卷。皆不究《说文》、《玉篇》之旨，偏旁多误。若二字从禾，禾读若稽，木曲头也，与禾稼之禾迥异，而乃并入禾部，则於六书本义茫无考据可知。又《集韵》十卷，分一百部，附《四声类率谱》一卷、《等韵》一卷。亦不究陆法言、孙愐旧法，如并扃、登、等字於《东韵》，合箴、簪与真、臻同入《根韵》之类，皆乖舛殊甚。又删十六摄为十四摄，改三十六母为二十二母，且改浊平、浊入为如声。事事皆出创造，较《篇海》、《正韵》等书，变乱又加甚焉。
△《字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夏宏撰。宏字用德，号铭乾，海阳人。是书上卷凡三类：曰《误写字》，曰《疑似字》，曰《误读字》。下卷凡二类：曰《通用古字》，曰《通用联字》。
意在订六书之讹而不能深研古义，但裨贩於近代韵书、字书之间。如说“鸡”字必从佳，不知古文实从鸟，见於《说文》；谓“豸”字连獬则称砦，不知本字实作廌，其豸乃虫豸字，亦见於《说文》：颇为失考。“些”字於“误写字”条下注“音梭，楚歌声”，於“通用联字”条下以“楚些”标目，而注曰“梭去声”，亦自相矛盾。又不通翻切，多用直音。如欃枪之枪云音当、临邛之邛云音穹者，尤不一而足。其去《佩觿》、《字鉴》诸书，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类纂古文字考》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都俞撰。俞字仲良，钱唐人。仕履未详。考其《序》、《跋》，盖万历间人也。是书以古文为名，而实则取《洪武正韵》之字，以偏旁分类编之，凡为部三百一十有四，冠以《辨疑》一篇、《切字》一篇，而末附以《杂字》。其字皆用直音，直音不得，则用四声，四声不得，乃用翻切。如钧音君、铭音明，全乖沈、陆之旧。又分部别月於舟、别灬於火，揆之六书，亦多失许、顾之本义。惟其每部之中，以字画多少分前后，较《说文》、《玉篇》、《类篇》颇易检寻。
故后来字书，皆用其体例云。
△《六书正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元满撰。元满字敬甫，歙县人。万历中布衣。焦竑《笔乘》曰：“新安吴敬甫，博雅士也。精意字学，所著有《六书正义》十二卷。”今观是书，大抵指摘许慎而推崇戴侗、杨桓，根本先已颠倒。又体例冗琐，既略仿《六书故》，分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十二门，分隶五百三十四部，又略仿《六书统》而蔓延之。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广为二十九体，转注、假借敷衍为一十四门，殆於纷若乱丝。其附会存疑、阙疑备考、楷书备用、俗借俗转诸条，亦多舛漏。所论转注，以曲逆读去遇之类当之。所论假借，以一本数名，借为太一贵神，九本数名，偕为阳九，真本伪之对，借为真州、真姓之类当之，尤为不确。至於以为帝、以卍为万、昴字上加三围、火字直排四画，或误采梵书，或造作伪体。乃动辄云《说文》篆讹，尤可异矣。
△《六书总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元满撰。是书亦分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十二部，盖承戴侗、杨桓之绪论，而变本加厉。所分部首，皆以象形为主，谓之正生。而指事、会意以下，则有正生、变生、兼生之别。
不取许慎《说文》，概为谐声之说。其字皆以柳叶篆写之，谓其有鸟迹遗意，足排斥小篆方整妍媚之态。然所谓古文，大抵出於杜撰，又往往自相矛盾。如於“三”字下注云：“俗作叁弎。”是以说文之“弎”为俗字矣。於“一”字下云：“或加弋作弌。”又用《说文》之说。岂三从弋则俗，一从弋则不俗乎？至所引经传诸文，率以意改。如“二”字下引《诗》“衣服不二”、《论语》“不二过”、“采”字下引《左传》“不采菽麦”之类，尤为疏舛矣。
△《六书溯原直音》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吴元满撰。是书主於辨别字体。所分十二门，亦与《六书正义》同，其庞杂瞀乱亦同。所用直音尤多舛误。如凡音烦、千音签、必音碧、禛音真，皆参杂方言，有乖旧读。至於士、是本皆上声，既注士音是矣，又注叶上声，尤自相牴牾也。
△《谐声指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吴元满撰。其说六书，以谐声为多，而古有数字同从一字谐声，而数字之读乃迥异者，於是为之说曰谐本声、谐叶声、谐本音、谐叶音、谐转声、谐转叶声、谐转音、谐转叶音，有是八者之别。夫古字本止一声，所从谐声之字，其读要不相远。后人读字，自与古殊，乃谓古作字时有所谓谐叶、谐转之声。只凭臆说，故设多岐，实非六书之本旨也。
△《说文长笺》一百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宧光撰。宧光字凡夫，吴县人。是书前列《解题》一卷，载其平生所著字学之书七十馀种。其虚实存佚，皆不可考。次列《凡例》一卷。次列《说文》原《序》、宋初官牒，附以自撰《通误释文》及徐锴《部叙》二篇。合为《卷首上》。次列其少时所撰《子母原》一篇，泛论字学大意。又取说文五百四十部原目窜乱易置，区分门类，撰《说文表》一篇。合为《卷首下》。其书用李焘《五音韵谱》之本，而《凡例》乃称为徐锴、徐铉奉南唐敕定，殊为昧於源流。所列诸字，於原书多所增删。增者加方围於字外，删者加圆围於字外。其字下之注，谓之“长语”，所附论辨，谓之“笺文”，故以“长笺”为名。然所增之字，往往失画方围，与原书淆乱。所注所论，亦疏舛百出。顾炎武《日知录》摘其以《论语》“虎兕出於柙”误称《孟子》为《四书》亦未尝观，虽诋之太甚，然炎武所指摘者，如《诗》“锦衾烂兮”本有“衾”字，乃以为“青青子衿”之“衿”即“衾”字；“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及《汉书贾谊传》，乃以为“瓜”当作“爪”；“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乃以为“突”当作“{穴夹}”。
“民愁则垫隘”见《左传》，“鹊，䴗丑，其飞也”、“驠，马白州也”，并见《尔雅》，而以为未详；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偁宋人也，而以为南朝；防风氏“身横九亩”本《穀梁传》之文，而引於“野”字注下误以为“身横九野”，又误以为《左传》；《后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而以为后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而以为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汉宣帝讳询，乃以为讳恂；汉平帝讳衎，乃以为讳衍；以至簿正祭器见《孟子》，而以为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夏州至唐始置，而以为中国称华夏从此起；叩地在京兆蓝田，而以为地近京口，故从口。祢衡《渔阳三掺》，本音“七绀反”，而以为当作操：凡十馀条，皆深中其失。然则炎武以宧光为好行小慧，不学墙面，不为太过矣。
△《六书长笺》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宧光撰。此书与《说文长笺》合刻，本一书也。以许氏《叙》内释六书之义者，分为前六卷之首。又备列班固、卫恒、贾公彦、徐锴、张有、郑樵、戴侗、杨桓、刘秦、余谦、周伯琦、赵古则、王应电、王鏊、僧真空、朱谋<土韦>、张位、熊朋来、吴元满十九家之说，逐条辨论，更以己说列於后。其中“转注”一条，许氏引考、老二字证之。裴务齐《切韵》谬言考字左回，老字右转，本非许氏之旨。宧光乃误以左回右转为许氏之说，讥其自相矛盾，殊为疏舛。末又列《六书馀论》一卷、亦支离敷衍，於制字之精意，皆无当也。
△《集钟鼎古文韵选》五卷（通行本）
明释道泰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名，注曰“字来峰，泰州人”。其书分韵集钟鼎古文，然所收颇杂。秦权、汉鉴与三代之文并载之，殊乖条贯。他如《滕公石椁铭》本属伪迹，收之已失别裁，又钩摹全非其本状，则传写失真者多矣。其分韵改《咍》为《开》，改《添》为《凡》，上平有《元》、《魂》而无《痕》，下平多《三宣》一部，皆与《广韵》不同。盖从徐锴《篆韵谱》也。
△《正字通》十二卷（通行本）
旧本或题“明张自烈撰”，或题“国朝廖文英撰”，或题“自烈文英同撰”。
考钮琇《觚賸粤觚下篇》，载此书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购得之，因掩为己有，叙其始末甚详。然其前列国书十二字母，则自烈之时所未有，殆文英续加也。裘君宏《妙贯堂馀谈》又称文英殁后，其子售版於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为自烈书，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诸本互异，盖以此也。其书视梅膺祚《字汇》，考据稍博，然徵引繁芜，颇多舛驳。又喜排斥许慎《说文》，尤不免穿凿附会，非善本也。自烈字尔公，南昌人。文英字百子，连州人。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故得鬻自烈之书云。
△《篆韵》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每页右侧印“钦赐商河王勉学书楼之记”十一篆字，上下与朱丝阑齐。考《明史诸王表》，衡王祐楎之孙载塨，於嘉靖三十五年袭封商河王。万历二十五年，其长子翊钅敻袭封。至四十四年薨，无子，国除。
书无序、跋，不知为载塨所钞，翊钅敻所钞也。首题《篆书正韵》四字，而考其部分乃用《壬子新刊礼部韵》，与《洪武正韵》截然不同。书中别无考证，惟据周伯琦《六书正讹》注“俗作某某，非”而已。盖藩邸偶录以备检阅，非著书也。
△《字韵合璧》二十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题“明鄱东朱孔阳订正刊行”。编中分上、下二层，上辨音韵，下别偏旁，而谬悠舛误，不可枚举。如天音添，则以两韵为一声。吴作吴，则以俗字为正体。分韵则从洪武并合之本，分部则紊许慎《说文》之例。盖於六书之义，茫乎未窥者也。
△《广金石韵府》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林尚葵、李根同撰。尚葵字朱臣，莆田人。根字阿灵，一字云根，晋江人。是书用朱、墨二色校，以四声部次，朱书古文籀篆之字，墨书楷字领之，亦各注其所出。乃因明朱时望《金石韵府》而作，故名曰“广”。然所引诸书，今已什九不著录，尚葵等何自得观？今核所列之目，实即夏竦《四声韵》而稍摭郭忠恕、薛尚功之书以附益之。观其备陈群籍，而独遗竦书之名，则讳所自来，故灭其迹可知矣。
△《他山字学》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邦芑撰。邦芑字开少，丹徒人。晚为僧，号大错。其书辨正字画及音读之误，凡四十三目。大抵本於郭忠恕《佩觿》及李文仲《字鉴》诸书，而搜辑未广。如《一字数音考》内“苴”字载至十五音，为书中极多之数，而《韵会小补》载此字实有十八音。他若《广韵》、《集韵》所载重音开卷可见者，亦百不得其一、二。
△《六书准》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冯调鼎撰。调鼎字雪鸥，华亭人。其书分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类，每类分平上去入，而假借、转注即见於四类之中。然其书虽力阐古义，而於六书本旨多所未明。如“社”之一字，《说文系传》从示，土声，此书不见《系传》，乃以社为会意字；又如“风”之一字，《说文》从虫凡声，此书不知风之古音，而以为从虫省声：则其他概可知矣。
△《六书通》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闵齐伋撰。齐伋字寓五，乌程人。世所传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谓之闵本者，多其所刻。是书成於顺治辛丑，齐伋年八十二矣。大致仿《金石韵府》之例，以《洪武正韵》部分，编次《说文》，而以篆文别体之字类从於下。其但有小篆而无别体者，则谓之“附通”，亦并列之。不收钟鼎文，而兼采印谱。自称通许慎之执，不知所病正在以许慎为执也。
△《韵原表》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刘凝撰。凝有《稽礼辨论》，已著录。凝初作《文字韵原》一编，谓《说文》以形相次，《韵原》以声相从。又以《韵原》限於篇幅，其层次排列，未免间断，而生生之序不见，乃仿《史记》诸表之例，从各字偏旁，序其世系，分其支派，以济《韵原》之穷。然篆隶屡更，变化不定，必一一谓某生於某，终未免失於穿凿也。
△《石鼓文定本》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凝撰。是书上卷为《石鼓音训释文》，下卷为《附录古今人辨说及诗歌石鼓刻文》。且以残阙搨本渐不可辨，惟以摹本及释文相传。释文之中，潘迪最著。摹本之中，薛尚功、杨慎最著。案宋金以前争石鼓之时代，龂龂不休。
元以来真伪论定矣，而争文字者又閧而聚讼。凝作此书，既不以今日所存之三百二十馀字以考定其真，又不详列诸家之本以纠其异。徒以杨慎伪本犹属全文，而据以为主，根本先谬。又加以意为增减，弥起纠纷。如第四鼓“其写”上之“吾”字、第五鼓“霝雨”下之“{艹凄}”字，为各本所无，莫知何以增入。至於后卷《辨说》第一条，即载薛尚功云云，而薛尚功《跋》语内亦无其文，皆不可解。
又以石鼓之文强合於《说文》之籀体。案赵师尹《石鼓文考注》所摭《说文》与石鼓相同之字，员、辞、皮、树、西、则、旁、中、囿九字而已。然“旁”字石鼓无之，乃杨慎以壬鼓“芑其用导”用字妄改为旁。其馀诸字亦均有同异。凝必欲附会其文，亦郑樵以秦权一二字之合，定为秦鼓之类矣。
△《黄公说字》（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景星撰。景星字黄公，蕲州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其学自称推本许慎，而大抵以梅膺祚《字汇》、廖文英《正字通》为稿本，仍以楷字分编。
如丑字从芑从丨，象手有所执也，而列之一部。於六书之义，未免有乖。至於西域梵文，尤自别为一体。儒书所载，已改为楷画，非其本真。一概收载，亦为泛滥。
其注皆杂采诸书，不由根柢。所列各书，唐《说文》、蜀《说文》、葛洪《字苑》、何承天《纂文》、吕静《韵集》、李启《声韵》、吕忱《字林》、阳休之夏侯该《韵略》、孟昶《书林韵会》、林罕《字源》等目，不知何从见之？又以李焘《说文五音谱》为徐铉，以杨桓《六书溯源》为吴元满，以赵明诚《金石录》为欧阳修，以张守节《史记正义》为《六书正义》，以司马贞《史记索隐》为《六书索隐》，舛误不一而足。至於司马光《集韵解》，诸家目录未著斯名。米芾《大宋五音正韵》，仅名见所著《画史》中，盖欲为之而未成，亦非真有其书也。
△《读书正音》四卷（浙近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震方撰。震方字青坛，石门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卷一，以一音异读者分门编辑。其无类可归者，附以通用一门。卷二别为六类，曰《字音清浊辨》，曰《同音借义》，曰《借同音不借义》，曰《因义借音》，曰《音借而借》，曰《语词之借》。卷三以四声编录僻字。卷四则各依部分编习见字样，以正时师误读。前有毛奇龄《序》，颇称其精审。然实於六书、音韵源流多所舛漏。其谓本字不读本音者，如“隋”，隋时去辵为隋，本文帝之臆造。
在《说文》“隋，裂肉也”，徐铉音“徒果切”，乃其本音。他如在《支韵》者，作“旬为切”，顺裂肉也。又“翾规切”，《周礼大祝》“隋衅”通作绥是也。
在《歌韵》者，作“土禾切”，《集韵》“中高四下”是也。在《寘韵》者，作“呼恚切”，《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是也。此所谓本字不读本音者也。
今震方误以隋随为一音，反以音妥者为非本音，而在《支》、《歌》、《寘》三韵者乃不见录。未免失考。又如“廑”之为仅，“厸”之为邻，“”之为攀，俱列在《本字不读本音》卷内。考《汉书贾谊传》曰：“其次廑得舍人。”《注》曰：“廑与仅同。”《扬雄传》曰：“累既“”夫傅说兮，奚不信而行。”《注》曰：“古攀字。”《叙传》曰：“东厸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注：“厸，古邻字。”震方附诸同字异读，亦未悉今字、古字之殊。至於景为影之本字，暒为晴之本字，为卯酉之本字，显著《说文》。震方亦与古字不读本音者一例列之，益乖迕矣。若此类者，不一而足。其馀耳目之前，亦多遗失。《汉地理志》曰：“屯留”。师古：“屯，音纯。”“朁亭”，师古：“朁，音潜”。“修亭”，应劭：“修，音条。”
“计斤”，师古：“音介。”“根甸氐道”。李奇：“甸，音胜。”“卑水”，孟康：“卑，音班。”“朴”，孟康音“蒲环”。“泽索”，师古：“泽音铎”。“骊靬”，李奇音《迟虔》。“祖厉”，师古音《罝赖》。“莫<黑旦>”，师古音《忉怛》。“辽队”。师古《队音遂》。“黏蝉”，服虔《蝉音提》。
“麊泠”，孟康音“螟蛉”，师古音《麋零》。“芍陂”，师古芍音鹊。凡此皆字同音异之显然者。震方俱弗收辑，则僻书概可知也。盖以正塾师之谬读，则所得为多，以言古人之小学，则又当别论耳。
△《篆文纂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陈策撰。策字嘉谋，钱塘人。其书亦依韵分编。每字下首列《说文》，次大篆，次钟鼎文。然不载所引书名，注亦率略。於字体无所辨证，殆仅为镌刻印章之用也。
△《字辨》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文登撰。文登字于岸，南昌人。是书详辨字音、字义、字形，分为十门：一曰《误写辨》，二曰《误读辨》，三曰《一字数音数义辨》，四曰《宜写古文奇字辨》，五曰《宜读经史真字辨》，六曰《形相类字辨》，七曰《声相类字辨》，八曰《形声相类字辨》，九曰《从今从古辨》，十曰《楷篆异体辨》。
皆从梅膺祚《字汇》分部。大意在纠俗学之误，反之於古。然不知古文，亦不知古音，遂至不古不今，进退无据。如谓回本作回，不知篆文作，本一笔旋转，若变而五笔，已非本义。谓册本作册，不知篆文作，本象以韦贯简。
仅缩其一画，弥失真形。又如谓洚音降，又音红，不知《东》、《江》古本一音也。谓彭音朋，又音滂，不知《庚》、《阳》古亦一音也。至谓逍遥必当作消摇、伏羲必当作虙戏、渤海必作渤澥、踌躇必当作著，皆见一古字之省文，遂谓凡书是字者无不当省，见一古字之假借，遂谓凡用是字者无不当借。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殆愈辨而愈远矣。
△《六书分类》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傅世尧撰。世尧字宾石，归德人。其书分部，一依梅膺祚《字汇》之例，每字以小篆、古文次於楷书之后。古文之学，汉、魏后久已失传。后人所译钟鼎之文，什九出於臆度，确然可信者无几。况古器或出剥烂之馀，或出伪作，尤不足为依据。谓之好古则可，谓有当於古义，则未然也。
△《说文广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德洽撰。德洽字学澜，长洲人。是书本许氏《说文》而旁采诸家篆文并列於下，然不著出处。盖李登《摭古遗文》之流，又不及《金石韵府》尚云某字本某书矣。
△《篆字汇》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佟世男编。世男，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中官知县。其书本梅膺祚《字汇》，各系以篆文。篆文所无之字，则依楷书字画以意造之，不可以为典据也。
△《钟鼎字源》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立名编。立名号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是编成於康熙丙申。
《自序》称金石虽皆传自三代，而铭器与篆碑之文不容强同。乃专采钟鼎文，依今韵编次为五卷。其石刻之类於铭款者，惟附录《石鼓文》，其他碑篆则皆不收。
然立名知铸金、刻石古文体制有殊，而不知钟鼎之中又有时代之分、音释之异与真伪之别。三代固均为古文矣，至秦权、秦斤，如斯字、字、皆字、焉字之类，已颇近小篆。汉灯、汉壶，如绥和壶之供字，汾阴宫鼎之共字、汾字，首山宫镫之年字，并时参隶体。一概目为钟鼎之文，混淆殊甚。又如欧阳修《集古录》所载晋姜、毛伯诸鼎，杨南仲、刘攽训释互异者，不一而足，既莫能考定是非，《啸堂集古录》所载比干铜槃铭，宋人显斥其伪托，亦不免并载。且卷末列二合、三合、四合之字，并不注出典，尤无根据。盖仅以《金石韵府》为主，而取《博古》、《考古》诸图参校之，故不免瑕颣耳。
△《天然穷源字韵》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姜日章撰。日章字旦童，如皋人。是编成於康熙丁酉。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又冠以首部曰《字说》，缀以末部曰《韵说诗易》二叶。《日》、《月》二部为字书。不以偏旁分部，而以笔画多寡分部，自一画至四十八画止。《水》、《火》、《木》、《金》四部为韵书。并为天、星、风、山、官、上、地、支、郊、阶、州、波、夫、下十四韵，每韵分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则古文奇字也。自明以来字画莫陋於《字汇》、《正字通》，而日章遵以讲字画；韵书莫乖於《洪武正韵》，而日章执以分韵等；收字之妄滥无稽莫甚於《篇海》，而日章据以谈奇字。其馀偶有援引，不过从此四书采出而已。宜其不合於古义也。
△《六书辨通》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锡观撰。锡观字容若，无锡人。是书大旨谓六书假借，於义可通，为变而不失其正。其不可通者，即不得不著辨以明之。因分韵编次，於每字之下，各标出处，并著本字之义，而於其误通者则一一辨正。然古人假借，多取音同，不求义合。若是书所载汉《孟郁碑》借“舟”为“周”，《尧庙碑》云“委曲舟匝”，亦借“舟”为“周”，是其例也。而锡观谓“周”借“舟”於义不通，汉碑“舟”字当“{舟勹}”字之误，“{舟勹}”音周，匝遍也。不知《经典释文》“鹘鸼”之“鸼”与“雕”字通，《类篇》“五月鸣蜩”之“蜩”一作“<虫舟>”，则周、舟二字本通，是其显证。鸼、<虫舟>非有周匝之义，岂亦得指为从{勹舟}耶？又如《家语》“望羊”、《左传注》作“望阳”，《汉书》、《欧阳汉碑》则作“欧羊”之类，近在耳目之前，乃多失载，亦未为赅备也。
△《六书例解》一卷、附《六书杂说》一卷、《八分书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锡观撰。是书首冠黄之隽《篆学三书序》，盖锡观尝作《秦篆韵编》、《正字启蒙短笺》二书，与此书为三也。书凡六篇，分论六书。以郑玄注《周礼》“六书”以象形为首，失制字之序，改从许慎《说文》之次，首以指事。其论指事，谓有笼统言之者，有指其一点一画言之者。其论象形，谓小篆作日月，已不知古文之作。又谓凡字之从舟旁者，皆当改为旁，以象仓限。其论形声，谓为因形而附声，不取《周礼注》谐声之说，并谓三百篇之韵皆不足据。其论会意，列字至三百之多。至谓冥下从六，乃取六为老阴；名上从夕，为阴晦之义。其论转注，则从许慎之说而广之。一为意可相通，老字转为耆寿之类。一为两字相反，如可转为叵、正转为乏与半木为片、连水为川之类。一为辗转注释而后可通，如元转为仁、仄转为丸之类。其论假借，极论隶书之非，并经典通用之字如“恭”作“共”、“斋”作“齐”、“而”作“如”者皆斥为乖谬。大抵阳尊许慎《说文》，而阴以魏校《六书精蕴》为蓝本，故於制字之义多所未明。其《六书杂记》，论六书分界亦多强生辨别。至《八分书说》一卷，申欧阳修、洪适之说，以八分为隶，而谓今之楷书为八分。引据牵合，亦失於考证也。
△《五经字学考》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成端人撰。端人字友端，阳城人。此书分《五经》各一卷。每字先以训诂，并及形声，兼辨俗写之讹。然引据未能淹博，考证亦未能精密。如《春秋》隐公之“彄”字，此为公子彄名训也，而注曰：“从弓，区声。音抠。又人名，公子彄。”文公之“頵”字，此为楚成王名训也，而注曰：“从页，君声。
徐曰：头大也。又楚成王名。”此反以本义为旁义也。又如《易坤卦》“驯”字注曰：“音同旬。《字汇》引徐邈读作训，蛇足。”案徐邈之说出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出自《字汇》，已不求其本。至经师异读，自古并存，乃以为蛇足，更不确矣。
△《六经字便》（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臣敬撰。臣敬字恭邵，江阴人。是书载《六经》字体，自一画至二十九画，颇能辨正偏旁点画。又於诸字之转音、不转音者分类厘订，亦易於省览。
特所见古籍无多，故舛误时复不免。如谓《易》“亢龙”之“亢”音刚，非康去声。不知《说文》人颈之“亢”及角亢、龙亢、亢父固均音刚，而“亢龙”之“亢”见於《经典释文》者止“苦浪切”一读。又谓《易观卦》之“观”，《正韵》附去声为非；《解卦》之“解”，《正韵》读音蟹为非。然《经典释文》载“观，官唤反，示也。解，音蟹，缓也。”先儒授受，於二卦各止一读，迄今未改。《正韵》收之附音，犹为近古。臣敬皆以为非，是未考古之失也。至谓“阴疑於阳”，疑字不当转拟。考《礼记》“前疑后丞”，或作拟。《周官司服》云：“大夫疑衰。”郑玄《注》云：“疑之言拟也。”又《汉书食货志》：“远方之能疑者。”颜师古《注》云：“疑读为拟。”则疑之为转拟，显有义例。
又谓社字不当有杜音。考《史记秦本纪》，“荡社”明作“荡杜”，社、杜字通，其为一音可知。而以为社无杜音，尤误。盖自汉以后，经史各有专家，即各分音读。递禀师传，不能偏废。臣敬以启迪蒙穉，难於博引繁徵，固不妨止取一音。其所不取，则置之不论可矣。概斥为误，岂通方之论乎？△《字学正本》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京撰。京字元伯，高阳人。是书《凡例》谓以小篆为本，而正偏旁之不正者，故名“正本”。凡所根据，多得之周伯琦《六书正讹》、张有《复古编》。
如《复古编》“崇”字下注云：“别作崈，俗。”不知《汉郊祀志》曰：“封崈山。”又曰：“莽遂崈淫鬼神祀。”又《汉隶字源》载《韩良碑》，亦有“崈”字，未可云俗。是书能引《郊祀志》以证其误，颇为近古。又於周伯琦杜撰之说时为驳正，亦间有可采。然如《东韵》“<戈甲>”字，《复古编》谓“隶作戎”，而此书乃谓“俗作戎”。不知《泰山都尉孔宙碑》“<戈甲>”已作“戎”，与《复古编》所云“隶作戎”合。京谓之俗字，则考之不审矣。又於周氏书采摭颇备，而张氏书反多挂漏。即以《东》之一韵考之，《复古编》载豅误作谾、龓误作<革龙>、<酉蒙>误作<麦蒙>、堫误作<耒>、濛误作靀、禯误作秾、功误作<工刀>。此书均逸不载，亦殊疏略。且误依《中原音韵》分部，全乖唐宋之旧法，既有变古之嫌；而以《说文》篆体尽改隶字，或窒碍而不可行，又不免泥古之过：均不可以为训者也。
△《字学同文》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卫执穀撰。执穀字子觐，韩城人。是书凡分十三目：曰上类、下类、上下中类、上下左右类、上下左类、上下右类、上左类、下左类、上右类、下右类、左类、右类、左右类。类各统部，皆从古未有之例。其中又多所谬误，如“元”在《一部》，从一兀声，今人《兀部》。“敻”在《目部》，从目攴，在穴上，今入《文部》。“南”字本在{山个}部，从{山个}、声，今人《十部》□字本为部首，从壶从吉，今入《士部》。“今”字本在《亼部》，从亼从，今入《人部》。吴字本在《部》，从从口，今入《口部》。
知於六书偏旁未之深讲也。
△《文字审》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中间颇有涂乙。相其纸墨，盖近人手稿也。其书取李焘《说文五音谱》，钞其大略，仍以焘之部分为序，而不标部分之名。篆文笔意颇圆润。字下隶书，字字皆从古体。盖亦留心六书者。特偶然钞录，自备检核，非欲著书问世，故漫无体例耳。
──右“小学类”字书之属六十八部，六百六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四十四 经部四十四
○小学类存目二△《韵经》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梁吴兴沈约撰类，宋会稽夏竦集古，明宏农杨慎转注，江夏郭正域校”。前有正域《自序》曰：“近体诗惟宗沈韵。今所传韵非沈也，唐礼部韵也，故唐诗宗之。沈韵《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
上有《十六混》、《十九豏》。《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
《入》有《十六昔》。而今韵无之。”其《凡例》又称家藏有《四声韵》及约故本。案《梁书》、《南史》、《沈约传》，并载约撰《四声谱》。《隋志》载其书一卷，而《唐志》已不著录。观陆法言《切韵序》，历述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之韵，独不及约书，是隋开皇时其书已不显。唐李涪作《刊误》，但诟陆韵而不及沈书，则僖宗时已佚矣。正域何由於数百年后得其故本？且沈韵虽不可见，而其集犹存。今以所用之韵一一排比钩稽之，惟《东》、《冬》、《锺》三韵同用，《鱼》、《虞》、《模》三韵同用，《庚》、《耕》、《清》、《青》四韵同用，而《蒸》、《登》两韵各独用，与《广韵》异。馀则四声并同，又安得如正域所云“九咍”之类。其为赝托，殆不足辨。至夏竦《古文四声》五卷，本采钟鼎奇字分韵编次，以便检寻，乃字书，非韵书，乃古文，非今文。正域乃称夏竦集古，尤为乖迕。观其首列徐蒇所作吴棫《韵补序》、杨慎《转注古音略自序》，而不及竦《序》，知并未见其书，而但以名剿说也。
王宏撰《山志》乃指此为沈约真本，讥屠隆未见《韵经》，误指《平水韵》为约书，不亦傎乎？又朱彝尊《重刊广韵序》曰：“近有岭外妄男子，伪撰沈约之书，信而不疑者有焉。”考王士祯《居易录》，记康熙庚午，广东香山县监生杨锡震，自言得沈约《四声谱》古本於庐山僧今帾。因合吴棫《韵补》而详考音义，博徵载籍，为《古今诗韵注》凡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奉旨付内阁，与毛奇龄所进《古今通韵》订其同异。彝尊所指，当即其人。今内府书目但有奇龄之书，而锡震之书不录，未知其门目何如。疑其所据，即正域此本也。
△《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杨桓撰。桓既著《六书统》、《六书溯原》，又依韵编次是书。兼以字母等韵各分标一、二、三、四，以辨其声之高下。然或有或阙，体例不一。所列之字，兼存篆、隶二体，逐字之下注云“统指、统形、统声、统意、统注”者，见於《六书统》者也。注云“原指、原形、原声、原意、原注”者，见於《六书溯原》者也。指即指事，形即象形，声即谐声，意即会意，注即转注，省其文耳。
其所分韵目，大概因《集韵》之旧而稍有订改。如《真韵》三等合口呼“麔、囷、奫、筠”等字，移入於《谆》。《谆韵》四等开口呼逡字，移入於《真》。
则《真》与《谆》一为开口呼，一为合口呼，两不相杂。陆法言以《魂》、《痕》次《元》后，许敬宗等遂注三韵同用。是书移《魂》、《痕》於前，与《真》、《谆》、《文》、《欣》为一类。移《元》於后，与《寒》、《桓》、《删》、《山》、《先》、《仙》为一类。於古音以侈敛分二部者，亦各从其类。然一以今读移旧部，一以古音移今韵。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究不免变乱之嫌。至於平声并《臻》於《真》，少一韵目，而入声不并《栉》於《质》。且《隐韵》、《焮韵》内二等开口呼“{角秦}、龀”等字，不知其即《臻》、《栉》之上去声。
是四声一贯之故犹未尽知，其亦好为解事矣。
△《蒙古字韵》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朱宗文撰。宗文字彦章，信安人。前有刘更《序》，又称为朱巴颜。盖宗文尝充蒙古字学弟子，故别以蒙古语命名也。按《元史释老传》，元初本用威乌尔字111111111111111以达国言。至世祖中统元年，始命帝师制蒙古新字，其字仅千馀，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以谐声为宗。字成，诏颁行天下。又於州县各设蒙古字学教授，以教习之。故当时颇有知其义者。宗文以《蒙古字韵》，字与声合，而诸家汉韵率多讹误，莫知取舍，因重为校正。首列各本误字及重入汉字。次列总括变化之图。次字母三十六字。次篆字母九十八字。次则以各蒙古字分韵排列，始《一东》，迄《十五麻》，皆上冠蒙古文，下注汉文对音。先平声而附以上、去、入声。每一蒙古字，以汉字音注，自四、五字至二、三十字，末附回避字样一百六十馀字。盖文移案牍通行备检之本也。元代国书、国语，音译久已传讹。宗文生於至正间，虽自谓能通音译，而以南人隔膜之见，比附推寻，实多不能吻合。
即如陶宗仪《辍耕录》载元国字以可侯字为首，而是书又依《韵会》以见经坚訇字为首，其字母已不相合。而《元史》既称首有二合、三合、四合之法，而此书乃用直对，而不用切音，甚至累数字以释一音。清浊重轻，毫无分别。又字皆对音，而不能翻译成语。观《元史》及诸书所载蒙古字诏旨行移，皆能以国语联属成文。是当日必别有翻译之法，而是书概未之及，遂致湮没而不可复考。盖其时朝廷既无颁行定式，官司胥史，辗转传习，舛谬相仍。观於国姓之“却特”而讹作“奇渥温”，载之史册，则其他错互，大概可知。且刊本久佚，今所存者惟写本。其点画既非钞胥所能知，其舛误亦非文士所能校。不过彷佛钩摹，依稀形似，尤不可据为典要。我国家同文盛治，迈越古今，《钦定元史蒙古国语解》，考订精确。凡相沿之踳谬，尽已阐剔无遗。传讹之本，竟付覆瓿可矣。
△《正韵笺》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时伟撰。时伟有《春秋编年举要》，已著录。是书前有崇祯辛未《自序》，大旨以《洪武正韵》不行於当代，故因其原本，增注於下，谓之“补笺”。又取吴棫《韵补》、陈第《古音考》诸书所据古书之音，附於各韵之后，谓之“古音”。又取熊忠《韵会举要》、杨慎《丹铅录》诸书所收字，增附於韵后，谓之“逸字”。其用意颇勤。然《洪武正韵》分合舛误，窒碍难通。虽以天子之尊，传国十馀世，悬是书为令甲，而终不能使行於天下。二百六七十年之中，若存若亡，无人置议。时伟乃於举世不用之中，出奇立异，冀以匹夫之力颠倒千古之是非，抑亦难矣。且所注古音，杂取吴棫、陈第二家，不知其体例各别。所收逸字，不能究《广韵》、《集韵》之源，仅据杨慎等之书，尤为疏略。所补笺亦皆辗转裨贩，如日在木中为东，此许慎所引官溥说，明载於《说文》，而乃引郑樵《通志》，足知非根本之学矣。
△《声音文字通》三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捴谦撰。捴谦有《六书本义》，已著录。是书乃所定韵谱也。考《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日、月、星、辰凡一百六十声为体数。去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为日、月、星、辰之用数。水、火、土、石凡一百九十二音为体数，去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四十，得一百五十二为水、火、土、石之用数。捴谦此书则取音为字母，声为切韵，各自相配，而注所切之字於上。凡有一音，和以十声。盖因邵子之图而错综引伸之。然以一卦配一音，又以一卦配十声，使音与声为唱和，卦与卦为唱和，欲於邵子《经世图》之外增成新义，而不知於声音之道，弥滋穿凿，殊无足取。焦竑《笔乘》载捴谦殁后，其门人柴广敬以是书进於朝，未及版行。《明史艺文志》载是书为一百卷。
此本尚存三十二卷，盖别本之流传者。然卷首起自一之四，亦残阙之书，不足取证。以败楮视之可矣。
△《韵学集成》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章黼撰。黼字道常，嘉定人。是书分部，一准《洪武正韵》。每部之中，以平仄相从。四声具者九部，三声无人者十一部。其隶字先后则从《韵会举要》之例，以字母为序。其分配五音，以影、晓二母从《玉篇》旧图属宫，不从《韵会》属羽。匣、喻二母从《韵会》属羽，不从《玉篇》图属宫，帮、滂、并、明四母从《玉篇》属宫，不从《韵会》属羽。非、敷二母则以旧谱均误属宫，而改为属徵。其字多收《篇海》、《龙龛手鉴》之怪体。其音兼载《中原音韵》之北声。凡四万三千馀字。《自记》称始於宣德壬子，成於天顺庚辰。计其用力凡二十九年，可谓专精於是。然以《正韵》为主，根本先谬，其他不足言矣。
△《韵略易通》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兰廷秀撰。廷秀字止庵，正统中人。爵里未详。其书并平声为二十部，三声随而隶之。以《东洪》、《江阳》、《真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寻》、《缄咸》、《廉纤》有入声者十部为上卷，以《支辞》、《西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无入声者十部为下卷。又并字母为二十摄，以“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二十字，尽变古法以就方音。其《凡例》称：“惟以应用便俗字样收入，读经史者当取正於本文音释，不可泥此。”则亦自知其陋矣。
△《韵学大成》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濮阳涞撰。涞字贞庵，广德人。嘉靖丁酉举人，官南昌府通判。是书大抵本之《中原音韵》，而不取其入声隶三声之说，又广其十九部为二十，如《鱼模》之分为《须鱼》、《苏模》，《江阳》之分为《江黄》、《姜阳》是也。其字母则专以新鲜、仁然等立法，稍增益之为三十母，而不用见、溪、群、疑四等门法，意在简捷。然新鲜等母仍即字母之变，不识字母，又乌从而识之？其所分各部，亦无义例。既云“宏萌”不宜入《东钟》，又不附之《庚青》，且分《庚青》为庚生、京青二部，真所谓进退失据者也。
△《读易韵考》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张献翼撰。献翼有《读易纪闻》，已著录。此书专考《易》中之韵。案《易象传》实有韵，至於《彖词》、《系词》之类则无常格，亦如《淮南子》诸书偶然叶读耳。献翼一举而韵之，非惟汉、魏以下之音杂然并陈，甚至释氏之偈言、道家之章咒，亦泛引以证圣经，殊伤芜杂。即如《爻词》“潜龙”“龙”字，忽以为“勿用”之“用”音庸，是从本音也。《文言传》则谓“龙”当音性，与“遯世无闷”叶。又曰“龙”当音庞，与“不成乎名”叶。颠倒瞀乱，岂复有体例乎？此真不知而作也。
△《古今韵分注撮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甘雨撰，陈士元注。雨字子开，永新人。万历丁丑进士，由翰林院检讨谪德安府推官，迁南京刑部郎中。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书首列今韵，而以古韵附后。今韵误称沈约，足见其茫无根据。古韵又误执通转之说，既云《东》通《冬》转《江》、《阳》，则四韵为一部矣。而《东韵》后所列之古韵与《冬韵》、《江韵》、《阳韵》后所列之古韵乃各有其字，是其随叶取读，知有通而不知所以通。徵引愈繁愈乱，似治丝而棼之矣。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五卷、附《难字直音》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登撰。登有《六书指南》，已著录。此书刻於万历丁亥，前有姚汝循、焦竑、王兆云《序》并登《自序》及《例论》。其部分既不合於古法，又不尽合於《洪武正韵》。如《灰》、《皆》既分，《支》、《微》、《齐》反不分。
《庚》、《青》既分，《江》、《阳》反不分。而且《真》之兼《侵》，《寒》之兼《覃》，《咸》、《先》之兼《鉴》，尤错乱无绪矣。至於三十六母中，知、彻、澄、娘非五母之复出，前人亦有疑之者。然竟去之，而又改并母为平母，定母为廷母，则未免勇於师心。若如其说，即敷、奉二母，端、定、穿、床四母，心、邪二母，亦皆归并矣，而何以仍不并乎？又字之平仄虽分，而纽之从来无二；入声部分虽少，而上、去转轴则同。今谓平则三十一母，仄则二十一母，以臆改创，谁其信之？其谓仄声纯用清母，似为直截。然清浊相配，犹阴阳律吕之义，六律可该六吕，而不容尽删六吕之名。如平声之清浊既分，则四声依转，自可从流溯源，如叶从枝，枝从幹，不可以平声而废仄也。所论殊为偏枯。又其每韵所收古字，多沿篆籀之体。虽其例创自《集韵》，然亦不怪僻至此。登尝作《摭古遗文》，捃摭庞杂，加以杜撰。以为字书尚不可，以为韵书，益以傎矣。其难字直音，尤为舛漏。如“佟”音同、“侦”音称之类，皆参杂方言，岂可以注韵书乎？△《并音连声字学集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万历二年会稽陶承学得此书於吴中，属其同邑毛曾删除繁冗，以成是编。承学自为之序。其书并上、下平为二十二部，以上、去、入三声分隶平声之下，并略为笺释字义。前列《切字要法》，删去群、疑、透、床、禅、知、彻、娘、邪、非、微、匣十二母，又增入勤、逸、叹三母。盖以勤当群，以逸当疑，以叹当透，而省并其九母，又无说以申明之，殊为师心自用。承学《序》乃拟为徐锴《说文韵谱》与李焘《说文五音谱》。作者、删者与刻者，均可谓漫无考证矣。
△《交泰韵》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是编乃所立切韵简要之法，仅有序文、凡例、总目，而未及成书，然书之体要则已具括于是。其法於平声之字各以阴阳相切。如“同”字旧用“徒红切”，“通”字旧用“他红切”。坤则以为“他红”二字仍切“同”字，不切“通”字，改“通”字为“他翁切”。又上、去二声各以本声为母。如“宠”字用“楚陇切”、“送”字用“素瓮切”之类。平、入二声则互相为母。如“空”字用“酷翁切”、“酷”字用“空屋切”之类。其“交泰韵”之名，即以平入互为终始之义也。盖因古来合声之法，更加以辨别。故不用字母摄法，而於字母摄法相辅而不相碍。其论定首领一条，谓“东、董、冻、笃”何等明白，乃旧谱相沿，领韵则以“东、董、送、屋”，领声则以“公、孔、贡、穀”，殊为淆乱。其说亦极有理。惟其分部纯用河南土音，并《盐》於《先》，并《侵》於《真》、并《覃》於《山》，《支》、《微》、《齐》、《佳》、《灰》五部俱割裂分隶，则太趋简易。於无入之部强配入声，复以强配之入声转而离合平声之字，则太涉纠缠。未免变乱古法，不足立训矣。
△《音声纪元》六卷（通行本）
明吴继仕撰。继仕有《六经图》，已著录。是书大旨以沈约以来诸韵书但论四声、七音而不以律吕风气为本未为尽善，惟邵子《皇极经世书》、李文利《律吕元声》为能穷天地之原而正律吕之误，於是根据二家，作为此书。综以五音，合以八风。加以十二律，应以二十四气。有图有表，有论有述，而以《风雅十二诗》附焉。然所见未精，得失参半。如八风之配八卦，本之服虔《左传注》。十二律之配十二支，八风之分为十二风，以及十二支、十二律之配二十四气，本之郑康成《周礼注》，其说尚有根据。至於黄锺律长九寸，历代相传，初无异说。
惟李文利独据《吕氏春秋》谓黄锺之长三寸九分，而以司马迁九寸之说为误。又即其三寸九分之说推之，以为黄锺极清，而以宫声极浊之说为误。单文孤证，乖谬难凭。而此书独以之为本，遂致宫羽舛错，清浊逆施。以是审音，未睹其可。
又论与表自相矛盾，亦为例不纯。他如以《风雅十二诗谱》为传自汉儒，以《礼部韵》为毛晃作，以《平水韵》为《韵会》，以《礼部韵略》为《唐韵》，又云是今所传诗韵，失於考据之处，不一而足，更不必论矣。
△《字学元元》十卷（内府藏本）
明袁子让撰。子让字仔肩，郴州人。万历辛丑进士，官眉州知州。是编因刘鉴《切韵指南》所载音和、类隔二十门，出切行韵，参差不一，其取字有凭切者，有凭韵者，学者多所轇轕，因为疏明，使有条理。又广等子门法为四十八类，较《玉钥匙》、《贯珠集》诸书颇为分明。名曰“元元”，盖取班固“元元本本”语也。然惟凭唇吻，未见古书，至谓《礼部韵略》为陆明德作，故分《元魂》为二，而合《东冬》、《清青》为一。又忽论七音，忽论六书，体例糅杂，茫无端绪。所论六书，亦纯以臆测，不考许、顾以来之旧义。所谓聪明过於学问者，其子让之谓乎？△《韵表》（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有《字孪》，已著录。是编凡《韵表》三十，又《声表》三十。其《韵表》用刘渊旧部，而以《东》、《冬》、《江》、《阳》、《鱼》、《虞》、《佳》、《灰》、《支》、《微》、《齐》、《寒》、《删》、《先》、《萧》、《肴》、《豪》、《歌》、《麻》、《尤》二十部为居中开口音，谓之“中韵”；以《庚》、《青》、《蒸》三部为向内开口音，谓之“内韵”；以《真》、《文》、《元》三部为向外开口音，谓之“外韵”；以《侵》、《覃》、《鉴》、《咸》四部为向外合口音，谓之“合韵”。故颠倒其次序，不与旧同。
其《声表》於三十六字母中删除知、彻、澄、娘、敷、疑六母，仅存三十。其法以轻清为阴，重浊为阳，以腭、舌、唇、齿、喉、半舌、半齿七音为经，以纳口、出口、半出口三阴声，半出口、出口、半纳口三阳声为纬。改旧谱四等为二等，而以粗大、细尖、圆满、圆尖分庚干、经坚、觥官、扃涓四纽为四派祖宗以管摄之。又以《真》、《文》、《元》诸部向外之韵非四祖宗所能统，又於庚干派中附以根干一派，经坚派中附以巾坚一派，觥官派中附以昆官一派，扃涓派中附以君涓一派。其用法不为不密，然亦自为叶氏之法而已。乃自云“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谈何容易乎？旧称无入十三部分配入声自章黼始，然考黼《韵学集成》皆仍旧谱，其以意分配实始自秉敬此书，说者误以为黼也。
△《音韵日月灯》七十卷（问南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有《四礼约言》，已著录。是书凡《韵母》五卷、《同文铎》三十卷、《韵钥》三十五卷。其说讥沈约知纵有四声而不知衡有七音，司马光知衡有七音而不知纵有四等，故作此三书以正其谬。总名《音韵日月灯》，象三光也。亦名《正韵通》，以遵用《洪武正韵》及续刊《洪武通韵》二书也。其韵母以一百六韵为经，以三十六母四等为纬，而以开口、合口标於部上，独音、众音注於字旁。其《同文铎》举一百六部之字，以三十六母易其先后。大致本之《韵会》，而注则稍减，盖《通韵》即孙吾与《韵会定正》之改名也。所注古韵通转，则吴棫《韵补》之绪馀耳。其《韵钥》则仍以《同文铎》所收之字，删其细注，但互注其字共几音几叶，以便检寻，故名曰“钥”。《自序》称《同文铎》如编年、此如纪传是也。维祺於等韵之学颇有所见，而今韵、古韵之源流未能深考。观其称古韵二百六部沈约并为一百六部，则其他可知矣。
△《律古词曲赋叶韵》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字全之，歙县人。是编成於万历甲寅，首有《自序》及《凡例》。大旨以古韵、律韵、词韵、曲韵、赋韵、叶韵合为一书。其例每部以四声相从而纬以三十六母，诸通转之法则冠於各部之首。体例冗杂，持论亦无根据。其《凡例》称沈休文因律诗分四声作诗韵。夫齐、梁时安有律诗，又安有诗韵乎？△《韵谱本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茅溱撰。溱字平甫，丹徒人。其书成於万历间。就世所通行韵书每字下作一篆文，略采《说文》原注列於其下，故云“本义”。然《说文》所有之篆文，此书或取或否，皆无义例。又每韵后附以通叶，不标出典，亦茫无根据也。
△《韵总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朱简撰。简字修能，万历中人。其书一卷为《古韵》。以干、葛、该等十四字标全韵，使各归其类。又取安、干、丁等三十八字为阴、阳平之准，分注於各类中。与陈第、顾炎武所考古韵未尝有一字之合，不知其何以称“古韵”也。
二卷为《唐韵》。乃世传《平水韵》本，以为《唐韵》尤误。三卷为《元韵》。
即周德清《中原音韵》也。其《前例》谓古人有上平、入、下平三声，而无上、去，举《诗》、《离骚》上、去之读为平者作证。不知此乃四声通用，非必无上、去二音也。《释文》一字数读，多兼四声，《类篇》、《集韵》说同，简未之详考耳。
△《韵会小补》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方日升撰。日升字子谦，永嘉人。万历间馆於京山李维桢家，成此书。维桢门人周士显令建阳时刻之。《韵会》原收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字，是书一从其旧，无所增减。惟每字考其某音为本音，某义为本义。其馀音义，次第附后。注文多所增益。凡一字有数音者列於前，如止有一音者则云“独音”列於后。若字在他韵而可读入此韵者则云“古读”，可叶入此韵者则云“古叶”，亦并附於后。
其搜讨颇勤，於原书之外多有援引辩正，然亦时有讹误。如《一东》“曈”字、“犝”字、昽字之类皆引《说文》，不知为徐铉新附字，实《说文》本书所无。
又如《韵会》“稷”字注引《周礼》注“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不知此《仪礼聘礼》之文。“鍐”字注引《后汉舆服志》“金鍐”，不知《舆服志》本作“”，音“亡范切”。凡此之类，多未能驳正。其他古音古读，舛谬尤多。顾炎武《音论》诋其劳唇吻、费简册有甚於前人者，亦非无故云然矣。
△《篇韵贯珠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释真空撰。真空号清泉，万历中京师慈仁寺僧也。是书分为八门，编成歌诀。一曰《五音篇首歌诀》，二曰《五音借部免疑海底金》，三曰《检五音篇海捷法总目》，四曰《贴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捷法》、五曰《订四声集韵卷数并韵头总例》，六曰《贴五音四声集韵捷法总目》，七曰《创安玉钥匙捷径门法歌诀》，八曰《类聚杂法歌诀》。大旨以《五音集韵》、《篇海》为本。二书卷帙稍繁，门目亦碎，故立捷法检寻之，无所发明考证。又俗僧不知文义，而强作韵语，读之十九不可晓。注中语助之词亦多误用，其难通更甚於《篇》、《韵》也。
△《西儒耳目资》（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金尼阁撰。金尼阁字四表，西洋人。其书作於天启乙丑，成於丙寅。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中分三谱：一曰《译引首谱》，二曰《列音韵谱》，皆因声以隶形。三曰《列边正谱》，则因形以求声。其说谓元音有二十九。自鸣者五，曰丫、额、依、阿、午。同鸣者二十，曰则、测、者、撦、格、克、百、魄、德、忒、日、物、弗、额、勒、麦、搦、色、石、黑。无字者四。自鸣者为万音之始，无字者为中国所不用也。故惟以则、测至石、黑二十字为“字父”。其列音分一丫、二额、三衣、四阿、五午、六爱、七澳、八盎、九安、十欧、十一硬、十二恩、十三鸦、十四叶、十五药、十六鱼、十七应、十八音、十九阿答切、二十阿德切、二十一瓦、二十二五石切、二十三尾、二十四屋、二十五而、二十六翁。二十七至二十九非中国所有之声，皆标西字而无切。三十隘、三十一尧、三十二阳、三十三有、三十四烟、三十五月、三十六用、三十七云、三十八阿盖切、三十九无切、四十阿刚切、四十一阿干切、四十二阿根切、四十三歪、四十四威、四十五王、四十六弯、四十七五庚切、四十八温、四十九碗、五十远。皆谓之“字母”。其辗转切出之字则曰子，曰孙，曰曾孙，皆分清、浊、上、去、入五声，而五声又各有甚、次，与本声为三。大抵所谓“字父”，即中国之字母。所谓“字母”，即中国之韵部。所谓“清浊”，即中国之阴平、阳平。所谓“甚次”，即中国之轻重等子。其三合、四合、五合成音者，则西域之法，非中国韵书所有矣。考句渎为穀、丁宁为钲，见《左氏传》；弥牟为木，见於《檀弓》。相切成音，盖声气自然之理。故华严字母出自梵经，而其法普行於中国。后来虽小有增损，而大端终不可易。由文字异而声气同也。郑樵《七音略》称：“七音之韵出自西域，虽重百译之远，一字不通之处，而音义可传。所以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是或一说欤？欧逻巴地接西荒，故亦讲於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一家之学。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诸体，巨细兼收。欧逻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备象胥之掌。惟此本残阙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
△《元韵谱》五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有《说易》，已著录。是书以上平为阳，下平为阴，上声为阴，去声为阳，人声则阴极而阳生。删三十六母为十有九，四重之为七十六。
去蒙音四，得七十有二。而七十二母之中又析之为柔律、柔吕、刚律、刚吕。又据律法十二宫分十有二佸，以佸统母，以母统各韵之字。凡始《英》终《穀》五十有四韵，条分缕析，似乎穷极要眇，而实则纯用俗音。沈、陆以来之旧法，荡然俱尽。如以《东冬》并入《英韵》、《岑林》并入《寅韵》之类，虽《洪武正韵》之乖谬，尚未至是也。
△《皇极图韵》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荩谟撰。荩谟字献可，嘉兴人。黄道周之门人也。是书本邵子《皇极经世》声音倡和之说而推衍之，专以经纬子母为说，实即邵子之言阴阳刚柔也。其说以为天数九，地数十二。平、上、去、入为四声，每声各有辟辟辟、翕翕翕、辟之翕、翕之辟四等，每等九声，得三十六声，则四天九也。开、发、收、闭为四音，每音有纯清、次清、纯浊、次浊四等，每等十二音，共得四十八音，则四地十二也。又推其数合於九宫、八卦、九畴，虽理有相通，然声气之原实不在於是也。
△《元音统韵》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荩谟撰，其门人胡邵瑛增修。凡《通释》二卷、《类音》六卷、《统韵》十卷、《古韵疏》二卷、《唐韵疏》二卷，共二十二卷。其后六卷为《字汇补》，则国朝吴任臣所撰，范廷瑚补入者也。其《通释》详论七音三十六母，本邵子《皇极经世》天声地音之法推为《四声经纬图》，以标举条贯。其《类音》取梅膺祚《字汇》诸部，删其训释而各注以韵部音纽，以便检核。其《统韵》平、上、去三声各分三十六部，入声分二十部，每部之字各以三十六母为序。其部母改用《一弓》、《二枵》、《三乩》、《四居》之属，分合易置，全改《广韵》以来之旧。其《古韵疏》，用吴棫叶音之说，实非古韵。《唐韵疏》，用近韵《一东》、《二冬》、《三江》之部，而以字母颠倒之，亦非《唐韵》。盖於辨别等韵或偶有所得，而於音学源流则未之有考也。其《字汇补》六卷，多收俗字，未为精核。既附此书以见，今亦不别著录焉。
△《青郊杂著》一卷、《文韵考衷六声会编》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桑绍良撰。绍良字遂叔，零陵人。是编前列《青郊杂著》一卷，发凡起例，并旧韵为《东》、《江》、《侵》、《覃》、《庚》、《阳》、《真》、《元》、《歌》、《麻》、《遮》、《皆》、《灰》、《支》、《模》、《鱼》、《尤》、《萧》十八部。又以重、次重、轻、次轻分为四科。以喉、舌、腭、齿、唇分为五位。以启、承、进、止、衍分为五品。以浮平、沉平、上仄、去仄、浅入、深入分为六声。以“国开王向德，天乃赉祯昌。仁寿增千岁，苞盘民弗忘”分为二十母，又衍为三十母，七十二母之说。皆支离破碎，凭臆而谈。观其尊兰廷秀《韵略易通》而诋徐铉兄弟为《说文》之蟊贼，韩道昭父子为《集韵》之虫蠹，既是非颠倒，轻肆讥弹；又称《广韵》每声分五十馀部，《唐韵》约为三十，则於韵书沿革尚未详考矣。
△《古叶读》五卷（通行本）
明龚黄撰。黄爵里无考。是书考究古韵，自屈原离骚及汉、晋以后词赋，皆徵引参证，而大抵以吴棫《韵补》为指归。其纰缪在於根柢，其馀不必深诘矣。
△《诗韵辩略》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杨贞一撰。贞一字孟公，新都人。是书以朱子《毛诗》叶韵未为尽善，因取吴棫《韵补》、熊忠《韵会举要》之说，参考成书。其实皆以《洪武正韵》为准，於音韵源流，固未能博考也。
△《重订马氏等音外集》一卷、《内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此本为康熙戊子宣城梅建所刊。内自称“槃什马氏自援”。建《序》惟称得自霑益州明经张圣功，亦不知自援何许人。今考其书，引梅膺祚《字汇》，则当在明末。又自称籍本秦而生於滇，则云南人。得自霑益，盖其乡里也。又称所学得自江右杨夫子、嘉兴李夫子，不著名字，则莫知为谁矣。其书自立新意，并三十六母为见、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审、晓、影、非、微、来、日二十一母，而纬以光、官、公、裩、囗、垂、口、规、戈、国、孤、骨、瓜十三韵。以旧谱四声为未备，增为五声，曰平、上、去、入、全。
又谓旧谱有无入之韵，皆为错误，立借入之法以通之。其删并字母，即兰廷秀《韵略易通》括以《早梅诗》之说也。其四声外增一全声，即周德清《中原音韵》阴平、阳平之说也。其借用入声，即叶秉敬《韵表》之说也。其末附《传响射字法》矜为神妙者，即宋赵与时《宾退录》“击鼓射字”法也。而实皆未见诸书。
观其谓《礼部韵》为沈约作，其陋可想。检所引证，不过据《洪武正韵》及《字汇》“韵法横直二图”，私心揣测，以成是编。其中惟平分阴阳，稍合古法。米芾《画史》尝明此义，而晋李登《声类》以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当即其源。然以全声列入声后，如通桶痛突同、滩坦炭忒坛，则究非先发后敛之序。
总之一知半解，自生妄见而已矣。
△《古韵通》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柴绍炳撰。绍炳字虎臣，仁和人。其书大旨即今韵部分立三法以求古韵之通。一曰全通，《东》、《冬》、《江》之类是也。二曰半通，《元》入《寒》、《删》、《先》，《魂》、《痕》入《真》、《文》之类是也。三曰旁通，则俗所谓叶韵是也。分平、上、去为十一部，分入声为七部。其引据甚繁，其考证亦甚辨。然今韵以今音读之，则一部之内字字相谐。如以古音读之，则字字各归本音，难复齐以今部。如《支部》之“仪”字古实音俄，《齐部》之“西”字古实音先，概曰《支》与《齐》通，是已使“俄”与“先”叶。则绍炳所谓全通、半通者，与古韵皆不免牴牾。又今韵固与古殊，古韵亦自与古别。如《东》、《冬》、《江》自为部，至汉而《东》已通《阳》。《鱼》、《虞》、《尤》自为部，至魏、晋而虞兼通《灰》。辗转渐移，各随时代。绍炳乃上薄《风》、《雅》，下迄晋、宋，凡未定四声以前，总名之曰“古韵”，杂然并编。此读甫谐，彼音已碍。条例益广，蹊径滋繁。所谓“旁通”者，淆乱古音尤甚。至於以许敬宗之所定指为忱约，以陈彭年之所音指为孙愐，又其小节矣。
△《古韵叶音》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庆撰。庆字宪伯，秦州人。前明诸生。是书首为《类从》，注部分之通转。次为《审音》，列每部相叶之字。次为《集引》，则杂采古书以证之。其《凡例》称《类从》仿之焦弱侯、陈季立、吴才老、周伯温。不知四家之中，惟焦竑、陈第其论相合，馀则南辕北辙。庆合而一之，自不得不棼如乱丝。又分上平《东》至《山》二十三部、下平《仙》至《严》二十三部、上声《董》至《范》四十四部、去声《送》至《梵》四十八部、入声《屋》至《乏》二十六部，共一百六十四部，与《广韵》之二百六部、《壬子礼部韵略》之一百七部俱不相符，亦不知其所据也。
△《佐同录》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庆撰。是编据其《自序》，当有四集，共百馀卷。此本题曰“潜斋更删补释佐同录类要集”。冠以《五音图》，次为《更删补释举要》，则皆论六书偏旁，欲改隶从篆。次为《释略》，次为《发例》，次为《俚噡》，体例庞杂，无自寻其端绪。次乃为《新定等韵》，考原等子旧法，自果字至流字十六摄，分开合为二十四。有通、广、狭、局、内、外六门，各有四声。每等分四层，秩然不紊。庆则统以如是观三字，分为前后六摄。其字母敷、奉二字改为凡、铉二字，凡敷母诸字归之非母，而以奉母诸字收入凡母。铉母下止收“弦、威、磈、橚、碗、汪、盎”七字。至《分韵辑呼合图》共分四十三转，前二十八转皆平、上、去三声，后十五转皆入声。未免好事新奇，转滋淆乱。盖有志於小学，而既无师授。又未多见古书，徒率臆以为之者也。
△《声韵丛说》一卷、《韵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木）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字稚黄，一名骙，字驰黄，仁和人。是编杂论三百篇及古来有韵之文凡四十条，所见略与柴绍炳《古韵通》同。其《韵问》一卷则设为问答以自畅其说也。
△《韵学通指》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是编与柴绍炳《古韵通》、沈谦《词韵》同时而出。三人本相友善，故兼举二家之说。其得失离合亦略相等。如谓“风”字可以入《侵韵》，非《东韵》之字全可入《侵》。“舒”字可以入支韵，非《鱼韵》之字全可入支。
谓古韵之差等有三，今韵之差等有四。所见皆视前人为确。惟所称沈约韵、孙愐韵及唐人韵入声表、孙愐二百六部、唐人一百七部之说，则多无依据，以意为之。夫沈约四声久佚，不必言矣（语详《韵经》条下）。孙愐《唐韵》惟《广韵》之首仅存其《序》。徐铉校正《说文》，仅存其反切。书则久佚，又安得以宋人韵目为司法本书。且二百六部之分，据其末则陈彭年等之书，有《广韵》可考。原其初则沈约之旧，有约集诸诗赋可考。孙愐但增加其字，补缀其注，并无分部之说。忽举而归之於愐，古无典记也。至其同用、独用之注，在唐则许敬宗所定，见封演《闻见记》。在宋则贾昌朝移并窄韵十三部，见《东斋记事》，亦见《玉海》。自昌朝以前，无一百七部之说也。又唐人程试则用官韵，自为咏歌则多用私韵。如《东》与《冬》、《锺》为二部，官韵也。其他如孟浩然《田家元日》诗、杜甫《雨晴》诗、魏兼恕《送张兵曹赴营田》诗之类，皆近体律诗、以《东》、《冬》、《锺》通押，则私韵也。《萧》、《宵》、《肴》、《豪》为三部，官韵也。李商隐《送从翁赴东川尚书幕》诗之类，亦五言长律，以《萧》、《宵》、《肴》、《豪》通押，则私韵也。“画”字在《卦部》，官韵也，李商隐《无题》诗与“衩”同押；“妇”字在《有部》，官韵也，白居易《琵琶行》与“故”同押：亦皆私韵也。是其时自程试以外，韵原不一，安有所谓遍考唐人无不合於一百七部者哉？尤可异者，上、下平声五十七部，有入者三十四，无入者二十三，自唐以来，绝无异说，至明叶秉敬作《韵表》，始以后世方音割裂分配，使部部有入。先舒祖其说而小损益之，乃标曰《唐人韵入声表》，则不但考之不详，并依托古人，如郭正域之沈约《韵经》矣。
△《韵白》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皆杂论古韵、今韵、词韵、曲韵，盖其《韵学通指》之绪馀也。其中“驳古诗三声相通”一条，最为失考。古无四声，声近者即可谐读，诸书不一而足。即以习见者而论，古诗《上山采蘼芜》一首，素、馀同押。刘琨《握中有玄璧》一首，璆、叟并用。岂亦未检耶？驳苏轼《屈原庙赋》，谓《东部》本不与《阳》合。此拘於三百篇之例。不知《易象传》固“中”谐“当”，《老子》固“盲”谐“聋”也。又谓宋人填词韵，始《江》与《阳》合，是又泥魏晋以前之例。不知沈演之《嘉禾颂》、徐陵《鸳鸯赋》，《江》已通《阳》久矣。大抵审定今韵之功多，而考证古韵之力少，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焉。
△《韵统图说》（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耿人龙撰。人龙字书升，号岵云，江阴人。是书於三十六母删知、彻、澄、娘、敷、微六母，定为三十位。以呼、呵、嘻、嘘四声分配宫、商、角、羽。
一声之中，兼摄平、上、去、入，而又分清针、浊针，别为十二通，析为四十八韵。又於十二通之中别为三转。其图有横、直二母，以直母统三十位，横母统四十八韵，故名“韵统”。其苦思密审，亦竭一生之功。然千古之音，随时而异；一时之音，随地而异；一地之音，随人而异；一人之音，随年而异。故周公以圣人之才行天子之事，而《周礼》“保氏以六书教国子”，“小史掌达书名於四方”，皆以同天下之文，而不能同天下之音。三百篇中，今有不能得其韵者，非本无韵，韵不同也。历代韵书，大抵守其大纲以存古，通其小节以随时。以渐而变，莫知其然，未有能毅然决裂，尽改前代旧法者。知声音万变，不可以一人之私意定也。
人龙乃欲以一人之口吻，强天下万世而从我。其自谓穷极精妙者，以叩他人则扞格矣，岂能行之事乎？其不用见、溪、群、疑等字为字母，而以一英轩、二英烟至三十焚烦为声母，不过改头换面，其用实同。其所论反切之法，以为切密於反，切可通反，而反不可通切。反为翻读，其途易泛。切为疾读，其用尤的。不知自孙炎以来，但称某字某反，唐人讳反，乃皆称切，唐玄度《九经字样》具有明文。
其后乃兼称反切，不必穿凿字义，横生分别。其谓徵音不立专部，寄之角部转音唏韵之中，而宫、商各部皆杂入正徵、变徵诸音，此即徵音为事，散见於君臣民物之理，亦殊为附会。至论今韵无入十三部古皆有入，今韵有入之部古皆无入，此即回互通转之所由生。则又故示颠倒，冀耸俗听者矣。
△《韵蕞》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世溥撰。世溥有《夏小正解》，已著录。此其所著韵书。前有《自序》，其所谓华严字母如曲涧泉行，诸韵递及如九历重阶，四声顺次如司天刻漏，经世交切如机中织锦。后复为图以释之，所见未尝不合。至其论韵，则以《洪武正韵》为主，而於《广韵》似未寓目，第执今所行《平水韵》以上下古今之韵学，隘矣。
又欲於三十六母影、喻之外增以乌、汪等母，与其辨上、下平之说，大抵皆师心自用之学也。
△《诗韵更定》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国缙编。国缙字玉林，全椒人。顺治壬辰进士。韵书之作，所以辨别声音，不专为诗而设。流俗名曰“诗韵”，莫知所本。毛奇龄《古今通韵》，以为诗韵者试韵之讹，然唐宋以来，并无试韵之名，奇龄不免於臆说。考吴澄《支言集》，有张寿翁《事韵撷英序》曰“荆国、东坡、山谷，始以用韵奇险为工。
盖其胸中蟠万卷书，随取随有。傥记览之博不及前贤，则不能免於检阅，於是乎有诗韵等书。然其中往往陈腐，用之不能起人意”云云。然则其始以《韵府》之类便於作诗押用，遂谓之诗韵。其后但收韵字，不载词藻者，亦遂沿用其名耳。
国缙此本，以“诗韵”为名，已失於不考。又每部之字分一选、二选、三选、汰字四类，大抵以最熟易押者为上选，稍难用者次之，不常用者则汰除。如《一东》汰“潼”字，《二冬》汰“淞”字，是并临潼、吴淞亦为僻字禁用也。其诗当作何等语耶？△《声韵源流考》（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其作此编，盖欲详考声韵之沿革。首列历代韵书之可考者，次列历代韵书之无考者，而采摭其序文、凡例、目录，以存梗概。上起魏李登《声类》，下迄国朝顾炎武、毛奇龄、邵长蘅之书，无不采录。而草创未终，略无端绪；匡廓粗具，挂漏宏多。如首列李登、吕静、周颙、沈约、萧该、阳休之、陆法言、唐玄宗、孙愐、颜元孙、颜真卿、李舟、李涪、徐锴、陈彭年、丁度、吴棫、毛晃、刘渊、周德清、韩道昭、黄公绍、阴时夫、宋濂（案此书以乐韶凤为首，其《序》则濂所撰，专归之濂，殊误）、孙吾与、杨黼（案《韵学集成》著者章黼，此杨黼亦误）、张之象、潘恩之书，已为不备。而李涪《刊误》不过偶论韵一条，并非韵书，尤为循名失实。续列历代韵书总目，自周研至张贵谟，凡三十二家，皆宋以前人，注云“已见前篇者不录”。然其中有名可考者，如唐僧智猷《辨体加字切韵》五卷见於《唐志》、《宋志》，宋僧《鉴聿韵总》五篇见於欧阳修集，皆前篇所遗，竟漏不载。又载李启《声类》十卷，注曰“魏校书令”。隋、唐二《志》俱无，知斯同何所本。
殆辗转裨贩，误左校令为校书令，误李登为李启，而未能考正耶？所列诸韵目录，仅《广韵》、《平水韵》、《韵会》、《正韵》、《韵经》五家，其他即姑勿论。
《广韵》繁、简二本，有《殷》、《文》独用，《欣》、《文》同用之分，《集韵》与《唐韵》有改并窄韵十二部之别，乃韵书沿革之大者，亦竟遗之。至於论古韵，则吴棫、陈第、顾炎武、毛奇龄、邵长蘅诸说，南辕北辙，互相攻击，而并全录其文，无一字之考订。知为杂抄之本，不过储著书之材，而尚未能著书。
后人以其名重，遂录传之，故触处罅漏如是也。
△《谐声品字笺》（无卷数，内府藏本）
国朝虞德升撰。德升字闻子，钱塘人。其书以字韵之学向来每分为二，不相统摄，因取六书谐声之义品列字数。其法总五十七声，分三十九字，合九十六音，共千六百母，而六万有奇之字毕归之，使学者可因声以检字。盖本其父咸熙草创之本，而复为续成之者也。不知谐声仅六书之一，不能综括其全。故自来字书、韵书，截然两途。德升必强合而一之，其破碎支离，固亦宜矣。
△《类音》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潘耒撰。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耒受业於顾炎武。炎武之韵学，欲复古人之遗。耒之韵学，则务穷后世之变。其法增三十六母为五十母，每母之字横播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
四呼之字各纵转为平、上、去、入四声，四声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声十类，馀三声皆二十四类。凡有字之类二十二，有声无字之类二。以有字者排为韵谱，平声得四十九部，上声得三十四部，去声得三十八部，入声得二十六部，共为一百四十七部。盖因等韵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於古不必合，於今不必可施用，亦独成一家之言而已。李光地《榕村语录》曰：“潘次耕若肯将其师所著《音学五书》撮总纂订，令其精当，岂不大快？却自出意见，欲驾亭林之上，反成破绽。
以自己土音，影响意揣，便欲武断从来相传之绪言，岂可乎？”是亦此书之定评也。
△《韵学要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先是，奇龄撰《古今通韵》十二卷，进呈御览，久经刊版单行。因其卷帙繁重，乃隐括其议论之尤要者，以为此书。李天馥序之。然较《通韵》特削去各部所收之字，而存其条例及考证耳。
意在简径易明，而韵字不存，等於有断而无案。欲究其说，弥费检阅。编《西河合集》者，废《通韵》而存此书，非其韵学之全矣。
△《韵雅》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施何牧撰。何牧，苏州人。康熙戊辰进士。其书仍用刘渊之部分，以收字必从经典，故以“雅”为名。所载《古通》，不甚谬误，而引据皆非其根柢。
其《杂论》十条，则语多影响。至谓元之取士，不以诗而以曲，无稽实甚。又末附《识馀》数十条，每韵下杂采古事，挂一漏万。似乎欲为韵府而不成者，益无体例矣。
△《古音正义》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士伯撰。士伯字西牧，南昌人。官广昌县教谕。是书成於康熙丙子，又重订於戊寅。版心书首皆题“卷一”，似乎尚有别卷。而核其目录，已首尾完具，且附录三篇亦在焉，则刊版误也。是书所论，大抵以《说文》谐声为古音之原，以后世方言为古音之转，而以等韵经纬於其间。言之似乎成理，而其实不然。
夫韵始谐声，其来古矣。然许慎《说文》主於解字，不主於辨声。所谓某字某声，不过约略近似。如“年阝”今音“奴颠切”，而云“读若宁”，宁、年双声之转也。“虔”今音“渠焉切”，而云“读若矜”，矜、鳏古字之通也。此本不可据以定韵。且以今韵、古韵互相参考，其间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江、杠”，工声，此谐声之字已变，而所谐之字未变者也。“阄”，龟声；“波”，皮声：此谐声之字未变，而所谐之字已变者也（龟古音邱，皮古音婆）。仪、议，义声。
此谐声之字与所谐之字俱变者也（义仪议古并音俄）。祖，且声；姐，亦且声：此谐声之字与所谐之字俱半变半不变者也（且字入虞韵，又入马韵）。“诸、渚”，者声；“奢”，亦者声：此所谐之字全变，而谐声之字半变半不变者也（者古音主，今韵诸、渚谐此声，而奢字则入麻韵）。风、凤，凡声；泛，亦凡声：此所谐之字不变，而谐声之字半变半不变者也。皆与今说古韵者绝不相异。又如“<木咎>”，咎声，读若皓，此《萧》、《肴》、《豪》、《尤》之通用也。“魔”，麻声。此《歌》、《麻》之通用也。“哇”，圭声，读若医，此《支》、《佳》、《齐》之通用也。“魂”，云声，此《文》、《元》之通用也。“茜”，西声；“移”，多声：此古今音别、一字之通用者也（西古音先、多古音夷）。“槐”，鬼声；“遗”，贵声：此古无平仄、三声之通用者也。亦与今说古韵者绝不相异。
凡此可以解者，何必待《说文》谐声而后知。若夫“衮”，公声；“辂、赂、路”，各声；“讦”，干声；“莙”，君声，而云读若威；“挚”，执声，而云读若晋：此已难解。至於“熊”为炎省声，“訇”为匀省声，“杏”为可省声，更茫不知其所云。甚至如“萆、椑”，卑声，“卑”又甲声，则“萆、椑”皆当读若甲。“{需鬼}”，需声，“需”又而声，则“{需鬼}”当读若而（{需鬼}奴豆切，去而音绝远。）更辗转至於不可通。凡此不可解者，或为传写讹误，或为汉时方音，均不可知，又岂可据以定古音哉？况经典初皆古文，许慎所说乃小篆，字体转变，或相同或不相同。如“慎”，真声，而古文作昚；“津”，声，而古文作{舟淮}；“续”，卖声，而古文作赓；“虹”，工声，而古文作<虫申>；“囿”，有声，而古文作：皆无可谐之声。即《说文》所载，已不可枚举，而欲据小篆偏旁以究三代之音，其亦左矣。至方言则唇吻之间，随时渐变，亦随地顿殊。其时同者其地未必同。刘熙《释名》所载天坦、天显之别，五方异呼之证也。其地同者其时又未必同。《左传》称楚谓乳“穀”、谓虎曰“於菟”，《穀梁传》称吴谓善“伊”、谓稻曰“缓”，狄谓贲泉曰“失台”。今验诸士俗，皆无一合。是古今异语之证也。偶执其一字、二字援以为证，则曾慥《类说》载真宗时闽人作赋，以“何”、“高”相叶，岭南人作诗，以《先》、《添》并押者，亦将曰宋韵如是乎？若夫等韵之辨，尤似是而非。考《隋书经籍志》曰：“自后汉佛法行於中国，又得西域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字之义殊别。”是等韵久入中国，而审音者弗之用，唐以前无取以定韵者。自宋以后，其说渐行，乃以字母入韵书。实因韵而分等，非因等而定韵。古书所载，源委甚明。以等韵核今韵，已言人人殊。至以等韵定古韵，益本末倒置，全迷端绪矣。乃诋陈第《古音考》不知等韵，是犹怪断汉狱者不能引唐律也。大抵三代去今数千年，当日音声，但可以据经典有韵之文约其大略，犹之考地理者，可以据名山大川知某省当为古冀州、某省当为古扬州耳。必以今之州、县、村、堡犬牙相错之处定古某州之疆界，则万无是事矣。故士伯此书，引证愈博，辨驳愈巧，而不合於古法乃愈甚。总由於不揣其本故也。至谓经典皆北人所作，即屈、宋亦北学於中国，是以古无入声，如周德清之《中原音韵》摊入三声，则益为臆断之谈矣。
△《等切元声》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士伯撰。是编成於康熙癸未，又其讲明今韵之书也。案等韵之法，约三十六母为二十三行，排端精於一、四，知照於二、三。是以出切行韵，彼此轇轕。元刘鉴以类隔、交互等二十门法取字，后人咸遵其说。是书於等子门法颇有驳正。至内外八转、通广侷狭之类，辨论尤为详悉。然等韵之学，唯凭唇吻，虽精究此事者，不能不杂以方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自以为豪发无憾，而听之又未尝不别有说也。即如此书，内外以照二为限。内门二等，惟照有字，俱切入三等，所谓内转切三也。外门则牙、舌、唇、齿、喉二等俱有字，仍切二等，所谓外转切二也。内三外二门法，不过如此。然《臻》之开合二摄，二等止照有字，何以谓之外转耶？通广侷狭，等子明列四门，而切法以三等切及第四为“通广”一门，四等切及第三为“侷狭”一门。
此外又有“小通广侷狭”门，又有“通广侷狭不定”门。是门法与等子互异也。又谓知、彻、澄同照、穿、床，泥同娘，敷同非，皆可省。按照、穿、床系齿音，知、彻、澄系舌音。士伯云庄之与章，是照与照别，非与知有异。不知章与张自别，惟《中原音韵》中钟、追锥之类，皆不分别，不可以律等子也。然则泥、娘以上下等为别，非、敷以清浊之次为别，又安可废乎？独其於双声、叠韵及《五音九弄反纽图》，剖析微至，足证前人之误，为不可没耳。
△《古今韵表新编》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仇廷模撰。廷模字季亭，宁波人。康熙辛卯举人，官知县。其书每韵分舌、齿、喉、唇、牙声。至其末卷论古韵，则多遵毛奇龄两界五通之说。奇龄《古今通韵》，欲以博辨胜顾炎武，已不免汗漫支离。廷模沿其绪论，又造为经通、纬通、变通、正叶、变叶、外叶诸例，尤为支蔓。古人用韵之法，轨辙可寻，又安有是纷纷也？△《八矢注字图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陈垿撰。陈垿有《钟律陈数》，已著录。是编乃其所定韵书。八矢者，譬字为的，以八矢注之：一分四声，二经声，三定清浊之界，四审五音，五分阴阳，六分正变，七分轻重，八分留送，凡八门也。经声分先天九声、后天九声。凡四声直下为先天。其《二九并入图》，枯苦库酷、伊倚意乙之类是也。
四声旁转为后天。空恐控酷、因引印一之类是也。四声之外又增一下声，则亘古之所未闻矣。其《纬音清浊正变阴阳轻重留送图》，分宫为浊、商为清，实皆喉音。角、徵、羽皆分清、浊，而清、浊二徵之外，又增浅、中、深三徵音，其外又有清闰、浊闰二音，实即非、敷二母之轻唇音也。其所谓正变者，正即开口呼，变即合口呼。又分轻重留送为三成。皆变幻面目，别立名字，而反谓三十六母为乱道，过矣。
△《声韵图谱》（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人麟撰。人麟字铸庵，武进人。康熙庚子举人，官萧山县知县。是书即等韵旧法而变通之。以三十五母定声，删徵音四、轻唇音一，析齿头音五母。
以十四摄定韵，并“江”於“宕”，并“曾”於“梗”，剔“蟹”之三等入止。
以四十五韵为图谱，并於光，并黔於兼，并肱於觥，并诸字四等於三等。
首列《诸母阴阳均变之图》及《诸韵正闰内外等第之图》。末为《韵法》八条，《丛论》十八条，附《翻切古韵转音例》及《词曲韵通转例》。
△《类字本意》（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莫宏勋撰。宏勋字诚斋，钱塘人。前有康熙庚子《自序》。其书取梅膺祚《字汇》之字，依其卷末所列《韵法横直二图》，一一分隶。平、上、去三声为一类，入声自为一类。尽改古来韵部之旧，并尽乖古来等韵之旧，不足据为典要也。
△《韵学臆说》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此书前列《唐韵》目、吴棫古韵目及所为《臆说》十条。次列光、官、公、昆、高、乖、钩、规、过、皆、孤、基、瓜等十三字首群字谱。大抵不知韵学因革源流，而惟恃唇吻之间，以等韵辨别。犹之以近日词曲之工尺而评定夔、旷之乐章。其辨愈精，其说愈密，而愈南辕北辙，毕世不得其所适。其所引据，不过宋吴棫、近时毛奇龄、马自援之说，而抗词以攻顾炎武，所见左矣。
△《韵学》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音韵之学，自古迄今，变而不常，亦推而愈密。古音数变而为今韵，历代各殊，此变而不恒者也。今韵既定，又剖析而为等韵，此推而益密者也。古韵与今韵音读各异，部分亦殊。吴棫不知其故，而以音读之异名为叶，部分之殊注为通转，而古韵遂乱。今韵之定在前，等韵之分在后，实因韵字而分等，非因韵等而分字。韩道昭、熊忠不知其故，於是以字母颠倒韵字，而今韵又变。自明以来，惟陈第、顾炎武及近日江永识其源流。他若马自援之讲今韵，愈细而旧法愈失；毛奇龄之讲古韵，愈辨而端绪愈淆矣。植作是书，不能从源而分流，而乃执末以议本。攻所必不能攻，而遵所必不可遵，故用力弥勤，而弥於古法未合也。
△《五方元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樊腾凤撰。腾凤字凌虚，尧山人。是书论切字之法，以阴平、阳平析四声为五，犹属旧例。其部分则并为二十：曰《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十二地》。字母则并为十二：曰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皆纯用方音，不究古义。如《覃》、《盐》、《咸》之并入天，《庚》、《青》、《蒸》之并入龙，其变乱韵部，又甚於《洪武正韵》矣。
△《诗经叶音辨讹》八卷（通行本）
国朝刘维谦撰。维谦字让宗，自号双虹半士，松江人。是书首列《等子图》，次为《分隶字母总音》，次为《音叶互异汇辨》，次为《叠韵变声》，次为《辨论顾炎武音学五书毛奇龄古今通韵》，次《发明康熙字典》。其三百五篇之叶音，则一一逐句详注，考论颇勤。然古音之学，自宋吴棫而晦，自明陈第乃渐明。
国朝顾炎武诸家，阐发其旨，久有定论。维谦欲创为异说以驾乎前人之上，反以吴棫为是，陈第为非，业已黑白倒置。而又以等韵三十六母牵合古音。夫等韵所别为今音，而《诗》三百篇则古音。音随世变，截然不同。维谦乃执后以绳前，是何异以行草之偏旁而释仓颉、史籀之篆文哉？至於双声叠韵，乃永明以来之法，古人或偶尔相合，实非有意。维谦之牵合经文，亦多附会。充其量之所至，将“覯闵既多，受侮不少”，亦且谓古诗有对偶乎？△《诗传叶音考》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起元撰。起元字复一，震泽人。是书专论三百篇叶音，如《关雎》“服”古音匐，引《礼记》“扶服救之”为证，亦间有可采。至如“吁嗟乎驺虞”不知为无韵之句，乃谓“虞”、“乎”相叶。然则《周南》之“吁嗟麟兮”，《郑风》之“狂童之狂也且”，又以何法叶之乎？大抵其病由於不知古音自有部分，惟以今韵部分取读；又不知古无四声，更以华严字母分等：故愈辨而愈远也。
△《四声切韵表》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前列《凡例》六十二条，备论分析考定之意，而列表於后。其论古法七音三十六母不可增减移易，凡更定者皆妄作，最为有见。其论入声尤详，大旨谓顾炎武《古音表》务反旧说之非。
然永亦不遵古法，颇以臆见改变。夫字有数而音无穷，故无无音之字而有无字之音。永既知《冬韵》无上声字，《臻韵》无上、去二声字，《祭》、《泰》、《夬》、《废》四韵无平、上二声字，而入声乃必使之备。或一部之字使分入於数部，或数部之字使合入於一部。自谓穷极精微，其用心不为不至。然如“伐”之一字，《公羊》自有两呼；“天”之一字，《释名》亦复异读；陆法言亦云“吴楚时患轻浮，燕赵多伤重浊”。顾炎武至谓孔子传《易》，亦不免於方音，其说永亦深取之。而乃欲以一人一地之音改古来入声之部分，岂沈、陆诸人惟能辨三声，不能辨四声乎？至其杂引偏旁谐声以申交互之说，虽有理可通，而牵合亦甚。永作《古韵标准》，知不以今韵定古韵，独於此书乃以古韵定今韵，亦可谓不充其类矣。
△《本韵一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龙为霖撰。为霖字雨苍，成都人。由拔贡生官至潮州府知府。是书为所定新韵。卷首载《答赵国麟论韵书》，有“此道自汉以后，如漆室长夜，千数百年於兹”之语，其自命甚高，故历代相传之旧法，无一不遭诋斥，亦无一不遭变乱。大抵以十二律分平声，以七音分入声，又以四声不备五音分阳平、阴平为二，以合五声之数。骤而观之，以乐律定声音，以声音定部分，端绪井然，言之成理，似乎得声气之自然。其附会不能遽见，亦不能遽攻。然探其本而论之，律之作也，应阴阳之气而写之以音，此出乎天者也。至於文字之作，其始用以记载，别而为形，因而宜诸语言，别而为声，其声由点画而起，不由律吕而起，此定於人者也。
故古人律吕之妙，穷析毫芒，而音则并无平仄。此韵不与律俱生之明证矣。颜之推《家训音辞篇》曰：“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此韵之始萌，不言配律也。封演《闻见记》曰：“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此乃渐配五声，然每声之中，尚未析平仄也。
《南齐书陆厥传》曰：“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梁书沈约传》曰：“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此今韵平仄之始，亦不言叶乐也。自释神珙始作等韵，其图今载宋本《玉篇》之末，相传为北魏人，而其《自序》中乃称昔梁沈约创纽字之图。又有南阳释处忠撰《元和韵谱》。元和为唐宪宗年号，则当为晚唐时人。故唐一代诗人未言字母，至宋而其说乃大行。以韵配律，渐起於是矣。然沈括《梦溪笔谈》曰：“乐家所用，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是盛谈等韵之时，尚以韵与乐律截然分为两事。今为霖乃因字母有七音之例，遂更广其例，以十二律为断。举隋陆法言以来上、下平声五十七部并为十二部。夫乐之有十二律，不犹天之有十二宫乎？古圣人画地分州，建侯树国，各因其山川之势，初不取象於天。迨其后测验之术兴，乃以列宿分野隶十二宫之次。声韵之始，随呼吸取读，亦犹分州建国也。及其配以音律，亦犹列宿分野也。其理不必不相通，而其势不能以彼改此。今以韵通於律，遂并为一十二部以应律，亦将以地理通於星野，而合并天下之千百郡县，割裂天下之疆界，合为十二州以应天乎？况自汉以来，有韵之书不一，有韵之文亦不一，一旦尽举而废之，独标一为霖之书为千古韵学之圣，即其说果通，亦断断难行於天下。况倒置本末，并其理亦牵合乎？至於入声并十二为七，尤为乖理。声生於口，一呼皆备四声。字生於六书，非有所取义，则无其字。故二百六部之中无入声者二十七。此二十七部无平、上二声者又四。非无其声，无其字也。为霖必一一配合，使无入者皆有入，亦误以字生於声，而不知声生於字，复倒置其本末也。今撮其大概，略为驳正如右，庶讲韵学者不至以新说改古法焉。
△《音韵源流》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咸撰。咸有《易蓍图说》，已著录。其书分三部。一曰《仓沮元韵》，凡三十六卷。分《翁》、《鸯》、《罂》、《安》、《阿》、《丫》、《衣》、《埃》、《乌》、《隈》、《讴》、《爊》、《谙》、《屋》、《垩》、《搤》、《遏》、《匼》一十八韵，而以其翕音、辟音谓之谐字，以其本音、转音谓之分音。一曰《诗骚通韵》，一曰《中都雅韵》，各十卷，亦以十八韵分合之。《元韵》又有《卷首》二卷，《通韵》、《雅韵》亦各有《卷首》一卷。大抵皆以意杜撰，戾於古而乖於今。其叙述古韵源流，如魏李登《声类》、周颙《四声》，《隋志》仅列其名，《唐志》已不著录，而咸云独得见之，其书皆分《东》、《阳》、《耕》、《真》、《寒》、《侵》、《覃》、《支》、《佳》、《鱼》、《萧》、《歌》、《尤》十三类。陆法言之《切韵》、孙愐之《唐韵》，今皆不传，惟愐之音切尚散见徐铉所校《说文》中，而咸亦云独得见之，共二百六部，为法言所分，其独用、通用为愐所定，多与今不同。韩愈著作，班班可考，独不闻其有何韵书，而咸云独见韩愈《唐韵》，其同用、独用与今《广韵》同。又列《礼部韵略》、毛晃《增韵》、刘渊《平水韵》於陈彭年《广韵》之前，而谓《广韵》比《礼部韵略》多数部，又谓丁度《集韵》分七音，《东部》首“公”不首“东”。核以诸书，亦不相合。盖乡曲之士，不知古书之存亡，姑以意说之而已。
△《韵岐》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江昱撰。昱有《尚书私学》，已著录。是编於官韵之中，择其一字数音者，各分别字义异同。盖亦宋人《押韵释疑》之类。
△《音韵清浊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祚祯撰。祚祯字楚珍，大兴人。是书以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元刘鉴《切字玉钥匙》与周德清《中原音韵》合为一书，而以己意窜改之。夫道昭书配三十六母，鉴书配内、外十六摄，德清书则北曲之谱，以入声配入三声。祚祯既狃於方音，并四声为三，混淆古法，而乃屑屑然区分门目，辨别等次。非今非古，非曲谱非等韵，莫喻其意将安取。其《序》自称博极诸家，如扬雄《训纂》、许慎《说文》、《玉篇》、《唐韵》、《广韵》、《韵会》、《篇海》、《集韵》、《正韵》、吕氏《同文铎》、《日月灯》，无不绎其论说，证其异同。《说文》、《玉篇》以下，其书俱在，不知扬雄《训纂》、孙愐《唐韵》，祚祯何从见之？又称隐侯《四声》、宣城《字汇》、《正字通》，户诵家吟，更不知祚祯何由见沈约书也。
△《声音发源图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遂先撰。遂先，句容人。是书为遂先草创，其子命世续成之。分四声为六声，曰初平、次平、终平、初仄、次仄、终仄。初平属少阳，出舌根。次平属阳明，出舌后。终平属太阳，出舌中。初仄属少阴，居舌前。次仄属太阴，属舌梢。终仄属厥阴，出舌尖。谓五音羽出在下之门牙，徵出在上之门牙，角出上下之槽牙，商出上下之尽牙，宫出上下之虎牙，而皆通於舌，以成五音。又分舌根、舌后、舌中、舌前、舌梢、舌尖六舌为十二舌。以黄锺、大吕为一舌、二舌，则舌根之一后一前也，主冬至以后。太簇、夹锺为三舌、四舌，则舌后之一后一前也，主雨水以后。以姑洗、仲吕为五舌、六舌，则舌中之一后一前也，主穀雨以后。以蕤宾、林锺为七舌、八舌，则舌前之一后一前也，主夏至以后。以夷则、南吕为九舌、十舌，则舌梢之一后一前也，主处暑以后。以无射、应锺为十一舌、十二舌，则舌尖之一后一前也，主霜降以后。又以宫分五音，音分五位，则二十五位。以韵五乘之，则一百二十五位。位具六声，则七百五十声。商分五音，音绕九位，则四十五位。以韵四乘之，则百八十位。位具六声，则千有八十声。角分五音，音绕八位。以韵三乘之，则百有二十位。位有六声，则七百二十声。徵分五音，音绕七位。以韵七乘之，为二百四十五位。位具六声，为千四百七十声。
羽分五音，音绕六位。以韵六乘之，为百有八十位。位具六声，为千有八十声。
总计五音之韵，共二十有五。分音百二十有五，位凡八百五十，声凡五千一百，而皆统之於元宗。今考遂先所称初平，以上声之浊音当之。不知《指南》谓浊上当读如去，实而有徵。即如《止摄》群母，奇上为技。《蟹摄》匣母，孩上为亥。
《遇摄》旁母，蒲上为部。《咸摄》奉母，凡上为范。《果摄》从母，矬上为坐。
《效摄》澄母，鼌上为肇。上音皆别作去，今读之实有此音。而遂先乃指以为初平，未见其能合也。惟《皇极经世》多以上为平，如《通摄》泥母，农上为<多农>，邵以<多农>为平，入乃母。《蟹摄》来母，雷上为磊，邵以磊为平，入吕母。《臻摄》微母，文上为吻，邵以吻为平，入武母。《宕摄》来母，良上为两，邵读两为平，入吕母。今遂先以舌根为初平，而上之为平，不必皆舌根，则亦不得据以为初平明矣。自六声之说既误，而支离穿凿，尽废齿、腭、唇、舌而专以牙之一音定宫、商、角、徵、羽。又尽废齿、牙、腭、唇而以十二舌定平仄六声，至以雨水后立夏前中商音，立夏后大暑前中角音，与《月令》、《管子》、《逸周书》全反，尤无据也。
──右“小学类”韵书之属，六十一部，五百三十七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四十五 史部一

○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
《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峕《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正史类一《正史》之名，见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
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他训释音义者，如《史记索隐》之类。掇拾遗阙者，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辨正异同者，如《新唐书纠谬》之类。校正字句者，如《两汉刊误补遗》之类。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至宋、辽、金、元四《史》译语，旧皆舛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视此。以考校釐订自《正史》始，谨发其凡於此。
△《史记》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少孙据张守节《正义》引张晏之说，以为颍川人，元、成间博士。又引《褚顗家传》，以为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号先生。二说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过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远也。案迁《自序》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为百三十篇。《汉书》本传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阙，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欤。周密《齐东野语》摘《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又摘《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焦竑《笔乘》摘《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皆非迁所及见。王懋竑《白田杂著》亦谓《史记》止纪年而无岁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增。则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窜易。年祀绵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窜乱或不能无，至其全书则仍迁原本。焦竑《笔乘》据《张汤传赞如淳注》，以为续之者有冯商、孟柳。又据《后汉书杨经传》，以为尝删迁书为十馀万言，指今《史记》非本书，则非其实也。其书自晋、唐以来，传本无大同异。惟唐开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记老子列传》於《伯夷列传》上。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见。南宋广汉张材又尝刊去褚少孙所续，赵山甫复病其不全，取少孙书别刊附入。今亦均未见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伪孙奭《孟子疏》所引《史记》“西子金钱事”，今本无之。
盖宋人诈托古书，非今本之脱漏。又《学海类编》中载伪洪遵《史记真本凡例》一卷，於原书臆为刊削，称即迁藏在名山之旧稿。其事与梁鄱阳王《汉书真本》相类，益荒诞不足为据矣。注其书者，今惟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尚存。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版，颇有刊除点窜。南监本至以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冠《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然汇合群说，检寻较易，故今录合并之本，以便观览。仍别录三家之书，以存其完本焉。
△《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裴骃撰。骃字龙驹，河东闻喜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其事迹附见於《宋书裴松之传》。骃以徐广《史记音义》粗有发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别撰此书。其所引证，多先儒旧说，张守节《正义》尝备述所引书目次。然如《国语》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刘熙注》、《韩诗》多引《薛君注》，而守节未著於目，知当日援据浩博，守节不能遍数也。
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录并同。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刊，析为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注文犹仍旧本。自明代监本以《索隐》、《正义》附入，其后又妄加删削，讹舛遂多。如《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脱“名见《左传》”四字。《秦始皇本纪》“轻车重马东就食”句下，脱“徐广曰：一无此重字”八字。《项羽本纪》“其九月会稽守”句下，脱“徐广曰：尔时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纪》“祠上帝明堂”句下，脱“徐广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适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睹矣”句下，脱“又数本皆无可字”七字。《河渠书》“岸善崩”句下，脱“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马相如传》“傍徨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国，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传”句下，此引“张晏曰：谓《易系辞》”。监本均误作《正义》。至於字句异同，前后互见。
如《夏本纪》“九江入赐大龟”句下，“孔安国曰出於九江水中”。监本作“山中”。《孝文本纪》“昌至渭桥”句下，引“苏林曰在长安北三里”。监本多“渭桥”二字。“祁侯贺为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缯”。监本多一“贺”字。“当有玉英见”句下，引“瑞应图云：玉英五帝并修则见”。监本作“五常”。
（案“五帝并修”语不可解，似当以监本为是。）“属国悍为将屯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徐”。监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纪》“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句下，引“徐广曰：一作应”。监本多一“平”字。《武帝纪》“自太主”句下，引“徐广曰：武帝姑也”。监本多“太主”二字。《龟策列传》“猬辱於鹊”句下，引“郭璞曰：猬憎其意心恶之也”。监本作“而心恶之”。
凡此之类，当由古注简质，后人以意为增益，已失其旧。至坊本流传，脱误尤甚。
如《夏本纪》“沣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国曰：澧水所同，同于渭也”。坊本阙一“同”字。《项羽本纪》“乃封项伯为射阳侯”句下，脱“徐广曰：项伯名缠字伯”九字。是又出监本下矣。惟《货殖传》“蘖麹盐豉千瓵”句下，监本引“孙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当是“孙叔然”之讹。此本亦复相同。是校雠亦不免有疏。然终胜明人监本也。
△《史记索隐》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司马贞撰。贞，河内人，开元中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贞初受《史记》於崇文馆学士张嘉会，病褚少孙补司马迁书多伤踳驳。又裴骃《集解》旧有《音义》，年远散佚。诸家《音义》延笃音隐，邹诞生、柳顾言等书亦失传，而刘伯庄、许子儒等又多疏漏。乃因裴骃《集解》，撰为此书。首注《骃序》一篇，载其全文。其注司马迁书，则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惟标所注之字，盖经传别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为述赞一百三十篇，及《补史记条例》。欲降《秦本纪》、《项羽本纪》为世家，而《吕后》、《孝惠》各为《本纪》。补《曹》、《许》、《邾》、《吴芮》、《吴濞》、《淮南》世家，而降《陈涉》於《列传》。《萧何》、《曹参》、《张良》、《周勃》、《五宗》、《三王》各为一传，而附《国侨》、《羊舌肸》於《管晏》，附《尹喜》、《庄周》於《老子》，附《韩非》於《商鞅》，附《鲁仲连》於《田单》，附《宋玉》於《屈原》，附《邹阳》、《枚乘》於《贾生》。又谓《司马相如》、《汲郑》传不宜在《西南夷》后，《大宛传》不合在《游侠》、《酷吏》之间，欲更其次第。
其言皆有条理。至谓司马迁《述赞》不安，而别为之，则未喻言外之旨。终以《三皇本纪》，自为之注，亦未合阙疑传信之意也。此书本于《史记》之外别行。
及明代刊刻监本，合裴骃、张守节及此书散入句下，恣意删削。如《高祖本纪》“母媪”、“母温”之辨，有关考证者，乃以其有异旧说，除去不载。又如《燕世家》“启攻益事”，贞注曰：“经传无闻，未知其由。”虽失於考据《竹书》（案今本《竹书》不载此事，此据《晋书束晳传》所引），亦当存其原文。乃以为冗句，亦删汰之。此类不一，漏略殊甚。然至今沿为定本，与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义》，人人明知其非，而积重不可复返。此单行之本，为北宋秘省刊板，毛晋得而重刻者。录而存之，犹可以见司马氏之旧，而正明人之疏舛焉。
△《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张守节撰。守节始末未详。据此书所题，则其官为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也。
是书据《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陈振孙二家所录则作二十卷。盖其标字列注，亦必如《索隐》。后人散入句下，已非其旧。至明代监本，采附《集解》、《索隐》之后，更多所删节，失其本旨。如守节所长在於地理，故《自序》曰：“郡国城邑，委曲详明。”而监本於《周本纪》“子带立为王”句下，脱“《左传》云：周与郑人苏忿生十二邑，温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纪》“反秦於淮南”句下，脱“楚淮北之地尽入於秦”九字。《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句下，脱“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十九字。《吕后本纪》“吕平为扶柳侯”句下，脱“汉扶柳县也有泽”七字。《孝景本纪》“遂西围梁”句下，脱“梁孝王都睢阳，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陆侯”句下，脱“应劭云：平陆西河县”八字。《孝武本纪》“见五畤”句下，脱“或曰在雍州雍县南。孟康曰：畤者神灵上帝也”十八字。《晋世家》“是为晋侯”句下，脱“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十七字。《赵世家》“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脱“案：安平县属定州也”八字。“饿死沙邱宫”句下，脱“《括地志》云：赵武灵王墓在蔚州灵邱县东三十里，应说是也”二十三字。
《韩世家》“得封於韩原”句下，脱“《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采於韩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阴侯列传》“家在伊卢”句下，脱“韦昭及《括地志》皆说之也”十字。《货殖列传》“殷人都河西”句下，脱“盘庚都殷墟地属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脱“周自平王以后都洛阳”九字。《自序》“戹困鄱”句下，脱“汉末陈蕃子逸为鲁相，改音皮。田褒《鲁记》曰：灵帝末，汝南陈子游为鲁相，陈蕃子也，国人为讳而改焉”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纪》“樗里疾相韩”句下，此本作“福昌县东十四里”。监本脱“十四里”三字。《货殖传》“夫燕亦勃碣之间”句下，此本作“碣石渤海在西北”。监本脱“北”字。又守节徵引故实，颇为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窃探其美。”而监本《夏本纪》“皋陶作士”句下，脱“士若大理卿也”六字。“於是夔行乐”句下，脱“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纪》“作命”句下，脱“应劭云：太仆，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二十一字。“以应为太后养地”句下，脱“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芊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纪》“为我遗镐池君”句下，脱“张晏云：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叙论》“孝明皇帝”句下，脱“班固《典引》云：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耶？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奏之”四十二字。《项羽本纪》“会稽守”句下，脱“守音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为太守”十六字。《孝景本纪》“伐驰道树殖兰池”句下，脱“案：驰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丈而树”十四字。《孝武本纪》“是时上求神君”句下，脱《汉武帝故事》云：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祠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为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自祷神君，及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谓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洁，故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绝不复往，神君惭之，乃去也”一百七十字。“见安期生”句下，脱“《列仙传》云：安期生，琅琊阜乡亭人也。
卖药海边，秦始皇请语三夜，赐金数千万，出於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求我於蓬莱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脱“《汉书起居注》云：‘李少君将去，武帝梦与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龙时从云中云“太一请少君”，帝谓左右“将舍我去矣”。数月而少君病死。又发棺看，惟衣冠在也’”六十一字。“史宽舒受其方”句下，脱“姓史名宽舒”五字。《礼书》“疏房床第”句下，脱“疏谓窗也”四字。《律书》“其於十二支为丑”句下，脱“徐广曰：‘此中阙不说大吕及丑也。’案：此下阙文。或一本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书》“氐为天根”句下，脱“《星经》云：氐四星为露寝听朝所居，其占明大则臣下奉度。《合诚图》云：氐为宿宫也。”三十一字。“其内五星五帝坐”句下，脱“群下从谋也”五字。《楚世家》“伐申过邓”句下，脱“服虔云：邓，曼姓也”七字。《赵世家》“事有所止”句下，脱“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三十一字。“封廉颇为信平君”句下，脱“言笃信而平和也”七字。《韩世家》“公何不为韩求质於楚”句下，脱“质子虮虱”四字。又脱“公叔婴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必以韩合於秦，楚王听，入质子於韩”二十六字。又脱“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重明脱不字”十七字。《田叔列传》“相常从入苑中”句下，脱“堵墙也”三字。《田蚡列传》“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脱“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卫将军列传》“平阳人也”句下，脱“《汉书》云：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之家也”二十三字。至守节於六书五音，至为详审。故书首有《论字例》、《论音例》二条。而监本於《周本纪》“惧太子钊之不任”句下，脱“钊音招，又吉尧反。任，而针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纪》“彗星复见”句下，脱“复，扶富反。见，行见反”八字。“以发县卒”句下，脱“子忽反，下同”五字。
“佐弋竭”句下，脱“弋音翊”三字。“二十人皆枭首”句下，脱“枭，古尧反。
悬首於木上曰枭”十一字。“体解轲以徇”句下，脱“红卖反”三字。“东收辽东而王之”句下，脱“王，于放反”四字。“故归其质子”句下，脱“质音致”三字。“衣服旌旄节旗”句下，脱“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九字。“祗诵功德”句下，脱“祗音脂”三字。“赭其山”句下，脱“赭音者”三字。“仆射周青臣”句下，脱“音夜”二字。“上乐以刑杀为威”句下，脱“五孝反”三字。
“二世纪以安边竟”句下，脱“音境”二字。《叙论》“为君讨贼”句下，脱“于伪反”三字。《项羽本纪》“将秦军为前行”句下，脱“胡郎反”三字。
《高祖本纪》“时时冠之正义音馆”句下，脱“下同”二字。《孝景纪》“天下乂安”句下，脱“乂音鱼废反”五字。“龙须拔堕”句下，脱“徒果反”三字。
“攀龙胡髯号”句下，脱“户高反，下同”五字。“为且用事泰山”句下，脱“为，于伪反，将为封禅也”九字。《郑世家》“段出奔鄢”句下，脱“音偃”二字。《田叔列传》“喜游诸公”句下，脱“喜，许记反，诸公谓丈人行也”十一字。其他一两字之出入，殆千有馀条，尤不可毛举。苟非震泽王氏刊本具存，无由知监本之妄删也。
△《读史记十表》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汪越撰，徐克范补。越字师退，康熙乙酉举人。克范字尧民。皆南陵人。
是书有《后记》一篇，记越初作此书成，以书抵克范曰：“有《读史记十表》一帙，遍求友人商榷。殊无一人案定子长原《表》，通首讫尾，印证鄙说之是非者，不解何故。仰惟细加推勘，示明纰缪，以便改订。有补义则亦书於篇，将来授梓”云云。盖古来增减前人旧本，多在其人之身后。惟此书则同时商榷而补之，故考校颇为精密。於读史者尚属有裨。考史家之难，在於《表》、《志》。而《表》文经纬相牵，或连或断，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几《考正史例》，至为详悉，而《史通》已有废《表》之论，则其他可知。越等独排比旧文，钩稽微义。虽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未免或失之凿。而订讹砭漏，所得为多。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牴牾。异乎矉捧一书，纤毫必为回护者。於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
△《史记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有《檀弓疑问》，已著录。《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徵引浩博，不免牴牾。班固尝议其宗旨之乖，刘知几颇摘其体例之谬。至其叙述之罅漏，先儒虽往往驳正，然未有专著一书抉其疏舛者，泰衢独旁引异同而一一断之以理。如谓《高祖纪》解纵罪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实；《留侯世家》诸将偶语沙中之不可信；《李陵传》兵矢既尽，尚杀匈奴万馀人之言为夸诞。据《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驳《留侯世家》所纪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大抵皆参互审勘，得其间隙，故所论多精确不移。不但如吴缜之纠《新唐书》只求诸字句间也。是书本与所作《檀弓疑问》，合为一编。今以《檀弓疑问》入《经部》，而是书析入《史部》，俾各从其类焉。
△《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成之。始末具《后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惟《南史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以今考之，则语皆谬妄。据之遴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诏修《汉书》，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是此书之次第续成，事隔两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见古本既有纪、表、志、传，乃云总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书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夫古书叙皆载於卷末，固自述作书之意，故谓之叙；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谓之传。后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谓原作《中篇》，文系篇末，“中”字竟何义也。至云彪自有传，语尤荒诞。彪在光武之世举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实为东汉之人。惟附於《叙传》，故可於况伯斿穉之后详其生平。若自为一传，列於西汉，则断限之谓何。奚不考《叙传》所云起元高祖，终於孝平、王莽之诛乎？之遴又云，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纪、表、志、传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为三十八卷之明证。又言述纪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传七十。是各为次第之明证。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今本纪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传分九子卷。）若并为三十八卷，则卷帙更重。古书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夫纪、表、志、传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则传次於纪，而表、志反在传后。且诸王既以代相承，宜总题《诸王传》，何以《叙传》作《高五王传第八》、《文三王传第十七》、《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宣元六王传第五十》耶？且《汉书》始改《史记》之《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列传》，自应居《列传》之首，岂得移在《诸王》之后。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
若移《外戚传》次於《本纪》，是恶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张晏注》，是晏所见者即是今本。况《之遴传》所云献太子者谓昭明太子也。
《文选》载《汉书述赞》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与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谓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汉张霸始撰伪经，至梁人於《汉书》复有伪撰古本。然一经考证，纰缪显然。颜师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条》，历述诸家，不及之遴所说，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於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徵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又有窃据父书之谤。然《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俱称“司徒掾班彪曰”。《颜师古注》发例，於《韦贤传》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是亦无其事也。《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说。故《猗觉寮杂记》称：“师古注《汉书》，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声。”
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声。杨巨源诗“请问汉家谁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亦不用“音赞”之说。殆贵远贱近，自古而然欤。要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体矣。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旧本或题宋倪思撰，或题刘辰翁撰。杨士奇《跋》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相传作於须溪。观其评泊批点，臻极精妙，信非须溪不能。而《文献通考》载为倪思所撰，岂作於倪而评泊出於须溪耶。其语亦两持不决，”案《通考》之载是书，实据《直斋书录解题》。使果出於辰翁，则陈振孙时何得先为著录？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是编大旨，以班固《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增损其文，乃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於史学颇为有功。昔欧阳棐编《集古录》跋尾，以真迹与集本并存，使读者寻删改之意，以见前人之用心。思撰是书，盖即此意。特棐所列者一人之异同，思所列者两人之异同，遂为创例耳。其中如“戮力”作“戮力”、“沉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无状”作“亡状”、“鈇质”作“斧质”、“数却”作“数卻”之类，特今古异文。“半菽”作“芋菽”、“蛟龙”作“交龙”之类，特传写讹舛。至於“秦军”作“秦卒”、“人言”作“人谓”、“三两人”作“两三人”之类，尤无关文义。皆非有意窜改。思一一赘列，似未免稍伤繁琐。然既以“异同”名书，则只字单词，皆不容略。失之过密终胜於失之过疏也。至《英布》、《陈涉》诸传，轶而未录。
明许相卿作《史汉方驾》，始补入之。则诚千虑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历官宝文阁学士，谥文节。事迹具《宋史》本传。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怀太子贤注。
蔚宗事迹具《宋书》本传。贤事迹具《唐书》本传。考《隋志》载范《书》九十七卷，新、旧《唐书》则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合。然此书历代相传，无所亡佚。考《旧唐志》又载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一百卷。今本九十卷，中分子卷者凡十。是章怀作注之时，始并为九十卷，以就成数。
《唐志》析其子卷数之，故云一百。《宋志》合其子卷数之，故仍九十。其实一也。又隋、唐《志》均别有蔚宗《后汉书论赞》五卷，《宋志》始不著录。疑唐以前《论赞》与本书别行，亦宋人散入书内。然《史通论赞篇》曰：“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蔚宗后书，乃各附本事，书於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序。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云云。则唐代范书《论赞》已缀卷末矣。史志别出一目，所未详也。范撰是书，以《志》属谢瞻。范败后，瞻悉蜡以覆车，遂无传本。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唐书》亦同。宋志惟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彪书不著录。是至宋仅存其《志》，故移以补《后汉书》之阙。其不曰《续汉志》而曰《后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矣。或谓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别行。又谓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未确也。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徵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案绍统彪之字也。）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於晋初。
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诸本或失载刘《叙》，故孙北海《藤阴劄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云云。考洪迈《容斋随笔》，已误以八《志》为范《书》，则其误不自孙承泽始。今於此三十卷并题司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讹焉。
△《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熊方撰。方字广居，丰城人，由上舍生官至右迪功郎，权澧州司户参军。
是书前后《进表》，不著年月。表中有“皇帝陛下奋神武以拨乱，致太平而中兴，仰稽圣功，同符光武”之语。又有“洒宸翰於九经，永光庠序；焕云章於八法，冠绝锺王”之语。御书《太学石经》乃高宗时事，则方为南渡初人矣。昔司马迁作《史记》，始立十《表》。《梁书王僧虔传》称其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三代之遗法也。班固八《表》，实沿其例。范蔚宗作《后汉书》，独阙斯制，遂使东京典故，散缀於范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帙厘然。方因作此编，补所未备。凡《同姓侯王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其所证据，一本范氏旧文，义例则仿之前书，而稍为通变。如《王子外戚恩泽诸侯表》皆不复分析，惟各书其状於始封之下，而以功以亲自可了如指掌。又百官虽因西汉，而废置不一。方取刘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凡二十有三等，以系於年，而除拜薨免之实悉见。其贯穿钩考，极为精详。纲目条章，亦俱灿然有法。惟中间端绪繁密，故踳驳之处亦间有之。如海昏侯会邑、安众侯松，其肇封固自西汉，而前书皆云今见为侯。则明章以后尚嗣封弗绝，自应在东京列侯之数。虽史文阙略，不能得其传世之详。亦当标其国号名属，而注云后阙，始合史法。方乃因其世系无徵，遂黜其名，仅以“见前书《王子侯表》”一语附识篇末。审如是，则城阳恭王祉亦见前书《王子侯表》，何以此书又得载入乎？此其为例不纯者也。
又如伏完乃伏湛七世孙，袭封不其侯，见於《湛传》及《皇后纪》者甚明。惟袁宏《汉纪》有建安元年封董承、伏完十三人为列侯之文，范史误采入《本纪》中。
方不加考辨，於伏湛下既书侯完嗣爵，而孝献时诸侯表内又别出一列侯伏完，殊为复舛。又《皇后纪》称完为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是曹操弑伏后时完已先卒，故史但称操杀后兄弟宗族而不及完。方乃误以为曹操所诛国除，而於侯典一代竟不列入。又如汉寿亭侯世但称寿亭侯，沿习旧讹，未能纠正。此其考核偶疏者也。又汉制以太傅至将军为五府。自大将军、车骑将军、度辽将军以外，其馀杂将军号随时建置，见於纪传者尚多。乃於《百官表》内概不之及，颇伤阙漏。此其采摭之未备者也。凡此数端，皆为所短。要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於史学。《丰城县志》称方作是书，自题其堂曰“补史”。其深自矜重，殆亦非徒然矣。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吴仁杰撰。仁杰有《易图说》，已著录。是书前有淳熙己酉曾绛《序》，称仁杰知罗田县时自刊版。又卷末有庆元己未林瀛《跋》，称陈虔英为刊於全州郡斋。殆初欲刊而未果，抑虔英又重刊欤。旧刻久佚，此本乃朱彝尊之子昆田抄自山东李开先家，因传於世。据其标题，当为刘攽《两汉书刊误》而作，而书中乃兼补正刘敞、刘奉世之说。考赵希弁《读书附志》，载《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称刘攽撰。《文献通考》载《东汉刊误》一卷，引《读书志》之文，亦称刘攽撰。又载《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引《读书志》之文，称刘敞、刘攽、刘奉世同撰。又引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别本题公非先生刊误。其实一书。徐度《却埽编》引攽所校《陈胜》、《田横》传二条，称其兄敞及兄子奉世皆精於《汉书》。每读，随所得释之，后成一编，号《三刘汉书》。以是数说推之，盖攽於前后《汉书》初各为《刊误》一卷，赵希弁所说是也。后以攽所校《汉书》与敞父子所校合为一编，徐度所记是也。然当时乃以攽书合於敞父子书，非以敞父子书合於攽书，故不改敞父子《汉书标注》之名，而《东汉》一卷，无所附丽，仍为别行，则马端临所列是也。至别本乃以攽书为主，而敞、奉世说附入之，故仍题《刊误》之名，则陈振孙所记是也。厥后遂以《东汉刊误》并附以行，而《两汉刊误》名焉。仁杰之兼补三刘，盖据后来之本，而其名则未及改也。
《文献通考》载是书十七卷，《宋史艺文志》则作十卷。今考其书，每卷多者不过十四页，少者仅十二页，势不可於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补前汉者八卷，补后汉者仅二卷，多寡亦太相悬。殆修《宋史》时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录欤。刘氏之书，於旧文多所改正，而随笔标记，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於原书。虽中间以“麟止”为“麟趾”之类，间有一二之附会。要其大致，固瑕一而瑜百者也。曾绛《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闻称之，固不虚矣。
△《三国志》六十五卷（内府刊本）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
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纪》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已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颣。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三国志辨误》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详时代。《苏州府志》载陈景云字少章，吴江县学生，长洲人。少从何焯游，博通经史，淹贯群籍。长於考订，凡讹谬处能剖析毫芒。
所著书凡九种，其四为《三国志校误》，似即此书。然考《义门读书记》中有何焯所校《三国志》三卷，其《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绫半褎袖”一条，称“褎”、“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检《宋书五行志》果然云云。此书不载此条，则又似非景云作。疑不能明，阙所不知可也。《三国志》简质有法，古称良史，而牴牾亦所不免。如孙权之攻合肥，魏、吴二《志》先后不同，当时已为孙盛所议。明以来南北监本，传写刊刻，脱误尤多。是书所辨陈书及裴注之误，凡《魏志》二十八条、《蜀志》八条、《吴志》二十一条。其间於字之讹异者，如《三少帝纪》“定陵侯繁”，“繁”当作“毓”：“少府褒”，“褒”当作“袤”之类。於文之倒置者，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当在辛未后之类。
於正文与注淆乱者，如《王肃传》评末附刘寔语，本裴注所引之类。於原本之阙佚者，如徐详不当附《胡综传》之类。并参校异同，各有根据。虽所辨仅数十条，不能如何焯书校正之详，而不似焯之泛作史评。又大抵以前后文互相考证，参以《后汉书》、《晋书》，不能如杭世骏书徵据之博，而亦不似世骏之蔓引杂说。
其抉摘精审之处，要不减三刘之於《西汉书》、吴缜之於《五代史》也。
△《三国志补注》六卷、附《诸史然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有《续方言》，已著录。是书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遗，凡《魏志》四卷，《蜀志》、《吴志》各一卷。松之注捃摭繁富，考订精详，世无异议。世骏复掇拾残剩，欲以博洽胜之。故细大不捐，瑕瑜互见。如某人宅在某乡，某人墓在某里，其体全类图经。虞荔之《鼎录》，陶弘景之《刀剑录》，皆按年编入。而《锺繇》等传《书评》、《书品》，动辄连篇。其例又如杂记。
至於神怪妖异，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累牍不休，尤诞谩不足为据。他如魏文帝角中弹棋，裴注已引《博物志》，而又引《世说》。曹操之发邱摸金，裴注已载陈琳檄，而又引《宋书废帝纪》。书各有异，而事迹不殊，亦何取乎屋上之屋。至於崔琬捉刀，刘孝标《世说注》中已辨裴启《语林》之误，乃弃置刘语而别引《史通》之文。张飞豹月乌本出叶廷珪《海录碎事》，乃明标叶书，又冠以《汇苑》之目。大抵爱博嗜奇，故蔓引卮词，多妨体要。又《异苑》王粲识礜石事，佚其荆州刘表数言。诸葛亮《梁甫吟》不载出《艺文类聚》。辗转稗贩，疏漏亦多。然如《魏文帝纪》之王凌谢亭侯一条、《明帝纪》之孔晏乂一条、陈泰年三十六一条、《臧洪传》之徐众一条、《崔琬传》之陈炜一条、《华歆传》之东海郡人一条、严包交通一条、《蒋济传》之弊勉一条、《张辽传》之大呼是名一条、《楚王彪传》之徙封白马一条、《蜀志先主传》之谯周为从事一条、《后主传》之不置史官一条、《诸葛亮传》之躬耕南阳一条、《邓芝传》之廖化襄阳人一条、《吴志孙休传》二子之名一条、《太史慈传》之神亭一条、《黄盖传》之黄子廉一条、《贺齐传》之徐盛失矛一条，皆参校异同，颇为精核。
馀如黄初五经课试之法，王昶考课五事之目，司马芝复钱之议，王肃秘书监之表，王象、缪袭之撰《皇览》，引《正义》辨郑玄解稽古同天之讹，引《后汉书注》证宗贼之义，引《风俗通》证周生为复姓，引《困学纪闻》证况长宁为蜀人，亦皆足以资考证。故书虽芜杂，而亦未可竟废焉。
末附《诸史然疑》一卷，亦世骏所撰，皆纠史文之疏漏。凡《后汉书》十四条、《三国志》六条、《晋书》三条、《宋书》三条、《魏书》八条、《北史》六条、《陈书》三条，盖后人抄其遗稿，录之成帙。其中引《史通》一条，云：“习凿齿以刘为伪国者，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尔。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审若所言，则凿齿似未尝尊蜀者。”
案：此条见《史通探赜篇》。核其上下文义，盖传写《史通》者误於“以刘”二字之上脱一“不”字。其《称谓篇》中自注有曰：“习氏《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帝。”本书之内，证佐甚明。近时浦起龙刻《史通》，以此句文义违背，改刘为魏，犹无大害。世骏竟据误本，遽发创论，殊失之不考。牛继马后一条，责《晋书》不当袭旧史。全因《史通》之说，亦不免剿袭。至於三老五更一条，据《杨赐》、《伏恭》、《周泽》三传补杜佑《通典》之阙，则蔓延於本书之外，於《后汉书》绝不相关。亦为自乱其例。然大致订讹考异，所得为多，於史学不为无补。以篇页无多，附载《三国志补注》之后。今亦并录存之，以资参订云。
△《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唐房乔等奉敕撰。
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於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夫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孙盛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阳秋》、檀道鸾之《续晋阳秋》，并见徵引。是旧本实未尝弃。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惬於众论者乎。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於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即如《文选注马汧督诔》引臧荣绪、王隐书，称马汧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后加赠祭。而《晋书》不为立传，亦不附见於《周处》、《孟观》等传。又《太平御览》引王隐书云：“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识。
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
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於家。’”琦盖始终亮节之士也。
而《晋书》亦削而不载。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黄朝英《缃素杂记》诋其引《世说》“和峤峨峨如千丈松，礧砢多节目”，既载入《和峤传》中，又以峤字相同，并载入《温峤传》中。颠倒舛迕，竟不及检，犹其枝叶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耳。
《音义》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称东京人。杨齐宣为之序。其审音辨字，颇有发明，旧本所载，今仍附见於末焉。
△《宋书》一百卷（内府刊本）
梁沈约撰。约事迹具《梁书》本传。约表上其书，谓《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今此书有纪、志、传而无表。刘知几《史通》谓此书为《记》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隋书经籍志》亦作《宋书》一百卷，与今本卷数符合。
或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於后人所编次欤。以《志》序考之，称凡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律历》未尝分两门。今本总目，题“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历上，卷十三志第三历下”，而每卷细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历上，志第三历下”。则出於后人编目，强为分割，非约原本之旧次，此其明证矣。八《志》之中，惟《符瑞》实为疣赘。《州郡》惟据《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侨置创立，并省分析，多不详其年月，亦为疏略。至於《礼志》合郊祀、祭祀、朝会、舆服总为一门，以省支节。《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铙歌诸乐章以存义训，如《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而词不可详者，每一句为一断，以存其节奏，义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读书志》虽以失於限断为讥。然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鸿范。推原溯本，事有前规。且魏、晋并皆短祚，宋承其后，历时未久，多所因仍。约详其沿革之由，未为大失，亦未可遽用纠弹也。观《徐爰传》述当时修史，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尝不谨严乎？其书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总目》谓阙《赵伦之传》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独阙《到彦之传》。今本卷四十六有《赵伦之王懿张邵传》，惟《彦之传》独阙，与陈振孙所见本同。卷后有《臣穆附记》，谓此卷体同《南史》，传末无论，疑非约书。其言良是。盖宋初已阙此一卷，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补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彦之传》，独舍而不取。又《张邵传》后附见其兄子畅，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书卷五十九已有《张畅传》，忘其重出。则补缀者之疏矣。“臣穆”当即郑穆，《宋史》有传，嘉祐中尝校勘《宋书》。其所考证，仅见此条。
盖重刊之时削除偶剩，亦足见明以来之刊本，随意窜改，多非古式云。
△《南齐书》五十九卷（内府刊本）
梁萧子显撰。子显事迹附载《梁书萧子恪传》。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云“《南齐书》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则皆云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然《梁书》及《南史》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则《馆阁书目》不为无据。考《南史》载子显《自序》，似是据其《叙传》之词。又晁公武《读书志》载其《进书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犹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故较本传阙一卷也。又《史通序例篇》谓：“令升先觉，远述丘明；史例中兴，於是为盛。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为序例之美者。”
今考此书，《良政》、《高逸》、《孝义》、《倖臣》诸传皆有《序》，而《文学传》独无《叙》。殆亦宋以后所残阙欤。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故子显於《高帝纪》卷一引太乙九宫占，《祥瑞志》附会纬书，《高逸传》论推阐禅理。盖牵於时尚，未能厘正。又如《高帝纪》载王蕴之抚刀、袁粲之郊饮，连缀琐事，殊乖纪体。至《列传》尤为冗杂。然如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於《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於《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
《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冏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尝无可节取也。自李延寿之史盛行，此书诵习者鲜，日就讹脱。《州郡志》及《桂阳王传》中均有阙文，无从补正。其馀字句舛误，如《谢庄传》，《南史》作“诏徙越巂”，此书作“越州”。《崔怀慎传》，《南史》作“臣子两遂”，此书作“两节”者。又不可胜乙。今裒合诸本，参核异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无考，则从阙疑之义焉。
△《梁书》五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
《唐书》思廉本传称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艺文志》亦称《梁书》、《陈书》皆魏徵同撰。旧本惟题思廉。盖徵本监修，不过参定其《论赞》。（按：此据《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之文。）独标思廉，不没秉笔之实也。是书《旧唐书经籍志》及思廉本传俱云五十卷，《新唐书》作五十六卷。考刘知几《史通》，谓“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凭其旧稿，加以新录，述为《梁书》五十六卷”。则《新唐书》所据为思廉编目之旧，《旧唐书》误脱“六”字审矣。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书，每卷之后，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二十五篇，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一篇。盖仿《汉书》卷后题班彪之例。其专称史官者，殆思廉所续纂欤。思廉承藉家学，既素有渊源，又贞观二年先已编纂，及诏入秘书省论撰之后，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笃。中如《简文纪》载大宝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袭郢州，执刺史萧方诸，而《元帝纪》作闰四月丙午。则两卷之内，月日参差。《侯景传》上云“张彪起义”，下云“彪寇钱塘”。则数行之间，书法乖舛。赵与旹《宾退录》议其於《江革传》中则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传》中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尤是非矛盾。其馀事迹之复互者，前后错见，证以《南史》，亦往往牴牾。盖著书若是之难也。然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
△《陈书》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
刘知几《史通》谓贞观初，思廉奉诏撰成二史，弥历九载，方始毕功。而曾巩《校上序》谓姚察录梁、陈之事，其书未就，属子思廉继其业。
武德五年，思廉受诏为《陈书》。贞观三年，论撰於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是思廉编缉之功，固不止於九载矣。知几又谓《陈史》初有顾野王、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姚察就加删改。是察之修史，实兼采三家。考《隋书经籍志》有顾野王《陈书》三卷、傅縡《陈书》三卷、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殆即察所据之本。而思廉为《傅縡》、《陆琼》传详述撰著，独不言其修史，篇第殊为疏略。至《顾野王传》，称其撰《国史纪传》二百卷，与《隋志》卷帙不符。则疑《隋志》舛讹，思廉所记得其真也。《察传》见二十七卷，载其撰梁、陈二史事甚详。是书为奉诏所修，不同私撰。故不用《序传》之例，无庸以变古为嫌。惟察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稽首新朝，历践华秩，而仍列传於《陈书》。揆以史例，失限断矣。且江总何人，乃取与其父合传，尤属自污。观李商隐《赠杜牧诗》有“前身应是梁江总”句，乃借以相誉。岂总之为人，唐时尚未论定耶？书中惟二卷、三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他卷则俱称史臣。盖察先纂《梁书》，此书仅成二卷，其馀皆思廉所补撰。今读其列传，体例秩然，出於一手。不似《梁书》之参差，亦以此也。惟其中记传年月，间有牴牾，不能不谓之疵累。然诸史皆然，亦不能独责此书矣。
△《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
北齐魏收奉敕撰。
收表上其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为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录》，谓隋魏澹更撰《后魏书》九十二卷。唐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今皆不传。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据何书以补阙，则恕等未言。《崇文总目》谓澹书才存《纪》一卷、太素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阙《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阙《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转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此数语，《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后之文与《御览》所引者绝异。）夫《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其为收书之原本欤。
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然《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
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疑其取诸魏澹书。（《隋书魏澹传》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云：“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又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亡，亦后人所补。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惟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故为补缀者所取资。至澹书亦阙，始取《北史》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故《崇文总目》谓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收史相乱，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补《天象志》二卷为唐太宗避讳，可信为唐人之书无疑义耳。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於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案：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况《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硖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
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
△《北齐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百药奉敕撰。
盖承其父德林之业，纂缉成书，犹姚思廉之继姚察也。大致仿《后汉书》之体，卷后各系《论赞》。然其书自北宋以后渐就散佚，故晁公武《读书志》已称残阙不完。今所行本，盖后人取《北史》以补亡，非旧帙矣。
今核其书，《本纪》则《文襄纪》集冗杂，《文宣纪》、《孝昭纪》论辞重复；《列传》则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无《论赞》，二十八卷有《赞》无《论》，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有《论》无《赞》。又《史通》引李百药《齐书论魏收》云：“若使子孙有灵，窃恐未挹高论。”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志存实录，诋讦奸私。”今《魏收传》无此语，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库狄干传》之连及其子士文、《元斌传》之称齐文襄，则又掇拾者刊削未尽之辞矣。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兵事俶扰，既不及后魏之整饬疆圉，复不及后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为国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观《儒林》、《文苑》传叙，去其已见《魏书》及见《周书》者，寥寥数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於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於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
△《周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
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棻发之。
而德棻专领《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同修。晁公武《读书志》，称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韦孝宽传》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更易尚有未尽。至《王庆传》连书大象元年、开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显证矣。又如《韦孝宽传》末删《北史》“兄敻”二字，则《韦敻传》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卢辩传》中删去其曾事节闵帝事，则传中所云及帝入关者，语不可晓。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疏漏。至於遗文脱简，前后叠出，又不能悉为补缀。盖名为德棻之书，实不尽出德棻。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亦不尽出延寿。特大体未改而已。刘知几《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不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
寻宇文开国之初，事由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於此。
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乎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愈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惟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又议其以王劭、蔡允恭、萧韶、萧大圜、裴政、杜台卿之书中有俚言，故致遗略。其诋諆德棻甚力。然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於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况德棻旁徵简牍，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於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之体，推论六义源流，於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俪偶相高，故有意於矫时之弊，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知几所云，非笃论也。晁公武《读书志》祖述其语，掩为己说。听声之见，尤无取焉。
△《隋书》八十五卷（内府刊本）
唐魏徵等奉敕撰。
贞观三年，诏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上进。据刘知几《史通》所载，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案：《集古录》据《颖达墓碑》，谓碑称与魏郑公同修《隋书》，而传不著。盖但据《旧唐书》言之，未考知几书也。）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案：宋刻《隋书》之后有天圣中校正旧跋，称同修《纪传》者尚有许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题，旧本十《志》内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
《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纪传》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者。今从众本所载，《纪传》题以徵、《志》题以无忌云云。是此书每卷所题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画一。至天圣中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徵及无忌也。其《纪传》不出一手，间有异同。如《文帝本纪》云“善相者赵昭”，而《艺术传》则作“来和”。又《本纪》云“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而弼本传则作“吴州”。盖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至顾炎武《日知录》所摘《突厥传》中上言沙钵略可汗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一条，则疑上文本言击阿波破之，传写误衍一“擒”字。炎武以为一事重书，似未必然也。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断。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称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以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於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云。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后人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时《晋书》已成，而《律历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五篇，《天文志》所载《地中》、《晷影》、《漏刻》、《经星》、《中宫二十八舍》、《十煇》诸篇，皆上溯魏、晋，与《晋志》复出，殊非史体。且同出李淳风一人之手，亦不应自剿己说。殆以《晋书》不在五史之数，故不相避欤。《五行志》体例与《律历》、《天文》二志颇殊，不类淳风手作。疑宋时旧本题褚遂良撰者，未必无所受之。《地理志》详载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别差等。能补萧子显、魏收所未备。
惟《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如以《尚书二十八篇》为伏生口传，而不知伏生自有《书》教齐、鲁间。以《诗序》为卫宏所润益，而不知传自毛亨。以《小戴礼记》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增益，而不知刘向《别录礼记》已载此三篇。在十《志》中为最下。然后汉以后之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亦不以小疵为病矣。
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类二△《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事迹附载《新唐书令狐德棻传》。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尝为改定。
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以今考之，《本纪》删其连缀诸臣事迹，《列传》则多删词赋，意存简要，殊胜本书。然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无关实证，而备书简牍，陈陈相因，是芟削未尽也。且合累朝之书，勒为通史，发凡起例，宜归画一。今延寿於《循吏》、《儒林》、《隐逸传》既递载四朝人物。而《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於齐之邱灵鞠。岂宋无文学乎？《孝义传》搜缀湮落，以备阙文，而萧矫妻羊氏、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男女无别。将谓史不当有《列女传》乎？况《北史》谓《周书》无《文苑传》，遂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
则宋之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谓魏、隋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赵氏、陈氏附备《列女》。则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难取补《列女》之阙？书成一手，而例出两岐，尤以矛陷盾，万万无以自解者矣。盖延寿当日专致力於《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如宋《路太后传》较《宋书》为详。然沈约修史，工於诋毁前朝，而不载路太后饮酒置毒之事，当亦揆以前后恩慈，不应存此异说也。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然自《宋略》、《齐春秋》、《梁典》诸书尽亡，其备宋、齐、梁、陈四史之参校者，独赖此书之存。则亦何可尽废也。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表进其书，称《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为《北史》，与今本卷数符合。《文献通考》作八十卷者误也。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世居北土，见闻较近。参核同异，於《北史》用力独深。故叙事详密，首尾典赡。如载元韶之奸利，彭乐之勇敢，郭琬、沓龙超诸人之节义，皆具见特笔。
出《郦道元》於《酷吏》，附《陆法和》於《艺术》，离合编次，亦深有别裁。
视《南史》之多仍旧本者，迥如两手。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甚至《长孙俭》附《长孙嵩传》，《薛道衡》附《薛辨传》，遥遥华胄，下逮云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於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弘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
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
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於国史哉？且《南北史》虽曰二书，实通为一家之著述。故延寿於《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
即互相贯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晋熙王昶传》矣，《北史》复有《刘昶传》；《南史》既有《鄱阳王宝寅传》矣，《北史》复有《萧宝夤传》；《南史》既有《豫章王综》、《乐良王大圜》传矣，《北史》复有《萧赞》（萧综入魏改名赞）、《萧大圜》传。朱修之、薛安都诸人《南史》则取诸《宋书》，《北史》则取诸《魏书》，不为删并。殆专意《北史》，无暇追删《南史》，以致有此误乎？然自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阙不全，惟此书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馀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
△《旧唐书》二百卷（内府刊本）
晋刘昫等奉敕撰。
《五代史记》昫本传，不言昫撰此书，史漏略也。
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绝。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如《文宗纪》云：上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又云：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其序云云。《武宗纪》云：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又云：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於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云云。）《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传》祇载历官所至及责让诏词，不及一事，《朱朴传》祇载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按《崇文总目》，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於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复於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昫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观《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此因仍前史之明证也。至长庆以后，史失其官，无复善本。昫等自采杂说传记排纂成之，动乖体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杨朝晟传》，卷一百四十四复为立传；《萧颖士》既附见於卷一百二，复见於卷一百九十《文苑传》；宇文韶《谏猎表》既见於卷六十二，复见於卷六十四；蒋乂《谏张茂宗尚主疏》既见於卷一百四十一，复见於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条议，亦多同《列传》之文。盖李崧、贾纬诸人各自编排，不相参校。昫掌领修之任，曾未能钩稽本末，使首尾贯通，舛漏之讥，亦无以自解。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我皇上独秉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
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於我为前辈，且於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於《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表》、《志》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於修与祁。又《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称事增於前，文省於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蒐及小说，而至於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於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
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
使尽登《本记》，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於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吴缜撰。缜字廷珍，成都人，尝以朝散郎知蜀州，后历典数郡，皆有惠政。
其著此书，专以驳正《新唐书》之讹误，凡二十门，四百馀事。初名《纠谬》，后改为《辩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题曰《纠谬》，故至今尚沿其旧名。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修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晁公武尝引张九龄为相事，谓其误有诋诃。今观其书，实不免有意掊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至历指偏傍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传》至《苏定方传》凡六条，皆全脱，而错入第六卷郑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条之文。
重复舛误，已非完书。独两淮所进本尚属南宋旧椠，其《柳宗元传》六条，原文具在。谨据以订正焉。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
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没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於《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徵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本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司天》、《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徵，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於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於偏废。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眗旧书。而眗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釐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僣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蒐罗排纂之意，则著於《凡例》，兹不赘列焉。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於朝。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诸家攻驳，散见他书者无论。其特勒一编者，如吴缜之《五代史纂误》、杨陆荣之《五代史志疑》，引绳批根，动中要害，虽吹求或过，要不得谓之尽无当也。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尊此一书，谓可兼赅五季，是以名之轻重为史之优劣矣。
且周官太史掌国之六典，汉法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之所职，兼司掌故。八书十志，迁、固相因。作者沿波，递相撰述。使政刑礼乐，沿革分明，皆所谓国之大纪也。修作是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馀概从删，虽曰世衰祚短，文献无徵，然王溥《五代会要》，搜辑遗编，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经修编录，乃至全付阙如。此由信《史通》之谬谈，（刘知几欲废表志，见《史通》《表历》、《书志》二篇）成兹偏见。元纂宋、辽、金三《史》，明纂《元史》，国朝纂《明史》，皆仍用旧规，不从修例。岂非以破坏古法，不可以训乎？此书之失，此为最大。若不考韩通之褒赠（案宋太祖褒赠韩通敕，今载《宋文鉴》中），有所讳而不立传者，一节偶疏，诸史类然，不足以为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故具论如右，俾来者有所别白。其注为徐无党作，颇为浅陋，相传已久，今仍并录之焉。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缜撰。案周密《齐东野语》曰：“刘羲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刘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千百载之事，其间岂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后耳’”云云。据其所说，似乎此书为刘羲仲作。然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五卷，《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三卷，虽卷数小异，然均题缜作，不云羲仲。又密引《挥麈录》之言，亦称缜有此书，而不辨其为一为二。（案《挥麈录》所云乃《新唐书纠谬》，此引为《五代史误》。）则密亦自疑其说。盖传闻异词，不足据也。是书南渡后尝与《新唐书纠谬》合刻於吴兴，附《唐书》、《五代史》末。今《纠谬》尚有椠本流传，而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采掇裒集，犹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称所列二百馀事，今检验仅一百十二事，约存原书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纪传不同各条，以明此书之不可以不作。
未可遽以轻议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称《唐明宗纪》“赵凤罢”一条，徐无党注中“忘其日”三字，检今本无之。又《晋出帝纪》“射雁于繁台”句，今本并无“雁”字。《周太祖纪》之“甲辰”当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申”，不作“甲辰”。缜既纠修误，不应竟构虚词。或后来校刊《五代史》者，因其说而追改之耶。谨依《宋史》目次，釐为三卷。其间有与薛《史》同异者，并略加附识於下，以备考证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其《总目》题《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实为《世家》六卷，《总目》未列，盖偶遗也。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馀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柯维骐《宋史新编》，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数事，未能旁及。其后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编》，综核前后，多所匡纠。
如谓《高宗纪》绍兴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传》作七月见於内殿。
《朱倬传》宣和五年登进士第，据《徽宗纪》则宣和六年策进士是为甲辰科，实非五年。此纪传之互异也。《宋准传》云：“李昉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取舍非当，太宗怒，召准覆试后，遂行殿试。”据《选举志》则开宝六年御殿给纸笔，别赐殿试，遂为常制。是太祖时事误作太宗。《苏舜钦传》云：“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据《五行志》则地震在宝元元年。
康定止一年，无地震事。此志传之互异也。《杜太后传》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而《杜审琦传》则云：“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审琦居长。”又《太后传》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据《廷美传》，则其母为陈国夫人耿氏。《张浚传》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据《韩世忠传》，世忠乃左军统制，非后军统制。（案：《本纪》后军统制为张焕。《纪》又云后军将孙琦等作乱，逼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传》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诏降世忠一官。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非张浚。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讥《宋史》者谓诸传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似志铭之体；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似申状之文。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转可藉以有考。及证以他书，则《宋史》诸传多不足凭。如《晁补之传》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志铭》云：“晁氏世载远矣。有讳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谥文元。君之曾王父，讳迪，赠刑部侍郎。王父讳宗简，赠吏部尚书。父讳仲偃，库部员外郎，刑部视文元母弟也。”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又《晁迥传》云：“迥子宗悫。”据曾巩《南丰集》，宗悫父名遘。是补之实非宗悫曾孙。《谢绛传》云：“祖懿文，父涛。”据范仲淹撰《谢涛志铭》“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然则所述世系，岂足尽信哉？《洪迈传》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赣州，辛卯岁饥，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淳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乾道无十三年。《传》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则十三年上当加“淳熙”二字。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赞》、《姑孰帖》尚在太平，而传文阙载。然则所叙官资，又岂可尽信哉？至於宋师伐辽，高凤以易州来归，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作郭药师。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作忠武军。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与林同之题壁自尽。忠义之士，尚多阙落，尤为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驳，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后复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举也。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
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是其明证。至於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而此书仍作“以城降”。李澣终於辽，未尝人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是於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至正三年四月，诏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於境内；有传於邻境者，罪至死。
（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
故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见闻既隘，又蒇功於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支右诎，痕迹灼然。如每年游幸，既具书於《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於《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於《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於《纪》、《志》、《表》矣，复屡书於《列传》。
《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
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
《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
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考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其文称“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云云。与王偁所记合，而此书不载。是其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祚，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
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何至纪元而犯祖讳？考今兴中故城（即古尔板苏巴尔汉，译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称三座塔云）东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均与洪遵所引合。又《老学菴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
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
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据此书则云“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是书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於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国语解》先后次第与《目录》有不合者，亦悉为釐正。又补辑辽境四至，及风俗物产诸条於后。其中如刘守光自为节度使，《唐书》及《五代史》列传载之最详，乃独取《资治通鉴》一条。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国志》，亦仅引《通鉴》。王都破唐兵，《五代史》与诸书互有同异，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国志》叙次最悉，乃独取《松漠纪闻》数言。保大以后，辽事载於《宋史》纪传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类，皆颇有所遗。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於泛滥。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辽》。鹗采摭群书，至三百馀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其补唐中和诸人之传，及《礼志》之补幡胜、《乐志》之补聒帐、《舆服志》之补金冠窄袍、《食货志》之补赋税名目，皆采辑散佚，足备考证。鹗《樊榭诗集》中自称所注《辽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国史注》，亦不诬也。至於卷末《国语解》，对音舛误，名义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译，故因仍故牍，致失其真。鹗虽釐正其次第，而索伦旧语，既非所知，故旧史驳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国语》悉蒙钦定，一洗前代之讹，足以昭示万古。鹗所附赘，存而不论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徵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於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称刘祁撰《归潜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进书表》，称张柔归《金史》於其前，王鹗辑金事於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如载《世纪》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显宗於《世纪补》，则酌取《魏书》之例。《历志》则采赵知微之《大明历》，而兼考浑象之存亡。
《礼志》则掇韩企先等之《大金集礼》，而兼及杂仪之品节。《河渠志》之详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叙建国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条理。《食货志》则因物力之微，而叹其初法之不慎。《选举志》则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进之末弊。《交聘表》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惟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於《辽史》，而不为立传。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见《北盟会编》。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有关国政，而本传不书。海陵之失德既见於《本纪》，而诸嬖之猥亵，复详述於《后妃传》。王伦以奉使被留，未尝受职，而传列於《郦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云《宋史》有传，事具《宗翰》等传，而复引《本纪》之文，列於《刘豫》之前。皆乖体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於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然《宋史》载两国兵事，多采摭宋人所记，不免浮词。如采石之战，其时海陵士卒，闻大定改元，离心自溃。虞允文攘以为功，殊非事实。此书所载，独得其真。泰和以后诸臣传，尤能悉其情事。盖好问等得诸目睹，与传闻异词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阙文，盖明代监版之脱误。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
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頫》诸传，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牍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廑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至於《姚燧传》中述其论文之语，殆不可晓。证以《元文类》，则引其《送畅纯甫序》，而互易其问答之辞，殊为颠倒。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解缙集》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故有是命欤？若夫《历志》载许衡、郭守敬之《历经》、李谦之《历议》，而并及《庚午元历》之未尝颁用者，以证其异同。《地理志》附载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分注於下。《河渠志》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御河，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龙山河道，并详其缮濬之宜，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穀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釐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釐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圣朝考文之典，洵超轶乎万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表进。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进表》有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罗耆俊於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浩繁，异同岐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辑。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馀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至是乃成书也。”又曰：“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
其间诸《志》，一从旧例，而稍变其例者二：《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刌不明；《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以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於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
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
──右“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注释诸史之书，皆各从其类。惟《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以有《汉书》而后考及《史记》，是由《汉书》作也。《两汉刊误补遗》附《后汉书》后，后及见前，前尚未及见后也。若茅国缙、蒋之翘之《晋书》，删改原文。《宋史新编》之属，非其本书。《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亦增益於本书之外。
如斯之类，则均入《别史》焉。）○正史类存目△《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洪遵撰。遵，字景严，鄱阳人，皓仲子，官至同知枢密院事，谥文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前有《自序》，称手录司马迁《史记》一帙，尽汰去杨惲、褚少孙等所补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语，而以己所校定者录於下方。此其书前凡例也。考诸家目录，皆不载遵有此书。诸家言史学者，如《汉书刊误》、《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俱表表於世。
自宋以来，亦从无引及此本者。今观其所刊正，不尽无理。而云得司马迁名山所藏真本，与今本核其异同，知其孰为杨惲所增，孰为褚少孙所补，则三洪皆读书人，断不谬妄至此。岂有由汉及宋，尚有司马迁真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邪？其为明季妄人托名伪撰，殆无疑义。且既谓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异，某篇自某处至某处删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直以全书悉载例中，可使人按例而涂乙之，即得真本，无庸更有全书矣。此尤作伪之一证也。
△《史记琐琐》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敬《山草堂集》，不详卷数，亦未见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种也。取《史记疑义》略为考正训释，然多臆撰。如《殷本纪》西伯伐饥国，盖“黎”、“饥”古字假借，乃云《书》作“伐黎”，黎，饥色也。《书》曰：“黎民阻饥，为其民失养而吊伐之。”然则黎民於变时雍又当何解？又《周本纪》轻吕之剑谓即赤刀、龙漦谓即龙溺。《项羽本纪》楚歌为激楚之音。皆漫无根据，不足信也。
△《史诠》五卷（内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宁人。是编专释《史记》字句，校考诸本，颇有发明。惟参杂时人评语，颇近乡塾陋本。体例亦有过於胶固者，如欲据《荀子》、《乐记》删改《礼书》、《乐书》之类，皆不可据为定论也。
△《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倪思撰，刘辰翁评。辰翁，字会孟，庐陵人。景定壬戌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遂以亲老请掌濂溪书院。后召入史馆，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后隐居以终。其文集散佚，仅存《四景诗》及《须溪记钞》，盖不及十分之一。
今从《永乐大典》裒辑遗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评诸书尚传，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於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於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旧无专刻，仅附倪思书以行。然究为以辰翁之书乱思之书，故有疑《班马异同》即为辰翁作者。（语详《班马异同》条下。）今各著录，俾两不相淆焉。
△《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许相卿编。相卿，字台仲，海宁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因倪思原本稍为釐订，改题此名。《陈胜》、《英布》二传，思书偶遗，此补缀所阙。他如《卫青霍去病传》附录诸将，《汉书》别自立传。与《史记》文不相袭者，思书删去。此皆掇拾所遗。其先后次第，改从司马贞《索隐》，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书《史记》大书，《汉书》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颇易混淆。又字旁钩勒，传写尤舛误。
相卿变其体例。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於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於左。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所列评语，亦因刘辰翁之本稍为损益，颇不及旧文。又旧文皆标置简端。相卿意取便览，或移附句旁，如批点时文之例。反参错难观，则未免於不善变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欧阳修作《五代史》，多仿《春秋》书法。自谓是非之旨，不谬於圣人。然褒贬谨严，而事迹或在所略。故重复舛漏，间亦不免。吴缜作《五代史纂误》，颇纠其讹。其本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诏编纂，始排比成帙。陆荣此编，成於康熙庚子，盖未睹缜书，故以意研求，摘其疏谬。如《梁太祖本纪》谓洹水之战，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传》不载其名。唐昭宗遘难以后，不书立昭宣帝，则《纪》中前后所称天子，不可辨别。《晋出帝纪》谓马全节战於榆林，两军俱溃，其一军不知为谁，又与附录所载榆林之战全不相合。瀛州之战，书梁汉璋败绩、王清战死，附录则书汉璋战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传》所载太祖有四弟：克让、克修、克恭、克宁，而《李嗣昭传》乃有太祖弟克柔。《唐庄宗诸子传》谓五子继岌、继潼、继嵩、继蟾、继峣，而《刘后传》乃多一幼子满喜。《晋出帝家人传》漏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而《张延泽传》中乃有之。《汉隐帝家人传》漏耿夫人，而《杨邠传》中乃有之。《王景仁传》以朗王存之子友宁为梁太祖子。《罗绍威传》以兄守文为弟守文。《白再荣传》李崧、和凝留镇州时，契丹已北归，不应云随契丹留。《安重荣传》谓其祖父皆为刺史，不应云暴至富贵。《刘昫传》不应漏修《唐书》。皆颇有考订。然其馀不过争文句之繁简，论进退之当否，毛举细故，往往失当。大抵惟就本书之中，互相校勘。所引他书，仅茅坤《五代史钞评》一条，此外更无旁证也。
△《宋史偶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梦原撰。梦原，字希宪，秀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张秋。其书乃读《宋史》时随笔摘录，又他书所见可以参考者附之。间加评断，亦甚寥寥。盖当时强授梨枣，以充书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右“正史类”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案：凡考注一代之史者，虽工拙有殊，然非淹贯全书，则不能论著。不比语录之类，人人皆可成编。故撰述者无多，即存目之书亦寥寥可数。）卷四十七 史部三
○编年类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今仍蒐罗遗帙，次於正史，俾得相辅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门，著录四十四部。《旧唐书》载二十九部，并《实录》为四十一部。《新唐书》载二十九部。存於今者，《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而已。
《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实惟存温大雅一书，不能自为门目。稽其体例，亦属编年。今并合为一，犹《旧唐书》以《实录》附《起居注》之意也。
△《竹书纪年》二卷（内府藏本）
案《晋书束晳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
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
考平王东迁以后，惟载晋事；三家分晋以后，惟载魏事。是魏承晋史之明验。然晋灵公桃园之事，董狐所书，明见《左传》，孔子称赵盾为法受恶，足知未改史文。乃今本所载，仍以赵穿蔽狱，则非晋史之旧也。《束晳传》称《竹书》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今本皆无此文。又杜预注《左传》携王奸命句，引服虔说，以为伯服，《疏》并引束晳以为伯盘。今本乃有余臣之说。使《竹书》原有此文，不应二人皆未睹，则非束晳、杜预所见本也。郭璞注《穆天子传》，引《纪年》七条。以今本核之，相同者三条。璞称《纪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条。璞时不应先有注。且三条并为一条，文亦不属。其“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乌<谷甹>人”一条，今本无之。则非郭璞所见本也。《隋书经籍志》曰：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后，时月并与经同，全从周正，则非隋时所见本也。《水经注》引《竹书》七十六条，皆以晋国纪年，如《春秋》之为鲁史。而此本晋国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梁惠王元年邺师邯郸，师次于平阳”，“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诸条，今本皆无。其他年月亦多舛异，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文选注》引《竹书》五条，今惟有“太甲杀伊尹”一条，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开元占经》引《竹书》四条，今本皆无，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史记索隐》引《竹书》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与卫战岸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齐于平阿，十三年会齐于甄，齐桓公君母，齐宣王后，宋易成肝废君自立，楮里疾围蒲七条，今本皆无，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穀梁传疏》引《竹书纪年》周昭王胶舟之事，以驳《吕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无胶舟事，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
《元丰九域志》引《竹书》阴司马败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条，今本亦无，则非王存所见本也。《路史》引《竹书》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书》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证《世纪》五十九年之异。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鞞，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今本并无。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战国策注》引《竹书》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无之。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广川书跋》引《竹书》秦穆公十一年取灵邱，今本无之，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观其以春秋合夏正，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中“殷小庚”一条，称约案《史记》作太庚，则亦当为约说。考《元和郡县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炀帝时始置卫县。而注舜在鸣条一条，称今海州。夏启十一年放武观一条，称今顿邱卫县。则非约语矣。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详，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钞《宋书符瑞志》语。约不应既著於史，又不易一字移而为此本之注。然则此注亦依托耳。自明以来，流传已久，姑录之以备一说。其伪则终不可掩也。
△《竹书统笺》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贡会笺》，已著录。是编盖作於孙之騄考定《竹书》以后，亦因伪《沈约注》为之引证推阐。首仿司马贞补《史记》例，作《伏羲神农纪年》，题曰《前编》，而自为之注。多据毛渐伪《三坟》，殊失考正。
次为《杂述》，述《竹书》源流，皆不入卷数。其笺则仿诸经注疏之例，发明於各条之下。盖文靖误以《纪年》为原书，又误以其注真出沈约。故以笺自名，如郑玄之於毛苌也。然其引证诸书，皆著出典，较孙之騄为切实。而考正地里，订正世系，亦较之騄为详晰。如坊本误於外丙元年后系以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太戊三十五年，乃继以二年陟。盖旧本颠倒一页，重刻者因而仍之。
陈仁锡作《四书考》，遂据以驳难异同。文靖以《殷本纪》排比，知其脱误，亦较之騄为密也。
△《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汉荀悦撰，悦，字仲豫，颍阴人，献帝时官秘书监侍中，《后汉书》附见其祖《荀淑传》。称献帝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张璠《汉记》亦称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以悦书为《左传家》之首。其《二体篇》又称其历代宝之，有逾本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其推之甚至。
故唐人试士，以悦《纪》与《史》、《汉》为一科。《文献通考》载宋李焘《跋》曰：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亦时有所删润，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谏疏》，班《书》皆无之。又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书太上皇事及五凤郊泰畤之月，要皆舍班而从荀。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舛讹。又称其“君兰”、“君简”，“端”、“瑞”，“兴”、“誉”，“宽”、“竟”诸字与《汉书》互异者，先儒皆两存之。王铚作《两汉纪后序》，亦称荀、袁二《纪》，於朝廷纪纲、礼乐刑政、治乱成败、忠邪是非之际，指陈论著，每致意焉。反复辨达，明白条畅，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是宋人亦甚重其书也。其中若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悦书云姓令狐。朱云请上方剑，《汉书》作斩马，悦书乃作断马。
证以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句，知《汉书》字误。资考证者亦不一。近时顾炎武《日知录》乃惟取其宣帝赐陈遂玺书一条，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诏一条，能改正《汉书》三四字。其馀则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未免抑扬过当。又曰：“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於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云云。其语不置可否。然不曰“尽削”而曰“尽没”，似反病其疏略者。不知班《书》莽自为传，自可载其伪号。荀书以汉系编年，岂可以莽纪元哉？是亦非确论，不足为悦病也。是书考李焘所《跋》，自天圣中已无善本。明黄姬水所刊亦间有舛讹。康熙中襄平蒋国祥、蒋国祚与袁宏《后汉纪》合刻，后附《两汉纪字句异同考》一卷。今用以参校，较旧本稍完善焉。
△《后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晋袁宏撰。宏，字彦伯，阳夏人，太元初官至东阳太守，事迹具《晋书文苑传》。是书前有宏《自序》，称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案：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非者张璠书也）、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部《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云云。盖大致以《汉纪》为准也。案《隋志》载璠书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国志注》及《后汉书注》间引数条。
今取与此书互勘，璠《记》所有，此书往往不载，其载者亦多所点窜，互有详略。
如璠《记》称“卢芳，安定人，属国夷数十畔在参蛮，芳从之，诈姓刘氏”。此书则作“刘芳，安定三川人，本姓卢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汉，芳由是诈称武帝后，变姓名为刘文伯。及莽败，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以及朱穆论梁冀池中舟覆、吴祐谏父写书事，皆较璠《记》为详。璠《记》称明德马皇后不喜出游，未尝临御窗牖。此书则作性不喜出入游观。璠《记》称杨秉尝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天下以为名公。”此书删下一句。又如序王龚与薛勤丧妻事，璠《记》先叙龚而追叙勤。此书则先叙勤而后叙龚。叙吕布兵败，劝王允同逃事，璠《记》叙在长安陷时。此书追叙於后。亦颇有所移置。而核其文义，皆此书为长。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翦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於悦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
△《元经》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隋王通撰。唐薛收续，并作传。宋阮逸注。其书始晋太熙元年，终隋开皇九年，凡九卷，称为通之原书。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称收所续。晁公武《读书志》曰：“案《崇文》无其目，疑阮逸依托为之。”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以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於隋世大业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是书，晋成帝咸和八年书张公庭为镇西大将军，康帝建元元年，书石虎侵张骏。公庭即骏之字，犹可曰书名书字，例本互通。至於康宁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矣。且於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於悖乱如是哉？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薳《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并称逸作是书，尝以稿本示苏洵。薳与博语未可知，师道则笃行君子，断无妄语，所记谅不诬矣。逸，字天隐，建阳人，天圣五年进士，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宋史胡瑗传》，景祐初，更定雅乐，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校钟律者，即其人也。王巩《甲申杂记》又载其所作诗，有“易立太山石，难芳上林柳”句，为怨家所告，流窜以终，生平喜作伪书，此特其一耳。《文献通考》载是书十五卷，此本止十卷，自魏太和以后，往往数十年不书一事，盖又非阮逸伪本之全矣。至明邓伯羔《艺彀》，称是书为关朗作。朗，北魏孝文帝时人，何由书开皇九年之事。或因宋人记《关朗易传》与此书同出阮逸，偶然误记耶。其书本无可取，以自宋以来，流传已久，姑录存之。而参考诸说，附纠其依托如右。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温大雅撰。大雅，字彦宠，并州祁人，官礼部尚书，封黎国公，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唐志》、《宋志》皆作三卷，惟《文献通考》作五卷。此本上卷记起义旗至发引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起自太原至京城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起摄政至即真一百八十三日之事。与《书录解题》所云记三百五十七日之事者，其数相符。首尾完具，无所佚阙，不应复有二卷。《通考》殆讹“三”为“五”也。大雅本传称高祖兵兴，引为记室参军，主文檄。则此书得诸闻见，记录当真。今取与《高祖本纪》相较，若刘仁恭为突厥所败，炀帝驿系高祖。此书称高祖侧耳谓秦王曰：“隋运将尽，吾家继膺符命。所以不早起兵者，为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是兴师由高祖，而《本纪》则谓举事由秦王。又此书载隋少帝以夏四月诏曰：“今遵故事，逊於旧邸。”而《本纪》则系之五月戊午。凡此之类，皆颇相牴牾。书中所谓大郎即建成、二郎即太宗，於太宗殊无所表异。胡震亨《跋》谓大抵载笔之时，建成方为太子，故凡言结纳贤豪，攻略城邑，必与太宗并称，殆其然欤。抑或贞观十七年敬播、房玄龄、许敬宗等所修《高祖实录》，欲以创业之功独归太宗，不能无所润色也。
观大雅所讳，独宫婢私侍一事耳。至於称臣突厥，则以不用“书”而用“启”，隐约其词。而於炀帝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则载高祖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於炀帝命击突厥，则载高祖私谓人曰：“天其或者将以畀余。”俱据事直书，无所粉饰。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内府藏本）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诏撰《通鉴》，以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书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后毕。光《进表》称精力尽於此书。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记》、前《后汉书》属刘攽；三国、南北朝属刘恕；唐、五代属范祖禹。又皆通儒硕学，非空谈性命之流。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光门人刘安世尝撰《音义》十卷，世已无传。南渡后注者纷纷，而乖谬弥甚。至三省乃汇合群书，订讹补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载先友《渊源录》，称三省天台人，宝祐进士，贾相馆之。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家塾，日手抄《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称乙酉彻编，与桷所记正合。惟桷称《定注》，而今本题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称，初依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后失其书，复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此本惟《考异》散入各文下，而《目录》所有之历法、天文书中并未附注一条。当为后人所删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为欤。《通鉴》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於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故《唐纪》开元十二年内注云：“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於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盖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矣。至《通鉴》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显王纪》“秦大良造伐魏”条注云“大良造下当有‘卫鞅’二字”。《唐代宗纪》“董晋使回纥”条注云“此韩愈状晋之辞，容有溢美”。又“严武三镇剑南”条注云“武只再镇剑南，盖因杜甫诗语致误”。《唐穆宗纪》“册回鹘嗣君”条注云“《通鉴》例，回鹘新可汗未尝称嗣君”。《文宗纪》“郑注代杜悰镇凤翔”条注云“如上卷所书杜悰镇忠武，不在凤翔”。凡若此类，并能参证明确，而不附会以求其合，深得注书之体。较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者，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虽徵摭既广，不免检点偶疏。
如景延广之名，出师表败军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贼之语，沈怀珍之军洋水，阿那瑰之趋下口，乌丸轨宇文孝伯之误句，周太祖诏今兄之作“令兄”，顾炎武《日知录》并纠其失。近时陈景云亦摘地理讹舛者作《举正》数十条。然以二三百卷之书，而蹉失者仅止於此，则其大体之精密，益可概见。黄溥《简籍遗闻》称是书元末刊於临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国学。其见重於后来，固非偶矣。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胡三省撰。《通鉴释文》本南宋时蜀人史炤所作，浅陋特甚。时又有海陵所刊释文，称司马康本。又蜀广都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亦以注附之，世号“龙爪通鉴”。皆视史炤本差略，而实相蹈袭。三省既自为《通鉴音注》，复以司马康释文本出伪托，而史炤所作讹谬相传，恐其疑误后学，因作此书以刊正之。
每条皆先举史炤之误，而海陵本、龙爪本与之同者，则分注其下。其已见於此书者，《音注》之中即不复著其说。然如《唐德宗纪》韩旻出骆驿一条，《音注》云：“史炤谓骆谷关之驿。余案韩旻若过骆谷关驿，则已通奉天而西南矣。炤说非也。”此类随文考正者，亦不尽见於《辨误》。盖二书本相辅而行，故各有详略，以便互为考证也。其书援据精核，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於一隅。又云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
△《通鉴胡注举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里贯已附见《三国辨误》条下。是书皆参订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之误，凡六十三条。而所正地理居多，颇为精核。然如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门监者注，以夷门为大梁北门，不知《史记信陵君传》本作东门。
又隋炀帝大业元年奇章公牛弘注，但引《隋书》、《新唐书》作“其章县”，不知《旧唐书》本作“奇章”，谓以县东八里奇章山得名。又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隧乡名见《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虵邱县条》下，唐高祖武德三年溱州见《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及《地理志汝南郡》条下，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康化军见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而注皆云无考。凡斯之类，尚未悉举。考书后附载王峻所作《景云墓志》，称作《通鉴胡注举正》十卷。而卷末其子黄中《跋》亦称书本十卷，屋漏鼠齧之馀，仅存什一。然则是编乃残阙之稿，其多所挂漏宜矣。
要此所存诸条，亦未始不足资考据也。
△《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氏注》，已著录。是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列，釐定成编。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
书本十四卷。《宋史》本传作十六卷，疑传刻之讹也。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於史学最为有功。原书无《序》，后人以书后应麟《自跋》移冠於前。所云“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时宋亡已三年，盖用陶潜但书甲子之义。书内称“梓慎”为“梓谨”，亦犹为宋讳云。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於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
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纲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於本书，滋疑窦於后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引《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通鉴》别行。
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亦与《通鉴》同奏上，即《进书表》所谓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者也。其法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於上，而各标《通鉴》卷数於下。又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及列史所载《七政之变》著於上方，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於其间。次第釐然，具有条理。盖《通鉴》一书，包括宏富，而篇帙浩繁。光恐读者倦於披寻，故於编纂之时，提纲挈要，并成斯编，使相辅而行，端绪易於循览。其体全仿《年表》，用《史记》、《汉书》旧例。其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矣。至五星凌犯之类，见於各史《天文志》者，《通鉴》例不备书，皆具列上方，亦足补本书所未及。《书录解题》称：光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其稿在晁说之以道家。
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今其本不传。《读书志》又别载《通鉴节文》六十卷，亦称光所自钞，今亦不传。惟此书以附《通鉴》得存，尚足为全书之纲领云。
△《通鉴释例》一卷（内府藏本）
宋司马光撰。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后附《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二通。有光曾孙尚书吏部员外郎伋《跋》语，称遗稿散乱，所藏仅存，脱略已甚，伋辄掇取分类为三十六例。末题丙戌仲秋，乃孝宗乾道二年。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序》谓光没后，《通鉴》之学其家无传。后因金使问司马光子孙，朝廷始访其后之在江南者，得从曾孙伋，使奉公祀。凡言书出於司马公者，必鋟梓行之。
盖伋之始末如此。其编此书时，尝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惟伋《跋》称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类。盖并各类中细目计之也。伋又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而今本并无所阙，则已非原刻之旧。胡三省又云：“温公《与范梦得修书二帖》，得於三衢学宫。《与刘道原十一帖》则得於高文虎氏。伋取以编於前例之后。”今本止有《与梦得二帖》，而《道原十一帖》无之。殆后人以《通鉴问疑》别有专本，而削去不载欤。其书杂出於南渡后，恐不无以意损益，未必尽光本旨。而相传已久，今故与《问疑》并著於录，以备参考焉。
△《稽古录》二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司马光撰。光既撰《资治通鉴》及《目录》、《考异》，又有《举要历》，有《历年图》，有《百官表》。《历年图》仍依《通鉴》，起於三晋，终於显德。
《百官表》止著宋代。是书则上溯伏羲，下讫英宗治平之末，而为书不过二十卷。
盖以各书卷帙繁重，又《历年图》刻於他人，或有所增损，乱其卷帙。故芟除繁乱，约为此编，而诸论则仍《历年图》之旧。元祐初表上於朝。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越本汇聚诸论於一卷，潭本则分系於各代之后。此刻次第，盖依潭本，较越本易於循览。《朱子语录》曰：《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宫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读之，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今观其诸论，於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於治道者甚深。故虽非洛学之派，朱子亦不能不重之，足见其不可磨灭矣。南渡以后，龚颐正尝续其书，今《永乐大典》尚有全本。然是非颇乖於公议，陈振孙深不取之。盖其心术学问皆非光比，故持论之正亦终不及光也。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宋刘恕撰。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万年人。祖受为临川令，葬於高安，因家焉。《宋史》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马光作此书《序》，称恕卒於元丰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则当生於明道元年。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则皇祐元年进士也。初授钜鹿主簿，寻迁知和州、翁源二县。会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以恕同司编纂，转著作郎。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终於家。此书乃其临没所成也。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
会遭忧遘疾，右肢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义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金履祥作《通鉴前编》，诋其好奇。今观其书周成王元年丙戌，称周公摄王之元年，越七年癸巳，始称成王元年，则是周公殆类新莽之为矣。又称鲁惠公为隐公娶於宋，见其女好而自纳之，生桓公，是惠公先有卫宣之丑。如斯之类，颇为不经。又如齐桓观龙，殆如戏剧；熊渠射虎，何预劝惩。虽曰细大不捐，亦未免贪多务得。履祥所论，未可谓之吹求。
然《外纪》於上古之事，可信者大书，其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未尝不具有别裁。《目录》於共和以后据《史纪年表》编年，共和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阳、岁阴之名，并不缕列其数，亦特为审慎。且其《自序》称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迩，归心若飞，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繁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云云。则恕作此书，特创为草稿，储材备用，如《通鉴》之有《长编》，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遽加轻诋，操之未免已蹙矣。
△《皇王大纪》八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胡宏撰。宏字仁仲，号五峰，崇安人，安国之季子也。以荫补承务郎。绍兴中尝上书忤秦桧，久不调。桧死，始召用，辞疾不赴。事迹附载《宋史儒林传胡安国传》中。是书成於绍兴辛酉，绍定间尝宣取入秘阁。所述上起盘古，下迄周末。前二卷皆粗存名号事迹。帝尧以后，始用《皇极经世》编年，博采经传，而附以论断。陈振孙《书录解题》尝讥其误取《庄子》寓言，及叙邃古之初，无徵不信。然古帝王名号可考，统系斯存，典籍相传，岂得遽为删削。至其采摭浩繁，虽不免小有出入，较之罗泌《路史》，则切实多矣，未可以一眚掩也。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近时邹平马骕撰《绎史》，体例颇相似。疑其未见是书，正可并存不废。今考骕书多引《路史》，而不及《皇王大纪》一字。
彝尊以为未见，理或有然。至於此书体用编年，《绎史》则每事标题，而杂引古书之文排比伦次，略如袁枢记事本末之法，体例固截然不同。不知彝尊何以谓其相似，殆偶未详检骕书欤。
△《中兴小纪》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熊克撰。克，字子复，建阳人，孝宗时官至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出知台州，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编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迄绍兴壬午，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宋制：凡累朝国史，先修日纪，其曰小纪，盖以别於官书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克之为书，往往疏略多牴牾，不称良史”。岳珂《桯史》亦摘其记金海陵南侵，误以薰风殿之议与武德殿之议并书於绍兴二十八年合而为一。盖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耳目既有难周，是非尚未论定，自不及李心传书纂辑於记载详备之馀。然其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缉联贯，具有伦理。其於心传之书，亦不失先河之导。创始难工，固未可一例论也。《宋史艺文志》载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乐大典》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无端委。仅此书尚为完本。惟原书篇第为编纂者所合并，旧目已不可寻。今约略年月，依《宋史》所载原数，仍勒为十卷。
△《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焘撰。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已著录。焘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
以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薈稡讨论，作为此书。以光修《通鉴》时先成《长编》，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载其《进书状》四篇。一在隆兴元年知荣州时，先以建隆迄开宝年事一十七卷上进；一在乾道四年为礼部郎时，以整齐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泸州时，以治平后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遂宁府时，重别写呈，并《举要》、《目录》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上进。故周密《癸辛杂识》称，韩彦古盗写其书，至盈二厨。然《文献通考》所载，仅《长编》一百六十八卷、《举要》六十八卷，与《进状》多寡迥殊。考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卷数虽如此，而册数至逾三百，盖逐卷又分子卷，或至十馀云云。则所称一千六十三卷者，乃统子卷而计之，故其数较多矣。又据焘《进状》，其书实止於钦宗。而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绍兴元年胡彦修疏，在《长编》一百五十九卷注后，则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连属，著其归宿，附於注末，如《左传》后经终事之例欤。《癸辛杂识》又称“焘为《长编》，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云，则其用力之专且久，可概见矣，其书卷帙最多，当时艰於传写，书坊所刻本及蜀中旧本已有详略之不同。又神、哲、徽、钦四朝之书，乾道中只降秘书省依《通鉴》纸样缮写一部，未经镂版，流播日稀。
自元以来，世鲜传本。本朝康熙初，昆山徐乾学始获其本於泰兴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尝具疏进之於朝。副帙流传，无不珍为秘乘。然所载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后仍属阙如。检《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以与徐氏本相较，其前五朝虽大概相合，而分注考异，往往加详。至熙宁迄元符三十馀年事迹，徐氏所阙而朱彝尊以为失传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实从来海内所未有。惟徽、钦二纪原本不载，又佚去熙宁、绍圣间七年之事，颇为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经月纬，遂已详备无遗。以数百年来名儒硕学所欲见而不得者，一旦顿还旧物，视现行诸本增多几四五倍。斯亦艺林之钜观矣。昔明成化中诏商辂等续修《通鉴纲目》，时《永乐大典》庋藏内府，外庭无自而窥。竟不知焘之旧文全载卷内，乃百方别购，迄不能得。论者以为遗憾。今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编摩四库，乃得复见於世。岂非显晦有时，待圣世而发其光哉？焘原目无存，其所分千馀卷之次第，已不可考。谨参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简，别加釐析，定著为五百二十卷。
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虽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实并存，疑信互见，未必一一皆衷於至当。不但太宗斧声烛影之事，於《湘山野录》考据未明，遂为千古之疑窦。即如景祐二年三月赐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为曾敏行《独醒杂志》所纠者，亦往往有之。然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蒐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自勋撰。自勋，字卓菴，南昌人。是编成於崇祯癸未。首为《校正凡例》一卷，列朱子《凡例》与刘友益《书法凡例》，而各著所疑。次为《附录》一卷，备列朱子《论纲目手书》十二篇、及李方子《纲目后序》、王柏书《纲目大全后》、徐昭文《纲目考证序证》。《纲目》一书，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正纲亦多出赵师渊手，并证刘友益误以晚年未定之本为中年已定之本，遂不求端讯末，强辨诬真。其《续麟》二十卷，则案原书次第，摘列《纲目》及《考异》、《书法》、《发明》、《考证》之文，而一一辨正其是非。《汇览》三卷，则列增删正纲者三千六百四十馀字，增删分注者四百四十馀字。盖《汇览》为改正之本，而《续麟》则《发明》改正之所以然。分注之文，《汇览》仅改其年号、君名、谥号之类，而其他所当改者，以其文太繁，则散见於《续麟》中。盖二书详略互见，相辅为用者也。其宗方孝孺之论，不以统予秦、晋、隋，未免儒生胶固之见。然其他参互比校，每能推其致误之所以然。如唐以前太子即位皆书名，至唐独不书名，刘友益曲为之说，自勋则以为太子即位，前史皆书名，至《唐书本纪》独不书名，《纲目》不过误从史文，不必强为穿凿。又如汉景帝中元年十二月晦日食，《纲目》漏书。三年九月晦日食既，《纲目》漏书“既”字。自勋以为皆《汉书本纪》先漏，《纲目》但据《本纪》而未见《五行志》，故有此失，别无他义。皆足破陋儒附会之说。他若唐太宗贞观元年书徵隋秘书监刘子翼不至，刘友益《书法》称书不至何，美子翼也。尹起莘《发明》亦以特书隋官为美之。自勋则据《唐书刘祎之传》，载子翼后复召拜吴王府功曹参军，终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谓《纲目》失考，误以为陶潜一例。如是之类，其说皆凿凿有徵，非故与朱子为难者比。至於《凡例》称曹丕、刘裕书姓，而《纲目》书宋王裕乃无“刘”字。又《凡例》称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如郑众之属，而《纲目》书郑众封鄛乡侯乃无“宦者”字。用证《纲目》传写刊刻，不免讹脱，不必以钞胥刻工之失，执为朱子之笔削。尤为洞悉事理之言，视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牵合迂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远矣。
（谨案：四库编纂之例，凡笺注古书者仍以所笺所注之时代为次。是书本为朱子《纲目》而作，《纲目》经圣祖仁皇帝御批，当以御批为主，已恭录於《史评类》中。故《编年类》中不录《纲目》，而是编及芮长恤、陈景云书则仍从《纲目》之次序，列诸此焉。）△《纲目分注补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芮长恤撰。长恤，字蒿子，原名城，字岩尹，溧阳人，前明诸生。初，朱子因司马光《通鉴》作《纲目》，以分注浩繁，属其事於天台赵师渊。师渊《讷斋集》中载其往来书牍甚详。盖《分注》之属师渊，犹《通鉴》之佐以刘、范，在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版未题师渊之名，后人遂误以为《分注》亦出朱子。间有舛漏，皆委曲强为之辞。长恤考究本原，知不出朱子之手。故凡《分注》之删削《通鉴》以至失其本事者，悉列原文某句某字之下。有某句某字於前，而推求事理为之考辨於后。使证佐分明，具有条理。昔元汪克宽力崇道学，笃信新安，而作《考异》一编，订讹正舛，至今与《纲目》并刊。盖是非者天下之公，苟一间未达，於圣人不能无误。而大儒之心廓然无我，亦必不以偶然疏漏，生回护之私。是即真出朱子，亦决不禁后儒之考订，况门人代拟之本哉。且其说皆引据旧文，原书具在。亦非逞臆私谈，凭虚肆辨，如姚江末流所为者，是亦可为《纲目》之功臣矣。陈鼎《留溪外传》，列长恤於《理学部》中，称其手著《纲目存遗》等书，盖嫌於朱子尚有所遗，待人之补，故改“补”为“存”，以讳其事。门户之见，又何其陋欤。
△《纲目订误》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初，尹起莘所作《通鉴纲目发明》，凡有疑义，率委曲以通其说。至周密作《癸辛杂识》，始辨其中宗、武后并书年号一条。然其说不甚确。
后作《齐东野语》，又辨《纲》中北齐高纬杀其从官六十人一条；郭威弑隐帝书杀，弑湘阴王书弑一条；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等四条；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不书氏一条；《目》中开皇十七年赦萧摩诃一条；贞观元年太宗诘杜淹一条；则颇中其失。后明末张自勋、国朝芮长恤亦递有订正。景云是书，又捃摭诸家所未及，悉引据前史原文，互相考证。其中毛举细故，虽未免稍涉吹求。然如汉萧望之误书“下狱”，汉中王即位条下误载司马光《论》，雍闿之叛误“四郡”为“三郡”，锺会过王戎误书其祖官，曹志免官误作“除名”，拓拔贺傉误为郁律之子，石虎擒刘岳误以为杀王导，论刘允语误脱“布在江州”四字，乞伏步颓之叛误在苻坚败后，孙恩走郁州误作“陷广陵”，宋高祖诫义符语误删“非如兄韶有”五字，始兴王濬在西州误删朱法瑜事，沈文季为仆射误与萧坦之并书，贺拔岳误书雍州刺史，高洋误漏“还晋阳”，西魏洛阳平阳以东地入於齐误删“以东”字，陈武帝祔祖於庙误作周事，隋文帝斩问事误作“斩所捶之人”，柴绍为长史误连下文作谘议，李吉甫漏书罢相，李行言杀强盗误作“杀北司”，官军乱焚杀李克恭误作“自焚”，罗绍威表词误以设言为实事，梁以钱镠为吴越国王误复上卷，王峻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兼领平卢误作“出镇”，皆指摘精确，足正传讹。附纠汪克宽《考异》误读高密王恢，陈济正误误解太兴殿后厅，胡寅《读史管见》误指宇文孝伯谗王轨，及误论安史，刘友益《书法》误论削高侃名诸条，亦皆允当。其於摭实之学，亦可云愈推愈密矣。
△《大事纪》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是书取司马迁《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后事，复采辑诸书以广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汉武帝征和三年。书法皆祖太史公。所录不尽用策书凡例。《朱子语录》所谓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者，此亦一证也，其书作於淳熙七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事。本欲起春秋后迄於五代，会疾作而罢。故所成仅此，然亦足见其大凡矣。当时讲学之家，惟祖谦博通史传，不专言性命。《宋史》以此黜之，降置《儒林传》中。然所学终有根柢此，书亦具有体例，即如每条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一一具载出典，固非臆为笔削者可及也。《通释》三卷，如说经家之有纲领，皆录经典中要义格言。《解题》十二卷则如经之有传，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见。凡《史》、《汉》同异及《通鉴》得失，皆缕析而详辨之。又於名物象数旁见侧出者，并推阐贯通，夹注句下。《朱子语录》每讥祖谦所学之杂，独谓此书为精密。
又谓《解题》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观书中周慎靓王二年载魏襄王问孟子事，取苏辙古史之论，后《孟子集注》即引用其说，盖亦心服其淹通，知非赵师渊辈所能望其项背也。所附《通释》，《文献通考》作一卷。此本乃宋嘉定壬申吴郡学舍所刻，实分三卷。《通考》盖传写之误云。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心传撰。心传，字微之，井研人，官至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宁宗时尝被旨取进。《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而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广购逸书，其目具见袁桷、苏天爵二集，并无此名。是当时流传已绝，故修史诸臣均未之见。至明初，始得其遗本，亦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部二十册，诸家书目则均不著录。今明代秘府之本，又已散亡。其存於世者，惟《永乐大典》所载之本而已。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宋史》本传称其重川蜀而薄东南。然如宋人以张栻讲学之故，无不坚持门户，为其父张浚左袒。心传独於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据实直书。虽朱子行状亦不据以为信，初未尝以乡曲之私稍为回护。则《宋史》之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其宏博而有典要，非熊克、陈均诸人所能追步也。原本所载秦熺、张汇诸论，是非颠倒，是不待再计而删者，而并存以备参稽，究为瑕颣。至於本注之外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俌《龟鉴》诸书，似为修《永乐大典》者所附入。然今无别本可校，理贵阙疑，姑仍其旧。其中与《宋史》互异者，则各为辨证，附注下方。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谨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
仍依原第，析为二百卷。至其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互有不同。今据《永乐大典》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於录焉。
△《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陈均撰。均，字平甫，号云岩，莆田人。端平初有言是书於朝者，敕下福州宣取，赐均官迪功郎。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均《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又有《中兴举要》十四卷、《备要》十四卷。令《中兴举要》、《备要》皆佚。此书前有绍定二年真德秀《序》，称皇朝《编年举要》与《备要》合若干卷，则当时本共为一书。今《举要》亦佚，存者惟此编耳。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兼采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数家之书，博考互订。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欲其篇帙省约，便於寻阅，故苟非大事，则略而不书。林岊《序》谓“取司马氏之纲，而时有修饰；取李氏之目，而颇加节文”，足以括其体例。然实以《通鉴纲目》为式，特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耳。观均《自序》，其宗旨可见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刘时举撰。时举里贯无考。其结衔称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载史嵩之父丧去位，诏以右丞相起复。时举为廪学生，有与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争一事。其始末则未之详也。是书所记，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当成於理宗之世。而书末附论一条，称理宗撑拄五十年而后亡，不可谓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后，似非时举原文。
案旧本《目录》后有《书坊题识》一则，称是编系年有考据，载事有本末，增入诸儒集议，三复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则书中所附《议论》，有元时刊书者所增入，非其旧矣。其中纪载，虽以简约为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迹间有脱遗。然如论张浚不附和议而不讳其党汪、黄；攻李纲引秦桧之罪、辨李纲之被谤远谪，而不讳其庇翁彦国陷宋齐愈之失；褒贬颇协至公，无讲学家门户之见。卷端有朱彝尊《题词》，称其过於王宗沐、薛应旂所撰，殆不诬云。
△《西汉年纪》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益之撰。益之，字行甫，金华人，官大理司直。所著有《汉官总录》、《职原》等书，见马端临《经籍考》。盖能熟於两汉掌故者。今他书散佚，惟此本以载入《永乐大典》独存。考益之《自序》，称《年纪》三十卷、《考异》十卷、《鉴论》若干卷，各自为书。今此本不载《鉴论》，而《考异》则散附《年纪》各条之下，与《序》不合。殆后人离析其文，如胡三省之於《通鉴考异》欤，又《序》称自高祖迄王莽之诛，而此本终於平帝，居摄以后阙焉。且其文或首尾不完，中间已有脱佚。盖编入《永乐大典》之时，已残阙矣。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馀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徵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於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今依益之《自序》目次，釐为三十卷。其《考异》亦即从旧本仍附各条之下，以便检核，不复拘《自序》之文，别为编次焉。
△《靖康要录》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是振孙之时已莫知出谁手矣。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俱有首尾，决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考《书录解题》又载《钦宗实录》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迈等进。此必《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故以《要录》名也。宋人杂史传於今日者，如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类，大抵於南宋为详。其详於北宋者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然《长编》已多佚阙，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补之，亦仅及哲宗而止。徽宗，钦宗两朝之事遂以无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起政和迄建炎，虽较他书为赅备，而所录事迹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为主，馀则略焉。
此书虽叙事少略，载文太繁，而一时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所不详者。即以补李焘《长编》，亦无不可也。
△《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事迹。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考元吴师道《礼部集》有《答陈众仲问吹剑录》云：《续宋编年》於吴曦诛数月后载李好义遇毒死。又有题牟成父所作《邓平仲小传》及《济邸事略后》云：吴曦之诛，实杨巨源结李好义之功，为安丙辈媢忌掩没。近有续陈均《宋编年》者，颇载巨源事。虽能书安丙杀其参议官杨巨源，而复以擅杀孙忠铣之罪归之。大抵当时归功於丙，故其事不白云云。核其所引，与此书所载相合。疑此书在元时尝称为《续宋编年》，然师道亦未尝明言其撰自何人也。观其载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与莒补秉义郎。其目云：“即理宗皇帝。”考宋代条制，旧名亦讳，此乃直斥不避，似乎元人。然其书内宋而外元，又叙元代得国缘始多敌国传闻之词。或宋末山林之士不谙体例者所作欤。陈均《编年备要》因《通鉴长编》而删节之。此书则本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中如称赵鼎为赵丞相、安丙为安观文、钱象祖为钱参政、李壁为李参政、史弥远为史丞相，多仍当时案牍之文，未尽刊正。纪金元启衅之事，追叙金源创业，谱牒职官，具载颠末。似单行之书，非增续旧史之体。然叙次简明，议论亦多平允。如蜀中之减重额、湖北之行会子、范祖禹之补谥、何致之罢制科，胥足补《宋史》所未备。其纪年互异者，《宋史韩侂胄传》载薛叔似宣谕京湖，程松、吴曦同赴四川，邓友龙宣慰两淮，徐邦宪罢知处州，皆在开禧四年，而开禧实无四年，此书载於二年丙寅，当得其实。
其姓氏互异者，如《宋史赵彦逾传》有中郎将范任，此书作范仲任。《赵汝愚传》有宣赞舍人傅昌朝，此书作昌期；步帅阎仲夜，此书作王仲先。《本纪》副都统翟朝宗得宝玺，此书作兴宗。俱足以互证异同。惟於史弥远废立济王事，略而不书。或时代尚近，众论不同，其事未经论定，故阙所疑欤。然弥远之营家庙，求起复，一一大书於简，知非曲笔隐讳也。其书世罕传本，惟见於《永乐大典》者尚首尾完具。谨校正缮录，以备参稽。原书卷目已不可考。今案年编次，釐为十有六卷。其中间有叙述失次，端委相淆者，睿鉴指示，旷若发蒙。谨仰遵圣训详为核正，各加案语以明之。俾首尾秩然。不惟久湮陈笈得以表章，且数百年未补罅漏，一经御览，义例益明，尤为是书之幸矣。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词》，称理宗国史为元载入北都，无复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广、益二王事。其体亦编年之流，盖宋之遗老所为也。然理宗以后国史，修《宋史》者实见之，故《本纪》所载反详於是书。又是书得於传闻，不无舛误。其最甚者，谓宝庆元年赵葵、赵范、全子才建守河据关之议，遣杨谊、张迪据洛阳，与北军战，溃归。案宝庆元年葵、范名位犹微，其后五年，范始为安抚副使、葵始为淮东提刑。讨李全，子才乃为参议官。至端平元年灭金，子才乃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阳溃败之事。上距宝庆元年九年矣，所纪非实也。其馀叙次，亦乏体要。然宋末轶事颇详，多有史所不载者，存之亦可备参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国公称为三朝，而广、益二王则从附录，体例颇公。卷末论宋之亡，谓君无失德，归咎权相，持论亦颇正。
而忽推演命数，兼陈因果，转置人事为固然，殊乖劝戒之旨。殆欲附徐铉作《李煜墓志》之义而失之者欤。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原本题曰《续通鉴长编》，而以李焘《进长编表》冠之於前，是直以为焘之《长编》矣。案焘成书在孝宗时，所录止及北宋。此本实载南宋一代之事，其非出焘手明甚。检勘此书，每卷标题皆有“宋史全文”四字，而《永乐大典》宋字韵内亦多载《宋史全文》，与《长编》截然二书。又此本《目录》前有《坊间原题》，称本堂得《宋鉴》善本，乃名公所编，前宋已盛行，再付诸梓云云。盖本元人所编，而坊贾假托焘名，诡称前宋盛行耳。惟《永乐大典》所收之书，皆载入《文渊阁书目》。乃《宋鉴》多至六部，独不见《宋史全文》之名，或亦杨士奇等编辑时因标题而致误欤。又别本之末有商邱宋荦《跋》曰“宋李焘有《通鉴长编》百六十八卷、《续长编集要》六十八卷、《续宋编年》十八卷，今世藏书家往往求之甚渴。此三十六卷是元人所干刂，卷首割去著书人姓名，卷末割去‘大元’字，其为元胡宏《续通鉴长编》无疑”云云。则又臆断之语，未见其有确证也。其书自建隆以迄咸淳，用编年之体，以次排纂。其靖康以前，亦本於焘之《长编》，而颇加删节，高、孝二代则取诸留正之《中兴圣政草》。
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圣政草》相与参校，其文大同小异。留正等所附案语，亦援引甚多。至光、宁以后，则别无蓝本可据，为编书者所自缀辑。故《永乐大典》於光、宁二宗下亦全收此书之文，勘对并合。其於诸家议论，采录尤富。如吕中《讲义》、何俌《龟鉴》、李沆《太祖实录论》、《足国论》、富弼等释、吕源等增释、陈瓘《论大事记》诸书，虽其立说不尽精醇，而原书世多失传，亦足以资参考也。惟原本第三十六卷内度宗、少帝及益王、广王事迹，俱有录无书，《永乐大典》亦未采。今姑仍其阙焉。
△《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表注》，已著录。案柳贯作《履祥行状》曰：“司马文正作《资治通鉴》，系年著代。秘书丞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於经，而信百家之说，不足传信。乃用邵氏《皇极经世书》、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以下接於《资治通鉴》，勒为一书。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媺言懿行，后王所当法。战国申、韩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公既已论次。而春秋以前无编年之书，是编固不可少之著也”云云。盖履祥撰述之意，在於引经据典，以矫刘恕《外纪》之好奇。惟履祥师事王柏，柏勇於改经，履祥亦好持新说。如释”桑土既蚕”，引后所谓桑间为证；释“封十有二山濬川”，谓营州当云其山碣石，其川辽水；以《笃公刘》、《七月》二篇为豳公当时之诗，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为豳诗，《笃公刘》即为豳雅；皆不免於臆断。以《春秋》书尹氏卒为即与隐公同归於鲁之郑大夫尹氏，尤为附会。
至於引《周书》记异，於周昭王二十二年书释氏生。则其徵引群籍，去取失当，亦未必遽在恕书上也。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履祥自撰《后序》，谓既编《年表》，例须表题，故别为《举要》三卷。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於后。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后来浙江重刻之本，列《举要》为纲，以经传子史之文为目，而《训释》仍错出其间，已非其旧。又《通鉴纲目》刊本，或以此书为冠，题曰《通鉴纲目前编》，亦后来所改名。今仍从原本，与《纲目》别著於录，以存其真焉。
△《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元陈桱撰。桱，字子经，奉化人，流寓长洲，后入明为翰林编修，以附杨宪，迁待制，见《明史》宪本传。题元人者误也。桱祖著，宋时以秘书少监知台州，尝作书名《历代纪统》。其父泌，为校官，又续有撰述，世传史学。
桱以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终於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前编》，而亦断自陶唐。因著此书，首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氏所未备，为第一卷。次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於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沈周《客座新闻》，载桱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允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桱端坐不慑，曰“霆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易也”云云。此虽小说附会之谈，亦足见桱以褒贬自任，乃造作此说。今观其义例，於宋自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后，始为大书系统。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本《晦翁语录》，持论已偏。至於金承麟称末帝，为之纪年。西辽自德宗以下诸主年号，亦详为分注。
虽各本史文，然承麟立仅一日，未成为君，西辽并无事迹可纪，而必缕列其间。
亦不免循名失实。盖委曲以存昰、昺二王，使承宋统。故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明史何乔新传》，载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
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书法何如。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云云。
亦未始不中其失也。他如取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讹，载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语，皆漫无考正，轻信传述。陈耀文《学林就正》又谓，桱误以范仲淹《赴桐庐郡至淮遇风诗》为唐介作，又改诗中“强楚”为“狂楚”、“尽室”为“今日”、“蛟鼋”为“鱼龙”，则引据未免疏舛。黄溥《简籍遗闻》又谓，桱纪其先户部尚书显、吏部尚书伸、工部尚书德纲诸事，为《宋史》所不载。成化间，续《纲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於妄托。则挟私滥载，尤不协至公。然自《通鉴纲目》以后，继而作者，实始於桱。其后王宗沐、薛应旂等，虽递有增修，而才识卒亦无以相胜。姑存以备参考，亦未为不可也。
△《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祎撰。祎字子充，义乌人。少游柳贯、黄溍之门。明初徵为中书省掾。
修《元史》成，拜翰林待制。使云南，抗节死。赠翰林学士，追谥忠文。事迹具《明史忠义传》。此书乃续吕祖谦《大事记》而作，体例悉遵其旧。惟《解题》即附各条之下，不别为一书。俞恂称其书自征和迄宋德祐二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五年。而今所传本实自汉武帝征和四年至周恭帝显德六年，不知恂何所据而云然。
或是书抄本仅藏蜀王府中，至成化间始刊版，传写有所佚脱欤。考《何乔新集》尝称祎此书予夺褒贬，与《纲目》不合。如《纲目》以昭烈绍汉统，章武纪年，直接建安，此书乃用无统之例，以汉与魏、吴并从分注。又《纲目》斥武后之号，纪中宗之年，每岁书帝所在，用《春秋》“公在乾侯”例，而此书乃以武后纪年。
又李克用父子唐亡称天祐年号，以讨贼为词，名义甚正，故《纲目》纪年，先晋后梁，此书乃先梁后晋。皆好奇之过，所言亦颇中其失。然其间考订同异，如《通鉴》载汉武帝仙人妖妄之言，淖方成祸水之说，以为出於《汉武故事》、《飞燕外传》，讥司马光轻信之失。纪光武帝省并十三国，以《地志》正《本纪》之误。此类考证，辨别皆为不苟。又宋庠《纪年通谱》久无传本，刘羲叟《长历》仅《通鉴目录》用以纪年，书亦散佚。此书间引及之，亦可以备参稽。至前贤议论，薈萃尤多。瑕瑜不掩，读者节取其长焉可矣。
△《元史续编》十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胡粹中撰。粹中，名由，以字行，山阴人，永乐中官楚府长史。此书大旨，以明初所修《元史》，详於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於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阙漏，因作此以综其要。起世祖至元十三年，终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编年系月，大书分注。有所论断，亦随事缀载。全仿《通鉴纲目》之例。然《纲目》讫五代，与此书不能相接。其曰《续编》，盖又续陈桱书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此书十六卷，又别出《元史评》，而不著卷数。疑当时或析其评语别为一本以行，如《后汉书赞》之例欤。其中书法，如文宗之初，知存泰定太子天顺年号，而於明宗元年转削而不纪，仍书文宗所改之天历二年，进退未免无据，又英宗南坡之变，书及其丞相云云，盖欲仿《春秋》之文，而忘其当为内辞。亦刘知几所谓貌同心异者。其他《议论》，虽尺尺寸寸、学步宋儒，未免优孟衣冠，过於刻画。然如谓张世杰夺舟断港，未能决性命於义利之间；谓吴直方劝托克托大义灭亲，为不知《春秋》之义，持论亦未尝不正。至於文宗阴谋害兄，更能据故老之传闻，揭史家未发之隐，尤为有关於惩戒。商辂等修《续纲目》，全取此书为蓝本，并其评语亦颇采之。至明太祖起兵称王以后，《续纲目》即分注元年，斥其国号。而粹中独大书至正，直至二十八年八月而止。内外之辞，未尝少紊。其持论之公，非辂等之所及。又宋末二王，不予以统，亦协其平。郑瑗《井观琐言》乃曰：“胡粹中《元史续编》又下於陈桱《续编》。德祐北迁，闽、广继立，宋之统绪，犹未绝也。乃遽抑景炎、祥兴之年於分书，非《纲目》书蜀汉、东晋之例”云云。何其偏欤？△《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
洪惟我国家世德绵延，笃承眷顾。白山天作，朱果灵彰。十有五王，聿开周祚。肇基所自，遐哉源远而流长矣。迨我太祖高皇帝以轩辕之敦敏，当榆罔之衰微，丕建鸿图，受天明命，帝出乎震，万物知春。所以提挈天枢，经纶草昧，亨屯而济险，保大而定功者，谟烈昭垂，实书契以来所未有。
洎我太宗文皇帝缵承前绪，益扩昄章，日月高衢，焕乎继照。成汤秉钺，十一征罔弗奏功；周武临河，八百国莫不来会。声灵遐播，制作更新。文德武功，绳先启后。麟麟炳炳，亦史册之所未闻。然事阅五朝，时逾十纪，旧臣之所诵说，故老之所歌吟，口耳相传，或不能尽著於竹帛。而实录宝训，尊藏金匮，自史官载笔以外，非外廷所得而窥。是以特诏馆臣，恭录缔造规模，勒成帝典。冠以《发祥世纪》一篇，犹《商颂》之陈玄鸟，《周雅》之咏公刘。虽时代绵邈，年月不可尽详。而事既有徵，理宜传信。所以明启佑之自来也。其馀并编年纪月，列目提纲。自太祖高皇帝癸未年夏五月起兵讨尼堪外兰克图伦城始，至天命十一年秋七月训戒群臣，编为八卷。自太宗文皇帝御极始，至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入关定鼎以前，编为二十四卷。盖神功圣德，史不胜书。惟恭述勋业之最显著，政事之最重大，谟猷之最宏远者，已累牍连篇，积为三十二卷矣。唐、虞之治，具於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臣等缮校之馀，循环跪读。创业之艰难，贻谋之远大，尚可一一仰窥也。岂非万世所宜聪听者哉？△《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讫於明代。编年纪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於其下。而音切训诂，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盖内府旧藏明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皇上几暇披寻，以其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因命重加编订。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
微言大义，灿若日星。凡特笔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极则。不独词臣载笔，不能窥见高深，即涑水、紫阳亦莫能仰钻於万一。所谓原始要终，推见至隐者，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不可一一缕陈。而尤於系统表年，著笔削之大旨。予夺进退，悉准至公。故大业冠号，则义等於存陈。至正书年，则旨同於在郓。知景炎、祥兴之不成为宋，而后遯荒弃国者始不能以滥窃虚名；知泰定、天顺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统。凡向来怀铅握椠，聚讼不决者，一经烛照，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於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福王窃号江东，仅及一载。皇上如天圣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建炎南渡之例。
又唐、桂二王迹同昰、昺，虽黜其伪号，犹轸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
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采明一代事迹，撰《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子及商辂之书。然廷玉等惟以笔削褒贬求书法之谨严，於事迹多所挂漏。又边外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袭旧文，无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讹。夫朱子创例之初，原以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春秋》大义数千，炳若日星。然不详核《左传》之事迹，於圣人予夺之旨尚终不可明。况史籍编年，仅标梗概於大书，而不具始末於细注。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即圣谕所指福藩田土一条，其他条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於译语，原取对音。唐以前书，凡外邦人名、地名见於史册者，班班可考。惟两宋屈於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於边圉，又不能运筹於惟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纪载之体。沿及明代，此习未除。如圣谕所指朵颜、青海诸人名，书“图”为“兔”之类，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为釐正。是编仰禀睿裁，於大书体例，皆遵《钦定通鉴辑览》；而细注则详核史传，补遗纠谬，使端委秩然。复各附发明，以阐衮钺之义；各增质实，以资考证之功。而译语之诞妄者，亦皆遵《钦定辽金元国语解》，一一改正，以传信订讹。较张廷玉等初编之本，实倍为精密。
圣人制事，以至善为期。义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惮於改作。此亦可仰窥万一矣。
△《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有《读礼通考》，已著录。是编以元、明人续《通鉴》者陈桱、王宗沐诸本，大都年月参差，事迹脱落。薛应旂所辑，虽稍见详备，而如改《宋史》“周义成军”为“周义”，以胡瑗为朱子门人，疏谬殊甚。皆不足继司马光之后。乃与鄞县万斯同、太原阎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作为是编。草创甫毕，欲进於朝，未果而殁。今原稿仅存，惟阙第十一卷。
书中多涂乙删改之处，相传犹若璩手迹也。其书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光书之例，标“臣乾学曰”以别之。其时《永乐大典》尚庋藏秘府，故熊克、李心传诸书皆未得窥。所辑北宋事迹，大都以李焘残帙为稿本，援据不能赅博。其宋自嘉定以后，元自至顺以前，尤为简略。至宋末昰、昺二王，皆误沿旧史，系年纪号，尤於断限有乖。又意求博赡，颇少剪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备叙世系；庆元伪学之禁，详载谢表。元末事迹，多采《辍耕录》、《铁崖乐府》。叙书艺则称其日写三万字，纪隐居则述其怀抱几时开，无关劝惩，徒伤烦冗。又载元顺帝初生之事，过信《庚申外史》，尤涉凿空。然其裒辑审勘，用力颇深。故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传》，以枢密使出判扬州，今据《宰辅编年录》改作“河阳”。《余玠传》，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战於嘉定，今据家传，改作“十二年”。
元末寇陷淮安，《本纪》首尾不具，今从王逢《梧溪集》，定作赵国用”。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湖州，《本纪》作“二月”，今从《明实录》，作“四月”。皆案文核实，信而有徵。又是时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而若璩诸人，复长於地理之学，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如宋王坚之守合州，则采《四川总志》。牟子才之谏张灯，则采《西湖游览志》。而明人纪事之书，若刘辰《国初事迹》、吴宽《平吴录》之类，亦并从附载，以资考证。年经月纬，犁然可观。虽不能遽称定本，而以视陈、王、薛三书，则过之远矣。
──右“编年类”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有历代之编年，《竹书纪年》以下是也。有一代之编年，《汉纪》以下是也。其间或有或无，既不相续。今亦各以作者时代编之，不复以统系为先后。
其《通鉴地理通释》、《纲目续麟》之类，则仍附本书之后，便参阅也。）卷四十八 史部四
○编年类存目△《考定竹书》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有《尚书大传》，已著录。是编以沈约所注《竹书纪年》未为详备，因采摭诸书别为之注。然之騄爱博嗜奇，多所徵引，而不能考正真伪。
如帝癸十年地震，引华严合《论大地有六种震动》，所谓遍动、遍起、遍涌、遍震、遍吼、遍击者为说，殊为芜杂。又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中，排诋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测圣人，至为乖谬。而一概引用，漫无辨正。沈约注出依托，尚能知伊尹自立之诬、太甲杀伊尹之妄。之騄乃旁取异说，以荧耳目。云能补正沈注，未见其然。惟《拾遗》记商均暴天下之类，辨别诬妄；《路史》帝杼迁老王之类，考订讹谬；间有数处可取耳。至所称《逸文》，采摭颇备。然如晋幽公会鲁季孙一条，今本有之，而注曰无。又如汤十九年至二十四年皆书大旱，盖作书者依托《墨子》汤五年旱之文。此本竟脱去“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二条，则亦不可尽据也。
△《五代春秋》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尹洙撰。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二年进士，授绛州正平主簿。以荐为馆阁校勘。累迁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以争水洛城事移庆州。
复为董士廉所讼，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卒。事迹具《宋史》本传。
考邵伯温《闻见录》，载欧阳修作《五代史》尝约与洙分撰。此书或即作於是时。
然体用编年，与修书例异。岂本约同撰而不果，后乃自著此书欤？所载始梁太祖开平元年甲子，迄周显德七年正月甲辰。郑樵《通志艺文略》作二卷，与今本合。赵希弁《读书附志》则作五卷，或别本流传，以一代为一卷欤。穆修《春秋》之学称受之於洙。然洙无说《春秋》之书。惟此一编，笔削颇为不苟，多得谨严之遗意，知其《春秋》之学深矣。已载入所作《河南集》中，此盖其别行之本。
以初原自为一书，故仍存其目焉。
△《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江贽编。贽，字叔直，崇安人。政和中，太史奏少微星见，朝命举遗逸之士。有司以贽应诏，贽辞不赴，赐号“少微先生”。是书取司马光《资治通鉴》删存大要，然首尾赅贯，究不及原书。此本为明正德中所刊，前有武宗《御制序》。
考罗愿《鄂州小集》末载王瓒《月山录跋》，结衔称“通鉴节要纂修官”，疑正德时又为重修，非复贽之旧本。又《明史李东阳传》，称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其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焦芳与张彩为解，乃已。又《张元祯传》称为《通鉴纂要》副总裁。《纂要》当即《节要》，盖史偶异文。然则此书乃东阳及元祯所定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朝散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经进”。考《宋史艺文志》及焘本传，惟载所著《续通鉴长编》，无此书之名。此本《目录》末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
△《增节音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陆唐老编。唐老，会稽人，淳熙中进士第一。故此书亦称《陆状元通鉴》。
皆於司马光书内钞其可备科举策论之用者，间有音注。然浅陋颇甚，亦寥寥不详。
首有《总例》云：学者未能遍晓出处，则於词赋一场，未敢引用。足以见其大旨矣。
△《通鉴纲目测海》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何中撰。中，字太虚，一字养正，抚州人，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是书以纠《通鉴纲目》书法之同异。卷末有大德丙午《自跋》曰：朱子作《纲目》、续《春秋》，然其间书法，可商略者犹多。间附己意，缉成《纲目测海》三卷，示儿辈云云。盖不知《纲目》出赵师渊之手，犹误以为朱子书也。书中所列凡三例。一辨胡、吕二家所注。如魏徙都大梁条，胡氏谓魏王不恨不用孟子，而恨不听公叔之言，中以为徙都之后六年，孟子方至魏之类是也。一发明二家所未注。
如秦人诛卫鞅条下，中补注曰：书秦人何，鞅得罪於众，犹共诛之之类是也。一乃纠正本书之讹异。於全书之中，不过十之二三耳。其中如秦魏冉出其故君之妃归于魏一条，中谓诸侯之妻宜称夫人，不宜称妃。不知元妃孟子，固《左传》文也。又汉元狩六年封三王一条，中谓宜载诰策之辞。不知《纲目》纪事之书，非载文之书也。又莽废孺子一条，中谓既书始建国元年，则不必书莽。不知孺子废而后成为始建国也。又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一条，中谓宜削秦王字，此泥以爵字为褒贬例也。又张柬之等举兵讨武氏一条，中谓多“之乱”二字，不知书法在“讨”字，此二字删之固可，存之亦无害也。又晋主重贵发大梁一条，中谓“宜书北迁”，不知朱子宋人，避二帝北迁之事，变其文也。其他间有可取，不过摭拾细碎，不能深裨於史学。《纲目》非无可纠，如中此书，尚未足以纠《纲目》也。
△《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六卷、《补注》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庚撰。庚，字浦山，秀水人。是书以《通鉴纲目集览》、《质实》谬误不少，惟胡三省《通鉴注》颇属精当，可以正二书之谬。又校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及《舆图》等书，为《纠缪》以正其失，又为《补注》以拾其遗。用力颇为勤挚。然《集览》、《质实》之荒陋，本不足与辨。今既与之辨矣，则宜元元本本，详引诸书，使沿革分合，言言有据。庶几以有证之文，破无根之论。
而所纠所补，乃皆不著出典，则终不能关其口也。
△《帝王纪年纂要》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元察罕撰，明黄谏补。察罕官至平章事，事迹具《元史》本传。谏有《从古正文》，已著录。其书本《皇极经世》为准，自太皞以下诸帝王，各载其在位年数，而略述兴废大旨於每代之前。察罕成此书在皇庆元年，尝奏进於朝，程钜夫为之序。至明景泰中，谏复为《续辑》，改原本每代下至延祐戊午若干年为下至洪武戊申若干年，并补入元代诸帝纪年。然简略太甚，不足以资考订也。
△《明本纪》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明太祖事迹，自起兵濠梁，迄建国金陵。皆分年排载，颇为详备。盖亦自实录中摘出编次者。惟自洪武三年正月以后并阙，或草创未竟之本欤。
△《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是书本明方孝孺释统之意，专明正统。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讫明洪武元年，以著世变事始之所由。於各条之下随事附论。然立说多偏驳不经。如纪年干支之下皆规以一圈，中书国号。至元代则加以黑圈。迨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则为白圈。其说以为本之《太极图》之阴阳，至是天运转而阳道复，阴翳消也。率臆妄作，为史家未有之变例，可谓谬诞。
王士祯《池北偶谈》，称其议论严正，殊为太过。陶辅《桑榆漫志》，称其义严理到，括尽幽隐，深得“麟经”之旨。胡应麟《史学佔毕》，称《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邱氏，更乖舛矣。
△《通鉴纲目前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许诰撰。诰自号函谷山人，灵宝人，吏部尚书进之子，文渊阁大学士赞之兄，兵部尚书论之弟。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谥庄敏。事迹附见《明史许进传》。是书以司马光《通鉴》、朱子《纲目》皆不直接《春秋》，中间阙七十馀年之事。金履祥《通鉴前编》，书法又多舛迕。乃重辑是编，以订讹补阙。其中如辨宋昭公非周元孙，魏文侯未弑晋幽公，赵鞅、赵无恤之卒岁《史记》并误，亦小有考证。而摹仿《春秋》过甚，拘文牵义，往往画虎不成。
又或生例於《春秋》之外。如《春秋》书卫侯毁灭邢，说者谓恶其灭同姓。又或以为因下卫侯毁卒之文而讹。已非成例。而诰於楚子章灭陈书名，於越勾践灭吴并削爵。《史记越世家》，越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所谓伯者，盖为方伯，非由子爵晋为伯爵也。诰乃自是，俱书越伯。至於《春秋》无事必书时，例也，於春特书王正月，明正朔也。诰於无事之年既不备书，又不书王正月。必於年下别标一“春”字，《自序》谓行夏时，重岁首也。亦不善於学步矣。
△《经世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书编年纪事，起汉高祖奉楚怀王命伐秦之岁，止文帝末年。似於《通鉴纲目》中偶拈一二卷，以己意笔削之。
大旨欲仿《春秋》，而既非经体，又非传体。如高帝元年书曰：“沛公掾萧何收丞相府图籍，不及收博士所藏，先王典籍遂灭，齐、鲁诸儒传习自孔氏者不复全。”
此仿《春秋》何例也？△《人代纪要》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顾应祥撰。应祥，字惟贤，号箬溪，长兴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书以编年纪事，虽无事必书其年。盖合《甲子会纪大事记》而一之。
然繁简失伦，多未尽当。其中无年可编者，亦往往随意科配。如荀悦著《汉纪》、《申鉴》，皆强系之献帝乙酉年。恐必不然也。
△《嘉隆两朝闻见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越撰。越，字韩峰，南京锦衣卫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以薛应旂《宪章录》、郑晓《吾学编》诸书止载武宗以前事，故续取世、穆两朝政迹，汇次成编。起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止於隆庆六年。朱之蕃谓其为野史之良。然所采书目，自《明伦大典》以下仅四十一种，未为赡备。而所附案之文如五元臣皆不利之类，亦体杂说部。
△《明大政记》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雷礼撰。礼，字必进，丰城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明史艺文志》载礼《大政记》三十六卷。此本为万历中应天周时泰所刊。其中礼所辑者至武宗而止，仅二十卷。其《世宗》四卷，即范守己之《肃皇外史》。《穆宗》一卷，则谭希思所续编。卷目与史志不符，盖时泰已有所合并也。礼明习朝典，以史学自任。而所记多采撮实录，详略未能得中，异同亦鲜能考据。
△《明六朝索隐》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雷礼撰，何应元校。应元不知何许人。其书以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六朝事迹编年纪录。考《明史艺文志》不载是书。疑后人从实录抄撮而成，托名於礼。其称《索隐》，亦不知何所取义也。
△《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明南轩撰。轩，字叔后，渭南人。据轩《自序》，题吏部文选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明史》附见《南居益传》，亦云官吏部郎中，尝著《纲目前编》。
然又有其门人杨光训《序》，称轩为渭上先生，壮游金马，阅铨曹，历藩臬。是其官不终於郎中。《陕西通志》称其终山东参议，与光训《序》合，当得其实。
然《太学进士题名碑录》载轩为嘉靖癸丑进士，而《通志》作甲辰进士，则《通志》又传写之误矣。此书以金履祥《通鉴前编》、陈桱《通鉴前编外纪》合并删削，共为一编。起自伏羲，终於周威烈王。然不明提纲分目之法，冗琐糅杂，殊无可取。至於引《尔雅》曰：“熊罴貔貅貙虎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引《左传》曰：“龙角亢星也，建戌之月见於东方，故戒民以土工之事。”《尔雅》、《左传》皆无其文。盖有明一代，八比盛而古学荒。诸经注疏，皆以不切於时文，庋置高阁。故杂采类书，以讹传讹，至於如此。又金履祥受业王柏，故徵引师说，称“子王子”。此书既尽变履祥之例，而引王柏之说，仍称为“子王子”。是更与不去葛、龚同一例矣。
△《龙飞纪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吴朴撰。朴，字华甫，诏安人。是编仿《纲目》体例，纪明太祖事迹。初名《征伐礼乐书》，后改今名。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盖据《元史》及明初武胄贴黄列传、则例纪载，旁蒐博采而成。前有嘉靖甲辰《林希元序》及朴《自编通例》。是时建文年号未复，故於己卯以后四年，仍以洪武纪年，旁注建文於下。自属当时功令，未足为讥。若自壬辰至丙午，明号未建，顺帝俨存，犹是元之天下。乃削去至正年号，惟书甲子。则偏僻太甚，於公议为不协矣。至所谓成化间续编《纲目》，托克托用兵六合，有“贼势大蹙”之句，不知彼时明祖正在六合，罔识讳避云云。律以臣子之义，凿然正论。虽起商辂於九原，无词以解也。
△《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薛应旂撰。应旂有《四书人物考》，已著录。是编续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讥其孤陋寡闻。如王偁、李焘、杨仲良、徐梦莘、刘时举、彭百川、李心传、叶绍翁、陈均、徐自明诸家之书，多未寓目。并《辽》、《金》二史亦削而不书。惟道学宗派特详尔。今核其书，大抵以商辂等《通鉴纲目续编》为蓝本，而稍摭他书附益之。於《宋》、《元》二史，未尝参考其表志。
故於元丰之更官制，至元之定赋法，一切制度，语多暗略。於《本纪》、《列传》亦未条贯。凡一人两传，一事互见者，异同详略，无所考证，往往文繁而事复。
如永宁公主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请以金饰肩舆，为艺祖所戒。既载於开宝五年矣，复见於开宝八年，而讹为“永康公主”。丁谓诬谪寇准，王曾疑其太重，丁谓曰，居停主人勿复言。既载於天禧四年矣，复见於乾兴元年。越州升为府，既载於建炎四年矣，复见於绍兴元年。甚至真德秀兼宫教，劝济王孝敬以俟天命语，一篇之中，前后两见。其馀重沓窜易之误，不可枚举。所纪元事，尤为疏漏。惟所载道学诸人，颇能采据诸家文集，多出於正史之外。然杂列制诰、赠言、寄札、祭文，铺叙连篇，有同家牒，律以史法，於例殊乖。至於引用说部以补正史之阙者，又不辨虚实，徒求新异。如载吴曦之诛云：“初曦未叛时，尝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仰见月中有一人，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由是决”云云。其事虽见岳珂《桯史》。小说家无稽之语，可入诸编年之史乎？虽多亦奚以为，此之谓矣。
△《甲子会纪》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薛应旂撰。前四卷以六十甲子纪年。上自黄帝八年，下至嘉靖四十二年，为七十二甲子。又每年之下亦略纪大事，以备检阅。第五卷则取邵子《以元经会》之语，略论洪荒以来，而以邵子《观化诗》附焉。
△《宪章录》四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薛应旂撰。所载上起洪武，下迄正德，用编年之体。盖以续所作《宋元通鉴》。然采摭杂书，颇失甄别。如惠帝逊国，事本传疑。应旂乃於正统五年十二月书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入京，号为老佛。岂史氏阙文之义耶？△《考信编》七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杜思撰。思，字子睿，鄞县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青州府知府。是书皆载上古之事，其目有二：曰《原始考》，始自盘古氏，迄於燧人氏；曰《读坟考》，始自庖犠氏，迄於帝魁。编年纪月，记动记言，全作策书之体。如珥笔其侧，亲注起居，又不言其何所据。乃题曰《考信》，名实可谓舛迕矣。
△《昭代典则》二十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黄光昇撰。光昇，字明举，晋江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是书起元至正壬辰明太祖起兵，至穆宗隆庆二年而止。编年纪事，每条皆提纲列目。
其前四卷，自至正壬辰迄洪武建元以前，以明纪年，而元事则随年附见。虽当时臣子之词，然顺帝北行以后，以明纪年可也。若至正戊申以前，非惟元祚未移，俨然共主。即韩林儿龙凤纪年，明主亦自奉其朔，乃於其初起兵时即削元号，究非万世之公论也。
△《成宪录》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明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考明太宗庙号，至嘉靖十七年始改曰成祖。此书仍称太宗。是作於成化后，嘉靖前也。书中所载，事实少而诰敕多。如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并载太祖《遣祭之谕》。今《本纪》乃止书祀国学而不及阙里。又《本纪》载洪武十年十二月高丽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却之。十二年十二月高丽贡黄金百斤、白金万两，以不如约却之。而此书又载洪武十二年五月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勿纳郑白一事。
亦足以补史传之阙。然浮文妨要者终多也。
△《秘阁元龟政要》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已称成祖，则嘉靖以后人作也。所纪皆明太祖事。然起於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德取常熟，终於洪武二十八年。首尾皆不完具。殆前后各佚一册，今本卷第又传写者所改题欤。大致与《太祖实录》相出入，亦无异闻也。
△《明通纪述遗》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一卷、二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皆题绣水卜世昌校订。三卷、六卷、七卷、十一卷皆题绣水屠衡校订。前有《冯梦祯序》，惟称世昌。又有卜万祺、屠隆二《序》，则兼称衡。盖二人合作，仿《新唐书》各署姓名例也。其书补东莞陈建《明通纪》之遗。起元至正十一年，终明隆庆六年。
编年纪载，多捃拾稗史之言，冗杂特甚。如首卷多载元顺帝荒淫琐事，与明无关，殊失断限之义。又如以成祖征漠北时太监沐敬进谏之事窜入建文四年之末，则纪载之无法，可以概见矣。
△《世穆两朝编年史》六卷（内府藏本）
明支大纶撰。大纶，字华平，嘉善人，万历甲戌进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府推官，谪江西布政司理问，终於奉新县知县。是编成於万历丙申。所载自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凡四卷。自隆庆元年至六年，凡二卷。前有《项维桢序》，但称《永陵信史》。据大纶《自序》，盖先成《世宗编年》，后乃续以《穆宗》云。
△《明大政纂要》六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谭希思撰。希思，茶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四川巡抚。是书所记，自洪武元年至隆庆六年。凡大事皆编年纪载，每帝皆有《论赞》。卷首载万历己未修撰《韩敬序》。有云：“侍御方壶刘公，持斧畿辅，捐俸刻之。”是此书向曾刊刻。今钞本卷首，仍存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印，则当为未刊以前藏本。其中多涂乙增损之处，似即希思之原稿也。
△《大政记》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国桢撰。国桢，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肃，事迹附见《明史朱国祚传》。是书始洪武元年戊申，终隆庆六年壬申。
编年纪载，繁简多有未当，殊乏史裁。
△《两朝宪章录》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吴瑞登撰。瑞登，字云卿，武进人，由贡生官光州训导。先是薛应旂纂洪武至正德九朝事为《宪章录》。瑞登因辑嘉靖、隆庆两朝以续应旂之书。大抵抄撮邸报而成。有巡抚河南御史陈登云、李时华二《序》，一作於万历癸巳，一作於甲午。又有瑞登《自序》，惟颂世宗初政及遗诏，并费宏调燮之勋、徐阶受顾之迹。盖谓嘉靖中年坏於任用严嵩，而不欲显言也。
△《国史纪闻》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张铨撰。铨字宇衡，沁州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辽东。
天启元年，大兵破辽阳，殉节死，赠兵部尚书，谥忠烈，事迹具《明史忠义传》。
是编起元至正十二年明太祖起兵濠州，迄於武宗之末。编年纪载，有纲有目。名曰《纪闻》者，铨自以职非史官，不得见实录、记注，仅取各家之书，讨论异同，编次成帙。所谓得之传闻而不敢据以为信也。书成於万历庚戌，至天启甲子始刊行之。徐揭先为之序，其子道濬又重为校订云。
△《纲鉴正史约》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顾锡畴撰。锡畴，字九畴，号瑞屏，昆山人，万历己未进士。崇祯末，官至南京礼部侍郎。福王时，进尚书。后为总兵官贺君尧所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编年纪载，於历代故实粗存梗概。盖乡塾课蒙之本。至《纲鉴》之名，於《纲目》、《通鉴》各摘一字称之，又颠倒二书之世次。尤沿坊刻陋习也。
△《历代二十一传残本》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有《律古词曲赋叶韵》，已著录。是书略仿《资治通鉴纲目》之例，以二十一史各编年为传，故曰《二十一传》，然非传体也。此本惟存《季周传》十一卷、《嬴秦传》一卷。其为刊刻未竟，抑传本阙佚，均不可知。
据所存者观之，大抵疏漏百出，漫无体例。其佚亦不足惜也。
△《春秋编年举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时伟撰。时伟有《正韵笺》，已著录。是书成於崇祯甲戌。凡前后二编，皆仿《史记年表》之例，以国为经，以事为纬。前为《春秋列国编年举要》，起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讫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以括春秋大要。后为《获麟后七十七年编年举要》，起敬王三十九年庚申，迄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以补《通鉴前编》。首有《春秋托始论》，据洪迈《容斋随笔》之说，谓春秋始隐公，为治郑庄，以强侯跋扈实自寤生始也。次为《春秋列国君臣总论》三篇，随意断制，未为精确。其谓无季氏则鲁不昌，无二氏则季孤立，颇为乖剌。又有《获麟后编年总论》，辨魏文侯师子夏在未命为诸侯以前，亦无关大义。二《编》惟《后编》有《引》，称窃於诸书中采十一於千百，私为《编年举要》。既而深思，恐开后人以懒惰之端，遂举覆瓿，不复灾木，止存七十七年事。然则当时仅刊其《后编》。
今则二《编》俱在，盖犹其家藏未刻之稿矣。
△《皇王史订》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学孔撰。学孔，字瞻黄，渭州人，顺治中尝官大宁卫断事。是编以刘恕《外纪》义类未确，端绪难明，因订正其文。上自盘古氏，下讫周幽王。东迁而后，春秋既作，则不复录焉。大抵摭拾罗泌《路史》之说，加以臆断耳。
△《此木轩纪年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康熙甲午，故户部尚书王鸿绪纂辑《明史》，袁熹预其事。开局月馀，以持论龃龉辞去。乃自以其意著此书。纪事始於帝尧，编年则始於春秋。撮其治乱兴亡之大端，而各系以论，亦颇考证其异同。未及卒业，仅及汉顺帝而止。其门人徐逵照裒辑剩稿，编为此本。
首卷及第三卷皆袁熹手自标识，提其纲要。二卷、四卷、五卷则逵仿袁熹之例，补为标识者也。其书叙述简明，非他家史略不冗即漏者比，持论亦多平允。而爱奇嗜博，好取异说。如周文王商末受命称王，九年卫武公攻杀其兄共伯而自立。
杂书讹异，皆不以为非。甚至何休注《公羊传》谓平王之四十九年为鲁隐公受命之元年，而比周於二王之后。亦以为其理谬而其意善，殊为乖舛。其订正事实，多所纠正。然好以明人所刻《竹书纪年》为据，不知其伪。如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孙会以廪丘叛，安王十九年田侯剡立之类，皆执以驳《史记》，亦为失考。至於《孟子》所载之曹交，本不云曹君之弟，称曹君之弟者乃汉赵岐注。朱子偶然因之，失於详核。袁熹不考旧文，误执之以疑《史记》，并疑《春秋》，所见更左矣。
△《读史纲要》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此书纪历代帝王年号，而附录僣伪诸国。排比旧文，有如簿籍，不足以当著书。其以西夏、辽、金并列，尤为纰缪。
──右“编年类”三十七部、八百四十七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纲鉴正史约》之类，坊刻陋本，不足以言史矣。然《五经四书讲章》，虽极陋劣，不能不谓之经解也。故亦附存其目。此类至夥，姑就所见者载之，如经书讲章之例。）卷四十九 史部五
○纪事本末类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其后谓之因，其初皆起於创。其初有所创，其后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於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
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於此。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著录。若夫偶然记载，篇帙无多，则仍隶诸杂史传记，不列於此焉。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通行本）
宋袁枢撰。枢，字机仲，建安人。孝宗初，试礼部词赋第一。历官至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寻提举太平兴国宫。事迹具《宋史》本传。案：唐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晋，终於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王应麟《玉海》，称淳熙三年十一月，参政龚茂良言，枢所编《纪事》有益见闻。诏严州摹印十部，仍先以缮本上之。《宋史》枢本传又称，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曰“治道尽在是矣”。朱子亦称其书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皆曲有微意，於以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翦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撦挦者可比。其后如陈邦瞻、谷应泰等，递有沿仿。而包括条贯，不漏不冗，则皆出是书下焉。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章冲撰。冲，字茂深，章惇之孙也，淳熙中尝知台州。其妻乃叶梦得女。
梦得深於《春秋》，故冲亦颇究心於《左传》。取诸国事迹，排比年月，各以类从，使节目相承，首尾完具。前有冲《自序》及《谢谔序》。考冲与袁枢俱当孝宗之时。枢排纂《资始通鉴》，创纪事本末之例，使端绪分明，易於循览，其书刊於淳熙丙申。冲作是书，亦同斯体，据《自序》刊於淳熙乙巳，在枢书之后九年。殆踵枢之义例而作。虽篇帙无多，不及枢书之淹博，其有裨学者则一也。惟《通鉴》本属史家，枢不过理其端绪。《春秋》一书，经则比事属词，义多互发；传文则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丝牵绳贯，脉络潜通。冲但以事类裒集，遂变经义为史裁，於笔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枢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宋徐梦莘撰。梦莘，字商老，临江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为南安军教授，改知湘阴县。官至知宾州，以议盐法不合，罢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梦莘嗜学博闻，生平多所著述。史称其恬於荣进，每念生靖康之乱，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薈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帝闻而嘉之，擢直秘省云云。今其书钞本尚存，凡分上、中、下三帙。
上为政、宣二十五卷，中为靖康七十五卷，下为炎、兴一百五十卷。其起讫年月，与史所言合。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史所言者殊未尽也。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为诠次本末。年经月纬，案日胪载。惟靖康中帙之末有《诸录杂记》五卷，则以无年月可系者，别加编次，附之於末。其徵引皆全录原文，无所去取，亦无所论断。
盖是非并见，同异互存，以备史家之采择，故以《会编》为名。然自汴都丧败，及南渡立国之始，其治乱得失，循文考证，比事推求，已皆可具见其所以然，非徒饾飣琐碎已也。虽其时说部糅杂，所记金人事迹，往往传闻失实，不尽可凭。
又当日臣僚劄奏，亦多夸张无据之词。梦莘概录全文，均未能持择。要其博赡淹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以外，未有能过之者，固不以繁芜病矣。考梦莘成此书后，又以前载不尽者五家，续编次於中、下二帙，以补其阙。
靖康、炎兴各为二十五卷，名曰《北盟集补》。今此本无之。殆当时二本各行，故久而亡佚欤。
△《蜀鉴》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方孝孺序》，称宋端平中，绍武李文子尝仕於蜀。搜采史传，起秦取南郑，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系乎蜀者，为书十卷云云。
世遂题为文子作。《考亭渊源录》，亦载李文子字公瑾，光泽人。（案：光泽即绍武之属县，今尚仍古名。）李方子之弟。绍兴四年进士。官至知太安军，绵、阆州，潼川府。著《蜀鉴》十卷。然考端平三年文子所作《序》中，称燕居深念，䌷绎前闻，因俾资中郭允蹈缉为一编云云。则此书为资州郭允蹈所撰，文子特总其事耳。世即以为文子作，亦犹《大易粹言》本曾穜命方闻一作，而《直斋书录解题》遂误以为穜作也。其书每事各标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每条有纲有目有论，如朱子《通鉴纲目》之例。其兼以考证附目末，则较《纲目》为详赡焉。宋自南渡后，以荆、襄为前障，以兴元、汉中为后户，天下形势，恒在楚、蜀，故允蹈是书所述，皆战守胜败之迹。於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而於古人用兵故道，必详其今在某处。其经营擘画，用意颇深。
他如辨荆门之浮桥，引《水经注》以证《荆州记》之误。陈仓之马鸣阁，引《蜀志》以证《寰宇记》之误。斜谷之遮要，引《兴元记》以补《裴松之注》之阙。
诸葛亮之筑乐城，引《通鉴》以辨《华阳国志》、《寰宇记》之异同。於地理亦颇精核。又所载罗尚之抗李雄、张罗之据犍为，亦较《晋书》载记及《十六国春秋》为详。皆足裨史乘之考证。唯所论蜀之地势，可以北取中原，引汉高祖为证，则与李舜臣《江东十鉴》同意，姑以励恢复之气耳。诸葛亮所不能为，而谓后人能之乎。末二卷叙西南夷始末。其载犍为郡之置，始於汉代。不知唐之庄、琬、播、郎等州即其故地。又所载南诏始末，谓骠信败於韦皋，而南蛮始衰。不知败於高骈，而蛮乃不振。所记未免稍略。然其时方虑内讧，无暇外攘。著书之志，主於捍拒秦陇之师，振控巴渝之险。其他边徼之事，固在所略，亦其时势为之矣。
△《炎徼纪闻》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议，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其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即此编也。书凡十四篇。首纪王守仁征岑猛事，次纪岑璋助擒岑猛事，次纪赵楷、李寰事，次纪黄<王宏>请立东宫事，次纪征大藤峡事，次纪奢香事，次纪安贵荣事，次纪田琛事，次纪杨辉事，次纪阿溪事，次纪阿向事，次纪云南诸夷，次纪猛密、孟养，次杂纪诸蛮夷。每篇各系以论，所载较史为详。前有汝成《自序》，称自涉炎徼，所闻诸事，皆起於抚绥阙状，赏罚无章，切中明代之弊。其论田州之事，归咎於王守仁之姑息；论黄<王宏>之事，归咎於于谦之隐忍；亦持平之议，不蹈门户之见。史称汝成分守右江时，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各弑主自立，与副使翁万达密讨诛之。努滩贼侯公丁为乱，断藤峡群贼与相应，汝成复偕万达设策诱擒公丁，而进兵讨峡贼，大破之。又与万达建《善后七事》，一方遂靖云云。则汝成於边地情形，得诸身历。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
△《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邦瞻撰。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初，礼部侍郎临朐冯琦，欲仿《通鉴纪事本末》例，论次宋事，分类相比，以续袁枢之书，未就而没。御史南昌刘曰梧得其遗稿，因属邦瞻增订成编。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谢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袁枢义例，最为赅博，其镕铸贯串，亦极精密。邦瞻能墨守不变，故铨叙颇有条理。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秽，不似《资治通鉴》本有脉络可寻。此书部列区分，使一一就绪。其书虽亚於枢，其寻绎之功，乃视枢为倍矣。惟是书中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称《宋辽金三史纪事》，方於体例无乖。乃专用《宋史》标名，殊涉偏见。至《元史纪事本末》，邦瞻已别有成书。此内如《蒙古诸帝之立》、《蒙古立国之制》诸篇，皆专纪元初事实，即应析归《元纪》之中，使其首尾相接。乃以临安未破，一概列在《宋编》，尤失於限断，此外因仍《宋史》之旧，舛讹疏漏，未及订正者，亦所不免。然於记载冗杂之内，实有披榛得路之功。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
△《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邦瞻撰。凡列目二十有七。其《律令之定》一条下注一“补”字，则归安臧懋修所增也。明修《元史》，仅八月而成书，潦草殊甚。后商辂等撰《续纲目》，不能旁徵博采，於元事亦多不详。此书采掇不出二书之外，故未能及《宋史纪事》之赅博。又於元、明间事皆以为应入明国史，遂於徐达破大都，顺帝驻应昌诸事，皆略而不书。夫元初草创之迹，邦瞻既列於《宋编》。又以燕京不守，元帝北徂，为当入《明史》。是一代兴废之大纲，皆没而不著。揆以史例，未见其然。至至正二十六年，韩林儿之死，乃廖永忠沈之瓜步。洪武中，宁王权作《通鉴博论》，已明著其事。不过以太祖尝奉其年号，嫌於项羽、义帝之事，归其狱于永忠耳。邦瞻更讳之书卒，尤为曲笔。库库特穆尔自顺帝北迁之后，尚为元尽力，屡用兵以图兴复。故太祖称王保保真男子，以为胜常遇春。后秦王樉妃即纳其女。邦瞻乃以为不知所终，亦不免於失实。特是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学校之制，以及漕运河渠诸大政，措置极详。邦瞻於此数端，纪载颇为明晰。其他治乱之迹，亦尚能撮举大概，揽其指要。固未尝不可以资考镜也。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大学士勒德洪等奉敕撰。
纪平定逆藩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事。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均以故明将佐，於太祖时率众来归，随八旗征讨，多立战功。有德封定南王，可喜封平南王，仲明封靖南王。吴三桂本明总兵，世祖驱除流寇，定鼎燕京，亦以效命执殳，得邀荣锡封平西王。后有德死殉孤城，至今庙食。惟仲明分藩於福建，可喜分藩於广东，三桂亦分藩於云南，膺股肱心膂之寄，恩最洪深。后仲明先殁，以其子精忠嗣封。可喜年老乞闲，以其子之信摄军事。吴三桂遂独称宿将，列重镇於西南。乃虺毒潜吹，狼心叵测，於康熙十二年十一月称戈抗命，进薄衡湘，与官军相距於常德。之信、精忠亦乘机蠢动。
圣祖仁皇帝特简八旗劲旅，迅扫欃枪。相度机宜，指授方略，剿抚并用，以次戡平。三桂势蹙忧怖，旋伏冥诛。仅孽孙世璠游魂釜底。既而之信、精忠穷迫归正，均正刑章。至康熙二十年十月，世璠惶惧自戕，三逆并灭。盖开国之初，殷顽未靖，其势易於煽惑；其地皆襟带山海，势逾於唐之藩镇；其党羽皆百战之馀，娴习攻守，力逾於汉之七国。故一时蜂起，敢肆披猖。我圣祖时在冲龄，乃从容镇定，而扫荡之。自兹以后，大定永清，岂非亘古所未有欤。伏读《实录》，载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大学士勒德洪以此书进呈。蒙谕，其中舛错，如王辅臣由云南援剿总兵官授为陕西提督，今谓由陕西总兵官升任。至《论赞》中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事，吴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饬酌改之。仰见深筹远虑，事事皆经圣心，即一二小节，亦毫发无遗。益徵神谋独断，非廷臣所能参赞者矣。
当时尚未奉刊布，仅有写本，尊藏大内。今蒙皇上宣示，特命缮录，编入四库。
臣等校录之馀，既欣睹圣祖仁皇帝实兼守成创业之隆，亦弥仰我皇上觐扬光烈之盛云。
△《亲征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康熙四十七年，大学士温达等撰进。圣祖仁皇帝御制序文，深著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盖噶尔丹凶顽爽誓，浸为边患，因於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亲统六师往征。
锋猬斧螳，慴栗远遁，噶尔丹仅以身免，大军凯旋。是年九月，再幸塞北，谕噶尔丹以束身归罪，并纳其所属之归降者。迨明年二月，复统大军亲征。刑天之技既穷，贰负之尸遂桎。於是廓清沙漠，辑定边陲，为万古无前之伟绩。书中所纪，始於康熙十六年六月厄鲁特噶尔丹奉表人贡，及赐敕谕，令与喀尔喀修好，以为缘起。讫於三十七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献噶尔丹之尸而止。其间简炼将卒，经画粮饷，翦除党恶，曲赦胁从，以及设奇制胜之方，师行缓急之度，凡禀之睿算者，咸据事直书，语无增饰。首载《御制纪略》一篇。后载告成太学及勒铭察罕七罗拖诺、昭木多、狼居胥山诸碑文。恭诵之馀，仰见大圣人不恃崇高，不怀燕逸，栉风沐雨，与士卒同甘苦。用能於浃岁之中，建非常之业。竹册昭垂，非独比隆训誓矣。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大学士来保等恭撰奏进。凡二十六卷。后恭录《御制诗文》一卷，又附载《诸臣纪功诗文》五卷。金川土司，在四川徼外，本吐蕃之遗种，即《明史》所谓金川寺者是也。国朝康熙中，其土舍色勒奔初慕化归诚，奉职惟谨。雍正中，颁给印信号纸，俾世守故疆。其子郎卡袭职，渐肆鸱张，稍搏噬其族类。
守臣请加征讨，以宁九姓之宗。我皇上以荒憬蛮陬，自相蚕食，不足以劳我六师，惟敕慎固边圉，以防其变。而沙罗奔狼性原贪，鸮音弗改，不思缓行九伐，为宽以悔过之途，仍肆凶残，自干天讨。乃於乾隆十三年冬，特简大学士傅恒为经略，董率熊罴，翦除蛇豕。灵夔声震，山鬼伎穷。扫穴焚巢，在於指顾。始知螳螂之臂不足抗拒雷霆，穷蹙乞降，吁呼请命。於时桓桓七萃，犹思直斩楼兰。而我皇上圣度符天，宏开汤网，闵其知罪，许以自新。特诏班师，贷存馀息。计自礻马牙以迄饮至，往返一二万里，为期不及两年。盖终沙罗奔之身，踡伏荒岩，莫敢吹虺毒，厉豺牙焉。虽文王因垒而崇降、舜帝舞干而苗格，丰功盛德，何以加於兹乎？其间决机制胜，悉禀睿谟。是编所载诏谕之指授，章奏之批答，随在可见神武不杀之至意。并以见厥后索诺木夜郎自大，终戮藁街，实辜德逞凶，祸由自取。於理於势，皆不可姑容，非圣人之有意於用兵也。
△《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恭撰奏进。凡分三编。考准噶尔部落，系出元阿鲁台，译语转音，故称厄鲁特。太祖高皇帝时，尝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时，锡以封爵，俾自领其众。迨噶尔丹肆其豕心，侵扰喀尔喀诸部，圣祖仁皇帝亲讨平之，北边於以敉宁。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先与噶尔丹构衅，跳而西遁，跧伏伊犁，后生息渐蕃，稍为边患。由我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屡申挞伐，折其逆萌。泽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震我天声，始戢锋受命。我皇上化周六幕，威惠交孚，示以绥柔，许通贡市，用广帱载之仁。后达瓦齐戕噶尔丹策凌之子喇嘛达尔札属拥众自立。部曲不附，纷纷然内向款关，准噶尔遂大乱。是书《前编》五十四卷，所纪自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详述其缘起也。嗣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先后来归，吁请天讨。以人心之大顺，如帝命之式临，特诏六师，分行两道。降蕃负弩，忭舞前驱。馀党倒戈，骈罗膜拜。兵不血刃，五月而定伊犁，俘达瓦齐於图尔满。既而阿睦尔撒纳豺狼反噬，旋见函颅。波罗尼都、霍集占枭獍齐鸣，亦随献馘。天山南北，桴鼓不鸣，展拓黄图凡二万馀里。是书《正编》八十五卷，所纪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即备录其始末也。至《续编》三十三卷，则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后，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画久远之制，与讨定乌什及绝域诸蕃、占风纳赆者咸载焉。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威弧之所震，如是其远，皇舆之所拓，如是其廓者。亦未有龙沙葱雪之间，控制抚绥，一如中冀，如是之制度周详者。而运筹策於几先，计久长於事后，一一出睿谟之独断。岂非天锡勇知，以光列圣之绪，而贻奕世之谟哉。伏读是编，知舜德之宾王母、禹迹之被流沙，均不足与圣功比也。
△《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等恭撰奏进。凡《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冠於前。《臣工诗文》八卷，附於末。所纪平定两金川事，自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亥起，至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壬午止。金川自郎卡归命之后，威棱所憺，已不敢复逞凶锋。而狼更生貙，野心不改。其子索诺木与其头人丹巴沃杂尔煽惑小金川酋僧格桑，鲸吞九姓，无故称戈。谕之不从，弥滋狂悖。盖十稔之将盈，故两阶之弗格也。且夫贪残无厌，谿壑难盈。密迩维州，将生窥伺。与其后来贻患，待之於边陲，不如先发制人，蹙之於巢穴。是以力排浮议，天断独行，再举六师，重申九伐。虽逆酋恃其地险，暂肆披猖，而震我雷硠，终归鱼烂。僧格桑专车之骨，先献旌门。既而转斗千盘，剷平三窟。索诺木力穷势蹙，亦泥首而就俘焉。盖自三古以来，中国之兵力未有能至其地者。惟我皇上睿算精详，天声震叠，始开辟化外之草昧。是以语其道里，视河源万里为近；考其疆界，视天山两道为狭；计其生齿，不能敌三十六国之一。而颂圣武者乃觉与乙亥西征，扩地二万馀里，后先同轨。岂非以涉历之远，至伊犁而极；山川之险，至两金川而极，均为克千古之所不能克哉。恭读是编，具详决机制胜之始末，益知戊辰之役，为天心仁爱，不欲穷兵，非力有所不能至也。
△《钦定临清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二年，大学士于敏中等恭撰奏进。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山东寿张逆寇王伦反，突掠阳穀，趋临清。直隶、山东合兵蹙之，而大学士舒赫德奉诏统八旗劲旅亦至。王伦穷迫自焚死。尽俘其党，械送京师，磔於市。因命述戡定始末为此编。我朝自列圣以来，醲化懿纲，重熙累洽，普天率土，含识知归。我皇上念切痌瘝，德符帱载，求宁求瘼，宵旰忧劳，恒恐一夫之不获。深仁厚泽，缕数难穷。即田赋之蠲除，动千百万；漕粟之宽贷，亦动千百万；水旱偶沴，赈恤频仍，更不知其几千百万。数十年来，述圣政者亦不胜其记载。四瀛之内，遍沃衢尊，盖莫不食福饮和，熙春泳化。无论圆颅方趾，具有彝良。即悍戾鸷忍之徒，亦皆当革彼鸮音，化其鹰眼。王伦等乃肆萌逆节，敢乱天常，遂烦郑泽之攻，自取贝州之戮。盖天地之大，无所不生。狼贪实出於性成，虺毒自为其种类。初则事魔吃莱，托以敛财。继乃聚众焚香，因而成党。自知妖言左道，圣世不容，遂侥倖苟延，铤而走险。变生意外，盖以此也。然而运策九重，指挥七萃，不旋踵而斧螳锋猬残灭无遗。奏功之速，未有过於是役者。岂非人心之所共愤，即天道之所必诛乎？是编所录，详述制胜之机宜，并明倡乱之缘起。所以为天下万世自外生成之炯戒也。至於安辑流亡，抚绥困乏，兵燹之馀，所以善筹其后者，谋画无所不周，惠养无所不至，益足见圣德如天，而王伦等之辜恩谋逆，为罪深於枭獍矣。
△《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考回人散处中国，介在西北边者尤獷悍。然其教法，则无异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即彼相沿之规制也。其祖国称默德那。其种类则居天山之南北。后准噶尔据有山北，乃悉避处於山南。今自哈密、吐鲁番以外，西暨和阗、叶尔羌，皆所居也。迨我皇上星弧遥指，月窟咸归，诸回部并隶版图，为我臣仆。中国回人，亦时时贸迁服贾，来往其间。奸黠之徒遂诡称传法於祖国，别立新教，与旧教构争。守臣狃於晏安，不早为防微杜渐。互相雠杀，乃驯至啸聚称戈。辛丑四月，循化厅逆回苏四十三等突陷河州，复拥众犯兰州。会援师既集，断其归路。而羽林勍卒、益部蕃兵，亦皆奉诏遄征，克期并赴。逆回飞走路绝，乃退据城南十里龙尾山，扼险死守。然釜鱼暂活，裈虱终歼。填堑焚巢，百道俱进，蹙之於华林寺。或俘或馘，无一人倖漏网焉。盖是役也，平日酿衅之渐，在大吏之积薪厝火，故猝发而不及防。临时制胜之方，在圣主之省括张机，故一举而无不克。是编所录，始末釐然。至於规画兵制，慎固边防，一切敷陈批答，亦皆备书。并足见长驾远驭之谋，杜渐防微之略，所以贻万世之安者，睿虑尤深且远也。
《钦定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奉敕撰。
初，撒拉尔逆回之变，渠魁苏四十三等虽全就歼戮，而马明心馀孽犹多。我皇上天地为心，兼包并育，不欲尽翦其族类，特命陕甘总督李侍尧密为经理，以杜乱萌，务曲导其自新，而阴锄其怙恶。乃李侍尧筹画未周，疏於防制。致逆回田五嘘马见心已烬之焰，诡称官军将尽剿新教，恐胁回众。
转相煽惑，丑党遂繁。因而据险营巢，伏戎于莽。以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猝起变於小山。迨田五为提督刚塔所败，势蹙自戕。馀党张文庆、马四娃等复乘机啸聚，与刚塔相拒於马家堡。刚塔不能仰承指示，预断其飞走之路，致翻山宵遁，遂蔓延四出，肆其猖獗。赖我皇上魁柄亲操，威弧遐指，赫然天断，易将临戎。特命兵部尚书福康安为陕甘总督，统兵进讨。复诏大学士阿桂督师策应。摧锋转战，捷书旅来。逆回无路可逃，釜底游魂，群聚守於石峰堡。石峰堡者，通渭之所属也。万山环抱，孤峰云举。羊肠鸟道，诘屈仅通。自前代号天险。阿桂、福康安等恭承方略，先列栅树砦，使声势相连，以防冲突。复断其水道，使困暍难存。生路既穷，迫而宵溃。是岁七月初五日，焚巢扫穴，并俘致行殿，明正典刑。鲸鲵枭獍，所歼戮几及万人，而后净尽根株，西陲大定。馆臣因恭录谕旨奏章，编次月日，勒为一编，以昭睿谟之广远。臣等鞠跽恭读，而深绎戡定之圣算。
盖秦陇左右，跬步皆山，深岩巨谷，缭绕潜通，虽土著或不得其端绪。而逆回阴鸷狡黠，又其天性。故力足抗则鸱张，势不敌则鼠窜，藉幽蹊曲径为蔽藏，得以出入无常，聚散不定。或方在於此，忽移而在彼；方在於前，忽转而在后。诸臣用兵之始，但蹑其踪而尾追之，是以左右周章，卒莫得其要领。我皇上坐照如神，通筹全局，先命断其去路，然后合围而蹙之。故贼之险阻不足据，贼之诡谲无所施。本欲求为流寇以牵制官军，至是乃穷而负嵎，苟延残喘，遂一鼓而无噍类。
仰见睿鉴无遗，超乎万古。凡圣谕所预筹，一一炳烛先几，验如操券。益信前此之囊括濛汜，底定冉駹，皆早握万全之略，非一时偶致也。勒诸册府，洵足垂范千古矣。
△《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
台湾孤悬海外，自古不入版图，然实闽、粤两省之屏障。明代为红毛所据，故外无防御。倭患蔓延后，郑芝龙据之，亦负嵎猖獗。诚重地也。圣祖仁皇帝七德昭宣，削平鲸窟，命靖海侯施琅等俘郑克慡而郡县其地，设官置戍，屹为海上金城。徒以山箐丛深，百产丰溢，广东及漳州、泉州之民争趋其地。虽繁富日增，而奸宄亦因以窜迹。故自朱一桂以后，针猬斧螳，偶或窃发，然旋亦扑灭。惟林爽文、庄大田等逆恶鸱张，凶徒蚁附，致稽藁街之诛。
仰赖神谟，指挥驾驭，乃渠首就槛，炎海永清。盖始由官吏之贪黩，司封疆者未察巢穴。而其所以荡平者，则仰藉皇上坐照几先，於鲛室鲸波，视如指掌。事事皆预为策及，早设周防。又睿鉴精详，物无匿状。申明赏罚，百度肃清。弛者改而奋，怯者改而勇。并凛凛天威，近犹咫尺。而重臣宿将乃得以致力其间，生缚猰貐，以申国宪。威棱所慑，并内台生番亘古未通中国者，亦先驱效命，助翦元凶。稽首阙廷，虔修职贡。中外臣民，跽读《御制纪事诗》二篇，以手加额，谓轩辕之戮蚩尤，犹亲在行间；武丁之克鬼方，非路经海外。今皇上运筹九天之上，而坐照万里之外。亘古圣帝明王，更无伦比。至江汉、常武诸什，仅在近地者，更无足道矣。奏凯之后，廷臣敬辑谕旨批答奏章，分析月日，编排始末，勒成是编，以垂示万古。臣等回环跽读，仰见臣圣神文武，经纬万端。虽地止偏隅，而险阻重深。委曲筹画，实与伊部、回部、金川三大事功烈相等。载笔之下，弥觉歌颂之难罄也。
△《绥寇纪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伟业撰。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崇祯辛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国朝，官至国子监祭酒。是编专纪崇祯时流寇，迄於明亡，分为十二篇，曰《渑池渡》，曰《车箱困》，曰《真宁恨》，曰《朱阳溃》，曰《黑水擒》，曰《穀城变》，曰《开县败》，曰《汴渠垫》，曰《通城击》，曰《监亭诛》，曰《九江哀》，曰《虞渊沉》。每篇后加以论断。其《虞渊沉》一篇，皆记明末灾异，与篇名不相应。考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此书《跋》云：“梅村以顺治壬辰舍馆嘉兴之万寿宫，辑《绥寇纪略》。久之，其乡人发雕。是编仅十二卷而止，《虞渊沉》中下二卷未付枣木传刻。《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尽上史馆，於是先生是本出。予抄入《百六丛书》。归田之后，为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闯劝进诸臣，子孙尚存，故当时讳而不出欤。此本为康熙甲寅邹式金所刻，在未开史局之前。故亦阙《虞渊沈》中下二卷。而彝尊所辑《百六丛书》为人借失者，虽称后十八年从吴兴书贾购得，今亦不可复见。此二卷遂佚之矣。彝尊又称其书以三字标题，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之例。考文章全以三字标题，始於缪袭《魏铙歌词》，鹗、光远遂沿以著书。伟业叙述时事，乃用此例，颇不免小说纤仄之体。其回护杨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为公论。
然记事尚颇近实，彝尊所谓闻之於朝，虽不及见者之确切，而终胜草野传闻，可资国史之采辑。亦属公论也。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通行本）
国朝谷应泰撰。应泰，字赓虞，丰润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佥事。
其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
当应泰成此书时，《明史》尚未刊定，无所折衷。故纪靖难时事，深信《从亡》、《致身》诸录，以惠帝逊国为实；於滇黔游迹，载之极详，又不知懿安皇后死节，而称其青衣蒙头，步入成国公第；俱不免沿野史传闻之误。然其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实，极为淹贯。每篇后各附论断，皆仿《晋书》之体，以骈偶行文，而遣词抑扬，隶事亲切，尤为曲折详尽。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据此，则应泰是编，取材颇备，集众长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谓勤矣。
△《滇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苏撰，苏，字再来，临海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是书乃康熙元年苏为永昌府推官时作。凡一切山川人物物产，皆削不载。惟自庄蹻通滇，至明末国初，撮其沿革之旧迹，治乱之大端，标题记述，为三十七篇。每事皆首尾完具，端绪分明，非采缀琐闻，条理不相统贯者比。其名似乎舆记，其实则纪事本末之体也。其中《建文遯迹》一篇，虽不免沿《致身录》之说。至其《征麓川三宣六慰》、《镇守太监议开金沙江》诸篇，皆视史传为详。且著书之时，距今仅百馀年。所言形势，往往足以资考证。愈於标题名胜，徒供登临吟咏者多矣。
△《绎史》一百六十卷（通行本）
国朝马骕撰。骕有《左传事纬》，已著录。是编纂录开辟至秦末之事。首为《世系图》、《年表》，不入卷数。次《太古》十卷，次《三代》二十卷，次《春秋》七十卷，次《战国》五十卷，次《别录》十卷。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每一事各立标题，详其始末。惟枢书排纂年月，镕铸成篇。此书则惟篇末论断，出骕自作。其事迹皆博引古籍，排比先后，各冠本书之名。其相类之事则随文附注，或有异同讹舛，以及依托附会者，并於条下疏通辨证。与朱彝尊《日下旧闻》义例相同。其《别录》则一为《天官》，二为《律吕通考》，三为《月令》，四为《洪范五行传》，五为《地理志》，六为《诗谱》，七为《食货志》，八为《考工记》，九为《名物训诂》，十为《古今人表》。盖以当诸史之表志。其九篇亦薈稡诸书之文，惟《古今人表》则全仍《汉书》之旧。以所括时代与《汉书》不相应，而与此书相应也。虽其疏漏牴牾，间亦不免，而蒐罗繁富，词必有徵，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
△《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此书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以列国事迹，分门件系。其例，有曰《补逸》，则杂采诸子史传与左氏相表里者；曰《考异》，则与左氏异词，可备参订者；曰《辨误》，则纠其传闻失实，踳驳不伦者；曰《考证》，则取其事有依据，可为典要者；又时附以己见，谓之《发明》。凡《周》四卷、《鲁》十一卷、《齐》七卷、《晋》十一卷、《宋》三卷、《卫》四卷、《郑》四卷、《楚》四卷、《吴》三卷、《秦》二卷、《列国》一卷。目各如其卷之数。大致亦与冲书相类，然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则以国为纪，义例略殊。又冲书《门目》，太伤繁碎，且於左氏原文颇多裁损，至有裂句摘字，联合而成者。士奇则大事必书，而略於其细。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
△《平台纪略》一卷、附《东征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撰。鼎元，字玉霖，号鹿洲，漳浦人，由贡生官至广州府知府。
是编纪康熙辛丑平定台湾逆寇朱一贵始末。始於是年四月，迄於雍正元年四月，凡二年之事。前有《自序》，称有市《靖台实录》者，惜其未经身历目睹，得之传闻。其地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舛错。乃详述其实为此编。盖鼎元之兄廷珍，时为南澳总兵官，与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合兵进讨。七日而恢复台湾，旋擒一贵。
俄世骠卒於军。其后馀孽数起，廷珍悉剿抚平之。事后经画，亦多出廷珍之议。
鼎元在廷珍军中，一一亲见，故记载最悉。其叙述功罪，亦无所避忌，颇称直笔。
所论半线一路，地险兵寡，难於镇压。后分立彰化一县，竟从其说。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东征集》六卷，皆进讨时公牍书檄，虽廷珍署名，而其文则皆鼎元作。旧本别行。今附载是书之后，俾事之原委相证益明。其第六卷中纪地形七篇，於山川险要，尤言之井井，可资考证。雍正壬子，鼎元旅寓广州，始鋟版。天长王辅序之。又有廷珍《旧序》一篇，作於康熙壬寅，称择可存者百篇。而此刻之文止六十篇。盖鼎元又加删削，存其精要也。
──右“纪事本末类”二十二部、一千二百四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纪事本末类存目△《鸿猷录》十六卷（通行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景王府长史。是书乃岱官刑部主事时作。仿纪事本末之体，所录凡六十事，每事标四字为题。前叙后论。起於龙飞淮甸，终於追戮仇鸾，皆事之关於用兵者也。前有《自序》曰：历代实录，秘不可见。惟是诸臣传志书疏，参质考证，稍得要领。暇日论次，录而成帙云。
△《永陵传信录》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戴笠撰。笠，字耘野，吴江人。是书用纪事本末之体。一曰《兴献大礼》，一曰《更定郊祀》，一曰《钦明大狱》，一曰《二张之狱》，一曰《曾夏之狱》，一曰《经略倭寇》。事各为卷，每卷皆先叙而后断。其论河套事，谓为难效之功，幸触犯上怒，其事中止。不然，请兵转饷，工役骚扰，祸患将有大於是者云云。
则自宋以来儒者因循苟且之见，所以终明之世无一日无边患也。
△《高庙纪事本末》（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不著名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是书，亦云不知撰人。王鸿绪《明史例议》，引纪事本末辨太祖葬孝陵之日为闰五月辛酉，而此编无之。则鸿绪所引又别一书矣。其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之例，载明祖事迹为四十篇。大抵钞撮实录之文。如载韩林儿以太祖与张天祐为左右副元帅，太祖不受。及懿文太子卒，太祖欲立第四子为太子，刘三吾对，何以处秦、晋二王？此皆实录之说，永乐诸臣之诬词，非可以传信者也。
△《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丁酉。首纪福王、康王、桂王始末，及四镇两案，马、阮之奸。次纪顺治初年平浙、平闽、平粤、平江右事迹，及鲁王、益王之乱，饶州死难诸人，金声桓之乱及大兵南征，何腾蛟、瞿式耜之死，孙可望、李延龄之变。次为桂王入缅，蜀乱，闽乱，及杂乱。
其《凡例》自云：搜罗未广，颇有疏漏。又间有传闻异词者。如《明史文苑传》载艾南英以病死，而此载其自缢殉节。亦仅据其耳目所及，未一一详核也。
──右“纪事本末类”四部、二十六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於《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
《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以唐以闾》。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至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
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人。
《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后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后。
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转》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观李焘所跋，已有脱烂难读之语，则宋本已然矣。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今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案：《范书班固传》云：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因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汉记》之初创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范书刘珍传》，亦称邓太后诏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此《汉记》之初续也。《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
《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纪》。
《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
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雒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於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书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
《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徵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於代，此书遂微。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书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
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於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於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骃撰《后汉书补逸》，曾蒐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只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表、志、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今悉加釐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
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於末。
虽残珪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书中所载，如章帝之诏增修群祀、杜林之议郊祀、东平王苍之议庙舞，并一朝大典，而《范书》均不详载其文。
他如张顺预起义之谋、王常赞昆阳之策、杨政之严正、赵勤之洁清，亦复概从阙如，殊为疏略。惟赖兹残笈，读史者尚有所稽。则其有资考证，良非浅鲜，尤不可不亟为表章矣。
△《建康实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许嵩撰。嵩自署曰高阳，盖其郡望。其始末则不可考。书中备记六朝事迹，起吴大帝迄陈后主，凡四百年，而以后梁附之。六朝皆都建康，故以为名。其积算年数，迄唐至德元年丙申而止，则肃宗时人也。前有《自序》，谓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具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云云。盖其义例主於类叙兴废大端，编年纪事，而尤加意於古迹。其间如晋以前诸臣事实，皆用实录之体，附载於薨卒条下。而宋以后复沿本史之例，各为立传，为例未免不纯。又往往一事而重复牴牾。至於名号称谓，略似《世说新语》，随意标目，漫无一定。於史法尤乖。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徵。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以证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画品。郑文宝《南唐近事》，引以证玄武湖。刘羲仲《通鉴问疑》载《宋书高祖纪》景平二年书日食舛误，刘恕修《长编》，定日食在是年二月癸巳朔。皆取此书为据。又陈后主时覆舟山及蒋山松柏常出木醴，俗呼雀饧之类，《陈书》遗漏不载。王巩《甲申杂录》亦取此书为据。谢尚谓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案《劝学》，《荀子》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即是篇之语），《晋书》误作“勤学”。姚宽《西溪丛语》亦据此书驳正。
又裴子野《宋略》，当时所称良史，沈约自以为不及者，今已不传。《资治通鉴》载有论赞数条，亦多首尾不具。而是书於刘宋一代，全据为蓝本。并子野论赞之词，尚存什一。是亦好古者所宜参证矣。《新唐书志》载入《杂史类》，盖以所载非一代之事，又不立纪传之名，尚为近理。《郡斋读书志》载入《实录类》，已不免循名失实。马端临《经籍考》载入《起居注类》，则乖舛弥甚。至郑樵《艺文略》编年一类，本案代分编，乃以此书系诸刘宋之下，与《宋春秋》、《宋纪》并列，尤为纰缪。今考所载，惟吴为僣国，然《三国志》已列《正史》，故隶之於《别史类》焉。
△《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曾巩撰。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为集贤校理，出知福、明诸州。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纪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体似会要。又立传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为类。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序》。其记载简略琐碎，颇不合史法。
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
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胪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於依托，殆无疑义。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焘作《续通鉴长编》，如李至拜罢等事，间取其说，则当时固存而不废。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访遗书条例》，亦列及此书，以为可资援证。盖虽不出於巩，要为宋人之旧笈。
故今亦过而存之，备一说焉。
△《古史》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辙以司马迁《史记》多不得圣人之意，乃因迁之书，上自伏羲、神农，下讫秦始皇，为《本纪》七、《世家》十六、《列传》三十七。自谓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於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以今考之，如於《三皇纪》增入道家者流。谓黄帝以无为为宗，其书与老子相出入。於《老子传》附以佛家之说，谓释氏视老子体道愈远，而立於世之表。於《孟子传》谓，孟子学於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反称誉田骈、慎到之徒。
又谓其为佛家所谓钝根声闻者。班固论迁之失，首在先黄老而后六经。辙所更定，乌在其能正迁耶？《朱子语录》曰：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某尝与之痛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穀。”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之所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却又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云云。盖与吕祖谦议论相激，故平日作《杂学辨》以攻辙，此时反为之左袒。然其混合儒、墨之失，亦终不能为之掩也。平心而论，史至於司马迁，犹诗至於李、杜，书至於锺、王，画至於顾、陆，非可以一支一节比拟其长短者也。辙乃欲点定其书，殆不免於轻妄。至其纠正补缀，如《史记》载尧典妻舜之后，瞽<目叟>尚欲杀舜，辙则本《尚书》谓妻舜在瞽瞍允若之后。《史记》载伊尹以负鼎说汤，造父御周穆王见西王母事，辙则删之。《史记》不载祷雨桑林事，辙则增之。《宋世家》，《史记》赞宋襄公泓之战为礼让，辙则贬之。辨《管子》之书为战国诸子所附益。於《晏子传》增入晏子处崔杼之变，知陈氏之篡与讽谏数事。於宰我则辨其无从叛之事。於子贡则辨其无乱齐之事。又据《左氏传》为《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传，以补《史记》所未及。《鲁连传》附以《虞卿》，《刺客传》不载《曹沫》。其去取之间，亦颇为不荀。存与迁书相参考，固亦无不可矣。书中间有附注，以叶大庆《考古质疑》考之，盖其子逊之所作。旧本不载其名，今附著焉。
△《通志》二百卷（内府刊本）
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通史之例，肇於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於斯。樵负其淹博，乃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其《年谱》仿《史记》诸表之例，惟间以大封拜、大政事错书其中，或繁或漏，亦复多岐，均非其注意所在。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雠》，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案《史通书志篇》曰：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盖窃据是文。至於《六书》、《七音》乃小学之支流，非史家之本义。矜奇炫博，泛滥及之，此於例为无所取矣。馀十五略虽皆旧史所有，然《谥》与《器服》乃《礼》之子目，《校雠》、《图谱》、《金石》乃《艺文》之子目，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且《氏族略》多挂漏，《六书略》多穿凿，《天文略》只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则全抄杜佑《通典州郡总序》一篇，前虽先列水道数行，仅杂取《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数十则，即《禹贡》山川亦未能一一详载。《谥略》则别立数门，而沈约、扈琛诸家之《谥法》悉删不录，即《唐会要》所载杲字诸谥，亦并漏之。《器服略》，器则所载尊彝爵觯之制，制既不详，又与《金石略》复出；服则全抄杜佑《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证。至《职官略》中，以《通典注》所引之典故，悉改为案语大书，更为草率矣。《艺文略》则分门太繁。又韩愈《论语解》、《论语类》前后两出。张弧《素履子》儒家、道家两出。刘安《淮南子》道家、杂家两出。荆浩《笔法记》，乃论画之语，而列於《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乃传记之流，而列於《名家类》。段成式之《玉格》，乃《酉阳杂俎》之一篇，而列於《宝器类》，尤为荒谬。《金石略》则钟鼎碑碣，核以《博古》、《考古》二图，《集古》、《金石》二录，脱略至十之七八。《灾祥略》则悉抄诸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则并《诗经》、《尔雅》之注疏亦未能详核。盖宋人以义理相高，於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
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人。父赏，绍兴中为实录修撰。偁承其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辑成编。洪迈修四朝国史，奏进其书，以承议郎知龙州，特授直秘阁。其书为《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於《忠义》，张方平、王拱辰不讳其瑕疵，皆具史识。熙宁之启衅、元符之绍述，尤三致意焉。《朱勔传》后附载僧祖秀《艮岳记》，盖仿《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及陈寿《进表》之例。虽非史法，亦足资考证。而南宋诸人，乃多不满其书。盖偁闭门著述，不入讲学之宗派。党同伐异，势所必然，未可据为定论也。近时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以今考之，惟《文艺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其馀事迹异同，如符彦卿二女为周室后，而《宋史》阙其一。刘美本姓龚，冒附於《外戚》，事略直书其事，《宋史》采其家传，转为之讳。赵普先阅章奏，田锡极论其非，而《宋史》误以为群臣章奏，必先白锡。杨守一以涓人补右班殿直，迁翰林副使，而《宋史》误作翰林学士。
新法初行，坐仓籴米，吴申等言其不便，《宋史》误以为司马光之言。至地名、谥法，《宋史》尤多舛谬。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琬之言未得其实也。其中如张齐贤以雍熙三年忤旨出外，而误作自请行边。以副使王履《楚辞》误属之李若水。又不载王履於《忠义传》。虽不免间有牴牾，然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
△《路史》四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罗泌撰。泌，字长源，庐陵人。是书成於乾道庚寅。凡《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馀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其《国名纪》第八卷，载《封建后论》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一篇、《国姓衍庆纪原》一篇，盖以类相附。惟归愚子《大衍数》一篇、《大衍说》一篇、《四象说》一篇，与《封建》渺无所涉。考《发挥》第一卷之首，有《论太极》一篇、《明易彖象》一篇、《易之名》一篇，与《大衍》等三篇为类。疑本《发挥》之文，校刊者以卷帙相连，误窜入《国名纪》也。泌《自序》谓：皇甫谧之《世纪》、谯周之《史考》、张愔之《系谱》、马总之《通历》、诸葛耽之《帝录》、姚恭年之《历帝纪》、小司马之《补史》、刘恕之《通鉴外纪》，其学浅狭，不足取信。苏辙《古史》，第发明索隐之旧，未为全书。因著是编。《馀论》之首释名书之义，引《尔雅》训路为大，所谓《路史》，盖曰大史也。句下注文，题其子苹所撰。核其词义，与泌书详略相补，似出一手，殆自注而嫁名於子欤。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至於《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据为典要，殊不免庞杂之讥。《发挥》、《馀论》皆深斥佛教。而说易数篇，乃义取道家。其青阳遗珠一条，论大惑有九，以贪仙为材者之惑、谀物为不材之惑，尤为偏驳。
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曰：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词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词人，采摭英华。泌之是书，殆於此类。至其《国名纪》、《发挥》、《馀论》，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此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於传闻，讥其失实甚多。今观其书，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及诸杂纪，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锡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案圭书今不传，其言略见曾慥《类说》。）皆全袭其词，无所更改。间有节录，亦多失当。如《通鉴》载太祖始立为王事，上云恃强不受代，故下云七部求如约，今此书删去不受代之文，则所谓如约者果何事乎？又《长编》载圣宗南侵事，云天雄军闻契丹至，阖城惶遽。契丹潜师城南，设伏狄相庙，遂南攻德清。王钦若遣将追击，伏起，天雄兵不能进退，其情事甚明。今此书於阖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尽删其潜师设伏之文，则所伏者果谁之兵乎？又《松漠记闻》载黄头女真，金人每当出战，皆令前驱。盖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今此书乃径改金人为契丹，采入《辽志》，则益为颠倒事实矣。又《帝纪》中凡日食星变诸事，皆取《长编》所记，案年胪载。然辽、宋历法不齐，朔闰往往互异。如圣宗开泰九年，辽二月置闰，宋十二月置闰，宋之七月，在辽当为八月。而此书仍依宋法书七月朔日食。此类亦俱失考。盖隆礼生南渡后，距辽亡已久，北土载籍，江左亦罕流传，仅据宋人所修史传及诸说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实作“寿昌”，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於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进书表》一通，自署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而不详其里贯。《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读父书”等语。亦不知其父何人也。书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裒集汇次。凡《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传》一卷、《文学翰苑传》二卷、《杂录》三卷、《杂载制度》七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一卷。似是杂采诸书，排比而成。所称义宗即哀宗。《金史》谓息州行省所上谥，而此则云金遗臣所上，与史颇不合。又懋昭既降宋，即当以宋为内词。乃书中分注宋年，又直书康王出质，及列北迁宗族於献俘，殊为失体。故钱曾《读书敏求记》尝称为无礼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处，尚不止此。详悉检勘，纰漏甚多。如《进书表》题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即在是月十日，相距仅五日，岂遽能成书进献。又纪录蔡州破事如是之详，於情理颇不可信。又端平正当理宗时，而此书大书宋宁宗太子不得立，立其侄为理宗，於济邸废立，略无忌讳。又生而称谥，舛谬显然。又懋昭以金人归宋，乃於两国俱直斥其号，而独称元兵为大军。又称元为大朝。转似出自元人之辞，尤不可解。又《开国功臣传》仅寥寥数语，而《文学翰苑传》多至三十二人。验其文，皆全录元好问《中州集》中小传，而略加删削。考好问撰此书时，在金亡之后，原序甚明。懋昭更不应预袭其文。凡此皆疑窦之极大者。其他如爱王作乱等事，亦多轻信伪书，冗杂失次。恐已经后人窜乱，非复懋昭原本，故牴牾若此。
然其首尾完具，间有与《金史》异同之处，皆足资订证。所列制度服色，亦能与《金史》各志相参考。故旧本流传不废。今亦著其伪而仍录其书焉。
△《古今纪要》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震撰。震字东发，慈谿人，官至浙东提举，事迹具《宋史儒林传》。
是书撮举诸史，括其纲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每载一帝之事，则以一帝之臣附之。其僣窃割据，亦随时附见。词约事该，颇有条贯。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类粗具梗概，伤於疏陋者比。所叙前代诸臣，各分品目。惟北宋诸臣事迹较历代稍详，而无忠佞标题，盖不敢论定之意也。朱子作《通鉴纲目》，始遵习凿齿《汉晋春秋》之例，黜魏帝蜀。同时张栻作《经世纪年》，萧常作《续后汉书》，持论并同。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其谓论昭烈者每以族属疏远为疑。使昭烈果非汉子孙，曹操盖世奸豪，岂不能声其罪而诛其伪。今反去之千百载下，而创疑其谱牒耶。其所发明可谓简而尽矣。
△《续后汉书》四十七卷（编修庄承篯家藏本）
宋萧常撰。常，庐陵人，乡贡进士。初，常父寿朋，病陈寿《三国志》帝魏黜蜀，欲为更定，未及成书而卒。常因述父志为此书。以昭烈帝为正统，作《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以《吴》、《魏》为《载记》，凡二十卷。又别为《音义》四卷、《义例》一卷。於《蜀志》增《传》四十二，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吴志》废《传》二十。《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传。其增传亦皆取材於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也。然其义例精审，实颇得史法。如魏、吴诸臣本附见二国《载记》之后，而中有一节可名，如孟宗、陈表等，则别入《孝友传》；杜德、张悌等，则别入《忠义传》；管宁、吴范等，则别入《隐逸方技传》。其体实本之《晋书》。又曹操封魏公，加九锡等事，《陈志》皆称天子命公，而此乃书操自为云云。则本之范蔚宗《后汉书》本纪。其他笔削，亦类多谨严。惟《陈志先主传》称封涿县陆城亭侯，而常於《昭烈纪》但云封陆城侯。《陈志》建安十四年魏延为都督，而常则云拔魏延为镇远将军。《裴注》概无此语，不知常何所本。然常之所长，不在考证。殆偶然笔误，非别有典据也。常成此书时，尝以《表》自进於朝。所列但有《本纪》、《表》、《传》、《载记》，而无《音义》。至《周必大序》，始并《音义》言之。或成书之后，又续辑补入欤。
△《续后汉书》九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郝经撰。经，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追封冀国公，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经以中统元年使宋，为贾似道所拘，留居仪真者十六年。於使馆著书七种，此即七种之一也。时萧常《续后汉书》尚未行於北方，故经未见其本，特著此书，正陈寿帝魏之谬。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而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参校刊定。原本九十卷，中间各分子卷，实一百三十卷。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其诸臣则以汉、魏、吴别之。又别为《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诸传。复以寿书无《志》，作《八录》以补其阙。各冠以《序》，而终以《议赞》。别有义例，以申明大旨。
持论颇为不苟，而亦不能无所出入。如士燮、太史慈皆委质吴廷，而入之汉臣；李密初仕汉，终仕晋，《晋书》以《陈情》一表列之《孝友》，而入之《高士》，则於名实为乖。又黄宪卒於汉安之世，葛洪显於晋元之朝，而皆入此书，则时代并爽。其他汉、晋诸臣以行事间涉三国而收入《列传》者不一而足。又《八录》之中，往往杂采《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之文。纪载冗沓，亦皆失於限断。揆诸义例，均属未安。然经敦尚气节，学有本原，故所论说，多有裨於世教。且经以行人被执，困苦艰辛，不肯少屈其志。故於气节之士，低徊往复，致意尤深。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为人。又非萧常、谢陛诸家徒推衍《紫阳绪论》者比也。是书与经所撰《陵川集》，皆延祐戊午，官为刊行。然明以来绝少传本。
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多。核以原目，惟《年表》一卷、《刑法录》一卷，全佚不传。其全篇完好者犹十之六七。其《序文》、《议赞》，存者亦十之八九。今各据原目，编辑校正。所分子卷，悉仍其旧。间有残阙，其文皆已具於《陈志》，均不复采补，以省繁复。又经所见乃《陈志》旧本，其中字句，与今本往往异同，谨各加案语标明，以资考证。书中原注，乃书状官河阳苟宗道所作。经集载《寿正甫诗》，有“新书总付徐无党，半臂谁添宋子京”句。正甫即宗道之字，《元史》所谓经留宋久，书佐皆通於学，苟宗道后至国子祭酒者是也。宗道《序》中有“缱绻患难十有三年”之语。考经以庚申使宋，则是《序》当作于壬申岁，而书中不书至元九年。盖时南北隔绝，尚不知中统之改为至元也。其注於去取义例，颇有发明，而《列传》中或有全篇无注者，殆传写有所佚脱欤。
△《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称尝阅注牒，见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见百家，皆三氏所未录，间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绪，存其半而不采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统其世。稽《三传》人名，以系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宾《跋》，称先仲氏辑《春秋别典》，未脱稿而不幸下世。不无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广阅博搜，参互考订。世悬者更，数殊者析，删其繁复者十一，苴其阙略者十三云云。则此书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续而成也。旧无刊版。此本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题字，惜其抄撮具有苦心，惟各条之末不疏明出何书。明人之习，大都若是，所讥诚中其病。然网罗繁富，颇足以广见闻，要亦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粤瀛”，《彝尊跋》称其字里通志不载，莫得其详。《虞宾跋》中称仲氏列章缝，治博士家言，盖广东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初为诸生。后弃去，隐韩山之麓，以农圃自娱。郡长吏欲致之，凿垣而遁。著有《听雨篷稿》云云。当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为东阳州，后改曰瀛州，与“粤瀛”之称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书，疑偶未见耳。《虞畿序》又称《书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条，而无《书目》，则传写者佚之矣。
△《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初，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布衣龚士炯献《历代年表》，所载至隋而止。乃诏工部侍郎周清源重修，未蒇事而清源殁。复诏内阁学士王之枢踵修，而以清源子嘉祯佐之，乃相续成编。所载事迹，上起帝尧元载甲辰，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首末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其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惟以正统居第一格，为全书之通例。其馀时殊世异，不可限以一法，则每代变例，而各以例说系表首。大抵准《史记》《年表》、《月表》，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惟每条多附史评，又每代各冠以《地理图》、《世系图》而总冠以《三元甲子纪年图》，为小变旧式耳。考《南史王僧孺传》，称太史公《年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则史表实三代之旧法。然《史记》以下，率以一类自为一表，未能贯通。《资治通鉴目录》亦粗举大纲，未能详备。
近时万斯同作《历代史表》，颇称赅洽，而其大旨惟考核於封爵世系之间，亦未能上下数千年，使条目分明，脉络连属也。是书网罗历代，总括始终；记录无遗，而义例至密；剪裁得体，而书法至明，诚韩愈所称“纪事必提其要”，欧阳修所称“《春秋》之文简而有法”者也。读史者奉此一书，亦可以知所津逮矣。
△《钦定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纪传谱略，一仍郑氏之旧。惟郑氏《列传》因诸史旧文，标题错互，而又稍有所改窜。如《史记》无《隐逸传》，则析伯夷、四皓诸人以当之。《史记》无《方术传》，则析司马季主、扁鹊诸人以当之。《后汉书》无《孝友传》，则析毛义、江革诸人以当之。《三国志》无《忠义传》，则析典韦诸人以当之。体例自相矛盾。不因不创，乃至於非马非骡。今参考异同，折衷沿革，定为二例。一曰异名者归一。如《五代史家人传》析入后妃宗室，《一行传》析入《隐逸》、《孝友》。《元史儒学传》析入《儒林》、《文苑》。
《宋史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释老传》并入《方技》。《唐书》、《明史》《公主传》附缀宗室。庶各核其实，无致多岐。一曰未备者增修。如《唐书》之《奸臣》、《叛臣》、《逆臣传》，《明史》之《阉党》、《流贼》、《土司传》，皆诸史所无，而其目实不可易。今考核事体，亦分立此门。又孔氏世系封爵《明史》附入《儒林传》。今则从郑氏原书《孔子列传》例，补立《孔氏后传》。至於五朝国史，以贰臣别为《列传》，新出圣裁。於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今亦格遵彝训，於前代别立此门，以昭彰瘅。较诸原书体例，实详且核焉。《二十略》中，变其例者亦有三。一为《艺文略》。郑氏但列卷数书名。今各补撰人名氏爵里。一为《图谱略》。
郑氏原以《索象》、《原学》、《明用》三篇辨其源流。又以《记有》、《记无》二篇考其存佚。今删除诸名，别以《经学》、《天文》、《地理》、《世系》、《兵刑》、《食货》、《算术》、《儒学》、《医药》为子目。一为《昆虫草木略》。所记动植之类，不比文章典制，有时代可分。考郑氏原书，惟以所撰《诗名物志》、《尔雅补注》、《本草外类》约而成编。如百蔬未列瓠匏，九穀不收麰麦，释鱼则存鳣遗鲔，释兽则有虎无貔，混葍々於琼茅之葍，合芸薹於夫须之台，舛漏不一而足。今惟於未载者补其阙遗，已载者正其讹误。至其炼石煮丹之类，事涉迂怪，则概不续增。盖虽同一传而条理倍为分明，虽同一略而考证益为精核。斯由於仰承睿鉴，得所折衷，与郑氏之徒为大言，固迥然异矣。
△《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是编以十七史自《后汉书》以下惟《新唐书》有表，馀皆阙如，故各为补撰。宗《史记》、《前汉书》之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其《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斯同自创之例也。其书自正史本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及各家杂史。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於史学殊为有助。考自宋以前，唯《后汉书》有熊方所补《年表》。他如郑樵《通志》，《年谱》仅记一朝大事及正闰始末，其於诸王将相公卿大臣兴废拜罢之由，率略而不书。近人作《十六国年表》，亦多舛漏。其网罗繁富，类聚区分，均不及斯同此书之赅备。惟《晋书》既补《功臣世表》，则历代皆所当补。十六国如成、赵、燕、秦既有《将相大臣年表》，则十国如南唐、南汉、北汉、闽、蜀不当独阙。又魏将相大臣中，不载上大将军。五代《诸王世表》独阙后汉，注谓后汉子弟未尝封王。然考承训追封魏王、承勋追封陈王，与后周郯、杞、越、吴诸王事同一例，何以独削而不登。是皆其偶有脱略者。然核其大体，则精密者居多，亦所谓过一而功十者矣。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姚之骃撰。之骃，字鲁斯，钱塘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搜辑《后汉书》之不传於今者八家。凡《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张璠《后汉记》、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刘知几《史通》称范蔚宗所采，凡编年四族、纪传五家。今袁宏《书》尚有传本，故止於八也。其捃拾细琐，用力颇勤，惟不著所出之书，使读者无从考证，是其所短。至司马彪《书》虽佚，而章怀太子尝取其十《志》以补范《书》之遗，今《后汉书》内刘昭所著即彪之《书》，而之骃不究源流，谓之范《志》，乃别采他书之引司马《志》者录之。
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谬实为最甚。然洪迈博极群书，而所作《容斋随笔》，亦以司马《志》为范《志》，则其误有所承矣。至《东观汉记》，核以《永乐大典》所载，较之骃所录，十尚多其五六。盖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不能以疏漏咎之骃也。
△《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有《春秋长历》，已著录。是编采群书所载与《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有异同者，分国编次，以备考证，亦间为辨定。又取《史记》《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合而联之，为《通表》二卷。其谐谈琐记、神仙艺术，无关体要，难以年次者，别为《摭遗》一卷，以附於后。其《通表》排比详明，颇有条理。《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於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又所引诸书，多著明某篇某卷，盖仿李涪《刊误》、程大昌《演繁露》之例。令观者易於检核，亦无明人杜撰炫博之弊。盖马骕《绎史》用袁枢纪事本末体，厚耀是书则用齐履谦《诸国统记》体。而骕书兼采《三传》、《国语》、《战国策》，厚耀则皆摭於“五书”之外，尤独为其难。虽涉芜杂，未可斥也。
厚耀所著《春秋长历》及《春秋世族谱》，皆与是编相表里。而自言平生精力，用於是书者多云。
△《尚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李锴撰。锴，字铁君，镶白旗汉军。卷首自署曰襄平。考襄平为汉辽东郡治，今为盛京辽阳州地，盖其祖籍也。康熙中，邹平马骕作《绎史》，采摭百家杂说，上起鸿荒，下迄秦代，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各立标题，以类编次，凡所徵引，悉录原文。虽若不相属，而实有端绪。锴是编以骕书为稿本，而离析其文，为之翦裁连络，改为纪传之体。作《世系图》一卷、《本纪》六卷、《世家》十五卷、《列传》五十八卷、《系》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传》一卷。仍於每段之下，各注所出书名。其遗文琐事不入正文者，则以类附注於句下。盖体例准诸《史记》，而排纂之法则仿《路史》而小变之。《自序》谓始事於雍正庚戌，卒业於乾隆乙丑，阅十六载而后就。其用力颇勤。考古来渔猎百家，勒为一史，实始於司马迁。今观《史记》诸篇，其出迁自撰者，率经纬分明，疏密得当，操纵变化，惟意所如。而其杂采诸书以成文者，非惟事迹异同，时相牴牾，亦往往点窜补缀，不能隐斧凿之痕，知镕铸众说之难也。此书一用旧文，翦裁排比，使事迹联属，语意贯通。体如诗家之集句，于历代史家特为创格，较熔铸众说为尤难。虽运掉或不自如，组织或不尽密，亦可云有条不紊矣。至于《晋逸民传》中列杜蕢、狼瞫、鉏麑、提弥明、灵辄，《逆臣传》中列赵穿而不列赵盾，《乱臣传》中列郤芮、瑕吕饴甥，《嬖臣传》中列头须，《鲁列女传》中列施氏妇，予夺多所未允。又诸国公子皆别立传，而鲁、宋、蔡、曹、莒、邾六国则杂列诸臣中。《叛臣传》中如巫狐庸叛楚入吴，吴、楚两见；公山不狃叛鲁入吴，吴、鲁两见；已为重出，而屈巫见於楚，不见於晋。苗贲皇见於晋，不见於楚。又复自乱其例。如斯之类，不一而足。亦未能一一精核，固不必为之曲讳焉。
──右“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六百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也。然书已不完，今又不列於《正史》，故概入此门。其先后从作者时代，亦与《编年类》例同，均稍示区别于《正史》尔。）○别史类存目△《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叙历代帝王世系、年号、岁数，亦略及贤否。各以数语括之，简陋殊甚。盖村塾俗书也。《永乐大典》载之，亦可云漫无采择矣。以其为宋人旧帙，姑附存其目焉。
△《蜀汉本末》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赵居信撰。居信，字季明，许州人，至治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是书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起桓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终晋泰始七年后主之亡。末有《总论》一篇，称至元九年戊子所作。其成书则至元十二年辛卯也。《前序》一篇，不知谁作，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信都赵氏复因之，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然是书所取议论，不出胡寅、尹起莘诸人之内。所取事迹则载於《三国志》者尚十不及五。特於《资治通鉴纲目》中断取数卷，略为点窜字句耳。不足当著书之目也。
△《十八史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曾先之撰。先之，字从野，庐陵人。自称曰前进士，而《江西通志选举》中不载其名。盖前明之制，会试中式称进士，乡试中式者称举人，皆得铨注授官。
自唐、宋至元，则贡於乡者皆称进士。试礼部中选，始谓之登第。不中选者，次举仍由本贯取解。南宋之季，始以三举不中选者一体径试於礼部，谓之免解进士。
先之所谓进士，盖乡举而试不入选者，故志乘无名也。然李肇《国史补》，称唐时进士登第者，遇旧题名处增“前”字。今先之自称“前进士”，则又相沿失考矣。其书抄节史文，简略殊甚。卷首冠以《歌括》，尤为弇陋。盖乡塾课蒙之本，视同时胡一桂《古今通略》，逊之远矣。
△《读史备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范理撰。理，字道济，天台人，宣德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其书自西汉迄唐代，先列诸帝於前，而以诸臣事实摘叙於后。大略皆因正史而参以《纲目》。其所分《谋臣》、《丞相》、《名将》、《名臣》等目，割裂烦碎，殊无体要。如季布入《名臣》，而曹参入《名将》之类，义例尤不可解。盖随笔记录，而于史学殊无当也。
△《天汉玉牒》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太祖历代世系，及其自微时以至即位后事，略以编年为次。凡皇后、太子、诸王谥号封爵，皆详列之。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则永乐时编也。其纪懿文太子为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与史不合。
盖当时谀妄之词，不足据为实录者矣。
（案：此书述明代世系，於例当入《谱牒》。然谱牒传本寥寥，不能自为门目，故附著《别史类》中。盖其文与本纪、世表相出入也。）△《宋史质》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王洙撰。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辛巳进士，其仕履未详。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於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於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称懿祖恒皇帝者继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称熙祖裕皇帝者继之后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称仁祖淳皇帝者继之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之元年。且於瀛国公降元以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云，仿《春秋》书公在乾侯，《纲自》书帝在房州之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於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於诬民焉。
△《宋史新编》二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柯维骐撰。维骐，字奇纯，莆田人，嘉靖癸未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任事而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其家居三十载，乃成是书。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其作是书时，至於发愤自宫，以专思虑，可谓精勤之至。凡成《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纠谬补遗，亦颇有所考订。然托克托等作《宋史》，其最无理者莫过於《道学》、《儒林》之分传，其最有理者莫过於《本纪》终瀛国公而不录二王，及辽、金两朝各自为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之例。盖古之圣贤，亦不过儒者而已，无所谓道学者也。如以为儒者有悖於道，则悖道之人何必为之立传。如以为儒者虽不悖道而儒之名不足以尽道，则孔子之诏子夏，其误示以取法乎下耶。妄生分别，徒滋门户。且《太平御览》五百十卷中尝引《道学传》二条，一为《乐钜》，一为《孔总》，乃清净栖逸之士。袭其旧目，亦属未安。此必宜改者也，而维骐仍之。至於元破临安，宋统已绝，二王崎岖海岛，建号於断樯坏<木鲁>之间，偷息於鱼鳖鼋鼍之窟。此而以帝统归之，则淳维远遁以后，武庚构乱之初，彼独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来，序正统者不及也？他如辽起滑盐，金兴肃慎，并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必似《元经》帝魏，尽黜南朝，固属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则李延寿之例。虽朱子生於南宋，其作《通鉴纲目》，亦沿其旧轨，未以为非。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而维骐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
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又岂公论乎？大纲之谬如是，则区区补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
△《徵吾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晓初撰《吾学编》，记当时之事。
又缕分条析，为《今言》三百四十馀条。复刊汰二书，撮其指要，以成是编。体例略与纪事本末相近。凡三十一篇。然事迹本繁，而篇帙太简。荀悦删班固之书尚不能不至三十卷。而欲以寥寥两卷包括一朝。此虽左氏、司马之史才，恐亦不能综括也。
△《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内府藏本）
明李纪撰。纪，字大正，金谿人。初，元庐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略》，至宋而止。明初临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略》。嘉靖戊戌，纪复以旧注未备，为增补以成是编，然弇陋亦甚。据所列引用书目十馀种，曰万氏《史略筌蹄》，曰郭氏《帝王世纪》，曰朱子《四书》，曰倪氏《四书辑释》，曰蔡氏《书传》，曰邹氏《音释》，曰陈氏《礼记集说》，曰朱子《诗传》，曰《资治通鉴》，曰《吕氏集注》，曰刘氏《翰墨全书》，曰《左氏春秋传》，曰《林朱音训》，曰李氏、刘氏《宋鉴》。是恶足以谈史乎。
△《荒史》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书述洪荒开辟之事。《九头》等十纪之前，增以《元始本纪》，言盘古；《二灵本纪》，言天皇、地皇，共为十二纪。《疏仡纪》则至帝挚止焉，共为三卷。《帝师》、《帝臣》、《叛臣》三传各一卷。大抵以罗泌《路史》为蓝本，而稍附益之，皆恍惚无稽之说。胡宏《皇王大纪》未至侈谈神异，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有无徵不信之疑，况动引《道藏》以为史乎。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编上起战国，下迄於元，各采摭事迹，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无论矣。
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馀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云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贽撰。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其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於《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祎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有《三礼绎》，已著录。是编盖仿郑樵《通志》而作，上编即其《纪传》，下编即其《二十略》也。然樵之《纪传》病於因，故体例各随旧史，不能画一。其《二十略》病於创，故多夸大不根之论。元锡是编则又《纪传》病於太创，诸《志》病於太因。如《纪传》分立多名，以古初至商为《表》；自周以下，正统谓之《纪》，偏霸列国谓之《志》，后妃谓之《内纪》，宰相谓之《谟》，儒者谓之《述》，大儒谓之《训》；尊如孔子，则别名曰《表》；次则西汉经学及王通则并称《训》，馀则总名曰《列传》。《列传》之中，又分《大臣》、《贞臣》、《良臣》、《争臣》、《忠节》、《名将》、《循吏》、《独行》诸子目。又以《经学》、《行义》、《文学》、《笃行》、《道学》、《儒学》、《循良》各别立一传，分附历代之末。以《隐逸》、《方技》、《货殖》、《列女》各合立一传，总附全编之末。已为糅杂。至《物性》一志，或归之《下编》之中，尚为有例。而缀於《上编》，与人并列，更属不伦。其尤诞者，南北史中南朝全载吴、晋、宋、齐、梁、陈，而北朝但有北魏，其北齐、周、隋俱削其君臣不录，惟隋录王通一人；宋、金、辽、元四史中惟录宋、元，亦不涉辽、金一字；而十六国乃得立志。舛谬颠倒，殆难仆数。《下编》凡《天官》、《方域》、《人官》、《时令》、《历数》、《灾祥》、《土田》、《赋役》、《漕河》、《封建》、《任官》、《学校》、《经籍》、《礼仪》、《乐律》、《财贿》、《刑法》、《兵制》、《边防》、《戎狄》、《异教》二十一门。而名书者三，名考者八，名志者八，名记者二。亦芜杂可厌。其所叙述，亦仅类书策略之陈言，毫无所发明考订。与所作《五经绎》，均无可取也。
△《明书》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邓元锡撰。是书所纪，起於太祖，终於世宗。凡《帝典》十卷、《后妃内纪》一卷、《外戚传》一卷、《宦官传》一卷、《臣谟》五卷、《名臣》九卷、《循吏》三卷、《能吏》一卷、《忠节》一卷、《将谟》二卷、《名将》一卷、《理学》三卷、《文学》二卷、《笃行》一卷、《孝行》《义行》《货殖》《方技》共一卷、《心学》三卷、《列女》一卷。按：二十二史皆列后妃於《传》，惟《后汉书》以后为《纪》，为后儒所讥。元锡独尊用之，殊为乖剌。他如分《臣谟》、《名臣》、《将谟》、《名将》，又别《笃行》、《义行》於《孝行》之外，则皆元锡之创例，繁碎亦甚。至於《道学》之外别立《心学》一门。考元锡之学渊源於王守仁，而不尽宗其说。当心学盛行之时，皆谓学惟求觉，不必致力群书，元锡力排其说，别《心学》於《道学》之外，其说固是。然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宋史》别《道学》於《儒林》，已为门户。此更别《心学》於《道学》，是学案而非国史矣。若夫史家之例，必列《外戚》、《宦官》於各传之后。兹先《外戚》，次《宦者》，而《臣谟》诸传又次之。次序颠倒，尤不可解。至以张璁、桂萼列於《臣谟》，则曲笔更不免矣。
△《彩线贯明珠秋檠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历代帝王，自伏羲至明武宗止，则是嘉靖以后书也。亦史略蒙求之类，而言不雅驯，观其立名可知矣。
△《明帝后纪略》一卷（内府藏本）
明郑汝璧撰。汝璧，缙云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宣大。是编专纪明代帝后即位、册立年月，及生辰、寿数、谥号、山陵之类，而不载其事迹，故云《纪略》。上自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代，下迄穆宗而止。首冠以《帝系图》，末以藩封附焉。诸王惟录其有国者，馀则一见其名於《帝系》而已。
△《邃古记》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有《周易通》，已著录。是书所记，始於盘古，迄於有虞。提纲纪事，而杂引诸书以为目。大抵出入於刘恕《外纪》、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前纪》、金履祥《通鉴前编》之间。所引多纬书荒诞之说，既非信史，又鲜异闻。谋<土韦>号为博洽，平生著述一百馀种，今不尽传。其传者，此为最劣矣。
△《季汉书》五十六卷（内廷藏本）
明谢陛撰。陛，字少连，歙县人。其书遵朱子《纲目》义例，尊汉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则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则为《杂传》。
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以括一书之经纬。卷首冠《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以揭一书之宗旨。中间义例既繁，创立名目，往往失当。如晋之刘、石、苻、姚擅号称尊，各为雄长，自当列之《载记》。董、袁之属，既非其伦。五季更五姓十主，为之臣者不能定以时代，自当编为《杂传》。董、袁之宾客僚属，亦殊是例。陛乃沿袭旧名，实不免於貌同心异。又西京之祚，迄於建安，续汉之基，开於章武，虽绪延一线，实事判两朝。陛乃於《帝纪》中兼及山阳。其《后汉书》、《晋书》已有专传者，陛亦概取而附入之。尤为骈拇枝指，伤於繁复。薛冈《天爵堂笔馀》，称其改蜀为季汉，为今人作事偶胜古人。然陈寿《季汉辅臣赞》已在其前，未为创例。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世之议陛者谓吴中吴尚俭已曾为此书。不知元时郝经、宋时萧常，俱先编辑。（案：《宋史艺文志》又有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不止萧常，此未诈考。）不特谢书非出创见，即吴之旧本亦徒自苦。其言诚当矣。
△《晋史删》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国缙撰。国缙，字荐卿，归安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谪淅川县知县，终於南京工部主事。是书之名，载《浙江通志》中，卷数与此本相合。
大旨以《晋书》原本繁冗，故删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刊削者多不甚当。如诸《志》概行删去，使一朝制度典章，无可考证。是以《新五代史》绳诸史，而不知《新五代史》先非古法也。至所并纪传，尤往往乖於体例。如羊祜、杜预同传，以其同镇荆州，涉吴事也；郭璞、葛洪同传，以同为方技之流也；陆机、陆云同传，以同为文士也；阮籍、嵇康诸人同传，以同为放达也；陈寿、王隐诸人同传，以同有记述也。此断不可移易者，而国缙随意改并。甚至以庾亮入於《葛洪传》后，以谢安入於《陶回传》后。其尤疏舛者，如《阮嵇诸人传》后《史臣论词》，专为放达之流而言。国缙以傅玄诸人俱合於《阮嵇传》，而其卷末仍载《史臣论曰》云云。矛盾殊甚。且《晋书》所以猥杂者，正为喜采小说耳。而国缙乃多取琐碎故实及清谈谑语，与房乔等所见正同，是如涂涂附矣。至於以一传原文而前后移置，又有节录传中数语，移为他传之分注，大都徒见纷更，而毫无义例。以是而改《晋书》，恐无以服修《晋书》者之心也。
△《南宋书》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钱士升撰。士升有《周易揆》，已著录。是编以《宋史》繁冗，故为删薙。
然所刊削者不过奏疏及所历官阶而已，别无事增文省之处，亦不见翦裁镕铸之功。
又去《奸臣》、《叛臣》之例，仍列於众人之中。案：《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不别传，《新唐书》始另列之。后来作者，多仍其例，亦足见彰瘅之公。今并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复古。至所增郑思肖数人列传，亦疏略不详。
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学》、《儒林》分传，能扫除门户之见，为短中之一长耳。
△《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之翘撰。之翘，字楚穉，秀水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尝详对《晋书》，镂版以行。而《嘉禾献徵录》则又称其有《晋书注》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题作《删补晋书》，标目不同。今考之翘所作《释例》，谓既删定此书数十卷，质之陈继儒。继儒曰：此可为《晋书别本》矣，曷以是颜之。且引孙盛作《晋阳秋》先写别本之语为证。是《晋书别本》乃其定名也。唐修《晋书》，本据臧荣绪等旧史，而益以诸家小说，烦碎猥杂及牴牾错互之处，皆所不免。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极言其病。之翘因芟其冗复，正其遗阙，别为此本。
凡节原文者十之四，全删者十之二，正其舛误者十之三。其文义漏略者则据《元经》、《十六国春秋》、《世说注》、《华阳国志》等书，各加润色，而稍细书以别之。其事有异同，亦仿《通鉴考异》之例，诠注於下。虽体例不尽精核，然亦犁然有序。其间失之过简者，如《职官志》、《艺术传》则全删之，《武十三王传》删其七，《简文四王传》删其二，《四夷诸国》删其十，甚至《明穆皇后》、《孙惠》等传有关国是者亦多所刊削，未免矫枉过直。又踵宋祁之说，汰去骈体诏令，而於他文亦多评骘优劣。凡《文选》所已载者，即不具录，殊非史体。又首载《列籍志》，全用焦竑《经籍志》，《年表》全用郑樵《通志年谱》，尤无谓也。
△《阅史约书》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王光鲁撰。光鲁，字汉恭，淮安人。是书专为读史者考订之用。《地图》一卷，皆朱书今地名，而墨书古地名，以著古今沿革之异。《地理直音》二卷，图所不能具者，又详於此。《历代事变官制图谱》一卷，则世表、年表、百官表之类。《古语训略》一卷。《元史备忘录》一卷，以元代同名人最多，易相混淆，故纪录重名，以便区别。《自叙》称商评人物者易，语名物制度者难。颇自矜其用力之勤。然其书只自便於初学寻检，未为精深，又不无舛误。至《训略》一篇，用释名《广雅》体以训释史文，既不能赅备，则徒然支赘而已。
△《读史图纂》一卷（编修查莹家藏本）
明俞焕章撰，管一骖删正。焕章，字文伯；一骖，字左仲，并宣城人。是书成於万历辛亥。凡列图五十有七。上起三皇，下迄明之神宗，各以世系、地域列而为图。其割据僣伪之国，亦依名代附见，而历年甲子附焉。金、元二代无地图，疑长城以外考之未详。然辽代则有地图，其义例殊不可解。明代帝系之外，又增一《世系图》，叙所自出，亦《春秋》详内之意。惟自明太祖以下庙讳及神宗御名，一一明注於下，非惟不避，亦并不阙笔，则於礼殊为悖谬矣。
△《唐纪》（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孙悫撰。悫字士先，华容人。作《古微书》之孙瑴，即其弟也。是书以新、旧《唐书》皆为踳驳。其所指摘，如《旧书》杨朝晟一人两传。《新书》既立《武后本纪》，又复立传。《旧书》列薛怀义於《外戚》。《新书》附张易之、昌宗兄弟於《张行成传》。《旧书》於元和四年、麟德元年皆阙不书。穆宗即位之年，桂仲武诛杨清收安南事，六月、八月再见。《李光弼传》擒周贽事，亦再见。李光颜弟光进，从郭子仪收西京事，误入李光弼弟光进《传》中。代宗生时，李林甫尚未仕，而《新书》语涉林甫，安禄山至洛阳即不能睹物，而《新书》纪其至长安。祖孝孙之乐律、僧一行之算术，《新书》皆不入《方技传》。又谭忠之效忠王室，沈既济之议立中宗纪，申《春秋》之义，《新书》皆不立传。其说大抵皆当。其体例参取於编年、纪传之间，以诸臣《列传》分附於《本纪》之后。
盖仿前代《实录》附载诸臣《列传》之例，亦未为特创。至删《宰相世系表》，惟存《宰相》、《方镇》、《公主》三表，义例亦允。然《宰相》、《方镇》皆甚略。《公主》仍是删节《新书》之文，殊非《表》体。盖散附《本纪》则不能各成一传，总为一传又自乱其例。改题曰《表》，亦不得已之变例也。至删除诸《志》，而云欲通汉、唐、宋合为一《志》。其意盖仿《宋书》、《隋书》。然宋去汉、晋不远，事多相因，不得不原其沿革。唐享国三百馀载，自有一代之典制，其事迥殊。《隋志》则本名《五代史志》，不过附编於《隋书》，益不可为例矣。前列引用书目，下至明人文集，一一备载。而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至为切要，独不见引。王铚伪《龙城录》乃屡据以考异同，宜其庞杂冗漫也。简端及字旁多有批评，乃其侄禔瞿之笔，颇多失考。如徐勣赐姓一条，上批曰：赐姓一事，唐为尤甚，其弊至明代始革。是并江彬、钱宁不知矣。
△《书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大章撰。大章字士一，仙游人，天启中贡生。此书摘汉以来诏令疏奏及前人事略，迄元而止。以为史家善恶并传，法戒胥备。此录善而不及恶，所以养其善心而恶自消。盖《春秋》之义，褒贬并存。《尚书》所录，则多以垂法。此编名曰《书系》，实欲续《尚书》，故其例如是也。昔刘知几序列六体，《尚书》原列一家，然王通拟经，儒者犹议其僣。此书去取踳驳，而自命续书，亦太高自位置矣。
△《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之奇撰。之奇，揭扬人，崇祯戊辰进士。《类姓登科考》载之奇官副使，擢授詹事府詹事，而此书结衔则称武英殿大学士。考《明庄烈帝五十相传》无之奇名。而集中所载年月上有阙文，第云著雍阉茂。乃戊戌岁，当为顺治十五年。
案：《梧狱纪略》载桂王诸臣有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则所云大学士者，亦桂王所授之官。盖是时云南未入版图，故犹题其私署也。所载自上古至秦而止。
以各代君臣分为表、传。夏以前则全抄《路史》、《禅通》诸纪。三代至秦则多用《史记》、《汉书》。其所叙君臣各表，有《圣贤》、《大贤》、《希贤》诸名，庞杂殊甚。《汉书》立《古今人表》，后儒多訾其失伦。是书义例多乖，更沿流而失之者矣。
△《识大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刘振撰。振字自成，宣城人。其书纪明君臣事迹，仿各史例。惟改《本纪》为《帝典》，自太祖至穆宗凡二十四卷。《列传》则不分卷，自母后、储宫、宗室、宰辅以至四裔，皆以类分编。大抵以实录为本，而旁采诸家文集铭志之类，然叙述疏舛，义例杂糅，不足自名一史也。
△《从龙谱》（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原本题锡山莘公李泽长编集。泽长不知何时人。书中多引邱濬语。又元《陆正传》末称正曾孙宗秀编入《大明臣谱》。知其为明人也。其书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前无序例。大概抄撮《宋元通鉴纲目续编》而为之。从龙之名，不知义何所取。宋谱则题《历朝从龙谱》。首载《谱系图》，而名之曰《南北宋赵氏谱系》，称名已误。而以夏元昊窃据谱系与宋并列。次《太祖纪》。次为《家谱》，载宣祖及太后、皇后、太子、皇弟。次《前朝附谱》，专载周恭帝及诸臣事。次《藩国谱》，载南汉刘鋹、蜀孟昶、北汉刘钧、南唐李煜、吴越钱俶及周行逢、符彦卿二人。次《文武人才谱》，则载太祖时诸臣事。太宗以下至宋末，则皆先《帝纪》，次《藩国》，或曰《藩寇》，或曰《镇国叛寇谱》。《文武人才谱》，或曰《文武臣谱》，或曰《文武大臣谱》，或曰《诸臣士行谱》，或曰《文武官士民谱》。皆随笔起例，茫无定法。《金元谱系图》则列於徽宗之前。金、辽两朝事实散附於徽、钦以后及南渡各帝之末，元宪宗以上亦散附焉。又有《南宋黑白谱》，则又专纪元太祖以至宪宗及诸臣事，以黑●白○黑丶白为标识。
元世祖则独立一部，止名曰《从龙黑白谱》，亦不标元国号。而诸臣之谱则又称《元朝从龙黑白谱》。成宗以下九帝则并不列谱。进退颠倒，体例淆杂，全无伦理。而验其细字密行，朱墨甲乙，尚是当年手抄之稿，亦可谓劳而罔功矣。
△《明书》一百七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傅维鳞撰。维鳞初名维桢，灵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是书为其子汀州府知府燮詷所镌。冠以移取咨送诸案牍。盖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徵其书入史馆。凡《本纪》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宫闱纪》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记》五卷、《世家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自谓搜求明代行藏印抄诸书，与家乘文集碑志，聚书三百馀种、九千馀卷。
参互实录，考订异同，可谓博矣。然体例舛杂，不可缕数。《学士祭酒表》已病其繁矣，乃又有《制科取士年表》，上列考官，下列会试第一人、殿试一甲三人。
此以志乘之例施之国史也。《司天》、《历法》分二志，以一主占候、一主推步也。而象纬之变，既已载於《司天》，又别立一《禨祥志》，不治丝而棼乎。
嘉靖时更定祀典，最为纷呶，仿《汉书》别志郊祀可也。《纶涣》一志，惟载诏令，此刘知几之创说，史家未有用之者。循是而往，不用其载文之例不止矣。
《土田》、《赋役》、《食货》分三志，《服玺》、《舆卫》分二志。此《通典》、《文献通考》类书之体，非史法也。所谓《记》者，盖沿《东观汉记》载记之名，而皇子诸王与元末群雄合为一类，未免不伦。《世家》止列王公，其侯伯以下则别入《勋臣传》，不知《史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皆侯爵也。岂王公世及，侯以下不世及欤？《列传》分《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元臣》二十一门。无一专立之传，已与古体全乖。
其分隶尤为不允。《忠节传》列逊国诸臣至盈四卷，而梁良玉、雪菴和尚、补锅匠乃别入《隐逸传》中。如曰以死不死为别，则《忠节传》中之程济、叶希贤、杨应能固未尝死，《隐逸传》中之东湖樵夫又未尝不死，是何例也？刘基不入《勋臣》，宋濂不入《文学》，以尝仕元，均与危素等入之《杂传》是也。纳哈出元色目人，何以又入《勋臣传》乎？张玉、谭渊以其为靖难佐命，入之《乱贼传》，与唐赛儿联名，已不伦矣。朱能、邱福，事同一例，何以又入《武臣传》中。姚广孝首倡逆谋，尤为乱首，何以又入《异教传》中乎。《儒林传》中列邱濬，《名臣传》中列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基命，其於儒林名臣居何等也。严嵩入《权臣传》，与张居正并列。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并泯其姓名。而刘吉、万安、尹旻、焦芳则入《奸回传》。嵩等罪乃减於四人耶。
石亨、石彪，实有战功，但跋扈耳。仇鸾交结严嵩，冒功纵恶，亦未尝得幸世宗，与马昂、钱宁同入佞倖则非其罪。陆炳有保全善类之事，乃入之《残酷》，而许显纯、田尔耕竟不著名。此亦未足服炳也。盖一代之史，记载浩繁，非综括始终，不能得其条理。而维鳞节节叶叶，凑合成编，动辄矛盾，固亦势使之然矣。
△《廿二史纪事提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绥撰。绥字韩章，无锡人。是书成於顺治中。於诸史中择其大事为纲，而隐括原文以为之目。起自太古，迄於明末，故以《廿二史》为名。然实取之坊刻《纲鉴》，非采诸全史也。
△《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凤雏撰。凤雏字梧冈，东阳人，康熙中由拔贡生官曲江县知县。是书变编年之体，从史迁之例。以周为《本纪》，列国及孔子为《世家》，卿大夫为《列传》。又为周、鲁《列国世系图》。其徵引以《左传》、《国语》为主，辅之以《公》、《穀》、《檀弓》、《国策》、《家语》等书。搜罗考核，颇为详备。惟采摭繁富，而皆不著其出典，是其所短。其《列国世系图》全取马骕《绎史》，亦嫌讳所自来也。
△《读史津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永圜撰。永圜字大生，金坛人。是书成於康熙丙午。自三皇五帝迄於有明。属正统者标曰《世纪》，属偏霸者标曰《世次》，僣伪叛乱及藩镇标曰《本末》。皆详其世系，略标事实。冠以甲子编年及年号考同。末附《传国玺考》、《古今都会考》。
△《季汉五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有《家礼辨定》，已著录。是编以陈寿《三国志》昭烈止於作传，诸葛、关、张、赵云等传亦失之简略。他如王隐《蜀记》诸书，荒谬尤多。乃参考群籍，重为纂述。首《昭烈本纪》，次《诸葛》以下四《传》，前冠以《总记》，中附杂事杂文。将以补《陈志》之阙。独是陈寿之失，儒者类能言之，无烦辨驳。昭烈君臣，名悬日月，亦不待表章。至於《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而谆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
△《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龙体刚撰。体刚号铁芝，永新人。是编辑历朝史事，各撰为歌，每歌缀以略言。其三十八卷以前，则起上古以讫於明。其三十九卷至四十二卷，则分《乾象》、《坤舆》、《官制》、《经史》等七类，而撮其要以隶之。亦课蒙之本，无关考据也。
△《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伦撰。伦字凝初，号酉山，萧山人，乾隆丙子举人。是书前有伦《自序》，称读《晋书荀勖传》，至“高贵乡公欲为变”一语，以为大悖於理。又如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孙旂、牵秀，助乱之徒，乃与缪播、阎鼎同列。《贾充姚苌传》述鬼神事，竟如优俳。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而无章。谯登、许肃之忠义，阙而不载。潘岳诸人之文，无关治乱，乃皆胪之本传。其间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祐、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谟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瞀乱。
因重为刊定，勒成此编。其中唯诸《志》稍有可观，悉仍旧贯，其馀皆删其冗琐，更易旧文。为《世系》一、《本纪》三、《内纪》一、《志》八、《列传》四十一、《十六国录》十四，积十五年乃成。较原本颇明简。然亦有体例未善者。如司马懿父子改为《世系》是已。至於《吕后本纪》见於《史记》，实以临朝。范史沿流，已失编年之本义。伦改《传》为《纪》，於例殊乖。《平吴功臣》，别立名目，史家亦无此法。推其根据，盖袭《史记高祖功臣》。然彼自《表》例，非《传》例也。《五行志》散入《本纪》，固足破附会之论。若删除《列女》，使因事附见於诸传。设如陶婴之类，黄鹄不双，既与时事无关，又无族属可系者，将竟遗之乎。阮籍虽未仕晋，然劝进一笺，本集具载。此其意存党篡，百喙无词。
自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所论为是，载之《晋史》，所以诛心。乃附之《阮咸传》中，俾与陶潜称晋为一例，非至公也。桓温虽未亲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废立。其先导桓玄，何啻曹操之开曹丕。律以无将之义，书叛何词。伦故未减之，亦为好持异论。他如史家之难，莫过《表》、《志》。《晋书》既不立《表》，自宜补作。诸《志》漏略颇多，《地理》尤无端绪，亦急宜掇拾放逸，为之葺完，乃惮於改作，竟仍其旧，是亦未免因陋就简者矣。
△《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诸帝统系图，后为辽、金二表。俱系年於上，而以诸臣名爵纬列其下。大抵据二史《本纪》所载命官年月，编次成书。但取便检寻，无所考订。
──右“别史类”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传。其郭伦《晋记》，柯维骐《宋史新编》，邓元锡、傅维鳞《明书》，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於《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也。《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本列正史者，已废之后，有朝廷之功令乃得复之。则其馀可知矣。）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於《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
《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以唐以闾》。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至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
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人。
《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后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后。
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转》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观李焘所跋，已有脱烂难读之语，则宋本已然矣。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今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案：《范书班固传》云：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因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汉记》之初创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范书刘珍传》，亦称邓太后诏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此《汉记》之初续也。《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
《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纪》。
《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
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雒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於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书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
《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徵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於代，此书遂微。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书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
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於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於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骃撰《后汉书补逸》，曾蒐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只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表、志、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今悉加釐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
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於末。
虽残珪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书中所载，如章帝之诏增修群祀、杜林之议郊祀、东平王苍之议庙舞，并一朝大典，而《范书》均不详载其文。
他如张顺预起义之谋、王常赞昆阳之策、杨政之严正、赵勤之洁清，亦复概从阙如，殊为疏略。惟赖兹残笈，读史者尚有所稽。则其有资考证，良非浅鲜，尤不可不亟为表章矣。
△《建康实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许嵩撰。嵩自署曰高阳，盖其郡望。其始末则不可考。书中备记六朝事迹，起吴大帝迄陈后主，凡四百年，而以后梁附之。六朝皆都建康，故以为名。其积算年数，迄唐至德元年丙申而止，则肃宗时人也。前有《自序》，谓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具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云云。盖其义例主於类叙兴废大端，编年纪事，而尤加意於古迹。其间如晋以前诸臣事实，皆用实录之体，附载於薨卒条下。而宋以后复沿本史之例，各为立传，为例未免不纯。又往往一事而重复牴牾。至於名号称谓，略似《世说新语》，随意标目，漫无一定。於史法尤乖。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徵。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以证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画品。郑文宝《南唐近事》，引以证玄武湖。刘羲仲《通鉴问疑》载《宋书高祖纪》景平二年书日食舛误，刘恕修《长编》，定日食在是年二月癸巳朔。皆取此书为据。又陈后主时覆舟山及蒋山松柏常出木醴，俗呼雀饧之类，《陈书》遗漏不载。王巩《甲申杂录》亦取此书为据。谢尚谓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案《劝学》，《荀子》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即是篇之语），《晋书》误作“勤学”。姚宽《西溪丛语》亦据此书驳正。
又裴子野《宋略》，当时所称良史，沈约自以为不及者，今已不传。《资治通鉴》载有论赞数条，亦多首尾不具。而是书於刘宋一代，全据为蓝本。并子野论赞之词，尚存什一。是亦好古者所宜参证矣。《新唐书志》载入《杂史类》，盖以所载非一代之事，又不立纪传之名，尚为近理。《郡斋读书志》载入《实录类》，已不免循名失实。马端临《经籍考》载入《起居注类》，则乖舛弥甚。至郑樵《艺文略》编年一类，本案代分编，乃以此书系诸刘宋之下，与《宋春秋》、《宋纪》并列，尤为纰缪。今考所载，惟吴为僣国，然《三国志》已列《正史》，故隶之於《别史类》焉。
△《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曾巩撰。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为集贤校理，出知福、明诸州。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纪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体似会要。又立传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为类。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序》。其记载简略琐碎，颇不合史法。
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
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胪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於依托，殆无疑义。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焘作《续通鉴长编》，如李至拜罢等事，间取其说，则当时固存而不废。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访遗书条例》，亦列及此书，以为可资援证。盖虽不出於巩，要为宋人之旧笈。
故今亦过而存之，备一说焉。
△《古史》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辙以司马迁《史记》多不得圣人之意，乃因迁之书，上自伏羲、神农，下讫秦始皇，为《本纪》七、《世家》十六、《列传》三十七。自谓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於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以今考之，如於《三皇纪》增入道家者流。谓黄帝以无为为宗，其书与老子相出入。於《老子传》附以佛家之说，谓释氏视老子体道愈远，而立於世之表。於《孟子传》谓，孟子学於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反称誉田骈、慎到之徒。
又谓其为佛家所谓钝根声闻者。班固论迁之失，首在先黄老而后六经。辙所更定，乌在其能正迁耶？《朱子语录》曰：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某尝与之痛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穀。”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之所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却又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云云。盖与吕祖谦议论相激，故平日作《杂学辨》以攻辙，此时反为之左袒。然其混合儒、墨之失，亦终不能为之掩也。平心而论，史至於司马迁，犹诗至於李、杜，书至於锺、王，画至於顾、陆，非可以一支一节比拟其长短者也。辙乃欲点定其书，殆不免於轻妄。至其纠正补缀，如《史记》载尧典妻舜之后，瞽<目叟>尚欲杀舜，辙则本《尚书》谓妻舜在瞽瞍允若之后。《史记》载伊尹以负鼎说汤，造父御周穆王见西王母事，辙则删之。《史记》不载祷雨桑林事，辙则增之。《宋世家》，《史记》赞宋襄公泓之战为礼让，辙则贬之。辨《管子》之书为战国诸子所附益。於《晏子传》增入晏子处崔杼之变，知陈氏之篡与讽谏数事。於宰我则辨其无从叛之事。於子贡则辨其无乱齐之事。又据《左氏传》为《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传，以补《史记》所未及。《鲁连传》附以《虞卿》，《刺客传》不载《曹沫》。其去取之间，亦颇为不荀。存与迁书相参考，固亦无不可矣。书中间有附注，以叶大庆《考古质疑》考之，盖其子逊之所作。旧本不载其名，今附著焉。
△《通志》二百卷（内府刊本）
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通史之例，肇於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於斯。樵负其淹博，乃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其《年谱》仿《史记》诸表之例，惟间以大封拜、大政事错书其中，或繁或漏，亦复多岐，均非其注意所在。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雠》，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案《史通书志篇》曰：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盖窃据是文。至於《六书》、《七音》乃小学之支流，非史家之本义。矜奇炫博，泛滥及之，此於例为无所取矣。馀十五略虽皆旧史所有，然《谥》与《器服》乃《礼》之子目，《校雠》、《图谱》、《金石》乃《艺文》之子目，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且《氏族略》多挂漏，《六书略》多穿凿，《天文略》只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则全抄杜佑《通典州郡总序》一篇，前虽先列水道数行，仅杂取《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数十则，即《禹贡》山川亦未能一一详载。《谥略》则别立数门，而沈约、扈琛诸家之《谥法》悉删不录，即《唐会要》所载杲字诸谥，亦并漏之。《器服略》，器则所载尊彝爵觯之制，制既不详，又与《金石略》复出；服则全抄杜佑《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证。至《职官略》中，以《通典注》所引之典故，悉改为案语大书，更为草率矣。《艺文略》则分门太繁。又韩愈《论语解》、《论语类》前后两出。张弧《素履子》儒家、道家两出。刘安《淮南子》道家、杂家两出。荆浩《笔法记》，乃论画之语，而列於《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乃传记之流，而列於《名家类》。段成式之《玉格》，乃《酉阳杂俎》之一篇，而列於《宝器类》，尤为荒谬。《金石略》则钟鼎碑碣，核以《博古》、《考古》二图，《集古》、《金石》二录，脱略至十之七八。《灾祥略》则悉抄诸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则并《诗经》、《尔雅》之注疏亦未能详核。盖宋人以义理相高，於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
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人。父赏，绍兴中为实录修撰。偁承其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辑成编。洪迈修四朝国史，奏进其书，以承议郎知龙州，特授直秘阁。其书为《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於《忠义》，张方平、王拱辰不讳其瑕疵，皆具史识。熙宁之启衅、元符之绍述，尤三致意焉。《朱勔传》后附载僧祖秀《艮岳记》，盖仿《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及陈寿《进表》之例。虽非史法，亦足资考证。而南宋诸人，乃多不满其书。盖偁闭门著述，不入讲学之宗派。党同伐异，势所必然，未可据为定论也。近时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以今考之，惟《文艺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其馀事迹异同，如符彦卿二女为周室后，而《宋史》阙其一。刘美本姓龚，冒附於《外戚》，事略直书其事，《宋史》采其家传，转为之讳。赵普先阅章奏，田锡极论其非，而《宋史》误以为群臣章奏，必先白锡。杨守一以涓人补右班殿直，迁翰林副使，而《宋史》误作翰林学士。
新法初行，坐仓籴米，吴申等言其不便，《宋史》误以为司马光之言。至地名、谥法，《宋史》尤多舛谬。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琬之言未得其实也。其中如张齐贤以雍熙三年忤旨出外，而误作自请行边。以副使王履《楚辞》误属之李若水。又不载王履於《忠义传》。虽不免间有牴牾，然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
△《路史》四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罗泌撰。泌，字长源，庐陵人。是书成於乾道庚寅。凡《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馀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其《国名纪》第八卷，载《封建后论》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一篇、《国姓衍庆纪原》一篇，盖以类相附。惟归愚子《大衍数》一篇、《大衍说》一篇、《四象说》一篇，与《封建》渺无所涉。考《发挥》第一卷之首，有《论太极》一篇、《明易彖象》一篇、《易之名》一篇，与《大衍》等三篇为类。疑本《发挥》之文，校刊者以卷帙相连，误窜入《国名纪》也。泌《自序》谓：皇甫谧之《世纪》、谯周之《史考》、张愔之《系谱》、马总之《通历》、诸葛耽之《帝录》、姚恭年之《历帝纪》、小司马之《补史》、刘恕之《通鉴外纪》，其学浅狭，不足取信。苏辙《古史》，第发明索隐之旧，未为全书。因著是编。《馀论》之首释名书之义，引《尔雅》训路为大，所谓《路史》，盖曰大史也。句下注文，题其子苹所撰。核其词义，与泌书详略相补，似出一手，殆自注而嫁名於子欤。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至於《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据为典要，殊不免庞杂之讥。《发挥》、《馀论》皆深斥佛教。而说易数篇，乃义取道家。其青阳遗珠一条，论大惑有九，以贪仙为材者之惑、谀物为不材之惑，尤为偏驳。
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曰：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词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词人，采摭英华。泌之是书，殆於此类。至其《国名纪》、《发挥》、《馀论》，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此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於传闻，讥其失实甚多。今观其书，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及诸杂纪，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锡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案圭书今不传，其言略见曾慥《类说》。）皆全袭其词，无所更改。间有节录，亦多失当。如《通鉴》载太祖始立为王事，上云恃强不受代，故下云七部求如约，今此书删去不受代之文，则所谓如约者果何事乎？又《长编》载圣宗南侵事，云天雄军闻契丹至，阖城惶遽。契丹潜师城南，设伏狄相庙，遂南攻德清。王钦若遣将追击，伏起，天雄兵不能进退，其情事甚明。今此书於阖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尽删其潜师设伏之文，则所伏者果谁之兵乎？又《松漠记闻》载黄头女真，金人每当出战，皆令前驱。盖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今此书乃径改金人为契丹，采入《辽志》，则益为颠倒事实矣。又《帝纪》中凡日食星变诸事，皆取《长编》所记，案年胪载。然辽、宋历法不齐，朔闰往往互异。如圣宗开泰九年，辽二月置闰，宋十二月置闰，宋之七月，在辽当为八月。而此书仍依宋法书七月朔日食。此类亦俱失考。盖隆礼生南渡后，距辽亡已久，北土载籍，江左亦罕流传，仅据宋人所修史传及诸说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实作“寿昌”，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於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进书表》一通，自署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而不详其里贯。《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读父书”等语。亦不知其父何人也。书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裒集汇次。凡《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传》一卷、《文学翰苑传》二卷、《杂录》三卷、《杂载制度》七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一卷。似是杂采诸书，排比而成。所称义宗即哀宗。《金史》谓息州行省所上谥，而此则云金遗臣所上，与史颇不合。又懋昭既降宋，即当以宋为内词。乃书中分注宋年，又直书康王出质，及列北迁宗族於献俘，殊为失体。故钱曾《读书敏求记》尝称为无礼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处，尚不止此。详悉检勘，纰漏甚多。如《进书表》题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即在是月十日，相距仅五日，岂遽能成书进献。又纪录蔡州破事如是之详，於情理颇不可信。又端平正当理宗时，而此书大书宋宁宗太子不得立，立其侄为理宗，於济邸废立，略无忌讳。又生而称谥，舛谬显然。又懋昭以金人归宋，乃於两国俱直斥其号，而独称元兵为大军。又称元为大朝。转似出自元人之辞，尤不可解。又《开国功臣传》仅寥寥数语，而《文学翰苑传》多至三十二人。验其文，皆全录元好问《中州集》中小传，而略加删削。考好问撰此书时，在金亡之后，原序甚明。懋昭更不应预袭其文。凡此皆疑窦之极大者。其他如爱王作乱等事，亦多轻信伪书，冗杂失次。恐已经后人窜乱，非复懋昭原本，故牴牾若此。
然其首尾完具，间有与《金史》异同之处，皆足资订证。所列制度服色，亦能与《金史》各志相参考。故旧本流传不废。今亦著其伪而仍录其书焉。
△《古今纪要》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震撰。震字东发，慈谿人，官至浙东提举，事迹具《宋史儒林传》。
是书撮举诸史，括其纲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每载一帝之事，则以一帝之臣附之。其僣窃割据，亦随时附见。词约事该，颇有条贯。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类粗具梗概，伤於疏陋者比。所叙前代诸臣，各分品目。惟北宋诸臣事迹较历代稍详，而无忠佞标题，盖不敢论定之意也。朱子作《通鉴纲目》，始遵习凿齿《汉晋春秋》之例，黜魏帝蜀。同时张栻作《经世纪年》，萧常作《续后汉书》，持论并同。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其谓论昭烈者每以族属疏远为疑。使昭烈果非汉子孙，曹操盖世奸豪，岂不能声其罪而诛其伪。今反去之千百载下，而创疑其谱牒耶。其所发明可谓简而尽矣。
△《续后汉书》四十七卷（编修庄承篯家藏本）
宋萧常撰。常，庐陵人，乡贡进士。初，常父寿朋，病陈寿《三国志》帝魏黜蜀，欲为更定，未及成书而卒。常因述父志为此书。以昭烈帝为正统，作《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以《吴》、《魏》为《载记》，凡二十卷。又别为《音义》四卷、《义例》一卷。於《蜀志》增《传》四十二，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吴志》废《传》二十。《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传。其增传亦皆取材於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也。然其义例精审，实颇得史法。如魏、吴诸臣本附见二国《载记》之后，而中有一节可名，如孟宗、陈表等，则别入《孝友传》；杜德、张悌等，则别入《忠义传》；管宁、吴范等，则别入《隐逸方技传》。其体实本之《晋书》。又曹操封魏公，加九锡等事，《陈志》皆称天子命公，而此乃书操自为云云。则本之范蔚宗《后汉书》本纪。其他笔削，亦类多谨严。惟《陈志先主传》称封涿县陆城亭侯，而常於《昭烈纪》但云封陆城侯。《陈志》建安十四年魏延为都督，而常则云拔魏延为镇远将军。《裴注》概无此语，不知常何所本。然常之所长，不在考证。殆偶然笔误，非别有典据也。常成此书时，尝以《表》自进於朝。所列但有《本纪》、《表》、《传》、《载记》，而无《音义》。至《周必大序》，始并《音义》言之。或成书之后，又续辑补入欤。
△《续后汉书》九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郝经撰。经，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追封冀国公，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经以中统元年使宋，为贾似道所拘，留居仪真者十六年。於使馆著书七种，此即七种之一也。时萧常《续后汉书》尚未行於北方，故经未见其本，特著此书，正陈寿帝魏之谬。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而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参校刊定。原本九十卷，中间各分子卷，实一百三十卷。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其诸臣则以汉、魏、吴别之。又别为《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诸传。复以寿书无《志》，作《八录》以补其阙。各冠以《序》，而终以《议赞》。别有义例，以申明大旨。
持论颇为不苟，而亦不能无所出入。如士燮、太史慈皆委质吴廷，而入之汉臣；李密初仕汉，终仕晋，《晋书》以《陈情》一表列之《孝友》，而入之《高士》，则於名实为乖。又黄宪卒於汉安之世，葛洪显於晋元之朝，而皆入此书，则时代并爽。其他汉、晋诸臣以行事间涉三国而收入《列传》者不一而足。又《八录》之中，往往杂采《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之文。纪载冗沓，亦皆失於限断。揆诸义例，均属未安。然经敦尚气节，学有本原，故所论说，多有裨於世教。且经以行人被执，困苦艰辛，不肯少屈其志。故於气节之士，低徊往复，致意尤深。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为人。又非萧常、谢陛诸家徒推衍《紫阳绪论》者比也。是书与经所撰《陵川集》，皆延祐戊午，官为刊行。然明以来绝少传本。
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多。核以原目，惟《年表》一卷、《刑法录》一卷，全佚不传。其全篇完好者犹十之六七。其《序文》、《议赞》，存者亦十之八九。今各据原目，编辑校正。所分子卷，悉仍其旧。间有残阙，其文皆已具於《陈志》，均不复采补，以省繁复。又经所见乃《陈志》旧本，其中字句，与今本往往异同，谨各加案语标明，以资考证。书中原注，乃书状官河阳苟宗道所作。经集载《寿正甫诗》，有“新书总付徐无党，半臂谁添宋子京”句。正甫即宗道之字，《元史》所谓经留宋久，书佐皆通於学，苟宗道后至国子祭酒者是也。宗道《序》中有“缱绻患难十有三年”之语。考经以庚申使宋，则是《序》当作于壬申岁，而书中不书至元九年。盖时南北隔绝，尚不知中统之改为至元也。其注於去取义例，颇有发明，而《列传》中或有全篇无注者，殆传写有所佚脱欤。
△《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称尝阅注牒，见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见百家，皆三氏所未录，间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绪，存其半而不采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统其世。稽《三传》人名，以系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宾《跋》，称先仲氏辑《春秋别典》，未脱稿而不幸下世。不无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广阅博搜，参互考订。世悬者更，数殊者析，删其繁复者十一，苴其阙略者十三云云。则此书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续而成也。旧无刊版。此本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题字，惜其抄撮具有苦心，惟各条之末不疏明出何书。明人之习，大都若是，所讥诚中其病。然网罗繁富，颇足以广见闻，要亦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粤瀛”，《彝尊跋》称其字里通志不载，莫得其详。《虞宾跋》中称仲氏列章缝，治博士家言，盖广东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初为诸生。后弃去，隐韩山之麓，以农圃自娱。郡长吏欲致之，凿垣而遁。著有《听雨篷稿》云云。当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为东阳州，后改曰瀛州，与“粤瀛”之称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书，疑偶未见耳。《虞畿序》又称《书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条，而无《书目》，则传写者佚之矣。
△《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初，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布衣龚士炯献《历代年表》，所载至隋而止。乃诏工部侍郎周清源重修，未蒇事而清源殁。复诏内阁学士王之枢踵修，而以清源子嘉祯佐之，乃相续成编。所载事迹，上起帝尧元载甲辰，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首末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其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惟以正统居第一格，为全书之通例。其馀时殊世异，不可限以一法，则每代变例，而各以例说系表首。大抵准《史记》《年表》、《月表》，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惟每条多附史评，又每代各冠以《地理图》、《世系图》而总冠以《三元甲子纪年图》，为小变旧式耳。考《南史王僧孺传》，称太史公《年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则史表实三代之旧法。然《史记》以下，率以一类自为一表，未能贯通。《资治通鉴目录》亦粗举大纲，未能详备。
近时万斯同作《历代史表》，颇称赅洽，而其大旨惟考核於封爵世系之间，亦未能上下数千年，使条目分明，脉络连属也。是书网罗历代，总括始终；记录无遗，而义例至密；剪裁得体，而书法至明，诚韩愈所称“纪事必提其要”，欧阳修所称“《春秋》之文简而有法”者也。读史者奉此一书，亦可以知所津逮矣。
△《钦定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纪传谱略，一仍郑氏之旧。惟郑氏《列传》因诸史旧文，标题错互，而又稍有所改窜。如《史记》无《隐逸传》，则析伯夷、四皓诸人以当之。《史记》无《方术传》，则析司马季主、扁鹊诸人以当之。《后汉书》无《孝友传》，则析毛义、江革诸人以当之。《三国志》无《忠义传》，则析典韦诸人以当之。体例自相矛盾。不因不创，乃至於非马非骡。今参考异同，折衷沿革，定为二例。一曰异名者归一。如《五代史家人传》析入后妃宗室，《一行传》析入《隐逸》、《孝友》。《元史儒学传》析入《儒林》、《文苑》。
《宋史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释老传》并入《方技》。《唐书》、《明史》《公主传》附缀宗室。庶各核其实，无致多岐。一曰未备者增修。如《唐书》之《奸臣》、《叛臣》、《逆臣传》，《明史》之《阉党》、《流贼》、《土司传》，皆诸史所无，而其目实不可易。今考核事体，亦分立此门。又孔氏世系封爵《明史》附入《儒林传》。今则从郑氏原书《孔子列传》例，补立《孔氏后传》。至於五朝国史，以贰臣别为《列传》，新出圣裁。於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今亦格遵彝训，於前代别立此门，以昭彰瘅。较诸原书体例，实详且核焉。《二十略》中，变其例者亦有三。一为《艺文略》。郑氏但列卷数书名。今各补撰人名氏爵里。一为《图谱略》。
郑氏原以《索象》、《原学》、《明用》三篇辨其源流。又以《记有》、《记无》二篇考其存佚。今删除诸名，别以《经学》、《天文》、《地理》、《世系》、《兵刑》、《食货》、《算术》、《儒学》、《医药》为子目。一为《昆虫草木略》。所记动植之类，不比文章典制，有时代可分。考郑氏原书，惟以所撰《诗名物志》、《尔雅补注》、《本草外类》约而成编。如百蔬未列瓠匏，九穀不收麰麦，释鱼则存鳣遗鲔，释兽则有虎无貔，混葍々於琼茅之葍，合芸薹於夫须之台，舛漏不一而足。今惟於未载者补其阙遗，已载者正其讹误。至其炼石煮丹之类，事涉迂怪，则概不续增。盖虽同一传而条理倍为分明，虽同一略而考证益为精核。斯由於仰承睿鉴，得所折衷，与郑氏之徒为大言，固迥然异矣。
△《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是编以十七史自《后汉书》以下惟《新唐书》有表，馀皆阙如，故各为补撰。宗《史记》、《前汉书》之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其《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斯同自创之例也。其书自正史本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及各家杂史。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於史学殊为有助。考自宋以前，唯《后汉书》有熊方所补《年表》。他如郑樵《通志》，《年谱》仅记一朝大事及正闰始末，其於诸王将相公卿大臣兴废拜罢之由，率略而不书。近人作《十六国年表》，亦多舛漏。其网罗繁富，类聚区分，均不及斯同此书之赅备。惟《晋书》既补《功臣世表》，则历代皆所当补。十六国如成、赵、燕、秦既有《将相大臣年表》，则十国如南唐、南汉、北汉、闽、蜀不当独阙。又魏将相大臣中，不载上大将军。五代《诸王世表》独阙后汉，注谓后汉子弟未尝封王。然考承训追封魏王、承勋追封陈王，与后周郯、杞、越、吴诸王事同一例，何以独削而不登。是皆其偶有脱略者。然核其大体，则精密者居多，亦所谓过一而功十者矣。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姚之骃撰。之骃，字鲁斯，钱塘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搜辑《后汉书》之不传於今者八家。凡《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张璠《后汉记》、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刘知几《史通》称范蔚宗所采，凡编年四族、纪传五家。今袁宏《书》尚有传本，故止於八也。其捃拾细琐，用力颇勤，惟不著所出之书，使读者无从考证，是其所短。至司马彪《书》虽佚，而章怀太子尝取其十《志》以补范《书》之遗，今《后汉书》内刘昭所著即彪之《书》，而之骃不究源流，谓之范《志》，乃别采他书之引司马《志》者录之。
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谬实为最甚。然洪迈博极群书，而所作《容斋随笔》，亦以司马《志》为范《志》，则其误有所承矣。至《东观汉记》，核以《永乐大典》所载，较之骃所录，十尚多其五六。盖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不能以疏漏咎之骃也。
△《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有《春秋长历》，已著录。是编采群书所载与《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有异同者，分国编次，以备考证，亦间为辨定。又取《史记》《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合而联之，为《通表》二卷。其谐谈琐记、神仙艺术，无关体要，难以年次者，别为《摭遗》一卷，以附於后。其《通表》排比详明，颇有条理。《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於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又所引诸书，多著明某篇某卷，盖仿李涪《刊误》、程大昌《演繁露》之例。令观者易於检核，亦无明人杜撰炫博之弊。盖马骕《绎史》用袁枢纪事本末体，厚耀是书则用齐履谦《诸国统记》体。而骕书兼采《三传》、《国语》、《战国策》，厚耀则皆摭於“五书”之外，尤独为其难。虽涉芜杂，未可斥也。
厚耀所著《春秋长历》及《春秋世族谱》，皆与是编相表里。而自言平生精力，用於是书者多云。
△《尚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李锴撰。锴，字铁君，镶白旗汉军。卷首自署曰襄平。考襄平为汉辽东郡治，今为盛京辽阳州地，盖其祖籍也。康熙中，邹平马骕作《绎史》，采摭百家杂说，上起鸿荒，下迄秦代，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各立标题，以类编次，凡所徵引，悉录原文。虽若不相属，而实有端绪。锴是编以骕书为稿本，而离析其文，为之翦裁连络，改为纪传之体。作《世系图》一卷、《本纪》六卷、《世家》十五卷、《列传》五十八卷、《系》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传》一卷。仍於每段之下，各注所出书名。其遗文琐事不入正文者，则以类附注於句下。盖体例准诸《史记》，而排纂之法则仿《路史》而小变之。《自序》谓始事於雍正庚戌，卒业於乾隆乙丑，阅十六载而后就。其用力颇勤。考古来渔猎百家，勒为一史，实始於司马迁。今观《史记》诸篇，其出迁自撰者，率经纬分明，疏密得当，操纵变化，惟意所如。而其杂采诸书以成文者，非惟事迹异同，时相牴牾，亦往往点窜补缀，不能隐斧凿之痕，知镕铸众说之难也。此书一用旧文，翦裁排比，使事迹联属，语意贯通。体如诗家之集句，于历代史家特为创格，较熔铸众说为尤难。虽运掉或不自如，组织或不尽密，亦可云有条不紊矣。至于《晋逸民传》中列杜蕢、狼瞫、鉏麑、提弥明、灵辄，《逆臣传》中列赵穿而不列赵盾，《乱臣传》中列郤芮、瑕吕饴甥，《嬖臣传》中列头须，《鲁列女传》中列施氏妇，予夺多所未允。又诸国公子皆别立传，而鲁、宋、蔡、曹、莒、邾六国则杂列诸臣中。《叛臣传》中如巫狐庸叛楚入吴，吴、楚两见；公山不狃叛鲁入吴，吴、鲁两见；已为重出，而屈巫见於楚，不见於晋。苗贲皇见於晋，不见於楚。又复自乱其例。如斯之类，不一而足。亦未能一一精核，固不必为之曲讳焉。
──右“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六百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也。然书已不完，今又不列於《正史》，故概入此门。其先后从作者时代，亦与《编年类》例同，均稍示区别于《正史》尔。）○别史类存目△《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叙历代帝王世系、年号、岁数，亦略及贤否。各以数语括之，简陋殊甚。盖村塾俗书也。《永乐大典》载之，亦可云漫无采择矣。以其为宋人旧帙，姑附存其目焉。
△《蜀汉本末》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赵居信撰。居信，字季明，许州人，至治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是书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起桓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终晋泰始七年后主之亡。末有《总论》一篇，称至元九年戊子所作。其成书则至元十二年辛卯也。《前序》一篇，不知谁作，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信都赵氏复因之，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然是书所取议论，不出胡寅、尹起莘诸人之内。所取事迹则载於《三国志》者尚十不及五。特於《资治通鉴纲目》中断取数卷，略为点窜字句耳。不足当著书之目也。
△《十八史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曾先之撰。先之，字从野，庐陵人。自称曰前进士，而《江西通志选举》中不载其名。盖前明之制，会试中式称进士，乡试中式者称举人，皆得铨注授官。
自唐、宋至元，则贡於乡者皆称进士。试礼部中选，始谓之登第。不中选者，次举仍由本贯取解。南宋之季，始以三举不中选者一体径试於礼部，谓之免解进士。
先之所谓进士，盖乡举而试不入选者，故志乘无名也。然李肇《国史补》，称唐时进士登第者，遇旧题名处增“前”字。今先之自称“前进士”，则又相沿失考矣。其书抄节史文，简略殊甚。卷首冠以《歌括》，尤为弇陋。盖乡塾课蒙之本，视同时胡一桂《古今通略》，逊之远矣。
△《读史备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范理撰。理，字道济，天台人，宣德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其书自西汉迄唐代，先列诸帝於前，而以诸臣事实摘叙於后。大略皆因正史而参以《纲目》。其所分《谋臣》、《丞相》、《名将》、《名臣》等目，割裂烦碎，殊无体要。如季布入《名臣》，而曹参入《名将》之类，义例尤不可解。盖随笔记录，而于史学殊无当也。
△《天汉玉牒》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太祖历代世系，及其自微时以至即位后事，略以编年为次。凡皇后、太子、诸王谥号封爵，皆详列之。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则永乐时编也。其纪懿文太子为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与史不合。
盖当时谀妄之词，不足据为实录者矣。
（案：此书述明代世系，於例当入《谱牒》。然谱牒传本寥寥，不能自为门目，故附著《别史类》中。盖其文与本纪、世表相出入也。）△《宋史质》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王洙撰。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辛巳进士，其仕履未详。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於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於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称懿祖恒皇帝者继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称熙祖裕皇帝者继之后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称仁祖淳皇帝者继之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之元年。且於瀛国公降元以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云，仿《春秋》书公在乾侯，《纲自》书帝在房州之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於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於诬民焉。
△《宋史新编》二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柯维骐撰。维骐，字奇纯，莆田人，嘉靖癸未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任事而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其家居三十载，乃成是书。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其作是书时，至於发愤自宫，以专思虑，可谓精勤之至。凡成《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纠谬补遗，亦颇有所考订。然托克托等作《宋史》，其最无理者莫过於《道学》、《儒林》之分传，其最有理者莫过於《本纪》终瀛国公而不录二王，及辽、金两朝各自为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之例。盖古之圣贤，亦不过儒者而已，无所谓道学者也。如以为儒者有悖於道，则悖道之人何必为之立传。如以为儒者虽不悖道而儒之名不足以尽道，则孔子之诏子夏，其误示以取法乎下耶。妄生分别，徒滋门户。且《太平御览》五百十卷中尝引《道学传》二条，一为《乐钜》，一为《孔总》，乃清净栖逸之士。袭其旧目，亦属未安。此必宜改者也，而维骐仍之。至於元破临安，宋统已绝，二王崎岖海岛，建号於断樯坏<木鲁>之间，偷息於鱼鳖鼋鼍之窟。此而以帝统归之，则淳维远遁以后，武庚构乱之初，彼独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来，序正统者不及也？他如辽起滑盐，金兴肃慎，并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必似《元经》帝魏，尽黜南朝，固属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则李延寿之例。虽朱子生於南宋，其作《通鉴纲目》，亦沿其旧轨，未以为非。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而维骐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
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又岂公论乎？大纲之谬如是，则区区补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
△《徵吾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晓初撰《吾学编》，记当时之事。
又缕分条析，为《今言》三百四十馀条。复刊汰二书，撮其指要，以成是编。体例略与纪事本末相近。凡三十一篇。然事迹本繁，而篇帙太简。荀悦删班固之书尚不能不至三十卷。而欲以寥寥两卷包括一朝。此虽左氏、司马之史才，恐亦不能综括也。
△《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内府藏本）
明李纪撰。纪，字大正，金谿人。初，元庐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略》，至宋而止。明初临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略》。嘉靖戊戌，纪复以旧注未备，为增补以成是编，然弇陋亦甚。据所列引用书目十馀种，曰万氏《史略筌蹄》，曰郭氏《帝王世纪》，曰朱子《四书》，曰倪氏《四书辑释》，曰蔡氏《书传》，曰邹氏《音释》，曰陈氏《礼记集说》，曰朱子《诗传》，曰《资治通鉴》，曰《吕氏集注》，曰刘氏《翰墨全书》，曰《左氏春秋传》，曰《林朱音训》，曰李氏、刘氏《宋鉴》。是恶足以谈史乎。
△《荒史》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书述洪荒开辟之事。《九头》等十纪之前，增以《元始本纪》，言盘古；《二灵本纪》，言天皇、地皇，共为十二纪。《疏仡纪》则至帝挚止焉，共为三卷。《帝师》、《帝臣》、《叛臣》三传各一卷。大抵以罗泌《路史》为蓝本，而稍附益之，皆恍惚无稽之说。胡宏《皇王大纪》未至侈谈神异，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有无徵不信之疑，况动引《道藏》以为史乎。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编上起战国，下迄於元，各采摭事迹，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无论矣。
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馀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云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贽撰。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其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於《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祎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有《三礼绎》，已著录。是编盖仿郑樵《通志》而作，上编即其《纪传》，下编即其《二十略》也。然樵之《纪传》病於因，故体例各随旧史，不能画一。其《二十略》病於创，故多夸大不根之论。元锡是编则又《纪传》病於太创，诸《志》病於太因。如《纪传》分立多名，以古初至商为《表》；自周以下，正统谓之《纪》，偏霸列国谓之《志》，后妃谓之《内纪》，宰相谓之《谟》，儒者谓之《述》，大儒谓之《训》；尊如孔子，则别名曰《表》；次则西汉经学及王通则并称《训》，馀则总名曰《列传》。《列传》之中，又分《大臣》、《贞臣》、《良臣》、《争臣》、《忠节》、《名将》、《循吏》、《独行》诸子目。又以《经学》、《行义》、《文学》、《笃行》、《道学》、《儒学》、《循良》各别立一传，分附历代之末。以《隐逸》、《方技》、《货殖》、《列女》各合立一传，总附全编之末。已为糅杂。至《物性》一志，或归之《下编》之中，尚为有例。而缀於《上编》，与人并列，更属不伦。其尤诞者，南北史中南朝全载吴、晋、宋、齐、梁、陈，而北朝但有北魏，其北齐、周、隋俱削其君臣不录，惟隋录王通一人；宋、金、辽、元四史中惟录宋、元，亦不涉辽、金一字；而十六国乃得立志。舛谬颠倒，殆难仆数。《下编》凡《天官》、《方域》、《人官》、《时令》、《历数》、《灾祥》、《土田》、《赋役》、《漕河》、《封建》、《任官》、《学校》、《经籍》、《礼仪》、《乐律》、《财贿》、《刑法》、《兵制》、《边防》、《戎狄》、《异教》二十一门。而名书者三，名考者八，名志者八，名记者二。亦芜杂可厌。其所叙述，亦仅类书策略之陈言，毫无所发明考订。与所作《五经绎》，均无可取也。
△《明书》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邓元锡撰。是书所纪，起於太祖，终於世宗。凡《帝典》十卷、《后妃内纪》一卷、《外戚传》一卷、《宦官传》一卷、《臣谟》五卷、《名臣》九卷、《循吏》三卷、《能吏》一卷、《忠节》一卷、《将谟》二卷、《名将》一卷、《理学》三卷、《文学》二卷、《笃行》一卷、《孝行》《义行》《货殖》《方技》共一卷、《心学》三卷、《列女》一卷。按：二十二史皆列后妃於《传》，惟《后汉书》以后为《纪》，为后儒所讥。元锡独尊用之，殊为乖剌。他如分《臣谟》、《名臣》、《将谟》、《名将》，又别《笃行》、《义行》於《孝行》之外，则皆元锡之创例，繁碎亦甚。至於《道学》之外别立《心学》一门。考元锡之学渊源於王守仁，而不尽宗其说。当心学盛行之时，皆谓学惟求觉，不必致力群书，元锡力排其说，别《心学》於《道学》之外，其说固是。然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宋史》别《道学》於《儒林》，已为门户。此更别《心学》於《道学》，是学案而非国史矣。若夫史家之例，必列《外戚》、《宦官》於各传之后。兹先《外戚》，次《宦者》，而《臣谟》诸传又次之。次序颠倒，尤不可解。至以张璁、桂萼列於《臣谟》，则曲笔更不免矣。
△《彩线贯明珠秋檠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历代帝王，自伏羲至明武宗止，则是嘉靖以后书也。亦史略蒙求之类，而言不雅驯，观其立名可知矣。
△《明帝后纪略》一卷（内府藏本）
明郑汝璧撰。汝璧，缙云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宣大。是编专纪明代帝后即位、册立年月，及生辰、寿数、谥号、山陵之类，而不载其事迹，故云《纪略》。上自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代，下迄穆宗而止。首冠以《帝系图》，末以藩封附焉。诸王惟录其有国者，馀则一见其名於《帝系》而已。
△《邃古记》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有《周易通》，已著录。是书所记，始於盘古，迄於有虞。提纲纪事，而杂引诸书以为目。大抵出入於刘恕《外纪》、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前纪》、金履祥《通鉴前编》之间。所引多纬书荒诞之说，既非信史，又鲜异闻。谋<土韦>号为博洽，平生著述一百馀种，今不尽传。其传者，此为最劣矣。
△《季汉书》五十六卷（内廷藏本）
明谢陛撰。陛，字少连，歙县人。其书遵朱子《纲目》义例，尊汉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则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则为《杂传》。
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以括一书之经纬。卷首冠《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以揭一书之宗旨。中间义例既繁，创立名目，往往失当。如晋之刘、石、苻、姚擅号称尊，各为雄长，自当列之《载记》。董、袁之属，既非其伦。五季更五姓十主，为之臣者不能定以时代，自当编为《杂传》。董、袁之宾客僚属，亦殊是例。陛乃沿袭旧名，实不免於貌同心异。又西京之祚，迄於建安，续汉之基，开於章武，虽绪延一线，实事判两朝。陛乃於《帝纪》中兼及山阳。其《后汉书》、《晋书》已有专传者，陛亦概取而附入之。尤为骈拇枝指，伤於繁复。薛冈《天爵堂笔馀》，称其改蜀为季汉，为今人作事偶胜古人。然陈寿《季汉辅臣赞》已在其前，未为创例。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世之议陛者谓吴中吴尚俭已曾为此书。不知元时郝经、宋时萧常，俱先编辑。（案：《宋史艺文志》又有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不止萧常，此未诈考。）不特谢书非出创见，即吴之旧本亦徒自苦。其言诚当矣。
△《晋史删》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国缙撰。国缙，字荐卿，归安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谪淅川县知县，终於南京工部主事。是书之名，载《浙江通志》中，卷数与此本相合。
大旨以《晋书》原本繁冗，故删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刊削者多不甚当。如诸《志》概行删去，使一朝制度典章，无可考证。是以《新五代史》绳诸史，而不知《新五代史》先非古法也。至所并纪传，尤往往乖於体例。如羊祜、杜预同传，以其同镇荆州，涉吴事也；郭璞、葛洪同传，以同为方技之流也；陆机、陆云同传，以同为文士也；阮籍、嵇康诸人同传，以同为放达也；陈寿、王隐诸人同传，以同有记述也。此断不可移易者，而国缙随意改并。甚至以庾亮入於《葛洪传》后，以谢安入於《陶回传》后。其尤疏舛者，如《阮嵇诸人传》后《史臣论词》，专为放达之流而言。国缙以傅玄诸人俱合於《阮嵇传》，而其卷末仍载《史臣论曰》云云。矛盾殊甚。且《晋书》所以猥杂者，正为喜采小说耳。而国缙乃多取琐碎故实及清谈谑语，与房乔等所见正同，是如涂涂附矣。至於以一传原文而前后移置，又有节录传中数语，移为他传之分注，大都徒见纷更，而毫无义例。以是而改《晋书》，恐无以服修《晋书》者之心也。
△《南宋书》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钱士升撰。士升有《周易揆》，已著录。是编以《宋史》繁冗，故为删薙。
然所刊削者不过奏疏及所历官阶而已，别无事增文省之处，亦不见翦裁镕铸之功。
又去《奸臣》、《叛臣》之例，仍列於众人之中。案：《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不别传，《新唐书》始另列之。后来作者，多仍其例，亦足见彰瘅之公。今并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复古。至所增郑思肖数人列传，亦疏略不详。
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学》、《儒林》分传，能扫除门户之见，为短中之一长耳。
△《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之翘撰。之翘，字楚穉，秀水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尝详对《晋书》，镂版以行。而《嘉禾献徵录》则又称其有《晋书注》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题作《删补晋书》，标目不同。今考之翘所作《释例》，谓既删定此书数十卷，质之陈继儒。继儒曰：此可为《晋书别本》矣，曷以是颜之。且引孙盛作《晋阳秋》先写别本之语为证。是《晋书别本》乃其定名也。唐修《晋书》，本据臧荣绪等旧史，而益以诸家小说，烦碎猥杂及牴牾错互之处，皆所不免。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极言其病。之翘因芟其冗复，正其遗阙，别为此本。
凡节原文者十之四，全删者十之二，正其舛误者十之三。其文义漏略者则据《元经》、《十六国春秋》、《世说注》、《华阳国志》等书，各加润色，而稍细书以别之。其事有异同，亦仿《通鉴考异》之例，诠注於下。虽体例不尽精核，然亦犁然有序。其间失之过简者，如《职官志》、《艺术传》则全删之，《武十三王传》删其七，《简文四王传》删其二，《四夷诸国》删其十，甚至《明穆皇后》、《孙惠》等传有关国是者亦多所刊削，未免矫枉过直。又踵宋祁之说，汰去骈体诏令，而於他文亦多评骘优劣。凡《文选》所已载者，即不具录，殊非史体。又首载《列籍志》，全用焦竑《经籍志》，《年表》全用郑樵《通志年谱》，尤无谓也。
△《阅史约书》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王光鲁撰。光鲁，字汉恭，淮安人。是书专为读史者考订之用。《地图》一卷，皆朱书今地名，而墨书古地名，以著古今沿革之异。《地理直音》二卷，图所不能具者，又详於此。《历代事变官制图谱》一卷，则世表、年表、百官表之类。《古语训略》一卷。《元史备忘录》一卷，以元代同名人最多，易相混淆，故纪录重名，以便区别。《自叙》称商评人物者易，语名物制度者难。颇自矜其用力之勤。然其书只自便於初学寻检，未为精深，又不无舛误。至《训略》一篇，用释名《广雅》体以训释史文，既不能赅备，则徒然支赘而已。
△《读史图纂》一卷（编修查莹家藏本）
明俞焕章撰，管一骖删正。焕章，字文伯；一骖，字左仲，并宣城人。是书成於万历辛亥。凡列图五十有七。上起三皇，下迄明之神宗，各以世系、地域列而为图。其割据僣伪之国，亦依名代附见，而历年甲子附焉。金、元二代无地图，疑长城以外考之未详。然辽代则有地图，其义例殊不可解。明代帝系之外，又增一《世系图》，叙所自出，亦《春秋》详内之意。惟自明太祖以下庙讳及神宗御名，一一明注於下，非惟不避，亦并不阙笔，则於礼殊为悖谬矣。
△《唐纪》（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孙悫撰。悫字士先，华容人。作《古微书》之孙瑴，即其弟也。是书以新、旧《唐书》皆为踳驳。其所指摘，如《旧书》杨朝晟一人两传。《新书》既立《武后本纪》，又复立传。《旧书》列薛怀义於《外戚》。《新书》附张易之、昌宗兄弟於《张行成传》。《旧书》於元和四年、麟德元年皆阙不书。穆宗即位之年，桂仲武诛杨清收安南事，六月、八月再见。《李光弼传》擒周贽事，亦再见。李光颜弟光进，从郭子仪收西京事，误入李光弼弟光进《传》中。代宗生时，李林甫尚未仕，而《新书》语涉林甫，安禄山至洛阳即不能睹物，而《新书》纪其至长安。祖孝孙之乐律、僧一行之算术，《新书》皆不入《方技传》。又谭忠之效忠王室，沈既济之议立中宗纪，申《春秋》之义，《新书》皆不立传。其说大抵皆当。其体例参取於编年、纪传之间，以诸臣《列传》分附於《本纪》之后。
盖仿前代《实录》附载诸臣《列传》之例，亦未为特创。至删《宰相世系表》，惟存《宰相》、《方镇》、《公主》三表，义例亦允。然《宰相》、《方镇》皆甚略。《公主》仍是删节《新书》之文，殊非《表》体。盖散附《本纪》则不能各成一传，总为一传又自乱其例。改题曰《表》，亦不得已之变例也。至删除诸《志》，而云欲通汉、唐、宋合为一《志》。其意盖仿《宋书》、《隋书》。然宋去汉、晋不远，事多相因，不得不原其沿革。唐享国三百馀载，自有一代之典制，其事迥殊。《隋志》则本名《五代史志》，不过附编於《隋书》，益不可为例矣。前列引用书目，下至明人文集，一一备载。而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至为切要，独不见引。王铚伪《龙城录》乃屡据以考异同，宜其庞杂冗漫也。简端及字旁多有批评，乃其侄禔瞿之笔，颇多失考。如徐勣赐姓一条，上批曰：赐姓一事，唐为尤甚，其弊至明代始革。是并江彬、钱宁不知矣。
△《书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大章撰。大章字士一，仙游人，天启中贡生。此书摘汉以来诏令疏奏及前人事略，迄元而止。以为史家善恶并传，法戒胥备。此录善而不及恶，所以养其善心而恶自消。盖《春秋》之义，褒贬并存。《尚书》所录，则多以垂法。此编名曰《书系》，实欲续《尚书》，故其例如是也。昔刘知几序列六体，《尚书》原列一家，然王通拟经，儒者犹议其僣。此书去取踳驳，而自命续书，亦太高自位置矣。
△《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之奇撰。之奇，揭扬人，崇祯戊辰进士。《类姓登科考》载之奇官副使，擢授詹事府詹事，而此书结衔则称武英殿大学士。考《明庄烈帝五十相传》无之奇名。而集中所载年月上有阙文，第云著雍阉茂。乃戊戌岁，当为顺治十五年。
案：《梧狱纪略》载桂王诸臣有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则所云大学士者，亦桂王所授之官。盖是时云南未入版图，故犹题其私署也。所载自上古至秦而止。
以各代君臣分为表、传。夏以前则全抄《路史》、《禅通》诸纪。三代至秦则多用《史记》、《汉书》。其所叙君臣各表，有《圣贤》、《大贤》、《希贤》诸名，庞杂殊甚。《汉书》立《古今人表》，后儒多訾其失伦。是书义例多乖，更沿流而失之者矣。
△《识大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刘振撰。振字自成，宣城人。其书纪明君臣事迹，仿各史例。惟改《本纪》为《帝典》，自太祖至穆宗凡二十四卷。《列传》则不分卷，自母后、储宫、宗室、宰辅以至四裔，皆以类分编。大抵以实录为本，而旁采诸家文集铭志之类，然叙述疏舛，义例杂糅，不足自名一史也。
△《从龙谱》（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原本题锡山莘公李泽长编集。泽长不知何时人。书中多引邱濬语。又元《陆正传》末称正曾孙宗秀编入《大明臣谱》。知其为明人也。其书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前无序例。大概抄撮《宋元通鉴纲目续编》而为之。从龙之名，不知义何所取。宋谱则题《历朝从龙谱》。首载《谱系图》，而名之曰《南北宋赵氏谱系》，称名已误。而以夏元昊窃据谱系与宋并列。次《太祖纪》。次为《家谱》，载宣祖及太后、皇后、太子、皇弟。次《前朝附谱》，专载周恭帝及诸臣事。次《藩国谱》，载南汉刘鋹、蜀孟昶、北汉刘钧、南唐李煜、吴越钱俶及周行逢、符彦卿二人。次《文武人才谱》，则载太祖时诸臣事。太宗以下至宋末，则皆先《帝纪》，次《藩国》，或曰《藩寇》，或曰《镇国叛寇谱》。《文武人才谱》，或曰《文武臣谱》，或曰《文武大臣谱》，或曰《诸臣士行谱》，或曰《文武官士民谱》。皆随笔起例，茫无定法。《金元谱系图》则列於徽宗之前。金、辽两朝事实散附於徽、钦以后及南渡各帝之末，元宪宗以上亦散附焉。又有《南宋黑白谱》，则又专纪元太祖以至宪宗及诸臣事，以黑●白○黑丶白为标识。
元世祖则独立一部，止名曰《从龙黑白谱》，亦不标元国号。而诸臣之谱则又称《元朝从龙黑白谱》。成宗以下九帝则并不列谱。进退颠倒，体例淆杂，全无伦理。而验其细字密行，朱墨甲乙，尚是当年手抄之稿，亦可谓劳而罔功矣。
△《明书》一百七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傅维鳞撰。维鳞初名维桢，灵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是书为其子汀州府知府燮詷所镌。冠以移取咨送诸案牍。盖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徵其书入史馆。凡《本纪》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宫闱纪》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记》五卷、《世家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自谓搜求明代行藏印抄诸书，与家乘文集碑志，聚书三百馀种、九千馀卷。
参互实录，考订异同，可谓博矣。然体例舛杂，不可缕数。《学士祭酒表》已病其繁矣，乃又有《制科取士年表》，上列考官，下列会试第一人、殿试一甲三人。
此以志乘之例施之国史也。《司天》、《历法》分二志，以一主占候、一主推步也。而象纬之变，既已载於《司天》，又别立一《禨祥志》，不治丝而棼乎。
嘉靖时更定祀典，最为纷呶，仿《汉书》别志郊祀可也。《纶涣》一志，惟载诏令，此刘知几之创说，史家未有用之者。循是而往，不用其载文之例不止矣。
《土田》、《赋役》、《食货》分三志，《服玺》、《舆卫》分二志。此《通典》、《文献通考》类书之体，非史法也。所谓《记》者，盖沿《东观汉记》载记之名，而皇子诸王与元末群雄合为一类，未免不伦。《世家》止列王公，其侯伯以下则别入《勋臣传》，不知《史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皆侯爵也。岂王公世及，侯以下不世及欤？《列传》分《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元臣》二十一门。无一专立之传，已与古体全乖。
其分隶尤为不允。《忠节传》列逊国诸臣至盈四卷，而梁良玉、雪菴和尚、补锅匠乃别入《隐逸传》中。如曰以死不死为别，则《忠节传》中之程济、叶希贤、杨应能固未尝死，《隐逸传》中之东湖樵夫又未尝不死，是何例也？刘基不入《勋臣》，宋濂不入《文学》，以尝仕元，均与危素等入之《杂传》是也。纳哈出元色目人，何以又入《勋臣传》乎？张玉、谭渊以其为靖难佐命，入之《乱贼传》，与唐赛儿联名，已不伦矣。朱能、邱福，事同一例，何以又入《武臣传》中。姚广孝首倡逆谋，尤为乱首，何以又入《异教传》中乎。《儒林传》中列邱濬，《名臣传》中列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基命，其於儒林名臣居何等也。严嵩入《权臣传》，与张居正并列。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并泯其姓名。而刘吉、万安、尹旻、焦芳则入《奸回传》。嵩等罪乃减於四人耶。
石亨、石彪，实有战功，但跋扈耳。仇鸾交结严嵩，冒功纵恶，亦未尝得幸世宗，与马昂、钱宁同入佞倖则非其罪。陆炳有保全善类之事，乃入之《残酷》，而许显纯、田尔耕竟不著名。此亦未足服炳也。盖一代之史，记载浩繁，非综括始终，不能得其条理。而维鳞节节叶叶，凑合成编，动辄矛盾，固亦势使之然矣。
△《廿二史纪事提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绥撰。绥字韩章，无锡人。是书成於顺治中。於诸史中择其大事为纲，而隐括原文以为之目。起自太古，迄於明末，故以《廿二史》为名。然实取之坊刻《纲鉴》，非采诸全史也。
△《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凤雏撰。凤雏字梧冈，东阳人，康熙中由拔贡生官曲江县知县。是书变编年之体，从史迁之例。以周为《本纪》，列国及孔子为《世家》，卿大夫为《列传》。又为周、鲁《列国世系图》。其徵引以《左传》、《国语》为主，辅之以《公》、《穀》、《檀弓》、《国策》、《家语》等书。搜罗考核，颇为详备。惟采摭繁富，而皆不著其出典，是其所短。其《列国世系图》全取马骕《绎史》，亦嫌讳所自来也。
△《读史津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永圜撰。永圜字大生，金坛人。是书成於康熙丙午。自三皇五帝迄於有明。属正统者标曰《世纪》，属偏霸者标曰《世次》，僣伪叛乱及藩镇标曰《本末》。皆详其世系，略标事实。冠以甲子编年及年号考同。末附《传国玺考》、《古今都会考》。
△《季汉五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有《家礼辨定》，已著录。是编以陈寿《三国志》昭烈止於作传，诸葛、关、张、赵云等传亦失之简略。他如王隐《蜀记》诸书，荒谬尤多。乃参考群籍，重为纂述。首《昭烈本纪》，次《诸葛》以下四《传》，前冠以《总记》，中附杂事杂文。将以补《陈志》之阙。独是陈寿之失，儒者类能言之，无烦辨驳。昭烈君臣，名悬日月，亦不待表章。至於《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而谆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
△《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龙体刚撰。体刚号铁芝，永新人。是编辑历朝史事，各撰为歌，每歌缀以略言。其三十八卷以前，则起上古以讫於明。其三十九卷至四十二卷，则分《乾象》、《坤舆》、《官制》、《经史》等七类，而撮其要以隶之。亦课蒙之本，无关考据也。
△《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伦撰。伦字凝初，号酉山，萧山人，乾隆丙子举人。是书前有伦《自序》，称读《晋书荀勖传》，至“高贵乡公欲为变”一语，以为大悖於理。又如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孙旂、牵秀，助乱之徒，乃与缪播、阎鼎同列。《贾充姚苌传》述鬼神事，竟如优俳。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而无章。谯登、许肃之忠义，阙而不载。潘岳诸人之文，无关治乱，乃皆胪之本传。其间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祐、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谟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瞀乱。
因重为刊定，勒成此编。其中唯诸《志》稍有可观，悉仍旧贯，其馀皆删其冗琐，更易旧文。为《世系》一、《本纪》三、《内纪》一、《志》八、《列传》四十一、《十六国录》十四，积十五年乃成。较原本颇明简。然亦有体例未善者。如司马懿父子改为《世系》是已。至於《吕后本纪》见於《史记》，实以临朝。范史沿流，已失编年之本义。伦改《传》为《纪》，於例殊乖。《平吴功臣》，别立名目，史家亦无此法。推其根据，盖袭《史记高祖功臣》。然彼自《表》例，非《传》例也。《五行志》散入《本纪》，固足破附会之论。若删除《列女》，使因事附见於诸传。设如陶婴之类，黄鹄不双，既与时事无关，又无族属可系者，将竟遗之乎。阮籍虽未仕晋，然劝进一笺，本集具载。此其意存党篡，百喙无词。
自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所论为是，载之《晋史》，所以诛心。乃附之《阮咸传》中，俾与陶潜称晋为一例，非至公也。桓温虽未亲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废立。其先导桓玄，何啻曹操之开曹丕。律以无将之义，书叛何词。伦故未减之，亦为好持异论。他如史家之难，莫过《表》、《志》。《晋书》既不立《表》，自宜补作。诸《志》漏略颇多，《地理》尤无端绪，亦急宜掇拾放逸，为之葺完，乃惮於改作，竟仍其旧，是亦未免因陋就简者矣。
△《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诸帝统系图，后为辽、金二表。俱系年於上，而以诸臣名爵纬列其下。大抵据二史《本纪》所载命官年月，编次成书。但取便检寻，无所考订。
──右“别史类”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传。其郭伦《晋记》，柯维骐《宋史新编》，邓元锡、傅维鳞《明书》，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於《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也。《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本列正史者，已废之后，有朝廷之功令乃得复之。则其馀可知矣。）卷五十二 史部八
○杂史类存目一△《左逸》一卷、《短长》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凡《左传逸文》三则，《战国策逸文》三则。二书各有《小引》。前称峄阳樵者获石箧，得竹简漆书《古文左传》。读之中有小牴牾三，余得而录之。
或谓秦、汉人所传而托也，余不能辨。后称耕於齐野者，地坟得大篆竹策一帙，曰《短长》。刘向叙《战国策》一名《短长》。所谓《短长》者，岂《战国逸策》欤。然多载秦及汉初事。意文、景之世，好奇之士伪托以撰。前题延陵蒋谨手次，及子世枋重订。又冠以《世枋序》，称二帙为其先人手录，贮箧中者四十年，未详作者谁氏。并所序峄阳、齐野二说亦不知何人。惟是纪事用意，笔法遒古，非秦、汉以下所能道只字云云。漆书竹简，岂能阅二千年而不毁，其伪殊不足辨也。
△《战国策谈棷》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文爟撰。文爟字维昇，仁和人。是书全用吴师道补正鲍彪之本。惟增入李斯《谏逐客书》、《楚人以弱弓微缴说顷襄王》、《中山君飨都士大夫》三章，为吴本所无。注中国名人名，或间补数言。馀皆采诸家评语，书之简端，冗杂特甚。所谓谈棷，即指是也。棷，《集韵》苏后切，与薮同。谈棷即谈薮，特变易其字以见异耳。
△《七雄策纂》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穆文熙编。文熙字敬止，东明人，嘉靖壬戌进士，官吏部员外郎。是编取《战国策》之文，加以评语，并集诸家议论附於上阑。大抵剿袭陈因，无所考证。
△《战国策去毒》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编。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此书前有《自记》，谓《战国策》一书，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故今举文士所共读者，指示其得失，庶几哜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故以“去毒”名。其持论甚正。然百家诸子，各自为书，原不能尽绳以儒理。既以纵横为术，又安怪其但言纵横。况自汉以来，孔孟之道大明。如《战国策》之类，不过史家或考其事迹，词人或取其文章，是以至今犹存。原无人奉为典型，悬以立教。与释氏之近理乱真，异学之援儒入墨，必须辨别者，截然不同。
是固不必惩羹而吹齑也。
△《艺祖受禅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赵普、曹彬同撰。记太祖初生及幼时事特详。末云：先是，晋天福中两浙儿童聚戏，牵以“赵”字为语助，如得曰赵得，可曰赵可云云。亦侈陈符瑞之故智。帝王受命自有本原，岂以小兆为验耶？△《龙飞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赵普撰。书作於建隆元年，记太祖受禅事。普时为枢密学士，盖太祖即位之初也。然普既有《受禅录》，何以又为此书？疑与《受禅录》皆后人所依托，以普及曹彬为文武佐命，各假借其名耳。
△《景命万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太祖受禅之事，略与赵普《龙飞记》同，而叙得姓及前数代事特详。末载显德末有男子升中书政事堂，据案而坐曰：“宋州官家教我来。”
范质曰：“此人病风，急遣之。”忽不见。是时太祖始镇许州，至是乃验云云。
颇类小说家言，殊出於附会也。
△《青溪寇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方勺撰。勺字仁声，婺州人。元祐中，苏轼知杭州，值省试，尝荐送之。
《浙江通志》载潘良贵之言，称其超然遐举，神情散朗，如晋、宋间高士。似以隐遯终身者。而所作《泊宅编》中，记虔州安远、龙南二县有瘴，因自述其管勾常平季点到邑事，则亦曾官於江右也。是编记宣和二年青溪妖寇方腊作乱，童贯、谭稹等讨平之事，原载勺《泊宅编》中。曹溶摘入《学海类编》，因改题此名。
所述睦州之陷，及谭稹之为两浙制置使，刘延庆、王禀、王涣、杨维忠之功，皆与《宋史》不合，盖传闻异词。后附《论》二则。其一追述魔教之始，不署姓名。
其一署曰容斋，追叙致乱之故甚详。并载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潜行谿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直前，度险数重，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又称泊宅翁之志寇轨也，蕲王犹未知名，故略之。且时宰犹多在朝，腊等阴谋亦多忌讳，故削不载。今表而出之，以戒后世司民者。容斋为洪迈之号，疑或迈所附题欤。
《宋史韩世忠传》载其平青溪之功，与此所载合，当即据此载入也。
△《清溪弄兵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王弥大编。弥大字约父，爵里未详。是编记宣和中方腊寇睦州事，分前后二篇。其前篇从方勺《泊宅编》录出，其后篇从《续会要》第二百五十三卷《出师门》中录出。后有《自识》，称嘉泰元年夏，在金陵时命表侄陈知新摘录，以备参考。盖裒合旧文，非所自撰也。青溪县即今浙江淳安县，宋属睦州，字当作青。此本从水作清，传写者误耳。
△《避戎夜话》一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宋石茂良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茂良字太初，其爵里则振孙亦未详，无可考也。是编载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陷汴京事。盖亲在围城之内，记所见闻。
其中多言都统制姚友仲守御东、南两壁之功。史不为友仲立传，然《钦宗本纪》颇采用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第九十八卷，引此书有云：“汴京城陷，仆逃难於乡人王升卿舍馆。夜论朝廷守御之方。一话一言，莫不验其文，摭其实，直而不讦。非所见闻，则略而不书”云云。盖茂良《自叙》之词。此本为明末李蘅刊入《璅探》内者。检勘并无此文，知为删节不全之本矣。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有《靖康夜话》，疑即此书。晁公武《读书志》列《金人背盟录》七卷、《围城杂记》一卷、《避戎夜话》一卷、《金国行程》十卷、《南归录》一卷、《朝野佥言》一卷，总注曰皇朝汪藻编。记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
《围城杂记》等五书，皆记靖康时事。其意盖谓《金人背盟录》以下六书，皆靖康时人所作，藻合而编之耳。而其文义混淆，似乎六书皆出於藻，故有引是书为汪藻作者。其实《书录解题》载《朝野佥言》为夏少曾作，《南归录》为直秘阁沈琯作，此书为茂良作，各有主名也。况汪藻未从北行，安得有《金国行程》乎？△《孤臣泣血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宋太学丁特起撰。所纪自钦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起，至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止。载汴京失守，二帝播迁之事。徐梦莘《北盟会编》颇采之。
《文献通考》载其书三卷，又《补遗》一卷。此本仅存一卷。然首尾完具，年月联贯，不似有所阙佚者，殆后人所合并耶。然其中称范琼为高义，而於琼杀吴革一事亦无贬词，颇乖公论。特起不知何许人。又直书“太学生丁特起上书”者三，皆不似自述之语。前载特起《自序》，粗鄙少文。其叙事亦多俚语。岂当时好事者所为，以特起上书有名，故以托之欤。此本为明吴思所刊。前有《思序》，而附载《汪旦复评语》。语皆凡鄙，仍多舛误。如“吴革起兵谋反正”句，实以当时伪楚僣号，故以“反正”为文。乃误读“正”字属下句，谓以谋反书革，乃特起之微词。则其谬不足与辩矣。
△《靖康蒙尘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宋徽、钦二帝北狩事，与世所传《南烬纪闻》文多相同。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所采集书目甚详，亦无此书。盖坊贾改易其名以欺世者。卷后附有《建炎复辟录》一卷，似为高宗苗、刘之变而作。而所纪仍北狩本末，寥寥数条。年月皆舛错不合，作伪之尤甚者也。
△《靖康纪闻拾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文献通考》载《靖康拾遗录》一卷，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疑即是书也。考《东都事略》，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癸巳，迎土牛以借春，不言其故。是书则谓去年十二月冬至，术者以为大忌，因於是月借春。此类颇足以考故事。又《东都事略》载王云以靖康元年二月使金，十月重使金。而是书则谓九月再遣云使金。亦可以考异。惟是书大旨，在责宋不於太原未下之前，早割三镇与金，致有青城之祸。考《宋史》载靖康元年十月，金人遣杨天吉、王汭来，欲割三镇，朝廷以三镇税数遣王云与汭行。则是下太原之后，金何尝不仍以割三镇要和，宋又何尝不以三镇税数与之。然终无解於汾、泽之攻陷。则此书割地请和之说，仍误国之馀唾矣。
△《北狩行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蔡鞗撰。鞗，蔡京之子，尚茂德帝姬，靖康元年从徽宗北行者也。
然是书卷末云：北狩未有行纪。太上语王若冲曰：一自北迁，於今八年。所履风俗异事，不为不多。深欲纪录，未得其人。询之蔡鞗，以为学问文采无如卿者，为予记之云云。则是此书为若冲所作。惟是《宋史艺文志》亦以此书为蔡鞗撰，疑不能明。或鞗述其事，而若冲润色其文欤。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是书，亦并列二人之名。是时去靖康仅百馀年，当尚见旧本。独其以“鞗”为“绦”，则刊本之误。按《宋史》，绦於是时久已流窜岭南，未尝从徽宗入金也。书中多谀颂徽宗之词，在当时臣子之言自不得不尔，未足为异。惟称太上绍述神考之志，未尝忘怀。适有货《王安石日录》者，欣然以绢十疋易之云云。则鞗等坚护绍述之局，至败亡而不变，为可恨耳。书中称徽宗在金，尝得《春秋》，披览不倦。
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涉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改岁籥而成书。并称太上赋诗寄渊圣，用亲仁善邻事，曰此出《春秋》。
然则徽宗尝删纂《左传》，勒为一书矣。此则古来志经籍者所未及，朱彝尊《经义考》中亦未引及，是亦可资异闻矣。
△《靖炎两朝见闻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曰陈东撰。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钦宗时贡入太学。尝伏阙上书，请去蔡京、王黼而用李纲。高宗即位，召至行在，又劾黄潜善、汪伯彦，为二人所构论死。后追赠承信郎，又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记徽宗北迁，高宗改元时事特详。末及绍兴以后事，亦足资考据。然东以建炎元年八月见杀，何由得记绍兴后事。盖传本阙撰人，后人不考，误题为东也。
△《建炎时政记》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李纲撰。纲字伯纪，邵武人，政和二年进士。积官至太常少卿。钦宗时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南渡后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御史所劾，罢为观文殿大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纲奉诏所编，前有《奏书原序》。起建炎元年六月，终八月，即其《奏议》《附录》中之一种。《永乐大典》亦别载之，则自明以前，已析出单行矣。惟纲代高宗所草《通问徽钦二帝表》，内所称“臣某言”者，乃高宗署名，故讳而不书。《永乐大典》本俱误作“臣纲言”。
盖明人不知而妄改。今此书尚仍原文，则所据者未改之本也。
△《建炎通问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傅雱撰。雱始末未详。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六月，宣议郎傅雱特迁宣教郎，充大金通问使。此录即所述奉使之事。《文献通考》载此书，称宣教郎傅雱撰，建炎初李丞相所进。盖李纲以其书上於朝也。书终以馆伴李侗之语，其文未毕。《北盟会编》一百十卷所载，阙处亦同。盖后人从徐氏书中录出也。
△《建炎维扬遗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高宗建炎二年冬至次年三月事。高宗自建炎元年十月如扬州，至三年二月如杭州。此所记者由扬入杭之事，故以“维扬”为名。《文献通考》云：《戊申维扬录》一卷，无名氏。戊申即建炎二年，当即此书也。别有《维扬巡幸记》一卷，自二月初十日以前与此本字句小异，而叙述尽同，惟无锡令任谠逸其名姓。初十日以后则至十五日而止。凡此所载，诏书悉不录。盖一本而传写互异，又有所删窜於其间。不及此本之详也。
△《维扬巡幸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建炎三年金兵至天长，高宗自扬州奔杭州事。起正月十三日，尽二月十五日。大意罪汪伯彦、黄潜善之苟且晏安，变生仓卒而不知。《北盟会编》一百二十三卷所载，与此本全同，亦后人录出别行者也。
△《己酉航海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李正民撰。亦曰《乘桴记》。正民字方叔，扬州人。政和二年进士。高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徽猷阁待制。建炎三年己酉七月，高宗在金陵，闻金兵深入，遂趋平江，历越州、明州。十二月乘舟航海，避兵台、温之间。正民时以中书舍人从行，按日记驻跸之所。盖起居注体也。正民寻奉使通问隆祐宫，故所记止於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盖非完稿。《北盟会编》一百三十四卷，王明清《挥麈三录》第一卷，皆全载其文。明清记尤袤谓高宗东狩四明，数月之间，排日不可稽者。
后於茂苑得此书，所记颇备。盖当日国史，实藉此书考定矣。
△《燕云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赵子砥撰。子砥以宗室子官鸿胪寺丞。靖康丁未，随二帝北行。建炎戊申遁还，持徽宗御札，谒高宗於扬州，仍命以故官。子砥在金，尝密刺其国事，备知情状，又与续归之杨之翰互相参证。所述金事，一曰陷没宗室从官，二曰陷没百姓，三曰金人族帐所出与设官之实，四曰政事之纪，五曰虚实之情，六曰南北离溃之情。皆据所见闻，与《金史》或同或异。惟其末称“金人必不可和”，则其后验如操券，可谓真得其虚实矣。
△《建炎复辟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录解题》亦不知为何人作。但称其叙苗傅、刘正彦事始末，文颇繁冗。末叙世忠战功特详，疑即韩氏之客所为。理或然欤。
△《绍兴甲寅通和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王绘撰。绍兴四年，以和议未成，遣魏良臣如金，绘副之。是时金军压境，朱胜非尚主和议，赵鼎颇不以为然。良臣等行至天长，仅达国书而还。绘因备录其事，盖鄙胜非等之无谋也。绘父名仲通，宣和中为平海军承宣使。以书抵蔡攸，力言用兵有十不可。其书附载卷末，盖其父子皆有度时之识云。
△《顺昌战胜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杨汝翼撰。绍兴十年，刘锜顺昌之战，汝翼适在军中，因纪其事。末附顺昌倅汪若海札子，所言亦大概略同。
△《淮西从军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书中所言，盖刘锜幕客也。叙锜自绍兴十年春赴东都留守，中途战於顺昌。十一年战於柘皋。及张俊、杨沂中濠州之败，锜全军得归事。
△《回銮事实》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万俟卨撰。卨事迹具《宋史》本传。绍兴十二年，宣和太后至自金。卨新为参知政事，纪事献颂，称为千载一时之荣遇。盖贡谀之词，非其事实也。
△《采石战胜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员兴宗撰。兴宗字显道，仁寿人。未第时，读书九华山，因以自号。用荐，除教授。召试，擢著作郎、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乾道中疏劾贵幸，中谗奉祠去，侨居润州以终。所著《辩言》及《九华集》，岁久散佚。近始从《永乐大典》采摭成帙。惟此书世有传本，所记乃虞允文督师江上，拒破金海陵王之事。大致与史文相出入。《永乐大典》亦载之，题曰《采石大战始末》，而冠以“九华集”字。盖其集中之一篇，后人析出，别立此名也。
△《南渡录》二卷、《窃愤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此二书所载，语并相似。旧本或题无名氏，或并题为辛弃疾撰。盖本出一手所伪托，故所载全非事实。按金太宗建号天会，十三年崩。熙宗袭旧号，两年乃改元，故天会止於十五年。天辅乃金太祖年号，止於七年。此录既误以天辅为太宗年号，又妄谓天辅十七年改元天眷，乖谬殊甚。金太宗生日在十月，名“天清节”。金熙宗生日在正月，名“万寿节”。此录记天辅十一年徽、钦二帝在云州，正月值金主生日作宴。是徒闻金主生日有在正月者，而不知朝代之不合也。金太宗天会五年三月，以宋二帝至燕，十月徙之中京。六年七月，徙之上京。八月，以见太祖庙，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十月，徙之韩州。熙宗天会十四年，昏德公薨。皇统元年，改昏德公为天水郡王、重昏侯为天水郡公。事并见《金本纪》。是天水之封，实在徽宗殁后。此录乃云靖康二年五月至燕京，见金主，封太上为天水郡公、帝为天水郡侯。后徙安肃军。又徙云州。天辅十一年三月，徙西汉州。十四年，徙五国城。核以正史，无一不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举族北辕，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污苟贱，如录所云云。且金朝开国，具有规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孙，如所谓丑恶之声二帝共闻者耶。此必南北宋间乱臣贼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泄其愤怨，断断乎非实录也。
△《御侮录》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宋南渡后与金人构兵，及和议之事。书中称高宗为太上皇帝，盖孝宗时人所作。《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作一卷。而此本实二卷，疑后人所分析也。书中於金人初起事迹，记载颇略。至於绍兴三十二年，金海陵王南侵，及孝宗初年张浚出兵挠败始末，则节目具详。自乾道元年魏杞使回，和议既成以后，则不复具载。前后皆系日编次，於朝廷拜罢、禋祀诸大事，亦间及焉。
似从日历、国史诸书节采而成。中间如刘彦宗在辽官佥书枢密院事，国破降金，未尝事宋，而称为“吾叛臣”。金世宗由东京留守即位，而以为燕京。此类皆为失实。知为邻国传闻，不尽实录也。
△《重明节馆伴语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倪思撰。思有《班马异同》，已著录。此书据《永乐大典》标题，乃思《承明集》之一篇。盖绍熙二年七月，金遣完颜兖、路伯达来贺重明节，思为馆伴。因纪一时问答之词、馈送之礼。考宋制，凡奉使伴使皆例进语录於朝。马永卿《懒真子》，记苏洵与二子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则自北宋已然。此其偶存之一也。时金强宋弱，方承事不遑，而序谓北人事朝廷方谨，遣使以重厚为先，已为粉饰。其他虚夸浮诞，不一而足。上下相欺，苟掩耳目，亦可谓言之不怍矣。
△《正隆事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张棣撰。棣始末无考。书中但称归正官，盖自金入宋之后，述所见闻也。
所记皆金海陵炀王之事。始於初立，终於瓜州之变，凡十有二年。炀王凡三改元，但称正隆，要其终也。大抵约略传闻，疏漏殊甚。末附录世宗立后事数条，亦殊草略。不足以为信史也。
△《金图经》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一名《金国志》。自京邑至族帐、部曲，凡十七门。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淳熙中归正人张棣撰，记金事颇详。”振孙又言：“又一卷，不著名氏，似节略张棣书。其末又杂录金主亮以后事。”此本仅一卷，不著棣名，疑即陈氏所称节本也。
△《炀王江上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叙宋内侍梁汉臣为金人所得，谋欲弱金事。所载汉臣劝金主都燕山，营汴梁，开海口，进兵采石，退至瓜州，为其下所害诸事，皆首尾毕具。
观其炀王之称，当为金人所撰。故虞允文拒守之事，略不一言也。
△《使金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程卓撰。卓字从元，休宁人，大昌从子，淳熙十一年进士。历官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正惠。嘉定四年，卓以刑部员外郎同赵师岩充贺金国正旦国信使。往返凡四阅月。是书乃途中纪行所作。於山川道里及所见古迹，皆排日载之。中间如顺天军厅梁题名、光武庙石刻诗句之类，亦间可以广见闻。然简略太甚，不能有资考证。又称接伴使李希道等往还不交一谈，无可纪述。故於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所记惟道途琐事。世传宋高宗泥马渡江，即出此书所记磁州崔府君条下。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卓之所录，亦当时臣子之言，未足据也。
△《襄阳守城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赵万年撰。万年里籍未详。开禧二年，元兵二十万围襄阳，赵淳新知府事，以万馀人御之。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大战者十二，水陆攻劫者三十有四。措置多方，出奇制胜，元兵竟解去。万年时为幕僚，详录其事。后附战具诸法颇详。
惟文多残阙，不尽可辨，为足惜耳。
△《诛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革之撰。革之字西仲，潼川人。吴曦据蜀叛，合江仓官杨巨源倡义讨逆，与随军转运安丙共谋诛曦。既而丙嫉其功，以计杀之。革之此书，盖以鸣巨源之冤。《自序》云：时从傍目击，惧久失其传，因直书以诏后世云。
△《丁卯实编》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毛方平撰。方平不知何许人。安丙害杨巨源时，方平为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因作此书。大旨与张革之同。《自序》云：“一夫不获，则六月飞霜。匹妇抱恨，则三年致旱。”其词至为痛切。考郭士宁《平叛录》，与巨源阴谋诛曦者九人，方平为首。所记当为实录。曰丁卯者，曦之叛在开禧二年丙寅，而诛於三年丁卯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李珙撰。今检《永乐大典》标题及序中署名，均作方平，则振孙所载误矣。
△《平叛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郭士宁撰。士宁始末未详。其作此书时，则与毛方平同官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也。吴曦之叛，不受伪官者，有蜀帅杨辅、泸帅李寅仲、史次秦、范仲壬、陈咸、毛午。起义者有薛九龄。死节者有杨震仲。而阴谋诛曦者惟毛方平、李好义、李好古、杨君玉、党公济、程梦锡、李坤辰、陈安、杨巨源等。此录所载，较史为详，盖亦表章忠义之志云。
△《辛已泣蕲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赵与{容衣}撰。与{容衣}，宗室子。官蕲州司理，权通判事。宁宗嘉定十四年，金兵围蕲州，与{容衣}偕郡守李诚之拒守。时朝命权殿前司职事冯榯将兵应援。榯逗遛不进，诚之等竭力捍御，凡二十五日而城陷，诚之及其僚佐家属皆死之。与{容衣}全家十五人亦并殁於难，仅以身免。其后事定，乃为是录。
具详被兵始末，同时与难诸人。朝廷褒赠诚之等勘状、告词，一一备录。按：与{容衣}《宋史李诚之传》作与裕，盖{容衣}转为褣，因讹为裕。又载与{容衣}率民兵百馀人夺关外出云云。与是编所言单身出城，及於积尸中死而复活，夜半奔从南门之语，俱有异同。且十五人作十六人，其数亦不相合。疑十五人之数，当以自叙为据。其夺关外出，则自叙讳之也。
△《使北日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邹伸之撰。理宗绍定六年癸巳，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与蒙古会兵攻金。
（案：是时尚未建大元之号，故史仍以国名为称。）会蒙古遣王檝来通好，因假伸之朝奉大夫、京湖制置使参议官往使。以是岁六月，偕王檝自襄阳启行。
至明年甲午二月，始见蒙古主於行帐。寻即遣回，以七月抵襄阳。计在途者十三月。因取所闻见及往复问答，编次纪录，以为此书。案：《宋史理宗本纪》，宋与大元合围汴京（案：此大元为史臣追书之词），金主奔蔡州。大元再遣使议攻金，史嵩之以邹伸之报谢，盖即此事。特《宋史》称王檝来议攻金，而此录只言通好。又《宋史》载伸之出使在绍定五年十二月，而此录实以六年六月出疆。
皆当以此录所纪为得其实。时孟珙已会蒙古灭金，廷议遂欲出师取河南。蒙古复遣王檝来责败盟，因再进伸之二秩，遣之报谢。史载同使为李复礼、乔仕安、刘溥等，据此录皆先曾副行之人。复礼假京西路副总管。溥假京西兵马都监。仕安以东南第七正将神劲马军统制，充防护官。其官爵亦史所未详云。
△《广王卫王本末》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陈仲微撰。仲微字致广，高安人，嘉泰二年举进士。调莆田尉。咸淳中为兵部侍郎。丙子宋亡，从二王入广。目击时事，逐日抄录。厓山败，仲微遁入安南而殁。事迹具《宋史》本传。其后安南国使携此书入觐，因传於世。文多简略，不甚赅备。其书载入《宋季三朝政要》中，后人抄出别行。而卷末《跋》语犹《政要》原文，则其失於刊削也。
△《三朝野史》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理、度、恭三朝轶事琐言，仅十有九条。疑非完本。书中附记丙子三宫赴北事，盖亦宋遗民所作也。词旨猥琐，殊不足观。
△《平巢事迹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曹溶收入《学海类编》。近时平湖陆烜，又刊入《奇晋斋丛书》。后有《烜跋》，称为元人抄本。今考其书，即明茅元仪之《平巢事迹考》，但删去元仪原《序》耳。盖溶为狡黠书贾所绐，烜又沿溶之误也。
△《碧溪丛书》八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目凡八，曰《吴武安公功绩记》，记吴玠战功；曰蔡绦（案绦当作鞗）《北狩行录》，记从徽宗入金事；曰万俟卨《皇太后回銮事实》；记韦太后南归事；曰《顺昌战胜录》，记刘锜遇金兵事；曰洪皓《松漠记闻》，记金国事；曰洪皓《金国文具录》，记宇文虚中为金定制事；曰湘水樵夫《绍兴正论》，记不附秦桧和议人姓名；曰杨尧弼《伪豫传》，记刘豫僣逆事。其书皆删节之本，盖书贾从《说郛》中抄合，伪立此名者也。
（案：此编以八种为一帙，应从丛书之例，入之杂编。然杂编之名，为不名一家者立也。此八种皆史之流别，故仍入之《杂史类》焉。）△《焚椒录》一卷（内府藏本）
辽王鼎撰。鼎字虚中，涿州人，清宁五年进士，官至观书殿学士，事迹具《辽史文学传》。是书纪道宗懿德皇后萧氏为宫婢单登构陷事。前有大安五年《自序》，称待罪可敦城，盖谪居镇州时也。王士祯《居易录》曰：《契丹国志后妃传》道宗萧皇后本传云：性恬寡欲，鲁王宗元之乱，道宗同猎，未知音耗。
后勒兵镇帖中外，甚有声称。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录》所纪，绝无一字及之。又《录》称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而《志》云赠同平章事显烈之女。《志》云勒兵，似娴武略，而《录》言幼能诵诗，旁及经子所载《射虎》应制诸诗，及《回心院》词，皆极工，而无一语及武事。且《本纪》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宁、咸雍、寿昌，初无太康之号。而耶律乙辛密奏太康元年十月云云，皆牴牾不合。按《辽史宣懿皇后传》虽略，而与《焚椒录》所纪同，盖《契丹志》之疏耳。今考叶隆礼《契丹国志》，皆杂采宋人史传而作，故苏天爵《三史质疑》讥其未见国史，传闻失实。又沈括《梦溪笔谈》，称辽人书禁甚严，传至中国者，法皆死。是书事涉宫闱，在当日益不敢宣布，宋人自无由而知。士祯以史证隆礼之疏，诚为确论。或执《契丹国志》以疑此书，则误矣。
△《南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题金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张师颜撰。纪金爱王大辨叛据五国城，及元兵围燕，贞祐迁都汴京之事。按《金史》，世宗太子允恭生章宗，而夔王允升最幼。今此书乃作长子允升，次允猷，次允植。允升、允猷以谋害允植被诛，而允植子得立为章宗。世次俱不合。又称章宗被弑，磁王允明立为昭王。磁王又被弑，立濰王允文为德宗。德宗殂，乃立淄王允德为宣宗。与史较，多一代，尤不可信。至《金史》郑王允蹈诛死绝后，不闻有爱王大辨其人。所称天统、兴庆等号，《金史》亦无此纪年。舛错谬妄，不可胜举。故赵与旹《宾退录》、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断其伪。振孙又谓：或云华岳所作。岳即宋殿前司军官尝作《翠微南征录》者。今观其书所言，乱金国者章宗、大辨，皆赵氏所自出。又谓大辨初生，其母梦一人乘马持刀，称南绍兴主遣来云云。盖必出於宋人雪愤之词，而又假造事实以证佐之。故其牴牾不合如此。或果出岳手，未可知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以遣秦桧南还事，见此书所载《张大鼎疏》而证其可信。未免好异。然《金史》所载，宣宗见浮碧池有狐相逐而行，遂决南迁之计，其事实本此书。不知元时修史者又何所见而采用之也。
△《南宋补遗》（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古吴谢朱胜复庐撰。不知朱胜为何许人。书称南宋而中有“宋末”之语，当为元人所作。《跋》语所称丙申，盖元成宗元贞二年，非宋理宗之丙申也。
载南渡后将帅轶事，并采及诗词书启，於韩、岳尤详，亦间及靖康时事。然多他书所习见，殊鲜异闻。殆亦抄撮宋人说部而成欤。
△《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载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时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纪甲子，迄於辛丑，凡四十年。史载元世祖中统四年，参知政事修国史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此卷疑即当时人所撰上者。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
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遂有不可尽解者。然以《元史》较之，所纪元初诸事实，大概本此书也。史言太祖灭国四十，而其名不具，是书亦不能悉载。知太祖时事，世祖时已不能详，非尽宋濂、王祎之挂漏失。
△《平猺记》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虞集撰。集字伯生，号道园，崇仁人，仕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事迹具《元史》本传。元统二年冬，猺寇贺州、富州，至元元年，广西宣尉使章伯颜讨平之。集为记其始末。后有旧《跋》云：此纪章伯颜平粤西猺洞事迹，备国史之采也。而同事出师之人，不记其姓名，及上功於朝之诸臣名，以某某概之，失史家法矣。今核其文体，乃勒石纪功之作，非勒为一书上之於史馆者。故所存之稿皆阙其名姓以待填。犹之唐、宋文集，书首称年月日某再拜，墓志之末称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例耳。遽以有乖史法诋之，非也。
△《大狩龙飞录》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世宗肃皇帝御撰。嘉靖十八年二月，帝幸湖广承天府，相度显陵。三月，享上帝於龙飞殿，奉睿宗配。四月，还京。是编皆纪其事。上卷乃自启行以迄回跸，祭告郊社宗庙，及所过山川群祀之文。下卷为前后所降敕谕，末附以《龙飞殿奏告上帝乐章》及途中御制赋一首、诗十六首、诗馀二首。
△《洪武圣政记》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篇海类编》，已著录。是书略仿《贞观政要》之例，标题分记。分《严祀事》、《正大本》、《肃军政》、《绝倖位》、《定民志》、《新旧俗》六类。而《新旧俗》下又分《申禁令》、《核实效》、《育人才》、《优前代》、《正礼乐之失》、《去海岳之封》、《严宫阃之法》、《厉忠节之训》、《刬积岁之弊》九子目。濂自为《序》，见所作《文宪集》中，盖当时奏御之书也。梅纯《损斋备忘录》曰：“本朝文章近臣，在洪武初，则学士宋濂，其所记当时盛美，有《洪武圣政记》。自永乐以后，则少师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至天顺改元，则少保李贤，有《天顺日录》、《二录》。皆近有印本，而《圣政记》独亡，仅见其《序》文，惜哉。”据其所云，则此书在成化间已无传本，不知何以得存於今。然勘验文义，实非赝托。或纯偶未见，遽以为佚欤。
然是书之不行於明代，亦可见矣。
△《庚申外史》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权衡撰。衡字以制，号葛溪，吉安人。元末兵乱，避居彰德黄华山。明初归江西，寓居临川以终。是书见於《明史艺文志》者，卷目与此相合。陈继儒尝刻入秘笈，佚脱讹舛，殆不可读。此乃别行抄本，犹当日原帙也。所纪皆元顺帝即位以后二十八年治乱大纲。时顺帝犹未追谥，以其庚申年生，故称之曰庚申帝。又《元史》亦尚未修，故别名曰《史外见闻录》。所言多与《元史》相合，於宫庭构煽，盗贼纵横之事，皆能剖析端委。至於顺帝诛博啰，与秀才徐思畚谋之，博啰诛，思畚不受赏，逃去。及危素为权臣草诏诸事，皆他书所不载。惟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子一条，最为无稽。厥后袁忠彻著之於文集，宁王权载之於史略，程敏政又选忠彻之文入《明文衡》，钱谦益又引余应之诗证实宁王权之说。
其端实自此书发之。盖元之中叶，宋遗民犹有存者。因虞集草诏，有“妥欢帖睦尔非明宗之子”一语，遂造此言以泄其怨。明人又雠视元人，遂附合而盛传之。
核以事实，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书前别附一《序》，称洪武二年迪简受命访庚申帝史事云云，不著其姓。详其文，乃《庚申帝大事纪序》，非此书之《序》，后人移缀此书中耳。考王祎《造邦勋贤录》，称刘迪简，宜春人，国初徵授尚宾副使，则迪简当为刘姓。又考黄溥《间中今古录》，称刘尚宾集《庚申帝大事纪》，则此《序》为刘迪简《大事纪序》明矣。
△《国初礼贤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明刘基撰。基字伯温，青田人。元至顺中举进士。除高安丞，罢去。
旋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再投劾归。复辟为元帅府都事，为方国珍所构，羁管绍兴。后从石抹宜逊剿捕山寇，执政者抑其功，仅授总管府判，遂弃官还里。明初聘入礼贤馆，参预机密，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授弘文馆学士，叙功封诚意伯。正德九年，追谥文成。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皆作基撰。然录中所载，即明太祖任用基及叶琛、章溢、宋濂四人事，且有“基驰驿归里，居家一月而薨”之文，则非基所作审矣。其中纪述，多与史传相合，无他异同。又基、溢皆载其卒时事，而宋濂得罪徙蜀事则无之，叶琛事迹亦甚寥寥。盖后人杂采成书，故详略不同如此也。
△《平蜀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洪武四年遣汤和等伐蜀，明昇出降事。后附刘基《平西蜀颂》一篇。末有《袁褧跋》，称《定远黄金开国功臣录》，载平蜀事於颍川侯傅友德、德庆侯廖永忠《传》中甚详。惟平章杨璟《与明昇书》，乃详於斯记云。
△《北平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王保保及袭破应昌府事。纪录颇为简略。惟达与文忠所上二表及太祖封爵诸臣诏谕，则全篇载之。
疑后人从实录中抄出者也。
△《别本北平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明洪武元年命徐达、常遇春等北征之事，而终以君臣鉴戒之语。其年月皆与史合。核检其文，亦从实录抄出也。
△《云南机务钞黄》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张紞编。紞字季昭，富平人。洪武初，以通经举送京师。历官云南左布政使，召为吏部尚书。燕王篡立，仍其故官。后以建文时变乱祖制事诘责，紞惧自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洪武初以云南梁王未下，命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征之，紞以左参政在行间。后平定云南，紞擢布政使，留治其地。因检阅录黄稿本，取前后制敕诏诰之文有关军务者，汇为一编，藏之文庙尊经阁。自十五年二月至二十一年七月，凡三十七篇。紞自为之序。《明史》本传载紞出为左参政在平定云南之后，殆偶未考紞此《序》欤。
△《明高皇后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永乐四年明成祖与徐皇后二《序》，俱谓永乐九年类辑《古今列女传》，以高皇后圣训与古后妃为一卷，而诸侯大夫、士庶人妻各为卷。
徐后请以《高皇后传》别刻之，遍赐内外，然则此即《古今列女传》之文而别出之者。其文则永乐初词臣所撰也。又前有世宗《致楚王书》，并《章圣太后诰谕楚藩》一道。章圣太后即兴献后也，嘉靖七年上尊号曰慈仁。九年颁太后制《女训》於天下。此在十年之春，盖与所颁《女训》同赐藩服。其时高帝、高后之谥号尚未改定，故仍前号也。其楚王即端王荣氵戒，以嘉靖十三年卒，为昭王桢之四世孙。故世宗以叔祖称之云。（案：此编亦传记之类。然皇后为天下母仪，敌体人主，不可参错诸传记中。今变例置之於《杂史》，亦所谓礼以义起者也。）△《汉唐秘史》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宁王权撰。权自号臞仙，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逾二年，就藩大宁。燕王谋反，挟之同行。为燕王草檄，约中分天下。永乐元年秋，封南昌而仍其故号。正统十三年始薨。事迹具《明史》本传。传载此书作二卷，与今本合。权《自序》云：洪武二十九年，奉命纂辑，成於辛巳六月。考是年为建文三年，权已为燕军所劫，故不书建文年号。而其弟安王楹《跋》，亦第书岁在壬午也。其书以刘三吾等洪武间进讲汉唐事实类次成编，故词多通俗。其诸帝《论赞》，皆太祖御撰。唐末系《司马光论》，亦奉敕载入，故特题曰“钦取”。其大旨以后世之乱亡，皆推本於贻谋之不善，所论不为无理。而择焉弗精，多取委巷之谈，如高帝斩蛇、蛇后转生王莽之类，皆伪妄不足辨也。
△《奉天靖难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明成祖初起至即位事。盖永乐初年人所作。其於懿文太子及惠帝，皆诬以罪恶，极其丑诋。於王师皆斥为贼。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其语多诬伪，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战胜白沟河，上惠帝书，并移檄天下，军中仓卒，语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载，最得其真。是书於《上惠帝书》颇有删润，而《移檄》则置之不录。则其文饰概可见矣。
△《别本洪武圣政记》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与宋濂《洪武圣政记》同名，而载至太祖之末。又有成祖时夏元吉等进《太祖实录》表文。卷端有浙江丁敬题语数行。称其缮写古雅，疑出永乐时沈度诸人手。检连江陈氏所藏只四卷。绛云楼所藏亦只八卷。此得一十二卷，真秘册也云云。然其文皆抄撮实录，别无异闻。其缮写亦抄胥俗书，未见所谓古雅者。疑书与跋语皆书贾赝托耳。
△《国初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辰撰。辰字伯静，金华人。太祖起兵之初，署吴王典签。又入李文忠幕府，建文中擢监察御史，永乐初李景隆荐修《太祖实录》。后官至北京刑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卷首，有“臣刘辰今将太祖高皇帝国初事迹开写”一行。后俱分条件系，颇似案牍之词。盖即修《实录》时所进事略草本也。辰於明初，尝使方国珍，又尝在李文忠幕下，所见旧事皆真确。而其文质直，无所隐讳，明代史乘多采用之。故其文并散见於他书，转无异闻之可取焉。
△《北征录》一卷、《后北征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本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己卯举人。授户科给事中。
燕王篡位后，改翰林检讨，历官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靖。事迹具《明史》本传。幼孜在永乐中，参预机务。因北征阿噜台时扈从出塞，纪所历山川古迹，及行营之所见闻，以成《前录》。本传称成祖重幼孜文学，所过山川要害，辄命记之，幼孜据鞍起草立就。又称所撰有《北征前后二录》，即此本也。
《前录》自永乐八年二月至七月，《后录》自永乐十二年三月至八月，并按日记载。其往返大纲，均与史传相合。其琐语杂事，则史所不录者也。
△《后北征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杨荣撰。荣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进士。除翰林编修。燕王篡位后，入直内阁，更今名。历官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卒谥文敏。事迹具《明史》本传。荣以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扈从北征，记其往还始末，著此书。
编排月日，叙述颇详。榆木川之事，即是役也。其事世多异说，荣所记则与史符合。盖史官以其帷幄之臣，身预顾命，故用以为据。然其实录与否，亦无可考矣。
△《小史摘钞》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艺文志》亦未著录。盖洪、永间人所编。皆载明太祖琐事，末附建文遗事八条。大抵多委巷之语。如李文忠纳款於张士诚、刘基死后焚尸扬灰，皆必无之事。其谬妄固不待辨也。
卷五十三 史部九
○杂史类存目二△《三朝圣谕录》三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杨士奇撰。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中充翰林编修官。燕王篡位，入内阁典机务，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贞。事迹具《明史》本传。士奇自降附燕王以后，历事仁宗、宣宗、英宗，以功名终始。是编乃自录其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面承诏旨，及奏对之语。盖仿欧阳修《奏事录》、司马光《手录》之例。
《明史》士奇本传多采用之。《序》题壬戌十二月，为正统七年，乃士奇未卒之前二年也。
△《天顺日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李贤撰。贤字原德，邓州人。宣德癸丑进士。景泰初由文选郎中超拜兵部右侍郎，转吏部。英宗复位，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历官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达。事迹具《明史》本传。是录随手纪载，於天顺时事颇详。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然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荒淫。
今观此录，於景帝一则曰荒淫失度，再则曰流於荒淫，毁诋颇为失实。史之所讥，盖即指此。又谓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取襄王子为东宫；昌平侯杨洪不急君父之难，当寇薄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颇与正史不合。至於叶盛、岳正、罗伦诸人之事，讳而不言，其他事亦概未纪及，皆未免爱憎之见。然日久论定，是非亦曷可掩也。
△《否泰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定之撰。定之有《易经图释》，已著录。初，英宗北狩，也先乞遣报使，景帝不许。定之疏引故事以请，帝下廷议，竟不果遣。天顺改元，定之由右庶子调通政使，历官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盖以是疏蒙遇也。此书所记，即英宗北狩之事。自言参用杨善《奉使录》暨钱博所述《袁彬传》。其曰出征之月为否卦用事之月，回銮之年当景泰纪元之年。先以否，继以泰，虽世运而关天数焉。盖所记讫於英宗初归之时，未叙及后来丁丑复辟之事，故其立言如此。其曰身备史官者，正其迁右庶子时。他书引此，或作阁老刘定之撰者，据其所终之官言之耳。
△《朝鲜纪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倪谦撰。谦字克让，钱塘人，徙上元，正统己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是编乃景泰元年谦奉使朝鲜颁诏纪行之作。自鸭绿江至王城，计一千一百七十里，所历宾馆凡二十有八，语意草略，无足以资考证。时朝鲜国王、世子并称疾不迎诏，谦争之不得，亦无如之何。盖新有“土木之变”，正国势危疑之日也。亦足见明之积弱，虽至近而令亦不行矣。
△《南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瑄撰。瑄字延玺，江浦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编乃天顺八年瑄为广西右布政使时，值广西诸峒蛮构广东肇、高、雷、连土寇为乱。
遣左参将范信、都指挥徐宁督官兵四千、土兵一万讨之，以瑄监其军。瑄因述其征剿始末为此书。始於是年正月初二日，止於三月初九日，逐日纪载。所述当日军政，殊无纪律。盖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出使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一名《使北录》。明李实撰。实字孟诚，合州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右都御史，以居乡暴横，斥为民，事迹附见《明史杨善传》。景泰初，也先议和，朝议遣使报之，实时为礼科给事中，自请行。乃权为礼部右侍郎，偕少卿罗绮往使，颇得也先要领。及杨善再往，遂奉英宗南还。此乃所纪在漠北见英宗及与也先辩论之语。史称实谒上皇，请还京引咎自责，失上皇意。而《录》中乃云：实以上昔任用非人，当谦逊避位之理，恳切应对，上喜从之。与史不合。盖英宗急於求返，阳诺而阴憾之，实未之觉也。
△《东征纪行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张瓒撰。瓒字宗器，孝感人，正统戊辰进士，官至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瓒为四川巡抚时，以播州宣慰司杨辉言，所属夭坝干、湾溪寨及重安长官司为生苗窃据，率兵讨平之。此书所录，乃其自重庆启行，迄於班师之事。起成化十二年丙申十月，终次年丁酉正月，凡一百三日。皆排日纪载，间附以所作诗句。《明史瓒传》载此事在成化十年，与此书互异。然此书为瓒所自记，年月必无舛误也。史又称瓒功名著西蜀，其后抚蜀者如谢士元辈，虽有名，不及瓒。惟夭坝干之役，或言杨辉溺爱少子友，欲官之，诈言生苗为乱。瓒信而兴师，其功不无矫饰。今观《录》中所记，瓒但驻於黄平，居中调度，实未督兵亲行。或出於所属之妄报，瓒不加审核，遽以入告欤。此则当以史文为据，不以所自记者为据矣。
△《马端肃三记》三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马文升撰。文升字负图，钧州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少师太子太师，端肃其谥也，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三篇皆所自述。一曰《西征石城记》，纪成化初为陕西巡抚，与项忠平满四之乱事。一曰《抚安辽东记》，纪成化十四年辽东巡抚陈钺冒功激变，而文升奉命抚定之事。一曰《兴复哈密记》，纪弘治初土鲁番袭执哈密忠顺王，而文升持议用兵，遣许进等讨平之事。《三记》本在文升所著集中，此其析出别行之本也。
（案：此《三记》皆文升所自述，宜入《传记类》中。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实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隶之《杂史类》焉。）△《复辟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暄撰。暄字廷献，丰城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当徐有贞等夺门时，暄官御史，事皆目睹。又尝劾曹吉祥、石亨，坐谴论戍，於二人事迹，知之尤悉。故其辨于谦、王文之被诬，石亨、曹吉祥之恣肆，皆与史合。后附李贤《天顺日录》、祝允明《苏材小纂》、陈循《辨冤疏》、叶盛《水东日记》、王琼《双溪杂记》数条，盖皆同时亲与其事者。故引以为据，明所述之不诬云。
△《平蛮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王轼撰。轼字用敬，公安人，天顺甲申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谥襄简，事迹具《明史》本传。史称轼於弘治十三年督贵州军务，讨普安贼妇米鲁。用兵五月，破贼砦千馀，尽平其地。是编所录，即其奏捷之疏也。
△《北征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袁彬撰。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人。以锦衣卫校尉从英宗北狩。护跸南归，官至掌锦衣卫都督佥事，莅前军都督府。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宪宗初年诏询从行事迹，彬具述本末上之，宣付史馆。书中首尾，皆用题本之式。末有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奉谕旨。盖即当时录进本也。所述与刘定之《否泰录》大略相似，然有《否泰录》所载而是书阙者，亦间有互异者。如《否泰录》有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先遣使求索大臣迎驾，及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英宗书至求索大臣来迎二事，此书皆未载。又《否泰录》称天顺元年七月初一日李实、罗绮、马显等至也先营，十三日见英宗，而是书载在五月内，《明史本纪》则载在六月。其他与《明史》异者，若喜宁等烧毁紫荆关，杀都御史孙祥事，此书在正统十四年九月，而《明史》则在十月。彬日侍英宗左右，其见闻当独真，而所记与他书辄有异同。岂其书上於成化元年，距从征之年前后凡十有七载，诸所记忆，或有疑阙欤。《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云：一作尹宣撰。未知何据，似不然也。
△《正统临戎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明英宗北狩始末。考《明史艺文志》，有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此书末专叙铭官职升迁之事，当即铭所述也。铭本名哈铭，蒙古人。
幼从其父为通事。至英宗北狩，铭与袁彬俱随侍。及从帝还，赐姓杨。数奉使外蕃为通事。孝宗立，汰传奉官，铭以塞外侍卫功，独如故。以寿卒於官。事迹附见《明史袁彬传》。此书所记，与北征事迹略同，而详悉过之。惟首尾俱作通俗语。盖铭未必知书，当时口述，令人书之於册尔。
△《燕对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东阳撰。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顺甲申进士，官至谨身殿大学士，谥文正，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自弘治十年三月至正德六年八月，凡召见奏对之词，悉著於编。其中所载有数大事。若《明本纪》弘治十七年三月癸未定太庙各室一帝一后之制，此书载定制端末甚悉。盖《礼志》中所未及详。又考《本纪》弘治十一年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贡，夏五月戊申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於黑山。此书则载六月小王子求贡甚急，大同守臣以闻，已许二千人入贡，既而不来，六月间走回男子报小王子有异谋，内阁具揭帖以闻。证之《本纪》，系求贡於二月，先后差五月。又《本纪》载杨翥败小王子在五月，则小王子之叛已在五月前矣，而此书载六月间始报小王子有异谋，颇为不合。考《本纪》载小王子之败在五月戊申，而六月首标己酉，次标癸亥。戊申距己酉止一日，则五月之戊申乃五月尽日，当六月间内阁揭帖时，或犹不及闻耳。书末载“正德六年四月命阅会试录”一条，“八月召对御流贼刘七、齐彦明等”一条，与杨廷和所著《视草馀录》全符，似足徵信。又考谢迁、刘健於正德九年十月致仕，杨廷和於二年十月入阁，梁储於五年九月入阁。故是书於弘治十八年以后皆止书迁、健，至正德六年则书廷和及储也。
△《平吴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有《袁褧跋》，称此书相传为吴文定公所撰。案：吴宽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壬辰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定。《明史》载入《文苑传》。则所谓吴文定者，乃宽也。《千顷堂书目》别载有黄标《平吴录》一卷，与此书同名。其书见陆楫《古今说海》中，与此本详略不同，截然二书。则谓此书为宽作，或亦有所传欤。所纪皆张士诚据吴始末，起元顺帝至正十三年，迄明太祖吴元年，叙述颇有条理。然亦多史所已具者。惟明初书檄之文皆全载之，则他书所未及耳。
△《史馀》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相传为明王鏊撰。鏊字济之，吴县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纪明代朝廷典故，凡四十九条。中多及正德初年事，或其致政以后所作。间附考证，署曰五川。五川者，常熟杨仪别号也。岂仪尝点勘是书，随手附注，而后人为之录入欤。
△《明政要》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娄性撰。性，上饶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武库司郎中。《明史马中锡传》所谓兵部郎中娄性与守备太监蒋琮相讦坐除名者，即其人也。是书仿《贞观政要》之体，编载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五朝之事。凡四百五十二条，分类四十。弘治十六年表进於朝。自称篇目皆其父谅所定，凡历十馀年始纂成书。所录英宗之事，大抵在天顺以后，则以正统初政之不纲也。谅字克贞，吴与弼之门人。王守仁亦尝从之受业。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苏州府纂修识略》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甲辰进士，官礼部主事，《明史文苑传》附见《徐祯卿传》中。正德元年，以修《孝宗实录》，礼部遣官至江南采访事迹。苏州亦开局编类，而请循吉总其事。因为撮纪大略，凡分十五目，所录皆已得旨举行之事。其奏疏碑记等作有关时事者亦附载之，而以苏州府公牒一通冠诸卷首。
△《安楚录》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秦金撰。金字国声，无锡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端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时讨平猺寇所作也。卷一为敕谕，卷二、卷三为奏疏，卷四、卷五为檄文，卷六至卷九为题赠诗文，卷十附录《封邱遗事》。盖金曾任河南左参政，御流寇有功，土人为立生祠，并辑其诗为《天成集》，以纪金之战绩。故以类附见焉。
△《东征忠义录》（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昭撰。昭字仲贤，号东崖，庐陵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嘉兴府知府。
正德中，昭罢官里居，宁王宸濠反，王守仁起兵讨之。昭时在幕府。及事平，昭纪其始末为此书。中间阙略颇多，而大旨在著己之长，暴王守仁等之短。所纪亦不尽实。如谓守仁往福建勘事，至吉安始知遗敕书在赣，因不赴宸濠之宴。又谓伍文定、邢珣诸人破贼时，舟中金宝俱为所得。厥后伍、谢二绣衣以得银太多，假他事谪官云云。考守仁讨宸濠，始末详见《明史》及《阳明全集》，俱不载遗敕书事。其有无盖不可知。至伍文定、邢珣之掳掠，当时诸珰忌守仁之功，沮其赏格，原有斯言，然究不得其确证。观昭所记，则文定等之谤，正以昭等争功故也。其自谓破省城时禁止杀掠，释放胁从诸事，皆出其所画诺。既不见於他书。
又谓守仁不听其言，奏捷疏迟，以致激怒武宗南巡，荼毒地方。不知武宗数出游幸，诸珰皆欲邀功，亲征之诏固不在奏捷之迟速也。以此归罪守仁，是尤未免於巧诋矣。
△《治世馀闻》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皆明孝宗时事。考《明史艺文志》有陈洪谟《治世馀闻》四卷。此书止分上下二卷，而卷上标目又阙焉。盖即洪谟之书，传钞者合并其卷帙耳。其题曰《治世馀闻录》，“录”字亦后人所增也。洪谟字宗禹，武陵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继世纪闻》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明史艺文志》，亦陈洪谟撰。然此书与《治世馀闻》，史皆作四卷。此本乃有五卷，其第三卷仅一页有奇，疑又为传写者误分也。其书皆记武宗时事。谓韩文等劾刘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佐之。瑾已垂诛，李东阳党於瑾，先期漏言，遂不可制，卒成擅权之祸。所以罪东阳者甚至，其事容或有之。
至谓张彩於瑾多所匡正，反复为辨其枉。则公论具在，安能以一手掩乎？△《壬午功臣爵赏录》一卷、《壬午功臣别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溎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太仆寺少卿，致仕。燕王篡立以后，封赏功臣，藏其籍於有司。正德壬申九月，穆官礼部。简视故牍，得其名数而缮写失次，因略加修整，编成《爵赏录》一卷，凡三十三人。后二月复得指挥而下功赏之数，又次第为《别录》一卷，以补前录之阙。建文五年岁在壬午，革除以后称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乃改元永乐云。
△《平番始末》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许进撰。进字秀升，灵宝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初，弘治七年，土鲁番阿黑麻攻陷哈密，执忠顺王陕巴去。
进为甘肃巡抚，潜师袭复其城。致仕后因检阅奏稿案牍，编为此书。嘉靖九年，其子诰疏进於朝，诏付史馆。其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颇详。今《明史》《土鲁番》、《哈密》诸传，大略本之於此。
△《南城召对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时撰。时字宗易，号松溪，任邱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康，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世宗亲祀祈嗣坛，时与大学士翟銮、尚书汪鋐、侍郎夏言等侍於南城御殿。召见论郊庙礼制，兼及用人赈灾之事。时因录诸臣问答之词。史称时恒召对便殿，接膝咨询，虽无大匡救，而议论多本於厚。
於是编亦略见一斑云。
△《南巡日录》一卷、《北还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卒谥文裕，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幸承天，相度显陵。深时官学士，命掌行在翰林院印扈行。是编乃纪其往返程顿，自二月癸丑至四月壬子，凡六十日之事。《南巡日录》中载有《永乐后内阁诸老历官年月》一篇，乃得之於孙元者。深最留心史学，故随所见而录之云。
△《革除编年》（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浙江通志》作嘉善袁仁撰。而朱彝尊又称陈洪谟有《革除编年》一书。《明史艺文志》俱无之，未知孰是也。其书提纲列目，用编年之体，诸臣列传即详附目中。大致与诸书所记略同。书末终於建文四年六月己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