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_2

　　四月甲辰，以陕西四路马军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韩琦、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郑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招讨安抚等使，驻军泾州。琦、仲淹凡五言，不许，乃就道。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言：『伏闻近降勅命，韩琦、范仲淹并授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矣。』又曰：『臣愿陛下无信异说，专采公论。一名召来使处于内，一名就授枢副之职，且令在边。或二人一岁一更，均其劳逸，亦甚稳便。内外协济，无善于此。如闻韩琦、范仲淹已有奏报，以西事未了恳辞恩命，朝廷乘此处分，深合事宜，臣不胜恳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
　　七月丁丑，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为枢密副使。先是，谏官欧阳修、余靖、蔡襄咸言：『参知政事王举正懦默不任职，枢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愿罢举正，以仲淹代之。』举正亦自求罢，遂罢为礼部侍郎、知许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辞不拜。弼直携诰命纳于帝前，亦不拜（弼辞枢密详见《富弼》）。甲申，以范仲淹为陕西安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师，第先移文陕西云。
　　八月丁未，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复为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它，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无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急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相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外裔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选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仲淹正传删取十事，太略。又改《覃恩信》为第八，《重命令》为第九[1]，《减徭役》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十事据仲淹正传及政府奏议，其附传并《实录》皆无之。《实录》于十日丙子，载仲淹、弼答手诏条上七事，其四曰《择官长》，即附见丙午。又壬戌日载历勘年限，盖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载试馆职法；丁亥，载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侥幸》也。壬子载均公田，乃第五议。又明年三月乙亥，载贡举新制，实十事之三。其八曰《减徭役》，见五月己丑。余六、七、九、十并未详。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相与维持，谓之千载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其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皆已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陛下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
　　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已自陕西还，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见《经略西夏》）。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
　　六月，琦、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明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受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时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擅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詠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
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
　　六月壬子[4]，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思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
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正传谓仲淹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之论，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漫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弼自叙云尔。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州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励过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公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乃信之。按：辙所言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
　　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八月甲午，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其实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谗谤益甚，人
　　多指目介。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良，垂荣亡极，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治古。而承平之敝[5]，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御史采察以闻。』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许。
介去太学，《实录》不记其时，今据尹洙与田况书，云蔡、石相次补外，因附见十月未，更考也。
　　庆历五年正月乙酉，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仲淹、弼既出使，谗者益甚，两人在朝所施为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罢政事。上欲听其请，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绌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奉表谢，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陕西，闻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彰露，称疾乞医，才见朝廷别无行遣，遂拜章乞罢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乞早废绌，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忠实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诏罢仲淹、弼。
明逸疏据《墨史》本传。仲淹遽上谢表据《记闻》。然司马光盖得之庞籍，恐未可信，更须考详。仲淹谢受邠州表，诏旨弗从，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愿陈寇敌之机。疑仲淹再表必是请对，故得象之谗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苏舜钦
　　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臻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缓监汝州叶县税。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王拱辰行状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隽、延让，皆起子。
狱事起，枢密副使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谗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荐。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及辅臣进白，琦独言：『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上悟，稍宽之。时两府合班奏事，琦必尽言，事虽属中书，琦亦对上陈其实，同列尤不悦，上独识之，曰：『韩琦性直！』
据正史《苏舜钦传》，御史不载刘元瑜姓名，《元瑜传》亦不云尝奏舜钦，独魏泰《杂记》载『一网打尽』乃元瑜语，今并出其姓名于周询下。然周询七月为知杂，九月为外吏，十月为省副，不属御史台矣，当考。宋祁、张方平同奏王益柔，此据韩琦《家传》，李清臣行状但云『近臣』，盖讳之也。令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发舜钦等祠神会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尧臣为作『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诗。按：舜钦坐责乃御史劾奏，又当时借此以倾杜衍，与李定无与，今不取。

陈执中排杜衍
　　庆历四年十一月，御史王拱辰等劾奏苏舜钦，因欲摇动杜衍。
　　五年正月甲戊，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郑州。帝尝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用人孰先。度对曰：『承平宜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上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度知甫所奏误，力求与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寝其奏。度深衔衍，且指甫为衍门人。及甫自契丹还，亟命出守。乙酉，参知政事范仲淹罢知邠州，枢密副使富弼罢知郓州。是夕，并锁学士院草制罢衍，而衍不知也。自苏舜钦等斥逐，衍迹危矣。陈执中在中书，又数与衍异议。蔡襄、孙甫之乞出也，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言谏院今阙人，乞且留甫等供职。既奏，上颔之。衍退归，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职如故。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尔?』吏白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因谗衍曰：『衍党锢二人，苟欲其在谏院，欺罔擅权，及臣觉其情，遂坏焚札子以灭迹，怀奸不忠。』上入其言，故与仲淹、弼俱罢。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制辞略曰：『自居鼎辅，靡协严瞻。颇张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顾群议之难遏，岂旧劳之敢私?』学士承旨丁度之笔也。
陈执中谗衍据《记闻》，然蔡襄以去年十月十七日出知邓州，恐中书所奏但乞留甫，不及襄也。或襄虽已有除命，犹未至京师，故中书并乞留二人。更须考。
　　三月，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上疏，言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详见《欧韩石责罢》）。
　　六年正月戊子，尚书左丞、知兖州杜衍为太子少师致仕。衍年七十，方正旦日上表，愿还印绶。宰相贾昌朝素不喜，从其请。议者谓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谢，且位三少，皆非故事。盖昌朝抑之也。蔡襄等言陈执中
　　庆历四年九月甲申，资政殿学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先是，傅永吉以诛王伦故骤迁，得入见，上面奖之。永吉谢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之，幸有成尔。』因极言执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让，且贤执中，因问永吉曰：『执中在青州凡几岁?』对曰：『再岁矣。』未几，谓宰相曰：『执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诏执中参知政事。于是谏官蔡襄、孙甫等争言执中刚愎不学，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听。谏官诤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赐之，且谕意曰：『朕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尔。』明日谏官上殿，上作色迎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耶?朕已召之矣！』谏官乃不敢言。
　　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与孙甫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而襄先有是请。时甫使契丹未还也。
　　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阁校理孙甫为右司谏、知邓州。先是，甫知言陈执中不效，数请郡，不许。自契丹还，以丁度故，亟命出守。
　　八年三月甲寅，幸龙图、天章阁，又出手诏赐辅臣曰：『朕承祖宗大业，赖文武荩臣夙夜兢兢，期至于治。间者西陲备御，天下绎骚，趣慕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加以承平寝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又牧宰之职以惠绥我民，而罕闻奏最；将帅之任以威制四方，而艰于称职。岂制度未立，不能变通于时耶?简擢靡臻，不能劝厉于下耶?西北多故，寇态难常。献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豫不虞，理当先物。思济此务，罔知所从，悉为朕条画之。』又诏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曰：『欲闻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机务，其悉以陈。』皆给笔札，令即坐上对，而宰相陈执中固辞，上复敦谕，至于三四，乃听两府归而上之。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而使条对。竦意实欲困执中也。执中方力辞未许，参知政事宋庠进曰：『两汉对策，本延岩穴草莱之士。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非所以尊朝廷。请至中书合议上对。』许之。论者以庠为知体。
　　八月壬申[6]，殿中侍御史何郯言：『执中昧经国之大体，无适时之长材。当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陛下用执中，则失天下之心；退执中，则慰天下人望。陛下岂可虑伤一执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而欲天下之气和，不可得也。伏望圣慈依臣前奏，罢免执中，以慰天下之望。臣于大臣固无嫌隙，不避其威权而言者，盖虑陛下以淫雨未止，忧劳过甚，不责臣下而引咎圣躬，所以欲乞退强戾专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则灾异可除，和平可致。兹事所举，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惟圣心，断之不疑，速赐裁决。』
　　皇祐元年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陈执中罢为兵部尚书、知陈州。先是，河决民流，灾异数见，执中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言者屡攻之，因论执中越次用李中师为府界提点，及吕昌龄等出入门下，喜进无学匪人，不协众望。而执中亦以足疾辞位，自陈不愿为使相、大学士。诏从其请。翰林学士孙抃当制，遂除尚书左丞。文彦博、宋庠言恩礼太薄，乃命学士院贴麻改命之。
据陈绎《拜罢录》载，执中为言者所攻乃罢，下制云：『间以河道溢决[7]，民版流移，露章祈退，故从其请。』而《实录》、正传、附传但云执中以足疾辞位，不载其尝被言也。疑本传或有缘饰，今从《拜罢录》。

韩欧石以论救范富等责罢
　　庆历五年三月己未。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必陛下见其过失，非臣敢议。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陈，虑言事臣僚与搢绅高识之士必有为陛下别白论列者。数日观听，略无一人启口，得非惜身畏祸，人之常情?臣受国重恩，备位枢辅，若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窃见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谩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为使。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寇，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朝自其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耳。去年秋，北朝点集大兵，声言讨伐元昊。朝廷未测虚实，弼以河朔边备未完，又自请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经久御戎之术，固已蓄于胸中。事毕还朝，甫及都门[8]，未得一陈于陛下之前，而责补闲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负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戒，孰肯为国家之用，所损岂细故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愿陛下试加详择。臣窃见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阙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难中选。臣谓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职，遣一中使宣谕，令赴阙奏覆河北公事赴任，俟其陛对，慰而遣之。弼素秉忠义，又感此恩，惟思效死，岂敢更以职任为意，别有论列?如此，则朝廷以北事专委富弼，以西事专委范仲淹，使期久经营，防二寇之变，朝廷实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威望，亦可以柱其轻发之意，若无事则弃于闲郡，有事则责令捍边，不惟措置失事，亦自国家失体。臣所以不避朋党之疑，思一悟于圣聪者，盖以臣下朋党，本求进身。今臣叨窃宠任，班著已优，不能惜事寡言，随众上下，渐图进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祸患为朋党，不亦拙乎?愿陛下察臣此心，则朋党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是月，欧阳修上疏曰：『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诤。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冒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慈，幸加省察。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则不可以它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富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以辨也。盖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切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所得专也。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夫权得，名位则可行，故行权之臣，必贪名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未尝不恳让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坚，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见避让太繁，不见其专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欲其作事，乃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列，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建，因此又烦圣慈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其条列大事而行之，以冀久皆有效。弼性虽锐，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圣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谗而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国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兵乘衅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责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以争，屈志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累年中国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擢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防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方，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伏惟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达不遗，故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方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西路之任，亦不轻矣。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信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寇交争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而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早辨谗巧，待加图任，则不胜幸甚!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而致身两制，常思荣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群邪争进谗巧，而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时，岂可缄言而避罪?』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9]、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欧阳修为知制诰、知滁州，太常博士、权发遣户部判官苏安世为殿中丞、监泰州监税，入内供奉官王昭明监寿春县酒税。修既上疏论韩琦等不当罢，为党论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以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诏安世、昭明杂治，卒无状，乃坐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录问吏人而不先以闻，故皆及于责。安世，开封人也，狱事起，诸怨恶修者必欲倾修，而安世独明其诬，虽忤执政意，与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修论奏日严，据何郯章疏。钱明逸劾修，据修与蒋之奇辨第六疏。《实录》第三有修八疏。
　　十月，上尝遣中使察视山东盗贼，还，奏盗不足虑，而言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尤尊爱之，此为可忧。帝欲徙二人淮南，参知政事吴育曰：『盗贼诚无足虑，然小人乘时以倾大臣，非国家之福!』议遂格。
　　十一月，夏竦言石介为富弼入契丹（见《夏竦事实》）。乙未，诏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知郓州富弼、知青州张存并罢安抚使。知邠州范仲淹罢陕西四路安抚使。其实谗者谓石介谋乱，弼将举一路兵应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边任，是日，改知郑州。
　　七年二月壬戌，徙知郓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富弼为京东路安抚、知青州，知扬州、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六月，夏竦又谗石介为富弼结金坑恶少（见《夏竦事实》）。
　　十二月癸丑，知郓州韩琦知成德军。
　　八年二月戊寅，改新知荆南范仲淹复知邓州。仲淹在邓二年，人爱之，及徙荆南，众遮使者请留。仲淹亦愿留，诏从其请。
　　
富弼范仲淹争论救晁仲约事
庆历三年十一月。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欲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弼曰：『盗贼公事，守臣不能战，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闻高邮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释也。』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虽醵出钱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上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寮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杀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弼终不以为然。其后两人不安于朝，相继出使。弼还自河北，及国门不许入，未测上意（详见《外郡寇贼》），此夜徬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范文正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光化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益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奈何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据邵伯温《见闻录》，所称光化军盖缪也，今从苏氏《龙川别志》。以为张海，亦恐误，今削去贼名。盖庆历间贼王伦起京东，掠淮南，张海起陕西，掠京西，不闻张海尝过淮南也。范仲淹正传亦指王伦，不称张海。所载守令当诛者，不但仲约一人，今但从《别志》。王尧臣《麈史》记此事，亦与邵伯温同，但称王伦，不称张海，伯温盖误也。

吴育贾昌朝张方平争论唐询事
　　庆历六年六月。初，吴育在翰林，荐唐询为御史，未至，丧母。服除，育方参政，而宰相贾昌朝与询亦有亲，育数为昌朝言：询用故事当罢。昌朝不得已，以询知庐州，时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辞，而询独许入见。中丞张方平因奏询材质茂美，宜留备言职。癸丑，诏监察御史唐询更不赴庐州。育争不能得，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询且谗言，世皆以为昌朝意云。
　　八月癸酉，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参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
　　贾昌朝争议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论辩不已，乃请曰：『臣所辩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因与度易位。始昌朝与育争，上欲俱罢二人。御史中丞张方平将对，昌朝使人约方平助己，当以方平代育。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为至于我耶?』既对，极论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罢。世皆以方平元实为昌朝地也。
七年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归班。昌朝与育数争论上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命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

校勘记
[1]第九 原本脱『九』字，据《长编》卷一四三补。
[2]之人 原本脱『人』字，据《长编》卷一四四补。
[3]果有何能 原本作『固有何□』，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
[4]壬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五○补。
[5]承平 原本作『丞明』，据《长编》卷一五三改。　　
[6]壬申 原本此二字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五补。
[7]间以 原本『间』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8]甫及 原本『甫』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五补。
[9]转运按察使 原本作『转运使按察使』，前一『使』字衍，据《长编》卷一五七、《欧阳文忠公年谱》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仁宗皇帝

唐介劾张尧佐
　　皇祐三年十月丁酉[1]，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责授春州别驾。初，张尧佐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介与包拯力争，又请王举正留百官班，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除宣徽使、知河阳。或谓补外不足争，介以为宣徽次二府，不计内外，独争之。上谕唐介除拟初在中书。介言当责执政。退，请全台上殿，不许。自请贬，亦不报，于是劾宰相文彦博：『专权任私，挟邪为党，知益州日，诈间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缘此擢为执政；及恩州贼平，卒会明镐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张尧佐宣徽、节度使，臣累论奏，面奉德音，谓是中书奏拟，以此知非陛下本意。盖彦博奸谋迎合，显用尧佐，阴结贵妃，陷陛下有私于后宫之名，内实自为谋身之计。』又言：『彦博向求外任，谏官吴奎与彦博相为表里，言彦博有才，国家倚赖，未可罢去。自彦博独专大政，比所除授，多非公议，恩赏之出，皆有寅缘。自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要职，皆出其门，更相授引，借助声势，威福一出于己，使人不敢议其过。乞斥罢彦博，以富弼代之。臣与弼亦昧生平，非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视，且言将加贬窜。介徐读毕，曰：『臣忠义激愤，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上于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谓彦博因贵妃得执政，此何言也?』介面责彦博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于上前！』彦博拜谢不已。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下殿，介辞益坚，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台劾。介既下殿，彦博再拜言：『台官言事，职也。愿不加罪。』不许。乃召当制舍人即殿庐草制而责之。时上怒不可测，群臣不敢谏。右正言、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襄独进言：『介诚狂直，然容受尽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贷之。』翌日己亥，中丞王举正复上疏，言责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内外惊疑，遂劾朝堂，告谕百官，改介英州别驾，复取其奏以入，遣中使护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无令道死，而介之直声自是闻天下。介，江陵人也。知制诰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责授春州别驾。岭南水土，春最恶弱[2]。制出之日，咸谓介若至彼，必无生还之理。不图圣慈含垢，哀其触罪就死，特改贬英州，此诚天恩于介无量。然臣愚见，犹有未安，或闻专差中使押至贬所，朝旨有「在路不管疏虞」之语，此之处分，颇非泛常。窃寻向前台谏官贬黜，无此体例。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海广远，不可家至户晓，徒使朝廷负谤于天下，其伤不小。就使介安全至于贬所，然亦不可著为后法。臣与介旧不相识，在朝亦不曾往还，所以贪陈区区不避干忤者，正为朝廷远防一切。伏望特垂圣恩，留省愚言，追还使人，以全朝体。』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爱介，故遣中使护送之。脱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后世能无以致疑乎?』上曰：『诚不思此。』亟追还中使。庚子，礼部尚书、平章事文彦博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或言张尧佐，彦博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贵妃有力焉，因风彦博织灯笼锦以进。贵妃服之，上惊，顾曰：『何从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织也。彦博与妾父有旧，然妾乌能使之?特以陛下故尔。』上悦，自是意属彦博。及为参知政事，明镐讨王则未克，上甚忧之，语妃曰：『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语彦博，翌日，彦博入对，乞身往破贼。上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数日，贼果平，即军中拜相。议者谓彦博因镐以成功，其得相犹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诋彦博，虽坐远贬，彦博亦出。其事之有无，卒莫辨云。
自张尧封为文洎客，至彦博因明镐有功，皆据《碧云騢》。按，《邵氏闻见录》云：仁宗尝幸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怪问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击碎。妃愧谢良久，乃已。妃又尝侍上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帝亦怪问。妃曰：『文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献。』上终不乐。其后唐介弹彦博，介虽以对上失礼远责，彦博亦出守，上盖两罢之也。或云灯笼锦乃彦博夫人献妃，彦博不知也。介章及梅尧臣书窜改过矣。
　　辛丑，起居舍人、知谏院吴奎知密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唐介因弹大臣，并以中奎，诬惑天听。上曰：『介昨言奎、拯皆阴结文彦博，今观此奏，则非诬也。』
　　四年正月辛亥，徙英州别驾唐介为金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
　　三月戊辰，金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唐介为秘书丞。
　　六月王辰，秘书丞、监郴州税唐介为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
　　五年八月丁未，主客员外郎、通判潭州唐介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知复州。庚午，新知复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内侍赍敕告赐之。介贬斥不二岁复召，议者谓天子优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介始入见，无一言及迁谪。上曰：『闻卿迁谪以来，未尝有私书至京师，可谓不易所守矣。』介顿首谢，后数论得失，因言于上曰：『继今言不行，必将固争争之意，或更再黜，是臣重累陛下。愿听解言职。』许之。御史中丞孙抃奏留介，或补谏署，不报。寻以为开封府判官。
介为府判乃明年三月。

吴中复等论梁适
　　至和元年六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行吴中复上殿[3]，弹宰相梁适奸邪。上曰：『近马遵亦有弹疏，且言唐室自天宝以后治乱分，何也?』中复对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张九龄为宰相，遂至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纪纲大环，治乱于此分矣。虽威福在于人主，然治乱要在辅臣。』上曰：『朕每进用大臣，未尝不采天下公议所归，顾知人亦未易耳!』
七月戊辰，礼部侍郎、平章事梁适罢，以本官知郑州。先是，殿中侍御史马遵等弹适奸邪贪黩，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适表乞与遵等辨，遵即疏言：『光禄少卿向传师、前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尝以赃废，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卖买[4]，奏与恩泽。张掞还自益州，赂适得三司副使，故王逵于文德殿庭厉声言云[5]：「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适居位犹自若。』中丞孙抃言：『适为宰相，上不能持平权衡，下不能训督子弟[6]。言事官数论奏，未闻报可。非罢适无以慰清议。』上知清议弗平，乃罢之。
王珪志适墓云：适论皇仪不可治妃丧，又云将以适为园陵使。适言：『嫔御无园陵之制。』由是与陈执中不合。御史因得以伤适。今适传犹用珪志。按，适自以奸邪贪黩罢相，初不由议温成礼与执中异也。志墓不免缘饰，本传不当因之。今不取。
己巳，殿中侍御史马遵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吕景初通判江宁府，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通判虔州。梁适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于上前极陈其过，上左右或言：『御史捃拾宰相，自今谁敢当其任者?』适既罢，左右欲并遵等去之，云始遵等弹适多私。又言盐铁判官李虞卿尝推案茶贾李士宗负贴纳钱十四万缗，法当倍输，而士宗与司门员外郎刘宗孟共商贩。宗孟与适连亲，适遂出虞卿提点陕西刑狱。下开封府鞫其事，宗孟实未尝与士宗共商贩，且非适亲。遵等皆坐是绌，而中复又落里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舍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
梁适因中官得相，此据《碧云騢》，他书并无之。然适尝使石全彬诉狄青等当薄责，而遂罢枢密使，则适已交中官者也。《碧云騢》所载或过当，今略删去云。
　　御史中丞孙抃言：『臣等昨论列宰臣梁适事，今日风闻吕景初已下并议谴责。臣详观朝旨，必是奸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溃然倒置。况威赏二柄，帝王之权，古先圣人，尤所谨重。今梁适内恃私邪，外恃势力，重轻高下，皆在其手，嗟怨之声，腾沸中外。陛下庇而不问，臣恐缘此之后，朝廷事尽由柄臣，台谏之官噤口结舌，畏不敢语。陛下深居九重，何从而知之?此非宗庙社稷之福，非天下生灵之福。臣居风宪之长，既不能警策权臣，致令放纵私徇，又不能防闲奸人，致令惑误圣听，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夺臣官职，窜臣远方，以谢天下公议。』又累奏乞召还遵等，皆不报。翰林学士胡宿言因召对，乞留马遵等。退又上言：『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广聪听，下防威福。若有畏懦无状，缄默不言，即是尸禄素餐，辜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强御，纠发奸违，可谓能言，是其本职，旌之可也。近闻台谏弹奏，事连宰相。陛下不置诏狱按问，止令开封府讯状，凭刘宗孟一面单辞，黜三御史，于朝政有损，于人情未服。昨日闻御史差勅留中未下，外议皆谓必是圣心觉悟，不黜台官，人情莫不喜悦。刚猛御史，自古难得。今若逐去，别须举之，必未能胜此也。近日谪见未息，奸宄须防。古人有言：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犹言直臣在朝，奸人远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奸邪。臣已曾面论此事，欲乞圣慈，更赐详度。』
八月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马遵为京东转运使，通判江宁府、殿中侍御史吕景初知衢州，通判庆州、主客员外郎吴中复知池州。

赵抃等论陈执中 与范镇争辨附见
　　皇祐五年闰七月壬申，集庆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陈执中为吏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至和元年，读温成皇后册文（见《贵妃宠幸》）。
　　十二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窃闻宰臣陈执中本家捶挞女奴迎儿致死[7]，开封府见检验行遣。道路喧腾，群议各异，一云执中亲行杖楚，以致弊踣；二云嬖妾阿张酷虐，用它物殴杀。臣谓二者有一于此，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是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体，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若女使果为阿张所杀，自当擒付有司，以正典刑，岂宜不恤人言，公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训有之。执中家不克正，而又伤害无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犹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顷年晏殊尝以笏击从人齿落，陛下不以殊东宫之旧而轻天下之法，故即时罢晏殊枢密院，出知应天府。今执中连绵病告，坚求乞骸。进无忠勤，退无家节。伏望陛下特赐宸断，允其所请，罢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择有贤德者朝夕翌亮大政，则陛下垂拱仰成，无焦劳之念矣。』初，执中家女奴死，移开封府检视有疮痕[8]，传言嬖妾张氏笞杀之。抃即具奏，而执中亦自请置狱。诏太常少卿、直史馆齐廓即嘉庆院鞫其事[9]。廓寻被病，改命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张昪，又改命给事中崔峄。既而追取证佐，执中皆留不遣。抃及御史中丞孙抃共劾之。已而有诏罢狱，台官皆言不可，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以为言。逮执中去位，言者乃止。
　　二年二月庚子，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近累次弹奏宰臣陈执中兴废置狱，乞正其罪。尝言执中不学无术，措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雠嫌隙，排斥良善，狠悛任情，家声狼籍八事，又曰执中有是可罢免者八，奈何不识廉耻，复欲居庙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雠所未雠，上损二明，下快私忿而然耳。方今天文谪见未退，朝廷纪纲未立，财用匮乏，官师众多，寇骄无厌，河决未复，兵伍冗惰，民力疲敝。当此之时，正是陛下进贤退不肖之时也。臣不胜大愿，愿陛下留神为祖宗社稷计，为率土生灵计，正执中之罪，早赐降黜，取中外公论天下之所谓贤而有德业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甲辰，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近累次弹奏，乞正宰臣陈执中之罪，未蒙施行。风闻同知谏院范镇妄行陈奏，营救执中，缘镇始自常调，不次迁升。小人朋邪，不识恩出陛下，但知率由执中。今乃惑蔽听断，肆为罔诬。伏望陛下开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内外之公议，立朝廷之大法，则天下幸甚！』先是，知谏院范镇言：『去年十二月，荧惑犯房上相，未几，陈执中家决杀婢使，议者以为天变应此，臣窃谓为不然。执中再入相未及二年，变祖宗大乐，隳朝廷典故，缘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学士，除观察使，其余僭赏，不可悉纪。陛下罢内降五六年来，政事清明，近日稍复奉行，至有侍从臣僚之子亦求内降，内臣无名超资改转，月须数人。又今天下民困，正谓兵多，而益兵不已。执中身为首相，义当论执，而因循苟简，曾不建白。天变之发，实为此事。陛下释此不问，御史又专治其私，舍大责细。臣恐虽退执中，未当天变。乞以臣章宣示执中，宣示御史，然后降附学士章诏，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职事。』于是镇又言：『臣窃闻御史以谏院不论奏陈执中家事，乞加罪谏官者，其略曰：闻执中状奏女使有过，指挥决打，因风致死，而外议谓阿张决死。臣再三思惟，就使阿张下狱，自承非执中指挥，是阿张自决打死，有司亦未可以结案，须执中证辨乃可。是为一婢子，令国相下狱，于国之体，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上言又曰：『执中一为参知政事，再为宰相，无学术，不知典故有素矣。至于决一婢死而后及之，此臣谓御史观大臣进退之势而言事也。』又曰：『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执中，是报执中之恩。然则御史居常自守如此，故亦以此待臣，此不足以责御史也。臣之才否与臣立身之本末，与出入执中门下与不出入执中门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者近于诬，臣亦近于自诬。若臣中路奏理执中有无文字，则陛下知之，臣不复言也。』又曰：『汉宣帝时，魏相为丞相，其侍婢有过自死，于是赵广汉为京兆尹，疑丞相夫人妬杀之，即上书告丞相罪，魏相亦上书自陈，妻实不杀婢，相自以过谴笞，出外第死，而司直萧望之亦劾奏广汉摧辱大臣，伤化不道。广汉并坐贼杀不辜等数罪，腰斩于市，吏民官守阙号泣者数万人，亦愿有代广汉死者，皆不听。宣帝，明主也。广汉，能臣也。吏民守阙数万人，非特御史中丞、知杂御史一二之为力也。然而卒斩广汉者，以为严上下之分，戒险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斩御史如广汉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严上下之分，戒险薄之俗，如此其决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书、枢密大臣详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则乞免臣所职，终身不齿；以御史所奏为非，亦乞以公施行。』
　　四月。宰臣陈执中初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复入中书视事（此据赵抃奏稿）。丙辰，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陈执中之罪，又条奏执中可罢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纳开寤，宣付政府施行。执中退处私第，不赴朝请，前后两月。虽两次大宴，并乾元圣节，亦免上寿赴会。外议以谓陛下礼貌大臣，虽执中罪恶彰著，不即降黜，是欲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论列，惧成喋喋，烦渎宸听也。此月二十二日，执中遽然趋朝，再入中书，供职如旧，中外惊骇，未测圣情。臣虽至愚，不能无惑，固不知陛下以臣向来之言为是耶?为非耶?复不知陛下以执中之罪为有耶?为无耶?陛下若以臣言为是，而以执中为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罢免相位，以从天下之公议。陛下若以臣言为非而以执中为无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窜臣远方，宣布中外，以诫后来。臣孤危朴忠，不识忌讳，伏望陛下将臣前来累上章疏再赐观览，则臣之言是非、执中之罪有与无，岂逃圣断也?』
　　五月，御史中丞孙抃与其属言：『臣等近以宰臣陈执中家杖杀女使事，有诏置狱。勘不尽情理，亏朝廷之法，各曾具奏弹劾，乞正执中之罪。至今道路腾沸，未蒙施行。窃闻多有大臣及近侍臣僚曲为党扇，上惑宸聪。伏缘党扇之人，尽是交结朋附，树恩坏法。伏望陛下特从圣断，早赐指挥，正执中之罪，以塞外议。』又言：『执中诬罔朝端，轻废诏狱。缘睥昵之私爱，屈公平之大议[1O]。内则灭家法，外则隳国纲。又其作为，全是虚诡，当居官之日，则务扬声言乞引退，及待罪之时，则多设事意，密图召还，罔上欺心，忠实何在?陛下姑全大体，不念远谋，尚传天音，留任宰府，人人侧目，愤惋不平。况执中少不读书，壮不居古，及其寝老，遂暗而荒。事之十端，倒置七八。物议以为必不可更当大任。臣等屡曾论列，总是人言所隔，致兹圣意未回[11]，纪纲一差，纷不可整。且朝廷之法，是陛下之法；陛下之法，即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乃一天下、平元元之大本。臣等可戮不可屈，其陈执中，伏乞特行责降，以正本朝典章。』不报。于是抃与知杂事郭申锡、侍御史毌湜、范师道、侍御史赵抃同乞上殿，閤门以违近制，不许。壬午，诏抃等轮日入对。御史中丞孙抃、侍御史知杂事郭申锡入对，言：『宰臣陈执中家声丑秽，物议喧腾，不恤中外之言，复坏朝廷之法，欺公罔上，愧心厚颜，岂宜更居台司，使辅国政?其措置无状，职事不修，臣等前后累曾弹奏。伏乞陛下特赐宸断，正执中虐杀幼弱、违拒制狱、欺公罔上之罪，使陛下之法不坏，则宗庙社稷之幸也。』
据孙抃奏藁，此系中丞知杂事上殿第六章。
　　六月戊子，殿中侍御史赵抃入对，言：『臣昨以宰相陈执中狠愎昏暗，诋诬欺罔，破坏礼法，侮弄朝廷。臣职忝御史，以身许国，极口论列，累章抨弹，不敢阿容执中而上负陛下者，诚恐陛下不得闻执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会迎承之者如此。积日待久，使天下之势危，而臣之为罪，虽伏斧锧、肆市朝，不足以傥其默默也。伏望陛下纳忠尽谠直之言，避奸佞荧惑之说，特早发宸断，正执中之罪而罢免之，则圣德愈隆，公议大协，庆流宗社，福蒙生民矣。』戊戌，吏部尚书、平章事陈执中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孙抃等既入对，极言执中过恶，请罢之。退又交章论列。孙抃最后，乞解宪职补外，以避执中朋党中伤之祸，于是得请。始，御史以执中杀婢事，欲击去之，上未听，而谏官初无论列者。御史并以为言，而赵抃攻范镇尤力，台官皆助之。镇累奏乞与御史辩，不报。及御史入对，又言执中私其女子，伤化不道。执中既罢，不以谕镇，镇复言：『朝廷制御史以防谗慝，非使为谗慝也。审如御史言，则执中可诛；如其不然，亦当诛御史！』并缴前五奏，乞宣示执政相与廷辩之，不报。镇于是与赵抃有隙。
嘉祐元年八月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阁、同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镇固辞不受。甲子，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去年春夏间累次弹奏宰臣陈执中，乞正其罪而罢免之。是时范镇不顾公议，一向阴为论列，营救执中，上惑圣德。臣寻与御史范师道抨镇阿党之状。今朝廷除镇知杂事，臣见居台职风宪之地，趋向各异，难为同处。伏望特赐指挥，除臣江浙一州军合人差遣，且以避镇，亦臣之私便也。』范镇言：『臣窃闻赵抃因除臣知杂御史，言与臣论陈执中事不同，乞淮甸一小郡者。初，臣自河北送伴还，陛下谕臣：「御史言卿中路有文字救雪陈执中，不知卿初无文字。」臣奏：「有无文字，惟陛下可知。臣在外亦闻此说，未以为信。今陛下既宣谕臣，容臣却与御史理辨。」自后两奏，仍乞榜朝堂。不蒙施行。及陈执中罢去，陛下谕臣：「御史言执中与其女子奸通。」臣奏：「执中身为宰相，有此大恶，固当斩于朝廷，以令天下，岂可复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无此，为御史所诬，亦乞斩御史，以令天下，无使谗言公然得行。」自后三奏，乞穷究，仍乞札付御史，亦不蒙施行。窃虑臣前后五奏留中，赵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结，毁臣不已。伏乞检会前奏并今状降付中书，明辨施行，仍札赵抃，免致小人阴相架扇，以中伤臣。所有臣乞免知杂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烦圣德，然赵抃为御史，而持论如此乖缪，深不觉悟，反以为能。臣若不乞明辨，窃恐坏国伤化，事体不细也。』

校勘记
[1]丁酉 原本作「丁丑」，据《长编》卷一七一改。
[2]恶弱 原本『弱』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一补。
[3]侍御史 原本脱『史』字，据《长编》卷一七六补。
[4]在家 原本作『杜家』，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5]王逵 原本作「王远气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6]训督 原本『督』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六补。
[7]迎儿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七七补。
[8]有疮痕 原本作『有痕』，据《长编》卷一七七补『疮』字。按：此字疑当作『创』。
[9]嘉庆院 原本『嘉庆』二字为二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七补。
[10]大议 原本作『大法』，据《长编》卷一七九改。
[11]圣意 原本『意』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九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
仁宗皇帝

张昪等劾刘沆
　　嘉祐元年九月癸卯，侍御史范师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赵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刘沆进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满三岁者与知州。而抃等又尝乞避范镇，各请补外（见《赵抃言陈执中》）。沆遽引格出之。师道及抃盖尝攻沆之短，中丞张昪等言沆挟私出御史，请留抃及师道，不报。
　　十二月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刘沆罢为工部尚书[1]、观文殿大学士、知应天府。范
师道、赵抃既出，御史中丞张昪言：『天子耳目之官，进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愿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请与其属俱出。吴中复指沆治温成丧，天下谓之『刘弯』，俗谓鬻棺者为『弯』，则沆素行可知。沆亦极诋台官朋党。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罢枢密使，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将相，削陛下爪牙，殆将有不测之谋。』而昪等益论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胜，乃自请以本官兼直学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寻诏沆遇大朝会，缀中书班，出入视其仪物。

唐介等劾陈旭
嘉祐六年四月庚辰，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陈旭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三司使、给事中包拯为枢密副使，礼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谏赵抃知庆州，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吕诲知江州。旭始除枢密副使，或言旭因结宦者史志聪、王世宁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论列，且言：『旭顷为谏官，因张彦方事阿附贵戚，已不为清议所与。及知开封府，尝贱市富民马纳外弟甄昂于府舍，恣行请托。』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职，弹斥内臣，其桀黠用事如杨怀敏、何诚用、武继隆、刘恢辈，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污臣，志聪臣不识面；世宁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绝往来。若尝荐臣，陛下必记其语。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罢。上以手诏召出之，介等复閤门待罪，顷之复出，如是者数四。上顾谓辅臣曰：『凡除拜二府，朕岂容内臣预议耶?』而介等言不已，故而罢之。

梁坚等劾滕宗谅
　　庆历三年九月丁亥，徙知庆州滕宗谅权知凤翔府。时郑戬发宗谅前在泾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而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诏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谅坐是徙。郑戬先与知渭州张亢议不合，徙亢并代州副都部署。戬寻发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监察御使梁坚亦劾奏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戊子，命宣抚副使田况权知庆州。范仲淹言：『臣昨日面奏滕宗谅事，当天威震怒之际，臣言不能尽。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虚实，皆不敢向前，惟臣知从初子细，又只独自陈说，显涉党庇。宗谅虽已行勘鞫，必能辨明虚实。然有未达之情，须至上烦圣德。今具画一如后：一、梁坚元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只是一百二十里。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其时又水冰寒苦，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出应军马四头项万五千余人，酒食紫薪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设军兵，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一、梁坚奏宗谅在邠州声乐数日，乐人弟子得银揲子二三十片者。臣与韩琦到邠州筵会一日，其时众官射弓，各将射中揲子，散与过弓箭军人及妓乐，即非宗谅。又云士卒嗟怨，况边上筵会，是常当直军人更番祗侯，因何得其日便有嗟怨?一、梁坚奏称宗谅到任后，使过钱十六万贯，其间数万贯不明。今来中使体量，却称只是使过三千贯，入公用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贯之内，岂可以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臣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今来宗谅所用钱数物料，必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将充公用。一、环庆一路四州共二十六寨，将佐数十人，兵马五万。自宗谅勾当，已及八九个月，并无旷阙，边将、军民亦无词讼，处置番部军马公事又无不了。若不才之人，岂能当此一路?一边上主师，若不仗朝廷威势，何以弹压将佐军民，使人出死力，御捍强敌?宗谅是都部署、经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一、防秋是时，主师未有显过，而夺其事任，将令下狱，若遇贼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处置此路?今差王元权领，况王元在河东沮怯，已曾责降，今且在边上备员，岂可便当一路委寄?恐更误事。一、宗谅旧日疏散，又好荣进[2]，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一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臣目击非虚，而未蒙朝廷听纳。臣若是狂妄之人，不当用在两府。既有目睹之事，岂可危人自安，误陛下当行赏罚?当西北未宁，见搜求稍可边上任用之人，即加奖擢，岂宜逐旋破坏，使边臣忧惕不敢作事?虽国家威令不可不行，须候见得实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止在任勾当，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干连人，并将已取到庆州钱帛、文帐磨勘，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即勾宗谅勘鞫。如无乖违大过，又无欺隐入己，即差人取问，分析缘由，入急递闻奏，别取进止。所有张亢，亦奉圣旨，令便勘鞫。臣体量得张亢不能重谨，为事卒易，昨在渭州，亦无大段过犯。乞委范宗杰一就勘鞫干连人，依勘滕宗谅事行遣闻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台谏官，候勘得滕宗谅、张亢却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仰台谏便更弹劾，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臣所以极言者，盖陛下委寄边任，使一向外御，而无内忧之祸，则边上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体，有误大事。』
　　十月，谏官欧阳修言：『臣昨风闻张子奭未有归期，贼昊又别遣人来，必恐子奭被贼拘留。西人之来，其意未测，边鄙之事，不可不忧，正是要籍将师效力之秋。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纽械，所行拷掠[3]，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边上军民将吏见其如此张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不肯用心。朝廷本台谏官上言滕宗谅用钱过多，未明虚实，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动人心，若不早止绝，则恐元昊因此边上动摇，将臣忧恐解体之际，突出兵马，谁肯为朝廷用命向前?臣忝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采访，三五日来，都下喧传边将不安之事。亦闻田况在庆州，目见滕宗谅别无大段罪过，并燕度生事张皇，累具奏状，并不蒙朝廷报答。又遍作书告在朝大臣，意欲传达于圣听。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进呈况书。臣伏虑陛下但知宗谅用钱之过，不知边将惊嗟骚动之事。只如臣初闻滕宗谅事发之时，独有论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坚执前奏，一向遂非，则惟愿勘得宗谅罪深，方表臣前来所言者是，然臣终不敢如此用心，宁可因前来不合妄言得罪于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误事于国。臣窃思朝廷于宗谅必无爱憎，但闻其有罪，则不可不问。若果无大过，则必不须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过当张皇，骚动边鄙。其滕宗谅，伏望速令结绝，仍特降诏旨，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从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次奏状交与大臣等书，伏望圣慈尽取详览。』修又言：『臣风闻边臣张亢近为使过公使钱，见在陕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连人甚众。亦闻狄青曾随张亢入界，见已勾追照对。臣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非故意偷谩，不过失于检点，致误侵使而已。方今议和之使正在贼中，苟一言不合，则忿兵为患，必至侵边。谨备边防，正籍勇将。况如青者无三两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钱，于此要人之际，自将青等为贼拘囚，使贼闻之，以为得计。伏望特降指挥：元勘官只将张亢一宗事节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纵有干连，仍乞特与免勘。臣于边臣本无干涉，岂有爱憎?但虑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顾边上事机，将国家难得之人而判推鞫，一旦乏人误事，则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赐宽信。大臣知无功之将犯法必行，要籍之人以能赎过，人人自励，将见成功。』
张亢以明年正月，不俟狱上，夺引进使，降本路钤辖。青讫无行遣。
　　四年正月辛未，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侍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如故。引进使、并代副都部署张亢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宗谅及亢皆置狱邠州，狱未具，而有是命，从参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辨宗谅、张亢等非有大过，乞免下狱。及是又言：『今燕度勘到滕宗谅庆门一界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其毁却泾州前任公用，磨勘到干连人，只称有送官员等钱物，亦不显入己，又是元弹奏状外事件。所有张亢借公用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银，却留钱物准还，皆无欺隐之情。其余罪状，多未摭实。其干连人党，盛寒之月，久在禁系，皆是非辜。』又曰：『臣欲乞圣慈据燕度奏到事节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赍去取问滕宗谅、张亢，如实是已犯，便仰承认，当议量情亲断。如别有缘由，亦具分析闻奏，侯到见得别无枉抑，便可取旨断遣。如有异同，即乞朝廷别选官勘鞫，免致冤滞。其干连人，且乞指挥放出，知在臣则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状，伏乞圣慈先次贬黜，免令臣包羞于朝，受人指笑。倘圣慈念臣不避艰辛，尚留驱使，即于河东、河北、陕西乞补一郡，臣得经画边事，一一奏论。或补三辅近州，臣得为朝廷建置府兵，作诸郡之式，以辅安京师。臣之此请出于至诚，愿陛下不夺不疑。』
　　二月辛丑，权御史中丞王拱辰言：『赏罚者，朝廷所以令天下也。若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正削一官，皆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张亢本列武臣，不知朝廷大意，不欲以督过之，臣不复言。宗谅则不然，事既发，乃将所支文历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朝廷，非亢之比。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求戒妄言。』监察御史里行李京又言：『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虢州。近兴元府西县又奏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两，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宗谅职在近侍，而乱法太甚，仍虑昨来推劾状中，犹未及贩茶之事。宜夺天章阁待制，以惩贪墨之人。』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也。己酉，宣拱辰赴台。始，梁坚劾宗谅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及遣中使检视，乃宗谅始至泾州日，以故事考赍绪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悉焚其籍，以灭姓名。然宗谅所费才三千缗，坚并诸军月给言之，故云十六万贯。参知政事范仲淹力辨之，会坚死，台官执坚奏劾宗谅不已，致宗谅再黜，然终赖仲淹之力，不夺职也。
　　七月己卯，复四方馆使、果州团练使张亢为引进使、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使。
八年七月己亥，右领军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知寿州张亢为将作监、知和州，陕西转运使言亢所易库银非自入，故稍复迁之。

庞籍梁适言狄青拜枢密事
　　皇祐五年五月乙巳，枢密使、户部侍郎高若讷罢为尚书左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同群牧制置使、枢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护国节度使狄青为枢密使。青既平岭南，上欲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臣庞籍曰：『昔太祖时，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4]，方数千里，兵不血刃，不过迁官、加爵邑、赐金帛，不用为枢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与，曰：「今西有汾、晋，北有幽、蓟，汝为使相，那肯复为朕死战耶?」赐钱二十万贯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轻金帛如粪土，此陛下所当法也。青奉陛下威灵，殄戮凶丑，克称圣心，诚可褒赏。然方于延钊与彬之功，不逮远矣。若遂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则青名位极矣。寇盗之警，不可前知，万一它日青更立大功，欲何官赏?且枢密使高若讷无过，若何罢之?不若且与移镇，加检校官，多赐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上曰：『向者谏官、御史言若讷举胡恢书石经，恢狂险无行。又言若讷前导者殴人致死，何谓无过?』籍曰：『今之庶僚举选人充京官，未迁官者犹不坐，况若讷大臣，举恢以本官书石经，未尝有所迁也，奈何以此解其枢务哉?若讷居马上，前导去之里余，不幸殴人致死，若讷寻执之，以付开封府正其法，若讷何罪哉?且谏官、御史上言之时，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举以为罪，无乃不可乎?』参知政事梁适曰：『王则止据贝州一城，文彦博攻而拔之，还为宰相。侬智高扰广南西路，青讨而平之，为枢密使，何足为过乎?』籍曰：『贝州之赏，当时论者已嫌其太厚。然彦博为参知政事，若宰相有阙次补，亦当为之，况有功乎?又国朝文人为宰相，出入无常；武臣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也。且臣不欲使青为枢密使者，非徒为国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再青起于行伍，骤擢为枢密副使，中外咸以此为国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召众言也。』籍争之累日，乃从。上曰：『然则更与其诸子官，何如?』籍曰：『昔卫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无伤也。』上既从籍言，后数日，两府奏事，上顾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可谓深远矣。』是时适意以若讷为枢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阙，若讷当次补。青武臣，虽为枢密，不妨己途，辙故于上前争之。既不得，退甚不怿，乃密为奏，言狄青功大赏薄，无以劝后人；又密使人以上前之语告青；又密使人语入内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讼其功；及言青与孙沔褒赏太薄，适许为外助。上既日月闻之，不能无信，于是两府进对，上忽谓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今以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副，石全斌先给观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观察使，高若讷迁一官，加近上学士，置之经筵，召张尧佐归宣徽院。』声色俱厉。籍错愕对曰：『容臣等退中书商议。』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閤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籍乃与同列议于殿门閤内，具奏皆如圣旨。复入对，上容色乃和。故事，枢密使罢，必学士院降旨。及罢若讷，止命舍人草词，后遂为例。
《若讷传》云：凡內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节度使，固执为不可。若讷畏惕少过，而前驱殴路人[5]，辄至死。御史奏弹之。会狄青破侬智高还，帝欲用为枢密使，遂罢覆奏内降。恐若讷未必能尔[6]，当考。
闰七月壬申，户部侍郎、平章事庞籍以本官知郓州，给事中、参知政事梁适为礼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欧阳修吕景初刘敞论狄青可疑事
　　嘉祐元年六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曰：『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议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说甚详，具述青未是奇材，但于今世将帅中稍可称尔。虽其心不为恶，而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以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益缘军中士卒及闾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间，未有不以此事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数诣中书白执政，请出青。文彦博以青忠谨有素，外言皆小人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虽忠，如众心何?盖为小人无识，则或以致变。大臣宜为朝廷虑，毋牵闾里恩也。』
　　八月癸亥，枢密使、护国节度使狄青罢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陈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知制诰刘敞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未听。敞出知扬州，又极言：『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并谓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复平，大忧去矣，而大疑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应对唯唯。敞既至官拜表，又遍遗公卿书曰：『汲黯之忠，不难于淮阳，而眷眷于李息。』朝廷皆知为青发也。及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孰状出青判陈州。自皇祐未有日食之变，敞尝献《救日论》三篇，备言所以防奸御变之术。青见而恶之，谓所亲曰：『刘舍人以此洗涤青邪?』敞初建言，或以为过，至是乃服。
　　此据刘敞行状。邠又云：敞出知扬州，见上，请出青于外。上曰：『可谕中书[7]。』按：仁宗自正月得疾，至七月乃见群臣，邠所云必误，盖上疏论列尔。今略加删修，庶不失事实。
二年三月庚子，陈州言护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发哀苑中，赠中书令，谥武襄。

校勘记
[1]工部尚书 原本作『工部侍郎』，据《长编》卷一八四、《宋史》卷二八五《刘沆传》改。
[2]又好 原本作『及好』，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3]拷掠 原本作『考掠』，据《长编》卷一四四改。
[4]湖南 原本作『河南』，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5]殴路人 原本作『欧路人』，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6]能尔 原本作『能再』，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7]可谕 原本作『可谓』，据《长编》卷一八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仁宗皇帝

减浮费
　　天圣元年正月。自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生未甚蓄，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寇敌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寇敌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权三司使李谘尝奏事两宫，言：『天下赋调有常，今西、北寝兵二十年，而边馈如故，它用浸广，戍兵虽未可减，其末作浮费非本务者，宜一切裁损，以宽敛厚下。』盐铁判官俞献卿亦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数倍矣。人皆谓稻苗未立而私籴，桑叶未吐而私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益高，民力积困也。陛下试以景德中西戎内附、北边通好最盛之时，一岁之用，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财用之赢缩、力役之寡多、释道之增减较之，可知其利害也。况自天禧已来，日侈一日，又甚于前矣。夫巵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内。陛下宜知其有损于彼，无益于此，与公卿大臣朝夕图议而救正之。』上纳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
　　二月。初，自祥符天书既降，建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及真宗诞节、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内外为斋醮，京城之内，一夕数处。帝即位并太后诞节亦如之，靡费甚众。至是或以为言，而宰相冯拯奏：『海内久安，用度宜有节。』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1]』会寝疾，不果行，即诏礼仪院裁定。礼仪院请帝及太后诞节、本命宜如旧，它节命八宫观迭醮。旧一岁醮四十九，请损为二十；大醮三千四百分[2]，请损为五百，斋官第给汤茗。诏增醮分为千二百，余悉可。既而拯又请：『天庆等、应天、河南、大名、河中、凤翔、江陵、兴元、江宁、兖、并、亳、舒、洪、杭、潭、福、益、梓、夔、广、桂二十一州醮如旧，青、徐、曹、郓、密、陈、许、孟、滑、襄、邓、真定、澶、邢、相、沧、贝、定、潞、晋、代、京兆、陕、同、华、邠、泾、鄜、延、耀、庆、成、扬、庐、寿、宿、真[3]、宣、虔、苏、婺、明、越、泉、建、彭、绵、汉、邛、蜀、嘉、眉、遂[4]、利、阆、连、贺、潮、韶、惠、邕、容、宜六十四州府醮用香灯、花果、山泉、药苗，余十州悉罢。』诏亦可之。
　　三月甲申，诏：『自今宣传营造屋宇，并先下三司计度杂用功料，然后给以官物[5]。』时上与皇太后宣谕辅臣曰：『比来诸处营造，内侍省直传宣，不由三司，而广有支费。且闻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宜检约之。』乃降是诏。减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清卫卒以分配诸军，其工匠送八作司。兖州景灵宫、太极观清卫准此。旧殿直以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罢给。三司减省所言：『在京四宫观岁人钱帛贯匹六万七千二百有余，皆本处使臣专其出纳，恐有侵弊。』乙酉，以权户部判官王鬷、閤门祗侯刘怀德同主其事。
　　四月辛丑，罢礼仪院，从枢密副使张士逊之请也[6]（见《礼仪院废置》）。
　　庆历二年四月戊寅，命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同议裁减浮费。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见西事已来，应副边备，天下被其劳，凡百赋率，至增数倍。当时朝旨盖为用兵之际权宜应急，岂可承以为常?今边防虽已渐宁，而缘边守戍，未能彻备，四方添置，兵数亦甚多，向之所增赋敛，卒难复旧，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绥怀二边者，正谓宽财用、舒民力，以厚为之备。今乘边事之闲，岂可优游，虚度岁月，不切讲求经久之计?若遂恬然惮于有为，臣恐民力日困，财用日匮，难以善于后矣。今内自三司，外至发运、转运使，凡掌财利之官，簿书期会，犹不暇给，岂暇为国家生民远虑哉?臣欲乞于两省已上，选差才略之士三两员，就三司与使、副据国用岁计之数，量入为出，平货物之轻重，通天下之有无，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节，先到中书、枢密院开陈商量，必久远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细碎之事，无大损益，徒成烦扰，不须施行。所冀助财用，纾民力，当今之切务也。』
　　《实录》云：初，昌朝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并言：自陕西用兵，边费不足。请按景德以来用度之数，约以祖宗旧制。其不急者，一切减栽之。故有是命。按：昌期建议在宝元二年五月，时命张若谷、任中师、韩琦定夺，与此时不同，《实录》并为一年，误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天子复诏內侍，以先帝时及天圣初籍较近岁禁中用度增损，外则命中丞贾昌朝、谏官田况、张方平、入內都知张永和同三司议冗费，按取天圣用度，校近岁增损，实张方平建议。若景德，则昌朝前所建议也。《朔记》亦云：三司使姚仲孙言：陕西屯军甚众，乞依景德年来用度规度外，余悉罢。与《实录》大同，与《食货志》小异，今悉不取。方平疏附见，所以命昌期等者，必囚方平奏也。要见后来裁减数目，熙宁初，司马光《辞免裁减国用札子》云：『欲知庆历二年裁制度，比见今支费不同数目，只下三司供析闻奏，立可尽见。当考求之。』
　　戊子，诏：『近令三司减损诸费，其文武官及诸班、诸军料钱、月粮、衣赐、给赏、特支，并听如故。』
　　五月。先是，张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为岁深远，而国用不赡，民力益困。今聚师境上，调费浸广，倚于经人则财不给，加以横赋则人不堪。救兹交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节而已。臣窃惟陛下躬勤节用，克自抑畏，凡诸服御，殊为菲薄，而兹中外之论，皆言用度太过，臣窃疑之。盖宫闱嬖昵、左右近习，假为恣横，敢为欺诬，仰恃仁慈，缘为奸弊。且禁中呼索，辄称圣旨，有司应奉，皆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详，而私议累乎盛德，国家帑藏之困，乃臣下侵牟之蠹也。伏愿陛下上念宗社之计，下以生民为心，彼妇人宦者，何烦过于姑息?超然远虑，断自天心，试取先帝之世及陛下临御以来天圣之初官司帐籍，如内东门之类，比较近年支费金帛，则知增损丰俭之数。以一言裁减之恩，而为万方广富之本。』壬子，内降诏书，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祀所赐之半，著为式。又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亦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边事宁日听旨。于是皇后、嫔御各上俸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以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荊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以半给之。乙丑，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上语辅臣曰：『此《周官》所语「供王之好用」者。朕宫中无所废，其斥以助县官。』
六月，三司减省所言：『自今两府管军臣僚、节度使、宗室及郡县主、两省都知押班母、妻依旧赐冠帔，其两府臣僚无母、妻，赐长女或长子妇，余并罢之。』初，详定减省所议罢天下职田及公使钱，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李昭遘以为不可。权三司使姚仲孙恶其异己，且诘昭遘所以兴利之术，而昭遘争辨不已，故罢其盐铁判官，寻为三门白波发运使。因入奏事，上谓曰：『前所论罢职田事，卿言是也。』三司减省所言：『比来医官多侥幸求实俸，至有尚药奏御，而其人多于医官副使者。请自今并依例折支。』从之。丙申，贾昌朝等言：『今详定减省事毕，自后或有臣僚于所减省中复有陈乞，望令两府及三司执奏。』从之。己亥，三司减省所言：『郊祠所赐，自中官已下减半，则公卿近臣当以次减。旧赐银、绢三千者损一千，一千损三百，三百损百二十。皆著为式。』

按察官吏
　　庆历三年五月。先是，谏官欧阳修既受命，首建议：『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审官、三班、吏部等处[7]，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诸路转运使等，除有赃吏自败者临时举行外，亦别无察按官吏之术，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耒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宫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请令进奏官各录一州官吏姓名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勤干、明著实效；老病不才、显有不治之迹，皆以朱书于名下；其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至旷败者，以墨书之。又有虽是常材，能专长于事，亦以朱书别之。使还具奏，则朝廷可以坐见官吏贤愚善恶，不遗一人，然后别议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岁之间，可望致治。只劳朝廷精选二十许人充使，别无难行之事。』然朝廷重于特选使，未即行也。参知政事贾昌朝先为御史中丞，尝言：『转运使，朝廷责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名未正。』于是参取修议，诏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按察使、副，令将辖下州府军监、县镇官吏姓名置簿亲掌，录其功过，若绩效明著及显有不治者逐旋以闻外，其稍著廉勤及仅免败阙者，即每至年终，攒写附递以闻。并须尽公摭实，如能称职，别加进用；倘务因循，亦严行黜降。提点刑狱虽不带此使名，并准此。
兼按察使，《会要》在三月二十七日。
　　欧阳修复上言：『转运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约束，则于常行之制颇为得宜。必欲救弊于时，则未尽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盖欲朝廷精选强明之士。窃闻朝廷以所选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其间昏老病患者有之，贪赃失职者有之。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劾人?其间纵有材能之吏，又以斡运财赋，有米盐之繁；供给军须，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郡，专心察视，则稽迟卤莽，不得无之。故臣谓转运使兼按察使，不才者既不能举职，又不暇尽心，徒见空文，恐无实效。在于事体，不若专遣使人。伏自兴兵累年，天下困弊，饥荒疲瘵既无力以拯救，调敛科率又无由而减省，徒有爱民之意，绝无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贪暴，选用良吏，各使抚绥，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为人之利，何惮选使之劳?况自近年累遣安抚，岂于今日，顿以为难?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难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后安抚，于侍从臣僚、台官馆职中选差十数处人，小处路分兼察两路。其侍从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行采访，用臣前来起请事件施行。其转运兼按察使，若能精选其人，亦乞著为今后常行之制。臣伏思从来臣僚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责实效，改更虽数，号令虽烦，上下因循，了无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时，则须在力行，方能济务。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务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二一分，以塞言责而已。伏望留意详择。』不报。
　　十月丙午，盐铁副使、工部郎中张昷之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知谏院王素为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盐铁判官、兵部员外郎沈邈为直史馆、京东转运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伯、观察使、采访使，统领诸侯、守、宰以分理。外内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转运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观察、采访使之职也；知州、知县，古之诸侯、守、宰之任也。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则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讼狱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告诉，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奸雄起而收揽之，则天下必将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请诏两府通选转运使，如不足，许权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州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通判人，既已得，即委逐州自择知县、县令，不任事者奏罢之，令权擢幕职。如是行之，必举皆得人。凡权入者，必俟政绩有闻，一二年方真授之。虽已精择，尚恐有不称职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称职而后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复数易。其异政，宜就与升擢之[8]。若然，官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朝廷惟总其大纲而振举之可也。』上既纳其言，于是昷之等首被兹选。
　　四年二月壬寅[9]，谏官欧阳修言：『去年五月诏敕节文[10]，诸路转运并兼按察使，或贪残老昧、委是不治者，逐旋具状闻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贪残、刑狱枉滥、民庶无告，朝廷访察得知，并当勘罪，严行黜降。近贼张海等人金州，劫军资甲仗军，盖知州王茂先老昧，所以放贼人城。及张海等到邓州，顺阳令李正己用鼓乐迎贼人县饮宴，留贼宿县，任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老昧。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昪自五月受朝廷诏书，半年内并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并显然容庇，不早移换。及光化军韩纲在任残酷[11]，致兵士作乱，亦不能早行觉察。其陈洎、张昪自合依元降诏敕，重行降黜。中书又不举行，使国家号令并作空文，天下祸乱，遗忧君父，盖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若明降诏敕，显有违者，并不举行，则今后朝廷号令，徒烦虚出。伏望出于圣断，以警后来。』洎寻自河东转运使降知怀州，昪改知邓州。
按：陈洎以二年三月为京西漕，五年八月改淮南漕。据《御史台记》，洎改淮南漕未行，又改河东，寻坐为京西漕不察光化缪政，黜知怀州。范仲淹宣抚河东，复起为京东漕。张昪以三年五月为京西漕，后录张海掠所部，改知邓州。昪辞亲老且病，言者以为避事。范仲淹时在朝，言昪非避事者，乃许侍养，寻以忧去。洎降知怀州，昪知邓州，必俱缘修劾章也。但《实录》不书，昪传乃不详，不知是何月日，今附见，俟考。
　　四月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阳，并两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居半岁，召入修起居注。
　　七月丙戌，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及知县、县令[12]，有治状者以名闻，议进擢之。或不如所举，令御史台劾奏，并坐上书不实之罪。从范仲淹奏请也。先是，仲淹言：『以灾异屡见，请行四事：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视吏官，老耄者罢之，贪浊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缪吏而纠慢政也。至于激劝善政之术，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进，或矫饰廉节而争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务为暴敛、求尽公之称者，专用深文，政尚虚声，人受实害，资产竭于科率，举动触于刑宪，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汉以救秦之弊而兴。臣请诏诸路按察官除常程纠察举荐外，于辖下知州、知县、令中别选洁己爱民、显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实事状举三两人，特与改官再任。或陛陟委用如此，则天下官吏知陛下忧赤子之心，各务爱民求理，不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举不实，仰御史台弹纠，当议重行贬黜。今别进呈唐时选刺史、县令条目，别乞约束施行。』
八月乙卯[13]，上谓辅臣曰：『如闻诸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湜言：『转运使捃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骋其材。宜稍宽假，恬不为改，乃加绳治。』
此据《湜传》。按：湜三年六月为察官，四年十月迁殿院，后恐非也。因诏书约束转运使附见此。
　　包拯言：『诸路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并提点刑狱等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兼审刑院、大理寺奏案倍于往年，况无大断罪名，并是捃摭微累，不辨虚实，一例奏论，此盖苟图振举之名，以希进用之速耳。遂使天下官吏各怀危惧，其廉谨自守则以为不才，酷虐非法者则以力干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无所告诉，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之事，或智虑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悯，虽欲改过，其路亡由，岂不痛惜哉?』又言：『天下茶盐酒税，逐处长吏曲徇转运使之意，以求课额羡溢，编民则例遭配买，商旅则倍行诛剥，为国敛怨，莫甚于此。且朝廷设按察、提刑之职，盖欲去贪残之吏，抚疲瘵之俗。今乃惟务苛细，人不聊生，窃恐非国家之福也。比幸属郊禋盛礼，大霈庆泽，欲乞于赦书内特行约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故犯，咸许自新。苟其不悛，必置于法。庶使悔过之人，免为终身之累。其诸处茶盐税，亦乞除元额外，不得擅增课利，搔扰人户。应系自来诸般调率，且乞权罢，以安海内生灵之心。伏望圣慈少赐省察。』朝廷既降敕约束诸路按察使，备载台官所上之言。欧阳修奏曰：『台官意谓按察使等所上之奏多不实，或因迎送文移之间有所阙失，挟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轻信其说。臣每闻降此约束，日夕忧嗟，窃思国家方此多事难了之时，正当责人展效之际，奖之犹恐不竭力，疑之谁肯尽其心?昨大选诸路按察之初，两府聚厅数日，尽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为一时之极选。凡被选之人，亦各负才业，久无人知，常患无所施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争奋所长，不惟欲报朝廷，宁不更希进用?岂可顿为欺罔，便狥思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台官所说，则是两府聚厅数日，选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约束?窃以任人之术，自古所难，能力主张，犹或有沮者，何况过生疑虑，使其各自心阑?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难能，或大臣荐引之人，或权势侥幸之子。彼按察使，下当怨怒、上迕权势而不敢避者，只赖朝廷主张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则未能与行，沮坏者一言则便加轻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为州县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坚，故谤毁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诸路按察，今虽未有大效，而老耄昏昧之人闻风知惧，近日致仕者渐多。州县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圣慈，令两府召台府上言者至中书，问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挟私怒，苟有迹状，乞下所司辨明。若实无人，乃是妄说。其近降札子乞赐抽还，不使四方见朝廷自沮按察之权，而为贪赃老缪之吏所快。』
　　五年三月甲申，诏诸路转运、提点刑狱司自今按察官吏，毋得差官体量，以致生事（考当时献议者）。
十月辛酉，祔三后神主于太庙，大赦天下。诏曰：[14]『诸路转运使昨带按察之名，比闻过为烦苛，吏不安职，至有晓谕州县，俾互相告谕，有伤化风，无益事体，其并罢之。』时执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

校勘记
[1]先帝 原本脱『帝』字，据《长编》卷一○○补。
[2]三千 《长编》卷一○○作『二千』。
[3]真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补。
[4]遂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补。
[5]官物 原本脱『官』字，据《长编》卷一○○补。
[6]枢密副使 原本作『枢密使』，据《长编》卷一○○补。《宋史·宰辅表》一：士逊天禧五年正月丁酉自枢密直学士升枢密副使，至天圣六年三月壬子，由枢密直学士升枢密副使，至天圣六年三月壬子，由枢密副使加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未曾任枢密使。
[7]吏部 原本作『二部』，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8]升擢 原本作『陆擢』，据《长编》卷一四四改。
[9]壬寅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10]节文 此二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11]光化军 原本作『广化军』，据《长编》卷一四六、《宋史·地理志》一改。
[12]提点刑狱 原本作『提典刑狱』，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13]八月 原本作『九月』，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14]诏曰 原本无此二字，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仁宗皇帝

明黜陟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富弼等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虞书》「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无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故人人自厉，以求绩效。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在京百司，金谷浩瀚，权势子弟，长为占据，有虚食廪禄、待阙一二年者，暨临事局，挟以势力，岂肯恪恭其职?使祖宗根本之地纲纪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员阙，则争夺者数人。其外任京朝官，则有私居待阙，动逾岁时，往往到职之初，便该磨勘，一无勤效，例蒙迁改，此则人人因循，不复奋厉之由也。臣请特降诏书，今后两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秩。其理状循常而出者，只守本官，不得更带美职。应京朝官台省、馆阁职任及在审刑、大理寺、开封府及本府两赤县、国子监、诸王府，并因保举及选差监在京重难库务者，并须在任三周年，即与磨勘。若因陈乞，并于中书审官院，愿在京差遣者，与保举选差不同，并须勾当通计，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则权势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艰难，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树立，可以进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当者，且依旧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当却求外任者，并听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职勾当及三年者，与磨勘。内前任勾当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陈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外朝官在京朝请月日，并令通计。其远官近地、劳逸不同，并在假待阙，及公程外住滞，或因公事非时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别行定夺闻奏。如任内有私罪徒已上者，至该磨勘日，具情理轻重，别取进止。其庶僚中有高才异行，多所荐论，或异略嘉谋为上信纳者，自有特恩进改，非磨勘之可滞也。又外任善政著闻、有补风化；或累讼之狱，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无翻讼；或劝课农桑，大获美利；或京城库务，能革大弊，惜费钜万者，仰本辖保明闻奏，下尚书省集议，为众所许，则列状上闻，并与改官，不隔磨勘。或有异同，各以所执取旨，出于圣断。仍请诏下审官院、流内铨、尚书考功，应京朝官选人逐任得替，明具较定考绩，结罪闻奏。内有事状猥滥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别取进止。已上磨勘考绩条件该说不尽者，有司比类上闻。如此，则因循者拘考绩之限，特达者加不次之赏，然后天下公家之利必兴，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纲纪之坏必葺。人人自劝，天下兴治，则前王之业、祖宗之权，复振于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枢密院比附文资定夺以闻。』
　　十月王戌，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能哲而惠，克明俊德，然犹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宰之职，岁受官府之会，以诏王废置。三载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故考课之法旧矣。祥符之际，治致升平，凡下诏条，主于宽大。考课则有限年之制，人官则有循资之格。及比事边，因循多故，数披官簿，审阅朝行，思得应务之才，知亏素养之道。然非褒沮善恶则不激厉，非甄别流品则不愤发，特颁程式，以懋官成。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毋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赃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数奏听旨。若磨勘三年，赃私罪杖以下经取旨、徒以上再经，取其能自新、无私犯而有最课，及有举者，皆第迁之。自清釐物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举。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若朝官迁员外郎，须三年无私罪，而有监司若清望官五人为保，引乃磨勘，迁郎中、少卿监亦如之。举者数不足增二年。迁大卿监、谏议大夫弗为常例，悉听旨。』又定制：监物务人亲民，次升通判，通判升知州，皆用举者，数不足毋辄关升。
　　四年二月丁未，诏审官自今磨勘，转运使[1]、提点刑狱朝臣更不限举主人数，只举在任劳绩取旨。范仲淹等以天下力己任，谋致太平，然规模扩大，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等所议弗变（详见《范富以朋党见谗》）。
　　六月壬子，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五年正月乙酉，范仲淹罢政事知邠州，富弼知郓州。
　　二月辛卯，诏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叙迁。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进，其罢之。』时监察御史刘元瑜言：『近年考课之法，自朝官至员外郎、郎中、少卿监，须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许磨勘，适长奔竞，非所以养士廉耻也。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诏。
　　
抑侥幸 李柬之等议减任子附见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富弼上疏陈十事，其二曰抑侥幸：『臣闻先王赏延于世，诸侯有世子，袭国公卿，以德而任，有袭爵者，春秋讥之。及汉之公卿，有封爵而殁，立一子为后者，未闻余子皆有爵命。其次宠待大臣，赐一子官者有之，未闻每岁有自荐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过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斋郎。其大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异于庶僚，大示区别。后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假有任学士已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今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禄既广，刻剥不暇。审官院常患充塞，无阙可补。臣请特降诏书，今后两府并两省官等遇大礼[2]，许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侄骨肉，则与试衔外，每年圣节，更不得陈乞。如别有勋劳著闻中外，非时赐一子官者，系自圣恩。其转运使及边任文臣初除授后，合奏得子弟身事者，并候到任二年无遗阙，方许陈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许通计三年陈乞。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监已上，并同两省，遇大礼各奏荐子孙。其正郎、带馆职员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点刑狱已上，遇大礼合该奏荐子孙者，须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陈乞。已上有该说不尽者，委有司比类闻奏。如此，则内外朝臣各务久于其职，不为苟且之政，兼抑躁动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轻忽郡县，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边上差遣，并大礼合奏荐子弟者，乞下枢密院详定，比类闻奏。』
　　十一月丁亥，诏曰：『周大司乐掌学政，以六艺教国子，则官材盖本于世冑。而今之荫法，推恩太广，以致疏宗蒙泽，稚齿授官，未知立身之道，从政之方，而并阶仕进，非所以审政事民也。其著为令，使夫冢嗣先禄，以笃为后之体；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设考课之格，立保任之条。古不云乎：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励世磨钝。咨尔庶位，体兹意焉。宰相旧荫子为将作监丞，期亲太祝、奉礼郎，自今子、期亲悉如旧，余亲以属远近补试衔。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子为太祝、奉礼郎，期亲校书郎。今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以次补试衔。仆射、尚书子为校书郎或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今子孙并期亲尊属如旧，余属第补试衔。一二司使、翰林学士、侍读、侍讲、龙图阁、枢密直学士、丞郎子为正字，期亲寺监主簿。今子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第补试衔或斋郎。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谏议、舍人、知制诰、龙图、天章阁待制、卿、监、三司副使、知杂子为寺监主簿，期亲试衔。今惟长子听如旧，余属第补试衔或斋郎。郎中、省府推判官、馆阁职旧郊恩荐补，其常以赃抵罪复故官，至郎中及员外郎，任馆阁职，止荫子孙亲属一人，尚在谪籍者弗预。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悉于郊礼前到任，逾一年乃听荫补。凡选人，年二十五以下，遇郊，限半年赴铨试，命两制三员锁试于尚书省，糊名誊录。习辞业者，试论或诗赋，词理可采，不违程式为中格。习经业者，人专一经，兼试律十道，而通五为中格，听预选，以上经两试，九选以上经三试，至选满，有京朝官保任者三人，补远地判司簿尉，无举者补司士参军。或不赴试，亦无举者，永不预选。京朝官年二十五以上，岁首赴试于国子监，考法如选人，中格者调官。两任无私罪、有监司、知州、通判保举官三人人亲民。经三试，朝臣保举者三人，与下等釐物务。两任无私犯，监司或知州、通判保举者五人，人亲民，愿易武弁者听。其武臣，使相子为东头供奉官，期亲左侍禁，子及期亲如旧，余属自左班殿直第官之。枢密使副、宣徽、节度使子为西头供奉官，期亲左侍禁，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统军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力右侍禁，期亲右班殿直，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自三班奉职已下第官之。客省使、引进使、防御使、团练使、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阀门使，子为右班殿直，期亲三班奉职，子孙及期亲如旧，余属三班借职以下第官之。正刺史子为三班奉职，期亲借职，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属为差使殿侍。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为三班奉职，期亲借职，子孙并期亲尊属如旧，余属为下班殿侍。诸卫将军、内诸司副使、枢密院承旨，子为三班借职，尝以入己赃坐罪，迁至诸司副使、诸卫将军，止荫子若孙一人。初任川、广、福建七路恩如旧。凡三班，试弓弩于军头司，力及而射有法为中格。习书算者，三班院书家状，误才三字，算钱谷五事通三为中格。习《六韬》、孙吴书，试义十而通五为中格，兼弓弩为优，愿试策者听之，五通三为中格。或习武艺五事，驰射闲敏，通书算者，亦为优等，补边任。武艺不群、策详而理畅为异等，引见听旨，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须年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已当荫而物故者，无子孙禄仕，听再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然犹未大艾也。
　　五年二月辛卯，知制诰余靖言：『臣伏睹近降中书札子，今后臣僚奏荐子孙亲属，内长子、长孙皆不拘年甲，诸子孙须年十五以上，弟侄等并须年二十以上，方得奏荐，所奏亲属，并须在五服内者。窃以朝廷推恩延赏，比要嗣续门户。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职司，亲的子孙，尚多限以年幼，不得陈乞，而乃旁荫疏远房，从年长之人，则是舍亲而用疏，遗近而取远，殆非国家善善及子孙之意。伏况自来奏荫少年子弟，并须二十五岁以上方许出官，虽受京官，亦不破官中请受，于国家别无嫌碍。兼臣今来奏臣亲弟年已及格，不碍新条，但缘年老，臣僚不得奏其亲的而旁奏疏属，于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挥，应合奏荫亲属臣僚所奏子弟侄，特令不拘年甲，以广延赏之典。』从之。
　　三月己卯，诏：『补荫选人，自今止令吏部流内铨候该参选日，量试所习艺业注官。其庆历三年十一月条制勿行。』监察御史包拯言：『臣伏睹先降敕节文，应奏荫选人年二十五以上，过南郊大礼，限半年内，许令赴铨投状。京官每年春季赴国子监投状，并差两制官于逐处考试，内习词业者，或论或诗赋；习经业者，各专一经；试墨义等及格者，与放选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后，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笃于为学。诏书所谓非惟为国造士，是乃为臣立家，实诲人育材之本也。近闻有臣僚上言，欲议罢去，是未之熟思耳。且国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训择未精。今诏命方行，遽欲釐革，则务学者日以怠堕，一旦俾临民莅政，懵然于其间，不知治道之所出，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条制有未尽事件，欲望只令有司再加详定，依旧施行。』
六年四月壬子，权御史中丞张方平言：『臣窃闻近有恩旨，将来圣节，自大卿监以上陈乞恩泽并依旧者。庆历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间难行如国子监、尚书省等事，并已冲改，其恩例见行。今自知杂御史以上，何勤于国?岁补奏京官一员。祖宗之时，未有此事。近岁积累，侥幸为此弊法。仲淹所请，略从裁损，考之理道，已是适宜。臣近曾具天圣、景祐中及见今文武官员数进呈。据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余员。经久之图，何以处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为便。若朝廷议论惟是之从，又不可以人废言也。』
方平此奏附见：『其间难行如国子监、尚书省等并已冲改。一所冲改事当考，又不知方平此言从违如何，并此月戊午所上书，皆当考。八年三月甲寅[3]，方平答圣策，犹言『少卿监以上，每岁奏荫子弟』，则是方平此言初不从也。或方平此言在八年三月以后，更详之。
戊午，诏：『使相节度使以下，正刺史、殿前都指挥使至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带遥郡团练使已上奏荐班行恩例，自今并依旧制，余依前后条贯施行。』
此据《会要》，《实录》无之，必是改三年十一月范仲淹所定条贯，但史不详耳。余悉依前后条贯，或与是月壬子张方平言『不可以人废言』相关，当考。
　　至和二年九月辛巳，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李柬之言：『西汉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一子为郎，王吉尚谓「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使副[4]、知杂御史、少监、刺史、閤门使以上[5]，三岁任一子[6]，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三岁得任一子，文武两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数倍，遂使绮纨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孙，皆在仕宦，稚儿外姻，并沾簪笏之荣，而又三丞以上致仕者任一子。况七十致仕，古之常制。少登仕宦，晚至三丞，恩惠未见及民，功业未闻及国，至于退罢，更令任子，退一老者，进一孺子，甚非国家优贤取士之道也。此所谓任子之恩太广也。』又曰：『往年减省补荫，近臣之家靳惜厚恩，务全己欲，但于服属疏者举数事而已，使天下议论多不厌伏者，率由措事之未公也。大凡立法，自贵者始，则人无怨心。请先自嫔御、宗室及两府大臣，以至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已上，及内臣之家，一切裁减之，十年当见成效。尚循旧贯，不图改为，而欲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于是中书先请自二府、宣徽、节度使遇南郊，仍旧奏二人，而罢每岁乾元节任子，余诏两制、台谏官定以闻。
嘉祐元年四月。初，龙图阁直学士李柬之请更定选举补荫之法，知谏院范镇请见任二府，止许荫己之亲兄弟、父之亲兄弟、父之兄弟之子；正任团练使以上荫曾孙；知杂御史以上荫孙；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止荫子。其岁奏一人者，三岁一奏之。侍御史毌湜请见任二府节度使以上，再经乾元节，荫亲属一人；知杂御史、閤门使以上遇郊一奏荐，余必再经郊。科场取士，百司人流悉减半，罢内臣荫子孙及输钱粟授官。下两制议，而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今二府及使相宣徽、节度使三年荫二人，已减旧恩之半。余文武官，请一岁及三岁当任子者皆倍之，内臣毋得过二人。嫔御皇族，约此为法。罢南省特奏名、百司人流者如吏部格。』弗听减年或换武，遂敕中书、枢密院裁定，于是诏：『见任二府、使相宣徽、节度使、御史知杂，悉罢乾元节恩荫。学士以下遇郊，听荫大功亲；再遇郊荫小功亲。郎中、带职员外郎初遇郊，听荫大功亲；再遇郊荫小功亲。郎中、带职员外郎初遇郊，听荫子若孙，再遇郊荫期亲，四遇荫大功以下亲。初该荫而年六十无子，听荫期亲，皇族大功以上妻[7]（
皇族大功以上妻，《会要》作『皇亲大将军以上妻』[8]）再遇郊，亦听荫期亲。
广南东西路转运使[9]、提点刑狱奏子孙若亲兄弟一人，益、梓、秦、延、并、广知州、陕西、河东、河北、广西带一路安抚使、知州及益、梓、利、夔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听奏亲属已有官人优便地一人若子孙，仍升一资，京朝官陛一任。其员外郎、知州而理监司资序旧得荫者罢之。尝任两府，分司、致仕，遇郊奏听旨；分司大两省官以上降一等。郎中以上子孙未有官，许荫一人止。凡致仕恩，大两省以上降一等，郎中、员外郎许奏子孙若弟侄一人，毋得奏同宗无服之亲。三丞以上，止与亲属徙优便官[10]。其武臣閤门使已上至节度、观察留后、统军上将军、枢密都承旨及管军节度、观察留后、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左右厢主带遥郡团练使已上，遇郊荫大功亲，再遇郊荫小功亲。诸卫大将军、诸司使、枢密副都承旨、副承旨、诸房副都承旨以上，再遇郊，乃听荫子若孙及期亲。初该荫者，遇郊即听。或已该荫而子孙今未有官者，亦准此。自后须再遇郊始听之。诸卫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逐房副承旨，以再遇郊，乃听荫子若孙。陕西、河东、河北缘遥部署，听奏亲属有官人优便地一人，若子孙与减磨勘年。诸路钤辖，除广东西及知邕、宜州听荫子孙及期亲外，益、梓、利、夔四路，但听奏有官亲属人优便地，子孙与减磨勘年。诸司使除诸卫大将军致仕听荫子若孙一人，如无子孙，降等荫期亲，或子孙已有官愿升资者亦听。余并依累降条约。』自『其武臣閤门使已上』至『条约』，据《成都编录条贯》再增修，国史遂削去『武臣』一节，盖比类文臣即可知，然要未备也。范镇奏议，国史所取甚略，今取奏藁详注之。镇言：『臣谨按：唐制，五品以上荫孙，三品以上荫曾孙，而无荫兄弟叔侄之文。今文官自知杂御史以上，岁奏一人；自带职员外郎以上，三岁奏一人；武官自横行以上，岁奏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三岁奏一人，又无兄弟、叔侄、曾孙之品限，而旁及疏从，所以入流浸广，仕路益杂。臣欲乞见任两府，听荫兄弟、叔侄；见任学士、正团练使以上，比唐三品，得荫曾孙；知杂御史、正刺史以上，比唐五品，得荫孙；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专得荫子。兄弟、叔侄降曾孙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孙降子一等。又岁奏一人与三岁奏一人者，自有京官试衔、斋郎之别，武官亦宜如是。欲乞岁奏一人者，亦令三岁奏一人，于所待官上遽加一等或二等，以优异之。若得奉礼郎、太祝者，与大理评事、诸寺监丞之类。议者若曰：今自学士而下，舍兄弟、叔侄而专任子孙，非所以广亲爱之道。臣窃以为不然。兄弟、叔侄，于公则刑不相及，于私则财不相及，著令因官置到资产，不及兄弟、叔侄。至于朝廷爵赏则轻加之，为不可也。臣欲乞除品合得荫外[11]，朝廷必欲徇其私爱，加惠旁宗，但令奏补，无使入流，而有才艺，自随科目贡举课试，中科者自比类白身人优与推恩。其无子孙者，特听奏旁亲行人入流。如此，则下不失私亲之爱，上无冗官滥赏之弊。』镇又言：『唐制皆无荫兄弟、叔侄之文，亦无一岁、二岁、三岁之差，惟以品数为限。今诸司副使才比太子中舍，而与带职员外郎同得任子，为太优幸。欲乞诸司副使，须历路分钤辖以上差遣，方得奏补，以比员外郎带职者。国朝典章，大抵皆习唐故，以其近而可用也。惟是奏补之法未尽循用，盖国初天下新定，人未乐仕，至有敦遣富人使为官者，故于兄弟、叔侄之制，未遑暇也。今太平日久，入官者众，其于条革，非稍放唐制不可。伏乞检会臣前奏，令执政大臣一处参酌施行。』又言：『窃闻议者欲自两制以上二岁奏一人，郎官以上六岁奏一人。郎官仕官，非三十年未能至，乃是陈力之人。今既有品数，又限以年，窃恐未均，未均则下必怨，下怨则行之不久。』
　　
均公田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等上疏，其五曰均公田：『臣闻《易》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此言圣人养民之时，必先养贤，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然后可责廉隅，安职业也。本朝初，承五代乱离之后，民庶凋弊，时物至贱。暨诸国收复，郡县之官少人除补，至有经五七年不替罢者，或才罢去，便人见阙。当物价至贱之时，俸禄不辍，士人家无不自足。咸平已后，民庶渐繁，时物遂贵，人仕门多，得官者众，至有得替守选一二年，又授官待阙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复于守选、待选之日衣食不足，求人贷借，以苟朝夕，到官之后，必来见逼，至有冒法受赃，赊贷度日，或不耻贾贩，与民争利。既作负罪之人，不守名节，吏有奸赃而不敢发，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民得以侵暴，于是贫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比屋受弊，无可奈何，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虑远，复前代职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节，婚嫁以时，丧葬以礼，皆国恩也。能守节者，始可制奸赃之吏，镇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则无枉。近日屡有臣僚乞罢职田，以其有不均之谤，有侵民之害。臣谓职田本欲养贤，缘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坏其名节、不能奉法、以直为枉、以枉为直、众怨思乱而天下受弊，岂止职田之害耶?又自古常唐百官重内而轻外。唐外官月俸犹更丰足，簿尉俸钱尚二十贯。今窘于财用，未暇增复。臣请两地同议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且使英俊之流，乐于为郡、为邑之任，则百姓受赐。又将来升擢，多得曾经郡县之人，深悉民隐，亦致化之本也。』
　　十一月壬辰，诏限职田。凡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四顷。凡节镇[12]，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官三顷五十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十顷，通判六顷，判官三顷五十亩，幕职官二顷。其余军、监长吏七顷，判官、幕职官并同。防、团以下州军、凡县令万户以上六顷，五千户以上五顷，不满五千户并四顷。凡簿、尉，万户以上三顷，五千户以上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二顷，录事参军比本判官，曹官比倚郭簿尉。发运制置转运副使、武臣总管比节镇长吏，发运制置判官、武臣钤辖比防、田州长吏，诸路转运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安抚都监、路分都监比节镇通判，大藩府判官、黄汴河、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比节镇判官，节镇以下至军监、诸路走马承受并寨主、都同巡检、提举捉贼、提点马监、都大巡河不得过节镇判官，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不得过幕职官，巡辖马递铺、监堰并县镇监当不得过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职田抵罪，比前日稍希阔焉。其明年，谏官余靖言：『伏观去冬十一月敕，颁定天下职田顷亩数目，令三司指挥。无职田处及有职田而顷亩少处，并元标得山石积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内，检括官荒田并户绝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拨添换，以庆历四年为始。斯盖陛下所以劝群臣养廉吏之大惠也。然朝廷举事当以民为本，民患未去，官吏何安，而尚纷纷扰之?伏见淮南、江浙经春少雨，麦田半损，蝗蝻复生；京东、京西、荆湖南北[13]、广南诸处，盗贼未尽扑灭；陕西、河东辇运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农业，而长吏以下各营其私，忧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检刮，宁不搔扰?况今来所定顷亩，比于旧日数，三倍其多，贪吏因缘，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挥，旧有职田处，即依庆历元年已前旧制外，其未有职田处，更俟二三年，别取朝旨标拨。』
余靖奏不得其月日，今附此。据王罕传，谓以户绝荒田为公田非法意，则必因靖奏，遂有厘革，但史不详载耳。
　　初，诏定天下公田，诸路多误以户绝为荒田给官吏。其后国子博士华阳王罕提点湖南路刑狱[14]，谕所部以法不当给，听自举觉。既而广南诸州坐收户绝田赃废者七十余人。知审刑院张揆尝见湖南官吏列首状[15]，他日过罕于殿庭，谓罕曰：『公德及人者多矣!』
王罕事据王珪志罕墓及本传。罕为湖南宪乃庆历五年十一月；张揆知审刑院，又在皇祐五年二月，今并附此。

校勘记
[1]转运使 原本脱『使』字，据《长编》卷一四六补。
[2]大礼 原本作『大理』，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3]三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一五八注文改。
[4]使副 原本作『副使』，据《长编》卷一八一乙正。
[5]閤门使以上 原本作『閤门今以□』，据《长编》卷一八一改补。
[6]三岁 原本无『三』字，据《长编》卷一八一补。
[7]以上妻 原本作『以上亲』，据《长编》卷一八二及夹注改。
[8]大将军 原本无『军』字，据《长编》卷一八二注文补。
[9]广南东西路 原本作『广东南西路』，据《长编》卷一八二乙正。
[10]徙优便官 《长编》卷一八二作『亲优便官』。
[11]品合得荫 原本作『品令得荫』，据《长编》卷一八二注文改。
[12]凡节镇 《长编》卷一四五作『比节镇』。
[13]荆湖 原本作『荆河』，据《长编》卷一四五改。
[14]湖南路 原本作『河南路』，据《长编》卷一四五改。
[15]湖南 原本作『河南』，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三
仁宗皇帝

募兵 减兵附
　　宝元元年，赵元昊反。
　　二年八月，知原州[1]、六宅使郭志高请部均募置弓箭手五十人，从之。
　　康定元年正月癸未[2]，诏陕西转运使明镐往鄜州、同州、河中府点募强壮以备边。
　　二月丁未，诏陕西安抚使韩琦与转运使量民力蠲所科刍粮，调民修筑城池，悉其数以闻，当加优恤。官吏因军与受赇者，听人告。比令诸州、军点集丁壮，止欲防护城池，亦不刺手面，改除习外，无得它投。若奸人妄有煽摇，委所在擒捕之。先是，诏陕西点募强壮，命琦抚谕，仍促本路如诏。言者又以增数为请，琦奏曰：『转运使及郡县尚未点集，必谨重此事，虑有惊扰。盖民丁既为强壮，且忧刺以充军。本路近尝添差弓手，耳目皆已习熟，必无疑惧。请除商、虢二州，各于逐县见管乡村三丁已下主户内，选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强壮，使减税，免立阶级，分番教习。』著为条约甚备。诏悉如所请。
　　三月己卯，工部郎中、直史馆、同修起居注吴遵路为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遵路尝建议复民兵，于是并诏遵路籍河东乡丁为边备，仍下其法于诸路。
　　四月丁亥[3]，大理寺丞、秘阁校理石延年往河东路同计置催促粮草。明道中，延年尝建言：『天下不识战三十余年，请选将练兵，为二边之备。』不报。及西边数警，始召见，命副吴遵路使河东。时方用延年之说，籍乡丁力兵故也。乙巳，诏河北都转运使姚仲孙、河北缘边安抚使高志宁密下诸军州添补强壮。初，知制诰王拱辰使契丹还，言：『见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兵而畏土丁，盖天资勇悍。乡关之地，人自为战，不费粮廪，坐得劲兵，宜速加招募而训练之。』故降是诏。
六月甲辰[4]，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量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备盗贼。河北、河东强壮自咸平以来有之，承平岁久，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数，于是诏二路选补，增广其数，并及诸路焉。
诏二路选补增广其数，据本志。并及诸路，则据事修入。《实录》云：『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路[5]，其量州县户口，增置弓手[6]，以备盗贼。』本纪但云『增置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弓手』，《朔历》同，《实录》皆无『强壮』宇，惟《稽古录》、《大事记》有之，今拔取修入。盖河北、河东、陕西旧已有强壮之名，河东及陕西旧已有弓箭手，今并京东西新招弓手，总得名强壮也。
　　八月丁亥，诏：『诸路罪人多、犯罪情理重，选少壮者，刺配永兴军牢城，候及三百人，选置军校，团为威捷指挥，教阅武艺，分隶逐路部署司，以备前锋。有能效命者，加之拔擢。』
九月乙丑，诏：『河北、河东路强壮、陕西、京东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监，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皆以阶级伏事。年二十系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户代之，听私置弓弩。每岁十月后、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阅，半月即遣归农。或遇非时勾集，守城及捕盗贼，日给粮二胜。岁正月，县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举按不如法者。』
《实录》所书太繁，今用本志及《朔历》删修。河北、河东强壮事，始见咸平三年及景德元年；陕西、河东弓箭手，见建隆二年及景德二年。京东、西新置弓手，当考也。
十二月乙酉，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李淑、知制诰贾昌朝、同修起居注郭稹、天章阁侍讲王洙同详定弓手强壮通制，又命淑判兵部，洙同判，时诸路方籍乡兵上兵部也。河北强壮在籍者凡二十九万三千，河东十四万四千。
此据本志。康定年两路强壮数令附见此，弓手别见。
庆历元年二月辛丑[7]，诏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军，大州两指挥，小州一指挥，为就粮禁军。先是，河东、北、陕西与京东、西皆增募乡兵，其后遍令天下，各增募额外弓手，于是始立宣毅军额以统之。惟陕西仍故，号为保捷。两河强壮虽别名义勇，亦有隶宣毅者。
募额外弓手遍及天下，此据张方平所陈八事疏，不得其时，当在康定元年十月以后。正史、《实录》等书皆无之，今附见。盖所招宣毅军，其军士即去年增募额外弓手也。
　　初募额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利害八事，其一曰：『敕文：逐县除旧管弓手外，据见管主户，每一千户差点弓手五十人，一万户五百人。如不满千户及万户已上，据今所定分数比量点差者。伏以天下大县，有及五六万户者，若县管主，户五万，则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数过多，民力烦弊，或地处远险，或岁逢荐饥，或守令非人，或奸猾乘隙，聚兵资寇，亦不可以不过虞也。欲乞诸万户以下县，所差人数，一如敕文处分，即万户以上，亦以五百人为正，缘虽小县，不可无备，虽大县，而选兵五百，亦足以自卫矣。如此，则轻重之势平，臂指之力均矣。』其二：『敕文：其弓手须见管帐籍主户差点者。只如臣州管内[8]，户籍有升降帐，有桑功帐，并岁上于户部。升降帐所管主户二万一千二百有余，此盖官吏受俸，约此户口数也。桑功帐所管主户三万七千六百有余，此乃州县户口岁有增益之数也[9]。州县赋役各有五等户，板簿常所据用。窃虑逐处拘于帐籍二字，致有点差异同。欲乞明降处分：州县止以见用五等版簿见管主户数为准，则天下役均焉。』其三：『敕文：所差点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户如委实贫阙[10]，虽有丁数，不得一例点差者。乞令诸州县先从物力丁数最高强户点差，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差第三等。比并资产丁力高强者点定。所有合供州县色役，依旧轮流差遣。见供州县色役者暂免弓手，已异役者即充弓手[11]，非惟先富强而宽贫弱。又高赀之人，各有护惜家乡亲爱之意，故必重于犯法。至于合用器仗，亦有力置办，各得精好，自然天下点差事体均当。』其四：『敕文：令逐县并置教场，每岁起十月后，至正月终，常分番勾集教阅。自教阅时，每人支日食米三胜者。十月后虽是农隙，集教日长，民亦不易。又约计逐岁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今诸州县仓廪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储蓄。即如臣州，在两浙中户口不多，所差点弓手若据主户实数，犹仅二千人数，例支给口食，岁支米四千八百石。将多补少，计天下支费，其数不啻百万斛。若令逐县所点弓手便作三番，教习时即支与口食，已教放归，便截日住支，即如三千户，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赴教，每岁习四十日而已。人不失业，官不费储，是减天下粮给之费三分之二也。』其五：『敕文：自教阅时量借甲弩器械，教习披带，教罢便仰管辖官员收纳入库，其弓箭、刀锯及木枪、杆棒之类，即许自置，以备本乡村教习者。夫奋梃揭竿，犹足以资啸聚之势，况人知斗战，家有利兵，不可启也。请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标认，悉纳州县，每当教阅，及遇有盗贼，勾抽会合之时，据数给付，毕事随纳。常令官吏点检，其有损动，即番次给出，各令修换。』其六：『敕文：所差弓手，每五百人内，选差会武艺有身手者一人充挥使者。伏以内地州县与河朔不同，河朔所置乡军，本备战守之用，故依军法立为阶级，以相摄制。又逐州军各屯强兵，势足弹压。今内地州县人不习兵，但财力相维，富役贫，强暴寡，其兼并豪猾之民，居常犹吞噬贫弱，为乡邑害，况公许之相制乎?夫能为五百人长，必乡里大猾者，非惟为贫弱之暴，更具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寇，乘饥扰之衅奋臂，犹足以为天下患，况使之有素练之士、甲兵之利乎?兹事大有安危之势焉。请令所点弓手，每十入团为一甲，置节级一人，使岁一替换，依次更番，补充其指挥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则节级易为拘管呼集，更番补充则不相摄服，亦驭民之上策也。』其七：『敕文：所点弓手，须是少壮者，充与色户下诸杂差配。伏以天下州县人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户版簿，中等已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故国家诸杂赋役，每于中等巳上差科，所以惠贫弱也。今富强之家尽占为弓手，即诸杂科配悉出于贫弱，傥又奸吏因缘搔扰，即县乡益困。若分番教习，每岁赴教止四十日，而官与之食，富强之家未为有损，而乃虚免差配，贻患下户。欲乞今州县诸杂差配一切如旧，但严行条约，所差弓手除教阅外，州县不得妄有勾抽差借、诸般追役。或有强恶贼徒结成群党，勾抽会合之时，亦只许随例勾点，令佐亲自部伟拚逐，不得令公人押领，淹延团聚，如长役弓级耆壮等一例。监捕之法，若县乡小小盗贼持杖窃盗，非群行攻劫者，亦不得擅行勾抽，免致官吏挟便，恣意聚散，即其受利过于免差配之惠也。』其八：『每岁教阅之时，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诸县，以按阅之。或所点人非壮健，器械不完，行列不整，训习不精，移易簿帐，减削粮食诸事，其逐县令佐各行勘罚。其弛慢甚者，具事闻奏，严加黜责。』方平所议如此，然当时不能尽用也。
六月壬寅，中书奏：『近添差弓手准备捕盗，昨令淮南、江南、两浙、荆湖诸州、军招置宣毅指挥充本城禁军，今已成次第，所有添差弓手，须议减放，欲于见第二、第三等户内选留少壮有勇力者，于旧额外增两倍，每五十人置节级一名，其余拣退者及指挥使并遣归农。』从之。
罢指挥使，盖用张方平奏议，当考。方平奏议附二月辛丑。
　　八月乙酉，中书、枢密院奏：『京西弓手愿充军者，已降宣命，并拣隶宣毅指挥。都监等能召募及五百人已上，特与酬奖。知州、通判岁终委本路转运使具所募人数以闻。』从之。甲午，诏京东等路弓手、强壮愿隶宣毅军者，指挥使以下降一资，监押官以下听如故[12]，仍差朝臣二员晓谕京东路（据《会要》募兵篇）。知谏院张方平言：『伏见宣差朝臣，分路往陕西、河东、京东西路，于前来点差强壮、弓手中招募愿充军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挥者。臣窃思此举事系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国论，谨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见如左。自去岁初降敕命，点差强壮、弓手之时，民间喧然，皆言此时点差，虽以强壮、弓手为名，实欲黥补军籍。敕旨屡下，丁宁再三，谕以朝廷点差之意，只要各护乡闾，必不起从征戍。郡县多方安辑，民犹猜哗。及经去冬教习，寻放归业，乡闾窃语，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摇心，恐不自安，每闻一使出行州县，辄相扇动，谓来调发。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后命令，无复可信，此其不便一也。宣差命令止召情愿，缘先来点差弓手，多是高赀之家，例皆衣食无缺，岂有情愿充军之人?臣闻所差朝臣已相与议云：「比来受命，意在倚办，若至郡县无人应募，须与官吏迫致之尔。」窃惟所差使臣，盖以朝行集事，寻常浅见之人，复思郡县之官吏，材术足任者无几，今既设以赏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谋之匪臧，或致变生不测，奸猾乘衅，相激噪聚，万一惊扰，更成厉阶，此其不便二也。所差使臣既与州县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军，即须团结押赴京师。充军之人既非情愿，若其上路，因与亲戚离诀，方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归奉土，聚依萑蒲，远近相应，展转结连，或奸豪之有谋，乘郡县之无备，其势一扰，必劳定辑，此其不便三也。今京东西路颇为饥歉，民既艰食，居常犹为寇盗，一夫首难，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人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此其不便五也。已降御札，冬至将行郊礼，远近郡县，尤宜肃静。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百姓也。缓之斯和，动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为本，事规未兆，弊犹不救，若又迫之，是启乱也。则朝廷之忧，不在四鄙。夫祸起所忽，慝生有阶，秦之胜、广，汉之黄巾，唐之巢、让，是皆始于乌合之众，此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虑，不可不过防。臣以一介贱微，见识浅近，诚不足以参国论、赞圣谋，但以职在谏曹，当有犯无隐，故陈愚管，上祈裁择。臣谓陕西、河东，其近里州郡，乞将前来点差弓手等，中分其半戍边，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归，岁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时训练。当就戍之时，依出军人，官与装费。冬给衣赐[13]，日支口食。盖民所以惧籍之为兵者，不惟前冒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乡土[14]，终身与亲爱姻族永相隔别，此其大戚也[15]。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当息肩安业。昔太宗皇帝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于时识者亦悼其失策，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扦边，壮者人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阙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闻于时籍乡兵之际，因大军方集之威，犹虑其乱，乃密诫诸州郡克期，一日而事毕，故民虽奸谋相动，不复及之。今朝廷既惜强籍之名，又为必籍之事，命两朝臣分使一路，周环三一十郡，幅员十数千里，或未能亲到，但行文移。州县官吏，方且各率所见，异同纷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摇，后虽悔之，或所难及。愿朝廷审如图议，事不惮改，追还所下逐路转运使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实天下幸甚，国家之福也。』疏入不报。方平再疏力争之，又不报。
按：方平后疏云十日具奏，不知是何月。奏有『已降御札』等语，非七月即八月。盖八月十八日甲午，初遣朝臣二员诣京东招捕宣毅军，其翌日乙未，或奏以此月十九日上也。今附见。
　　乙巳，诏诸军诸班直子弟民间有材勇者，如愿效用，听诣所属自陈[16]，以补保捷，满人即权遣戍边。
　　十月庚辰[17]，知并州杨偕言：『今虽得强壮百万，恐未可以应敌。请益本路官军六七万人。』诏报曰：『自昔边防悉用土兵[18]，顾训练何如耳。所募强壮若能以时阅习，与正军参用，岂不可以应敌耶?』己丑，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李宗易言：『奉诏之河东募强壮充军，其强壮避刺面，多逃逸[19]。乞刺其手背。』从之。
　　十二月丙子，中书、枢密院言：『京东、西路所募宣毅军，令逐路各选万人赴京师隶禁军。』从之。
　　二年正月壬戌，分遣内臣往河北路催募兵，及万人者赏之。
　　二月乙未，诏河北诸州强壮自三月后，并赴州阅习，委知州择其强劲者刺手背为义勇军，不愿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葺城池。自是强壮寝废。诏始下，人情汹汹。河北转运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数舍，开谕父老，众始安。
　　三月乙卯，中书、枢密院奏：『乞简河东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为义勇指挥，陕西弓箭手刺面为保捷指挥。』从之。
　　四月，知渭州王沿请刺本路弓箭手三万人充军。从之。戊子，诏河北教阅义勇指挥，令番休于家。其惰游不业农者，听其家长告官，重行科责。甲午，刺环庆路保毅强壮人为军。
　　五月，诏：『乃者以河北、河东弓手为军，盖欲知山川道路，服习耕战。而诸道游冗之人，皆愿雇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罢去。』
　　闰五月壬申，诏河北路义勇军、乡兵死而其家有丁壮者，令逐处选补之。
　　十月，知奏州韩琦尝奏本路兵备素少，请益军马。朝廷以诸处未可抽那，难于应副，诏琦详度，以点到弓手，选其少壮，刺手背充军。或为保毅弓箭手，或别立名额，速具利害以闻。琦奏：『有唐以前，兵出于民而国不费财，战得用者，盖军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军。年纪浸久，耳目习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为兵，但为刺面给粮，则甘死战斗。圣朝因旧重改，广置禁军，以安天下，以服四裔，亦随时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寇扰西鄙，乃于陕西点民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则赴集，无事则归农。武艺废而不修，禁约轻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疏属外亲，或别雇人应名，更相为代，而官中了不可别。每遇上州防拓[20]，多是结聚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数，若倚以战贼，适足败事。臣累陈拣刺土兵自是祖宗旧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终与民不殊。请点为禁军，人给刺面钱二千，无用例物。』诏从琦请，简陕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挥，仍给例物。命既下，朝廷复检会前奏，令勿给。琦复奏：『拣刺土兵，人皆知为当今之利，顾无敢发明者，虑生事已有责尔。臣不避数十万户之怨，捐躯建言，众情幸已贴然，今数十万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罢，岂不取怨益深?欲使总此新军御戎立事，岂不难哉?愿给例物如前。』诏从之。庚戌，转运使言：刺保捷军凡一百八十五指挥。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环庆、保安亦各籍置。是时诸州保毅总六千五百十八人，为指挥三十一。
此据本志，因刺保捷，附见。
河东、河北义勇，当庆历初，河北路总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人，河东路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皆简强壮兵抄民丁涅手背为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当税钱二千；三等以下官给。各营于其州，岁分两番训练，上番给俸廪，犯罪断比厢军；下番比强壮。
此据本志，因陕西刺保捷数，遂附见。
　　戊辰，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备边六事，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陕西弓箭手之属，盖土兵遗制也。且寇敌居苦寒沙碛之地，恶衣食，好驰射，自古御寇却敌，非此不可。然河北乡兵，其废已久；陕西土兵，屡为贼破，其存者十五二三。臣以谓河北、河东强壮，除已诏近臣详定法制外，每因阅习，则视其人武力、兵技之优劣，又择其家丁夫之壮者，以代老弱，每乡力军。其才能绝类者，籍记其名姓而递补之。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召募钱物，利月入粮俸，多就黥刺，混为营兵。今宜优复田畴，安其庐舍，使力耕死战。世为边用，则可以减屯戍而省供馈，为不易之利。内地州县增置弓手，亦当约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
　　十一月戊戌，诏河北见教习义勇宜并放归田里，候来岁正旦，分作四番，勾集训练。
　　三年正月庚寅[21]，募关中流民补振武指挥。咸平中，选乡兵为振武，后益衰耗。至是岁数不登，因有是诏。
　　五月丁丑，诏河东义勇兵愿隶诸州，就粮神虎、宣毅禁军者听之。
　　四年四月癸丑，诏：『诸路招禁军，而人才小弱者，官吏并劾罪以闻。』时上封者言：『招军有常格，而所至务张其数。多得怯弱不及等之人。比有复自禁军降隶厢军者，故条约之。』
　　十二月丁未，册命元昊为夏国主[22]，更名曰曩霄。
　　五年正月丙子，枢密副使韩琦言：『当此之时，若便谓太平无事，则后必有大忧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虑及经远，则后必有大利者一。臣久在陕西，敢陈陕西合措置事宜。且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虽罢招讨使，而边备不可弛。请仍选有材望近臣为之主帅，特降手诏，委之久任，使其经略一方，以备羌人翻覆之变。又西路所驻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边，二分令东还，二分徙近里州军。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环庆、泾原路徙屯邻州，永兴军、秦凤路徙屯凤翔府。逐路分钤辖一员、驻泊都监二员，与逐处知州同行训练，而本路仍领之，非有事宜，不敢辄抽动。其徙屯军马处知州才望轻者，请选人代之。又逐路所抽就粮土兵，请委逐路帅臣相度，岁分两番，留一番在边，一番放归本处，不惟减节边上粮草，兼使无久戍之劳。又陕西州军经南郊赏给之后，官帑例皆空虚。今范仲淹若过陕西宣抚，又有军间特支，徒益所费。若臣策可行，陕西亦别无处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复见诸路昨置宣毅兵仅一十万，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赡给?况闾里窃发，自有巡检、县尉可以捕系。若防群盗，只当益屯一路都会之地，不必每州尽要防守。其宣毅军，欲乞除河北、河东外，其京东二乐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挥可减以三百人为额，后有阙，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财用。陕西、河东、河北、京东州军已曾差官拣选，其余路亦请选近上内臣分往拣选，所贵冗食可蠲，而经费可给也。』上悉施用其言。先是，田况言：『观当世之弊，验致灾之由，其实役敛之重，由国计之日窘；国计之日窘，由冗兵之日繁。今天下兵已逾百万，比先朝已三倍矣。自昔以来，坐费衣食，养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虽欲敛不重，民不愁，和气不伤，灾渗不作，不可得也云云。夫国家所养之兵，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则为冗食于诸路。宣毅、广捷等军，其间孱弱者甚众，大不堪战，小不堪役，逐处惟欲广募，以邀赏格，岂复顾国家利害哉?宜分遣干臣，简选诸路宣毅、广捷等军，其不堪战者，并降为厢军；其不堪役者并放停。议者必曰：「兵骄久，一旦遽加澄汰，则恐立以致乱。」此虑者之疏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战，则勇强者亦耻为伍。去年韩琦汰边兵万余人，岂闻有为乱者?今天下财用，不足以赡冗食之兵，尚或顾恤细故，而不思求弊之原，臣窃忧之，惟陛下裁择[23]。』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正月末。
　　二月戊子朔，分遣内臣往诸路选汰羸兵。宫苑使周惟德京西路，北作坊使武继隆淮南路，东染院使任守忠两浙路，供备库使陈延达江南东路，左藏库副使王怀正江南西路，内殿承制张志福建路，王元吉荆湖南路[24]，供备库副使卢道隆荆湖北路。诸州宣毅军过三百人者，无得更募。用韩琦议也。
　　八年二月壬申，遣内侍往诸路简兵马上军：如京使陈延达京东路，礼宾副使卫承绪淮南路，文思副使蔡舜卿京东路，礼宾副使董元吉荆湖北路，供备库副使卢道隆江南东西路，内殿承制黄元吉两浙福建路。
　　三月甲寅，翰林学士张方平条对所问曰：『康定、庆历之间，朝廷议刺民兵升厢军，充禁旅。臣时任谏官，屡上章疏，极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势果然。臣昨在三司，计会天下财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来兵数，乞朝廷速加图议。盖太祖蓄兵不及十五万人，太宗时不过四十万人。章圣备御西北，兵籍颇增。祥符以后住招募、斥疲老，以减冗食，至于宝元几四十年，天下可谓久安。向因夏人阻命，宰相非其人，虑害不深，事失几先，逐至大扰，陕西、河北、京东、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挥、武卫七十四指挥、宣毅一百十四指挥，更于江、湖、淮、浙、福建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挥，凡内外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通三朝旧兵，且八九十万人。其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剩员等不在此数。军人日多，农人日少，三边税赋，支赡不足，募人人中，粮草就京给还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外则划刷诸道之物，中则侵用内帑之财，厚赏聚敛之人，贱立鬻官之令，苟循目前之急，莫力经久之虑。凡此冗兵，非惟因天下之财用，方且成天下之祸阶，若不早图，后无及矣。然兹事体实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协济，则事必难成。伏望陛下先且将臣此言详问两府，若别有长策丰财足食，则非臣浅智所及。若量入为出，则乞严令天下，禁止招募，令逐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分按所部，拣选疲老，便与放停，岁须两三次更互巡历，只依常程旋旋拣放[25]，无得宣露密旨。若虽系禁军，其间羸弱[26]，惮于教阅，愿退就厢军者，亦听从便，委枢密院点勘军籍。其人数少者，即令团并。其马军无马愿补填步人者，稍与补充近上衣粮，优处军分。其有马者，即与团并，足成指挥。仍诏诸路经略部署司，使知朝廷深意。有专愎自任无体国之心者，亦在陛下断自圣心，惩一足以警众矣。』
皇祐元午十二月，何郯云：『昨诏诸珞转运使选退州郡老兵弱兵。』必定用方平此议也。
皇祐元年十月丙戌[27]，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臣伏见陕西路顷岁边鄙用兵之际，朝廷指挥，以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挥[28]，用备战守[29]，一路之兵，仅增十万，缘当时仓卒，不暇精择，其间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驱之行阵，固难得力。自休兵至今，岁月已久，尚未闻一加选汰，所费廪食，不可胜计。况其人并是州县第等之家，系在军籍，甚非所愿。伏望敕本路诸州，令告谕：应系新置保捷兵士，除人员节级外，其余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愿在军者，许令自陈[30]，委监司、长吏相度，减放归农。此等久习武艺，今若放罢，亦须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乡社相近处，如河北义勇团作指挥，置人员节级管辖。其边郡每岁以北军番递防守处，亦令比旧减数。非时边上或有警急，其罢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战，于是亦无废阙。方今财力大屈，所患在于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仅能供亿。陛下幸听臣言，特行处置，一路之内，可减三数万人，迺亦省费之一端。近包拯被命往陕西制置解盐，伏乞下臣此议，使其就近覆验，所冀审择利害，然后施行。』枢密使庞籍独以郯所言为是，王戌诏旨，实自郯发之。
十二月壬戌，始听保捷不任役者归农。此据鲜于侁所为何郯墓志。
　　十二月壬戌，诏陕西保捷军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听归农。若无田园可归者，减为小分。凡放归者三万五千余人，皆欢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万余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陕西缘边，计一岁费缗钱七十千养一保捷兵。自是岁省缗钱二百四十五万，陕西之民力稍苏。减放保捷诏，《实录》有之，其余悉从《记闻》所载傅永之言。永时将漕陕西也。
初，枢密使庞籍与宰相文彦博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众纷然陈其不可，缘边诸将争之尤力，且言兵皆习弓刀，不乐归农，一旦失衣粮，必散之闾阎，相聚为盗贼，上亦疑焉。彦博与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养兵太多。若不减放，无由苏息，万一果聚为盗贼，二臣请死之。』上意乃决，于是简汰陕西及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羸兵，无虑八万有余人，其六万有余悉放归农，其一万有余，各减衣粮之半。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复奏：『陕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缩头曲腘，诈为短小，以欺官司。』籍因言：『兵苟不乐归农，何为诈欺若此乎?』上益信焉。其后王德用为枢密使，许怀德为殿前都指挥使，始复奏选厢军以补禁军，议者非之。
简汰羸兵无虑八万余人，此据《稽古录》。放归农者六万佘，衣粮减半者二万余，及文彦博、庞籍首议并奏对，并据《记闻》。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按：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为江淮发运，恐不复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北宣徽、武宁节度判延州，四月改天平节度，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实录》、正史载省兵事极不详[31]，本志云：皇祐元年，拣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禁、厢诸军，退其罢癃为半分，甚者给粮，遣还乡里，系化外居、以罪隶军或尝有战功者，悉以剩员处之。《记闻》稍删润之，本志所云『更不别出，但取京东西、河东北、陕西等路』字，改《稽古录》所称『天下』字。王德用、许怀德奏选厢军补禁军，当考。至和元年十月，范镇言大臣以募兵塞责，指此也。
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伏观朝廷昨降诏旨，委诸路转运使等第，选退州郡老弱兵士，所去者衰疾尫孱之人，所存者壮盛伉健之人。议者谓练士省财，兹实为利。闻边臣各有论奏，皆谓选汰过多，窃恐所言，未悉利病。缘方今天下之患，莫甚于冗食；冗食未去，不可以节财用；财用未节，不可以除横敛；横敛未除，不可以宽民力；民力未宽，不可以图至治。欲图至洽，宜以去冗食为先。朝廷有此处置，固亦计之甚熟。今命令才下，若以横议亟改，则去弊求治，无其日矣。臣窃料招来边臣之言，亦恐缘转运使锐于专行，不与群帅协议所致。伏乞特降指挥，约束逐路转运使，所至州郡，并令先与帅臣、长吏同议，然后选择，仍不得过有张皇，使众疑惧。其选退之人，或力可耕垦而别无生业，仍乞于所居州县，据口量拨。与系官间田，使之给养，免至流离失所。朝廷前议固已至当，不可妄有改罢，仍乞诏边帅，各令遵守施行。』
降诏诸路转运使，使选退老弱，不知果是何时。庆历八年三月甲寅张方平所对策可考。

校勘记
[1]知原州 原本脱『知』字，据《长编》卷一二四补。
[2]癸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二六补。
[3]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二七补。
[4]甲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二七补。
[5]河北河东京东西路 原本『河北河东西路』，脱『京东』二字，据《长编》卷一二七补。
[6]弓手 原本作『户手』，据《长编》卷一二七注文改。
[7]辛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三一补。
[8]只如 原本作『只知』，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9]此乃 原本作『此及』，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10]贫阙 原本作『分阙』，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11]即充 原本作『却充』，据《长编》卷一三一改。
[12]监押官 原本脱『监』字，据《长编》卷一三三补。
[13]衣赐 原本『赐』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三补。
[14]重去 原本作『重夫』，据《长编》卷一三三改。
[15]大戚 原本『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三补。
[16]听诣 原本作『听诸』，据《长编》卷一三三改。
[17]庚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三四补。
[18]自昔 原本作『自者』，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19]逃逸 原本作『逃免』，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20]防拓 原本『拓』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八补。
[21]庚寅 原本『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九补。
[22]夏国主 原本作『忧国主』，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3]裁择 原本作『□幸』，据《长编》卷一五四改补。
[24]王元吉 《长编》卷一五四作『黄元吉』，是。
[25]旋旋 前一『旋』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三补。
[26]若虽系禁军其间羸弱 原本作『若虽系其兵禁□羸弱』，句不通。据《长编》卷一六三改补。
[27]丙戌 原本作『戊寅』，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28]新弓手 原本作『引新手』，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29]战守 原本作『战手』，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30]许令 原本作『计今』，据《长编》卷一六七改。
[31]省兵 原本『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注文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四
仁宗皇帝

马政
　　天圣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请市籴刍粟，上因问辅臣诸坊监牧马几何[1]，王曾对曰：『当今比五代马多数倍，计刍秣费，岁不下百万，盖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陕西蕃部人中马立定数，余听民间市易，二三年间，必大蕃息，此与畜之外厩无异也。祖宗旧制，以群牧司总天下马政，其属有左、右骐骥院，分领左、右天驷监、左、右天厩坊。畜病马有牧养上下监牧，兵校长有提举、指挥使、副使、员僚十将、节级、兽医、槽头刷刨、长行，调上乘有小底。诸监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领之，各据刍地列棚，并课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厩。孳息有赏，耗亡有罚，其为条教甚备。然马之孳息不足以待国用，常市于边州。雍熙、端拱间，沿边牧市，河东则麟、府、丰、岚州、火山军、唐龙镇、浊轮寨[2]，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3]、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牧市惟麟、府、泾、原、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军，其后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置场。天圣中，犹得蕃部省马总三万四千九百余匹云。』
　　明道元年，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监废，京师须马，取之河北，道远非便。』诏遣左厢提点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镇宁、灵昌、东平、淳泽四监虽废，然其地犹牧本监骐骥院马。洛阳单军镇监去京师近，罢之非便。』乃诏复二监，以牧河北孳生马。
　　二年七月，范仲淹安抚江淮，陈八事，其五曰：『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开元、天宝间，牧马数十万匹。禄山为乱，王师败于函谷，曾何救焉?且骑兵之费，钱粮、刍粟、衣缣之类，每一指挥，岁费数万缗，其间老弱者尚艰于乘跨，况战斗乎?然西北戎马不可不收：既至京师，宜多鬻于民间，假其刍牧，或有边用，一呼可集。又重税以禁江淮小马，勿使至近里州军，则西北之马可行，外慰边心，内为武备，且减刍牧以亿万计。』上嘉纳之。
　　宝元二年五月丙申，群牧司请下秦州增价市马，从之。
　　康定元年二月，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辄隐者，重真之法。宰臣、枢密使听畜马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五，尚书、学士至知杂、閤门使以上三，升朝官閤门祗侯以上二，余命官至诸司职员、寺观主首皆一，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皆勿括。出内库珠偿民马直，又禁边臣私市，阙者官给。
出內库珠还马直乃月未，今从本志。书并本志云：并边七州军免括马。盖此后事，今削去。
　　韩琦言：『陕西科扰频仍，民已不胜其困，请免括此一路，安众心。』从之。（此据《家传》，当考。）
十二月丁未，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从陕西经略使所上考策也。
括驴五万，孙沔奏议，或可删。附魏泰《东轩录》云：陈执中天资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韩召之，谕以入界事。执中雅不欲为是行，因问韩公曰：『北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乎?』韩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以驮粮食。驴行速，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徐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大怒其无礼，遂不使入关，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按：括驴乃康定元年十二月事，泰误谓庆历中。今附见于此。
　　庆历元年七月，诏诸路本州厢军军员阙马，听自市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高四尺一寸者，官用印附籍，给刍粟。
八月甲申，诏河北置场括市战马，沿边七州军免之。
按：康定元年二月括市马，止是京东西、淮南、陕西等路。庆历元年八月，乃河北。《实录》于此即书免缘边七州军，盖指河北，而本志则于康定元年二月并书其事，恐误也。今从《实录》。又按《朔历》：河北转运使乞于天雄军等六处置场买马，诏除雄、霸等七州军不买外，余二十七州军并依六场例收置。然则本志误审矣。
　　二年六月戊寅，诏河北转运使司籍民间所养马，有边警则给价市之。
五年七月甲戌，枢密院言：『咸平初，陕西振武乡兵许结社买马，以升填广锐军。往岁河东已尝如此例。今河东诸军阙马，又广锐指挥人数不足，欲听本路宣毅、义勇乡兵结社置马，官助其价，以升填广锐之阙。』从之。
壬子，內出藏库绢二千万，市马于府州、苛岚军。

营田
　　天圣四年九月辛未，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以田赋民，每顷输税五分，诸州所差耕卒并牛并放还。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顷余八十亩，唐州百七十顷。自咸平二年，转运使耿望奏置营田务，每岁于属县差借种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秋又借刈获夫千五百人，岁入甚广。后转运使张巽改其法，召水户四十一分种之，未几皆诉免，务遂废。景德二年，转运使许逖复奏兴之，而岁添役兵夫。至是，转运使言其非便，诏遣屯田员外郎刘汉杰与转运使同定利害，而汉杰言：『务自复至今，襄州得谷三十三万余石，为缗钱九万余；唐州得谷六万余石，为缗钱二万余。而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缗，唐州四万余缗。』得不偿失，故废之。
转运使当是余献卿。耿望事见咸平二年四月，与此差异。欧阳修为许逖行状，亦不载复营田务事，当考。
　　庆历元年十月辛丑，诏：『陕西用兵以来，本路所入税赋及内库所出并留两川，上供金帛不可胜计，而犹军储未备，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
　　十一月乙卯，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言：『镇戎、原、渭州地方数百里，尝被西寇钞略，无复农作。今竭关中之力，耗都内之钱，才可赡延州、保安军粮刍之费，若更供亿它路，则邦计危蹙可优。臣谓宜以贼马所践无人耕种之地大兴营田，以新拣退保捷军，每五百人置一堡，等第补人员，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习武艺，以备战斗。今老弱罹杀害，而壮者悉被驱虏，将来纵有归业，皆家资荡然，不能自耕其田土，并官为收买之。如愿复旧地者，以官所种田苗半给之，庶几农田不荒，而边计可纾也。』是月，范仲淹奏攻守二议。其议守曰：『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地，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外裔也。臣谓寇敌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战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臣昨在延州，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臣今观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营田，计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籴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功相远矣。』
　　十二月戊寅，诏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4]，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戊子，大理寺丞宋回为内殿崇班、管勾陕西路营田。
　　二年正月乙丑，诏以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
　　三年七月，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边，以宽民力。除沿边空闲膏腴地土处开垦外，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送纳租课。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种，每亩须收数斗，致贫户需纳不前，州县追扰，无时暂暇，缘人户自用兵已来，科率劳弊，至于已业，尚多荒废，实无余力，更及营田。其所出租课，多是抱虚送纳。窃睹编敕指挥，不得将逃户田土抑勒邻人佃莳，盖恐害民。况今岁灾旱犹甚，理当优恤，不可非理烦扰，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挥，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如元条租佃，即令依旧额出租；如元系远年瘠薄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者，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所贵疲民受赐，归感睿仁。』诏罢陕西内地营田。

均赋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天下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税输，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其弊，以增赋入者议赏。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5]，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谘等用十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记闻》以为执政不然其议沮罢之，谘本传以为遭母丧去。今从《食货志》。
　　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谕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
　　五年四月丙戌，令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
　　六月丙寅，命天章阁待制张掞同详定均税。
　　九月丙申，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十二月。先是，知永兴军刘敞朝辞日，言关中岁比不登，民多流移，请发仓赈之。又言均田扰民。上令于所部采访利害以闻。及敞至永兴，具奏孙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税，百姓惊骇，各恐增起税租[6]，因此斫伐桑柘，赖转运使薛向处处张榜告谕[7]，方得暂止。访闻只打量万泉一县，近须一年乃毕。蒙减者则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词诉狱讼，恐自此始。乞且召还孙琳，更俟丰岁，庶几灾伤之余，不至惊忧。敞意谓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方度之，诚使其核实无颇，然但为能知田亩高下尔。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主事者乐其名。敞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敞又以为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崎岖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8]，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异功。会敞奏至，中书信琳言，即具报，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残桑柘而已。其后河中民果诉增减田税不平，凡数万户。
敞事具敞行状及奏议。
　　欧阳修亦言：『臣为谏官时，尝首言均税事，乞差郭谘、孙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寻即罢之。近者伏见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陕西均税，始闻河北传言人户虚惊，斫伐桑枣，尚不为信。次见陕西州军有上言岁俭民饥，乞罢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为难行。而朝廷之意决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见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诉于三司，然则道路传言与州郡上言虽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师，此事不可掩蔽，则民情可知矣。盖均税非所以规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窃知朝廷本只以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额外之数也。近闻卫州、通利军括出民冒佃田土，不于见在管榷数内均减，重者摊与冒佃户，却生立税数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诉也。又闻澶州诸县，于见令实额管榷外，将帐头自来桩坐有名无纳及失开阁两项远年税数，并系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长兴年桩管虚数，并摊与见今人户。又闻以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减带碱地，并碱卤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并一例均摊与税数，谓此虽不可耕种，尚有煎盐。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来，蒙赐恩恤，于行盐禁，只令据盐斤两纳税。今煎盐者已纳盐税，又令更纳田税，岂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闻河南不殖之地系禁盐地分者，亦均摊与税，又不知民何以纳也?澶、卫去京师近，偶可闻知者如此，其余远地，所谓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见朝廷行事至难。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贪功希赏，见小利，忘大害，为国敛怨于民。朝廷不知则已，苟已知之，其可不为救其失哉？欲望圣慈特赐指挥，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议，将实榷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其余生立税数及远年虚数，却与放免，及未均地分，并且罢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今闻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
欧阳修言不得其时，今附刘敞后，当是未除枢副，十一月已前，或因敞对论此，修亦具奏，时为翰林学士，九、十月之间也。
　　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吕景初同详定均税。
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同详定均税。光既立条约，下诸路监司施行，又言：『国家凡欲立事，当先使赏罚明白，然后事无不成。职方员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县税，皆得平允，并无词诉。若与愚庸之人烦扰败事，同归常调，一无殿最，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优加酬奖，并其余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来者睹之，无不尽力矣。』

建仓
　　
常平仓
　　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仓置已久，领于司农寺，至是月壬子，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一画，增为二百万，它无得移用。』许之。枢密直学士杜衍亦尝建议曰：『岁有丰凶，谷有贵贱，计本量委散滞取赢，宜究其术。若官以法平之，则农人有利，粟有所泄。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粜，九谷散于穰岁，百姓困于凶年。虽劝课官家至日见，亦奚益于事哉?盖常平仓制度不立，有名而无实。谓宜量州郡远近、户口众寡。时有饥熟，取贱出贵，严以赏罚，课责官吏，出纳无壅，增损有宜。公籴未充，则禁争籴以规利者。籴毕而储之，则察其以供军为名而借假者。夫香象珠玑久藏府库，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阙母钱，愿斥卖赐之，补取其乏。』
衍传，常平议在衍为中丞后。今掇出附见。衍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
　　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诏司农寺以常平钱百万助三司给库费。自景祐末，不许移用常平，数年间有余积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诏。
　　庆历二年八月壬申，诏河南府、孟、郑、滑、陈、许、颍、蔡、邓、唐、随等州发常平仓粟，以赈贫民。
　　四年正月，陕西谷价翔贵，丁丑，诏转运使出常平仓米贱粜贫民。
　　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灾异数见，请行数事，其三曰：『今诸道常平仓，司农寺管辖，官小权轻，主张不远。逐【杰按：应是“诸”之误。】处提点刑狱多不举职，尽被州府借出常平仓钱本使用，致不能及时聚籴，每有灾沴及遣使安抚，虽民委沟壑而仓廪空虚，无所赈发，徒有安抚之名，而无救恤之实。又国家养民之政本在务农，因民之利而利之，则朝廷不劳心而民自养。臣请选辅臣一员兼领司农寺，力主天下常平仓，使以时聚籴，以防灾沴。首诏诸略提点刑狱，今后得替上殿，并先进呈本路常平仓斛数目，方得别奏公事。移任者亦须依此发奏，方得起离。仰司农寺常切纠举，及委辅臣等速定劝农赏罚条约，颁行天下。』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诏天下常平仓依元籴价，粜以济贫民，毋得收余利，以希恩赏。
　　
义仓
　　庆历元年九月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请复置，曰： 『唐贞观中，自王公以下，垦田亩税二升，其实太重。至永徽以后，自上户以降，计户以粟，亦复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人，水旱税减则免输，州县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为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即补官，是岂以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而为之尔，与夫乘岁之丰收羡余之人，于天下之广，为无穷之利，岂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人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人常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家实先受其赐矣。损有余补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会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以为不便，遂诏令第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
止令上三等戶输义仓，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皇佑五年十二月，左司谏贾黯建言：『天下无事，年谷丰熟，则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以赈之则籴不足，课粟富人则力不瞻，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谷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已过半矣!夫水旱之灾，虽尧、汤所不克，今不思所以备灾之术，而岁幸年谷之熟，则是求出于尧、汤所不可必者也。臣尝读隋史，见所谓立民社义仓者，取之以时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备凶荒，而上实无所利焉。愿仿隋制，诏仿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熟，立法劝课，蓄积以备灾，此孟子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亦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议司农寺，且命李兑与黯合议以闻，乃下诸路度可否，而以为可行者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赡给，或谓置仓烦扰。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七八。原其所自，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立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则盗贼利在轻货[9]，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亦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绝，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销除盗贼之原也。若谓已有常平仓足以赡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荒，发以赈救，则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费又出公帑。方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而小有水旱，辄致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赈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为烦扰，则臣闻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义仓之设，本为百姓，晓谕诚至，约束诚勤，则下民虽愚，宜无所惮。况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如臣言可采，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行。
　　
广惠仓
　　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广惠仓。初，枢密使韩琦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既建仓，乃诏逐路提点刑狱司专领之，岁终具所支纳上三司，十万户以上留一万石，七万户八千石，五万户六千石，三万户四千石，二万户三千石，万户一千石，不满万户一千石，有余则许鬻之。
　　
校勘记
[1]辅臣 原本作『转臣』，据《长编》卷一○四改。
[2]浊轮寨 原本作『浊沦寨』，据《长编》卷一○四改。
[3]镇戎 原本作『领戎』，据《长编》卷一○四改。
[4]陕西四路 原本作『陕西西路』，据《长编》卷一三四改。
[5]田赋不平久莫能治 原本作『田赋莫□久不能治』，据《长编》卷一四四改补。
[6]『及敞至永兴』至『各恐增起税组』 原本脱『兴』至『各』凡二十二字，致文意不畅，兹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7]处处 原本脱『处』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8]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 原本作『三二百里□□而琳法』，据《长编》卷一九二改补。
[9]轻货 原本作『轻贷』，据《长编》卷一七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

十三场利害
　　天圣元年正月。国朝惟川峡[1]，广南茶听民自卖买，禁其出境，余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荆、潭、鼎、澧、鄂、岳、归、峡八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皆转输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口，为六榷货务。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入金帛，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卖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县官鬻茶，岁课缗钱虽赢缩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余万，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人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敝，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帛日益寡，而人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民，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人中者以利薄不趣，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下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变而救之，然不能无弊。
　　已上据本志。
　　丁亥[2]，诏曰：『三路军储，出于山泽之利。比闻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经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谘、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副都知周文质、提举诸司库务王臻、薛贻廓及三部副使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继之。计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是则虚数虽多，实利殊寡。』因请罢三税，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实录》三月辛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致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计者，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实录》三月）。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3]。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会要》三年）。
五月。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给券，至京师。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实录》五月甲子）。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说。
李谘等新立见钱法，《实录》分载数处，今悉从本志，就正月癸巳初命官日并书之。『朝廷用其说』乃三月辛卯，今亦并书。《实录》分载有详有略，今参以《会要》，则本志所去取盖得之，不可不从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场贴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时，今从本纪，特书此以表事始。
　　天圣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点检出场所积茶。初，朝廷既用李谘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败坏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令硕等行视。既而谘等条上利害，且上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六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及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其弊在于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税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万一千至六万一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七十五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人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五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责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已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已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皆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异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制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败坏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摇动，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无为流言改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
《实录》但于此记遣使视积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见赐典史银绢事，余皆无之。今并从本志。《会要》亦无遗使视积茶及李谘等条上利害、榜谕商贾、赐银绢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谘等既条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然论者犹争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知制诰夏竦同工部郎中卢士伦、殿中侍御史王硕、如京使卢守勤再加详定。
《实录》命奭、竦二人，此从本志。士伦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勾，寻改工中、陕漕，十月，以度勾为户副。
十一月己卯[4]，孙奭等言：『十三场茶积末售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损为七万一千，皆有奇数。入钱六务十三场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庚辰，诏从奭等议。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税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本志云：十月，遂罢贴射法。恐脱误，今从《实录》。
　　四年三月甲辰，前权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兼领计置司刘筠、王臻、范雍、蔡齐、俞献可、姜遵、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月俸。先是，入内押班张德明传宣，下御史台鞠三司孔目官王举、勾覆官勾献等云云，各及未改茶法时不折虚实而妄称卖茶课增一百万余贯，以觊恩赏。朝廷以为然，遂赐举等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士逊等坐不合以举等状施行，故及于罚。详定所孙奭等特释之。
　　闰五月。初，李谘等变法，使茶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是，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帝以问三司寇瑊，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枢密院副使李谘言：『天圣初行新定茶法，而议者沮毁之，吏人王举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岁课益亏，请复用天圣初所定法，举等显为非辜。乞与优叙之。』诏举等先依三司出职例各迁一资。谘顷在三司，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太后忧之，命辅臣与谘经度其事。谘以谓：『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至用十四钱易官钱百，坐困三司，乃谓变法，以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谤蠭起。谘寻以病请外，相继坐变法谴绌，逾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时三税法蠹耗日甚，议者皆言谘前在被谴绌，将复用见钱法，故谘先有是请。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谘以前坐变法得罪，因辞，不许。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二度支副使杨偕亦陈三税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税，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故命谘等更议，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访以利害。
杨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本志即称都漕，盖误矣。
　　三月丙午[5]，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弛茶禁，以岁所课均赋城廓乡村人户。其疏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国置吏，随处立管。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赀，又加之罪，黥流日报，偷冒不悛。诚有厚利无赀，既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无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人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较计茶利岁入，则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出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钱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钱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6]，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支缗钱四十余万，榷茶之利，凡止五十余万缗。经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人，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尠，所聚逾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旧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买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孙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10]。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加三百。诏皆许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计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在所给券，径赴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
输五分钱召保立限，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谘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缘边十六州军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戒约。』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复行见钱法，罢交引。壬申，榷货务给交引，以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陕西入中交引并赴京师。十二月禁豪商请托。今并从本志联书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同详定茶法。详定茶法所请自今商人对买茶，全买茶，每一百贯、六十贯、见钱四十贯，许金银折纳。从之。
　　五月戊申，命权三司使王博文同详定茶法。
　　宝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变茶法，岁辇京师银绢易刍粟于河北扰配，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权御史中丞张观、侍御史程戡、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与三司别议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晁宗悫、内侍押班史崇信同议茶法。
　　七月丁酉，详定茶法所张观等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权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

盐法

议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定陕西两池盐法[8]。
　　十月，陕西解州、安邑两池，岁为盐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给京师，及西京、南京、京东之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之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之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南之宿、亳[9]，河北之怀、濮、卫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总府、州、军二十八，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贴头。水陆漕运，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邓、蔡、随、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之京兆、凤翔、同、华、耀、乾、泾、原、邠、宁、仪、渭[10]、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阶、成、保安、镇戎，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总府、州、军三十七，听商贾贩鬻，官收其算。并边秦、延、环、庆、渭、源、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凡通商州军在西京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池，则为东盐。各有经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颇受其弊。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制度。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民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弊，一利也。始之以陆运，既差贴头，又役车户。贫民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又舟运河流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国之钱币请之货泉，盖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余万，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丙申，诏曰：『池盐之利，民食所资。申命近臣，详立宽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其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贾人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此据本志）或云：上书者，王景也。景尝言池盐之利，唐氏以来，几半天下之赋。太宗时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宗务缓刑罚，宽聚敛，私盐益多，官课日亏。景时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盐恶，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外间皆食土盐。』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议通商何如，大臣皆以为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太后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复言，故命盛度等与三司详定利害，卒行景策。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恩斋（此据司马光《记闻》）。自是，虽商贾流行，而岁课之入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李谘、翰林学士盛度、侍读学士王随同议解盐法。天圣八年，始听解盐通商。行之一年，岁入视天圣七年损缗钱十五万，明年更损九万，其后岁益耗，故令谘等议之。随、度皆初以通商为便者也。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诏随、度各与一子宫，以尝详定解池盐法也。度自言：『放行解盐三年，收利种盐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六百余斤。乞更钤辖两池，广谋种造，务令大段增剩。』故赏及之。
　　庆历二年正月。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人，乘时射利，与官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大席为盐二百三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孙请，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往经度之。始诏复京师榷法，宗杰请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为置场，增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商贾，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11]。诏皆用其说。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同议解盐法，从三司请也。庆历二年，既用范宗杰说，复京师榷法，久之，东南盐池悉复榷，量民资厚薄，役令挽车转致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弃甽亩、舍妻子，亡匿东盐。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筑盐池，则为东盐。
则盛置卒徒车运，抵河而舟，寒暑往来，未常暂息，关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岁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益虚。详本关中人，熟其利害，尝以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可岁支度支缗钱数百万。乃画策而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会祥以丧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除提单坑冶铸钱。其以丧去，实在此后。行状亦云，本志误也。八年十月，乃复用祥。当时祥与戡议不合，故以祥知华州。明年三月，除提举坑治铸钱，始遭父丧去尔。
　　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提点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祥先请变两池盐法，诏祥乘传陕西，与都转运使共议，时庆历四年也。已而议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及是，祥申前议，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旧禁盐池，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与券，优其直，还以池盐，偿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刍粟，悉留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猾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以为便云（已上并据《食货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与陕西转运使议盐法。始范祥议改盐法，论者争言其不便，朝廷独以为可用，委祥推行之，于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风闻改法以来，商旅为官盐长价，获利既薄，少有算请。陕西一路，即自己亏损课利百余万贯，其余诸路，比旧来亦皆顿减。卖盐见钱，甚妨交用，兼陕西民间官盐价高，多以卖私盐事败，刑禁颇繁[12]，官私俱不为经久，何以施行?缘事有百利，如可议变，变不如前，即宜仍旧。况陕西调用，多仰两池岁课。今如此亏损向去，必甚匮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为害犹浅，速宜讲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挥，选择明干臣僚一员往陕西，令与本路转运使并范祥面议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复旧，免致匮乏调用，寝久为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陕西转运使，备知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建请禁榷之后，差役兵逃亡死损，公人破荡家业，比比皆是，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累言不便，乞复旧法通商，以救关中凋弊，有司执奏，议终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请，兼叶清臣曾知永兴军，见其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划，复用通商旧法，令商人于沿边入纳见钱收籴军储，免虚抬贵价。入中斛斗，于榷货务大支官钱[13]，兼宽诸般差扰劳役，此乃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然。但以变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乐，而议者沿其岁入课利稍亏于前，横有沮议，乞复旧法。旧法诚善，复之无疑，但恐为害寝深尔。且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胜其弊，不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计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利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有小害而终成大利也。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今虽财用微窘，亦当持经久之利，岂忍争岁入数十万缗，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责成效?信取横议，不惟今数有改易，无信于下，而又欲复从前弊法，俾关中生灵，何以措其手足?臣细详范祥前后所奏，事理颇甚明白，但于转运司微有所损，以致异同耳。臣固非惮往来劳费，妄有臆说，实亦为国家惜其事体，不欲徇一时之小利，而致将来之大患也。』及拯至陕西，益主祥所变法，但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量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处官仍鬻盐，自今请禁止。』而三司以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余则禁止。皆听之。
沈括《笔谈》云：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官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是悉免行之。既又盐价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下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年，至今以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微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范样，令与微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员外郎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仍赐其金紫服以宠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榷河北盐
庆历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河北盐务在沧、滨二州，沧州务三，滨州务四，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旧并给京东淄、青、齐三州。淄、青、齐通商，乃不复给。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取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常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以来，河北之民检点义勇强壮及诸色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蓟之地陷于北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彼国之法大率简易，盐、面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今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伏缘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高，犯法必众。近民怨望，非国之福。伏乞且令仍旧通商，无辄添长盐价，以鼓民怨。』其议遂寝。
河北初议榷盐，《实录》不载，余靖谏章独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时，靖绌责久矣。盖先有建此议者，靖论其不可，故罢。既而拱辰使三司，复议举行，又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议增等，拱辰更主榷法，而张方平亟奏罢之。《实录》、国史并疏略，今参取靖谏章及《食货志》，并方平墓志修入。
及拱辰为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
复建议悉榷二州盐，下其议于本路，都转运使鱼周询亦以为不可。
本志以为都转运使夏竦，误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罢三司使，出知亳州，张方平代之。方拱辰司政时，竦无缘却为都转运使。据何郯奏议，为都转运使者乃鱼周询也。王岩叟元祐初奏议，亦误以鱼周询为夏竦。
且言：『商人贩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五二三。请敕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县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十七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频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彼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彼获福也。彼盐滋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奉，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其后父老过诏书下，必稽首流涕。
　　《食货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下诏不许。若三司之请，则不复下诏。今既下诏，盖已立法而未行，墓志当得其实，今从之。《食货志》不载方平事，益疏略也。
熙宁八年六月，章惇又议榷盐。

易东南盐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南、江浙、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煮盐，岁损所在积贮，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于是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舟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困贫，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二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盐漕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于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谓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制置司益造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诸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增盐予之。并敕转运使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
此事据本志附见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抚江淮，或可附见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而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
　　此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岁，又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
　　此亦据《食货》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附此。
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税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至二十万石止。
此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数与东南盐』下又云：『河北用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即第三卷所书也。第三卷所书稍详，今用之。
　　
给虔州盐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盗贩者众。又贩者皆不逞无赖，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而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九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斤，朝廷以为患。自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南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敷等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转运使初以为非便，不往取。其后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皇祐五年，始诏屯田员外郎施元长乘驿会江西、广东转运使议利害。至和初，元长与转运使阎询、元绛皆请如湛等议，独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连州曾奉先请商人贩广南盐入虔、汀州，所过州县收其算。知汀州林东乔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龙请毋运岭外盐入虔州，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万斤至汀，使民间足盐，寇盗自息。虞部员外郎米泌请令虔州增散蚕盐钱，知潮州吕璹[14]、知梅州王淑亦皆论其利害；或又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州，或请榷虔州官盐价，以平其直。论者不一。朝廷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会所属监司及知州军、通判议，于是炳等合议，以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税率，百钱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广东转运使、虔州官吏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既又命比部员外郎曾楷请广南，与监司复议通广南盐，而转运判官陈从易请即惠、循、梅、潮置五都仓贮盐，令虔州募盐铺户入钱，二州趣五仓受盐，还三州贸易，所谓变私盐为官盐，易盗贼为商旅。朝廷难之，卒用炳、扶等策，然岁才增粜六十余万斤。先是，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随者，止输算勿补。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袱至州乃发。输官有余，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由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异时汀州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者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连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半巳权江西宪，九月丙寅落权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转运使资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陕西运副。熙宁三年七月，张颉论蔡挺指置，视此略不同，今两有之。
熙宁三年七月。先是，提点江西刑狱张颉言：『虔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资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云云。蔡挺常议[15]，以盐之杂恶，皆舟人盗窃之弊。然虔州经涉赣江三百余里，故令盐船三岁一易，增人二分，舟人运盐，无欠而有羡，及百斤者支半价。三运毕，部押人转为押官。若使臣，即得减磨勘二年，故盐不杂恶有羡，岁卖至三百六十一万斤，增二十倍。食者既众，不复以税钱约配，盗贩衰息。自挺去[16]，船七岁始易[17]，人因稍减，赏亦渐薄，挺之法十废五六。无赖抵冒之民稍集，而官卖益亏。愿尽复挺规画，以杜奸盗。』辛丑，诏江南西路岁运淮南盐十二纲赴虔州，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挥，运船三岁一易。盐有羡，十分以五分价钱与艄工充赏。部押人三年迁押官。

钱币

商州铸大钱
　　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18]，屯田员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铜铁钱事。
　　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小大最为折中。历代更改，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币轻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庆历八年六月。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阳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庆历元年五月，奎为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兼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元年九月）。及奎徙河东（二年十月），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据《实录》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江、池、饶三州见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当时范雍所议）。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铸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六年一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铸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不可诘。而北人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常遣鱼周询（四年三月）、欧阳修（四年四月）分察两路钱利害，又数命官议（正月己酉、四月甲午）。
　　是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铁议曰（六月乙未）：『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七月辛丑）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一当二（嘉祐四年二月），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实录》于六月乙未载陕西议，七月辛丑载河东议。今从本志，并书之此月末。

成都陕西交子务 神宗附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于是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正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城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司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禁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请，瑊无与也。《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俱误矣。）
　　庆历二年九月，秘阁校理孙甫常监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交子卒不废。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四年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置盐钞场。
　　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因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彦博文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无不悦。』
　　四月癸亥，罢陕西见行交子法。
　　四年正月庚戌注：陕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见四月八日，罢时三月三日。文彦博所言可参考。《食货志》云：四年，诏交子法行于陕西而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如初。
　　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转运使言：『嘉、邛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详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从之。仍令转运使岁终具所铸钱数，比较本息以闻。
　　七年九月癸丑，提举永兴秦凤路交子宋迪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乙卯，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夺两官勒停。初，迪来禀事于三司，而从者遗火于盐铁之废厅，遂燔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言[19]：『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聚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20]、耀、红崖、清远铁以所取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始乞委公弼总制营办[22]。

校勘记
[1]川峡 原本作『川陕』，据《长编》卷一○○改。
[2]丁亥 原本作『癸亥』，据《长编》卷一○○改。
[3]所以饶裕商人 原本此下衍『而海州荆南茶人载七万四千有奇结真州无为军蕲口汉阳并三十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三十九字，据文意删。
[4]己卯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三改。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一八补。
[6]景祐 原本此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一一八删。
[7]有奇 原本作『有其』，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8]两池 原本脱『两』字，据《长编》卷一○九补。
[9]宿亳 原本作『宿濮』，据《长编》卷一○九改。
[10]仪渭 原本作『仪卫』，据《长编》卷一○九改。
[11]蜀货 原本『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五补。
[12]颇繁 原本『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3]大支 原本『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4]潮 原本作『湖』，《长编》卷一九六同，均误，兹据文意改正。
[15]蔡挺 原本『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6]自挺去 原本作『因挺去』，据《长编》卷二一三改。
[17]七岁 原本『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8]康定 原本作『真定』，据《长编》卷一三○改。
[19]转运使 原本作『转运司』，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0]鄜 原本作『郡』，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1]营办 原本作『管之』，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仁宗皇帝

塘水
　　明道二年三月。塘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潜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满淀、灰淀为一水，衡广百三十里，纵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入淀、燕丹淀、大光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十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至保定军父母砦[1]，合量料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德中，胡马钞河北[2]，以霸州、保定军为归路[3]，东南起保定军，西北至雄州[4]，合一百三十淀[5]：黑羊淀[6]、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洋淀为一水[7]，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边吴淀，西至保州，合齐女淀[8]、宜子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或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尝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葫芦[9]、永济等河皆汇于塘。天圣已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缘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甲兵将兵在，敌来何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为无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地平而无险阻。贼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10]。』论者自是分为两岐，而朝廷以敌入忽荒无常，故终不可以废也。
明道二年八月壬午[11]，忻州团练使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是日壬午），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求见，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12]，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皇帝朝，尝有建请方田者。令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横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13]，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载之后，必有成绩。』遂密敕平与怀敏渐建方田。怀敏时为西路缘边巡检都监也。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敌骑也。
此段取本志附见。刘平自雄州徙成德，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疏则据《会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会要》云：明道三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刘平言：『安肃、广信军并保州各相去三四十里[14]，其间平原广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渐次开展，乞专委西路缘边都监杨怀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15]，必有成绩。』诏令怀敏渐次兴置方田，仍令刘平常切照管。
　　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冢口导百济河水[16]，以注缘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作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缘霖潦之余，大为衍溢之患。既非疏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其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南朝塘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时议者亦请涸其地以养兵。上问王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寇敌也。』上深然之。
　　七月，契丹复议和好，约：『两界河淀已前开亩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后，各不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之，量差兵夫，取便修叠疏导。非时霖潦别至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
　　五年七月。初，与契丹约罢广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海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毋张皇，使敌有词。而葛怀敏独治塘益急。是月，怀敏密奏曰：『前转运使张邈开七级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洋淀矣[17]。邈、宗言朋党，沮事如此，不谴诛无以惩后。』诏从怀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名者重责之。

修水洛城
　　庆历三年九月甲子，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挨亢宁等以水洛城来献。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
　　十二月辛丑，陕西宣抚使韩琦言：『请令下陕西四路部署司、泾原路经略司，且并力修葺逐处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另奏听旨。』
　　四年正月戊辰，诏陕西四路都部署司、泾原经略司罢修水洛城，从宣抚司韩琦奏请也。然刘沪时已兴役，郑戬又遣著作佐郎董土廉将兵助之矣。
　　三月甲戌，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同都转运使程戡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奏罢之。郑戬固请终役。琦还自陕西，即罢戬四路都部署。戬既改知永兴，又极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罢，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议者纷纷不决，故遣鱼周询行视。戬初命泾原都监许迁将兵[18]，为修城之援。及戬罢统四路，沬亟召迁还，又檄沪、士廉罢役，且召沪、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请自备财力修城，沪、士廉亦以属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部意别生变，日增版筑趣役。洙再召之，不从。洙亟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往代，沪又不受。洙怒，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时周询等犹未至也，蕃部遂惊扰，争烧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等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
据尹洙《乞与郑戬下狱状》，刘沪、董士廉先送顺德军狱，后有旨送邠州狱。又《覆奏李京札子状》，士廉系狱二十余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参知政事范仲淹言：『泾原路走马承受赵正奏内殿崇班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械送司理院。窃缘此二人元禀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兴。及四路罢后，本路部署司抽下军马，其人即合依禀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料其情，盖本人在彼相杀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筑城寨，惧见中辍之后，本路责见其经画不当，故以死抗拒，一面修兴，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见，非有他意。况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恐狄青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怨，谓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边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械勘。盖狄青粗人，未知朝廷事理，万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来诉于阙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烦圣听。虽知将帅得行军法，即非用兵进退之际，有违节制，自是因争利害，致犯师威。昔陈汤矫诏命以破虏，王濬违节制以下吴，皆释罪封侯，以劝将列。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勘刘沪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邠州拘管，听侯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则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称冤致讼。倘允臣所奏，事可两全，彰陛下保庇边将之恩，使武臣效死，以报圣德。』
四月丙申，谏官孙甫言略曰：『沪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亦尝战斗杀获，而终使用之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将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19]，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余靖言略曰：『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仍诏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业已就，将军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边鄙安危之计，非私于沪。倘有缓急，通其策应，勿以谋之异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案，特与疏放，无使羌戎因此疑惑。』
此据余靖谏章附见，《实录》无有也。
　　丁酉，欧阳修言：『近遣鱼周询定夺利害，臣谓宜命一中使，令周询谕狄青曰：沪城水洛非擅役众，盖初有所禀。且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今不欲直释沪以挫卿之威[20]，宜自释之。后若出师临阵而违节制者，自当以军法从事。然后又谕沪曰：汝违大将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责尔卒事以自赎[20]。俟城成，则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见。如此，则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也。』庚子，知永兴军郑戬言：『尹洙使狄青带领兵马趋德顺军，追摄知水洛城刘沪及本司勾当公事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禀节制。缘臣昨移永兴军，被诏令一面兴修，已移文报洙。洙等既知筑城已就，又闻朝廷专委鱼周询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欲图陷沪等[22]。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雠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始，狄青械刘沪、董士廉送德顺军狱，寻有诏移邻州，既而释二人，令往水洛城讫役，须勘到罪状别听旨。丙辰，谏官欧阳修言：『近差鱼周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闻蕃族见狄青械系沪等[23]，因致惊扰[24]。今周询却将沪往，以此可见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难共了此事，臣谓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25]，尚虑议者谓不可因沪而动一大将。今但移尹沬而不动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沪而屈大将矣。如此，则于沬无损，于沪得全其功，于边防之体无不便。三者皆获其利，否则有害。』
　　五月。先是，郑戬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与商量。琦言：『臣患臣僚临事多避形迹，致赏罚间或有差误，因退思之。臣任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详。令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误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戮，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益，一也。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须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弊，二也。将来修城，上件城堡，计须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带城寨。自近岁修城，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26]，并从腹内经过。逐城程有驿舍粮草，若救静边寨[27]，比水洛城远一程[28]，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劳费如此，又多疏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大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泾原、秦凤两路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单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山堡以来出没[29]，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枉费功力，于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不过五六千人，至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扼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贼隔陇山，不能钞截，五也。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阪隘险，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此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限隔水洛城一带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为篱障，只备西路三都公一带贼马来路。今来开水洛城一带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烟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穰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闻官中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泾原路沿边土地原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土地标占，谓之强人。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五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来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属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唱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于宫中未是有益，七也。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贼以兵围胁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前进，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议者言修水洛城不惟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缘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腊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雠，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州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亦合动移，十也。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特务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惟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戬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得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至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复修，则陇州城等又须相继兴筑，其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去、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面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沬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人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使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陕西四路，惟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原平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余，寂无消息[30]。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人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厉逐路师臣预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见事体未顺。十三也。』诏札与鱼周询、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往泾原路催修水洛城。
　　韩琦十三条，据司马光《纪闻》。琦称『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陈惟信往泾原催修城。盖鱼周询、程戬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后一二日间，故朝廷虽以琦言札付鱼周询等，及周询等奏到，即从其请，遣惟信催修城也。《记闻》称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水洛，岂误以初六日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新知庆州尹洙知晋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与沔易任。沔以病辞，乃别徙洙，于是渭州阙守，诏委狄青。谏官余靖言：『泾原在陕西最为重地，虽范仲淹不敢独当，岂青粗暴，所能专任?』章凡四上，寻有诏徙青权并代部署。甲辰，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言修水洛城毕。庚戌，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王素为刑部郎中、泾原路安抚经略使，兼知渭州。
　　七月壬申，赐修水洛城禁军及弓箭手缗钱。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检、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刘沪为东头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确山县董士廉罚铜八斤[31]。朝廷虽一使沪、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沪权水洛城主，终坐违本路帅命，故责及之。
　　八月癸卯[32]，右正言、直集贤院、知晋州尹洙为起居舍人[33]、直龙图阁、知潞州。旧制，谏官、御史补外，无待阙者。洙自庆移晋，会前守未满岁，有旨令洙待阙。洙心疑郑戬谮己，奏乞与戬俱下御史狱辩水洛事，且言戬交结走马承受麦知微，于是迁秩改命，而所乞竟不从。戊申，陕西都转运按察使、天章阁待制程戬言：『昨遣三司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与臣同体量兴修水洛城。臣等昨离永兴军日，泾原部署狄青已部领军马至德顺军，仍令閤门祗侯崔宣、指挥使谢能等领军马，就水洛城收捉刘沪、董士廉，欲诬以违节制斩之，赖沪等不敢抗对，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军监酒周颂就劾，又差平凉知县李元规代颂面受其意。不谓朝廷遣鱼周询、周惟德来，刘沪等生得出狱，自后臣奉旨带刘沪、董士廉再往兴筑。臣以蕃部疑变，乃虑狄青、尹洙等破坏此城，无以就功，累闻朝廷续差内殿崇班陈惟信，令臣与狄青应副兴修。今幸沪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马钤辖高继元、著作郎石辂、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赞谋狄青，谓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党之人，自怀疑忌，兼开既成之后，犹欲力遂前非。石辂虽已离此，继元、仲昌多险戏计书，务在间谍。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为斗乱。虽水洛城不足惜，奈何扇动蕃部弃去汉土?不惟为异类报怨，兼欲将微臣稔过。臣所操心，粗能知分，虽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过京师，特赐宣谕此事，庶到边不为群小所惑。其高继元、李仲昌乞早移别路一差遣，不尔阻挠边事，必起后虞。』诏权并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泾原部署。
青自泾原权并代当在六月十三日以后，朝廷不欲令青沮刘沪也，但《实录》不详耳。水洛既城，刘沪又责官，泾原已别命帅，则青可复还，特书此，亦足见朝廷委曲任人之意云。
　　五年三月，董士廉请关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韩琦不自安，恳求补外。
　　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监、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刘沪卒。其弟渊将护丧东归，居人遮道号泣，请留葬水洛，立相城隅，岁时祀之。经略司言：『熟户蕃官牛奖逋等愿得沪子弟主其城。』复命沪弟淳为水洛城都监。
皇祐二年正月戊寅，泾原经略司言：『自修德顺军水洛城底石门堡，而生户蕃族多出内附。请递补职名，仍月给俸钱，使为属户以扞边。』从之。

校勘记
[1]至保定军 原本作『至安军』。按：宋无『安军』，兹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2]钞河北 原本作『剑河北』，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3]保定军 《长编》卷一一二作『信安军』。
[4]西北至雄州 原本作『西至北雄州』，《长编》卷一一二作『西北雄州』。据文意改。
[5]一百三十淀 《长编》卷一一二作『百世淀』。
[6]黑羊淀 原本作『黑半淀』，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7]白洋淀 原本作『白羊淀』，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8]齐女淀 《长编》卷一一二作『齐安淀』。
[9]葫芦 原本作『苑』，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0]熟谓 原本作『孰为』，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1]明道二年八月壬午 原本作『元年八月』，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2]赵旷川 原本作『赵旷州』，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3]交错 原本作『文解』，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4]三四十里 原本脱『四』字，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5]专委 原本『专』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6]石冢口 原本作『石椽口』，据《长编》卷一二二改。又百济河，原本作『水济河』，亦据《长编》卷一二二改。
[17]白洋淀 原本作『白羊淀』，据《长编》卷一五六改。
[18]泾原 原本作『泾京』，据《长编》卷一四七改。
[19]怏怏心 原本作『怏怏□心』，据《长编》卷一四八删『□』字。
[20]挫卿之威 《长编》卷一四八同。按：此『卿』字当作『青』，盖指狄青也。
[21]卒事 原本『卒』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2]陷沪 原本『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3]械系沪等 原本作『械系鱼周洵等』，误，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4]惊忧 原本『扰』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5]移刘沪 原本作『私刘沪』，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6]黄石河 原本作『黄若河』，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27]若救 原本作『石救』，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28]远一程 原本脱『一』字，据《长编》卷一四九补。
[29]章山堡 原本『章』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九补。
[30]又经月余寂无消息 原本作『又经月等杀无消息』，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31]确山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一补。
[32]癸卯 原本作『辛丑』，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33]起居舍人 原本『起』字上衍一『上』字，据《长编》卷一五一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仁宗皇帝

塞河

修滑州决河
　　天圣元年正月癸未，诏中书、枢密院同议塞滑州决河。河入中国，行太行西，曲折由山间，则不能为大患。及出大伾，走东北赴海，更平地二千余里。禹迹既湮，河并为一，而特以堤防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众流之所会，时不免决溢之忧。然有司之所以备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则易摧，故聚刍藁薪条，枚实石而缒之，合以为埽。及埽之法，若高十丈，长八尺，其算以径围各折半，因之得积尺七千五百，则用薪八百围（《史藁》作薪五百围），刍藁二千四百围，所谓苇索、心索、底篓、搭篓、箍首、索签、桩磕、??拐、橛拽、后橛，其多寡称所用。若大小广袤不同，则随时损益之，而亦视此为率焉。故凡置埽，必仞水之深，度岸之高，或叠二、叠三四。一埽之长居岸二十步，而岸长或数百步，或千余步，埽坏辄牵连而去。又置埽以补救之，其费动为缗钱数万。凡埽初下水曰扑崖，居上而捍水曰争高，阙地置之以备水曰陷埽。埽实垫为亡所患，浮湍则危。其卷埽之器，则有制脚木、制木、进木、拒马、短长木籰、大小石籰、云梯、引橛、推梯、卓斧、绵索，其鼓旃，所以利工作而为号令之节也。凡度役事，负六十觔、行六十里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觔、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计之。水向背不常，则埽各后地而易。
自『河入中国』至此，皆因本志附此。李清臣吏稿载埽法尤详，本志删取之。
　　四月己酉[1]，以京西转运使、祠部郎中孙冲兼权滑州河阴至泗州都大循河，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张君平签书滑州事。初议塞决河也。
　　五月甲戌，命参知政事鲁宗道按视滑州塞河功料。
　　六月，张君平求免签书滑州事，专领修河，仍乞增置都监，且荐太常博士李渭。庚子，渭换授北作坊使，与君平俱为修河都监。鲁宗道用渭策，欲盛夏兴役，孙冲谓徒费楗薪，困人力，虽塞必决。乃徙冲知河阳。既而役兵多渴死，君平议减其功半，渭不听，君平独以闻，乃斥渭不用，君平亦徙定，河卒不塞。
　　九月，京东西路先配率塞河梢茭数千万，期又峻急，民苦之。王钦若召自江宁[2]，见其事，言于上曰：『民方勤农，岂可常赋外追扰?』甲戌，诏州县未得督发、别听旨。癸未，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
　　闰九月壬辰朔，诏：『如闻滑州修河役兵暴露作苦、而所饭菽粟或爨未熟，乃不可食，宜遣使臣往视之。』十月癸亥，诏滑州募民入粟。二年八月戊寅，遣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李垂、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张君平按视滑、卫等州河势，以岁稔，将议塞决口也。
　　五年七月丁巳，以马军副都指挥使彭睿为修河都部署，内殿押班岑保正为钤辖，礼宾副使阎文应、供备库副使张君平为都监。诏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滑州决河。
　　八月戊辰朔，命知制诰程琳往滑州祭告河。
　　九月癸卯，遣知制诰程琳、西上閤门使曹仪往滑州按视修河。初诏增发丁夫二万，中书言：调工已众，不可增发。故遣琳等往度使。乙巳，诏京西转运使张亿自今五日一具修河次第以闻[3]。丙辰，诏：『滑州修河兵夫比多疾病，其令医官院遣医分治之。候罢役，较其全失之数以闻。』
　　十月辛未，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戊寅，诏：『修河兵夫候功毕日，其少壮愿隶禁军者听之。』壬午，遣知制诰徐奭往滑州祭告河。戊子，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丙午，滑州言塞决河毕。是日旬休，上与太后御承明殿，召辅臣谕曰：『河决累年，一旦复故道，皆卿等经画力也。』王曾等皆再拜称贺。诏速第修河臣僚劳效以闻。作灵顺庙于新堤之侧。
此据宋绶庙记，乃十月事也。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台埽，以其近天台山麓故也。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称贺，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决，至是积九载乃复塞，凡费刍藁千六百二十万，他费不与焉。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宗庙、诸陵，命翰林学士章得象祭于河，宋绶撰《修河记》。修河部署、马军副都指挥使、保顺节度使彭睿加武昌节度使，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范雍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右谏议大夫寇瑊加枢密直学士。凡督役者第迁官。民经率配，免税十之三，忧恤灾伤户。始役既兴，朝议以岁饥将复罢，瑊言：『病民者，特刍藁耳。幸调率已集，若积之经年，则腐朽为弃物，复兴功敛之，是重困也。』乃诏讫役。壬戌，录故西京作坊使、滑州钤辖张君平子造为三班奉职，逊、达并为借职。

修澶州决河
天圣六年八月乙亥，澶州言河决王楚埽，凡三十步。
　　七年二月，河北转运司言：『河平以来，澶州诸埽未尝完筑，恐盛夏益复涨溢，请募民入中刍粮，以备缓急。』诏可。
五月。先是，侍御史高弁、内侍杨怀敏往澶州视决河，议筑大韩埽，又遣内侍綦仲宣覆按之。仲宣言大河已安流，诸埽亦足恃。帝亦重兴役，壬申，以诸埽图示辅臣，罢大韩不复筑。弁亦请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敌兵。不报。
此据高弁传，在三月辛亥。《实录》载弁议，更考之。
　　九月戊戌，澶州官吏并坐王楚埽决，降官一等。
　　十二月。河朔罹水患，朝廷以民疲不任繇役，故王楚埽尚未塞。都大循护澶滑河高继密请自澶州蒐固埽下接大堤东北，即高阜筑遥堤为备御计。侍御史高弁又请于澶州之西分导二河，以杀水势。壬子，命龙图阁待制韩亿、左藏库使阎文应等往河北，同转运使相视之。
　　八年正月癸亥，诏河北转运司视澶州埽岸，如梢茭有备，即议修塞。或民力犹困，则须冬月乃议之。丙子，前良山县令陈曜请于郓、滑州分疏黄河入麋邱河，以分水势。诏京东、河北转运使与韩亿同规度之。戊辰，遣礼宾副使江德源往澶州视古遥堤。庚辰，诏河北水灾州军募人入粟，以赈贫民。
　　三月庚辰，诏河北被水州县毋税牛。
　　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澶州言河决横垅埽。命户部副使王沿、供备库使孙昭等视之。
　　十月。初，大名府言：『自河决横垅，而德、博以来，皆罹水患。请早行修塞。』即诏王沿等相视。沿等以为河势奔注未定，且功大，未可遽兴。癸亥，复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偕、入内押班王惟忠、閤门祗侯康德舆同往视度，而偕等言：『欲且兴筑两岸马头，令缘堤预积刍藁，俟来年秋，乃大发丁夫修塞。』从之。
　　十二月癸未，以天雄军部署、莱州团练使邵福为都大修河部署，供备库副使王遇为澶州部署，右侍禁、閤门祗侯王昭序为沧州部署兼修河事。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洎言：『诸埽须薪刍、竹索，岁给有常数，费以钜万计。积久多致腐烂。乞委官检核实数，仍视诸埽紧慢移拨，并斫近岸榆柳添给，免采买般运之劳。』因陈五利。诏三司详所奏，遂施行之。洎，介休人也。
　　二年正月庚戌，诏：『自横垅河决，尝下河北、京东西路，以民租折纳稍茭五百余万。今河决处自生淤滩，可省工费。其三路未输梢藁，并停罢。』
　　三月己丑，殿中丞、通判齐州张宗彝言：『大名府新作金堤，可以捍横垅决河水势。请且缓修塞之役。』诏河北转运司绘黄河故道及决河至海图上之。
　　四月癸酉，诏澶州募民输梢茭。
　　三年正月丙午，度支副使郭劝、四方馆使夏元亨同点检修横垅埽所储钱粮刍藁，及行视王楚埽所闭减水河利害以闻。
五月，殿中丞王果言：『河北地势庳下，积沙为岸。若导河东流，恐不能御湍悍之患。欲望博询群议，罢塞横垅。』诏郭劝、夏元亨同按视以闻。果，饶阳人也。辛卯，以仪鸾使、雅州刺史、入内副都知王守忠为澶州修河钤辖，内殿崇班李保懿为都监，崇仪副使杨怀敏管勾黄河南岸诸埽，内殿崇班吕清管勾北岸诸埽。丙午，诏澶州权停塞横垅决河，自是河东北行，不复由故道。徙修河都监杨怀敏专固护大名府金堤。
自是河东北行，不复由故道。此据去年八月戊辰《稽古录》所书。明年十二月，河北漕司又奏早投修塞横垅决河钱粮，不知何也。
四年十二月戊辰朔，河北转运司奏修塞横垅决河合用钱粮，乞早拨付河口，以来春兴役。上令转运司再计度从何处修塞河势，从何处赴海，有无壅滞，报明复奏。
此但据朔历，它无有也。当考。

再修澶州决河
　　庆历八年六月癸酉，河决澶州商胡埽。丙子，遣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燕度行视澶州决河。
　　七月戊戌，诏河北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兵。甲寅，命河北都转运使、户部郎中、
　　天章阁待制施昌言都大管勾澶州修河事，四方馆使、荣州刺史、知澶州王德基同都大管勾，通判澶州、屯田司员外郎张谔、国子博士张士程同管勾河事。丙辰，命马军副都指挥使、武安留后郭承祐为澶州修河部署。戊午，加建武节度使。庚申，即以承祐权知澶州，寻又加殿前副都指挥使。辛酉，权发遣户部判官、屯田员外郎燕度同知澶州，兼管勾修河事。甲子，翰林学士宋祁、入内都知张永和诣商胡埽，视决河及覆计工料。
　　八月辛巳[4]，判大名府贾昌朝请下京东州军兴葺黄河旧堤，引水东流，渐复故道，然后并塞横垅、商胡二口[5]，永为大利[6]。诏待制以上并台谏官亟详定利害以闻。甲申，宋祁、张允和等言：『商胡水口见阔五百五十七步，用工一千四十二万六千八百，日役兵夫一十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毕。』诏付详定所。乙丑，以河北、京东西水灾，罢秋宴。辛卯，观文殿学士丁度等合奏修河利害曰：『天圣中，滑州塞决河，积备累年始兴役。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岁饥民疲，迫寒月，难遽就也。且横垅决已久，故河尚未填阏，宜疏减水河，以杀水势，俟来春先塞商胡。』从之。前遣内侍募民入薪刍者皆还，但令诸路自行诱劝。
　　十一月癸丑，盐铁副使、吏部员外郎陈洎、供备库使、恩州刺史、入内都知张惟吉同相度商胡堤岸。十二月庚辰，判大名府贾昌朝又言：『按：夏禹导河，过覃怀，至大伍，酾为二渠，一即贝邱西河南渠。《书》称「北过洚水，至于大陆」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说「经东武阳，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为九道，齐桓公塞其八而并归徒骇。汉武时决瓠子，久为梁、楚患，后卒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复禹旧迹。至王莽时，贝邱西南渠遂竭，九河尽灭，独用漯川，而历代徙决不常，然不越郓濮之北、魏博之东，即今澶滑大河，历北京朝城，由蒲台入海者，禹、汉千载之遗功也。国朝以来，开封、大名、怀、滑、澶、郓、濮、棣、齐之境河屡决，天禧三年至四年夏连决，天台山傍尤甚，凡九载乃塞之。天圣六年又败王楚，景祐初溃于横垅，遂塞王楚，于是河独从横垅出，至平原，分赤、金、淤三河，经棣、滨之北入海。近岁海口壅阏，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败德、博间者凡二十一，今夏溃于商胡，经北都之东至于武城，遂贯御河，历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宁军，南达于海。今横垅故水止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湮塞，惟出雍京口以东，大污民田，乃至于海。自古河决为害，莫甚于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敌寇，取财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自横垅决，财利耗半；商胡之败，十失其八九。况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师，外限戎马，祖宗以来，留意河防，条禁严切者以此。今为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处。臣愚窃谓救之之术，莫若东复故道，尽塞诸口。按：横垅以东至郓、濮间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堙浅之处，可以时发近县夫开导至郓州东界，其南悉沿邱麓，高不能决，此皆平原旷野，无所阨束，自古不为防岸，以达于海，此历世之长利也。谨绘漯川、横垅、商胡三河为一图上进，惟陛下留省。』诏翰林侍读郭劝、入内副都知蓝元用与河北、京东转运使再行相度修复黄河故道利害以闻。
　　皇祐元年正月己亥，命度支副使刑部员外郎吴鼎臣、洛苑使眉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蓝元用往澶州经度治河功费。庚子，徙河北都转运使施昌言知兖州。昌言议塞商胡决河，今复故道，与贾昌朝不合，故徙之。以吴鼎臣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戊申，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车驾朝谒停作乐。
二月甲戌，河北转运使言黄、御二河决，并注乾宁军。请迁其军于瀛州。
书云：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
　　郭劝等言：『与京西转运使徐起、河北转运使崔峄自横垅口以东，至郓州铜城镇度地高下，使河复故道，为利明甚。凡浚二百六十三余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万四千九百六十工。』议虽上，未及行也。
　　九月乙卯，遣龙图阁直学士张奎、入内都知张惟吉、供备库副使郭恩往澶州经度商胡决口。
　　二年正月己亥，诏河北提点刑狱司自今岁调兵夫人治河，并亲决督视之。丙辰，御史中丞郭劝、入内都知张惟吉、蓝元用同检核黄河故道工料以闻。
　　三年七月辛酉，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
　　八月己未，诏三司河渠司与两制、台谏官同议塞商胡郭固决河，仍诏河北都转运使吕公弼、提举河堤綦仲宣赴阙同议。
　　四年元月乙亥[7]，塞郭固口。
　　三月己亥[8]，诏河北安抚转运使、知博州蔡挺与入内都知张惟吉同议六塔河利害以闻。时郭固虽已塞，而水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河以分其势，故命惟吉等按视。
至和元年六月壬寅，徙知澶州、建武节度使曹佾知青州。时议将修塞六塔。上赐诏问佾，佾言：『河决殆天时，未易以人力争。陛下念河北被患，于工费无所惜，然决口将合益驶，虽用工如麻苇，积茎如邱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见，不如徐观其势而利导之，万全之算也。』佾论与执政异，故徙之[9]。
此据李清臣墓铭。按：此时犹未修六塔，恐清臣饰说，当考。明年十月二日，赵抃有言。
　　十一月戊辰，命盐铁副使司封员外郎李参、皇城使陵州团练使内侍押班武继隆相度黄河故道。
十二月壬子，诏河北、京东转运使司诣郓州铜城镇海口审度黄河高下之势，如兴工后水果得通流，即条具利害以闻。
开铜城，塞商胡，议自郭劝等始，见皇祐元年二月。河北周沆、燕度，京东陈宗古。
　　二年九月丁卯，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岁饥[10]，未能兴役。今勾当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约水入六塔河，使归横垅旧河，以纾一时之急。其令两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开故道修六塔利害以闻。』丙子，欧阳修言：『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谬。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者说云减大河水，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有奔腾之患?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闻开六塔者云：可令回大河，使复横垅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令回大河，顾其患如何?臣故谓近乎欺罔之谬也。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横垅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垅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垅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下流既梗，反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垅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之。昨议者度京东故道，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北铜城已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平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垅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而为之，犹愈于害多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又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梢茭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小河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亦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能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垅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胜其患，而又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尔，是皆智者之不力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人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大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费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择也。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亦愿下群臣议，裁取其当焉。』
苏辙作修神道碑云：『河决商胡，贾昌朝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商胡入六塔河。诏两府、台谏集议。陈执中当国，主横垅议。执中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宰相，盖指富弼也。今附此。
　　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奉诏定黄河利害，其开故道，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而东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许之。』
　　十二月丁亥[11]，中书奏：『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则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入横垅，宜令河北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从之，始用李仲昌议也。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内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修河都钤辖。壬辰，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度支员外郎蔡挺都大提点河渠司勾当公事，太常博士杨纬并同管勾修河。昌言辞之，不许。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茭不可胜计。壬申，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挥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闭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张怀恩等全不依禀制旨，妄称水势自然过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尔闭合。一日之内，果即冲开，失坏物料一二百万，溺役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弊，道路惊嗟，岂非意在急切，力觊恩赏?失计败事，咎将谁归?伏望陛下特赐宸断，其仲昌、怀恩及应管勾臣等亟加贬黜，以正典刑。谢彼方之生灵，戒后来之妄作。』
六月戊午，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枢密直学士、知澶州。时六塔河既修复决，朝廷犹欲成之，因以澶授昌言，冀便役事云。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据其本传。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已决，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职。又后此三日，李璋等皆责，而昌言独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责，殊不可晓，今据赵抃奏议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后李璋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举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戊寅，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韩绛为河北体量安抚使，西上閤门副使王道宗副之。时宰相文彦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议，及败事，人莫敢尽言。绛至河北，具得其状，始请置狱劾治，仲昌等由是俱被窜废。
此据绛行状，刘敘所作也。
初议塞六塔，河北转运使周沆独言：『近计塞商胡，用薪苏千六百四十五万，工五百八十三万。今仲昌计塞六塔，用薪苏三百二十万。共是一河，所费财月不容若是之殊。盖李仲昌欲先为小计，以求兴役尔。又今河广二百余步，六塔方四十余步，必不能容。且横垅下流自河徙以来，填淤成高陆，其西堤粗完，东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不十分之三，滨水之民丧业者三万户。就使如仲昌言全河东注，必横溃泛滥，齐、博、德、棣、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今自六塔距海千余里，合欲壅河使东，宜先治水所过两堤，使皆高厚，仍备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积薪苏，以防冲决，乃可为也。然其劳费甚大，未易可办。以臣度之，六塔不可塞。』不从。及仲昌败，沆又上言：『民罹水灾，皆结庐堤上，粮乏可哀。臣欲辄发近仓赈之，顾大恩当自上出，愿亟遣使按视救恤。』从之。
此据周沆本传，不知沆疏李仲昌议不可用在何时。『至和元年十二月，遣臣与河北、京东漕臣诣铜城镇相度河势。』恐沆因此上疏。然二年十二月，沆犹被命同权知澶州，应副修六塔河。若既驳仲昌议，则不应更受此命。或朝廷虽有此命而沆卒辞之，故河决独免责也。今附见沆事于遣韩绛体量河北后。
　　十一月甲辰，降知澶州、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左谏议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后李璋为邢州观察使，司封员外郎燕度为都官员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押班王从善为文思使，度支员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内殿承制张怀恩泽州编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编管。先是，宰相文彦博、富弼主仲昌议开六塔河，不听贾昌朝所言。及六塔功败，仲昌等皆坐责。中书议不胜，昌朝因欲动摇宰相，乃教内侍刘恢密奏六塔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岗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锸畚非便。诏遣中使置狱。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意昌朝为之（时昌朝已入为枢密使），即言事无根原，不出政府，恐阴邪用此中伤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与文思副使[12]、带御器械郑守恭等往澶州鞫其事，趣行甚急，一日内降至七封。中复固请对，乃行。既对，以所受内降纳御座，言：『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上从之。时号中复为『铁面御史』。中复驰往，较景德口籍，乃赵征村实非御名，六塔河口亦无岗势，但劾昌言等奉诏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违约，甫塞即决，损国工费。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以为器，盗所监临，故重贬之。昌朝谗虽不效，亦即召为枢密使。仲昌，垂子也，尝上《导河形胜书》，欲别派使，缓而不决，至仲昌，乃塞河背戾家学，遂以贬终焉。仲昌既贬，朝廷始专治西堤，以卫北京及契丹国信路，不复治东堤。
『铁面御史』并『付中书行出』及『內降七封』，并据曾氏《南游记旧》。曾氏又以治恩、冀河流断赵征村岗势为韩琦主议，误也。专治西堤，据《稽古录》。《江氏杂识》云：许州贾侍中坐语及黄河事，贾云金堤只有西岸。《汉书》：左堤强则右堤伤。既无东岸，自无决理，不须岁筑。然今每岁不减十万夫役，无敢减省者。江志此事恐无《稽古录》所书相参，当考。
又云：张安道云：『河决六塔口，河北税赋放百七十万石。今举天下所得以奉河北岁三百万者，河决之患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桥，水不通泄，为世大患。去澶桥则河患息矣。』

校勘记
[1]己酉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一○○改。
[2]江宁 原本作『江陵』，据《长编》卷一○一、《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改。
[3]张亿 原本作『张意』，据《长编》卷一五○改。
[4]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5]二口 原本『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6]永为 原本『永』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7]元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8]己亥 原本作『乙亥』，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9]徙之 原本作『从之』，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10]河北 原本作『沔北』，据《长编》卷一八一改。
[11]十二月 原本脱『二』字，据《长编》卷一八一补。
[12]吴中复 原本脱『吴』字，据《长编》卷一八四、《宋史》卷三二二《吴中复传》补。又『与文思副使』，原本『与』作『举』，据《长编》卷一八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仁宗皇帝
　　
外郡寇贼
　　庆历三年五月癸巳[1]，京东安抚使司言：本路捉贼虎翼卒王伦等杀沂州巡检使、御前忠佐朱进以叛。遣东头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喆、韩周往捕系之[2]。
　　六月癸丑，知谏院欧阳修言：『今沂州军直王伦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而巡检、县尉返赴贼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归之。假如王伦周游江海之上，南掠闽、广而断大岭，西入巴、峡而窥两蜀，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捍御者?此可谓腹心之大忧。为今计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则人知所畏，自趋击贼。请自今贼所经州县，夺衣甲官吏并追官勒停，巡检、县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号郡将，都监、监押专领兵在城，若贼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监、监押仍除名。若贼发而朝廷别差捕获，其本界巡检、县尉仍坐全火不不获之罪。贼多于所领兵士弓手者差减之。县尉比多新进少年，皆不能捉贼，虚陷罪罚，宜下流内铨别议选择之格，重赏罚以诱之。自来所差巡检下兵士不肯捉贼，又多为州县之患。欲请先选能捉贼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厢、禁军。欲指名抽射者亦听。凡都监、监押、巡检因贼除名者，仍勒从军自效，俟破贼日，则许叙之。』诏送枢密院施行。
　　甲子，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3]，执赏罚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力盗，贼不能禁止者，盖赏罚不行也。若非大设堤防，以矫前弊，则臣忧国家之患不在外裔，而起于封邑之内矣。南京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入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劫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失主泣告，而军使反闭门不肯出。所闻如此，而官吏皆未尝重有责罚。欲望盗贼衰息，何由可得?今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阳监贼仅二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蜂起，而巡检、县尉未知处以何罪?当职大臣尚规规守常，不立法禁，深可为国家忧。且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觔之铜，以冒死伤之患哉?乞朝廷严为督责捕贼赏罚，及立被贼劫赀、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从之。
　　七月乙亥，江淮制置发运司言：捕杀军贼王伦于和州。伦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转掠淮南，所向莫敢当。京东安抚使陈执中遣都巡检傅永吉追之，制置发运使徐的督诸道兵合击。伦至历阳，兵败被杀，历阳县丁壮张矩等得其首级，的具以闻。
　　八月辛亥，赏捕杀王伦之功，和州通判、都官员外郎李熙古等迁擢有差。谏官欧阳修言：『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4]。』又曰：『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又曰：『臣近曾求对便殿，伏蒙陛下语及贼事，忧形于色。及退，见宰辅闲暇从容天下之事，深可忧矣。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必甚王伦。』辛酉，诏：『陕西比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喆、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九月，群盗张海等方炽。庚午，以监察御史蔡禀为京西安抚，往督捕之。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诸州长吏举所部兵马都监及监临场务使臣有材勇堪任巡检者以名闻。若捕贼有功，不次迁擢之。丁丑，群盗晨入金州，劫府库兵仗，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知州、比部员外郎王茂先将兵二十四人御之，既不敌，遂走城外，群盗恣行掠夺，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闻。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前日曾具札子，奏乞于京西路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此最急务，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诸州长吏皆非其人，如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是贼盗。见今往来之处，长吏尤须得人。伏乞先选转运两人，径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令于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权充知州[5]，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差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部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宣帝时，渤海群盗起，帝选能治之者，丞相举龚遂，至郡，盗贼悉平。后汉安帝时，朝歌县盗贼屯聚，连年未获，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是两汉时，一郡一县有贼，只得龚遂、虞诩两人为守、宰，自然破灭之验也。今且以襄、邓十余州论之，其知州、知县、县令皆庸谬懦怯寻常之人，盗贼所到，如入无人之境。巡检、县尉又一一不堪使，贼不猖狂自恣，复何为哉?』又曰：『臣所乞选差京西之转运、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谨守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其余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事。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欧阳修言：『昨自军贼王伦败后，曾极言论列，恐相次盗贼渐多，乞朝廷早为备御。凡为国家忧盗贼者，非独臣一人，前后献言者甚众。为大臣者又无擘画，果致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自淮南新遭王伦之变，今京以西州县又遭张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烧。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数人，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劫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椹涧镇，此臣所闻目下盗起之处如此纵横也。』又曰：『今见在贼已如此，后来贼必更多。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此四者，大臣所忽，以为常谈者也。然臣视今朝廷于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圣慈严勅两府大臣，问其舍此四事别有可为，苟无他术，则此四者宜可施行。』
　　十月丙申，诏利州路转运司如闻群盗入金州劫居民，其令梁、洋二州出兵邀击之。枢密院言：『诸路知州带提举兵甲盗贼处，若素无材力及弛慢昏耄者，请择两省以上或尝历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代之，仍令体量所属都监、巡检、县尉等不任事者，以名闻。』从之。知光化军韩纲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戊戌，军士邵兴率众盗库兵欲杀纲，纲踰城逃，载其家小舟，沿汉而下，官吏亦皆逃去。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缢死。
十一月。初，光化军贼邵兴帅其党趣蜀道，遇华、商、虢等州提举捉贼上官珙，杀之，又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本府军校赵明以众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贼使臣陈曙领兵追击，兴于壻水及其党皆就擒。壬午，诏并凌迟处斩。
《韩琦家传》云：琦遣秦州将官王子方邀杀。今不取。
　　韩琦既至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为之渠，率众相合，涉西京界，劫掠州县，环绕虢州庐氏之东、洛阳长水之西，胁从者仅千余人。继而光化军宣毅叛卒五百余人，邵兴为之长，至商於滾口，众已千余人，与上官珙战，珙死之，余军以失主将，悉溃散于蓝田，藏匿山谷间。邵兴又距百里揭榜，招诱本州铸钱监兵约二千人，皆鄜延、泾原失陷主将正军及鼎、澧、岳、鄂累作过配隶籍中者。商、虢、蓝田驰急报于延、雍，而帅臣未有所处。琦寻遣属官乘传往商於料简钱监役兵，其旧系缘边禁军，即令却归元配州军，仍隶籍，鼎、澧、鄂、岳州壮健役兵，并押赴陕府，填龙猛、龙骑壮勇阙额。邵兴诱致之谋遂不得行。又遣内侍黄琮、范迁赍宣抚司榜收集上官珙下散军，谕以免罪归所属，仍召谢云行等将沿边土兵入山捕张海等。邵兴以无援，窜入兴、洋界被杀；张海等相继歼衂，擒捕余党殆尽，关辅遂安堵矣。
四年二月壬寅，以东头供奉官陈曙等迁职有差，赏诛贼之功也。

西边属羌之乱
天圣三年六月丙寅[6]，令泾原路置保塞五井川以捍西寇，仍自今有内附者，非先陷蕃军民边吏毋得受[7]，及环、原州属羌内寇。癸酉，命工部郎中、龙图阁待制范雍为陕西缘边量度安抚使，客省使曹仪副之。先是，知环州翟继恩擅配州界熟户买粮草，因纵人入诸族帐催督。羌性愚鄙，初不知粮草数目，催督者恣为奸欺，诛求倍常，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首领厮铎论有过，逃去复归，泾原蹈都钤辖周文质与部署王谦、钤辖史崇信共议斩厮铎论，且加凌迟。诸族帐皆惊疑，遂传箭相结，抄掠堡栅。文质等与知渭州史洵美议放还质子招抚之，更缮治兵器为攻讨计，贼益恐。别部首领撒逋渴又率其族千余以叛，环州诸族咸起应之，大为边患。
翟继恩事据赵珣《聚米图经》，《实录》、《会要》、国史并不载。珣以厮铎论为撒陁龙，今从《实录》、《会要》。国史赵振传以散谒为薛适歌，与博文传不同，今从博文传。盖博文传亦见于《实录》，而赵振则《实录》无传也。凌持厮铎论修治兵器，据《会要》，《实录》但载厮铎论及放还质子，国史俱不载。王傅文传所称曹玮曰敏治边平寇事，皆不合，当考。
七月戊子，环庆路钤辖王怀信言：蕃部嵬逋等九百三十五户内附。辛卯，以环州洪德寨主、左侍禁、閤门祗侯赵振为内殿崇班。羌乱始作，王怀信分兵数千属振游奕，振屡捷，从数十骑诣怀信，遇贼十倍，射殪数十，余悉退走，而怀信与泾原都钤辖周文质拥重兵逗留大板寨，不即掩捕。既逾月，贼数万众复围平远及定边、合道、石昌等寨，都监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开封赵士隆、龙卫右第三军都指挥使梧州刺史杜澄死焉。振引兵由别道力战，抵平远寨，夺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围，斩首数千级，而诸将救他寨亦尽力，贼势不敌，乞兵于赵德明，德明守境不应，乃请和，西边以平。振，归信人也。
赵振本传载振事差详，诸将救他寨及贼求援于夏人并略。今取振子珣所为《聚米图经》注附益之，庶知羌乱始末。振本传及《图经》并称救平远寨，而《实录》乃云救洪德寨。《王博文传》：『属羌撒逋渴以族帐数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镇、环州鸽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赵世隆战没。』寨名又与此不同，当考。
　　辛丑，诏：『环州蕃部内附前后以万计，宜给土田处之，仍戒边吏自今毋得妄纳降者。』丙午，诏陕西边户为羌所扰者蠲秋租，复役二年，从安抚使范雍之请也。丙辰，赐泾原、环庆路曾经战守诸军缗钱有差。
　　八月乙亥，贬泾原路左钤辖、左骐骥使、惠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周文质为右率府率、衡州安置，泾原路部署王谦、钤辖史崇信并免劾差替，知渭州马洵美罚铜三十斤，移别州。先是，遣太常博士张仲宣、右侍禁閤门祗侯丁保衡就陕州鞫文质等，狱具，有司断文质当徒二年半，公罚当减，赎铜四十斤，特命窜责之。
　　九月，马军都虞候、端州防御使康继英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继英以戎人虽内附而终蓄奸谋，乃大索其尝反覆者，悉荡除之，由是名震西边。范雍还自陕西，言：『蕃部因罪罚羊者，旧皆输五百，比责使出羊，而蕃部苦之。自今请复令输钱。其罪轻者，约以汉法赎铜。』从之。庚寅，右率府率、衡州安置周文质除名、白州编管，环庆路钤辖、内园使、荣州刺史、内殿押班王怀信除名、连州编管。文质既远贬，而内侍张怀德又以大板寨拥兵玩寇之状闻，故与怀信再加窜绌。

桂阳蛮猺之叛
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湖南转运言：桂阳监蛮猺内寇。蛮猺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8]，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猺人。初，有吉州人黄捉鬼，与其兄弟数人皆习蛮法，往来常宁，出入溪洞，诱蛮众数千人盗贩盐，杀官军，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杀之，又徙山下它处。至是，其党遂合五千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害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诏发兵捕击之。
按：欧阳修明年三月疏，余靖明年五月疏。杀黄捉鬼，乃提刑邵饰、知衡州陈执方也。
　　十月乙未朔，右谏议大夫、知江宁府刘沆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潭州，经制蛮事。戊申，知岳州杨畋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时方攻讨蛮猺，命畋督之。
十二月乙巳，桂阳监言：猺贼九百余人复寇边。湖南攻讨蛮猺，久之不克。己酉，诏转运司郭辅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即便招抚之。杨畋至湖南，乃募才勇深入峒讨击。然南方久不识兵。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却[9]，大兵悉溃。畋踣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卒厉众平六峒。
杨畋兵败孤浆峒，不得其时，此见本传附见。招抚后或因畋兵败，遂命辅之招抚也。当考。卒厉众平六峒，当是四年冬末五年春初事。
　　四年正月丁亥，金部员外郎周陵为司勋员外郎、荆湖南路转运按察使[10]。蛮猺未平，更命陵往治也。
　　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会稽王丝为荊湖南路体量安抚、提举捉贼。
　　甲戌，赐湖南路捕击山猺军士缗钱，仍遣内侍赍手诏体量捉杀次第以闻。谏官欧阳修言：『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虽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未见其利。盖以蛮所在依山，在衡、永、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军守于东，则彼出于西；若官军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猺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死之因，莫猺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郑初起之时，捕贼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猺惊惶。以此言之，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其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未必肯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挥可定。』修又言：『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谓兵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一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云云。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盗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勅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
　　五月，余靖言：『闻蛮贼黄捉鬼等诣衡州请降，知州陈执方既已纳之，寻差役官就驿勘问，贼惊走，因捕杀之。至于余党，虽欲归降，怀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乖错之所致也云云。亦当追罪执方，乃能招抚。』
　　六月丁酉，降勅榜下知潭州刘沆招谕桂阳监蛮贼，有来首身者，并与等第推恩。
　　九月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体量安抚王丝为侍御史、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丝在湖南凡十月，蛮既衰息，乃徙广东。
　　十月，知潭州刘沆大发兵，以勅榜至桂阳监，招降叛蛮二千余人，使散居所部。癸丑，以蛮首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并为三班借职。
　　十一月，谏官余靖言：『臣窃闻湖南贼人首领黄四、邓和尚等各已归降，又闻奏蛮首千余人打劫宜章县，放火杀掠者。臣初以湖南州军山险之处即是蛮獠，譬如蜂蚁，若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惊扰，必不肆毒于人。其间蛮人亦有不曾作过，一例遭官军就居处杀戮，必然怀恨，未肯归降。伏缘自古招抚山贼，必先恩信，如治乱绳，缓乃可解。今杨畋锐于杀伐，蛮人必不相信。臣累曾奏陈，乞抽回杨畋，乃能令蛮贼尽类归降，未蒙朝廷指挥，必是大臣曾与保任，所以不肯移易。虽畋曾经边任[11]，身耐劳苦，与招抚蛮贼事体了不相同，但移杨畋却与近边差遣，别以恩招抚蛮贼，使其降附，不可恐畋之怨而不忧贼之疑而不降也（邓文志、黄文晟、黄士元当是黄四、邓和尚）。
　　五年二月己亥，提点荆湖南路刑狱、殿中丞杨畋为太常博士，赐五品服，前转运使、司勋员外郎周陵、同提点刑狱、内殿承制、閤门祗侯王翌降勅书奖谕，并以招降蛮寇有劳也。癸丑，桂阳监言：黄捉鬼余党唐和尚复内寇。
　　三月癸未，诏荆湖南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应蛮事申覆不及者，听便宜从事。
　　八月，唐、邓等州都巡检使、礼宾副使宋吉为荆湖南路捉杀蛮贼。
　　九月丁酉，湖南安抚使刘沆言：『与提点刑狱杨畋等八路人讨蛮猺，破荡挑、油平、能家等处巢穴。广勇副都头夏吉等四十八人、诸军十将至长行兵八百八人，各捕首级有差，请递迁一资，仍加支赐。』从之。其应募进士区有邻等十四人，并录以官。
　　十月戊寅，诏：『如闻湖南猺贼余党欲降，其令本路罢出兵攻讨，及告谕逃者复归旧处，仍令州县抚存之。』时唐和尚等犹未就执也。
　　十二月。先是，桂阳监蛮猺唐和尚等复入寇，与礼宾副使胡元、右侍禁赵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战于蓝山县华阴洞口，元等死之。庚申，以右谏议大夫刘夔为龙图阁直学士、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壬戌，降知潭州、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刘沆知鄂州，提点刑狱、太常博士杨畋知太平州。癸酉，新知潭州刘夔言：『唐和尚等比经胡元败后，益聚众生，疑恐转为边患。乞降空头宣命十道，欲招安，与捕逐处溪洞首领。』从之。戊寅，开封府判官、祠部员外郎益都周沆为荆湖南路转运使，代周陵也。
　　六年正月丙申，诏道州、桂阳监猺贼未息[12]，权置都巡检使一员。
　　二月，周沆言：『蛮猺骤胜方骄，未易怀服，宜须秋冬进兵。蛮地险气恶，其人骁悍，善用铤盾，北军不能与之角。请选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习其技艺者三千捣巢穴，余兵络山足，出则猎之。俟其势穷力屈，然后招抚。』朝廷用其策，卒平蛮寇。
　　三月丙戌，诏：『荆湖南路钤辖、宫苑使蒋偕令特选经制蛮猺事宜，其务宣布恩信，以招怀之。若犹拒命，即出兵掩捕，毋得过行威虐。』
　　四月壬申，以湖南都监、供备库副使宋守信兼知桂阳监，候猺贼平乃罢。
　　五月乙酉，知潭州刘夔言：击败唐和尚于银江原。夔初至，遣人谕蛮酋使降，不从，乃出讨之。唐既败，遂进破其巢穴，蛮远遁去。
　　十月乙巳，户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峄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壬戌，湖南转运使周沆言：『指使辛景贤招降道州蛮党五十二户、二百九十五人。』诏其首领以次补授官职，仍令所部常抚存之。辛未，知桂阳监宋守信言：『猺贼啸聚千余众，为盗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许穷讨故也。今衡州监酒黄士元颇知溪峒事，愿得敢战士千人引路，上下二百，优给金帛，使之捕逐，并令钤辖亓赞等合力以进。彼既势穷，必将欵附。』诏用其策，大发兵讨之。
　　十一月癸未，广南转运司言：『湖南猺贼千余人寇英、韶州界。』朝廷既用宋守信策，大发兵讨猺贼，贼遁入郴州黄奔山，由赵峒转徙英、韶州界，依山自保，时出抄掠。丁亥，上谓辅臣曰：『猺贼侵扰州县，官兵多暴露之苦。其密谕主将，务加安恤。』
　　七年正月，崔峄言：『太常博士杨畋常战孤浆峒下，人乐为用。今欲殄贼，非畋不可。』乃换东染院使、荆湖南路钤辖。
　　五月丁亥，广南东、西路转运司傅惟几、高易简等言：『猺贼唐和尚愿贷粮米居保峒中，请勅荊湖南路钤辖杨畋趣赴连、韶州山下，共告谕之，使以兵械输官，质其亲属，仍请补为峒主。先给告下转运司。』皆从其请。己丑，补唐和尚、盘知谅、房承映、承秦、文运等并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充峒主。知谅等，和尚党也。畋曰：『贼剽掠湖广七年，所杀不可胜计。今使抱资粮据洞山穴，其势必不久复乱。欲招贼出峒而赋以田。』与转运使异议，不听。明年，贼果复出阳山，畋即领众趋岭外，涉夏秋，凡十九战，乃溃。十一月壬午，湖南猺賊平。

校勘记
[1]癸巳 原本作『辛卯』，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2]系之 原本作『久之』，据《长编》卷一四一改。
[3]朝廷 此二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二补。
[4]讲求御贼之策 原本『讲』字上衍一『御』字，据《长编》卷一四二删。
[5]通判 原本脱『判』字，据《长编》卷一四三补。
[6]三年 原本作『二年』，据《长编》卷一○三改。
[7]陷蕃 原本『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补。
[8]贺韶 原本作『贺诏』，据《长编》卷一四三改。
[9]前军却 原本『却』后有一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五删。
[10]按察使 原本作『按察司』，据《长编》卷一四六改。
[11]畋 原本作『略』，据《长编》卷一五三改。
[12]未息 原本『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九
仁宗皇帝

广蛮区希范内寇
　　庆历四年二月。广西环州隶宜州羁縻，领思恩、都亳二县。蛮区希范者，思恩人也，狡黠颇知书。尝举进士试礼部，景祐末，与其叔正辞应募，从官军讨安化州叛蛮，既而希范击登闻鼓求录用。事下宜州，而知州冯伸己言其妄，编管金州，正辞亦尝自言功，不报，二人皆觖望。希范后辄遁归，与正辞率其族人与白崖山酋蒙赶、荔波峒蛮谋为乱，将杀伸已，且曰：『若得广西一方，当建为大唐国。』会有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人筮。太清曰：『君贵不过封侯。』乃令太清择日杀牛建坛，祭天神，推蒙赶为帝，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希范为神武定国令公、桂牧，皆北向再拜，以为受天命。又以区丕绩为宰相，余皆伪立名号，补署四十余人。
　　正月丙子，率众五百破环州，劫州库，焚积聚。以环州为武成军。又破带溪寨，下镇宁州及普义寨，有众一千五百。是月癸卯，事闻，诏转运、钤辖司亟发兵捕击之，毋得深入。
　　四月丁酉，京西转运按察使、虞部员外郎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辛亥，诏广州发澄海军一千人屯宜州。庚午，以宜州捉贼、右侍禁李德用为閤门祗侯、宜融沿边巡检使。先是，德用韩婆岭击区希范，斩获甚众，俘伪将崔盈谭，获二人，故赏之。希范自是入保荔波峒间，出拒官军。
　　七月丁卯，诏广西转运安抚司出榜宜州，有获区希范、正辞、蒙赶者，人赐袍带、钱三万、盐千觔。
　　五年三月甲子，广南转运使杜杞言宜州蛮贼平。杞初至贞州[1]，先遣急递以檄谕蛮，听其自新。比至宜州，蛮无至者。杞得州校吴香及狱囚区世宏[2]，脱其械，与衣带，使入峒说谕，不听，乃勒兵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毁积聚，斩首百余级，复环州，区希范与蒙赶散走。杞使香趣赶出降。杞谓将佐曰：『蛮依险阻，威不足制则恩不能怀，所以数叛。今特以穷蹙来降，后必复动。莫如尽杀之，以绝后患。』乃击牛马为蔓陀罗酒，大会环州，坐中伏兵发，擒诛七十余人，取五脏尽为图，释病厄被胁与非因败而降者一百余人。后三日，又得希范，醢以遗诸溪峒。
初，区希范入保荔波峒，间出与官军斗。及杞至环州，使摄官区煜[3]、进士曾子华、监押司官吴香诿其党六百余人，始与之盟，置蔓陀罗酒，中既昏醉，称呼起问劳，至则推仆后庑下。比暮，众始觉，惊走，而门有守兵，不得出，遂尽擒杀之。后三日，得蒙赶、区希范、区丕绩等十数人，剖其腹，缋为五脏图，仍醢之以赐诸溪峒。此《实录》所书也。今从杞本传。
　　闰五月己亥，殿中侍御史梅挚等言：『广西转运使杜杞诱杀降蛮五百余人，失朝廷所以推信远人之意，宜劾其罪。』上置不问，诏戒谕之。礼宾副使陈珙等四十三人并行赏有差，录平蛮之功也。赐广西转运使杜杞、提点刑狱李永德器币有差。
七月，冯伸己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西京，讨蛮贼有功也。

淯井夷叛
　　庆历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钤辖司言：『泸州淯井监夷人攻三江寨。』诏秦凤部署司发兵一千人，及选使臣三人驰往捕击之。
　　七月，梓州路转运司言：『泸州教练使生南招安将吏，受诱降淯井夷贼斗敖等，请
　　并补三班差使、殿侍、淯井监一带招安、巡检。』从之。甲申，梓州路转运司言：『夷贼复寇三江寨，淯井监指挥使散直王用等领众击走之。』
　　皇祐元年二月，梓夔路钤辖司言：淯井监一万余人内寇[4]。初，监户负晏州夷人钱，殴伤斗落妹，其众愤怒，欲报之。知泸州张昭信劝谕，既已听服，而清井监复絷婆然村夷人细令等，杀长宁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怒。诏知益州田况发傍郡卒，令梓夔路钤辖宋定亲讨捕之。
　　六月，诏梓夔路钤辖司：『乃者淯井监夷人内寇，尝募药擊手白艻子弟随军，其所贷钱粮悉蠲之。』
　　七月癸丑，赐知益州田况、梓州路转运司何知至勅书奖谕，梓夔路钤辖宋定、知泸州李道宁、泸州巡检孔道宁[5]、嘉眉州巡检陈遇、知淯井监刘继英、淯井监押费元庆、资荣州巡检李友忠[6]、王齐雄、梓夔路都监王楷、梓州都监张斌、遂州巡检王文质、简州巡检孔惟恭、梓州路走马承受翟文秀，或迁官，或加职，或减磨勘年，并以淯井夷人平也。
　　三年三月，改泸州三江寨为宁远寨。婆娑寨为安夷寨。乙丑，龙图阁学士田况言：『乡者淯井监夷人连年攻围监城，水陆不通。益梓夔路钤辖司官军洎白艻子弟近二万人讨之，兵战死甚众，饥死者又千余人，盖由本监不得人致此。自今令转运、钤辖司举官为知监、监押，代还日特迁一资。』从之。

保州兵乱
　　庆历四年八月。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亦曰天策先锋，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二人，析所领率为三部，使援邻道。太祖尝用之有功，诏每出巡，别给钱粮以优之。其后州将不复出，内侍为副，数出巡，部卒遍得廪赐，军中以为不均。通判保州、秘书丞新昌石待举献计于都转运使张显之，仍请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别给钱粮，余悉罢，仍请以武臣代内侍。时杨怀敏方任边事[7]，尤不悦。巡检司云翼卒扬言为乱，知州、如京使、兴州刺史刘继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纳私所置教阅器仗。会都监韦贵与待举射弓赌酒，而众辱之，贵凭酒慢骂曰：『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因激其众。是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刀兵入牙门。待举挈家上城，出东门入无敌营。会继宗亦挈家至，与待举列无敌兵守关城，率神卫招收兵却入东门，以拒乱兵。既而转斗不敌，继宗、待举复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继宗渡城濠溺水死，待举藏鹿角中，为乱兵所害。众怨待举甚，揭其首，众射之。又疑走马承受刘宗言与待举同议，亦害之，始迫缘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为首，守一不从而死，乃拥韦贵据城以叛。礼宾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知广信军刘贻孙与走马承受宋有言临城谕叛兵，有欲降者。计未决而诸路进军来讨，遂复固守拒命。
按：保州兵乱乃八月初五日，始命富弼使河北，实以初五日受命，此时朝廷未知保州兵乱也。弼使河北，但欲修饰边备，未行而保州乱作，朝廷就委弼措置，弼缘此遂行，实非始谋也。其后弼有《辨谗札子》，却云因保州乱，坚乞得河北宣抚，盖小误。然事适同日，不妨便文。而范纯仁行状、苏轼神道碑及朱墨吏附传并云弼因保州平贼出，则误甚矣。今不取。
戊戌，枢密院言保州兵乱。诏遣入内供奉官刘保信驰往视之。庚子，命知制诰田况往保州城下相度处置叛军，仍听便宜从事。赐保州投来人员兵士特支钱。壬寅，降勅榜招安保州叛军，诏知雄州王德基牒报北界，以保州兵乱，本路方镇兵捉杀，恐缘边人户惊也。甲辰，赐保州城下诸军将校特支钱。甲寅，朝议以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统辖，因诏宣抚使富弼促行，往节制之心再降勅榜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选人赍敕入城。若遂开门，一切抚存之；如尚拒命，则益兵进攻，其在营同居骨肉，无老幼皆杀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趋保州，攻城甚急。会有诏招安，贼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军来，我降矣。』李步军，谓昭亮也。诏遣昭亮。是日，昭亮至，与田况同谕贼，贼终未信。右侍禁郭达径逾濠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为我下索，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词气雄辨，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信之，争投兵下城，降者二千余人，遂开门纳官军。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杨怀敏率兵入城，悉坑杀之。
达本传云：范贵、史克顺、侍其臻据保州叛。按：此时但有韦贵，无范贵。又云：臻、贵自经。按：臻亦未尝死，不知本传亦何所据也，当考。今止用《记闻》所载事。李昭亮传云：昭亮从数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盾自蔽，为晓譬祸福，贼遂降。盖饰说。今从《记闻》。按《会要》亦云遣郭达入城谕贼，昭亮不当专此功也。
降卒二千余人悉分隶诸州，宣抚使富弼恐后生变，与都转运使欧阳修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谋，欲使诸州同日诛之。修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诸州有不从，为变不细。』弼悟，乃止。
朱史附传误以富弼为夏竦[8]，今从苏轼所作欧阳修传。
工部郎中、直昭文馆、知沧州刘涣为吉州刺史、知保州。涣至逾月，云翼军士又谋反，居人皇恐。涣以单骑至，械其首恶诛之，一军帖然。
此据涣本传。按：云翼军叛，既诛之矣。涣至，又复谋叛，不知果否。涣不逾年徙登州，当考。涣知保州，乃此月癸丑。
九月辛酉，田况奏保州平。壬戌，诏保州官吏死乱兵而无亲属者，官为殡殓；兵官不从贼被害及战退，并优赐其家。近城民田遭践蹂者，蠲其租。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昷之落职知虢州。初，昷之闻保州乱，自魏驰至城下，召诸将部分攻城，使人谓怀敏曰：『不即来，当以军法从事！』既就坐，反以兵自卫。昷之曰：『诸将方集，独敢以兵随左右，岂欲反耶?』因此去卫者，故怀敏深恨昷之。尝密奏杀昷之，则贼降矣。会富弼力为显之辨，上意解，犹坐前事落职。
《记闻》云：初，怀敏与昷之不协，密奏贼于城上呼云：『传得张昷之首，我即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降。上从之，遣中使奉剑往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宣抚使富弼遇之，亟遣中使还，具奏曰：『贱初无是言，必怨雠者为之。籍令有之，若以叛卒故斩都转运头，此后号令，何由得行?』乃落昷之待制，降知虢州。按：以叛卒故斩都运使头，本朝固无此事，况仁宗之德乎?今不取。若谓怀敏深谴昷之，致令重贬，则可尔。
　　知定州[9]、皇城使、贺州刺史王果降知密州，坐攻保州城多杀伤士卒也。乙丑，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知成德军田况为起居舍人，步军副都指挥使、感德军留后李昭亮为淮康军留后、知定州，洛苑使、晋州刺史、入内侍押班杨怀敏领通州团练使，赏平贼之功也。赠广信、安肃缘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为成州团练使，录其子三班借职怀懿为西头供奉官。保州沿边走马承受刘宗言为左千牛卫将军，录其子景贤为右班殿直。以右侍禁郭达为閤门祗侯。升保州第五指挥为云翼指挥。庚午，降权保州都监、西头供奉官韦贵为右侍禁[10]、监岳州茶盐酒税兼监州仓草场，权保州兵马监押、左班殿直侍其臻为右班殿直、监曹州仓，徙监保州屯田务、右侍禁贾世永监郓州仓，保州、广信军管界巡检、右侍禁史克顺[11]、泽州管界巡检保州指使三班奉职张渎决脊杖二十，刺配沙门岛。贵本刘从德家奴也，从德卒，以恩补班行，累迁西头供奉官、权保州广信安肃缘边巡检，至是，权保州都监。会兵叛，贵虽不能死节，然屡发奏城中，又趣乱军降。及城将平，里疑为内应，欲斩之，求哀得免。世永廨舍在南关城里，偶入城遇乱，遂被留。及田况以勅榜招谕，世永为乱卒遣出，见况，欲得走马宋有言入城乃开门，有言既不去，尝令世永复入城谕乱军。克顺廨舍在东关门，是日，领兵与乱军格斗，矢中其肩。渎，府谷人，应进士举，因府州防城免解，授长史，试方略，得三班奉职。韦贵既劝谕乱军，渎乃言：『我尝读法书，非可赦之罪也。』御史包拯言：『贵罪大责轻，如未欲便行严断，即乞于远恶处编管。』不从。乙亥，田况上保州城下官员有功者第一等三人，诏迁两资；第二等三人，迁一资；第三等二十三人，与减三年磨勘；第四等二十八人，第五等十五人，并赐银绢有差。

贝卒王则之叛
　　庆历七年十一月戊戌，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本涿州人，岁饥，流至贝州，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俗尝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初，则去涿，母与其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福字隐起，争信事之，而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连德、济诸州，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乱河北，会党人潘方净怀刃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不待期亟叛。时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得一走保骁捷营。贼焚门，执得一，囚之。兵马都监田斌以从卒巷斗，不胜而出。城扉阖，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持印弃其家缒城，出保南关。贼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元亨拒之，杀元亨，又出狱囚。囚有憾司理参军王奖者，遂杀奖。既而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滦皆被害，则僭号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名号。改年曰德圣，以十二月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贝军，破赵得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城以一楼为一州，书州名，补其徒为知州，每面置一总管，然缒城下者日众，于是令守者五五为保，一人缒，余悉斩。初，变起仓卒，众莫知所为，元亨自天庆观促马驰还，坐厅事，贼党十余人擐甲露刃，排闼而入，左右皆奔溃。贼胁元亨曰：『大王遣我来索库钥。』元亨据案叱之曰：『大王谁也?妖贼乃敢弄兵乎?我有死尔，钥不可得也！』贼将郝用继来索愈急，曰：『库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钥乎?』元亨厉声骂贼，用遂杀之，贼争携钥去。城破获用，斩之以祭元亨。元亨，束鹿人也。贾昌朝遣大名府钤辖、内殿承制郝质将兵趋贝州。
　　十二月辛丑朔[12]，昌朝以贝州反书闻，内出札子下中书、枢密院，亟择将领往扑灭之，仍令澶州、孟州、真定府预设守备，毋至奔逸，其契丹贺正旦使当由它道至京师。王寅，遣宫苑使象州团练使入内押班麦允言、西京作坊使资州团练使王凯往贝州捕杀军贼，仍诏贾昌朝发精兵卫之。高阳关部署、马军都虞候、象州防御使王信闻贝州乱，亟领本路兵傅城下。甲辰，即以信为贝州城下招提都部署。丙午，河北转运司言：『贝州军民降者六百余人。』诏王信等：『军营在关城内而与为乱者，宜并行羁管之；非为乱者，常加晓谕，勿令忧疑。』是夜，有星大如缶，坠贼城中。丁未，诏：『诸道兵马已会贝州城下，令王信、麦允言、王凯、郝质速行攻讨。其转运使、提点刑狱官毋得与攻讨事。』庚戌，权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壬子，诏：『访闻贝州城下军马多致杀戮，以邀功赏，其令贾昌朝及王信等严切约束，违者以军法从事。』癸丑，诏贝州有能缒索引官军致得城者，与诸卫上将军，赏钱一千贯。甲寅，知沧州、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高继隆为东上閤门使、知贝州，遣内侍何诚用赍敕榜招安贝州军贼。御史中丞高若讷言：『河朔重兵所积，今释贝州不讨，后且启乱阶，为四方笑。』不听。
　　八年正月甲戌，度支副使、工部郎中郑骧权河北转运使，仍就贝州经度军须。乙亥，明镐言：贝州距闉火，斩守闉三班奉职李兴。初，贝州城峻不可攻，乃谋筑闉，度用工
　　二万人，期三十日可与城齐，而贼亦于城上设战棚，与官军相当，名曰『喜相逢』。距闉将成，又为贼所焚，火三日不灭。既斩兴，乃用军校刘遵计，即南城凿地道而日攻其城，以牵制之。贝州民有汪文庆、郭斌[12]、赵宗本、汪顺者，自城上系书射明镐帐，约为内应，夜垂絙以引官军。既纳数百人，焚楼橹。贼觉，率众拒战。初，官军既登，欲专其功，断絙以绝后来者。及与贼战，兵寡不敌，与文庆等复缒而下。是夜，城几克。丙子，授文庆、斌西头供奉官，宗本、顺右侍禁。丁丑，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本路体量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副之。镐督诸将攻贝州城，久不下，帝忧之，问辅臣曰：『策将安出?』彦博乞身往破贼，故遣彦博宣抚，而改镐为副。先是，枢密使夏竦恶明镐，恐其成功，镐所奏请，辄从中沮之。彦博既受命，因言军事中覆不及，愿得专行。戊戌，诏许彦博以便宜从事。入内供奉官李德和为走马承受。贝贼谋窃出，要劫契丹使，明镐牒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门。壬午，贼果以三百人夜出，伏发，皆就获之。丁酉，以降空名告敕、宣头札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抚使，以备赏战功。是日，彦博至贝州城下。官军攻贝州城北甚急，贼兵尽锐御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潜达城中，贼初不觉也。
　　闰正月庚子朔，文彦博夜选壮士二百，衔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导之。既出登城，守陴者垂絙引官军，贼纵火牛，军稍却，军校杨遂援枪中牛鼻，牛还走，贼众惊溃，王则开东门遁。閤门祗侯张絪缘壕与战，死之。王信捕得则余党，保于村舍，皆焚死。则自反至败凡六十五日。遂，开封人也。
　　辛丑，文彦博遣李继和来告贝州平，赐继和锦袍、金带。彦博请斩王则于大名府，夏竦言所获非真盗，当覆视之。乃诏以槛车送则京师。甲辰，曲赦河北，赐平贝州将士缗钱，战没者官为葬祭之。兵所践民田除夏秋税。改贝州为恩州。乙巳，诏恩州置旌忠寺以追荐军士，又设水陆斋于京师普安院。戊申，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文彦博为礼部侍郎、平章事，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明镐端明殿学士、给事中，马军都虞候、象州防御使王信为威德军留后，入内副都知、宫苑使、眉州防御使麦允言为昭宣使、遂州观察使，西京作坊使、资州刺史王凯为泽州刺史，东上閤门使、荣州刺史、知恩州高继隆为引进使、陵州团练使，崇仪副使、真定府路都监张忠为西染院使、资州刺史，自余兵官各以功次迁，京朝官选人预军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为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转五资，第二等三百人转四资，第三等三百人转三资，第四等六百人转二资，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转一资，其余赐缗钱有差。赠马遂为宫苑使。遂，开封人。初隶龙卫军，补散直，改三班奉职，为北京指使。闻王则叛，中夜叱咤，晨起诣留守贾昌朝请击贼，昌朝因使将榜入城招降，贼盛服见之，与饮茶，遂谕以祸福，辄不答。遂将杀则，而无兵仗自随。时张得一在侧，遂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动，遂奋然起，投杯抵贼，扼其喉，击之流血，而左右卒无助者。贼党攒刃聚噪，至断其一臂，犹骂则曰：『妖贼，恨不斩汝万段！』执遂，缚而支解之。则仓卒被殴，伤病数日，乃起。事闻，上叹息久之。则既诛，乃追赠，封其妻为旌忠县君，赐冠帔，官其子五人。后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使其子剖心而祭之。乙卯，武胜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贾昌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加检校太师，进封安国公，以贝州平也。翰林侍读学士杨偕言：『贼发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为有罪，不当赏。』弗听。辛酉，降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皇甫泌监青州税，提点刑狱、祠部员外郎田京监郓州税，前知贝州、四方馆使、附州刺史裴德舆追三官，为池州团练副使，前贝州钤辖、皇城使李昭度追三官，为濠州团练副使，贝州都监、内殿承制文吉除名，长流梅州，监押、右侍禁赵惟一杖脊，配沙门岛。泌、京坐贼发所部，德舆、昭度并以妖党结集久而不察也。文吉、惟一皆懦怯弃城，而文吉颇宣律。得以减死论。
　　丙寅，磔王则于都市。丁卯，诛张得一，其弟兄悉坐降官，妻子论如律。得一以西上閤门使知贝州，视事八日而乱作，贼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饮。初，贼取州印，语曰：『用讫却见还。』每见贼，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后坐，坐必东向，又为则讲僭拟仪式。贼平，得一付御史台劾治，狱具，朝廷议贷死，中丞高若讷谓：『守臣不死自当诛，况为则屈乎?』得一坐弃市。得一既诛，其第当没官。翰林学士张方平言：『得一父耆，真皇宠臣也，此第本恩赐得一。今妻子免缘坐，耆在，且子众，辄没其第，于法不类。』诏还之。
　　二月甲戌，皇甫泌改知泽州，田京通判兖州。文彦博言：『恩州贼起，泌在河北，有供馈之劳。京到官未逾月，其家尝限贼，故复之。京初脱身趣南关，入骁捷营，抚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应贼，京捕斩，乃定。贼遣其党崔象伪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众，又斩以狥，由是营兵二十六指挥在外者皆慴服不叛，州民之居南关者，多与城中等，得不陷贼，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贼系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将屠我辈矣！」京叱诸军益进攻，注矢仰射，杀其家四人。贼知京无所顾，乃牵妻子去。』寻以御史言其失察过轻，而忘家为国义重，不宜左迁，寻又改知江阴军。戊寅，右班殿直曹竭、真定府牢城指挥都虞候刘遵并为内殿崇班。贝州平，两人力居多，故优赏之。
三月丙午，赠恩州通判、国子博士董元亨为太府少卿，录其子沂为太常寺太祝。判官李浩子偃为县尉，俅南和尉，侃衡水尉。司理参军王奖子规觐清河令，齐开子康民、康功主簿，王奕子安宁、安世并为诸州司士参军。又赠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张絪为右领军卫将军。

亲从颜秀之变
　　庆历八年闰正月辛酉。是夕，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为变，杀军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宫帘，斫伤内人臂。其三人为宿卫兵所诛，王胜者走匿宫城北楼，经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谋。枢密使夏竦言于上，请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14]，且言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安。参知政事丁度言曰：『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不可忍。固请付外台，穷治党与。』自旦争至食时，上卒从竦议。
争狱，据孙抃所作墓志并司马光《记闻》。
　　甲子，降勾当皇城司、建宁军留后杨景宗为徐州观察使、知济州，皇城使、康州刺史、入内副都知邓保吉落副都知，为颍州钤辖，左藏库副使、通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杨怀敏为文思使、贺州刺史，北作坊使、廉州团练使刘永年为洛苑使、英州刺史、蔡州都监，洛苑使、眉州防御使赵从约领陵州团练使，为濮州都监，供备库使、荣州刺史、带御器械王从善落带御器械，为曹州都监。从善等五人皆外迁，独怀敏领职如故，枢密使夏竦庇之也。先是，有诏释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鱼周询、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御史何郯等言：『殿庭所置宿卫，本为人主预备非常。今卫士自生变故，所为凶悖，意不可测。兼后来获余党最为要切，闻累传圣旨，令未得杀死而全不依禀，盖是本管臣僚惧见捕获之后勘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纵手下众人杀死，以图灭口，而轻失职之罪。情状如此，理无可恕。太祖朝，酒坊火发，本处兵士因便作过。太祖以本坊使副田处岩等不能部辖，并处极法。今乘舆咫尺，贼乱窃发，凶恶之状，无大于此。而居职者既不能察举，当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议?深恐朝廷法令从此宽弛。伏乞断自圣意，特降指挥，将应系勾当皇城及当夜直宿臣僚并等第重行黜降，用振威罚。所贵禁近之司不敢旷慢。』从善等既外迁，郯等又再具奏，乞罢绌怀敏，言：『伏缘卫兵窃发，凶悖至甚。怀敏适居官守，不能先发奸谋，致盗入宫闱，惊骇御寝，未行谴谪，深屈典章。乘舆所系至重，今文武多士以朝廷独宽怀敏，有心者无不愤激，有口者无不惊嗟，以至里巷愚民，亦皆腾沸。国家用刑，当示公共，不可以一近习，致失众心。』寻有诏：『怀敏落入内副都知，与在京差遣。』郯等又言：『怀敏与邓保吉俱是勾当皇城司，贼发之夜，怀敏正当内宿，责其旷职，合重一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怀敏独留京师，刑罚重轻，颇为倒置。中外闻见，尤所不平。伏乞特从圣断，一例责授外任。』上令中书召郯等，谕以独宽假怀敏之故。郯等又言：『若当贼发之际，怀敏能于后殿即时捕获，犹可赎罪。今贼已入禁庭，通夕之间，陛下被此震惊，固亦甚矣。怀敏纵有先报之效，其可赎失察之罪乎?伏望陛下举祖宗之法，以塞公议；正左右之罚，以示无私。不惜出一怀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天下幸甚！』
　　二月癸酉，文思使、贺州刺史、入内副都知杨怀敏落入内副都知，复为左藏库副使、通州团练使、滑州钤辖，始从御史之言也。
　　
校勘记
[1]贞州 原本作『真州』，误。按：此蛮夷羁縻之州也，非淮南路之真州。据《长编》卷一五五改。
[2]区世宏 原本作『区世容』，据《长编》卷一五五改。
[3]区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五补。
[4]一万余人 《长编》卷一六六作『百余人』，似是。
[5]孔道宁 原本脱『宁』字，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6]资荣州 原本脱『资』字，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7]方任 原本作『万任』，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8]误以 原本脱『误』字，据《长编》卷一五一注文补。
[9]定州 原本作『守州』，据《长编》卷一五二改。
[10]韦贵 原本作『韦贤』，据《长编》卷一五二改。
[11]史克顺 原本作『史克润』，据《长编》卷一五二改。
[12]辛丑 原本作『辛卯』，据《长编》卷一六一改。
[13]郭斌 原本作『郭赞』，据《长编》卷一六二改。
[14]宦官 原本『宦』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
仁宗皇帝

广源蛮叛
　　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广源州蛮寇邕州。诏江南、福建等路发兵备之。广源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原，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战斗，轻死好乱。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酋领，互相劫掠。唐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纳职贡，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皆定。自交趾据有安南，而广源虽号邕管西羁縻州，其实服役于交趾。初，有侬全福者知傥犹州，其弟存禄知万涯州，全福妻弟侬当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杀存禄、当道，并有其地。交趾怒，举兵虏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其妻阿侬本左江武勒族也，转至傥犹州，全福纳之。全福见虏，阿侬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杀其父商人，曰：『天下岂有二父耶?』因冒姓侬，与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侬夏卿，久之，智高复与其母出据傥犹州，建国曰大历。交趾复拔傥犹州，执智高，释其罪，使知广源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内忌交趾，居四年，遂袭据安德州，僭称南天国，改年景瑞。求内附，未即得，于是始入寇。
　　十二月甲子，礼宾使、知桂州陈珙为洛苑使、广南西路钤辖，兼知邕州，左藏库使、广南东路都监陈曙为广南西路钤辖，兼知桂州。遣入内供奉官高怀政往邕州，与本路转运督捕蛮贼。
　　二年二月丙戌，广南西路钤辖司请于邕州罗徊洞置一寨，以扼广源州蛮贼。从之。
　　五月戊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交趾发兵捕广源州贼侬智高，其党皆遁入山林。』诏本路严捕之。
　　三年二月乙酉，广南西路转运司言：广源州蛮侬智高请内附。诏转运司与本路提点刑狱、钤辖司具利害以闻。初，交趾发兵讨智高，不克，转运使新喻萧固遣邕州指使丌赟往刺候[1]，而赟擅发兵攻智高，为所执，因问中国虚实。赟颇为陈大略，说智高内属，乃遣赟还，奉表请岁贡方物。朝廷以其役属交趾，未听也。固言：『智高必为南方患，愿赐一官以抚之，且使抗交趾。』诏问固能保交趾不争智高，智高终不内寇，则具以闻。固言：『蛮夷如智高者，宜抚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强力，非交趾所能争而畜也。就其能争，而蛮夷方自相攻，吾乃得以间而无事矣。』朝廷讫不从固言。
萧固云云，据王安石墓志铭增入。
　　三月癸酉，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侬智高奉表献驯象及生熟金银[2]。诏转运、钤辖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广源州本隶交趾，若与其国同进奉，即许之。
　　四年四月。初，侬智高贡方物求内附，朝廷拒之。后复贡金函书以请，知邕州陈珙上闻，亦不报。智高既不得请，又与交趾为仇，且擅广源山泽之利，遂招纳亡命，数出弊衣易谷食，绐言洞中饥，部落离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设备也。乃与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及其党侬建侯、侬志忠等日夜谋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绐其众曰：『平生积聚，今为天火所灾，无以为生，计穷矣。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兵死。』是月，率众五千，沿郁江东下，攻破横山，寨主右侍禁张日新、邕州都巡检左班殿直高士钦、横州同巡检右班殿直吴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侬智高破邕州，执知州北作坊使陈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广西都监六宅使张立。初，贼围城，珙令乾祐守来远门，权都监、三班奉职李肃守大安门，指使武吉守朝天门。张立自宾州来援，既入，珙犒军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节度推官陈辅尧、观察推官唐鉴、司户参军孔宗旦皆被执，兵死者千余人。智高阅军资库，得所上金函，怒谓珙曰：『我请内属求一官，以统摄诸部。汝不以闻，何也?』珙对尝奏不报。索奏草不获，遂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视，皇恐呼万岁，求自效，不听，并立、乾祐、辅尧、鉴、宗旦害之。立临刑大骂不为屈，逾月，其尸如生。而李肃、武吉、武缘令杨微之、支使苏从与贼党黄师宓有旧，获免。当智高未反时，邕州有白气出庭中，江水溢，宋旦以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书告珙，珙不听。宗旦言不已，珙怒，诋之曰：『司户狂耶?』及智高破横山寨，载其亲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无为俱死也。』既而贼执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贼大骂，遂被害。智高既得邕州，即伪建大南国，僭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赦境内，师宓以下，皆称中国官名。
《会要》云：改年端懿，今从正史。孔宗旦传云：及智高破横州，即载其亲桂州。按：五月一日邕州陷，宗旦被杀，八日乃破横州，传误也，当作横山寨，传盖因曾巩书，亦称横山寨，不云横州，不知何以如此，误，今改之。
　　癸丑，侬智高入横州，知州秘书丞张仲回[3]、监押东头供奉官王日用弃城。丙辰，入贵州，知州秘书丞李琚弃城。庚申，入龚州，知州殿中丞张序弃城。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植、知梧州祕书丞江兹并弃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觐死之。封州人未尝知兵，士卒才百人，不任斗，又无城隍以守。或劝觐避贼，觐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贼者斩！』麾都监陈煜引兵迎击贼，封川令率乡丁弓手继进。贼众数百倍，煜兵败走，乡丁亦溃，觐率从卒决战，不胜被执。贼戒勿杀，捽使拜，且诱之曰：『从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觐不肯拜，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岂从尔苟生耶?幸速杀我！』贼犹惜不杀，徙置舟中，觐不食者两日，探怀中印授其从卒曰：『我且死，若求间道，以此上官。』贼知其无降意，害之，至死詈贼声不绝。投其尸于江。时年三十五。壬戌，智高入康州，知州太子右赞善大夫赵师旦、监押右班殿直马贵死之。师旦，稹从子也。贼既破邕州，顺流东下。师旦使入觇贼，还报曰：『诸州守皆弃城走。』师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谍者三人，斩以狥，而贼已薄城下。师旦止有兵三百，开门迎战，杀数十人，会暮，贼稍却。师旦语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负其子以匿，曰：『明日贼必大至，吾知不敌，然不可以去。尔留死，无益也。』遂与贵部士卒固守城，召贵食。贵不能食，师旦独饱如平时。至夜，贵卧不安席，师旦即卧内大鼾。迟明，贼攻城愈急，左右请少避，师旦曰：『战死与戮死何如?』众皆曰：『愿为国家死！』至城陷，无一人逃者。矢尽，与贵俱还，据堂而坐。智高麾兵鼓噪争入，胁师旦，师旦大骂曰：『饿獠!朝廷负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发一校兵，汝无遗类矣!』智高怒，并贵害之。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宝臣弃城走。
欧阳修、王安石作宝臣墓碑，皆称宝臣尝出战，有所斩捕，卒不胜，乃去。盖饰说也。
　　丙寅，智高围广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简以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贼至者斩!』以故民不为备。及贼至，始令民入城。民争以金贝遗阍者，求先入，践死者甚众，余皆附贼，贼势益张。壬申，命崇仪使、知桂州陈曙领兵讨侬智高。
　　六月乙亥，起复前卫尉卿余靖为秘书监、知潭州，前屯田员外郎、直使馆杨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盗贼。后七日，靖改为广南西路安抚使、知桂州，后十日，畋召至都门，加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而遣之。庚辰，命同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内殿崇班、閤门祗侯李枢与知桂州、崇仪使陈曙同捉杀蛮贼，仍令广南东路转运、钤辖司发兵应援之，寻以曙为广南西路钤辖。辛巳，如京使、资州刺史张忠为广南东路都监。甲申，徙知广州、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仲简知荆南。朝廷但以简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广人怨之深也。是日，广端都巡检高士尧击侬智高于市舶亭，为贼所败。丙戌，命知越州、给事中魏瓘为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知广州，给禁卒三千使往[4]，且听以便宜从事。洛苑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曹修为广南西路同体量安抚、经制盗贼。庚寅，广、惠等州都大提举捉贼、西京左藏库副使武日宣、惠州巡检、左侍禁魏承宪击侬智高于广州城下[5]，死之。
　　七月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初，魏瓘筑广州城，凿井畜水，作大弩为守备。及侬智高攻城甚急，且断流水，而城坚，井饮不竭，弩发辄中，中辄洞溃，贼势稍屈。知英州晋江苏缄始闻广州被围，谓其众曰：『广与吾州密迩，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义也。』乃蒐募壮勇合数千人，委州印于提点刑狱鲍轲，夜行赴难，去广二十里驻兵。黄师宓者，广人也，陷城中，为谋主。缄使缚其父，斩以狥，贼闻之丧气。时群不逞皆旁缘为盗，缄捕得六十余人斩之，招怀其驱胁诖误，使复故业者凡六千八百余人。城被围日久，战数不胜，贼方舟数百急攻南城。番禺县令萧注者，新喻人也，先自围中出，募得海上强壮二千余人，以海船集上流。未发，会飓风夜起，纵火焚贼船，烟焰蔽天，大破之，积尸甲如山。即日发县门，诸路援兵及民户牛酒、刍粮相继入城，城中人每战必胜。而转运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备。贼知不可拔，围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繇清远县济江，拥妇女作乐而行。攻贺州，不克，遇广东都监张忠于白田，忠战败被杀。虔州巡检董州、康州巡检王懿、连州巡检张宿、贺州巡检赵允明、监押张全、司理参军邓冕皆没。甲子，广东钤辖蒋偕击贼于路田，兵败。南恩州巡检杨逵、南安军巡检邵余庆、权宜融州巡检冯岳、西路捉贼王兴、苌用和皆没。丙戌，赠张忠为感德节度使。
　　八月丁亥，以萧注为礼宾副使、权发遣番禺县事。戊子，诏广南有捕获侬智高者，授正刺史，赏钱三千缗、绢二千疋；获智高母，授诸司副使，钱三千缗、绢二千疋；获黄师宓、黄玮，授东头供奉官，钱一千缗。辛卯，改新知秦州孙沔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内园使、陵州团练使、入内押班石全彬副之。沔以南方兵连为贼所破，气摄不可用，请益发骑兵，才与兵七百。沔忧贼度岭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缮治营垒。』多具燕犒。贼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复有诏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知英州、秘书丞苏缄为供备库副使。初，广州以贼遽至，不及清野，故贼得势。掠后，缄知贼将走，分兵边村渡扼其归路，布槎木、巨石几四十里。贼至，果不得前，遂缭绕数舍，入沙头度江，由清远县道连、贺州西归，摧伤者多。缄尽得贼所略之物。
　　九月戊申，侬智高杀广东钤辖蒋偕于贺州太平场，庄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张达、三班奉职唐岘皆没。偕始受命讨贼，驰驿十七日至广州城下。入城揖州官未定，数知州仲简曰：『君留兵自守，又纵部兵馘平民以幸赏，可斩也!』简曰：『安有团练使欲斩侍从官?』偕曰：『剑在吾手，何论侍从!』左右解之，乃止。及贼去广州，杨畋檄偕焚储粮，退保韶州。军次贺州，贼夜入其营，袭杀之。偕举动轻肆，卒坐此败。甲寅，桂宜柳州巡检、三班借职李贵击侬智高于龙岫峒，兵败死之。丙辰，降广南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起居舍人、直史馆、同知谏院杨畋知鄂州，落知谏院；同体量安抚经制贼盗、西上閤门副使曹修为荆南都监；广南东路钤辖兼捉杀蛮贼、宫苑使、韶州团练使蒋偕为潭州都监监。初，畋与修闻智高徙军沙头将济江，即命偕弃英州，焚储粮，及召内殿承制丌赟、岑宗闵、西头供奉官閤门祗侯王从政退保韶州，故并责之。时偕死已九日矣。供备库副使苏缄、礼宾副使萧注并为广南东路都监，兼管勾东西两路贼盗事。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举广南东路兵甲、经制贼盗，再降杨畋等官爵，又降内殿承制丌赟为内殿崇班。己未，赠岭南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觐为太常少卿，知康州赵师旦为光禄少卿。
　　庚申，智高破昭州，知州柳应辰弃城，洛苑使、广西钤辖王正伦与贼斗于馆门驿，死之。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王从政、三班奉职徐守一、借职文海皆被害。贼始执从政，从政骂不绝口，至以汤沃之，终不屈而死。杨畋、曹修经制蛮事既无功，改命孙沔及余靖等，上犹忧之。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节度使即降。』枢密副使梁适曰：『若尔，二广非朝廷有也！』上问宰相庞籍谁可将者，籍荐枢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请行。翌日入对，自言：『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致阙下!』上壮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盗贼事。
　　十月丙子[6]，诏鄜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仍逐路遣使臣一员押赴广南行营，从狄青之请也。丁丑，侬智高入宾州，知州、国子博士程东美弃城。己卯[7]，降空名宣头札子各一百道[8]，锦袄子、金银带各二百下狄青，以备赏军功。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仲简落职、知筠州。庚辰，狄青辞，置酒垂拱殿。辛巳，内降手诏：『应避贼在山林者，速招令复业。其乘贼势为盗，但非杀人及贼所胁从能逃归者，并释其罪。』右正言韩绛言：『狄青武人，不可独任。』帝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而号令不专。不如勿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讨击，亦各听沔等指挥。甲申，侬智高复入邕州，知州、礼宾使宋克隆弃城。克隆承贼残扰之后，不能营葺守备，颇纵士卒下诸山寨杀逃民，诈为获贼，一级赏钱十千；又诈给亲兵帖，以为赏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无以御贼，遂遁去。
　　十一月，赠王正伦丹州团练使，何宗古嘉州团练使。
　　十二月壬申朔，广西钤辖陈曙击智高，兵败于金城驿，东头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长史徐噩死之。曙素无威望，既与贼遇，士卒犹聚博营中，使承吉将宜州忠敢兵五万为先锋，仓卒被甲以前，遂致覆军。
五年正月。始，余靖言交趾李德政共击贼[9]，德政亦乞会兵。狄青奏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仍假夷蛮兵。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丁未，诏广南西路转运司移文，止交趾助兵。狄青合孙沔、余靖两将之兵，自桂州次宾州。青以张忠、蒋偕轻敌取死，军声大沮，前戒诸将：『无得妄与贼斗，听吾所为。』陈曙恐青独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贼，溃于昆仑关，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齐，兵所以败！』己酉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然。靖尝迫曙出战，因离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节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诸将皆股栗。
吕诲志陈曙墓铭称：曙与孙抗有隙，及青至，抗悉以败军事归曙，故及诛。当考。
　　狄青既戮陈曙，乃按军不动，更令调十日粮。众莫测。贼觇者还，以为军未必进也。翌日，遂进军，青将前阵，孙沔将次阵，余靖将后阵，夕次昆仑岗。黎明，整大将旗鼓。诸将环立帐前，待令乃发，而青已微服与先锋度关，趣诸将会食关外，即归仁铺为阵。戊午，贼悉其众，列三锐阵以待官军，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及战，前军稍却，右将开封孙节死之。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起，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复左，右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侬智高复趋邕州。王师追奔五十里，捕斩二千二百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忠并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国。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巨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使归。枭师宓首于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筑京观于城北隅。时有贼尸衣金龙衣，众以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诈耶?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先是，谣言：『农家种，籴家收。』而智高为青所破，皆如其谣。战于归仁也，右班殿直张玉为先锋，如京副使贾逵将左，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将右。既阵，青誓曰：『不待令而举者，斩!』及节搏贼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数困而心慑易衂，苟待令，必为贼所薄。且兵法先据高者胜，乃引军疾趋山，立始定而贼至，逵拥众而下，挥剑大呼，断贼阵为二，玉以先锋突出阵前，而青麾蕃落骑兵出贼后，贼遂大溃。逵乃诣青帐下请罪，青拊逵背曰：『违令而胜，权也，何罪之有?』甲子，内出手诏，遣内侍抚问广南将校，仍赐军士特支钱。
　　二月癸未，宣徽南院使、彰化节度使狄青为护国节度使、枢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广南捷书至，上大喜，谓宰相庞籍曰：『青破贼，卿议之力也。』遂欲擢青枢密使、同平章事。籍以为不可，乃止。乙酉，广南东西、湖南、江西路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孙沔、知桂州、秘书监余靖并为给事中，仍留靖留屯邕州经制余党，候处置毕，乃还桂州。狄青尝问沔何以破贼，沔曰：『使贼出上计，收其保聚，退守巢穴，则当徐图之。据邕州以拒我师，犹为中计。若恃胜求战，此计最下。然贼有轻我心，必出下计，将成擒耳！』已而果然。沔始受命，数请骑兵，又令军中制长刀巨斧。人谓南方地形不便骑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以骑兵破贼。贼皆翳大盾，翼两标，置阵甚坚，矢石不可动。竟赖刀斧杂短兵搏战，阵乃破，人皆谓不及也。丙戌，诏礼宾副使广南西路都监萧注、内殿崇班邕贵等七州都巡检使王成、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广南西路都监於震同追捕侬智高，仍诏有能获智高者，除正刺史。同功人以次甄赏之。广南东西、湖南、江西路安抚副使、入内押班、内园使、陵州团练使石全彬领绵州防御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狄咨为西染院副使兼閤门通事舍人，右侍禁狄詠为閤门祗侯。咨、詠皆青次子也。赐狄青敦教坊第一区。壬辰，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田瑜为广南东路体量安抚使，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周沆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贷知邕州、礼宾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门岛，侬贼再至弃城也。乙未，赠荆湖北路都监、西京左藏库副使孙节为忠武军留后。
　　四月壬申[10]，狄青还朝，置酒垂拱殿。甲戌，广南西路转运使孙抗、转运判官宋咸、提点刑狱朱寿隆、同提点刑狱高惟和、广南东路转运使元绛、提点刑狱鲍轲、湖南路转运判官李章、提点刑狱李肃之、同提点刑狱柳涉以邕州平，并迁官。乙亥，破蛮诸将分三等迁资，迁者凡七十二人。戊寅，御垂拱殿，令蕃部骑兵布阵如归仁铺破贼之势，观其驰逐击刺，等第推赏。都大提举教阅阵法张玉迁内殿承制。给事中孙沔还自岭南，帝问劳，解所服御带赐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请也。
　　五月乙巳，以狄青为枢密使。丁未，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新知杭州孙沔为枢密副使，给事中、知桂州余靖为工部侍郎。时御史梁蒨数言靖赏薄。孙沔既与狄青继践二府，故靖亦加秩。以蕃官蒲亚讷为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监察御史、武骑尉、知广州魏瓘言[11]：智高围城，亚讷能以猛火油烧其攻具也。
　　六月甲子，赠邕州司户参军孔宗旦为太子中允，知兖州祖无择始以宗旦死事闻故也。
　　十二月丁酉，广南西路安抚司言：捕获侬智高母阿侬及智高弟智光、子继宗、继隆。诏护送京师。阿侬有智谋，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号皇太后。天姿惨毒，嗜小儿，每食必杀小儿。智高败，阿侬入保特磨，依其夫侬夏卿，收残众约三千余人习骑战，复入寇。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献珪、石鉴、进士吴舜举发峒兵入特磨掩袭，并智高弟、子皆获之。
　　至和元年三月庚午，三班奉职黄献珪等迁官，赏获智高母子之功也。知桂州余靖加集贤院学士，知邕州萧注迁东上閤门副使。
　　六月乙未，诏益州路钤辖司应蛮人出入处，皆预择人为备御。时黎州言侬智高自广源州遁入云南故也。
二年六月乙巳，侬智高母侬氏、弟智光、子继宗、继隆伏诛。初，欲留继隆等以招降智高，日给食饮。或传智高已死，遂并戮之。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为户部侍郎，东上閤门副使、知邕州萧注为引进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国购智高。南诏久与中国绝，林箐险绝，深接生蛮，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为大理所杀，函其首至京师。
大理国函智高首送京师，此据《萧注传》。然智高本传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马光《百官表大事记》至和二年四月，亦书侬智高死于大理，当考。
　　嘉祐二年四月。雷火峒侬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据险聚众，数出剽略，知邕州萧注大发峒丁击之，知桂州萧固独请勅招降。转运使王罕以为宗旦保山溪篁竹间，苟设伏邀吾军，未必可胜，徒滋边患。乃独领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子日新，谓曰：『汝父内为交趾所仇，外为边臣希赏之饵。归报汝父，可择利而行。』于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为忠武将军，日新为三班奉职。
　　
校勘记
[1]丌赟 原本作『开赟』，据《长编》卷一七○改。
[2]奉表 原本脱『奉』字，据《长编》卷一七○补。
[3]秘书丞 《长编》卷一七二作『殿中丞』。
[4]三千 《长编》卷一七二作『五千』。
[5]于广州 原本『于』字上衍一『在』字，据《长编》卷一七二删。
[6]十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七三补。
[7]已卯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七三改。
[8]札子 原本作『头子』，据《长编》卷一七三改。
[9]余靖言 原本作『余靖向』，据《长编》卷一七三改。又按：此云『五年正月』，误，《长编》卷一七三事在皇祐四年十二月戊子。
[10]壬申 原本作『壬寅』，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11]魏瓘 原本作『魏权』，据《长编》卷一七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仁宗皇帝

英宗册立始末
　　景祐二年十二月，安化留后允让为宁江节度使。允让，元份第二子也。上之幼也，真宗择宗室子年相若、聪悟可观者与游，召允让入禁中，旦暮诵读共学，凡动作燕嬉，无一不中节。及上出閤，始用云韶乐导从允让归外邸。
　　四年六月甲午，皇侄太子左监门率府率宗实特迁右内率府率。宗实，允让第十三子也，生四岁，养于宫中，时方六岁。
　　宝元元年九月辛未，左千牛卫将军宗实为右领军卫将军。
　　二年六月壬申，右千牛卫将军宗实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始自宫中出还第。时方八岁。
《英宗实录》、正吏并云豫王生，英宗乃还第。按：豫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还第。《实录》、正史盖不审也。
　　庆历元年十二月丙申，左千牛卫大将军宗实为右羽林卫大将军。
　　五年十月戊寅，宁江节度使允让为汝南郡王。
　　至和二年十二月。上春秋高，未有继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张述上言曰：『臣闻漆室之女，有忧国之心，倚槛而叹。臣仕于朝二十五年，而区区之虑，不早为陛下建万世之长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实耻之。夫生民之命系于宗庙、社稷之重，而以继嗣为之本。匹夫匹妇有百金之产，犹能定谋托后，事出于素，况于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愿太祖皇帝享年亿万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而天地有运行，日月有盈昃，阴阳之数，有闰有章，气至而回，物极而变，理之必然者也。艺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传真宗，真宗以传陛下。陛下承三圣之业，传之于千万年，斯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忧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决，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避讳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贵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过成康、文景远矣。谓宜默祈天地、岳渎，分宠六宫，用均爱施，或未之获，则遴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赐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则天下大幸！』是岁，复上疏曰：『臣闻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为日，君象也。二明相继，故能久照。东升西没，一昼一夜，数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将三纪，是日之正中也，而未闻以继照为虑，臣诚疑之。使嗣不早定，则有一旦之忧，而贻万世之患。历观前世事之仓卒，则或宫闱出令，或宦官主谋，或奸臣首议。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窃其权，安危之机，发于顷刻。而朝议恬不为计，岂不危哉?』述前后七上疏，最后语尤激切，文多，故不载。上终不以为罪。述，小溪人也。
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即以五年上。传云皇祐中，误也。
　　嘉祐元年正月，上暴感风眩。
　　二月，帝康复。
五月甲申，诏以九月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1]。右千牛卫大将军宗实仍养于宫中，上及皇后鞠视如子。既出还第，问劳赏赐不绝，诸宗室莫得比。上始得疾，不能视朝，中外忧恐。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劝帝早立嗣，上可之。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弟纯臣为王府官，数与尧臣言宗实之贤，尧臣以告彦博等，彦博等亦知宗实上意所属，乃定议，乞立宗实为嗣。既具稿，未及奏而上疾有瘳，其事中辍。
至和议立嗣，诸家各有记述，要当以《龙川别志》为得实。盖彦博等私议英宗当立，已曾具奏，俱未及上尔。其诏草亦非伪也。盖当日群臣预为此奏，可即降诏，事不容缓，其理势亦当尔。今国史及《文氏私记》皆云已奏诏草，则恐未必然。今从《别志》，止称奏议，不载诏草，更俟考详。《别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谓韩琦与彦博、弼同为宰相，则误也，今不取。
　　是日，知谏院范镇上疏曰：『陛下置谏官者，为宗庙社稷计也。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者，是不知谏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谏官，臣敢不以宗庙社稷计献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还，过河北，河北之人籍籍纷纷，皆谓陛下方不豫时有言曰：「我惟宗庙社稷计以忧劳，而成此疾。」陛下所谓宗庙社稷计而忧且劳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时中外皇皇，莫知所为，而陛下方且宗庙社稷计为念，是陛下之计虑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复，御殿听政，愿推向者之言而终行之。行之之术，非明则不审，非果则不决。惟审与决，而宗庙社稷之计定矣。今祖宗后裔蕃衍盛大，信厚笃实，伏惟陛下拔其尤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与图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异时诞育圣嗣，复遣还邸，则真宗皇帝时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之子养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太祖皇帝舍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庙社稷之至计也。伏惟陛下观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时故事，断于圣心，以幸天下，不胜大愿。臣考之于昔，参之于今，谋之于心，书之于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惧无益于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万死之罪，审之决之，以定宗庙社稷之至计。非独臣蒙更生之赐，乃天下之人之心也。』
　　五月三日入，范镇奏疏并不载于《实录》，盖《实录》镇所修，不欲自表见尔。今悉以月日追载。周王薨，真宗养宗室子，当考。
　　疏奏，文彦博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蔡挺问镇何所言，镇以实对。明日，挺谓镇曰：『言如是事，何不与执政谋?。』镇曰：『镇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谋之执政，或以为不可，亦岂得中辍也!』
　　六月己未，殿中侍御史赵抃上疏曰：『向者伏睹陛下圣体偶小违豫，中外之心，莫不动摇。赖宗庙社稷之降灵，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寝康。然犹上有谪见之文，迨无虚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者岂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系，垂厥祥异，明白丁宁，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远图，亟有所为而然也?权宜也，机会也，此其时矣。《书》曰：「一人元良，万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继，明照四方。」叔孙通以谓「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为戏」，韩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则争且乱。」臣不胜大愿，愿陛下思所以答谪见妖星之警戒，思所以固三圣百载之基业，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忧惑，思所以破奸雄阴贼之窥觎。断宸衷，发天意，择用宗室贤善子弟，或教育宫闱，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辅道以正人。磐石维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之至公而裁择焉。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寿延洪，一旦皇子庆诞，小阳正位，储贰事体，何损权宜?方今施为，且适机会。转祸乱危亡将然之势，为福治安存无疆之基，岂不盛哉？岂不休哉?臣职在言责，计无家为[2]。戴陛下之恩，极泰山之重。顾愚臣之命，等鸿毛之轻。傥一毫有补于朝廷，则万死甘从于鼎镬。』庚午，殿中丞、集贤校理、通判并州司马光上疏曰：「人臣之进言者，舍其急而议其缓，则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听纳者，忽其大而务其细，则心益劳而功益浅矣。故明王不恶逆耳之言，以察治乱之原；忠臣不避灭身之祸，以论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业光美也。陛下自首春以来，圣体小有不康，天下之人，侧足而立，累气而息，忷忷然忧惧，若蹈冰炭间。虽已痊平，而民间犹有讹言以相警动者，虽有司以严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虑也?陛下何不试思其所以然者何哉?岂非储贰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则众心未安也。贾谊有言：「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可乎?」当谊之时，汉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为太子，中外人安，公私富益，谊犹有是言。使谊处于今日，当何如哉?陛下好学多闻，且以前古之事质之治乱安危之机，何尝不由继嗣哉?盖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分先定则安，不先定则危。得失之机，间不容发。朝廷至大至急之务，孰先于此?而陛下晏然不以为忧，群臣爱身莫以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疏贱，而不顾鼎镬之罪也。今夫细民之家有百金之资，犹择亲戚可信任者使谨守之，况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汉，所以能享天之禄若是其久者，岂非皆亲任九族，以为藩辅乎?使亲者犹不可信，疏者庸足恃乎?窃惟陛下天性纯孝，振古无伦，事无大小，关于祖宗者，未尝不勤身苦体以奉承之，况祖宗光明盛大之基业，岂可不为之深思远虑，措之于安平坚固之地，以保万世无疆之休哉?天子之孝，非若众庶，止于养亲而已，盖将谨守前人之业而传于无穷，然后为孝也。《礼》：「大宗无子则同宗为之后。」为之后者，为之子也。故为人之后者，事其所后，礼皆如父，所以尊尊而亲亲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孙千亿，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忧危。伏望深念祖宗艰难之业，断自圣志，昭然勿疑。遴择宗室之中聪明刚正、孝友仁慈者，使摄居储贰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傥未欲然，或且使之辅政，或典宿卫，或尹京邑，亦足以镇安天下之心。如此，天地神祇、宗庙社稷，实赖陛下明圣之德，况群臣兆民，其谁不欢呼鼓舞乎?昔鲁漆室之女忧鲁君老，太子幼。彼匹妇也，犹如忧国家之难，盖以鲁国有难则身必危矣。况臣食陛下之禄，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册之府，非比于漆室之女，诚不忍坐视国家至大至急之忧而隐嘿不言。臣诚知言责不在，臣言之，适足以自祸，然而必言者，万一冀陛下采而听之，不胜愤懑之诚。』上在位久，国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闻而继之，又与镇书言：『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顾?愿公死争之。』于是镇言之益力。己卯，以都城大水，诏群臣实封言时政阙失。范镇又言：『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祀天地神祇，肃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非废祭祀，非不祷祀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宗庙以承承力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镇以五月三日初上疏。此云两月余，则当在七月十日庚寅未谢晴前。或两月余字误，更详之。
　　七月，文彦博等共议建储，未尝与西府谋也。枢密使王德用闻之，合掌加额曰：『置此一尊菩萨何地?』或以告翰林学士欧阳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于是上疏略曰：『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庙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僚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长罗列于朝者甚众，然其为君父者，莫不皆享无穷之安，岂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则储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见陛下久无皇子，忽闻此议，遂以云云尔。且《礼》曰：「一人元良，万国以正。」盖谓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庙之重，亦所以绝臣下之邪谋。自古储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论，则是常无储副则人主安，有储副则人主危，此臣所谓不思也。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副，既以承宗庙之重，又以为国家美庆之事，故每立太子，则不敢专其美，必大赦天下，凡为人后者，皆被恩泽，所以与天下同其庆喜，然则非恶事也。汉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请立太子，文帝再三谦让，而后从之。当时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汉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养子，如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泽者尝上书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谓其子从荣曰：「群臣欲以汝为太子，我将归老于河东！」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是则何害为明主也?后唐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从荣后以举兵窥觎，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此前世之事也。况闻臣僚所请，但欲择宗室为皇子尔，未即以为储贰也。伏惟陛下仁圣聪明，洞览古今，必谓此事国家之大计[3]，当谨审而不可轻发，所以迟迟尔，非恶人言而不欲为也。然朝廷大议，中外已闻，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药，大臣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亲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妇女、婴孩，昼夜祷祈，填咽道路，发于至诚[4]，不可禁止。以此见臣民尽忠，蒙陛下之德厚，爱陛下之意深，故为陛下虑也。今之所请，天下臣民所以为爱君计也，陛下何疑而不从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圣躬康复，又欲见皇子出入宫中，朝夕问安侍膳于左右，然后群臣奉表章为陛下贺，辞人墨客称述本支之盛，为陛下歌之颂之，岂不美哉?伏望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韩琦旧传云：欧阳修因水灾再上疏，皆留中。修传亦云水灾即嘉祐元年事，而修传乃于作枢副后载之，误也。修奏议自有日月。王德用事据江氏《杂志》，误云富、范。盖误以文为范也，今改之。
　　知制诰吴奎言：『王者以社稷为本，宗庙为重。社稷必有奉，宗庙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开发圣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过，朝廷无甚失，辄降如此之灾异?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汉成之于哀帝，孝和之于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况陛下春秋犹盛，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其礼数，使不与他宗室等，亦何为而不可?臣愿陛下勿听阴邪巧说，以误大事。使万一仓卒之际，柄有所归，致宗庙社稷不血食，书之史册，为后世叹愤。臣不愿陛下以圣明之质，当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优游，愿速以时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奸人阴贼其间，然亦不独为陛下之过，辅弼之臣，未闻力争，致宗祀无本，郁结群望，感召沴气，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罚，无大于此。』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亦言：『此阴盛阳微之戒也。商周之盛，并建同姓；两汉皇子，多封大国；有唐宗室，出为刺史；国朝二宗，相继尹京，是故本支强盛，有磐石之安，则奸雄不敢内窥，而天下有所系望矣。愿择宗子之贤者，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为夹辅之势。』
　　八月，司马光又上疏，其略曰：『以臣之愚，念当今甚大而急者，未有过于本根未建，众心危疑。释此不忧而顾彼三者（谓河患、积储、边寇），是舍其肺腑而救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复九河之道，储九年之食，开千里之边，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况复细于彼三事哉！今陛下圣体虽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惧者。不以此时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癸丑，范镇又上言，略曰：『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议论，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乃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臣职当言，不敢爱死，默默负陛下。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纳谏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谏之名，臣更不敢奉朝请，谨阖门以待万死之罪!』乙卯，镇又言：『臣前六奏宗庙社稷之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书者，是欲使中书奉行也。臣两至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以此观之，臣欲陛下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也。为大臣而不欲为宗庙社稷计，非所谓大臣也。臣窃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变，故畏避而为容身之计也。今星变主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且不保，其为身计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变而死陛下之职，与其死于乱兵，不犹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阁、同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镇固辞不受，曰：『陛下以臣言为非，即当加臣万死之罪；以臣为是，岂可不先宗庙社稷计，而遽为臣转官迁职也?』
　　九月壬午，司马光又上疏，其略曰：『自古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谦撝未暇，则有司请之，所以尊宗庙、重社稷，未闻人主以为讳也。及唐中叶以来，人主始有恶闻立嗣者，群臣莫敢献言，言则刑戮随之，是以祸患相寻，不可复振。不知本强则茂，基壮则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患于国家者，其心皆知当今之务无此为大，然而各畏忤主之诛，莫敢进言，独臣不爱犬马之躯，为陛下言之。历观春秋以来，迨至国初，积千六百年，其间兵寝不用者，不过四百余年。至如圣朝芟夷僭乱，一统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孙，耳目相传，不识战斗。盖自上世以来，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国家于州县仓库斗粮、尺帛，未尝不严固扃钥，择人而守之，况国家融明闳茂之业，岂可不谨择亲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何独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经营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艰难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则思之，卧则梦之，感叹涕泗而不能已也。』范镇又以书遗执政曰：『诸公视今日之事与前日为孰难?必曰：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乎?以为他日易而可为，则今日不为难也；以为今日难而不可为，则他日不为易也。此所谓难易有机而不可以忽也。事早则济，缓则不及，先圣贤所以贵于及机会也。诸公谓奸言已入，今日不可弭，他日可以弭乎?』先是，执政谕镇以『上不豫，诸大臣亦尝建此策。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故镇书及之。
　　十一月辛巳，范镇入对垂拱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杂御史，七降圣旨，趣臣赴台。臣虽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为是，然久而不决者，窃恐左右近习以为陛下已安，不用为此，以惑陛下。是佞邪无识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谓小人爱人以姑息者，正为此辈。臣愚谓陛下既安，尤当为之，以答天意。天意报贶，必蒙子孙无疆之庆，此天人相与之际，必然之理。愿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浅见，察臣至言，则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辅佐陛下，以为宗庙之计。臣前后上章凡十九次，窃虑留中，大臣不尽得见，今录进呈，乞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有异议者，乞令与臣廷辩；谓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责。臣之至情，尽在于此。』镇待罪几百日，鬚发为白，至泣以请。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镇由是卒辞言职，朝廷不能夺也。己丑，新除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复为起居舍人，充集贤殿修撰。
　　嘉祐二年二月己巳，右正言吴及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爱，而以至亲夹辅王室。《诗》曰：「怀德惟宁，宗子维城。」故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广而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宗社之忧，无大于此。谓宜发自圣断，择宗室子以备储副。以服属议之，则莫如亲；以人望言之，则莫如贤。既兼亲贤，然后优封爵以宠异之，选重厚朴茂之臣以教导之，听入侍禁中，示欲为后，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宫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异其恩礼，复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弭觊觎之心，属天下之望，宗庙长久之策也。』
　　二月己卯，起居舍人、集贤殿修撰、同修起居注范镇知制诰。镇自罢言职，每因事，未尝不以储副为言，冀上心感动。及知制诰正谢，又面请之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
　　六月庚戌，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群臣数有言者，卒未闻有所处置，未审圣意持久不决，何也?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愿采诗人盘维之义，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非才备位，所以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厚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当议之。』
　　四年十一月庚子，汝南郡王允让薨。帝临奠，诏特屏桃茢祓除，以示亲厚。赙恤加等，罢朝五日。赠太尉、中书令，追赠濮王，谥安懿。命龙图阁直学士向传式、入内副都知任守忠护葬。
　　六年闰八月丁未，司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日，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继嗣，以遏乱源。当是时，臣疏远在外，犹不敢隐忠爱死，数陈社稷至计，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谏诤为名。窃以国家至大至急之务莫先于此，若舍而不言，专以冗细之事烦浼圣听，厌塞职业，是臣怀奸以事陛下，罪不容于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则断自圣志，早赐施行。如此，则天地、神衹、宗庙、社稷、群臣、百姓并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札子[5]，复面请之。上时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无人敢及尔。』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书。光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谕宰相。』是日，光复言江淮盐事，诣中书。宰相问光：『今日复何言?』光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韩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谕意，不复言。
　　九月，司马光复奏：『臣前乞检会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继嗣事，陛下即垂听纳，凡所宣谕，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衹保佑皇家，实万世无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闻，岂陛下以兹事体大，精选宗室，未得其人，将左右之人有所间沮，荧惑圣听?臣皆不得而知也。臣闻为之后者，为之子也，著于礼律，皆有明文。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继嗣，立弟子定陶王欣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已过之，岂可不为宗庙社稷深思远虑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东宫之名，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官爵居处稍异于众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它日皇子生，复使之退居藩邸，有何所伤?此诚天下安危之本，愿陛下果断而速行之。』初，韩琦既默喻光所言，后十日，有诏令与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洙与光屏人语曰：『日者大飨明堂，韩公摄太尉，洙为监察。公从容谓洙曰：「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尔。」于是公复具奏，且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上久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洙寻具奏，乞择宗室之贤者立以为后。既发奏，谓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计。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贬窜，汝辈当为之备。』下奏状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畴等乞优加赙赠，与一子官。诏赐钱十万。
此据司马光奏议，并陈襄所作洙墓铭。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台记》云：洙仰药死。当考。
　　十月壬辰，起复前左卫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初，司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书，内复出知江州吕诲章。
按：神宗朱墨二录、诲附传并云：诲上疏请早建皇嗣。韩琦以诲及司马光疏，遂定议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马墓铭独不载其事。诲奏表文不存，此本不知何时也。诲之孙仅尝为诲补传，乃有此疏，亦不知何从得之。《长编》掇取附见九月末，今此独不载。
　　宰相韩琦等与同列奏事垂拱殿，读光、诲二章，未及有所启，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顾曰：『宗室中谁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所议，当出圣择。』上曰：『宫中常养子二人，小者甚纯，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上曰：『名宗实者，今三十许岁矣。』议定将退，琦复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启之。上曰：『决无疑也。』琦曰：『事当有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时宗实独居父丧，乃议起复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以不疑，乞从内批出。』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只中书行可也。』遂降此诏。
　　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劝上早立嗣。上既许之，会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知者不可胜数。包拯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独尝请建学，内中择宗室之谨厚好学者升于内学，冀得亲贤可属大事，欲以此感动上意，乘间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后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汉书·孔光传》怀之以进，曰：『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天下长虑，流福至今，况宗子入继，则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庆，传之万古，孰有逾陛下者?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也。』于是因光等言，卒成上初意，然宗实犹固辞也。
韩琦新旧传云：包拯、范镇交章论述，每辄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镇最先建议，司马光次之。包拯此时犹在江宁，十二月召为开封府，拯本传亦不云与镇交章论述。及拯自开封迁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盖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略加删润，使不失事实。又韩琦称吕诲疏与司马光疏同自内出，然光疏则先自纳于中书矣。若谓同日进呈，则可也。今亦略加删润，以俟考求。
　　癸巳，诸王宫侍讲、屯田员外郎、编校书籍王猎为宗正寺伴读。猎为官僚凡十三年，于宗实有辅导功，故首用之。戊戌，以太庙南旧府司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复右卫大将军、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宗实上表请终丧。帝以问韩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者，盖器识远大，兹所以为贤也。愿固起之。』宗实表四上，乃从其请。
　　七年正月辛未，复命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濮安懿王服除故也。
　　三月癸丑，大宗正寺言：『右屯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乞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敕告。』诏不许。
　　七月丁卯，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不许。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自至和中圣躬不豫之后，天下之人栗栗惴惴，无所寄命，日望上穹眷命，降生圣嗣，内承九庙祀享之重，外安四海亿兆之心。天贶莫期，未如民志。朝廷百执事、州郡之吏，下至韦布草莱之士，抗章交疏，引今古，陈灾异，请择宗室亲贤早建储嗣。危言切论，感动人听者百数。夫为是议者，岂皆怀不忠孝，为奸利托附之人哉?盖发于至诚，为宗庙社稷无穷大计、他日四海生灵死亡之命豫求安全，深思远虑而言也。陛下纳谏从善，博传古今治乱之要，知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道，在乎顺民欲而安众心也。故去岁亲发德音，稽唐故事，择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后天心导迎景贶，而俟与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庙，钦重祭享，而修主鬯之职；下以顺悦人情，表灼圣意，而一不强宗之势。中外闻之，或谓此举设施安稳，不惊人耳目，而天下摇摇之心一旦而定。他日圣嗣降育，则稍迁其秩，使还本邸，进退之命，无伤国体，莫不称庆。陛下有尧之至仁，舜之大孝，汉文之恭俭，以睿漠英断，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企及。厥后稍稍寝阁稽缓，四方观听，岂无忧疑?或罪宗实，以为自唐以来，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寻常差遣，何必过为辞让?或者流言云：事由宫中嫔御宦官姑息之言，圣意因而微惑。且妇人近幸，不识国家大计，苟务一时慰悦陛下，而不知反沮坏美政，睽隔英断，为害甚大也。风闻宗实自有此命而来，夙夜恐惧，闭门不敢见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余矣。臣恐天下之人谓陛下始者顺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听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独百世之后，使人叹息圣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远近中外奸雄之人，得以窥伺间隙矣。自古天下祸乱之始，未始不由继嗣不立，付属之心不豫定，而遂至后世争夺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烂涂地而受弊者也。况数岁以来，灾异频数，不可胜纪。今春徐、陈、许、蔡迨京畿之民讹言相传，掘土而食。近又龙斗于南京之旧驿，盛夏火王，金当消伏，太白芒角盛大，凌犯荧惑。又太白经天，与岁星昼见，天地人事，皆见变异，其占为兵、为凶、为人心不安，此甚可惧。太史必有以其术为陛下言之者。陛下于此时，岂可尚复优游，持养圣断，不早恐惧修省，急答天戒哉?夫天下者，圣祖神宗天下，传至陛下，当思先帝付托之重，使宗庙社稷生民有所依赖，天下忠臣节士有所取正，无令汉成帝独有美名也。前日未命宗实，人人上言早建储副，今日乃无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也，盖前日未有主名，泛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补一宗正官，虽非继嗣，似有主名，而陛下犹豫迟疑，自冬徂秋十月矣。中外之人，无贵贱贤愚，人人自预私计，惧陛下见疑获罪，不敢出一言，但日听朝廷所为，以小治乱而已。臣职为谏官，傥又不言，则谁为陛下言者?故臣区区忧国之心，颠沛傍徨而不能自已也。』陶因请对，言宫嫔宦官有以上惑圣聪，而使宗实畏避不敢前。上问陶，欲别与一名目，陶对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与执政大臣议之。』上曰：『当别与一名目。』于是韩琦等始有立为皇子之议。
　　八月丙子，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许之。初，宗实屡乞缴还告敕。上谓韩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辍?愿陛下赐以手札，使知出自圣意，必不敢辞。』比遣使者召之，称疾不出。琦与欧阳修等言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閤门，得以不受。今立为皇子，止用一诏书，事定矣!』遂入对，乞先听宗实辞所除官。上曰：『勿更为他名，便可立为皇子。明堂前速与了当！』琦因请谕枢密院。及张昪至，帝面谕之。昪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系属，但姓赵者，斯可矣。』昪遂再拜称贺。琦等乞帝书手札付外施行。既退，辅臣未至厅，中使已传手札至中书。丁丑，琦召翰林学士王珪令草诏。珪疑焉。戊寅，请对，言：『此大事也，后不可悔。外议皆云执政大臣强陛下为此，若不出自陛下，则祸乱之萌，未可知也。』上指心曰：『此决自朕怀，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众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独断宗庙社稷计，此天下之福也!』退而草诏以进。己卯，诏曰：『人道亲亲，王者之所先务也。盖二帝之隆，治由兹出，朕甚慕之。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智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数至其第，乃崇执谦退，久不受命，朕默嘉之。朕蒙先帝遗德，奉承圣业，罔敢失坠。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辛巳，上悉召宗室入宫，谕以立皇子之意。壬午，诏入内内侍省、皇城司即内香药库之西偏营建皇子位。癸未，赐皇子名曙。
　　八月辛卯，司封郎中李受为皇子伴读，改宗正寺伴读王猎为皇子位说书。受，江南人也。大宗正寺言：皇子累奏辞所除恩命，诏即还其奏。壬辰，诏权以皇城司閤宇为皇子位，仍命入内高班王中庆、梁德政发车乘津置行李入内。上既下己卯诏书，皇子犹坚卧称疾不入。司马光、王陶等言：『凡人争丝毫之利，至相争夺。今皇子辞不赀之富，已三百余日不受命，其过于人远矣。然臣闻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辞。皇子不当辞逊，使者不当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责降。且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上与辅臣谋之，韩琦曰：『今既为陛下子，何所间哉?愿令本宫族属敦劝，及选亲信内人就谕旨，彼必不敢违。』丁酉，赐皇子袭衣、金带、银绢各一千。诏登州防御使同判大宗正寺从古、沂州防御使虢国公宗鄂敦劝皇子，仍与润王宫大将军以上同入内。皇子若称疾，即乘肩舆。己亥，从古等言：皇子犹固称疾。是夕，使者往返数四，留禁门至四鼓，皇子终不至。乃诏改择异日。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庙及诸陵。辛丑，皇子以肩舆入内。先是，宗谔责皇子曰：『汝为人臣子，岂得坚拒君父之召而终不受耶?我非不能与众人执汝，强置汝于肩舆，恐使汝遂失臣子之义，陷于恶名尔。』皇子初让，宗正与记室周孟阳谋之，所上表皆孟阳之笔也。每一表饷十金。孟阳辞，皇子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于朝，方得厚谢尔。』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及立为皇子，犹固称疾。孟阳入见于卧内，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贤，参以天人之助，乃发德音。太尉独称疾坚卧，其义安在?』皇子曰：『非敢邀福，以避祸也。』孟阳曰：『太尉事两宫以父母，中外所闻。主上为万世计而立为子矣。今固辞不拜，假如得请归藩，遂得燕安无患乎?』皇子抚榻而起曰：『吾虑不及此！』遂与宗谔等同入内，良贱不及三十口，行李萧然，不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之相贺。甲辰，皇子见上于清居殿。自是日，再朝于内东门，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

校勘记
[1]恭谢 原本作『躬谢』，据《长编》卷一八二改。
[2]计无家为 原本『家』与『为』之间有一墨丁，据《长编》卷一八二删。
[3]大计 原本『计』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八三补。
[4]至诚 原本作『至城』，据《长编》卷一八三改。
[5]具札子 原本『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仁宗皇帝

李玮尚福康公主
　　庆历七年五月丙子，东头供奉官李玮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福康公主也。玮，用和次子。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为，使长主降焉。
　　嘉佑二年六月丙寅，进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戊辰，淑妃苗氏为贤妃，兖国公主之母也。公主将出降，故有是命。国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礼，只以纶告进内。于是翰林学士胡宿言：『兖国公主议行册礼，然于事体颇有未便，前未有此礼。祖宗以来，公主、长主未有行者。昔汉明帝封皇子，悉半诸国，明德马皇后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敢与先帝子等也?」唐贞观中，太宗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令有司资送倍于永乐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汉明帝之言为对，且曰：「天子姊妹称长公主，加长字，示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遣使赐徵金帛。陛下即位以来，屡曾进封楚国、魏国二大长公主，亦不曾行礼。今施于兖国公主，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佥以贵主之故，贤妃亦蒙殊典。自昔令进纶告，若不行册礼，是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礼意尤不相称。书于史册，后世将有讥议，必谓陛下偏于近情，亏圣德之美。臣愿陛下采汉明之言，开文皇之听，遵祖宗旧典。如国朝公主曾行此礼，行之且无嫌；如其不曾，则宜且罢。臣以陛下好忠谏，纳至言，臣职在论思，不敢缄默。』不从。
　　七月丁丑，特赠贤妃三代为东宫三少官。乙未，礼官言：『《礼阁新仪》：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卜而获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今选尚一出，朝廷不待纳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诞吉，不待问名而卜之。若纳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日，宜稍依五礼之名，存其物数。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妇之际严，如此，亦不忘古礼之义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李玮主婚之人具合用雁、帛、玉、马等陈于内东门外，以授内谒者进入内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马不入。』从之。丁酉，兖国公主受册，百官拜表称贺。
　　八月戊申，兖国公主出降。己酉，驸马都尉李玮入谢，燕于禁中。
五年九月庚戌[1]，降驸马都尉、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和州防御使，仍与外任。玮与公主不协，而玮所生母又忤公主意，公主夜开皇城，入诉禁中，玮皇恐自劾，故有是命。明日，免降官，止罚铜三十斤，留京师。
《吴及传》云：及为谏官，论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轹驸马都尉李玮及干求内降[2]。当考陵轹事增入。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礼》：阍人掌宫门之禁，时其启闭。寺人掌女宫之令，纠其出入，以谨严周卫，杜绝非常。故汉光武出猎夜还，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纳，光武从中东门入。明日，赏郅恽而贬中东门侯。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魏武怒，公车令坐死。然则公主夜归，未辨真伪，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中禁，略无机防。其所历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并送劾开封府。』知谏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吕诲等亦以为言，皆不报。
　　十月庚申，兖国公主宅都监、入内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并远小处监当[3]，入位祗侯梁怀吉配西京洒扫班，自今勿置都监，别选内臣四十以上、三班等院使臣五十以上无私罪者二人在宅勾当，内臣年十五以下二人人位祗侯，并不得与驸马都尉接坐。时台谏官皆言主第内臣数多，且有不自谨者。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贬逐之，因省员更制。
　　七年二月癸卯，粱怀吉又勒归前省，不知何时复召入也。
　　六年十月庚辰朔，驸马都尉李玮言：『奉诏举官为将领，而臣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柴宗庆等当时得与禁近往还，臣辄援例而请之。』诏具凡所接见宾客以闻。
　　七年二月癸卯，诏兖国公主入内，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玮所生母杨氏归其兄璋。公主乳母韩氏出居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前省。诸色祇应人皆散遣之。玮貌陋性朴，公主常佣奴视之[4]，韩氏复相离间。公主常与怀吉饮，杨氏窥之，公主怒，殴杨氏，夜开禁门，诉于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怀吉等既坐责，公主恚怼欲自尽，或纵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谏官杨畋、司马光、龚鼎臣等皆力谏，上弗听。光又言：『太宗时，姚坦为兖王翊善，有过必谏。左右教王诈疾，逾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乳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郁郁成疾尔。」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然公主意终恶玮，不肯复入中门，状若狂易，欲自尽者数矣。苗贤妃与俞充仪谋，使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以伺玮过。玮素谨，务滋不得其过，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务滋请以巵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答。顷之，上与皇后同坐，苗、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玮得尚主，今奈何欲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务滋谋讫不行，寻有是命。
此据司马氏《记闻》及奏议。怀吉先配西京洒扫班在五月十日庚申，其复召不得时日。
三月壬子，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落驸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玮兄璋上言：『玮愚矣，不足以承天恩。乞赐离绝。』上将许之，司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贵其家。今玮母子离析，家事流落，大小忧愁，殆不聊生，岂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阅奁中故物，思平生居处，独能无雨露之戚，凄怆之心乎?璋、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遂并责公主，待李氏恩礼不衰，且赐黄金二百两，谓曰：『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婚也。』
此据司马光《记闻》云。
　　十一月乙巳，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建州观察使、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复为驸马都尉。
　　熙宁八年二月丙寅，济州防御使李璋复为彰信军留后、驸马都尉。璋以庄孝大长公主薨，故谪，至是复之。

文彦博叱史志聪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处跣祷于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捧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耶?』彦博知上有疾，错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彦博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稍多，今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彦博与两府俟于殿阁，久之，召入内副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问上至禁中起居状。志聪等对以禁中事严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系宗社安危，惟君辈得出入禁阁，岂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耶！自今疾势少有增损，必一一见白。』仍命引至中书取军令状。志聪等素谨愿，皆听命。及夕，皇城诸门白当下锁，志聪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军令。』由是禁中事，宰相无不知者。庚申，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谓彦博等曰：『且为天子赐赦消灾。』
　　彦博等始议降赦。茂则，内侍也，上素不之喜，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不死。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语尔，何遽如是?汝若死，使宫中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无得辄离，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长，时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侧者，惟十阁宫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二府谋以上躬不宁，欲留宿禁中而无名。辛酉，彦博与富弼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两府监之，昼夜焚香，设幄宿于殿中西庑。史志聪等白：『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彦博曰：『今日何论故事也！』近臣祷于在京寺观，天下长吏祷于岳渎、诸祠。壬戌，上疾小间，暂出御崇政殿，以安众心。癸亥，赐在京诸军特支钱。两府求诣寝殿见上，史志聪难之[5]，富弼责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见天子?』志聪等不敢违。是日，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大赦，蠲被灾田租及倚阁税。戊辰，罢上元张灯。自是上神思浸清宁，然终不语。辅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辛未，命辅臣祷天地、宗庙、社稷。壬申，罢醮，两府始分番归第，不归第者各宿于其府。
　　二月甲午，诏两制以上日问候于内东门，余皆罢之。
　　甲辰，御延和殿，帝康复。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
　　三月壬申，以圣体康复，命宰臣谢天地、社稷、宗庙、寺观、诸祠。
五月甲申，诏以九月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

英宗即位
　　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庚申，皇城使、端州刺史、入内副都知石全育管勾皇子位。
　　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辞所除官，赐诏不允。
十一月戊辰，皇子徙入位。壬申，太常礼院言：『奉诏同閤门定皇子齐州防御使立班，请于皇亲本班之前别为一班，閤门祗侯在使相之下。』从之。是岁冬至，皇子由内东门入贺，时与驸马都尉李玮同幕次。中使以官先入玮，玮曰：『内朝以亲皇子天下本，不敢先。』中使复入奏，乃先皇子。
此据《政和会要》。
　　八年二月癸未，帝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三月乙丑，以圣体康复，宰相、臣僚诣东上閤门，拜表称贺。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宁殿。是日，上饮食起居尚平宁，甲夜忽起，索药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医官诊视，投药灼艾，已无及，丙夜遂崩。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皇后曰：『此际宫门岂可夜开?且密谕辅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于御厨。医官既出，复召入，使入禁中守之。
四月壬申朔，辅臣入至寝殿。后定议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驾，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执之，或解其发，或被御服，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珪皇惧不知所为，韩琦谓珪曰[6]：『大行在位凡几年?』珪悟，乃下笔。至日昳，百官皆集，犹吉服，但解金带及所佩鱼，自垂拱殿门外哭而入，班福宁殿前，哭止。韩琦宣遗制，英宗即皇帝位，见百官于东楹。百官再拜复位，哭乃出。帝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辅臣皆言不可，乃止。
蔡氏《直笔》云：仁宗暴崩，慈圣光献皇后秘不发丧，密召英宗。又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却问候。晓开内东门，乃启垂拱殿后门宣上旨，令大臣升垂拱殿入。宰相韩琦而下至福宁殿下，再拜升阶，扣帘欲进。内侍言：『皇后在此。』琦却立。后发哭曰：『天下不幸，夜来官家忽然上仙。』大臣发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无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东宫，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琦曰：『更何可议拟?』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卷帘时，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谓同列曰：『适来敢乱发一言耶?』于是宣珪草遗制。殿帅郝质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扣殿陛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徐缙笏拂开发，审观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
　　时朝论称：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岂不晏然？按：司马氏日记，则英宗在外，翼日召入。《韩琦家传》亦云：遣中使扶侍皇子，须臾皇子到。与《日记》略同。如《直笔》所载琦对后语若果有之，《家传》必不肯遗，恐出于传闻，未可信也。又此时殿帅乃李璋，而郝质实为马军帅，《直笔》盖误，今不并取。《邵氏见闻录》亦云：仁宗大渐之夕，光献即召英宗入。翌日大臣方入，英宗即位。与蔡氏《直笔》同，然《实录》、《本纪》皆云：辅臣至福宁殿，皇后传遗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召入也。《实录·曹太后传》独云先召皇子入，翼日乃召辅臣。更须考详。
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服绯、紫及十五年者与改服色。优赏诸军如乾兴故事[7]。所费无虑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费四百万。乙亥，群臣表请听政，不从。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名、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总管。己亥，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继勋之子也。母曹氏，皇太后亲姊。后四岁与上同育于禁中。仁宗尝谓太后必以相配，太后许诺。既长出宫，庆历七年，归于濮邸，封京兆郡王，于是正位。己酉，追赠皇后三代。

校勘记
[1]庚戌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一九二改。
[2]干求内降 原本无『干求』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3]以下九人 原本无『九人』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4]佣奴 原本作『庸奴』，据《长编》卷一九六改。
[5]难之 原本作『不之□』，据《长编》卷一八二改。
[6]韩琦 原本作『翰琦』，据《长编》卷一九八改。
[7]优赏 原本作『优质』，据《长编》卷二九八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三
英宗皇帝

经筵神宗附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1]。十二月[2]。先是十月，辅臣请如乾兴故事，只日召侍臣讲读。上曰：『当俟祔庙毕，择日开经筵。』寻有诏直须来春。司马光以为学者帝王首务，不宜用寒暑废。上纳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吕公著讲『学而时习之』，曰：『《说命》：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又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公著言：『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朋友讲习。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故有朋自远方来，则以为乐。至于王人之学，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使之日夕燕见讲劝。于左右之贤为未足，于是乎访诸岩穴，求诸滞淹，则怀道抱德之士，皆不远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远方来者也，其乐亦大矣。』又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见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未有见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则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诞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然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即日传其语于外。既退，王珪谓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闻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讲读官久侍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犹未全安，多不喜进药。吕公著讲《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不可不谨。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故于兴师动众，不可不谨。至于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饮食之间，众人所忽，圣人所谨，况于人君，任大守重，固当节嗜欲，远声色，近医药，为宗社自爱，不可不谨。』上纳其言，为之俛首动容。后因辅臣奏事，语及公著。欧阳修曰：『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上曰：『比于经筵，讲解甚善。』
　　九月丁卯。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近以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盛寒之际，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二年冬十月庚寅，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甲寅，司马光言：『臣以驽朽，得侍劝讲。窃见陛下天性好学，孜孜不倦。然于经席之中，未尝发言，有所询问。臣愚意陛下欲护群臣之短，恐于应对之际仓卒失据，不能开陈，稠人之中，受其愧耻。此诚圣心仁恕之极，群臣捐躯，无以报塞。然臣闻《易》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论语》曰：「疑思问。」(中庸》曰：「有弗问，问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今陛下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伏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札子敷奏，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四月壬申，同知谏院傅卞请开经筵[三]，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丙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讲。
　　九月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光辞，吕公著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得兼劝讲。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勅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
　　十月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
　　熙宁元年二月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页毕，上更命读一页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
　　四月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后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坐，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堂?」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帘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轻重，义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者，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扳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是非。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皆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它经。』故有是诏。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知县，何忧民不富也?』
　　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
　　十一月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敝。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刑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法者，则刑罚世重世轻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4]，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固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闻惠卿之言乎[5]，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谓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祖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为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塱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国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为论，专指惠卿也。
　　七年四月，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6]、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朱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安石，而尝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以为必累安石，雱等亦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元丰元年三月壬午，侍读吕公著读《后汉书》毕，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公著问上曰：『此道高远，尧舜能知之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帝、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上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上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能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丁亥，御迩英阁。讲官黄履进《周礼·八柄》。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曰：『八柄以驭群臣。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与。』上曰：『善。』
　　八月丁卯，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诏王废置，或言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或言以告而诛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对曰：『诏冢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者，或诏王，言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上曰：『或三年，或终岁，则书能否告之，以为废置。此独于正岁，何也?岂非旧岁之所考，书以告乎?』履曰：『然。』
　　六年四月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讲《周礼》至司市，上谓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面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众故也。』

编修《通鉴》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辨，徒有其志而无功。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为众所推。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庶使早得成书，不至疏略。』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锡，良规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十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诏五日一直，修《资治通鉴》故也。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
赐旧书不在此时，今从《帝学》并书之。新纪：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序》。此固当时书也。
　　熙宁元年二月丙辰，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论苏秦、张仪事（详见《讲筵》）。
　　三年六月戊寅，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试校书郎、前知泷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元丰元年十月己未，诏：『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乞子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从之。』
　　二年二月壬子，司马光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已改京官罢任，乞留在局编修。』从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赐银绢、衣带、马；奉议郎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刘恕、赵君锡同修。君锡不赴，刘攽代之。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每修一史毕，上之。至是，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时攽出监衡州盐酒务，而恕已前卒。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
　　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己丑，承事郎司马康为秘书省正字，以康与修《资治通鉴》故也。
　　元祐元年三月丁丑，宰臣司马光言：『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在本省，别无职事。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从之。
七月辛酉。先是，秘书少监刘攽等言：『光与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恕于此书功力最多。比及书成，编修属官皆蒙纪录，唯恕身亡，其家未霑恩，子孙并无人食禄。请援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于是司马光亦为之请。诏与恕一子守郊社斋郎。

撰定历法 神宗附
　　治平二年三月丁卯，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7]、马杰、判台郎杨得言作新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更陈家学，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考定是非，推《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之日食，参今历之所候。而易简、道、遘等所学疏阔，不可用，新书为密，乃赐名《明天历》，诏翰林学士王珪序之。琮等各迁两官，赐物有差。其后《明天历》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迁官。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
此据沈括《奉元历序》。八月历成。
　　八月乙丑，诏复行《崇天历》。供备库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请重造历，元亨、监应祥等同知算造[8]。琮提点既成。各进宫，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历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
　　二年秋七月，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历，其岁若有日月交食，令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历官于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
　　三年八月戊午，诏直舍人院吕大防、监司天监官详定今年八月进行朔望有无差缪。先是，《崇天历》以八月戊午为朔，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琮撰《明天历》，则以己未为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历，望未有在十七日者。』《崇天历》官舒易简等言：『乾兴元年历，七月注十三日望，则今注十七日望不为非。』朝廷从易简等说，而琮争不已，故命大防详定。既而大防言：『易简等所指乾兴历注十三日望，乃私历舛误，已自屈服。然据诸家历议，虽有十七日为望之法，但颁历既无注十七日为望。有自天圣三年后，三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为望，尽十七日辰度已前，定属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于《崇天历》本经不当进，但于十六日注望可矣。』诏如大防议。
　　四年二月戊寅[9]，诏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无得私印，以息均给本监官属。后自判监已下凡六十八员，皆增食钱：判监月七千五[10]，官正三千。见卖历日官增食钱外，更支茶汤三千。时初罢司天监官监在京库务及仓草场门，而中书议增其俸，故有是诏。
　　六年六月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等言：『本监测验簿气朔差互，而《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其失皆置元不当，未可考正。及集众官详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监天文院浑仪亦各有舛矣。若止因旧器粗为增损，不免疏缪。』诏气朔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与旧时比较疏密。其浮漏浑仪，令依新样装造，司天监别测验以闻。
　　八年闰四月壬寅[11]，知制诰沈括上《熙宁奉元历》。诏进括一官，司天监官吏进官、赐银绢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历》，至治平初，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行之。监生石道言：『未经测验，不可用。』不听。至熙宁元年七月望，夜将旦，月食东方，与历不协。乃诏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终五年，冬日行余分略具。会括提举司天监，言淮南人卫朴通历法。召朴至，朴言：《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又《明天历》朔望、小余常多二刻半以上，盖创历时惟求朔积年数小减过闰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为疏。《崇天历》以熙宁元年交食，视《明天》为密，然但见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与十二月甲辰参较，差一寸一分半。又以日法除，得气后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当也。』诏朴改造。自以己学为之[12]，视《明天历》朔减二刻。历成行之，赐朴钱百千。至绍圣初，又改历。
　　五月癸酉，补司天监生石道为灵台郎。道尝言《明天历》未经测验，不可用，坐是夺官。既而月食与律不协，历官皆抵罪，乃还道保章正，仍为监生。至是与修《奉元历》成，故有是命。
　　九年正月甲申，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举司天监，尝奏司天监测验天象已及五年，蒙差卫朴算造新历。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缪不可凭用。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增损，立成法难以颁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乞令本院学生等用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历参较，如有未尽，即令审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之类，乞下司天监，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从之。先是，《奉元历》载今月望夜月食不验，诏问修历推恩人姓名。至此括有此奏（八年十一月壬寅初行《奉天历》）。
　　十年八月己丑，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故事，使辽者冬至日与辽人交相庆。是岁，本朝历先契丹一日，契丹人固执其历为是。颂曰：『历家算小异，则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契丹不能屈，遂各以其日为节。颂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对极得宜。』
　　元丰元年闰正月甲午，又诏提举司天监近校月食时分[13]，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见新历为密。又前闰正月岁在戊子，今复闰于戊午，理恐亦不缪，宜更不须考究其所差。讲究新历官等并罢，卫朴给路费钱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宁初更造新历，至十年，议者以为占月食差，故再诏朴集议，至是罢之。
　　十二月辛丑朔，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大辽、高丽、日本国、本朝《奉元历》同异闻奏。其后历官赵延庆等言：『辽己未年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年气朔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其二十四气内，有七气时刻并逐月太阳过宫日数时刻不同。』
　　五年正月乙巳，翰林学士王安礼言：『详定浑仪官欧阳发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无据。今造浑仪、浮漏水样，准诏进呈。及欧阳发其新器之变旧器之失。臣等看详，除司天监浮漏疏谬不可用，依新样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谬，欲依欧阳发条具施行。』从之。
　　五年六月丙寅，司天监历算、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并减，以冬官正王赓言，因减罢司天监官监仓草场门，故增置三令、丞、主簿，于职事无补故也。
七年十二月辛未，诏许四选命官通算学者，依参选人赴吏部就试，合格人上等除博士，中、下等为学谕。

校勘记
[1]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 按：《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遗制皇子即皇帝位。』又《宋史·英宗纪》：『夏四月壬申朔，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位。秋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此云七月英宗即位不切，当是指英宗御紫宸殿见百官也。
[2]十二月 原本无此三字，兹据文意补。『先是十月』云云，《长编》卷一九九系于嘉祐八年十二月甲寅后。
[3]傅卞 原本二字作墨丁，黄以周《续长编拾补》亦未辑此条。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第一册列治平四年初同知谏院者乃傅卞，以《会要·兵》一四之三、《长编》卷二○八、《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六《回谏院傅龙图卞攀违书》为证，可参。
[4]文帝 原本作『文章帝』，其『章』字衍，据《续长编拾补》卷六删。
[5]闻惠卿之言乎 原本脱『闻惠』二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六补。《拾补》原校：『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6]吕升卿 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二五三补。
[7]周安世 原本作『用安世』，据《长编》卷二○四改。
[8]监应祥 《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无『监』字，疑衍。
[9]戊寅 原本作『癸本』，据《长编》卷二二○改。
[10]七千五 原本作『七十五』，据《长编》卷二二○改。
[11]壬寅 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二六三改。
[12]为之 原本作『为天□』，据《长编》卷二六三改补。
[13]提举司天监 原本作『提举司司天监』，衍一『司』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英宗皇帝

光献垂帘
　　嘉祐八年四月。先是，辅臣奏事，帝必详问本末，然后裁决，莫不当理，中外翕然，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语言失序，复召已责降医官朱道安、甄立里、秦宗一、王士伦等人侍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丁丑，群臣三上表请听政。戊寅，诏许之，既而以疾不果。己卯，大赦。上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韩琦亟投杖褰帘，持上呼内人，属令加意拥护，又与同列入白太后，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礼院奏请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中书、枢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皇太后处分称『吾』，群臣进名，起居于内东门。从之。
　　韩琦投杖褰帘拥护英宗事，据《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国史并无此。
　　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初议帝与太后同御东殿垂帘，辅臣合班以次奏事。及见上方服药，权居柔仪殿东阁之西室，太后居其东室。辅臣既入西室候问圣体，因奏军国事，太后乃独御东殿，辅臣以故事复奏于帘前。甲申，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赏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罚之至轻。善则善矣，而小人不识大恩者，或几于骄慢。臣窃意陛下今兹继而为政，必纠之以严。纠之以严，诚是也。然天下之涵濡大行皇帝圣泽日久，一旦暴加绳检，恐骇而离心。伏愿殿下徐以义理教之戒之，有不听从而尤无良者，然后加刑罚焉，则谁敢不肃?此善之善者也。』又曰：『今殿下初摄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观听，以觇盛德。臣以为凡名号礼数所以自奉者，皆当深自抑损，不可尽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又曰：『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上自不豫以来，丧皆礼官执事，群臣奉慰，则垂帘不坐。乙未，大祥，上始亲行礼，又卷帘坐受慰。人心稍安。己亥，群臣上表，请临朝听政。表三上，乃许之。诏礼院别择日御正殿。上疾犹未平，命辅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及景灵宫、寺观，又遣使二十一人祷岳渎名山。
　　六月癸酉，上复以疾不出。是时惟两府得入对柔仪殿，退诣内东门小殿帘帷之外，覆政事于皇太后如初。帝自感疾，即厌服药饵。韩琦尝亲执药杯以进，帝不尽饮而却之，药污琦衣。太后亟出御服赐琦，琦不敢当。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侧，太后曰：『汝盍自劝之?』帝亦弗顾也。
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犹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见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惊曰：『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亦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宫中过失事，众颇惑。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此据琦《家传》及《别录》，但略加删润，大意与十一月末所载略同。盖此时琦未赴昭陵，彼时归自陵下，不妨两出之。
　　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书、枢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感动者久之。其后只日御前殿，双日御后殿，惟朔、望则前后殿皆不御。至祔庙如故。
　　九月。帝既视朝前后殿，而于听事拱默谦抑。御史中丞王畴上疏曰：『庙社拥护陛下起居平安，临朝以时，仅逾半载，而未闻开发听断，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屡尝论奏，愿陛下拨去疑贰，自与二府讲评国论，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动寂寥，中外未有所传，此盖议论之臣辞浅情狭，不能仰寤君听。伏望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勉于听决大政[1]，以慰母后之慈。毋疑贰谦抑，自使盛德阁然不光。』
　　十一月，方帝疾甚时，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谗间者或阴有废立之谋。昭陵既复土，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心神未宁，则语言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也?』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独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闼，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见帝，帝曰：『太后待我无恩。』琦等对曰：『自古圣主明王不为少矣，然独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
焚歌辞据《韩琦家传》，谓焚歌词时，琦在陵下，恐不然。《别录》称琦在中书，今略加删润，其他则据苏辙《龙川别志》。但《别志》云：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既不出主名，深恐必无之，或当时宦官辈有此议，非大臣也。如《家传》所载太后问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为太后言此，今辄改为左右谗间者，庶不失事实。《别志》又云：欧阳修独见帝。按《传》则云韩琦独见，其劝帝尽礼。于太后语意略同，今改为琦等云云，或得其事之实也。
　　治平元年三月己酉[2]，司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养之礼若丝毫不备，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此不可不留圣心也。』又言：『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于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其余群臣见及奏事者，亦望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他日，光进对，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毕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光寻以言不用恳求外补，帝令宰臣宣谕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谏职，未须求去。』光复奏：『今陛下虽奉事皇太后加于往日，犹未及事濮主之时承顺颜意，曲尽欢心。虽省览庶政，犹未尝访问群臣，讲治乱之切务。臣虽日侍丹康，有何所益?』吕诲言：『近日圣体平复，中外均庆，万机之事，未闻亲决议者，谓陛下避让，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为顺。当陛下违豫之时，非皇太后内辅，则政无所寄。大臣建策，于国忠也。然而陛下临朝御前殿，百官朝罢，两府大臣方至内东门，是纲领柄权皆在于手，陛下犹未专决，何所待也?』诲遂言于皇太后曰：『万机浩繁，殿下焦心劳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寿之本。况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帏宜五七日一御，咨询大臣，无俾旷事，庶少均暇逸，于翊政之道亦无所损。当在沉机，奋于独断，豫宣教命，诞告于朝廷。外形谦让之宜，中遂优游之乐。』
　　四月，权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请车驾行幸，以安人心。于是执政及谏官相继亦有请。上曰：『当与太后议之。』韩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谓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须。』琦曰：『此细事，不难办也。』乃诏有司择日以闻。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帝久不豫，至是士庶欢呼相庆。戊甲，皇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书，大臣以白，上辄留之不出。上既康复无他，太后复降诏书还政。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之决如流，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即合求退。观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大庆。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得无公?公勿庸请也。』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韩琦独留，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
太后还政撒帘事，据蔡氏《直笔》、《邵氏见闻录》，并参取《韩琦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及《家传》所载太后不乐还政等语，皆亏损圣德，且非事实，今并削去。《直笔》误云琦告枢相文彦博，亦不取。
嘉祐初，琦与富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私与枢密院谋之。自弼使枢密，非得旨令两府合议者，琦未尝询于弼也。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语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如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
富弼怨琦事，据司马氏《记闻》。《邵氏闻见录》称弼谓韩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恐弼无此言也。
吕诲上言：『皇太后罢同听政，谦尊之德，光辉益著。在皇太后则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伏望降诏，曲形谦让，至于再三，感动群情，庶几中礼。』诲寻又言：『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详治道，方罢共政，虽陛下至明烛理，凡百官关白，示未敢专之，则上慰慈颜，所得多矣。』庚戌，上始日御前后殿如故。御史中丞王畴上疏云云：『愿诏二府大臣讲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礼，若朝廷严奉之体与岁时朔望之仪、车服承卫之等威、百司供拟之制度、他时称尊之美号、外家延赏之恩典，可以称奉亲之意者，皆宜优异，以发扬母后功烈。』是日，诏中书、枢密院参议尊崇皇太后仪范以闻。壬子，诏皇太后令称圣旨，出入唯不鸣鞭，他仪卫如章献明肃太后。丙辰，上皇太后宫殿名目慈寿，加宣徽北院、保平节度使、判郓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议除拜，上以问宰相韩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问枢密使富弼，弼对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请，久之乃许。
司马光《记闻》载韩维说慈寿将归政，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应，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果得之。它日，二人独见，维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亲政，內外上下事体已定，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它事勿预也。』按：《实录》：佾制下，太后犹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当考。
　　壬戌，以帝康复，命辅臣谢天地、宗庙、社稷、宫观。癸亥，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阙门之外，无由知禁廷之事。窃闻道路之言，未详虚实，皆言近日皇帝与皇后奉事殿下恭劝之礼甚加于往时，而殿下遇之太严，接之太简，或时进见，殿下虽赐之坐，如待疏客；语言相接，不过数句，须臾之间，已复遣去。如此，子母之恩如何得达?妇姑之礼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惧不敢自亲者，盖以此也。臣窃惟殿下母仪天下逾三十年，柔明之誉洽于中外。皇帝龙潜，藩邸进德修业，仁圣之望，光于远迩。先圣以至公大义选贤建嗣，海内之人，皆谓继统之日，慈孝之风必自家刑国，诚不意闾巷之民忽有今之异论。推其本原，盖由皇帝遇疾之际，宫省之内，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互相间谍，一则诈效小忠，以结殿下，侥求禄利；二则自知过失素多，畏嗣君之严有所不容；三则欲窃弄权柄，恶长君聪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窥觇，拾掇丝毫之失，无不纳于殿下之耳。殿下虽至聪哲，不能无疑，虽至仁慈，不能无怒。皇帝以刚健之性屈于众口，无以自伸，不能不愤悒，遂使两宫之间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闻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窃议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诱其衷，殿下濬发慈旨，卓然远览，举天下之政归之皇帝，此乃宗庙之灵，生民之福。然臣窃料谗邪之人心如沸汤，愈不自安，力谋离间。彼皆自营一身之私，非为国家与殿下之计也。臣愿殿下鉴察其情，勿复听纳，斥远其人，勿置左右。召谕皇帝以向来纷纷，皆此属所为，自今以后，母子之间，当坦然无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谢，然后两宫之欢，一皆如旧。皇帝进见之际，殿下宜赐之温颜，留之从容，往来无时，勿加限绝。或置酒笑语与之欢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礼，则殿下坐享孝养，何乐如之?』吕诲言于太后曰：『臣伏睹殿下近降手书，以皇帝既安，坚罢同政，圣子恭孝，遂成母德，虽前世有还明辟之事，亦未闻期月而成辅翊之功及形谦之美者，休声茂实，当垂光于万世矣。然闻外议，以符宝未归于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则?国政犹不欲其久，而复眷留符宝哉?万一所司行遣之间稍有稽缓，涉此议论，无益于圣躬，亦恐前降圣旨，或未孚于中外，则有累全德始终之际，不可不审。臣所以沥恳而言，万死无避，惟祈鉴照，天下幸甚！』
　　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上疏曰：『伏睹手书还政，殿下优游房闼，尊安内朝，人心悦舒，天意调顺，昆虫草木，无不欣喜。然自降手书，今二十日矣，惟御宝尚未致上前。符宝之重，与神器相须，久而未还，益招群论，臣窃为殿下惜。宜戒职掌之吏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
　　闰五月戊辰，宰臣韩琦等迁官，枢密使富弼迁户部尚书。辛未，富弼具奏辞所迁官曰：『陛下录臣事先帝微劳，曷若报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密谕，料陛下自知之。又窃闻陛下初立为皇子，召居禁中，其时先为奸人所谍，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陛下饮食以来，悉皆阙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为计，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陛下岂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驾之夕，中外惶骇。皇太后立陛下于仓卒中，天位遂定。无何，两三日后，陛下以积忧成疾，天下万务，无所取禀。大臣列奏，请太后权同听政，此决不是皇太后本意，盖不得已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臣自去岁六月初被召还朝，充位枢府，凡百几务，先于陛下处奏定指挥，次至帘前关白而已，并无一字可否，一依先得圣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见皇太后至公之心，心不以尊且亲有所凌压，而辄生异同也。臣又思皇族中，于仁宗洎皇太后校其亲疏，与陛下同者多矣。就众多中独取陛下为嗣，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其为恩德，可与天地比其高大，陛下何如报答则可以称副?而反于仁宗不能谨祭祀，于皇太后不能备孝养，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阙失，况敢更望他有所报乎?皇太后垂帘日，尝谓臣与胡宿、吴奎曰：「无夫孤孀妇人无所告诉。」臣等共闻此语，实为伤心。必料中书亦闻其说。又向者窃闻先帝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此知者尤甚痛心，亦未尝闻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一年，仁德恩泽，入人骨髓，以至遍及虫鱼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自布衣擢至首相，恩德可谓至大。今日不忍见其孀白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小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也。』奏入，不报。弼又奏曰：『臣愿陛下奉仁宗祭祀，尽恭敬之道；事皇太后颜色，极诚实之礼。若勤勤不已，则孝德自然彰闻于外，京师翕然歌咏，传达天下，遂成风教，陛下可不劳而治，至时推恩数倍。今日臣自不辞让，君臣之际，两得其宜。』奏至六七上，乃优诏答焉。弼又奏曰：『圣诏云：鸿惟仁宗皇帝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养承颜于朝夕，矧敢曰养之至乎?臣谓天下为人父母者，咸愿陛下践此说，行此心，盖欲其子孙化之，而尽为孝子顺孙也。况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辅导，倾耳凝听，尤甚于天下人之心也。但闻陛下于仁宗祭祀、皇太后孝养略有加于前，则臣倡一为十，传于士大夫，使展转宣布于天下，以慰天下为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广吾君至孝之德于外。所恨近日寂无他闻，与向时所闻者多无小异，此臣所以不得不竭尽肝胆，思有补于圣明也。又诏曰：「今既勗朕以事亲之道，而拒君命不受，岂其言之戾耶?」此乃视草学士不尽见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语耳。臣累奏劝陛下事亲之道如此之切，反自违君命者，盖有上□之所说云耳[3]，岂可便谓之为戾乎?』弼又两奏，卒不听，乃受之。
　　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留后任守忠为保信节度使[4]，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斗两宫间，于是又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皇后，因受赏赐。吕诲言：『昨嘉祐中，臣僚请立皇子，先帝与太后属意陛下，属日久，守忠百端沮抑，幸立幼君，以邀后福。赖天意不移，宰臣韩琦等力赞成之。先是诬毁宗懿不孝，乃其本谋也。逮先帝晏驾，太后主持神器，大臣尽力，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药经年，守忠酝造言语，交斗两宫，惟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降，礼院定太后出入仪式，守忠坚欲用乾兴之例，非圣后明贤，几为守忠所误。今春揣知太后有罢同听政之意，因陈还辟之说，掠功于己，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来[5]，但闻陛下孝养之阙。今夏以后，只闻太后慈爱之失。腾谤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语言，离间宫禁者，非一不出守忠朋党，众所共知。原其用情，诚国之贼。自先帝弃世，守忠于宫禁公取财货，其数不赀。近又取奉宸库金珠数万金两献于中宫，不惟自邀厚赐，以固恩宠，其实窥伺陛下，将以谀言狡计乘间而人矣。』司马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于都市，以惩奸慝。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
文潞公《私记》：治平元年八月，谏官司马光、吕诲言入内都知任守忠交斗宫闱，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之。时富弼为枢相，乞行谏官之言。英宗命窜逐之。弼与中书同奏事殿上，宰相韩琦进曰：『陛下登极之时，守忠亦预有劳，愿少宽之。』弼奋而前曰：『先帝亲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叶赞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顾复之恩，报太后拥佑之力。而此辈乃自云某人有某功，某人有劳，臣不知此何等语，且将置先帝与太后于何地耶?』上韪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却立数步。《邵氏见闻录》：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执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谏议为侍御史，凡十数章请诛之。英宗虽未施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公已签，参政赵概难之，问欧阳公曰：『何如?』欧阳公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魏公坐政事堂，以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使、蕲州安置。』取空头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也。呜呼!魏公真宰相也。欧阳修云：『吾为魏公作《昼锦堂记》，公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盖以此。』二书所载不同。又《私记》毁琦特甚，《见闻》誉琦又过，今并不取。
　　丁巳，司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皇太后虔恭款至。太后抚爱陛下，恩渥周备。数日之间，慈孝之誉达于中外，播于远近，闻者无不相庆。自圣体不安，旬月之间，道路之人，渐有异议，皆云因守忠等不乐陛下为嗣，故于皇太后，则言陛下与中宫之短；于陛下与中宫，则言皇太后之失，遂使两宫之心互相猜贰。间隙一开，猝难复合。今陛下奋发英断，屏黜谗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胜忭悦。然臣愚窃恐皇太后尚未能尽知奸人之情，与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与中宫亲诣皇太后阁，顿首陈谢，具述从来为守忠等所误，致屡有忤违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愿与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旧日，然后朝夕与中宫侍养左右，膳药羞饵，躬亲进献，承顺颜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妇姑之礼。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离间者，愿陛下立行诛窜，勿复有疑。如此，则谗慝之人远黜，内外雍睦，善气兴行，灾沴消亡，宗庙永安，令闻长世。若失此之际，两宫之欢不能复旧，则恐长无可复之期，岂惟今天下之人以陛下为非，将传于史册，取讥万世矣！』
　　治平二年八月，大雨，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没人民畜产。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事。司马光上疏略曰：『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自防御使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希曾见省。臣请以小谕大：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千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为此，犹见贬于乡里，况以天子之尊，为四海所瞻仰，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熙宁元年三月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
元丰二年十月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余见《神宗朝奉太后》）。

校勘记
[1]勉于 原本『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2]己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补。
[3]上□之所说 《长编》卷二○二作『上之所说』，未知墨丁原为何字，姑仍其旧。
[4]安静军留后 原本作『安静军留守后』，衍一『守』字，据《长编》卷二○二删。
[5]外臣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英宗皇帝

濮议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陛下即位以来，仁施泽浃。九族既睦，万国交欢。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六月。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1]，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为案。其议曰：『况前代之入继者[2]，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册，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诏从之。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洶洶。未及上，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考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称王，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议论、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耶?』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臣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盖为大宗斩，还为小宗，期不二斩[3]，明于彼而判于此也。又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称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后也。在属籍当行除祔，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于今事体略不相类。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臣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如是则尊有二上，服有二斩，礼律之文，皆相戾矣。云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精勤孝治，不作无益，以害至公。既罢三省集议，当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以前后所献不一，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宾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奏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臣伏见乡者诏群臣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所以言者盖欲奉懿王以礼，辅陛下以义。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此众所以抑郁而未为称惬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臣请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礼》、令文、《五服年月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初议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礼》为人后大一统之义，指陈切至，涕下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会京师大水，推原咎证，在濮王议。执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
　　九月丙子，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从所乞也。先是，黯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取悦，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于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后十二日卒，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
　　十二月，郊祀既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且言：『国家承五代余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领，然而军国大事，皆得合议。今议崇奉濮安懿王，此事体至大者，而终不谋于枢府，臣所未谕。两制及台谏论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者不一，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闻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进说，惑乱宸听，中书遂非，执守邪论，当有以发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诲寻进对延和殿，开陈恳切。上谕诲曰：『群臣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诲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窃思仁宗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其谁敢间?近日中宫与皇太后受册，内外欢庆。必若恩及天伦，乃为盛美，虽甚愚者，不应献此言。欲乞宣示姓名，与众共罚!』诲前后既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遂劾韩琦曰：『琦请下有司议濮王典礼，比再下两制，用汉宣、光二帝故事，欲称皇考。窃原诏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导谀之过也。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尚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论半年不决，琦犹遂非，不为改正，得谓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来，进秩疏封，赏功报德，不为不至。而琦略无谦损，益肆刚愎，半岁之内，两次求罢，无疾坚卧，要君宠命，犹曰「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果知人臣进退之分、天道盈虚之理，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论沸腾，人心愤郁，得不揽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积微?罢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为国之福，亦以保琦族于始终也。』
《濮王申陈》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诲章奏。冯洁已《御史台记》亦以此为第六疏，与《申陈》所载并同。然修称濮议半年不决，则恐不当在明年，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不应后章全不及修。今来参酌。附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进。』按：琦集乃《甲辰冬罢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壬午，吕诲以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不报。是月王戌[4]，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5]：『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絓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臻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概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又曰：『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之。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于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等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又曰：『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为之说也。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母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仕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而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礼典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道，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曾公亮与赵概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付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明，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邪，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洶洶。若安然尸禄不自引非，则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称亲之说，盖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曾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之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始故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为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又曰：『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纯仁又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门两以诏谕赴台供职，诲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增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竁。不憔熙陵隔绝，亦与润王分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庚辰，又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威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辛巳，又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又曰：『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跟躇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宁世、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懿王园庙地图上，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四边。当时以彪之议为当。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余公私文字不须讳避，庶与祖宗文庙名讳小有差别。』
　　壬午，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何如，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6]。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心。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也。』吕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何罪，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谏院傅尧俞知和州，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赵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终求去，故有是命。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至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改除，现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二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傅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力欢忻，谤诽之语更为讴歌矣。』不从。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等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定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等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有所偏颇。臣用是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因自求罢，不许。
思永以去年十月为中丞。方吕诲等争论典礼，思永不应默。诲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则思永虽言之，必不力。本传云乞召还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罢，今且附见，当考。《御史台记》云：台僚以濮议俱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营救，议者丑之。
　　壬戊，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甲子，都官员外郎黄照为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命王珪等举官，已除昌龄及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照中选。上又特批之奇为御史。欧阳修素厚之奇，之奇前举制策不入等，尝诣修，盛言追尊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即与照并命。庚午，新除监察御史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立园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向自罢议之后，而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历加诋诬，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至封还诰敕，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牴牾。尧俞等不顾义理，更相倡和，既挠权而示众，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屈于明宪，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缙绅之间、士民之众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过牒告示，庶知朕意。』
　　四月丙戌，礼院言：『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而宗襆丧未除，请权以本宫诸弟摄事，其祝文令教授为之。』初，命翰林学士冯京撰祝文，京曰：『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礼院议称「皇帝某谨遣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诏俾王子孙奉祠事，乃更定此议。乙未，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傅卞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卞议濮王典礼与执政意合，故骤进。
　　卞本传云：上疏言：『外忧可以预防，奸邪无状，所当深察。富弼有大臣器，不当在外。』当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
　　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初，刘庠举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门人也。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
　　八月己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乃颁讳于天下，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
熙宁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母，悖理伤教，孰甚于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
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当时言者虽未尽理，于时事亦不为无庸。』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校勘记
[1]先发 原本无『发』字，据《长编》卷二○五补。
[2]况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3]期不二斩 原本『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4]是月壬戌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七补。
[5]太常博士 原本作『太学博士』，据《长编》卷二○七改。
[6]休宁县 原本作『休宁□□』，据《长编》卷二○七改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英宗皇帝

教养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学官。诏曰：『以宗枝甚众，而诱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举有学行之士为之教授。《传》不云乎：「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盖子弟之学，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若不率教，其令尊属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职，大宗正司察举以闻。』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1]，以分教之。上谓韩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渐[2]，久而怠废。况为学之道，尤戒中正。诸宗室之幼者，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谕此意，作诏戒勉之。』故有是诏。
《两朝正史·从质传》云：从质字子野，少笃行，为人修洁。尝割股疗其兄，从谨疾已而自被疾，废朝请。行己俭薄，岁时得禄赐，博致珍异物，献御厨以万计。帝异之，遣使问所欲。对使者曰：『臣蒙国厚恩，不幸婴疾，今无以将诚意，故为此耳，非有所觊也。』帝复遣使固问之，乃曰：『陛下过疑臣有所觊，必不得已，愿为臣诸位择儒官教导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异之，为增教授员。终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3]，薨[4]。宗室无少长，哭之尽哀。赠定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德昭孙、惟忠子，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实录》有传，但载官爵迁改，并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从得之?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独请增教授员及从质建议，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从质传》，当考。
丙午[5]，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复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领其职。且降诏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6]。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详知之。颇贤宗惠，故擢用焉。谢日，告以选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筑室曰『闻义』，日与学士大夫讲肄其间，以身倡率宗属[7]。两召对延和殿，许条奏朝政，由御药院进入。旧制，大宗正司正领宗室事，宗室女中[8]、人主之内外仆使隶管勾所，宗惠请悉罢之，总于宗正，人以为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至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初，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孙众多，而所居狭隘。遂命度故上清官地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衷宅，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有司方营造，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西宅。既遣产部副使张焘等按视，而上以搔动居人颇多，不许。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余地，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命择地。焘言：『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余，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于此园，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后有求徙者，又广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孙也。
三年四月壬子，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经者，大宗正以闻，命官试论及大义，中者度高下赐出身，或迁官。至是，叔褒试所学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孙也。

疑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皇太后垂帘听政。尝为中书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中亦有异议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异议，莫知虚实。上疾既愈，数问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欧阳修又奏：『襄母年八十余，多病，襄但请朝假不趋起居尔，日高后即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上未尝不变色。及谅祚攻却泾原，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琦等初尚求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上人宫后亲见奏牍。至是，因襄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琦曰：『事出霭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特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固有果无?』上曰：『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仍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小人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藁传布中外，内臣无不切齿。判铨才六日，为杨永德所谗，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寻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无迹状?陛下幸不致疑。』琦及公亮又各进说，上曰：『造谤固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公弼奏事毕，上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卿何以处之?』公弼知帝未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帝以公弼为长者。

刺陕西义勇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寓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欵，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东、河北、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刺及诸郡，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诏从之。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缘边州军。上曰：『不若即了之。韩琦意亦欲如此。』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使，并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甲承名额者[9]，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人赐钱一千，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后复诏秦、陇、仪、渭、泾、原、邻、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
《实录》云：刺义勇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会要》与《实录》数同，今从本志。十二月别给米及钱，《会要》及三年八月十五事，本志以为是岁。今从本志，并附见于此。
　　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之民，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者，皆以此也。是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朝廷但藉其民以充义勇，不刺为正军。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惟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祐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今秋方获小稔，且望息肩，又值边鄙有警，众心已摇。若更闻此诏上，必大致惊扰。况即目陕西正军甚多，不至缺乏，何为据作此有害无益之事，以循覆车之辙?』又奏曰：『昔康定、庆历之间籍陕西之民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于边地屯戍。当是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兵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宫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更须千里供送，父母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况其平生所习者，惟桑麻耒耜，至于甲冑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临敌之际，不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自后宫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以公据，放令逐便。而游惰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所复归，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业，较然可知。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惩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州县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晓谕，亦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繁，足以动摇群心，感伤和气。若使分毫有益于国，亦无所顾，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又奏曰：『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元不曾刺手。后至庆历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又奏曰：『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祐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间，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民比于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后，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卖尽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差点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军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后，州县之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壮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故臣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于国无分毫之利?难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间，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旅、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乡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纪纲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集教阅，则亦有行阵旗鼓、开弓彍弩、坐作斗噪，真如可以战敌者。设若闻敌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迎望风声，奔波进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于国无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议以义勇为便者，必曰：「即河北、河东不用衣粮，而得胜兵数十万，皆教阅精熟，可以战敌。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请言其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教阅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间者，名与古同而实异也。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瞻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实，何不试召谏议者而问之?河北、河东自制义勇以来，敌寇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用义勇拒战而敌寇败退。今既有义勇之后，三路之正军皆可废罢，此乃万世之长策也。愿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阵敌使用，今来虽有义勇正军，亦未可废罢，则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陛下宣谕、以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胜郁悒，终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改更，此乃遂非拒谏之辞。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之时，而亦有此言，天下将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中侍于天子之侧，议论大政。苟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人，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是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如此，岂惟愚臣一人无用于时?谏争之官，皆可废也！以臣所见，但当论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当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终弗听。光凡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弗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辨。琦谓光曰：『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方桀傲，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慑?』光曰：『兵之用先声，谓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小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宁复惧乎?』琦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耳。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目：『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矣。
熙宁元年五月丙申，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人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于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时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法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下等，许义勇陈乞（余见神宗朝）。

去冗官
　　治平三年九月[10]。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献言者皆谓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诏悉付两制详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见审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转官者，举一岁中，约有千数。其因职任升擢者尚不与焉。《国朝会要》：真宗用谏官孙何等疏，遂罢郊祀序进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临轩引对，亲加升黜，又令审官院考校京朝官经任五年以上、磨勘无赃私罪，即以名闻，当议迁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经三年磨勘、改转后依旧勾当，直候得替后更及三年，再令磨勘。当时条制虽前后不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监立簿以上，率三岁迁外任者，不俟替归，在京者亦无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阙于家，动逾岁时，居无职事，禄廪不绝。苟及三年，则又磨勘。臣谓考课之弊，无甚于今，而亦无速于今也。欲乞朝廷检详旧制，以见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虽未能如虞舜三考升黜之典，且复祖宗之制，亦庶几抑侥幸之弊矣。』权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言：『乞今后前行正郎该磨勘，依转大卿、监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历任正郎后，须得举主五人，内有本路提、转及大两省三人，方与改转少卿、监。』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同知谏院傅卞言：『乞今后京朝官至员外郎，且依旧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员外郎人正郎磨勘，并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许磨勘。两制臣僚自待制以上，并乞五周年磨勘，至谏议大夫，更不许磨勘。』殿中侍御史吴申言：『乞从今裁节，如有前行郎中合转少卿、监者，且令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授，仍以历任年深、无赃私罪，或曾历职司差遣不经责降，或前后历官可称及素有文行者，先次迁转。前行员外郎合转郎中及太常、国子博士合转员外郎者，亦且权住，先立定员，候有阙则以次迁补。』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言：『欲乞少卿、监合磨勘转大卿、监者，如年已及七十以上，更不许磨勘。』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言：『两制以上四年转两官，北京官乃是二年一转。欲乞两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转一官，至前行郎中后，更添左司郎中一转。』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奏：『检详祖宗朝，中外官不立迁转条限。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诏，京朝官并以三周年，令审官院磨勘引对，与转官。是时仕路犹清，官员数少。厥后及今五十余年，约祥符初略计十倍，以故员多阙少，坐縻禄俸，才否无辨，差遣不行。考课之法虽复施用，官制之弊，无甚于此。今详定且欲京朝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升朝官至后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劳绩，或因繁难任使，即自朝廷甄擢。盖登仕升朝，累至正郎，奏荫子孙，稍奉法循理，自应至州郡长吏以此处常调固已为优厚。其待制以上既处显近，请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圣衷推恩迁改，应见资品已高，各据所居官止。自余条例，一切仍旧。其任卿、监不曾历职司差遣，只自常参官累迁者，并送审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陈乞留台宫观监当者更不磨勘。如此，则权柄归于君上，劝沮行于朝廷，人材有所甄别，重难繁剧之地可以用人，事体均乎，简而易守，比于祖宗之制，犹为优幸。』癸亥，诏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于官；设官之方，其亦有择。国家承累圣之祚，跻时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务，复许以三祀俾之一迁。岁月既深，吏员猥积，虽海宇至广，工师实繁，以官率人，倍者数矣。肆我台阁，数陈其故，兹用博议，审求臧谋。而封章亟来，请从更制。朕嘉与卿士，图惟厥中，庶几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迁官后六岁无过，则复迁之；有过亦展年，至谏议大夫止。
待制以上六年一迁官，至谏议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当考。
　　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岁以上，校月日之久者次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如别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据《会要》及当时颁降条贯册令，《实录》、正史载诏书，余并削去，要似可惜，故复存之。初献言者，当考其姓名。张舜民《退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元无著令。熙宁中，审官院率行之，至今为常格。』案：此诏书及臣僚申请甚备，安得谓无著令?岂舜民不详考之乎?

训导皇子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诏岁给皇子仲鍼公使钱千五百贯，仲纠、仲恪千贯。甲寅，右司谏王陶为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司马光言：『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其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亦皆选小心端悫之人，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然后得人，仍专委伴读官纠举施行。若皇太子自有过失，再三规诲不从者，亦听以闻。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幸也。』戊辰，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九月庚戌，诏以皇子位为庆宁宫。辛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为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使、鄂国公，赐名頵。壬戌，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郡王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陶等请王受拜，不许。吕诲言：『王今未出阁，当且设师友，不宜遂置僚属。臣欲乞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况王年已长，当早令出阁，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为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也。』
　　十月戊寅，赐淮阳郡王公使钱岁二千贯，祁国、鄂国岁一千五百贯。
　　十一月，吕诲又乞早建东宫[11]。其书曰：『陛下践祚而来，圣体违豫，虽天光临下，而德音鲜闻。万机之事，未尝可否，悉付中书、枢密院，皇太后关决于中。自非辅臣承旨，两制、近侍亦不得造帘箔之下，况疏远之臣耶?如是，爵赏刑威一归于政府，使政府尽公则已，脱有差缪，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闭，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为陛下谋者，莫若早建元良，内辅号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归而下无异心，此当今之速效也。汉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请豫建太子。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贤明之嗣，尚以不豫建为忧，诚有谓也。况淮阳王天资颖悟，法当冢嫡，宜豫建立，以固本根，旁绝窥觎，慰安人心，斯万世之虑也。伏望陛下廓开聪听，俯纳愚忠，审权柄不可移于下，思机会不可失其时。法汉文豫建之策，为庙社长久之计，上有圣后之翊辅，下有元良之倚赖，陛下高拱岩廊，仰成庶政，泰山之安，何以逾此?如此，则游心清净，不言而化，人神胥悦，天意昭辅。勿药之喜，计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淮阳王顼出阁。王辞两宫，悲泣不自胜，太后亦泣，慰谕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顼为颍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丙午，宰臣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下，诏答不允。戊申，诏大敕系位，皇子顼在富弼上，颢在宋庠下。丁巳，诏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頵一千五百贯。戊午，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直集贤院，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直集贤院、诸王府侍讲。初，淮阳郡王将出阁，以陶等为翊善、记室、侍讲，至是封颍王，而东阳郡王颢又将出阁，故迁陶，命兼翊善东阳，而维、思恭为两王记室、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每事谘访，维悉心以对，至于起拜。进止缓急，皆陈其节。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太后泣告辅臣，并咎两王[12]，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犹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王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至。宜召至中书褒谕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维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维及思恭戒王曰：『陛下亲总万机，内外上下，事体已正，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二年二月甲申，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令于皇子两位供职。帝尝召对群玉殿，访以世务，曰：『学士真国器也！』故命为王府官。
　　十月戊申，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读[13]，屯田员外郎、中书编修文字孙固为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巳，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镇柜银钱，乃里巷常谈，盖荐绅所不道，行于圣日，窃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礼院，博约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到《国朝会要》皇亲婚会礼物数，请如《会要》故事。』从之。
　　三月壬戌，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于今卜姓受室，其系尤重。宜历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今并书之。）
　　四月乙未，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贤院、充颍王府翊善，于皇子两位供职。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太子，帝不怿，封其奏。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谓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辛丑，帝疾增剧。辅臣问起居罢，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帝颔之。琦请帝亲笔指挥，帝乃书曰：『立大王为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帝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学士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帝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画几，方平因请进笔书所谕，遂进笔。帝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书之，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帝既用大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琦曰：『国事当如此，可奈何?』皇太子始闻命，辞于榻前者久之。癸卯，大赦，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一转。乙巳，诏以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子，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珪撰册文，钱明逸书册，知制诰宋敏求书宝。
四年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

校勘记
[1]并旧 原本无『并』字，意歉然，兹据《长编》卷二○二补。
[2]患于渐 原本『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3]终左屯卫大将军 原本作『从□左屯卫大将军』，据《长编》卷二○二改补。
[4]薨 原本作墨丁，《长编》卷二○二注文无此字，兹据文意补。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6]允升 原本『升』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宋室·宗室传》补。
[7]以身 原本作『以自』，据《长编》卷二○二改。
[8]宗室女中 原本作『宗室文□中』，据《长编》卷二○二改。
[9]秦州 原本作『泰州』，据《长编》卷二○三改。
[10]九月 原本作『八月』，据《长编》卷二○八改。
[11]又乞 原本『又』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12]并咎两王 原本『两王』下有二墨丁，兹据《长编》卷二○二删。
[13]权发遣 原本作『中发遣』，据《长编》卷二○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

宰相不押班
治平四年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乞行罢退，是日，陶遂极口诋琦，意谓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许，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应正衙常朝及横行，并须宰臣立班。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寻常多据赞引。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挥。』时闰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书不报，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应隳废朝仪。』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为谕，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辅嗣君，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议之礼，重若邱山。沮格台文，侮傲风宪。宜加显罚，用肃具僚。』
据《会要》，陶以闰三月十一日问押班事，其弹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日录》：『闰三月十一日，呈台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讫，以遇退朝早，即轮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进呈及留身说呈讫。』可参考，更详之。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诏答不允，仍断来章。琦再上表，据琦集及王珪答诏。
　　乙丑，陶入对言：『近弹奏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虽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举元、蔡挺、薛向转官加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当罢免。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浅下，言皆非是，岂可更处风宪?乞罢职除一闲郡[1]，臣更不敢入台，见归私居待罪。』又申中书乞休。韩绛、彭思永等例责降。韩琦亦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丙寅，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丁卯，光入对。上谕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虽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诏已进入，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
　　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对，坚请绌陶于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蜷孽生，险说纷纭，震骇群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恃旧恩，专为险恶，轻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于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谓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开陈，陛下必尽记忆。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寝成废礼，非是始于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于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已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今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臣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辑正统。愿陛下无溺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长，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群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上封奎札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击被黜，是时搢绅朝士丑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大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2]，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党人韩绛、陈升之等，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大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时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于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视事，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耶?奎自谓耶?』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惟恐凌夺，欲为则不得，欲言则不敢，窘束牵制，谏屈不暇[3]。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宠保位之术，遂乃悦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议，忽而不顾。思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忠谠之士谴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论洶洶。先帝后虽追悔，掣肘不敢改为，以至忧悒成疾，奄终一代。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自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已者必升。中常之人，各顾身计，言必不用，适助祸殃。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复为宪府之长，琦等亲被弹击，不敢自言，奎乃为琦主谋，击臣报怨。自兹以往，人谁敢言?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而遽邈退[4]，岂臣有欲自图国政、窃弄威权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岂敢当之?愿从奎言，投于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脱强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节以死，归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居家待罪，朝廷旨不允，或宣召入台，至于再三，确辞然后听去，所以重风宪之任，宠耳目之官，体貌直臣，以厉其节。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马光入对，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请止还陶旧职。上许之，既又欲与陶待读学士。光退，翌日（二十二日己丑也），复奏曰：『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若授陶此职，臣恐奎必未肯出。陛下新践祚，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质直，万一因此激发举动，更有过当，若亟行罢免，则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屡诏不出，则愈损陛下之威。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待罪之际，若更加以美官，臣窃料陶亦不敢受。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旧职，受之亦安，庶免纷纭，重伤朝廷大体。臣蒙陛下虚己下问，不敢不奏。』庚午，上批付中书：『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潍州，不许。司马光复奏：『外议籍籍，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言语，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臣恐其余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于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欢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于狱，感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于一出人间，何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光中丞告时在閤门，上复收入，后三日，乃付中书。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问知制诰[5]、知谏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诚可罪，若以为跋扈，则为欺天陷入矣。』奎之罢政事也，琦犹在告，公亮方侍伺。赵概复奏增奎一官，为户部侍郎。辛未，公亮入对，恳请留奎。上许之。壬申，追取奎青州告，召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为参知政事，曰：『成王岂不疑周公耶?』上初议罢奎，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辞?』方平曰：『韩琦久在告，意欲保全奎。奎罢，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良久，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复论如初，上讫从之，于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怀托赖，惟是同德，岂容间言?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屡斥[6]，颇动朝议，欲除学士，意者示之美迁，其寔使去言路。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骇天下之听。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乃君臣大义，卿其勿以为嫌。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言发于诚，想宜知悉。』吴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它，欲起坚卧者尔。』坚卧者，盖指琦也。陶为人隽利，眉目疏秀，美书翰，惟辩急，色厉而内荏。初事韩琦甚谨，故琦深器之，骤加拔用。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既为中丞，谋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拟。陈荐密劝琦备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
琦传云：『英宗既立，琦编群臣姓名，各品题之以进，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后觉陶佞，疏之。及为御史中丞，意犹不满，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为难。』按：所称觉陶佞，稍疏陶，恐饰词，今不取。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抗?』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
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并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敕，执政许之。当考。旧纪书诏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昊奎位执政，弹劾中丞，格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纪但书奎罢，仍不载因由。据《五朝史》例，当从旧纪。
　　五月，御史台官既被绌罚，宰臣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余不坐之日，宰臣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臣，日未御内殿前，令閤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臣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当日似未尝讨论，故行之不久，渐复隳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踰时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则于机务尝有妨滞。欲乞下太常、礼部详定典故。』从之。及司马光为中丞，即奏：『臣窃闻宰臣复有文字，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臣闻王者设官分职，譬犹一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固当同心协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争胜负，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从其请，岂有后来纷纭?乃坚执不行，迭相激发，遂至王陶语言过差。今王陶既补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而宰臣复有此奏，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以为宰相不合押班，台司欲默而不言，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欲辩论是非，则无时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举首倾耳，以观大化，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数有变色分争之丑，臣窃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所有下礼院文字，乞更不令详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前下。太常礼院详定指挥，更不施行[7]。』既而司马光又奏：『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比于中书、枢密院及其余臣僚奏事毕，春分以后，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少有不过辰正。自陛下临御以来，惟近因服药，曾于辰牌以前驾起入内，自余皆在辰牌以后。然自今以后无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宰臣为百僚师，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则宰臣理当押班，斯乃前世旧规，自祖宗以来，未尝更张。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必欲限时刻者，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秋分后巳牌上，并依手诏施行，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分、秋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
《实录》云：故事，宰相奏事讫，赴文德殿押班。其后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复过殿，习以为常。及王陶为中丞，劾宰相违故事不恭，于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人厌苦之，故有癸未之诏。今不取。
戊子，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初，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维言：『宰相跋扈，法所当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则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陛下既不能辩明大臣，使负恶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罢去，疑惑远方。愿庭对群臣，使是非两判。及吴奎，御批罢参知政事，迁一官知青州，维以为奎素有学问，敦笃持重。可任以事，擢参大政，众谓得人。今才数月，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便加斥逐。进退大臣，不当如此。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理难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岂可不谨乎?』陶既出，维亦累求外补。上从之。未行，改汝州。
《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哄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
　　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罚金，因言：『自臣入台，方逾两月，凡所论奏，不敢阿附。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于体非便，乞罢郭逵签书并宣抚之任。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乃祖宗旧制。今既隳废，损国体。』又言：『王举元四岁八迁，蔡挺资浅用速，夏倚超擢太优，陈汝羲贪邪阴险，不当召试。不蒙施行，盖臣材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从罚，在臣之义，岂敢苟安?望罢臣言责，显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
　　王陶赴陈州，上表谢到任，凡数千言，专诋毁执政。其略曰：『预知孤忠，必犯众忌。方权臣之久盛，复众党之已深。禄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门者三世。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闻手诏一出，则迁怒以责人；议山陵一费，则怀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岂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辅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于上阁，藏在私家；朝请宣召于御前，押归政府。转主心易于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昔真宗久疾，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尚犹再行告病，少挟以为邪；不敢便毁制书，全无名而复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辞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室，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斥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方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于详慎。』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寔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于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于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开广言路，岂可以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若犹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余臣僚知陛下英武，万一它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于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吕公著恐上惑陶说，将复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皆称圣明。昨因王陶渎乱天听，上下震骇，寻已黜守外藩，继一露奏表章，历诋近臣，及论大臣不轨，又漏泄上前密语。陛下以其宫邸之旧，尝加眷遇，兼谓出于一时狷忿，特赐函容，不加重遣。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闻复有章表，长恶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祸心。非特出于一时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聪明，至其指执政之得失，数群臣之长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则陛下固不以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力然也。今议者以为陶虽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后必须召用。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谓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採天下之公论，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毋为偏见邪说所惑，则天下幸甚！』

宰相辞郊赏
　　熙宁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诊，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凡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宣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以为出，固不可于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殍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粟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于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加赈救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赀。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狥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于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于天下，虽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费，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于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于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制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杀今日之灾。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霑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它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洪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惟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位冠百工，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

校勘记
[1]罢职除一闲郡 原本作『罢除职一闲郡』，据《续长编拾补》卷一乙正。
[2]辄令韩绛奏弼 原本『令』、『奏』二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3}谏屈 原本『谏』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续长编拾补》句下注云：『二字恐有脱误。』
[4]邈退 原本『邈』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5]知制诰 原本脱『知』字，据文意补。
[6]屡斥 原本『屡』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7]更不 原本『更』上衍一『更』字，据文意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八
神宗皇帝

欧阳修诬谤
　　庆历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1]、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知滁州（事见《韩欧石贵罢》）。
　　至和元年七月戊子，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入见，上恻然怜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恐修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恩、今为奸利者，宦官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求所以中修，会选人张俅、胡宗尧例改京官，批书以二人尝犯法，并循资。宗尧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尧连坐。及引对，修奏宗尧所坐薄，且更赦去官，于法当迁。谗者因是言：宗尧，翰林学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夺人主权。修坐是出守。修在铨曹未浃旬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吴充同知太常礼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贤院冯京同判登闻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尧故易任。充上疏为欧阳修辩，不报。敕修罢判流内铨。知谏院范镇言：『铨曹承禁中批旨，疑则奏禀，此有司之常也。今谗人以为挠权，窃恐上下更相畏，谁敢复论是非?请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复修等职任。』凡再言之，帝意解，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帝谓沆曰：『卿召修谕之。』沆曰：『修明日陛辞，若面留之，则恩出陛下矣。』戊申，令修刊修《唐书》。
　　治平四年正月丁丑，神宗即位。
　　三月，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先是，监察御史刘庠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入临福宁殿，缞服下衣紫衣。上寝其奏，遣使谕修令易之。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欲击去之，其道无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簿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思永闻之，以语其僚属之奇，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请必行。之奇初不与同列谋之，后数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当贬窜，且曰：『以阴讼治大臣诚难，然修首建议濮园事犯众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枢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诬罔臣者，乃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至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则上累圣政，其体不细。乞选公正之臣辨理，先次诘问之奇所言：是臣闺门内事，自何所得?因何彰败?据其所指，便可推寻，尽理根穷，必见虚寔。』上初欲诛修，以手诏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思恭极力救解，上寤，复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书，令思永、之奇分析所闻，具传达人姓名以闻。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辞以出于风闻，年老昏缪，不能记主名。且言：『法许御史风闻言事者，所以广聪明也。若必问其所从来，因而罪之，则后不得闻矣。宁从重谪，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极陈大臣朋党专恣非朝廷福。修复言：『之奇初以大恶诬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穷，即有行遣。及累加诘问，惧指出所说人姓名，朝廷推鞫，必见虚妄，所以讳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动繫国体，不幸枉遭诬陷，惟赖朝廷推究虚实，使罪有所归。』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寔，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于是上复批付中书曰：『凡朝廷小有关失，故许传议闻奏。岂有致人大恶，便以风闻为托?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以闻。』思永与瑾同乡，力为瑾讳，乃言：『臣待罪宪府，凡有所闻，合与僚属商议，故对之奇说风闻之由。然暧昧无定，当戒之奇勿言，无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以上闻。如以臣不当用风闻言大臣事，臣甘与思永同贬。』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诏赐修曰：『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数批出，诘其所从来，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拟。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它日，上谓吴奎曰：『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奎曰：『赏罚难并行。』乃止。
《墨吏·孙思恭传》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欧阳修初不知思恭，以为诈。及修为言者所攻，上将诛修，手诏密问思恭，思恭极力救解。《朱史》以为：『言者攻修，先帝加诘问。既辩明，赐手诏召之。』岂有诛修之意?遂删去。按：司马光《日记》以之奇等奏付枢密院，后数日，乃复取入，密诏问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见。
　　壬申，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2]、知亳州[3]。彭思永等既以论修贬，而知杂御史苏案、御史吴申言犹不已，修亦三表乞罢，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不合，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白，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4]，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既出守，遂连上六表乞致仕，不从。修年才六十也。

司马光弹劾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臣蒙陛下拔于众臣之中，委以风宪。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此诚太平之原本也。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治国而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焉。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之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时，臣初为谏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愿陛下勿以为迂润【杰按：润，应为“阔”之误】，试加审察，若果无可取，则臣无所用于世矣。』论宰相不押班（元本事)。
　　六月庚申，兵部负【杰按：负，为“员”之误】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知齐州。先是，司马光言：『王广渊以小人之质，负倾巧之才，外依政府，内结近习。国家本以馆阁宠贤彦，迩英待儒雅，皆非广渊所宜滥处。伏望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御史蒋之奇亦言：『广渊人品庸凡，天资险谲。先帝校自常僚，置之文馆，不思献纳忠规，而乃肆为奸佞。方擢用之际，司马光列章数十上，事寝不行，愈自矜夸藩邸故旧，入则结高居简为内应，出则与孙固为死交。陛下重明初升，四海皆照，岂容魑魅，尚在朝廷?』广渊亦自请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今闻广渊带职知齐州，仍赐章服，乃是赏之，非黜也。向使广渊自改官以来谨身守分，不为奸谄，以至今日，不过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岂可谓奸谄无益哉?且陛下使广渊补外者，心已知其奸邪之迹也。今复以职名章服宠之，是劝人效广渊所为，恐非国家之福。』不听。广渊入辞延和外殿，上哀恸久之，卫士皆感泣。
　　七月戊寅。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尝以为言，上曰：『居简有功。』思恭退，询于人，云：『刘庠之绩建储也，居简觇见「太子」二字，亟报上于颍邸。及英宗升遐，居简亟出召二府。中宫闻之怒，诘居简曰：「召二府，谁之命也?」居简曰：「太子令召之。」又于怀中探黄衣以被上体。此上所谓有功者也。』思恭复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长子，当为嗣者，非陛下而谁?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已怀二心，私自结纳，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当诛之罪，奈何反以为功?』上不听。司马光奏言：『居简性资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谨案：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盖以日月浸久，官资稍高，则防其凭恃威灵，窃弄权柄，远鉴汉、唐之祸，深为子孙之虑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独留御药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况居简于众人之中最为狡猾，伏望遵祖宗旧典，应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尽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以解天下之惑。』又言：『居简所能，止于谗佞。佞者，不过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权，使人主溺于荒宴而不自知也。谗者，不过离人君臣，间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于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其可近乎?或闻陛下欲待居筒自求引退，臣未晓所谓。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闻望素高，一日偶有小失，未为外人所知，陛下务存终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则可矣。若居简闺闼小臣，罪盈恶积，所宜肆诸市朝，以戒俭人，而尚足为之隐乎?』壬午，光对延和殿，又极言之。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命留札子，光请以付枢密院。上从之。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院。司马光累劾居简，上虽以章付枢密院，犹未施行。光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吕公弼曰：『光今日必决去就。』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顾择其重者。』上曰：『今当如何?』公弼曰：『罢其御药，优迁一官可矣。』上命与供备，曰：『光得毋复争?』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语以居简已出矣，光必自止。』上从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
　　八月辛亥，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愚窃以为非也。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荐举贤能，纠案奸慝，论政事得失，述民间利病，皆令列于奏牍，明白啟陈，其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小则罢黜，大则诛窜，谁则不尽公竭诚，以承休德?如此，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肘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伏望圣兹详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庭之人。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以经营两府者，必不可用。』光疏早入，晡后，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于何人，光即具奏：『中正有无此事，惟陛可以知之。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光盖得之孙永，永亦尝以为言。上曰：『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尝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
　　九月己亥，司马光上疏：『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将轻泥怀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朝廷许令招纳。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黥，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全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惟陛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爪、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泥怀侧，司马光何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光曰：『钱谷诚知之，河朔见钱抄至今为利。边事则未知也。』又言：『张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贪猥。』上曰：『有何实状?』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耳，又审谛者不敢言，请言臣所目见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嘿不言，陛下从何知之?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必臣?若其才也，臣安敢与人朋党言事乎?』上曰：『逵内行不修。』光曰：『此谗人之言也，欲以暧昧之事中伤之，使之喑呜，无以自明，亦犹蒋之奇言欧阳修内乱。愿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进退之，勿信谗言也。』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但士论与奎而不与陶。』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与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迳以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也。』
　　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为右谏议大夫、权御中丞。光言：『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材下，其言既不足采，曏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欲知方平为贤为不肖，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方平奏章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奏边上事宜状，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诰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且奏封驳[5]，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倘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敕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光又奏：『臣愚暗不达圣旨，又恐累吕公著上言。』上曰：『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银台，固虑诏令有失，欲其封驳耳，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臣近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遂具封驳，窃知巳直降付閤门。朝廷既以臣言不当，显然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若因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驳之司不能复举其职，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上手批公著奏：『可一两日求对来，当谕朕意，以释卿惑。』它日登对，上顾公著，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尝谓公著曰：『光方直，如愚阔何?』公著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台门无故自坏，后十余日而光罢。

吕诲劾王安石
　　熙宁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者皆可试府事也。』于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夸示于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之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之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于尊，实陛廉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礼也。』宣徽使王拱辰言[6]：『陛下即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瘝旷，遽然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还四敕；以臣言非，愿并臣屏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坠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皆曰：『不知。』上曰：『除拱宸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如此！』丙戊，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
　　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令中使抚谕趣入，安石亦称病乞告，上又再令中使趣入。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傳说，起于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故也。』上曰：『近臣中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妨。』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岂兄弟为比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持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知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悦其不辨，久于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滨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二三，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7]，御史里行钱顗监衡州盐税[8]。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故琦、顗先贬。顗将出台，于众坐骂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故安石荐君、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得罪，分当远窜，君在后为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马。司马光言：『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守谋杀刑名被劾，侍御史刘琦、钱顗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绁食鹰鸇，求其鸷也。执而烹之，将何月哉?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人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顗止以忤犯大臣降充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臣恐天下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下移，聪明壅蔽，非国之福。乞赦刘述勿劾，琦、皐与本资。』不报。
　　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又申中书曰：『今日忽闻诏命，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事辄近名，擅去官曹，规喧朝听，各落御史，降充监当者，闻命之际，中外震惊，盖人臣以率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是以仁宗开言路，优容谏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先帝容纳直言，未尝变色。是时吕诲等与纯仁为御史，亦尝擅纳告身，皆蒙慰谕。主上思绍先烈，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后先刑赏，或乖于轻重。中书藏其本末，但致外议喧腾，凡居言责之臣，敢不即时论奏?既许风闻言事，即是过失得知，而柄臣遂捃摭其罪，主上将何所赖?且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而又性类率易，轻信难回，举意发言，自谓中理。欲求近切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所以荐薛向为周才，指吕诲为无用。主上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好，拘文守法，今则一切依随。赵参政心知其非，而辞辩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此皆朝廷大臣所为，安得政令无失?』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三年十二月辛酉，右谏议大夫、知邓州吕诲提举嵩山崇福宫。先是九月，上欲移诲知河南，命未下而寝。诲虽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犹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闲，故有是命。
　　四年五月丙戌，右谏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诲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疗治有后先。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跌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亦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送政。』盖以身疾谕朝政也。诲病亟，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见属乎?』诲张目强视之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
诲卒在十日甲午，今并书。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侍御史刘挚言：『故谏议大夫吕诲为御史中丞，为人忠信刚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节、大臣之风。在言路前后三黜，皆以击奸邪忤权势，最后尤以直道大义为公议所高。诲死于散地，在熙宁四年，官至侍从，朝廷未尝有所赠恤。诲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臣愚欲望圣慈嘉诲之有识敢言，不获用禄，不得及于世，哀其至节，特赐褒及，以表显之；录其诸孤，稍赐任使。非独以慰幽壤，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诏诲特赠通议大夫，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校勘记
[1]转运按察使 原本『转运』后衍『使』字，据《长编》卷一五七删。
[2]刑部郎中 原本『郎中』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3]亳州 原本作『豪州』，据《长编》卷二○九改。
[4]及所请 原本此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改。
[5]封驳 原本作『对驳』，据文意改。
[6]王拱辰言 原本脱『言』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7]盐酒税 原本作『监酒税』，《续长编拾补》卷五作『酒税』，注云：『《宋史》本纪作盐税。』
[8]盐税 原本作『监税』，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上
　　皇佑三年五月庚午，宰臣文彦博等言：『臣等每因进对，尝闻德音，以搢绅之间多务奔竞，非裁抑之，则无以厚风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几知耻。伏见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亦辞以家贫亲老。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赐甄擢。』诏召安石赴阙，俟试毕特取旨。安石辞不就。
　　至和元年九月，殿中丞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安石力辞召试，有诏与在京差遣。及除群牧判官，安石犹力辞，欧阳修谕之，乃就职。
　　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提点点【杰按：衍一点字。】江南东路刑狱、祠部员外郎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泽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又曰：『陛下诚有意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又愿陛下断之而已。不曰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识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王安石累除馆职，并辞不受。中书门下具以闻。
　　诏令直集贤院，安石犹累辞，乃拜。
　　五年十一月辛亥，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司马光、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卒不能夺。
　　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诰。初，安石辞修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尝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与同列言：『窃以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诰命为职。百司之事，所当参审。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则是舍人不复行其职事，而事无可否，听执政所为。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前日具论，承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挥，臣等不知陛下以为是，而不改乎?将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将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乎?以为是而不改，则臣等考寻载籍以来，未有欲治之世，而设法蔽塞近臣议论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则陛下不复考问义理之是非，一切苟顺执政大臣所为而已也。若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有所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则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议废矣。此所以臣等倦倦之义不能自已者。』又曰：『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治，以忤谏官、御史，而专力持禄保位之谋；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又曰：『陛下以臣等所言为是，则宜以至诚恻但欲治念乱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则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指挥为不当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为非，则臣等狂瞽，不知治体，而诬谤朝廷政事，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别选才能通达之士以备从官。伏乞详酌，早赐指挥。』安石由是与执政忤。
　　七年十月甲午，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欧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闰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累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起，或以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以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制，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短。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上未审，奎重言之。癸卯，诏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信然者，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则?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大节，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视事，则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请，从容侍从之地，岂寔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祚，慨然想见贤哲，以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来矣。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诱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陛下稽古讲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惟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1]，则天下幸甚!』
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即受命知江宁，上将复召用之。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寔高出于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寇盗，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之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寔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寇敌，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侧；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私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于是为上略陈设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寔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2]，讫不复录所对以进。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义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迩英讲读罢，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后乃出。癸亥，迩英讲读罢，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傳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3]，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4]，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不可任耶?经术吏事不可任耶?』介白：『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为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国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吕诲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毁苏轼（见本事）。推陈升之为相（见《三司条例司》）。
　　三年二月，韩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称疾不出（详见《论青苗法》）。上欲置司马光西府，安石谓为异论之人立赤（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
　　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谓王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五月庚戌，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方有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人情急迫，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方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渐变。』安石曰：『以臣所见，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为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御之，则人孰敢为难?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即风俗立变，何忧纪纲不立?』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又言：『两制多阙员，堂陛相承不可少。』众皆以绘言为然。王安石曰：『诚如此，然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栋乃承堂。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上笑。
　　八月己卯，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也，为人剽悍，无所顾忌。安石与弟安国白首穷经，夙夜讲诵琢磨，雱从旁剽闻习熟，而下笔贯穿，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年十三时，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故安石力主其议。治平四年，雱举进士，授旌德尉。未赴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皆安石辅政所施行。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有以雱书闻者，于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见，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因不复辞。
　　十月壬申，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安国自西京国子监教授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召对，谓安国曰：『卿学问通古今，汉文帝何如主也?』对曰：『三代以后，贤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夜入未央宫定变，故于呼吸俄倾之际，诸将武夫皆帖息待命，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使一时风俗耻言人过，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对曰：『王猛睚眦之忿必报，专教苻坚以峻刑法杀人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误陛下者。愿专以尧、舜、三代为法，理顺而势利，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安石秉政，外论谓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安国初召对，人以为必得经筵，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为国子监教授，颇溺于声色。时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又尝力谏安石以：『天下洶洶，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安石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戮及先人，发掘邱陇，岂得不预我耶?』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署字，引童谣证安石且为变。仍乞宣问西、南京留台张方平、司马光，并都知、押班、御药看详所奏，及禀太皇太后。』上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冯京等进呈，送英州编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壬寅，上批：『送中书画旨施行事，止用申状。或检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体不便，可检会熙宁三年条约遵守。』先是，三年，有诏：须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状施行。王安石曰：『近缘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状施行，且用申状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于事体未有所伤，理分不为专，辄但要事务早集而已，非过也。臣窃观陛下所以未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止为不明于帝王大略，非谓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赏罚当功罪而已。若赏罚或以亲近之故，与疏者所施不同，则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备位以来，每自省念，惟断法官罪与在外官失出人人罪不同，盖以为不如此，即法官不可为，非敢私之也。它即不省觉。乞宣谕，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当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见闻何事?』上曰：『朝廷固无阿私，但外方似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决事，乃独遗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说，缘防开漳河，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当以此故不勘。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监丞不肯，所以致河决。昉恐不当勘。』上曰：『如此亦合声说?』安石曰：『若不当勘，又何须声说?纵失声说，亦有何利害?未得为阿私伤政体。陛下修身齐家，虽尧、舜、文、武亦无以过。至于精簿书刀笔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当更讨论。今在位之人，有事韩琦、富弼如仆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国事之极为恭顺，未尝得称国主。今秉常又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大略故也。臣蒙陛下加奖，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为陛下自竭，即实未敢，缘臣每事度可而后言，然尚或未见省察。臣若自竭，陛下岂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余人未见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为诞谩，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者。如臣者又病疾，屡与冯京、王珪言：虽荷圣恩，然疾病衰惫，耗心力于簿书期会之故，已觉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劳，然终恐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二月甲寅，上谓安石曰：『举官多苟且不用心，宜严立法制。』安石曰：『举官法制今已略备，不知更欲如何?』上曰：『如举监场务官，增剩则举者当预其赏，亏欠则当预其罚。』上又言：『三司判官当督察。』安石曰：『中书于诸司非不考察，须自陛下唱率。若陛下于忠邪情伪勤怠之际每示优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缘臣道不可过君，过则于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者，主道也。今于群臣邪正情伪勤怠未能明示好恶，使知所劝惧，而每事专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当更讲论帝王之道术而已。若不务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驭群臣，恐不济事。』
五月辛卯，上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见下，故所用将帅即止卫、霍辈，至天下户口减半，然亦不能灭匈奴。』上曰：『武帝自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是日，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为朕用者，非为爵禄，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不当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泽而已。朕所以用卿，亦岂有它?天生聪明，所以义民，相与尽其道以义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
陈瓘论曰：『熙宁之初，神考以安石为贤。自邓绾黜逐以后，不以安石为贤矣。安石退而著书，喷郁怨望。当此时，傲然自圣，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卿，朕师臣也。」又曰：「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既与卿为君臣，宜为朕少屈。』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前后不一。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又谓如常秩者，亦当屈己师之。惠卿师臣，则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师，则假张戬之言。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安石亲闻此训，书于《日录》，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况张戬言行出处自有本末，岂有崇奖不识去就之人而请圣主以师之哉?神考以尧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安石乃欲与吕惠卿、常秩俱为师臣，轻慢君父，不亦甚乎?其事矫伪，臣故系之于寓言。』
　　六月。先是，东上閤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往往施行。然天资刻薄，中外侧目。又尝言助役法以为不可，王安石尤恶之。初，紫宸上寿，旧仪但言枢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亲王、皇亲并坐，唯集英大宴，乃有亲王、驸马都尉不坐之仪。时评定《新仪》，初无改易，而遽劾閤门吏不当令亲王、皇亲、驸马于紫宸预坐，以为不遵新制。贾佑、马仲良皆坐免官。王官石具奏评所定自不明，而辄妄加他人以罪；而评诉上前，自谓所论列非不当。安石执奏閤门官吏无罪。上曰：『若新仪制果不明，亦非独评罪。』安石曰：『中书但言新仪制不明，固未尝专罪李评。评所定仪制既如此不明，乃妄劾閤门官吏，此则评之罪也。』上曰：『评固有罪，然亦未可姑罪评也。』安石遂留身，乞东南一郡，上即不许。至丁卯，安石恶李评，必欲去之。既辩其《上寿新仪》不可用，谓閤门吏不当劾，而閤门吏因言：『评所备《新仪》卒不可用，遇不可辄擅改。』于是中书取《新仪》看详，其间如政元会，殿前等三帅起居皆非是。及三帅论其不可，评又擅令用旧仪而不奏，至中书责问，仍迫取吏人状云：『使、副已令申举。然至今不曾申举。』吏又云：寔未尝为使、副指挥。又沈衡判刑部，评已令告谢。及杜统判刑部，评乃止之。中书诘其故，辄诋云：『仪制在中书，无所检用，方欲申禀，然中书先所取仪制乃其副也。』安石具以白上曰：『评诞谩大抵类此。』上曰：『弟恐评有说。』安石曰：『陛下若偏听，则评必有说。若推鞫，即明见欺罔之状。』上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閤门失点检二事，寻召问评等[5]，更无他辞，并各引罪。纵加推鞫，不过如此。其狄谘、张诚一止是偶失点检，罪可矜恕，皆由评故，至此滋蔓。若不罢去，事必愈多，烦费推求，何日穷已?可令评更不管勾閤门事。余悉放。』己巳，王安石谒告。上令冯宗道抚问安石，因附表札请解机务。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劳剧，兼任事久，积中外怨恶多，又人情容有尘壅。』上曰：『卿从来岂畏人怨恶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为李评事?』安石曰：『臣所怀具如奏状，所陈非有它也。』上曰：『卿无乃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固知卿，不为吕诲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无党。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两月，初未尝有所施为，吕诲乃便以方卢杞，此不待陛下聪明，然后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或过于吕诲，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上曰：『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韩琦，必以兵讨君侧恶人，朕亦不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聪明然后可辩。明明在上，岂有如此之礼?』上曰：『卿之所存，虽朋友未必知，至于众人，见朕与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无衅者。及其有衅然后求去，则害陛下知人之明，又伤臣私义。』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约令入中书。安石复具奏，而閤门等处皆有旨不许收接安石文字。甲戌，王安石见上，曰：『陛下不许臣去，臣不敢固违圣旨。然臣寔病，若更黾勉半岁不可强，即须至再烦圣听。』上曰：『卿许朕就职甚善，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且勿如此。』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书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主，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而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然臣尚有疑者，殆恐顾遇师臣之礼，有未隆者焉。古者天子尊师之礼，有隆而无替；君臣之分，有时而不行。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而使之五鼓趋朝，仆仆北面而亟拜，奔走庭陛，侍立左右，躬奏章牍，一切与百僚胥吏无别。遇师臣之礼未极优异，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上疏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而尧尚尊礼之如此。今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此臣之所以未喻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府是矣。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师。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任，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脱。』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御史张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应蝗蝻为害，须捕尽乃得闻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顺安、保定军所奏凡四十九状，而三十九状除捕采尽。进奏院以不应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几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还奏牍，欲俟其扑除尽静，方许以闻，则陛下欲于此时恐惧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隐，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近亦据瀛州安抚司奏：本司近据辖下诸州县申到飞蝗蝻虫，遂具奏，并准进奏院递回，称近制安抚司不得奏灾伤。必是缘此条约之故。可速除去，仍令进奏院遍指挥诸路安抚、转运司并辖下州、府、军、监、县令，后应有灾伤，并仰所在画时闻奏，以称朝廷寅威天戒、遇灾恐惧之意。』王安石曰：『条贯已令本州、提点刑狱、转运司申奏，安抚司自不须奏。』上曰：『安抚司奏何害?』安石曰：『朝廷令本州及转运司奏，已是两处奏，亦足矣。更令提点刑狱司奏，诚太多。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如惜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合经制事，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作甚?』上笑。
陈瓘论曰：『神考当旱暵之时，遇灾而惧，天下蝗虫之奏，皆欲览焉。四方奏状已至京师，而奏邸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创立新法，疑误奏邸，壅天下之情，启蒙蔽之患，此宰相之过举，台谏之所当言也。神考用台谏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隐而开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抚司吏人枉费纸笔，近铺虚费脚力?」又：「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呜呼!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汉宣帝时，郡国不上灾变，则丞相魏相辄奏言之，故天下无蒙蔽之患。神考曰：「汉之文、宣，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何安石之对，异于魏相之所奏言乎?夫听课改法，以正纪纲，御天下之略，正在于此。而安石乃以为劳弊精神、虚费日力。甚哉言之乖悖也!』旧纪书诏诸路被灾或有蝗者亟以闻，新纪因之。
　　乙丑，王安石曰：『陛下天资聪明，群臣上殿，陛下皆相其材，十得八九，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载籍以来，亦少及陛下。然陛下知人情伪或不及常人，多为人所蔽，故此陛下昨为臣言：林广拜官，追思先帝，对使人涕泣，陛下即称其忠。既不亲见广，但使人论奏耳，虚实固未可知。若谄附使人，即从容游说，必得简在圣心。』上曰：『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安石曰：『太祖敢于诛杀，然犹为史珪、丁承裕之徒所欺，而监及无辜。不知陛下于欺罔尚不忍，有所诘问，而望所使人不敢，臣窃以为难。』

校勘记
[1]为疑 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2]唯唯 原本缺一『唯』字，据文意补。
[3]少善人 原本作『少善□人』，据《续长编拾补》卷四删。
[4]君子 原本作『□下』，据《续长编拾补》卷四改补。
[5]评等 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下
　　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埛为潮州别驾。埛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骤用为谏官。数论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请对。上谕止之，埛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埛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埛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库。
　　十月癸未，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勘李定等故变易情状，其意有所附会而然也。』上曰：『勘见有情弊否?』安石曰：『情弊如何勘见?但事理分明。』上曰：『当得何罪?』安石曰[1]：『佥曰杖一百，该去官。』上曰：『与冲替，情理轻。』安石曰：『诈欺如此，似不宜作轻。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为天下须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乱。陛下于小人每事宽假，于君子不能无疑。君子、小人诚难知，然忠信即君子，诞谩即小人。诞谩明白，方更宽假，不肯致法。未尝见其诞谩，乃更怀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难为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仔细穷究，若见其诞谩，便须致法。若未见其诞谩，即须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如姚原古事[2]，陛下已是不能穷究作奸之本末，又务宽假，此极为好恶不分明。』丁亥，上谓安石曰：『文彦博称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州山崩。』安石曰：『华山崩，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汉元时日食，史高、恭显之徒即归咎萧望之等，望之等即归咎于恭显之徒。臣谓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当恕望之等，怒恭显之徒。』上因叹：『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
　　又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时也。非特武王时，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时皆如此。望之与恭显等更相谮愬，乃元帝时。赵憬、裴延龄之徒倾害陆贽，乃唐德宗时。杨嗣复、陈夷行之徒交相非毁忿争，乃唐文宗时。陛下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群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六年二月丁丑，诏开封府判官梁彦明、推官陈忱各罚铜十斤。去月十四日[3]，宣德门亲从官王宣等与宰臣王安石家人从宣竞，指使李师锡擅传语开封府官行遣，而彦明、忱不察虚实，亲从官阮睿本不与喧竞，亦决杖。御史蔡确弹奏开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贬，故罚及之。先是，安石从驾观灯，乘马入宣德门，卫士呵止，挝伤安石马，安石大怒，请送卫士于开封府，又请罢勾当御药院内侍一人，上皆从之，安石犹不平。确奏疏曰：『宿卫之士，拱卫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卫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卫士者十人，自是而后，卫士孰敢守其职者?』上善确言，然宰相乘马入宣德门非是，上卒亦弗究也。安石自叙其白上语云：『亲从官挝击坐车及侄斿，臣至宣德门，依常例于门内下马，又为守者挝马及从人。臣疑亲从官习见从来事体，于执政不敢如此。今敢如此，当有阴使之者。臣初所以不敢辩者，疑有条制，从来承例违越。及退检会，乃无条制，问皇城司吏，亦称无条制。及问体例，却据勾当皇城司缴到巡检指挥使毕潜等称：从来合于宣德门外下马。臣初执政，即未尝于宣德门外下马。且宣德门内下马非自臣始，臣随曾公亮从驾亦如此。』上曰：『朕为亲王时，位在宰相下，亦于门内下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此所以不能无疑。欲具札子乞勘会，依条例施行。』上许之。安石又曰：『检到嘉祐年后行首司日记，并于门里下马，然问冯京，则云忘之[4]，记得亦有在门外下马。』既而文彦博遂扬言云：『我从来只于门外下马。』先是，王安石以病谒告弥切，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安石固求罢，上不许，曰：『卿每求罢，朕寝食不安。朕必有待卿不至处，且卿岂以宣德门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辩宣德门事，正恐小人更以臣为骄僭。事既明白，又复何言?』上曰：『今仔细推究，实无人使。』安石曰：『臣初岂能无疑?既已推究，复何所疑?』上曰：『卿如此，必是朕终不能有成功，久留无补，所以决去?』安石曰：『陛下圣德日跻，非臣所能仰望。后来贤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贤路，又病、所以求罢，非有它。』上曰：『朕置卿为相，事事赖卿以济。后来可使者何人?孰可以为相者?卿所见也。』安石曰：『岂可谓无其人?但陛下未试用耳。』上曰：『卿频求出，于四方观听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终始者晓譬安石，安石曰：『臣前所以求罢，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义不敢不求罢。直以病故，非有他。且古今事异，久任事积怨怒众，一旦有负败，亦累陛下知人之明。又且病，若冒昧，必致旷败。』上再三晓譬，安石乃乞告将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问劳，又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留身，上谓安石曰：『卿今如何?』安石曰：『犹病昏烦愦。后来有可用者，陛下宜早甄擢。臣恐必难久任忧责。』上曰：『雱说卿意似不专为病，朕亦为雱说，必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尔。』安石曰：『陛下至仁圣，臣岂有它?但后世风俗，皆以势利事君。臣久冒权位，不知避贤，即无以异势利之人。况又病，必恐有旷败，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罢也。』
陈瓘论曰：『雱圣其父，父贤其子，而谓在廷之人皆小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论，无足辨者。至于造神考之言曰：「度朕终不足与有为」，则是托圣训以薄君父也，可不辨乎?』
　　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5]，而主名未立。宿卫法不可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注：详见《减兵议》）
　　七月，龙猛军级经章惇所乞，于懿、洽效用。上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惇投状。王安石曰：『军士乞效用虽不由军帅，恐无条禁止[6]。』上以为军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后有何害?』上曰：『经章惇乞效用犹可，恐有妄作。』安石曰：『别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经有所征讨官司乞效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吴充曰：『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安石曰：『今乞效用，不知何害?军听于一，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不许则壮士何所求奋?』蔡挺曰：『若别有结连，奈何?』安石曰：『结连即自有重法。』陈升之曰：『臣见韩绛宣抚时，兵级亦经。绛求效用，上乃令勘会进呈，既而上终以为害事。』安石曰：『士卒因欲其愿战请效死，反以为罪，何以奋其志气?』上曰：『禁军令如此不便，若如临淄王事，其渐岂可长?』安石曰：『经朝廷所差官司，与临淄王事岂类?』上曰：『如保甲别司募去，司农亦必有言。』安石曰：『保甲固有经章惇者。』上曰：『司农奏非经章惇。』安石曰：『亦有经章惇者。』陈升之又言：『有经韩绛乞效用者。』上曰：『郝质言：经绛者，是合往本路军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终欲治其罪，安石固以为无罪。上令放罪，取戒励。
　　八月，高阳关路走马承受任克基言：『市易司指挥冯崇与北人买卖，不依资次，非便。』上曰：『崇不忠信无行[7]，可令亟还。彼自有官司，交易悉旧存规。』王安石曰：『崇一白牙人耳，安足责?陛下左右前后所亲信，孰为忠信?孰力有行?窃恐有未察者。』上曰：『审是非、察忠邪，今昔所难。然不忠信之人迹状著显者，未尝不行法。其未显者，吾取其洁，不保其往也。如昨知泸州李曼，可谓有过矣。而党庇者甚至。范百禄受命体量，独排群议，而奏其实，此可褒进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禄不当得馆职者，不可不察也。』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守条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上曰：『要审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尽善也。』癸丑，辅臣奏事已，上顾安石曰：『闻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疡下漏，遍用京师医不效，近呼泰州疡医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学过人，昨夕尝梦与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
　　七年三月甲寅，上患置官多费用。安石曰：『凡创制官，皆须度可以省费兴治，乃创置。如将作监，即但用诸置局处食钱，已足养创置官，而所省诸费不可胜数，如帐司，即一岁磨勘，出隐陷官物亦少数倍。其他置官类此，岂得为冗?』上曰：『即如此，何故财用不足?若言兵多，则今日兵比庆历中为极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财用足，须理财。若理，则即须断而不惑，不为左右小人所移，乃可以有为。』上曰：『古者什一而税足矣。今取财百端，不可为少。』安石曰：『古者非特什一之税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有佽布、总布、质布、缠布之类甚众。关市有征，而货有不由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古之取则，亦岂什一而已?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曾布因言市易事（详见《市易务》）。乙丑，诏中书曰：『朕涉道日浅，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学士承者【杰按：者，应为“旨”之误】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
维本传云：诏出，人情大悦。是日乃雨。然《实录》不载是日雨，乃恐本传或有润饰，今不取。本传又云：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权住方田，编排保甲，罢议东西川市易。按：此诏未下，维已同孙永根究免行利害矣。权住方田、保甲等，见四月二日，亦当就此并书。《会要》三月六日有诏求直言，而《实录》无此，二十八日乃有此诏。一月不应两诏，《会要》误也。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雨。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穷道路。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购升米，草木鱼鼇，亦莫生遂。寇敌轻肆，侮君慢国，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伏愿陛下开仓廪以赈贫乏，诸有司培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调阴阳，降雨露，以延天下苍生垂死之命，而固宗社万年无疆之休。君臣际遇，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民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张而行之，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忄质】，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为如此，不知君臣际会，千载一时，欲何所为?台谏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凡百执事，又皆贪猥近利。以陛下仁圣当御，抚养力心，甚于前古，而群臣所为如此其非，抑陛下所以驾驭之未审尔?朝廷设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无两心。与其见怒于有司，孰与不忠于君上?与其苟容于当世，孰与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万死以告陛下，诚以上畏天命，中忧君国，而下优生民耳，于身之死，使其粉碎如一蝼蚁，无足顾惜。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粜米、遑遑不给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不必多见，已可咨嗟涕泣，使人伤心，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谨随状呈进。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辅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
司马光《记闻》云：侠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怨望。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按：侠此疏乃无之，当考。侠六月九日责，明年正月七日又责。林栗《言行录》载侠以三月二十六日上疏，神宗多所听用。盖因侠上苏轼等启。然考他事，或失先后。如责躬诏，乃三月二十八日，而以为四月一日，盖误也。今但取其合者。
　　己卯，王安石恳求去位，引吕惠卿执政。乙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曰：『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昔成汤以六事自责，今陛下以四事求谏。圣人所为，异世同符。凡诏书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复何言?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陛下诚知其如是，复能断志无疑，不为左右所移，则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太戊之桑谷、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风、宣王之旱魃，更为宗庙生灵之福乎?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户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裔，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细，舍其急而言其缓，外有献替之迹，内怀附会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所不敢为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此据滕甫墓志附见，当考。郑侠《言行录》云：时诏求直言，欲应诏者甚众。闻侠被劾，皆沮缩，唯司马光辈一二文字得达上前。憸佞之党，日于匦函假名投书，乞留王安石，坚守新法，仍乞治侠狂妄之罪。光疏已具载，甫疏但存此，其它疏又俱不见。《言行录》或可据。今且附此。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召绛赴阙。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诏谕安石，欲处之以师傅之官，留京师。而安石坚求去，又赐手诏曰；『继得卿奏，以义所难处，欲得便郡休息。朕深体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宁，庶安心休息，以适所欲。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矣。』又赐手书曰：『韩绛欲得一见卿，意者有所咨议。卿可为朕详语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荐绛代己，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人』。己丑，诏曰：『朕嘉先王之法泽于当时而传于后世，可谓盛矣。故夙兴夜寐，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已行之效，固亦可见，而其间当职之吏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己见，妄为损益。或以苛刻为名，或以因循为得，使吾元元之民，未尽蒙泽。虽朕终不以吏违法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按违法者而深治之，间或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无赦。』先是，吕惠卿虑中外因王安石罢相言新法不便，以书遍遗诸路监司、郡守，使陈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诏申明之。
元祐本『白』字下脱漏，绍兴本因之，当求别本考定，恐尚有他语也。今但云『白上降此诏申明之』。朱史云：『吕惠卿虑中外』以下三十余字，却先书『上以朝廷所降法令，官吏推行多失其意，乃下诏申明之』。签云：『系黄廷坚手笔，并无底本照据。并起居注、时政记元不知如此，故削去。』时政记、起居注亦何尝能说事?意朱史私为惠卿讳尔。今复存之。
　　王雱为右正言、天章阁侍制兼侍读。雱以疾不能朝，又诏特给俸，免朝谢，许从安石之江宁，仍修撰经义。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季长仍改太子中允。先是，上每以外事问王安石，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问所从来?』安石曰：『陛与与它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安石犹是恶评，竟挤而遂之。他日，安石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于谁得之，安石不肯对。上曰：『朕无隐卿，卿乃隐于朕乎?』安石不得已，曰：『朱明之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吕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王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必谓以累安石。雱等深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此据司马光《记闻》。升卿无学术，不能对上所问，不知《诗序》何以却用吕升卿所解，当考。
　　八年正月甲午，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详见《郑侠贬黜》）。
　　二月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上为右赞善大夫、权发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至，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赉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三月戊午，上谓安石曰：『小人渐定，卿等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小人纷纷，不敢安职。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最害事！』又言吕嘉问降黜事（详见《市易务》）。
　　四月甲子，上与安石论河北事，安石以为募兵不如民兵，籴米不如兴农事。先是，安石在江宁，尝言兵少，乞募兵。于是上举以问安石曰：『今厢军诚少，禁兵亦不多。然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当减募兵。』上曰：『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尝论黥兵未可尽废，但要民兵相制。专恃黥兵，则唐末五代之祸可见。且黥兵多则养不给，少则用不足，此所以须民兵也。』上言宋守约不可得，安石曰：『自守约死，军制已稍宽弛。』上曰：『只为贾逵宽弛。』安石曰：『为逵者逸乐，为守约者忧危。谓如守约宜褒劝，如逵者宜督责。』安石又言：『蕃兵当什五之设，阶级、部分乃可用。今一凶岁，一路至费二十八万赈贷，而其丁壮老弱、有马无马皆不敢阅实，不知何用?此蕃部或以为须丰熟乃可阅实。臣以为赈贷时正好阅实，吴充以为坐论则易，行则难。』上曰：『此何难?但边帅不为耳！』安石又言：『去年体量放税，东南仓廪为之一空，非计也。此乃冯京故为此，与苏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进呈前借常平物与转运司修城堑之类，安石曰：『臣谓宜爱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费出。』上以为然。
　　闰四月乙未，上又论王猛曰：『苻坚亦英明，然一举事，遂颠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杀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见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于苻坚也。』上曰：『猛可谓忠矣。』安石曰：『如此为忠，何补时事?人臣要当以道开发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计成事，及其不察，岂特辱身?亦以危国。此君子所以不贵。』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尽见得人情，赏罚当寔，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纵不尽见，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见得尽即尽赴功，见得少即少赴功，见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见即无赴功者矣。假令见得尽，若不随以赏罚，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论宣王时无不自尽以奉其上，吕惠卿曰：『宣王时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时，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则我友敬矣，谗言其兴，善人君子方念乱，不暇至彼不迹，载起载行，则岂复有自尽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后不同如此，用心当与差故也。』上曰：『宣王犹能终于考牧，后世亦岂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则非张、仲在内，吉甫无以成其功。《诗》称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则宣王之德薄于先王，亦可知矣。』上欲用张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
　　五月，提举市易司举刘佐。佐前在市易司，坐法冲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买卖次第，比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许之，韩绛固争，以为佐未合与差遣。安石曰：『市易务自来举官不拘条制，且七八万贯场务，须付之能者。』绛固争，以为如此则为废法。上曰：『且令勾当，候合受差遣，方许理住，如何?』绛独以为不可，再拜乞辞位，曰：『如此，则宰相不可为!』上愕然曰：『兹小事，何必尔?』绛曰：『小事尚弗能争，况大事乎?』翌日，安石又为上谕：『吕嘉问、程昉尽力，然为众所攻。陛下不察而保之，则天下孰肯为陛下尽力?』上曰：『如程昉亦勾当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举吕公孺，诚为不识理分。然于国事，有何所损?如文彦博去位举刘庠，陈升之去位举林旦，乃可责。』上曰：『如文彦博等，才举人不当便责?』安石曰：『如文彦博等虽未可厚责，亦不足尊宠。』上曰：『彼皆先帝时爵禄已尊贵。』安石曰：『如此，则嗣君于先王之臣不复行法，恐无此理。』上曰：『如程昉，数年间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状比众人合转数官，即才转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数处置狱，岂得谓是?且陛下前日宣谕程昉，恃中书知察方能尽力。臣比见昉数处置狱被劾，但能令人叹息而已。昉乃为臣言：不须为昉深辩，但令昉得罪追一两官，或被停废，蔡谏议自然息怒，不然，即纷纷未有了。昉但得为朝廷了公事，利泽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废，昉亦能营生，必不饥寒，相公不须过忧。其言如此，乃非恃中书营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尽昭明，则事功何由兴起?』丁丑，韩绛请去位，称疾不出。王安石曰：『上宜罢刘佐，勉慰绛就位。』上难改佐事。安石曰：『后有大于此者，则不可容此监当小臣?若固争，致绛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听罢佐，遣使持手札谕绛，令就位。绛复起。
　　八月庚戌，韩绛罢知许州，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绛居相位，数与惠卿异议。王安石复入，论政愈驳，数称疾固求罢，而有是命。
　　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劳问，自朝至暮十七反。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安，又给三日，又命辅臣即其家议事。时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岂恤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耶?』安石不悦，退而属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党为安石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安石从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进拟皆听，由是安石权益重。
　　九年五月丙寅，上谓执政曰：『以耒耜养生，以弧矢防患，生民之道，如此而已。』王安石曰：『天子勅诸侯稼穑匪懈，如何新畲?群臣戒天子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克诘戎兵，以涉禹之迹。则生民所务，诚如陛与所言而已。然非明于道术，则不能役群众，孰与成此功者?』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法既不善，即不获施行，复何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名誉，结游谈之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上曰；『所以好名誉，止为识见无以胜流俗尔。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为文，此亦识见无以为胜俗故也。无以胜俗，则反畏俗。俗共称一事为是而已，无以揆知其为非，则自然须从众。若有以揆知其为非，则众不能夺其所见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于《乾卦》言之。』上又论：『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释民所谈妙道也，则禅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然尚有法可以诠之，则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下该极道术文章，然未尝以文辞奖人，诚知华辞无补于治故也。风俗虽未丕变，然事于华辞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风俗，不为小补。』上因言：『读经者须知所以纬之则有用，不然，则不免为腐儒也。』吕惠卿出知陈州（见《吕惠卿奸邪》）。王安礼知润州，求惠卿过失（见《吕惠卿奸邪》）。
　　六月，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奏：『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致谗想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上以惠卿所愬事示安石，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详见《吕惠卿奸邪》）。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事。上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盖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好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详见《陕西钱议》）。丙午，诏以王雱病，特给王安石假，令在家抚视。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赠谏议大夫。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雱性刻深喜杀，常称商君以为豪杰之士，每劝安石诛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从也。安石辅政时，罢逐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讲官测试诸生，论及时政，皆罢逐。及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富弼言：『窃闻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条目甚多，陛下近亦深见为害，但虚心隐忍，未即更张，此诚大得为君之道，从容优裕而不欲迫急也。然群臣所谓为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则岂尚容舒缓哉?度今时势，正如解倒悬之急，惟恐解之不速也。向天下不以贤愚，共知陛下始欲讲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为人所误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寔非陛下之失，惟是众口共责为谋者，恨不食其肉焉。自更顾陛下于臣僚中，不以职事高下，常视其反覆狡狯者疏之，纯良方正者与之。反覆狡狯者，本无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必无忠荩悫实，安肯乃心于国家也?纯良方正者，才辨诚有不及狡狯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坚笃，中立不倚，旁无朋比。用之则直道而进，舍之则奉身而退。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忠亮一节，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终无妄误，必能为国家立事者，亦不为害也。天子无职事，惟辨别大臣邪正而进退之，此其职也。窃乞重之又重也。此札子只欲陛下略知外事一二而已，乞不降出，庶免后悔。』
　　七月壬戊，诏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终七供职。己卯，复放归田里人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命下而安国病死矣。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陈瓘《尊尧录》上言皇帝封事[8]，其二十问曰：『臣又望陛下特垂圣问，问洵仁等曰：《日录》有云：「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陈事，退而聚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写以进。」此安石初作参政时奏于神考之语也。又云：十年然后去位，后九年而薨，于其中间不践写进之语者何哉?臣闻吕惠卿讼中丞邓绾，进《日录》三策。神考察惠卿《日录》果非临时撰造之文，发于圣批。邓绾既去，而安石亦不得留矣。呜呼!他时「缮写」之语不谓之欺诞。可乎?下武继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执事欺诞以为国是，岂不误朝廷之继述乎?臣道之事强，可不辨乎?』
　　壬辰，诏：『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近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尝与练亨甫相失，绾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力，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称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亦滋厌安石所为，故有是命。
　　吕本中《杂说》：王安石既去，嘉问因对。上问：『曾得安石书否[10]？』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11]，闻陛下不许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计。』上曰：『是则是为吕惠卿所卖，有何面目复见耶?』
　　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性谨密，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冯京为给事中、知枢密院事。先是，吕惠卿悉出安石前后私书手笔奏之，其一云：『勿令齐年知。』齐年者，谓京也，与安石同岁。在中书多异议，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为欺，故复用京。
　　十二月，判江宁府王安石奏：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从之。
　　元年十月壬寅朔[12]，王安石言：『江东转运判官何琬奏：江宁府禁勘臣所送本家使臣俞逊侵盗钱物，事已经年。吕嘉问到任，根治累月，案始具。深恨俞逊翻异，故加以论诉，不干己罪。如琬所言，则是嘉问为臣逊狱事有奸。臣与嘉问亲厚，交利而已。窃恐陛下哀怜旧臣，不忍暴其污行，故不别推究。如此，则臣与嘉问常负疑谤，不能绝琬等交结诬罔。望特指挥，以江宁府奏劾俞逊事下别路差官重鞫。』诏送枢密院，下两浙转运司鞫之。
　　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七年五月庚申，诏中书舍人蔡卞给假一月，令往江宁府省视王安石疾病。
　　六月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为僧寺，乞赐名。从之。以报宁禅院为额。或云：安石爱其子雱。雱性险恶，安石在政府，凡所为不近人情者，雱
　　实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为雱求救于佛也。
　　七月甲寅，尚书左丞王安石为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初，侍御史张汝贤言：『安礼乞子枋勾当九龙庙，引用都省批状外起例。上以有条，许用例奏钞。汝贤章格不下。汝贤又奏安礼素行贪秽，所至狼藉。上谓安礼曰：「汝贤弹奏卿子侄差遣用例奏钞，在法所许。汝贤固有罪，其言卿奸污事，卿果如此，何以复临群官?』安礼犹辩诉，因奏：『往以安石疾病，尝乞知江宁府。愿申前请。』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荆国公王安石卒。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才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于今。此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谓如何?更不烦答笔札。扆前力主张，则仗晦叔也。』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副葬事。
《新录·王安石传辩证》曰：王安石学术政事败坏天下，至于今日。而旧录所传，多取安石私史之语以文之。安石居金陵阅佛书，恍然有得，是非不在六经，而在佛书。古之学者以其所得施之政事，今安石以道自任，而所得乃在为相之后，颠倒如此!今止以《神宗实录》事实修改，而不敢以私言增损之。陈瓘《尊尧序》略曰：『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殁之初，众皆谓罪在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议论之臣，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诏，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述其私书，将以济其私欲。布等在其术内，卞等计无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诬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以忠，大佞以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骞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才，欲以此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奸，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为不可用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窃谓元祐臣寮，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趋向虽二，至于论王安石之罪，献忠于神宗，则其言一也，岂可耑誉吕诲而偏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元祐之祸，可不鉴哉!
　　
校勘记
[1]安石曰 原本无此三字，仅为二墨丁。《长编》卷一三九亦无此三字，据文意改补。
[2]如姚原古事 本作『知姚原故事』，据《长编》卷一三九改。
[3]去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二四二改。
[4]则云 原本脱『云』字，据《长编》卷四二补。
[5]亲事官 原本脱『官』字，据《长编卷》卷二四三补。
[6]五条 原本『条』字下有一墨丁，兹据《长编》卷二四六删。
[7]忠信 原本无『忠』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8]上言皇帝封事 原本作『言□上皇帝封事』，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9]二十 原本作『三十』，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10]安石书否 原本脱『否』字，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1]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 原本无此十字，义不畅，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2]元年 原本作『五年』，在『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条之后。兹据《长编》卷二九三改，并依年月顺序移之于前。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神宗皇帝

吕惠卿奸邪
　　治平四年七月乙末，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惠卿，南安人，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请以吕惠卿为制置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上问王安石以苏轼为人。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极称吕惠卿，上许召见之。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初，至自江宁，即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
　　九月己卯，条例司检详官李常、吕惠卿看详中书编修条例。先是，王安石数为上言：『今中书乃政事之原，欲治法度，宜莫如中书最急。必先择人，令编修条例。』上曰：『见在馆职，无足与修法度者，唯吕惠卿材高。朕尝问吕公著，何不举惠卿作御史?公著言惠卿材虽高，然奸邪不可用。朕见惠卿论事极有本末，召置讲筵，公著说书，似不能到惠卿所到处。』安石曰：『惠卿学术，岂特今人少比，似前世儒者未易拟议。能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臣独见惠卿而已。其材他日必为陛下用。人所以言其奸邪者，以为阿附臣。惠卿自为举人，即与臣相从，非臣执政而后从臣也。惠卿既有所附，诚于人少年降屈，虽与臣，亦未尝降屈，以此□为人毁[1]。』上曰：『惠卿负其材以取人怒，亦似其所短。』安石曰：『惠卿非以其材敢有所矜傲，但于上无所附丽，在下无所结纳而已。』上曰：『如此即善。』又曰：『小臣上殿应对仓徨，惠卿极从容，盖其中有所蓄。问之不穷，亦不慑。』安石曰：『有道术之士，视外物固轻，亦何至有所摄?臣尝以谓奸邪者，大抵皆内无所负之人。若内有所负，亦何肯为奸邪?今有资财之人，尚不肯妄与人相殴搏，况于有道术之人，岂不自爱?』曾公亮亦称惠卿有行义，上乃许用惠卿，又欲择人，佥言李常。上曰：『未见常，佥称其有行义。』上曰：『亦须是有材识，但行义之人，未必能修条例。』安石称常难比惠卿，然亦聪明，遂并用之。甲申，条例司言：『本司检详官吕惠卿近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惠卿自置局以来，详知本末，故令兼本司职事。』从之。
　　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后九日，又加集贤校理。初欲置惠卿经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乃换中允。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可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无例，乃已。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延和殿，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俭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近日不次进用，大不合众心。』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诚有学辩慧，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
　　闰十一月。先是，御史张戬言吕惠奸邪，不可在左右。王安石曰：『戬所言惠卿奸邪有何状？』上曰：『戬言尝排司马光令去。』上又论毁惠卿者甚众。安石曰：『陛下于群臣当有所含垢，而臣之义亦当包荒，故于此亦有所难言，然在陛下，不可不察也。』数日，安石又独对，力陈惠卿所以被谮及谮者之情，并诸奸利事。上然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上又曰：『孙觉近日议论全别，称张载学问不在吕惠卿下。』觉专附吕公著。安石曰：『令载鞫狱，自是陛下意，中书本不差。』上曰：『本置校书，政欲如此差也。』司马光言吕惠卿奸邪，为安石谋主（详见《论青苗法》）。
　　三年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尝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欲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固辞，卒罢之。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曾布同判司农寺。布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
　　四年二月甲子[2]，曾布检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它用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六年三月，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
　　六月，吕惠卿判军器监。
　　七月甲子，检正中书五房公吕惠卿乞：『自今实封文字及于机密者，进奏官并诸司史传报者以违制论。承虚进事、誊报、交搆谤讪、扇惑人心者准此。仍许人告，赏钱三百千，情重者奏裁，命官除名，余人决配。其知情及同撰人首告并免罪，仍支赏钱。进奏官告获，不候年满，优与授官出职。副知告获与进奏官画写入告获与副知上名，如止愿请赏钱者，亦听从之。』
　　七年二月己巳朔，知制诰、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军器监吕惠卿兼判司农寺[3]。
　　三月，曾布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辛酉，对于崇政殿，具言曲折。王安石言：『布与吕嘉问不足。』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4]，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又明日[5]，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一有异辞者。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陈惠卿奸欺以闻。
　　四月。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6]。布又言云云。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布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丙戌，王安石罢相。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戊子，诏韩绛居东府第一位，吕惠卿为第二位。自是居东、西府八位不以次。
　　八月壬午，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以军器监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也（详见《市易务》）。
　　八年正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以惠卿憾侠上书言事，且恶冯京异议，欲藉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也（详见《郑侠言事》）。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
　　二月丁卯，前曲阳县尉、权军器监主簿吕和卿为奉礼郎、知军器监丞。先是，吕惠卿令和卿建议行手实法，至是，判军器监章惇请以为丞，仍特改官。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至。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惠卿闻命愕然。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往江宁召王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三月戊午，上谓王安石曰：『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因称吕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陈留，道中与语，极晓事。』
　　五月丁亥[7]，御史蔡承禧言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是日丁丑进呈，上曰：『经义所辟检讨官刘谷，谷必通经义。惠卿言其人有学问有行。』王安石曰：『臣亦闻其有行，但不识之。』上曰：『检讨官须有补于修经，不然，虽有行何补?有行之士自别有处。』时承禧言升卿辟谷，与官俸令教小儿而已。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明日，惠卿求去，韩绛、王珪不入，安石独奏事。上曰：『卿任事无助，极不易。韩绛须令去，不然扇动小人，若无已，大害所事。』安石固留绛，请待其复旅拒[8]，绌之未晚。上又以为；『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于意?』上曰：『忌能好胜不公。如沈括、李承之，虽皆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惠卿则每事必言其非。』安石曰：『惠卿于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真是壬人。』上曰：『大抵兄弟总好胜忌能。前日留身，极毁练亨甫。亨甫颇机警晓事，观惠卿兄弟，但才能逼己，即忌疾之。』安石曰：『升卿等亦屡为臣言练亨甫，亦屡劝彼，令勿如此逆欲废人。』因为上称吕和卿温良晓事，又为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纤介见于辞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对惠卿数称臣独无适，莫独无私，则惠卿何敢安位?国家所赖，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
　　七月，崇政殿说书、同管勾国子监吕升卿权发遣太常，兼修一司敕。升卿乞罢管勾国子监，从其请，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升卿既自辨析，且乞札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纷纷，则烦陛下处置。』上乃已。初，宰执同进呈承禧劾升卿事，惠卿乃谒告，上表求补外者三。上曰：『卿为参知政事，天下事责不在卿一人，何必尔?』惠卿曰：『比安石之去，一时乏人，所以受命不辞。安石复来，理宜决去。』上曰：『卿岂以承禧故耶?承禧言卿弟，无与于卿。』惠卿曰：『纵使承禧言臣，臣为参知政事，苟自度无过，岂至为之求去?况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岂以安石议用人不合耶?安石必不忌卿。』惠卿曰：『安石于臣何忌?但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势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谓安石之助多节之，以每事难就，则臣之在朝廷，所辅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终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数宣谕臣以参贰安石，不识何也?参知政事，莫参知陛下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朕已晓，无过虑。』惠卿不得已，乃复就职。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诏撰进《诗义》，设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辞义理当与人共，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既承诏颁行，学者颇谓有所未安。所有经局改定诸篇，谨录新、旧本进呈。内虽旧本，今亦小有删改，并于新本略论所以当删复之意。』诏安石并删定升卿所解诗序以闻。吕惠卿缘升卿事乞罢政，既复就职，与安石益不协，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宁时心有所疑，故速来如此。既至，必是陛下宣谕及尝借臣奏对《日录》观之，后颇开解。忽两日前，余中、叶唐懿来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诗义》中语。昔与臣同进呈，安石以为忘之。当时只进呈《诗序》，今但用旧义尔。臣意以为未审，遣升卿往讯之，果然。升卿曰：「家兄与相公同改定进呈。」安石怒曰：「安石为文岂如此?贤兄亦不至如此而已!此曾旼所为，训诂亦不识！」臣甚怪之，而未谕其怒之之意，此为人所间尔。臣之弟兄于安石，陛下所亮[9]。臣所以事臣亲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钦服，安石一人而已。臣为之官属，安石亦尊礼臣不与他等。至与之极口争事，未尝怒也。近议市易俵籴事，臣意以谓常平法行之方渐安贴，又为此法，吕嘉问不必能办，所以往复与之问难，以迟其事。及将上，陛下果以为问，臣不敢不言。然安石未必怒此，只是为人所间尔。』上曰：『安石无它意，经义只为二三十处训诂未安。今便不动序，只用旧义，亦无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删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转官受赐，于理何安?臣亦当夺官。』上曰：『岂有此理。』惠卿曰：『纵朝廷不夺，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万世，妄误学者。《洪范》义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二三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无不经臣手者。何至今遽不可用，反以送练亨甫?臣虽不才，岂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须去位。』惠卿曰：『臣岂可以居此?』
　　十月己丑朔，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崇政殿说吕升卿权发遣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升卿初为御史所攻，王安石虽数为解释[10]，然其实不乐升卿也。升卿复于上前讦安石之短，上既决意罢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参知政事吕惠卿奸邪不法，威福赏刑，天下共愤。』是日，手诏：『给事中、参知政事吕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预政机。而乃不能以灭私，为国司直，呵蔽所与，屈扰典刑。言者交攻，深骇朕听。可守本官，出知陈州。』庚子，右正言、知制诰、直学士院、权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邓绾言：『臣伏见陛下近日断然罢黜吕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执政逾年，所立朋党不一，然与惠卿同恶相济，无如章惇。今惠卿虽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犹疗病四体而止治其一边，粪除一堂而尚存秽之半也。』于是罢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壬寅，新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团练推官曾旼罢为潭州州学教授。初，旼乞朝辞上殿，閤门以前此无选人入辞上殿例，诏特引对。旼因自言愿得闲官，而有是命。其实上恶旼交斗王安石、吕惠卿，故绌之。十二月己丑，王安礼知润州。先是，吕惠卿言安礼任馆职，狎游无度。于是安礼乞出，即从之。王安石犹以惠卿昔居忧在润州，欲使安礼求其过失故也。庚寅，吕升卿落职，降授太常寺太祝、监无为军酒税。升卿对上言：得解进士李籍不识字。中书取籍试卷视之应格，诏升卿分析。升卿言：『不识字者，犹言不别菽麦也。法寺当以对制不以实追两官。』初，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老母，敢以为誓。』于是台谏言：『王安国非议其兄，吕惠卿之不悌，故归田里。今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比安国，不既重乎?』于是重责之。
　　九年六月辛卯，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奏：『往者邓绾言臣丁忧日，托张若济贷部内钱。闻推究所穷究首尾，七月乃毕。今朝廷复差蹇周辅推鞫。其初遣使之指，事本缘臣。臣事既明，更为何人置勘?周辅乃绾乡人，尝为御史推直官[11]，不惟有嫌，于法亦碍。乞别选官置院。』诏屯田郎中、新权发遣秦凤路提点刑狱李竦与蹇周辅同推鞫。初以惠卿奏进呈，王安石曰：『徐禧本惠卿所荐，自布衣，不旋踵为美官。尹政亦惠卿与章惇所奖擢，因何不言?恐人疑其不尽。今乃言周辅不可用，不知周辅有何嫌?』上曰：『惠卿言绾已是罪人，难更用其言。』安石曰：『绾为言事官，纵不实，无罪。』上曰：『绾言借钱事，亦已有不实。』安石曰：『绾以根究为不实，即未见其为罪，况言事官许风闻，言者自有主名，安可遽以罪绾?』上曰：『惠卿必缘罢却温卿故云尔。』上又曰：『惠卿言「观宰臣气焰，必欲致臣于死。」』于是安石因请改差人。上难之。安石请添差一人，上许之，遂以命竦。安石既与惠卿交恶，令徐禧、王古等按华亭狱，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辅按之。安石子雱犹恐不得切责练亨甫、吕嘉问，亨甫、嘉问共议取邓绾所条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安石初不知也。惠卿素结台吏遽告惠卿于陈，惠卿即自诉，且讼绾及安石，前后凡数十纸，其略曰：『绾等入奏，中书出敕，如出一口。』又曰：『夕出于权势之口，朝书于言者之奏。』又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使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平日闻望一且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虽然，安石忌臣之心，有甚而无已，故其所为，无所顾忌。』又曰：『今中书乃用罪人绾等之诬辞出降敕命。』又曰：『匿其忮心，托情小事，以脱误诏令之出，此皆奸贼之臣得以擅命，作威于闇世者也。奈何安石今日之所为，乃与之同事耶?』又曰：『安石矫诬敕命，以令勘官。』又曰：『前之矫诬，必当彰败。』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出于此而不稍裁抑，犹恐非长久之道。』又曰：『安石必不敢以此为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敢以不义要陛下也，其可从乎?』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也?』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上既以惠卿所诉事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而问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忿恚增剧，而嘉问等相继得罪，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十月丙午，宰相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吕惠卿发安石前后私书（事见《王安石专政下》）。
　　十年正月戊寅，诏前光禄寺丞、知秀州华亭县张若济贷死，杖脊刺面，配沙门岛；试将作监主簿郑膺柳州编管[12]。先是，蹇周辅、李竦同鞫若济狱，温卿皆就劾，于是狱具，若济坐枉法赃；膺，吕惠卿之舅，干请挟惠卿势，豪横两浙，人皆呼『郑六舅』。或言周辅初按得吕氏奸私事，推治甚急，会邓绾败，吕氏家人馈药，名药曰『琯出汤』，因以告周辅。周辅得之，遂不肯为王氏尽力抹杀吕氏事，而上其狱云。
　　元丰五年五月己丑，承议郎、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先是，龙图阁待制邓绾知永兴军事。禧言：『永兴故为浩穰，其民斗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冲。于今人才，闟茸偷惰，无居绾右者。伏乞移绾内郡，别选有才之人。』诏知青州、龙图阁直学士刘庠与绾对易。上谓执政曰：『徐禧举孔武仲、邢恕为御史，如何?』王安礼曰：『武仲与恕志趣，岂可为御史?』张璪曰：『此两人皆异论者。』上曰：『徐禧论事，其意渐可见，大率怀吕惠卿之恩，尤欲进异论之人。盖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欲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唐垌仍上书荐惠卿天下奇才，盖垌适过扬，见惠卿，其事可知。禧自为中丞，昨日方请对，情状已露。』王珪曰：『赖陛下早辩。』上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岂宜又在此位?』张璪曰：『今日即欲别除一官。』安礼曰：『禧号能治边，或授以帅为宜。』上曰：『虽稍加进宠，与外任无害。』安礼曰：『事君者不可以贰，苟贰焉，无所不至。禧尚是知县资序，陛下拔擢过分，宜何以为报?而怀奸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资序?自布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杀身可也，岂知论报?』安礼曰：『禧论邓绾非才，不当除知永兴事。』上曰：『此亦用惠卿之意也。』故虽改绾青州，亦罢禧中丞，仍诏中书省命词止云『门下省关掌出纳，命令之重，选材换授』，勿言禧不当处言职也。辛卯，上因言李稷、吕惠卿所荐人物甚似惠卿。王珪曰：『稷深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执政知臣与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扰臣。」不知承禧之除出于陛下。』安礼曰：『承禧何足畏?惠卿居丧有何事?今承禧得以报怨。』上曰：『惠卿性极贪鄙，闲居不免私污，干扰州县。虑为承禧所持，所以心不自安。』
　　十月癸酉，新知大原府、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吕惠卿落职，守本官知单州。八月
　　十三日改知太原。惠卿初除母丧，即有太原之命。及一见，上将改授鄜延，且论令总四路守备。惠卿手疏言：『陕西之师，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为今日之计，要在大为形势。形势之说，非一二可尽。因请三省、枢密院议边事日，乞召臣同对。』上谓辅臣曰：『如惠卿之言，陕西一路无可守之理，则陕西可弃也。所谓形势者，惠卿欲得执政宣抚四路，己为副，乃可行。用意如此，岂宜委以边事?可却令赴河东。』王安礼曰：『既不令往陕西，恐不可更令帅太原。与一闲郡，如陈、颍可也。』上曰：『与颍州或蔡州。』张璪曰：『与蔡州。』上可之。命未下，翌日，三省、枢密院对。上语及惠卿，王安礼曰：『臣再三思之，自古祸福藏于无形。如惠卿用舍，实系朝廷祸福。且惠卿久在朝廷，朋附者众。今日罢帅与郡，曾不明示过恶，议者必谓惠卿论事公当，主上能容受直言，辅臣中有挤之者，故及于此。惠卿亦必有此为解。臣以谓宜于告命中明言惠卿之罪，落大学士，与一小郡，如单州之类为允，使中外小大之臣知惠卿过恶所在，人人警惧，因又知名位不可以计数取，兼足以整励风俗。缘惠卿肆为浮言，觊动朝听。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躁轻矫诬，出于为利。若行制诰，当如此命词，则惠卿虽被重责，必无以说。未审圣意若何?』上曰：『甚善。可落职，与通议大夫、知单州。召舍人，以此命辞。』张璪曰：『欲召舍人谕以意。』上曰：『赵彦若安能为之?便可指挥，令用此词行下三省。』至都堂，召中书舍人赵彦若，谕以圣意。王珪书告词付彦若，彦若以故事未有定草令舍人行者，退而论列，上不许，乃用先拟词，彦若书名行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吕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寨，斩首六百余级。
五月戊午，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是月，西贼犯鄜延路，供奉官王英战死。
此据刘挚、王觌劾吕惠卿擅兴章疏增入。挚云：西人复仇，以五月犯塞，强臣战殁，士卒陷亡。今《实录》乃无此，当考。觌云：供奉官王英战死。不知战处是何城寨，当考。八月十四日录王英二子，则死处实葭芦寨也。
　　元祐元年三月己卯，吕惠卿提举崇福宫，以引疾，从其请也。
　　五月乙亥，右司谏苏辙言：『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卢杞之奸回。王安石初执政，用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宜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钱出于其手。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曰：『安石之于惠卿，有如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服相噬，化为雠敌。』又曰：『自去岁以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黩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谴。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伏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
　　六月癸巳，御史中丞刘挚言：『伏观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极赦文，应缘边州郡，仰兵吏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静守疆場。当此之时，知太原府吕惠卿辄于四月中旬被受敕律之后，连遣部将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数万人入西界讨荡，所得首级，皆是缘连老弱，虚夸以为功，而官军人骑死伤甚众。未几，西人复仇，以五月犯塞，强臣战殁，士卒陷亡。臣以谓劳师动众，奏功不实，以至结怨边裔，犹未足论也。又其公违诏敕，擅出师旅，实无人臣之礼，则其罪不可以不治。伏请以臣章付外议，下惠卿罪状，考古之义，依律处分，以伸大公之法，为奸雄之戒。』左司谏王岩叟言：『惠卿为国生事，构怨连祸。』左司谏苏辙言：『安石凡害民蠹国之事，皆惠卿发其端。』右正言王觌言：『惠卿妄兴师旅，违圣孝之情，废格赦敕，无人臣之礼。』癸卯，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阶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丙午，左司谏王岩叟等言：『吕惠卿前后所犯，皆在不赦。朝廷拟欲贷而不诛，只乞检臣前奏，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辛亥，吕惠卿责受建武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谏官王岩叟等四人所奏也。内批付三省云：『惠卿罪恶贯盈，虽已施行，而台谏弹劾不已，难居善地，可窜逐一远小处，以允公议。』
　　始惠卿责受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中书舍人范百禄草制词，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惧弗克胜，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张，民劳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为厉阶。』右仆射吕公著以手简与百禄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删去之。』百禄如公著所论，但以『人言孔多』为说。及是，中书舍人苏轼草制词，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籍，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欵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定奸恶
　　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极口荐定，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且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二日）。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满任者。去岁骤用京，今又幕职官便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退，上留光语。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词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吕公著诰词，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据援非实而已。』
　　五月己未[13]，司封员外郎直史馆同修起居注蔡延庆、兵部郎中集贤校理王益柔直舍人院。王安石谓益柔旧人，且行义修饬，不废学问，故与延庆并命直舍人院。自太平兴国以后不复除，时安石建议，欲令直舍人院者草李定词。已乃除知制诰，因举祖宗旧例，初以命陈襄，襄辞不为，遂并授两人。天章阁待制孙固兼权管勾御史台、知通进银台司，代陈荐也。王安石谓陈荐必封驳李定除命，韩绛又疑荐不放定入台，故言于上，罢荐而用固。癸卯，上批：『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累格命不下，可并以本官归班。』大临及颂时皆为郎中。先是，宋敏求封还定词头，诏送别官，而颂当命辞。颂言未敢具草，诏再送舍人院，次至大临，大临亦封还。既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并最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曰：『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上批：『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令，后台官有关阙，委御史中丞奏举，不拘高下官职，令兼权。』颂、大临又言：『臣等看详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来为难得资序相当之人，故朝廷特开此制，云不拘官职高下者，止是不限博士与中行员外郎耳，非谓选人亦许举奏也。所谓兼权者，如三丞以下未为监察，故且令上权；前行员外郎以上不可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为选人设文也。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
　　复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词。颂执奏如初，又言：『果出圣意拔擢，即须非常之人。昔马周为常何作奏条，陈得失二十余事，皆当世切务，唐太宗拔于布衣。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议论卓越，真宗拔于河阳职官。此二臣者，可谓有显状矣。逢时遇主，可谓非常矣。然周犹召直门下省，明年，方用为御史里行。知白召还，奏对称旨，亦命试舍人院，然后授以正言，非如定远州职官，素无声称，便蒙超擢。』故有是责。大临及颂之未责也，诏辄直舍人院蔡延庆等就职。及责大临等，延庆遂草定制。既进草文，上奏乞罢，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再封馼，卒行下。
　　六月壬戌。驾部郎中朱寿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刘氏，寿昌行四方，访求不获，饮食罕御酒肉，与人言辄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烧顶，刺血写佛书，冀遂其志。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誓不见母不复还。行次同州，得刘氏，时年七十余矣。永兴钱明逸表其节孝。癸亥，诏寿昌赴阙朝见。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丧，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寿昌。及寿昌止，但付审官院。寿昌前已再典郡，于是折资通判河中府。
　　四年正月丁未，降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林旦为著作佐郎、知黄县，薛昌朝为大理寺丞、知宿迁县。先是，旦、昌朝言李定当为所生母追服，不报。旦六疏，昌期七疏，故有是命。辛亥，权监察御史里行范育罢为崇文院校书。育前后七奏李定不服母丧，及奉使河东，又面谕之，且乞罢免台职。既辞七日，而有是命。
　　元丰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丑，右司谏王岩叟言：『龙图阁直学士、新知江宁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不认，及致人言，乃归过其父，而左右反复，巧为疑辞，以欺其心而背其亲，遂若平生无母者。熙宁中，知制诰与谏官、御史交章论奏，有司考檄迹状明甚，天下无不憎其恶，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独为主张。殿中侍御史王陶、中丞刘挚等相继有章，乞明正典刑。』乃诏开封府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仍就便移文问定，结罪保明以闻。
　　五月壬申，中书舍人范百禄奏：『刑房送到词头，奉圣旨，李定备位侍从，终不言母为谁氏。强颜匿志，冒荣自欺，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臣等看详李定所犯，若初无人言，即止是身负大恶。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自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俗，为害不浅。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词。』
　　六月甲寅，左司谏王岩叟言：『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窜殛，』诏定责授朝议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滁州居住。
　　
校勘记
[1]□为人毁 其墨丁疑当是『屡』字，以无所依，故仍其旧。按：《续长编拾补》漏辑此条。
[2]二月甲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3]兼判 原本作『监判』，据《长编》卷二五○改。
[4]意主 原本作『意王』，据《长编》二五一改。
[5]又明日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五一补。
[6]知在 《长编》卷二五二同，句下注云：『此处疑有脱误』。
[7]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8]旅拒 原本『旅』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五补。
[9]所亮 《长编》卷二六八作『所谅』。
[10]解释 原本『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八补。
[11]推直官 原本『直』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六补。
[12]柳州 原本作『彬州』，据《长编》卷二八○改。
[13]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神宗皇帝

苏轼诗狱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因未知其人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所修书方奏，未报而洵卒，赐其家银绢各百两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馆轼辞所赐，求赠官。既从之，又时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于蜀。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它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已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未喻，故召问卿。」轼曰：「陛下如此则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官速，不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用静以应之于后，乃能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世不知出此，而圣人力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也。』
　　八月庚戊，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十一月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丽附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排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言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
　　十二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赐进士第，叶祖洽以阿时置第一。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详见《科举》）。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威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言：『应受诏特举官者，发奏日具所举官姓名报台，以凭审察。』（详见《御史门》）
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苏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束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及梢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治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折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马光上殿，乞知许州，言迕王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详见《论青苗法下》）。
　　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十二月己未[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2]，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华、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3]、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攽、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4]、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5]、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而乃怨未显用，张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独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原情议罪，实不容诛。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
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
　　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问轼安否状。定曰：『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轼耶，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其后狱果缓，卒薄得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满中行言：『近论奏乞追寝翰林学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案：清臣前任京东提点刑狱，苏轼在部中，亲见轼辈悖慢怨谤，附下讪上，而不能制举，则清臣失职之罪已在可诛，矧复与之更唱迭和，相与朋比，而怨怼讥谤之辞又特过之，固
　　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听。
　　四月辛亥，前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复庆州刺史，听朝参。诜前坐苏轼夺官，蜀国长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视主疾，问所欲，主但谢复诜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汝州。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每记怜，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批，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之句也。
此据李丙《丁未录》增入，不知丙得之何书。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苏轼既贬黄州，神考每记怜。一日，宣谕曰：『国史大事，朕欲用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帝曰：『轼不可用，则用曾巩。』巩亦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轼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张粹明皆禀命，而王禹玉以为不可。又令与江州太平观，禹玉亦以为不可。其后禹玉作相，帝语及轼，复欲用之。禹玉曰：『轼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方陛下飞龙在天，而不知轼何求蛰龙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龙，非独人君之称，人臣亦有称龙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是也。』既退，子厚谓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语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胜非所录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独不可江州及太平观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当并考。

校勘记
[1]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2]盐酒务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3]考城 原本作『孝城』，据《长编》卷三○一、《宋史·地理志》一改。
[4]盐税 原本无『盐』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5]陈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三
神宗皇帝

王安石毁去正臣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韩琦数因入对，恳求罢相。上察琦不可复留，赐手札曰：『今许卿暂临藩服，朕将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是日，琦入对，上谕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称谢。
　　十月甲午，富弼判河阳，从所乞也。
　　熙宁元年二月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左仆射、判河阳富弼判汝州，仍诏入见乃赴任。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上以弼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
　　东门小殿见之，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乙巳，除集禧观使。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
　　十二月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
　　二年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弼既辞不受，更具札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郓州。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详见《吕诲劾安石》）。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言安石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十事。安石求去位，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侍御史知杂事刘述、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琦、顗先贬，琦监处州盐酒税，颉监衢州盐税。
　　十月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三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义。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闵其资历?』上曰：『但闵其资历。』安石曰：『闵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方平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青苗事，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云云。』又曰：『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1]，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云云。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先是，文彦博屡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引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壬申，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巳，司马光言：『臣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四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云云。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宾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止为大名府路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庚寅，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数论奏。』上曰：『此事何与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2]：『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始知法意云云。』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为巧言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戬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劾问。』已而王安石独对，言直可降黄，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小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
　　四月戊辰[3]，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心，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初，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皆俛首不敢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政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枉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乃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云[4]：『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辛巳[5]，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方许奏举。景祐初，以资任相当者少，许举通判未满任者[6]。去岁骤用京，今又幕职官骤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绌。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罔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畏避，颠危莫扶。初，戬、子韶皆以知县资序为御史，至是曾公亮请皆以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从安石议。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
　　五月庚戌[7]，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止散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体，乃降是诏。先是，上复欲用修执政，问王安石以：『修何如邵亢[8]？』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审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告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輩。』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尔。』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辛卯，诏新判太原府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辞宣徽院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先是，贬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馆职。宗愈为谏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辞多微婉，故御批有『潜伏中伤』等语。或曰：御批乃吕惠卿笔也。初欲与知县，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在六月丙辰）。安石尝对上曰：『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诬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
　　八月戊午朔[9]，宣徽南院使、静难军留后、判延州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令再任。先是，夏人侵顺安、绥平、黑水等寨，逵遣李安等合攻之，敌皆弃城遁去。于是上与执政议，欲令逵再任。王安石曰：『但当移镇。』曾公亮曰：『移镇必不乐，不如且已。』上曰：『蔡挺已转官，逵如何且已?』公亮言程戡例。安石曰：『节度使岂可轻授人?』上曰：『节度使诚可惜。』既又与枢密院议之，文彦博议与曾公亮同。彦博曰：『唐时藩镇从尚书转。《唐书》云[10]：军中但闻尚书转仆射。武臣与文臣不同，文臣不计馆职，但知报国；武臣一资资计官职。』安石曰：『唐时藩镇与今事势不同。太祖使将帅平江南，尚只赠钱。今逵何功，便敢望节钺?』彦博曰：『太祖时事，今日又不同。』上曰：『郭逵不至如此。若果如此，尤当节限，不可妄与官职。唐藩镇与今日事势不同，令移镇再任，厚加赐锡可也。』劾苏轼贩盐及苏木瓷器事（详见本事）。
　　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安抚使。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至明年三月丁未，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恐绛无功，并受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然安石独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上御集英策进士，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于地。明日以病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公亮罢相。癸丑，司马光知永兴军。
　　十二月庚申[11]，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12]。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五月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书范育复为光禄寺丞、知韩城县。育自光禄寺丞为御史，故迁中允。以言李定，罢御史为校书，既而又请与林旦、薛昌朝同贬。先是，育言：『心术者为治之本。今不务此，专欲以刑赏驱民，此天下之所以未孚也。』上谓王安石曰：『人主不用心术，何由致治?』安石曰：『有为固由心术，但术有广狭远近，功业大小，亦从此分。』上曰：『育盛称张载、程颢，以为有道君子，乞召还，此何也?』安石曰：『育前辞检正，高论不逊。及至中书，乃云未得札，故未敢就职。』冯京曰：『育畏缴敕得罪耳。』安石曰：『观育所论，彼岂畏缴敕得罪乎?』遂从所请，而有是命。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纪纲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以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独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
　　七月，刘挚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有五。判司农寺曾布言：『御史所陈，皆失利害之实，请一一陈之。』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札与绘、挚，令分析，于是诏绘落翰林侍读学士，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邓州。
　　九月丙申，知制诰、直学士陈襄知陈州。襄与王安石尝草河北诏，言水不润下，中书改之。又明堂赦书有『奉祠紫宫』，语犯俗嫌，故出陈州。右仆射、知汝州富弼至州逾两月，固称疾求归。诏听之。
　　五年三月，富弼屡请老。戊戌，复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宁节度使致仕，进封韩国公。
　　闰七月丙辰，知颍州、翰林侍读学士、宝文阁学士吕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刘孝孙劾公著在颍州多饮宴，子弟以公库器皿于豪民家质钱，由是部吏无所畏惧，多纵逸逾矩。诏转运副使陈知俭按覆，皆不实，唯幕官程嗣先等逾法，事乃在熙宁三年十月赦前。时公著尚在御史府。前守尝以公库银锅质钱于祝氏，供宴饮费。既去，公著为赎之，非公著子弟所为也。上谓安石等曰：『因知公著必无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实病，郡或不治。宜与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听?』安石曰：『公著但宽弛，非强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闲局，亦无害。』故以太常寺处之。至次月己卯，吕公著提举崇福宫，从所请也。上始欲令公著归朝，公著以病辞，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诬韩琦欲举晋阳之甲，乃自晦匿，云未尝言。』其意恐公著复用，故力排之。甲戌，知青州、资政殿学士赵抃为资政殿大学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逾年，京东旱蝗，蝗飞入境，辄遇风堕水而尽，于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旧执政不差知成都，成都今又少有人欲去者。』上曰：『今人少欲去，但为职田不多尔。抃清苦，必不为职田。蜀人素爱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无不可。』乃诏加职，遣内侍赍赐召见，劳之曰：『前此无自政府复知成都者，卿能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敕命也，顾岂有例?』上甚悦。
　　八月壬午，颍州言：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
　　六年五月癸卯，诏文彦博尝受先朝顾命，今罢枢密府，宜依曾公亮罢相例，与子孙推恩，送下中书（事见《王安石专用小人》）。
　　七年二月壬申，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知成德军。先是，上以固东宫旧僚，尝问固：
　　『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为人少从容。』凡四问，四以此对。及安石当国，固数议事不合，故出。
　　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阁待制李师中言：『伏望陛下诏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诸公车对策。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如此而后有敢言者。』又言：『臣愚不肖，亦未忘旧学。陛下欲为富国强兵之事，则有禁暴丰财之式；欲为代工熙载之事，则必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诸?』上批：『师中敢肆诞谩，辄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圣躬。肆其奸欺，所宜显黜。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利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王安石甚恶师中，尝欲夺其待制，上未许。及是，吕惠卿请出师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语激上怒，遂废斥之。癸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韩维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知河阳。维自以言不用数求去，会兄绛入相，又援故事乞补外，遂出。
　　七年十一月，韩维落端明殿学士，以侍御张琥言维与孙永同定夺免行钱不当，故责。
　　八年正月甲午，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吕惠卿恶京，因郑侠上书斥逐事，欲藉侠以排去京。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京等皆引罪，遂罢京政事。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御史张琥等斥京，盖希惠卿风旨也。乙卯，诏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归宣徽院供职，罢知青州。先是，方平与滕甫易任，方平又辞，应对延和殿，袖英宗所书立上为皇太子十五字面进，遂有此诏。
　　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闰四月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判永兴军。方平乞免宫使，求近郡，乃有是命。仍以疾辞，诏依旧供职。其后上欲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方平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丙午，赐大理寺丞欧阳发进士出身。发，修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荐其有史学，乞特加奖擢，寘之文馆，故有是命。上因问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词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理，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皆可嗟叹。』是日，韩琦奏倚阁预买绸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曰云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尝对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润；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因称郭子仪事代宗以为忠顺。』
　　六月戊午[13]，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殒州治，枥马皆惊。上闻讣[14]，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

校勘记
[1]腹诽耳 原本无『耳』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2]制置三司 原本脱『司』字，据《续长编拾补》卷七补。
[3]戊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4]云 原本作『云云』，据文意删除一字。
[5]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6]『方许举奏』至『许举通判』凡十八字原本误脱，据《长编》卷二一○补。
[7]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8]邵亢 原本作『邵充』，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9]戊午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0]唐书 原本作『尚书』，据《长编》卷二一四补。
[11]庚申 原本无二字，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12]郎中 原本作『侍郎中』，『侍』字衍，据《长编》卷二一八删。
[13]戊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五补。
[14]闻讣 原本作『闻赴』，据《长编》卷二六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神宗皇帝

王安石专用小人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甲子，安石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惠卿自有本事）。
　　三年四月己卯[1]，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河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且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辛巳[2]，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
　　六月，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加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七月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垌进士出身。垌上书言事，召对，试学士院，而有是命。垌，询子也。初，垌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垌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垌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
　　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尝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固辞，卒罢之。
　　十月癸亥[3]，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鼓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以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百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无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相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须我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丁亥，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夔州路夷户。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否，素行何累焉?公试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章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惇，浦城人，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掷敕于廷，尝为御史吕景、蒋之奇所劾故也。
　　四月甲戌，试将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
　　十二月乙亥，武宁军节度推官、知南川县张商英为光禄寺丞、权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商英，唐英弟也。初为通川县主簿，转运使张诜等讨渝州叛夷王衮，未降，商英言于诜曰：『彼亦人也。谕以祸福，宜听。』诜檄商英往说衮，遂归命，因辟知南川县。时章惇经制夷事，官吏多为所狎侮，独商英与抗论不少屈。惇奇之，乃荐商英于王安石，于是召对擢用。
　　五年三月，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嘉问，吕公弼从子也。初，王安石变法，公弼为枢密使，数言宜务安静。嘉问窃公弼论事奏章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故安石信任之。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史敕并诸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疏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王，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以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又上疏曰：『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今王安石居宰相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逄原必轻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八月癸卯[4]，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垌为潮州别驾。垌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为谏官，数论谏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叩陛请对[5]。上谕止之，垌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垌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冤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垌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事。
　　十一月丁卯，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为光禄丞、监刑南税。先是，商英言：『博州吏失人赃不满军贼二人死罪。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党庇亲戚，令法官引用赃满五贯绞刑断例，称博州官吏不见断例，失奏裁，止从杖罪取勘。』又院吏任远恣横徇私凡十二事，而枢密院党庇不按治。枢密使、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于中书，中书不受。上闻之，遣使促彦博等入院。彦博等言：『台官言臣等党庇吏人，与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然后正臣等违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人刑名下有司定夺，并以任远事送开封府根治。若臣言不当，甘伏斧钺。』于是王安石曰：『枢院方治御史李则事，商英乃随攻博州事以报之。李则事御史所治诚不当，不自咎，更挟忿攻人，岂所谓怀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台勘劫盗李则死罪失出，奉世驳之。诏纠察刑狱司劾治，商英遂上章诋毁执政，言：『此大臣私忿，愿陛下收还主柄，自持威福，使台谏为陛下耳目，无使为近臣胁迁。』上为停诏狱。商英坐是与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彦博又疑商英阴附中书，故不能平。
　　六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禧与吴著、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至是，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行检正字。初，吕惠卿荐禧所为治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然盗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观禧文学，晓政事，宜试之于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朝廷当即有差除。后更用人如有不称，艰于退绌，欲置人为习学。』上以为然，于是以禧为之。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
　　七年三月乙巳，郑民宪言：『奉诏同熙河路经略司相度借助应募弓箭人买种粮、牛具、造屋，及今夏耕种，乞带审官西院主簿舒亶往。』从之。亶，慈溪人，前为临海县尉。县负山濒海，民慄悍成俗，有使酒逐其叔父之妻至□者。亶命执之，不服，即断其首，投檄去。王安石闻而异之，欲召用。会丁父忧，服阕，乃除审官西院。曾布言市易事（事见《吕惠卿奸邪》）。
　　九年八月甲甲朔，侍御史周尹言：『河北西路转运判官李稷苛刻佻薄，务为气势，摧辱官吏。至相州，专捃吏人小过，委官决责，务以凌蔑韩琦。从来州有两西门，其东知州出入，其西以待宾客。稷怒阍者不启东门，追赴本司杖之。知琦适与客会食，故往谒琦。琦闻稷来，彻食退客，遽易冠带迎稷，稷复引去。行移公牒，言词侮慢。吏民皆以琦将相大臣，而为稷肆意轻辱，万口嗟愤。及体量司程之才等欲按劾其人，乞罢稷监司，以快众怒。据稷罪状，如修赵州城枉费财用，暴伐林木，当北使路削白，大书「充修城木」。后安抚司恐北使见之，遂遣人涂抹。又移牒相州通判，称「郡守以下，不如一逃走贼人」，意在骂琦。又牒诸州，称「如课利增剩，即其他细事一切不问；如课利亏少，即一一案劾前后不法。」又沮抑体量司般粮种等事。未睹朝廷施行。』诏提点刑狱司案责以闻。后提点刑狱司体量伐木、骂琦等事皆无有，其他如尹所言。诏札与稷令知，寻命稷与河北东路转运判官汪辅之两易其任。
　　十月戊子，尹又言稷无行，父死二十年不葬。乞罢稷职事。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诏：『权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推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者，尝与练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王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为，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奏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谏官蔡确以相州请求事，欲陷宰相吴充（见《蔡确欲陷吴充》）。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代何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云云。』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十一月庚子，诏国子直监、颍州团练推官王沇之除名，永不收叙。先是，监生虞蕃诉学官上下共为奸赃败罔，事状不一，沇之等皆称是。下御史台案劾。又用御史何正臣之请，狱辞所及，虽蕃所不言，皆得究治。沇之等虽会赦，独特责之。然文学一狱，逾年方决，追逮遍四方。盖舒亶、何正臣为之。
　　三年九月庚子，知谏院舒亶言：『中书检正官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为之所业示臣。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并为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陵府江陵县税。初，亶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累年。商英为御史，言其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论恶之。
　　五年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戌，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6]，太中大夫、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大夫李清臣试吏部尚书。
　　五月己丑，承议郎[7]、试御史中丞徐禧试给事中。先是，龙图阁待制邓绾知永兴军。禧言：『永兴故为浩穰，其民斗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冲，于今人才闒茸偷惰，无居绾右者。伏乞移绾内郡，别选才望之人。』诏知青州、龙图阁直学士刘庠与绾对易。上谓执政曰：『徐禧举孔武仲、邢恕为御史，如何?』王安礼曰：『武仲与恕志趣，岂可为御史?』张璪曰：『此两人皆异论者。』上曰：『徐禧论事，其意渐可见。大率怀惠卿之恩，尤欲进异论之人。』盖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故多结附往时异论之人，欲以为党。唐垌仍上书荐惠卿天下奇才。盖垌适过扬，见惠卿，其事可知。禧自为中丞，昨日方请对，情状已露云云。故虽改绾青州，亦罢禧中丞（详见《惠卿奸邪》）。辛卯，上因言：『昨陕西初有师期，李稷奏运粮夫已备。及师行，夫数甚不足。盖稷所奏具文耳，无实也。稷言多欺罔，几误朝廷大事。吕惠卿所荐人物甚似惠卿。稷好大言，无诚实，外似刚直，质极污邪。』王珪曰：『稷深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执政知臣与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挠臣。」不知承禧之除出于陛下之意。』上曰：『惠卿性极贫鄙，虑为承禧所发，所以心不自安。』
　　六年八月辛卯，诏中大夫、尚书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坐违法缮治两府也[8]。先是，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宗孟曰：『人才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也。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言：『扬雄著《剧奏美新》，不佳也。』它日，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孟宗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礼进曰：『修书谬[9]，仪鸾司人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

校勘记
[1]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2]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补。
[3]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4]癸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5]叩陛 原本作『扣陛』，据《长编》卷二三七改。
[6]章惇 原本作『张惇』，据《长编》卷三二五改。
[7]承议郎 原本『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六补。
[8]两府 《长编》卷三三八作『西府』。
[9]修书谬 原本无『谬』字，据《长编》卷三三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五
神宗皇帝

常秩擢用
　　嘉祐五年五月己亥，颍州进士常秩为试将作监主簿、本州州学教授，翰林学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称于乡里也。秩，临汝人，尝举进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余年。为学求自得，尤长于《春秋》。学者常以孙复所学问秩，秩曰：『此商君法耳。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皆有诛，不近人情甚矣！』
　　治平四年十月癸丑，诏将作监主簿常秩赴阙，便殿引见，令颍州长吏敦遣，仍赐装钱百千，无得受秩辞避章表。
　　熙宁二年六月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于乡里，名实著于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
　　四年四月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1]，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违诏旨，是以不敢不来，岂敢有所辞，择去就也?』上嘉之，徐问当今何以免民冻馁。秩言：『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适时用，愿得复归。』上曰：『卿来，安得不少留乎?俟异日不能用卿，然后有去就可尔。』初议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允。』上曰：『待此人当适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五年八月，颍州言：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初谥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文忠。修善荐士，一时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而荐秩与连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为失。庶终不出，修自以为得也。
　　六年三月壬戌[2]，右正言、直集贤院兼天章阁侍讲、知谏院、管勾国子监常秩罢天章阁侍讲及谏院，从所请也。秩初免修起居注，未几，复面乞罢去。上惊曰：『方赖卿德义，何遽求去也?』于是又以疾求归。上遣内侍就第谕旨，秩固称疾。诏赐告，仍听免二职。王安石白上曰：『风俗患不忠信、无廉耻至甚。如秩美行，宜加崇奖。留之在朝，足以表励风俗。如诸葛亮以许靖有人望，使为三公，此已自不情，非所以率人为忠信。』上曰：『乡者秩人望极盛，曾公亮尝言召，出必坏却。』王安石曰：『人各有所用。如秩安贫守节，在朝不为无补也。』
　　五月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满百日。闻有司以例停俸。秩家素贫，父子卧病，僦居京师，复罢官俸，则遂绝鬻药之资，甚无以称朝廷遇秩之意。可毋停给，月皆给之。』
　　八年十月丁未，颍州进士常立为天平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立，秩之子。
十年二月[3]，右正言、宝文阁待制、权判西京留守御史台常秩卒。诏：『秩久以懿行见称乡里，朝廷特起，置之侍从，而恬静自居，不替素守，宜优赙赠，以励廉隅。赠右谏议大夫，赙绢三百疋。』秩起处士，在朝廷碌碌无所发明，问望日损，为时讥笑。

郑侠贬黜
　　熙宁七年四月。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马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于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又言：『臣又见南征西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籴米、遑遑不给状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详见《王安石事迹》）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朝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韩绛拜相，吕惠卿参政。
　　八年正月庚子[4]，右谏议大夫冯京守本官知亳州[5]，权发遣户部副使王克臣追一官，司封郎中、集贤校理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内殿承制杨永方追一官，汀州编管人郑侠改英州。御史台奏：『前庆州录事参军杨忠信、检院吏孔仲卿、抚州进士吴无志并决杖编管，忠信郴州，仲卿邵州，无志永州，忠信仍除名，永不叙用。』侠既窜汀州，人多怜之，或资其行。吕惠卿憾侠不置，且恶冯京异议，欲籍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国，乘间白上曰：『侠书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众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此禁中事，侠安从知?此盖侠前后所言，皆京使安国导之。』上亦疑焉。他日，问京曰：『卿识郑侠乎?』对曰：『臣素不识侠。』侍御史知杂事张琥闻之，阴访求京与侠交通状。或语以京尝从侠借书，遗之钱米。琥即劾奏：『京与侠交通有迹，而敢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非京告教，何得闻此?』上以章示京，京对：『实不识，乞下所司辨。』琥又言：『侠自言京为之主。按：京身为辅弼，政事有所未便，自当廷议可否，岂宜怀二，阴结小人?若京实无此，侠当坐诬大臣之罪，侠虽逐，而京之事状未明，乞追侠付狱穷治。』诏送御史台。京乃言：『侠事因琥按劾，则御史官属不得无嫌。且朝廷欲见，不过臣与侠有无往还问遗实迹耳。乞治于他司，或遣官就御史台根究。』诏知制诰邓润甫往推究。琥请遣奉礼郎舒亶乘驿追侠于陈州，索其橐中文字，悉封上之。狱官又掠治侠，令具疏所与交通者，皆捕送狱。僧晓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亟收系考验，取京门历阅视实客，无侠名。润甫等深探侠词，多所连引，狱久不決，台官皆不得归家。上以其枝蔓，诏趣结绝。琥又言：『侠事连京，理须考实，而证左有所畏望，未肯尽情通说，勘司又被旨催迫，无缘穷究。况侠毁斥朝政，姗骂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见事情，明正国典，则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尽理根究。』从之。时十二月丙戌也。侠素事王雱，而议论常与雱异，与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尝谓安国曰：『侠前后以书谏丞相不听，得毋为人所误?』安国曰：『安国言且不听，子言彼岂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后行，何谓为人所误?』及侠上书，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宣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书，讽判检院，延与坐，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京，语及侠。京称：『侠文辞甚佳，小臣不易敢尔。』侠监安上门，时克臣为盐铁副使，荐之。其逐也，有求于克臣，克臣命长子公约谕次子驸马都尉师约馈之。师约曰：『师约连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白金，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遗侠以白金三十两。侠往辞安国，安国谓曰：『子可谓独立不惧矣。』及是台司鞫讽、安国及克臣子公约等。安国初不承，狱吏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抵谰邪?』安国即承：永方、忠信、仲卿、无志，皆尝与侠游者也。狱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状，并问克臣，京等皆引罪。润甫及中丞邓绾疏：『侠肆意谤讪朝廷，议罪投之远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国厚恩，知侠国之所弃而资给之；安国以下士擢置文馆，而奖激狂妄，非毁其兄；及永方、忠信等传言惑众，尤为可恶。虽犯在赦前，及元非朝旨推究之人，据其状，不可不惩。』遂罢京政事，侠远徙，讽等皆得罪。晓容勒归本贯。吕惠卿议侠当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国负气，恶其俭巧，数面责之，惠卿切齿。及安石罢相，引惠卿辅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复来，乃因侠狱陷安国，亦以沮安石也。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侠虽荐京宜为宰相，然实不识京。侠又称元绛、孙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识绛，余皆未识，而琥等独斥京，蓋希惠卿风旨也。
　　十一月己卯，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称京执政不回，一节不扰。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

蔡确欲陷吴充
　　元丰元年闰正月庚辰，御批：『近降相州吏人于法寺请求失人死罪刑名事。缘开封府刑狱与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疑，不尽情推劾，致奸贼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史台。』初，韩琦判相州，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6]。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姥，榜棰求货。邻人不忍其号呼，来语贼曰：『此姥更无他货，可惜榜死[7]。』其徒即刺杀之。州、司皆处三人死。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江宁府法司[8]，后为三司大将，王安石引置中书，且立法云：『若刑房能较审刑、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按，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行堂后官事。相州狱已決数年，清驳之曰：『新法：凡杀人，虽已死[9]，其为从者被执，虽考掠，若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今盗魁既令其从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徒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人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仗来斗者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详断官窦革、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奉世曰：『君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则不可为失入。』奉世曰：『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方争论未決，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初，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清驳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彦博之子、大理评事及甫，安民之姊子、吴充之婿也。安民以书召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资入京师，欲货大理胥吏问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10]，为司农吏，利其货，与中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赂大理。事下开封按鞫，无行赂，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吴充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遂移其狱御史台，盖从确请也。
　　四月乙巳，知谏院蔡确既被旨同御史台按潘开狱，遂收大理寺详断官窦革、周孝恭等，枷缚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赂事，皆无状。中丞邓润甫夜掠囚声，以为革、孝恭等，其实他囚也。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而力不能制。确引陈安民置枷前而问之，安民惧，即言尝请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吴充也。确得其词，喜，遽欲与润甫登对，且奏充受请求枉法，润甫止之。明日，润甫在经筵，独奏：『相州狱甚冤，大理实未尝纳赂。而蔡确深探其狱，枝蔓不已。窦革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全肤，皆御冤自诬。乞蚤结正。』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亦以为言。上甚骇异。明日，确欲登对，至殿门，上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诏：『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据见禁人欵求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履、舜举至台，与润甫、确等坐帘下，引囚于前，读示欵状，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前此确屡问，因有变词者辄笞掠。及是，囚不知其为诏使也，畏狱吏之酷，不敢不承，独窦革翻异。验考掠之痕，则无之。履、舜举还奏，上颇不直润甫等言。乙卯，蔡确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中丞邓润甫落职、知抚州，上官均责授光禄寺丞、知光泽县。润甫责辞云：『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均云：『不务审知，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知所言。』先是，上别遣黄履及李舜举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11]，确知上意不直润甫等，即具奏：『润甫不悦推见陈安民请求执政情节，责骂吏人，均亦在傍愤恚，见臣不与之同，润甫便行公文云：未敢上殿。次日却闻因进读留身，续又与均密自奏事，不令臣签书，必以臣见其朋奸之迹，恐臣论列，故造飞语以中伤臣。蒙陛下遣黄履、李舜举诣台审问，润甫与均以聚厅引问罪人处，犹敢对使者交口纷纷，意欲开诱罪人翻异，而罪人了无异辞。履及舜举备见。』上始亦疑相州狱滥及无辜，遣使讯之，乃不尽如润甫等所言。确从而攻之，故皆坐贬。确迁中丞[12]。凡朝士系狱者，确令狱吏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铒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
　　六月辛酉，诏殿中丞陈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太常博士吴安特追一官，免勒停冲替；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落直史馆，免勒停，监陈州粮料院；详断官窦革追一官勒停；详议官周孝恭、大理评事文及甫并冲替。安民尝官相州，坐与失入死罪，属及甫言于宰相吴充；安持坐受及甫属以谕奉世；奉世坐谕法官令指定不须作失入；革、孝恭坐定为非失入，其牵连得罪者又数十人，充释不问。周清迁一官。初，蔡确断勘是狱，欲锻炼以倾充。既为中丞，遂收系及甫。及甫惧，即如安民前欵称尝白充，诺之。且称尝属充子安持。确又收奉世。奉世先为枢密院检详，充自枢密使拜相，奏奉世检正中书，充雅信重之。确令大理官吏称受奉世风旨，欲出安民罪。奉世惧，亦称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确又欲收安持，诏第令即讯。安持恐被收，亦称尝属奉世。时三司使李承之、户部副使韩宗彦皆上所厚，忠彦，琦子，而承之尝为都检正，确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数为上言确险陂之情，上意稍解，趣使结正。于是狱成，忠彦犹赎铜十斤。充上表乞罢相，及阖门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视事。确屡率言事官登对，言罪安持太轻。上曰：『子弟为亲识请托，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确所弹奏札还之，言者乃已。
墨本云：狱成，人以为冤。朱本削去。今详述其事，则冤事自见也。

何正臣诬吕公著
　　元丰元年六月，前国子监丞陈世儒殴婢逃，且告世儒及其妻李氏与群婢共害其母张。诏开封府鞫之。世儒，执中子也。
　　三年二月壬戌[13]，诏知濠州、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归班，群牧判官、都官郎中庞元英送审官东院，大理评事吕希亚[14]、赞善大夫晏靖并冲替。颂坐前知开封府鞫陈世儒事，而元英诣颂侦问，颂尝酧对，但言其情状极丑恶，刑名未可知。法寺当颂、元英以不应为从重，希亚与靖亦尝侦问[15]，后坐报上不实。始颂鞫世儒，狱具，辄为法官所驳。或谓颂欲宽世儒夫妻。上诘颂，且曰：『无纵有罪。』颂对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谕之使重。』诏移狱于大理。大理因言：『颂尝受吕公著请求。』遣官即讯于濠州，而世儒狱又移付御史台。颂自濠赴台置对，御史曰：『君素长者，必以亲旧之情不能违。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以死，不可为。若自诬以得罪，虽甚重，不敢避。』遂手书数百言付狱吏。上览奏牒疑之，诏御史求实状。御史反覆究治无所得，乃诘大理狱吏所得公著请求之说。吏穷，吐实曰：『此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辞为之也。今其稿尚在。』取而视之，信然。于是种民抵罢，而颂得辨明，犹坐酬对元英等为泄狱情，故罢濠州。
　　四月丁酉子[16]，同知枢密院吕公著时为端明殿学士兼侍读。世儒妻李将就逮，亟谓其母吕曰：『幸告端明翁，为祝苏尹得，即讯于家。』吕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17]。公著曰：『不可。比相州狱，正坐请求耳，逮系者数百人。况此岂可干人?』即吕涕泣而退。其年九月，公著除同知枢密院。明年正月，迁其狱于大理，又迁其狱于御史台，逮公著婿邵??及二婢，仍檄閤门止公著朝谒。上召公著入谒如常，公著即避位，待辨于家。上数遣内侍劳问，促公著复位，公著讫不敢起。何正臣治狱皆无左验，遂诏停狱，遣中使谕公著狱事已解，可亟入就职。越三日壬寅，公著入谒告谢，上曰：『有司考竟，都无一事。』比拜起，上如是言者再。始公著被诬，或谓：『公著以辅弼枉吏议，当随事自承，不宜有陈。』公著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滥而不能自直者多矣，皆不得其时也。今吾生治世，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间，一旦被诬而不能申理，则四方疏远之人何以自明?将恐治狱者狃以自张，被罪者望风畏却，一罹诃问，例自承服。至朝廷有滥罚之讥，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
　　二年九月丁丑，诏前国子博士陈世儒并妻李、婢高、张等十九人并处斩，婢高凌迟，妻李特仗死，婢单等七人贷死杖脊，分送湖南、广西、京西路编管。世儒，宰相执中子。执中嬖妾张氏淫悍不制，生世儒未久而执中死。诏张氏为尼。世儒既长，迎归，与妻李事之不谨。李，龙图阁直学士师中女；母，吕氏夷简孙也。世儒知舒州太和县，庸騃不乐为外官，与李讽诸婢欲谋杀张，欲以忧去。诸婢以药毒之，不死，夜持钉陷其胸骨以丧。还京师，为诸婢告发，而李辞屡变，凡三易，狱始得实。于是元勘官皆得罪。

校勘记
[1]除命 原本作『余命』，据《长编》卷二二二改。
[2]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
[3]十年二月 原本作『十二年二月』，据《长编》卷二八○删『二』字。按：常秩卒在熙宁十年二月己酉。
[4]庚子 原本作『甲午朔』，误，《长编》卷二五九云：『熙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视朝。』兹据《长编》卷二五九移至庚子日。
[5]右谏议大夫 原本脱『右』字，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6]邻里 原本作『怜里』，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7]榜死 原本作『榜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8]刑房堂后官 原本作『□后官』，据《长编》卷二八七补。
[9]已死 原本作『以使』，据《长编》卷二八七改。
[10]高在 原本作『高在在』，衍一『在』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11]赴御史台鞫相州法司狱 原本作『赴御史鞫台相州法司狱』，据《长编》卷二八九乙正。
[12]确迁中丞 原本无『确』字，据《长编》卷二八九补。
[13]壬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4]吕希亚 原本『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补。
[15]希亚 原本脱『亚』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6]丁酉 原本作『己未』，据《长编》卷三○三改。
[17]如女 原本作『知女』，据《长编》卷三○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神宗皇帝

三司条例司废置
　　熙宁二年二月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于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条例。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安石对：『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折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1]，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
　　三月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略曰：『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疏奏，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无所伸，诚亦可惜。』因召对，而有是命。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于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粜籴[2]、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理财之臣失于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申条例司。』戊子，两府同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以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人差遣。』诏依所乞。
　　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振贷事。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窃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资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料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加修。盖人之困乏，常在于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籴，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通一路之有无，发贱欽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其法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已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并从之。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3]，殿中丞知冤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承之为相度利害官。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司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司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诏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拯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4]。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凑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谷，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于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令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于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丧使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财而制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于时事宜，恐不须并。』j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今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覆，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于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搅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闰十一月，条例司又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铁钱，若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于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三年，诸公论青苗新法不便（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取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

议减兵数杂类
　　熙宁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立可尽见，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即罢裁减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馈饷，故有是诏。
　　二年正月乙酉，枢密院进呈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矣。
　　十月戊戌，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从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于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遂行也。』于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曾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却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奈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扇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扇摇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
　　闰十一月，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比数[5]，且祖宗朝，北鄙无警，即便罢兵。今既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休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于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人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
　　九月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亦皆可付一州。臣因与言：「古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日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于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亦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
　　十二月乙亥，上论及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又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费用无有巳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蕃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衙。』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6]。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却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暝，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雠仇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于前，必事成功于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劝、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
此据《日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
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余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
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二年三月壬辰朔，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极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是月，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加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
　　七月丙申，王安石进呈蔡挺乞以义勇为五番教阅事。上因论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罢，民兵可渐复。虽府界亦可为。至于广南，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多死，此害于仁政。陛下诚罢军职，以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上患密院不肯措置义勇。安石曰：『陛下诚欲行，则孰能御之?此在陛下也。』因为上言：『国之大政，任兵、农。』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即无由足。』安石曰：『农事亦不可在兵事之后。前代兴王知不废农事，乃能并天下。兴农事启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泾、渭、仪、原四州义勇万五千人，旧制戍守，经略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诸军结阵队分隶诸将，选艺精者迁补，给官马、月廪、时帛，郊赏与正兵同，遂与正兵相参战守。时土兵有阙，诏募三千人。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练以时，而未施于征防。意可以案府兵遗法，俾之番戍，无补所阙土兵。』诏复问以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罢。周而复始之。募土兵，岁减粮八万石、料钱六千余缗、春冬衣万五千疋、绵三万七千两。诏从之，行之诸路。
　　十二月壬申，诏枢密使文彦博等对资政殿。彦博等出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上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相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存
　　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计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义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界定六万三千人，在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各千二百人，川、峡三路共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余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后议之。
四年三月癸丑，上论农兵事，欲行宋道之策，召人免税充弓箭手事。文彦博以为决不可行。安石曰：『恐可行，但亦不须如此，诚以利害驱民训习，则何必用宋道之策?』上欲择人判兵部如司农，安石曰：『京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纲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诚如此。』
陈瓘论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驱，使趋为兵。安石此语，亦欲变募兵宿卫法故也。』
　　宋道，河南人，时为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尝应诏言五事，其五曰增置沿边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尝言请仿古民兵之法，籍边丁，蠲其税，无废县官，而习山川之便，乃得战士二十万。事多施行云。
　　七月，诏拣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并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
　　十二月丙寅[7]，枢密院言：『诸路厢车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送运、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8]、堤防堰埭[9]，若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废。及剩员、府牢城，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10]，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余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凡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无过五百人。河北曰崇胜，河东曰雄猛，陕西曰保宁，京东曰奉化，京西曰劲武，淮南曰宁淮[11]，两浙曰崇节，江南曰效勇，荆湖曰宣节，福建曰保节，广南曰清化，川峡四路曰克宁。总天下厢兵马步指挥凡八百四十，其为兵凡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诸司或因事募兵之额不与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或言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安石具以白上。文彦博曰：『近日朝廷更张，人情汹汹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吴充曰：『并营事已久，人习熟，何缘有此?近来惟保甲事，人情不安。』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斩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骄。太祖若所见与常人同，则因循姑息，终不能成大业。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辈，大有所为。然恃募兵以为国，终非所以安宗庙社稷。』上曰：『如庆卒柔远之变，赖属户乃能定。然则募兵，岂可专恃?』上欲得诋毁军士主名，枢密院请责殿前马步三帅，安石请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开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绛至安石第谕意。
林希《野史》云：初，司马光贻书王安石，阙下争传之。安石患之。凡传其书，往往阴中以事。民间又伪为光一书，诋安石尤甚，其辞鄙俚。上闻之，谓左右曰：『此决非光所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传诏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唱之。』即付狱，穷治其所从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等指斥乘舆。流海岛，杞□弃市[12]，以深禁民间私议己者。其后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狱。上度其本非邪谋，多宽释之。保甲民有为匿名书揭于木杪，言今不聊生，当速求自全之计，期诉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钱五百千以捕为书者。既而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我辈不得休息。』逻者得之付狱，安石意为匿名书者必此人也，使锻炼成狱。民不胜榜掠，而终不伏。法官以诟骂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无知，止令杖臀十七而已。』开封推官叶温叟在府不及一岁，凡治窃议时事及诟骂王安石者三十余狱。林希所云，须细考之。七月已亥、闰七月癸酉皆有匿名书事，当并考之。四年三月己酉，孝宽乞立赏捕扇惑保甲人，与此相关云。
　　七月壬寅，诏步军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挥九百三十九人拨并为两指挥，飞山雄武指挥一千二百人亦拨并为两指挥，每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仍契勘在京见今诸军已来拨并数目以闻。
　　六年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而主名未立。宿
卫法不可以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
陈瓘论曰：安石欲变宿卫之法，先于经义创立新说，然后造为神考圣训，谓当急变其法。盖托于先训，则可以为圣王遵行；文以经术，则可以禁士大夫之窃议。二者行于前，三卫作于后，渐危根本，忠义寒心。人皆独罪于一京，安知谋发于私史?若非陛下守艺祖之宏规，循累朝之成宪，使彼二书之说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
　　十月甲戌，并龙卫三十九指挥为二十指挥。庚寅，上曰：『裁并军营，凡省军员四千余人，此十万军之资也。若训练既精，人得其用，不惟胜敌，兼亦省财。』王安石等曰：『累岁以来，陛下选用使臣，专令训练。间御便殿，躬亲试阅。赏罚既明，士卒知劝。观其技艺之精，一人可敌数夫，此实国家安危所系也。』安石又言：『并营练卒事既有效，凡此皆无害于人，而不道者乃妄相扇动。』上曰：『须渐定去之。』安石曰：『今已帖息矣。』
　　八年三月乙卯，阅诸军转员，三日止。旧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五人，而马军都指挥使但阙骁骑一人，以捧日一人补骁骑军主，余四人如故，则以次军分皆不得迁。乃补四人者，并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又以龙卫、拱圣、骁骑、武骑、宁朔、神骑旧百三十一指挥，后省五十指挥，而兼管马军。指挥使以下已补八十一指挥正额外，数犹有余，乃于所省指挥内未移并者四十三指挥，且置下名指挥使、副使各一人、军使三人，以次第迁。
　　元丰二年六月，诏捧日、龙卫、鈯直、左射指挥均拨人捧日、龙卫诸指挥更不补人。其四指挥请受钱帛等，委群牧司；粮草委提点仓场司封桩。
八年三月，凡禁军之最亲近者执事殿陛，宿卫官省扈从乘舆，号诸班直。非诸班直，隶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军皆以守京师，备征戍。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谓之屯驻；非戊诸州而隶于总管司者，谓之驻泊；非屯驻、驻泊而以籴贱留便廪给，谓之就粮；诸司募者曰役兵；诸州募者曰本城厢兵；教阅者为教阅厢兵；蕃人内附纠合其人而用之者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宁、元丰之间，兵制大备矣。
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掇取附见。
　　凡禁军，奉钱千为上军，五百以上为中军，以下为下军。其赏罚迁叙视此为等。其政令掌于枢密院，岁以秋月校其艺能而赏劝之。熙宁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一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校庆历之籍减几十万，开宝增至七十万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继，始议销并，及亲制选练修饰武备之法甚众。一日，顾谓辅臣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既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俾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余，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民以制诸道，而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余年，盖本于此。』初，上欲省兵，王安石对曰：『拣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其后遂什伍畿甸之民以为保甲，诸路亦以次推行。元丰中，义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卫，其巡检、县尉司所省募兵数万。诏阙额弗补者，会其财费储之，专以待武备之用。自后民兵数遂逾募兵，而国用纾。又议欲择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蕃以上备宿卫。事虽未行，然其规模宏远矣。
此《兵志》首篇所云，今附见，须详考存兵数也。国朝以备战卫为禁军，以给徒役为厢军，各隶其州之本城內，总于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隶于其部。又以厢军教阅者，始号厢禁军，后皆以为下禁车【杰按：车，疑为“军”之误。】。其给始于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熙宁三年，诏以禁军分五都法检治厢军。其后禁军或降剩员，或升阶以备厢军。诸路力役之事广，则间诏增募。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陕西减额五千人，亦至三万人。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募士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以除道恤饥、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个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泸军兴，化河转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宁、元丰之间，厢军之数，视祖宗时盖众矣。自五代后，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故民以劳弊。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非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校勘记
[1]条例司 原本作『条理司』，据文意改。
[2]粜籴 原本脱『粜』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3]检详文字 原本作『检详定官』，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4]罗拯 原本作『罗极』，《续长编拾补》卷五沿原本之误而误。兹据《隆庆仪真县志》发运使题名改。见拙著《宋代路分长官通考》。
[5]比数 原本『比』字作墨丁，《续长编拾补》卷六将此墨丁删去。兹据文意补『比』字。
[6]亦以为虞 原本作『不以为虞』，义不通，据《续长编拾补》卷六改。
[7]丙寅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8]邮传 原本作『部传』，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9]堤防 原本作『提防』，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0]他役 原本作『他后』，据《长编》卷二二八改。
[11]宁淮 原本作『宁武淮』，衍一『武』字，据《长编》卷二二八删。
[12]杞□弃市 《长编》卷三二九无墨丁，直书『杞弃市』。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七
神宗皇帝

裁抑臣僚奏荐
　　熙宁元年九月。先是，殿中御史里行张唐英言：『仁宗以来，屡革京官之授。』知谏院吴申言：『今卿、监七十余员，将来子孙尽奏京官，少卿、监、郎中带职员郎共五百余员，员外郎八百员。数年之后，尽迁郎中，将来奏荐，复倍于今。』同知谏院吴充言：『宫掖妃嫔恩例亦乞裁的。』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言：『入官之弊，独诸副使未甚裁损。』四状并批送学士院，集两制同详定。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旧制，宰相、使相子除将作监丞，弟兄、孙侄并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与守校书郎。今定宰相、使相奏亲堂弟侄只与试校书郎。旧制，大卿、监子与在京主簿，弟兄孙侄与试校书郎。今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子与试校书郎一人，候该参选，并与注初等职官；弟兄孙侄降一等，内曾任知杂、省府副非责降者依旧。少卿、监子并与试校书郎，兄弟孙侄与斋郎。今定少卿、监每两次郊礼，许奏一人，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两遇郊礼，许奏子侄亲一人。今定三遇郊礼许奏一人。旧制，诸妃遇圣节，奏亲属一人，每隔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礼各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许奏有服亲；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许奏小功以上亲一人，位号别而资品同者，许此类奏荐。旧制，皇亲妻两遇郊礼，方许奏一人亲伯叔兄弟侄。今定皇亲妻更不许奏。旧制，郡、县主遇郊礼，方许奏亲生子与右班殿直，其夫之亲属及庶子，须两遇郊礼，许奏荐一名与借职。今定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子一人，只举幕职。若奏孙及庶子，即两遇郊礼许奏一人，更不许奏夫之亲属。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遗表奏子孙恩泽。今定更不奏人。旧制，诸位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诸房副承制以上，自转授后，两遇郊礼，方许奏荐。今定累奏不得过两人。如被奏人亡没，许别奏。其将军、副使、路分都监以上，须人仕及三十年以上，系亲民差遣，其见任监当，但曾历亲民非责降者亦同。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许奏，其遇圣节并郊礼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贯，须于有服之亲。旧制，分司官两省以上官遇郊礼，许奏子孙，仍旧例，止降等与恩泽，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礼，子孙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两省以上致仕遇郊礼，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两省致仕，依见任官所奏亲疏施行。其降等与恩泽，即依旧制。今定分司、致仕两省以上，不许奏缌麻以下。旧制，两府遇郊礼，奏医人一名与四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理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理选限，及奏荐试衔，不理选限。人多却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旧许将合得转官及其余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回授与亲戚官者，今并乞不许回授。两府初除及转官罢任，各奏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减半。其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减省，切缘有出身选人例，须五人与主，方得改转京官。今奏补人便充京官迁转，更无限碍，但监当六年便人亲民，比之有出身选人，实为优幸。今乞奏补京官，并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以上官四人奉举，内仍有本辖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方人亲民差遣，若奏补颁行人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者准此。』诏并从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朔，诏近降宗室授官条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并与右侍禁、奉礼郎，小功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缌麻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准此。有服女之婿，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缌麻女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至公主遇南郊，许奏有服亲两人，圣节更不许奏。使相子西头供奉官，亲孙弟侄与右侍禁，大功以下亲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右侍禁，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奉职，小功以下亲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左班殿直，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以下亲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奏职，亲孙弟侄借职。大功以下亲三班差使、殿直，缌麻以下亲更不许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评事，余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许奏有服外亲，其待制、观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许奏异姓准此。郎中以下该奏荐者，四次南郊许奏大功以下亲一人。少卿、监以下更不许奏。缌麻亲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任差遣，各随正资序奏荐亲属外，其权及发遣者，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并依正权官例，即不得依正人资序人例奏荐思泽。
　　四年十月壬子朔，中书言：『选人每因恩赦例与放选，以至奏补初任之人，年二十五以上试诗一首，方许注官，犹为无取。其间有才能者，须俟及年，颇为淹滞。中才以下，亦未尝试其所学。使之釐务，往往废职。及铨曹合注官人例，须判三道。因循积弊，遂成虚文。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岁限二月八日以前流内铨投状，试断案二道，或律令大义五道，或议三道。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试，同考试。第为三等申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人优等者，依判超例升资，无出身者赐出身。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及三年与注官，即不得人县令、司理、司法，其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试判，亦不免选。即历任有举京官、职官、县令五人者，与免试注官。内得替合序官人，亦许依得替人例收试，奏补京朝官。选人初出官，罢试诗。年二十以上，许投状乞试，依得放选等第即与差遣，优等赐出身，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如年及三十者，即与差遣。其授官年已三十，即更三年听出官二乐朝官展三年监当。如历任于合用举主外更有二人，即免展年。其今年以前奏授见年十五以上不能就试者依旧条，京朝官依上条展年。』从之。初，审官院、流内铨出官法试律及诗，而奏补人多，不能为之，人为代作，至写纸球卖之，试者用此得出官，其弊颇多。至是，乃更此法。

裁定宗室授官
　　熙宁元年九月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1]、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余缗。其生员、婚嫁、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
　　二年二月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曰：『中书、枢密院当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行乃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奏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余子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余子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
　　三月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于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于恩义间无伤，使彼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减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
　　九月，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
　　十一月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封曰：『此诚当变更。当宜以渐，不可急耳。』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序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宫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干集，操守修饰，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同罪保明，与亲民差遣。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2]。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受，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衔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令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试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余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用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宗元系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御使止，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婿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婿官。婿有官者，与免人远，许依审官三一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勾。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姻婚。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例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
　　于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于爵土，次则通籍于闺台，并留京师，参奉朝请。然而世叙寝远，皇枝益蕃。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于周行，是亦奚分于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谓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于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于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当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于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当于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政之所难及。若嫡子得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于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
　　十二月乙酉，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有其未出官者，依旧人大小学。』
　　三年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于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
　　六月癸酉，宗正寺言：『每岁正月一日，装写《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各一本，供送龙图、天章、宝文阁。今祖宗非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与不合修人图册，诏送礼院详定。』礼院官言：『圣王之于其族，上杀下杀而殚于六世，所以明亲疏之异也。亲道虽尽，犹且记其源流，百世不紊，所以著世系之同也。亲疏异，则恩礼不得不异；世系同，则图籍不得不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亲亲之义备矣。《礼》：四世缌麻，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郑注：系之弗别，谓若今宗室属。据汉宗正岁上名籍，与礼经合。又户令皇宗祖庙虽毁，其子孙皆于宗正寺附籍，自外悉依百姓，惟每年总户口帐送宗正寺。此则户令之文，又与古制合。以此言之，远近之恩，固宜有差降，而谱谍之记，不可以不存。况朝廷厘改皇族授官之制，而袒免外亲统宗袭爵。进预科选，迁官给俸，事事优异，悉不与外官匹庶同法，是则属虽疏而恩礼不绝。若图籍湮落，则无以审其所从，而为远久之证。所有祖宗非袒免亲，欲乞依旧修，写入《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绪录》。在其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从之。
十一月，礼院言：『袒免亲出任外官，宜著姓名，降宣勅。或自上表。及代还京师，即上称皇亲，不著姓。』从之。

裁定京官 考校磨勘改官附
　　熙宁元年六月。先是，谏官言：『选人到铨磨勘者众，为壅并，遂至稽滞。盖是举官之数太多，不与引见转官人数相当。乞先取京朝官员数著定，仍限定诸路保奏之数。』台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员多阙少，审官差遣。不行选人磨勘之法，故当渐有澄汰，不为限隔，使人无留滞咨怨之声。』己未，诏：『诸道州、府、军、监长吏奏举选人更不裁减外，其通判奏举选人，并令权罢。』壬戌，诏：『诸路转运判官奏举选人为京官，比提点刑狱，朝臣并减二人。』
　　九月，王珪等言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详见《裁定臣僚奏荐》）。
　　十二月癸丑，诏：『选人以淹滞被举，内该磨勘者，听引见，与京官，余依试身言书判人[3]。』注官被举者凡三十七人，权夔州观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间，宗孟尝上书言水灾、地震，语斥大臣及宫禁宦寺。既引见，上识其姓名，曰：『是尝言水灾、地震者耶?』于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为法，以节约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常数千万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减任子之令，期岁而补者增而为三岁，三岁者增而为再郊；三丞告老之泽、十八道使者迁任之宠，例皆寝罢，大较比旧每岁，已有千余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难既如此，既仕之后，又多为不可进之格以沮之，故举职官之令行，而京官岁损者常百余员，朝廷犹以为未也。召见引对之际，又不用铨筅正律，不存祖宗故事，与夺无准，出于临时，使天下有偶失之叹。今年六月己未之诏，又令天下通判不得举京官，转运判官亦减其当举之数，甚者又有增年迁秩之法、正郎限员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时，则人之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贵而宠用者，进士一科。以进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过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间几何而至此?其补奏而得仕、诵书而入官者，又岂人人四十而尽京官耶?治平之法，减京官以举职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术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员自少。五十六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
三年三月戊辰朔[4]，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于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减京官，当并科举议之。』
《日录》载此事于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人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于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切疑富弼亦未必有此言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二月，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冤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里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振恤困穷，不致流移，虽有流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连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项三条课绩，兼依旧唐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人监当。选人系优等人，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人甲引见改转，合人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係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如系试衔知县，即亢远小判司簿尉。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
　　四年四月壬午，中书言：『选人磨勘并酬奖、致仕、改官，前后条制不一。请自今令节度、观察判官，六考进士太常丞，余太子中舍；不及六考进士太子中允，余著作佐郎；支使、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六考进士太子中允，余著作佐郎；不及六考进士著作佐郎，余大理寺丞。两使推官、令录事参军、军事判官、六考进士著作佐郎，余大理寺丞；不及六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三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初等职官知县、录事参军、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二八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六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不及三考进士大理评事，余奉礼郎；判司主簿、尉七考进士大理寺丞，余卫尉寺丞；不及七考进士光禄寺丞，余大理评事；不及五考进士大理评事，余奉礼郎；不及三考进士奉礼郎，余将作监主簿。』从之。

裁抑宦寺
　　熙宁四年十月丁卯，诏内侍省内臣，非禁中祗应及人内省人数寝多，自今后前省内侍官至承制、崇班、内常侍，许进一子与下班直、三班差使。内侍省东西头供奉官、殿头，许进一子与茶酒班内品，更不许进入内内侍省所管诸班。内品每年通计进五人；入内供奉官以下至黄门，原进外官者，比内侍省第加一等推恩。内臣诸司使、副，自今许奏子充前班。』上语枢密院曰：『方今宦者数已多，而隶前省者又不入内，空绝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独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职事乎?』吴充对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系兴亡，圣朝固无兹虑。然人君重绝人继嗣，盛德之举也。』
　　五年九月己酉，上曰：『侍中珥貂，取其温柔。』安石曰：『《书》以为仆臣正。仆臣要正，亦不专取温柔。况陛下所谓温柔，又或象共诞谩，非实温柔。』
　　十月壬辰，诏提举在京宫观、寺院，自今武臣横行使及两省押班以上提举，余为提点。先是，李若愚解内侍押班，枢密院特令提举庆基殿，添支二十千。王安石以为：『庆基殿旧无提举官，虽石全彬有军功，又以都知罢带留后，亦但为提点，添支十千耳。』上曰：『俟即令密院改正。』于是创立此条。他日，安石白上曰：『学士旧多提举宫观，陛下指挥罢差都知、押班，自祖宗以求，只提点宫观，今却改为提举，更每月与增十千至二十千，臣不知都知、押班禄赐为薄为厚?若禄赐已厚，何须如此?』上曰：『近习自祖宗以来如此，如霞帔之类，学士不得，都知、押班乃得之。』安石曰：『祖宗以来虽若此，陛下欲跻圣德及尧舜之道，恐不须如此。假如学士有以病退者，陛下必未肯令提举宫观。』上曰：『此事乃密院误。』安石曰：『陛下以为误中外观听，孰不以为误?此大臣不知义命，以利害事。陛下者所以不能不阿媚此辈也。』上曰；『事有因时之宜，如穆王命太仆，亦非不重。』安石曰：『太仆官固不轻，穆王所以命之者，使之怀忠良，使之正而已。』上曰：『此辈岂尽小人?亦必有忠良。近日裁制已不少，添支微末，亦无分外亲近。』安石曰：『若陛下御之以道，即虽小人，自当革面而为君子者。陛下不能御之以道，即今天下所望以为君子者，变为小人多矣，况此辈岂可保信?』
　　十年五月壬戌，李宪为皇城使[5]，徐舜臣等七人转官、减年、循资有差。先是，冷鸡朴诱山后生羌扰边，木征请自效，众以为不可。宪曰：『何伤?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也[6]。』木征盛装以出，诸羌耸视，皆无斗志。我师乘之，获级、生降以万计，临阵斩冷鸡朴。董毡惧，因作旁行书喻之，遂遣使入贡。御史彭汝砺言：『臣昔者论不当付寺人以兵，陛下以为非是。及李宪师出，果获鬼章，自洮以西，遂至无事，而臣言绌矣。臣言自绌于疑，犹言天下之事，固有趋时而为之者?然其大纲，亦不可以一概言也。盖古者因民之有是疾，故择而任之，非以使令故，刑无罪之人而为之。古人为酒酱醯醢，司服守祧而已，其它莫与宪辟。薛昌朝不听，切齿扼腕，以为腐儒所卖，自是不复回顾士人矣。张茂则以河事颉颃作气，官属罕见其面，虽达官大吏，俛首不敢与抗。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贻陛下忧者，洮西、闽、蜀，其最计议论者，惟濬川之役。今日之役最为大者，洮河之役。数者皆在寺人，是陛下所爱养尊宠之士大夫，无一可属任者。彼其初非无敏健精悍可用之才，及稍任事，则窥觎玩弄籍蹈士大夫矣。方其无事之时，未见其害，则士大夫之言为不足信，亦莫之听也。及其祸乱既作，本末颠沛，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自古及今，盖非二一也。惟陛下为宗社计之，不胜幸甚！』
　　元丰五年六月己卯，上批：『昨据李宪奏请，泾原路自熙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悉力应副。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人夫未行。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指挥放散人夫等，更不追集诸路兵，即是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则守御亦有定计。』先是，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直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惭。

校勘记
[1]嫁娶 原本作『嫁娶』，据文意改。【杰按：此条校勘似有笔误】
[2]条例 原本作『修例』，据文意改。
[3]余依试身言书判人 原本作『余依口试言书判人』，据《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改。
[4]戊辰朔 《续长编拾补》卷七作『壬辰朔』，然无此条。
[5]皇城使 《长编》卷二八二作『昭宣使』。
[6]羌戎畏服贵种其天性此九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上
　　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钱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市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科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详见《三司条例司》）。司马光在经筵，言青苗钱不便，与吕惠卿答难（详见《讲筵》）。
　　闰十一月，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閤门引上殿。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三年正月癸丑，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乃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近至京师，唱言取三分之息，又开制置司，欲行其法于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勅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余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请给，无有赢余。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
　　三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一保，三等以上人为甲头。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余钱委本县量度增给，三等以上户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诸县不得避出内之烦，致诸人扇摇人户，却称不愿请领。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人马递申，以凭选官晓谕。如却愿请本县干系人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价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观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忧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防保内人。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复峻责诸县，人不愿请。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却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拾，须行散配。且下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固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事，往往旧债未赏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夏、秋隋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本岁河朔丰熟，常平籴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因军循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于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四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厉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赏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郊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余，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于急时，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自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亦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事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自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绸绢。或强支配，以监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赈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于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如此易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杰按：迟字疑误。】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既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慰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
　　正月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请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复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王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丑，司马光言：『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才数日，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彼言青苗法不便者，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臣窃闻先帝常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谓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尤大也。今陛下令薛向于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余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裔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即取臣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百有余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陛下试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
　　王安石既入见，又累奏辞位。上谕韩绛，令绛遣其子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尔，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豫置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宫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散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札子?今体量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趋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遂称疾谒告。
　　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右正言李常言：『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管【杰按：管，官之误也。】许风闻言事，岂可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议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升之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奉诏令，自当以身狥之。臣非好以议论胜[1]，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白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而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与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于蒋之奇也！』
　　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寺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近臣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2]，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
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下殿，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閤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閤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权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豫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留钱不胜故也。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文多不载。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縻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乞令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于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条例司奏转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须再辨列，欲望亲览后，付中书、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臣定议。如臣言不当，甘从窜殛；若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驳：『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也。』至，钱塘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于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上然之。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是日，陈升之以母老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必又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似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喏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怪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于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恕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丙申，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于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极陈之，其条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理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执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于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戬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于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者，建议谓便而试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监察御史里行程颐言：『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为害已多。近日条例司疏驳大臣之举，奏劾不奉行之官尽沮公议，先失众心。权其重轻，未见其可。乞检会臣前所言，早赐施行。』于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礼，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止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此，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是也。』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余见《濮王议》）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于百端。其后陛下海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妄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即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驳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令诏令本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
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有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于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末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
　　它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为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上怪问[3]：『上下纷纷，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摇之于上，御史中丞摇之于下，方镇摇之于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又读至『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试思：府界若无提举官，止有吕景，则此法已不得行。京西无提举官，上有提点刑狱，则已言人皆不愿。请以此验之，则不设提举官，付之它司，事必不举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举官虽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岂是正理?』上以为然。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褒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书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于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于联耳。』光曰：『不然。向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于浮议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见元敕否?』光曰：『不见。』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于臣之罪益重，于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专狥虚名?』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狥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上敦谕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为通进银台司。初，镇言：『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不须下条例司，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谕镇行下数四，犹不肯。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上许之。镇又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告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上御集英试进士，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为第一。』（详见科举)。

校勘记
[1]好以 原本作『好臣』，据文意改。
[2]果是 原本作『果见』，据文意改。
[3]怪问 原本无『问』字，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九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下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1]，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语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告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据援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內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升之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右谏议大夫[2]、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一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兴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
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缘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改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祐初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次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尤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知制诰宋敏求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弗循官制，未厌群议，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人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妄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3]，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有避，颠危莫扶。』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词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另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吴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曾见襄每引经，亦粗可取也。』
襄五奏，据襄集增修。司马光《日记》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故当时以此让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读，襄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安石曰：『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末黜，即奖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故纷纷不止也。』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绝灭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塈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范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词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联令草吕公著诰词，言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王安石以谕敏求，而曾公亮以为不可。敏求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援据非实而已。』光曰：『公著诚有此言，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于诰词而暴之内外，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为罪，自今群臣[4]，谁为陛下尽言者?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亦未为失体也。且敏求非亲承圣旨，据公亮之言而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传圣旨不同，亦当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属者安石家居，常求对，极称其贤，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以臣异青苗之故，宁可罪臣，不可罪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言告安石以卖恩。』光曰：『若尔，诚罪人也。』上曰：『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光曰：『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遍知矣。』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乎?』遂退。
　　五月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丙午[5]，比部郎中、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权本路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如故。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自直温始。庚戌[6]，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旨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旨给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礼，乃降是诏，先是，上欲复用修。执政问王安石曰：『修何如邵亢?』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番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诏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辈。』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上患无人可用，安石曰：『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上曰：『亦须用肯作事者。』安石曰：『肯作事固佳，若所欲作与理背，即误陛下所欲为[7]。又陛下每事未免牵于众论，或为所牵，即失事机，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论也。』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四月十二日）。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耳。』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然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徒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新判太原府欧阳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辛卯，诏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降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监南康军盐酒税，坐违诏旨，以不散青苗钱自劾也。其后乃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时参知政事冯京欲缘此复用之，宰相王安石曰：『为人反复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时，畿内方置保甲，且观其端，而知宿州元积中遽乞布之四方，故京师为之语曰：『元积【杰按：积，应为“祐”之误。】中逆承保甲，陈舜俞翻悔青苗。』闻者以为笑（陈舜俞监税在六月）。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及胡宗愈攻绛，上以手札与文彦博曰：『太原重地，须谙知边事之人[8]，乃可寄委。早来已指挥中书差吕公弼，见是枢臣，故不及与卿议，要卿知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乎稳。』安石曰：『京烛理未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王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曰：『臣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腹心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手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出之，则内外自知服矣。近陛下累曾论胡宗愈事，故已尽其情状，迟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更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讲，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9]，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军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已，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初，坰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当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坰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坰，询子也。癸丑，诏诸路提举常平宫到阙，并令辞见，如有合奏陈乞上殿，即依提点刑狱仪制施行。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膝，及其有罪，不敢隐，乃安石之至公也。』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察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成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壬申，王安石独对。上谓安石曰：『司马光甚怒卿。』安石请其故，上曰：『光前日上殿乞出，言谢景温劾苏轼必及举主。若朝廷责范镇，臣亦住不得。苏轼刚正，谢景温全是卿羽翼。』安石曰：『臣每称景温平直者，但见韩琦用事，朝廷士大夫号为有名者，亦皆屈意交琦妻弟崔公孺，独景温不肯为公孺少屈，臣以此称之。及吴充为京西转运使，遇公孺若常人，不加礼。』上因问：『吴充可为两府否?』安石曰：『充乃臣亲家。』上曰：『不须避。』安石曰：『若以人望，即吴充亦合为两府。今两制如孙永、韩维，最为可者。然其志未尝欲兴助至理也。』上曰：『充比维辈却晓吏事。』又曰：『两府阙人多，须更得数人。』安石曰：『陛下曾说蔡挺亦必可用。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察。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才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10]，仍五日一奉朝请。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政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曾公亮而沮抑韩琦。御史至中书论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厉声与之往反，由是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预也。苏轼曾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至是以疾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罢相。庚戌，司马光登对，乞许州及留台。上曰：『西京何如?』光曰：『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辞?』因拜谢而退。司马光知永共【杰按：共，应是“兴”之误。】军，及辞，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闻。』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犯大顺，赖陶得其实。』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识外事。』上曰：『本路民间利疾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于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十月癸亥[11]，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12]、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毋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己未，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瞻时出使未还也。
　　四年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辞，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绝口不复议新法。
　　四月丁卯，邓绾言：『知亳州富弼责蒙城[13]，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示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勿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余官吏。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但有违犯，不以轻重，亦合一面招认。近又开勘院，推究职官见行移文牒往来次。臣切观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钱斛，必谓有利于天下。然以臣所闻四方群议，此事利少害多，故臣愚意不愿支散，又缘臣为长吏，不欲明明废格新法，将来合散夏料之时，即指挥州司依例举行。又恐诸县便行支散，遂勘会得管勾钱斛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各曾往诸县季点，遍识知县、县令。臣因密与书题，不得支散，兼令丁宁说：向若妄乱广行支偯，将来人户逃移，带却官本钱斛，县司上下公人必著摊赔。兼徐公衮、石夷庚并曾执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时叱去。二人既不敢违臣指挥，各曾因书传，以臣谕意与诸县，遂亦不敢支俵。昨来不散青苗钱斛，其罪决不在他人，而臣专主其事，情状甚明，所以臣累奏，乞独坐重责，正为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奏事理，并乞降下推院，令照会取勘。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无可奈何。伏□况自初行法[14]，内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谏官论列不一，曲尽弊病。又闻后来弊病转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条上，但乞圣慈捡聚前后臣僚理会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议，便见利害。臣如此略具辨明者，只为因朝廷根勘，故难隐默，即非强自文饰，苟求免过。所有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只有不合随顺臣指挥愆过，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又刘挚为监察御史里行，未及陛对，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滞俵散青苗本钱，下本路转运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结绝。访闻命官乃干系人等在禁者甚众，遂成大狱，惊骇物听。臣愚以谓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钱，其罪可以一言定，非有晦隐难穷之状，而起狱不止有司，未测朝廷风旨，张皇事势，连逮证佐。当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挥，严责勘司，须今日近团结其照证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责盛夏，不敢淹延。』
六月乙丑，司农寺言：『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广惠仓钱斛并入常平。』从之。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以见也。
不放税事见二月五日，盖安石诬。
　　富弼之责也，杨绘草词云弼『天付忠纯』，安石大恨之。
　　八月癸酉，司农寺言：『诸路提举常平官课绩，以岁终考校升绌。其管勾官即令提
　　举司保明，上司农计功酬奖。』从之。
　　十一月戊子，太常丞、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察访淮南两浙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言：『臣所授勅，专令体量官吏违慢，未尽察访之意。乞许臣择能吏，随才荐举。其有绩行尤异者，具以名闻。』从之。
　　七年二月，上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五百员不过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贯，但费三十万贯置官，不为冗费也。』上以为然。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吕惠卿参知政事。安石执政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遂求去。安石荐绛代己，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详见《信任王安石下》）。是岁，诏给青苗钱，陆田以二月，水田以三月。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四月。先是，上批：『闻河北、河东上等户至今流移不绝，或缘与下户同保请常平钱谷，保内人近困乏食，多已逃散，惧将来独于户下催理，故一例迁避。宜令所在体量以闻。』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诸路体量状进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户流移，多因灾伤阙食，或为分房减口，初不缘下户欠常平钱谷。余皆曰无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户有逃移，亦恐未实，缘其奏称，或为分户减口，岂得谓之逃移?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著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上曰：『忘记是谁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实。若有事实，是州县监司合根究欺弊；若无事实，如此诬陷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达聪，乃容长此辈，适足自蔽耳。』上曰：『如吴中复即已施行。』安石曰：『两制夺一官，何足以惩奸?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熟也?』
神宗忧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具载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于观览也。
　　闰四月丙午，韩琦奏倚阁预买紬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谓韩绛曰：『此不可月。』绛曰：『民纳不得，须着宽恤。』及进呈，安石曰：『近岁以来，方镇、监司争此宽恤百姓为事，以希向朝廷。指仓库不足，则连乞朝廷应副。如预买絀绢，自祖宗以来，未曾倚阁。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朝廷因亦从之。若言灾伤，即祖宗以来，岂是都不曾值灾伤?又赊买银绢，本因配买伤民，遂令供抵当，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余年，固曾值灾伤，不知曾倚阁预买否?不知曾配买银绢否?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吴审礼、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但恐其过为宽贷以媚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上尝与二王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二王，岐王颢、嘉王頵。
　　十二月甲午，上批：『诸路提举管勾常平宫，自来未有明降著令，画一职守，致辖下官司不知适从。凡有举动，辄与转运司一例申禀。或非本管职事越次受理，亦有受奏者上下劳弊，宜参详前后指挥以闻。』于是诏常平钱谷庄产、户绝土田、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勾，转运使、判官兼领，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依旧属提点刑狱司。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昔周公勤劳王家，坐以待旦，跋胡囊尾，羽敝口瘏，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年之祚，身为太师，名播无穷，子孙奄有龟蒙，与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辅，不思经国，专欲自全，置二弟于方镇，以为三窟。及晋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则圣贤之心，岂皆忘身狥物，不自为谋哉?盖以国家兴降，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疲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万一鼠窃益多，蜂虿有毒，则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虽复委远机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处。乃至投簪解绂，笑傲东山，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更无所与让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充代王安石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变更。尝乞召还光及吕公著、韩维、苏颂，又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数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遗以此书，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元丰元年五月丙戌，诏诸路州、军并差官一员管勾常平钱谷，十县以上，二员分治。即广南无通判职官州、军，委知州管勾。其下县点检给纳，听以曹官或知县代之。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至参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五年十月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左藏库外，有元丰库杂储诸司羡余钱，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行役，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以给衙前。时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既久，储积赢羡。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郡，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张舜民《小史》云：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以储钱帛。亲制《置库赋》，其略曰：『在昔前朝，玁狁孔炽。嗟余小子，共承厥志』云云。诸路分将置都作院，河北设五都会，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宾，是天未欲幽、蓟之民归于中国乎!元丰库或即崇政殿后库，当考。《实录》卷末云：『聚金帛內帑，每年库以诗一字目之。诗凡三十二字。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但不计库名为门。』
　　六年正月壬寅，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提举官散敛常平钱物，自行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数，取一年立为额，岁终比较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匹石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历【杰按：历字疑。】三年，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丰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十四，敛一千五百万四百二十二。比较散增一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二。元丰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六，敛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较散增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分析以闻。《食货志》同，但增自熙宁立法以之初，至元历【杰按：同上。】末，凡水旱赈恤饥谨之财用取具，至今赖焉。今不取。

校勘记
[1]戊辰 原本作『乙丑』，据《长编》卷二一○改。
[2]右谏议大夫 原本『夫』字下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一○删。
[3]罢制置司 原本作『罢知制置司』，『知』字衍，据《长编》卷二一○删。
[4]以为罪自今群臣凡七字，原本只作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一○补。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6]庚戊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7]即误陛下 原本作『却为陛下』，句不通。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8]边事 原本作『适事』，据《长编》卷二一三改。
[9]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 《长编》卷二一三作『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似胜。
[10]集禧观 原本作『集禧殿』，据《长编》卷二一五改。
[11]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六补。
[12]校理 原本作『司理』，据《长编》卷二一六补。
[13]知亳州 原本作『汝州事』，据《长编》改。
[14]伏□况自初行法 《长编》卷二二二无『伏□』二字。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
神宗皇帝

役法
治平四年六月辛未，诏曰：『农，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务加惠养。比下宽恤之令，赐蠲复之恩，然而历年于兹，末极富盛。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深惟其故，殆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阀，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余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臣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偏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乎此。
七月戊寅，诏中外臣庶，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实封以闻。己丑，龙图阁直学士赵抃、天章阁待制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熙宁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谏院吴充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中，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陈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
二年三月戊寅，上谕大臣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1]。
三年八月，上批：『近令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农田水利差役事。』
九月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曾布同判司农寺，寻奏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是日，司马光知永兴军辞，上谕光曰：『本路民间利害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四年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行保甲，人极劳弊。』上曰：『淤田于百姓有何患?若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上，视之如细面。然见一寺僧言：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兼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曰：『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大一保，则其劳扰可知。』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
四月。先是，夔州转运使孙构、张诜言：『杜安行等平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三百，粮六百余石。见安集夷户佃莳起输租赋。』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惇言：『经制渝州疆土，难遍历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条约，权行于一路。』上批：『诸州役事不同，难止用一法。』丁巳，罢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戊午，京西提举常平等事陈知俭请先罢许州衙前管勾公使库，以军员主之，月给食钱三千。从之。初，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陪费，有破坏家产者。及是，遂更用军员代之。其后遍及诸路，悉用此法，人以为便。
五月乙未，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使平一。然闻干其任者，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至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戊戌，东明县民以县科助役钱不当，相率遮宰相，自言凡数百家。王安石既说论令退，遂白上曰：『知东明县贾藩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上以为然，因令究东明事。庚子，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奏：『有畿内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见逐乡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钱，多愿依旧充役。』诏司农寺令诸县晓谕，如有不愿纳钱之人，除从来不当役年月，令依条认本年役，候年月至，则赴官充役，更不令纳役钱。又奏：『乞差府界提点司官分诣县同造五等簿，升降民户。如敢将四等以下户升于三等，致人披诉，其当职官吏并从违制论，不以赦降原免。』从之。上疑初官户取助役钱少，安石至是白上曰：『官户坊郭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议论。坊郭等第户须纠合众人，打鼓截驾，遮执政，恐陛下未能不为之动心。』上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安石曰：『本取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辈。』上曰：『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凡今致纷纷，亦多此辈扇惑。』安石曰：『早定诚然，畏此辈扇惑非也。当令此辈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益天下，则不能胜天下，反为天下役。为天下役，则乱矣。』杨绘言：『比者畿邑之民来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便，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札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窃谓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子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岂得无罪乎?』不报。又言：『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受。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谕云：「此事相府不知，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仍问：「汝等来，知县知否?」皆言不知。又诣御史台。臣以本台无例收接诉状，谕令散退，而访问，乃司农寺不依诸县元定户等，却以见管户口等第均定出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别造簿籍，前农务而毕。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家产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盖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乃自司农寺先画数，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无争诉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县，岂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农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报府，直下县，欲其畏威，不畏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所以不顾事体如此。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言者?』王安石指陈绘言为不然，上诺之。丙午，王安石呈役钱文字。上以为民供税敛已重，坊郭及坊户等不须减税户升等第，更与稍裁之无害。安石曰：『今取于税户，固已不使过多，更过当减，但为厌人言，即无当于义理。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多耳，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摧兼并，惟古大有为之君能之。所谓兼并者，皆豪杰有力之人，其议论足以动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则恐陛下未能胜众人纷纷也。如两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然陛下已不能无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与治道极为毫末，岂能遽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
六月，杨绘又言：『助役之法难行之说亦有五：民难得钱，一也；近之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力定制。』
本志但云绘言助役之难有五；挚言役法之害有十，请一切罢之。余并不书。
七月，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言：『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臣丞司农之乏，而又备官属于中书，凡御史之言，预自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臣请一一而陈之：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人衙前之后，故今之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无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八九。田里之人困于徭役，使子弟习于游惰，临于刑罚，至于追呼劳扰，贿赂诛求，无有纪极。今输钱免役，使之安生乐业，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然昔第一等，则概充中等之役，虽贫富相辽，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其为均平齐一，无以过此。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常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论差乡户，不获募人，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则为良法，固无毫发掊敛之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率钱七千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县。贾藩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喧哗词诉，其意必有为也。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皆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开封于民事何所不与?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波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措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直为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责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论，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责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区区，所以守陛下之职不敢不尽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曰：『何如?』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分析。』冯京、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京又言：『刘挚近日别无文字。』上曰：『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复纷纷不安。』上曰：『待分析到更相度。』因言：『绘作富弼诰词云云（见《论青苗》），乃更称誉弼，殊不体朝廷意。』遂以布所言札与绘及刘挚，令分析以闻。
丁酉[2]，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辩，且曰：『臣之情状，已具四奏。』御史刘挚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圣旨，批送曾布札子条件诘难，令臣分析者。陛下以臣言为是耶，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为非耶，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然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农挟宠以护改作[3]，大臣误法以蔽聪听尔。因事献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势，陛下以为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为未安未治也，则以陛下之睿智，言动起居，躬蹈德礼，夙夜厉精，以清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谁致之耶?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望以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4]，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又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劳民而无功；又求淤田也[5]，则费大而无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6]。又起东西府地，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贤人，事君行道，必驯致之有渐，持久而后成。至于施设，皆有次序。今数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旁午，牵合于州县，小人挟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器，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挟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能附己者，不次而进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属掾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乃在布后，致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虽然[7]，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百年之成法，则剗除废革，存者无几。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凡几人?陛下亦常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奏至，安石曰：『绘所奏前后反复，今并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何以为私，蕃何以为公?且绘云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凡人之情为人所知，纵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绘所言，专为不平，此必有所坏也。』
王安石言杨绘，称：『虽臣引用，不敢以私。』绘奏并无此等，当考。绘为中丞在月癸酉。
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又诏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丁卯，屯田员外郎、知阳武县李琮权利州路转运判官。役法初下，琮处之有理，畿内敷钱独轻。邻县挝登闻鼓，愿视阳武县为比，故召对，擢用焉。
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
旧纪云：壬子，诏差役弊民，其罢之，使民出钱，吏役立直募人。新纪云：壬子罢差役。今删润别如此书。
庚申[8]，利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侁权发遣转运副使[9]。初，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优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议，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利路役钱岁用九万六千六百余缗，而李瑜率三十三万缗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务聚敛，积宽剩。提点刑狱周约亦同签书，乞重绌以警诸路。』瑜及约皆坐责，寻复之。绾又言：『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臣以为王者赋役敛弛，皆以为民，丰穰则取，饥馑则与，为政之实也。借或下户役钱一千，以分数各减二一百及三四百，或三十五十，亦不免赴官输纳，岂有所济?当立为信令：凡遇凶歉，使诸路如蠲放税赋法，不待奏禀。岁小饥，则免最下等户，中饥则免以次下户，免讫以闻，示信于民。如此，则凶年有施舍之惠，法令无动摇之变矣。』从之。
十一月戊子，诏职田占佃户过岁及影庇差役，并科违制之罪。
五年五月甲辰，诏权提点江南西路刑狱、提举常平仓金君卿落权字，仍赐敕书奖谕。先是，君卿奏：『昨王直温、苏澥同议科定役钱，召募入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本司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遂用熙宁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书指挥，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温等陪纲钱数太多，相度每细绢万疋，止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募到官五十余员管押，及差人船上京交纳，并不差乡户衙前。乞自今后依此。』故有是诏。于是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稍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行，则替罢官人人争为此殆李承之谗张谔，故有此问。然上亦素疑其未便。及进呈，上曰：『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又保正只合令习兵，不可令贰事。』安石曰：『保丁户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情无所苦。谓保丁只可令教阅，即《周官》十五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至于五沟五途封植，民皆出职焉。若止令习兵，不可贰事，即不知余事令谁勾当?』上曰：『周公之法，因积至成王之时，非一代之力，今岂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为趋省便?为趋烦扰?若趋省便，则至周公时极为省便，然尚不能独令习兵而无贰事。则今日欲止习兵无二事，恐不可得也。』乃诏司农寺、条例司具应言废罢耆户长壮丁利害，编写成册纳禁中。
九年九月，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表乞致仕，诏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论率钱募役之害曰：『昔者圣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业，任之力职。农夫效稼穑之力，虞衡主山泽之利，百工饬化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泽、关市，此财用之所出也。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输钱。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官自冶铸，民盗铸者抵罪，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本朝经国之制，县乡板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金、银、铜、铁、铅、锡、茶、盐、香、矾诸货物，则山海、坑治、场监出焉，此谓取于山泽者也。诸筦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惟钱一物，官自鼓铸。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常闻加赋于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则是本末之原、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千有零疋，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谷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役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三千余贯。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裔，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谷帛益贱[10]。凡公私钱帛之法，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治、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间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盖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民也。动之甚易，安之甚难，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国家之本也。是以圣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国家，必先得民，是为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
方平乞致仕，据集载不允。批答有『秋凉』之语，则其论役法必是八、九月间也。今附秋末。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吳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三年二月辛丑，判司农寺李定等乞开封府县界诸县乡村第四等、第五等敷出役钱。不听。
四年六月己巳，判司农寺舒亶尝言：『役法未均，责在提举官。』上曰：『提举官未可责也。近臣僚有自陕右来者，欲尽蠲免中下之民。朕谓不然。夫众轻易举，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若中下尽免而取足上户，则不均甚矣。古谓「均无贫」。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更讲求以闻。』

校勘记
[1]制置 原本作『制五』，据文意改。
[2]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3]挟宠 原本作『侠宠』，据《长编》卷二二五改。
[4]年间 原本无『间』字，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5]又求 原本作『又□』，《长编》卷二二五无墨丁。据上下文意，此墨丁或当作『求』字，今补。
[6]莫不强民以应令 原本作『莫□而疆民以应令』，据《长编》卷二二五改补。
[7]虽然此二字 原本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五补。
[8]庚申 原本作『丁巳』，据《长编》卷二二七改。
[9]权发遣转运副使 原本作『权发转运使』，据《长编》卷二二七补。
[10]益贱 原本作『益钱』，据《长编》卷二七七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神宗皇帝

保甲
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寺定畿县保甲条制，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者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乃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十五以上皆充。单丁、老幼、疾患、女户等，并令就近附保。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亦令附保，内才勇为众所伏及物产最高者充。逐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余弓箭等，许从便自置，学习武艺。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于保分内往来巡警，遇夜贼盗，画时声鼓报大保长，以下同保人户即时救应追捕。如贼人别保，递相击鼓，应接袭逐。每获盗，除编敕赏格外，如告获盗徒以上，每名赏钱三十千；杖以上，同保内有犯强盗、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论如五保律。其余事不干已，除敕律许人陈告外，皆无得论告。知情不知情，并与免罪。其编敕内邻保合坐者，并依旧条。及言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百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保内如有人户逃移死绝，并令申县。如同保不及五人，听并人别保。其有外来人户入保居止者，亦申县收入保甲。本保内户数实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户，即别为一保。若本保内有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逐保各置牌，拘管人户及保丁姓名，如有申报本县文字，并令保长输差保丁赍送，仍乞选官行于开封、祥符两县团成保甲，候成次绪，以渐及他县。』从之。先是，同管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赵子几言：『近岁寇盗充斥，公为民害。令欲依旧保甲，各立首领，使相部辖。及捕贼赏格，乃下司农寺详定。』至是增损行之。它日，上谓王安石曰：『用募兵与民兵亦无异，若役之过苦，则亦变矣。』安石曰：『役之过苦则变，诚然。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之比。然臣已尝论奏募兵不可全无。《周官》：国之勇力之士属于司右，有事则可使为选锋。又令壮士有所羁属，亦所以弭难也。』上论变义勇为民兵，当先悦利其豪杰，则众可驱而听[1]，因言汉高祖封赵子弟事。安石曰：『何独汉高祖?先王为天下亦然。盖周得天下之父三人[2]，则天下从之矣。有天下之父，有一国之父，有一乡之父[3]。能得一乡之父，则足以收一乡；能得一国之父，则足以收一国；能得天下之父，则足以收天下。』上曰：『民兵虽善，止是妨农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农为兵，因乡遂寓军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须有事，乃发之以战守，其妨农之时少。今边陲农人则无什伍，不知战守之法，又别募兵力戊兵[4]。尽边人耕织，不足以给衣粮，乃至官私转输劳费，尚患不足，遇有警急则募兵，反不足以应敌。无事则百姓耕种不足以给之，岂得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战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耳。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而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
四年三月，文彦博言：『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详见《役法》）甲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民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闻得颇有之[5]，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外，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上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甲，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弓一张至千五百，箭十只至六七百。当此青黄不接之际，穷下客丁，如何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令自办钱粮，起铺舍三两区，每保置鼓，遇贼声击。乡村之人，居处远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如此须人置一鼓，又费钱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头所说，非虚妄，及元非朝廷本意。今如此骚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徒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诚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常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六月己巳，上论民兵，因称府界保甲未善。安石曰：『保甲事多沮坏，安得善?大抵修立法度以便民，于大利中不能无小害。各欲人人皆悦，虽圣人不能如此。非特圣人，天地亦不能如此。如时雨之于民，岂可以无?然不能不妨市井贩卖及道途行役，亦不能使墙屋无浸漏之患也。』
八月甲寅，诏：『自今保甲与贼斗死者，给其家钱五十千；有户税者，仍免三年科配；因致废疾者，给钱三十千；折伤者二十千；被伤者五千。』以开封府界提点司言新籍畿县民为保甲，有奋不顾身捕盗者，愿优恤之。故有是诏。
九月乙巳，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畿县保甲保置旗鼓，以备教阅武艺。
五年二月甲寅，冯京为上言：『张角以有部分，故能力变。今保甲，亦恐豪杰有乘之者。』王安石曰：『民散则多事，什五之则无事。故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古事不论，但以今日言之：自府界立保甲，贼盗十减七八。』京曰：『岁有丰凶不同，今岁丰故也。岁凶即未可知。』安石曰：『冯京谓张角以有部分，故能为变。臣以角能为变，乃以桓、灵无政，大臣非其人，故州郡不职。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州郡无一处发觉于未起之前。如梁太祖，其事至微浅，然青州使人反其城，无一城不发觉。盖梁太祖苟非能守一城之人，不妄付以一城故也。』先是，上言赵子几恐孟浪。至是，安石又为上言子几有智略，可任用，且言：『三代禁防百姓严密之意，能什五其民。维持之法制则天下定，不维持之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
三月甲申，王安石为上言：『西事稍弭，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弊，惟兵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上曰：『但当悉行府界保甲，要亦未遽。』安石曰：『陛下能驾御将帅，便悉奉朝廷法令，则因人利害，欧百姓使习武事，一二年间便见效，不为迟。今但要分别利害，使趋令者尽得利，不趋令者尽受害，则人皆趋令矣。』上又恐义勇未能猝及募兵，安石曰：『今东兵全不可用，唯土兵可用。陛下诚能驾驭督责将帅奉法令，即义勇要如土兵，亦不难；要胜东军，即不足言也。』
七月壬午，枢密院传上旨，令中书改保甲上番法十日为一月。王安石言：『保甲十日一番，须一年八月乃当一番。若令一月一番，即番愈疏。又百姓投状，或乞半月，或十日一番。既指挥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降指挥，令一月一番，却恐百姓为人扇惑，以为初令十日一番，今才上番，便令一月一番，相次又当令长上，相次又令刺手面为兵，即恐有群聚诉冤，且乞十日一番。当此时不从，即背约失信；从之，则上令不行。谓宜令十日一番，候其习熟，然后徐与商量。缘将来弓手亦可罢，以保甲上番代之。一弓手之给，可给两人上番。又四城外，巡检尚有四千人，候保甲渐成就，亦可以保甲代之。至时乃与议增上番日数，亦恐必须分闲要月分，闲月即令上番二十日或一月，农要之月，即令只上番十日。』先是，曾布言：『臣伏思三代以还，比闾族党之法既坏，后世有为之君，思有以及此而未能也。陛下下尺纸之令，不动声色，而期月之间，其效如此。臣愿下提点司及臣章送中书详审，如可，愿付司农具为令。』于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于巡检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日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统领之。都副保正各别给钱七千，大保长三千。日教阅，夕比之。当番者毋得辄离本所。捕逐剧贼，虽不当番人亦听进集，给其钱斛，事讫遣还，毋过上番人数，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检司量留厢军给使，余兵悉罢。应上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以上，并记于籍，遇岁凶，五分以上者第赈之，自十五石至三石。寻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法。丙申，诏司农寺增置丞、主簿四员，仍自今轮出入案察逐州保甲。先是，王安石白上曰：『臣前欲以近畿郡为畿辅，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赵子几等按察官吏差易耳。若付之诸路，即恐诸路推行灭裂，无以使四方观法。』上曰：『可令属兵部置属官，令出入点检。』又曰：『冯京欲且迟留，候役事了，如何?』安石曰：『此事既不获已，圣人爱日，亦须及时修营，庶早见成效。且增置丞、主簿，令更迭出入按察保甲，即农田水利、常平差役，皆可使案察也。』上皆从之。己亥，诏获投匿名文字扇摇保甲者，给赏钱五百千。以司农寺言：近有人于封邱县北门以匿名榜扇摇保丁，使不得安。已檄诸县密行擒捕给赏，更乞朝廷严赐约束，故有是诏。
闰七月，上曰：『开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袄，已典卖弓箭，因致怨黩，虑亦有不易者。』先是，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阅不时，及卖弓箭、衣著劳费，往往讪骂，诏开封府鞫其事。上语及之，安石曰：『六月使人教阅，条贯亦初无此。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此凡民所宜。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陛下忧恤百姓至甚，故今立法，以听民便尔。且府界多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出赏钱，出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出赏之时，岂无卖易作袄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于百姓。夫赏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于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未有损也。』上曰：『赏钱人所习惯。』安石曰：『陛下为人主，当以理制事，岂宜以不习惯故，亦以为不安?』上曰：『民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河决坏民产，民不之怨。若人坏之，则怨矣。』安石曰：『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知天之所为，然后能为天之所为。为天之所为者，乐天也。乐天者然后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为，则不能力天之所为；不能为天之所为者，畏天也。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所谓天之所为者，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坏民产，而天下不恤者，任理而无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为怨，而天不为变，以力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使鲧治水，鲧汨陈其五行九载。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宜其寝食不甘，而尧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为天之所为，任理而无情故也。』
五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十九日、闰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朱史辄取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陈留保甲骚扰事下，误也。陈留骚扰事不闻置狱，此狱自缘皇城司采得保甲讪骂，乃令开封鞫之，故有『六月教阅』等语，与陈留初不相干，今仍依《目录》附本日。《兵志》载此段大抵因《日录》。陈瓘论曰：『安石曰：鲧汨陈五行九载，尧晏然不以为虑。臣闻《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难之。孔子曰：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夫知人安民尧以为病，何至于晏然不以洪水为虑乎?盖人主晏然不以为虑。然后大臣得以如意而有为。蔡卞解释《诗》《书》同此一说，今《日录》乃无『尧晏然不以为虑』之语。疑蔡卞实为安石删去。
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礼初议也。』（五月二十二日事。王安礼专一编修三路义勇条贯）上曰：『今以三丁为义勇，两丁为强壮。三丁远戍，两丁本州县巡检上番，此即王安礼所奏，但易保丁为强壮。人习强壮久，恐别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义勇非单丁不替，强壮则皆第五等户为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库，须上教乃给。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东盖宽利之，非苦之也。』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必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则兵不必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务，但不当专务强兵尔。』上卒从安石议，令尽依王安礼所奏。彦博请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密院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乙丑，遣起居舍人、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曾孝宽、赵子几往河东路察访义勇利害，及体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癸酉，王安石白上曰：『开封鞫保甲怨詈事，验问皆无有，今皇城司报探乃云尔，陛下宜稍留意省察。』
八月壬辰，中书门下奏：『近降指挥，令保丁更番在巡检下教习武艺，许外番带出入巡警。上番曰，保正长、保丁殴骂所辖巡检，依本属刺史县令法。保丁殴骂保长、保正，加凡斗二等；保长犯保正加一等。随巡检追捕盗贼退避，依弓箭手法；但随巡检追捕，非上番，惟于本地分犯盗，加凡盗二等；私为人代名上番杖六十，受赃重者从重；保正、保长知而不举笞四十，私逃亡杖六十十计逃日补填。卯点不到，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下，余送本县私行。监临官私役保正等计庸，准盗论。』从之。戊戌，开封府界提点司请置内县保甲衣装二万副、大旗二十五面，以俟都阅借给。从之。
六年六月壬辰，开封府言：『开封酸枣、阳武、封邱县民千余人赴府诉免保甲教阅。已榜谕无令越诉。盖畿县令佐或非时追集，以故致讼。胙城一县未命教阅而诉，并下提点司案察。』上批：『今正当农时，非次追集，于百姓实为不便。令提点司劾违法官吏以闻。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诉。』
八月壬申朔[6]，广南东路驻泊都监杨从先言：『本路枪手万四千，今排保甲，若两丁取一，得丁二十五万八千；若三丁取一，得十三万四千。自少计之，独十倍于枪手。愿委路分都监二员分提举教阅。』诏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其后户自第四等以上，有三丁者，以一为之。每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输一番阅习，每三日一比试事艺，高者先次放归（本志同此）。丁丑，沈括言：『两浙州县，民多以田产诡立户名，分减雇钱，夫役冒请常平钱斛及私贩禁盐。乞依京东、淮南排定保甲。保甲一定，则诡名漏附，皆可根括。』己卯，王安石进呈河北谋变事。上以为河北人愚，东南人即难诱。合以此事立保甲后，此事或可少绝。戊戌[7]，翰林学士曾布等言：『近司农寺请巡检置指使，保甲置木契，罢巡宿等条约。奉旨令司农寺、兵部检正、检详立法。臣等令修成义勇保甲及养民条约三卷。』诏兵部行之。保甲惟开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差官阅试。农隙讲习，皆出左契。巡检司给厢、禁军白直，余以保下番上，比旧兵级三分之一，代更以十日。遇追捕群盗，听抽上下番，县尉留弓手白直外，余如巡检法。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并排定保甲，劝诱习武艺。其荆、湖、川、广被边州军[8]，如当习武艺，委监司提举司详度以闻。
本志云：后惟全、邵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隶焉。今附注。此十一月十九日，可考。新纪云：戊戌，复比闾族党法。
七月甲辰[9]，权发遣广南东路提点刑狱陈倩言：『本路已团定保甲，乞给锣鼓旗物。遇袭逐盗贼，递相击发应接。』从之。
七年正月癸亥[10]，诏开封府界呈试保甲免本身夫役。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节见《王安石事迹》）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雨。
十一月庚子[11]，提举河北西路常平刘定乞逐年引试保甲。诏司农寺及兵部定每年
开封府界诸路当解发引见人数以闻。
八年八月，司农寺言：『保甲之法，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小保，五小保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诸路皆准此行之，惟开封府界五路，则除客户，独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以故小保有至数十家，大保有至百余家，都保有至数百家。人数过多，地分阔远，一或有犯，连至者众。盖立法之初有所未尽。欲令开封府界五路依诸路编排。』诏自今保甲，三年一造簿编排。开封府界五路，候造簿日，如所请施行。
九年五月辛酉，诏诸保甲可依新降队法结队，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每一都保给之一图。结队之法：三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并引战一人居前，拥队一人执刀居后，傔二人居左右，执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选士也。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队中兵械或纯用一色，或杂用弓弩、刀斧、枪、盾，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十月丙午，宰臣王安石罢判江宁府，枢密使吴充拜相。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充不能用（详见《论苗法》）。
元丰二年十一月癸巳，诏开封府界教大保长充教头，其提举官以昭宣使、果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王甲正、东上閤门使、荣州刺史狄谘为之。初，王安石议减西兵，以保甲民兵代之，于是始置提举教阅之使，后又及于西北三路。太祖皇帝惩唐末五代之乱，始为军制，联营厚禄，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故百余年天下无事，虽汉、唐盛时，不可以为比。养兵之费，一出于民，而御戎捍寇，民不知有金革之事。安石曾不深究，而轻议变易，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于今，盖不思本末不相称而利害异也。世议以为不然，后卒改焉。
十二月辛亥，提举广南东路常平等事林颜言：『今天下之民，家为之保，保为之长、为之正者，岂特不容其奸而已?盖归兵食于农，藏武士于耕，夫所谓教而后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沿江海诸州，依西路法训阅，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险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习，则一弓自足为备，可以不劳北兵矣。』诏下广南东路经略、转运、提举、钤辖司相度，皆言广、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并边及江海外按蛮贼，可依西路保甲教习武艺。从之。颜，福州人也。
三年十月丁卯，提举河北东西路义勇保甲司言：『义勇将校、都副保正愿赴集教场习学武艺。』从之。令陕西、河东路准此。后诏习学者益支给钱米器械，其本家少壮男子愿习者不给。
五年正月庚子，诏：『强盗保甲教阅军器者处死，情轻奏裁。窃盗箭二十只徒一年，弓徒二年，弩弦徒三年。徒罪五百里，流罪配千里。获窃盗保用教阅军器，一人比二人推赏。』
六年正月庚子，诏禁军马军保甲教阅隶枢密院。
三月丁丑，枢密副都承旨、客省副使张三甫等奏：『伏见团教保甲，朝廷立定三等事艺，赏典优渥。按阅之际，其间或令家丁及以别都人冒名代试，亦无由辩认。兼正、长所教事艺，及第一等至九分以上即补班行名目，其欺伪容蔽，亦合为之关防。欲乞特降指挥，重立告赏之法，庶其经久，杜绝奸弊。』奉旨：『今后按阅，并先委巡教官封臂写记保分，候按讫拆去。』
七月庚申，提举河北东西路保甲司奏：『团教保甲应干支费，除从官给外，合用杂费钱物，名件不少，尽是的确不可省阙。若不破钱，必有因循犯法之弊。若一一支破官钱，缘名件碎细，难以指定。今略具杂费名目及本司欲作掣划事奏闻。』上批：『契勘已据拟定诸路每岁据收到桩管保甲司钱万贯，除量留准备杂费外，可按阅团教保甲数，诸路省费钱数。省到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五百六十文五分四厘，费用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贯一百六十五文。除费用外，合封桩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七贯三百九十五文四厘。』
七年二月辛未，枢密院检会申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范纯粹奏：『旧条，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胜、盐菜钱一十文。契勘正兵每遇差出以至戍边，每人只日支口食米二胜至二胜五合。今来保甲既有盐菜钱外，其口食又增多正兵所请之数。伏乞将应系保甲请给钱米旧条并行删修，除盐菜钱依旧支给外，其口食每人并支二胜。』诏依旧日支钱一十文外，支与口食二胜半。河东依此，霍翔言及诏京东、西保甲养马（详见《马政》）。
五月辛酉，范纯仁权知河中府。纯仁至河中时，督教保甲甚严，非老弱不许在家，农事皆废。纯仁上疏言：『今秋陕西田稼丰稔，将来军民必皆足食。然收获不可稍迟，当如寇盗之至。盖子实才熟，即有雀鼠侵耗之害，兼易为进散遗落，万一忽遇风雨，即所损极多。缘今来少壮农夫俱系保丁，却以五日一次教阅，及往还，颇妨收获。伏望圣慈特赐权住教阅，候至将来收获了毕，却令补填权住过数日。』不报。
七月庚申，知延州刘昌祚言：『昨集教保甲弓马并不精当，但令守御，已用土兵换赴将下，团结成队，遇敌呼使，如有功，乞优赐推恩。』从之。

校勘记
[1]驱而听 原本作『欧而听』，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2]三人 《长编》卷二一八作『二人』。
[3]一乡 原本作『一家』，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4]戍兵 原本作『代兵』，据《长编》卷二一八改。
[5]有之 原本作『有之之』，衍一『之』字。据《长编》卷二二一删。
[6]壬申朔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7]戊戌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8]川广 原本作『州广』，据《长编》卷二四六改。
[9]七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二四六改。按：此条为七月事，当移至『八月申朔』条之前。
[10]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11]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二
神宗皇帝

市易务免行附
熙宁五年三月丙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中书奏在京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1]，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其余合用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四月丙子[2]。先是，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御史刘孝孙言：『于此见陛十宽仁优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
陈瓘论曰：吕嘉问请于律外别立市易较固一条[3]，神考圣训以为已有律，不须立条。其时刘孝孙称颂圣训曰：『此仁厚爱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孙之计非也，此事正是圣政之阙。陛下不欲行此兼并，所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內连近习，外惑言事官，使之腾口也。』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內，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孙家纸铺所为?何以谓之人主?呜呼！『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紙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辛卯，诏在京商税务、杂买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
闰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藉藉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闻，必有事实，乞宣示。』上曰：『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安石曰：『卖冰乃西园苑，非市易务。』上曰：『又闻卖梳朴即梳朴贵[4]，卖脂麻即脂麻贵。』安石曰：『若买即致物贵，即诸物当尽贵，何故脂麻独贵?』上曰：『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嘉问不检察。』安石曰：『嘉问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是也。』上曰：『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初臣要见施行次第，若有榜如此，臣无容不知。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缘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以具闻奏。』
十一月丁巳，上谓王安石曰：『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大烦细，令罢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私利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宫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又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善，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正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上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安石曰：『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之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彼何独蠲除此?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乃令乞觅为生，不乞觅不能自存，乞觅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钱，何如以所收息钱增此辈禄?』明日，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白上曰：『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辈增禄。』上曰：『诸殿无事，惟内东门司事繁，当与增禄。』安石曰：『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增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又录??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公所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则便于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变易，以从流俗。所见十二月乙亥朔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非余州，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召入承揽，以便民也。』
六年正月己酉[5]，中书言：『欲以市易务上、下界商税税翰林图画院，杂买务、杂卖场、诸宫观真仪法从、南郊、太庙、家事、府司、检详等库、都亭、怀远驿、三粮料院、内军器五库隶都大提举诸司库务。』上批：『内军器五库，官物储积，多在宫禁，及收内降物，兼自有提举、提点官，可不隶提举诸司库务。』余从之。辛亥，枢密使文彦博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敛民怨，乞寝罢。至今涉旬，未闻施行。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支十斗全粮大军，一岁增费，亦计数十万缗，以至添选人俸、增吏禄、给押纲使臣所费，又亦百万缗。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岂有所费如此，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以规利者?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须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彦博所言，遂寝不报。
二月丙子，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张焘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先已遣蒲宗闵、沈逵，今复遣杞。其后，上与辅臣论及市易，冯京曰：『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使臣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
三月。先是，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纳诸行利人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上曰：『此固便于民，然须严立防禁觉察，毋使堕废。如天下百姓纳麴钱，异时盐、酒既榷，其钱不能免也。』至是，上问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冯京曰：『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安石曰：『冯京同签书，中书文字，皆所亲见，如何去言闻不知先来如何细碎收钱，后来如何都罢?若据臣所见，即从初措置如此，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不知冯京何所凭据，有此奏对。且言提汤瓶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陛下治身以尧舜实然，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如市易司，非吕嘉问，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以忤近习?且市易事，臣一一亲经理其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圣意，而又召致近习谗毁，乃作扰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为?以为名则不善，以为利则无获。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今大小之臣，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与治功者。』
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为三司使，素知嘉问骄恣，怀不能平。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未得间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札赐布曰：『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详具奏。』布先受命察访河北，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布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辛酉，布对于崇政殿，具奏所闻。上览之矍然，喜见于色，问布曰：『王安石知否?』又问：『安石以为如何?』布皆对以实，且言：『事未经覆案，未见虚实。』上曰：『朕久已闻之，虽未经覆案，思过半矣。』布始得对，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谓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仓卒，容臣推究，陛下覆验，更加曲直。』布与嘉问不相足，布所言既送中书，是夜，上批问安石：『恐嘉问实欺罔，非布私忿移怒。』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安石意主嘉问，而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乙丑，曾布既受诏同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事，或为布言[6]：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7]，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布又闻嘉问已呼胥吏将案牍还私家隐藏更改，遂奏乞出膀，以厚赏募告者。明日（二十六日），上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榜嘉问所居。又明日（二十七日），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复有异辞者。惠卿退，以继宗还官舍，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缘由，再三诱胁继宗，令诬布以增加所言。继宗不从，反具以告布。惠卿又遣温卿密造王安石，言张榜事，且曰：『行人辞如一，不可不急治继宗。若继宗对语小差，则事必可变。』而嘉问诉于安石尤切。安石欲夜收张榜，左右白以有御宝批，乃止。是日（二十八日），惠卿以急速公事求独对，布亦具继宗所告曲折以闻，并言惠卿所见不同，不可共事，乞别选官根究。未报，而中书建白：『三司承内降，当申中书覆奏取旨，擅出榜欲按治。』诏官吏特释罪，其元批依奏指挥更不施行，榜仍缴纳中书。布论：『三司奏请御批例不覆奏，且三司尝申知中书，虑无罪可放。』寻有诏如布请，惠卿等侧目矣。
四月己巳，翰林学士吕惠卿言：『奉诏与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证，而有臣未到已前布所取状，臣恐当再行审覆。乞下开封府，暂追付臣处供析，即更不系禁。』中书欲依惠所乞施行，上批：『可令布、惠卿一处取问，所贵不致互有辞说。』三司既收榜放罪，上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及是布对，上慰谕久之，因曰：『惠卿诚不可更共事。』而又陈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事，上惕然咨嗟曰：『此事朕与有罪，当时失于不详究，便令依奏，今已无及，维当速释之耳。』布言：『编管人情轻，一期即放逐便，其人皆已放还矣。』时上意犹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请审复，尽谋独变此事也。上疑焉，故仍以付两人。己卯，详定行户利害所言：『自今凡有体问行户所状，乞降本所，以凭具析申奏。』从之。上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知在[7]。布又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阡陌之事矣[8]。近日嘉问奏称：熙宁六年，收息八十余万。贴黄云：近差官往河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上笑而颔之，谓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上既许之，乙酉，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9]，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坚求去[10]（余见《王安石事迹下》）。壬辰，中书奏事已，上论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人犹以为言者，此实除去衙前陪费深弊。且天下贡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罢去，人臣亦当体朕此意，以爱惜百姓为心。』冯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陛下但当辟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不便者不吝改作，天下受赐矣。』
五月辛酉，中书户房比对市易务事及曾布根究市易违法事。诏章惇、曾孝宽就军器监置司，根究以闻。吕惠卿又令户房会计治平、熙宁财赋收支之数[11]，与布所陈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具奏。后八日，布对于延和殿，言户房所以不同之故。上以布言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狱，朝夕窜黜。自尔必无由复望清光。』上曰：『卿为三司，案所部违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为无罪，不知中书之意如何?况臣尝自言与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狱，其意可见。』上曰：『有曾孝宽在，事既付狱，未必不直。』布曰：『臣与惠卿争论职事，今惠卿已秉政，势倾中外，虽使臣为狱官，亦未必敢以臣为直，以惠卿为曲。然臣为翰林学士、三司使，地亲职重莫如臣，所陈之事，皎如日月，然而不得伸于朝廷，孤远之士，何以望于陛下?都邑之下，人情汹汹，怨嗟沸腾，达于圣听，然而不得伸于朝廷；海隅苍生，何所望于陛下?臣得罪窜谪，何所敢辞?至于去就，亦不系于朝廷轻重，但恐中外之士以臣为戒，自此议论，无敢与执政不同者尔！』上慰劳之曰：『卿不须如此。』自尔不复请对。后八十余日，乃贬。
七月乙卯，诏广州市舶司依旧存留，更不并归市易务。八月丙寅朔，上批：『提举市易司奏市易二年，收息钱九十六万余缗。累准朝旨[12]，已支九十五万缗。可契勘何月日指挥[13]，支往何处，讫无行遣。』朱史削去，以为支拔息钱不合书，新本亦削去，今复存之，此亦可见市易司为欺也。
八月壬午[14]，翰林学士、行起居舍人、权三司使曾布落职，以本官知饶州；都提举市易司、国子博士吕嘉问知常州。军器监狱具，布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词理、不应奏而奏公罪，杖八十；嘉问亦坐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公罪，杖六十。而中书又言：『布所陈治平财赋，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缗，当于收数内辖除。布乃于支数除之。今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布所陈，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阙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奏事诈不实，徒三年。』而有是命。魏继宗仍追一官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同之。既而揣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问。会惠卿与布有隙，乘此挤布，而议者亦不直布云。周辅，双流人也。
十二月乙亥，虞部员外郎、新知常州吕嘉问提举河北籴便粮草，复理提点刑狱资序。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张谔讼嘉问不应黜降故也。初，王安石既有江宁之命，谔与嘉问持安石而泣。安石劳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两人收泪谢安石。
收泪谢安石，此据魏泰《东轩录》。
八年二月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三月戊午，上问王安石外事，安石具道：『虽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上曰：『人才止如此?』安石曰：『人才诚是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众怨则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自安。外官固未论，如吕嘉问，内则犯近习、贵戚，外则与三司、开封日夕辨事，以守职事行法，至于置狱推究，奸罔具得，而嘉问乃以不觉察杂置务剩收人情，愿纳息钱二贯，除小处知州。若剩收息钱可罪，监官宜不免。监官以去官获免，则嘉问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来提辖场务诸省寺之属，何尝有坐辖场务不觉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见尽力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问，苟不容，则孰肯尽力?莫不为因循偷隋之行。』上曰：『嘉问已与复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转运，却令嘉问提举便籴，此岂官人之宜?』上曰：『与移一路转运。』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则须却令嘉问领市易。』上曰：『恐吴安持忌其来，又复失吴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当为其审处。今市易事重，须嘉问与协力乃可济，不然，它时有一阙失，必更上烦圣虑。』又荐嘉问及张安国可为宰属，上皆以为可。
闰四月。上尝与岐王颢、嘉王頵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十月乙亥[15]，都提举市易司言：『袁州和买绸强风[16]，旧以盐准折，今乞依诸路例，每疋给钱千，从本司遣官，据合支盐数[17]，以末盐钞赴州出卖。』从之。辛亥，复置杂卖场。初，三司请废杂卖场，中书户房以为不便，下三司，而三司议与前异，乃复置场。诏三司官上簿[18]。
四月甲申[19]，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20]。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上曰：『均无贫固善，但此事难耳。』安石曰：『秦能兼六国，然不能制兼并，反为寡妇清筑台。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推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以为苟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臣尝论廪饩当称事政，为此也。』后数日，吴安持辞市易，上不许。安石曰：『臣与嘉问亲厚非有它，但与议市易而已。然其被诬，臣以亲厚之故，已难为之辨明，况臣女婿，恐有事愈难为言。乞别与人。』上固不许。丁亥，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言：『金宝非衣食所资，但当禁其侈僭。若有縻坏，旧法致之以死，则论罪太重；购以厚赏，则为禁太密。今新敕止坐以销金为饰者，旧法已删改。其縻坏金银，盖已无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银箔出卖。』上批：『市易务箔金宜罢出卖，已成者，听于后苑作折换。』
九年五月，都提举市易司言：『本司统辖抵当官钱，然检校库自隶开封府。若本库留滞左失，无缘检举，乞拨属本司统辖。』从之。
十月，王安石罢相，吴充代之。
十二月癸未朔，诏：『自今市易务上界官吏，岁比较酬奖，其提举官依旧二年一取旨。麻檾竹篾之类更不买。』
十年十一月甲寅，诏都提举市易司上界本钱，以七百万为定额，如不足，以岁所收息补满。其先借内藏库钱，以息钱二十万还之。是岁，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请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二年正月己卯，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第多取官贷，不能償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于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四年五月己巳，诏：『内外市易务民户见欠屋业等抵当，并结保赊请钱物息罚钱并等第除放，其本钱分三季输纳，息钱并出限。罚钱分为三等第除放。第一季本钱纳足者，息罚钱并放第二季，放二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尚欠，即估卖抵当，及监勒保人填纳所催钱物。在京于市易务下界，在外提举司封桩。』
五年正月辛亥，都提举市易司贾青言：『市易既革去结保赊请之弊，专以平准物价及金银之类抵当，诚为良法。乞推抵当法行之畿县。』从之。
六年十一月丁酉，开封府言：『据司录司抵当免行所言，熙宁十年，始立年额。其赏罚条约，依三万缗以上场务法，自元丰元年至五年，并增当立新额，户部详度，欲酌中用元丰二年三万九千七百缗为新额。』从之。

校勘记
[1]折博 原本作『折傅』，据《长编》卷二三一改。
[2]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3]请于 原本作『谓于』，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4]卖梳朴 原本『卖』字作『买』，据《长编》卷二三六改。下句『卖脂麻』，原本亦作『买脂麻』，据同书改。
[5]六年 原本作『六月』，据《长编》卷一四二改。
[6]或为布言 原本脱『布』字，据《长编》卷二五一补。
[7]知在 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长编》句下注：『此处疑有误』。
[8]阡陌 原本作『除陌』，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9]执政 原本无『执』字，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0]坚求去 原本『坚』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1]会计 原本作『会讨』，据《长编》卷二五三改。
[12]累准朝旨 原本作『累年朝□』，『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五改补。
[13]月日 原本作『日日』，据《长编》卷二五五改。
[14]八月 原本脱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五补。
[15]乙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16]和买 原本作『私买』，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17]合支 原本作『今支』，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18]诏三司 原本脱『诏』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19]四月甲申 检《长编》，此下确是熙宁八年四月甲申事，然上已出现闰四月、十月事，则此段当移至闰四月之前。
[20]可见 原本『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三
神宗皇帝

方田
熙宁五年八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1]，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据其方庄账籍，验地土色号，别其陂原、平泽、赤淤、黑坛之类凡几色。方量毕，记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尽其词，乃书户帖，连庄账付之，以为地符。
地符[2]，见七年四月四日，合去彼存此[3]。
均税法，以县租额税数，每以旧收蹙零数均摊于元额外，辄增数者禁之。若丝绵、绸绢之类，不以桑柘有无，止以苗亩为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动以浮言。辄有斩伐荒地、以见佃为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卤不毛，听占佃众得樵采，不为家业之数。众户植利山林、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皆不计税。诡名挟佃，皆合并改正。凡田方之角降植[4]，以野之所宜木，有方账，有庄账，有甲帖，有产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七年四月丁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庚午，诏：『方田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躬验逐等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写成草账，于逐段长、阔步数下各计定顷亩，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别造方帐。限四十日毕，先点印讫，晓示方户，各具书算人写造草账，候给户帖，连庄账付逐户，以为地符。』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遣指挥并权罢。』是日，雨。
元丰五年二月癸酉，开封府言：『永兴、秦凤等路当行方田，昨准朝廷取税赋最不均县先行，岁不过一县。若一州及五县，不得过两县。缘府界十九县，比一州事体不同，似此推行，十年乃定。请自今年岁方五县，送司农寺。』司农寺以为便民，遂从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月丙申[5]，，诏罢方田。
旧录云：税役不均久矣，富者轻，贫者重，故下户日困，先帝怨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详悉，繇役无偏重之患，遽罢之。新录辨曰：『神宗患税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然官吏不得人，以至骚扰，至是乃罢。非遽也。』自『税役』至『遽罢之』四十字并删去[6]。熙宁五年八月，始颁方田条式。

手实
熙宁七年七月癸卯，命工部员外郎集贤殿修撰判司农寺李承之[7]、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同判司农寺张谔、秘书丞馆阁校勘权判刑部朱明之、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丁执礼并兼详定编修司农条例，执礼仍充馆阁校勘。知开封府兵曹参军大理评事吴安持、忠正军节度推官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吴县尉提学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并兼充编修删定官。乙卯，司农寺言：『五等丁彦簿，旧凭书手及户长供通，隐漏不实，检用无据。今《熙宁编敕》但删去旧条，不立新制，即于造簿，反无文字可守，尤为未便。承前建议，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之法，最为详密，贫富无所隐，诚造籍之良法。』诏送提举编修司农寺条例司。建议者，前曲阳尉吕和卿，惠卿弟也。丙辰，诏：『诸房创立或删改海行一司敕[8]，可并送法司及编敕所详定讫，方取旨颁行。』癸亥，参知政事吕惠卿言：『司农条例所该事目极多，欲下诸路，令提举司官各具本路推行新法有无疑虑，须令申明，及未尽未便事，合更改措置，或本路已修完改正，可以推之别路，条具申本寺遍牒。辖下官亦许直述所见。』
三月十七日，惠卿判司农寺已有此申请，当参考。
又言：『诸路州县见行常平、苗役、丁产[9]、保甲、农田水利等事，全籍簿书钩考，登耗虚实，则其制造，不可以无法。欲令提举司各据本路见用簿如何制造关防，具简经式样供申。』从之。已而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于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决?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隐落，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手实法凡造五等簿，预以式示民，令民依式为状，纳县簿讫，第其价高下为五等，乃定书所当输钱，示民两月，非用器、田谷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上充赏。其法：田宅分有无蕃息，各立等。若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通一县民物产钱，以元额役钱均定。凡田产，皆先定中价示民，乃以民占，如价计钱。于是始行手实法。
八年正月辛丑，察访荆湖路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10]，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县灾伤五分以上，则不与焉，且留以俟丰岁。以臣观之，使民自供手实，无所扰也，何待于丰穰哉?愿诏有司，不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吕惠卿为手实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谏官范百禄言：『造簿手实，告匿有赏。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11]，恐不如法意，至于骚动[12]。人户虽有手实之文而未尝行[13]，盖谓使人自占，必不尽数供通，而明许告言，则家家有告讦，人人有仇怨，礼义廉耻，何可得哉?』张方平言：『中户以下，鲜有盖藏。田蚕所收，岁有厚薄。户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纷乱新法，以建议者内为之主，故当职者人无敢言。向者朝廷所立法制，盖以便民为本，因以成国之利。今兹一事，专用挠人，徒骚孥于天下，实无济于国家。』
二月丁卯，前曲阳县尉、权军器监主簿吕和卿为奉礼郎、知军器监丞。先是，吕惠卿令和卿建议行手实法，至是，判军器监章惇请以为丞，仍特改官。
十月，参知政事吕惠卿出知陈州。辛亥，诏：『闻东南推行手实簿法，公私烦扰，其速令权罢。』
元丰元年九月甲申，中书言：『应诸县造乡村坊郭丁产等簿，并录副本，送州印缝于州院架阁。』从之。

义仓
熙宁二年正月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县未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14]，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输，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灾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三二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余并且依所奏施行。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于齐州创置义仓，已劝事十万余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将诏广渊举知州一人。』
三年，提举常平广惠仓事（备见《青苗法》）。
四年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十年九月癸酉，诏开封府界提点，先自丰稔畿县立义仓之法。
旧纪云初立义仓；新纪云立义仓自畿內始。
元丰元年二年庚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承禧言：『窃惟陛下所以哀怜元元，发于精思，恻怛之仁心，讲义仓之法。今率以二石而输一斗。臣之领邑二十二，其九已行，岁斛几万。请自今岁夏税为始，不烦中覆而举行之。』乃诏畿县皆立义仓，事隶常平司。
六月丙寅，知将作监主簿王古言：『去岁诏讲复义仓，试于畿邑，已不扰而可行。欲乞于丰稔路，委提举司勘会省税常平免役钱谷，欠阁兵不及三分处先推行，庶几数年之间，即见成效。』诏京东、京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依开封府界诸县行义仓法，余依奏，仍以今年秋料为始。
十月己未，权发遣兴州罗观乞颁义仓法于川陕四路[15]，从之。

农田
淤田
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上论淤田得麦事（见《役法》）。
五月乙未[16]，御史刘挚言：『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权罢，则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总领淤田司事。
昉总领淤田，当检月日。昉权罢开漳河三月十一日丙申，上批并此月十一日乙未。王石论陈荐云云，可考。
臣谨按：程昉、李宜之将命与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实闻于朝，伏恐生事兴患，未有穷已。伏乞明布防等罪状，重行贬窜。』杨绘亦再具奏，乞罢工役。王安石为昉辨说甚力，皆寝不报。
御史刘挚言：程昉等开漳河不详利害，扰民费财，及欺罔要君[17]，乞行罢黜。墨史但如此书于十二日，朱史又削去。今具载挚奏。按：《日录》以十一日进呈，挚奏必在十一日以前，今附见十一日。墨史乃于十二日书之，恐误也。中丞杨绘亦有二章论奏，《实录》并不书，今附见于此。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增役兵、开漳河。
安石又白上：前此枢密院言，淤田役兵多走死，至一指挥但有军员五人归营者；又言府界营妇举营诉于提点刑狱，乞放淤田兵士，密院遂札付提点司密切体量。安石取簿历，根究得淤田兵士走死，多处不及三厘。用法：走死及八厘，尚合得第一等酬奖。又问密院何以言，云：『得之曾孝宽，得之李琮。』上曰：『曾孝宽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宽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误听，亦不可知。』冯京曰：『人言所闻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体。陈荐前日上殿，言且喜朝廷觉察，罢却淤田。』安石曰：『陛下用陈荐辈为耳目股肱，今荐权发遣开封府界内淤田，其罢与不罢，及利害，初不曾知[18]，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赖[19]?』
六年九月丙辰，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太常丞杨汲府界淤田各十顷。叔献等引河水淤田，决清水于畿县澶州间，坏民田庐、冢墓，岁被其患。他州县淤田类如此，而朝廷不知也。
七年正月。先是，提举河北路常平等事韩宗师劾程昉导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诏昉分析。于是进呈，读至宗师言：『昉奏百姓乞淤田，臣勘会百姓元不曾乞淤田。昉分析：据差去检踏官取到逐县乞淤田状，但不曾户户取状。』上曰：『亦无人户状。』王安石曰：『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官吏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程昉奏乞淤田既无状，即难明虚实。然为朝廷宣力，溉田至四千余顷，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上言：『昉昨修漳河，闻漳河岁岁决；修滹沱河，又却无下尾。』安石曰：『修漳河出却三县民田，百姓群至京师，经待漏院出头，谢朝廷差到程昉开河，除去百姓三二十年灾害。』
林希《野史》云：原武等县民因淤田浸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其令迨呼，将杖之，民即谬曰：『诣阙谢耳。』使者因代为百姓谢淤田表，遣吏诣鼓院投之。状有二百余名，但二吏来投之。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今附注此，当考。六年九月丙辰，赐侯叔献等田，併考。又逐条读程昉分析。
八年闰四月十四日，王安石云：『程昉与韩宗师同放罪。可考』。上曰：『若韩宗师，何惜行遣，令转运使考按其事。』
韩宗师提举河北常平，既有旨下京东转运司。及程昉各差官检定淤田，宗师固未尝兼京东转运司，不知何故，却自差官。盖宗师只从河北常平司差官检定河北淤田，初不问京东转运司及程昉，又差独员监当官，故王安石以为违法也。十月十二日丙子，程昉迁官，可考。沈活《笔谈》云：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浅，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诗数十篇，令坐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初莫谕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內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诸泺，皆以徐、鲍、唐、沙等河、叫猿、鸡距、五眼等泉为之原，东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下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沦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冀日惟是聚集游民刮碱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泺，奸盗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沈括《笔谈》或附和王安石说，今附注此，待考。
二月丙子，上议择河北师云云。吴充白上，乞且减省骚扰河北事。王安石曰：『河北修役法，人皆免役数年，特不科配银绢。至于其余百色，无一毫科配，如何反有骚扰?』上曰：『当是向来差夫多。』安石曰：『差夫事，候排定保甲，乃可见事实。大抵七八丁乃差一夫，有何骚扰?初有河决，遽调夫，不知河至今不塞，河北如何骚扰?调数万夫塞却河，致恩、冀数州皆免流亡，得良田耕垦，何名骚扰?塞滹沱河，又出田几万顷，灌田四千余顷，纵未经打量，不知万顷实否，然亦须五六千顷。并淤到卤地亦自万顷，又开漳河，出三州之田皆可耕种，百姓至群聚来京师，谢朝廷为之除害，如何谓之骚扰?』充曰[20]：『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安石曰：『民既难与虑始，此所以须朝廷驱使。况亦不闻百姓以此为怨，但朝廷士大夫自纷纷尔。』上因择帅之难，叹曰：『今朝廷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卿等亦宜为朕养育实才，以当缓急之用。』安石又言：『今人材之少，当由陛下是非任意[22]、赏罚不明，人人偷惰取容，莫肯自尽故也。如赵子几在河北，未尝按一人，独程昉尽力，乃兴数狱危之。昉终无罪可劾，唯以壕寨取受杖罪，收坐免勘。安有一年提举四五处大役，乃以一壕寨取受杖罪收坐之理[22]？子几宣言，陛下极称其能劾程昉。子几向在府界，真能不畏强御，修举法令?陛下每以众毁疑之。臣数辨其无罪。及使河北，更按尽力之吏，以取悦流俗，陛下始极称之。如此，即人臣何故不务为偷惰取容?』上曰：『朝廷奖用程昉如此，安得不尽力?内臣极有愿为昉所为者。内臣得举京官，祖宗以来未有。』王安石曰：『昉以职事得举京官，不知受赂否?若不受赂，但以要人营职故同罪举官，不知于昉私家有何所利?若人人能为，陛下何不降出姓名，代昉职事?』上曰：『只是修水利，又不似王继恩平西川。』安石曰：『人材各有用，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贵，何必能平西川，然后保惜?陛下长育人材如此，则人材乏少，臣何敢任其罪?』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
十月丙子[23]，同管勾外都水监丞、提举河北兴修水利程昉领达州团练使，永静军判官林伸、东光县令张言举各追一官勒停。初，昉开胡芦河，引水入新开故道，浸民田不可胜计。诏河北东路转运司遣官相视。转运司遣伸、言举，伸、言举奏：新河身比旧河高一丈以来，致水逆行，侵民田。诏昉具析，昉反言引水通快，官私船筏，略无阻滞。诏遣都水监丞刘璯、黄御等河催纲李直躬考验，而璯等奏如昉言，故昉迁官，而绌伸、言举。
《会要》水利门：七年十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端州刺史程昉遥领达州团练使。昉滹沱河，议者互出所見，谓非利，昉确不移。既而水行，人便之。上嘉焉，进宫以赏之。《会要》所书，盖专为昉道地，与元祐史官不同，当考。元祐吏官载伸等言：致水逆行，昉反言云云。绍圣吏官乃削去『致』字、『反』宇，此可见其意也。
御史盛陶尝论昉曰：『昉挟第五埽塞决河之功[24]，故纵壕寨徒属骚扰不法。所开共城县御河，颇废人户水磑。多用民力，不见成功。又议开泌河，因察访官案行，始知不当。漳河、滹沱河之役，臣不知用工几何，淤田若干，即令通流与否，而水占邢、赵、深、祁之良田，民颇咨怨。』王广廉、孔嗣宗、钱勰以至赵子几皆有论列[25]。上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且欲任使。开漳河七百万工、滹沱河九百万工，已议体量。』然朝廷讫不果根治也。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等言[26]：『尝乞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漕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依数拨还，或给价钱。又采买材木遥远，清汴闸欲候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案视措置[27]。』诏翰林学士侍读陈绎、入内都知张茂则与昉等覆视以闻。其后绎等言：『可济行运。其置闸疏密土工物料，见令杨炎等计置。』诏候相度毕，具合行事节以闻。
四月，都大提举黄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滹沱、胡芦两河引水，淤溉滹沱南岸魏公、孝仁两乡瘠地万五千余顷；自永静军双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万二千余顷，并俟明年兴工。』从之。
五月，王安石为上论程昉、吕嘉问事。上曰：『如程昉，非不勾当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举吕公孺，诚为不识理分。然于国事，有何所损云云。』上曰：『如程昉，数年间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状比众人合转数官，即才转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数处置狱，岂得谓足?陛下前日宣谕：程昉恃中书知察[28]，方能尽力。臣此见昉数处置狱被劾，但能令人叹息而已。昉乃为臣言：「不须为昉深辨，但今昉得罪，追一两官，或被停废，察谏议自然息怒，不然，即纷纷未有了。昉但得力朝廷了公事，利泽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废，昉亦能营生，必不寒饥，相公不须过忧。」其言如此，乃非恃中书营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尽昭明，则事功何由兴起?』
九年九月丙寅，赠皇城使、达州团练使、带御器械程昉为耀州观察使，官其二子，赐宅一区，以昉任水事有功特恩也。昉挟王安石势，多所陵慢。后安石觉其虚诞，疏之，昉以忧死。
元丰元年七月甲午，管勾外都水监丞、殿中丞耿琬兼提举河北淤田水利司，仍自今罢置淤田一司。
三年二月壬寅，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驾部员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上淤田营田司自熙宁七年至十年费钱十五万五千四百余缗。

水利
熙宁元年六月辛亥，王临言：『保州塘泺已西可堤植木，凡十九年，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阪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所在淹废。』诏诸路监司：『诏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埠，力利有实，当议旌宠。』
五年十一月癸丑，睦州团练推官、知於潜县郏亶为司农寺丞、两浙路提举兴修水利。
郏亶明年五月二十三日追官，《日录》载上语云：『郏亶且勿移动。』按：亶事讫无成，故安石专以此为出上意，今不取。
庚午[29]司农寺丞、新提举两浙路兴修水利郏亶言：『乞将向日凡言两浙水利文字付臣看详，或召言者询问，如实利便，及其人可任使，乞令分头主管官员依部役官举人，依曹孝立例给请受，候兴修，随功利小大[30]，等第酬奖。』从之。
曾孝立亦当考。又见七年十月。
六年五月戊申，诏：『创水磑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减官司，容纵亦如之。』
八月，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两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土人，习知其利害，性亦谨密，宜不妄举。』上曰：『事当审计，无如郏亶妄作，中道而止，为害不细也。』丁丑，沈括言：『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淹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从之。九月戊申，淮南东路转运司言：『真、扬州民逐熟于泗州见振救。』及两浙提点刑狱司言：『润州旱甚，乞发省仓，或量给度僧牒及紫衣师号，募人入粟，以备赈济。』诏各拨常平司粮三万石，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上谓王安石：『奉先寺进新种稻极佳，赐与一道紫衣。』王安石曰：『陛下每以劝农事为急，甚善。』初，蔡河既作重闸，有余水，乃教河侧人种旱地为稻，而奉先率先种稻。上曰：『蔡河虽作重闸而未尝闭者，水有余故也。若教人广引蔡水种稻，则蔡河乃不患水多。』安石曰：『邓艾得并水东下营田者，以赖蔡河漕运故也。自不赖蔡河漕运，故欲并水东下，修邓艾遗迹不可得。今蔡河重闸无所用水，则欲并水东下，无所不可。若相旱地为塘，多引沟洫作水田，则陈、棣数州自足食，余及京师矣。此须择一能干事人，方了此。』
七年正月，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
九年正月壬午，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刘瑾言：『体访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古盐河、万安湖、小河，已令司农寺结绝，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案施行。』从之。

种桑
熙宁六年六月己丑，中书以劝课栽桑之法奏御。上曰：『农桑衣食之本，宜以劝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为州县约此以为赀，升其户等耳。旧有条禁，可申明之。』癸巳，司农寺言：『详定府界提点吴审礼乞令诸县劝课，随户等种桑椹，听自来年种，次年移种，候建栽法，遍下诸路。』从之。
七月庚午，诏：『安肃、广顺军、保州人户地内，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为立劝课之法。每三株青活，破官米一升，计每户岁辅官之物，以实估准折，不尽之数，以待次年。如遇灾伤，放税及五分以上，即以准折未尽米数等第济接，仍据逐户内合栽之数，每岁二月终以前点检。及一分青活，至十年周遍。如不及一分，即量罚罪赎，勒令补种。令、佐得替，转运司差不干碍官点检，以一任合栽之数纽力十分，如及十分者有赏，不及七分者有罚。其所栽植之木，令人户为主，非时毋得遣人下乡，以点检为名，以致骚扰。委转运司施行。应昨所差管勾、提举官并罢。』初，以赵子几及曾孝宽所言，程昉相度。枢密院欲罢昉，以孔嗣宗代之，王安石不可，乃更立此法。
元丰八年十二月，罢栽法。

校勘记
[1]千步 原本作『十步』，据《长编》卷二三七改。
[2]地符 原本作『此符』，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3]去彼存此 原本无『存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4]降植 原本『降』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七补。
[5]丙申 原本作『乙酉』，据《长编》卷二六○改。
[6]四十字 原本作『四十年』，据《长编》卷二六○改。
[7]李承之 原本作『季承之』，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8]海行 原本作『每行』，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9]丁产 原本作『下产』，据《长编》卷二五四改。
[10]版图 原本脱『图』字，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11]推而行之 原本『推』作『权』，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12]至于 原本『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九补。
[13]人户虽 有原本作『户令虽有』句不通。据《长编》卷二五九改补。
[14]耆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四补。
[15]兴州 原本『兴』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三补。
[16]乙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17]欺罔 原本『罔』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三补。
[18]不曾知 原本『曾』字误为『会』，并倒于『知』字之下。据《长编》卷二二三改。
[19]不知 原本二字上有『会知』二字，据《长编》卷二二三删。
[20]充曰 原本作『兖曰』，据《长编》卷二五○改。
[21]是非任意 《长编》卷二五○作『是非好恶』。
[22]取受杖罪 原本作『取杖受罪』，据《长编》卷二五○乙。
[23]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七补。
[24]决河 原本作『尖何』，据《长编》卷二五七改。
[25]钱勰 原本作『钱缌』，据《长编》卷二五七、《宋史·钱勰传》改。
[26]同管勾 原本『同』作『问』，据《长编》卷二六○改。
[27]臣僚 原本作『臣察』；案视，原本作『按现』，据《长编》卷二六○改。
[28]知察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29]庚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补。
[30]小大 原本作『山大』，据《长编》卷二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四
神宗皇帝

修经义
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中书奏定贡举新制：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时务策二道、礼部五道（礼部五道，当考）。中书撰大义式颁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中书选择逐路各三五人，虽未仕有经术行谊者，亦许权教授，给下县主簿、尉俸；愿应举者亦听。候满三年，有五人奏举，堂除本州判，同主簿、尉，仍再兼教授。即经术行谊卓然、为士人所推服者，除充教授。其余州军，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奏见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可为人师者，中书体量堂除逐路官，令兼本州教授。
五年正月戊戌，王安石以试中学官等第进呈，且言黎优、张谔文字佳，第不合经义。上曰：『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安石曰：『《诗》已令陆佃、沈季良作义。』上曰：『恐不能发明[1]。』安石曰：『每与商量。』季长，钱塘人，安石妹婿也。壬寅云云。上言勘河决事，乃独遣程昉，安石云云，以疾病为辞。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五月壬辰，上谓王安石等曰：『蔡确论太学试极草草。』冯京曰：『闻举人多盗王
安石父子文字。试官恶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要一道德。若当如此说，则安可臆
说?《诗》、〈书》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远能迩，《诗》、〈书》皆有是言，
别作言语不得。臣观佛书，乃无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六年三月乙酉，命知制诰吕惠卿兼修撰国子监经义[2]，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雱
兼同修撰。先是，上谕执政曰：『今岁南省所取，多知名举人，士皆趣义理之学，极为美
事。』王安石曰：『民未知义，则未可用，况士大夫乎?』上曰：『举人对策，多欲朝廷早
修经义，使义理归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国子监沈季长亲嫌，固辞雱命，上弗
许。已而又命安石提举。安石又辞，亦弗许。
丁卯，旧纪书『诏王安石设局置官，训释《诗》、〈书》、〈周礼》义』，即此事也，今不别出。
四月壬辰，新赐进士及第余中为大理评事，朱服为淮南节度推官。邵纲为集庆军节度推官，叶唐懿为处州军事推官，叶棣为秀州司户参军，练亨甫为睦州司法参军，并充国子监修撰经义所检讨。上初疑棣等未称职，王安石曰：『今乏人检讨文字，若修撰，即自责成吕惠卿。』上乃许之。
十月辛未，光州刺史、附马都尉马敦礼乞立《春秋》学官，不许。先是，上以敦礼不识王安石，遣敦礼诣中书见之。敦礼求独见，安石辞以不曾被旨，与众见之。是日，上问安石：『见敦礼否?』安石对以如前。上曰：『卿尝以《春秋》自鲁史亡[3]，其义不可考，故未置学官。敦礼好学不倦，于家亦教发[4]，第未知此意耳。敦礼但读《春秋》而不读传，〈春秋》未易可通。』冯京等曰：『汉儒初治《公羊》，后乃治《谷梁》，《左氏》最后出。』上曰：『汉儒亦少有识见者。』
十一月庚辰，修撰经义所检讨洪州进士徐禧为镇南军节度推官、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禧与吴著、陶临皆以白衣为修撰经义所检讨，至是，又以选人入中书习学，行检正事。初，吕惠卿荐禧所为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经术变士人，十已八九变矣。然蹈袭人之语，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观禧文学，晓政事，宜试之于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书检正官如章惇辈，朝廷当即有差除。后更用人如有不称，艰于退绌，欲置入为习学。』上以为然，于是以禧为之。中书五房习学公事自此始。七年四月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己丑，王雱为右正言、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雱以疾不能朝，又诏特给俸，免朝谢，许从王安石之江宁，仍修撰经义。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
九月庚子[5]，命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崇政殿说书吕升卿同兼修撰经义。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五月，御史蔡承禧言吕升卿招权慢上，并及吕惠卿。是日乙丑，进呈经义，上曰：『所辟检讨刘谷，谷必通经义。惠卿言其人有学问有行。』王安石曰：『臣亦闻其有行，但不识之。』上曰：『检讨须有补于修经，不然，虽有行，何补?有行之士，自别有用处。』时承禧言升卿辟谷，与官俸，令教小儿而已。安石时与惠卿俱对，上顾安石，称其独无私。前此亦屡有此言，盖为惠卿发也（余见《王安石》、《吕惠卿》等）。
六月丁未，同修经义吕升卿言：『《周礼》、《诗》义已奏，《尚书》有王雱所进义，乞更不删改。』从之。时升卿辄删改安石、雱《诗》义，安石、雱皆不悦，故升卿有是言，然亦不能解也。王安石上《诗》、《书》、〈周礼》义序。诏付国子监，置之三经义解之首。先是，安石撰《诗》序，称颂上德，以文王为比，而上批：『得卿所上三经义序，其发明圣人作经大旨，岂复有加?然望于朕者，何其过欤?责难之义，在卿固所宜者。传于四方，贻之后世，使夫有识考朕所学所知，及夫行事之实，重不德之甚，岂胜道哉?恐非为上为德之义也。其过情之言，可速删去，重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时颁行。』及进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称颂上德，以为比于文王，诚无所悔。』上曰：『〈关雎》文王之诗，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兼如陟降庭止之类，朕岂不自知其不能邪?须当改之，但言解经之意足矣。』安石曰：『陛下诚或未能事事如是，然陛下于陟降，岂有爱恶之私心乎?是乃所以为直也已。上圣所怀，深仁谦损，臣敢不奉承诏旨，庶以仰称尧禹不争不伐之心!』遂改撰以进上，乃颁行之。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诏撰进《诗》义，设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词义理当与人共，故不敢专守己见为是。既承诏颁行，学者颇谓有所未安。所有经局改定诸篇，谨录新、旧本进呈。内虽旧本，今亦小有删改，并于新本略论所当删复之意。』诏安石并删定吕升卿所解《诗》序以闻。吕惠卿白上曰：『两日前，余中、叶唐懿来，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诗》义中等。昔与臣同进呈，安石以为忘之，当时只进呈《诗》序，令但用旧义耳。臣意以为未审，遣升卿往讯之，果然。升卿曰：「家兄与相公同改定进呈。」安石怒曰：「安石为文岂如此?贤兄亦不至如此!此曾旼所为，训诂亦不识。」臣甚怪之，而未谕其怒之意，此为人所间耳。臣之弟兄于安石，陛下所亮云云。』上曰：『安石无它意。经义只为三二十处训诂未安，今更不动序，只用旧义，亦无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删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转官受赐，于理何安?臣亦当夺官。』上曰：『岂有此理!』惠卿曰：『然纵朝廷不夺，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万世，恐误学者。《洪范》义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农田、常平等敕，无不经臣手者，何至今遽不可用，反以送练亨甫?臣虽不才，岂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须去位。』惠卿曰：『臣岂可以居此?』
十月，参知政事吕惠卿出知陈州。
十二月辛亥，王安石上再撰《诗·关雎义解》。诏并前改定诸《诗》序解付国子监，镂板施行。

置武学
熙宁五年六月乙亥，枢密院言：『仁宗时尝建武学，既而中辍，乞复之。』
庆历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学，八月戊午罢之。
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凡使臣未参班，并门荫、草泽人。许召京朝官保任，试验人材、弓马。应试武举合格者，方许入学，给常膳，习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及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肄习。在学及三年，则具艺业保明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凡试中，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白身与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三年无遗阙，与亲民或巡检。如至大使臣有失，两省或本路铃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并与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仍差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初，枢密院修武举条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书墨义。王安石恐入官太冗，兼近方学究但知诵书，及愚鲁不晓事废之，今又置武举墨义一科，其所习墨义又少于学究，所取武艺又不难及，则向时为学究者，乃更应武举。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补于事?上曰：『朕亦语密院以墨义不可用。』至是垂进呈武举条制，乃悉从中书所定。
闰七月壬子，诏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遇科场前一年，委枢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监及文臣转运判官以上，各奏学堪应武举者一人。其被举人遇生员阙，愿入学者听，仍免试。生员及应者不过二三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五发中的，或别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者，并为优等，补上舍，以三十人为额。三班使臣无赃罪及私罪情轻，仕族或草泽人无违负，亦听入学量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春、秋试。内舍生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不应格而晓术数、知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优等，悉取旨补上舍。武艺又进者，枢密院审察人材，旋加试用。
『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以下至『旋试用』，并以《选举志》增入。《实录》『武学言乞在学生员春、秋各一试』至『三十人为额』，及『三班使臣至五通为合格』，并系之八月八日。今并从本志入此。又《实录》六年八月一日与此相重，略有不同处，今两存之。
九月辛酉，诏武学士试大义十道，分两场，从御史刘孝孙请也。后试武举人亦如之。
六年八月壬戌朔，武学言：『春、秋试法，内舍马步射、马战应格、对策精通、士行可称者，上枢密院补上舍生。虽不应格，而能精晓术数阵法、智略可用，或累试策优等，别取旨补上舍。武艺、策略累在下等者，复降外舍。上舍无过三十人，别斋增给食。如累试又优等及武艺进者，上枢密院审察人材试用。』从之。
十月戊寅，三班奉职种翊为右班殿直、閤门祗侯、武学教授。初，三班使臣入仕年已及格常调官者，虽有法，试尤草略。至是命立新格，程其能否而进退之。翊弓马、策问皆入高等，特擢之。
七年二月，枢密院言：『武学补试生员，前此无立定时限。四方游士困于伺候，乞随在学上舍生，以春、秋二时引试，仍下进奏院遍行，庶使远方通知朝廷招豫之意。』从之。
八年正月甲寅，诏罢诸将参谋。初置三十将，许举武学生充参谋。谏官范百禄言：『边事未有机警，何用布衣参谋?徒长奔竞耳！』
三月庚申，中书言进士王致尧状：『伏睹条制，武学比科场开设。自来进士唱名后四五月间，始差官兵部锁试发解，以此致进士，同时差官锁试，欲依所请。』诏自今武举与进士同差官锁试。
五月丁卯，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特录之。壬午[6]，河北第八副将臧景言马射六事，诏景即武学召殿前马军司教押马军使臣，以所陈六事并下五路经略司及将官，依此教习。军马六事者，一日顺騌直射[7]，二日背射，三日盘马射，四日射亲，五日野战，六日轮弄。景各为说，以晓习射者。
七月丁亥[8]，诏武举人先试《孙》、〈吴》、〈六韬》大义共十道，为两场；次问时务边防策一道，与锁听人同考试[9]。马军司试弓马，差官监试。武举试格前后参错，至是始加裁定。
八月丁酉[10]，别试所言：『武举人试《孙》、《吴》、《六韬》大义，《六韬》本非完书，义理讹舛，无所考据。欲止于孙、吴书出义题。』从之。
十年六月癸未，诏武学教授以四百员为额。
元丰元年闰正月丁亥，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吴璋上所注《司马穰苴兵法》三卷，诏送武学看详。其后武学言有可采，诏璋候武学教授有阙，试兵机、时务策各一道取裁。
六月癸丑，诏：『武学上舍生在学一年，不犯第二等过，委主判同学官保明免解，从上毋过二人。内于贡举法自应免解，及已该免解后，更又在学二年以上无殿罚，免阁试。』
六年四月壬申，诏宣德郎、武学博士蔡硕罢博士，专编修军器什物法度，仍支旧任职钱。先是，监察御史王相奏：『近武学补上内舍生，其博士蔡硕以修军器法制权罢职事，乞权差官考试。』
案：硕自元丰四年以兼编修除本学直日外，余悉不复总领已一年有余。且博士职专教导，而硕一月之间，诣学者不过七八。硕知力不能兼，当辞其一，而乃利其俸入不自祈免者，盖时兄确为宰相，而人莫敢让故也。如此，何以示天下?故有是命。

教阵法
熙宁五年五月丁未[11]，诏以泾原路蔡挺教阵队[12]，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先是，挺在泾原建勤武堂，诸将五日番上教阅，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三鼓而出之，并三发箭，复位，又鼓之，逐队枪刀齐出，以步鼓节之力击刺状，十步而复以上。凡复位，皆闻金即退。骑兵亦五伍为列，四鼓而出之，射战盘马。先教前一日，将官点阅完补，及赴教，再阅之。队中人马皆强弱相兼，强者籍姓名为奇兵，隐于队中，遇用奇，则別为队出战。泾原路内外凡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皆马步兵各十阵，分左右，自第一至五，每阅一阵，此其大概也。上善其法，故颁焉。
六年五月庚戌，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三人为一小队，五人为一中队。赏罚候成序日取裁。
十二月己亥，上谓辅臣曰：『李靖团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为队，已令李浩试之懿、洽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于汉、魏，皆以五人为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战死，押官执刀在后，即斩二人，恐不可。』庚辰，上复论司马、孙、吴及李靖团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论兵无如孙、吴者，以其粗见道故也。如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益粗能见道，故其言有及于此。』上曰：『能知奇正，以奇为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安石曰：『诚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则所谓神也。神故能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也。』上善李靖结队法，召贾逵问之，逵以为非。诏中书、密院同议之，安石曰：『今但结三人为队，又结五人为伍。相搏执，以观其孰胜，则可用与否立见矣。』上乃令郭固与殿司各为一法，试其可否。上又论兵，以为：『能知阴阳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则尽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为阴阳五行所使。通阴阳五行之理，是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所为无不可者，何但兵而已！』丁亥，诏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制造战车。上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二府讲求，而有是诏。
七年二月丙子，上批：『已降旨，令吕惠卿、曾孝宽比较三人、五人队法。可疾速比较，具事实以闻。』后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结为队法。
三月，上患诸将行军都无行阵之法。安石曰：『若要用兵，先须朝廷因古人之宜讨论法制，然后择将帅授之，兵乃可用。今人人以私意妄相搏击，殊无法制。人命至重，诚宜早计深虑。』
六月甲午，上论结队法，因叹州兵之难，以谓：『今人边臣晓知奇正之体者已自无人，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故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耳。』韩绛曰：『臣昔尝请置讲说之官，今欲令诸路帅臣各具战阵之法来上，取其所长，立以为法。』上可之，乃诏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采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
十月，上以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及置阵形势等，遣近侍李宪付鄜延帅赵卨，俾讲求，推及诸路。诏卨曰：『阵法之详，已令宪面谕。今所图止是一小阵。卿其从容析问，宪必一一有说。然置阵法度，久失其传。今朕一旦据意所得，率尔为法，恐有未尽。宜无避忌，但具奏来。』继又诏卨曰：『近令李宪赍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付卿[13]，同详议施行可否。及因以团立将官更置阵[14]，想卿必深悉朝廷经画之意。如日近可以了当，宜令李宪赍赴阙。』于是卨奏：『臣伏详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并相依附。凡诸队头与贼相杀在右，傔旗急进相救。若左右傔旗被贼缠绕，以次行人进前相救。其进救人又被贼缠绕，以次后行人急须进救。其前行人被贼后行人不救者，押官、队头即斩之。今圣制：每一大队合五中队，五十人为之；中队合三小队，九人为之；小队合三人为之，亦择心意相得者，又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令自择如己艺、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傔，次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凡队内一人用命，二人应援；小队用命，中队应援；中队用命，大队应援。如逗挠观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队仰拥队军旅、次队委本辖队将审观不救所由斩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交敌体被重创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说虽与古同，而用法犹为精密。此盖陛下天锡勇智，不待学而能也。然而议者谓四十五人而一长，不若五人而一长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长，即五十人而十长也。推之于百千万[15]，则为长者多，而统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为伍，属之比长；五伍为两，属之闾胥；四两为卒，属之族帅；五卒为旅，属之党正；五旅为帅，属之州长；五帅为军，属之命卿。此犹今之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廂，四廂都指挥而下各有节级，有员品，亦昔之比长、闾胥、族帅、党正之任也。议者谓什伍之制于都法为便，然都法恐非临阵对敌决胜之术也。况八阵之法久失其传，圣制焕然一新，稽之前闻，若合符节。盖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敌好击虚，吾以虚形之；敌好背实，吾以实形之。然其所击者非其虚，所背者非其实，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臣误蒙训谕，早暮以思，偶有所见，不敢不尽。』（据《兵志》四卷十月事附见，当考。)
八年二月戊寅，上批：『见校试七军营阵，以分数不齐，前后抵捂，难为施用。可令见校试，宜摭其可取者，草定入军法以闻。』初，诏枢密院：『按，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昉、中书吏房习学公事王白、管勾国子监丞郭逢原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后又差枢密副都承百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震、逢原行视宽广处[16]，关殿前司差马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以步军副都指挥使为都大提举，诚一、宪为同提举，震、逢原参议公事，夏元象、臧景等为将，副部队将、勾当公事凡三十九人。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约授兵二万人为率。为七军，内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取战兵千九百人为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辎重每军九百，是为二千八百人。上谕李宪等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阵法也。后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臣通晓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17]。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之阵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军四厢，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本朝祖宗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为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是其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惑，无一可取。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预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茅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之图乃营法，非阵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阵。在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故有是诏。太学进士杨伋权武学传授，候一年召试，及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特录之。
九年四月己丑，上与辅臣论营阵法，以谓：『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如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大将譬夫心也，诸军则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其左则右救，攻其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兵何由败也?』
五月辛酉，诏：『诸保甲可依新除队法结队，并印新结队图付兵部，每一都给之一图。结队之法，三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并引战一人居前，拥队一人执刀居后，傔二人居左、右，执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选士也。有马人与无马人各为队，队中其械，或纯用一色，或杂用弓弩、刀斧、枪盾，皆于结队时商定教习。』
元丰元年十一月乙亥，诏：『近分配殿前步军司标排手教头五十九人，可令逐司所管枪手，均选蹻捷轻健堪教之人，每名各教九人，令阮根往来巡视指教，贾逵、燕达按阅，候教成日，取旨引见。』后贾逵、燕达等言：『近降东南队法，五人为一小队：一人牌手，二人枪手，二人弩手[18]。五小队为一中队，两中队为一大队[19]。今阮根反以八人为一队，又减大排一增小排二，减弩一增弓二，与东南所用器仗不同。乞止依东南队法，以弩手代小排。若去敌稍远，则施箭凿，近则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次第，右手执刀劈斫，庶与长兵相兼。』从之，仍令枪手兼习标。
六年二月己酉，诏燕达、王渊取一军合用人将按试营阵。先是，上亲以古兵法制九军营阵，凡出战下营，互变分合，作止进退，方圆尖直，肄习皆尽其妙，至是命燕达。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二月，殿前马步军司言：『准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乞依旧教阅御阵事，欲于教阵日与新阵相兼。』诏：『遇教阵，隔旦更互教习。所有元丰七年六月甲申指挥勿行。』先是，祖宗置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为五阵，遂罢教习御阵。至是，复以旧阵互教。

校勘记
[1]恐不能 原本无『恐』字，义不周。兹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2]知制诰 原本脱『知』字，据《长编》卷二四三补。
[3]鲁史亡 原本『亡』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四七补。
[4]教发 原本作『教及』，据《长编》卷二四七改。
[5]庚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六补。
[6]壬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7]顺騌 原本『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四补。
[8]丁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六补。
[9]锁厅 原本作『韬厅』，据《长编》卷二六六改。
[10]丁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七补。
[11]丁未 原本作『壬寅』，据《长编》卷二三三改。
[12]蔡挺 原本作『蔡提』，据《长编》卷二三三改。
[13]结队 原本作『结阵』，据前文及《长编》卷二五七改。
[14]团立 原本『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七补。
[15]百千 原本作『百十』，据《长编》卷二五七改。
[16]与震 原本脱『与』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17]圆阵 原本脱『圆』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18]二人弩手『二』，《长编》卷二四九作三。
[19]中队 原本脱『中』字，据《长编》卷一一九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神宗皇帝

马政
治平四年十一月。先是，环庆经略李肃之、鄜延陆诜[1]、陕西制置李师锡并言：本路无系草官地[2]，又密迩西界，难以兴置马监。诏陕西监牧司广市善种，务令蕃息。唐介知太原，请于交城县置马监。诏比部员外郎崔台符相视，得汾州故牧地三千余顷，其千二百余顷民已租佃者，令人租以给寒月刍豆，乃从介请置监，自沙苑发牝马五百匹往交城。上谓文彦博曰：『马政未尽善，繇群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无以责成效。令中书择人充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骑兵。』遂以台符权群牧判官。台符，蒲阴人也。寻诏台符及刘航删修群牧司敕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损删定，并奏取旨。
熙宁元年二月，群牧司言：『枢密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余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利。案：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马立万匹为额，匹占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冰、安阳、东平七监地，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从之。
八月，群牧司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即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干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从之。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每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副使毌湜言[3]：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骚扰。宜从湜奏。』丙寅，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例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余万给其用。
九月乙酉，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先是，枢密院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官局。』乃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官各一员，以河南监牧并为孳生监，在外诸监分属两使。其官璯，河北于大名府[4]，河南于河中府，后徙西京。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奏举按劾，仍不隶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又诏隶枢密院，不领于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
十月庚子朔，枢密院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共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远，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于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勾当公事，并理本资等，十数年后，岁考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乙卯，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桩以备买马。
十二月，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从之。
三年五月庚戌[5]，群牧判官王诲《群牧司编敕》十二卷，行之。
十二月己卯，诏：『原、渭州、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率，买及六分七釐转一官，余三分三釐均三等，每增一等，更减磨勘一年。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绸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監钱相兼偿马价。』初，三州军买马，三年共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券马，岁不下万四五千匹。嘉祐七年，置买马司于原、渭、德顺三州军，皆选良马，售以高价，于是券马法坏，类多死损，枉费钱帛。』故有是诏。
四年十月庚午，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言：『相度到诸班直诸军牧马，乞不下槽牧放，许民出租，请佃牧地，及合立条约等利害。』诏：『马自来年更不下槽牧放。其五个月合支草料，令三司速计置二内外班直诸军马，旧以夏初出牧，迄八月上槽。凡诸士之有马者，利其草粟之余与慊衣粮，举族护视之。及其出也，数马一圉人。出而未至牧与自牧而归者，常数日草粟无所给。方其在牧[6]，昼絷之于棚，不得卧休，夕就野而牧，卒有震雷风雨[7]，不知所在，有得之数十百里之外。雨潦霜露之不时，而感寒疾往往而斃者，十常三四，被病而归，死槽枥与纳换者不在数。圉人岁被榜罚者常以千数。又牧地多占良田，圉人侵扰闾里棚井，科率无宁岁，公私苦之，故命孝宽比较相度。及诏下，人以为便，计租人以补草粟，犹有羡云。其后上论牧事，王安石曰：『牧马每数千蕃息，辄复灾耗减。』吴充曰：『比以不下槽，故无耗。不然死者众矣。而论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补上槽刍秣之费。』安石曰：『以草地给耕者，则所收谷，非但官租而已。昔人用两石粟易一石粃，以养雁鹜，重食故也。今赋牧地与民耕，以广民食，则刍秣虽稍损于公家，不足惜。』充曰：『见租已可足刍秣九分之费，而未租之地尚多也。』
六年四月。先是，文彦博言：『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乞朝廷裁察。』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赋民为便，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迢元绛、吴审礼、蔡确详定以闻。
五月甲辰，枢密使陈升之兼群牧制置使。
八月，翰林学士曾布等言：『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诏兵部行之。养马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有物力养马者户二匹，听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无过二千匹，五路无过五千匹。除袭盗贼外，不得乘越三百里。在府界者，岁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十户为一社，以待死病补偿者。保甲马，即马主独赏之；社户马，半使社人赏之，岁一阅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自府界颁行焉。在五路者，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
十一月壬戌，上问养马利害。王安石曰：『今坊監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若令洮河蕃部养马，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马，因地制宜焉。又蕃部以养马为业，极便利，所省钱计不少，而坊监地赋民，所收地利又不少。』上因论三代兵政以车马为急，安石曰：『今用车即不须用马，但以人挽车，省刍粮，无奔警，未必不胜用焉。譬如古用简册，今用纸，虽三代圣人复起，必不复用简册。恐以人挽车亦如此。』上曰：『车但有理即可行，三代以前，圣人但随时制法，故用马耳。』
七年四月乙亥，废原武马监，淇水二监合为一。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
十二月甲申，王安石议废监牧。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察访使曾孝宽言：『庆历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乞检会施行。』户马法始于此。
四月戊寅[8]，三省、枢密进呈比扑马数。枢密院欲存牧监，又欲留监牧马，准备军行负驮。中书比扑，岁用三万贯买监牧所生马，数足而岁可省官钱五十三万贯。地利在民，尚不计数。凡牧监岁牧马二百余匹，五色额马，尽堪配军，亦止二百余匹。而中擘画熙河买马，未及十个月，比旧已增九十余匹。上令中书施行，而吴充固争，以为：『监牧不当废。若西北旅拒马不可买，中国如何得马?』上曰：『虽如此，牧马亦不济事。祖宗时，牧监但养大马。后来孳生，是非明白，无可疑。』充曰：『向日认定驴牛，中书便云骚扰。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驮，岂不骚扰?』安石曰：『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须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且无驴牛之人，须被配率出钱，此所以为骚扰。今中书计算，若遇要驴时，用见今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时，定后更不收一钱。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养马以待用，可省七十万贯。用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假令括买，亦不为亏损百姓，此所以异于预认。』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马皆生梗，岂可负驮也?』庚辰，上批：『河东马军多而马不足，妨废教阅人。既未可顿减，遂不给马，则一路全阙兵，缓急小有边事，从何调发?兼今计较所省钱粮不多，且可仍旧。』己丑，诏沙苑监隶群牧司，余八监及河南[9]、北两监牧并废，以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余匹，堪给马铺[10]，两监牧岁费及所占牧地，约收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以牧地租给市易务茶本钱，余寄常平籍出息，以给售马之直。
元丰三年正月辛卯，群牧司言：『收废监租课等钱共百一十六万缗有奇。』诏群牧使韩缜、副使张诚一并赐银、绢各三百余，共赐钱五千缗，令枢密院均给官吏。
四年七月己丑[11]，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所用钱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致所买数不多。欲专以茶博买马，以采帛博买粮谷[12]。及以茶马并为一司，令臣具经久利害。臣窃闻昔时亦是用茶折马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自事局既分，近岁始专用银、绢及钱钞等。况卖茶、买马，事实相须。令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实为职务相济。』从之，仍以茂恂专提举买马监牧兼同提举茶场。其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言许杂买。
六年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倚法以害为政。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併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七月壬申，知延州刘昌祚言：『乞量减监牧司年额马，教增买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增置马军蕃落。』从之。仍于河中府第八将下左右番增置马军三指挥，于诸将步军额除之。昌祚言：『军事之先，莫如马政。人虽千百，可招呼而集。马虽数十，宁可容易而得?须是素养有备，乃可应敌。加以鄜延比之诸路，非产马之地，难以畜牧。永乐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时牧养几日，费用几何，能集是数?以累岁不赀之用，乃失于顷刻之间，宁不惜哉！欲谓人强马壮，若能如此，可谓两全。傥或强弱不齐，适足为累。故驰逐应急反胜，非马不能。今监司所赋，率低小病患，不应格式。乞预支缗钱，委逐将自置，仍增直至四五十千。』得旨，特许行鄜延一路。
《兵志》云：七月，知延州刘昌祚请减监牧司年额马，增直市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增置马军蕃落，留苑监捧日马为马种。从之。留马种在九月十三日。
八月甲申，提举经度措置牧马司言：『已遣官诣诸路选买牝牡马上京，乞诸路专责监司一员提举。』从之。『令诸路差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于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指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当具所见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意，协力奉行。』时五年二月也。于是悉施行也。
七年二月丁丑[13]。先是，提点京东路刑狱霍翔言：『齐、淄等州，民号多马。禹城一县，养马三千，牝马居三之二[14]。臣近因巡历，密案视民养马，虽土产者，骨格亦高大，可备驰突之用。兼齐州第六将骑兵多是东马，与西马无异。虽民间比宫中养马所费刍秣不多，然而不有所免，则无以为劝，缘民之所免者，在于文移折变、舂夫贼盗、敷出赏钱、保正保副、大小保长、催税甲头、保丁巡宿十事。臣即以此事目付禹城县劝谕，愿养马之家已应募者，计马四百四十八，牡马二百六十三，牝马百八十三，然未见所免之利，而愿养者已多。乞应诸路乡村户，不拘等第高下，如愿养马，并许自陈。除依条分番教阅，及觉察同保违犯，并勾集追捕贼盗外，与免十事。内有田五顷，许养马一匹；五顷以上二匹；十顷以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养马之限。其牝马须四尺二寸以上[15]，牡马四尺三寸以上[16]。大县无过五百匹，许养牝马三之一，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验当日放散外，更余约束，一依朝廷追降民马指挥。』上批送吴居厚相度。居厚言：『马政实为国家大务，其次莫如财利。民之安平，又无若制御盗贼。今转运军须年计，大半出于折变之物，稍有侵耗，即无从补助。自保甲之法行于诸路，其正、副尽得一乡材武之士，几察贼盗，所在衰减。今募民养马之法，若与免大小保长支移[17]、催税甲头、舂夫贼盗敷出赏钱[18]、保丁巡宿十事，实便公私，可施行。』手诏三省、枢密院进议京东西保甲、养马事，以谓：『当留俟两路使者，以决可否。推朝廷大政，庙堂之上，令所自出。若恃心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措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所见官具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力，协力奉行。』时五年二月也，于是悉施行之。
霍翔二年八月除京东路宪[19]，六年十月徙成都，七年二月十三日，提举京东保马。旧录载霍翔奏及手诏，并于五年二月五日丁巳。朱本移入七年七月五日甲戌。今附八月丁丑。又疑手诏不在五年，当是，六年冬末或七年春初也。
五月辛酉，提举京东保马霍翔言：『买马法无过八岁，及十五岁，给公据斥卖。窃以牡马十岁方壮，牝马十七岁犹生驹。乞许买十岁以下牡马、十三岁以下牝马。』丙申，中书省言：『熙宁二年，天下应在马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匹。』诏兵部取索内外马数，比较以闻。
十二月甲申，知成都府吕大防言：『欲编排四尺二寸以上马百匹进呈。如堪配军，即乞依此收买。』从之。

军器监
熙宁六年六月己亥，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具所总摄，并依将作，仍以吕惠卿、曾孝宽为判监。所置官属，令逐官奏举。军器旧领于三司冑案，三司事丛，判案者又数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监，而废冑案焉。先是，上语辅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须预具之。』上乃议置监，设官提举。翌日，遂有是命。
七月甲寅，置内弓箭南库，储御前所制军器，仍别差官提举。
八月庚寅，判军器监吕惠卿言：『乞拨三司胄案吏赴本监及东、西八作司，广备指挥兵级，本监与提举司、将作监等同统领。』从之。仍诏广备指挥专隶军器监。
十一月丙午，诏军器监以殿前马军司所相度鞍辔样，计在京诸军马数造给。初，马军用大鞍，不便野战。是日，上始以边样皮鞔小鞍，用本鞍长缰回旋转射，得尽驰骤之技，仍选边人习骑者隶诸军后。上批：『昨降鞍样，虑数多，计置未集。闻诸军亦有私鞍，大约及新样。若能自置，即给价钱。』
十二月丁亥，诏同管勾都水监丞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定样，制造战车。上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三府讲求，而有是诏。壬辰，军器监言：『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七年正月，判军器监吕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献枪刀样。诏送殿前马步军司定夺。又上编成弓式。初，在京及诸路造军器多杂恶，河北犹甚。至是，所制兵械皆精利。其后，遂诏赍新造军器付诸路作院为式，遣官分谕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习用器械故，谋及殿前马步军司。然臣体问逐司，每准朝廷送下定夺事件，只是取责军校文状同奏，非独专持旧说，不青改更。又其智虑，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陈，非己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尝考其说之当否，遂从而寝。荀卿以谓「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工师。有人焉，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于道者为然。」乞从本监奏，乞就一司同议。』上由是遣管军郝质赴监定夺，皆以为便而施行焉。
二月庚辰，诏军器监除依新样造兵车外，仍巧以牛皮为行毡[20]，木制车上蔽尘之物，临时因民车使用。
五月庚戌[21]，诏入内供奉官卫端之追两官，免勒停[22]；弓弩院工匠俞宗等十人黥面，配京西牢城。端之被差看验弓弩，不堪修者折剥。乃以杂色弓三十五万余张赴折剥所，内角面十二万可修，计实费钱七千余贯，犯在疏决前。上曰：『是可以弗惩乎?』特黜之。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减磨勘四年，至是坐枉费得罪。
《吕惠卿家传》：惠卿判军器监，时禁中亦置造作所。中官卫端之编排弓枪库杂色弓七十余万张，其当毁者四十九万张，已毁十七矣。惠卿遣属官李稷诣诸库覆视之，得其以良为恶而未毁者十余万，请复存之。案：端之得罪时，惠卿已执政矣。或是惠卿先发端之罪，及执政，乃行罚也。《家传》又以端之得罪后遣郝质诣军器监。前郝质诣监已附正月十三日，更须详考之。
九月丙午，内出敌楼样送军器监，颁降修制。
十一月乙未朔，上批：『累降指挥，令军器监具可用战车制度奏闻，至今未见将上。宜令速详定进呈。』
八年四月甲子，上批：『军器监初造军器，样制虽多，未应所用，朝廷间有需索，多无见在。可令计定河北三处合用名件，所阙少数制造；其无用者，毋得妄费财力。』
十月辛亥，军器监言：『造将下鞍辔五千副，乞下河东等路采买生曲材造鞍桥。』上批：『合材已自坚牢堪用，不须枉费财物，可罢采买。』
十年四月丙申，诏军器监置主簿及勾当公事官各一员，丞、主簿互差。从判监范子奇请也。
十一月丙辰，军器监言：『天下军器，今五路已编排完，其余诸路，欲令随州郡大小次第编排，以五千人至千人为额，从本监量定年限，于都作院修选，委监司或提举司官一员提举检点。』从之。
元丰元年八月甲寅，军器监奏：『请将官兵皮甲以生白丝染红，代犛牛尾为沥水。』上批：『丝可惜，宜用他毛代之。』
二年十月，诏军器监出黑木风羽、红木风羽、白木四风羽弩箭总百三十万赐开封府界、京东西将下各五万。
四年七月甲辰，泾原路经略司言：『近准朝旨修渭州城，置炮台已毕，防城战具，止有大小合蝉床子等弩。案：《武经总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余步，用一枪三剑。箭最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军器监，给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样造，以备急用。』军器监言：『每座重千余斤，难运致。乞图其样付本路作院。』从之。
五年六月丁巳，军器监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二十三万，河北无竹笴，乞依定州用桦木笴。』从之。
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都所造军器动以万计，虽广求制样，尚恐未殚众善，或不适用，徒费工力。闻鄜延路经略使刘昌祚屡谙战斗，精于骑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马承受霍丙、谕昌祚，令具所习用马步战器，并具系士卒御贼可用利械，入递进呈。』
九月丁巳，上批付刘昌祚：『得所进器械具悉。今于京师见作军仗，赐卿金线乌梢弓十、神臂弓二、将官甲马军甲偏挨甲各一、斧合竹马枪马军力步人刀各五、栾竹步人排刀各一、标二、透蝎尾马黄弩桩一，以备出入。卿更省阅，具便否以闻。』
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军器监，创造床子大弓二张，强于神臂弓，独辕弩较之九牛弩尤为轻便，用人至少，射远而深，可以御敌。』诏工部、军器监管军官同比试以闻。
十二月，奉议郎、编修军器什物法制蔡硕为军器少监。上批：『硕于器械工作程式极为究心，颇臻智巧。』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五月庚子，专一制作军器所隶军器监（注文详见《浚汴河》）。

试刑法置律学等附
熙宁元年秋七月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案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其罪，用违律为婚，敕贷阿云死。知登州许遵言：当论如敕律。诏送刑部。刑部继如审刑、大理。遵不服，乞送两制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与安石议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强主遵议，特与光异。及执政，遂力行之。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
二年八月乙未朔，诏谋杀人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先是，吕公著等定按问欲举如王安石议。诏依所定。于是审刑、大理寺官齐恢、王元师、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不当，中丞吕诲与诸御史亦皆论谋杀不当用首法。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者而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会富弼入相，上令弼议，而又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与也。癸卯，司马光言：『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法谋杀刑名被劾。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乞赦刘述等。』不报。己巳，罢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力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蕲州。先是，昌龄言：『臣累论辨谋杀之法非是。』遂贬。
二年三月丙辰，诏审判、大理、刑部详议。详断、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一任，再任以三十月为一任，仍逐任理本资序。其支赐都数，比较逐官断罪有无失错稽违，及驳正刑名，分三等第给之。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虽有余犯而情非重害者，许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如无人举试，但历任有举主二人，或监司以上止有一人，皆听乞试。试日，许赍所习文字就试，每日试一场，每场试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并取旧断案内挑揀罪犯攒合力案，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议五道。其所断案，具铺陈合用条贯，如刑名疑虑，即于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为合格。其考试关防，并如试诸科法。初议谋杀刑名，上怪人多不晓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诚少人习，中书本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断人罪又不可不尽理。』上曰：『须与选择数人，晓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谕陈升之曰：『法官事不见将上，学校事亦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壮，且勉力为朝廷立事。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诚可惜也。』于是定议降诏。试法官盖始此。
六月辛巳，司勋员外郎、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权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问欲举法，台符闻之，举手嘉额曰：『数百年来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九月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温具考试官法。
六年三月丁卯，诏：『自今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簿人，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注官。如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候二年注官。曾应明法举人，遇科场愿试断案格，排于本科本等人之上。』己巳，诏：『自今试法官断案刑名，约七件以上、十件以下。』
四月甲戌，以朝集院为律学，赐钱万五千缗，于开封府界检校库出息，以助给养生员。置教授四员。请给人从，视国子监直讲命官。举人并许入学试，中官给食。每月公试一、私试三，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三事至五事。戊戌，诏：『比详应明法举人，止愿依法官条例断案大义者，听如合格，仍编排在本等人之上。今定所试场第及考校样行之，仍改先降指挥明法为诸科。如敢冒应诸科人名试法，许人陈告，赏钱百千，同保人永停取应。』
七年十月壬子，中书言：今欲应得替合守选人，岁限二月八日以前于流内铨投状，试断案二道，或律令大义五道，或义三道，差官同铨曹主判官撰式同考试，第为三等申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人优等者，依判司例升资，无出身者赐出身。如试不中或不能就试者，及三年与注官，即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其录事参军、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试判，亦不免选。』（详见《裁定臣僚奏荐》）
八年闰四月，诏：『试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余循资堂除差遣免试。其京朝官即比类推恩。』
八月壬子，命池州司法参军孙谔编定《省府寺监公使例册条贯》，又命谔，监制敕库。谔，邵武人，即举进士，试法中第一，故以此授之。制敕库用士人自谔始。
七月，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令大义、断案。』初，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至是，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言：『进士高科任签判、两使职官，通与一州之事，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今朝廷推恩虽厚，而应者尚少，又独优高科不令就试，则人不以试法为荣。滋失劝奖之意。』故有是诏。
十年五月丁丑，诏使臣换文资，试律令大义十道，以八通为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并为合格，中书取旨。
元丰元年八月壬子，诏自今科场考试刑法官，并中书差官。
五年十二月丙子，诏：『诸承议郎以上及幕职州县官并未入官人，历任无私罪徒及入已赃、失人死罪并勒停冲替后已经一任者[23]，许试刑法。无人奉举，听于吏部及所在官司投状乞试。见在外任官及授黄河地分见阙者不许就试。诸举官试刑法者，尚书刑部官、大理长贰岁各十人，侍从、三省、六曹、御史、开封府推官及监司各七人。』
六年四月壬戌，国子司业朱服言：『相度入律学命官，公试律学、断案，考中第一人，乞许依吏部试法与注官。其太学生或精于律义、断案，就律学公试中第一，与比私试第二等注籍。』从之。
元祐三年三月甲子，吏部尚书苏颂等状：『看详试刑法人，自来每年春、秋两试，准敕秋试已罢，即令每年只是一次春试。若依条每年申都省立定到阙日限，显是枉烦。欲乞将试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试，其试人限当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阙，免致逐旋申烦朝廷立限。若立此法，亦令试人每年预知其试，依限赴阙。』从之。

论肉刑
熙宁二年五月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才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支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可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人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
九月，上谕枢密院：沙门岛罪人数多，及广南编配罪人，多即窜还，令与中书别议立法，且欲复行肉刑。吕公弼以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为然。绛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况尧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论，不适时变。自汉文感一妇人之言罢肉刑，而天下归仁，逮今千余年。一旦用之，必骇四海观听。况古虽有肉刑之法，在尧舜之世，亦未尝行之。《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尧舜之世，用流以宽五刑也。若四凶者止于流，则五刑无所施焉。臣愿陛下上法尧舜，下体汉文，无取迂儒好古之论。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臣愿审择守臣，宣布惠爱，使民各得其所，则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骇而动，后虽欲全抚之，未易安也。』上纳之。
三年八月，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初，删定编敕官曾布上《肉刑议》，上问执政曰：『布所言肉刑，可即行否?』安石曰：『理诚如此，即行亦无害，但务斟酌所当施肉刑者。』布始为编敕删定官，即言：『立法必本于律，律所未安，不加刊正，而独欲整齐号令，是舍其本而治其末也。』因乞先刊正律文。诏布条析具上。布言《律疏议》繁长鄙俚，及今所不行可删除外，凡驳其舛错乖缪百事，为三卷上之。诏布如有未便，续条析以闻。
司马光云：布素为王安石所厚，使改定律文，不知究竟如何。当考。
元丰元年九月。上初即位，韩绛即建议复肉刑，至是，复诏执政议。知枢密院吕公著以为：『后世礼教未备而刑狱繁，肉刑不可复，将有踊贵屣贱之讥。』吴充议复置圜土，众以为难行。王珪欲取开封死罪囚，试以劓、刖，公著曰：『刖而不死，则肉刑遂行矣。』议竟得寝。
五年七月壬午，诏罢大理寺官赴中书省谳案，自今每岁一次。本寺以见在案尽断绝，上中书取旨。上因论刑曰：『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废。夫人受形于天，以法坏之，故谓之肉刑。扬子曰：「肉刑之刑，刑也。」周穆王训刑，大则五刑，次则五宥，又次则赎，凡十五等，轻重有伦。至汉文帝罢之，若革秦之弊，欲休养生民则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则不得为无失。三代之时，民有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瘅恶，人重迁徙，故以流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惩也，故有刺配，犹未足以恃，故又有远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习俗成，则肉刑不为过也。』

增吏禄
熙宁三年八月癸未，上批：『闻在京诸班直并诸军所请月粮，例皆斗数不足。内出军家口亏减尤甚，请领之际，仓界斗级、守门人等过有乞取侵剋，甚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宜自今每石实支十斗。其仓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级人等禄赐，告补关防，乞取条令，三司速详定以闻。』先是，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上知其然，故下是诏，且命三司条具。于是三司言：『主典役人岁增禄为二十万四千余缗，丐取一钱以上，以违制论，仍以钱五十千赏告者，会赦不原。』中书谓：『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当。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脏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徒罪加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加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为首者依上条内，合配沙门岛者，配广南牢城。仍许人陈告。犯人该徒，给赏钱百千，流二百千，配沙门岛三百千。若系公人，给赏外更转一资。以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从之。
四年正月辛亥，诏三司应卖扑酒麴诸坊场钱，每千纳税钱五十，仍别封桩以禄吏。
五年五月癸未，诏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其受财者，以仓法论。
六年四月戊戌，诏裁定在京诸司吏请给。先是，吏禄各有定式，后以兼局，增茶汤、纸笔等钱，侥倖相因，略无限制，而枢密院有言，故降是诏。已而王安石白上曰：『如吏人马骧差往西川、陕西，又往湖南、北两路溪洞，又如中书检正吏，皆一人兼两人文字。若不许兼请，即谁肯任劳责者?既是官有两局，若不许兼，止是占吏人愈多，而妨其本勾当处，且令日食不足耳。』上曰：『一人兼五人处如何?』安石曰：『凡兼局吏，非在一员官之下，即亦不可兼。既无一员官兼五六处差遣者，即岂有兼五七局之吏?』上乃追前诏寝之。
七月丙寅，诏枢密院减书令史五人，增令史俸月钱二千，书令史五千，春、冬各绢五匹，以汰冗养廉也。
十二月壬申，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禄，除旧请外，岁支钱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三缗有奇。』诏以熙宁四年后坊场税钱拨还，不足则以市易司市例等钱补之。仍令提举帐司岁考支收数上中书。时内自政府百司，外及监司、诸州胥吏皆赋以禄，谓之仓法。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然皆取足于坊场、河渡、市例免行后剩息钱等，而今县官岁入财用，初无少损，且民不加赋，而吏禄以给焉。乙酉，中书言：『增开封府等处吏禄，以行重法。』上曰：『异时吏不赋禄而受赇，辄被重劾。今朝廷赋禄而责人，可谓忠恕矣。』
八年闰四月癸巳，权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禄，行河仓法，盖欲革绝私弊。今闻却有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经隔月日，方受财物者，宜为防禁。』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使质当为名受财者，告赏刑名，论如仓法。
十二月。自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行重法，以绝请托之弊。其年，京师诸司支吏禄钱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贯有奇。及沈括为三司使，当熙宁八年，其年支吏禄凡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有奇。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云。
元丰六年正月，诏户部尚书安焘同本部郎官立省、曹、寺、监新旧吏禄云。

校勘记
[1]陆诜 原本作『陛诜』，据《长编》卷二及《宋史·陆诜传》改。
[2]系草 原本『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二补。
[3]毌湜 原本『毌』字作墨丁，《长编拾补》亦漏辑此条。据文同《丹渊集》卷三九《毌公墓志铭》补。
[4]大名府 原本作『大明府』，据《长编拾补》卷三下改。
[5]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6]在牧 原本『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七补。
[7]风雨 《长编》卷二二七作『风逸』，似是。风逸者，谓因牝牡相诱而脱逸也。
[8]戊寅 原本作『癸酉』，据《长编》卷二六二改。
[9]八监 原本作『十监』，据《长编》卷二六二改。
[10]堪 原本作『匹堪』，据《长编》卷二六二删『余』字。
[11]己丑 原本作『丁亥』，据《长编》卷三一四改。
[12]自『买粮谷』以下数页，错简而致颠乱特甚，兹据其本来顺序及参《长编》，尽数纠正复原，谨此说明，以下至『《军器监》』章，不另出校。
[13]丁丑 原本作『丙子』，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4]牝马 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5]牝马 原本作『牧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6]牡马 原本作『牝马』，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7]保长 原本作『保甲』，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8]敷出 原本作『赋出』，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19]二年 原本作『三年』，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20]仍巧以 《长编》卷二五○作『仍以』，无『巧』字。
[22]庚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23]勒停 原本作『鞍停』，据《长编》卷二五三改。
[24]冲替 原本『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陕西折二钱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后用张奎议，小铁钱独行于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钱积同、华二州者，凡四十万缗。熙宁初，诏赐河东，以铁償之。
熙宁二年三月，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
三年七月辛丑，遣发运司管勾运盐、屯田郎中刘忱同陕西转运司相度本路兴置铸钱监利害以闻，以发运使薛向等请出上供钱帛二十万贯匹，买岑水场铜、铅四百余万斤，运至陕西，增铸钱百万缗，以备边也。其后忱等奏至，多与向议协，乃诏行之。
本志系此事于元年七月，误也。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陕西，尝建言：『陕西见行当二大铜钱，因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后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犹私铸，乃减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民无冒利，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后折二钱遂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凤路转运司请于凤翔府斜谷置监，铸折五、折十钱，乞降御书字样。诏惟铸折二钱。
八月戊辰，诏凤翔府罢铸郿县夹锡青铜折二钱，以钱成，掷之辄碎也。
九月壬戌。是时关中钱法弊，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而大钱少不足用[1]，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而民间所行私大钱，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有司尽纳伪钱，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一年可竞。又请改铸所买恶钱。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铜钱相易，皆非便，请降钱式下所属，而禁用恶钱，犯者论如法。勿废旧通行钱，选官库恶钱，同所买改铸之，小变其蹻为「熙宁重宝」。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省蹻钱久废，公私百无一二。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旦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众议不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害以闻[2]。
此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所书颇详，当用之。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至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耀、红崖、青远铁冶所收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营办。』
二月甲子，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奏：『见管私铸钱，转运司九万余缗，常平司十一万余缗，并买民间私铁钱数十万斤，并当改铸省样钱。欲除永兴、华、河中、陕州铜钱监添匠鼓铸外，更于商、虢、洛南增置三监，鄜、耀权置两监，共九监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第改铸伪钱，一年可毕。商州、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处，候改铸罢，工匠并入商州等四监，然后专铸大钱。』从之，仍委皮公弼总制营办。先是，安抚、转运司出榜收买四等私铁，一切禁断通旧用钱，而以铜钱易之。以官库见管并换到通用私小铁钱重行鼓铸。而熊本以为：如此则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后条约，惟揀缺薄漏贯、字样不明等私钱，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销毁。应自来通用钱，并令行使如故。其官库不堪铁钱等，即别置钱监，增圆物料[3]，比省样微加别异，铸『熙宁重宝』。诏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数，数各计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闻。至是，转运司条具来上，故有是诏。
三月丁酉。诏：『秦凤等路都转运司相度所铸大铁钱，约补足所废监钱数，及充交子本钱外，不须广铸。』
九月庚午，岷州置铸钱监，令知熙州高遵裕、转运副使张穆之提举，以遵裕言威远监所铸折二钱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铁冶暴发，若增置一监，岁可得缗钱四十万，故命置监焉。后赐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且可未得支用，别听指挥。前巳诏诸路通行，今未审止禁在京，或止诸路并罢。』上批：『都下钱法自祖宗以来，未尝有改。其新行折二钱，不须取索比较利害，宜直指挥京师并畿内并罢。』先是，薛向铸折二钱于陕西，其后许彦又铸于广南，以偿铜价。既而有言：『折二钱民不肯折用。』又诸路继有如此者，故始诏令府界不用。后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当令京师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钱不售诉于开封而复被决者，又言有诉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罢之。及中书访问开封府、三司，皆言无是事，乃再以进呈，上又云：『但恐经久，富民藏小钱莫出尔。』安石曰：『大钱亦无多，富民岂肯藏小钱不出?藏小钱不出，于富民亦何利?』上又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奸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病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闻钱币之用，古者或谓之泉，欲其通流而无滞；或谓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间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者约有数百余万贯，民间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后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于国家重货一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敢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揀选铁钱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就令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二三年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间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将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揀选，起自今后，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通流之利。且约宫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十年六月壬寅，三司言：『铸大钱，欲乞且依旧额，今后如有添铸，乞除陕西、河北、河东外，诸路并铸小钱。』又言：『河北西路转运司请于邢、磁州置监，鼓铸折二铁钱十万贯。今相度，欲于永兴军路铸折二钱十万贯。却于河北西路添铸大铜钱。』并从之。
十二月甲辰，诏铸钱司并以『元丰通宝』为文。
元丰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转运司言：『兴州济众监每岁旧铸钱四万一十缗，计支本钱二万四千缗，得息万七千缗，应副茶场司。今若依蒲宗闵奏请，增铸常使钱三万六千余缗，通旧钱及额钱总七万二千余缗，共支本钱四万二千三百余缗，可得息钱三万缗。其宗闵所乞铸一半大钱，欲并铸折二大钱，不惟便于行用，兼省工费，得收息，入茶场司足用外，限一年拨还本钱。』从之。仍令铸本路见使钱。
七年六月丙子，诏陕西三铜钱监所增铸折二钱，每监以五万缗为额，息钱赐转运司。

薛向等措置陕西盐钞
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多出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仍命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见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置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仍止三司额外出钞。复诏三司讲画利害以闻。
十年二月戊申[4]，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芻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贴纳之法[5]，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买，其全席盐，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池。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澶、濮等州。是岁，乃诏三司言：『相度及再体问商人自来生产小盐，及邻接京东、河北末盐地分，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及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令通商，及为外来小盐侵夺，贩卖不行，合依旧官自出卖，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及开封府界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十一县，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缴到客人交引，对比官卖课利不相远，即著为足法；若相远，或趁办年额不敷，即依旧官卖。』从之。先是，张景温提举卖盐，颇增盐价，民不肯买，则课民日买之，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者，重赏募入告，以犯人家财充民买官盐，食不尽者、留宿者同私盐法，民间骚怨。盐钞每席旧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召陕西转运司皮公弼人议其事。公弼极陈官卖盐为不便，诏与三司议之。沈括在三司，虽不能夺公弼议，然王安石方主景温，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则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惟乞将管城等十一县并南京、孟、陕、同、华、卫六州府通商。』而中书讫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与公弼共言官卖盐不可不罢。于是诏许、孟、陕、同、华、河中六州府、陈留等十一县通商，余官卖犹如故云。
元丰二年正月丙申，上谓辅臣曰：『向以陕西用度不足，出钞稍多，而钞加贱，遂建京师置盐钞之法，本欲收盐价，飞钱于塞下，而出钞付陕西无止法，都内凡出钱五百万缗，卒不能救钞法之弊，盖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后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王珪曰：『利不百[6]，不变法。』上曰：『大抵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洪羊、唐之刘晏，其才智仅能推行，况其外者乎?朝廷措置经始，所当重谨，虽少年所不快意，然于国计甚便，始静以待之。』

蹇周辅措置江南盐
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7]。先是，章惇察访湖南盐[8]，本路提点刑狱李初平措置般运广盐添额出卖之法，然未及行。元丰三年，惇既参政，有郏亶者，邪险锐进，素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仿湖南之法，奏乞广盐于江西。即诏权发遣度支副使蹇周辅诣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至是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有常数，人苦淡食，而广东所产不得辄通，无赖奸民冒利犯禁，习以盗贩为业。已与两路监司会议立法，请罢运淮盐，通般广盐于虔州，以七百万斤为年额，百万斤为准备。南安军以百二十万斤为年额，三十万斤为准备。均虔州旧卖淮盐六百一十六万余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等州军阙盐出卖处，不害淮盐旧法，而可通广盐。』诏令周辅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辅具江西[9]、广东路盐法并总目条上，从之。
五年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诏江东路提点刑狱范峋体量，仍下见提举盐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县违法因依以闻。谊又言：『巡历洪、筠等州，据百姓陈状，论诉州县抑令置铺卖盐，已牒所属施行。臣窃详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章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日钱久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
九月戊申，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偲等上本路八州盐旧卖及今来相度合增卖盐数，修为湖南、广东西盐法条约总目。户部言：『欲依此推行，候就绪，令本路转运、提举官同立法。』从之。初，蹇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数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监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盐
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朝议未决，帝以问修起居注沈括。对曰：『私井既容其扑买，则不得无私易。一切实之，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罚，笼遗利之一端。然忠、万、戎、泸间，戎界小井犹多，止之实难。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费。』帝悦，其议遂寝，然刘佐入蜀经度茶事，尝岁运解盐千万席。
九年十一月己卯[10]，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县户口蕃息，所产盐食常不足。梓、夔等路产盐多而人食有余，自来不禁贩易。昨成都府路转运司以相度卖陵井盐场，遂止绝东川路盐不入本路，及闭本路卓筒井，自陕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险不能续运，致成都路盐踊贵，斤为钱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盐一斤，而东川路盐斤止七十。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贩易。欲乞放东川路盐依旧人成都府路，转运司不得止绝，勿闭卓筒井，但禁此后毋得创开；罢官运解盐；商贩人川听如旧。』其后，诏般解盐依客人例出卖，不得抑配，商贩听如旧。
元丰七年七月辛丑[11]，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盐司。

李稷等措置蜀茶
熙宁四年二月戊辰，上对辅臣言向来茶法之弊。文彦博曰：『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王安石曰：『榷茶所获利无多矣。』吴充曰：『仁宗朝茶法极弊，时岁犹得九十余万缗，亦不为少。茶法因用兵而坏，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许商人入刍粟，边郡执交钞至京师，或使钱银绸绢，或香药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立定分数，不许从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买茶之下者，苟足课额，商人得之，往往折阅。又法数变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坏。如边鄙无事，法令不为小利轻变，自无不行之法。』
《食货志》云：茶法自天圣以来屡易。嘉祐初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更法之意，则主于扰民。熙宁四年，帝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也。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计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稼，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犹未甚害也。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岁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也。亦未免滞积。都提举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刘佐体量。佐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雇运回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即以佐代杞。之任未几，盐法复难行，罢佐、宗闵，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与官场，更严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元丰十年四月癸卯，权发遣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宁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计课利及旧界息税，并已支见在钱七十六万七千六十六缗。』辛酉，盐铁判官、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国子博士李稷权陕西转运使兼制置解盐使、都大提举茶场。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李稷没于王事。按：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12]，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赐之土田。』又言：『文州与阶州接界，而两路茶法不同。阶州系禁地，见有博马及卖茶场；文州系通商地分，兼龙州界亦系相连。乞以文、龙二州并为禁地。』又言：『永兴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带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伪造末茶，其价高贵，陕西之民，良以为苦。乞计置川路余羡茶货，编入陕西路诸州军出卖，并依秦凤等路禁茶地分条贯施行。』又言：『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常患物货留滞，不免贱人贵停之家。乞于成都府置博买茶都场，随宜增价出卖，及博易诸般物货，却行变转。其所增利息，并依川路卖食茶及陕西博易条施行。』诏并依师闵所奏，李稷赐棣州官田十顷。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后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为百万。
《食货志》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增广茶法，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熙宁七年，税息钱四十万缗。诏定以百万缗为岁额，除充它官经费外，并储陕西，以待诏用。
六月乙丑，兼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郭茂恂言：『昨准诏专提举买马，兼领茶事，而场司不兼买马，既不任责，遂倚法以害马。茶价每驮有增十余千者，恐蕃马岁不入，上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庶几茶司同任买马之责。』
十月辛卯，提举茶场陆师闵言：『每岁所取息税，以百万缗为额，除应副别司年额外，并于陕西等路封桩，以待诏用。』从之。师闵又言：『准朝旨增广茶法，自措置以来，以所起茶数及见卖价约息，税钱无虑四十万缗。而金州所置三场，收息亦当不下六七十万缗。』诏候及一年，奏取指挥。
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陆师闵言：『比者贾种民重立茶场法，并用年终额外增剩，依江、湖、淮、浙六路卖盐条支赏。其立额并其余增亏比较赏罚，并依课利场务法茶场司专条，更不用管勾官赏罚，减盐官之半，而不给赏。窃详本司之法，与天下课利场务不同，如盐酒之类，皆以本息通立额，而本司但以净利为额。今贾种民之法，须当用去息别立租额，如用本多，收息薄，通比租额，增则受赏用本少，收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粗额则受罚，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诏茶场司并用旧条，其户部议法不当，尚书李承之、侍郎蹇周辅各罚铜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彦、员外郎井亮采各罚铜八斤，户部及都省吏各罚铜有差。
师闵云贾种民立法，而种民独免罚，当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举榷茶陆师闵言：『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行之陕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东生聚之众，惟茶不可一日阙。若视陕右成法，而归利于公上，度两路岁费之数，置官场于荆楚间和市，岁计运致两路，率用陕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积，以助边费。』诏师闵条具以闻。寻下两路具到合用茶数，及进呈，诏寝之。
朱本删去云：『不行，合删。』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没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书省言：『元丰二年，提举茶场李稷以息税五十万缗为额。后陆师闵奏自立额，后连岁增羡。乞自七年以百万缗为额，未知虚实。』诏榷茶司具自二年立额后至六年所收息税有无增剩及支费数以闻。

周直孙等措置在京酒麴京东路附
熙宁四年六月丁巳，详定编修三司令式所删定官周直孺言[13]：『在京麴院，自来酒户沽卖不常，难及初额[14]。累经更张，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于麴数过多，酒数亦因而多，则价贱，贱则人户折其利。为今之法，宜减其数，增其价，使酒有限而必售，则人无耗折之苦，而官额不亏矣。请以一百八十万斤为定额，遇闰年，则添踏十五万斤。旧价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请增作二百文，省旧法以八十五为陌。请并纽计省钱，便于出入。旧额二百二十二万斤，约计钱三十七万；今额一百八十万斤，计钱三十六万。三年一闰，十五万斤，计三万贯，又减小麦万余石[15]，及人工并无，不亏元额钱数。况免赊麴酒户纳小官钱、借债契书、公私费用，不过每斤添支十文，令用麴无余，官物无积。况国初麴价，钱二百文八十五陌，太平兴国六年，始减五十。』并具到酒户情愿事件，从之。
元丰元年正月辛末，三司乞量增在京酒行麴钱，于年额减麴三十万斤，遇闰年、增造万斤均给。从之。
二年八月戊申，诏：『在京卖麴，以百二十万斤为岁额，斤钱二百五十，候卖及旧额，复旧价。』京师麴法，自熙宁四年定以一百八十万为岁额，斤钱二百，后多不偿。及减岁额为百五十万斤，斤增钱至二百四十，犹不免逋欠。至是，命户房检正官毕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孙同三司讲究利害，乃请减麴额为百二十万斤。斤为钱三百，均给七十店，令月输钱，周岁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权发遣京东路转运副使吴居厚为天章阁待制、京东都转运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丰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终，酒税课利，比元丰二年前任官内租额增百七十九万五千余缗。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税额亏二十一万。』

校勘记
[1]而大钱少不足用 原本阙『而大钱』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一一五六补。
[2]相度 原本阙『相』字，据《长编》卷二六○补。
[3]增圆 原本『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六○补。
[4]二月戊申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八○补。
[5]贴纳 原本作『加纳』，据《长编》卷二八○补。
[6]不百 原本『百』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六补。
[7]戊子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8]湖南盐 原本『盐』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一补。
[9]江西 原本衍一『府』字，据《长编》卷三一一删。
[10]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11]辛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四七补。
[12]百费 原本作『百卖』，据《长编》卷二三四改。
[13]周直孺 原本作『周直孙』，据《长编》卷二二四改。
[14]难及初额 原本作『难以□额』，据《长编》卷二二四改补。
[15]小麦 原本作『少麦』，据《长编》卷二二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七
神宗皇帝

州县废复分路附
熙宁元年五月，废庆成军入荣河，置军使，隶河中。
旧纪：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据一方，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于是废庆成军，又废升平县。按：废升平县，《实录》已见四月末上语云云，似为新政并省发端。今附见此。新纪亦不载上语。
六月，废随州光化县。
七月，废冀州枣强县、富顺监富顺县并为镇。
三年正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
九月，废洺州曲周县。
四年六月，废绵州西昌县入龙安、神泉，象州武化县、同州夏阳县为镇。
七月，废窦州为信宜县，隶高州；合州赤水县为镇。
八月，废横州永定县入宁浦，桂州修仁、永宁入荔浦。
九月，废南仪州，以岑溪县隶藤州。
十月，废汉阳军为汉阳县，汉川县为镇，并隶鄂州；省恩州清阳县入清河，又省庆州华池、乐蟠二县置合水县。
十一月，改吉州万安县为镇。
十二月丙子，废江阴军为县，隶常州；又废汝州龙兴县为镇，省琼州舍城县入琼山县，镇戎军安边堡入开远堡。
五年正月，废北京来济县、沧州饶安县为镇，忠州桂溪县入垫江。
二月己卯，废蓬州良山县、巴州其章县、邛州临溪县、嘉州平羌县并为镇。
三月，废壁州白石、符阳二县入巴州通江。
四月戊寅，废集州为难江县，隶巴州。
五月，废慈州为吉乡军，隶隰州；省交城县为镇入吉乡，省乡宁县，析其地入晋、绛二州；废涟水、高邮军为县，以涟水隶楚州，高邮隶扬州；剑门关、剑门县复隶剑州；废忻州定襄县入秀容，潞州黎城县入潞城；省相州邺县、赵州赞皇、柏乡二县、汾州孝义县、归州兴山县为镇。
六月，废兖州邹县、邢州任县为镇，入仙源、南和。
七月，废扬州广陵县入江都。
闰七月，废延州金明县为寨，丰林县为镇，广州信安县入儋州新兴。
八月辛巳，废郑州，以管城、新定二县隶开封府；省原武县为镇入阳武；荥阳、荥泽二县为镇入管城；废滑州，以白马、韦城、胙城三县并隶开封府。先是，判司农寺曾布过郑，以吏民乞废州状奏闻，乃下京西相度。转运使吴几复等奏：『废郑为县，罢采役支费，实宽民力。兼审问吏民，实皆乐从。』而滑州亦以状言：『本州自天禧河决后，市肆寂寥，地土浅薄，河上差科频数，民力凋弊。愿府界与郑俱力畿邑为便，且庶几王畿四至地理、形势相等。』已而上又问执政曰：『闻郑人不以废州为便。然否?』王安石进曰：『此乃郑民吏自乞，又属王畿，则诸事优便，所省钱一岁几十万缗，省州官十余员，郑州州役省四百余人。』己亥，诏以京西路分南、北两路，襄、邓、随、房、金、均、唐八州为南路，西京、许、孟、陈、蔡、汝、颍七州、信阳军为北路。甲辰，废杭州南新县为镇；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州。
九月丁卯，诏以淮南路分东、西两路，扬、亳、宿、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为东路，寿、庐、蕲、和、舒、濠、光、黄八州、无为军为西路。废蒙州为立山县，隶昭州；成都府犀浦县、成德军灵寿县、雅州百丈县、剑州临津县为镇。
十月，废仪州为华亭县，及安化、崇信隶渭州；乾州为奉天县，隶京兆；永康军为寨，导江县隶彭州，青城县隶蜀州。
十一月，废陵州为陵井监，以贵平籍县为镇，隶成都府。
十二月，废梓州永泰县、绵州西昌县为镇。
六年正月，置潭州安化县，升七星寨为镇。
二月，废果州流溪县为镇。
五月，废复州为景陵县，隶安州，仍以玉沙县为镇，隶江陵府监利县；省施州永兴寨置夷平寨。
六月，废荆门军，以长林、当阳两县并隶江陵府建宁县为镇。
七月乙丑，诏：『河北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司所部广远，宜分为两路，以滨、棣、德、恩、冀、沧、瀛、雄、澶、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宁、永静为东路，怀、卫、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赵州、真定府、安肃、广信、顺安、永宁军为西路。』庚午，河北路察访司言：『乞省并真定府井陉等二十八县，减官七十六员，及役人三千二百二十七人。』从之。
七月十三县，八月三县，九月七县，十二月五县，共二十七县。陈瓘《尊尧集》序云：『安石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云云。』
废陕州硖石、赵州隆平、磁州昭德、沧州临津、德州德平、乾宁军乾宁、卫州卫、新乡邢州尧山、平乡、怀州修武、武德、瀛州东城、景城、江陵府枝江县并为镇。
八月，李宜之请废保定军为县，遣官相视，而众人军卫乞留军额甚哗。宜之以为官吏故纵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为用，若如此不治，后不可用。』官吏有坐不能禁约者。及责，保定军卒不废。置明州昌国县；废澶州顿邱县入清丰；莫州长丰县为镇，并废鄚县；春州为阳春县，及以铜陵县隶南恩州。
九月，废真定府井陉、河中府府永济、滨州招安、相州永和、祁州深泽、冀州新河、陈州南顿县并为镇。
十月，废梅州入程乡县，隶潮州；省熙州马騌寨。
十一月丁卯，废儋州为昌化军，崖州为朱崖军，万安州为万安军。以昌化感恩、陵水、宁远、吉阳及华州渭南县并为镇；信州永丰镇为县；置熙州狄道、河州袍罕县。
十二月，废金州平利、洺州临洺、顺安军高阳、大名府、大名、洹水、经成县并为镇；渭州置制胜关及安化县，以旧县为镇。
七年二月，割秦州大潭、长道三县隶岷州，白石镇隶长道；废辽州八违山县，隶平定军；废平城、和顺、榆杜三县；丹州云岩、渝州南川、鄜州三川并为镇。
四月壬辰，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沈括言：『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生民无所赴愬，近郡困于将迎。乞以浙东、浙西及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提举官六员分为两路，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为浙西路，置转运、提举于杭州，提点刑狱于润州；越、明、婺、温、台、衢、处七州为浙东路，置转运、提举于越州，提点刑狱于温州。』从之。
朱本削去。墨本云：方下本路相度，至九年三月，仍诏分路，合并入九年。按：七年九月十二日丁亥[1]，勿复分路。诏则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即从沈括所请矣。朱本考之不详，遽削去。今依墨本，仍具本月日。然墨本既于此载沈括云云，又于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重载之，亦误也。今止于此详载，削去彼书。新本考异殊不辨诘，但依朱本，盖疏略耳。
甲午，分京东路为东、西两路，以青、淄、潍、莱、登、密、沂、徐州、淮阳军为东路，郓、兖、齐、濮、曹、济、单州、南京为西路。先是，邓润甫等乞分为两路，财赋、金谷并令通融移用。至是，下京东监司相度，如润甫所请。
新纪系此事于八年正月丙午，误也。五年八月已亥，已分京西。
五月，复宪州，从知太原府刘庠所请也。
八月甲午，并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
九月，诏：『日者分两浙为东、西路，今有司言供亿钱谷多在浙西计置，及水利事尽在苏、秀等州，分之必至阙事，其毋复分路。』
分路在四月二十六日癸巳，朱本削去，墨本误也。其复分路在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
八年二月辛卯，废羁縻怀远军古阳县为怀远寨，述昆县为镇，省镇宁州礼丹县入环州思恩县，并隶宜州。废沅州招谕县及锦州寨入麻阳。
闰四月，废秦州定远、绥远二寨为镇，隶陇州。
七月，复置真定府井陉县，徙治天威军，县治置军使；复河南府偃师镇为县，废缑氏县为镇。
八月，割昭州龙平县隶梧州，废永州零陵寨。
十一月，割渝州隆化县隶南平军。
十二月，复云安军云安监[2]，置舒州同安监。改秦州??穰寨为堡[3]，废真定府灵寿县、延州延水县、陇州陇西寨并为镇。
九年四月己酉，复导江县为永康军，以武城为军使，兼知县事，仍属彭州。以上批『永康军正控西山六州军隘口，昨据张商英奏，请废为导江县。若非军官，实欠弹压，可令复旧』故也。
五月丙寅，诏复分两浙为二路。初，从沈括分路之请，不半岁复合之。于是复分。明年五月，复有诏合为一路。盖以财赋不可分，又已责监司分定巡历诸州县，岁遍可也。
初复在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复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复分，十年五月复合。今附此。
十二月庚戌，即茂州汶川县置威戎军使。
十年正月，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唐义问言：『北路近年废荆门军为长林县，以隶江陵府。此军控制巴蜀，备防百越。今以为县，城郭不完，屯兵减少，不足以控制要会。乞复建军。』诏荆湖北路监司相度以闻，既而不行。
四月丁未，复冀州枣强、武邑二镇为县；名泸州小溪口新寨曰武宁。
八月己亥，吕温卿言：『河北分为东、西路，其于监司巡按甚便。至于通融移用之法，则不能无害。如东路出丝绵绸绢，西路饶材木铁炭，而有无不得以相通，而用度不得以相补。欲乞如江淮发运使之法，于北京特置河北、京东西路都转运司，选重臣以领使事，应合通融移用、财赋课利、按察郡县事件等，委四路转运司通管，专以经制边计为任。北边之财，庶可以充足。』
元丰元年正月，复桂州修仁镇为县。
六月，复邓州方城镇为县，隶唐州；
置南平军南川县；割通远军遮羊堡隶岷州。
十月己巳，复华州渭南镇为县。
二年九月，复孟州汜水镇为县。
三年三月庚辰，复置晋州赵城县。初，熙宁中，废入洪洞县为镇。至是，知州王说言：『百姓输纳辞诉回远，岁失酒税课不便。兼窃考赵氏之先，季胜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周缪王赐造父以赵城，今赵城是也。由此为赵氏，乃是国家得姓始封之地，不与他县邑比。』故复之。
十二月丁亥，复置昌化县、万安军陵水县。
五年，复程乡县为梅州；置兖州邹县。
六月丙申，诏：『应经并废州县今复旧者，具元建议官职位姓名以闻。』上以并废州县出于使者欲以增剩役钱为功，故令考察。
朱本改『欲以增剩役钱为功』但云『妄有申请』。今从旧文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一月辛丑，复管城县为郑州，以监察御史刘极及县令周邠有请也。
元祐元年正月己亥，郑州复为奉宁军。戊午，复瀛州东城镇为县。
二月乙丑，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言：『窃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识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务增添，议者谓益置郡县，以分冶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敛之吏，苟欲减役人、收役钱以附会，率尔之间，遂行并废，不复问事体之如何，人情之乐否。盖废并之后，州县辽远，有山岭重复、江河阻绝，远者十数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来于官者。以言争讼，则百姓赴诉难；以言赋税，则百姓输纳难；以言豪强，则官司弹治难；以言盗贼，则官司警捕难[4]，以言死亡，则官司检视难；以言期会，则官司追呼难。乞自免役以来并废过州、县、军、监，凡可复者，皆复之以便民。』又言：『自来并废州县，虽省得役钱，以为封桩之利，然酒课、税额亏失者，不可胜计。今复添官三数员，禄廪至微。酒税之利自足备用，亦于公家无所侵耗。昔尝亲见废相州永和县为镇之初，永和之民相与号诉于官曰：「不知宫中岁所利者几何?百姓愿计其数均认之，随二税以纳，幸留吾邑不废也!」官不敢受其词，竟废之。陛下以此观废邑之人情，宜复否也?』诏废并州县，令诸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同共相度合与不合废并以闻。己丑，复晋州利川镇为县；复成路导江县为永康军。
闰三月辛卯，复庆州平戎镇为县。
四月己丑，复祁州深泽县。乙巳，复西京福昌镇为福昌县。
六月戊子，诏复州县知州、军、县并堂选，余官吏部选差。癸巳，复安州景陵县为复州，鄂州汉阳县为军。汉川镇、安州云梦镇、荆南王沙镇、税江镇、建宁镇、归州兴山镇并为县。戊申，复汝州龙兴镇、桂州永宁场为县。是月，复卫州黎阳县为通利军。
七月壬戌，淮南转运副使赵偁请复以宿州灵壁为镇，从之。
十月辛卯，复象州武化县、广州信化县为县。
二年正月甲戌，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五月丙子，复成德军灵寿镇为县。
六月戊子，复怀州修武镇为县。辛丑，复雅州百丈县。
七月甲寅，复剑州临津镇为县。
十一月壬戌，复横州永定县。甲子，复西京颖阳、洛阳县。
十二月壬辰，臣僚上言：『伏见熙宁、元丰之间，并废州县甚多，其大要欲以省官吏，宽力役也。近岁议者颇谓：并废州县虽可以省官吏、宽力役，而不能无害者。封疆既阔，则输税租者或咨怨于道途；官吏既去，则为盗贼者或公行于市邑，以至讼诉追呼，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虑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并废州县，令诸路转运、提刑、提举司共相度合并废，具利害闻奏。缘此，诸路已废之州县并多兴复。臣愚窃谓兴复州县，惟坊郭近上人户便之，乡村下户，乃其弊也。知其然者，州县既复，则井邑盛而商贾通，利皆归于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为便也。复一小邑，添役人数百，役皆出于乡村，下户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敕相度，几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复者，下诏之初，皆已复矣。其可以复可以不复者，仍迁延至今。况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为宜，而论者独以地薄民贫之邑、乡村应役之户不多者难得番休为患也。今诸路方且攀缘前岁一时指挥而复县不已，增乡户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窃以力非便也。臣欲望圣慈特赐指挥，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敕更不施行。』从之。
三年八月辛巳，诏复荆南长林县为荆门军。

浚汴河导洛附
熙宁六年十一月辛丑，诏今冬不闭汴口，令造筏截浮凌。先是，权判将作监范子奇言：『汴口每岁开闭，劳人费财。乞每至冬，更勿闭口。』上曰：『旧闭口良有所费。』安石曰：『闻往时所费至百万。』上曰：『闻都省有碑，言沟洫前通于汴水，不知自何时如此，河底渐高?』安石曰：『今沟首皆深，汴极低。又观相国寺积沙几及屋檐，则汴河如此渐高未久。』上曰：『有汴河来已久，何故近方如此渐高?』安石曰：『旧不建都，即不如此。本朝专恃河水，故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积。自建都以来，漕运不可一日不通，专恃河水灌汴，诸水不复得入汴，此所以积沙渐高也[5]。』丁未，王安石言：『以浚川杷浚黄河，自二十八日卯时至二十九日申时，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请以杷浚汴。』从之。先是，有选人李公义者建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沉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而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它日又言：『开直河一道，计省却九百万物料、三百万夫工。如怀信所造浚川杷，即处处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开者，只为近水，开数尺即见水，施功不得。今但见水，即以杷浚之，无不可。使水趋直河去处，即一岁所省，凡几百千万物料夫工。又汴河、广济河诸斗门减水河，自此更不须计工开没，但列百千枚杷，永无浅淀也。』
七年四月庚午，诏置浚黄河司，差范子渊都大提举，李公义为勾当公事。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等言：『尝乞以京西三十六陂为塘，潴水入汴漕运。其陂内民田，欲先差官量顷亩数拨还，或给价钱。又采买林木遥远，清汴闸欲作二三年修，仍选知河事臣僚再按视措置。』诏翰林侍读学士陈绎、入内都知张茂则与昉等覆视以闻。其后绎等言：『可济行运。其置闸疏密土工物料，见令杨炎等计置。』诏候相度毕，具合行事节以闻。
十月壬辰[6]，张方平判应天府。方平在朝虽不任职，然多所建明。尝论汴河曰：『臣窃惟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兵革相寻，其患由乎几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抵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之势。国以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7]。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畜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汴河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九年十月丁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浚川杷无益于事。诏令范子渊画一分析奏闻。
元丰元年正月戊辰，熊本落知制诰、分司西京、饶州居住，权都水监丞、主客郎中范子渊追一官，差遣依旧。本坐按视浚河事不实，缘疏浚有河退地二万二千三百顷，而附会报不以实；子渊所称河退地虽实，而以二年数误并为一年，故有是命。又濬川杷仅同儿戏，子渊所陈，固多妄云。运河置闸，令都水监再相度以闻。
二年四月乙卯，诏导洛、通汴，用是月甲子兴工，遣礼官祭告。
六月甲寅，提举导洛通汴司言：『清汴成以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毕工，凡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至河阴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连运河，长五十一里。河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河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顷，已引洛水人新口斗门，通流入汴，候汴水调均，可塞汴口。乞徙汴口官吏河清指挥于新开洛口。』从之。
十月，诏金部郎中、权判都水监范子渊减磨勘二年，余推恩有差，以疏导汴河有劳也。
三年正月癸巳，三司言：『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自导洛入汴，以二月一日。自去冬汴水通行，不必以二月为限。』从之。
六月乙卯，参知政事章惇上《导洛通汴记》。诏以《元丰导洛记》为名，记石于洛口庙。
四年七月戊戌，诏：『自今汴河水涨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于向上两堤，视地形低下可以纳水处决之。』
五年六月，诏：『已折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自汴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为名。』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条析以闻。
五月乙未，户部侍郎李定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奏之（事见《变新法》）。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主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上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一十九字并刪去。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中书省言：『点磨得宋用臣导洛通汴，并京城所出纳违法等事。』诏宋用臣降授皇城使、添差监滁州酒税，其根究钱物未明事，送户部结绝，仍令本部具合措置事件闻奏。

塞曹村河
熙宁十年八月丙戌，诏监察御史里行黄廉为京东路体量安抚使。上曰：『河决曹村，京东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受命，条举百余事，大略疏张泽泺至滨州，以纾齐、郓，而济、曹、单、淄、濮、齐之间，积潦皆归其壑。郡守、县令以救灾养民者劳来劝诱，使即其功；发仓廪府库，以赈不给。水占民居未能就业者，择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远未能归者，遣吏移给之，皆使有粟。所灌即县蠲赋弃责。流民所过，毋得征算，使吏为之道地。止者赋居，行者赋粮。忧其无田而远徙，故假官田而劝之耕。恐其杀牛而食之，故质私牛而与之钱。弃男女于道路者收养之，丁壮而饥者募役之。初，水占州县一二十四，坏民田三十万顷，坏民庐舍三十八万家。卒事，所活饥民二十五万三千口，壮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干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给当年牛，借种钱八万六千三百缗。归而论荐士大夫，后多朝廷所收用云。
九月庚戌，诏：『河决泛滥民田者，官为疏畎；被灾县放税赋；老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给口食。』
十二月甲申，手诏：『比杨炎、高靖检河道回，具所见条上，可召审闻，参质利害。无被灾之名，不致枉有劳役。』初，河决曹村，命官塞之，而故道已湮高仰，水不得下。议者欲自夏津县东开签河，入董固护旧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张村埽直东筑堤，至庞家庄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计用夫三百余万、物料三十余万。而炎等以为口塞水流则河道自成，不必更筑，以糜工役。上重其事，故令审问，仍诏侍御史知杂事蔡确同相视以闻。既而以确母病，改命枢密承旨韩缜。后缜言：『涨水冲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势变移无常，虽开河就堤，及于河身，创立生堤，枉费工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经久。』从之。
元丰元年四月戊辰，提举修河所言修闭功毕。遣枢密直学士陈襄祭谢，仍以都总管一燕达兼都大提举修护务，令坚实灵津庙，神济夫人进封灵显神妃。初，决口屡塞，不能绝流，财力俱竭。达等相视无策，有小赤蛇出于上流，众以为神，共祷之。一夕沙涨，河遂塞，故赐名埽曰灵平，庙曰灵显神妃，殆非人力也。
五月甲戌朔，曹村决口新堤成，河还北流。自闰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工一百九十余万，材一千二百八十九万，钱、米各三十万。堤长一百十四里。

校勘记
[1]自『相度』至『按：七』凡十八字，原本仅作『口并人口年口』，据《长编》卷二五二改补。
[2]云安军 原本作『云南军』，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3]床穰 原本作『麻穰』，据《长编》卷二七一改。
[4]警捕 原本『捕』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五朴。
[5]所以 原本脱『以』字，据《长编》卷二四九补。
[6]壬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六九补。
[7]惠民 原本作『专民』，据《长编》卷二六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神宗皇帝

详定郊庙礼文上
元丰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陈襄、集贤校理黄履、李清臣、王存、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杨完、何洵直、孙谔充检讨官。先是，手诏：『讲求郊庙奉祀礼文讹舛，宜令太常寺置局，仍差定礼官数员，及许辟除官属，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故命襄等。己未，提点南郊事务向宗儒乞自东塘门内布黄道至望燎位。下礼院详定，关报入式，从之。
闰正月甲申，诏编修明堂式所并归提点南郊事务所。
二月庚戌，详定礼文所言：『有事于南郊、荐飨景灵宫、朝飨太庙，大率皆踵唐礼。至于坛壝、神位、大驾、舆辇、仗卫仪物，亦兼用历代之制。若概以先王之礼，固已不同；必兼用历代之制，则其间情文讹舛甚众，盖有规模苟略而因循已久，重于更制者。有事出一时之仪而不足以为法者。谨先具一二奏陈，恭俟训敕，以为体式。』诏详定合更事以闻。
七月癸酉，详定礼文所乞罢南郊坛天皇太帝设位，诏弗许。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涤三月，所以致其严洁，诚通于神明也。今既无三涤系养之法，每于祭前三月市于民，而有司涤养不严，一切苟简。欲下将作，度修涤宫，具系养之法，敕所属官司省视，委太常寺主簿一员阅察。』从之。丁丑，详定礼文所言：『旧南郊式，车驾出入宣德门、太庙、檑星门、朱雀门、南薰门皆勘箭。熙宁中，因参知政事王珪议，已罢勘箭。而勘箭之式尚存。春秋之义，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雷动天行，无容疑贰。必使谁何而后过门，不应典礼。考详事始，不见于《开宝礼》。咸平中，初载于仪注，盖当时礼官之失。伏请自今车驾出门，罢勘箭。』从之。
二月癸丑，诏：『自今亲祠太庙，焚册于南神门外，其郊祀圆邱，匏爵奠而不酹；内堰之外，众星位周环，每二步别植笋桩一绷，青绳三重，以为限域。』
九月戊子，详定礼文所言：『伏请亲祠圆邱，惟天子升中陛，及从升之臣依旧外，其司徒、祝史当升东陛。若有司摄事，则太尉亚、终献，亦由东陛升降，庶得礼意。』从之。又言：『伏请自今行礼，亚献、终献，公卿、祝史并由西陛，以应古义。景灵宫亚献、终献，及司徒、司空升降东阶，亦乞改正。』诏详定所再参详。又言：『臣等遍考礼经，无臣子升降阼阶。阼阶天子践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赞卫臣僚从君升降者，既从于君，自当由阼。』从之。又言：『乞据礼改正春祠、夏杓，用鸡彝一、牺尊二、象尊二、疊六；秋尝、冬燕用學彝一、黄彝一、著尊二、壶尊二、罍六。大袷从郑众说，用虎彝一、雉彝一、大尊四、山尊六、罍六，为十八尊。禘亨如袷，但减山尊二，为十六尊，以本《周礼》。』从之。己丑，言：『祀天之有禋柴，犹祭地之有瘗血，亨庙之有裸鬯，是皆歆神之始，非谓于祭之未燔烧之余也。欲请祀南、北郊，先行升裡、瘗血之礼，至荐奠礼毕，即依旧于坛次燔瘗牲币之属，则始终之礼备矣。』又言：『天子亲祠，而亚、终献、饮福，有司摄事，而太尉饮福受胙，则于礼为非。伏请自今亲祠，惟皇帝饮福受胙，以专受祉于神，然后赐胙自下，以示均福之义。其赐胙及有司摄行事、进胙于天子，自如常仪。』从之。
十一月乙酉，详定礼文所言：『古者大带，天子、诸侯、大夫、士采饰、单合皆不同。今群官助祭服，一以绯白罗为之，无等降之别。』又言：『中单亦殊不应礼，并乞据礼改正。』诏送礼院。
二年七月戊寅，枢密直学士钱藻言：『五帝坛宫隘狭敝陋，望祭殿宇不严，执事之人寝兴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无吉蠲之室，以待荐羞。疲老之兵，负祭器于道路，尤为亵慢。』下礼官院，请增五帝斋宫，殿四房立纱子，禁人非时升降。别建神厨、馔库，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斋宫，余数藏太常，以备他祀。』并从之。详定礼文所言：『古者荐新于庙之寝，无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时乃择日而荐，非也。《吕氏月令》一岁之间，八荐新物，即仲春献羔、开冰，季春荐鲔，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孟秋登谷，仲秋以犬、尝麻，季秋以犬、尝稻，季冬尝鱼是也。《开元礼》加以五十余品。景祐中，礼官以为汉纪简而近薄，唐令杂而不经。于是定四时所荐凡二十八物，视《诗》、《礼·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欲稍加刪定，孟春荐韭，以卯以葑，仲春荐冰，季春荐笋，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仲秋尝麻，尝稻，羞以蒲，季秋尝菽，羞以免以栗，孟冬羞以雁，季冬羞以鱼。今春不荐鲔，实为阙典。伏请季春荐鲔，以应经义。余乞依韦彤《五礼精义》所说，但设神座，俟寝庙成，荐新于寝，庶合典礼』。从之。诏王鲔阙，以鲂鲤代。
八月戊午。太常寺言：『奉诏祠祭，以法酒库、内酒坊酒实诸尊罍，以代五齐三酒令。法酒库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内酒坊酒曰法糯，曰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给诸军吏工伎人，以奉天地、宗庙、社稷，恐非致恭尽物之义。乞止以三法酒及法糯酒奉祠祭。』从之。
三年五月甲子，详定礼文所言：『看详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夫国之中。王者严父配天于此，而月吉以听朔焉。故《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礼记》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盖为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谓青阳、明堂、太庙、总章、元堂，各有左右个，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记·匠人》云：「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1]，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尺，凡室二筵。郑氏谓：「世室，庙也。重屋，路寝也。夏举宗庙，商举路寝，周举明堂。互言之，明周制也。」自汉武帝始作明堂。出于诡说，以茅盖之水，闤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人，名曰昆仑，违经背古。其后议者纷纭，至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盖已不胜其诞矣。本朝亲祠明堂，寓于大庆殿。大庆，路寝也，然非明堂。其有司摄事，亦寓郊邱。其五室、十二堂、九阶，缘后世不即以听政，及修广之度，谓宜量时增损，取适于世。』又言：『祀帝于郊，以天道事之。亨帝于堂，以人道事之。皇祐大亨明堂，用犊七以荐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熙宁故事，礼院参详，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犊一、羊一、豕一，五帝、五人帝，用犊五，羊、豕各五，皆未应礼。臣等看详《礼》，以角茧栗谓之犊角，握角赤谓之牛犊者，诚悫是以小为贵，故凡犊则特荐之，所谓祭天特。』又曰：『用犊者贵诚，非可与羊、豕相参也。若牛与羊、豕各一，则谓之太牢，宗庙宾客俱用太牢是也。今来明堂亲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请各用牛一、羊一、豕一。』
礼文两事皆无月日，又未知从违，更须考详。
六月庚子，详定礼文所言：『案《礼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或谓之大圭，其实一也。」大圭之制，以《周礼》考之，则长三赤；以西魏、隋、唐考之，则长赤二寸。乞朝廷揆玉之有无制之。』从之。又言：『皇帝亲祠，至曇洗、奠玉币、饮福，皆云搢镇圭。此既非笏，不当措之。伏请改为奠镇圭。其盥手、饮福，谓宜使人接圭。』又言：『天子奉祀执镇圭者，其贽也；搢大圭者，其笏也。《礼》：见于所尊。奠挚而不授。伏请自今皇帝亲祠郊庙，搢大圭，执镇圭。每奉祀之时，既接神，再拜则奠镇圭为贽，执大圭为笏。所有仪注，皇帝搢镇圭，盖沿袭之误。乞从改正。』诏候制到大圭日施行。甲一辰，详定礼文所言：『今仪注，凡亨太庙，但有三牲骨体俎，而无肠胃肤俎，不应古义。伏请于三牲骨体俎之外，加以牛羊肠胃俎一、豕肤俎一。所有牛、羊肠胃，其数各三，其长皆及俎。俎离肺各一，小而长午，割之不绝。中央少许，刌肺各三，与肠胃共为一俎。其载之次序，以离肺在上端，刊肺次之，肠胃在下端。豕肤为一俎，横载，令其皮革相顺。』从之。又言：『伏请自今郊庙荐腥，解其牲两髀、两肩、两肠，并脊为七体，左右胖俱用其载于俎，则以两髀在端，两肩次之，两肋次之，脊居中。皆进。未至荐熟，洗肉于汤，止用右胖，髀不升。其十一体在俎之序，则肩也，臂也，臑也，正脊也，艇脊也，横脊也，代肋也，长肋也，短肋也，膊也，胳也。依此设之，肩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在中央。仍各以半为腥俎，半为熟俎。肠胃肤俎亦然。』从之。
七月甲戌，详定礼文所言：『卤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摄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说，绘为人形，于《礼》无据。伏请改制，著其象以则天文。』从之。又言：『《郊特牲》曰：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太庙之内，戒百姓也。说者曰：百姓王之亲。今誓百官于尚书省，誓宗室于中书，于《礼》无据。伏请戒百官于庙堂，戒宗室于太庙。』从之。又言：『祭祀时刻，今参酌秋、夏，即用丑时一刻；春、冬，即用丑时七刻行事，至明，皆十五刻，庶合旧礼，不至迫遽。』从之。
乙亥，详定礼文所言：『看详《卤簿记》，公卿奉引，第一开封令，乘轺车；次开封牧，乘革车，隼旗；次太常卿，乘革车，凤旗；次司徒，乘革车，瑞马旗；次兵部尚书，乘革车，虎旗。以臣等考之，皆为非是。谨案：《周礼·巾车》职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司常》职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仪礼·觐礼》曰：侯氏乘墨车，载龙旃。则县令五品，秩比大夫，当乘墨车而建物；牧比诸侯，当乘墨车而建旃。太常卿，古春官卿，当乘夏缦而建旃；司徒，今三公，当乘夏篆而建旃；御史大夫三品，秩比卿，兵部尚书，古夏官卿，皆当乘夏篆而建旃。伏请公卿已下奉引，先开封令，奉引乘墨车建物；次开封牧，奉引乘墨车建旃；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缦建旃；次司徒，奉引乘夏篆建旃；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缦建旃；次兵部尚书，奉引乘夏缦建旃。所以参备《周礼》九旗之制。』贴黄称：『《礼》经不著三公所乘车、所建旗。又偏驾不入王门，诸侯朝乘墨车。今约孤乘夏篆、建旃之文，定司徒之制。』从之，仍令疾速讲求在旂旃物制度以闻。
八月辛卯朔，详定礼文所言：『明堂、昊天上帝礼神之玉，当用苍璧。今用四圭，有邸。伏请改用苍璧礼天。其有司摄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礼神之制，陈玉，各放其方之色。』从之。甲午，详定礼文所言：『乞亲祠景灵宫、太庙，伏请设御洗于阼阶东南，当东霤。皇帝立于洗南，北向盥；侍臣奉槃者东面于庭南，奉匝者西面于槃东，执巾者亦西面于匜北。诸祀祭并有司摄事并准此。』从之。甲辰，详定礼文所言：『今礼皇帝饮福，乃古之受嘏。而仪注则以内臣酌酒授侍中，侍中跪进，皆无所本。伏请改命太祝。』从之。又：『伏请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报阳；皇地衹、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衹之祭，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凡荐亨太庙，皆升首于室，庶合礼。』从之。
壬寅，曾肇言：『臣昨与张璪等申中书，请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礼官赵君锡等亦别具状，请唯以配上帝。君锡等以谓：『上帝者，一帝而已。』准中书批下二状，奉圣者，依赵君锡等议施行。
九月癸亥，详定所言：『国朝衣服，今乘舆服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绂四章在裳，则与《虞书》之文相戾。今欲乞依《虞书》之文，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在衣，绣火、宗彝、藻、粉、米、黼绂六章在裳。』诏送礼院。
四年四月戊寅，详定礼文所伏请凡祈祷郊庙、社稷，皆用少牢。从之。
六月己巳，详定礼文所言：『臣等着详，君体，至尊也，故燕礼君不为主，而以宰夫为主，示群臣莫与君亢也。天体，至尊也，故郊礼天不为主，而以日为主，示百神莫敢与天亢也。《记》曰：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扫地而祭于其质而已矣。既已议扫地而祭，复古之正礼，则主日配月。盖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万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与焉。后世报天而不以日为主，非礼也。伏请祭天，五帝从祀，配祖外，别设主日配月之位，从以百神。』从之。又言：『古之王者，孝恭尽于事祖，故凡奉神之物，虽无所用，而不敢忽。伏请凡奉神之币，皆埋之西阶，东册则藏诸有司之匮。』从之。又言：『恭以本朝太庙诸室，帝、后一体，故《礼》有「铺筵设同几」之文。祭则同牢同馔同祝，以明天地䜣合之义。近例凡告及祈报，惟出帝王，而不出后主，殆与同几之文异矣。今来看详应奏告祈报，除同牲牢祭馔即合出后主外，其余更不出。』从之。
九月甲辰，中书言：『前奏禘祫年数差互。熙宁八年，禘祫并在一年。奉旨送详定礼文所再参详。臣等谨按：《司尊彝》：凡四时之间祀[2]，追亨、朝亨。小吏掌奠，系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然则朝亨及昭穆，皆祫之谓也。鲁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庙，跻僖公。而《公羊》、《谷梁传》俱以为祫，是祫之义存于《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左氏之说，则有禘而无祫[3]。祫之名见于《礼记》。若止据夏、商而言，则曰祫禘烝尝。若通据三代而言，则曰祫祭于太庙，祝迎四庙之主。其行礼相距之年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则曰前二后三，谓祭相去各三十月；驳郑氏者则曰：三年而祫，为月有余；二年而禘，为月不足。驳徐氏者则曰：禘在祫前，则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后，则是二年而祫。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按：《春秋》书「僖公八年禘于太庙」、「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庙」，皆因事而书，其不书者，可以逆推知。僖、宣当于二年丧毕而祫，三年禘，六年祫，八年乃禘尔。由此言之，郑氏依仿鲁礼，推明王制，实为有据。然自唐开元六年以后，禘、祫各自数年不相计，或比年频合；或同岁再序；或一稀之后，并为再祫；或五年之后，骤为三祭，舛误为甚。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近岁又以二祭。年数各不相因，故熙享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伏请自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几举礼不频，事神不渎。及据礼院检会《礼》传，宗庙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熙宁八年四月行禘享，十月行祫享；元丰元年十月行祫享，三年四月行禘享。今年十月，当行祫享。谨按：《公羊春秋传》曰：「五年而再盛祭。」注谓三年祫，五年禘。盖汉、魏故事。唐贞观以后，并用此礼。开元中，禘、祫之年不相通数，礼官既觉其非，乃用徐邈之说，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巳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盛祭之说，此最为得。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宁五年后，始不通计年数，遂至八年禘、祫并在一岁，所谓一岁再序也。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禘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祫享，即是比年频祫，复踵前失。今欲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一祭，当是五年冬祫。』诏依见行典礼。又言：『禘、祫不当废时祭。』从之。壬子，详定礼文所言：『古者下宗庙，欲乞亲祠。大辂入太庙西门，近庙南门，即降辂，步入庙少东升辇，就大次。仍自今群臣奉祠，并于西棂星门外下马。』从之。又言：『谨按：《礼》曰：冬日至，作乐于地上之圆邱。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又曰：『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又曰：『有以下为贵者，至恭不坛，扫地而祭。则古者祀天，奏乐于圆邱，升烟于泰坛，并以降神设馔在地，所以祭之。故崔灵恩云：燔柴升烟，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时，皆于地上，故马昭、高堂隆等亲近郑义，以对王肃，皆云：祭天不在于坛。后世作坛八陛，祀天其上，奏乐其下，非礼之正。臣等欲乞更今之坛以为圆邱，奏乐其上，而于邱南设馔于地，以行正祭，庶合礼经。有以下为贵者，且明尚质之义。臣等虽稽古制，谓宜如此，然郊邱大事，乞以圣意裁之。』不从。
十月戊午，详定礼文所言：『天道远而难致，尊而难亲，以其远而难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难亲也，故常以人事亲之。《易》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人道亲之也。《礼》曰：「郊血，神道致之也。」本朝郊礼，荐熟之外，不设血，殊为阙礼。伏请南郊先荐血于神座前[4]，盛以槃；次荐腥，次荐熟，并北郊准此，仍先瘗以致神。』从之。又言：『看详祠祀尝烝之名，春、夏则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则物成而祭备，故许慎以品物少多文词为祠，而王弼以禴为祭之薄。何休谓：秋谷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荐，故曰尝。冬万物毕成，所荐众多，故曰烝。故《礼》以尝为大尝，《周礼》以烝为大享。今太庙四时虽有荐新，而孟享礼料无祠杓尝烝之别[5]。伏请春加韭、卵，夏加麦、鱼，秋加黍、豚，冬加稻、雁。当馈熟之节。荐于神座。其笾豆于常数之外，别加时物之荐，丰约各因其时以应古。』从之。又言：『国朝时令，秋分飨寿星于南郊。《熙宁祀仪》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又于坛下卯阶之南设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东向。谨按：《尔雅》曰：寿星，角、亢也。说者曰：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曰寿。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长，故名寿星，非此所谓秋分所飨寿星也。今于坛下设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为无名。臣等又按：《晋书·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日一见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后汉于国都南郊立老人星庙，常以仲秋祀之。则寿星谓老人星矣。伏请依后汉，于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所有坛下东方七宿位，谓宜不设。』从之。
己未，详定礼文所言：『《礼运》曰：地秉阴，播五行于四时。五行者，天地之间至大之物，万物所以生成，故有帝以为之主，有神以为之佐。祭天以天从，故祀昊天上帝，则五帝宜从于南郊。祭地以地从，故祀地祇则五神宜从于北郊。五神，地类也，故曰地秉阴，播五行于四时。《汉旧仪》：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许亨以谓「五神主五行，隶于地为阴，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时迎气，以五人神配，而不设五行之神，是遗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请祭地祇以五行之神从，以五人神配，用血祭。』从之。又言：『谨按：《周礼·鼓人》职曰：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又《大宗伯》以裡祀祀昊天上帝，血祭祭社稷。五祀社常对天神而不言地衹者，社者，神地之道。言社则地道可知，故其神属乎地道者，祀皆为阴祀。然而阴祀必以血为歆神始者，血者，阴幽之物。阴祀而用阴幽之物。所谓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是以类求神之意也。今祭社稷仪注不用血祭，皆违经礼。伏请社稷以埋血为始。』从之。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于北牖下，所以答阴也。今社壝内不设北牖，而有司摄事，乃设东向之位，于礼非是。伏请太社塘内设北牖，以备亲祠南向答阴之位。其有司摄事，谓宜立北牖下少西。』从之。又言：『谨按：《周礼·少宰》之职：凡祭祀，赞王裸将之事。《小宗伯》之职：凡祭祀，以时将瓒裸[6]。盖孝子之求神，有于阴而求者，以其形魄归于地，故于阴而求之，凡裸是也。《礼记》曰：周人尚臭，盖先濯而后作乐。求诸形魄之谓也。今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谓宜先灌而后作乐。』从之。又言：『宗庙之有裸、鬯、焫、萧，则与祭天燔柴、祭地瘗血同意。盖先王所以通德馨于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颇为不经。按：韦彤《五礼精义》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云：梁天监初，何修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义一也。上古礼朴，未有此制。今请南郊明堂用沉香，气自然，示天至恭，合质阳之义；北郊请用上和香[7]，地道亲近，杂芳可也。臣等考之，殊无依据。今且崇事郊庙、明堂器服牲币，一用古典。至于上香，乃袭修之议。如曰上香以裸、鬯、焫、萧之北，则今既上香，而又裸焫，求之古义，已重复，况《开元》、〈开宝礼》亦不用乎。』
礼文无日月从违，当考，今附先灌后作乐下。
又言：『古者郊庙，助祭之臣皆亲疏异等，贵贱异位，主客异仪，华夏异制，然后礼容不乱而君道益尊，故《仪礼·特牲馈食礼》有门外之位以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礼，宾者在西[8]，贵者在北，贱者在南，尊者在前，卑者在后，主人在东，众宾在西，而明堂位、四裔之位皆在门外，诸侯之位皆在门内，皆不可得而易也。国朝之制，天子亲祠南郊，亚、终献及百官统于至尊之后，而公卿与分献执事之臣独在内壝东门之外。又太庙、明堂，公卿在东，宗室在西，皆无亲疏尊卑之别。伏请亲祠南郊，设助祭公卿位于亚、终献之南，设分献之官位于公卿之后，执事者又在其后，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太庙设者，在西贵者，在北贱者，有亚、终献位于阶东，设宗室位于其后，皆西向北上。设助祭公卿位于阶西，文武百官于其后，皆东向北上。设蕃客位于门外，随其方国。』贴黄称：『检会《开元》、《开宝礼》及本朝仪注，亲祀圆邱、明堂，即无宗室立班位。』诏礼院新定朝会图及行礼地步参定闻奏。因又言：『圣王之事宗庙，礼如事生，故馔则荐四时之和气，与四海九州之美味；贡则陈金璧龟帛，以明功德所致。虽丹漆竹箭之微必具，以明具天下之财。其余无常，必致国之所有，以明远物无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生成之所致，故以其治功之美致于祖宗。自秦、汉以来，奉宗庙者，皆不本之先王之经训，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己。故天下常贡人王府者，未尝陈之于太庙，良为阙略。欲乞亲祠太庙，并令户部陈岁之所贡，以充庭实，仍以龟为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余为后。』从之。又言：『国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谓坐而论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请亲祠，命吏部尚书一员掌誓戒，刑部尚书一员涖之。』诏掌誓戒用左仆射，阙即用右仆射。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监二员分献，自后又命它官摄司天监行事。日官既非习礼事神之司，又假其官名以行礼，殆非礼意。伏请应以司天监分献者，并改差礼官。』又言：『《唐六典》以侍中奏中严、外辨及解严。窃详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佐天子统大政，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总焉。自唐以来，谓真宰相，非复秦之丞相史、汉魏掌御物之任也。伏请奏中严、外辨以礼部侍郎，奏解严以礼部郎中。』并从之。
详定礼文所言：『丙申诏书：季秋祀英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余从祀群神悉罢。又请孟春祈谷，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罢从祀群神，以明事天不二。又按：《礼》，雩坛当国南，令寓圆邱，非是。乞改筑。』从之。又言：『古之王者，行则严羽卫，处则厚宫闱，所以示威重，备非常也。故《周礼》王会同则为堰宫，食息则设帷宫。汉祀甘泉，则有竹宫，至于江左，则有瓦殿。本朝沿旧制，亲祠南郊，行宫独设青城幔殿，宿者有风雨之忧，而又无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费，岁以万数。臣等欲乞仿青城之制创立斋宫，一劳而省重费，或遇风雨，可以行望祭之礼。』诏送礼院，俟修尚书省了日取旨。
此乃十八日圣旨，《实录》不载，今特著之。元符斋宫侈甚，或由此始。
又言：『谨按《仪礼》曰：「嗣举奠。」又《礼记》曰：「登餕献受爵[9]，则以上嗣。」尊神之道，则知古者生嗣，本为宗庙神明拥佑，故当显相人主，虔恪礼事，以报神灵之贶，然后举奠而饮，以明上受祖宗锡羡无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统之绪。臣等历选前世奉祠宗庙，虽有皇嗣侍祠之仪，而未有举奠之礼。欲乞将来亲祠太庙，既裸之后，太祝以斝爵奠锢南，俟皇帝正祭受嘏讫，命皇嗣举奠，以明上受祖宗锡羡无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统之绪。』从之。又言：『古者堕祭，今无之，诚为阙典。伏请增修仪注，仍籍以白茅。』从之。又言：『祭祀之礼神有尊卑，故礼有隆杀，德有大小，故物有厚薄，惟其称而已。天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以神道接之，则贵远人之物，故郊天先荐血，次荐腥，次荐爓，次荐孰；以人道接之，则贵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至于群小祀，则又其卑者，故荐孰而已。《礼记》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又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是也。近世社稷、五祀不荐孰，皆未应礼。伏请社稷、五祀先荐爓，次荐熟、四方百物。宫中七祠、司中、司命、风师，止荐孰。』从之。又言，『祭祀之有乐，所以昭告于天地之间，庶几求神而得之也。《周礼·大司乐》：凡天神地衹、四望山川、祖妣皆分乐，而风师、雨师，所以发生万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祸福，功亦大矣，岂可无乐以降格神灵?说者曰：乃奏姑冼，歌南吕，舞大磬者，是其乐师之职。曰：「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说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师之职曰：「小祭祀不兴舞。」说者曰：宫中七祠则无舞。小师职曰：「凡小祭祀鼓??。」所谓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是也。既已奏钟鼓??，则是有乐明矣。伏请特诏有司，祠司命、风师、雨师用乐，仍制乐章，以为降神之节。』从之。

校勘记
[1]三尺 原本作『三赤』，据《长编》卷三○四改。下文『三尺』、『五尺』原均作『三赤』、『五赤』，皆据改，不另出校。
[2]间祀 原本作『间祝』，据《长编》卷三一六改。
[3]有禘 原本二字互乙，据《长编》卷三一六乙正。
[4]神座 原本脱『神』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5]孟享 原本『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6]瓒裸 原本作『瓒祝』，据《长编》卷三一七、《周礼·小宗伯》改。
[7]上和香 原本『上』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8]宾者在西 《长编》卷三一七脱此句。据《仪礼·特牲馈食礼》『实及众实即位于门『实』字。
[9]登餕 原本作『登饮』，据《礼记·文王世子》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神宗皇帝

详定郊庙礼文下礼部等议附见
元丰四年十月甲子，详定礼文所言：『谨按：《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所谓周人尚臭，升烟以报阳也。烟，阳之气也。阳祀而用阳之气以求之。所谓本乎天者，亲上亦各从其类也。近古惟亲祠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余天神之祀，惟燔祝板，寔为阙礼。伏请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寿星，并请以柏为柴，升烟以为歆神始。』又言：『《熙宁祀仪》：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祀高楳，用犊与羊、豕各一；春、秋祈报社稷，用羊、豕各二。谨按：《周礼·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郑氏云：「小祭祀，王玄冕以祭。」然则王者之祭，无不用牛。唐韦彤《五礼精义》：天宝二载，诏减用犊之数，配帝无犊。大历六年，诏方邱减用少牢。《开宝通礼》曰：圣朝除祀天地之外，太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窃以感生帝、神州地祇，历代崇奉，为天地大祀。今以宣祖、太宗配侑，虽是有司摄事，谓宜俱用犊而去羊、豕。《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乙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楳。」说曰：「求子之祭不与常祭同[1]，故不用犊。今祠楳用犊而羊、豕各一，谓宜改犊为角握牛。《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生，非谷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大社为天下报功。」后汉置社稷太牢，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唐礼：社用太牢。大历中，减用少牢。贞元五年，包佶奏请社稷依正礼用太牢。今自太社、太稷，下至郡县社稷皆用少牢，而祭殊不应礼。夫为一郡邑报功者当用少牢，为天下报功者当用太牢。所有春、秋祈报太社、太稷，谓宜于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又言：『〈周礼·小宗伯》之职：兆五帝于四郊。四类亦如之。《熙宁祀仪》：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是以气类为之位。至于兆风师于国城东北，北雨师于国城南，兆司中、司命于国城西北亥地，则是各从其星位，而不以气类，非所谓四类也。盖自隋以来失之。谓宜据旧礼四类之义，兆风师于西郊，祠以立春后丑；兆雨师于北郊，祠以立夏后申；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冬后亥。其坛兆则从其星位，仍以《熙宁祀仪》，以雷师从雨师之位[2]，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3]。所有雨师、雷师则为二壝同坛[4]，司中[5]、司命、司民、司禄，则为四坛同壝。其坛制高、广自如故事。』从之。又言：『古者享司寒唯以藏冰。启冰之日，〈熙宁祀仪》孟冬选吉日祭司寒寝罢，其季冬藏冰，则享司寒于冰井，务牲用黑羊，谷用秬黍，仲春开冰，但用羔而已。开冰将以御至尊，当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缘非礼之物，不当设于神座，当以孔颖达所说，出冰之时，置此方矢于凌室之户。』从之。
又言：『本朝郊庙祭器陈设既已无法，至临祭之旦，实笾豆、筐簋者皆贱。有司纷然杂乱，非复礼制。其三牲之俎，独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彻其簠簋、笾豆之荐，皆不属大宗伯，而又不彻。请伏请祭前一日，司尊彝以监察祭器官充，帅其属，以法陈祭器于堂东（陈设之法具别图上）。仆射、礼部尚书视涤濯告洁。祭之旦，光禄卿率其属，取笾豆、簠簋实之。既实，反其位。及荐腥之初，礼部尚书率其属荐笾豆、簠簋，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荐三牲之腥俎，又荐熟俎。礼毕，礼部尚书彻笾豆，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彻三牲之俎，皆有司受之以出。』又言：『国朝效庙、明堂礼，以郊社令设玉币，太祝取玉币，以授门下侍郎进皇帝；门下侍郎取爵进皇帝；更爵皆未合礼。伏请郊庙、明堂，吏部尚书一员奉爵，以次从皇帝至神坐前。左仆射阙，即右仆射以玉币进皇帝，奠于地。及酌，尚书左丞阙，即右丞以爵授仆射进爵，皇帝酌献讫，侍郎受币、受爵，以赞饮福及焚外，宗庙仍尚书设玉几。』言：『国朝亲祠太庙，门下侍郎取瓒于篚进皇帝，侍中酌鬯进赞皇帝，裸地置瓒，皆未合礼。伏请亲祠太庙，命礼部尚书一员奉瓒临鬯，礼部侍郎奉盘，以次进皇帝，酌鬯裸地讫，侍郎受瓒并盘，退。』
又言：『国朝南郊，《太庙仪注》虽有太常卿、宗正卿省牲之文[6]，实未尝行。至于明堂，又无省牲之官，惟太祝巡牲而已。其省镬则以光禄卿，而又未当视腥熟。伏请祭前一日，礼部尚书、礼部侍郎省牲，光禄卿奉牲告充告备，礼部尚书省镬。祭之日，礼部侍郎视腥熟之节。』并从之。丁卯，详定礼文所言：『谨按：《苟子·礼论》曰：「飨，尚元尊而用醴酒，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之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故古者祭祀，并荐上古、中古及当世之食，所以贵本而亲用。《礼运》曰：「元酒以祭，荐其血毛[7]，腥其俎，熟其肴。」郑氏谓此荐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后退而合享，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俎豆、鉶羹。」郑氏谓此荐今世之食也。自西汉以来，园寝上食。而唐天宝五年，始诏享太庙，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盘，因与三代笾豆、簠簋并存。虽亦贵本亲用之意，然而韦彤、裴堪等议以为：宴私之馔，可荐寝宫，而不可渎于太庙。臣等考之，享太庙宜自古制，其牙盘上食请罢。』从之。又言：『季春吉日飨先蚕氏[8]，李林甫法《月令》，以先蚕为天驷。谨按：先蚕之义，与先农、先牧[9]、先炊一也，当是始蚕之人，故《开元礼》享为瘗坎于坛之壬地。《礼义罗》曰[10]：「今礼飨先蚕，无燔柴之仪。」明不祀天驷星也。今飨先蚕，其坛在东郊。《熙宁祀仪》又有燎坛，则是沿袭《唐月令》，以先蚕为天驷，误也。《周礼》后蚕于北郊，以纯阴为尊。伏请就北郊为坛，以飨始蚕之人，仍依《开元礼》，不设燎坛，但瘗埋以祭，其余自如故事。』从之。又言：『古者冕弁则用絃，冠则用缨。今衣服令乘舆服大裘，冕以组为缨，色如其绶，衮冕朱丝，组带为缨。冕而用缨，不与礼合，请用朱组絃，仍改平冕为元冕，用缨，不赤而微黑者为之。』又别图上黻制，从之。
辛未，详定礼文所言：『古者宗庙有时享、月祭而无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古礼也。《记》曰：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又曰：远庙为祧享，尝乃止。此所谓时享也。又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又曰：诸候皮弁，听朔于太庙。而《左传》亦曰：闰日不告朔，犹朝于庙。此所谓月祭也。至于《仪礼》月半奠，大夫以上则有之。此所谓非古礼也。然而五庙皆月祭，而二祧止享尝者，何也?曰：仁之行有亲疏，礼之施有隆杀，其义然也。其止享而不与乎烝，则又加杀矣。自秦、汉以来，始建陵寝，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礼。唐天宝末，因而举行于太庙，非礼甚矣。本朝缘唐，故未暇厘正。伏请翼祖、宣祖时享止于秋尝，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时享外，仍行朔祭，庙各一献，牲用特牛。若不亲祠，则以太常卿摄事，牲用羊。《礼正义》曰：按，《羊人》云：衅积共其羊牲。熊氏云：谓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则王者之祭，无不用牛，盖日月以下，常祀则用羊，王亲祭则用牛。又其月半上食，乃宗正丞行事。伏请罢之。』诏祧祭候庙制成日取旨。八庙并月祭，用牲，余依奏。
又言：『谨按：《礼记·祭法》曰：「王自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孟春其祀户，祭先脾；孟夏其祀灶，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门，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肾。」又传曰：「春祀司命，秋祠厉。」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时、所用之俎也。又《周礼》：「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则服元冕。」注谓：「群小祀，宫中七祀之属。」又《礼记·特牲》曰：「一献熟。」注谓：「若宫中群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祭，则摄位。」此所祀之服、所献之礼、所摄之官也。自《周礼》废，汉兴，始祭族人，炊于宫中，而谓之灶。又南山巫祀，南山，秦中而谓之厉。唐祭七祀于太庙，令布席于庭西门之内，以至近世褚袷而遍祭之。其四时分祭，又随时享，以庙卿行礼，而服七旒冕，分太庙牲以为俎，一献而不荐熟，皆非礼制。臣等量今之宜，参用古义，伏请立春祭户于庙堂户外之西；祭司命于庙门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灶于庙门之东，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庙庭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门及厉于庙门外之西，制肝于俎；立冬祭司命及国行于庙门外之北，制肾于俎，皆用特牲，更不随时享分祭。有司摄事，以太庙令摄。礼官服必元冕，献必荐熟。其亲祠及腊享，即依旧礼遍祭。』从之。
甲戌，详定礼文所言：『臣等谨按：《记》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高阳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高阳而宗禹。商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仪礼》曰：「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谓之追享、朝享。」说者以为：「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谓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庙始，故谓之朝享。《诗·周颂·雍》，禘太祖也。《商颂·长发》，大禘也。周五四时之禘，则《雍序》以为禘太祖也。商有四时之禘为小，则禘其祖之所自出为大矣。由是而言，禘者，宗庙追崇远祖之祭，唯王者得行之。主者至尊，享及七世，推亲而及祖，推祖而以及始祖。四时各于其庙而祭之，于是有祠杓尝烝焉。既有祠杓尝烝矣，而毁庙之主不及，犹以为未也。绿生有合族缀食之恩，乃于始祖之庙，合毁庙、亲庙之主而祭之，于是有祫焉。既祫矣，而远祖不及，犹以为未也，又推而上，审谛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于是有禘也。至此而仁之至，义之尽也。然及其太祖，为祫而不为禘[12]。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汤、高阳，高阳世系出自黄帝，则虞夏禘帝，以高阳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喾[12]，则商人禘喾，以契配；周祖文王，文王亦出自喾，故周人禘喾，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自汉、魏以来，世系不明，传袭莫纪，加之诸羌乱晋[13]，南北幅裂，百宗荡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谱录都废，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谩无足考，则后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行焉。汉自太上皇以前无闻，故高帝而上，惟见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处士君而上亦无闻，故明帝太和中，上事高祖之父处士以下五世而已。晋自征西将军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刘氏出于刘累而汉不禘尧；曹氏出于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而魏不禘汉相国曹参；司马氏出于程伯休父，而晋不禘司马印；宋出于楚元王交，齐出于汉相国萧何，陈出于汉太邱长陈实，隋出于汉太尉杨震，皆不禘以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谱谍不明故也。唐之黎干言禘非祭天，作《十诘》、《十难》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以还千余岁，其礼遂阙。恭惟艺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汉、唐故事，祭四亲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与祫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虽禘、祫之名不同，而礼实无异。其为讹舛莫甚焉。臣等辄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为国家世系所传，与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禘礼谓当阙之必也。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圣神裁择。』从之。
又言：『《亲祠仪注》：皇帝至罍洗，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盘承水，皇帝措圭、盥手，门下侍郎跪，取巾于篚以进。按：《周礼》：小臣上士四人，大祭祀沃王盥。御仆下士有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郑氏注云：相盥，谓奉盘授巾也。今侍中、门下侍郎皆执政官，使之沃盥、相盥，皆非是。伏请亲祠，以御药院内臣一员沃盥，一员授巾。』从之。乙亥，详定礼文所言：『冬祀昊天与黑帝，请皆服大裘，被以衮，其余非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则皆服衮。』从之。
十一月己丑，增制五辂：玉辂建太常，金辂建大旆，象辂建大赤，革辂建大白，木辂建大麾。从详定礼文所奏也。又言：『臣等着详《周礼·巾车》：天子五辂，曰玉辂，曰金辂，曰象辂，曰革辂，曰木辂，皆载旗，谓之道德之车。《考工记》载戟常崇于殳，四赤；尤矛常有四尺，崇于戟。戟、矛皆插车骑，谓之兵车。至战国之间，左为上，故增插四戟，谓之闟戟。则知德车、武车，固异用矣。汉卤簿前驱有凤凰闟戟，犹未施于五辂。江左以来，五辂乃加棨戟于车之右，韬以黻绣之衣，益为乱礼。后周司辂左建旗，右建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惟天子之辂建焉，滋为谬误。伏请五辂除去闟戟，以应道德之称，而建太常于车后之中央，升辂则由左，已具奏闻讫。』又言：『看详法驾之行，所与共舆者，以承清问。古者天子居左，仆居中央，参乘居右。仆必授绥，以备惊奔，则谨之至也。《周官》有太仆、齐仆、道仆，所以御车，而孔子曰：「吾执御矣。」至礼参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车，则有齐右、道右，武车则有戎右，皆以士大夫为之。国朝之制，乘舆有太仆而无参乘。伏请亲祠乘辂，除旧已有太仆外，仍增近臣一员参乘，立车右。』
又言：『谨按：《周礼·巾车》之职，一曰玉辂，建太常，有二斿以祀。又云：驭玉辂以祀，及犯紱，遂驱之。此祀则乘玉辂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周礼》齐仆驭金辂，齐右充金辂之右，此齐则乘金辂也。齐祀之车，异用而不相因，礼之明证也。国朝亲祠太庙，致斋文德殿，翌日即进玉辂，于礼非是。伏请致斋文德殿，翌日进金辂，至太朝斋宿；翌日行礼毕，进玉辂赴南郊。』
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进。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讨论，三年闰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编类。癸酉，详定礼文所言：『太庙每室设豆笾十二，盖承唐显庆旧制，情文不称。乞从典礼，笾豆各用二十有六。』诏候庙制成日取旨。
礼文第十一卷豆笾俎簋鼎铡之实，并礼科改更事件有十二项，此但第一项尔，亦无月日及取旨等诏，不知《实录》何据，当考。
十一月己卯，详定礼文所言：『《周礼·小宗伯》：祷祀隶仪为位。后汉隶司徒府，不于祠所，所以远慢戒渎。本朝亲祠南郊，习仪于坛所，明堂于大庆殿，皆近于渎。伏请南郊习仪于青城，明堂习仪于尚书省，以远神为恭。』从之。
六年正月癸未，详定礼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报万物之成功。然岁之丰荒有异，四方之顺成不等，则报功之礼，亦不得一，故《记》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历代蜡祭，独在南郊为一坛。伏请蜡祭，四郊各为一坛，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农闻有不顺成之方，不报其息[14]。民祭仍在蜡祭之后。』从之。
二月癸酉，太常寺言：『郊庙用乐二十簴，若遇雨雪，则覆以幕，临祭恐不能应辨。自今如望祭，即设于殿庭。』监察御史王柏言：『祭祀牢礼之具，皆掌于光禄，而寺官未尝临莅，失事神之敬。伏请大祠皆轮光禄卿、少卿，朔祭及中祠轮丞、主簿监视。』并从之。甲戌，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宁祀仪》：春、秋仲月祀九宫贵神，祝文称「嗣天子臣某」。九宫贵神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礼秩论之，当与社稷为比。伏请依《熙宁祀仪》为大祀，其祝版即依会昌故事、《开宝通礼》，书御名，不称臣。又雨师、先农皆中祠，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小祠共一少牢。今贵神九位异坛别祝，尊为大祠，共用二少牢，于腥熟之俎，骨体不备，比之小祠，有所弗及。谓宜用九少牢，庶有情文相副。』从之。
三月辛巳，礼部奏：『有司摄事祀昊天，伏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之舞，亚、终献曰《神娱锡羡》之舞；初献曰《孝熙昭德》之舞，亚、终献曰《礼祫储祥》之舞。』从之。庚子，诏加上仁宗、英宗尊谥至十六字，于大礼前择日行之。详定礼文所言：『《仪礼》曰：「夫妇一体」。故昏礼则同牢而食，合卺而饮，终则同穴，祭则同几，明夫妇一体未有异庙者也。惟周以姜螈为禖神，而帝喾不一庙，又不可下入子孙之庙，乃以别庙而祭之。故《鲁颂》谓之閟宫，《周礼》谓之先妣。自汉以来，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继而已。始微终显，皆嫡也。前娶后继，皆嫡也。后世乃以始微后显乃祭之别庙，不得伸同几之义，则非礼之意。夫妇天地之大义，一体而胖合，故圣王重嫡，所以重宗庙，非始微终显、前娶后继所当异也。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怀皇后，实皆元妃，而孝宣皇后则太祖之继后，当时议者或以其未尝正位中宫，而不许其配；或以其继而不许其配。若以为未尝正位中宫，则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为继，则孝明皇后配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失，皆祭以别庙，在礼未安。伏请升祔太庙，以时配享。』诏恭依。
五月乙卯，礼部言：『经有大裘而无其制，近世所为，惟梁、隋、唐为可者。请缘隋制，以黑羔皮为裘，黑缯为领袖及里，缘袂可运肘，长可蔽膝。谨按：皇侃说祭服之下袍茧，袍茧之下中衣，朝裼衣之下有羔裘，羔裘之下衣之。然则今之亲郊，中单当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广狭、衣之长短，皆当如裘。伏乞改制。』从之。甲申，礼部状：太常寺修定郊礼之岁，夏至皇帝亲祭皇地祇于北郊方邱，及上公摄事仪。诏依亲祠北郊仪，尽如南郊。其上公摄事，惟改乐舞名，及不备官。其俎豆、乐悬、圭币之数、史官奉祝册如亲祠。
闰六月乙酉，太常博士王古言：『窃见《修定升祔仪注》内有四后更不造册。臣愚以为：朝廷苟欲姑狥礼官之议，今不用册，则乞稽参典故，凡行礼之节，务致隆极，使较然异于常享，庶几上副陛下致严宗庙之意。』诏下太常寺详议。太常寺言：『欲比景灵宫安奉神御礼例，遣重臣行事，比亲祠太庙，用竹册，宗室、遥郡刺史进册，史官读册；差亲王、使相以下为三献，配享功臣七祝。仍乞陪祠宗室系正任以上，并立班。其告迁神御，每位用细仗二百人。』诏升祔四后用彩殿，告迁差宗室行礼，并西櫺星门外，亦用仪物称事陈列。从之。
七月丁未，诏以十月丙午有事于南郊。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于太祖、太宗、真宗庙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怀、章穆、章献明肃、章懿各以配、继先后为次。庚申，礼部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坛制，方邱三成，级高四尺。本部常看详，以为坛制既为方邱，难设八陛。欲乞别选择泽中之邱以为方坛，高六尺，设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邱坛制度皆不经见。《周礼》以黄琮礼地。郑氏注：「琮八方象地。」则坛制八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说不肯变。本部再详《周礼》，祭地以方邱，且在泽中。乃是经据。汉制设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盖坛之四旁各设一陛，则四陛，与方坛于礼为宜。又其崇六尺，去地未远，且有亲地之意。乞送别司再定。』诏坛高一丈二尺，设四陛，余依所请。
八月庚子，诏：『《南郊式》有皇帝称臣遣使，所遣官不称臣。自今依旧称臣。』旧仪，皇帝称臣，遣官亦称臣。熙宁五年，沈括上《南郊式》，以为被遣官亦称臣不应礼，改之，至是复旧。
十月甲申，光禄卿吕嘉问言：『光禄掌酒醴，祠祭实尊罍，相承用法酒库三色法酒以代，《周礼》所谓五齐三酒，恐不足以上称陛下崇祀之意。近于法酒库内，以《酝酒法式》考之《礼》经五齐三酒。今醅酒，其齐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拨醅甕而浮蚁涌于面，今谓之拨酝，岂其所谓泛齐邪?接取拨醅，其下齐汁与滓相埒，今谓之醅芽，岂其所谓醴齐邪?既取醅芽，置蒭其中，其齐葱白色入焉，今谓之带醅酒，岂其所为盎齐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酝色变微，亦岂其所谓缇齐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拨开醅面观之，上清下沈，岂其所谓沈齐邪?今朝廷因事酝造者，盖事酒也。今逾岁成熟蒸酝者，盖昔酒也。同天节上寿燕所供腊酝酒者，皆冬醅夏成，盖清酒也。此皆谓酒，非所谓齐也。是知齐者，因自然之齐，故称名酒者成就，而人功为多，故飨以齐，养人以酒。窃恐典礼如此。又《司尊彝》曰：「酝齐缩说酌，盎齐沇酌。」以经传，则泛齐、醴齐以事酒和之，用茅缩酌；其盎齐、缇齐、沈齐，则以清酒和之，用茅缩酌。如此，则所用五齐不多，而供且甚易。盖酝酒料次不一，其此五种者成而皆自然。伏望圣断以今之所造酒与典礼相参审，或不至差谬。乞自今年郊庙供奉。』上批：『嘉问论证似有理趣，今宗庙所实尊彝、酒齐未备。就且如其说用之，于理无害。』
乙酉，南郊礼仪使言：『将来南郊行礼，当差行事官。』诏更不用式差摄，止以见任两省、御史并六曹侍郎、侍制以上，仍不限员数。今后准此。其仪仗内六引，开封牧、令阙，差知府、知县，太常卿阙，差侍郎。其僚佐即以条差官。辛卯，礼部言：『《亲祠仪注》：南郊则先奏乐六变，升烟以降神，然后皇帝升坛，奠镇圭、玉币以礼神。太庙则皇帝先诣逐室，奠镇圭，裸鬯于地，奠币讫，退复位，然后作乐，九变以降神。伏缘祭祀必先求神，而后礼神。今仪注奠圭、币二事，俱在未作乐之前，且裸求诸阴，乐求诸阳，二者主于求神。移裸作乐之前可也，圭币则降神之后礼神者也。神未降而先礼焉，不近经意。乞止依旧仪，先奏乐，然后诣逐室裸鬯、奠圭币。或必欲先裸以合周人，先求诸阴之意也。即乞晨裸之时，先捂大圭裸鬯，复位作乐，馈食毕，再措大圭、执镇圭，奠于缫籍，次奠币，庶礼神并在降神之后，又于《仪注》别无所增。』从之。
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于圆邱，始罢合祭也。
七年六月甲戌，礼部言：『《亲祠仪注》，享太庙、祀圆邱，皇帝并服靴袍至大次。伏缘车驾自大庆殿赴景灵宫、太庙，翌日赴南郊，并服通天冠、绛纱袍。且祀以进为文，宜有隆而无杀。前一日既盛服以赴祠所，及行事之旦，所谓三日齐一日用之者也。乃服袍靴至大次，未协礼意。谨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谓小宗伯告时告备也。说《礼》者以为通天冠犹古之皮弁，则通天冠者，斋服也。今礼部奏中严、外辨，所谓告时告备者也。伏请太庙、圆邱祭日之旦，自斋殿赴大次，服通天冠、绛纱袍。』从之。乙酉，礼部言：『亲祠祝策文云：「谨以牺牲粢盛，嘉齐庶物。」恭荐岁事，宜并准《曲礼》，备举牲币粢盛之号。又五福十太一祝版青词称「嗣天子臣某」，盖用魏晋之制。本朝仪注，祝仪于上帝、五帝、日月皆称臣，至于五福、太一与九宫贵神，皆天官也，近制亦称臣。检会九宫贵神祝版进书，已不称臣。五福、十太一，当依熙宁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称臣。如此，则不失轻重之体。』又请：『以神农祝文云「以后稷配」；于后稷云「配食于神」。高楳以伏羲、高辛配，祝文并云「作主配神」。神无二主，伏羲既为主，其高辛祝文，伏请改云「配食于神」。』并从之。
八月乙丑，礼部言：『社稷之祭，瘗玉而无礼神之玉。《开元礼》：奠太社、太稷，其玉以两圭，有邸。乞下有司，造两圭有邸二，以为社稷礼神之器。』从之。

校勘记
[1]之祭 原本『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3]以雷师从雨师之位 原本脱『从雨师』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4]以司民从司中 原本脱『以司民』三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4]为二壝同坛 原本作『为一坛』，据《长编》卷三一七补改。
[5]司中 原本此上有『同』字，据《长编》卷三一七删。
[6]宗正卿 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三一七补。
[7]血毛 原本脱『毛』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8]吉日 原本作『已』，据《长编》卷三一八改。
[9]先牧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10]礼义罗 原本脱『罗』字，据《长编》卷三一八补。
[11]然反其太祖为祫而不为禘 原本作『然而不为禘』，于义未尽，兹据《长编》卷三一补。
[12]出自帝喾 原本『自』下衍一『禘』字，据《长编》卷三一八删。
[13]加之诸羌乱晋 原本作『皆以□□□晋』，据《长编》卷三一八改补。
[14]不报 原本『不』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第八十
神宗皇帝

定乐器
元丰三年五月戌辰，诏秘书监致仕刘几乘驿赴详定礼文所议乐。几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几尝谓：『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遂变，犹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称。儒者泥古，详于形名度数之间，而不知轻重清浊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谐，于声则不能入，徒纷纷也。尝游佛寺，闻钟声嘶而悲，不利主者，至夕，主僧毙。而保州闻角声，曰宫微而商离，守臣忧之，以秋为应。致期而几疾。』其洞晓如此，然所学多杂郑、卫。
六月庚子，王朴言：『近诏秘书监刘几议乐，伏见礼部侍郎范镇尝论辨雅乐，乞诏镇与几参考得失。』从之。壬子，命知礼院、秘书丞杨杰赴详定礼文局同议大乐，从秘书监致仕刘几请也。己未，秘书监致仕刘几言：『祀明堂乐章，字与乐曲声数多少不同，殊失《虞书》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乐章，委本局依律吕七均之法，随乐章字数审定声音，以一声歌一言，八音随之。又古编钟磬，其歌皆十六，盖十二律之外，有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清声也。今圣朝大乐，旧钟磬皆十六。自李照议乐以来，不复考击，全失古法。况《周礼》郑氏注，编磬尽具十六之数。李照不晓四清声助成四律，宣导阴阳之和。今若不用，即懵唱和之理。乞依古法，具清声。』诏礼院按试，后如几所议。
八月乙巳，同知礼院杨杰言：『先于去年八月上大乐十二均图，未蒙付外施行。』又言：『金声春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调，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宏。匏声丛集，失之则长。林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足以权量八音，使律吕皆以人声为度。以一声歌一言，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伏请节制烦声，声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盖以箫为主也。《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盖以磬为依也。数有十六，示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为众乐之本，又倍之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声也；四者，律之应声也。本声重大，应声轻清；本声为君父，应声为臣子，故其四声或曰清声，是有本而无应，有唱而无和，八音何从而谐耶?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律吕之应声，用之巳久，而声至和协。』又言：『今大乐之作，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鎛钟、特磬、编钟、编磬连击三声，于众乐中声数最烦。请鎛钟、特磬、编钟、编磬并依众器节奏，不可连击。』又言：『本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容节六变[1]。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2]；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湘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失所向，又文舞容节殊无法度。乞定二舞容节，及改所向，以称成功盛德。』又言：『今雅乐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吕非不备，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如之何不使郑、卫之杂也。』诏送议乐刘几等。几等言：杰所请皆可施行。诏从之。
《乐志》载杰所言七失甚详，今但从《实录》。
戊申，刘几等言：『太常大乐，钟、磬凡三等，王朴乐一也，李照乐二也，胡瑗、阮逸乐三也。王朴之乐，其声太高，此太祖皇帝所尝言，不俟论而后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乐，乃下律法，以取黄钟之声。是时人习旧听，疑其太重，李照之乐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乐，比王朴乐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铸大钟，或讥其声棘郁，因亦不用，于是郊庙依旧用王朴乐。乐工等自陈：「若用王朴乐，钟、磬即清声难依。如改制下律，钟、磬清声乃可用。益验王朴钟、磬太高，难尽用矣。欲请下王朴乐二律，以定中和之声，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别制。』从之。
《乐志》甚详，今止从《实录》。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钟、磬，今修大乐所已集工匠，备炉炭，恐即销变磨炼。况大乐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杪忽精微，以修之后，或陛下躬临案听，万一如有未协，即更无旧器考验。』诏许借王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磨鑢。初，刘几、杨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声可校。后执政至太常寺案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悬，乐工皆不平，夜易之，而杰弗知。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音韵更佳，杰大惭沮。
九月乙酉，罢议乐修乐局，其范镇令降敕奖谕。初召对，为上言：『定乐当先正律。』上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及是，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言：『开封人叶防言：太常寺大乐，鼓吹两局乐舞节奏不应古法。』送前同议乐杨杰看详，杰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金奏不用晋鼓节，于经有据。』又言：『簨簴之制，不合经礼，乞因大礼雅饰，更详考改正。』从之。以叶防为乐正。
十二月丁巳，诏六年正旦御殿用新乐。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甲辰[3]，京西北路都监杨安道管押范镇所定铸成律十二编钟、十二铸、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校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书及图法上进。诏送太常，如乐法有可行事件，令尚书礼部、太常寺参定以闻，仍令尚书、侍郎、学士、两省、御史台、馆职、秘书省官赴太常寺观听。翌日，赐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存。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4]，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又诏范镇与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诏下，镇已卒。

定朝会仪注
元丰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宋敏求[5]，权御史中丞蔡确、西上閤门使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权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详定正旦御殿仪注。先是，令敏求同閤门、御史台看详，上批以逐处官多，议论难一，恐旷日引久不能毕。宜于御史台、閤门、太常礼院各差一员与敏求详定故也。
二年四月癸亥，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所言：『元会受朝执镇圭非是，伏请不执。上寿准此。』又言：『元会行礼于朝，而天子服祭服，群臣服朝服，亦非是。请服通天冠、绛纱袍。』又言：『御殿当设旂帜，仍辟大庆殿门，皇帝即御座，礼官等引中书门下、亲王、使相押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群臣不服剑，不脱履舄。』并从之。
五月己巳，详定正旦御殿仪注司言：『正旦御殿，合用黄麾仗。按：唐《开元礼》：冬至朝会及皇太子受册加元服，册命诸王大臣、朝燕蕃国皆用黄麾仗。本朝故事，皇帝受群臣上尊号，诸卫各帅其属，勒所部屯门殿庭列仗卫。今独修正旦仪注，而余皆未及，欲乞冬会等仪注悉加详定。』从之。
七月戊寅，详定朝庙仪注所言：『太常乐节、乐器并文、武二舞未应典礼，伏请皇帝举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登。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间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奏《瑞禾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别定二舞制度：文舞所执翟羽，依聂崇义图，以翟羽为之。旧攒叠雉尾插于髹漆之柄，其状如帚者废勿用。武舞当左执干，右执戈。旧承误执玉戚，非是。』又言：『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请增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设三巢一和。』又请将作乐时先击鞞，次击应，然后击建鼓。又请去乐悬内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又请宫悬内设鼗，以为乐节，仍并乞付有司讲习参订可否。诏下太常寺，以为可行，乃从之。又：『朝会之礼本起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筝、筑等器，亦乞如旧。』诏并如旧。
五年十二月丁巳，诏六年正旦御殿用新乐。己巳，诏：『正旦朝会日，引驾殿前左右班及人员，俟至殿阁，及即分立于殿东西挟行门，立于龙墀东、西勾栏内。起居郎、舍人、左右巡使并就本位拜。其起居郎、舍人朔日视朝拜亦准此。』
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大庆殿受朝。先是，上以朝会仪物弊，当改为，诏閤门、御史台详定朝会仪，更造仗卫、舆辂、冠服。至是始陈于殿。既而仪鸾司夜半彻覆辂幕屋，屋坏，毁新玉辂。上不怿久之，乃诏仪鸾司监官冲替，系大理寺问罪，并案太仆寺殿宿官。

改官制
元丰三年九月乙亥，详定官制所上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封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议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又言：『开府仪同三司至通议大夫以上无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请大夫止，候朝议大夫有阙次补。其朝议大夫以七十员为额。选人磨勘，并依尚书吏部法；迁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并以职事官俸赐禄料量数，与今新定官请给对拟定。』并从之。丙子，诏：『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不系大敕御。见任宰相、使相食邑、实封通及万户，前任宰相食邑及万户，并封国公，宗室如旧例。』又诏：『臣僚加恩，并依旧勋。已至上柱国，即并加食邑、实封。给谏、待制，许加实封，省副、知杂，许并加勋。勋已至上柱国，食邑自今当加减数，令中书本房立法。』本房寻奏：『自来大礼加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凡五等。今已罢功臣（在元丰元年十一月事见《政迹》），及以阶易官，即至有勋及食邑、实封，凡三等，勋上柱国而食邑依旧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户，实封自一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户。仍乞各于旧条官序上递减一等加之。如食邑合加千户，上加七百户之类。其实封亦以此为率，即食实封一百户，并初封食邑三百户，仍不减。欲乞先行下，候成书日别删定。』从之。诏文武散阶除化外人依旧除授外，余并罢。
十月丁卯，详定官制所言：『译经僧官有授光禄、鸿胪少卿者，改除散阶已罢外，其带卿、少官名，实有妨碍。欲乞以授试卿者，改赐译经三藏大法师，试少卿者，改赐译经三藏法师。其师号及请俸之类，并依旧。』诏：『试卿者改赐六字法师，试少卿者四字，并冠译经三藏，余依旧。』
十二月甲子，诏：『应迁官除授者，并即寄禄官除大两省，侍制以上至太中大夫，余官至朝请大夫，并通磨勘。进士八年、余十年一迁，所理年月，自降指挥日为始。』自官制行，以旧少卿、监为朝议大夫，诸卿、监为中散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故事，两制以上转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转谏议大夫。前行郎中于阶官为朝请大夫，谏议大夫于阶官为太中大夫。两制磨勘者，旧不转卿、监、郎，于今制不当转此三阶。又旧制，朝议大夫止以七十员为额，余官转至朝请大夫，即须俟有阙，方许次补。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诏。其大两省侍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理四年，自如旧制。
四年八月壬戌，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言：『伏睹修定官制，即百官庶务既已类别。若以所分之职、所总之务，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以事者，使之区处，自位叙、名分、宪令、版图、文移、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鉤考，有革有因，有损有益。有举诸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授诸此，有当警于官，有当布于众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习勒已定，则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盖吏部于尚书，为六官之首。试即而言之，其所总者，选事也。流内铨、三班、东审官之任，皆当归之。诚因今日之有司，择可属之事者，使之区处。自令、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以其位之升降，为其任之烦简，使尚书审决，某当属尚书、侍郎，某当属令、仆射，各以其所属，预为科别。如此，则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员，如三班诸房十有六，诸吏六十有四，其所别之司、所隶之人，不必尽易，惟当合者合之，当析者析之，当损者损之，当益者益之，使诸曹所主，因其旧习。如此，则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矣。宪令、版图、案牍、讼诉、期会，总领循行，举明鉤考，其因革损益之不同，有举渚此而施诸彼，有舍诸彼而授诸此，有当警于官，当布于众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则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烦而知其任；新补之吏，不谕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则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备矣。其于选事如此，旁至于司封、司勋、考功当隶之者，内服外服、庶工万事当归之者，推此以通彼，则吏部之任，不待出令之日，闻而后辨、推而后通也。试即吏部而言之，体当如此，其于百工庶职，素具以待新政之行者，臣之妄意，窃以谓无易此也。夫然则体虽至大而操之有要，事虽一变而处之有素，一日之间，官号法制鼎新于上，彝伦庶政行于下，内外远近，虽改视易听，而持循安习，无异于常。』诏送详定官制所。
十月庚辰，诏：『自今除职事官，并寄禄官品高下为法：凡高一品者为行，下一品者为守，下二品以下者为试，品同者不用行、守、试。』诏：『三省印用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
十一月丁亥，诏令少府监铸省、台、寺、监印记凡六十三。
五年二月癸丑朔，诏中书省面奏宣旨事，别以黄纸书。中书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画黄授批降。若覆请得旨及人熟状得画事，别以黄纸，亦书宣奉行讫，录送门下省为录黄。枢密院准此，惟以白纸录送。面得旨者为录白，批奏得画者为画旨。门下省被受录黄、画黄、录白、画旨，留为底，详驳无舛，缴奏得画以黄纸，书侍中、侍郎、给事中省审读讫，录送尚书省施行。三省被受敕旨及内降、实封文书，并注籍，门下、中书省执政官兼领。尚书省先赴本省视事，退赴尚书省申明，及条法并送尚书省议定，上中书省。半年一进。颁下应速者先行，应功赏并送所属，无定法者送司勋，枢密院军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省、枢密院各置具员。中书省非本省事，舍人不书。吏部仪注过门下省，并侍中、侍郎引验讫，奏，候降送尚书省。若老疾不任事及于法有违者，退送改注，仍于奉钞内贴事因进入。六曹诸司官，非议事不诣都省及过别曹；应立法事，本曹议定，关刑部覆定，干酬赏者送司勋，如无异议，还送本曹，赴都省议，体大者集议。议定上中书省。枢密院事上本院。吏部差注官团甲申都省上门下省有违法者，退吏部以事因帖奏者，有法式上门下省，无法式上中书省，有别条者，依本法。边防、禁军事并上枢密院。应分六曹、寺、监者为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旧纪书釐正三省、枢密院、六曹、寺、监职事。新纪书颁三省、六曹条例。
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诏：『百官见执政，三省、给事中、舍人、侍郎以上者、寺、监长官及侍制、横行以上诣府，余官并诣三省、枢密院聚厅处。』甲戌，诏中书五月朔行官制。
旧纪系之癸酉，新纪于五月一日乃尽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太中大夫[6]、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先是，宗孟详定官制，枢密都承旨张诚一亦领官制局，事颇肆横，胁制同列。宗孟于上前疏其奸。上察其不阿，故与安礼俱蒙大用。翰林学士李清臣试吏部尚书，寻诏清臣迁朝奉大夫，曰：『安有尚书而犹承议郎者?』通直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右司员外郎。于是开天章阁，初用官制除拜。诏震及应从辅臣执笔，入记圣语，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书。时论荣之。
新、旧纪既书王安礼等执政，已乃书省、台、寺、监以次除授。
诏：『自今更不除馆职，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三省上拟定百官番宿制：『门下省给事中、左谏议大夫、左司谏、左正言、起居郎、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右司谏、右正言、起居舍人，尚书省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右谏议大夫、尚书侍郎以上并免宿。尚书部省及六曹一员递宿，省、寺、监长二、五日点一宿，余官番直。』详定官制所言：『唐制，内外职事有品者给告身，其州镇辟置僚佐止给使。谋本朝，亦以品官给告身，其无品及一时差遣，不以职任轻重，皆中书门下结黄牒、枢密院降宣。今若尽如唐制，例给告身，则职卑而事微，恐不胜尽给也。今拟阶官、职事官选人凡入品者，皆给告身，其无品者，若被敕除授，则给中书黄牒；吏部奏授，则给门下黄牒；枢密院差，则仍旧降宣，于事简便。』从之。戊寅，诏：『六曹尚书依翰林学士例，六曹侍郎、给事中依直学士例，朝谢日不以行、守、试，并赐服佩鱼。罢职除正官日不带行。』
赐服、佩鱼当考。
五月癸未，诏尚书省得旨合下去处，并用札子。手诏：『朝廷议更官制，本欲核正吏治，非徒胶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司，修讲逾年，迨今颁行，尚失条理。若尔者分拨事类仍前纠纷[7]，不免启侮四方，贻讥来世。事系国体，二三执政，可不究心?其详定官，恐须益得深晓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详定官制，如顷所论体统，令以此意，著为式令。』盖上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悉分为六曹，体统如一。今先自京师始，候推行有序，即监司、州县皆可施行矣。乙酉，给事中舒亶言：『旧制，应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驳司限当日抄录，关报御史台、谏院。新制拨封驳司归门下省，为封驳房，如今依旧关报御史台、谏院，不知以何官司为名?恐内省无关报外司之理。』诏更不关报。己丑，王珪言：『故事，中书进熟进草，惟执政书押。今官制，门下省给事中独许书画黄，而不得书草。』舒亶疑之，因以为请。上曰：『造令行令，职令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著为令。』三省言：『九寺、三监分隶六曹[8]，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监，职事或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辛卯，上批：『自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小大诸事及创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日中书，稽延数倍。众皆有不辨事之忧，未知留滞处所，可速根研裁议，早令快便，大率止似旧中书遣发可也。』于是三省言：『尚书省六曹，如吏部尚书左右选，旧系审官东西院、流内铨、三班院，户部左右曹，系三司司农寺，旧申中书省，今合申都省。其应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并如旧。内外诸司皆准此。可申明行下。』上以命令稽缓，语辅臣颇悔改官制。蔡确等虑上意遂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上意遽止。
此据蔡惇官制旧典，附申禀留滞下。
诏：『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于三省用申状，尚书六曹用牒，不隶御史台。六察如有违慢，许言事御史弹奏。其尚书六曹分隶六察。』乙未，诏：『三省、枢密院自今应入进文字，自来用押字者，并依三省例书臣名。』又诏：『直翰林医官院至祗侯，依旧更不改换，其见带太仆丞至化外主簿并罢，仍今后更不除授。令详定官制所立法以闻。』先是，官制所定到改医官院为翰林院，惟使、副、尚乐、奉御依旧外，直院而下隶太医局，今复如故。己亥，诏：『翰林学士、两省官见执政官议事，并系鞋；六曹尚书以下见执政官，并靴笏。』
六月乙卯，诏：『自今事不以小大，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拨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合体统也。
已上据墨本，已下据朱本。
初，上欲效《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确力赞之。官制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复，行有法式事；尚书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职，而政柄尽归中书。确先说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书令。』故珪不疑。一日，确因奏事罢留身，密言：『三省长官位高，恐不须设，只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各主两省事可也。』上以为然。已而确果独专政柄，凡除吏，珪皆不与闻。后累月，珪乃言：『臣备位宰相，不与闻进退百官，请尚书省官及诸道帅臣许同议。』上许之。三省并建改事目，以大事出门下，其次出中书，又其次出尚书，皆以黄牒付外。众以为当。然王安礼初不与官制事，乃为上言曰：『政畏多门，要当归于一，特所经历异耳。今也别而为三，则本末不相见，是何异秦、齐二王?教敕杂行，安所适从?臣以谓事无巨细，宣于中书，奉于门下，至尚书行之，则尽善矣。』诏从之。蔡确既为右仆射，且兼中书侍郎，欲以自大，乃议尚书省官移中书，当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礼争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礼宜均一。确乃欲因人而为轻重，是法由人变也，非所以敬国家。』已而正色问上曰：『陛下用确为宰相，岂以材术卓异有绝人者?抑亦序次迁陟适在此位耶?』上曰：『适在此位。』又曰：『固适在此位。』安礼顾谓确曰：『陛下谓适在此位，何得自大如此?』
前事并据田画行状附此，更须考详。
癸亥，诏：『尚书省六曹事应取旨者，皆尚书省检具条例，上中书省。』又诏：『门下、中书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札行下，皆送尚书省施行。著为令。』详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从之。翌日，诏：『官告及奏钞体式，令官制所取房玄龄官告看详，改定以闻。』诏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使、副已下如旧。诏尚书省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又诏：『六曹申尚书省送中书及过门下省文字，皆随事立日限，即尚书省事应取旨者，皆日具件数，录目尾结。』己巳，诏：『尚书、侍郎奏事，郎中、员外郎番次随上殿，不得独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独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选奏事，非尚书通领者，听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随。秘书、殿中省官、寺、监长官视尚书，二丞以下视侍郎。六曹于都省禀事亦准此。侍郎以下，仍日过尚书厅议事。』乙亥，给事中陆佃言：『三省、枢密院文字已读讫，皆再送令封驳，虑成重复。』上批：『可勘会差紊重复进呈。』乃诏罢封驳房。先是，故以诏旨皆付银台司封驳。官制既行，犹循旧，至是始罢之。丁丑，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著作佐郎。先是，稷言：『闻吴安持除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请嘱检正官刘奉世，庇相州失入冯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方今官制初行，章惇以罔上为门下侍郎[9]，王安礼以秽德守尚书右丞，以至六行尚书、列曹侍郎、诸司郎官、寺监丞主簿，其间或以不实黜降，或以赃私坐废。朝廷不应轻法守，略清议，致谪籍之徒首与褒选，万世肇新之官府，为罪人之渊薮。如李士京，韩缜之嬖人；韩宗文，维之孱子，为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钟峻，王安礼之佞人，为将作少监。减罢知礼院叶祖洽、司农寺军器都水监主簿顿起等，至今未有差遣。纵材识卑凡，岂不优于宗文之徒?与夫钟峻之颇嬖侧媚有间矣。去取如此，名实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职事官所犯罪，欲望令中书省条具，事稍重者，先放罢。』故有是命。详定官制所言：『御辇院乞依旧隶太仆寺，其舆辇及应供奉事隶殿中省，牛羊司隶光禄寺，其养牛、乳牛兵匠人牛羊司。』从之，惟御辇院不隶省寺。
七月壬午，尚书省奏[10]：『自五月一日奉行官制，推原法意，每事讲求，缘其端本，增立支节，纤悉备具，即施用者明。奉行以来，于今逾月，凡续降指挥，申明条制，虽未周详，谨备大略。窃虑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今缮写为二册，乞赐覆核。』丁亥，诏译经润文使、同译经润文并罢，自今令吏部尚书领之。废译经使司印。
八月癸丑，诏：『三省、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若言事御史弹纠。先是，置监察，随所隶察省、曹、寺、监，而三省至内侍省无所隶，故以长官言事御史察之。』
十月甲子，详定官制所言：『准尚书省札子，官制所定杂事奏钞奏有司事，旧令式并尚书省左、右仆射与左、右丞签书，盖以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闻奏，禀候朝命，而人主于有司之成，务付之执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责，则人主但闻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众，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总之，六察以案之。六曹失职，则都省在所纠；都省失纠，则六察在所弹。上下相维，各有职守，则奏钞书都省执政官，于理为当。其房玄龄等告身四道，内三卷敕授、制授不书尚书都省官，内一卷奏钞，并著尚书都省官而不书名。按：敕授、制授则尚书省有不书者，唐告体制不一。至于奏授，则尚书省具奏钞上，未有不具尚书都省官者。然于告身有不书名者，盖告身翻录奏钞，其钞已付吏部，翻录为告，故或不书。今奏钞已书名，即告身止令代。』从之。
十二月，官制所修六曹敕令，安焘等同详定。己未，诏朝散大夫试吏部尚书李清臣、通议大夫守侍郎苏颂、奉议郎试中书舍人蔡卞、通直郎试起居郎蔡京各迁一官，枢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团练使张诚一领秀州防御使，故起居郎毕仲衍赐绢百匹。检讨详定官一年以上，减一年磨勘，三年以下，减二年，杂局第减一年。并以官制成推恩也。
六年二月癸酉，三省言：『国子监公试所策问：「诸司之务，寺、监有所不究；寺、监之职，六曹有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悉。任其责者，殆未足以尽小大相维、上下相制之道焉，岂制而用之者，法未足与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与明欤?欲度今之宜，循古之旧，而尽由其长，则事之众多，且将有迂滞之患也。诸生以为如之何则可?」』策题乃起居郎蔡京撰。诏：『京具所问事理当如何救正?其所取诸生，如何者为上等?』京言：『朝廷之有百职，百职之有佐属，犹心之运臂，臂之使指。盖臂之作止，不期运也而应之于心；指之屈伸，不期使也而听之于臂。何则?其血脉各相倚属，而通达洞贯故也。今设官分职有相隶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责；有相临之势，而未有相纠之法，此臣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则小史犹豫而不敢行，大史依违而不肯事。至而莫主决，则必有受其弊者矣。苟任其责，则长贰、佐属同利共忧，若手足相营也，事之不举者寡矣。一曰：「今御史固察事矣。」臣曰：「不然。夫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统而治之者。省、曹、寺、监以长治属，正而治之者也，则其为法当详。御史非其长也，而以察为官，旁而治之者也，则其法当略。都省无所不总，统而治之者也，则其为法，当考其成。然则长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岁，庶乎其可也。故策之于诸生，而诸生皆未能有至当之论。其上等者，多以经义为主，至于对问之言，或取其文词而已。」』
朱本以为施行削去，新本复存之。今从新本。

校勘记
[1]容节六变 原本『容』字上衍一『无』字，据《长编》卷三○七删。
[2]所向宜北 原本作『所宜向北』，据《长编》卷三○七乙正。
[3]闰十二月 原本脱『闰』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4]郑卫 原本作『郑魏』，据《长编》卷四一九改。
[5]史馆 原本作『更馆』，据《长编》卷二九四改。
[6]大夫 原本作『大中』，据《长编》卷三一五改。
[7]尔者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六补。
[8]九寺 原本二字中间衍一『事』字，据《长编》卷三二六删。
[9]罔上 原本作『门口』，据《长编》卷三二七改补。
[10]尚书省 原本脱『省』字，据《长编》卷三二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

修两朝国史
熙宁十年五月戊午，诏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资政殿，监修国史吴充率修国史宋敏求、编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纪草进呈。上服靴袍，内侍进案，敏求进读，上立听，顾问终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国史院奏：『近编修官黄履言国史不须立符瑞、道释志。及乞修表。窃惟太史公书封禅、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历代之史，又有方技列传。然则符瑞、道释亦可分附于志、传之间，不须特立其名。又纪、传虽备，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不可无也。本院看详《齐书》有祥瑞志。天圣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宫观，符瑞屡臻，遂著二志，以载其事。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与旧三朝史别为书，则不须著此二志。若通为一书，则恐真宗朝事无所统系。况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请。』诏立表不从，余俟通修国史日别取旨。是时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丰元年七月庚寅，知礼院、大理寺丞、集贤校理曾肇兼修国史院编修官。肇奏：『臣史学不如臣兄巩，乞回所授。』不听。
四年七月己酉，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以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巩所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要其归，必正于仁义。至于行，不能逮其文也。吕公著常评巩以为：『人不及议论，议论不及文章。』
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修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事，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周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修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
十月甲子，史馆修撰曾巩言：『臣误被圣旨，付以史事。祖宗积累功德，非可形容。窃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颂》所纪由汤，上至于契。周诗《生民》、《清庙》本于后稷、文王。宋兴，太祖开建宏业，更立三才[1]，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固以谓太祖雄材大略，千载以来，特起之主，国家所由兴，无前之烈，明白暴见，以觉悟万世，传之无穷。臣窃考旧闻，旬月，次辑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终始之际，论著于篇。敢缮写上尘。臣内省大惧，智不足以究测高远，文不足以推阐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仰负恩待，无以自赎。伏惟陛下聪明睿知，不世之资，非群臣所能望。如赐裁定，使臣获受成法，更去纰缪，存其可采，系于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以称明诏万分之一。』诏曾巩：『今所拟修史格，若止如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宜仿前代诸史修定。或欲别立义例，即先具奏。』辛巳，史馆修撰曾巩言：『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邱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记述[2]，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恐旧书访寻之初，有所未尽，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有子系者，延至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或文字稍多，其家无力缮写，即官为佣写校正。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并中书编集累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诏副本送本局，以备讨论。』从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监修国史王珪、修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巩进读纪传，赐珪银绢千，宗孟六百，各赐袭衣、金带，改官并听辞免，珪赐一子绯章服，清臣、存、彦若、巩各迁一官。同修史官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各赐银绢有差。故相吴充银绢六百，故史馆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内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月丁未，以两朝国史书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罢修五朝史。

奉太皇太后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丙辰，昌王颢、乐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不听。昌王颢进封岐王，乐安郡王頵进封嘉王。
熙宁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颢、嘉王頵言：『皇子已授节藩，况开府置官，不可不备。臣等所居东宫之地，当为子舍，以待储副，非诸侯所当久寓也。望赐臣等外居。』诏答不允，曰：『朕上承先帝、两宫顾□[3]，岂以子舍之嫌，而有间天伦之爱[4]？』颢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孙院并在安国寺东，不处皇城之内。伏望察臣恳诚，庶安臣子之分。』诏又不允。
八年闰四月丁巳，岐王颢、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赐臣等团玉带各一条，准閤门告报，已著为朝仪。臣等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许。上命工琢玉带以赐颢等，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以玉鱼赐之。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颢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
元丰二年三月，岐王颢之夫人冯，侍中拯之曾孙也，失爱于王，屏居后閤者数年。是春，岐王宫遗火，寻扑灭。夫人闻有火，遣二婢往视之。王见之，诘其所以来，二婢曰：『夫人令视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二嬖人谮之曰：『火殆夫人所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胜考掠，自诬云：『夫人使之纵火。』王杖二婢，且泣诉于太后曰：『新妇所为如是，臣不可与同处。』太后怒，谓上必斩之。上素知其不睦，必为左右陷之，徐对曰：『彼公卿家子，岂可遽尔?俟案验得失，然后议之。』乃召二婢，命中使与侍讲郑穆同鞫于皇城司。数日，狱具无实，又命翌善冯浩录问。上乃以具白太皇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惧，欲自杀，上遣中使慰谕曰：『汝无罪，勿恐。』且命径诣太皇太后宫。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与上继至，诘以火事，夫人泣拜谢罪曰：『乃纵火则无之，然妾小家女，福薄不足以当岐王伉俪，幸赦其死，乞削发出外为尼。』太后曰：『汝诅詈岐王，有诸?』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瑶华宫，不披戴。旧俸月钱五十缗，更增倍之，厚加资给，曰：『俟王意解，当复迎之。』
四月癸卯，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太后登辇，又豫为百宝酒船，于是驰以上寿。
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诏太皇太后违豫日久，命辅臣等分祷天地、宗庙、社稷。壬子，诏以太皇太后不豫，度在京宫观、寺院童行为僧尼、道士，令御药院于启圣院作大会，以度牒授之。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百官入班宫庭。时宰臣吴充以疾不至，王珪升西阶宣遗诰：园陵制度，依昭宪、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后极诚孝，所以娱悦后，无所不至。在宫中从后行，必扶掖，视膳定省惟谨。后待上慈爱天至，上御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后候之，或自持饮食以食上，始终十余年，外廷无由备知。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尝入谒。后既高年多疾，弟佾亦老，上为后言：宜数召见，以自慰释。后辄不许。请迁佾官，亦不许。一日，佾因侍上从容，上固为之请，得入谒，后乃许之。上自与佾同至后阁，坐少顷，上先起，令佾得伸亲意，后遽谓佾曰：『此非若所当留也。』辄遣随上出。及崩，上哀慕殆不胜。丧后卧内缄封一匮，上发视之，则旧合同宝也。仁宗时因火失宝，更铸之。后淘井得旧宝，故后藏之匮中，而人无知者。
十一月戊辰，诏诸路并禁乐，至卒哭。既而礼院言：『案：礼葬而后虞，虞而后卒哭，卒哭而后祔。景德中，明德皇后百日为卒哭，卒哭后不禁乐。以百日为卒哭，盖古之士礼，不当施于朝廷。』乃诏改卒哭为百日。王辰，翰林学士章惇言：『宜以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谥曰慈圣光献。』诏恭依。
十二月甲子，礼院言：『唐开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太后谥号不应称太，礼部奏曰：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命百司文牒及奏状，恐不合除太字。如谥册入陵，神主立庙，即去太字。』奏可。
三年正月癸酉，诏大行太皇太后卤簿不用?矟，内臣二十四人捧梓宫。
二月[5]，诏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日，听高丽使陪位。己亥，诏：『大行太皇太后，皇帝创为地宫，非嘉祐、治平故事。安厝梓宫，须别为规度。可命都大提举修奉宋用臣专一管勾。』甲寅，大行太皇太后发引，上自庆寿殿步导梓宫[6]，且行且哭。至宣德门外，立班俟时，号恸不绝声。王珪及雍王颢、曹王頵更进开释，不能止。百官士卒感动悲咽，高丽使至于出涕。灵驾既行，上衰服还内。百官辞灵驾，于板桥退，改常服入门。明日，诣閤门进名奉慰，又慰皇太后于内东门[7]。上自庚戌不视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庙，乃御前殿。
三月癸酉，葬慈圣光献皇后于昭陵。己丑，以上慈圣光献故，大推恩于曹氏，于后为兄弟行者进三官，子行者进两官，孙行者进一官。凡被赏者百余人。且欲以佾为正中书令。吕公著言：『正中书令自宋兴以来未尝除人，况不带节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宠外戚。』上曰：『此诚阔典，第不如是，不足以称厚恩尔。』公著固争，乃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他日，佾又奏：『臣乡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进官。今除中书令，亦乞用前比，进三子宫。』公著言：『佾除兼侍中，曹氏子孙皆不迁，故特以佾故进其三子。今佾三子已用泛恩进两官矣，岂可复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请，不可违尔。』上又曰：『褒宠外戚，诚非国家美事。顾以慈圣光献有功子孙宗社，宜优恤其家尔。』公著因言：『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上深以为然。时王中臣、宋用臣等用事，公著假此以讽上。既退，薛向叹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浃背!』
六年十二月戊寅，右谏议大夫赵彦若言：『王事之本，阴阳为先。《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施惠行庆，下及兆民。所以致欢声而达阳气。是以王者游豫燕饮，与众人同乐。臣比陪从至继仁殿，窃见圣情思慕，犹如前时，公卿侍臣，无不恻楚。少阳用事，生气尚微。若孝思发中，或复感动，虑于时令，有所未顺。欲望将来继仁殿所陈服玩，酌献之初，暂从隐蔽，抑忍圣意，奉承天时，无亏孝慕之诚，以顺阳和之命。』自景灵新宫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凡百余拜，及继仁殿，必哀恸良久，礼毕进汤大哭，或宣曹评、曹诱行家人礼。至是，彦若以为言，上深嘉奖之，然犹不听。

圣德
治平四年四月庚午，上出诸州贡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一万朵已下，至同州榲桲二千颗，凡四十三州七十种。手诏曰：『四方入贡，虽云古礼，考之禹制，未有若兹之繁也。今则一郡，岁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费亦广，至闻主押牙校，有弃业终身不能偿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贡物多饮食之类，虽阙之亦无害。《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非谓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罢之。』
熙宁元年七月己卯，群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司马光入直，因言：『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开宝九年，群臣上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见圣人之志，苟无其实，终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8]，诏自前所加尊号尽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称。朕欲称王，但不可与诸子同。」而群臣恳请，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后终身不复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辞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颂圣德。不幸次年有谄谀之臣言：「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书，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者，甚为朝廷惜之。昔汉文帝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单于答以尺一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未闻文帝复为胜大之名以加之，学者至今称文帝谦德之美，未尝以为可耻也。』诏赐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倾祸，被此鸿名，有惭面目。诚如卿言，可善为答辞，非是欺众以邀名。』遂终不许。
二年四月丁酉朔，群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答不允，曰：『今灾变展出，可亟罢此议。虽加虚名，浼余。』先是，上谓执政曰：『尊号于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然受与否，于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愿陛下受之。』富弼曰：『陆贽劝德宗不受尊号，顾其时与今异。』上曰：『其时在播迁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号，人固以为宜，即缘变异多谦，屈而不受，亦自为美。然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见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在陛下裁定。』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损也。』遂降此诏。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将及日中，乃还宫禁。入宫之后，窃闻亦不自闲省，阅天下奏疏、群臣章疏，远至昏夜，又御灯火，研味经史，博览众书，虽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宁、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
九月壬申，光奏团练使向维为潍州防御使、知陈州。是时，上方以政事试练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远，或州县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从者。至宗室、戚里、恩泽之家，则一以秩序平进，拘以岁月，少所微冀，维由是，亦颇欲以才自见，数请补外，故有是命。
四年十一月甲申，诏蠲天下见欠资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上以诸路民欠资粮积日已久，岁催索无巳时，故尽蠲之。百姓闻诏，莫不称庆。
七年三月乙丑，诏中书曰：『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既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悯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七月癸卯，群臣请加尊号曰『法天宪古文武』，诏不许。自是五上表，终不许。
元丰二年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观水嬉，燕射琼林苑，上射中的，群臣称贺，乃命群臣射，又特命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射。酒罢，御苑门观军士射柳枝。上自即位，至是，始再幸池苑，后不复至矣。癸酉，群臣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中，上既拂之至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飞虫也。』盖虑治及执御者而掩之，实非飞虫也。
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言：『内供奉谢禋奉旨买红花万斤，今又继买五万斤，而一州所产止二万斤耳，恐不足数。』上亟诏寝之。
十二月己未，梓州奏：『奉诏收买青绿彩色凡二千斤，已计纲起发，余数见计置收买次。』上批：『速降指挥罢买。』恐劳民故也。
六年八月乙酉[9]，前桐城县尉周谔上书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许修职贡，戒边吏勿妄出兵，虑戎入寇。边吏或守诏书，不出御敌。其二言都城已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间，设为楼橹，则不足以备不虞。其三欲罢试太学博士，止选于教官[10]，教官则选试于上舍、内舍及改科以来有出身进士。其四乞严太学补试之法，士尝豫乡书者，不必补而后入。诏中书省记姓名。上日阅匦函，小臣所言利害，无不详览如此。
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学博士邵材为监察御史。材，宜兴人。上临朝甚肃，初赐对者，往往震慑不称旨。材入见延和殿，雍容占奏，因曰：『去岁郊祀，臣以太学博士陪祠事。陛下至太庙及圆邱，执礼甚严。陛下临天下将二十年，而秉心愈小，事天地、宗庙愈恭，此盛德也。然成天下之大业，亦在于持久不倦耳。』上首肯之。
八年三月戊戌[11]，史臣曰：『上聪明英睿，天性孝友，事两宫竭诚尽力，天下称孝。慈圣光献太后之丧，哀毁过甚。既除丧，思慕不已，岁时献酌，每至继仁殿必哭，哀动群臣。礼遇皇后，宫庭肃正，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诸公主、宗室恩义笃备。圣学高远，言必据经，深造道德之蕴而详于度数。每论经史，多出人意表。间日一御迩英讲读，虽风雨不易。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在东宫，素闻王安石有重名，熙宁初擢辅政，虚己以听之。安石更变法令，中外争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坚持之不肯变。其后天下终以为不便，上亦不专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复召，然恩顾不衰。司马光、吕公著虽议论终不合，而极口称其贤。励精求治，尝恐不及，总览万机，小大必亲。遇休假，犹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至两宫遣人趋之。侍臣有以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而恶逸，诚欲以勤劳之也。』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虽治尚严整，智勇果断，而造次必以仁恕。群臣进见，顾问或不能对，上恐其失次，辄顾而言他。有忤意者，虽甚不乐，终保全之。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边奏络绎，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机神鉴察，无所遁情，恩威相济，人不敢不尽力。如李宪、张诚一辈，虽甚亲用，然未尝一日驰其銜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灵、夏，灭西羌，乃图北伐。积粟塞上数千万石，多储兵器以待。及永乐陷没，知用兵之难，于是亦息意征伐矣。在位十有九载，兴为建立，追法三代，由汉以下，陋而不取，而谦冲退托，去华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此诚帝王之盛德也。』

政迹
熙宁四年九月癸卯，中书言：『天下选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劝廉吏。今欲月增县令、录事参军俸钱至十五千、米麦四石，司理、司法、司户参军、主簿、县尉、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钱十二千、米麦三石，每月通增俸钱一万二千余缗，米麦二千八十余石。其三班使臣，短使并押纲运，并縻费不易，欲令三司勘会关画以闻。』从之。先是，选人廪给下者，至请钱七千、麦两石而已。贫不足自养，则往往陷于苟贱不廉之地。上闻之，故更此法。其后三班使臣卒不及增。
六年三月壬申，诏：『详定职田，知州、藩府（三京兆、成德、太原、荆南、江宁府、延、秦、扬[12]、杭、潭、广州）二十顷，节镇十五顷，余州及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军，并十顷，余军、监七顷。通判藩府五顷，节镇四顷[13]，掌书记以下幕职官三顷五十亩，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三顷，令、丞、簿、尉、万户以上县令六顷，丞四顷；不满万户令五顷，丞三顷；不满五千户令四顷，丞二顷五十亩，簿尉各减令之半。藩府、节镇录参比本处判官，余比幕职官。藩府、节镇曹官比万户县簿尉，余比不满万户县簿尉。发运、转运使、副比节镇知州，开封府界提点比余州知州。发运、转运判官、常平仓司提点官比藩府通判，同提举官比万户县令；发运使勾当公事、转运使管勾文字、提点刑狱司检法官比节镇通判；蔡河[14]、许、汝、石塘河都大催纲管勾机宜文字、开封府界提点司勾当公事比节镇判官，总管比节镇知州；路分钤辖比余州知州；安抚路分都监、州钤辖比节镇通判；藩府都监比本府判官[15]；承受、诸州都监、都同巡检、都大巡河并比节镇判官；巡检堡寨、都监、寨主、在州监当及催纲、拨发、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并比幕职官；巡辖马递镇、监揠井、诸州镇寨监当，并比本县簿尉；诸州路学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选人比本州曹官。』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医局，大理寺丞单骧管太医局。后诏太医局不隶太常寺，专置提举一员、判局二员。其判局，选知医事者为之。每科置教授一员，选翰林医官以下及上等学生为之，亦许本局察举在外医人素有名实者以闻。愿充学生者，略试验收补，勿限员。常以春试取合格者，以三百人为额。太学、律学、武学生、诸营将士疾病，轮差学生往治，各给印纸，令本学官及本营将校书其所诊疾状，病愈及死，经本局管押，或诊言不可治，即别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书其状，以为功过，岁终比较为三等，上中书取旨，等第收补。上等月给钱十五千，毋过二十人；中等十千，毋过三十人；下等五千，毋过五十人。其失多者，本局量轻重行罚，或勒出局。其受军营钱，以监临强乞取论。其诸学病人愿与者听受，毋得邀求。
元丰元年十月丁未，重修都城毕工。诏知制诰、直学士院孙洙撰记，刻石南薰门上。城周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内空十步。自熙宁八年九月癸酉兴工，以内侍宋用臣董其事，役羡卒万人，创机轮以发土，财力皆不出于民。初度工五百七十九万有奇，至是，所省者十之三。后洙卒，改命知制诰李清臣撰记。
十一月己亥，宰臣吴充、王珪、参知政事元绛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多难之余，乃有奉天定难之号，不应盛世，犹袭陈迹。况陛下即位以来，上徽号至数十而不许，臣等何功，乃例蒙恩?乞于衔位之中悉减罢。』诏答曰：『唐之中世，时属多虞，制为功臣，宠厥将吏，因仍弗革，称谓实繁，溢美过情，空名眩实，施之近世，或适权宜；袭于来今，固非通制。卿等为国丞弼，悃幅无华，帅先臣邻，愿罢功号，朕欲嘉叹，其敢弗从?宜如所请。』于是知枢密院冯京继请，从之，遂诏管军臣僚以下至诸军班衔内带功臣者并罢。
七年六月己巳朔，户部言：『准批状，提举汴河司言：畿内诸县民间茶铺，亦乞请买水磨官茶。其法施于京师，众以为便，府界宜与辇毂下不殊。』从之。候二年立法。

校勘记
[1]三才 原本『才』字作墨丁，据《长编》三一七补。
[2]记述 原本『记』字作墨丁，据《长编》三一八补。
[3]顾□《长编》卷三五○仅作『顾』，无补墨丁之字。今不敢妄删，姑仍其旧。
[4]天伦 原本作『天论』，据《长编》卷二五○改。
[5]二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三○二改。
[6]上自 原本作『上至』，据《长编》卷三○二改。
[7]内东门 原本『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补。
[8]端拱 原本作『端平』，据文意改。
[9]乙酉 原本作『己酉』，据《长编》卷三三八改。
[10]止选 原本『止』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八补。
[11]戊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五三补。
[12]扬 原本作『阳』，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3]节镇 原本作『节政』，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4]蔡河 原本作『蔡何』，据《长编》卷二四三改。
[15]比本府判官 原本『比』字上衍一『知』字，据《长编》卷二四三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审官西院
熙宁三年五月丁巳[1]，诏：『国家以西枢内辅赞翌，本兵任为重矣[2]。而狃于旧制，自右职升朝以上，必兼择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亲有司之为，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员至众，非张官置吏以总其事，则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砺中外之才。宜以审官东院别置审官西院，差知院官两员，专领閤门祗侯以上至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命右谏议大夫、天章閤待制齐恢为知院，兵部郎中韩缜同知；以太常礼院治所为审官西院，其礼院归太常寺置局。』先是，上论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与韩绛以为不如置审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尝与枢密院议也。及文彦博等对，乃言其不便，曰：『屡与大使臣因遣差相见，尚患不知其人。付之审官，则愈不知缓急，难为选择矣[3]！』上曰：『欲知之，不在数见。』彦博退，上语及西院事，安石曰：『枢密院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权尔。』上曰：『前代乱，岂缘不分枢密院乎?』安石曰：『纲纪修，视听不蔽，则人主权自然归一。不然，则枢密亦能专权，如史洪肇之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非治法也。』故降是诏。议者谓韩绛及安石协谋欲沮彦博，且夺其权，因建此议。然先时大使臣遣差皆属枢密院，无先后名次，时人亦颇患其不平也。
六月丁丑[4]，诏：『枢密院逐季进纳使相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姓名差遣班簿一册，今后依此。诸司使以下至閤门祗侯以上，并内常侍以上诸司使姓名差遣，逐季合进班簿，令西院抄写进纳。使相及正任横行内臣、昭宣使以上及枢密院逐房副承旨姓名差遣，逐季合进班簿。今枢密院抄写进纳，应臣僚奏举大使臣奏状，令通进银台司依逐项发放，举路分都监、知州军以上使臣送枢密院，本院依前项指挥先付吏房上脚色讫[5]，却批付审官西院，举常程差遣等使臣，并直送审官西院施行。』
此据《会要》三年六月十八日事，今附本日，或可删改。
辛巳，诏审官西院磨勘使臣，依审官东院例引见。
七月甲午，枢密院言：『景祐二年，诏诸司使摄大将军，副使承制、崇班。小将军共不过二十人，自今摄南班有阙，欲差知州军、路分都监以上得替人，如不足，即于审官西院除有过犯及年未三十未入亲民人外，取未有差遣人定差。』

大理寺狱
元丰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权知审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为右谏议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馆、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蹇周辅、太常博士、权判都水监杨汲为少卿。丞及检法官，令举官以闻。先是，上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以问孙洙。洙对合旨，于是中书言：『奉诏，开封府司、左右军巡院刑狱皆奉府公事，而三司、诸寺、监等，凡有禁系，并送三院，系囚猥多，难以隔讯。又盛暑疾气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执所见，吏属苦于谘禀，因缘留滞，动涉岁时，深为未便。参稽故事，宜属理官。今请复置大理狱，应三司及寺、监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随处裁决，余并送大理狱结断。其应奏者并天下奏案，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6]。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推鞫；检法官二人，余悉罢。应合行事，委本寺详具以闻。』从之。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二年正月戊子，手诏：『大理寺日者修举坠典，厘正职业，俾治官府狱事。前代章程，湮灭岁久，不可复知。今所图画，皆以义起，推抡规模，不少宽假，必难称办。苟官吏各怀顾忌，于驱遣之际，或至逡巡，则稽留弊害，无肯前者。其本寺丞事勘鞫，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台例，不供报纠察司断讫。徒以上，旬具犯由，申中书、枢密院刑房置司，及一年，别取旨。』其后及一年，乃复诏依开封府例供报纠察司。丁酉，置大理寺勾当公事官二员，以大小使臣充。
二月甲寅，诏大理寺官人可依御史台例，禁出谒及见宾客。
三月丁丑，上批：『大理寺长贰、丞、主簿家属既不在治所，如遇休暇，宜止各轮一员在寺，余归休沐，庶制可经久，人无惮倦。其著为令。』
九月壬午，诏：『翰林学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记》，凡朝廷修废官事之本末，小大无不该载，惟崔台符等首被选抡，考举坠典，而能剸遣滞讼[7]，狱无淹囚，独不得挂名其间，尚为阙漏。宜送清臣增人。』
三年正月辛未，诏：『大理寺鞫罪人，依开封府例报纠察司。』后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报纠察司，许之。开封官准此。仍诏：『纠察司如察访得虽非徒以上而出入不当，许索文案点检。』
六年六月。元丰间，诏大理兼鞫狱，所承内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诏狱也。』意必传重，少卿韩晋卿独持平檄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上知其才，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

孔子庙庭配飨
熙宁七年十二月庚寅，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仍加爵号。又乞追尊孔子以帝号。诏两制与国子监、礼院官同详定。后不果行。
翰林学士杨绘以为加帝号非是。当求绘议，附见于此。范祖禹志绘墓云：『绘言不必追尊。』
元丰二年正月己丑，京兆府学教授蒋夔言：『春秋释奠，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先圣之樽在西，先师之樽在东。肆祭器，实牲体，盥手、濯爵、奠币、读祝、拜跪、登降、进退之节，与孔子无少异。而九人之像坐于两旁，樽酒豆肉不及。且孔子，师也。颜子虽大贤，与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议，欲礼官荐享祝献，颜子降于孔子，九人降于颜子，以正开元之失礼。』诏礼院详定。礼官言：『唐显庆二年，长孙无忌议，案永徽之令，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夫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今看详孔子、颜子称号，历代各有据依，难辄更改。配享、正享，礼意本一；仪物祝献，亦难降杀。所乞进九人，亦在祀典，盖州县旧释奠仪，未有十哲从祀之文。检会《熙宁祀仪》，十哲皆为从祀，各设笾二、豆二、俎、簠、簋、爵各一，命官分献，一尊而止。乞自今三京及诸州文宣王庙十哲像，春秋释奠，并准《熙宁祀仪》。』从之。
七年五月壬戌，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初，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为邹国公，谓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杨杰、辛公佑以谓：『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礼部看详：『唐贞观二十一年诏，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二十一贤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至今犹为从祀，岂必其同时之人也?孟子于孔圣之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圣人之道，有益学者。未及配食，诚为阙典。伏请自今春秋释奠[8]，以邹国公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邱明等二十一贤之间。案：左邱明至范宁等二十一人并封伯爵，乞荀况、扬雄、韩愈亦封伯爵。自国子监及天下至圣文宣王庙，皆塑邹国公像，其冠服同兖国公。仍画荀况等像于从祀之列，荀况在左邱明之下，扬雄在刘向之下，韩愈在范宁之下。冠服各从封爵。』均等又以为非是。礼部言：『均等援据不经，无足取者。』于是从礼部议，而有是诏。又诏学士院修撰赞文。

景灵宫绘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9]，命入内都知任守忠、权户部副使张焘提举三司修造案勾当公事。张徽作仁宗神御殿于景灵宫西园，八月殿成，名曰孝严，别殿曰宁真[10]。焘因请图乾兴大臣于殿壁，绘像自此始。
按：景灵宫实始大中祥符，以奉祠圣祖。逮天圣初，乃易其旁之万寿殿，以为真宗馆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其旁之万寿殿为真宗馆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严，熙宁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艺祖、太宗之殿曰庆基，曰开先，甲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彰德、广孝，皆旧寓于佛老之宫，亦在都邑，与夫郊野之外，岁时奠谒，或不克躬行，而清跸所临，动涉途巷，百工执事，疲于奔走，陟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斋庄之诚，广孝钦之本也。神宗天锡圣智，超然远览，功成治定之际，乃诏有司度宫之东西，建六殿为原庙，奉祖宗之灵，设以昭、穆之次，列于左、右；又为别殿五于其北，以奉母后。其经营缔构，规模程度，靡不素定。按图即工，成不期月，观者骇异，以谓非造化融结，孰能若是之壮丽神速也!又以宣祖潜真隐耀，实基王迹，历数所钟，自□流泽[11]，故名其殿曰天元；艺祖膺命造邦，拨乱反正，兵不再试，五服来享，故曰皇武；太宗亲执晋俘，混一区夏，覆载之內，莫不向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珍符上瑞，应图合谍，故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济天下，涵养覆露四十二年，纳斯民于仁寿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诞膺景命，以绍文祖，天人和同，远迩绥靖，故曰治隆。事辞称情，名实无爽，云汉昭晰，揭诸门闳。四方搢绅传诵，于今不绝。
元丰五年九月癸卯，修定景灵宫仪注所言：『仪制令诸庙社门、宫门各二十四戟。唐太清官九门，亦设画戟。窃惟景灵宫天兴门及宫外门，本以钦奉天神，不应立戟。神御诸殿，既缘生礼以事祖宗，谓宜依仪制，令宫门之制，每门立戟二十四。』从之。
十一月己卯，详定礼文所言：『壬午景灵宫奉安辉德殿三后、衍庆殿三后，欲每殿三位同用一祝版，不特拜。』诏每后各用祝版及特拜。辛巳，奉安礼仪使宰臣王珪、蔡确、知枢密院孙固、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韩缜、尚书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英殿门上，诣蕊珠、凝华等殿祖宗神御，行告迁礼。至慈圣光献皇后、英宗皇帝坐，号恸久之，群臣莫能仰视。于是珪等奉神御升采舆，赴集英殿，有司请皇帝还内，上不听。每神御步出殿，次第导毕，始还宫。时将奉安景灵宫，至是塑像，工毕始还，坐于集英殿也。壬午质明，宰臣、百官班集英殿，礼仪使以神御采舆行，奉安于景灵宫。
十二月丁巳，诏：『景灵宫绘像臣僚，本支下、两旁以上，取无人食禄者。如俱无人食禄，或俱有人食禄均者，取最长；未均即食禄人少者，取最长。仍以子孙为次序。若子孙亦系绘像，本房见无人食禄，即更不问别房。应推恩人愿与以次及别房者听。』
六年三月辛巳，太学正马希孟为太学博士，以上批自景灵新宫成，群臣献歌颂者以十数，独希孟之文可观也。
八月乙亥，诏：『自今后执政官除拜，赴景灵宫恭谢，差閤门祗侯或看班祗侯一员、体直官一员随逐入殿，引揖祗应。』
十二月。自景灵宫十一殿成，上每行献朝之礼，凡百余拜。及继仁殿，必哀恸良久。
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诏定夺绘像臣僚之家食禄人法。看详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无叙法，残疾不堪入仕，不理选限之官，欲并为不食禄人。』从之。
四月壬辰，朝献景灵宫。至天元殿，观芝草，宰臣王珪等称贺，仍宣从官以上赐茶。自是朝献毕，皆御斋殿赐茶。
九月戊申，户部尚书王存言：『准诏具析安守忠豫绘像因依，勘会所采臣僚勋绩，并于国史、《实录》考求事迹。据本传所载，赠太尉安守忠有战功政绩，当预绘像。其「捧曰左厢都指挥使、钦州团练使安守忠」，史册无载，即无豫绘像人数。』诏景灵宫改绘赠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灵宫绘像管勾官误以「钦州团练使安守忠」充数而赠太尉，安守忠之孙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诏。

修太一宫
熙宁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将作监官度地修太一宫。先是，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异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伏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迎五福太一于京师。』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宫于集禧观之东。
五年六月乙卯，礼院言：『中太一冠服依东、西太一，而东、西太一惟五福君綦
服[12]，冠通天冠，大游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记》天神贵者，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伏请并用通天冠、张纱袍。』从之。
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宫成，以右街都监真靖大师陈景元为宫主，景灵宫抱一大师盖善言副之，余知职散众道士，令景元博选有行业精洁之人毋过二十人，岁披戴，悉依东太一宫例。
九月辛酉，命宰臣王安石为奉安太一使，枢密使陈升之[13]、参知政事冯京、王珪、枢密副使吴充、蔡挺为前导官，龙图阁直学士孙固管勾卤簿仪仗，入内都知张茂则都大管勾。
十一月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德音：『降天下系囚、杂犯死罪，徒、流以下释之。应诸路灾伤民户，本名税物失计，致违省限，不该检放者，监司体量检放。』先是，上以久旱，欲因冬至发德音，顺承太一之贶，手诏令辅臣相度。王安石等请如诏旨拟合施行事目进呈。上于禁中增入检放一节，盖上察于政事，恤民如此。

校勘记
[1]丁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一补。
[2]本兵 原本作『本共』，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3]选择 原本作『还择』，据《长编》卷二一一改。
[4]丁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二补。
[5]指挥 原本脱『挥』字，据《长编》卷二一二补。
[6]审刑院 原本作『审刑部』，据《长编》卷二九五、〈宋史·职官志》改。
[7]剸遣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补。
[8]春秋 原本脱『春』字，据《长编》卷三四五补。
[9]丁酉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二○○补。
[10]宁真 原本作『宁直』，据《长编》卷二○○改。
[11]自□流泽按：此节按语不见于《长编》，故不知其墨丁为何字，姑仍其旧。
[12]綦服 原本作『棋』，据《长编》卷二三四改补。
[13]枢密使 原本作『枢密院』，据《长编》卷二四七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种谔城绥州
治平四年六月，陕西转运使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令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夸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御边五利：『一曰选将帅以制其冲，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选才谋居要害，任权变广招置，募乡导行反间，使其君臣携贰，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冲也。设先举之策，行浅攻之术，诸路分据地势，犄角进兵，声援相及，若首应尾，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狃以岁月，劳于奔命，所以罢其敌也。东兵屯戍，去逸就劳，不知军情，不习地势，坐縻禀食，欲战先北。今若省之，全任土兵，减费重威，所以实其力也。罢其赐予，禁其市易，绝其盐利，设官致兵，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国也。今数道宿兵调度弦急，稍失经画，则徒困良民，而无补国用。宜鉴康定之失，蠲仓卒之暴，任公实之谋，使府库充忉而农商不残。士饱气勇，以攻则克，以守则坚，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称善，尝置左右，上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帐可招纳者，是日辛未，召向入对，密赐金五十两。及辞去，又赐金。凡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枢密使文彦博等皆执不可，宰相曾公亮独赞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彦博，令具可否，条例录进。彦博奏陈：『观向之所陈，大要有五，上三策不待论而利害可知。所谓惜经费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务，最要讲求。向云：自宝元初守官陕右，出入兵间，首尾七年，目睹心计，固宜详悉。然谋政料敌，老将所难。兵者大事，不可轻言之。古人论兵，至谨至重。向谋虽可采，言亦似轻，诚愿谨之重之。』
九月。先是，薛向、种谔言：『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及高遵裕还自夏州，又言：『若纳嵬名山，则横山之民皆可招来。』己亥，司马光上疏：『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轻泥瀤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朝廷，许令招纳。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全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富，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为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泥瀤侧，司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王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耳。』光曰：『钱谷诚知之。河朔见钱钞，至今为利。边事则未知也!』
九月，中书、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堡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
十月。先是六月，种谔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以故首领嵬名山者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既已直奏，且申经略司。陆诜报谔先诺嵬名山自能捍御，夏人则受之。若欲入居塞内，则勿受也。谔言：『当今于绥、银住坐。』其七月，诏下谔奏付诜，乃诏薛向至延州，召谔赴经略司审实，密议措置以闻。诜等共画三策：使名山直取谅祚；不能取则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系两界不折地。遣张穆之入奏。诜意朝廷必不从也，已而向与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纳之利。寻有诏从诜等所画策，谔遂遣谍者与嵬名山约日会绥、银，不复告诜知。诜累戒谔毋深入应抵。时谔已先诺嵬名山，度诜必不许发兵，丙辰，悉以所部兵与折继世先发。戊午，会于怀宁寨。庚申，入绥州，遂兴版筑。壬戌，继世入银州，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酋首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孳畜十余万，分处族帐于茭村及怀宁寨。诜始得谔状，大惊，即劾谔擅兴兵，贻书文彦博曰：『开辟以来，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户，自幼被虏，为银、夏、绥州军司，有小帅三千余人。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狯，为众贷谅祚息钱不能偿。时大饥，谅祚数点兵，屈子乃说诸小帅密谋内附，假托名山。谔即奏之，募熟户韩轻持蜡弹与名山，以诱纳之。轻独与屈子语，名山实不知也。及轻报谔，如期发兵，折继世卒会直抵名山帐，名山惊起，屈子及小帅胁之曰：『宋兵十万至矣!』名山遂降。谔初城绥州，缚毡为楼橹状。众望见，惊以为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间，敌兵三至，谔辄击却之。其后，诏遣中使按边帅，召谔议事，因盛兵入寇。谔回宿怀宁，使嵬名山率其属，以百人挑战，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据其险。谔曰：『彼失此利，吾胜必矣!』既而望见其中指呼，若将持突状，乃分裨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谔居中，为三军，令：『听吾鼓声，缓则徐进，急则疾战。』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持梃、张布囊为疑兵。谔手剑，不介而驰之，城中上下皆鼓噪。其众方披靡惊视，三军已萃于阵中央，彼益纷乱，其腹心皆溃，我军所向冲击，追奔二十余里，斩首七百余级，获驼马、戈甲万计。绥州既城，议者以为孤城深寄北境难守，不如弃之。谔独谓：『此扼三大川口，夏人号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视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诚分处属国，置弓箭手万人，可减屯戍，省馈饷，边足以强。』因请乘势大举，尽复河南。陈五可取之策。谔寻得罪去，权发遣秦州李师中书：『夏人方入贡，叛状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起衅端，无益于事。』
　　十一月，鄜延经略司言：『夏国宥州牒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户内附，折马山将兵入界招收。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及诛马山。』马山即继世，蕃名也。枢密使文彦博以为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谏院陈荐、杨绘皆请治薛向、种谔罪，以安西夏，不听。丙戌，韩琦判相州。上喻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暂往相州，却来永兴，经抚西边，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审投来蕃族，得其壮兵几人，种谔所领熟户又复若干?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帅臣预谋，及新经优赏之后，灾旱民困之时，未有大段钱帛、粮草、兵力、战具准备，及开展兴修城，控扼要害，扦卫投汉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兴军，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赐手札，趣令治装，并封示蔡挺、李肃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已而种谔擅取绥州，启此衅端，朝廷急遣向往，遂主谔议，檄诸路举兵牵制。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乃是举无名之师，及杀戮横山老幼，岂招诱耶?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灵，师臣肆意妄作，自弃誓约，取怨西北，以开祸乱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难，但边事倒错如此，须禀朝廷成算。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丁亥，夏人欲执景殉来献，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诈谋不可信。若纳殉而拒名山，则弃前恩，生后怨。』朝廷乃拒之。丁酉，以嵬名山为右千牛卫上将军。癸卯，鄜延路经略司言：『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于界首议榷场事，被诱过界，并为所杀。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常私见谅祚，称臣拜谒，许以缘边熟户归之。及种谔取绥州，谅祚以定为卖己，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
　　十二月壬子，枢密院言：『西事方兴，用兵有渐。欲预戒诸路帅凡十四条：一、协心讲求兵政，各务周知利害；二、躬训练士卒，令武艺习熟；三、熟知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敌人情伪；四、鉴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议战守之兵，各有定数，兵有定将，量力应敌；六、缘边小堡，若遇大寇，并入大寨；七、夏兵大入，赴救牵制，毋得观望及轻举动；八、精选间谍，候其动息；九、详行军赏罚，仓卒易以处分；十、爱惜边储，毋得妄用；十一、机宜官整比文书，以待缓急处制报应；十二、机宜官毋得与兵官过从结纳；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训练战守；十四、约束未尽，续条列利害，以闻。』从之。
　　是月，韩琦至长安。先是，诸将得邻帅或监司移文，即领兵入西界，纷乱无节制。琦入境，亟檄诸路：非主帅命举兵者，军法从事。诸将自是乃知纪律。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请从向、逵等议。枢密院以诏旨诘之，琦复奏：『绥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闲地。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其手下人户，皆令在绥州川内相近居处，各人知有产业，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谅祚，似合机会。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备，旷日持久，自当疲弊。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势也。朝廷前降指挥，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约。若更厚抚继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则必各尽死力，以报朝廷，是以敌攻敌，于国用别无所耗。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则谅祚所损，固不胜其计矣。』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以琅挡铁锁锢杀杨定，将献之求和，未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愿且留数月，以观敌情，他日再许纳欵，犹可为议论之端。』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恥于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乃诏绥州如琦议。
　　熙宁元年二月，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兴生事，诏系长安狱。或以咎谔，谔曰：『嵬名山举众约降，既闻于朝矣。若缓以待命，事机一失，则数万之众殃于敌手，为边生事不细。吾宁坐死，以就国事!』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虽该陕西曲赦，终坐责。先是，枢密院以上意与郭逵毁弃绥州曰：『国家封疆万里，岂与夏人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贾逵遂以兵驱降羌出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卨言：『绥州不可弃毁。』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绥州，不然且为边患。逵从之。及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固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琦从之。是月，运舟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强壮千余人刺为兵，余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余人，死于战疫及逃去，仅存万余人耳。
　　三月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西驿诘问所杀伤杨定等，及掳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自朝廷除官，仍于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1]，效顺中国。』
　　五月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掳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诏遣使臣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調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于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给我[2]!』檄宥州诘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3]：『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借或受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诏，如逵所言。
　　六月癸亥，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以韩琦言：『镇戎军业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独挺能修筑堡寨。凡钱粮、材木版筑之具，皆不愆于素，而又能广招弓箭手，使不费衣禀而兵备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夏自诱害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顺服然后许。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策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后赐名曰熙宁寨。
　　七月，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初，升之与文彦博固争杨定不可使，上不听。定既被杀，上思其言，于是复召用之。时薛向贬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绥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绥州不可弃，与彦博异议。
　　十二月庚戌，赐夏国主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历，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寝违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今方罹于茶毒，当曲示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请，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于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以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犹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
　　七月己丑。上尝以西夏累世桀骜，背惠寇边，朝廷每遇罢兵，处置无法，以致悔慢，乃诏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备御之策，及降手诏付陕西、河东帅臣，条上便宜。至是，采合群策几十六门，奉旨裁处，又增十事，仍令择使，持所著便宜与逐路帅臣再议论审择可否，候至，则再具拟定取旨。
　　十月，改绥州为绥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使臣，委郭逵选差，把截堡铺，守御兵马、器械等，并从长处置以闻。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缜诘夏人曰：『三寨之土田何知?』夏人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秉常既受封册，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卨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绥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后还绥州。夏人曰：『二寨塞基是也，何地界之有?』卨曰：『若不得地界，但得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绥州与之亦用兵，不与亦用兵，边备未可弛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愿以死守之。』藏其诏不出，具奏乞召卨赴阙询之。上得奏大惊，顾谓文彦博曰：『不知绥州今存否?亟问之!』彦博等皇恐，即降诏云：『某月日指挥不得。』诏至，属僚皆惊曰：『前诏云何?未之见，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叹伏。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
　　戊戌，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乃赐姓赵，名怀顺，以其防托绥州日久故也。己未，夏国使者罔肓讹来谢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坚明约束，勿令边将生事，妄立城堡，争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为然。
　　四年九月庚子，夏国主秉常遣使昂聂、嵬名??荣等入贡，表乞绥州城，愿依旧约。诏答曰：『所言绥州，前已降诏，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今复何议?止令鄜延路安立绥德城界至外，其余及诸路，并依见今汉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壕堑，内外各认地分，樵牧耕种，贵彼此更无侵轶。俟定界毕，别进誓表，迴颁誓诏，恩赐如旧。』其表词曰：『臣近承边报，传及睿慈，起胜残去杀之心，示继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悦，海宇欢呼，仰戴诚深，抃跃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穷圣虑，远察边情，念兹执戟之劳，恤彼交兵之苦。岂谓一城之地，顿伤累世之盟。凯斥边吏之云为，乃是天心之恻隐。况此绥州，居族岁久，悉怀恋土之恩，构愤情深，终是争心之本。远施命令，早为拔移。得遵嗣袭之封，永奉凝严之德。伫使枕戈之士，翻成执耒之人。顿肃疆场，重清烽堠。顾惟幼嗣，敢替先盟?翘仰中宸，愿依誓约。贡献贽宝，岂惮于逾沙?向日倾心，弥坚于述职。』伪学士景殉之词也。
　　十二月甲寅，诏鄜延路经略司定立绥德城界，又遣官往诸路缘边封土掘壕，各认地分。知登城县范育、陕西转运司勾当公事吕大忠皆辞行。育言：『沟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务，其不可为有四。抑又有大于此者。臣闻言至不纳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争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场常严矣，一旦约败兵孥，斗者跌于前，耕者没于后，而封沟不足恃矣。衅动情睽，诡计百出，使人左复甲兵，右兴金缯，朝委而烽烟夕举，其约誓不足制矣。故保疆场不如立约，立约不如敦信。信定于心而已矣。臣又闻《周官·大司徒》立封沟于邦国都鄙，至于不服，则职方氏辨之而已。行人制员，而蕃国不与焉。盖圣王之于天下，嘉善而矜不能，以为号令赏罚之所。不加则责之意略尔。西人之情难知，其服未可信，其弱未可轻。臣愿陛下蒐简军实，选将属师，积谷塞下，以御其变。消患于无形，制胜于不动。凡此，今日抚绥之先务也。』大忠言：『伏闻朝廷将使立定夏国地界，此诚陛下安边息民之策恐不在此。臣辄有五不可之说。非徒五不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无定河东满堂、铁笳平一带，地土最为膏腴，西人赖以为国。自修绥德城，数年不敢耕垦，极为困挠。窃闻今来愿于绥德城北退地二十里，东必止以无定河为界。如此，则安心住坐，废田可以尽开。彼之奸谋，盖出于此。若遂使得志，一旦缓急，鄜延可忧，此所谓大不可者一也。』又言：『臣等被命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国体。万一疏虞，则朝廷如何处置?移文诘问，必谩然不报；举兵讨罪，又力所不堪。复与之和，势皆在彼。百端呼索，须至含容。挫损天威，无甚于此，不可不虑也。』王安石不以育、大忠所言为然，白上曰：『臣谓朝廷但遣育于延州立封沟，非遣育于夏州立封沟，于《周礼》有何违异?大忠言但当择帅，不当立封沟。臣谓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沟，即不责大忠择帅。育与大忠，恐不可遣。』乃差刘宗杰及鲜于师中。枢密院初不欲立封沟，及议差官，先拟薛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与大忠议复异。昌朝、育皆中书所斥者，故安石再疑文彦博等设意沮己云。
　　五年四月丙寅，诏鄜延经略使、权发遣延州赵高于绥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处修置堡寨。先是，禹欲乘夏人不意，占据生地筑堡塞。上问执政如何，佥以为卨不肯妄作，宜从所乞。王安石曰：『今日要与夏人绝，即明绝之；要与和，即须守信誓。既约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据生地，非计也。兼我所以待夏人，不在数里地，不计有无。』上曰：『朕亦疑此计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闻。卨请筑堡寨于界内，乃降是诏。丁卯，诏赵卨候分画地界毕缴纳，先许便宜行事指挥。
八月壬午，夏国进表不依旧式，但谢恩而不设誓，又不言诸路商量地界事。枢密院共以为疑。上问如何，王安石曰：『中国与夏人，要以宗社殄灭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诏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便为变?』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其变。若更无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赖，则夏国引前誓足矣。臣恐誓与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岁赐，必不便敢旅拒。』彦博又以为：『夏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弛备?』安石曰：『其势可见，即其情可知，恐不足过虑。彻备无妨。』彦博又曰：『有明盟誓，则彼违盟誓，我有辞。』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国，岂患无辞?』冯京曰：『太祖得蜀人与河东蜡书曰：「我伐蜀有辞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语。若蜀可伐，虽无蜡书，太祖不患无辞。如太祖伐江南，岂有蜡书?但我欲行王政尔。乃擅命一方，便为可伐之罪。如夏国既称臣，未尝入觐，以此伐之，亦便有辞。臣以为不患无辞，患无力制之而已。』上以为然，乃降答诏。辛丑，权发遣延州赵卨为起居舍人，仍赐紫章服，以定绥州地界之劳也。初，夏人屡欲欵塞，每虚声摇边。上手敕问方略，卨审料形势，为破贼之策以献，遣曲珍、吕真分巡东西路，与兵千人。钤辖李容自恃宿将，谓卨儒者，不知敌情，曰：『彼岂盛夏来耶?诚遇敌，千兵何为?请罢之，以待防秋。』卨笑不答。贼方以四万众自间道欲取绥州，至鲁班崖，遇曲珍，以吾为知其谋，皇骇亟战。吕真继至，寇败走，俘斩千余。是秋，谍言夏大阅，将入寇。容惧，亟请济师，卨不听，边亦无警，坐谍者，容等惭服。夏自失绥州，怀未能已，屡测朝廷意。卨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请和，必欲画绥州界。望今听本路经略司分画，岁赐则以通和之日复焉。』于是事定，卨谋居多，故赏之。
此据范百禄所为墓志铭。

韩琦筑甘谷城
　　熙宁元年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先是，韩琦遣李立之驰奏，请修筚篥城。枢密院难曰：『筚篥城是秦州熟户地土，将来兴置一两处接连古渭，又须添屯军马，计置粮草，复如古渭之患。』琦复奏曰：『窃观后世图制匈奴，患其西兼诸国，故表河列郡，谓之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今西夏所据，盖多得匈奴故地。昔取一时之议，废弃灵州以来，因失断臂之势，故得明、元吴更无忌惮，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涼、瓜、肃诸郡。至宝元初，始敢僭号，遂一向攻胁秦、渭诸蕃。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汉界之近，自前未有也。久在西陲诸知边事者，皆谓城筚篥，则可通鸡川。古渭城外御之势，隔绝得西人并吞古渭一带诸蕃，与山药、木征、肯唐等族相结之患。臣复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灭藏、康奴之族，广有人力。以居处恃险，从来点集不起。后范仲淹于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处，修置清安、绥宁二寨，并空平耳、垛城二堡，其明珠三族于是不敢作过，听从点集。若谓修城之后，有积聚粮草之费，臣以为不然。盖筚篥既城，则秦川三阳、伏羌、永宁皆在近里，可以均匀抽减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创置酒务场，课利相兼充瞻。』诏从之。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文广即饬诸将，声言城喷珠，率众至其处，日已暮，乃急趋筚篥。屯列既定，迟明，敌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当白国主，以数万精兵逐攻。』文广遣裨将袭其后，所获甚多。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文广，业之孙也。韩琦又言：『已揲秦凤路于擦珠谷筑一大堡，候毕工，乞废罢纳迷、山丹、菜园、白石、了钟五堡，使臣戍兵攃珠。』堡成，赐名通渭。

校勘记
[1]助国 原本『国』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2]斩囚 原本『囚』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3]虏曰 原本『虏』字为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三上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韩绛经略西事
　　熙宁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参知政事韩绛为陕西路安抚使，度支员外郎、直舍人院吕大防为宣抚判官。先是，绛奏以夏人寇庆州[1]，陕西用兵，请出使。王安石曰：『臣于边事未尝更历，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尝行边，今可出使也。』绛以为朝廷方赖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赖，独韩绛耳。』上卒遣绛，仍赐绛诏：『如有机事，可不待奏报，听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诏，当考）甲辰，诏执政官同诣韩绛第别绛，绛以翌日西征也。吕大防与绛建攻、守二议，其一：止绝岁赐，以所费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粮分给诸师，别募奇兵骑将，伺其间择利深入，破荡城寨，招收部落。如西兵大举，众寡不敌，则勿与战，俟彼退兵散豫，约邻路间道设伏，邀其归路。其二：严为守备，西兵至则坚壁清野，退则出奇兵邀击。又言：『兵不精、将不勇，求以胜敌，自古未有。为今计，莫若选募兵将，尽其智力。汉之名将，多以良家子从军。晋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旧兵，于京师立标简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余人，深入转战千里之外，遂能破敌立功，此募兵之效也。汉鲁奇以偏将军应募先登，唐娄师德以御史应募为猛士，此募将之效也。』及绛至陕西，即募彊劫贼盗及亡命罪人为奇兵，又分蕃、汉兵为七军，以行扰击牵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诸将尚循故态，则必致误事。乞惟听宣抚司统制，则事归一体矣。』又言：『朝廷已绝岁赐，又断和市。此二者，是绝彼之大命，理须必争。我必先为之计，以挫其谋。且星居鸟散，不能常聚，点兵数千，动须累日，彼之所短也。建营立戍，一二万之众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长也。分路置帅，举一路将兵，除守外不满二万者，我之所短也。率数十万众专向一路，以多击寡者，彼之所长也。异时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长，所以屡败。今七将并出，伺其未集，便行扰击，似是击我一处则六处牵扯制。一处坚壁，使其防救不暇。制敌之命，无出于此。然后招怀，无所不可矣。』
　　十一月癸巳，赵卨权同发遣提点陕西刑狱。时绛方议大发兵取横山，卨言：『大兵过山界皆砂碛，乏善水草，又无险隘可控扼，臣窃危之。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处之生地，不先储峙，不建城寨，则难以安集。今夏国屡为西蕃攻扰，必欲乘虚破之。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然后招降。不然劳师远攻，未见其利也。』乙卯，诏判延州郭逵赴阙。韩绛用种谔谋，将以兵取横山。逵曰：『谔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过矣!他日败国事，必此人也。』绛与逵议出兵，逵力言其不可。使幕府与逵论难，逵曰：『此举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贻朝廷忧。』绛怒，奏逵沮军事，故有是命。命陕西宣抚使韩绛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判官吕大防为陕西河东路宣抚判官。绛时治兵鄜延，欲通道河东，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谔领兵次抚宁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左右欲收其甲，谔曰：『今为一家，即吾人也。听以自随。』己丑，次啰兀城。夏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之北与马户川，谋袭谔。谔谍知之，以轻兵三千潛出，击破之，马尾脱身遁去，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2]。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明日，遣将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风尘起，夏人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去，遂城啰兀，凡二十九日而毕。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谔始出师，知横山有积粟，今民兵多辇版巩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将步骑二万元，食官米二斗二升、刍六束，余悉因粮于敌。
　　二月癸酉，西兵攻抚宁堡，陷之。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谔取啰兀、抚宁二寨，或闻夏人复欲取之，当如何?』逵曰：『愿速备抚宁，则啰兀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击清远，然后灵州失守。今抚宁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万一用前策，则必先取抚宁。抚宁破，啰兀随之矣。』上深以为然。未及往备，而抚宁已陷，遂弃啰兀。
　　三月癸卯[3]，上问执政以啰兀存弃，王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啰兀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出于举事仓卒也。今人才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云云。』上悦。及是，遂弃啰兀。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战之伤；黄丁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廷震惊。』翰林学士元绛辞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绛密受上旨，恐无功，并任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
　　四月癸酉，检校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种谔为贺州别驾。初，王安石论谔当深责，以慰谢关辅人心，请置之广南。上曰：『须谔离陕西。』于是再责。
　　五年正月辛巳朔。己丑，诏：『鄜延路经略使赵卨询问降羌，如有愿归夏国者，先以名闻。诸路准此。仍牒宥州，令于逐路界口交割。』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为乡导，不当问其愿归。盖汉宫多恶蕃部，恐迫胁令归，即及害恩信。』上曰：『如王广渊计，但欲遣归。盖广渊与韩绛不相能。』安石曰：『今绛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为功。纵遣去，不复加绛罪，不知广渊为此何意?』上曰：『欲表见绛所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当论利害，不当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为：方今所急，在知将帅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慢，然后边鄙可治。人主计事，当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须妄疑其人心有所挟，如此，则人人各怀形迹，孰敢复为人主尽力?非特臣所怀如此，前日执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计事，陛下尚疑有倾韩绛者，则谁复敢不避形迹，为陛下计事?』上曰：『王广渊每事辙言宣抚司过失。』安石曰：『陛下不当怪广渊屡奏宣抚司过失。方庆州兵未变，广渊数为韩绛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绛屡诋毁广渊，以为不忠。而陛下亦疑广渊，后果为广渊所奏，广渊反降两官。广渊岂能内无不平之心?内有不平之心，则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为晓蕃情，今令问蕃人愿归者听归[4]，岂有蕃人不晓蕃情者?种古但云可为乡导，即不知如此人，乃能为贼乡导[5]，今若推恩，问愿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为我所用，去者亦必怀惠。异时讨伐，固宜有为内应。报德如食秦缪骏马、盗袁盎侍儿之类，则我虽遣去，未为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东经略使刘庠言：『被旨取问愿归夏国人姓名，今具条上。』诏不须俟夏国议界，至官到界，止据所奏愿归蕃户，于鱗州相对界上发遣，人支采绢二疋[6]，小儿一疋[7]，及令保定军移谍宥州照会。

校勘记
[1]庆州 原本作『度州』，据《长编》卷二一五改。
[2]立赏平 原本『平』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八补。
[3]癸卯 原本作『已亥』，据《长编》卷二二一改。
[4]愿归者 原本无『者』字，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5]为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九补。
[6]二疋 原本作『二匹』，据《长编》卷二三○改。
[7]小儿 原本『儿』字作墨丁，据《长编》二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神宗皇帝

取洮河兰会上
　　熙宁四年八月辛酉[1]，著作佐郎、同提举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王韶为太子中允，遣僧智缘乘驿随王韶驱使，仍赐银三百两，置洮河安抚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胜军[2]，应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并令王韶主之；调发军马及计置粮草，即令秦凤经略司应副。韶以董毡、木征多与僧亲善，而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故请与智缘俱至边。初，韶言措置洮河事，止用回易息钱给招降羌人，未尝辄废官本。文彦博曰：『西蕃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罗结等作过秦州，乃不能捕，况有豪杰能作文法，连结党与者哉?亦岂得言其脆弱也?』彦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哺厮啰、鱼角蝉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为夏人所收，则为患大矣。』彦博曰：『既收为内属，彼有警急，恐须救援。』安石曰：『彼今不能合为一，尚能自守，不为西人所并。今既连结，则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军矣。若能为我屏扞，则虽以官军援之，亦所不计，况又无此理。』冯京、吴充皆曰：『此等事未经延州相度。』上曰：『延州必不乐如此。不颁行下，今当如何措置?』安石曰：『必须别为一路，如麟府军马司。』上曰：『须如此，令得专达。』安石曰：『仍当绢十万缗钱委之市易，令兵马事则取经略司节制，抚纳蕃部，市易司则一面施行。』
　　十二月戊辰[3]，中书、枢密院同进呈韶奏：俞龙渴及汪奇巴等举种内属，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龙渴殿直、蕃巡检，又分其本族大首领四人为族下巡检。既分为四头项，自此可令不复合为一，免点集作过。又乞除汪奇巴殿侍、秣邦山一带巡检。上曰：『如何便言举种内属?』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谓之举种内属?』上曰：『须点集得，方为内属。』彦博曰：『分却俞龙渴族下人作四头项，恐俞龙渴不肯。』又言：『未须与殿直，与军主，恐见得力蕃官觖望生事。』安石曰：『分为四头项既责任，王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遥度?不知蕃官如何便敢觖望。』彦博曰：『如韩绛厚蕃兵，便致汉兵作过。』上曰：『此事不类。』令悉依王韶所乞。
　　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知郑州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上谕中书曰：『公弼在河东，当五路出师仓卒，制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则委之镇抚。』丁丑，郭逵奏：『闻王韶招俞龙渴甚屈辱。』上谓执政曰：『韶所奏乃与逵不同。』乃诏逵分析。时经略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狱，鞫擅用市易钱赃状未竟也。其后安石进呈逵分析韶招俞龙渴事，上曰：『乃无屈辱，须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五月辛巳，诏以古渭寨为安远军，以王韶兼知军。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于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为寨。上将恢复沙、陇，故命建军，为开拓之渐。庚寅，青唐大首领俞龙渴为四头供奉官，仍宠以阶勋，赐姓包名顺。辛卯，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千余万口。
　　六月癸亥[4]，诏权通远军都监王存等五人各减磨勘三年。初，奄东熟户久不顺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荡，而秦凤路经略司以闻，故赏及之。初议赏，王安石曰：『方欲创事，宜加厚。』文彦博曰：『打族帐与军赏格不同，难用军赏。』上曰：『惟赏无常，轻重视功。』蔡挺曰：『比捉贼赏未为厚[5]，以此捉贼，则其劳绩，岂不过于捉贼乎?』壬辰，改武胜军为镇洮军，高遵裕兼知镇洮军。先是，遵裕以庆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关，羌人旅拒，引亲兵一鼓破之，进营武胜城下，羌众渡洮驰去，遂据其城。王安石曰：『洮西为内地，武胜更移市易，即必为都会。洮河据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吴充建议以为：『师屯暴露，粮饷间关，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诱木征，以城还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领部族长为外臣，不必留兵绝塞，列置郡县，屈力费财。』上不听[6]。
　　七月庚寅，王韶为右正言、直集贤院、权管勾秦凤路钤辖；高遵裕为引进副使，落权字；进士王夏为江宁府法曹参军。韶等并以招纳蕃部特推恩，而夏者，韶母弟也。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
　　八月甲申，管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等言：收复武胜军。诏具合修堡寨处所以闻，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属降人者，并给还。或已支用者，偿其直。先是七月，韶举兵城渭原堡，遣将破蒙罗角，遂城乞神平，破秣耳、水已族等。时处高恃险，诸将欲置阵平地。韶计其苟，不肯舍险离巢穴速斗，则我师必且投归。而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乃径领师至秣邦山，逾竹牛岭，压寇而阵。下令曰：『兵置是死地，敢有言退者斩!』则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亲擐甲，麾帐下兵逆击之，其众溃走，获首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秣邦山可一举而定。会木征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乃令景思立、王存将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张其军声，示以不疑，而韶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未至十里，遇敌，破之，瞎药等弃城而夜遁，大首领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复武胜。庚寅，熙州洮河浮梁成，赐名永通桥。
　　十月戊戌，改镇洮军为熙州，以镇洮军为节度军额。分熙、河、洮、岷州、通远军为一路，置马步军都总管、经略安抚使。
　　十二月乙亥朔[7]，诏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鸟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抄录。
　　六年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
　　三月丁未，熙河路经略司言：『二月丙申二十二日，克复河州。』上谓王安石曰：『非卿主谋于内，无以成此。』时河、洮、岷州虽共为一路，而实未复。韶方图进兵，上手诏令所议不须申覆及上奏，亦不必过为详谨防事。
　　四月乙酉，熙河路经略司上河州得功将卒三千七百二十七人。诏获首一级，赐绢五匹。于是王安石白上：『士气自此益振，要当养之，而勿伤尔。』文彦博曰：『使更不怠，则南征北伐，将无不可矣!』上曰：『古人谓举事则才自练，此言会破竹之势，正可厚以金帛、官职招纳。然王韶新摧沮，不敢开辟擘画，须朝廷喻意。』乃令中书、密院谕意。王安石言：『将帅事事指教，关防不得，必得有智略自肯建功人，乃可使为将帅。』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岂患无人?但患知人未尽。若陛下尽知人之道，御之不失理，则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为盗，若尚气节，自免去久矣，安肯复黾勉到今?功名如梦幻，气节之士，岂肯摧气节以就功名?朝廷遇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杰之士。』上曰：『既被人诬罔，须与辨明。』安石曰：『被人诬罔须与辨明，诚是。然陛下前出手诏，专委密院指挥，令市易司息钱别封桩蕃户料钱，以省钱文。陛下以为人言市易司全无息钱。言此事者，必有其人。陛下后来既知言此者非实，即未见陛下行法。』上曰：『郭逵便行遣。』安石曰：『郭逵若但肤受浸润，虽百年无害。今所以不免行遣，乃是逵自作孽，至于不可复容故也。臣以谓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奸罔，不必待其自猖獗，不可复容，然后行法也。』
　　六月丙子，上谓执政曰：『昨洮西香子城之战，闻官军贪功，有斩巴毡角部蕃兵以效级者，人极嗟愤。此为害不细，不可不察。盖李靖阵法，以汉兵为一队，蕃兵为一队。用人如此，自无纷乱。可令王韶详度，具条约以闻。』王安石言：『武王用庸蜀、微卢、彭濮人，但为一法。今欲用夏变更，则宜用蕃兵稍与汉同，与蕃兵异。』王珪言：『当别给衣为号。』上疑别给衣费多，安石曰：『今欲用夏变更，必先用其豪杰，所谓蕃勇敢者。既收其用，岂可惜费计?比招军，其费亦不为多。蕃勇敢既乐为用，则其余渐皆慕向，乐为用矣。』
　　七月己未，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将士卒，往视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泾原兵马，而委臣就本路择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凤路先差下策应强壮三千，尽以付臣，为思立后。继若有警急，即专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军应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诚善，若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计。』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寨，如安石所料。
　　八月乙亥，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临时制不在我，则无如之何。』上怪韶有此言，佥以为韶忌景思立。上曰：『将帅多不能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兴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韶顷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与余人不类，不至不能容偏裨，亦恐远方情有不得以自竭。』中书言：『王韶、景思立入河州，诸羌皆降。』王安石等请率百官称贺，上曰：『河州前已收复，但未城守，此亦庙堂之谋，将帅之功，于朕何有?』安石等再三陈请，以为：『熙河之功，近时少比。陛下神算前定，举无不克。祖宗以来，每下州县，例皆称庆。』上犹不允。安石曰：『中外传河州事多端，称贺则人情释然。请俟修河州城毕入庆。』从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人洮州界，破木征弟巴毡角，尽逐南山诸羌。木征震恐，留其党守河州，自将精锐尾官军伺击。诸将皆欲直走河州，韶独思念兵抵城下，木征必为外应，而四山蕃部得气，且复坌集，则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踪迹木征所在，与战，破走之，然后抵城下。时守者犹以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是，乃降。遂城之。
　　九月壬戌，王韶入岷州，瞎吴叱及木征来降。韶谕以不讨口无所得食，两人各献大麦万石、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领。于是王安石请偿其价。上疑此犒军物，不须偿，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有之，则不宜徒受其献。偿其价，乃所以怀慰新附也。』上从之。
十月，诏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梁，筑堡于河之北。上曰：『安乡城，鄯、廓通道也。滨河戎人尝刳木以济，行者艰滞既甚，何以来远?』故命景思立营之。戊寅，诏熙州大威德、河州德广禅院岁各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庚辰，熙河路走马承受、入内东头供奉官李元凯为六宅副使寄资，元凯以经略司捷奏诣阙故也。初，王韶既城河州，犹将兵至马练川，降瞎吴叱；进攻宕州，拔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龙族于绰罗川，通熙河南，岷州钦令征、洮州郭厮敦皆相继诣军中，以城听命巴毡角，而以其族自归。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僻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斩首千余级，获牛、羊、马以数万计。
吕惠卿墓志云：于是西直黄河，南通巴蜀，北接皋兰，幅员逾三千里。当考。见今依本传，并书于此。
　　是役也，人皆传韶已全师覆没。及奏捷，上乃大喜。盖洮、岷、叠、宕连青唐秣邦山，林木翳荟，交道险阻不可行。韶欲为兵除道，乃先遣人以伐木为名，令青唐羌为卫，以大兵驻谷口镇之。至是，可连数骑而行，而盐井平川，初既筑城，又据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谓韶谋中机会，故所至皆捷云。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复熙州、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遣内侍李舜谕旨曰：『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辞曰：『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上又令舜举谕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安石受赐。常日御垂拱殿，是日以受贺，故再御紫宸。甲午，上谓辅臣曰：『梁从政自河州至，言黄河之原浅可涉，盖不诬也。然问之本原，未见所出。《禹贡》但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不言导河自积石，以此知出积石者，特其下流耳。』安石曰：『按《西域传》，河有两源，合注菖蒲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陛下所考《禹贡》导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七年正月辛亥，赏收复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库使桑湜等八人各迁三资，蕃官李兰、毡讷支、温王等十一人各迁两资，蕃僧马尊等九人给奉职至指挥使俸，余补下殿侍至承局，及减年磨勘、支赐各有差。既而湜独辞所迁官曰：『西人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湜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无功，故不受。』卒辞之。时人重其知耻。湜，怿子也。
　　二月甲申[8]，知河州景思立、走马承受李元凯战死于踏白城。乙未，上始闻景思立等败殁，熙河路经略司具奏也。开天章阁延访辅臣，枢密副使蔡挺自请行。上曰：『此不足烦卿。河朔有警，卿当行矣。』丙申，上批：『熙河边事，亦有安靖之期。其湖南、广南等处，可诏章惇、沈起早务了毕，追还兵马，并力一方，庶几不至乖张，而贻大患。』三月辛丑，泾原路经略使王广渊言：『自渭州至熙州，运米斗钱四百三十，草围钱六百五十。诸处阙廂军，若差倩义勇之类，骚费尤甚，必大失生业。如支移粮草，乞详酌所以应副。』诏札与王韶。吴充建议乞弃岷州，上曰：『自可守，何须弃?』翌日，边奏木征、鬼章大兵转入岷州，上以为忧。安石与王珪皆言：『彼师已老，必难涉险远攻岷州，保亡虑。』冯京独不谓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
　　四月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为岷州团练使，旌守城功也。寇承景思立踏白之败围岷州，蕃僧温遵率容、李、龙族应之。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门，遣偏将及包顺引兵纵击，选精兵百余人，由南门鼓噪而出，合击之，寇遂败走。遵裕谓容、李、龙三族应之，而龙氏实破床川砦，度不可尽诛，乃以二十缣募取龙氏一级，斩捕几尽。丙戌，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府。乙未，通判河州鲜于师中为祠部员外郎，录城守之功也。先是，鬼章使谍绐景思立云：『木征有众数千在踏白城，将来降，请逆诸河上。』思立信以为可取，率兵骑往袭之。师中知其诈，劝思立，不听，遂行。师中即治守具。思立既败，鬼章遂围河州，师中卒全其城，故赏之。置南山堡通会关于河州。丁酉，李宪言木征出降。诏木征及母、妻、子令王韶、李宪发遣赴阙。初，韶还至兴平，闻思立败，疾驰而西，会兵于熙州谋所向。诸将皆欲趋河州，韶曰：『彼所以围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以待我。且彼新胜，气甚锐，未可与争锋。不若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谓「批亢持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者，此也。』乃以兵直趋定羌城。寇知党援既绝，且恐断南山归道，乃拔寨遁去。乙酉，进筑珂诺城，前后斩七十余级，烧二万帐，获牛、羊八万余口。木征率猷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王韶言：已遣閤门祗侯麻宗道等管押木征赴阙。思立之覆军也，寇势复张，而京师风霾、旱灾相乘，论者欲乘此弃河湟，上亦为之旰食，数遣中使戒韶驻熙州，持重勿出，且谕高遵裕，令退保临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赐手诏褒谕曰：『将在军，君命所不受。宁河之行，卿得之矣!』
　　五月甲辰，诏熙河路岁计用钱，令秦凤路转运司、熙河路经略司开具无事时各一年收支数申中书。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七年以来，财用出入，稍可会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是月，置岷州荔川、床川、同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马为南川寨。
　　九月，岷州言：已立解额，乞赐国子监书，许建州学。从之。
　　十二月丙寅，诏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员，留五十七员。从经略使王韶、都运使熊本请也。
　　八年三月癸巳朔，诏分熙河路正兵三万三千，参以弓箭手、寨户、蕃兵为四将，其下蕃军马，随地远近分隶。戊戌，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赐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二人为五人额。从之。
　　九月，岷州置铸钱监，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富弼言：『秦陇之外，数年用兵，克取熙河等五州别立一路，僻地进境，开拓故疆，诚为国朝美事。然而远近共传，当时杀戮人命不可胜计，费耗财用，莫知纪极。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属，屯兵守御，各有定制，即须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赡。奈何罢兵后，惟闻朝廷自京师辇运金帛，监司从内地支拨粮草?自此国家府库如何供亿?民间物力如何出办?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伏愿陛下亲选无所畏惮、公忠臣僚、不与其时用事人为党者，往彼按视土地可耕否，所收物货足用否，人情可安、久远可守否?俟得其实，然后委二府会议，方见经久利害如何。若不审行考校，但务竭力劳费，臣以为末等之家有十金之产者，且犹未肯如是，况为天下之计哉?』
　　十年二月己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韶知洪州。时韶以母老匄外，因抗疏言：『臣前日面论决里广源州之事[9]，以为大臣图国事，不当贪虚名而忌实祸，舍远业而先小数。执政莫肯听用，每闻臣言，则必以熙河事折臣。然本欲不费于朝廷，而可以至伊吾卢甘。初不欲遽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广费以自累也。』又言：『李宪欲聚兵六万人为攻讨计，臣以为用众不如用寡，兵多则与粮竞，兵少则与敌竞。』韶知空开边，以军功至执政，乃专以勤兵费财归曲于朝廷。上不说，故出之（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复相，至九年十月罢判江宁府，枢密吴充为相）。
　　五月壬戌，李宪为皇城使，徐禹臣等七人转官、减年、循资有差。先是，冷鸡朴诱山后生羌扰边，木征请自效，众以为不可。宪曰：『何伤?西人畏服贵种，其天性也。』木征盛装以出，诸羌耸视，皆无斗志，我师乘之，获级、生降以万计，临阵斩冷鸡朴。董毡惧，因作旁行书喻之，遂遣使入贡。
　　十月壬午，诏观大殿学士、户部侍郎、知洪州王韶落职、知鄂州。韶谢到任表云：『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云：『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怒；指摘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谕，时有小差。臣言未尝曲徇。』又言：『陷人君于不义，莫如退缩。』又云：『晓然知生死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变。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赞一朝之盛美。』侍御史知杂事蔡确言：『韶表皆怨愤，欲归过主上，而妄为自洁之辞，乞行黜责。』故有是命。韶既罢枢密，言动颇不常[10]，上《法身三门》一篇，且云发明自身之学，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又摹印遍报宰执，人以为病狂。
　　元丰元年十月戊辰，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言：『四州军依朝旨标拨官庄田外，乞于近城各更择沃土上腴地二十顷为营田，专差使臣等管勾。』从之。
三年正月乙亥，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司言：『置司以来，实收利入，元丰元年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贯石，二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万贯石。』
朱本削此，今从墨本。
四年六月己卯，洪州言知州、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王韶卒，辍视朝，谥襄敏。韶为人粗犷，用兵颇有方略，每召诸将指授，不复更问，所至辄捷。尝夜卧军帐中，前部遇敌，矢石交下，呼声震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固自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诞，杀蕃部老弱不可胜计，军以首级为功。韶交亲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任。韶分属诸将，诸将畜降羌老弱，或杀戮其首以应命。既病疽发，皆洞见五脏，亦其报也。

校勘记
[1]辛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六补。
[2]自古渭寨 原本作『古自谓寨』，据《长编》卷二二六改。
[3]戊辰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八补。
[4]癸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三四补。
[5]捉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下二句『捉贼』同，不另出校。
[6]自『上不听』以下二页错简，据《长编》及年月顺序调整，不一一出校。
[7]乙亥朔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卷二四一补。
[8]二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二五。改。
[9]臣前日面论 原本无此五字，义不足，据《长编》卷二八○补。
[10]言动 原本『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神宗皇帝

取洮河兰会下
　　元丰四年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复兰州。兰州古城东、西约六百余步，南、北约三百余步。大抵自西市新城约百五十余里，将至金城，有天涧五六重，仅通人马。今招纳已多，若不筑城，无以固降羌之心。见筑兰州城及通固堡。』李宪又言乞建兰州为帅府，以镇洮为列郡。并从之。
　　五年正月辛亥，宣庆使、宣州观察使、入内副都知、都大专切经制熙河路边防财利事李宪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四方馆使，知兰州兼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副使李浩兼权泾原路安抚副使。
　　二月乙亥，熙河路都大经制司言：『相度通远军去定西城路为便。乞自女遮堡以西隶通远军龛谷寨，以北隶兰州。』从之。
　　五月丁酉，李宪请发关中民运粮兰州，为五月之储。朝廷将从之，王安礼言：『臣闻灵州之役，役夫被斩，植立而不动。彼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关辅以西，丁壮转徙，物价昂贵。乃欲调难用之夫，辇至贵之物，横绝贼壤，未见其可。臣窃料兰州戍兵其数未多，果可以守，则见粮犹足以为用；以为不然，则适足饵寇。愿陛下俾宪自调之。』宪果以为难。其后改用卒夫，以时运之。
　　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兰会路钤辖王文郁为西上閤门使、知兰州，代李浩。西贼围兰州，数十万奄至，浩闭城距守。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全合肥也。』走马阎仁武曰：『奉诏令守不令战。必欲启关，当劾。』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一当十，势有万死，岂畏劾哉!况守则有必死之势，战则有可乘之机。』坚请不已，浩许之。乃募死士七百余人，夜缒而下，持短刃突之，贼众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收其所虏人城中。时以文郁有尉迟敬德云。
　　七年正月癸丑，手诏：『李宪得来奏，以兰州境内贼马已退，贼倾国而来，彼费已大。洎入汉境，盘洎旬日，卒无所得，大众狼狈而归，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谕诸将，勿以不能尾击、多斩首级为恨。』
二月戊子，手诏：『李宪得回奏，浅攻扰贼春耕，若所如画，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余万众，果可以致倾国点集否?夫天都小老苟闻大兵之出[1]，果不震惊奔骇渡河，而肯置之会州之侧，使我得以招携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团聚不散，则所谓二十二钤辖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怀内附否[2]?此事首尾恐未详密，则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杨吉等出寨已见事验，为忽往倏归之计甚便，宜审图之。』癸巳，李宪言：『子彀渐可驱使，乞一随行差遣，庶可倚信。』上批：『特差彀充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司勾当公事。』又诏宪：『近据具析到熙、河、岷州、通远军及熙、河州拟修三关堡，合用守御器具万数，非本路可办。今择甚紧急要用者先次发去。』仍令宪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大河结冻时，月空隙无逾百十日，寸阴至为可惜，理须上下竭力，俾功作日见程绪，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结冻非二月未所当云，更详之。
　　九月辛丑，经制熙河兰会路边防财用司上岁计合用钱帛、粮草。诏岁给二百万缗，以本司十案息钱、川路苗役积剩钱、续起常平积剩钱各二十万缗，榷茶司钱六十万、川路计置物帛赴凤翔府封桩钱三十五万、陕西三铜钱监锡本脚钱二十四万八千、在京封桩券马钱十万、裁减汴纲钱十万二千，统自来年始，户部岁给公据关送，候元丰十年终，令经制司具支在数以闻。
八年三月甲午朔[3]，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入内副都知、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追入内副都知[4]，武信军留后，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依旧，以宪遣将讨贼有功，特免勒停。安州观察支使、管勾机宜文字钟传除名勒停、郴州编管玉：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书写机宜文字李宇追閤门祗侯，右侯禁点检文字蒋用、左班殿直熙河北关守把兼置司译语米安并追一官、罚铜十斤，免勒停。左班殿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军编管，左侍禁通远军榆木坌巡检何贵、西头供奉官熙河路监牧所指使张守营降一官，免勒停。宪等坐奏边功不实，下御史台劾。宪三问不承，台请追摄，诏用众证结案，至是奏案，特责之。
诏用众证结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朱本并入此。旧录李宪传：『哲宗即位，会台劾皇甫旦，狱具，宪奏事异同，罢內省职事，降永兴军都总管。先是，神宗委宪招纳董毡，断夏人右臂。宪遣皇甫旦使毡，毡犹与旦报不实，故连坐责。』新录辨曰：『按：皇甫旦事与《神宗实录》所载不同，今以《实录》删修。』新录李宪传：『初，诏宪间谕阿里骨结回鹘、达靼以挠夏人。继而宪选右班殿直皇甫旦捍二国首领赴阙，复命赍诏谕董毡、阿里骨出兵，宪恚事不出己奏，旦难以集事，必无可为之理。与初奏不同。旦入蕃，为青宜等所遏，止据山寺不得前，又妄奏获贼功状。上察之，命追旦付台狱，遣御史就劾究。狱具，罢内省职事，降永兴军路都总管。』新、旧传并云『降永兴军路都总管』，据《实录》，乃云『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如旧。』六月十六日，乃责永兴军路副都总管。新、旧传皆误也。
　　戊戌，哲宗即位。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观察使李宪复领武信军留后。前此，宪率师渡河讨西夏，自水波抃龙井罗合川转战，斩首四千七百级，虏获牛、羊、驼、马、器甲凡八万余，至是赏之。
　　五月壬寅，诏以筑熙、兰、通远军城堡成，赐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银、绢各一百五十匹两；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司权发遣熙州赵济银、绢各一百匹两，仍各降诏奖谕。
六月戊寅，诏延福宫使、武信留后、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差充永兴军路副都总管，以疾罢故也。
此必有故也。三月一日，宪追入內副都知、武信军留后，应熙河兰会路差遣并依旧。今乃责永兴军路副总管也。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诏朝散大夫、监在京皮角四场库务孙路、朝奉大夫、权提举清河辇运穆衍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事。
时执政有欲弃熙河者，留议未决。或谓衍曰：『此行可以自致，不然，反为累也。』衍徐对：『顾利害何如尔。王事靡盬，遑为自谋。』还朝，请以经制事还转运司，条罢为公私利害者二十七事，岁减费一百九十余万缗。因与路更论疆事，路以谓：『兰州弃则熙河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唐自河湟不守，吐蕃一有不顺，则警及国门，逮今二百余年。非先帝英武，其孰能克复?今一旦委之，无厌之欲，恐不足以止之，徒滋后患尔。』熙、兰卒不弃，衍与有力焉。此据张舜民志穆衍墓删修，更须详考。
　　二月壬戌，司马光言：『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涤瑕荡秽，小大无遗。陛下诚能于
　　此逾年改元之际特下诏书，数其累年不来贺正旦、生辰及登宝位等不备之礼，嘉其吊慰祭奠、告国母丧、进遗物之勤，旷然推恩，尽赦前罪。自今以后，贡献赐予，悉如旧规。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夏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其定西城，兰州，议者或谓木花麻所居，赵元昊以女妻之，羁縻役属，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为后图，犹似有名御边防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请，或留或与，徐议其宜，亦无所伤。至于会州，尚在化外，而经略司遽称熙河兰会。彼疑中国更有辟境之心，不若改为熙河岷兰经略司，如此，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丁亥，诏：『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其本路财用并入陕西转运司。如有合措置事件，速具闻奏。其熙河路合得钱物，许兑那应副，即不得将充别路支费。经制司旧官，候交割运司，方得离任。仍于本路朝廷封桩内支拨三万贯与刘昌祚，充经略司准备支用。』从昌祚请也。
　　七月辛酉，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孙路言：『兰州定西城一带新边地土，除已招置弓箭手外，有旷土万顷，未尝修筑堡障，而有兵马抄掠之虞。请自兰州东关堡东修完质孤、胜灵、护耕三堡，及于禹减六族中心闷竿滩内、定西城东王楼山，各筑堡护耕，差那人兵，与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御。』诏刘舜卿相度如何修筑，即渐次兴修。丁丑，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言：『本路五州军谷价甚贵，盖自军兴之后，旧田或废，新田未辟，地产全少，请惩客人邀求厚利，及银、绢、盐、钞公据，价必平和，经费渐省，仍著为令。』从之。
四年八月己亥，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岷路。曲周、鸡泽依旧分为两县，从河北路都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奏也。

校勘记
[1]天都 原本作『文都』，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2]改怀内附 原本作『改杜内作』，据《长编》卷三四三改。
[3]甲午朔 原本作『甲申』，据《长编》卷三五二改。
[4]熙河兰会路 原本作『熙会河兰路』，据《长编》卷三五二、《宋史·地理志》改。
[5]郴州 原本作『郴州』，据《长编》卷三五二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神宗皇帝

讨交趾
　　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1]，翰林学士承旨王珪言经制交趾事宜。上以珪所进文字付参知政事王安石，安石言：『伏奉手诏赐示王珪所进文字，且论及交趾事[2]。窃承圣主以丰财靖民为事，此生民之福也。然万里之外，计议于初，不容不审。臣闻先王知足以审是非于前，勇足以断利害于后，仁足以宥善，义足以诛奸。阙廷之内，莫敢违上犯令，以肆其邪心，则天下可以不诛而自服，即有所诛，亦何忧而不克哉?中世以来，人君之举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难，后常为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坏，至于无成，而终不寤。忠计者更得罪，正论者更见疑，故大奸敢结私党，托公议以沮事；大忠知事之有败，而难于自竭。如此，则虽唱而孰敢和?虽行而孰敢从?彼奸人取悦于内而诞谩于外，愚人冒利徼幸于前，而不图患之在后，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举事，则事未发而智者前知其无事矣。盖天下之忧，不在于疆场，而在于朝廷；不在于朝廷，而在于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详于论道而略于议事，急于养心而缓于治人。臣愚不足以计事，然窃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于先王，而以中世人君为戒也。』
四年正月癸卯，诏管勾麟府路军马萧注于太原府听旨。会有言交趾为占城所败，众不满万，可计日取也。因命注桂州。
《潘夙传》云：夙陈交趾可取。此云众不满万，或是夙所陈也。当考。
　　上问注攻取之策，注辞曰：『臣昔者意尝在此，方是时，洞溪之兵一可当十。器甲犀利。其亲信之人，皆可指呼役使。今兵甲无当时之备，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训之，又十五年矣。谓其众不满万，恐传者之妄也。』
　　五年八月甲辰，罢诸路转运司勾当公事官，内广西经略司勾当公事一一员，检会差置月日取旨。时枢密院已罢诸路经略安抚勾当公事，而温泉在广西，实上所命，且方有意图交州，故不即罢也。
　　六年正月，注罢桂州。
　　四月戊寅，新知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边事，依陕西四路，止申经略司专委处置，及
具以闻。从之。起又乞差人出外界勾当。上顾安石曰：『如何指挥?』安石请依所乞札与监司。上曰：『可。』安石私记又云：『上令起密经制交趾事，诸公皆不与闻，凡所奏请，皆报听。』
陈瓘论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无时不可用。』神考曰：『用兵安可无名?』安石曰：『陛下若果欲用兵，何患无名?』于是七年执政而四作边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为，事成则归功于安石，事不成则引咎于己。韩绛西事既败，神考降诏罪己，未尝责安石也。熙河奏功，则解玉带以赐安石，曰：『非卿主谋于內，无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于安石。及其奏功，则神考擢惇而骤用之。广西之事，沈起亦受旨于安石。及其败也，神考掩护中书生事之过，曲从安石，贷起之死，而亦未尝责安石。神考之于安石，可谓厚矣，安石之所以报上者，宜如何哉?臣今考《日录》，安石于熙河、梅山，先书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长若愚，又先书经制成算，已付章惇，而神考为人游说，即欲改授蔡烨，然后言王韶、章惇必可任使之意，以谓能知王韶者，安石也，非神考也。矜王韶之功，反复张大，至于数千万言，自谓『有天地以来，无此功矣。』至于韩绛败事，则曰：『陛下于一切小事劳心，于一切大事独误。』又曰：『若陛下详虑熟计，则必无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事，而恣为诬诞归过之言。神考爱民之志孚于天下，此等诬辞，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尔!沈起引惹蛮事，致令交趾犯边，围陷邕州，钦、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谋者安石，人不尽知也。边事未作之时，神考有贬起之诏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于南，万妄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诏。明年，果有事宜，三方之民，肝脑涂地，数路骚动，一人焦劳。当时诏语以谓：『一路生灵，横遭屠戮。』职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王安石护起，神考重违其情，不欲尽行尔。安石退而著书，追记其事，则谓沈起经制，皆上密谋[3]，诸公皆不与闻。起所奏乞，上皆许之。呜呼!四作边事，二败二胜，二胜则掠美于己，二败则敛怨于君。吕诲之言，辨之早矣!
壬辰，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洞丁排成保甲，遣官教阅。从之。
据沈起，六年拜天章阁待制、知桂州。先是，议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萧注守桂州经略，注盖造谋者也。至是复以为难，起言：『南郊小丑，无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讨。妄言受密旨，擅令强吏诱讷羁縻州侬善美，即融、宜溪洞强建城寨，奏云內附。板筑才兴，皆忿怒而叛，杀官吏、丁民千计。神宗责其生事南方，开蛮貊隙，命刘彝代之。彝施置复缪戾，奏罢北来屯兵，殴新招土人枪杖手以守广，造戈船，禁与吏趾互市，且遏绝其表疏。于是交人疑惧，率众犯境，连陷廉、白、钦、邕四州，民死者数十万。事闻，贬起、彝团练副使，起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彝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编隶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复以都水丞召还，病卒。
八年十二月癸丑，诏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抚纳之厚，实自先朝，涵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杀伤吏民，干国之纪，刑兹无赦。奉天之讨，师则有名。已差赵卨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李宪充副使；燕达充马步军副都总管，须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既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忾之气。然王师所至，弗迓克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执虏献功，拔身效顺，爵赏禄赐，当倍常科，旧恶宿员，一皆原涤。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毋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指：暴征横赋，即为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王安石之辞也。时交趾所破城邑，即为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报。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报。故我帅兵追捕亡叛者。又言桂管点阅峒丁，明言欲见讨伐。又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故自草诏。安石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于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是年十月乙未夕，有星出轸。丙申而长三尺。丁酉，长五尺。乃以彗闻。戊戌，长七尺，斜指太辖。至丁未夕，始没。
　　九年春正月己卯，交贼陷邕州，苏缄死。初，张守节败生获于贼者数百人。贼知北军善攻城，啖以厚利，使为云梯。既成，为缄所焚。又为攻濠洞，蒙以生皮。缄候其既度，纵火焚于穴中。贼计尽，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会有能土攻者，教贼囊土数万，向城山积，倾刻高数丈。贼众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缄犹领伤卒驰骑苦战，力不敌。缄曰：『吾义不死贼手!』乃还州廨，阖门，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纵火自焚。贼至，求缄及其家遗骸，皆不能得，杀吏卒、土丁、居民五万余人，以百首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并钦、廉州所杀，无虑十万余人。并毁其城以填江。邕州被围凡四十二日，缄率厉将士固守。粮储既竭，又岁旱，井泉皆涸，人饥渴，汲沤麻伫水以饮，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无叛者。缄愤沈起、刘彝致寇，彝又坐视城覆不救，欲尽疏以闻，属道梗不通，乃列起、彝罪榜于市，冀达朝廷。初，缄子元为桂州司户参军，挈家往省父。将还，适闻有交贼，缄以郡守家属出城，见者必以为避贼，则人有去心，独遣子元还桂州，而留其妻孥，至是俱死。缄既死，交贼谋复寇桂州，前锋行数舍，或见大兵自北而南行，呼曰：『苏皇城领兵来报交趾之怨！』贼师惧，遂引归。其后邕人为缄立祠，岁时祷之。
　　二月丁亥朔，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判太原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招讨使，兼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改赵卨为副使，仍罢李宪。先是，赵卨上言：『朝廷置招讨使、副，其于军事，并须共议。至于节制号令，即乞归一。』于是李宪衔之。已而语卨：『今边事止奏禀御前指挥，更不经中书、枢密院。』卨对以：『朝廷兴举大事，若不经二府，恐类墨敕，于是未便。』宪又言：『将来若至军中，御前有指挥事，当如何?』卨曰：『事若未便，军中不闻天子诏，当从便宜尔。』二人由是交恶，屡纷辩于上前。王安石白上：『中人监军，唐叔世弊事，不可踵。』上因问卨：『若宪不行，谁可代宪?』卨言：『逵老边事。』上曰：『卿统师，令副之，奈何?』卨曰：『为国集事，安问正副?臣愿为裨赞。』上诺之。始，吴充与安石争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充谓得之无益。上竟用安石言，罢宪而遣逵及卨。安石雅不喜逵，乃有是命，亦充所荐也。乙未，安南招讨司言：行营九军合用铁蒺藜三十二万四千，以山险减半。从宣抚司请也。广南西路经略司以苏缄死事闻，上嗟悼，为之不食。诏赠缄奉国军节度使，谥忠勇，赐京城甲第一区，乡里上田十顷，听其家自择，官其亲族七人。以其子前桂州司户参军子元为西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夺服充召募舟师副将。赐对便殿，上抚谕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御，如钦、廉二州，贼至而城破，乘胜奔突，则宾、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张巡以许远守雎阳，蔽捍江淮，较之卿父，未为远过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交趾之围邕州也，王安石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诏两府会议于天章阁，安石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止就东府。』上从之。安石忧沮形于辞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办之乎?』对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安石由是与韶有隙。
　　三月庚申，郭逵辞，宴垂拱殿，赐中军旗物、剑甲以宠之。壬午，诏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刘彝追毁出身以来诰敕，送涪州编管。以御史中丞邓绾言沈起、刘彝虽已降责，尚未有尽，乞治彝张皇之罪，重行诛戮故也。
　　四月，永兴军掌机宜官范育从郭逵辟，为安南道掌机宜官。至潭州，奏论交趾事势，略曰：『朝廷宜讲所以轻治缓救之策，制胜于万全，不当为重且急之谋。』又曰：『治大以重，虽无事不可缓者，西北守边是也。救缓以轻，虽有警不可急者，征讨安南是也。』遂辞疾。
　　五月戊寅，知辰州[4]、皇城使陶弼以本官充康州团练使、知邕州，如京副使张述权发遣宜州。时邕州新破，遗民逃山谷不敢归。弼单骑从百余人先入左江峒招谕，民始翕然归业。因点集旧所籍丁壮，得二万七千余人，分三等，以二万隶诸将，凡踏白开道及辇辎重，皆峒丁也。余以自随。
　　六月壬子，富弼言：『蠢尔蛮獠，犯我封疆，二广搆灾，五岭严备。虽为手足之患，谅烦宵旰之忧。窃闻淮南累岁尤为荒歉，南方乡村城郭重叠，逋欠官司钱物、诸处兴修水利之类，役人甚众。伏愿陛下深诏有司，并下诸道，窃以宽民为务。况所逋欠，可蠲者与蠲放，理难蠲放者，多分料次，且令迤逦输纳，及权罢诸般兴作，完聚民力，一意专以破贼为急，俟岭南宁息，岁时稍丰，然后别上图议，以称朝廷有为之心。』张方平言：『交趾自李日尊以来，贡职已废。往时遣使，例抵其国，见城中无居民，府舍湫陋，茅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枪、竹枪，弱不堪用，势不能为中国患，故远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窃此疆域，及今七十余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复知其虚实。今闻其城栅隍堑乃有数重，兵力民众，必益充足，颇略旁近占城等诸小国。事势施设。比前为强大。而岭南长吏，犹习故常，本非经远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轻脱，为国生事。谨条九事，列于左方。愚者千虑，尚须有得。采择所长，不为无补也。』
　　七月乙亥，诏谕郭逵等：『谍言交贼既归巢穴，日聚其党，教其战陈，及搜集象、马，阅习奔冲。此蛮素狡狯，今又操危心，虑大患，其于奸智，必有出人意外者。深恐八月中果来犯邕州，见在彼将官，伤于忠勇，便与接战，虑误大事。盖深入之师，利于速战故也。仰更切审为处置，严与戒约。』是月，安南行营次桂州，郭逵遣广南东路钤辖和斌及杨从先等督水军涉海，自广东进；诸将九军自广西进。
　　八月，卫尉少卿、直昭文馆石鉴知桂州。鉴初罢桂州，非缘罪戾，改知虔州，寻又改知桂州。鉴登对，具言交贼机智奸巧，极不可轻。上即令李舜举谕郭逵等曰：『如鉴所说，贼勇锐致死，或在夏国之右。缘此举近系二广安危，远关四方观望，若不万全致胜，于国计深为不便。切宜稳审，过为支准也。』
　　九月甲寅朔。乙丑，诏安南宣抚招讨总管司：『应四路宣布德泽、安抚军民等事，属宣抚司；谋敌机策等事，属经略招讨司；行营将校、军马等事，属都总管司。往来文字，并相关牒。』上闻郭逵与赵卨不相能，故有是诏。
　　十二月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此据《会要》）。初，逵遣燕达先破广源，复还永平，与大兵会。赵卨以为广源间道距交州十二驿，趣利掩击，出其不意，川途并进，三路致讨，势必分溃。逵不从。广源既降，逵议还赴逵约，时下连古弄洞败兵犹万余众。逵恐去则彼必来袭，乃留曲珍将轻骑三千，阳言由二洞人交州，纵二蛮俘使归，贼果自守不敢动。贼始设伏于夹口隘，以待我师。逵知之，乃由间道兜项岭以进，遂抵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贼舣战舰四百余艘于江南岸，我师不能济，欲战弗得。逵请示弱以诱，贼果轻我师，数万众鼓噪逆战。前军不利，逵率亲兵当之，逵等继进，贼少却。叱骑将张世矩、王慜合斗，诸伏尽发，贼大败，蹙入江水者不可胜数，水为之三日不流。杀其大将洪真、太子禽、左郎将阮根。乾德惧，奉表诣军门乞降，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仍归所掠子女。于是逵与诸将议，帅大兵济江。诸将曰：『九军食尽矣!』凡兵之在行者十万，夫二十余万。冒暑涉瘴，死亡过半，存者皆病瘁。逵曰：『吾不能覆贼巢，俘乾德，以报朝廷，天也。愿以一身活十万余人命。』乃班师，以乾德降表闻，约交人听旨。
　　十年二月己亥，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韶知洪州。韶时以母老旬外，因抗疏言决里广源州之事，以为：『大臣图国事不当，贪虚名而忘实祸，舍远业而先小数。执政莫肯听用，每闻臣言，则必以熙河事折臣云云。』上不悦，故出之（余见《取洮河》）。丙午，宰臣吴充等上表贺安南平。曲赦广南西路诸州军，以广源州为顺州。己酉，知邕州陶弼为西上閤门使、知顺州。初，郭逵以重兵压贼境，使弼将精锐殿后。李乾德既纳款，逵欲班师，恐为贼所袭，不先号令，而中军夜起，兵夫争前，自相蹂践。贼隔江对垒阴伺之，弼命帐下无辄动，迟明，整队徐引还。逵方筑广源城，又使弼往视，即奏用弼知顺州。贼数人寇，复据桄榔县，扬声欲攻州城。弼率厉将士固守，素得人心，贼动息皆知之。获觇者，因令谕贼以祸福，不则来战。贼始惧，顺州以宁。
　　四月甲辰，诏：『已差徐禧会计安南兴师费用。闻广西民自供大役之余，极为殚弊，令禧具可以宽恤振补事以闻。』后禧上振恤事，一曰蠲赋税、减役钱；二曰除欠负，养孤遗；三曰罢折变，禁科买；四曰放铺夫，省役人；五曰计地里，省私拨。并从之。
　　十一月己巳，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九道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状。』诏：『自今如九道白衣至，令经略司优加抚纳，嘉其向化之意。』
　　十二月丁酉，知桂州赵卨乞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5]，买特磨道等战马，从之。
　　元丰元年二月辛未，诏权桂州司理参军徐伯偕、摄廉州石康县尉徐伯准并除名勒停，百姓徐建安等并杖脊编管，以不知觉徐伯祥赦前通书交趾特断也。伯祥初以布衣募众击交贼，授右侍禁，为沿边巡检。王师抵富良江，乾德遣人以伯祥熙宁六年书至。其书自称『巨宋游士臣伯祥』，教以扰边，且以朝廷为负其功，故积怨，欲舍坟墓、弃亲戚而归彼。于是诏捕伯祥，伯祥自经死。而伯偕者，其同母兄；伯准，其同堂弟；建安，其子也。
　　五月丙申，前守化州文学赵世卿进《安南边说》五篇，及自陈安南战棹司差使有功。诏世卿与正官，注荆湖南路主簿。
　　八月癸丑，知桂州赵卨为天章阁待制、知太原府。先是，上以手札问萵交人逆顺之情。彼将入贡于新疆，降民必有邀求，应之缓急、与之多寡宜如何?卨对贼势未敢动者三。时或议再举，上得奏罢之，而赦乾德，岭表遂安。
　　二年四月丙辰，广南西路经略司言：『顺安州贡峒等旧隶邕州。昨宣抚司因收复广源，分隶顺州。乞还旧隶。』从之。
　　七年六月壬申，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熊本试吏部侍郎。初，宜州蛮扰边，以本知桂州。始至，即戒边吏毋辄生事，劳问溪洞酋长，人人得其心，乃请选将练土兵，以代戍卒；益市马以足骑兵，宜州遂无事。而朱崖黎人之围解，土人蔡宝珍导降蕃，引兵与熟户讼，欲取以为功。本问之色动，缚宝珍投海上，交人以为神。谍者云：『交人将以明年入寇。』使者实其言，诏问本，本曰：『安南使人在道，不应有此。藉令有谋，不应先使人知。』后果妄。初，郭逵宣抚安南，刘几以广源郡建为顺州。朝廷以为不足守，诏给赐李乾德。疆画未明，而交人狃窥宜州之隙，欲并取侬智会勿阳地，捣虚掠归化，逐智会，智会窜右江乞师。本遣使问状，交人为敛兵，乾德谢罪。本请赐以宿桑八峒不毛之地，岭表遂安。
　　十月戊子，敕交趾郡王乾德：『省广南西路经略司奏，昨准朝命，安南奏以溪峒勿恶、勿阳等州峒疆至未明[6]，令本司计会。本道差职官辨正，今准安南报[7]，差黎文盛等至边界以辨正。乞降诏旨付安南遵守。向观奏牍陈叙封疆[8]，待命边臣计议辨正。
　　卿保膺宠禄，世载忠纯，钦奉诏旨，申饬官属，分画州峒，本末已明。勿恶、勿阳二峒已降指挥，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外，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六县下恐有脱字，《时政记》亦然）、宿桑二峒，并赐卿主领。卿其体此眷私，益怀恭顺，谨遵封约，勿纵交侵。』
　　初，熙宁十年，乾德言：『乞诏回大兵，即遣使谢罪奉职贡。』诏从其请，令安抚司遣人画定疆界。而宣抚使郭逵以为：『昨大军至富良江，交趾纳款日，伪文思使矫文膺已尝议定：大兵所至，即是封疆，令太平寨主成卓往分画。』元年[9]，乾德遣陶宗元入贡，乞四州土。诏令交趾尽归所虏邕、钦、廉三州人口，即给广源等州。而交趾所送人口二百有六，年十五以上，额刺曰天子兵；二十以上，面刺曰投南朝；妇人左手刺曰官客。安抚司复索三州官吏、妇人，而交趾固称无有，以故久之不决。五年九月，交趾知上源州杨寿安寇归化州，宿兵谋人顺安等七州峒。归化州，故勿阳峒穴也，而知邕州、西京作坊使刘初以为皆广源州故地，开宝中，广源道坦绰侬民富愿以管下古、耽、覆、和十州比七源蛮内附输纳。朝廷授民富以官，知广源州事。后虽因刘纪纳土，朝廷以通侬州赐智会。智会，民富之宗也。交人无厌，失信妄动，不若因此处置，以息将来边患。而交人以为：昨采铜于勿阳峒，即不知有归化州也。经略使熊本亦言：『嘉祐中，侬宗旦以勿恶等峒归明，赐名顺安州。治平中，侬智会以勿阳峒归明，赐名归化州。今侬氏所领州峒，初不隶南平，而归化等州，系右江控扼咽喉之地，制御交趾、大理九道白衣诸蛮之要路。乞诏交趾，诘其侵犯归化州之故，及令尽还虏去生口，绝其长恶未萌之心。』
是岁，成卓、邓辟乃与南平使黎文盛、阮陪定议如十月己巳诏书，而黎文盛寓书熊本曰：『成卓言上电下雷，温润英遥，勿阳、勿恶、计城、责渌、频任、峒景、思苛、纪县十八处，从南画界，以为省地。陪臣小子，惟命是听，不敢争执。然侬氏所纳土，皆广源之属也。幸遇圣明，万政更张，何爱此硗确瘴疠之地，不以回赐本道，存庇外臣?』或曰：『昨王师所取者，当还其守吏，挈而归明者，难复也。』文盛以为：『土有主属，守吏挈而逃去，盗主之物也。主守自盗，不赦之赃；盗物寄赃，法亦不许，况可污于省籍乎?』而本及卓以文盛虽有求地之言，然又言『惟命是听，不敢争执』，以为大意已定，故降诏焉。

校勘记
[1]乙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一七补。
[2]论及 原本作『论攻』，据《长编》卷二一七改。
[3]密谋 原本脱『谋』字，据《长编》卷二五四补。
[4]辰州 原本作『皇州』，据《长编》卷二七五改。
[5]寨主 原本作『寨至』，据《长编》卷二八六改。
[6]疆至 原本作『疆土』，据《长编》卷三四九改。
[7]今准 原本作『今惟』，据《长编》卷三四九改。
[8]向观 原本『向』上衍一『事』字，据《长编》卷三四九删。
[9]元年《长编》卷三四九无此二字，亦不详是何元年。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八
神宗皇帝

讨梅山蛮
　　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遣章惇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议经制南、北江。其南江[1]，本唐叙州，五代失守，群蛮擅其地，虚立州名十六。国朝并隶辰州，许令贡奉，则给以驿券。其后有硖州舒光秀者为之首领，提点刑狱赵鼎言：『硖州峒酋刻剥无度，蛮众愿内属。』时熙宁三年也。明年，辰州布衣张翘上书，论南江蛮虽有十六州[2]，惟富、硖、叙州仅有千户，余各户不满百，土广无兵，加以荐饥，近向永晤与绣、鹤、叙诸州蛮自相雠杀[3]，众苦之，咸思归化。愿先招抚富、硖二州，俾纳土，则余州自归。又言：『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师宴孱懦，众不畏服，争斗雠杀不已，皆有内向心。近师晏尝于辰州自陈，愿以石马镇一带疆土归化。乞乘机招纳，建城寨，定税赋。』诏以翘书并鼎所陈下知辰州刘策询度。于是请如翘言，领兵压境，密行招谕，直下溪州修筑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图上方略。上曰：『策言两江事，所规画甚善。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
　　九月丁卯，诏：『比差章惇经制梅山蛮事，今令知潭州潘夙、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煜与惇协力处议[4]，毋致失误。』梅山蛮素凶犷，数出抄掠汉界。嘉祐末，鼎州人张颉知益阳县，收捕其桀黠者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及户部判官范子奇权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为郡县。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会遣惇察访南、北江，遂以命之。既而更委夙、煜[5]。
　　十一月庚申，章惇言：『招谕梅山蛮猺，令作省户，皆欢喜争斗道路，迎所遣招谕人。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
　　六年二月戊戌，以归明人黄全谏为三班奉职、辰州指挥使，仍赐银绢、袍带。初，洽州蛮李光全等欲连富州村囤为乱，全谏执送官，故赏之。其后章惇言赏全谏太优，恐难继其次，三人止乞与殿侍。上以问安石，安石曰：『不然，安能使人人踊跃，有趋赏之心?而懿、洽不敢出而求助陛下[6]，每恐赏轻重不等，即有人觖望。如汉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赵子弟四人。若畏功臣觖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赵人心?今赏全谏，正是封赵子弟之意。人主作威福，若使人臣各自较量厚薄，操券以责人主，恐人主不可胜责。故太祖责三班援例求赏，尽诛之，所以销人臣悖慢之气，而长人主威权。若能如汉高祖收赵子弟，即人臣有觖望为乱者，厚赏令众诛之而已[7]。』
　　四月壬辰，权邵州防御判官郭祥正为太子中舍。章惇言祥正均给梅山田[8]，及根括增税有劳也。
　　五月癸亥，章惇言：『权发遣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蔡煜元奏梅山利害[9]，及措置梅山武冈徭人，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丁七万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起税租及修筑武阳关硖城寨。其提点刑狱朱初平、管勾常平乔执中、知潭州潘夙并协力同议[10]。』诏各迁一官。
　　六月辛巳，南江归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御使通汉所受真宗涂金交椅、银装剑及富川印来献。诏以剑、椅先朝所赐，还之，而留其印。
七年四月丙戌[11]，诏置沅州，以懿州新城为治，县以卢阳为名，从章惇请也。
《南江传》云：懿州赐名沅州、潭阳县名卢阳县，并系之七年六月。案：《实录》乃七年四月十九日事也。正月十九日，惇请建州县城寨，当参考。《九域志》云：沅州潭阳郡，熙宁七年，收复溪洞黔、衡、古、显、叙、硖、中胜、富、瀛、绣、允、云、洽、俄、奖、晃、坡、宣十七州[12]，即唐叙、锦、奖州地置州，治卢阳县[13]，领卢阳、麻阳、黔阳三县，及寨二。熙宁五年收复，以硖、中胜、云、鹤、绣五州，即唐叙州龙标县之东境置安江寨；富、境、圆三州，即唐叙州龙标县地，置镇江寨。《食货志》云：章惇初筑沅州，亦有屯田务。
　　八月甲午，并辰州麻阳、招谕二县隶沅州。
　　十一月戊戌，赐江淮发运副使张颉奖谕敕书，并银绢二百。先是，章惇言：『搆置梅山，实自颉发之。』诏颉具元奏事节以闻，故有是诏。
　　八年三月丙辰，沅州奏：『比建州学，今听读者已多。乞赐国子监书，庶一变旧俗，皆为礼义之民。』从之。
　　十一月，荆湖北路转运使孙搆言：『下溪州刺史彭师晏等十人内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筑下溪州城寨。』时南江新定，师晏据北江之下溪州，桀黠难制。弼以谋间其党保静、永顺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师晏举族为诸酋所攻杀，仅以身免。弼乃为书，委其用事首领周兴，谕以祸福，师晏遂与兴及众数千来降。弼取地筑城寨五。弼，永州人也。
　　十二月庚子，荆南湖北路转运使孙搆言[14]：『沅州招纳伪地、林、锦等十三州归明，得户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逐州分认岁入课米，以盐酬之。州界远者六十里，近者四十里。请补知州等官。』诏授地、林、锦州杨昌蛮等十三人为班行军将。
　　元丰五年正月戊甲，客省副使、知诚州谢麟言：『本州旁近户口，或远隶它州，见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割户口山川，并降属县名额。』诏：『沅州新修贯保、托口、小由、丰山堡寨，系控扼蛮蛋形势之地，宜以濒渠河贯堡寨为治所，合置渠阳县隶诚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诚州沿边安抚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库副使、闷门通事舍人周士隆知诚州，置兵马监押，职官司户参军各一员，并令谢麟举官一次。诚州官任满，依沅州酬奖。』
　　《九城志》云：『诚州，唐溪峒诚州，皇朝熙宁九年收复，元丰四年，仍旧置，治渠阳县。』
　　六年四月，湖北转运使言：「诚州开修潭溪等溪峒，直抵广西都怀寨。若通此路，中彻融州，实可扼三路溪洞之喉衿。望下广西，协力经营。』诏熊本应副，无得涛张，致失机会。
　　五月戊子，西上闷门使、果州刺史谢麟言：『先准朝旨，拨托口、小由、贯保、丰山四寨并若水仓隶属诚州，缘沅州与诚州元自梅口为界，今因割移四壁堡，以洪江口为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约三驿，又从托口寨卢阳县界至梅口江约四驿，削取沅州封守附益诚州太广，不惟沅州户赋人兵不足以成都，兼诚州见招纳上和、潭溪等洞「自可以开拓封疆，兼结狼、九衙等诸洞并在托口寨西南，见隶沅州，水陆道皆由托口寨。设或溪洞人寇，诚州地远，力不能制，沅州又为托口等所隔，难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两寨依旧隶沅州，以大由等溪洞割隶诚州。』从之。

平清井蛮
熙宁六年，晏州六县夷自清井谋入寇。五月癸丑，命都官外郎熊本察访梓州路常平等事，并体量措置泸州清井监夷事。
新纪但云：遣熊本措置泸州夷。
　　先是，本、蒲宗孟皆言讨清井蛮不当发西川兵，既弱又远，当发戎州兵而已。又言：『清井蛮不当盛兵讨之。蛮急则恃山林，官军不能入也。然有田以为生，若以兵扰之，使不得田，即亦自困。今不务扰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讨之，我罢则彼出，我出则彼藏。泸州粮食难继，我师必困。』上以为然，欲即选此两人。王安石曰：『臣欲更与计议，续取旨。』时李曼建议，欲以王命抚纳甫望个恕及晏子，安石又白上：『此两人皆以为甫望个恕、晏子不可以王命崇奖，成其气势，后不可测。臣愚以为，此二族多不过万人。夷俗以王命为重，今宠以爵命，岁时稍加优赐，约以勿相侵扰。若怀惠，乃所以绝其兼并之谋。今纵为生夷，即彼自相兼并，非我所能制，何由禁其侵疆?』上谓曼失策，安石曰：『曼奏亦但云各领本部，不得相侵扰而已。抚二酋以王命，恐当如此。』上乃以为然。既而安石曰：『熊本子细，必能了当。』遂独遣本，仍令谕本此意。
　　九月，诏故长宁州土刺史盖子斗辣为长宁州土刺史，陇厉村首领斗始该为巡遏使。以措置边事熊本言：『斗辣族距清井监十里，领山前十二村夷众，未尝为寇。昨以一马七牛、吉刀等结斗始该攻讨三里，寇贼来效首级，斗辣乞与父时封爵。陇厉村亦控制诸夷水陆形势之地，缘始该隶南广州，土刺史李行从而使之同至，故有是命。戊辰，察访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汉户典买边人田土者听。今访闻戎、泸州县分工則此汉人亦多私典卖边人田土者，皆出情愿，即无争竞，但不敢经官印契，谓宜许令赍契赴官陈首，如无交加，即印契给还；其元无税租地土，不以敕前后，并令量认租税。』从之。
　　十月辛未，王安石因进呈泸州事，言：『得熊本书，以为甫望个恕、晏子可羁縻。初，本在京师。臣与言如此，本不以为然，及今乃知须合以爵命羁縻，缘甫望个恕羁縻，能掠有生夷自立，必粗有才略，或是豪杰。若不羁縻，任其并合，以彼生诸夷不难并制，遂致强大，即为一方边患。今乘其未然，以爵命羁縻，旁近诸大族各随诸部，加以爵命。既加爵命，并为内属部落，即难相并合，所谓为大于细，图难于易也。』上悦，曰：『已令熊本经制，他日可如此。』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请，佥议除泸守。』上曰：『专令熊本经制，却令本自举一人知州事。更求人，未必及本。』安石曰：『此甚善。』
　　十二月丁丑，梓夔路察访熊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议买田为名[15]，诱三里夷人斗设等至寨，因语问伤杀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唱杀[16]，寻斩讫斗设等剧贼也。』上曰：『此等人固不可赦，然诱而诛之，或为它日之害。谓之唱杀[17]，特以此为名耳。』后本乞赏功，上弗许，盖本以檄召戎州司户参军程之元权领江安县，密图之。之元即召诸酋见于廷，问景左藏安在，诸酋呼噪不服，因杀九十余人。斗设，手刃思忠者，械送泸州，凌迟斩之，以祭思忠。
七年正月甲子，熊本言：『自十一月己卯亲将蜀兵东兵[18]，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杀小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纳铜鼓、枪牌乞降者，因即抚定之。及于所得地内小溪口宁远寨西置二寨，立壕、面荔、枝檄等处置卓望四堡，平治险隘，开修道路，建置桥阁、里堠，悉已周备。并晏州柯阴县夷尝助小路夷抗官军，亦行讨伐，即至军前作誓，永不犯省地。凡得其所献地一百四十里，已募人垦耕，其属悉已联为保甲。臣与转运使陈忱、提点刑狱范百禄于今月辛酉，同所将军马次江安县，见遣兵分屯，及差次军前功状，续具以闻。』
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按：《熊本集·清井享士题名》，本以六年五月自东府椽视泸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宁远，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陈忱、范百禄至清井享士。其称今月辛酉，是二十三日无疑，但不应二十六日便奏到，恐《实录》误编入此，姑从之。
　　四月辛卯，赐泸州军前效用黔州弩手号忠胜义军，人赐钱三千，有功者别议赏。清井蛮寇边，此军出力死战，蛮隔溪语曰：『相与无怨，何致力也?』义军骂曰：『朝廷遣我击贼，不知其他！』以药箭射贼，当之者立死。贼恶之，曰：『此黔州弩手箭也!』
五月乙亥，西南蕃乌蛮罗氏鬼主仆夜为银青光禄大夫、知羁縻姚州，甫望个恕为银青光禄大夫、知羁縻归徕州，沙取、陆路、乞弟并力把截西南蕃部巡检，从经制夷事熊本

讨茂州蛮
　　熙宁九年七月癸亥，成都府路体量边事王中正言：『茂州所管静州，州将杨文绪因蕃部谋烧劫市户、围逼州城，并率张仁贵结连背叛。今虽擒获文绪，然已病困，恐且死，无以徇众，遂辄斩之。其张仁贵并妻女等，乞裁断。』诏张仁贵凌迟处死，并杨文绪妻女，并依谋叛已上当行法[19]。仁贵，茂州牙校也。
　　十一月癸酉，内侍押班王中正为昭宣使，刘昌祚为皇城使，狄咏为客省副使，王光祖为引进副使，以讨纳茂州蕃部，且建堡寨，以为边防，赏功也。昌祚、咏等皆中正所携以来者，光祖为梓夔路钤辖，受命策应，以兵三千渡索桥，历流沙、飞石之危。会中正等破鸡宗关，次荡筚篥溪诸族，得级数千，他物称是，遂军鸡宗关，去茂州五十里石鼓村，扼其半道，而为贼所据。中正患之，召光祖与昌祚、咏议。光祖独请行。既叩石鼓，贼恃崄，矢多如雨。光祖以锐兵分四路登山，出贼背以取其隘，贼不意，遽遁，追至茶山，迫夜，亲执旗鼓，拥之以进，追斩数百级，堕崖谷死者无算。遂招纳余族及营诸堡砦。会中正等于茂州，乃归。始，中正至成都，而茂州既与蕃部私誓当罢兵，中正独言受御前札子，有所讨杀。六月，引兵自鸡宗关入恭州，乘蕃部不设备掩击之，斩首数百，焚荡族帐几尽，寻复与私誓。七月，又袭之，随复与私誓。具奏，以蔡延庆虽云私誓，官军至鸡宗关，蕃部辄渝约距战故也。时延庆已坐措置乖方被责，且去成都矣。故事，蕃部私誓，当先私抵兵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物财使归之，不在者增其价，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20]，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21]，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咒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及中正私誓，初不令输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掠买羌婢，以毡蒙之，经宿而失。中正又先过剑门，蕃部皆轻之，自是剽抄未尝绝也。
十二月庚戌，改茂州汶川县置威戎军使，及置镇羌寨、鸡宗关。

讨泸州蛮
　　熙宁十年，罗苟夷犯纳溪寨，诏泾原副总管韩存宝击之。存宝召乞弟等，犄角讨荡
　　五十六村十三囤，蛮乞降，乃诏罢兵。
　　元丰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骑六千至江安城下，责平罗苟之赏。城中守兵才数百，震恐不能授甲。蛮数百乃引去。知泸州乔叔遣梓夔都监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袭归徕州。刺史召乞弟拜敕，乞弟不出。乔叔以贿招之，乃肯来。蛮以为畏己，益悖慢，五日，遂以众围罗个牟族。罗个牟，熊本所团结熟夷也。王宣驰救之，蛮解围，合力拒官军，宣兴一军皆没，事遂张。存宝怯懦不敢进，乞弟送款绐降，存宝信之，遂休兵于绵、梓、遂间。
　　四年，诏以环庆副总管林广代存宝，后以存宝逗挠，诛之。
　　五月癸丑，林广言：『差借职史利言赍文字付乞弟，以取王宣下落。蛮兵士及说谕为名，阴图进兵之路，勇劲可嘉。』诏广问利言道路巢穴险易远近及应有闻奏，具析画图以闻。初，利言到乞弟所，乞弟遣其奴沙自阿义随还，献马四十匹，并归所虏兵士七人，辞款其逊。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未决，所陈道路，大军进发，讫不由此。
　　十一月，林广进军特容琪落。始兜蛮相率据隘我军，是日，广分遣诸将腹背攻之，斩二千余级，得王宣、王慎言陷贼时印。贼大震恐，呼汉兵为生鬼从天而下。自是所向莫敢当者，遂进军阿徐池。
　　十二月庚午[22]，林广之驻军阿徐池（十二月一日）。乞弟遣人投书求降，广纳之。及军次落婆远，越三日，广复令乞弟所遣蛮奴阿义、阿生同往，谕乞弟。乞弟又遣人纳降书。翌日，乞弟又遣其叔阿汝献马五十匹，请退军。广随阿汝所指，击鼓退四将行营于后山[23]，然实扼贼归路。乞弟又请不解甲。广策其有异谋，为除阜为坛，距中军五十步且设伏。辛未，乞弟拥千人称降，广从十数卒出垒以待之。乞弟伏弩毡裘下，犹豫不肯谢恩，广即发伏击之，贼大奔溃，斩阿汝酋豪二十八人，俘三百余级，获马、铠仗及乞弟父子所授告敕、归徕州印。纳江有二桥，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马上桥，王光祖父子追迫坠水，斩之。军中以为乞弟，争其尸，得金络项、条脱者，以故乞弟得径下桥跳去。
　　五年二月丙辰，诏：『昨兴师讨乞弟，今既荡平窠穴，即与擒捕乞弟同功。其使臣、军兵等，除留戍守外，余各遣归。林广候措置新立堡寨毕，回本位。』初，广失乞弟于纳江，众十万人，皆无人色，官吏噎哽不能食，乃令进寨追贼。越七日，次白崖；又五日壬午晦，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剑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黑崖。丙戌，过鸦飞不到山。己丑，至归徕州，大小茅屋才百余间，乞弟所居，则以木为之，亦百余间。自发纳江，即入丛箐，五日不雨雪，兵夫冻堕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往往取僵尸脔割食之。留归徕州四日，求乞弟不获，麦文昞问广：『军事当何如?[24]』广曰：『已如朝旨荡贼巢穴，虽不获元恶，亦当班师待罪。』文晒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诏，云：『将来大兵深入讨贼，期在枭获元恶。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虽未得乞弟，万一粮道不继，亦听班师。』军中皆呼万岁，曰：『天子在九重，明见万里之外！』乃定计班师。癸巳，发归徕州，循寨而还。
是月癸丑朔，次江门。广与苗时中、麦文昞轻骑同往乐共等处相视要害，修筑堡寨，仍以乐共为城，江门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为堡。西通清井、宁远、安溪，以达江门。东于大洲坝置堡，以通纳溪，包括上下底、蓬褒等利，悉居腹内，皆时中及程之才初为韩存宝先事经画者也。广之进寨追贼，中军皆由四出，独留疲老三百余人在寨。暮夜刁斗无声，时中问广何故，广曰：『既失贼，当就死，不暇恤此耳。』时中曰：『公误矣！朝廷付公以十万众，岂可同偏裨，效一死为勇耶?』乃命追者整军而进，又欲移兵讨落母部索乞弟。时中曰：『公师十万众，深入死地。元恶既失，岂可妄加无罪族帐，为朝廷更生事耶?要当图此十万众生还计耳！』广从其言，自纳江至归徕州。暴师四十余日，粮道不至乏绝，时中之力居多。是岁，置泸州乐共地。

校勘记
[1]其南江 原本作『南南江』，《长编》卷二三六仅作『南江』。据义意改。
[2]南江 原本作『江南』，据《长编》卷二三六乙正。
[3]向永晤《长编》卷二三六作『向永梧』；又『诸州』，原本『诸』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六补。
[4]蔡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八补。
[5]夙煜 原本作『凤□』，据《长编》卷二三八改补。
[6]懿洽 原本作『□治』，据《长编》卷二四二改补。
[7]厚赏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四二补。
[8]梅山田 原本『田』字作『甲』，据《长编》卷二四四改。
[9]蔡煜 原本『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六四五补。
[10]潘夙 原本『夙』字作墨丁，《长编》卷二四五作『凤』。兹据《宋史·潘夙传》改。
[11]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五二补。
[12]宣 原本作『宜』，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13]治卢阳县 原本『治』作『洽』，据《长编》卷二五二改。
[14]荆南湖北路 原本作『荆湖南北路』，据《长编》卷二七一改。按：宋两湖转运分别称荆湖北路和荊湖南路。此云荆南湖北路，指荆湖北路而言。
[15]为名 原本作『为民』，据《长编》卷二四八改。
[16]唱杀 原本作『相杀』，据《长编》卷二五六改。
[17]唱杀 原本『唱』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八补。
[18]蜀兵 《长编》卷二四九作『属兵』。
[19]当行法 原本作『□行法』，《长编》卷二七七作『当法』，兹为补『当』字。
[20]棘耒 原本『棘』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21]及棘 原本『棘』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七九补。
[22]庚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一补。
[23]击鼓 原本作『击即』，据《长编》卷三二一改。
[24]军事 原本作『军军』，据《长编》卷三二三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神宗皇帝

徐禧永乐之败
　　元丰五年七月戊子，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言：『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当迁筑于永乐堞上。盖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要。窃惟银、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兴复，于边将事功，实为俊伟，军锋士气，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烦费不赀，盖有不关御戎利害而徒费供馈者。城坚守备则贼不敢攻，兵众将武则贼不敢战，固不以州城军寨，遂分轻重。今若选择要会，建置堡寨，名虽非州，实已有其地。旧来边寨，乃在腹里，他日建州，亦未为晚。已与沈括等定议，自永乐堞、声塔平、移市、石堡、乌延至长城岭置六寨，自背罔川、良也、孟乜、罗韦、啰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围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万余。堡之大者，城围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万三千。其堡寨城围，要务占尽地势，以为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尽地势处，则随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险可以朘削，为城工料，但如所约可足。』从之。
　　八月壬戌，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以丙辰发延州蕃、汉军十余将，凡八万役夫，荷粮者倍之。既定议，而种谔还自京师，极言城永乐非计。禧怒变色，谓谔曰：『君独不畏死乎?敢误成事！』谔曰：『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谔跋扈异议，不可与偕行。有诏留谔守延州。
　　九月甲申，永乐城成。初兴版筑，寇数来争，皆败去。及是毕工，使景思谊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举复入永乐城。曲珍谓禧曰：『闻贼兵甚重[1]，给事与敕使宜退处内寨，檄诸将督战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将，乃尔怯耶?』不听。丁亥，贼三十万众攻城[2]，珍率兵御之。将官寇伟等八百余人战殁，敌遂围城。乙未，种谔言：『臣止与所留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护延州。』谔初议进城横山，本意身任统帅，成大功在己，而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乐被围，谔据城观望，故托名守延，不即往救。丙申，上批付沈括：『永乐城至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则恐误朝廷事愈重。』累降处分：军前事可多方募人传达，令求方便，溃围弃城。戊戌，永乐城陷。初，沈括谓徐禧曰：『吾众才三万，彼杂集之兵数十万，岂易当也?不如委永乐城以困之。』禧不从。比入城，敌倾国至，诸将皆请乘其未集，夜往袭之，禧又不从。高永能言尤切，曰：『彼性如狗，不意而辄加笞叱，则气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断，纵其跳梁，将无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与战，破之，则骇散。后虽有重兵，亦不敢跬步进，此常势也。尘埃涨天，必数十万之众，使俱集，则寡众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须，谓永能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谓人曰：『吾不知死所矣！』寇骑稍逼，禧乃命曲珍等悉城中兵阵于岸下水际，禧植黄旗，手剑坐城下临视之。敌先以骑五万尝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阵，坚不可动。三战，则全师俱进，奇兵奔我师，遂溃。曲珍扣城谓禧曰：『兵败矣！敌人当我者，皆其精锐。前军胜而惰，在后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潜师逾西山，绕出其后，击其老稚，彼众必乱，此政兵法也。』禧闭壁不应，珍乃犯关入保，收散亡。永乐城依山无水，下滨无定河，为井十四，筑垒营之。寇众骤至，李稷惜军食，不纳役卒，卒以所持耰锸掘垒为磴道，争先登墉乘之，遂夺水寨，城中掘井三，汲泉仅能足饮将领，于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绞马粪而饮之。寇知沈括退保绥德，永乐孤绝，攻愈急。高永能谓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且坏，不若尽库币以募死士突围出，十犹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讫不从，又责珍曰：『曲侯以军败，又欲弃城邪?』及围城浃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势不敌，乃遣吕文惠应之。文惠至寇帐，其酋坐文惠于地，曰：『尔小将，不可议约，当今曲太尉来！』即遣文惠还。禧以曲珍总军政，不可遣，而景思谊自请行。禧曰：『万一蹉失，恐伤国体。』思谊曰：『今势已逼，倘能以口舌说之，使缓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数万人命，岂顾一身邪!』酋见思谊，言：『若还吾兰、会、米脂（事在元丰四年，并见《西边》），即当解去。』思谊曰：『此系朝廷，非边臣所得专也。』敌人囚之。初，思谊去时，惟禧、舜举有水两壶，诸将绝饮已三日，敌人亦不知，攻稍缓。是日，忽于城下呼曰：『汉人何不降?无水已三日矣!』禧以壶水扬于外，示之曰：『无水，此何物也?』则笑曰：『止于此矣!』由是疑思谊泄之。是夜大雨，敌兵四面急攻，士卒饥疲，不能复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举俱死，稷为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归，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舜举将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稷亦草奏云：『臣千苦万苦也，禧不知所终。』或言禧实不死，有陷敌还者常见之。
　　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先是，沈括奏寇兵来逼城，见官军整，故还。上览奏忧之，曰：『括料敌疏矣。彼来未战，岂便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及闻城陷，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相蒲宗孟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常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乙丑，诏：『鄜延路计议官试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转运判官李稷自永乐城陷，不知存亡，必已死事。禧赠金紫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舜举赠昭化军节度使，并赐谥忠愍，各推恩二十资。舜举子充迁十资，自借职为供备库副使；兄舜聪五资，自左藏库使为皇城遥郡团练使；舜钦并侄瑜各迁一资；妻任氏特封夫人。稷赠朝奉大夫、工部侍郎，推恩十二资，并赐银、绢各千。入内高品张禹勤赠皇城使，赐银绢各五百，推恩七资。』禧为人狂疏而有胆气，尤喜言兵，以为西北唾掌可取，但将帅怯懦耳。吕惠卿以此力引之于上，故不次擢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边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继之，遂请讨伐。种谔以鄜延之师深入，无功。高遵裕以环庆之师至灵州城下，狼狈而还。陕西、河东骚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谔陈进取之策，复请筑城。禧素以边事自任，上遣往经画之。既入其境，不为备，狂谋轻敌，猝遇强寇，故败。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听信，亦厌兵事，无意西征矣。
自『吕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并削去，其意可见也。新本以复存之。今从新本。邵伯温《见闻录》云：『自今更不用兵，与卿等共图太平。』盖指此事。
　　丙寅，诏种谔问高世亮于何处求得高永能遗骸，更遣人求访徐禧、李舜举、李稷、张禹勤遗骸，候见，即依沈括已行晓谕给赏钱、迁资酬奖。初，永乐城陷，高永能之孙昌裔与左右欲掖永能由间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束发从事西陲，大小数十战，未尝败。今年七十，又荷国恩宠，恨无以报。今虽幸免，奈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弊衣奋战，而寇不知其为永能也。后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驰数十骑入城，得永能尸以归。
　　六年四月辛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文州刺史种谔卒。自熙宁初，谔首兴边事，后再讨西夏，皆谔始谋，卒致永乐之败。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
　　七年三月庚戌，手诏刘昌祚：『本路士气，自永乐不守以来，折索摧丧，非往日之比。近闻诸将互出，颇获首级，军气小振，则豪勇异常之人宜有旌别，将以气作之，使鼓率士心，乐于攻战。今赐卿紧线战袍、红线勒巾、金线乌梢弓、虎纹帐、軒银缠杆枪、朱漆团排金镀银装手刀各五十，宜择众与之人，量所宜赐之。』
元祐五年二月己亥，见陷没夏国人一百四十九人[3]。以晋州进士邢逢原为本州文学，赐袍笏。先是，永乐城失守，逢原等为夏人所掠。既遣使诣阙请罪，至是，具籍以归。

经制安化蛮事
　　元丰五年六月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乞指挥所属官司处置。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其为人粗疏，付之未必办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计之既兴工，乃见材实侵多。用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安南与昨来西师（王中正、高遵五路伐灵州事，见《西边》）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十数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如泸州乞弟，其初但为索箩个、牟囤骨价复私怨耳。王宣过分，往救之，为乞弟所杀，事遂张大。比及事平，公私萧然。劳费天下大事，盖尝起于至小。』章惇曰：『天下事皆积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万几。」』上曰：『知几至难，惟圣贤为能，图于未形，所以无智名勇功。其次于其几兆而图之，则易为力。其下事至于著见而谋之，故用力多而见功寡，或遂至于倾陨。』惇又曰：『善师者不阵，盖图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将兆，天常见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犹如语言，顾今无深晓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则能消伏。先帝末年，孛见甚大，有声，光芒扫坟墓。又熙宁八年十月，彗见轸。轸，长沙星。朕以安南为忧。王安石以为不足虞，不阅月，安南叛。前年彗出郎位，没于张。去岁兴西师，乃去郎位。是事由朝廷，本非四裔起事之象。』章惇又曰：『太微垣正象朝廷。』王安礼曰：『天示变，则当静以应之，此古人之所以消伏者。』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此亦数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虽必至于用兵，可以无悔矣。事将萌而天象先见，盖人事在下，气积于上[4]，积众人之气而先见，犹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气色见于面。』又曰：『天下事莫重于兵，社稷安危所系。措兵既定，则其他皆粉泽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为大事，盖事神、治人，莫重于此。』上曰：『戎与兵异。甲胄起戎。盖兵至于用，则谓之戎。祭祀测鬼神之情状为难，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诸国，遣将如亲行，不劳而定，子孙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礼曰：『太祖以不杀得天下，累圣皆不妄杀一人，所以后世安荣。』上曰：『三代得天下虽以杀，盖有出于不得已而杀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杀。古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此不得已而杀。』又曰：『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力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一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王珪曰：『《国朝会要》言：国朝兵制虽详，然莫能推明其意。』张璪曰：『非陛下神圣[5]，孰能知之?』
　　六年正月丙申，经制宜州溪洞、知沅州谢麟言：『招降元谋贼首罗世念，并逐洞头领种族四千八百八，纳衣甲器械二万，并生界思广洞酋长具到人烟户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纳土归顺。其桀黠酋首，已付有司听旨。』诏谢麟领果州刺史，和斌领荣州团练使，知安化州及惠、广等五十二洞首领罗世念为内殿承制，蒙承想、蒙全圣、蒙光赵并为西头供奉官，蒙全叫、蒙全仵、蒙怀忽、蒙光速、潘曹并为侍禁，潘全剑为奉职，并给俸与春冬衣。初，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遐镇月赴宜州公参，及入中卖板木，宜州岁四管设。前知宜州钱师孟、通州曹觏擅裁损例，册酒食不如旧，买板木不及价偿，答贡物估价亏其实，迁补文字至五年不给，故自五年三月侵略省地。五月，费万钱战死；六月，知宜州王奇战死。事闻，诏以麟、斌经制溪洞事，以觏、师孟属吏焉[8]。先是，和斌为广西钤辖。经略司委斌率步骑三千讨罗世念，当盛暑，昼夜趣兵趋怀远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则生矣!』或曰：『奈何背龙江邪?』斌笑曰：『此所以生也，因示弱以骄之。』将士悉听其暇逸自如。既兼旬，乃大阅。蛮人觇知兵少，果大至。斌亲至营，出俸钱市酒肉，以劳诸军，曰：『吾虽老，思效死以报国。翊日见敌进退，唯吾所视。不如令者诛!』夜，选将迎敌，密戒以望敌则走。众闻报皆恐，斌高卧不动。凌晨，报益急，斌从容会食。度诱之至平坂，列八阵以待之，张疑兵左右山上，戒军前贾贩者瞰江壁立。贼登佛子岭，见兵众，大惊。斌分骑兵出其傍，身不乘马，被甲步出，策先锋阵，将士皆力战，蛮大败。或欲益兵进讨，开置城邑，会朝廷以斌同经制蛮事，斌从容讲画，进屯要害，以图抚纳。世念遂率其酋党内附云。
六月乙卯，丹州刺史莫世忍为检校户部尚书，给铜牌、旗号。其子侄九人，并赐官勋，以经制宜州谢麟言：大军讨安化蛮獠，世忍献木弓百、弦二百、药箭五千，自言世为外臣，修贡不懈。故有是命。

抚遇蕃户董毡
　　嘉祐七年八月癸未[7]。邈州首领唃厮啰既年老，国事皆委其子董毡。知秦州张方平尝诱董毡入贡，许奏为防御使，董毡寻遣使入贡。知杂御史吴中复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许戎狄[7]，启其贪心，方平议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毡，与之共图夏国。夏主谅祚与战，屡为所败。及是，谅祚举兵击董毡，屯于古渭州，其熟户酋长皆惧，以为谅祚且求并吞诸族，亟诣方平求救。方平惧，饰楼橹以为守御之具，尽籍诸县马，悉发下蕃兵。仍驿奏，乞发京畿禁军十指挥赴本路，关西震恐。枢密使张昪言于上曰：『臣昔在秦州，边人言敌欲入寇者甚众[9]，后皆无事实。今事未可知，而发京畿兵以赴之，惊动远近，非计也。请少须之。』数日，方平复奏：谅祚以引兵西之，击董毡矣。谅祚寻复为董毡所败，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谏官司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轻举，请加窜谪。奏三上，甲申，徒知秦州张方平知应天府。
　　八年四月壬申，英宗即位。
　　治平元年六月辛亥，诏增邈州首领滔厮哕年赐大彩百匹、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孙及亲信穹庐官封，月给茶、彩等。
　　七月丙子，以邈州首领唃厮啰子、诚州团练使董毡为顺州防御使。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熙宁五年二月丙寅，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吕公弼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董毡用旧事贻公弼以书，且称敕，公弼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称敕?』董毡自是不复称敕。
　　元丰二年六月甲寅，董毡贡奉大首领景青宜、党令支等辞。上召逼殿陛，谕曰：「归告董毡，所遣贡奉人甚恭恪，今已许汝纳谷。此后可数遣人来，任便交易。又闻部落子欲侵汝疆境祖父田土，宜善守勿失。』皆奉诏唯唯。
　　五年二月癸酉，诏西蕃邈州首领、西平军节度使、押蕃落等使董毡封武威郡王，赐金束带一、银器二千两、色绢紬三千，岁增赐大彩五百匹、角茶五百斤；阿令骨为肃州团练使、鬼章甘州团练使；心牟钦毡伊州刺史，各赐金束带一、银器二百两、彩绢三百；进奉使李叱腊钦廓州刺史，增岁赐茶彩有差。青宜结鬼章止称鬼章，阿令骨称阿里骨。
　　六年十月庚子，董毡死，阿里骨继立。阿里骨，于阗人，非唃氏后。其母掌牟瞎逋尝侍董毡，因养阿里骨为子。既而董毡得风痺病，卧帐内，委政于阿里骨，甚亲信之。阿里骨又得幸于董毡妻乔氏，内外咸服，遂谋篡夺。董毡先有子欺丁，夏人及回鹘皆以女妻焉。欺丁性轻佻，好易服微行，阿里骨阴使人贼杀欺丁。及董毡死，阿里骨与乔氏匿丧，出令如他日，悉诏诸族首领至青唐城，矫董毡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尝事我，今当以种落付阿里骨。』仍厚赂大酋鬼章温溪心等，于是诸族首领共立阿里骨为董毡嗣。阿里骨并取欺丁二妻为己妻，母事董毡妻契丹公主，其贡奉朝廷，犹如董毡在日，未遽以丧告也。
此据《哲宗实录·阿里骨传》注、汪藻《青唐录》、高永年《陇右录》增修。《青唐录》但云得幸于董毡，妻不指谁氏。《陇右录》称董毡妻乔氏，又称董毡妻契丹公主，不知乔氏与契丹公，王为阿为异?当考。明年六月乙亥诏并王巩《甲申杂见》可考。
　　十二月癸酉，手诏李宪：『得录奏董毡、阿里骨蕃字，观其情辞，忠智兼尽，顾中国食禄士大夫存心不过如此。绸绎再三，嘉美无已，兼尔所回，委曲颇中事情，甚得朝廷欲命之意[10]。缘今夏贼奸谋不小[11]，直欲并亡一路，深入腹里，袭我之虚，切不可以平日抄掠千百骑待之也。宜大为经略，广作枝梧，勿令得志，贻患异日。昔六合首领耳罗支[12]、斯铎督输忠朝廷，协力击贼，后成奇功，杀李继迁于三十九井。当时朝廷报赏甚厚，今董毡、阿里骨既效诚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彼土，求如上功，以称朝廷抚厚之意。』董毡进奉入辞，上顾董毡首领曰：『自归属本朝后，与夏国通好乎?』对曰：『昨夏国屡来言：若归我，即官爵、恩好如所欲。臣等拒之曰：自属圣朝，荷国厚恩，义不敢负。』上曰：『尝与夏国战否?』对曰：『西人寇边，累曾率众出战，夺得其城堡及获首级甚多。』上曰：『归报董毡，令尽心守圉。』各赐器币分物有差。首领尝与夏国战、杀敌有功者，赐枪旗、器甲。

通使高丽
　　熙宁三年，高丽入贡。
　　四年十月癸亥，知制诰王益柔以草高丽答诏非工，罢直学士院。
　　七年二月癸未，高丽国王徽表求医、卜、画、塑四工，以教国人。诏罗极于四色人内募愿行者，各择三两人赴阙。庚寅，诏国子监许卖九经、子、史诸书与高丽国使人。
　　元丰元年正月辛未，命安焘假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为高丽国信使，林希假右正言、直昭文馆副之。先是，权知高丽国王徽比年遣使朝贡，上嘉其勤诚，待遇良厚，故遣焘等使其国。
　　三月辛巳，命太常博士、秘阁校理陈睦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馆，为高丽国信副使，代林希，希谪监杭州楼店务。以上批『闻希虽迫惧朝命，不敢终辞，然形貌忧郁不少舒。且高丽望中国使人久矣，苟一见希颜状如此，甚非所以使彼、识达朝廷眷顾遣使通好之意。今虽已启行，理终未便，宜遣人代之』故也。丁亥，诏使高丽涉海新舟并赐号，其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其次曰灵飞顺济神舟。
　　十一月己丑，直学士院钱藻撰进遣押医官赐高丽国王王徽诏。上批：『宜令许将、孙洙更各撰一本以进。』寻命洙为翰林学士。御史何正臣言：『安焘、陈睦使高丽日，以所得市马易银，及于高丽界使人索驿料算直，害义辱命，启侮外夷。望案治其罪，追所与恩命。仍诏高丽，谕以使者失职之状，以慰远人。』诏札与焘、睦令知。
　　二年五月辛卯，赐明州及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亭名曰航济。
　　十一月甲午，明州言高丽贡使乞市坐船。诏以灵飞顺济神舟借之。又言：明州象山县尉张中尝以诗遗高丽贡使。诏中冲替。
　　三年二月丙申[13]，诏大行太皇太后灵驾发引日，听高丽使陪位。并馆伴所言：『高丽使柳洪等乞遇奉慰入寺观烧香，比群臣服黑带。』从之，仍以带赐之。戊申，高丽使柳洪以国王之命，贡日本国所造车，赐诏答之。洪以礼『诸侯不贡车』，不敢与贡物同进，而馆伴使以闻。诏许之，乃进。
　　四年十二月己巳，高丽进奉使崔恩齐等百三十五人见，赐物有差。癸酉，高丽国王与二府、亲王书。诏：『亲王、二府土物，令受而不答，止以书谢。应臣僚答高丽国王书，差著作郎林希具草进呈，送御书院以精纸写。付使人回。』
　　五年正月丙午[14]，诏：『在先朝时，金人常至登州卖马。后闻金人马行道径已属高丽，隔绝，岁久不至。今朝廷与高丽遣使往来，可降诏国王谕旨，金人如愿以马与中国为市，宜许假道。』后金人卒不至。
　　二月丁卯，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伯，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治。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伯四王皆传子；自治至询三王皆传弟。询自天圣八年来贡，至熙宁三年今王徽来贡，其不见于中国者，盖四十有四年。今陛下神圣文武，声教之盛，东渐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阙下。盖高句骊文字之国，其使者宜知其国之君长兴坏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诏谕典客之臣，问自德武之东也，其后何以能复其国?何以复失之?尝传几君?其名及世次可数否?王建之所以兴者何县?其兴也，自建始与?抑建之先已有兴者与?自天圣至熙宁四年四十三年之间，而徽复见于中国，其继询而立者欤?岂其中间复自有继询者欤?徽于询为何属?如其言可论次，足以补旧史之阙，明陛下德及万里，殊方绝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义来庭，故能究知四裔之事，非声教之所被者，远不能及此。』诏下，毕仲衍以所与使人崔思齐、李子成语来上。其所知不详。于巩论著也，所可纪者，新罗、百济内乱，王建遂合三韩易高氏姓。诵于治为远宗；王徽，询之子也。又云：高氏圣历、元和间事皆有记录，三韩自有史。元和中献乐两部，盖唐乐卿乐也。上曰：『他邦归附中国者固亦不少，如高丽，其俗尚文，其国王颇识礼义，虽远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尝少懈。朝廷赐予礼遇，皆在诸国之右。近日进伶人十数辈。』且云：『夷乐无足取者[15]，止欲润色国史尔。』安焘等出使，其国中馆伴乃与上节人从庭下相揖，盖以其国主与焘均礼故也。
　　六年九月庚戌，诏：『高丽国王王徽，率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县择广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场，一月罢散。』又作水陆一会。徽立凡三十余年，其境东南临海，西北接契丹金国黑水。自王建并新罗、百济之地，至此盖百七十余年。王居蜀莫，郡曰开州，号开城府[16]，新罗曰东州，号乐浪府，为东京。王居东，北二十日行百济曰金州，号金马郡。南十二日行扶余旧地，曰公州，号扶余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镐州，为西京。鸭绿江为西北徼[17]。东所临海水绝青，下视十丈。大凡海至高丽界则清。入登州[18]，经千里长沙即浊，地寒多山。国王出平地，尝乘车驾牛，或以马涉山险乃骑。官有中书省、中枢院平章事、参知政事、中枢使、翰林学士、知制诰，大抵仿中朝。国子监四门学，学者至六千余人。三岁一贡举，进士诗、赋、论，明经试一大经、一小经，进士夜试，给烛三，为蜡八两，烛尽不就即退。榜放五十人，书有《东观汉记》。百官以米为俸，或给田，授罢随官增减，致仕乃已。贸易亦用米而不用钱。不禁民酿酒。兵出于民，番卫王府。国人好佛法。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兴王寺僧千五百人，官给田三百结。俗以田四方、方四百步为一结。田结收二百苫，苫为斗十五，正与中国一石等。天圣以来，使由登州入；熙宁以后，皆道明州，言登州路皆沙碛，不可行。其自明州还，遇便风，四日兼夜抵黑山，已望见其国境。以黑山入岛屿安行，便风七日至京口，陆行两驿至开州。
　　十二月壬申，上批：『祭奠高丽国使杨景略等奏辟李之仪书状官。闻之仪虽谙达吏方，随器可使，然文章之称，不著士论。缘高丽倍喜文，中夏词格，乃彼所视效。宜得问学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称兹选。可召赴中书拟月书状进呈。吊慰蕃辟官准此。』
七年正月壬戌，诏：『高丽王子僧统从其徒三十人来游学，非入贡也。其令礼部别定傧劳之仪。』

校勘记
[1]贼兵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一九补。
[2]贼三十万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九补。
[3]四十九 原本脱『十』字，据《长编》卷四三八补。
[4]于上 原本脱『上』字，据《长编》卷三二七补。
[5]陛下 原本脱『下』字，据《长编》卷三二七补。
[6]觏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三二补。
[7]七年 原本作『六年』，误。又『癸未』，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七改补。
[8]官爵 原本作『方爵』。又『戎狄』二字，原本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七改补。
[9]言敌 原本『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七补。
[10]欲命 原本『欲』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1]夏贼 原本『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2]首领 原本无『领』字，据《长编》卷三四一补。
[13]丙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补。
[14]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二二补。
[15]夷乐 原本『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二三补。
[16]开城府 原本作『问城府』，据《长编》卷三二三改。
[17]西北徼 原本脱『西』字，据《长编》卷三三九补。
[18]入登州 原本作『水登州』，据《长编》卷三三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
神宗皇帝

蔡确邢恕邪谋
元丰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初侍立于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贺，宣答曰：『皇家庆事，与卿等同深欣怿。』及珪等升殿，上又谕王与珪等相见。珪等复前，分班再拜，称谢就坐，久之乃退。王年未当出阁，上特令侍宴，以见群臣。
哲宗熙宁九年十二月生，此年九岁也。旧纪书：『丁巳，燕群臣集英殿，延安郡王立侍于御坐之侧，宰臣王珪率百官廷贺。及升殿，上命与王相见。久之，王乃退。』新纪但书侍侧、廷贺。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初，元丰五年，将行官制，上于禁中自为图帖定，未出，先谓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确，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举崇福宫，诏满三十个月，即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盖将复用光也。是岁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储意。又谓辅臣曰：『来春建储，其以司马光及吕公著为师、保。』
此据邵伯温《元祐辨诬》及吕大防所为吕公著墓碑。大防止称公著，不及光，当考。
　　蔡确知光必复用，欲自托于光，乃谓职方员外郎邢恕曰：『上以君实为资政殿学士，异礼也。君实好辞官，确晚进，不敢进书。和叔门下士，宜以书言不可辞之故。』恕但与光之子康书致确语。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辞而后受之。
　　八年正月戊戌，上寝疾。日昃，三省、枢密院诣内东门，请入问圣体，遣勾当御药院梁从政、刘惟简传宣放宰臣。王珪等再附从政奏，乃令从政等引入，见上于福宁殿东寝阁。自是问圣体皆如之。己亥，诏不视事五日，三省、枢密院问候于福宁殿东寝阁。宰臣言：『上未视事，应合行事，乞权作圣旨行出以闻。事体稍重者，进画施行。』上不能言，首肯之。晚再诣福宁殿上书，字谕王珪等：『自来日，可只早入。』庚子，执政官晚再诣内东门，内侍传宣放，自此惟一人。乙卯，上手书字谕王珪等：『自今可间日入问。』自戊戌上不豫，三省、枢密院日至寝阁。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丁巳，王珪等言：『圣体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胜欣喜。』上欣然首肯之。
　　二月癸巳，上疾甚，迁御福宁殿东阁之西间。三省、枢密院入问圣体，见上于榻前。王珪言：『去冬尝奉圣旨，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愿早建东宫。』凡三奏，上三顾，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权同听政，候康复日依旧。上亦顾视肯首。既退，移班东阁，皇子及皇太后朱德妃皆在帘下。珪等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皇太后辞避，入内都知张茂则言：『皇太后且为国家社稷大事，不宜固辞。』珪等请至于再三，皇太后泣许。珪进言：『自去岁，上令皇子侍燕，群臣皆尝见之。今必更长立，乞再瞻睹。』
　　是月，三省、枢密院、亲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内东门入问候于福宁殿，惟是日末后再入。先是，蔡确疑上复用吕公著及司马光，则必夺己相，乃与邢恕谋为固位计。恕故与皇太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游，上初寝疾，恕密问公绘，且言疾可忧状。恕闻此，更起邪谋。确尝遣恕要公绘、公纪，二人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职方。』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花也。惊曰：『白花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议，雍曹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我家！』径去。已而恕反，谓雍王颢有觊觎心，皇太后将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实主其事，与内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诬谤。棫，开封人，尝从高遵裕掌机宜于泾原，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确与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问确曰：『上起居状比何如?』确曰：『疾向安，将择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视，闻禁中已别有处分。首相外为之主，公为次相，独不知邪?一日片纸下，以某为嗣，则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归心乎?』确竦然曰：『然则计将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阁，上去冬固有成言，群臣莫不知。公盍以问疾，率同列俱入，亟于上前白发其端。若东宫由公言而早建，千秋万岁后，公安如泰山矣。』确深然之。恕又曰：『此事当略设备，令与平时不同，庶可以自表，见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确谢，谓恕曰：『和叔见子厚，具言之。』惇固凶险，即许诺，遂与确定议，仍约知开封府蔡京，以其日领壮士待变于外廷，谓曰：『大臣共议建储，若有异议者，当以壮士人斩之！』是日，三省、枢密院俱入问疾，初亦未敢及建储事。既退，乃与枢密院南厅共议之。确、惇屡以语迫珪，幸其应对，或有差误，即以珪为首诛。珪口吃，连称『是』字数声，徐曰：『上自有子，复何议?』盖珪实无他志，但蓄缩不能先事纳说[1]，所以致疑。及是出语，确、惇顾无如珪何，寻复入奏，得请俱出，逢雍王颢及曹王頵于殿前。惇更厉声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矣!奈何?』颢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辅臣等各罢归。翌日，遂立皇太子。确、惇、京、恕邪谋虽不得逞，其踪迹诡秘亦莫辨诘，各自谓有定策功。事久语闻，卒为朝廷大祸，其实本恕发之。
　　三月甲午朔，执政诣内东门入问候，皇太后垂帘，皇子立帘外。皇太后谕珪等：『皇子精俊好学，已诵《论语》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学书。自皇帝服药，手写佛经三卷祈福。』因出所写经示珪等，书字极端谨。珪等拜贺，遂宣制，立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又诏：『应军国事，并皇太后权同处分，候康复日依旧。』未刻，执政再入问圣体，进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谕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纪纲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执政日再入。丁酉[2]，命吏部尚书曾孝宽为策立皇太子礼仪使，翰林学士邓润甫撰册文，户部尚书王存书册文，礼部尚书韩忠彦书宝。戊戌，上崩于福宁殿，宰臣王珪读遗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如向来典礼有所阙失，命有司更加讨论[3]。
元丰末建储事，诸家异论。绍兴史官既别加考定，专取元祐旧文，固得本实矣，第恨弗详。今参取诸书，稍增益之。推原后来致祸如彼惨毒者，盖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确、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谤，而萌芽则自邢恕发之。其令蔡京领刽子入內庭，确、惇当时亦必有他说绐珪，故珪不以为疑。然开封知府何与朝廷事?此政坐珪愚暗耳。若珪能即拒绝，既无疑似之迹，则横祸又何从而来?疑似之迹，当时不过如此耳。其后浸润，转加增饰，遂有宣训事、粉昆事。黄履疏、高士京书，至蔡懋宣和间札子，用诬讪文字，托名御制极矣，诚可为痛哭也。非建炎初圣主觉悟，果断明辨，则朝廷之祸，岂有极乎?此事既存真实，仍悉取异说，附见于后，庶观者晓然究其真实谬妄，小人情状，无所遁逃，亦犹孟子必著许行、杨墨等语，不用扫除绝灭之也。《哲宗新录·宣仁圣烈皇后传》云：先是，元丰七年三月，大宴中宫，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贺。及升殿，神宗又谕王与珪等相见，复分班再拜称谢。是冬，谕辅臣曰：明年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神宗弥留后，敕中人粱惟简曰：令汝归，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密怀以来。盖为上仓猝践祚之备。神宗、太母所以属意于上者，确然先定，无纤芥疑。邢恕，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间。蔡确得『师保』语，求所以结二公者，而深交恕。确为右仆射，累迁恕起居舍人。一日，确遣恕要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等，二人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华，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华也。惊曰：『白华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幼冲，宜早定议。』政、嘉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吾家!』径去。已而恕反，谓后与王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确得无变。确使山陵，韩缜帘前具陈恕等所以语太后者，使还之日，暴其奸，再贬知随州，寻窜新州。刘挚拜左仆射，恕坐党与，谪监永州酒。新录载建储事具此。确贬新州，恕责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挚拜右仆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录何故相连书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丰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寝疾时，恕但为职方员外。公绘、公纪迁团练使在哲宗即位后，此时但为刺史耳。新录稍似牴牾，今改之。赵子崧云：『余既书元丰末命，绍兴二年四月，避地浔江，偶司谏韩璜叔夏谪监浔州盐税，暇日语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记庄敏丞相作枢密长时，神宗服药日久，韩一日语张璪曰：上服药日久，建储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试说与看。韩乃语章惇。惇曰：此议甚好。二相亦以为然，约集议于密院南厅，屏人，留笔砚一副、纸数幅。就坐久之，皆无语。韩视王珪曰：今日之议，立延安郡王为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已令侍宴，出见群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閤，此事何故都无一言?珪云：诸公之议，亦珪之意也，别有何疑?张璪推笔砚纸与惇，令于纸上写立延安郡为皇太子。来日至寝门，召內臣张茂则，云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茂则令于御榻前设案。珪将所书纸铺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时神宗风眩不能语，但惨怛久之。众皆立，未敢复言。时太妃亦在帐中，露半面，国婆婆抱上坐，顷之再奏，国婆婆云：圣意已允。王珪问茂则：太后在甚处?太后自云：在此中。茂则令內臣张帘，太后在帘下云：相公等立得。这孩儿直自孝，自官家服药，只是吃素写经。帘內出经两卷，一卷《延寿经》，一卷《消灾经》，逐卷后题云：延安郡王臣某奉为皇帝服药日久，写某经一卷，愿早康复。自帘内，宫人抱出哲庙，哲庙裹帽子、着衫带立于帘外。诸公环侍久之，无他语，遂宣制施行。后神宗上仙，宣遗制立皇太子，内外忻戴，初无异闻。已上韩氏手录，不敢增损一字。』案：子崧所书与伯温《辨诬》所载并同。《辨诬》具注在三月甲午朔。

校勘记
[1]蓄缩 原本『蓄』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二补。
[2]丁酉 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三五三改。
[3]讨论 原本脱『论』字，据《长编》卷三五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帘皇太妃附
　　元丰八年三月戊戌，哲宗即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应军国事，并太皇太后权同处分，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如向来典礼有所阙失，命有司更加讨论。是月辛丑，群臣诣閤门上表，请皇帝听政；又诣内东门，请太皇太后听政，皆批答不允。自是表三上，从之。乙卯，礼部、御史台、閤门奏：『讨论故事，详定御殿及垂帘仪，每朔、望六参，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枢密院奏事，应见谢辞班退，各令诣内东门进榜子。皇帝双日御延和殿，垂帘日参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并再拜。三省、枢密院奏事，三日已上四拜，不舞蹈，候祔庙毕，起居如常仪。帘前通事以内侍；殿下以閤门。凡军头司引呈公事可以权付有司者，续具条奏。吏部磨勘、奏举人，垂帘日引见。应谢辞臣僚，遇朔、望参日不坐，并先诣殿门，次内东门，应得赐者并门赐。』从之。
　　四月乙亥，诏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辰为坤成节。
　　五月甲午，诏太皇太后母韩越国太夫人，凡给赐倍常仪。
　　七月甲辰，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太皇太后于皇太妃称赐，皇帝称奉，百官不称臣。』从之。
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1]，承议郎、守起居舍人邢恕权发遣随州。先是，恕已除中书舍人，而言者谓其游历权贵、不自检慎故也。恕常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讳，并以恕新命绌之。
恕教公绘上书，据邵伯温《辨诬》。邢恕之孙绎作其祖父言行录云[2]：『钦成皇后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药吴靖方窥伺宣仁旨意，以太妃过失为献，谓随灵驾曾发笑。韩绛以故相留守西京，亲至境上迎迓引见，皇太妃纳拜殊不为礼，亦无慰劳之言。公闻之朝路，与宣仁犹子公绘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则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间谍，渐不可长。」公绘矍然，遂密奏疏，以为宜加尊礼，仍引语切直过当，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览，讶公绘太讦。知公绘与公素厚，前此公绘屡有密奏，太母无不欣纳，往往以为得之于公也，直遣人诘曰：「谁教汝为之?莫是邢某与汝做来?若不实说，即根治。」公绘迫紧，即吐实云：「入疏时，邢某实不知，臣自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韩缜微闻之，因而媒孽，无所不至。刘拯，缜客也，乃人削言公关与政事，交游执政，遂以为名，罢中书舍人，以本官知随州。温公即有简与公曰：「和叔此行出于意外，光居政府，不能为和叔别白，负愧诚深。」盖以中旨有交游执政之言[3]，恐益为和叔累故也。其后明前两月，温公检公被责一宗文字，欲将上辨白，诸公劝之，以为不若待至赦后。而赦前两日，温公薨矣。时吕公亦在政府，与温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为言官。初，旦事温公，欲为省郎，未及白用，希荐于韩，乃为工部员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还朝，乃于赦后未开假日入疏，论公曰：「吕公著素与邢某厚善，今来既经明堂，公著必须复引邢某还朝，乞未得令还。」自是申公避嫌，不复敢言。然希、旦亦不为公论所容，未几，兄弟相继逐去。时申公方盛，旦既犯申公，众论不与，非特公也。』绎所载如此，盖多妄说，姑附见。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4]，诏：『太皇太后出入仪卫，并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内故事不可考者，依慈圣光献皇后例施行。』辛亥，诏：『以时雨稍愆，太皇太后躬诣太一宫集禧观祈祷。』
　　闰二月丁未，宰臣韩缜等上表，请特建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殿，太皇太后宫以崇庆、殿以寿康；皇太后宫以隆祐、殿以慈徽为名。诏候过谅暗，令有司检举施行。
　　十月壬寅[5]，御史中丞兼侍读刘挚、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挚先进前谢侍读之命，宣谕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就箔前四拜，岩叟即前谢御史之命，宣谕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挚先进奏札子，乞罢武臣试换文资法。读讫，岩叟进札子，论听言与用人二事，又读挚奏：『差役事，近甚有人动摇。乞陛下守定差法。』岩叟曰：『昨司马光上章奏：差法非司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余年行之已便之法。祖宗时人情熙熙，天下安帖，只以此法。后因王安石误朝廷，行雇法，遂至纷然，祖宗法莫最好。』又曰：『今只争差字、雇字。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挚又曰：『自陛下因司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使移改。』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无毫发私，国家不幸！』挚曰：『司马光虽殁，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谁为私?昨罢章惇知扬州，甚合公议。』太皇太后曰：『章惇昨来得罪为无礼，岂可便移?』挚曰：『应是失勘会。』太皇太后曰：『应是差错。前时问他执政来，不知谁主张，云为其亲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为亲老，不成不偿命?』有对者曰：『于法，父母年八十无兼侍，亦贷命。』挚曰：『国家典宪，于大臣不说如此?』岩叟奏曰：『若岁月合移及若告词引明堂恩霈，则自不消论。』应曰：『极是极是，岂可裁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特者亦上书，言执政陷他父，故除扬州。今日三省进呈来吕大防言，台谏官又言：执政取悦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与降出，教他执政辈知。』挚曰：『小子狂妄，敢如此?』挚遂言曰：『臣等有一事奏陈，此事体甚大。』岩叟曰：『缘为今来修祖宗实录，须要合辨明。』挚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记得，不知当日英宗立为太子，是至和间已定邪?直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宫中只知是韩琦。已前文彦博、富弼辈虽曾言，只是乞选宗室贤者，几时敢指名?』岩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比是子细，不胜幸甚!』挚又进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进正人在朝。』岩叟又曰：『正人盛则小人消。正人不厌多。』太皇太后曰：『正人可知不厌多。正人多，小人自出头不得也。』岩叟又曰：『先诏谕，令二三老臣多方进拔正人。』挚曰：『二三老臣亦必体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为近日差除中也，则惹言语。』挚曰：『些小须有，臣等不敢放过。』挚又奏曰：『臣曾荐数人，已蒙用一二，余更望采用。』又谕：『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来。』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来。』
　　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对延和殿。尧俞前谢，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材望，故用卿[6]。』尧俞拜讫，未奏事，先问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且曰：『但恐陛下临御日久，稍有怠堕。如能兢兢业业，日谨一日，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则天下无不治。』太皇太后曰：『除是昏昧便如此。』又曰：『保甲、保马须是先罢，其余闲慢者，且休嫌于更改太猛。』岩叟进曰：『若果是闲慢则可。若于民有害，则亦不可不改也。』应曰：『害民则须改。』尧俞既读札子，大要谓谨始敬终。岩叟奏第一请废葭芦、吴堡二寨札子。尧俞奏曰：『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不独此二寨也。』太皇太后曰：『此尽是向来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第二言曾肇札子。太皇太后曰：『且令试。』岩叟奏曰：『试之已见疏谬。』又进曰：『此是小人。今皇帝陛下日长一日，正要左右前后皆正人，涵养盛德，岂可放此等人在左右?极为不便！』应曰：『待相度。』岩叟曰：『臣已上章言其不当。陛下置台谏，只要察执政除改不当。今若不存，则执政遂将自肆，言路亦无由敢言。若如此，臣不敢安职。臣只是忠于陛下。』应曰：『此固是。』尧俞曰：『王岩叟忠实，言不轻发。』又曰：『待相度。』岩叟曰：『今日乞陛下一言果决。』遂应曰：『待指挥。』岩叟又曰：『不知臣等章疏降出否?』曰：『已降出。』岩叟曰：『不知今日三省曾进与不曾进?』曰：『未曾进呈。』岩叟曰：『乞早降出今日文字。』应曰：『待使降出。』
　　二年二月己丑，礼部言：『太皇太后玉宝，请以「太皇太后之宝」六字为文；皇太后金宝，以「皇太后宝」四字为文；皇太妃金宝，以「皇太妃宝」四字为文。』从之。辛丑，三省同奉圣旨：『将来太皇太后受册，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皇太后受册，依熙宁二年故事。皇太妃与皇太后同日受册，皇帝于殿上发册，令礼部、太常寺详定仪注闻奏。』
　　三月甲寅，内批付三省：『将来太皇太后受册，有司虽检用章献明肃皇后故事，当御文德殿。顾予凉薄，岂敢上比章献明肃皇后?所有将来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叙述太皇太后此意，降诏施行。仍先具诏本进入。』后数日，执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谕曰：『性本好静。昨止缘主上冲幼，权听政事，盖非得已。况母后临朝，非国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岂女子所当御?』宰相吕公著等言：『陛下执谦好礼，冠映古今，加以思虑精深，非臣等所及！』
　　七月戊午，中书舍人曾肇言：『伏见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损，时发德音，不欲临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册。诏书一下，中外嗟叹，忠义之士，至于感泣。况臣待罪侍从，尝献瞽言，不谓偶合圣心，特加收采。臣窃闻近日有司建议：坤成节于崇政殿上寿，其外殿赐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并附天圣三年故事施行。今者三省、枢密院乃不全用天圣三年故事及今日有司之议，将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诸军将校随班行上寿礼，此臣之所未谕也。太皇太后昨降书，以谓不敢自同章献太皇出临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册。窃详圣意，务从抑损。今乃百官将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寿，则是天圣八年以前之所未有，其礼更增于旧。在陛下谦恭抑损之志，前后本末，似不相称。』己未，太皇太后诏：『坤成节可只依天圣八年以前章献明肃御崇政殿上寿礼。』
　　九月辛亥，太皇太后遣中使赐宰臣执政酒菜，并黄金三百两、犀带两条，谕旨云：『知卿等于边事极留意劳心，故有是赐。其御封物，仍不许辞免。』乙卯，发太皇太后册宝于大庆殿。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受册。
　　三年七月癸丑，太皇太后手诏：『皇帝嗣位，于兹四年。华夏来同，天地并应。而
　　皇太妃以恭俭之德，鞠言之恩，虽典册以时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称。皇帝以祖考之奉，尊无二上，而吾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推天下之养，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如于典故有褒崇未尽，令开具以闻。』(《政目》在八月）
　　十月庚辰，礼部言：『皇帝推隆母道，皇太妃合依皇后，缘尊无二上，理有屈伸。考之历代，又国朝典故，无称殿立殿名者。』先是，诏礼官详议皇太后所居宫閤名号以闻。太皇太后谕执政曰：『皇太妃并依皇后，当悉如之汉、唐典故，如何?』文彦博曰：『固有不可尽同者。』吕大防曰：『汉、唐间非正之事，于圣朝不可引用。』太皇太后曰：『此非因人有言，特恐于礼有阙也。』吕公著等请依礼官所定，从之。
　　闰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谕辅臣曰：『近已降指挥，裁减杂流，本家所得恩泽，亦宜减四分之一。』吕公著等言：『陛下临朝听政，本殿恩泽，自不当限数。向来止用皇太后例，岂可更有裁损?』再宣谕曰：『今来官冗，自宰执已下，恩泽皆有减损，本家亦须裁定。要自上始，则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当讨究本末以闻。』已而诏：『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见《变法》）。
　　四月乙巳，左谏议大夫梁焘对延和殿，奏以：『春、夏屡阴不雨，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愿面诏大臣协忠决议，无留政事。方今皇帝富于春秋，太皇太后保佑圣躬，制政帘帷，臣下易以蒙蔽。愿正纪纲，明法度，采用忠言，讲求仁术，坐使明恩实惠遍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时亲政事，将来临御独断，练熟机务。』太皇太后曰：『年来内进呈文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决事，皆有圣断。』焘对曰：『圣德日新，天下幸甚！此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愿官家更进圣学，日课经史，熟记宝训故事。』上纳之。
　　五月丁亥，蔡确责降英州别驾。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等登对，太皇太后称奖曰：『卿等于此事极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详见《蔡确诗谤》）
　　十月甲寅，诏太皇太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皇太后、皇太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并追封，以明堂推恩故也。
　　十一月己丑，太皇太后手诏曰：『吾总机务，协助政纲，虽克享治安，而每怀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圣故事，行会庆称贺之仪。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稽合于常规。是日皇帝致贺于禁中，群臣奉表于东庑，足以显邦家之庆，而形孝谨之风，何必外朝，乃为具礼?来年正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贺上寿。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并内东门拜表。』前此，尚书礼部乃检会天圣年，章献明肃皇太后元日御会庆殿受皇帝奉贺上寿，及宰臣、百官、契丹使已下起居称贺之仪为请，故有是诏。
　　五年六月，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太皇太后颇惑之。苏辙上言云云。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
　　『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相从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详见《调停》）。
　　六年十一月辛亥，诏曰：『朕获承至尊休烈，托于王公之上。蒙成慈训，海内宴安。恭惟太皇太后有圣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归，天地并贶。稽岁甲环循之次，当庆符本始之辰，仰赞寿祺，用致诚祝。昔在神考，有奉光献之礼。尝以此恳请再三，兴言伤财，面诫悉罢。永惟大德未报，此而不图，将何以示孝钦于万世，而达感于神明乎?其以元樁七年太皇太后本命岁旦日，斋在京及天下州军、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内在京于中太一、上清、储祥、集禧、建隆、醴泉、万寿等六处宫观、大相国寺十禅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开建道场七昼夜。宫观罢散日，设醮一坐。在京外州军，自正旦日，办食设狱三日，并支系省钱，嘉与臣民，共增吉祷，庶几中外，均被余禧。』先是，太皇太后谕执政曰：『今日同皇帝听政，不可比光献，兼恐费国用。』吕大防曰：『所费亦不多，太皇太后亦勿如此言。』韩忠彦曰：『谦抑过甚。』王岩叟曰：『此乃皇帝一善事，不须过有退托。』遂降此诏。诏词，学士梁焘所撰也。
　　七年四月己未[7]，立皇后孟氏。
　　五月壬子，翰林学士梁焘言：『太皇太后陛下拥护圣躬，夙夜不倦，保祐之功，永福宗社。今来选正中宫，已得贤淑。冬至大礼，自当郊见，天地人事，上下协应。维是政机之烦，久劳同听，归断人主，不可过时，此陛下今日甚盛之举也。愿早赐处分，以彰全德。如以臣言为然，伏望面出手诏，付大臣施行。』
　　十一月乙巳，尚书左丞梁焘言：『臣昨在翰苑日，尝密具札子，披露肝胆。冒闻圣慈致陛下每有宣谕，必以不喜管事为言，常欲安静，此圣意之本也。臣未尝一日不思。窃惟渊衷远虑深识，用臣前言，自适其时矣。伏望检会前奏，早赐诏音，归断人主，以全大功。』
　　十二月，左仆射吕大防以疾恳求罢政，太皇太后宣谕曰：『主上富于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岁月，吾亦就东朝矣。』大防乃不敢请，复起视事。
　　八年八月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于礼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抑，故有此宣谕。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人崇庆殿后閤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力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住。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豫言之?今止从《实录》，系之二十二日。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于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奈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是日，太皇太后崩。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诰。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萧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庭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又曰：『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于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又曰：『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地，故不可不豫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邪?』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上言（见《逐元祐党》）。
　　绍圣元年二月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己未，祔宣仁圣烈皇后神主于太庙。戊辰，诏曰：『朕昨亲奉皇太后圣谕：皇太妃保育之德，著于中外，虽已备极崇奉，而仪节之间，犹有未称。盖旧仪虽全比皇后，而宫闱舆盖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于本朝祖宗以来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则褒隆之数，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倦倦慈训。其下礼部、太常寺，礼官参考典礼仪制，及臣僚上笺拜名、命妇进见等仪式闻奏。』
　　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取问所奏：前皇城使张士良辞服。』士良以御药院官给事宣仁圣烈皇后，与陈衍更直宫中，掌文书，衍主看详进呈，定其所降，付士良书其事于籍。其所降付某处，其所从违某事，皆衍自与夺颁降，未尝以闻上听。间有臣僚奏请东朝还政者，衍辄诋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柜中，不以闻，东朝亦不以闻于上。及与吕大防往来，以合密赐大防妻，皆不以闻上。坤成节，北使朝见太皇，坐间痰发，扶掖坐殿后御閤。衍指挥帘外使臣依次第虚进酒，上食至毕，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纯仁右仆射，召文彦博平章事，于是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右谏议大夫安惇言：『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忘先帝厚恩，弃君臣之义，乘时信便，冒利无耻，交通中人张茂则、梁惟简、陈衍之徒，猎取高位，快其忿心，尽变先帝已成之法，分布党与，悉据权要，公肆诋诬，无所忌惮。既而自知其罪终不可逭，深惧一日陛下亲政，则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顾却虑，阴连内外，包藏祸心，密为倾摇之计，于是疏隔两官，及随龙内侍十人悉行放罢，以去陛下之腹心，废受遗顾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无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纵而释之，以立陛下之仇敌；先帝之所忌恶而弃逐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雠。以王府为要途，以朝廷归私室，上下协心，同恶相济，意在不测云云。臣等窃睹上项事节，大逆不道，迹状明白。揆之以义，谳之以法，死有余责。所有陈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赐审问，正以国法。』诏衍特处死，令广西转运副使程节莅其刑。徙士良羁管于白州。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旧臣一旦复起，日夜与邢恕谋所以排陷之计。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又责吕大防、刘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过岭，意犹未慊，仍用黄履疏、高士英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圣烈皇后。上颇亦惑之，最后起同文狱，将悉诛元祐大臣，内结宦者郝随为助，专媒蘗垂帘时事。建言欲追废宣仁圣烈。张士良者前窜雷州，惇、卞逮赴诏狱，欲使证宣仁圣烈果有废立意。及士良既至，以旧御药告，并列鼎镬刀锯置前，谓之曰：『言有即还旧官，言无则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死。京、惇无如之何，但以陈衍罪状塞诏。宣仁圣烈废立之议由是得息，而惇、卞终不肯释元祐旧臣。京、惇进呈挚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诚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挚等已责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戮大臣，其释勿治。』

校勘记
[1]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 原本作『元祐元年正月甲午』，误。兹据《长编》卷三六三改。
[2]祖父 原本脱『祖』字，据《长编》卷三六三补。又『云』字，原本作『之』，亦据上引《长编》改。
[3]中旨 原本『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三补。
[4]元祐元年正月 原本无此六字，据《长编》卷三六四补。
[5]壬寅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三九○改。
[6]故用 原本脱『故』字，据《长编》卷三九三补。
[7]己未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二
哲宗皇帝

讲读
　　元丰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读。公著时知扬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朝奉郎、秘书少监孙觉兼待讲。
　　五月己亥，诏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传赴阙。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知陈州。未行，召赴阙，遂留经筵。
　　七月丁酉，朝奉大夫、守秘书少监兼侍讲孙觉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仍赐三品服。甲辰，资政学士韩维兼侍读，仍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庚申，中书省言：『管勾讲筵，春起二月，止五月；秋起八月上旬，止冬至前十日。本所今来未敢依令施行。』诏候祔庙毕取旨。
　　十月癸未，龙图阁待制赵彦若兼侍读，秘书监傅尧俞兼侍讲。先是，待御史刘挚言：『恭惟皇帝陛下以异禀之资，夙成之善，而上又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护开祐，所以成就者，罔不备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资养，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语默见闻，宜正士是接，则劝讲、进读、辅导之官，其可不审择也哉?伏见兼侍讲给事中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越次暴起，论德则未试，语望则素轻。使在此官，众谓非宜。伏请罢其兼职，以允公议。仍欲望圣慈于内外两制以上官内，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佃、卞皆罢，而彦若、尧俞有是命。丁亥，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兼侍讲。
　　十二月辛酉，诏：『今月十五日开讲筵，进读《宝训》。讲读官日赴资善堂，以双日讲读，仍轮一员宿直，初讲及更旬，宰相执政并赴。』丙寅，御史中丞黄履兼侍讲。乙亥，初御迩英阁，诏三省、枢密院侍读、侍讲、修注官、讲读官赐宴于资善堂。赉银帛有差。辛巳，诏增讲读官职钱为三万。
　　元祐元年正月丁巳，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等言：『臣等见进读《三朝宝训》，其间有祖宗事与今不同者，盖是当时天下初定，与治平之后事体自别，君臣论议亦从而异，又有祖宗一时处分，难以通行于后世者。欲乞遇有似此等事，特许臣等看详，更不进读。』从之。
　　二月庚午，朱光庭奏，乞以程顾为讲官。甲戌，上御迩英阁，侍读韩维进读。至天禧有二宫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侧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则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幸汾阴日，见一羊自掷于道，左右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因奏言：『此特小善尔。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且真宗自澶渊却敌之后，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辄远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且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是月丁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讲黄履为龙图阁直学士、知越州。
　　闰二月甲寅，龙图阁侍制兼侍讲赵彦若为兵部侍郎兼侍读。
　　三月癸酉，诏讲读官更不轮资善堂宿直。辛巳，宣德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曰：『窃以知人则哲，帝尧所难。虽陛下圣鉴之明，然臣方获进对于顷刻间，陛下见其何者，遽加擢任?臣不敢必辞，只乞臣再上殿进札子三道，言经筵事。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因可听其辞避。』札子其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之资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也，在涵养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讲既罢，尝留二人直日、一人直宿，以备访问。』其二：『乞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有剪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正。调护圣躬，莫过于此。』其三，『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力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德。窃闻讲官在御案傍，以手指书，所以不坐，别欲令一人指书，讲官稍远御案坐讲。意朝廷循沿旧体，只以经筵为一美事。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程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行宫中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有是乎?』帝曰：『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
　　六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臣供职以来，六侍讲筵，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立傍解释，数行而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或以为主上方幼，且当如此。此不知本之论也。伏自四月末间，以暑热罢讲，比至中秋，盖腧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至今三月，不一见儒臣，何其与古人之意异也，今人家子弟，亦不清经时累月不亲儒士。初秋渐凉，欲乞于内殿或后苑清凉处召见当日讲官，俾说道义。纵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将来伏假既开，且乞依旧轮直日，所贵常得一员独对，开发之道，盖自有方，时习之益，最为至切。欲乞特降指挥：宰臣一月两次，与文彦博同赴经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讲说。因令史官人侍崇政殿。』
　　八月庚寅，吏部侍郎兼侍讲傅尧俞以职烦目疾，乞罢侍讲。司马光请改尧俞为侍读，而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讲。祖禹，吕公著之婿也，请避嫌。光奏：『宰相不当以私嫌废公议。』遂以祖禹兼侍讲。丁酉，御史中丞刘挚兼侍读。癸卯，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以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未得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力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为馆閤官皆请见钱，岂有经筵反折支?又检例，缘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与折支。今始给见钱。
　　十月庚子，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镇落致仕，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兼侍读（二十二日降诏除侍读）。
　　二年四月丙戌。先是，中书省言：『景祐二年，置迩英、延义二閤，以设讲筵。延义閤在崇政殿之西南，向欲令管勾讲筵所经度，如得宽凉，以备夏讲。』诏修内司画图进入。
　　八月辛巳，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性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全无发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响，而间尝以勿用小人。岂唯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并无职分。』因黜之。癸末，礼部员外郎颜复充崇政殿说书，兼判登闻鼓院。辛丑，吏部尚书苏颂、翰林学士苏轼侍读。
　　九月甲子，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上新书唐人诗分赐之，以讲《论语》终篇也。乙丑，吕公著以下谢赐宴。太皇太后曰：『皇帝天姿聪敏，宫中维好学，学则易成。昨日所赐，欲卿等知尔。』庚午，吕公著言：『伏睹今月十五日，以经筵讲《论语》毕，赐执政及讲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书唐贤律诗，分赐臣等各一篇。臣次日与延和殿帘前谢，蒙太皇太后宣谕：「皇帝好学，在宫中别无所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伏思皇帝陛下睿哲之性出于天纵，而复内禀慈训，日新典学，诚以尧、舜、三代为法，则四海不劳而治。今来《论语》终帙，进讲《尚书》。二书皆圣人之格言，为君之要道。愿陛下念兹在兹，以广圣德。臣职在辅导，无能裨补，辄于《尚书》、《论语》及《孝经》中节取要语共一百段进呈，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毕，太皇太后宣谕：『公著所进《尚书》、《论语》等要义百篇，今皇帝已依所奏，每月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公著与同列皆言：『此圣人经训，有补于治，日宜亲阅。』
　　十月壬申，诏：『讲读官大开讲日，论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仍旬一录申三省。』先是，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言：『国朝典章，大抵袭唐旧，史官所记，善恶咸备。乞诏史官、学士采《新唐书》人主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故有是诏。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辞免起居舍人，从之。
　　是夏，权住进讲。祖禹言：『臣不待经席，已逾两月，陛下深居闲燕，圣学日勤。然臣等无由罄竭愚短，辅助万一。』又言：『陛下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皆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陛下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谄事陛下。』又言：『凡人之好学，莫不在于年少之时。陛下圣质日长，龙德日进，数年之后，虽欲勤于学问，恐不得如今日之专也。臣窃为惜此日月，愿以学为急，则天下幸甚。《论语》记圣人言行之要，修身治国之道，不无在焉。《尚书》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轨范也。《论语》虽已讲毕，望陛下更加详熟《尚书》未讲者。愿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讲之，则陛下圣意，先已有得矣。』
　　四年春正月甲申，诏：『讲筵官许依秘书省职事官例观新乐，赐闻喜宴，许依带职人并赴。』从崇政殿说书颜复请也。
　　二月壬戌，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尚书》、读《宝训》。司马康讲《洪范》至『义用三德』，上问曰：『只此三德?别更有德?』康对曰：『皋陶所陈有九德，如柔而立，刚而塞，强而毅之类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闻德音，因欲讽谏，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审而问之，必能体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陛下诚能用以修己安人，则尧、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臣职备史官，敬已书之于册，以示万世。』
　　三月壬申朔，吏部尚书兼侍讲苏颂等奏：『臣等撰进汉、唐故事。』得旨分门编修成册进呈，诏以《迩英要览》为名。
　　十月癸丑，上御迩英阁，召讲读《三朝宝训》。终，侍读苏颂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愧荒疏，不能发明，上资圣览。』上遣内侍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终篇，悉资开发。』颂等稽首称谢。
　　五年春正月庚寅，御史中丞梁焘兼侍读。焘再辞免，从之。焘尝奏疏曰：『〈礼》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学以发之，然后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虽天子之尊，而能成圣，必由圣学乎，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万国，日就月将，学以成性，此政其时。愿择吉日，诏开经筵，优接劝讲进读之臣，使从容熟复治乱之事，究先王之蕴，辨历代之迹，无惜圣问[1]，再三询考，圣心晓然无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愿加圣意无忽。』又奏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圣年十五，齿亦已长矣。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皇帝清明在躬，天禀英异，以圣人志学之时稽焉，则不可以不学也。伏愿陛下当天眷布德之元，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早开经筵，召见儒臣，谈经读史，从容赐对，熟复古今。宫中慎选茂进之人，以诱掖诵说，审择谨厚之人，以辅视兴寝，服勤道义，为聪明睿智之助。疏远纷华，为康宁寿考之资。习之既久，乃如自然。至于诚意喜画，正心乐道，终副海内圣神之望，不贻宸衷逸豫之忧。养成静治，为天下之真主焉。』
　　二月壬寅，迩英阁讲毕《无逸》篇，诏详录所讲义以进。今后具讲义，次日别进。
　　夏四月癸丑，诏讲读官今后每遇经筵退，留讲、读官各一员于迩英阁奏对。
　　八月丙午，右正言刘唐老言：『伏睹《大学》一篇，论大德之序。愿诏经筵之臣训释此书上进，庶于清闲之燕，以备观览。』从之。庚申[2]，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3]，言：『恭惟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主无不好学故也。陛下广览载籍，历观前世创业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学者乎?由三王至于五代，治安长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宝器，且犹爱惜之，恐其伤缺，况祖宗百三十余年盛之天下，可不务学以守之乎?臣又闻学则必问，问然后为学。《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画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为天下法也。尧有衢室之间，舜有总章之访，动必咨于四岳。孔子称舜之大智曰好问；仲虺戒汤曰：好问则裕学者，圣人之先务也。问者，学之大方也。文王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召、毕、荣，所能成其圣也。武王访于箕子，文王问于史佚，四圣维之，众贤翼之，是以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岂由他哉?惟强学问而已。今臣所录八篇，上起伏羲，下讫神宗。伏惟陛下道于三王，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永观矣巨。』
范祖禹进《帝学》在五年八月。今附月末。
　　九月丁丑，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书》、读《宝训》，召宰臣、执政、讲读、记注官，各赐御书《诗》一首。上亲书姓名于其后。
　　冬十月庚申，讲《书》终篇，赐筵于东宫。宰臣、执政、讲读、修注官预。
　　六年二月丁巳，讲筵所言：『奉旨进汉、唐故事及《史记》事，其间可观事迹，多已录进。请《稽古录》节次进呈，以代汉唐、故事。』诏依前旨进故事。
　　八月辛亥，三省言：『翰林学士范百禄等奏：景祐三年，因崇政殿说书贾昌朝奏请，诏修迩英、延义二阁记注。今陛下向学稽古，间日一御经筵，虽史官在前，言动必记。然讲读之事，未有专一纂录。欲乞复修迩英殿阁记注如仁宗朝故事。』从之，仍令讲读、记注官同共编修。甲寅，宰相吕大防言：『近讲筵官奏，乞修迩英记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迩英、延义二阁记注六十余卷，具载仁宗与讲读官论议。尝讲《诗》至「谁能烹鱼，溉之釜鬻」。仁宗谓侍讲丁度曰：「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正谓此也。」《学记》曰：「知类通达，谓之大成。」仁宗可谓善推其类矣。臣尝进仁宗圣学事迹，有未备者，欲写二阁记注一本进入，以备圣览。』上可之。其后诏国史院修写两本进入，别写一本送资善堂。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言：『秋气已凉，陛下燕闲之中，足以留意经史。舜鸡鸣而起，大禹惜寸阴。愿以舜、禹为法。』上曰：『朕在禁中，尝观书不废也。』
　　十月丙寅，迩英读《宝训》，至节费，吕大防奏曰：『浮费固当节。至于养兵以御患而民不劳，故养兵之费不可节。』王岩叟曰：『大凡节用，非谓偶节一事，便能有济。须每事以节少为意，则积日累月，国用自然有余。』上曰：『然。』庚午，幸太学，讲《尚书·无逸》终篇（详见《太学》）。
　　七年秋七月癸巳[5]，诏复置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为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祖禹固请补外，乃用王洙避兄子尧臣故事，特有是除。（粱焘行状云：复置翰林侍讲学士，实焘发之。）
　　八月壬申，御迩英阁，侍读顾临读《宝训》，至『王沿论引漳水灌溉，王轸以为不可。』读毕，上问顾临曰：『沿、轸所论孰长?』临奏释沿所论意，上曰：『是何说可行?』临曰：『沿略可行。』上宫中恭默不言，惟讲读时发问。
　　元祐八年春正月丁亥，上御迩英阁，召宰臣、执政暨讲读官讲《礼记》讫，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耳。』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之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礼见穆献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阉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人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步历广庭，稍冒寒暑尔，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服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
　　五月乙酉，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言[6]：『近令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进呈。按：讲筵故事，讲官讲经，读官读史。若令同进读汉、唐史书，即是讲官兼读官。乞专令读官钞节进读。』从之。
　　绍圣元年六月癸酉，诏罢讲《礼记》，候秋凉日讲《诗》。
　　七月壬寅，翰林学士兼侍读蔡卞、御史中丞黄履言：『旧令讲读、说书，每月职钱十贯。元丰八年十二月圣旨：侍读、侍讲职钱特添作三十贯。臣等备员讲职，未有补报，而坐縻厚禄，实为侥冒。欲乞寝罢，只依元丰巳前数目。』诏不允。
　　三年五月丙申，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窃见讲筵于经、史之外，间以祖宗宝训进读，圣谟英烈，具在此书。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应世之迹，散于御批、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聚于《实录》。然记详辞博，未易周览。请选儒臣，取其尤系治体者分别义类，著为《神宗宝训》一书，授之读官，以备劝讲之阙。』诏候正史成书，令史官编修。
　　四年十月辛巳，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书》，读《宝训》。侍读蔡京经筵奏事，上曰：『早来卿所读《宝训》，朕于宫中已阅《两朝实录》。其《宝训》内事，多系《实录》已载，《宝训》可不须进读。』京言：『窃见王安石有《实录》一集，其间皆先帝与安石反覆论天下事，及熙宁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备具。欲乞略行修纂进读。』上曰：『宫中自有本，朕已详阅数次矣。』戊申，起居郎、充崇政殿说书沈铢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皆中批也。曾布等对，上以铢除命谕之，且曰：『铢讲说极佳。近讲《南山有台》，极通畅有理。』上欣然，颇自以为得人。

校勘记
[1]圣问 原本『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七补。
[2]庚申 原本作『庚戍』，据《长编》卷四四七改。
[3]给事中 原本无『中』字，据《长编》卷四四七补。
[4]永观 原本『观』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九补。
[5]七年秋七月癸巳 原本作『十年秋七月庚寅』，据《长编》卷四七五改。
[6]范祖禹言近令将汉唐 原本作『范祖禹进呈将汉唐』，据《长编》卷四八四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三
哲宗皇帝

求直言
　　元丰八年三月，司马光入临毕，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曰：『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以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愤痛，焦心泣血，不顾死亡，思有开发于朝廷也。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于所在要闹处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产业人，虑有奸诈，即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然后望陛下以听政之暇，略赐省览，其义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愚狂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臣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为可取，伏乞决自圣意，下学士院草诏施行。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也。』
五月乙末，诏曰：『盖闻为治不要，纳谏为先。朕思闻谠言，虚己以待。凡内外之臣，有能以正论启沃者，岂特受之而已，固且不爱高爵重禄，以奖其忠。设其言不当于理，不切于事，虽拂心逆耳，亦将欣然容之，而无所拒也。若乃阴有所怀，犯非有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顾以即政之初，群臣不能遍晓，凡列位之士，宜悉此心，务自竭尽朝廷阙失，当悉献所闻，以辅不逮。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
旧录云：上新即位，奸人乘隙诬滂，宰臣蔡确患之，请降是诏。然其后上书诋讪，无复忌惮。臣等辨曰：『哲宗新即位，司马光上言：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请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从之。时用事之臣方持两端，而草诏者希望风旨，名曰求言，而实设六条以拒之。光乞删去中间一节，使天下之人晓然知朝廷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未几，果别下诏令，实书其事。『上自新即位』至『无复忌惮』，三十一字并去之。
诏新知陈州、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司马光过阙，令先入见。先是，光上疏乞开言路，曰：『臣昨在京师，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空疏无取，遣使访以得失。岂惟微臣有千载一遇之幸?中外闻之，踊跃称庆，以为言路将开，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云云。臣自到西京以来，朝夕伏听朝廷维新之政，以为必务明四目、达四聪，以快天下积年愤郁之志。今开言路之诏，不闻颁于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乞今依保马元立条限，均定逐年合买之数，又乞令太学增置《春秋》博士，使诸生肄业。朝廷以非其本职而言，各罚铜三十斤。臣忽闻之，怅然失图，愤抑无已。臣非私于二人，直为朝廷惜治体耳。』又曰：『陛下临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事得罪，臣恐中外闻之，忠臣解体，直士挫气。欲仕者敛冠藏之，欲谏者咋舌相戒，则上之聪明有所不照，下之情伪有所不达。今一一臣之罚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诏，不以有官无官、当职不当职之人，皆得进言，择其可取者微加旌赏，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乐闻善言，不恶论事；无可取者寝而勿问，庶几纳忠之人，皆源源而来也。』于是令光过阙入见。
光此疏不得实日，因令光入见，故附载。〈元祐密疏》以为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奏此。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曰：『臣先乞下诏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并许进实封状。仍颁下诸路州军，于要闹处出榜晓示。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抑退。昨奉圣旨令入见，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看阅。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纳，岂独微臣之幸?此乃圣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读诏书，其间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万死，极竭以闻。窃见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有云：「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闻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无所疑忌，忠臣竭诚以事其上而无所畏避，故情无不通，言无不尽。今诏书求谏，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惑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悯，则可以谓之炫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钳口结舌，非国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自非趋朝之人，莫之得见，所询者狭。伏望圣明于诏书中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陛下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
　　六月丙子，司马光言：『伏见皇帝陛下初临大宝，太皇太后同断万机，侧身虚己，渴于求谏。于五月三日特下诏书，大开言路，此诚明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窃见中间一节，天下见者，未达圣心，咸以为朝廷虽明求谏，实恶人论事，豫设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圣慈下学士院别草诏书，除去中间一节，务在勤求谠言，使之尽忠竭诚，无有所讳。仍乞遍颁天下，在京于尚书省前及马行街出榜，在外诸州、府、军、监，各于要闹处晓一不，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廷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言事。在京则于登闻鼓院、检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府、军、监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闻奏，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其百姓无家业人，虑有奸诈，即令本州责保知在奏取指挥，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实封、其所论至当者，当用其言而显其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长；其言无可采、事不可行者，亦当矜容，不可加罪。如此，则下情无不通，嘉言罔攸伏，聪明周四远，海内如指掌矣。或虑奏状繁多，难以亲览，即先降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详，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从之。丁亥，诏曰：『朕绍承燕谋，获奉宗庙，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宁，惧无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以防壅蔽，数求谠言，以辅不逮，然后物情遍以上闻，利泽得以下究。《诗》不云乎：访于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检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置以闻，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司马光凡三奏乞改前诏，于是始用其言也。
旧录云：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有请。时光欲招其党人众议新法，以欺帘帷，故降是诏。于是小人乘之，诬诋?毁纷至矣。新录辨曰：上即位之始，下诏开言路，此盛德之事也。今添入司马光奏疏，乃见事实。自『有请』至『纷至矣』三十四字删去。按：光乞开言路疏凡三奏，新录惟载第二疏耳。其第三疏以十二月奏，及是方得请。今悉依集，附其疏于本日。于此但云始用光言，听言之不易如此。故必详著之。
　　七月庚申，司马光言：『臣伏见陛下诏开言路，至今已涉旬月，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状必多，未见有付外，令三省或枢密院商量施行者。如此，则徒烦听览，何所裨益?欲乞选其可从者降出施行。或以万机之烦，未暇遍加省览，窃乞依臣前奏，降付三省，委执政官分取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入，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从之。
　　八月己丑，司马光言：『近诏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仍降出，令臣与执政看详。其第一次降出三十卷，臣谨与诸执政选择，其中除无取及冗长之词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纸签出进入讫。伏乞陛下取签出者更赐详览，或留置左右，以备规戒；或降付有司，商议施行。如此，则忠言日进，聪明日广，诚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间亦有一事而众人共言者，臣亦重复签出，盖欲陛下知天下所共忠、众人所同欲也。』十科举士
　　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宰臣司马光言：『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慎选百官，乃其职业。而智识短浅，见闻褊狭，知人之难，圣贤所重。寰宇至广，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滞淹，或以孤寒遗逸，被褐怀玉，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臣不胜狂愚，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亦许钤辖已上之人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已上资序人），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帖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侍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非谓每科各举三人，谓各随所知，某人堪充某科，共计三人），仍于本人除官告敕前，尽开坐举主姓名于后。或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己赃，举主降三等科罪。若因受贿狥私而举之，罪名重者，自从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宽宥。难见为执政官、朝廷所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即朝廷临时因事特诏举官（谓若举知河渠、马牧之类），不在十科之内者，有不如所举，亦同此法。所贵人人重慎，所举官皆得人。』从之。丁丑，监察御史上官均奏：『臣窃见前日敕令，每岁以十科荐士。兹见陛下博收群才，因能任官之意。然论取士止于治财赋、听狱讼、断请谳三事而巳，窃恐事之目有所未尽。何则?能治财赋者，未必长于听狱；能听狱讼者，未必能长于断谳；能此三者，未必宽信敏惠，足以长人。今所谓长人之官，守、令是也。今之守、令，虽有累岁月、用荐举关陞之法，然至于剧郡大邑，若止循资序，不加选择，恐未得人。臣欲乞于十科内，更益以才堪治人能拨烦者别为一科。剧郡大邑有阙，因以除授。如此，则人无遗才，而天下之守、令莫不劝矣。』不报。均又再奏，久之，乃立知县、县令治剧保举考较法。
　　八月辛亥，宰臣司马光言：『先举孙准行义无阙堪充馆阁。闻准与妻党讼，坐罚金，举非其人，请连坐。』上批还其奏曰：『准缘私家小事罚金，安有连坐?』光又言：『臣举状奏准行义无阙，今准闺门不睦，妻妾交争，是行义有阙，于臣为责举非其人[1]，臣不敢逃刑。况臣近奏设十科，或有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虽见为执政，朝廷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乞如臣所奏，从贡举非其人律施行。所贵率厉群臣，审慎所举。』不从，寻诏准更不就试馆职。
　　十一月戊午，中书省言：『臣僚上言：元丰荐举，今被旨特举官者奏讫，具所举官报御史台。比诏大臣荐举馆阁，又设十科举异材。请依元丰令关报御史台，非独内外之臣各慎所举，庶使言者闻知，得以先事论列，不误选任。』上言者，御史孙升也。
　　五年五月壬辰，三省言：『太中大夫已上，每以十科举士。近据所举，到官多不系见在任人，虑致游谒奔竞，有伤风教。』诏：『应所举十科除草泽外，其余并须举见任及资序应格人。』
　　七年三月己丑，御史中丞郑雍言：『顷司马光建法，许诸侍从之臣以十科举士。今其法虽存，徒文具耳。何哉?朝廷不以近臣之言为信，近臣不以真贤硕才报朝廷，求其得人，难矣！臣欲乞诏宰臣执政大臣各选贤能，不限人数，以时上闻。仍令内外从官待制以上，约十科法，随人才所长，岁各荐三人。内中置籍，录所荐及荐者之姓名，以备圣览。每三省进拟间用其人，陛下可以从中观省，且以察近臣之能否，无以空文示其必信，则陛下之臣，皆用心于求贤，而尧、舜之治可臻矣。』八年二月辛未，御史中丞李之纯言：『比岁朝廷十科举士之令，盖已行之，累年。近年所荐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辅臣详择，稍稍进任。其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多是武臣推举其类，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绍圣元年闰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从之。

圣德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太师文彦博言：『北使见于紫宸殿，宴垂拱殿，左右内侍、执政所用白纸及柿油蕉叶扇，率不直十余钱，乃士庶便于日用。今万乘临轩，操用有以见尧舜俭德之美。臣与三省宰执及北使侍宴席，比得仰瞻，以谓汉文帝之服弋绨，前史书为盛美。方之于今，固有惭德。乞付史馆。』诏可。
　　六年三月庚申，御迩英阁。宰相吕大防奏曰：『仁宗所书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请令图写置坐隅，以备亲览。从之。丁亥，太皇太后宣谕曰：『皇帝每于内中看读，余暇颇亦习射。人君自当兼治文武。皇帝敏于事业，才执弓矢，即已精熟。近日已射数斗弓矣。』
　　十二月庚申，开封府火，府廨一空，知府事李之纯仅以身免。翌日，执政于讲筵奏曰：『火通夕，传报必惊动。』上曰：『迫近原庙，极可惧。』执政退，相与叹曰：『言词雅训。殊有裕陵之风。[2]。』
　　七年三月甲申，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曰：『陛下宫中何以消日?』上曰：『并无所好，惟是观书。』岩叟曰：『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十一月癸巳，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言：『陛下近者郊见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欢呼洋溢，皆云陛下克类仁宗。臣观天意人心如此，实宗社无疆之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爱民，后嗣子孙，皆当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遂悉集仁宗圣政三百十七事，编录成书，名《仁宗训典》凡六卷上之。
　　绍圣元年七月丙辰，上曰：『甚忧雨未止。昨日遣中使于四郊取谷穗视之。京城东低田已伤雨，北郊犹无害。然恳祈晴霁未之应。』宰臣章惇奏曰：『高原虽无所害，闻低田已伤，曹、濮、陈、蔡间应须为害，犹赖零雨细微耳。』
　　二年九月己酉，荐享景灵宫。庚戌，朝享八室。辛亥，大飨于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从属车，恭陪元祀。伏见陛下十七日自庙门降辂，步至斋宫。秋日尚炎，却伞弗御。翌日荐献，至神宗庙室，涕泗沾服，感动左右。礼毕，复自斋宫却伞，步升玉辂，备殚孝谨之诚，以昭事祖宗，风化四海。宜载典策，垂示万世。乞宣付史馆。』诏可。
　　三年正月甲辰，朝献景灵宫。初，元丰中，四孟月，皇帝遍诣。上以崇奉祖宗礼不可简，诸殿朝献。至元祐二年，议者烦之，乃以四孟分诣。至是，仍命依元丰礼，显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皆躬酌献，拜起一百三十余，而貌愈恭。
　　六月丙寅，上谓辅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于农事无害否?』三省对曰：『宿麦已收，暑雨时行，于农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询访，盖忧民恤农如此。
　　元符元年十二月，知枢密院事曾布言：『陛下比以甲子冬至躬祀圆邱，自奉祠景灵，巳彻黄道裀祷。诏读册官至御名勿兴。及进大次，诏百官不许回班，所以深至畏之意。至太庙门，降辂入趋斋宫。及升辂赴郊，皆屏盖却辇，步趋以进。荐献之际，至神宗室，悽怆泣涕。逮还复位，沾濡御服。乞宣付史馆，书之典册。』从之。
　　
政迹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元丰六年以前积欠夏、秋税租及缘纳钱物，并依三月六日赦指挥，特与除放。丁亥，诏诸民户欠元丰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钱，各时减放五分。买扑场务、佃赁田宅、空地出限当罚钱、调春夫防河、急夫开修京城壕及兴水利夫罚钱、役人分给工食钱，亦并除放。
　　元祐元年闰二月壬辰，诏：『户部勘会，应系诸色欠负窠名数目，若干系官本，若干系息。或罚及逐户已纳过息罚钱数，并拋下免役及坊场净利等钱，仍以欠户见今有无抵当物力，速具保明以闻。』从苏辙甲戌所奏也。
　　三月乙酉，诏：『府界诸路人户扑买坊场，见欠课利并抽纳贯税钱，及违限倍税钱，令户部许以息罚钱充，折官本即放免。并坊场净利钱，见今孤贫不济，即权住催理。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余带纳。其败阙坊场委实停闭、官司不为受理词诉，令依旧认纳课利净利者，疾速根究。诸实所欠课利，特与除放讫以闻。』
　　二年四月丁酉，诏：『旱暵为灾，减膳责躬，勤修阙政，以祈消复。尚虑尚书六曹，有四方牒诉奏请文字，或赏罚难明，或民情有冤，废置未决，郎官怠于省览，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难不行，使抱冤之人无所赴诉。差御史中丞傅尧俞、右司郎中杜纮、殿中侍御史孙升赴吏部，侍御史王岩叟、右司员外郎孙觉、监察御史韩川赴户部，给事中张问、监察御史上官均赴礼部，左司郎中韩宗道、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兵部，右谏议大夫梁焘、右司郎中范纯礼、殿中侍御史吕陶赴刑部，右司谏王觌[3]、监察御史张舜民赴工部[4]，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以受到文字抽索事状行遣次第，子细看详。』用范纯仁之言也。
　　五月己巳，三省言：『吏部状，文彦博奏请，委本部尚书、侍郎依《唐六典》三类之法，将本选守令、通判，考其材德功效，为上、中、下三品，送中书门下覆验可否，委本选长官引对。间有人材高下绝异者，特以名闻，而进退之。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礼部参详，应守令、通判诸依元丰考课例，通取善最为三等，候罢任，委监司审覆，具事状保明以闻，付吏部定本选合人差遣。内知州、通判，尚书省覆验可否，定讫，付本部官，候注拟日引对。即守令、通判内才德功效过恶显著，令尚书、侍郎铨量高下，特以名闻，乞行升黜，岁无得过五人。』从之。
　　四年十一月庚午，三省言：『旧制，京朝官已上各分进士，余人自改为寄禄官后，并一等改转，别无分别。除朝议大夫已上置左、右两等改转外，承务郎已上至朝散大夫，欲乞朝议大夫已上分左、右两等，进士出身加左字，余人加右字迁转磨勘，自来依见行条制。其所加字，仍自寄禄官朝奉郎、职事官监察御史已上，并给黄牒，余职事官，尚书省给札子，寄禄官吏部给牒。』从之。
旧录云：神考以先王用人无流品之异，故肇新官制。寄禄自京朝官以上合为一体，至是改之。新录辨云：记曰：『凡执政以上者入卿，不与士齿。』今日用人无流品之异，而合为一体，非先王之道，亦非神考之意。合删去。
　　七年十二月壬申，枢密院上本院条二十一册、目录二册、看详三十册。请自元祐八年正月一日颁行。从之。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十二月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仿《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以为国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领。』从之。甲寅，诏令于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5]，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仍具画一，申尚书省。
　　绍圣元年二月，李清臣首唱绍述，邓温伯和之（详見《绍述》）。
　　闰四月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古成宪，修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浸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厘正。』诏令编修官置局，考具合予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纂修。侍御史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
　　九月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课监司、考察吏部开拆等入优等者，中书省取旨。其法虽具，然自知州考课而蒙超擢者几何人?盖法有未尽，则不能无弊。愿详考课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优课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铨量，人才与治效参相得，然后条析闻上，或省郎、监司、藩郡有阙，则随其资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将见天下郡守翕然向风，而循吏出矣。』诏令诸路监司考察知州，每岁具其的实课绩优等一名保明闻奏。如无即阙。若不实，即依贡举非其人法。
　　十二月己巳，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盐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已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收课利，比于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札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置官提举。除旧条获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余依所奏。』
　　二年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6]：『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十月己丑，户部侍郎孙觉奏：『臣昨在陕西，备见本路盐钞、铁钱之弊，前后累有言者奏请改更，终未见有经久可行之利。勘会即今盐钞，民间价直甚贵。客人买至京师，折钱一倍。商旅往还，既无回货，盐钞折钱既多，故物重货轻，公私俱病。铁钱不可流转，常赖盐钞以为用。官司能低昂物价，以权铁钱之轻重，则铁钱可以流转，是钞与钱相须而后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卖盐钞，以见钱桩充籴本。卖钞折籴，亦是旧法。盖旧血莎价增长以来，以私利于收钞面钱折籴斛斗，故不肯卖钞。钞面钱虽多，斛斗价直亦从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钞面之名，而贩籴之家，常增价以相当。若以见今钞价量行减定，出卖收钱，桩充籴本，官司支遣，并许以钱钞中半兼行，民间输钱入官准此，公私通用，钞自均平，上下为利。钞价既平，钱乃流转，此盖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陕西习知盐钞卖钱，人自乐行，无复疑惑，决可经行，不能破坏，救弊之术，莫良于此。伏望圣慈少赐省察，试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讲究推行利害明白，立可见成效。』诏送相度措置陕西路钱钞所。
　　三年二月癸未，臣僚上言：『每岁诸路应举官臣僚，许选人充。改官职官县令任使，各有员数，而选人惟以举主应格，方得升进。若举主不足，虽老于铨调，亦无由改转。寒士所系，利害非轻。欲乞应选人历任未及三考，只许奏举职官县令。如历任通及三考已上、见系幕职令录资序，方许奏举改官任使。所贵稍抑权势、侥幸、请托之弊。』
三月丙辰，御史中丞黄履言：『今来雨暘及时，麦必大稔。若前期选官二员，就陕西诸郡平价折纳，则官储民用，愈获其利。欲望圣慈详酌施行。』诏：『诸路州丰熟州军诸欠负，并比市价添钱折纳斛斗。其所添钱，每斗市价以十分为率。比市价外，每斗添钱一分足，召人户情愿折纳。河北路差朝散郎、提举解盐余景；陕西路差宣义郎、新差知齐州章邱县李譓前去逐路计会。转运司据人户合催理欠负折纳施行，务在储积，不致伤农。』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譓皆刻薄匪人，外议皆以谓丰凶未可知，恐两人者因此暴敛，人以为忧。更乞谕三省严戒谕之。』上欣纳曰：『当令深戒之。』

校勘记
[1]举非其人 原本『其』字下又衍一『其』字，据《长编》卷三八六删。
[2]裕陵 原本作『□裕』，据《长编》卷四六八改补。
[3]右司谏 原本作『右司监』，据《长编》卷三九八改。
[4]张舜民 原本三字作墨丁，《长编》卷三九八作『张舜民』。然此上张舜民已赴兵部，不详此处是否另有他人，兹据《长编》补入张舜民，俟再考。
[5]文字 原本作『交字』，据文意改。
[6]董敦逸 原本作『□敦董逸』，据《长编拾补》卷十二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四
哲宗皇帝

变新法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事，并提举京城所课利条析以闻。
五月乙末，并罢提举汴河堤岸司。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诏尚书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
旧录云：先帝以浊流入汴淀淤湍急，都人有水忧，乃导洛通汴，置司提举，又官司市物迫行人供应[1]。吏并缘为奸，至逃亡破产，民患之，乃等第纳钱，免充行役，以钱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于民，民得不扰。至是，奸臣欺罔帘帏，以为非是。时先帝崩才越月，变乱法度由此始。其后事无小大，悉更革。上未亲政也。新录辨曰：神宗皇帝尝诘兴利之弊曰：『事太伤鄙，有害国体。』盖深责有司之过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诏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为救患，免行钱本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于兴利之举。至是，诏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浊流入汴』至『未亲政也』一百一十六字并删去。
又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余见《保马》）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洲所置物货等场并罢。在京委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2]；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点磨物数，会计当职官夫交割桩管，条析措置结罪事件以闻。』诏曰：『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厉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富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旧录云：时蔡确等虑法浸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新录辨曰：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寔惠不孚，则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语诚确等有以启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爱民，而饰确之谋，以欺后世，今合删去。吕大防《政目》诏有司奉行先帝诏旨失当事以闻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盐法，惟邵武军、汀州受数为重。邵武县近以盐多民匮，难于出籴，遂以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循朝旨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亦然。汀、剑、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擘画官卖腊茶岁三百万斤，访闻抑认。乞委官采访。』遂诏：『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当加考核，其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者，当有所惩。去岁已诏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枢密院言保甲（详见《保甲》）。己丑，司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泪，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专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定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急务，厘革所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曰：『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丙申，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奉圣旨，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诏：『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河船渡、京城诸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菜园并依旧。方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令贾种民等依罢物货已行指挥堆垛般运。东南及西河客人物货亦废罢，其见差官吏人等并京东西收力胜钱，并仰贾种民等一就相度措置奏闻。洛口两岸滩地，令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相度措置闻奏。其依旧去处已前，并向去及废罢窠名，所收课利，并于内藏库送，别作帐桩管，以备朝廷支用。』绶言：『洛口两岸滩地，除系官者量减二分租钱外，余依旧输税。』从之。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军器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所置司，不当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以核实，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待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曰：『臣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卒，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危，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盛，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愿陛下深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而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土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地，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加圣虑，详酌施行。』癸未，诏户部：『提辖拘摧市易钱物，准岁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转限三年。』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见《复用旧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维简谕公著：『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庶政，何者为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曰：『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贱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且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二路保甲，犹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概，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骇物听，而宜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日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言路，选两制、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
　　八月己巳，诏青苗不许抑配（详见《青苗法》）；差役（详见《差役》）。
　　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丁丑，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乙酉，诏罢方田（见本事）。
　　十二月辛未，罢后苑西作院。丙子，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己丑，司马光言：『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继统，材雄器英，以幽、蓟、云、朔沦於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竟为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民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干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买，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孙破其家；及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赀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送。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己，妄动轻举，于是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剪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中外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戎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实封状、买坊场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者千有余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又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皆裁损，而监司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共为国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皇帝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弊，相为首尾而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详见《役法》)市易务（详见《市易》）。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害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丙辰，户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
　　二月丁卯，承议郎章元方言：『两浙每岁旧买盐本钱，尝以三千万贯为额，近来又以四十万贯。虽本数有加，而计利益寡。刑严赏重，私盐盗贩，州县积压巨万。欲乞废罢诸处买场，将见管亭户，召情愿分等，令每月纳净利钱，许依旧停池煎盐出卖。余人愿纳钱煎盐者听，仍许通商，于所过州县输税。』诏本路转运司相度以闻。复州县（见《神宗朝度复郡县》），议诗赋、经义、贤良方正、明法等科（见《贡举》）。
　　闰二月甲午。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有六曹、二十四司及七侍、三监，各令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尽知天下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谷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谷，非尚书奏请得指挥，不得擅支。诸州钱谷、金帛隶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曰前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
　　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司门郎中吕陶言：『初，熙宁十年，朝廷依李杞、蒲宗闵、刘佐等起请，尽数榷买川茶，收息出卖，远方不便，本州茶户累有陈数。及堋口茶场减价，亏损园户，臣尝三具论列，已蒙施行。从来李稷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论奏。后来浸生弊害，岁月愈久，为患愈深。近闻遣使人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状，并今来条析利害，伏乞详酌指挥。』诏札与黄廉[3]。
　　甲辰，户部言：『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言：「臣僚上言，解盐两池，自来通行货卖。今京西转运司设官置局，使民间不得货卖，颇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贴价钱一贯或五百文，并京西转运副使范纯礼相度到本路增收贴价钱无数，乞依旧法，许令通商。将来见在盐井钞，令本路依客例变转，拨还逐处。』从之。庚戌，户部言：『广南西路桂州修仁县等处茶货，昨刘何逐年差官置场，收买出卖，收息止及一万余贯。臣远方因此茶价增长，有妨民间食用，乞依旧放令通商。所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广西路榷茶指挥更不施行。』从之。辛亥，诏以刘贽所言乞罢坊场新法，及创增吏禄，付韩缜等相度以闻。先是，刘贽言：『伏见京师所置水磨茶场，前后累有臣僚论列，乞行寝罢，尚未蒙指挥。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犹许公私交易，故商贩之茶或不中官，则卖之铺户。自去二月，逐禁止铺户不得置磨。然都下虽禁，犹有府界县镇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费，津置出入。至当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贾以茶至者，触藩抵禁。须至中卖入官，而又使牙侩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价。留滞邀遏，其状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数，其亏额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蔽，浸潴民田，被害者数邑。伏望圣慈早赐，出自睿断，罢水磨茶场，以通商贾，以养细民，以宽州县税额，以免农民水害，而上以副仁慈惠爱天下之意。』丙辰，诏在京水磨茶场废罢，其结绝官物等，令户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开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贽言：『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宽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广其意，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重禄条。
　　五月戊辰，诏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见《学校》）。
　　六月辛卯，监察御史陈次升奏：『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顾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已功。若减一事一件，则据其所减色额，责转运封桩上供。别有增制合用之物，又令自办上供名件。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益不足。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勘会熙宁以来，于旧上供额外创行封桩钱物，并与放罢，庶使官吏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癸巳，户部言：『百姓昔年请盐，谓之蚕盐。及至采蚕之时，大有所济，然后随税纳钱入官。昨因言者罢所偯蚕盐，止令百姓虚纳钱，于义未安。请依旧偯蚕盐。』从之。庚子，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并罢将兵官。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窃见近岁，诸处久阙雨泽，贼盗颇多，州县全无武备，侍卫单寡，禁军尽属将官，多与长吏争衡，长吏悉出其下。万一有如李顺、王伦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则窃发肘腋之变，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耶?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将兵官。其禁兵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丙午，左司谏王岩叟言：『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寔，而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材荐能而曰踏逐，非美名也。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
　　七月丙辰朔[4]，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近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先是，王岩叟言：『臣窃见内自太学，外至诸郡，学官之制，皆自就试。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不但奔驰之远，滞留之久，顾岂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臣愚伏望圣慈令罢此法，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以崇教导之选，为天下劝。』
九月辛酉，以大享明堂，肆赦。
《吕公著家传》云：文靖公之当国也，每搜访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舍使民者，手笔记录，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数十事。其后漫益多。至是，始尽贷青苗、市易息钱及其他逋负，贫不能偿者，凡蠲放数百万。官吏坐违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并听收叙。总校前赦，凡增一十七事。四方欢呼。以为新天子赦令以忧民为意，无不称庆。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三省胥吏许引有服亲人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励大臣裁抑侥倖，杜绝姑息，弃旧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闻。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奖，乃有岁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率多如请，比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从之。
　　二年正月乙卯，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坊场一事，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定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直，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净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困贫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箠，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邑，何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千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广先志，遍发异恩，以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为简易，不力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义郎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归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见其可也。』
　　七月甲寅，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便议变更?又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轼得之，
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黜之。
此据新录《商英传》及邵伯温《辨诬》修入。邵伯温作《章惇传》云：『惇既拜相，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舍人，商英为谏官。蔡卞为王荆公复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广州为置己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间，自中书舍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为开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简苏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府，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偶孙抃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为河东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辅者云。』
　　八月癸未，诏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十五指挥、广武左第三军第二右第三军第一两指挥，以先销废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一岁廪给，别招中、下禁军以补其额故也。
　　九月壬申，户部请立明状增钱买坊场法，从之。
　　十月庚子，范纯仁言：『窃见赏功旧格，其间亦有未尽便合行修正者，皆随事便行改正。陛下临御之初，将臣方立功效之际，赏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斗志，后虽有改更，众人未信，必于边事有损，追悔莫及。伏望指挥三省、枢密院，应今来推赏旧格中，有人情不便者，即且据事改，令均当行下，仍一面将旧格别行修正，庶几不误圣政，边事早了。』诏裁定军功赏格。
　　三年正月庚戌，复广惠仓。丁巳，诏改封桩钱物库为元佑库，隶尚书省左、右司[5]。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惟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他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覆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为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临御以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诽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又曰：『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人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而考之，则无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耳。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之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有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邪?夫立政之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人；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

校勘记
[1]迫行人 原本作『洎行人』，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2]沈希颜 原本作『沈希贤』，据《会要·食货》五五之四二、《长编》卷三五四、三六○改。
[3]黄廉 原本此下衍一『一』字，据《长编》卷三六八删。
[4]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5]尚书省 原本脱一『省』字，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五
哲宗皇帝

用旧臣上
　　元丰八年三月庚申[1]，诏以登位，赐致仕前宰相守太师潞国公文彦博、前执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师张方平、观文殿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孙固、资政殿大学士知扬州吕公著、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资政殿学士知亳州蒲宗孟、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袭衣、金带、银帛有差。辛酉。初，司马光四任提举崇福宫，既满，不敢赴阙，再乞西京留司御史台或国子监。未报，会神宗崩，光欲入临，又避嫌不敢。已而闻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皆集阙下。时程颢在洛，亦劝光行，光乃从之。卫士见光，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争拥光马，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光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内侍梁惟简劳光，问所当先者。光乃上疏云云（见《求直言》）。丁丑，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吕公著兼侍讲。公著时知扬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
新录于此别书云：先是，神宗谕辅臣曰：『皇子明年出阁，当以吕公著为保傅。』至是。吕公著侍经筵，遵先帝意也。按：神宗谕辅臣前已具书，此不必重载。今但存『遵先帝意也』一句。新录自为一书，故不得不尔。
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秘书少监孙觉兼侍讲，奉议郎、宗正寺丞刘次庄为殿中侍御史，奉议郎、真定府路安抚司勾当公事孙升为监察御史。
按：新、旧录《孙升传》并云：『中丞刘挚引为监察御史。』此时挚未入台，黄履为中丞。旧录既误，新录因之。然则升必履所荐也，当年三月十四日，履坐举次庄，自龙学降天制，四月八日，又落职。粱焘奏议可考。
　　朝奉郎刘挚、宣德郎张汝贤为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贤校理梁焘为工部郎中，奉议郎黄庭坚为校书郎。诏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致仕文彦博不许辞免两镇节度使。 六月十一日甲寅，已载彦博许免兼永兴节度，今复有此诏，当考。或是覃恩申命故也。五月十二日许免。
　　五月乙未，诏新知陈州、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过阙，令先入见。戊戌，诏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右监门卫将军、颍州安置王诜免安置，许在京居住。己亥，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吕公著乘传赴阙。庚子，承议郎程颢为宗正寺丞。甲辰，河东节度使、守太师致仕文彦博言：『乞免两镇恩命。或以霈恩之行，止乞加臣食邑、实封。』从之，仍令学士院降诏。丙午，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吕公著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详见《变新法》）。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奉命。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吕大防为翰林学士。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更易措置保甲、保马事，又奏乞刊去求言诏七十五字，于是起知陈州，未行，召赴阙，遂留经筵。戊寅，奉议郎、知定州安喜县事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岩叟，荀龙子也。癸未，吕公著入见，太皇太后遣中使赐食。公著上奏曰：『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于大治。是用竭愚诚考论圣道，概举十事，仰赞聪明。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坐，朝夕顾省，庶于德威，少助万一。』
　　戊子，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谕公著曰：『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者何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公著复上奏，言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盐茶之弊。是日，又上奏曰：『臣近具手奏，乞陛下广开言路，登用正人，此最为当今急务。臣尚虑陛下深居九重，未能尽知人才，辄敢冒陈愚见，以助收采。臣伏睹秘书少监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或给事中。直龙图阁范纯仁劲挺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使议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礼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刘挚资质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议郎苏辙、新授察官王岩叟并有才器，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臣诚见陛下有意更张，而阙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辄有论荐，更乞圣慈详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