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_1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清 黄以周等辑


谭序

秦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上

卷三 下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谭序

　

　　余抚浙之次年，即命书局刊刻宋李文简《续通鉴长编》。逾年书成，余既序而行之矣。顾李氏此书，於北宋一代事实虽粲然明备，然久罕全本。自建隆至治平，当时虽镂版行世，而神宗以下，则止写本流传，世亦罕见。我朝康熙时，尚书徐公乾学所呈进者，亦惟建隆至治平残本而已。及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乃从《永乐大典》中辑成五百二十卷。然徽、钦两朝则仍佚焉，又佚去治平、熙宁、元祐、绍圣间九年事，读者憾之。余因语局中诸君子曰：“朱竹垞太史题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云《长编》所佚，具见杨书，以杨书补《长编》，而李书可全，杨书之所阙，又以《长编》补之，而杨书亦可全。此论实获我心。诸君子能用斯言，以杨书补《长编》，使数百年俄空之书，复得完善，非读史者一快事乎？”诸君闻之，咸乐以从事。余乃粗定条例，以授黄举人以周、冯举人一梅、濮吉士子潼、陈副贡生谟、张副贡生大昌、王拔贡生崇鼎、王廪贡生诒寿、倪廪生锺祥，俾分任其事。大要以杨氏《纪事本末》为主，世又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一书，亦题李焘撰，虽真赝难知，异同之处亦多，可采则附注其下。而凡宋时人文集说部有可参考者，亦附见焉，用原书考异之例也。书成，付之剞劂，使与原书俱传。自是以往，李氏《长编》首尾粗具。信乎！考北宋遗事者，必以此为渊海矣！嗟乎！李氏此书，世无别本，非余力任校刊，则数百年后要知不日就散佚，以至湮没无传；而非诸君子与我同志，则亦安能使李氏已佚之书复还旧观，且网罗放失，有加於昔哉！因书此於简端，为李氏此书幸，且为读李氏书者幸也。

　　光绪七年九月，兵部尚书升任陕甘总督、浙江巡抚谭锺麟序

秦序

　

　　李文简《续通鉴长编》，今《四库》所辑本有五百二十卷之多。然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事额多放失，而徽、钦两朝则尽阙如，恐《永乐大典》外，无书可资补辑。惟杨仲良《纪事本末》一书，悉录李氏原文，而存十之二三。惜此书宋椠无传，《四库书目》亦未载，其藏书家互相传钞者，譌舛滋甚，且原佚百十四至百十九卷，今又佚五、六、七卷，亦非完书。然欲补《长编》之佚，固舍是末由也。光绪六年孟春，浙抚谭公命书局校刊《长编》，俾得通行於世。惟不备不完，读书者不无遗憾。（缃业） 适提调书局，因向湖州陆观察借得钞本《纪事本末》，请於谭公，而属在局襄校之黄教谕以周、王训导诒寿、冯孝廉一梅分辑之。阅数月，书未成而王训导病没，於是濮庶常子潼、陈教谕谟、张明经大昌、王明经崇鼎、倪茂才锺祥继之。其间或有未卒业者，张明经悉补完之。始事於六年九月，蒇事於八年五月，凡二十月有奇。（缃业） 复加勘校，名之曰《续通鉴长编拾补》，分为六十卷，授之梓人。按李氏意主编年，杨氏意主隶事，体例不同，详略亦异，况所佚之六卷，正是靖康时事，不得不参考宋辽金三史、《东都事略》以及《编年备要》、《北盟会编》、《靖康传信录》、《靖康要录》等书。其续宋编年通鉴，虽非李焘真本，亦足供采取焉。凡用杨氏原文者，单行直书，以补李氏之缺；其旁采他书者，双行旁书，以补杨氏之缺。复以《纪事本末》不书月朔干支，爰考诸李氏<上直下土>《十朝纲要》、钱氏大昕《四朝朔闰考》，分注於逐月之下，俾阅者瞭然。夫殚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数十种之史书，且阅两年之久而后克成，亦可谓勤苦倍至，精严不苟矣。世有读李氏书者，是书当亦不废，而杨氏书虽未克刊行，已悉载於是，其亦可无憾也夫。

　　光绪八年夏六月，前书局提调、无锡秦缃业序

　
卷一

　

　　英宗

　　△治平四年（丁未，一○六七）

　　１、四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戊申朔。） 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君弱臣彊，乞行退罢。是日，陶遂极口诋琦，意谓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许，陶始失望。（《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先是，召渭州郭逵还领枢密。陶谓用逵非先帝意，外则韩琦荐引，内则纳赂於高居简。上曰：“事於先朝，义实难处。”陶言既不行，即以不赴文德殿押常参班劾琦等云云同。《宋史王陶传》：郭逵以签书枢密院宣抚陕西，诏令还都。陶言：“韩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师劫制人主，琦必有奸言惑乱圣听。愿罢逵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无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不可也。”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殿常参班劾之。又案：《长编》卷二百九：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陶乞复用吕大防、郭源明，执政以为逼己。盖衅於彼时已启。）

　　２、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应正衙常朝及横行，并须宰相立班。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寻常多据赞引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訩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挥。”时闰三月己丑也。（原注：己丑，三月十一日。） 中书不报。辛酉，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应隳废朝仪。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为喻，斥韩琦骄主之色过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辅嗣君，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仪之礼，重若邱山。沮格台文，侮慢风宪。宜加显罚，用肃具僚。”《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据《会要》，陶以闰三月十一日问押班事，其弹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赵概《日录》：闰三月十一日，呈台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讫，以遇退朝早，即轮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进呈及留身说呈讫。可参考更详之。）

　　３、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诏答不允，仍断来章。（《纪事本末》五十七。原注：琦再上表，据琦集及王珪答诏。案：《东都事略·王陶传》：神宗颇不悦大臣之专，陶乃弹奏宰相不押常参班，至谓琦为跋扈，琦等待罪。《魏公家传》云：公与次相曾公亮奏陈曰：“自来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及商议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岁月已久，非自臣等。”遂上章待罪。手诏不允。《宋文鉴》卷三十一王珪行《赐宰臣韩琦不赴文德殿立班待罪不允诏》云：天子之御正朝，久而未讲；宰相之班百辟，后亦从隳。鉴台简之忽陈，规邦彝之浸略。盖延英赐对，每逾中昃之咨；故宣德留班，不及大昕之谒。矧在职之匪懈，奚引愆而靡宁？宜斥细嫌，用绥素瞩。）

　　４、乙丑，王陶入对，言：“近弹奏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虽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举元、蔡挺、薛向转官加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当罢免，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愚下，言皆非是，岂可更处风宪？乞罢职除一闲郡。臣更不敢入台，见归私居待罪。”又申中书，乞休韩绛、彭思永等例责降。韩琦亦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５、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又卷五十八。） 与王陶两易其职。（《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长编》卷二百九：四年三月，陶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闰三月甲辰，温公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翰林学士。）

　　６、丁卯，光入对，上谕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虽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诰已进大内，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东都事略·邵亢传》：王陶以御史中丞弹宰相韩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过。参知政事吴奎言阴阳不和由陶所致也，神宗命陶为翰林学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

　　７、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对，坚请黜陶於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螣孳生，险说纷纭，震骇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反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持旧恩，专为险恶，轻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於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为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陈，陛下必尽记忆。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浸成废礼，非是始於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己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案：《魏公家传》下有“与赵概”三字。） 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令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缉正统。愿陛下无溺偏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官，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并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长编》卷二百九云：四年三月癸酉，奎参知政事。）

　　８、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案：《魏公家传》云：奎以废格制诰，居家待罪，又上疏极言：“陶本因臣与韩绛延荐，才为御史，即攻韩绛。顷年选用，事陛下於东宫，是时先帝服药，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盖韩琦、曾公亮等进拟。今以一立班久废之礼，肆行深诋，是其见利忘义，惟攫搏是为，略无羞恶，溪壑无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尝闻德音，以为翻覆；今居谏长，为陶驱迫胁使，疑误陛下，亦当显黜。”） 上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劾被黜。是时，搢绅朝士詀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心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人党韩绛、陈升之等，事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副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昨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於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谓邪？

　　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惟恐凌辱，欲为则不得，欲言则不敢，窘束牵制，谏屈（案：二字恐有脱误。） 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意所以固宠保位之术，遂乃悦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议，忽而不顾，使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忠谠之士遣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论汹汹。先帝后虽追悔，掣肘不敢改为，以至忧悒成疾，奄终一代。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视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附己者必逐，附己者必升。中常之人，各顾身计，言必不用，适助祸殃。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复为宪府之长，琦等亲被弹击，不敢自言，奎乃为琦主谋，击臣报怨。自兹以往，人谁敢言？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而遽恳退，岂臣有欲自图国政、窃弄威柄之迹也哉？

　　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岂敢当之？愿从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脱彊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节以死，归骨九泉，臣之幸也！

　　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台，至於再三确辞，然后听去。所以重风宪之任，宠耳目之官，礼貌直臣，以厉其节。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马光入对，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请止还陶旧职，上许之，既又欲与陶侍读学士。光退。翌日（原注：二十日己丑也。案：《传家集》谓四月二十二日上，与此异。） 复奏曰：（案：《传家集》载《王陶乞除旧职劄子》云，臣昨日召对，蒙圣恩赐示以吴奎所上劄子，为直除王陶翰林学士家居待罪事。臣曾据所见敷奏。陛下始欲止还陶旧职，后又欲与陶侍读学士。臣当时怱遽，未有以对。退为陛下经宿思之。） 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若授陶此职，臣恐奎未必肯出。陛下新践祚，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质直，万一因此激发，举动更有过当，若亟行罢免，则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屡诏不出，则愈损陛下之威。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待罪之际，若更加以美官，臣窃料陶亦不敢受。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案：《传家集》作“止还陶原作御史中丞时旧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旧职，受之亦安，庶免纷纭，重伤朝廷大体。臣蒙陛下虚己下问，不敢不奏。（《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９、庚午，上出诸州贡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一万朵已下，至同州榅桲二千颗，凡四十三州七十种。手诏曰：“四方入贡，虽云古礼，考之禹制未有若兹之繁也。今则一郡岁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费亦广，至闻主押牙校有弃业终身不能偿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贡物，多饮食之类，虽阙乏亦无害。《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非谓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罢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右司谏刘庠言：“近手诏减天下贡献，出宫女数百人，省后苑作工匠，应乘章服，凡所更改，乞付史馆。”不从。）

　　１０、上批付中书：（案：《宋史·本纪》，王陶、吕景、吴申、吴奎责降罚铜，均在丙寅日，《纪事本末》系之庚午日，盖以温公上留吴奎劄子日书之也。然据《传家集》，上疏在二十四日。是月戊申朔，庚午为二十三日，二十四则为辛未。《集》与此差一日，今姑依纪事附此。） 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濰州，不许。司马光复奏：“外议藉藉，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盖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语言，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臣恐其馀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於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欢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於狱。感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於一出入间，何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光中丞诰时在邠门，上复收入，后三日，乃付中书。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上为之动，问知制诰、知谏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诚可罪；若以为跋扈，则为欺天陷人矣。”奎之罢政事也，琦犹在告，公亮方侍祠，赵概复奏增奎一官，为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１１、辛未，曾公亮入对，恳请留吴奎，上许之。《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１２、壬申，追取吴奎青州告，诏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为参知政事，曰：“成王岂不疑周公邪？”上初议罢奎，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辞？”方平曰：“韩琦久在告者，意保全奎，奎罢，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良久，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复论如初，上讫从之。（案：《宋史·吴奎传》：及琦罢相，竟出知青州。《宰辅表》在九月辛丑。） 於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怀讬赖，惟是同德，岂容闲言？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屡斥，颇动朝议。欲除学士，意者示之美迁，其实使去言路。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骇天下之听。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乃君臣大义。卿其勿以为嫌。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言发於诚，想宜知悉。”吴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他，欲起坚卧者尔！”坚卧者，盖指琦也。（案：《韩魏公家传》云：陶既黜，邵亢犹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韩琦，朕只是一皇亲太保耳。”亢闻此言，惶惧自悔。时亢知开封府，忠彦为府属官属，亢为道上语如此，意以盖己之失也。） 陶为人隽利，眉目疏秀，美书翰，惟性卞急，色厉而内荏。初事韩琦甚谨，故琦深器之，骤加拔用。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既为中丞，谋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拟。陈荐密劝琦备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原注：《琦传》云：英宗既立，琦编并臣姓名，各品题之以进，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后觉陶佞，疏之。及为御史中丞，意犹不满，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为难。按：所称觉陶佞，稍疏之，恐饰词，今不取。）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亢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亢，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敕，执政许之。当考。《旧记》书诏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奎位执政，弹劾中丞，恪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记》但书罢奎，仍不载因由。据《五朝史》例，当从《旧记》。）

　　１３、同知谏院请开经筵，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１４、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案：《传家集》有云：臣闻澄其源则流清，固其本则末茂。） “臣蒙陛下拔於众臣之中，委以风宪。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此诚太平之原本也。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穫而不能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彊，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之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时，臣初为谏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生平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於是。愿陛下勿以为迂阔，试加审察。若果无足取，则臣无所用於圣世矣。”（《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温公论修心之要三、治国之要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载於治平四年闰三月。据云：以吕公著、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用人、曰信赏、曰必罚。且曰：“臣尝以此六事献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又以献陛下，诚以臣平生所学所得至精至要者，尽在是矣。”与此大旨略同。《长编》卷二百九载司马光为翰林，光以不能四六为辞。下并未见此。《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误系於彼。）

　　１５、是月，知庆州蔡挺知渭州。（《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五月丙寅原注，以挺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九月再任。案：《东都事略》蔡挺传云：神宗即位，加天章阁待制、徙知渭州。挺建勤武堂，轮诸将每五日一教阅，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三鼓而出之，并三发箭，复位又鼓之，逐队枪刀齐出，以步鼓节之，为击刺状，十步而复。以上凡复位，皆闻金即退。骑兵亦五伍为列，四鼓而出之，射战盘马。先教前一日，将官点阅全备，乃赴教，再阅之。队中人马皆彊弱相兼。彊者立姓名为奇兵，隐於队中，遇用奇，则别为队出战。泾原路内外皆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每将皆马步军各十阵，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日阅一阵。此其大概也。神宗甚善其法。）

　　１、五月，案：钱氏《四史朔闰考》：是月戊寅朔。御史台官既被绌罚，宰臣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始日。臣等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馀不坐之日，宰相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相日，未御内殿前，令閤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当日似未曾讨论，故行之不久，渐复隳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逾时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则於机务当有妨滞。欲乞下太常、礼部详定典故。”从之。及司马光为中丞，即奏：“臣窃闻宰相复有文字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臣闻王者设官分职，譬犹一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固当同心协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争胜负，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从其所请，岂有后来纷纭，乃坚执不行，迭相激发，遂至王陶语言过差。今王陶既补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而宰臣复有此奏，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以为宰相不合押班，台谏欲默而不言，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欲辨论是非，（则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与前日之事有何所异，是斗讼之端。） 无时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举首倾耳以观大化，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数有变色纷争之詀。臣窃为陛下惜之！（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况今灭异屡降，饥馑荐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朝廷夙夜所忧，宜以此数者为先，而馀事为后。） 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所有下礼院文字，乞更不令详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后遇辰初牌上、秋分后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设班。前下太常礼院详定指挥，更不施行。”既而，司马光又奏：（案：《传家集》云：臣伏睹今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诏，今后宰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后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后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止令传报宰臣，更不过，令御史台一面放班，馀日并依《祥符》敕命指挥，永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礼院详定文字，更不施行者。”） “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比至中书、枢密院及其馀臣僚奏毕，春分以后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少有不过辰正。自陛下御极以来，惟近因服药，曾因辰牌以前驾起入内，自馀皆在辰牌以后。然则自今以后无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宰臣为百僚师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则宰臣理当押班。斯乃前世旧规，自祖宗以来未之或改。（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即政之初，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须更张。） 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必欲限时刻者，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秋分后已牌上，并依手诏施行。（案：《传家集》作“并依今月四日指挥施行”。） 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分、秋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纪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实录》云：故事，宰相奏事讫，赴文德殿押班，其后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复过殿，习以为常。及王陶为中丞，劾奏宰相违故事不恭，於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人厌苦之，故有癸未之诏。今不取。案：《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一月，诏中书门下，自今文德殿常朝，候垂拱殿坐，令御史台一面放班。沈括《补笔谈》卷一：故事，不御前殿，则宰相一员常参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韩忠献当国，遇奏事退晚，即依旧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乐道为御史中丞，弹奏语过当，坐谪陈州。自此今宰相奏事至辰时未退，一面放班，遂为定制。）

　　２、丙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读。《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条《纪事》附四月下。据《朔闰考》，四月戊申朔，无丙戌日。《十朝纲要》、《编年备要》。五月，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以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不载兼侍读事，或《纪事本末》上脱“五月”二字也。丙戌为五月初九日。）

　　３、戊子，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初，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维言：“宰相跋扈，法所当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则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负恶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罢去，疑惑远方。愿廷对并臣，使是非两判。及御批吴奎罢参知政事，迁一方知青州，维以为奎素有学问，敦笃持重，可任以事。擢参政大夫，众谓得人，今才数月，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便加斥逐。进退大臣不当如此！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理当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岂可不谨乎？”陶既出，维亦屡求外补，（案：《宋史·韩维传》：章上，还奎就职。维援前言求去。） 上从之，未行改汝州。（原注：《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閧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案：《宋史韩维传》：数月，召兼侍讲、判太常寺。熙宁二年，迁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明年，为御史中丞，以兄绛在枢府，力辞。安石亦恶言保甲，复使为开封府。） 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罚金，因言：“自臣入台，方逾两月，凡所论奏，不敢阿附。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於体非便，乞罢郭逵签书？宣抚之任。又宰相於文德殿立班，乃祖宗旧制，今既隳废，亏损国体。”又言：“王举元四岁八迁，蔡挺资浅用速，夏倚超擢太优，陈汝羲贪邪阴险，不当召试，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从罚，在臣之义，岂敢苟安？望罢臣言职，显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传家集》五月十二日，上《留韩维吕景劄子》云：臣窃闻已有指挥，龙图阁直学士韩维差知颍州，侍御史吕景与堂除通判，未知信否。臣愚窃见韩维沈静方雅，於陛下畴昔宫僚之中最有美誉。今者无故称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吕景浑厚刚直，於今日言事之臣亦为难得，其人身为台官，坐言事罚铜，诚使羞辱，难以立朝，不若得贬窜之为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旦俱从外补，於二人甚为私便，臣窃为陛下惜之。伏望圣慈更赐详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遗补阙，诚有所裨益。必若不可留者，其台官乞更不举人。只於旧台官吕大防、郭源明、马默等数内，断自圣意，选择一人以补其阙。所贵得质直之人，克厌众心。取进止。）

　　王陶赴陈州上表谢到任，凡数千言，专诋毁执政，其略曰：“臣预知孤忠必犯众忌，方权臣之久盛，复众党之已深。禄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门者三世。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闻手诏一出，则迁怒以责人；议山陵一费，则怀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岂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辅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於上阁，藏在私家；朝请宣召於御前，押归政府。转主心易於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昔真宗久疾，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尚犹再行告病，少挟正以为邪，不敢便毁制书，全无名而复位。”

　　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词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实，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指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於下，方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详审，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实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於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广开言路，岂可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若又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馀臣僚知陛下英武可恃，万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并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於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

　　吕公著恐上惑陶说，将复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皆称圣明。昨因王陶渎乱天听，上下震骇，寻已黜守外藩，继一露奏表章，历诋近臣，及论大臣不轨，又漏泄上前密语。陛下以其宫邸之旧，尝加眷遇，兼谓出於一时狷忿，特赐含容，不加重谴，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闻复有章表，长恶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祸心，非特出於一时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聪明，至其指执政之得失，数并臣之长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则陛下固不以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为然也。今议者咸以为陶虽在外，而眷念不衰，向后必须召用。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谓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论，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毋为偏见邪说所惑，则天下幸甚！”（《纪事本末》卷五十七。案：毕氏通鉴：熙宁元年七月，知梓州何郯又乞召还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后陶入为三司使，迁翰林学士；中丞吕公著复论：“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及为中丞，乃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４、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悰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共荐之。（《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案：邵伯温《闻见录》云：张唐英者，天觉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学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尝作《宋名臣传》、《蜀梼杌》行於世。熙宁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还京。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唐英初调穀城令，县圃植千株杨柳，作柳亭於其中，闻者咨美。英宗初立，唐英上《谨始书》。）

　　１、六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丁未朔。） 庚申，兵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王广渊知齐州。

　　先是，司马光言：（案：《传家集言王广渊子劄凡》三篇，《第一劄子》上於六月三日，《纪事本末》所载，其第一劄子也，然前半已删节，今据《传家集》附注於此。据《传家集》所载云：臣闻明君之政，莫大於去奸；忠臣之志，莫先於去邪。陛下不知臣无似，使待罪宪府。受任以来，於今逾月。而寂无所纠，诚负大恩。伏见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 ‘王广渊，以小人之质，有倾巧之材，（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苟求进身，无所不至。） 外依政府，内结近习。（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数年之间，致位清显。） 国家本以龙图阁宠贤彦，迩（案：此字原阙，据《传家集》补。） 英待儒雅，皆非广渊所宜滥处。（案：《传家集》此下有云：陛下即位以来，未闻放黜奸邪，以警群臣。广渊於朝列之中，为奸邪之尤者。） 伏望陛下奋发乾断，首加斥逐，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案：《传家集》所载《言王广渊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倾巧奸邪，乞尽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差遣，至今未闻指挥。臣窃闻，广渊所为，布闻海内。陛下昔在宫邸，岂不备知，何假微臣更有详述？《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此大舜所以成大功也。陛下若未知广渊之为贤与不肖，尚容致疑，若果知广渊奸邪之状，则岂可复置之左右而不速去之哉！夫佞人者，巧於求合，变故万端，虽圣贤所不能察。是以帝尧畏巧言令色孔壬，而孔子教颜渊以远佞人。夫尧与颜渊非不明也，苟不畏而远之，则有时而惑之矣。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广渊早赐黜逐。）

　　御史蒋之奇亦言：“广渊人品庸凡，天资险谲，先帝拔自常僚，置之文馆，不思献纳忠规，而乃肆为奸佞。方擢用之际，司马光列章十上，事寝不行，愈自矜滉藩邸故旧。入则结高居简为内应，出则与孙固为死交。陛下大明初升，四海皆照，岂容魑魅尚在朝廷！”广渊亦自请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案：《传家集》此为《言王广渊第三劄子》也，《纪事本末》亦节去前后。据《集》中所载云：臣前两次上言王广渊倾巧奸邪，乞尽夺去职名，与远地监当。） “近闻广渊案：《传家集》作本人。带职知齐州，仍赐章服。如此乃是赏之，非黜之也。曏使广渊自改京官以来，谨身守分，不为奸谄，以至今日，不过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岂可谓为奸谄无益哉！（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孔子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章服，所谓器也；职名，所谓名也。二者皆无用之物，然而天下贵之者，为其非贤才则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章服，不轻以与人，有司制绯衣以备赐与，经年不过用三两领。故当时服绯紫者，人以为贵。夫名器者，譬如珠玉，若使之易得如瓦砾，尚安足贵乎？近岁两次覃恩，服绯紫者已为泛滥。今又如陈铸、王广渊辈皆赐章服，是使今后受赐章服者皆以为耻，不以为荣也。） 且陛下使广渊出补外官，必已知奸邪之迹也。今又复以职名章服宠之，是劝人使效广渊所为也。臣窃恐非国家之福。”（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伏望圣断依臣前奏，尽夺去广渊职名并比来章服，与远地监当，使赏善罚恶，瞭然明白。） 不听。广渊入辞延和外殿，上哀恸久之，卫士皆感泣。（《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王铚《默记》卷上云：王广渊识英宗於潜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闻，又论宰执专权，须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说，时宰患之，无如之何。乃反间谏官司马君实，力言其奸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广渊竟外出。世徒知君实言广渊，而不知宰相之反间也。然则阴讽台谏，以逐人主亲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后神宗时，君实言杨绘不当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与滕元发，令谕绘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为人阴使之耳。”盖广渊被逐，尝言君实纯直，受人风旨之诈而云尔。此说似诬。）

　　２、辛未，（《长编》卷一百八十八，又卷二百四十六载增配沙门岛人数事，据原注均云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庆事，可考。案：原文已佚。《东都事略·马默传》：默除知登州。沙门岛旧制则有定额，溢数则投之海中。砦主李庆罢官，入谒，默遽问：“擅杀几何？”庆对：“一任杀七百馀人。”默诘之，则曰：“岛上地狭，徒隶猥众过数，官粮不足以赡，则取杀之。”默责其擅杀，欲按其罪，庆惶恐，即日自杀。默为奏请更定配岛法，凡二十条，溢额者，则选年深不作过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后苏轼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为政爱民，得如马使君乎？”轼异之。王巩《甲申杂录》云：沙门岛旧制有定额，过额，取一人投之海中。马默处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制。”） 诏曰：“农，天下之本也，祖宗以来，务加惠养。比下宽恤之令，赐蠲复之恩，然而历年於兹，未极富盛，间因水旱，颇致流离。深维其故，殆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挌，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於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於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篇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於此。《纪事本末》卷七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韩绛言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云云同。又云司马光亦言：自罢里正，置乡户衙前，而民户愈困，重至於破家。愿询谋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诏逐路条具差条利害。案：再诏条具利害在七月戊寅，可考。又案《传家集》载治平四年九月所上《论衙前劄子》云：臣伏见近者陛下特下诏书，以州郡差役之烦，使民无敢力田积穀，求致厚产，至有遗亲背义，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条陈利害，委官详定以闻。此诚尧、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窃见顷岁国家以民间苦里正之役，废罢里正，置乡户衙前。又以诸乡贫富不同，东乡上户家业千贯，亦为里正；西乡上户家业百贯，亦为里正，应副重难，劳逸不均，乃令立定衙前人数，每遇有阙，於一县诸乡选物力最高者一户补充。行之到今，已愈十年，民间贫困，愈甚於旧。议者以为一州一县利害各殊，今一立法，未能尽善。又里正止管催税，人所愿为。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坏家产者。然则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废里正而存衙前，是废其所乐而存其所苦也。又曏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户，一户应役，则九户休息，可以晏然无事，专意营生。其所以劳逸不均，盖由衙前一差遣，不以家业所直为准。若使直千贯者应副十分重难，直百贯者应副一分重难，则自然均平。今乃将一县诸乡混同为一，选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则有物力人户常充正役，自非家业沦落，则永无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选差富户，为抑彊扶弱，宽假贫民。殊不知富者既尽，赋役不归於贫者，将安适矣。借使今日家产直十万者充衙前，数年之后，十万者尽，则九万者必当之矣。九万者尽，则八万者必当之矣。自非磨灭消耗，至於穷困而为盗贼，无所止矣！故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而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减无增，以此为富民之术，不亦疏乎！臣尝行於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绵，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臣闻其言惄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凡为国者，患在见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乡户衙前之时，人未见其患，及今然后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则患益深矣！臣愚欲望圣慈特降指挥下诸路州县，相度上件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各具利害闻奏，随其所便，别立条法，务令百姓敢营生计，则家给人足，庶可望矣！

　　３、陕西转运司薛向言：“知青涧城种谔招西人朱陵，最为横山得力酋长，已给田十顷宅一区。乞除一班行，使滉示诸羌，诱降横山之众。”诏增给田五顷。（案：吴广成《西夏书事》云：徙横山民於兴州，夏蕃酋令凌举众内附。夏国频年点集，众志乖离，横山羌益思内附。谅祚尽发其族帐，徙之兴州。诸部怀土顾望，知青涧城种谔招之，令凌举众降，谔上闻，给以田宅。此作朱陵，未详即其人否？） 向在英宗时，尝献《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陈奭边五利：一曰选将帅以制其訩，二曰亟攻伐以罢其敌，三曰省戍兵以实其力，四曰绝利源以弊其国，五曰惜经费以固其本。选才谋居要害，任权变广招置，募乡导行反间，使其君臣携贰，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訩也。设先举之策，行浅攻之术，诸路分据地势，犄角进兵，声援相及，若首应尾，使其备东北，则击西南，狃以岁月，劳於奔命，所以罢其敌也。东兵屯戍，去逸就劳，知虏情不习地势，坐縻廪食，欲战先北。今若省之，专任土兵，减费重威，所以实其力也。罢其赐予，禁其市易，绝其盐利，设官致命，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国也。今数道宿兵，调度弦急，稍失经画，则徒困良民，而无补国用。宜鉴康定之失，蠲仓卒之暴，任公实之谋，使府库充牣，而农桑不残，士饱气勇，以攻则克，以守则坚，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称善，常置左右，上见而奇之。会边臣多言横山族长可招纳者，是日即召薛向入对，密赐金五十两；及辞去，又赐金。凡向所陈计策，上皆令勿语两府，自以手诏指挥。枢密使文彦博等皆执不可，宰相曾公亮独赞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彦博，令其可否，条例录进。彦博奏云：“观向之所陈，大要有五，（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向所谓任将帅者，朝廷何尝不慎择而重之？但所择或得或否耳！既得其人，固当如向所论，使久其任，必各成效，犹如前时屡迁数易，虽得贤才使为将帅，亦难责其成功。所谓亟攻伐以罢其敌者，一曰先举之策，以谓先发制人故胜，后发制於人故负，故欲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二曰数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诱横山部族，团结熟户之兵及义勇，弓箭手之众，侵扰贼境，使不宁居，将自困弊。此皆朝廷素留意者。兼韩琦上言，庆历初，曾与范仲淹尝建此议，会西人输款而止。去岁枢密院遂与中书同议，悉有成算，寻已降付逐路，令录奏议进呈。兼逐路之兵自来未尝精较实数。去岁枢密院令编例官类聚得塙实人数，降下诸路，严切训练，至於部分亦有成法。并检康定中诸路出师牵制之术，并密封付边帅遵守。朝廷处置之详，殆无遗策。然此举动，必当其时。去岁十月，臣尝上奏於先帝，若谅祚果遂倔彊，自绝於朝廷，以讨伐凶渠，招纳降附，无所不可；若犹恭顺服过，即当含容，所谓羁縻不绝。况王者之师，非不得已，岂宜轻用？今向有云“若谅祚改图自新，复守诏誓，伏望廓天地之量，霁雷霆之怒，省费罢兵，安边息民，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时，不可不讲议精熟，一旦有隙，用之无疑。所谓省戍兵以实其力者，其要欲省东兵之疲輭，拣士兵之精勤，取实用损虚，为持久必胜之术。朝廷近以计较逐路之兵，去冗留精，皆有定数矣。向去春季依法科简，兼去岁不以亲卫兵戍边，此亦省兵实力之一端也。又曰绝利源以弊其国，谓朝廷岁赐并缘边和市亦宜绝之，贼势自窘矣。岁赐、和市，如谅祚阻命，自当绝之。） 上三策，不待议论而利害可知。所谓慎经费（案：《潞公集》此下有“以固其本”四字。） 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务，最要讲求。（案：《潞公集》此下有云：盖经费若简，国财乃富，国富即兵彊，兵彊即蛮不敢内侮，而后制礼作乐，驯致太平，何欲不可？今之言者，不计国用之丰寡，而欲轻举妄动，为国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审用而慎行之。兵一用，其费不赀。苟力屈而财殚，虽有智力不能善其后。向又以调度兵费，一以康定为鉴，其言尤为切当。盖康定时兵久息不用，人未知战，上下骚然；暴取横用，莫知所极，天下困弊，终无尺寸之功，亦可鉴矣！） 向云自宝元初守官陕右，出入兵间，（案：《潞公集》此下有“今又主关中之漕”七字。） 首尾七年，目睹心计，固宜详悉。（案：《潞公集》此下有“其言诚有伦理”六字。） 然谋攻料敌，老将所难。兵者，大事，不可轻言。古人论兵至慎至重。（案：《潞公集》此下有云：如向之取横山如反掌，捕西贼若设置掩兔。） 向谋虽可采，言亦似轻，诚愿慎之重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是月，内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罢环庆路驻泊兵马钤辖，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李若愚罢泾原路驻泊兵马钤辖，西京左藏库副使梁实罢秦凤路管句蕃部公事，韩则顺罢鄜延路管句蕃部公事。（《长编》卷二百三：元年十二月丙午载四人领边事命。原注：《实录》云：卒罢之。盖追记治平四年六月事，今不取。案：《长编》注既云四人罢领边事，命当载四年六月，今据原注附此。罢四人，盖因人不以为便，而从吕诲疏也。诲疏见《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六月罢陕西内钤辖。）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六月，以赵抃知谏院。抃献疏言任道德、重辅弼、别邪正、去侈心、信号令、平赏罚、谨机密、备不虞、勿数赦、容谏诤十事，又言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赵鼎、马默皆骨鲠敢言，久谴不复。又论五费，谓宫掖、宗室、官滥、兵冗、土木之费，多见纳用。案：《太平治迹统类》云：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赵抃知谏院、提举万寿观，既见，上谓：“卿匹马入川，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称是邪？”人言独处室中，有一龟效其服气故也。前此，自蜀远归者，多历省府官，大臣以为言，上曰：“用抃为谏官，赖其言，何必两府乎？”抃乃献是疏。《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熙宁二年五月载抃自成都还，以龟、鹤自随云云，下又按上疏论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赵鼎、马默皆骨鲠云云，殊与此，今姑存此以备考。《宋史·本纪》九月：与张方平并参知政事。

　　１、七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丁丑朔。） 戊寅，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尝以为言，上曰：“居简有功。”思恭退询於人，云刘庠之建储也，居简觇见“太子”二字，急报上於颍邸。及英宗升遐，居简亟出，召二府，中宫闻之，怒诘居简曰：“召二府，谁之命也？”居简曰：“太子令召之。”又於怀中探黄衣以被上体。此上所谓有功者也。思恭复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长子，当为嗣者，非陛下而谁？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已怀二心，私自结纳；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当诛之罪，奈何反以为功？”上不听。司马光奏言：（案：《传家集·言高居简劄子》凡五篇，此《第一劄子》也，前半《纪事》节去，据《集》中所载云：臣闻古人有言：“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言近者不治，则不暇及远也。窃见勾当御药院） “高居简资性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臣谨按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盖以日月浸久，官资稍高，则防其凭恃威灵，窃弄权柄，远鉴汉唐之祸，深为子孙之虑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独留御药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况居简於众人之中，最为狡猾。（案：传家集此下有云：陛下特加宠信，待以腹心，人皆指目，大玷圣德。臣职在纠绳，不敢不言。） 伏望遵祖宗旧典，应勾当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尽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以解天下之惑。”（案：《传家集·言高居简第二劄子》、《第三劄子》，《纪事》不载。据《集》中《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乞远加窜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亦皆择人。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曰：“昔在文武，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又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自古圣帝明王，虽左右小臣，未尝不谨择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况陛下嗣膺宝命，圣德惟新，善恶兴衰，於此乎分。而使谗佞如居简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宠而信之，此乃异日祸乱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职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圣明依祖宗旧制，应勾当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出外，其高居简仍乞远加窜逐。《第三上殿劄子》云：臣近曾两次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乞远加窜逐，至今不蒙降出施行。居简顷在先朝已窃弄权柄，依凭城社，玷辱圣明。物论汹汹，切齿侧目。及陛下继统，必谓首行诛窜，以警邪臣。不意居简狡猾多端，先自结於陛下，使陛下宠爱信任，更过於先帝之时。朝廷公忠之士无不愤懑，深为陛下惜之。方今内侍之臣，小心谨慎可以备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胜数？陛下足以择而用之，何必违祖宗旧典，负天下讥谤，独保护居简坚如金石？臣窃惑之。伏望圣慈取台谏官前后所言居简文字，尽付所司治其罪，以彰至公之义，顺合众心。其馀勾当御药院者，亦乞遵旧制，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并授以向外差遣。） 又言：（案：此下《传家集》所载言《高居简第四劄子》也，《纪事》於前后亦均删节。据集中所载云：臣累日前上殿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自先帝时窃弄权柄，陛下复宠而信之，大为圣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许臣送枢密院施行，至今未闻有指挥，不知居简以何道结陛下，能如此之深也！） “居简所能，止於谗佞。佞者不过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权，使人主溺於荒晏而不自知也。谗者不过离人君臣，间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曏使陛下即位岁久，功业已成，而有谗佞之臣始得幸，天下有识者犹当寒心。何则？知其必为祸乱之阶也。况今初承大统，当锐精求治之时，而遽留居简於左右，仍加宠信，根蒂已牢，则异日之忧，可胜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当力争者也。） 或闻陛下欲待居简自求引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然后遣去。） 臣诚戆愚，未晓所谓。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闻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为外人所知，陛下务存终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则可矣。（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挟奸作慝者，犹宜明正典刑。若案：《传家集》作“况”。） 居简闺闼小臣，罪盈恶积，所宜肆诸市朝，宣示中外，以戒恁人，而尚足为之隐乎？”（《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且居简奸邪播闻远近，陛下今日虽为之隐，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简所以能为恶者，以其自讬宫禁，譬如狐鼠，依凭城社。彼惟恐离去左右，岂肯自陈求退乎？伏望陛下尽出？臣前后所言居简事状，送居简付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集》中又载《言高居简第五上殿劄子》云：臣闻邪正不可同朝，犹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不宜宠信，置於左右。所言无取，不蒙省录。臣实无颜尚居风宪。若陛下以臣为拙直，则居简为奸邪；若以居简为忠良，则臣为谗慝。臣与居简势难两留。况臣守官京师十有一年，自先帝时累曾陈乞外任，伏望圣慈罢臣御史中丞，除一外任差遣。又案：《传家集》於《第一劄子》谓治平四年六月十一日上，《纪事》以《第一劄子》、《第四劄子》连载，而系於戊寅日。是月丁丑朔，戊寅乃初二日，两异，其日必有误。《集》中又於《第五劄子》下注云当日罢居简，除供备使。是此劄子乃癸巳日上也。今姑以五子子连缀於此，以备参考。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熙宁二年载：司马光论内臣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上手诏问所从知。光曰：“臣得之宾客，非一人言，事之有无，惟陛下知之。若无，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万一有之，不可不察。”诏用宫邸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邠门祗候，光言：“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即位之始，必以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之法也。邠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厮役为之乎？”考《编年资治通鉴》载於熙宁二年，殊误。弹劾高、郭，皆为御史中丞时。本集俱载於治平四年，本无可疑，《纪事本末》脱载弹郭昭选事，移注於此。《编年资治通鉴》於弹郭疏亦多删节，今据《传家集》附录之。《集》中《言郭昭选劄子》云：臣窃闻陛下曏时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近有特旨？除邠门祗候。众言藉藉，颇谓侥忝。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初，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业，继圣考之位，亮阴未言之间，有司因循，踵为故事。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随龙”。以此昭选之徒，得自厮役直除班行。其为幸已多矣。乃敢妄有攀援，邀求无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勋？小人之心，终无厌极，不可纵也。且邠门祗候，祖宗所以蓄养贤才以待任使之地。其班序、差遣，事事不同。譬诸文臣，则馆阁之流也，岂可厮役之人为之乎！况东宫其馀吏卒甚众，苟一人得之，则皆有冀望之心。此《书》所谓“启宠纳侮”者也。陛下既承大统，则率土之滨谁不为臣？而独私於东宫之人，则所与亲者至狭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赏罚为言。诚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来不易之道也。今昭选等以贱隶而叨美职，是官不择人也。无横草之劳，而数月之间恩命相继，是无功受赏也。奸慝明著如高居简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罚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励精图治，而乃轻其官爵，慢其赏罚，如此将以兴太平之功，犹适楚而北辕也。今臣所以区区进言者，但为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选等新除邠门祗候，乞赐追寝。贴黄：或闻昭选等因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知虚的？审或如此，尤为不可。陛下之於昌王，但当极其友爱。至於官爵刑赏，乃陛下魁柄，须决之圣心，昌王亦不当关预，陛下亦不当听从。如此，则兄弟之恩全，君臣之分正。汉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十万，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难之。彼为其子犹不可，况为他人乎？）

　　２、诏中外臣庶限一月条陈差役利害以闻。（《纪事本末》卷七十。案：初诏在六月辛未，此诏又立一月限也。）

　　３、壬午，司马光对延和殿，又极言高居简，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命留劄子，光请以付枢密院，上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院。司马光屡劾居简，上虽以章付枢密院，犹未施行。光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吕公弼曰：“光今日必决去就。”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愿择其重者。”上曰：“今当如何？”公弼曰：“罢其御药，优迁一官可矣。”上命与供备，曰：“光得毋复争！”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谕以居简已出矣，光必自止。”上从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编年备要》云：既而又用王中正、李舜举勾当药院。《宋史高居简传》云：历领龙图天章宝文阁、内东门司，傒当御药院。神宗即位，御史张唐英言其资性恁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马光亦言其“久处近职，罪恶已多。祖宗旧制，傒当御药”云云。於是罢为供备使。稍迁带御器械，进内侍押班，以文思使领忠州。）

　　４、乙未，著作佐郎、三司检法官吕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惠卿，南安人，与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荐其才於曾公亮，公亮遂举惠卿馆职。《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案：毕氏《通鉴》云：惠卿，晋江人也。

　　５、己丑，龙图阁直学士赵抃、天章阁待制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纪事本末》卷七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秋七月，诏明堂奉英宗祀。案：《宋史·本纪》：辛卯，告英宗宪文肃武宣孝皇帝谥於天地、宗庙、社稷。壬辰，上宝册於福宁殿。毕氏《通鉴》云：秋七月庚辰，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本朝典礼循唐之旧，真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飨明堂，伏请以大行皇帝配。”诏恭依。

　　又：宇文之邵致仕。先是，之邵为曲水县令，岁饥，转运司以转薄绢，高价使县配卖，之邵不可，拂转运使意，罢官而归。继又上书言事，不报，乃致其仕，屏居十五年而卒。司马光曰：吾闻志不行，故禄位如锱铢；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今於之邵见之。案：《宋史本纪》：七月丙午，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指陈得失。据《朔闰考》，是月丁丑朔，则上书日已在七月三十日。毕氏《通鉴》云：书奏不报，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然则致仕非即此日，自不能在七月内矣。《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误系之。然致仕不得其日，姑附此。之邵书见《宋文鉴》，其书云：陛下初即大位，念万世无疆之业，诏求阙失，开挌言路，可谓谊主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闲有家，悔亡。”九处家人之初，当端其本以保终吉。民之所以望而则效者，常在於人君继统之始。此安危之机，不可不慎也！昔成汤既没，伊尹奉太甲以见厥祖，戒之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为念，以天人为畏，则大小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国百有馀年，陛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固宜迹其所得之艰难，夙夜危栗，以勤负荷，永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克己、仁宗之宽大慈仁、英宗之励精庶政，立则见五圣於前，行则见於侧，坐则见於堂，食则见於杯杅之间。《诗》曰：“天难谌。”斯言天不可不畏也。《书》曰：“民可近，不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岁以来，千里不雨。近者畿甸，远者河北、京东，蝗螟蔽野，穀价贵，重以山陵之役，京西民力尤为彫敝。臣窃恐萑蒲之盗，或贻宵旰之忧。为今之计，不过多鬻爵以浊入仕之流，广度僧以夺可耕之民，终非计也。愿今被灭之郡，许富者举息於下户，官给以质验，待丰岁偿其所贷，逋者，官为治之，其息不过一倍。此有馀资者亦乐为，而滨死之众、沟壑之命可救矣！陛下又责躬引咎，宽狱讼、出宫女、斥裒敛之吏、蠲苛虐之政、罢无名之费、省剿民之役，凡所以蠹政而召乖怨之气者，举更革之。如此，则天？可塞，王化可兴也。京师者，诸夏之本也。今荐绅之士，不励名节而以势利离合，器皿衣服穷於侈丽，车马宫室过於轨制，奸声乱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於此哉？愿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礼节廉耻磨切臣下，崇奖敦厚，而都下亦少为之厉禁。涤去佻薄之弊。淫渎败教之具一加遏绝，凡侍从、辅弼，宜慎简修絜，方严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议。古之求贤者，数路以取之：宠以好爵，厚其礼命，惟恐其去也；而犹有三聘而不顾者，有闭门而不纳者，有逾垣而避之者。臣谏於其君而三不听，则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听，则必以几杖锡之，犹有不脱冕而行者；有辞三公而为人灌园者。今日仕进之门，国家直患不能塞之耳。科防日增，格令日繁，来者日甚，拒之日峻，犹有假名字以窃官号，匿苫块之哀以干宠禄，少者增齿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禄。譬之堤防之壤，塞其一穴，一穴又决，荡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门阙以示百寮，而犹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补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实，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几风教之美，少近於古。去岁谅祚猖獗，七八万众突至大顺，庙堂无奇算，守边无良将，臣窃为朝廷忧之！庆历间，缘边之民不解带者七年，国用大窘，三将沦没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於虏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虑二十万，而二十三州二百馀寨，分屯堡戍，则是我兵虽多而散在处处也。贼之来也，大则六监军衙头一时俱发，小则随处寇掠。边城一面受敌，则所与角战者无几，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会集，众寡不敌，则乞师告急，救兵叆至，贼又已去。今贼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也。今不改前辙，则后车又将覆也。观今之势，其能深入贺兰，收复十四州以为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举五路进军，直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计今之利，莫若诏诸道，分勒所部将卒伍，符尺籍而规画之，若干以为守，若干以为战，若干以为救兵，救兵必须与战兵相近，而驻於喉吭之地，则可应猝而不失机会也。唃氏尝为元昊所残，南徙历精，亦宜厚其种族，共为声援，以蛮夷攻蛮夷，计之上也。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随水草迁徙，食肉、衣皮毛、无坚甲利刃，临阵击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给我之泉茗缯帛，我与之通者，亦特以其马也。今阴平之民，岁苦重役者句马户也，凡羌马之来，则使之资给，费公私之财甚多，而所入之马不足以备国乘，不足以战也。边吏养羌非不厚也，而去岁反有安昌之变，塞上之民切齿。且安昌之羌与南路磨蓬罗多留罨林诸寨之羌一也。今闭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诸寨之马贸易如故，是何异一室而多门者，杜其前而挌其后乎？臣之县所管万户，而居民萧然者，其弊实在於羌也。至和讲解之后，约不敢犯边。而去岁火我三寨，驱杀士卒。国家以奉西北虏者，势不得已也；今又骄宠小羌，而足无厌之求乎。臣愚以为不若杜塞众路，使不得入，而绝市无用之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诸堡，则边民小安矣。为政所重，莫急於农。且耕则得食，不耕则不得食，系其身之损益也。长民者何与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节，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劝课之者，人君之公也。《诗》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劝农也。又曰：“嗟嗟保介，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诸侯之劝农也。今监司、郡守皆以劝农为目，然而未尝省民。臣愿立考课之法，以农政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国之良术也。郡县之政，类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牵制，不得尽其才固也。千里之郡，不能兴利除害，受制於监司也；百里之邑，不能兴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县之吏，宁违天子之诏条，而不敢违按察之命。盖违天子之诏条，未必获咎；而违按察之命，其祸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长、一卒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问其所为也。今为民守令，而其势顾不若卒伍之长，郡县之民，习知其势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狱讼所以益多也。臣愿精选监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权，责其实效，庶循良之吏有闻焉。凡臣之所陈，明诏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默默，又为陛下极言之。臣闻疾未兆而先治者，善医也。夫居忧而约，居乐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处则谅闇，服则端襄，行则苴杖，无纷华之事交戟於前，诚能以此时远念将来之失，慎微杜渐，克己复礼，使其志一定，则他日虽有可欲之物，亦无以胜其习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乐。”傅说之戒高宗曰：“无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渔，高宗遯於荒野，极知小民之劳，而二臣犹或以此戒之，况陛下生长富贵，临御方始，则安可不豫为之防哉？愿陛下听政之间，则命通经之士讲明古训，究观败亡之主，以自创艾，尽孝两宫，咨谋故老，则恐惧修省，习而成性矣！臣诚私忧过计，三载变除之后，永厚陵土渐乾，而陛下忧悼之心又已衰杀，袭衮冕，凭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声，凡所以娱意者，毕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奭哉？《老子》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二

　

　　英宗

　　△治平四年（丁未，一○六七）

　　１、八月（案：《宋史》：八月丁未朔，太白昼见。钱大昕《四史朔闰考》：丁未朔。同。） 甲辰，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臣能否，臣愚窃以为非也。（案：《传家集》“非也”作“非宜”。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荐举贤能，纠案奸慝，论政事得失，述民间利病，皆令列於奏牍，明白启陈。其有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小则罢黜，大则诛窜，谁敢不尽公竭诚以承休德。如此，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於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躬附耳之奏，不验其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等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将重足一迹而畏之，舆金辇璧而奉之矣！外议又言山陵礼毕，韩琦必求引退，两府当有迁补。臣窃虑两制以上万一有无廉耻之人，或阴结此属，以求进用者，夫以尧之聪明，咨於四岳，众言佥同，然后用人，犹失之於鲧，况可决於近习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誉左右，以求自售。齐威王所以赏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谓此也。昔汉唐之衰，宦官所以能坏纲纪倾覆国家者，皆由人主与之谋议帷幄进退？臣故也。此乃治乱安危之本，不可不察。） 伏望圣慈详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院。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以经营两府者，必不可用。”（案：《传家集》，此言王中正第二劄子也，不系日月。言王中正凡三劄子，其《第一劄子》上於治平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劄子》，《纪事》不载，今附注於此。据《集》中《第一劄子》云：臣伏见陛下前者尽罢寄资内臣高居简等，令补外官，中外欣然，无不称颂圣德。寻闻复留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勾当御药院，众颇失望。臣窃惟祖宗之意，以御药一职最为亲密。过供奉官以上，辄令罢去者，迺以防微杜渐，贻谋万世，忧深思远，诚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孙之所宜谨守不可失坠者也。近岁以来，左右之臣既恋权势，又贪禄位，遂求闇理资序，豫支俸给，名曰“寄资”，以欺诳外人，此岂祖宗之意邪？今陛下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堤防，常应完固，乃得无患。一有蚁壤泄之，则渐致溃败，不可复救。近习之臣，朝夕在侧，因缘祈恩，无有穷极，不以祖宗旧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将厌之也。况王中正素闻奸猾，颇好招权，今处之要职，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也。伏望陛下一依前降指挥，尽罢寄资者，令补外官，以成圣德之美。别择内供奉以下朴直廉谨者，使勾当御药院，以存祖宗之法。取进止。） 光疏早入，（案：此指《第二劄子》也。） 晡后，上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於何人，光即日具奏：（案：此《传家集》所载言《王中正第三劄子》也，亦不系日月，《纪事》摘取疏中数语，未详载其文，今附注前后，拾补其阙。据《集》中云：臣伏奉手诏节文，问“王中正事得之何人？可密奏来。”臣以非才，误受陛下圣知，擢为御史中丞，惟惧旷职，孤忝大恩，每与宾客语言，无不询访时事，稍有毫朆裨益盛德，率皆奏陈。此事臣得之於宾客，前后非止一人，诚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论述。） “中正有无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但外人有此议论，臣不敢不奏陛下知之。万一有益圣明，皆微臣之幸也。） 光盖得之孙永，永亦尝以为言。上曰：“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常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京师地震，上谓辅臣曰：“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阳不足；地震，阴有馀。”上曰：“谁为阴？”公亮曰：“臣者君之阴，子者父之阴，小人者君子之阴，皆宜戒之。”吴奎曰：“但为小人党盛矣！”上不怿。案：《宋史·本纪》：八月己巳，京师地震。

　　又：葬英宗於永厚陵。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癸酉日。《十朝纲要》又云：八月二十七日，葬永厚陵，谥曰宪文肃武宣孝，庙号英宗。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三云：英宗梓宫至永厚陵，馆於席屋，从韩公下视。宫有正殿，置龙輴，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东幄卧神帛，后置御衣数事。斋殿旁皆守陵宫人所居，其东有浣濯院，有南厨，厨南陵使廨舍，殿西副使廨舍，都知石全育为陵使。灵驾至，仪仗转趋园西殿中，仪仗前导，御容大升舆、御龙輴、御前殿车辂，各就幕屋。方相、仪椁、漆梓宫等，置於茔外，各有方位，司天监处之。兵士各执仪仗，分屯巩县、偃师，承安命使臣董之。陵北有枯河，河北原合抱三陵，在青龙山下。其西白虎涧，青龙山西即太室也。少室西，俗谓之冠子山。陵前阔角，谓之鹊台门，侧台曰乳台，陵台三层，高五十三尺。上宫方百五十步，卷四重，共高八尺，厌木者二重。石椁高一丈，其凿长一丈二尺，深阔七尺，盖条石各长一丈，阔二尺，十四板。皇堂方三丈，深二丈三尺。麓巷长八十三尺，深阔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隧道长四百七十尺。石人物六十事。韩公曰：“力士所得直及赐予，人不过七缗而已。”癸酉，黎明，设遣奠於幄殿，有牲牢祝文，馀皆如朝临礼。昌王及五使皆吉服、金带，导龙輴，降隧道，抵木阶。梓宫升石椁西首，御夷床，下不及地尺而止。巳时一刻，乃下，置珠网花结於上，布方木，及盖条石，及设御座於盖下。前置时果，及五十味食，别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於四壁。又设衣冠、剑佩、笔砚、弧矢、甲胄，凡平生玩好之物。又设缯帛、缗钱，然后设册宝，瞭然漆镫，闭柏门，置逍遥於麓巷，阖石门，阙其阈之中央，留人於内，搘掂毕，匍匐而出，锁其门，投钥於内。司徒复土九锸，立石柱於中央，萦以铁索，乃以都护排防，累石以塞门，实隧以土。五使乃易凶服，设掩皇堂祭於隧外，哭，又於陵哭。人易吉服，黑带，俟浴虞主毕，奏请降舆、升辂，即下宫。又奏进发，五使前步，导至下宫，奏降辂、升舆，设第一虞哭。据注云：仁宗之虞不哭，次道曰：“唐室请陵，但置香药，不设食，为臭腐故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云：陕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韩子华曰：“非上旨丁宁，不能如此。”欧阳文忠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以朕为不孝。’”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子朔。） 壬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庙，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西夹室。癸未，遍告天地、社稷、宗庙、宫观。甲申，上斋於垂拱殿。乙酉，祔英宗太庙，上步导神主出，至宣德门，并臣奉慰如典礼。罢僖祖讳及文懿皇后忌日。（《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六年，从安石请，奉僖祖为太庙，迁顺祖夹室。原注：壬午，奉安八室云云，据以辑此。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九月，祔英宗，祧僖祖。《宋史·本纪》：乙酉祔英宗神主於太庙，乐曰《大英之舞》。《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连书，故祔、祧先后异文。《长编》卷二百九：治平四年三月云：先是，礼部言：“准嘉祐诏书，定太庙七世八室之制，请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夹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顺祖以次升廷。”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三云：乙酉，未明，百官序立集英殿下，上自东南来登殿哭奠，拜，降就幄。宗正卿告迁酌献毕，虞主乘腰舆，出两府前导，上步从，止宣德门，乘玉辂，上北面，再拜，辞。是日早，太祝浴栗主於庙门西幄，王禹玉题之。辂及庙门，百官拜迎於门外，虞主御腰舆，入就幄。辰时，百官又立於殿庭，内臣以腰舆迎栗主，置於中庭之褥子；又於褥西北面，俯伏兴，称英宗宪文肃武宣孝皇帝祔庙。内臣奉主於腰舆，升自阼阶，诣真宗室，祔坐於东壁下，少顷，诣本席褥位，公卿以下，行礼奏乐，如时享之仪。毕，以腰舆奉桑主，埋於席北，百官入慰。又《宋朝事实》卷六，太常礼院奏：僖祖文献睿和皇帝、文懿皇后神主祧藏於西夹室，今具合行典礼如右。臣等谨按：《礼记》檀弓云：“舍故而讳新。”注：“谓高祖之父，当迁者也。”《唐会要》：永徽二年，左仆射于志宁言：“依礼舍故而讳新，故谓亲尽之祖，今宏农府君神主上迁，请依礼不讳。”从之。）

　　２、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既受命知江宁，上将复召用之，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实高出於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勿信，於是卒召用之。（《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奎论安石，见《长编》卷二百九闰三月。《太平治迹统类》作八月戊戌，误。八月无戊戌日，戊戌，九月二十三日也。《统类》载制略云：王安石学为世师，行为人表，廉於自进，优处於东藩。兹有佥言，宜还中禁，俾夫左右先后，以道义辅予，岂特专文墨，视草而已，可特授翰林学士。《临川集》谢翰林学士表云：臣闻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学术，而居宠有冒昧之心；人主之蓄臣，患在不察名实，而听言无恻怛之意。此有天下国家者，所以难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难於进取也。学士职亲地要，而以讨论讽议为官，非夫远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见当世，忠厚笃实廉耻之操足以咨询而不疑，草创润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讬而无负，则在此位为无以称。如臣不肖，涉道未优，初无荦荦过人之才，徒有区区自守之善。以至将顺建明之大体，则或疏阔浅陋而不知。加以忧伤疾病，久弃里闾，辞命之习，芜废积年。黾勉一州，已为忝冒，禁林之选，岂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圣德，承圣绪，於群臣贤否已知考慎，而於其言也又能虚己以听之，故聪明睿知神武之实，已见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翘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时，实被收召，所以许国，义当如何。敢不磨砺淬濯已衰之心，䌷绎温寻久废之学，上以备顾问之所及，下以供职司之所守。）

　　３、己亥，司马光上疏：（案：《传家集》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横山疏》，《纪事》删节殊甚，今拾补附注。据《集》中云：臣闻王者之於夷狄，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不必以逾葱岭诛大宛，绝沙漠禽颉利，然后为快也。） “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将轻呢<口褱>侧，（案：轻呢<口褱>侧於嘉祐八年内附，请兵延州，约取灵夏。会仁宗不豫，未报。谅祚闻，迁官抚定之事乃寝。是年内附者，乃凌举及嵬名山二人，轻呢<口褱>侧事无考。或凌、嵬二人名氏其时犹未明言也。据《行状》作嵬名山，不作轻呢<口褱>侧。） 欲以横山之众攻取谅祚，归命朝廷，已有指挥，许令招纳。（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近者虽曾论列，以为非宜，尚惧语言疏略，未尽本末，不敢不再为陛下陈之。又案：此指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所上《言横山劄子》也。《纪事》不载《劄子》，故节此数语。据《集》中《劄子》云：臣窃闻陕西边臣有上言欲招纳赵谅祚国内人户渐图进取者。臣窃惟谅祚骄僣之罪，宜伏天诛，为日固久。今国家新遭大忧，陛下初承宝命，公私困匮，军政未讲，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轻议也。况谅祚虽内怀桀骜而外存臣礼，方遣使者奉表吊祭，尚未还国。而遽令边臣诱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亏损谅祚而失王者之体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速诏边臣务敦大信，勿纳亡叛，专谨斥堠，防其侵轶而已。俟谅祚咎恶既熟，中国兵穀有馀，然后奉辞伐罪，不为晚也。） 今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请试言其害，虽逆盛意，愿陛下勿遽加弃置，略赐周览，与进谋者参校其是非焉。臣闻戎狄之俗，自为儿童则习骑射，父子兄弟相与群处，未尝讲仁义礼乐之言也，唯以诈谋攻战相尚而已。故其民习旅用兵，善忍饥渴，能受辛苦，乐斗死而耻病终。此中国之民所不能为也。是以圣王与之校德，则有天地之殊；与之校力，未能保其必胜也。以舜禹之圣，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贤，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汉高祖之雄杰，为冒顿所围，七日不火食。国朝以太宗之英武，北取河东，南收闽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战。当是之时，继迁背诞，太宗以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用其计策，假之威权以讨之，十有馀年，卒不能克。发关中之民，飞刍挽粟，以馈灵州及清远军，为虏所抄略。及经沙碛，饥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号哭满道。长老至今言之，犹歔欷酸鼻。及真宗即位，会继迁为罗潘支所杀，真宗因洗涤其罪，吊抚其孤，赐之节钺，使长不毛之地，讫於天圣、明道四十馀年，为不侵不叛之臣。关中户口滋息，农桑丰富。由是观之，征伐之与怀柔，利害易见矣。及元昊背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关中既竭，延及四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苦於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叆五年耳，且天下困敝，至今未复。仁宗屈己，赐以誓诰，册为国主，与之物凡二十五万，岂以其罪不足诛而功可赏哉！计不得已也。曏者谅祚虽时有偃蹇，礼节不备，或诱掠熟户，惊扰边民，然犹称臣奉贡，未敢显然自绝。今乃诱其叛臣以图之，纵使诚能枭谅祚之首，复灵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犹可耻也，况其成败未可知乎！臣恐边事之兴，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诸侯，叛则讨之，服则抚之。是以诸侯怀德畏讨，莫不率从。去岁谅祚攻大顺城，杀掠吏民，今春朝贡之使不以时至，当是时不能讨也；今朝廷既赦其罪，与其赐物，受其使者，纳其贡献，又从而诱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义赏罚，将安在乎？议者或以为彼诱我民，我诱彼臣，何为不可？是特闾阎小人之语，非知国家大体者也。彼僻陋小羌，窃诱我民，以益其众，乃欲以天子亿兆之富而效其所为邪！譬如邻人窃己之财，己以正义责之可也，岂可复窃彼之财以相报邪？臣闻谅祚阴蓄奸谋，为日固久，招纳不逞之人，以为谋主；诱胁熟户，以撤中国之藩篱，常有据关中、窥河东之心，虽未必能，然纵其毒螫，亦足以为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种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国家不幸，比遭大忧，帑藏空竭。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仍苦铁钱，财力彫弊。熟户屡经杀掠，亡失大半，纵其在者，亦怀二心，非复得如景祐、宝元之时也。当此之际，陛下深诏边吏，敦信誓，保分界，严守备，明斥堠以待之，犹惧谅祚狼子野心不识恩义，乘我衅隙，侵噬疆埸，又况彼不动而扰之，不来而召之乎？臣又闻虏中间谍所在甚多，中国动静，毫朆皆知。其<口褱>侧自程戡在鄜延时，已有声闻，云欲归降。自是至今，已经数年，朝廷屡召边臣与之谋议，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传报四方，安有虏中独不觉寤，寂然无事，曾无诛讨之意乎？臣窃疑其内挟诈谋，未可信也。或者谅祚久怀逆计，以朝廷待之恩礼优厚，无因而发，故遣其部将诈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则将归曲而责直，得以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将诈言势孤力微，不能独制谅祚，乞朝廷遣将出师为助，阴设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万一有之，则今日受之，正堕其计中矣！纵使<口褱>侧实有降心，盖亦私有忿恨，或别负罪恶，反侧不安，欲倚大国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尽从也。虽其自言权势之彊，甲兵之盛，有谋善战，为民所附，盖欲自滉以求售耳，未必然也。藉令实能举兵以与谅祚为敌，战而胜之，则是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也。若其不胜，必引其馀众南奔中国，谅祚悉其境内之兵以追之，怒气直辞，长驱入塞，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谅祚，又将失信於<口褱>侧也。若<口褱>侧馀众无几，犹可以缚而送之，以缓谅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谅祚必叛无疑也。若<口褱>侧馀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不肯如土偶束手就死，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更为中国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臣闻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飞，近者未悦，不可以来远。自尧、舜、禹、汤、文、武之王，下至齐桓、晋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尽修也，封域之中未尽治也。内郡无一年之蓄，左帑无累月之财，民间贫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则化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讲，将帅乏人，士卒骄惰，上下姑息，有如儿戏，教阅稍严，则愠怼怨望，给赐小稽，则扬言不逊，被甲行数十里，则喘汗不进，遇乡邑小盗，则望尘奔北，此乃众人所共知，非臣敢为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陛下视今天下如此，而欲谋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陆梁之虏，冀难立之功，此臣所为寒心者也。） 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翦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完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为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纳边吏之狂谋，信黠虏之诡辞，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数百，而虏骑大至，覆军杀将，边城昼闭，朝廷乃为之宵衣旰食，焦心劳思，兴兵运财，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庆历之时已而，卒无可奈何。然后忍耻以招之，卑辞以谕之，尊其名以悦之，增其赂以求之，其为损也，不已多乎！斯乃国家之大事，安危所系，非特边境之忧而已。愿陛下深留圣意，勿为后悔，乃天下之福也。彼进谋者，皆非实能为国家斩将搴旗，拓土挌境，建卫、霍、甘、陈之功。但以利口长舌，虚辞大言，一时诳惑圣聪，欲盗陛下之官职耳。他日国家有患，不预其忧，是岂可哉？凡边境有事，则将帅迁官，士卒受赏；无事则上下寂寂，无因徼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国家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呢<口褱>侧事，司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又卷八十三。（案：《传家集载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温国文正公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学士敕。据《纪事》，改翰林学士在癸卯日，是月丙子朔，癸卯乃二十七日也，殆议始於二十四日，故是日即撰敕书，至二十七日乃行下也，敕书附注癸卯日下。）

　　４、韩琦数因入对求罢相。（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琦立三朝，或言其专。自王陶论劾之后，曾公亮因力荐王安石以间琦，琦因称疾求去。帝不许，屡以诏书慰抚。琦又疏有四当去，复不许。厚陵复土，琦更不入中书，请甚坚。於是帝夜召张方平议，且曰：“琦志不可夺矣！”方平遂建议以两镇节钺，且虚府以示复用。又案：《安阳集·家传》云：九月，英宗山陵复土，公还至巩县，即上章乞罢相。寻诏诸处毋得受公章奏，公入对，面陈不已。时公意已决去，自此不复入中书视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视事，公亦力请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劝退之书以进上，奏曰：“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为山陵使者，事已求罢，例皆得请。昨仁宗皇帝昭陵复土，而先帝尚进药剂，其时臣上体国家，不得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庙礼成，乃陛下发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时，固当升用贤杰，共熙圣治，臣居二府一纪，禄位盈极。自近朝以来，凡在首相，未有如臣岁月之久者，妨贤之甚，夙夜不能自安，此臣当去之一也。中书事无不总，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婴缠，日难牵彊，此臣之当去二也。宰政不举，谤议日兴，事业不著於时，闻望益衰於前，此臣当去之三也。前世为山陵使者，事讫而罢，载籍具存；今臣为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则是为辅臣而不知典故，何以胜天下之责？此臣当去之四也。臣负此四当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顾中外公议，且谓臣何？伏惟陛下聪明睿知，海内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议而失海内之望。臣所以不避鈌钺，昧万死固请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躯，少谐休息，则陛下天地之造，何以为报？”此为丁未秋《乞罢相第一奏状》，取《安阳集》与《家传》参附之。《安阳集》载《第二奏状》云：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答不允，今月十三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叙当去之理不一，皆明白可信，非妄言也。必谓陛下哀而怜之，亟如所请。今乃再烦诏谕，殊未开纳。臣窃揣陛下之意，不过以臣历相三朝，攀附二圣，谓虽衰病不职，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为待臣之厚意，愚臣反以为薄也，臣请申其前说。且臣备位二府，行越一纪，妨贤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婴宿疹，日甚一日，万几之重，不可支持而不去；宰职隳旷，谤议丛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去；昔之为山陵使者，事已即罢，而臣两为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旧物以留之，则臣有此四不去之大责，仰而惭，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庙堂之上哉！若俟其职事愈废，病益不支，议者交章而肆攻，然后免而逐之，得不伤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为薄也。今陛下左右辅弼之臣，皆一时名世之贤；侍从亲近之官，皆一时可用之臣。当先帝祔庙礼成之后，宜升擢勷进，使交修众职，以悦服於天下，使无状老臣补外郡，以宁病躯，全陛下御臣终始之礼，保愚臣守道平生之节，则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虽天地父母之道不能过矣。《第三奏状》云：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答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子面奏，其所叙当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欺。陛下哀其诚实，遂有开许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谓俞旨旦夕而下，乃烦再遣中使，赐以手诏，训勉加厚，未容解去，非如前陛下所赐德音，既骇且疑，夙夜不能自处。伏惟陛下德业日隆，方以至仁至信，以御天下。既哀臣前请尽出至诚实，已面有垂可之谕，则望敦仁示信，深轸衰旧，早收相绂，俾其只守本官，外补一郡，覆载亭育，不过厚恩，终始保全，皆由圣造。臣今更不敢赴中书，即归私第，听候朝旨。《第四奏状》云：臣近上表及累具劄子，乞早罢免，归伏私第，旦夕以俟俞旨。昨晚复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诚忧迫，须至重烦圣听。臣今必当去者，盖以二府一纪，愚短尽以罄竭，妨贤之久，自顾难安，而又宿疹所婴，时在假告，职业隳斁，谤议丛起，兹陛下之所稔闻。仁庙、英宗山陵，两尘使领，事讫当罢，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确然请退而不已也。况陛下前赐面谕，已有开许之意，故臣粗举大概，更不敢详陈极论，喋喋於异宁之下。惟幸圣明哀察，早令补外，使人言顿息，贤隽汇升，病躯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断而存私恩也。） 上察琦不可留，赐手札曰：（案：《安阳集·家传》载手札云：朕以大臣进退，国家所重，矧卿勋力，光於三朝，朕之眷怀，未有涯也。比敕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数因入对求罢，复以宾友之言，袖书进见，图解机剧。朕中夕思念以见卿，岂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宁哉！） “今许卿暂临藩服，且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案：《家传》此下有云：“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来。”公奏谢曰：“宰辅之任，朝有定制，老臣无状，不当虚位待之。愿亟进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虚此位。）

　　５、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判相州。（案：《家传》云：乃降制特授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判相州军州事、同群牧兼管内劝农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宗正协恭赞治亮节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又赐第一区於京师，擢忠彦为秘阁校理。） 是日，琦入对，上谕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称谢。（《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韩琦屡恳罢相，上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琦亦感泣。乃以琦守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薛应旂《宋元通鉴》云：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则有馀，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帝不答。张方平《乐全集》除韩琦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等军节度司制云：朕光宅万邦，肇新骏命，正权纲之远御，审名器之大防。眷予宗臣，特崇异数，以表图勋之重，用昭报礼之隆。爰揆刚辰，诞扬赞册，具官韩琦，宣昭贤业，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则之用，体备四时之和。社稷是经，文武惟宪，在成功而弗处，实有大以能谦，荐上奏封，恳辞政柄。顾倚毗之厚，诏谕数颁，而精恳之坚，辞诚难夺。增宠上阶之峻，特开两镇之崇，简自朕心，事非旧典。当盛辰之均逸，望故里以荣归，大业甚明，休灵殊渥，於戏！臣行其志，兹为自得之全；君笃於恩，深惜老臣之去。无安帅节之乐，犹待衮衣之还，乃情本朝，不遐谓矣！《名臣言行录》引《魏公遗事》云：公因衮衣待还之语，复进见，谓制语太过，臣不得安，乞改之。上不许。《安阳集《辞免使相第一表》云：臣某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节度使、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实封者。冢司备位，屡陈恳去之宜；故里班条，重窃荣归之幸。顾便蕃之恩礼，骇中外之听闻，愧弗敢当，避期得请。臣某中谢，伏念臣忠虽自性，戆不兼材，久尘元宰之崇，盖辱累朝之遇。正途是挌，愚守难移。责自任於四来，谤不虞於三至；再幸攀鳞之际会，终逃积羽之湮沦；加疾疹之内攻，觉尫疲之日甚。荐形剡牍，力愬妨贤，果回天地之仁，获假麾符之守。然而敷五教而分治，领於外者几希，建六纛以临戎，兼为相者殊重，仍视帅臣之秩，俾充乡郡之行，仰君命之非常，质人言而可畏。伏望皇帝陛下，谨守成之法，推懋赏之公，谓失簪履者，虽不忘求旧之思，而上印绶者，岂可被无名之宠？亟停异数，免玷天猷，少宽忝冒之诛，更誓糜捐之报。《第二表》云：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节度、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实封。寻具表辞避，蒙降批答不允者。出守之恩，顾衰疲之幸甚；非常之命，徒震骇而莫当。辞恳虽勤，诏音未可，重兹干渎，必觊矜从。臣某中谢，窃以三公之崇，固非人而不授；五教所叙，惟处内而是宜。矧兼真相之荣，外领元戎之重，在昔臣邻之罢去，无闻宠异之及兹。虽曰殊私，岂容清议？伏念臣孤忠少与，椎直近愚。自升拜於冢司，倏再逾於闰惓，有尊主庇民之志，而才不逮心，负窃位素餐之讥，而久增其媿。屡殚诚请，求解机繁，终垂恻於上仁，得为藩於故里，不意曲加优遇，骈锡徽章。名器假人，必累惟新之政；负乘致寇，终伤恤旧之慈。伏望皇帝陛下，开博照之明，谅危悰之尽，亟寝告庭之误，以章驭贵之公。病宰乞骸，既免冒尘之逾分；劳臣任力，皆知劝赏之无私。《谢除使相判相州表》云：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授臣淮南节度使、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实封。寻两具表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断来章者。宰职隳功，莫副宵衣之治；乡邦得请，重叨昼锦之行。被恩典之特优，顾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宠荣，不图翰墨之进身，自竭涓尘之报国。而备员谏诤，几不免於窜投；奋命疆陲，实荐罹於艰阻。独恃圣神之眷，谁闻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谓可属之大事。庆历之始，已擢贰於枢机。嘉祐之中，乃进登於宰辅，俄膺冢任，益荷殊知。当英庙之承祧，逮圣人之嗣历，稠集遭会，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岂顾家人之乐？然万微多务，一纪妨贤，为国持平，敢自私於轻重，裁人所欲，固难免於爱憎。加疾疹之婴缠，若形神之耗敝，勉讫因山之礼，陈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马之力易衰，扩日月之明为照，不罪再三之请，亟垂开可之音，进秩地官，剖符松社。建高牙之重，既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袭貂蝉之旧。叨尘之甚，今古畴偕。敢不思尽瘁於寝兴，泯寘怀於内外。在边在廷之责，惟驱策以当前；益坚益壮之心，至糜捐而后已。《免册命表》云：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节度使、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令所司备礼册命者。地官之拜，已过冒於宠私；册命之殊，愧重烦於优礼。臣某中谢。伏念臣素惟无状，久玷冢司，兹恳避於繁机，得出临於本郡。三公进秩，方深假器之讥；万乘居尊，敢屈临轩之礼。伏望皇帝陛下，念国容之良重，顾邦典之非常，申敕所司，亟停异数，庶少安於夙夜。惟知荷於矜全。）

　　６、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案：《传家集》载此奏疏，为《言西夏横山上殿劄子》。据《集》中乃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是月丙子朔，壬寅乃二十五日。《纪事》作壬寅，与《集》中差二日；且以“兴边事”句下有云：未审圣意以为如何。臣之所言，非谓谅祚无罪不可讨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国家今日内政未修，不可遽谋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举百职、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然后观四夷之衅，乱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能复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愤也。） 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策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穀及边事。”光曰：“钱穀诚知之，河朔见钱钞至今为利，边事则未可知也。”《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又卷八十三。又言：（案：《传家集》此为《言张方平劄子》，亦九月二十七日上，与《纪事》均差二日，今据《集》中拾补之。《集》中有云：臣伏见陛下用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参知政事。） “方平文章之外，（案：《集》中此下有云：更无所长。） 奸邪贪猥。”（案：《集》中此下有云：众所共知，两府大臣，系国安危，苟非其人，为害不细。臣职在纠绳，不敢塞默。伏望圣慈追寝方平新命，以协舆论。） 上曰：“有何实状？”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又审谛者不敢言，请以臣所目见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此非为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待於臣？若其才也，臣安敢与人朋党言事乎？”上曰：“逵内行不修。”光曰：“此谗人之言也。欲以暧昧之事中伤之，使人暗呜，无以自明，亦犹蒋之奇言欧阳修者。愿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进退之，勿信谗言也。”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以下原阙数字。但士论与奎而不与陶。”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而顺之者亦奸邪也。”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与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径以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也。”（《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７、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八。（案：《传家集》卷首载自御史中丞改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敕云：窃惟前代隆名之主，曷尝不尊礼儒术、讲论政理者乎？东京则开华光之筵，北朝则盛露门之学，逮至有唐，故事尤盛，而褚、马联进，道风茂焉。朕承列圣之后，夙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法，思得通经蹈道之士，缉熙光明，未始云获。朝散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点检使、上护军、河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司马光，体常守正，有求福不回之操，而深於史家之学，能知治乱兴坏之迹，可以增吾之明而发吾之未达也。而以尔久縻风宪之任，鲜克燕见，使朕不闻道术之启，而中甚慊然。今将敞延英之席，绍甘、盘之业是用，还尔禁林之职，复兼进读之选，亲侍帷幄，日谈谊训，倍朕之益，岂不大哉？往祗茂恩，宜体诚意。可特授依前右谏议大夫、充翰林学士、知制诰，散官勋封赐如故。） 滕甫为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八。

　　８、是月，中书、枢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案：赵明与西人战，见《长编》卷二百八治平三年九月，可考。） 郭逵修堡寨，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襃诏。（案：《宋史·兵志》五：治平四年，郭逵言：“秦州青鸡川蕃部愿献地，请於州南牟谷口置城堡，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顺二州之援，断贼入寇之路。”闰三月，收原州九砦。） 御史中丞滕甫言：“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上善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先是，薛向、种谔言蕃部嵬名山有归附意。（案：《宋史种谔传》，嵬名山为谔所招降，与此异。而司马光《传》及《陆诜传》皆谓求内附，则与此同。） 及高遵裕还自夏州，又言若纳嵬名山则横山之民皆可招来。（《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太平治迹统类》云：上即位，谅祚即驰表谢罪，上赦其罪，答以优诏，且遣供备库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遗留物赐谅祚，亦遣使助山陵。《西夏书事》卷二十一云：遵裕抵宥州，馆於下宫。时谅祚以巡游至，不出见，遣王盥受命，吉服立，遵裕切责，乃易服跪。又云：夏国频年点集，众志乖离，横山羌益思内附，谅祚尽徙之兴州，诸部怀土顾望，知青涧城种谔招之。令凌举众降，谔上闻，给以田宅。谅祚索之，谔曰：“必欲令凌，当以景询来易。”乃止。此又招嵬名山内附。）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录周后。案：《宋史·本纪》：壬辰，录周世宗从曾孙贻廓为三班奉职。《长编》卷一百八十九嘉祐四年四月癸酉：诏有司取柴氏谱系，於诸房中推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祀。仍封崇义公，与河南郑州合入差遣，给公田十顷，应缘祭享礼料；如至知州资序，即别与差遣，郤取近亲，袭爵授官，永为定式。陈桱《通鉴》：治平元年八月，书录周世宗后。

　　又：漳、泉、潮等州地震。案：《宋史·本纪》：九月壬寅，潮州地震。十月丙午朔，漳、泉诸州地震。戊申，建州、邵武、兴化军地震。此并附於九月。

　　１、十月丙午朔，司马光言：（案：此为《言张方平第二劄子》也。《纪事本末》不系日，接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条下。今据《传家集》乃十月一日上，《纪事》连类附及，故不系日，今依本集。） “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才下，其言固不足采。蔊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欲知方平为贤为不肖，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边上事宜状，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寻闻除臣翰学士兼侍读学士。若臣所言果是，则方平当罢政事；若其非是，则臣为谮毁忠贤，亦当远贬。今两无所问，而臣复迁翰林，仍加美职。臣诚愚懵，未晓所谓。伏望圣慈察臣前言方平事为是为非，早赐施行。） 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先是，光等诰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傥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於是取诰敕直付邠门，趣光等令受。（案：《编年备要》云：取诰敕付光，光请先上殿，然后受诰敕，然后登对。《传家集》十月二日除兼侍读学士乞先上殿劄子云：臣近曾上殿论列张方平事，后来续闻除臣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臣智识顽闇，不达圣心，以为朝廷大政，必当辨是与非；人臣事君，不可辞难就易。是以不胜狂狷，复有奏陈。今蒙圣恩曲赐手诏，过加奖待，谕以至意，温密纤悉，提耳谆谆。臣虽木石，亦将开悟，况含气血，得为人类，自咎愚迷，九死难赎。伏地流汗，无所容入，愧感之极，涕泗滂沱。诚宜即时奔赴阙庭，祗受诏命。然臣尚有私恳，须当面陈。欲望圣恩先许上殿敷奏，禀取圣旨，然后退受敕告，不胜死生幸甚！） 光又奏：“臣愚暗不达圣旨，又恐累吕公著。”上言：“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银台，固虑诏令有失，欲其封驳耳，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近臣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遂具封驳。窃知已直降付邠门，朝廷既以臣言不当，当显然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废。若以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驳之司不能复举正其职，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上手批公著：“奏可。一两日求对来，当谕朕意，以释卿惑。”他日登对，上顾公著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尝谓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阔何？”吕公著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於迂，愿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台门无故自坏，后十馀日而光罢。（《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丁未，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诏五日一直，修《资治通鉴》故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纪事本末》不系日，《宋史·本纪》亦未载此诏。今据《传家集》十月二日所上《乞免翰林学士劄子》，附二日丁未下。《乞免翰林学士劄子》云：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圣旨令读《资治通鉴》，其书卷帙尚少，须至日逐接续编修，史籍烦多，恐难以应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学士一职。伏蒙圣恩宣谕，但令权免学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学士之名以自荣，而不供学士之职，窃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况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序一同，俸给仍优。伏望圣慈俯赐矜察，许臣只以侍读学士专修《资治通鉴》。如此，则材器稍宜，职业无旷，遂其私愿，粗免愧心，不胜幸甚。取进止。）

　　富弼判河阳，从所乞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纪事本末》作甲午，《宋史·本纪》作丁未日，薛氏、毕氏同《宋史》。据《朔闰考》，是月丙午朔，无甲午日，从《本纪》编次。又案：此弼再判河阳也。初判河阳，见《长编》卷二百五治平二年七月癸亥日可考。《富韩国文忠公神道碑》云：“公恳辞机务，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阳。复五上章辞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轻以授人，仁宗即位之初，执政欲自为地，故开此例。仁宗之位宰相，皆除使相，至不称职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愿立法自臣始，不从宋四六选。”王珪行《富弼除使相判河阳兼西京留守仍赐功臣制》云：“三台处中，以载万物之化；四岳总外，以牧黎民之蕃。如山河之经九州，如股肱之卫一体。出处之际，朕无閒然。具官某，复贯有元，蹈中弗勉，学戒圣而独至，识造物之未形。贵名起於三朝，盛德仪於百辟，卿召从於列屏，俾进翊於冢司。为日尚新，何恙靡已。未及经邦之务，遽陈避位之辞。诏虽屡而莫回，章甫卻而复至。朕怃然自念，嗟莫能胜。既闵劳於政机，其听遂於私秩。建彼除节，以殿东郊；守兹洛符，以保西宅。仍位鸿钧之贵，尚优黄朆之行。於戏！不处功尊，老氏劳名之畏；其旋元吉，羲经履道之终，虽弗从於吾游，亦自保於尔福。”）

　　癸丑，诏将作监主簿常秩赴阙，便殿引见。令颍州长吏敦遣，仍赐装钱百千，无得受秩辞避章表。（《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案：《宋史·常秩传》：秩字夷甫，颍州汝阴人。举进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经术著称。嘉祐中，赐束帛，为颍州教授，除国子直讲，又以为大理评事。治平中，授忠武军节度推官、知长葛县，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又案：熙宁三年六月丁未，吕公著言诏遣赴阙可考。此言将作监主簿与《宋史》本传异官。）

　　２、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案：《纪事本末》卷五十三《经筵》条下，又《编修通鉴》条下同。） 上亲制《序》面赐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赐旧书不在此时，今从帝学并书之。新纪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序》，此固当时书也，冬十月初开经筵。案：《宋史·本纪》：己酉，初御迩英殿，诏侍臣讲读经史。《玉海》卷四十七：治平四年己酉十月，初御迩英。甲寅二十三日，初进读，赐名《资治通鉴》。神宗亲制《序》面赐光。序略曰：“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磨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以邪正，要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简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读之渊林矣。”《名臣言行录》引《日录》云：上自书《通鉴序》以授光，光受读再拜。读《三家为诸侯论，上顾禹玉等称美久之。）

　　３、先是，六月，种谔奏：“谅祚累年用兵，人心离贰，尝欲发横山族帐尽过兴州，族帐皆怀土重迁，以首领嵬名山者，结绥、银州人数万，共谋归顺。”既以直奏，且申经略司陆诜报谔，先诘嵬名山，自能捍奭夏虏则受之；若欲入居寨内则勿受也。谔言当令於绥、银住坐至七月。诏下谔奏付诜，乃令薛向至延州，召谔赴经略司审实密议措置以闻。诜等共画三策：使名山直取谅祚；不能取，则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係两界不折地。遣张穆之入奏，诜意朝廷必不从也。已而向与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纳之利。寻有诏从诜等所画策。谔遂遣谍者与嵬名山约日会绥、银，不复告诜。诜累戒谔毋深入应抵，时谔已先诺嵬名山，度诜必不许发兵，丙辰，悉已所部兵与折继世先发。戊午，会於怀宁寨。庚申，入绥州，（案：《宋史》载复绥州在癸酉，盖据奏入日书也。） 遂兴版筑。壬戌，继世入银州，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酋首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孳畜十馀万，分处族帐於茭村及怀宁寨。诜始得谔状，大惊，即劾谔擅兴兵，贻书文彦博曰：开挌以来，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户，自幼被虏为银、夏、绥州军司，有小帅三千馀人。牙头吏屈子者狡狯，为众贷谅祚息钱，不能偿。时大饥，谅祚数点兵，屈子乃说诸小帅，密谋内附，假讬名山。谔即奏之，募熟户韩轻持蜡弹与名山以诱纳之。轻独与屈子语，名山实不知也。及轻报谔，如期发兵，折继世卒会，直抵名山帐，名山惊起，屈子及小帅胁之曰：“宋兵十万至矣。”名山遂降。（案：王偁《东都事略》所载与此大略相同。《宋史·种谔传》：名山弟夷山，潜入青涧城，请降於种谔。谔使诱名山，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阴许纳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谔悉起所部猝围名山帐。名山惊起，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已约降，何为复尔？”文喜出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大哭，举众从谔而南。《西夏书事》云：吴积言名山弟亡在折继世所，继世与种谔夜引兵抵其居土，而屈中使其弟叩门呼曰：“官军大集，兄速降，否则族灭矣。”名山使纳其手，扪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数千、户一万馀降，已见官军少，大悔之。二说又与此少异。毕氏《通鉴考异》已辨之。） 谔初城绥州，缚毯为楼橹状，贼望见惊，以为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间，贼兵三至，谔辄击卻之。其后，诏遣中使安边帅，召谔议事，贼盛兵入寇，谔回宿怀宁，使嵬名山率其属八百人挑战，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据其险，谔曰：“贼失此利，吾胜必矣。”既而望见贼中指呼，若将驰突状，乃分禆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谔居中，为三军令：“听吾鼓声，缓则徐进，急则疾战。”又使寨中人老幼悉持梃乘城张布囊为疑兵。谔手剑不介而驰之，城中上下皆鼓躁，贼众方披靡惊视，三军已萃於阵中央，贼益纷乱，其腹心皆溃，我军所向訩击，追奔二十馀里，斩首七百馀级，获驼马戈甲万计。绥州既城，议者以为孤城深寄贼境难守，不如弃之，谔独谓此扼三大川口。虏人号曰“李王心”，古者上郡，言其地形高，下视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诚分处属国，置弓箭手万人，可减屯戍，省馈饷，边足以彊。因请乘势大举尽复河南，陈五可取之策。谔寻得罪去，权发遣秦州李师中言：“夏人方入贡，叛状未明，恐后得以藉口，徒起衅端，无益於事。”（《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种谔复绥州，嵬名山降。初夏谅祚迫迁横山种落於兴州，有嵬名山者，因众不乐，以所统横山部族内附。谔时知青涧城，不俟报，即间道通蜡书，且言乘衅可复河南地。鄜延经略使陆诜难之，独转运使薛向主谔。司马光上疏极谏，以为：“横山之众若能胜谅祚，是灭一谅祚，又生一谅祚；若其不胜，必引众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彦博亦谓谅祚称臣奉贡，今或袭取其地无名。上不听，遣谔及向迎之。《东都事略·陈荐传》：薛向首谋取横山而功不成，荐引王恢事，请正向罪。《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又云：取绥州，凡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始於此。然“取绥州，凡费六十万”二句本於《司马温公行状》，故毕氏《通鉴》及《名臣言行后录》均取之，皆与上疏极谏云云相接。《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别为书之，恐谬。）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乙亥朔。） 鄜延经略司言：“夏国宥州谍：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户内附，折马山将兵入界招收，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及诛马山。”马山即继世蕃名也。枢密使文彦博以为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谏院陈荐杨绘皆请治薛向、种谔罪以安西夏。不听。丙戌，韩琦判相州，上谕以嵬名山事，（案：《韩魏公家传》云：公以辞免恩数久之，至此方入谢。既升殿，上谕曰：“青涧城种谔已领夏国投来蕃部及本城熟户，直入西界夏州以来，其帅陆诜、薛向佚不预知。”） 欲令卿暂往相州，卻来永兴，经抚西边。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审投来蕃族得其壮兵几人，种谔所领熟户又复若干，（案：《家传》此下有云：而不令大帅知委，必无合用钱帛粮草随行，即种谔到西界内，作何施设。且横山一带蕃部，自延州东路青涧城至西路保平军及环、庆、原州一带绵亘数百里，其间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背谅祚而投我。今种谔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帅臣通谋协心营置，俟其横山众族皆有顺汉之心，然更须逐路兵将、夫力、钱帛、粮草、版筑之具百事毕备，溇日齐发，方为得计。今当陕西连岁旱灭，兼闻沿途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既已不收，荞麦又为早霜所害，比户正此疲困，谔乃引数族投来人户，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谋远虑，欲因其狂易邀功，擅兴不受节制之举，遂令逐路应接彼界亡殁之人，奈何？） 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帅臣预谋。及新经优赏之后，灭旱民困之时，未有大段钱帛、粮草、兵力、战具准备及开展兴修城寨，控扼要害，捍卫投汉蕃族次第。”（案：《家传》此下有云：又鄜延、环庆、秦凤三路帅臣皆是权官，转运使例亦新差，势力不加，是将劳扰关中亿万生灵，以至天下受敝，只就种谔小子一时狂易之失。兼谅祚既闻彼边蕃族叛己，大怒边臣招纳，以为曲在朝廷，复乘我素无预备，必大集平夏诸兵收讨，更於我之诸路，更互訩突，则是西边用兵，战奭未有已时，臣大为朝廷忧之。兼蒙陛下谕臣，候到相州三两月间就移永兴，臣当国家急难之际，岂敢辞避？致彼，朝廷必以边事责臣，缘有上件阙备，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济国家！欲望陛下与两府大臣熟图胜策及广出钱帛兵力以济之，免成国家大患，不可收拾。） 是日，（原注：十二日丙戌。） 改命琦判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案：陈桱《通鉴》系琦知永兴军经略陕西於熙宁二年十二月，恐误。） 赐手劄取令治装，并封示蔡挺、李肃之所奏事。（案：《家传》云：上以手劄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肃之奏去，可见即今彼中处置事次第。卿若行装已办，或三两日引道前去甚好，盖为此际最要经画。”） 公即奏曰：“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已而种谔擅取绥州，启此衅端，朝廷急遣向往，至，遂主谔谋，檄诸路举兵牵制，环庆李肃之领兵七千，破荡族帐，乃是举无名之兵，反杀戮横山老弱，岂招诱邪？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灵，帅臣肆意妄作，自弃誓约，取怨戎狄，以开祸乱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难，边事倒错如此，须禀朝廷定议。愿召二府大臣早决成算。”（《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家传》云：翌日公辞，二府方奏事未决，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韩琦朝辞在门外，乞与之同议。”上亟召之，公既对，即奏曰：“臣前日备员政府，自当参议，今日蕃臣也，惟奉朝廷命令耳，决不敢预闻。”上视公意确，遂罢议。公未辞之前，先请对曰：“比蒙陛下屡次宣谕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义感激，岂敢遽拒圣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彊臣跋扈，又谓六卿分晋三家，弱鲁之事，人臣岂可当此？今乃以陕西五路兵柄付臣，虽自顾无他，虑复有效陶语以相倾者。臣族诛奚惮，恐於国事有害，愿更熟虑，未行闻尚可改议。”上曰：“侍中犹未知朕岂有是理邪？”《安阳集》又载《知永兴军谢表》云：臣某言，奉敕差判永兴军府充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兵马都总管，已於今月十一日上讫，避贤而罢，方获典於乡邦，改帅以行，复误膺於圣寄，易昼锦还家之乐，为夕冰将命之忧，虽已见吏民，惧不胜责任。臣某中谢，窃以自陕而右，惟雍处中。昔日用兵，尝并制於诸路，平时无事，遂分总於中权，然而势不相维，事难克协，或左有防虞，而右弗思於援助；或彼专严戢，而此姑尚於因循，致边备之浸隳，实议臣之同病，欲正元戎之法，式廑睿算之精。恭维皇帝陛下，禀大舜之聪明，迈成汤之勇智，谓堂上之兵必胜，犹贵任人，而阃外之制不专，胡能制众？俾悉归於节度，当谨择於材雄。臣久冒冢司，积成衰沴，适恳章之屡渎，得本郡以荣归；不图乘障之臣，骤有邀功之举。一开边隙，上轸旰朝命，更领於麾符，敢幸安於桑梓！慨然就道，遽尔之藩。心目所经，颇谙详於旧事；精神之用，已耗竭於当年。惟仗国威灵，挺身忠义，导天声之震怒，宣上德之宽仁。外以图疆埸之亟宁，内以务编齐之无扰。关中安堵，苟粗底於小康；邺下养疴，愿祗还於故府，荷谕言之无戏，期病质之少休。）

　　２、诏敕二府荐士。（《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原注。案：十朝纲要：丙戌，诏二府初拜，各举所知，自今各言其人才业所长、堪任何事。《宋史·本纪》：丙戌，诏二府各举所知。徐乾学《后编》：丙戌，诏曰：“比年因请谒於参荐者不公，其令中书、枢密院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堪任何事。”）

　　３、丁亥，夏人欲执景珣（案：宋史“珣”作“询”。） 来献，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诈谋不可信，若纳珣而拒名山，则弃前恩生后怨。”朝廷乃拒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景珣，陕西人，於治平二年以罪投夏，夏使为学士。英宗令捕系，勿以赦原。《宋史郭逵传》：夏人求以亡命景询易名山，逵曰：“询，庸人也，於事何所轻重！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恐自是蕃酋无复向化矣。”）

　　４、先是，环庆经略李肃之、鄜延陆诜、陕西制置李师锡，并言本路无系草官地，又密迩西界，难以兴置马监。诏陕西监牧司广市善种，务令蕃息。唐介知太原，请於交城县置马监；比部员外郎崔台符相视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馀顷，其千二百馀顷民已租佃者，令实租以给寒月刍豆。乃从介请置监，自沙苑发牝马五百匹往交城。上谓文彦博曰：“马政未尽善，繇群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无以责成效。”令中书择人充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骑兵。戊子，台符权群牧判官。台符，蒲阴人也。寻诏台符及刘航删修《群牧司敕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损删定，并奏取旨。（《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纪》：戊子，置马监於河东交城县。《玉海》卷一百四十九：治平四年十一月辛丑二十七日，命群牧判官崔台符、刘航删修《群牧司敕令》。一本作《条贯敕令》。据此，是十一月戊子十四日置马监，辛丑二十七日删修敕令也，《纪事》不系日，连类附此。《玉海》又云：治平四年八月，上谓枢臣文彦博曰：“群牧司判官不久任，无以成效。”令中书择於河北、河东、陕西度地置监。十一月十四日，以陕西无在官牧地，不置，而河东於太原交城县置。先是崔台符按汾州得牧地三千二百顷，明年春，移沙苑马五百往牧。）

　　５、丁酉，以嵬名山为右千卫上将军。（《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本纪》：熙宁二年十月戊戌，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仍赐姓名赵怀顺》。《涑水纪闻卷十一云：除名山为诸司使。）

　　癸卯，鄜延路经略司言：“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界首议榷场事被诱过界，并为所杀。”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常私见谅祚，称臣拜谒，许以缘边熟户归之。及种谔取绥州，谅祚以定为卖己，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陈桱《通鉴》系夏人杀杨定等於熙宁二年十二月，恐误。）

　　１、十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 壬子，枢密院言：“西事方兴，用兵有渐，欲预戒励诸将帅凡十四条：（案：文潞公集载此奏议，注云熙宁元年，是为明年事，与此异年。又《潞公集》仅十二条，此作十四条，《潞公集》所无第十三条、十四条，或《集》中误为钞夺。此文简约，今据《潞公集》所有，详注逐条下，以备参考。） 一，协心讲求兵政，各务周知利害；（案：《潞公集》云：将佐逐日，公共协心，讲求兵政边事，各务周知利害，蕴蓄有素，临事不惑，则鲜有败事。） 二，躬亲训练士卒，令武艺习熟；（案：《潞公集》云：将佐依时躬亲训练士卒，务令事业习熟，人情相谙，免仓卒误事。） 三，熟知山川险夷、道路远近、敌人情伪；（案：《潞公集》云：将佐须各熟知山川险易、道路远近、敌人情状，所贵用兵料敌，不失机会。） 四，鉴康定用兵失策；（案：《潞公集》云：将佐须熟询康定中用兵次第，鉴当日之失策，则可以致今日之得计。） 五，熟议战守之兵，各有定数，兵有定将，量力应敌；（案：《潞公集》云：兵分势弱，取胜必难。仰本路经略、总管熟议战守之兵，各有定数，兵有定将，量力应敌，必求全胜，无若康定中累为诱兵所陷。） 六，缘边小堡，若遇大敌，并入大寨；（案：《潞公集》云：沿边小堡寨，若遇大寇，不能以支吾，即检详前后，处置临时，或须并入大寨，不致落贼奸便。） 七，贼寇大入，赴救牵制，毋得观望及轻举动；（案：《潞公集》云：贼寇大入，更相赴救，或逐路牵制，仰细详前后指挥处置，不得至时观望不进有误大事，及不得轻有举动，致蹈败衄。） 八，精选间谍，候贼动息；（案：《潞公集》云：常切选得力勾当事人探候贼中事宜，如所报得实，及致官军胜捷，一依前后赏格施行。） 九，详行军赏罚，仓猝易以处分；（案：《潞公集》云：行军赏罚，常须检详所贵仓猝易为处置。） 十，爱惜边储，毋得妄用；（案：《文潞公集》云：所须财粮，常计会运司计置有备，仍须体认边储，难得丰备，不得非理妄用。） 十一，机宜官常须编排检详处置；（案：《文潞公集》云：经略司机宜官常须编排检详本司前后文书，务要习熟整齐，缓急处置，报应有所依据，不致差失稽迟，有误大事。） 十二，机宜官不得与兵官过从结纳；（案：《文潞公集》云：机宜官不得与本路兵官过从结纳及赴筵宴，有妨行遣文字。） 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训练战守；十四，约束未尽，续条列利害以闻。”从之。（《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壬戌，考课院言。（《长编》卷二百九十五：嘉祐六年闰八月丁未，议州军优劣，特行赏罚。原注：云：此据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课院言追附。案：原文已佚。《宋史·本纪》：治平四年十一月丁亥，令考课院详定诸州所上县令治状。据《太平治迹统类》载十一月丁亥诏旨云：考课之法所以议，群臣而覈名实也。今诸路监司典群守之政，既以科别其条具为令，至於县令之职，与民尤近而未尝立法，恐非所以爱养元元之道。宜令天下州军，各上所辖县令治状优劣，合考课院以闻。又案：定县令课法在熙宁二年五月，可考。）

　　２、是月，韩琦至长安。先是，诸将得邻帅或监司移文，即领兵入西界，纷乱无节制。琦入境，即檄诸路，非主帅命举兵者军法从事，诸将自是乃知纪律。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贼今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请从向、逵等议。（案：《韩魏公家传》云：命薛向、贾逵再议之，皆谓可令折继世统降人共保绥州为便。） 枢密院以诏旨诘之。（案：《家传》载诏旨云：虏自来有边上，庸浅使臣及关中轻躁土人，扶挟种、薛之谋，谓因此可遂前非。况朝廷岂与犬羊蝼蚁计较尺寸之地，已令？废绥州，不计杨定之事，先后速如前诏。） 琦复奏曰：（案：《家传》载奏章云：西贼诱害朝廷沿边知军巡检，朝臣不接诏匣，其贺登极与贺正使人亦更不来过界，则是不复顾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岁赐，令边上常作用兵之计。既两相隔绝，即彼此各择利而求胜。朝廷今已纳其降人嵬名山以下及诸首领几万人，令在折继世不奭敌西贼，若尽拨在近悰城寨居止，不惟无地可处，兼逐首领亦未必肯於本族下人户分作两处住坐，虑人情不安，别生他变，况见有已修就绥州城池。） “及绥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闲地土，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其手下人户皆令在绥州内相近居住，各人知具产业日久，可以存活，自然并力以捍谅祚，似合机会。（案：《家传》此下有云：遂指挥，不得更搬粮草以赴绥州，亦不得留禁军、厢军在彼驻劄者，非是要久远费国家钱粮，争此无用之地。） 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常令屯守堤备，旷日持久，自当疲敝。（案：《家传》此下有云：不敢并聚凶詀於别路作过，及令诸路更作困挠之策，则冀其早来请命。） 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先形自弱之势也。（案：《家传》此下有云：且兵主於势，自结隙以来，西人屡入屡败，其所获首级不少。我之兵势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见其形而侮慢不已。向去虽欲屈就，必益骄蹇而难合也。） 况朝廷前降指挥，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约；若更厚抚继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则必各尽死力以报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国用亦无所耗。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则谅祚所损，固不胜其计矣！”（案：《家传》此下有云：臣谓薛向、贾逵等擘画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国家即今边计为便，可以施行，非是听用轻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浅妄之说，以救全向、谔之失也。谨遣走马承受冯德诚乘传以闻，愿早赐可。） 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以琅珰铁锁锢杀杨定者，将献之求和而未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案：毕沅《通鉴考异》云：《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元年三月庚辰，谅祚卒。据《夏国传》，谅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盖秉常於治平四年冬即位，则谅祚实治平四年卒，元年赴告之日。又案：《纪事》於明年三月甲辰，书夏国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 琦因奏曰：“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愿且留数月，以观虏情，他日再许纳款，犹可为议论之端。”（案：《家传》此下有云：或令别立疆界，或换易塞门旧寨，或予之拒降人之请，是时取舍，皆在朝廷。） 枢密院使文彦博、吕公弼耻於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斋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案：《家传》载奏疏云：臣当职无状，上烦圣慈，委曲开谕，夙夜不胜愧恐。然臣始欲留绥城，令继世与降人同处者，盖以西人与朝廷隔绝之后，欲降众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贼。既西人来告谅祚之哀，则边事又有变易，朝廷下次必须许令复好，故乞留此绥城，只备数月之粮，差人防守，贵与商议时易为束缚，存得朝廷久远事势。今若朝廷以臣前议为是，即乞责令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系议和利，亦乞直行毁弃。） 乃诏绥州如琦议。（《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谅祚将以兵报复，西边皆惊，上乃以韩琦判永兴军兼陕府五路经略安抚使。琦奏曰：“薛向招诱横山，已而种谔擅取绥州；环庆李肃之领众七千，破荡族帐；泾原蔡挺又欲令环庆直趋兴、灵，肆意妄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难，但须禀朝廷威算。”琦寻至长安，有诏相度绥州可弃可守以闻。琦奏：“绥州不可弃，且言西贼诱害沿边知军巡检，不接诏匣，贺登极正旦人使更不过界，是不复顾藉和好。况绥州见已修就城池，若令嵬名山等据之，自然并力捍奭，谅祚万一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宋史·吕公孺传》：神宗得绥州，遣使议守弃之便，命公孺与郭逵议，合，遂存绥州。与此异说。）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三 上

　

　　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一○六八）

　　１、春正月甲戌朔，改元。（《长编》通例。案：《长编》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书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间复改元则不书，兹据通例补之。）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熙宁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同此，《辽史》不书日食。《本纪》又云：治平四年十二月辛酉，以来岁日食正旦，自乙丑避殿减膳，罢朝贺。

　　又：复武臣同提刑。案：毕沅《通鉴》：甲戌朔。《长编》卷一百九十二：嘉祐五年八月乙酉，罢诸路同提点刑狱使，置江南东西、荆湖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先是，提点刑狱使臣或有窃公银器为乐倡首饰者，议者因言使臣多不习法令，不可为监司，故罢之，至是又复其制。《宋史·本纪》：熙宁二年十一月丙子，罢诸路同提刑武臣。《职官志》：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狱讼而平其曲直，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旧制，参用武臣。熙宁初，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故罢之。又案：二年十一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无罢武臣同提刑文，故附注於此。

　　又：以唐介参知政事。案：《宋史·本纪》：丙申日，介时官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故事，执政坐待漏舍，宰相省所进文书，同列不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预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遂以为常。徐乾学《通鉴后编》云：以三司使唐介参知政事，帝问司马光曰：“唐介参预政事何如？”光曰：“介素有刚劲之名，外人甚喜。”

　　又：增太学生员，初二百员，至是增置一百员。案：《宋史本纪》，壬寅日。《编年备要》云：寻诏以九百人为额。《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初，太学置内舍生二百员，官为给食。至是盖待次者百馀，谏官以为言，故有是诏。《玉海》卷一百十二云：元年正月，谏官滕甫等言，庆历》太学内舍生二百员，官给食，乞增置。李《十朝纲要云：五月，展国子监以九百人为额。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辰朔。） 壬子，观文殿大学士、右仆射、判河阳富弼判汝州，仍诏入见，乃赴任。（《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弼再判河阳在治平四年十月初二日丁未。又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状》：熙宁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觐。诏曰：“渴见仪容，愿闻风论。”与此异月。）

　　２、丙辰，种谔夺四官，随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谔擅权生事，诏系长安狱，或以咎谔。谔曰：“嵬名山举众约降，既闻於朝矣。若缓以待命，事机一失，则数万之众，快於贼手，为边生事不细。吾宁坐死，以就国事。”乃悉焚当路所与简牍，置对，无一语罣人，惟自引伏。虽值陕西曲赦，终坐责。（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丙辰日，《纪事本末》不系责日，今据附此。谔复西京库使、商州都监在十二月庚戌，见《长编》卷二百十六原注。陈桱《通鉴》附谔安置随州於元年十二月，恐误。） 先是，枢密院言：“上意谕郭逵毁弃绥州曰：‘国家封疆万里，岂与犬羊争尺寸之地！’逵未至，贾逵遂以兵驱降羌於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机宜文字赵禼言（案：此下有脱误。宋史赵禼传：禼第进士，为汾州司法参军。郭逵宣抚陕西，辟掌机宜文字。种谔擅纳降人数万，朝廷以其生事，议诛谔，反故地归降人，以解仇释兵。禼上疏曰：“谔无名兴举，死有馀责。若将改而还之，彼能听顺而亡绝约之心乎？不若谕以彼众饿莩，投死中国，边臣虽擅纳，实无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苏立、景询辈尔。可遣询等来，与降人交归。各遵纪律，而疆埸宁矣。如其蔽而不遣，则我留横山之众，未为失也。”） 绥州不可毁弃，劝逵招集降羌使还守绥州，不然，且为边患。逵从之。韩琦令鄜延勿给嵬名山粮，追还戍兵，（案：涑水纪闻卷十一：种谔之谋取绥州，两府皆不知之。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赵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时韩魏公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韩公判永兴军兼陕西四路经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闻。韩公至陕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诘之曰：“若受之，则当馈粮，戍之以兵，有急则当救，此三者皆有备乎！”韩公对不及馈戍及救，彼自有当谅祚。因遗书令勿给粮，追还戍兵。） 若谅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为不可。琦遣刘航往诘，逵因执不可，曰：“如此，则降羌无以自存，皆溃去矣。”（案：《涑水纪闻》卷十一载此数语，又云：乃奏请筑绥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绥德城，择降人壮健者，刺手给粮，以为战兵。”得二千馀人。） 琦从之。是月，运丹州粟以给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选其彊壮二千馀人刺为兵，馀丁皆刺手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两不耕田及绥州旁近闲田给之使耕。其初降时并老弱凡二万馀人，死於战疫及逃去，仅存万馀人耳。《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３、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叶毕，上更命读一叶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於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亦略载论仪、秦事，原注云详见《讲筵》。惟卷五十二作丙辰日，与此异日，此文较详，故取此删彼。王氏应麟《玉海》卷二十六云：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阁。王珪、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吴申、周孟阳讲《礼记》，读《史记》、《资治通鉴》。据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辰朔，丙辰为十三日，庚申为十七日。《玉海》所载十一日，则为甲寅，又与《纪事本末》互异。）

　　４、是月，群牧司言：“枢密院副使邵亢请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利。案马监草地四万八千馀顷，今以马五万匹为额，匹占田五十亩，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民租佃收草粟，以备寒月之用。”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纪事本末》不系日，附月末。）

　　１、三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酉朔。） 庚辰，夏国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就都亭驿站，诘问贼杀伤杨定等及虏掠熟户、不遣使贺即位、降诏不承等事。（案：《文潞公集》：熙宁元年《论夏国册命》云：薛宗道至，若所斋表止是告哀，别无陈诉，及宗道於押伴官处别无传达言语，欲令孙构因聚会款曲间祗作己意问之，云：“先国主薨谢，今来何人继嗣焉？”他若云某人继嗣，即卻问云是先国主之何亲？云是子，即更问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即与更问云：“先国主盛年弃世，今来嗣子，必是幼小。”他若有对，更随机答之，少间即更说与：“自古外国必须中国册命者，方可取重於诸蕃。今者西夏以累世贡奉，故当册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国自嘉祐以来，於麟州界上掩杀郭恩，及於泾原侵掠固家堡子，后又於大顺城作过，有违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时来祭。今上登极，亦不入贺。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体，而夏国终不省过，又於去年十一月中於宁顺寨界上诱引杀害卻知保安军杨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来朝廷未必便行封册之礼，须与夏国重别商议再具誓表，信纳丁宁，务存久远，方可商议别行封册。若依前卻有侵犯边境，贡奉不时，岂恭顺和好之理？”若宗道别为分疏，即随其言以理折难。若云某祗是斋表来告哀，不敢与闻他议，即且说与：“今来使还，须是子细说与本国知委，候议定，别具誓表来上，朝廷须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 宗道言：“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陈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上乃令缜谕旨：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朝廷除官。仍於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效顺中国。（《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毕沅《续通鉴考异》云：《宋史·神宗纪》：熙宁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谅祚卒，遣使告哀。据《夏国传》，谅祚以神宗即位之十二月殂，又云秉常於治平冬即位，则谅祚实治平四年殂，《本纪》所书者赴告之日耳。）

　　２、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纪事本末》卷五十四。案：王偁东都《事略本纪》：二年五月壬辰，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潭州雨毛。案：《宋史·本纪》作丁酉日。）

　　１、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见，上以弼足疾，许肩舆至崇政殿门。又以门距殿远，更御内东门小殿见之，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以公足疾，肩舆至崇政殿门，令男绍庭入殿扶持，仍不拜。又以门距殿远，上特为之御内东门小殿以见之。恩礼优重，并臣莫及，赐其子绯衣银鱼，召坐。《太平治迹统类》云：富弼入见，且免拜，坐语从容至日昃。问以治道，弼以上锐於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随其善恶若自取，然后诛赏从之，则功罪得其实矣。”上称善。又问北边事，条目甚悉，弼曰：“陛下临御以来，当先布德泽，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赏边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愿陛下勿先留意於此。”上默然良久。又问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上善之。）

　　２、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谟，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於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於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曰：案：《临川集·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云：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讬，必尽其材，变置设施，必务其当，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於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彊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於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於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案：《临川集》此下有云：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於方今。）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於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案：《临川集》此下有云：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於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横彊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重赏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於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於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循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非不见任”。） 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於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於庸人。农民坏於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於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尝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尝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於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彊。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於百年，虽人事，亦天助也。盖屡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逊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由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於是为上略陈施设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讫不复录所对以进。（《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薛应旂《通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师，时受翰林学士之命，已七越月矣。《太平治·迹统类》作壬寅日，与《纪事本末》及各本均异。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友。三人更游扬人，名始盛。帝在藩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辄曰：“此维友王安石之说。”及为太子庶人，又荐以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至是始造朝入对。）

　　３、除集禧观使富弼恳辞乞赴汝州，上不许，弼又言云云。（案：《东都事略》、《太平治迹统类》诸书，《宋史》及各本均不载，或即上壬寅之言也。上乃听弼依旧判汝州，罢集禧观使。《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读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等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赐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座，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座？’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帟幕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於前，则事体轻重，议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义。”判太常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臣窃谓侍从之臣，见於天子者赐之坐，有司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於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从，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跪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十朝纲要》：庚申，诏从判太常龚鼎臣议，令经筵立讲。）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壬申朔。） 庚辰，（《长编》卷二百零八：治平三年八月十五日己酉，蔡抗陈乞国子监轮举教授。原注：熙宁元年五月庚辰日有诏。案：原文已佚。毕沅《通鉴》云：五月庚辰，诏两制及国子监举诸王宫教授。据《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五月九日，有司言：“两汉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补诸侯王傅。今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宜命两制举纯朴行谊年五十以上者。”又云：置大宗正司记室一人，典笺奏；讲书、教授十有二人，分位讲授，兼领小学之事。自熙宁初置丞，省记室、讲授员，增给以禄。） 同知谏院吴充（案：《宋史·吴充传》：熙宁元年，知制诰。神宗谕以任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谏院。） 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桮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资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殁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余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纪事本末》卷七十。案：太平治迹统类载吴充是奏。又云：诏令中书及韩绛同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与议。安石以顾为善。然是时安石未执政，制置三司条例司尚未设，此恐年月有误。《纪事本末》此上明书元年五月庚辰，姑附此。）

　　２、丙戌，郭逵言：“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虏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诏遣使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杨定等死，逵密诇边吏，得杀定等首领姓名，谍告曰：“夏人将斩杀定之人於境以谢罪。”逵曰：“此特斩囚以绐我。”檄宥州诘夏人，且曰：“必执李崇贵等来。”虏曰：“杀之矣。”逵曰：“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惧，乃以实告。初，薛宗道受韩缜所议，（案：薛宗道，即《涑水纪闻》所云夏国之臣薛老峰也。议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详见二年十月丙申。） 归白秉常，秉常不许。宗道始归，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国疑，当不受诏，藉或授之，必伪立姓名以邀金缯；且彼既恭顺，宜开布大信，以示威灵所加，不宜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受诏，如逵所言。（《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郭逵传》：逵诇得杀杨定者首领姓名，牒告将斩之於境以谢罪，逵曰：“是且枭死囚以绐我。”报曰：“必执李崇贵、韩道喜来。”夏人言：“杀之矣。”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虏，情得，执献之。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韩绛主种谔计图横山，与逵议出兵。逵曰：“谔，狂生耳，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误大事。”绛怒，以为沮挠，奏召逵还。）

　　３、丙申，枢密院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九：“拣”作“择”。少壮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案：《文献通考》卷百五十六：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王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两府共议，或以为令一月一番，或以为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辨之甚力。义勇旧制，见《宋史·兵志》五云：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者充，止涅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副正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税户弓箭手、砦户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一，九丁刺二；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又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盖庆历初，河北路义勇总十八万九千三十一人，河东路义勇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初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宁初，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艺精者百人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别教阅，及数外艺优者亦籍之，俟有阙则补。从之。）

　　４、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常；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不等，许义勇陈乞。”（《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５、废庆成军入荥河，置军使隶河中。（《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原注：《旧纪》，上谓辅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聚一方，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於是废庆成军，又废庆平县。按废庆平县，《实录》已见四月末，上语云云，似为新政并省发端，今附见此。《新录》亦不载上语。案：《宋史·本纪》、毕沅《通鉴》，戊戌日，《纪事》不系日，据以辑此。《宋史·地理志》：永兴军路荥河下注云：次畿。旧隶庆成军，元年废；以隶府，治置军使。）

　　１、六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辛亥，王临言：“保州塘泺已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年，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陷戎马。”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三。）

　　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阪塘，异时皆蓄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所在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垾，功利有实，当议旌赏。”《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六月乙卯，赐知唐州、光禄寺卿高赋敕书奖谕。赋在唐凡五年，增户万一千三百八十，给田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榛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五百十七，作陂塘四十有四。《宋史本纪》：六月辛亥，诏诸路兴水利。）

　　２、先是，谏官言：“选人到铨磨勘者，众为壅并，遂至稽滞，盖是举官之数太多，不与引见转官人数相当。乞先取京朝官员数著定，仍限定诸路保奏之数。”台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员多阙少，审官差遣，不行选人磨勘之法。故当渐有澄汰，不为限隔，使人无留滞咨怨之声。”己未，诏诸道州、府、军、监长吏奏举选人，更不裁减外，其通判奏举选人，并令权罢。（《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壬戌，诏诸路转运判奏举选人为京官，比拟提点刑狱，朝臣并减二人。（《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４、癸亥，赐知渭州蔡挺敕书奖谕，以韩琦言镇戎军叶燮会乃控扼西界要害处，独挺能修筑堡寨，凡钱粮、材木、版筑之具，皆不愆於素而又能广弓箭手，使不废衣廪而兵备益集。初，秉常遣使告哀，案：在三月初八日庚辰。琦言：“自西夏诱杀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俟其一一归服，然后开纳，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册命之礼，且要无事，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此下有云：又以夏国当此变乱之际，可以开示大信，招纳横山一带部族，乃为大字榜於诸路，使散入虏中。诏问公乘此机会有可行事宜密奏以闻。公奏曰：“若告哀人沈然过界，不来求议，许臣於诸路择要害处兴建城寨，使彼震慑，必速就议。”先是，泾原路镇戎军新寨悰有地六千馀顷，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尝乞於此壕修叶燮会为寨。） 遂以便宜檄挺兴役，叶燮会后赐名熙宁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东都事略·蔡挺传》云：挺检括迸边生地、汉蕃冒耕田四千八百顷，募佃以充边储。边人冒市蕃部田，挺开自首免罪法，复得地八千顷，刺弓箭手三千，养马五百。镇戎军三川、高平、定川砦旧壕外，有曹英、新壕两壕，之间土地膏腴，东西四十里，南有土山。挺因险筑砦，乘高四望，护壕内地及觇贼往来。筑十八日毕功，开二千顷，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之，赐名熙宁寨。）

　　５、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司。（《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申，诏罢河北屯田司。原注：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李若愚同制置。案：是月辛丑朔，二十三日癸亥。《宋史·食货志》上四：熙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置河北屯田司。原注文简，据《食货志》增。）

　　６、乙丑，河水涨溢，诏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治。（《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寅程昉言滹沱兴工原注。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决恩、冀等州。《十朝纲要》：乙丑日。《宋史·本纪》：六月乙亥，河决枣彊县。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壬辰，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诰吴充安抚河北。癸巳，疏深州溢水。据《朔闰考》，六月辛丑朔，无乙亥日。《本纪》於乙亥前书辛亥，乙亥下书丙寅，“亥”乃“丑”字之譌。《五行志》则又云：熙宁元年秋，河决恩、冀。与此并月。《十朝纲要》、《宋史河渠志》、《编年备要》，明载七月又溢瀛州。本纪惟载十二月癸卯瀛州地震，无七月溢瀛州文。《五行志》亦无溢瀛州文，或因瀛州溢在七月，《五行志》因误以恩、冀河决为秋欤？今依《十朝纲要》附乙丑。《编年备要》云：六月，河决恩、冀等州。七月，又溢瀛州。寻遣使赈贷之。都水监宋昌言与内侍程昉请相度六塔旧口，并二股导使东流，徐塞北流。初，商胡决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宁入於海，是谓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为二股。自魏、恩东至於德、沧，流入於海，是谓东流。《宋史·河渠志》一云：熙宁元年六月，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棘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乐寿埽。帝忧之，顾问近臣司马光等，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於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奭河，而河北都转运司言：“当用夫八万三千馀人，役一月成。今方灭伤，愿徐图之。”都水监宋昌言谓：“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遂与屯田都监内侍程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於是都水监奏：“庆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馀年，自澶州下至乾宁军，创堤千有馀里，公私劳扰。近岁冀州而下，河道梗涩，致上下埽岸屡危。今枣彊抹岸，訩夺故道，虽创新堤，终非久计。愿相六塔旧口，并二股河导使东流，徐塞北流。”而提举王亚等谓：“黄、御河一带北行入独流东砦，经乾宁军、沧州等八砦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势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议者欲再开二股，渐闭北流，此乃未尝睹黄河在界河内东流之利也。”十一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张茂则，乘传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视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对：“请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时议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听，卒用昌言说，置上约。三月，光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於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於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宜专护上约及二股堤岸。若今岁东流止添二分，则此去河势自东，近者二三年，远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訩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自然北流日减，可以闭塞，两路俱无害矣。”会北京留守韩琦言：“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馀步，则将束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四月，光与张巩、李立之、宋昌言、张问、吕大防、程昉行视上约及方锯牙，济河，集议於下约。光等奏：“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木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木欲捍奭河水西来，相为表悰，未可偏废。”帝因谓二府曰：“韩琦颇疑修二股。”赵抃曰：“人多以六塔为戒。”王安石曰：“异议者，皆不考事实故也。”帝又问：“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为可治。帝曰：“欲作签河甚善。”安石曰：“诚然。及时作之，往往河可东，北流可闭。”因言：“李立之所筑生堤，去河远者至八九十里。本计以奭漫水，而不可奭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奭也。”帝以为然。又案：河决德、沧等州，见八月戊申。）

　　７、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案：《传家集·辞免裁减国用劄子》为七月三日上，《纪事》类系於下命日。据集中所载云：臣近曾乞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叼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有报称，若果能有益於国，臣何敢辞。窃惟方今） “国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异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目，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专领此事，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穀差遣。） 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案：此明日，依《传家集》七月三日上章，当为七月四日甲戌。） 即置裁减局。（《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８、是月，废随州为光化县。（《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朝事实》卷十八：随州，熙宁元年省为安化县。四库馆原校本云：按《宋史》作熙宁元年废光化县为镇入随县，与《元和县志》管县有光化之文，而与《文献通考》熙宁五年改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阳，及此作元年省安化县者，先后沿革互有歧异。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宋史》三云：随州之光化县，本安化县，后周改名。此熙宁元年所废之光化，乾道二年以襄州之阴城县、光化军并置，乾德县隶焉。熙宁五年废光化县隶襄州，此别一光化县。虽同在京西路，初不相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六月，录唐魏徵、狄仁杰后。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仪陇州职官一任，以判永兴军韩琦言道严，唐郑国公徵裔孙；国宾，梁国公仁杰十二代孙故也。《宋史·本纪》与《全文》日同。

　　１、七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未朔。） 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案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其死，用违律为婚，敕贷阿云死。知登州许遵言：“当论如敕律。”诏送刑部，刑部断如审刑、大理。遵不服，乞送两制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与安石议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彊主遵议，特与光异。及执政，遂力行之。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传家集》载温公议云：臣窃以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窃详《律》文：“其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所谓“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律意盖以於人损伤既不得首，恐有别因馀罪而杀伤人者，有司执文并其馀罪亦不许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论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但係已伤，皆不可首也。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案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故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苏州洪祚断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盗故杀伤人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疏》既指名故杀伤人，则是因盗谋杀伤人者，自从谋法。当时法官误断，不可用例破条。遵又引《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以为谋杀已伤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长谋杀卑幼之类，皆是已伤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问答》条云：“谋杀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谋杀之罪尽。显是谋杀，许令自首。”案问皆谓谋而未伤，方得首免，若其已伤，何由可首？凡议罪制刑，当使重轻有叙，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况阿云嫌夫詀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而遵更稽留不断，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后有似此之类，并作减二等断遣，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当，难从许遵所奏作案问欲举减等两科。今来与王安石各有所见，难以同共定夺，伏乞朝廷特赐裁酌施行。又案：邵博《闻见后录》：登州有妇人阿云者，谋杀夫而自承。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为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之云云。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并，独主许遵之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为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执法者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者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所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自祖宗立法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减。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能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余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灭，秋一物华即为灭。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为司马文正公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岂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遣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云：神宗熙宁元年，登州有妇谋杀夫伤而未死，及按问，遂承。知州许遵言：“法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请从减论。”诏司马光与王安石议，安石以遵言为是，光谓：“因他罪致杀伤者，他罪得首原，岂可以谋与杀分为两事？而谓谋为所因得以首原乎！”文彦傅、富弼等多主光议。逾年不决。诏卒从安石议。《宋史·许遵传》：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彊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寝田舍，怀刃斫十馀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案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於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案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案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觊，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执政悉罪？己者，遂从遵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案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案问在左；先问右，则案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矣！）

　　２、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口谷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案：《宋史·地理志》三：秦凤路甘谷，熙宁元年置，有吹藏、大甘、陇诺三堡，四年增置二堡。） 先是，韩琦遣李立之驰奏请修筚篥城。（案：《安阳集·魏公家传》载奏疏云：秦凤路沿边累为西人侵掠，西蕃熟户日失藩篱之固。昨郭逵已筑治平、鸡川二寨，包入熟户疆土不少，若更修筚篥城一两处，则西与古渭相接，方成外奭之势。） 枢密院难曰：“筚篥是秦州熟户地土，将来兴置一两处，接连古渭，又须添屯军马，计置粮草，复如古渭之患。”（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所载此下有云：况西蕃熟户，本要为汉藩篱，若与筑城，令熟户自守，必知熟户不能自守，须藉汉兵，傥有贼至，则汉兵当锋，熟户受庇，汉有馀力为之则可，但虚内而事外，非计之得。前后臣僚累有奏请，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细相度以闻。） 琦复奏曰：“窃观先世图制匈奴，患其西兼诸国，故表河列郡，谓之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今西夏所据，盖多得匈奴故地，自昔取一时之计，弃废灵州以来，因失断臂之势，故德明、元昊更无忌惮，得以吞噬西蕃，以至其甘、凉、瓜、肃诸郡。（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此下有云：皆为贼有，势既大。至宝元初，始敢僣号。案：《安阳集》此下有云：以背朝廷。是时贼方与诸路边兵相攻战，故秦、渭一带，西蕃未暇窥夺。臣庆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时永宁、安远之北，绵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蕃熟户，其间有不授捕职名目，官中亦不勾点彼族兵马者，则谓之生户，并与熟户交居，共为篱落，故秦州最号藩篱之壮。讫元昊纳款，未尝侵犯。只自庆历通好，后来西人以寇抄为事，见秦、渭间西蕃最为繁盛，又为我之降人献说，以谓西界诸郡当贵广有所出，可以先取西蕃，然后以兵扼要害，则西川诸郡，一皆得之。） 遂一向攻胁秦、渭诸蕃。（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大半为其所属，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庆历中，藩篱大段薄弱。） 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於其中修盖行衙，闻甚宏壮，令伪驸马花马总领之。） 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即近蔡挺与白知军者公文往来之处。） 去汉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又秦州上丁族瞎药恕，质其父厮铎心，及逃去，与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唃厮啰之孙，瞎毯之子也。其木征、瞎药更与自来秦州多点集不起广有力量青唐族相结，谋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阴与夏人通款。若渐次尽为西夏所诱，不独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为贼逼，则其董毯一带至回纥以来搬次尽为阻隔。秦州豢马，自亦稀绝，可谓秦塞之深患也。与臣二十六七年在秦州时，边事变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帅，亦不能知此子细。） 所以久在西陲谙知边事者，皆谓城筚篥，则可与鸡川、古渭通成外奭之势，隔绝得西人？吞古渭一带诸蕃与瞎药、木征、青唐等族相结之患。（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少得前世所谓断臂之策，兼自来鄜延、环庆、泾原等路沿边，例皆以城寨包卫熟户，使诸族知有家计，则可以相资表悰，号为篱落之固；不然则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间，去城寨稍远，西贼一来，官军既难救应，则尽为贼所杀掠，此安可谓之篱落也？） 臣复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灭臧、康（案：安阳集家传，康作唐。） 奴三族，广有人力，以居处恃险，点集不起。（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屡杀官军，出入西界买卖，都无忌疑。庆历中，每西人入寇，则前为乡导，同为抄劫。） 后来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处，修置靖安、绥宁二寨，佛空平、耳朵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过，听从点集。（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始为篱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筚篥者，非好生事也。盖欲与西人议事未复好间，乘此机会，可以城之。既城此则经久，有臣前所陈之利，忽而不为，则他日有臣前所陈之害，故城与不城，其利害实系於国家而不系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 若谓其修城之后，又积兵聚粮之费，（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力有未及”四字。） 臣以为不然。盖筚篥既城，则秦州三阳、伏羌、永宁、来远、宁远诸寨皆在近悰，可以均匀抽减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创置酒税场课利相兼。”（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充赡。复闻筚篥城侧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则边防之势，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画鄜延、环庆、泾原路沿边城寨对西界小纸图黏连在后，陛下观之，则可见今之诸路，例皆以城寨包卫熟户，非妄言也。望与二府大臣裁酌。） 诏从之。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文广即饬诸将，声言城喷珠，率众至其处，日已暮，乃急趋筚篥城，屯列既定，迟明，虏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当白国主，以数万精兵逐汝。文广遣裨将袭其后，所获甚多。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文广，业之孙也。韩琦又言已牒秦凤路於擦珠谷（案：《宋史·地理》志三：治平四年，置鸡川。熙宁元年，改擦珠堡。） 筑一大堡，又乞废罢纳迷、丹山、菜园、白石、了锺五堡，使臣戍兵。擦珠堡成，赐名通渭。（《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秋七月，城筚篥。初，秦州生户为谅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筚篥，知府马仲甫请城而耕之。《宋史·马仲甫传》：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径，小警则路绝。仲甫得筚篥城故趾，自鸡川砦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诏赐名甘谷堡。故时羌人入城贸易，皆僦邸，仲甫设馆处之，阳示礼厚，实闲之也。《安阳集·家传》云：公又委秦凤帅马仲甫兴置贡珠、甘谷诸堡。自是夏人不敢近寨，劝诱古渭一带蕃部，献地八千馀里，以招置弓箭手，於是篱落壮固，边声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杨定者李崇贵、杨道喜诣阙请命。朝廷遣韩缜同公属官刘航至延安，与西人薛宗道议事，仍令偕至长安，禀公而后往。）

　　３、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院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谊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故命以此。（《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安国，安石弟也，於书无所不读，数举进士，试礼部辄不中，又举茂材异等。有司考其策为第一，以母丧罢。上即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荐之，绛、亢以所著《序言》进。手诏称美。毕沅《通鉴》云：以母丧不试，庐墓三年。韩绛荐其材行，召试，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临川集》载安石《谢弟安国及第表》云：隽乂之求，外覃草野，龙光之施，首逮门庭。窃以陛下躬国论听断之烦，而察知孤远之行，略门资贡举之法，而拔取滞淹之才。山林之所诵说而难遭，巷里之所惊<目差>而罕见。伏惟皇帝陛下协德穹昊，比明羲和，博临四方，洞照万物。如臣同产，为世畸人，少遭闵凶，自奋寒苦。虽力学行，粗有时名，而少偶寡徒，几绝荣望。岂期圣听，俯及幽潜，遂使穷徒，坐升华宠。奖以诏书而试艺，赐之科第而命官。禄不逮亲，既永乖於养志；仕非为己，当其誓於捐躯。）

　　４、己卯，并臣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不许。及第三表，（案：《传家集》：上表日为十七日丁亥。） 司马光入直，（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司马光权知审官院，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上疏言云云同。因言：案：《传家集》载七月十七日《请不受尊号劄子》云：臣今月十七日准内降曾公亮等上尊号第三表，检会旧例合降不允批荅，已具榜子审取圣旨去讫。臣窃惟） “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开宝九年，并臣上尊号，有‘一统太平’字，太祖以燕、晋未平，卻而不受。是见圣人之志，苟无其实，终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诏：‘自前所加尊号，尽从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易兼称。朕欲称王，但不可与诸子同尔。并臣恳请，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后终身不复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辞尊号不受，天下莫不称颂圣德。不幸次年，有谄谀之臣建言国家与契丹常有书往来，彼有尊号而中国独无，足为深耻，於是并臣复以非时上尊号者，甚为朝廷惜之。昔汉文帝遗单于书以尺一牍，单于答以尺二牍，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未闻文帝复为胜大之名以加之也。学者至今称文帝谦德之美，未尝以为可耻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此乃不识大体之言，诚不足信耳。今群臣以故事上尊号，臣愚以为陛下聪明睿智，虽宜享有鸿名，然践祚未久，又在亮阴之中，考之事体，似未宜受。陛下诚能断以圣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请，仍令更不得上表，则颂叹之声将洋溢四海，所谓一谦四益，后其身而身先，可以舍虚名而得实举也。伏望陛下更加详择。取进止。） 诏赐光曰：（案：《传家集》附载手诏曰：览卿来奏，深谅忠诚。） “朕方以（案：《传家集》此下有“频日”二字。） 淫雨、（案：《传家集》此下有“甲申”二字。） 地震，（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天威彰著。） 日虞倾祸，（案：《传家集》此下有“实忧”二字。） 被此鸿名，有惭面目。（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况在亮阴，亦难当是盛典。） 诚如卿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已批降指挥。） 可善为答诏，（案：《传家集》：“诏”作“辞”。下有云：使中外知朕至诚，实乃内顾惭惧。） 非是欺众以邀虚名。”遂终不许。（《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王临川集》载《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以下上尊号第一表不允诏》云：朕以薄德，嗣膺基绪，继天理物，常惧弗任。方赖交修，以熙众治。群公卿士，外暨庶黎，欲举鸿名，措之眇质。臣民归美，为义则多，揣实揆时，朕犹不取。又《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号第二表不允诏》云：王者奉元以先后天时，宪道以始终人事。以文制礼作乐，以武戢兵丰财，以成万物之性为仁，以得四海之心为孝。惟圣时克，朕无能焉，被之此名，祗有惭德。矧家多难，创钜未夷，备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显，良非本怀。《传家集》载《赐文武百僚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号不允断来请批答》云：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穷，未获厥所，夙夜悼惧，如涉春冰。属报本之礼，不敢堕旷；故躬执牺牲，祇见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营福禄也。而群公卿士，猥见褒誉，欲归以溢美，增其徽称，抗章勤请，至於再三。朕乏馨香之德，不能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为灭，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鸿名之敢当？心焉愧惕，流汗霑足。况在谅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时亟举盛典！若斯之议，非所敢闻，宜体予至诚，勿复为奏。所请不允，仍断来请。）

　　５、以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原注：升之，本名旭，避讳以字行。《十朝纲要》、《东都事略》及《宋史·本纪》均作己卯日，《纪事本末》不系日，今据附此。《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新知大名府陈升之知枢密院事，文彦博、吕公著为使，韩绛、邵亢为副使，枢密院并置使副。使副及知院自此始。《宋史·职官志》二：时陈升之三至枢府，神宗欲稍并其礼，乃以为知院事。於是知院与使副并置。洪迈《容斋三笔》卷五云：熙宁初，文彦博、吕公弼已为使，而陈升之过阙留王安石，曾许再入枢府，遂除知院。知院与使并置，安石意以彦博耳。《传家集》载新除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上第一表辞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云：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枢机之职，泄谟庙堂。自非佥谐，曷敢轻授！卿历仕三世，克肩一心，事效已明，时望攸属，膺兹图任，夫复何辞。所乞宜不允，仍断来章。） 初，升之与文彦博固争杨定不可使，上不听。定既被杀，上思其言，於是复召用之。时薛向贬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绥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绥州不可弃，与文彦博异议。（《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薛向传》：廷议种谔擅兴边事，将置法。向言：“谔今者之举，盖忘身以徇国，有如不称，臣请坐之。”谔既贬，向亦罢知绛州，再贬信州。）

　　６、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地又震。（《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京师、河朔地大震。《十朝纲要》、《宋史·本纪》：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八月壬寅，京师地震。甲辰，又震。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声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师及莫州地震。癸卯，瀛州地大震。《编年备要》云：京师震者三：八月，京师又震；十一月，复震。知开封府吕公著上疏，其略曰：“自昔人君遇灭者，或恐惧以致福，或简诬以致祸。上以至诚待下，则下思尽诚以应之，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则不为邪说所乱。颜渊问为邦，孔子以远佞人为戒。盖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则其势易亲；正人惟恐不合於义，则其势易疏。惟先王格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惓》不效，当改惓。诏司天惓官，杂候皇晷，更造新惓。（《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此据沈括奉元惓序。八月，惓成。）

　　７、戊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注云：李焘《长编》熙宁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尝书卖度牒，因钱公辅言，表而出之。鬻度牒盖始此年。按《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赐陕西度牒，籴穀振饥。此云始於熙宁元年，事亦相近。案：原文原注已佚。《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济急。从之。《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同，作戊戌日。《编年备要》：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乞自今宫禁遇圣节，恩赐度牒，并裁省或减半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从之。鬻度牒始自嘉祐，至治平总十三年，给七万八千馀道；熙宁初至八年九月，给八万九千馀道。又案：据《编年备要》与《长编》两歧，而李心传《朝野杂记》亦云：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始鬻之，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长编》云始于熙宁元年秋，盖误。未知孰是，今姑辑此，以存《长编》原文。）

　　８、是月，废冀州枣彊县、富顺监富顺县并为镇。（《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史《地理志》注：枣彊，熙宁元年省为镇，入信都。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九：富顺监，乾德四年，以富义县地置富义监。太平兴国元年，改曰富顺。治平元年，置富顺县。熙宁元年省。）

　　又：雨水。案：《宋史本纪》：七月乙酉，地震，又大雨。

　　又：出将作监主簿，教诰敕，募人入粟。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七月丁酉，降空名诰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三 下

　

　　神宗

　　△熙宁元年（戊申，一○六八）

　　１、八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丁未，诏：“陕西、河东各市马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陕西转运司副使毋湜言，乞候边事宁息收市。上批：“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搔扰，宜从湜奏。”（《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案：南郊合祭，据《宋史全文资治通鉴》诸书，在十一月丁亥。） 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於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案：《传家集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劄子》在八月九日，此附。十三日癸丑，以《批答不允》在十三日也。据《集》中云：臣伏睹宰臣曾公亮奏，以河朔菑沴，调用繁冗，欲望将来大礼毕，两府臣僚更不赐银绢，奉诏，送学士院取旨。） “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於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为出，固不可於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惟国家帑藏素已空虚，重以今岁河北之地灭害特甚。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莩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廪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知振恤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资。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於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於天下，虽锡之山川、土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赏，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之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於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灭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於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灭。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案：《传家集》：“礼”作“禋”。） 大赍四海，下逮行伍，无不沾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案：《传家集》：此下有“已下一切”四字。） 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案：《传家集》：此下有“诚冀国家”四字。） 因此渐思减损其馀浮费，自今日为始耳。”（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素愚戆，识虑肤浅，所言皆目前之实状，非奇伟之高论也。伏望陛下更赐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断自圣志，勿为众言所移，则天下幸甚。取进止。又案：《传家集》载八月十一日上《迩英奏对》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一日，迩英进读已，上问：“河北灭变何以救之？”光对曰：“河北大水，仓廪漂没，所难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卖於民以籴穀，则重增烦扰。且禾稼荡尽，籴之亦无所得。故饥馑之岁，金帛无所用，惟食不可一日无耳。”上曰：“已令漕五十万石以振之，可足乎？”对曰：“臣闻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臣闻河北东、西路，水所不及州县颇稔，可籴。又汴水未绝，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济之。”上又问：“谏官难得，人谁可任者？”对曰：“臣贱官，何敢荐人。”上固问之，对曰：“臣仓猝不能记，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论治道，言：“州县长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择。”对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馀州，责其精择诚难。但能择十八路监司，使之择所部知州而进退之，知州择所部知县而进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转，古方伯、州牧之任，系一路休戚，当慎择天下贤才，不可但取资叙及酬奖为之也。”上又问：“两府辞郊赍劄子何不呈？”对以“同僚有假故。”上问：“兹事何如？”对曰：“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上曰：“谁不同？”对曰：“独臣有此愚见，外人皆不以为然。”上曰：“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若尽听之。”对曰：“今郊赍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於体未顺。”上曰：“已有带马矣。”对曰：“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后数日，光与王珪禹玉、王安石介甫，同进呈《郊赍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国用不足，灭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昔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禄。今两府辞郊赍，正与此同耳。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光曰：“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云云。《纪事本末》均节去不载，今据《传家集》所载附注於此。至《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亦仅取“安石曰常衮至非急也”数十字，而不录安石语，仅云“安石谓非是”五字而已。於当时之言论发端，均未明晓。） 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批答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於黎献，位冠百僚上，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辞。《纪事本末》卷五十七。）

　　３、甲寅，迩英讲读毕，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日晡，乃出。（《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４、癸亥，迩英讲读毕，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５、乙丑，复行《崇天历》。供备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监请重造惓，元亨、应祥等同知算造，琮提点，既成，各进官，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惓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案：《长编》卷二百零四，治平二年三月丁卯，惓成，赐名《明天》。周琮等迁两官。可考。沈括《梦溪笔谈》卷七云：庆历中，有术士姓李，多巧思，馆於荆王门下。会太史言月当食於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奏闻，诏付内侍问状。李云：“本善惓术，知崇天惓蚀限太弱，此月所蚀，不当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动朝廷。”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楚衍推步日月蚀限，加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辰蚀东方不效，卻是蚀限太彊。惓官皆坐谪，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惓》，始知旧蚀法止用平日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惓加减，皆不曾得其所因，至是乃能究其失。）

　　６、丙寅，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馀万给其用。群牧司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傒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熙宁元年八月，命河东诸路买马，每五千匹赴卫州监牧。）

　　７、戊辰，王荀龙请织造圆坛地衣。（《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甲戌，李肃之言，检典礼并南郊仪，无地衣制度。诏罢之。原注：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王荀龙请造地衣。）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八月，孙觉罢。案：《太平治迹统类》：八月壬寅，太子中允、同知谏院孙觉通判越州。觉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许。觉以为：“去岁有罚金御史，兹有贬秩谏官，御史怀奸挟邪，或论事越理，或暗默不胜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罚金贬秩犹在位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许。觉遂移牒邠门、御史台及所领诸局云：“论邵亢、滕甫奸邪，方待罪不入朝，及釐务邠门以闻。”上批出曰：“觉牒所言事不同，宜与外任，差遣便郡。”考觉责授太子中允，仍知谏院，在七月辛巳。《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先是，陈升之登对，帝面许擢置中枢，而觉相继登对，帝因与言升之宜居有密；邵亢不材，向欲使守长安，而宰相以为无过。时升之已有成命，而觉不知退，即上言，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帝以觉为希旨，故责之。觉又言滕甫贪污，颇僻斥其七罪，帝不信，以觉疏示甫，甫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媿矣。”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庚午朔。） 乙酉，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先是，枢密院言：“旧制，以为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局官。乃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各一员，以河南监并为孳生监。（案：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马之孳生，系大名府、洺、卫、相州七监。） 在外诸监，分属两使，其官廨河北於大名府、河南於河中府。后徙京西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奉举按劾，仍不隶於群牧司，专属制置使，后又诏隶枢密院，不领於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戊子，河南监牧使并废。以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六百二十四，馀止堪给马铺。两监岁费及占牧地约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十朝纲要》：乙酉，置南北监牧使。）

　　２丁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旧制，宰相使相子孙除将作监丞，弟兄孙侄并授太祝、奉礼郎，亲堂弟侄与守校书郎，今定宰相使相奏亲堂弟侄只与校书郎。旧制，大卿监子与在京主簿，弟兄孙侄与试校书郎，今定大卿监每次郊礼亲子与试校书郎一人，候该参选并与注初等职官，弟兄孙侄降一等，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少卿监子并与试校书郎，兄弟孙侄与斋郎，今定少卿监两次郊礼许奏一人，内曾任知杂、省副非责降者依旧制。谏议大夫、待制、观察使以上，两遇郊礼许奏子侄亲属一人，今定三遇郊礼许奏一人。旧制，诸妃遇圣节，许奏亲属一人，每隔年许奏二人，郊礼许奏一人；嫔御每遇郊礼各奏一人，两遇圣节与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许奏有服亲；淑仪、婕妤、贵人遇南郊，许奏小功以上亲属一人；位号别而品资同者，许比类奏荐。旧制，皇亲妻两遇郊礼，方许奏一人亲伯叔兄弟侄，今定皇亲妻更不许奏。旧制，郡县主遇郊礼，方许奏亲生子与右班殿直，其夫之亲属及庶子，须两遇郊礼许奏荐一人与借职，今定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子一人，只与幕职，若奏孙及庶子，即两遇郊礼许奏一人，更不许奏夫之亲属。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遗表奏子孙恩泽，今定更不奏人。旧制，诸卫将军，诸司副使、枢密院诸房副承制以上，自转授后两遇郊礼方许奏荐，今定累奏不得过两人，如被奏荐人亡殁许别奏；其将军、副使、路分都监以上，须入仕及三十年以上係亲民差遣，其见任监当、但曾历亲民非责降者亦同。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许奏，其遇圣节并郊礼，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贯，须於有服之亲。旧制，分司官、两省以上官，遇郊礼许奏子孙，仍旧例止降等与恩泽；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礼，子孙并未有官者特奏一名；其两省以上致仕遇郊礼，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两省致仕，依见任官所奏亲疏施行，其降等与恩泽，即依旧制。今定分司致仕、两省以上，不许奏緦麻以下。旧制，两府遇郊礼，奏医人一名，与试国子、四门助教，不理选限；及教练使一名，宪衔逐次奉圣旨，依例内教练使多奏作试衔，不理选限，及奏荐试衔不理选限人多，卻用陈乞奏换三班差使。殿侍旧许将合得转官及其馀恩泽若人吏等出职，陈乞劻授与亲戚官者，今并乞不许劻授。两府初除及转官罢任，各奏门下人吏恩泽，旧例多至十人以上，并乞减半。其两省以上奏补子孙京官难减省，窃缘有出身选人例，须五人举主，方得改转京官，今奏补人便充京官迁转更无限碍，但监当六年便入亲民，比之有出身选人，实为优幸，今乞奏补京官并须本部通判、知州职司及内外两省以上官四人奏举，内仍有本辖官一人两任实满六年，方入亲民差遣；若奏补班行及监当有举主二人两任六年者，准此。”诏并从之。先是，殿中御史悰行陈兆楷言：“仁宗以来，屡革京官之授。”知谏院吴申言：“今卿、监七十馀员，将来子孙尽奏京官，少卿、监中带职员郎共五百馀员，员外郎八百员，数年之后，尽迁郎中，将来奏荐，复倍於今。”同知谏院吴充言：“宫掖妃嫔恩例亦乞裁酌。”都官员外郎庞元英言：“入官之弊，独诸副使未甚裁损。”四状并批送学士院，集两制同详定。（《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丁酉，诏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娶、生日、郊礼给赐。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馀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馀缗，其生日、嫁娶、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明年，复诏裁减。二年十二月癸亥日可参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诏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手诏曰：“我艺祖之兴，以天发之期，再造区夏，大谟伟烈，被诸万世，而莫高焉。其令中书门下考太宗之籍，以属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九月辛未，泾州观察使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东都事略》、陈毕《通鉴》亦均作九月辛未，封太祖曾孙从式。《玉海》卷一百三十：熙宁元年八月，诏王太祖之后。九月辛未，舒国公从式封安定郡王，进彰化军留后。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又据《十朝纲要》，诏在八月壬寅，封在九月，今以九月为下诏日，恐误。《编年备要》：九月，封太祖后。初诏中书门下考艺祖子孙属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王之，使当从献於郊庙，世世勿绝。适韩琦从长安入觐，因言：“主鬯从献，皆太子事。忽择一人令郊庙从献，岂不疑骇天下视听乎！”上悟，遂罢从献之旨。命词但云“遵仁宗庆历四年故事”。《东都事略·刘攽传》云：熙宁初，神宗手诏推求太祖诸孙属行尊者为王，以奉太祖。后攽曰：“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传天下於太宗，继体之君，皆太祖子孙，不当别为太祖置后。以谓太祖之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从其后，世世勿降爵，宗庙祭祀，使之在位，则陛下褒扬艺祖，休显著明矣。”陈桱《通鉴》云：帝谓创业垂统，实自太祖，顾无以称。乃下诏封楚康惠王德芳孙舒国公从式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绝。明年，复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以奉其祀。毕沅《通鉴》云：辛未，泾州观察使、舒国公从式进封安定郡王。从式，德芳之孙也。

　　１、十月庚子朔，枢密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初，范纯仁知襄邑县，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纯仁，有诏劾治，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

　　２、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五十九。案：《玉海》卷二十六：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阁，诏王珪、苗镇等讲《礼记》。十月戊申，诏经筵毋讲《礼记》。此作壬寅，与《玉海》异日，必有一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壬寅乃初三日，戊申乃初九日。） 是日，上因留王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魏郑公、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东都事略》所载此下有云：“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自古悉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３、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务其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

　　４、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阔，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於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当勾当公事，并理本资序，十数年后岁老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诸监牧田，大抵皆宽衍，为人所买占，故议者争请收其馀资，以供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广赋入为务。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馀顷，而今籍五万五千，馀数皆隐於民。自是请以牧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矣。《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取总牧地河南六监三万三千顷，河北六监二万三千顷。）

　　５、乙卯，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椿以备买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纪》载出珠买马於九月乙卯。据《朔闰考》，是月庚子朔，乙卯为十月十六日，九月则为庚午朔，无乙卯日。《玉海》卷一百四十九：川秦入场额市马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洪迈《容斋三笔》云：以奉宸库珠子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鬻银钱，准备买马。）

　　６、己巳。（《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殿，顾问京都等路禁军数，并遂诏并军额。原注：元年十月末可考。又《长编》卷二百五十四：熙宁七年六月乙酉，上谓：“财用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昨者拨并军营，会减军员。”原注：元年十月末，二年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三年三月末，皆并营事。案：原文已佚。十月庚子朔，月末为己巳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七月，手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又云：先时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徙。从之。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削廪远徙，是横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既久承平，纪纲素张，此属汹汹，亦无能为。然诏书一下，万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去不复可号令矣。若逐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之可鉴者。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奭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寘诸无用之地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旧兵尚请衣粮，而新兵更添衣粮，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畎亩之人，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费而费更广，窃恐非计之得也。臣伏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於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於所习，皆无咨怨，国家又得其力用，不为虚设。冗兵既去，大费自省，兹事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不便。从之。案：《通考》所载非十月末事，然《纪事》不载，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十二月己亥朔，诏：“京东武卫四十二指挥并分隶河北都总管司，六指挥隶大名府路，三十六指挥分隶定州高阳关两路，分番往戍。”先是，此军本备河北戍守，近岁分屯诸路，朝廷将减缘边土兵，以省三司餽物，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蔡挺传》：挺奏：“以义勇点刺累年，虽训肄以时，而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兵遗法，俾之分番更戍，无补所阙土兵。”诏问挺措置远近分番之法。挺即条上，以泾、渭、原、仪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至九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至三月罢，周而复始，比之募土兵省费多矣。《宋史兵志》一：高阳关两路更戍；其休番，选差兵官三人依河北教阅新法训练，仍差使臣押教。又诏京东路募河北流民，招置教阅厢军二十指挥，以忠果为额。青、郓、淄、齐州各三指挥，济、兖、曹、濮州各两指挥。又《兵志》五：诏以指挥分番者，大名府五十三为四番，真定、瀛、洛、邢、沧、定、冀、恩、赵、深、磁、相、博自三十九以及十二并为三番，德、祁、澶、棣、霸、滨、永静、永宁、怀、卫、乾宁、莫、通利自十一以及四并二番。九指挥以上者再分本番为三，教始十月，止十二月；六指挥已上者再分本番为二，教始十月，止十一月，终满一月罢遣。帝尝问陈升之曰：“侯叔献言义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为，但少须年岁间议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虽多，及用则患少，以兵与民为两途故也。”）

　　２、庚戌，种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甲子，诏种谔赴阙。初，谔自随州安置复西京左藏库副使、商州都监。会谔丁母忧。原注：谔初复官，已见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卷二百十七：熙宁三年十一月癸卯，谔复皇城使。原注：云：元年，除西京左藏使、商州都监。丁母忧，不拜。今据辑此。案：谔降四官，随州安置，在二月丙辰日。陈桱《通鉴》於十二月书诏谔随州安置，恐误。盖以谔复官之日为谔责降之日也。）

　　３、赐夏国嗣子秉常诏曰：“朕肇膺皇惓，奄宅万邦，凡抚远人，必推大信，乃顾西陲之守，实殚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颇隳故矩，以至间令首领，诱害边臣，浸远宪度之常，自绝贡输之路。才行诘问，忽报凶哀，而能惩事以谢愆，沥哀而请命。今方罹於荼毒，当曲示乎慰存，乃复羁送罪酋，载驰使介。愿坚诚节，规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情，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重进凡三往反议之，於是始奉表听从，故朝廷答秉常诏，许行封册，然犹未遣使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壬子，韩绛建议讲求和籴利害。（《长编》卷二百八十四：熙宁十年八月乙丑，诏陈安石乘传同转运司讲求和籴利害。原注：绛始建议，在熙宁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是月己亥朔，十四为壬子日。案：《宋史·食货志》上三云：神宗即位，京师米有馀蓄，命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须。未载韩绛议。惟《志》后又云绛复建议。）

　　５、癸丑，诏选人以淹滞被举内该磨勘者，听引见与京官，馀依试身。言书判人注官，被举者凡三十七人，权夔州察推官蒲宗孟在焉。治平间，宗孟尝上书言水灭地震，语斥大臣及宫禁官寺。既引见，上识其姓名曰：“是尝言水灭地震者邪！”於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为法，以节约进士、经生之数，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常数千万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减任子之令，期岁而补者增而为三岁，三岁者增而为再郊。三丞告老之泽，十八道使者迁任之宠，例皆寝罢，大较比旧每岁已有千馀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难既如此，既仕之后又多为不可进之格以沮之，故举职官之令行，而京官岁损者常百馀员，朝廷犹以为未也。召见引对之际，又不用铨筦正律，不存祖宗故事，与夺无准，出於临时，使天下有偶失之叹。今年六月己未之诏，（案：此诏，《纪事本末》失载，文已佚，无可考证。） 又令天下通判不得举京官，转运判官亦减其当举之数。甚者又有增年迁秩之法，正郎限员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时，则人之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贵而宠用者，进士一科。以进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过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间几何而至此，其补奏而得仕、诵书而得入官者，又岂人人四十而尽京官邪！治平之法，减京官以举职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术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员自少，五六十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遽乎！”（《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６、乙卯。（《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庚戌，诏武臣诸州未立定合兼钤辖州军，除知州带经略。原注：元年十二月乙卯可参照。案：原文已佚。）

　　７、丙辰，诏：“夏国杀杨定人等李崇贵、韩道喜并免决，崇贵刺配洪州，道喜编管庐州。”己未，夺杨定出身已来文字，籍没田宅，子仲通，（案：《宋史·夏国传》：定子仲通亦被虏去。） 广南编管。定左右卖国，朝廷初不知，既被杀，又赠官。及崇贵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夏国传》云：李崇贵言杨定奉使谅祚，尝拜称臣，且许以归沿边熟户，谅祚遗之宝剑、宝鉴及金银物。及归时，上其剑、鉴而匿其金银，言谅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军。故夏人以为卖己，杀之。至是事露，帝乃薄责崇贵而削定官，没其田宅。）

　　８、庚申。（《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其他路令转运逐州选官相验，运副、运判，分指逐州督趣。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案：原文已佚。）

　　９、乙丑，韩琦判大名府，降手诏听便宜从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安阳集《魏公家传》云：七月，公以凡处置多为执政沮难，不得如志，又边事向宁，乃以疾求罢。因奏曰：“陛辞之日，亲奉德音，候西事稍宁，即令臣卻知相州，愿全旧恩，使均劳逸。”章六七上，不许。乃召忠彦上殿，令驰驿往彼慰谕，及询访边事。忠彦回，又附表恳诉之，乃召复知相州，仍令赴阙朝觐。公时冒大暑至都，上见公形容黧瘁，惊叹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实曾不安，始疑讬以为辞，自此须且速就安养。”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辞之日，上从容访问政事，公因条陈，用人当辨邪正，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谓公云：“谁可属国？”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圣德者甚多。上曰：“侍中之龟鉴，朕敢不从。”公至相州数月，上遣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斋手诏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朕甚惕然。朕尝虚上宰之位，伫卿之还，虽岁月一易，犹恐未欲轻去乡里。且大名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数舍间，人情未为不乐也。将欲除卿西路安抚使，故驰一介之使以谕朕意，苟勉而祗命，则朝廷岂有北顾之忧哉！”公奏曰：“君之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此乃陛下仁恤老臣，过示优礼。然臣方得守乡郡，陛辞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许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辄当烦重，况当此大异之后，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须假应副。若复如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误圣寄。”十二月，复降手诏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苟朝廷有可应副，朕当力为主张。今差御药院内侍李舜举斋敕赐卿，宜即祗受。”公再辞不许，遂之任。公以河朔沿边次边及近悰以来州军乡村人户，自去年秋冬以来，将带老小、车乘、衣装、钱物过黄河南去，称昨经灭伤，往唐、邓、许、汝间，许买田土居住，至今未绝。自来朝廷累令州县存恤赈济，兼去年夏秋残零，税赋租课，并已倚阁，及住催贷粮，不差夫役，又有赊籴常平仓斛斗，支俵麦钱，非不周至。况上件人户，各有行装次第，且非寒饿不能自存之人。时间听信奸人扇摇，轻去父母坟墓，与乡里骨肉离散。近奉朝旨，振济许从便宜，乃分遣官於诸桥渡晓谕，计口给券，令还乡里，至则又以粮贷之。兼并之家，乘时贱市流民田者，皆先令还地，宽以岁月，归厥值。朝廷以大名府路彊壮元额一万三千一百馀人，今管五千七百馀人，令具不补因依以闻。公奏曰：“河北彊壮，自庆历二年拣刺义勇之时，下等短弱之人，并退充賸员彊壮，於帐内别项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县以退下人数，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灭困，非是添补彊壮之时，愿罢取索，以安众心。”从之。保州自嘉祐以来，议欲修展关城，至是刘几复乞展筑，朝廷终以张皇引惹难之。公奏曰：“保州闻欲展城，军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阳关皆尝修展，不闻引惹。既非创筑，於虑誓无嫌，愿亟城之。”从之。又案：《家传》所载公以河朔云云，至“亟城之，从之”，皆二年事，《纪事本末》不录。然此皆魏公在大名时之事迹，今附初判大名下以备考。又案：《安阳集》载《魏公辞免河北四路安抚使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刘有方斋来诏赐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溃决，里民流离。且大名为天下襟喉之地，将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抚使。及有方口传宣旨，亦如诏意者。惟君使臣，当即降命，而先驰使指，委曲为谕者，此乃陛下加礼老臣，过示仁恤。且虑犬马之诚，或有所蕴，庶几得以自达也。幸甚！幸甚！窃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当西帅之重，累具奏牍，披沥血恳，方得还守乡郡。陛见之日，陛下矜臣状貌，知其未安，故许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虽稍宁息，然肌骸依然虚劣，近复气攻左臂，举动颇艰，神识眊然，饮食殊减，见多方调理，未得痊平。况到任未及百日，方谐保养，若遽然又当烦重，则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虽欲继之以死，实恐有误国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养疾三五月间，俾其气体渐完，始降成命，则臣奉承圣寄，或可勉彊。臣又念昨在陕西，当羌人绝好边鄙用兵之际，凡有处置，朝臣尚动加沮诘，不甚应副孤危，自视无所施设，赖陛下神明垂照，方获善退。比来河朔地震水灭之后，生民失业，人情震骇，妖异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轸虑，多方拯济，则可以纾一方之患，岂但徙臣北京，便为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与应副之事，若复似陕西，一皆沮而不行，则陛下虽得命世大贤，使当此任，料亦不能少济。矧臣素禀愚朴，何以胜其大责哉！唯陛下深鉴前事，无俾老臣重居有过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从来朝廷谨择帅臣，得以专制，盖凡百耳目相接，易为裁处。今若又置四路安抚使以总之，则恐徒翻空文，使逐处愈难承禀，故昔日程琳、陈执中知其无益，并曾辞免，只当大名一路，朝廷悉从其请，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例，只充一路安抚。所贵事不务於虚名，职可修於实效。又《第二劄子》云：臣伏蒙圣慈，特差中使李舜举斋赐臣诏敕，及传宣抚问就差臣大名府，充河北安抚使，仍听便宜从事者。臣衰病馀生，赖陛下大恩，得假守乡里，以遂调养，甫及百日，殊未补复，而陛下以北道继有地震水灭之患，不以臣无状付此重寄。臣上体圣意，丁宁训谕，当彊率疲劣，不敢再有诉免，然前者刘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唯朝廷谨择帅臣，使得专制，职事耳目相接，易为裁处。故昔日程琳、陈执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抚使，寻以此辞避，遂只当大名一路。若将来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陈执中之例，臣今卻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抚。且臣昨所陈请，盖欲朝廷不崇虚名，使逐路各展实效，庶几不误朝廷虚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后，精神顿觉减耗，不类日前，若忝窃权任，不自量力，卻致旷败。虽陛下以重责加臣，何益国事。欲望睿明照此，别赐指挥，许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抚，以安愚分。臣今见交割相州公事与通判讫，且在本州，候得俞旨进发。）

　　１０、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从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１１、是月，王韶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进呈部奏。原注：韶作机宜，） 乃元年冬，被诏相度招抚，乃二年七月。（案：《长编》原注不系日月，辑附十二月末。原注文简，取《宋史》本传增辑数字。宋史《王韶传》云：韶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道，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於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武威之南，至於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栀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合肥兼之时也。诸种既服，则河西李氏在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瞎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神宗并其言，召问方略，以韶为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云：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侠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又其后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唃厮啰之属羌，当时施用之，馀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四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己巳朔。） 乙酉，枢密院进一。（案：此上有脱误。） 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２、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讲求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入，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灭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二三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馀并且依所奏施。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於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粟十万馀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特诏广渊举知州一人。”（《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王广渊传》不载广渊置义仓事，而载乞留本道钱贷贫民事。《食货志》则云河北转运司傒当公事王广廉尝奏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钱贷民者广廉，非广渊也。《宋史》无广廉传，盖误合廉、渊二人之事为一。时广渊由齐州改京东转运，三年五月丁巳由京东迁河东，未尝至陕西，至陕西者，广廉。《宋史·食货志》所载犹未尽误。毕沅《通鉴考异》则又以广廉事属广渊，未免沿本传之误。然《东都事略·广渊传》，固未见有贷钱於陕西之说，则置义仓者为广渊，行贷钱法者为广廉，辨见九月丁卯。）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戊戌朔。） 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案：《宋史·本纪》：熙宁元年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上欲召公为相，先遣中使谕旨曰：“卿今兹无得更辞，当力疾入辅为宗社计。”） 弼既辞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熙宁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时弼以足疾未能入见，间有於上前言灭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几入见，又言：“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又言：“今所进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虽可喜，然害政事，坏风俗，恐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原注：宣王遇旱，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成汤祷，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责。古人於天戒不敢不起畏也。如此，汉时有日食、地震之变，必延郡国贤良之士，以访阙议。祖宗有水旱、蝗虫之灭，皆避正殿，减膳彻乐，或出宫理冤狱，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国长久，受天之祐。若灭异之来，一付之天数，则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弃而不修。熙宁建议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国丧家之兆，非富郑公辞而挌之，天下其亦殆矣。案：是时弼自汝州入相。《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谓以足疾未能入，恐误。《富公行状》云：正月，召还京师。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恳辞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见，闻有人於上前言灭异皆是时数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书灭异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惧修省。董仲舒所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孟子对梁惠王曰：‘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闻以灭凶归之於时数也。在人之一身，则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则日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馀庆馀殃，尚因人之善恶而致，宁有国家天下之灭祥而反归之於天数，而无事而致，亦未闻推之於天也。陛下万一或时而信，则救灭恤患，答谢天谴之意，有时而怠，亏损陛下之德，不为生灵之福，无甚於此。”）

　　２、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奏曰：“中书、枢密院尝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奉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馀子孙，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别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庚子，以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六十四。） 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詀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无所知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於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多矣。”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王安石参知政事，上召对曰：“富弼、曾公亮与卿协力，弼闻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须勿为嫌疑。朕亦欲从容除拜，觉近日人情於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故急欲卿就职。朕尝以吕晦为忠直，近亦毁卿。赵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进用。朕问曾公亮亦云：‘诚有此。’卿且与朕力变此风，且不知卿设施，以何为先？”对曰：“变风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务也。”上以为然。初，上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荐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变以扰天下。”原注：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杜鹃，洛阳旧无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客曰：“闻杜鹃声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编年备要》云：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虽司马光亦以是望之。吕诲任中丞，将对，光为学士侍讲，亦将趋资政堂，相遇并行，光密问曰：“今日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曰：“介甫之命甫下，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乎？安石好执偏见，喜人佞己，则天下必受其弊。”语未竟，邠门追班。光退，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有传其疏，光往往疑其太过。又案：诲劾安石，见六月。）

　　４、甲寅，初开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初开经筵。与此异日月。）

　　５、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制置三司条例。（案：《临川集乞制置三司条例议》云：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粗以百里为之准，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财，则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馀，典领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於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於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馀藏，诸司则用事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产，责於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散敛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计令辟举，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条例以闻，奏下制置司参议施行。） 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穀？”安石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搉制兼并，均计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厥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卷六十四、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命王安石、陈升之领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搉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推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又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臣谓尧、舜与并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而不为异论所惑。上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寻以吕惠卿、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多与惠卿谋，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案：苏辙由推官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纪事本末》在三月癸未。辙言青苗，而安石闻言累用，不言青苗，亦不此时。《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类及之，日月均不合，姑依附二月下，以安石请用惠卿自在二月也。又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财，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独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请建章奏，皆惠卿草也。《太平治迹统类》：二年冬十月甲午，著作郎、编校集贤院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初欲置惠卿讲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得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害乃己。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为中允及置经筵，均不得其日。《纪事本末》亦失载其事，今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吕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於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有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官，当并科举议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日录》此事系於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於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窃疑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时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２、丙子。（《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外，其他路令转运司於逐州选官相验。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３、丁丑，富弼入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弼以初十日入见。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４、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东都事略·王安石传》：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令各出钱雇人充役。蔊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出钱。）

　　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案：此疏《纪事》删节，略存数语，今据《栾城集》拾补之。《集》中《上神宗书》云：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至於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识忌讳，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议，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报，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将大有为以济斯世。而臣材力驽下，无以自效，窃听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惩创前事，不复以闻，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书》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务先从事於高远，不知其不可得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则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远人而德不足，则心劳而无获，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则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馀，则甫田可启矣。欲来远人，则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远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势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虽彊求而不获也。臣愚不肖，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而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以为所当先者，失在於不为；而所当后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为信然，特其所见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庶政，聪明睿智，博达宏辩，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重之以勤劳，加之以恭俭，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纵之资，济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无为而不成，无欲而不遂。今也为国历年於兹，而治不加进，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灭变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灭火继作，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以为湟中穀斛八钱，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观之，苟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顷以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阻，破坏其国而后已。方是之时，夏人残虐失众，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苟加之以兵，此非计之失者也。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关中无终岁之储，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既而边臣失律，先事轻发，亦既入践其国，系虏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获其人而不敢臣，虽有成功，而不能继也，其终卒致於废黜谋臣而讲议和好。夫陛下谋之於期年之前，而罢之於既发之后，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诚无财以善其后尔！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异类，是极治之馀功而太平之粉饰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然犹以为未也。何者？秘府之财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纾目前之患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已也。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物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馀力，车有馀量，然后可以涉途泥而车不偾，登坂险而马不踬。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弊车羸马而引邱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险，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而已。） “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案：《栾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 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案：《栾城集》此下有云冗吏之说曰：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后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后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县之职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属缺，而取之於郡县，出以为守令，入以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贯，一人去之，一人补之，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决水於不流之泽，前者未尽，来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势之穷极，遂至於此。夫人情纾则乐易，乐易则有所不为。窘则懑乱，懑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於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苟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挌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险於中途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僣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於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则过，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不黜而自减。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也，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者，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於朝，袭簪绂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贱而屈於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於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於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於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於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苟三司犹可损，而百司可见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议；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议，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捐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减罢其举官，破坏其次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减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於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日。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终岁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者，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於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行之，陛下自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皆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於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兵统於将师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馀，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於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於间，赏莫重於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於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馀，其视弃财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秘计而效之。至於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於用间，则曰官给茶采。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於出境，而所问不过於熟户，得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於茶采则多，而三十万之奉比於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於百万，则恬然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彊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减之实。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盖由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而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於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於事；恩穷而后迁，则伤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於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於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於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於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於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庙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庙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於宗室而不然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於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於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於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亲而布之於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於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於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并汴而上，以石计者，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於舟楫，州郡之卒敝於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所欺盗败失者，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核者，得甚赢以自润，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为军大将，以此，宜有召募者。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夫物有常数，取之於南，则不足於北，荙之於东，则有馀於西，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於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於贱，致贱必以贵，致贵必以贱，此亦必然之数也。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源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弃，则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说之行於天下，数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於旧。臣不敢远引前世，请言近岁之事。自嘉祐以来，圣人迭兴，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兹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足，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候岁月而葬。臣以此观之，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救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为是三冗之说以献。伏惟陛下思深谋远，听断详尽，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瞩，臣之所陈，何足言者！然臣愚以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后责其成绩。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今虽不能使之尽久，然至於诸道之职司，三司之官吏，沿边之将佐，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开其源者不见其流，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诚择人而用之，使与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为此犹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恶同而好冗，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岁终无过，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得罪者必多於其旧，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当，众将群指以罪，法一不当不能动，不幸而至於再三，虽上之人，亦将不免於惑。众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则法从此败矣。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安得以彼而害此哉！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则不在此。苟陛下诚以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於中道，如此而后，三冗之敝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举天下之众，惟所用之，以攻则取，以守则固，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文帝，不宥则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臣辙诚恐惶恐，稽首顿首。谨书。） 疏入，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於下僚，无所申布，诚亦可惜。”召对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栾城集》颍川遗老传云：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於廷。时上春秋高，始於倦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未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言：“辙，臣所荐，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府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

　　６、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於本司陈述。”於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籴粜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以理财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於制置三司条例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二年三月己酉，诏曰：“朕以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教。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於内，以革其大弊。夫事专於所习，则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於有司，能习知其事者焉，则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术。若夫苛刻之论，务欲朘削在下而敛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限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７、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册秉常为夏国主。案：《宋史·夏国传》：二年二月，遣河南监牧刘航等册秉常为夏国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既而进誓诏，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初，朝议欲官爵夏之首领，计分其势，郭逵以为彼必不受诏，且彼既恭顺，宜布以大信，不当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诏，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国之臣叛其君哉！”乃赐誓诏，而绥州待收二砦迺还。夏主受册而二砦不归，且欲先得绥州，遣罔萌讹以誓诏来言。及赵卨往交地，萌讹对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约。卨曰：“若然，安远、塞门二墙墟耳，安用之！”遂罢，诏城绥州。是《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册秉常在三月。《宋史·夏国传》在二月，日月有异。《宋文鉴》卷三十二：王珪《立夏国主册文》：“维熙宁二年，岁次己酉，三月，皇帝若曰：‘於戏！昔尧合万邦而民风和，周建列土而王业楙，若古申命，盖国家之成法。咨尔秉常，迪性纯一，持躬靖虔。生禀山川之灵，旧传弓钺之赐。抚西夏尊於本朝，知事君必尽其节，知守国当保其众。乃内发诚素，外孚誓言，质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显徵实，锡尔茅土之封，不为不宠；加尔以车服之数，不为不荣。涓辰既良，备物既渥，诞举丕册，以华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航，文思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刘怤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为宋藩辅。夫履谦顺者靡不膺长福，怀骄肆者靡不蹈后虞。率身和民，时乃之绩。往钦哉！予一人之彝训，可不慎欤！”）

　　８、两府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司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叙，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於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先验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所载与此文同，惟系之壬辰二十五日。《纪事本末》系戊子，乃二十一日也。）

　　９、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於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义间无伤，使被者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上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０、是月，知渭州蔡挺改陕西转运副使。（《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盐弊。原注：云：熙宁二年三月丙寅，改陕副。案：二年三月戊辰朔，无丙寅日，原注有误，姑附月末。）

　　１、四月丁酉朔，并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答不允，曰：“今灭变屡出，可亟罢此议，虽加虚名，实以浼余。”先是，上谓执政曰：“尊号於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然受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愿陛下受之。”富弼曰：“陆贽劝德宗不受尊号，顾其时与今异。”上曰：“其时在播迁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号，人固以为宜，即缘变异多，谦屈而不受，亦自为美，然受与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察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有损也。”遂降此诏。（《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上以久旱不许。并臣固请作乐，富弼言：“故事，有灭变皆彻乐，恐以同天节辽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夷狄，乞并罢上寿。”从之。即日而雨。考《宋史·本纪》，四月壬寅，辽遣耶律昌等来贺同天节。《东都事略》载四月甲辰诏云：方夏大旱，麦将槁。朕惟灭变之来，盖不虚发，岂朕政令未孚，听纳靡中，以致厥咎？与其罢同天节上寿，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以图修复。）

　　２、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富弼、曾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皆可试府事也。”於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滉示於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卷五十八。案：《东都事略》於《滕元发传》所载，治平四年，以知制诰除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熙宁元年，京师郡国地震，上疏指陈灭由，出知秦州。神宗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为安抚使、知开封府。王安石立新法，恐有言而上信之，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然此谓甫知郓州而长卿再任定州，是甫非即知定州也。《东都事略》与此异文。《宋史滕元发传》云：因事以翰林学士出郓州，徙定州。《孙长卿传》：加龙图阁直学、知定州。熙宁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仓庾皆隤，长卿尽力补缮。神宗知其能，转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据此，则甫先知郓州，至长卿卒，乃代之知定州。甫知郓州时，长卿殆尚未卒也，后言新法时，则已在定州。）

　　３、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为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今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於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劄子，皆言奉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劄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藉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於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劄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劄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劄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案：劄子卒从王安石，故绍圣间章惇乃以藉口。） 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案：事见元年。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辨，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唐介薨，上临其丧，谥曰质肃。《编年备要》云：介疾，上临问，为之出涕，至是躬临其丧。徐乾学《通鉴后编》云：介病亟，帝临问流涕，既卒，幸其第哭，以画像不类，取禁旧藏本赐其家。盖介为谏议大夫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至是人始知之。时安石锐意变更，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４、己酉，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云：此四月十三日事。）

　　５、丁巳，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四年十月壬子，颁募役。原注：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实录》在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是遣八人者出使。案：《编年备要：遣使察农田水利赋役，从三司请也。八人为刘彝、谢卿材、王广廉、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亢。《太平治迹统类》：苏辙》初为检详文字，朝廷数召刘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辙因求见，宰相陈升之问：“君何来也？”对曰：“有疑欲问耳。近日诏八使遣往诸路，不审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实之耶？未知漫遣出使外罗诸事耶？”升之曰：“君意谓何？”曰：“昔嘉祐遣使宽恤，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升之曰：“吾昔奉诏看详宽恤事，如范尧夫所言多中理。”辙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

　　６、是月，司门郎中王浃知嘉州，驾部郎中高良佐知蜀州。（《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诏劾嘉、蜀二州违朝旨不报提举常平仓罪。原注：知嘉州、司门郎中王浃，二年四月到任；知蜀州、驾部郎中高良佐，四月到任。案：原文已佚。浃与良佐受命，不得其时，姑依原注附月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四月，河决，地震，旱，避殿减膳。案：河决在元年六月七月，地震在元年七月八月，此於“河”字上脱“以”字。又案：《宋史本纪》：二月乙巳，帝以灭变避正殿，减膳彻乐。三月丙戌，命宰臣祷雨。乙未，以旱虑囚。四月甲子，御殿复膳。据《十朝纲要》、《编年备要》，均云四月甲辰，诏以大河决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自乙巳避殿、减膳、撤乐，罢同天节上寿，令群臣勉修厥职，以图修复。《太平治迹统类》云：上忧旱甚，言当避正殿，又恐妨同天节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诚，亦不须避殿。”上曰：“避殿亦是文饰。”弼曰：“阴阳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状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动天，陛下以至诚感，则天必应也。”四月罢同天节，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减膳、撤乐，三大事诚合典礼，诞日特罢称觞，最为深切，所以动天地。当日得雨，幽灵大效，如在目前。伏愿陛下毋以今日雨泽为善，当以屡见灭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有损，其灭应岂有缓耶！”上亲答书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笃爱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灭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神宗同天节，四月十日。是年四月丁酉朔，十日为丙午，其前一日则初九日乙巳。今考诸书所载，均以避殿、减膳在四月乙巳，非二月乙巳。《宋史本纪》与此异月，恐误。况《宋史五行行》志四：熙宁二年三月旱甚。则《本纪》二月避殿、减膳已与《志》不合。避减专因旱甚，若因河决地震，似当元年已应避减，不应在二年二月始下诏也。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寅朔。） 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材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肢，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百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壬午，议置嘉祐编敕局。（《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庚戌，诏中书门下看详《嘉祐编敕》。原注：初议置局在二年五月十七日。又《长编》卷二百十六：三年十月丙子，详定编敕所言，乞自今应删官每月各备十条。原注：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数字备参考。《玉海》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三月壬寅，命蔡延庆、孙永修嘉祐编敕。又云：五月，以审官为东院。七年十二月，编敕二卷成，上之。）

　　３、癸未，郑獬知杭州，（案：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七月庚戌。原注：云：獬自翰林出守杭州。） 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於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於尊，实陛帘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体也。”宣徽使王拱辰言：“陛下执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闤旷，遽然外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府，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四敕；以臣为非，愿并臣斥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堕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４、先是，吕诲劾安石疏曰：（案：《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录诲此疏於六月诲知邓州下，虽係追述之例，然前后究嫌失次，且安石求去云云，谕使视事诏文，亦录於六月。而前仅云诏使视事，不录诏文，盖纪事体则宜，然究非编年体。今移晦疏於丙戌日上，而以诏文属丙戌日下，复文均删去不取，惟上疏不得其日，增“先是”二字。） “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人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案：《编年备要》载诲劾安石十事云：嘉祐间，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不当，御史催促谢罪，傲倨不从，一也。安石每迁小官，逊避不已；及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志；陛下即位，则有金銮侍从之乐。见利忘义，好名嗜进，二也。安石在经筵，力请坐讲，将屈万乘之重，自处师氏之尊，不识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是则掠美於己，非则敛怨於君，四也。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减等科罪。挟情坏法，徇利报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士，首率同僚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卖弄威福，无所不至，六也。宰相不视朝，旬日差除，专罢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作威作福，耸动朝庙，七也。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务守大体，不能口舌胜，愤懑发疽而死。奏对强辨，凌轹同列，八也。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有旨送中书正罪，安石坚拒不从，九也。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臣未见具利，先见其害，十也。） 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之悦其才辩，久於倚异，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勷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於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於众。方今天灭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日。臣所以沥情而言，不虞濒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於隐伏，当质於士论，然后知臣言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丙戌，安石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案：《临川集》安石《乞罢政事表》云：私怀恳挚，已具布闻，圣训丁宁，未蒙开纳。敢冒崇高之听，再输悃愊之情。臣闻任贤之方，要其有陈方之义，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岂容叼据，以累明扬。伏念臣猥以孤生，亲逢圣世，昧於量己，志欲补於休明；失在信书，事浸成於迂阔。每烦众论，上淆圣聪。久知素愿之难谐，继积疴而自困。辞而去位，庶逃窃食之诛；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虽贪顺命，终惧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闳度并容，大明俯烛，俾垂矜允，得遂退藏。如此则孤进之身，获生全於末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时材。） 乃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术，类如故。吕诲中丞弹章故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又案：邵博《闻见后录》云：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宗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於中庑，须臾，上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殿，将趋经筵，相遇於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参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於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不善之迹，似伤恩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邠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终日思，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介甫以平日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为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於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辟而坚，言伪而辨，记詀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声名，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以不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

　　５、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使中使抚谕趣入，安石又称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６、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傅说，起於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放。”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疵吝积於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女于>矣。） 岂兄弟为比，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恃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课院言：“准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怨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理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赈恤困穷，不致流离，虽有流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运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三条课绩，兼依旧法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於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昬缪，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入监当。选人系优等，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入申引见，改转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系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官，如系试衔知县，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定县令考绩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尝曰：“朕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纪事》原文不系日，据《十朝纲要》系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上御资政殿，彦博等赐茶毕，上曰：“便坐，欲从容论也。”上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上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为何如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常择诸路长官，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续宋编年通鉴》节录之，附此。）

　　７、是月，并臣准诏议学校贡举，（案：《十朝纲要》：四月戊午，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寮共议贡举法。） 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云云。（案：《东坡集》载此议，作熙宁四年正月具议状。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全文通鉴》、《玉海》、毕沅《通鉴》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传、薛应旂《通鉴》，则依《集》作四年。然据《十朝纲要》、《玉海》，诏议在二年四月，具议自应在二年五月，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去下诏日几及二年始具议；况《长编》四年原书俱存无阙，正月并未及此议状。考王宗稷《东坡年谱》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具议。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浙灯疏》，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谏买浙灯疏》，《纪事》亦系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长编》无文，《年谱》所载核以《长编》，歧异殊甚。据《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诏江淮、湖北转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以闻。”谢景温奏劾故也。景温与安石连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轼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补。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令通判颍州。上批出与判杭州。注云：轼通判杭州，不得其时。又云：轼自此留京师几一年。明年夏末秋初及出都，由陈州赴杭州。轼有与其兄书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谢景温劾奏遂附见。景温劾轼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长编》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据此，则劾奏诬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窃疑《年谱》之误，盖由苏子由所撰《东坡墓志铭》。有云：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对，且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之。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误。《墓志铭》此段上有云：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寘官告院。下接“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云云，“四”字疑当作“是”字。“是年”承上“时熙宁二年也”句为文，盖二年五月议贡举，后为开封》推官。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疏。三年三月谢景温劾奏诬告。八月癸亥诏体量供析。乙丑因有语司马光“轼非佳士”言，乃令判杭。四年六月赴杭》。自《墓志铭》作四年，而编《年谱》者漫不加察，遂滋轇轕。考东坡丁父忧在治平三年四月，见欧阳修《老苏墓志铭》，则服除当在熙宁元年八九月，至京为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几及二载，不应一无奏劄，可疑一。谢景温劾奏诬告在三年八月五日，诏体量供析在三年八月六日，《长编》所载日月可考。似《贡举议》及《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不应在有旨体量供析后，可疑二。《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於二年九月载神宗言“轼有文学，为人平静”，至三年八月乙丑，《长编载神宗语》司马光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若在四年，则安石、景温於三年已诬告，神宗已谓非佳士，何以得议而喜？又何必以轼为人何如问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宗书》有云：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法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敛助役钱，行均输法云云，皆二年事，此书上於三年，故云去岁。此书在《议贡举》、《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后，若依《年谱》，则《再上神宗书》既在《议贡举》诸奏后，“去岁”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诏议贡举，据《玉海》、《纲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议似不应隔二年始奏。司马温公《传家集《议贡举状》注云熙宁二年五月上，东坡尤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可疑五。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则诸书所载事迹，日月无不？合。《集》中於《议贡举状》以下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浅人又据《年谱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断为正月也。《纪事》於议状不载其文，今依《集》中录置附注，以备考据。《集中》云：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之法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於吾世足矣。至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 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於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喻，故召问卿。’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於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於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临川集》安石《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学校，故道德一於上，而习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於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於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於天下，庶几可复古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於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於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蔊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传家集》：司马温公二年五月《议贡举状》云：臣准御史台牒，准敕节文：“天下学校贡举之法，宜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具议状闻奏者。”臣闻《诗》云：“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言欲立强於天下者，无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则四方斯顺之矣。臣窃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无不以德为本，而未尝专贵文辞也。汉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者，策试以治道，然后官之。故其风俗，敦尚名节。降及末世，虽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术素加奖励故也。魏晋以降，贵通才而贱守节，习尚浮华，旧俗益败。然所举秀、孝，犹以经术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动之失，或终身为累，士犹竞竞不敢自放。隋始置进士，唐益以明经等科，而秀、孝遂绝，止有进士、明经二科，皆自投牒求试，不复使人察举矣。进士初但试策，及长安神龙之际，加试诗赋。於是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於诵书，不识义理。至於德行，则不复谁何。自是以来，儒雅之风，日益颓坏。为士者狂躁险薄，无所不为，积日既久，不胜其弊。於是又设誊录封弥之法，盖朝廷苦其难制，而有司急於自营也。夫欲搜罗海内之贤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虽有颜、闵之德，苟不能为赋、诗、论、策，则不免於遭摈弃，为穷人，虽有跖蹻之行，苟善为赋、诗、论、策，则不害於取高弟，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圣明，心知贡举之极弊，慨然发愤，深诏群臣，使得博议利病，更立新规，是千载一时也。议者或曰：“古人乡举里选，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县者采察其实，保而荐之。”臣独以为不然，古者分地建国，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国人为之，犹患处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详也。故又择其乡之贤者，使为闾胥、比长，自幼及长，朝夕察其所为，然后士之德行美恶，莫得而隐也。今夫知州、知县杂四海九州之人，远者三岁而更，近者数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场，遽责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诚亦难矣。又应开封府举者，常不减数千人，而开封府狱讼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又有馀裕可使之察数千人之德行乎！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县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师，一旦集天下之士，独以何术知之？其术不过以众人之毁誉决之。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夫众之毁誉，庸讵足以尽其实乎！必如是行之，臣见其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讬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将纷然淆乱，朝廷必厌苦之而复用封弥誊录矣。夫封弥誊录，固为此数者而设之也。譬犹筑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绝其源而徒去其防，则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虽至愚，平生固尝竭其思虑，欲以少救其弊，今敢试陈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择。臣闻上之所为，下之所归也。国家从来以赋、诗、论、策取人，不问德行，故士之求仕进者，日夜孜孜，专以习赋、诗、论、策为事，惟恐不能胜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过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则士之力於德行，亦犹是也。诚风化清浊之原，历代讹谬而不悟，必待圣朝然后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虽家人有所不知，况於乡党，况於州县，况於朝廷，将何从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举之，然后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举荐之法既行，则于求属请诚所不能无也。要在所举非其人者，国家以严法绳之，勿加恩贷，则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惧矣。且国家以德行取士，则彼贪猾轻躁之人，依附权要枉道求进者，皆为清议所贬，见弃於时，虽有举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后应係举人，令升朝官以上岁举一人，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岁举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岁举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乡里非乡里，除自己亲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经罚赎，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明有迹状者不得举外，其馀皆得举之。仍於举状内明言“臣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有学术节行，乞赐召试。”若举状既上之后，卻有前后诸般违碍事发，其举主并依律文贡举非其人分故失，从公私罪定断。受赃而举者，以枉法论。其举状，逐时送下礼部贡院，置簿记录。若应举人而不举者，岁终委贡院勘会姓名闻奏，乞严加朝典。每遇三年一开贡举，委贡院截自诏下之日勘会。选择举主最多者从上取之，举主数同，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主曾有赃罪，及见停闲身亡，或在合参人数外者，并不准。倍於每次科场南省之奏名人数，具姓名闻奏，乞下本贯发遣赴阙。其本贯更不考试，即具申状解送赴贡院，仍出公凭给付逐人，令赴贡院照会。限十一月内取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考试。其试官或朝廷临时添差。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明经及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其帖经、墨义一切皆不试。对策及大义，但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唯所对经史乖僻，时务疏阔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数，并依科场旧制。若合格者少，即不满旧数，亦听。至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字高下，并只以举主多者为上。举主数同者，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人所纳家状，及授官后吏部所给告身，并须开坐原初举主人数、姓名。若及第后犯私罪、情理重及赃罪，其举主并减一等坐之；未及第者减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则并臣不敢挟私妄举，士人皆崇尚经术，重惜操履，风俗丕变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举之法，其次莫若修学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见自庆历以来，天下诸州虽立学校，大抵多取丁忧及停间官员以为师长，藉其供给，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员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数人，游戏其间，坐耗粮食，未尝讲习，修谨之士多耻而不入。间有二千石自谓能兴学者，不过盛修室屋，增置庄产，广积粮储，多聚生徒，以邀虚名。师长之人自谓能立教者，不过谨其出入，节其游戏，教以钞节经史，剽窃时文，以夜继昼，习赋、诗、论、策，以取科名而已。此岂先王立学之意邪！於以修明圣道，长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学，只许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长吏於本处命官中选择无过犯、有节行、能讲说、为众所服者，举奏补充。若本州无人，则奏乞下铨司选差，委铨司於见在铨选人内拣选进士、明经诸科出身人，历任无赃私罪、能讲说经书者奏，补充逐州教授。仍令国子监试讲说经书。应举人初入学者，并为外舍生，唯赴听讲及公试外，不得於学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讲书毕，取在学诸生姓名，书於垽上，杂置筩中，抽取三人，问以听过书中疑义三条。使对众解说。通者置簿记录，粗者不问，否则有罚。每月中两次公试，各试所习举业，委教授考校，定优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讫亦置簿记录。其有过犯者，小过则罚钱，中过则降等，大过则斥出学，亦置簿记录。每遇春秋释奠毕，委教授选择外舍生到学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释奠以来说书多通，公试多在优等，过犯情轻数少，即升入内舍，为初等生，始听於学中宿食。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较难决者，即特令说书及试所业以决之。皆须具状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审覆，委得公当，然后给牒补之；如后来有过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毁抹。其教授选择、纠举、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觉察取勘闻奏，乞行訩替。其开封举人，旧无府学，并令寓教於国子监。其国子监举人，须实是品官子弟，方得条入学。其教试选升之法，并与外州同。以直讲比教授，判监、同判监比知州、通判。凡国子监、开封府及诸州军内舍高等生额，并用本处解额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数未足，则阙之，不得溢额补入。若遇诏下开贡举，委本处判监、同判监、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会高等生补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结罪保明闻奏。仍给予公凭，许令免解直就省试。其高等生占不尽解额，方许本处其馀举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时仍别立号，常比其馀举人多取分数。所有高等生至省试时，亦别立号，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则举人亦稍蔊经术，敦行义矣。夫经术深浅，非程试所能知；行义美恶，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处於学校，经二三年累经选择升至高等，又占解额，妨众人进取之路，若其行义少有过差，必不为众人所容矣。由此观之，其高等生经术则讲说常通，文艺则屡入高等，过犯则全然轻少，行义则为众所服，比之糊名誊录，考其一日所试诗、赋、论、策，偶有所长而取之者，相去远矣。况近年举人或一无行能，横遇恩泽、幸得免解者，不可胜数。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岂足惜哉！此学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旧条之中毛举数事，微有更张，则於取士之道？无所益，徒更烦苛，不若悉循旧贯之为愈也。《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上以问安石，安石曰：“若谓此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其后，乃卒如安石议。《玉海》卷百十六：熙宁二年四月戊午，诏执经艺者专诵数，趋乡举者狃文辞，并臣详议，别为新规。翰林学士韩维议，请罢诗赋，各习一大经，问大义十道。集贤学士苏颂议，先士行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先行之州县，使有司专考察，庶几存乡举里选之遗范。程颢言：“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请修学校，尊师儒。县令每岁与学之师以乡饮之礼，会其乡老学者，众推经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学，以观其实。郡守又岁与学之师行乡饮酒之礼，大会群士，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於大学，大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於朝，谓之选士。朝廷问之经，以考其言；试之职，以观其材，然后辨论差等而命之职。”四年二月丁巳朔，罢明经科，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六月丙申朔。癸卯，添差弓手，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乙酉，诏罢弓手。原注：添差弓手当考。其始二年六月八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案：原文已佚，据原注辑此。）

　　２、辛亥，赵国公守巽长子世清坐争袭封不当，自茂防降左武卫大将军、郢州防奭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王珪等言承袭。原注。）

　　３、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於乡里，名实著於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案：诏秩赴阙，初诏在治平四年十月癸丑，可考。）

　　４、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诲论安石，上使谕解诲，诲执愈坚。又奏曰：“臣受国恩，家有忠范，惟知死节，以图报效。窃以我国朝开基一百馀年，四方无事，前事固未闻，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圣虑者。以是思之，尤当谨於措置，谋谟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图维旧德，推广恩信，以至万务。讲求利病，在乎沈几默运，不当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补废，上应天灭，务以安静，乃今日之事。王安石者，本以文章进用，竟遽为辅弼，逢迎上意，张皇一时之事。祖宗法度，首议变更，天下利源，皆欲摇动；斥逐近侍，盗弄权柄，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郁，公议不容。独陛下未悟，倚任安石，与之议求治道之要，进退天下之事。臣恐无益於盛时，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求去，上还其奏，安石乃具谢起视事。安石既视事，益自信，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尽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造出条目，颁於四方，州县吏奉行，微忤其意则责逐之，所用皆浮薄少年，天下骚然。於是昔之疑诲太过者，媿仰叹服，以为不及，而诲亦力求外补，遂得罪。）

　　５、是月，薛向除江淮等路发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辛丑，向请运铜陕西铸钱。原注：云：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不系年月，而《长编》原注有年月而不系日，今依附六月末。薛《通鉴》在四月丁未，与《长编》异日月。范忠宣《奏议》云：臣前来累言，薛向在陕西，违条罔上，罪状显明，不当曲加恩贷，仍蒙奖用。及张靖不当先於罪人责降，皆是朝廷赏罚之失。将使奸邪得志，尽谓宪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张靖为计，遇事皆希旨，蔽惑人主聪明，盖自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政。臣虽累曾陈奏，不蒙听纳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灵，使之专治财赋，则薛向奸诈，必更甚於陕西。缘陕西有都转运使、诸路帅臣、走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为向所统属，又有非时使命往还访察。若是臣寮善恶，朝廷易为得闻，而向以巧能弥缝，尚敢肆为欺惑。今来东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统摄，又无非时使命采访，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陈，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闻东南诸郡民力多困穷，近复连被水灭，正要朝廷优恤。陛下当遣宽厚仁爱之使，惟令抚养疮痍，俾得渐就富完，以厚根本，岂宜更令纤巧刻薄之吏别肆诛求？或致民心困穷，亦必别生事变，则於治乱所系非轻。臣居谏垣，岂敢缄默！陛下度臣於向素无嫌隙，又非强愎欲遂己言，何必区区频黩天听，盖以朝廷赏罚为重，六路生民可忧，复遇陛下圣明，其言不可不进。惟望早垂睿断，勿惮改为，从谏黜邪，二美兼举，使天下风俗一变，奸人革心，岂不盛哉！如或以掩美嫉能，其言无取，则乞宣示外廷，早行责降。）

　　６、左屯卫大将军克端卒，赠登州防奭使、东牟侯。（《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一月乙丑，诏毋得乞为继嗣。原注。）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五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奏：日食，辰巳之间有阴雾，日所食不及原奏分数，并臣表贺。（毕沅《通鉴》引《长编》云云，据以辑此。案：毕氏引此，未知所据，或《纪事本末》传钞有误脱之文，今姑辑之以备考。《宋史·本纪》云：日当食，云阴不见。《东都事略》失载。《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云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传家集》载《赐宰臣富弼等上表贺》，云阴日食不及分数。批答：“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虽微阴，人谁不知。彼食分之少损，由司惓之未精，为惧方深，奚贺之有？矧明书於信史，将取谤於异时。宜懋乃诚，以辅台德。”）

　　２、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惓，其岁若有日月交食，合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惓官於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奏纪事本末不系日，附朔日日食下。）

　　３、上尝以西夏累世桀骜，背惠寇边，朝廷每令罢兵，处置无法，以致侮慢，乃诏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备奭之策，乃降手诏付陕西、河东帅臣，条上便宜。至是采合群策凡十六门，奉旨裁处，又增十事。（案：《范忠宣行状》载十事云：一於邠、宁二州移置帅事。二择帅府、通判，令兼经略判官，专董粮草。三罢监牧，以其田为营田。四委帅臣、监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艺人於近悰州军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句抽。六沿边、次边乡村酒场，月课不满二万贯者并停闭，城寨酒课，不务增羡。七通解盐茶马於转运司。八依秦、汉军功爵级，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实边备。九沿边置榷场，以茶并杂货博易，仍通入解盐额。十陕、解、虢、绛四州，岁差夫？斫黄河梢木，并以官钱收买。） 仍令择使，持所著便宜，与逐路帅臣再议论，审择可否，侯至，则再具拟定取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辛巳，诏置均输法，许薛向等奏辟官属。（《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丁丑，上批：“向等奏辟官属，任满如无劳绩，复注远官。”原注：二年七月十七日，置均输，即许辟官属。案：《王荆公事略》：二年七月，行均输法，发运使领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蓄买，而制其有无。汉武帝置大司农，属有均输令、丞。孟康曰：“诸州郡所当输於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自转迁於所无之地卖之。输者自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输。”《范忠宣奏议》载七月《乞罢均输法状》：“臣伏睹近降敕，命委江淮发运司行均输之法。此盖制置条例之臣不务远图，欲希近效，略取周礼赊敛之制，理市之法，而谓可以平均百物，抑夺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实用桑弘羊商贾之术，将笼诸路杂货，买贱卖贵，渔夺商人豪末之利，以开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尧、舜、三代务本养民之意也。臣闻《传》称先王之化民，曰‘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恭逊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今使贪鄙之吏多引其类，习商贾之态，以市道诱民，固异先王陈德义、示好恶之意，而欲民之兴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汤不殖货利，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曰：‘何必曰利。’圣贤非以财利为不可用也，盖恶其诱导民心以滋贪欲之风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苟国家得末利而败风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民，惟在务农桑，禁游惰，开衣食之源，节无用之费。上率下以俭，下化上以勤，上下勤俭，则自然公利有馀矣。今耕桑之人不劝，衣食之源不广，朝廷不先节俭，百姓率多游惰，不务生财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风，而欲国家财用富足，是犹缘木而求鱼也，不独伤教无益之如此，而又将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养之道，不可不至。抚之以仁，则孝爱生；导之以利，则争夺起，则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谨哉？今执政不明，引用小人，使争利柄，而其人素有贪饕之行，屡为欺罔之奸，必将以羡馀悦朝廷，以贿赂结权幸。加以人民贫弱，官吏承风，君门九重，朝廷万里，有掊溇之患而不得诉，有疮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愤一兴，何所不至？陛下虽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圣人之训，黜霸者之术，以农桑为衣食之本，以殖货为败俗之端，特降诏旨，追改前敕。以近者东南郡县多被水灭，其均输未得施行，则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谓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则乞先罢薛向，但委逐路监司只用常平旧法。凡物之贱者贵价以敛之，物之贵者贱价以发之，无令抑配人民，务求羡息，亦足以均平物价，沮抑兼并，又何必过为更张，以伤大德哉！臣职叨言路，义切爱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惟望圣慈留神纳听，不独微臣幸甚，实惟天下幸甚。”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云：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於是辟置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中都岁所用，及见可度储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付有司。《编年备要》云：先是，三司条例司言：“诸路上供岁有定额，年丰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赢，岁歉则艰於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至遇军国大费，则削刬殆无留藏。朝廷百物之用，多求於不产，责於非时。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因得擅轻重敛散之权。臣以为发运使实总六路之出入，宜假以钱货，经其用之不给，周知诸路之有无而移用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常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以待上令而制其有无，则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八月，进向天章阁待制，遣太常少卿罗拯以手诏赐向：“政事之要，理财为急。朕讬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敛散之法。而卿忠诚内固，能备举职业，导扬朕意，底於成绩，朕甚嘉之。览奏，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可转也！卿其济之以彊，终之以不倦，以称朕意。”然均输法讫亦不能成。）

　　５、甲申，日下有五色云。（《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癸酉。原注：《新纪》癸酉日，又书有五色云，已见二年七月甲申，今从《旧纪》削去。原案：《本纪》於二年七月甲申、三年六月癸酉俱书有五色云，或系《宋史》之误。案：长编削去三年六月癸酉有五色云，则原文必存於此。今据以辑入，又据《本纪》增“日下”二字。）

　　６、癸未。（《长编》卷二百五十四：熙宁七年六月乙酉，上谓财用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原注：二年七月十九日，皆并营事，可参考。案：原文已佚。）

　　７、癸巳。（《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甲辰，诏罢三司使副监议盐法。原注：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８、诏缘边安抚使王韶相度招抚裕罗格勒。（《长编》卷二百二十六：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进呈韶奏。原注：云：韶作机宜乃元年冬，被诏相度招抚乃二年七月。朱史预滉韶功，已於二年七月辨之。案：辨朱史原文云云及被诏日，已佚无可考，姑就原注辑附月末。又案：《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三月丁丑，郭逵奏问招抚裕罗格勒事甚屈辱，差官勘韶。裕罗格勒，《宋史·王韶传》作招抚俞龙珂，未见裕罗格勒，或方音之转欤？《韶传》又云：元年，上《平戎三策》，神宗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其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久之，龙珂率其属十二万内附，所谓包顺者。据此，则招抚非由诏旨，乃韶之功。《长编》辨朱史，或即辨其是，非由诏旨也。）

　　１、八月乙未朔，诏谋杀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先是，吕公著等定按问欲举如王安石议，诏依所定。於是审刑、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不当。中丞吕诲与诸御史亦皆论谋杀不当用首法，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者，而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於律不可首。会富弼入相，上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与。（《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丙申，司马光上疏曰：（案：《传家集》二年八月五日《上体要疏》云：准御史台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诏敕：《传》曰：“近臣尽规。”以其荣耻休戚与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视朕过失与朝廷政事之阙，默而不言，乃或私议窃叹，若以为其责不在己。夫岂皆习见成俗以为当然，其亦有含章怀宝待倡而发者耶？今百度隳弛，风俗偷惰薄恶，灭异谴告不一，此诚忠良助朕忧惕，以创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时。宜令侍从官自今视朕过失与朝廷政事之阙，无有巨细，各具章奏，极言无隐。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导之而弗言，尔为不恭。朕将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实，明黜陟焉。”臣以驽下之才，自仁宗皇帝时蒙擢在侍从，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陨身丧元，不足为报。虽访问所不及，犹将披肝沥胆，以效其区区之忠。况圣意采纳之勤，督责之严，谆谆如此，臣敢营私避怨，匿情爱己，不为陛下别当今之切务，庶几少补万分之一耶！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帝明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谓为政有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若网之有纲，丝之有纪。故《诗》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又云“岂弟君子，万方之纲”。古之王者，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何谓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众务，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给矣。是故尊者治众，卑者治寡。治众者事不得不约，治寡者事不得不详。约则举其大，详则尽其细。此自然之势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则能择臣，臣良则能治事也。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言君亲细务，则臣不尽力而事废坏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言文王择有司而任之，其馀皆不足知也。《康诰》曰：“庸庸祗祗，威威显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专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职，在於量材任人赏功罚罪而已。苟能择公卿牧伯而属任之，则其馀不待择而精矣；谨察公卿牧伯之贤愚善恶而进退诛赏之，则其馀不待进退诛赏而治矣。然则王者所择之人不为多，所察之事不为烦，此治事之要也。） “臣窃见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将及日中，乃还宫禁。入宫之后，窃闻亦不自间省，阅天下奏事，并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灯火，研味经史，博观群书。虽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宁，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为不能及也。然案：《传家集》此下有“自践祚以来”五字。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祖宗创业垂统，为后世法，内则设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审刑等在京诸司，外则设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官以相统御，上下有叙，此所谓纲纪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夺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职，是以大臣解体不肯竭忠，小臣诿上不肯尽力，此百官所以弛废而万事所以堕颓者也。臣微贱不得尽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数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馀陛下可以类求也。昔汉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岁决狱及钱穀出入几何？”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谓知治体矣！今之两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书主文，枢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长非其人，刑赏大政失其宜，此两府之责也。至於钱穀之不充，条例之不当，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选晓知钱穀、忧公忘私之人，以为三司使、副、判官、诸路转运使，各使久於其任，以尽其能，有功则进，无功则退，名不能乱实，伪不能掩真，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今乃使两府大臣悉取三司条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数人，与之谋议，改更制置，三司皆不与闻。臣恐所改更者未必胜於其旧，而徒纷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今则非宜，吏缘为奸，农商失业，数年之后，府库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众心离骇，将不复振矣！且两府於天下之事无所不总，若百官之职皆使两府治之，则在上者不胜其劳，而在下者为无所用矣！又监牧使主养马，四园苑主课利，今乃使监牧使不属？牧司，四园苑不属三司提举司，则在下者各得专权自恣，而在上者为无所用矣！陛下方欲纳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为治乎？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凡天下之事，在一县者当委之知县，在一州者当委之知州，在一路者当委之转运使，在边鄙者当委之将帅，然后事乃可集。何则？久任其位，识其人情，知其物宜，赏罚之权，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月一事，不委之将帅、监司、守宰，使之自为方略，责以成效而施其刑赏，常好别遣使者衔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烦扰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临时询采於人，所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犹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险之人，则是非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为益，非将帅、监司、守宰皆贤，而使者皆愚也。累岁之讲求与一朝之议论，积久之采察与目前之毁誉，精粗详略，其势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岁而不知利害，临人积久而不知能否，或虽知利害而不能变更，虽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当察而去之，更择贤者以代其位，不当数遣使者扰乱其间，使不得行其职业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则娼嫉沮坏，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规画曲尽其宜，在彼之日，其当职之人已怏怏不悦，不肯同心以助其谋，协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专使治之，我何敢与知？”及返命之日，彼必败之於后，曰：“使者既谋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归於首谋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谓不若毋遣使者而属任当职之人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远迩之情，固不可无。然今之转运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贤於蹔遣使者远矣。若监司自为奸慝贪纵，或有所隐蔽欺罔，或为部内之人所讼，或所谋画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恶，审其虚实，判其曲直，决其是非，然后别遣使者案之。若按得其实，监司有罪则当刑，不才则当废，岂有但己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辄自京师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无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当职之人亦无所刑、无所废，是只使之拱手旁观，偷安窃禄者矣！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窃独以为未也。臣闻古之圣帝明王，闻人之言则能识其是非，故谓之聪；观人之行则能察其邪正，故谓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谓之刚；取是而荙非，诛邪而用正，确然无所疑，故谓之断；诛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今陛下聪明刚断，则诚体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则诚有其志矣，然於所以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尽，故臣以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当务其远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国之大事，当与公卿议之，而不当使小臣参之；四方之事，当使牧伯察之，而不当使左右觇之。傥公卿、牧伯尚不能择贤而任之，小臣左右独能得贤而使之乎？若苟为不贤，则险诐私谒，无不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非次迁官，或无故废罢，外人疑骇，不知所从。此岂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谓“聪明刚断，威福在己”者邪！陛下闻其言而信之，臣窃以为过矣！夫公卿所荐举、牧伯所以纠劾，或谓之贤者而不贤，谓之有罪而无罪，皆有迹可见，责有所归，故不敢大为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为圣意以行之，则威福集於私门，怨谤归於陛下矣，安得谓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曏时中诏所指挥者，率非大事，至於两禁美官、边藩将帅、省府职任。诸路监司，此皆众人之所希求，治乱之所系属。当除授之际，窃恐未必一一出圣志。若乃奸邪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资，或不久复进用，然则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观之，面誉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则谀，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谨择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凡举一事，则与之公议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虑，择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复夺也；凡除一官，亦与之公议於朝，使各举所知，陛下清心平虑，择其贤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复争也。如此，则议者、举者虽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谓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并居，无所统一，不散则乱，是故立君以司牧之。并臣百姓，势均力敌，不能相治，故从人君决之。人君者，固所以决是非、行刑赏也。若人君复不肯决，当使从谁决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国家凡举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为贤，或以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审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非则安荣，取非而舍是则危辱，此乃安危荣辱之所以分也。是以圣王重之，故博谋群臣下及庶人，然而终决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故可以观利害之极致；断之独，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乱之政也。《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於道。哀哉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务争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终无成也。汉世国家有大典礼、大政令、大刑狱、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议，其议者固不能一，必有参差不齐者矣，於是天子称制决之，曰“丞相议是”，或曰“廷尉当是”，而群下厌然无有不服者。今陛下听群臣各尽其情以议事，此诚善矣。然终不肯以圣志裁决，遂使群臣有尚胜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挤，至于再，至於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臣愚深恐亏朝廷之政体，损陛下之明德，流闻四方，取轻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难决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权衡之於轻重，规矩之於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知本根既植，则枝叶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妇人阿云，谋杀其夫，重伤垂死，情无可愍，在理甚明。已伤不首，於法无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断。事已经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为死罪。而前知登州许遵文过饰非，妄为巧说，朝廷命两制定夺者再，命两府定夺者再，敕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一，争论纵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妇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细，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断其狱，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纷纭至此，设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将何以决之？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事，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今议论岁馀而后成法，终於？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众人之所私议窃叹而莫敢明言者。臣独以受恩深重，不顾斧钺为陛下言之，惟圣明裁察。又案：《纪事本末》附丙申日。是月乙未朔，丙申为八月初二日。《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与《纪事》同日。据《传家集》注云：八月初五日上。以乙未朔推之，初五乃己亥日也，两异其日，必有一误。今依《纪事》附丙申日。）

　　３、壬寅，权知曹州韩铎除河东路提点刑狱使。（《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甲戌，提点河东刑狱、屯田郎中韩铎徙陕西。原注：权知曹州、除河东宪在二年八月初八日。案：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云：圣旨处分敕令所立法，凡安抚、提刑司处，皆以师宪为名。）

　　４、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酒税，（案：《宋史·本纪》作“盐税”。御史悰行钱凯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凯等言曰：“臣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案：《宋史》作“执政以来”。未逾年，案：《宋史》作“未逾数月。”中外人情嚣然不安。案：《宋史》作“胥动”。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跻治於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权霸之术，战国纵横之治，取媚朝廷。陛下遽信其言，侵夺三司利柄，开局置官，引三人者议事，用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徒，岂能通晓钱穀、周知天下利源乎？复引薛向为发运使兼领均输之职，信如诏书之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固亦无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商贾既不行，则诸路税课亏失，是先丧其国之常入，其何以仰给经费？官司贩易物有难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壅塞，难於脱祸，则必有鬻田产、破家业以应期会者，不然，则淫刑、滥罚从而加之矣。兼薛向多用耳目刺州县短长，从而胁之，俾承裒敛非道之事。去年，许遵妄议谋杀自首按问之法，朝廷委安石与司马光定夺。光则持公请依旧法，安石则偏见而立新议。差韩维再议，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密院同议文彦博所定，既协公道。陛下以众人所议委富弼看详，富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即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畏其强，陛下惑其辨，乃至此耳。小人章辟光妄献岐邸外迁之议，吕诲乞加谴逐，安石百端阻格，诲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贤尚不敢专行圣旨，岂如安石傲视同列，旁若无人，爱增予夺，一出於己？”上阅疏曰：“此皆挟情，非竭节以补时事者。”《东都事略》云：熙宁初，琦自通判歙州召为侍御史，凯自知乌程县召为侍御史悰行。王安石初得政，专恃胸臆，轻易宪度，侵夺三司利柄。而曾公亮依违固宠，畏避不言。琦、凯与刘述上疏以为：“安石自应举历官以来，莫不尊尚尧、舜之道，以倡率学者，故天下士人心无不归向，谓之贤。陛下亦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今遭时得君如此之专，当以平时所学仁义之道，启沃上心，以广圣德。今乃首以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刚愎自任，则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为何如主也？陛下天资英悟，不世而出，尧、舜郅治，指日可复，今反以霸国诸侯之术，唐室衰世之事，诱惑上听，何不恭之甚也！臣等愿陛下运乾纲之断，夺安石重任，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当悉虑竭忠，以身许国，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阴自结援，更相称誉，以固宠荣。致安石奏对之际，唯肆强辨，多生横议，岂执政大臣之体乎！况公亮久妨贤路，无补时政，亦宜罢免。”） 时述坐判刑部，缴敕劄，被劾未伏，故琦、凯先贬。（《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宋史·本纪》：八月癸卯，贬琦、凯。壬戌，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同判刑部丁讽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贬知江州。又《刘述传》：述兼判刑部，安石争谋杀刑名，述不以为是。及敕下，述封还中书，奏执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刘琦、钱凯同上疏。凯将出台，於众坐骂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柰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凯今日罪分当远窜，） 君在后为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马。《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刘述传》：贬琦、凯监处、衢酒税。公亮疑其太重，安石曰：“蒋之奇亦降监当。”）

　　５、乙巳，罢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为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蕲州。先是，昌龄言：“臣累辨谋杀之法，非是。”遂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孙昌龄以论新法贬。王宗沐《通鉴》：孙昌龄始以附安石得进。凯将出台，骂昌龄而去。於是昌龄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遂黜。昌龄通判蕲州。）

　　６、司马光言：（案：《纪事本末》不系日，据《传家集》，《论责降刘述等劄子》为八月十一日上。八月乙未朔，十一日为乙巳。） “臣窃闻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案：《宋史·本纪》：壬戌，丁讽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贬通判复州。审刑详议官王师元，案：《宋史·本纪》：壬戌，王师元坐许遵所议刑名不当，贬监安州税。） 皆执守谋杀刑名被劾；（案：《传家集》作“差官取勘。”侍御史刘琦、钱凯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案：《传家集》作“皆以论列政府公事，除员外郎降监酒税。”下又云：中外闻之，无不惊愕。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古今之通义，人臣之大节也。） 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纪事本末》卷五十六、卷七十五。） 夫绁食鹰鹯者，求其鸷也，鸷而烹之，将何用哉！（案：《传家集》此下有云：陛下践祚以来，待臣下以宽仁。） 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县权发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凯（案：《传家集》此下有“所坐不过狂直”六字。） 止以迕犯大臣，遂降为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於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窃恐天下（案：《传家集》作“来者”。） 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於臣下，聪明有所壅敝，非国家之福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备位近臣，亲被明诏，睹朝廷政事之阙，不敢不言。伏望圣慈，深察愚衷，早赐指挥。） 乞赦刘述等勿劾，（案：《传家集》作“更不取勘”。） 琦、凯等与本资。”（案：《传家集》作“别除一般资叙差遣，庶几稍息群议”。） 不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刘述传》：开封狱具，述三问不承。安石欲置之狱，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逾岁，提举崇禧观。）

　　７、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案：《太平治迹统类》、《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纯仁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用，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主不当言利，但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论奏薛向疏，已附注六月末。） 又申中书案：《宋史·范纯仁传》：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曰：“今日忽闻诏令，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事辄近名，擅去官曹，动喧朝听，各落御史，降充监当者，闻命之际，中外震惊。盖人臣以率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率职之臣获罪，则忠勤不劝；纳谏之风或阙，则君德有亏。） 是以仁宗皇帝开广言路，优容诤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先皇帝容纳直言，未尝变色。是时吕诲与臣为御史，亦尝擅纳告身，皆蒙慰谕封回。（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自是诲等力求外补，此陛下之所亲见，固为万世之光也。） 陛下（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述事继明”四字。） 思绍先烈，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后先，刑赏或乖於轻重，中书藏其本末，但致外议喧腾。凡居言责之，臣敢不即时论奏。既许风闻言事，即是过失得原，而柄臣遂捃摭其罪，（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欲其畏避搐缩，遇事不敢辄论，虽於政府便安，而陛下将何所赖？） 且执政王安石以文学自负，以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而又性颇率易，轻信难回，举意发言，自谓中理。（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己才，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彊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议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为贤能。所以荐薛向为通才，指吕诲为无用，致陛下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屡有陈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陛下有尧、舜之资，而安石议桑弘羊之术，不恭甚矣！四方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扰之，贼之甚矣。加以） 曾公亮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安石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则拘好文法，今则一切依随；赵抃心知其非，而辞辨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此皆陛下朝廷大臣所为，安得政令无失？”（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求谏尚恐不及，何暇深责诤臣。盖以安石之心将欲果於兴事，所以深恶言者，惩戒后来。殊不知成汤罪己而兴，禹拜昌言曰圣。周道既衰，则有防川之蔽；秦法虽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知聪明，洞照古今，岂可启宠偏听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气虚怀，深为国计，将琦等责降告敕，速赐收还。安石不可久在中书，恐必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机务，或且置之经筵，足以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则商汤改过之美可复见於今，帝尧从欲之仁不独称於古，臣不胜大愿。然臣久居谏列，智虑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圣政有失。虽陛下不惮改作，而臣之职事已隳，岂敢复在谏垣！辄已家居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职，伏乞重行贬窜，以警百官。贴黄：今后政府臣僚，每欲生张亲知，但只先同议论，后至签敕之时，别作回避，则言者无由奏弹。陛下岂可不察！刘述方被勘劾，恐执政陷以稽迟之罪，刘述既见事有未安，自当不敢行下。本是尽心职事，卻蒙执政深怒。况王安石旧作中书舍人，纠察在京刑狱，亦曾缴纳词头，不肯入谢。今日不存忠恕，以至於此，乞陛下详察。）

　　《范忠宣奏议第二状》云：臣昨日上言乞追刘琦等责降诰敕。臣已居家待罪，以俟窜殛，然有爱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缘台官为天子耳目，将使警察百辟，以防权幸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落职监当；若指君父之过，则将何法以加之？况自先皇帝以来，人主未尝自有过失，皆因大臣举措不谨，玷累朝廷。且君父既为人所玷累，则忠臣孝子，宁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贬窜，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大半趋附执政，陛下更以法令驱之，使畏大臣，则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虽欲制驭，必伤终始之恩。所以人主虽当仰成执政，而督察之任委之台官，俟有过愆，则使弹击，下以使大臣知惧，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从古以来驭臣之要道也。陛下将臣此奏反覆究详，特与追还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初，纯仁自陕西运副召还，上问：“卿在陕西，久主漕挽，必精意边事。”对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储粮粗备。”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赖。”对曰：“愿陛下无深意於边事，恐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厚费赏罚。不惟今日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变。”上嘉纳之。纯仁雅与安石厚善，至是数言事多忤安石，最后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安石滋不乐。刘琦罢，纯仁又言琦不当罢，请速解安石机务。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院为起居舍人。纯仁固辞，安石遣所亲谕纯仁曰：“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是以利怵我也，言不用，万锺何加焉？”遂录所上状申中书，安石见之，怒，携以白上。上曰：“宜与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薛应旂《宋元通鉴》云：纯仁自陕西诏还，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之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暗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於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使小人为之，掊溇生灵，敛怨基祸。”又云：“刘琦、钱凯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成急就，必为恁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及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编年备要》云：曾公亮、赵抃得纯仁状，上章自劾。略曰：“清时备位，难逃窃位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奸之谤。如安石者，学给辨胜，年壮气豪。议论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谐於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放自有之。天良乐途，附之异说。拖绅朝序，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字，非安石之学，则指为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有为之际，身心管、商，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申睿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邦家。白臣等后言之罪，俾还田里。”）

　　８、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详检文字苏辙言：（案：《栾城集》载《条例司乞外任奏状》云：右臣近蒙圣恩，召对便殿，面赐差使，仍奉德音，不许辞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伏惟陛下创制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 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论不同事件，（案：《栾城集》此下有云：苟陛下悯臣孤危，未赐诛谴。） 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励驽钝，以酬恩私。臣无任瞻天请命，激切屏营之至。） 上阅辙状，问：“辙与轼何如？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纪事本末》卷六十二、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辙以书抵陈升之、王安石，论遣使按求农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令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必贵，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此均输之说，辙所未谕也。《常平条敕》纤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亏欠，法度纷纷，何至如此！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青苗之说，辙所未谕也。”且乞补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辙书，前后多从删节，今据《栾城集》补录全书云：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於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喻。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僣冒，聊复一言。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於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至於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观课农桑，垦挌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辙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於农官？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於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之於民；不得於民，其势将求於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荙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之客军异耳。今将使雇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馀，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柰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间。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於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陈田猎，皆出於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矣。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民，皆在城郭。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户而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宦，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又闻发运之职，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於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於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甚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常平条敕》，纤悉俱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何至如此！而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谕，明公之所深究。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东都事略苏辙传》：安石欲行青苗，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言与安石合，法遂行。安石召用谢卿材、侯叔献等八人，欲遣四方，访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府推官。改著作佐郎书，佥书南京判事。）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公著荐程颢授太子中允兼御史悰行，上章论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道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於曲径之中，而卒不与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而求霸则霸矣！”案：《宋史·本纪》：八月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悰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附五月下，盖脱书“八月”二字，今依《宋史本纪》附此。薛应旂《通鉴》、毕沅《通鉴》云：颢自晋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来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不饰辞辨，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程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以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又案：《明道文集·论王霸之辨疏》：“霸则霸矣”句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则在择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釐，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於道而莫之奭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駮杂之政，乃以壹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於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於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书》所谓“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后可以有为也。古者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诚以谓不得其人而居之，则不若阙之之愈也。盖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岂圣贤之事，而庸人可参之哉？欲为圣贤之事，而使庸人参之，则其命乱矣。既任君子之谋，而又入小人之议，则聪明不专而志意惑矣。今将矫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非夫听览之明，尽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胜之乎？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谨，易於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谨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自古以来，何常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反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纲而独断，霈然不疑，则万世幸甚！又：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氾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戊申，河徙东行。《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襃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於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光曰：“上约固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於张巩等不见成功，於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於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蔊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流，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汎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玉海》卷二十二：熙宁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汉酾二渠。河顺则为患小矣，河并为一则劳费倍，分为二则费减半。张巩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费大而功不成。”十四日，巩言：“北流已塞。”辛亥，诏闭断北流。《传家集》：二年十月七日《乞优赏宋昌年劄子》云：“臣闻国家大政，在於赏罚，若赏罚明当，功无不成。臣去冬奉敕与张茂则相度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滩上置立上约，擗栏水势，令入东流，候向去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闭断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诸州军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寻具此利害奏闻。蒙朝廷听许，令修置上约。自后昌言同列提举修生堤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毁，以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并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阙上殿所言，陛下所亲闻也。赖陛下圣明，断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约。今秋擗栏得水势一并入东流，其北流寻已闭断。虽颇漂溺，损近东沧、德等州民田庐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军，蒙利亦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谓之无功。今若与同列称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赏，臣窃恐当官之人睹之无所沮劝。况昌言因去岁职当在外，河决枣强，独夺一官，今若止复旧官，则是众人受赏而昌言独不得赏也。设使向者修置上约不成，或背了二股并入北流，其同列岂肯分昌言之罪？伏望圣慈察昌言建议之功，特与复旧官外，更与董役之人等第别加酬奖。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负之也。”取进止。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九月甲子朔。） 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详比年灭伤赈贷多出省仓，切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赀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豫给，令随税纳斛斗，（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此下有“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八字。） 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次科收熟日纳。（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次科”作“次料”。） 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八。） 因可迁官。劝诱今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如修。盖人之困乏，常在於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案：原作“籴”，误。） 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赴时趋事，而兼？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穀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仓转移法。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科，半为秋科。”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执政，出一卷书付条例局曰：“此青苗法，诸君熟议之。”以检详文字苏辙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广廉者，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安石遂请行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寻乃置河北、陕西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命广廉等为之。条例司又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结，随纳斛斗；其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纳钱者，皆听从便。仍遣官提举，从时诸路常平、广惠仓钱穀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乃复推行其法於诸路。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王安石独奏事，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何如？”安石曰：“颢所言自以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牒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又案：毕沅《通鉴考异》云：《宋史·食货志》：“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之河北，安石乃决意行之。”《苏辙传》同，《东都事略·苏辙传》亦作河北转运王广廉。《宋史·王广渊传》，庆历中，上曾祖家集，诏官其后。广渊推与弟广廉，而自以进士得官。是广廉乃广渊之弟。熙宁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广廉其一也，不闻为河北转运。且陕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转运岂得散钱陕西？盖广渊欲行青苗，援李参之事以请，遂讹为行之陕西。安石尝言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是知附会青苗者广渊也，非广廉也。窃以《长编》考之，毕氏此说恐未足据。《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丁未原注引司马光云：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又五月丁巳日，京东转运使、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王广渊为河东转运使，曾公亮初欲差权，王安石以为广渊在京东宣力，当正除。据此两人事迹，本不相蒙，且广廉此时已为河北、陕西提举官，而广渊则於二年犹知齐州。三年始由京东改河东，是广渊非特未至陕西，更未尝为提举常平、广惠仓官。二年在齐州条奏置义仓，是正月辛卯二十三日事可考。义仓是储积，青苗是放散取息。据《十朝纲要》：二年七月乙丑，罢义仓法。则广渊所行之义仓，本与广廉不同。《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本不误。毕氏乃专据《王广渊传》以疑《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恐非也。盖《宋史王广渊》偶误，而《食货志》、《苏辙传》犹见其真。况《宋史》无广廉传，又安知广渊传非广廉传之误作广渊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作广廉，洵为不误，而毕氏《通鉴》、徐乾学《通鉴》，凡广廉尽改广渊，恐失考。）

　　２、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纪事本末》此条上书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而此条接书，不更系月。据《玉海》卷二十六云：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开讲筵。己巳，召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钱氏《朔闰考》：九月甲子朔，己巳初六日。考《宋史·本纪》，公著为御史中丞在六月丁巳日，二月尚未为御史中丞。《纪事本末》上脱书“九月”二字，今依《玉海》附此。又按公著为御史中丞，《纪事本末》不载。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助己，故申公初多用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驩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未尝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

　　３、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案：条例司检详文字旧用苏辙、吕惠卿。时辙出为河南府推官，吕惠卿擢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故更请以李常、王汝翼为之。至熙宁三年，常亦言青苗不便，而王汝翼亦辞检详条例官。） 殿中丞、知免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取之为相度利害官。（《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壬申，光州团练使向经为濰州防奭使知陈州。是时上方以政事试练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远或州县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从者。至宗室戚里恩泽之家，则所以秩序平进，拘以岁月，少所徼冀。经由是亦颇不欲，以才自见，请外补。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宋史向经传》：神宗以经女为皇后，进光州团练使。）

　　４、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七。） 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后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皆可付一州。臣因与古言：‘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今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口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於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其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边军令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三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制。原注：云：二年九月十二日，即此条。彼文可参考。）

　　５、太子中舍刘琯提举陕西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己巳，琯擢官。原注：云：琯为陕西常平在二年九月十二日。）

　　６、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於京东、河北、淮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７、壬午，（案：此下银铜坑冶、市舶事，《纪事本末》与丙子常平事接写。《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辛亥，向言米额。原注：云：九月十六日可考。又丁丑，上批：薛向指挥。原注：云：九月十六日，诏兼银铜坑冶事。《朔闰考》：是月甲子朔。十六为壬午日。今据增。） 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辨。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原注：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案：“乃”字与下“从之”不贯，恐是“乞”字之误，亦疑或有脱文。） 诏发运司薛向、副使罗极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穀，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政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於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讬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编年备要》云：时饶州、江、建等州，递年额铸钱一百五万贯，并额外增剩钱。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云：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

　　８、甲申，知海州怀仁县曾布转著作佐郎。（《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布转著作佐郎。”据以辑入。案：《宋史·曾布传：布，南丰人。学於兄巩，同登第，调宣州司户参军、怀仁令。熙宁二年，徙开封》。此云转著作郎，与《传》少异。）

　　９、是月，上谕枢密院：“沙门岛罪人数多，及广编配，罪人多即窜还，令与中书别议伏立法。”且欲复行肉刑，吕公弼以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为然。绛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又何不可？况尧、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论，不达时变。自汉文感二妇人之言罢肉刑，而天下归仁，逮今千馀年，一旦用之，必骇四海观听。况古虽有肉刑之法，在尧、舜》之世亦未尝行之。《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尧、舜之世，用流以宽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则五刑无所施焉。臣愿陛下上法尧、舜，下体汉文，无取迂儒好古之论。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臣愿审择守臣，宣布惠爱，使民各得其所，则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骇而动，后虽欲全抚之。未易安也。”上纳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陕西转运副使蔡挺再知渭州。（《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挺为枢府。原注：云：挺以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九月再任。案：《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盐弊。原注：云：二年三月丙寅改陕副。盖挺於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三月改陕副，二年九月又由陕副再任渭也。今据两注辑入。）

　　１、十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 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从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言於上曰：“此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所进用者多小人，诸处地动灭变，宜且安静。”上问弼曰：“卿去，谁可代卿？”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考范忠宣撰《富公行状》：八月，以疾辞位，除判河南，复得请判亳。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熙宁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举常平仓赵济言公沮格新法，落武宁节度及平章事，以左仆射判汝州。徐乾学《通鉴后编》：王安石专权自恣，弼度不能争，移病不入中书，久遂辞位。章数十上，许之，曰：“卿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诣阙，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帝意不乐故也。）

　　２、改绥州为绥德城。其知城以下防讬兵官使臣，委郭逵选差把截，堡铺守奭兵马器械等，并从长处置以闻。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寨门二寨，还以绥州。（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韩缜与夏国之臣薛老峰议於境，老峰曰：“苟得绥州，请献安远、塞门塞基。”又案：议在元年五月丙戌。） 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缜诘夏人曰：“二塞之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秉常既受封册，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禼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绥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后还绥州。夏人曰：“二寨，寨基是也，何地之界有？”（案：《宋史郭逵传》：遣其属赵禼、薛昌朝与夏使议，惟言寨基，禼曰：“二寨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且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虏使惊不能对。） 禼曰：“若不得地界，但将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绥州与之亦用兵，不与亦用兵，边备未可弛也。”时已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愿以死守之。”藏其诏不出，具奏，乞召禼赴阙询之。（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枢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绥德戍人，迁其刍粮不尽者焚之。经略郭逵以为夏虏心欺绐，俟得安远、塞门，然后弃绥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虏曰：“所献者塞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闻。） 上得奏大惊，顾谓文彦博等（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上怒甚，以让文潞公。） 曰：“不知绥州今存否？”亟问之，彦博等皇恐。即降诏云某月日指挥不得行。诏至，僚属皆惊曰：“前诏云‘何未之见’，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叹服。（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时赵禼掌机宜，於经略司求前劄不获，甚忧恐，逵乃出示之。禼曰：“此他人所不敢为也。”） 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襃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於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纪事本末》书十月，不系日。据《宋史·本纪》、毕沅《通鉴》作丙申初三日，故附此。）

　　３、戊戌，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仍赐姓赵名怀顺，以其防讬绥州日久故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徙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於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二府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卻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他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柰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煽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煽动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止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制。原注：云：二年十月五日可考。当即此条，彼文亦可参考。）

　　５、壬子。（《长编》卷二百八：治平三年四月初三日丙戌，王猎对亲亲之义。原注：熙宁二年十月壬子可考。案：原文已佚。）

　　６、己未，夏国使者罔育讹来谢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坚明约束，勿令边将生事，妄立城堡，争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陈升之同平章事，上问司马光曰：“近相陈升之，外议如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风俗何以更得醇厚！”上曰：“升之有才智，他人莫及。朕知其才智足典军政，今任之为相，欲辅政治之阙失，必能胜其任。”光曰：“升之才智，诚如圣旨，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昔汉高论相，以王陵少赣，陈平可以辅之，平智有馀，然难独任。真宗用丁谓、王钦若，亦以马知节参之。”上曰：“然升之圆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坚欲去，盖以所言不用，与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论及吕惠卿，光曰：“惠卿恁巧，非佳士。”上曰：“应对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案：《太平治迹统类》及《宋史·本纪》均作丙申日。《太平治迹统类》於“何以动人主”下又云：因论台谏天子耳目，当自择其人。上曰：“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光退，而举学士陈荐、史馆苏轼、集贤校理赵彦若、职方员外郎王元规。《宋史文彦博传》云：二年，相陈升之，诏：“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称遇贤之意。”彦博曰：“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曾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臣忝知礼义，不敢效利用所为，以紊朝制。”固辞乃止。

　　又：台官许请对，从张戩、程颢之请也。如有请对，并许直申邠门上殿。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申邠门上殿。《太平治迹统类》云：监察御史悰行张戩、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先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倘遇朝政或阙及外事有闻係於几速不容后时者，耳目之司虽不应急陈闻不可得也。伏睹天禧诏书，或诏令不允，官曾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申，并委谏官奏论，宪臣弹奏，是盖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殊异？欲乞令朝廷使依谏官例牒邠门，即许登对。”诏三院御史及悰行有公事？许直申邠门上殿。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六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子朔。） 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司。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以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案：原阙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於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云‘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故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时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以理财，特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时事宜恐不须并，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於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复，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於上前，日高不决，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朕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曷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陈升之传》：由是忤安石，称疾归卧逾十日，帝数敦谕，乃出。会母丧，去位。）

　　２、丙寅，邢恕为崇文院校书。（《长编》卷二百十一：三年五月乙巳，胡宗愈言：“新进士，崇文校书未有法度。”恕堂除近地，试衔知县。原注：熙宁二年十一月三日初为校书，十年三月己巳复为校书。案：程俱《麟台故事》卷二：熙宁中，以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先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恕以为贾谊、马周之流，召对，而有是命。乃诏今后应选举可试用人，并令除崇文院校书，以备访问任使，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合入差遣。《宋史·邢恕传》：恕从习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登进士第，补永安主簿。公著荐於朝，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爱之，因宾客谕意，使养晦以待用，恕不能从，而对其子雱语新法不便。安石怒，谏官亦言新进士未历官而即处馆阁，开奔竞路，出知延陵县，县废不复调，浮沈陕、洛间者七年，复为校书。）

　　３、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恁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４、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对曰：“此诚当变更，但宜以渐，不可急耳。”（《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５、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叙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官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傒集，操守修饬，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保罪保明，与亲民差遣；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授；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今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馀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特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袒宗元係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奭使止；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壻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壻官。壻有官者，与免入远，许依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句；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婚姻。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於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於爵土，次则通籍於闺台，并留京师，参朝奉请。然以世叙浸远，皇秩益藩，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者！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为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日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富於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今之所难及若嫡子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於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王偁《东都事略》：十一月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

　　６、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愿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 上曰：“人与法，亦相表悰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於得人，缓於立法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光曰：“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又毕氏《通鉴考异》云：王应麟《玉海》云，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通鉴汉纪》曹参事，因言参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纪》，是月壬午书御迩英听讲。而庚辰之讲不书。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谓前日，乃庚辰也，所谓后数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纪》及《司马光传》混而为一。案：毕说是也。惠卿云云，亦见《纪事本末》壬午日。《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亦分系庚辰、壬午二日。）

　　７、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五年一变者”。） 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三十年一变者。”） 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与此文小异，且多数语。据云：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淫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总覈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萧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耶？《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无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 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卿闻惠（案：原脱上三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於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岂得为时变也”六字。） 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 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侍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及《皇朝类苑》卷十五，与此上数语文异。据云：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 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史记》，光进读（案：原脱上六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通鉴毕，降阶，上命迁坐墩於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王珪礼辞，不许，乃皆再拜而坐。） 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珪对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不能尽知；使闻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实也。”上曰：“据所闻言之。”） 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穫，责以穀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可以利民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 光曰：（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愚民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於凉，共弊犹贪；作法於贪，其弊若何？） “昔太祖案：《愧郯录》卷十五引文作“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馀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 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上曰：“未尝罢。”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皆病末矣。”） 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也’。”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复与众人讲论治道，至晡后，王珪等请起，上命赐汤。） 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惠卿进读，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平国用中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之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皆在中，未审曾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而已，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不便。”吕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闻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时人稀物贱，米斗十馀钱，草束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常守其价，不增，岁饥税皆免而和籴不免，遂为河东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８、是月，以宋氏为才人。（《长编》卷二百四十四：熙宁六年四月庚子，以才人宋氏为婕妤。原注：云：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一日生皇子。案：《十朝纲要》：贵妃宋氏熙宁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进婕妤。元丰二年进充媛，八年进婉仪。政和三年进贵妃。熙宁二年十一月生成王佾，六年四月生唐王俊。）

　　知璧州林英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太常博士、知鄞县张峋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勾两浙常平仓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三人不推行新法被责事。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知鄞县张峋二年十一月差两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两浙，据以辑入。案：张峋两浙提举，王醇两浙勾管，皆见本文。）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程颢谓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为险要，或为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旧时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谓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颢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后果有卖金陵者，虽悔之，何及也。

　　又：京师郡国地震，元发三上疏指陈致灭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谕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他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执政，卿逾月不对，而大臣力荐用唐介矣。”元发曰：“臣恨未有死所报，陛下知遇，岂爱官职者？”唐淑问、孙觉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劳之者甚厚。元发顿首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坏城池庐舍，命元发为安抚使。官吏皆幄寝，居民恐惧，弃家而茇舍，元发独即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身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河朔遂安。使还，大臣将除公并州，上复留。案：元发即滕甫。《东都事略·滕元发传》云：滕元发初名甫，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此后文及甫为文及，邓润甫为邓温伯，皆以避讳改。

　　１、闰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 庚子，初修御河。先是，议者请於武城县入大河故道，下五股河。都水监刘彝同程昉相视，而通判冀州王庠谓开葫卢河为便。彝等以其地浅漫沮洳，用功多焉，不若开乌礻阑堤、大小流港，横绝大河，入五股河，以复故道。乃令提举便籴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再视，而议与彝、昉合，於是发邢、洺、磁、相、赵、镇六州兵夫凡六万浚之。（《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原注：去年闰十一月庚子初修，又载议者请於武城县云云。辑入。案：《宋史·河渠志》五：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於海。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出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先是，议者欲於恩州武城县开御河约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谓，第开见行流处，下接胡卢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虽於河流为顺，然其间漫浅沮洳，费功尤多，不若开乌礻阑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复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举便籴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案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濬之，以寒食入役。毕沅、徐乾学《通鉴》并云：闰月庚子，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六州兵夫濬御河，以寒食入役，从刘彝、程昉请也。又案：明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乃诏辍三万云云，可参考。《宋史·程昉传》云：熙宁初，为河北屯田都监。河决枣彊，酾二股河导之使东，为锯牙，下以行竹落塞决口。加带御器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浅淀。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

　　２、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又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东行交子法，置务於潞州。考《宋史》，置交子务壬子日，毕氏《通鉴》同。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诏置在十九日壬子也，三年七月壬辰罢。见《长编》卷二百十三。又案：《宋史张景宪传》云：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於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

　　３、戊申。（《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闰十一月戊申可参照。案：《编年备》要：侯叔献与杨汲提举淤田，引水於畿县、澶州间，岁坏民田庐，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赐二人田各十亩。九年冬，罢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馀顷，多用牧马。而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馀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於行水。欲於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馀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三十六陂，以灌溉民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或以为非。沈存中《笔谈》云：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为《史记》所载“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田，於下泽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久矣。又案：《宋史·杨汲传》云：权都水丞，与叔献行淤田法，瘠土皆为良田。而《河渠志》则云：熙宁元年，秘书丞侯叔献提举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是《宋史》本传与《志》所载美恶两异其说，而《志》以为熙宁元年，《长编》原注则以为二年。今考《玉海》卷二十二，载熙宁二年闰月十五日侯叔献》言云云，又载戊申以提举府界常平使行之。《长编原注为不误。）

　　４、己酉，著作佐郎曾布差看详衙前条例。（《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前条例。”据以辑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讬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月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宋史·王安石传》：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讬，得曾布信任之亚於惠卿。又《曾布传》：以韩维、王安石荐，上书言为政之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见，论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与吕惠卿同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资，登延硕学远识之臣，思大有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横议，和之於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詀诋，以譁众罔上。是劝沮之术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坚神宗意，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使毋敢言。故骤见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韩琦上疏极论新法之害，神宗颇悟，布遂为安石条析而駮之，持之愈固。）

　　５、壬子，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邠门引上殿。”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一月，除诸路提举常平官。上脱“闰”字。《宋史於闰月下》云：是月，差官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纪事》亦俱不系日。王偁《东都事略》云：闰月壬子，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行青苗法。应郡县每岁春秋未熟，据民等第，以常平、广惠仓钱敛散取息。今依《东都事略补“壬子”二字。） 时天下常平钱穀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纪事本末》卷六十八。都官员外郎游烈除广东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游烈送审官东院，以亲老愿从便地。原注：云：游烈除广东常平乃二年闰十一月壬子，逾岁未赴。据《长编》本文云云及原注辑人。）

　　６、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当刺手背，刺何补於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云：“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将此等军。今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案：“分将此等军”至“今社稷之长计也”，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增入。） 且祖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罢兵，今即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无此二十五字。） 上极以为然。（案：以上五字。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云：“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云云至“当以礼义奖养”，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愿择其乡闾”云云至“上极以为然，”亦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尝论租庸调法”至“何由而立哉”，附四年五月九日，馀并两存之。《纪事本末》文略有删节，据彼文增辑。） 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体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於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戎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日，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四十三：六年三月癸亥。可参考。）

　　７、是月，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林英改两浙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英自置提举未尝出巡，诏訩替。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闰月改两浙。此据本文及原注辑入。）

　　１、十二月癸亥朔，诏：“近降宗室授官条例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并与右侍禁、奉礼郎；小功，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緦麻，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准此。有服女之壻，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緦麻女，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遇南郊，许奏有服亲两人，圣节更不许奏。使相：子，西头供奉官；亲孙、弟侄，与右侍禁；大功以下亲，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右侍禁；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奉职；小功以下亲，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左班殿直；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以下亲，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奏职；亲孙、弟侄，借职；大功以下亲，三班差使殿直；緦麻以下亲，更不许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评事，馀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许奏有服外亲，其待制及观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许奏？姓准此。郎中以下，该荐者，四次南郊许奏大功以下亲一人；少卿监以下，更不许奏。緦麻亲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任差遣，各随正资序奏荐亲属外，其权及权发遣者，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并依正权官例，即不得依正入资序人例奏荐恩泽。”（《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２、乙丑，安石奏以李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定权监察御史悰行。原注：云：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又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注云云。辑入。案：《宋史沈括传》：故事，三岁郊邱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

　　３、丙寅，王安石议建三馆祗候。（《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壬寅，章奏付三馆，令明其条贯。原注：付三馆，盖朱本缘安石意增入。安石议建三馆祗候，见二年十二月丙寅，至四年六月罢。）

　　４、丁卯，拨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充买盐钞本钱。（《长编》卷二百十九：熙宁四年春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罢永兴盐钞。原注：云：二年十二月五日，拨钱十万充买钞本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二十万。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买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钱，继又增二十万。《纪事》不系日，今据原注辑此。）

　　５、庚午，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知齐州王广渊为京东路转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一：五月丁巳，广渊由京东转运使为河东转运使。原注：广渊为京东漕在二年十二月八日。案：《东都事略·广渊传》：神宗即位，中丞司马光、御史刘述蒋之奇复言广渊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齐州，改京东路转运使。）

　　６、甲戌。（《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顾问京东等路禁军数，遂诏并军额。原注：熙宁二年十二月可参考。案：原文已佚。马氏端临《文献通考》卷百五十三云：熙宁二年，诏并废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拨拼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为三百五十五人。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定以常额。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溢员者，以补他军之阙，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依高下同领。）

　　７、乙亥，上论有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犹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废困无有已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案：《宋史·兵志》五云：陈升之欲令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不然，无补也。”帝以为然，曰：“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也。”两府议上番，或以为一月，或以为一季，且令近戍，彦博又以为难使远戍。） 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滑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卻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开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服振作，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樊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僣伪之国，及所募以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於前，必事成功於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係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功，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此据《实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案：《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例。原注：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此条，彼文亦可参考。朱本之误由此。）

　　８、太常侍丞鞠真卿责知寿州。（《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降知寿州、太常丞鞠真卿为太子中允，坐前任江南转运使，抑勒百姓，以苗米折纳钱劾去官勿论，特责之。原注：云：去年十二月乙亥责寿州，今又责。）

　　赐宗谕手札。（《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辰，赐宗晟宅。原注：云：二年十二月赐宗谕手札可参考。案：原文已佚。）

　　９、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韩维”。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於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１０、乙酉，（《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以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十二月乙酉可参照。案：原文已佚。《玉海》卷二十二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於夹河引汴水溉田。是月癸亥朔乙酉为二十三日。）

　　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得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免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其未有出官者，依旧入大小学。”（《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１、丁亥，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馀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１２、是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馀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东坡集》、王宗稷《东坡年谱》，均作四年正月。两相岐异，必有一误。详辨见五月末《议贡举》下。《东坡集》载《奏状》云：右臣蔊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馀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动也。臣虽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案：《东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且卖灯皆细民，（案：《东坡集》作“卖灯之人，例非豪户”下又有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 安可贱售其值？（案：《东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 故臣愿急罢之。”（案：《东坡集》作“愿追还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近日小人妄造非语，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而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於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亏损圣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方今百事未除，物多及敝，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於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如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张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䴔䴖，江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数极论，亦为罢之。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并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於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曰：（案：《东坡集》《上神宗皇帝书》亦在四年，与《纪事本末》异年，必有一误。《集》中《书》云：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朆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案：《东坡集》此下有云：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朆。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灭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怨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今经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贤君圣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面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罪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山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於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於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今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操瓢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代，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於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予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缘何而得？朝庭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徼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惓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惓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生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古之贤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逆之臣；卫至弱也，季札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逄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以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既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荡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试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係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敝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豪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未称，其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谏议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祸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恩例，定任子孙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轼素不为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狱精敏，声闻益远，论事益不休。（《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毕沅《通鉴》节载此疏，年月同此，云《书》上，安石见而深恶云。）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案：《宋史·本纪》：癸酉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云：熙宁二年敕，今后官失入死罪一，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二人，恶远州军；三人者，敕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后注：浸轻易犯第不知自何人始耳。

　　又：令诸路预给钱和买䌷绢。案：《编年备要》：行预买法。《太平治迹统类》：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言：“臣近闻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以陈汝义所进羡馀钱五十万贯，随和买绢钱俵散。今卻每贯纳见钱一贯五百，於常岁折科和买之外，又取二十五贯。”《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使和买䌷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䌷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七

　

　　神宗

　　△熙宁三年（庚戌，一○七○）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癸巳朔。） 癸丑，诏：案：此诏徐氏《通鉴后编》附乙卯日下，与此异日。“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

　　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於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案：毕氏《考异》作“广渊”，误辨，已见二年九月。近至京师，倡言取三分之息，又闻制置局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敕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正月，条例司言提举常平、广惠仓者，本职外毋得侵预外事。）

　　２、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３、丙辰，韩琦论奏。（《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诏程昉赴阙。原注：云：去年闰十一月初修，八月甲戌昉迁官，今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案：今原文已佚。据《东都事略·韩琦传》，时琦由复判相州改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故有论奏河渠事。《宋史·河渠志》一载琦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两疏，三年三月疏其略云：“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壹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馀，则将来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州、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又云：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三万三千，专治东流。据琦三年疏。《宋史》附二月下，与此日月异，疑《宋史》附二月以诏下时纪之。又《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己未，杨汲兼都水。原注：云：三年正月辛亥、丙辰可参照。案：今原文已佚。）

　　４、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议。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悯其资历？”上曰：“但悯其资历。”安石曰：“悯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为御史中丞，附贾昌朝之徒，误仁宗赏罚甚众，今留於内，於陛下何所补？但令群邪更有宗主耳！”） 方平（案：原佚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愿陛下广聪明览之外，采公议於得失之情，深察军民之情，原为社稷之虑。朝廷尊而国体平，顺气应而嘉禾生，遂退就诛殛，亦所甘心。） 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长编》卷二百二十六：四年八月戊寅。原注：云：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方平判都省。注文可参考。《纪事本末》敓注原文已佚。）

　　５、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馀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以给，无有赢馀。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６、是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纪事本末》卷七十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春正月，录周、唐后。案：《宋史本纪》癸丑日。

　　１、二月壬戌朔，（案：毕氏《通鉴考异》云：瞿中溶云：“《辽史天象志》以癸亥为宋二月朔。”则壬戌乃正月晦日，与《长编》差一日。韩琦言：案：《魏公家传》：行青苗法，众议皆以为不便，台谏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无复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奏，今将欲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出粜，就贱量增市价收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人户情愿预行支给，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于次熟日送纳。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於田作之时不虑缺食。盖人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皆以为民，而公家无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而抑民豪夺之意也。仍乞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续准敕节文，常平、广惠仓见钱许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例，出晓示召人。情愿请领者十户为一保，即不拘户等高下；不愿请领者，不得抑配。若客户愿请，即与主户合保；若约度物数支与乡村人户有剩，即亦许准上法支俵，与坊郭有物力抵当人户。如纳时斛斗价贵，愿纳见钱者，亦听，仍相度量减时价送纳。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 “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案：《家传》作“支俵”二字） 青苗价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头甲，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一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六千，第一等十五千。（案：《家传》此下有云：如所支钱外更有剩数，其第三等以上人户，） 委本县量度。（案：《家传》此下有云：於今来所定钱数外，） 增给三等以上人户。若有剩钱，更许增数。於坊郭人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仍五家以上为一保，依乡村青苗支借。（案：家传此下有云：不得过抵当物业所直价之半。） 其诸县不得避免出纳之烦，致令诸色人扇摇人户，卻称不愿请领。（案：《家传》此下有云：仰逐县官吏用心告晓。） 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入马递申赴当司，以凭选差清强，往彼晓谕。人户如卻愿请领，其本县干系人必定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由申奏。如夏秋收成物贾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视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人户有物产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既防保内近下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也！复峻责诸县，如人户不愿请领，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卻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摭，则其势须行散配。且贫下人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然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䌷绢，积年倚阁，借贷钱粮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则甚难也。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官吏，（案：《家传》作“州县”。） 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惑愿请者支俵，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理，往往旧债未偿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是夏秋随税送纳，灭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灭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浸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去岁河朔丰熟，常平所籴白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於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即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於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於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西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励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尝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案：《家传》此下又有云：臣职当安抚，日闻一路官吏所论，皆云散钱不便。转运司明知侵挠利权，不可经久，尚皆不敢陈说，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群臣若顾避形迹，从而默默大惧，有误陛下委寄之重，） 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又卷六十三。案：《魏公家传》载此奏，又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２、癸亥，（案：原作癸丑。是月壬戌朔，无癸丑日，今据《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及毕氏《通鉴》改。癸亥初二日也。） 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馀，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

　　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抑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於救急，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时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又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䌷绢，或强支配以盐，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振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为此摇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手劄，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於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谕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安石曰：“事之情伪是非，若不能察，惟务多纳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为矣。”遂称疾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批答略曰：“今士论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无可憾，朕之所望，将欲委谁！”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谕以失於披阅。安石既入见，固请罢，上奖谕之。）

　　３、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於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人，以张稚圭、李德刍为之。先是，或言丞不用庶姓，王安石录《春秋》公族大夫等事以进。此仅张稚圭一人，恐有脱误。）

　　４、壬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於此（案：陈桱《通鉴》、毕沅《通鉴》均云：帝欲大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讬劘上之名。”云云。） 外讬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善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构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於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壬申为十一日。《传家集》载十二日《辞枢密副使劄子》云：臣准邠门告报，已除臣枢密副使，续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今受敕告者。臣赋性朴愚，不通时务，近日以来，加以衰疾，恪居旧职，犹恐隳败，况乃拔擢，待之不次？窃惟宥密之地，日侍泄谟，内训六师，外抚四海，用人当否，系国安危，岂臣无似所能堪称！伏望圣慈更择贤材，俾居其任，听臣且守旧职。取进止。又十三日《辞枢密副使第二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黎永德奉宣圣旨，令臣即今入见者。臣屡违严诏，当伏重诛。但以闻命以来，揣分已熟，自幼及长，颇读经史，舍此之外，一无所长。当世之务，懵不通晓，常日置之闲官，仅脱旷败，尚以属文不工，剸剧非长，翰林审官，每欲辞免。况於枢府要地，任重责大，一日失职，则死及之。臣虽至愚，粗知自爱，陈力就列，古人所韪。是宁冒违诏之罪，不敢当窃位之讥。伏望圣慈察其悃款，决非虚饰，特赐寝罢新命，止取守旧职。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取进止。又十九日《辞枢密副使第三劄子》：臣前者两曾辞免枢密副使，未奉俞旨。窃虑区区之诚，未能上达，须至详悉，复有奏陈。臣闻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是以官不旷而事无败也。臣幸生承平之时，家世为儒。臣自髫龀至於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仕宦以来，多在京师，少历外任，故於钱穀、刑狱繁剧之务，皆不能为，况於军旅，固所不习。独於解经述史，及以愚直补过拾遗，不避怨怒，则庶几万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际，辞所不能，而不辞其所能。曏者除开封府推官，以繁剧曾辞；后除脩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以文采不工曾辞；除龙图阁直学士，以久在谏职无效曾辞；再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以言事未了曾辞；除史馆修撰，以方修《资治通鉴》，恐与修国史，难以两处供职曾辞。自馀除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直秘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职，除书始下，臣即时受命，未尝辄辞。所以然者，自度驽钝可以策励，不致旷败故也。天下之人见臣屡辞恩命，或以为不慕荣贵，或以为饰诈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习赋、诗、论、策，应举就试，每三年一次，投状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耶？臣若阴有营求阳为辞避，乃可谓之饰诈邀名。陛下察臣，何尝如此，岂饰诈邀名者耶？臣之愚心，正欲辞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杰之士，不可轻处，岂臣愚浅下材所能堪称！或遇国家大事参陪末议，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忧，以累知人之哲，臣虽伏锧横尸，不足塞责。加之素有目疾，不能远视，近日以来，颇多健忘，居常供职，犹惧废阙，况以衰病当兹重任！是用披肝沥胆，昧冒上陈，违犯诏旨，至於再三，触法抵罪，不自知觉。伏望圣慈特赐矜察，依臣前奏，追还新恩，俾守旧职，不胜忧惭危切之诚。临纸叩头，俯伏俟命。取进止。又案：《辞枢密副使第一》、《第二》、《第三劄子》，《纪事本末》不载，今取，附初诏除日下，馀劄附癸未日下。）

　　５、先是，文彦博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行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是日，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６、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案：《宋史本传》作授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俄出为河北转运使。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辛巳，（案：《纪事本末》上脱“二月”字。窃考《朔闰考》，正月癸巳朔，无此日，乃二月二十日也。又据《传家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下注，正作熙宁三年二月二十日上，今依附二月内。司马光言：案：《传家集》云：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屡遣陈承礼等趣臣就职。德泽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陨身糜骨所能报称。然臣窃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盖察臣狂直，庶几有补於国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过竭其愚衷，以裨圣德之万一。若陛下徒以禄位荣臣，而不取其言，则是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则是盗窃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诚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丧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见陛下天纵英明，厉精求治，思得嘉谋以新美天下。而建画之臣不能仰副圣意，思虑未熟，讲议未精，徒见目前之小利，不顾永久之大害。忧政事之不治，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患财利之不足，不能劝陛下以恭俭节用，乃更遣聚敛之臣诛剥齐民。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骇，百姓骚然，犹且坚执而行之，不肯自以为非也。） “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置三司条例司，（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又言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者扰乱其间。） 又言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馀人，（案：《传家集》作“四十馀人”，下又有云：以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其实） 专使散青苗钱。（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自疑智识短浅，不足以知天下变通之务。） 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叆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案：《传家集》作“发口复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案：《传家集》此下云：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 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赢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砦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馀，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领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灭，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穀贱不伤农，穀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为青苗钱，又以其穀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馀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穀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穀赒赡乎？） 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穀共及一千馀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犹大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国家每有大费，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辄取内藏库物以给之。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库，无有穷竭之时，则可矣；若本皆敛之於民以实之，则有时而空矣。昔汉文帝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何以台为？”太宗时，兖王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观之。翊善姚坦独？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坦惟见血山耳，不见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笞挞，血流满身，愁苦之声不可忍闻。此假山皆民租赋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上亦自为假山，闻之遽命毁之。） 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馀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为露台、假山之费，不亦多乎？陛下聪明仁俭，固不减汉文帝及太宗，然而视弃财物如粪土者，盖未知其所从来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 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夷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取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於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於中外无事，不见兵甲，百有馀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此臣所以尤为陛下痛惜者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臣窃观方今四夷亲附，边鄙不耸，五穀和熟，盗贼稀简，是宜为天下和乐无事之时，而中外汹汹，人不自安者，无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条例司，诸路有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争献谋画，各矜智巧，变更祖宗法度，侵夺细民常产，掊敛财利，以希恩宠，非独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计亩率钱，雇人充役，决汴水以种稻浇溉民田，及欲泄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类，不可悉数，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条例司自以高奇之策，书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兴作之不已，皆如青苗之为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罢废此局，则生民必无休息之期矣！） 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官员并送审官院与合入差遣，青苗钱已散者，令州县候丰熟日催收本钱，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仓钱穀依旧封椿，令提点刑狱司管勾，则太平之业依然复故矣。兹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惮而不为也！如此） 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馀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节录此疏，谓《辞枢密副使奏》。据《传家集》目录，是疏乃《乞罢三司条例司常平使》也，《集》中所载《辞枢密副使劄子》，凡六上，均依《集》前后附注。）

　　８、王安石既入见，又屡奏辞位，上谕韩绛遣其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预买䌷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官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敢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劄子，今体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９、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趣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案：《传家集》，此《辞枢密使第五劄子》后贴黄中语也。《纪事本末》节录，未为详载，今并《第四劄子》附录备考。《集》中载二月二十一日《辞枢密副使第四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入见者。臣仰烦圣恩重沓如此，虽顽如木石，亦当迁变。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诚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酬报，居重位者不可以无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浅，一无所用，独有补过拾遗，可裨万一。方今为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罢之，则夕无事矣。故臣不量力势，轻用上陈。傥陛下以臣言为是，乞早赐施行；若以为非，则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满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岂不为圣政之累也！伏望圣慈追还枢密副使恩命，今臣且供旧职。取进止。又二月二十二日《辞枢密副使第五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令即今赴邠门受敕告者。陛下圣恩无穷，愚臣辞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忧惶失图，无地自处。臣窃惟陛下今兹不次用臣，必以识虑为小有可采，臣亦以为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无报效，是以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於用臣为两府；臣若得此言果行，胜於居两府之位；傥或所言皆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伏望圣慈矜察，更不复遣使臣宣召，追还枢密副使恩命，庶使贱臣差获自安。取进止。贴黄：李舜举传圣旨谕臣，以枢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臣今若已受枢密副使敕告，即诚如圣旨，不敢更言职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犹是侍从之臣，於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所以区区贪进小忠，庶几少补圣政之万一。况所言二事，并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恩，非为侵官，乞圣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见患一疮，有妨起拜，入见未得，伏望圣慈更不差使臣宣召，只候膝疮稍愈，自乞入见，面奏恳诚。） 遂称疾谒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

　　１０、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右正言李常言：（案：《宋史》本传云：熙宁初，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之善，以为三司条例详检官，改右正言、知谏院。安石立新法，常预议，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於均输、青苗，散敛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见之，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取息。”） “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事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官许风闻言事，岂可令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言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言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诏令，自当以身徇之，臣非好以议论胜，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曰：“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面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预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於蒋之奇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１、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案：《魏公家传》载《乞罢河北四路安抚使奏疏》略曰：前年以河朔新经大灭异，民罹饿殍弃业而去者，道路不绝。臣上体累诏付委之意，不敢固辞。今已期岁，赖圣德所感，去年夏秋，连得大稔，流佣归复，疲瘵一苏，震坏城垒，悉缮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皆良帅，北虏晏然无事，若尚冒此职，实为冗长。只充大名府安抚使。） 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１２、戊子，司马光谒告之六日，（案：谒告在二十二日，此为二十七日。《传家集》亦谓二十七日上《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 上复趣入见，光言：（案：此为《第六劄子》。据《传家集》所载云：臣伏准勾当御药刘有方传宣抚问，兼问臣取几日入见，令早入者。圣恩深厚，不忘微贱，存恤勤至，臣蝼蚁之命，无足报塞，惶恐无措。伏念臣即膝疮虽稍减可，尚未痊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见之日。不独如此，兼为） “臣近曾上疏，（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常平、广惠仓使者。） 未闻朝廷少赐录，（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但闻条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钱愈急，中外人情愈皇皇不安。） 臣当此际，独以何心敢当高位？（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故宁被严谴，未敢辄出。臣闻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参酌下情，与众同欲。是以事无不当，令无不行。未尝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异口同辞，咸以为非，独信二三人之偏见，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庶使共决是非。） 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之所疑怪。取进止。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方光力辞，韩琦亟走，书文彦博请勉之云：“主上倚重膺之，庶几行道，道不行，然后去之可也。”彦博以琦书示光，光正色曰：“古今为此，名利所诱，亏坏名节者不少矣。”於是彦博复琦书曰：“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１３、庚申，刘希奭为走马承受。（《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壬戌，刘希奭标定界至。原注：云：刘希奭时为走马承受，已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１４、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原注：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殿下，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邠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邠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预於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时有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以自劾违旨，不散青苗钱，降监南康军税，五年而卒。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云。案：《宋史·陈舜俞传》：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诏俟代还馆职。舜俞辞曰：“爵禄名器，砥砺多士，宜示以至神，乌可要期如付剂契？”缴中书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穀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钮、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贳贷为不善治生。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乃官自出举，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刑威，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穀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唯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粜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期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正月放夏科，五月放秋科，所敛亦在当月，不过展转计息，百姓以给为纳，实无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每岁尝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奏上，责南康军监酒税。又案：《宋史·食货志》上，亦载舜俞奏，与本传文互有详略，谨参合附录之。

　　又：许州长葛知县乐京曰：提举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条悉，又不报，不肯治县事，乃去。提举官劾之，夺著作佐郎。案：《宋史新编》卷百九：京，荆南人，在乡以行义闻，用荐校书郎，为湖阳、赤水二县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为请。知长葛县，不奉助役法，自劾匄去。坐夺官，经十年，乃复监黄州酒税，以承议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阙，不至，终於家。

　　又：刘蒙知唐州湖阳县。常平使者召会诸县令议免役法，蒙以为不便，不肯与议，退而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案：《宋史新编》卷百九：蒙字子明。都转运使刘庠举遗逸，召试第一，知阳湖县。常平使者召议免役法，蒙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教授养亲。卒年四十。门人诔其行，号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赐其家帛。

　　又：赵抃自除参政后，感激思奋，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辅政，以公议为主。安石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曰：“公辈坐不读书尔。”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后与安石议论多不协。既而司马光辞枢密副使，台谏、侍从多以言者求去。抃上疏言：“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之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於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荙为大。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轻，得小而失大，非宗庙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去。不许。是岁复申前请，乃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抃素号宽厚，杭之无赖子弟，皆骈聚为恶。抃知其意，择重犯者率出配他州，恶党相率遁去。未几，徙青州。用其朴厚，临以清净，青人便之。时山东旱蝗，青独多麦。蝗自淄川来，至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案：《长编》卷二百十二：三年四月己卯日，抃知杭州。《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及之，因文与《长编》少抃，姑存此。

　　１、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苗钱不胜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东都事略·曾公亮传》云：初荐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公亮乃阴助安石。安石置条例司，更张众事，公亮一切听之，於是神宗益专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御史至中书争论青苗事，公亮俯首不言，安石厉声，与之往反。於是言者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与也。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２、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曾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与王介甫书》云：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於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馀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馀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并多闻，至於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蔊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馀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於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於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於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三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馀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於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郑人游於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於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赞阝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敝屩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及。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以身亲，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於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也。若其馀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於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於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於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於明！介甫诚能进一言於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於目前矣！於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於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曰：“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诚信之士谋其可否，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於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於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与王介甫第二书》云：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荩言於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甚晓孟子，至於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又《与王介甫第三书》云：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弃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挌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子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灭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言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安石答书，见《临川集》者仅一通，馀不载，他无所考。据《临川集》答云：安石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於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重，尤在於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安石则以谓受命於人主，议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挌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於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於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安石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又案：此答当在温公第二书之后，第三书之前。盖第三书文义皆与此答相针对，馀二答书，《临川集》未载，俟考。）

　　３、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岂不必为媿耻！”（案：原本误脱“陛下”至“媿耻”十三字，今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陈升之案：此上亦仅存一“之”字，今据补。以老母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是日，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又必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以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诺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在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於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怨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４、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并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欲卻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於法。乞今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於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５、条例司奏转疏駮韩琦所言，皆安石自为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既而琦又言：（案：《韩魏公家传》：公既上章乞罢青苗法、条例司，复疏难颁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督促峻责，逐县支俵，有伤国体。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顾三朝而又职当安抚，实不忍雷同默默，遂详陈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访。若臣言不妄，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只委诸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开悟，亟赐更改，使天下鼓舞圣明，不为盛德之累。老臣献忠之心，岂有它也。”） “今准都进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案：《家传》此下有云：条件疏駮乞申敕诸路，及直令进奏官张士程指挥本院，将晓谕中书劄子，颁行天下。） 臣看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即将臣元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唯举其大，用偏辞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案：家传此下有云：上以欺罔圣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 将使无敢复言其非者。臣不胜痛愤，须至再有辨列，欲望圣慈特抒亲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如臣所言不当，即甘从窜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案：《家传》下有云：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语，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以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愿借请官钱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得一贯，即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今制置条例司疏駮云：“言者以谓元降敕命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是与元敕绝相违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若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若情愿纳钱，不得过三分。至於京西、陕西等路提举官，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所以有此约束，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提举官所纳，唯河北所约分数最多，然不过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合纳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降指挥，又令诸路预俵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尤少者。”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以去圣之远，解释或有异同耳。按《周礼》，泉府掌市之征布，敛布之不售，贷之滞於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郑众释云：“书其价，揭著其物也，不时买者，谓急求者也，抵故价也。”臣谓周制，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或有积滞而妨民用者，则官以时价买之，书其物价以示民。若有急求，则以官元买价与之，此所谓王道也。《经》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郑众释云：“赊，贳也。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贳买物。”唐贾公彦疏云：“赊与民，不取利也。”经又云：“凡民之贷，与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释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而郑康成释云：“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臣谓《周礼》国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钱万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伯；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所言“比《周礼》贷取民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异制，贵於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痛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举官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二分。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时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若物价低平，即合纳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谓此论之不实也。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自来常平籴不籴，盖恐积留损坏。今岁诸路雨雪及时，二麦有望，麦价必贱，提举官必不肯令人户送纳本色，盖纳下本色，则无由变转。若於转运司兑换价钱，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必难兑换；既难兑换，则占压本钱，下科卻无钱散与人户。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斗之意，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岂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三等户及坊郭有物力户即从来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贯陌，许之贷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即上等人户，必不愿请，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又河北提举官乃峻责州县，如人不愿请领，即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人户，卻情愿请领，即当别作行遣；若选官晓谕，苟免捃拾，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或须行散配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内，亦有阙乏之人，就人取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馀，则以俵此等人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将来难为催纳。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须忧难为催纳；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不许支俵，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须是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至於提举司约束官吏，如无人情愿请领，即结罪申报，别选官晓谕，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胁官吏，须令抑配百姓。若提举官急於功利，讽令州县抑配与人，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刑、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并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坊郭有物业人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务拯济困乏，卻将钱放与此等人户，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实伤国体。制置司若谓《周官》有贷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若恐取民倍息以伤贫细，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来恶其太近裒削不忍为之。今青苗钱一事，无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难为催纳”。此则抑勒之势，不待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须至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情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监司之官，其於事势人情亦何异此！九重高远，岂得尽知！唯陛下早赐辨察。一、置制司云“言者以为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以致使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不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也。近世以来，农人尤为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绵地数百里弃为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则饥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饥殍未有补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彊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故陛下即位，诏书丁宁，以务农、理财、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方今宜忧为在此也。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傒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以为致远近之疑？’”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之臣。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谓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非兴利而何？至於东南所差均输之官，亦皆兴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聊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则固不愿请领苗钱。又广南东西路土广人稀，水乡之俗，粗足生计。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故於远民尤为不便，岂得不谓之“以致远近之疑也。”国家幅员至广，一方之有水旱，时所不免。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故得饥馑者复苏，流庸者复安。自祖宗以来可谓仁政充洽矣，而未尝曾就等第人户处彊借钱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优赏。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闻有三两路州军曾於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然亦及时辇还。今制置司指为暴令以颁布天下，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而不顾毁讟之甚，诚可骇下。唯陛下早赐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俵散农民有馀，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振救乏绝之恩也。《周礼》设贷民之法，即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即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盖自来常平仓遇岁年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收执赴仓。每户粜与三合或两石以来，所是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与浮居人户；每口五升或一斛以来，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曾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剩借钱与坊郭有物业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深详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称准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条例司劄子。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准朝旨於内藏库支到山东绢二十万匹，充常平本钱，寻分擘与诸州县发卖，必是破货不了，欲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召人户情愿依青苗见钱法请领，仰更切相度，如依减定价例。委是人户情愿，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户情愿请领者，亦听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称，自京搬来绢二十万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请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县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传乘赴恩州请搬，趁时支俵。勘会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绢三万匹，虽未搬到，缘係准备充秋科青苗价钱，即不阙钱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属张皇骚扰，牒臣本司请照会者。臣遂备录闻奏，庶朝廷见其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事理，早赐施行。卻准中书劄子，奉圣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傒当，兼累降指挥，令提刑司常切觉察所散青苗钱，召人户情愿，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绝，当职官员具姓名闻奏，劄与臣知者。臣勘会转运司昨将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每一匹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限半年纳钱，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者。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匹，上等者作一贯三百五十文，每一贯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贯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贯六百文省，并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与转运司配卖与坊郭人户价例全不相远。即於农民岂不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内动是火急之言，则州县小官唯是应命，苟免罪咎，将抑配以为情愿，何处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今将绢二十万匹直行指挥，许散与乡村人户，依青苗法纳钱，及令坊郭人户愿请者亦听。则自来未见有定夺之司事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然中书凡事亦须进呈，或候画可，方敢施行，未尝直便处分，唯陛下察其专也。如此，则在外守职臣僚，其谁敢不禀从？望早赐辨察，使事归政府，庶於国体为便。） 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駮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至，钱唐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并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於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馀人绝不尽理，不必辨也。”上然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条例司駮韩琦所言，安石令曾布为之。琦再论列，不报。） 文彦博亦以青苗之害为言，帝曰：“吾遣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又案：《魏公家传》载奏疏，其上有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６、丙申，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利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职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於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戩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於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建议谓便而施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案：《宋史道学传》：戩为监察御史悰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 监察御史悰行程颢言：（案：《明道文集论新法疏》云：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臣窃谓：“明者见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则为害已多。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盖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机係乎事始。众情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和协则有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语言必胜。而近日之所闻，尤为未便。） 伏见制置司疏駮大臣之奏，举劾不奉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动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臣窃谓陛下固已烛见事体，究知是非，在圣心非吝改张，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舆情大郁，众论益讙，若欲遂行，必难终济。伏望陛下奋神明之威断，审成败之先机。与其遂一失而废万方，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况粜籴之法兼行，储蓄之资自广。在朝廷未失於举措，使议论何名而沸腾？） 伏乞检会臣前所上言，早赐施行。”（案：《明道文集》又载《论新法乞降责疏》：臣闻天下之理，本诸易简，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荙而至於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则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 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直陈之其条有三。”（《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觉疏其凡有七，其条三文佚，俟考。《宋史本传》云：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於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傥专取具於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耶？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 於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理，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以上《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 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悖埋伤教，孰甚於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 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则当时言者虽未尽理，於时事亦不为无庸。”（《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於百端；其后陛下每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罔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只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駮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利；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今诏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原注：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为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原注：《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他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卻即坐，为流俗所胜矣。”（《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丁酉。（《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诏江淮发遣湖北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原注：景温劾轼已附注三月丁酉。轼例当作州，亦见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８、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駮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韩琦朴忠，固无他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上误记觉言以为公著。公著降知颍州事，原注引《公著家传》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云云。辑入。）

　　９、甲辰，吕公著屡奏乞罢提举官。（案：《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辨公著对及琦疏之误。原注：云：公著自三月十三日不复对，凡二十二日。此奏当在十三日之前，今不得其日，姑附十三日甲辰下。） 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駮，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駮，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卷六十八。上怪上下纷纷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摇之於上，御史中丞摇之於下，方镇摇之於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奭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又读至“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试思府界若无提举官止有吕景，则此法已不得行；京西无提举官止有提点刑狱，则已言人皆不愿。请以此验之，则不设提举官，付之他司，事必不举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举官虽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岂是正理！”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０、戊申，安石独对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长编》卷二百十谢景温举御史条载：先是，安石独对上云云一段。原注：云：此安石三月十六对上语。今据原文辑此。）

　　１１、丁未。（《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例。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又《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辛酉，安石谓：“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作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院取旨。”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日亦有此言。案：原文已佚。）

　　１２、戊申，（案：据《宋史·本纪》补日。） 范镇罢知通进银台司。初，镇言：“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不须下条例司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谕镇行下数四，犹不肯。案：《宋史本传》云：诏五下，镇执如初。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上许之，镇又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於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告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３、己亥，（案：据毕沅《通鉴》补日。） 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襃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於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无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於朕耳。”光曰：“不然。蔊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於浮议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见元敕否？”光曰：“不见。”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於臣之罪益重，於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专徇虚名？”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徇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上敦谕再三，光再三固辞，上曰：“当更思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４、壬子，上御集英殿，赐进士第。（案：《十朝纲要》：三月己卯，御集英殿，始策进士，罢诗、赋、论三题。） 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陛下革而新之。”（案：二句据《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增入。置第一。） 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閧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上试叶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为第一，廷试策自此始。《编年备要》云：赐叶祖洽》以下及诸科八百馀人及第、出身有差。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人只试论一道。至是罢三题，始用策。翌日，试特奏名进士亦试策也。自王安石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於是考官苏轼发策云：“晋武帝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伯，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见之不悦。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轼乃言：“陛下试士，将求朴直之人，而阿谀顺旨者率据上第，臣窃悲之。”是以不胜愤懑，拟《进士对御试策》以进。上以轼所对示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陛下何不黜轼，岂以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鞭閧，使其帖服，乃可用。陛下不可不察也。”薛应旂《通鉴》云：初，同知贡举吕公弼在贡院中，密奏言：“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道，乞出自宸衷，以咨访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试进士，遂专用策，赐叶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对策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毕沅《通鉴》云：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高等，讦直者居下；刘攽覆考，悉反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帝令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擢祖洽第一。）

　　１５、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案：《宋史本传》、陈桱、薛应旂、毕沅《通鉴》俱云：帝初即位，觉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觉善，将援以为助，自知通州召还，累改审刑院。时吕惠卿用事，帝问於觉，对：“惠卿辨而有才，以为利之。”故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有五，国事之财用取焉。”觉条奏其妄，安石览之，怒，始有逐觉意。又案：孙觉罢在元年八月。《太平治迹统类》，通判越州，不载知通州时月。觉召还，亦不得其日月。） 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戩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案：《宋史》本传、徐氏《通鉴后编》：觉奏且言：“如陈留一县，前后榜令请钱，卒无人至者，故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所有体量，望赐寝罢。”） 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问。”已而王安石犹独对言，直可责降，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１６、诏审刑、大理、刑部详议详断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一任，再任以三十月为一任，仍逐任理本资序，其支赐都数比较逐官断罪有无失错稽违及较正刑名，分三等第给之。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虽有馀犯而情非重害者，许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如无人举试，但历任有举主二人，或监司以上止有一人，皆听乞试。试日许斋所习文字就试。每日试一场，每场试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并取旧断案内挑拣罪犯，攒合为案，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义五道，其所断案，具补陈合用条贯，如刑名拟虑，即於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方为合格。其考试关防，并如试诸科法。初，议谋杀刑名，上怪人多不晓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诚少，人习中书本，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断人罪，不可不尽理。”上曰：“须与选择数人，晓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谕陈升之曰：“法官事不见，将上学校事亦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壮，且勉力为朝廷立事，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诚可惜。”於是定议，降诏试刑法官盖始此。（《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九月，命判大理崔台符等试刑法。法官盖始此。陈桱《通鉴》云：立试刑法及详刑官，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所以待诸科进士之不能业进士者。毕沅《通鉴》云：帝因安石议谋杀刑名，疑学者不能通意，遂立刑法科，许有官无赃罪者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取其通晓者，补刑法官。又案：陈说似义与此有异，毕说为合。）

　　１７、李南公兼京西提举常平事。（《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嘉、蜀二州不报提举常平仓司文字。原注：三月二十五日，李南公兼常平。案：今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此。《宋史》本传：熙宁中，提举京西常平。《长编》原注无“京西”二字，据《宋史》补。）

　　１８、己未，上谕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事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於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详文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为详检文字在二年九月辛未。）

　　１９、是月，上谓安石、韩绛曰：“淤田不协力者，卿知其故乎？”安石曰：“不知。”上曰：“都水所沮坏者，以侵其职事尔。”安石曰：“若都水无意沮事，则固不当侵其职也。必欲任属，当以杨汲为都水监，然汲未经试用，陛下能使台谏无议论否。”上曰：“用新法，权理资序有何不可？汲岂不愈於王荀龙？”安石曰：“若用汲使为之属，亦不能独济，盖每事禀於沈立、张巩，汲何能辨集别为一司，则畏其沮坏。”（《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杨汲兼都水。原注：三年三月，上谓安石云云，据以辑入。）

　　２０、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纪事本末》卷七十六。）

　　２１、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人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如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马氏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先是，军营皆有额。皇祐间，马军满四百、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日久，兵制浸弛，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三百。既不成部分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敢少损。帝患之，乃诏并废诸营。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除二节赐予及傔从廪给外，给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硕，䌷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可胜用哉！”初，帝议并营，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不听，王安石赞帝力行。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王巩《甲申杂记》云：祖宗旧制，后殿则军头引见司、皇城司、殿前司祗应，殿前统制诸班、皇城统制亲事官引见统制马直、步直内指挥，人料钱五百文。熙宁中，并马直入云骑，步直入虎翼，引见司兵遂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御史悰行程颢言以不行，乞罢，除京西提刑，辞不受。先是，程颢尝与孙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尝与介甫言：“管仲犹能言出令当如流水，以顺民心。今参政苦要做不顺心事，何耶？”介甫言：“道此则成贤诚意。”时张天祺於中书大悖介甫，介甫怒，遂以力争於上前，上为之一一听用。从此党分矣。莘老受约束而不肯行，遂坐贬。颢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颢复求对见上，上曰：“有甚文字？”颢曰：“今咫尺天颜，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复何用？”欲去，而上问者再四，颢曰：“陛下不宜轻用兵，朝廷群臣无能任事者。”案：《十朝纲要》：三月，谏官孙觉、御史程颢皆坐论新法不便，觉出知广德军，颢提举京西刑狱。《宋史本纪》作五月乙卯。考《长编》，五月事俱存，不载此文，明非五月，《宋史·本纪》恐误。《编年》、《通鉴》脱书“三月”，今依《纲要》附录於此。又案：《明道文集·辞提刑疏》云：“臣伏蒙圣恩差权京西路提刑。已沥恳诚，不敢祗受，愿从窜谪，日冀允俞。不避烦渎，辄再陈请。臣出自冗散，过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责。伏自供职以来，每有论列，唯知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优容，故当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敢为阿党之计。明则陛下，幽则鬼神，臣之微诚，实仰临照。然臣学术寡陋，智识阔疏，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陈时政之失，异论大臣之非，不能裨补圣明，是臣隳废职业。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岂意刑书未正，而恩典过颁。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顾就。如其见利忘义，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将安用？况台谏之任，朝廷纪纲所凭，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进职而去，臣恐纪纲自此弛废。臣虽无状，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开白日之照，厉严霜之刑，投谪荒陬，实所甘分。”《集》中注云：疏上，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柰何？”安石曰：“陈襄、程颢专附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当邪说纷纷之时，乃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人称其平正。此辈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善？”乃以为佥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事。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癸酉，一○九三）

　　１、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召范纯仁为右仆射，侍御史来之邵论纯仁师事程颐，闇很不才，於国无补，不可复相。杨畏亦攻纯仁，皆不报。纯仁辞，不允。入谢，太皇太后宣谕曰：“相公且与吕大防同心协力。”《编年备要》云：时知颍昌府，遣内侍斋诏赐之，令乘驲赴阙。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垂帘时，惟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相公名望，众人所归，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曰：“臣不肖，何足以当劝奖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范忠宣行状》云：上遣中使斋诏抚问，仍赐银合、茶药。召公赴阙，拜通议大夫，再为右相。公辞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谢，帘中骤曰：“卿此来且与吕大防等同心协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公对曰：“臣方欲荐此二人，望陛下早赐进用。”陈桱《通鉴》云：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谓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不报。及纯仁视事，吕大防欲以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防后十一月卒以杨畏为礼部侍郎。《范太史集》载：元祐八年，范纯仁以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再拜右相。诰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劳於求贤，职在论相。眷言旧德，还复宰司，乃颁命书，播告在位。具官范纯仁，秉心直谅，履道坦夷。宽闲出於天资，忠义本於家学。始终一节，出入四朝，向解钧衡，少旷藩屏。介圭修觐，喜见仪型，公衮言归，益隆体貌。是用延登右弼，仰应中台，宠进文阶，增陪井赋。於戏！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说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毕公之正色。惟贤能俊杰尽其用，则阴阳寒暑得其和。外镇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务，非一德无以底丕平。厥殚乃心，无替朕命。”）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令陕西沿边专行铁钱。案：《宋史·本纪》：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王巩《随手杂录》云：陕西每铜钱一贯，用铁钱一贯三千文可换，因常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铁钱贱而物加贵。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於体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仰，故有此宣谕。（《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３、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邠，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喜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讬，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案：《范忠宣言行拾遗录》引《长编》，“公等”作“公事”。） 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预言之，今止从《实录》，係之二十二日。）

　　４、戊辰，太皇太后服药，肆赦。（《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巳，肆赦。原注：八年秋，太皇太后服药，肆赦。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药，放朝参。吕大防等入问太皇太后圣体。前此大防奏：“每日进呈文字颇烦，乞自今细事毋烦省览。”宣谕太后今日脉息平和，延福宫奏章已得吉兆。毕沅《通鉴》云：戊辰，赦天下。《长编》不系日，依毕《鉴》附戊辰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两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纪》：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灭。《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昼夜不息，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州县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子朔。） 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於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柰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太皇太后崩。（《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鉴》毕仲游《宣仁太后哀册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崩于寿康殿。然考钱氏《朔闰考》，是月丙子朔，无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册文》所载干支恐误。《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通鉴》均与此同。又案：《宋史宣仁圣烈高皇后列传》云：元祐八年九月，属疾崩，年六十二。）

　　３、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诏，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肃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集》：改园陵为山陵。手诏：“大行太皇后受遗称制，保佑眇躬。勤劳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报，奄弃东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谦恭之至意，每避先后临御之常仪。逮兹遗言，止以园陵为号，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爱戴之诚心。宜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

　　４、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於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书，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案：《纪事本末》此注见《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壬申轼知定州下。《纪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系知定州之文，是必《长编》两存，《纪事本末》因两述之。然考《长编》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原注，於“《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轼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轼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诏不允。政目亦二十八书轼知定州。”以上凡四十二字，《纪事本末》删去不录。又案：王氏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云：元祐八年，寻以二学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东府雨中作《示子由诗》云：“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盖定州之除，必在九月矣。据此，则九月十三日为不误。又考《东坡集》卷三十三载《朝辞起定州论事状》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於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於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於此也。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并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以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於此矣。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之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者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无利害，而於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唯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於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於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士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於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用黾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达四夷，兵连祸结三十馀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於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并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於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窃以此疏证之，盖知定州在九月，非六月也。且有不令上殿面辞之指挥，《纪事》不载。至六月二十六日，恐即因九月二十六日，误“九”字为“六”字。若六月已有知定州之命，此疏不应有“新知”字也。又《长编》原书及注中所引“读《礼》、《书》，论汉、唐正史状”，其文未列，未知是否杨氏仲良削去，抑或李氏《长编》本未取其文。今据《东坡集》中所载并附录於此。《东坡集·申省读汉唐正史状》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状申：“昨准内降宰臣吕大防劄子奏，臣每旬获侍经筵，窃见进读《五朝宝训》，将欲了毕，自来多用前代正史进读。窃谓其间有不足上烦圣览者，欲乞指挥读讲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钞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取进止。奉御宝批依奏。右轼等今已钞节缮写，稍成卷帙，於将来开讲日进读，即未审与《五朝宝训》并进，为复间日一读。谨申尚书省，伏候敕旨。”）

　　５、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备讲读，职在论思，首献言以助万一。陛下宜先诚意正心，推广圣孝，发为德音，行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难致也。愿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则其末可以无难。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勋劳，赐鲁以天子礼乐，使世世祀周公，以为非此不足以称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报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归心。汉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亦葬以天子之礼；帝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报以非常之礼。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庙社稷，有大德於亿兆人民，於陛下之恩，与天地无极，岂人臣之比哉！然则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章献明肃之於仁宗，慈圣光献之於英宗，鞠养扶持，勤劳艰难，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丰之末，神宗寝疾病，不能出号令，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毫朆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廷之故，疏远隔绝。魏王病既殁，然后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后徐王得入。进退群臣，必随天下之望，不以己意为喜怨赏罚，故至公无私之德，虽匹夫匹妇之口，亦能道之。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岂有他哉？凡为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专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身当其劳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献明肃时，亲党多侥幸滥恩，仁宗既亲万机，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无怨。今太皇太后临朝以来，左右请求，一切拒绝，内外肃然，盖以朝廷不可无纪纲，故身当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肃清之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来，惟以德泽结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无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圣性宽裕，不忍拒人，内降滥恩，其后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九年如一。故虽德泽深厚，结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

　　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於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儆群慝，则帖然无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语，不正其罪，则恐奸言邪说，继进不已。万一追报之礼小有不至，则於太皇太后圣德无损而於陛下孝道有亏，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为其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爱戴，思慕无穷。陛下若听小人谗说，或追报有所不至，或轻改其政事，岂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离於下，则天变见於上，陛下虽欲为善以救之，改过以补之，亦无及矣。夫孝者万行之本，本既不立，则其馀何足观焉！夫小人之情，非为朝廷之计，亦非为先帝之事，皆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 今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欲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纪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闻陛下，自太皇太后寝疾，朝夕不离左右，躬亲药膳，夜不解带，忧瘁泣涕，形於颜色。自遭变故以来，哀慕毁瘠，中外具闻，丧服之礼，务从至隆，又复诏发扬太皇太后圣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极也。至亲之际，无所閒然。然而臣等犹言及此者，窃闻以小人众多，恐置陛下於有过之地也。如臣等所言，虽万万无之，然不敢不虑於未然。或有纤芥流闻於外，则臣等上负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胜忧国爱君之至，惟陛下深留圣思。取进止。贴黄：臣等伏见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张唐英者，上慎始书，预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马光先言之。其后，建议者上误英宗追尊濮庙，举朝皆以为不可。朝廷虽尽逐台谏而言者不息，英宗终不能夺众论，圣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从众言，遂擢张唐英为御史，而司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进言，臣等固未知其有无，然不敢不预，言者亦虑朝廷既有其端，则忠正之士必争论不已，不唯上挠圣怀，亦使天下闻而不平。人心一离，不可复收，陛下他日追悔无及，臣等忧惧危慄，实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轼先约祖禹上章论列，轼章已就，见祖禹章曰：“公之文，经世之文。轼於朝廷文字失於过当，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窃愿附名，於‘臣’下加一‘等’字。”毕沅《通鉴》云：戊申，并臣七上表请听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乃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云云同。又案：《编年备要》云：祖禹怀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据《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云：臣窃惟太祖受天眷命，刬革五代之乱，栉风沐雨，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虽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创业之君，起於细微，身历艰难，亲履勤劳，先有功及民，然后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宫，不历艰难，不履勤劳，无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於治安，祸乱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厄，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以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愿陛下守之以静，毫朆无所改为，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诏左右大臣，动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揽於上，谘诹善道，察纳谠言，则并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圣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朆而物无所隐，其形者至平也；镜所以能鉴妍詀而人无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镜自动，则虽山岳不能见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荀卿曰：“虚一而静，谓之清明。”圣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观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时不出房闱，未尝知天下之事，一旦临朝，所行之政，上当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於公；专为邪，故不便於正；专於动，故不便於静。惟欲人君多所作为，朝廷多所变动，则已有所希冀於其间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则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使谗邪者不能进说，观望者亦皆革心，则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胜一日，岁胜一岁矣。陛下如以臣言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时，明示以圣意所向，使中外一心，归於至正，则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众人，恐有奸言邪说，惑误天听，故臣近与苏轼先事上奏，必蒙省览。陛下圣学稽古，不必远师，前世之事，唯是仪型。仁宗法则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则臣之志愿也，不胜区区之愚。取进止。）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 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於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於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百一。）

　　２、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畏为礼部侍郎，首叛吕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法制，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４、庚子。（《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诏八路选人归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大防云云。案：原文已佚。）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亥朔。） 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纪事本末》卷百一。） 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京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駮，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专益滋章，於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人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议，深以为忧。（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於有过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骤加召用，必骇众听。若大臣又不能固执，则朝廷全无纪纲，公议遂废，其於圣德为损不细。） 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闻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於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庚寅，遂请对垂拱殿劄子，（案：《范太史集论召内臣劄子》为十一月十一日，此《论邪正劄子》下注云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进呈，奉旨留中。据《朔闰考》，是月己巳朔，前丙戌为十一日；此十六日，庚寅也。据补“庚寅”二字。） 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惧灭异，不恤众言，悉变更祖宗旧制，案：范太史《集》作“旧政”。故多引小人以误先帝。（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引去。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夷狄。至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如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又二十万。先帝悔悼，亲谕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辞其咎。”又言：“吕惠卿可诛。”元丰之末，吴居厚行铁冶之法於京东，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辅行盐法於江西，李稷、陆师闵、李元辅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刘定教保甲於河北，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乱。当此之时，人心懔懔，朝夕不保。） 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岂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宗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纪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每思元丰之末人心已离，不意朝廷复有今日，所以不避万死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为念，深惩小人倾危国家，明谕执政大臣，凡向来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废，永不复用，则海内无不安枕矣。《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祖禹言：“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唐亡之祸，基於开元。熙宁、元丰间，内臣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为魁杰。宪总兵熙河，中正总兵泾原，震动内外；宪陈再举之策，以至永乐陷没；用臣兴土木之役，为国敛怨，此三人虽加诛戮，未足以谢万姓。朝廷只从宽典，量加废黜，虽宪已死，中正、用臣犹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续又召数人，而李宪、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二人，中外无不骇愕。既而闻二人以执政言其有过先罢，三人以舍人缴词头且辍，然前来指挥，首违故事。又李宪、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则中正、用臣亦将进用，人心不得不忧，臣所以敢极言之。陛下与太皇太后听政之初，外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肃清，内外皆无凶人，故天下安静，近古内外肃清，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用内臣，指挥未到，别与差遣；已入者，复援外官，则内外之人，称颂圣德，万口一辞。”上曰：“所召内臣，朕岂有意任用，欲各与差遣尔。”祖禹乃退。又案：此为《论宦官劄子》。《范太史集》於此《劄子》下注云：与《论邪正劄子》同日上。《纪事》未载，今附此。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文多所删节，今据集中补录之。案“汉之基业，坏於元帝”下有云：东汉邓后临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顺帝以后，五侯专朝。桓帝、灵帝之时，十常侍擅天下子弟亲党，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宠及三族，违之者灭及五宗，大考党狱，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贼起，朝野崩离。及袁绍诛宦官，献帝奔播困饿，而曹操因之以篡云云。又“唐亡之祸，基於开元”下有云：肃宗任李辅国，未年寝疾，辅国以兵劫迁明皇於西内，杀张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忧崩，肃宗以骇没。贵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由用辅国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谗，吐蕃寇陷京师，播迁於陕。德宗用宦官分领神策禁兵，其后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终以此亡。宪宗服金丹躁忿，为陈洪志所弑，敬宗为刘克明所弑。文宗欲讨宪宗之贼，谋泄，仇士良杀四宰相及朝臣，灭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忧愤，以至於没。武宗以后，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起，播迁於蜀，又幸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呼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刘季述等废昭宗於东内。韩全诲等劫昭宗，幸凤翔，於是崔裔诛中官，而朱全忠劫迁昭宗，遂弑之。汉、唐亡国之祸，其酷如此，后之人主，可不以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时，王继恩有平蜀之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书史，不欲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宰相恳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赏。太宗切责宰相等，乃命学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使继恩。布衣韩拱辰诣检院上言继恩功大赏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众，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谓深鉴前古而塞祸乱之源矣。英宗服药，任守忠往来交搆两宫，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相悦。言者劾奏其罪，贬蕲州安置，尽逐其党。然后慈圣、英宗母子如初，宫省肃清云云。“未有如今日也”下有云：祖宗法度所以维持，后世不可轻变，陛下柰何先自坏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业，四方万里奔走，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可不慎乎！法度规矩，增修德政，使过於垂帘之时，然后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进一贤，行一善，先骤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闻之，必以为政出宫掖，无复纲纪，如衰季之世，岂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复收之甚难。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悦服，四方悚动，则他日所为，有顺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忧疑，四方解体，他日虽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岂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业之光，名誉之隆，非臣之所知。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给事使令，臣虽至愚，亦知其必未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远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选左右。壬人，尧、舜畏之，佞人，孔子远之，恐其有损而不自觉也。昔唐之时，仇士良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则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权宠，故能专恣二十馀年。夫汉、唐之事，当今必无。然以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先帝未尝享太平之乐，终以忧勤损寿。凡不便之事，皆群小所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常痛之，故不欲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云云。“万口一辞下”有云：以为至美，乃可以解众庶之惑，洗陛下之谤，此如反掌之易，何难而不为哉？自闻近日两次指挥以来，外议汹汹，皆云大臣不能争执，陛下於过举台谏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之知必不为。臣侍经筵八年。日望一日，岁望一岁，期陛下为令德之主，唯恐有纤毫之失，故不避违拂圣意，数进苦口之言。陛下每留睿听，以臣愚直见知，臣亦不量微力，窃以献纳自任。今兹事体，实系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义均休戚荣辱，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而献其忠，唯陛下裁察。取进止。）

　　１、十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辰朔。） 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放《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为国朝大典。仍乞修史院官兼领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毕沅《通鉴》云：甲寅，放《唐六典》修官制。盖上言在初二日乙巳。而十一日甲寅下诏置局也。）

　　２、甲寅，诏令於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官，仍具画一申尚书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３、己未，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案：“降授通议”至“霄宫”十一字，据《十朝纲要》补。） 章惇复资政殿东（案：“东”字据《十朝纲要》补。） 学士，（《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癸亥，知湖州，复提举洞霄宫。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资政殿学士。） 散官（案：“散官”二字，据《十朝纲要》补。） 吕惠卿复中大夫、提举崇福宫。（《长编》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二月辛巳，诏吕惠卿除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封还。罢之。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中大夫、崇福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吕惠卿复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书惇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草吕惠卿、王中正告词，皆不听。《太平治迹统类》：己未，权给事中吴安诗言：“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差遣依旧，所有录黄未敢书读行下。”诏依前降指挥。）

　　４、王子韶除集贤殿修撰。（《长编》卷四百七十七：元祐七年八月甲申，王子韶罢秘书监。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除集校。案：《宋史本传》：出知济州，建言乞追复先烈以贻后法，复以太常少卿召，进秘书监，拜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５、丙寅，朝奉大夫郭知章奏：“臣窃见大河分东北之流数矣，议论蜂起，上惑朝廷之听，至今未决，河北之民被患滋久，已失赋租，荡析田亩，其害不可胜计。臣以谓地形有高低，水势有逆顺，河道有浅深，河流有缓急利害，皆可目睹。方兹隆冬霜降，水落复槽，则利害犹易办也。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村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叆十分二三，然后知大河可以闭北而使行东无疑也。今东流之河，即商胡之故道，询诸父老，具言旧行此七十馀年矣。今者水之复行天也，殆非人力也。夫东流之利甚博，其大略则存溏泊也，通御河也，固北都也，复民田也。至堤防之费，兵夫之役，官员之数，芟草之用，所省不赀，则臣言为可取。乞早降睿旨，下都水监相度施行。”（《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导河东流之议无功。原注：附载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郭知章奏疏。今据原注辑此，又见三月癸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是岁，河决内黄。《长编》卷五百十七原注：曾孝广论河事不合，水官卒建东流之议，已而河决内黄，俾孝广按行，因得行其素志。《宋史·本纪》：是岁，河入德清军决内黄口。《河渠志》三：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郭知章奏云云。於是吴安持复兼都水。《宋史·马默传》：初，元丰间，河决小吴，因不复塞，纵之北流。元祐议臣以为东流便，水官遂与之合。默与同时监司上议，以北流为便。御史郭知章复请从东流，於是作东西马头，复故道为长堤壅河之北流者，劳费甚大。明年，复决而北，竟不能复使之东。）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九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九四） ：（《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丁酉日下原文有云，诏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终，是四月以前当称元祐九年。窃考《长编》，元符元年六月改元，其正月上已书元年，此当依彼文例书元。）

　　１、正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酉朔。己卯，责授左武卫将军、分司南京、许於本处居住张诚一追复旧官。《长编》卷三百七十九：元祐六年戊戌，朱光庭言张诚一邪险，乞重行黜责。原注：六年五月十八日，责授客省使、太平观。绍圣元年正月七日，追复旧官。）

　　２、庚辰，议开鸡爪河。（《长编》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丁未，范百禄言回河。原注：赵鼎臣《河渠书》云：八年四月，吴安持奏乞开鸡爪河。又绍圣元年正月八日，有开鸡爪河事。与鼎臣所载不同。案：原文已佚。毕沅《通鉴》云：水官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於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约。去岁尝闻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可胜道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快，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濬鸡爪以决东河於北流，可乎？”水官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诏使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柰何逆之！”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会诏中格，复罢。）

　　３、丁亥，左司谏虞策言：“今岁大河水入德清军城，一城生聚被害者众，盖是水司失於预备。若选臣僚与熟於河事之人仔细行视，必可以见得将来水势所向紧慢，於逐处州县镇城预作堤防，免公私仓卒受患。”诏令都水监丞郑佑等并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相度闻奏。先是，都水司者吴安持奏：（案：《宋史河渠志》三：安持言：“近准朝旨，已堰断魏店剌子，向下北流一枝断绝。然东西未有堤岸，若涨水稍大，必披滩漫出，则平流在北京、恩州界，为害愈甚”。） “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时苏辙以祈穀宿斋，不与也。（案：《栾城集·颍滨遗老传》云：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穀斋宿，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是月癸酉朔，八日为庚辰日也。） 吕大防为山林使，行有日矣。辙见大防於待漏，语及河事，大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范纯仁旧不直东流议，辙告纯仁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纯仁曰：“命已下，柰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即议於皇仪门外而再降指挥，使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议，可即一面施行，有？议疾速闻奏。纯仁始意与大防背，至是乃相信服。（《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戊子，三省言：“权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恩冀旧河，既已淤殿内黄，宗城不可复塞，而阚村一带，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叆候冰消，即开阚村等三河门，使伏槽之水就不顺直却行，开濬澶渊故道，准备分播涨水。’”是时水衡锐意回河，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解。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复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搔动半於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道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阨之，开濬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况古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八年二月，水官议以北流浅小，可为软堰，权闭，涨则决之。赵偁上议曰：“臣窃以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河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能去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利，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然并以入东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可矣。”於是诏罢软堰。五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偁争不能涉，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干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纵横散漫，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是年冬，水官又请因河狭浅，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为患，著验甚明，臣尝进愚议，正谓此也。今有司又欲迁德清，并欲濬清丰诸口，归纳故道。臣谓河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而无患也。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势可见，柰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横垄、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也。先帝睿断，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塞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昭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闭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数建河议，水官均未能屈，或遣以甘言说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执，恐自贻祸。”偁曰：“人臣当官而行，惟职是视，安敢妄测主意，以负国也？”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於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以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间，役费不赀也，已试久矣，要当果决。今又欲权堰缕断，首取之议，不敢同也。张包一带，即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为缕断，安能奭大河之訩哉？且东流阔去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纳？去岁尝开鸡爪十五馀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日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何可胜言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决，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是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诏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濬鸡爪以决东河於北流，可乎？”漕宪曰：“可，第无益耳。”又曰：“将不塞张包以存北流，於东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诏使者曰：“审尔，则水之趋北，势也，柰何逆之？”由是从偁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会中格，复罢。偁太息，谓其子曰：“河无事，妄扰之耳。议者每以浸害塘泺，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断则塘泺遂淤矣。北流尚存则恩、冀、沧、景悉为河南地，以河为限，此大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几危；绍圣之初，竟漂败之，西警广武，南抵澶渊，吾谓不上壅则下溃，既已信矣。不三数岁，恐河无安定之理，谁当复为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言：“大河东流，的确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为害益大。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塞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从长相度，具图、状保明闻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来上。”（《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係合前后为论，所云八年二月五月云云，《长编》均未载。）

　　５、甲午。（《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戊午，吴安持》赐服。原注：云：赵鼎臣《河渠志於此下载其父偁奏议，乞罢北外丞司。当考。今附注绍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案：今原文已佚，注亦无考，偁语见前。）

　　诏章衡叙集贤院学士，以刑部言三期满应再叙也。（《长编》卷四百七十九：元祐七年、十二年，章衡并除集贤学士。原注：云：绍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甲午，诏章衡叙集贤院学士，以刑部言三期满应再叙也。不知此何以书，或误。案：《长编》元祐七年十二月原注云或误。则此自不误，当存其文。）

　　６、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决，又权都水使者吴安持与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及河北转运副使赵偁议论各不同，虽已令安持、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监司从长相度，虑更有异议，奏请往复，诏差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驿放朝辞，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监及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所陈黄河利害文同议。如议论归一，即依前降指挥施行；如有异议，即仰吕希纯、井亮采定夺具图、状保明闻奏。”先是，范纯仁面奏许将双行梁村、内黄口，事理稍便，吴安持亦以为然，即诏安持一面施行。苏辙曰：“大河之势东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危，奏乞於西岸增筑马头一百步，约水向东。朝廷指挥水官与安抚、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东流，上流别无疏虞，然后施行。逐司遂乞减马头一百步。然是秋涨水，为马头所激，转射东岸，漂荡德清军第一埽，为害最大。及涨水稍落，不能东行，却倒射西岸，恐须令逐司共议，乃得其实。”上曰：“此事不小，当使众人议之。”然已降指挥，越二日，三省奏事罢，上特宣谕曰：“黄河利害，非小事也，已遣两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纯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将起，方议遣官，恐犹留后事。”苏辙曰：“臣去年尝乞遣官按行，是时太皇太后以为水官只在河上，犹不能保河之东西，今骤遣人亦难决。”上曰：“此事非细事，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亦何损。”於是专遣吕希纯、井亮采往视。（《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户部言：“淮东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户部封椿并续收到坊场钱内拨赐五十万贯充常平钱应副，乘时收籴斛斗，欲依所乞拨三十万缗充常平籴本支用，除助役钱外，於所乞坊场钱内拨赐。”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正月，驸马都尉韩嘉彦於长公主亏礼不逊，擅宿外第，责置蕲州。案：《编年备要》：吏部侍郎彭汝砺言：“周之王姬下嫁诸侯，车服不係，其夫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今嘉彦以不能下长公主而废，是以妇得以胜其夫。妇得以胜其夫，是子可以胜父，臣可以胜君。其源一开，其流有不可塞，不可不谨。”

　　又：除河东大铜钱禁。案：《宋史·本纪》：辛丑日。《食货志》下二：熙、丰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

　　１、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卯朔。） 甲辰，张利一除军职。（《长编》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十月甲辰，苏辙言利一不得军情。原注：绍圣元年二月二日，又除军职，寻罢之。案：《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己酉，杨畏、来之邵言利一不足当任。诏利一罢知渭州。）

　　２、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清臣自时召自真定未至也，后三日，遣使赐茶药。《旧录》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旧臣故用，时初亲政，绍述也。《新录辨》曰：清臣首倡绍述，以得柄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清臣之谓矣。自“上以”下二十字删去。又卷九十三，又卷百一。案：《栾城后集·颍滨遗老传》云：微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旧法。《太平治迹统类》云：元祐八年十一月，杨畏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之道。”上即召畏登对，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尽知其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谊，各加品题；且密奏书万言，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编年备要》云：温伯请复名润甫，寻卒。陈桱《通鉴续编》云：帝亲政之初，见虑未定，范、吕诸贤在廷，左右弼谟，俾日迩忠谠，疏绝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业庶可守也。而李清臣怙才躁进，阴觊政柄，首发绍述之说以隙国是，群奸嗣之，重为荐绅之祸。又云：润甫尝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故有是命。）

　　３、己酉，都水使者吴安持、都水监郑佑言：“勘会堰梁村、缕继张包、闸内黄决口、疏口地、开鸡爪河凡五事，乞据疏内相度同议已得归一者，使听一面施行。”诏令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兴工，即一面施行。（《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葬宣仁圣烈皇后於永厚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毕沅《续通鉴》：夏国进马，助太皇太后山陵；复遣使再议易地，诏不允。）

　　５、庚戌，集贤殿修撰、知庆州（案：《东都事略》作“广州”。） 蒋之奇除宝文阁待制。（《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之奇知庆州。又卷四百八十二：八年三月，之奇权户部侍郎。原注：绍圣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宝制》。案：《东都事略《蒋之奇传》：哲宗立，除直龙图阁，升发运使、天章阁待制、知潭州，以御史言，降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贼岑深攻陷新州，之奇遣钤辖杨从先讨平之。除宝文阁待制，再为发运使，改河北都转、知瀛州。《宋史》本传：广州妖人岑深善幻，聚党二千人，谋取新兴，略番禺，据岭表，群不逞借之为虐，其势甚张。之奇遣钤辖杨从先致讨，生擒之。加宝文阁待制。南海饶宝货，为吏者多贪声，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节者吴隐之、宋璟、卢奂、李勉等，绘其象，建十贤堂以祀，冀变其习。《宋文鉴》卷四十曾肇《除之奇宝文待制制》云：三圣图者，萃在延阁。儒学之士，列职其中。讽议持论，维时妙选。虽身在江海之上，而名近日月之光，则世以为荣，任亦加重。具官蒋之奇，富以辞艺，博知古今。台阁践更，号为久次。眷予南服，付以列城。属愚民弄兵，骚动岭表。武夫利赏杀贼，善民而尔应接，经营多中机会。有罪就戮，无辜获申。载嘉汝能，宜用襃显。进于侍从之列，不改师帅之旧。庶使远人观望，益加二千石之尊。为汝之光，不既多乎！）

　　６、丁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言：“看详都水监所奏乞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闸内黄决口于窦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开鸡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据大名府路安抚司，河北路都转运使、提刑司，都水监官北外丞司状，并称：‘合行堰断，同议已得归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兴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讫。”（《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己未，吕希纯、井亮采归自河上，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而签书枢密院刘奉世援旧例，乞与河议。奉世，文彦博、吴充门下士也，常以北流为非。（《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云：初，元丰中，河决大吴，既而导之北流，水性已顺，而文彦博等力主回河之计，辙争之，不能夺。至是又论黄河东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吴安持乞於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辙以为不可。及遣吕、井往视，归，极以北流为便。刘奉世乞与河议，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遂格，而辙亦以罢政。於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始通。）

　　８、祔宣仁圣烈皇后神主於太庙。《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宋史·本纪》：癸亥，减两京、河阳、郑州囚罪一等，民缘山陵役者蠲其赋。甲子，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惠讳。《宋文鉴》卷三十二毕仲游《代宰相宣仁圣烈皇后哀册文》云：维大宋元祐八年岁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皇太后崩於寿康殿，旋殡於崇政殿之西阶。粤明年正月，迁祔座於永厚陵，礼也。丛殿祐空，袒庭燎晻。云似却而复凝，月虽辉而如惨。孝孙嗣皇帝臣煦，临遣奠以兴哀，瞻振容而永慕。凤吟管以何悲，龙挟輴而若驻。羽卫罗阙，神仪布露。爰制近司，纪陈圣度。其词曰：“皇矣大宋，宝命自天。重明累圣，跨成轶宣。正后在中，契于坤乾。较任比姒，亦逾於前。有系自姜，源深积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韩宅鲁，益昌厥后。月瑞日符，是兴太母。於铄太母，躬义率仁。居静犹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禀，聪明夙闻。作合英祖，齐庆？曜。受养神考，阴功善教。体道不违，惟德是冢。元丰末命，帝命惟辟。听断勉同，以补天隙。拥佑神孙，立民之极。恭以励人，俭惟化俗。衣有大练，奁无片玉。房闼不出，四海在目。信义由中，九夷思服。如鉴不尘，如璞不缁。三事大夫，正直是咨。宗藩外戚，渗漉惠慈。人爵王官，虽卑不私。庙谒靡行，外朝靡践。池篽靡临，惟正自勉。服御靡更，惟恶是善。庸尔万方，为则为典，左右皇躬。动有坛宇，居由范防。造次於是，浸隆且昌。如天清明，霁日之光。治化方成，忧劳亦至。外若平居，中潜遘厉。坤轴轧以夜摧，月轮翩而晓坠。守大化之靡恒，尚斯民之为意。呜呼哀哉！珠箔低垂兮云务犹隔，蕙帐仿佛兮炉烟未消。想仙驭以何适，谢人寰而已遥。万乘号恸，哀缠九霄；千官缟素，雨泣东朝。呜呼哀哉！人与神兮变何速，秋复春兮时以徂。牺樽盈兮未忘於平昔，地綍动兮难留於须臾。翼八翣以为卫，陈六衣而氾涂。呜呼哀哉！野苍茫兮人渐远，意徘徊兮天欲晚。逆洛涧兮嗟备物之如在，逾巩岸兮知神游之不返。山川已兆於真宅，松柏犹凝於故苑。呜呼哀哉！玉晦龙蛰，金藏鉴昏。泉关掩夜，宫闱泣晨。车轨同兮虽来於万国，宝座间兮惟朝於百神。鱼惟炬以非日，雁长鸣而不春。呜呼哀哉！成内则於三朝，贻素风於十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何远其家以为国，而忧其民之犹子。宜大书而作册，俾永光於宋史。呜呼哀哉！”）

　　９、甲子，张士良、陈衍、梁知新罢御药房，士良提点醴泉宫，任便居住。（《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士良狱。原注：张士良以绍圣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与陈衍、梁知新罢御药房，士良提点醴泉宫，任便居住。）

　　１０丙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吴安持所画河图及利害。范纯仁曰：“昨专遣吕希纯、井亮采躬亲行河，决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复从水官之说。”上曰：“希纯等行河不及一月而迁，止到大名，未尝至恩、冀，恐有所不尽也。”韩忠彦等曰：“吕希纯等所上河议亦未可施行，又以监察御史郭知章奏乞专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当专付之（《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丙子，尚书省检市易欠户。原注：云：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 水官，失职则责之可也。”希纯、亮采之议寻格。（《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希纯、亮采遣使在辛丑，归在己未。）

　　１１、戊辰，诏曰：“朕昨亲奉皇太后圣谕，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虽已备极崇奉，而仪节之间，犹有未称。盖旧仪虽全比皇后，而宫闱舆盖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来，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则褒隆之数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惓惓慈训，其下礼部、太常寺礼官，参考典礼、仪制及臣僚上栈拜名、命妇进见等仪式奏闻。”（《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后集《颍滨遗老传》云：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於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上始亲政，皇太妃邠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於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於体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邦直独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又案《长编》三百九十三：元祐元年十二月丙午，礼部尚书韩忠彦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册宝，并一切法物，已有故事。原注：绍圣元年十六日可考，当即指此。）

　　１、三月壬申朔，案：据钱大昕《朔闰考》增“朔”字。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寻亲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埽相视一带水势，次到梁村口、张包口及内黄县蒲潘口相北流水势。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广行，询访利害，大抵北流势顺下，故河道常欲趋北，前后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见今水流分路颇多。今来逐司议论不同者四事，惟张包河门等最为要切。安抚司、都水监之意，欲於断堰处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夺动大河；转运之意，欲存留，以为北流下河。所陈之利害，本所契勘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水口一十六里有馀。见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来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开，大段窄狭。其阚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东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馀里，张包河乃在其间，虽即今水势浅小，然去北之势极为顺便，但自决大吴口后来，累年之间，北流堤防，全不修葺。即日难以便依转运、提刑司所请，张包等河门，不行缕断流，待涨水之出，仍乞闸内黄决口，凿开元里堤，使水势无壅其东行；亦依安抚司、都水监所请，疏口地、开鸡爪河，以助东流之水势，保明委是诣实。”明日，诏都水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举，照管措置，务要於向下州军别无疏虞，候将来涨水，见得河势行流次第，令都水监具的确利害保明闻奏。”（《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２、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侍制蔡卞为中书舍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朝奉郎、监察史郭知章奏：“臣窃见大河分东、北之流，河北生灵被害甚久，往年朝廷议欲回河，盖尝患之而未能也。今兹河复故道，水之趋东者已不可遏；若顺而导之，闭北而行东，其利百倍。近日朝廷遣使按视，闻已开梁村，闭北流，尚有阚村、张包河等处，逐司议论未一。臣以谓都水监官，朝夕从事於河上，耳目之所见闻，心志之所思虑，议论之所相接，莫非水也。河身之曲折高下，利害轻重本末，宜熟知之矣。今使水官不得尽其职而惑於浮议，臣恐河事一误，则河北之民，未得安堵而乐业。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专委水官，以图经久可行之策，以幸河北一路元元之民，不胜幸甚！”（《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导河东流之议无功降责。原注：附证绍圣元年三月二日郭知章奏疏。案：今据原注辑入，又元祐八年十二月丙寅。）

　　４、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云：吕丞相大防微仲罢相，以大观文出知颍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后与政历九年之间，有国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盖自国初至元祐，为首相居位者，多止七八年耳。） 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第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虽宣仁圣烈皇后有复辟之志，卒不得申，当国日久，群怨交焉。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九，又卷百一。）

　　５、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於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於政，而效见於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士不知劝”。） 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可差可募之说纷”。） 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於吏员猥多，兵备刓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案：《宋史李清臣传》作“圣人亦何有必焉”。） 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中书侍郎清臣之言也。（《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上亲政，内出策问，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新录》辨曰：祖宗之所以望后世子孙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归於治耳，不在於法令因革之间也。况策问固曰“可则因，否则革”矣，亦何尝必哉。而云“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删去。）

　　６、癸巳。（《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豫言阚村水涨，有司坐视不救，今日全河北流，渰浸成患。原注：鲜于绰《传信录》论北流事，附绍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案：《传信录》原书已佚。据《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责降水官引鲜于绰《传信录》云：绍圣元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仍决溢。是年冬，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埽七十馀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过涨水无疏虞，当议推赏；如有訩决，必重有行遣。”至绍圣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经五稔矣，或大小暴涨十馀丈，堤岸决溢，又适值主者乖谬，不即闭合阚村，水复成北流。工部侍郎张商英天觉奏，以为水官阴附元祐奸臣，回河东流所致，追责累年，建议水官削职安置吴安持、郑佑、王宗望、郭知章、鲁君贶等凡二十四人。然说者谓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惓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惓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者，非堤之过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为戒，务持两端，莫敢确然任责。东流未复之前，已淤平东塘，其后，又过佛圣窝，塞侵及西塘矣！）

　　７、丁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毕渐以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管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案：《遗老传》同此。陈桱《续通鉴》作“绍复”。） 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於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栾城后集·论策题劄子》作“而不可变者矣”。） 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至於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科举诵教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案：《遗老传》“折”作“制”。） 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设抵当卖熟药。（案：《栾城后《集》此句下有“凡类此者”四字。） 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竭，於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并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案：《栾城后集》作“寝而不答”。） 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於孝敬而专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臣近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劄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自陛下亲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案：《栾城后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亟与行路谋之，可乎？臣闻两喜必有溢美之名，两怒必有溢恶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议天下之政，必有过甚而不平者。朝廷虽今昔之异，其实一家，欲有所为，当爱惜事体，岂可如仇雠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 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更张，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随改随复，数年而后稍定。臣於此时为谏官，后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匆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以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案：《栾城后集》又载《贴黄》云：臣窃见章惇昔任枢密使与司马光争论役法，其言曰：“免役之法，利害相杂。”又曰：“见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意，差役旧害虽已尽去，而免役新害随而复生，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缓者，有可以缓者。京东西保马，缓一日则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缓者也；加役法，岁月之间，改更了当，诚不为缓。”陛下谓惇岂欲破坏元丰故事者哉？而言犹若此，则元祐改更，诚不为过矣。） 辙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谕，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比先帝，引谕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武帝》，英主也。”） 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财用匮乏，岂得谓之英主？”） 辙恐动，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即具奏曰：（案：《栾城后集·为待罪劄》，《集》中云：臣以愚拙，特蒙圣恩擢用，不次备位政府已及三年，报效不闻，负乘为罪，前后累至烦言，浼渎天听，孤危之迹，寝食不遑。祗自去秋以来，纷纭少止，方欲祈天请命，力求补外，适以东朝变故，不敢自陈。） “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辙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谨已迁观音院待罪。） 伏乞圣慈，（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讥。） 怜臣不识忌讳，出於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曰：“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於众闻，朕不敢舍。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於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实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林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故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以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又卷百一，又卷百五，较此为略。）

　　８、庚戌，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陈桱《通鉴续编》云：自成都召还。又案：陈桱《通鉴》，书京权户尚在改元后，不系月。考改元在四月，则京权户尚与此异。）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云雾不辨。

　　１、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壬寅朔。） 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於私情，褒贬不归於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纪事本末》卷百五。）

　　２、甲辰，国子监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五（案：“五”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年不复召，於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馀力。《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言：焘及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刘唐老、孙升、韩川，当吕大防擅权时，并以亲旧相为表悰，通传旨意。今首恶虽已贬黜，而焘等犹未明云窜殛。於是降焘知鄂州，安世知南安军，川知坊州，升知房州，安诗监光州酒税。又案：此皆六月事。） 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讬心腹於辅弼，寓视听於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蜂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白昼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门，或苞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於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门。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搆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其足，谓之“小鬼荙”；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伺候报探，谓“灭门”；瞪走马<革登>，势尽相图，谓之“徒中反告”。呜呼！士大夫平日不素讲闻师儒先生之高谊，不自慎重，身被讥议，亦有足悲者。若滋长不已，则憎爱恩怨未易改。以上数语，与《纪事本末》相异，馀均同。） 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朝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浸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上载：六月，台谏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贬大防等云云，及周秩贬广德与除《字说》禁三条。此条下又载祖禹知陕，纯仁罢相，诸事而下又标闰月五月云云。前后错乱，殊多错简。下放此。

　　３、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减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切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訩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十朝纲要》：乙巳，诏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修闭张包河门。《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戊戌，李之纯及杨畏、来之邵言责董敦逸、黄庆基。原注：绍圣元年四月乙巳当考。）

　　４、庚戌，龙图阁学士曾布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布自高阳徙江宁，诏许入觐，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之，宜改元，以顺天意。初除户部尚书，寻改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陈桱《通鉴续编》云：初，司马光谕曾布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义不可为。”遂以户部尚书出知太原，五徙知江宁府，过京，留拜承旨。）

　　５、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核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丰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案：《编年备要》载制词曰：轼行污而詀正，学僻而欺愚。顷在先朝，自取疏斥，肆予纂服，开以自新，弗说尔心，覆出为恶，辄於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此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顾威灵之如在，岂神理之可容！深惟厥辜，宜窜远服，祗夺近职，尚临一邦。） 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撰也。（《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编年备要》云：於是元祐诸人相继黜责，而轼为之首。）

　　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禆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於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谏官之言，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词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谏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纪事本末》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统类》载纯仁此疏下又有云：高士敏昔在成都，曾有犯罪；来之邵曾任本路监司，略无举发。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敏特与改官。来之邵又弹奏苏轼云：“执政时，曾为人所弹击言者，寻皆黜责，当台谏略不辨明。及苏轼得罪，便云所谪太近，吐刚茹柔，率多类此。使朝廷赏法过中，莫不由此。”又言：“吕惠卿谪时，李清臣方为左丞，若言涉讪谤，清臣岂肯书诰行出？今旧臣惟有清臣在此，更乞询访。”不听。）

　　６、癸丑，御劄“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诰多方，使咸体朕意。”（《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新录》辨曰：绍圣初，惇、卞等主绍述之论，胁持上下，改元曰绍圣，其意已明。“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为相，绍述胁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诏书，惇犹不与耳。范祖禹《代言集》载改元诏书，乃祖禹所草，当考。案：《编年备要载御劄略》曰：朕日听外朝之治，躬临万务之微。渺若涉渊，未知攸济。顾念祗承上帝，诞保受民，惟骏惠於先猷，以缵隆於下武，乃稽仁祖之成宪，思大文考之烈光。其因盛夏之辰，载新元统之号，宜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宋史·本纪》：是日，白虹贯日。《十朝纲要》：癸丑，用翰林学士曾布言改元。）

　　７、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

　　８、甲寅，诏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纪事本末》卷百十三，又卷百三十。）

　　９、蔡渭诉其父确冤，追赠左正议大夫。（《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蔡渭诉粉昆事。原注：云：按《实录》，绍圣元年四月十三日，蔡渭诉确冤，追赠左正议大夫。案：《宋史·本纪》，确追赠与王安石配飨同在甲寅日。是月壬寅朔，甲寅十三日也。确子孙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恩泽，见二十二日诏。毕沅《续通鉴》云：太子少师致仕冯京卒。帝临奠。蔡确之子渭，京婿也，於丧次诉其父冤。甲寅，复诏确为右正议大夫。《长编》作“左正议”，必有一误。《东都事略·刘安世传》：蔡确之子渭数上书讼吕大防、刘挚及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无验。）

　　１０、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丞议郎。（《纪事》本末卷百五。案：轼贬知英州在丁巳十一日。）

　　１１、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２壬戌，翰林学士曾布修《神宗皇帝正史》。（《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神宗实录》请取王安石《日录》参照编详。《宋史·本纪》：四月戊辰，同修国史蔡卞请重修《神宗实录》。闰月丙申，命左仆射章惇提举修《神宗国史》。五月己酉，修国史曾布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文互异。蔡卞上疏言：“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乞验索审订，重行刊定，使后世无所迷惑。”诏从之。以卞兼国史修撰。毕沅《续通鉴》上疏在戊辰日。陈桱《通鉴续编》云：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实录》，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帝之圣。蔡卞，安石壻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卞从安石从子防所求安石旧作《日录》，文饰奸伪，芟落事实，尽改正史。据毕沅《通鉴》，诏以《日录》参定《实录》在五月己酉。）

　　１３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案：《宋史哲宗本纪》、《宰辅表》均作“左仆射”。《编年通鉴》、《编年备要》同此，作“右”。兼中书案：《宋史·本纪》、《宰辅表》，“中书”作“门下”。据《长编》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庚午章惇放罪原注云，惇以绍圣元年四月为左揆兼门侍。此右仆射、中书侍郎恐有误。侍郎。案：《编年备要》载制词云：“方政令出於帘帷，操柄归於廊庙，善政良法多所纷更，正色危言不惮强奭。十年去国一德保躬。虽风波并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又曰：“四方之休戚壅於上闻，并臣之忠邪牵於公议，眷求真宰，秉我国成。”翰林学士曾布所草也。於是，礼部侍郎杨畏亟令人语惇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苏以逐挚、焘。方欲逐吕、苏而二人觉，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首为相公开路者”。）

　　１４、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案：《范忠宣行状》云：绍圣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帘时事，人情大恐。公曰：“太皇太后保祐圣躬，欲跻天质於尧、舜之上，其功烈，其诚心，幽明所共鉴也。今人主初亲政，而议者辄自为计，不恤国，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诏书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 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当经圣览。（案：《范忠宣行状》云：狂人赵天启作拟试策，传播中外。） 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正，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案：《范忠宣遗文缴明道诏书劄子》下又有云：此书不颁行，薄俗恐难禁止，臣今再录明道诏书缴连上进。伏望圣慈遵本朝之旧典，法仁祖之圣孝，特降明诏，以信万方，天下幸甚。又贴黄云：） 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忠宣行状》云：公知不容於时，再上章乞去，语甚恳切，遂以公知颍昌府。陛辞日，赐坐啜茶，慰劳甚渥。上曰：“卿耆德硕望，朝廷所赖，然坚不肯为朕留。卿虽在外，两为宰辅，凡有所以禆益於时政者，但入文字来，无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兴广武埽役，下颍昌、汝州科稍草一百万，公曰：“两处之民，不习河役，方荐饥之后，加之道路阻远，则永为深患。”力请至七八方免。然其破产失业已十三四，有至非命而死者矣。报到，闾巷田野，讙呼鼓舞，如脱机穽。方为公立生祠，会公南迁，畏事者止之。）

　　１５、癸亥，诏蔡确特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子孙恩泽。（《纪事本末》卷百七。）

　　１６、翰林学士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纪事本末》卷百一。）

　　丁卯，中书省言：“勘会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间苦於差扰，议者纷纷，前后改移不一，终未成一定之法。”诏府界诸役法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仍自指挥到日为始。左司谏翟思言：“祖宗以来，中书差除、铨曹注授各有条格，不相参错。元祐大臣，招权市恩，旧係铨注，昔多归堂除，奔竞请托，恬以成风。望诏有司，依祖宗以来中书差除，立为定法，馀归铨曹。用元丰中选格注授，庶几人无觊望。”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看详。（《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复元丰免役法。据《长编》卷二百三十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原注云以绍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三年五月三日敕详定。是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为丁卯。《编年》、《通鉴》於此条后书闰月五月，而前已书六月台谏论吕大防云云，殊失前后次序。《宋史·本纪》与《纪事本末》同。辨正见前“甲辰，张商英擢谏官；壬戌章惇为右仆射”下。又案：邵伯温《闻见前录》：绍圣初，哲宗亲政，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丞相纯仁与清臣论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许。范公坚辞，帝不得已，除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召章惇为相，未至，清臣独当中书，益觊幸相位。复行免役、青苗，除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相容，以事中出知北京。）

　　是月，秘阁校理李昭玘为秘书丞。《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李昭玘罢馆职。原注：昭玘，绍圣元年四月以秘阁校理为秘书丞。（案：《宋史·李昭玘传》：用李清臣荐，为秘书省正字、校书即，加秘阁校理。通判潞州，潞民多不葬，昭玘饬官地，画兆竁，具棺衾，作文风晓之，俗为一变。入为秘书丞、开封府推官。）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罢五路开宝通礼科。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丙寅，罢五路经律通礼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已书“六月，台谏论吕大防”云云，前后殊失次序，今依《宋史》附此。辨正已见前“甲辰，张商英擢谏官；壬戌，章惇为右仆射”及“丁卯，复元丰免役法”两条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九云：熙宁罢通礼科，元祐六年四月乙未复置，至是又罢。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九四）

　　１、闰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辛未朔。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壬申，复置提举常平等官。（《长编》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举常平结绝。原注：绍圣元年闰月二日，复置提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闰月，复提举常平等官。《编年备要》云：以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之。时左右相虚位，李清臣有所觊觎，乘章惇未至，亟命陆师闵等。《太平治迹统类》云：戊寅，新差提举荆南湖路常平茹束济仍旧通判沧州。言者论束济常赂刘挚，私简以示杨畏，险薄无行，人所不齿也。）

　　３、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纪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案：元祐元年七月辛酉，司马光请设。《十朝纲要》、《玉海》卷一百十六：闰四月癸酉，罢司马光所定十科举士法。此作壬申，或请罢在初二日壬申，诏罢在初三日癸酉也。） 从之。

　　４、辛巳，左司谏翟思言刘挚不葬其父。（《长编》卷四百六十七：元祐六年十月壬午，刘挚自言牢笼章惇、邢恕等罪，辞位。原注：刘跂《辨诬录》云：言者论挚奸回险诈，力引私党，为臣不忠。父死于衡，委而不葬，为子不孝。於是挚抗章辞位。其后，挚自作《家庙记》以辨当时之冤。刘安世为其集序。案挚罢相非坐此，《罢录》误也。《家庙记》乃元祐六年十二月知郓州时所作，今集有之。要当求郑雍、杨畏等言章略加删附，庶详挚与苏辙招致人言本末。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一日，左司谏翟思言挚不葬其父，方罢相时，言者未及此。）

　　５、癸未，权发遣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年终未就绪，而宽恤优剩，实未如旧日输钱之为便也。望复熙宁旧法，令民均纳役钱，官自募人应役。”诏送户部看详役法所。（《纪事本末》卷一百。案：《文献通考》卷十三：帝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有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何不便耶？”右司谏朱勃言：“输钱免役固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值太重者，役色之内有优便而愿自投募不必给雇者，苟详为裁值，则人情无有不便。”诏付户部详议。）

　　６、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学补外舍请依《元丰令》，一岁四试。”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

　　７、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８、乙酉，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庙廷，请诏有司原考王安石事业，特加谥号，以慰公议。”诏所属详定以闻。（《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９、提举崇福宫吕惠卿知苏州。（《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１０、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王庆基言轼诋诬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家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

　　１１、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案：《十朝纲要》，知英州在壬子日。） 按轼敢以私忿形於制诰中，厚诬詀诋，轼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愤其诋诬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於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

　　１２、丙戌，（案：二字，据毕沅《通鉴》增。） 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刘拯言：“宣仁尝谓宰相编修实录官，每任先朝曾责降者，盖虑谤书一成，不可改追也。是时权臣擅政，虽差邓温伯、陆佃林、范祖禹代之，至於吕公著谓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之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怒其诬忠以胁君也，令词臣明言其故，黜知颍州。公著提举实录日，谓无此语，令史官改之，请重审阅，其间书不以实，辄移易增减，情涉诬诋以闻。乞重行黜责，以正国典。”从之。又言苏轼云云。《宋史·秦观传》云：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职徙郴州。）

　　１３、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古，成宪条，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浸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釐正。”诏：“令编修官置局，考具合完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修纂。”（《纪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案：罢修官制局，《宋史·本纪》在五月壬寅日。《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复元丰改官员。《编年备要》云：每岁毋过百四十人。）

　　１４、丙戌，侍御史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纪事》不系日；《宋史·本纪》，复义仓在丙戌日。《编年备要》云：除二广外，复置之。毕沅《续通鉴》云：丙戌，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每苗税一石，出米五斗，自来年为始，专充赈济。从之。）

　　１５、癸巳，新差知苏州吕惠卿知江宁府。（《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１６、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辙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纪事本末》卷百一。）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上亲政，修复元丰故事，士大夫争献所闻，吏部尚书彭汝砺一无所论。而知寿州朱服贺改元表，力诋元祐变法。章惇乃出汝砺知成都府，而召服为中书舍人。案：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云：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真侍郎皆止当待制也。《编年备要》云：时章惇欲专黜陟之柄，乃出汝砺为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而召服为中书舍人。於是，上官均言：“汝砺行义高洁，今虽除美职与藩郡，其实疏之，非所以近正人也。服柔倭倾险，今自外擢为从官，非所以远佞人也。”不从。汝砺坚辞，行章累上，或以为慢，当谪。上不许，降宝文阁待制、知江州。寻又以都承召之，命未下而卒。曹内翰《彭吏部墓志》云：绍圣元年，上初专听，召二三大臣条举熙宁、元丰政事，人人争献所闻，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问之，答曰：“在前日则无言之者，於今则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州，入辞，上劳问甚宠曰：“卿非久别也。”公曰：“陛下今所复者，其政不能无是非，其人不能无贤否不肖。政惟其是，则政无不善；人惟其贤，则人无不得矣。”《宋史上官均传》云：章惇阴去异己者，已出吏部尚书彭汝砺知成都府，召朱服为中书舍人。均言：“汝砺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迁均为工部员外郎，寻提点京东、淮东刑狱。

　　１五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辛丑朔。） 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罢进士习赋，令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据《长编》卷四百二十五：元祐四年四月戊午，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周易》、《书》、《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文献通考》卷三十一云：时有建请於《诗》、《书》、《周礼》三经义中出题，以试举人者。朝廷下其议，有司承意，谓为可行。既而右正言邹浩言：“三经义者所以训经，而其书非经也。以经造士，而非经之题试之，甚非先帝专用经术之义。后出题，讫依旧法。”《宋史·上官均传》：奏罢诗赋，专以经术取士。）

　　２、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州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纪事本末》百一。案：费衮《梁谿漫志》卷一云：元丰官制，枢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签书，虽不同时，然未尝频年虚位。绍圣元年五月，刘仲冯自签书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签书，虚位者三十年。政和间，童贯以宦寺为签书，然叆三月，遽躐为领院矣。毕沅《通鉴》云：奉世为人，简重有法度，常云：“奉世惟知事君，内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论而已。得丧，常理也。事如寒暑加人，虽善摄生者不能无病，正须安以处之。””时以章并用事，力乞外补。乃罢。）

　　３、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挌地进壤，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訩。元祐初，用事之人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於内，赵禼、范纯粹成之於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於赵禼、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百一。）

　　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於前，苏轼又发六议於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郯录》卷三云：绍圣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张商英言，诏礼官详议。戊午，中丞黄履复言，诏送礼部。二年正月辛亥，又诏议如何可以亲行祭地之礼，然后可罢合祭，时又未敢以合祭为全非也。二年正月戊午，遂诏，间因大礼躬祭地示，然实未尝行。又云绍圣之议，主合祭者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主分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黄履、吴安持、晁端考、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丰稷、傅楫、叶祖洽、刘定、虞策。稷、楫、祖洽欲省仪，以便祭，刘定、虞策则迁就。十月神州之祭者也，其谈皆具是矣，载以丁未。祖周庙为先庙后，郊亦周之礼，盖亦以变为常尔，至加力奏乞。集议之日，互相诘难，以尽众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当朝廷酌其可否而行之，若使相诘，必致纷争失体，继遂并集议而罢，故商英之撼，时论必以为称首，有以启之欤！）

　　４、戊午，朝奉郎、管勾灵仙观邢恕复直龙图阁、知徐州。（《长编》卷四百二十八：元祐四年丁酉，傅尧俞、朱光庭言邢恕。原注：绍圣元年五月十八日，恕以朝奉郎管勾灵仙观，复直龙图阁、知徐州。又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辛未，论邢恕诬谤。原注：绍圣元年五月，复职知徐州。）

　　５乙未，监察御史周秩言：“近诏太常议故相王安石谥，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与行道，以成一代之文。愿特诏两省众礼官等会礼部议上朝廷，取决于圣裁，而后有司颁焉。”诏不候本家行状，令太常官共议谥，选博士一员撰议。（《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６、己未，枢密院言：“户部看详役法所申诸路复免役法，未审得合与不合，依旧行免役法。”诏并依熙宁旧敕施行。（《纪事本末》卷一百。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曾布具劄子言：“毁废先朝法度之人既已黜逐，则前日之良法善政，当次第讲究增损施行；而国论未尝及，又言政事非得人不能举，若但以私爱憎喜怒，则人才必难进。今既不能公选人才，则政事何从而举？若不稍复可行之法度，则是先朝政事不可行；若不可行，则毁废之人何以得罪？”上瞿然。布因言：“令使役法已行，然成书方上而议论无所折衷。蔡京、王右忠侍从之选，然两人所见多不同，执政又未通晓，其官属日相纷争，众议恐未易了。昨初降役法，但云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则已曲尽。及章惇欲立？本，令去年秋科纳钱遂展至今年五月，役人多已替放，又却令候今年放罢，只失此两科役钱仅八百馀万。今臣书既上，议论不一，将来施行，必有不便於人情者。元祐所行，止谓於人情不便，今若不便於人情，又何以异？”《编年备要》云：初，役法、差募二者俱有弊，王安石主雇，司马光主差，范纯仁、苏辙俱光门下士，亦以差役为未便。章惇，安石门下士，亦以雇役为未便。纯仁、轼、惇虽贤否不同，然悉聪明晓事，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其所主。元祐初。光复差役，惇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讲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光不以为然。惇对太皇太后帘下，与光争辨，语不逊，太皇怒，惇以罪去。蔡京时知开封府，用五日限改畿县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议，除京为户部尚书兼提举。於是京欲掩盖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曰：“取熙宁、元丰法施行之耳，尚何议为？”惇信之，遂请人额，雇直一从元丰旧法。）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立宏词科。明年，礼部立试格。除诏诰、赦、敕不试外，章、表依见体式，赋如唐人《斩白蛇》、《幽兰》、《渥洼马赋》之类，颂如韩愈《元和圣德诗》、柳宗元《平淮夷雅》之类，箴如扬雄《官箴》、《九州箴》之类，铭如柳宗元《途山》、张孟阳剑阁铭之类，戒谕如近体《戒谕风俗》、《戒百官》之类，序如颜延之《王融曲水诗序》之类，记亦用四六词理俱优者为上等，次优者为次等，词格超异者取旨，上等循两资，次等循一资，承务郎以上，比类推恩。案：《十朝纲要》，甲辰日。《宋史·本纪》作己酉日。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六云：绍圣元年五月四日，中书省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诏别立宏词科。五月四日为甲辰日，而己酉乃初九日，或四日中书省言，而九日下诏也。《宋史·本纪》，明年丙午又载立宏词科。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此条前后多脱误，兹据《编年备要》改正。大观四年五月甲寅，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据洪迈《容斋二笔》，大观所改增试制诰二篇。陈桱《通鉴续编》云：帝谓与制科试策无异，欲罢。会殿中御史郭知章校制科策，因言先朝既策进士，即罢制科，近年复置，诚无所补，与帝意合。三省上言：“今进士纯用经术，如诏、诰、宣、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阙；若悉不习试之，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遂改置宏词科。岁许进士及第者诣礼部请试，如见守官，则受代乃请，率以春试上舍生，附试不专立院也。所试章、表、露布、檄书，用骈俪体；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体或骈俪，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凡试二日四题，试者虽多，无过五人，中程则上之三省。覆试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词艺超异者，特奏命官。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午朔。癸酉，诏罢讲《礼记》，候秋凉日讲《诗》。《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２、甲戌，监察御史刘拯言：“议者谓蔡确在相位，吴处厚以迎合确意，勘舒亶事，狱成，怨确不用己，取其诗曲意率合以倾之。伏望圣慈尽复确官爵恩数，治其诬罔之尤者，以申确之冤。”（《纪事本末》卷百七。案：《太平治迹统类》：右正言张商英言：“宣化圣烈皇后奉承顾命，保祐陛下惟仁，旧居深宫惟亲惟慈，政事在公惟惠，何尝预知惠卿擅兴甲兵，蔡确贪天之功，作诗讪谤等事？言臣本以惠卿与司马光争经义有隙，搆其事以媚光，又虑蔡确异时再用，必欲杀之以灭口，出危语，激怒帘箔，表悰相济，行其奸言，殛确於新州，窜惠卿於建州。夫以太皇太后之公平慈惠，而并臣乃导以淫刑滥罚，贬死宰相，使此曹易地而立吕、武之朝，则何所不至。乞检会禁中臣僚草制吕惠卿、蔡确本家进状，省官杂议。如事出谗搆，则诬告反坐，邦有常刑。夫元祐之臣，无君亦已甚矣。陛下虽欲置而不行，如宗庙法令何？如天下后世何？”明年十一月丙辰，赠确太师。）

　　３甲戌，御史中丞黄履（案：毕沅《通鉴》：闰四月戊戌，以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尝为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交，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於履，履即排之，时谓之“四凶”，为刘安世所排论而出。惇复引用俾擢复仇怨，元祐正臣，无一得免矣。） 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倡邪言，吴居厚继陈诗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於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浸复确官，贲於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纪事本末》卷百一。）

　　４、左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辙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况，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切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覆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六十七：元祐七年冬十月癸酉，杨畏论刘挚及苏辙。原注引邵伯温云：杨畏击刘挚、苏颂为苏辙也。按辙与挚实同被劾，挚逐而辙留，盖挚别有与章惇交通事耳，伯温所云，恐不足信。绍圣元年六月五日，上官均章云云，伯温盖本此，必当时有是说。据《太平治迹统类》：五月己未，侍郎杨畏为吏部侍郎。吕大防既超迁杨畏礼部侍郎，畏知大防当去，章惇必复用。时惇居苏州，有张横者，惇妻之侄也。惇方丧其妻，横往惇，畏讬横致意云：“畏度事轻重，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又欲并逐大防及辙，二人觉知，遽夺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挌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独请自陈述，语多质大防。有直省官闻之，叹曰：“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见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其还迁畏吏部。据此，则伯温此说似有因。《长编》原注驳之，似未合前后以证其事，今附辨之以备考。）

　　５、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快剔，鄙薄<口虽>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载商英此疏下有云：望下三省禁中检会前后章疏，付臣详签贴，奏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考《编类》，章疏在二年十二月，盖此时商英已有此请也。）

　　６、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谏官阴相党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则讽谕击逐，凶焰日炽，人莫敢当。於是专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奸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伤和气。”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落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己未，御史中丞李常等论王汾口吃滑稽，不任谏职。原注：绍圣元年六月五日，周秩云可考。今《纪事本末》载周秩言，不见李常论王汾事，其文已因删节佚去。）

　　７、秩又言：“刘挚初与邢恕合论，谓司马光当容蔡确。恕荐挚为侍御史，既在言路，与光及吕公著通谋排去确等，因以逐恕。谏议大夫孙觉论稍异於挚，光遂超擢，又为执政。”（《长编》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孙觉引疾求罢。原注载此数语。案：秩此疏，《纪事》已有删节，今据原注附此。）

　　８、侍御史来之邵言：“先皇帝熙宁初，属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将以惠泽天下后世。而当是时，司马光以为非是，贻书王安石，诋斥论难。安石为之援经引文，开谕曲直，而光胶於流俗，决意不回，乃以提举崇福宫，退居於洛。刘挚於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历诋朝廷政令，坐是责监衡州酒税。至元丰中，稍加擢用，未几，复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则以暗谬强愎，自置闲地；一则以数干吏议，相继退黜。元丰末，光入持政柄，擢挚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岩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结成党与。宰相自确而下，挚等相与诬毁缔搆，尽力排逐。由是先帝顾命大臣，去之略尽，而陛下孤立於上矣。”（案：《太平治迹统类》载之邵此疏下又有云：先朝法度次第废革，先帝二十年积功累行为之一空。以先朝赏罚为不中理，则悉听诉理刘挚，罪无轻重率从原减，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闲废，而光之党分布中外矣。以先帝财用为得之非义，则凡市易贷缗，不问本息一切损放，而河北积米九百万斛一日散之几尽。凡此者，出於司马光之意而假以刘挚、王岩叟、朱光庭之言。方是时，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刬革扫除，忠臣义士，熟视而吞声，无敢谁何？光与岩叟、光庭相继死亡，独刘挚未殖灭者，此实天所以遣陛下。今刘挚尚以观文殿学士外领藩镇，久稽天诛，斯论上郁。望暴挚之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搢绅之望。）

　　９、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０、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纪事本末》卷百五。案：毕沅《通鉴》云：知袁州。责词略曰：“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反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中书舍人林希所草。老奸，盖阴指宣仁也。希典中书，自司马光、吕大防、公著、刘挚等数十人之制，极其詀诋。一日草制，掷笔於地曰：“坏尽名节矣！”又案：毕氏以辙知袁州附五月末。《纪事本末》在六月初五日甲戌，日月互异，是必有误。）

　　１１、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五。（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来之邵论轼诋斥先朝。陈桱《通鉴》云：轼至惠，泊然无所带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

　　１２、陈衍落遥郡刺史，降左藏库副使，添差监郴州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张士良狱。原注：见绍圣元年六月五日。案：陈桱《通鉴续编》：陈衍贬监郴州酒税在二年十月。考《长编》卷九十五，备载陈衍始末。据云，元年六月十八日，衍送白州编管，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衍配朱崖军。二年已配朱崖，陈氏谓二年十月始贬，恐误。）

　　１３、丙子，知渭州孙览召知开封府。（《长编》卷四百八十一：元祐八年二月乙卯，览知渭州。原注：绍圣元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案：《宋史孙览传云：召知开封府至，则拜户部侍郎。）

　　１４、壬午，罢校勘黄本，出左宣德郎蔡肇。（《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甲申，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黄本。原注：云：明年六月十三日出。案：程俱《麟台故事》，又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绍圣元年闰四月，罢校勘黄本，故出肇也。）

　　１５、皇城使张士良添差监颍州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究文及甫与邢恕言。原注：张士良自绍圣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监颍州酒税，其后不见再贬。）

　　１６、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亳州盐酒税。（《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张士良。原注：六月十三日，皇城使士良、皇城副使梁知新添差监颍州、亳州盐酒税。又云士良自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监颍州税，其后不再贬。邵伯温云已编白州，误也，对狱，乃送白州。）

　　１７、癸未，礼部言：“太学博士詹文奏：恭惟神宗皇帝圣智高妙，盖极象数，尝念文字之学，世所不知，深诏儒臣，俾共探讨。而王安石实进其说，当时未及颁行而学者亦已见之，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则思过半矣。元祐《贡举敕》乃令进士不得引用字说，而与申、韩、释氏之书同禁，乞除去《字说》之禁。”从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新录》删去元奏，但《元祐贡举敕》“令进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说》，乞除其禁。从之。”辨曰：“安石穿凿破碎，不足以仰称神宗明诏。自其学既行之后，士风人才，视昔时为何如？则所谓‘於性命道德之理思过半者’，诬可信乎？”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除《字说》禁在五月。《十朝纲要》：六月甲申，除进士引用王安石《字说》之禁。）

　　１８、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曾布为中大夫、同枢密院事。（《纪事本末》卷百三） 十。

　　１９、乙酉，中书舍人林希案：希为中书舍人在元年四月。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钦臣可授宝文殿待制、知庐州词头。按钦臣资性险邪，本缘附会宰相吕大防以至进用。大防朋党甚众，钦臣为之首，前后言者，屡攻其公私过恶，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馀党正当窜逐，肃清仕路，钦臣岂可以加侍从职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王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和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０、监察御史刘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学术无闻，出於奏补，岂能为陛下发明道德之蕴？伏望为官择人，别与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秘阁校理、知怀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袭行邪，厚貌深情，莫能窥测，结固朋党，鼓倡虚名，上惑圣听，罪恶甚大，未经谴责，岂可更冒职名出守便郡！”诏吕希哲守本官，差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以谤讪先朝，变乱法度，擅作威福，褫职夺官，谪守方州，安置岭表，中外闻命，举皆忻快。然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已终牖下，赠官美谥，自可追夺。王岩叟与挚，同恶相济，若假以年，当窜远域，则赠官与子孙恩泽亦当追夺。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纯仁，其背公死党有若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乞各正典刑。”（《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张商英言：“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唐老、孙升、韩川等，当元祐初中伤无罪，合行窜责。”）

　　２１、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南安军；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山崇福宫吴安诗落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落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落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２、丁亥，诏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於开封府界居住，就近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三省言：“昨提举修实录吕大防奏：‘《神宗皇帝实录》今已成书，望欲依例除定本外，将见在草正各一本，与提举实录官以备照证外，除依前降指挥，焚毁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依诏，令吕大防、范祖禹将所得草正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递铺，送赴修国史院送纳。如传到写别本，亦同封角送纳。或转写与他人，即令自陈，如辄隐留，当行重贬责。周秩言，恐《实录》诬罔，诸书传后故也。”《宋史·本纪》：五月己酉，修国史曾布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

　　２３、戊子，诏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云：三省以周秩所上三章进呈，其一曰：“臣自待罪言职，闻奸人邪说久矣，其害於政事者有五。陛下亲政以来，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怀不自安惟元祐死党三十馀人而已。刘挚恶党已为吕大防、苏轼、苏辙之党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绝微。窃唯大防恶党半已出外，半犹在京。其在禁中者，近日稍逐去；其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结营，造谤害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业，若不尽去恶党，则必作奸谋起事端，中伤陛下信任之人，去草必尽其根。”《编年备要》云：时为监察御史，上言元祐党人之言曰：“向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后仪，又如治平中，如议濮庙，令吕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且大防与司马光等向议濮庙事，以欧阳修议为非，当朝廷惑於邪议，至今英宗所生母任氏犹为仙游县君。呜呼！邪说盛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可不恨哉！”上读至“吕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曰：“大防何尝有言！且仪物事未付外，非有司所当与，今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读至“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又言：“垂帘之日，奸臣谋害蔡确，引郑雍等自王府官为侍从，使亲王私於权臣。”上曰：“此是何言！使亲王闻之，且不自安。如秩置之言职，朝廷无安静之理。”遂以秩知广德军。《太平治迹统类》又云：执政初欲换省官，上曰：“与外任。”遂以守广德军。）

　　２４、壬辰。（《长编》卷三百五十：元丰七年十一月辛酉，木工杨琪以修大相国寺西浮图及延春阁为三班借职。原注：绍圣元年六月壬辰，蔡卞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２５、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阚村以下至内黄下埽缕隄七十里，所用薪刍万数不少，除将年计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见为七节修治，每节各管一十里。今约度每节添置梢草四十万束，乘此秋成，计置每束约用钱三十五文，计九万八千贯，合取朝旨应副，更乞差官措置。”并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七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子朔。辛丑，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即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及《导洛》两见。）

　　２、壬寅，翰林学士兼侍读蔡卞、御史中丞黄履言：“旧令讲读、说书官每月职钱十贯，元丰八年十二月圣旨，侍读职钱特添作三十贯。臣等备言讲职，未有补按而坐縻厚禄，实侥冒欲，望寝罢，只依元丰已前数目。”诏不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３、上谓辅臣曰：“广武埽危急，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滥，下灌京师，已遣中使往视之”。辅臣出图及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欲水势趋南岸，今时雨已止，河必减落。然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癸卯，都水使监丞冯忱之言：“广武埽危急，水势刷塌堤岸，欲乞筑拦水签堤一道。”诏令冯忱之、李伟》、郭茂恂相度，从长措置。（《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四云：元年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壬寅，帝语辅臣：“广武埽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明日，乃诏都水监丞冯忱之相度筑拦水签。壬寅为七月初三日，《志》云明日，乃初四日癸卯也。《纪事本末》误异日，今依《河渠志》编辑。）

　　５、丁未，知桂州、直龙图阁、左散大夫谢麟卒。（《长编》卷四百八十：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谢麟知桂州。原注：云：麟卒於桂在绍圣元年七月初八日。）

　　６、戊申，诏差入内高品黄汝贤往广武等埽传宣抚问救护大河堤埽兵吏役兵，赐银合茶药缗钱有差。（《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御史中丞黄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断刑之官，选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选试之法，第二等者，其取常难，是为精密；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为断刑官，自是文士有预试中选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阅裁断，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夺。元祐中，以大理断刑官恩典常难重，故责考任举主而增以常历刑法官与县令优课为奉举法，其试入优等者，不得预焉。臣欲乞自今专行先朝选试之法，删去常历刑法官、县令优课等条目，自试预上选者不得为断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职事举矣”。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乞係法官并依熙宁、元丰条，取试法优等人充，庶几上副仁圣好生之德。”诏令刑部、大理寺依元丰选试推恩法立条。（《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纪事》此条下又云：诏贬司马光等。据《纪事》卷百一，逐元祐党人已详载，故删去。详见丁巳十八日及戊午十九日诏。）

　　８、庚戌，权京西转运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涨，已开㳠口闸放水，有灵蛇见土，人以为河流将平之验。”诏令差官致祭。寻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渐顺，别无黄水透入洛河，於清汴》可保无虞。（《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９、癸丑，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乘传往广武埽及洛口》措置救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０、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广武埽已刷塌，地步阔远，塌透大堤，须修捲埽岸。役兵数少，特乞暂差在京壮役广固共三千人，并下京东都大司，於缘汴装卸人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装卸一千人，并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广固壮役，差去员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例支破，递马驿券，兼程前来；其人兵，限使臣到并一日内起发，及合本处支借，附带合用锹杵等赴役。”御批：“除广固指挥不差外，馀可并依所奏日下便与处分。”（《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１、乙卯，指挥：“拨两浙上件籴米本钱，并赐发运司乘时计置籴买。除准备诸路年额未到间先次起发外，应一切支费，并仰补足额数起发，仍常管所赐钱本数目，毋致放散”。（《长编》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癸亥，三省言籴折斛钱原文云云。诏依绍圣元年七月十六朝旨施行。据原文拾补於此。）

　　１２、丙辰，上曰：“甚忧雨不止，昨日遣中使於四郊取穀穗视之，京城东低，田已伤雨，北郊犹无害，然恳祈晴霁未之应。”宰臣章惇奏曰：“高原虽无所害，闻低田已伤，曹、濮、陈、蔡间应须为害，犹赖零雨细微耳。”（《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谏官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当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上曰：“去冬以宫人阙人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犹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上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３、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致仕，特置不问。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４、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书成，仍以资政殿学士荣之，其恩可谓厚矣。迨垂帘初，朝庭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为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缘时宜，岂有一代宪章，俱无可取，归非於昔，敛誉於身？此而可容，孰为咎者？”监察御史周秩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岂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又曰：“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曰：“光之谥曰文正。夫谥法之美，极於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所以劝后也。今其所为乖戾如此，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曰：“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受国厚恩，又非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於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馀，遂除司空、平章军国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为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奸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重事处之，止於重事，稍夺其权，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於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自国朝以来，虽有大功，如赵普、王旦，命以此职，未有敢当之者。况垂帘之时，大臣宜谦畏，而公著但为子孙计，急於富贵，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公著所引，为国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则公著所处，皆为国朝故事，以兆后世大臣僣窃之祸。”又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落职为知州，缘臣奏论大防等所为皆大奸恶，今朝廷但薄责而已。臣愚以为陛下必欲薄责之，则不当以臣所论事为罪名；若论其营私不法，则其罪不可胜数。且挚与辙讥斥不减於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得罪，轻於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州、郑州各差官计会本县於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案：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云：司马温公隧碑，赐名“清忠粹德”。绍圣初，毁磨之际，大风走石，群吏莫敢近，独一匠氏挥斤而击，未尽碎，忽仆於碑下而死。） 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广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案：《宋史·刘挚传》：再贬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将行，语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顾国事，不迁怒百姓，但责吾曹，死无所恨。正虑意报复，法令益峻，奈天下何！”忧形於色，无一语及迁谪意。） 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初，章并用蔡卞议，光及公著皆当发冢斫棺。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去，上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第令折去碑文。（《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曾纡《南游记旧》删修，不知许将果能不言否，当考。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与三省同对，惇但用其议耳。邵氏误也，曾纡亦不记许将，止云曾布纳说。又卷百七。案：毕沅《通鉴》云：黄履、周秩、上官均、来之邵、翟思、刘拯、井亮采，交章言光等畔道逆理，未正典刑，大防等罪大罚轻，未厌公论，凡十九疏。章惇悉以进呈，遂诏追光、公著赠谥，并毁所立碑。曾布密疏请罢毁碑，不报。苏颂方执政，臣奏事，但取决於宣仁，帝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必再奏帝，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言者劾颂，帝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也。”又曰：“梁焘每起中正之论，其开陈排击，尽出公论，朕皆记之。”由是颂免，而与焘外祠。）

　　１５、周秩又言：“秦观落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罪罚重轻，人言未允。”诏秦观降授左宣议郎，依旧处州监当。（《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十四：元祐三年九月丁巳，孙觉引疾求罢。原注：绍圣元年七月，周秩言：“司马光因邢恕以奉蔡确尝致书求用，一日得志，确、恕皆议持平被逐，孙觉、李常亦以持平之论忤光，不蒙援引。”然秩以六月十九日戊子已以言事失当被责，不知此时何以更有言章惇《长编》所载亦究不得其日，今姑依《纪事》附此。）

　　１６、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因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充公往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行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驳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新录辨诬》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实已系日书之，今删去琐碎文致之词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诬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焘以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诬”，则琐碎文致之词虽具存之亦无伤，今并依《旧录》。案：《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原注，陈衍编管在六月十八日，与此异日月。今考丁巳乃七月十八日，《长编》原注六月，或为七月之误文。）

　　１７、上谕执政：“闻河埽久不修，故几坏者数处，渑池、原武、阳武，皆已遣水官乘疾置护役。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广武埽坏，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亦须措置为久计。安持强傒可倚，其促安持往营度之。”皆对曰：“但雨止则可无虞，臣等谨奉命退，当召安持至政事堂以圣意谕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导洛两见。）

　　１８、戊午，诏曰：“送往事居，是必责全於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於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祐朕躬。自以帘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待任，耆艾所冀，恢明圣躬。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於时赏罚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悰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淫蠲苟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濬，器械资用而撤缮完。凡属经纶，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於流品。党与纵横，迭分於胜负。务快乘时之愤，都忘讬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虏计得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惟挌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干明宪，尔今复追于诛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惟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数外，其馀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进奏院遍牒。”时司马光等既贬，上谓刑惟厥中，故有是诏。（《纪事本末》卷百一。案：毕沅《通鉴》云：初，李清臣冀为相，首倡绍述之说，以计去苏辙、范纯仁，亟复青苗、免役法。及相章惇，心甚不悦，复与为异。惇贬司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将悉窜岭表。清臣进曰：“更先帝法度，不能无过，然皆累朝元老；若从惇言，必骇物听。”帝然之。戊午，乃降是诏。）

　　１９、右正言张商英言：“文彦博背负国恩，伏请检详本末，推考是非。”诏：“台谏之职，议当论列，然彦博年及耄期，四朝旧相，先帝待遇，恩礼至厚，宜加阔略，以优老臣，可特置不问。”（《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编年备要》为周秩等言，此云张商英言，有异。）

　　２０、庚申，章惇等对曰：“前日再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司马光、吕公著谥告赠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众论以为宽。馀人连逮尚众，陛下许其自新，一切不问，莫不欣悦。仰服圣德仁厚，惟其亲党之论则不可知。”上曰：“据其罪状甚可诛，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轻典，聊示惩责尔。”（《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１、壬戊，户部尚书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宁之初，将欲有为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条例司，选天下英材，设官分职，参备其事；兴利补弊，功烈昭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浸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在于今日，正当参酌旧例，考合得宜，以称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国裕民之效。然事之可与者方且毛举，岂臣单力所能胜任。伏望圣慈检会熙宁中置条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达世务之贤，同共考究。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其后用。”是置局修整，命张康国、邓洵武》看详利害事以闻。（《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录《辨诬》曰：元祐节用爱民，府库充实，而云“天下用度，浸以匮竭”，应删去八字。）

　　２２、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即自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洛河之南，去广武山千馀步，地形稍高。则巩县东七里店至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诏吴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计的确工料结罪保明以闻。（《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此条《宋史河渠志》四作“丙寅日”，或安持言在二十三日壬戌而诏安持相度在二十七日丙寅也。）

　　２３、三省具吕惠卿、王中正、宋用臣元罪状进呈，当再叙。章惇曰：“惠卿所主极无名。”上曰：“与复旧官，并资政殿学士。”（《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毕沅《通鉴》此附八月壬申，与此日月异，必有一误。）

　　２４、丙寅。（《长编》卷四百五十三：元祐五年十二月丙午，废弃黔阳等地。原注：绍圣元年七月壬戌丙寅可考。案：原文已佚。）

　　２５、丁卯。（《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诏宋用臣叙遥郡刺史，外州任便居住。原注：云：绍圣元年七月丁卯合参考。案：原文已佚。）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复免役钱。上谓章惇曰：须从民便，不愿者勿强也。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上又曰：“如宽剩钱，亦何须取之，朝廷安待此以佐用耶。”乃诏开封不得抑勒及取宽賸钱毋过一分。《宋史·本纪》不载。《宋史食货志》上六云：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桩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宽賸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应减下者，先自上五等人户始。”

　　又：置府界孳生监。案：《十朝纲要》：丙寅日。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九云：元祐元年二月十六日，命郭茂恂度陕西、河东置七监，畿内十监复七监，甫二年而废牧地尚三千馀顷。绍圣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复置孳生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一

　

　　哲宗

　　△绍圣元年（甲戌，一○九四）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午朔。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丙子，以权户部侍郎吴安持为权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馀步，与清汴绝近，接洛河之南，去广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馀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案：原误“高”，据《宋史河渠志》四改。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馀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功力浩大，乞下合属官司，别相度保明。”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开洛口新河。《编年备要》云：吴安持言广武埽危迫，请开汴河导洛南流。遂诏安持提举开修洛口新河。诏在十三日壬午。）

　　３丁丑，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纪事本末》卷百一。）

　　辛巳，都水监言：“河势紧要，缘阳武埽逼近京城，请敕官同共提举固护。”诏差开封府推官赵越疾速前去救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４、壬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内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回河》、导洛两见。）

　　直龙图阁、知徐州邢恕改知河阳。（《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丁未，论邢恕诋诬。原注：恕自绍圣元年五月复职知徐州，八月改河阳。）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己亥朔。己亥，以蔡京守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２、庚戌，诏罢制科。（《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愧郯录》：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惇、李清臣之议，诏罢制科。《编年备要》云：考官上张咸、吴俦、陈涌各六论，上谓章惇曰：“制科所赐策与进士策无异，先朝罢此科何时复置？”惇曰：“元祐初复置。”李清臣曰：“汉亦不设此科。”上曰：“进士策亦可言时政阙失。”因诏罢制科。陈桱《通鉴》云：罢贤良方正科。毕沅《通鉴》云：丙午，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庚戌，三省同进呈张咸、吴俦、陈涌三人中第五等推恩，帝曰：“进士策文理有过於此者。”因诏罢制科。）

　　３诏：“府界诸路罢广惠仓，其户给田土并行出卖，并本仓见管钱斛拨入常平仓收管，所有振济合行事，令户部检举元丰敕令，立法以闻。”（《纪事本末》卷一百。）

　　４、癸丑，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元祐著令，考课监司考察吏部开拆等者，入优等，中书省取旨。其法虽具，然自知州考课而蒙超擢者几何人？盖法有未尽则不能无弊。愿详考课之令，每路止令考察知州优课一人以升吏部，更加铨量人才，与治效参相得，然后条析闻上。或省郎监司藩郡有阙，则随其资序之高下，以次用之。将见天下郡守，翕然蔊风，而群吏出矣。”诏：“令诸路监司，考察知州，每岁具其的实课续优等一名保明闻奏，如无即阙，若不实，只依贡举非其人法。”（《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５、甲寅，追责措置荆湖北路、朝奉郎唐义问。（《长编》卷四百十五：元祐三年十月丙戌，量度堡塞。原注：云：绍圣元年九月十六日当考。又卷四百六十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唐义问罢戍护。原注：云：绍圣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责。案：《十朝纲要》、《编年备要》云：绍圣元年九月，议弃渠阳官吏罪，集贤殿修撰唐义问等并黜散官。邵经邦《宏简录》云：九月甲寅，知广州唐义问弃渠阳砦罪，责授舒州团练使。）

　　６、戊午，李琮权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李琮权户侍在元年九月二十一日。）

　　７、己未，三省、枢密院同呈李仲、王宗望欲开迎阳港河，闭燕家河门，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吴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兴役不一，劳人伤财，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兴。”上亦以为不足开，安焘亦以为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颇知河事”。又曰：“河身自东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堤防未完，须疏治下流及增固堤防，不尔，恐未免上流訩决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於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吴安持好兴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后於河防枉用功力，以至縻费提刑司封桩万数，盖当时议论不一，而安持辈务欲约大河归东流，致德清军横流垫溺，公私财力困敝。”遂指图中燕家河门，乃是初决者小吴口。惇曰：“元丰中，任河势顺流，未尝用功却无事。”焘曰：“容臣开陈。”因言：“大河北流过钓台，下流深阔处入界河，若更变移近北，即流入胡中，河在虏境，则自可为桥梁度河，中国更无限隔之处。所以文彦博辈议欲回东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胡中者，如何不变移趋北，则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韩忠彦曰：“但责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８、章惇、安焘提举修《海行敕令格式》。（《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癸酉，蔡京、刘赓进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原注：绍圣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章惇、安焘提举。）

　　９、乙丑，曾布再对陈：“河防不可轻动，枉费财用。如吴安持见开洛河，外议未以为当，用夫四十五万；若洛水小引，水傍山无益，若泛涨，自当就下径入黄河，岂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颔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０、丙寅，敕：中书省送到户部状：“准敕勘会元丰中置水磨茶出卖与在京铺户，故京师求食茶无夹杂之弊，而茶商无留滞之患，官岁收计息二十馀万。元祐中，悉皆罢废。臣等欲乞参酌旧制，重行兴复。”三省同奉圣旨：“水磨茶应兴复合行事件，令户部疾速先具措置，申尚书省。”九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户部所申，差孙迥提举。”检会旧行水磨日前后条制，参酌今来合行及到分项内。一、检准元丰七年六月一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户部状，准都省批下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奏：“勘会本司近准朝旨，在京卖茶人户，不许擅磨末茶，并令赴本司水磨请买斤茶归铺货卖，本司已依朝旨施行。近日据府界诸县茶铺等人户赴本司陈状，为见在京茶铺之家，请买水磨末茶货卖，别无头畜之费，坐获厚利。其府界茶铺，系与在京铺户事体一般，乞依在京师茶铺人户例，赴水磨请轮归逐县货卖，及依在京师法，禁止私磨茶货，本司今勘会自兴置水磨后，其内外茶铺人户，各家免雇召人工养饲头口诸般浮费，及不入末豆荷叶杂物之类，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间皆得真茶食用。若比自来所买铺户私磨绞和伪茶，其价亦贱。兼贩茶客人亦免民间赊欠钱物，赴本司入中，茶货便请见钱再行兴赊，甚有利润，沿路往来，所收商税不少。今来已准朝旨，并依本司奏请立法。自推行以来，其铺户例各比元供请买茶数外，甚添斤重请输，盖为获利极多，故府界诸县茶铺等人户有伏乞依在京例，请买水磨茶货，禁绝私磨。本司看详：若依逐县人户所陈，即委是止绝外县添和茶法，及免经久，却生弊幸；并请在官茶法，诚为利便，如赐施行，即乞依下项约束，令取进止。”后批，五月八日送户部勘当。并小贴子称：“勘会客人贩到茶货，指往府界诸县贩卖，今来既已立限陈首给引入京，赴水磨场中卖；其到京合纳税钱，亦乞依自来条例勾收，送纳入户部。勘会下项事，仍连元状。六月一日奉圣旨，并依。请一依敕命指挥施行。仍关合属去处，牒件如前，请详前项尚书户部牒内圣旨指挥施行。仍关牒应干合属去处者：一、客人兴贩茶货係於诸路外，应係往府界及在京者，委产茶山场州军出引，并皆赴京官场中卖，即不得沿路及府界地分货易。如违，告首罪赏并依私腊茶法。一、诸路末茶不得入府界地分货卖。如违，即依本司印出在京茶法施行。已上本部勘当，欲依本司奏乞事理施行。”（《长编》卷三百四十六：元丰七年六月己巳朔，户部言：准提举汴河言：“畿内诸县民间茶铺亦乞请买水磨官茶。”原注载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敕。据注文辑此。）

　　１１、是月，知徐州、朝奉郎、管勾灵仙观邢恕改知河阳，（《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辛未，论邢恕诬谤。原注：云：五月，复职知徐州。九月，改河阳。）

　　许天启提点陕西银铜坑冶事。（《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庚子，置提举泾原新弓官，依陕西提点坑冶许天启例。原注：天启提点坑冶在绍圣元年九月。）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己巳朔。辛巳，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已毕工放水，乞除提举官员外，自馀官吏，相度节次存减。”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工部言：“都水司王宗望等状，自阚村以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塞闭了当，全河悉已东还故道，更无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拨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准备枝梧，庶免噎凌之患。”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２、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三十一。）

　　３、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枢密院同呈惠卿除目，曾布、韩忠彦曰：“若惠卿在朝，善人君子必无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岂可留也！”（《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冬十月，吕惠卿自江宁改除枢臣，韩忠彦、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上曰：“只令知北京，岂可留也！”又曰：“王安礼胜惠卿。”又曰：“吕嘉间、吴居厚皆刻薄。”布因言：“章惇专权，日甚一日，若以旧恩欲保全之，则不若制之於初。先帝体貌王安石，言听计从，亦未尝敢尔也。”《编年备要》此下有云：布又曰：“除臣与忠彦稍开陈，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此不可不察。”时布已有倾惇意矣。陈桱《通鉴续编》云：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上纳之。及惠卿至京请对，见帝而泣，帝正色不答而去。毕沅《通鉴》云：布又言：“章惇秉政以来，所引皆阘茸小人，专恣弄权，日甚一日。陛下以天下公论召彭汝砺，而沮格不行；吕升卿於罪谪中致仕，而惇不禀旨，召令再任；王钦臣谢表语侵御史，惇欲削职降官；周秩讥切朝廷，而惇欲多方曲庇其罪；陛下不欲与惠卿职而终复，不欲除林希经筵而终除；以是上下畏之。独臣、韩忠彦曾稍开陈，他人有敢言者否？”其意盖欲倾惇。帝曰：“此固当开陈也。”）

　　４、丁亥，国子司业龚原奏：“赠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时尝进所撰《字说》二十二卷。其书发明至理，欲乞差人就王安石家缮写定本，降付国子监雕印，以便学者传习。”诏可。（《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云：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国子长贰言《三经》已镂版攽行，王荆公《字说》亦合攽行，合取相公钧旨。子厚曰：“某所不晓，此事请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毕沅《通鉴》云：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其弊自原始。）

　　５、戊子。（《长编》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辛巳，户部言：“州县遇有灭伤，差官检放，乞自任受状至出榜，其不得过四十日。”从之。乃於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条内，限三日内差定检官。作当日。案：原文已佚。）

　　６、庚寅，左朝奉郎、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常安民为监察御史，中丞黄履荐也。安民先召对垂拱殿，（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上曰：“闻卿尝致仕。”安民曰：“臣元祐七年丁母忧，疾笃致仕。服除，范祖禹、赵君锡以臣年齿未老，闻於朝廷，遂再通籍。”上又问元祐任何官，安民具以实对，且言：“邓伯温、苏轼、苏辙皆尝荐臣为台官，以拘於资格，不除。”因奏曰：“祖宗之置台谏乃好意，天下事付与执政，使行之不当，则台谏言之，天子惟择执政与台谏而已，自可无为而治。故台谏官，人君当自择。近岁多由执政度其附己然后除授，故虽名为天子耳目，实执政私人。”） 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对曰：（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人苟无耻，则择利而趋，见害而避。无事之时，惟禄仕所诱，奔走俯伏，供为臣职，一旦投之患难之地，则掉臂而去矣。今之大臣，所提撕者，皆无况之人。） “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先帝以天下久安，不无积弊，故须变革，然末年已有欲趋安静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时之宜，务以宽仁镇静，稍更作为之。见今进言者一切以为非，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问新旧，惟归於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编年备要》云：安民寻又上疏，略曰：“大臣不和於上，朋党交恶於下，纷击诋诬，亏损风俗。陛下姑务并容，，不明邪正曲道，则纲纪岂不日就陵迟！昔唐文宗初亦慨然有意於治，史称‘儒雅恭俭，出於天性’。故太和之后，朝廷号为清明。惟以牛僧孺、李德裕二党相攻，黑白不分。德裕之党有郑覃、陈夷行，僧孺之党有杨嗣复、李珏，同时并用，纷争於前，唐祚遂衰。陛下若不能辨邪正，则朋党何时可破？牛、李之祸，可不戒哉！”）

　　７、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十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以来凡经九月，上禀成算，遂断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纪绍圣临御以来圣明独断，至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额官等功力等第以闻。（《纪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当并王宗望事迹：绍圣元年，为都水使者。朔部自河决而东北流之议兴，宗望有请於朝，遂塞张包、樊郡等河，自阚村以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创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之水奉还故道。又设为经画，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补筑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疏濬，虽盛夏涨潦，更无壅决之患。二年，上嘉其劳，进阶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未数月，擢工部侍郎，进阶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８、曾布与韩忠彦言：“外议见惠卿移大名，过阙迁工部；升卿除落訩替，疑惠卿复用。”上曰：“无此。”（《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振河北饥。（案：《宋史·本纪》：九月癸卯，遣御史刘拯振河北饥。案：河北水灭饥民，此在十月，或据放振时书之，遣刘拯之命在九月欤？《河渠志三》云：是时东流堤防未及缮固，濒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师，往泊御廊及僧舍。诏给券，谕令还本土，以就振饥。）

　　１、十一月己亥朔。（《长编》卷三百九十一：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中书省言：“刑房断例，嘉祐中宰臣编修，今二十馀年内有该载者，欲委官续断例及旧例策，一处看详。”原注：绍圣元年十一月己亥可考。案：今原文已佚，据钱大昕朔闰考书朔。）

　　２、己酉，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准朝旨相度开濬澶州故道，分减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其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功。欲乞再行疏道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３、庚戌。（《长编》卷三百二十五：元丰五年四月戊寅，诏六曹尚书依翰林学士例，侍郎依直学，并赐佩金鱼。原注：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绍圣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崇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三月十三日，大观二年五月十七日，合参考。案：原文已佚。）

　　４、壬子，（案：《纪事本末》不系日，据《宋史本纪》补入。诏观文殿学士、赠特进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令颍昌府候葬日并官为应副。《纪事本末》卷百七。）

　　５、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特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归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独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创筑新堤七十馀里，已画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势有可虞。至於阚村而下所葺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处埽岸，虑有壅滞訩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祐疾速前去计会北流。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将来盛夏，不致壅滞訩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尝。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訩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６、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馆，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杜将来訩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前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叆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年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各有《河议》，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於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流，无已议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大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於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后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词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吴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庶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欺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执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之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是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计穷词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劄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为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预河事，於此持心实平直，於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复久之。”布又言：“劄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奭，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訩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非道。至於众论所疑，无不削去。”（案：此下原本有脱误。） 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借贷。”上曰：“当如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７、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始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凌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簿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年进马头水入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减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殿却于窦家港口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间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祐，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致私意於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纪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商英此章，据布《日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８、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壅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壻？”韩忠彦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１、十二月己巳朔，案：据钱大昕《朔闰考》增“朔”字。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盬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以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改课利，比於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劄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制官提举，除旧条护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馀依所奏。”（《纪事本末》卷一百，又卷九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二月，河东盐复官卖法。《编年备要》云：转运司言：“本路盐课以一年最多之数比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请罢去客人算请，官自卖”。从之。又案：熙宁八年六月在《长编》卷二百六十五，不载中书劄子，惟於戊申日下载三司使章惇言河东、永利两盐课，诏河南转运使详具条约以闻。）

　　２、庚午。（《长编》卷三百八十：陕西转运司收籴斛斗，充缘边五年之蓄。又卷四百九：元祐三年四月甲申，户部言陕西沿边蓄钱请注籍，以备勾考。原注：绍圣元年十二月三日。）

　　３、辛卯。（《长编》卷二百四十五：熙宁六年五月丁卯，详定行户利害所奏，乞从本所约中裁定，均为逐处吏禁。原注：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考，今原文已佚。）

　　４、甲午，（案：原作“甲子”。十一月己巳朔，无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诏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桯史》卷十一云：绍圣元年四月甲申，鲁直以史事谪黔南道。与此年月有异，或彼以到黔日，此以奉诏日也。《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修《神宗实录》，坐诋诬罪窜。《太平治迹统类》云：十二月，御史郭知章、黄庆基乞奏贬修《神宗实录》官。甲午，三省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章疏，言：“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中丞黄履、御史翟思、左司谏张商英，论具修《神宗实录》官诬毁先帝。《编年备要》云：祖禹永州，赵彦若澧州，黄庭坚黔州，并安置，坐修《神宗实录》诋诬也。言者论所撰《神宗实录》，美意良法辄敢隐没，而微言讥刺者凡数十事。诏祖禹等供答，至是国史院奏到，祖禹、彦若、庭坚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上曰：“史官敢如此诞谩不恭！”遂有是命。李幼武《名臣言行续录》卷一云：章惇与并奸论《实录》诋诬，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案，摘千馀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史考阅悉有据，依所馀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者，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

　　５、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责问”。提举汴河堤岸杨琰状，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乃称”。） 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打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长编》卷四百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闭汴口。原注：此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三年正月李仲之言，原文已佚，已据《宋史·河渠志》四附注於彼，又明年正月十三日庚戌，宋用臣言可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严铜钱出界禁。案：《十朝纲要》：辛未日。《编年备要》云：奉使郑价言，北界支到抬厢人例物见钱七千馀贯，并是国朝新铸宝。遂诏增重其禁。据《宋史·食物志》下二：郑价使契丹，契丹还言其给与厢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二

　

　　哲宗

　　△绍圣二年（乙亥，一峣九五）

　　１、正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戊戌朔。） 庚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丰二年四月内导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凌结，即督责沿河官吏，打拨通流，并无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闭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当日导通之意。欲乞於正月内择日开拨，放水归河，永不间塞，四时流通，如遇凌结，止可将西五斗门减放节限水势，如惠民河行流，则无壅遏之患，於国家有万世源源不绝之庆。”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宋史·河渠志》卷四：元年十一月，李伟言：“清汴导温洛贯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利。自元祐以来屡危急，而今岁特甚。臣相视武济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广武埽首所起，约置刺堰三里馀，就武济河下尾废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导，回截河势东北行，留旧埽作遥堤，可以纾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诏宋用臣、陈祐甫覆按以闻。明年正月庚戌，用臣奏云云，同此。《长编》卷四百三十六：元祐四年十二月末，梁焘论回河。原注：云：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宋用臣云：“自元祐二年，每冬深辄闭塞汴口。”考十三为庚戌，《纪事本末》作戊戌日，与《长编》及《宋史》有异，是恐传钞之误，今据改之。又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甲戌，蔡京云云可参考。）

　　孙路除陕西转运使。（《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诏孙路体度边情、斟酌保明以闻。原注：孙路先以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陕漕，六月三日加龙图阁、知庆州。又卷三百四十六：元丰七年六月乙亥，诏董戩殁，继立为谁。原注：孙路除陕西在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案：王巩《甲申杂记》云：刘晦叔昱言：“阿李国本不当立，因私其国母而得立，其大臣温稽沁常不协，密遣腹心诣王文郁请乞内附，文郁请於朝，神宗曰：‘此欲我为渠援耳，但善加慰抚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边臣老将，叹服睿算。於是终元丰置而不论。”绍圣初，孙路以为可纳，章子厚除路漕陕西经营之，晦叔亦漕陕西，将往，问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纳，岂无深虑耶？”邦直曰：“路好官职。”既至永兴，但见路与锺傅对榻而寝。一月一日，傅谓晦叔曰：“此事决难为，得之易，守之难也。”其后，锺傅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缓。后锺傅坐冒赏贬，遂复搆成其议。又长编卷四百六十七：元祐六年冬十月庚辰，孙路改礼外。原注：孙路寻改吏中，论熙河事附注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案：原文已佚。据《编年备要》云：元祐间，孙路为徐王侍讲。闻朝廷议弃地，即上书言：“自通远至熙河，两州叆一径耳。熙河北关，已接夏境，昨自开挌地百八十里，濒大河而城兰州，然后熙河有屏蔽。使夏虏北据兰州，南跨故境，熙河固已迫矣。出而左则通远绝，出而右则河州断，熙河孤寄一川中，岂不殆哉！恐有不测，则岷州亦不守而阶、成遂失。夫蜀道甚可忧也。横山一带，地险阻而肥沃，人强悍而善战，谓之山界部落劲兵之处，此元昊所以渡沙碛而肆猖狂者。昨大兵一出而城壁峙立，虽未尽横山之广，已裂其腹心而城其要害矣。今若委而与之，其众复集，其地复守；且相导而南下，则环、庆而东，麟州以西，傍边之人，岂得安枕？是兰州、横山未可轻议也。”不报。於是朝廷知路有前日之议，命为陕西转运。是岁正月，迁环庆经略安抚。窃依《长编》所云，附论熙河事，当即此。惟《长编》谓发论时已由礼外改吏中，而《编年备要》犹谓为徐王侍讲。《长编》谓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陕漕，六月三日知庆州，《编年备要》谓正月已由陕漕迁环庆经略，是必有误，今从《长编》。又案：罢熙河分画地界在八月七日庚午。）

　　２、乙卯，诏定《缘边城堡镇寨条》。（《长编》卷四百八十七：绍圣四年五月庚午，诏馈送依《缘边城堡镇寨条》施行。原注：云：《沿边城堡镇寨条》，见二年正月十八日。）

　　３、癸亥，枢密院奏。（《长编》卷四百五：元祐二年九月己未，夏人犯镇戎军。原注：张之谏死，昌祚病起，但贬王伸。十一月二十四日之谏迁官，闰十二月十六日展磨勘，绍圣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枢密院奏，亦合参照。案：原文已佚。）

　　１、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丁卯朔。） 甲戌，资政殿学士、新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先是，章惇必欲用吕惠卿帅河东，韩缜守北门。时曾布在告，韩忠彦力言之。及布出，议河东帅，上曰：“三省必欲用吕惠卿。”布曰：“不知圣意如何。”上曰：“只用王安礼。章惇言惠卿乞留京师，但愿得一宫观。”时上殿，上曰：“已除大资政，兼北京亦是重地。”布曰：“惠卿於边鄙生事，未便。”忠彦曰：“章惇言地界予后，河东方欲作为，非惠卿不可。”布曰：“惠卿本不肯安静，若朝廷更示以作为之意，边鄙安得无事？”上深然之，又问：“惠卿已行否”惇忠彦、布皆曰：“惠卿乞留乃是无况。君子难进而易退，其人可知矣！”上哂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毕沅《通鉴》云：初，常安民面奏：“新除北都留守吕惠卿，赋性深险，王安石援引为执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若见陛下，必言先帝而冀以感动陛下，希望得留朝廷。”至是惠卿过阙请对，果为帝言先朝事，且泣。帝正色不答，计不得施而去，时论快之。）

　　２、甲午，常立以郑州观察使除正字。（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常立以郑州观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案：钱氏《朔闰考》：是月丁卯朔，二十八日为甲午日。）

　　３、乙未，迁左司、会知开封府王震言，张商英遣人与盖渐谋害来之劭，坐谪监襄州酒税，改监江宁府税。（《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春二月，振河北饥。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辛巳日，出内库钱帛二十万，助河北振饥。

　　１、三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申朔。） 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岂有端坐不下笔之理？况《实录》成书，希同迁一官矣。比众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问，又峻迁遍私，如此何以服人？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夺黜陟，陛下之操柄，柰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尽以付权臣乎？”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毁短安民於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然未有以显中也。（《纪事本末》卷百六。）

　　２、甲辰，国子司业龚原等言：“赠太傅王安石在先朝，尝进其子雱《论语》、《孟子》义，乞下本家取所进义定本下本监雕印颁行。”诏令国子监写录一本进纳。（《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３、壬子，蔡蹈为监察御史。（《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蔡蹈言夷门岗。原注：绍圣二年三月十七日，蔡蹈为监察。案：钱氏《朔闰考》：是月丙申朔，十七日壬子。）

　　４、己未，诏职事官不带职。（《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四月三十日诏。案：《十朝纲要》同，作己未日。《宋史·本纪》：四月戊辰，诏职事官罢带职。与此异月日，误。与除光禄、正议、中散左右字事相合也。）

　　５、庚申，给事中、中书舍人言：“先帝以散文官定为寄禄法，实一代之新制。议者浅陋，妄加穿凿，遂请分为左右。元法本缘禄秩，不为流品，今合除去。若谓正议大夫、光禄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辖细转法有未尽合行宗补，即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馀并废罢。及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存左右字，以分杂出身及无出身人，依旧作两资迁转。”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案：《长编》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辛巳；又卷四百三十五四年十一月庚午，诏改官资。原注：载：绍圣二年四月三日戊辰，改官资事。《宋史》作戊辰下诏，《纪事本末》戊辰无文。中书舍人於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上言乞请，三月二十六日降敕，改制在四月三日戊辰，诏敕则依《长编》辑存四月戊辰日下。《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寄禄官不带左右字为四月三十日诏，是必有误。《长编》卷二百十八三年十一月辛丑日原注可考。据《纪事本末》卷一百，於三年十一月辛未有云，绍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亦合废罢。当即此也。）

　　６、是月，邢恕除宝文阁待制、知青州。（《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丁未，论恕诋诬。原注：二年三月，除宝制、知青州。又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蔡渭奏粉昆事。原注：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又云：寻自青州入为刑侍，四月壬午，入见，令赴任。）

　　７、高遵惠权兵部侍郎，又权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高遵惠权兵侍、户侍在二年三月。）

　　１、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寅朔。丁卯。《长编》卷三百七十三：元祐元年三月乙酉，刘挚言官制参错，条陈十弊。原注：云：六月十四日，但稍更改不行在绍圣二年四月二日。案：此当有不行指挥，今原文已佚。）

　　２、戊辰，诏除光禄、银青光禄、正议、中散大夫存左右字，馀悉罢。（《长编》卷四百八元祐三年二月辛巳，又卷四百三十五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庚午原注云云，据以辑入。又大观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可考。案：杨万里诚斋《挥麈录》卷下云：官制，惟光禄大夫及中散、朝议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初非以科第分也。元祐间，范忠宣当国，始带左右，绍圣初罢去。大观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撤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左右字。据《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寄禄官不带左右字，见四月三十日诏，恐误。以三月二十五日中书舍人言，误三月为四月，又以上言为降敕日也。考《宋史·本纪》云：夏四月戊辰，请朝请大夫勿分左右。与《长编》原注日月均同。《十朝纲要》作三月辛酉诏，亦以请奏日为降诏日。）

　　３、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纪事本末》卷九十三，又卷一百。）

　　４、壬午，邢恕入对，流涕曰：“臣不谓今日复得见陛下，以至？溅御袍。”上不乐，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请觐，上谓韩忠彦、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劄子，常在怀袖，此必曾以示人。”布曰：“臣不闻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正为此上殿必乱道。”忠彦曰：“所言必有以惑圣听。”上曰：“恕自谓有定策功。”布曰：“此岂惟恕狂妄？而刘安世等指为四凶，乃与蔡确、章惇等，恕小官，安得有此！”（《纪事本末》卷百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夏四月，邢恕知青州。又案：《长编》卷四百八十六原注：云：三月，恕除宝制、知青州。盖命下之日也，已辑入三月，此时入见，乃令赴任也。据《编年备要》，於“安得有此”句下又有云：忠彦曰：“梁焘以此攻之。”布曰：“恕尝诮元祐执政等，恕双手分付与个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闻者皆笑之，上亦笑。及是忠彦同恕对甚久。上曰：“恕但说与确、惇议事，云王珪有邪心，曾云但以家事归之太母，大臣不须与议”。布言：“臣亦曾见恕语珪以告清臣，清臣以告惇、确。”上曰：“珪果何如？”布曰：“珪倾邪，何所不至，不足怪。”忠彦曰：“当时缘公绘及确故贬。”上曰：“确之祸由恕起，渠云尝自辨于太母，太母亦欲召还，恐无此事，云是公绘诬之。”布曰：“未必不为公绘所绐。”忠彦曰：“恕当时言太母待遇太妃事。”上曰：“渠亦自言。”布曰：“亦闻其教。公绘云非高氏之福，太母尤恶此语。”上曰：“此语诚非理。”布曰：“此人学识以至尽心，公家诚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调一确与司马光，令新旧人同力，此可得乎？”上亦笑之。）

　　５、壬辰，复置措置提举籴使司。（《长编》卷三百七十七：元祐元年五月戊午，李常请置提举籴使司。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举官当结绝。原注：云：绍圣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复置措置司。案：《宋史·本纪》不载。）

　　６、是月，集贤院校理陈察改秘阁校理。（《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辛未，陈察罢馆职。原注：察，元祐元年十二月除集贤院校理，於绍圣二年四月改秘阁校理。）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置律学博士。案：《宋史·本纪》：丁亥，诏依元丰条置律学博士二员。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丑朔。） 丁卯，陕西转运使孙路加直龙图阁、知庆州。（《长编》卷五百一：元符元年八月壬寅，知庆州孙路知熙州。原注：云：绍圣二年六月三日，知庆州。又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诏路体度边情。原注：孙路先以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陕漕，六月三日加直龙图阁、知庆州，四年三月一日加宝文阁待制。案：《编年备要》云：是岁正月，路迁环庆经略安抚。）

　　２、乙酉，诏：“元祐初减定正任已下俸禄，递损物数不多，有亏朝廷优异之礼。其见行条令，悉宜罢去，并依元丰旧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赐，自依元祐法。”（《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靖国元年三月可考。《御集》又云：先是，元祐中奸臣建言：“请遵省憸，自太皇太后以下递省裁损，宗室任皆被减损，意在诋诬元丰”。哲宗亲政，察其奸心，至是复元丰法。《旧绿》已自削去，今姑存此，可见小人之心无忌惮也。案：《长编》卷四百十九：元祐三年闰十二月戊申，诏公使钱俸分数裁减。原注：绍圣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可考。钱氏《朔闰考》：是月乙丑朔，二十一日乙酉。）

　　３、癸巳，幸高陈王私第。（《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据原注辑此。）

　　１、七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午朔。） 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奉诏措置财利，（案：以上六字据《纪事本末》卷一百增。） 窃见熙宁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农，故稽参先王春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薄取其息，以为放阁欠免之备。故兼并得不专挌阖之科，而农得尽力南亩，不为兼并所困，实大惠也。行法之初，论者不一，赖先帝神武英明，断之不疑，以克就绪；数年之后，取者云集，纳者辐至，天下仓库盈衍丰资羡而财不可胜用。自元祐废罢以来，兼并均纵，农渐失业，向之所积支用殆尽，以至於今未之复也。今欲乞下有司检点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取增损，适今之宜，立为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祐罢提举官，钱穀为他司侵借，徒有应在，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阙乏者，随夏税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弊。穀贱则增价籴以助农，穀贵则减钱粜以与民，虽有水旱，人不损瘠。”奉议郎郑仅言：“青苗之法，其利济甚博，然而行法之吏不能尽良，故其间有贪多务得之扰，转新换旧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过也。窃谓青苗义仓最为便民，愿诏有司以次施行之。”（《纪事本末》卷一百，又卷一百十。） 朝奉郎郭时亮言：“愿复青苗法，不课郡县定额，听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复诸路县邑抵当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沮之弊。令常平司与郡县访求民间沟洫之利以备水旱。”承议郎许几言：“比者明诏有司条具免役旧法，颁之天下，又命择提举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义仓、抵当、农田、水利、坊场、河渡复行之令未尽诏也，欲乞尽付提举官次序而复之”。奉议郎周纯言：“今复置常平官而诏告乃止於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丰称常平等者，谓常平、免役、坊场、农田、水利、保甲、义仓、抵当也。愿诏大臣，斟酌增损，如免役之法，则常平官名实正矣！”右承议郎董遵言：“青苗之法，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可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纪事本末》卷百十。）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子朔。） 庚午，罢熙河等路分画地界。（《长编》卷三百八十：元祐元年六月辛丑，夏国差人诣阙，计会所侵疆土城寨。司马光论与文彦博相合。原注：绍圣二年八月七日，罢分画。《旧录》载彦博议弃四寨，以谓边臣欺罔，为国生事。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罢熙河等路分画地界，时章惇、曾布方谋用兵，开边自此始。《编年备要》云：章惇、曾布方谋用兵，故先劝上罢分画。《十朝纲要》云：罢分画地界，止所遣议疆界官。）

　　２、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其见釐务者，任满日，视见今路分远近，移一般差遣；不曾落职降官者，展一期取旨。”先是，曾布独对，既论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礼恩宥在近，去岁贬谪人，不知何以处之？”上应声曰：“莫不可牵复，岁月未久，亦不可迁徙。”布曰：“诚如圣谕。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为臣言钱勰已曾来京处探问谪降人牵复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党类日望其牵复。”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简近押送峡州，九月中未知到否，岂可便移？”上曰：“岂有此理！”又问惟简此行，众颇善否，布曰：“此举固足以警两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党，未免以为过当也。”（《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布《录》在丙子，今附此。）

　　３、是月，秘阁校理张舜民改直秘阁。（《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六月辛未，张舜民罢馆职。原注：舜民绍圣二年八月改直秘阁。案：《宋史张舜民传》云：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辞，改金部员外郎，进秘书少监。使辽，加直秘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秋八月，录赵普后。案：《宋史·本纪》：乙酉，录赵普后希庄为阁门祗候。明年六月癸亥，令真定立赵普庙。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巳朔。） 壬寅，范纯仁在陈州，章惇建议以将近郊礼，吕大防等不当用恩赦期叙复，（案：《范忠宣行状》云：先是，公未罢相，上尝问公曰：“贬谪之人，几似永废。”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所牵制而未果，因致贺曰：“陛下语此，尧、舜不如也。今重罪编配之人，尚理期序叙复，岂兹等人不与此比？愿陛下只用检举，候进呈，令依条则或有言，若亦易裁处，惟在陛下力主之尔。”是岁，郊祀，上怀公语，将因赦，稍理大防等冤，而惇近测上意，先奏大防等难从恩宥，遂以为永例。） 忧愤累日，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齿衰残，或素有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溘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仰维陛下圣心仁厚，天纵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极而在宥，每颁赦令，不问罪辜。至于斩绞、重囚、髡黔、徒隶，咸蒙恕宥，亦许放移，岂有股肱大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悲离别！但虑一二执政之臣，责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起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冤雠，以疑似之言为讪谤，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案：范忠宣行状载此奏下又有云：兼臣与大防等共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亲见。臣之激切，只是仰报圣德，不为其他。兼今夏内地大热炎，方想不易处，日来章惇、吕惠卿虽为贬谪，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开纳。又陛下常悯迁谪之人，几为永废，臣测知圣心，亦曾乞用检举之说。陛下以一蔡确尝轸至念，今赵彦若已死贬所，不止一蔡确矣。愿陛下断自渊衷，将大防等引赦。）

　　２、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纯仁草奏，亲密多劝止曰：“今决不可回，必得重罪，公年老，何堪远责。”纯仁曰：“我尝为大臣，今日国家事如此，无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负天地。万一主上以我言为然，於国家所系不细，苟不以为然而得罪，虽死无憾也。”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纯仁知随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知陈州范纯仁上疏言：“望陛下於日久进拟赦文之进，特降御批，令添入昨来吕大防等坐贬谪，各指定州军居往及安置者，并特许於外州军取便居住。如此，则降及幽显，和气充盈，太皇太后神灵在天，亦当欣怿。”凡五上奏。上有从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落职，改随州。又《范忠宣行状》云：公在随几二年，州事毫朆必亲，客至，谈笑终日无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盖惧公复有指陈，终有移上意，遂贬永州。命下之日，怡然就道。又案：《纪事本末》原注知随州在九月丙辰，陈桱《通鉴》系於十一月下，是必有误。）

　　３、己酉，荐享景灵宫。（《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纪》：壬寅，告迁神宗神御於景灵宫显承殿。癸卯，诣景灵宫行奉安礼。戊申，加上神宗谥曰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己酉，朝献景灵宫。）

　　４、庚戌，朝享八室。（《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纪》：庚戌，朝飨太庙。）

　　５、辛亥，大飨於明堂，以神宗配。宰臣章惇奏：“幸从属车，恭陪元祀。伏见陛下十七日案：己酉日。自庙门降辂，步至斋宫，秋日尚炎，却伞勿御。翌日，荐献神宗庙室，涕泗沾服，感动左右。礼毕，复自斋宫，却伞步，升玉辂，备殚孝谨之诚，以昭事祖宗，风化四海，宜载典策，垂示万世。乞宣付史馆。”诏可。（《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宋史·本纪》：辛亥，大飨於明堂，赦天下。）

　　６、丁巳，吴居厚复天章阁待制。（《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案：《东都事略》云：元丰间，手诏谓今内外财计之臣，政绩著验，未有过居厚者，即拜天章阁待制。元祐初，责散官黄州安置，寻知庐州。绍圣初，知苏州。居厚数以集贤殿修撰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旋复旧职。）

　　７、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监当差遣。”（《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原注：《旧录》云：安民奸人之党，张商英荐之於朝，得为言事官，数以奸言进对。初谈正论，浸怀异心，上睿智，屡察其奸，遂逐之。《新录辨诬》曰：张商英荐安民於朝，检寻《哲宗实录》，并无证据。如“奸言异心”等语，皆是诬谤。今依《常民家传》及《奏议》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 继又诏：“常安民已降指挥罢监察御史，来日可更不引上殿。”（《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御笔九月三十日下编御集者。又注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乃降旨罢之。）

　　先是，安民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况，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公；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於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祐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讬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大长公主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祐旧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况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十日诏。案：《宋史》本传：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反复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於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耶？”惇益怒。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深结之，彊毁人居室。诉於朝，诏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轻者，中官豪横，与侍从官交结，同为欺罔，此之奸状，恐非法之所能尽。愿重为降责。”狱具，惇主之甚力，止罚金。）

　　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於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谮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於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及安民论布在枢密院与惇互用亲故，布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公著诗，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初，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折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依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讬先帝以行奸谋，他事难惑圣睿，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权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矣。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况，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待制。惇积怒，合力排陷，谮毁日闻。他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之深者乃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於是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

　　８、详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诸路应缘常平敛散等事，除今来申请之外，并依元丰七年见行条制，其给纳常平钱有所抑勒，令提举司觉察奏劾。”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亥朔。） 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尝为二王宫僚，交章论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称疾，乞解机务。诏不许。会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广德军。雍复起视事，逾年乃去位。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焘、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谓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议者谓雍以此结惇也，然雍竟罢黜。（《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原注：邵伯温《辨诬》曰：初，元祐中，吕相引李清臣欲其为助，至绍圣初，清臣首变元祐之政。吕相出，范相亦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虚，清臣益有觊觎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仆射，安焘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事与惇争辨，清臣既不得作相，亦与惇为敌。初，谪贬元祐臣寮，尽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右丞雍以尝为二王宫寮，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私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作相，尝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上。惇遂安然，郑竟罢政，寻被谪。案：《宋史·郑雍传》云：绍圣初，治元祐众臣，雍顿首自劾，哲宗明其亡他心，谕使勿去。周佚乘隙诋之，谓雍初为侍从时，因徐王私与於权臣以进。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闻之，岂能自安？”黜秩知广德军，敕银台毋受雍辞去奏章，东府毋听雍妻子辄出，且令学士钱勰善为留诏。二年，始以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贬谪元祐臣僚，安焘争论不已，哲宗疑之。壅欲为自安计，谓惇曰：“熙宁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案牍怀之，以白哲宗，遂其奸。雍虽以此结惇，然卒罢政，坐元祐党，夺职知陈州。数日，改成都府。）

　　２、左正言刘拯言：“伏见去岁御史合班弹奏尚书右丞郑雍不当任以政府，臣於是时盖尝继呈论奏。今雍抗章请去，翰林学士钱勰代言批答，乃有‘群邪共攻’之语，谓之‘群邪’，则臣亦处一焉。且御史以击邪为任，而乃以邪人处之，岂是朝廷正名核实之意？顾臣义分，难以安职。伏望圣慈罢臣言责，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睹士论藉藉，谓翰林学士钱勰撰赐尚书右丞郑雍诏，有‘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之语。盖指去年臣等尝弹奏雍反复不忠也。按勰处代言之职，其遣辞命语，虽出於勰，传之天下，载之后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弹奏雍果出厚诬，则朝廷耳目之任，岂容群枉窃据！乞赐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弹奏，苟非诬罔，则勰之代言不实，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语以扇惑朝廷，亦乞施行检会。”钱勰》撰《赐郑雍第二诏：“卿恬静恪己，雅重镇浮。顷正台纲，遂跻政路，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辨明。君臣之际，固可无嫌；进退之间，所宜致慎。夫何异趋乃尔！乞身勇於自谋，岂不有裕志於论报！其或未安，无重为烦，所宜亟起。”诏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案：勰知池州在己巳日，见《纪事本末》卷百一。） 元祐初，章惇罢知枢密院，知汝州，勰草制词，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及惇入相，勰知开封府，殊惧；已而擢翰林学士，乃安。曾布数毁勰於上前，上未听也。於是蔡卞与黄履同在经筵，为履诵“弗容群枉，规欲动摇”等语。履问：“如何？”卞曰：“似近时答诏，不知谁为之。”亟令学士院检呈，乃知勰所作。履等相继论列。雍既罢政，勰亦坐贬黜，而卞即为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御史中丞黄履言：“窃睹钱勰批答，不允郑雍所请。诏草有‘群邪其攻’等语，未识斯言出於圣谕为之，抑出於钱勰私意？若出自圣谕，自即请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缘雍之进在元祐中，当是时也，凡有进拟差除，皆出於执政大臣，则雍之进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揽政柄，察知吕大防等罪，遂加贬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独预拟议，臣诚恐天下有以窥圣政之万一，遂具弹奏。使雍当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预，臣亦不论。为伤廉隅，及碍圣政，所以虽至奏陈，既蒙陛下委曲开谕，不复论及。今勰乃以群邪为词，未知勰之所趋何以为正，何以为邪群而公然形於答诏，无所忌惮。伏望陛下特赐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趋鼎镬。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诏及正勰欺罔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尝疏钱勰批答郑雍诏书有‘群邪共攻’之语，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尽，须至再陈。恭维陛下以成王之孝，继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贤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庆。今勰力以臣等忝任风宪，指为群邪，则未知勰之处心积虑，仰视陛下何如主也，伏望圣慈详酌尽理施行。”（《纪事本末》卷百六。）

　　３、己巳，诏翰林学士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绍圣四年十一月丙辰，勰卒於池。见《长编》卷四百九十三。）

　　４、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知泰州。安焘初欲用钱勰，曾布曰：“勰罪状不在顾临下。”章惇曰：“当在临上。”上曰：“何可作帅？”皆曰：“不如用衍。”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六。）

　　５、癸酉，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癸未，蔡京言章惇。原注：辨陈瓘弹章云林希执政在四年闰二月，卞执政在二年十月。案：《宋史·本纪》：二年十月癸酉，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长编》云林希执政，《本纪》书同知枢密院事，则卞执政亦当书同知枢密院事，仅云为尚书右丞，文有阙也。《长编》既於希、卞均言执政，明係均为知枢密院，《长编》不系日，依《本纪》编辑，仍依林希执政作知枢密院事，从《长编》文义也。）

　　６、丙子，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本纪》：二年十二月乙丑，京为御史中丞。《徐杰传》云：国史久不就，杰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矣，未能成书。盖因元祐、绍圣史官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杰草诏戒史官，俾尽心去取，毋使失实。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裕陵实录》皆以朱笔抹之，尽取王荆公《日录》无遗，以删修焉，号“朱、墨本”。）

　　７、辛巳，冀王颢改封楚王。（《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议皇子就傅建储事。原注：云：楚王颢以绍圣二年十月十九日自冀改楚。）

　　８、甲申，三省、枢密院言：“绍圣元年，命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水丞郑佑，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疏濬，可使将来盛夏不至壅滞訩决之患。即据向所闭北流之功，当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訩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诏：“以大流中流，朝请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吴安持为朝请大夫，候过来年涨水，东流无虞，更加旌赏；若致决溢，仍旧滋长河患，当议施行。”（《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９、乙酉，孙路言：“安疆寨係元祐四年给赐，要当以元祐四年六月九日降诏为给赐之始。”（《长编》卷三百八十二：元祐元年七月癸亥，许归夏人侵地。原注：载，绍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孙路亦言安疆寨云云。辑入。）

　　１０、丁亥，都水使者王宗望擢工部侍郎，进阶三等，授中散大夫、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纪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见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丁酉。）

　　１１、己丑，户部侍郎孙觉奏：“臣昨在陕西，备见本路盐钱铁钱之弊，前后累有言者，奏请改更，终未见有经久可行之利。勘会即今盐钞，民间价直甚贵，客人买至京师，折钱一倍，商旅往还，既无回货。盐钞折钱既多，故物重货轻，公私俱病。铁钱不可流转，常赖盐钞，以为用官司能低昂物价，以权铁钱之轻重，则铁钱可以流转，是钞与钱相须而后行。今欲救弊，莫如官自出卖盐钞，以见钱桩充籴本，卖钞折籴，亦是旧法。盖旧来钞价增长以来，以私利於收钞面钱，折籴斛斗，故不肯卖钞。钞面钱虽多，斛斗价直亦从而加倍，是官司徒有利钞面之名，而贩籴之家常增价以相当。若以见今钞价量行减定出卖，收钱桩充籴本，官司支遣，并许以钱钞中半，兼行民间输钱入官。准此，公私通用，钞自均平，上下为利。钞价既平，钱乃流转，此盖交子之法，特名目不同。陕西习知盐钞卖钱，人自乐行，无复疑惑。决可经行，不能破坏，救弊之术，莫良於此。伏望圣慈少赐省察，试以臣言，委本路使者讲究推行，利害明白，可立见成效。”诏送相度措置钱钞所。（《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１２、是月，淮南路提点刑狱使陈次升为监察御史。（《长编》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次升訩替。原注：元丰八年六月为监察御史，元祐元年以监察御史出为淮南宪，绍圣二年十月复为察院。案：《谠论集》载次升《行实》云：元祐元年九月，文正公去位，诸贤已有相攻之隙，公乃力丐外补。十月，得淮南。八月，遣公提点刑狱。绍圣二年十月再除监察御史。时参熙、丰旧党，善类相继引去，公独处群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辄慷慨力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冬十月，河南府地震。案：《宋史·本纪》辛卯日，《五行志》不系日。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巳朔。丁酉。《长编》卷四百九十三：绍圣四年冬十月丙寅，前知英州官吏言：“官员在任，或赴任移替在路未到而身亡者，问其家口并所归处计程给仓养。”从之。原注：二年十一月五日已有此指挥。案：原文已佚。）

　　２、戊戌，崔公度新除秘书少监，力辞知宣州。（《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五月辛亥，公度知润州。原注：绍圣二年十一月六日，乃以新除秘少、知宣州。案：《崔公度传》：知润州，以起居郎召对，辞章再上。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复知润州。未满岁，除秘书少监，又力辞，得知宣州。）

　　３、庚子，三省言：“国子司业龚原奏请，乞检详前奏下赠太傅王安石家取所进《字说》副本，下国子监校定雕印，以便学者传习。”从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除《字说》禁。）

　　４、乙卯，同管勾陕西路银铜坑冶铸钱许天启许前去检踏京西川路铜苗。（《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辛卯，户部降朝旨，同管陕西银铜坑许天启铜苗兴发，如在京西川路，许前去检踏。原注：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许检踏。）

　　５、戊午，吕惠卿入对甚久，引进副使宋球谓曾布曰：“惠卿语既久，上极有倦色。既而再出一劄子，不知上有何语？”遂不进呈，出笏而退。布奏事毕，因言：“惠卿今日见蔡卞，卞云‘惠卿言须先朝应副乃可为。’”布与忠彦皆曰：“边帅奏请如可行，无不应副之；若不可行，何可应副？”上曰：“惠卿极凶横，不独惠卿如此，升卿之徒皆然。”布曰：“臣与之不足不敢言，然其兄弟实有凶德，陛下睿明洞见，实天下之福。”惠卿留几月，乃辞去。（《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６、辛酉，禫祭宣仁圣烈太皇太后。（《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议皇子就傅建储事。原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丧除。又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诏同文馆究问及甫与恕书。原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丧除。又《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取治张士良狱。原注：云：宣仁禫祭在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案：宣仁崩在元祐八年九月，至是为二十五月，故禫祭除丧。）

　　７、是月，监察御史陈次升为殿中侍御史。（《长编》卷四百八十三：元祐八年四月甲子。原注：按次升为殿院在绍圣二年十一月。又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癸亥，曾布言贬吕大防。原注：云：绍圣二年十一月为殿中。又卷五百十：元符二年五月戊辰，次升訩替。原注：云：次升自察院迁殿院乃绍圣二年十一月。原注：又云：元丰八年六月为监察御史，元祐元年九月以监察御史出为淮南宪，绍圣二年十月后复为察院，自察院为殿院。案：后注省去“十一月”三字。考《谠论集》载次升《行实》云：二年，再为监察御史，阅月，除殿中侍御史，劝上收威福之柄，反覆数百言。）

　　８、右正言刘拯奏：“先帝疾，王珪持二心，臣僚尝具弹奏，蔡确等定策，受顾命，辅翼陛下。已而权臣擅政，确等相继被逐，又恐他日复用为己祸。於是因事诬毁，挤之废死之地，而后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薨也，赐宅赠官，赐予特厚；而确死投窜之地，虽蒙昭雪，赠复官爵，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继世，虽有定礼，神器轻重，亦系一时，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今忠者被祸，而为奸者受赏，何以教天下示后世？伏望究珪之罪，录确之功，优加恩典。”（《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丁末，三省言原文。又卷三百五十：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执政诣东门入问候。原注云云，辑附十一月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蔡确追赠太师，谥忠怀。《宋史·本纪》：丙辰日。《编年备要》云：用左司谏刘拯之请也。陈桱《通鉴》云：论定策功也，拯初请在元年六月癸酉，至此又请。）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一月，安焘罢。案：《宋史本纪》乙未日。据《编年备要》云：十一月，安焘罢，出知河南府。焘与章惇旧相好，及为门下侍郎，惇意焘必助己，而焘浸多相驳议，惇惮而恶之，所以排陷焘者无所不至。上祠明堂，斋于太庙，焘为仪仗使。后宫有绝驰道穿仗而过者，焘具弹劾。已而常安民谏刘美人侍祠语尤讦，上怒，欲逐之。焘言：“安民以言为职，虽过，当愿少宽假。”惇因是白上曰：“焘与安民相表悰，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焘力救解，其意可见。”安民既责，焘不自安，遂求去位。上从之。又：《东都事略·安焘传》云：绍圣元年，拜门下侍郎。时章并用事，贬谪元祐旧臣。焘阴为开释，遂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河阳。

　　１、十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癸亥朔。） 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先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寮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上从之。（《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编年备要》云：寻诏崇政说书沈铢赴枢密院编类。铢以进讲在近求免，宰执进呈，曾布曰：“此事外议多不以为然，故铢亦不愿。且元祐中妄论者非一，此令一行，则人不安，岂有朝廷行一令而使天下之人不自安之理？然业已行，则止於两府侍从、台谏可也，其他且已。”上以为然。布又言铢恐难强，遂令考功郎余中代之。）

　　２、是月，知青州邢恕为刑部侍郎。（《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元年八月丁酉，究问及甫与恕书。又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张士良狱。原注：恕以绍圣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为刑侍。）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诏察官免言事，举台谏毋限资。案：《宋史·本纪》：复置监察御史三人，分领六察，不言事。令翰林学士蔡京、御史中丞黄履各举御史二人。《编年备要》云：元丰末，减察官二员，令殿中侍御史兼领，而察官亦许言事。至是命复置三员，分领六察，不许言事。又诏奏台谏官毋限资序。

　　又：苏州地震。案：《宋史·本纪》云：是岁，苏州夏秋地震。桂阳监庆云见。不系月日。《五行志》云：二年十月、十一月，河南府地震。是岁，苏州自夏迄秋地震。《编年备要》云：自夏涉秋方止。

　　
卷十三

　

　　哲宗

　　△绍圣三年（丙子，一○九六）

　　１、正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壬辰朔。庚子，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先是，枢密院奏事毕，忠彦留身请外，又面请曾布以欲得镇阳，又乞章惇陶铸一善地，遂迁出，时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对，上遽问：“忠彦已迁出。”又曰：“忠彦别无事，亦不至奸险。”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彦处置边事多可笑，上甚骇之。忠彦请不已，乃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右正言孙谔言：“杨畏在元丰之间为御史，其议论趋向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向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向，偷合苟容，交结执政，倾乱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谓之‘三变’。圣世含忍，久稽典刑。今畏罢帅真定府，仍以宝文阁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议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险，特行显黜。”诏杨畏落宝文阁待制，依旧知河中府。其后，以中书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词行下，移知虢州。（《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太平治迹统类》：正月戊戌，右司谏张商英言：“伏见吏部侍郎杨畏反覆迹状，前后明白，不为公论所与，遑遑求为自安之计。凡立朝之士，稍与己情不通者，即指为刘挚党人，阴行离间，如彭汝砺、黄裳、叶涛之徒是也。议者言来之邵所入章疏，稍成文理者，皆畏代为之。方今补坏修废，肇开端绪，而畏不尽重，适足为害，欲望圣明考言询事，进退施行。”）

　　３、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定枢密院承旨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终臣寮章疏及陈请事，逐名编类，申纳枢密院中。（《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编年备要》云：正月，枢密院副承旨宋球编成一百四十册。诏录本进呈。）

　　４、甲辰，朝献景灵宫。初元丰中，四孟月，皇帝遍诣，上以崇奉祖宗礼不可简诸殿朝献。至元祐二年，议者烦之，乃以四孟分诣。至是仍命依元丰礼，显承并徽音共十五殿，上躬酌献拜起凡一百三十馀而貌愈恭。（《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编年备要》云：元丰五年冬十一月，诏景灵宫作十殿，以时王礼祀祖宗。寻又诏以四孟月朝景灵宫。绍圣三年四月，诏自今景灵宫朝献分两日。）

　　５、戊申，李仲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案：五字据陈次升《谠论集》增。仲尝建议先复置汴口，废清汴故也。仲云自置汴口到今十馀年。《长编》卷四百三十六：十二月末，梁焘《论回河》。原注：绍圣三年正月十七日，李仲送吏部云云，据以辑此。又《长编》卷二百九十八：元丰二年六月甲寅，导洛通汴事言。原注：绍圣三年正月十七日可考。又四百零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闭汴口。原注：此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原文阙佚，据《宋史·河渠志》四云：三年正月戊申，诏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罢归吏部。仲在元祐中提举？水辇运，建言：“西京、巩县、河阳、氾水、河阴县界，乃沿黄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广武二山，自古河流两山之间，乃缘禹迹。昨自宋用臣创置导洛清汴，於黄河沙滩上，节次创置广雄、武等堤埽，到今十馀年间，屡经危急。况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别为之计，患起不测，思之寒心。今如弃去诸埽，开展河道，讲究兴复元丰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岁费，宽民力，河流且无雍遏决溢之患。望遣谙河事官相视施行。”又乞复置汴口，依旧以黄河水为节约之限，罢去清汴插口。）

　　６、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敕牒榜节次云‘至於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责降外人，其馀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行’。（案：《谠论集》作“亦勿复言”。） 当是之时，诏命初下，万口一词，欢呼鼓舞。（案：《谠论集》此下有云：圣君含垢，溥博如天，包容如地，歌颂不一，一责废人，此盛德之事也。） 近者切见汪浃、李仲等送吏部，与合入差遣，录黄行下，以元祐所献文字得罢。则前件敕榜有‘其馀一切不问议’语，殆成虚文，将何以取信天下！（案：《谠论集》此下有云：《传》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其已行而不可返也。”） 况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怀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几，今乃录浃、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亏朝廷号令之信，有伤国体。伏望睿旨检会前件敕榜，宣谕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见背理，以今日其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问，庶无反侧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谕大臣，遵守敕榜‘其馀一切不问’之语，未见施行。今闻差官编排元祐间臣僚章疏，仍厚赏以购藏匿，彩之舆论，实未有安。（案：《谠论集》此下有云：臣尝读史，观汉光武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毁谤数十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当时以此遂定天下，后世书之，以为美谈。） 恭惟陛下执政之初，诏令天下言事，亲政以来，揭榜许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侧之意。（今又案：《谠论集》此下有“张官置局，吹毛求疵”八字。） 考人一言之失，寘於有过之地，是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也，后之敕榜，又所以诳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案：《谠论集》此下有云：昔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请择日立叔虞，王曰：“吾与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成王非轻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敕勿反尔。矧今御史台榜示朝堂，进奏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特戏言而已；戏言尚践而行，岂有明揭榜示、晓谕臣庶可反之乎？伏望圣慈念光武安反侧之言，思成王遂削桐之封。） 所有编排章疏指挥，乞行寝罢。”（《纪事本末》卷百一。）

　　７、己酉，御史中丞黄履言：“知麟州燕复以纳粟复官，年逾七十，耳目昏暗，郡务废弛，乞下本路体究，果如所闻，即乞罢免。”诏河东经略司体量以闻。（岳珂《愧郯录》卷八。）

　　８、壬子，枢密院言：“宝文阁待制、知熙州范纯粹，元祐初尝献议弃地及称兰会犹为中国之蠹。虽已削官职，今朝廷方经略西羌，而仍使纯粹帅边，非便。”诏纯粹差知邓州。（《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六十五：元祐六年闰月壬午，范纯仁因夏国乞赐谴责。原注：云：绍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可考。据《朔闰考》，二十七日乃丙辰日，与《纪事》异日。）

　　９、癸丑，右司谏刘拯言：“伏睹近降朝旨，委给、舍、左右司郎官编录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尝为言官者相半。伏望别契勘无妨嫌者使领。”诏内有元祐中曾任台谏官，令更不干预。拯言盖指徐君平也。（《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君平编类章疏在初九日。）

　　１０、丁巳，白州编管人陈衍配朱崖军。（《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张士良狱。原注：三年正月二十六日，陈衍配朱崖军。案：《十朝纲要》：三年正月丁巳，陈衍配朱崖军。《长编》作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今以三年正月壬辰朔推之，二十六为丁巳日。《编年备要》云：元年，白州编管，又以其与州官往来，故配朱崖军。）

　　１１、戊午。（《长编》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一月壬辰，管勾麟府路张若讷等不预为清野，致西贼恣行劫掠。原注：又绍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又《长编》四百七十三：元祐七年五月戊申，张若讷特罢路分都分监。原注：绍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１２、诏罢合祭，自今间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纪事本末》卷百一。案：《纪事本末》不系日。岳珂《愧郯录》卷三云：三年正月戊午，遂诏间因大礼，躬祭地祇，然实未尝行。《宋史·本纪》同，作戊午，今依以编次。毕沅《通鉴》同《宋史》。《东都事略·黄履传》：初，诏廷臣殿议，特修郊庙奉祀礼文，即主辨南北之说，而议者棼纠，讫不果。履又建言：“阳复阴消，各因其时。上圜下方，各顺其体。是以圣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汉，其仪不易。及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共牢，历世袭行，不能全革。逮神宗临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尝有意于兹矣。今承先志，当在陛下及二三执政。”哲宗以询大臣，章惇以为北郊止可谓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盖郊者交於神明之义，所以天地皆称郊。故《诗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岂有祭天亦谓之社乎？”哲宗然之，遂定郊议。）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出内库金帛，赴五路经略司封桩，以助边费。案：《十朝纲要》丁巳日。《编年备要》云：出内库金帛六十五万，赴五路经略司封桩。自后降赐非一，不尽录。《宋史本纪》：二月癸亥，出元丰库缗四万，於陕西、河东籴边储。

　　１、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壬戌朔。） 丙寅，详定敕令所言：“京东、河北、河东转运司奏，元丰官印契书既有法式，而纸劄厚大，不容奸伪。元祐之初，有司官妄申请废去天下契书，奸巧之弊，复如往时。令乞依元丰条例委得经久，於民有利。”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新录》辨曰：小人观朝廷之向背，揣所乐闻，驰骛迎合，非无况者孰能之？方绍述之说兴，虽契券纸劄之厚薄大小，亦妄述利害，以济其谀，可以见一时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当书之。《实录》今删去，要见元祐印契法如何。）

　　２、壬申，诏罢富弼配享神宗庙庭。初，元祐定弼配享，天下以为宜。至是谓弼得罪先帝，罢之。翌日，曾布对，上即问布：“已罢富弼配飨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闻之固已讶其不当。弼最不为先帝所悦，乃以配食事亡，如事存义所未安。先帝经营政事，以王安石为相，君臣相得之际，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岂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之人偏执己见，不恤义理之所为耳！”（《纪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宋史·本纪》：癸酉，罢富弼配飨神宗庙廷。邵经邦《宏简录》亦云癸酉。《十朝纲要》同此，作壬申。盖先一日下诏也。）

　　３、癸未，臣僚上言：“每岁诸路应举官臣僚许选人充改官，职官县令任使各有员数，而选人惟以举主应格方得升进。若举主不足，虽老於铨调，亦无由改转。寒士所係利害非轻，欲乞应选人历任未及三考，只许奏举；职官县令如历任通及三考以上见係幕职令录资序，方许奏举改官，任使所贵，稍抑权势侥幸请讬之弊。”从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４、丙戌，知渭州吕大忠再言边事。（《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己亥，吕大防卒于虔州。原注：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大忠以渭帅再言边事。案：《东都事略大忠传》：为龙图阁知秦州，迁宝文阁待制。夏人自麟府、环庆路犯边之后，绝岁赐，复欲蹙使谢罪，将许之。大忠言：“夷狄犹禽兽，强则纵，困则服，连年入寇边民，皆谓必有以制之。今无名遣使，阳为恭顺，实惧讨伐。若许之，恐为夷狄所窥也。”大忠尝献言：“夏人兵不过三十万，戍守外战士不过十万，三路之众，足以当之，屡犯王略，而朝廷一不与校，臣窃羞之。”迁宝文阁直学士、知渭州。）

　　５、诏三路保甲依义勇法教试。（《纪事本末》卷一百。）

　　６、先是，曾布言：“三省编排自前岁累曾奏陈，以谓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今亦尽矣。兼降敕榜，更不施行。今方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为有敕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圣断，但恐诏令失信耳。兼如刘挚等已皆施行，恐难再行。”上曰：“只是本轻。”布曰：“如文彦博辈未经施行，将来致仕遗表之类，若一以宰执例推恩，则似太过。”上深以为然。（《纪事本末》卷百一。）

　　１、三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辛卯朔。辛丑，江西路提举常平使周纯为京西路转运判官。（《长编》卷四百九十三：绍圣四年十二月癸未，察河南变事。原注：周纯三年三月十一日以江西提举为京西路运判。）

　　２、丁未，蔡蹈为监察御史。（《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癸丑，蔡蹈言夷门山工役。原注：云：绍圣三年三月十七日，蔡蹈为监察。）

　　３、辛亥，王宜罢提举。（《长编》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壬寅，序辰看详元状理诉文字，曾布《自序》云云。原注：此据曾布《日录》、陈瓘《尊尧集》及馀言修入。曾布《日录》看详诉理文字，已附见绍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王宜罢提举时。案：此文已佚。原注所附《日录》看详诉理文字云云。今取卷四百九十九本文辑入。据云：曾布《自序》云：“是月，屡见三省言，安惇既除御史中丞，遂乞差官看详元祐中诉理文字，却依元断施行。既而取索到理诉者凡八百九十七人，许将、黄履，及叶祖洽等皆因他人理诉得还所展磨勘年月。三省以动众，稍迟之。惇再章，以谓闻庙论以人众不可施行，惟其人数多尤宜改正。此乃元祐之人欲彰明先朝滥罚之多也。三省聚议久之乃定。得旨，但令惇及序辰看详元诉状辞及理诉所文字，语言有於先朝不顺者，具姓名以闻。已而又言令将亲批圣旨，翌日再进呈，乃下，众皆称其平允。此论本出序辰，序辰於前年作右史日，已尝有章乞追改，上留中不出。今以付之，亦以杜塞其纷纷也。然犹乞别试所置司看详，半年结绝，尚有张皇之意，但已得旨如此，谅亦限无以增加尔。”）

　　４、壬子，上谓二府以元祐减省功格不当，令修定，久未上。众皆曰：“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丰中以有边事，故优立赏格，其间不无太厚者；然今日方有边事，欲激励人用命，不若用元丰赏格，候边事息，别议增损。”上曰：“当如此。”遂降旨诸路，令告谕将士知悉。（《纪事本末》卷百。）

　　５、丙辰，御史中丞黄履言：“今来雨涌及时，麦必大稔，若前期选官二员就陕西诸郡平价折纳，则官储民用，愈获其利，欲望圣慈详酌施行。”诏：“诸路丰熟州军诸欠负，并比市价添钱，折纳斛斗；其所添钱，每斗市价以十分为率，比市价外，每斗添钱一分足，召人户情愿折纳。河北路差朝散郎、提举解盐余景，陕西路差宣义郎、新差知齐州章邱县李譓前去，逐路计会，转运司据人户合催理欠负折纳施行，务在储积，不致伤农。”已而曾布白上：“余景、李繐皆刻薄匪人，外议皆以谓丰凶未可知，恐两人者因此暴敛，人以为忧，更乞谕三省严戒谕之。”上深纳曰：“当令深戒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６、戊午，入内押班、赠昭化军留后刘惟简卒。（《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丙申，惟简特赠节度使。原注：惟简卒在绍圣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以禁中屡火，罢春宴。尚书省火。案：《宋史·本纪》：壬辰，罢春宴及幸池苑，不御垂拱殿三日。丁酉，尚书省火。《五行志》：三月七日，内尚书省火，寻扑灭。上谕执政：禁中屡火，方醮禳，已罢春宴，仍不御垂拱殿。壬辰初二日，七日乃丁酉也。罢宴，《本纪》在壬辰，与《五行志》异日。毕沅《通鉴》丁酉、癸卯，两言尚书省火。癸卯，十三日也。陈次升《谠论集》《上哲宗奏禁中遗火疏》云：臣伏闻今月十三日夜禁中遗火者，窃以灭异之来必有所因。自古圣帝明王，德虽甚盛，世虽甚治，必恐惧修省，肃祗天威，故祖宗以来，圣德可谓盛矣，治具可谓修矣。每遇变异，常恐其不逮，内则小心以求诸己，外则下诏以求直言。伏望圣慈追而行之，上答天变，下达民情。倘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几圣政有补，万分不胜幸甚。取进止。

　　又：剑南东川地震。案：《宋史本纪》，戊午日。《五行志》作戊戌夜，剑南东川地震。与《本纪》异日。毕沅《通鉴》从《志》作戊戌。

　　１、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申朔。癸亥，通直郎、王府说书常立》改王府侍讲。《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云：常立以郑州观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绍圣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案：《长编》卷四百八十八：绍圣四年五月辛未，曾布言吴居厚事。原注引陈瓘《尊尧《理财总论》云：“绍圣三年，尚书右丞蔡卞引选人常立假通直郎、崇政说书，又力荐之，赐对之明日，复请躐除从官。”据此，则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当在此前一二日。）

　　２、乙丑，湖南路提举梁子美除广西路提点刑狱。（《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李深上书。原注：梁子美三年四月六日湖南提举除广西提刑。）

　　３、壬申，复罢提举常平等官。（《长编》卷三百七十七：元祐元年五月戊午，李常请复提举便籴事。又卷四百四十八：元祐五年九月乙酉，令提举官当结绝。原注：均云：绍圣元年五月五日，复置提举，三年四月十三日，罢提举。）

　　４、戊寅，前都水丞李仲提举开导御河。（《长编》卷四百八十八：绍圣四年五月乙亥。先是，曾布尝为上言：“昨李仲欲废清汴，当时若非臣在河阳，清汴几废。然仲以开御河遂复用，臣窃以为用人当如此。”原注：绍圣三年四月十九日，前都水丞李仲提举开导御河。）

　　５、乙酉，户部侍郎吴居厚言：“请诸路课利场务及三万贯已上者，并依元丰条举官监当，仍各委本路转运司奏举。”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案：《东都事略吴居厚传》：绍圣初，知苏州居数月，以集贤殿修撰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旋复旧职，召入为户部侍郎。《宋史·吴居厚传》：元丰间，居厚与河北蹇辅周、李南公会境上，议盐法，搜剔无馀。居厚起自州县凡流，无阀阅勋旧，徒以言利得幸，不数岁，至侍从，嗜进之士从风羡美。又请以盐息买绢。又云：当时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为掊克。元祐间治其罪，责成州团练副使，安置黄州。章并用事，起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召拜户部尚书。）

　　６、丙戌，三省同进呈李穀言熙河籴蕃官斛斗事云云。布曰：“司马光之徒，内怀怨望，每事志於必改，先帝以纯臣之礼待之，而用心如此，其为背负先帝，情最可诛。”李清臣、许将曰：“彦博教光云：‘须尽换却人，乃可举事。’”布曰：“臣元丰末在朝廷见光进用，自六月秉政至岁终，一无所为。及阴引轼、辙、光庭、岩叟辈，布满要路，至元祐元年二月，乃奏罢役法，尽逐旧人，然后於先朝政事无所不改。以此知大臣阴引党类，置之言路，蔽塞人主耳目，则所为无不如欲，此最为大患。”又曰：“誉光者乃闾巷之小人耳。如王安石、臣兄巩，皆有学识之士，臣自少时已闻两人者议论，以为光等不通经术，迂僻不知义理，其他士大夫有识者亦皆知之，如孙觉亦能知此。众人所是，当以理察之，若天下公是公非，何可不以为信！”上欣然听纳。喜见於色。（《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布奸言至此，不可不具著之，使后世有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夏四月，命河东铸当三铁钱。

　　又：复罢宣徽使。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辛酉日。《文献通考》云：哲宗即位，罢使名。元祐三年，复置南北院使，仪品恩数如旧制。绍圣三年，议者言官名虽复而无所治事，复罢之。

　　１、五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庚寅朔。壬辰，敕详定募役法。《长编》卷二百二十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颁募役法。原注：云：绍圣元年至三年五月三日敕详定。）

　　２、丙申，右正言孙谔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废役也，则重不若轻。然则元丰不及元祐之法欤？曰大纲立矣，随时不能无损益者，众目也。数省而直轻，则民之出泉者易，（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出泉之法，四方不同。有计钱之多寡而输之者，其弊在於常平官所赋轻重之不均，有计钱之厚薄而输之者，其弊在于元差官所定美恶之不平，若使轻重均，美恶平而后行者。） 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今役法优下户使弗输，所取并归上户，则意美矣而法未善也。愿陛下博采群言，无以元丰、元祐为间，要以使元元无不均之患，岂不盛欤？） 翰林学士、详定修敕令蔡京言：“孙谔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谔罢右正言，差知广德军。（《纪事本末》卷一百。案：《编年备要》：五月，孙谔罢。又云：蔡京力攻其说，且谓刘挚於熙宁四年言役法十害，内第一害谓纷错不均，曾布以为均；第二害刘挚以为贫富多少不平，曾布以为平，不均不平之辨已判二十年矣。谔於二十年后窃取其说，言於陛下，追复之日，臣愚不知谔果何心也。上以谕曾布曰：“孙谔论役法，却云元祐轻元丰重，兼与刘挚之说同。”布曰：“恐不同。方今言路中正直者惟谔一二人，愿更赐察。”上颇欣纳。时陈次升击蹇序辰，章惇、蔡卞共加庇护。进呈次升章，不行，而排谔甚急。布即奏云：“惇、卞欲因此罢谔言职而庇序辰等，邪正颠倒是非贸乱，有误圣听。”明日，又言之，上谛听而已。然终以谔为助元祐者。又《宋史食货志》上六云：蔡京言：“谔之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谓元丰不及元祐多矣。谔於陛下追绍之日，敢为此言，臣窃骇之。免役法复行将及一年，天下吏习而民安之，而谔指以为弊，则所诋熙宁、元丰也。且元丰，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与差不可并行。元祐固尝兼雇，已纷然无纪矣，而谔不欲间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陈次升《谠论集上哲宗乞留正言孙谔疏》云：臣伏闻责降右正言孙谔知广德军事，风闻谔以论役法有过当之语，以此得罪，未审果是事耶？为复缘他事耶？若不缘他事，只缘役法，臣窃谓朝廷复行免役之法实欲便民，所系至大，其利害不止一州一县而普及天下。处之适中，天下均被其利；若一失当，天下均被其害。而谏官以言为职，既有见闻，必须上达。其言傥是，则当听纳；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臣伏睹天禧元年二月七日敕戒台谏诏书曰：“虽言有失当，必示曲全。”则知圣朝开言路，激昂士气，不以人言失当为虑，而患在人之不言也。今谔无他罪，止是议役法失当，推原其情，盖欲补完良法，亦可矜察，欲望朝廷再赐详酌施行。）

　　３、癸卯，右史邓洵武为秘书监少丞。（《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李深上书。原注：邓洵武五月十四日以右史为秘少。）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己未朔。丙寅，上谓辅臣曰：“前日大雨，今日又雨，於农事无害否。”三省对曰：“宿麦已收，暑雨时行，於农事未有害也。然上每加询访，盖忧民恤农如此。”《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２、己卯，三省言：“检会常立元祐中供纳实录院文字，其间门人赵冲叙常秩事迹内有不逊词语。”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冲别取旨。（《纪事本末》卷百一，又卷百六。案：《长编》卷四百七十二：元祐七年四月戊寅，常立为陈州教授。初，领崇文院校书，及官制循行一资。原注：绍圣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卯，立责。）

　　３、辛巳，中书舍人叶祖洽言：“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按宫观之任，惟侍御史职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奸人，何得授此！窃恐朝廷以不逊辞语是秩门人赵冲所叙，遂欲薄责。望以立之恶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窜殛。”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追还所借转通直郎，依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使；奉议郎赵冲特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纪事本末》卷百六。）

　　４、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冲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按冲係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於冲，公议未允。望以冲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襃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冲以周种为不负先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案：十六日。翌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乃门人赵冲撰集秩行事、言论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无不见之。翌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史官无不见之者。近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然臣既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翌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惟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曰：“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知为卞所卖。后一日，三省进呈，上赫然令与立宫观，惇别取旨。叶祖洽缴录黄，以谓立父子世受国恩而狂悖如此，贬太轻。李清臣具以报布。是日，布对，上谕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侥幸。昨以王府故借官，今遂不夺，恩命优矣。”上曰：“赖卿言及，不尔，几误擢，然人物亦极平常。”布曰：“问青苗、免役、市易、差夫等数事否？”上曰：“俱不曾问。”布曰：“立訾先朝如此，又谄附执政及与人言青苗免役事，须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擢使为谏官，岂不误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荼毒，乃桀、纣事。”布曰：“《书》称‘荼毒痡四海。’”上又曰：“知其必败是何语，何败之有？”布曰：“谄王安石而毁先帝，情更可诛。陈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为准绳。安石所是者必欲进，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为准的，以罗织士类，此最为害政。况安石之所是非，与先帝不同者非一，岂有但以安石为据惇卞以此深怒瓘，而士类莫不以瓘之言为是。臣亦尝亲闻先帝不与安石之语。今立乃以谓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则先帝有为於天下皆出安石，则先帝皆所不晓也。悖慢不逊，无甚於此。”上亦切齿。及三省进呈祖洽文字，遂夺立借官，依前职官监当；赵冲见任奉议郎，夺一官，远小处监当。祖洽再缴，以为立不当轻於冲。遂曰：“置立於永州，冲於道州监当。”布称善。上曰：“必败之语殊可骇。”布曰：“不逊未有如此者。《传》云‘人臣见无礼於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立之言不逊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上曰：“共任国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纵睿明，於是非曲直无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闻，不敢不尽底悰。”上曰：“固当如此。”布又言：“陛下亲揽万几政事不一，若庙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则每事自不至如此上劳圣虑。”上深然之。

　　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窃闻常立以父秩《行状》申国史院，希合权臣。言父秩与王安石之美，诋诬先帝，比者陛下照见底悰，已行弃逐，颇快舆议。谨按立自选人入馆，未几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讲；近又令上殿。立之无状如彼，大臣亲昵引荐如此，立之上殿，未审何人引荐，敢尔欺罔？臣传闻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诋诬之人，而立之诋诬至有“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之语，乃略而不问，犹且援进恐其不速，岂非负先帝欺陛下乎？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过必引咎避位，今立过恶如此，而引荐大臣略无自咎之辞，曾不愧惧，廉况之风不行於庙堂之上，而欲风天下清士类，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见其文，自当进呈，召对之际，同为欺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责，以警官邪。”（《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此据次升《奏议》增入，不得其时。曾布独不称次升尝论立，当考。曾布《日录》并陈瓘《尊尧集》及《尊尧馀言》并《叙窜诗》，载此事颇详。陈瓘尊尧集《馀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荐处士常秩为贤，召而试之。及既厌安石，秩亦随罢。初，神宗常谕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对曰：“陛下於诞谩蠹国害政之人尚能体貌尊听，如秩者反见薄。”其后，安石为常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毁也。”谓石可毁不可得也。常立广《墓表》之言以扬其父，《行状》进於史院，而《行状》之言云云。又曰：“盖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计之巧。卞等二计，其二曰：‘罪诉理以雠窜立之挠’。臣闻常立上殿之时，叶涛在史院，曾布主叶涛，哲宗之得见常秩《行状》也。卞等依布、涛奏之。又作诉理之事，雠布与涛，而罹诉理之祸者七八百人，讫於曾布之家流离破败，而卞等报复之意犹未快也。然则哲宗窜常立，卞等岂以为是乎！”按常立以郑州观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瓘称卞引立以选为借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请赐对之，明日复请，躐除侍从官。今《实录殊不载立为崇政殿说书。立果为崇政殿说书，不容不载，必是卞力请而哲宗未许也。又请拟立寿州监酒。寿州监酒是叶祖洽所驳监当无远小字，责轻於冲，或先拟寿州，后改永州耳。又称冲特勒停，冲但特降一官耳，亦无勒停事，不知瓘何以云耳？或是《实录》不详，当考。案：卞荐立崇政殿说书，见《长编》卷四百八十八绍圣五年五月辛未布对上云云原注可考。又《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乙未，陈瓘通判沧州。原注引瓘《叙窜诗》注云：常立》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而蔡公荐之，哲宗震怒，再窜常立，当时同立方觉为蔡公所卖。再窜常立乃三年六月事。原注又云尊尧集《理财总论》已附注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今原注已为《纪事》删节，不载《理财总论》。）

　　５、是月，郭知章为左司谏。（《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癸亥，曾布言贬吕大防、刘挚。原注：云：郭知章三年六月为左司谏。）

　　１、七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戊子朔。壬辰，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２、癸巳，权知邢州张赴等言：“知任县韩均等申请，乞应有牧地县分，许等第人户投状指挥，请牧马草地，或以佃牧地，须上色一项给付人户，自使耕佃而蠲其租。令养官马一匹，各於所属，籍其毛色、尺寸、齿岁给付，每岁分番，就县令、佐点集。若马有死失，许即时申县，自备印给，非点集日不许私自乘骑，不许出州界；若千里，如元佃地人係等第户愿养马者，祗令将文契批凿，除其租数；若请不尽并不愿请者，依条召人租佃，伏望详酌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九。案：《宋史兵志》十二：赴且谓授田一顷为官牧一马，较陕西沿边弓箭手既养马又戍边者为优，试之一监一县当有利。）

　　３、枢密院言：“熙宁七年，先废罢郓州东平、郑州原武两监，及并卫州淇水两监为一监。至八年四月，中书、枢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监每在费用钱约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贯，其所出马数止用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贯可买，兼所得监马堪配军匹数不多，若都无此，未为阙用，两监牧但存虚名而枉费不少。见管九监、马三万馀匹，时诏沙苑监令属群牧司，馀八监并监牧司，并废罢，后尽以牧地募民种佃群牧马，馀地所收岁租百馀万，至今未尝有失陷之数，悉（案：此有脱误。） 无前日异议者所陈之患。至十年二月，群牧司奏国马缺用，曾裁损支使窠名，是时陕西路买马止以一万五千为年额。至元丰中，又曾於畿内赋人户养马。及於京东西路行保马之法，又於开封府界雾泽陂置牧马者所，专差枢密都承旨张诚一等提举经度制置，俟就绪推广诸路施行。而事初讲求有所未尽，及奉行之人或不称职，故人言以为未便。元祐初，并不考究熙宁以来讲议本末利害之详，研求所以增损措置之术，惟务尽罢元丰所行之法，一切复置旧监。遽将民间已请佃地裁种到桑枣果园及庄井屋宇，毁伐废坏不少；兼兴复监牧，增置官吏，所费不赀，殊未见其效。盖自复置以来，前后累有臣寮论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贪猝更张之法，即岁月愈久，为弊愈深。自来议者欲於民间养马，然所陈亦多不同。或以牧地召人租赁，官给草料，令百姓畜养，或责以蕃息，或欲令逐年赴官阅视决责，或欲分配等第人户，以此终不可行。今据知邢州张赴所称，体究得民间愿将牧地牧马但与蠲其租课，仍不责其蕃息，俾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无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为条画榜示，令太仆寺雕印施行。应有监牧地分，州县於要便处晓示人户，愿请佃牧地免纳租课为官养马者，听实封，於本县投状，逐县置历收接，月终具若干实封状送州，州县并不得开拆，具数申送太仆寺开拆，申枢密院看详取旨施行。”从之。（《纪事本末》卷一百，又卷百九。案：《长编》卷二百六十二：熙宁八年四月癸未。原注：绍圣三年七月六日张赴云云可考。彼文可互详考证。）

　　４、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臣伏睹近降朝旨，给牧地，召人户，情愿养马事条约虽已详备，然元祐初只缘知邢州张赴同任县尧山县知县等所请指挥，（案：陈次升《谠论集》此下有云：河北、京东西、京西北、河东路提刑司，府界提举司，遂有此施行，更不令转运、提刑相度。及只是因邢州以谓置监养马不便，其馀路并依此施行。马为国用，所系甚大，措置之始，宜在详审。今赴之所见，只是一州利害，其他路分，或有不同。今朝廷不令提转立定条制，令河北、河东西五路依此施行。臣切虑诸路各有利害，为是朝廷不令监司相度，又是已行之命不敢申禀。兼既有申奏，以人户请佃牧地为官养马，人户或有不愿，赴以州郡之势须令投状，则法令之始或有不便，必为民害。臣闻舆议，以谓牧地邻近人户，若得膏腴之地，必有愿者；若去牧地稍远，虽得其地，难以往彼耕种，必非所愿。兼一顷之地所直不多，马或倒死，其马及官格尺者不下四五十缗，此恐人户又非所愿。兼牧地先已有人承佃，今不愿养马，遽然夺去，必致失所。） 其馀路并依此施行。臣窃虑诸路若有不便，必为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挥。今诸路若有利害不同，许令申禀州县；若抑令人户作情愿投状养马者，令监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后，永久无弊。”（《纪事本末》卷百九。案：马氏《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绍圣三年，始行给地牧马之政。民受田一顷者，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县籍其所养之高下、老壮、毛色，岁一阅，亡失者倍偿。）

　　５、己亥，诏：“知渭州、宝文阁待制吕大忠，在元祐中坚持边议，不为利回，兼领帅日久，宜进职名，以劝守正之人协心边计，特除宝文阁直学士、知秦州，毛渐权渭帅。”（案：五字，据《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大防卒于虔州原注辑入。） 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诚，未尝披露，忽蒙奖拔擢，方致具陈。窃念臣弟大防，自罹谪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恩至大，虽获保全，手足凋零，犹以辽远为念。况皆在得谢之年，既衰且病，来日几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绝，衔恨无穷。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虫鱼，咸被恩泽，特轸圣虑，少赐哀怜。将臣已除职名，乞行追寝，只量移臣弟大防陕西郡州居住。所贵声问，稍近少慰，终鲜急难之情。臣今日得从私便，推而以及臣弟，举族怀戴，宜如何为报哉？”不听。始，大忠自泾原入对，上诘大忠曰：“久欲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议令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诚朴，为人所卖，候二三年可复相见。”大忠拜谢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请大防量移，盖恃前日上语也。不知惇既闻上语，即萌异意，元祐党人由是再行贬黜。（《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己亥，大防卒於虔州。又卷四百八十九：绍圣四年七月癸丑，诏许大防归葬。原注引王巩《甲申杂录》云：朝请大夫潘适为渭州通判，时泾原帅吕大忠被召问边事，既对，哲宗语大忠曰：“久要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之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诚朴，为人所卖，候二三年可再见。”大忠再拜谢，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饭，诘其对上语，遂尽告之。既至渭，语潘，潘曰：“失言矣，必为深悔。”后半月，言者论同罪异罚，遂有循州之行云云。卷四百八十五原注辨云：吕大忠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自秦凤改帅泾原，以泾原帅赴阙在三年正月、二月间，大防责循州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王巩云还渭半月，大防有循州之行，误也。大防责循州，距大忠入对，盖一岁矣。若谓言者因是发端则可。大忠《集》有辞直学士乞量移大防状辞，其辞直学士乃三年七月十二日，恐言者发端在大忠乞免职量移大防时，七月十二日后也。王巩所云哲宗欲用元祐人，故章惇辈更起诛戮计，恐事或因此。大忠《集》有回报臣僚所陈利害状，十二月二十一日乞暂赴阙。则得召对必在三年正月或二月。案：此文载辞职乞量移状日月均合，其召对事因辑取。卷四百八十五原注更附此，以备参考。）

　　６、林希言：“乞八路员阙，用元丰条并绍圣新制一处参酌修完成书。”诏令吏部四选同共编修。（《长编》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乙未，吏部言林希乞八路员阙云云。原注：希奏在绍圣三年七月十二日己亥，今就《长编》原文辑入。案：《宋史·本纪》：庚戌，依元丰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定禄秩。与此异日。）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戊午朔。） 乙亥，诏戒熙河城努札（案：即汝遮音之转也。万全乃得举。又云议者又欲因数路之兵讨定伽罗和浅井一带，建置堡塞，通泾原、熙河两路边面。《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庚申，卓克索娄之役。原注：三年八月十八日，戒熙河努札须万全乃得举。指挥内有云议者又欲因数路之兵讨定伽罗和浅井一带，建置堡寨，通泾原、熙河两路边面。不知伽罗即卓克否？案：《宋史本纪》：辛酉，夏人寇宁顺砦。）

　　２、丙子。（《长编》卷三百十：元丰三年十一月庚午，诏开封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人。原注：绍圣三年八月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陈次升《谠论集》绍圣三年《上哲宗论免补试人状》：臣伏睹近降，初命太学应係籍生员今年冬及来年春补外舍者。臣窃详尚书省劄子元起请之意，盖谓元祐改用诗、赋以来，不得专学经术，又试补之际，考校之官，多务悦众，不得精选，所以再令补试。今闻太学生员，其间亦有先朝元丰之间试补入学，即非元祐试补之人，及有因先补试在学，依条该今次省试免解；既该免举，於条不许就试，今举更不取，应指准该免恩例。今若不许免举人免试显是有误生员。及近日补试上舍生，系朝廷差外官考校，必无准进。若一例补试外舍，别无恩例，理亦未安。欲乞圣恩详酌指挥。勘会元丰间补试在学生员，并今举係上舍合该免试省试之人，及近日院中补上舍生，别行处分，不胜幸甚。取进止。又乞催补试状臣：伏睹近降朝旨，令太学生员今年冬来年春并补试外舍，至今未闻指挥。今冬补试月日者，至臣访闻太学生多是今年不係解发举人。其有久违亲戚欲归省者，或甚贫窭，日用不足，若不入学听读，难以久居京师。伏惟俟补试以决行止之计，至今日未有补试月日，士人不遑宁处。伏望圣慈早赐指挥补试月日，不胜幸甚！侯取进止。）

　　３、诏：“王岩叟遗表并吕大防等，缘宰相执政官罢政所得恩例及举官并罢，更不施行。梁焘、刘安世并分司，各于本处居住，今依元丰六年十月指挥，其依元祐令减半指挥，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举舒州灵仙观、鄂州居住梁焘宜守本官、少府监，分司南京，依旧鄂州居住；降授承议郎、主管洪州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宜守本官、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南安军居住。”（《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刘安世非执政，与梁焘俱责必有故，当考。绍圣邸报载，当日行遣，或自再欲痛贬元祐人；二十二日，刘安世再贬。此又不知谁作。）

　　４、庚辰，诏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案：祖禹於元年三月癸丑知陕州，五月由陕改鄂，十二月永州安置。） 责授承议郎、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南安军居住刘安世，（案：安世南安军居住在二年八月丙子日。） 在元祐中，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内同上疏论禁中觅乳母事也。（《纪事本末》卷百一。案：《长编》卷四百三十六：元祐四年十二月末可考。又云：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泣涕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也。”惇与蔡卞方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闻帝语，遂指刘安世、范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据《言行后录》卷十三引范内翰遗事云：绍圣三年，徙贺州。谪词云：“朕於庶言，无不嘉纳，至於以奸为直，以无为有，则在所不赦。”公云：“吾论事多矣，皆可以为罪，亦不知所坐何事。”后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惇、卞以谓上疏太母，所以离间哲宗也。）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丁亥朔。） 壬寅，中书舍人叶祖洽言：“臣尝论前日受遗之臣，朝廷所当崇报。（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有云：今故相确虽蒙朝廷牵复官职，然其所得恩数与平时辅相无异。） 近时司马光、吕公著皆以安佚殁於府第，恩礼优厚，赙赠降渥。而确以尝与受遗之列，为元祐人所嫉，流离贬斥，卒死岭南。伏望圣心，加隆宠数，特赠确太师，赐本家宅一区。”（《纪事本末》卷百七。案：《长编》卷四百八十六：四年四月甲辰，蔡确妻乞赐第。原注：云：三年九月十七日可考。当即指此，惟壬寅十六日也，与《长编》差一日。）

　　２、甲辰，蔡京依旧详定重修敕令。（《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十朝纲要》：十二月，京上新修太学敕令。）

　　３、庚子，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中书省送到姚勔磨勘转承议郎录黄一道。按勔素以无行取羞乡里，赌博私酒，尝亲为之，外虽宽夷，中实险贼，本缘身犯清议，势不可进，事已暴露，遂即弃官。至元祐中，吕大防等当路，乃以勔不仕前日为高，拔於闲散，躐处显要；而勔愈不知况，一意附会，专以诋讪先帝政事人物为功，至乃称苏轼引讪谤之语，执以为据。及陛下亲政，尚敢阴为其党，合谋并力，表悰相应，公肆指议，务要遏绝绍述之意，以成其私。则勔之盗名欺世，怀诈蠹国，其罪盖有不胜可责者。昨朝廷屏斥奸臣，自大防以下二十馀人皆被显斥，独勔以从官善郡，挂名其间，物论不平，至今叹息。谓宜依梁焘、刘安世等例追正其事，岂容使之复与有劳无过之人以岁月序进！望诏有司详议勔罪，明正典刑，以厌天下之功议。”诏姚勔永不磨勘。（《纪事本末》卷百一。）

　　４、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纵欲失德，密构奇邪，上则不足以懿范内令；下则不足以章明妇顺。朕躬禀皇太后、皇太妃圣旨，恭奉玉音，可废居道馆，仍赐四字仙师、法号并法名。仰三省、枢密院同定。”（《纪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十朝纲要》乙卯日，盖批出在先一日也。）

　　５、乙卯，楚王颢卒。（《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议皇子就傅建储事。原注：云：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颢卒。案：《十朝纲要》：楚王颢三年九月薨，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冀州牧，追封燕王，谥曰荣。比葬，四临其丧。元符三年三月追封吴王。）

　　６、丙辰，御延和殿，见宰臣执政官，诏曰：“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迨从究治，验佐甚明。狱辞具孚，覆案无爽。朕夙夜恻怛，寝食靡宁，难以私恩而屈大义。躬禀两宫慈训，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将来何以母仪万邦，上承宗庙？可上皇后宝册，废居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紫，法名冲真。其居处、供帐、服用、廪给之类，务从优厚。称朕所以始终待遇之意。”初，后朝谒景灵宫，讫事，就坐之际，嫔御皆立侍，刘婕妤独背立帘下，閤中皆怒。后閤中人陈迎（案：“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作“留”，误。） 儿喝曰：“绰开！”婕妤背立如故。迎儿退，有不平语，繇此閤中皆忿。冬至，会朝隆祐宫，俟见於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饰，宫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刘婕妤在他坐，意象颇怩，其从行者为之易坐，制与后等。众皆侧目，有不能平者，故传喝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立，寻各复所，或已彻婕妤坐，顿於地。婕妤怼不复朝，泣而去，且诉於上。时内侍郝随用事，谓婕妤曰：“毋以此戚戚。愿早为大家生子，此坐终当为婕妤有耳。”会福庆公主病，后有姊<女监>颇知医，尝医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投公主药弗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宫。<女监>以示后，后变色问曰：“此何从来！”<女监>对以实，后曰：“六姊宁不知禁中严密，与外舍异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过视公主疾，后特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係於上前。宫禁相传，厌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纸钱在旁，后顾视，颇恶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来，益有疑心。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以左道为后祷祠，事闻，诏入内押班梁从政、勾当御药院苏珪即皇城司鞫之。坚坐以家藏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枫木，同法端即光教院造式作后祷祠，有“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等语；式成，恐门户几察，以生枣覆之而入。法端坐与坚同造式，又尝令坚求闾巷间，所谓驴驹媚蛇雾叩头虫者欲以进，后令佩侍上寝殿。燕氏坐上过后閤，作欢喜字烧符取灰，将置茶中以进，会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洒御道，冀上数来；又令坚绘刘婕妤像，以大钉钉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瘵死宫人烧秘灰，置刘婕妤寝，几其以此疾患死；又取七家针各一，烧符置刘閤中，皆以厌恶，卒无验。狱成，侍御史董敦逸录问。（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云：敦逸，永丰人，元祐中立朝为侍御史，弹击不避近，人畏惮之，京师呼为“白御史”。元符厌诅事起，皇城司具狱。哲宗御批令公录问，中书不预知也。） 遂诏：“废后，降后父庆州防奭使、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在为荥州刺史，添差邓州总管；王坚、法端、燕氏皆处斩；凡所连逮，以等第定罪；经由失几察官，贬秩赎金有差。”先是，上谕辅臣曰：“始因陈迎儿者，造为语言，激怒中宫。”众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诏狱初起，禁中被逮几三十人，閧楚甚峻，皆宦官宫妾柔弱之人。暨录问，罪人过庭下者，气息仅属，或肢体已毁折，至有无舌者，无一人能声对。敦逸秉笔疑未下，郝随从旁以言胁之。敦逸畏祸不能刚决，乃以奏牍上。盖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随排挤於内，莫有敢？议者。（案：王铚《默记卷中》云：蹇授之以废孟后见章子厚言：“后一段当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谓立刘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宫，子厚但奉行而已。） 既降案付三省、枢密院约法，惇会执政李清臣、曾布、许将、蔡卞及刑部官徐铎等议。或谓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茶未进，恐不可处极典。曾布曰：“驴媚蛇雾是未成否？”众皆矍然。布仍谕法官，但当守法。法官遂执议坚等三人皆处死。是日，上谕辅臣曰：“朕待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於不得已。”上言及此，恻怛见於颜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将、臣卞奏曰：“废后，大事也。臣等见案辞如此，不敢复有开陈。陛下为社稷宗庙大计，诚出於不得已，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其后，上颇有悔悟意，尝曰：“章惇坏我名节。”故元符末，皇太后复后位号者，推上遗意而行之也。（《纪事本末》卷百十三。原注：《新录》辨诬曰：绍圣中，章惇为相，挟奸固宠，交结嬖幸，动摇中宫，故昭慈圣献后之废天下冤之。其案词所坐事有至猥亵闾巷不为者。时宦侍治狱於掖廷，宫妾辈被掠诬服。《旧录》遂据而书之，岂不亏损懿德哉？公采摭事寔，窜削旧文，以辨诬谤，皆有所从。谨条画之附於后，庶后来有可考，亦足少慰在天之灵矣！自“上批”至“称朕所以待遇之意”已上，并从旧《实录》，全载二诏。自“初后朝谒景灵宫”至“繇此閤中皆忿”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今删润修入，以见事因。自“冬至日”至“终当为婕妤有耳”已上，系修撰臣某绍兴八年秋八月七日，陛对面闻。今上皇帝圣谕及昭慈圣献皇后诬谤甚悉，如易坐上僣之事，皆昭慈亲言之。圣谕又曰：“绍圣中宫之废，外则章惇，内则郝随，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已命辅臣载於《时政记》矣。”今亦参考，添修於后。自“会福庆公主病”至“厌魅之端作矣”已上，并係孟忠厚所称亲闻於昭慈圣献皇后之言，本馆见修《宣仁圣烈皇后传始末》，用高世则所供事实。绍圣中宫厌魅之冤，其端止坐於后姊六夫人持符以治福庆之疾耳。今据实修润。自“方公主病革”至“益有疑心”已上，系修撰官臣某陛对所闻圣谕，分据修入。自“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至“贬秩赎金有差”已上，用旧《实录》所载燕氏等罪案，及参合曾布《日录》所载案词并书之。《旧录》所载多上诬昭慈、王坚、燕氏等厌魅事，凡涉刘婕妤者，皆删去不书。此可见当时史官用意奸邪，欲罔天下后世，使不知事所从起也。今除去诬谤昭慈太甚之语，止云某人坐某事，以见案词中所通事迹。其后有“閧楚甚峻”之语，则从政、珪等锻练诬罔之罪明矣。自“先是，上谕辅臣”至“杖脊逐之”已上，用曾布《日录》修入。以前所载陈迎儿事，自“诏狱初起禁中”至“无敢异议者”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布纪掖廷秘狱甚详，其言逮系几三十馀人，与令自所校，皆宦官宫妾柔弱之人，皆其本语。又载孔元宿端王宫，夜闻閧楚之声甚峻，则是可为从政锻练之证明甚。至录问时罪人无舌事，士大夫素皆相传，孟忠厚自说亦同。元符末，黄策上书，其言与所传正相符合，今并彩用其说。如曰：“宰辅迎合於外，郝随排挤於内。”盖与今上皇帝宣谕史臣之意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案付三省、枢密院约法”至“坚等三人皆处死”已上，并曾布《日录》所载，法官初欲从轻，因布言，故三人卒处死。后元符初欲复后号，章惇数以此语，持布就重，法官不敢违。布乃曰：“如此，当时何以不言？议罪论法，莫须是宰相否？”然则废后之举，惇罪固大，布亦预焉。布自述其过，於《日录》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谕辅臣”至“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已上，并从《旧录》所载上语及宰执等语。自“其后董敦逸奏”至“上乃然之”已上，并系曾布《日录》所载，敦逸》录问於前，而论奏於后，言固不足赎过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锐，宰相以理开陈，上遂止。蔡卞激怒之辞至切，弗听也。虽古明君，听言之美，何以加此！后元符末复后位号，太后谓辅臣曰：“先帝末年，颇有悔意。”由此观之，使当时辅弼、侍从、台谏皆得贤臣，引义交争，则上意之必回矣，惜乎！群公皆为将迎之说，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耳。”其罪可胜诛也哉！自“后上颇有悔悟意”，至“推上遗意而行之也”，已上用黄策元符中所上书修。策坐此书，为蔡京所恶，入邪党，上尤甚惜，羁置远郡。其载哲庙语“章惇坏我名节”，当时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见人主悔悟之实，故采而书之。《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人皆冤之，馀云云同此，不具录。）

　　７、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迨从究验，证佐甚明。而陛下能断大义，不牵私恩，奉承两宫慈训，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降诏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咸谓‘后无可废之罪’。而陛下废之，或相与为之，咨嗟弹指，良可骇也。盖以所治之狱不经有司，虽闻追验诬佐，而事迹秘密，朝廷之臣，犹不预闻，士庶惶惑，固无足怪。臣窃谓（案：《谠论集》此下有云：后之废立，事体至重，臣下一言一眚，废之逐之，不足深恤。） 自古推鞫狱讼，皆付外庭，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陛下但见案牍（案：此字原阙，据《谠论集》增。） 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实！万一冤滥，为天下后世讥笑。欲乞陛下亲选在庭侍从或台谏官公正无所阿附之人，专置制院，别行推勘，庶得实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虽废之，人无怨言。今事不经有司，狱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能无疑也。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施行。不胜幸甚！”（《纪事本末》卷百十三。案：《谠论集》载《次升行实》云：瑶华狱起，一时谏官皆规避不敢言。如玉山子客问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诗》，皆讽有言责者之默默也。公独气概挺挺，鼎镬不避，上疏乞宽掖廷之狱，寝瑶华之封。二疏入，人皆危之，而公独懔然，辨果不胜，而中宫将他有建立。适济阳郡王宗景以侍姬杨氏为正室，公上疏力争，言多激烈，盖阴讽焉。上虽采公之言，罢宗景，黜杨氏，而建立之意已不可回。谠论集上哲宗论宗景以妾为妻状云：臣风闻有旨，判宗司、济阳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杨氏为正室者。窃以宗景身居尊属，职在判宗，一有动作，皇族取则。今若以杨氏为妻，在卑者必以为尊，在幼者必以为长，岂惟名分紊乱，不足以表仪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条必须一代有官。其进纳技术、工商、杂类之家，皆不许为亲。杨氏起於卑微，若为正室，未审果不戾於上条乎！求之礼经，考之条法，皆未为允。昔齐桓公霸者耳，葵邱之会，盟誓之戒犹曰：“毋以妾为妻。”况明天子在上，礼义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迺尔，传之天下，书之典策，其於圣朝，宁不为累？伏望睿旨降赴有司，考求礼法，如有违戾，即乞改正。伏候施行。）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秋九月，滁州、沂州地震。案：《宋史·本纪》己酉日。《五行志》同。

　　１、十月丁巳朔，（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丁巳朔。） 今据增“朔”字。张商英权知洪州。（《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乙未，商英以王震言与盖渐谋害来之邵，谪监江宁酒税。此出监酒税权知洪州。）

　　２、辛酉。（《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丙申，诏罢夏国历日。原注：三年十月辛酉，布《录》可考。案：原文已佚。《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冬十月，夏人大举入寇，鄜延经略吕惠卿制为十一军，自行主将。及至延州，见有备，即拔寨北去。考《编年备要》云：十月，夏人大举入寇，鄜延经略使吕惠卿谍知之，乃制为前、后、左、右、中及前左、前右、后左、后右九军，及东西两羽翼凡十一军，而自行主将事，分据府城外北山及贾家山、嘉岭山、宅子谷诸处。而使围在府后之三川亭建帅旗外，又周立十一军旗，帅司有令则举逐军旗，而逐军以旗应；逐军有禀，亦举旗，而帅司以本军旗应。又为之开门，使河道使相通，以便出入为援。虑贼并兵以攻一军，乃制策应。十一军悉屯於城悰，与外军相近。部分既定，李乾顺与其母梁氏率众渡河至乌延口，分为三路，昼夜急驰至青龙坪，距府城五里，尽围诸寨，而以轻兵与诸将战。贼亦为十一寨，其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云初贼欲以重兵围延州而后南掠鄜州。及至延州，见有备欲攻城，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有，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有腹背受敌之患。留二日即拔寨北去，攻陷金明寨。惠卿遣将追之，贼以精骑殿而不奔，第四将张舆及李惟战死，诸将不敢击。奏闻，章惇怒张舆军失主将，欲诛四千人。中书侍郎李清臣曰：“将没亦多端，或先登争利，轻身入敌。今全军尽诛，异时亡将，全军皆降虏矣。”於是诏惠卿随宜裁处，所诛叆十四人而已。据陈桱《通鉴续编》云：夏人自得四砦，连岁以画界未定侵扰边境，且遣使欲以兰州一境易塞门二砦，朝廷不许。夏主奉其母率众五十万大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砦，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间，相继不绝，至延州北五里。十月，自长城一日驰至金明，列营环城。国主子母亲督桴鼓，纵骑四掠。知麟州有备，复还金明，而后骑之精锐留龙安。边将悉兵掩击，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百人得脱，城中粮五万石，草千万束皆尽，将官皇城使张俞死之。帝闻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万众深入境，不过十日，胜不过一二砦，须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又毕沅《通鉴》云：夏人既还，留一书寘汉人颈上曰：“贷汝命，为我投经略使处。”其言：“夏国昨与朝廷疆埸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却与坐团铺处立界。本国以恭顺之故，亦黾勉听从，遂於境内立数堡以护耕；而鄜、延出兵悉行平荡，又数入界杀掠。国人共忿，欲取延州，终以恭顺故，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锋，亦不失臣子之节也。”延帅吕惠卿上枢密院而不以闻。又毕氏《考异》云：《宋史·哲宗纪》，是年九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今从《夏国传》。案：毕氏虽附十月，亦不系日，今附初五辛酉日下。）

　　３、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论瑶华不当废。其略曰：“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且臣尝录问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不报。（《纪事本末》卷百十三。）

　　４、癸酉，进筑汝遮城毕工，赐名安西。（《长编》卷四百九十二：绍圣四年十月丙戌，枢密院呈惠卿言：“平羌赏薄於安西，众皆言安西为诸路进筑之首，故赏差厚。”原注：三年十月十七日，赐汝遮城名安西。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筑汝遮城，赐名安西。据《宋史·本纪》云：癸酉，锺傅言筑汝遮，诏以安西为名。汝遮即努札，音声之转。诏努札须万全在八月乙亥可考。又《地理志》会州安西城下原注：绍圣三年，建筑，赐名，属熙河路，东至秦凤路界六十二里，西至原川子一百里，南至定西砦二十七里，北至平西砦三十二里。）

　　５、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论瑶华不当废。上批付三省堂吏曰：“章惇等欲与枢密院同上。”翌日，既对，上怒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与章惇、许将皆言：“愿陛下且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静不可令闹。敦逸罢黜，则从官、言官必有议论，恐更纷纷。”上曰：“不过是同类。”蔡卞见上怒且意坚，遂言：“须贬黜乃可别白是非，敦逸录问了却许多时方有议论。”惇曰：“敦逸文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亲览政事，方欲开广言路以来，忠言谠论，兼祖宗以来，言事官虽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与敦逸较曲直，亦何必与此须别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贬责不少。”惇曰：“言外廷事不当，故可贬。”上曰：“常安民亦贬与知军。”布曰：“且乞函容。臣非敢违戾，但恐上累圣德。”卞又曰：“敦逸云‘恐得罪天下后世’，他既得罪，陛下当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敦逸之言为当，固知其无礼趣，但冀圣意，且函容耳。”惇曰：“臣观其文词，殊无伦理，皆不可晓。又云‘乞详酌施行’。不知令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罢黜，诚恐众论纷纷，却聒噪朝廷。”许将亦再三陈述，言：“愿陛下且函容，不尔成小子之名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无议论，今乃以敦逸一言致众人纷纷，极未便。”布又言：“欲用孟在贬，略以狱辞告中外，使人知中宫失德之状。”惇、将亦助布言以为当。然卞曰：“且与知军、州。”布曰：“知州与知军何惇？”怒目视卞云：“若贬敦逸，而众人更有议论，何以处之？”卞无以对，徐曰：“众人莫与敦逸不同，却可恕。”布曰：“此论不当不可。”上又曰：“须与知军。”清臣遂言：“领圣旨。”布由厉声诘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诏。”清臣曰：“且与罚金。”布曰：“此尤无义理，若罚金，更不如罢黜。”惇亦以然。上怒曰：“三省与一知军。”布少退，布徐曰：“且乞函容。”将亦言：“恐未可行。”布见二人不变，遂复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必不得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与惇皆称善。（《纪事本末》卷百十三。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云：敦逸上疏，上大怒，将议贬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狱出於近侍，故特命敦逸录问。今又贬敦逸，臣恐天下疑惑。”上意始解，未几，竟出之。）

　　６、甲申，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观文殿学士、知延安府。（《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７、是月，吴安持为真定等路经略使。（《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己未。原注吴安持等雄州榷场。原注：安持以绍圣三年十月帅真定。）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雷，大雨雹。案：《宋史·本纪》辛未，西南方雷声，雨雹。《五行志》同。

　　１、十一月癸巳，（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丁亥朔。） 先是，吕惠卿奏：“乞依吕大忠例，暂赴阙奏事。”章惇谓曾布曰：“边事方尔，可谓不识紧慢也。”李清臣亦谓布曰：“此必有挹魁柄之意，或恐有引以为代者，吾属殆矣。”布曰：“此无虑魁柄，岂易挹耶！”及进呈，上曰：“惠卿何可来？”众皆言无可来之理。遂批旨云：“边事未已，帅臣难以前来。如有所陈，条画闻奏。”及再对，布又言：“惠卿初失金明寨，（原注：云见西边。案：《纪事本末》西边门已佚，考见十月初五日辛酉注。） 颇皇恐待罪，既而知朝廷有宽假之意，便尔妄诞，张大守奭之劳，又乞朝见。此人无廉况，惟务贪进，方此多事，其欲来何意，岂又欲留住！”上亦哂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２、乙未，（《长编》卷五百三：元符元年冬十月戊寅，吕惠卿言界首等接招纳人户。原注：绍圣三年十一月九日乙未，曾布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３、丁酉，监察御史兼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近朝廷取太傅王安石所进《字说》付国子监雕板，以便学者传习；又以池州石诔、刘发尝受安石学，时令校正。乃有太学录叶承辄肆论列，自谓亲闻安石训释，令校对疑误，请同看详。按承身为学官，宜知分守，而乃离次侵官，干预本监之事。望赐睿旨，正其侵越之罪。”诏特属罚金六斤。（《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４、知渭州、宝文阁直学士吕大忠改知同州。（《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己亥，大防卒於虔州。原注：吕大忠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自秦改知同州。案：《东都事略》：大忠尝献言：“夏人兵不过三十万戍守外，战士不过十万，三路之众，足以当之，屡犯王略，而朝廷一不与校，臣窃羞之。”迁宝文阁直学士、知渭州，坐事降待制、知同州。考降待制，《长编》原注在十二月初三日己未。）

　　５、辛丑，中书省勘会元丰四年正月九日中书省劄子，应两省待制以上，并转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寄禄官并置左右字，因此许带职人待制已上，职事官、谏议大夫已上，自朝议大夫便转中大夫，比其他出身人，超越一官迁转。近降绍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案：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庚申，中书上言云云可考。二十六日无文，或降敕在次日也。） 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分左右，馀外并废罢；并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依两资迁转。其朝议转中大夫一节，亦合废罢。诏依议定，其已转过之人，更不追改。（《纪事本末》卷一百。案：《长编》卷二百十八原注云，三年十一月辛丑可考。当即此文。）

　　１、十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丁巳朔。） 己未，宝文阁直学士吕大忠除宝文阁待制。《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己亥，吕大防卒於虔州。原注：吕大忠三年十二月三日，除宝制。（案：《东都事略·大忠传》：坐事，降待制、知同州。考《长编》原注，知同州在十一月十一日丁酉。）

　　２、辛酉，诏元祐赦文，户绝之家，官为立继，指挥勿行。（《长编》卷四百九十三：绍圣四年十二月乙酉。原注：三年十二月五日已罢此指挥，今又别出，当考。案：此两存之例，今据辑此。）

　　３、锺傅以进筑安西城毕功，除通直郎。（《长编》卷四百九十六：元符元年，锺傅再降。原注：绍圣三年十二月五日，锺傅进以筑安西城转通直郎。）

　　４、乙丑。（《长编》卷五百三：元符元年十月戊寅，惠卿言将兵入界，令系将官临时处分。原注：云：绍圣三年十二月九日乙丑，曾布云云可考。案：原文已佚。）

　　５、是月，扬州司户参军、充楚州州学教授徐积特改和州防奭推官。（《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积充教授。原注：绍圣三年，又改和州防奭推官。）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四

　

　　哲宗

　　△绍圣四年（丁丑，一○九七）

　　１、正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戌朔。丙申，叶祖洽缴吕孝廉知曹州敕。《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丙寅，知曹州吕孝廉为京东运副。原注：云：绍圣四年正月十一日，叶祖洽缴曹州敕。案：《编年备要》云：给事中叶祖洽言：“先帝修复官制，其意盖欲使之更相检察而不得混乱也。故中书省置中书舍人，以行为职，其不可行则缴之；门下省置给事中，以读为事，其不可读者则辍之。盖以为庙堂之上，议论设施，或有差误，人主有所不知，则给、舍得举其职。上闻如此，则政事之阙常救於未然，而朝廷无过举。今使中书舍人兼权给事中，又令凡有书过文字并不回避，如此，则中书舍人即是给事中，给事中即是中书舍人，不惟名实混淆而给事中职事遂废。当其职事者自行自读，或有阿附，可以荡然肆志，无所忌惮。命令既出，虽有言者，亦无及矣。”诏特旨书读不回避，馀令互书。疑祖洽此疏，当是为缴吕敕上也。）

　　２、壬寅，诏黄履、蔡京、林希各荐可充御史者一人。（《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李深上书，言尝闻陛下命黄履、蔡京云云。原注：正月十七日，命履、京及林希。） 蔡京、林希同举太学博士郑居中上殿为御史。（《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戊子，曾布曰：“太学博士郑居中上殿何如？”上曰：“蔡京力荐。”原注：云：正月十七日，京、希被诏，同举御史。）

　　３、甲辰，吕嘉问除江淮荆浙路发运使。（《长编》卷四百八十七：绍圣四年五月戊辰，嘉问知青州。原注：云：正月十九日为江淮荆浙发运。又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李深上书言吕嘉问移发运。原注：云：正月十九日。案：《宋史吕嘉问传》云：安石复相，削嘉问三秩，知淮阳军。绍圣中，擢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加直学士、知开封府。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焚去案牍以灭口。尝荐邹浩，浩南迁，坐罢知怀州。《编年备要》：四年九月，李深疏云：“吕嘉问移发运使，未数月，不缘奏计登对，不缘六曹贰卿，遂除待制。天下皆谓嘉问之子娶王雱之女，蔡卞娶王雱之妹，与嘉问、蔡卞结为死党。”）

　　４、丙午，诏：“应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类定姓名，责降人宫观居住，乃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孙弟侄，各不得住本州；邻州内子孙，仍并与次远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见在任人并罢。”（《纪事本末》卷百二。原注：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类定责降人姓名，未见。）

　　５、刑部侍郎邢恕改吏部侍郎。（《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蔡渭奏粉昆事。又卷四百九十五：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张士良狱。原注：恕以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为刑侍，四年正月改吏侍。）

　　６、丁未，王瑜除京东路转运副使。（《长编》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戊子，沈铢言单立文字，乞委王瑜录问。原注：王瑜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除京东运副。）

　　７、己酉，两浙发运使周秩除京西路转运使。（《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壬辰，委秩体量狱事。又卷四百九十三：四年十二月癸未，周秩察河南变事。原注：正月二十四日，自浙宪除京西漕。（案：王巩《甲申杂记》：周秩重实过高邮，言绍圣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刘唐老与李邦直将生变，诛章子厚、蔡元度诸人以下，至两制、侍从皆及之。） 召周重实为京西转运使推治之，以其尝攻文潞公也。有朝旨令先推究体访，候有状即治之。又以运判周纯为知情不告，将引用岭南谪降人，元祐人同力为之。哲宗召重实对曰：“欲尽诛族大臣以下，则将置朕於何地？”又召吕升卿，令国门听旨，俟其有实，即遣诛诸人於岭南。重实既至西京，捕文、刘，置运司别厅，且辟程公孙专管当，察访於外，久之无状，而诛大臣之语则有之。文凡三请自裁。未几，罢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密谕重实，令有实即就摄。久之，公孙忽得二张秀才密语，云元谋云“候上意必变，必用元祐人”，迺有诛族之举。重实即具奏，具言元不及乘舆。不数日，有令文、刘逐便，吕还朔部，并不推治。）

　　８、庚戌，殿中侍御史李清臣出知河南府。（《长编》四百九十三：绍圣四年十二月癸未，清臣改知成都。原注：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自侍中出知河南府。又《长编》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庚午，蔡京《第三奏论文及甫书》事。原注：清臣知河南府在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春正月，田嗣宗坐指斥抵罪，李清臣以嗣宗亲党，出知河南府。《编年备要》云：嗣宗，清臣之表弟。《东都事略李清臣传》：哲宗幸楚王第，有妇人遮道叫呼，诬告清臣谋反，既属吏系治。妇人，本卢州娼，常为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妇。诏捕嗣宗得之，清臣犹未请去。狱将具，言者有疏论列，嗣宗既伏法，清臣遂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河南府，寻夺职知真定府。《宋史路昌衡传》云：李清臣有狂妇之诉，昌衡致之重辟。）

　　９、辛亥。（《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甲辰，吕惠卿言浮图寨毕功。原注：云：正月二十六日。又卷四百九十二：绍圣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浮图。原注：正月二十六日可参考。）

　　１０、甲寅，诏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相度保甲人才。（《长编》卷四百九十三：密院奏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保甲人才小弱、不堪教武艺者免之。原注：相度在正月二十九日甲寅。）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授瞎征》节度使。去秋，阿里骨卒，子瞎征嗣，至是加封。案：毕沅《通鉴》云：庚寅，以阿里骨子辖戩袭河西军节度使邈川首领。辖戩，即溪邦彪篯也。毕氏原注：辖戩，旧作瞎征，今改。又陈桱《通鉴续编》云：瞎征，阿里骨子也。性嗜杀，部族携贰。大酋心牟钦毡等有异志，以瞎征季父苏南党征雄武，谮杀之，其党皆死，独峞酋篯罗结得逃，以董毡疏族溪巴温居陇逋部，河南诸羌多附之，乃往依焉。遂奉溪巴温之子杓拶据溪哥城，瞎征杀杓拶，篯罗结奔河州焉。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丙辰朔。） 丁巳，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提举崇禧观王存上表陈乞致仕。故事，当除东宫官，诏特授右正议大夫，依前资政殿学士致仕，其荫补恩例，各只与一名。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论事附会故也。（《纪事本末》卷百二。）

　　２、己未，三省言：“司马光、吕公著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及当时凶党同恶、相济首尾，附会之人，偶缘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殁之后，尚且优以恩数及其子孙亲属与见存者，罪罚未称，轻重不伦。若谓其已死，一切不问，则使后世乱臣贼子何以创艾？至於告老之人，虽已谢事，亦宜少示惩沮。”制曰：“故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资赋阴险，世济奸回，盗窃虚名，昧冒休宠，可特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资诡激之行以盗虚声，挟矫诬之言以惑愚众，可特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学士、左朝奉郎王岩叟，资险狡之智而济以敢为，挟矫邪之权而为之死党，可追贬雷州别驾。”诏：“赵瞻、傅尧俞夺所赠官，以上除王岩叟已罢遗表恩例外，馀并韩维，并追夺遗表致仕子孙亲属所得荫补陈乞恩例，孙固、范百禄、胡宗愈遗表子孙亲属荫补陈乞恩例？各与两人，馀悉追夺。非奸险并悖、恶无人臣之义，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纪事本末》卷百二。案：毕沅《通鉴考异》云：《编年录》系於乙未，误。今从《长编》及《宋史哲宗纪》。《朔闰考》：是月丙辰朔，无乙未日。《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壬寅，诏夺遗表恩例，可考。）

　　３、初，议再贬光及公著等，曾布谓章惇、蔡卞曰：“追夺恩泽，此例不可启，异时奸人施於仇怨，则吾人子孙皆为人所害。兼光及韩维等家得恩泽已数十年，一旦夺之，於人情未便。”惇曰：“维数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维在位不久，必欲行，则且施之於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夺。”惇曰：“彼已死，虽鞭尸何益，追削何补！不若夺其恩例乃实事。”布曰：“此虽快意，然更且详审。布之意无他，但此例不可启耳。”惇曰：“须画一指挥。”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为便。”惇曰：“范百禄、胡宗愈之徒亦无显恶，且置之不妨。”布曰：“韩维在政府不久，又与众不合而去，莫亦无他。”惇曰：“与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复甚久，卞曰：“亦有可议。”惟许将默无一言，布疑将以元祐为嫌故尔。（《纪事本末》卷百二。）

　　４、壬戌，诏罢承议郎张竞辰夔州路提举常平官，以御史蔡蹈言其险巧邪佞，元祐中谄事吕大防、苏辙之徒故也。竞辰，蜀人，王安国女壻，与曾布有连；其得提举官，布实荐之章惇。而蔡卞以竞辰尝忤其妻，极恶竞辰，亟罢之。（《纪事本末》卷百二。）

　　５、庚午，议石门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台等。（《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甲辰，章楶言前於石门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台等。原注：二月十五日并二十八日，初建议。案：今原文已佚。陈桱《通鉴续编》云：章楶知渭州，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芦河川，据形胜以逼夏，朝廷许之。遂令熙河、秦凤、环庆、鄜延四路之师，缮理他岩数十所以示怯，而阴具版筑守战之备，出葫芦河川，筑二砦於石门峡江口好水川之阴。夏人闻之，帅众来袭。楶迎击，败之。二旬有二日，城成，赐名平夏城、灵平砦。章惇因绝夏人岁赐，而令沿边诸路相继筑城於要害，以进拓境土凡五十馀里。夏人大惧。又考《宋史地理志》镇戎军下平夏城原注，旧石门城，绍圣四年赐名。又灵平砦下云：绍圣四年赐名。平夏城，大观二年展城作军名曰怀德。以汤羌、灵平、通峡、镇羌、九羊、通远、胜羌、萧关隶之，增置将兵，与西安镇互为声援。平夏城东至结沟堡一十五里，西至石门堡一十八里，南至灵平砦一十二里。灵平砦东至古高平堡一十五里，西至九羊砦二十二里，南至熙宁砦二十里，北至怀德一十二里。）

　　６、戊寅。（《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甲辰，吕惠卿言浮图寨毕功。原注：二月二十三日。又卷四百九十二：绍圣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浮图等寨进筑。原注：云：二月二十三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庚辰，诏赵瞻、傅尧俞谥告并追夺。三省言：“近降指挥，以司马光等造为奸谋，訿毁先帝，变更法度，各加追贬，其首尾附会之人，亦稍夺其所得恩数。谨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为臣不忠，罪与光等无异，顷者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内如范纯仁又自因别过落职，於本罪未尝明正典刑，轻重失当，生死异罚，无以垂示万世臣子之戒。其馀同恶相济，幸免失刑者尚多，亦当量罪示其惩艾。”制略曰：“吕大防资性冥顽，心术狠戾，背天地之恩於先帝，失君臣之礼於朕躬，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趋操回邪，性质险谲，向由言路力附党魁，倡和奸谋，毁黩先烈，可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操倾侧孽臣之心，挟纵横策士之计，始与兄轼肆为抵巇，晚同相光，协济险恶，（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有云：朕顾瞻岩庙，跂念山陵，又不敢私恩宽贷。） 可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案：《栾城后集颍滨遗老传》云：三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赁富民屋以居，复移循州。《纪事》作四年，与《遗老传》异，必有一误。） 梁焘向附凶渠，擢在谏职，阴与子壻构造邪谋，诋诬先朝。可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立异以邀名，匿情而趋利，习用小夫之私智，专为流俗之愿人，（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有云：议称亲则构诬於祖宗，言变法则归过於先朝。欺君以助邪谋，弃地以开边隙。阴连郡吏，协济凶渠，迄用攀援，遂尸宰辅。久从薄谴，久逭严诛，苟其究免於终身，何以示惩於后世！） 可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元祐党祸起，忠宣独不预。至吕汲公南迁，忠宣斋戒上书救汲公，惇怒，亦谪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忠宣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至永州，公之诸子闻韩维少师谪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师执政日与司马光议论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与司马公议论役法不同为言求归，白公。公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合即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媿而生者，不若无媿而死。”又案：《编年备要》云坐修《实录》诋诬，邵录云因救大防激怒章惇。互异。） 已上令所在差职官或京职官已上监当官一员伴送前去，经过州军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刘奉世曩以小官附会奸党，密布心腹，躐处要途，可落端明殿学士，依前中大夫、光禄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韩维挟伪以干名，抱虚而取进，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心，老莫能革，可落资政殿学士，特授左朝议大夫致仕；王觌资赋险伪，善於原俗，附会奸党，毁刺先朝，可落宝文阁直学士，依前朝散郎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韩川、孙升、吕陶，顷者大奸旧恶，相继擅朝，而尔挟忿徇私，为之死党，窃据要路，肆言先朝，造讪兴谗，无所忌惮，（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有云：诋法度以遂更变之谋，历排忠良以虚顾讬之罪，积心至此，议罪谓何！） 川可授依前官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官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峡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库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顷在初政，尝跻近班，怀藉势乘时之心，起背公私党之计，附会邪说，专为悦谀，挟持阴谋，共济凶恶，夙负欺君之心，久逃附下之诛，纯礼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蔡州居住；君锡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本处居住；默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南京鸿庆宫，单州居住。顾临附会凶党，力被荐论，属缘洞察於奸谋，不使超跻於近列，（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有云：迨司留钥，复结罪阉，虽因人言，当从贬秩，责轻罪重，众不谓宜。） 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饶州居住；范纯粹倾邪险诐，出於天资；反覆导谀，忘其文志，弟兄倡和，协助奸凶，（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有云：变先朝拓土之功，成一时蹙国之议，失刑既久，公论未平。） 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均州居住；孔武仲顷由远官召至台阁，附会奸党，躐处要班，逮予亲政之初年，敢为怙终之诡计，失刑既久，众论未平，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池州居住；王汾早以凡才滥居儒馆，元祐之际，附会诋欺，众论喧阗，罪状明白，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致仕。王钦臣、张耒，因缘奸党，躐处要班，挟持诡谋，鼓扇凶焰，钦臣可落集贤殿修撰，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龙图阁，依前官添差监黄州酒税。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尔父公著，当元祐初窃据宰司，毁黩先烈，变乱法度，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虞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纯可特降授朝请郎，差遣依旧；希绩光州居住。姚勔向附凶邪，为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谋，可依前官守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吴安诗，顷者尔以邪朋，窃处谏列，鼓扇凶焰，附会邪谋，可责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晁补之，尔向以险邪之资，力附奸恶之党，表悰倡和，阿附导谀，可落秘阁校理，依前官添差监处州盐酒税；贾易添差监海州酒税务；通直郎，寻医程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已上逐人并钱勰、杨畏，仍并依绍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挥，永不叙复。郴州编管秦观，移横州编管。其吴安诗、秦观所在州郡，差得力州职员押伴前去，经过州军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朱光庭追贬柳州别驾，孙觉追职？两官及遗表恩例，李之纯追职及遗表恩泽，赵禼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例，杜纯追职遗表恩例，李周追贬唐州团练副使。”大防等责词，皆叶涛所草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原注：《旧录》云：上亲政三年，追述先志，审度考核奸臣诋诬迹状，方显断以不疑，皆正典刑。於是继述之孝彰矣。《新录辨诬》云：《实录》载吕大防以下贬窜，首尾甚备，制书尽存之，庶几后世犹有考焉。自党锢祸起，忠贤奔播，奸邪无所忌，是以极於大乱而后止。盖本於绍述之一言，甚矣；其为生民之祸，呜呼烈矣！自“上亲政”以下删去，制词恐须略加删削，不必备载，更详思之。布《录》：庚辰晚，闻再贬大防、挚、辙、焘等於岭表，以次黜责者三十馀人。三省素未以此语布，及已得旨，亦不复道，上亦不语。及是日，叶涛来，颇惶惑於命词，然何可遏也。《实录贬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案：《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己亥。原注：大防责循州在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又卷四百八十九：绍圣四年七月癸丑，诏许大防归葬。原注：亦云：二月二十八日，大防贬循州。是《长编》本从《实录》书之。《纪事本末》乃取注中布《录》庚辰晚云云，系於庚辰日下，恐非《长编》原文。今姑依《纪事》编次。又案：陈桱《通鉴续编》云：先是，左司谏张商英上言：“愿陛下无志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州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以激怒之，由此诸贤皆不得免。时焘已卒，大防行至处州信丰而卒。挚、焘皆卒於贬所，天下惜之。纯仁时因目疾失明，闻命怡然就道。或谓纯仁盗名，纯仁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爱君，有怀不尽，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

　　７、诏罢《春秋》科。（《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旧录》云：诏罢《春秋》科。先帝以经术迪士，独《春秋》不设科，以《鲁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复设，今罢之。《新录》辨诬曰：不设《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见私意。班固曰：“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自汉儒据《传》以通经，六艺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诏罢《春秋》科，妄谓先帝以《鲁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删去。案：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云：五声本於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於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於无可柰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

　　８、癸未，议进筑九羊谷寨，修筑石门峡东塔子觜堡。（《长编》卷四百九十六：元符元年三月癸酉，进筑九羊谷寨，修筑石门峡东塔子觜堡，毕工，赐名。原注：绍圣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建议。案：《宋史地理志》：九羊谷东至灵平砦三十里，西至宁安砦六十六里，南至三川砦五十里，北至临羌砦八十里。） 又议进筑没烟前后峡两寨。（《长编》卷四百九十九：元符元年六月辛卯，进筑没烟前后两峡寨，毕工，赐名。原注：绍圣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初建议。案：《宋史地里志》云：没烟后寨，砦东至通峡砦十八里，西至正原堡四十里，南至石门砦三十里，北至萧关一百三十里。没烟前砦，东至东湾堡七里，西至汤羌砦一十八里，南至怀德军一十八里，北至胜羌砦八十里。）

　　９、甲申，制曰：“文彦博色厉而荏，行伪而坚，备公师於三朝，更将相而四纪，曾靡云报，尚何所仇？（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有云：忘我大德，肆其忿心。初迷国以怀诈，终朋奸而背善。以理财裕民之政，为暴刻聚敛之利；以经武拓地之勋，为寇攘草窃之计。有臣若此，於义可乎！於戏！明罚正刑，永为垂世之戒，彰善瘅恶，上慰在天之灵。） 可落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特降太子少保（案：《十朝纲要》、《太平治迹统类》作“太保”。） 致仕，依前潞国公。”（《纪事本末》卷百二。案：《十朝纲要》，彦博洛节钺、太子太保致仕在癸未。异此日。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张茂则、梁维简、谭扆、赵约内人樊氏并责降。）

　　１０、是月，陈敦夫除秦凤路提点刑狱使。（《长编》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丙寅，诏赐陈敦夫。原注：敦夫除秦凤提刑在绍圣四年二月。）

　　１、闰二月丙戌朔，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诸子并令解官侍养，司马康追夺赠官。（《纪事本末》卷百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载诸臣贬责云云，与《纪事本末》文同。又於文彦博降责及司马康追夺赠官下原注云：史臣留正曰：“邪正不可并用，君子与小人共事，君子终必为小人所攻，从古然也。元祐之末，刘、吕主调停之说，则台谏、给舍参用小人。如来之邵、邓温伯、郑康、陆佃、周秩之徒俱进，莘老、微仲君子，亦分其党，互相非毁。则大往小来，群邪并起，小人反覆，易於反掌。前日无况进侍：无况求见公著为入身之计者，张商英也，今日乞毁公著碑，亦商英也；前日定谥司马光者，周秩也，今日乞以罪加司马光者，亦周秩也，此犹可也。而章惇、蔡卞、张商英之徒，既谪贬范纯仁以下三十馀人，又追贬司马光、吕公著一十馀人，窜吕大防、刘挚、梁焘，皆已致之死地而欲尽杀元祐诸贤。既废孟后，且又欲追废宣仁，章惇之罪，可胜诛哉！”）

　　２、上批：“张天悦（案：《宋史·本纪》作“天说”。） 所进书，观其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进呈取旨。”诏以张天悦送开封府，取勘情节，申尚书省。其后，开封府言：“张天悦私有《景祐福应太一集》，及上书诋讪先帝，情不可恕。”诏特处死。（《纪事本末》卷百二。案：《长编》卷四百九十四：元符元年正月甲寅，邢恕言：“胡深疏云，前日张天悦处死，是刑馀无赖之人。”又言：“其言上斥神宗，诛之固宜。”原注：云：天悦处死在四年闰二月。又卷五百九：元符二年夏四月辛卯，诏勘鞫不结案及审录覆奏者，以违制论。先是，臣僚言右军巡院鞫前兖州莱芜县尉张天锡讹言。诏特处死，更不结案审录，仍不覆奏。原注：元符三年九月，陈瓘论章惇杀张天悦之徒以钳众。张天悦，见绍圣四年闰二月丙戌，或即是张天锡，或别事，当考。又案：《编年备要》云：自是妄言者莫不诛死。）

　　３、丁亥，诏曰：“韩川、孙升，尔等以显附奸凶，肆为讥讪，早负罪谴，久稽典刑。川可特责授岷州团练使副使，道州安置，升可特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诏：“知福州、朝奉大夫叶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书舍人蹇序辰言：“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韩忠彦，本因朝廷以其父琦勋旧，遂蒙先帝擢用，宠遇甚厚，官为尚书，超躐夷等。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会奸恶，同为毁訾，望早赐黜责。”制曰：“韩忠彦进由世臣，擢自先帝。历跻禁从，久赞事枢，当体前修，以裨初政。而乃助诬民之浮说，行蹙国之匪谋，可依官降充资政殿学士。”（《纪事本末》卷百二。）

　　４、诏：“上清储祥宫御篆碑文苏轼所撰，已令毁弃，宜差蔡京撰文并书。”（《纪事本末》卷百二。案：轼撰碑文在元祐六年八月丙午。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上清储祥宫者，乃太宗出藩邸时艺祖所赐予而建也。中遭焚毁，神庙时召方士募人将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帘，乃损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诏东坡公为之记，而哲庙自为书其额。后泰陵亲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毁其碑。又改命鲁公改更其辞。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也。）

　　５、壬寅，中书舍人蹇序辰言：“安焘被遇先帝，至为执政，方文彦博、司马光竞为弃地之论，焘实与其事，内结张茂则与之表悰，外同奸党为之借留。及蔡确得罪，又从而出力挤之。当是时，旧臣相继被斥，独焘徘徊数年，偶缘丧母，方始去位。则协助光等为多，非特附会阿谀而已。究其本末，背负旧恩，见利忘义，尤在韩忠彦上，此皆中外所传闻，朝廷所照见。伏望圣慈更赐裁度，比附同罪已罚之人，一体参酌施行。”制曰：“安焘持禄保躬，协谋蹙国，依凭奸党，为己助恶，诬篾劳臣，随时挤陷，上辜寄讬，久负谴诃，特落观文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纪事本末》卷百二。案：焘罢知河南府在二年十一月乙未，可考。《东都事略安焘传》云：四年，落职，知大名府。）

　　６、京西路转运副使周秩除淮南路转运副使。（《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壬辰，委秩体量狱事。又卷四百九十三：四年十二月癸未，命秩察河南变事。原注：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先自浙宪除京西漕。闰二月十七日，改淮南漕。）

　　７、河北路转运副使邵<龠虒>除陕西路发运副使。（《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李深上书。原注：云：邵<龠虒>闰二月十七日自河北副除陕副。）

　　８、吏部尚书黄履除中大夫、尚书右丞。（《长编》卷四百九十八：元符元年，蔡京言究问文及甫书事。原注：绍圣四年闰二月十七日，黄履自吏书为右丞。案：“中大夫”三字，据宋史宰辅表增。）

　　９、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曾布为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翰林学士、左朝议大夫、知制诰林希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案：《宋史本纪》，希知枢密院作壬寅日。） 初，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草惇制词，极其称美，望惇用为同省执政；惇忌之，止拜同知枢密院。於是，又迁知枢密院。故事，枢密院日得独对。乃疑布，更引希同知枢密院，使察之。希寻为布所诱，亦忤惇。布与惇益不合，卒倾惇，夺其位。（《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长编》卷四百八十七：绍圣四年五月戊辰，林希言：“乞使臣依进士试策。”原注：林希以学士改知枢密在四年闰二月。又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癸未，蔡京言惇与臣不同。原注：引陈瓘弹蔡京第四章云：“章惇初信京、卞，三人议论如出一口。自绍圣二年十月卞为执政，於是京有觖望，而与惇睽矣。四年闰二月，林希为执政，於是京始大怨，而与惇绝矣。京所云‘与臣？’，殆由此。”按瓘此章日月有误，故《长编》卷四百八十七於四年五月犹称学士也。）

　　１０、甲辰，诏：“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韶州别驾，贺州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置；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安置。”（《纪事本末》卷百二。案：《长编》卷四百九十：绍圣四年八月丁酉，究问及甫与恕书。原注：云：闰二月十五日，范、刘再贬。是月丙戌朔，十五日乃庚子。《纪事》系甲辰，乃十九日也。与《长编》相差五日，必有一误。）

　　１１、朱服知莱州。（《长编》卷五百一：元符元年八月辛巳，赵挺之言：“朱服因持丧削，今牵复节镇，理实未安。”原注：绍圣四年闰二月十九日知莱州。案：《宋史朱服传》：绍圣初政，因表贺力诋变乱法度之故，召为中书舍人。使辽，未返而母死。诏以其家贫，赐帛三百。丧除，拜礼部侍郎。湖州守马城言其居丧疏几筵而独处他室，谪知莱州。）

　　１２、提举汴河堤岸贾种民差同杨琰相度。（《长编》卷四百八十八：绍圣四年五月乙亥，种民言导洛依元丰年例。原文辑此。又《长编》卷四百八十：绍圣四年四月丁亥，贾种民往吕梁。原注：闰二月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据《宋史河渠志》卷四云：四年闰二月，杨琰乞依元丰例，减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龙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匮以助汴河行运。诏贾种民同琰相度合占顷亩，及所用功力以闻。）

　　１３、乙巳，承议郎李仲除提举开修御河。（《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李深上书。原注：李仲闰二月二十一日以承议郎除提举开修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河北运判。）

　　１４、丁未，诏官员任本贯路差遣应酬奖并减半。（《长编》卷四百九十三：绍圣四年十一月戊寅，吏部言本贯差遣酬奖并减半。原注：闰二月二十二日已减半指挥。）

　　１５、戊申，权知洪州、朝请郎张商英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１６、壬子，诏：“朝奉郎、守太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觌改送袁州居住；（案：《宋史王觌本传》：绍圣初，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觌索侵耕官田，表为墓田。江水贯城中为渠，岁久湮塞，积苦霖潦而多水灭，觌疏治复故，民德之，号“王公渠”。徙河阳，贬太府少监，分司南京，又贬鼎州。殊与此有异。） 故朝奉郎、试中书舍人孔文仲追贬梅州别驾，及追遗表恩例；鲜于？追谏议大夫、集贤殿修撰；故朝奉郎吴处厚追贬歙州别驾。”（《纪事本末》卷百二。）

　　１７、中书舍人蹇序辰奏：“刘奉世等皆缘弃地及附会奸恶，谤毁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为近例。而孔文仲、郑雍、安焘等，犹未见行遣，比之奉世等责罚，其为失当，不伦甚明。”制曰：“郑雍顷由附会，得列言官，乘时抵隙，骤至丞辖，助成奸慝，无补事功，可特落资政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纪事本末》卷百二。）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大雨雹。（案：《宋史·本纪》：癸卯，大雨雹。《五行志》：癸卯，京师雨雹，自辰至酉。）

　　１、三月乙卯朔。（《长编》卷四百八十九：绍圣四年六月丁酉，赐修复安疆寨，防拓蕃、汉官帛有差。原注：三月一日可考。案：《十朝纲要》：乙卯，筑安疆寨。）

　　２、直龙图阁、知庆州孙路加宝文阁待制。（《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庚戌，诏孙路体度边情。原注：路先以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陕漕，六月三日加直龙图阁，四年三月一日加宝文阁待制。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卯朔。）

　　３、戊午，陆师闵兼都大都库成都府利州陕西路茶事兼提举陕西等路买马公事。（《长编》卷四百八十九：绍圣四年六月乙未。原注：云：已见三月四日，当存一去一。案：今依彼文辑此，姑存原文。）

　　４、辛酉，西上閤门副使苗履权知兰州兼管勾沿边公事。（《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戊申载履权知兰州。原注：云：履权知兰州已见三月七日。案：此与上条皆两书之，例《长编》原文，当两存之。） 履申乞造熙河浮桥，建金城关。（《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甲午，金城关毕功。原注：云：三月七日，履申乞造浮桥、建金城关。）

　　５、癸亥，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何昌言并诸科进士等及第、出身，释褐六百九人。（案：《长编》卷四百八十七：绍圣四年五月甲寅，进士及第何昌言、方天若、胡安国除官。原注：云：三月十日。此癸亥为初九日。） 是日，未启封，读三人程文至第四人，展读数百字，曾布与蔡卞俱云：“文字显不如第三人，恐不须读。”启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谕曰：“对策言先朝法度当损益，可降。”布曰：“事有适於事变，近於人情，固当损益，恐无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闻有可增损，亦当随宜损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曰：“先帝则当损益，陛下方绍述先志，不当损益。”布曰：“恐无此理。”上顾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损益？”京曰：“第言事当损益者，不可不损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须降。”然卒降为第七人。及启封，则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后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放进士，因言及损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极陈。时变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岂可不得增损！如此，则是胶柱而鼓瑟也。况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团教事，皆未可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度，累经修改，终未如旧法。凡此之类，岂非损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第不失大意可矣。”布曰：“德音如此，臣复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设此罗网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安，即便以为非毁朝廷，党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盖正直自守之士，无他罪恶，加以此名，则无由自辨。然以臣所见言之，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视，所以媚附朝廷者，只是经营官职求利而已。却於今日，自投元祐党中，以取祸患，亦无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陛下於人情事理无不洞达，愿更加审察。”林希进曰：“法度无不损益之理。如编敕，熙宁中修成，元丰中又修，今复重修。若不可损益，即第当检熙宁、元丰敕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类此。今日之论，诚中伤罗织之端尔。”上颇欣纳。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又言子弟当禁锢之，资产当籍没之。古今政事中，殊无义理，此奸人附会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凭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门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问臣曾闻宣谕否，布曰：‘不闻。’惇曰：‘有一举人论元祐当诛，上甚称之。’既而林希为臣言此必天若。及放榜，惇亦对蔡卞言惇知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决知是天若也’。”上惊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尔，惇所以知之，况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诚至论。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於此？”上颔之。天若，兴化人也。（《纪事本末》卷一百。）

　　６、庚午，河东安抚使孙览除枢密直学士。（《长编》卷四百八十九：元符元年五月丙子，览降宝文阁待制。原注：览进密直在绍圣四年三月十六日。）

　　７、丙子，吕惠卿筑克胡山新寨。（案：《十朝纲要》作“刻胡”。毕功，赐名平羌寨。《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己未，惠卿迁光禄大夫。原注：吕惠卿筑平羌寨毕功在三月二十二日。又四月庚子，吕惠卿言李沂西界讨荡功。原注：平羌寨赐名已见三月二十二日。又卷四百八十七：绍圣四年五月己未，惠卿迁官。原注：吕惠卿筑平羌寨毕功在三月二十二日。又卷四百九十二：绍圣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进筑赏厚。原注：平羌寨赐名在三月二十二日。案：《宋史本纪》：壬戌，进筑克胡山新寨。丙子，克胡山新砦成，赐名平羌寨。）

　　８、戊寅，提举开修御河李仲改河北路发运判官。（《长编》卷四百九十一：绍圣四年九月，李深上书。原注：李仲闰二月二十一日以承议郎除提举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河北运判。）

　　９、辛巳，（《长编》卷四百八十六：绍圣四年四月甲辰，吕惠卿言浮图寨毕功。原注：三月二十七。又卷四百九十二：绍圣四年十月丙戌，密院言惠卿相度米脂、细浮图等进筑。原注：三月二十七日可考。案：《宋史·本纪》：辛巳，西上閤门使折克行破夏人於长波川，斩首二千级，获牛马倍。）

　　１０、壬午，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讟毁宗庙，睥睨两宫，交通近习，分布死党，考言观事，实状具明。而包藏祸心，踪迹诡秘，相去八年之间，已有不可备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牍，又散在有司，莫能会见。若不乘时取索编类，必恐岁久沦失，或邪党交搆，有藏匿弃毁之弊。欲望圣慈特赐指挥选官，将贬责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人为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从之，仍差给事徐铎及序辰。（《纪事本末》卷百二。案：《长编》卷四百九十七：元符元年四月壬午，序辰言候编类毕进入备览。原注：序辰初乞编类在绍圣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今《纪事》系三月壬午，乃二十八日也。编类成册计一百四十三册，诏令录本进入，见《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四月丁酉日。邵经邦《宏简录》云：蹇序辰编类光等事状及臣僚章疏，人为一帙，凡四十三帙来上，缙绅由是无得脱祸者。陈桱《通鉴续编》云：章惇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不治。”章惇志不快。於是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云云。章惇、蔡卞请帝命序辰及直学士院徐铎编类事，为光等改废法度悉不遗，凡四十三帙。薛昂、林自又乞毁《资治通鉴》。）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幸金明池，殿中侍御史陈次升上疏略曰：伏闻金明池新造龙船，费用万贯，肆为侈靡，穷极工巧，必非陛下意也。陛下躬不世之资，袭祖宗之庆，勤俭过於夏禹，天下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费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风，岂非爱祐陛下而使觉悟，有司之过乎！案：《十朝纲要》：闰二月甲戌，幸金明池。然闰二月丙戌朔，无甲戌日。以三月乙卯朔推之，乃三月二十日也。《纲要》误。《编年备要》云：幸金明池，风甚，浪如山。新作龙舟舣於水心殿东，不复登，水嬉等船皆罢。又云：先是，以修龙舟了毕，特支度牒十五道赐杨琰。御史蔡蹈言：“杨琰者，本木工，止缘技巧驯致使名。禄养丰厚，时有加赐，近代以来，以工巧被宠遇者，未有如琰比也。龙舟之役，其费不赀，朝廷不责其过侈而反以度牒赐之，甚亡谓也。若谓其功可赏，不过有功之事何足多？尚今赏之过厚，无不议论。凡赏罚所以存劝沮也，今以一龙舟而命赏过厚，不知劝何在耶？若谓其劳可赏，则边陲用命，国尔忘家之人不知何以为赐？臣窃见诸路每月兴修於乞度牒，诘问勘当，十不得五，其重惜如此而独於赏琰，不以为意何邪？”《谠论集》载次升》二疏《上哲宗幸金明池乞不乘船疏云：“臣伏闻有旨，今月二十日幸金明池者。臣窃观《孟子》之言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则知天子游幸，与民同乐，乃天下无事之事也。今闻圣驾幸金明池，有旨不过御桥，是以主器至重，社稷所系，其出入起居，兢慎如此，实天下之福也。臣窃闻舆议，所造龙船，穷极工巧，华丽尤甚。陛下必须乘御，以臣愚见，乘船危，乘桥安，陛下尚不乘桥岂肯乘船耶？虽然如此，陛下若不乘船，臣先事而言亦无所害，万一有之，可为未然之戒。臣安可以缄默？《传》有之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圣主不乘危，不徼幸。’又曰：‘乘船危，圣主不乘危。’伏愿陛下念之裁。取进止。”其一疏为《上哲宗论龙船费》，即《续宋编年通鉴》所载者，《集》中已缺全疏。又案：次升《行实》谓上疏为二年，今在三年，必有一误。蔡绦《铁围山丛谈》云：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备，且为国朝一盛观也。其龙舟甚大，上级一殿曰“时乘”。既岁久，绍圣末，诏名匠杨琰者新作焉。久之，落成，华大於旧矣，独铁费八十万斤，他物略称，是盖楼阁殿既高，巨舰得重物，乃始可运。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十五

　

　　哲宗

　　△元符三年（庚辰，一一○○）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元符三年岁在庚辰，二月戊戌朔。辛丑，进隆赞位辖正上。《续长编》卷五百十九注。案：注云：三年二月四日。据《朔闰考》，是月戊戌朔，则四日辛丑。）

　　２、先是，三省奏请故皇太妃茔域合加崇奉及将来奉册典礼，令礼官检详典故闻奏。戊申，同进呈。（《续长编》卷五百二十并注合辑。）

　　３、己酉，布同呈王恩躐迁在崇极及张粲之上。《续长编》卷四百八十四注及卷四百九十四注。（案：此係绍圣三、四年间事，至是曾布与臣僚同言及此。李氏於绍圣四年注引其语以为证。五年注又云三年二月己酉可考。是李氏原书於此年载曾布言也，今全文已佚，不能详录。二月戊戌朔，己酉十二日也。卷四百八十四注云元符三年二月十一日布同呈。此语“一”当作“二”。）

　　４、庚戌。（案：《续长编》卷五百二十载向太后三叔父未曾霑恩语。注云：三叔父推恩在二月十三日庚戌，今原文已佚。考《宋史·本纪》，二月庚戌，向宗回、宗良迁节度使，太后弟侄未任者俱授以官。不书其三叔父推恩。惟《向敏中传》云：以后族赠敏中燕王、传亮周王、经吴王。敏中馀孙绎、绛并官太子中书。敏中为太后之曾祖，经其父，绎、绛二人其叔父也。）

　　５、戊午，诏以通议大夫、新除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徽宗纪》：庚申，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资政殿大学士兹在戊午日。盖戊午下诏，至庚申乃行也，故庚申诏有“宜速书诏行下”之语。）

　　６、庚申，给事中刘拯言：“韩忠彦乃驸马都尉嘉彦之兄，元祐中尝除尚书左丞，以指人言，遂移枢府。（案：除尚书左丞在四年六月丙午，同知枢密院事在五年三月壬申。“指”字疑或是“招”字。） 且元祐中祖宗故事，废而不恤者多矣，独於此不敢不改有以也。今乃除门下侍郎。虽忠彦非其他外戚比，然不能使他日不援以为例，臣恐政府将为敦爱外戚之地有日矣。”（《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五载刘拯言下诏曰：韩琦定策元勋，忠彦纯厚，旧德不可以嘉彦故废，宜速书诏行下。忠彦见上，陈四事以裨政。其一广仁恩，曰：“本朝自祖宗以仁德固结人心，四方如泰山之安。近年执政，务於功利，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岂社稷之福哉？愿陛下以仁安天下之心。”其二挌言路，曰：“谏官、御史，人主之耳目，愿陛下来忠直厚重之士，亲加识擢；若敢言有补，则行其言，用其人。”其三去疑似，曰：“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自绍圣以来，凡曰元祐之人，大则投窜，小则退斥，愿陛下惟是之从，惟材之用。”其四重用兵，曰：“先帝於陕西、河东进筑城砦数十，得地虽广而不可耕，皆永兴等路饷之，虚内实外，民力大困。愿陛下考用兵以来费几千万而所建之地收以为用者其数几何？而边民父子，肝脑涂地，与官军物故者其数又几何？则进筑利害，皎然见矣。谓宜即罢，以惠边民。”《东都事略韩琦传》云：徽宗用忠彦言，数下诏蠲天下逋责，尽还流人而甄叙之。有为御史、谏官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见收用。）

　　７、吴安持等牵复。（《续长编》卷五百十七注。案：元符二年冬十月甲子，尚书省送到工部状准都省批检详道河东流一案文字，郭知章、吴安持、鲁君贶、王森、梁铸、郑佑、李仲、李伟、俞瑾、文及甫、吕希纯、王令图、王宗望、黄思、窦讷等降夺有差，至此安持等牵复。）

　　８、辛酉，曾布白上：“刘拯驳韩忠彦告何敢尔英庙除王畴枢密副使，钱公辅缴词头，贬团练副使，拯何可容？”上曰：“不识拯，亦不知其为何人！”布曰：“蔡卞门下士。臣尝论范纯粹罢帅，无罪不可不与邓州，卞力争。既而即日拯有文字，言大臣阴与为地。大行怒，数语卞，云拯何以知，令分析。众救之，遂已。”上曰：“亦不知是卞门下人，然拯但云忠彦戚里，未敢行下。寻批出便行，奏云谨已依旨行下讫。”布曰：“此尤不可，乃是尝试陛下之意尔；若可论，当力争，岂可便行如此！乃是奸险，尤可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徽宗听布言，遂出拯知濠州。事见四月戊戌。）

　　９、上尝谕布云：“禁中修造，华饰太过，墙宇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又作玉虚，华丽尤甚。”又云：“仁宗作一宝座，议以为华丽，遂置之相国寺，今非其比。外人何以知邹浩亦尝论列？”布云：“禁中地窄，玉虚诚不须作，其他亦多不知。但布曾从驾至北郊，宣入赐茶，次日大行谕云：‘昨日尽见北郊宫殿，只是采绘些，比他处精好，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云：“然赐茶处是后殿，案：卷四百九十四作上云：不然，赐茶处是寝殿。前殿后有流杯曲水及亭榭，无非金翠，亦与首饰一般。邹浩敢言，无所不论，须召还。”布再三称贺。（《续长编》卷四百九十四注及卷五百三注。）

　　１０、邹浩复官。（《续长编》卷五百十五注。）

　　１１、蒋球、蒋之奇等牵复。（《续长编》卷五百十八注。案：《宋编年通鉴》云：复邹浩等官，同时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牵复有差。案：同时受累之人，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可考。《续长编》原注言：邹浩复官及蒋球、蒋之奇等牵复，并云二月二十四日。是在是月辛酉也。九朝编年备要云：先是，曾布言：“登极大赦，非常赦之比，窜谪之人，延颈以望生还，方春、夏瘴疠之时，早得迁徙，为赐实大。兼臣尝蒙圣谕，谓邹浩岂可置之死地？如浩万一不得生还，於先朝亦非美事。”上曰：“浩击惇甚力，章疏且存，惇必未肯便与移叙。”布曰：“不若批付三省，不必指名，但以大赦因牵复移叙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则必不敢缓也。”上欣纳之。於是诏浩复官，监袁州酒税；回监泉州商税；馀或复官，或除落訩替，或与官除差遣。）

　　１２、壬戌，逐郝随、刘友端。（《续长编卷》五百二十注：案：《宋编年通鉴》云：<厂午>内侍郝随、刘友端。布因问故，上曰：“彼自乞宫观，因言禁中修造，华侈太过，无非金翠，皆随、友端所创也。”《九朝编年备要》云：上曾谕曾布曰：“禁中修造，华侈太过，墙宇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又作玉虚，华侈尤甚。”未几，逐随与友端。布因问故，曰：“彼自乞宫观，因言营造过当。”又诏太常少卿孙杰同内侍李悫驱磨随、友端等所领后苑造御前生活所、翰林书艺局造御前生活所、修万寿观本命等殿所，收支官物，仍令悫先诣逐处封锁。盖此三所前后所费尤大也。）

　　１３、诏陕西转运副使兼制置解盐使马城提举措置催促陕西、河东木筏，薛嗣昌提举开修解州盐池。（《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七。原注：策修废，据史例当具载，而《实录》阙之，今追书。案：《文献通考》卷十六云：初，解、梁之东有大盐泽，绵亘百馀里，岁得亿计。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坏，至是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馀畦，百官皆贺。沈括《笔谈》云：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人。其北有尧梢水，一谓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又不能成盐。惟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蒻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盖巫咸乃浊水，入滷中则淤殿，滷脉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１４、丙寅，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高遵惠在元祐中言事切直，特赠枢密直学士，赐银五百两。（《续长编》卷五百十九注。案：原注载敕文甚详，云据告词称先帝，即不在哲宗时也，当考年月。又云赠枢密直学士在元符三年二月丙寅。）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二月，立夫人王氏为皇后。案：《东都事略本纪》：二月丁未。

　　又：云：范纯仁等并收叙。纯仁、刘奉世、吕希纯、王觌、吴安诗、韩川、唐义问，并分司邓、光、唐、和、澧、随、安州居住；吕希哲、希绩、吕陶、郑祐，并宫观，任便居住；苏轼、苏辙、刘安世、秦观、程颐移廉、囗、衡、英、峡等州；王古、杨畏、王钦臣、范纯礼、纯粹，和、润、襄、兖、亳、信等州；晁补之、张耒，河中府、黄州通判；刘唐老，武胜判官；邹浩、黄隐、黄庭坚、贾易、王回，并与监当差遣。案：宋彭百川《皇朝治迹统类元祐党事始末》下：和、润、襄、兖、亳、信作知润、襄、兖、亳、相。又云张耒通判黄州，晁补之签书武宁军判官属公事，黄隐监江州酒税，黄庭坚鄂州监税，贾易监舒州茶盐酒。与此文多不同。

　　又：云：寻诏刘挚、梁焘许归葬，挚、焘、王珪、吕大防、范祖禹、王岩叟、刘安世、朱光庭诸子并许叙复。

　　１、三月（案：《宋史·本纪》：是月戊辰朔。辛未，给事中范镗为龙图阁待制、知瀛州。初，议进呈镗除目，章惇谓布曰：“蹇序辰亦可用。”布曰：“何谓？”惇曰：“众人皆动，独序辰未动。”布曰：“未动何妨，扬州自不亏序辰。镗乃昔曾议帅，若不面议定，必上前纷纭。”惇曰：“善。”及进呈，上曰：“镗亦知边事。”众唯唯而已。《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２、甲戌，承议郎、权发遣卫州陈瓘为左正言。（《纪事本末》卷百十九。案：《宋编年通鉴》云：三月，以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左、右正言。布因言於上曰：“言路得人，但章惇、蔡卞不乐尔。”《纪事本末》专录陈瓘贬逐事，删节不全，当据此补。《东都事略》及《宋史陈瓘传》并云瓘为右正言，“右”字误，当据此正。“甲戌”，彭氏《治迹统类》作“甲午”，似误。《宋史张庭坚传》云：庭坚坐折简别邹浩免。徽宗召对，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在职逾月，数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论孝，必曰绍复神考。夫前后异宜，法亦随变，而必纤悉必复，则法将敝於一偏，久则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谓之孝，可乎？司马光因时变革，以便百姓，人心所归，不为无补於国家；陈瓘执议论诤，将以去小人，士论所推，不为无益於宫禁。乞尽复光赠典以悦人心，召还瓘言职以慰士论。”至是瓘为左正言，邹浩为右正言。庭坚以荐苏轼、苏辙可用，忤旨，徙为郎。时与陈瓘同复官者，英州安置孔文仲，编管昭州汪衍，编管封州余爽，编管金州王巩，峡州居住张保源。见《治迹统类》。又《宋史龚夬传》云：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请辨忠邪，曰：“好恶未明，则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则众必疑。今圣政日新。奸党既破，必当蚤夜熟计，广为身谋。或遽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说以拒正论，或诡称祸福以动朝廷，或讬言祖宗以胁人主。巧事贵戚，阴结左右，变乱是非，奸计百出，幸其既败复用，已去复留。君子直道而行，则必堕其术中。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决，太平之治，不难致也。又案：《续长编》卷三百八十七注云：司马温公之丧，王巩上章论程正叔之非。建中靖国间，巩初牵复，得通判西京，将行，乐阳公以正叔属之，使无念旧怨。巩答简云：“我辈大地众生，犹如一子，况先生者乎！”据《治迹统类》，王巩初牵复在是年三月，则《续长编》注所云建中靖国间者，盖据通判西京言也。今无月日可考，不能辑入，姑附於此。）

　　３、甲申，中书舍人张商英为龙图阁待制、河北路转运使兼提举河事。先是，曾布论刘拯当逐，上曰：“商英与拯皆不可留。已降商英论文及甫文字付三省，渠乞留中，却揭去后降出。”布曰：“商英论及甫，事似有可取，法不许。乞留中乃可，罪似不当揭去，三省恐未喻圣意。臣每闻德音，似每事不欲从中出，圣意固不欲大臣失职，乃深中义理；然中外之人亦不可不使知圣意所蔊。古人有云‘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又云‘主道利宣不利周’。若是非已明，出自圣断，亦无所不可。”上曰：“商英无一日不在章惇处。”布唯唯而退。后旬日，商英乃有是命，盖韩忠彦等奉行上旨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商英本传云：时大河决，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缴词头，且言：“筑堤塞河，是塞儿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观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龙制、河北漕。按商英自中书舍人出，曾布《日录》载其事，端坐章惇党也。本传饰说，今不取。案：《宋史本传》亦不录商英缴词头事，云商英除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祐诸贤，众益畏其口。徽宗出为河北都转使，降知随州。）

　　４、乙酉，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以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郭知章先除河东帅，韩忠彦私与曾布谋，欲留知章，使京代之。黄履亦谓当然，於是同进呈。河东久阙帅，乞趣知章陛辞之任，忠彦遂言：“知章初任帅，岂可付以河东？河东须事体重，曾作帅知边事者乃可往。”布曰：“非不知此，但无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选。”蔡卞曰：“自来须用曾经河北作帅人。”布曰：“旧例，须用故相及前两府。今近上从官如吴居厚、安惇皆不作帅，蒋之奇新自边上召还。”忠彦曰：“如此只有蔡京。”上曰：“如何？”布曰：“若令京去，须优与职名。”章惇曰：“承旨自当除端明殿。”布曰：“兼两学士不妨。”蔡卞曰：“之奇曾经边帅，莫亦可去？”许将曰：“朝廷阙人，莫且教知章去。”上曰：“且教去。”将又曰：“且教知章去。”布曰：“不知圣旨是且教知章去，是教京去”惇上曰：“蔡京。”布曰：“如此，则批圣旨。”蔡京除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遂定。蔡卞曰：“兄不敢辞行，然论事累与时宰违戾，人但云为宰相所逐。”上不答。

　　翌日，布再对，上谕布曰：“蔡京、张商英、范镗皆已去，只有安惇、刘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举职，则此辈亦何可安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５、先是，中书舍人曾肇入对，言：“以舜继尧，所守一道，然犹明四目，达四聪。及禹继舜，亦拜昌言。在汉，宣帝始亲政事，诏臣民上书，去其副封，以防壅蔽。唐太宗初即位，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厚赐勉之，以诱言者，至於本朝，可谓平治，而祖宗以来，数诏百官，使以次对。神宗举而行之，於熙宁之初，以兴起事功为后世法。臣愿陛下远观舜、禹、汉、唐之所行，近迹神考之故事，修转对之制，下不讳之令，明诏百官，下及民庶，使得直言时政，无有所隐，然后陛下择其善者而从之。且报之以赏，大则加之爵秩，小则赐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诳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为罪，庶以鼓动天下敢言之气，纾发郁抑堙塞之情。当今先务无易此者，惟陛下急行之。”是日，诏送三省。（《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纪事本末》以此曾肇言及下辛卯诏，并系於元符二年三月。以日食正阳月诏求直言之事覈之，当在兹年三月。《宋史》、《东都事略》并可考。辛卯，诏曰：案：《宋史》诏求直言亦系三年三月辛卯。《东都事略本纪》在庚寅，前此一日。） “朕以眇身，始承天案：一作“大”，误，今据《宋文鉴》改。序，任大责重，罔知攸济。永惟四海之远，万几之烦，岂予一人所能遍察！必赖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辅余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将动威，日有食之，期在正阳之月，（案：“阳之”二字原脱，据《东都事略本纪》补。） 变异甚钜，殆不虚生。夙夜以思，未烛厥理，将以弥纶初政，消弭天灭，自非药石之规，孰开朕听？况今周行之内，人有所怀；刍荛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於鲠论嘉谋，惟恐不闻；闻（案：各本脱下“闻”字，今据《宋文鉴》增。） 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后害。应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许实封言事，在京於合属处投进，在外於所在州军附递以闻。布告迩遐，咸知朕意。”中书舍人曾肇》之词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东都事略《曾致尧传》亦谓此诏曾肇所草。诏下，投匦者如织，章惇恶之，欲因事去肇。徽宗不许。时应诏上书者姓名，崇宁元年九月中书省所开具臣僚章疏可考。《宋编年通鉴》云：求直言，奉议郎锺世美应诏上言：“乞复熙宁、绍圣故事，以为神考道过百王，庶事具举，没犹未久，而匹夫之臣，相与诬毁，传播当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间，天下大治，复见熙丰之盛。不折尺閧而西羌纳土，不勤师旅而尽复故疆。若谓神考不当创法，先帝不当追述，则何以著巍巍赫赫之功？若谓元祐改更而当，则何以致官府废坠，财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霜，河朔连年灭荒，西贼长驱寇边，如入无人之境？臣尝至西塞，备见元祐削弱之患，真可痛伤而太息也。”案：崇宁元年九月己未，蔡京等编定臣僚章疏，以锺世美为正上，范柔中为邪上，尤甚。兹录锺疏，不录范疏，可怪。范疏今不可得见，惟《九朝编年备要》有奉议郎范柔中上书，言多诋绍圣并及熙宁之政，云数语而已。时筠州推官崔鷃亦应诏上书曰：“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声而以言为戒也。臣尝读史，见汉刘陶、曹鸾，唐李少良之事，未尝不掩卷兴嗟，矫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闻国家以日食之异，询求直言。伏读诏书，至所谓‘言之失中，朕不加罪’。盖陛下披至情廓圣度以来，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闻，不敢一吐，是臣子负陛下也。方今政令烦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未暇一二陈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为本。臣至於草莱，不识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为奸党者，必邪人也。使汉之党锢，唐之牛李之祸将复见於今日，甚可骇也。夫毁誉者，朝廷之公议。故责授朱崖军司户司马光，左右以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请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时抵巇以盗富贵，探微揣端以固权宠，谓之奸可也；苞苴满门，私谒踵路，阴交不逞，密结禁廷，谓之奸可也；以奇技淫巧荡上心，以娼优女色败君德，独操赏刑，自招恩怨，谓之奸可也；蔽遮主听，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讥，直谏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壅蔽之罪，谓之奸可也。凡此数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实者名随之，无其实而有其名，其谁肯信之！《传》曰：谓狐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为忠，必以忠为佞，於是乎有缪赏滥罚。赏谬罚滥，佞幸徜徉如此，而国不乱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谅，闻於华夷，虽古名臣，未能远过，而谓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诈凶险，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贼’。贵极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为贼，岂非以其辜负主恩，玩窃国柄，忠臣痛愤，义士不服，故惇而名之，指其实而号之以贼邪！京师语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谓惇与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惇忍害人根乎天性，随遇必发。天下无事，不过贼害忠良，破碎善类；至缓急危疑之际，必有反覆卖国之心，跋扈不臣之变。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昔李林甫窃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乱安危所系，而一切若此，陛下虽有尧、舜之聪明，将谁使言之，谁使行之！夫日者阳也，食之者阴也。四月正阳之月，阳极盛、阴极衰之时，而阴干阳，故其变为大。惟陛下畏天威，听明命，大运乾刚，大明邪正，毋违经义，毋郁民心，则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币，素服彻乐，而无懿德善政之实，非所以应天也。”帝览而善之，以为相州教授。后蔡京复籍上书，人以鷃为邪等免官。）

　　６、是月。（案：《续长编》卷五百一载，诏今后三省、枢密院进拟差遣临时取旨召对。注云：三年三月末可考。今文已佚，据通例，事附月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三月，瞎征与陇拶入见，以陇拶为怀远节度，趣令之鄯州，瞎征为宁远节度。案：《续长编，瞎征作辖正，陇拶作隆赞。卷五百十九注云：隆赞》三月十七日乃除官。即谓此也。十七日，甲申。《宋史·本纪》云：甲申，以西蕃王陇拶为河西军节度使，寻赐姓名曰赵怀德，邈川首领瞎征为怀远军节度使。与此所书异。《编年备要》云：初，诏陇拶为河西节度、知鄯州，如府州折氏，世世承袭。赵怀义为团练使、同知湟州。怀义乃木征之子、瞎毯之孙、唃厮罗之嫡曾孙也。木征熙宁间来降，赐姓名赵思忠。至是陇拶与瞎征俱来朝，以陇拶为怀远节度，趣令之鄯州；瞎征为宁远节度。上之召对二人也，因从容问陇拶：“以何术招谿巴温？”陇拶云：“谿巴温亦欲继来，但为郎阿章所制；若赦阿章之罪，招之必易。”上曰：“已放其罪矣！”陇拶曰：“臣到岷州，当遣人谕之；若不从，则以兵取其首来。”上曰：“招诱为善，不须杀也。”寻赐陇拶姓赵名怀德。案赐姓名在四月壬寅。

　　又：云：永兴民王怀进玉器，诏却之。案：《宋史·本纪》乙未日。

　　又：云：赈河北饥。

　　１、四月（案：《宋史·本纪》：是月丁酉朔。） 戊戌，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新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学士承旨。是日，曾布再对：“上谕以皇太后疑蔡京不当出，欲且留修史，恐陆佃等以修史得罪（案：佃以修神宗实录得罪落职，知秦州，事在绍圣初。时召为礼部侍郎，见《宋史本传》。） 不可用。布乃力陈蔡京、卞怀奸害政，羽翼党援，布满中外，善类义不与之并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奸人造作语言，荧惑圣听。”上曰：“无他，皇太后但且欲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经元祐毁坏，今更难於易人尔。”布曰：“臣等以陛下践祚以来，政事号令，以至拔擢人材，无非深合人望，故虽衰朽，亦欲自竭一二，裨补圣政。中外善人君子郁塞已久，自闻初政，人人欣庆鼓舞；若事变如此，善类皆解体矣，朝廷政事，亦无可言者。”（《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２、诏给事中刘拯论事观望，志在阿私，罢给事中、知濠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范文正言行《拾遗事录》四引《长编》云：元符三年夏四月，是日，曾布再对，因言：“自蔡京复留，中外人情，无不惶惑。及黜刘拯，收用叶涛、范纯礼、王古辈，人情方少安。”语有修饰，不敢羼列正文，姑附此。）

　　庚戌，上问蒋之奇元符废后（案：原注脱“废后”字，今补。） 事，令取所受皇太后手书进入，蒋遂留身。然上对布询问无所隐，布以其欲留，遂先退。及至帘前，蒋具道其事：“太母云当时所降文字乃刘友端所书，太母未曾见。如绍圣初增崇圣瑞礼数，乃本殿人书写，此书未尝见也。是时九月二日，先帝来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宫。答云‘此事官家更子细。’先帝云‘宰臣等议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如何了得。’太母云‘且更相度。’自后文字皆不曾见，刘友端、郝随误先帝处多。”蒋云：“当时降制用手诏，谓皆是得旨，却不知皇太后不知。太母云从初废瑶华时亦来商量，亦答他云‘此大事不可不谨。’先帝云‘避不得，亦已恕。’”蒋云：“从初所受文字，并已於上前纳下。太母云已见。当时实不曾见，并不知。”布云：“如此，诚可骇也。臣於绍圣初议圣瑞建宫，安焘云：‘除是教皇太后降一手诏。’先帝正色折之，云：‘皇太后怎得教？皇太后手诏皆是本殿中人书写，如何教得？’臣闻德音，称赞不已。今日所闻，则异於此。如此是刘友端等所误，内外之人误先帝，如此诚可罪也。”（《续长编》卷五百十五注。）

　　３、癸丑，先是，中书舍人曾肇言：“伏思上书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论大体指陈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详，有可施行，旋具奏闻。如此，则圣诏之出，不为空文，施之国家，固非小补，惟陛下留听。”是日，以奉议郎郑敦义为承议郎，左班殿直高士育为承务郎，韶州仁化县令鹿敏求为承事郎；赐太学上舍生何大正同进士出身，及开封府进士吕彦祖并为初等官。大正真州司法参军，彦祖淄州司户参军，敦义、士育、敏求仍令閤门引见上殿。皆以应诏上书可采，故赏之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三。案：《纪事本末》此条在元符二年四月。考崇宁元年八月乙丑，高士育、鹿敏求皆降官，何大正、吕彦祖并追夺所授官，彼原注引此条云元符三年四月十七日事，则兹云元符二年字误。且诸人应诏上书，其事自在是年三月也，仁化县令彼原注误作化仁，已依此改正。淄州司户参军彼原注作福州司法，未知孰是。）

　　４、壬寅，赐隆赞姓名赵怀德。（《续长编》卷五百十九注。案：《宋史》四月丁酉朔，《续长编》注以此为四月六日事，则壬寅也。《宋史·本纪》书赐姓名於三月甲申。）

　　５、甲寅，以和州防奭推官徐积知焘春县事。（《续长编》卷三百七十五注。案：《续长编》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载进士出身徐积为扬州司户参军，充楚州州学教授。注云：《徽录》乃於元符三年四月十八日载此，误甚矣。元符三年，乃以和州防奭推官知寿春县事云云，盖《徽录》误以此事为充楚州州学教授也，四月十八日甲寅，故补书之。）

　　６、辛酉，先是，韩忠彦言：“哲宗即位，尝诏天下实封言事，献言者以千百计。章惇既相，乃置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指为谤讪，前日应诏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诏中外直言朝政阙失，若复编类之，则敢言之士必怀疑惧。臣愿陛下亟诏罢局，尽裒所编类文书，纳之禁中。”诏取以入。（《纪事本末》卷百二。案：《宋编年通鉴》末云：且面谕忠彦等曰：“已焚之矣。”）

　　７、中书舍人曾肇亦言：“臣待罪右省，伏见置局编类，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终，应干臣僚章疏及申请事件，以给、舍、都司郎官兼领。自绍圣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据本局人吏已编写一千九百册投进，又各写净册，纳尚书省、门下省。乞见今进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未尝申纳，续准中书送下章疏约五百馀件，见行编类次，臣以职事，须至论列。窃见祖宗以来，臣僚所上章疏，未尝置局编写。盖缘人臣指厈朝政，弹劾臣下，皆是忘身为国，不顾后祸。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爱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吝。若一一编录，传之无穷，万一其人子孙见之，必结深隙。祖宗以来，未尝编录，意恐在此。今编录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丰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国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后下至今日，章疏何为皆不编类而独编此十年章疏并臣所未喻。臣欲乞指挥，将见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量留书吏，立限催修写了当外，其续送到章疏，更不编录，只送中书省上簿收管，其馀手分书写人等并各放罢。所贵朝廷事体均一，不至多留吏人，枉费诸给。”上嘉纳之，乃诏罢编类臣僚章疏局。（《纪事本末》卷百二。案：《续长编》卷五百十三注云：元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罢。《纪事本末》系於四月辛酉。考五月丁卯朔，二十八日甲午。《宋史·本纪》罢编类臣僚章疏局在四月癸亥，则《续长编》注月日并误也，故依《纪事本末》编於此。）

　　８、癸亥。（案：《续长编》卷五百二十载魏钊青唐死事。注云：魏钊子孙恩泽在四月二十五日。今其文已佚。二十五日，癸亥也。）

　　９、吏部侍郎徐铎奏：“准绍圣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案：《续长编》卷四百九十七引作二十五日。朝旨节文，蹇序辰奏：‘窃见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乞将贬责过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仍录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又准绍圣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昨准朝旨，编类贬责过司马光等事状，俟编类毕，缮写一本进入，以备省览。’今勘会编类臣僚章疏局已准朝旨，将前后编类章疏并一宗行遣尽纳入内。臣契勘上件事状，多於章疏内节出文意，类编成书，事体一同。今来合与不合，依编类章疏局已得朝旨，将一宗行遣进入。”诏并进入。《纪事本末》卷百二。）

　　１０、乙丑，左正言陈瓘言：“臣伏见左仆射章惇独宰政柄，首尾八年，（案：瓘七月甲午日奏作七年。） 迷国误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丛归一身。自陛下临御以来，海内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蝟毛而起。赖圣度包容，爱惜事体，故惇虽求去而圣恩不许。臣窃以为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许非也。先皇帝奄弃天下，海内讴歌，归於有德。皇太后顺自然之叙，合天下之公，倚成於天，躬定大策。惇於此时，意语乖倒。陛下以天地之德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体貌，如恐不及。自古仁君宽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又：云：弃鄯州时，西羌复叛，共立小陇拶为主。诏王赡弃鄯州，引兵归湟州。案：鄯州，即青唐；湟州，即邈川。《九朝编年备要》云：初，瞎征徙居青唐新城，为其下所逐，寻削朆为僧。及其子来降於宗哥城，首领心牟钦毯，董毯疏族谿巴温次子也，迎陇拶人居之。陇拶寻以青唐来降，至是路梗，羌酋复共立小陇拶为主。诏王赡弃鄯州，引兵归湟州；仍谕谿巴温或小陇拶依旧主青唐，当议授以河西留后，寻又诏熙河经略胡宗回追还。王赡、宗回遣知河州姚雄发兵往鄯州，四战获捷，与赡拔军还河州。诏加雄防奭使兼熙河兰会路钤辖，依前知河州。仍令招谕郎阿章、谿巴温等，早令归顺。

　　又：云：以韩忠彦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清臣为门下侍郎。案：《东都事略本纪》，甲辰日。《治迹统类》云：时上意用中道，合异论，以忠彦重厚和平，首命为相。《东都事略徐杰传》云：时绍圣党与尚在朝用事，人怀异议，以沮新政。徽宗一日与杰论择相之难，且曰：“朕欲相范纯仁、韩忠彦，如何？”杰曰：“陛下得人矣！”

　　又：云：皇长子生。大赦，范纯仁二十五人并收叙。纯仁宫观，许归颍昌；刘奉世宫观，许归陈州。王觌、韩川、吕希纯、吴安诗、唐义问并宫观，任便居住。王钦臣知颍昌府；杨畏复官，依旧知襄州。吕陶、张耒、刘当时并与知州。吕希哲希绩、贾易并与小郡。刘唐老、黄隐、晁补之、黄庭坚并与堂除。苏轼、苏辙、刘安世、秦观移永、岳、鼎、衡州居住。程颐复官，任便居住。郑侠放逐便。案：《东都事略本纪》云：庚戌，皇长子生；辛亥，大赦。《宋史本纪》云：己酉，长子亶生。较前一日其叙复元祐大臣。《治迹统类》系於乙卯，《宋史·本纪》系之丁巳。黄隐，元刻本误鼓隐，今依《九朝备要》改正。《治迹统类》云：刘唐老、黄隐堂除知军，晁补之与通判，黄庭坚签判。

　　又：云：左正言陈瓘言：“陛下欲开言路，首还邹浩，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谓得已试之才，允合人心，无可正救。而闻御史中丞安惇论浩罪恶，欲寝已成之命，自明前举之当。又言：惇奏浩是先朝所弃，不当复用，国是所系，不可轻改。臣窃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圣王以百姓之心为心，故朝廷之所谓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国是之说，其文不载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庄王之所以问孙叔敖者，乃战国一时之事，非尧、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不合其取舍者为非，则是孙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是非取舍简择，一以私意，合我者是，异我者非，此楚庄所不取也，岂圣时所宜用哉？因录国是故事上之。”又言：“邹浩尽忠之言，以爱君忧国为心。先帝一时之怒，无终绝言者之意。惇居风宪，理当助浩，默而坐视，愧责已多，况如前日之所为乎！极天下公议所非以为国是，极人臣不改之孝以为善述；昔以误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惇闻瓘章已出，求去，乃罢中丞，出知潭州。案：前段所载，即后所谓论国是之疏也，原本字多脱譌，今依《宋文鉴》、《九朝备要》改正。《备要》云：是秋，瓘复言：“锺正甫顷为广东运判，亲往新州，追摄本州羁管人前谏官邹浩就狱，根勘宾客往来、馈遗等事，偶会大赦释免。窃惟浩以言事得罪，於亲戚故旧往来赒恤之义，朝廷未尝有旨禁绝，而新州所劾，与御史台罗织之狱，万里相应，欲置浩於必死，其为忍酷不已甚乎！然议者以为造意为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承所承受御史台文移如何指挥，本路如何奏承，但考两处行遣次第，则造意为虐者得其人矣。”诏安惇落待制，依旧知潭州；正甫与御史左肤亦坐黜。

　　又：云：赐李釜以下五百馀人及第、出身有差。案：《宋史·本纪》四月乙丑，治迹统类系於三月己丑。《宋史》云赐进士五百十八人，《治迹统类》云：己丑，知举徐铎上合格进士；庚寅，诏贡院就放李釜以下范致明、张邦昌、孙宗监、孙安国、黄潜善、毛友童、王安中等五百五十人。《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及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二并云进士五百六十一人，数亦不同。此云李釜，《文献通考》作李崟，名又不同。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当以李釜为是，崇宁二年三月可考。薛应旂《宋元通鉴》云：是科得刘安节。

　　１、五月乙卯，龚夬（案：《宋史·本纪》，五月丁卯朔，无乙卯，似为己卯之误。又依通例，“龚夬”上当有“殿中侍御史”五字。） 言：“伏见尚书左丞蔡卞，操心深险，赋性奸邪。始因阿附权臣，致位二府；既而渐盗威福，中分国柄。曩怨宿仇，阴加报复，不附己者，弃斥无馀。止缘为王安石之壻，妄谓尽传安石之学，以欺朝廷。於是一时嗜利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说，使天下不睹是非之实久矣。恭惟先帝，体貌大臣，极於恩礼，而卞之事君如此，可谓忠乎？既不忠於先帝，岂能忠於陛下！今乃预参机政，是以清议沸腾。伏望圣慈察其奸邪，断自宸衷，特行重黜，以慰天下之望，非独愚臣之私愿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续长编》卷三百八：知谏院蔡卞请应差除及改更事，并令封駮司开报谏院。注云：元符三年五月己卯，龚夬云云可考。今疏中不及此事，盖为杨氏删节也。）

　　２、左正言陈瓘言：“蔡卞痛斥流俗，力主国是，以不仕元祐为高节，以不习诗赋为贤士，自谓身之出处，可以追配安石。陛下建皇极之道，推旷荡之恩，好平恶偏，去彼取此，察流俗之可宥，知国是之当审，所以善述神考之政，而增光先帝之绪者。卞之所是，与此不合，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此人臣之大节，而安石之所以为贤也。今卞持不合之意，处宜去之时，迟回顾位，复何所待？安石进退，似不如此。愿以臣章示卞自为去就。”（《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续宋编年通鉴》云：谏官龚夬、任伯雨、陈瓘皆言尚书左丞蔡卞过恶，夬曰：“卞为安石之壻，妄谓尽得其学以欺朝廷，而一时嗜利者助成其说。今乃参预政机，清议沸腾，望重黜之。”瓘曰：“章惇前日所为，皆卞教之。卞以继述神宗为名，以纂绍安石为主，立私门之所好以为国是，夺宗庙之大美以归私史。”伯雨曰：“卞之恶，有过於惇。如诬妄宣仁圣烈保祐之功，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诉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编排章疏，而语言被罪者数千人。先帝亲政六年，未尝有失，独此数事，皆卞为之。”上谕宰执曰：“台谏攻卞，只说与章惇，则卞自知矣。”卞请去，出知江宁。案：以《续长编》考之，任伯雨此奏在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不在此时。又《九朝备要》云：上曰：“台谏攻卞已十馀章，何以使卞知之？”众未对，上曰：“只说与章惇，则卞自知矣。”惇令吴伯举谕旨於卞，卞乃请去。此段末云云，删节未明。《宋编年通鉴》又云：九月，殿中侍御史陈师锡言：“知江宁府蔡卞与京兄弟同恶，迷国误朝，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宗回亦阴为京游扬，进列要路，是皆国之深患。臣非自爱而忧之，盖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天下贤人君子忧。若黜京於外，则间言不入於慈闱，圣虑可忘於忧患。”上曰：“事碍东朝，卿当熟虑。”师锡亦奏疏东朝委曲陈论，皆不报。未几，贬卞太平州居住。侍御史龚夬言：“臣伏闻蔡卞落职太平州，天下之民，共仰圣断。然臣窃见京、卞，表悰相济，天下共知其恶。民谣有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曰‘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夫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元祐初，推行差役，京率先而办，及绍圣讲复免役，复与讨论；又昨者卞在朝廷，与京表悰相济，而今自谓趋向不同，此尤可怪。盖其为人反覆趋利，颇为难察，愿博加采访，以辨忠邪。”案：陈师锡奏详见九月庚辰、辛巳二日，龚？奏当在九月甲申后。）

　　３、乙酉，尚书左丞蔡卞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比部员外郎董必知兴国军，新知无为军舒亶监潭州南岳庙，皆卞党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４、戊子，王安石妻吴氏乞回纳所赐宅。诏依。（《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５、壬辰。（案：《续长编》卷五百四注云：陈次升言章惇，附见元符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今其言已佚。检陈次升《谠论集》及陈士壮所撰行实，止有九月章惇乞罢，次升有奏论其恶，并不见此时之疏。原注或有字误。）

　　６、甲午，左正言陈瓘上殿再论章惇，又论蔡京罪状。上以为京与卞不同，瓘极论，乃稍然之。瓘再论章惇曰：“盖自绍圣以来，蔡卞造作奸言，假讬经义，厚诬神考，轻欺先帝，倡为国是，以行其私。凡惇之行事为天下害者，其谋皆发於卞，干纪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悖之始，则不过妄论绍述两字而已。”又曰：“设使惇未肯求退，则在陛下似亦难处。今惇自请，则不过许之而已，何所疑哉？然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则舍范纯仁其谁乎！”（《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７、绍圣诏废皇后孟氏，禁中被逮几三十人，閧楚甚峻；录问罪人，过庭下者，气息仅属，或肢体已毁折，至有无舌，无一人能声对。敦逸秉笔，疑未下，郝随从旁以言胁之，敦逸畏祸，不能刚决，乃以奏牍上。盖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随挤排於内，莫敢有异议者。其后，上颇有悔悟意，尝曰：“章惇坏我名节。”元符末，皇太后复后位号，推上遗意而行之也。（《纪事本末》卷百十三。案：原注：云：此用黄策元符中所上书。策坐此，为蔡京所恶，入邪上尤甚。） 太后谓辅臣曰：“先帝末年，颇有悔意。”（《纪事本末》卷百十三原注。案：《纪事本末》目录有《复孟后》一卷，惜其书已佚，无从编辑。卷百十三附哲宗废后事，原注有“元符末，黄策上书，语今亦莫得其详。爰辑诸书所记，以补其逸”。《东都事略·本纪》云：五月癸酉，皇太后诏曰：“瑶华废后，累经大霈，其位号礼数，令三省、枢密院详议以闻。”丙子，废后孟氏复为元祐皇后，皇后刘氏为元符皇后。《宋编年通鉴》云：会有布衣请复瑶华者，遂命以官。上因韩忠彦曲谢，乃谕以复瑶华之事，诏复位号。既而瑶华废后，用犊车还宫中。太后先遣人以冠服易其道衣，乃入，中外欢呼。时欲废元符刘后，曾布曰：“上则章先帝之短，次则主上以叔废嫂，未顺臣等议，以两存为便。”太后亦以为然。制词略曰：“虽元符建号已建位於中宫，然永泰上宾，固无嫌於并后。”十月，蔡京复废元祐太后，向太后力争不可，遂尊刘皇后为元符太后。案：所云布衣，何大正也。《宋史·钱遹传》、《宋文鉴·陈瓘》疏可考。陈桱《通鉴续编》及薛应旂《宋元通鉴》作“何文正”，误。《复元祐皇后制》，蔡京所草，亦见《宋文鉴》。其制词不叙孟后无辜，哲宗追悔之意，而有“得罪先帝，退处道宫。皇太后念仙游之浸邈，抚前事以兴悲。恻然深矜，示不终废”等语，已隐伏后欲复废之意矣。又考《九朝备要》，载正言陈瓘疏云：“绍圣大臣以继述神考为说，以雠毁宣仁为心。而瑶华为宣仁所厚，又於先帝本无间隙，万一瑶华有豫政之时，则元祐之事必复，是以过为之虑。若刈草而去其根，则孟氏安得不废？朝廷赦宥为罪人而设，掖庭秘狱，治世所无。今若过而均之赦宥，以是废兴动静，与众同科，谩而不严，於礼未顺。且瑶华前日得罪，而外议藉藉，皆以为先帝有悔悟之言，审如此，则皇太后下一诏书，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廷使议典礼，纵令遂非之人自护其短，安敢以先帝之言为不然乎！”与《宋文鉴》所载陈瓘《论瑶华不当遽复何大正不直遽赏疏》，文义回别。）

　　８、王赡及王厚坐侵盗青唐邈川珍宝并责降。（《续长编》卷五百十五注。案：原注记於徽宗即位，弃鄯州之下，本不言月日，今据《宋编年通鉴》系此事於五月。云：姚雄奏青唐邈川，始因王赡贪功生事，招诱羌酋，收复穷远之地，费财劳师，自据青唐邈川府库财物，赡与王厚各有侵盗，迹状分明，乃窜王赡於房州。《九朝备要》云：明年三月，流赡昌化军，至邓州缢死；王厚郴州安置。）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五月，太原府地震。

　　又：云：置平准务，改市易务，从之。

　　又：云：筑湟州膔歌城，赐名宁川堡。案：“歌”，九朝备要作“哥”。载曾布之言曰：“外议多谓湟州难守，臣谓若并弃之，则必为夏贼所有；兼得鄯、湟皆不能守，岂不取轻夷狄！自绍圣进筑，边城深入，瞰贼巢穴。如会州正扼其右厢兵马道路，及天都浅井之类，亦使贼不得点集而制其死命。今新疆正宜固守，若破坏一处，则边计可忧。”上然之。

　　又：云：增太庙为九室，祔哲宗，不祧宣祖。案：《九朝备要》云：初，翰林学士曾巩等议祧宣祖，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有天下者事七世，谓考庙而上。本朝至英宗，始遂七庙之数，以僖祖为太祖，顺祖下六庙为三昭三穆。太祖之庙，百世不毁，昭、穆亲尽则迁。故神宗即位，则迁顺祖；哲宗即位，则迁翼祖。今上与哲宗，皆神考之子，岂复可迁？”门下侍郎李清臣以挺之言为是。诏从之。《宋史》卷百六《礼志》云：礼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祔成帝故事，於太庙殿增一室，候祔庙日，神主祔第九室。”诏下侍从官议，皆如所言。蔡京议：“以哲宗嗣神宗大统，父子相承，自当为世。今若不祧远祖，不以哲宗为世，则三昭四庙与太祖之庙而八。宜深考载籍，迁祔如礼。”陆佃、曾肇等议：“国朝自僖祖而下始备七庙，故英宗祔庙，则迁顺祖，神宗祔庙，则迁翼祖。今哲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礼官议，则庙中当有八世。况唐文宗即位则迁肃宗，以敬宗为一世，故事不远。哲宗祔庙，当以神宗为昭，上迁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义。”先是，李清臣为礼部尚书，首建增室之议，侍郎赵挺之等和之。会清臣为门下侍郎，论者多从其议，惟京、佃等议异。二议既上，清臣辨说甚力，帝迄从焉。六月，礼部请用太庙东夹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孙杰言：“先帝神主，错之夹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庙，与前诏增建一室之议不同。昨用嘉祐故事，专置使修奉，请以夹室奉安神主，亦与元置使之意相违。请如太常前议，增建一室。”尚书省以庙室未备，行礼有期，权宜升祔，随即增修，比之前代设幄行事者，不为不至。诏依初旨行之，乃祔哲宗神主於夹室。崇宁二年，祧宣祖与昭宪皇后神主藏西夹室，居翼祖、简穆皇后石室之次。又《玉海》卷九十七载，崇宁三年九月癸巳，诏云酌郑氏四亲之论，取王肃九庙之规，参合二家之言，著为一代之典。

　　又：云：韩忠彦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复，不有追复，孰慰幽魂？”故文彦博、王珪、吕大防、刘挚、韩维、梁焘、司马光、吕公著、孙固、傅尧俞、赵瞻、郑雍、王岩叟、范祖禹、赵彦若、钱勰、顾临、赵君锡、李之纯、吕大忠、鲜于侁、孔武仲、姚勔、盛陶、赵卨、孙觉、杜纯、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张茂则、高士英、孙升并追复，焘、挚比旧犹降一官。案：时曾肇亦有是请，语详《治迹统类》及《东都事略·曾致尧传》。《宋史·本纪》，诏追复文彦博等三十三人官系己丑日。又《张庭坚传》云：庭坚言：“陛下践祚以来，合人心事甚众，惟夫邪正殊未差别。如光、公著甄叙，但用赦恩，初未尝别其无罪也。”

　　又：云：罢榷广西茶。

　
卷十六

　

　　哲宗

　　△元符三年（庚辰，一一○○）

　　１、六月（案：《宋史·本纪》：是月丙申朔。） 乙巳，左正言陈瓘言：“伏见龙图阁待制、新知荆南邢恕，昨者自谓亲闻司马光所说北齐宣训事，谓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语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缘此贬窜；又以文及甫私书达於蔡确母明氏，谓刘挚、梁焘、王岩叟皆有奸谋，而挚等家族几至覆灭。今朝廷赦宥光等，尽复其官，矜恤之恩，遍及存没，则是恕是日之所行不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尝以反覆诡诈，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议固已久矣。今宠以华职，付以大藩，中外沸腾，不以为允。伏望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协公议。”（《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２、丁未，制邢恕可依前官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均州居住。（《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统类》云：韩忠彦请改撰司马光等告命，上曰：“但於贬恕告词中载此意，则天下皆知之矣。”制曰：“忠谗辨，则内外肃；是非公，则劝沮行。尔操心倾危，雅意附会，造为非语，上累宣仁。既非亲闻，又无证佐，究其所自，皆出不根。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殛窜之罪，欺天误国，职尔之由。矧彼於此二人，实门下士，借誉引重，恩义非轻；一旦翻然，遽为雠敌，挤穽下石，敢为虚言。可落职罢知荆南，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均州居住。”建中靖国元年八月，邢恕申实录院状，力辨此事。）

　　３、辛亥，殿中侍御史龚夬上殿论蔡京罪状，上甚愠曰：“夬所陈，皆曾布之语也。”夬既自辨，遂请去。自京复留，布颇不自安。夬忤上意，龚原谓布曰：“得之外议，近习极不乐，有‘无震主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语。”仍语布以勿与事，且曰：“韩、李皆上亲擢，尚且退缩，何必尔，但戢敛必无事。”又曰：“陈瓘亲闻上语，谓子宣与刘友端尝共事。”布曰：“布帅河东，友端作走马，同官三年，及其亲近，未尝与之接，其职事，亦无西府干务者。修造土木事，皆三省所行，未尝有交通之迹。布若能与友端交通，绍圣、元符中作相久矣。”范纯礼亦为布言：“上有所涵蓄，恐彻帘后必更有所为。”布寻问韩忠彦曰：“外议喧然，谓多谗谮上有所毁短否？”忠彦曰：“无之。”布又令弟肇请於忠彦，忠彦曰：“多方以言探试上意，恐有所疑，即开陈，然终无之。”又曰：“昨在外保全，及召还，皆子宣力，何敢隐也。”布所谓谗谮毁短等语，皆指蔡京也。（《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东都事略·陈瓘传》：御史龚夬言蔡京罪，朝廷不以夬言为然。夬将去位，瓘上疏言：“绍圣以来，七年间五逐言者，皆与京异议。今夬以言京，又将罢去，殆非祖宗奖励言官之意。”五逐言者，谓常安民、孙谔、董敦逸、陈次升、邹浩也，见《宋史陈瓘传》。）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六月，诏以坊场钱输内藏。案：《九朝备要》云：岁以百万缗为额。

　　１、七月（案：《宋史·本纪》：是月丙寅朔。） 癸酉，御史中丞丰稷、侍御史陈师锡言：“臣谨按，章惇当国七年，窃持威柄，祸及天下，勇於害贤，敢於杀人，临大变，订大事，包藏阴谋，发为异议。陛下尚优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诛之，陛下何惮而不果邪？”翌日，师锡又言：“惇包藏阴谋，发为异议，非皇太后圣谋前定，则陛下清明之躬，置之何地？惇之罪恶，莫大於此。伏望检会臣等劄子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２、癸巳。（案：《续长编》卷五百十八载周綍论来春依条赈贷事。注云：元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可考。今其文已佚。二十八日癸巳。）

　　３、甲午，左正言陈瓘言：“章惇独掌政柄，首尾七年，随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则至於薄神宗；矜伐己功，则至於累宣仁。乐於用兵，大开边隙，陕西之民怨矣；而进筑不已，内府之财竭矣；而辇运不休，忘祖宗积累之艰，轻朝廷根本之地，谓人之怨怒为当尔，谓天之谴戒为流俗。杀张天悦之徒以箝众口，（案：《续长编》卷五百九注引陈瓘此文，以为张天悦，见绍圣四年闰二月丙戌朔。或即是张天锡，或别事，当考。） 广邹浩之狱以绝言路，天下震骇，人多自危。赖宗庙之灵，不廷不虞之变幸未发尔。哲宗一於委任，何负於惇，惇负哲宗，乃至於此。虽阴谋密计发於蔡卞，而力行果断，惇实主之。用《春秋》诛恶之法，则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颠之责，则非惇而谁？”（《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续长编卷》五百九注引陈瓘此疏，以为在元符三年九月。“九”，盖“七”字之误，今据《纪事本末》编此。）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七月朔，太后还政。案：《东都事略本纪》，七月丙寅朔。

　　又：云：诏范纯仁赴阙，将以为相，纯仁已疾，听归颍昌。案：《东都事略范仲淹传》：子纯仁，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劳问。初授光禄卿，分司南京，道复右正议大夫、提举崇福宫。不数月，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召，方倚为相，而纯仁以目疾固辞，许还颍昌里。

　　又：云：荧惑犯房、心。陈瓘言：“星文之变，昭示天下已数日矣，惟京师阴雨，见之最晚，则是远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况房、心为宋之分野，大皇乃天子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陵犯，愿陛下预思所以消禳之。”案：元刻本，“天子”作“天房”，误，兹依《九朝编年备要》正。

　　１、八月乙未，（案：钱氏《朔闰考》：乙未，是月朔也。） 秘书少监邓洵武为国史院编修官，从蔡京之荐也。给事中龚原、叶涛驳奏洵武不宜滥厕史笔，乃令中书舍人徐杰书读行下。（《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龚原传》云：徽宗初，原除给事中。时除郎官五人，皆执政姻戚，悉举驳之，又论郝随得罪，不宜居京师，邓洵武不宜再入史院。《东都事略徐杰传》云：杰为中书舍人，修神宗正史，杰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马光记事，至绍圣之际，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正史所以久不成书者，良由史官好恶异同也。今史臣修正史，谓宜悉取当时辅相之家记录，以参校得失，则一代大典可信矣。”《宋史徐杰传》亦载此疏，以为除翰林学士时所上，《东都事略》系於为中书舍人。）

　　２、壬寅，左正言、编修国史陈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无状，以致哲宗皇帝大升轝陷泞不前，露宿於野。愿速降指挥，先次罢惇职事，免其朝见，别与差遣，以称陛下厚於泰陵之意，然后降出臣僚前后章疏，别议典刑。”（《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本纪》：壬寅，葬哲宗皇帝於永泰陵。《宋编年通鉴》云：葬哲宗於永泰陵。灵驾发引至巩县，遇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次，大庆舆陷於淖中，臣僚不复随从，自旦至夜，二膳不时进，竟露宿野。）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蔡京请作景灵西宫，以奉神宗馆御，而哲宗次之，陈瓘言不可者五，其一谓左宗庙，今乃在西，不合《礼经》，卒不能易。案：《宋史·本纪》八月庚子日事。据李攸《宋朝事实》景灵西宫记文，则经始於十月之甲子。盖八月庚子，乃蔡京奏准之日，至十月甲子，斯经始也。《玉海》卷一百云：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八月，建景西宫，奉神宗於显承殿，为馆御之首。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东偏为斋殿。靖国元年九月，改显承殿为大明，北有殿曰钦仪，以奉母后；西则为重光殿，以奉哲庙。后又改钦仪为坤元。《九朝备要》云：初景灵宫，神宗未有馆御，而居英宗之后殿。及哲宗崩，又无以处之。蔡京言：“若为宫东，迫民居难展，宜即其西对御道立西宫，首奉神宗馆御，而哲宗次之。”右仆射韩忠彦以下亦请立西宫以奉神宗。诏恭依，且命户部尚书李南公总其役。右正言陈瓘言：“其不可者五：盖国之神位左宗庙，故神宗建原庙於左，今乃在西，不合《礼经》，一也；唐徐峤言‘大理寺杀气盛而鸟雀不敢栖’，今即其基，则非其地，二也；虽移官舍，不动民居，而大理与军器监及元丰库仪鸾司皆迁於他处，则彼亦有民居，不知遣几家而后可就，三也；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观，故合於一宫，今乃析为两处，则鸾舆酌献，分诣礼繁，四也；夫孝贵宁神，自奉安於显庆殿，既变且久，不宜轻动，五也。”瓘章累上，且论京之矫诬，卒不能易。《宋史丰稷传》云：哲宗升祔，议功臣配享，稷以为当用司马光、吕公著。或谓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论其有功於时尔，如唐五王岂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崇宁元年，诏蔡确配享哲宗庙廷。见《长编》原注。建炎中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廷，见《宋史》。

　　又：云：出内库金帛助边。案：《宋史·本纪》：辛丑，出内库金帛二百万籴陕西军储。

　　１、九月甲子朔，左仆射章惇上表乞罢政，诏答不允。是日，惇留身请去，径出居僧舍。翌日，复上表，又答不允，遣中使押入，复径出。上谓辅臣曰：“朕待惇如此，於礼貌不为不至。”佥曰：“恩礼诚过厚。”又曰：“惇乞越州，当与之。”曾布曰：“唐李珏事政，与惇相类，初罢为太常卿，再贬浙西及昭州。”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贬惇，但以扈从灵驾不职罪之，馀事候有人理会复议行遣。”（《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２、辛未，特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申国公章惇罢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依前特进知越州，仍故辞谢。（《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编年通鉴》云：侍御史陈次升言：“章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谬。”於是惇乞罢政，命以特进知越州。逾月，中书检会瓘并臣僚上言，云惇编类章疏，看详诉理，受祸千馀家，凡士民暗昧言语，加以刃棓，钉手足，剥皮肤，斩胫拔舌之刑。责授武昌节度副使，潭州安置。考章惇责授节度副使在十月丙申，又为李清臣所劾也。）

　　３、甲戌，左正言陈瓘为右司谏。（《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本传作右正言迁左司谏。左、右字互误，当据此正。本传又云：瓘议论持平，务存大体，不以细故藉口，未尝及人晻昧之过。尝云：“人主讬言者以耳目，诚不当以浅近见闻，惑其聪明。”惟极论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

　　４、己卯，右司谏陈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祔庙，果於还政，事光前古，名垂后世。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何如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为报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国恩，凭藉慈荫，夸有目前之荣盛，不念倚仗之可畏，所与游者，连及侍从，希宠之士，愿出其门。裴彦臣无甚傒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机密，遂使物议藉藉。或者以为万机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与也。良由中外关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传耳。”（《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编年通鉴》载陈瓘此言。又云：太后闻之，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贬瓘，而怒犹未解。左右近习，或请擢蔡京执政，庶可解太后之怒，并臣皆莫敢言，乃以瓘添差监扬州粮料院。翌日，复有旨除瓘无为军。今考《纪事本末》，监扬州粮料为庚辰日，知无为军乃在丁亥，非翌日也。）

　　５、庚辰，上批：“陈瓘累言皇太后尚与国事，其言多虚诞不根，可送吏部与合入差遣。”三省请以瓘为郡，上不可，乃添差监扬州粮料院。瓘初不知被责，复求翌日案：《宋编年通鉴》无“翌日”二字。见上，閤门不许。瓘即具以劄子缴进，（案：《宋编年通鉴》无“以”字，《备要》作“瓘即以其劄子”。其一再论景灵西宫，其二论章惇罢相制所称国是，其三、其四皆指陈蔡京罪恶。《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罢”字，盖涉下文“罪”字而衍。《宋编年通鉴》无此字。《东都事略》本传云：瓘於门外缴四奏，并明宣仁诬谤修《实录》、建西京等事。按瓘所缴四奏，一论景灵西宫，已附注於八月；一论国是，亦附注於四月；其三、其四论蔡京疏，具详宋文鉴。其略云：臣伏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当绍圣之初，与其弟卞俱在朝廷，导赞章惇，共作威福。卞则阴为谋画，惇则果断力行，且谋且行者，京也。哲宗笃於继述，专於委任，事无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时，假继述之说，以主私史；惇於此时，因委任之笃，自明己功。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毁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为有助；卞之乖悖，京实赞之。当此之时，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京与惇、卞，共怒安民，协力排陷，斥为奸党。而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亦因论京，相继黜逐。哲宗晚得邹浩，不由进拟，寘之言路。浩能忘身徇节，上副圣知。京又因其得罪，从而挤毁。是以七年之间，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门之利势。言路既绝，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当时之所行皆为今日之所改。臣请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埙篪相应，事无异议，罪岂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训之语，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诬造，於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皆蒙叙复。京尝奏疏，请诛灭挚等家族，审如京言，则所以累宣仁者，岂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则逐之，在京则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灵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贬王珪，京亦自谓元丰末命京带开封府刽子携剑之内，欲斩王珪，京之门人，皆谓京於此时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还其旧官，则是以惇之贬珪为非也。在惇则非之，在京则留之，如是惇有词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笃信京、卞，倾心竭意，随此二人，假继述之说，以行其私，三人议论，如出一口。自绍圣三年九月，卞为执政，於是京有觖望，而与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为执政，於是京始大怨，而与惇绝矣。自今观之，京之所以与惇睽绝者，为国事乎！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语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听也，我故绝之；我教卞而卞不从也，我故怒之。我与弟卞不相往来久矣，我缘国事今与爱弟不相往来而况於惇乎！”臣窃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验之？卞之赴江宁也，京往饯之。期亲远行，法当赐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门者，初以妹行为请，法不许也。遂请朝假，终不敢以弟卞为言。虽在朝假，而日至国门之外，京之动静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实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议国事，自无不相往还之理，假使不相往还，岂人伦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议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贤去邪为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无忌惮。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圣意，本无适莫，而京之所以据位希进、牢不可拔者，盖其韩忠彦、曾布不能为国远虑，轻率自用，激成其势故也。京、卞同恶，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议，则显正二人之罪何难之有？忠彦等不务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讬於谋帅而出之太原，虽加以两学士之职，而实以诡计除之。想当进拟之时，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设策，不由诚心，二圣安得而无疑，公议亦以为未允。及京之留，布复争辨，再三之渎，无以取信；相激之势，因此而成。陛下进贤退邪，法则尧、舜，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复留故也。京之所以复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则留之者生於相激，万一京果大用，则天下治乱自此分矣！且自京、卞用事以来，牢笼荐引，天下之士处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数百人。其间材智艺能之士、可用之人诚不为少，彼皆明知京、卞负国，欲洗心自新，舍去私门，顾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谓京在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若京去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党，广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说，乃神考已用之术也。熙宁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纷争以后，天下之士分为两党，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后，不复用此两人，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当时天下之士，初有王党、吕党，而朋党之祸终不及於朝廷者，用此术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门之士，是犹不去李庆、钱镠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难乎！然则消党之术，惟在去京而已，今京关通交结，其势益牢，广布腹心，共谋私计，羽翼成就，可以高飞，愚弄朝廷，有同儿戏。陛下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

　　６、先是，御史中丞丰稷、殿中侍御史陈师锡言：“臣谨按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蔡卞，奸邪狠愎，兄弟同恶，迷国误朝，为害甚大。卞虽去位，尚窃峻职，玷名邦。京偃然在职，谓朝廷无识其奸，日夜交纳内侍、戚里以觑大用。中外见陛下容忍留京，咸谓果有大用京之意。”又曰：“况京好大喜功，锐於改作，若果大用，必须妄作，变乱旧政，天下治乱自此分矣，祖宗基业自此隳矣。”（《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治迹统类》云：初，丰稷入对，学士承旨蔡京於殿陛閒揖稷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为中司，今日必有高论。”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遂论京奸状。至是与侍御史陈师锡共言京、卞兄弟同恶，迷国误朝。不报。）

　　７、辛巳，稷登对，又言：“陛下持万乘威权，何惮一蔡京不能去，无乃为圣母有主张之意乎？当绍圣、元符间，章惇、蔡卞窃弄威权，残贼忠良，陷哲宗於有过之地，废元祐皇后於瑶华宫，京皆有力，考其罪恶，不下惇、卞，皇太后不尽知，万一知之，岂肯容留！惇、卞之恶，赖陛下神明之断，投之外服，虽典刑未正，颇快中外；京犹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爱而忧之，盖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天下贤人君子忧。”（《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丰稷传》：徽宗立，以左谏议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对，论蔡京奸状，既而陈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动。稷语陈师锡曰：“京在朝，吾属何面目居此？”击之不已，京遂去翰林。《陈师锡传》云：师锡拜殿中侍御史。言：“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搢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向宗回、宗良亦阴为京助，是皆国之深患。”帝曰：“此於东朝有碍，卿为我处之。”对曰：“审尔，臣当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临朝，危乱天下，载在史册，可考而知。至於手书还政，未有如圣母，退抑谦逊，真可为万世法。而蔡京阴通二向，妄言宫禁预政，以诬圣德，不可不察。”俄改考功郎中，师锡抗章言曰：“臣在职数月，所言皆当今急务。若以为非，陛下方开纳襃奖；若以为是，则不应遽解言职。如蔡京典刑未正，愿受窜贬。”於是出知颍、庐、滑三州。）

　　８、甲申，翰林学士曾肇上书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还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谓盛矣。今陈瓘以一言上及，遂致贬斥，非皇太后圣意。然四方万里之远，岂能家至户晓？万有一人或谓皇太后有所不容，则於威德不为无累。此臣惓惓之私，不能无疑也。以臣愚计，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隐忍包容，特下手书而留之，则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仪，不容小臣妄议，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虽有狂言，不以为罪，其仁如此。两谊俱得，岂不美哉！”（《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东都事略·曾致尧传》云：曾肇上书，以为：“瓘昨者所论，臣虽不知其详，以诏旨观之，瓘言虽狂，其意则忠。何则？瓘以疏远小臣，妄意宫闱之事，披写腹心，无所顾忌，此臣所谓狂也。皇太后有援立圣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归政过人之盛德，万一有纤毫可以指议，则於清躬不为无累。瓘以忧君之诚，陈预防之戒，欲以开悟圣心，保全盛美，忘身为国，臣子所难，此臣所谓忠也。以臣愚计”云云。其文较此为详。）

　　９、资治殿学士、左谏议大夫、知江宁府蔡卞落职，提举洞霄宫，太平州居住。宝文阁直学士、左中散大夫、知成都府路昌衡为司农少卿，分司南京；宝文阁直学士、中大夫、知郓州吕嘉问为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光州居住。二人皆尝尹京，附会章惇、蔡卞，杀戮无辜也。（案：《宋史·路昌衡传》：坐清臣狱事，责司农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为滁州、定州，复直学士、知开封府。《吕嘉问传》：知开封府。时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焚去案牍以灭口。徽宗时，屡暴其宿恶，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为蔡氏所右，其壻刘逵蹇序辰、其死友邓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辄起。） 朝散大夫、龙图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张商英，朝奉大夫、龙图阁待制、知瀛州范镗，并落职。商英知随州，镗知滁州，二人亦坐惇、卞党，故责。（《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龚夬论蔡卞落职太平州事，依《宋编年通鉴》附见五月乙卯。）

　　丁亥，诏新添差监扬州粮料院陈瓘知无为军。时瓘已出国门，即於门外露章辞免曰：“臣昨者自闻隔对以后，曾将上殿劄子具状缴进，为言蔡京在绍圣中亲写奏劄，乞诛灭刘挚等事。上件劄子所言，在监扬州粮料院以前。（案：《宋编年通鉴》云：瓘露章辞免云：“蔡京交通关结，其势益牢，广布心腹，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儿戏，天下治乱之势，系於一京，不可不早辨也。陛下若以臣言为是”云云。） 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后改臣差遣，以示听纳；若以臣言为非，则是臣事发，更为其罪，益大重加贬窜，乃得允当。今京桀骜自肆，无所畏惮，而臣章屡上，未蒙降出，则是陛下不以臣言为信矣。不信其言而轻於改命，传之天下，人必骇惑。”又实封奏曰：“京在朝廷，则国家未安，臣虽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说如是露章所言，未甚子细，复以此章干渎圣听，所以尽惓惓之诚也。所有知无为军敕，不敢祗受，迤逦前去扬州听候指挥。”迤诏不许辞免。（《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又百三十一。）

　　１、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极不可得，暂贬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黄金百两，瓘受赐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钱氏《朔闰考》：十月甲午朔，无丙寅日。《宋史本传》云：瓘出都门，缴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诬谤事。帝密遣使赐以黄金百两，太后亦命勿遽去。今据此附於瓘出都门之后。）

　　２、丙申，翰林学士承旨、中大夫蔡京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吴居厚既罢，（案：《宋史吴居厚传》：居厚知开封府，为永泰陵桥道顿递使，坐积雨留滞，罢知和州。） 长安阙帅，上欲遣蔡京，韩忠彦以为当遣。或曰：“先已除两学士。”上曰：“与之。”忠彦曰：“长安与河东不同，兼京罪状已露，欲只与端明。”上曰：“善。”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东参差，皇太后不胜其怒，臣自此不复敢启口。圣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近日陈瓘有言，因询其交通、近习之状，却有简与裴彦臣，云且烦於太后前主张保全。”布曰：“京立朝如此，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东朝，故且令补外亦可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原注：蔡绦《史补·原庙篇》云：京坐议原庙及三年服事得罪去。按得罪缘此二事，况原庙实用京议，绦妄云耳。案：原庙即景灵西宫也。李心传《朝野杂记》云：景灵有东西宫，放汉原庙之制。京议，见上八月，其三年服议，见《续长编》元符三年正月京之出知永兴，不关此二事，原注驳之是已。）

　　３、特进、新知越州章惇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始惇罢相，陈瓘论其责轻，於是中书省检会瓘章，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东都事略李清臣传》云：章惇罢相，清臣奏：“章惇为相，朝廷属以政事为之，不置次辅，而惇不念体国，其所以开导上听者，莫非忮忍杀伐之事以己之平日仇怨，或讬谤讪宗庙，或称谋危上躬，窜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贬人及骨肉死者不得归葬，存者悉为囚徒。又因编类章疏，看详诉理，受祸者一千馀家。自古奸臣，少惇比者，今既罢去，尚以特进守藩，天下人心郁抑不快，盍加诛殛，以慰民望。”惇遂责散官安置。《治迹统类》云：清臣劾惇，议者以为反覆迎合云。）

　　４、壬寅，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曾布为右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辞免，不允。（《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东都事略本纪》：十月丁酉，韩忠彦为左仆射。壬寅，曾布为右仆射。《宋史曾布传》：徽宗遣中使召蔡京钅巢院，拜韩忠彦左仆射。京探徽宗意，徐请曰：“麻词未审合作专任一相，或作分命两相之意。”徽宗曰：“专任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复相矣。”已而复召曾肇草制，拜布右仆射，故其制曰：“左右置相，东西分台，相须而成，阙一不可。”《曾巩传》云：布之拜相，肇适当制，国朝学士弟草兄制，惟韩维与肇，为衣冠荣。《曾肇》所草制，《宋文鉴》载之。）

　　５、庚戌。（案：《续长编》卷五百十九载马诚权陕西路转运副使。注云：元符三年十月十七日可考。今文已佚。十七日，庚戌。）

　　６、辛亥，朝奉郎、集贤殿修撰、知荆州府杨畏提举洞霄宫。（《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７、乙卯，中书省检会御史中丞丰稷言：“伏见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变乱名实，颠倒是非；拔擢群小，布列中外；阴邪惨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动天变。伏遇大明继照，群阴廓开，俊杰勷征，奸回窜伏。安惇、蹇序辰放归田里，吕嘉问、路昌衡分司，范镗、张商英、吴居厚落职，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铎、叶祖洽未见朝廷施行。虽圣度包荒，尚冀黜责，臣职在纠慝，合具弹奏。”云云。诏资治殿学士、通议大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殿学士、知扬州，朝散大夫、龙图阁待制、知洪州叶祖洽落龙图阁待制、知洪州，朝奉大夫、龙图阁待制、知青州徐铎落龙图阁待制、知湖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８、丙辰，虞策以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续长编》卷五百二注。案：原注：云：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又以前户侍权户书。二十三日，丙辰也。《宋史》本传云：策奏徽宗，请均节财用，曰：“臣比在户部，见中都经费岁六百万，与天下上供之数略相当。尝以祖宗故实考之，皇祐所入总三千九百万，而费叆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一月所须，旋为裒会，岌岌然不能终日，愿深裁浮冗，以宽用度。”）

　　９、戊午，新知南康军龚原改知寿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龚原八月乙未劾邓洵武，其知南康军当在九月以后。《宋史》本传云：朝论谓帝为哲宗庙服，当循开宝故事，为齐衰期。原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於庶人，一也。”主议者斥其妄，黜知南康军，改寿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复修撰，知扬州。还朝，历兵、工部二侍郎，除宝文阁待制、知庐州。陈瓘击蔡京，原与瓘善，或谓原实使之，夺职居和州。）

　　１０、己未，诏略曰：“朕於为政取人，无彼时此时之间，斟酌可否，举措损益，惟时之宜；旌别忠邪，用舍进退，惟义所在，使政事不失其当，人材各得其所，则能事毕矣。无偏无党，正直是与，体常用中，祗率大体，以与天下休息，以成朕继志述事之美，不亦韪欤？若夫曲学偏见，妄意改作，妨功扰政，以害吾国是者，非惟朕所不与，迺公议之所不容，亦与众弃之而已。”（《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编年通鉴》云：下诏绍述熙、丰之政。即谓此诏。其实诏无是意，不过欲调和元祐、绍圣之人耳。初，陆佃上疏曰：“人君践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实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际，悉肆纷更。绍圣以来，又皆称颂。夫善续前人者，不必因所为，否者赓之，善者扬焉。元祐纷更，是知赓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绍圣称颂，是知扬之而不知赓之之过也。愿咨谋人贤，询考政事，惟其当之为贵，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嘉其言，遂命修《哲宗实录》。此九月甲子朔事，具详《宋史·本纪》及《陆佃传》。又《曾巩传》云：巩弟肇，帝命肇作诏谕天下。肇见帝言：“陛下思建皇极，以消弭朋党，须先分别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开说备至。已而诏从中出。是徽宗不以曾肇之说为然，而专主陆佃调和之论也。又《任伯雨传》云：建中靖国改元，当国者欲调和元祐、绍圣之人，故以“中”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於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丰稷传》云：稷言：“陛下以‘建中靖国’纪元，臣谓尊贤纳谏，舍己从人，是谓‘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习招权，是谓‘靖国’。以副体元谨始之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月，以韩忠彦、曾布为左、右仆射。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丰稷欲率台属论之，遂迁稷工部尚书，以王觌为中丞。稷力匄补外，不允。谢表有“内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上问：“佞人为谁？”曰：“曾布。陛下斥布，则天下事定矣。”案：曾布事已见上。《东都事略丰稷传》云：稷迁中丞，首论蔡京之罪，京贬；又论章惇误国，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复用，遂造诬谤，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实录》，辄以王安石《日录》乱之，愿择史臣，申饬成书。又数言近习之非，会曾布由内侍进，将拜相，稷谓台属曰：“盍共论之。”迁工部尚书，布遂相。陈次升《谠论集奉弹曾布第四疏》云：布自登揆路，首罢丰稷御史中丞，引用门人王觌为代丰稷。陛下之所任，在职累月，忠言谠论，屡闻入告，布则忌之。觌乃布所引用，在职弥旬，未闻补报。今因人言，则有内相之命。陛下之所任者，恩数则薄；布之引用者，恩数加厚，颠倒如此，何以厌服人心！

　　１、十一月癸亥，案：钱氏《朔闰考》：癸亥，是月朔也。端明殿学士、新知永兴军蔡京知江宁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２、右正言陈祐言：“按林希为中书舍人，草吕大防等责词，以司马光变法之初，指名老奸，略无忌惮。苏辙试贤良，而希言辙对策之时已有异志。至於文及甫造为刘挚甘心快意之事，亦希有以启之。陛下灼知奸党，明正典刑，而罪大责轻，人望不厌；况秘殿清职，近臣之优选，维扬会府，非待有罪之地。伏望圣明察希用心，最为犯义，重行黜责，投之间散，以申公宪。”（《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史林希传》云：初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著、大防、刘挚、苏轼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詀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一日，希草制罢，掷笔於地曰：“坏了名节矣。”）

　　３、乙丑，诏希落端明殿学士，依旧大中大夫、知扬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孙谔自司勋为右司谏。（《续长编》卷五百六注。案：《宋史》本传云：徽宗立，复为右司谏，首论大臣邪正、政事可废置因革者，帝称其鲠直。议者欲以群臣封事付外详定，谔言：“君不密则失臣，是将速忠臣之祸矣，不宜宣泄。”乃止。迁左司谏，俄卒。谔与彭汝砺以气节相尚，汝砺亡，谔语所知曰：“吾居言责，不媿器资於地下矣”。）

　　４、庚午，赐故赠太傅王安石妻越国夫人吴氏江宁府官屋六十间，以吴氏讬蔡卞为家，旧有赐第京师已纳朝廷，而卞赴贬所，故有是赐。（《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５、侍御史陈次升言：“臣伏见新除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蔡京，顷在翰苑，倚势作奸，自除边帅，即怀怨望，臣僚屡有弹奏，不蒙显谪。今除知江宁府，仍领端明殿之职，采之众论，谓京负朝廷至深，朝廷待京何厚！伏望重行黜责，以示至公。”（《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６、诏：“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江宁府蔡京落端明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正议大夫、提举洞霄宫蔡卞降为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太平州居住。”京既贬，辅臣谓责卞轻，故并及之。（《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陈次升《谠论集奏弹蔡卞状》云：卞窃弄赏罚，私报恩仇。人有誉其妻父之善者，极力主张，寘之显要；有议其妻父之短者，指为诽谤宗庙，寘之深罪。其所进用，若非妻党之小人，即是门下之奸吏，更唱迭和，相引为重，造作事端，屡成冤狱。看详理诉，编类章疏，洗垢索瑕，中伤士类，或轻或重，皆出己意。或投之远方，或陷之深辟，毒流天下，实不忍闻。其事主行，虽在章惇，卞实启之。时人目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近虽责降，未厌人心。伏望圣慈重行窜责，以谢天下。）

　　７、辛未。（案：《续长编》卷五百二十载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兼措置铜事。注云：十一月九日可考。今其文已佚。九日，辛未也。）

　　８、侍御史陈次升言：“蔡卞之与章惇，俱盗权先朝，为天下害。卞以阴险谋之，惇以凶悍行之，二人同恶相济，罪当均一。臣谓惇之凶暴，其害物止於一时；卞则又败坏道术，使不得归正；疑乱风俗，使不得为善。其害又留於万世也，卞之为害，实不在惇下。惇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则止於近地分司，适遂所欲，何名为谪？人心未服，公议未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９、壬申，诏降授太中大夫、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蔡卞降中大夫，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任伯雨疏有云：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恶，过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顺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仅同儿戏。盖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宁负陛下，不负惇、卞。大奸元恶，未正典刑，人情愤叹。”）

　　１０、辛卯，侍御史陈次升言：“右仆射曾布，性禀奸邪，心怀凶险，顷居枢府，阿顺宰臣，进用匪人，大开边隙。又近自登宰府，独擅国权，轻视同僚，威福由己；进拔亲故，罗列宫局，以为耳目；任用门人，置之台谏，以为腹心。”又曰：“布在绍圣初实与蔡卞交结，遂申请乞用王安石《日录》修《神宗国史》，致史官观望，变乱事实，多誉王安石之善，掩蔽神宗之美。”又曰：“子弟招权，交通宾客，其门如市，伏望圣慈特正布之典刑，以谢天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谠论集》次升奏弹曾布有九疏。《宋史范纯礼传》云：侍御史陈次升乞除罢言官并由内批，不由三省进拟，右相曾布力争不能得，乞降黜次升。范纯礼徐进曰：“次升何罪？不过防柄臣各引所亲，且去不附己者尔。”徽宗曰：“然。”乃寝布议。）

　
卷十七

　

　　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一一○一） （案：钱氏《朔闰考》：是年辛巳。）

　　１、春正月壬戌朔，改元。（依《续长编》通例补。案：李氏《长编》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书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间复改元则不书。兹据其例，补之正月壬戌朔。见下任伯雨《疏》及《宋史·本纪》。）

　　２、丁丑，命尚书右仆射曾布为大行皇太后山陵使。（《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正月朔，有流星光烛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气起东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气二；将散，复有黑气在傍。任伯雨言：“正岁之始，建寅之月，其卦为泰，年方改元，时方孟春，月居正首，日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气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为阳，夜为阴。以四方言之，东南为阳，西北为阴。从五色推之，赤为阳，黑与白为阴。从事推之，朝廷为阳，宫禁为阴；中国为阳，夷狄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德为阳，兵为阴。此宫禁阴谋，下干上之证也。渐訩正而西散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窃发之证也。陛下以灭异为警戒，不可不深思远虑。”案：《九朝备要》录任伯雨疏，较此为详。《东都事略》本传云：时欲建火星观以禳之，伯雨不可曰：“圣人修德以弭灭，未有祈禳而消变。”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四云：建中元年正月，任伯雨上疏云：“臣闻天人之交，不啻影响灭祥之来，必有象类，故格王先正厥事，而圣人惟能畏天。尝闻修德以弭灭，未有因祈禳而消变者也。《六经》所载，百世可知。臣风闻近日内臣打量太乙宫侧欲建火星观以禳赤气之异。臣始闻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传者益众。臣为谏官，当救其源，闻虽未详，敢不先事！犬马之心，诚不能已。窃惟陛下即位以来，灭异屡降，盖天之於人君，犹父之於其子，爱之深则教之，至数有灭异，或者欲陛下戒惧以谨厥初欤？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谨按《洪范》以五事配五福，说者谓视之不明，是谓不哲时则有赤祥。陛下当益广聪明，判别贤佞，揽权纲以信赏罚，专威福以察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断，则乖异之象转为休祥。昔太戊有桑楮之妖，高宗有鼎雉之异，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兴之功，延过惓之年，未闻劳人费财，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效不及祈禳，则圣人《六经》何独不载？又或祈禳有感，修德不应，则无私之上天，顾可以私祷乎？陛下必若建此，臣窃计其费不下万金，将取之有司邪，则帑藏空虚；取之内庭邪，则括刷已迫。河北一路，物贵人饥，前年至今，流移满道，与其捐所急以事无用，孰若缓所用以恤所急？如此，则所费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下相庆，皆谓陛下损己便民，道光前古，人心悦而天意得矣。赤气之异，岂不转而为祥哉？臣伏愿陛下远稽格王，仰测天意，畏之以心，谨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论，罢去祈禳之役，则人情自孚，上穹昭答矣。”

　　又：云：范纯仁薨，口占遗表，劝上清心寡欲，约己便民，绝朋党之论，察邪正之归，毋轻议边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诬谤。略曰：“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祐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上闻讣，痛悼，谥曰忠宣。案：此事李《十朝纲要》系之癸亥，《宋史·本纪》系之癸酉。《宋文鉴》李之仪《代范忠宣公遗表》云：伏念臣赋性拙直，禀生艰危，忠义虽得之家传，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誉，不敢患失以营私。盖常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粤自治平擢为御史，继逢神考进列谏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拥节，持橐守边。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钧衡之寄。遇事辄发，曾不顾身，因时有为，止欲及物。固知盈满之当戒，弗思祸衅之阴乘。万里风涛，仅脱江鱼之葬；四年瘴疠，几从山鬼之游。忽遭睿圣之临朝，首图纤介之旧物。复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无复仰瞻於舜日；身犹可免，或能亲奉於尧言。岂事理之能谐，果神明之见啬。未复九重之入观，卒然四体之不随空惭田亩之还，上负乾坤之造。犹且彊亲药石，贪恋岁时。傥粗释於沈迷，或稍纡於报效。今则膏盲已逼，气息仅存，泉路非遥，圣时永隔。恐叩阍之靡及，虽结草以何为？是以假漏偷生，刳心沥恳。庶皇慈之俯鉴，亮愚意之无他。臣若不言，死有馀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於精微，扩仁心於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搜抉幽隐，以尽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无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无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祐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圣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犹污瑕疵，又安得解疆埸之严，遂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念，无令后患，常轸渊衷。臣所重者，陛下上圣之资；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苟斯言之可采，则虽死而犹生。泪尽词穷，形留神逝。《东都事略·范纯仁传》云：纯仁口占遗表，命其门人李之仪次第之。纯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傅会，言纯仁遗表，子正平与李之仪撰造，以为非纯仁意。正平与之仪皆下御史狱。初，蔡京欲结后戚，故奏展向氏坟事，下开封，正平为开封尉往按视其地，以民田不可夺，府以其言闻。京坐赎金，由此恨正平，故诬以罪。后正平遇赦归，遂不复仕。

　　又：云：皇太后向氏崩，追尊太妃陈氏为钦慈皇后。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并甲戌日。

　　又：云：以赵挺之为御史中丞。时曾布与挺之俱在太后陵下，布谕挺之建议绍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击元祐旧臣不遗馀力，而国论一变矣。案：《九朝备要》云：时曾布为皇太后山陵使，挺之为仪仗使。《东都事略赵挺之传》云：挺之除御史中丞，言：“祖宗朝用侍从之臣，无内外轻重之异。昔李峤请选近臣，分典大州，而韦嗣立请先行。本朝张知白为从官。亦乞分台阁之臣出守，而知白因请自行。愿稍增重外职，且使近臣少习治民。”《江公望传》云：建中靖国元年，公望除左司谏。时御史中丞赵挺之与户部尚书王古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倾天下之财以为私惠者。公望以为上登极大赦，欲与天下更始，一切蠲免，岂容古以私意能倾天下之财；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时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无若谏官、御史之为可信也。患闻知之不博也，故听以风闻，虽事有不实，闻无不言。至若挟情肆诬，快私忿、罔上听，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闻挺之与古论事，每每不合，屡见言气，怀不平之心有待而发。俚语有之‘官事私雠’，此小人之所不为，而挺之安为之，岂忠臣乎？”

　　又：云：行入粟补官法。案：《十朝纲要》云：己卯，诏许河东、陕西路入粟授官，自奉职、借职、太庙斋郎其直各有差。《宋史范仲淹传》：子纯粹，尝论卖官之滥，以为：“国法固许进纳取官，然未尝听其理选，今西北三路，许纳三千二百缗买斋郎，四千六百缗买供奉职，并免试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损钱千万，则可任三子，窃为朝廷惜之。”疏上，不报。《东都事略王觌传》云：觌谓理财之本在节俭，尝上疏论之。时朝廷以边计不足，鬻爵，觌力言其弊，以为：“今无穷之费，正在西陲，与其行鬻爵之权，不若损费。”

　　１、二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壬辰朔。） 甲寅，右司谏陈祐言：“通议大夫、知扬州林希於绍圣初掌书命，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制，皆务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奸擅国’之语。陛下顷闻臣言褫其职，自大名移扬州，而希谢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奸臣毁败善类，事成则摅己所愤，事败则归过於君。至如过失未形而训辞先具，安得为责人之名？历辨诋诬而上侵圣烈，安得为死节之义？党附权要，不一二年间致位枢近，其於谋身，不得谓之拙；讬名王言，多所挤陷，以误先朝之事，其於为国，不得谓之忠。”又曰：“陛下以礼进退大臣，务存国体。希备位执政，乃不知隆君亲，谨名分，一不快意，忿躁不平之气溢於谢章，慢上不敬，略无畏惧。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伏望省览希章与臣所言，特赐指挥，重行降黜。”诏贬林希知舒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此节据《东都事略陈祐传》较正。（《纪事本末》文字多譌，且阙於“绍圣初”至“归过於君至如”八十八字，文义未明。）

　　２、右司谏陈祐检会侍御史陈次升言：“朝散大夫、知随州张商英，奸邪凶险，猖狂妄作。绍圣初，备位谏官，不图报国，乃与宰相章惇结为死党，诋诬忠良，陷害善类，而又与百姓盖渐，增改词状，要在中伤大臣。既令盖渐论诉，而商英肆行弹击，天下不容，恶詀计自彰，卒以得罪。哲宗洞照其情，必欲终弃，每有进拟，屡却不用。而惇出死力维持，久而遂玷从列。小人得路，排陷尤多。近者朝廷欲惩奸恶，聊示薄责，公议尚未厌服。商英曾不自讼，到任谢表又肆诋诬，以文己过，冀惑天听。”诏降商英为朝奉大夫。商英随州谢表云：哲宗即位，太母受遗，承六叶之美，成丁酉年之全盛。四夷畏服，兆姓阜康。法度修明，府库充实。守而勿失，安所纷更？只缘用事之臣，自是专门之学，累年怀蓄，一旦吐伸，揭簿差徭，雕虫考试，回河东注，割地西还，汲引交游，罗列台省，抨弹云上，议论日新，异同既繁，威福随骤。其始也止於并罢使者，其究也至於流殛大臣。挌开罗织之端，造成报复之衅。哲宗皇帝久居保祐，备察细微，登用谋臣，究治谤语。一麾汝海，坐穷兵黩武之讥；万里英州，下詀正欺愚之令。於是四方响应，众口雷同。政府分阅，封章史馆。推求笔削，退朝聚议，造膝进呈，自嗟识性之愚蒙，每被辈流之忌膈。还朝既晚，在职不多。故始逐垂帘之臣，未尝干豫；终行过岭之责，亦罔闻知。区区曾效於涓涘，一一可推於岁月。”其言无忌惮类此。绍圣初，章惇坐言者十九章，责司马光等言者八人，而商英凡六章，比他人特多，盖商英实？死党。今乃以迹疏交浅，无所干预为辞，故次升劾之。（《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宋史陈次升传》：徽宗立，召为侍御史。极论惇、卞、曾布、蔡京之恶。窜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宁。不及劾张商英事。）

　　３、刘挚诸子护丧还乡里。（案：元符三年二月，诏刘挚许归葬，子许叙复。） 嗣子？径伏阙下，投登闻匦上疏，又持副封诣都堂叩宰相。今韩丞相忠彦及曾丞相布许中书将皆取实封案牍开视，知其谬妄明白如此。二十五日案：是月之丙辰。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陈，显无实状，已行贬责。绍圣五年四月四日指挥更不施行，然后殁后诬谤所坐皆得释。”（《续长编》卷四百九十注。案：《宋文鉴》卷七十一刘跂谢昭雪表云：投畀谗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诏令，更申论坐之冤。没而有知，死且不朽。窃以前世论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闻私书谬悠之谤，可致公朝夷灭之刑。翳彼无良，遘为不令，因党友之尺牍，形闾巷之有辞。引鹰扬尚父之言，诵高贵乡公之语。靡惭嗤鄙，惟幸诋诬。既内慊於不根，又阴虞於后患。祷其付火，固绝意於上闻；讬以屏人，复何施於参验？不攻自破，欲盖而彰巧，谁谓其如簧，市共知於无虎。虽毁者挟怨，必以恶声。而小人乘危，遂为奇货。密誊旧札，历遗众仇。险不啻於山川，食无馀於犬彘。逮从吏讯，几误国章；意所株连，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势，岌如累卵之危。赖先帝照瞩之明，察权臣吞噬之患。特迂清问，少缓严科。然而先臣诸孤，终以屏废，阖门百口，益复幽囚。奭瘴疠者十丧，隶臣妾者三岁。无罪且至於如此，大戮亦何以复加？会上圣之龙飞，破群疑而冰释。谴累所逮，诉告必申。悼前日之祸机，嗟何可及！挂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沥於肺肝，敢上尘於旒扆。理无难者，宜靡悼於改为；事已灼然，遂悉从於釐正。此盖皇帝陛下乾行以健，离丽而明。体大舜堲谗之方，广有唐辨谤之略。孤忠素节，事已白於九原；弱子幼孙，誓各坚於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难酬。《宋史刘挚传》云：跂能为文章，遭党事，为官拓落，家居避祸。）

　　４、丁巳，诏武昌军节度副使、潭洲安置章惇责授雷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案：《宋史》本传“左”作“右”，误。《东都事略》亦作“左”。） 言：“自哲宗皇帝疾势弥留，中外汹惧。惇为宰相，自当引天下大义，乞立陛下为皇太弟，以系人心，以安国势，持危扶颠，辅弼之任。惇怀异意，减不加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帘前公肆异议，逆天咈人，轻乱名分，睥睨万乘，不复有臣子之恭。矫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仅乞外补。伏愿早正两观之诛，或从矜容，乞投海外。”（案：《东都事略任伯雨传》云：伯雨又言：“天下国家，莫大名分，法若不严，祸起不测。幸而太后圣明，睿策先定，折其奸谋。向使惇计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贷惇不诛，则天下大义不明，大法不立，生觊觎之心，长奸邪之志，危疑之几不可胜防矣！”章八上，惇贬雷州。） 又具大事六件：“一，蔡卞以宣仁有废立之意，乞追废为庶人；一，绍圣已来，窜逐臣僚，并是蔡卞诬罔；一，宫中厌胜事作，蔡卞乞掖庭置狱，只差内官推治；一，编排元祐臣僚章疏，乃蔡卞议与蹇序辰自编排，惇即奉行。（案：《宋史蔡京传》云：萋菲语言被罪者数千人。） 一，邹浩以言事得罪，卞执奏乞治浩亲故送行之罪；一，蹇序辰首建看详诉理之义，安惇助之，章惇迟疑未许，卞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案：《宋史蔡京传》云：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凡此皆蔡卞谋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阴狡险贼，恶机滔天；惇虽凶很，每为制服，执政七年，门生故吏遍满天下。今虽薄责，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驯致不已，奸人复进，天下安危，殆未可保。”惇既窜雷州，而卞居池州如故。（《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编年通鉴》云：任伯雨累疏言：“陛下即位，时章惇帘前异议，乞正典刑。”盖言端王浪子尔。遂贬雷州司户。自雷三移睦、越、湖州。崇宁四年，卒。初，辙责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而惇以为强夺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责雷州，亦问舍於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家，今不可也。”《宋文鉴》载任伯雨疏云：臣先累有奏状言章惇、蔡卞迷国罔上，胁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惧哲宗以不利之实；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谤毁宣仁圣烈保祐之功，傅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处，归过哲宗。挟天子以害忠良，肆异说以危神器，自古奸臣，为害无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数千，人人乞斩惇、卞，天下公议，只此可见。盖卞谋之，惇行之，蔡卞之恶，有过章惇。臣前来奏状已言之，今更详具大事六件如后：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纳元祐皇后。前此未纳后时，禁中尝求乳婢，谏官刘安世等连上章论列皇帝既未纳后，不知宫中求乳婢何用？宣仁圣烈令两府宣谕，是外家高氏所觅，安世乃止。绍圣初，蔡卞还朝，论及此事，以为宣仁有废立之意，乞追废为庶人。一，自绍圣以来窜逐臣僚，应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惇是蔡卞诬罔。先於哲宗前密启进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语言批出，至今劄子见在。一，绍圣三年，宫中厌胜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处，章惇欲召礼官法官共治之。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礼官？乃建议乞掖庭置狱，只差内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议，哲宗未必废元祐皇后。一，编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议，卞与蹇序辰自编排，惇不曾与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邹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吕公著曾荐浩，浩以此诋讥，故哲宗愈怒，遂编管浩。卞又执奏乞治浩亲故送别之罪，哲宗不从，三次坚请，乃许置狱。一，蹇序辰乃卞死党，首建看详理诉之议，安惇助之，章惇迟疑未许，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谋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阴狡险贼，恶机滔天。惇虽凶很，每为制伏，执政七年，门生故吏遍满天下。今虽薄责，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别，驯致不已，奸人复进，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恶，过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顺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仅同儿戏。盖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宁负陛下，不负惇、卞。大奸元恶，未正典刑，人情愤叹。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两月阴雨，盖蒙气之证，於此可见。昔周饥克商而年丰，卫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异议当受大戮，所有卞恶，伏乞陛下早赐宸断，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气之证。候正惇、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间采听，若人人不相庆，臣甘伏罔上之罪。”）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二月，以吕希纯知瀛州。时贤士大夫经绍圣贬责者稍稍还朝，曾布忌希纯，故出之。案：《宋史吕公著传》：徽宗闻希纯名，数称之。曾布忌希纯，因其请觐，未及见，亟以边，遽趣遣之。俄改颍州。

　　又：云：雨雹。案：《宋史本纪》：丙申日。

　　１、三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壬戌朔。） 癸亥，检校司徒、镇南军节度使、知杭州吕惠卿为观文殿学士、右银青光禄大夫、提举洞霄宫，吕惠卿引年乞致仕，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范仲淹传》：吕惠卿告老，徽宗问执政，执政欲许之。纯礼曰：“惠卿尝辅政，其人固不足重，然当存国体。”故有此观文殿学士、右银青光禄大夫之命。）

　　２、戊寅，承议郎、知无为军陈瓘为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官。（《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３、丙戌。（案：《续长编》卷四百十九论公使钱事注云：靖国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可考。今文已佚，无可考矣。）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弃湟州。案：《东都事略本纪》於元符三年末书，是岁以湟、廓、鄯三州归於青唐。误。弃鄯州见於元符三年四月，弃湟州当在是年三月丁丑，《十朝纲要》、《九朝备要》及《宋史·本纪》可据。《宋编年通鉴》书此事於二月之末，盖上脱“三月”字也，今正。《十朝纲要》云：三月丁丑，诏河西节度使赵怀德知湟州，其湟州守臣官吏将佐悉追还。《九朝备要》云：时既弃鄯州，於是大酋谿巴温迎怀德之弟谿赊罗撤入居之。言者又论知湟州王厚首建开边之策及盗青唐物，上不欲竟其事，姑从薄责。而知河州姚雄又奏诸蕃怨赡等入骨，枢密院请斩赡以谢一方。时议者又多请弃湟州，朝廷问姚雄以弃守利害。雄遣部将陈迪谕意於知湟州雷秀，秀以为可弃无疑。朝廷委雄措置，雄命秀将湟州兵由京玉关以归。统制官刘价命居民商旅由安乡关以归。遂以湟州畀赵怀德，而瞎征与怀德俱还湟州。於是怀德与谿巴温、谿赊罗撤合追咎瞎征先降，瞎征不安，求内徙。诏瞎征居邓州，未几，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