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5-Fo专题

汉译前言

觉音(Buddhaghosa)尊者所著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是综述南传上座部佛教思想的一部最详细、最完整、最著名的作品，是研究南传上座部教理的必读之书。觉音尊者引用了整个南传三藏要点并参考斯里兰卡当时流传的许多古代三藏义疏和史书而写成此论。所以《大史》(Mahāvaṃsa)称它为“三藏和义疏的精要”；德国的唯里曼·盖格(Wilhelm Geiger)教授也说它“是一部佛教百科全书”，亚洲南方各国的佛教学者都要研究这部名著，其他的世界佛教学者也都很重视研究它。读了此书，可以了解南传佛教的主要教理；也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历史等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列举当时各国的上等布类中有中国的丝绸（Cīnapaṭṭa－－支那丝绸），这在经论中是难得见到的资料。这部巴利三藏的代表作，在世界各国有多种文字的译本。

觉音，公元五世纪中叶人，是南传巴利语系佛教的一位杰出学者，他用巴利文写了很多书，对上座部佛教有很大贡献。因为在觉音时代，印度大部分的佛教学者都已采用梵文，巴利文佛教业已衰落，只有斯里兰卡和菩提场的比丘依然忠于巴利文。由于觉音的努力，巴利文这一系的佛典古语学才又活跃起来。

根据《大史》记载，觉音出生于北印度菩提场附近的婆罗门族，通吠陀学，晓工巧明，精于辩论。在菩提场一座斯里兰卡人建造的寺院出家，从离婆多(Revata)大长老学习巴利语三藏。受了具足戒后，便写了一部书叫《发智》(Ñāṇodaya)。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在摩诃男(Mahānāma)王时代(409～431)来到斯里兰卡的首都阿耨罗陀补罗(Anurādhapura)，住在大寺(Mahāvihāra)，从僧伽波罗(Saṅghapāla)长老学习三藏经典和义疏。在此期间，因为接受僧伽波罗的请求，觉音首先撰成著名的《清净道论》。继之，大寺僧众即把所有僧伽罗文的三藏注疏都供给他做参考，要他写更多的书。于是觉音便移居根他伽罗寺(Ganthakara vihāra)，埋头苦干，长期从事著作，几乎对全部巴利三藏都做了注解。其中有律藏的注释《普悦》（Samaṅtapasādikā）、波罗提木叉的注释《析疑》(Kaṅkhāvitaraṇī)、长部经注《善吉祥光》(Sumaṅgalavilāsinī)、中部经注《破除疑障》(Papañcasudani)、相应部经注《显扬心义》(Saratthapakāsinī)、增支部经注《满足希求》(Manorathapūraṇī)、小部第一（小诵）第二（经集）注《胜义光明》(Paramatthajotika)、《法聚论》注《殊胜义》(Atthasālinī)、《分别论》注《迷惑冰消》(Sammohavinodanī)、其余五部论注《五论释义》(Pañcappakaraṇatthakathā)、《本生注》(Jātakaṭṭha-vaṇṇanā)、《法句譬喻》(Dhammapadaṭṭhakathā)。后来他又回印度朝礼圣菩提树，不知所终。相传在柬埔寨有一座古寺名觉音寺，是他去世的地方。

觉音写《清净道论》，是严格地按照当时大寺派的思想体系来著述的。其组织的次第和内容，有许多地方与优波底沙(Upatissa)所著的《解脱道论》相似。优波底沙约早于觉音二百余年。《清净道论》除了序论和结论外，全书分为二十三品，依照戒、定、慧三大主题次第叙述，即前二品说戒，中间十一品说定，后十品说慧。

前二品，主要是说明怎样持戒，戒的种类，持戒有什么好处，怎样自愿地受持十三头陀支等。就是说如何严格地遵循比丘僧团的生活方式。作者在评论持戒的出发点时说：“以爱为出发点，为求生命享受而持戒者为下，为求自己解脱而持戒者为中，为求一切众生解脱而受持的波罗蜜戒为上”。可见作者也接受了当时发展中的某些大乘佛教的思想影响。

中间十一品，主要是叙述十遍、十不净、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定、食厌想、四界差别等四十种定境的修习方法。这里对于怎样去修每一种定，都说得很清楚，有心者可以按照这些方法去实行。

后十品说慧学，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集南传佛教论藏的主要内容和七部论以后发展出来的教理。其主要论题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谛、十二缘起等。这里解释物质方面的色蕴，有二十四种所造色；解释精神方面的识蕴，有八十九心、心识过程中的十四种作用和五十二心所法；解释缘起的各种条件有二十四缘等。这些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特色。

这部汉文译本的完成，其经历是曲折的。早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间，我在斯里兰卡从巴利文学者般若难陀(Pandit P.Paññananda)专研《清净道论》时，即将每日所学的论文译为汉文。其汉译手稿，于一九五七年随身带回国内。后因中国佛学院部分同学需要参考，未经修改便誊印一百部，其中错误甚多。在一次火灾中，所存全部手稿和油印本均被焚毁，化为灰烬。直至一九七八年始从别处找回一部幸存的油印本，方能重新据此而从事校对整理和修改工作，于一九八○年底告成。翻译这部论著，斯国人民认为是交流中斯文化的部分工作，曾在该国‘兰卡之光报’上详细地发表过消息。国内一些学者亦重视此事。不过由于个人才疏学浅，在译文上错误之处实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