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相关评论64-倪墨炎《鲁迅与邵洵美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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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邵洵美的纠葛
对张芙鸣先生《诗人邵洵美的命运》的回应之二

□倪墨炎

　　邵洵美拜托贾植芳代为申明的第二件事是：他的文章实实在在是
自己写的，但鲁迅听信流言，说他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
但经笔者查核，这也是子虚乌有的事，鲁迅从来没有说过邵的文章
“是花钱雇人代写的”。

　　鲁迅和邵是有纠葛的。一般人乃至有些研究者以为，因为邵是富
豪孙婿，有钱，所以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就对准了他。其实不是这样。
要说纠葛，倒是邵洵美先惹人家的。1933年8月，在他的第一出版社出
版的《十日谈》第二期，他写了篇大文，批评起“文人无行”来了。
他所批评的“无行”的“文人”是什么人呢？这只要读几句他所写的
文字便明白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
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
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生意，
人人想做，所以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我们
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
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
里胡闹。”邵洵美的说法与梁实秋的观点如出一辙。梁实秋信奉“资
产是文明的基础”的主张，认为文学是属于“有产的少数人”的：
“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
无缘的。”穷小子而要登上文坛，就必然“在文坛里胡闹”了。

　　对于邵洵美的说法首先写文章批评的，是杭州邮局小职员卜成中，
笔名孙用。他既非左联成员，更无党派所属。不过文章发表出来，仍
是鲁迅在他前面一天。卜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满意”和
“写不出”》中认为：“对于一切都满意的人，写不出文章来，是当
然的。所以，创作是苦闷的象征。”他和邵洵美的见解是一百八十度
相反，他认为只有对现实不满的人，才写得出文章。所以他又写道：
“仰仗祖宗的遗产和老婆的妆奁而享福着的公子哥儿还有什么不满呢？”
因而他们必然“写不出”。“写不出，那就不必来献丑罢，还是去干
那老行当，去调脂弄粉，做些似通非通，吟风弄月的歪诗，窃取‘诗
人’的名号自娱吧！”这位自学成才的邮局小职员写得直白了些。

　　对于邵洵美的高论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在此之前，鲁迅只在《看
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提到过邵洵美，称之为“有美男子之誉的
邵洵美”，可说是中性的用语，这说明鲁迅本来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
惹邵洵美的。这次鲁迅的第一篇文章是《各种捐班》。文章开头就说：
“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现在则连做“文人
学士”和“文学家”也可以“捐班”。“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
有钱。”怎样才能捐做“文学家”呢？“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
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
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你说做
文人是“呒本钱生意”，其实也得“投资”呢！文中的“雇一些帮闲”
是指书店、小报的编辑之类。鲁迅的整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明
说或暗示邵洵美的文章“是雇人代写的”。

　　鲁迅的第二篇文章是《登龙术拾遗》。正好在邵洵美办的书店当
编辑的章克标先生写了一部《文坛登龙术》，其中说什么“登龙是可
以当作乘龙解的”，“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等等，合该给鲁迅
做文章。鲁迅说做女婿而登文坛的要术是：“要登文坛，须阔太太，
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
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
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
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鲁迅的这些话，当然是针对“饭吃不
饱”的“这般东西”却“在文坛里胡闹”的说法而来的。但鲁迅在这
里只说“恶作我自印之”，一字也没有说到“雇人代写”的话。

　　就在写《登龙术拾遗》的同一天，鲁迅又写《帮闲法发隐》一文。
有人以为这帮闲是指章克标，其实不是的，仍是指邵洵美。你很不赞
成“饭吃不饱”的人“在文坛里胡闹”，那么很富有的你又在文坛里
干了些什么呢？充共量不过是“戏场里失了火”却还“在台前说笑、
打浑的丑角”。所以鲁迅说“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
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
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
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鲁迅在这里只是说《十日谈》
“搜罗废料”，却并不说“雇人代写”。

　　因为《中央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很为“女婿”打抱不平，鲁迅在
《新秋杂识（三）、《文床秋梦》、《“滑稽”例解》等文中指名或
不指名的带及邵洵美，但内容都不出“文人无行”议论的范围。

　　在邵洵美、章克标编的《人言》周刊上，刊载了鲁迅在日本《改
造》月刊上发表的三篇杂文之一的《谈监狱》的中译文，并加上了编
者案语，鲁迅与邵洵美的纠葛可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那编者案语说：
“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例。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
事裁判。”又说：“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
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言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
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将
《论监狱》的中译文、译者给编者的信并附白、编者案语，全文录下，
并指出：译者“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
如邵府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
中说：“章颇恶劣，因我在国外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
亦此人也。”这样说来，《论监狱》译者、译者给编者信并附白、编
者案语的作者，都是章克标，一身而三任也。文章是章克标译的，署
的是化名；章克标是《人言》编者之一，写编者案语是他的权利和义
务。所有这一切都说不上邵洵美“雇人代写”，鲁迅也没有这样去说。

　　这以后，鲁迅在《中秋二愿》、《＜且介亭杂文＞序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引玉
集＞后记》等文中指名或不指名的涉及邵洵美，这是因为《十日谈》、
《人言》中也常有一些攻击性的文字，但与“雇人代写”无涉。

　　或许在鲁迅的头脑里根本没有“邵洵美的文章是雇人代写的”想
法。在他看来是些“今天天气好”的文字或直接称之为“恶作”的东
西，怎么会要“雇人代笔”呢？那么邵洵美怎么会耿耿于怀地认为鲁
迅听信流言说他“雇人代写”呢？很可能他只记着“捐班”二字，而
又把“捐班”的含义理解错了。“捐班”是指出钱买官的那些人，引
申为花钱当“文人学士”，出钱当“文学家”，但怎么也引申不到
“雇人代写”呀！

　　张芙鸣在读了邵洵美狱中那段谈话后说：“鲁迅先生实在是冤枉
了邵洵美。”他还举出邵洵美在《诗二十五首》序言中的话，进一步
认为邵洵美“绝非一般‘捐客’所能企及”。似乎鲁迅不但说邵洵美
的“文章”是雇人代写，而且连“诗作”好像也是请人“捉刀代笔”
的了。这使鲁迅“听信流言”的罪孽的范围又大了一圈。但如果我们
知道鲁迅根本没有说过“雇人代写”的话，那么又是谁“实在是冤枉”
了谁呢？

　　邵洵美在五十年代的牢里回忆三十年代的事，中间隔了二十多年；
贾植芳在八十年代凭回忆写了邵洵美的谈话，中间又隔了三十多年。
像三脚跳似地跳过半个多世纪的回忆之回忆，出点差错，应该是意料
中的事。张芙鸣的吃亏之处在于没有对回忆文进行核实，他至少应该
翻一翻《各种捐班》，或许就会产生疑问，但他没有去翻，以致他的
一些很有道理的见解建立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上了。

　　我有一个奢望：对与鲁迅有过纠葛的人，能有较深的了解。邵洵
美是我希望了解的一位。我读了他的著译，写了不值得称道的《邵洵
美的诗论》、《诗歌形式美的探求者：邵洵美》等文，发表后已编入
我的不必多提的小书中。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办的金屋书店，他经营新
月书店期间，他在三十年代办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都出版过一些好
书。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介绍邵洵美，邵爽快地接
受了，并立即预付稿酬，解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后，
邵洵美生活有了困难，夏衍不忘旧义，将他介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并预付他译稿的稿酬。但到1957年他译的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
密修斯》出版后不久，他被捕了。他与夏衍相隔三十年间的相互帮助，
贾先生的回忆文、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金屋书店出版史料、人民
文学出版社史料，可以互相印证。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的《新民主
主义论》的英译本在上海印行，邵洵美冒着风险立下了汗马功劳。我
们应该还邵洵美的历史面貌，当然这必须建立在确凿的历史事实的基
础上。

　　对于鲁迅和其他任何历史人物，我们也都应实事求是地还他的历
史面貌。

中华读书报 199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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