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相关评论63-倪墨炎《关于现代文网史的编写》

关于现代文网史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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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墨炎　

　　鲁迅在１９３３年６月致曹聚仁信中说：“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
，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
文祸史……都未有人着手。”自此以后，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
都相继问世——不论规模如何，内容怎样样，但总有那么一个名目的史了；而且
后来又有了乞丐史、流氓史、黑社会史。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文祸史。我
们已有禁书目录的著作，已有介绍历史重大文字狱的图书，但它们都还不是文
祸史。可见编写文祸史之难。

　　鲁迅生前很注意文祸方面的史料，这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都有很多反映。
鲁迅当然不是要写文祸史，他是古为今用，用历史上的文祸材料来讽喻、抨击
当时的文化专制统治。如《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隔膜》、《买
〈小学大全〉记》等至今读来仍很有意思，而且掌故迭出，情趣盎然。鲁迅在
这些文章和一些书信中，对有些文祸作了具体的十分精彩的分析，可说是文祸
研究的典范。他还多次指出，有些被禁或得祸的著作，并非都是攻击了统治者
，而是别有原因。例如，有的是“忠而获咎”，有的则是“私仇为多”。而正
是这些文祸，更可见统治者的文化统制的严密，而且专横，凶残，黑暗。对于
整理文祸史料以便于更深层的研究，鲁迅也有过一些设想。他在《买〈小学大
全〉记》中指出：“近来明人小说，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
窥视，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
……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
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
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
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接着
又说：“借以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这就
是说，一代的文化统治可以深远地影响到几代以后的文化，甚至影响到国民性
的某种程度某种方面的形成。一部文祸史或文网史，要是真正能反映鲁迅所指
出的深刻的内容，那真是完成了深重的历史使命。它的意义当然不是一般史书
所能同日而语的。

　　写一部从先秦到清末的文祸史或文网史或文化统治史有一定难度，能否就
近写一部现代文祸史或现代文网史呢？然而更难。１９７７年初，我有幸去唐
tao先生府上拜访。闲谈中，唐先生希望我去旧书店时替他留心《清代文字狱档
》第九册。他其余各册都已有，只缺这一本。１９３６年间，唐先生曾向鲁迅
商借《清代文字狱档》，鲁迅当时手头在用，托词没有奉借。唐先生是经常跑
旧书店的，几十年间竟还缺这么一本，可见购买旧书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由这
本书而谈到唐先生还搜集了不少现代文网史料，如国民党当局内部印发的各种
查禁书目，查禁图书的公文，盖有查禁印章的图书和文稿，等等。我不禁问了
一句：“唐先生是否可以写一部现代文网史？”他立即笑了笑摇摇头说：“谈
何容易！”他之所以笑了一笑，大概认为我太天真。其实，唐先生在《书话》
中早就谈过写文网史的事。他说：“我的搜集禁书材料，大概开始于一九三五
年。有一次，和鲁迅先生闲聊，谈到了图书检查的情形。鲁迅先生问我能不能
编写一部中国文网史，我说这个工程过于浩大，自己力不胜任。鲁迅先生点头
同意了。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凡是见到禁书的记载，好像都和我有了关
涉似的，不知不觉地留心起来。长夜披读，手自摘抄，分类排比，积久成帙。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几个月，抄写材料连同别的一些稿件，终于在一次亡命中
丢失。以后虽继续搜寻，恢复的却不到五分之一。”这真令人遗憾。
　　然而，我以为，唐tao先生的搜集文网材料，还由于他的研究现代文学。中
国现代文学正是在文网严密的环境中生长和发展的。不了解这样的环境，怎么
能理解鲁迅何以提倡杂文，而且杂文竟然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立的文体，
并产生了鲁迅之后的唐tao、徐懋庸、巴人、聂绀弩、曹聚仁、孟超、秦似、丁
易等等一大批杂文作家，以至政论家瞿秋白、小说家茅盾、文艺理论家胡风、
戏剧家夏衍，也都写过数量不少的精彩的杂文；不了解这样的环境，怎么能正
确地深入地理解现代文学史上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例如近十年来有些人认为鲁
迅骂梁实秋为“资本家之乏走狗”，是“太过分”，是“防卫过当”，是“谩
骂不是战斗”，但这些人是否知道梁实秋在文艺论争中竟暗指对方“电线杆上
写武装保卫苏联”、“到××党去领卢布”，这在当时是可以指引当局去查封
对方的书刊、书店，乃至更进一步的政治迫害的，论争中岂能采用这样的卑劣
手段为助力？不了解这样的环境，也就无法理解现代的不少长篇名著和多幕名
剧，何以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难道仅只是艺术上的原因？严肃的研究者就要对
照不同的版本，理出种种文字变化，从中固然可以看出作者在艺术上的走向，
而且也可看出作者承受种种政治压力的能耐……毫无疑问，认真地研究现代文
祸史，是认真地研究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我们现在连一本比较完备的《民
国时期禁书总目》都还拿不出来。国民党当局对于进步图书，中央禁，地方禁
，没有公文规定要禁的图书当地党政军部门也随时可禁，这都使编写禁书总目
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否可以先编一部有文字根据的包括中央和省市两级的禁书
总目呢？一部比较完备的禁书总目，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史、政治史、党派史、
文化史、文学史等等，都是会很有用的。我们现在也还没有一部像《清代文字
狱档》那样的民国时期文网档案汇编。如果把分散在国家和一些省市的档案馆
、图书馆的有关档案材料，和过去书业同业公会的有关档案材料，编集起来，
内容会是相当丰富的。其意义和价值，当然会远远超过禁书总目。只有在坚实
的整理史料的基础上，中国现代文祸史或文网史的研究，才会不断地取得成果
。
　　我在工作之余读一点现代文学，也写了一些不成什么气候的关于现代文学
的著作，不可避免地接触了不少现代文网史料。１９８３年初秋，《出版史料
》编辑部为了扩大稿源，邀我和编辑部两位编辑一起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查阅史料。我在十天时间里，抄录了大量国民党当局在１９２７至１９３７
年间的文网史料。由此而引发兴趣，后来我又在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
海市出版局档案室扩录了不少文网史料。经过整理，我写成了一系列文字，在
《新文学史料》、《出版史料》和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也有一些文字还没有
发表过。现在我把这些文字重新整理，写成《现代文坛灾祸录》一书。它大致
包含这样一些内容：一、关于左联、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
团体的“取缔”；二、大批书刊的被禁和许多书店的先后被封的内幕；三、从
图书审查到原稿审查的机构、制度的演变；四、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
设置、工作制度及其突然消亡；五、通过邮检控制书、报、刊的流通；六、查
禁书刊的印记、双方都以伪装书刊斗智等杂记。这当然远不是现代文网史，充
其量不过是“史料长编”一类东西，虽然篇幅也不算很长。但它也有自己的特
点：一、所录的历史文件、档案材料，都是第一次披露，别人用过的不录；二
、所录大量的历史文件、档案材料，都是全文抄录，不搞摘名式的引用，以保
存历史原貌；三、严格根据史料提出实事求是的看法，因而纠正当年记载错误
，纠正当事人后来回忆的错误，在本书中可说比比皆是。

（原载《文汇报》１９９７０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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