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生

《蚁生》
作者：王晋康

楔子 楔子

　　本文纯属虚构，但文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均为笔者亲历。



　　36年前——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几乎是上一辈子的事了——18岁的女知青郭秋云正同她的颜哲哥哥在知青农场的堰塘边幽会时，突然得知一个惊人的噩耗：场长赖安胜要暗杀颜哲！初听这个消息俩人都不信。赖安胜是个暴君加色鬼，他们相信他会干很多坏事，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策划搞暗杀，这似乎太离谱，不符合逻辑。何况消息是庄学胥送来的，这更减弱了消息的可信度。庄学胥与他俩从小是街坊，又与颜哲是高中同班同学，秋云与他们同校但低两届，三个人关系一度不错。但文化革命开始后，很多人都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这一面也许连他本人都不自知。颜哲的父亲颜夫之和母亲袁晨露在学校被迫害，双双自杀，庄学胥可以说是掷出第一块石头的人，而且直到下乡后，他对自己的行为从无半句忏悔。由于这些历史恩怨，两人之间一直横亘着很深的敌意，这会儿他突然要扮成颜哲的救命菩萨，谁信？

　　但那是一个疯狂错乱的时代，许多不合逻辑的事反倒成了正常。后来的事态证明，庄学胥送来的这个消息果然是真的，并由此间接引发出一桩死亡七八人的血案，死者包括领头策划暗杀的赖安胜、两名凶手、报信的庄学胥、公社干部老魏叔和他的相好谷阿姨，等等。颜哲倒没有死于赖安胜之手，但也因此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那段经历在秋云心中割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她原以为这道伤口永远不会平复了。但时间真是最强大的巫师，它慢慢抚平了伤口，让秋云最终接受了颜哲的死亡――他如果没死，在风平浪静后绝不会一直躲着自己！后来秋云回城，在麻绳社当工人，结婚，生儿育女，赶着末班车上大学，回母校北阴市一中当语文教师，照顾孙子外孙。她的心被世俗生活填满了，无暇回顾往事。旧日的记忆被仔细打叠好，封存到记忆深处，蒙上了厚厚的尘土。

　　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恰好在退休后，秋云听说农场旧址发生了一件“灵异之事”――颜哲的衣冠冢前出现“蚁群朝圣”。为了验证它，秋云拉上丈夫高自远到故地重游。农场已经不存在，当年的68名知青不用说早就走光了，驻场的18个老农也早已星散，说不定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知青们当年的住房都是土坯房，全部毁于那年的洪水，只余下砖砌的粮库和场长室，也已破败不堪，门窗都被偷走了，黑洞洞的，活像被剜了眼睛的死尸。秋云祭奠了七个死者的坟墓和颜哲的衣冠冢。八个坟头座落在农场最高的那片荒岗上，长满及膝深的野草。多半是这些野草的保护，它们才没有被36年的雨水冲平。

　　她听到的那个传说并非虚言，这儿的蚂蚁极多，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来来往往，忙忙碌碌，其活动显然以颜哲的衣冠冢为中心。附近的乡人们说，这样的“蚂蚁朝圣”是从三四天前开始的，“真是怪事啦，莫不是坟里的死人显灵？”

　　秋云当然知道这件灵异之事的原因，不是什么死人显灵，而是科学，是技术方法。她目睹过颜哲用一种叫“蚁素”或“利他素”的玩意儿，在瞬间招来千千万万只蚂蚁，就如眼前的景象一般。而这种蚁素是颜哲父亲，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一生研究的结晶。这么说，那个握着蚁素秘密的人——颜哲——也许并没死去？是他回到故地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他是用这种方法向别人（主要是秋云）显示他的存在，或者说是暗示他的成功？

　　秋云暗暗揣着一份希望，仔细寻找有关迹象。

　　在农场留连的时间里，秋云一直情绪黯然，默默无语。她老伴儿高自远虽然没在这个农场呆过，但也下过乡的。秋云下乡时是高一，而他是大二，下放在军事化管理的上海崇明岛农场，那同样是一段非常严酷的日子。高自远了解妻子在农场的初恋，很能体会妻子的心情。在他体贴的默默的陪伴下，秋云满地里捡拾着记忆的残片。原来那些被打过封的、蒙上尘土的记忆并没有褪色啊，它们仍然清晰鲜亮，栩栩如生：她逼真地回忆起与恋人初吻的感觉，那时浑身如电击般颤栗不已；她想起农场里那些皮毛像丝绸一样光滑的南阳黄牛，用手摸一摸，那儿的皮肤就会抖起一片涟漪，这些涟漪能通过指尖荡到她心里；她忆起嵌在绿草丛中的清彻明净的水塘，仙女宝镜般漂亮，在岗坡地上星罗棋布，偏偏其中生活着上帝最丑恶的造物之一——蚂蟥。还有广阔天地上那蓝得令人心悸的天空，在夏风下微微起伏的金黄色麦浪……郭秋云就像经历了一趟时间旅行，她的灵魂离开55岁的身体，以第三者的视角，观察一个18岁女知青的人生之路，体会着她的悲乐苦辛，爱恨情仇。不过这不是单纯的场景重现，当她以历尽沧桑的视角重历自己的人生之路时，自然有很多不同于过去的感悟。在不断强化记忆的过程中，36年前那个女孩儿的印象逐渐饱满和清晰，直到她从第三者变成了“我”，变成这个55岁的郭秋云的意识主体。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一卷 蚁众 第一章 噩耗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蚂蚁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种群。它们是社会性昆虫，其社会比人类社会先进多啦！那是完全利他主义的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无私、牺牲、纪律、勤劳的典范。最可贵的是：蚂蚁的利他主义完全来自于基因，来自于生物学结构（腺体及信息素等）的作用，生而有之并保持终生，不需要教育、感化、强制、惩罚，不需要宗教、法律、监狱和政府。所以，蚂蚁社会的每一滴社会能量都被有效利用，没有任何内耗。由于蚂蚁个体的利他主义是内禀稳定的，因而其社会也是稳定和连续的典范，8000万年来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任何断裂。

　　和它们相比，万物之灵们真该羞愧无地。人类的万年文明史绝大部分浸泡在丑恶、血腥、无序、私欲膨胀和道德沦丧中。上帝和圣人们的“向善”教诲抵不过众生的“趋恶”本性，好容易建立起来的“治世”只是流沙上的城堡，转眼间就分崩离析。

　　如果我们能以蚂蚁社会为楷模，人类文明该发展到何等的高度！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下乡第三年的5月，麦子还没熟，知青农场里的农活相对闲一些。听说今晚没有安排政治学习，蹲在井台上吃晚饭时，我同颜哲很熟练地对了个眼色。吃完饭，同宿舍的李冬梅约我去散步，我扯个理由推辞了。阮月琴说：

　　“冬梅你没一点眼色，人家有正事呢。”

　　我红着脸没有反讥，她们嘻嘻哈哈地走了。等天色刚刚黑下来，我就避开人群，悄悄来到离场部有两里地的堰塘，这是俺俩幽会的老地方。这个农场是专为知青们新建的，堰塘也是知青们来农场后新挖的，挖出的生土堆在塘的四周，种着蓖麻。这一带是岗地，上浸土，晴天一块铜，下雨一泡脓。土质贫瘠，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种啥都长不旺。但后来我有了一个发现：原来蓖麻最吃生土，在生土塘堤上长得极为高大葳蕤，树林一般，为我俩的幽会提供了绝好的屏障。再加上塘堤地势较高，视野宽阔，所以两人在幽会中即使有些越规的举动，也不会被人发现。这几次幽会中，颜哲越来越不老实了，昨天就把手伸到我的内衣里揉搓。我当时也曾略作抵抗，但凭良心说，我的抵抗只是象征性的，很快就被他的进攻瓦解了，融化了。原来，男人的抚摸能带来那样电击般的颤栗和快感！这会儿我轻轻抚着自己的乳胸，暗暗渴望着颜哲的拥抱和揉搓，这种渴望让我的脸庞发烧。

　　今晚没有政治学习，这对知青农场来说是很难得的。农场位于北阴市旧城县的红星公社，而旧城县是当时全国四大政治模范县之一，“忠字化”运动搞得最为波澜壮阔。公路两边堆满了大叛徒大工贼刘少奇夫妇的裸体跪像，王光美的乳房和舌头夸张地下垂着；田地里盖了很多忠字台，请来了老人家的宝像镇在里边。只可惜旧城太穷，这些忠字台远远说不上高大巍峨，都是用土坯垒成，大小如鸡笼，实在太委屈老人家了。县里还风行全民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到商店买东西要先对毛主席语录，就像地下党对接头暗号。哪天北京城里传来最新最高指示，旧城县向来是传达不过夜的。这样的阵仗知青们经过不止一次：已经熟睡的知青被喇叭惊醒，集中到场院里学完最新指示，然后点起火把，排着队，敲锣打鼓，分头到附近乡庄上，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大娘大伯，给你送精神食粮哩，送最新指示哩。被惊醒的主人一般不点灯，也不开门，隔着纸窗应一声：好啊，劳驾你们念念吧。于是知青们就着火把的光亮，伴着院内被激起的狗吠声浪，大声念完最新指示，再转到下一家。等把周围的乡民们折腾完，常常是天色已亮。

　　不过近来这段时间里，可能京城里的老人家也折腾累了，发布最新指示的频次相对少多了。

　　两年前老人家一挥手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知青农场建场后，请来二三十位老农来担当再教育的重任。但下乡后，当泛义的“贫下中农”分解成一个个真实的个体时，知青心中的神圣感就弱化了。原来“贫下中农”也有诸多不神圣之处啊，这几十个个老农中不少人当过国军，比如憨厚老实的二班长老初原是国军的机枪手，他平时不言不语，有一天挖土方时忽然来了兴致，一个虎跳，跳到土坑里，拿锨把当机枪架起来，说机枪就是这样用的，这么着哗拉一下，一扫一个扇面，八路武器孬，最怕我的机枪。另一位老农陈得财是地主的败家子，大伙儿说他是吸大烟吸出来的贫农，身上还有淋病；有的老农好吃懒做，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女人和性。当然忠厚老实的也不少，像牛把式郜祥富、一班长老肖、二班长老初、四班长老庞等。但所有老农都有一个共同的劣势：文化劣势。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朝代，不知道下雨的原理，也背不来毛主席语录，他们在全场大会上领呼口号时常常闹笑话，比如：

　　热烈（强烈）抗议，苏修社会主义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无条件（无理）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

　　斗死去球（斗死批修）！

　　场长赖安胜的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也十分有限。他当过志愿军，在部队里学了百十个字，转业后回到农村，混到四十多还没成家。所以，至少以农民的眼光来看，他绝对算不上成功者。没人料到他会在43岁的年纪时来运转，被公社选做知青农场的副场长。不久场长老胡调回公社革委会任职，赖安胜便递升为场长。他在这儿真是如鱼得水啊，首先是政治层面上的如鱼得水，凭借“再教育者”的政治优势和知青对于回城的渴望，再加上他本人的六分流气四分霸气，他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力。只有去年秋季分红前，因为给老农们发秘密津贴惹出大字报事件，对他的权威提出了短暂的挑战，随着那件事的解决，他的权力就更加绝对；然后是男女之事上的如鱼得水，45岁的老光棍，32个嫩生生的城里姑娘，这种诱惑是很难抵挡的。他越来越钟情于和女知青“一帮一，一对红”，据说已经把两三个姑娘帮到床上了。不过这些都只是知青们压低嗓音的私下密语，还没人能拎出来很过硬的真凭实据――除了前天小知青孙小小对我说的话。

　　我把这些烦心事抛开，抱膝坐在土埂上，静下心来等颜哲。月色下的堰塘真美！水面平展如镜，倒映着明月疏星。塘蛙和鸣虫们快乐地聒噪着，几只稻鸡咕咕叫着，低低地掠过夜空。月光洒在我赤裸的胳臂上，带着森森的凉意。向南望去是一片荒地，与湖北接壤。这儿解放前属两不管地区，土匪横行，出过不少出名的匪首，周围的水坑里或井里常常填着死人。颜哲告诉我，别看旧城县现在贫穷破败，历史上尤其是在东汉时期却是有名的物华天宝之地，出过很多将相外戚，还有几位皇后，包括历史上有名的美女、汉光武的皇后阴丽华。我想，少女阴丽华也曾和我一样，坐在同样的田埂上，仰望着同一个月亮，做过同样的少女之梦吧。

　　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颜哲从蓖麻丛中钻出来，立即粗野地抱住我，吻我，吸吮我的舌尖，一只手插进我内衣里急煎煎地抚摸。我一边回应着他的拥抱和热吻，一边低声责备他：颜哲你越变越坏了，你变成一只大色狼了，你过去那温文尔雅的假面具扔哪儿啦？颜哲笑着，不反驳，手下一点也不停。等到他的手向我裤腰下发展时，我及时制止住他，说：

　　“不许得寸进尺了，到此为止。那儿得留到结婚后再给你。”

　　颜哲毕竟是君子，虽然正是情热如火的当口儿，很难一下刹车的，但他没有再勉强我，强使自己平息了情欲，安静下来，与我并肩坐在塘堤上。我掏出一叠饭票递给他，说：

　　“这是我省出来的，你知道我的饭量小。眼看到麦忙天了，你别饿着肚子。”

　　颜哲没有接，说：“用不着，我这个月够吃。对了，会计老霍昨天给我透了风，今年农场夏季分红仍然分不到钱，每人最多二三十元吧。像我这样拿十分工分的棒劳力们，分红反倒是负数。”

　　农场的工分太不值钱，棒劳力们比别人多出的工分比不上多吃的饭票。颜哲虽然身体单薄，但干活极泼，老农们对他的普遍评价是：这么个清清秀秀的学生娃儿，干起活来像拼命，有八分力气要用出十二分。才来农场那阵儿，挖堰塘，头一天，他手上磨了三个血泡，用断了两根锨把。回库房换锨把时，农具保管员四娃心疼得心尖尖流血――不是心疼出了血泡的手而是心疼锨把，不住嘴地嘟哝着：

　　“你这娃儿，你这城里娃儿，恁不知道东西金贵。”

　　颜哲听烦了，说：“记上账，赶明儿扣我的分红还不行？”

　　四娃撇着嘴说：“扣分红？得扣你多少天的工分？娃儿呀，你不心疼，我还替你心疼哩。这回我做个好事，不给你记账，以后千万小心点。”

　　四娃说得没错，那年到了年终，每人分红也就是二三十元，折合每个工作日不到一毛。而两根锨把是一元钱，也就是说，颜哲这样的十分劳力，得干十几天的工分才够赔两根锨把。颜哲后来颇为感慨地说，四娃这么一算，他才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了自知之明。

　　我把饭票硬塞到他兜里，笑着安慰他：“你分不到钱不要紧，我多少总能分点吧。等分了红，你就花我的，我反正没有别的用处。”

　　颜哲说那倒用不着。“其实，”他略为犹豫后说，“我爸妈给我留有一大笔钱呢，是文革前国外的亲友资助的，我爸一直不用，连三年困难时都没动用，说要派大用场。这笔钱外人不知道，抄家时没有被抄走。不过，我同样轻易不会用它，也要用它派一个大用场。”

　　他把这样重要的秘密告诉我，让我暗暗感动。我不知道他说的“大用场”是指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

　　“对，留下它将来派大用场。要是手头紧，就花我的钱。你知道我爹已经被放出来了。有爹挣钱，我家的日子宽裕多了。”我爹是市搬运站的苦力，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但文革中他是搬运站红革联的头头，在北阴市那次造反派抢枪风潮中，被牵连到抢砸战备武器库那个案子中，文革后期被判了一年劳教。他被判刑期间正好赶上知青下乡，否则我也不会被撵下乡了。“爹妈让我告诉你，他们一直帮你盯着颜家大院，不让地痞无赖们偷抢。他们让你放心。”

　　爹妈一向疼颜哲，爹还捎来一句话：让我在钱财上多帮帮颜哲。爹说这个娃儿太可怜，爹妈都殁了，没一个亲戚贴补他。不过这些话我没说，怕伤及他的自尊。颜哲默然片刻说：

　　“谢谢郭伯和郭婶。不过，城里那套房子我可能用不上了，就让他们住吧。”

　　他是指这辈子大概不能回城了。的确，像他这样身世复杂的知青，前边的路确实是黑的，我不想用空洞的话来安慰他，只好沉默。颜哲也不再说话，从身边摸出一个土块用力扔到塘里，青蛙被惊动，刹时间停止了聒噪，沉寂片刻后蛙声复炽。我知道刚才的话勾起了颜哲对父母的回忆，想把话头岔开。就笑着说：

　　“看你扔土块，我想起会计老霍的趣事。颜哲你记不记得老霍那次闯的弥天大祸？”

　　颜哲笑了：“那能忘得了！真不相信那个老帮子能闯出这样的祸。”

　　会计老霍满头白发，瘦得一把骨头。他蹲在井台上吃饭时的形象最为经典：弯腰缩颈，两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夹着脑袋，几乎能挨着耳垂。男知青林镜夸他是刘备那样的帝王之相：书上不是说刘备“两耳垂肩，两手过膝”么，老霍“两膝过肩，两耳垂膝”，这样的帝王之相就更高档了。别人听了都笑，老霍既不恼也不笑，两个膝盖把脑袋夹得更紧。

　　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他至少60岁了，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来这儿探望他，30岁出头，短发，长得很精神。晚饭后他俩出来散步，在护场沟边碰上我们一群女知青，孙小小冒冒失失地夸他：

　　“老霍头，你闺女长得多漂亮！”

　　两人一下子满脸通红――原来那是他爱人。从那之后我们才知道，老霍的真实年龄刚刚过四十。

　　老霍头是正经八百的国家干部。凡是下放到知青农场的国家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像文革中站错队啦，经济问题啦，海外关系啦，作风问题啦，连我们的第一任场长老胡也是如此，他是走资派，来农场时还没有彻底解放。但即使是“污点干部”，来到农场后还是比知青高一级，是我们的牧羊人。这些人中间唯有老霍头表现得非常畏缩，走路怕树叶打破头，平时从不大声说话，见人总弯着腰，目光不会高过别人的腰部。偏偏这么个比蚂蚁还卑微的小人物，去年夏天，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吧，弄出一个大纰漏。

　　那天晚上他和出纳从公社回来，走到护场沟天已经黑了，听见有女知青在蓖麻丛后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说笑。他听出其中有女知青张克玉，小张因为经常帮厨，与老霍比较熟。谁也料不到这老先生会突然童心大发，或者说，即使像老霍这样一个被外壳紧紧封闭的人也是有童心的，就看啥时候外壳能偶然裂开。老霍对出纳说：咱们吓吓她们吧。随手拾了一块儿“料僵石”（一种没有风化完的表面凹凸不平的石头，岗坡地里这玩意儿俯拾皆是）扔过去，那边立马传来一声惨叫！原来这块石头不偏不斜，正好砸中了小张的门牙，而且竟然把门牙砸折了。奇怪的是她的嘴唇倒没破，肯定那会儿正在“露齿而笑”吧，而老霍头的石头恰恰在这当口儿一掷而中，比后来美国佬的精准制导炸弹还要准。

　　赖安胜那时刚刚由副场长升任正场长，正是风光的时候，得知后雷霆大怒，把老霍骂得狗血淋头，令他在全场大会上认罪，视其认罪态度再作“严肃处理”。那场批斗会全场知青和老农都参加了。会场静得糁人，一盏汽灯咝咝地响着，照得老霍面色惨白。赖安胜场长叉着腰横在台上，凶神恶煞地瞪着他。老霍作检查时，手抖得拿不住检查书，两条瘦腿也一个劲儿哆索。下边的知青们使劲捂住嘴，不敢笑出声。后来有人说他把尿都吓出来了，淅淅沥沥往下滴，不过这多半是糟蹋他。

　　从那次挨批斗之后，老霍更是不敢正眼看人，尤其是对赖安胜场长。赖场长一瞪眼，能吓得他打哆索。按农村的说法，是他的苦胆被吓破了。不过那次事件本身倒是有惊无险，在受害人的求情下，老霍最终没落任何处分，只是掏钱为小张镶了一颗门牙。此后好长时间，男知青们最爱逗张克玉笑，而小张则学会了笑时绷着上嘴唇，不好意思把那枚“大金牙”露出来。

　　我学着老霍当时在批斗会上的样子，哆哆索索地说：“我要――深刻――悔罪――重新――作人。颜哲，我学得像不像？”

　　颜哲只是笑：“像，像――行了，别拿那可怜虫开涮了。”

　　“我真替他的爱人抱屈，那么年轻，和这种可怜虫过一辈子，咋受得了！”

　　“你说错了，听说那对老少配非常恩爱。他妻子来探亲那晚，隔墙的炊事员说他俩――”

　　“咋啦？咋不说啦？”

　　颜哲笑着，不再往下说。我猜到了，无非是男人们的荤笑话，也就不再问。颜哲说：

　　“秋云有一个坏消息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你讲。讲了我怕给你增加精神负担，不讲吧，我又明知道你最怕那玩意儿。”

　　“是啥？快说！快说嘛。”

　　他指指眼前的堰塘：“这里面也有蚂蟥，这是确实消息，昨天刘卫东洗澡时被吸上了。”

　　我打个寒颤。我是从小受苦的人，妈说我最泼实，天不怕地不怕，连蝎子都敢伸手抓。五岁那年我真的抓过一次蝎子，幸亏和我一块儿玩的学胥哥及时发现，一把拉过我，把蝎子用脚拧死了。我唯一的恐惧是蚂蟥。这怪我听了太多的“老婆儿语”，有街坊说的，也有我妈说的。老婆儿语说：蚂蟥最阴险，吸你血时悄悄贴上去，你根本不会觉察，而且它的唾沫能让你的血液不会凝结，便于它吸个痛快。它附上你的身体后，你如果一直没发现，它会顺着血管一直钻到身体内，或者你在河里洗澡时它会顺着你下体的体窍钻进去（女人最危险）。还有，喝水时也有可能喝进去蚂蟥卵包，这样它就在你胃里、肺里甚至脑子里安营扎寨，那这人就只死没救了。

　　这些老婆儿语中，至少前两条是真实的，下乡后被我的亲身经历所证实。后几条可能过甚其辞，但它却给我造成了深深的恐惧，因为这后三条害人方法，如果是真的话，太阴险了，简直不可防范，你再小心也不行。

　　我同蚂蟥的第一次间接遭遇是在农场打了机井后，机井位于食堂旁边，我们每天用它的井水刷碗。有一天忽然听见在机井中有蛤蟆一声接一声地惨叫，我奇怪地问班长老肖：才打的机井中咋会有蛤蟆？老肖说这不奇怪，蛤蟆晚上会在旱地上来回跳，不小心跳进井里就出不来，一辈子就在井里过了，农村娃儿们玩的游戏中，不是还有个“蛤蟆跳井”嘛，就是打这种事上来的。我又问：那它这会儿为啥惨叫？老肖说：很可能它被蚂蟥吸住了。只要是有血的生灵，蚂蟥都要吸血，特别是蛤蟆这样的小生灵，一旦被蚂蟥吸住就没命了，一直到它的血被吸干。

　　老肖的话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不解地问：蚂蟥咋能跑到才打的机井中？它又不像蛤蟆会跳。老肖被问住，说：那我就说不清了，许是老天爷的安排吧。我只知道山里有旱蚂蟥，闻到人味儿，老远就能跳到人身上吸血，但咱们这儿的水蚂蟥按说是不能走长路的。

　　此后，每天用机井水刷碗时，我都会担心地观察碗里的水，看其中有没有蚂蟥的卵包。

　　农场这儿是上浸土，透水性不好。这种特性对庄稼生长不利，但造就了野地里星罗棋布的积水塘。它们的形状依着地势而成，大都是长橄榄形，也有卵圆形、圆形等其它形状，极漂亮，如仙女嵌在大地上的异形宝镜。池水异常清彻，几乎像是空无。水中的青草特别碧绿，长长的草叶随着缓缓的水波柔曼地摇曳。偶尔见几只小鱼或蛤蟆在水中游，就像是悬在虚空中，动作潇洒舒展。水塘最漂亮的时候是在夕阳将落时，晚霞把池水染上晕红，而水中景物如同加了滤光镜的风景照，显得特别柔和。

　　大堰塘挖好之前，我和颜哲最初幽会就是在这些小水塘边。脱了赤脚在水中轻轻晃动，池水给我带来惬意的清凉。我对它们简直入迷了，有一天晚上，当晚霞再次染红池水时，我实在忍不住它的诱惑，下狠心对颜哲说：

　　“我真的忍不住了，我想在里面洗澡，你帮我看着来人，行不行？――你本人也不准看。”

　　颜哲笑着答应了。此前知青们洗澡是在邻庄的堰塘里，男知青晚饭前去，女知青在天色刚刚暗下来之后去，互相心照不宣，不会撞到一块儿。虽然我同颜哲恋爱已久，但这么在他视野里洗澡却是头一次。我对他不放心，再三警告他不许偷看，他很庄重地再次答应。他真的走开几步，背向着我。我很快脱了衣服，带着忐忑不安的新奇感，滑入水里。就在这时候，颜哲大步窜上来，一把把我从水里扯出来，搂在怀里。我那会儿羞恼成怒，竭力挣扎着，尖声骂他流氓，不要脸，说话不算话。他没有辩解，拿来衣服让我穿上，然后硬搬过我的脑袋让我看水塘，说：

　　“你先看看水中有啥再骂我不迟。先看看吧。”他笑着说，“我承认，你下水前我确实偷偷溜了一眼，不过没看到你，却看到水里有东西在游，又过几秒钟后才意识到那东西是啥。对不起你啦，这么着把你赤身裸体从水中揪出来。不过，我知道你最怕这玩意儿，所以――只好当流氓了。”

　　我正在气头上，硬着脖子不理他，不过最终被他把脑袋扳过来，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水中有蚂蟥，有七八条之多，青黑色的身体，背上有五条黄色的纵纹，个头很大，伸展开时大约有一柞长，两头尖尖，犹如拉长了的纺锤。它们在水中一屈一伸，游得非常写意。如果不是我先天的厌恶，甚至可以说它们的泳姿非常舒曼潇洒。它们的风度自信和从容，就像知道自己是这片小天地的主人。

　　我止不住打一个寒颤，又是一个寒颤。如果不是颜哲把我拉上来，那――往下我不敢想了。我感激地偎在颜哲怀里，歉然地亲亲他。那晚我们在这个水塘边留连了很久，看一池抹了晕红的水逐渐变黑。我不敢再脱赤脚伸到水里了，想起从前经常这样做，心里非常后怕。我想不通为啥这样美的地方，偏偏同时存在着最丑恶的造物，只能说是老天爷的居心叵测吧。

　　新堰塘挖好后，我俩就不在这些天然水塘边幽会了，男女知青洗澡也改在新堰塘。多少有点奇怪的是，我们在新堰塘里始终没有发现过蚂蟥，我想也许这是因为堰塘新挖的缘故？不大可能，因为连机井中蚂蟥也能进去。但很长时间确实没在这儿发现蚂蟥，我曾为此暗自庆幸，因为一旦连这块净土也失去，以后再想洗澡就没地方可去了。

　　可是现在，颜哲的消息揉碎了这块最后的净土。想起此前一直抱着这个虚假的安全感在这儿洗澡，昨天还来洗过，让人不寒而栗。我发愁地说：

　　“以后我是不敢来堰塘洗澡啦，只能打点井水在屋里洗了。”

　　颜哲很抱歉，似乎这烦恼是他给我造成的：“秋云我真不想告诉你的。不过，这么怕蚂蟥真不像你的性格。再说，从种水稻后，你不是已经不怕蚂蟥了吗？”

　　农场原来都是种麦，第二年开始改种水稻后，我不得不同蚂蟥正面遭遇。我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恐惧，羞于告诉别人，因为老农们和男知青们好象一点儿都不怕，提起蚂蟥，都是不屑一顾的表情。男知青中，其实颜哲和我一样惧怕蚂蟥，至少是厌恶吧。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不能把自己的恐惧外露，那会让人笑话的。

　　不过我能看穿他的内心。听见他学着别人、用不在意的口气谈论蚂蟥时，我不由得想：在这个世上，当个男人比当女人要难。

　　其实，同蚂蟥真正的遭遇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第一次下水田薅稻秧，我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赤足浸在泥水中，心中一直提心吊胆，不时提起双脚悄悄看看。有个把小时，一直没有发现蚂蟥，我的心渐渐放下了。两个钟头后，我再次提起双足，忽然发现脚踝处一缕细细的血丝，心头忽地一震。果然有一头小蚂蟥正在小腿处安静地吸血。我为这个场面担心过多长时间啊，其实真碰上了，也不过如此。此前老农们已经介绍了对付蚂蟥的方法，我忙用放在手边的鞋底用力拍打，蚂蟥掉下来，我用草叶夹着它，到田埂上找块石头仔细把它砸烂。因为老农们说，蚂蟥的命非常硬，轻易弄不死它的。最好的办法是用一根棍子捅到它的肚子里，把它的体腔翻个里朝外。不过这样的操作我绝对不敢干。

　　其后被蚂蟥吸上就变成常事，有时甚至同时吸附上三四只。次数多了，反而没了惧意。开始我把捉到的每一只都认真砸死，但在稻田里想找一块儿石头并不容易，干活那样紧张，不容许我每次都跑回田埂上找石头。后来我们变得麻木了，从腿上取下蚂蟥，远远扔到旱地上了事。至于它会不会重新爬回水田――这是肯定的――只有眼不见为净。

　　这会儿颜哲说我不怕蚂蟥了，我摇摇头：“我不怕蚂蟥吸到腿上，仍然怕它在洗澡时钻到身体里。”

　　他笑着说：“那是你自己吓自己，蚂蟥不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多人每天来洗澡　，谁被蚂蟥钻到肚里啦？”

　　我强辩道：“可能已经有了，老婆儿语说，蚂蟥能在人身体中藏几年，才让你犯病。”

　　颜哲不和我辩，笑着说：“真要像你说的，那我以后也不敢下水洗澡了。”

　　对蚂蟥究竟能不能钻到身体里，我们都拿不准，就把这个话题撂开。其后农场最漂亮的一头北阴黄牛据说死于蚂蟥，而且据说是蚂蟥钻到它的百叶（牛胃）中去了，但这个事实的真假我不敢判定。

　　我说：“对了，大姐今天让人捎来一瓶油泼辣椒，她知道你爱吃辣椒，专为你做的。明天我给你送去。”

　　我只有一个姐姐，按北阴的习俗只叫姐，不叫大姐，不过我从小习惯这样称呼她。大姐长我十岁，从小就疼我，整天把小不点儿妹妹扛在肩膀上出去玩。大姐15岁就出去工作，在旧城县托修厂当车工。等我下乡时，大姐已经是俩孩子的妈，家境又苦，几乎熬成老女人了。

　　我下乡的地点挑选了旧城县就是冲着大姐来的，爹妈说有你大姐在那儿，多少有个照应。颜哲则是随我而来。我刚下乡不久，大姐骑自行车骑了45里来看我，那时正是农场最艰难的时候，大姐看见我的胳膊腿在袖口和裤口处晒得黑白分明，红薯面窝窝出了绿毛还放在床头舍不得扔掉，眼圈一下子红了。她帮不上妹妹多少忙，但我回家路过旧城县时，她总要买一斤鸡蛋，满满炒一碗，端给妹妹吃。为人木枘的姐夫这时总要领着小外甥们出去玩，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了怕孩子们眼馋，平时他们哪舍得让孩子们吃大碗的炒鸡蛋。

　　肚里没一点油水的我吃得那个香啊。我也领颜哲去过大姐家，那次大姐又多炒了一碗鸡蛋。这会儿我说大姐专为他炒的辣椒，他只是笑，不说话，笑容里有鬼鬼道道的东西。我问：

　　“你笑啥？我知道你对我大姐有意见，去了一次，以后再也不去那儿。没良心的，我大姐可没慢待你！那碗炒鸡蛋把你撑出毛病啦？”

　　他被我问急了，才说：

　　“大姐确实没慢待我，但我看出来，她不同意咱俩的事――所以，她也不会专为我炒这瓶辣椒，你不用蒙我。”

　　颜哲说得对，大姐私下里确实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坚决反对我和颜哲谈恋爱，不是对颜哲本人有啥看法，而是看不上他的家境，说这娃儿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太差，会拖累你一辈子的。大姐凄然对我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记着大姐这句话，要不，总有一天你会后悔！”

　　不过，我不知道颜哲咋看出来大姐的反对，仔细回想，他在大姐家的时候，大姐并没有任何表露啊。

　　我没有与大姐争论，但与颜哲照常来往。这瓶辣椒是我让大姐炒的，我的确没明说是为颜哲，但大姐应该能猜出来，她知道我平素不怎么吃辣的。在这件事上我玩了个一箭双雕的小心眼，既想让大姐知道我对颜哲的态度，又想拉近颜哲同大姐的距离。这会儿颜哲猜透了我的小心眼儿，我也就笑着不和他争辩了。我把头倚在他肩上，安静地看着浮云在明月旁游荡，颜哲也安静下来，陪我。

　　“颜哲哥，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当然记得啦，那天我家从北京回到老家，你和庄学胥一伙儿正在我家院子里挖蚂蚁窝。你当时不到六岁吧，又黑又瘦，标准的丑小鸭。没想到丑小鸭今天变成天鹅啦。”

　　“我算啥子天鹅呀，最多算个绿毛鸭。”我自卑地说，“颜哲你知道不，你，还有你的爸妈，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是什么？”

　　他回过头注意地看看我：“是什么？”我微笑着睇望着夜幕上的明月疏星，有意卖关子，不回答他。有些美好的东西最好不要说出口，即使对自己心心相印的恋人。我愿把那个印象永远暗藏在心中。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二章 蚂蚁的学问

　　颜家是北阴有名的四大世家之一，全盛时有近千亩地。解放后，颜家在农村的田产和房产都被没收，分给佃户们。在城里的颜家房产属于商业资产，按政策是要留下的。不过这些房产大都没留住，被一些小的国营单位，像供销社啦，信用社啦，街道办事处啦等无偿占用，日子一久也就充公了。颜家只留下一个大院，位于城乡接合部，原是他家的桑园，院内有几间草房，其余全是桑树或空地，围着低矮的土墙。颜家的祖辈都已经去世，第二代大都出国定居，所以这座院落一直空着，成了街坊孩童们玩耍的天堂。颜哲的父亲颜夫之早年留学英伦，是国际上有名的生物学家，解放后回国，在北京某名校任教，很少回家乡。但57年反右时他被揭发出有“恶攻”（恶毒攻击）言论，他曾说“不能用政治标准来压制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说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只是个政治助产的畸形儿，那位李森科院士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恶棍；又说“没有自由的学术风气，科学就会被窒息”。这些言论足够划一个“极右”了，幸亏上边有人为他说话，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作为昆虫学家，在揭露美帝的细菌战方面立过功。那就不要戴右派帽子了，定个“右派对象”吧。

　　然后他们全家被下放回老家，回到这座空置多年的颜家老宅子里。我从大人嘴里知道了颜伯伯是右派对象，但搞不懂这个称呼的含义。“对象”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那时已经知道了，所以想当然地认为，颜伯伯肯定是“右派”的“对象”――那就是说袁阿姨是右派啦？但大人说我说的不对，“右派对象”就是原本够格当右派的人，最终因政府开恩没有戴上“分子帽”。你袁阿姨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对象”，只是受丈夫牵连，要说她才是右派的对象哪。大人们的解释勉为其难，而我则似懂非懂地点头。这个政治名词的复杂性真难为了我六岁小脑瓜的智力。

　　颜家回来的那天我们正在颜家大院里玩耍。我那时的玩伴都属于贫民阶层，孩子们的娱乐很贫乏，看蚂蚁拉青虫是常玩的游戏。庄学胥比我大两岁，是俺们这一伙儿的孩子王。这天他领我们看蚂蚁拉青虫。一只黑蚂蚁在四处搜寻，学胥哥把一条半死的青虫放到它的附近。蚂蚁碰上了，立即冲上去咬，用力拖，青虫则拼命挣扎。不久，这只蚂蚁知道凭它自己是拉不动的，很果断地离开青虫，回窝去了。学胥哥高兴地说：

　　“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大部队就要开来了。”

　　果然过了不久，几百只蚂蚁排成一条线，浩浩荡荡开过来，团团围住那条青虫，爬满了它的身体。青虫很快用尽力气，或者是被蚂蚁蜇晕，不怎么挣扎了，蚂蚁们开始用力拖它。开始时秩序很乱，蚂蚁各用各的劲儿，每只蚂蚁的六条细腿儿乱蹬，但青虫纹丝不动。但蚁群不知道用啥办法协调了用力的方向，几百条细腿开始向一个方向用力，慢慢地，这个对蚂蚁来说非常庞大的躯体终于动了一下。蚁群受到鼓舞，几百条细腿蹬得更欢，没有一个偷懒的。青虫移动的速度逐渐稳定，向蚂蚁窝的方向移过去了。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但仍然看得很过瘾。这个简单的生命活动让六岁的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我问学胥哥：蚂蚁咋认路？咋回家喊“人”来帮忙？要知道它们可不会说话！还有，那个侦察兵咋知道根据青虫的大小应该喊多少“人”？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见过，要是蚂蚁准备拉的虫虫小，它就只喊来十几个“人”，而这次喊来了几百个。还有，它们不会喊口令，咋知道向同一个方向用劲？

　　学胥哥被问得只是抓后脑勺，说：“我也不知道，只能说蚂蚁生来就会这些吧，是老天爷的安排吧。”

　　学胥哥又说：“咱们干脆挖开蚂蚁窝看看是啥样子，你们乐意不？我知道颜家大院里有大蚂蚁窝。”

　　于是五六个孩子就带上学胥哥家的一把小洋锹，熟门熟路地翻过颜家院墙的缺口，来到大院里。这儿昨天刚刚打扫收拾过，是我爹领人干的，他说颜家的主人马上要回来，不过这个消息影响不了我们的玩耍。我们在桑园里挖开了一个大蚂蚁窝，蚂蚁黑鸦鸦的，怕没有上万只！巢穴被毁的蚁群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匆匆地跑来跑去，窜上伏下，没个消停。不过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还是有路数的，小头蚂蚁（工蚁）全都噙着白色的椭圆形的小蚁卵，慌慌张张地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大头蚂蚁（兵蚁）则虚张声势地张开大颚牙，向看不见的敌人宣战。我的眼尖，在众蚁之中发现了蚁王，实际应称为蚁后吧，个头比一般蚂蚁大三四倍，动作笨拙，在蚁巢的废墟上慌慌张张地乱窜。但工蚁们很快追过来把它制止住，十几只工蚁分别咬着它的腿，硬把它拉到一个土块下，藏了起来。小小的蚂蚁原来这么有纪律，这么舍已为人尊老爱幼，让我真的很感动。

　　学胥哥说：“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好玩艺哪。”

　　他掏出一把残缺不全的旧火镜，即放大镜或称凸透镜。那时我就奇怪，刘家虽然比我家还穷，但又常常有一些别致的小玩意儿，像放大镜啦，指南针啦，已经不会走动的金壳怀表啦，我们挖蚂蚁窝用的这把军用小洋锹啦。我还见过庄学胥母亲的一张照片，穿着旗袍，戴着耳环，和现在蓬头散发的样子简直不是同一个人。我还知道学胥哥特别疼我，比如这些小玩意儿，如果我不在，他就舍不得拿出来玩。

　　庄学胥趴到地下，把正午的阳光聚焦成一个光斑。光斑四周是漂亮的彩色镶边，围着一小块夺目的白光。这个光斑是不敢久看的，看得久了，你的眼底会被烧出一个相同形状的黑斑，即使你闭上眼睛，也得好长时间后才能复原。学胥哥小心地把光斑收拢，罩着一只正在搬蚁卵的工蚁，那只工蚁立即痉挛了几下，仰面弹着六条腿，死了，小身体蜷成一团，然后开始冒烟。

　　我们以前只用臭蛋儿（卫生球）逗过蚂蚁，就是用臭蛋儿在地上划一个白色的圈圈，把蚂蚁围在里边，蚂蚁害怕臭蛋儿的味儿，在白色边线上撞来撞去，越撞越焦燥，就是不敢越过去，看着十分有趣。但用火镜烧蚂蚁还是第一次。我们争着说：

　　“学胥哥，让我玩一会儿，让我试一下！”

　　学胥哥照例先把火镜给我，我烧死一个蚂蚁后给别人，大伙儿轮流烧，玩得很高兴。后来院门打开了，有两辆人力车和几个人进到院子里，我们没有理会，照样玩我们的。忽然听见一个大人急迫地喊：

　　“别！不要烧蚂蚁。”

　　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把我们分开，拨弄着蚂蚁蜷曲的尸体，怜惜地说：

　　“孩子们别欺负蚂蚁，它们虽然小，也是一条命啊，而且是非常珍贵的生命。”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颜家三人，颜伯伯旁边立着袁阿姨和8岁的颜哲，我父亲和另一个搬运工正从人力车上卸家具。直到多少年后，初见这一家的印象还非常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他们太不平常了，太超凡脱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来到凡间。其实他们的衣着很普通，颜伯伯穿一身白色的中式裤褂，袁阿姨穿着当时流利的大花布拉吉，就是俄罗斯式的连衣裙，颜哲是白衬衣和带吊带的短裤，白色球鞋，这种白色球鞋在当时的北阴市倒是很少见的。这些不算太奢华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显得那样清爽那样潇洒。三个人的容貌也很漂亮，但在当时，他们的容貌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因为我已经被容貌之外的东西迷住了。

　　一个六岁女孩无法清晰地理出这种感受，但我分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滋生出很强烈的想同他们亲近的感觉。

　　不过颜伯伯的责备也让我脸红，让所有的玩伴脸红。刚才我们只顾玩得高兴，忘了蚂蚁也是一个小生命，忘了它们实际算得上我们的小玩伴。我们讪讪地笑着，低着脑袋，用赤脚搓着光腿肚。只有庄学胥觉得这番责备损伤了他在小伙伴中的威信，恼火地瞪着这位不速之客，想要发作。袁阿姨忙说：

　　“老颜！――有话慢慢说，孩子们小，不懂事的。”回过头对我爹说，“我先生专门研究昆虫，天下的虫蚁没有他不喜欢的，喜欢得都发痴了。说话直来直去的，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悦耳的的“京片子”，觉得它好听极了。我爹傻哈哈地笑着问：“虫蚁里面也有学问？”

　　这句问话应该说是不大礼貌的，但颜伯伯没在意，拉过颜哲说：“来，和小伙伴们认识认识，你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颜哲不像我们这样在生人面前怯场，很有礼貌地笑着对我们点头问好。颜伯伯用手抚着我的头说：

　　“小云――她是叫小云吧。“

　　爹说：“是的，这是我家老二。老大也是闺女，比她大十岁，初中毕业后已经上班了，在旧城县托修厂。这个二妮子淘，每天到处疯跑，最喜欢虫虫蚁蚁，花花草草。”

　　“那好嘛，跟我家小哲对脾气。小云，还有你们四个男孩子，我告诉你们，蚂蚁中也有很多学问呢，你们愿意听我讲讲吗？”

　　我仰脸看着他，再扭头看看颜哲，连连点头。颜伯伯把孩子们拢到一块儿，讲了很多有关蚂蚁的知识。我们听得十分专心。我爹卸完家具后也凑上来听，一听，连他也走不开了。

　　36年后，我仍能清晰地回忆出颜伯伯当年讲的蚂蚁知识。当然可能不全是那天说的，颜伯伯此后也常常讲说，我可能把颜伯伯多年的话浓缩到一天了。他说：蚂蚁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种群，在地球上至少存在8000万年了，现在已经发现白垩纪的蚂蚁化石，它们估计是从臀钩土蜂科演化而来。据估算，地球上的蚂蚁一共有数十万亿只，是人类数量的近万倍。在热带地区，蚂蚁及白蚁的生物总量竟然能占到昆虫生物量的三分之一，在亚马逊密林中蚂蚁更多，每公顷面积上有800万只蚂蚁和100万只白蚁，甚至占到所有生物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蚂蚁一般是雌性社会，蚁后只负责繁衍后代。工蚁包括兵蚁也都是雌蚁，负责觅食和警卫。雄蚁一般与蚁后交配后就死了，只能算是蚂蚁社会中的一个过客。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蚁类有9000多种，隶属360多个属。中国有黄琼（应为犬旁）蚁、双齿多刺蚁、日本弓背蚁、日本黑褐蚁、深井凹头蚁、红林蚁、小家蚁等――

　　我忙问：“颜伯伯，为啥咱中国的蚂蚁是从小日本跑过来的？是不是日本的蚂蚁特别霸道，爱侵略中国？”

　　颜伯伯笑了，摸摸我的脑袋说：“不，不是这个说法。中国的蚂蚁不是从日本跑来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很多种类和日本的蚂蚁一样。不过，日本科学家研究东亚蚂蚁比较早，所以在给蚂蚁命名时就占了便宜，很多名字挂上了日本的前缀。”

　　他说，你们挖的这一窝是日本黑褐蚁，一般有一只蚁后，数千只工蚁；但也有的多达6只蚁后，数万只工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它生物族群的王者一般是唯一的，像蜜蜂，如果一个族群内有两只以上蜂王，就必定要分群，或者蜂王们捉对儿厮杀，一直杀到只剩一只。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人类社会的这个规则在动物中同样适用。但蚂蚁族群内经常发现多个蚁后和平共存的现象，比如日本石狩红蚁的一个蚁群竟然有108个蚁后和3亿只工蚁，而入侵欧洲的阿根迁蚁竟然有数千只蚁后共处于一个族群内。

　　颜伯伯说的另一点知识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说到这儿时颜伯伯相当动情，用力做着手势，声音也提高了。他说：蚂蚁可是利他主义的典范！没有一只蚂蚁有私心，一点私心也没有。

　　他说，比如南美的行军蚁，当碰到酷暑烈日时，它们会抱成一个大团，强壮的工蚁在最外边，里边是幼蚁和蚁后。烈日会把外层的行军蚁晒焦，但它们以身体作屏障保护了内层的同族。等天气凉爽后蚁团松开，继续行军，而牺牲者就甘愿化为泥土。再比如一种蜜桶蚁，它们吃饱食物后身体胀大，然后倒悬在蚁穴的天花板上，等劳动的工蚁饿了，过来拍拍它的尾部，它们就分泌出食物来喂食。所以，它们的一生实际只是作为一种器皿，是活的蜜桶或冰箱，但它们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这些知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太新鲜了。我爹听得连连点头，说：

　　“真的，虫蚁里边也有这么大学问，颜先生你不愧是读书人。小云子，以后多来颜伯伯家听他唠嗑，能长学问。”他笑着对颜伯伯说，“我家小云子生错地方了，该生到你们这样的读书人家里。我看她天生是读书人的秉性。”

　　我爹是个粗人，可是看事常常入木三分。的确，我从小就和邻家的孩子不同，我爱看着花草虫蚁发愣，惊叹老天爷咋能造出这样精致的东西。我喜欢大自然的景观，冬天的白雪让我心地空灵，春天的嫩苞让我生出盎然春意，夏天的彩云让我情绪昂扬，甚至从五六岁起我就能感到萧瑟的秋意，常常对着满地打旋的黄叶伤情。夸大一点说，在孩提时代，我的心是与天地相通的，只是这种特异禀性随年龄而逐渐失去了。

　　颜伯伯说：“欢迎你们都常来玩。关于蚂蚁的知识，我家小哲知道的不少，你们问他就行。”

　　我高兴地拉着颜哲的手说：“小哲哥哥，以后和我们玩，讲蚂蚁的故事，行不？”

　　颜哲笑着点头，用标准的北京话，很平和很自信地说：“没问题，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都是从我爸这儿学的。”

　　颜伯伯说：“那好，你们去玩吧。”

　　大人们进屋去摆放家具，颜哲又接着对新伙伴们讲了很多蚂蚁的知识，比如说蚁后能生出受精卵（双倍体），孵化后是工蚁；也能生出不受精卵（单倍体），孵化后成雄蚁。等等，让俺们佩服得了不得。不过我也让他知道了我的“厉害”。我拿刚才问学胥哥的老问题问他：蚂蚁侦察兵咋识路，咋知道一条大青虫需要多少“人”来拉，它回窝后咋能向“别人”说清楚这次应该多少“人”去。颜哲给窘住了，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知道。蚂蚁认路肯定是因为信息素，它们顺着来时留下的信息素就能回去。至于咋通知蚁巢去多少人，应该也是利用信息素吧，信息素释放多一些就表示要多去人。但这只是我的猜想，书上没有这样的知识。”

　　学胥哥得意地大声说：“你不是说，蚂蚁的知识你全知道吗？”

　　他这明显是当面篡改，因为颜哲哥刚才只说过“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从没说过“全知道”。但颜哲没有在这点上辩解，很窘迫地思索一会儿，说：

　　“我只知道，蜜蜂发现蜜源后，是用圆圈舞通知巢中的其它工蜂，它舞动时的圆圈大小和强度就表示蜜源的远近和大小。至于蚂蚁是不是利用信息素来发通知，好像还没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小云你真不简单，能问出这样难的问题。”

　　颜哲哥哥的夸奖让我很得意。晚上颜哲领我到他家，拿这个问题问了爸爸，颜伯伯竟然也不知道。颜伯伯说他以后会进行研究。“可惜我没有合适的仪器，能在不影响蚂蚁活动的情况下观察蚁巢内的情况。我想办法吧。”他说。

　　不过，这项研究大概没能进行，因为随之就是大跃进，顾不上这些脱离现实的研究了。然后――随之就是三年困难，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年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头，激情洋溢的时代。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迈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5万斤，水稻亩产10万斤。全民大炼钢铁，苦干15年，超英压美学苏联。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了，大门上的门钌铞、衣箱上的吊扣和箱子铁皮护角都被撬下来，交公家去炼铁。各小学的操场上都建了土高炉，平素不大为人看重的小学“自然”课老师这会儿成了学校的灵魂人物，因为形势逼得他们个个成了土高炉的设计师、建造师兼炼钢技师。《中国少年报》上满怀激情地报道过一则最大胆的创举，它一直镌刻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有一个小学生用黄泥巴捏出一座小高炉，趴到地下，用嘴巴当鼓风机，竟然也炼出了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在北阴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北阴得天独厚，城南有白河流过。白河从山中流出时肯定经过某个铁矿，所以两岸的沙滩下有一层一层的铁砂。把铁砂挖出来，平铺在带坡度的沙滩上，撩起河水冲啊冲啊，较轻的沙子被冲走，较重的铁砂被提纯，从坡面上轻轻刮下来，就可用做炼铁的原料。北阴掀起了全民淘铁沙的热潮，我们的小学自然也参加了。颜伯伯和袁阿姨刚到北阴一高中报到，颜伯伯教生物，袁阿姨教俄语，实际上她是教英语的，但按照国家统一规划，一高中只设俄语课，只好改行。这会儿他们尚未正式上班，就随我们小学一块去了。

　　几百个小学生在队旗的指引下，迎着灼人的朝阳，意气风发地来到白河边。越过陡峭的小寨门，朝下望去，天哪，河边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一条白水静静地淌过，两侧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活像庞大的蚁群在拉一条白色的大青虫。虽然还是早上，但在炎日下大多数男人都脱着光膀子，甚至很多像我这样的低年级小女孩也脱了上衣。所以打眼望去，满眼尽是晒得冒油的黄色脊梁，如果说人群像蚂蚁，那就是黄蚂蚁了。

　　颜伯伯不愧是有学问人，在淘铁砂这种事上也能表现出来。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干，而是先在附近转一圈，把我、颜哲、庄学胥和袁阿姨领到一个洄水湾处，说：

　　“来，咱们在这儿挖个坑试试，这个是洄水处，估计铁砂沉积较多。”

　　果然，几锨下去，挖出一个厚厚的黑砂层，足有四指厚。这给以后的淘洗工作省了大劲儿。很快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财富，两个男人跑过来，看着我们铺在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铁砂，十分眼红，嘀咕着：

　　“你们咋恁有运气哩。”

　　我高兴地说：“不是运气，是我颜伯伯长有‘看宝眼’！”

　　那两人走了。学胥哥比较贼，远远盯着他们，发现他俩回去后正在跟同伴们嘀咕，然后开始收拢家什，看样子是想往这一带凑。学胥哥忙问：

　　“颜伯伯，这个富矿大概有多大范围？”

　　颜伯伯没弄清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大致对他指了指，学胥哥赶忙在富矿的周围划了边界线，又到沙滩上折了一堆柳条，沿边界线插上。等那伙人过来，国境线已经建好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界线是啥意思，只好在线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尴尬地看着我们。一直在弯腰泼水的颜伯伯刚才没发现庄学胥的跑马占地，这会儿瞥见这一幕，忙走过来，拔掉了作篱笆用的柳条，笑着说：

　　“来吧，来挖吧――都是为了1200万，还分啥你我？”

　　1200万吨是那年全国的钢铁指标，后来减为1070万。那群人高兴了，乐哈哈地笑着，在我们旁边扎好阵地，大干起来，当然最富饶的那块矿层还是留给我们了。学胥哥起初有点不乐意，不过没再坚持，大概他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不对。本来嘛，所有人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无偿的，即使哪个小组淘的铁沙再多，也不会得到一分钱报酬。既然如此，在“共产主义式”的大场面中弄出一块“个人主义式”的小圈子，是不是太哪个了？

　　那天我们淘了120斤铁砂，满满一铁桶，远远超过别的小组。在收工前的评比中，我们夺到冠军，一面红色的冠军旗插在我们的铁桶上，颜哲哥和学胥哥抬着铁桶，高兴得满面红光，连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快要离开白河时，我们见到一对外国黑人夫妻，黑得浑身发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俩站在小寨门门洞里，久久地望着下边如蚁般的人群，咕咕噜噜地和翻译说着话。我们经过时，男黑人看见了我们抬的铁桶上的小红旗，看见了这群小家伙飞扬的喜悦，大概也看到了颜伯伯夫妻的书卷气――在满眼的光脊梁中，唯有他俩衣衫整齐――就走过来，主动和我们说话。翻译笑着说：

　　“这位先生是问你们……”

　　不过他用不着翻译了，颜伯伯已经接过话头，用同样咕咕噜噜的外国话和黑人谈起来。两人谈得十分尽兴，做着手势，不时大笑着，有时黑人妻子也插上两句，翻译反而被撂到一边。我们把铁沙担子放下来，围着他们听。我悄悄问颜哲哥：

　　“这些洋话你能听懂不？”

　　颜哲哥说：“是英语。这个黑人的英语不大标准，不过我大致能听懂。”

　　我央求他：“那你给我们翻译吧，行不行？”

　　颜哲哥答应了，竖起耳朵听着，断断续续地翻译：

　　“这人说他是非洲一个国家，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来北阴购买玉雕和烙花工艺品的，顺路来工地上看看。他说：不久前他参加过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是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工地上的劳动热情让他很感动，非常感动，没想到在偏僻的北阴市又看到了同样感人的一幕！”

　　下边一段话黑人说得很快，好像很激动的样子。颜哲凝神听了一会儿，小声说：

　　“这一段话我听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的劳动是被迫的，是屈服于铁丝网和皮鞭，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蓝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污蔑。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激起了民众这么广泛的热情，他对此由衷地佩服。”

　　“那颜伯伯说的啥？”

　　“我爸说：中国和非洲都遭遇了几百年的苦难，现在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伟大国家复兴。他本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英国回到祖国，对这个决定他决不后悔。”

　　听着颜哲哥哥的翻译，我对这俩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钦佩颜伯伯，因为那个黑人不知道，而我却知道，颜伯伯这会儿头上还顶着“右派对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颜哲翻译说：

　　“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自豪，对这位“黑人大伯”也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是三年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濡以沫。我妈蒸好野菜或豆腐渣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满不错呢。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检麦穗、遛红薯、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有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门口，停下车，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侯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走时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人发现。大姐破啼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找黄豆历险记。妈心疼地直骂她：傻，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上坏人咋办，终不成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时都不心疼，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妈得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扣着”过日子，比如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皇，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就一家三口手拉着手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是一道景观，因为那时不兴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我妈经常劝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了。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全没派上用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再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颜哲：

　　“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说：

　　“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有点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虽然沦落，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糊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打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两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香烟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结着伙子到富人家强吃强喝，叫做“吃大户”。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颜先生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来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屁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既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

　　“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看看丈夫的脸色，没敢责备他，只是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抉断，再用脚拧碎。我尖声喊厨房里的妈：

　　“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

　　妈急匆匆跑到正间，手里还拎着菜刀，看见我爹竟然在毁烟，恼火地嚷：

　　“你干啥？发癫了不成？这样贵重的烟！这会毁了，过一会儿烟瘾上来，又要急得拧肠掉尾。”

　　妈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抢救那些烟，我也去抢。爹甩开妈和我的手，继续用脚拧，大吼道：

　　“不用你们管！老子这辈子不会再吸烟了！”

　　在我家平常是牝鸡司晨的，但爹真的一发威，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小声刺他：

　　“你能戒烟？公鸡下蛋磨盘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小云咱们走，不理他这个半疯！”

　　但妈这次看走眼了，从那天后，爹真的戒了烟，戒得非常彻底，即使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烟不再难买时，他也没有复吸。我妈不久就盘问出了爹戒烟的原由，跑到颜家咯咯地笑：

　　“颜家大哥，得亏你来这么一下，要不妮儿他爹一辈子也戒不了！你看这多好，钱也省啦，早上起来也不咳痰啦，也不用操心找烟票啦。”

　　妈在那儿又笑又说，颜伯伯和袁阿姨也陪着笑，但以我不懂事的眼光也能看出，他俩的笑非常苦涩。后来我爹基本不去颜家，颜伯伯则素来不到邻居家串门。两人在路上碰面时仍然说话，但客客气气的，不再有过去的亲密和熟不拘礼。不过我爹从没卖过颜伯伯的不是，当我和颜哲哥哥好上以后――这在我上高一时就已经相当公开了，我爹虽然从来不说赞成，实际上是赞许的。他打心眼里疼爱颜哲，比疼我更甚，这种事瞒不了我的眼睛。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三章 情敌报信

　　恋人幽会时的时间过得最快，我们坐在堰塘堤上，扯着两家的闲话，不知不觉天已晚了。颜哲说：怕是有10点了吧，该回去了，要不冬梅和月琴又该笑话你。我说好吧，回去吧。颜哲站起来，笑着对我张开双臂：

　　“来吧，咱们的的老程序。”

　　告别前颜哲一定要再和我“亲热”一次的，我投身入怀，享受着他的热吻、拥抱和揉搓。正在情浓时，忽然听到很近处有一声冷笑！俩人一激灵，立即分开身子，我忙整理好衣服，仔细搜索四周。不，不是幻觉，隔着一株蓖麻，仅一米之外有一个清晰的男人身影。他是何时走近的，我们一点没察觉，我们信赖的蓖麻丛屏障反倒成了对方的掩护。我声音颤栗地问：

　　“谁？”

　　那边冷冷地回答：“是我，庄学胥。我找颜哲有急事。”

　　我一下子面庞发烧。我想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情话，也看到了我俩刚才的“亲热”。让庄学胥看到这些，比让其它人看到更令我难堪。我们是街坊，学胥哥从小就知道护我，而且在年岁渐长时，他分明对我有意的，但我那时已经选定了颜哲，这让我总是对学胥哥有隐隐的愧意。以后，我能从学胥哥身上看出他对颜哲的敌意。文革时他第一个对颜伯伯掷出那块致命的石头，对此我不会为他辩解，那是他内心深处兽性的公开显露。自从他显露了兽性的一面后，我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冷淡了。不过，私下里我也猜想，当他决定向颜哲的父亲落井下石时，也许，“情敌”的嫉恨是因素之一？

　　不管怎样，既然让他撞见了，我也得去面对。我绕过那株蓖麻，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问：

　　“学胥哥，你找颜哲有事？”仓促中，我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你咋知道我俩在这儿？”

　　他又是一声冷笑：“你问问全农场的人，哪个不知道这儿是你们幽会的老地方。”

　　我更加脸红了，原来我们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秘密，已经成了农场的公开话题。颜哲在身后跟过来，用力拉了拉我，虽然没有言语交流，我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你不用在他面前难为情，恋人有点亲热举动算不上丢人事。然后颜哲平静地问：

　　“找我啥事？”

　　庄学胥狠狠地撂了一句：“啥事？对你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俩有一点吃惊，但也仅是“有一点”而已。颜哲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没杀人放火没写反动标语，怕是不会有什么和性命攸关的大事吧。颜哲又拽了拽我，分明是说：沉住气，别听他吓唬。庄学胥知道我们不会信，冷冷地说：

　　“颜哲，你是不是打算到省里去告赖安胜？”

　　我们这次真的吃惊了。因为直到目前，这还是只有我俩才知道的私密话。看来庄学胥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这事是因孙小小而起。农场共有北阴市和旧城县的68名知青，孙小小是年龄最小的，下乡时不足14岁。按说，这个年纪是不够下乡条件的，但孙小小家门不幸，母亲和姐姐都是县里有名的破鞋，据说她上高中的姐在教室里靠墙站着就把那种事办了。他父亲嫌丢人，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后来，作为政治模范的旧城县在全国率先兴起“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说起来旧城县其实比当时的全国标杆县甘肃会宁县更早，但会宁县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在全国出了名。但北京的记者此前到旧城县采访时，到处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谩骂：

　　某某是地主婆，某某是破鞋，滚下乡去！

　　这种口号上不得台面的，比起会宁县自然低了一个档次。而且旧城县的作法太左，哪家该下乡的不服从命令，工作组就到这家吃大户、扒房子，当时创造的办法是：三间的住房只用扒中间一间就行，这样扒房效率最高。全县被折腾得一片鬼哭狼嚎，老百姓当街拦住北京记者下跪哭求。所以上边最终树了会宁县当标杆，而旧城县只能勉强附于骥尾。

　　孙小小的母亲和姐姐既然是有名的“破鞋”，自然头一批被撵下乡。孙小小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又不好跟着她妈，只好“照顾”到知青农场来。知青们都知道这些根由，因而对孙小小有潜意识的歧视。再加上小小有点缺心眼，农村话叫“八成”，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她成了男知青们经常逗弄的对象。

　　那天在稻田里拔稗子，孙小小也在，田里尽响着她无忧无虑的笑声。孙小小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嫩，一双眼睛极大，水灵灵的，两颊有两个酒涡。虽然年纪不大，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熟识孙家的人们说，孙小小颇得其母姊的风范，母女三人在容貌上都算得是县里头一份。

　　知青林镜逗小小：“你看你，拔错了，拔的都是秧苗！”

　　小小看看手里的稗子，不服气的说：“不是，是稗子，我认得的。秧苗我没拔！”

　　后三个字的谐音让林镜起了联想，他反应很快，马上接过话头说：“你没‘爸’？你‘爸’可多了！”

　　周围的男知青们马上听懂了，哄然大笑。小小听不懂，气恼地一遍遍重复：

　　“我没拔，就是没拔！”

　　她越说这俩字，大伙儿越笑。我看不过，喊过来孙小小，让她到田埂的开水桶给我端一杯开水，小小一向听我的使唤，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了。我回头对林镜说：

　　“林镜，有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我知道你们看不起小小的家世。但那不是她的错。你们要是这么着一直耍弄她，只会有一个结果：让她走她妈和姐的老路。你们愿意这样吗？”

　　林镜刷地红了脸，很有点无地自容的样子。刚才跟着起哄的其它男知青也讪讪地沉默了。林镜其实是个好男孩，平素与我和颜哲很友善，心地也不错。听了我的责备，以后再也不戏弄小小了，反倒经常护着她。小小也凭本能认准了我，就像小狗小猫能认准家里哪个人最亲它一样。她有什么心里话，一点也不瞒我。

　　前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人扯我的胳臂，我睁开眼，原来是外宿舍的孙小小。她俯在我脑袋上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让我说话，然后悄悄拉我出门，一直走到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才停下，在这儿说话不会有人听到了。我小声问：

　　“啥事？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她确实非常紧张，浑身止不住发颤，两眼像高烧病人那样怪异地明亮。我原以为她是让吓的，后来才（非常痛心地）知道，她不光是害怕，更主要是亢奋，而这一幕最终极大地影响了她，让她一生都走歪了。她说：

　　“赖场长刚从我们屋出来，我就来你这儿了！”

　　鉴于这会儿已经是深夜，再衬着她异常的表情，这句话让我有了误解：莫非那个色鬼场长把小小怎么了？原来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孙小小与岑明霞和宗大兰住一间房，这些天宗大兰回北阴探亲去了，只留下小小和岑明霞两人。一个小时前，小小刚想睡着，呀地一声有个男人推门进来。天热，男女知青们睡觉都不上门的。那人熟门熟路地走向里边岑明霞的床铺，撩开蚊帐坐到床边，小声和岑明霞谈话，原来是赖场长。两人谈了很久，小小在这边竖起耳朵听，能听出个大概。赖场长说：

　　“农场已经来了第一批招工指标，可惜不太满意，是县纺纱厂的，集体工指标，不是全民工。让不让你走这批指标，我很犯难。走吧，也许以后有更好的地方；不走吧，万一以后的指标还不如这次呢。你说该咋办？”

　　听见岑明霞小声说：“我听你的，听哥的安排。”

　　那边沉默一会儿，赖场长小声冒出一句：

　　“……也舍不得你。”

　　“那我先不走，下一批吧。”

　　后来那边不说话了，只听见床咯咯喳喳地响着。农场各宿舍都是土坯垒的床，上面铺着高粱杆，咯咯喳喳就是高梁杆的声音。小小偷偷抬起头，借着月光观察。透过岑明霞的蚊帐，隐约看见场长趴在岑明霞身上，屁股撅着，一下一下地用力，床的咯喳声伴着他的节奏。孙小小吓坏了，一动不敢动，生怕场长发现她没睡着，其实赖场长那边根本不在乎她。后来听见岑明霞小声央告：

　　“哥你小心点，别流到里边……”

　　再后就没有声音了，场长在她身上趴了一会儿，下床走了。孙小小再也睡不着，等岑明霞睡熟，偷偷来找我。

　　听着小小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止不住手足发冷，那是缘于极度的愤怒。说句没道理的话，如果赖安胜把那个贱女人唤到场长室里去，不管他咋样干，我肯定不会这样愤怒。但他竟公然当着另一个女知青的面！当着一个14岁的女孩子！他竟然一点也不担心别人告发他！

　　早在知青下乡之前，“上边”就深知女知青们面临的危险――女知青和他们的男上级。一边是比农村姑娘嫩生风情的城里女学生；一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又常常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农村男干部。这种双重的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所以，上边制订了保护女知青的强力措施，甚至比保护军婚更严厉。在旧城县就曾发生过轰动全县的一件事：一位女知青到公社邮局去寄信，一个同她相熟的男职员一时发贱，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顺手拿剪刀把她的辫梢剪掉一段。这位姑奶奶大怒，立即喊来男知青把那人痛殴一顿，又告到县里。县革委极为重视，最后那人被判两年徒刑，开除公职，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也亏得法检两院能想出这么机智的罪名，因为那人仅剪了一个辫梢，划入“流氓犯”不大够格的。这桩案子确实震慑了不少农村干部，他们相互见面时会开一些荤玩笑，说：一堆嫩生生的香瓜放到眼前不敢啃呀，叫咱们干眼气。

　　可是在我们农场，那个色鬼竟嚣张到这样程度！孙小小盯着我，一双大眼像猫眼一样发亮。我强使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片刻，劝小小说：

　　“可不敢告诉别人！这是大事，如果你说出去，又没有真凭实据，赖安胜一定饶不了你。”

　　小小一个劲儿点头，说我只信得过云姐你一个人，我只对你说，绝不会告诉别人。我劝她回去睡吧，岑明霞不一定睡熟的，如果她发现在那件事之后你偷偷出来，肯定会怀疑你。小小说：

　　“好的好的，我就回，我这就回。”

　　但她并没有回去的意思。我问：

　　“小小你还有啥事？”

　　小小的问题显然不好出口但又非常想知道，她犹豫片刻，还是问道：

　　“秋云姐，岑明霞说‘流到里边去’，那是啥意思？啥子流到里边？”

　　我没料到她会问这样的问题，窘得脸上发烧。我喝道：

　　“别问了！这些东西不该你知道的。快回屋吧。”

　　看我生气，孙小小不敢再问，乖乖地回去了。看着月光下她已经开始发育的身影，我止不住心中发冷，因为我已经预见到小小的未来。她因历史的阴差阳错，看到了这个年龄本不该看到的事情。这些劣性刺激太强烈，让她对性事的兴趣远远超出14岁孩子应有的限度。我想，她很难逃脱她母亲和姐姐的覆辙了。

　　我果然不幸而言中，孙小小次年招工回城，那年她还不足16岁，很快变成一个纵欲无度的淫妇，情人是论打计算的。直到20年后，那时她改名叫孙肖晓，是市骨科医院的护士长，和第三任丈夫离了婚，仍每天去他家住，影响很坏。我那时和她基本没有来往，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上她，扯了一会儿闲话。那年她大概有三十七八岁，总的说来漂亮的“硬件”还在，大眼睛，白晰的皮肤，胸脯丰满，两个迷人的酒涡，身段也保持得不错。但当年少女的光艳是永远失去了，只能靠粉底和眉影来弥补了。她的穿衣相当新潮，迷你裙，露肩的T恤，这在当时的北阴都是为天下先的。但我总觉得她和真正的年轻姑娘不同，那些新苗是从新时代中长出来的，骨子里都带着新潮；而孙肖晓却是在努力追逐一个不属于她的时代，有点悲剧性。

　　闲谈中，鉴于往日的友情，我把那些街谈巷议告诉了她，也委婉地劝了几句。孙小小非常真诚地、坦率地、理直气壮地说：

　　“云姐你不知道内情。那个不要脸东西和我离婚之前提的有条件哩，非要我答应，离婚后再陪他睡100次。当时我为了能痛快离，只有答应了。我现在是数着指头去他家的，只要睡够100次立马就走，一回便宜也不让他占！”

　　我唯有叹气，不再劝她了。那时有一个随意的想法，单是因为孙小小这一生的堕落，赖安胜就死得不屈。



　　第二天晚上和颜哲幽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颜哲顿时勃然大怒，发怒的原因和我一样：不光是因为赖安胜诱奸女知青，更因为他做事之嚣张。颜哲甚至骂了粗话，而他过去是从不骂粗话的：

　　“我操他妈！禽兽不如的东西，色胆包天，太不把知青当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去告他，县里告不倒我去地区，去省里！”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经过一天的沉淀，所以比他冷静一些。我说：

　　“我不反对你告，但是得慎重。这种事岑明霞绝不会承认的，孙小小这种见证人也十分靠不住，年纪太小，又缺心眼，不定让赖安胜怎么一唬就唬住了。弄不好赖安胜会反咬一口，说你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我又说，“你告还不如我告呢，至少我的出身比你硬，再说孙小小是对我说的。”

　　我的话让他冷静下来，他想了想，摇摇头说：

　　“你不能出面。一个姑娘家绝不能和这种事搅和在一起。”

　　他说得也有理。姑娘家和这种事搅在一起，身上再干净也会被泼上一身污秽。最后我们商定，先不去告，暗地里收集证据，等有把握了再说。这会儿听庄学胥拎出我们的密语，我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我从没告诉过第三者，想来颜哲也不会说。我忽然想到：既然庄学胥今天能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被觉察，也许那天他也来了，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又向赖安胜告发？也许他一直在跟踪我，贴近我们俩的身边，用阴森的目光，看他心仪的姑娘咋和另一个男人“亲热”？我在心中再次仔细地捋一遍，确信这个推理有八成是对的。这让我止不住心中发颤――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的恐惧（太可怕了，如果我和颜哲在这儿亲热时，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而且是对人性的恐惧。如果庄学胥真的干了这些事（跟稍、偷窥和告密），那这人就太可怕了。

　　但为什么他又跑来为我们通风报信？我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因为庄学胥紧接着撂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赖安胜已经知道颜哲要告他，他打算‘做掉’颜哲以除去后患！凶手都找好了，是咱场的陈得财和陈秀宽。”

　　我俩大吃一惊。不过虽然震惊，我们打心眼里不信。赖安胜确实是个坏种，说他干啥坏事我们都信，但这么公然策划杀人未免太离谱。就是有这个阴谋，也不会轻易让庄学胥知道吧。也许这只是庄学胥的阴谋，他想挑起颜哲和赖安胜拼命，好从中渔利……庄学胥显然深知我们的思路，断喝一声：

　　“你们以为他不敢！别迂了！你们只用想想，如果奸污知青的事捅出来，他会得到啥下场，就知道他敢不敢干了！”

　　我俩一惊，立时悟到庄学胥的话是对的。据说赖安胜已经在农场里弄了两三个女知青当相好，从岑明霞这件事看来，那些传言不会有假。如果全都坐实，那他至少是10年徒刑，如果撞上“严打”，挨枪子儿也是可能的。“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了保住场长的宝座，为了避免坐牢甚至挨枪子儿的下场，以他的六分流气四分霸气，当然会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反正他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失去了。

　　我和颜哲确实是书呆子，即使在运用智谋策划政治战争时，也不由自主地按“羊”的思路，而不会体悟到“狼”的想法。而庄学胥显然是深谙“狼”道的。

　　他看看我俩的表情，知道他的话已经正中10环，便不欲多停，说：

　　“反正我已经尽心啦，信不信由你们。颜哲你好自为之吧。”

　　他转身要离开，颜哲问了一句：“庄学胥，能问问你这样做的动机吗？”

　　庄学胥对这个问题显然早有准备，冷冷地说：“赖安胜是个不知死活的驴种，杀人这种事也敢干？总归会露馅的，早早晚晚罢了，我才不会陪着他跳火坑。再说，咱们毕竟是老街坊老同学，我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地送命。”

　　我和颜哲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我俩不大相信他说的后一个原因。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透露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他很可能先做了告密者，否则赖安胜不会这么信任他，甚至让他参与、至少是风闻了杀人预谋。他肯定是先告了密，见赖安胜决定杀人，又怕了，所以拐回头向我们泄密。这样，即使那桩凶杀案被揭开，他也没有责任了。

　　按说，听他通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们该向他致谢的，但因为这样的心理，我实在不愿意、也最终没把“谢”字说出口。庄学胥对颜哲说：

　　“不过，赖安胜的事拿不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出头为你做证人的。我把话说前头，到时候你别烦我。”

　　颜哲说：“对，你不会为我火中取栗的。等我把赖安胜告倒，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场长了。”

　　庄学胥没有说话，匆匆离开。



　　我俩开始认真思索面临的危险，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真真切切地悬在头顶了。也许，两个凶手这会儿已经潜伏在四周？颜哲说不会，你不用草木皆兵。但我宁可小心一些。我不敢在这儿多停，拉着颜哲，在蓖麻丛的掩护下，悄悄转移到一个新地方。确认周围没人潜伏后，我急迫地说：

　　“先不管庄学胥是什么动机，我相信他说的消息是真的。咱们不能坐以待毙。颜哲，你继续呆在农场太危险，谁知道姓赖的啥时候下手？防不胜防。我想咱们干脆破釜沉舟，到县里去告他。只要把这件事公开，他就不敢再对你下手。“

　　颜哲摇摇头：“你昨天说的话是对的。这泡脓还没熟透，不能硬挤。咱一定得拿到真凭实据。否则，如果庄学胥不认帐，孙小小又被吓住哄住，那咱们就输了，反倒落个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罪名。”

　　“我也考虑到这种可能，那就实行第二个办法：你告病假，回家躲几个月，或者干脆躲到我亲戚家，我姑家在湖北省襄阳，离这儿不远。我想赖安胜再凶横，也不过能在农场一手遮天，总不至于把手伸到外省吧。等这泡脓熟透、有人出来作证时，你再回来，那时就安全了。”

　　颜哲摇头：“这样未免太怯弱了。是他干了犯法的事，又不是咱们。”

　　“那你说，该咋办？”

　　颜哲认真思考着，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在月光下紧紧地盯着他的面庞。他的表情忽然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似乎某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脸上也绽出轻松的笑容。他说：

　　“秋云我有办法了，也许这是天赐的机会，让我完成早就想干的一件大事。我有办法了，绝对可靠的办法。至于详情我暂时不能向你透露，你只管放心吧。”

　　他这番话让我充满狐疑，不禁想起他早先曾说过的：他保存着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钱，要办一件“大事”。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大事”是不确指的，只是对今后的一种预备。但从这会儿的话意来看，这件大事是具体的，是早有腹案的。我生气地说：

　　“你不告我详情，我咋能放心？这是生死大事，你别这么吊而郎当的！”

　　颜哲笑着：“秋云你别问，该说的时候，我肯定会第一个告诉你。”

　　“不行！你至少得告诉我个大概。”

　　颜哲犹豫片刻：“那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启用我爸留下的一个宝贝，专门对付赖安胜这类坏种的，绝对有效。可惜我爸没来得及用。”

　　说起父亲，他的情绪有一刹那的黯然，而我也突然联想到颜哲说过的话：颜伯伯在三年困难时一直不动用一笔钱财，说是要“干一件大事”。他们父子两个所指的“大事”是不是一回事？想到这儿，我对颜家父子忽然有了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在我初见颜家时就有，后来慢慢淡化，但这会儿又悄悄复活了。颜哲已经走出刚才的黯然，说：

　　“你放心吧，真的尽管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何况，”他一把搂住我，在我耳边轻笑道，“你还没有为我生儿育女呢，我咋舍得扔下你，一个人先走？”

　　他的笑声中有发自内心的轻松，让我也变轻松了。我骂他：

　　“不要鼻子座（脸）的东西。这个紧要当口，还惦记着说风话。”



　　然后我们回去。他的轻松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焦灼――不，他不光是轻松，这个词尚不足以形容他的变化。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只彩色的蝴蝶从原来的蛹壳中破壳而出，一只凤凰在火中涅盘（下边应为木）。他显然在那个刹那间下定了决心，今后要为新的目的而活了。我不由想起，文革中他父母双双自杀后他几乎崩溃，一年后才“死而复生”。当时我和我爹妈的劝慰起了很大作用，但也许并不是主要作用。因为，在他精神接近崩溃时，我曾听他不住地念叨：要干大事，爸爸交给我的大事。那时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意，现在看来，也许这才是他走出精神崩溃的主要动力吧。

　　我有点惊疑地偷眼看着这个新的颜哲，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他。

　　我们在场门口分手，他笑着再次让我放心，然后各自回宿舍。但我根本没有回去。短暂的轻松之后，焦灼很快回潮了。我并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虽然他因惯于“君子之道”而难免天真，但他有足够的聪明，如果横下心来玩诡计，绝不会输于赖安胜那样的驴种。而且依我观察，他平素并不是行事莽撞的人，在这样的大事上不至于心中没底吧。但不管怎样，我的担心仍不能完全消除。颜哲是把希望寄托在颜伯伯留下的“宝贝”上，那无疑是一种科学发明，但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科学”或“理性”在与政治作对时，是决不会取胜的。眼前就有强有力的例证――颜伯伯就失败了，他的宝贝并没能保住夫妻俩的性命。

　　等颜哲走远，我犹豫片刻后，悄悄在后边跟着他。我决定今晚躲在他的住室外边，为他站岗，保护他。这是很幼稚的决定，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哪能把他每时每刻罩在我的视野里。但至少在想出更好的办法前，我要尽自己的力量。颜哲回屋，点亮带罩子的煤油灯，举着罩子灯上到床上，钻到蚊帐里，开始他每晚的例行工作――烤臭虫。说来颜哲毕竟是“落难王孙”（我妈的话），虽然家境变坏后也很能吃苦，但在一些生活细节处仍然比不上我们这些从小吃苦的人。比如，他非常怕蚊子叮臭虫咬，天再热，也要钻蚊帐里，把蚊帐掖得严严实实。但蚊帐能挡住蚊子可挡不住臭虫，各个宿舍里臭虫多得抱团，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即使在稿荐上撒满六六六粉也不济事，才下乡那阵儿，颜哲被它们折磨得要发疯。

　　颜哲有一个好友王全忠，上高中时同届；文革时在一块儿办《红旗》报，这张报纸在当时北阴地区群众组织中颇负盛名；下乡时下到一个农场一个班，都是拿十分的棒劳力，而且同住一个宿舍。全忠是蒙族，实际上他这个蒙族早被彻底汉化了，他本人在履历表上一直填的是汉族，一直到高中时，统战部通知，凡在西峡县重阳地区姓王的都是蒙族，是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时逃到西峡山中的，此后他才改了履历。不过，我和颜哲发现他身上确实有蒙古人的强悍基因，不光是指他的阔脸和塌鼻子，主要是指他身大力沉，耐力好韧性足，而且对蚊叮虫咬有极强的耐受力。他与颜哲床头对床头，老是奇怪地问颜哲：

　　“臭虫咋光找你，不来找我？我床上从来没臭虫。”

　　颜哲也觉得非常奇怪啊。但有一天他偶然掀开王全忠的席角，一下子出了一身鸡皮疙瘩――苇席的四角都有个折边，折边的凹处趴满了臭虫，整整趴了一层，四个折角处加起来，怕没有上百只！这些臭虫当然不是吃素的，但这个蒙古鞑子皮厚肉糙，竟然从来没有感觉。

　　细皮嫩肉的颜哲就没这份功力，幸亏他善于动脑，很快找到了治臭虫的有效办法，原来臭虫的习性并不是喜欢呆在阴暗隐蔽处，它们也是“努力向上”的，只要你白天不把蚊帐撩起来，它们就会顺着蚊帐悄悄往上爬，然后老老实实聚集在蚊帐四个角落处。每晚睡觉前，只需用带罩子的煤油灯去烤蚊帐角，被烤焦的臭虫劈劈拍拍地落到灯罩里，每晚都能逮二三十个。说来臭虫的繁殖力实在惊人，每晚消灭二三十个并不能让颜哲床上的臭虫断根，只是能保证臭虫的数量足够少，使他这个晚上基本上能睡安稳。颜哲在向我吹嘘他的发明时说，这是他和臭虫之间的“动态的恐怖平衡”。

　　这会儿他在细心地烤臭虫，金黄色的灯光映得他的脸庞亮堂堂的，就像浮在黑暗背景上的一座黄金头像，显得特别纯洁和安详。他神色明朗，甚至有心思轻声哼着歌。我侧耳听听，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歌声伴着屋里众人粗粗细细的鼾声。我在窗外的黑影中悄悄观察着，看来他确实胸有成竹，没把庄学胥送来的死亡威胁放在心上。这让我多少放心一些。

　　颜哲熄了灯，睡了。我继续留在黑影里为他站岗。颜哲很快睡熟了，这从他一动不动的睡姿可以判断，他绝对想不到，一个姑娘正为他“风露立中霄”吧。外边的蚊子太厉害了，连我这个素来不怕蚊叮的人也受不住，露在衣服外的胳膊和小腿被咬得火烧火燎。我考虑是否回屋去穿上长衣服，回头一看，发现篮球架上有一座门板，那是与颜哲同班的男知青黄瞎子建起的避蚊台。黄瞎子是个一千度的近视眼，家境最困难，连四五元钱的蚊帐都买不起，只能拼上血肉之躯任由蚊子叮咬。他曾在一年中连发13场“老犍”（北阴土话，指疟疾），创下农场最高纪录。多少年后我曾把这事聊给一个医生，他坚决不相信一个人一年能发13场疟疾，说光是高烧也把人烧毁了！我说这事儿千真万确，建议他不妨去找黄瞎子进行研究，说不定能搞出什么医学发现。

　　有天晚上黄瞎子被咬得实在受不住了，情急智生，便把宿舍门板卸下来，吊到篮球架顶部，用绳子捆牢，再把自己捆在门板上睡觉。因为高处风大，蚊子少一些，可以睡个安生觉。第二天大伙看到他的业绩，个个啧啧称赞。这么个一千度近视的瞎子，深更半夜，凭一人之力，把门板吊到那么高的地方，真难为他能办到！林镜一本正经地说，这件事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一句成语：狗急跳墙。

　　黄瞎子这些天出河工，没有在农场。我想不如躲到他的避蚊台上，既可以避蚊子，也能居高临下地观察。作为姑娘家，长时间守候在男宿舍外面，若被人撞见很难为情的。于是我悄悄回宿舍拿一条被单，把单子裹到腰间，手足并用地爬到避蚊台上。黄瞎子用来捆身体的绳子还在，我小心地把自己捆好，万一睡着后一翻身摔下去，那就麻烦了。再裹上被单。这儿蚊子确实比较少，又凉快，简直是天堂了。我开始朦朦胧胧进入浅睡，每隔几分钟就醒一次，观察完四周的动静，再接着入睡。

　　轻薄的白云在月亮周围游荡，头顶的天河悄悄地缓缓地转动着。眼皮越来越涩。我揉揉眼睛，忽然看见了颜伯伯夫妇，他俩在空中飘飘荡荡地向我靠近。我在心中对自己解释，颜伯伯他俩会飞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已经是鬼魂了。他们悲伤地说：秋云，我俩已经死了，以后全靠你保护哲儿了。我看见他们浑身血迹，难过地说：你们放心吧，庄学胥已经把消息捅给我们，我们已经有准备了。袁阿姨惊问：庄学胥？可不能相信这个人。颜伯伯制止住妻子，说：不能这样说，文革前他也是个好孩子啊。袁阿姨摇摇头，指指我的身后说：好孩子？那他这会儿为啥偷偷把哲儿和秋云捆起来？

　　我恍然回头，原来颜哲不知道啥时候来了，就睡在我背后，紧紧地挨着我；庄学胥也来了，正偷偷用绳子把我俩捆在床上。我急忙推颜哲醒来，同时用力想挣开绳子。但绳子捆得很死，颜哲也一直熟睡不醒。这时，我看见赖安胜拎着一把刀悄悄向我们逼近。我急得大叫，却喊不出声音。半空中的颜伯伯和袁阿姨也急疯了，像蝙蝠一样绕着我们狂飞，他们手腕脉管处流出的鲜血化作满天血雨……

　　我从噩梦中惊醒，满头冷汗。周围当然是空无一人，没有颜哲，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阴险的庄学胥和赖安胜。只有我身上捆的身子是真的，没有这条救命绳，说不定我已经在噩梦中摔下去了。可能怪我睡前把自己捆得太紧，引发了这场噩梦。

　　但这个梦彻底赶走了我的睡意，也毁了我的心绪。我把那根绳稍松一些，坐起来发愣，心绪十分阴郁。月亮落山了，世界浸泡在黑暗中。黑暗悄悄涌动着，无边无际。农场睡熟了，远处的乡庄也都睡熟了，天地间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一点人世间的声音，连狗吠也没有，似乎这儿已经被文明世界彻底抛弃。刚才我在梦中看到了久违的颜家夫妇，他们血迹斑斑的身体一直在我眼前晃动。他们并没有怪罪我，他们放心地把儿子托给我来保护。但我苦涩地想，也许颜伯伯和袁阿姨的死，都和我有关啊。这是我深藏心中的罪孽，我甚至没对颜哲说过。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四章 罪

　　中国作家中至今没有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算高行健），真该集体自裁以谢国人，因为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人的经历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能赶得上。1958年那些忘我劳动的蚂蚁，到1960年变成了饥饿的、只剩下觅食本能的蚂蚁；1962年后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到1966年，又变成了互相撕咬的蚂蚁――不，这时再用这样的比喻就太糟蹋蚂蚁了。蚂蚁世界也有战争，但只限于族群之间的战争，没有哪种蚂蚁会在自己窝里撕咬的。

　　1966年6月6号，星期一，北阴市一高中高三丙班的数学课代表颜哲去教研室领作业，因为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要正式开始高考复习了。不过他没有领到作业。教研室已经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先搞文化大革命，为期两个星期。那天，高一学生的我也去教研室领作业，听见颜哲哥哥正大惑不解地说：

　　“两个星期？可是一个月后就要高考了！”

　　那时，没有人料到这个啥子“文化大革命”会延长到两个月，然后是两年，然后是十年。而且对绝大数人来说，耽误的是整整一生。

　　那天我和颜哲一块儿从教研室出去，路上我笑着问他：文化大革命是干啥的？是不是不让看旧戏了？这下子你爸妈可惨啦，再看不成“定军山”、“祭风台”啦。正说话间碰到来上班的颜伯伯。他的消息比较闭塞，是从我们嘴里才听到这个消息。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目光“刷拉”一下变暗了，那是对于未来噩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手指被烙后，在大脑反应之前就会下意识地缩手。他勉强笑笑，和我们分手，听见他低声叹息道：

　　“又要运动了。”

　　学生们的参与起先有点被动，但很快就被点燃了激情，成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卧龙岗拉倒《千古人龙》的石牌坊，砸碎全国仅存两套的十八罗汉琉璃像。爬到王府山的假山亭子上把风铃砸掉。到地主资本家的家里抄家。高三学生们开始还惦记着高考，把数理化和外语课本偷偷揣到怀里，在听报告时抽空看两眼，但很快他们就把书本彻底扔脑后了。在北阴一中里，批斗的矛头不约而同地对准了颜夫之老师，其后轮到他妻子袁晨露。虽然我为他们担心和惋惜，但出现这种局面我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是那么超群出众，那样清高脱俗。他们明显是属于“士”的阶层，属于“阳春白雪”的概念，与北阴这个闭塞落后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协调。一句话，如果要找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来做革命靶标，不找他们还能找谁？

　　颜家被抄了，当时的主旨是“破四旧”，还没上升到政治层面上。颜家的四旧自然不少，有旗袍、高跟鞋、戴博士帽的毕业照片等，最轰动的是抄出了袁阿姨年轻时在英国海滩上的泳装照，以那时的眼光看来她的衣着相当暴露，衬着碧蓝的天空，洁白的沙滩，她修长白润的年轻胴体确实美极了！红卫兵抖动着照片，斥骂颜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颜伯伯和袁阿姨苦笑着偎依在墙角，默默地看着他们在屋里肆虐。邻居们围在土院墙的豁口处窃窃私语。我和学胥哥没有参加这次抄家，站在墙外看。学胥哥说：看来从颜家还真抄出不少东西呢。我不服气地说：谁家没有四旧？我家有菩萨像，你家还有穿旗袍的照片呢。庄学胥的脸色刷地白了，过了很久才小声说：

　　“秋云你可别对外乱说。”

　　我说你放心吧，我决不会对任何人说。

　　然后学校出现了针对颜夫之的大字报。最初是学生们没有章法的撕咬，几天后，一份“帅报” 出来了，贴在鲁迅图书馆的山墙上，满满一墙。图书馆是当年一中最大的建筑，“鲁迅图书馆”的牌子还是老校长请郭沫若先生书写的。“帅报”是当时的习惯叫法，指那些有份量的、代表了工作组批斗方向的大字报。它用颜色鲜亮的青色墨抄写，与一般大字报的黑色字迹相比，有先声夺人的功效。从字体上看，这份帅报是校图书馆的王老师抄写的，他是本市有名的书法家，过去脾气有点臭，能求得他的墨宝不是件易事。但今非昔比了，在革命的风头上，读书人的臭脾气不再有容身之地。工作组一声令下，王老先生只有乖乖从命，用他最擅长的魏体，把上万字的帅报，批判他好友颜夫之的帅报，恭恭正正地抄出来。

　　我和其它学生一起看这张帅报。大伙儿哜哜嘈嘈，挤挤扛扛，空气中浮动着亢奋，浮动着撕咬猎物的欲望，我想非洲鬣狗群发现腐肉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唯有我心中止不住发冷。帅报直接点了颜夫之的名字，而且其内容不像早先的大字报那样零碎空洞、模糊不实，可以说，这份帅报上所揭发的颜夫之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无虚的，我都亲耳听过。它们都是颜伯伯――不，颜夫之――关于蚂蚁的一些闲聊，像蚂蚁是利他主义的典范啦，蚂蚁社会比人类社会更先进啦，行军蚁的自我牺牲精神啦，蜜桶蚁的一生只是一件器皿啦，等等。这些比较玄虚比较哲理的话，用“阶级斗争这把照妖镜一照”，就现出了原形，暴露了其骨髓深处的阴险恶毒。

　　帅报上反复使用两句最有份量的话：

　　用心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后，这两句话成了所有革命大字报上的经典用语。

　　帅报署名是“横扫群魔”战斗队，但我非常清楚它的执笔者是庄学胥，因为我们俩是最常去颜家的，颜伯伯的这些话常常是以我俩再加颜哲为听众。现在，即使以一个15岁少女的懵懂，我也立即料到了颜伯伯――不，颜夫之――的下场。他完了，有了这么多翔实丰富的材料，他肯定被归入敌人阵营，万劫不复。其后我知道，就在昨天夜里，在“群众揪出”之前，颜夫之已经被秘密抓起来，关在学校特设的用来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中。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样的逮捕和监禁，学校工作组就能作主，不用麻烦公检法的。颜妻也被隔离，但工作组很讲政策，对他们夫妻还讲区别对待。袁晨露只算监视居住，是怕她自杀和串供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挤出看帅报的人群，在人群后边看见了颜哲哥哥――不，颜哲。他正在目睹一场灾难扑着黑翅降临在父母和他本人头上，我能想象到他内心里天塌地裂的感觉。但至少说他外表上撑住了，高傲地仰着头，双眸带着高烧病人的病态的明亮，面色惨白如纸。后来，当这一段噩梦成为过去时，我才听他披露了真正的内心世界。他说：其实他根本不像我想的那样坚强。我所看到的高傲是假的，实际上是病态的自尊，是用病态自尊编织成的保护自己的脆弱外壳。

　　我没法同他打招呼，在心中叹息一声，低头挤出人群，心想我该和他家拉远距离了。一个上午我心事重重，知道我和颜哲相好的同学们都目光复杂地看我。在那之前，我俩的恋爱已经明朗化了，现在我认真考虑是否该结束它。并不是个人利益方面的算计，那时我还小，没有这样复杂的机心，我的考虑完全是基于阶级觉悟。我喜欢颜哲，但他――有一个“阴险恶毒”的反动爸爸！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的女儿，咋能嫁到这样的家庭里呢。

　　中午回家后，我说了学校发生的事情。我还说：庄学胥写的这份帅报和别的大字报不同，上面的揭发都是真实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细究起来，颜夫之说那些话，可能确实有暗藏的动机……

　　我爹怒冲冲地说：“放屁，全他妈放屁。颜老师讲点虫虫蚁蚁的知识，有啥罪过？颜老师和咱们邻居八年，他们是啥人你能不清楚？一百二十成的好人！小云，咱们宁可相信自己的眼，不能信上边的话。我早看出来，这些年来上边的人八成中了邪，说话办事疯疯癫癫的……”

　　我妈及时制止了男人的“恶攻言论”，说：“小云，不管别人咋干，咱家决不干亏良心的事。以后对小哲，该是咋样还是咋样。说句不该说的话，小哲那是个好孩子，更是个贵人胚子。他要是能成咱家女婿，是咱郭家坟头上冒烟了！”

　　爹妈的话把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我顿时感到无比轻松，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啊，它只是被外边的社会强奸了。那会儿我真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爹妈，没文化，政治嗅觉也不敏锐，他们只有“老百姓的眼光”，对世间的是是非非，起码有正常的判断。由于爹妈的校正，我从短暂的彷徨中走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不过妈最后那句话很让我害羞，我佯嗔道：

　　“看你说的啥话！啥女婿啦贵人啦，多不害臊。”我机灵地把枪口转移到老爹身上，揶揄他，“爹，至少颜伯伯有一样罪行是确实的――他侮辱工人阶级，把一盒香烟洒到地上让你捡。”

　　爹脸红了，说你个鳖妮子，哪壶不开你拎哪壶。“其实，那件事说到根儿上怨我，太贱气，为了过一口烟瘾，爬到地上捡烟头。这事要是倒过来，是你颜伯伯缺烟吸，他再馋，会不会像我那样捡烟头？会不会？”爹自问自答，“不会，绝对不会。这些读书人，宁可死，也不会掉份子。”

　　我细想想，爹说的在理。颜伯伯、还有袁阿姨、颜哲那样的人，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尊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被伤害。我爹别看是个粗人，在很多事上其实目光如炬，单拿他这番话中所包含的自省意识，我就达不到。其实我爹这个搬运工也曾牛气过，刚解放那阵，土改和镇反时，他就当过乡长。那时的乡长可不了得，有权批准枪毙人的。他们乡的通讯员往县里押犯人，一人押十几个，路上嫌人多，走得慢，就拿枪突突几个后再接着走。不知道我爹是不是用过那个枪毙人的权力，反正他后来辞了乡长，离开家乡来到北阴市当搬运工，而且从不和儿女们谈那时的事。

　　只是――爹的料事未免太准了啊，他不该提到“死”字的，结果竟然一语成谶。

　　下午，庄学胥来喊我一块儿上学。过去我们三个街坊虽然不同级，但上学时常常搭伴儿去。只是从运动开始，庄学胥就不和颜哲搭伴儿，今后更不会了。我一般和颜哲搭伴儿，所以庄学胥连带着对我也疏远了，今天是多天来他第一次来约我。庄学胥在大门口喊：

　　“秋云，该上学了！工作组布置今天全校讨论帅报！”

　　他的喊声中分明透着得意，透着居高临下的显摆。在三人的交往中，我早知道他对我有意思，当我明确选择颜哲作男友后，他肯定心中憋屈的，这回可以报一箭之仇了。我还没及答话，爹已经光着脊梁从堂屋“腾”地窜了出来，指着我住的西屋破口大骂――当然只是指桑骂槐。他说：

　　“小云你给我记着，是个人就只能当人，不能当狗！见人落难时只能拉一把，不能咬一口！你要是在学校干了亏良心的事，别说我不认你这个闺女！”

　　我从窗户向外看，门口的庄学胥被完全骂呆了，我想，这会儿他脸上肯定青一块儿红一块儿吧。他在那儿站了很久，分明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最终没敢回嘴，悻悻而去。我爹是三代贫农，又是个粗人，心直口快，啥话都敢往外撂，他和我爹作对，落不到好儿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庄学胥并不是自诩的“红五类”。他妈是一个国军少校的外宅，丈夫逃台湾了，他妈不得已，带着两岁的儿子下嫁给贫民庄家，俗称“带犊儿”。这些底细老街坊都清楚，后来连上边也知道了，所以，等“黑五类”子弟被撵下乡时，在学校红极一时的他也未脱此劫。那天庄学胥不敢和我爹吵架，是不是怕我爹掀出他的老底儿？

　　对自家的这些底细，过去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估计知道的成份大些，因为那次抄颜哲家时，我一提到他家的旗袍他就脸色惨白。而且，至少在他被撵下乡后，肯定全都知道了。但他下乡后仍有意无意以“红五类”自居，言谈中常常涉及某某人（如颜哲）的“反动阶级本性”。听着这些话，我除了作呕，也有怜悯感：文革中大多数人都得了集体癔病，所幸很快就自愈了，唯独庄学胥病症太重，今生今世也难以除根。

　　我瞅庄学胥走远才出门，去喊颜哲，但他家中没人。到了学校，我立即去高三丙班找颜哲。教室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枯坐着，面前摊着一本“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本毛选和一本英文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英汉大辞典，他看着资本论，不时翻翻大辞典。颜哲从小跟父母学英文，已经相当熟练，不过到北阴一中后改学俄文，英文多少生疏了。文化大革命如此迅速地改变了“人”，原本和谐相处的同学们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文革前，尽管颜哲的父亲是“右派对象”，在那个年代，这个帽子足以压垮一个青年的自信，但颜哲学习极为出色，仍在班里赢得了足够的尊重。虽然那时也常批判“白专尖子”，不过学生们在心底里还是看重学业成绩的。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真正成了被扔在一边的臭狗屎，没有一个学生组织要他参加，甚至几乎没人和他交往，我记得王全忠就是那时敢于同他保持交往的少数人之一。对于一个心高于顶的青年来说，这比死亡更难受。

　　所以，当学生们处于群体性歇斯底里时，只有他一个人枯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安静地学习文件，一遍一遍地学习。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把马克思的英文原著也列为学习内容，这其实是一种隐晦的反抗。因为，当时社会上尊奉的“思想”和“主义”，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

　　他端坐在那里有如石像，虽然脸上很平静，但那只是一个面具，有抑止不住的郁愤之气从内心升腾至眉间。我站在窗外看着他，心中充满怜悯。这些天对“牛鬼蛇神”们的批斗已经升级，从精神上的折磨发展到肉体上的折磨，而颜伯伯首当其冲。颜哲即使躲在这里，大概也能听到批斗场上的惨叫声吧。可惜他没有任何办法保护自己的父母，甚至不能躲开它。这对他该是怎样残酷的内心折磨啊。想来我也很惭愧，他处于这样的艰难处境，我却想疏远他。我只是在听了爹妈的那些话之后，才回归旧的感情河道。

　　我悄悄叹息着，走进去喊了一声“颜哲哥”。我喊他时，他的背影分明抖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这样温馨的称呼对他已经是久违了。不过等他回过头，面容已经显得很平静。我没有提他的父母，也没有尝试去安慰他，怕伤及他的自尊心。只是尽可能平和地说：

　　“颜哲哥，我爹妈叫我告诉你，以后到我家吃饭吧。”

　　他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我，眼中慢慢泛出水光，弄得我心中酸酸的想哭。不过他的眼眶很硬的，到底没让泪水流下来。他只是尽量平淡地说：

　　“替我谢谢郭叔郭婶。不过用不着，我会做饭，能自己照顾自己。”他补了一句，“也谢谢你，秋云。”

　　然后又埋头于书本。



　　晚上照例要批斗。黑帮们已经增加到五人了，他们并排立在操场的中央，每人都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黑帮牌，头上悬着几个200瓦的大灯泡。正是热天，灯泡又故意悬得很低，把他们的头发都烤焦了，尤其是，密密麻麻的飞虫被灯光招来，轮番向那五个脑袋轰炸，像受刑一样难忍，但他们都不敢用手驱赶。

　　这会儿轮到颜夫之挨批，他走到前边，被勒令爬上一条长板凳。长板凳被人有意去掉了一只腿。等他艰难地在三条腿板凳上立稳，有人立即对板凳踹了一脚。颜夫之扑通摔下来，面朝下，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在哄笑和怒骂声中，他挣扎着爬起来，满脸是血，大概把门牙摔掉了。血污把他变得很狞恶，很丑陋，一点也不是我六岁时见到的“天上谪仙人”的风貌了。颜夫之抬头时正好冲我这个方向，我无法形容他的眼神，但它深深刻在我心里。一直到多少年后，当我在电视《动物世界》栏目中，看到一只受伤的非洲野牛被鬣狗群包围时，我恍然悟到：颜伯伯当年就是野牛这样的眼神啊：悲凉，无奈，宿命，同时尽力地、几乎是可笑地努力保持尊严。

　　颜夫之又被逼着爬上凳子，这回勉强站稳了。一个叫万家声的高三学生上去发言。万家声和我同在校宣传队，比较熟。他是宣传队的主力队员，平时温文尔雅，翩翩美少年一个，很得几个女孩的暗恋。他笛子和二胡玩得很好，一曲“春江花月夜”吹得撩人心魄，让人感受到空灵静雅的意境。当然他今天不是来演奏的，这时的“大批判”实际已经“弃文从武”了，“文”的批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无非是追问“你说蚂蚁有利他主义究竟是什么险恶用心”，“你想用蜜桶蚁来影射什么”，而颜夫之的坦白即使再上纲上线，也不会令批斗者满足。至于“武”的批判则可花样翻新，就看你的创造力了。老人家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左派学生们早就凭本能知道，老人家哪些话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哪些话是门面话，可以一笑置之。万家声发言中，向颜夫之捅了一拳。这一拳看来并不凶狠，但激起颜夫之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他转回头，悲愤地盯着万家声。万家声则迎着受害者的目光，不慌不忙地又捅了一下，再次激起一声惨叫。这次我看清了，在万家声收回拳头时，他的指缝里明晃晃地闪了一下，原来他的指缝里夹着四只长针，针尖上挂着鲜红的血珠！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忍着泪，低着头，匆匆挤出人群，向老文革办公室走去。老文革的全名是北阴一高中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是最初的官办学生组织，是由当时的工作组组长、地委常委、地委财贸部部长宋天明一手操办。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学校里，最恐怖最血腥的时期，其实是在工作组和老文革当政期间。后来造反派当政时的武斗虽然也血腥，但那至少是势均力敌者的战斗，不像工作组时期，纯粹是强者对没有任何回手之力的弱者的蹂躏。

　　我到了文革办公室，庄学胥在里边，坐在一张大圈椅上读报。他在写了那篇“帅报”立功后，已经当上了老文革主席，很受工作组的宠爱，甚至北阴日报上刚刚在头版刊发了颂扬他的专栏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对一个高中学生来说这是没有先例的宠遇。也许此刻他读的就是这篇文章吧。他有了身份后，行事也有了改变，对于武化程度愈来愈高的批斗会，他只进行幕后指挥，不再上第一线了。

　　我进门时没有喊学胥哥，而是喊了一声庄主席。他没想到我会来找他，稍稍一愣，脸上不自觉绽出喜色，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男女之间的，本能的，非政治的。但这点亮色一闪即逝，看来他马上想到了我父亲对他的咒骂，也意识到了他现在的身份。他平淡地说：

　　“秋云，找我有事吗？”

　　我叙述了刚才见到的一幕，最后说：“不管颜夫之本人有多可恨，也不能这样折磨他，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希望你能出面制止。”

　　我来这儿时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估计他可能会敷衍、推诿、说一些不疼不痒的官面话，但我没想到他的拒绝是那样干脆，那样大义凛然：

　　“郭秋云同学！”他提高声音，正色说道，“我知道你和颜夫之是街坊，知道你和颜哲要好（这两个字加了重音），但你该想想，你这会儿的要求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他痛心疾首地说，“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真该警惕了，该认真想一想了！”

　　我让他呛得哑口无言，苦笑着退出去。

　　我没再到批斗现场，一直在校园僻静处转。心里郁闷不解――本来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为啥在他的“义正辞严”面前却处于道德上的劣势？我转到前院的树林。北阴一中是有百年历史的老校，至于房屋建筑的历史更早，原是一座有名的寺庙，名字叫东大寺。校院内有很多参天古树，栖息着从远处河边飞来的白色水鸟。每当夕阳将坠时，众多白色精灵啼啭着，结队从蓝天上滑过，真如仙景一般。有时大风过后，地上会掉下来鸟蛋和雏鸟。鸟蛋当然是摔碎了，你只能对着惆怅一番。有的雏鸟倒安然无恙，在地上一声接一声地哀声鸣叫。有两回我曾求学胥哥爬上树，把雏鸟送回鸟巢。学胥哥从小是爬树好手，真难为他，这么高的槐树他真的爬上去，把雏鸟送回窝，自己几乎惹鸟的父母啄了眼睛。

　　其它学校的学生很羡慕我们的环境，说：黎明和黄昏时分，在绿荫之下和鸟啭声中读书，那该是何等的福分。58年大跃进时有人曾想砍这些树，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说：这些古树是学校的魂，谁砍树先砍我的腿！总算把这些古树保下来了。文革后期修焦枝铁路又看上它们，要用来做枕木。这时老书记仍在学校，但被打倒后失了锐气，不敢阻挡了。这些巨树全遭了厄运。这是后话。

　　我在幽静的树林里独自彷徨。此刻学校里好像到处弥漫着高能电子，弥漫着狂燥亢奋，弥漫着撕咬和嗜血的欲望，即使在往日的“仙境”里也能感受到这些。我没想到青梅竹马的学胥哥会变成这种人。也没想到温文尔雅的万家声会显出嗜血的这一面人性，我想连他本人都没想到吧，这种兽性和空灵静雅的《春江花月夜》如何能共处于一个心灵？后来，当工作组和老文革垮台后，学生中的打人凶手并没有被认真清算，更没有人主动表示过忏悔。据我所知，唯一真心忏悔的人是万家声。他同宿舍的男生说，那段癫狂期过去后，他曾在很长时间里彻夜不眠，绕室彷徨，自言自语。他对最亲近的朋友说：

　　“我真不能理解，那时我咋会变成这样一只疯狗！只能说是疯了！”

　　万家声后来很胆怯地找我，想通过我约见颜哲，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忏悔。我很感动，立即向颜哲做了转达。可惜颜哲坚决不见。他听我说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目光阴沉地盯着地面。最后抬起头说：

　　“我不见。要是我爸妈虽然受尽苦头但还活着，我大概能原谅他，现在不行，我做不到。秋云你告诉他，我不会单单记他一个人的仇，但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我很替万家声惋惜。我觉得颜哲过于褊狭，不够宽容。毕竟那时万家声只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而且关键是他确实真心忏悔了，是我校那么多打人凶手中唯一真心忏悔的！我觉得这非常难能可贵。但我不敢劝解，我无法苛求一个死了双亲的受害者。父母双双横死后颜哲几乎崩溃，一个人钻到颜家大院里不出来，不吃不睡。那一段，我妈和我每天泡在那个院子里陪他，吃饭时硬拉他到我家。在我全家的多方慰解下，他总算逐渐走出了那团阴影。可以这样说，在那场不幸发生时他已经死了，半年后才死而复生。后来他也参加了学生组织，心态慢慢恢复正常。直到现在，我从来都小心翼翼，不敢在他面前提及他父母，只要一提，他心上的伤口就会被再次撕开。所以，他不愿见万家声，我真的无法劝解。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万家声，颜哲最近不能见他，那一刻我看到，万家声的眸子刹时变得黯淡了，低下头踽踽地离开。我非常同情他。正是看到了颜哲的褊狭，后来我一直不敢坦白我对他父亲所犯下的罪孽，这是我终生的憾事。

　　我在校园里转了很久。直到深夜，校园里的“杀气”才有所平缓，亢奋一天的学生们显得比较疲惫，三三两两地回宿舍。黑帮们也被押回牛棚，继续写他们写不完的检查。我回到女生宿舍时，同学们都已入睡。这正是我的愿望，由于颜哲的关系，我和室友们之间也显得尴尬，常常是没话强找话说，所以我尽量减少与她们的碰面。这时离天亮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懒得脱衣，和衣躺在床上。

　　刚刚朦胧入睡，忽然听到急骤的钟声，高音喇叭喊着：

　　“所有愿意革命的红卫兵，立即到大礼堂去！立即到大礼堂去！“

　　同屋的女生们被惊醒，连忙穿上衣服，脸也不洗，匆匆往外跑。我因为没脱衣，第一个跑出去。刚走到大礼堂的墙外，就听到里边撕心裂肺的哭号。时值深夜，我睡意未消，忽然听到这样凄厉的哭号，真令人不寒而栗。我走进去，是庄学胥在哭，手里举着一张主席的宝像。他过份悲痛，哭得直打噎，边哭边控诉。我好容易才听清是怎么回事：原来他说这张主席画像是大毒草，其中暗藏着对老人家的恶毒攻击，在背景上可以看到隐含的两个字：暴君。

　　庄学胥在这方面的嗅觉确实灵敏。不久前，他在《一颗红心向着党――谈建华日记摘抄》那本书的封面上就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谈建华是当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典范，他死后其日记被广泛宣传，我们在文革前看过多少遍了，从没发现什么。但经庄学胥提醒，仔细看看，封面上谈建华画像的膝弯处确实藏着两个小字：小丑。这两个字藏得很妙，但一经提醒，人人都能认出来。

　　那时我们立即联名向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写了揭发信。不久那边回信，说这本书的美编已经被揪出来，正在批斗。他们一再感谢我们，感谢革命小将的革命警惕性。为此庄学胥和我都曾得意了一阵，把我们的独特发现到处向人夸耀。不过文革后期有人出来说，那位谈建华确实是个口实不一的小丑，这是后话了。

　　但在这张宝像上，庄学胥所说的那两个暗藏的字很难辨认――我是说，在思维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辨认，但在今晚特定的气氛下，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我们都“辨认”出来了。庄学胥仍在哭诉阶级敌人对主席的迫害，哭声时断时续。现在，屋里弥漫着高浓度的信息素，那是仇恨、愤怒――不，是悲愤，是“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张孝祥《六州歌头》）。这些千刀万剐的阶级敌人，竟敢把黑手伸向毛主席！悲愤在人群中产生正反馈，自我激励，越来越强（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颜夫之曾说过，蚁巢里的信息素会在蚁群中产生正反馈）。不少人也像庄学胥那样痛哭失声，大多数人默默垂泪。人们的眼睛都是红的，是被仇恨之火烤红。

　　几乎所有人在这儿听完哭诉后，都红着眼，去不远的史地生（历史地理生物）教研室。黑帮们押在这儿，革命群众要找他们复仇，根本不管他们与这件事有没有牵连。我也去了。六七个牛鬼蛇神们都被按在地上，头对着头，屁股高高撅起，对着外边，排成一朵莲花。进来的学生们都闷着头不说话，对着他们的屁股和脊背用脚踹，用棍棒打，这种无声的场面更加重了屋里的杀气。黑帮莲花阵中趴着一个女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颜哲的母亲袁晨露。她虽然早就被揪出，是黑帮中唯一的女性，但其罪行多限于“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划不到政治层面上，所以一直没怎么斗她。袁的主要罪证之一，就是那次抄家抄来的她留学英伦时的泳装照片。那时我们从未见过女人的泳装照片，所以学生们，尤其是性欲开始苏醒的男生们，第一眼看到这些照片，都有震撼的感觉，目光都有被磁吸的感觉。当然谁也不会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说出来的全是言不由衷的批判。不过，多半是由于潜意识中异姓留下的美好感觉，所以男生们一直没折磨袁晨露。但今晚不行了，今晚她也成了复仇的对象。

　　在这群被仇恨烧红了眼睛的人中也包括我。尽管我从未参加过打人，尽管我刚刚冒着政治风险去庄学胥那儿要求制止武斗，但在今晚特定的梦魇状态下，我心中也充斥着撕咬的欲望。我看见那个圆圈阵中有个黑帮不老实，两个人使劲捺他的头，他仍竭力想昂起来。我没有多想，照他屁股一脚踹过去。我用力太大，使他的身体整个向前冲，碰到了前边另一个黑帮的头。捺他头的两个学生愣了一下，手下用力稍松，那人趁机昂起头――是颜夫之，他那时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四十三四吧，但头发白得较早，已经黑白各半了。所以，仅仅看到他的后脑勺，我就认出了他。然后他回过头，额上血迹淋漓，悲愤欲绝地盯着这边。他不会认出我的，血流已经糊住了他的眼睛，他仅能看到一个血色斑斑的模糊世界，只能看到一排互相雷同的狞恶面孔。但即使如此，他的注视也让我打了个寒颤，让我从梦魇中彻底清醒。我不敢多留，立即从这儿逃出去。

　　在那之后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思维被冻结，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转着，脑子中只翻腾着一个念头：我怎么变成了我一向厌恶的打人凶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打人凶手万家声到几个月后才清醒，我比他清醒得早，我的梦魇状态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想着“我”的颜哲，想着他慈和可亲的父母（那多像是前生的事情！），想着如果我爹妈知道了我今晚的疯狂，会不会用劈柴棒揍我？又突然想起来：这会儿颜哲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他父母的噩运？他会不会铤而走险？

　　有了这个闪念，冻结的思维立即流淌起来。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找到颜哲，尽我可能去安抚他，保护他，这样才能弥补我的罪孽。我匆匆到各处找他，包括他过去（文革前）早读晚诵时常去的林荫下，还有最近他常一人独在的高三丙教室，都没找到。后来我摸到他的宿舍，那时的学生宿舍都是能住二三十人的大房子。门虚掩着，我悄悄推门进去。

　　没进门就听见如雷的鼾声。不是颜哲，是工作组长宋天明。一高中是北阴地区的运动试点，文革开始后宋组长一直与“革命小将同吃同住”，就住在高三丙班的男宿舍里。宋是南下干部，说话带山东口音，长得像一个心宽体胖的笑弥勒。他是13级高干，这对于文革前没见过大世面的高中学生们来说，几乎算得上是天人了。而这样的高干竟然住到中学生的大宿舍中，真的让学生们很感动。过去我来找颜哲时，常常看到有二三十个学生团团围在宋天明的床前，虔诚地仰望着他，听他讲革命经历。

　　后来，等革命烈火烧到工作组头上时，学生们揭发说，那时宋天明每晚的宣讲中，倒有一半内容是上不得台盘的荤笑话。这让我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其实倒不是对宋天明的幻灭，随着年纪增大，我对男人们，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男人们张口不离荤笑话，已经看淡了，那是男人的天性，虽然脏，倒也算不上十恶之罪。我的幻灭主要是针对那些虔诚仰望宋天明的学生――既然当时听的是这些肮脏东西，那你们咋能维持住脸上的虔诚表情？能做到这一点儿太不容易了。

　　但颜哲从来不在这些虔诚的听众之中。可能并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自卑。他知道自已不属于那个圈子，强挤进去没的让人憎厌，所以也就不去凑群。

　　宋天明睡得很香，赤着上身，摊手摊脚地睡成一个大字，鼾声带着胸腔深长的共鸣。看情形他肯定不知道校园里发生的血腥，当然能良心清白地睡觉。我在门口犹豫一会儿，不愿经过他身边，就折回头，从大宿舍的另一个门进去。颜哲果然也在熟睡。这个大宿舍中只有他们俩人在睡觉，恐怕此刻全校师生中能够安睡的也唯有他俩了。看来，在高音喇叭召唤“愿意革命的红卫兵”时，颜哲清楚自己的身份，没有去，因而躲过了目睹父母被打的悲剧。

　　我悄悄走近他身边，伫立很久，借着路灯透进窗户的昏暗光亮端详他紧蹙的眉头，听着他细细的鼻息声。他眉宇清秀，清秀间透着勃勃英气，我常常无端地想象着，唐朝著名的儒将张巡（他的籍贯就是北阴所属的邓县）大概就是这个面容吧。我觉得他这会儿能够安睡是最好的结局了，虽然明天他仍得面对现实，但至少今晚他不用忍受心灵上的“进行时态”的折磨。我真想摸摸他的手，或者用脸膛挨挨他的脸膛。但我最终没有打扰他，悄悄退出去了。

　　我又在校园里转了一会儿。正是黎明前天色最黑的时候，史地生教研室里的暴行已经结束，牛鬼们被押回自己的屋子，疲惫不堪的学生们一群群回宿舍去。我想我也该回屋了，就尾随着前边的人群往回走。路过女牛棚时，忽然听到屋里有人尖声喊叫，我急忙跑过去。竟然是颜哲的妈妈！我简直不相信，一向慈和稳重的袁阿姨会发出这样恐怖的声音。但不会错的，女牛棚里只有她一个人。

　　那儿已经聚了十几个红卫兵，又有一行人匆匆赶来，为首的是庄学胥。他们围在门口，表情严重地听她揭发丈夫。袁晨露焦灼地说，他们夫妻被抓前曾事先约定，一旦哪个受不了批斗就自杀，另一个听到前者自杀的消息将追随其后。他们事先为此做了准备，都在鞋底藏了保险刀片。为了证实她的揭发属实，她真的从鞋底取出半边刀片。这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黑帮们被抓起来时，工作组为防止他们自杀，已经布置学生们进行了彻底搜身，连钢笔、皮带和小手绢都收走了。对这一点，久经运动的工作组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但他们没料到，这对黑帮夫妻竟然把刀片藏在鞋底里。

　　袁晨露近乎狂燥地求告：“我料定他今晚会自杀，肯定会自杀。你们得赶快去制止，晚了就来不及了！”

　　得知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后，庄学胥立即带人往男牛棚跑去，我也紧紧跟在后边。等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去，已经晚了。一个人只有四到五升血液，全部流光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男牛棚里一共关着五个人，其余四个这会儿都在地铺上躺着，竟然睡得很熟。虽然他们刚刚经过炼狱的煎熬，但肉体的疲惫战胜了精神的恐惧。颜伯伯窝在墙角，半躺着，似乎也是在睡觉。但我一眼看到，一道血液之河自他身下流出，一直蜿蜒到门口，屋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我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过去。

　　庄学胥把门口的看守踢醒，大骂一通，命令立即喊校医来。校医衣冠不整，心惊胆战地跑来，试试死者的气息，翻翻眼皮，胆怯地说：

　　“庄主席他没救了，瞳孔已经散了，身体也开始凉了。”

　　庄学胥转而大骂颜夫之，骂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暴怒地踢着同屋已经被惊醒的牛鬼，说你们谁还想学他？尽管去死，我撑着你们！但我看出他内心有怯意，他是以厉声咒骂来掩盖自己的胆怯。毕竟这是学校里第一个死人，是在他所激起的歇斯底里的群殴后自杀的。庄学胥骂了一通后匆匆离开，肯定是去找工作组组长讨主意。

　　庄学胥临走看到我，也看到我不受控制汹涌而下的泪水。他狠狠瞪我一眼，走了。走了两步后又回头来命令：

　　“郭秋云你去！看好袁晨露，别让她也自杀！”

　　他特意指派我去，也许这一刹那他在想，此刻派一个和袁晨露有特殊感情的人做看守，她会最尽心吧。我对这个命令没有抵触，匆匆赶到女牛棚。原来的看守是一位小个子低年级女生，已经困得支撑不住，很高兴有人来换班，哈欠连天地走了。袁阿姨一直扒在窗口向外看，心惊胆战地等着有关他丈夫的消息。这会儿看到我，看到我躲躲闪闪的目光，于是她什么都明白了。其后，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外，一句话也不问我，只是抹去眼中涌出的泪水，悄悄退到她的床上，睡了。

　　我默默守在门外，透过开着的门，警惕地监视着她的动静。黑帮们睡觉不许关门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守她，几乎每次值班时，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她坐在椅子上，头低着，一动不动，默默地写检查，似乎身体与椅子已经连成一体。我发现她脸上不时闪过痛苦的神色，有时悄悄动一下屁股，用不易觉察的幅度捶捶腰眼。后来我才从其它黑帮口中了解到，他们当牛鬼期间，最怕的甚至不是批斗，而是坐着写检查！长期的单一动作，使腰椎间钻心的疼痛，那种剧疼简直能令人休克。还有，腿部下垂的时间太长，都浮肿了，一按一个深坑。学校的牛棚生活连监狱里的放风都没有，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解手。所以，他们对这点时间非常珍惜，甚至可以说，那片刻的享受成了当时他们活下去的唯一诱惑。后来学生们烦了批斗黑帮，把矛头转向走资派，不再逼老黑帮们写检查，而是勒令他们出去干重体力活，劳动改造。黑帮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那对我们简直是天下大赦呀，我们个个都欢天喜地。

　　袁阿姨的忍耐力非常惊人，比那些男黑帮们强多了。那么多天来，我没听她发出过一声呻吟。当她看见是我单独值班时，也没有利用过去的特殊关系求我照顾她。我当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隔一段时间就带她出去解手，甚至她没提出，我也会主动催她去，而且带她去远处的露天厕所。把她带进厕所时我低声咕哝一声：我在外边，你去吧。这实际上是说：我在门口把风，你尽量在里边多停一会，晒晒太阳，舒展舒展身躯。袁阿姨当然理解我的苦心，每次她从厕所出来，都用感激的目光默默地看我。

　　但我给她和颜伯伯的是小恩惠，犯的是大罪孽。这次颜伯伯自杀，我总觉得原因在我，是他看见我（儿子的恋人！）踢了他，才对人性彻底失望。在我心里，自责像火一样燎烤着，像利刀一样搅动着，折磨得我几乎窒息。我呻吟着，脱口喊一声：

　　“袁阿姨……”

　　这些天来，我不像别人那样喊她“袁黑帮”，但也从没喊过“阿姨”。这次称呼显然出乎她的意外，她从床上起身，疑问地看着我。仓促中我找到一句话：

　　“袁阿姨我没事，只是想告诉你，我爹妈叫颜哲到我家去吃饭。”

　　就像那天颜哲一样，她的眼眶中也慢慢涌出泪水，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到那两汪闪亮的水光。她用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谢谢。”

　　然后缩回床上，很安稳地睡了。

　　后来我很后悔说那句话，我原想让她对颜哲放心的，但也许这恰恰坚定了她赴死的决心――丈夫已经去了，她唯一挂念的是儿子；现在儿子也有人照顾，她可以跟丈夫去了。袁阿姨自杀后，很长时间，我被沉重的负罪感折磨，左冲右突，无法走出这座围城。而且我只能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不敢对颜哲坦露。我并不是想对他隐瞒自己的罪孽，而是担心性格比较褊狭的颜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如果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原来手上也有血迹，他会不会心理崩溃？会不会彻底自暴自弃？

　　让我负罪的还有一点：在那晚的看守中，我没能制止袁阿姨的自杀。其实这是过度的自责，真正要赴死的人谁也拦不住的，尤其是像袁阿姨这样外表柔媚内蕴刚烈的女人。想想吧，即使在“揭发丈夫”的那个非常时刻，她竟然还思虑周密，只交出半边刀片而留下半边！那时她已经为丈夫的不幸、因而为自己的追随预先做了准备。那晚，我尽管受着负罪感的折磨，仍不转眼地盯着袁阿姨。我敢说我没懈怠过片刻，而她缩在床上几乎没有动――不过割断动脉本来也不需要大的动作。

　　晨色初露时，我忽然奇怪地发现，一大群红蚂蚁从袁阿姨的床下缓缓地爬出来，它们停住了，探头探脑一会儿，再缓缓地向前蠕动。开始的刹那我没明白是咋回事儿，我很奇怪蚁群为什么会夜里出来。忽然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儿，是血腥味儿，是我在颜伯伯那儿闻到的血腥味儿。我定睛朝地上看去，那不是红色的蚁群，而是鲜血聚成的水汪，鲜血已经变得粘稠了，前进得很艰难，只有当后来的鲜血越聚越多时，它们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往前蠕动少许。是袁阿姨的血，那具娇小身体内的鲜血肯定已经流尽了。眼前这一切终于超出了一个16岁姑娘的心理承受极限，我眼前一黑，身体软了，扶着门框溜下去。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五章 凶杀

　　农场的清晨姗姗来临了。

　　东方一抹鱼肚白悄悄露出头，抗拒着周围的夜色，终于站稳脚跟，把稀薄的晨光洒向原野。四野很静，公鸡还没有打鸣，只有偶尔传来一声犬吠，遥远得像是梦中的声音。清冷的空气携带着小麦的香味儿。农场也很静，只有牛屋里有响动，有金属拖地的清脆声音，大概是牛把式郜祥富已经在准备今天的挽具了。

　　我苦涩地叹息一声，从折磨人的回忆中走出来。不管怎样，颜哲的爸妈已经走了，不管在他们的不幸中我有没有责任，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能做的，是保护好颜哲，否则我才真的会愧疚终生。

　　我想我该从蓝球架上下去了，就在这时我听见有脚步声，两人从后排宿舍中出来，一前一后，一个高壮一个矮瘦。后边的那个一溜小跑地追着前边那个，似乎在央求那人听他说话，而前边的人似乎不屑于理他。我认出来他们是谁了，心头不由一震――这正是庄学胥所说的、场长准备雇用的两个杀手。

　　一个是陈得财，和赖安胜一样，也是四十多岁的老光棍，长得剽悍有力。这人和其它老农不同，其它老农虽说是 “再教育”者，但实际上心底中总有些自卑，那是乡下人对城里人的自卑，文盲对读书人的自卑。唯独陈得财似乎从来都怀着一股戾气，那是流氓无产者对读书人的戾气，是穷人对富人（按说知青们绝对算不上富人吧）的戾气。由于这股子戾气，他常和知青们有一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林镜爱逗他，一次老陈被逗恼了，脱口说出：

　　“你鸡巴知青有啥了不起！老子当过国军，扛过洋枪，坐过洋船。二十四排火（子弹），五颗手榴弹，土八路一碰上咱就跑！”

　　这番话经林镜四处传播，成了陈得财的经典语录，其名声甚至远播到其它县的知青中。

　　另一个人是陈秀宽，就是那位“吸大烟吸出来的贫农”。这人有点儿贱气，最爱和女知青们扎堆，老是有意无意地蹭一下女知青的身体，或拍一下她们的后背，好像占了多大便宜。女知青们若是使唤他干什么事，他跑得赛过狗獾子。不过后来没有一个女知青理他了，连男知青也躲着他。老农们嘴里传出来他有淋病，是他当少爷时在窑子里染上的，而且非常重，尿都是白的。知青们对于淋病的了解仅限于这个名词，不知道那种病况是否属实，也不知道淋病如何传染。越是不了解越是害怕，从此像躲避瘟神似地躲着他。农场没有自来水和洗碗池，刷碗时都是来到井台上，找两人推着解放牌水车，其它人到出水口刷碗。水车需要俩人才能推动，这么着要想刷碗至少得三人配合。自从陈秀宽的淋病被公开后，他就找不到一个人合作，他当然知道别人为什么躲他，大概自知理亏，只有远远等在旁边，等别人刷过碗后有哪个好心人给他捎来一碗水。我就常主动给他捎刷碗水，虽然我同样惧怕淋病，厌恶和他接近，但――要是让淋病病人连刷碗都刷不成，这样的惩罚也太严厉了。

　　没想到这个么小人物也要成为杀颜哲的凶手。

　　他们朝这个方向走来，看来是要到场长室去。我悄悄窝在门板上，连出气都不敢大声。他们当然想不到蓝球架上有人，临近蓝球架时，陈秀宽紧跑几步拉住陈得财，压低声音哀求道：

　　“财哥你再听我一句！……我看那事不敢干，要挨枪子的呀！”

　　那晚我有个发现，原来搞窃听最好的地方是在说话者的上方，虽然声音很低，但经过地面反射，能听得清清楚楚。陈得财在篮球架下站住，鄙夷地骂：

　　“熊包！窝囊废！你早干啥了？提上裤子知道害怕了？你以为城里小妮就这样好日（此地土话，指性交，但暗含着男方主动的意味）？日了女知青，比破坏军婚还厉害，何况赖哥说了，咱们是仨人玩一个，到了法院会定成轮奸，逮住了铁定挨枪子，一个也跑不脱！妈屄的反正是个死，咱们把那小子干了，说不定还能躲过这一难！”他呸地吐一口痰，“你妈的少再给我唧歪，咱仨一条绳上拴的蚂蚱，不干你也得干，你再往后缩，我先掐死你狗日的。”

　　我听得不寒而栗：原来赖安胜真要杀人！原来他是用这样的办法来雇用凶手！他们说“轮奸”，不知道受害者是哪一个？不像是岑明霞，赖安胜最宠的是她，不大可能把她推出来让其它男人染指吧。很可能是他原来奸污过的某个女知青，玩腻了，就送给这两人。那么受害者是谁？她究竟是因为什么，是受威逼还是渴望回城，而甘愿受三个男人的蹂躏，其中还有一个淋病病人！？

　　我听见篮球架下陈秀宽哼哼哝哝地说：“中，中，我听赖哥的，听财哥的。”

　　他们不再说话，向场长室走过去了。等他们一走过拐角，我立即飞快地爬下篮球架，跑到颜哲的屋子。屋门仍旧大开着，屋里人还没有醒，没有响动。老农班长老肖翻了个身，我原以为他要醒，但他翻翻身又睡熟了。我悄悄摸到颜哲床边，推醒他，同时紧紧捂住他的嘴巴，向他示意出来再说话。

　　我在前边急急地走，到护场沟才停下，回身拉着颜哲的手，身子禁不住颤抖。颜哲看出我的惊慌，紧紧搂住我，小声问：

　　“咋了？别慌，慢慢说。”

　　我偎在他怀里，努力镇静自己，把刚才偷听到的话告诉他。虽然这个消息庄学胥事先已经透露过，但那时毕竟没有实证，现在我亲耳听到了两个凶手的话。而且，听他们的口气，杀人计划马上就要实行了，很可能就是在今天。

　　颜哲镇静地听我说完，把我用力搂紧，感动地说：

　　“原来你昨晚不睡觉，一直在门外护着我？傻妮子，痴妮子呀。”

　　“嗯。”我忽然泪流满面，“颜哲我怕你出意外，我怕你像你爸妈……”

　　我怕勾起他的伤心，把话截住了。颜哲的眼神又是一刹那的黯然，这种表情我已经非常熟悉了。他随即拂去眼神中的阴云，安详地说：

　　“秋云你别怕，我说没事就没事。他安排十个凶手我也不怕，咱们已经事先知道他们的计划，有了防备，何况我有那个‘宝贝’？”

　　我没法不担心，问题恰恰是：这个“宝贝”是否那样神通广大，我心里没一点儿数。颜哲搬过我的脑袋，结结实实地吻我一下，再次说：

　　“真的不用担心。回去吧，该起床了。秋云，真的感谢你。”



　　早饭时大家像往常一样聚在厨房前的井台上。会计老霍还是像往常那样蹲着吃饭，两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厨房和会计室在主场区的西边，离主场区大概有六七百米，来回吃饭睡觉稍远了些，这主要是为了让厨房凑机井的位置。库房和场长室则在主场区的东南，离井台更远一点。正因为这个距离，所以后来洪水来时，会计老霍在井台上喊了两天两夜，场长室里的人们都没听到，这是后话了。今天农场的气氛一如往常。林镜还是爱捣蛋，这会儿在讲黄瞎子的轶事，说黄瞎子有天晚上和大家挤在井台上抢吃一盘辣椒，辣椒已经吃光，别人都停筷了，只有他还在一个劲地夹，说：咦，咋夹不住？咋夹不住？他没法夹住的，那是瓷盘底的釉彩红花。听众都笑，说这会儿黄瞎子在工地上正打喷嚏哩。同宿舍的李冬梅趁别人不注意，悄悄用肘子触触我，小心翼翼地说：

　　“秋云你昨晚一直没回来？――别担心，我对别人说你和汪英合铺去了，汪英那儿我也打过招呼。旁人问时，你别说漏嘴就成。”

　　女伴们都知道我常和颜哲幽会，也常拿这事同我嬉笑打闹，从没避讳过。不过，像这样整夜不回的情形还是头一次。我知道冬梅为啥这样谨慎――她肯定以为我和颜哲昨晚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这事就比较严重了，虽然是在恋人之间，弄不好也会作为“道德败坏”挨批斗的，全看场领导想不想认真。我不想辩解，也没办法辩解，只是感激地对她点点头。

　　早饭时赖安胜也在井台上，他吃完早饭，背着手，看着远处的麦田。他披着外衣，这在当时的革命电影中是正面人物的标准打扮，可能他有意无意在作模仿。时间是五月底，马上要开镰割麦了，眼前一片金黄的麦浪。农场所处的的这一带岗地十分贫瘠，连树都长不大，放眼望去，视野中只有形态猥琐、弯腰躬背的小树，离远了看就像灌木。不过知青农场的麦子长势相当喜人，县里对知青农场在政策上有倾斜，化肥的配给比较充足。施足了化肥的薄地十分慷慨，就像是从没吃过饱饭的人乍一吃饱，把全部力量都使出来了。从第二年起，知青农场还在这一带率先改种水稻，产量也相当高。不过那和化肥没关系，听说旱地改种水田，第一年都会高产。

　　赖安胜面阔口方，身高肩宽，胸肌和三角肌鼓鼓地凸起，在农场里属上头一份的雄健男人，也是第一号的棒劳力。只是一张蛤蟆大嘴影响了形象，否则他算得上一个美男子。初建场时他和知青一样下地干活，干得极泼。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第一年割麦时正逢上淫雨，麦地里尽是胶泥。知青们只能穿有鞋带的球鞋，没有球鞋的知青就用绳子把布鞋捆牢。在泥地里杵一会儿，鞋上裹满了胶泥和草根，大小像个小足球，走动起来相当困难。但没有知青敢脱赤脚，因为斜斜的麦茬相当锋利，会割破脚的。只有赖安胜和几个老农脱着赤脚，在锋利的麦茬上健步如飞，如履坦途，这得益于他们脚底板上有厚厚的茧子。那天晚上我曾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上：

　　赖副场长的一双铁脚板，让我看到了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差距。

　　但他当上场长后就再也不下田了，平时也刻意和知青们保持距离，我猜他是学习前任胡场长的派头，胡场长文革前是县长，很有手腕，如今领导一个农场可以说是牛刀杀鸡。那种从容淡定的派头，赖安胜是无论如何学不像的。这会儿赖安胜久久地以背影对着我们，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就在他就要拼死一搏、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心情？

　　如果仔细观察，这天早上也有几点异常：庄学胥常常不动声色地扫我和颜哲一眼，那意思说：你们究竟打算咋应付？你俩好自为之吧。陈得财和陈秀宽一直不在井台上，没见他们吃早饭，不知道这会儿窝在哪儿。最可疑的是孙小小，过去她一向爱粘在我身后，小尾巴似的，但今天却躲得远远的。既躲着我，又不时拿目光扫我，神情亢奋不安，肯定心里有什么秘密。不过孙小小肚子里是存不住秘密的，当天下午我就从她嘴里知道了根由：场长昨晚非常震怒地威胁了她，让她“闭紧你那张小屄嘴，以后若再跟郭秋云或颜哲说啥屁话，就让公安把你抓走关到大牢里”。她很害怕，所以不敢和我再接近。

　　还有一点她没说，是我猜的，我想与事实不会太远：昨晚赖安胜威胁她之后，又把她弄上了床，教这个不足15岁的小姑娘学会了男女之事。而且显然孙小小对此并不反感，甚至可以说她初次尝到了男女之事的乐趣。看着她亢奋的表情，看她时常追随场长背影的炽烈目光，就能清楚地猜到这一点。也许她身上真有她母姊的淫荡遗传？我这样想时觉得自己很残忍――她只是一个不足15岁的小女孩呀――但不管怎么说，孙小小的人生之路从此时起就走歪了。

　　我也悄悄观察着颜哲，他非常轻松，目光带着旁观者的冷静，大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劲头。看着他的笃定，我心中多少踏实一些。

　　上工的钟声敲响了，像往常那样，副场长庄学胥安排农活。因为大块麦田还没熟透，今天主要是做麦收准备，只有我和颜哲所在的一班去割麦，有些小地块儿的麦子已经熟了。庄学胥安排时，赖场长不声不响地站在他后边听着。等他把活派完，赖安胜说：

　　“颜哲不去割麦，让他领着陈得财和陈秀宽去县里拉化肥，去两把人力车。”

　　庄学胥很快扫了场长一眼，显然这个安排他事先不知情。我心头一震，知道“那件事”要来了。因为这个活儿安排得相当蹊跷，以往去县里拉物资，一般是一人拉一辆车，如果货物过重则是男女搭配，女的拉边稍。像这样派三个强劳力拉两辆车的情况绝无仅有，也不合逻辑。但如果赖安胜本来就没打算让第三个人回来，那就不奇怪了。

　　这时我看见了那两个准备做凶手的人，他们已经收拾好两辆人力车，远远地候着。庄学胥说：

　　“好的，颜哲你去，按场长的安排。”

　　颜哲点点头，对那边两人喊了一声：“等我一下，我去换双鞋！”

　　经过我时，他不动声色地看我一眼，我能从他眼睛里读出很多东西――放心吧，我知道他们的用意，我回去就是去带我的“宝贝”。

　　我们带着镰刀去大田，赖安胜也亲自去了。这半年来他早就脱产了，不干农活，所以今天他的举动恐怕也属反常。我在麦田里抬起头，远远看到两辆车三个人走过护场沟的砖桥，那是进出农场的必经之路，然后在新修的土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蓖麻和杨树的绿荫之中。此后的一天中，尽管我处在赖安胜的眼皮底下，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难免不时怔忡失神。因为我的魂魄已经随着颜哲走了，正伴他走着那段生死未卜的路程。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二卷 蚁王 第一章 新生

　　蚂蚁是社会性昆虫，社会性昆虫有三大要素：1　同种个体相互合作，共同照顾族群中的幼体；2　族群内有明确的劳动分工；3　族群内至少有两个世代重迭。

　　社会性昆虫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然有一个雌性的“王”， 是族群中具有繁殖能力的唯一雌性。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蚁王的职位只是一种劳动分工，蚁王并不负责蚂蚁社会的组织和指挥。蚂蚁社会的秩序是天然形成的，是由基因决定并由信息素具体实现的，就像白蚁群中，只要个体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就会自动学会建造复杂的蚁巢。在人类社会中，对“王权”的需要与制约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因为一个高踞社会顶端的管理者必然会无限扩大权力，成为社会肌体的毒瘤，这个过程因为缺少制衡机制而几乎无法避免。但在蚁类社会中，由于“王”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因而也不会发展为社会的毒瘤。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那一天真难熬啊，尤其是到了下午，我心里愈益燥动不安。赖安胜下午没来麦田，我不必再维持那个假面具，所以我时时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盼着两车三人的影子早点出现。实际上我知道，到县城有四十多里地，即使是正常情形，来回一趟也到晚饭后了。连林镜也看出我的异常，过来小声地问：

　　“秋云姐，你今儿个咋心神不定？”

　　林镜是初中生下乡，年纪小，性格活泼，整天嘻嘻哈哈地没个正形，但他其实心眼很好，知道体贴人。看着他真诚的娃娃儿脸，那一会儿，我真想把肚里的担心全都倒出来！当然，这样重大的秘密是无法告诉他的，我只有含糊地说：

　　“没事，我昨晚没睡好。”

　　孙小小躲了我一上午，一直紧跟在赖安胜后边，帮他捆麦，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盯着他雄健的后背。公平地说，赖安胜割麦确实是农场头一把好手，揽得宽，割茬低，镰刀忽忽生风，横着扫过一波，用脚背配合左手一拢，整整一个麦个子（麦捆）就出来了。但孙小小的眼光绝不仅仅是对“技艺”的崇拜，那是女人看自家男人的目光，非常炽烈，毫不掩饰。那会儿我已经猜到了其中的隐情，岑明霞更是清楚地帮我证实了这一点：她老是拿毒毒的眼光斜睨着孙小小，而孙小小对她的毒视毫不在意，在赖安胜跟前越发笑语连珠。

　　下午，孙小小见场长没来，又开始往我身边凑了，跟在我后面打麦捆，有一搭儿没一搭儿的和我说话。我忙着割麦，再加上对她开始有了戒心，没怎么理她。她忽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秋云姐和颜哲哥都是好人，他们不让我理你们，我偏要理。”

　　我心里一沉，知道这句话大有讲究，但很谨慎地没有理这个话茬。她又突兀地跳到另一个话题：

　　“看赖场长割麦真带劲儿，像洪常青跳芭蕾舞！哼，岑明霞那贱女人，我帮场长捆麦有啥错？你看她看我那个眼神，恨不能吃了我！”

　　我从她的话里品出了一个女人（这个早熟的女人还不到15岁啊）的醋意，或者说品出了两个情妇的争风吃醋。我看出来，此刻孙小小已经以赖安胜的情人自居了。从那之后，我再不敢对孙小小说啥知心话。

　　终于熬到晚饭后，我对冬梅招呼一声：

　　“我去接颜哲，可能回来晚一些。”

　　冬梅知道我今天心事很重，当然她肯定把原因想歪了，认为与我昨夜整夜不归有关。她体贴地说：去吧，去吧，回来晚一点也不要紧，我给你打掩护。我避开所有人，跑到平时和颜哲哥幽会的堰塘堤上，从那儿可以看到进出农场必经的砖桥。今天是无月之夜，又赶上阴天，蓖麻、小叶杨和道路都浸在浓重的暮色中。其它知青吃过饭后也来这儿散步，我躲着没让他们发现。可能他们嫌天太黑，停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嘁嘁喳喳地回场部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那两车三人一直不出现。算算时间，如果不出意外――如果那桩凶杀案其实并不存在――他们这会儿应该回来了。黑色越来越浓，已经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更不用说看到远处的公路了，我只能侧耳倾听着那个方向的脚步声，为他们担着心：天这么黑，会不会从公路下到通农场的土路时他们走错了？我但愿不是因为其它原因。

　　墨一样浓的夜色中，我的心里越来越焦灼，焦得坐立不宁，心急如焚，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头的焦灼。

　　听见后边有脚步声，一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一跳一跳地走近。离很远，我就从那肩宽体壮的背影中看出是赖安胜。他来到砖桥边，站住，用手电筒向远处照。不过，虽然三节电筒的光柱很强，但距离稍一拉远，它就迅速被黑暗所淹没，看不到远处路上的情形。赖安胜不停地踱步，从他的步态中也能看出他的焦灼。

　　两个因相反原因而焦灼的人默默地等着。熬过漫长的时间后，终于听到前方有脚步声、车轮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赖安胜急忙把光柱打过去，又是那么漫长的一段等待，然后拉车的人影终于进到光圈之内――是两个人和两辆车！我瞪大眼睛盯着，直到确定那边只有两个人，我的心脏在刹那间碎裂了。听见赖安胜满意地问：

　　“办妥了？”

　　听见陈秀宽喜孜孜的声音：“场长，办妥了，办妥了。”

　　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天塌了，地陷了，颜哲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他的“宝贝”没能救他，而我竟然愚蠢到相信他的宽慰话。我知道这会儿我该藏起来，否则被这三个凶手看见，我也会没命的。但……世界已经崩塌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不管不顾地跑出来，悲愤地、凄厉地高声喊：

　　“颜哲！颜哲哥！”

　　赖安胜没有料到我会在近处突然出现并大喊大叫，惊呆了。他瞪着我，手电筒下意识地垂了下去，亮光从地面反射上去，照亮了他的脸，这种自下而上的逆光让他的面相显得十分狞恶。我没有理他，向陈得财和陈秀宽扑过去，要向他们讨回我的颜哲哥。我还没有抓到他们的衣领，忽然――让我和赖安胜都目瞪口呆的是，一个人从前边的人力车上轻快地纵下地，向我走过来。

　　那当然是颜哲！他没死！

　　我的悲愤立即雪崩，化为滔滔的狂喜。我扑过去，想投到他的怀里。不过我及时镇静了自己――毕竟还当着三个人的面，不好意思的。我抓住他的右臂，紧傍着他的身体，这可是真实的颜哲，温暖，强健，亲切，不是幻影，不是鬼魂。然后我回过头，笑吟吟地欣赏赖安胜的表情，我想，他此刻一定是又惊又怒又怕又恨吧。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好玩了，且看他如何收场吧。

　　赖安胜把照在地上的光柱抬高，照着两个凶手的胸部，牙缝里咝咝地脱口而出：

　　“你说办妥了？”

　　借着反光，我看到了两人的表情，非常特殊，我没办法真切形容它。他们脸上没有了往常的戾气（陈得财）或贱兮兮的谄笑（陈秀宽），而代之以非常沉静的幸福，幸福是从心底自动流淌出来的，非常甜美，非常有感染力，甚至可以说是震撼力。此后我只有在欣赏拉斐尔的《西斯廷的圣母》油画时，才有过同样的感受。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美好的表情，此后，它在我们农场里就随处可见了。

　　陈得财沉静地笑着（这可不像他！），由衷地说：

　　“办妥了，化肥全拉回来了。今天多亏颜哲，天太黑，连我俩也迷路了，不知道在哪儿该下路。又忘了带手电，兜里倒有洋火，可一擦着就被吹灭，鬼毛儿也看不到。那会儿真把俺们急坏了。还是颜哲眼睛好，隐约看见一条路，就趴到地上摸。先摸到一泡牛粪，他说不行，有牛粪不能说明是不是农场的路。再摸，摸到一堆马粪。他说方圆几十里只有咱农场有马，没错，就是这条路了。”

　　陈秀宽也沉静地笑着（这也绝对不像他！），补充道：

　　“找到这条路后天更黑，半点也看不见，连自己的腿都看不见，活脱儿是到了阴间，三个没有腿的鬼在走路。我说这咋敢走呀，再走非冲到沟里。还是颜哲脑瓜灵，想出来一个办法。啥办法？别人肯定想不到的。他睡在车上，仰脸看，能勉强看见路边的树稍映在天上，再喊着左左右右，指挥着俺俩顺树稍的中间走，这才摸回来了。赖场长我对你说吧，等俺们总算看到农场的灯光，等一会儿又看到你的手电，甭提有多高兴了。”

　　原来颜哲是为指路才睡到车上，也得亏他能想出这种不平常的办法。颜哲平和地说：

　　“听我的没错吧？以后事事听我的就行了。”

　　两人衷心地点头：“听你的。听你的。我们都听你的。”

　　颜哲悄悄用肘子扛我一下，刚才他的话显然是公然向赖场长挑战。我忍不住乐，忙捂嘴堵住笑声。没错，眼前这俩人肯定让颜哲收服了，成了他的不贰之臣，甚至一点不顾忌赖安胜的面子。对事态走到这一步，我是知道原因的――颜哲那件宝贝真的很管用――而赖安胜可就傻眼啦！他怎么也想不通，两个心腹打手不但没有把颜哲干掉，还在转眼之间就投靠了后者。

　　不过赖安胜算得是一个枭雄。他此时应该估计到颜哲已掌握他的杀人计划，心中肯定极度震惊恐惧吧，但他仍能硬撑着架子，沉默一会儿后，闷声说：

　　“回去吧，你俩喊上四娃，把化肥卸库房。”

　　那两人没有立即动作，回头看看颜哲。现在颜哲不放话他们是啥也不会干的。颜哲说：“对，化肥卸库房。你们先去，我要和场长谈几句话。”

　　赖安胜用歹毒的目光盯着他，他肯定估计到颜哲要同他摊牌。良久他说一句：

　　“好吧。”

　　颜哲说：“秋云你先回去，我想到场长室和他单独谈。”

　　这时我已经完全不担心了，但我想了想，撒娇地说：“不，我在场长室外边等你。”

　　“好吧。”

　　赖安胜闷声不响地走在前头，把颜哲领到场长室，点亮煤油灯。他走回门口，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啪地摔上门。

　　两个男人在里边谈，我在外边等。虽然里边也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危险――所谓狗急跳墙，赖安胜那种地痞，走到绝路会拼命的。凭他的身板儿，颜哲恐怕不是对手――但我已经不担心了，我彻底信服了颜哲的能耐，或者说是颜伯伯的能耐，他研制出的蚁素可真管用！。

　　想到他和袁阿姨，想到他俩的横死，我的心又隐隐作疼。但今天是带着疼的喜悦，因为，依照事态的发展，颜伯伯生前对儿子的托附已经不会落空了。愿他俩的在天之灵，还有颜伯伯留下来的宝贝，能够护佑他的儿子吧。

　　隔墙库房中，那俩人卸完化肥，去食堂吃饭了。保管员四娃锁好门，打着哈欠离开。我也赶紧回到我的宿舍，拿出我晚饭时备好的馒头夹辣椒。冬梅被惊醒，睡意朦胧地抬起头看我，我喜悦地小声说：

　　“颜哲已经回来了！我给他送晚饭去。”

　　睡意浓浓的冬梅一定不理解我过分的喜悦――颜哲才离开一天，秋云丫头不至于这般骚情吧。她咿咿唔唔地应了一声，那时候我已经跑出屋门了。等我赶到场长室，两个男人已经谈完，刚刚打开门，一片明亮的灯光从门洞里泻出来。开门的一刹那我就知道赖安胜变了，他脸上也漫溢着那种沉静的幸福。手里拎着一个小铺盖卷，还有牙刷毛巾什么的杂物，安静地说：

　　“你等一下，我这就把你的东西搬来。”

　　颜哲平和地说，是那种皇帝式的暗藏威严的平和：“去吧。”

　　赖安胜走了，我把三个馒头递过去，颜哲贪婪地吃着，他显然也饿坏了。我说你慢点吃，我去屋里给你倒点开水。倒完开水后我好奇地问：赖安胜去搬啥？颜哲说：

　　“搬我的行李呗。他把场长交椅，还有场长室，都让给我了，库房钥匙也交出来了（库房钥匙共两套，分别保存在场长和保管员手里）。他高风亮节，主动让贤，说我比他更适合当场长。”

　　他说得一本正经，弄得我忍俊不禁，笑道：“真的？”

　　颜哲笑笑，不予回答。那么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今晚世界变化太快，让我眼花缭乱。我高兴得合不拢嘴，缠着问他，这一天内到底是发生了啥事？咋把那两个凶手和赖安胜制服的？你一定得给我讲讲具体经过。他笑着摇头：

　　“明天再告诉你。今晚我还有些杂事必须得处理。明天吧。”

　　赖安胜很快把颜哲的行李拿来，还很周到地铺好床。干完这些后他该走了，但他立在门口迟迟不走。我借着灯光观察，他仰着头，嘴角微带笑意，似乎在回忆什么。我疑问地看看颜哲，颜哲示意我不要说话。过一会儿，赖安胜突兀地说：

　　“颜哲，我割麦是农场头一把好手。”

　　颜哲微笑着说：“对，我知道，秋云知道，全场人都知道。”

　　他顿住了，似乎又在回忆什么。然后又是突兀地说：

　　“你们俩都是好人，打根儿起就是好人，我知道。”

　　“对，你也是好人。从这会儿起你已经是好人了。”

　　赖安胜很高兴，像是得到大人夸奖的孩子，笑眯眯地走了。尽管我平时非常厌恶他，但这会儿看到他这般纯真的表情，心中不由暖洋洋的。他走后，颜哲把门窗全都打开，用一把蒲扇用力向外扇动空气。我奇怪地问：

　　“你这是干啥？赶蚊子？我咋闻到屋里有一股儿酸味儿。”

　　他笑着说：“不是赶蚊子，是赶蚂蚁。我已经有经验了，只要我用了爸爸那件宝贝，第二天早上准会有一个蚂蚁大聚会，我可不想床上桌子上爬满蚂蚁。”

　　我不知道颜伯伯的宝贝和蚂蚁有啥关系，不知道咋会有蚂蚁大聚会。我没问，反正颜哲答应第二天告诉我。我想我该帮颜哲干点啥事，屋里找不到第二把扇子，我就找来一个藤编的簸箕，帮他用力把酸味扇走。活干完后我还兴奋着，想和颜哲再聊一会儿，但他几乎是强迫式地把我推走，命令我快回去睡，然后关上门。

　　我回到女知青宿舍，躺到床上。不行，今晚太兴奋，无论怎样努力也睡不着，我又悄悄起床，在场院里闲逛。等我下意识地逛到场长室，见屋里的灯还没熄灭，他还在看书，头影映在窗纸上。我想那本书一定和他的宝贝有关吧。他今天跑了百十里地，肯定累了，该劝他早点睡了，但我忍着没有打扰他。

　　我在外面痴痴地看着那个头影，很久才离开这儿。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二章 利他的设计

　　公元一九七零年六月一日，对北阴市旧城县红星公社知青农场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从这天起，一种全新的、利他主义的生活开始了。率先走入新生活的“新人”是赖安胜、陈得财和陈秀宽，是三个原先的恶人，厚道一点说，至少也算是道德层次较低的人吧。这多少带点讽刺意义。不过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类似的阴差阳错。

　　早饭后，颜哲敲响上工钟，而这向来是赖安胜的权力。知青们集中在井台边，听副场长庄学胥安排农活。赖安胜没有像过去那样立在井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大家，而是主动站到一班的队伍里。颜哲则站在井台上，平静地看着大家。大部分知青和老农在政治上比较迟钝，没有看出这点异常，只有庄学胥的眼睛贼，而且他事先知道一些内情，看出异常了，不过他没有动声色，只是时不时向赖安胜和颜哲扫过来一眼。他要布置农活了，赖安胜笑哈哈地说：

　　“庄场长，我先说两句，我先说两句。从今天起，我到一班干活，颜哲当场长。”

　　全场愕然！就像一把盐撒到滚油锅里，人群中升腾出一片嘁嘈声。这会儿连庄学胥也无法掩盖自己的惊疑，瞪大眼睛看看赖安胜，看看颜哲，甚至还看看我。颜哲不动声色，我也佯做不知。最后庄学胥迟疑地问：

　　“赖场长你是当真？”

　　“当真，当真。颜哲是个好人，当场长最合适，再说我想干活。恁长时间没干活，我快想疯了。我割麦可是全场头一把好手，颜场长都承认的。”他又补了一句，“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最后这两句话非常让众人犯疑――明显不是赖安胜这种粗人的口气，但不管是鹦鹉学舌还是出自本人之口，反正这句话他说得十分真诚。这时颜哲说话了：

　　“庄场长，派活吧。”

　　他的声音很平和，但带着不可违抗的威势，在一句话中让众人接受了“场长更替”这个现实。庄学胥没有再迟疑，立即布置了农活。今天是全面开镰割麦，他为各班分了地块儿。并说中午不休息，炊事班把馍和开水送到地头。然后让各班班长带人出发。

　　从最初的震惊中醒过来，众人们开始各怀心思。颜哲平素干活实在，为人刚直，在知青和老农中有威信。所以对他当场长，不少人很高兴。一班的王全忠，二班三班的知青副班长何子建、刘卫东，小知青林镜等，一点不掩饰他们的兴奋，时不时看我，眼中尽是笑意。几个老农班长老肖、老初和老庞毕竟年纪大些，没让他们的感情外露，但至少是不反对的。孙小小的表情则纯粹是好奇，她的脑筋比较简单，大概考虑不到，赖安胜不当场长的话会不会影响她的前途。但岑明霞就不同了，她对场长以身相许，就是想早点招工回城，绝没想到今天一场霹雳，场长哥哥竟然会主动退位，可不把她弄得闪腰岔气！这会儿她简直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和愤怒，这愤怒既针对赖安胜，也针对颜哲。当她对颜哲扫来一眼时，眼中的毒汁简直能溅出来。还有庄学胥，在知青当中，身为知青副场长的他应该是最受震动的，但他掩饰功夫好，这会儿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镇静下来，照常派完农活，匆匆领着人们出工了。

　　颜哲没有随我们走，他目送人们离开后，独自回场长室。我敏锐地发现，不少知青眼中立时显出失望！这些大都是为人正派、干活实在的那类人，像何子建。何子建和颜哲的情况差不多，在农场都属一流的棒劳力，其实身材单薄，力气并不大。有一次他独自到西边的水台子乡拉货，那段路上有个较陡的坡，一般来说拉车的都要请同伴或路人帮忙推一下，他没喊别人帮忙，咬着牙一个人冲了上来。上坡后离农场还有二里地，在这段路中他一定非常难受了，但他硬撑着，一直到家才虚脱。那天我在现场，只见一辆人力车摇摇晃晃地走进农场，车一停下，拉车的人跟着就软了，踉跄几步摔在地上，把在场的女知青们吓得一片尖叫。过后我问他，冲上陡坡后你不会稍稍歇一会儿再走？他腼腆地说：

　　“想歇来着，可是那会儿心里好难受，我怕歇一会儿就走不动了。”

　　连颜哲也感慨，说他干活比自己还玩儿命。这会儿何子建瞄了我一眼，眼中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光芒，随即低下头，默默地走了。他们一定在想：颜哲当上场长第一天就变了？也像赖安胜那样再不干活，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监工？

　　我知道他们冤枉了颜哲。颜哲是在为全场人安排一种“新生活”，今天是第一天，一定有很多具体事项需要安排。刚才他眼底都是红的，昨晚很可能一宿未睡。但我没法子向大家解释，只有更卖力地干活，仿佛这样才能为颜哲赎一点罪过。

　　但我再卖力，比那三个“新人”还是差远了。农场的老农们都来自于种麦区，在割麦技艺上有数十年的浸淫，是知青们绝对比不上的。相比而言，若是从头开始学的技艺，比如插秧，则显示出知青们接受能力强的优势。赖安胜比昨天上午干得更泼，而且今天是三个人比翼齐飞，三个光膀子齐齐向前推进，三把镰刀刷刷地削平了麦浪，这让场面更好看。昨天孙小小说得对，看他们割麦简直是享受，比看洪常青的芭蕾舞还过瘾。赖安胜说“劳动最快乐”，现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他的真心话。三个人汗流如注，但脸上都漫溢着喜色，漫溢着光辉，光辉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他们的快乐在周围形成了一个磁场，形成了强力的正反馈，让所有人都沉浸在快乐中。

　　至于工作效率那就不用说了。我真遗憾，颜哲没有来目睹这样的劳动场面。



　　一天没有见颜哲，连吃饭时也没见，不知道他在干啥。割麦天收工很晚，收了工，到井台上推出井水，匆匆冲洗完毕，已经是深夜12点了。我实在乏得厉害，腰酸背疼，两条腿拖不动，真想赶快回屋倒头便睡，但我强撑着来到场长室，因为颜哲说过今天要告诉我所有秘密，而这个秘密太吸引人了！无论怎样疲乏，我也不会把这个时刻往后推的。

　　颜哲在屋里看书，是厚部头的英文原著。我知道他下乡时偷偷带来英汉大辞典和几本英文书，我学的是俄文，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书。他一直藏着掖着不敢让场长知道，要不又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这可不是妄测，同班知青王全忠带来了高中数理化课本，农闲时曾看过两眼，赖安胜知道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说：

　　“有个别知青，竟然到现在还在看高中课本！”

　　这个罪名是如此昭彰，以至于不用具体分析因何有罪。

　　所以，下乡后颜哲也是第一次看这本书。他看得很专心，虽然已经十分疲乏，但强撑着看下去，不时翻翻辞典。我悄悄推门进去，站到他身后时他还不知道。我攀着他的双肩，小声说：

　　“颜哲哥，对不起，可能耽误你的正事了，但你说过今天要告诉我秘密的。”

　　他把书推开，笑着站起来，打个哈欠，揉揉眼睛：“对，我是答应过。知道你肯定来，我一直在等你。”他过去把门关好，“不过你也得答应我，按老规矩，咱们先亲热一会儿。”

　　他紧紧搂住我，像往常那样给我一个接舌吻，双手钻到我的内衣里揉搓。我开始时抗拒，说：这是在屋里，小心别人看见。但像往常一样，我的情欲之火很快也被燃起，血液被烧沸。我回应着他的拥吻，享受着男女肉体接触时的快感。当他的手向下发展时，我凝起意志力制止住他，他也像往常那样没有再强逼。

　　但我今天总觉得有点异常，他在和我亲热时，一直拿一只眼睛冷静的观察我，那似乎是他的第三只眼睛，是旁观者的眼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性的俯瞰。这只是我下意识的模糊感觉，我拿不准，但心中隐隐的不舒服。等我们从情热中平静下来，他冷静地说：

　　“秋云，我知道，虽然你一直在拒绝我‘得寸进尺’，实际上你的性欲并不比我弱，你打心眼里喜欢我的抚摸。对不？”

　　我立即沉下脸，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在恋人之间这样的话算不上多下流，但反正它十分刺耳。这会儿我简直想拂袖而去。颜哲显然已经预料到我的反应，立即拉住我，恳切地说：

　　“秋云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有道德洁癖，肯定不爱听这样的话，但我这样说是有意为之，是为下面的解说做个铺垫。你听下去就会知道我这样说的用意了。”他盯着我的脸色，笑着问，“秋云你还生气不？你不生气，我就开始讲那个秘密。”

　　我说，不生气了，开始吧。

　　“秋云，刚才我其实是想告诉你：男人女人都有性欲的，所有两性繁衍的动物都不例外。性欲这玩意儿虽然很玄虚，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这点谁都不会否认。而且它完全是由基因所给予，这点也不会有疑义。比如，你我的性欲都是天生的，随年龄增长自动出现，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启蒙，不需要父母或师长来打开性欲之锁。我说得对不？”

　　我点点头。他说的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当然是对的。

　　“性欲是由基因决定，这是第一层面的因果。从第二层面上说，它是由激素所决定。比如，太监被阉割后不再产生激素，也就没了性欲，甚至他们的胡子都会在几天内完全脱落。”

　　“嗯，这些我知道。”

　　“下面我就要说正题了。与性欲一样，看似玄虚的‘利他主义’，比如蚂蚁的利他主义，也完全由基因或激素所决定，不需要教育、强制或外来的激励。这就像蚂蚁或白蚁建蚁巢，蚁巢非常复杂，但它们并不需要事先有一个蓝图。只要蚁群的数量足够多，信息素足够强，它们就会自动学会建蚁巢，就像是某个蓝图凭空出现了。我讲的这些，你有疑义吗？”

　　我摇摇头：“我没疑义，你接着往下说。”这些观点确实匪夷所思，但其实它非常符合逻辑，再加上他刚才的铺垫和类比，我没法子不信服它。

　　“因为蚁群的利他主义来自于天性，所以它是内禀稳定的，从蚂蚁社会建立到现在数千万年都没有断裂。非常可惜啊，在人类天性中没有这种利他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他天性不占优势。所以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尽在善恶之间摇摆。圣人的‘向善’教化抵不住人类的‘趋恶’本性。你肯定不会忘记58年大跃进，那时的社会多干净！人人忘我劳动，不计私利，尽情享受劳动的愉悦。再看看文化大革命至今的丑恶，和那时不啻是天壤之别。比比蚂蚁，人类真该脸红！”

　　我听他说着这些话，慢慢地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就像听母亲在我孩提时代的呢喃，遥远而亲切，有一种神秘的魔力，有天生的熟悉感。我明白了，想起来了。从我六岁起，颜伯伯反复说过类似的话。那时我当然不懂，但时间长了，它们悄悄渗入我的记忆，平时不被觉察，此刻被颜哲的话激醒，激起深长的共鸣。

　　颜哲下面说的内容我则是第一次听说：

　　“我爸爸深入地研究了蚂蚁的利他天性。从最深的层面说它是来自于基因，从较浅的层面说，实现它的‘技术途径’是信息素。小小的蚂蚁身上有很多复杂的腺体，像杜氏腺等，它们分泌出信息素，在蚁群中产生正反馈，最终形成一种类似磁场的无形的场。凡接受信息素的蚂蚁也就具有了稳固的利他主义。这不是天方夜谭，这种由信息素横向传递所造成的利他主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和性欲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我爸爸已经学会提炼这种信息素了。”

　　我迟疑地问：“那就是你说的……宝贝？”

　　颜哲点点头，自豪地拿出一件东西。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柱状圆筒，不锈钢材质，顶盖上有一个小把手，筒上印有我不认识的英文字。这是一种袖珍型喷雾器，此前我还从没见过。乍一看到它，我不禁愕然。我和颜哲相好多年，他带到农场的小箱子对我全方位开放，可以说他的内裤袜子有几条，我比他本人更清楚。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天知道他平时藏在什么地方？在农场的公共宿舍里可没有个人的私密空间。

　　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对颜哲有了畏惧感。原来他对我仍有尚未开放的秘密啊。不过反过来想想也不奇怪，我也同样有未对他开放的秘密――比如说，我在他父母之死中的责任。颜哲说：

　　“对，就是它，是我爸爸被抓走前一天传给我的。它的功效我想你已经不怀疑了，只用看看那三个‘新人’就行。我对他们都喷了一次，只一次，他们就立地成佛了。哈哈。”

　　我从他手中珍重地接过来，把玩着，沉思着。一个疑问慢慢浮出我的脑海：

　　“既然……为啥颜伯伯在生死关头不用它，用到那些恶人身上？我想他不会是来不及带。在被红卫兵抓走前，他已经和袁阿姨约定自杀，准备了自杀用的刀片。至少还做了另一项准备，就是把这件宝贝提前传给你。是不是？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用它来自救？”

　　提到他死去的父母，颜哲的眼色立即暗下来，他总是这个样子。他从没有向我讲过父母被抓前同他的诀别，我也无法真切地推想其细节，反正那一定是相当沉重的。在那次诀别中，父母可能不忍心明示他们会自杀，但也肯定会给儿子一点儿思想准备。那么，在接受了父亲传下来的宝贝、与父母预道永别、独自回到床上时，颜哲该是啥样的心情？我不敢想，即使仅仅想一想，我都会觉得心中压抑得难以忍受。我歉疚地说：

　　“颜哲哥对不起，我不想提起颜伯伯袁阿姨，但这件事太重要。”

　　颜哲摇摇头，驱走了心中的阴霾，解释说：

　　“说起来你可能不理解的。爸爸研究成功了信息素，但从不打算把它用到人类社会中。他说，用‘技术手段’来改变人性这种设想虽然十分诱人，但也非常可怕，有种种预料不到的副作用。他把资料和实物交给了我，让我此生继续他的研究。但又让我起誓，在我这一生中不准投入实用。他说要想真正投入实用至少是1000年后的事。”颜哲摇摇头，“我觉得爸爸过分谨慎了。他说这话是在被抓走的前夜，可能是受了当时心绪的影响吧。我不赞同这个决定，没有实践的研究能有什么意义？至少得在小范围中试用。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噢，原来是这样。”



　　那晚颜哲娓娓地讲了很久，我也完全忘掉了疲乏。他告诉我，到农场后他从来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赖安胜的杀人威胁只是一个外因，促使他把已经有的设想付诸实施。因为他早已发现，知青农场是个“相对孤立的社会系统”，知青们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来往，农场的老农们也都来自其它公社，与周围村民联系不多。至于“上边”，只有公社知青办和农场有直接联系，但也很少来人，平时只靠两条通讯线，即一条广播线和一条电话线。我更正道：

　　“你说错了，是一根。”

　　“对，是一根。”

　　公社和知青农场都太穷，从公社到农场只能拉得起一条电线，它兼作广播线和电话线，由场长室里的一个双掷开关控制。这个开关一般放在广播档，通电话时再改换到电话档。这么着要从外边打进来电话十分麻烦，场长哪能老呆在屋里给你当接线员？所以，大部分私人电话是直接通过广播喇叭，我也是从那时候才知道，墙上挂的纸喇叭不光能听，还能起话筒的作用。具体程序是这样的：家里的长途电话先打到公社，公社哪位热心人接到电话后，就对着墙上的纸喇叭高声复述内容，诸如：

　　“知青农场的某某某，你妈有病了，叫你回家一趟！”

　　而农场的人通过纸喇叭接听，虽然音质不好，也能勉强听到。接听者再对着纸喇叭大声回答，比如：

　　“那位传电话的叔叔，麻烦你告诉我妈，我这就请假！”

　　接电话的人再在电话里复述给打来电话的人。这样的喇叭电话音质很差，而且接电话者首先得放弃隐私权，因为当你打电话时，全农场每个屋子都在听着喇叭中的对话。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知青家长是不会来电话的，只要来电话必定是大事，比如父母急病之类。那时我最怕的，就是半夜三更突然听到纸喇叭里嘶嘶地喊我的名字。

　　颜哲接着说：“所以说，知青农场是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实验场，比较容易建立起清晰的边界，隔绝外界的影响。它也很安全，即使试验失败也不会扩散到外界。”他自信地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试验不可能失败了，它非常成功。你可以看到，那三个原来的‘坏种’，喷了我爸爸的利他素后，变成了多么高尚的人！”

　　我由衷地点头：“嗯哪，看着这仨人干活真的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他们劳动的快乐，那种非常真诚的、完全发自内心的快乐，把周围的人都感染了。你今天真该去现场看看。”

　　颜哲也很遗憾：“是的，真可惜我没去麦田。我今天太忙啊。昨天我使用的是我爸留给我的蚁素，接下来就该自己制造蚁素了。这个事情很急，但蚁素的制造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疑难，我一直在查资料。不过你说的那种快乐气氛我完全能想象得到。秋云你想想吧，如果全农场、全社会都变成这样，那该多好！”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那是理想之光，而他的理想是古今中外人类精英们最崇高的理想。但这个计划太庞大，太伟大，令我不由生出怯意。不敢相信两人小人物和一小瓶蚁素就能开创一个新时代。我迟疑地问：

　　“下一步，你是不是想对全场人都喷利他素？”

　　“对，除了……咱俩。”他顿了一下，“非常可惜，即使农场整个变成利他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了高尚的君子，但它仍处在异己环境中。需要一个人保持清醒，保持不那么‘高尚’的状态，因为有可能需要他玩一点权术或阴谋。以便保护其它高尚的成员。所以我想先不对自己喷利他素。”他叹息着说，“其实我很想早点进入那个境界，想亲身体验一下那种快乐。但我只能这样。至于你，我想也暂且别喷吧，以便能陪着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清醒，那我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最后这句话的内蕴非常沉重，他用玩笑来淡化它，“再说，咱俩就是不喷利他素，问题也不大，咱们的利他天性本来就占优势，我对咱俩的道德水准很有信心的。”

　　我犹豫着，拿不出明确的意见。今天我接触的新东西太多，它们汹涌而来，淹没了我的理解力。我一向信服颜哲，信服颜伯伯和袁阿姨。我也非常愿意农场变成一个干净高尚的小天地，只是，我难以排除心中隐隐的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我不知道，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就是顽固地横亘在我脑海深处。最后我迟疑地说：

　　“好――吧，我陪着你。”

　　听见我的许诺，他非常高兴，简直喜形于色。我也很感动，单从他的喜色中就能看出，他对我确实非常看重的。

　　他说，眼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制造更多的利他素，要足够全农场成员用。父亲已经传授给他制造方法，就是用这种蚁素吸引和收集蚁群，再从蚂蚁身上提炼出更多的蚁素，这就像种庄稼一样，只要有了种子（爸爸留给他的这瓶珍贵的蚁素），再生产它就非常简单。这两天他一直在复习父亲传授的办法。然后他要回城一趟，因为一些必需的仪器现在保存在颜家大院里。还需要再买一些化学药品，这就用得着他父母的遗产了，那笔钱款本来就是为这件“大事”而预储的。

　　他这一去大概要五天时间，所以――

　　“这五天就偏劳你了，帮我盯着点。赖安胜那三个人不用操心，他们确实已经变成君子了。该小心的是庄学胥，还有场里那几个爱惹事的痞子，像崔振山。”

　　我答应了。我们在夜色中久久对望，不知不觉已到凌晨，颜哲搂紧我，像大哥哥一样轻轻吻了我的额头。他就要走了，这次分手前他没有要求与我“亲热”。我们担负的使命太重大，已经没有闲心去想男女之事。

　　颜哲和我来到庄学胥所在的宿舍，颜哲进去把他喊醒。庄披着衣服，揉着眼睛出来，颜哲对他交待：

　　“我要赶到县知青办开会，大概四五天时间。”这句谎话是为了对庄学胥起到一点震慑作用，让他误以为颜哲在“上边”有人。“农场的麦收就由你全面负责吧，有啥事可以同秋云商量，她算是我的代表。”

　　我发现颜哲其实也很会当官的，这番话说得很平和，但平和之中自有场长的威势。庄学胥没有说话，只点点头。昨天局势的变化肯定出乎他的意料，到现在怕是还没想通呢。赖安胜咋能轻易就把场长禅让，而且是让给他本来想要杀的人？站在庄学胥的角度，他肯定会以为，是颜哲抓到了赖安胜犯罪的证据，逼迫他让出了场长宝座。但赖安胜现在的“快乐”不大像被胁迫的人啊。不管庄学胥是怎么猜想，反正他目前打算坐山观虎斗，到最有利的时机再动手。所以这会儿他对“颜场长”的安排言听计从。

　　颜哲把场长室的钥匙留给我，匆匆走了。这儿的交通很不方便，他要步行四十里赶到县城，才能坐上去北阴的班车。我站在井台上，看着他独自走出农场，沿着新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直到那个身影融化在晨光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井台上只余下我和庄学胥，场面比较尴尬，有那么五六分钟，我俩几乎找不到可以交谈的话题。我和他一块儿长大，关系曾相当亲密，但在文革和下乡期间，在目睹了他的种种作为之后，我早就不把他当成昔日的学胥哥了。而他显然也对我怀着敌意，因为他是把我和颜哲划到一条线上的。我们客气而冷淡地闲扯了两句，就分手了。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三章 平定内乱

　　颜哲走后的头两三天，农场的麦收没有受影响。除了得益于庄学胥的调度外，还得益于赖安胜他们三位“新人”。他们保持着持续的炽热，仨人几乎能顶两个知青班的劳动量。有了他们的榜样，其它知青和老农也都干劲儿十足。

　　但逆向的潜流还是有的。像岑明霞。岑明霞曾是男知青最痛恨的人，这是有特殊原因的。那时农场三天两头组织劳动竞赛，压榨着知青们本来就少的休息时间。人们乏得入骨，蹲厕所拉屎那会儿都能做个短梦，这对知青们根本不算稀罕事。刘卫东更绝，有次蹲井台上吃晚饭时竟然睡着了，手里端的碗一下子倒扣在地上。别人哄堂大笑，他醒过来还惊问：

　　“咋了？咋了？谁和我捣蛋？”

　　本来午饭和晚饭时间都是一个小时，但总有几个积极分子提前上班。尤其是岑明霞，她的饭量小，或者是她舍不得吃，因为节余的饭票可以在分红时换现钱，全场就数她的节余最多。吃饭少当然吃得快，十分钟不到就扛着农具下地了。而棒劳力们饭量都大，这时只好阴沉地瞪着她的背影，三口两口把饭扒完，赶快随她下地。如果单是这个原因，男知青们还不会太痛恨，问题是：只要大家都在她的精神感召下上工，岑明霞同志就该回场部拉屎了。大田里没有厕所，而知青们在这个习惯上一直没有被贫下中农教育过来，解手一定要去厕所的。但岑明霞的如厕时间太长，长得绝对超过了正常限度，屙井绳尿黄河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男知青们敢怒不敢言，你总没办法钻到女厕所里催一个姑娘出来吧，那也太没绅士风度了。

　　但也有敢于不绅士的人。那次岑明霞又故伎重演，她前脚走，崔振山后脚跟着回来，一边走一边大声嚷嚷着：

　　“大伙儿都听着，我要去给岑明霞的屙屎掐表啦，看她到底能蹲多长时间！”

　　众人们哄然大笑，撺掇他去。那时知青们没有一个带得起手表的，崔振山跑厨房里拎来农场的报时闹钟，蹲在女厕所门口守着。别人问他干啥，他就嬉笑着实话实说：

　　“小声点，别让里边听见。我给岑明霞的屙屎掐表哩。”

　　这段时间中当然也有女知青上厕所，但没一个人为岑明霞通风报信，说外边有人在算计她。结果，等蹲麻了双腿的岑明霞扶着墙走出来时，崔振山得意洋洋地宣布实测数据，说岑明霞在厕所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把观测结果捅了出来，在男女知青中传得沸沸扬扬，以后岑明霞的“积极”才收敛一些。

　　这次赖安胜禅让场长后，岑明霞表现得“嫉恶如仇”，老是拿毒毒的眼神瞪安胜，瞪颜哲，甚至瞪我。今天她干脆破罐子破摔，不但不再提前上班，上工后也耍赖，割几镰刀就坐在地下歇着，全不在乎别人的眼神。她这么一耍赖，别人根本没办法，农场里基本是吃大锅饭，虽然也评工分、计考勤，但只要岑明霞是坐在地里而不是睡在宿舍里，你就没法说她不出勤。崔振山也跟着学样。他一向又懒又滑，赖安胜当场长时有煞气，他还不敢懒得过份，现在赖安胜下台了，庄学胥又睁眼闭眼地不抓纪律（依我看他甚至在怂恿纪律的涣散），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看着这些情况，我很着急，很担心。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也许等颜哲回来时，农场的秩序已经崩溃了，那时我该怎样面对颜哲的信任？但处在我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任场长的女友――我无计可施，只有加倍卖力地干活，来麻痹心中的焦灼。

　　这几天中常常想起颜伯伯生前说过的：蚂蚁社会中没有内耗，成员的劳动完全自觉，不需要教育、感化、惩罚、物质刺激，不需要工分和工头……所以蚂蚁社会是最高效的，内禀稳定的，8000万年来始终如一，太难得了！我想颜伯伯说得真对，且不说别的，单说人类社会中为了公平分配劳动成果，约束像岑明霞、崔振山这样的懒人诚实劳动，需要制定多么繁琐的规则，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去监控，最后还是一团糟！而蚂蚁社会呢，只需要分泌一点蚁素就行了。

　　颜伯伯说那些话时我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才理解了。我盼着颜哲早点回来，带着那种宝贵的蚁素，或者叫利他素，把所有人都改造成新人。



　　第五天，农场的那股潜流更加汹涌。晚上，我偶然瞥见庄学胥拉着崔振山等三四个人聚在麦场旁，好像在嘀咕什么。在我经过时，他们的话头一下子停了，或尴尬或阴沉地看着我。我装着没看见，径直走过去。

　　我独自来到平常和颜哲幽会的地方，心里煎熬着，不知道庄学胥这会儿在捣啥鬼。过一会儿，庄学胥跑来找我，向我索要场长室的钥匙，说他想给公社打个电话。我估计他是想向县知青办打电话，落实颜哲是不是在那儿开会。看来他捉摸了几天后，对这件事已经犯疑了。这也难怪，一般来说，县知青办不会专挑麦忙天去召开一个长达五天的会议。颜哲的这个谎话撒得太不高明。

　　我当然不会让他顺顺当当打这个电话，就佯做找不到钥匙了，翻遍全身衣兜也找不到。这时我真庆幸知青农场的通讯落后，给庄学胥的行动增加了难度。我说：

　　“真抱歉，明明装在上衣口袋里的，咋会找不到啦？等我找到后给你送去吧。”

　　庄学胥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我在捣鬼，冷笑一声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我自个儿也觉得我的捣鬼不大光明。不过我更理解了颜哲早先的话：得有一两个人不喷蚁素，保持清醒。因为，为了完成崇高的目的，有时不得不玩一些阴谋，做一些小动作。

　　第二天上午是拉麦，我给老肖班长拉稍。牛把式郜祥富急匆匆地来找我，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努力镇静自己，对郜叔叔使个眼色，走到一边，避开旁人。郜祥富疑虑地问：

　　“秋云，我说句不当说的话，是不是颜哲没在县里开会？”

　　我觉得浑身血液冲到头上，一下子懵了，吃吃地问：“你这话啥意思？”

　　“你们在大田时，我听见庄学胥用喇叭往县里打电话，那边回话说，这几天根本没有知青会！”

　　他非常担心地盯着我，显然，他担心的不光是开会不开会，而是――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花头，毕竟这次权力更替太突然，谁心里都会画个问号的。郜叔叔是个厚道人，对颜哲和我一向非常好。现在连他也对颜哲起了疑心。我没法儿回答，既不想骗他，也不能说出真情，只能含糊地说：

　　“他确实对我说，是去县城开会呀。好在今天他就该回来了，回来再问他。”

　　这个回答当然不能释疑，郜祥富疑虑地、心疼地看着我。如果――那颜哲这个麻烦就大了！郜叔叔是把我当闺女看待的。农场初建时从地区黄牛研究所半买半要地弄来七头南阳黄牛，我非常喜欢它们，没事就去找它们玩，连带着和郜叔叔混熟了。这是真正纯种的南阳黄牛，而不是周围农村已经退化的、形态猥琐的杂种牛。南阳黄牛是全国最有名的役用兼肉用牛，个头剽悍，几乎有一人高，玉石一样青白色的弯牛角，硕大的四只蹄子，全身披挂着像丝绸一样光滑细密的金黄色牛毛，用手触一触，那儿的皮毛就会轻微地抖动一下，像是一片涟漪向四周荡开。它们散在草地上吃草时显得特别安详和高贵，牛尾巴悠闲地在脊背上拂着，幽深的黑色瞳孔里反射着夕阳的金光。我喜欢它们不光是因为外形，还因为它们的神态和风骨。你站在旁边时，它们会以安详自信的目光来看你，就像是你一个心意相通的平等的伙伴。它们的肩胛骨很高，便于安装挽具，这正是农学书上强调的南阳黄牛的优点之一。初春的田野里，两头黄牛用它们的肩胛并排拉着深耕犁，解冻后变得松软的黑土浪花般翻卷着。它们步伐从容，神态悠闲，那个漂亮那个潇洒啊，真是再看也看不够。

　　对这些黄牛我说过一句很傻的话，以后想起来就脸红。那天，我忽然发现有一头黄牛的胯间吊着两个蛋蛋，而旁边的牛没有。我忙问郜叔叔，这头牛是不是长了肿瘤？用不用看医生？其实我不至于这样傻的，如果稍微认真想一下，也许就知道答案。不过我在郜叔叔跟前随便惯了，那句话没走脑子就直接蹦出来。郜叔叔很窘，对我直摇头：

　　“你这个妮子呀，你个傻妮子呀。”虽然很难启齿，他还是尽可能婉转地告诉我，“这是牤牛，就是公牛，是牛里面的男人。旁边那些没蛋蛋儿的是磨牛（北阴土话），就是母牛。”

　　我当然不至于傻得一点不透缝，理解了他的意思，羞得红着脸跑了。郜叔叔很厚道，为我保密，没把这句傻话告诉任何人。后来我自个儿忍不住，在一次幽会中告诉了颜哲。那次真让颜哲笑疯了，他笑得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像个农村娘儿们那样使劲拍大腿。后来我跟他急眼，他才勉强止住笑，并答应我决不告诉别人。

　　郜叔叔也很疼颜哲。他去岗上放牛，或者回家探亲，总忘不了给俺俩捎一些小礼物。有时是几个鹌鹑蛋，用荷叶小心地包着；有时逮一只漂亮的蚰子；有时是一包酸枣。现在，他真诚地为颜哲操心，我却无法告诉他实情。

　　我简直不知道咋和郜祥富分的手，撵上老肖，拉上麦车的稍绳。老肖也看出我有心事，关心地看看我，但没有问。老肖也是个好人，不言不语的，但知道心疼人。我俩默默地拉着麦车回去，到了打麦场。庄学胥见到我，非常客气地问：

　　“颜场长开会该完了吧，今晚是不是该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眼神，确信他已经知晓了实情――可能不是全部实情，但至少落实了颜哲这五天并没有在县里开会，而只要有这个裂缝，颜哲的场长位置就坐不稳了。

　　我不愿这么快就认输，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小人，就冷冷地说：

　　“庄副场长是急着向他汇报工作？别急，我想他该回来了。”

　　然后撇开他走了。



　　当晚，颜哲终于回来了。后来我回城探家时听爹妈说，颜哲回城五天，一直闷头钻在家里，不知道捣鼓什么，连饭都是由我妈做好了送去。一天妈去送饭，一进院子大吃一惊，那么大的颜家大院，黑鸦鸦地全是蚂蚁，地上铺满了，几乎看不见一寸地皮！细看，蚂蚁都是向一个中心走。我妈随着蚂蚁的流向，边走边看。颜哲那会儿不在，到桑园里解手去了。蚁群一直爬到颜家堂屋，爬上桌子，爬进一个大肚子长脖子的玻璃瓶。这个玻璃瓶正架在火上烧，所以进去的蚂蚁不用说都被煮死了，但它们照旧不慌不忙地自动朝瓶里进。妈震惊地说这真神了！颜家一定有祖传的召唤蚂蚁的法术，因为类似的蚂蚁朝圣你爹也见过一次，那是颜教授鼓捣出来的。

　　颜哲走的第五天下午，我们从麦地回来，孙小小高兴地喊：秋云姐，你看颜哲哥，不，颜场长回来了！这时我看见颜哲在砖桥边等我们，披着一身金色夕阳，显得纯洁而高贵。我心中涌出难以抑止的狂喜。孙小小率先跑过去，拉着颜哲说这说那。这个15岁的小姑娘虽然已经成了赖安胜的情妇，虽然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争风吃醋，但毕竟还保持着少女的纯真，没有忘记她同颜哲的友谊。颜哲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和大伙儿打招呼。但我心痛地发现，大伙儿看他的眼光比较陌生，包括与他关系一向很好的林镜、何子建、刘卫东、郜祥富等。他们都知道了那个消息――颜哲这五天并不是在县知青办开会，也猜到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中有花头。颜哲似乎没有看出这种情绪暗流，对我说：

　　“秋云，你到场长室给我开门。”

　　我跟他去了。我能真切感受到背后目光的压力，那是几十双目光汇成的，像锥子一样扎人。

　　我打开场长室的门，同他进去。没等颜哲问我，我立即讲了场里的凶险波涛。颜哲听了，一点儿都不在意：

　　“没事的，我已经把蚁素弄妥了，今晚喷洒完就万事大吉。没事的。”

　　他从隔壁的库房拎来两个农用喷雾器，蚁素大概已经灌装妥当，因为我闻到熟悉的微酸味儿。看着它们，我放下心来――但仍有些忐忑。原先那瓶蚁素是颜伯伯制造的，现在，颜哲制造的蚁素也有同样的神奇功效吗？颜哲倒是成竹在胸，笑着说：

　　“不妨事的，不妨事的，庄学胥翻不起大浪。走，跟我吃饭去。”

　　大伙儿聚在井台吃饭时，颜哲对庄学胥说：

　　“庄副场长，通知八点在库房开会，县里有重要精神传达。”

　　庄学胥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目光深处有猫玩老鼠的得意。他没有揭穿颜哲的谎话，只是问一句：

　　“是在库房？天这么热。”

　　天热时农场开群众会一般都在麦场，那儿豁亮。颜哲点点头，没有做任何解释：

　　“是。按我说的意见去通知吧。”



　　我及时向颜哲警告了农场中潜涌的波涛，但我毕竟没经验，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想到在当天的会上庄学胥就要向颜哲发难，也没想到他利用的炮手是崔振山。

　　农场的知青按来源说分两大块：北阴市来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和旧城县来的初中生。崔振山属于后者。他身高体胖，从外表上看比颜哲的年纪还要大。家里非常贫穷，是那种入骨的贫穷。20年的贫穷生活极大的放大了他最强大的本能――吃。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一拃长、四指宽的肥肉片子，筷子夹起来颤悠悠的，一口吞下去――那才叫美！”

　　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爱打赌，而打赌内容总要和吃联在一起。一次午饭，他吃了两个馍，一碗稀饭，对于知青的粮食定量来说，这已经是最大值了。然后恋恋不舍地放下碗，说：

　　“娘的，再来十个馍也能吃下去。谁敢和我打赌？赌一个月的饭票。”

　　何子建看看他，跑食堂里抱来十个馍，摞成高高的一堆：“吃吧。”

　　崔振山乐得眯着眼：“真打赌？不耍赖？”

　　“不赖。”

　　于是崔振山自己又去买了两碗稀饭，据他说有稀饭冲着，吃馍更利索。也不要菜，大口大口吃起来。开始六七个馍简直是风卷残云，但崔振山显然也高估了自己的饭量，他的速度逐渐放慢，吃最后一个馍时非常难以下咽，先用手掰下一块儿，用力捏成小团，再送到嘴里，似乎这样可以少占胃的容积。那个艰难劲儿，连我们旁观者都替他难受。何子建劝他说：

　　“实在吃不了就算球啦，撑死了划不着。我主动降价，只要你一半赌注。”

　　但崔振山哪舍得半个月的饭票？仍视死如归地吃下去。他最终吃完了，这顿饭总共吃了12个馍，三碗稀饭，合二斤七两粮食，以后一直没人能打破这个纪录。

　　那天下午正好是扛麦包。扛麦包是重体力活，200斤重的麦包被人抬放到腰部，弯着腰，踩着梯子板，一步步爬到麦堆上，再拉开麦包的封口绳，把麦子倒出来。这个活初干还不觉得，但干了一天后，晚上瘫在床上，全身骨节都像是酥了。往常崔振山虽然满身横肉，却一贯以弱劳力自居，拉人力车时只当拉稍的，而且稍绳还老是松垂着，扛麦包这类话他自然是从来不干的。但这天下午他主动去库房，发疯般地扛麦包。晚饭也没吃，跑到堰塘里游泳，很晚才回来。即使如此，夜里他还撑得在床上穷折腾。

　　第二天他还阳了，追着何子建要饭票，穷追不舍，弄得何子建那些天躲着不敢见他。何子建的为人绝不赖皮，但一个月饭票太重要，一个月不吃饭早就饿死了。所以他虽然耍赖，大伙儿都同情他。后来还是颜哲几个人说合，把赌注减少为10天饭票，这事才算了结。到了月末，何子建没饭票了，每顿只敢喝一碗稀饭，可怜兮兮的，我们几个饭量小的女知青为他凑了一些。

　　崔振山另一次有名的打赌是吃青蛙，他说他敢生吃青蛙腿，赌两毛钱，结果他当然赢了；然后他说再赌吃青蛙头，也赌两毛钱，周围的人都笑，没人再同他赌。这时知青黄瞎子路过，因为没有目睹刚才崔振山的生猛表现，不相信他的胆量，就应了这个赌。但黄瞎子掏遍口袋只有贰分钱，崔振山知道他是真没钱，便说：

　　“两分钱也赌！”

　　把青蛙头塞嘴里，卡查卡查嚼吃了，伸手向黄瞎子要钱。

　　两天后他捉了一只癞蛤蟆，又满场找人打赌，说把癞蛤蟆整个连皮带骨吃完，赌五毛钱。癞蛤蟆的皮肤上有毒腺，流着黄绿色的粘液，看着都令人反胃，怎么吃？但这次再没有人敢应战，他把赌注降到两毛钱也没人应，这回算是尝到了“独孤求败”的滋味。

　　从本性上说，他和颜哲是两类人，自然成不了知心朋友。但崔振山没什么政治上的野心，与颜哲没有利害冲突，平素相处得还算不错。至于这次他为啥甘愿充当庄学胥的炮手，我一直想不通。只能说崔振山乐得看见天下大乱，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白开心” 式的人物（见古龙《绝代双娇》）。也许是他对颜哲的“平步青云”有嫉妒，而庄学胥聪明地发现和利用了这一点。



　　晚八点，早就习惯了政治学习的场员们拎着各式各样的自制板凳，准时来到库房。颜哲和庄学胥在门口迎候着，我守候在里面，悄悄地照护着墙角的两个喷雾器。很多人进来的第一句话是：咋不在麦场开会？库房里多闷热！我知道颜哲选在这儿开会是想保证蚁素的喷洒效果，但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这使我成了阴谋的参与者，有点心虚，不大敢看别人的目光。颜哲很从容，笑着对来人说：

　　“忍一会儿，一会儿你们就知道原因了。”

　　赖安胜、陈得财和陈秀宽都来了，满面笑容，规规矩矩地坐到一个角落里。往常赖场长总是叉着腰立在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俯瞰大家。那时的霸气突然变成今天谦和的微笑，大伙儿对这一变化还不习惯，所以下意识地避开他，这样他三人便成了人群中的一个孤岛。

　　岑明霞也进来了，她今天还是那种“恨遍天下”的模样，恶狠狠地瞪一眼赖安胜，再瞪一眼颜哲，找个阴影处坐下，像平素一样开始纳鞋底。那个年代，纳鞋底是北阴市贫民女人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虽然一双鞋底要千针万线，而加工费只有区区几毛钱，但不少人完全以此为生。岑明霞是替她妈纳鞋底，等攒够几十双，就托探家的知青捎回家。她虽然干公家话耍滑，给自家纳鞋底却非常卖力，而且活干得又快又漂亮。

　　人群中的另一座孤岛是颜哲，也许还要加上我。虽然我俩平时很有人缘，但毕竟颜哲这回当上场长太突然，太蹊跷，而且正在麦忙期间出去开了五天会――又听说县知青办并没召开什么会！这一切凑到一块儿，使大伙儿不由得对我俩拉大了距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看着颜哲。

　　崔振山进来了，进门后先滴溜溜地扫视一圈，在角落里找到了赖安胜，幸灾乐祸地说：

　　“咦，赖场长咋窝到那儿？你不站在主席台上叉着腰啦？”

　　大伙儿都一愣，觉得这句话有点刺耳。虽然不少人对赖安胜下台高兴，但毕竟这么当面揭丑有点过分，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赖安胜却不以为忤，高高兴兴地回答：

　　“我不当场长了。我想干活。”他补充一句：“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这句话说得像唱儿歌，大伙儿都啼笑皆非，但没人笑。因为他的表情非常真诚，看来这句话确系发自内心，于是这句可笑的孩子话就有了感人的力量。崔振山没有受到感化，嬉笑着说：

　　“看，这话说得多动人，咱赖场长觉悟多高。不过赖场长我就奇怪啦，你咋把场长让给颜哲？按说场长这个位置，你不干了，得副场长顶上来。”

　　大屋里顿时没了声音，这句话太敏感，是不适宜在公众场合大声说出口的。几个老农班长和知青副班长都屏住气息，等着赖安胜、颜哲和庄学胥会有什么反应。到这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今晚崔振山是存心替庄学胥搅局的。后来我得知，庄学胥在今晚发难是有预谋的，他觉得现在是最佳时机，可以整倒颜哲再加上赖安胜，这样他的场长位置就绝对到手了。他最初想找两三个有威望的知青副班长当炮手，但几个副班长都知道庄学胥的为人，平素也与颜哲交厚，不愿为庄学胥火中取栗，都婉言推辞了。无奈之中庄学胥才找到不大能上台面的崔振山。

　　我紧张地看看颜哲，从他的平静表情中看不出什么。庄学胥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但并没有尝试去制止崔振山。屋里气氛是如此异常，连最没有心劲儿、正在同周围人嬉闹的孙小小也觉察到异常，惊异地抬起头看着我们。

　　但赖安胜一点儿不受周围气氛的影响，照旧快快乐乐地说：

　　“我把场长让给颜哲，他是个好人。”他想了想，主动补充道，“我不是好人，我们（他用手指指陈得财和陈秀宽）不是好人。我们曾经不是好人。”

　　这句三段递进式的忏悔，意味太重了，周围的人都受到震动，几十双目光刷地汇聚到他身上。只有崔振山还是一点儿不受感化，一点也不松口地追问：

　　“曾经？那你现在变好了？”

　　赖安胜看看另两个“新人”，高兴地说：“对，我们变好了，颜场长说我们都变成好人了。”

　　我们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快乐，而且联想到这些天来他们三个干活的劲头，觉得赖安胜这句话确系实情。我看看庄学胥，他的脸色开始沉下来，也许这样的进程并不如他的意，也许他觉得赖安胜的举止太反常，不大像是被威逼退位的人。崔振山看一眼庄学胥，眼珠一转，贼兮兮地笑着追问：

　　“你说你们三个过去是坏人？咋坏？”

　　全场静下来，没有人再小声说话，没有人用扇子打蚊子。人们都小心翼翼地、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到了这时，人人都闻到了即将爆炸的火药味儿。赖安胜仍保持着那种沉静的幸福，毫无机心地回答：

　　“我从当上场长后就偷懒，不干活，光想整人，还操心着把女知青骗上床。”

　　屋里像落了一个无声的炸雷。庄学胥被惊呆了，也许他这时才觉察到局面已经失控。当然，能把赖安胜搞臭也是他的目的，但他凭本能知道，局面按这样走下去就太危险了。颜哲眉头锁起，正想制止崔和赖的对话，但崔振山已经迫不及待地问：

　　“那你快说，都把谁骗上床了？”

　　全场刹时冰冻了，凝固了。空气中充满了高能火药，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引爆。人们下意识地低头，不敢看赖安胜，不敢看周围的人。也许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窥探隐私的欲望，但无论如何，当着大伙的面，尤其当着几个女当事人的面，这么毫不留情的追问，未免太过分太缺德了。只有崔振山这样脸厚皮糙的人，才能把这种话说出口。岑明霞早就停止纳鞋底，此时脸色苍白如纸，手里举着针一动不动。我觉得只要谁用手指戳一戳她，她的身体就会立马溃散。我在人群中还发现另外两个苍白如纸的面庞，我想，过去传说赖安胜已经把三个女知青弄上床，一直不确知另两人是谁，但现在我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她们了。

　　庄学胥终于反应过来，暴怒地喊：“住嘴！崔振山你给我住嘴！”

　　崔振山可不吃这一套，讥诮地说：“为啥？不是你让我来闹场的么！忘了你昨天咋求我啦？”

　　庄学胥被噎住，嘴唇抖索着说不出话。颜哲这时说话了，声音很平和：

　　“振山你不要再问了。赖安胜过去干过坏事，但他真的变好了，这几天来他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清楚的，你们说是不是？”

　　不少人暗暗点头。的确，这些天来三个恶人的“焕然一新”，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原因。颜哲谆谆地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恶’，至少有不高尚的东西。有人干活耍滑，拉稍时他的稍绳从来没崩紧过（这是指崔振山）；有人在晒场时偷农场的芝麻吃（还是崔振山）；有人吃饭想尽办法赖饭票（这是指陈秀宽）；有人在场长面前巴结谄媚，想早点招工回城……”他没有再往下列举，尤其没提那些过于丑恶的事，比如有些女知青以肉体换取招工。他说：

　　“心中有‘恶’没关系，改了就好了，像赖安胜一样，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你就会感受到真正的轻松，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

　　崔振山撇着嘴说：“哟，我咋听起来像是福音堂的牧师在传教。颜哲你别跟我装圣人，你只说说这五天你上哪儿了？县知青办的电话说啦，这几天县里根本没有会议。”

　　大伙儿都看着颜哲，因为这些天都听了一些风言风语，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看来局面走到这一步才是庄学胥的真意，他按捺住心中的得意，不动声色地看着颜哲。我为颜哲捏一把汗，不知道他怎样对付这个咬人咬红了眼的崔振山，尤其他下嘴的地方恰是颜哲的短处。颜哲沉下脸，冷冷地说：

　　“那是个秘密会议，级别不够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他转向大家，“我现在就宣布那次秘密会议的内容。据防疫部门说，旧城县最近流行一种叫虎拉热的瘟疫，死亡率非常高。县里紧急命令，为全县人喷洒特效疫苗，一个人也不能漏。为了避免社会动荡，这个消息没在报上和有线广播上公开。”

　　下边熙攘一片，人们都很害怕。他说的什么“虎拉热”把大伙儿都唬住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虎拉热”只是他的杜撰。世上没有这玩意儿，只有“虎列拉”，即霍乱的旧译名，但霍乱是细菌致病，而疫苗是对付病毒的。不过那时的人们没有这些常识，没人知道他是在说谎。颜哲也没有给大伙儿时间来仔细揣摸，立即回头对我说：

　　“开始吧。”

　　此前的整个晚上，我都像个木偶一样戳在台上，被动地看着剧情进展，这会儿才有了我的戏份儿。我和颜哲戴上口罩（我俩不能吸入蚁素，颜哲说，农场得有一两个人保持清醒），背上农用喷雾器，开始按动手把。白色的烟雾从喷头中喷出，空气中充溢着好闻的微酸味儿。我能感到，尽管颜哲表面从容，但内心已经开始焦灼了，像庄学胥一样担心局面失控。我们得赶紧喷洒蚁素，只要喷完，局面就在颜哲掌握中了。好在大伙儿还没从“虎拉热”的震惊中清醒，被动地接受着喷洒。只有庄学胥紧张地思索着，忽然问：

　　“颜场长，你和秋云也喷疫苗吗？”

　　“当然，给你们喷完就给我俩喷。”

　　“那你们干嘛还要带着口罩？

　　颜哲一时语塞，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庄学胥立即跨前一步，咄咄逼人地问：

　　“颜哲！”他甚至不再称颜场长了，“你们喷的到底是啥玩意儿？”

　　他的逼问在人群中引起了惊慌，我也急了，惊慌地看着颜哲。颜哲丢个眼色让我镇静，让我别管庄学胥，只管喷下去。他自己干脆迎上去，用力按动手把，把大量白雾喷到庄学胥的脸上，厉声说：

　　“你想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吗？告诉你，是利他素，让你变成好人的。喷了它，你就不会再害人了，就像你在文革中害死我的爸妈一样。你也再不会在农场兴风作浪，为了自己能爬上去而不择手段。”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开始变平和，“庄学胥你不必担心，我说的是真的。很快你就会尝到劳动的快乐，利他的快乐。你会收获一种宁静的幸福。”

　　这番话让大伙儿有点儿迷茫。多数知青知道颜与庄之间的历史恩怨，以为颜哲是在说气话，所以没把他说的“利他素”当真。庄学胥开始还满面惧意，用双手在面前舞动着，用力驱赶烟雾。但他随之像被颜哲的话催眠了，舞动的手停下来，后来身体也静止了，入定了。慢慢地，庄学胥，还有在场的所有人，脸上都漾出沉静的幸福，那是几天来我从赖安胜那儿已经看惯了的表情。他们静静地聆听着颜哲的话，就像信徒们聆听牧师的传道――不，就像信徒们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颜哲的声音也越来越带着魔力：

　　“请把我给予的利他素纳入心底。抛弃私欲，抛弃恶念。世上惟有劳动最快乐，利他最快乐。”

　　利他素已经起作用了，它在人群中形成一个场，形成自我激励的正反馈。人群静下来，没一个人说话，但他们头顶都有勃勃跳动的喜悦，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它。每个人，包括刚才耍泼的崔振山、惊惧欲绝的岑明霞、诡谲的庄学胥，更不用说早就进入幸福境界的赖安胜等三个人。这会儿，庄学胥也像赖安胜那晚的表情，仰着脸，定定地看着远处，似乎在回忆前生的事。过了很久，他嗫嚅着说：

　　“颜哲，小云，我过去是不是干过很多坏事？”他急急地声明，“不过我要变成好人，我想我已经变成好人了。”

　　颜哲平和地说：“对，过去的事不管它，从今天起你就是好人了。”

　　庄学胥走到我跟前，忽然绽颜一笑，回头对颜哲说：

　　“其实我认识小云比你早，从小她就喊我学胥哥。”

　　颜哲点点头：“我知道。我回北阴第一天，你正领着她在我家院子里玩。”

　　此刻庄学胥的目光清朗纯洁，一如他七八岁时。我心中发疼，低声说：

　　“对，你是我的学胥哥，从小就知道护我，迁就我的小性子，还把你家的火镜啦、打火机啦拿出来让大伙儿玩。有一天我看见一只蝎子，我喊着：大螃蟹！伸手就去抓，是你把我一把拉回来，把蝎子踩死。”

　　这件往事让庄学胥脸上漾起一波笑纹，非常甜，是从内心自然漾出来的。他看看颜哲，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半仰着脸，似乎在倾听远古的回音。我猜想他是想对颜哲忏悔，对过去“具体的恶行”进行忏悔，比如他对颜哲父母的迫害，比如对我和颜哲的跟稍和告密。不过这些恶行比较可怕，即使在蚁素的魔力下他也难以出口。这时崔振山挤过来了，也是想说什么又中途停住，半仰着脸想了一会儿，突兀地说：

　　“颜哲我老实告诉你，我比你力气太多了，平常我是真人不露相。”

　　颜哲会心地笑了：“对，我知道。那次摔跤之后我就知道了。”

　　崔素来以弱劳力自居，即使给分去干“女人活”也毫不脸红，以至于大伙儿从心理定势上把他看成弱劳力。但人们忘了，这个饕餮之徒的一身横肉里藏着巨大的力气，远比身材单薄的颜哲强。有一天晚上十几个男知青在麦场上起哄，比赛摔跤。上场的都是平时公认的几个棒劳力。颜哲身材单薄，力气不算大，凭着身手敏捷赢了何子建和高林，这时崔振山忍不住上场了。虽然他身高体胖，但由于平时“弱劳力”的固有印象，颜哲没把他放眼里，没想到很快输了。颜哲哪能对他服气？非要再来一场，崔振山很狂地说：这次我让你搂后腰。颜哲不干，说这么着就是赢了，也胜之不武。但崔振山这次非常坚持，把狗熊一样的身板往地上一扎。颜哲从背后搂着他的腰，用尽力气甩他，把他甩得在空中转圈，但崔振山总能稳稳地落到地上。最后，颜哲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地彻底认输。

　　崔振山得意地说：“从前干活时我藏着力气，以后看我的吧。”

　　“对，我相信，你一定是知青中头一份棒劳力。”

　　岑明霞也迫不及待地挤到前边，她容光焕发，与刚才的惨白惊惧完全不同。她高兴地说：

　　“我的力气不大，可我手快，谁也比不上。秋云你也比我差远啦。”

　　她说得不假。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她掐芝麻叶。芝麻叶带有芝麻的香味，是本地农村常用的面条下锅菜。在芝麻结籽前总要掐一茬叶子，但不能掐多了，否则会影响芝麻的产量。干这个活，男人的力气完全用不上，他们常常用一只手扶住芝麻杆，防止细细的芝麻杆晃动，另一只手一片一片地掐，那个笨拙样子实在可笑。女劳力的手要巧一些，其中最巧的是要属岑明霞。她从芝麻稍开始，两手一左一右，从上而下，飞快地掐下去，同时能让芝麻杆一晃也不晃，动作灵巧得像蝴蝶在花心飞舞。我衷心地说：

　　“没错。不管啥活，你只要真心干，就干得又快又好。”

　　“我会真心干的，从明天起，你看我的吧。”

　　会场熙攘起来。所有人都几乎按捺不住劳动的欲望，急着想一显身手。颜哲回头喜悦地看看我，那意思说：一切都搞定了，我们成功了。我长舒一口气。眼前的情景当然让我喜悦，但同时，一种莫名其妙的苦涩在心中膨胀。

　　颜哲随即宣布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说从今天起，农场不再打上工钟，不再分派农活，劳动全凭大伙儿的主动，食堂吃饭也不再凭饭票。因为“高效的蚂蚁社会里从来没有这些累赘”。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惊人的决定，然后他宣布散会。人们都带着那种沉静的喜悦，相继离开了库房。颜哲只让保管员四娃留下，告诉他今晚要守在这儿，不能关门窗，用一把大蒲扇在屋里用力扇动。这是为了尽快把空气中残留的蚁素赶走，省得明天这儿出现一个蚂蚁大聚会。四娃不知道原因，但他当然会尽力会做的。颜哲后来告诉我，要想造成蚂蚁聚会，即蚁群的正反馈，空气中的蚁素浓度倒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有一个“稳定的”、“点状的”的蚁素源。

　　等他们走完，颜哲走过来，紧紧把我拥在怀里，低声说：

　　“成功了！我自己制造的蚁素和爸爸的一样有效。”

　　我同他拥吻，但没有说话。他看出我的心绪不佳，就关切地问：“怎么了？”

　　我犹豫片刻，说他最后那个决定恐怕太草率，尽管有了蚁素，但一个农场不能缺少有效的生产指挥，否则会乱套的。颜哲笑了，自信地说：

　　“你恐怕还囿在旧的圈子没有跳出来。我举个例子：如果想把水提到山顶，那就需要一整套东西――提灌站啦，水渠啦，电力啦，尤其是外部的管理啦，等等。但若让水往低处流，就不需要任何这类玩意儿，水会自动把所有低凹处填满。为什么？因为第一种过程违逆水的本性，而第二个目标符合水的本性。人类社会也是同样道理：只要成员具备了利他本性，他们会自动填满所有需要劳动的岗位。不要忘了那个现成的例子：蚂蚁社会里就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管理，但它们运转得很好。”

　　我不再说话了，在他的怀抱中保持沉默。颜哲扳过我的脸仔细看看，说：

　　“不，你有心事不是为这个。告诉我，到底是为啥。”

　　我本不想说，但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只好说出来：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啥。没错，你的利他素很有效，我感受到了大伙儿的幸福。但这种幸福都带着梦游的色彩。坦率地说，他们现在的言行是由咱们控制着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俩并不在这个群体中，这让我――怎么说呢，有点儿‘骗人入局’的负罪感。”我怕自己的话伤害颜哲，赶忙补充道，“这只是我的糊涂念头，你别介意。也许，让我也吸入蚁素，跟大伙儿融入一体，就不会有这样的胡思乱想了。”

　　但我的“糊涂念头”显然对他触动很深，他也沉默了。良久他说：

　　“其实我也很想融进这个利他群体中去，但是不行，为了保护这个纯洁的小团体不受外界所害，必须得有一两个清醒的监管者。扮演这个角色是很痛苦的，这一点我十分清楚。秋云，你一定要陪着我，别让我一个人留在外面。”

　　他的话里有很深的痛苦，我被打动，反过来安慰他：“颜哲哥你别担心，我留下来陪你。我答应过的，保证说话算话。别不开心啦，今天你该高兴的，你的蚁素真的和你爸的蚁素一样有效，原先我还担心‘新姜没有老姜辣’呢，我是多虑了。”

　　“是啊，我看了那么多天的书，就是为了有效地复现爸爸的成功。有了今天的实践，我也更自信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两次的蚁素虽然同样有效，其间还是有差别的。这不奇怪，即使大药厂用标准程序生产的青霉素，也不能保证不同批号之间完全相同。按医院条例，打针前每个批号必须分别作皮肤试验。我本人就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危险。上初中时有一次我患肺炎，医生开了三天的青霉素，头天做了皮试，不过敏。因为是连续打针，其后不用再做皮试。但第三天的青霉素换了批号，护士疏忽了，忘了重做皮试。我打完针，刚走到医院门口，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好在我还清醒，知道是药物过敏，立即回头向注射室走，那时走路已经得扶着墙了。刚进注射室，我就顺墙溜下去，其后便人事不知。

　　过后很后怕，如果我当时没有勉强走回注射室而是休克在路上，耽耽搁搁的，说不定一条小命就报销了。可惜，在蚁素问题上我忘了这个可以类比的教训。那次从喷洒程序上说正好有一点巧合：喷了第一批号蚁素的赖安胜等三人又和其它人同时接受了第二批号蚁素的喷洒，后者完全覆盖了前者，于是把其中的矛盾掩盖起来。所以我和颜哲当时都没想到，不同“批号”的蚁素之间有着小小的差异。

　　而且，正是这个小小的差异造成了后来的血案，最终成了溃堤千里的蚁穴。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四章 女知青怀孕

　　第二天是打麦。像割麦一样，打麦也是农活中的重头戏。实践证明，颜哲说的“水会自动填满低凹处”的话一点儿不错。那天早饭后，虽然不再有人派工，但所有该去打麦场的劳力都去了。颜哲也早早赶去，拎个桑叉准备“撂垛”。打麦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把麦捆打碎，有人负责朝打麦机里喂麦，有人负责用桑叉把打麦机里喷出来的麦秸推到麦秸垛前，两人用桑叉把麦秸挑到垛上，即俗称的“撂垛”，再有一个人在垛上负责把挑上来的麦秸摊平，最后结出圆锥形的垛顶。麦秸是黄牛冬天的食物，堆成垛是为了防雨。打出来的麦粒则另有人负责运走，摊到麦场里晒干。

　　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不知道撂垛的艰难。从表面看来，把轻飘飘的麦秸挑到垛上一点儿也不费力，但长时间的重复动作使你肌肉酸痛僵硬，而麦秸垛越来越高，挑起来也越来越难。大团的麦秸如浪涛般不停息地涌来，你稍一放松，它们就会集成大堆，锈在一起，撂起来就更加困难。在农场里，撂垛向来是棒劳力的活，颜哲是当然选手之一。每次看到他累得精疲力竭，只能趁打麦机偶尔被麦秆塞死的片刻，拄着桑叉大口喘气，我真为他心疼。

　　不过今天颜哲没能干这个活，他刚站定，就被两人挤走了，一个是赖安胜，一个竟然是崔振山。虽然有昨天会上崔振山的那番话，但颜哲还是不大相信他能干这活，站旁边怀疑地观察着。但这两人确实干得很好，虽说也很疲累，但肯定比颜哲撂垛时从容多了。后来随着麦秸垛越来越高，他们也开始拄着桑叉喘气，但脸上仍洋溢着劳动的快乐。

　　整个场上都洋溢着这种快乐和幸福。向打麦机里喂麦的是岑明霞。这个活儿不需要大力气，但要手疾眼快，这正是岑明霞的强项――想想她纳鞋底是怎样一个快手！我在旁边解麦捆，一边干活，一边欣赏着岑明霞的动作，她真像跳芭蕾一样潇洒写意，揽过我递过去的麦束，用手一分，平平展展地送进打麦机，干得既快，也不会塞死机器。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头发也湿透了，脸上因汗水而粘满了细小的麦秸屑。但她脏兮兮的脸上同样洋溢着快乐。

　　整个农场运转得像一部精密的机器――不，这个比喻不好，所有机器都是需要外部管理者的，而农场却是自动运转，自我管理。其实应该这样比喻：农场运转得像高效的蚂蚁社会，只有劳动者，不需要管理者，没有任何内耗和无用功。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的地位比较尴尬――颜哲。今天无论他走到哪儿，拎起啥样的活，都会很快有人走过来，把他的活接下来。半晌休息时，他把我拉一边，尴尬地苦笑着：

　　“糟了，出了一点纰漏，是无法修正的错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

　　我吃惊地问出了啥纰漏，颜哲说：

　　“可能是蚁素的一个附加作用吧，人们都把我当成了蚁王，会自动地阻止我干活。”

　　我立即想起六岁那年，庄学胥带我们挖开蚁巢后的情景：十几只工蚁拽住蚁后躲起来，不让它身涉险地。没错，保护蚁王这种指令一定深藏在蚂蚁的信息素中。我不禁大笑，小声揶揄他：

　　“对，蚁后是不干活的，只负责繁殖。你把这个任务担起来得了。”

　　颜哲面红耳赤，他真的很尴尬。说起来，这种尴尬其实是缘于他的成功。他的蚁素很有效，如今农场成员的行为都受深层次的利他主义的支配，绝非劝说、解释、命令这些浅层次的行为所能改变。所以，不论他怎样解释，“不许蚁王干活”这个潜在的规则也不容改变。但如今这儿不需要脱产的管理者，他又不可能像蚁后那样专司繁殖，这样他岂不是成了废人一个？

　　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没干成任何农活，只好去厨房，帮助炊事班把新麦馍和绿豆汤送到打麦场。旧城县很穷，这儿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馍”，对他们来说，“好面馍”管饱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颜哲有次帮木匠齐师傅往家拉柴火（干木活后的废料）。乡间土路凸凹不平，到齐师傅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齐师傅八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但老爹一回来他就醒了，在床上拧来拧去、吭吭吃吃地不安生。颜哲有点奇怪，说齐师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还是当爹的知道儿子的心思，起身把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少一半白面多一半红薯面）掰下半个给儿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这才安心入睡。齐师傅对颜哲说：家里除了麦忙天，从来不敢吃花卷馍的，更不用说好面馍。儿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来，就是惦记他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

　　知青农场建场头年，知青们生活之苦不亚于周边农村，但我们占便宜处是新建农场，按规定三年不交皇粮，所以从第二年新麦下来后，在麦忙期间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两一个的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情形传到附近农村时，曾让周围的农民羡死妒死，甚至到县里去告我们。

　　麦忙天吃饭时有个奇怪的现象：既不知道饿，因为炎热和疲累让人失去了食欲；也不知道饱，随便一吃，一两斤馍就进肚了。连我也能吃两个大杠子馍，更不用说崔振山了，他几乎每顿都是三四个，过了麦忙期别人都瘦，就他膘肥油厚，像是秋天刚填完膘的狗熊。

　　但今天很奇怪。颜哲把馍篓扛来了，四两一个的白杠子馍散发着新麦的甜香，逗人馋涎，但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劳力和弱劳力，都只吃一个就不再拿了。颜哲努力劝他们多吃一点，但人们都微笑着，不无留恋地看看馍篓，一个个离开了。等到撂垛的赖安胜和崔振山把场地收拾净，也来吃馍时，颜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崔振山也只吃一个，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馍篓。

　　颜哲把我拉到一边，现在他的心里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了。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着。他说：

　　“大伙儿‘定量取食’这种现象，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有很深刻的意义。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利他素可以驱使每只蚂蚁都忘我地劳动，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它也能驱使每只蚂蚁公平地取食。否则，只要蚁群中出现一只贪得无厌的成员，就能破坏整个蚂蚁社会的秩序。”

　　这一点他说得太对了，我绝对信服。在高中吃食堂时，大伙儿的碗筷吃完后都放在公共碗架上。平时这种秩序很稳定，但只有出现一个捣乱者，出现一个自己没碗筷而偷用别人碗筷的家伙，很快就会激起一波凶猛的偷窃风潮，因为丢失碗筷者急于吃饭，都会很生气地顺手捞一副碗筷来用，而且没有良心负担。蚂蚁社会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人类社会中的法令、道德、惩罚、大门、铁锁等，它们怎么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真令人佩服。

　　颜哲说：“这么说来，咱们的蚁素确实很成功，在我尚不明白其深层机理的情形下，就成功地复现了自然界蚁素的所有功能。”

　　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分析，我想，他眼光的敏锐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但这样不行，麦忙期间活这样累，仍按农闲期间的取食标准是不行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取决于利他素的深层作用，不是解释和命令所能改变的。颜哲为此很发愁，无计可施，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我说：

　　“颜哲哥这样行不？你带头多吃，我也跟着你多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就是新的规则，会学我们的样――要知道如今你是蚁王呀，我算个副蚁王吧。”

　　颜哲眼睛亮了：“行，咱们试试看。”

　　他很高兴，夸我，说我与他的搭档简直是“绝配”，因为他擅长于走“正”道而我擅长于发现“奇”径，会不循常规地出牌。我被夸得有点害臊，说你先别夸我，能行不能行，还不知道呢。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我们加大了取食量，经过短时间的震荡后，其它人很快就跟我俩一致了。只是，为了保证别人吃饱，逼得小饭量的我，还有因不干重体力活而减了饭量的颜哲，不得不强撑着多吃，一直坚持到麦忙天过去。那些天，我们肚胀便秘，打嗝放屁，着实难受。旧城县农村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皇上最会享福，金銮殿左边支一个油锅，右边也支一个油锅，每天啥时想吃油条啥时候炸。这在农民心目中是最高境界的幸福。如今我知道，当一个吃饭无节制的皇上，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六月的农活不断头，麦收刚过就是插秧。插秧轮到知青唱主角了，因为农场中的老农都来自种麦区，没干过插秧，他们都四十多岁了，学做新农活肯定赶不上学生娃儿。所以他们只负责挑秧送开水，为插秧的知青当后勤。颜哲是主力中的主力，插得又快又好，还把插秧编成口诀：脚走两条线，两眼朝前看，左手（拿秧把的手）跟着右手（分秧和插秧的手）转。

　　但今年人们不许他进秧田。今年在秧田中大露风头的是岑明霞。她进了秧田就不见直腰，很快把别人远远地抛到后边，而且秧插得非常整齐，像是用直尺划出的格点。孙小小早忘了对岑明霞的敌意――喷了蚁素后，农场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恶”念了――大声夸奖岑明霞：

　　“明霞姐你真厉害，插秧又快又整齐，谁也比不上你！”

　　岑明霞直起腰，敲敲腰眼，显然她已经腰酸背疼，但看着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脸上浮出灿烂的笑容。这些天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是见惯的风景了。我看着她，也像颜哲那样往深层次思考，我想蚂蚁社会中一定也有技艺超群的个体吧，一定有的，在自然界，差别是绝对的。那么，这些技术超群的蚂蚁，也和普通蚂蚁一样享用定量的食物，它们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打击？或者说，缺乏激励规则的社会，是不是会导致平庸占主流？如果没有，那我们只能更佩服蚂蚁社会的高明设计。

　　我想啊想啊，得不出结论。也许，这种思考是颜哲这样的人特有的专利。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再思考下去，因为正在微笑的岑明霞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呕得满面胀红，眼中盈出泪水。我忙跟过去，正好过来送稻秧的赖安胜也急忙跑过去。我关切地问：咋啦？咋不舒服？我去喊卫生员吧。岑明霞摇摇头，说不用了，忽然有点恶心，这些天已经呕过很多次了。这时孙小小忽然笑着喊：

　　“明霞姐你别是怀孕了吧，怀孕的女人都要呕吐的。”

　　我吃一惊，心想自己的反应实在太迟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呀，反倒是傻呼呼的孙小小最先反应到。那会儿我非常尴尬，几乎不敢看岑明霞。未婚姑娘怀孕，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常丢人的事，何况她的身份是女知青？鉴于当时严厉的法律，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要蹲大牢的。我替岑明霞脸红，也替赖安胜担心，这些天来，我对他的恶感已经全都消失了，我不希望一个好人落得个悲惨下场。

　　奇怪的是我为之羞愧或担心的这两个人，在蚁素的作用下，都抛弃了正常人的思维规则。岑明霞并没有脸红羞愧，赖安胜也并没有恐惧担心。他们听了孙小小的话后，都恍然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脸上漾出更加灿烂的笑容，那是为人母和为人父的喜悦。这种喜悦应该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蚁素也遮蔽不住。

　　赖安胜小声问：“你真的怀孕了？”

　　岑明霞点点头说：“一定是了，两三个月没来例假。”

　　然后很陶醉地用手摸肚子。那儿当然不会有胎动，但她已经在预先聆听胎儿的呼唤了。

　　孙小小大声向别人宣示这个喜讯，周围的男人女人都围过来，很有兴趣地盯着岑明霞的肚子。我面红耳赤，逃一般离开这里。我在场长室找到正在看英文书的颜哲，把这个情况告诉他。颜哲也傻眼了，他比我更清楚“女知青怀孕”的严重后果，同样不愿赖安胜有那种下场。何况这事一捅出去，就会彻底破坏他刚开始的社会实验！我俩关在屋里商量很久，想不出可靠的办法。打胎的办法不是没想过，但在当时严厉的清教徒式的社会规则下，干这件事太难，超出两个知青的能力。颜哲一向对自己的智力自负，但在这种事上，他的“只会走正道”的智慧没有用处。我比他强一些，但今天也想不出其它的出牌方法。

　　天晚了，田里的人们收工了，他们踩着夕阳，说说笑笑地走回农场。不少人簇拥着岑明霞，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尤其是孙小小，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不用说，全场人都知道了岑明霞怀孕的“喜讯”，他们身上洋溢着更加浓郁的幸福。

　　我俩透过场长室的窗户，心情复杂地盯着他们。往常我俩非常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也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眼光，欣赏场员们脸上的幸福，看着他们，我们自己也不酒自醉。但今天这种表情让我俩啼笑皆非。我们在为闯祸者忧心忡忡、绞尽脑汁想捂住这个裂缝，而当事者却浑然不知眼前的灾祸，还在一如往常地“幸福”着。最后，颜哲咬咬牙说：

　　“那――就让她生下来吧。分娩前让她一直待在农场里，咱们把这个秘密捂住。”

　　我大吃一惊，疑虑地看着他。颜哲解释说：

　　“秋云你听我解释。如果把岑明霞送到县医院去流产，哪怕找到可靠的关系，也很难保证不泄露秘密，那赖安胜就惨了，咱们的社会实验也肯定泄密。再说，看看岑明霞的欣喜表情，她会同意流产吗？肯定不会。他们喷过蚁素后，只受‘利他本能’的控制，不会有这种世俗的担心，而‘繁衍后代’应该是利他本能的第一目标。”

　　颜哲苦笑着加上一句：

　　“其实，蒙昧者最幸福，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清醒的上帝，是最痛苦的啊。”

　　我对他这种“清醒的痛苦”深有同感，这会儿我真后悔不该留在“外边”陪颜哲。但对他的决定我还是坚决反对，我说：

　　“你的担心不错，但不管咋说，也不能让一个未婚姑娘生下私生子呀，那会毁了她的一生。”

　　颜哲说下边的话时，显然颇为犹豫。看来他不想对我说得那么深，那么直白。但犹豫良久，还是没有瞒我。他说：

　　“我决定让她生下孩子，还有更深的考虑。秋云，也许你对我的这些考虑有反感，希望你认真听我说完，并且――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请你不要站在女人本能的高度、而要站在哲理的高度思考问题。行不行？”

　　他执拗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是“女人本能的高度”，什么是“哲理的高度”，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这才往下说：

　　“我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我爸爸一再说：蚂蚁的利他主义社会是内禀稳定的，他对这一点极为看重。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蚂蚁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机制，可以自动产生足够的蚁素，在族群内部形成一个自我激励的闭环，从而把利他社会永远延续下去，不需要一个上帝来监管和校正。这种自稳定机制正是利他社会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再看咱们的社会实验，从目前情况看相当成功，但你别忘了，它与蚂蚁社会相比，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镜像不对称――咱们的小型利他社会需要一个外部的监管者，一个上帝。上帝为他们注入蚁素，随时校正运行中出现的误差。可是，如果一个利他社会不得不依靠外部监管者，那是非常不可靠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怎么保证一定有这么一个上帝？不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保证能随时产生一个尽责的上帝。”

　　我不禁悚然。这些天来，我一直陶醉于农场的幸福感中，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计划原来还有这样大的疏漏，甚至是本质的、不可校正的疏漏。我对颜哲更佩服了，他确实比我站得高，想得远。颜哲皱着眉头继续说：

　　“还有更可怕的前景呢，那就是这个利他社会之上，可能出现一个恶的、自私的上帝。因为上帝本人并不受利他素的约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自我约束，但这就更不可靠啦。一旦他心存恶念，那他就会把他控制下的、高度纪律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你――想想这种前景吧。”

　　我更加悚然，也更看清了我和颜哲的距离。这些天，我非常投入地帮他创建这个利他社会，但实际上我是浑浑噩噩的，根本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可怕的陷阱，也没想到我绝对信服的颜哲其实一直如履薄冰。我仰脸看着他，目光已经不是钦佩，而是敬仰。想想吧，他其实就是这个微型利他社会的上帝，可以为所欲为的，但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还保持着清醒，保持着强烈的自省意识。这太难得了。颜哲看到了恋人的敬仰之情，心情放松了，笑着说：

　　“好在这个难题并不是完全无解，我爸爸发现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什么途径？”

　　“生物在进化中会根据环境会随时改变自己的形态，或行为方式，并且能够把这些变化纳入本能中，这称为获得性遗传。有关例证非常多，比如英国的一种蛾子在多煤灰的环境下，能在几代时间内把体色加深，形成保护色；又比如食肉的熊猫在环境变化时逐渐改为食用箭竹。其实，拉远了说，生物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在进化中逐渐产生的，并慢慢固定下来，变成能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本能。”他强调说，“非物质的动物行为，可以通过物质形态传给下一代，对这一点很多人不相信，想不通。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完全相信。你接着说。”

　　“所以我爸爸相信，虽然人类利他社会开始时只能由外部管理者创建，但经过若干代之后，也会把利他习性固定下来，变成族群本能。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手段尽量把这个时间段缩短，比如，不超过五代就能固定。”

　　我沉默了。我太迟钝，到这会儿才悟到他这番长篇大论最后指向何处：“你是说――有意在这个微型社会中开始繁衍后代，然后研究后代会不会把获得性的习性变成本能？”

　　“对。岑明霞的儿女将是第一个，甚至可以说，咱们创建的利他社会从婴儿降生那一刻才算真正开始。所以，这其实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她本人的最大荣幸。这个婴儿的意义非常重大，即使冒一些险也值得，即使让婴儿母亲做出一些牺牲也值得。”

　　我又沉默了。我从刚才“哲理的敬仰”中掉下来，掉回到我那 “女人的低级本能”。颜哲说得非常对，他的设想既目光敏锐，又非常宏伟。但不管怎样，把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预先定为一个实验品，这个做法使我产生本能的反感。我不是说我的反感有什么道理，甚至可以说它简直简直地没道理，可它就是横亘在我心里，无法消除。但我无法反对颜哲，我那肤浅的思维根本无法抵抗他锐利的思想。停了很久我才说：

　　“那个婴儿――不可能有利他天性吧。别忘了，怀上这个胎儿时，赖安胜和岑明霞还都没有喷蚁素，还是恶人。”

　　“你说得对，但至少怀孕期间岑明霞已经是新人了，胎儿的本性不光取决于父母的基因，也取决于孕期的母体激素。另外，在孩子出生后，我想定期为他喷洒蚁素，强化他的利他天性。”他说，“当然，如果在父母都变成好人之后再怀孕，那会更好。以后吧，以后再让他们生下第二胎，两者可以做个对比实验，那样更有说服力。”

　　“这就比较好玩了，”我神经质地笑着，“比较好玩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成为新社会的始祖，至于赖安胜和岑明霞呢，这么阴差阳错，歪打正着，一下子就成‘新人类高祖’啦。上帝真会开玩笑，让纯洁无瑕的新人类从这俩恶人的恶行中繁衍出来，就像污泥中长出莲花，从粪堆里长出灵芝。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摇摇头，“我这句话说错了，那俩人早就不是恶人了，变成君子了。我说这话，只能说明我心底太狭隘。怪我没喷蚁素。”颜哲看看我，没有再说任何话。他太聪明，尽管我努力遮掩，但我此时阴暗的心理瞒不过他。他只是吻吻我，与我告别。临别时我忽然起了一个随意的想法：这么多天来，颜哲一直没有要求幽会时的“亲热”，我似乎也失去了这个欲望。是不是因为做一个时刻清醒的上帝，心理负担太重，以致让性欲枯萎了？我不知道。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五章 老魏叔

　　关于那个可能要出生的孩子，我俩没再商量过，没做出“是”与“否”的任何决定。我们只是关照大家：把这个消息对外保密，在孩子出生之前尽量不让附近乡庄的人在农场乱窜，以免泄密。颜哲的关照被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点毫无疑问，场员们如今对颜哲和我的任何话都会无条件执行。

　　但拖延做出决定实际上就是默认。在我们的默认下，岑明霞腹里的那团胚胎一天天分裂，一天天长大，已经可以看出她有身子了。岑明霞沉津在妊娠的喜悦中，空闲时间，她不再纳鞋底，而是开始做小孩子衣服。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飞针走线，把母亲的情意缝入一件件精致的小衣服里。

　　在她身边常常有孙小小，她总是兴致浓厚地说一些有关女人生育的傻话，出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主意。另一个常来的人是赖安胜，他在这儿扮演的角色比较奇特，虽然他对这个胎儿的关怀溢于言表，但似乎并不以父亲自居，而岑明霞虽然欢迎他来，似乎也不把他当丈夫看待。这么说吧，看他俩的表情，似乎并不把胎儿看成自己的私有，而是看成群婚制部落的后代。

　　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目光，我猜他俩之所以这样，还是缘于心理上的某种障碍吧――虽然他们如今处在梦游般的幸福感中，喷利他素之前的一切“恶”都被隔断了，但大概他们还记得：这个胎儿并非来源于美好的爱情，而是一段令人作呕的奸情。

　　我赶紧摇头，驱走这种想法。我自责地想，与农场处处洋溢的明朗快乐相比，我的心理太阴暗了。只有一个办法能改变我：赶紧对自己喷利他素，那样我才能融入这个利他主义的群体中。



　　女知青怀孕的秘密到底没能守住。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照例来到颜哲的场长室，向他通报一天来农场的情况。颜哲近来大多时间都猫在屋里，看英文专著，做一些小试验。场员们仍然不许他干任何农活，他和我虽然也曾努力说服大家，但不奏效。看来，利他素的确带来了 “保护蚁王” 这种冥冥中的指令，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开始时颜哲很不习惯。记得赖安胜升任场长后就彻底脱产，颜哲曾对此很不满。但现在颜哲对自己不干农活已经坦然了，因为他并没有闲着。这个利他社会是从平地建立的，还有太多的蓝图需要绘制，有太多的陷阱需要预先发现。在这些方面我是帮不上忙的，担子只能砸在颜哲一个人肩上。自他当上场长这两个月来，他虽然基本没干农活，人反而瘦了，显得很苍白，眼窝凹陷，目光中闪着高烧病人那样的炽热。当他偶尔来到人群中时，他的苍白瘦削和大伙儿的黝黑粗壮形成很大的反差。大伙儿簇拥着他，就像一群快乐的头脑简单的土著黑人簇拥着一个忧郁的白皮肤的神。

　　说起白皮肤的神，这儿有一点巧合。颜哲后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活儿。农场搞基建时，从场外请有几个木匠，颜哲跟着学过几个月的木工。现在基建已经结束，外来木工们都走了。但一个农场总少不了一些零星的木工活，正愁没人干呢，颜哲便把这些活计揽下来，这是技术活，再没人能从他手中夺走了。

　　那天我到场长室，见这儿已经大变样，墙上挂满了木工锯、刨子、凿子和斧头，一条木工长凳顺在门外边，旁边抛散着锯末和刨花。这些木工家什原来放在牛屋隔墙的一间空屋里，颜哲说挪到这儿方便，看书累了就干一会儿，等于是课间休息。

　　我逗他： “这是场长室还是木匠坊？以后大家喊你颜场长还是颜木匠呢？”

　　“随便。”

　　“以后就喊你小木匠吧，不过可没看轻你的意思。国家领导人中，至少李先念和李瑞环是木匠出身。”

　　颜哲平淡地说：“还有一个人也是木匠――耶稣。”

　　我当时没有在意，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但后来想到他这句话，越想越觉得其中有深义。他可能并非有意拿耶稣来自比，但两人确实神似：宗教的激情，忧郁的气质，苍白的肤色，瘦削的身体，还有，目光中高烧病人般的炽热。可以说，他和耶稣一样，也是信徒簇拥的一个白皮肤的神，只是他慑服众生时依靠的是科学而不是虚无的神迹。

　　我和颜哲正在说话，头顶的喇叭嘶嘶地响了，是公社知青办主任大老魏找赖安胜场长。农场只有这一条线路，如果场长室的双掷开关一直放在广播档，公社领导想往这儿打电话也只能先在喇叭上喊。颜哲正要把双掷开关扳过来，喇叭里已经传出赖安胜的回话。听见他高高兴兴地说：

　　“魏主任，我已经不当场长了，我想干活。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我心想要糟，颜哲代替赖安胜当场长的秘密守不住了。不过对这一点我们预先是有精神准备的，这件事反正瞒不住公社，他们知道就知道吧。场长这个职位并不是国家干部编制，从理论上说谁都可以当的。何况农场初创期间大老魏在这儿住过三个月，非常欣赏颜哲而厌恶赖安胜，他肯定巴不得颜哲能当场长。

　　大老魏是红星公社资格最老的干部，至今还保留一个习惯：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之前要先摸屁股，那是因为刚解放搞土改时，他作为上边派驻的干部，屁股后总是斜挂一个盒子炮，开会时得先把它弄正。他在农民中威望极高，不为别的原因，只为他干活不惜力。这人并不属于膀宽腰圆那种人物，长得黑瘦黑瘦，貌不惊人。但兴修水利时，工地上别人都是俩人抬一个抬筐，他是一人挑俩，为此伤了力，吐血，病治好后照干不误。农民们最看重这个，口碑相传，把大老魏塑造成了个传奇人物。这人心直口快，说话不怕得罪人。不过从反右运动过来后，这种干部在政界就不吃香了，再加上听说他在男女关系上有一点毛病，所以二十年来，他在官场上上下下，至今只是公社一个中层干部。

　　喇叭里沉默片刻，吃惊地问：“你说啥？你不当场长，如今谁是场长？”

　　“是颜哲。他是个好人，我们都服他。”

　　喇叭里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声，问：“你这会儿在哪儿？”

　　“我在一班宿舍。我如今就住在这儿。”

　　“立即回场长室！把开关扳到电话挡，再等我的电话！”

　　从他的语气中，我们感觉不妙。我看看颜哲，颜哲看看我。我安慰颜哲说：

　　“可能这个消息过于突然吧，我想大老魏不会反对你。”

　　大老魏住场时，与干活同样泼辣的颜哲惺惺相惜，虽说并无过深的私人交往，但“君子之交淡如水”，心中是十分器重颜哲的。后来有件小事更加深了他对颜哲的好感。农场搞基建时从场外请了四个木匠，也挑了四个知青当学徒，主要工作是拉大锯。把要解开的圆木打上墨，用抓钉竖着固定在树干上，两个学徒踩在梯子板上，一来一去地拉锯。每天如此，学不到啥技术的。但颜哲趁休息时进去瞄艺，学得极快。一个月后他们拉锯时发现了一根“姜子木”，这是本地木匠对这种树材的俗称，不知道学名是啥。这种木头极坚硬，拉不了两道锯缝，大锯的锯齿就被磨钝了。木质呈淡黄色，夹着半透明的木筋，比重比水重，木屑扔到水里会沉底。在中原地带的树材中，像这样比水重的材料可以说绝无仅有。木匠们见了，稀罕得了不得，说这种木材最适宜做木工刨。师徒们瞒着场里，把这根圆木解成木工刨的材料，每人分了一个刨坯。

　　颜哲有了刨坯就自己开始做刨子，甚至没咋向师傅讨教。几个师傅颇为不屑，不相信他有这个能耐。过去的木匠没有三角和几何知识，只会背诵“鲁班爷爷”传下来的口诀，像“刨口一寸九，刨子不推自己走”之类。他们把这些口诀看得十分神秘，其中有个杨师傅，是门里出身，木匠世家，干木工已经十几年，还一直靠老爹给他做刨子。

　　但在学过三角几何的颜哲看来，这些太简单了。他买了一本“木工必读”，知道掏刨子的关键是刨刃角度，角度小则省力，但不得小于42度；角度大则工件光滑，但不得大于50度。一般取45度为好。只要把角度弄明白，闭着眼睛也能把木工刨造出来。

　　那天，颜哲的刨子做成了，几个师傅都立在旁边看他试刨。刨子轻快地在木头上滑动，从刨口吐出薄如棉纸的刨花。几个师傅都上去试试，说做得不错，用着很顺手。这下杨师傅坐不住了，他说咱不能在徒弟这儿丢人呀，赶紧为自己做了第一个木工刨。从那之后，几个师傅都对颜哲另眼看待。

　　后来农场要打两辆牛车，牛车对于农户来说是个大设备，其意义不亚于后来城里人的私家轿车。所以，有本事的木匠师傅们在干完活后，总要在牛车上留下一件多少带点艺术性的玩意儿，在没有一点儿文化气息的农村家庭，这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奢侈。一般是在“牛仰角”（车辕上拴缰绳的一根木桩，小擀面杖粗细）上刻一串八宝疙瘩，即把一根四方木棍分割成几个正方体，再分别削去八个角成为14面体。颜哲看不上这个，打算在牛仰角上雕一只狮子或老虎。那得先得找一张画当样板吧，说来难以相信，在当时的文化沙漠中，竟然到处找不到一张动物画片，托回城探家的王全忠到颜家大院找，也找不到，都在文革“破四旧”时给烧了。那段时间我见他一直在找画片，就劝他：干嘛非要雕狮子老虎，雕只黄牛不就行了？咱农场的南阳黄牛多威武，眼前就是现成的样板。他说不行，他不打算雕黄牛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原因：黄牛的牛角雕出来太细，容易碰坏，而牛仰角免不了磕磕碰碰。

　　后来还是保管员四娃为他拾到了一张香烟商标，上面的狮子只有指甲盖大，模糊不清。颜哲硬是以它为样板，刻出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狮子。

　　雕这只狮子颜哲可没少花时间，主要是刀具不顺手，他没有钱去买木雕刀具，只能用一只钢锯条折断，磨出一只简易刀具。为雕这个狮子，晚上他顾不上和我约会了。我常常到他的宿舍去陪他，看着他细心地用那把锯条刀一点一点地剜。十几天之后终于雕成了。狮子怒目蹲坐，左前爪下按着一个绣球，头上鬃毛形成精致的涡卷。狮口里含一个小球，项间有一个圈，两者都是在本体上雕出来的，能自由转动而取不下来。他决定雕这个玩意儿是兴来所至，弄完后当然很高兴，但也没太看重它。但它简直把几个木匠师傅还有大老魏都给震了，他们交口称赞：还是城里读书娃儿有灵性，俺们收了多少徒弟也没见过这样灵性的！

　　牛车打好后不久，大老魏就要离开农场了，走前他到粉房找到我，那一段我被抽到粉房里帮忙，把红薯切碎，磨成粉，准备冬天做粉条。老魏进屋后不说话，嬉皮笑脸地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发毛。我说：老魏叔你是不是神经啦？他突兀地说：

　　“秋云你好眼力。”

　　我给说的一头雾水，问：“啥眼力？老魏头你说的啥意思？”

　　他说：“颜哲呗。那是个好小伙，人品好，有灵性。你看那只狮子雕得多有灵气！更难得的，这娃儿是既有灵性，人又实在。赶明儿肯定能成大器。我要是看走眼，你把我眼珠子挖出来当尿泡踩。秋云你得抓紧他，可别松手，把我干女婿放跑喽我可不依你。”

　　他平时对我很好，曾经笑说要认我当干闺女。我给窘得面红耳赤，扑上去双手捶他，拿手中的白粉面抹他一脸，佯嗔道：

　　“大老魏你再胡说八道我不依你！”

　　想想这些话，我认为大老魏不会真的给颜哲使别腿。外面有匆匆的脚步声，赖安胜跑进来，询问地看着我俩，说：大老魏要我回电话？颜哲没说话，把双掷开关扳过来，示意他接电话。电话一接通，大老魏就劈头盖脸地训斥起来。他大概太激动，忽略了场长室还有第三者，所以声音很大，我们在旁边也能听到：

　　“你怎么搞的？自己就敢做主把场长让给颜哲？也不给上边打个招呼？”

　　赖安胜真诚地解释说，颜哲是个好人，见识高，我们都比不上他。那边压低声音说：

　　“我当然知道颜哲的为人，比你个王八蛋强多了。可他家庭太复杂，爹妈又是在文革中被逼死的。他不是自己人！”

　　虽然他压低了声音，我们仍听得清清楚楚。我愕然失色，赶紧看颜哲的表情。他不语不动，黑暗中两只眸子更明亮，我想那是以屈辱和愤怒为燃料。事后他对我说，再没有什么比大老魏这句话更能伤害他。老魏刚才提到颜哲父母之死时并没有说他们“自绝于革命”，而是说他们被逼死，但在这个正确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却是颜哲“不是自己人”！受害人的儿子非但没有享受赔偿的权利，反倒背负上了原罪。

　　更何况这句话出自大老魏之口，一个非常欣赏颜哲的人，这比其它人说出来更伤颜哲的心。我对此同样难以理解―― “好人”不是自己人，而“王八蛋”却是自己人！我觉得，“当官的”大老魏和作为平常人的大老魏，似乎完全不是一个人。

　　赖安胜真诚地为颜哲着急，但他说不出更有力的理由，只是絮絮地重复着：你说得不对，颜哲是个好人，打根儿起就是好人，不像俺们是半路才变成好人。他见识高，为人好，当场长比我强多了，我们都服他。那边的老魏不耐烦了，显然弄不懂“打根儿起的好人”与“半路的好人”是啥意思，喝一声：

　　“不要说了，我明天去农场！”

　　那边摔了电话，赖安胜手里举着话筒，忐忑不安地看着我们。颜哲示意他可以离开了。他走后，颜哲很长时间仍然不语不动，我在旁边看着他白热的目光，真担心他的生命力会在一瞬间烧光。我小声问：

　　“该咋办？明天他就来了。”

　　颜哲凶狠地说：“来吧，没有对付不了的事！”



　　大老魏不是一个人来的，同来的还有谷翠花，40岁左右的妇联主任，也是公社的老资格干部，来知青农场住过队。短头发，大脸盘，为人开朗热情，和男女知青们处得很好。颜哲把场长室腾出来，自己呆在库房里，有意不见他们。农场没有客房，所以公社干部来农场时，按惯例要把场长室让给他们。他们似乎也无意先见新场长，而是一头扎到群众中走访。大老魏今天不是在电话里发脾气的那个人了，他满脸是笑，和熟人们亲热地打招呼，问问庄稼和家里老少，和男人们开几句粗鲁的玩笑。只有在大田里见到赖安胜和副场长庄学胥时，他才把脸板得像铁块儿。这俩人在锄谷子，这话儿虽然不重，也是最难熬的农活之一，主要是天气闷热，野地里没有任何挡日头的荫凉。赖安胜和庄学胥都只穿短裤，已经湿透了，身上的汗流到塑料鞋里，与尘土和成泥浆，走起路来巴唧巴唧响。大老魏看着他们这个样子，脸色才和缓了一点儿。

　　他转过头看见我，笑着说：

　　“秋云你越长越漂亮啦。上回你回家探亲，路过公社时为啥不到我家吃饭？把你干爹忘啦？”

　　从他的言谈中看不出丝毫芥蒂，不过我仍敏锐地发现了变化：他在我面前有意避开了关于颜哲的话题，而在过去他不会这样的。

　　他俩在全场转了半天，神色越来越平缓。的确，今天的新农场没有什么毛病可挑的，到处井井有条，人人干得热火朝天。而且，与过去不同，今天到处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乐，洋溢着沉静的幸福。它是那样浓郁，你可以嗅到它，触到它，能用手捧上一掬带回家去，除非瞎子才看不到农场的变化。

　　所以，他们这次调查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新场长比旧场长强多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这样。

　　午饭时颜哲仍躲着没见他们。下午，大老魏把赖安胜叫到场长室，颜哲则立即拉上我钻到库房，让四娃离开，把库房门关上。场长室在库房隔壁，各有门出入，中间是隔断的。不过界墙中留有一个照明用的墙洞，洞里放上一根蜡烛可以照亮两边。现在颜哲用报纸把这个墙洞糊住了，只留下一个观察的小孔。颜哲打算窃听他们的谈话。这种“听墙根”的行径原本为颜哲所不齿，但――颜哲冷笑地说：

　　“我既然不是自己人，干点卑鄙的事就算不上什么。”

　　我知道大老魏这句话伤颜哲太深，没法劝，只能叹息一声。

　　我们趴在库房的麦囤上，悄悄听那边的谈话。大老魏反复追问赖安胜：你把场长让给颜哲这件事到底是咋发生的，你为啥这样胆大这样急迫，甚至不给公社打一声招呼，你的组织性到哪儿去了，要知道农场一把手的任命权力是在公社！他的盘问当然问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今天的赖安胜已经与过去的“恶”隔断了。赖安胜只是一遍遍地重复：颜哲是个好人，打根儿起的好人，比我强，我们都服他。最后大老魏没了耐性，怒吼着：

　　“滚，你他妈给我滚蛋！”

　　我听得忍不住笑，赶紧用力捂住嘴巴。

　　赖安胜走后，那屋好长时间没动静，我们轮流凑到小洞上看，大老魏正在屋里沉思，背着手面墙而立，眉头锁得紧紧的。看来他真的很为难――是承认场长“非正常更替”的现实，还是“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我想他肯定倾向于前者。大老魏是个实干家，并不是那种只会整人的政客。知青农场只要运转良好，他肯定会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会帮着我们去疏通或糊弄上边。这正是颜哲早就分析过的走势。

　　有脚步声和开门声，是谷翠花从地里回来了。听见她嚷嚷着口渴，倒了一杯水咕咕冬冬喝完，接着很长时间没了动静。我觉得奇怪，探起身子从小洞里看，不由满脸通红。原来两人正紧紧搂在一起亲嘴，大老魏的一只手还插到谷翠花的上衣里忙活。我这才知道，群众传说他有个老情人的事是真的。这段私情是从土改时期就结下的，那时大老魏和谷翠花在一块儿住队，魏的家属还没迁来，谷也没结婚。一个光棍一个姑娘，干柴碰上了烈火，于是就烧起来了。后来魏的家属来了，谷也结了婚，但两人的私情一直没真正了断。

　　颜哲拉拉我的衣服，示意问：那边发生了啥事？我红着脸摇摇手，不让他看。我们听墙根原是为了保护农场，保护这个小型的利他社会，手段虽不光明，若是为了纯洁的目的，还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是窃听或偷窥人家的偷情，那就太宵小了。这时那边说话了，谷翠花吃吃地低声笑：

　　“没出息的，看你那个馋劲儿。大白天，别让外人看见了，晚上吧。”

　　这下子不用我说，颜哲也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了。

　　老魏说了几句话，声音很低沉，这边听不清，后来谷翠花在喟然长叹：

　　“这辈子咱们只能这样偷鸡摸狗，成不了正经夫妻了，我也不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

　　大老魏内疚地说：“成不了啦，翠花我对不住你。”

　　“别说这种淡话。要说对不住，是咱们对不住嫂子和我那口子。”

　　“我只有下辈子报答你啦。”

　　“不说谁报答谁，只盼着阎王爷把姻缘簿改改，让咱俩下辈子能成一家。唉，不说这些了，说了没的难受。咱们说正事吧。”

　　那边真的停止了亲热，开始谈工作。听见谷翠花严重地说：

　　“这回我可挖到根了，知道赖安胜为啥不敢当场长了！知道不，有一个女知青叫岑明霞的怀孕了！”

　　大老魏震惊地问：“真的？你没看错？”

　　“呸，我干了20年妇女干部，还没这个眼力？不会错的，至少三个月了。”

　　大老魏暴怒地说：“一定是赖安胜那个王八蛋！我早知道他那根老二不安生！妈的，色胆包天，这可是女知青，比军婚还厉害。他敢把女知青肚子弄大！”

　　“没错，我没敢深问，但作孽的一准是他。不过，很奇怪的，似乎岑明霞并不怕人知道，她床边公开堆着好几件小衣服。我旁敲侧击地问她打算咋办，她根本没打算偷偷打胎。还有，全场人似乎都知道这件事，一点不避讳。这就怪了，难道他们都不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满场人都傻了？喝迷魂药啦？我实在想不通。”

　　墙那边认真地讨论这件事。谷翠花分析，一定是颜哲抓到了赖安胜的真实把柄，以此要挟，迫使他让出了场长的位置。这有点搞政变耍阴谋的味道。但颜哲这个新场长干得确实好，农场井井有条，一派兴旺景象。别说群众，就连被逼下台的赖安胜也心悦诚服，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

　　“颜哲篡了场长职位这件事，你准备咋办？咱们能不能帮他糊弄过去？”

　　大老魏有一段时间没说话，最后沉闷地说：

　　“要是光有私下换场长这事，我原想保颜哲的。他把农场管得这样好，就是他家庭问题再严重，也值得保一下。我刚才已经做好打算，先同县里老胡通通气，他对颜哲印象也不错，如果他能点头，别人就不会说啥。但有了女知青怀孕这件事，农场的事就捂不住了，早晚要露馅。弄不好，连我这个知青办主任也得赔进去。我只能向公社和县知青办反映。”

　　听到这个决定，我非常紧张。看看颜哲，他也紧张，正在努力思索。那边作出决定后好长时间没动静，后来大老魏在叹气：

　　“今儿个看了农场的气氛，就像大跃进前期那样干净，人人只知道干活，没一点儿私心，干得越多越高兴。这样的景象已经多年没见了，说心里话，我眼红得很，动心得很，真想搬到农场里跟他们一块儿干，也不枉活这一辈子。可是……唉。”

　　又是好长时间没动静，谷翠花也不说话。时间长了，我忍不住趴纸洞上再瞄一眼，大老魏已经拿起电话，准备摇手把，这种老式电话机摇手把才能接通。但他显然十分踌躇，迟迟未摇，叹息着：

　　“这个电话打出去，赖安胜那小子这辈子就完了，不说挨枪子，十年大狱是脱不掉的。还有颜哲，要是上边把私下换场长这事拔高到阶级斗争的线上，他也完了。”

　　我赶紧跟颜哲咬耳朵：“他要给上边打电话了，要捅这件事了！”

　　颜哲俯身向洞里看。那边仍在犹豫，大老魏说：“打？”谷翠花说：“那就打吧！”又顿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对俺俩来说太漫长了，接着听见摇电话手把的吱吱声。颜哲立即起身往外走，甚至没跟我打个招呼，我忙跟到后边。他边走边从裤袋里掏出那个不锈钢材质的喷雾器，又戴上口罩，看来他是早就备好了的。到了场长室，他没有停顿，径直破门而入。屋里两人吃惊地看着我俩闯进去，大老魏机警地按断了电话。颜哲平和地说：

　　“魏叔你别动。接县里通知，每个进农场的人都要喷防瘟疫药。”

　　他按动手柄，朝大老魏和谷翠花喷去。大老魏想躲避，但在猝不及防的片刻间，他俩已经被白雾包围了。老魏怒声问：

　　“你干啥？你干啥？”他的脑子比较灵，立即起了联想，“这是不是迷魂药？你对赖安胜他们都喷了迷魂药？”

　　我有些理屈，不大敢看他俩愤怒的目光。不过这时颜哲已经完成了喷洒，歉然说：

　　“魏叔实在对不起，是你逼我这样做的。放心，这不是迷魂药或毒药，相反，它能让你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快乐，劳动的快乐，帮助他人的快乐，这正和你的本性相符。你不是想搬到农场吗？那就在这儿住一段吧，你们俩都来这儿住吧。”

　　两人愤怒而警惕地瞪着我们，但渐渐地，他们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我知道利他素起作用了，不由松一口气，但我的轻松是有限度的，两个公社干部可不比农场的人，如果把他们长期困在这里，难免会引出一些事端，至少他们的家属和同事要来找他们吧。所以，颜哲的做法只是把危机推迟，并没有根除，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从此便悬在我们头顶。

　　这时，那两人已经彻底进入新境界中，他们脸上开始浮现出我已经见惯的、沉静而幸福的笑容。而且他俩的幸福感特别浓郁，也许是因为他俩本性良善，与利他素发生了更强烈的共鸣吧。

　　谷翠花看看老魏，柔声说：“好的，听颜场长的。老魏咱留下来吧，留下来，啥心都不用操了。”

　　“好的，留到这儿，咱们就心地轻松了。”

　　他们大概是说：不用再狠下心往上边汇报，那个决定本来就是违反他们本性的。不过这会儿他们的思维已经不清晰，这种想法是朦胧的。

　　颜哲想了想：“至于你们的住处――这样吧，魏叔你住我的场长室，我搬到二班宿舍，那儿有个空床。至于谷姨你……”他又想了想，“就和魏叔住一块儿吧。”

　　我吃一惊，立即拿目光制止颜哲，谁都知道他俩不是夫妻，这样公开同居显然是不合适的。颜哲也用目光制止我：听我的，一会儿我再解释。至于那两个当事人，虽然已经处于梦游状态，还是有点羞怯。尤其是谷翠花，红着脸说：

　　“我跟老魏……这不合适吧。”

　　颜哲很气派地挥挥手：“没啥不合适的。这个农场有全新的社会规则，没人会笑话你们的。你们也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歧视岑明霞和赖安胜。”

　　谷翠花想了想，认可了他的话。能和老魏正大光明做夫妻，哪怕是短时间的，也是她多少年来的梦想！她不再犹豫，斜走一步，亲热地挽住了大老魏的胳膊。老魏也没再拒绝，他俩互相对视的目光已经像夫妻了。颜哲说：

　　“该吃晚饭了，你们把屋子收拾一下。魏叔你就用我的铺盖，我让秋云再给谷姨送一套。”

　　他拉上我退出场长室。看来他对这个结局很满意，脸上浮出由衷的微笑。



　　晚饭后颜哲领着我找到大老魏，简单地说一声：

　　“魏叔你跟我来，我为你接风。”

　　大老魏顺从地跟着出门。谷翠花也想跟来，又不知道颜哲的邀请是否包括她，疑问地看着我。我笑着点点头，她很高兴地跟着来了。我们到了菜地，这儿有一间瓜棚。我们进去，种菜的老马赶紧迎出来：

　　“颜场长来啦，魏主任来啦，还有你们俩，快请坐。”

　　我们在小板凳和老马的地铺上分别坐定，颜哲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两瓶宝丰大曲，一小瓶醋，一包盐，笑着说：

　　“我知道老魏叔的规矩，先把话说前头，好让老魏叔放心。咱不占公家便宜，酒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实打实说是用秋云的钱，我的零花钱都是她给的。”

　　宝丰大曲在当时算名酒了，那时中原的酒鬼们最推崇的就是“张保林”（张弓大曲、宝丰大曲和林河大曲）。大老魏盯着这两瓶名酒，两眼放光，喜不自胜。他嗜酒如命，在全公社久负盛名。但他家经济状况不好，一般只喝最便宜的地瓜烧，甚至有一次喝过工业酒精兑的酒，喝得胃出血，后来才不敢喝这种假酒了。而且他为人刚正，从不倚仗权势占公家便宜。他在农场住队期间，常有老朋友来看他，那自然是要喝一场的。朋友们知道他的家境和为人，一般都自带着酒。大老魏从厨房要一点盐和醋――这是他仅有的腐化――到菜地里掏一两毛钱买几根黄瓜，用随身带的小刀削成片，加上盐醋，这便是下酒菜。然后用小刀当筷子轮流吃菜，对着酒瓶口轮流喝酒。虽然条件简陋，照样能陶然一醉。这次颜哲完全是按他的路数，所以大老魏格外高兴。

　　颜哲掏出两毛钱向老马买了几根黄瓜，让老马整好，喊他也坐过来，便一人一口喝起来。谷翠花也参与了，喝得十分豪爽，看来她的酒量不弱。我虽然从不喝白酒，受他们的鼓励，也喝了几口。有一次我被呛住了，惹得他们大笑。其实颜哲酒量也不行，他是在大老魏面前硬充好汉，一会儿就喝得连脖颈都红了。

　　三个男人不慌不忙地喝着，一种无言的友情在他们中间缓缓流淌。开始没怎么说话，慢慢地话头变稠了。他们根本不提眼前的事，不提场长职位的非正常更替，不提女知青的怀孕，也许这些“成人的话题”已经溢出老魏叔此刻的意识了。说的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颜哲说：

　　“老魏叔，我刚来农场就知道，你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才解放修水利那阵儿，挑土方，你一个挑俩抬筐，压得吐血。”

　　老马说：“对，十里八乡都知道魏三郎这个绰号。”

　　老魏笑哈哈地对颜哲说：“我也知道你。刚来农场挖堰塘，手上磨三个血泡，血顺着锨把往下流，你用手绢包包，照样干。一天用断两根锨把，把四娃心疼得吐血。”

　　“老魏头，我还知道你开会上台先要摸屁股。你的盒子炮哩？”

　　“早交公啦。其实我参军后没赶上打仗，一枪也没开过，临交公时才到河滩上打了几枪，总算过过瘾。对了，颜哲你雕的那只狮子真好，那挂大车拉出去，把全公社都震了，都说全公社属咱知青农场的大车最漂亮。”

　　老马说：“嗯哪，俺庄离这儿30里，都有人对我夸说这辆车。咱场的黄牛也漂亮，跟神牛似的，十里八乡也比不上。”

　　“雕那个牛仰角算不了啥，魏叔你喜欢，赶明儿我单单雕一个狮子送你。”

　　“那敢情好！”想了想大老魏又摇头，“别，别，你当场长了，太忙，以后再说吧。”

　　说这句话，他算是间接承认了颜哲的场长。

　　我和谷阿姨后来离开酒场，跑到窝棚外说女人的话。和老魏叔一样，谷阿姨的意识中也已经自动剔除了某些话题，和政治有关的话题。她像普通的农村妇女那样夸颜哲和我：人品好，人实在，又漂亮，金童玉女，天生一对。你们结婚时一定得请俺俩去――不不，可别在这儿结婚，一定等到回城后再结，按政策，结过婚的知青就很难回城了。

　　又说：真羡慕你俩，要是我和老魏也年轻20岁，都还没结婚，那就好了，俺俩一定把这辈子好好过下去，我这辈子最抱愧的是不能给老魏生个一男半女。

　　她说起这些话时毫无机心，毫不设防。我在她面前也完全放开，我说，我早把心交给颜哲了。我爹妈通情达理，都喜欢他，不嫌弃他的家境。不管将来能不能回城，俺俩肯定会结婚的。谷姨你放心，我和颜哲结婚时一定请你和老魏叔。

　　后来我俩返回窝棚加入他们的酒场。他们喝得很高兴，颜哲尤其高兴，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往常颜哲虽然同全场人相处甚洽，但人们都用敬畏的眼光仰望他，他是高高在上的，也是孤独的。现在呢，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大老魏两口儿（我从心底已经把这对情人当成两口子了）和老马都忘了敬畏，用平等的心态与他交往，对颜哲来说，这种友谊很难得。

　　两个钟头之后，五个人喝光了两瓶酒。两个女的毕竟喝得少些，所以他们三个男人每人都灌了半斤以上。我们扶着脚步不稳的老魏回场长室，一路上他不停地咕哝着：

　　“小颜子，小云子，今天这场酒喝得最痛快。我高兴。真的高兴。我要住这儿，一辈子也不走了。翠花，咱一辈子不走了。”

　　虽然是在月光下，我也能看出谷翠花容光焕发，目光灼灼，充满了憧憬。



　　大老魏“夫妇”就这样在农场安居下来。不过后来他们执意搬出了场长室，住到机磨房去了。他们完全忘了“公社干部”的身份，似乎也忘了各自的家人。现在他们是一对地道的农家夫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喷洒蚁素以来，全农场一向沉浸在沉静的幸福中，而他俩的心态特别沉静。也许他们一直在潜意识中盼着这样的桃花源，如今终于盼到了，于是他们抛弃一切世俗杂念，一心一意地开始了新生活。

　　场员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对不是夫妻的夫妻。

　　只有我时刻提心吊胆，怕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落下来。实际上我是过虑了。在那个年代，一位农村干部出去驻队、上工地、搞运动，一走两三个月不回家是常事。大老魏他们在农场住了两个月，也就是说，在公社机关和他们家失踪了两个月，竟没有激起任何涟漪，甚至没人打电话来问一声。

　　颜哲最近心情很好，大老魏的来临减轻了他“高高在上”的孤独。他完全忘了大老魏那句“不是自己人”的断语――要知道这句话伤他很深的。而老魏本人也彻底忘了颜哲的“异已性”。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好感――敌意――友情这个三部曲，最后落脚在非常稳固的友情上。这个变化太快，简直让我目不暇接。

　　但我和颜哲之间却因为大老魏“夫妇”爆发了真正的冲突，这在我俩之间还是第一次。

　　颜哲决定让谷阿姨和老魏叔住在一起时，曾答应我，以后向我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后来他似乎把这个许诺忘了。如果我也忘了――那就会天下太平，可惜我没忘。因为我直觉到他这个决定中有一些我厌恶的、不能接受的东西。在我的追逼下，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颜哲说：做一个清醒的上帝的确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别人无忧无虑地生活时，当别人都把信任的目光投向你时，你只能独自担起这个担子，你要为这个利他主义的小族群负责，预先发现前进路上可能的陷阱。他说――

　　“秋云你注意到没有，人们被喷了蚁素后，性欲似乎有所减弱？至少赖安胜那个色鬼，不，以前的色鬼，现在对岑明霞秋毫无犯。还有陈秀宽，过去总是色迷迷地看女知青，你看他现在的眼光多清朗。这虽然是个小苗头，但非常值得重视。知道为啥吗？你知道我为啥这样重视‘性欲’？”

　　我摇摇头。颜哲耐心地解释：

　　“蚂蚁社会中是没有性欲的，至少说没有持续的全员的性欲。蚁后一生只需要进行一次交配，然后就可以一直生育。而其它雌性的工蚁不担负繁衍任务，因此也不需要性欲。所以，我很担心，咱们的蚁素是从这种无性欲个体中提炼出来的，会不会对人群产生‘降低性欲’的副作用？如果是，就非常危险了。因为人类的繁衍方式离不开性欲，尽管它常被当成肮脏的东西，但如果它彻底消失了，人类也就完了。”

　　他又说：“当然，单只赖安胜和陈秀宽的一两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他们的变化可能只是因为‘对已往恶行的厌恶’，而不是性欲本身的减弱。另外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算例证，咱俩……”

　　虽然他欲言又止，我还是猜到了他的意思。的确，近来我俩的幽会中，他一直没有主动同我亲热，而我也减弱了同他亲热的渴望。虽然我俩并没吸入蚁素，但也可能多少从环境吸入了一些？他看我理会了他的意思，立即把话头扯开：

　　“但不管怎样，我至少得确定这个陷阱是否存在。自然界是个绝顶复杂的天网，你随意扯动一条线，都会引起预想不到的反应。我们必须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我正要设法验证那种危险，正好大老魏和谷阿姨来了。”

　　我知道了他的用意，心一下子凉透了。不错，他说的很有道理，他做出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恶念、私利或是宵小心理，都不是，他是为了这个利他主义社会的未来。他真是个清醒的、尽职尽责的上帝。我无法反驳他，我肤浅的思维无法抵挡他锐利的思想。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无法排除心中的厌恶。老魏叔和谷阿姨之间虽然是偷情，是奸情，但在我心中，它反倒是温馨的、明朗的。而颜哲拿他们的私情来做实验，未免太残忍，太阴暗。

　　我心中第一次升起对颜哲的愤懑：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上帝吗？可以把别人当成实验用小白鼠，对他们生杀予夺？或者随意把他们放到透明的观察室中，观察他们的性欲和习性？这些想法像一大堆干柴横七竖八叉在我脑中，我理不出个头绪，也就无法对颜哲讲清我的感受。但颜哲的目光比我锐敏多了。他看着我的沉默，苦笑道：

　　“我早知道你会反感的，这世上没人比我更了解你那些道德上的洁癖了，所以我一直在推迟向你说明，巴望着你会忘了它，可惜……秋云，我已经尽力求得你理解，但是很可惜，咱们看问题的基点不同，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叹息着，“也许有一天，咱俩会分道扬镳的。”

　　我打了一个寒颤。我对颜哲的做法已经开始反感，但我还没有设想这会影响到我俩的最终结局，或者说没有勇气想到这一点。颜哲比我敏锐，他已经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宿命。看清这一点，我非常心痛，锯割般的痛，刀剜般的痛。多少年来，我已经把感情完全倚傍在这个叫小哲的男孩身上，这个叫颜哲的男人身上，从不敢设想缺少了他的人生。不久前我还对谷阿姨描绘过我俩的婚事呢，做梦也想不到，仅仅几天之后，颜哲会把另一种结局突兀地摊到我面前。

　　我的泪水不由得涌出来，流得非常凶猛。颜哲过来，默默地为我擦干泪水，把我拥在怀里。我俩静静地拥抱着，呆了很久很久。

　　我们再没有谈那个令人厌恶的话题，以后也没再谈过。更有一个话题我别说谈论它了，连想都不愿想，那就是：颜哲会不会在深夜里溜进库房，通过那个墙洞，悄悄观察大老魏和谷阿姨的性生活。我想，以颜哲作为“一个清醒的上帝”的责任心，以他科学家般的严谨，对于这个影响新人类成败的关键问题，他肯定会去观察的。但――我实在厌恶想这件事，我不敢断言那样做是不正当的，但我就是厌恶它。

　　这是个无法填平的泥沼，我只有躲开它。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六章 工分

　　那次争吵我们很快就忘了，也许我们是强迫自己忘掉它的，因为我俩无论是谁都无法承受失去另一方的痛苦。农场已经走上正规，颜哲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宵旰焦劳，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幽会，很自然地也恢复了幽会中的“亲热”。我仍像过去那样，渴望着颜哲的热吻和揉搓，那会儿我想，至少俺俩不用担心性欲丢失的问题了。

　　时间一长，我们真的忘了那次争吵。

　　颜哲那次非常“草率”(在我认为)地宣布取消生产指挥，此后并没出现任何问题。实际上，生产指挥还是有的，不过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宜觉察的形式。现在，每天晚饭时，场里最熟悉农活的几个人，都会聚到一起随意交谈几句，就像几只老蚂蚁见面碰碰触角，于是第二天的农活就自动安排好了。这几个人一般是老肖、赖安胜、老初、庄学胥、老庞、郜祥富，有时还加上王全忠，人员并不完全固定。我发现了这个隐在水面下的生产指挥系统，很感兴趣，但颜哲说咱们不要参与，要遵守这样的原则：

　　凡是能在“系统内”自动完成的程序，就决不要施加外部的影响。

　　收完麦，插完稻秧，农活相对闲些，但只是不像麦忙期间那样拼命而已。农场地多人少，每人平均七亩多地，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不过，自从农场进入新境界后，人们突然发现农活不够干了，几乎每天上午活儿就干完，下午人们都在悠闲地游逛。我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现在场员们的劳动效率何止是过去的几倍!尤其是崔振山、岑明霞、赖安胜这些过去不干活或不干活不出力的人，都成了劳动能手，这么一正一反，差别就大了。

　　农场基建期间曾预制了一些水泥桌面，想在男女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弄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但此后农场太忙，这件事一直被抛在一边。最近这事不声不响地弄起来了。大伙儿自发地平整好一块地，垒起十几个桌面，配上水泥凳子。晚饭后和下午没有农活时，几乎全场人都聚在这里玩耍闲聊，欢声笑语一片。

　　这个聚会场所越来越红火。只有颜哲不能参与进去。不是他不愿来，而是只要他一来，人们都会尊敬地站起来向他致意，垂着手同他谈话。他去了两次，苦笑着说：

　　“秋云我不能再去煞风景了，以后你代我多去去吧，感受感受那儿的气氛。”

　　我其实也不能完全融入那儿，在众人眼里我也是“副蚁王”吧，不过毕竟比颜哲强一些。这天晚饭后我来到这儿，这儿已经聚了四五十人。女知青是以谷阿姨为中心，好像在那儿比着背诵本地的儿歌，什么“月亮走，我也走，一走走到马山口。马山口，出石榴，买个鸡，叨豌豆，买个猴，栽跟斗……”；还有：“小乖乖，睡瞌瞌，睡了瞌睡长大个……”；“月奶奶，黄巴巴，爹织布，娘纺花……”。有谁念了一首比较粗俗的儿歌，结尾是：“小鬼磨豆腐，磨你妈一屁股。”激起一片笑声，属孙小小的笑声最亮。

　　这边是老肖等七八个老农，这些老农们蹲惯了，旁边有座也不坐。他们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嘴里都啣着一支旱烟袋，烟袋锅儿会聚在中间，就像是花蕊。他们不言不语地吸着烟，七八个烟袋锅儿明明灭灭，自是一道风景。这中间还有淋病病人陈秀宽，现在人们不再孤立他了。

　　最热闹的一群男人有二十多个，围得水泄不通。我走过去，见他们是在掰手腕。这会儿老魏叔刚刚败下阵，从人群中挤出来，自嘲地说：不行了，老喽，老喽。我见里面坐擂的是赖安胜，便揶揄老魏叔：

　　“看你干巴瘦筋的样子，还想和赖安胜掰手腕？年轻时也不行。”

　　老魏叔认真地争辩，说别看他干巴瘦筋，可身上全是紧崩崩的肌肉，没一点儿虚膘。年轻时他确实是掰腕子的好手，很少输过。我逗他：我才不信呢，二十几年前的事，你上哪儿去找证人？老魏叔急了，真要拉我去找证人。这时人群内又爆出一阵哄笑，是崔振山刚和赖安胜比过，赖又赢了，得意地问：

　　“还有谁？还有谁敢上？”

　　王全忠挤过去，不声不响地坐到他面前。颜哲的这位好友平时戴着近视镜，斯斯文文的，行动迟缓，似乎干啥都比别人慢半拍。我对老魏叔说：你别看这家伙外表是读书人模样，但其实是个蒙古鞑子，身大力沉，耐力和韧力极强，不一定输给赖安胜的。老魏叔来了兴趣，重新挤进去，要为俩人当裁判。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老魏叔把它们很公平地定位在中间，然后右手一劈，喊一声：

　　“开始！”

　　好长时间，那两只手都保持在原位一动不动，但从手臂微微的抖动和两人胀红的脸色来看，他们都用了全力。这场比赛足足坚持了十分钟，慢慢地，胜利的天平向王全忠倾斜了，他的手缓缓地把赖安胜的手向一边压，赖安胜努力反抗，但在角度超过30度后，僵持很快被打破，全忠很干脆地把对方压下去。

　　赖安胜从擂主位置站起来，甩着发酸的手臂，笑着说：“输了，俺输了。想不到，想不到输给你这个白面书生。”

　　王全忠平和地说：“是我占了便宜，你刚战过三场，已经劳乏了。”

　　“就这我也想不到。就像那次的大字报。想不到你平时不吭不哈地，突然整出来一张大字报。”

　　王全忠笑了：“写前我自己也想不到，都怪你那次开会讲话太霸道。”

　　“没错儿，老胡骂我是属驴的，骂得不冤。后来评工分时我还把你降成九分，这事干得更操蛋。”

　　“过去的事别说它了，那时我也不知道体贴老农们家里的难处。”

　　别人又开始比赛，这两人从人群中出来，赖安胜掏出两支大舞台香烟，给王全忠一支，又用火柴给对方点上。两人吸烟别有风味，不是拿烟卷往嘴里送，而是先把烟定位在面前的某处，再翘起下嘴唇往上凑。偏偏俩人的嘴巴也各有特色，赖安胜是个蛤蟆嘴，王全忠是个地包天(下嘴唇厚)，看着俩人翘着嘴巴吸烟的尊容，我忍不住想笑，同时心里也很温馨：在去年的大字报事件中，这两位曾是两派人仇恨的代表，但现在仇恨已经消融，他们已经能够很平和地闲聊它了。

　　会计老霍老早就来了，站在圈外，看神态似乎非常焦急，挨个央求几位老农出去说私密话，但老农们都不买他的帐，他拉上谁，谁都向他摆手：

　　“不去，不去，我说过不要了。”

　　我听见老霍焦急地低声说：“这个月我早该结账了，你们不领我咋办？”

　　老农们都笑：咋结账是你的事，跟俺们没关系。然后自顾闲聊，撇下他没人理。我想，眼下农场人员中融不进大圈子的，除了被敬意所孤立的颜哲；再一个恐怕就只有老霍了，他总是藏在偏僻的会计室里，就像土拨鼠藏在地洞里，很少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交往，即使在喷洒蚁素后他的秉性也没啥变化。我走过去随意问一声：

　　“老霍咋了？啥事弄得你不能结账？“

　　我没想到，老霍的脸色刷地白了，嘴唇抖拌的，既不敢说，又不敢不说，似乎我问的是什么惊天大秘密。我奇怪地说：

　　“老霍啥事把你怕成这样？没关系，你尽管说。”

　　旁边的老郜叔笑着说：“还不是为老农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俺们都说不要了，老农和知青娃儿们一样干活，为啥要比知青多领钱，还得藏着掖着不敢让人知道，这事明摆着不地道。老霍不依，说这是场里的决定，他只管执行。”

　　“噢----”

　　我盯着老霍。这项秘密补助曾在去年惹起轩然大波，后来在王全忠写了大字报后，场里说是取消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只是障眼法，它早就秘密恢复了。老霍在我的盯视下几乎崩溃，我不想为难这个可怜人，尽量平和地说：

　　“老霍你别怕。颜哲当场长后有些情况可能还不清楚，你最好找他谈谈，看该咋办。”

　　老霍连忙点头哈腰地辩解道：“我原本想把这个月的账结清后就找场长汇报的，催他们领钱也是为了这。我早该去的。”

　　“你这会儿就去吧。”

　　看着他唯唯诺诺的身影，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喷洒蚁素后，全场人的精神面貌都变了，唯独他似乎一点儿没变，这是为啥？这个念头我只是随意想想，随之就抛开了。一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我的直觉是对的。

　　　　 半个小时后，我见颜哲正往场长室走，就追过去，想告诉他秘密津贴的事儿。场长室门口蹲着一个人，是会计老霍，仍像往常那样，脑袋夹在膝盖里，两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看见我们，他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立着。颜哲说：

　　“老霍？找我有事？”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请老霍进去。场长室里非常简陋，一张办公桌和靠椅，一张床，一个洗脸盆架，再就是七八只小板凳，是开场部会议用的。墙上挂着木工家什。颜哲坐在靠椅上，我坐在床边，请老霍自己拉一个小凳坐下。但老霍高低不坐，非要双手贴身、垂眉低眼地立在那里。我看着他唯唯诺诺的模样，不由想起林镜说的“帝王之相”，忍不住想笑。颜哲警告性地瞪我一眼，其实他猜到了我笑从何来，他自己的嘴角也有掩饰不住的笑意。他平和地问：

　　“老霍你有啥事？”

　　老霍哼哼哝哝地说：关于夏季分红的事，想向场长汇报。但他看看我，不再往下说。颜哲催了一遍，他又看看我，神情更窘迫了。我太迟钝，这会儿才想到他是不愿意我在场，忙笑着说：

　　“你们谈公事，我该回去睡觉了。”

　　颜哲止住我，平静地说：“老霍，在咱们的新农场里，没有不能公开的事。以后你得改改过去的习惯。何况这是秋云，是我最信任的人，以后凡是可以对我说的话，如果我不在场，你都可以直接对秋云说。”

　　我知道他这番话，一半是对老霍说的，一半是让我听的。他这样看重我，确实让我感动。老霍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把心里的包袱放下了，难为情地对我解释：

　　“秋云你别怪我，是赖场长，不，赖安胜当场长时，下的死命令，他说只要发现谁走漏了这个风声，一定叫他‘不得好死’。现在场长既然已经换了，我当然不能瞒颜场长。”

　　颜哲听得一头雾水，问：

　　“什么秘密？你尽管大胆说。”

　　我刚才听过郜叔叔的话，知道原委，替老霍说：“就是场里老农们每月五元的生活补助。”

　　“这个补助，去年不是宣布取消了吗？赖安胜还在全场大会上赌咒发誓。”

　　老霍苦着脸说：“取消过两个月，后来又偷偷恢复了，连那俩月的也补发了。”

　　“噢――”

　　“还有……”老霍偷眼看看颜哲的表情，欲言又止。颜哲很平和地示意他说下去。“还有赖安胜的工资，是他给自己定的，每月25元。你知道的，第一任的胡场长是国家干部，工资是从县财政拨发的，不影响咱场的分红。胡场长和另外三个下放干部走后，农场里就只剩下我有工资。赖场长不是国家干部，他的工资只能从全场的分红中扣出来。”他又看看颜哲，小心地说，“当然，你从6月份当了场长后，这笔工资就该发给你。我只是请你指示，赖安胜当场长那段时间的工资还发不发？他的工资还有俩月没发。”

　　颜哲沉默一会儿，说：“还有吗？”

　　“还有庄副场长的生活补助，原来没他的，因为那时的生活补助只给老农。后来，就是闹过那场风波之后，赖安胜也给他定了五元，和老农们一样待遇。”

　　“噢――老霍你先回去吧，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答复。你做得很对，既然我当了场长，这些情况是该告诉我。”

　　老霍如释重负地走了。



　　如今腰包鼓胀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仅仅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会在知青中闹出一场大风波，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场风波是崔振山最先鼓弄出来的。去年秋收过后，有一天颜哲在我宿舍里闲聊，崔振山匆匆闯进来：

　　“颜哲我告诉你个惊人消息，原来咱农场的18个老农都有秘密补助，每月五元！”

　　“真的？你从哪儿得的消息？”

　　“绝对可靠，我从理发员宋三德那儿诈出来的。”

　　他与宋三德住一个宿舍，昨晚他睡得早，屋里只有宋三德在哼曲剧。另一个老农老初进来，喊：

　　“三德，老霍喊你去领――”

　　三德忙咳嗽，指指里屋床上，老初立即噤口，出门走了。崔振山是何等精明的人，从这半句话里就猜到个八九不离十，也不睡了，坐起来，懒懒地说：

　　“三德你还给我搞地下党呢，你们那事我早知道了。”

　　三德硬撑着抵赖：“啥事你知道？”

　　“就是老农们发秘密补助的事！”

　　宋三德的心眼毕竟不如崔振山，忙央求道：“振山你咋知道的？可千万不能对外人传，胡场长和赖场长都下过严令的！”

　　“还用我往外传？好多知青都知道啦，俩月前就知道啦。人家说就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

　　“我啥时候外传过了？这不是冤枉人么。”

　　这么三诈两诈，他从三德那儿知道了所有情况。原来对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建场半年后就实行了，那时是头任场长老胡在位。建场时来了三十几位老农，没过半年就走了一半。走的都是从“河地”来的，河地即傍河的土地，一般来说河地的土地肥沃，农活相对轻一些，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所以河地的老农们都吃不了农场的苦。留下的都是岗地来的老农，也是人心不稳。因为知青农场底子薄，分红实在太低，甚至比农村都不如，但农活强度比农村还重。胡场长为了稳住人心，就定了这么一条秘密政策。

　　农场和农村一样，一年搞两次分红，即夏季预分红和秋季最终分红。去年夏季分红时，颜哲这样的知青棒劳力都拿的是负数，饭量小的女知青相对好些，但平均也只有二三十元钱。如果老农们每年能拿固定的60元，再加上两季分红（他们都是最高工分，所以分红普遍比知青高），总收入至少是知青的四倍到五倍。这个差别未免太悬殊了，尤其对于颜哲、王全忠、何子建这类挑大梁的知青角色，经过一年锻炼，他们在农活上已经与老农们不相上下。

　　初听这个消息，颜哲和我都很气愤。不光是金钱上的吃亏，而且这么着欺欺瞒瞒的，也不是一家人的味道。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赖安胜的秘密工资，它相当于知青年收入的十几倍。崔振山怂恿颜哲，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哪儿出？还不是咱知青的血汗！颜哲你威信高，说话份量重，这事你得挑头。

　　我给颜哲使眼色，让他慎重。颜哲正陷于沉思，没有看到我的眼色。他考虑一会儿说：

　　“算啦，他们拿就拿吧。老农们家里扔一堆老老小小，不像咱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算啦，每月五块钱，确实算不上多。”

　　其实全场知青中颜哲在金钱上是最窘迫的。除了他说的那笔不能动用的钱款外，他得不到家庭或亲戚们一分钱的接济。只有我给他一些，但我能给他的很有限，而且他还撑着男子汉的尊严，尽量不用“女人的钱”。下乡以来，颜哲已经把他的生活水平压到了最低线，没有在衣着被褥上花过一分钱。即使如此，也得买牙膏、肥皂这类必需品呀。这两年他算是尝够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处，所以，连我也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如此豁达。

　　崔振山没想到颜哲是这个态度，有点急了：“颜哲你咋这样稀屎？好多知青都说要找场里理论。庄学胥也说，他作为副场长，根本不知道秘密补助这件事。他甚至说了狠话，说胡场长和赖场长太独裁。”

　　这番鼓动在颜哲这儿起了反作用，他冷冷地说：“那就叫庄副场长出面呗。他甚至不用公开理论，在场部会议上提提就行了。”

　　“庄学胥说，由于他的身份，他不宜公开出面。他支持大家去提意见。”

　　颜哲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表示要送客了：“那你去提呗，你提最合适。这个消息是你最先知道的，最有发言权。”

　　崔振山给呛得愣了一会儿，悻悻地走了。



　　崔振山没有说动颜哲，但他并没有止步。那几天他在场里到处传播这个消息，很快在知青中闷出一个大火堆，火堆在悄悄地阴燃着，只等一点小风就会燃成明火。那阵儿，平素相处基本融洽的老农和知青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隙，别说崔振山、岑明霞这样的刻薄人了，就连林镜这样豁达开朗的知青，也会笑着挤兑老农们：

　　“你们得多干点活，你们每月有秘密津贴哩。”

　　老农们红着脸，不敢再管教知青们。

　　那阵儿我对古人说的一句话有了深刻理解：衣食足而知礼仪。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初中的班级里也常常发生一些争吵，像“谁偷了我的红薯”啦，“谁盛饭时净捞稠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想想这些争吵都觉得脸红，但在当时，对于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来说，谁也不觉得它可笑。现在也是这样。每月五元――这个钱数确实不多，但它至少够买牙膏和肥皂，有烟瘾的人可以去买33盒大舞台香烟（一角五分钱一盒），足够打发一个月的烟瘾；黄瞎子可以去买一顶蚊帐，不用拿血肉之躯去喂蚊子了。所以，尽管颜哲和我都没参与进去，更不打算挑头，心里还是同情大伙儿的。

　　这时胡场长已经“解放”，调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如果胡场长还在，以他的手腕，大概能把这场闷火消弭于未发之时。但赖安胜这块“青红砖”（北阴土话，大意为愣头青、莽撞、不会处事）却在火堆上浇了一瓢油。那天晚上他召开了全场大会，会上厉声说：

　　“有人在农场扇阴风点鬼火，这是阶级斗争的苗头！那些想整事的人，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是啥出身？家庭有没有问题？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竟敢反对贫下中农？”

　　知青们个个阴着脸。奇怪的是，老农们并没有趾高气扬，反倒个个心虚情怯，低着头，不大敢直视知青们。会场静得像座坟墓。散了会，颜哲的好友王全忠直接拐到会计室，找老霍借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张纸。老霍太迟钝，啥也没问就给他了。此后大字报出来后，老霍为了这次“丧失阶级立场”，至少是“丧失革命警惕性”，又被赖安胜骂得狗血淋头。

　　会场上的沉默推延到了宿舍，老农和知青们都闷声不响地上床睡觉，只有王全忠没睡，坐在自个床上打腹稿。等颜哲拿煤油灯烤完臭虫，他要过煤油灯，趴在床上刷刷地写大字报。班长老肖看出苗头不对，在床上几次抬头看他，但一直没说话。颜哲下床，看了看已经写出来的大字报标题：

　　“同工不同酬，合理不合理？”

　　王全忠平素属于闷葫芦一类人，从不惹事的，在这次风波中也不是积极参与者。但泥人也有土性儿，而且说不准啥时候发作。颜哲说：

　　“全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王全忠笑着说：“不行，已经箭在弦上。”

　　颜哲叹口气，没有再劝，钻到蚊帐里睡了。当然他没睡着，睁眼盯着蚊帐顶，直到那边写完大字报，熄了灯。

　　第二天这份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口，全农场一下子炸了锅。赖安胜听说后赶紧跑来，他的文化水儿刚够看懂这份大字报，看后脸色青白。大字报的上纲上线比赖安胜昨晚的虚声恫吓有力得多了，说这项秘密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人为地挑起老农和知青的矛盾，直接破坏了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王全忠经过文革阵仗、办过红卫兵小报，搞这一套自然是牛刀小试，远非赖安胜能比。何况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本身就是不敢公诸于天日的事，如果半捂半盖的，场长的权势还能起一些震慑作用，一旦公开，那些作用就完全失效。

　　知青们的情绪已经沸腾，显然是捂不住了。赖安胜这才知道要当场长，自己的手腕还远远不行，只能找老胡求救。他没有多停，立即到牛把式郜祥富那儿要了一匹马。农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拖拉机，没有自行车。只有两匹马，是老郜的心尖尖，平时决不让人骑的。这会儿场长来要，不能不给，他心疼地追着赖安胜喊：

　　“赖场长你小心点，别跑得太快！”

　　赖安胜没有理他，甩一下马鞭，得得地离开农场到公社去了。

　　他在胡场长（现在是胡主任）那儿面领了机宜，下午回来，立即召集所有老农到库房，把门关得紧紧地开了半天会，连副场长庄学胥都没有让参加。老农开会时知青都没有下地干活，而是在场里漫无目的地闲转着，实际上都在盯着库房里的动静，农场上空聚着高能电荷，马上就会有一场电闪雷鸣。紧接着召开全场大会。老农们都沉默着，知青们则紧张地等待着，看赖安胜以及公社领导们对这张大字报会采取什么严厉处罚。我注意地看看王全忠，他脸色苍白，但努力保持镇静，就像一个殉道者。

　　赖安胜开始讲话了，谁也没有料到他这次是采取哀兵战略，肯定是胡主任为他支的招。平时他一讲话就是“东风吹战鼓擂”这类政治套话，但今天只是很平实地说：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胡场长在位时定的，确实不合理，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老农们响应党的号召，离开老婆孩子来这儿办农场，他们都愿意和知青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不拿分红，但是老婆孩子咋办？

　　下面的知青们开始嗡嗡起来，有人小声说：

　　“那我们咋办？知青就不是人？俺们连顶蚊帐都买不起。”

　　赖安胜装着没有听见下面的议论，继续说：这项补助只是暂时的，等农场办好了，每人都会像国家干部那样领工资，那时候肯定就没有秘密补助了。

　　嗡嗡声更大了。谁都知道，他画的是一个空的大饼，永远吃不到嘴的。赖安胜的话风忽然急转直下：

　　“情况我都说清了，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知青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胡主任托我向大家检查，感谢知青们尤其是王全忠同志的意见。我代表农场宣布，这项补助从今天起取消！大家还有意见没？没有就散会。”

　　他立即走了，老农们也陆续走了，剩下知青们还在你看我、我看你的发愣。他们积聚了十几天的劲头，忽然失去了受力的对象。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场胜利吧，知青们兴高采烈了两天。但高兴劲儿很快就没了。这不奇怪，只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清。老农们的秘密补助取消了，但知青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最多只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年底分红时知青们将会多分一点，但也很有限。18个老农每年多拿的60元钱，平均分到86名场员头上，每人不足12元。能多12元当然是好事，但似乎也值不得为此欢欣鼓舞，何况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画上的烧饼。

　　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但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个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但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但不再理他。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

　　“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频次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连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或者通话后忘了拨回广播档。而且――颜哲轻蔑地说：

　　“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本人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作出评议。颜哲和王全忠都对自己的智力比较自负，但这次该他们佩服胡主任了，因为这项评议完全符合政治方向，谁也不敢说它是老农对知青的报复。而且，这些评议是先从外围开始，评了崔振山、陈江、纪科这些参加过大字报风波、又有些小毛病的人，至今没有触及王全忠本人。对知青的评议也相对公允，既指出被评议人下乡后的进步，也指出他们的不足，比如崔振山干活奸滑、拉稍时稍绳老是松垂、爱占小便宜、晒场时偷吃粮库中的芝麻，等等。这些缺点人所共知，只是没人把它摆到台面上。如今一摆出来，把崔振山弄得灰溜溜的，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招数是，场里公开声明，这些评议意见将保存到档案里，“如果将来对知青招工，它们将是重要的参考意见。”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那时在公开层面一直强调“知青扎根农村”，虽然下边风传着马上就要开始招工，而且那也是知青最迫切的愿望，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提它的。所以，这次罕见的公开声明立即在知青中激起极大的心理波动――也许咱们的盼望真的快要实现了？

　　王全忠在农场里成了孤家寡人，就像颜哲在文革前期被孤立那样。老农们不理他，知青们躲着他，包括当时曾怂恿他、曾把他当成英雄的人。只有颜哲对他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亲密一些。吃饭时他总是和王全忠蹲在一块儿，边吃边笑嘻嘻地说着闲话。刷碗时喊上我：

　　“秋云，我和全忠推水车，你去刷碗。”

　　如果不是这样，王全忠恐怕连碗也刷不成，落到淋病患者陈秀宽的地步。

　　我看着这种情况，很为颜哲担心。他本来没有参与那次大字报风波，老农们也不恨他。现在他的表现就像是故意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但我也没办法劝他疏远王全忠，那样未免太猥琐太没义气了。我喜欢颜哲，不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正气吗？我心情矛盾，只能悄悄地在一边观察着。

　　这种情景一直维持到秋季评工分。农场一年搞两次分红，同样也要评两次工分，分别是夏季分红前和秋季分红前。评工分历来是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点可以理解。但颜哲和王全忠根本不用操心，一班除了班长老肖是11分外，他俩是铁定的十分，没人会提出异议的。比如最重的“撂垛”或技术性强的“扬场”（利用风力把麦籽和麦壳分离），向来都是他俩搭档。

　　评分会开始了，评分会前老肖安排我到机磨房值班，我后来知道他是有意不让我参加。会上情况我是后来听颜哲说的。会上先评老肖，老肖自报11分，没有异议。然后老肖提出评王全忠，非常奇怪的是，全班人都变哑了。马三、小雷、黄瞎子，这些素来与颜哲和王全忠交好的知青都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颜哲和王全忠互相看一眼，对大家的沉默有点寒心。此后颜哲和王全忠才知道是错怪他们了，会前赖安胜已经同一班所有知青谈过话（除了颜哲、王全忠以及没有与会的我），威逼他们一定得把王全忠评成九分。少这一分，在分红时少不了几个钱，关键是要压压王的气焰。但王全忠平时在知青中有威望，他的棒劳力又是有目共睹的。这会儿知青们保持沉默，实际是一种无言的反抗，是在良心和权势之间的折中。这样的沉默令王全忠难堪，实际上令会议主持人老肖更为难堪。

　　颜哲和王全忠那时不知道这些内情，对伙伴们的沉默非常寒心。过了很久，颜哲第一个说话了：

　　“我提一下吧，我建议王全忠评十分。”

　　王全忠接着说：“我也自报十分。我这一年干活是啥样，大家都清楚，不用我多说。”

　　这时女知青徐杏芳发言了。她最近半年一直被抽到县里某个革命展览会上当解说员，比起知青生活那当然是个美差，吃得好，不用干体力活，每月还有少许补助。她刚从县里回来，就赶上了这次评工分会。徐杏芳笑着说：

　　“我有半年不在农场，对王全忠的劳动咋样没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刚才全忠的发言不大妥当，有点骄傲的苗头。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我说的可能不对，仅供全忠参考。”

　　颜哲不是傻子，这时已经完全摸到了会议的脉博。他知道徐杏芳这离题万里的发言实际是非常聪明的，既不涉及实质问题，又好歹向赖安胜交了差。对于徐杏芳来说，不说以后的招工了，仅仅为了保持目前的差使能干下去，她也不敢得罪赖场长。颜哲觉得心中发凉，怜悯、厌恶、激愤兼而有之。他不客气地打断徐杏芳的发言：

　　“今天是评工分，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工分只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有关，不要扯远了。杏芳你说你不了解情况那就别说话，让了解情况的人说吧。”

　　徐杏芳脸红了，不再说话。其它人也把嘴巴闭得更紧。老肖十分难堪和恼怒，使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

　　“今天的会开不成了，咱班能人太多，我拙口笨舌的，管不住。赖场长放话了，要是一班的工分评不成，就拿到贫下中农评议会上去评。散会！”

　　第二天的老农评议会上评出了一班十个人的工分，其它人大致都比较公平，仅王全忠和颜哲被降了一分。郜叔叔后来非常惋惜地对我说，颜哲这娃儿太可惜，原来老农们只想整王全忠，谁也没打算整颜哲，他是自己硬往枪口上撞。这一分对颜哲秋季分红的影响是：从略略的节余变成略略的负数，倒欠农场两元三角钱。颜哲绝不是看重钱财的人，但非常看重这一分。在之后好长时间里，他甚至表现得比王全忠更为郁怒。老农们都看出火色，没一个人敢惹他，连赖安胜也不敢撩拨他。

　　这次评工分当然不能解决老农和知青们之间的矛盾，反倒激化了它。现在，至少说硬顶着和赖安胜干的人，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其它知青们虽然不敢公开参与，但这两个人的潜势力是不容低估的。

　　这场闷火又开始闷起来，只看哪天一阵小风让它变成明火。颜哲不大和我幽会了，我知道他是怕影响我。其实我已经看出来，自从颜哲主动跳进这个火坑后，老农们，包括老肖班长，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至少在我面前说话不像以前随便。颜哲现在老和王全忠窝在一起，悄悄讨论着：局势可能如何发展，他们如何应对。几天后，在一次全场政治学习会上，王全忠突然站起来说：

　　“听说最近有人在附近农村私自买粮，这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错误行为，希望场里查一查，查证后的结果给大家一个交待。”他笑着补充，“这算不上多大错误，但身为领导干部更得严格要求自己。”

　　全场愕然。谁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公社胡主任。他家在县城，粮食不够吃，再加上工资较高，有余力买一些粮食，前几天刚托赖安胜买过一袋麦子。县城里的干部到农村悄悄买点粮食，这是公开的秘密，但这种事没人追究就不算事，有人追究就不好办，因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确实摆在那儿。赖安胜愣了，他知道王全忠提的这件“错误”本身不算啥，查到底也不过写一份检查了事，关键是这姓王的家伙，以及他身边的颜哲，是在向他公开挑战，表明他们绝不向压力低头。

　　那晚各屋墙上的喇叭又不响了，肯定是赖安胜在和胡主任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不久，公社胡主任捎来话，点名让颜哲去公社见他。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意外，老胡已经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又不主管知青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不会和知青们直接打交道。颜哲考虑了很久，临走找到王全忠说：

　　“你放心，我不会听他的离间。”

　　王全忠憨厚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颜哲以为胡主任是想离间他和王全忠的关系，以便对王做出更严厉的处罚，所以他去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有点风萧萧兮兮易水寒的悲壮。胡主任正在办公室同人谈话，见他来了，作手势让他坐下，示意他稍等。办公室比较大，家具都比较旧，只有一个漂亮的竹圈椅和墙上的全国地图及世界地图，显出这儿比农场场长办公室高一个档次。胡主任是部队下来的15级干部，文革前一直抓农村工作，文革后因站错队被下放到农场。他个子不高，很粗壮，满脸连鬓胡，长相活脱是《水浒》中的鲁智深。据说他在农村工作时，凡是到一个新地方，首先得打听一个好剃头匠，因为差一点的剃头刀对付不了他的胡子。在农场时他待人很温和，听说颜哲怕臭虫，还特意把自己的狗皮褥子给颜哲用，因为据说它能驱赶臭虫，可惜这个秘方并不见效。不过，虽然他为人温言温语，在农场却极有煞气，赖安胜就很怕他，崔振山等捣蛋鬼也从不敢在他面前奓翅。

　　屋里的客人走了，胡主任起身为他倒了一杯茶，开口就问：

　　“颜哲，听说老农们给你评了9分，你很不服，是不是？”

　　颜哲没想到胡主任会直接提出这个话题，愣了一下，直率地说：“不服。”

　　“我也不服。我告诉你，都是赖安胜那个驴种把事情搞糟了，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你想看到的，也不是我想看到的。我知道你开始并不支持王全忠写大字报，对不对？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对你开诚布公地说说心里话，你有啥话也别藏着掖着，行不行？”

　　颜哲警惕地看看这位前任场长，他对老胡的手腕是十分了解的。他说：“行。”

　　老胡娓娓地讲了很久，讲了他当时实行老农秘密补助的不得已，“我知道知青也困难，但知青没有家小，再说多少能得到家里一些接济。还有一句本不该说的话：你们在农村毕竟是暂时的，受两年三年苦就会回城，可老农们在这儿是一辈子！你说，我给老农们发那么一点补助，算不算过分？”

　　这番实打实的话让颜哲心服口服，点点头：“不算。其实崔振山最先找我鼓动这事时，我就是这样说的。”

　　“多谢你啦，在知青中能听到这样公允的评价，我很高兴。甚至王全忠也并不是非写大字报的，要是赖安胜当时找你们交交心，把我刚才这番话讲透，相信全忠会通情达理的，对不对？”他重复道，“可惜那是个属驴的，只会施用高压，把事情办糟了。”

　　“对，王全忠是一时冲动，泥人发土性儿。”

　　“但你们这样一搞，也把我们逼到绝路上了。尤其是18个老农，你们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能不恨你们？这次给王全忠降工分，实际上是有意让老农出出气，等王全忠的九分报到场里后，场里再恢复成十分，这样两边都摆平了。没想到你又跳了出来！这下子，不光他，连你也受到牵连，因为当时老农们群情激愤，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颜哲没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仔细揣摸，胡主任说得合情合理，应该不是谎话。他不服气地说：

　　“恐怕你没有考虑到我的激愤，那也是完全合理的。”

　　胡主任大笑：“对，对，我承认这一点。我这次的失误也恰在这一点上：没有考虑到你和王全忠的合理反应。事情走到这一步，咱们该想办法让它回到正常状态上，否则，你恐怕也不愿意出现那样的情况：等真正开始招工时，18个老农都对你俩投反对票。我说的对不对？”

　　颜哲不禁悚然。胡主任虽然是在威胁他，但他的威胁确系真情，一点儿都没夸大。胡主任看出了他的松动，亲切地说：

　　“那咱们就想法子挽救吧。你们的九分工分已经成事实，就不说它了，相信你俩也不会看重少到手的块儿八角钱。至于咋样消解老农的怨气，还得你们主动一点。回去劝劝王全忠，主动在大会上做个检查，给老农们搭个台阶下。我以人格担保，这不会计入你们的档案，不会影响你们的招工。”他笑着说，“要是那个属驴的敢给你们穿小鞋，你们尽管找我。即使我不在公社了，你们也可以到县里去找我。赖安胜还不敢不重视我的意见。”

　　他实际透露出他马上要提升到县里去。此后不久，他真的被升职为抓生产的县革委会副主任。

　　颜哲犹豫着，他无权代好朋友决定，来为并不存在的错误做检查。从情理上说错在赖安胜这边，不该把板子打到没犯错的一方。但如果考虑到政治现实，胡主任的方法又是最可行的。胡主任显然知道他的思路，诚恳地说：

　　“希望你做做王全忠的工作，即使那件事上他并没有错，但大丈夫能屈能伸，口头上认个错也不是大不了的事。看问题要着眼于大势，不要当书迂子。再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的大势就是和老农们搞好关系，争取早点招工，而不是二三十块钱分红！颜哲，你要是认为这个姓胡的老家伙今天是说的心里话，说得有道理，是为你们好也是为农场好，不是跟你搞阴谋，你就按我说的办。”

　　颜哲想通了，真心地说：“我回去劝他。谢谢你胡主任，你是个好人。”

　　“好人！这是我听到的最高赞赏了。也谢谢你，颜哲，你也是好人。其实我十分器重你，我历来认为，知青中将来能成大事的，你是第一人选。”

　　颜哲非常感激他的评价，同胡主任握手告别。回场后他把所有情况如实向王全忠做了转述，王全忠听后沉思了一会儿：

　　“我承认老胡说得在理，咱这么个小人物，就是低低头有啥了不起。其实，如果老胡早点找你，或直接找我，把这些话兜底说透，他就不用费心费力地搞那些权术了。”

　　颜哲笑了，知道他说的“权术”是指啥，是指前一两个月在两人脖子上越勒越紧的绞索，有一段，他俩真以为老胡是存心想把两人勒死呢。他说：

　　“这你就是书呆子了，如果老胡不那样做，他就不是老胡了。他肯定先要打一打，让咱们知道水深火热；然后再哄一哄，让咱们顺着他指的路走出火坑。这才是政治场上的高手。不过说真的，我觉得从他内心讲不是一个爱整人的人，他整人只是为了自己始终能掌控大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认为他算是一个好人。”

　　王全忠对他的分析不停地点头，爽快地说：

　　“没关系，我去做一个检查。不过――”他沉吟着说，“他的‘好人’也是有限度的，比如，赖安胜对女知青干的那些坏事，他是不是听说过？以他的精明，不会听不到一点风声吧。但他却装聋作哑，息事宁人，这恐怕算不上好人吧。”

　　颜哲想想，叹息一声表示同意。

　　不久王全忠在全场大会上做了一个公开检查，从此农场又回到往日的正常轨道上。老农和知青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很快缓和了，甚至老肖对颜哲和王全忠比以前更好。颜哲和王全忠自然不会记仇，努力改善了同班长的关系。不过，只是在这次老霍泄密后颜哲才知道，老农们态度转化最重要的原因是：秘密津贴又秘密恢复了。既然钱已经到手，而且明知知青们是吃亏了，所以那些心地不脱忠厚的老农们，像老肖，老初和郜祥富，又恢复了往日对知青的歉疚心理。

　　但有一点恐怕是精于谋略的老胡没有估计到的，那就是赖安胜在经历了这场虚惊后，又恢复了往日的跋扈，甚至比往日更甚。因为他至少知道了两点，一：对回城的渴望是知青们普遍的软肋；二：以后再没人敢用大字报对付他了。



　　老霍走后，颜哲一直沉吟着。他也问过我，全场的工分体系该咋样调整，我说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但依我看，我的意见对他没有啥影响，在问我的那一刻，他的意见已经成熟了。

　　第二天他召开了全场大会，这次是在晒麦场，高高的麦秸垛在夜幕下如黑色的剪影，秋风拂面，一轮新月照耀着80多个男女新人。颜哲站在人群的中间，平静地说：

　　“快到秋季分红了，上届场领导班子曾定过几项分红政策，当时对大家保密。但现在咱们已经是新农场了，我向大家承诺过，在新农场里不会有任何不敢上台面的东西。我请会计老霍把那些政策对大家讲一下，它是不是合理，以后咱们采用不采用，完全听大家的意见。现在请老霍讲。”

　　这当然是个极富爆炸性的话题，但农场今非昔比了，台下的听众都保持着沉静的笑容，等着老霍上台。老霍则是惊骇欲绝的模样，嘴巴张得老大，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颜哲。颜哲催他上台，他的双腿抖索着，几乎迈不成步。他总算上来了，仍是那么惊骇地、期盼地盯着颜哲，显然是企盼颜哲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他的这种表情和众人相比，反差未免太大，我心中很深的地方又跳了一下，再次感觉到了某种异常。但究竟是啥异常，我还说不清。

　　颜哲平和地说：“老霍你说吧。”

　　老霍哀求地说：“颜场长……”

　　“你尽管大胆讲，有责任我来担。”

　　“颜场长……”

　　虽然场长一再放话，老霍仍不敢说，他知道那些秘密政策只要一公布，肯定要惹出大祸，而且话只要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所以，尽管他一向对上级惟命是从，这会儿却出奇地执拗。我心中那点“异常”又跳了一下，比上次跳得更猛了一点儿。颜哲也没料到老霍会这样“顽固”，脸色沉下来，在语气中加大了份量：

　　“老霍！”

　　老霍脸色惨白，不敢再抵抗了，嗫嚅很久才把那些政策说清。其实总括起来说只是三条：

　　老农的秘密补助一直没取消，早就秘密恢复了；

　　赖安胜给自己也定了每月25元的秘密工资；

　　从大字报事件平息之后，庄学胥副场长也享受老农的待遇，即每月有五元的秘密津贴。

　　老霍说完后几乎不敢看台下的反应。这曾是老农和知青心中的伤口，现在被他把痂皮撒开，又撒了一把盐。但台下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人人都保持着沉静的笑容，似乎他们听见的是第三者的事。

　　颜哲说：“老霍已经把这些政策说清，你可以下去了。现在大家讨论以后该咋办，我完全听大伙儿的。”

　　会场上稍微顿了一下，立即有人发言。老肖先站起来说：

　　“我说点意见。老农们拿这些补助不合理，该取消，以后俺们还是吃俺的11分工分，心里踏实。其实在这个会前俺们都拿定了主意，老霍一直催俺们领这俩月的补助，没一个老农去领。”他坐下了，又站起来补充一句，“从前俺私心重，在心里记恨王全忠，还报复他，给他少评了一分工分。这事是俺不对，我给全忠赔不是。那次给颜场长也少评了一分，那就更不对了，颜场长我也给你赔不是。”

　　王全忠马上站起来说：“要说那时我也有错处，没考虑老农们的实际情况。老农有家小，确实比知青更困难。以后还按那个数目补助吧，我没意见。”

　　崔振山也说：“我也同意给老农补助。还有，我过去干活偷奸耍滑――我现在干活是实打实的，可过去耍滑――上次给我评了八分，太高了，我建议降一分。”

　　大家争着发言，所有发言都是同样的无私。虽然明知道这是蚁素在起作用，我仍然非常感动：如果农场能永远保持这样的君子国，那该多好！赖安胜站起来几次，都没抢过话头，这会儿终于轮上他说话了。

　　“赖安胜给自己定了25元的固定工资，这事做得很不要脸。”他用第三者的口吻说，“他又不是国家干部，国家财政不给钱，领这些工资岂不是占大家的便宜？应该取消，一定得取消。”说到这儿他恢复了第一人称，“以后我就吃自己的工分，我是11分棒劳力，这样才光荣。”

　　庄学胥也站起来，可能是受赖安胜的影响，他也使用第三人称：“庄学胥拿补助也是很不要脸的。他又不是老农，而且还怂恿过知青们闹事，自己却偷偷争来这份补助，太卑鄙了。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用再追究。但这份补助肯定应该取消，以后我只吃自己的工分。”

　　郜祥富说：“我提一条，大家看对不对。赖安胜说他不要那份工资了，咱们就依了他的心愿吧。如今颜场长是场长，该把这份工资转给他。他为这个农场操了多大心，咱们都看得见。对不对？”

　　我有些吃惊，觉得这个意见有点太“那个”。如果是在喷蚁素之前，如果这番话出自别人的口，我会认为这人是个超级马屁精。但郜祥富说这些显然出于十二分的真诚。我看看颜哲，他显然也愣了一下。这时孙小小抢着说：

　　“还有秋云姐！她一直在帮颜哲哥管咱们，别看她不是副场长，比副场长都操心。我建议也给秋云姐定一份工资，就20元吧。”

　　庄学胥立即表示同意，还有几个知青和老农也赞同，把我弄得十分尴尬。颜哲看看我，知道不说话不行了：

　　“我刚才说过，对全场咋分红，我完全听大伙儿的意见。至于对我本人，那你们得尊重我的意见。我决不会要这份工资，你们不必劝，劝也不行。我还可以代秋云表态，她也决不会要。不光如此，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干的农活很少，只是些零碎的木工活。”他苦笑道，“不是我不想干，是大家不让我干。既然这样，那我就拿最低的工分得了。我只要六分。”

　　这话儿激起一阵骚动，大伙儿很感动，但也坚决不同意：哪能让他们心目中的神拿全场最低的工分？在一片喧嚷中，王全忠突然站起来说：

　　“咱们不必为颜场长的工分争了，我提个建议：咱们为啥非要评工分？干脆不评得了！分红就按人头均分，再弄一笔公益金放到一个钱箱里，不上锁，谁的需要大，像家庭困难的老农或知青，就自己去拿点，我想谁都不会有意见。比如说，黄瞎子就可以拿几块钱给自己买一顶蚊帐，陈秀宽可以拿几十块钱给自己治淋病。”他说完了，但是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补充道，“颜场长和我是好朋友，在上高中时就给我讲过许多动物中的知识。自然界中所有社会性昆虫，如蚂蚁、蜜蜂等，都没有任何社会内耗。你见过蚂蚁评工分吗？没有。但它们没一个偷懒的。终不成咱们人类连蚂蚁都不如！？”

　　这个意见把大伙儿都震住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反问可以说是重如千钧。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思路，彻底打破了旧的模式。会场静止片刻后人们纷纷同意：对！不用评工分！按人头均分，谁需要谁就多拿点。这个方法最省事，也最公平。终不成咱们不如虫蚁！他们甚至互相取笑：咱们真傻，光想着工分公平不公平，咋就想不到干脆把它取消呢，还是念过书的娃儿们脑子灵。

　　颜哲看着王全忠，刹那间热泪盈眶！这是他一生的追求，现在终于在另一个人嘴里听到了。他不想让大家看到他的失态，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不过，他继续讲话时，我听出来他的声音沙哑，显然是在努力压制内心的激动。他说：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意见？有没有？如果没有，这就是咱们的决议。老霍，就按这个意见做账吧。只用记总收入和农场同外边的财务往来，内部分红在提出一笔公益金后按人头均分。”

　　在全场的欢乐中，只有老霍一个人的表现太煞风景。他听着大伙儿的意见和颜场长的决定，不敢反对，但下意识地一个劲儿摇头。颜哲有些不高兴，但没有发作，宣布了散会，说老霍你可以回去重新做账了。老霍拖延着不想走，显然是想来一次犯颜直谏，但他的勇气毕竟不够，犹豫了一会儿，最终叹着气，摇着头，走了。

　　人们搬着各人的小板凳散回各宿舍，一路上笑声不断，不少人夸王全忠的意见好，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夸得他都有点害臊了。我随颜哲回场长室，他的两眼闪着奇异的光彩，多少年来，这是我见过的他最兴奋的一次，我也为他高兴。他说：

　　“秋云，有了今天的成功，我想我父母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看出了我的异常，奇怪地问：“咋啦？你有啥话？”

　　我仍是笑，在他一再催促下才说：“我也为今天的成功高兴。不过，你的洞察力今天可不怎么管用，难道你今天没看出啥异常？”

　　他努力思索，最终只是茫然摇头。我提示他：“老霍。”

　　“老霍？他今天的表现确实有些煞风景，但我不知道你说的异常是啥。老霍这人过去被赖安胜吓破苦胆了，你看他今天的样子，简直不像是喷了蚁素的……”他忽然顿住，睁大眼睛说，“蚁素！他没喷蚁素？咱们忘记对他喷蚁素了，是不是？”

　　我放声大笑：“没错！所以――他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不必为此懊恼的，并不是蚁素在他身上无效。”

　　刚才我已经仔细回忆过，在对全场人喷蚁素那天，我确实忘了通知老霍来开会。这个疏忽也难怪，他平素活得像只土拨鼠，大家从心理上都不把他当成农场的一分子。不光是这次，其后农场遭遇洪水时，我们组织对全场人的抢救，竟然再次把他给忘了，几乎让他送命。这是后话。

　　这个消息让颜哲更为兴奋。刚才老霍的异常表现曾让他感到“完美中的缺憾”，现在他的心里明朗了，原来并不是蚁素的质量问题，而是工作上的一个小疏忽！说来我很同情老霍，这些天他作为未喷蚁素的唯一“旧人”（不算我和颜哲），独自生活在新的农场中，难道他就没有发现周围人的变化？没有感到同群体格格不入？生活在格格不入的群体中，也太难为他了。我想对颜哲建议，干脆不对老霍补喷蚁素了，让一群新人中夹带着这么一个旧人，也许能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至少可以看看大家能否把他感化过来吧。不过我没把这个意见说出来，颜哲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会在新农场中留下这么一块死角的。

　　颜哲立即带上那一小筒蚁素，和我到会计室。老霍正趴在桌子上，苦着脸，对着账本发愁。不是发愁改帐的工作量，而是担心颜哲这个非常异端的决定在农场执行不下去，最终还得走回头路，那他就费老鼻子的事了。看见颜哲急匆匆进来，他脸上现出喜色，大概认为颜哲改变了主意，或者刚才公开宣布的那个决定只是个幌子。当然他的猜想错了，颜哲只是问他：

　　“老霍，上次为全场人喷了疫苗，预防虎拉热的，是不是把你漏了？”

　　“虎拉热疫苗？不知道，我没听说，也没喷过。”

　　“没关系，这会儿就给你补喷。”他语意双关地说，“喷了之后，你就会融入农场的人群中了。”

　　颜哲给他喷了蚁素。等到白雾散去，老霍的苦脸变成我们见惯的沉静的笑容之后，颜哲再次问他，今天会上决定的分红方案有没有不妥之处。老霍这会儿的看法完全变了，微笑着，衷心地说：

　　“没有。农场现在已经成了君子国，不需要评工分。”他轻松地笑着，“我巴不得这样呢，这样子会计就省事了。兴许以后根本不需要会计也说不定，蚂蚁社会中没有会计吧。”

　　颜哲放声大笑：“你说的对，咱们的社会成功后会让很多职业消亡的，像警察啦，士兵啦，律师啦，官员啦，大门守卫啦，出纳啦。以后社会里将只剩下直接从事劳动的职业。不过你不用担心，即使不需要会计，也不会让你挨饿的。”

　　我们高兴地从会计室出来，在叉道口分手，颜哲让我喊王全忠来场长室一趟。后来我再次来到场长室时，两人正促膝而谈。颜哲和王全忠是多年朋友，而男人的友情是男女之间的恋情不能替代的。有时我们三人在一块儿闲聊，偶尔话题会滑到不该我参与的方向上，比如男人之间的荤笑话，比如过于艰涩的哲理思考，这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停顿，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地拉回话题，那种男人之间的默契简直让我嫉妒。不过，在喷了蚁素之后，这种相契多少变味儿了。场员们对颜哲都是带着敬意和惧意的仰视，王全忠多少与他们不同，是亲切的仰视――反正仍是仰视。谈话中颜哲仍像过去那样拍着朋友的肩膀，不过这会儿少了往常的亲昵，倒更像是神甫为教民赐福。颜哲亲切地说：

　　“全忠谢谢你今天的发言，那正是我的想法，我还担心过于激进，大伙儿不能接受呢，没想到你率先提出来了，而且大家也赞成。”

　　全忠笑着说：“我能提出这个方法，其实还是受你的潜移默化，你对我讲过许多蚂蚁社会的知识。”

　　“依你估计，这两个方法，即不要工分和公益金自由取用，能实行下去吗？”

　　“能。只要你领着我们。”

　　这个有条件的肯定恰好戳着颜哲的痛处。他沉吟片刻问：“如果我离开这儿呢？”

　　他这个问题只是纯粹的假设，但王全忠认真了。“你离开？”他认真地思考一会儿，问，“那秋云呢？”

　　颜哲苦笑着看看我，说：“反正是假设，就假设她也离开吧。”

　　“那肯定不行！少了你们，这个新农场肯定会立即崩溃的。”

　　王全忠担忧地看看他，看看我，那神情就像是一个小孩听到妈妈说“我不要你了”。颜哲沉默一会儿，笑着宽他的心：

　　“放心吧，我和秋云都不会离开的。倒是你有可能。给你吹个风吧，县纺纱厂的招工已经开始操办了，你在农场的推荐名单上。”

　　全忠眼中闪过一波光亮，那是世俗的诱惑在闪光，甚至穿透了蚁素的遮蔽而显现出来：回城，拿工资，和爹妈生活在一块儿，过一种相对说正常的生活。不过这种诱惑一闪而逝，他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走。我要跟着你留在新农场。”颜哲很感动，默默拥抱了他，送他出门。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七章 招工

　　头天上午下了一阵暴雨，大伙儿不能出工，都到库房去搓玉米。我在粉房干活，头顶的喇叭嘶嘶地响了：

　　“知青农场听着，让赖场长把喇叭档换成电话档，县知青办有重要电话。另外，公社知青办魏主任是不是在你们哪儿？让他也去接电话。”

　　不用说，这个电话肯定和招工有关。如果是在过去，单只这个没头没尾的电话就足以搅得全农场骚动不安。但现在不同了，我注意观察各个屋子，他们都听见了电话，但保持着平静。我立即赶到场长室。赖安胜在田里干活没有来，老魏叔和颜哲在这儿，已经把喇叭档换到电话档，正在接听县知青办的电话。是风传已久的县纺纱厂的招工，终于开始实际操作了，这次分到农场的招工名额不少，八个人。县知青办通知他们作好准备，几天后到县医院去体检。

　　名单中没有岑明霞，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孙小小那晚说的情况。名单中有我，这我早知道了，是郜叔叔给透的信，那还是没喷蚁素之前的事。名单上还有王全忠，这点比较出乎意料。老魏叔实打实地说：

　　“据我所知，第一榜名单上没他，按胡主任的意思把他加上了。一是表示确实不给他穿小鞋，再者也想把他早点送走，省得和颜哲搅在一块儿，不定又闹出一个大字报事件。”

　　这确实是胡主任行事的风格，所以我们都信服老魏的话。

　　但今天的老魏所能起的作用，也只限于介绍情况了。他笑眯眯地说：情况我介绍清楚了，该咋办，颜场长你定吧。就心情轻松地离开。颜哲问我：

　　“名单中有你，你啥意见？”

　　我叹息一声：“要说招工对我没诱惑是假的，我盼了多长时间了，更不用说我爹妈和大姐简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不过，第一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第二不想离开这个新农场。我早就决定了：不走。”

　　颜哲很感动地吻吻我，没有多说。晚上他又征求了全忠及其它几个被推荐人的意见后，对我说：“秋云我已经决定了，农场放弃这次招工，一个也不走。”

　　我犹豫着，没有表示赞同。颜哲用锐利的目光扫我一眼，平和地说：秋云你有啥看法尽管直说。我说：

　　“我知道，咱们的新农场刚刚开始，为了保证这个实验社会的成功，最好不让场员们过早离散。但招工毕竟是影响知青一辈子的大事，我不忍心代他们做出走与不走的决定。当然，你已经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不会离开农场。但你也知道，这是在蚁素控制之下的意愿，与他们的原来意愿不一定吻合的。他们与我不同，我是在清醒状态下做出的决定，也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他们不同啊。”

　　我在说这些意见时，颜哲明显地不快，甚至很不满。我看着他冷淡的眼神，心中抖了一下。我知道，俩人之间曾经出现过的“根本性的看法分歧”这会儿又来作怪了。我勉强地笑着说：颜哲，看来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有啥你也直说，不要顾忌我的面子。颜哲坦率地说：

　　“秋云，不要怪我说话直。我想问你，你是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欢咱们的利他主义小社会？”

　　这句锋利的诘问让我有倒噎一口气的感觉，没办法回答。颜哲毫不留情地说下去：

　　“你一定说你相信它，喜欢它。但这确实是你意识最深处的想法吗？你心眼很好，尽心尽意为知青们着想，不想耽误他们的一生。但什么才是真正对他们好？那就是把他们留在新农场里，留在这个纯洁透明的地方，免受社会的毒害。这样的一生才是最幸福的！至于什么招工、拿工资、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都是不值一顾的垃圾。秋云你不能这样，身子坐到我的――咱们的――新船上，心却留在旧码头。”

　　我哑口无言。他说得非常有理，不承认他的话，实际就是否定了我们俩一直追求的理想。我那些从“感性”上说很有道理的想法，在他理性主义的尖矛下不堪一击。屋里空气很闷，是暴雨前的低气压，外面的夜幕上阴云浓重，看来又该是一场暴雨了。我无奈地说：

　　“你说的有道理，就按你的意见办吧。我该回屋睡觉了。”



　　刚刚睡下，果然又来了一场暴雨。那场雨真大，满世界都是哗哗的雨声，焦脆的炸雷就在房顶上轰响。我刚刚入睡，忽然听见风雨声中有人在高声呼喊，声音非常急迫，非常惊惧，喊话人显然处于生死关头。我从床上跳下来，没有穿外衣就直接披上雨衣，赤着脚，拉开房门。

　　站在门外，那个声音更清晰了一些。我仔细倾听着，似乎是在喊我的名字！仔细听，确实是在喊我，声音在雷声的间隙中时断时续，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秋云――你大姐――是你大姐――”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姐？家在45里地外的县城里的大姐，在这么个焦雷闪电的夜里来找我？但不管是不是，我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跑了。天黑得伸手不辨五指，我只能扶着墙走，或摸着路边的树走。喀查查一个焦雷，闪电撕破天幕，农场的房屋和树木都定格在一闪即逝的青白色的强光中；闪电熄灭，一切复归于黑暗。我跌跌撞撞地走近护场沟，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没错，肯定是大姐在喊我。但就在这时，声音忽然不响了，我的心猛地揪紧，莫非她出了意外？我加快步伐往前赶，走上砖桥时，桥另一端冒出两个身影，一人扶着另一人，歪歪斜斜地走过来。又是一道青白色的闪电，我看清了，是颜哲扶着我大姐。看见我，颜哲大声说：

　　“你――扶――大姐走，她――自行车――沟那边。”

　　我从他手里接过大姐，感觉到她的手冰凉。身上在发抖。我们走上砖桥，大姐停下来，用力跺一跺桥面，好像不相信它真的在脚下。她苦笑着在我耳边说：

　　“邪了！我在这道护场沟边来来回回找了20多趟，硬是找不到这座桥！”

　　前边手电光闪亮着，有人迎过来。大姐透过雨幕看看，惊奇地说：“呀，惊动了这么多人，怕没有三四十个吧。”

　　一大群人迎上我，簇拥着我们俩回屋，挤在门外笑嘻嘻地看大姐。颜哲把自行车扛回来了，靠在门外，大声说：“咱们都走吧，秋云你快给大姐擦擦身子，换上干衣服！”

　　冬梅和月琴关上门，帮着大姐脱下湿衣，擦干身子，我捧来一套干衣服。大姐换了衣服，裹在被窝里，这才长舒一口气。她惊魂未定，面色苍白，嗓子接近失音，嘶嘶地说：

　　“我的妈呀，总算活着到农场了。下午一点多就上路，硬是折腾到现在！刚才把我吓死了，越紧张越找不到桥，那样一座显凌凌的桥咋就找不到呢，这是俗话说的鬼打墙吧。”

　　她是今天中午决定来看我。头晌刚下过一场雨，而且阴云浓重，可能还有一场大雨。大姐犹豫着不敢来，但她有急事要找我，这件事又是不能在电话上说的。最后一咬牙，骑车来了。

　　从县城到农场45里，前25里是县级公路，虽然有些积水，不影响骑行。后20里是土路，岗地的上浸土透水性差，下雨便成一泡脓。大姐骑了不久，车轮和泥瓦之间就被泥巴塞死了，一步也骑不成。她只好扛着走。但这辆车是加重飞鹰牌，她扛了一小段，再也扛不动。大姐只好央求过路的牛车，想搭一段路。但这会儿回程的牛车都是重载，在泥路上行驶本来就够艰难了，也不想让泥水淋淋的自行车放到货物上去，所以尽管她大叔大爷的说好话，几辆牛车仍是扬长而去。她心有余悸地说:

　　“那会儿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

　　好在最后碰见一个好心人，见她一个娘儿们，实在艰难，就停下车，把车上的货物收拾一下，腾出个位置，又帮她把自行车弄上去，让她坐在车辕上。大姐对车老板千恩万谢。车老板听说她是去知青农场看妹妹，夸她：

　　“你这个姐当得像个姐，阴雨天跑这么远来看她，比去庙里进香还心诚。那个知青农场我知道，人少地多，农活重，吃得差，好多抽到农场的老农都吃不了那个苦，跑了。娃儿们苦哇。”

　　离农场还有五六里路时两人要分道了，那会儿天已经擦擦黑，车老板好心地说：“别看剩这五六里路，你也难走。要不先到俺村住下，明儿个再去。”大姐急着赶路，谢绝了他的好意。她找了一根比较硬的细树枝，推着车走，走一会儿捅捅自行车泥瓦里塞的泥巴，就这么艰难地推到农场的护场沟边。她来过两趟知青农场，知道进农场必要经过一道砖桥，但这时天已经黑定，又赶上一场暴雨。在风雨和夜色中，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道砖桥了

　　她这时才想起来，问我：“噢，对了，刚才接我的是不是颜哲？天太黑，我没看清。”

　　“就是他。这家伙耳朵倒尖，比我听见的还早。颜哲住的场长室在后排，比我们远得多，不知道他咋能第一个听见。”

　　“心有灵犀嘛，我是谁的大姐？他敢听不见。”

　　我心里很欣慰，大姐肯这样开玩笑，说明她对颜哲的态度变了。颜哲这次没白出力，吃小亏占大便宜，有粉搽到脸上了。冬梅和月琴只是笑，如果是往日，她们早接上大姐的话头取笑我了。但喷了蚁素后，她们对我多了尊敬少了亲昵。我想转移话题，埋怨大姐：

　　“这样的天气，你也敢往这儿跑。万一出事咋得了。有啥急事？”

　　大姐在被窝里捏捏我的手，说：“没啥急事。我出门时没有下雨呀，哪承想正赶上这场大雨。不早了，我实在乏透了，咱们睡吧。”

　　其实我能猜到大姐的来意，不能在电话中讲的事肯定与招工有关。但她不知道，今天的农场已经不是昨天的农场了，在这儿没有任何不能说出口的秘密。第二天，别人都上工了，到地里去排涝，我留在屋里陪大姐。她睡得很熟，我没有叫醒她。等我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大姐醒了，正好炊事班长老毕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说是颜场长交待的，怕大姐昨晚受凉，喝了姜汤发发汗。

　　大姐惊异地看着我：“颜场长？”

　　我点点头：“对，那鬼东西现在是场长，大伙儿选的。”

　　“噢，怪不得昨晚你说他住在场长室。”大姐喝着姜汤，好久没说话。颜哲地位的变化，再加上他的体贴，又增加了她的好感。

　　屋里没人时，她对我说了这次的来意。果然是为了招工的事。大姐说，县纺纱厂负责招工的老项正好是她的同学，她已经打听清楚，农场的推荐名单上确实有我，而且老项拍胸脯答应，肯定把我弄走。大姐这次来是为了我的体检。“体检？我的身体没毛病。”大姐看着我，沉着脸说：

　　“有句话很难出口，我既然来了，不得不说。秋云你老实告诉我，你和颜哲之间到了哪一步？我怕你在招工体检的妇科检查中出纰漏。”

　　我脸红了，摇头否认：“没有，我们之间干干净净的。”

　　“给我说实话！我冒雨跑几十里就是要听你的实话！”

　　我很干脆地说：“我说的是实话。别看俺俩谈了5年恋爱，亲亲摸摸是有的，绝没有过那个线，你放心吧。再说，没听说招工体检还要检查处女膜？”

　　大姐心情放松了一点儿，仍非常严重的说：“你和别人不同。不管体检有没有这一项，你也别心存侥倖。”

　　我不耐烦地说：“真的没有，你得叫我说多少遍？你尽管放心吧。”

　　大姐这才告诉我，她为啥紧盯这点不放。招工负责人老项昨天对她说，你妹妹的事我会尽量办，但能不能办成我不打保票。她在农场得罪有人，农场推荐名单报上来后，有人写匿名信告她，说她和反动子弟叫什么颜哲的鬼混，明铺暗盖，打过胎，影响极坏。说“这样的破鞋怎么能招工？广大贫下中农不会答应！”

　　大姐叹息着说：“想想吧，你得罪了啥人。”

　　我绝对料不到自己会被泼上这样的脏水，这重重地伤了我的心。几个月来，我在这个温馨的利他社会中已经被惯坏了，对于世上竟有这样的鬼域伎俩，真是不寒而栗。思来想去，我在农场没有得罪啥人，最大可能还是因为颜哲的关系而得罪了赖安胜，可能再加上岑明霞。是了，这种事多半她才能干得出来。

　　但我心里的晦暗只翻腾了很短一会儿，很快就烟消云散。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这封匿名信肯定是喷洒蚁素之前写的。今天所有场员的心灵已经得到净化，我更不会沉浸于往日的仇恨。再说这会儿我已经决定不走了，新农场刚刚起步，我要陪着颜哲把它建好。我已经陶醉于这儿的温馨和纯洁了，不愿离开它，也不忍心留下颜哲独自承受“清醒的上帝的痛苦”。

　　我心里又充满了阳光，笑着对大姐说：“你就甭操心了，你说的脏水泼不到我身上。不过，我不想走，不想离开农场，所以，我根本不会去体检。”

　　“你说啥？你发癫了不成？”大姐真生气了，“是不是为了颜哲？那娃儿不错，但也不能为了他，两人捆一块儿淹死。秋云你别犯糊涂，这样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你大姐也没第二块手表去打点招工的人。”

　　她情急之中把这件秘密抖出来了。其实招工负责人老项并不是她同学，但为了我的前途，她舍着脸皮找到那人，用一块手表把他买通了。那时的招工负责人知道自己捏着知青们的命运，已经很会拿身份，大姐为求他作了多大难，她一直没对我细说，只说：“那些小人得志的嘴脸，想起来都恶心。”好在他们还讲职业道德，收了贿就认真办事，甚至把匿名信的事也捅给我大姐了。

　　大姐的诚心让我很感动。我知道她不会理解我的，换了任何人，也不会把到手的回城机会轻抛浪掷。可惜为了保密，我不能把新农场的真情告诉她。不过，虽然不能明说，让她感受一下这儿的气氛是完全可以的。我笑着搂住大姐的肩膀：

　　“大姐别生气啦，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也为此作了不少的难。我先陪你到农场转转，然后再商量招工的事，行不行？你不知道，自打颜哲当了场长，这儿已经大变样了，确实大变样了。”

　　大姐不屑地哼了一声。她心里有那封匿名信的阴影，对我的话根本不以为然。



　　我陪大姐逛了整个农场。不用说，她到处都感受到温暖和阳光。刚下过雨不能干农活，人们大都在场院里闲转。看见我们俩，都热情地打招呼：

　　“大姐回来了？来看秋云妹子？多住两天再走。”

　　知青们齐声称她大姐，这不奇怪，可后来碰到老肖、老初、陈得财等老农，连他们也是这样称呼。大姐有点窘，离开人群后说：

　　“我的面相没这样老吧，40多岁的男人也喊我大姐？”

　　我笑着说：“这儿的农民们爱这样，不管年纪大小，都赶着我的辈份称呼客人，那是对你的尊重。”

　　“我看他们都喜欢你，不，是尊敬你。”

　　我含混地说：“嗯，我和全场人都处得很好。”

　　大姐摇摇头，毫不留情地说：“全场人？至少有一个人在背后向你捅刀子。”

　　我没有多解释，只说了一句：“那都是颜哲当场长之前的事了。”

　　我们转到伙房，这儿非常热闹，喜气洋洋。炊事员刚刚杀了一只羊，把它挂在架子上分割羊肉。原来是颜哲下的命令，说今天下雨干不了农活，干脆让女知青们都来帮厨，中午吃羊肉饺子。在农场吃饺子可是件大事，往常一年中也就只有春节和国庆节能吃两次，所以大家乐坏了。我想颜哲这个命令多少有些私心吧，他是想让大姐在这儿充分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一二十个女知青挤满了厨房，忙忙地择菜、剁肉、调馅、捍皮、包饺子、烧火。炊事班长老毕倒被挤得插不上手，叼着烟袋在旁边指挥，神气得像个将军。我们进去，女知青们自动站起来，齐声问好：

　　“大姐回来了？你看可巧，正赶上俺们过年。一会儿你一定得吃饱啊。”

　　大姐有点不好意思，忙向大家回礼，说我也来包饺子吧，我包得快。孙小小、月琴几个人忙把她往外推，说哪有让客人干活的，你出去玩，等着吃饭就得。岑明霞也在这儿，腆着肚子在包饺子，脸上满是喜气。大姐看见她的身孕，也看出她是个知青，疑惑地看看我――哪有知青怀孕的？我向她示意，出去再说。

　　我俩正要出去，岑明霞忽然喊一声：“哟，我差点忘了！”她艰难地站起来，对已经走到门口的我们俩大声说，“大姐你冒雨赶来，是不是为秋云姐招工的事？”

　　大姐的脸色刷地变了。她冒雨赶来同我面谈，而不是打喇叭电话，就是为了保密，结果让这娘儿们当着这么多人把它拎出来！她沉下脸，狠狠地瞪着岑明霞，依她猜想，这女人肯定是存心搅局的。令她奇怪的是，屋里所有人都很平静，他们很关切地等着大姐的回答，但没显出吃惊的神色。大姐回头看看我，咬着牙低声问：

　　“这大肚子老母蚰是个啥货色？”

　　我忙触触她，以免大家听见她的粗话。那边岑明霞焦灼地说：

　　“不是看见你来，我把那事都忘了！大概两三个月前，就是农场的推荐名单刚报到县里时，我给县里写过一封匿名信，糟蹋了秋云姐。那时我跟赖安胜有勾搭，听赖安胜说颜哲打算到县里告他，我就先下手了。”

　　大姐惊骇异常，瞪着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她坐实了是谁写的匿名信，但这个女人这么坦率地――这样丑的事她竟然说得这样平静，却实在匪夷所思。莫不是这人有神经病？岑明霞继续说：

　　“那是我变成好人之前干的事，就不说它了。不过，可不能让它影响秋云姐的招工。要不这样吧，我写一封说明信，就说那封匿名信是我写的，上面全是造谣，你回去捎给县知青办，行不行？”

　　大姐瞠然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女人的行事太古怪，不合逻辑，脸皮太厚，即使她是在表示忏悔，她也不能相信。她看看我，我微笑着有意不说话，让大姐自己来感受农场众人在心灵上的变化。大姐沉思一会儿，冷冷地说：

　　“既然是造谣，我看就不必再去说明了。我想县知青办的人都有判断力，不会信这胡咬乱啃的信。”

　　这些话说得够重了，但岑明霞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也没有太难为情。那些坏事是“另一个”岑明霞干的，虽然这会儿她在道歉，但其实她不用为“另一个”岑明霞的行为负责。她舒了一口气，说：

　　“只要不受影响就好。那就好。可是，”她非常矛盾地说，“按说招工是好事，可俺们舍不得秋云姐走啊。”

　　她的眼眶红了，慢慢地泪珠开始溢出来。大姐又是惊得张大嘴巴合不拢。这个写匿名信的卑鄙小人，转眼间却为“舍不得秋云姐”而落泪，这究竟是唱的那出戏？这一波接一波的大转折，弄得大姐的脑筋接不上趟。而且不光是岑明霞哭，全屋的女知青都红着眼睛，一片声地说：

　　“俺们舍不得。秋云姐你别走。”

　　炊事班长老毕也过来拉着我的手，很动感情地说：“秋云……俺该咋说呢，又想让你走，让你回城里爹妈身边。又舍不得你走。”

　　我的眼眶也湿了，笑着对大伙儿说：“谁说我要走？我不会走的。别傻里巴唧地哭鼻子了，包饺子吧。”

　　经过这一幕，直到吃饭前，大姐没怎么说话，农场这儿的曲曲弯弯太复杂太古怪，她怎么也想不通。开饭了，大锅上方热气腾腾，饺子一锅锅下出来，盛到大海碗里，又经过屋里的几道人手传到窗户外。第一碗先送到大姐手里，是岑明霞亲手送来的，她是以此来表达对大姐的歉疚。这时颜哲也进来了，立时屋里腾起更强的欢乐之潮。人们七嘴八舌地喊：“颜场长你先吃！颜场长，秋云姐说她不走了，不去招工了！”颜哲笑着说：“那好嘛，我们本来就不会走的。她不走，我也不走。”

　　他端上饭碗，蹲到我俩面前，问：

　　“大姐那边工作急不急？不急的话多住两天，让秋云陪你玩玩。”

　　“不行，我只请了一天假，已经超假了。吃过午饭我就得走。”

　　“那，吃过饺子我派人用马车送你走，马车轮子大，走泥路没问题。交上公路你再骑自行车。”

　　“那就谢谢啦。”

　　“谢啥哟，应该的。”

　　“对，我也说是应该的，咱们谁跟谁呀，我就不讲虚礼了。”大姐促狭地看看我，我红着脸没吭声，知道大姐已经从心里认可这个妹夫了。看看颜哲，他略露得意地微笑着。

　　大伙儿逼着大姐多吃，她说实在不行了，把明天的饭都吃足了。她坐在井台上，笑吟吟地看着大家吃。过一会儿她悄声问我：秋云，我发现你们买饭咋不用饭票？我得意地说：

　　“农场早就不要饭票了，干活也不计工分了。还有，你往那边看，食堂的山墙上，那儿钉着一个小箱子，是不是？知道哪是干啥用的吗？那里放着全场的公益金，谁需要谁自己去拿。不用批准。箱子也没有上锁。这都是颜哲当场长后发生的变化。”

　　大姐惊骇地瞪着我，她想我肯定是在开玩笑，或者干脆是疯了。我微笑着对她示意，让她亲自去验证。她去了，那是个很粗糙的白茬杨木箱子，颜哲亲手钉的，没有油漆，颜哲有意让它显得朴实无华。打开小箱子，里面有几百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就那么不加锁闭地随便放在那儿。箱子里有几张纸条，都是用钱人自主取钱后主动留下的记录，包括黄瞎子取走四元六角买蚊帐，陈秀宽取走20元买治淋病的药，老初取走六元给儿子看病，等等。大姐掀开箱子拿出那沓巨款作检查时，周围人都对此视若无赌，照常吃着聊着。她把钱放好，盖好箱盖，回到我身边，沉默着思索。一直到走，她都没有再说话，表情中是深深的迷茫和敬畏。

　　饭后陈得财赶来一辆马车，车上放着大姐的自行车，已经擦得锃亮。雨后的旷野分外清新，天蓝得通透，羽状白云显得飘邈高洁。三四十个知青和老农赶到道口送行，场面和大姐来时那个雨夜的迎接场面一样隆重。大伙儿一片声地说：

　　“大姐你走好。大姐有空儿常回来。”

　　大姐真的被感动了，不再劝我招工的事。她最后与我和颜哲告别时，叹息着说：

　　“小妹，颜哲，走不走的事，你俩自己定吧。说实在的，能在这样好的小天地里活着，回不回城也没关系了。如今城里也苦，也脏，也黑，不是好人待的地方。不过，”她忧心忡忡地说，“我心里可是不踏实，岑明霞那样的坏人变成好人――是不是太快了？是真的变了吗？”

　　我俩都说：是真的，是真的。大姐带着疑虑、喜悦、迷茫……种种思绪上了车，陈得财甩响鞭子，马车溅着泥水走了。我俩一直目送大姐走远，消失在浓绿的树影中。她的忧虑其实是歪打正着：如今所有恶人变好了，这倒是真的，但只是缘于蚁素的作用。谁知道这种控制能否永远保持？一旦失控，一旦回到往日恶行遍地的旧貌，我和颜哲一定会心理崩溃的。

　　大姐走后，颜哲把八个被推荐招工者喊到场长室，有我、王全忠、纪科、刘卫东、汪英、李冬梅等，正式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当然，所有人都表示决不离开农场。颜哲看看我，再次劝他们慎重考虑（我知道颜哲这番话是照顾我的观点），几个人都很动感情地说：没啥可考虑的，我们死也要死在这儿！我叹息一声，不再坚持我的观点。他们走了，我开始和颜哲商议，如何恰当地回复县知青办。因为，八个人同时主动放弃招工，这件事别人不会相信的，一定会在全县惹出轩然大波。

　　不过，用不着我们费尽心机地找借口了，第二天县知青办来了一个紧急电话，通知所有招工暂停，何时恢复待上级通知。后来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全国的招工都停顿下来。等招工重新恢复的时候，我们的新农场已经毁灭。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八章 蚂蟥

　　那一段是颜哲和我心情最好的时候，我们忘了两人之间的分歧，忘了“两人可能分道扬镳”的那个阴暗预言。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堰塘或其它地方幽会，对于我们亲手创建的微型利他主义社会，对于两人的爱情，都是满目阳光。

　　不过，那个分歧仍在那里，并没有消失。不久它又悄悄露面了，这次的引子是上帝的一种丑恶造物，也是我下乡后最惧怕的东西：蚂蟥。



　　 “老婆儿语”中所说的蚂蟥最阴险的一招――钻进人的内脏――我一直没有能证实。后来，农场有一头黄牛暴死，据兽医说死于蚂蟥。但这个结论是真是假，至少依我看来不能定论。

　　农场那群漂亮的“神牛”中，我最喜欢一头白鼻头牤牛。闲暇时我常去看它，摸摸它的玉石般的牛角，摸摸它丝绸般的皮毛，让它用湿润的舌头舔舔我的手，或者假充内行地摸摸它的“草肚”和“水肚”（牛吃的草和水是分别储存的）看它吃饱没有。多少年后，我有了儿孙，常陪他们看电视中的《动物世界》栏目，欣赏猎豹的飘逸和狮子的威武。不过我一直认为，我当知青时见过的南阳黄牛，其安详、大度、自信、剽悍，绝不弱于非洲的野生生灵。

　　这是农场喷洒蚁素之前的事。白鼻头不幸生病了，越来越瘦削，皮毛失去了光泽，胃口也越来越差。它一直顽强地维持着自己的尊严，四只腿抖抖索索的，仍然强撑着站立着而轻易不愿卧倒。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不得不向病魔低头，卧在地上。郜叔叔很着急，让赖场长请来公社一个有名的兽医汤先儿。汤兽医四十多岁，留着农村人不常留的偏分头，穿戴像个吃皇粮的干部。他诊断后自信地说：这是蚂蟥在作怪，黄牛喝水时不小心把蚂蟥喝到百叶（即牛胃）里了，然后它就藏在那里一个劲儿吸血，黄牛咋能不病呢。病根找到了，怎么治？汤兽医有他治蚂蟥的绝招：先喂黄牛喝泥汤，蚂蟥喜土，就会钻到泥团里。再喂黄牛喝蜂蜜，蜂蜜把泥团裹住，蚂蟥钻不出去，就会被强行排泄出来。

　　给白鼻头治病时我主动去帮忙。我拉着牛缰绳，郜叔叔和老初硬别着牛头，把它的嘴巴掰开，汤医生往里面灌黄泥汤。这样的泥汤自然不好喝，白鼻头难受地哞哞叫着。我抚着它的背毛，难过地劝它说：白鼻头忍一忍，忍一忍啊，这是给你治病哩。汤医生给它灌了整整一桶泥汤，说，够了，把蜂蜜拿来吧。

　　我去屋里拎蜂蜜桶，蜂蜜是昨天从邻近的劳改农场买的，有整整大半桶。进屋看见陈秀宽正仰着头，用勺子往嘴里倒蜂蜜，粘稠的蜂蜜淅淅沥沥地流成一条线，弄得他满嘴满胸都是，看样子肯定喝了不少。看见我进来，他赶紧抹抹嘴巴，不好意思地说：

　　“尝尝，你也尝尝。这蜂蜜真甜，多少年没尝过了。”

　　我平时比较同情这个被大伙孤立的淋病患者，但眼前这一幕把我的同情一扫而光。白鼻头病成这个样子，他还有闲心来偷蜂蜜！那阵儿我甚至替白鼻头担心，不知道陈秀宽这么嘴对嘴地喝，会不会把淋病传染给它。我阴着脸，从他手中劈手夺过勺子，拎起蜂蜜桶来到外边。陈秀宽知道理亏，忙跟到后边说：让我来，让我来拎。我没理他。

　　大半桶蜂蜜也灌进去了，看白鼻头的表情，这桶蜂蜜喝起来并不比泥汤更好受。

　　汤兽医拿了他的出诊费走了，而白鼻头不但没有好转，病情反而急剧恶化。郜叔叔非常难过，步行二十多里去找过汤兽医，但兽医这次干脆没来，只是说：

　　“要是我的办法还救不了它，那我也没招了，谁都没招了，蚂蟥这东西就是难治。”

　　七天后，白鼻头在我的哽咽声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场里让陈秀宽和我拉上死牛去公社屠宰，因为法律有规定，耕牛必须到屠宰点才能屠宰。白鼻头虽然瘦成一副骨架，但它庞大的身体仍然占满了整个人力车，四条腿翘到车帮外，已经僵硬了，一路上不停地敲击着车帮。拉着白鼻头，听着它四条腿的敲击声，我真像死了亲人一样难过。我恨死蚂蟥了，一个小小的蚂蟥竟然夺去了白鼻头的命，这是多么雄健强悍的一条生命啊，可以说是造物主的一个杰作。我也不忍心白鼻头遭了横死后还得让人吃掉，不过那时我已经足够成熟，不会让这种幼稚的想头流露出来。

　　从陈秀宽脸上看不到多少难受，一路上，他把注意力都放到我的乳胸上了。我平素虽然开朗随和，但在男女的事情上有自己的庄重，陈秀宽从不敢在我跟前揩油的，他只敢偷偷瞄我的胸部和我的背影。我冷冷地斜睨着他色迷迷的目光，再想到白鼻头病重时他还有心偷蜂蜜吃，对他可说是厌恶到了极点。我甚至暗暗发了一个孩子气的誓言：以后再不会帮他捎洗碗水了。

　　白鼻头在屠夫的尖刀下很快分解成一堆红鲜鲜的牛肉。按说牛百叶也可以吃的，是一道不错的菜，但这回屠宰工没有整治它，把它随便抛到一边。因为白鼻头的百叶显然很异常，属于病态，圆滚滚的，坚硬得像一只石球。我忍着心中的难过，剖开这团百叶仔细观察，百叶每掀开一层就是一层黄泥，整个让黄泥胀死了。拖着这么一个硬如石球的百叶，白鼻头不死才是怪事。所以，白鼻头不一定是死于蚂蟥，而是死于姓汤的这个江湖医生手里。当然蚂蟥的罪过也不能排除，至少在姓汤的庸医去看病前，白鼻头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了，可能确实是因为蚂蟥而得病的吧。

　　已经到午饭时刻，我俩把人力车暂存到屠宰点，到公社食堂去吃饭。在公社门口碰见老魏叔。他亲热地说：云子干啥来了，走，到老魏叔家吃饭。你俩都去。我难过地说：是来宰白鼻头的，它已经死了。我对他说了白鼻头的死因，老魏叔暴怒地喊：

　　“咋会找这个姓汤的看病！那是个有名的嘴倌，一斤鸭子四两的嘴，只会骗吃骗喝。是哪个二百五请的医生？”

　　但不管咋说，白鼻头已经死了，他为白鼻头欷歔一会儿，又拉我去吃饭。见我坚辞不去，他真的恼了。陈秀宽在旁边眼巴眼望地等我接受邀请，他好跟着去蹭一顿。我实在不想说出我推辞的真实原因，但看老魏叔的表情，不说出来会彻底得罪他的。我只好说：

　　“老魏叔我真的有事，有一件私事，来，我悄悄告诉你。”我趴到他耳边悄声说，“这人有淋病，我不想让他到你家去，不想和他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老魏叔用锐利的目光看了陈秀宽一样，打着哈哈说：“好，那我不耽误你，下次再来吧。”

　　我们到公社食堂，每人买两只包子打发了肚子。到晚上，白鼻头变成香喷喷的牛肉，农场每人都分了冒尖一碗。老农都心疼白鼻头，但他们非常实际，不会因为心疼白鼻头而放弃一碗牛肉。我吃不下去，据我所知，至少郜祥富也没吃。我把自己那一份分给了老肖和崔振山，郜祥富把自己的一份给了四娃和陈得财。这四个人自己的一份再加我们的半份，合起来能装满一个小盆子了，但他们狼吞虎咽，一顿就全部吃光。我真佩服他们的胃能有那么大的伸缩性。



　　这都是喷蚁素之前的事了。喷过蚁素后，农场变成了真正的伊甸园，在我的感觉中，任何丑恶的东西（包括蚂蟥）都不再有容身之地。当然这只是幻觉，蚂蟥仍安安稳稳地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那时女知青们对蚂蟥的惧怕已经麻木了，包括最怕蚂蟥的我，只有孙小小除外。我想主要是因为男孩们老逗她，吓她，把她的恐惧持续地强化了，或许她的害怕多少有些演戏的味道。有一天在井台上吃饭，林镜忽然指着脚下说：

　　“蚂蟥！”

　　他的手指逼真地画着曲线，蜿蜒到小小脚下，小小大惊失色，应声跳起来，把饭都弄洒了。周围人大笑――这是在旱地上，怎么可能有水蚂蟥呢，就是有，它也跑不了这么快。小小知道上当了，尖声叫着扑过去捶林镜，叫他赔自己的饭菜。

　　这天深夜，我睡得正香，忽然被极为凄厉的喊声惊醒。是女孩的声音，声音离我的宿舍不远。我急忙起床，摸黑穿上外衣，衣冠不整地往外跑。冬梅和月琴也醒来，惊慌地问：“秋云姐咋啦？出啥事啦？”她们现在已经习惯于把我当成主心骨，我回头说你们别慌，我去看看。

　　那天月亮很好，照出一副不堪入目的场景。孙小小紧紧抱着脑袋立在她的宿舍外，身体半裸，穿着花裤头，上身的小衣整个被撕破了，露出已经发育的乳胸。她的表情惊惧异常，目光盯着她下边的一个男人。那是赖安胜，也是只穿一条宽大的裤头，赤着肌肉突起的上身。这会儿他蹲在地上，抱着孙小小光光的小腿。

　　孙小小同屋的宗大兰和岑明霞都出来了，关切地看着他们。岑明霞的身孕已经很明显，用手撑着后腰眼，半依在门框上。奇怪的是，她看着昔日情夫与另一个姑娘的猥亵模样，似乎并不感到气愤。

　　其它人也陆续赶来，围在四周看着这副春宫图，都保持着惯常的沉静。我心里则像打翻了五味瓶，觉得一个美好的东西被毁坏了。不久前颜哲告诉我，他已经可以确认，蚁素并不影响成员的正常性欲。对于他的社会实验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因为某种心结（担心他是不是对老魏叔和谷阿姨做了秘密观察），不想谈这个话题，就没有细问。现在的景象正好证明了他的结论，但很不幸地又是对他的一个严重打击――很明显，赖安胜此刻的性欲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看看孙小小的惊惧，看她被撕破的上衣，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性欲本身并不肮脏，但如果它伴随着性暴力，那我们这个新农场的“纯洁”就不可能彻底了。

　　我不想让这对宝货摆在这儿让大家参观，正要命令他们离开，颜哲急急跑来。一看见这一幕，他的脸色顿时变黑，眼中冒出怒火。我非常理解他的狂怒。他创造了一个利他主义的小天地，在其中寄托了他的全部希望。农场最近的进展让他十分兴奋，尤其是工分取消之后农场更是一片光明――但突然之间这片光明崩溃了，赖安胜的丑恶本性又复萌了。这肯定让他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

　　但即使如此，我也没料到他的过度反应。他狂怒地瞪着赖安胜，赖安胜并不知道害怕，笑嘻嘻地仰头看着孙小小，说：

　　“小小，小小，别怕，弄掉了，已经弄掉了。”

　　什么弄掉了？总不会是胎儿！我正在疑惑，颜哲指着赖安胜，对旁边的陈得财和王全忠下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命令：

　　“掐死他。”

　　赖安胜和孙小小惊讶地看着颜哲，陈得财和王全忠也很惊讶，但他们当然会无条件执行颜哲的命令。他们顺从地逼近赖安胜，把他扯起来，开始掐他的脖子。这会儿最惊讶的人恐怕要属我了。颜哲怎么能下这样残酷的命令？他是被怒火冲溃了理智，还是仅仅想吓吓赖安胜？我对赖安胜当然十分愤恨和厌恶，他喷了蚁素之后竟仍然这样无耻，强暴一个15岁的小姑娘！但我不能让怒火冲溃理智，不管赖安胜多么可恨，也不能这么凭一时的怒火来宣判死刑。我们没这个权力。而且，在一瞥之间，我发现现场中人们的表情比较奇怪，主要是最先到的那几个人：赖安胜没有表现出输理的样子，而孙小小以及她同屋的岑明霞和宗大兰也没表现出对施害者的仇恨。他们的表情都是惊讶，或者不理解，但是不敢反对。仓促之中，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只是在直觉上觉得其中有蹊跷。

　　陈得财和王全忠已经在用力了，赖安胜的脸色变得胀红，但丝毫没有试图反抗。我知道，在场人中只有我能改变颜哲的命令了。我喊：

　　“陈得财和全忠哥，你们停一下！”

　　陈得财和王全忠立即松了手，垂手立在旁边，等着颜哲或我的再一次命令。我尽量照顾颜哲的威望，回头对他委婉地说：

　　“颜哲哥，应该把事情问清再做处理的。”

　　颜哲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冲动，气冲冲地扭头向着旁边，这是示意我可以按自己的意见去处理。我先让宗大兰回屋拿件衣服，披在孙小小半裸的身上。宗大兰送来衣服时，在我耳边低声说：

　　“颜场长冤枉赖安胜了。他是在帮小小。”

　　我平和地说：“小小，到底发生啥事了？别急，心平气和地告诉我。”

　　事情的真相竟然与我们的想象完全相反。今天孙小小是在水田干活，收工晚，那会儿没有月亮。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到机井那儿轮流推水车，在暮色中草草冲冲泥腿，回屋睡觉了。但孙小小今晚高低睡不熟，似乎有个恶鬼一直在暗中盯着她，悄悄欺近她的身边，伸出蝙蝠一样的小嘴咬她的小腿。这个恶梦越来越真切，她从睡魔的控制下挣扎出来，半睡半醒地伸手摸摸小腿，摸到一个凉凉的圆圆的东西。她忙喊大兰姐点亮煤油灯，抱起腿看看，然后就是那一串惊动全农场的尖叫。

　　她的小腿上趴着一只青黑色带黄色条纹的大蚂蟥，非常安逸地吸着血，身子已经非常鼓胀了，青黑中透出鲜红。不用说，这只蚂蟥是从水田里就吸上她了，小小冲洗泥腿时没发现，直接带到床上。不管孙小小平时对蚂蟥的害怕是否有作秀的成份，但深更半夜、半睡半醒之中，忽然在腿上发现一只蚂蟥，这确实太吓人了，搁谁身上也受不了。所以，她发出火车汽笛般的惨叫，也是情有可愿。

　　当时孙小小确实吓傻了，宗大兰和岑明霞要拿鞋底去拍蚂蟥，而她已经不穿外衣跑出门外，出门时只听哧啦一声，内衣被门钌铞挂破了。小小的宿舍离一班男宿舍最近，赖安胜听见惨叫声后最先跑出来，在失魂落魄的孙小小嘴里问清了真相，就蹲下去用巴掌猛拍，把蚂蟥弄掉。我们看成淫邪丑恶的赖安胜其实是在行侠仗义。

　　现场除了孙小小宿舍的三个人外，刚才都糊涂着。这会儿弄清了真相，非常高兴，围着小小，腾起一片欢笑声。小小穿着宗大兰的长衣服，活像一个玩具娃娃，她惊魂甫定，又羞又喜，脸蛋红朴朴的非常可爱。刚才的两个行刑人这会儿走过来，拍拍赖安胜的肩膀，算是无言的道歉――本来他们也没错，他们只是执行蚁王的命令。赖安胜也拍拍他俩的肩膀，表示他不会在乎这件事。只有我和颜哲非常难为情，也非常苦涩。赖安胜已经成了真正的好人，而我们却用阴暗的心理去猜度他。我们从情操上已经落后于我们的子民了。

　　刚才颜哲的一时冲动几乎造成难以挽回的痛悔。不过我看他已经很难受了，没有再责备他。颜哲走过来，面对光着上身的赖安胜，忽然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赖安胜慌了，手足失措地嚷嚷着：

　　“场长你这是咋的！这是咋的！场长你这样我可受不起！”

　　颜哲没有解释，惨然一笑，独自回场长室。这边，大家见颜哲诚心诚意地认错，都感动地望着他的背影。只有我难以排解心中的不快――纵然刚才是误会，纵然是一时冲动，但像他那样断然宣布一个人的死刑，也未免太越权。莫非他真把自己看成了生杀予夺的上帝？我看着刚才的两个行刑人，尤其是颜哲的好友王全忠，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刚才颜哲一声令下，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执行。那么，就连王全忠这样平素有主见的人，在蚁素的作用下也丧失了对是非的判断？

　　众人没有这些不快，今天这场活剧激发了大家的童趣，他们围着孙小小欢笑着，看她光腿上细细的血痕。后来小小要回去睡觉了，她已经走进屋里，又扭回头，认真地问赖安胜：

　　“安胜大哥，你把扯下来的蚂蟥扔哪儿啦？你得扔远点，别让它从窗户里再爬回俺屋里。”又说，“明霞姐和大兰姐，咱们把窗户都关上，门也关上。”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九章 断裂

　　颜哲对我说，该再制备一批蚁素。上次他回颜家大院制取的蚁素，在对全场人员喷洒过之后，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这就是颜哲说的那个根本矛盾：这个利他主义小社会是内禀不稳定的，必须有外在的管理者，必须定时向成员喷洒“外来”的蚁素。也许有一天，这个社会的成员的基因中会自动产生利他素，并形成稳定的反馈机制。但那只有寄希望于将来了。

　　而且，对蚁素喷洒一次的有效期是多长，颜哲心中还没数。第一次蚁素喷过三个月了，普遍看来，效果还比较稳定，知青农场仍是一个充满幸福和温馨的利他主义小社会。人们不计较工分，快活幸福地干活；自觉取用木箱里的公益金；自愿放弃招工指标；甚至赖安胜那次的恶行原来也只是误会。但颜哲提出制备蚁素是有原因的。他最近发现，有个别人偶尔会情绪不稳定，怔忡、脸色阴沉、烦燥不安等，像庄学胥、赖安胜、陈得财、陈秀宽、崔振山等――正好又都是过去的“坏种”。颜哲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于那些利他习性原本就占优势的人，像郜祥富、林镜、王全忠、何子建、大老魏和谷阿姨等，蚁素与他们的固有习性相互加强，相互补充，效果自然会久一些；而那些原本恶习较重的成员，蚁素与他们的固有习性互相拮抗、互相抵消，效果自然就比较短暂。

　　他这个分析的确很符合农场的实际情形，我完全信服。唯一的例外是岑明霞，在喷洒蚁素之前，她应该也算到私欲最重的人里面吧，但依我们的观察，在她身上蚁素的作用至今还很稳定。颜哲说这也很正常――她已经做了母亲，在生物界，任何做母亲的生物都会有强烈的利他习性，至少是针对自己儿女的利他主义。

　　这次制备蚁素，颜哲不用再回家，他已经把有关的设备和药品都带到农场来了。他挑选了一处地方，就是农场北边的一个荒岗，那儿是附近地势最高的地方，很偏僻，长满了及膝深的野草。平常没有人迹，只有农闲时，牛把式们会赶着牛群到这儿放牧。颜哲让场员们在那儿搭了一个简单的棚子，把设备和被褥搬去，还有够吃一个星期的干粮。然后他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

　　“任何人在一星期之内严禁到这道岗上来。”

　　颜哲难为情地对我说：“秋云你也不要来，因为父亲在向我传授制取蚁素的技术秘密时，曾让我发过重誓：决不向任何人泄露。我不能违犯亡父的意愿，这点请你理解。”

　　我平静地说：“没关系的，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颜伯伯的谨慎。蚁素的威力太强大了，即使是“好”的威力，也值得它的掌握者心存忌惮。只是――我想，也许颜伯伯挑选儿子来继承衣钵是做错了，颜哲毕竟太年轻，肩膀还太嫩，心态还不成熟，有时易冲动，就像那次他在盛怒中下令掐死赖安胜一样。让一位20岁的年轻人扮演一个小社会的上帝，实在是难为他。



　　颜哲的禁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不奇怪，想想前些天他下达的处死赖安胜的命令都没人延宕。禁令下达一星期之内，任何人都没踏上这个荒丘半步，包括过去常在这儿放牛的牛把式们。

　　颜哲呆在荒岗的这段时间里，我加倍小心地盯着农场的每一个角落，观察着哪儿有“断裂”的迹象。总的说还行，这个利他主义社会仍在正常运转着。颜哲说的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个人，据我观察并没有太大的异常。路上和我见面时，他们总是垂着手，恭敬地避到一旁。

　　晚饭后我在场内闲转，先到岑明霞宿舍。这儿现在客流不断，因为每个女性都想向这位准母亲表示关心，或在她这儿学一点做母亲的知识。岑明霞如今大腹便便，走路用手撑着后腰凹，幸福得都有点发傻了。这会儿谷阿姨正在传授做母亲的经验，她是知青农场唯一有生育经验的人，屋里有七八个女知青围着她认真倾听，包括和我关系很好的阮月琴、李冬梅，还有刚过了15岁生日的孙小小。看见我进来，她们都恭敬地站起来，请我坐下。我笑着说：你们继续吧，我去别的屋转转，就离开了。

　　这正是我最头疼的地方。现在，像颜哲一样，我也被这种到处都有的敬意孤立了，无法融入大伙儿之中。包括过去以侄女待我的郜叔叔，以小妹待我的王全忠，现在看我都是仰视的目光。我唯一能谈话的对象是颜哲，但在他草率地“处死”赖安胜之后，我难以排解心里隐隐的不快，有些心里话我不愿再和他谈，这使我十分孤单。

　　我只好去机磨房找老魏叔。他是唯一不用仰视目光看我的场员。说来也怪，所有喷过蚁素的人，眼中都有一种梦游般的色彩，唯独老魏叔没有这种色彩，仍是像正常人一样清醒。所以，有什么心里话，我就找他倾诉，虽然不指望在他这儿得到回答，至少对我来说是一种宣泄。老魏叔总是笑眯眯地听我讲，不回答，也从不打断我。

　　来到机磨房时，老魏叔正在门口等我。今天他的表情显然与往常大不一样。他急急地、简短地说：

　　“有一件急事，你再不来，我就要去找你了。走，我领你看一件事。”

　　说完就大步向场外走，方向是颜哲所在的荒岗。我满腹狐疑地跟在后边，想问他到底有什么事？但忍着没有问。既然他领我来，早晚要让我看到的。我只是奇怪他今天的行为太“正常”，太主动，不像是喷过蚁素的人。

　　到了离荒岗不远的地方，前面就是颜哲划定的禁区了。夜色吞没了颜哲所在的窝棚，连一线灯光也没有，看来颜哲已经熄灯睡了。老魏叔拉我蹲下，藏到一个树荫后，回头面向来时的方向，悄声说：

　　“你等着看吧，他们快该来了。”

　　谁快该来了？我看看大老魏的神色，没有问出口。老魏机警地盯着前方的夜色，果然没过多长时间，五个人影悄悄走过来，脚步像猫一样轻。当他们经过我藏身的地方时，我辨认出了他们是谁：庄学胥、赖安胜、陈得财、陈秀宽、崔振山。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虽然在喷过蚁素之后，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善良君子，我不该无端怀疑他们的，但此刻这五人聚在一块儿，又是这样鬼鬼祟祟的样子，我难免心中打鼓。

　　大老魏用力朝我做手势，让我隐蔽好，不要暴露。

　　五个人走过去，恰恰在颜哲划定的禁区线之外停下了，他们蹲下来，面朝那个窝棚所在的方向紧盯着，一边小声地唧咕。他们离得太远，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只有像蜜蜂嗡嗡一样的声音时而被夜风送过来。我大气不敢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在心中猜度着他们究竟是要干什么。

　　大概一个小时后，那五个人站起来，又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沿原路返回。等到他们走远，老魏叔拉拉我，我们也悄悄返回农场。路过堰塘时，老魏叔停下来，悄声说：

　　“秋云，走，找个僻静地方坐一会儿。老魏叔有好多话要问你。”

　　夜色中，他目光灼灼，清醒得无以复加。听着他再次以长辈的口吻和我说话，一时间我颇有点不习惯，因为这半年来，我已经习惯以居高临下的目光看人，看这些被蚁素控制、处于梦游状态的人。我默默地领着老魏叔，来到堰塘堤上我平素和颜哲幽会的地方，与他对面坐下。



　　“秋云，在我身上蚁素的效力早就过去了。”老魏叔开门见山地说。我猛吃一惊，瞪大眼睛看着他。老魏叔平和地笑了。“颜哲向我喷蚁素时，我以为他是在喷迷魂药――翠花在告诉我岑明霞怀孕又毫不隐瞒时，曾奇怪地说：农场人都咋啦？喝迷魂药啦？颜哲喷蚁素时我马上想到这句话，立时屏住了呼吸，所以我吸入的量不多，大概一个月前就基本醒过来了。”他看看我，连忙解释说，“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假装仍受蚁素控制，不是想对颜哲搞啥阴谋，不是的。我真的很喜欢这儿的气氛，这是天底下最干净的地方，人人都不存奸心，干活不惜力，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赖安胜那次在电话中曾说：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这句话我是真正体会到了。跟你说吧，现在的知青农场是我梦了一辈子的地方，我巴不得这一辈子都能在这儿过，死了埋到这儿。”

　　他说得很动感情，我也被打动，哽咽地喊一声：“魏叔叔，对不起，我……”

　　“不，是魏叔叔对不起你们，那次差点打电话向上边告发你们。那个电话打出去，就把颜哲置于死地了，可我只想着保自己的官位！还有，对赖安胜说颜哲‘不是自己人’，那真是彻头彻尾的混帐话，我咋能说出口？想想都脸红。我真的对不住你们。这些天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魏叔你别说这些了。你那时处在知青办主任的位子上，那样想那样做是很正常的。”

　　“问题就在这儿。”他叹息道，“我平时是个人，只要坐在那个官位上，就不像个人了。”

　　他的自责这样重，我没办法接他的话。想了想，我问，“魏叔，谷阿姨也像你一样，早就清醒了吗？”

　　“不，她仍受蚁素的控制。不过我想，要是她醒了，肯定会和我一样的看法。”他有些害羞地说，“秋云，谢谢你们俩成全我和翠花。俺俩这事按说是脏事，奸夫淫妇，见不得人的，你们让俺俩风风光光当了这一段夫妻，就是死也值得了。”

　　在这一瞬间，我忽然想起颜哲“成全”他俩的深层次的用意，不禁脸上发烧。我心中有愧，不敢直视他灼灼的眼睛。老魏当然不清楚我的思维过程，他撇开这个话题，笑着说：

　　“我清醒后这些天里，实在被折腾苦了，实话对你说吧，你俩的蚁素就像大烟一样，吸那么一次就上瘾了。刚才我不是说过，在我身上，蚁素的作用已经过去了吗？这一点绝对不假，因为我现在浑身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在咬，难受死了。我真想再喷一次，仍旧那么半睡半醒地，诚心诚意地，高兴着幸福着，那该多好。”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是正赶上这件关紧事，说不定我会把颜哲的蚁素偷来对自己喷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蚁素有上瘾作用，被喷过的人在蚁素的作用减弱或消失后非常渴望得到它，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这样。我想这点信息对颜哲的计划应该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转达给他。老魏叔正色说：

　　“这些先不说了，我今天找你，有很关紧的事。我原本不想告诉你我清醒了，可我想，要是不告诉你，你就不会重视一会儿我要说的话。秋云，现在你原原本本对我说，当初颜哲代赖安胜当场长那件事是咋发生的？这些天我从孙小小等人嘴里已经听到一些，说其中牵涉到奸情和杀人。”

　　我多少有些讶然，因为即使孙小小也不知道那件杀人预谋。也许是赖安胜露的口风？大概在喷了蚁素后，他不再认为那些阴谋值得隐瞒。我也不再隐瞒，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把此前农场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了他，包括赖安胜诱奸几名女知青、当着孙小小的面与岑明霞性交、颜哲打算向县知青办揭发、赖安胜勾结另两个奸污过女知青的人要暗杀颜哲、庄学胥因自己的利害考虑而向我俩报信儿、颜哲决定以父亲研制的蚁素来对付这帮人，等等。连带着我还讲了颜家夫妇的死，以及庄学胥在其中起的作用。老魏叔听得很认真，听到关紧处就愤怒地骂一声。听完后他说：

　　“我没想到这个小农场里有这么多弯弯绕。颜哲能做到今天这一步挺不易的，我巴不得他能成功，把赖安胜这类王八蛋都变成好人，那样的日子有多美！可是，”他严重地说，“你想过没有，既然我能醒过来，兴许那五个人也都醒了，又变回坏种了？他们这么着偷偷聚会已经是第三次了，是不是想对小颜下手，就像上一次那个没能实施的杀人计划？”

　　我的心立时被揪紧，非常担心――颜哲独自在荒岗上呆了一个星期，他竟然一直处在这样的危险中！又不愿相信――我眼见赖安胜他们已经变成了好人，干活是那样泼，那样发自内心地快乐着，颜哲还指望赖安胜和岑明霞的孩子成为“新人类”的第一代呢。怎么能设想他们又变回到杀人凶手？这个变化太残酷了，不只是对他们残酷，对颜哲也同样。我迟疑地问：

　　“老魏叔咱们可别冤枉他们，上次为孙小小腿上吸蚂蟥那件事，颜哲就冤枉了赖安胜。”

　　“我看这次不是冤枉他们。不管咋说，他们在禁区外偷偷聚会肯定不是干好事，咱不能让颜哲冒这个险。你别忘了，他们本身是坏种，只要蚁素的控制力失效，啥事他们都干得出来。”

　　“那他们为啥不动手？按说他们五个人对付颜哲一个人绰绰有余。”

　　“不知道。也许蚁素对他们还多少有点控制力？”

　　我坚决地说：“好的，我这会儿就折回去通知颜哲。”

　　“那倒不必，那五个人已经退回场里，今天肯定不会行动了。等明天白天你再去吧。”他歉然说，“本来我早就该去的，可颜哲有禁令，我不想违犯。”

　　“好的，我明天去。魏叔你别担心，颜哲能对付他们。”

　　“是，我不担心，你也不要过于担心，老魏叔会帮你们紧紧盯着这五个家伙。”

　　两人在农场路口分手，我回到场长室，颜哲不在农场时让我住这儿看电话。一整夜我都没睡熟，只要一合眼，就看到颜哲躺在地下，在他头顶（我似乎是以自己的目光来代颜哲观察），五个人头攒到一起，咬牙切齿地，用力掐颜哲的脖子。于是我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淋淋。经历了几个月其乐融融的生活后，我已经“陷”进去了，形成了强大的思维惯性。这个噩耗来得太突然，我接受不了。我严厉地责备自己太麻痹，竟然没有观察到这样凶险的动向，如果不是魏叔提醒我，如果颜哲出了什么意外，我肯定也活不下去的，我已经对颜哲父母的死负有责任，再经不起更重的负罪感了。

　　天刚蒙蒙亮，我就跑向那个荒岗。在浑茫的晨色中，我看到非常奇异的景象：荒岗上满处都是蚂蚁，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地下冒出来的。它们黑鸦鸦的，几乎把草地全部遮掩了。按说蚂蚁都是在太阳出来后才活动的，但显然颜哲的蚁素比蚂蚁的习惯更强大。我曾听爹妈说过，颜伯伯在世时，还有上次颜哲回家时，颜家大院都发生过这种“蚂蚁朝圣”的异象，但只有目睹了真实的场景，我才对这个场面之壮观有真切的了解。我蹲下来仔细看，按颜伯伯早年教给我的知识，分辨出地下的蚂蚁有各种种类：日本黑褐蚁，深井凹头蚁、红林蚁、日本弓背蚁、双齿多刺蚁，甚至还有在野外见不到的小家蚁。它们急急忙忙地向着岗上的窝棚处前进，就像是海水流向所谓的“海洋肚脐眼”。不同种蚂蚁相遇时，按说有可能引发战争的，我小时候就常看见黑蚂蚁和黄蚂蚁的战争。但这会儿它们顾不得这些，匆匆用触须一碰，迅速避开，继续向前进。向远处看，颜哲的窝棚静静地立在那儿，颜哲肯定在里面，也许这会儿他已经被蚁潮所淹没，也许蚂蚁爬满了他的全身，让他变成一个巨型蚁怪……我在离窝棚有二三十步的地方站下，焦灼地喊：

　　颜哲！颜哲！

　　颜哲很快出来了，还是往常那个颜哲，没有一点变化，带着口罩，破旧的衣服干干净净。他显然很高兴看到我，在蚁潮中小心地迈着步，向我走过来。窝棚中传来我已经熟悉的那种微酸味儿，比那次在农场里对众人喷洒时更浓郁。他在我面前站定，扯下口罩，疲惫中透着喜悦，说：

　　“我明天就能回去了，已经制取得差不多了，够喷洒两次也用不完。”

　　我看着铺天盖地的蚁众，喃喃地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想不到蚁素有这样大的威力。”

　　“这不稀奇，只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蚁素之源，它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形成蚁群的正反馈。我说过，只要留有一点蚁素，就能很方便地大量制取。所以，我爸爸留给我的那点儿原始蚁素，实在是太宝贵了。”他看看我，“有什么事？这么早来找我。”

　　我忧虑地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详细叙述了昨晚的经过――

　　“老魏叔？他并不是处于蚁素的控制之下？你敢确定？”

　　他打断我的叙述，震惊地问。他的震惊倒不光是为了“老魏叔已经清醒”这件事，而是因为，老魏叔脱离蚁素的控制后，仍然不动声色地留在蚁众内观察着他。颜哲一直以上帝的目光来观察众人，结果他自己也成了被观察者！这件事实显然是他不愿意看见的。不知咋的，这一点让我心里不好受。我曾钦佩颜哲是个非常自省的蚁王，但今天看来，当他处在蚁王的位置上太久时，心理上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显然他很反感在他之上还有一个清醒的观察者，这种反感是下意识的，但正因为如此，我发现他变了，是在内心深处变了。

　　我点点头，说我昨天同老魏叔谈了很久，我敢肯定他已经清醒。我还讲了蚁素失去作用后老魏叔的“上瘾”反应。可惜这点没引起颜哲的重视。我还讲述了那五个人在禁区边线处的秘密聚会，颜哲皱着眉头说：

　　“你是说，他们也脱离了蚁素的控制，但一直以假面具留在这个小团体中？”

　　“多半是吧。颜哲，我很不安――”我没有说下去，觉得无法真切表达自己的意思。我的不安一方面是为颜哲担心，要知道他面对的五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而且其中至少两个人有狐狸般的狡猾。另一方面是为了农场，颜哲用蚁素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小伊甸园，比白雪更纯洁，比水晶更透明。纵然我对颜哲已经有了隔阂，但总的说来，我对这个伊甸园是倾心相爱的，它已经成了我的精神寄托。但忽然之间，它又变回原先那个尘俗世界，充斥着肮脏、阴谋和暴力。这让我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颜哲没有体会到我此刻复杂的思绪，他认真思考一会儿，说：

　　“不要怕，天塌不下来。也许像上次那样，咱们是错怪了他们呢。这样吧，我这儿的工作今天就能结束，你先回去，不要露任何声色。晚上你悄悄来，我们一块儿等那五个人。我想他们不敢违犯我的禁令，如果他们真敢跨过禁区线，那就证明他们真的摆脱了蚁素的控制。”

　　“那时你想咋办？”

　　颜哲轻描淡写地说：“那有啥难的，再给他们多喷一些蚁素就行了。秋云，现在我心中没有恶人，他们变成这样，无非是蚁素的用量小了一些。只要喷了足够的蚁素，他们仍会变成你已经见到的好人。”

　　我叹息着：“但愿吧。”我想起赖安胜在田里割麦时的泼辣和喜悦，想起他得知岑明霞怀孕时的柔情蜜意，想起他目光纯洁地为孙小小取下她腿上的蚂蟥；也想起庄学胥在喷完蚁素后用清朗的目光看我，就如我俩仍是童年的朋友。我确实希望他们能变回那样的好人，而不要再次沉沦。



　　第二天收割早稻。虽然颜哲已经一星期没在家，但农场仍然运转得有条不紊。大老魏在招呼大家，割下稻子后立即码成垛，因为天阴得很重，地平线上时不时闪过一道闪电，县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有大到暴雨。“不过，那个‘日冒’（本地土话，指说话靠不住）台只要预报有雨，多半就下不了。”老魏笑哈哈地说。他说有一年，他在崔湾农场当场长时，听日冒台的话，吃了大亏。那时农场要晒麦，可气象台连续五天预报大雨，吓得他们不敢晒。不信科学的老乡们在这五天中早把麦子晒完了。到第六天，气象台总算预报了晴天，农场把麦子运到场上，刚摊开，气象台长亲自打来电话，带着哭声说，大雨已经到邻县了，两个小时后就能到崔湾，你们赶快收场吧。大老魏他们只好照办，因为气象台这种几个小时之内的追踪预报倒是绝对准确的。过后多少年，只要一见气象台长他就劈头盖脸地数落，弄得台长见他就怵。

　　大老魏说得绘声绘色，惹得大伙儿都笑。那时我们没想到，这次气象台真的日冒准了。多少年后我从资料中查到，第二天的那场大雨，竟然是近百年来全国雨量最大的一次降雨。它发生在一向偏旱的中原地带，违犯人们的直觉。

　　大老魏在咋咋呼呼地指挥时，不时向我投过意味深长的一瞥。其实不用他提醒，干活时我一直注意地观察着那五个人。不错，他们偶然会有些反常，发愣，仰着头，像在努力回想某种遥远的往事，手里的动作也会迟缓下来，就像是电动玩具的电压不足了。不过很快他们就会复原，像其它人一样快乐地劳动着。他们是在作假？我不大相信。果真如此，那他们的心机就太令人恐惧了。

　　岑明霞也来了，但她刚想下地，就被孙小小等人拉住。这些天，“不让孕妇干活”和“不让蚁王干活”一样，也成了这儿潜在的规则。看着孙小小嘻嘻哈哈地推着岑明霞上了田埂，我的心直发疼――我打心底喜欢人与人能这样相处，希望我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甜蜜的环境中。只可惜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因为我是清醒的，已经看到了这个利他社会的墙基在晃动，看到了它的内禀不稳定。

　　我不由长叹一声。我处在“上帝副手”的位置上虽然不足半年，但我觉得这个担子已经让我老了10年、20年，从心态上说，19岁的郭秋云已经是历尽沧桑的老女人了。

　　晚饭后我避开大家的目光，悄悄来到荒岗上。这儿已经大变，那铺天盖地的蚁众突然消失了，比它们的出现还突兀。窝棚内没有了那种微酸味儿，颜哲用来制取蚁素的各种设备都已收拾装箱。地上有一个巨大的圆肚玻璃罐，塞着塞子，用腊封着，里面是微带黄色的油状液体，那自然是颜哲制备的蚁素。旁边立着一个农用喷雾器，颜哲说它已经灌装完毕，不用说，这是为今晚准备的，为那五个人准备的。

　　颜哲带上喷雾器，拉着我来到窝棚外，在深草丛中隐蔽好，面朝农场方向，等那五个人到来。今天应该是月圆之夜吧，但浓重的黑云把月光全部遮没，偶尔有一道闪电撕破黑暗。空气非常闷，闷得让人窒息。也许真有一场大雨吧。

　　两人的身体紧靠着，盯着农场的方向。黑暗中我们看不到对方，只能勉强看到对方的白色口罩，为了准备一会儿喷蚁素，我俩都带着口罩。今天我俩话不多，气氛多少有点沉闷。虽然我们都深爱着对方，但都看到了两人之间的裂隙。想起他说的，我俩有可能“分道扬镳”的话，我的心就颤栗不已。

　　我感觉到颜哲的手在轻轻触碰我，摸到我的口罩，把它扯下来。接着，我看到他的口罩也被取下来，在一只耳朵上晃荡着。忽然他紧紧搂着我，用热吻堵住我的嘴，然后向我的口舌间挺进。我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栗，一串电火花在我们之间跳荡。已经多少天没有见过他这样炽烈的情欲了，我也紧紧回拥着他。他的双手伸到我的内衣里，在乳胸上肆意揉搓着，接着又向下挺进，越过了平素我为他设的界线。今天我没有认真抵抗，似乎处于一种半麻醉状态中。我想这样也好，就在这里交给他吧。这样，我所担心的某种“注定的结局”也许就会被禳解，再不会出现。

　　颜哲意识到我今晚放松了禁令，他把喷雾器往旁边推推，小心地解开我的衣服，把我平放在柔软的草毯上。他用热吻印遍我的全身，等到我的火焰也被燃旺，他伏到我身上，开始最后的冲刺……

　　忽然我想到颜哲说过的一句话：“蚁素对性欲的影响”。也许――此刻他的作为并非受情欲支配，而只是为了验证我们俩有没有情欲？在情热之中想这些事实在太败兴，但我没法排除它。其实，就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时，我浑身的情欲就迅速退潮，无可逆转，身体也变得僵硬。我只好止住颜哲，轻声说：

　　“颜哲哥，今晚别……”

　　颜哲敏锐地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变化，默默地从我身上下来。我非常歉疚，辞不达意地勉强解释着：

　　“颜哲哥，我不是……我是想……”

　　他在黑暗中摇摇头，止住了我的解释。随后努力平静自己，帮我把衣服扣好，带好口罩，傍着我坐在草地上，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我看着他模糊的侧影，心中锯割般地疼。我知道，经过今晚这一场半途被截断的交欢，也许我们真会分道扬镳了。

　　时间已经是午夜之后，忽然颜哲轻轻地嘘了一声，用身体扛扛我，示意我注意下边。果然，在断续闪亮的天幕下，有一列身影过来了，这次他们没有怎么犹豫，就越过了颜哲设的禁区线，继续向窝棚处走来。他们真的来了！真要向颜哲下手？我紧张得不敢出气，颜哲紧紧握着我的胳膊让我镇静，不过我感到他的手心也是汗湿的。一道闪电划过，颜哲忽然轻轻地咦了一声。我知道他为啥惊奇，因为我也借着电光看见，那个小队伍的人数并不是五个，而是六个。其中一个身影与其它人拉得稍远。这么说，这个凶手队伍又扩大啦？

　　一行人在窝棚外停下，挤在一起，似乎是临下手前的踌躇。忽然一道沙哑的声音划破寂静，有人喊：

　　“颜哲！颜哲！快醒醒，有坏人！”

　　是大老魏的声音。原来他在五个人后边盯稍，可能是看到窝棚这边久久没动静，怕有闪失，就忍不住喊起来。然后我们看见第六个身影冲上去，与前边的五个搏斗，眨眼间六个人影乱做一团。老魏叔毕竟寡不抵众，很快被前边五个人按在地上。颜哲没有犹豫，冲上前去，快速按动喷雾器的手把。与第一次相比，他今天喷洒的量要大多了，一直喷了十几分钟也没有停止，也许他也太紧张。我忽然想到人堆中的大老魏，不想让他再次被蚁素控制，忙制止了颜哲，把老魏叔从人堆中拉出来。

　　老魏喘着粗气，摁亮手里的电筒，交给我。我把电光打到地上，借反光看那五个人。就像第一次喷洒时的情形一样，他们很快安静下来，脸上溢出沉静的幸福，那是我见惯了的表情。这说明蚁素已经起作用，从现在起，直到蚁素再次失效前，这五个人又成了天下最好的好人，与老魏叔一样的好人。我松一口气，对身边的魏叔叔说：

　　“谢谢你，老魏叔。其实你当时根本不用喊的，我和颜哲早就做好准备了。给，你的手电。”

　　临交出手电前，我特意把电光抬一下，看那五个人听了我的话后是啥反应。不，没有反应，没有惧意、愧疚、遗憾，只有发自内心的、梦游般的幸福。颜哲已经停止喷洒了，但他们仍在贪婪地大口吸着空气中残留的蚁素，我想服用毒品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我把手电递给老魏叔，但很奇怪，后者半天没有接。我轻抬手电照照，原来就在这段时间内，老魏叔也已经“沉醉”了，现在他脸上和那五个人是同样的表情。

　　我很遗憾，也很抱愧。这些天来，我已经习惯了他（场员中唯一清醒者）的陪伴，习惯了一双长者的慈和眼光，没有了它，我会更孤独的。但这次他肯定不是在装假，刚才他在搏斗中吸入的蚁素太多了。

　　我拉拉颜哲，指指老魏叔，愧疚地说：“颜哲，咱们疏忽了，不该把老魏叔也弄进去的。”

　　老魏叔对我的话没反应，现在他看我们的眼神也像其它人一样是仰视的，虔诚，敬畏，就像尘世的子民仰观上帝。这种眼光让我心痛。不过颜哲并没有太多的自责感，只是叹息道：

　　“刚才他们在一块儿混战，实在没法分别对待的。不过这有啥关系，吸入蚁素，只能让这个好人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光明，让他和谷阿姨过得更幸福。你说是不是？”

　　我只有默然。从理论上说，颜哲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我们已经饱尝了“清醒者的痛苦”，干嘛非要拉着老魏叔一块儿受罪。他处在蚁素控制下，只会和谷阿姨一起，活得更安然更自在。但颜哲的漠然也让我不快，我总觉得――可能是我的多疑――颜哲其实是希望这个结局的，他不喜欢有双清醒的目光在近处观察他。

　　我叹息一声，挽住老魏叔的胳膊。他也亲亲热热地靠着我，就像从前一样。不过这种“依靠”的感觉完全调了个个儿，现在，我倒像是他的长辈。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十章 死亡

　　颜哲对那六人说，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干脆连夜把这儿拾掇干净吧，这个窝棚已经不需要了。

　　于是我们借着那只手电，把窝棚拆掉，然后把炼制蚁素的设备运回农场，放到库房里。那瓶宝贵的蚁素则被大伙儿小心翼翼地轮流抬着，也抬回库房。荒岗离场部不算近，干完这些杂活，天已经放亮了。天气越来越闷热，沤了一夜，那场雨还是没下来。我们几个的衣服都被汗湿透，就来到井台，用解放牌水车汲出井水，轮流洗干净。会计室的老霍听到外边的动静，从窗户里伸出花白头发的脑袋侦察，颜哲笑着喊：老霍头，是我们，刚加完夜班回来！那颗脑袋又缩了回去。

　　颜哲想大家忙了一夜，肯定饿了，就敲开食堂门。炊事班长老毕迷迷糊糊地说：场长，这么早？颜哲说这八个人加了一夜的班，饿了，给几个馍先垫垫饥。

　　他要了十六个花卷凉馒头，每人分了两个。这会儿当然没有菜，不过我们都习惯了，从墙上的辣椒串上揪下几个红辣椒，用手捋捋浮灰，配着馒头大嚼起来。然后再车出井水，每人趴下喝了几口，把干馒头冲到胃里。吃完饭天色已经大亮，颜哲对六个人说：回去吧，你们夜里加班，上午可以不去干活，回家补一觉。六个人都笑着摇头，说用不着歇一晌，回屋眯上一袋烟工夫就行。说完就各自回家。

　　颜哲很精神，不打算睡觉，到会计室去找老霍。秋季分红的方案改变后，他想看看新账是否已经做好。我打着哈欠回去，想抓紧时间补个小觉。早起的场员已经起床，拿着牙缸牙刷来井台上刷牙，看见我们几个，他们都远远地笑着点头招呼。我前边的六个人已经快到宿舍了，与宿舍里出来的人群对面相遇，他们都停下了，大概是在随意的寒暄。我还看见谷阿姨迎着老魏叔过来，像农村娘儿们那样点着额头数落他，看来昨晚老魏一夜未归，她肯定急坏了。

　　在大祸降临之前，呈现在我视野里的，就是这么一副温馨的农家乐画面。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它会在一瞬间突然碎裂。忽然――是孙小小的尖叫声！是岑明霞的惨叫声！是很多男人女人的尖叫声！叫声极为凄厉，令人毛骨悚然，比孙小小那晚的惨叫声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急忙向那边跑过去，看到的是一幕非常怪异骇人的画面，刚才还在寒暄的几对人，这会儿正沉默地搂在一起，不声不响地用力，他们显然不是在拥抱示好，而是在默默地掐对方的脖子，用力掐，死命掐。赖安胜在掐林镜，陈得财在掐岑明霞，庄学胥在掐孙小小，崔振山和王全忠在对掐……其中最令我瞠目的是老魏，他也在用力掐一个女人――是他的“妻子”谷阿姨！是刚才还亲亲热热迎接他的谷阿姨！谷阿姨的手没闲着，也在同样用力地掐老魏，不过她毕竟力气小，这会儿已经被掐得满脸紫胀。他们俩的表情特别怪异，因为他俩都用眼睛焦灼地盯着对方，显然是在为对方的命运操心，但两双手却一点儿也不放松，这样的表情特别令人恐惧。

　　我大叫一声，跑过去，用力掰老魏叔的手。不行，他的手像铁钳一样。我哭着喊：老魏叔！老魏叔！你们这是怎么啦？快松手！老魏在百忙中抬头看看我，目光中满是迷茫，是无奈，似乎是在对我说：我身不由己啊。我掰不开老魏的手，就哭着喊大伙儿：你们快来呀，快把他们分开呀。其实不用我喊，周围的人早冲上来了，想把拼命死掐的人分开。但令我绝望的是，这些人冲上来后，都会愣怔片刻，抽动鼻翼嗅嗅打架的人，然后就改变了劝架的初衷，开始对其中一人下毒手，这让局面急速恶化。我很快发现，被众人群殴的全是昨晚去荒岗那六个人，纵然他们几个都身强力壮，但在大伙儿的群殴下很快奄奄一息。而原先在他们手下挣扎的人，像岑明霞、孙小小等这会儿已经被救出来，趴在地上大口喘息，或在吼吼地干呕。

　　忽然一道闪电划破我脑海的迷蒙，我悟出是怎么一回事了：是因为蚁素！昨晚喷洒的蚁素肯定与往日的不同，于是不同的蚁素使一个蚁群变成了两个，引发了战争。没有被喷蚁素的颜哲和我，他们并不当成异类；而同样喷了蚁素但蚁素不同的两群人，则因冥冥中的指令而成了天敌。我眼前闪过年幼时见过的蚂蚁大战，一群黄蚂蚁和一群黑蚂蚁劈面相遇，用触须碰碰对方，如果不是同类，就很快扭做一团，用颚牙咬，或者努力弯曲身体用尾针刺。大战过后，地上遍是蜷缩着的蚂蚁尸体，情况十分惨烈。蚂蚁是彻底的利他主义者，但这种“利他”只表现在同一个族群中，而对异族的残忍并不亚于人类。对这些情况，身为昆虫学家的颜伯伯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对蚂蚁的过份喜爱让他有了偏见，至少在向我们讲述蚂蚁学的知识时，从来没有强调过蚂蚁残忍的一面。这就使颜哲和我无形中放松了对眼前事变的警惕性。

　　我看看眼前的阵势，知道凭一已之力无法挽救，只有找颜哲，让他用新蚁素向众人喷洒，等他们接受了同样的蚁素后，就不会互为敌人了。我狠下心离开快要被掐死的老魏叔，飞快地跑到会计室，哭着喊：

　　“颜哲，颜哲！快，出大祸了！”

　　颜哲从会计室里窜出来，我那时已经慌乱得话都说不清了。好在他的反应很敏锐，很快从我颠三倒四的话里捋出来我的意思，脸色刷地白了。他撇下我飞快地跑到库房，拎着喷雾器向打架地方跑过去。我紧跟在他后边。颜哲按动手柄对着那堆人一阵狂喷。被喷的人慢慢抬起头，嗅嗅，然后迷茫地爬起来。

　　但是已经晚了，蚁群散开后，在地上留下八具尸体。除了昨晚那六个人外，还有“这个阵营”的谷阿姨和林镜，他俩是被老魏叔和赖安胜掐死的。八个人，老魏叔、庄学胥、赖安胜、陈得财、陈秀宽、崔振山、谷翠花、林镜。人是非常脆弱的生命，五分钟没有呼吸就会死亡，而带着新蚁素急忙赶来的颜哲也就晚了那么几分钟。

　　颜哲完全癫狂了，发疯般伏在尸体上面，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这个救不活，就换下一个。我也哭着帮他按压死者的胸膛。我俩的努力终于对一个人见效，已经停止呼吸的崔振山开始了微弱的呼吸，我俩又惊又喜，更加努力施救，终于把他从鬼门关上拽回来。其它七个人没有一个被救活。最后我俩精疲力竭，瘫倒在尸体旁边。

　　在我们努力抢救时，刚才参加殴斗的其它场员都畏缩地立在旁边，像一群闯了大祸的不懂事的幼儿。他们是按蚁素赋给他们的本能去行凶的，现在闹不清是咋回事――他们刚才努力要掐死的“异类”，现在和他们是同样气味啊。那么，自己刚才是不是闻错了？

　　这场巨变给颜哲造成严重的体力透支和精神透支，几乎让他崩溃。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跳起来，对我说：

　　“快！用新蚁素对所有人进行大剂量喷洒，一个人也不撇下，快！”又对周围人严厉地命令，“都待在原地不要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走动半步！”

　　我马上醒悟到他指出的危险：在斗殴现场大约有40人被喷过新蚁素，算来农场还有一半多没有喷。如果这40人散开，同另外一半人接触时，一场规模更大的凶杀就会出现。他毕竟是“清醒的上帝”，在身心俱碎的状态下，还及时地看到了另一场灾祸。

　　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命令的用意，但他们当然会执行的。于是40个人老老实实呆在原处，连头也不敢转动，就像中了孙悟空的定身法。我们俩背着喷雾器，急急地在全场搜索。这会儿刚刚起床的人很多还处于甜蜜的慵懒中，打着吹欠向我们问好。有人听到了喊声，笑着说：场长那边喊啥？孙小小的腿上又有蚂蟥啦？

　　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对每个人都补喷了新蚁素。想到上次老霍漏喷的教训，这次我俩搬着指头算人数，回忆看是否有忘掉的死角，包括菜园的老马，牛屋的郜祥富，炊事班的三个人，还有会计出纳室的老霍和小刘。再三验证没有疏漏之后，我俩才回到刚才的现场，对大家说：

　　“你们可以离开了。”

　　那个僵化的群体突然复苏了，活动活动手脚离开这儿。我们提心吊胆地盯着这群人与另一群人慢慢合流，谢天谢地，合流进行得非常平静，没有发生意外。被喷洒了大剂量蚁素的人洋溢着格外浓郁的幸福。他们照常吃早饭，到地里干活。不过，他们路过那七具尸体时也会踌躇，逡巡不前，停下来摸摸，嗅嗅，皱着眉头思索着什么，然后迷茫地离开。半天之后这儿聚集了很多蚂蚁，它们的表现也像场员那样，踌躇，逡巡不前，向天空举着两只触角，迷茫地寻觅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我命令大家把七具尸体埋葬。



　　是我下的命令，不是颜哲。他在及时做出补喷蚁素的重要决定后，就从精神上虚脱了，脸色死白，藏到场长室里，很长时间不出来。我能理解他所受的打击。想想吧，昨天老魏叔和谷阿姨还住在这间屋子里，还是两个鲜活的人，现在却成了两具尸体！一个小时前，农场还是一个圣洁温馨的伊甸园，转眼间就濒于崩溃，虽然很惊险地挽救过来了，但却留下七具尸体。颜哲作为事故的责任者，被负罪感摧垮了，我只有一个人来面对这个局势。

　　我喊来郜祥富、何子建、王全忠等四个人，命令他们用人力车把七具尸体拉到那道最高的荒岗上掩埋。其实下这个命令时我并没有清醒的目的，并不是想掩盖这桩凶杀。不，它的规模太大，谁也掩盖不了的，不过我至少不能让七个人继续暴尸场院。

　　崔振山这会儿已经恢复过来了，可能喉咙还在疼，老用手摸喉咙，没了往常大大咧咧的模样，怯生生地望着我。我说：你是不是也想去？要是想去就去吧。

　　七具尸体都已装在人力车上，我让把七人的被褥也带上。临走时我想了想，让崔振山把岑明霞喊上。不管怎样，赖安胜是她腹中胎儿的父亲，应该让她带着胎儿看赖安胜最后一眼吧。

　　一行人默默地来到那道最高的荒岗，在半坡向阳处挖了七个坑。现做棺木当然来不及，只能裸埋了。我指挥大家用被褥把死者裹住，把脸也盖上，因为按家乡的风俗，即使穷得不能用棺木，至少也不能让死者直接面朝黄土，那样子下辈子难以托生的。第一个下葬的是庄学胥，我当年的学胥哥，他的表情很沉静很单纯，就像一个初中学生。初中以前他留给我的印象基本是美好的，到高中后就飞速的变了。人哪，为啥要长大呢，永远都是孩童多好。想起他碌碌数载，尽在整人的心机中打转，现在该大彻大悟了吧。第二个是赖安胜，他也不像是被殴毙的人，脸色平静如常，蛤蟆嘴微微张着，倒像是在微笑。我忆起他的恶行，但也忆起他喷洒蚁素后，像小孩子一样夸耀自己是农场头一份棒劳力，想起他割麦时的快乐，也就原谅他了。我喊岑明霞过来与他告别，岑明霞没有特别的反应，只是用手扶着大肚子，小心地俯下身看了看他，默默地退回去。

　　第三个下葬的是林镜，说起来他是最不该死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参加到任何纷争中去。他是个好孩子，平时嘻嘻哈哈没个正样，其实心地很好，最挂念他家里有心脏病的妈妈（爹已经去世）。他曾忧心地对我说：他最害怕深夜里喇叭上喊他的名字，只要一喊，多半是他妈的病犯了。心脏病又不比别的病，哪怕得信后尽快赶回去，也赶不及给妈送行。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不好受，这样沉重的话根本不像是他这样乐哈哈的小男孩说的。初到农场时林镜有一次和颜哲打赌，说他能三天不说话，谁输了敲着脸盘在农场转三圈。颜哲用各种方法逗他，包括在林镜睡熟时突然把他喊醒。没想到林镜熟睡乍醒中一看到是颜哲，竟然能非常及时地闭紧嘴巴。眼看三天就要过去了，看来颜哲要输，但他鬼门道也稠，那天上午他到公社办事，顺便打了一个喇叭电话，谎称自己是此刻回城探亲的知青陈道斌，说林镜母亲生病了，让他赶紧回去。喇叭中喊了很久，林镜始终未来喇叭前通话，颜哲以为自己的阴谋又被林镜看穿，便一笑而罢。他下午回农场，半路上远远看见一个小个子背着硕大的包裹急匆匆地在田埂上走来，原来是林镜。颜哲一时没反应过来，忙问：林镜你干啥？林镜急慌慌地说：我妈心脏病犯了，我得赶下午的班车！颜哲这才想起自己的谎话，失声大笑。林镜恍然大悟，一下子松了劲儿，一屁股坐到田埂上。

　　林镜说，那个喇叭电话响时他正在场里干活，听人喊就急忙往屋里赶，但赶到时电话已经挂了，是别人给转述的。至于这个超过半人高的大包裹，装的全是其它知青往家捎的东西，包括岑明霞为家里纳的十几双鞋底。那时知青探亲请假不易，所以每个能请准假的，都会像毛驴一样帮大伙儿把东西背来带去。过后我埋怨颜哲，不该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上开玩笑。颜哲连连说：在这之前，我真不知道林镜妈有心脏病啊。他非常抱歉，所以虽然赢了赌，反倒给林镜陪了不是，也没让他履行赌注。

　　现在林伯母倒还健在，可林镜先走了，黄叶未落青叶落，等我回城后咋向林伯母交待？

　　我们埋了曾满身痞气的陈得财，埋了曾满身贱气的陈秀宽。他们都是恶人，后来被蚁素变好，但又被蚁素害死。最后两位是老魏叔和谷阿姨，他们受异种蚁素的控制，身不由已，竟然向最心爱的人下毒手，直到现在，两人脸上还保留着痛楚、迷茫的表情。我跪在他们的遗体面前，泪如泉涌。魏叔是为了保护颜哲和我，才被牵涉到这场殴斗去，所以，他和谷阿姨其实是为我们死的。我非常想把他俩合葬，让他俩在黄泉路上有个照应，但我知道行不通，今后，他们的坟墓还要面对各自的亲人啊。我哭了很久，站起来，哑声说：

　　“下葬吧。”

　　一锨锨黑土倾倒在他们身上，最后拢为七座新坟，默默地卧在这道荒岗上。七个人从此长埋地下，与我们阴阳永隔。参加掩埋的几个人没有显出太深的悲伤，因为大剂量的蚁素影响了他们的情感，尽管这样，悲伤还是有的，它甚至战胜了蚁素赋予的幸福感而顽强地流露出来。我在七座坟前坐了很久，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忙起身对大伙儿说：

　　“来，再挖一个坟坑。”

　　在场的人惊异地看看我，又互相看看，然后把目光转向崔振山。崔振山小心地提醒我：

　　“秋云姐，我没死，我又活过来了。是你和颜场长把我救活的，你忘了？”

　　我摇摇头：“当然不是为你挖的。别问了，挖吧。”

　　他们听话地挖起来。我喊过来全忠，让他跑步回去，到颜哲的宿舍，取来一套他的衣服，随便啥衣服都行。王全忠不知道我的用意，但没有问，跑步回去了。等他喘吁吁地拿来一套衣服，这边的第八个墓坑已经挖好，位于这排新坟的最东边。我把颜哲的衣服小心地放进墓坑，对大家说：

　　“这是颜哲的坟，埋吧。”

　　六个人仍互相看看，这回是郜祥富小心地提醒我：

　　“秋云，颜哲没死。”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已经死了，咱们现在就把他埋葬。回去你们要告诉大家，颜哲死了，是你们亲手埋的。知道吗？”

　　大伙儿勉强点头。梦游状态下的他们不能理解眼前的事态发展，但他们当然会听我的吩咐。只有岑明霞小声问：

　　“颜场长死了，以后是你来管我们大伙儿，对不对？”

　　这个问题显然代表着大家的担忧或盼望，他们都殷切地看着我。我看着他们幼儿般的眼神，有些心酸，点点头。六人脸上立即显得欢天喜地，填土的动作也更加欢快。



　　农场其它人很快知道了这个重要消息：颜哲死了，现在是郭秋云来代替他。全场弥漫着一种可以摸得着的安心感、喜悦感。不管是颜哲还是郭秋云，不管是男上帝还是女上帝，反正仍有人来管理他们，这就足以让他们放心了。而且――隐藏在意识深处的想法是：这位女上帝其实比那位男上帝更有亲和力。反正很奇怪的，尽管很多人亲眼看见颜哲没死，他这会儿很可能还窝在场长室里，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证这件事。

　　我在全场跑前跑后地安排善后时，到处可以看到敬仰的眼神。其实我的善后措施很简单，就是让人们暂时忘掉这桩血案，安心劳动。我并不是妄图永远瞒住这个秘密，不，肯定是瞒不住的，我只想把它瞒到颜哲能顺利逃走为止。由于新喷洒的大剂量蚁素，我的命令被严格执行，场里很快恢复正常，就像蚁巢被顽童惊扰后恢复平静。

　　晚饭后，我才抽出时间来到场长室，随身带着一个小包，里边是我从厨房搜罗到的干粮。推开场长室的房门时，我仍然心中不忍。想着颜哲将不得不放弃他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这块试验田，放弃上帝的职位，而去亡命天涯，我比他更难过。我也想起了颜伯伯和袁阿姨，他们死前在颜哲身上寄下了重托，但看来他们要失望了，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啊。不过，我知道不能犹豫，必须代颜哲做出这个决定。因为颜哲――尽管我一直钦服他的智慧――显然已经乱了方寸，不能指望他做出什么理智的决定。

　　我推开场长室的门，沉沉的暮色中有一双灼灼发亮的眼睛。颜哲坐在桌前，身体挺得笔直。我点亮煤油灯，见颜哲眉峰微蹙，表情果决，显然经过一天的思考，他对今后该咋办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看来，这场横祸并没有将他完全击垮，这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欣慰。

　　我咳嗽一声，准备把我梳理了一天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说：“颜哲哥，七个死者都掩埋好了，在北边那个荒岗上。我想……”

　　他打断我的话，亲切地说：“秋云，我想了一天，想通了。我先说说我的想法，你看咱俩的想法是否一致，行不行？”

　　他的亲切中仍带着往常那种无形的俯视，我迟疑地点点头。我知道他的雄辩素来对我有催眠作用，事先在心中警告自己，这次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轻易被他说服。他微笑地等着我，直到我点头答应，才继续说下去：

　　“我没想到一次技术性的小小失误导致了一场血案，对此我很内疚。但只要想开了，其实也没啥。作为一个试验性社会，我们得验证它的所有方面，像过去我说过的性欲问题、利他基因能否成为获得性遗传的问题，等等。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每个社会都避免不了的战争。利他社会是否也同样？应该是的，蚂蚁社会也有战争啊。既然不能避免，我们就得主动面对。今天的事变实际可以看作是一个试验，虽然是无心促成的，但其实早晚也得做。这场试验死了几个人，这当然令人痛心，但从一个新社会运作的大势来看，这是不可豁免的牺牲。上帝的道德准则和人类不同，他向来只关心种族的延续，并不关心个体的命运……”

　　我再也听不下去，跳起来，把一口唾沫照直啐到他脸上。

　　他愣了，我也愣了。我从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对待他，从没想到我俩的分手会是这样一种方式。但我今天忍无可忍。相识十四年来，我对他的睿智总是仰视的，可以说他是我心目中的半个上帝。今天我才知道，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如果走火入魔，会乖张悖误到啥程度，用句家乡话，就是“邪性”到啥程度。在这样一个时刻，他竟然自我感觉良好，想以他“高瞻远瞩”的思想来打动我呢。

　　我看着他惊愕木呆的表情，心中碎裂般的疼。我甚至后悔他今早为啥没死在那场殴斗中，那样他至少还能活在我心中。现在，他在我心中是彻底死了，从肉体到灵魂都死了。我对他只剩下鄙视，最多不过是怜悯。我也后悔上次在他草率地要“处死”赖安胜之后，我没有认真地批评他。那时我确实责备了他，我说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上帝，对别人生杀予夺。但颜哲冷淡地说：那晚他之错只在于错怪了赖安胜。但如果赖安胜确实强暴了孙小小，他仍会下令掐死他，不能让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在他心目中，这个利他主义的小天地远比赖安胜的一条命贵重。我那会儿只叹息一声，没有再同他争论。

　　我们从最初的尴尬中平静下来，我冷淡而坚决地说：

　　“颜哲，说这些都已经于事无补，不管怎样，是你造成了七个人的死，这是现实社会决不能容忍的，现在你只有逃命了。我已经为你假造了个衣冠冢，对外能争取到几天的时间，趁这个机会你赶紧跑吧。”

　　颜哲十分震惊：“让我离开农场？不，我决不会走。秋云，你这真是女人见识。这么伟大的工程，出点纰漏是完全正常的。以后我们会更小心，更周密，把这个利他主义小社会建设得更美好。古人说慈不掌兵，你就是心太慈了……”

　　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劝说，坚决地说：“我说过，说这些已经没用，你只有逃亡这一条路了。”想了想，我又狠下心补充，“我已经把你的死亡向全场通报，并且代替你做了他们的蚁王。你当然知道，蚂蚁族群虽然也有‘多王制’，但一般仍遵循‘单王制’，如果你走出这个门，被蚁众们发现，我不敢保证你的安全。”

　　颜哲打了一个寒颤。盯着我，眼中喷出怒火：“你逼我走？不是外人逼我，而是你逼我走？”

　　我狠下心点点头：“没错。”

　　他扭过身，沉思很久，然后走到门边，把门关上。等他回头时，我看到他已经戴上口罩，手里擎着一件东西，是那个精致的不锈钢喷雾器。他的身上灌满了杀气，简直胀得他的衣服无风自动。我知道他要干什么――要对我喷上蚁素，让我也成为那些梦游中的一员，然后幸福地生活在他麾下，永远做他驯服的妻子。这个利他主义的微型社会是他人生的唯一目的，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不会让它毁于一个见识浅薄的女人手里，哪怕她是他最亲的爱人。

　　我的心碎裂了。如果说我们对场员们几次喷洒蚁素时都是怀着高尚的目的，那他这会儿的行径无疑是魔鬼，是在强奸我的个人意志。但我知道我无法逃脱，只要他手指一揿，我就会失去判断力，永远成为他的附庸，而且是“快乐”的、“幸福”的附庸。

　　我闭上眼睛等着，觉得泪水不受控制地流过脸颊。奇怪的是很久没有动静，我睁开眼，看见他仍在原地，面容冷淡，不过口罩取掉了，喷雾器已经装回口袋里。看来他毕竟不忍向我下手，那颗颜哲的心还没有换成魔鬼的石头心。我心潮翻滚，思绪复杂，很长时间与他默然相对，十几年的交往像幻灯片一样在眼前闪过。六岁时同他的第一次见面；一块儿淘铁沙；三年困难时期我去他家送野菜；他父母领我们去看汉剧；他父母的受难；我去高三丙班教室喊他去我家吃饭，我在高三丙班宿舍里看他的睡容；我们的初吻及当时全身的颤栗感……我的眼泪不听话地涌流。我想这些场景也正在他头脑里打转，否则他也不会主动中止了这场“凶杀”。

　　不过，在我那口唾沫之后，我们都知道，俩人之间的最后一丝感情维系已经彻底断了。我低声说：

　　“颜哲，对不起，我没能跟你走到底。”我又说，“也谢谢你手下留情。”

　　他声音冷硬地说：“好吧，我走，我离开这里。“

　　我劝他：“那就尽早，你看天阴得这么重，这么闷热，肯定有场大雨，你要争取在雨前就逃到安全地带。来，我帮你收拾一下衣物。”

　　他平静地摇摇头：“那些身外之物带它干啥。我只带这两样东西。”

　　他从书本堆里抽出常看的那本英文书，和那管袖珍型不锈钢喷雾器，装在一个布包内，背上。做这些事时，他的嘴执拗地紧闭着，动作也多少带点挑战的味道儿。那是在告诉我：颜哲并没有认输，并没有向一个目光短浅的女人认输，他要找一个新地方去推行利他社会，因此他要把这两件最重要的东西（书和原始蚁素）带走。他想了想，又到墙上取下木工锯背在身上，把斧头插在腰间。可能他是想用这些木匠家什在逃亡途中谋生，也可能有象征意义――正像那天他告诉我的，耶稣在入圣前就是一个木匠。但我对他的作派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我只是把那包干粮强塞给他。不管他的志向何等高洁，饭总是要吃的，但他肯定拉不下脸乞讨，我不愿他怀揣大志而饿死在穷乡僻壤里。

　　桌子旁放着他雕刻的狮子半成品，这是他答应给老魏叔雕的，前段时间，他在看书休息时间总要抓紧雕几刀。现在狮子的大模样已经出来了，很有气势，比他的第一个作品更成熟，可惜魏叔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且，这件木雕他也没时间完成了。他拿手上看了看，意兴索然地放下。

　　他要走了，但一直很迟疑，后来他说：

　　“我想――如果你想要，我可以把这罐蚁素给你留一半，再留给你制取蚁素的方法――按说这违犯我父亲的遗嘱，不过顾不得了。否则几个月之后，你管理的农场肯定会失控。还有岑明霞的婴儿，他对这个世界太宝贵了，希望你能妥善照看，并用微量蚁素定期向他喷洒。”

　　我客气地说：“谢谢你在这时候还为我的将来操心。不过我用不着，我当这个蚁王只是过渡，已经打定主意让这个蚁巢在某一天崩溃的。至于你说的那个新时代之祖，”我苦笑着说，“既然这个团体都要崩溃，他还能单独存在吗？古人都知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句话再次重重地伤了他的心，他恨恨地瞪我一眼，不再说话了。不过他走出房门后，仍迟疑地回头看着我，依依不舍地看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眼下是俩人的生离死别，不管我们已经如何疏远，甚至相互反感，总是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爱情，现在他想与我最后一次拥抱和吻别。说实话，我很想满足他最后一个愿望，但想起他那段令人作呕的高论，想想我啐到他脸上的唾沫，无论如何也没法强迫自己扑到他怀里，那样未免太虚伪了。我只是尽量亲切地说：

　　“你尽早走吧。祝你一路顺风。”

　　他掩盖了失望，冷淡地说：“也祝你幸福。再见，不，永别了。”他的身影远去了，背上斜挎着木工锯，那个装馍馍、英文书和蚁素的布包在他胯边晃悠着，青白色的闪电在他前边不时闪亮，把他的背影和他脚下的路一次次定格在我的视野里。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十一章 毁灭与新生

　　从这晚开始我没有再回自己的宿舍，住到场长室了。既然大伙儿需要一个蚁王，那我至少要顺从大家的意愿，装装样子。我想今晚要失眠的，没想到很快就入睡，经历了这一天的折腾，我已经身心俱疲。我睡得很熟，在梦里听见了狂暴的雨声。不过不要紧，颜哲已经走远了，他在下雨前就已经逃到安全地带了，这会儿他应该是站在下雨的云层之上，披一身阳光，俯瞰着尘世……我在梦里乱七八糟地想着，忽然听到有人咚咚地敲门，喊着：

　　“秋云！秋云！快起来，发大水了！”

　　是颜哲的声音！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门边，打开门。狂暴的风雨排闼而入，门外却没有人影。我高喊着：颜哲！颜哲哥！没有回音。但我没有时间再找他，因为汹汹而来的洪水已经淹没我的小腿肚。场长室和库房在场院里地势最高，那么，各个宿舍里至少已经淹到床上了吧。知青农场位于岗坡地，地势较高，我们从来只用担心旱而不必担心涝，但这一次的暴雨太凶猛了。

　　我急忙从抽屉里寻出三节手电，想去各宿舍组织人们逃生。路是一点也看不到了，我只能用一根竹棍小心地探索着往前走。快到宿舍区时无法再前进，水深已经及腰，水流湍急，凭我的水性肯定过不去。好在那边有人看见了，喊着：场长！郭场长来了，郭场长来了！喊声充满了欢快，像是小孩终于见到父母。

　　我大声喊他们来接我，王全忠、崔振山、何子建等七八个人拉成一条线，小心地趟过较深的急流，把我半背半抱地弄过去。各宿舍的人都站在土坑上，屋里的农具被褥全都浸在水里。外边，齐腰深的水流凶狠在拍打着屋墙。农场的宿舍都是草坯墙，这是这个穷地方特有的建筑方法，即在草地上犁出一道道棋盘格，把带有草根的那层泥土铲下来，制成草坯砖，再用来盖房。利用草根的纠结作用，土坯可以结实些。这种方法很省钱，在干旱少雨地带也很管用，但绝对禁不住这样大的洪水的浸泡。

　　我果断地下命令，让所有人集合，迁移到库房去。库房地势最高，而且四面墙都是卧砖到顶，轻易不会被洪水泡塌的。我的命令一下，下边的人立即有条不紊地动起来，会水的男知青负责趟水通知各宿舍，女知青尽量收拾一些能用的家什。少顷，人们排成队向库房移动，怀孕的岑明霞被四个男知青围着往前走。我们在库房安顿住，近70个人把库房塞得满满的。农场一共68个知青加18个老农，昨天死了七个，另有九个人在外边出河工或探亲。我让阮月琴清点人数，让何子建和王全忠去位置比较孤立的食堂，一方面把伙夫们喊来，另一方面把所有能填肚子的东西全都搜罗来。

　　不久，三个伙夫跟着何子建进来，抱着一堆馍馍啦，咸菜啦，锅碗瓢勺啦，班长老毕嘴里骂骂咧咧的，说老天爷真会折腾人，这片岗地上几辈子没听说过发大水，可可地让咱们赶上了。他们带来的干粮不多，已经被我搜罗一遍给颜哲了。但好歹我们守着粮库，至少可以煮麦粒和包谷粒吃，所以对这一点我倒不犯愁。

　　人数清点完，发现只少了牛把式郜祥富。孙小小说她看见黄牛们被大水冲走，郜祥富紧追着过去了，但她说不清追去的方向。我们对老郜非常担心，但在这样漆黑的夜里，在这样凶猛的洪水里，我实在不敢派人去救他，只有为他默祷。老肖和老初都说，凡是四条腿的都会游泳，黄牛轻易不会被淹死的，但愿随黄牛去的郜叔叔大难不死吧。

　　但我们忙乱中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记住救出三个伙夫却忘了会计室的老霍，他同屋的出纳回家探亲了。说来真不可原谅，这是第二次漏计了他。两天后我们似乎听到远处有人呼救，声音非常微弱，时断时续，方向是在井台和食堂那边。即使到那时我们还没意识到那是老霍，以为是邻近农村被水冲过来的难民。那时洪水多少已经退了些，我让刘卫东和王全忠踩着泥浆向喊声方向寻找，看见竟然是老霍，螳螂般精瘦的身体挂在井台上的一棵柳树叉上，已经饿得眼窝发青，喊不出声音。他们忙把老霍扶下树，半拖半拽地弄回库房，给了他一把煮包谷，老霍好一阵狼吞虎咽，之后才恢复一些生气。

　　我看见他身上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包包，问：“老霍你背的是啥？帐本？”

　　的确是帐本，还有那个装公益金的白茬小木箱。那天我们去救伙夫时，实际他也听见了，但跑出门时忽然想起帐本和木箱，就折回来把它们收拾好，背在身上。等再跑出去，大队人马已经撤走了。老霍不会水，不敢独自往这边跑，只好爬上一棵柳树，在上边熬了两天两夜。



　　库房成了汪洋中的小小孤岛，电话和喇叭都不响，肯定被洪水冲断线路，我们真正与世隔绝了。我让大伙儿用麻袋装上麦子，代替沙包，在库房门口垒起了一人高的防洪堤，门的上部留有一米高的空档供我们爬进爬出。四娃看我们用麦包当沙包，又是心疼得几乎吐血，但生死关头我只能这样干。水位最高时，几乎漫过这道堤坝，但那个时刻很快就过去，随后水位就缓慢地消退。

　　我们在库房一角支起简易灶台，用伙夫们抢出来的铁锅煮豆子和包谷吃。粮食是不愁的，水更不愁，柴禾也将就找得到，就是湿一些，弄得屋里白烟滚滚。这么着，我们就在这个小孤岛上无忧无虑地过下去。我没忘派人出去，爬到库房的房脊上放哨，一则看有没有顺水漂来的、需要救助的难民，二则注意观察公社和县里的救援队，他们和农场失去了联系，肯定会派人来救援的，但我估计那要到几天之后了。孙小小最乐意出去值班，趴在屋脊上对着一片汪洋高高兴兴地唱歌。我让她观察的情况她一样没发现，只是过一段时间就兴奋地喊：

　　“秋云姐，又倒啦又倒啦！”

　　我们的土坯房宿舍从第二天起就陆续倒塌，第五天，也就是县里救援队来时，全部宿舍已经塌完。宿舍在库房没有窗户的那一边，我们在库房里看不到它们的倒塌，但能听到匍然溃地的声音。

　　70个男女知青和老农挤在这座三间套的库房里熬了五天，地上到处是人，抬脚就能踩到，像蚁巢一样拥挤。虽然挤，但那五天过得很快活。颜哲一再说过蚁素有正反馈作用，那这个拥挤的蚁巢无疑是正反馈的最好场所。在这几天里，这个小族群中的利他主义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煮饭时因为只有一个小锅，煮得很慢。煮完一锅，大家都推着让别人先吃。即使是崔振山这样贪嘴的家伙，虽然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仍坚决声明：“我不饿，不饿，让妮子们先吃，孕妇先吃。”孕妇岑明霞被安置在最舒适的地方（麦囤的最上边），为她铺上能找到的干被褥，还细心地在她周围扎上一圈屏障。我领着人出去巡查农场受灾情况时，跟我的人像保护水晶器皿一样护着我，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心让我感动。

　　也许只有一点不如意。我住的场长室与这儿一墙之隔。我见库房里太挤，就分派几个女知青到我屋里。但没一个人来。她们只是笑，不说不来，但就是不动。我退一步，只让孕妇岑明霞过来，她也笑着摇头。她们是把我当成蚁王了，没人愿打扰蚁王的平静。我叹息一声，不再勉强她们。其实，这个避难所里虽然拥挤，但有如此浓郁的快乐，无形无影，像音乐旋律一样无处不在。就连我也舍不得离开这儿，到隔壁那个寂寞的小屋里去。

　　我心中还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这三天中，没一个人提到颜哲，人们已经把他，他们曾经的上帝，彻底忘了。尽管我本人已经与颜哲分道扬镳，尽管是我下命令让他们忘掉颜哲，但是看到他的子民如此善忘，还是难免为他抱不平。



　　洪水中的生活已经安顿就序，我也困坏了。在众人的帮助下，我从库房门洞中钻出来，涉水回到隔壁的场长室，独自躺在黑暗里。一天的纷乱退去，我开始想颜哲。桌子上放着他未雕完的狮子，枕头上还留着他熟悉的气味，真难以相信我们会从此永别。昨晚是他喊我吗？在听到喊声时我是确定的，那肯定是他的声音。但现在我开始恍惚，心想也可能是我的梦境？算来他喊我的时刻，距他离开农场不过三个钟头，他可能没走多远就遇到了洪水，急忙返回农场来警告我。不过，在洪水中他没法再离开的，那么他现在在哪儿？

　　思来想去，他现在恐怕是凶多吉少。他被我逼走，但仍牵挂着我，牵挂着农场，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返回的啊。不知不觉间，泪水消消漫过我的眼角。虽然我与他已经彻底决裂，甚至曾对他充满鄙视，但此时我已经原谅他，很轻易就原谅他了。原因无它：这个一心创建利他社会的人，本人也是完全无私的，高尚的。仔细回想他走过的路，无论是为女知青抱不平而惹起事端，从而萌生使用蚁素的念头；还是被动地当上“蚁王”；直到在当蚁王的过程中走火入魔，等等，其中都不掺杂他的任何私利。我没有继续怨恨他的理由。

　　问题是，动机完全光明的人，如果一旦走火入魔，也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他害死了七个人，害了他自己，也害了我，糟蹋了我对他的一片真情。

　　不管怎样，但愿他没有在洪水中丧生。但愿颜伯伯和袁阿姨在冥冥中保佑他吧。

　　我正要朦胧入睡，忽然墙洞里有人喊：秋云姐，郭场长，岑明霞肚子疼，她可能要生了！我被惊醒，暗暗叫苦。岑明霞离预产期还早着呢，虽然我没问过她怀胎的准确日子，但大致推算下来不过六个月，最多七个月。一定是今天的忙乱疲累让她动了胎气。问题是我也没有经验啊！他们有困难就找他们的蚁王，但我也只是一个19岁的处女。场里人只有谷阿姨有生育经验，我和颜哲一直指望她来替岑明霞接生，可惜她已经去世。

　　我赶紧涉水回到隔壁的库房，几十双眼睛期盼地盯着我，麦囤上边传来岑明霞撕裂般的呻吟。那一会儿我真的乱了阵脚，呆立着不知道该咋办。多亏孙小小救了急，她挤过来，俯到我耳边小声说：

　　“郭场长，秋云姐，我知道该咋办，谷阿姨讲过多少遍啦。”

　　我恍然悟到她说得没错。那时我请谷阿姨给岑明霞做产前培训，肯定讲过多少遍了。不过我害羞再加上忙，从没有去听过。但孙小小是最热心的听众，一场不拉，听讲时还要问这问那。记得谷阿姨对我谈起此事时，还曾对她过分的热情摇过头，现在她的知识可以派用场了。

　　我豁上了，命令孙小小做接生婆，我和李冬梅帮下手。孙小小熟练地下着命令：烧一锅热水，准备给产妇洗身子；到场长室找一把剪刀，在火上消毒，这是剪脐带用的；找一些尽量软的布准备包婴儿……所有人心悦诚服地执行着她的命令，包括我这个众人心目中的蚁王。这真是奇特的一幕：一个刚过15岁生日、从没见过分娩的小姑娘当上了助产婆。

　　虽然我忙碌不停，心里还一直打鼓。孙小小的水有多深我是知道的，虽然从谷阿姨那儿学了一些常识，但万一有意外情况，像大出血、难产，她肯定对付不了。岑明霞的呻吟时而尖利时而减弱，我在麦囤顶往下看，男知青和老农们都仰着脸，关切地盯着上边。看见我的目光，他们害羞地挪开目光，似乎意识到男人们这么盯产妇是不对头的，其实处在他们的视角根本看不到孕妇的裸体。熬过漫长的一夜，天色刚放亮时，听见孙小小兴奋地喊：

　　“生了，生了！”

　　下边一阵骚动，性急的人在问：是男是女？也有人问：为啥不哭？孙小小忙补充说：

　　“我是说它是顺生，脑袋已经出来啦。”

　　原来还没生出来呢。又过了一会儿，婴儿总算生出来了，但没有哭声。孙小小紧张地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谷阿姨说，要是婴儿生下来不会哭，倒拎着腿打两下就行。但她说归说，却不敢下手，我只好抢上前去，倒拎起婴儿的两条腿，在背上用力拍了几下，这个早产儿终于哭出声来，哭声像小猫一样微弱。

　　折腾一夜的岑明霞已经筋疲力尽，看了一眼婴儿，就沉沉睡去了。

　　我们把小家伙洗好包好。这是个男婴，胯下带茶壶嘴的。闭着眼，皱巴巴的小脸，羸弱的小身子，很轻，怕是只有三四斤吧。头上是几根稀疏的黄头发。我看着他，心中说不出的酸苦。这就是颜哲说的“新人类”的第一代，他指望着这个新生儿能把外加的利他习性固定下来，变成人的本性。可惜这一点永远不会实现。因为，等这次喷洒的蚁素失效之后，我们这个利他主义的小族群注定要崩溃。即使小家伙真有利他天性，在利已主义的人海中也会很快被淹死的――或者他与环境同流合污。何况这是个像小耗子一样弱小的早产儿，他的肩上无论如何担不起颜哲打算加给他的重担，用句直截了当的家乡土话：

　　虼蚤顶不起被单。

　　几个月后，在知青们回城时，这个男娃儿被岑明霞很草率地送人，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没有半点音信。不知道岑明霞是否想念过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但她嫁了个当官的男人，一直对丈夫瞒着农场的经历，甚至听说她在新婚夜还用了一点小花招，让丈夫误认她是处女，所以她从不敢寻找这个私生子，也从不和农场的熟人谈论他。

　　也许她已经淡忘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吧。据我所知，失去了蚁素控制的岑明霞很快本性复萌，尤其是到四十五岁之后，私心加上更年期官能症，她是同事和邻居们公认的最邪性、私心最重的婆娘，私欲膨胀到丑恶的地步，和亲生儿女也合不来。我想，她更不会把二十年前的私生子放到心上了。



　　第四天傍晚，我们在那道最高的荒岗上找到了郜祥富和农场的牛群，还有两匹马。除了损失一头牛犊外，他（它）们个个安全无恙。牛群安详地吃草，时而仰起头，抖抖丝绸般细密的皮毛，对着如血残阳绵长地哞一声。被困了四天的郜叔叔甚至没有挨饿，因为牛群中恰好有一头正在哺乳的母牛。那天牛群被洪水冲走时，他舍不得放弃，抓着一头牛的尾巴一直紧随其后，天黑不辩方向，误打误撞地搁浅到这儿。看到我们，他高兴得流着泪，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们互相叙述了几天的经历后，郜祥富低声说：

　　“秋云，郭场长，颜……颜……没死，那天夜里，我在这儿看见他啦！”

　　我惊问：“你真看见啦？能肯定？”

　　郜祥富说他基本能肯定，他随着牛群爬上这道高坡时，正好看见一个小伙子从岗上跳入洪水，趴在一个简易木排上，游走了。从背影看很像是颜哲，至少从衣着看肯定是一个知青，不是本地的农民，但方圆几十里除了咱农场外哪还有知青呢。这么着一捉摸，九成是他。那会儿郜祥富对着夜色大声喊了很久，但那人一直没有答应，也没有回来。我问郜叔叔，那人身上是否背着锯或斧头，他说没看见，但荒岗上留下几根斧头砍断的树桩，肯定是他做木排时砍的。

　　听了郜叔叔的话，我基本可以断定，他看见的就是颜哲，而那晚确实是颜哲在喊我，他返回农场警告了我，又匆匆离开，用随身带的木工家什扎了一个木排，在洪水中游走了。想到这里，我对他的所有憎恨都化为乌有，泪水在我眼眶中打转。郜叔叔笨拙地安慰我：没事的，没事的。我知道颜哲水性好，不会出事的――可他是去哪儿啦？那会儿满世界都是水，他能去哪儿呢。

　　我摇摇头，没有回答，郜叔叔见我痛不欲生的样子，心疼地不再问。

　　我让大伙儿先就地休息一会儿，独自一人摸到那处坟地。我原想八座新坟一定会被大雨冲平的，但没有。可能是雨来得急，大雨点先就把新土拍实了。再加上这儿地势最高，一直没被洪水淹没，所以八座新坟安然无恙。洪水中的颜哲怎么会想起来跑到这儿？是想向他害死的人忏悔？还是在他的衣冠冢前向自己的一生告别？的确，即使颜哲没死，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已经被埋葬，永远消失了。以后，只有一个失去身份的躯体在社会的角落里游荡。

　　我在他坟前坐了很久，默默地流泪。最后我站起来，向八座新坟逐一鞠躬，然后离开。



　　我的回忆到这儿加快，像是按了VCD的快进键。第二天上午，县里和公社联合派出的救援队踩着齐膝深的泥浆来到农场，带队的是公社革委会张副主任。他们见农场虽然房倒屋塌，一片狼籍，但秩序井然，人人面色明朗，用他们的话是“斗志昂扬”，感到很是欣慰。他一进农场，就找赖场长和公社知青办魏主任听汇报，我告诉他们，他俩都不在了。这场洪水中共有八个人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天热，尸体没法子存放，我们已经把他们就地埋葬。张副主任一听，脸刷地白了。一下子死了八人，其中包括农场两个正副场长，两个公社干部，两个知青，算得上大事故，他不好向上边交待的。我看着他煞白的脸，于心不忍，但我只能这样说。我原来没打算对外瞒住这场祸事，它太大了，包不住的。不过在它之后恰逢这场大洪水。洪水冲走了一切现场遗迹，也多少隔断了蚁众们的记忆，所以，我做出一个胆大的机智的决定：以洪水为借口，把那场弥天大祸包起来，并且把颜哲也算到烈士中去。

　　我领着他们吊唁了八位烈士。当他们表情肃穆地三鞠躬时，我心里还在打鼓，怕他们向众人调查八人牺牲的实际情形，虽然我确信全场人都会合着我的节拍跳舞，但人多口杂，难免出什么纰漏。我更怕他们开坟验尸，那就完全穿帮了，因为死者并非溺死，脖颈上都有掐痕，衣服没有水渍，何况还有一个是空坟。

　　好在这些人没有丝毫怀疑。这也不奇怪，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一个知青农场忽然发生殴毙八人的恶性殴斗，比在洪水中淹死八人更难置信。他们在场期间，有两件小事无意中帮了我。一件事是有人对他们提到了“颜场长”，熟悉农场情况的张副主任奇怪地问：

　　“什么颜场长？是颜哲吧，我知道他，县革委胡主任临走前还对我提起他。但他咋会当上了场长？”

　　我反应很快，立即解释说：“赖场长和庄副场长牺牲在前，当时火线上选举颜哲当了场长。他牺牲后大伙儿又选了我。”

　　张副主任眼眶红了，显然被我们的“前赴后继”所感动。他哑声说：

　　“很好，颜哲和你都很好。”

　　就没再问下去。

　　另一件事是他们发现了岑明霞的婴儿，到农场的当天就发现了。这点没有办法，无法避免的，水灾刚过，道路不通，我没有能力把母子俩藏到农场外的地方。这个小不点儿现在是全场人的打心锤，大伙儿川流不息地来看他，争着想抱抱他，而岑明霞、孙小小等则严密地保护着他，说孩子太小，不能乱抱的。这儿成了灾后农场最热闹最温馨的地方，救援组当然不可能不发现。

　　张副主任把我拉到一边，阴着脸问：这是咋回事？我已经事先想好了回答，照实说：

　　“是赖场长作的孽，全农场没有不知道的，老魏叔――魏主任生前也发现了，他原本要向上级汇报的，但被洪水耽误。”我低声加了一句，“不过，赖场长已经牺牲了，我不想再责备他。”

　　我这番话大部分是真实的，只有一处谎言：老魏叔向上级汇报不是被洪水耽误，而是被颜哲强行阻止。张副主任盯着我看了很久，不再追问。此后，救援工作组里似乎形成了秘密的共识，那就是不再追究抗洪烈士赖安胜的作风问题，以后没有任何人再问起婴儿的事。他们离开农场时，岑明霞非常不识时务地呆在路口。那会儿她已经能下床了，在路口的树荫下抱着婴儿哄睡，低声唱着催眠歌，用手玩着婴儿的小耳垂，脸上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但救援队全体成员齐刷刷地扭过脸，视而不见。送行的我看着这一幕，几乎忍俊不禁。

　　不久张副主任带队重回农场，召开一个追悼大会，追认八人为烈士。不过我怀疑这是障眼法，因为这么大的事，县知青办竟然没来人，也没上县里的报纸，这是不正常的。我的怀疑没错，这个追认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也就刮过去了，此后八个人并没有享受烈士待遇。

　　追悼大会之后马上宣布了解散农场的命令。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农场除了库房和场长室外，已经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如果要保存农场，只能是从头重建。但那时知青下乡的潮流已经过去，开始安排知青回城了，哪个领导会这么傻，在这个当口儿投入大笔资金来挽救这个垂死的农场？何况解散了农场，那场死亡八人的事故就更容易掩盖。

　　张副主任宣布，鉴于知青农场毁于洪水的特殊情况，县领导在招工指标上做了很大倾斜，农场将有一半知青马上被招工，我、王全忠、何子建、刘卫东、崔振山等都在招工名单中。剩余的知青暂时安置到其它知青点，在招工问题上仍继续对他们倾斜，估计明年能全部回城。对一般知青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想想岑明霞及另两个女知青甘心献出贞节，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甚至庄学胥那么起劲地攫取权力，也不是为了在此处发达，而是能被早日招工，能挑选一个好的招工单位。但对于今天的农场知青来说，解散农场的决定引发了真正的痛苦之潮，说是“泪飞如雨、哭声震地”一点儿也不夸张。没等散会，大家就把我团团围住，哭着拉我，拥抱我，说他们舍不得我，舍不得这个集体。有人还说：郭场长你别走，咱们都不走，再把农场建起来！咱不在这儿也行，俺们都跟着你，去新疆，去北大荒，去西双版纳，都行！甚至连老农们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郜祥富和老肖老泪纵横地说：秋云，郭场长，你可不能走哇，你走了谁管我们哩。

　　公社领导们吃惊――不，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他们绝对想不到，一个19岁的女知青能博得大伙儿如此衷心的爱戴。在其它公社的知青点，开始招工也就意味着知青团体的崩解，为了自己能早点走，互相倾轧、告密、陷害，什么样的手段都能使出来。哪儿见过眼前的景象？他们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个近乎失控的局面，震惊中开始有担心，因为他们隐隐感到，这个小集体的向心力过于强大，似乎不大正常，发展下去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

　　处于漩涡中心的我则非常尴尬。这个场面当然很动人，我也很想融进去，与他们同样哭泣，同样倾泻爱意。可惜我的身份是上帝，是他们中唯一的清醒者。我知道这一切都缘于他们身上还未失效的蚁素，而这些蚁素大概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时间。等它失效后，我这群纯洁的“子民”们仍会跌入原来的肮脏，像岑明霞的卑鄙、崔振山的无赖、孙小小的放荡、庄学胥（他已经死了）的奸诈，当然也有郜祥富和老肖的忠厚、老霍的忠诚、王全忠的富于正义，等等。他们此刻对我的感情无疑是绝对真诚的，但――这样真挚的爱心大半是缘于某个玻璃瓶内微黄色的油状液体，想到这儿，我感到悲哀，甚至作呕。

　　我无力继续扮演上帝（没有从颜哲那儿学会制造蚁素的本领），也没心思扮演它。这几个月来，“清醒者的痛苦”已经让我受够了。于是我平静了情绪，对他们最后一次使用了蚁王的权威。我说你们不要闹了，一定要服从上级的安排。这次上级在招工名额上已经非常照顾，咱们不要辜负上级的心意。至于我，是肯定要带头回城的。

　　大伙儿当然会绝对服从我的命令。他们红着眼眶，抽咽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会场。



　　张副主任显然非常满意我的处理，过来同我紧紧握手，赞赏我识大体，有领导能力。我疲倦地说：别瞎夸我了，我天生不是当头头的料，如今当这个代理场长只是误打误撞赶上的。不过，既然我站在这个位置，就要为大伙儿负责。我对张副主任谈了两点，一是八个死者的抚恤金，即使他们不属于在国家名册的烈士（张副主任迅速看我一眼，我俩心照不宣，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谈），也希望能尽量解决一点抚恤金。张副主任爽快地答应了。二是对剩余知青的招工，希望能把今天的承诺落实，这里特别是岑明霞，她有孩子，招工肯定比较困难。张副主任想了想，说：

　　“按政策，已婚知青不属招工范围。像她这种情况，虽然未婚，但有一个私生子……这样吧，你劝她赶紧把孩子送人，对外瞒着这件事，招工时我尽量关照她。”

　　我想张副主任说的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想起这个孩子――想起他身上所寄托的颜哲的希望――心中不忍，但只能这样了。我真心地说：

　　“谢谢张副主任。张叔，你是个好人，和老魏叔一样好。”

　　张叔动情地说：“谢谢你这句话。秋云你真不容易啊，危难关头，一个19岁的小姑娘能撑起这个场面。秋云我早就知道你，胡主任和大老魏不止一次提起过你。他们也很器重颜哲，可惜他牺牲了……秋云你很能干，我敢说，就凭你在这场洪水中的处事能力，这辈子一定能成大器。”

　　我忽然想起老魏叔对颜哲的同样评价，止不住心酸。不过我掩饰了这一点，莞尔一笑：

　　“张叔你眼力大大地不行，我这辈子肯定碌碌无为，我已经算过命啦。”



　　一个月后我就回城了，在街道上一个麻绳社当工人。临走前我尽我所能安排了农场的善后，其中对岑明霞的劝说最难。她一听我劝就痛哭失声，说她舍不得孩子，她宁可留在农村，独身一辈子，也要把孩子养大。孩子也确实逗人爱，虽然生下来时不足月，但在奶水的滋养下吹糖人般地长胖了。会用黑眼珠追随大人，大人一逗，就漾出一波模模糊糊的、非常甘甜的笑纹。模样也俊，明眉大眼，只有嘴巴偏大，能看出赖安胜那个蛤蟆嘴的基因。我在劝岑明霞时，小家伙无意中摸到了我的一个手指，就用小手紧紧地攥着，那温暖的小手让我的心隐隐作疼。

　　我同样舍不得把小家伙送人，但为了岑明霞的前程又只能狠下心肠。我尽力劝了，虽然没劝通她，并不着急。我知道此刻岑明霞还处于蚁素的控制之下，等蚁素的作用消失，以岑明霞的精明凉薄，决不会让这个孩子影响自己的前途。想到这里我不免黯然：从啥时候起我变得这样清醒？对世态炎凉看得这样透？这种看透其实是把双刃剑，与其说伤害别人，不如说伤害自身。至少说，我想回到以往那种透明温馨的少女心境，是再也不可能了。

　　临走我到八座坟上烧了纸，那时我已经想到，我走后很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我洒泪祭奠了魏叔，谷姨，还有林镜，默祷他们在九泉下安息。至于其它四个“原来的恶人”，我为他们是流不出眼泪的，特别是这次横祸间接同他们的“由善返恶”有关。但我也原谅了他们，同样作了祷告，愿他们来世做个好人。最后我来到最东边的那座空坟。颜哲至今没有半点音信，洪水过后我曾在附近暗地打听过，没有发现与颜哲相象的无名尸体，没有发现他的木匠家什。也许他真活着？也许他又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甚至是跑到国外），在那儿重新创建他的利他社会？

　　不过，不管他是死是活，都和我无关。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理想，都与我无关了。我很平静地在他的坟前三鞠躬，彻底了结了我与他的缘分。第二天，我和被招工的知青们一块儿坐卡车回北阴。我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里边除了随身衣物外，另外有一个白茬杨木箱子，就是老霍在洪水中抢救出来的那个。我把箱中的钱取出来交给老霍，把箱子带走了。这个箱子曾承载着颜哲的理想，装函着场员们的纯洁无私，我把它带走，多少是个念想吧。农场里没被招工的知青，还有老肖、老初等老农，都聚在农场的砖桥旁，与我们洒泪相别。我没有看见郜叔叔，别人说他钻到半塌的牛屋不出来，不想见这个伤心场面。我让卡车等一下，爬下车厢，到牛屋找到他。一见到他，两人都泪如泉涌。我们就这样哭着，一直到分手，没有说一句话。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三卷 蚁素 第一章 蚂蚁朝圣

　　生物基因的本性是自私的，因为只有自私的基因才能抉取更多的资源，使其本身延续下去。但自私的基因经过群体进化炉火的冶炼，也会表现为光芒四射的利他主义。首先是生物中普遍存在的母爱父爱，因为生物要想延续自己的基因，必须爱护其后代，这是一种缩小的利他主义。而在蚂蚁、蜜蜂这类单雌繁衍的社会性昆虫中，由于同族群个体的基因极端相似，保护同族群的其它个体即意味着保护自己的基因，因而利他主义得到极大的强化和放大，以至成为这类生物的优势天性。

　　这么说来，蚂蚁社会的利他主义实际并不是最深层面的天性，而只是“自私天性”的一种显态表现，而其它生物的利已天性，包括科莫多龙的杀婴行为、鲨鱼幼崽在母体内的骨肉相残、人类的互相残杀等，其实只是同样的自私基因的另一种显态表现而已。

　　我们从感情上喜爱蚂蚁的利他主义，憎恶人类或鲨鱼的贪婪和残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批评上帝（大自然）的设计思想。无论哪一种天性都成功地延续了各个物种，从上帝的角度看，这就是成功的设计。

　　其实我们不必因蚂蚁的伟大天性而对人类过度菲薄。既然我们推崇蚂蚁社会的利他主义，既然我们能对自身的劣根性一代一代地作出反省，那就证明――利他主义仍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天性中。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2006年，55岁的郭秋云离开北阴市一高中的讲台，办了退休手续。比她大五岁的丈夫高自远几乎和她同时从工厂退休。人生真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正剧就结束了，以后只剩下余兴节目。想想临招工前红星公社革委会张副主任对她的评价：你这一辈子一定会成大器，秋云不免摇头，看来这个算命先儿比刘伯温袁天罡差远了。当年知青农场出来的人，颇有几个混成了气候，有在省城当副厅长的，有成大款的，有当作家的，可惜她不在其列；比如颜哲当年的好友王全忠就混上了市委副秘书长，那个官衔很风光，其实是个苦力活，二三十年来都是给一把手写材料，在文字迷宫里打转，从甘蔗渣一样的官样文章里努力嚼出点新味儿。开会时替一把手拎皮包端茶杯，做得娴熟有致。王全忠虽然职务不低，还保持着往日的忠厚，看见农场的老伙计去找他，总要站起来迎接的。他如今大腹便便，那是吃公家宴请吃出来的；办公室里摆设精致，硕大的台湾红木办公桌上放着V字形的国旗和党旗，还有一个漂亮的水晶地球仪，昭示着主人的身份。秋云记着他同颜哲的友情，常去看他，但后来不怎么去了。因为有一次她同王全忠聊起了农场的大字报风波，聊起了给他减工分时颜哲的仗义执言。但王全忠竟然忘了评九分这件事！不是作假，不是怕秋云有求于他而有意否认当年的受惠，而是当真忘了。可他当年在农场时却以记性好著称，能记住所有知青的生日。当然，在秋云的启发下，这件事还是回忆起来了，弄得这个厚道人很难为情，尴尬地连连拍脑袋：

　　“写了二三十年的八股文章，我这脑子真给弄坏了，成猪脑子了。”

　　以后秋云就不怎么找他，她与王全忠的生活之路已经分岔，既然如此，干嘛非要把别人拉回他已经忘却的往事中？互相记着往日的友情就行。

　　何子建和刘卫东在外地，不怎么样，只混了个副科级小头头。冬梅和阮月琴都已退休，当上了专职奶奶或外婆。当然更多人处于社会最低层，甚至每月拿170元的低保金，三餐尚且无继。不久前在街上碰见黄瞎子，秋云几乎不敢相认，因为从外貌上看，他至少比同龄人大了20岁，衣着则落后了20年。秋云同黄瞎子打了招呼，站路边聊了几句。临分手时黄瞎子说：秋云姐，不是你喊我，我决不会主动喊你。郭秋云问他为啥，他辛酸地说：

　　“咱混得不像人样呗。两年前我在街上碰见岑明霞，珠光宝气的，我喊了她，她看我半天，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从那以后，我再不主动和农场的人打招呼了。”

　　秋云笑了。不久前她听冬梅说过一件事：岑明霞曾自得地对冬梅说，知青农场里的男知青倒是出了几个人物，女知青中恐怕就我一个混出个人样了。秋云对黄瞎子说：

　　“别拿我比她，我既没发财，也没做官太太。咱们都是平头百姓，以后尽管来找我玩。”

　　实打实说起来，郭秋云比黄瞎子这些伙伴强一些，但也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中学教师，一辈子过得死巴巴的。现在两口子退休了，准备换个活法。郭秋云办完手续，甚至没把学校的东西抱回家，教科书啦参考书啦全送给同事，这样做是有象征意义的，表示她要和24年教学生涯彻底割断。丈夫也是同样心态，退休后立即交1600元钱报了驾驶学习班，是那个班里年纪最大的学员，每天兢兢业业地学开车，晒得像个非洲黑人。他准备买一辆私家车，带老伴出去游玩，他说趁咱俩还能跑得动，抓紧时间玩。这时候不玩还等啥时候？

　　他们原来住在秋云学校的家属宿舍里，现在搬回秋云父母家了。因为一中现在仍是重点学校，如今的独生子女都金贵，好多家长办了提前退休在这儿给儿女陪读，所以房租被炒得很高，教师的房子租出去很合算。再说秋云父母这儿的房子非常宽敞。36年中，秋云爹妈一直在替颜家守着房子，后来颜哲一直没露面，他们就搬进颜家。改革开放后，眼看周围的居民新居一幢幢冒出来，这个空着的大院子不知道让多少人眼红，但秋云爹说咱是替颜家守房子，咋能私自动“主家”的东西。十年前他才想通，说秋云你愿盖就盖吧，真要是颜家人回来，咱们还给他，只让他们把盖房子钱还咱们就成。于是全家人在这个院子里合力盖了新楼，上下二十多间。盖房时秋云大姐没出钱，但出了力。她家境不好，丈夫死得早，儿子下了岗，很想给儿子在北阴市区留下一套房产。但秋云爹年纪大了，固执得简直不通情理，非要把房产全写在秋云名下。也许他潜意识中，还是认为秋云和颜哲有特殊关系，这块白捡来的房产“暂存”在秋云名下，等颜家人回来时也好交待。秋云咋劝也不行，最后弄得大姐和爹翻了脸，说：

　　“出力时记着老大，有好处只记着老小，爹你太偏心了！”

　　那天秋云回家，80岁的老爹正用力杵着拐杖，点着白发苍苍的脑袋，狠歹歹地说：

　　“大妮子变了，钻到钱眼里出不来了！她不想想，咱们咋能分颜家的房产！那不让邻居们捣断脊梁筋！”

　　秋云妈苦笑着对秋云说，这个老东西现在真是一根筋，老糊涂了，他如今只记得一件事：不能让外人说咱霸颜家的财产。秋云很替大姐抱屈，但也不敢放话说给姐姐分房产，毕竟还不敢确定颜哲是生是死啊。文革后国外来过一封信，信封上英文夹着非常稚拙的中文，是颜夫之的叔伯姐姐来打听颜家人的下落。秋云爹立马让秋云回了信，说了颜家的情况，也说明颜家还留有房产，请颜家人来处理。但那边没有再回信，看来没把几间破房子看在眼里，既然颜家已经没有后人，那边也断了念想，不再联系。

　　从此大姐不怎么回家，对爹生分，对小妹也生分了。秋云很难过，想想当知青时大姐冒着霹雳闪电瓢泼大雨去看她，困在半路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再想想那冒尖一碗香喷喷的炒鸡蛋，一直到几十年后，口齿似乎还留着当年的香味。那时的情意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也许是当年的美味给她的印象太深刻，很长时间里秋云觉得炒鸡蛋是天下第一美味，儿子带着小孙孙来了，她总忘不了给孙儿炒鸡蛋吃。后来生活好了，全家人都不吃她的炒鸡蛋，说吃得多了有股鸡屎味儿。秋云先是骂他们作孽，但吃的次数多了，怎么连她自己也有这个感觉？这时她总是留恋当年的胃口，也感念大姐的情义。她想，如果颜家人再不出现，这些房产真归了自己，她打算给姐姐分一半。现在这话只能闷在肚里，省得让老爹生气。

　　她在这些房子里专意留了两间，把颜家老宅的旧物保存在里面，像外文书、几把太师椅、一些生物化学上用的瓶瓶罐罐，甚至还有颜家的枣木棒槌、烧柴灶时用的桐木风箱等，这些东西已经有资格当文物了。有时闲暇，她会打开这间房子，在满屋尘土中回味往事。随着颜哲出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她想，这些旧物恐怕永远找不到主人了。



　　昨天把车买到手，低档车，四万九的QQ自动档。高自远笑说他坚决选这个车，是要支援民族工业，实则他俩的积蓄只够买这种车。买了车，第一趟出游到哪儿？郭秋云本来想去当年的知青农场，自从1970年初离开那儿，36年没去过一次。但想到丈夫与那儿没啥瓜葛，再说那儿也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回忆，所以就没提。

　　不过后来他们的第一次出游仍是去了那儿，这是崔振山促成的。

　　崔振山当年招工是招到旧城县，后来扔掉公职，独自一人来北阴市发展，办了个机械厂，现在已经是名噪一方的企业家。郭秋云和他很少往来――她和所有农场知青都很少往来。没错，当年她在知青中间是蚁王，是牧羊人，有崇高的威信，一呼百诺。但这种威信除了她个人的感召力外，更多的是借助于蚁素的作用。当蚁素的作用逐渐消退时，那些曾在梦游状态下仰视她的知青们，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说是敌意，至少是不快的感觉吧。这种心理是很微妙的，但它确实存在。郭秋云对此早有体会，所以，除非对方主动，她一般不和别人交往过深，就像黄瞎子一样。

　　至于对崔振山的冷淡，还要加上另外的因素。崔在创业期间很有些比较那个的行为。十年前，他的公司干出第一台产品后，帐面上只剩下4毛钱，产品卖不出去就要破产了，而他主攻的那个客户却迟迟不松口。当时崔振山咬咬牙，带着一个本家侄女去了，用那姑娘的贞节换来了第一份合同，公司从此起死回生。公司原是几个合伙人合办的，但公司站稳脚跟后，他却以种种方法，包括向警方匿名告发某人嫖娼等，陆续把几个合伙人赶走，独霸了这个公司。郭秋云听说过这些传言，心想自己和他到底不是一类人啊。不过，尽管这样想，郭秋云并没有感受到道德上的优势，眼下这个社会，“好人”常常和“无用”划上等号。世道变化太快，当秋云在白河滩上意气风发地“大炼钢铁”时，或在文革中热血沸腾地“誓死捍卫”时，或在农场对利他主义社会充满憧憬时，她绝对想象不到今天的拜金狂潮，连她自己也难免随波逐流。

　　看看短短50年内，中国社会在主流道德上有多么剧烈的变化，再想想延续8000万年之久的稳定的蚂蚁社会，包括它们永恒的道德规范，她真正认识到那种利他社会的可贵。她和颜哲分手时曾对他充满鄙视，36年过去，那时的意气用事慢慢淡漠，她的看法有了变化。并不是她就原谅了颜哲当时的一些行事，不是的，那些事即使放到今天她也不会同意。不过她已经学会不把自己当成天地间的裁判，颜哲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也许他的功过不是一个普通女人所能理解。

　　这些年她没有主动找过崔振山，崔振山也没主动与她联系过，尽管当年她可说是崔振山的救命恩人。但昨天崔振山忽然打来电话，盛情约秋云夫妇一聚，地点订在白河边的玉玲珑酒家。郭秋云心中有些纳闷，心想这顿饭绝不会无缘无故吧。去当然还是要去的，郭秋云也想借此问一个问题，一个憋在心中36年的问题。那个问题比较敏感，但经过时光的磨蚀，对方应该能坦率回答了吧。

　　玉玲珑酒家是个高档酒家，崔振山订的雅间很大，头上是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桌上摆好了纯银餐具，临窗摆着精致的竹几竹椅，可以俯瞰白河两岸的辉煌灯火。桌子也很大，是那种坐十二人的圆桌，但主人来宾加起来却只有三位。高自远笑着说：太奢侈了吧，崔总你干嘛不把农场的老伙伴们多喊几个，也热闹一点儿。振山笑道：

　　“我今天是专意请秋云姐的。高哥你不知道，当年在农场，秋云姐可是我们的女王，那时她只要一句话，我们就是死也不会皱眉的。”

　　他说得很认真，高自远疑惑地看看妻子。秋云对他说过有关农场的事，但有意无意作了淡化，而没有身临其境的高自远也不能真切想象出当年的场景，比如说，他想象不到，行事低调的妻子当时在农场的一呼百应。秋云笑着摇手，说：

　　“自远你别听他瞎说，他就靠那张嘴吃饭的，乍呼惯啦。”

　　“我咋乍呼？我还没说全呢，当年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尽力做人工呼吸，我已经跟其它七个人一样，死球36年啦，崔家也早断根啦。你说这是多大的恩德，搁在旧社会，我该给你上长生牌位。”

　　郭秋云仍是摇手：莫提当年，不值一提。

　　崔振山如今大腹便便，日本板寸头，项间的金链子粗得像拴狗绳，很有一副大款相，不是当年那个馋痨鬼了。他直接喊来相熟的饭店牛经理，说按888元安排饭菜，酒水另计，以精致素淡为主，老牛你自己作主安排吧，我想和客人说说话。牛经理带着小姐们含笑退出去，关了房门。郭秋云笑着揶揄他：

　　“以精致素淡为主？我记得当年你的名言是：一拃长、四指宽的肥肉片，夹起来颤悠悠的，吃起来那才叫美。”

　　振山笑道：“秋云姐好记性。我也很留恋那时候的胃口，如今倒是有几个臭钱，但狗球驴吊的都吃不香。”

　　酒和凉菜很快送上来了，三人边吃边说。秋云看出来，振山今天确实有话要说，而且话题肯定和农场及颜哲有关。她干脆先把话头挑起来：

　　“振山，有件事憋我心中36年了，正好趁今天问一问。你别多心，都已经事过境迁了，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秋云姐你只管说，一会儿我也有话要问你。”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想问，当年――就是颜哲在荒岗制造蚁素并下了禁令的那时候，庄学胥你们5个偷偷去荒岗聚会，究竟是不是想对颜哲下手？想杀了他？”

　　振山吃惊了：“对颜哲下手？没有的事。”他看看秋云的眼睛，重复说：“真的没有，我不是说谎。已经是36年前的事了，当年就是有你说的那桩‘杀人未遂案’，今天公安能来抓我蹲大牢？确实没有。”

　　秋云相当惊异。当年那桩血案就是由此引起的，如果振山他们并无杀人计划，那么，在她心中已经盖棺定论的这段历史就得重写了。她说：

　　“我咋能不信你。但你们那时候为啥违犯禁令，偷偷去荒岗？老魏叔说你们去了四次，而且最后那次越过禁区线，直接走近颜哲的窝棚，是我亲眼见的。”

　　振山摇头道：“原因很简单。你知道那时我们吸了……”他看看高自远，没有把“蚁素”这俩字说出来。“实际上一直在梦游状态。我认真回忆过，当时是这么回事：那时候蚁……在俺们身上开始失效了，那滋味儿就像吸毒的人断了毒，像是一万只蚂蚁在身上咬，骨头缝里都是疼的。那会儿俺们都知道颜哲是在荒岗上造那玩意儿，甚至能老远闻见那种味儿。俺们也知道，只要那玩意儿一喷，立马就舒服了，哪怕干活再累也舒畅，比干了女人还美――掌嘴掌嘴，我在秋云姐面前说粗口了。俺们耐不住那玩意儿的诱惑，晚上不由得往那道岗上跑，又不敢违抗颜哲的禁令，在岗下磨蹭一会儿再恋恋不舍地回来。我们去荒岗是庄学胥领头，因为他馋蚁素比我们更迫切，老是絮絮叨叨地说：他得赶紧吸入蚁素，变成和秋云妹妹一样的好人，他可不想回到过去的样子……”

　　秋云更为震惊，此前她绝对没想到这种可能――五个“恶人”原来如此迷恋利他素，迷恋着当个好人，就像瘾君子迷恋可卡因，这真是莫大的讽刺。特别是庄学胥的那些话，她简直不敢相信，但崔振山没必要美化一个死人吧。如果庄学胥死前仍是这样的“向善”，而她却把他盖棺论定为恶人，那就太对不住他了。再想想当年老魏叔也说有这样的“毒瘾”，想来崔振山说的不假。她心中非常苦涩，拉长声音说：

　　“噢，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第三次去荒岗时，确实违犯禁令进了窝棚。”

　　“违犯禁令？没有的事，俺们那时决不敢违抗颜哲和你的命令。你别忘了，颜哲的禁令期是七天，我们进窝棚是第八天，俺们是等着过了午夜才去的。”他嘿嘿笑着，“俺们对蚁素已经是迫不及待，所以禁令期一过就兴冲冲地去了，没想到惹出大麻烦。”

　　秋云的眼睛瞪得老大，她可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没想到，36年后也没有想到。要不是今天这场聚会，这一辈子她也想不到这种可能。这么说，她，颜哲，还有老魏叔，当时完全错怪了那五个人，而这次错怪其实是其后那场灾祸的由头。此刻她心中只余下白茫茫一片，说不出的疚悔和苦涩，恨不能把这36年扯起来重过一遍。

　　“可是……当时你们五个人把老魏叔按到地下，那是为啥？”

　　崔振山苦笑道：“那会儿天色黑苍苍的，忽然冲出来一个人，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俺们动手，你想俺们能不还手吗？后来认出是老魏，又听见他是在喊你们，我们就歇手了。”

　　秋云想了想，时间太长，当时场景记不清了，不过大致是这样吧。崔振山反过来问她：

　　“至于那会儿在全场人中间，为啥只有俺几个有反应、难受，我就不知道了。是颜哲专门给俺五个捣了鬼？我想不至于吧。”

　　“不是，当然不是，这点我可以保证，他在喷洒蚁素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也许……”

　　她顿住了，不想说出真正的原因，即这五个人的“恶”的本性与蚁素有拮抗作用，所以失效来得较早。不过崔振山很贼，从她的表情中看出门道，自嘲地笑了：

　　“那就是俺五个人的本性特别邪恶，蚁素也压不住。没关系，秋云姐你直说就得，反正我知道自己是坏种，和你们不是一类人。”

　　他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秋云只能摇手，连说哪里哪里，当年老魏叔也有反应的。她说：

　　“振山你有啥事也直说吧，没关系的，我老伴知道颜哲这个人，我不怕他旁听。”

　　高自远一直在认真旁听，农场当年的历史他知道个大概，但细节上不行，所以听起来比较吃力。这会儿笑着说：

　　“要不我还是回避吧。”

　　秋云瞪他一眼，对振山说：“不听他假撇清，你说吧。”

　　“那我就问了。秋云姐，颜哲最近和你联系过没有？”

　　“什么？当然没有。你有他的消息？他真的没死？”

　　崔振山用锐利的目光直盯着秋云，看出秋云没说谎，便说：

　　“我没有他的消息。不过，我昨天去旧城县回访用户，顺便去农场看了看。老乡说那儿刚好发生了一件奇事：蚂蚁朝圣。我亲眼见了。”

　　秋云异常震惊，直瞪着振山，半天没说话。丈夫用膀子触触她，她才回到现实。所谓的蚂蚁朝圣，这一生她听父母说过两次（一次是颜夫之在世时），又亲眼见过一次，都和颜家有关，和蚁素有关，所以她绝不会把这次的蚂蚁朝圣归结到神鬼上。那么，颜哲真的没死？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宣告自己的存在？振山暗暗观察着她的表情，说：

　　“秋云姐，我总觉得颜哲没死，那家伙有大志向，不会轻易去死的。”他突兀地转了话题，“你肯定知道唐朝李靖和红拂女的故事吧？”

　　秋云不知道他为啥突然转了话题：“红拂女？当然知道，唐人传奇里的故事。你别忘了我是语文老师。”

　　“那个故事里有个虬髯客，原是帝王之材，后来在红拂女那儿见到了年轻的李世民，心灰意冷，说：天下是这个人的！我只能远走他乡了！临走时他对红拂女说，30年后，要是东南方有某个小国发生大变，那就是我在那儿夺了皇位，你们可以为我洒酒庆贺。后来他真的办到了。”他嘿嘿笑着，“我知道这是瞎掰呼，不是真的历史。不过我觉得，颜哲就是虬髯客这样的人。他一定藏在啥地方，是国外也说不定，还在鼓捣他的利他素，在筹划他的利他主义社会。说不定哪天石破天惊，让咱们听到他的消息。”

　　秋云肯定地说：“他不会成功的。人的本性如此，他拗不过上帝。这是我思考36年得出的结论。”

　　“我倒但愿他能成功，说不定我会投奔他去。这些年在商海闯荡，你坑我我坑你，无非是为俩臭钱，看透了没啥意思，我早腻了。有时回想回想，当年喷过蚁素后，在梦游中快快活活地干活，快快活活地爱别人，总归来说是糊里糊涂地快乐着，其实也不错。”

　　秋云当然不会把他的话当真。不过，一个千万富翁能有这样的感悟，已经挺难得了。秋云揶揄他：

　　“高风亮节啊，还是有钱人的境界高，像俺们这些升斗小民，只会膺记下月的退休工资会不会按时发。不过你说的怕不是心里话，你舍得下你的千万资产，九个姨太太？”

　　崔常向别人吹嘘他的九个情人，对熟朋友则说是八个半，因为最漂亮最昂贵的那个情儿，是他同别人伙着供养的。他对这一点从不避讳。听见秋云的揶揄，崔振山也笑，他这些话也就是一说罢了。秋云又说：

　　“听你说了这个消息，我也想去农场看看，不知道蚂蚁朝圣是否结束了？我能不能赶得上？”

　　“大概不会结束吧。这样吧，你要去，明天我派车送你们。”

　　秋云笑着说不用，俺们买了一辆QQ，昨天刚挂上牌子。虽说赶不上你的奥迪，跑这么百把公里没问题的，老高正想过开车瘾呢。三个人又扯了一会儿，临分手时崔振山交待：

　　“秋云姐，要是有颜哲的实信，记着早点儿告我一声，一定啊。”

　　他说得非常认真。秋云对他的认真有点儿纳闷：以他和颜哲的交往，在蚁素的作用已经消失后，他对颜不会有这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吧，更不会是真心投奔他的利他社会。那他干嘛这么重视有关颜哲的消息？回家路上，丈夫开玩笑地说：

　　“这位崔总野心大大的有。”

　　“野心？啥野心？”

　　“我说不准，但肯定他对颜哲的蚁素有想法。也许是想把蚁素的秘密弄到手，把他公司的员工都喷上蚁素，让蚁众们快快乐乐地为他卖命；要不就是想把蚁素卖给其它老板，发一笔横财，这种灵丹妙药肯定比美国辉瑞公司的伟哥值钱多了。哈哈，我是开玩笑。” 秋云想，丈夫的玩笑也许含有一定的真理。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真对蚁素上了瘾，这会儿确实想去投奔颜哲的利他主义社会？想想他刚才说的36年前五个恶人对蚁素的馋劲儿，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蚁生》 作者：王晋康

第二章 璧还

　　QQ汽车底盘太低，到不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原先通往农场的大路（土路）被毁了，又没有修新路。他们只好把车停在公路尽头，步行十几里过去。36年没来，秋云已经记不清农场的方位了，就向老乡打听。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很热情，要领他们去，秋云很高兴，正要答应，高自远抢先谢绝了。他不想和这儿的人牵涉太深。崔振山在那次宴请时说，自他去过农场旧址，因为是开着奥迪去的，比较晃眼，回来后有附近两个素不相识的乡人找上门来，想让他资助金钱，做生意。振山当然不会轻易撒钱，只是让门卫安排了一顿便饭，把他们打发走。高自远不想有同样的人找上门，毕竟自己也是开车来的，乡下人不懂得好赖车型，也会认作大款吧。当然就是发生这种事，他也不会做滥好人。工薪阶层，一辈子积蓄只够晚年的生活和医药费，要是有充裕的资金，他们自己还想做个小生意呢。但拒绝起来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他给妻子使了个眼色，妻子理解了，也谢绝了那人的热心。不过，事后她有点难为情，咕哝着说：也许咱们太势利了，也许那个乡人纯粹是出于热心呢。

　　农场的老农们早已星散，多半已经不在人世。早几年她向人打听过郜叔叔、老肖和老霍，因为农场已经不存在，所以得不到一点实信。说起来惭愧，当年她和郜叔叔那样熟，却忘了郜叔叔家住何处，现在想打听也没处下手，这让她对郜叔叔他们始终抱着愧意。只有胡主任因为在旧城县里当过县长，容易打听一些，去年春节期间她打听到了，把问候电话打过去。她先让老胡猜猜她是谁，电话里老胡的声音相当冷淡，让她很是不解。后来才突然悟到，老胡虽然已经退休，但儿子如今是大权在握的县公安局长，肯定是求告的人太多，弄得胡老爹都怕了。秋云忙说：

　　“我是郭秋云呀，当年知青农场的，和颜哲在一块儿，你想起来了吧。我好容易打听出你的电话，问个好。没有别的事。”虽然下面那句话很难说出口，但她还是笑着把话挑明，“不找你儿子开后门。”

　　老胡有点难为情，声音这才变得热情起来，和秋云聊了很久。他先问颜哲失踪后是不是至今音讯全无？然后发一通感慨：可惜了可惜了，那娃儿原是能成大事的。听到他在36年后还在重复当年的预测，秋云心里酸酸苦苦的，声音有点哽咽。她怕老胡听出来，忙把话题转到其它几个熟人身上。老胡和郜祥富这些老农们也失去了联系，只知道老霍还活着，去年和老伴儿到加拿大给孙子当专职保姆去了。

　　他们约定以后经常通电话，但秋云那时没退休，忙，打过一次电话也就断了。第二年春节又扒出老电话去问安时，才知道老胡已经于一个月前过世。人生就是如此吝啬，连第二次叙旧的机会都没给秋云留。

　　秋云按乡人的指点，好容易找到农场的旧址。这儿只保留了三样可供识别的旧物：库房、井台和堰塘。这一趟寻根之旅让郭秋云太失所望，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往日记忆里的高大库房原来是如此低矮，破旧不堪，门窗都被偷光了。难道这就是洪水期间庇护了全场70个人的地方？更令人失望的是那座堰塘，它在秋云心目中可以说是仙景，是纯洁灵秀的香格里拉，秋云就是在这儿交出了少女的初吻。但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臭水塘，水面上飘浮着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垃圾，对它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

　　秋云看得直摇头，没有多停，径直去了那片埋骨七人的荒岗。蚂蚁朝圣果然还没结束，蚂蚁确实不少，虽然也许赶不上当年她见到的情形（不过她怀疑36年前的记忆是否有夸大的成份），也足以算作奇观。蚁众们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在草尖上和草下面爬行，改变了这片区域的颜色。秋云发现了和36年前不同的一点：那时所有蚂蚁是向一个中心点流去的，就像是海水流向海洋肚脐眼那样，消失在颜哲的曲颈瓶里；而今天没有这个趋向，显得杂乱无章。后来看出来，它们都是冲着颜哲的衣冠冢而去，不过并没有在那儿消失，而是匆匆转一圈就原路返回，冲乱了对面前进的队伍，这样才显得杂乱。

　　高自远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的蚂蚁朝圣，新奇得不得了，用傻瓜相机忙着抓拍照片。忽然秋云指着颜哲的衣冠冢说：老高，你看这座坟新近有人动过！高自远仔细看去，没错，这八座坟都长满了野草，但第八座坟的坟头有新土，似乎是有人挖过后又把原来的草皮小心地覆盖上。秋云跪在那座坟前，用手急急地挖那块地方。高自远想制止她――尽管只是衣冠冢，最好也不要打扰它的平静吧。但这时秋云已经有了重大发现，她挖了不太深，也就半米吧，从坟土中拽出一个圆滚滚的东西，举到高自远面前让他看。她的脸色死白，眼睛闪着病态的光芒。

　　那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喷雾器，上面有英文字母。字迹已经磨损，模糊不清，但不锈钢罐体仍旧锃亮，就像是昨天才埋下去的。按一按，里边喷出白色的细雾，带着一种好闻的微酸味。秋云盯着它，喃喃地说：

　　“是颜哲干的，他还活着！”

　　高自远自昨天见过崔振山后，又向妻子仔细问过农场的事，所以足以把眼前的事串到一起。大概有人，估计是颜哲本人，来过这儿，把一支装有蚁素的喷雾器埋在这座坟的坟头。蚁素肯定有少许泄露，或者是颜哲有意的喷洒，引来了周围的蚁群。颜哲从前说过，只要有一个哪怕很小的蚁素之源，只要足够稳定，就能引发蚁群的正反馈，使蚂蚁数量越来越多，最终形成这场持续几天的蚁群朝圣。秋云再次重复着：

　　“老高，这就是我说过的蚁素，这瓶子也是颜哲的旧物。是颜哲干的，他没死！他是以这样的方式通知我！”

　　见妻子这样动情和失态，高自远未免不快。尽管他很豁达，但那个家伙，那个消失了36年又突然还魂的家伙，毕竟是妻子的初恋情人。现在，看秋云激动失态的模样，那家伙肯定还牢牢活在她心中――并不如妻子往常所说的情形，她说自从她对走火入魔的颜哲劈面啐了一口之后，那人在她心中就完全死了。高自远拉起妻子，帮她拂去身上的蚂蚁，平和地说：

　　“秋云你冷静一点儿。咱们分析一下，看有几种可能。”

　　秋云慢慢冷静下来，与丈夫开始分析。不过两人呆在这儿不行，蚂蚁老往身上爬，他们便离开这儿，到较远的土埂上坐下来。但分析来分析去，还是“颜哲没死“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一：这肯定是颜哲当年用过的那支喷雾器，秋云不会认错的。二：颜哲逃亡前，把喷雾器带走了，这点秋云也不会记错。因为颜哲走前还想分一半蚁素给秋云，秋云冷淡地拒绝了。三：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就是颜哲并没带走它，而是当年他在洪水中返回时，把喷雾器埋到坟里了。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埋了36年的喷雾器不会这样锃亮，蚂蚁也不会拖到36年后才来朝圣。还有，坟头上也不会有新土。分析来分析去，连高自远也相信颜哲没死了。但――这36年来他在哪儿？是否一直在搞他的蚁素和“利他社会”？成功与否？为什么一直默默无闻？这会儿他回到这儿搞这么一手，到底是啥用意？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秋云记得很清楚，当年血案发生后她逼颜哲离开时，因为事务繁杂，她并没有告诉过颜哲哪一座是他的衣冠冢，坟前又没有立碑或类似标记，那么，颜哲如何知道最东边这座坟是属于他的？也许他和“自己的坟墓”真有冥冥中的感应？

　　所有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知不觉间，蚂蚁又开始往这儿聚集，顺着两人的裤腿往上爬，向那个散发着无上诱惑的铁罐罐爬。两人只好撤退，掸掉身上的蚂蚁，带着喷雾器回到车上，开车离开。



　　回到北阴市，两人先把那玩意儿装到一个大玻璃瓶里，用蜡仔细封好。他们不想因蚁素的泄露，在自己家里再造出一次蚂蚁朝圣，惊动那些最爱报道天下奇闻的晚报记者。随后的日子里，高自远对妻子的心理状态有点担心：妻子显然有心事，除了做三餐饭和打扫卫生，其余时间总是不语不动，静静地盯着那个大广口瓶。再就是拿出一个粗糙的白茬木箱，放在膝盖上，定定地看着。高自远这两天车瘾正大，出去遛车时喊妻子一块儿去，秋云总是借故推托。高自远已经知道这个木箱的来历，知道它里面装函着妻子的记忆和理想，所以能理解她的追思。妻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去帮她拆解，而是耐心等待着。

　　几天后，妻子对他说：

　　“老高我有个想法，我想干一件事。咱们先说好，你别拦我，也别笑话我，行不行？”

　　她说话时相当难为情，这倒让高自远生出点警惕。他问你有啥想法？秋云说：

　　“我是想――你知道的，我曾在知青农场里帮颜哲创建过一个小型的试验社会，当过几个月的上帝副手，甚至在颜哲逃亡后当了几天代理上帝。后来我对颜哲的理想完全失望了，36年前就看透了，所以你别担心我会重新陷进去。但是在那段时间里，自始至终，我没有被喷洒过蚁素，不知道由蚁素造成的幸福感到底是啥样。前些天见了崔振山，才知道他们当年对蚁素是那样迷恋。现在咱们手里有了这瓶玩意儿，我想亲身体验一次。”

　　有一点她没有告诉丈夫。没错，当年她对颜哲的“利他社会”已经彻底绝望了，但听了崔振山的那番话后她才知道：原来失败之咎并不是蚁众中“恶”的复苏，而完全在于蚁王，是因为蚁王本性中的多疑，而这种多疑实质是对于“恶”的迷恋。如果两个正副蚁王也喷上蚁素，达到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那会是什么结局呢？

　　高自远怜悯地看着妻子。尽管妻子一再否认，但实际上36年前的理想并没有死亡，它还顽固地潜伏在秋云的脑海深处，这会儿碰到合适的机会，它又顽强地萌发了。秋云看出丈夫的犹豫，忙解释说：

　　“只是一个小试验，不会有坏处的。那时我亲自为几十个人喷了蚁素，他们只是有点梦游状态，再有就是强烈的幸福感，像赖安胜说的，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真的，这种蚁素完全无害，你真的不用担心。”

　　“你说过，它造成了七人的死亡……”

　　秋云抢过话头：“那只在喷洒两种不同蚁素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咱们现在只有一瓶，想出事都不会。”

　　高自远沉思片刻，平静地问：“如果试验成功，我是说，如果这瓶蚁素还能达到当年的效果，接下来你打算咋办？”

　　秋云笑着说：“我没打算咋办，真没打算咋办。我没那个宏图大志，再去创建一个啥子利他主义社会。再说，今天这样的拜金社会中，区区一瓶蚁素能起啥作用？我说过了，只是一个小试验，去去我的心病而已，老高你别想得太复杂了。”

　　高自远笑道：“崔振山说，他们都是只吸一次就上瘾了。”

　　“你别吓我，这不是毒品，即使上瘾也没有毒品那样生理上的痛苦。农场几十个人吸过蚁素，后来都没有啥后遗症。说句笑话，我巴不得岑明霞、孙小小和崔振山他们至今还没戒断呢，那样世界会干净得多。”

　　“行啊，这事让我周密考虑一下，三天后答复你。”



　　三天后，高自远把妻子约到客厅，那个玻璃瓶仍在茶几上放着。高自远主动打开了玻璃瓶上的蜡封：

　　“秋云你不是想试试吗？我考虑过了，可以。只做一点改变――我来试而不是你来试。为啥？你听我说。第一：你见过人们受蚁素控制的情形，对这瓶蚁素是否同样有效，比较容易做出判断。若是让我来判断肯定抓瞎，我咋知道有效没效？又没有仪器来测定你身上的‘利他主义’加浓了百分之几；第二，我没经过那个场面，是完全超然的，不会接受任何心理暗示，试验起来会更准确一些。”秋云想拒绝，高自远紧接着说，“第三，你说过，这是个完全无害的试验，所以你完全不必为我担心。唯一可能出现的后果，是我的幸福感浓一点，干家务活勤快一点，这些你巴不得嘛，对不对？至于你有这个心愿，一定想亲身体验，那就等我试完，证明了它有效，也没有副作用，那时你再试也不迟。”他笑着说，“反正我不让你先试，我对这个黄脸婆看得很重的，万一你有个闪失，我这后半生去倚靠谁呀。”

　　秋云呸了一声，说别在我这儿装可怜，你巴不得再娶一个年轻老婆哩。不过她想了一会儿，实在找不到反驳丈夫的理由，只好同意。她戴上口罩，从广口玻璃瓶里取出喷雾器，右手姆指按在手把上，认真地说：

　　“那我就开始了，啊？”

　　“开始吧，剂量稍大一些，那样试验会更准确。”

　　秋云按动手柄，白色细雾弥漫开来，把丈夫的脸包围住，周围弥漫着熟悉的微酸味儿。为了得出准确的试验结果，她确实加大了用量。丈夫非常配合，用力把蚁素吸进肺腔。秋云眼前闪出36年前的情形：被喷洒蚁素的人很快会浮出沉静的幸福表情，目光中带着梦游味道。这种表情她非常熟悉，而且――也有潜意识的依恋，真想再见到它啊。

　　十几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丈夫一直平静地注视着她，等待着。最终他说：

　　“秋云，我没有任何感觉，真的没有。看来这瓶并不是蚁素，或者它已经失效了。”他开玩笑地说，“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的本性比赖安胜还邪恶，连蚁素也压制不住。”

　　秋云不免大失所望。她又耐心等了一个小时，终于不得不承认试验的失败。想想36年后的一次奇遇最终以这样平庸的方式结尾，实在心有不甘。她疑惑地说：老高，它怎么可能失效呢，如果是失效的，它就不可能造成咱们看到的蚂蚁朝圣。对她的质疑，丈夫没有解释，只是安慰她：

　　“别懊丧，你说过的，这个试验本身就可有可无，成之何喜败之何忧。我看咱们把剩余的蚁素照旧密封好，等待以后的机会吧。”

　　秋云没有再反对，两人把那个不锈钢喷雾器仍蜡封在玻璃瓶中，就像把巴格达的魔鬼重新封到安拉的魔瓶里，然后把玻璃瓶和白茬木箱扔到杂物柜中。几天之后，秋云真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每天跟丈夫开车到处游逛。过了两星期，曾发誓不学开车的她突然变了主意，也掏1300元报了名（驾校竞争激烈，学车费又降了300元），如今也是风雨无阻地学驾驶，睡床上还在练习踩离合、挂档、踩油门。他们的退休生活偶然遇到这颗小石子，被垫得“格登”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的行驶。时间一长，秋云把这个喷雾器、白茬木箱，连同生死未知的颜哲，再度遗忘了。



　　大概一个月后，高自远瞒着妻子，独自驾车到农场旧址的那道荒岗上，把一个密封坚固的小玻璃瓶埋在颜哲的衣冠冢坟头上，也就是那支喷雾器原来所在的位置。小瓶里面装的是真正的蚁素，因为在上次试验前，他偷偷把不锈钢喷雾器里的液体倒换入这个瓶中，把喷雾器仔细洗净，另配了形态和味道相似的液体灌装到喷雾器中。这种假蚁素配制起来很容易，到化学品商店里买点蚁酸就成。也就是说，那次他做的试验其实是一次假试验。他担心真正的蚁素确如妻子所说的那样神通广大，使自己，或妻子，吸入那么一次后就上瘾，就走火入魔，然后全身心投入，去重新开始颜哲未竟的伟大事业！？

　　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凡事还是小心谨慎为好。关键是他根本不相信这玩意儿――可不是不相信蚁素的功效，不，这种蚁素对“个体”的功效已经不用怀疑。但即使对个体有效，他也不相信基于“善的个体”所创建的“整体”。他很反感那样的机制――一个独自清醒、霄旰焦劳的上帝，放牧着一群梦游状态下的幸福蚁众。他既不想成为这样的蚁众中的一员，也不想当这样的上帝。那个姓颜的家伙实际说得很对，他说“并没有可靠的机制来持续产生出一个个善的、无私的上帝”，这话说得多好！多清醒！可他偏偏逆天而行，非要扮演这个超出他能力的角色。

　　还有秋云，当年她把一口唾沫照直啐到那个走火入魔的上帝的脸上，做得何等无畏而明断！自远对妻子非常佩服。可惜妻子“晚节不保”，36年前就已经清醒过来的她，到55岁时反倒又生出一点反复。所以，他一定得保护妻子不要陷进去。

　　本性自私的人类，磕磕绊绊的，最终走到今天的文明社会，而且显然比野蛮时代多一些善，多一些“利他天性”，这说明上帝的设计还是很有效的。而蚂蚁社会呢，在颜哲父子心中恁般伟大的蚂蚁社会，今天仍旧停滞在8000万年前那个水平上，不再发展，是僵化的、低水平的。你能瞎说蚂蚁社会比人类社会高明？所以――咱们还是按老路走下去吧，说不定，自私基因才是历史发展的最基本动力。

　　现在他把那瓶蚁素原璧归还了。如果那位姓颜的先生没死，如果这瓶玩意确实是他最近放在这儿、意在向秋云宣布他的存在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回答：

　　你的宝贝我们已经见了（你看连包装都换了）。现在请你拿回去，该咋捣腾，你照旧一个人捣腾吧。至于我家秋云呢，恕不奉陪了，我还指着她给我洗衣做饭、一块儿出门游玩、冬天睡觉为我捂脚呢。

　　他对着颜先生的衣冠冢念诵了这段话，把坟头上的草皮理好，笑哈哈地离开。

《蚁生》 作者：王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