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正文 冯内古特及其小说依然健在

　　　　　　　　　　　　　　　　　　（代译序）

　　在本世纪末出版与回顾６０年代走红的冯内古特及其小说，审视他９０年代最后的作品，对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这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是一个最为合适的时机。
　　从冯内古特的处女作《自动钢琴》（１９５２年）到他的封笔之作《时间震》（１９９７），历时四十多年，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直保持着他独有的艺术特色，如果用他也许喜欢的数学公式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科幻+讽喻+幽默。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生物化学，毕业后一直关注当今的科学发展，对此十分熟悉和在行，可以说与他齐名的后现代派作家约翰·巴思、托马斯·品钦、约翰·霍克斯、罗伯特·库弗等人在这方面不能与他比肩。冯内古特有一度甚至被视为一般的科幻小说家而遭评论界冷落。深刻洞察世界和美国社会的冯内古特在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１９６９）发表以后，才摘掉了他极其讨厌的科幻小说家的帽子。科幻是他用来鞭挞社会丑恶现象的手段，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他嫉恶如仇，对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进行深刻的揭露，辛辣的讽刺，有时显得玩世不恭，有时又诙谐成趣，但他骨子里对人娄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悲观失望的情绪常常主宰了他。他生性幽默，他的幽默却常常染有阴都的色彩，这就是批评家们所称的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五号屠场》里最典型，如同在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一样。

　　通察冯内古特一生的主要小说，如今说他是黑色幽默大师，在评论界不会有什么疑义。如果有的话，也许冯内古特本人仍不会首肯。
　　但历史告诉我们，对一个作家的定论往往并不取决于他（她）本人同意与否。
　　现在换一个视角，来看看冯古内特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也许会里全面一些。且看雷蒙德·费德曼（Rayrrmond Federman）在他的《内省小说》（Self-Reflective Fiction，１９８８）里是怎样看待冯内古特及其作品的，他说：５０年代的小说多数把二次大战美化为一场好战争，必要的战争，甚至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尽管它有许多悲剧的方面。例如：我们会想起詹姆斯·琼斯的《从此地到永远》、欧文·肖的《幼狮》、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赫尔曼·沃克的《凯恩叛乱事件》以及其他许多鼓舞人心的小说。这类小说现在正被滑稽嘲弄的新小说揭去神秘的面纱而遭损。《第二十二条军规》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托马斯·品钦的《Ｖ》（１９６３）、冯内古特的《黑夜母亲》（１９６１），特别是他的《五号屠场》（１９６８）、杰兹·科辛斯基的《彩鸟》（１９６５）和约翰·巴思的《贾尔斯代人受过的小伙子》（１９６６）也把美国当代史嘲笑为荒唐的闹剧。

　　这些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定论提出质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似乎在寻找他们生活里和行动中正失去的连贯性。这些小说家多数对他们曾经推波助澜过的历史事件与自己的关系所持的立场与观点正加以修正，以他们自己小说里叙述者兼主人公的双重身份进行内省或反思。①费德曼把冯内古特列入６０年代崭露头角的内省小说或反思小说家群，或后现代派小说家群。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则在他的《新现实主义小说》（Neorealist Fiction）一文里称冯内古特为新现实王义小说家，他说：像那时（６０年代）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一样，小说发现自己己露衰败的征兆，背着下滑、词语危机、能指与所指错位感的重负。有一度这似乎表明严肃文学现实主义的终结，虽然整个“后现代”阶段依然存在着现实主义与超小说悖论的矛盾，其矛盾不仅存在于后现代小说和较为传统的形式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巴思、冯内古特、品钦、霍克斯、库弗的超文本的本身之中。②布雷德伯里用新现实主义去界定冯内古特及与其相似的作家，用超小说概括这批作家的小说艺术特色，说白了，就是：他们关注现实社会，但他们审视社会的视角，表现社会生活的手法，均迥异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怍家。新现实主义作家所反映的现实，好比哈哈镜里所反映的现实。你从哈哈镜里所看到的一切，难道不使你感到能指与所指大大地错位吗？所谓后现代小说，其最大的特色也在于此。冯内古特的艺术创新也在于此。综观冯内古特的整个小说创作生涯，从褒义上讲，他保持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从贬义上讲，他在９０年代艺术探索上无新的进展，而是重复他在６０年代建立起来的艺术手法。
　　不过，即使在９０年代的今天，若从内省、新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角度来研读他的《五号屠场》、《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和其他小说，我们的读者依然能获得审美喻悦，我们的作家更能从中获得艺术创新的启迪，领悟冯内古特为何能“通过文学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道理。现在可以断言，冯内古特作为６０年代涌现出来的一位后现代派经典作家，一位黑色幽默大师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今很少会有人对此质疑了。

　　　　　　　　 紫芹

　　　　　　南京南秀村陋斋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０日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一章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①

　　【① 传说基督降生在马槽里。】

　　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至少有关战争的部分是颇为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拿了别人的茶壶而真的在德累斯顿被枪毙了。我熟悉的另一个家伙确实发过誓，说战争结束后他要雇一批人来干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不过这里我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
　　我确实于一九六七年用古根海姆基金给我的钱（真呱呱叫）再次去过德累斯顿。这地方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城，比戴顿城还空旷。那儿地下埋藏的尸骨一定有好多吨。
　　我是与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一起重返德累斯顿的。

　　我们与出租汽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驱车送我们去屠场，我们当战俘时就被关在那里。司机名叫格哈特·缪勒尔。他说他一度作过美国人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怎么样，他说开始时可怕，因为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而且衣、食、住都不够。但目前情况好得多了。他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间，他的女儿也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母亲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这么回事。

　　缪勒尔于圣诞节寄绐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机会，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
　　我很喜欢“有朝一日碰上机会”的说法。
　　我真不想告诉你们这本小说花费了我多少金钱，多少心血和时间。二十三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回到家里，当时我认为写德累斯顿的毁灭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只需报道我目睹的那些情况就行了；而且我还认为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名著，或者至少可以捞一大笔钱，因为这书的题目很大。
　　不过当时我脑子里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话要讲——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要讲。
　　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这使我想起了那有名的打油诗：
　　一个青年来自斯坦波尔，
　　对着他的工具自言自语：

　　“你花去了我所有的钱财，
　　又把我的健康毁坏，
　　如今你屁用没有，你这个老蠢才。”

　　而且它还使我想起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下名叫雍永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走在路上撞见了人，
　　他们问我：“请问尊姓大名？”
　　我回答说：
　　“在下名叫雍承森，
　　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

　　如此等等，周而复始。
　　多年来，见到我的人常问我在写什么，我总是回答说，主要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一次我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这话时，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吗？”
　　“我想是的。”我说。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战争总会有的，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
　　前两年。当我着手写这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著时，我想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问他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那时是宾夕法尼亚的地方检察官，而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我们在部队里当过兵，是步兵侦察兵。我们从没指望战争后发什么财，但是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让贝尔电话公司找他，贝尔电话公司很有办法，设法找到了他。有时在深夜我会发病，发病时就想喝酒和打电话。我喝醉酒，散发着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便把妻子熏跑。然后我就庄重而文雅地拿起电话筒，请电话员帮我跟多年不见的这个或那个朋友接通线路。
　　就这样我与奥黑尔通了电话。他身材矮小，而我个儿高大。
　　战争期间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我们曾同时被捕。我在电话里说明我是谁，他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还没有上床，正在看书，他家里的人却都睡着了。
　　“听我讲——”我说，“我正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希望有人帮我回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到你那里去看你，我们可以一块儿喝酒，聊天，回忆。”
　　他的反应并不热烈。他说他记的事情不多，但是他还是叫我去。
　　“我认为处死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是全书的高潮，”我说，“这是极大的讽刺。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嗯。”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这件事的确应当成为全书的高潮吗？”
　　“这个问题我一窍不通。”他说，“你懂这一行，我可不懂。”
　　我确实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我曾多次拟过德累斯顿故事的写作提纲。其中最好的．或者也可说是最美的一个是写在一卷糊墙纸的背后。
　　这份提纲是用我女儿的颜色笔画的，一种颜色代表一个主要人物。糊墙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两者中间的全部空白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蓝线碰到红线然后碰到黄线，黄线突然中止，因为黄线代表的那个人物死掉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的毁灭是用橙色的井字形垂直线条表示的，凡通过它而幸存的线条就出现在纸的另一边。

　　这些线条停止的终点是哈雷市外易北河岸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已结束两个星期了。我们——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全都列队站在那儿，由俄国士兵看守着，我们成千上万的战俘即将获得释放了。
　　在甜菜地的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由美国士兵守卫。在雨中进行了战俘交换——一个换一个。
　　奥黑尔和我与其他许多人爬上一辆美国大卡车的后面。奥黑尔没捞到什么战利品。其他人几乎都有。我的战利品是德国空军使用的一把正规马刀，我至今仍保存在身边。我在本书中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那个发狂的小个子美国人大约有一夸脱钻石、绿宝石、红宝石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窑里死人身上取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一个傻头傻脑的英国人，牙齿掉光了，把他的战利品全收在一只帆布背包里。这只背包就放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地眯着眼睛看看背包，并扭着他细而瘦的脖子，转动眼珠，想发现有谁向他的背包投来贪婪的目光。他还用布包拍打我的脚背。
　　我以为他是无意的。但是我错了。他总得向谁显示一下他背包里的东西，而他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他与我的目光相遇，眨眨眼，打开了背包。其中有巴黎铁塔的石膏模型，上面涂了金，里面还有一只钟。
　　“这玩艺儿真好。”他说。
　　飞机把我们送到法国的休养营地，那儿的巧克力、麦酒、冷冻牛奶及其它富有营养的食物把我们养得像个胖娃娃。然后我们被遣送回国，我还要了一个漂亮姑娘，她也养得像个胖娃娃。
　　我们还有了小孩。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我也成了一个许多往事萦怀，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在下叫雍永森，工作地点在威斯康星，工作单位是木材厂。
　　有时在深夜里，我妻子上床后，我想打电话给我从前的女朋友。“电话员，不知道你能否告诉我某某太太的电话号码。我想她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先生，对不起。名单上没有。”
　　“谢谢，电话员。找不到没关系，谢谢。”
　　于足我放出狗或者说放狗进来，谈上几句。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也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对玫瑰花和芥子气的臭味并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对狗说，“你知道吗？你蛮好。”
　　有时我打开无线电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录制的音乐会使我讨厌。
　　我或迟或早地上床，妻子便问我已经什么时候了。她总是想知道时间。有时我不知道，就说：“我说不上来。”
　　也有时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战后我一度上过芝加哥大学，是人类学系的学生。那时他们教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
　　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
　　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妻子怎么说呢？”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我成了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对外宣传联络员，并自告奋勇地担任了阿尔普劳斯村的消防队员，我在那儿买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板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担任巴尔的摩海军对外宣传联络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时，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那的确是个严格的教会。
　　有时他常嘲笑地问我为什么没当上军官，好像认为我干了什么错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这是我们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许多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认为，斯克内克塔迪最好的退伍军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恶战争的退伍军人是真正打过仗的军人。
　　那时我就曾写信给空军，询问德累斯顿空袭的详情：谁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飞机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想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答复我的人与我一样，是负责搞对外宣传联络工作的。他说他很抱歉，这些情况仍属绝密。
　　我向妻子大声朗读来信，并说：“保密？天哪——向谁保密？”
　　当时我们是世界联邦分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我想，是电话员吧。我们打电话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与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通过电话两周以后，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总之头一年举行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呵，光阴似箭。①在下名叫雍永森，一个来自斯坦波尔的青年。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我带了两个女孩子与我同往：我的女儿南尼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莉逊·米切尔。她们从未离开过科德角。我们看见了一条河，便得停下来，这样，她们可以在河边欣赏一会儿。她们从未见过这种不含盐份、河床狭窄的流水。这是哈德逊河。河里有鲤鱼，我们能看得见。它们挺大，像核潜艇。
　　我们还看到了瀑布，那是些溪流，它们从悬崖上飞奔而下，注入特拉华河。要停下来看的东西很多——然后又该往前走，总得催她们走。小姑娘们穿着舞会上穿的白色礼服和黑鞋子，因此陌生人一眼就看出她们多么可爱：“姑娘们，该走了。”我不时地提醒说。于是我们又往前走。
　　后来太阳下山了，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吃了晚饭，然后我便去敲伯纳德·弗·奥黑尔家漂亮的石砌房子的大门。我手里拿着一瓶爱尔兰威士忌，那瓶子就像吃饭时摇的铃子。
　　我会见了他的贤妻玛丽，这本书就是奉献给她的。还奉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汽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玛丽·奥黑尔是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当护士对妇女来说是份好差使。
　　玛丽很赞赏我带去的两个小女孩，让她们与她自己的女孩一起玩，一起去楼上嬉戏、看电视。等孩子们走后，我才意识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许是对这夜晚有什么不快。她的态度客气而冷淡。
　　“你们的房子很好，很舒适。”我说，这房子真是呱呱叫的。
　　“我安排了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谈话，不会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一间隔板套间的火炉前摆着两张皮椅子，两个老兵可以坐在那儿喝酒聊天。但是她却把我们领到厨房。她在铺着白瓷桌面的餐桌旁放了两张直靠背椅。头顶上一只两百瓦灯泡的光线照射在桌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玛丽似乎为我们准备了一间手术室，她在桌子上只放了一只杯子，是专给我用的。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奥黑尔就不能喝烈性饮料了。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黑尔很窘，但是他不肯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没想到是我惹得玛丽如此恼火。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不是醉鬼。战争期间我也没有陷害过她丈夫。
　　她给自己调了一杯可口可乐，盛冰砖的盘子碰到洁白的小锈钢水池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她又走到别的房间去。但是她坐立不安，满屋子转来转去，把门打开又关上，甚至把家具搬来搬去，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火。
　　我问奥黑尔，我说了或做了什么，使她这么不高兴。
　　“没什么，”他说，“你别烦心。这跟你毫无关系。”他一片好心，他在扯谎。这跟我很有关系。
　　我们决定不理玛丽而回忆战争。我拿出随身带来的两瓶酒。
　　我们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又微微一笑，似乎又想起了战时的情况，但是我们谁也回忆不起什么好事。奥黑尔想起在德累斯顿挨炸之前，有一个家伙喝得烂醉，我们只好用手推车把他送回去。这件事也不值得写本书。我回想起有两个俄国士兵抢劫一个钟表厂。他们拉了满满一马车的钟。他们兴高采烈，酩酊大醉，抽着用报纸卷的粗大香烟。
　　我们回忆起来的大约就那么多，而玛丽仍然在弄出各种响声。
　　她最后又到厨房里来调可口可乐。她从冰箱里又拿出一盘冰砖，把它砰的一声丢进水池，虽然那里面已经扔了不少冰块了。
　　然后她转向我，让我知道她多么生气，并且是生我的气。她一直在自言自语，我只听到了她的片言只语：“那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
　　“什么？”我问。
　　“打仗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头表示这是真的。战争期间我们是傻头傻脑、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
　　“但是你不准备那么写，是吧。”这不是问话，而是责备。
　　“我——我不知道。”我说。
　　“噢，我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是成年人而不是娃娃，然后弗兰克·西纳特拉和约翰·韦恩或别的富有魅力的明星、好战的脏老头会在电影中扮演你们。于是战争看起来简直妙不可言，所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战争。而打仗的将是像在楼上玩的那样的娃娃。”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是战争使她如此气恼。她不愿意让她的娃娃或别人的娃娃死于战争。她认为书本和电影对鼓动战争负有部分责任。
　　因此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玛丽，”我说，“我并不认为我能完成这本书。我写好五千页后肯定又会搁下来的。如果我真的会写完这本书，我可以向你保证：书中决没有弗兰克·西纳特拉或约翰·韦恩可以扮演的角色。”
　　“告诉你吧，”我说，“我要给这本书题名为《儿童十字军》。”
　　这次谈话之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奥黑尔和我停止了回忆，来到起居室，谈论别的事情。我们很想知道真正的儿童十字军是怎么回事，因此奥黑尔便翻阅他的一本书，法学博士查理·麦凯所著《异常流行的欺骗和大众的狂热》，一八四一年初版。
　　麦凯对所有的十字军都评价很低，他却感到一次儿童十字军比十次成年人十字军其卑鄙程度不小多少。奥黑尔大声朗读下面这段佳作：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为基督教作出的伟大贡献。

　　然后奥黑尔又朗读下面一段：那么这一切斗争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呢？欧洲耗尽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和两百万人民的鲜血，而一小撮争吵不休的骑士却占据巴勒斯坦百年之久！
　　麦凯告诉我们，儿童十字军始于一二一三年，当时两个僧侣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军，然后在北非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
　　有三万名儿童自愿参军，他们以为是去巴勒斯坦。麦凯说，他们无疑是些被遗弃的、懒惰的儿童，充斥于各大城市，沾染了各种恶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教皇伊诺森三世也认为他们是去巴勒斯坦的，他激动地说：“当我们沉睡时，这些孩子却醒了。”
　　用船把大部分孩子运出马赛港，其中大约半数在船只失事时淹死。另一半到达北非后被贩卖了。
　　有的儿童出于某种误会跑到热那亚去报到，那儿并没有贩奴船来接他们，却有些好心人供给他们吃住，和蔼地询问他们，然后给了他们少量的钱和大量的劝告，把他们送回家。
　　“热那亚的那些好心人可真好哇！”玛丽·奥黑尔说。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间婴儿卧室里。奥黑尔在我的床头桌上放了一本书。这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舞台和画廊》，此书于一九○八年出版，前言是这样开头的：我希望这本小书对读者有所帮助。本书企图使英语读者概括了解德累斯顿在建筑上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在音乐上，由于几个人的天才，如何达到今天的盛况；本书还着重指出艺术上几个永恒的里程碑使该城的画廊经常吸引画家到这里来寻求隽永的印象。

　　再往下我读到以下的历史：
　　如今，一七六○年，德累斯顿遭到普鲁士人围攻。七月十五日开始炮击。美术陈列室着火。许多名画被运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弹碎片严重损坏——特别是弗朗西亚的《基督的洗礼》。而后，庄严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楼——月夜观察敌人动静的瞭望哨，也被大火吞没了。这座教堂后来屈服了。与十字架教堂的可怜的命运相反，圣母院的圆顶虽然遭到普鲁士炸弹阵雨般的袭击，弗里德里克最后被迫停止围攻，因为听说他所征服的要地格拉茨危急。“为了不致失去一切，我们必须到西里西亚去。”

　　德累斯顿遭到的破坏是惨重的。当学生时代的哥德访问该城的时候，他还能看出那一块块糟透了的废墟而感慨说道：“从圣母院的圆顶上我看到散布在这井井有条的城市中心的一块块讨厌的废墟，圣母院看守人在一旁向我称赞建筑师的本领，说他已考虑到这令人不快的情况，把圣母院和圆顶造得坚不可摧。然后这位善良的看守人把四面八方的废墟指给我看，沉思地、言简意赅地说：“是敌人干的！①”
　　【① 此处引用哥德的话，原文为德文。】

　　第二天早上，我和两个小女孩在华盛顿当年渡过特拉华河的地方过了河。我们到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看见了福特汽车公司和沃尔特·迪斯尼①所设想的过去情况，并看见了按通用汽车公司设想的未来世界。
　　【① 美国著名的动画片制片人。】
　　关于现在，我自问自：它有多宽、有多深，我有多少东西能留存。
　　后来，我在衣阿华大学著名的创作讲习班开了两年创作课。
　　我陷入了非常可爱的麻烦，不久又脱了身。我下午教课，上午写作，谁也不准来打扰。我当时在写德累斯顿那部名著。
　　大约就在那时，一位叫西摩·劳伦斯的好人给了我一份写三本书的合同，我说：“好，三本书的第一本是我的那本名著德累斯顿。”
　　朋友们都叫西摩·劳伦斯为“山姆”。我现在对山姆说：“山姆——给你书。”
　　山姆，这本书又短又杂乱，因为关于大屠杀没有什么聪明话好说。人们设想大家都死去，不会再讲什么或要求什么。人们设想大屠杀之后非常寂静，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只有鸟儿除外。
　　鸟儿又说些什么呢？难道对大屠杀就叫叫“普—蒂—威特”之类算完了吗？我曾告诉我的儿子，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参加大屠杀，听到屠杀敌人不应当感到得意和高兴。
　　我还告诉他们不要为制造屠杀机器的公司工作，对认为需要这种机器的人要表示蔑视。
　　如我所说，我最近曾与友人奥黑尔重返德累斯顿。我们在汉堡、东柏林、西柏林、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赫尔辛基过得很愉快，在列宁格勒也一样。这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看到了为今后我要写的小说构思故事的种种可靠背景材料。其中之一将称之为“俄罗斯的奇异风格”，另一个将是“禁止接吻”，还有“金元大棒”，“如果偶然有机会”，如此等等。
　　如此等等。

　　有一架西德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由费城飞经波士顿，再飞往法兰克福。奥黑尔打算在费城上飞机，我准备在波士顿上飞机。
　　我们于是离开了。但是渡士顿有大雾，没有通话联系，飞机只能从费城一直飞往法兰克福。我在波士顿无所事事，汉莎航空公司把我和其他几个无所事事的人用小汽车送往旅馆，度过了无所事事的夜晚。
　　时间无法消磨。有人玩弄时钟，不仅玩弄电动钟，而且玩弄发条钟。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就算一年①，然后再颤动又算一年。
　　【① 作者为下文的时间旅行埋下伏笔。】
　　我完全不能这么做。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凡人，我只能相信时钟和年历。
　　我带了两本书，准备在飞机上看的。一本是西奥多·罗斯克的《咏风词》，其中我读到这样的诗句：

　　我慢悠悠地醒来，醒而复睡。
　　于无畏时知命，
　　于不得不去处知情。

　　另一本书是艾丽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赛林纳和他的梦幻》。
　　赛林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勇敢的法国士兵——后来他的头盖骨震裂了。从此以后他不能入睡，而且老听到脑袋里嗡嗡的声音。后来他当了医生，白天给穷人看病，晚上则通宵写怪诞小说。他写道：没有与死亡跳过舞，就不可能有艺术。
　　真理即死亡，他写道，我已尽可能地与它进行过恰当的斗争……与它跳舞，给它饰以彩灯，与它跳华尔兹圆舞……给它披上彩带，使它愉快……
　　时间使他烦扰。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死亡”中的奇异情景，赛林纳想赛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闹，他在纸上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来……不要让他们再动一动了……喂，让他们站住不动……永远地！…… 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消失了！
　　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①圣经，找关于大毁灭的故事。日头出来后，罗得到了琐珥。当时上帝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到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① 基督教旅客团契，它的一个活动是把圣经放在旅馆房间里。】
　　就这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城里住的都是坏人，没有他们，世界还好些。
　　罗得的妻子被劝告不得回头看这些人的家乡。但是她却回头看啦，我感到她这一点很可爱，因为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
　　她为此被化为一根盐柱子。
　　就这么回事。

　　人们不许回头向后看，我以后一定不再向后看了。
　　现在我已经写完了我们这本关于战争的书，下次可要写一本有趣味的书啦。
　　这本书是一个失败，而且不能不如此，因为它是由盐柱子①写的。书的开头是这样的：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书的结尾是这样的：
　　普－蒂－威特？

　　【① 作者在这儿开玩笑，因为他回顾战争，向后看了，也可能变成盐柱子，但富有人情味。】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二章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
　　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
　　他是这么说的。
　　毕利在时间上患了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而且那行程也未必有趣。他说他经常像新演员一样，感到怯场，因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他得表演他生活的哪一部分。

　　毕利于一九二二年出身在纽约州的埃廉市，是那儿一位理发师的独子。他是个样子有趣的孩子，以后又成了个样子有趣的青年——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瓶子。他在埃廉高中毕业时名列前茅，是班上的第三名，然后在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夜大学念了三个月便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战争期间他父亲因为打猎出事而逝世。
　　就这么回事。

　　毕利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并被德军俘虏。他一九四五年光荣退伍后．重新进入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念到四年级时，他与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产所有人的女儿订了婚，而后就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他在普莱西德湖附近的退伍军人医院进行医治。医院给他进行电休克治疗后就让他回家了。他和他未婚妻结了婚，完成了他的学业，由岳父帮他在埃廉市开业。埃廉这地方对从事验光配镜的人特别有利，因为通用锻铸公司就在那儿。每个职工都需要配一副安全眼镜，在进行生产的地方都得戴上它。这家锻铸公司在埃廉有六万八千名职工，需要大量的镜片和镜架。

　　镜架能赚钱。
　　毕利发了财。他有两个孩子，巴巴拉和罗伯特。他的女儿巴巴拉长大后嫁给了另一个配镜师，毕利也资助他开了业，毕利的儿子罗伯特在高中时老惹麻烦，但后来参加了著名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他改邪归正，成了一个好青年，正在越南打仗。
　　一九六八年初，包括毕利在内的一批配镜师包了一架飞机从埃廉飞往蒙特利尔参加国际配镜师会议。飞机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顶撞毁，除毕利外全部死亡。就这么回事。
　　当毕利正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康复时，不料他的妻子却意外地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去。
　　就这么回事。

　　在飞机撞毁后，毕利终于能回埃廉市自己的家里，过了一阵安静的日子。他头顶上有一块可怕的伤疤。他不再重操旧业。他请了个管家。女儿几乎每天到他这里来。
　　后来，毕利事先也没讲一声，便到了纽约市，在广播电台的通宵节目里发表讲话。他大谈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他还说他一九六七年被一架飞碟绑架，这飞碟是从５４１号大众星①来的。他说他被带到那儿，把他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他在那儿与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这女人原是地球上的电影明星。
　　【① 音译为特拉德麦多尔。作者在他的另一本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中说，特拉德麦多尔一字有两种含义：“我们大家”和“５４１号”。】
　　一天夜里，埃廉市晚睡的人听到了毕利在广播中的讲话，其中一个人把这事告诉了毕利的女儿巴巴拉。巴巴拉大为不快，便和丈夫到纽约把毕利带回家。毕利和气地与女儿说，他在广播中的讲话都是真的。他说，在女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他被都架走了。他说谁也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
　　一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然后毕利写了一封信给埃廉市的《新闻领袖报》，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信中描述了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
　　信上说他们有两英尺高，呈绿色，形如铅管。他们用吸盘吸在地上。他们的手臂极为柔软，通常都冲着天空。每只手臂的顶端有一只小手，掌心有一只绿眼。他们态度友好，能见到四维空间。他们为地球上的人只能见到三维空间而感到可惜。他们可以教给地球上的人许多奇妙的玩艺儿，特别是关于时间的概念。毕利应允他将在下一封信中谈谈这些奇妙的玩艺儿。

　　第一封信发表时毕利正在写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知道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当人死去时，他只是貌似死去。他在过去仍然是非常富有活力的。因此人们送葬时哭泣是很愚蠢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比方说像我们一下子看到落矶山脉一样。他们能见到所有的时间长存不灭，而且可以见到他们感兴趣的任何时间。我们地球上的人认为时间好似一串念珠，一个紧挨一个，而且认为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幻觉。

　　“当５４１号大众星牛物看到一具尸体，他只不过认为这个死人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
　　如此等等。
　　毕利正在那空房子的地下室的娱乐室里写这封信。这一天是他的管家休息。娱乐室里有一架旧打字机。这东西很笨，与蓄电池一样重。毕利不便把它搬得很远，因此不能在别的地方而只好在娱乐室写这封信。
　　加热器停了。一只老鼠把通恒温器的电线的绝缘层咬破了室内温度下降到华氏五十度，但是毕利一点没注意到冷，他还穿得很单薄。虽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仍然光着脚板穿着睡裤和睡衣。他那光着的脚板都已冻得又青又白。
　　不过，毕利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团火正在燃烧着。毕利认为他把时间的真情告诉人们，可以使许多人得到安慰，正是这一信念使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上面的门铃响了又响。那是他女儿巴巴拉要进来。接着她用钥匙开了门，走过他头顶上那个房间的地板，喊着：“父亲呢？爸爸，你在哪里。”如此等等。
　　毕利没有回答她，于是她几乎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以为要见到他的尸体啦。后来她意想不到地朝那娱乐室望了一眼。
　　“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回答？”巴巴拉站在娱乐室门口问道。她手里拿着当天下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毕利描述的５４１号大众星上朋友们的一封信。
　　“我没听见。”毕利说。
　　附带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年仅二十一岁的巴巴拉认为他父亲已经衰老了，其实他才四十六岁——他之所以衰老是由于他在飞机失事中脑部受了损伤。她也自认为是一家之长，因为她曾张罗母亲的葬礼，又曾为毕利找了一个管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而且巴巴拉和她的丈大还得照顾毕利商务上的事情，而这方面的事务是相当多的，因为毕利似乎已不再注意这些事了。如此年轻就承担这些重担使她成了一个饶舌的女人。同时毕利竭力想维护自己的威严，想说服巴巴拉和大家相信他不但一点儿不老，而且相反，正专心致志于比商务高尚得多的事。

　　他认为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不亚于给地球上的人配矫正眼镜呢。毕利认为许多的人之所以迷惘、沉沦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的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朋友对事物看得那样透彻。
　　“别骗我，爸爸，”巴巴拉说，“我很清楚你听到我叫你的。”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只是她的腿和爱德华时代的大钢琴的腿相似。接着她为报纸上登的那封信大吵大闹。她说他正把自己和他的亲友变成笑柄。
　　“父亲，父亲，父亲——”巴巴拉说，“我们拿你怎么办呢？你要逼我们把你送到你妈妈那里去吗？”毕利的母亲仍然活着。她躺在埃廉市边缘被称之为松树丘的老人收容所的床上。
　　“我的信里有什么东西使你这么生气，”毕利问道。
　　“全是疯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全是真的”毕利没有跟着发火。他从不生气，就这一点而言，他是很可爱的。
　　“没有５４１号大众星这么一个行星嘛。”
　　“如果你要问这件事，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地球上看不到它，”
　　毕利说，“从５４１号人众星上也看不到地球它，它们都很小，而且离得很远。”
　　“你从哪儿找来５４１号大众星这么一个名字？”
　　“住在那儿的生物是这么称呼它的。”
　　“哦，上帝，”巴巴拉说，并且转过身来，用击掌表示自己的失败。“我可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当然可以。”
　　“为什么在飞机失事之前你从未讲过这事呢？”
　　“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如此等等。毕利说他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一九四四年，远在他去５４１号大众星之前。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与他摆脱时间羁绊毫不相干。他们只能让他洞悉事物目前实际进行的情况。
　　毕利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战时，毕利是随军牧师助理。美军里的牧师助理通常是个可笑的人物。毕利也不例外。他对伤害敌人或帮助朋友都同样无能为力。
　　实际上，他没有朋友。他是牧师的随从，不指望提升或获得奖章，也不背枪，温顺地信仰那位可爱的基督，而大多数士兵对基督感到非常讨厌。
　　毕利在南卡罗来纳州进行军事演习时，曾用防水的黑色小风琴演奏他童年时就熟悉的赞美歌。小风琴上有三十九个键盘和两个音柃——人声音栓和音节栓。毕利还负责保管一个手提祭坛——附有叠进式腿架的草绿色的公文箱。箱上衬着深红的长毛绒，长毛绒上镶着一个铝制的十字架和一本圣经。
　　祭坛和小风琴是新泽西州坎丁市一家真空吸尘器公司制造的——据说是这样的。
　　有次进行演习时，毕利演奏《强大的堡垒，我们的上帝》，这个歌子由约翰·塞巴斯蒂安·贝奇作曲，马丁·路德作词。这是星期天早晨，毕利和牧师在卡洛林纳山旁召集了大约五十个士兵，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习。不一会到处都是有裁判的演习，他们说在这演习的战争中谁取胜，谁就算活着，谁失败，谁就算死了。
　　有裁判的演习带来了有趣的新闻。一个假想的敌人从空中假想地发现了这些集合起来的人群。于是他们都假想地死去了。这些假想的尸体笑了，并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若干年后毕利想起这件事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边假装死边吃饭的情景，他们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同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样的。
　　演习快结束时，毕利因紧急事件部队批准他立即请假回家，因为他父亲，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误打死啦。就这么回事。
　　毕利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国外去。在卢森堡作战的一个步兵团的指挥连需要他。这个团的牧师助理于执行任务时丧了命。
　　就这么回事。

　　毕利到团里时，这个团正在著名的突击部战役中遭到德军歼灭。毕刹永远没见到他准备前往协助的那位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此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之际。
　　毕利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浪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
　　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需要在万籁俱寂的乡间走着，饿了就用雪充饥。
　　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他们聪明、文雅、安静，身上背着来福枪。随后是反坦克炮手，他身体笨重，呆头呆脑，为了警戒德国人，一只手中拿着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最后一个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他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的样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统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统民用鞋，那还是他为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这不自觉地高一脚低一脚的舞步使他臀部的关节隐隐作痛。
　　毕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衬衫和一条粗毛料裤子，他长长的衬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胡子，一簇乱蓬蓬的硬胡子。有些硬毛已发白了，虽然他只不过二十一岁。他的头也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
　　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
　　在他们流浪的第二天，当他们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的是两个侦察兵，第二枪打的是那个叫罗兰·韦锐的反坦克炮手。
　　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致命的子弹嗡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他彬彬有礼地站在那儿，让那个射手又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给射击手开两枪的机会。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几英寸远，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足打的一连串子弹。
　　罗兰·韦锐和侦察兵已安全地躲进一个壕沟，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但这句话发生了效果，他听了清醒过来，并离开了马路。
　　“还是保你的命吧，你这个小笨蛋。”韦锐在壕沟里对毕利说。
　　几天来他一直在保毕利的命，咒骂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对毕利残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毕利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所作为毕利想就此罢休。他又冷又饿，不知所措，无能为力。他已是虽醒犹睡，虽行实止，到第三天上，他仍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仍是走了站，站了走。
　　他希望谁都别管他。“你们别管我，只顾朝前走吧。”他一再这样说。
　　韦锐与毕利一样，是首次上战场。他也是顶替别人的。作为炮兵队的一员，他曾满腔怒火地帮着发射一颗炮弹——是从一座五十七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筒里发射的。炮弹在空中发出开拉链似的吱吱声。一条二十英尺长的火舌舔着雪地和树木。火苗所到之处留下了黑色箭头，正好向德国人指出大炮隐蔽的地方。而这发炮弹并末击中目标。
　　那没被击中的目标是一辆虎式坦克。它转动着它那八十八毫米口径的大鼻子嗅着。它看到了地上的箭头，于是开火啦。炮兵队的人除韦锐外全部报销。
　　就这么回事。

　　罗兰·韦锐只有十八岁，刚结束他的大部分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度过的不幸童年。他在匹兹堡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呆笨，肥胖，平庸，而且不管他怎样洗来洗去，总洗不掉身上那股咸猪肉味。在匹兹堡别人常常对他感到非常乏味，谁也不愿与他为伍。
　　韦锐感到别人不理他很不是滋味。当别人不理他时，他就找一个比他更不受欢迎的人。装着友好的样子跟他玩一阵子，然后便找个什么借口把那人打得屁滚尿流。
　　他就按此方式行事。他与最终遭他痛打的人形成一种狂热的、色情的、凶杀的关系。他向他们谈起他父亲收集的刀枪、刑具、脚镣等等。韦锐的父亲是个装修水管的工人，他确实收集了这类东西，而且为它们保了四千美元的险。他在这方面不是孤家寡人。
　　许多收集这类东西的人组成了一个大社团，他是其中一员。
　　韦锐的父亲有一次给韦锐的母亲一副尚能使用的西班牙拇指夹刑具，作镇纸用。还有一次他给她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一个高一英尺的著名的“纽伦堡铁姑娘”的模型。真正的“铁姑娘”是种中世纪刑具，可以说是外形像女人的一座锅炉，里面布满了铁钉。女人的正面有两扇带铰链的门。犯人放进去以后，门就慢慢地关起来。正对着犯人眼睛的地方有两只特大的钉子。锅炉的底部有一条血槽，排出全部血水。
　　就这么回事。

　　韦锐曾经向毕利·皮尔格里姆谈起“铁姑娘”，谈起它底部的那条血槽及其用途。他还对毕利谈到达姆弹①。他还谈到他父亲的大口径小型手枪，这种枪可以放在背心口袋里，但却可以在人身上打出一个大洞，“一只大蝙蝠在它里面飞都碰不到翅膀”。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一种杀伤力很强的软头子弹。】
　　一次韦锐高傲地与毕利打赌，说他肯定不知道血槽为何物。
　　毕利猜想那就是“铁姑娘”底下的那条血槽，但是不对。所谓血槽就是剑或刺刀上的那道浅槽。
　　韦锐向毕利谈到他在书上读到，在电影上见到，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巧妙的酷刑——还有他自己发明的刑罚。他的一个发明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他问毕利最厉害的刑罚是什么。毕利答不上来。原来正确的答案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蚁冢上，知道吗？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螯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就这么回事。
　　此刻，当韦锐与毕利和侦察兵等人遭到射击后躺在战壕里时，他让毕利仔细端详他的匕首。这把匕首不是政府发的，而是他父亲给他的礼物。刀口长十英寸，它的横断面呈三角形，匕首的柄上有一串铜环，韦锐粗壮的指头就套在这些圆环中。这些圆环很不平常，它的四周还有倒刺。
　　韦锐把这些倒刺放在毕利的颊旁，轻轻地刺着他的脸蛋说：“尝尝它的滋味，怎么样——嗯？嗯——？”他问道。
　　“不好受。”毕利说，“你知道刀口为什么是三角形的？”
　　“不知道。”
　　“这样，它留下的伤口就不能愈合。”
　　“噢。”
　　“它会在身上留下三面的伤口。用一般的刀砍人，只会留下一条裂口。对吗？一条裂口一下子就愈合了，对吗？”
　　“对。”
　　“放屁，你懂什么？你们大学里教些什么鬼东西呀？”
　　“我在那儿的时间不长。”毕利说，这是真话。他在大学里只呆了六个月，而且还不是正规大学，而只是埃靡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的夜校。
　　“典型的大学生。”韦锐尖刻地说。
　　毕利耸耸肩。
　　“从生活中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韦锐说，“你会发现这一点的。”
　　蹲在战壕里的毕利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他认为谈话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然而毕利有点儿想讲，对于三角形伤口他是略知一二的。毕利毕竟在童年时代的几乎每天早晚对酷刑和可怕的伤口进行过思考？毕利在埃廉市他的小卧室的墙上挂着一个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一位外科军医，会十分赞赏艺术家在再现基督的伤口时所表现的临床上的真实性。这些伤口包括矛和荆棘留下的伤痕，还有铁钉戳的洞。毕利的基督死得很惨，真叫人可怜。
　　就这么回事。

　　毕利虽然是看着墙上的那个可怕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架长大的，却不是天主教徒。他的父亲不信教。他母亲在该市附近好几个教章里作过代理风琴手。她演奏时，常常把毕利带在身边，也稍微指点他如何弹琴。她说等她断定那个教会正确后，就立即皈依它。
　　她从未断定出来。但她对于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却产生了强烈的喜爱。当他们的小家庭于大萧条期间到西部旅行时，她从桑大·费礼品店买了一个那种十字架。她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企图从礼品店里找到的物品中建立某种有意义的生活。
　　就这样，耶稣受难十字架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墙上挂起来了。
　　两个侦察兵一面在战壕里欣赏来福枪的胡桃木枪托，一面咬着耳朵说，又可以走出战壕了。十分钟过去了，却没有人来看一看他们是否被打中，也没有谁来结束他们的性命。向他们开枪的人显然离他们很远，而且是单个儿。
　　四个人从战壕里爬出来没有再遭到袭击。他们像不幸的大哺乳动物爬进大片森林，然后直立起来，并快步前进。这是一座阴暗而古老的森林。松树井列成行，中间没有矮树丛。地上覆盖着四英寸厚的积雪，雪上不见一点痕迹。这几个美国人却不得不留下足迹，它们像书上画的舞蹈图解一样清晰：起步，滑步，停——起步，滑步，停。
　　“就谈这些，你可别告诉其他人！”他们出发时罗兰·韦锐警告毕利·皮尔格里姆说。韦锐看起来像特威德尔丹姆或特威德尔迪①，一身包扎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战斗。他又矮又胖。
　　【① 此处系指矮胖子。】
　　部队发的装备和家里给他的礼物，他应有尽有：钢盔、钢盔衬垫、羊毛无边帽、围巾、手套、棉毛衫、羊毛衫、毛线衣、运动衫、上军装、短外衣、外套、棉毛裤、羊毛裤、毛线裤、线袜、毛线袜、军靴、防毒面具、饭盒餐具、急救箱、匕首、军毯、半幅双人帐篷、雨衣、防弹圣经、一本名为《熟悉敌情》的小册子、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作战》的小册子以及一本有英语注音的德语词组小册子，它可以帮助韦锐向德国人作如下的发问：“你们的司令部在哪儿？”“你们有多少榴弹炮？”或者告诉他们：“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如此等等。

　　韦锐有一块质地坚而轻的木块，被认为是狐壕枕，还有一个医药箱，里面装有两只坚韧的“谨防疾病”的避孕套。他有一只哨子，他在被提升为下士以前不准备给任何人看。
　　毕利和两个侦察兵都是瘦子。罗兰·韦锐身上倒可以烤出油束。那一层层羊毛衣服、皮带和帆布使他简直成了一个热烘烘的火炉。他精力旺盛，在毕利和两个侦察兵之间跑来跑去，传递没有人叫他传递也没人高兴收到的哑口令。由于他比别人忙碌得多，他开始认为他是他们的头目。
　　他很热，而且又被衣服包得紧紧的，因此他似乎不感到危险了。他的视野局限于他透过钢盔帽沿与围巾之间的一条细缝所见到的小天地。他从家中带来的这条围巾遮掩着他鼻梁下的整个面部。他裹着这条围巾感到很舒服，以致可以自己骗自己说，他已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安然回到家里，并对他的双亲和妹妹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其实战争仍在进行。

　　韦锐叙述的真实战争故事是这样的：德军大举进攻，韦锐和他的反坦克伙伴们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只韦锐一个人幸存下来。
　　情况就这样。后来韦锐碰上了两个侦察兵，他们立刻变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决定要打回去，找到自己的队伍。他们将快步前进。
　　他们决不投降。他们彼此一一握手。他们自称为“三个火枪手”。
　　但是这时这个倒霉的刚上大学的毛孩子，这个根本不配参军的病夫却提出能不能让他跟在后面一块儿走。他连一支枪，一把刀都没有。他甚至没有钢盔，没有帽子。他连好好地走路都不会——老那么一瘸一拐的，很容易暴露目标，因此叫人看了真急得要发疯。他那样子也叫人可怜。“三个火枪手”一路上把这个大学生毛孩子连拖带拉地带回部队，韦锐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他们救了他，免遭上帝的谴责。

　　在实际生活中，韦锐常要折回看一看毕利有没有出了什么事。
　　他告诉两个侦察兵等等他，他要回去找那个大学里的小家伙。他从矮树下走过。树枝咕咚一声打在他的钢盔顶上，但韦锐没听见一只大狗在什么地方汪汪地叫，韦锐也没听见。他的战争故事正进入非常激动人心之处。一位长官正祝贺“三个火枪手”，并说要为他们申请铜星奖章。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长官问。
　　“有，长官，”一个侦察兵说，“我们想一直呆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长官。你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三个火枪手’不被拆散吗？”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森林里停下来了，倚靠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他的头倾到后面，鼻孔怒张，像一个诗人在安息国似的。
　　他的注意力开始庄严地回旋在他生命的圆弧中，到达死亡，它是紫色的火光。没有什么别的人在那里，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紫光——和嗡嗡声。
　　接着，毕利又回旋到活的时刻，再倒退到出生之前，这时是红色的光和噗噗声。然后他又回旋到活的时刻而停了下来。这时他是一个小孩，同他那多毛的爸爸在埃廉市基督教青年会洗淋浴。
　　他闻到隔壁房间游泳池里的氯气味，听到跳板发出的隆隆声。
　　小毕利感到害怕，因为他父亲说要任凭毕利自己沉浮学习游泳。他父亲将把毕利扔进深水里，而毕利将因此而学会游泳。
　　这事简直像受刑。当毕利的父亲把他从淋浴室抱到游泳池去时，他浑身麻木了、他闭起了眼睛。等他睁开双眼时，他已沉入池底，听见到处都有悦耳的乐曲。他失去了知觉，但乐声仍不绝于耳。他模糊地意识到有人在援救自己。毕利对此感到不高兴。
　　他从那儿作时间旅行来到一九六五年。这时他四十一岁，正前往松树丘访问他衰老的母亲，仅一个月前他把母亲送进了这个老人收容所。她得了肺炎，看来活不了啦。然而，她却又活了若干年。
　　她的声音十分微弱，因此毕利要听她讲话，只好把耳朵凑近她那白纸般的嘴唇。她显然有很重要的话要讲。
　　“怎么……”她刚开始又停了下来。她十分疲倦。她希望她没有讲完的话，毕利可以代她讲出来。
　　但是毕利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怎么什么呀，妈妈？”他催问道。
　　她很艰难地咽了一口气，淌了几滴眼泪。接着她从她那整个衰朽的躯体，甚至从她的脚趾和指头拚命凑集力量，她终于聚积了足够的气力低声说完了这句话：“怎么我变得这么老啦？”
　　毕利的老母去世了，他跟着一位漂亮的护士走出房来。当毕利进入过道时，一具盖着床单的老头儿的尸体正被人用车子推着从身旁送走。此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就这么回事。这事情发生在毕利因飞机失事而摔破脑袋之前，而且在他大谈飞碟与时间旅行之前。
　　毕利在候诊室里坐下。他这时还没有成为鳏夫。他感到他那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坐垫下有个硬东西。他把它拖出来，发现它原来是一本书，是威廉·布莱福德·胡伊所著的《二等兵斯洛威克行刑记》。这本书叙述了编号为３６８９６４１５的兵士斯洛威克在美国行刑队前被处死的真实情况，自南北战争以来，他是美军中由于胆小怕死而被处死的唯一士兵。
　　就这么回事。

　　毕利读到军法参谋回顾这一案件时的意见，意见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他已直接地向政府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今后能否维持纪律有赖于对此挑战作出坚决的答复。如果开小差可以处以死刑，此案即应以死刑论处。就此案而言，死刑并非惩罚性措施，亦非报复手段，而是为了维护纪律，只有依赖纪律，当孤军作战时，才能克敌制胜，此处心慈手软实不足取，也无人作如是主张。
　　就这么回事。

　　毕利于一九六五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五八年。
　　他参加为小联队举行的盛宴，他的儿子罗伯特是这个球队的队员。
　　球队的教练（他从未结婚）正在讲话：“说老实话，我认为给这些队员当个送水员也是光荣的。”
　　毕利于一九五八年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六一年。
　　正是新年除夕，毕利因为在宴会上喝得酩酊人醉而大丢其脸，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从事验光配镜行业的，或是嫁给配镜师的。
　　毕利通常不大喝酒，因为战争败坏了他的肠胃。但这天他确实喝了大量的酒，而且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妻子瓦伦西亚不忠。他不知怎的把一个女人勾引到洗衣房，然后就坐在开动着的煤气干燥器上。
　　那女人也很醉了，她让毕利脱去她的紧身褡。“你刚才要跟我讲什么来着？”她问。
　　“没什么。”毕利说。他的确认为没什么。他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啦。
　　“他们为什么不叫你威廉却叫你毕利？”
　　“由于商务上的原因。”毕利说。这是真话。他那位拥有埃廉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并帮助他开业的老丈人，在这方面是一个天才。他要毕利鼓励别人叫他这个名字——它使人不容易忘记。它还会使他似乎具有那么一点儿魔力，因为这一带别的成年人都不叫这个名字。并且它使别人不得不把他当成朋友。
　　大约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人们都对毕利和那女人表示厌恶，毕利不知怎的走进了自己的小汽车，设法想找到驾驶盘。
　　此刻主要的是要找到驾驶盘。最初，毕利像风车似的转动双臂，希望能侥幸找到。这个办法没有奏效，他便一丝不苟地进行毫不放松的摸索。他让自己紧靠左边的车门，然后搜索他面前每一平方英寸的空间。他仍旧没有找到驾驶盘，他向前移动六英寸，再继续搜索。奇怪的是，他最后已贴近右边的车门了，却仍没发现驾驶盘。他认为一定有人把它偷走了。他从汽车里走出来，大为恼火。

　　原来他坐在汽车的后座上，哪能找到驾驶盘呢？
　　这时有谁摇醒了毕利。毕利仍有醉意，仍为驾驶盘被偷而生气。他又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躲在德军的后方。摇晃他的是罗兰·韦锐。韦锐扭住毕利田间工作的上衣的前摆，把他往树上撞，然后又拖着他离开那棵树，顺着他便劲的方向把他摔开。
　　毕利停下来，摇摇头。“你朝前走吧。”他说。
　　“什么？”
　　“你们走，别管我。我没问题。”
　　“你没什么？”
　　“我很好。”
　　“上帝呀——我见人生病就讨厌。”韦锐透过从家里带来的围了五层而现在带有湿气的围巾说。毕利从来未见过韦锐的脸。一次他竭力想象他的样子，想到了放养活鱼的盆里的癞蛤蟆。
　　韦锐推推踢踢，使毕利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两个侦察兵正在一条冰冻的小河中间等着。他们听到了狗吠，也听到有人来回呼叫——好似熟知猎取物在何处的猎人呼叫。
　　小河岸相当高，侦察兵站在两岸之间，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
　　毕利可笑地、摇摇晃晃地走下河岸。韦锐跟在他的后面，身上冒着热气，哗啦哗啦、叮叮噹噹地乱响。
　　“他在这儿，伙伴们，”韦锐说，“他不想活了，但是他横竖得活。
　　凭上帝发誓，如果他能活下去，他得感谢‘三个火枪手’。”两个侦察兵还是第一次听说韦锐把他们和他本人叫做“三个火枪手”。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河床上想：他，毕利·皮尔格里姆，正毫无痛苦地化为蒸气。如果别人能让他单独地呆上片刻，他想，他决不会再给任何人添麻烦。他愿化为蒸气飘到树梢上去。
　　那只大狗又在什么地方汪汪叫了。恐惧、回声和冬日的寂静使狗的叫声像大铜锣一样地响亮。
　　十八岁的罗兰·韦锐巴结地站在两个侦察兵之间，用他肥大的双臂一边抱住一个。“那么，‘三个火枪手’现在干什么呢？”他问。
　　毕利·皮尔格里姆正陷入愉快的幻觉之中。他穿着干燥、温暖的白色弹力袜，在跳舞厅的地板上滑步。数以千计的人为他喝彩。
　　这不是时间上的旅行。这事从未发牛过，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鞋子里塞满了雪的正要死的年轻人的胡思乱想。
　　一个侦察兵低下头，让唾沫从嘴唇上流下来。另一个侦察兵也是如此。他们研究唾沫对雪和历史的极微小的作用。他们个儿小，举止优雅。他们以前曾多次呆在德国人的后方——像林中的动物一样，时时刻刻生活在有益的恐怖中，用脊髓而不是用头脑进行思考。
　　他们现在从韦锐的友爱的手臂下挣脱出来。他们告诉韦锐说，他和毕利最好去向什么人投降。侦察兵不会再侍候他们了。
　　于是他们把韦锐和毕利撇在河床上不管。
　　毕利·皮尔格里姆接下去溜冰，穿着汗湿的袜子表演花样滑冰，这些花样简直令人叫绝——转圆圈，然后踮着脚尖站住，如此等等。喝彩声不断，但是随着幻觉转变为时间上的旅行，喝彩声的调子也变了。
　　毕利不溜冰了，他此刻站在纽约州埃廉市一家中国餐馆的讲台后面，时间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两点钟。狮社的会员正起立为他鼓掌。他刚被选为该社社长，因此他应该讲几句话。
　　他吓呆了，认为大家完全弄错了。这些资产雄厚的有钱人就会发现他们选举了一个荒谬可笑的流浪儿。他们会听到他脆弱的芦笛般的声音，是他战争期间有的特殊声音。他咽了一口气，他知道他的喉咙不过是用柳条制的一只口哨。更糟的是他无话可讲。人群安静下来，大家都红光满面。
　　毕利张开嘴巴，发出深沉、洪亮的声音。他的嗓子是很好的乐器。他讲的笑话博得满场喝彩。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又讲了几句笑话，最后讲话的口气很谦恭。这一奇迹的意义是：毕利正在学习对公众演讲。
　　然后他又回到冰冻的河床上。罗兰·韦锐准备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韦锐满怀悲愤，他又被抛弃了。他把手枪塞进枪套子，把刀插进刀鞘，就是那把三面都有血槽的三角刺刀。然后他使劲摇晃毕利，敲他的脑袋瓜，并把他往堤岸上撞。
　　韦锐透过他从家里带来的，围了几层的围巾咆哮着，哭着鼻子。他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言词讲述他为毕利所作的牺牲。他大讲特讲“三个火枪手”的虔诚和英雄行为，以鲜明的、热情奔放的色彩描绘他们的美德、宽宏大量和他们获得的不可磨灭的荣誉，以及他们为基督教作出的贡献。
　　韦锐认为，这一战斗组织不复存在，完全是毕利的过错，毕利应该受到惩罚。韦锐猛打了一下毕利的下巴颏，把他从岸上打到河中间覆盖着雪的冰上。毕利四肢着地，趴到冰上，韦锐又踢他的肋骨，让他在雪地里打滚。毕利竭力想把自己蜷缩成圆球。
　　“你根本就不该当兵。”韦锐说。
　　毕利不由自主地发出痉挛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笑声。“你认为可笑，嗨？”韦锐问。他绕到毕利的背后。由于遭到踢打，毕利的外套、衬衫和内衣都被推到肩膀附近，因而使背部袒露在外面。毕利的可怜的脊椎棘突离韦锐的军靴头只几英寸远。
　　韦锐缩回右靴，一脚踢在毕利的脊梁骨上，踢在他神经中枢通过的椎管上。韦锐准备摧毁这只椎管。
　　但是这时韦锐发现有人在看他。五个德国兵和一只用皮条系着的警犬正朝河床上看。德国兵的蓝眼睛里充满着非战斗人员的朦胧的好奇心，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国人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要竭力杀害另一个美国人，而受害者居然还笑。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三章

　　这些德国人与那只狗正进行一种军事行动。行动的名称很可笑，但一目了然，很少有人详细描述过人类的这一伟业呢。这名称一旦作为新闻或历史报道出来，就会给战争狂们一种同房后的快感。在战争迷想象中，这似乎是人们在性交以后所进行的既舒坦又稍带倦意的调情。这种军事行动名曰“扫荡”。
　　这是一只母牧羊狗，德国种，尾巴夹在后腿之间，浑身发着抖，在冬天狂叫得很凶猛，老远就能听到。它是那天早晨从农民那儿借来的，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对正在玩的什么把戏一无所知。它名叫公主。
　　在这些德国人中间，两个是十几岁的少年，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老头——老掉了牙的呆瓜。他们不是正规军，是用从刚死的正规军身上取下来的破烂衣服和武器胡乱武装起来的。就这么回事。他们是德国边界那边的农民，离这儿不远。
　　他们的指挥官是个中年班长，红眼睛，精瘦个儿，像牛肉干一样结实，厌恶战争。他负过四次伤，经过治疗又被送回战场。他是个很好的士兵，即将退役，快要找什么人去投降了。他的弯腿套在一双金黄色的骑兵靴里。靴子是他从俄罗斯战场上的一个匈牙利陆军上校尸体上剥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那双靴子几乎是他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财产。靴子是他的家呀，为此他还有一段趣闻呢：有一次，一个新兵看着他擦那双金黄色皮靴的时候，他便举起一只靴子对新兵说：“如果你朝里面看，看呀看，看到一定的深度，你就会看到亚当和夏娃了。”
　　毕利·皮尔格里姆没听到过这段轶事，他躺在黑色的冰上，眼睛盯着班长的旧得发光的靴子，却在金黄色的深处看到了亚当和夏娃。他们赤条条，一丝不挂，那么天真烂漫，那么柔弱娇嫩，那么热情洋溢，真是落落大方哩。毕利·皮尔格里姆很爱慕他们。
　　靠近这双金黄色军靴的是一双包着破布的脚。这双脚交叉地缠着帆布条，外面套着木屐。毕利抬头看看穿这双木屐的人的脸，原来是个白面金发蓝眼睛的天使——一个十五岁的男孩。
　　这男孩像夏娃一样俊美。
　　可爱的天使般的男孩把毕利扶着站立起来。其他人也走过来拍打毕利身上的雪，然后在他身上搜查武器，他什么武器也没有。
　　他们在他身上找到的最厉害的凶器是一支用剩下来的两英寸长的铅笔。
　　远处“碎碎碎”传束三声清脆的响声，是德国来福枪的枪声。
　　丢下毕利和韦锐的那两个侦察兵被打死了。他们原准备伏击德国人的。德国人发现了他们，从后面向他们开枪。现在他们死在雪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把雪染成了冰莓子酱色。就这么回事。罗兰·韦锐成了“三个火枪手”中的最后一名了。
　　韦锐由于恐惧而睁大了眼睛。他被解除了武装。那个班长把韦锐的手枪给了那个长得很俊的男孩。他对韦锐的那把凶残的匕首赞叹不已。他用德语说，韦锐无疑想用这把刀来对付他，想用那有倒刺的圆环划破他的面皮，把刀口插进他的肚子和咽喉。他不讲英语，而毕利和韦锐又不懂德语。
　　“你的这些玩艺儿可真好，”班长对韦锐说，他把匕首交给一个老头。“这东西不美吗？嗯——？”
　　他撕开韦锐的大衣和上装，铜纽扣像炒玉米花那样撒了一地。
　　班长又把手伸到韦锐衣服敞开来的胸部，似乎想要掏出他活蹦乱跳的心，但掏出来的却是韦锐的防弹圣经。
　　防弹圣经是小本本，可以放进士兵胸前的口袋。书外面有钢套。
　　然后，他让韦锐坐在雪地上，脱下他的军靴。他把军靴给那个男孩，而把男孩的木屐换给了韦锐。韦锐和毕利现在都没有像样的军靴，而他们得步行好多好多英里。韦锐的木屐不断发出劈哩啪啦的响声，毕利的脚一瘸一拐，不断地碰撞韦锐。
　　“对不起，”毕利开口闭口地说，或者说，“请原谅”。
　　最后他们被带到岔路口的一幢石屋那儿。这里是战俘的一个集合点。毕利和韦锐被带进温暖而烟雾弥漫的屋子里。炉火熊熊，发出劈哩啪啦的响声，烧的是家具。除毕利和韦锐外，屋子里大约还有二十个美国人，他们背靠墙，坐在地板上，个个双眼凝视火苗——茫然地思索着什么。
　　没有人吱声。谁也没有好听的战争故事可讲。
　　毕利和韦锐各自找到了位置。毕利把头倚在一个上尉的肩上睡着了。上尉没有抱怨，他是个牧师，还是犹太教教士。他的手曾被子弹打穿过。
　　毕利坠入梦中，进行了时间旅行。他睁开眼，发觉自己在盯视着一只碧绿的猫头鹰的玻璃跟睛。猫头鹰是机械装置，挂在不锈钢的杆子上，是在埃廉市的毕利办公室里的视力计。视力计是测量眼睛折射误差的仪表，经过测量就可以配到合适的眼镜。
　　毕利在检测女病人眼睛的时候睡着了，她坐在猫头鹰的另一边一把椅子上。他在开始工作前就睡着了，开初觉得很滑稽，现在他倒担心起来了，担心自己的脑子出了毛病。他试验回忆自己多大岁数，但想不出来，再想今年足哪一年，还是想不起来。
　　“医生——”女病人踌躇地说。
　　“嗯？”他说。
　　“你一点儿也没作声呀。”
　　“对不起。”
　　“你讲呀讲的，讲到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嗯。”
　　“你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啦？”
　　“可怕？”
　　“我的眼睛有毛病吗？”
　　“没有，没有，”毕利说，他又要打瞌睡。“你的眼睛是好的，只是看书时需要戴眼镜。”他吩咐她穿过过道去选购大小适合的眼镜框。
　　她走了以后，毕利拉开窗帘，依然看不见外面的情形，视线被百叶窗挡住了，于是他咔嗒咔嗒地把百叶窗扯起来。明亮的阳光射了进来。几千辆汽车闪闪发光，停在外面广阔的铺着柏油的停车场上。毕利的办公宦设在市郊商业区之内。
　　在窗子外面是毕利自己的高级小轿车。他看见保险杠上贴有标语。一条是“参观奥赛柏尔峡谷”，另一条是“拥护你的警察局”，第三条是“揭发厄尔·沃伦”。关于警察局和厄尔·沃伦的两条标语出自毕利的岳父之手，他是“约翰·伯切会”会员。汽车执照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这意味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已四十四岁了。他自问道：“这些岁月到哪儿去啦？”

　　毕利回头看他的书桌。桌上有一份《验光配镜业评论》，翻开的那页上是一篇社论，毕利于是微微启动嘴唇念了起来：“一九六八年所发生的事情将支配欧洲配镜师的命运至少五十年！有鉴于此，比利时眼镜商全国联合会秘书吉恩·少里尔特敦促成立‘欧洲验光配镜业协会’。他说，如果本职业不能取得社会地位的话，到一九七一年将势必降为眼镜商。”

　　毕利·皮尔格里姆十分费力地考虑这件事。
　　警报器响起来了，吓得他魂不附体，他随时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警报器正报告此时是正午时分。警报器安在消防站上面的小圆屋顶里面，与毕利办公室仅一街之隔。
　　毕利双目紧闭起米。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头倚在这位受了伤的犹太教士的肩上。一个德国人踢毕利的脚，把他叫醒，说是赶路的时候到了。
　　美国人，包括毕利在内，在外面的大路上呆呆地列队。
　　在场的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带着莱卡照相机的德国随军记者，他拍摄了毕利和韦锐的脚。两天以后，这张照片被作为使人开心的新闻，被许多报纸刊登了出来。德国人想借此说明，尽管人人都夸美国富有，但它的军队的装备多么差劲。
　　然而，摄影师还想得到更加生动的材料，即一张实际抓俘虏的照片。于是卫兵为他表演了一个。他们把毕利推到灌木林里。当他走出灌木林时，他露出一脸憨厚的神情，他们端着机枪威胁他，好像此刻正俘虏了他似的。
　　这时的毕利走出灌木林脸上露出来的微笑，至少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奇特，因为他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时间里：徒步走在德国的国土上，在一九四四年；和驾驶着他的高级小轿车，在一九六七年。德国人已逐渐在他的眼前消失。一九六七年变得明亮而清晰，不受其它任何时间的干扰。毕利正驾车前往狮子俱乐部参加午宴。此时是炎热的八月天气，但毕利的车里装有空调设备。

　　他开到埃廉市黑人区的中央看到红色信号灯便刹了车。住在这儿的人非常讨厌交通信号，以致在一个月以前烧毁了许多信号灯。
　　这是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又把它毁了。这街道使他想起了战时看到的一些城镇。路旁镶边石和人行道被压坏了，显然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来过这儿。
　　在一家破败的食品杂货店的墙上用粉红色的油漆写着几个大字：“亲兄弟”。
　　有人轻轻叩了一下毕利的车窗，一个黑人在车子旁边。他想要讲话。信号灯的颜色变了，毕利不管他，继续开车。
　　毕利穿过一个情景更加荒凉的地方。这一带好像是遭到燃烧弹毁灭了的德累斯顿，也像月亮的表面。毕利小时候曾经住过的那座房子就在这儿什么地方，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新埃廉市政中心，还有艺术馆、皮斯海湖和高层公寓很快就要在这儿建立起来。这是城市的更新规划。
　　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来，这一切还是不错的。
　　在狮子俱乐部午餐会上讲话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少校。他说，美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继续在越南作战，直至取得胜利为止，或者直至使共产党人明白：他们不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弱小的国家。这位少校曾两次因公专程到这儿来过。他讲了许多他亲跟目睹的可怕的和有趣的事情。他赞成轰炸升级，如果北越蛮不讲理的话，就把它炸回到石器时代。

　　毕利对轰炸北越没表示抗议，对轰炸带来的严重后果也不感到震惊，困为他早已经历过了。他只是同狮子俱乐部的成员会餐。
　　他是该俱乐部的前任会长①。
　　【① 作者有意在此混淆过去和现在的界限。】
　　在毕利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只相框，框子里镶有一段祈祷文，以示他的生存之道，虽然他对活下去不那么热心。许多病人看了毕利墙上这段祈祷文后告诉毕利说：“它使我们想活下去了。”这段祈祷文是这样写的：上帝赐我以从容沉着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以智慧常能辨别真伪。
　　毕利·皮尔格里姆不能改变的事物中还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
　　他这时被介绍给海军陆战队少校。介绍人告诉少校说，毕利是老兵，毕利的儿子是在越南作战的特种部队中土。
　　少校对毕利说，特种部队正在从事伟业，他应当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
　　“当然，那是当然啰！”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毕利午饭后回家午休。他按照医生的吩咐，每天睡午觉。医生希望这会减少他的病痛：毕利常无缘无故的会黯然泪下。不过，谁也没有看见他哭过，只有医生了解底细。毕利总是暗地里掉泪，但没有夫哭，只是眼睛湿润了。
　　毕利在埃廉市有一座可爱的具有乔治亚时代风格的住宅。他像克利萨斯①一样富有。他从来没有料到，一百万年都难以料到自己会如此荣华富贵。他还雇了五个配镜师在市广场商店中为他干活，每年净赚六万美元。此外，他拥有郊外５４号公路旁的新“节日旅馆”的五分之一的资本，并拥有卖牛奶蛋糊冻的三个货摊的一半资本，这种冰凉的牛奶蛋糊像冰淇淋一样，给人以清凉的快感，但不像冰淇淋那样冷得使人舌头发麻。
　　【①　公元前６世纪小亚细亚吕底亚国的极富的国王。】

　　毕利的屋里没有人。他的女儿巴巴拉快要结婚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已到市中心选购水晶饰品和银器。餐桌上留的一张条子是这么说的：没有仆人。人们对于家务事这种职业不感兴趣了。
　　家里也没有狗。
　　以前有一只狗，叫做斯巴特，但已经死了。就这么同事。毕利非常喜爱斯巴特，斯巴特也喜欢他。
　　毕利走上铺有地毯的楼梯，进了他和妻子的卧室。卧室里糊了印花墙纸。有一张双人床，床旁有一张桌子，桌上摆了一只带有时钟的收音机，还放了电被子的调节器，以及一只开启拴在褥垫弹簧上的微震震荡器的开关。震荡器的商标叫做“魔指”。安放震荡器也是医牛出的主意。
　　毕利摘下他的带有三焦距透镜的眼镜，脱掉上衣、领带和鞋子，关上百叶窗，拉好窗帘，然后在床罩外面躺下身来，但不能入睡，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被子。毕利打开“魔指”的开关，一边让震荡器轻轻摇着，一边饮泣。
　　门铃响了。毕利下了床，透过窗户向前门台阶望去，看看是否有要人来访。下面有一个跛子。踱子走起路来一颠一簸，像毕利在痉挛症发作时的颠簸一样。痉挛使这个跛子跳舞般的一上一下地跳动，面部表情也随着改变了，仿佛他正在试图模仿各个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似的。
　　另外一个跛子在街对面揿门铃。他拄着拐杖。他只有一只脚，身子撑在双拐之间，向下陷得很厉害，以至他的耳朵藏到两肩下面了。
　　毕利知道这些跛子要干什么。他们在征订杂志，而这些杂志从来不会寄来的。因为这些推销员可怜巴巴，所以人们也就订了杂志。毕利两个星期以前，在狮子俱乐部听见一个演讲者谈到这个骗局，那人在“优良事务局”工作。那人说，凡看到跛子在街上征订杂志的人，应报告警察。
　　毕利向街上望去，看见一辆崭新的汽车停在半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个人坐在里面。毕利猜对了，他就是雇这些跛子干这种事的人，毕利想起这些跛子和他们的老板时便止不住伤心落泪。他的门铃这时一个劲儿地响着。
　　他闭起了眼睛，然后又睁开来。他仍然在流泪，不过他已经又同到卢森堡了。他和其他许多俘虏排队步行着。寒风使他泪水汪汪。
　　毕利自从为了拍照被推进灌木林去以后，一直看见水手守护圣徒的火光——一种电光在他的同伴和他们的捕捉者的头部周围闪耀。在树顶里，也在卢森堡的屋顶上闪闪发光，真是美不胜收。
　　毕利和其他美国人高举双手向前行进。毕利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地走着，没在意碰撞了罗兰·韦锐，便忙不迭地道歉说：对不起。”
　　韦锐的双眼也是泪水盈眶。他因为脚痛得厉害而哭了，铰链木屐正把他的脚变成血布丁。
　　在每个岔路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高举双手加入了毕利的队伍。毕利对大家都报以微笑。他们像水一样，顺流而下，最后流到山坳里的一条大马路上。受辱的美国人在山坳里汇成了密西西比河。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慢慢地向东移动，捏紧拳头，高举过头，一个个垂头丧气，呻吟不息。
　　毕利和他的一伙人加入了这条耻辱的河流。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太阳钻出了云层。这条路线并不是专门为美国俘虏的。西去的铁路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奔驰，匆忙地把德国后备军送往前线。这些后备军人都饱经风霜，脾气粗暴，而且生气勃勃。他们的牙齿好似钢琴的键盘。
　　他们身系机枪皮带，口叼雪茄，大吃大喝。他们贪婪地咬嚼香肠，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像马铃薯捣碎器似的手榴弹。
　　一个穿着黑军装的士兵独自在坦克顶上享受醉汉英雄的野餐。他向美国人吐唾沫。唾沫飞在罗兰·韦锐的肩上，算是授给韦锐的肩带，一条由鼻涕、香肠、烟汁和荷兰杜松子酒编成的肩带。
　　这天下午的见闻使毕利深受刺激。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真是五花八门；反坦克混凝土障碍物啦，杀人机器啦，一具具死尸啦，他们的脚板又青又白。
　　就这么回事。

　　一瘸一拐的毕利对一间布满机枪弹痕的淡紫色农舍嘻嘻地傻笑。歪斜的农舍门口站了一个德国上校，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没涂脂抹粉的妓女。
　　毕利又撞了韦锐的肩膀，韦锐抽抽噎噎地大声说：“走路当心点！当心点！”
　　他们爬上一个小陡坡，到达顶点时便出了卢森堡国境，到了德国。
　　边界上安置，电影摄影机，为的是记录这次不平凡的胜利。
　　当毕利和韦锐走过时，两个穿熊皮衣服的非军事人员正靠在摄影机旁，他们在几小时以前就把电影胶片用光了。
　　他们当中的一个一会儿把镜头对准毕利的脸，一会儿又瞄向远方。极目处青烟袅袅，那儿战火纷飞，人们正走向死亡。就这么回事。
　　太阳下山了，毕利一瘸一拐地在铁路调车场上走着。一列列车厢呆在这儿等候出发，它们刚把后备军送到前线，现在准备把战俘运往德国内地去。
　　手电筒的光柱狂乱地划破夜幕。
　　德国人把战俘按级别分类，把军曹和军曹放在一起，少校和少校放在一起，如此等等。上校一个班在毕利身旁停下来。其中一个上校得了双侧性肺炎，正发高烧，烧得眼花缭乱，铁路调车场在他眼前团团转。他死死盯住毕利的眼睛，强自镇定下来。
　　上校不断地咳嗽，他对毕利说：“你是我手下的士兵吗？”这位上校丧失了整整一个团，大约四千五百人，其中许多人的确是孩子。毕利没有回答，于是这个问题落了空。
　　“你是哪个部队的？”上校问。他咳了又咳。他每吸一次气，他的肺就像油纸口袋一样嘎啦嘎啦作响。
　　毕利记不起自己属于哪个部队。
　　“你是四——五○——一？”
　　“什么四——五○——一？”毕利问。
　　一阵沉默。上校最后说道：“步兵团。”
　　“唔。”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上校已病人膏肓，像快溺死的人那样越来越不行了。接着他泪流满面地大声说：“是我，孩子们！是狂暴的鲍勃！”他过去一直希望他的士兵称他为“狂暴的鲍勃。”
　　听众中除了罗兰·韦锐外，谁也不是他团里的人。韦锐没注意听他讲话，只是注意自己的脚痛，其它一切都置之脑后了。
　　然而，上校却以为自己对他的部下作最后一次演讲呢。他告诉他们说，他们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德国兵被打得尸体遍野，这些德国兵还向上帝祈祷，但愿听不到四——五○——一团的鼎鼎大名。他说，战争结束以后，他将邀请他团里的官兵到他的故乡怀俄明州科迪市欢聚，烤整牛款待。
　　他讲这番话时一直盯住毕利的眼睛。他使可怜的毕利如堕五里雾中。“愿上帝和你们同在，孩子们！”他的话音不停地在大家的耳际缭绕。然后他说道：“如果你们到怀俄明州科迪市，请来找狂暴的鲍勃！”
　　我去过那儿①，我的老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也去过那儿。
　　【① 冯内古特假托的作者雍永森在书中露面。】
　　毕利·皮尔格里姆和其他许多士兵被塞进一节货车车厢里。
　　他与罗兰·韦锐分开了。韦锐被塞进同一列车的另一车厢。
　　在车厢的四角，车檐下面，有通气孔。毕利站的地方靠近一个通气孔，当人群向他挤过来时，他为了松快些而朝车角的一根斜交叉撑柱上爬，直至他的视线与通气孔相平行，这样一来，他可以看到大约十码外的另一列火车。
　　德围人用蓝粉笔在一节节车厢上写上每节车厢的人数，乘坐者的军衔、国籍、上车日期。还有一些德国人用电线、长钉以及铁路边上的其它废料，把车厢门搭钩扣牢。毕利听出有人在他的车厢上写字，但看不见写字的人。
　　毕利车厢里的大部分士兵很年轻，他们的童年时代刚刚结束。
　　但和毕利挤在一个角落里的是一个四十岁的人，他曾经当过流浪汉。
　　“从前我可饿得更厉害呢，”这个流浪汉对毕利说，“我以前呆过的许多地方比这里糟得多，这儿还不赖。”
　　在一节车厢里的一个人通过透气孔向外大声喊叫说，有人死在里面了。就这么回事。四个卫兵听了却无动于衷。
　　“唷，唷，”一个卫兵迷迷糊糊点着头说，“唷，唷。”
　　卫兵没有打开有死人的那节车厢，而是打开紧旁的一节车厢。
　　皮尔格里姆被眼前的景象搞糊涂了：这节车厢宛如天堂，烛光通明，还有铺着被子和床垫的床铺，咖啡壶在炮弹壳做的炉上，喷着一股股蒸汽，桌上摆着一瓶酒和一大块面包，面包上搁了一根香肠，还有四碗汤。
　　车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幅画，上面画有城堡呀，湖呀，漂亮的姑娘呀，等等。这是铁路卫兵滚动着的家，他们的职责是一直警卫货车从这儿滚到那儿，四个卫兵走了进去，关上了车门。
　　一会儿以后，他们抽着烟走了出来，心满意足地用德语交淡着，嗓音深沉而圆润。其中一个卫兵看见毕利的脸从通气孔露了出来。他友好地摇了一下手指，以示警告，叫他乖乖地听话，别乱动。
　　美国人隔着车厢再次对卫兵说他们车厢里有死人。于是卫兵从他们舒适的车厢里抬出一副担架，打开有死人的车厢，走了进去。里面根本不拥挤，只有六个活着的上校，以及一个刚死的上校。
　　德国人把尸体抬了出来，是狂暴的鲍勃的尸体。
　　就这么回事。

　　夜间，有些火车头开始唧唧咕咕地你叫我吼起来，然后就轰隆隆开动了。每辆列车的车头和车尾各插一面橙色和黑色条纹旗，表示这是运送战俘的火车，而不是飞机轰炸对象。
　　战争行将结束。火车于十二月下旬于开始向东开动。战争在五月份就要结束了。德国各地的俘虏营已完全满额，给战俘吃的粮食已经没有了，给他们取暖的燃料也光了，然而，战俘却源源不断地运来。
　　毕利·皮尔格里姆所乘的列车是最长的一挂，已经停了两天还没开。
　　“这不赖嘛，”流浪汉第二天对毕利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毕利从通气孔里朝外看，铁路调车场全空了，只是离得远远的侧线上躺着一挂有红十字标记的医疗列车，火车头“呜——呜——”地吼叫，毕利·皮尔格里姆乘坐的这列车也“呜——呜——”地大声回答。它俩在相互打招呼：“你——好——”
　　即使毕利乘坐的这挂列车不开动，车厢也锁得严严实实的。
　　不到达目的地，谁也下不了火车。对在火车外面走来走去的卫兵来说，每节车厢都是单个儿的有机体。它通过它的通气孔进行吃、喝和排泄。它也通过通气孔说话或喊叫。饮水、黑面包、香肠和干酪，从这儿进去，尿、屎以及语言又从这儿出来。
　　车厢里的人用钢盔拉屎撒尿，接着把钢盔传给靠近通气孔的人，然后再倒出去。毕利是管倒污秽的。他们也把水壶传出去，让卫兵盛水。食物递进来时，大家很安静，互相信赖，举止文雅。他们分而食之。
　　车厢里的人轮换着站立或躺下。那些站着的人，他们的腿好似栅栏的桩子插入温暖、蠕动、放屁和叹息的大地里。这奇特的大地是由像汤匙一样倚在一起睡觉的人体镶嵌而成的。
　　火车终于向东爬行。
　　圣诞节来到了。圣诞节之夜，毕利·皮尔格里姆同那位流浪汉像汤匙似地偎在一起睡觉，而且睡得很熟。他又乘坐了时间的车子，旅行到１９６７年，在这年的一天夜里。他被５４１号大众星的飞碟劫持走了。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四章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他女儿的新婚之夜难以入睡。他四十四岁啦。那天下午，女儿的婚礼在后院里一座鲜艳的橙色和黑色相间的条子布帐篷中举行的。
　　毕利和他的妻子瓦伦西亚像汤匙似的倚在他们的大双人床上睡觉，他们被“魔指”轻轻地摇动着。瓦伦西亚不需要“魔指”轻轻摇动便能入睡。她正在梦乡里，鼾声大作，好似带锯在锯木头。这可怜的女人已经没有卵巢和子宫了。卵巢和子宫被一位外科医生切除了。这医生在新开办的“节日旅馆”上投了资，是毕利的合伙人之一。
　　夜空高悬一轮满月。
　　毕利下了床，走到月光下，觉得有点神经质，同时有所彻悟，好像被包裹在具有静电的凉丝丝的被子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光脚板：又青又白。

　　毕利拖着脚步从楼上走廊走下楼来，知道自己即将被飞碟劫走。走廊里月色和黑暗分明。月光通过毕利的两个孩子的空卧室的门口射进走廊。孩子们走了，永远离开了。恐惧与无畏左右着毕利的步伐。恐惧便他知道是时候应该止步，无畏便他又重新迈步。他就这样在屋里转悠了好一阵子才停了下来。
　　他走进女儿的卧室。她的抽屉倒空了，壁橱也空了，堆在房当中的是她度蜜月不能带走的物品。她在窗台上安了专用的公主号电话。电话机在夜间用的小支灯光的照耀下直直地盯着毕利。电话铃突然响了。
　　毕利接了电话，电话是一个醉鬼打的。毕利似乎能闻到他呼出来的气味——芥子气和玫瑰花味儿。醉鬼打错了电话，毕利挂了。窗台上有一瓶软饮料，瓶子上的标签鼓吹说，酒里不含有任何养料。
　　毕利轻轻挪动他那又青又白的脚，走下楼梯。他走进厨房，在月光下看见餐桌上有半瓶香槟酒，是女儿在帐篷里举行婚礼招待客人剩下来的。有人打开过瓶塞。“喝吧。”酒瓶似乎在说。
　　于是毕利用拇指打开瓶塞，没有冒泡，香槟酒走了气。
　　就这么回事。

　　毕利看了看煤气炉上面的钟，他还得消磨一个钟头，飞碟才会来。他走进起居室，像摇吃饭铃那样摇着酒瓶，并且打开了电视机。他来得稍微迟了点，只得先看后面的电影，然后再回头看前面的。这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轰炸机及其勇敢的飞行员的影片。毕利所看后面部分的影片，故事是这样的：被炮弹打穿许多洞的、装满伤兵和尸体的美国飞机从英国机场向后倒着起飞。飞经法国上空时，一些德国战斗机对着美国轰炸机向后倒着飞，把轰炸机和飞行员身上的子弹和弹片吸了过去，对地面上被打坏了的美国轰炸机也是如此，而且那些飞机倒向飞了起来，加人战斗机的队列。

　　这队飞机倒向飞到在火焰中燃烧的一座德国城市。美国轰炸机打开炸弹舱门，施放了不可思议的磁性，使大火收缩，并且把火焰收集到圆筒形钢罐里，然后举起钢罐放进飞机肚子里去。钢罐整整齐齐安放在架子上。在下面的德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神奇装置——长钢管。他们用长钢管从飞行员和飞机那里吸取更多的弹片。即使这样，仍然有一些美国伤兵未治好，仍然有一些打坏了的轰炸机未能修复，不过飞机飞经法国上空，德国战斗机再次来到时，所有挨过轰炸的人和物都恢复如初。

　　美国轰炸机飞回到基地时．从架上取下钢筒，运回美国。那儿的工厂日夜加工，拆卸钢筒，分离出里面的危险成分成为矿物。令人感动的是，这个工作主要是由妇女们干的。然后把矿物运到遥远地区的专家那里，由他们把这些东西埋到地下，埋得很妥帖，再也不会给人带来危害。
　　美国飞行员穿着军服转业，成了高中生。毕利设想希特勒变成了婴儿，电影上没有这个镜头，完全是毕利的假想。毕利还设想大家全变成了婴孩，而且全人类毫无例外地竭力促进两个完人的诞生，他俩叫亚当和夏娃。
　　毕利观看这些战争影片，先看后部，再看前部。接着，去后院会飞碟的时候来临了。他走了出来，他那双又青又白的脚踏坏了草坪上湿漉漉的莴苣。他停下来，喝了一大口走气的像兴奋剂一样的香槟酒。他明知从５４１号大众星来的飞碟在天上，但他并没有抬头望天空。他很快就会看到它从哪儿飞来，而且很快会看到它的里里外外，很快啦。

　　他听见了上空传来类似猫头鹰的悦耳的叫声。但这并不是猫头鹰，是来自５４１号大众星的飞碟，它飞越空间和时间，因而在毕利·皮尔格里姆看来，飞碟似乎从天边刹那间飞来。一只巨犬在附近狂吠。
　　飞碟直径一百英尺，四围有舷窗。从舷窗射出来的紫光，像脉搏跳动那样闪烁。飞碟发出的唯一的声响像猫头鹰唱歌。它飞得很低，存毕利的头上盘旋，把他笼罩在闪烁的紫色光柱里。飞碟底部的密封舱口打了开来，发出了接吻似的声音。接着放下吊梯。
　　美丽的灯光装饰着梯子，像阜氏转轮①一样。
　　【① 在垂直转动的巨轮上挂有座位的游玩器具。】
　　一杆激光枪从一扇舷窗里对准毕利射击，使他麻木了。必须立即抓住弯弯曲曲的梯子最下一级才不会跌倒，于是他伸手去抓。
　　梯子是充了电的，他的双手被牢牢地吸住，接着整个身子被吸进气塞里，然后，机器关闭了底门。梯子卷到气塞的卷轴上时才把他放开，毕利在这时才恢复了思维能力。
　　气塞里面有两只窥视孔，一对黄色的眼睛紧贴在上面。墙上有一只扬声器。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没有喉咙，凭心灵感应传达感情。他们通过计算机和一种电子元件能讲地球上各种语言而同毕利谈话。
　　“欢迎你登上飞碟，皮尔格里姆先生，”扬声器说，“有问题要问吗？”
　　毕利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
　　“皮尔格里姆先生，这是一个十足的地球人的问题。为什么是你？也可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问个为什么，因为此刻就是此刻。你见过虫子掉进琥珀里了吗？”
　　“看见过。”事实上，毕利在他办公室里有一块镇纸，它是一段磨光的琥珀，里面埋了三只瓢虫。
　　“嗯，皮尔格里姆先生，此刻我们也陷入了琥珀里。说不上为什么。”
　　他们把麻醉药撒在空气中，使他入睡。他们把他抬进一间机舱里，用皮带拴在黄色的睡椅上，睡椅是从西尔·罗卜克公司货栈里偷来的。飞碟的货舱里塞满了其它偷来的货物，用以装备毕利的住处，他将住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的动物园里。
　　飞碟离开地球时的可怕的加速度扭弯了毕利沉睡着的身体，扭歪了他的脸，使他摆脱了时间的羁绊，把他送回了战场。
　　他苏醒时，发现自己不在飞碟上，而是站在穿越德国的车厢里了。
　　有的人正从车厢地板上站起来，另一些人正躺下去。毕利也打算躺下去，能睡上觉就够美的啦。车厢里黑洞洞，车厢外黑沉沉。这时列车的时速大约是每小时两英里，车似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时速。轨道与轨道接合点的间隔很长，车轮碰撞接合点时发出的咔嗒声的间隔就很长。咔嗒一声，一年便过去了，接着又是咔嗒一声。
　　列车常常停下来，让真正重要的列车呼啸而过，另外，它还一次次地在靠近俘虏营的侧线上停下来，丢下几节车厢，然后继续爬行在全德国各地，身子变得越来越短小了。
　　毕利沿着车厢角落里的那根斜着的十字形撑柱慢慢地躺下来，为的是不让他要挨着睡觉的人感到他的重量。他知道躺下去时注意使自己十分轻巧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很快被提醒了。
　　“皮尔格里姆——”一个毕利想要与他挤在一起睡觉的人说：“是你吗？’毕利没有答腔，而是十分有礼貌地挤着睡下来，闭起了眼睛。
　　“该死的，”这个人说，“是你，是不是？”他坐起身来，用手粗暴地摸索毕利。“好呀，是你。滚开！”
　　毕利也坐了起来，很可怜的，几乎要哭了。
　　“滚开！我要睡！”
　　“住口！”有人说。
　　“皮尔格里姆滚开以后我就住口。”
　　于是毕利又站起来，紧贴住那根十字形撑柱。“我能到哪儿睡觉呢？”他心平气和地问。
　　“别睡在我这儿，你这婊子养的，”有人说道，“你叫呀，你踢呀。”
　　“我？”
　　“对啦，该死的，你又叫又踢。而且哭哭闹闹。”
　　“我？”
　　“从这儿滚开，皮尔格里姆。”
　　接着那人哼起了讽刺小调，车厢里四分之一的人都不时齐声助唱。几乎每个人都说在睡觉的时候，毕利·皮尔格里姆如何讨厌地挤轧他们。大家都叫毕利·皮尔格里姆滚开。
　　所以．毕利·皮尔格里姆只得站着睡，要不干脆不睡。食物已停止送进通风孔，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车厢里越来越冷了。
　　第八天，那位四十岁的流浪汉对毕利说：“这不算糟。不管在哪儿，我都感到适意。”
　　“你能？”毕利问。
　　第九天，流浪汉死了。就这么回事。他临终前仍说：“你认为这糟吗？这并不赖呀！”
　　第九天发生了死人的事。毕利前面的那节车厢也有人死去。
　　罗兰·韦锐已患坏疽死了，病是从他溃烂的脚开始的。
　　就这么回事。

　　韦锐临死之前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胡言乱语，一再讲到“三个火枪手”。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叫人带口信给匹兹堡他家里。他主要希望他们给他报仇，因此一再提及杀害他的人的名字。这桩事儿车厢里的人都知道了。
　　“谁杀害我的？”他常常这样问。
　　谁都知道答案是：“毕利·皮尔格里姆。”
　　听！第十天夜里，毕利那节车厢门上的搭扣开启了，车厢门于是打开了。这时，毕利·皮尔格里姆正斜倚在旮旯里的十字形撑柱上，冻得又青又白的脚靠在通气孔上，好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车门打开时，毕利咯咯咯地咳嗽，咳着咳着，连稀饭都咳出来了。这完全符合牛顿的物体运动的第三定律。这个定律告诉我们：每个作用都有一个相等的、方向相反的反作用。
　　这在火箭学上很管用。

　　列车到达了俘虏营附近的铁轨侧线。原来这是为杀害俄国战俘而建造的剿灭营。
　　卫兵板着面孔向毕利的车厢张望，若无其事地低声交谈。他们从来没对付过美国人，不过对俘虏这类货物倒是很在行的，了解它实质上是一种液体，可以诱导它慢慢地流到有人低声谈话并有灯光的地方。这时正当夜间。
　　车厢外唯一的光亮是从高悬在远处的电线杆树上的灯泡射出来的。外面很寂静，只有卫兵鸽子似的唧唧咕咕地在谈话。“液体”开始流动。大量“液体”积在门口，然后“扑通”一声流到地上。
　　毕利是倒数第二个到达车厢门口的。流浪汉是最后一个，流浪汉不能流，不能“扑通”一下流到地上。他已经不是流质而是石头了。
　　就这么回事。

　　毕利不想从车厢落到地上。他确确实实认为自己会像玻璃一样跌得粉碎。于是卫兵一面嘀咕，一面帮他下了车。他们让他站在地上时正好面对列车。这是一挂多么可爱的列车呀！
　　一个车头，一节煤水车，二节小车厢。最后一节是铁路卫兵的滚动的天堂。在那滚动的天堂里，桌上摆好了餐具和饭菜。
　　在悬挂着灯泡的那根电线杆的下面似乎有三垛干草堆。美国人被软哄硬拉地带到三个垛子前面。那不是干草，是从死俘虏身上剥下来的大衣。
　　就这么回事。

　　卫兵强令没有大衣的美国人拿一件大衣。衣服被冻结在一起了，卫兵用刺刀当砸冰锹，使着劲儿去拨开衣领、衣边、袖口，再一件件挑出来，胡乱发给美国人。衣服僵硬得像铁皮一样，由于堆放的关系，都呈圆顶形。
　　毕利分到的衣服又皱又硬，而且很小，看起来不像衣服，倒像一顶黑色的三角大礼帽。衣服上还有粘糊糊的斑点，像机轴箱里漏出来的油滴或陈草莓酱。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动物冻死在它的上面哩，原来是衣服的毛领。
　　毕利呆呆地瞥了一眼周围的人拿到的衣服。他们的衣服都有铜纽扣或闪亮的装饰或滚边、号码、肩章之类的东西，或雄鹰、月亮、星星等纪念章挂在上面。这些都是军服。毕利领到的那件却是一个死去的文职人员留下来的。
　　就这么回事。

　　卫兵叫毕利和其他人绕着他们那可爱的列车慢慢地向前走，然后走进俘虏营。那里没有任何温暖和生气，只有数千间又窄又矮又脏的小屋，屋里没有灯光。
　　一只狗在附近什么地方汪汪地叫。恐惧、回声和冬日的寂静．使狗的叫声像大铜锣一样响亮。
　　德国人强迫毕利和其他人穿过一扇扇门。毕利第一次见到一个俄国俘虏。黑夜里就见他一人睡在那里，破的睡袋上露出一张平平的圆脸，像涂镭的仪表在黑暗中发亮。
　　毕利从离他一码远的地方走过。他和俄国人之间隔一道铁丝网。俄国人没有挥手，也没有讲话，但他的眼睛满怀希望，直看到毕利的心灵深处，仿佛毕利会给他带来好消息似的，只不过他认为自己过于愚蠢想象不出是什么消息，反正认为是好消息。
　　毕利穿过一道道门时感到一阵眩晕。他走进了什么地方，他想可能是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一座楼。屋里灯光强烈，室内砌的是白砖。这座楼实际上是地球上的。这里是灭虱浴室，新来的俘虏都得过这一关。
　　毕利听从命令，脱去衣服。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他被命令的第一桩事也是脱衣服。
　　一个德国人用大拇指和食指测量毕利的右上臂，向另一个德国人说，什么样的军队才会把这么瘦的人送到前线。他俩看看其他美国人的身体，发觉许多人的健康状况同毕利一样糟。
　　身体最棒的是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来的一个中学教员。他在这群美国人中年龄最大。他名叫埃德加·德比。他不在毕利的那节车厢，而与罗兰·韦锐同车厢。韦锐死的时候，他托着韦锐的头。
　　就这么回事。德比四十四岁，年龄够大的啦，他的儿子已经是太平洋战场上的海军了。
　　德比这么大年纪到部队里来，是拉了政治关系的。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讲授“当前西方文明问题”。他还当网球教练，非常注意保护身体健康。
　　德比的儿子会活到战后，德比却不会。六十八天以后，他那棒棒的身体将在德累斯顿被行刑队射满子弹。
　　就这么回事。

　　在这些美国人中间，毕利的身体并不算最坏。身体最差的是从伊利诺斯州锡塞罗市来的一个偷汽车的。他名叫保罗·拉扎罗。
　　他个儿矮小，不仅骨头和牙齿不健全，而且皮肤也令人恶心。拉扎罗身上到处是一角银币大小的圆疮疤。他多次患过脓疮。
　　拉扎罗也是罗兰·韦锐那个车厢的，而且曾向韦锐作过保证，一定为韦锐之死向毕利·皮尔格里姆讨还血债。他此刻正四处张望，不知道哪个光身子的是毕利。
　　光身子的美国人沿着一排砌了白砖的墙，站在莲蓬头下面。
　　没有水龙头供他们调节，他们只好听人摆布。他们的生殖器收缩了，生育不是这个晚上的主要事情。
　　一只看不见的手转动了大阀门。莲蓬头上流出烫人的水。热水是喷出来的，所以他们不感到温暖。热水烫红烫伤了毕利的皮肤。然而没有融化他骨髓里的冰。
　　美国人的衣服这时正被消毒。亿万只虱子、跳蚤和无穷的细菌被杀死了。
　　就这么回事。

　　毕利瞬息间旅行到他的孩提时代。他是个婴儿，母亲刚给他洗过澡，用浴巾裹着他，并把他送到阳光灿烂的舒适房间。她摊开浴巾，把他放在使人痒痒的毛巾上，在他两腿交叉处扑粉，逗着他玩，拍拍他圆鼓鼓的小肚皮。她的手掌拍在他的小肚皮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响声。
　　毕利咯咯咯地笑了，而且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
　　接着毕利又成了中年配镜师，这次是在一个火辣辣的夏天星期日早晨打高尔夫球。毕利从来不去教堂。他正与其他三个配镜师打高尔夫球。毕利在草地上击了七次，而且轮到他把球打进洞去。
　　距离洞有八英尺，他把球打进了洞。他弯腰取出球，太阳躲进云里去了。毕利忽然感到头晕眼花。当他清醒过来时，他已不在高尔夫球场上。他被带子系在一张黄色椅子上，坐在飞碟的一间白色的舱里。飞碟正向５４１号大众星飞去。
　　“我在哪儿呀？”毕利·皮尔格里姆问。
　　“被陷在另一团琥珀里，皮尔格里姆先生。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距离地球三亿英里，正飞向‘时间经线’，‘时间经线’会把我们在数小时而不是几个世纪之内带到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去。”
　　“我怎么——怎么到这儿来的？”
　　“需要另一个地球人向你解释这个问题。地球人是伟大的解释者，解释这一事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说明如何使其它的重大事件发生或避免发生。我是５４１号大众星的居民，看时间的长河如同你们看连绵的落矶山脉一样，一下子尽收眼帘，从始至终。它永不改变，它不需发出警告也无需解释，它只不过是时间。如果你一会接一会地看时间的话，你将会发现我们大家都如同我说过的——琥珀里的虫子。”

　　“你这话在我听起来，好像你不相信自由意志。”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如果我不花很多时间研究地球人的话，”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居民说，“我就不会知道你说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我访问了宇宙里住有生物的三十一个星球，研究了有关另外一百多个星球的报告，只有在地球上才侈谈什么自由意志。”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五章

　　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在５４１号大众里生物看来，宇宙不像许多明亮的小点。他们能同时看见每个星星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去向。所以在他们看来，天空里充满了一条条纯净的、灿烂的光芒。他们也不把人类看成是两脚动物，而看成是大百足虫，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话说，是“婴儿的腿在一端，老人的腿在另一端”的百足虫。
　　毕利在去５４１号大众星的途中，想要些读物看看。他的劫持者把五百万部地球上的书录在微型胶卷上，但在毕利的座舱里无法投射放大。他们只有一本实在的英文书，将藏在５４１号大众星的博物馆里。这本书是苏珊·杰奎琳的《姑娘之谷》。
　　毕利读了，认为它有些地方写得很好。书里人物自有他们的悲欢离合。但毕利不愿再重读那老一套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于是询问这儿有没有其它的读物可看。
　　“只有５４１号大众星小说，恐怕你读不懂。”墙上的扬声器说。
　　“不管怎么说，让我看一本吧。”
　　于是他们给他送来好几本。书很小，十来本的体积也许只有一本描写悲欢离合的《姑娘之谷》那样大小。
　　毕利当然读不懂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文字，但至少能看到书的版面是怎样设计的，一簇簇简洁的符号，由许多星号分开。毕利看了发表感想说，这一簇簇符号也许是电报。
　　“正是的。”一个声音说。
　　“是电报？”
　　“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没有电报。不过你说得对：每一簇符号是一则简明而急迫的消息，描写一桩事态，一个场景。我们阅读这些符号并不按先后次序，而是一览无余的。所有的消息之间没有特定的联系，除非作者细心地进行加工。这样一下子读完以后，符号便在读者脑海里产生一个美丽、深刻和令人惊异的、活生生的印象。故事没有开头，没有中段，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说教，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我们的书使我们感到喜爱的是：一下子就看到许多美妙时刻的深奥道理。”

　　一会儿工夫飞碟进入了一个“时间经线”。毕利被抛回到童年时代。他这时十二岁，同他们的父母站在大峡谷边缘的“明亮的安琪儿点”上，浑身簌簌直抖。这个人类的小家庭的全体成员正向一英里深的谷底目不转睛地张望哩。
　　“嗯——”毕利的父亲说，勇敢地把一块小圆石子踢进空中，“就在那儿啦。”他们驾了汽车来到这块游览胜地。他们的车胎沿途七次爆裂。
　　“真是不虚此行，”毕利的母亲欣喜若狂地说，“啊，天哪，值得来呢。”
　　毕利不喜欢这个大峡谷。他想他一定会跌进去的。他的母亲碰了碰他，他把裤子尿湿了。
　　其他的旅游者也俯视大峡谷，一个森林看守人在回答旅游者提出的问题。一位老远地从法国来的法国人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这位森林看守人打听是不是有许多人从这儿跳下去自杀。
　　“有的，先生，”他回答说，“每年大约有三个。”
　　就这么回事。

　　毕利作丁一次很短的时间旅行，只有十天光景，所以他还是十二岁，仍同他的一家在西部旅行。他们现在到了卡尔斯巴德大洞穴。毕利祈祷上帝，但愿洞顶在他离开以前别坍下来。
　　一位森林看守人解释说，一个牧童看见大群大群的蝙蝠从地洞里飞出来，于是发现了这个大洞穴。他说，他要关上洞穴里所有的灯，也许大多数人会生平第一次陷入漆黑之中哩。
　　灯灭了，毕利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在世上。接着什么可怕的东西浮在他左边的空中，数目不少呢。他的父亲掏出怀表，这是夜光表。
　　毕利从一团漆黑走进强烈的灯光中，发现自己回到战场，又回到灭虱站。淋浴已经洗完。一只看不见的手关了水龙头。
　　毕利取回他的衣服，衣服还和原来一样脏，只不过生活在上面的小生物全死了。就这么回事。新发给他的外套因冰化了而变软，毕利穿起来嫌太小。外套上有毛领和红绸衬里，显然是给乐队指挥穿的，这人可能和拉手摇风琴的猴子的个儿一样大。外套上弹痕累累。
　　毕利穿上衣服，同时也穿上那件小小的外套。外套的背部绷开来了，肩部也裂了缝，袖口完全脱落了。因此这件外套变成了一件带毛领的背心。它本来是在腰部向下放大，呈喇叭形的，但毕利穿上后，它却都在胳肢窝那儿膨胀开来了。德国人发现他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最令人发笑的人之一。他们笑呀笑呀直笑个不停。
　　德国人命全体美国人以毕利为基准排成五列横队。然后整个队伍开出去，又穿过一扇扇门。他们见到了更多挨饿的、面孔发亮的俄国人。美国人比刚才活跃些。热水淋浴使他们兴奋起来了。他们来到一间小屋，那里一个只有一只胳膊、一只眼睛的班长在一本红色大簿子上写上每个战俘的姓名和号码。现在他们正正当当地活着，而这以前，他们被认为失踪或阵亡了。
　　就这么回事。

　　当美国人等着继续朝前走时，队伍的最末尾发生了争吵。一个美国人讲了句什么话，一个卫兵听了不高兴。他懂英语，他把这个美国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把他打倒在地。
　　这美国人吃了一惊。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口吐鲜血。他的两颗牙被打掉了。他表示他讲话并无恶意，他显然没想到那卫兵会听见而且听懂了他的话。
　　“为什么打我？”他问卫兵。
　　卫兵把他推回队伍里去。“非什么打你？非什么不打别人？”①他说。
　　【①　德目兵讲的蹩脚英语。】
　　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名字被写在俘虏营的登记簿上时，他还领到一块挂在脖子上的印有号码的铁牌子。印号码的是一个波兰来的苦工。他现在已经死了。
　　就这么回事。

　　德国人叫毕利把这块牌子和他那块美国军人牌①一起挂在脖子上，他照办了。这块德国牌子像一片苏打饼干，中间穿了孔，身强力壮的人用手就可以一掰两半。假若毕利死了（实际上他没有死），就将牌子的一半标记在他尸体上，另一半标记在他的墓前。
　　【① 战时美目士兵挂在颈上的小牌子，刻有姓名和所属部队。】
　　那可怜的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后来在德累斯顿被枪毙后，医生宣布他已死，并把他的牌子一掰两半。
　　就这么回事。

　　美国人在登过记并且挂上牌子以后，又由卫兵带领穿过一扇扇门。再过两天，他们的家庭将从国际红十字会获悉他们仍活在人世间。
　　走在毕利身后的是答应要为罗兰·韦锐报仇的小个儿保罗·拉扎罗，他此刻想的不是报仇，而是他可怕的腹痛。他的胃已缩小到胡桃那么大，干缩的胃囊像生疖子似地疼痛。
　　拉扎罗的后面是可怜的、判决要死的老埃德加·德比。他的美国和德国的牌子像项圈一样展示在他的衣服外面。他曾期望凭他的年龄和智慧能升任上尉，弄个连长当当。如今他却在半夜里来到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上的德国俘虏营。
　　“立定。”一个卫兵喊。
　　美国人停下步来。他们静静地站在寒冷之中。他们现在住的小屋与他们走过的几千间小屋外表是一样的。不过也有差异：这些小屋有小烟囱，烟囱上飞出的火星像星星般闪闪发亮。
　　一个卫兵在一个门上敲了敲。
　　门一下了从里朝外打开了。亮光立刻射出门外，似乎以每秒十八万六千英里的速度从监狱门逃出。同时走出五十个中年英国人。他们边走边唱《彭赞斯海盗》的插曲：“欢迎，欢迎，我们一伙全在这儿。”
　　这些身体强健、满面红光的歌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抓到的第一批英国战俘中的一些人。他们正向很可能是最后的一批俘虏唱歌。他们有四年或四年多的时间未见过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也没见过鸟儿，连麻雀也不能到俘虏营。
　　这些英国人是军官。他们之中每一个人曾在别的牢房试图越狱，至少一次。现在他们被集中在这里，海中的一个死亡中心，在这儿的俄国人正在成批死亡。
　　让这些英国人任意挖地道吧。他们爬出地道时必然会进入被铁丝网网着的长方形地段。跟他们打招呼的将是那些无精打采的走向死亡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不会讲英语，没有食物，没有能派用场的情报，也没有逃跑计划。让这些英国人任意去偷车逃走或躲在车里逃走吧，可是他们的住地从来见不到车辆。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装病，但这也不能使他们获得去别的地方的机会。英国俘虏大院里有一所医院，俘虏营里只有这么一所医院，里面有六张病床。

　　这些英国人整洁，热情，体面而结实。他们的歌声嘹亮，悦耳。
　　几年来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唱歌。
　　几年来他们还一直举重，拉单杠。他们的腹部好像搓衣板。
　　他们的小腿和手臂的肌肉像炮弹。他们全是下棋、打牌、玩字谜游戏、打乒乓球和打弹子的能手。
　　就饮食而言，他们可以归入欧洲首富之列。战争初期，可以把食物送给俘虏，由于办事员粗心大意造成笔误，红十字会每月应该运送给他们五十包食物却运送了五百包。英国人巧妙地把这些食物储存起来，因此当战争行将结束的现在，他们还有三吨糖、一吨咖啡、一千一百磅巧克力、七百磅烟草、一千七百磅茶叶、两吨面粉、一吨罐头牛肉、一千二百磅罐头黄油、一千六百磅罐头奶酪、八百磅奶粉和两吨桔子酱。

　　他们把这些东西保存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他们把敲平的罐头铁皮铺在墙上和地板上，以免老鼠光顾。
　　他们受到德国人的敬慕，德国人认为这样做符合英国人的派头，他们使战争显得时髦、合理而有趣。因此德国人让他们住了四间小屋，虽然一间小屋已足够他们居住。为了交换咖啡、巧克力或烟草，德国人还给他们油漆、木料、钉子和布，供他们修整房屋。
　　在十二个小时之前，英国人已经得知美国客人上路了。他们从未接待过客人，而现在他们就像可爱的小淘气一样工作起来，打扫，烹调，烤面包，作稻草床垫和粗麻布背包，摆好桌子，在每个席位上放上花束和礼品等等之类的玩艺儿。
　　此刻他们在冬夜里唱着歌欢迎他们的客人。他们的衣服散发着筹办盛宴的香味。他们的装束半似打仗的服装，半似户外运动的服装。他们为自己的殷勤好客，为那摆在屋子里的糖果而十分高兴，以致他们唱歌时没有好好看看客人。他们想象自己正为刚平定骚乱面凯旋归来的军官同僚唱赞歌呢。
　　他们一边亲热地把美国人拉到小屋门口，一边让夜空响彻他们男人的胡话和兄弟般的狂言。他们称客人为“美国佬”，告诉他们“有趣的演出”，并断定“杰里①在溜之大吉”等等。
　　【① 杰里即德国佬。】
　　毕利·皮尔格里姆茫然不知谁是杰里。
　　毕利走到屋里，站在红通通的铁炉旁边。炉子上炖着十多把茶壶，有的发出嘘嘘声。还有一大锅金黄色的汤。汤很浓。毕利只见汤上面重重地飘浮着一层原汁浓汤的油沫。
　　室内排着一条条为举行宴会而布置的长桌。每个座位上摆着用奶粉罐头盒做的碗，用小罐头盒做的杯子，用细而高的罐头盒作为高脚“玻璃”杯。每个高“玻璃”杯里盛满了热牛奶。
　　每个座位上放着一把保险刀、一条毛巾、一包刀片、一块巧克力、两根雪茄、一块肥皂、十支香烟、一盒火柴、一支铅笔和一支蜡烛。
　　只有蜡烛和肥皂是德国货。它们都带有同样可怜的乳白色光泽。英国人无从知道其中底细：这些肥皂和蜡烛是用犹太人、吉卜赛人、漂亮姑娘、共产党人以及这个国家的其他敌人身上的脂肪制成的。
　　就这么回事。

　　宴会厅被烛光照得通明。桌上摆满一堆堆新烤的白面包、一块块的奶油、一罐罐桔子酱、一盘盘罐头牛肉片。快要搬上桌的还有汤、炒鸡蛋和热腾腾的果酱饼。
　　在小屋的那一边，毕利看见了一些粉红色的拱门，门上悬挂着天蓝色帷幕，还见到了一座大时钟、两把金色的宝椅、一只提桶和一把拖把。这是在为即将举行的招待晚会，演出大家十分熟悉的歌剧《灰姑娘》作准备。
　　毕利·皮尔格里姆因为站得离火红的炉子太近，衣服着了火。
　　他的太小的外套的折边在燃烧。火静悄悄地、不慌不忙地燃烧着，像朽木着了火似的。
　　毕利想知道能不能在这儿找到电话机。他想打电话给他妈妈，告诉她他还活着，而且身体挺好。
　　屋里顿时鸦雀无声了。英国人惊讶地望着他们如此兴高采烈地、简直像跳着华尔兹舞进来的这些邋遢家伙。一个英国人发现毕利身上着火了。“你着火了，小伙子！”他说，并把毕利从炉子边拉开，用手扑灭火星。
　　毕利对此毫无反映，没有讲任何感激的话。那英国人问他：“你能讲话吗，听得见吗？”
　　毕利点点头。
　　英国人满怀怜悯地又在他的身七到处摸摸。“唉，我的上帝呀，他们怎么对待你的，小伙子，你简直不像人了，成了个破风筝啦。”
　　“你真是美国人？”英国人问。
　　“是的。”毕利说。
　　“你的军衔呢？”
　　“士兵。”
　　“你的靴子呢，小伙子？”
　　“不记得了。”
　　“穿那衣服是开玩笑吗？”
　　“什么，先生？”
　　“这玩艺儿你从哪儿弄来的？”
　　毕利费力地想了想。他最后说：“他们给我的。”
　　“杰里给你的？”
　　“谁？”
　　“德国人给你的？”
　　“是的。”
　　毕利不喜欢别人问问题，这些问题使他感到厌烦。
　　“啊哈，美国佬，美国佬，美国佬，”那英国人说，“那衣服对你是侮辱。”
　　“先生，这话怎讲？”
　　“他们故意侮辱你呀。你决不能让德国佬干这种事。”
　　毕利昏倒在地。
　　毕利苏醒过来时，面对舞台，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好歹已经吃了一些东西，现在看英国人演《灰姑娘》。他身体的某些部分显然有好一会儿工夫在欣赏演出。毕利一个劲儿地哈哈大笑。
　　扮演女人的当然是男人。午夜时钟刚敲了十二下，灰姑娘正在恸哭：“天哪，时钟已经敲过——哎呀，我那倒霉的运气啊。”
　　毕利发觉这两行诗非常滑稽，听了不仅哈哈大笑，而且尖声叫喊起来。他不停地叫喊，直至把他抬出这个小屋而放进另外一间小屋里，医院就设在这儿。这是一所六张病床的医院，除了他没有别的病人。
　　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毕利安顿在床上，并把他绑了起来，给他注射了吗啡。另一个美国人自愿照看他。他就是将在德累斯顿被枪毙的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
　　就这么回事。

　　德比坐在一张三脚凳上。别人给他看一本书。这本书是斯蒂芬·克莱恩写的《红色英勇勋章》。德比以前读过这书，现在当毕利·皮尔格里姆进入吗啡的乐园时，他又在读这本书了毕利在吗啡的昏迷状态中梦见动物园的长颈鹿。一只只长颈鹿沿着砾石路踯躅向前，接着停下来咀嚼树顶上的糖梨。毕利也成了一只长颈鹿，吃着一只糖梨，是一只很硬的梨，嚼不动，很难嚼出汁水来。
　　长颈鹿们接收毕利为它们的一员，而且可笑地把他看成是它们的同类，一样是无害的动物。两只长颈鹿从对面向他靠拢，然后偎倚着他。它们有着长长的、肌肉发达的、可以形成喇叭口形状的上唇。它们用上唇同他接吻。他们是母长颈鹿，呈米色和柠檬色，角像门上的球形捏手，上面覆盖着鹿茸的嫩皮。
　　嗯，怎么回事呀？

　　夜幕降临长颈鹿的动物园，毕利·皮尔格里姆睡着了，有一会儿没有作梦，接着作了时间旅行。他醒来时头蒙在一床毯子下面，住在军医院一间非暴力的精神病病房里，医院设在纽约州的普莱西德湖附近。时值１９４８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年。
　　毕利掀开毯子，把头露出外面。病房的窗子是打开的。鸟儿在窗外啁啾。“普—蒂—威特？”一只鸟儿问他。太阳高高挂在空中，有二十九个病人被指定住在这间病房里。他们现在都在户外休憩，愉快得很，他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如果他们高兴的话，甚至可以回家。毕利·皮尔格里姆也可以享受同等待遇。他们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他们被外部世界吓怕了。

　　他决心在埃廉市验光配镜专科学校读完最后一年。谁也没有想到这时他会得神经错乱症的。大家认为他身体健康，举止正常。
　　现在他住院了，医生诊断他已经精神失常。
　　他们认为这与战争无关。他们断定毕利的精神快崩溃了，因为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甩到基督教青年会游泳池的深水里，还把他带到大峡谷的边缘。
　　被分在毕利邻床的那个人是前陆军上尉埃利奥特·罗斯瓦特①。罗斯瓦特生病和疲惫是由于长期酗酒而致的。
　　【① 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是作者另一本小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里的主人公，是一个所谓‘神圣的傻瓜”。】
　　是罗斯瓦特介绍毕利读科学幻想小说的，特别介绍了他读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品。罗斯瓦特在他的床底下收藏了大量的平装本科幻小说。他把这些小说放在一只旅行皮箱里带到了医院。那些可爱的比较脏的书本散发出来的气味弥漫了整个病房，一股像一个月没有换洗的法兰绒睡衣发出的气味或洋葱土豆炖羊肉的味儿。
　　在当代活着的作家中，毕利最喜爱基尔戈·特劳特，科幻小说成了他唯一的读物。
　　罗斯瓦特比毕利机灵双倍，但他和毕利一样，以相同的方式对付相同的精神危机。他们两人都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原因之一是他们有不幸的战争经历和遭遇。例如，罗斯瓦特用枪打死了一个十四岁的消防员，把他错看为德国兵。就这么回事。而毕利目击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即轰炸烧毁德累斯顿。
　　就这么回事。

　　所以他们想重新创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科幻小说帮了大忙。
　　有一次，罗斯瓦特对毕利谈了一本书上的一桩趣事。那本书不是科幻小说，而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说，有关人生的一切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但是那已嫌不够了。”罗斯瓦特说。
　　另一次，毕利听见罗斯瓦特对精神病医生说：“我认为你们这些人应该提供许多美妙的新谎言，否则人们简直不想活啦。”
　　在毕利的床头桌上摆着静物：两粒药丸，一只烟灰缸，烟灰缸上搁了三支抽过的香烟，一支还点燃着，一杯汽水。汽水走了气。
　　就这么回事。空气正想从那杯走了气的汽水里逃脱出来，气泡粘在水杯壁上，力量太弱了，爬不出来。
　　香烟是毕利母亲的，她抽起烟来，一支连一支。她去找公共女厕所去了。厕所与已经发疯的陆军妇女队员、海军妇女队员、海岸警卫队女子后备队员和空军妇女队员的精神病房相隔。她马上就会回来的。
　　毕利又用毯子盖住他的头。当他的母亲来精神病房看他时，他总是把脑袋盖在毯子里，而且病情总是变得严重得多，直到她离去。这倒不是她长相丑或口臭或人品不端正。她是一位极为可爱的白种女人，标准体型，标准服饰，棕色头发，受过高等教育。
　　她使他心烦意乱，主要因为她是他的母亲。她使他很为难，很讨厌，很软弱，因为她费了这么多心血给他以生命，使他生存，而毕利却根本没有生的留恋。
　　毕利听见埃利奥特·罗斯瓦特走进来躺在床上。罗斯瓦特的弹簧床吱吱嘎嘎直响。罗斯瓦特块头很大，但力气不大。他的样子看起来似乎是由船头油灰造出来的。
　　毕利的母亲从厕所走回来，坐在毕利和罗斯瓦特的两张床之间的椅子上。罗斯瓦特用悦耳的声调热情地同她打招呼，问她今天身体如何。听到她说身体很好时，他好像感到非常高兴。他试图对他遇到的一切人表示无比同情。他认为这样做会使人生在世感到愉快些。他称毕利的母亲为“亲爱的”，而且正试着用“亲爱的”称呼大家哩。
　　“以后，”她答应罗斯瓦特说，“我还是要到这里来的。毕利那时会掀开毯子，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
　　“他会说什么呀，亲爱的？”
　　“他会说：‘你好，妈。’而且带着微笑。他还会说：‘嘻，看到你真好，妈。近来可好？”
　　“今天他就可能会这样说的。”
　　“我每天夜里祈祷。”
　　“这样做是好事呀。”
　　“如果人们现在知道人世间有多少好事是祈祷者祈祷出来的话，他们会大吃一惊呢。”
　　“你从来没讲过比这更富有真理的话，亲爱的。”
　　“你母亲常来看你吗？”
　　“我的母亲死了。”罗斯瓦特说。
　　就这么回事。

　　“我听了很难过。”
　　“她至少生前活得很幸福。”
　　“不管怎么说，这话听了使人感到安慰。”
　　“是的。”
　　“你知道，毕利的父亲死了。”毕利的母亲说。
　　就这么回事。

　　“孩子需要父亲呀。”
　　两个人二重唱似的对话，就这样无休无止地进行着，一个是虔诚的笨太太，一个是空虚的大块头。大块头总是令人愉快地随声应和着“当他生这个病的时候，他还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哩。”毕利母亲夸奖说。
　　“也许他太用功了吧。”罗斯瓦特说。他手里拿了一本要想看的书，但他太客气，不好意思一面看书一面谈话，尽管给毕利的母亲以满意的回答是轻而易举的。这本书是基尔戈·特劳特写的《四维空间里的疯子》。书里谈到那儿的人患的精神病是不治之症，因为病因全在四维空中引起的，三维空间的地球上的医生根本不可能查出或甚至想象出病因来。

　　罗斯瓦特挺喜欢特劳特说的一件事：确实有吸血鬼、狼人、妖怪和天使等等，不过他们却在四维空间。根据特劳特的看法，罗斯瓦特所喜爱的诗人威廉·布莱克，以及天堂和地狱也在四维空间。
　　“他同一个非常有钱的姑娘订了婚。”毕利的母亲说。
　　“很好，”罗斯瓦特说，“有时候钱能给人很大的安慰哩。”
　　“它确实能的。”
　　“当然能啰。”
　　“如果拼命追求每个子儿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趣了。”
　　“有一个休息室该多好啊。”
　　“验光配镜专科学校是这姑娘的父亲开办的，毕利就在那儿学习。在我们州里，他还拥有六个公司。他有自己的专机，在乔治湖还有一所别墅。”
　　“那是非常美丽的湖呀。”
　　毕利在毯子里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又回到俘虏营，被缚在医院的床上，他睁开一只眼，看见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秉烛阅读《红色英勇勋章》。
　　毕利闭起了那只眼睛，记起并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老埃德加·德比将站立在德累斯顿废墟上，身后是持枪的行刑队。行刑队由四个士兵组成。毕利以前听说过，按惯例要把一只装空子弹的枪发给行刑队里的某个人。毕利认为在连连战乱中，不会对一个小小行刑队考虑发空子弹的。
　　英国俘虏的头头到医院里来为毕利进行检查。他是在敦刻尔克被俘的一个步兵上校。给毕利注射吗啡的就是他。这个大院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医生，因此诊治的事归他管。“病人怎么样了？”他问德比。
　　“不省人事。”
　　“但没有死。”
　　“是的。”
　　“多好哇——什么也不知道，但又不失为活人。”
　　德比站起来，作了个可怜的立正姿势。
　　“不用啦，不用啦，还是坐下吧。现在每个军官只带两个兵，而且所有的兵都病倒了。我想我们可以免去官兵之间的一般礼节啦。”
　　德比仍然站着。“你看上去比别人年纪大些。”上校说。
　　德比说他已四十五岁，比上校大两岁。上校说，其他美国人都刮过胡子了，只有毕利和德比两个还蓄着胡子。他又说：“你知道，我们只能在这儿想象战争，我们一直以为战争是由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打的。我们忘记了战争是由孩子们打的。当我看到那些刚刮过胡子的面孔时，我大吃一惊。‘上帝呀，我的上帝——’我对自己说，‘这是儿童十字军呀。’”
　　上校问德比被俘的经过。德比说，他和其他大约一百个惊慌的士兵躲在树丛里，战斗已进行了五天。坦克把他们撵到了林子里。
　　德比描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造气候，这是地球上的一些人为了不使地球上另外的一些人再住在地球上而创造出来的。他说，炮弹在树梢上像巨雷似的轰隆隆地爆炸，扔下了如雨般的钢刀、针尖和刀片。当炮弹爆炸时，镀铜的小块铅片在树林里交叉乱舞，飕飕地飞过天空，闪电般的速度超过音速。
　　许多人被击毙或负了伤。
　　就这么回事。

　　炮击停止了，一个隐蔽的德国人在扩音器里叫美国人放下武器，高举双手走出树林，否则他们将继续炮击，炸到树林里的人死光为止。
　　因此美国人放下武器，高举双手走出树林，如果可能活的话，他们是想要活下去的。
　　毕利又进行时间旅行，到了军人医院里。毯子罩在他的头上，毯子外面静悄悄的。“我的母亲走了吗？”毕利问。
　　“是的。”
　　毕利从毯子里面向外窥视，看见他的未婚妻坐在访客的椅子上。她名叫瓦伦西亚·梅柏尔，是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的开办人的女儿。她是富家女，因为不停的大吃大喝而使身体胖得像一座房子。她现在正吃着一支三个火枪手牌棒糖。她戴一副三焦距透镜的眼镜，镜框是五颜六色的，并饰有仿制的金钢石。镜框上的仿制金钢石同她的订婚戒指上的钻石交相辉映。这颗钻石保险费为一千八百美元，是毕利从德国拾来的，是战利品。

　　毕利不想同丑八怪瓦伦西亚结婚。她是他患病的原因之一。
　　当他听见自己向她求婚时，当他请求她接受钻石戒指并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时，他知道自己要精神失常了。
　　毕利向她问好。她问他是否要吃糖果，他回答说：“不要，谢谢。”
　　她问他身体如何，他说：“好多了，谢谢。”她说，“验光配镜学校里的每个人都为他生病感到难过，并希望他早日康复。”毕利回说：“你见到他们时，代我向他们问好。”
　　她答应照办。
　　她问他是否要她从外面带什么东西，他说：“不用了，我需要的东西这儿都有了。”
　　“书呢？”瓦伦西亚问。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之一就在我旁边。”毕利说，他的意思是指埃利奥特收藏的科幻小说。
　　罗斯瓦特在邻床看书，毕利拉他攀谈，问他现在看的是什么书。
　　罗斯瓦特告诉他说是基尔戈·特劳特著的《来自星际空间的福音》。它写的是关于星际空间的一个来访者，外形很像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这位来访者对基督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想了解基督教徒为什么这么容易变得残酷无情。他的结论是：至少部分原因是《新约》里讲的故事太马虎。他认为，福音的首要宗旨是教育人们在任何情形中都要仁慈，甚至对低贱人中最最低贱的人也要慈悲为怀。

　　但福音实际上是这样教育人的：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没有富有的亲戚。就这么回事。
　　星际空间的来访者说，基督故事的缺点在于：基督看上去不十分像是宁宙中最有权力者的儿子。读者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来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图像面前时，自然地认为（罗斯瓦特这时也大声地朗读起来）：啊，孩子——那时他们准选错了人来受刑！
　　而且还认为：“有合适的人选受刑。”若问是谁？他们有同样的想法，没有富贵亲戚的人。就这么回事。
　　这位星际空间的来访者赠给地球一本新福音书。从这本新福音书里可以了解到，耶稣真的是无名之辈，而且对许多有富贵亲戚的人来说，他是个该砍头讨厌的家伙。他还得重复他在其它福音里已经说过的那些可爱的和使人捉摸不定的话。
　　所以人们有一天寻开心，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又把这个十字架插在地上。处私刑的人认为不可能留下什么影响，读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新福音一再讲得很好，耶稣是无名之辈。
　　可是在这位无名之辈临死之前，天堂的门打开了。雷电交加，上帝的声音霹雳般的传了下来。他告诉人们说，他正收这位贱民为他的儿子，永远赐这位宇宙创造者之子以全权和无上的荣耀。
　　上帝说：从此刻起，他将严厉惩罚虐待无富贵亲戚之贱民的人！
　　毕利的未婚妻嚼完三个火枪手牌棒糖之后又嚼起银河牌糖来。
　　“甭谈书啦。”罗斯瓦特把那本书摔在床底下。“让书见鬼去吧！”
　　“听起来怪有趣的。”瓦伦西亚说。
　　“天哪，如果基尔戈特劳特写得像样就好了。”罗斯瓦特大声说。依他之见，基尔戈·特劳特不闻名于世活该。他的文笔太可怕了，唯独他的思想还不错。
　　“我想特劳特从来没离开过美国，”罗斯瓦特继续说道，“我的上帝，他一直写地球上的人，而且全是美国人。实际上美国人不住在地球上。”
　　“住在哪儿呢？”瓦伦西亚问道。
　　“谁也不知道，”罗斯瓦特回答说，“我能奉告的是，只有我听说过基尔戈。他从来没有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两本书，我每次通过出版商转信给他，信总是给退了回来，因为出版商无法传递。”
　　接着他改变了话题，祝贺瓦伦西亚戴了订婚戒指。
　　“谢谢你，”她说，伸出戒指让罗斯瓦特仔细瞧瞧，“毕利是在战争中得到这颗钻石的”
　　“战争的诱人之处就在于此，”罗斯瓦特说，“每个人都从中得到点什么小东西。”
　　基尔戈·特劳特究竟住在哪儿呢？他其实是住在埃廉市——毕利的家乡。他没有朋友，受人歧视。毕利不久会遇到他。
　　“毕利——”瓦伦西亚·梅柏尔说。
　　“嗯？”
　　“你愿意谈谈我们的银器图案花式吗？”
　　“当然啰。”
　　“我决定从两种式样中选择：不是罗亚尔·丹尼斯式，就是伦伯勒·罗斯式。”
　　“伦伯勒·罗斯式吧。”
　　“这事我们倒不必急着定下来，”她说，“我的意思是，不管决定买什么花式，我俩将来就要与他生活一辈子了。”
　　毕利端详着一张张照片。“还是买罗亚尔·丹尼斯式吧。”
　　“克罗尼尔·蒙拉特式也怪可爱的。”
　　“是的，也很好的”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毕利进行时间旅行，到达了５４１号大众星动物园。他四十四岁了，被放在一座略呈三等面球形屋顶的大厅里展览。他躺在睡椅上，在他的星际旅行途中，这把躺椅便是他的床。他身上一丝不挂。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尤其对他的身躯感到兴趣。有几千个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在外面举起一只只小手，以便让手上的眼睛能看见他。毕利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呆的时间等于地球上六个月。他对这群生物习惯了。

　　逃走是不可能的，屋子外面是氰化物，而且远离地球４４６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里。
　　他们模仿地球上人的习惯，把毕利放在动物园里展览。室内的装备大都是从衣阿华州的衣阿华市的西尔斯-罗伯克公司仓库里偷来的。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张可以翻转开来当床使用的长沙发，沙发旁有几只茶几，茶几上摆着台灯和烟灰缸，一只酒吧柜，两只凳子，一张有六只落袋的小撞球台。除了厨房、浴室和在地板中间的铁制气孔盖外，其它的地方都铺地毯和挂壁毯。长沙发前的咖啡茶几上放着杂志，一本本杂志排成扇形。

　　一张立体声唱片在留声机上哇啦哇啦旋转着，电视机没有开，一张美国西部牧人相互打斗的照片贴在银屏上。就这么回事。
　　这个半球形大厅里没有墙，所以毕利无处可藏。绿色浴室附属装置是敞开的。毕利从睡椅上站起来，走进浴室洗澡，大家见了欣喜若狂。
　　毕利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刷牙，把一些假牙放进嘴里，然后走进厨房，他的煤气架子、电冰箱和洗碟机的颜色也是绿色的，电冰箱的门上圆了一幅画。画上有一对男女穿着“快活的九十年代”①。式的服装，骑在双人两轮车上。
　　【① 系指美目在１８９０年至１９００年所流行的服式。】
　　毕利看看那幅画，想想与这对男女有关的事儿，但想不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可想的。
　　毕利吃的早饭很好，是罐头食品。他洗了杯子、盘子、刀叉、汤匙和平底锅，然后把它们收起来。接着他做他以前在部队里学来的那套操：叉腿跳跃，深屈膝，仰卧起坐，俯卧撑。大多数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无从知道毕利的身体和脸并不漂亮。他们以为他是稀世尤物呢，这使毕利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生平第一遭开始欣赏他的身体。
　　体操做过以后，他进行淋浴，然后修脚趾甲，刮胡子，朝胳肢窝里喷除臭剂。站在外面平台上的一位导游这时便向参观者解释毕

　　利在干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位导游只是站在那儿进行心灵感应式的谈话，对观众发出思想波。平台上还有只带键盘的小仪表，他用这只仪器把观众的问话传给毕利。
　　从电视机的喇叭里传出来一个问题：“你在这儿快乐吗？”
　　“同我在地球上一样快乐。”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这话是真话。
　　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有五种性别，在每个新个体的出生过程中，每种不同性别的生物都须按顺序参与生育。在毕利看来，他们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性别的差别全是在四维空间里的差别。
　　毕利对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的性现象感到莫名其妙。
　　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毕利说的许多话也感到莫名其妙。他们难以想象他的时间概念。毕利因为解释不清只好作罢。在外面的导游只好尽其所能进行解释。
　　导游请观众设想：他们在天气明朗时越过沙漠看山脉，他们可以任意看到面前的一个山头或一只鸟或一团云或一块石头，甚至还可以看到身后的峡谷深处，而在他们中间却有这位可怜的地球人．他能看见什么呢？他的头套在他永远不能脱掉的钢质球罩里。
　　他只能通过罩上的一个洞向外看，在这个洞上还焊了六英寸长的管子。
　　毕利的苦难还不仅仅如此呢，他还被皮带绑在钢框里。框子绑在行驰在铁轨上的平板车上，他的头无法转动或接触那根六英寸的管子。管子的远端也绑在平板车上的两脚支撑架上。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通过管子看出去的一小点。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平板车上，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有什么特殊。
　　平板车有时慢慢地向前移动，有时飞快地奔驰，不过常常停下来平板车时而开上山坡，时而开下山坡，时而弯走，时而直行。
　　可怜的毕利通过管子，不管看到什么东西，只好对自己说：“那就是生活。”
　　毕利以为地球上一切战争和种种形式的谋杀会使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迷惑不解，大为惊恐。他还以为他们怕地球上人的暴行和触目惊心的武器可能最终摧毁部分或整个混沌的宇宙。科学幻想小说使他预料到这一点。
　　但他们一直没有谈论战争，毕利本人触及到这个问题时大家才谈起来。一个观众通过讲解员问毕利，他到目前为止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毕利回答说：“学到一个星球上的全体居民如何能和平生活。你们知道，我原来居住的那个星球开天辟地以来就进行着愚蠢的杀戮，我亲眼目睹过被我的同胞在小塔里活活煮死的那些女学生的尸体，当时我的这些同胞还自认为与邪恶斗争而感到自豪哩。”这是真话。毕利在德累斯顿看到过许多被热水烫过的尸体。“我在俘虏营里晚上用来照明的蜡烛就是用人体的脂肪制造的，而屠杀这些人的人则是那些被煮死的女学生的父兄。地球上的居民想必是宇宙的恐怖分子。如果说其它星球没有受到来自地球的威胁，那么它们不久就会受到威胁了。所以请授给我秘诀：星球上的人如何能和平地生活？以便我带回去，拯救我们大家。”

　　毕利意识到自己在夸夸其谈。当他看到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扬起小手以闭上他们的眼睛时，毕利感到情况不妙，便不讲下去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知道那表明他在讲蠢话了。
　　“请，请你告诉我——”他非常泄气地对导游说，“我那样说蠢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宇宙将如何毁灭——”导游说，“而地球与此毫不相关，除非它也被毁灭了。”
　　“宇宙将如何——如何毁灭呢？”毕利问道。
　　“我们用于飞碟的新燃料会使宇宙炸崩。一个５４１号大众星试飞员按一下起动器揿钮，整个宇宙便会完蛋。”就这么回事。
　　“既然你知道了这个危险，”毕利问道，“难道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它爆炸吗？难道你不能阻止试飞员按揿钮吗？”
　　“他经常按揿钮的，而且经常要按的。我们经常让他按，而且经常要他按。这个重要时刻就是那样被安排好了的。”
　　“所以嘛——”毕利带着试探的口气说道，“我认为在地球上阻止战争的想法也是愚蠢的。”
　　“当然啰。”
　　“但是你们这儿确是一个和平的星球呀。”
　　“今天是平平静静的，但过些日子就会发生战争啦，和你亲眼看到的和从书本上读到的一样可怕。我们无法阻止战争，所以干脆不看算了。我们不理睬这些战争，而把人生用来看愉快的时刻，像今天在动物园里那样。这难道不是令人愉快的时刻吗？”
　　“这倒是真的呢。”
　　“如果地球上的人想刻苦学习的话，有一件事他们可以效法的：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专注于美好的时光。”
　　“嗯。”毕利·皮尔格里姆应道。
　　那天夜里，他上床睡后不久便在时间上旅行到另一个很美好的时刻，即与他的前妻瓦伦西亚·梅柏尔结婚的那个夜晚。他已经离开了退伍军人医院六个月了。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他从埃廉验光专科学校毕了业，学业成绩住全班四十七个学生中名列第一。
　　他同瓦伦西亚正睡在可爱的小型公寓房间的床上。这座公寓建在麻省开普安码头的一端，隔海可以看见格洛斯特市的灯光。毕利正与瓦伦西亚同房，其结果将生下罗伯特·皮尔格里姆。他将是高中里的一个捣蛋鬼，然后浪子回头，成为在越南的特种部队队员。
　　瓦伦西亚不是时间旅行者，但有丰富的想象力，当毕利同她睡觉时，她想象自己是历史上有名的女人，正成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哩，而毕利恐怕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了。
　　毕利两手枕着头睡在瓦伦西亚的身旁。他现在变富了，这是与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与之结婚的女子结婚而得到的报偿。
　　他的岳父给了他一辆崭新的汽车，一套全部电气化的住宅，还使他成了最生意兴隆的公司——埃廉公司的经理，使他每年至少可得三万大洋。这是很不坏的哩，而他父亲只不过是个理发师罢了。
　　正如他的母亲所说，“皮尔格里姆家正到了出头之日了。”
　　他们在新英格兰度蜜月，时值小阳春。他们沉醉在甜蜜蜜、苦丝丝的神秘气氛之中。这对夫妻的房间的一面墙非常罗曼蒂克，全装了法国式窗户，面向阳台和远处油腻腻的海港夜色苍茫。一艘红绿相间的海轮轰隆隆地从他们的阳台旁经过．离他们的结婚床只有三十英尺。轮船正驰向大海，船后拖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长浪，空轮船发出洪亮的回响，使引擎的歌声圆润而嘹亮。码头开始同唱一只歌，接着，这对度蜜月的夫妇的床头板也唱起歌来了。海轮驰远以后，歌声仍久久不息。

　　“谢谢你。”瓦伦西亚终于说道。床头板正以蚊子般的声音在歌唱。
　　“不用谢。”
　　“很好。”
　　“我很高兴。”
　　她接着哭了。
　　“怎么啦？”
　　“我非常幸福。”
　　“好。”
　　“我从来没想到有人会同我结婚。”
　　“嗯。”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我要为你减肥。”她说。
　　“什么？”
　　“我要按规定进食，使自己为你变得漂亮。”
　　“我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你真的喜欢吗？”
　　“真的。”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由于进行时间旅行，老早就看到了他们的结婚生活，知道他们的结合至少自始至终还差强人意。
　　一只名叫舍赫雷察德的大摩托游艇现在正从他们的新婚之床外面驰过。游艇是用低音唱歌的，船上灯光通明。
　　一对漂亮的青年男女穿着晚服，斜倚船尾的栏杆，他们不管是醒着还是梦里，总时时刻刻，相亲相爱。他们也在度蜜月。新郎名叫兰斯·朗福德，罗德岛新港人，新娘——从前的辛西亚·兰德里，曾经是麻省海恩尼斯港的约翰·下·肯尼迪幼时的亲密伴侣。
　　这儿还有一个偶然的巧合。毕利·皮尔格里姆日后将同朗福德的叔叔，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空军官方编史家伯特伦·科普兰·朗福德同住一间病房。
　　当这对漂亮的新婚夫妇乘游艇驰远以后，瓦伦西亚向她那位滑稽相的丈夫问起战争来了。对地球上的女人来说，这样把性生活同战争联系起来想是头脑简单的表现。
　　“你想过战争的事儿吗？”她说，把手搁在他的大腿上面。
　　“有时候想的。”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我有时候看着你，”瓦伦西亚说，“便产生一种滑稽的感觉，觉得你有许多许多的秘密。”
　　“没有呀。”毕利说。当然这是谎话。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所作的时间旅行，也没讲过关于５４１号大众星等等的事情。
　　“你必定知道战争的内情。我猜想，或者不是内情，但那些事你不想谈。”
　　“是的。”
　　“我为你当过兵而感到骄傲。你知道吗？”
　　“那好嘛。”
　　“战争可怕吗？”
　　“有时候。”毕利此时脑海里产生个怪念头。这个怪念头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毕利要为自己，也要为本书作者①写可算为上乘的墓志铭。
　　【① 这是冯内古特假托的本书作者雍永森在书中露面。】
　　“如果我要你现在淡淡战争的话，你愿意吗？”瓦伦西亚问。在她巨大身躯的小洞洞里，她恰恰正在为制造一个特种部队队员聚集材料哩。
　　“听起来像一场梦，”毕利说，“其他人的梦通常不是很有趣的。”
　　“我听见你有一次告诉父亲关于一支德国行刑队的事儿。”她指的是枪决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
　　“嗯。”
　　“你那时得埋葬他吗？”
　　“是的。”
　　“在他被枪杀以前，他看见了你拿着铲子吗？”
　　“是的。”
　　“他说了什么？”
　　“没有。”
　　“他被吓坏了吗？”
　　“他们给他服了麻醉品，他的眼睛呆滞，没有神采。”
　　“他们在他身上别了一个射击目标吗？”
　　“一张纸。”毕利说。他下了床，道了一声“对不起”，便走进黑洞洞的厕所里去小便。他摸索着去开灯，当他碰到粗糙的墙壁时，他明白自己已经回到一九四四年了，又回到了战俘医院。
　　医院的蜡烛熄灭了。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也在毕利旁边的病床上睡着了。毕利从床上起来，沿着墙想找个地力走出去，因为小便憋得慌。
　　他突然发现一扇门，门开了，便摇摇摆摆地走到屋外，外面一片漆黑。他由于进行了一趟时间旅行和打了吗啡而发愣，他对着铁丝网篱笆小便，身上有十多处被钩住了，挣扎着想走开，但铁丝网上的倒刺却卡住不放。于是毕利就傻里傻气地与篱笆跳起舞来，时而这样举步，时而那样跨步，而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一个俄国人也出来小便。他从篱笆的那面看见毕利在跳舞，便朝这稀奇古怪的稻草人走过来，想同他拉拉呱，问问他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那稻草人却无动于衷，继续跳舞。俄国人帮他解开一个个挂钩，稻草人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讲就跳着舞步消失在黑暗里了。
　　俄国人向他挥手，并用俄语在他后面喊了一声“再见”。
　　他解开裤子，在俘虏营的夜色之中哗哗哗地朝地上小便，一边扣裤子，一边思忖他打哪儿来的，现在又该到哪儿去？
　　夜幕笼罩着大地，附近传来啼哭声。毕利感到十分无聊，便循着哭声的方向走去。他不知道那些人为何如此伤心，以致于在屋外恸哭。
　　毕利不知不觉地来到公共厕所的背面。厕所很简陋，用一根横木条搭的栅栏围成，下面放了十二只桶。栅栏的三边用废木板和敲平了的罐头铁皮遮住，敞开的那一边则面对着一间小屋的黑色柏油纸墙，英国军官就是在这间小屋里设宴招待他们的。
　　毕利沿着厕所墙走到厕所出口处，只见柏油纸糊的墙上显出新写的几行字，字是用粉红色的漆写的，上次演《灰姑娘》时的布景色彩就是这种颜色。毕利的感觉很不可靠，他看见这些字悬在空中，也许是漆在透明的幕布上，而且幕布上还有许多可爱的银色小点子。这些点子实际上是将柏油纸钉在小屋上的钉头。毕利想象不出这透明的幕布如何能悬在空中。他以为这不可思议的幕布与这戏剧性的悲伤是他全然不知的某些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下面就是这几行字：

　　请保持
　　厕所清洁

　　毕利望了望厕所的里面。呜呜咽咽的哭声正是从这儿传出来的，里面挤满了拉下裤子的美国人。迎新宴会使他们拉肚子，拉得像堤岸被大水冲决了似的，便桶拉满了，或者被踢翻了。
　　靠近毕利的一个美国人哭诉着说，他除了脑浆没拉掉以外全拉空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拉空了，拉空了。”他指的是他们的脑浆拉空了。
　　那人就是我，本书的作者①。
　　【① 作者又在书中露面。】
　　毕利从地狱的幻境里踉踉跄跄地走开了。他走过三个英国人的身旁。他们从远处望着这一欢乐的排泄“宴会”，由于恶心而感到神经紧张。
　　“扣好裤子上的纽扣！”一个英国人对走过来的毕利说。
　　于是毕利扣好裤子上的纽扣，矇矇眬眬地走进那所小医院的门，发觉自己又在度蜜月，从厕所回到设在开普安的新房，睡到新娘身旁。
　　“我想念你。”瓦伦西亚说。
　　“我也想念你。”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毕利和瓦伦西亚偎倚在一起睡着了。毕利这时又进行了时间旅行，回到一九四四年乘火车的时候。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参加军事演习，因为父亲去世而请假，乘了火车去埃廉市奔丧。他没有去过欧洲，也没作过战。这个时期的火车仍然用的是蒸汽机。
　　毕利常常得换火车。所有的火车都很慢。车厢里弥漫着煤烟，配给烟叶、配给酒的气味和人们吃了战时食品而放出的臭屁。
　　铁座位上而垫子硬邦邦的，使毕利很不好睡。离开埃廉市只有三小时路程的时候，他睡熟了，两只腿伸到繁忙的餐车门口。
　　火车到达埃廉市时，列车服务员叫醒了他：毕利背了行李袋，跌跌撞撞下了车，跨八站台，在列车服务员身旁立定下来，想提一提精神。
　　“已经美美地睡了一会儿，对不？”列车服务员说。
　　“是的。”毕利说。
　　“兵士，”列车服务员说，“对你是应该严厉些。”
　　早晨三点钟，也就是紧接着毕利在俘虏营被注射吗啡的那晚以后的凌晨，两个朝气勃勃的英国人又招了一个病人到医院里来。
　　这病人个儿瘦小，他就是那个浑身全是圆疮疤的保罗·拉扎罗，伊利诺斯州锡赛罗市一个偷汽车的。他从一个英国人的枕头底下偷香烟被抓住了。这半醒半睡的英国人打断了他的右臂，并把他揍得失去了知觉。
　　打拉扎罗的这位英国人帮着把他抬进来。他头发火红，没有眉毛。在上演《灰姑娘》这出戏时，他扮演仙女。他一手抬拉扎罗，一手关身后的门。“还没有一只小鸡重哩。”他说。
　　抬拉扎罗的脚的英国人是那位给毕利注射吗啡的上校。
　　“仙女”感到很尴尬又愤怒。“早晓得我打山鸡，”他说，“我也不会打得那么重了。”
　　“嗯。”
　　“仙女”直言不讳地说所有的美国人是多么令人讨厌。“软弱臭乎乎、顾影自怜，是一伙哭鼻子、肮脏和愉东西的混蛋，”他说“他们比该死的俄国人还要坏。”
　　“看起来的确可鄙得很。”上校甚表同意。
　　这叫一位德国陆军少校走了进来。他把英国人当作朋友，几乎每天来邀请他们，同他们玩游戏，对他们讲解德国史，弹钢琴，教他们用德语会话。他常常告诉他们说，如果没有文明的英国人作伴，他准会发疯了。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为英国八不得不忍受这些美国兵表示歉意。他对英国人说，至多不过再麻烦一两天，美国人很快就要被运到德累斯顿当合同工了。他手头有一本德国狱吏协会出版的专著。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名叫小霍华德·Ｗ·坎贝尔①，他曾在德国宣传部谋有很高的职位。他后来变成了战犯，在等待审讯期间自缢身亡。
　　【① 作者的另一本小说《黑夜母亲》里的主人公。】
　　就这么回事。

　　当英国上校为拉扎罗受伤的手臂上石膏模子时，德国陆军少校大声口译小霍华德·Ｗ·坎贝尔的专著里几个段落。坎贝尔曾经一度是比较有名的戏剧家。他的书的开头是这样的：美国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人民多半很穷，而美国穷人常被怂恿憎恨自己。用美国幽默家金·哈伯德的话来说，“穷不是耻辱，但也可能是耻辱。”事实上，对美国人来说，穷是一种罪过，即便美国人是贫穷的国家，情况亦如此。其它国家都有有关穷人的民间传说，他们穷，但特别聪明，德行也很高，因此比有钱有势的人尊贵，美国穷人不讲这些民间故事，他们嘲弄自己，美化富人。本身很穷的美国人开的最差的饭馆或酒店的墙上很可能挂一块招牌，招牌上一针见血地向人提问：“如果你很聪明伶俐的话，你为什么不富？”将来也会有小孩的手那样大小的美国国旗粘贴在棒糖上和飘扬在收款机上哩。

　　这本专著的作者是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人，有些人说他在所有被处绞刑的战犯中智商最高。就这么回事。这本专著继续说道：像其它国家里的人一样，美国人相信许多显然是不真实的东西。最富确破坏性的谎话是：任何美国人很容易赚钱，实际上他们不能看清金钱来之不易的道理，因此没有钱的人一个劲地责怪自己。这种内心谴责正迎合了有钱有势的人的需要。因此美国有钱有势的人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比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如拿破仑时代的统治阶级）为穷人做的事都要少得多。怪事在美国层出不穷。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没有先例的一件怪事是一大群不体面的穷人。他们不爱自己，互相也不友爱。如果读者诸君了解到这点，那么看到在德国牢房的美国兵言行不雅也不足为怪了。

　　小霍华德·Ｗ·坎贝尔在书中评论美国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穿制服的情况时指出：在历史上，其它国家的军队，不管富强与否，甚至对最微贱的士兵，都想给他们穿得漂漂亮亮，以便他们在喝酒、交配、抢劫和暴亡时让自己和他人觉得很老练，很有气派，而美国军队派自己的兵士去打仗和送死．让他们穿上显然是为非军事人员改制的普通西服，这简直是慈善团体施舍给贫民窟醉鬼穿的衣服，消过毒，但没有烫平。

　　穿得很讲究的美国军官向一个穿得如此邋遢的叫化子似的士兵训话，像任何军队里的军官那样地训斥士兵。但美国军官不像其它国家的军官用长辈的口吻训斥士兵，而是带着鄙视训斥，表现了对穷人的刻骨仇恨。这些穷士兵呢，对自己受苦受难不怨天尤人，而是责怪自己。
　　应当事先告诉首次对付被俘的美国士兵的狱吏：别指望美国士兵有友情，即使在他们兄弟之间也不会相亲相爱。美国士兵之间也不会有密切关系。每个士兵都会是心情忧郁的孩子，常常想死。
　　坎贝尔在书中叙述了德国人对付美国战俘的经验体会。他指出：众所周知，在所有战俘中，美国兵最自我怜悯，最不友爱，最肮脏。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协同行动，而是鄙视他们当中的领导者，拒绝追随甚至听从他们的领导者。他们的理由是：他不比他们强，他应当停止摆架子。
　　如此等等。毕利·皮尔格里姆睡着了，醒来时发觉自己在埃廉市的家里，屋里空空的，只有他这位鳏夫。他的女儿巴巴拉为他给报纸写荒唐的信而一直在责备他。
　　“你听见了我说的话吗？”巴巴拉问。此时又是一九六八年了。
　　“当然啰。”他打着嗑睡。
　　“如果你还是处处像小孩的话，我们也许会像对待小孩那样地对待你了。”
　　“下次不会啦。”毕利说。
　　“那我们就等着瞧吧。”傲慢的巴巴拉现在觉得尴尬起来了。
　　“这儿冷极了，没有暖气？”
　　“暖气？”
　　“暖气炉，就是地下室里的那个玩艺儿，就是使通风装置里进来的空气变热的那玩艺儿。我想暖气炉坏了。”
　　“是的，也许坏了。”
　　“你冷吗？”
　　“我不觉得。”
　　“啊，我的上帝，你是小孩啦。如果我们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会冻死和饿死的。”如此等等。她以爱的名义把他的尊严一扫而光，这使她异常兴奋。
　　巴巴拉打电话叫来暖气工人，同时让毕利上床，井叫他答应躺在电褥下面直到电褥热了为止。她把电褥温度控制器调节到最高温度上，很快使毕利的床热得可以烤面包。
　　在巴巴拉关上门离开之后，毕利进行了时间旅行，又回到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动物园。刚从地球上给他带来一个配偶，她名叫蒙塔娜·怀尔德赫克，是电影明星。
　　蒙塔娜一直处于发愣的状态。戴防毒面具的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把她带进来，安置在毕利的黄色躺椅上，然后从他现在住的半球形大厅的气塞里退了出来。外面的大批观众看了很高兴。到动物园来的参观者数目打破了历史记录。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生物都想来看地球上的人进行交配。
　　蒙塔娜赤身裸体，毕利当然也一丝不挂。他恰巧非常兴奋。
　　但是你决不可能知道谁将先采取主动。
　　她现在不断地眨眼睛，眼睫毛上上下下地眨动着。
　　“一切都很好，”毕利温柔地说，“请别害怕。”
　　蒙塔娜打从离开地球的旅行期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没有同她谈话，也没有给她看到。她最后所能记得的是她在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的游泳池旁晒太阳。蒙塔娜年方二十，颈子上挂着一根银项链，一只心形锁吊在项链下面，正好悬在乳房之间。
　　她转过头来看见外面无数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他们快速地开合着他们的绿色小手，以示欢迎。
　　蒙塔娜一个劲儿地尖叫起来。
　　所确的绿色小手合拢了，因为蒙塔娜的恐怖表情很难看。动物园负责人命令身旁的起重机操纵员把海蓝色的天篷罩在半球形大厅上，以此模拟地球的黑夜，使里面暗下来。每隔六十二小时（指地球上的小时）动物园里就有一个小时的黑夜。
　　毕利开了落地灯。来自单个光源的光使蒙塔娜的漂亮身体感到极为舒适。这使毕利想起德累斯顿在轰炸以前的奇异建筑。
　　蒙塔娜终于爱上和信任毕利·皮尔格里姆了。等她明白表示需要他时，他才抚摸她。她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住了相当于地球上的一个星期以后，羞答答地问他是否愿同她睡觉。他答应了。对他们来说，现在是无比幸福的时刻。
　　毕利又进行了时间旅行，从５４１号大众星的快乐的床上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床上，即他的埃廉市的床上，电褥温度很高。他浑身是汗，模模糊糊记得他的女儿把他安顿在床上，并吩咐他躺在那儿．直至暖气炉修好为止。
　　有人敲他房间的门。
　　“谁？”毕利问。
　　“暖气炉修理工。”
　　“嗯！”
　　“暖气修好了，暖气上来了。”
　　“好。”
　　“老鼠咬坏了恒温器上的电线。”
　　“真糟糕。”
　　毕利呼哧呼哧地用力吸气。他那滚烫的床发出一阵阵像蘑菇地窖里发出的气味，他在梦中同蒙塔娜温存而遗了精。
　　在那夜梦遗后的早晨，毕利决定回到他的设在集市区的验光配镜店工作。像往常一样，店里生意兴隆，他的助手们经营有方。
　　他们见到他的到来都感到吃惊。他的女儿对他们说过，他再也不会回来开业了。
　　毕利却兴致勃勃地走进他的验光室，叫第一个病人进来。于是他们给他带进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男孩由寡妇母亲陪同。娘儿俩是生人，初来城里。毕利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得知男孩的爸爸死在越南战场，在那次靠近达卡度附近的８７５号高地的五天五夜的著名战役中阵亡。
　　就这么回事。

　　在检查那个孩子的眼睛时，毕利对他讲了他确实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的奇遇，并且叫那无父亲的孩子放心，说他的父亲仍健在，孩子还会常常看到他。
　　“难道那样不舒服吗？”毕利问道。
　　孩子的母亲走出来告诉接待员说，毕利显然神经错乱了。于是毕利被带回了家。他的女儿又问他：“父亲，父亲，父亲，我们将拿你怎么办啊？”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六章

　　听：
　　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是在英国俘虏大院注射吗啡后的第二天到德累斯顿去的。英国俘虏营位于俄国战俘剿灭营的中心。毕利在一月里的那天清晨醒来。那个小医院没有窗户，鬼火般的烛光已经熄灭。所以，只有墙上针尖大的小孔和安装得不很严实的房门四周的矩形缝隙透进亮光。断了一只胳膊的小个儿保罗·拉扎罗在一张床上呼呼大睡。最终要被枪毙的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睡在另一张床上鼾声如雷。

　　毕利从床上坐了起来。他不知道此时是哪一年，也不知道他身在什么星球。不管这个星球叫什么名字，反正很冷。然而他不是冻醒的，而是动物磁性使他浑身发抖发痒，使他的肌肉非常痛，仿佛他在进行剧烈的体育锻炼。
　　动物磁性是从他的身后来的。如果毕利一定要猜出是什么动物引起的动物磁性，他会说在身后的墙上倒挂着一只吸血蝙蝠①。
　　【① 产于南美洲的一种蝙蝠，吸动物的血，故名。】
　　毕利在回头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之前，他的身子朝床脚挪动。
　　他不想让这动物掉到他的脸上，它可能用爪子把他的眼睛抓出来或者用嘴咬掉他的鼻子。他回头一望，磁性的来源真像蝙蝠。不，原来是毕利的那件有毛领的乐队指挥穿的外套。外套挂在墙的钉子上。
　　毕利继续背朝那件外套向后倒退，同时回过头去看，感到动物磁性增加了。接着他面对外套跪在床上．壮着胆子这儿那儿地摸它，寻找辐射线的来源究竟在哪儿。
　　他找到了两个小来源，即两块小东西，藏在衣服衬里的里面，彼此距离一英寸，一个外形像豌豆，另一个像很小的马蹄铁。毕利收到一则辐射线传来的消息。他被告诫说，别查明这两块是什么东西，只要知道这两块东西能为他创造奇迹就行了，不必追问，否则就要失灵。这对毕利·皮尔格里姆来说是很好的。他既感激，也很高兴。
　　毕利微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又回到战俘营的医院里。太阳高悬在天空中，外面响着像坟地里发出来的声音，那是身强力壮的人在很硬很硬的地上挖洞，以便竖上一根根木料。英国人在为自己建造新厕所。他们把他们原来的厕所放弃给美国人了。他们的剧场，即曾经举行宴会招待美国人的那块地方也放弃给美国人了。
　　六个英国人抬着搁有几只垫子的弹子桌，摇摇晃晃地穿过医院。他们正对它加以改造，使它成为贴近医院的住处。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拽着垫子和扛着投镖板的英国人。
　　扛投镖板的那个人就是打伤小个儿保罗·拉扎罗的“仙女”。
　　他在拉扎罗的床边停下来，问他病好些了没有。
　　拉扎罗对他说，他在战后将要杀死他。
　　“嗯？”。
　　“你犯了个火错误，”拉扎罗说，“任何碰我的人最好杀死我，否则我将杀死他。”
　　“仙女”知道杀死的含义是什么。他对拉扎罗警惕地笑了笑。
　　“我仍然有时间杀死你．”他说，“如果你真的劝我这样干是明智的话。”
　　“为什么你不宰了你自己呢？”
　　“别以为我设有试过。”“仙女”回答说。
　　“仙女”觉得很滑稽，傲慢地离开了。拉扎罗在他走后对毕利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说，他一定要报仇，报仇是一件快事。
　　“报复可快活哩，”拉扎罗说，“人们愚弄我，天哪，真混蛋，他们在后悔呢！我看了却捧腹大笑，我可不管他们是男还是女。如果美国总统欺侮我的话，我也要给他好看。你应当看到我有一次对狗采取的报复行动。”
　　“狗？”毕利说。
　　“这家伙来咬我，我于是弄了一些排骨和时钟里的弹簧。我把弹簧砍成一小段一小段，每小段磨尖，像刀片的刀口一样锋利，然后把它们塞进排骨里面。我走到拴狗的地方，狗又要咬我啦。我对狗说：‘来吧，可爱的狗，让我们交朋友，别再为敌了。我不想打你。’它相信了我的话。”
　　“它相信了？”
　　“我摔给它排骨．它一大口就吞了下去。我等了大约有十分钟光景。”拉扎罗的两眼闪闪发光。“它的嘴巴开始流血了，哇哇哇地人叫起来，在地上直滚，好像一把把刀插在它的身上而不是在肚子里。然后它想咬破它的肚皮。我哈哈大笑，对它说：‘你的这个主意可不坏呀，伙计，把你的肠子扯出来吧。是我把那些刀子放在里面的。’”
　　“不管谁问我一生中什么东西最甜美——”拉扎罗说，“我的回答是报复。”
　　凑巧德累斯顿后来被炸毁了，但拉扎罗并不怎么高兴。他说他对德国人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他还说，对付他的敌人，他喜欢一次干一个。他为自己从未伤害一个无辜的旁观者而自豪。“他们谁也没吃我拉扎罗的亏，”他说．“谁也没有过。”
　　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这位中学教员也来凑趣，他问拉扎罗是否想用时钟弹簧和排骨去喂“仙女”。
　　“放屁。”拉扎罗说。
　　“他个儿很大。”德比说，当然他自己个儿也很大。
　　“个儿大小没关系。”
　　“你要用枪打死他吗？”
　　“我将请人用枪打死他，”拉扎罗说，“大战以后他会回家，会成为大英雄，女人们会伏在他身上，他将定居下来。一两年后，他将听到有人敲他的门。当他开门时，他将会发现一个陌生人站在他面前。陌牛人会问他是否名叫某某，当他回答说是的时候，那陌生人会说：“保罗·拉扎罗派我来的。”于是陌生人掏出枪把他的鸡巴射掉。陌生人让他考虑一会谁是保罗·拉扎罗，没有鸡巴生活将成什么样子，接着朝他肚子又是一枪，然后走开。”
　　就这么回事。

　　拉扎罗说，他可以花一千美元加路费请人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杀死，他说他头脑里有一份名单。
　　德比问他谁在他的名单上，拉扎罗回答说：“他妈的你放心吧，你不在名单上。只要你不同我捣蛋就是了。”一阵沉默。接着他补充说：“只要别同我的朋友捣蛋就是了。”
　　“你有朋友？”德比想要打听。
　　“在这次战争中？”拉扎罗说，“是的——在这次战争中，我有一个朋友，他已经死啦。”
　　就这么回事。

　　“真是太糟糕。”
　　拉扎罗的眼睛又闪闪发光了。“是呀，他是我在车厢上结交的朋友，他名叫罗兰·韦锐，死在我的手臂上。他用一只没受伤的手点着毕利说：“他被这个狗养的傻瓜蛋害死的，我对他保证，我在战后一定请人用枪把这个狗养的傻瓜蛋打死。”
　　拉扎罗把手一挥，不让毕利·皮尔格里姆申述自己的意见。
　　“忘掉吧，伙汁哎，”他说，“你能享乐时就享乐吧。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以后，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让我对你进一忠言：不论何时门铃响，可别亲自开门。”
　　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不久真的会这样死去的。作为一个时间旅行者，他看见自己死过许多次，并且把死亡的情况录在录音磁带上。他说，录音带同他的请嘱以及其它一些宝贵的东西现锁在埃廉市国营商业银行的信托保险箱内。
　　录音带的开头是这样说的：我，毕利·皮尔格里姆将死于，已经死于，并且经常死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
　　他说，他临死时是在芝加哥就飞碟和时间的实质问题对大众发表演说。他的家仍在埃廉市。为了到达芝加哥，他得跨越三个国家的国境线。美国被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同化了，己经分成二十个小国家，不会再威胁世界和平了。愤怒的中国佬用氢弹把芝加哥炸毁了。就这么回事。芝加哥现在成了一座崭新的城市。
　　他此时在棒球场上对一群聪明的听众发表演说。棒球场上面罩着球形屋顶，国旗悬挂在他后面。在绿色草地上有一只赫勒福德牛。毕利预言他在一个钟头之内就要死亡。他哈哈大笑，要听众同他一齐大笑。“我死亡的时间早就到了，”他说，“好多年以前，有一个人说一定要请人杀死我。他现在老了，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他阅读了你们这个漂亮城市里有关我相貌的所有宣传材料。

　　他现在疯啦，今晚他将实现他的诺言。”
　　听众们提出许多抗议。
　　毕利·皮尔格里姆反驳他们说：“如果你们抗议，如果你们认为死亡是可怕的，那么你们对我的话一句也没听懂。”他最后说（每次演讲结束时都这样）：“再见啦，诸位，再见啦，诸位。”
　　他离开时有许多警察围绕着他，保护他不受人群拥挤。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他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警察呆在他身旁。他们自告奋勇围成一圈，端着枪陪他站通宵。
　　“不必，不必，”毕利平静地说，“是你们回家看你们的妻子儿女的时候了，也是让我死亡片刻然后再活转来的时候了。”就在这一刹那，一支高效激光枪瞄准器上的十字标线正对着毕利的额头。
　　激光枪是从光线已经暗下来的记者席上对准他的。接着，毕利·皮尔格里姆便死了。
　　就这么回事。

　　因此毕利有一会儿工夫经历了死亡，它仅是一道紫光和嗡的一声响，那儿一切人都不存在了，毕利·皮尔格里姆也不存在了。
　　然后他又活转过来，一直回到拉扎罗威胁他生命的那个时候，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他被通知出院，穿上衣服，他的健康恢复了，他、拉扎罗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快要去那个“剧场”加人他们的同胞的行列。他们将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自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毕利、拉扎罗和可怜的老埃德加穿过俘虏营大院，向“剧场”走去。毕利穿着妇女皮手筒似的小外套，外套裹住他的两只手臂。
　　他不知不觉成了那幅名油画“七六年的灵魂”中的主要丑角。
　　埃德加·德比在头脑里书写着一封封家信，告诉他妻子他仍健在，不必为他操心，战争快结束，他不久要到家了。
　　拉扎罗自言自语也谈着他在战后要杀死的一个个人，谈着他将要干的职业。谈着他要玩弄的女人，不管她们愿不愿意，他要她们同他睡觉。如果他是城里一只狗的话，警察将会开枪打死他，把他的脑袋送到实验室里，看看他是不是犯了狂犬病。就这么回事。
　　他们走近“剧场”时碰到一个英国人，他正在用他的靴子后跟在地上踩一条小槽，算作标记，把俘虏营大院的美国人住地与英国几住地分开来。毕利、拉扎罗和德比没问这条分界线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打小孩起就熟悉了这种标记了。
　　“剧场”里躺满了美国人，他们像汤匙似地挤在一起。大多数美国人睡着了或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他们的内脏在不规则地跳动着，都干枯了。
　　“关上他妈的门，”有人对毕利说，“你是生在马厩里的吗？”①毕利关上了门，一只手从他那“皮手筒”里脱出来摸摸火炉，炉子像冰块一样冷。舞台上仍然是上演《灰姑娘》时的布置。天蓝色帷幕从拱门上挂下来，拱门是粉红色，非常鲜艳。还有金色的宝座和假时钟。时钟指在半夜的时间上。
　　【① 这是一句打趣话、根据传说、耶稣是生在马厩里的。】
　　灰姑娘的木屐是把军靴涂成银色做成的，现在翻了个儿，并排放在金色宝座下面。
　　毕利、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和拉扎罗在医院时，英国人领到了毯子和垫子，他们却没有得到，只好临时将就着睡觉。现在唯一空的是舞台，他们走上去，扯下天蓝色帷幕做睡觉的窝。
　　毕利蜷缩在他的天蓝色的窝里，对着宝座下面灰姑娘穿的那双银色木屐直发愣。他想起他的鞋子已经坏了，他需要靴子穿。
　　他不想走出他的窝，但又强使自己爬出来了。他四肢着地，爬到那双靴子旁边坐定，试穿起来。
　　靴子很合脚。毕利·皮尔格里姆成了灰姑娘，灰姑娘便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了。
　　美国人在恍恍惚惚之中觉得英国人的一个头目在进行个人卫生教育，接着进行自由选举。在选举过程中，至少有一半美国人在打瞌睡。那位英国头目走上舞台，用轻便手杖啪啪啪地敲宝座的扶手，大声说：“小伙子们，小伙子们，小伙子们——请注意啦。”
　　如此等等。

　　谈到人的生存时，那位英国头目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停止注意自己的外表美，你很快就要死了。”他看见了几个人是这样死的。
　　他说：“他们不肯站立，不刮脸，不洗澡，不起床，不谈话，然后就死啦。因此大家都说这显然是一种很容易又无痛苦的死法。”就这么同事。
　　那位英国头目说，他被捕刚曾经对自己发誓：一天刷两次牙，刮一次脸，饭前和上厕所后洗脸洗手，每天擦一次鞋，每天早晨体育锻炼至少半小时，然后大便。常常照镜子，对自己的外表，特别是姿态进行毫无掩饰的品评。他后来的确是这样做的。
　　毕利·皮尔格里姆缩在他的窝里听见了这番话，他没看英国人的脸，而是看着他的脚踝。
　　“我羡慕你们这些小伙子。”那位英国头目说。
　　有谁笑了，毕利不知道有什么可笑的。
　　“你们这些小伙子今天下午就要离开这儿到德累斯顿去，据说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你们不会像我们这样被围起来。体们将走出牢房，到富有生气的地方去，而且那儿的食品肯定比这儿丰富。
　　请允许我讲点个人感受：我已五年没见过一花一树，也没见过妇女和孩子——也没见过狗或猫，没去过娱乐场所，也没见过从事任何有益工作的人。
　　“顺便讲一句，你们用不着担心挨轰炸。德累斯顿是一座开放城市。它不设防，没有军事工业，也没集中多少军队。”
　　在恍惚之中，老埃德加·德比被选为美国俘虏头目。那位英国头目请在座的美国兵提名，但没有人提。于是他提名德比，称赞他在与人交往中很练达。没有其它的提名，所以提名结束了。
　　“大家同意吗？”
　　两三个人说：“同意。”
　　接着，可怜的德比发言。他对英国人的金玉良言表示感谢，并说他一定要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相信其他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去做。他还说，他现在的主要赞任是确保大家安全回国。
　　“回你妈的鬼地方去吧，”保罗·拉扎罗在他的天蓝色的窝里咕咕哝哝地说，“回你妈的月亮上去吧。”
　　那天气温突然回升，到了中午便是暖洋洋的。德国人带来了汤和面包，是由俄国人用二轮手推车送来的。英国人送来纯真的咖啡、糖、果酱、香烟和雪茄，“剧场”的门也打开了，让外面的暖和空气进来。
　　美国人开始感到舒服多了，能够用手拿食物。接着去德累斯顿的时间到了。美国人相当有气派地走出英国俘虏大院。毕利·皮尔格里姆还是走在队伍的前头。这时他穿了银白色靴子，两只手套在“皮手筒”里，身上披着天蓝色帷幕，好似穿着宽大的礼服。
　　但仍然一脸胡子。走在他旁边的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也是一脸胡子。德比正想象着写家信，嘴唇一抖一抖地动着：“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们今天离开这儿到德累斯顿去。别担心，它不会挨轰炸的，它是开放城市。今天中午举行了选举，猜猜看选举的结果……
　　他们又来到俘虏营外的铁路调车场。他们来这儿坐的是两节车厢，如果坐四节车厢，那就会舒服得多了。他们又看见了那个死了的流浪汉。他躺在轨道旁的野草里，冻僵了。他以胎儿卧在娘胎里的姿势，像一只汤匙似地弓着身子，甚至在死亡里也想同其他人偎倚在一起哩。现在别无他人，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与稀薄的空气和煤渣偎倚在一起了。他的靴子已被脱掉，露出一双又白又青的赤脚。不管怎么说，他死得还可以。
　　就这么回事。

　　去德累斯顿的这趟旅行还是很愉快的，只花了两个小时，一只只瘪瘪的小肚皮都吃饱了，灿烂的阳光和温暖的空气从通气孔通了进来。他们还有足够的烟可抽，这些香烟都是英国人送的。
　　美国人在下午五点到达德累斯顿。车门打开后，只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展现在眼前。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平所见的最可爱的城市。天际变幻莫测，妖娆多姿，富有魅力而又荒诞离奇。在毕利·皮尔格里姆看来，它好像是一幅主日学校的天国画。
　　在车厢里，有人在我身后说了一声“盎司”。那是主动的我，也足被动的我。我有生以来看到的另一个城市是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
　　德国其它大城市都遭到狂轰滥炸。德累斯顿连打碎玻璃窗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警报器每天拼命吼叫，人们走进地窖，在那儿收听广播。飞机常常飞往其它什么地方——莱比锡、克姆尼茨和普劳恩等等地方。就这么回事。
　　德累斯顿的水汀仍然快乐地嘘叫着，电车叮叮当当地响。电话机在来回传话。灯光随着电钮的开关忽明忽暗。市内有一座座戏院和一家家餐馆，还有一个动物园。该市的主要营业是制药、卷烟和食品加工。
　　现在是傍晚时分，人们下班了，正赶着回家。他们都很疲劳。
　　八个德累斯顿人跨过铁路调车场的铁轨。他们身着新军装，昨天他们才宣誓参军的。他们中间有的是孩子，有的已年过中年，还有两个是在俄国身负重伤的退伍军人。他们的任务是看管一百名来当合同工的美国俘虏。这个德国兵班里有一老一少，是祖孙俩，爷爷是个建筑师。
　　八个德国人走近看管对象的车厢时神情十分严峻。他们知道自己给人看起来是群多么令人作呕，多么呆头呆脑的士兵。其中一个人有一只假腿，不仅荷枪实弹，而且拄着一根手杖。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期望在刚从前线大砍大杀回来的这些高大、自信和凶残的美国人那儿赢得服从和尊敬。
　　接着他们看到蓄着胡子的毕利·皮尔格里姆穿着天蓝色的宽大礼服和银白色靴了，双手套在“皮手筒”里。他看上去至少有六十岁。靠近毕利的是断了胳膊的小个儿保罗·拉扎罗，他因患狂犬病而发出嘶嘶的响声。拉扎罗旁边的是可怜的老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他满怀爱国热忱和中年人的自以为是，因而显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模样。
　　如此等等。

　　八个可笑的德累斯顿人探明这一百个可笑的人果真是刚从前线抓回来的美国俘虏，开头是微微一笑，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的恐惧烟消云散了，没啥可怕的嘛，只不过是又多了一些瘸子，又多了一些像自己一样的蠢人，纯粹是一出轻歌剧呢。
　　轻歌剧演员们走出铁路调车场，进入了德累斯顿街道。毕利·皮尔格里姆是明星演员，走在头里当领队。成千上万的人回家，走在人行道上。他们有气无力，面色苍白，因为过去两年吃的大多数是马铃薯。他们除了希望天气变暖以外不想其它好处，却想不到来了一场滑稽表演。
　　毕利没注意到许多人因他的滑稽相而捧腹大笑，还直盯住他看。他被这个城市的建筑物迷住了。快乐的爱神们在一扇扇窗户之上编织花环，淘气的牧神和裸体的宁芙①从雕花飞檐上眯着眼睛俯视毕利。石猴在雕有旋涡花饰的石洞里，在贝壳和竹子中间跳跃。
　　【① 希腊神话中山林水泽中的仙女。】
　　毕利凭着对未来的记忆，本城在一个多月之内将被炸毁烧光，在这里将目睹他的大多数同伴不久死于非命。
　　就这么回事。

　　毕利朝前迈步时，他的两只手在他的“皮手筒”——小个儿乐队指挥的上装里摸索着，指尖儿在暖烘烘的黑暗处翻来翻去，想摸出上装衬里里面是两块什么东西。指尖摸到了衬里的里面，接触到那两块东西，一块像粒豌豆，另一块像小马蹄铁。交通灯变红了，他们的队伍在交通繁忙的转弯处不得不停下来。
　　在转弯处行人的前列是一名外科医生，他成天进行手术。他是地方上的医生，但有军人风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服过役。毕利的模样使他大为不快，尤其从看守美国俘虏的卫兵那里得知毕利是美国人，对毕利则更为反感。在他看来，毕利的审美观糟透了，可能毕利遭到了许多可笑的麻烦，以至于穿着如此可笑。
　　外科医生会讲英语．便对毕利说：“我想你把战争看得很滑稽啰。”
　　毕利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一时间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怎么到这儿来的。他却不明白人们以为他在扮演小丑的角色，当然这是命运，命运给他这一身打扮。是命运和想活下去的微弱意志造成他现在这副模样。
　　“你希望我们笑吗？”外科医生问。
　　外科医生想得到某种满足。毕利却给搞糊涂了。毕利想对人友好，如果有可能的话，想对人有所帮助，但是他已到智尽能竭的地步了。他的手指抓着那件小上装衬里的两块东西，决定让外科医生看一看。
　　“你以为我们爱被嘲弄？”外科医生说，“像你这样代表美国，你感到自豪吗？”
　　毕利从他的“皮手筒”里抽出一只手，举到外科医生的鼻子下面。在他的掌心上有一粒两克拉重的钻石和半副假牙，这半副假牙是令人厌恶的小小的人工制品，闪烁着银色、珍珠色和桔红色。
　　毕利微笑着。
　　队伍快步前进，摇摇摆摆地来到德累斯顿的屠场门口，然后走了进去。这屠场已不再那么繁忙了。德国的有蹄类动物几乎已被人们，主要是士兵宰光，吃尽，并被排泄掉了。
　　就这么回事。

　　美国人被带到大门里第五幢房子。这是一座用水门汀砌的方墩墩的平房，前后门都能滑动，它是为存放即将屠宰的猪而修建的窝棚。目前它将充当这一百个远离家乡的美国俘虏的家。屋里有简陋的床铺，有两只大肚子火炉和一个水龙头。屋后是公共厕所，一根圆杆，下面放几只桶，就成了厕所。
　　这幢房子的门上有一个很大的数目字“五”。在美国人进屋以前，唯一能讲英语的一个卫兵吩咐他们记住他们的简单住址，以防万一在这个大城市里走迷了路。他们的住址是五号屠场。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七章

　　打从发生那件事件的二十五年以后，毕利·皮尔格里姆走上埃廉市的一架包机。他知道它将要坠毁，但他不愿说出来，以免自己被嘲弄。这架飞机预定要把毕利和其他二十八名验光配镜师载往蒙特利尔开会。
　　他的妻子瓦伦西亚在飞机外面，他的岳父莱昂内尔·梅柏尔坐在他旁边，身上束着安全带。
　　莱昂内尔·梅柏尔是一架机器。当然，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说宇宙里动植物都是机器。许多地球上的人听说自己是机器觉得受了侮辱，在他们看来却很可笑。
　　飞机外面的那个名叫瓦伦西亚·梅柏尔·皮尔格里姆的机器一面吃棒糖，一面挥手道别。
　　飞机安全起飞，原来注定如此。飞机上响起了男声四重唱，是验光配镜师们唱的，他们称自己是“四只眼的混蛋”。

　　当飞机在上空安全飞翔时，毕利的岳父这机器要求四重唱的队员们唱一只他喜欢听的歌。他们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只歌，于是他们唱了，歌词如下：我坐在自己的牢房，满裤子污秽肮脏，我那两个圆玩艺儿在地板上轻轻地跳弹。
　　当她咬我的裤裆，我看见了自己血淋淋的“树桩”。
　　啊，我再也不会去同波兰佬纠缠。
　　毕利的岳父听了直笑个不停，接着又请求四重唱队员唱另一只他非常喜爱的波兰歌。他们唱了一只宾夕法尼亚煤矿歌。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和迈克在煤矿挖煤，唉呀呀，我们过得真美。
　　一周领一次饷，唉呀呀，第二天就无活可干。
　　提到波兰人，毕利·皮尔格里姆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毕利到达德累斯顿第三天，他偶然看见一个波兰人在大庭广众中被吊死。
　　那天太阳刚出，毕利和其他几个人恰巧步行去工作，走到绞刑架旁边，在台阶或看台前面有小群人。那个波兰人是个农工，因为同一个德围女人发生性关系而被吊死。
　　就这么回事。

　　毕利料定飞机快要坠毁，于是闭起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一九四四年。他又同“三个火枪手”回到卢森堡的森林里。罗兰·韦锐摇撼着他，把他的头朝树上直撞。“你们丢下我向前走吧。”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当飞机撞在佛蒙特的休格布什山顶时，机上的四重唱队员还在唱着“等到太阳照耀，纳利。”除了毕利和副驾驶员幸存外，其他人全都蒙难。
　　就这么回事。

　　第一批走到飞机坠毁地点的是一些年轻的奥地利滑雪教练，他们是从下面的滑雪胜地来的。他们一面从一具尸体走到另一具尸体，一面用德语交谈。他们戴着黑面罩，眼睛前面开了两个洞，还插了根红羽毛。他们看起来像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他们是为了取笑而装扮黑人的白人。
　　毕利已经被摔得脑骨折了，但神智仍然清楚，就是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他的嘴唇翕动着，其中一个黑面木偶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以便听到他的可能是临终前的遗言。
　　毕利认为这个黑面木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于是低声告诉他他的地址：“五号屠场。”
　　毕利被放在一只半底雪橇上，往休格布什山脚下运去。黑面木偶用一根根绳子控制住雪橇，以有节奏的呼叫来协同动作，一路选择便于滑行的地方向下滑。接近山脚时，大伙儿乘了供游览的架空滑车，沿着一排吊架滑行。毕利张眼望望这群年轻人，他们身着色彩鲜艳的弹力衣，脚穿大皮靴，眼戴护目镜，一个个坐在滑车的黄色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穿空而行，帽子上的雪飞扬开去。他以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惊异的一个新方面的组成部分呢。他感觉良好，一切都很顺利。
　　他被送进一家私立小医院。一个著名的脑科医生从波士顿赶来给他动了三个小时手术。毕利手术后昏迷了两天，做了无数的梦，有一些是真事，时间旅行也是真事。
　　其中的一件真事，是他住在屠宰场的第一个夜晚，他和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在已经空荡荡的牲畜栏之间一条肮脏的狭道上推着一辆空的两轮手推车。他们去公共食堂为大家取晚餐。一个名叫魏纳·格鲁克的十六岁德国少年看守他俩。手推车的车轴上满是死牲畜的肥油油污。
　　就这么回事。

　　太阳刚落，城市映在落日的余晖里。余晖在富有田园风光的空处形成了一座座低矮的悬岩，正对着空空如也的牲畜围栏。轰炸机可能要飞来，全市的灯火熄灭了。毕利没捞得上看见德累斯顿的一盏盏电灯闪亮起来的夜景，这是任何城市在日落以后所作的最愉快的一件事儿。
　　有一条能反映德累斯顿灯光的宽阔河流，名叫易北河。如果不是实行灯光管制，它会使那些一闪一闪的灯光变得非常美丽。
　　小卫兵魂纳·格鲁克是德累斯顿城里的一个男孩。他以前从没来过这个屠宰场，所以不了解厨房在哪儿。他像毕利一样，身材高而体质弱，也许可以成为毕利的小弟弟。事实上，他们是远房堂兄弟，不过他们永远不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关系。
　　格鲁克背的是一支重得难以想象的老式步枪，是早该进博物馆的货色，单发子弹射击，八角形枪杆，光滑的枪膛。他装上了刺刀，像一支长长的毛线针，没有血槽。
　　格鲁克把他们领到他以为有厨房的一座楼，他把拉门推到一边，里面没有厨房。有一间化妆室，同淋浴室相接，许多蒸汽从浴室里冒出来。蒸汽里有三十个十几岁赤裸裸的姑娘，她们是从波兰的布雷斯劳来的德国难民。布雷斯劳已经遭到狂轰滥炸。她们也刚到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挤满了难民。
　　当三个傻瓜找到公共食堂（主要为屠宰场工人做午餐）时，除了一个女工外，其他的厨房工人都回家了。她不耐烦地等着他们，她的丈夫已经阵亡。就这么回事。家里没有人了，但她已戴好帽子，穿了外套，也想回她的那个所谓的家。她的两只白手套并排地摆在锌板柜台上。
　　她为美国人准备了两大罐汤，罐子炖在煤气炉上，用小火烧着。她还做了许多黑面包。
　　她问格鲁克说，他参军是不是太年轻了，他回答是的。
　　她问埃德加·德比说，他参军是不是太老了，他说是的。
　　她问毕利·皮尔格里姆想干什么，毕利说不知道。他只是想使身体暖和些。
　　“真正的战士全死光了。”她说。这倒是真话。
　　就这么回事。

　　毕利在佛蒙特昏迷期间看到的另一件真事是：在德累斯顿城被炸毁的前一个月，毕利和其他人的工作是在一个造麦芽糖浆的工厂擦窗户，拖地板，打扫盥洗室．把瓶子装箱并把硬纸板箱封好。
　　糖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孕妇的滋补品。
　　麦芽糖的味道好似加了胡桃酒的蜜水，在厂里做工的人都成天悄悄地用调羹舀糖浆吃，他们不是孕妇，但是他们也需要维生索和矿物质。毕利上工的第一天没有舀了吃，其他许多美国人都吃了。
　　毕利第二天饱了口福。厂里到处藏着调羹，椽子上，抽屉里，水汀后面等处都藏有调羹。这些调羹是偷吃糖浆的人听到有人走近时匆忙藏起来的。舀糖浆吃是犯罪行为。
　　毕利上班的第一天，在水汀的后面打扫时，发现了一只调羹，他身后一桶糖浆在冷却。只有在外面擦窗户的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看得见毕利和他拿着的调羹，这是餐桌用的汤匙。毕利把它放进桶里，在里面转了又转，把糖浆搅成一大团，取出来塞进嘴里。
　　片刻后，毕利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无限感激而欢欣地摇撼着他。
　　窗户上发出轻轻的叩击声。里面的一切，德比在窗外全看见了。他也要些糖浆。
　　毕利也给他搅了一团厚厚的糖浆。他打开窗户，把它塞进了可怜的老德比的张大了的嘴里。德比马上感激涕零。毕利关了窗户，把粘糊糊的调羹藏起来，有人来了。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八章

　　在德累斯顿被炸毁的前两天，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来访问屠宰场里的美国俘虏。此人就是小霍华德·w.坎贝尔，一个当了纳粹的美国人。坎贝尔就是写关于美国战俘恶劣表现的专著作者。
　　他目前不是为了研究俘虏问题而来的。他到屠宰场来是为了替德国的军事组织——“自由美国大队”招募人员。坎贝尔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和指挥者，该组织只准备在俄国前线作战。
　　坎贝尔相貌平庸，但是穿着奢华，服装都是自己设计的。他头戴一顶白色宽边高顶帽，脚穿饰有卐字和星星的黑色马靴，全身套在长袜似的紧身衣里，黄色条纹从胳肢窝一直通到脚踝。他的肩章是亚伯拉罕·林肯酌侧面剪影，衬托在浅绿色的衬底上，他那宽宽的臂章底色是红的，上面缀有一个蓝色的卐字，一个白圈把卐字圈在里面。

　　他这时正在水门汀造的仓库里解释这个臂章的含义。
　　毕利·皮尔格里姆患了胃灼热病，胃里火烧火燎，因为他上班时整天偷吃麦芽糖浆。胃灼热使他的眼泪直滚，因此他看到的坎贝尔是被泪水的棱镜歪曲了的形象。
　　“蓝色象征美国的天空，”坎贝尔正说着，“白色象征白种人，他们是大陆的拓荒者，他们把沼泽里的水排干，砍伐森林，修桥铺路，红色象征过去慷慨就义的美国爱国者的鲜血。”
　　坎贝尔的听众昏昏欲睡。他们在糖浆厂劳累了一天，然后又在寒风中走了很长的路回来。他们骨瘦如柴，双眼深陷，皮肤上泛起溃烂性小块块。嘴上、喉咙和内脏里也溃烂了。他们在厂里偷吃的麦芽糖只含有少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坎贝尔现在向这些美国人说，只要他们参加“自由美国大队”，他们就能吃到食物，吃到牛排、马铃薯泥、肉汁和碎肉馅饼。“一旦打败了俄国人，”他继续说，“你们就可以从瑞士遣返回国。”
　　听众里没有反响。
　　“你们迟早得打共产党，”坎贝尔说，“何不趁现在打完算了？”
　　看起来不答理坎贝尔是不行了。可怜的老德比，这个注定要死的中学教员，在此刻，或许是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他笨拙地站了起来。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冲突，因为书里大多数人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要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到头来，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物的勇气。然而，老德比现在却是一个人物哩。

　　他摆出了一副趾高气扬的斗士架势。他低下了头，捏紧拳头，好像在等待命令和作战方案。接着，德比昂起头，骂坎贝尔是一条蛇。他又补充说：蛇就是蛇，无法变成其它东西，坎贝尔本来可以保持原来好的本性，但他失去了人性，因此比蛇，比老鼠，甚至比吸饱了血的虱子还卑鄙。
　　坎贝尔这时却莞尔而笑。
　　德比动人地讲了美国政府的形式，给全体人民以自由、正义、机会和公平。他说，在那儿没有一个人不乐意为这些理想而献身。
　　他还讲到美国人民与俄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讲到这两个国家将如何扑灭纳粹瘟疫的蔓延。
　　这时德累斯顿的空袭警报在悲哀地嚎叫。
　　美国俘虏，看守卫兵和坎贝尔在屠场下面的藏肉室里躲警报。
　　藏肉室开凿在一块天然石上，室内有回声。通往该室的楼梯上下都有铁门。
　　藏肉室的铁钩上挂着几只牛、羊、猪和马。就这么回事。室内还有许多许多空铁钩，可以挂几千只牲口。这是一间天然冷藏室，没有冷却器。室内有烛光。四壁刷了石灰，透出石碳酸味。靠一边墙摆着凳子。俘虏们向凳子走去，抹去凳子上的白粉末，然后坐下。
　　小霍华德·W.坎贝尔像卫兵那样站着。他与卫兵讲着流利的德语。他曾用德文写过许多名噪一时的剧本和诗歌，并且娶了一个名叫蕾茜·诺思的德国名演员。她已经死了，是在克里米亚慰问军队时被杀害的。就这么回事。
　　那天晚上平安无事，但第二天晚上德累斯顿的十三万人就要送命了。就这么回事。毕利发觉自己又在同他的女儿争论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比比划划。
　　“父亲，”她说，“我们对你怎么办？”……“你知道我可以杀谁？”
　　她问。
　　“你可以杀谁？”毕利问。
　　“那个基尔戈·特劳特。”
　　“基尔戈·特劳特当然过去是，现在也是科幻小说家。”毕利不但读了特劳特写的几十本书，而且也成了特劳特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痛苦的人都可以成为特劳特的朋友。
　　特劳特住在埃廉市的一间出租的地下室里，离开毕利可爱的白房子大约两英里。究竟写了多少小说，他本人心中也无数，可能七十五本吧。没有一本小说赚了钱，所以特劳特以发行《埃廉报》糊口，专管报童。靠威吓、奉承和欺骗这些卖报的小孩子过活。
　　毕利在一九六四年第一次遇见了他。毕利把他的高级小轿车开到埃廉市的一条后巷，他发现被几十个孩子和自行车挡住了去路，他们正在开会。一个满脸胡子的人向孩子们高谈阔论，他六十二岁，既胆小又凶狠，显然精于他的行当。他正吩咐孩子们马上出发到日报订户征订星期日版专号。他说，在两个月里，谁的订户最多，谁就可以同他的父母免费去马撒葡萄园岛玩一个星期。
　　如此等等。

　　其中一个报童是女孩，听了欣喜若狂。
　　特劳特那张患妄想狂的脸对毕利来说太熟悉啦，他在许多书的扉页上已经见过。但他突然在家乡的背巷里见到那张脸时却想不出是谁。毕利暗想或许他在德累斯顿的什么地方见过这位疯弥赛亚①。特劳特看上去活像一个战俘。
　　【① 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
　　那个卖报的女孩举起一只手说：“特劳特先生——如果我赢了，可以带我的妹妹去吗？”
　　“肯定不能，”基尔戈·特劳特说，“你以为钱是长在树上的吗？”
　　无巧不成书，特劳特正好写了一本关于摇钱树的小说。一片片树叶是一张张二十元的纸币，一朵朵花儿是一份份政府债券，果实是钻石。它吸引了许多人在树下互相残杀，死尸成了很好的肥料。
　　就这么回事毕利·皮尔格里姆把他的高级小轿车停在背巷里，等待他们的会议结束。散会时，特劳特仍需要对付一个报童。那孩子不想干了，因为工作太累．时间太长而报酬又太少。特劳特很担心，如果那报童真的不干了，他得亲自走那条路线去送报，直至找到另一个傻瓜为止。
　　“你是什么人？”特劳特嗤之以鼻，“某种胆小的奇才？”
　　这也是特劳特写的一本书的题目《胆小的奇才》。它写了一个能呼吸的机器人，他的口臭治好以后受到大家欢迎。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二年，他的伟大之处在于预见了广泛使用凝固汽油烧死人类。
　　凝固汽油是从飞机上向人类掷下来的，机器人担任投掷工作。
　　机器人没有良心，没有安上想象的电路，因而想象不到凝固汽油投掷后对地面上的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特劳特写的一个主要的机器人活像人，可以谈话跳舞和做其它等等的事情，还出去陪姑娘玩。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向人投凝固汽油。人们忍受不了他的口臭。但他后来治好了口臭，于是人类欢迎他到他们中间来。
　　特劳持力劝那个不肯干的报童卖报，但他碰了壁，他对那报童说，所有的百万富翁从小都是卖报的，那小孩回嘴说：“是的，但我敢打赌他们卖了一个星期的报纸就洗手不干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勒索呀。”
　　报童把装得满满的报袋放在特劳特的脚边，报纸订户名册放在报袋上面，他撂挑子不干了，让特劳特自己去送这些报纸。他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而且对狗害怕得要命。
　　一只大狗在附近什么地方汪汪汪地狂叫。
　　当特劳特郁郁不乐地背起那只报袋时，毕利·皮尔格里姆走近他说：“特劳特先生——？”
　　“嗯？”
　　“你是，是基尔戈·特劳特？”
　　“是的。”特劳特以为毕利要抱怨送报哩，他没有把自己视为作家，主要原因是世界从来不让他这么想。
　　“这位——这位作家？”毕利说。
　　“这位什么？”
　　毕利以为自己肯定搞错了。“有一个名叫基尔戈·特劳特的作家。”
　　“有什么？”特劳特看起来昏头昏脑，他傻里傻气地反问。
　　“你从没听说过他？”
　　特劳特摇摇头。“谁也，谁也没听说过。”
　　毕利协助特劳特送报，用他的高级小轿车送他到各家各户去。
　　毕利很负责，找到一家家订户，经过核对后再把报纸发出去。特劳特感到莫名其妙，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热心肠人，而毕利却如痴如醉地帮着他送报。
　　特劳特告诉毕利说，他从没看见到自己的书被登广告，评论或者被出售过。“这些年来，”他说，“我一直打开窗户，向全世界表示爱情。”
　　“想必你收到许多信了吧，”毕利说，“我多次想给你写信呢。”
　　特劳特举起一只手指说：“一封信。”
　　“热情洋溢吗？”
　　“疯狂！写信的人说我应当做世界总统。”
　　写这封信的人原来是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毕利的病友，他们曾经同病房，住在普莱西德湖附近的退伍军人医院。
　　“我的天哪，我当时认为他十四岁哩。”特劳特说。
　　毕利邀请特劳特参加他的结婚十八周年宴会，只剩二天了，宴会在筹备中。
　　特劳特坐在毕利的餐室里，狼吞虎咽地吃着有馅的吐司面包。
　　他正同一个验光配镜师交谈，把费城乳酪和鲑鱼子吞满嘴巴。出席宴会的人，除了特劳特以外，全部与验光配镜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他在这儿大出风头。大家虽然没有读过他的书，但为有作家出席他们的宴会而异常激动。
　　特劳特同玛吉·怀特谈心。她很漂亮，已经不做牙医的助手了，而成了一个验光配镜师的家庭主妇。她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是《艾凡赫》。
　　毕利·皮尔格里姆站在旁边听他们交谈。他摸着袋里的一个东西，是他要送给妻子的礼物——一只白而发亮的盒子，里面装了一只镶有一颗星的蓝宝石戒指，适合于在鸡尾酒会场合佩戴，价值八百美元。
　　虽然人们出于愚蠢和无知奉承特劳特，但是他却像吸了大麻烟似的飘飘然起来。他非常高兴，哇啦哇啦地大声讲话，真大失体统。
　　“我怕我不会读完我应当读的那些书哩。”玛吉说。
　　“我们都怕某些东西嘛，”特劳特答道，“我就是怕癌症、老鼠和短毛猎犬。”
　　“我应当知道，但我不知道，所以我得问一问，”玛吉说，“在你写的东西中，最有名的是什么？”
　　“一个法国伟大厨师的葬礼。”
　　“那听起来怪有趣的。”
　　“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厨师都在那儿，真是一个漂亮的仪式呢。”
　　特劳特一面讲，一面虚构。“在棺材刚要上盖时，送葬的人把欧芹和辣椒粉撒在死者身上。”据说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的吗？”玛吉问。她很迟钝，但是对生养孩子倒是挺感兴趣的。男人们看着她，巴不得她生孩子。她一个孩子还没生养过呢，她使用避孕工具。
　　“当然真的，”特劳特对她说，“如果我写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并想把它兜售出去，那我就要坐牢啦，那是欺诈行为。”
　　玛吉相信了他的话。“我从来没想到过呢。”
　　“现在就想一想吧、”
　　“这像在登广告，你在广告里得讲真话，否则就要遭惹麻烦。”
　　“对呀，写小说情况也是如此嘛。”
　　“你想可能有朝一日把我们写进书里吗？”
　　“我把碰到的一切事情写进我的一本本书里。”
　　“我想我最好讲话要谨慎些。”
　　“很对。不仅我在听你讲话，上帝也在听呢。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他将告诉你的全部言行。如果你的言行很恶劣而不善良，那对你就很不妙，因为你将永远被焚烧，永远受痛苦。”
　　可怜的玛吉的脸变灰白了，她也相信那种说法，吓得发呆了。
　　基尔戈·特劳特捧腹大笑，一粒鲑鱼鱼子从他的嘴里飞了出来，掉进了玛吉的裤裆里。
　　一个验光配镜师提请大家注意。他提议为毕利和瓦伦西亚的结婚纪念干杯。根据程序，担任男声四重唱的验光配镜师唱起了歌，而其他人喝着酒，毕利和瓦伦西亚则手挽着手，红光满面。大家兴奋得眼睛闪闪发亮。他们唱的是“我原来的那伙人”：哎呀呀，我要让世界看看我原来的那伙人……永别了，亲爱的伙计和姑娘；永别了，亲爱的心肝宝贝和朋友，愿上帝保佑他们……

　　真没料到，毕利·皮尔格里姆对这支歌和这个场合感到惴惴不安。他从来没有他的一伙人。没有亲爱的情人和朋友。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想起了一个人，这时四重唱的和声力图缓慢而显得痛楚，而且变得越来越阴郁，难以忍受的阴郁，接着又甜美得透不过气来，过后又变阴郁了。毕利对和声的变化，在心理上有强烈的反应。他的嘴里充满了柠檬的酸味，他的脸色也变得很可怕，好像他的四肢真的被叫作拉肢刑具的毒刑在向四面拉。

　　他看上去失了常态，歌唱完了以后，有几个人很关心地在议论。他们认为他可能心脏病发作，毕利去椅子那里，没精打采地坐了下来，这似乎证实了他们的看法。
　　一阵沉默。
　　“啊，我的天，”瓦伦西亚倚着他说，“毕利——你身体不适吗？”
　　“还好。”
　　“你的脸色很不好呢。”
　　“真的——我很好。”除了不能解释那支歌对他的影响这么厉害外，他身体是好的，他多年来以为自己没有内心秘密了，但是这次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他想不出这是什么秘密。
　　一些关心毕利的人看到他的两颊有了血色和笑容，于是走了开去。瓦伦西亚陪着他，在人群边上的基尔戈·特劳特走了过来，显得很关心，也显得很机灵。
　　“你看上去仿佛是见到了鬼。”瓦伦西亚说。
　　“没有”毕利说。他什么也没看到，但真正在他眼前的是四个唱歌的人的脸，四张普通的脸。当他们从甜美的歌声转入阴郁而后又转入甜美的时候，他们睁大了牛眼睛，心不在焉，显得内心很痛苦。
　　“我可以猜一猜吗？”基尔戈·特劳特说，“你是透过一扇时间窗户往外看的。”
　　“什么？”瓦伦西亚问。
　　“他突然看到过去或未来，我猜得对吗？”
　　“不是。”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他站起来，一只手伸进口袋摸那只装有戒指的盒子，接着拿出来，昏昏沉沉地把它交给了瓦伦西亚。他原来的打算是在唱歌结束时当众把它交给她。此时只有基尔戈·特劳特一个人在场。
　　“给我？”瓦伦西亚问。
　　“是的。”
　　“啊，我的天。”她说。接着她说得更响了，以便其他人也能听见。他们聚拢了，她打开盒子。当她看到嵌有一颗星的蓝宝石戒指时几乎叫了起来。“啊，我的天。”她说。她对毕利狠狠地吻了一下。她说，“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许多年来，关于毕利送给瓦伦西亚一只多么了不起的宝石戒指的事，成了人们的美谈。“我的天——”玛吉·怀特说，“她得到了我所看见的最大钻石，当然电影中看到的大钻石不算。”她正谈沦着毕利在战后带回来的那颗钻石。
　　他在乐队指挥的那件小上装的衬里找到的部分假牙恰巧放在他的梳妆台抽屉里的链扣盒里。毕利收集了许多顶呱呱的链扣。
　　在每个父亲节，送给他链扣是他家里的习惯。这时他衬衫袖子上就缀有父亲节时送给他的链扣。这些链扣值一百多美元。全是用古罗马的钱币做的。他在楼上有一对链扣，上面有能滚动的小轮子。他还有一对链扣，一只链扣上面有温度计，另一只链扣上面有指南针。
　　毕利现在在参加宴会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表面上显得很正常。
　　基尔戈·特劳特尾随着他，很想知道毕利猜疑什么或看到了什么，特劳特的大多数小说毕竟涉及到时间经线、超感觉力和其它意想不到的事情。特劳特相信这类事情，非常想得到证实。
　　“你有没有把穿衣镜放在地板上，然后让一只狗站在上面？”特劳特问毕利。
　　“没有。”
　　“那只狗将向下看，它突然意识到在它下面没有什么东西。它认为它站在稀薄的空气之上，它将向前一跳，有一英里远哩。”
　　“它将？”
　　“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啰，仿佛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站在稀薄的空气上面一样。”
　　又是男声四重唱了，毕利在感情上好像又受到拉肢的酷刑，这肯定与那四个人有关，而与他们唱的歌无关。他们唱的歌词如下：

　　吃四十美分肉呀穿十一美分衣服，
　　这样子穷人怎能活呀怎能活？
　　快下雨了，咱祈求着太阳，
　　事情越来越糟，人人被搞得发痴发狂，
　　造了一个好酒吧，漆成了棕色，
　　雷电劈来了，把它烧了个精大光。
　　空谈无用，颓废也白搭，
　　吃四十美分肉，穿十一美分衣服。
　　穿十一美分衣服，税却装了一汽车，
　　税务呀沉得要把咱可怜的背呀压垮……

　　毕利逃到楼上雪白的安乐窝里去了。
　　毕利要是没对特劳特说别跟着他，特劳特准会也跟他上楼了。
　　毕利走进楼上黑洞洞的浴室里，闩上门，没开灯，渐渐明白过来了：他不是孤单一人，他的儿子也在里面。
　　“爹——？”他的儿子在暗处叫他。未来的特种部队队员罗伯特那时是十七岁。毕利很喜欢他，但对他不十分了解。毕利不禁对自己怀疑起来了，居然对罗伯特的情况了解得不多。
　　毕利打开灯一看，罗伯特坐在抽水马桶上，睡衣的下摆裹住他的脚踝。他胸前挂着电吉他，围着颈于挂一条带子，带子结在电吉他上，是他那天刚借来的。他还不能弹，事实上他从没学会弹。它是一只闪着彩虹光泽的宝货哩。
　　“你好，孩子。”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尽管楼下的客人需要他招待，他还是进了他卧室。他躺在床上，把“魔指”通上电，床垫于是抖动起来。床底下的一只叫做斯伯特的狗被赶出来了。非常乖巧的斯伯特那时还活着，它又躺到了屋角里。
　　毕利使劲儿想着这四重唱演出小组对他造成的影响，接着便联想起许久以前一段经历。他这次没作时间旅行，而过去的情景却闪现在他的脑幕上：德累斯顿被轰炸的那天晚上，他坐在冷藏室里。头顶上似乎有巨人的脚步声。原来是对轰炸目标投下了一连串烈性炸弹。一个个巨人不停地走动着。冷藏室是个很安全的防空洞，这儿只不过偶尔掉下一层白粉。除了美国俘虏、四个看管他们的卫兵以及几只处理过的全羊、全猪外，没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其余的卫兵在轰炸前回德累斯顿家中过舒适的生活去了。他们都与家人一道被炸为灰烬。
　　就这么回事。

　　毕利曾亲眼见过的那些光着身子洗澡的姑娘们在牲畜围场的另一部分较浅的防空洞里正在被活活炸死。
　　就这么回事。

　　隔一会儿，有个下兵到楼梯口看看外面的情况，然后再走下来同其他的卫兵窃窃私语。外面是一片火海。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啦。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
　　到第二天中午，人才可以从防空洞里走出来。当美国人和看管他们的卫兵走出来时，天空已经被浓烟熏黑。太阳好像一个发怒的小针头，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
　　就这么回事。

　　卫兵本能地相互靠拢，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他们的面部一下子一个表情，虽然嘴常常开着，却不吭一声。他们看上去像在无声电影里演出男声四重唱。
　　“水别了，”他们可能唱着，“亲爱的伙计和姑娘；永别了，亲爱的心肝宝贝和朋友，愿上帝保佑他们——”
　　“给我讲一个故事吧。”蒙塔娜·怀尔德赫克在５４１号大众星动物园里有一次要求毕利给她讲故事。他们躲开大家睡在一起，天篷罩在他们的屋顶上。蒙塔娜怀孕有六个月了，挺着大肚子，不时疏懒地要求毕利给她干这干那。她无法派毕利出去买冰淇淋或草莓，因为屋外是氰化气，而最近的卖草莓和冰淇淋的地方离他们有几百万光年。
　　她可以叫他开冰箱，冰箱上画着骑在一部自行车上的一对茫然失色的男女。这时她可以向他撒娇说：“毕利我的爱，给我讲个故事吧。”
　　“德累斯顿是在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晚被炸毁的，”毕利·皮尔格里姆开始讲道，“第一天，我们从防空洞里走出来。”他告诉蒙塔娜说，那四个又吃惊又悲伤的卫兵像男声四重唱的队员。他说，牲畜围栏的篱笆桩没有了，屋顶窗子没有了，到处躺着小段木料似的尸体。这些人都是在火海里烧死的。
　　就这么回事。

　　毕利还告诉她说，牲畜围场四周耸立的一座座高楼大厦全倒塌了，木头烧掉了，石头坍了下来，重重叠叠地在地上堆成优美的曲线。
　　“就像在月亮上一样。”毕利·皮尔格里姆说。
　　四个卫兵叫美国人排成四列横队，美国人照吩咐排了。然后卫兵让美国人回到已成为他们家的猪房。猪房的墙壁还在，但是窗户和屋顶全没有了，屋内除了灰烬和一团团融化的玻璃外，其它一切化为乌有。他们发现那儿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们这些幸存者如果要继续幸存下去，就得爬过这个月亮上一个又一个废墟堆。
　　于是他们就这么爬了。
　　这些废墟堆只有从远处看上去才呈滑溜溜的曲线。在上面爬过的人知道，它们是捉摸不定而又崎岖不平的，摸起来烫手，踩上去不稳。如果哪块主要的石头被踏翻了，许多的石头就跟着滚下去，形成矮一些的但较为牢固的曲线。
　　当这个探险队翻越这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时，谁也不吭声，没有什么合适的话可讲。有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城里的每个人，不论是谁，应当都死了。如果城里还有谁在走动，那就是说明轰炸计划仍然有漏洞。月球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战斗机穿过烟雾察看动静，看到毕利等人在那儿活动，于是用机枪扫射他们，但是子弹打偏了。飞机看到有人朝河边走去时又射击起来，有的人被射倒了。
　　就这么回事。

　　他们的目的在于使战争早日结束。
　　毕利的故事很奇怪地以未遭到轰炸的郊区作为结尾。卫兵和美国战俘黄昏时分来到一家仍开门营业的小旅馆。楼下三个火炉里生着火。楼下的桌椅和楼上铺好的床铺正虚席以待，准备迎客哩。
　　小旅馆里有个瞎眼老板和睁眼老板娘。老板娘掌锅铲，他们的两个年轻的女儿担任招待和女仆。这一家知道德累斯顿已被炸光了。他们一家有眼睛的人都看到它烧呀烧呀直烧个不息。他们知道如今已住在沙漠的边缘，然而照常开门营业。他们擦亮窗户，拨旺炉火，给钟上发条，然后盼望旅客光临。
　　从德累斯顿城里来这儿逃难者不多。钟声嘀嗒嘀嗒地响，火劈劈啪啪地烧，半透明的蜡烛滴着蜡油。有谁在敲门，接着走进来四个卫兵和一百个美国战俘。
　　老板问卫兵，他们是不是打从城里来的。
　　“是的。”
　　“还有人来吗？”
　　卫兵答道，在他们选择的那条难走的路上，他们没有看到别的活人。
　　瞎眼老板说，美国人晚上可以睡在马房里。他给了他们汤、咖啡代用品和少量啤酒，然后走进马房听他们在稻草上睡觉。
　　“晚安，美国人，”他用德语说，“祝你们睡个好觉。”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九章

　　现在讲一讲毕利·皮尔格里姆丧妻的经过。
　　验光配镜师乘坐的那架专机在休格布什山头失事之后，毕利被救护到佛蒙特的医院。他处于昏迷状态。瓦伦西亚闻讯后，驾驶着家里的高级轿车从埃廉市赶往医院。人们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毕利可能活不了，如果不死也会呆。她听后变得如痴如狂。
　　瓦伦西亚很喜欢毕利，禁不住嚎啕大哭，哭得错过了高速公路上该转弯的地方，因而出了岔子。她揿制动器时，后面的一辆汽车向她的轿车冲了过来。谢天谢地，谁也没受伤，因为两人都束了保险带。真是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啦。那辆汽车只撞掉了一只前灯，而她的轿车后面撞得一塌糊涂，车尾行李箱和挡板都垮了。裂开来的车尾行李箱看上去像乡村白痴张大的一张嘴巴，他胡言乱语地在解释着什么傻事儿。挡板则耸起了肩膀，保险杠还高高举起了手。贴在保险杠上的一张标语上写着：“选里根当总统！”车后的玻璃裂开了一条条纹路，排气管摔到了路上。

　　开那辆汽车的人走出来看看瓦伦西亚是否受伤。她歇斯底里大发作，胡言乱语，说到毕利，说到飞机失事，然后发动汽车，穿过分道线，丢下排气管开走了。
　　当她到达医院时，人们冲到窗户看看外面为何有这么厉害的噪声。她的高级轿车由于失落了消声器，发出的声响像一架重型轰炸机嗡嗡地飞来。瓦伦西亚关了发动机，瘫伏在方向盘上，喇叭嘟嘟嘟地直响。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急冲冲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可怜的瓦伦西亚失去了知觉，吸了过量的一氧化碳。
　　她正向碧蓝的天堂走去。
　　一个钟头以后，她离开了人间。
　　就这么回事。

　　毕利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已经去世。他在做梦，进行着时间旅行。医院里很挤，毕利不能单独住一间病房。他同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伯特伦·科普兰·朗福德合住。朗福德不必抬眼看毕利，因为毕利躺在装有橡皮轮的病床上，罩在白亚麻帐子里，但他可以听到毕利不时自言白语。
　　朗福德在滑雪时摔断左腿，现被牵引在病床上。论年龄，他已到古稀之年，但论体力和精力，他却像三十来岁的人。他摔断腿时刚和他的第五个妻子度蜜月呢。他的妻子名叫莉莉，二十三岁。
　　正当宣布可怜的瓦伦西亚的死讯时，莉莉夹了一捆书走进毕利和朗福德的房间，这些书是朗福德派她到波士顿取来的。他正在写一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空军史。带来的书是关于轰炸和空战的情况，那时莉莉甚至还没出世哩。
　　“你们继续走吧，别管我。”毕利·皮尔格里姆说着胡话，这时漂亮的小莉莉走进来了。在朗福德见到她并决心娶她时，她还是一个跳阿哥哥舞的舞女。她在高中时缀学，她的智商是一百零三。
　　“他吓死我啦。”她指着毕利·皮尔格里姆对他的丈夫低低地说。
　　“他搞得我厌烦透顶啦！”朗福德瓮声瓮气地说，“他在梦中全是说什么放弃战斗呀，投降呀，道歉呀，要求让他一个人留下呀。”
　　朗福德是空军后备队的退休准将，空军史官，正教授，二十六本书的作者，一直是水手竞赛中的佼佼者，落娘胎就是拥有数百万家财的大寓豪。他的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关于六十五岁以上的男人的性和剧烈的体育运动。
　　朗福德吩咐莉莉做的事情之一是在波士顿取一份哈里·Ｓ·杜鲁门的声明。在这份声明里，杜鲁门向世界宣布一颗原子弹已投掷广岛。她复印了一份，朗福德问她有没有看。
　　“没有”她的阅读能力不强，这是她在高中退学的原因之一。
　　朗福德命她坐下来读杜鲁门的声明。他不知道她不能读很多书。除她能在大庭广众作为活证据，证明他是超人外，他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于是莉莉坐下来，假装读杜鲁门的声明：十六个小时之前，美国飞机向日本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那颗炸弹爆炸力超过两万吨梯恩梯，它比英国的“大满贯”炸弹的爆炸力大两千多倍，它是战争史上所使用的最大的炸弹。

　　日本以空袭珍珠港挑起战争。他们已经付出了多倍的代价。
　　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由于有了这种炸弹，为我们武装部队日益增长的力量增添了新的、革命性的毁灭性威力。像现在这种形式的炸弹目前正在制造，比这更有威力的炸弹正在发展之中。
　　它叫做原子弹。它利用了宇宙里基本的能量。太阳吸收的能量被它释放出来，以反对那些把战争带到远东地区的人。
　　一九三九年以前，科学家们公认释放原子能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谁也不知道释放原子能的实际方法。不过到了一九四二年，我们了解到德国人狂热地想研制出一种释放原子能的方法，把原子能用到所有的战争武器上，妄想以此奴役世界。但是他们失败了。我们也许要感谢上帝，德国人后来才得到V１飞弹和V２飞弹，而且数量有限，更要感谢上帝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研制出原子弹。

　　不仅是空战、陆战和海战，而且是实验室之战，给我们大家带来致命的危险。如同我们赢得了海、陆、空之战，我们现在也赢得了实验室之战我们现在准备更迅速、更彻底地消灭日本人在任何城市里、地面上的每一个生产性企业。我们将摧毁他们的船坞、工厂和交通。
　　让我们准确无误地打击，我们将彻底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在莉莉带给朗福德的书中．有一本是英国人戴维·欧文写的《德累斯顿之毁灭》。这本书有一个美国版本，于一九六四年由霍尔特·茉因哈特·温斯顿出版社出版。朗福德想引用这本书的两篇前言的部分。这两篇前言是他的两位朋友写的。一位是退休的美国空军中将艾拉·C·伊克和一位英国空军上将罗伯特·桑德比爵士。

　　他的朋友伊克将军在他的前言中写道：英国人或美国人为敌方的人民被杀而哭泣，可是对我们的英勇战士在与凶恶的敌人进行战斗而牺牲不流一滴眼泪，我对此大惑不解。当欧文先生描绘平民在德累斯顿被杀害的可怕情景时，我认为他最好要记住：正好就在那个时刻，德国的V１飞弹和V２飞弹按照预定计划和预定发射目标，投掷到英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了无数的平民百姓。最好也要记住布痕瓦尔德①和考文垂②。
　　【① 德国市镇。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４５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杀爱国者和战俘。】
　　【② 英国城市。１９４０年１１ 月遭穗国法西斯空袭，全城濒于毁灭。】

　　伊克的前言是这样结束的：我对英、美两国的轰炸机在袭击德累斯顿时炸死了十三万五千人深感遗憾，但是我没有忘怀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更使我感到悲痛的是同盟国方面为了完全打败和彻底摧毁纳粹而不得不丧失五百万人的生命。
　　就这么回事。

　　空军上将桑德比在他的前言中尤其提到：谁也不能否认，轰炸德累斯顿是一场大悲剧。读完这本书后，谁也不会相信这次轰炸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这是战时偶尔发生的可怕事件之一，由于某些机会不幸地凑拢来而引起了这次事件的发生。那些赞成轰炸德累斯顿的人既不恶毒也不残酷，不过他们很可能距离残酷的现实太远了，以致不能充分了解一九四五年春天空袭的可怕破坏力。

　　主张裁减原子武器的人似乎相信，如果他们的目的能达到，战争就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这些人读读这本书，并想一想德累斯顿的命运，是有好处的，德累斯顿由于遭到常规武器的一次空袭而失去十三万五千人。一九四五年二月九号晚，美国重型轰炸机用燃烧弹和烈性炸弹对东京空袭，使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人丧生。
　　扔在广岛上的原子弹炸死了七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
　　就这么回事。

　　“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科迪的话，”毕利·皮尔格里姆在白亚麻布帐子里说，“那就要问问怀尔德·鲍勃了。”
　　莉莉·朗福德听了不寒而栗，继续假装看哈里·杜鲁门的声明。
　　毕利的女儿在那天晚一些时候来了。她昏昏沉沉，眼神呆滞，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在德累斯顿被枪决前一刻的眼神也是这样的医生给她服了丸药，以便她能继续走动。尽管她的父亲摔伤了，母亲死了，她仍这样呆若木鸡。
　　就这么回事。

　　她由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陪同。她的弟弟罗伯特从越南战场正乘飞机回家。“爹——”她勉强地叫她的父亲，“爹——？”
　　但毕利这时已年轻了十岁，回到一九五八年。他正为一个蒙古少年白痴检查眼睛。给他配合光的眼镜。白痴的母亲在那儿给他充当翻译。
　　“你看见了多少点子。”毕利·皮尔格里姆问他。
　　毕利向后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十六岁，在一个医生的候诊室里治疗他的一个受感染的拇指。在候诊室里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他因为煤气中毒而痛苦万分，不停地放屁，不断地打嗝。
　　“对不起，”他对毕利说。然后他又是放屁又是打嗝。“啊，天哪——”他说，“我知道人老了是不妙的。”他摇着头，“但不知道是这样的不妙。”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佛蒙特的医院里睁开双眼，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守护他的是他的儿子罗伯特，他身穿著名的特种部队军装，头发很短，一脸小麦茬似的短胡须，全身整齐清洁，并且佩戴着紫心勋章、银星奖章和铜星奖章。
　　罗伯特在中学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十六岁时就成了酒鬼，同一帮小阿飞鬼混。他们有一次因搞倒了天主教墓地里几百块墓碑而被捕。他现在改好了，升了军官，举止洒脱，成了翩翩少年。他的皮鞋擦得雪亮雪亮，裤子烫得笔挺笔挺。
　　“爹——？”
　　毕利·皮尔格里姆又闭上了眼睛。
　　毕利病得很厉害，无法参加妻子的葬礼。不过在埃廉市安葬瓦伦西亚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毕利苏醒以后讲话不多，对瓦伦西亚的死亡和罗伯特的回家以及其它等等的事情反应不强烈，所以大家认为他已经傻了。据说后来给他动了手术，可以改善血进人脑部的血液循环。
　　毕利表面显得无精打采，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倦怠的外表遮掩了十分活跃的思想，这使他能写一封封信，进行一次次演说就飞碟、轻生和时间的实质等问题发表他的独特见解。
　　朗福德教授把毕利的听觉说得很可怕，深信他根本没有脑子了。“为什么他们不让他死掉算了。”他问莉莉。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
　　“他不再是人了，医生是医治人的。应该把他送到兽医和树医那儿去。他们会知道如何办。看看他吧！根据医学常识，他还活着。难道生命是如此美好吗？”
　　“我不知道。”莉莉回答说。
　　朗福德有一次同莉莉谈论德累斯顿的轰炸，毕利全听到了对轰炸德累斯顿，朗幅德还有一个问题没搞清。他希望自己写的一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史》是二十七卷本《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史》的便于阅读的缩写本。不过问题是，虽然那部洋洋巨著获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书里几乎没有提及德累斯顿的轰炸问题。对轰炸德累斯顿的胜利程度在战后保守了多年的秘密，这是对美国人保密，当然对德国人或俄国人来说不算秘密。战后俄国人占领了德累斯顿，他们现在仍在那儿。

　　“美国人最后还是听到了轰炸德累斯顿的情况，”朗福德在轰炸德累斯顿的二十二年后说道，“许多美国人现在了解到它比原子弹炸广岛还要厉害　所以我把有关它的一些情况写进我的书里。
　　从官方的空军观点来看，它是崭新的材料呢。”
　　“为什么他们保密这么长时间？”莉莉问道。
　　“可能担心许多内心受创伤的人，”朗福德说，“认为这样做很不光彩。”
　　毕利·皮尔格里姆这时变得聪明起来，说道：“轰炸时，我在那儿哩”
　　朗福德很难认真对待毕利，因为他长时间认为毕利很讨厌，不是人了，最好死掉。这次毕利的谈吐却很清楚，而且简明扼要。朗福德的耳朵想把他的话当作不值一学的外国话。“他说什么呀？”
　　朗福德问。
　　莉莉不得不充当翻译：“他说他那时在那儿哩。”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说，“你那时在哪儿呀？”她问毕利。
　　“德累斯顿。”毕利回答说。
　　“德累斯顿。”莉莉告诉朗福德。
　　“他仅是重复我们说的话。”朗福德说。
　　“唔。”莉莉说。
　　“他现在患了模仿言语症啦。”
　　“唔。”
　　言语模仿是一种脑病，使病人能立刻准确地重复他旁边的人所说的话。但毕利确实没有患此症。朗福德只图自己的一时痛快，便坚持认为毕利得了言语模仿症。朗福德正以军人的风度考虑这个问题：基于实际原因，这个打扰其他人的人，这个非常想死的人，正患了一种使人讨厌的毛病。
　　朗福德坚持认为毕利是患了言语模仿症，坚持了好几个钟头。
　　他这时还对护士和医生说毕利得了这种病。医生和护士对毕利进行了一些试验，试图使毕利重复别人的话，但毕利一声也不吭。
　　“他现在不重复人家的话，”朗福德生气地说，“你们一走开，他又要重复人家的话了。”
　　对朗福德的诊断谁也不重视。大伙儿认为朗福德是个可恶的老头，自高自大，残酷成性。他常常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对他们说，弱者该死，而医生和护士当然忠于这种看法：应当尽可能地救死扶伤，谁也不该死。
　　毕利在医院里的这段遭遇，对战时没有权力的人们来说是很普通的，即向一个故意装聋作哑的敌人证明：他对听和看还是有兴致的。他保持沉默，直到夜里灯灭了，周围已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他才对朗福德说：“轰炸德累斯顿时我在那儿。我是战俘。”
　　朗福德不耐烦地叹气。
　　“我用名誉担保，”毕利·皮尔格里姆说，“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们一定要现在淡它吗？”朗福德说。他听见了，但不相信。
　　“我们根本不必淡它嘛，”毕利说，“我只是让你晓得：我那时在那儿。”
　　那天夜里，对德累斯顿的问题他们不再谈下去了。毕利闭上眼睛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五月的一天下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结束后的第三天，毕利和其他五个美国俘虏发现被扔在德累斯顿郊区的一辆棺材似的绿色四轮运货马车，于是坐在里面，由两匹马拉着，笃笃笃地走在废墟中开出来的一条小路上，这些废墟好似月球上的土堆。他们正返回屠宰场去找战利品，这使毕利想起他在童年时每天大清早听到埃廉市送牛奶的马蹄声。

　　毕利坐在这轻轻摇晃的棺材后面，头向后仰，鼻孔朝天。他很开心，感到浑身暖洋洋的。车里有食物，有酒，还有一只照相机，一本集邮薄，一只猫头鹰标本，以及摆在壁炉架上的气压表。美国战俘被关在郊区，他们到那一带的空房子去过，把这些和其他一些东西都顺手拿来了。
　　那些房子的主人们听说俄国人要来，要烧杀、抢劫和强奸，已逃之夭夭。
　　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天，但俄国人还没有到。废墟上一片死寂。
　　毕利在去屠宰场的途中只见到一个人，是一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头。
　　车里放着茶壶、杯子、一把伞骨子以及他找到的其它东西。
　　车子到达屠宰场以后，毕利呆在车里晒太阳，其他的人都下车找战利品去了。日后，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将劝毕利专注他生活里的快乐时刻，而不必去注意那些不快活的时候：当永恒还没逝去，要一直望着美好的事物。如果毕利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他准会把他那天在车后晒太阳打瞌睡的时刻，看作他最快活的时刻。
　　毕利打瞌睡时身上带着武器，这是他自从接受基本训练以来第一次携带武器。他的同伴坚持要他带武器，因为谁也闹不清在这月球表面的洞穴里会隐藏什么样的杀人凶手——野狗，被尸体喂肥的成群老鼠，逃出来的疯子，杀人犯或在被杀死之前不断杀人的王八们。
　　毕利的皮带上别着一支骑兵用的大手枪，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枪托上有一个环，枪膛里装了鸟蛋大的子弹，这支枪毕利是在一间房里的床头柜里发现的。战争结束时往往发生许多情况，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任何人想得到武器都可以得到。武器遍地都是。毕利还得到一把军刀，是德国空军仪仗队用的军刀。刀柄上印着一只厉声尖叫的鹰，鹰背上扛着一个卐字，鹰眼俯视下方。毕利发现这把刀插在电线杆上，当运货马车经过时，他把它拔下来了。

　　毕利的鼾声低了下来，他这时听见一男一女用怜悯的语凋讲德语。这两个人似乎悲天怜人地在大发感慨，那种腔调在毕利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就这么回事。
　　毕利张开眼睛，看见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对着两匹马哼哼唧唧地低声安慰哩。他们注意到美国人所忽视的地方：马嘴被马嚼子搞了很深的口子而在流血，马蹄也裂开了，每走一步都很痛苦，而且马渴得要死。美国人却不当作一回事，好像它们是六只汽缸的小汽车那样无感觉的交通工具。
　　这两位马的怜悯者朝车后挪动几步，以恩主般的谴责目光盯着看毕利·皮尔格里姆。他细长而虚弱，穿着那件天蓝色“大礼服”
　　和银白色靴子，看起来十分可笑。他们不怕他，他们什么也不怕。
　　他们是医生，是产科医生。在医院被烧毁以前，他们一直不停地接生。现在他们正在过去住房的废墟上野餐。
　　那女的婀娜多姿，因为长期只吃马铃薯而面色苍白。男的身穿普通服装，佩戴领带，马铃薯使他面容憔悴。他与毕利一样高，戴着有边跟镜。这对夫妻一天到晚忙于接生，虽然他们自己可以生育，却没有生过孩子。这是对整个后代繁殖问题的一个有趣的评论。
　　他俩彼此可以用九种语言交谈。他们先试着对毕利讲波兰话，他穿得颇像小丑，因为可怜的波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自觉的小丑。
　　毕利用英语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立刻用英语指责他把马糟踏得这副模样，让毕利从车上下来看看马。毕利看到那交通工具的惨象时不觉泪如雨下，他在战争期间还没有为别的什么哭泣过哩。
　　他以后作为一个中年验光配镜师会有时偷偷流泪，但决不会像现在那样欷歔不止。
　　本书引用著名的圣诞颂歌里四句作为题辞，道理也就在于此。
　　毕利以前常常看到许多值得痛哭的事儿，但他很少哭泣，在这个意义上看，他至少像圣诞颂歌里的耶稣：

　　牲口哞哞叫，
　　圣婴惊醒了。
　　但小主基督，
　　不哭也不闹。

　　毕利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佛蒙特的医院。早餐用过，杯盘也收拾了。朗福德逐渐勉强地把毕利当作人看待，生硬地考问毕利，对毕利真的到过德累斯顿感到满意。他问毕利德累斯顿那时是个什么样儿，毕利向他提到了两匹马和在那月球上野餐的一对夫妇。
　　这故事是这样结束的：毕利和两个医生把马卸下来，但是马哪儿也不愿去，它们的脚伤得很厉害。接着俄国人骑着摩托车来了，逮捕了所有的人，却留下了马匹。
　　两天以后，他们把毕利交给了美国人，让他乘慢速货轮“芦克雷霞·Ａ·莫特号”返回美国，芦克雷霞·Ａ·莫转是鼓吹妇女参政的著名美国妇女。她已经去世。
　　就这么回事。

　　“它注定如此。”朗福德在谈到德累斯顿被烧毁一事时对毕利说。
　　“我知道。”毕利说。
　　“那是战争”。
　　“我知道，我并不在抱怨呗。”
　　“它必定被烧得一塌糊涂了。”
　　“是呀。”毕利·皮尔格里姆应道。
　　“真为那些不得不干那件事的人惋惜。”
　　“我确实为他们惋惜。”
　　“你那时站在废墟上想必感慨万千吧。”
　　“还好，”毕利说，“一切都很好，大家不得不做他们应做的事嘛，这是我从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学来的道理。”
　　那天晚些时候，毕利·皮尔格里姆的女儿接他回家。把他安置在他卧室里的床上，并打开“魔指”，还请了一个护士照看。毕利至少有一段时间不能工作，甚至不能离开卧室，并需要人照料。
　　但当护士不注意时，毕利偷偷溜出来，驾了车子向纽约市开去，希望到那儿在电视上露面。他要向全世界谈谈他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所接受的种种教训。
　　毕利·皮尔格里姆在纽约第四十四大街的罗雅尔顿旅馆办理了鳖记手续。他住的房间正巧是评论家兼编辑乔治·吉恩·内森曾经住过的房间。按照地球上的人对时间昀概念，内森早在一九五八年去世了。按照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时间的概念，内森依然活在某个地方，而且将永远活下去。
　　房间不大，陈设简单，而天花板上的装饰倒很讲究，两扇装有铰链的落地长窗面向同房间面积一样大小的阳台。阳台栏杆的外面很开阔，可以看到第四十四大街。毕利凭栏俯视下面熙熙攘攘的行人，他们匆匆来去，像一把把剪布时的小剪子，看上去着实有趣哩。
　　夜里很凉，隔了一会儿，毕利进屋关上窗户。关窗户时使他想起度蜜月时的情景。在他的新婚燕尔期间，他同他的妻子住在开普安的安乐窝里，房间里装的也是带有铰链的落地长窗。这情况发生在以前，现在依然存在，将来会永远存在。
　　毕利打开电视机，不断地调频道，寻找可能让他露面的节目。
　　时间还太早，晚上让人发表独特意见的节目时间还没到。现在才过八点钟，这时的节目全是关于荒唐无聊的事儿或谋杀案。
　　就这么回事。

　　毕利离开房间，乘电梯慢慢下了楼，然后步行到时代广场，向琳琅满目的书店的橱窗望了过去。橱窗里有好几百本色情和凶杀的书，一本纽约市交通指南，还有一尊自由神塑像，塑像上还放了一只温度计。沾满灰尘和苍蝇屎的橱窗里还有毕利的朋友基尔戈·特劳特写的四部平装本小说。
　　当天的新闻写在一条带有灯光的条幅上，两条条幅挂在毕利身后的一座大楼上面。书店橱窗玻璃反映了对面的新闻，这些全是关于权力、体育、愤怒和死亡的消息。
　　就这么回事。

　　毕利走进了书店。
　　有一块招牌写着：只准成人入内。在屋后是西洋景，可以看到不穿衣服的男男女女的镜头，花两毛五分可以看一分钟。那儿还有青年裸体照出售，你可以把这些照片买回家。
　　但是毕利没有被书店后面的黄色玩艺儿迷住，倒是被书店前面的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所打动。小说的题目对他来说全是新的，或者他认为全是新的。他打开了一本小说。他这样翻书似乎没有费多大力气。在书店里的其他人也在翻着书看。书名是《大布告板》。他浏览了几段，发觉好几年以前在退伍军人医院时已看过了，讲的是地球上的一对男女被其它星球上的人劫持的故事。

　　他们被放在一个叫作２１２号锆石星的动物园里展览。
　　在动物园里的这对男女有一块大布告板，挂在他们住房的一面墙上，算用作写证券行市和商品牌价的，一只时事新闻自动收录机，还有一部电话机，算是与地球上的掮客联系用的。２１２号锆石星生物告诉这对男女说，他们已为他俩返回地球投资了一百万美元，可以随意使用，这样他俩回到地球时将变成富豪。
　　电话、大布告板和时事新闻自动收录机当然全是假货，只不过是为了提高他俩的兴趣，为到动物园来的观众好好表演，使他俩跳上跳下，贪婪地盯着东西看，绷着脸生气，撕头发，吓得魂飞魄散或者如在母亲怀抱里的婴儿那样心满意足。
　　这对从地球上来的男女表现不错，当然有一部分带着伪装，宗教信仰也夹杂在里面。时事新闻自动收录机提醒他俩说，美国总统宣布了全国祈祷周，举国上下应当祈祷。在此以前，他俩有一个星朗在商品出售上很不景气，即在橄榄油期货交易中亏损了一小笔钱。所以他俩也进行了一番祈祷。
　　祈祷这玩意儿很管用呢。橄榄油价格暴涨了。
　　在橱窗里的基尔戈·特劳特的另外一本书是讲一个人造了一架时间机器，他可以在时间上倒回过去看见耶稣。这架机器很灵，他看见耶稣十二岁时的模样，耶稣正向他的父亲学习木匠活。
　　两个罗马士兵带着一份画在莎草纸上的图纸走进木工场，要求他在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前赶制一个十字架，用来处死一个暴动头目。
　　耶稣和他的父亲如期完成，他们乐意干这个活儿。后来那个暴动的头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就这么回事。

　　这书店是五个秃顶的矮子店员开的，他们看上去像五胞胎，嘴里嚼着没有点燃的湿透了的雪茄烟。他们的脸上从不露一丝笑容，每个人高高地坐在一张凳子上。他们靠黄色书和放映下流的西洋景赚钱，他们患阳痿症，毕利·皮尔格里姆和其他的人也是阳痿。这是一家很滑稽可笑的书店，卖的全是色情和生孩子的书。
　　书店店员不时对白看书而不买书的人说，不买书就出去，别在那儿只翻着看，于是一些人不看书了，而是面面相觑。
　　一个店员走近毕利说，好货色在书店后面，毕利看的这些书是橱窗装饰品。“看在上帝的面上，这些不是你要看的书，”他对毕利说，“你要看的读物在后面哩。”
　　毕利向后倒退了几步，但不像一般成年人退得那么远。他心不在焉地出于礼貌而向后退，手里拿着一本特劳特写的书，是关于耶稣和时间机器的那本书。
　　那本书里的主人公是一位时间旅行者，他一直回到圣经时代，发现了一个特殊问题：耶稣是否真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时候是否还活着？或者他是否真的还活着？这位主人公随身带了一只听诊器。
　　毕利翻到书尾，看到下面这样一段叙述主人公混入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人群之中，他穿了那个时代时新的服装，首先走到梯了上，靠近耶稣，贴在耶稣的胸口，用听诊器听听他此时有无心音。
　　在他那消瘦的胸腔里没有一点儿声音，这位上帝之子确实到天堂上啦。
　　就这么回事。

　　这位名叫兰斯·科尔温的时间旅行者还量了耶稣的身长，但没有称体重，耶稣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
　　另外一个店员走到毕利面前，问他是不是要买那本书，毕利回说要买。
　　毕利在收款机前等着找零钱时，瞥见旁边一箱有半裸体女人像的旧杂志，杂志封面上有一行字：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现在怎么样了？
　　毕利看见了这行字，当然清楚蒙塔娜·怀尔德赫克到底在哪儿，她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抚养婴儿。那本叫作《午夜猫》的杂志却断定她紧裹着外套，沉在圣佩德罗海湾的海水里有三十英寻深。
　　就这么回事。

　　毕利看了真想要哈哈大笑。那本供独身汉取乐的杂志编造这种故事，是为了登载蒙塔娜在十几岁演黄色电影时的一些照片。
　　毕利没仔细看。因为照片很不清楚，斑斑点点，看不出她的真面目。
　　毕利被带进书店后面，他这次走进去了。一个看厌倦了的水手从电影机旁走开，而影片还在放着。毕利向里一看，只见蒙塔娜·怀尔德赫克一个人坐在床上正剥香蕉皮。
　　毕利在纽约的那天夜里没有在电视里露面，但他作了广播讲话。紧靠毕利的旅馆是一家无线电台。他看到办公大楼门口的电台信号，于是走了进去。他乘自动电梯想去播音室，在电梯上还有其他的人也要到播音室去。他们是文学评论家。他们认为毕利也是的。他们将马上讨论小说是否已经消亡的问题。就这么回事。
　　毕利同其他的人围着金黄色的栎木桌就坐。他还专用一只麦克风。主持人问他的姓名和来自什么报社。毕利告诉他说，他来自《埃廉报》。
　　他既紧张又高兴。“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的科迪的话，”他自言自语，“那就去请怀尔德·鲍勃得啦。”
　　在广播节目刚开始时，毕利举起手来想发表意见，但没有被同意立即讲话。其他的人在他的前面发言了。其中一个人说，把小说埋葬了就太平了，可是一个弗吉尼亚人在一八六五年的一百年以后却写了一本什么《汤姆叔叔的小屋》①。另外一个人说，许多读者在他们的头脑中想象不出书里描写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所以作家们必须按照诺曼·梅勒②的样儿去做，在公众表演他所写的东西。主持人请大家就小说在当代社会可能起的作用发表意见。
　　【① 作者嘲笑评论家的无知，因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是康涅狄格州人。小说成于１８５３年。】
　　【② 诺曼·梅勒（１９２３—），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一个批评家说：“为雪白的房间里提供色彩。”
　　另一个批评家说：“艺术地描写喷气机。”
　　还有一个批评家说：“教导小官员们的妻子买什么东西和在法国餐馆里的举止风度。”
　　接着，毕利得到发言的机会。他用训练有素的声音，娓娓动听地讲起来了，讲到飞碟，蒙塔娜·怀尔德赫克和其它等等的东西。
　　在广告节目时间，他被叫出播音室。他回到旅馆，在连接他床的“魔指”机器里丢进一角五分钱便睡着了。接着他进行时间旅行，回到了５４１号大众星上。
　　“又时间旅行啦？”蒙塔娜问道。这是屋子里的一个人造的夜晚。她正在喂小孩奶。
　　“嗯？”毕利回道。
　　“你又进行了时间旅行，我总是能猜得出的。”
　　“嗯。”
　　“这次你去过哪儿啦？没去战场。这我也是能猜得出的。”
　　“纽约。”
　　“大苹果。”
　　“呃？”
　　“大家通常叫纽约是大苹果。”
　　“哦。”
　　“你看了戏或电影吗？”
　　“没有，我绕着时代广场走了一遭，买了基尔戈·特劳特写的一本书。”
　　毕利漫不经心地说他看了她演的一部分黄色电影。她的反映也是漫不经心的，因为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可以随心所欲，想到什么讲什么。
　　“是的——”她说，“我听说过你在战时的情况，听说过你那时扮演的是怎样的个小丑，还听说过那位中学教员被枪毙的情况。
　　他同行刑队演了一次黄色电影。”她把婴儿的嘴从一个奶头换到另一个奶头。
　　一阵沉默。
　　“他们又在玩弄时钟啦。”蒙塔娜说时站起身来预备把婴儿放到小床上。她讲的是动物园的看守人正在拨屋里的电钟，使电钟忽快忽慢，通过望孔观察这对地球人的举动。
　　荣塔娜怀尔德赫克的脖子卜有一根银项链。挂在她的二个乳房之间的是一只心形金属小盒，盒子里保存了她的醉鬼母亲的一张照片，模糊不清，看不清她原来的样子。在金属小盒的外边刻了几行字：上帝赐我以从容沉着，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以智慧，常能辨别真伪。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十章

　　罗伯特肯尼迪的避暑别墅距我常年住的家有八英里远，他在两天前遭到枪击，昨晚死于非命。
　　就这么回事。

　　马丁·路特·金在一个月前遭枪击，也死了。
　　就这么回事。

　　我的政府每天给我报出尸体的数字，这些尸体是在越南的军事科学所酿成的。
　　就这么回事。

　　我的父亲在多年以前去世了，属于正常疾故。
　　就这么回事。

　　他为人和蔼。也是个枪迷。他给我留下许多枪。但枪都锈了。
　　毕利·皮尔格里姆说，在５４１号大众星上，大家对耶稣基督不太感兴趣。地球上的人给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印象最深的当推查尔斯·达尔文了，他教导人们：死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尸体只存在利用价值。
　　就这么回事。

　　基尔戈·特劳特写的《大布告板》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飞碟上劫持特劳特的那些生物也向他打听达尔文的情况，还向他打听了打高尔夫球的情况。
　　如果毕利·皮尔格里姆从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那儿学来的道理是对的活，那么不管我们有时似乎死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永远是健在的，我①对此却并不过分高兴。如果我会永久停留在这个时刻或那个时刻的话，那我就感恩不尽了，因为其中有许多时刻是最开心的。
　　【① 作者再一次在书中露面。】
　　我和我的老战友奥黑尔重返德累斯顿的旅行是我最近过得最开心的时刻之一。
　　我们从东柏林乘坐一架匈牙利班机。驾驶员留着八字胡，长相像阿道夫·门乔。当飞机起动时，他抽着一支古巴雪茄。在起飞时，没有吩咐乘客束紧座位上的保险带。
　　我们飞上天空时，一个年轻的服务员给大家递送面包、香肠、牛油、干酪和白酒。我面前的那个折叠餐盘打不开，服务员到座舱里找了开启工具，把它撬开了。
　　还有六个乘客，他们操多种语言。他们也很开心。东德就在下方，灯火一片辉煌。我想象着朝这些灯火，这些村庄、城市和集镇上投炸弹的情景。
　　奥黑尔和我从未想到要赚什么钱，可是我们此时此地却特别富裕。“如果你在怀俄明州的科迪的话，”我对他慢吞吞地说，“那就去请怀尔德·鲍勃得啦。”
　　奥黑尔身上带着一本小笔记本，本子背面印有邮资比率，航空距离和名山高度以及有关世界各地的其它主要情况。他寻找德累斯顿的人口数字，小笔记本上没有这一项。当他看到下面的这一段时，他把它递给我看：全世界每天平均有三十二万四千个婴儿出生，每天平均有一万人饿死或死于营养不良。就这么回事。此外，有十二万三千人死于其它原因。就这么回事。世界上每日净增十九万一千人。人口统计局预计，在二○○○年以前，世界人口的总数将翻一番，增至七十亿。
　　“我想他们那时的生活都不会好的。”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奥黑尔应道。
　　毕利·皮尔格里姆也同时旅行回到德累斯顿，但不是此时的德累斯顿。他正返回到一九四五年的德累斯顿，该市被烧毁的后两天。毕利和其他人被卫兵带到废墟堆上。我当时也在那儿。奥黑尔也在那儿。我们在瞎眼老板的旅店的马厩里住了两宿。当局在那儿找到了我们。他们吩咐我们要干的活儿：向邻居借洋镐、铲子、木杠和手推车，然后去废墟中的某某地点劳动。

　　在通往废墟堆的主要街道上障碍重重，德国人被阻在那儿了，无法向前探索这个月球。
　　许多国家的战俘那天上午都在德累斯顿的某地汇合。通令说要在这儿开始挖尸体。于是挖掘开始了。
　　毕利发现和他一起挖掘的是新西兰的一个毛利人，他是在托布鲁克被俘的。那个毛利人的皮肤像深棕色的巧克力。他的前额和两颊刺有漩涡形画纹。毕利和毛利人挖掘这月球上不活动的，没有什么东西可挖的砂砾层。砂砾层的质地很松，常出现小塌方。
　　一下子就挖了许多洞。谁也不知道这时要找什么。多数洞里一无所有，有的洞通到人行道，有的则通到他们无法搬动的大圆石。这儿没有机器，连马、骡或牛都不能到这块月球表面上来。
　　毕利、毛利人以及帮助他俩挖一个特别的洞的其他人终于挖到一个由木板和石头凑巧胡乱拼成的圆屋顶。他们在木板上捣了个洞，里面的空间不小，但漆黑一团。
　　一个德国兵带着手电下去了好一会儿。他走出来以后向站在洞边的一个上级报告说，洞里有几十具尸体。他们还坐在板凳上，身上没有标记。
　　就这么回事。

　　这位上级说，木板上的洞应当挖大，然后放下梯子，把尸体搬出来。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挖德累斯额的第一个死人坑。
　　接着他们又逐渐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死人坑。死人坑开始时像蜡封的博物馆，没有臭味。但后来尸体腐烂，化水，发出了玫瑰花和芥子气的味儿。
　　就这么回事。

　　与毕利一起劳动的那个毛利人在被派到臭坑里挖死人后，因呕叶不止死了。他吐了又吐，吐断了肠胃。
　　就这么回事。

　　他们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尸体不扛出来了。士兵用喷火器进行火葬。士兵站在洞口外面，把火喷进去就行了。
　　那可怜的老中学教员埃德加·德比从这儿的一处地窖里拿了一茶壶被逮住了。他是在犯抢劫罪的名义下被捕的，审判以后就被枪毙了。
　　就这么回事。

　　这时春天来临了。死人坑被封闭了起来。士兵们都打俄国人去了。在郊区，妇女和孩子们在挖藏枪的坑。毕利和他的那一批人被关在郊区的马厩里。一天早晨，他们起身后发现门上没有锁。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经结束了。
　　毕利和其他的人到林阴道上散步。树木在抽芽。路上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来往的车辆。
　　有一辆被弃了两匹马拉着的运货马车，车是绿色的，样子像棺材。
　　鸟儿叽叽喳喳地在谈话。
　　鸟儿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普－蒂－威特？”

　　【－全书完－】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

书评

　　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美国黑色幽默作家。
　　本书是美国后现代派作家冯内古特在七十年代的佳作。
　　对“人世”的又一种定义——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
　　中国的女作家萧红，曾用她的作品，把人世定义为“生死场”。
　　仔细一想，这定义十分准确，人世不就是一个生生死死的场所吗？你来我去，每个人几十年光景；对那些特别的人，上帝也就恩准他们活到一百来岁，每个人最后把白骨一留，便无影无踪了。
　　美国的男作家冯内古特根据他的人生体验，通过他的长篇小说《五号屠场》，把人世定义为“屠场”。我觉得这也十分准确，我们回首历史，会发现没有一年人类不在打仗。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不是在这儿打，就是在那儿打；不是你杀我的人，就是我杀你的人。
　　这不像屠场像什么？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纽约时报》公布了他们选择的本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语小说，《五号屠场》名列第十八位，这似乎说明，冯内古特对人世的看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五号屠场》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累斯顿一家屠宰场里的故事。被德国俘去的一些美国军人就关押在这个屠宰场里。
　　战俘们使用的蜡烛和肥皂是用人体的脂肪制成的，杀人在这里和屠宰猪、牛、羊一样轻而易举。书中人物之一毕利在这儿看到许多被热水烫过的尸体。但作者在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残暴的同时，还着重写了美军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这次轰炸造成了十三万五千人的死亡。这次轰炸按官方的说法是为了瘫痪纳粹德国的抵抗能力，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正义之举，可在作者的眼里，同样是一场野蛮行为，是再一次把德累斯顿变成了屠宰场地。作者这样描写德累斯顿被炸时和被炸后的情景：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了，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火吞没了；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石头滚烫，周围的人全见上帝去了。在五十年代那些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小说里，美军的行为包括这场战争都是被肯定的，可在冯内古特笔下，这一切则成了嘲笑和质疑的对象。作者在书中公开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参加大屠杀，听到屠杀敌人不应当感到得意和高兴。他比他的前辈作家前进了一步，这一步很重要，这一步为把我们人世变成乐园而不是屠场奠定了一点新的基础。
　　我喜欢读《五号屠场》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叙述方法新颖独特。
　　在这本书里，作者发明了一颗541号大众星，书中的人物被一架飞碟绑架到541号大众星上，从而获得了观看人类世界的新的视角。从这里可以看见地球上的人类在进行愚蠢的杀戮，作者也借这里的生物之口，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嘲弄。有趣的是，这个被绑架到541号大众星上的人物毕利，可以看见不同的时间，可以见到他感兴趣的任何时间。在541号大众星上的生物看来，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接受了这种观点的毕利，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正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有了这种本领，所以小说的叙述便获得了极大的方便，可以随意转进到不同的时空，人物老年、幼年、新婚、少年、病中、中年的故事随意穿插，使我们读起来觉得妙趣横生，快感无穷。
　　《五号屠场》中有一句话：“就这么回事”。使用达几十次之多。
　　这句话是书中人物毕利从541号大众星上学来的，每读到一次，我都忍不住要苦笑一次。
　　——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打死啦，就这么回事。
　　——炮兵队的人除韦锐外全部报销。就这么回事。
　　——一具具死尸啦，他们的脚板又青又白。就这么回事。
　　——他现在已经死了。就这么回事。
　　从我随便在书中找出的这几句话里，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出“就这么回事”这几个字的力量，能够体会出其中蕴含着的那份无奈、心酸、讥嘲、幽默。我想，仅仅因为冯内古特对这句话的使用，就应该把他划入黑色幽默流派。
　　今天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屠杀仍然没有间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持续许多天的轰炸，难道不是一种屠杀？在战乱不断的非洲，不是不断传来有成批人被杀的消息？“五号屠场”不存在了，“六号屠场”、“七号屠场”、“八号屠场”也不应该存在，我们应该记住作家冯内古特在他这本小说中的呼吁：使地球上的全体居民学会和平地生活，我们不应该再允许把地球变成屠场的行为发生。
　　作家和平民一样，无力也无权阻止一些屠杀事件的发生，但他可以呼吁，呼吁停止屠杀。如果连呼吁也不发出，那还要作家干啥？

《五号屠场》 作者：库尔特·冯内古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