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木圣经

毒木圣经
作者：芭芭拉·金索沃
内容简介
★《百年孤独》之后，你为这样一部小说等了多久？ ★既是饱满细腻的家庭史诗，又是磅礴锐利的历史寓言。发生在某时某地，却包罗万象。 ★我们都很无知，但并非真正无辜，人人都是共犯。 ★希拉里、奥普拉力荐，一部陪你一起呼吸、共同成长的人生之书：无论生活给予我什么，我必按我的心意去生活。 ★全球销量超过400万册；盘踞《今日美国》畅销榜137周，创下惊人纪录！ ★美国高中生必读的26部经典；美国公共图书馆25部最有价值图书；美国亚马逊一生中必看的10 0部图书；《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 普莱斯牧师带着妻子和四个女儿从美国来到比属刚果，把种子、蛋糕粉和圣经带进了遍布毒木的丛林。牧师眼里，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满是需要救赎的灵魂。然而，他不但没能拯救那些无知的土著，反而将一家人拖入了危机四伏的动荡人生。一场惨剧悄然而至。他们要在生命的丛林里兜转挣扎多久，才能继续向前，步入光亮之中？ 《毒木圣经》以五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作为叙述者，将历史的洪流与人性的幽微交织，犹如一片绚烂神秘的森林，美丽凄切，令人震撼。 ★罕有一部作品能如此野心勃勃、富有魅力且大获成功。我们何其幸运，见证了《毒木圣经》的问世。《华盛顿邮报》 ★一部震撼人心的史诗，作者用极其沉稳的笔触，抵达了极致的美丽。《洛杉矶时报书评》

第一部 创世记
神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世记》1:28①
①本书中出现的圣经经文及人名，大部分参照中文和合本圣经，和合本圣经未收录的，则参考了思高本圣经。

奥利安娜·普莱斯
佐治亚州，桑德林岛
想象一片废墟。这废墟怪异之极，绝不可能存在过。
首先，勾勒出森林。我要你成为它的良心，成为树之眼。树，一列列地立着，长着滑溜的、条纹状的树皮，犹如肌肉发达的野兽，不可思议地疯长着。每一寸空间都充盈生命：精致而有毒的蛙，斑斓的纹路有如骷髅，攫住对方交媾，将珍贵的卵分泌到滴水的叶片上。藤蔓紧缠着自己的同类，无止休地角力，要迎着阳光。猴子在呼吸。蛇腹滑过树枝。排成纵队的蚂蚁大军将猛犸象般庞大的巨杉树干啮成清一色的颗粒，再将之拖入地底的暗黑之中，供它们那永不餍足的蚁后享用。与之相对，幼苗如同一支合唱队，拱着脖子，从朽烂的树桩中探出，从死亡里吮吸着生命。这片森林啃啮着自身，永生不息。
此刻，下方的小径上出现一列纵队，一个女人和紧随其后的四个女孩走了过来，全都身着衬衫式连衣裙。从上方这么看去，她们仿佛注定要迎接不幸的苍白花朵，定然会惹你心生怜意。可要小心了。你还是等到以后再来决定她们值得什么样的怜意吧。尤其是母亲——看看她是怎么领着她们的。她的眼睛是浅色的，小心翼翼。她用一条破烂的蕾丝手绢束起一头深色头发，凸出的下巴因两旁摇晃的假珠子大耳环而忽闪忽闪的，那珠光恍若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头灯，照亮了路途。女儿们走在她身后，四个女孩身体紧绷，好似上紧的弓弦，各自急切地要向不同的道路发射出自己的女人心，或通往荣耀，或通往诅咒。即便现在，她们也像同囚一袋的猫那样抗拒亲密：两个金发女孩——矮的野性，高的傲慢；两个深褐色头发的女孩书挡般分别走在队伍的两头。她们是一对双胞胎。走在前头的那个急于领先；后面那个则拖着脚步，一瘸一拐地颇有节奏。她们会不屈不挠地一起翻跨过横倒在路上的腐朽树干。母亲优雅地挥着手领路，拨开一张又一张蛛网的帷幕，就像在指挥交响乐团。在她们身后，帷幕闭合，蜘蛛重又操起杀戮的勾当。
溪岸边，她摆好可怜兮兮的野餐，只是些压得紧实的碎面包块，夹了些碎花生和一条条苦巴巴的芭蕉叶。经历了好几个月某种程度上的饥饿，孩子们都已忘了抱怨食物。她们就这么静静地吞咽着，然后抖落碎屑，在湍急的溪流中顺流而下游一会儿泳。母亲独自一人留在水畔参天的树木间。如今这地方对她而言就像起居室般熟稔，在这座她从未期待置身其中的生命之屋里，她忐忑地休憩，静静注视着黑压压的蚂蚁在碎屑上热火朝天地忙活。要知道，那些碎面包块本就是顿过于寒碜的午餐。总是有生灵比她的孩子更饥饿。她把裙子掖至腿间，审视着自己那双窝在岸边草丛里的枯瘦的、寸羽不生的脚，它们就像一对无助的鸟儿，无力飞出草丛，飞离她所知的已然临近的灾难。她可能会失去一切：她自己，或更糟，失去她的孩子们。最糟的是失去你，她唯一的秘密。她的最爱。对一位只能责怪自己的母亲来说，要如何来承受这一切呢？
她孤独得要命。后来，倏然间，她不再孤独了。一头美丽的动物就站在溪流对岸。她和它从各自的生命中抬起了头。女人和动物，惊讶地发现彼此竟在一地。它凝滞不动，用那尖梢泛黑的耳朵探究着她。幽暗的光线沿着它略微隆起的肩部往下延伸，使它的背部呈带紫的褐色。森林投下一道道线条般的阴影，在它体侧的白色条纹上交叉而过。它高跷般的前腿斜支在两侧，就那样僵直着，因为它正要俯身饮水时被逮了个正着。它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膝盖略颤了颤，然后是肩膀，一只苍蝇在那儿骚扰它。最终，它不再警惕，望向一边，喝起了水。她能感受到它卷曲的长舌触到水面，仿佛正舔着她的手。它的脑袋轻轻颤动着，像在微微点头；表面似有丝绒质感的兽角从背后闪出亮亮的白色，犹如新叶。
无论意味着什么，那一刻稍纵即逝。一个人屏住呼吸的时间？蚂蚁的一个下午？我只能说，很短，因为尽管孩子们支配我的生活已经许多年，一个母亲还是能记起寂静的度量衡。我从未有过五分钟不受打扰的宁静。当然，我就是那个溪岸边的女人。奥利安娜·普莱斯，婚后成为南方浸信会教徒，孩子们有生有死。仅此一次，狓来到溪边，我是唯一见到它的人。
直到后来，在亚特兰大生活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它的名字。那时候，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不想过多地与人打交道，只想在公共图书馆里皓首穷经，相信自己灵魂中的每一道裂缝都可用书去填补。我读到，雄狓的个头比雌的小，也更害羞，此外，人们几乎一无所知。数百年来，刚果谷里的人都会讲起这种美丽、怪异的动物。欧洲探险家听闻之后，都认为它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又是一则从饱经箭镞荼毒、嘴唇穿骨的暗黑大地上传来的新奇故事。后来，到了二十年代，当世界其他地方的男人们于战争间歇琢磨着如何改进飞机和汽车时，一个白人终于亲眼见到了狓。我能想象他拿着双筒望远镜窥伺，举起步枪，用十字准星瞄准，把这头动物据为己有的场景。如今，整个狓家族都待在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死寂的躯体里塞满了东西，以玻璃珠为目冷眼旁观。于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狓就成了真实的动物。仅仅是真实的而已，而非传奇。它是种野兽，是似马的羚羊，长颈鹿的亲戚。
哦，可我知道得更清楚，你也是。那些在光亮透明的博物馆里的凝神驻足，无法从你身上获得任何东西。你，这个未被俘获的我最爱的孩子，野性未驯就如白昼漫长。你明亮的双眼代表生者与死者，不容稍歇地压迫着我。坐到你的位置上吧。看看四周发生了什么，想想要是有其他各种可能性的话，又会怎么样。甚至还可以想想，要是非洲根本没被征服会怎么样。想象一下，那些最初到来的葡萄牙探险家靠近海岸，如何用定做的黄铜望远镜窥探丛林边缘。想象一下，奇迹发生，他们因恐惧或敬畏而放下了望远镜，掉转船身，布好缆索，扬帆起航而去。想象一下，若所有后来者都这样做了，又将怎样。那非洲现在会如何呢？我所能想到的就只有那另一头狓，他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一头。那头能与你四目相对、看透你的独角兽。
我主纪年一九六○年，一只猴子乘坐美国火箭被送上了太空，肯尼迪家的一个男孩从慈父般的艾克将军① 手中接过了权杖，整个世界在围绕着刚果这个轴心转动。猴子遨游于太空，尘世的人们则关起门来为刚果的宝藏讨价还价。当时，我也在那儿，就在那根轴的轴尖上。
我丈夫信心十足，我的孩子们需要照顾，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这股激流和暗流当中。可那只是我的借口，事实上他们谁都不怎么需要我。我最大和最小的孩子打从出世就试图像褪壳一样脱离我的保护。我的双胞胎内心洞若观火，她们对许多事都很感兴趣，就是对我视若无睹。而我丈夫，唉，则应了那句“地狱烈焰不及浸信会牧师之怒火”。或许，我嫁的这个男人根本就没爱过我。爱我，大概会妨碍他投身于全人类事业吧。我之所以仍旧是他的妻子，是因为我每天能做的也就这么一件事。我女儿会说：瞧，母亲，你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她们根本就不懂。人能拥有的只有 自己的生活。
我见到过什么，她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见过一家子织巢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一起筑巢。它们做的窝大得可怕，里面塞着些细木棍儿、幼鸟，还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让整棵树轰然倒地。我没对丈夫和孩子们讲这事，从没讲过。你能明白了吧。我有自己的故事，随着年事日高，这些故事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如今，每当天气的些许变化幽幽地直沁到我骨头里，我就在床上辗转难眠，回忆像嗡嗡作响的苍蝇飞离残骸般在我脑中升腾起来。我很想撵走它们，但又发现自己在谨慎而精心地选择着可以曝光的回忆。我想让你觉得我是无辜的。正如我渴望你那迷失于途的娇小身体一般，现在我也想让你晚上别再用手指触摸我手臂的内侧，别再轻声软语。我的生死取决于你评判的力度。但还是先让我说说自己是谁吧。我要声明的是，我和非洲一块儿待了段时间，后来便分道扬镳了。似乎我们都没能与对方好好相处，结果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我就像患上了罕见的疾病，被非洲折磨得死去活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能完全康复。也许我甚至会袒露实情——我和那些骑马者一道骑马而入，目睹了灾变。② 但我还是要说，我只不过是个被俘虏的证人。若我自己不算战利品，那当个征服者的妻子又意味着什么呢？而他又算什么呢？当他跃马扬鞭前去征服那些从未受外界影响的部落时，你难道不觉得他们是满怀渴望地倒在了那些天蓝色的眼眸前吗？然后，他们渴求着一场转变，就靠着那些马，那些枪？这就是我们回头冲着历史喊出的话，从未停歇。不光是我，还有以各种方式撒播的罪行。而我自己还得喂饱好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我那时不懂。我没有自己的生活。
你会说我有。你会说我穿越非洲的时候，手又没被铐着；而现在我不照样顶着这身白皮肤和别人一样走来走去吗，还披挂着偷来的行头：棉料衣服、钻石。怎么说也算自由自在，活得挺滋润。我们之中有些人很清楚这些财富是如何得来的，有些人则不明就里。但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将它们披挂在身。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我们该如何容忍并承受它们？
我知道人是怎么回事，知道他们都会怎么想。大多数人从摇篮走到坟墓的一路上，良心一直清白如雪。很容易去指责其他一些人，反正他们都已经死了，就从那些在河岸上挖挖烂泥、东嗅西嗅地想要嗅出点铜臭味的人开始吧。比如，利文斯通博士③ ，不就是那个恶棍吗？他，还有所有那些牟取暴利的奸商，他们离弃非洲就如丈夫抛下妻子，让她赤条条的身子蜷缩着，围绕着子宫内空空如也的矿脉。我了解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清白如雪的良心背后，都付出了什么样的尘世代价。
如果我不曾以血相抵，我和其他人也将没什么两样。我想都没想就踏上了非洲，始于家人神圣的感召，却终于这可怕的结局。在那段日子里，在所有那些热气熏蒸、浓墨重彩、散发着泥土气味的白天黑夜里，我相信那里存在着正直教义的某种精髓。有时候，我几乎能说出那究竟是什么。如果可以，恐怕我会把它抛给其他人，尽管有可能让他们不再那么怡然自得。我会从自己肩上卸下这难堪的故事，像展平失败的作战书那样暴露我们的罪孽，在早已对我怀着戒心的邻居们面前挥舞这封认罪书。但非洲却在我手下移步换形，拒绝成为某段失败关系中的一方。除自身之外，它完全拒绝成为任何一个地方，或扮演任何一种角色。它，这座动物王国，如今正在荣耀王国里把握时机。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坐到你的位置上吧。别给这个鬼魅般的疯婆子留下搅扰那片宁静的任何余地。什么都没留下，只除了她自己的生活。
我们只是一心想掌控行走于大地上的任何一个活物。于是我们踏上这片土地，认为这里一片混沌，只有黑暗在水面上游弋。你现在笑了，当你啃噬着我的骨头时，你没日没夜地笑。但在当时，我们还能怎么想呢？只知道一切始于我们，也终于我们。即便现在，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去问问孩子们吧。瞅瞅她们都出落成什么样了。我们能谈论的，只有我们所携之物，以及我们所取之物。
①即艾森豪威尔，第34任美国总统。继任总统为肯尼迪。
②典出《圣经·启示录》6:1-8，四个骑马者分别象征征服、战争、饥荒及死亡。
③戴维·利文斯通（1813－1873），英国传教士，著名的非洲探险者。

我们所携之物
基兰加，1959 年

利娅·普莱斯

我们从佐治亚州的伯利恒来，把贝蒂妙厨蛋糕粉带进了丛林。姐妹们和我都指望在这十二个月的传教期内每人过次生日。“老天都知道，”母亲预言道，“刚果是不会有贝蒂妙厨蛋糕粉的。”
“不管我们去哪里，都绝不会有人做买卖。”父亲纠正道。他的语调表明母亲没能领会这次传教的精神，她对贝蒂妙厨蛋糕粉的担心使她和那些钻在钱眼里的罪人成了一丘之貉，耶稣最烦这种人，后来一发火，就把他们赶出了教堂。“不管我们去到哪里，”父亲想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些，“都不会有‘Piggly Wiggly’这样的超市。”显然，父亲认为正是这一点帮了刚果的大忙。而我只要往这方面稍一寻思，就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当然，母亲并不想和他唱反调。但一旦明白了再也没有转圜余地，她就会跑到客房里，把她觉得所有能让我们在刚果勉强度日的尘世之物都摆开来查点一遍。“都是给孩子们用的，最低限度了。”她整天就这样压着嗓门咕哝着。除了蛋糕粉之外，她还积存了十几罐安德伍德牌火腿肉；蕾切尔的象牙色塑料柄手镜，镜背是戴着扑粉假发的女子像；一只不锈钢顶针；一把挺好用的剪刀；十几支2号铅笔；许许多多创可贴、止痛片、止痛搽剂；一支体温计。
现在，我们到了，拖着这么一大堆安全运抵却派不上用场的色彩斑斓的宝贝。我们的货物几乎原封未动，只有止痛片被母亲拿了出来，顶针被露丝·梅掉进了茅坑。然而，我们从家里运来的这些补给品似乎已经成了往昔世界的指代：它们显眼地杵在那儿，在我们的刚果之屋里，犹如灯火通明的派对上的装饰品，被无处不在的泥土色的背景衬得十分突兀。当我凝视着它们时，雨季的光线照进我的眼眸，刚果的沙砾亦嵌入我的牙缝，我已几乎回想不起原来那个地方——在那里放上这些东西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只记得一支黄色的铅笔，还有一只放阿司匹林的绿瓶子，就挤在架子高处的许多绿瓶子中间。
母亲想要完备地考虑每一种紧急情况，比如饥荒和生病。（一般而言，父亲也赞同紧急情况一说。因为是上帝将预见的能力唯独赋予了人类。）她从我们的外公巴德·沃顿医生那儿弄到了一大堆抗生素。外公得了老年痴呆症，总喜欢光着身子往外跑，但有两件事仍干得很漂亮：赢棋，以及给我们写处方。我们还带来了一口铸铁煎锅、十包酵母粉、锯齿剪刀、从一把短柄小斧上卸下来的斧头，以及一把铲茅坑用的折叠式工兵铲，七七八八一大堆。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得随身带来的全套文明之恶。
来这儿，即便只带上最低限度的行李，也是场考验。就在我们觉得已经全部准备停当、预备动身之际，没承想却得知泛美航空越洋航班只允许带四十四磅行李。每人四十四磅，多一克都不行。唉，我们都被这个坏消息打击得垂头丧气！谁能想到现代的喷气式飞机还会限重？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都加到一起，包括露丝·梅的箱子——幸好，她虽然还小，但也能单独算一个人了——结果超重六十一磅。父亲审视着我们的绝望，好像老早就料到会这样。他让妻子和女儿们自个儿去想办法，只扔下一句话，要我们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可没有手镜和阿司匹林的需求。
“我觉得百合花倒是需要圣经，还需要他那把铲茅坑用的工兵铲。”蕾切尔嘟囔着，因为她心爱的梳妆用品被一件件从行李箱里拿了出来。蕾切尔对经文的理解从未如此透彻过。
但即便我们尽己所能地琢磨百合花的需求，再怎么缩减还是根本无法达标。把蕾切尔的化妆品全拿走也没用。我们再也没辙了。后来，哈利路亚！就在最后一刻，我们得救了。由于疏漏（仔细想想，也很可能仅仅出于礼貌），他们只称行李，不称乘客。南方浸信会传教联盟给了我们这个暗示，没那么直接，只是说别太把四十四磅的规定当回事。于是我们规划了一番。我们出发去非洲的时候，把所有超重的行李都带在了身上，塞在衣服里面。而且，我们还衣服里面套衣服。我们姐妹离开家时，各自都穿了六条衬裤、两件衬裙和背心，里三层外三层地罩上几条裙子，里面还有几条紧身裤，最外面则是晴雨风衣。（大百科全书建议我们要把下雨问题考虑到。）其他物品、工具、装蛋糕粉的盒子等这下子都毫不显山露水——或藏于口袋里，或掖于腰带间，我们像是从头到脚地套了层丁零当啷的铠甲。
我们在外面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以期给人留下好印象。蕾切尔穿上了她复活节时才会穿的最得意的绿色亚麻套装，泛白的长发用粉色的宽条发带束起，额头尽露。蕾切尔十五岁——或像她自己说的，马上要十六了——除了外表，对一切漠不关心。她的教名全名是蕾切尔·丽贝卡，于是她自觉可以随心所欲地仿效那个井边处女利百加① ，《创世记》里说“那少女容貌极其美丽”，她在取水时遇到了亚伯拉罕的仆人，后者立刻向她奉上了金耳坠作为结婚聘礼。（由于比我大一岁，她就说自己和圣经里利亚的妹妹可怜的拉结没丝毫关系，因为拉结要等上许多年才能出嫁。）飞机上，她就坐我旁边，一个劲儿地眨巴着兔毛似的睫毛，没完没了地调整她那粉色发带，想让我注意到她为和发带相配悄悄涂了泡泡糖粉色的指甲油。我侧头瞅了眼父亲，我们普莱斯一家占了一整排位子，他坐在另一头靠窗的位置。太阳像一个血红的球悬在窗外。他一直眺望着地平线那边的非洲，眼睛映得通红。蕾切尔很走运，因为父亲此刻正好心事重重。她都这么大了，还曾因涂指甲油受皮带鞭笞之痛。但蕾切尔就是这样的人，试图在离开文明之前犯下最后一桩罪行。照我看来，蕾切尔俗气、讨厌，于是我一直看着窗外，窗外的风景更棒。父亲认为，化妆和涂指甲油小瞧不得，那是卖淫的信号，穿耳洞也是。
他对野地里百合花的看法也没错。在飞越大西洋的旅途中，六条衬裤和蛋糕粉渐渐变成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十字架。每次蕾切尔探身去掏手提包时，都得腾出一只手来按住亚麻外套的胸口，可那儿仍会发出轻微的叮当声。我现在忘了她在里面藏了哪种居家武器。当时，我不搭理她，于是她就老找艾达聊天。艾达也不搭理她。但艾达从不和任何人说话，所以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蕾切尔喜欢取笑一切事物，但主要还是拿家人开涮。“嘿，艾德② ，”她轻声对艾达说，“要是我们现在来玩‘阿特·林克莱特的家庭聚会’③ ，会怎么样？”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林克莱特先生喜欢出其不意地偷袭女士，比如拿来她们的手提包，把包里的东西拽出来展示给电视观众。如果他掏出了开罐器或胡佛总统肖像照一类的东西，观众就会觉得很搞笑。想想看，如果他来摇晃我们，锯齿剪刀和小斧头就都会掉出来。一想到这个，我就神经紧张。而且，我已经开始觉得燥热和幽闭恐惧。
最后，我们终于像牲口一样缓缓地下了飞机，走下舷梯步入了利奥波德维尔的燠热之中。在这当口，只见我们最小的妹妹露丝·梅的金色卷发往前一甩，晕倒在了母亲身上。
她很快就在机场里恢复了过来，虽然那里散发着一股尿骚味。我很兴奋，又很想上厕所，可我都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女孩该从哪里看起。宽大的棕榈树叶在外面明亮的光线中舞动着。一群群人急匆匆地左冲右突。机场警察穿着缀有多余金属纽扣的卡其布衬衫。相信我，肯定还带着枪。不管往何处看，总能看到个子极小的黑老太吃力地拖着整篮类似蔫蔫的蔬菜的东西挪步前行。还有鸡。三三两两的孩子隐在门口，目标很明确，就是伺机和外国传教士搭讪。他们一看见我们这身白皮肤，就冲了过来，用法语乞讨：“Cadeau④ ，cadeau？”我举起双手，表明自己没给非洲儿童带任何礼物。也许这里有些人会躲在某个地方的绿色植物后面解决内急，我想着，没准儿机场的尿骚味就是这么来的。
就在这时，一对戴着玳瑁框墨镜的浸信会夫妇从人群中走来和我们握手。他们的名字很奇怪，叫昂德当——昂德当牧师和牧师太太。他们来领我们过海关、对穿制服的人说法语。父亲很清楚地谢绝说，我们自己能搞定，但还是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他说得挺客气，所以昂德当夫妇没意识到他生气了。他们继续忙前忙后地张罗着，就好像我们两家之间都已是老交情了。他们还送了我们一顶蚊帐，得几个人合抱着，但还是拖了老长，就好比喜欢你过了头的初中男友送的一束花，让你好生不自在。
就在我们抱着蚊帐、汗湿了一整套层层叠叠的衣服的时候，他们讲了许多即将成为我们家园的基兰加的信息。唉，他们有太多的话要说——从他们和儿子们搬到基兰加的那天讲起，学校、教堂，一股脑儿都讲了。曾有一段时间，基兰加是个常规的传教驻地，有四个美国家庭，还有位医生每周来访一次。他们说，如今，基兰加一塌糊涂。医生是再也见不到了，昂德当夫妇也不得不搬至利奥波德维尔，好让儿子们受几天正规教育——如果还能称得上“正规”的话，昂德当太太说。其他前往基兰加的传教士的任期也老早就到期了。所以，只剩下普莱斯一家人，以及我们所能召集的一切助力了。他们提醒我们别抱太多期望。我的心却在怦怦跳，因为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期望：丛林里的花，咆哮的野兽。这里有着未启封的荣耀，是纯净的上帝之国。
后来，正当父亲向昂德当夫妇解释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却突然把我们推上一架小飞机，丢下我们不管了。飞机上只有我们一家子和飞行员，而他正忙着调试帽子下的耳机，彻底无视我们，好像我们只是普通货物而已。我们坐在那儿，抱着长长的白色帐幔，像一个个疲惫不堪的伴娘。飞机从树梢上掠过，可怕的噪音弄得我们麻木茫然。用母亲的话来说，我们都累趴了。“彻底累趴了，”她会说，“甜心，可别绊倒了，你都快累趴了，一眼就看得出来。”昂德当太太说我们的南方口音很迷人，她大惊小怪，笑个不停，甚至还模仿我们说“马上”和“拜拜”的腔调。（“莫上 ，”她说，“都啥时候了，肥机莫上就要开了！ ”还把“拜拜”说得像羊叫！）我们的发音简洁明快，同时会拖长元音，但她弄得我们好尴尬。之前我从未寻思过自己的口音，虽然我也知道我们的发音同广播和电视里扬基佬⑤ 的说话腔调截然不同。坐在小飞机上，我对此琢磨了好长时间。顺便提一下，我还是很想小便。但那时候我们都已晕晕乎乎，无心说话。对严丝合缝地挤在座位上无法动弹的状况，我们也渐渐习惯了。
最后，我们伴随着一股冲撞的力道降落在了一片野地上，地里蔓生着一丛丛黄色的高茎草。我们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父亲由于身材高大，不得不在机舱里佝偻着身子，没法站直。他匆匆说了句祝祷：“天上的父，请让我在比属刚果成为你完美意志的强大工具吧。阿门。”
“阿门！”我们应和道。接着他便领着我们穿过弧形走道，步入光亮之中。
我们站着，不停地眨巴眼睛，透过尘雾凝望着百来号黝黑的村民，他们细瘦、沉默，如树枝般轻轻晃悠着。我们在桃子丰产的夏季离开了佐治亚，此刻站在令人恍惚的干燥的红色雾霭中，难以辨明身处哪个季节。穿着这身层层叠叠的衣服，我们定然像极了一家子误入丛林的爱斯基摩人。
但这正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需要把太多的东西带到这儿来。我们来时，每个人都承担着特殊任务，它们在衣服底下啃咬着我们：一把羊角锤，一本浸信会圣歌集。每样适宜实用的物品都是为了减重而替换下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才得以带来的，但把那些小玩意儿抛在身后，我们可是下了狠心才做到的。我们的旅程注定是一项追求平衡的伟大事业。当然，父亲带来的是上帝之言——幸好，这件东西毫无重量。
①小说中普莱斯夫妇四个女儿的名字均可与圣经人名对照：蕾切尔即拉结，利娅即利亚，艾达即亚大，露丝即路得，丽贝卡即利百加。
②艾达的昵称。
③美国 1945 年至 1967 年间的广播剧。
④法语：礼物。
⑤指美国北方人。

露丝·梅·普莱斯
上帝说非洲人是含的部族。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中，含是最坏的一个。我们每个人，从家谱往上回溯，都是从他们三个人那儿来的。因为上帝发了一场滔天洪水，将罪人们全淹死了。闪、含、雅弗都上了船，所以他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含年龄最小，像我一样。他很坏。有时候，我也很坏。等他们全都下了方舟，放走了动物之后，就出了事。一天，含发现父亲挪亚醉醺醺地光着身子，觉得很好玩。两个哥哥用毯子盖住了挪亚，但含却笑得前仰后合。挪亚醒过来后，兄弟俩打小报告对父亲说了整件事。于是，挪亚就诅咒含所有的孩子永生永世当奴隶。他们就是这么变黑的。
在佐治亚，我们家那里，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不能大摇大摆地与蕾切尔、利娅和艾达走进同一所学校。利娅和艾达都是天才儿童，可她们还是得像所有人一样进同样的学校，但不是和有色儿童在一起。教堂里那个人说他们和我们不一样，需要也应该和其他人隔开来。乌鸦吉米也那样说，他还立了法。① 他们不进妈妈带我们去买可乐的白色城堡餐厅，也不去动物园。他们去动物园的日子是礼拜四。这是圣经里说的。
我们这个村子马上就会有这许多白人了：我、蕾切尔、利娅、艾达。妈妈。父亲。总共六个人。蕾切尔最大，我最小。利娅和艾达夹在中间，她们是双胞胎，所以说不定她们就是一个人。但我觉得是两个人，因为利娅到处跑，还爬树，但艾达不行，她身体一侧整个儿都坏了，又说不了话，因为她脑子受过伤。而且，她恨我们所有人。她是倒过来看书的。你只应该恨魔鬼，爱其他每个人。
我叫露丝·梅，我恨魔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叫甜心。妈妈总是那样叫我。甜心，过来一会儿。甜心，别那样做 。
在主日学校里，雷克斯·明顿让我们最好不要去刚果，他说那儿的土著会吃人肉，会把我们放到罐子里煮，再把我们吃个精光。他说，我可以像个土著那样说话，快听听：乌嘎布嘎布嘎卢嘎。他说那句话的意思是，我要从那个长着黄色卷毛的小家伙身上给自己弄只小腿吃。主日学校的老师，我们的班妮小姐让他别出声。但我告诉你，她可没说他们到底会不会把我们放到罐子里煮，再把我们吃个精光。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非洲还见到了其他白人：开飞机的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他戴一顶帽子，你就没见过那么脏的。他住在飞机场边上自己搭的小棚子里。每次他来刚果都会待在那儿，妈妈说对他来说那住处可够近的。昂德当牧师和他的台台② ，几年前就开始让非洲儿童去教堂了。昂德当夫妇互相说法语，虽然他们都是白人。我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有两个儿子。昂德当家的男孩都很高大，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学校上学。他们对我们很过意不去，所以送了很多漫画书给我们，让我们坐飞机时看。当利娅她们在飞机上都睡着了的时候，我把漫画书几乎全都拿了过来。《唐老鸭》。《独行侠》。还有童话故事，《灰姑娘》和《野玫瑰》。我把它们都藏在了一个地方。后来，我觉得很难受，在飞机上吐了起来，吐得背包和《唐老鸭》上都是。我把那本书塞到了坐垫底下，于是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了。
所以，这些是我们村子里即将有的人：普莱斯一家，独行侠，灰姑娘，野玫瑰，还有含的部族。
①指《吉姆·克劳法》，美国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吉米”为“吉姆”的昵称，“克劳”（Crow）亦有“乌鸦”之意。露丝·梅因年纪太小，常将听不懂的单词理解为自己知道的词语。
②即“太太”，此处露丝 · 梅发音不准。

蕾切尔·普莱斯
呵，我们现在可要遭罪了。从我们一脚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思考起了刚果。我们到这儿来，说是要发号施令的，但我觉得我们什么都控制不了，甚至连自己都管不了。父亲筹划了一场老派的大型祷告会，作为欢迎仪式，以证明上帝已经跟过来了，并且要安居于此，与这里同在。但当我们走下飞机，拖着行李踉踉跄跄地来到空地上时，刚果人全都围了上来——主啊 ！他们还激动地唱起了歌。那是在施魔法，我敢肯定。我们被冒汗的身体熏得够呛。我真应该在手提包里塞几块可以用五天的防臭垫。
我东张西望地寻找妹妹们，想要对她们说：“嘿，艾德，利娅，你们不为用黛而雅香皂而感到庆幸吗？你们难道不希望人人都用吗？”我没找到双胞胎，倒是看见了露丝·梅，这一天里她第二次快要晕过去了。她眼睛上翻，露出一大片眼白。不管是什么让她难受，反正我知道她正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挺过来。露丝·梅虽然只有五岁，但固执得厉害，无论什么样的热闹，她都不愿错过。
母亲握着她的手，也握着我的——要是在伯利恒的家里，我压根儿忍受不了这种事儿。但在这儿，在汹涌的人潮中，我们是会走丢的。此刻我们就刚好被一大股黑色的人流裹挟而去。灰尘，天哪！你能相信吗，到处都是红色粉笔末般的灰尘，而我最外面套的是那件漂亮的绿色亚麻套装！我能感觉到头发里有沙子。我的头发原本可以说是纤尘不染，现在可要弄脏了。天哪天，这算什么地方啊！我已然打心底里为我本以为生活中铁板定钉① 会有的抽水马桶、机洗衣服和其他简简单单的东西感到忧心忡忡。
人群拥着我们朝一处四面敞开的棚子走去。棚子的地板很脏，上有遮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儿将成为父亲的教堂。我们真是太走运了，摊上这个由污尘建起的教堂。但我告诉你吧，那个晚上可没有做礼拜这项安排。最终，我们被挤在人群里，站在茅草屋顶之下。当我意识到自己握着的不是母亲的手，而是一只肉墩墩的黑爪子时，差点尖叫起来。那可是个陌生人啊！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干脆放手不管，任尘土在我脚下翻卷。我惊惶地左顾右盼，就像身陷火海的黑骏马一般。后来我总算看见了母亲，她站在父亲边上，身上的白衬衫犹如一面写着“我们投降！”的旗子。接着，我一个个地找到了妹妹们彩色粉笔似的身影，她们就像派对上的气球，但来错了地方。天哪。就在这时，我突然明白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但话又说回来，父亲说不定正志得意满、心满意足呢。赞美耶稣吧，为这场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去迎接的挑战。
我们迫切需要换衣服，多余的内衣和裙子让我们不堪重负。但根本就没这样的机会。完全没有。我们就这样被直接扔进了这群乱哄哄的异教徒之中。我不知道行李箱在哪儿，帆布包也不见了。我的绣花绷子和一把塞在油布套里的锯齿剪刀还挂在我脖子上，被这么推来搡去，对我和其他人都是种威胁。最后，我们总算可以在桌边坐下来了，紧挨在一起，挤得不能再挤，就坐在用粗糙的木头做的油腻腻的长条凳上。到刚果的第一天，我那身缝有正方形祖母绿纽扣的、崭新的、郁金香轮廓的艳绿色亚麻套装眼看就完旦② 了。我们不得不和其他人密密实实地挤坐在一起，呼吸极其不畅，要是你想呼吸，在这样的处境下，各种各样的细菌都可能感染上。另外一件我们应该带来的东西是李斯特林漱口水：可减少百分之四十五的感冒概率。喧嚷的人声和怪鸟的啁啾轰击着我的耳膜，脑袋都快要爆裂了。我对任何声音都很敏感，如果再加上明亮的阳光，会让我紧张性头痛发作，但至少，那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否则，我说不定就要步露丝·梅的后尘，晕过去，或者吐得稀里哗啦，那是她当天的两大成就。我觉得后脖颈像是被人捏着，心脏鼓点般怦怦乱跳。他们已经在教堂的一头生了堆火，大火发出呼啦啦的响声，让人心惊胆战。油腻腻的烟雾则像一张网悬在我们头上，浮于茅草顶下。烟味浓烈，不管是什么动物都得被呛死。透过火堆亮黄色的外廓，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轮廓正在被翻转、刺穿，僵硬的四蹄胡乱踢蹬，徒然求生。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我恐怕是要死在此时此地了。不用母亲的手摸，我就能感觉到额头上的汗珠。我想起这辈子迄今为止有好几次，我想着法儿——我还是承认算了——让自己发热，为了不去上学、不去教堂。如今，一团真切的大火噼里啪啦地捶击着我的太阳穴，此前我求之不得的所有那些发热，终于让我受报应了。
突然间，我发觉捏我脖子的是母亲。她伸直手臂搂着我们四个：露丝·梅，我，妹妹利娅和艾达——当然，露丝·梅个子太小，但利娅和艾达这对双胞胎出落得挺好，虽然艾达因为残疾，个头矮了点。母亲究竟使了什么法子才把我们抓得这么紧，这肯定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后来我也总算弄明白了，怦怦跳的不是我的心脏，而是鼓点。男人们正在敲木鼓，女人们则在哼唱，高昂而颤抖的音调仿佛满月下疯狂的鸟群。领唱者和其他人用当地语言翻来覆去地唱和着。歌很怪异。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在唱基督教的圣歌，《基督勇兵歌》和《耶稣恩友》，把我听得直起鸡皮疙瘩。我猜他们有唱这些歌的权利，但问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好些女人被火光照耀着，赤裸的胸脯像松鸡下的蛋。她们之中一些人跳着舞，其他人则只是手忙脚乱地烧煮东西，仿佛裸体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们走来走去，端着罐子和水壶，全都袒胸露乳，一点儿也不害臊。她们一心忙着摆弄火里的动物，此刻正在撕肉块，再放到罐里和其他东西一起蒸。她们稍一弯腰，沉甸甸的乳房就会甩来甩去，好似盛满水的气球。我移开目光，不去看她们和拽着她们长裙的光着身的孩子。我一直在偷眼瞅父亲，寻思着：难道只有我才会对这些感到惊愕莫名？他眯着眼睛，牙关紧闭，好像马上就要大动肝火，但这团火到底会烧到哪里去，你是绝对不会知道的。通常，会是那么一个地方：你觉得去任何地方都比待在那儿 强。
无休无止的所谓圣歌总算呼来喝去地告一段落了，烧好的贡品已从火中取出，放入了勉强可称之为煎锅的容器里，和焖煮的灰色炖汁混在一起。他们把盛在锡盘或碗里的菜砰地放到我们面前，给我们的勺子是用旧了的大号汤勺。我知道这玩意儿决计塞不进我的嘴巴。我的嘴那么小，智齿长得东倒西歪。我环顾四周，想找人换把勺子。可没想到，除了我们一家，剩下的人竟然不管什么样的勺子都没得用！那些人到底怎么吃饭，我连想都不敢想。他们大多数人都还在等着上菜，好似荒野里的鸟儿。他们举着空空如也的金属碗或轮毂盖一样的东西——天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像敲鼓似的兴高采烈地击打着，听上去俨然一场废品交响乐。每个人的盘子都不一样，露丝·梅恰好拿到一只很小的杯子，我知道她心里很不爽，因为那杯子让她看上去更像个毛头孩子了。
在这鼓乐喧腾的当口，有人讲起了英语，我才猛然缓过了神。但我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围着我们的人都又跳又唱、敲击盘子、像飓风中的树木般挥动着手臂。就在他们烧煮东西的篝火边，一个身着黄色衬衫、卷着袖子、肤色黝黑的男人朝我们打着手势，声嘶力竭、瓮声瓮气地喊道：“欢迎！欢迎你们！”
他身后还有个男人，年纪更大，一身行头古怪离奇。他戴了顶大礼帽和一副眼镜，身着布衣，嗖嗖地来回甩动一根兽尾。他用当地语言低吼了几句，所有人便立马静了下来。
“普莱斯牧师夫妇和你们的孩子！”穿黄衬衫的年轻人喊道，“欢迎参加我们的宴会。今天，我们宰了头山羊，庆祝你们的到来。很快，你们的肚子里就会填满我们这儿的富富和霹雳椒。”
话音刚落，他身后的那些半裸女人便鼓掌欢呼起来，仿佛再也抑制不住对那头死山羊的垂涎之情。
“普莱斯牧师，”男人说，“请为这场宴会致几句辞吧。”
他做出让父亲上前去的手势，但父亲似乎根本无须邀请。他早已站上了椅子，看上去有十英尺那么高。他没穿外套，这倒没什么稀奇，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只要布道正酣，经常会把西装一扔了事。他那起了褶子的黑色裤子被皮带束得很紧，但胸膛和双肩却显得硕大无比。我差点忘了，他那件整洁的白衬衫底下还揣着不计其数的致命武器呢。
父亲慢腾腾地将一只胳膊举过头顶，俨然罗马帝国时期的神祇，正准备抛下雷鸣和闪电。每个人都仰视着他，微笑，鼓掌，高举的手臂在头顶、裸胸的上方挥动。接着，他就宣讲起来。与其说这是场演讲，还不如说是场酝酿中的风暴。
“主将乘着——”他嗓音低沉，极具震慑力，“疾驰的云彩而来，驾临埃及。”
乌拉！所有人都欢呼雀跃，可我心里却打了个结。他的脸上又浮现出那副表情，哦，天哪，好像在说摩西要从西来山③ 上轰然而下，用十种簇新的方式来摧毁你的生活。
“驾临 埃及！”他的布道声犹如起伏跌宕的歌声，忽高忽低，忽而更为高亢，忽而更为低沉，来回反复，似一把锯子正要锯开树干。“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光，”父亲顿了顿，狠狠地扫视全场，“他的光已经降临。”
他稍作喘息，再次开讲，吟诵之际极其轻微地摇晃着：“主派遣他的仁慈天使 驾临，他的神圣使者 来到平原上的城市 ，罗得就在那儿，居住于罪人 中间！”
欢呼声渐渐止息。此刻他已成万众瞩目的焦点。
“罗得对聚于 他门前的罪人 说，众弟兄，请 你们不要作这恶事 ！因所多玛 的罪人们 怀着满腔恶意 想要进他的家 。”
我发起抖来。我当然知道《创世记》的第十九章，他经常让我们抄写这一章。我很厌恶罗得要把自己还是处女身的女儿献给那帮罪人的那部分内容，他让那些罪人对他的女儿们胡作非为，好让他们忘记那两个正在他家做客的天使，免得天使受了惊扰。这算是哪门子交易啊！他那可怜的老婆当然会变成盐柱啦。
但父亲略过了所有这些内容，直奔可怕的结局而去：“主的使者剿灭了罪人，那些人对眼见到的上帝不闻不问 ，对自己的赤身裸体 也毫不在意 。”
然后，他停了下来，纹丝不动。他抬起一只大手伸向会众，牢牢吸引着他们，再伸出另一只手指向火堆边的一个女人。那女人悬垂的大乳房平摊在胸前，像是用熨斗熨过，但她显然不在意。她背着个孩子，孩子长长的腿跨在她的髋部，她用腾出来的一只手挠着孩子的短发。她紧张地环顾左右，因为这里每一个人的眼睛都随着父亲苛责的目光直直地望向了她的裸体。她屈了屈膝，把那老大不小的孩子往上拱了拱。孩子的脑袋耷拉着，头发像一蓬红色的草窠，神情茫然。那母亲就这么站在聚光灯下，久久沉默，脑袋因恐惧和迷惑而微微后仰着。最后，她转过身，拿起一柄长勺，捅了捅正在炖菜的罐子。
“对赤身裸体 毫不在意，”父亲重复了一遍，“也从不检点黑暗的灵魂 ！我们要毁灭这地，因这城内罪恶的喧嚣 在耶和华面前甚大 。”
再也没人唱歌、欢呼了。不管他们是否理解了“喧嚣”为何意，反正现在他们是不敢造次了。他们甚至不敢呼吸，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你得信我，父亲的语调能起到很大的效果。背着孩子的女人仍背对着人群，侍弄着食物。
“罗得走了出去，说与那些值得被救的人听。”现在，父亲用起了和缓、轻柔的语调，“罗得对他们说，‘快离开 这黑暗 之地吧！快起身 进入那光明之地 吧！’”
“哦，主啊，让我们祈祷吧，”他的这句结语让人倏然间又返回了尘世，“主啊，请允许我们这儿的贤人从恶行中起身，走出黑暗，进入圣父的美妙光亮中。阿门。”
所有脸孔都聚焦于父亲身上。他们仿佛都是闪耀光泽的黑色植株，而父亲的红发脑袋就是太阳。之前，他们的表情从快乐慢慢过渡到了困惑，继而又变得沮丧。此刻，随着魔咒解除，人们便又开始嘟嘟囔囔，走来走去。几个女人撩起裹身的纱笼，系在身前，遮住胸部。其他女人则把她们光屁股的孩子聚拢来，把他们带到外面的黑暗中去了。我猜他们应该是不吃晚饭就回家睡觉去了。
我们脑袋上方的空气变得无比宁静。听不见一丝其他声响，只有外面又黑又深的夜里蝈蝈的叫声。
好了，现在没事可干，只能吃饭了。所有人都盯着我们，我和妹妹们拿起了大金属勺。他们放在我们面前的是道炖菜，入口毫无滋味，嘴里就是一坨坨湿乎乎的东西，我得把它们嚼成胶状物才行。一旦开始吃，刚咬第一下，我的舌头就慢慢烧灼起来，越烧越凶。烧灼感从里侧炙烤着我的耳鼓。泪水涌上眼眶，我实在咽不下去了。我感觉这将是一场大哭的前兆，作为一个女孩，我只希望能在这一年办一场开心的十六岁生日派对，穿上一身马海毛套装。
露丝·梅呛得厉害，脸色难看之极。母亲凑过去，我以为是要帮她拍背，但她只是压低嗓门郑重其事地悄声道：“孩子们，礼貌点，听见了吗？妈对不住你们，但要是你们吐出来，我就打得你们这辈子都忘不了。”
说这话的竟然是母亲，我们长这么大，她从未动手打过谁！哦，我算是看清楚形势了，就在那儿，就在我们到达非洲的第一晚。我坐在那儿，鼻子呼着气，嘴里塞着难吃至极的东西，烧灼难忍，还有根死山羊焦皮上的硬毛。我紧闭双眼忍耐着，但即便如此，泪水仍悄然而下。那些让我们一家人来到这片暗黑海岸的人，我为你们犯下的罪过哭泣。
①蕾切尔把“took for granted”错拼成了“took for granite”。译文中以中文错别字来表示。
②蕾切尔把“give up the ghost”错拼成了“give up the goat”。
③蕾切尔把“Mount Sinai”（西奈山）错拼成了“Mount Syanide”。

艾达·普莱斯
日出让人心痒难耐，恶眼让人昏昏欲睡：这就是清晨的粉色刚果。任何清晨，每天清晨。在鸟雀的啼啭声中，灿烂的玫瑰色的空气伴随着早饭的灶火泛出一缕缕酸味。一道夯实的红土地——所谓的路——平展地铺在我们面前，理论上可以到达某个远方。但以我的艾达之眼看来，它被切割成了方形和梯形的碎片，因高大的棕榈树树干在其上投下细瘦的黑影。透过艾达之眼，世界充满了惊奇，色彩和形状都争相博取半脑人的关注，争奇斗艳，从未停歇。踏上坑坑洼洼的路面，丛林小公鸡自灌木丛中信步走来。它们提起小爪，扬扬自得，好似浑然不觉那些两条腿的猛兽就要把它们的老婆抓去当奴隶了。
刚果在世界的中央绵延展开。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正好都是六点钟。清晨带来的每一件事物都在夜幕降临之前自行消解：公鸡踱回森林，火堆熄灭，鸟儿咕咕叫唤，太阳沉没，天空开始流血、昏厥，渐趋黑暗，万物销声匿迹。灰烬归于灰烬。
基兰加村沿奎卢河而建，都是一间挨着一间的泥坯小屋，旁边有一条蜿蜒如蛇的红色土路。村子周围耸立着高大的树丛和竹林。利娅和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串用乱七八糟的各种珠子胡乱串成的珠链。我们争抢的时候，它就会断开，散成一堆弯弯绕绕、七零八落的东西，落到尘土里。而这就是我们从飞机上看到的基兰加的样子。每一座红色的泥坯小屋都蹲伏在红土院落的中央，村子的地面如砖块一般寸毛不生。有人告诉我们，伺机杀死我们的朋友蛇的好方法就是等它们探头的时候动手。所以基兰加就是片绵长低矮的贪吃蛇空地。一长排土屋全都面东跪伏，像是祈求自己不至于倒塌——绝对不是面朝麦加，而是面向村里唯一的道路、河流，以及隐于其后的粉色日出奇景。
最近大宴宾客的那座教堂建筑就坐落在村子的一头，另一头是我们的住房。所以在普莱斯一家散步前往教堂的一路上，我们能大摇大摆地瞅瞅每一户村民的家都是什么样的。每栋房子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和茅草苫的顶。这样的屋顶下本应住着鲁滨孙·克鲁索那样的人。但这儿没人会待在屋顶下。而在前院——世界是座舞台① ，赤脚下满是硬邦邦的红土——疲惫的瘦女人穿着你能想象到的各种破衣烂衫，消沉沮丧地用小木棍捅着小火堆煮饭。三五成群的孩子们朝惊恐万状、左冲右突的小山羊扔石子，驱赶它们到土路的另一头。有些山羊还会蹑手蹑脚地回来，于是再次被逐开。男人们坐在桶上，盯着任何一个经过的人发呆。过路者通常是个女人，慢慢沿路走来，脑袋上纹丝不动地顶着层层堆叠的一捆捆东西。这些女人犹如奇妙的不倒柱，在挑战重力的同时，也显得十足的百无聊赖。她们会坐下，站起，聊天，朝醉酒的男人扔小棍子，把背上的孩子拽到前面来喂奶。但不管做什么事，她们头顶层层叠叠堆得老高的东西都完全不会掉落。她们就像丝毫未意识到自己正身处舞台的芭蕾舞演员。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
女人们无论是离开大敞着的院子去田里干活，还是有事出去，都得首先把自己打扮齐整。为做到这一点，她们即便已经穿了件裹身裙，仍会去房子里拿出一块很大的布料，在裙子外面再裹一圈——罩住双腿，直抵脚背——穿成筒形的窄纱笼，再在裸露的胸脯下方打结系住。布料上的图案都很亮丽，搭配得又着实大胆，让我回味不止。比如，粉色的小格纹花布配上橘色的大格纹花布。色彩的择取并无定准，不管你觉得她们漂亮还是可怕，反正确实能让那些女人显得不那么疲惫沮丧，而更喜气洋洋一些。
基兰加盛装人群的背后，那一间间屋后冉冉升起的，是一片长得高高的象草。丛生的象草组成一堵高墙，掩住了我们的视线，只能张望到远方。悬于高墙上方的午后太阳是远处的一粒粉色圆点，蒙着白色的雾气。就算盯着看，也不会致盲。真正的太阳照耀着的真正的土地似乎在别处，与这儿相距遥远。而在我们东边，河流的后面，是一座座起着褶子的墨绿色高山，彼此层叠，犹如一块硕大的旧桌布，渐渐没入雾茫茫的浅蓝色之中。“乍看就像末日审判的场景。”母亲说着，停下来用手背擦了擦湿漉漉的额头。
“这地方就像故事书里写的一样。”我的双胞胎姐姐利娅就喜欢来句回应。她睁大双眼，把短发别到耳后，仿佛想让自己把每一个细节都听得看得更真切。“我们普莱斯一家就要住在这儿啦！”
接下来说出观察心得的是我的妹妹露丝·梅：“这儿的人牙齿都不多。”最后，是蕾切尔：“天哪天，等这一切都结束了再把我叫醒吧。”普莱斯一家就这样品评了一番。除了艾达。艾达没有做出评判。只有我不会讲话。
就我所见，天父② 会代我们所有人讲。此刻，他却说得不多。他带的锤子足有两三磅重，结果丝毫派不上用场。因为在泥巴筑屋、茅草苫顶的基兰加村，根本就见不到钉子。那座当教堂和学堂用的全敞开式建筑是用混凝土砖砌的柱子搭起来的，柱子撑住了棕榈叶和猩红色的开得云蒸霞蔚的九重葛的屋顶。但现在，整栋房子看上去或多或少是被它自身的衰朽嵌合到了一起。我们住的房子也是用泥巴、茅草顶、水泥和疯长的藤蔓搭起来的。利娅迫不及待地帮他四处找活干，但任何地方都没有需要敲敲打打的玩意儿。对天父来说，这肯定会带来莫大的失望，因为他不做弥撒的时候就喜欢修补修补东西。
但我们还是要待在这儿。丛林飞机把我们扔到旷野上后，就立即飞走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往返了，只有等这架飞机再次出现。我们问穿过村子的土路通往哪儿，得到的回答是一直通向利奥波德维尔。我对此持怀疑态度。那条路上处处可见凌乱的硬泥辙印，看上去就像暴风雨期间冻结成块的海浪。天父说附近没多远说不定就有沼泽地，连战舰都能吞没，更别提什么车子了。我们也确实在村里看见了车子的残迹，但它们就像从墓地里挖出来的残骸——如果有人有这种消遣癖好的话。我的意思是：那车子的各部件已死，已锈烂，散落四处。不管做什么用，反正是再也不能当交通工具了。一天，我们和天父出门，他指着一只置于火堆上正煮着某家人晚饭的盖子给我们看，要给女儿们长长知识，他告诉我们那是汽车化油器的空气过滤盖，而吉普车的消声器则被六个男孩子拿去当鼓敲了。
奎卢河是这儿的通衢大道。奎卢这个词没有一个词跟它押韵。序曲差不多，但不完全押得上。③ 奎卢。这条可疑的逃生之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它就像耳边只播放了一半的乐节。
天父声称可从这儿沿奎卢河顺流而下，一直到它汇入刚果河；而上游，你只可能走到高悬如画的大瀑布那儿，它就在我们南边轰鸣。换句话说，我们几乎来到了地球的尽头。有时候，我们确实会看见一艘孤零零的船驶过，但只搭载附近村落——和这里这个一模一样——的村民。为了获取来自蕾切尔所说的“那片我们已远离的领地”的新闻、信件或迹象，我们都在翘首期盼着粗枝大叶的飞机驾驶员埃本·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就下面的行事方式而言，他还算比较可靠：如果他们说他礼拜一会来，他就会在礼拜四、礼拜五出现，要么根本就不来。
如同村里的土路与河流，这儿没有任何地方会真正通向终点。刚果只是一条漫长的小路，带着你从某个隐秘之地去往另一处隐秘之地。棕榈树矗立于路边，像是个子极高的女人，惊恐万状、毛发倒竖，错愕地俯视着你。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走上这条小路，虽然我走不快，也走不好。我的右侧身体不听使唤。我出生时，半侧大脑就像梅干那样干巴巴的。由于某种意外，那一半大脑缺血。我的双胞胎姐姐利娅和我从理论上说一模一样，恰如理论上我们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利娅和艾达生命初现时，犹如完美的镜像。我们长着同样的深色眼眸、栗色头发。但现在我是个不伦不类的瘸子，她却仍完美无缺。
唉，我能轻易地想象出那意外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在子宫里蹬腿伸腰，突然利娅转身宣布，艾达，你长得太慢了。我要吸收全部营养，继续前进。她越长越壮，而我越长越弱。（是的！耶稣爱我！）所以，在母亲子宫这座伊甸园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我被我姐同类相食了。
我的状况，医学上叫作偏瘫。偏指一半，半球，走一步退半步，说一半藏一半。瘫指无法动弹。我们出生时的情况相当复杂，亚特兰大的医生对我不对称的大脑下了许多诊断，其中就有韦尼克失语症和布洛卡失语症。于是在圣诞前夜，他们让我父母带着只剩下一半的完美双胞胎从冰雪路面上驶回了家，还预言我说不定有朝一日能学会读书，但绝不可能说话。我父母泰然自若地面对了这一切。我敢肯定牧师对他心力交瘁的妻子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能清楚地看出，有了这两个紧随着第一个来到人世的女孩，如今我们家已经有太多的女人嚼舌头了。他们那时候还没生露丝·梅，但确实养了条爱吼的母狗，天父喜欢说它是“教堂里多余的女高音”。还管它叫“压断骆驼背的那条狗”。天父说不定把布洛卡失语症当作了上帝发给手下最好员工之一的圣诞节红利。
我倾向于不去理会医生的预言，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想法。沉默有许多好处。当你不说话时，其他人就会把你当作聋子或弱智，于是很快就会显露自己的弱点。我只是偶尔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打破平静：如果不放声大喊，就会在混乱中被遗忘④ 。但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被遗忘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作、画画，读任何想读的书。
的确，我讲话的能力比不上我思考的能力。但就我所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①出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
②原文为“Our Father”，既指上帝，亦指父亲。这是艾达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
③“奎卢”原文为“Kwilu”，“序曲”原文为“Prelude”。
④“在混乱中被遗忘”原文为“lost in the shuffle”，其中“shuffle”一词亦有“拖着脚走路”之意。

利娅
起初，姐妹们都朝屋里挤，起劲地扮演母亲帮手的角色。她们出生到现在，干家务活可从没这么卖力过。只有一个原因：她们怕走出家门。露丝·梅有个古怪的想法，她觉得邻居都很想吃了她。蕾切尔呢，稍有风吹草动，就说看见了臆想中的蛇，还一边说“天哪天”，一边翻白眼，宣称接下来十二个月都要待在床上。如果生病能得奖品，那蕾切尔一准儿能抱回大金砖。但她很快就无聊起来，跑出来看大家都在忙活些什么。她和艾达、露丝·梅帮着拆包、整理房间。第一项任务就是把所有的蚊帐都拽出来，缝成一顶顶帐篷，分别盖住我们那几张一模一样的小床和父母的大床。疟疾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每个礼拜天，我们都要吞奎宁片。那药片苦极了，弄得舌头就像条腌制的鼻涕虫，真想把它从嘴里倒腾出来。但昂德当太太提醒过我们，不管吃不吃药片，要是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血液里的奎宁就还是不顶用，人照样没救。
对这种吸血寄生虫开战，我个人并不想掺和。我宁愿帮父亲打理菜园。反正我一向都喜欢到户外干活，烧垃圾啦，除草啦，而姐妹们则为到底谁洗碗之类的事吵个不休。在家里，每年夏天我们都有片很出彩的菜园，所以父亲想到把种子揣在兜里带过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肯塔基妙豆、曲颈南瓜、西葫芦和大个头番茄。他打算做个示范园，这样，我们既能吃得丰盛，还能向村民提供食物和种子。这会是我们的首个非洲奇迹：无穷无尽的恩赐会从这些装着爆裂开来的种子的小袋子里升起，从我们的菜园延伸至其他许多菜园，再往外越过刚果，就像石头落入池塘漾起的涟漪。我们慈悲为怀的好意，让我觉得自己睿智、有福，不会受蛇的侵扰。
时不待人。我们才刚刚跪在简陋的门槛上感谢主，搬进来，拿出厨房用具，还没来得及取出少得可怜的得体衣物，父亲就已开始在丛林边缘靠近我们住处的地方清出一小块地，丈量起来。他踏着大步幅的正步——要是他先问：“妈妈，我可以走吗？”① ，我们就会说那是巨人步。但父亲只需要得到救世主的应允，救世主显然完全赞同由他来征服这片蛮荒之地，将之开辟为菜园。
他清理了一片高茎草和粉色野花，从头至尾没看我一眼。然后，他弯腰猛拽，想把茂密的野草拔掉，就像是要把这世界的毛发全部扯走似的。他穿了件翻边袖的卡其布宽松工作服和短袖白衬衫，在升腾而起的红色尘埃中劳作，宛如刚现身不久的剃着平头的精灵。层层红土附着在他前臂卷曲的汗毛上，汗水从他的太阳穴蜿蜒而下。他下巴上的肌腱抽动着，我知道他有重要的话要说了。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家人的灵魂教育。他常说在女人心这艘沉船上，他就是船长。我知道父亲肯定觉得我很烦人，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长时间地和他待在一起。
“利娅，”他终于问我，“你认为主为什么要给我们种子让它生根发芽，而不是在岩石遍地的地方突然冒出一顿晚餐给我们？”
那可真是一幅诱人的图景。我正想着这个问题时，他拿起搁在母亲手提包里飞越大西洋而来的锄铲，用力将它安到了一根长杆子上。那杆子已经削尖，方便插入锄铲的孔眼。主为什么要给我们种子？嗯，它们应该比蔬菜更便于塞进口袋里，但我又怀疑上帝是否真有兴趣了解旅行中的麻烦。那个月，我刚好十四岁半，对每月一次的见红还在适应中。我全身心地信上帝，但近来一直在想，大多数细节问题似乎都与他的威严毫不匹配。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答案。
他掂了掂锄柄，看它是否结实，又打量我一眼。父亲威风凛凛，肩膀宽阔，手大得出奇。他的头发呈沙土色，相当帅气，别人会以为他是苏格兰人。他精力充沛，但脾气好像也很火爆。
“利娅，因为天助自助者。”
“哦！”我喊道，心跳到了嗓子眼。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要是我能把所有知道的事马上说出来，让父亲高兴，该有多好。
“上帝创造了一个劳有所获的世界，”他细细道来，“世界就在一座很大的天平上。”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汗，先仔细地抹了抹一只眼窝，再去抹另一只。他的太阳穴上有道疤痕，左眼视力很差，那是打仗时受的伤，他从未提及，毕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他叠好手帕，把它放回了口袋。然后，他把锄头递给我，伸开手，手掌向上，描绘起天堂里称重的场景。“小的善功在这边，”他让左手稍稍往下降了降，“小的回报在这边。”他的右手只降了一丁点儿，回报几乎无足轻重。“巨大的牺牲，巨大的回报！”他说着，让双手猛地从与肩齐平处落下。而我全身心地渴望拥有那份他捧在掌心里的善功的美妙重量。
然后，他搓了搓手，针对我的讲课结束了。“上帝只期望我们出汗出力做好自己那一份工，好获得生命的奖赏，利娅。”
他拿回锄头，动手耙净丛林边缘的那一小方土地。他狠命地干着活，肌肉鼓凸，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收获多得不得了的番茄和豆子。我知道上帝的天平庞大、精准。在我的想象中，它就是伯利恒“Piggly Wiggly”超市肉柜上那台秤的极致放大版。我发誓要为了他而努力干活，为了上帝的无上荣耀，我要竭尽所能地翻耕土地，赶超所有人。有朝一日，或许我还会向整个非洲展示怎么种好庄稼！我毫无怨言地从门廊上的镀铝大缸里提去一桶又一桶水，这样就能提前一点把还没耙过的土地润湿，好压下扬起的尘土。红土已在他的卡其布衣服上干结，犹如被宰杀的野兽的血渍。我跟在他身后，发现许多浅橙色小兰花的花苞。我摘下一朵花举到眼前。这兰花精致而特别，花心有球茎状的黄色花舌，周围是布满栗色小点的花瓣。这些花肯定不是人栽种的，也无人收获；这些事功乃是主独自行走于前方之时完成的。创造花的那一天，他肯定对人类有始有终的能力缺乏信心。
玛玛·贝克瓦·塔塔巴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她是个黝黑发亮的小个子女人。她的肘部凸得厉害，乍一看像两片翅膀。一只硕大的白色瓷缸占据着她脑袋的上方，不管她脖子左右转得多快，水缸都奇迹般地纹丝不动。我们吃惊地得知，玛玛·塔塔巴的工作就是和我们住在一起，靠这份家务活领取一份小小的薪水，基兰加前任传教士福尔斯修士在任时她就干上这份活了。事实上，他给我们留下了两名寄宿生：玛玛·塔塔巴和一只名叫玛土撒拉② 的鹦鹉。福尔斯修士教过他们俩英语，显然还教了其他许多东西，因为他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我从父母那儿偷听到的说法是，福尔斯修士违反惯例，和当地人结盟了。他也是个北方人。我听他们说他是个爱尔兰裔的纽约人。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因为爱尔兰人是臭名昭著的尊奉教皇的天主教徒。父亲对我们解释说他彻底疯了，竟然和这儿的居民瞎混在一起。
这也是传教联盟最终准许我们来这里的原因。起先，他们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羞辱了父亲。甚至在得知伯利恒会众已交了整整一年的什一税，就是为了让我们飞来此地传扬耶稣之名之后，传教联盟还是不准。但没有其他人自告奋勇来基兰加接下这个职位，而昂德当夫妇又请求最好是由某个比较稳定的人带上一家人过来接替。正好，我们是还不错的一家人，父亲又坚如磐石。尽管如此，昂德当夫妇仍然坚持我们在此传教不应超过一年——我猜，是因为这个期限还不至于让人发疯，就算事情进展糟糕，也只是让人半疯半癫而已吧。
福尔斯修士在基兰加一待就是六年。只要想想，你就会明白这么长的时间真的足以让人堕落，再坏的事也干得出来。没人说过他是如何影响玛玛·塔塔巴的。但我们需要她的帮助。她会帮我们从河边提许多水，打扫卫生，点煤油灯，劈柴，给炉灶生火，把一桶桶垃圾倒入屋外的洞里。干体力活的间歇，她还会杀几条蛇当作消遣。我们姐妹对玛玛·塔塔巴充满了敬畏之情，但还未完全习惯她的在场。她有只眼瞎了。瞎眼就像蛋黄破了之后又被搅过的鸡蛋。当她站在菜园旁时，我死盯着她那只坏眼，而她那只好眼则死盯着父亲。
“你要挖什么，挖虫吗？”她问。她的脑袋轻轻地转来转去，用父亲的话说，是用“那道尖锐的单眼光束”审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水缸仍安好地矗立在她的头顶——好似一顶漂浮着的漂亮王冠。
“我们在耕地，姐妹。”他说。
“那个，弟兄，它咬人。”她说着，用关节粗大的手指着一棵父亲刚从菜园里拔走的小树。白色的汁液从破损的树皮上渗了出来。父亲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毒木。”她语调平平地加了这么一句，突出了下行音节的音调，好像厌倦了这几个音节似的。
父亲再次抹了抹眉头，讲起了那则一粒芥菜籽落到贫瘠地里，另一粒落到肥沃地里的寓言。我想起了在教堂里吃维也纳香肠晚餐时常用的亮色尖嘴芥末瓶——那是玛玛·塔塔巴从未见过的世界。父亲平生的工作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将上帝之言带到这样的地方。我真想张开双臂，搂住他疲惫的脖子，拍拍他蓬乱的头发。
玛玛·塔塔巴似乎没在听。她又指着红土：“你得造山。”
他立于地上，我的父亲，魁伟高耸如歌利亚，心地纯洁如大卫。他的发上、眉上、强劲的下巴上都附着了一层红土，让他有种与他天性极不相称的魔鬼般的相貌。他用满是斑点的大手抚弄着一侧脑袋，那侧的头发理得比较服帖。然后他的手摸向了杂乱的头顶，母亲让他把上面的头发留得稍长些。这期间他一直用基督徒的宽忍心打量着玛玛·塔塔巴，琢磨着该如何措辞，传递信息。
“玛玛·塔塔巴，”他终于开了口，“自从能跟在我父亲身后走路时起，我就一直在侍弄土地。”
他无论说什么，即便是一件有关汽车或修水管的很简单的事，都会表达得像这次一样——措辞堪称神圣。
玛玛·塔塔巴用平底鞋踢着尘土，一副嫌恶的表情。“它不会长的。你得造山。”她陈述完毕，转身入屋，帮母亲把次氯酸钠溶液洒到地板上以杀灭钩虫。
我惊愕了。之前在佐治亚州，我见过有人被父亲激怒，被父亲吓怕，但没见过父亲被蔑视。从没见过。
“她说的造山，是什么意思？”我问，“她为什么认为一株植物会咬你？”
他丝毫未露忧色，只是他的头发火光四射，仿佛在午后的阳光中燃烧了起来。“利娅，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神秘。”这是他满怀自信的回答。
在非洲各式各样的神秘之中，有极少数会在顷刻之间现形。父亲翌日清晨醒来时，双手和胳膊上都起了可怕的疹子，大概是被那棵树咬伤的。甚至他那只无恙的右眼也肿得无法睁开，肯定是他擦眉头的时候碰到的。黄脓如树液般从他伤痕累累的肉体上流淌而下。母亲想为他涂油膏治伤。“我问你，我身上怎么会出这样的事？”透过紧闭的门，我们仍能听见他在卧室里咆哮。“哦！无上伟大的主啊，奥利安娜。这样的诅咒怎么会落到我头上，耕种土地可是上帝自己的旨意呀！”门砰的一声被拽开，父亲猛地冲了出来。母亲拿着绷带追上他，但被他粗鲁地搡开。他来到外面，在门廊上踱来踱去。不过，过了很久之后，他还是回来，让她照料。她不得不用干净的碎布把他的手缠起来，好让他可以拿叉子、读圣经。
祈祷完毕，我立马跑出去看菜园的进展如何，却吃惊地见到了玛玛·塔塔巴所谓的山——对我而言，那更像坟墓。从宽度和长度上看像个标准身长的死人。她一夜之间就把菜园重塑成了八座齐整的坟包。我拽起父亲，他走得飞快，就好像我发现了一条蛇，让他去把蛇的脑袋砍掉。那时候父亲已处于躁怒不堪的境地。他眯着坏眼费力地看了好长时间，想要弄清楚菜园究竟怎么了。然后，我们俩一言不发，重新把地面弄平整，一如北美大平原。使锄头的活我全包了下来，好让他那双受感染的手好好歇歇。我用食指沿着笔直的长垄捅出一个个洞，再将许多珍贵的种子塞进去。我们把颜色鲜亮的西葫芦、豆子、万圣节南瓜种子包装袋穿在每道长垄末端的杆子上，用来提醒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
几天后，父亲一旦心平气和、双眼都看得见了，就让我放心，说玛玛·塔塔巴并不是想毁了我们的示范园。那是当地的风俗，他说，我们要有约伯那样的耐心。“她只是想帮忙，但她有自己的方式。”他说。
这就是我最佩服父亲的地方：不管事情变得有多糟，他最终总是能大度地让自己保持镇定。有的人觉得他太严苛，让人害怕，但那只是因为他天资独厚，拥有敏锐的判断力和纯洁的心地。他被遴选出来经受生活的考验，就像耶稣那样。由于总是能第一个发现缺陷和罪过，苦行赎罪的重任就落到了父亲身上。然而，他向来都乐于认为，罪人的心中寓藏着潜在的拯救之途。我知道有朝一日，当我在圣灵里长得足够大时，我会获得他真心诚意的认可。
并非每个人都能看出这一点，但父亲的心如他的手一般宽大。他的智慧也很了得。他和那些在蛮荒之地当牧师的普通人截然不同，那些人就会耍耍蛇，逗弄逗弄孩子，要不就胡言乱语地大吼一通。父亲相信启蒙。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训练自己用希伯来语阅读圣经的某些段落。我们来非洲之前，他让我们全都安下心好好学法语，以助益于这次传教。他已经去过好多地方，其中就有另一处海外丛林。二战时，他在菲律宾的岛屿上受了伤，成了英雄。所以，他什么世面都见过。
①一种儿童游戏，详见第 116 页。
②圣经中世上最长寿的人，名字寓意为“他死，审判即至”。

蕾切尔
在刚果过复活节，普莱斯家的女孩没有新衣服可穿，肯定是这样啦。我们就这么穿着老一套的旧鞋子和旧衣服，噼噼啪啪地向教堂走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穿着这身行头在非洲过了所有的礼拜天。没有白手套，这就不说了。也不能精心打扮，因为我们房子里的唯一一面镜子就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仿象牙手镜，所有人共享。母亲把镜子放在了起居室的桌上，靠墙立着。每次玛玛·塔塔巴走过，都会像被蛇咬了似的咋咋呼呼。所以，我们就只能穿着脏兮兮的鞍脊鞋过复活节。想想就棒呆。至于妹妹们，我只能说她们对此毫不在意。露丝·梅是这样一种人：哪怕下葬的时候也要穿蓝铃牛仔裤，裤腿还要卷起来。双胞胎呢也是一副德行，她们对自己的外表根本不在乎。她们出生前就已经互相看够了，所以余生都懒得对着镜子看上一眼。
既然我们正在聊这个话题，那就来看看那些到处乱跑的刚果人身上都套了些什么。孩子们要么穿浸信会慈善组织捐赠的破衣烂衫，要么一丝不挂。色彩的搭配也不是他们的强项。成年男女似乎觉得红格子和粉色花朵是互补色。女人们穿的是布纱笼，再裹上一大块其他面料的方布。根本没人穿牛仔裤或裤子——你就别指望了。听好了，胸脯可以在风中晃动，但腿必须被藏得严严实实，那是头号机密。当母亲身着黑色紧身长裤走出屋外时——呵，他们看得眼睛都直了。事实上，还有个男人在我们房前走着走着一头撞到树上，磕掉了一颗牙齿，这都是拜母亲的紧身裤所赐。女人们只会穿一种风格的衣服，再无其他。但男人们身上的颜色就五花八门了，穿什么样的都有：有穿长袖衬衫的，面料和女人们穿的一样，都是非洲花布；有在身上裹一圈布的，搭在一只肩膀上，那扮相看上去跟赫拉克勒斯似的；有的人穿着美式纽扣衬衫，短裤的颜色灰扑扑、脏兮兮的；还有的小个子男人甚至穿着绘有儿童图案的小号内衣逛来逛去，也没人觉得有多好笑；撞落牙齿的那个人穿了身扣钢扣的紫色衣服，那衣服看上去就像是被丢弃的狱卒制服。至于配饰，我简直无从谈起。车胎做的凉鞋很流行。脚尖上卷的那种老掉牙的尖头鞋、裂开的黑色橡胶雨鞋、浅粉色塑料人字拖，或者干脆打赤脚，这些都很风靡——任何一种鞋子和上述任何一种服装都有人搭配着穿。墨镜，平光眼镜，戴帽子，不戴帽子，也都一样混搭。甚至还有人戴着顶部缀了个绒球的羊毛针织帽，或淡黄色女式贝雷帽——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装扮我都亲眼见过。对服装的态度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有，为何不穿戴？有的男人每天从事日常事务的那身打扮，就像是担心这里会出其不意地下一场热带暴风雪，而有的人则穿得出奇的少——也就一条短裤而已。只要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这儿的每个男人都像是原本要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派对的，可突然间全都扑通一声掉到这儿来了。
这就是复活节那天教堂里的景象。好了，反正来这座教堂根本不可能穿衬裙或漆皮皮鞋。教堂四壁门户洞开，鸟儿可以自在地飞扑进来。要是相中了，它们还会飞到你的头发上做窝。父亲在前面用棕榈叶搭了座祭坛。在乡下，这样也就不错了。但你仍然能看见我们来这儿的第一晚，生火设宴时在地面留下的焦黑和污点。这让人心生不悦地记起了所多玛和蛾摩拉这类故事。一想到当晚的山羊肉，我就憋得慌，要是我还会去想的话。那个东西我根本就咽不下去。我一整晚嘴里都含着那块肉，回家的时候在房子后侧的空地上把它吐掉了。
好吧，新衣服没有就没有吧。但还不允许我抱怨这一点，因为什么，你猜猜。那天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复活节。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是盛夏时节，离那个神圣的日子还远着呢。父亲对这样的时间安排很失望，后来他有了一个喷气式飞机时代的惊人发现，即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月，对这座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重要。他们甚至不知道礼拜天和礼拜四或礼拜五有什么区别，连一年十二个月都不知道！他们只能数到五，知道那是赶集的日子，接下来再从头开始数。会众里有一个男人向父亲承认，时不时地来一趟教堂（对他们来说是这样）而不是在赶集日来的习惯，让他们对基督徒困惑不已。这当然给我们提了个醒！所以，父亲宣布了他定的日期，把复活节放到了七月四号，这样他什么都不会损失。有何不可呢？他说他需要设一个焦点，好让教堂运行起来。
我们为冒牌复活节举办的大型活动是场演出，由父亲一手操办，还有一些热心帮忙的人。至今为止，我们在基兰加待的几个礼拜，来教堂的人数几乎可以说为零。因此父亲认为这场盛大的活动圆满地标志了形势正在好转。四个男人扮演武士，手握真正的长矛，其中一人就是那个穿狱卒制服的人，另一人只有一条腿。（举行圣事的时候，不会提及女人，这倒也避免了她们在舞台上出丑。）起初，男人们都想让某个人来演耶稣，讲他死而复生这件事，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于是，他们只能穿成罗马士兵的模样，站于坟墓四周，像异教徒一般肆无忌惮地嬉笑，因为正是他们想方设法杀了上帝。然后到第二幕，他们跳来跳去，发现石头已被移开，显得沮丧万分。
看不看那些男人演戏，我都无所谓。我们对一切都以非洲人为先的做法还很不习惯。因为在佐治亚州的家里时，他们只待在城里自己的地盘上。当然，到了这儿，每一处都是他们的地盘。另外，戏里的这些人演得都很卖力。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必要非得显现出十足的非洲性。他们黝黑的胳膊上套着钢镯子，摆动的宽松衣服松垮地塞于腰际。（甚至那个装了木腿的人也是如此！）现在，他们奔跑而来，跳入教堂，握着沉甸甸的长矛；等过几天，他们还会用这支矛去捕杀动物。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这么干的。他们的老婆每天都会来我们家，揣着不到十分钟前刚死的动物的一整条血淋淋的腿。我猜想，父亲是希望在这场大冒险收场前，他的孩子都能吃到犀牛肉吧。羚羊差不多是我们每日的食粮。刚来的第一个礼拜，他们就给我们带来了羚羊，有一次甚至送来了一只猴子。玛玛·塔塔巴会和门口的女人们讨价还价，最后像个拳击冠军似的高举着骨瘦如柴的胳膊朝我们走来，手里托着将要成为我们晚餐的东西。天哪天，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啊！接着，她会腾腾腾地走进茅屋的灶间，在铁炉子里生起大火，你还以为她这是在狂欢角① 发射火箭呢。不管是活物还是死物，她烹煮起来手脚麻利得很。但谢天谢地，母亲拒收了那只一脸坏笑的死猴子。她告诉玛玛·塔塔巴，就算不吃那些与人类相近的动物，我们也能过得去。
所以，当复活节那天男人们举着带血长矛沿着教堂的翼廊丁零当啷地跑过来时，我敢肯定那说明了某种进展，虽然并不是父亲真正希望的那种进展。他还预想过如何施行洗礼。计划中，七月复活节的重头戏是献身呼召② ，接着是带上一律穿白衣的孩子们沿着河开开心心地一路游行，得到拯救。父亲将站在及腰的水里，犹如施洗约翰，伸出一只手，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将会众一个个浸于水中。于是河里就会挤满得到净化的灵魂。
村边有一条小溪，还有几个小水塘。人们日常在那里洗衣服、取水喝。但它不够深、不够宽，根本达不到正规洗礼的效果。对父亲而言，只有去宽阔的奎卢河，除此别无他法。我能清楚地看出他想要如何举行这场仪式。真的，那场景应该很美。
但男人们说不行，不能这么干。女人们也极力反对被浸到水里去，甚至还听信谣传，那天要让孩子们离教堂远远的。于是，父亲操办的这场庆典的高潮时刻，基兰加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甚或看到。我们姐妹、母亲和玛玛·塔塔巴就是列席的所有女性，所有能走路的男人都是演员，而做着白日梦或瞅着抠出来的鼻屎发呆的观众比例之高，完全超乎想象。
后来，父亲先不提洗礼的事，只是尽量吸引他们往奎卢河那边去，用的是老掉牙的办法，说教堂在那儿设了晚餐。我们在奎卢河岸上办了野餐会，那儿弥漫着泥土和死鱼的美妙气味。那些不愿登教堂门的家庭——顺便说一句，这座教堂并没有一扇门——都来参加我们的野餐。自然如此，因为我们带去了许多食物。他们似乎都把我们看成了圣诞老人，孩子们每天都会跑过来央求我们给吃给穿——我们自己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有个女人过来想把她手工编的篮子卖给我们，她从门口瞅进来，瞅见了剪刀，便直截了当地问能不能给她！脸皮可真是厚呀。
所以，他们浩浩荡荡地全都来赴野餐会了：女人们头上像裹生日礼物一样裹着印花布头。孩子们穿得几乎跟没穿一样——我知道，这还是照顾到了我们的，毕竟父亲为暴露的着装问题发过火。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似乎对赤身裸体毫不在乎。有的女人还带着新生婴儿，就是一小坨黄褐色的皱巴巴的东西，母亲们给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衣服和毯子，甚至还给他们戴羊毛小帽——要知道天气有多热！我猜，就是想显得孩子有多宝贝吧。在灰尘漫天、根本就没有任何新鲜事物出现的地方，生孩子应该算是件大事吧。
当然，和往常一样，每个人都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就是金色头发的尤物。我有蓝宝石般的眼眸，白色睫毛，铂金色的头发垂至腰际。我的发质极佳，必须用布雷克特制配方护发素护理，我才不去想父亲只许我带一瓶来而那瓶用完了之后该怎么办呢——要不就甩开头发铺到岩石上捶一捶，像玛玛·塔塔巴帮我们洗衣服时那样，多有意思。凭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刚果人似乎根本没法拿头发玩出什么花样——有一半的人秃得像只臭虫，就连女孩都是。身材姣好的小女孩穿着皱皱巴巴的裙子，头上寸毛不生，真是惨不忍睹。这样一来，他们就都很忌妒我，经常会有人胆大包天地走过来，扯我的头发。让人吃惊的是，我父母竟然当没事一样。在某些方面，他们严厉得要命，所以最好能找个替罪羊，但当你真心希望他们能关注关注你的时候，好，这下没动静了！父母放任不管倒是正常的了。
七月四号下午的复活节野餐会，刚果人没完没了地吃了个够。河岸从远处看的时候虽然很迷人，一旦走近就不怎么可爱了：都是大大小小的滑溜而难闻的泥坑，泥坑四周长着一丛丛纠缠在一起的灌木，灌木丛中开着个头很大的俗气的橙色花朵。你要是想模仿多萝茜·拉莫尔③ ，在耳后别上这样一朵橙色大花，就会像扣了只梅尔麦克牌汤碗。奎卢河与约旦河截然不同，约旦河冰凉而宽阔。这条河却慵懒、蜿蜒，像洗澡水一样暖和，据说河里的鳄鱼会像原木一样到处滚动。河对岸也没有牛奶和蜂蜜，只有臭味熏天的丛林卧在雾气之中，如记忆中的佐治亚野餐般遥不可及。我合上眼，幻想着能喝口真正的汽水，就是喝完便可随手一扔的那种罐装汽水。我们都吃了母亲做的炸鸡，南方风味。做炸鸡之前先得把鸡杀了，切下它们的脑袋。这些鸡都长得一模一样，那天早上，露丝·梅还在教堂门前追着它们乱跑。妹妹们似乎有点忧郁，但我啃着鸡腿，挺开心的！考虑到自己现在的整个处境，我可不准备在野餐会上受死亡情绪的干扰。让我开心的是，在品尝酥脆的鸡肉时，那嗞嗞响的滚烫热度和盛夏时节倒是挺般配的。
这些鸡当初让我们吃了一惊，就像玛玛·塔塔巴那样。我们刚从美国到达这里的时候，已有一大群黑白相间的母鸡等着我们了。它们挣脱了鸡舍，飞到了树上或随便什么地方。因为在福尔斯修士离开，传教团还没派新的神职人员来之前那段无主时期，它们把蛋全都藏了起来，孵小鸡去了。村民想趁我们来之前帮我们消灭掉一些，但我猜是玛玛·塔塔巴拿着根棍子把他们赶走了。母亲决定把大多数鸡贡献出来给全村人吃，就像表示友好的献礼。野餐会那天清晨，她不得不起了个大早，把所有母鸡都宰杀、煎炸了一番。野餐时，她走在人群中，把鸡大腿和鸡小腿分发给小孩子。孩子们乐得屁颠屁颠，舔着手指，唱着圣歌。然而，尽管她在熏烫的炉子周围忙活了这么长时间，父亲却几乎没注意到她是怎么把这群人给争取过来的。他的心思不知飘到哪儿去了，他一直盯着河水发呆。不管怎么说，那天根本没人愿意去水里泡着。只有一层层植物漂浮而过，腿似高跷的鸟儿在上面踱来踱去，每只无疑都认为自己是这世界的主宰。
我对父亲感到恼火，因为我们只能先待在这个地方了。不过，一眼就能看出他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算他回过神来开始关注某件事情了，你也最好能明白那并不意味着他已从这场打击中恢复了。野餐会喜气洋洋，但完全不是他心里想要的。就救赎而言，那一无是处。
①蕾切尔把“Cape Carnaveral”（卡纳维拉尔角）错拼成了“Cape Carniveral”（近似“狂欢角”）。卡纳维拉尔角坐落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设有空军基地，美国的许多航天器就是在那儿发射升空的。
②指在某些福音教派教堂，信徒于祭坛前表示效忠于基督的仪式。
③美国女演员、歌手。

露丝·梅
他们要是在挨饿，为什么还会挺着个大肚子呢？我不明白。
孩子们都叫通巴、班瓦、马祖兹、恩辛巴之类的名字。其中一个会经常来我们家的院子玩，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年龄比较大，和姐姐们差不多。活在上帝的绿色大地上，他却只穿着件没有纽扣的灰色旧衬衫和一条宽松的灰色内裤。他的肚子滚圆滚圆的，肚脐很凸，像块黑色的大理石。我是靠衬衫和内裤而不是肚脐认出他的。他们全都长成这样。我觉得他们都很肥，但父亲说不是这样的。他们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也吃不到维他命。但上帝还是让他们看起来肥肥的。我认为就因为他们是含的部族，才会这样。
其中有个女孩，我是靠裙子认出她的。是条紫色的花格连衣裙，右边胸部那里撕了个口子，一只乳头露了出来。但她还是穿着这衣服东奔西跑，好像根本就没注意到，其他人也全都视而不见。她也穿鞋子。鞋子原本是白色的，但现在变成了尘土色。再白的东西到了这儿也白不了，而是会变成一种你从没见过的颜色。就算是一朵开在灌木丛上的白花，看上去也没法逃脱这样的命运。
我只带来了两件玩具：扭扭棒和袜子猴玩偶。袜子猴玩偶已经不见了。我把它忘在了门廊上，第二天早上再去找，就不见了。是某个小孩子偷的，偷是大罪。父亲说要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妈妈说他们只不过是想要一样小东西玩，根本就不能说是罪。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是罪还是不是罪。我当然气疯了，大发脾气，还不小心尿在了腿上。我的袜子猴玩偶名叫圣马太。
长大的刚果男人都叫塔塔什么的。有一个叫塔塔·打开① ，是这儿的酋长。他的衣服穿得很全，还披了块猫皮，戴了顶帽子。父亲不得不去见塔塔·打开，给魔鬼公正的鲤鱼② 。而女人都叫玛玛什么的，就算没孩子也叫这个名字，③ 比如我们的厨娘玛玛·塔塔巴。蕾切尔叫她玛玛·炸土豆。④ 可她不愿意做这道菜。我希望她以后会做。
住在离我们家很近的那座小房子里的女士叫玛玛·姆万扎。有一次，她家屋顶着火了，落到她身上，把她的两条腿烧了，但她身上其他地方没事。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这是玛玛·塔塔巴在灶间告诉妈妈的，我都听到了。她们不会当着姐姐们的面说不好的事，但我，我在漫长的一天时间里都可以听，还会在灶间找根香蕉慢慢剥了皮。玛玛·塔塔巴把我们一大家子的香蕉全部挂在角落里，把那儿当房子住的狼蛛心血来潮了，就会从里面爬出来。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板上剥香蕉皮，像圣马太一样。要是圣马太是只真猴子，也没丢的话，就会这样。于是，我听到了她们在谈那个烧伤的女人。屋顶着火，因为它是用木棍和干草搭成的，像《三只小猪》里一样。大野狼吹啊吹的，就能把房子吹倒，就连我们的房子也吹得倒。虽然它比其他房子好很多，但也不是用砖头盖的。玛玛·姆万扎的腿没有全部烧坏，但裹着布袋，看上去像只枕头，又或是像坐垫一类的东西。她就坐在那上面。她得用手到处爬来爬去。她的手掌很像脚底板，只是有手指头。我跑过去，想好好看看她和她家那几个没穿衣服的小姑娘。她人很好，给了我一瓣橘子吸着吃。妈妈不知道。
着火的时候，玛玛·姆万扎差点被烧死，但后来她好了起来。妈妈说穷苦女人就是这么命苦，因为现在她还得照顾丈夫和七八个孩子。他们根本不关心她有没有腿。对他们来说，她只是妈妈，以及回答“晚饭从哪儿来”的人。对其他所有刚果人来说，也都是这样。唉，他们连装都不肯装，好像她是个正常人似的。当她用手爬着下田地，或者和其他女士一起去河边洗衣服——女士们每天都去那儿——所有人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她把所有东西都放到篮子里，顶在头上。她的篮子和妈妈在家里用的那只放衣服的白色大篮子一样大，好像里面总是会放上几千样东西似的。她顶着篮子在路上爬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掉出来。其他所有女士头上也都顶着大篮子，没有人会盯着玛玛·姆万扎看。
但他们会盯着我们看。他们狠狠地盯着蕾切尔。一开始，妈妈和父亲都觉得这样有好处，可以稍微压一压蕾切尔的傲气。父亲对妈妈说：“一个孩子不应该因为自己像只小白兔一样，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告诉了利娅，她哈哈笑得厉害。我也是金发，但不太像小白兔。妈妈说是草莓金⑤ 。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像蕾切尔那样需要稍微压一压傲气。我喜欢草莓超过其他任何东西。你可以养一只小白兔当宠物，也可以把它吃了。可怜的蕾切尔。她每次一出去，就有一群刚果小孩追在她后边跑，边追边扯她的白色长头发，看能不能扯下来。有时候，连大人也会这么做。我想他们是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利娅告诉我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她真的长出了这样的头发，他们认为她脑袋上罩了层奇怪的东西。
蕾切尔也晒伤得最厉害。我也晒伤了，但不像她那么严重。粉红色是蕾切尔最喜欢的颜色，这是好事情，因为她现在就是这种颜色。父亲说绝大部分年轻女人都需要学会谦卑，上帝替每个人安排好了适合的路。
妈妈说：“但他们非得把我们看成天生的怪物吗？”
蕾切尔以前是娇气小姐，现在是天生的怪物。以前，艾达是我们家唯一一个长得不对劲的人。但这儿没人盯着艾达看，稍微看那么几眼，也是因为她是白人。没有人在乎她身体有一边坏了这件事，因为他们自己也都有残疾孩子。妈妈们有的没有脚，有的眼睛瞎了。当你往门外看的时候，哇，你总会发现有人身上缺一样东西，但他们一点都不觉得尴尬。他们要是有假肢的话，就会朝你和和气气地挥一挥假肢。
一开始，妈妈将我们看得很紧，不许我们盯着别人看，更别说指指点点了。她老是会轻声说：“要我每时每刻都提醒你们这些姑娘不要盯着别人看吗！”可现在，妈妈也会看。有时候，她会自言自语，或者对我们说，现在玛玛·金萨纳所有的手指都没了，是不是？又或者说，那个大块头女人的下巴长得像个鹅蛋，我就是靠这点记住玛玛·恩古扎的。
父亲说：“他们都住在黑暗里。身体和灵魂都残缺不全，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被治愈。”
妈妈说：“嗯，也许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不同的看法。”
父亲说身体是圣殿。但妈妈有时候有一种奇特的语气，不能说是顶嘴，但也差不多。当时她正用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缝制一面窗帘，这样他们就不会老往我们房子里看了，说话的时候，她嘴里还咬着针。
然后妈妈把针拿了出来，对父亲说：“好啦，在非洲，圣殿每天都有一大堆活要干。”她说：“唉，拿单⑥ ，他们这儿只能这样用自己的身体，就像我们在家里用那些东西 一样——比如你的衣服、你的园艺工具什么的。你会把裤子的膝盖部位磨破，先生，可他们没办法，只能把自己的膝盖磨破！”
父亲因为妈妈的回敬，狠狠地看着她。
“好啦，先生，”她说，“我就是那样看的。那就是我的观察。我觉得他们就是会用坏自己的身体，和我们会用坏我们那个世界的物品是一个道理。”
妈妈其实没在顶嘴。她叫他先生 ，就像叫我们甜心 和小甜甜 一样，是想要显得和气一点，可父亲不这么看。如果是我那样顶嘴的话，父亲就会说：“你说话要注意分寸，年轻的女士。”他好像也想对妈妈说点什么。想要争辩。他站在前门的过道上，四面八方的阳光勉强从他身旁挤进来。他个子好大，差不多把整个门口都堵住了。头马上就要碰到顶了。妈妈坐在桌边，显得很矮小，她又缝起东西来了。
他说：“奥利安娜，人的身体是一道风景，比西尔斯百货公司做的卡其布裤子珍贵多了。我希望你能理解其中的差异。”
他就这么看着她，眯着一只眼睛，说：“尤其是你。”
妈妈的脸红了，但呼吸没有变化。她说：“就算是珍贵的东西，也会和其他东西一样变得破旧。想想看，他们在这里究竟还能怎么办，用这种态度看待他们也不算太糟吧。”
说完，妈妈又把针放进嘴里咬着，也没再说话。
父亲什么也没说，对或不对都没说，只是转身走了出去。他受不了别人顶嘴。我要是这样，哦，那就完蛋了。那条磨刀带烫得厉害，上床后，你还是会觉得腿上像斑马一样一条一条都是纹路。
我要告诉你一样东西，肯定是被父亲用坏的：我们住在佐治亚州伯利恒的家里时，他有把旧的绿色摇椅。你能看到坐垫上露出了一些白线，看上去不太雅观。不是别人，就是他坐坏的。晚上他就坐在那儿，一直看书。我们看圣经故事书时，他偶尔会给我们大声朗读。有时候，我一边撕着我身上疤块结的痂，一边想着动画片里的人物，而不是耶稣。我那样做，耶稣都能看到。但耶稣很爱我。我还知道：除了父亲，没人能坐那把绿色摇椅。
妈妈说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带着两个小女孩和一个婴儿住在佐治亚州伯利恒我们的房子里。我们不在的时候，那位先生就是牧师。我希望他们都能了解父亲的那把椅子，因为要是他们坐上去的话，哦，老天。他们就等着挨揍吧。
①露丝·梅把“Tata Ndu”（塔塔·恩杜）错拼成了“Tata Undo”。
②露丝·梅把“Pay the devil his due ”（给魔鬼公正的礼遇）错拼成了“Pay the devil his do”。
③“玛玛”原文为“Mama”，在英语里为“妈妈”之意，故露丝 · 梅有此疑问。
④“玛玛 · 塔塔巴”原文为“Mama Tataba”，“炸土豆”的英文则是“tater tots”，蕾切尔以谐音戏谑之。
⑤指微微泛红的金黄色。
⑥普莱斯牧师的名字来自圣经中大卫和所罗门王时期的一位先知。

艾达
它既非恶魔，亦非圣洁；但它撼动了我牢狱般的性情之门；犹如腓立比的囚徒，自屋内往外冲出。 我也是这种感觉。刚果的生活，撼开了我牢狱般的性情，让邪恶的艾达们全都往外冲出。
做家庭作业的时候，为了逗弄我心中代表邪恶艾答① 的那一重自我，我按照记忆在一张三角形小纸片上写下了这段引语，递给了利娅，在上面问道：来自圣经哪一节？利娅自认为在圣经方面是天父的明星学生。明星学生：利佩鼠宝宝。 ② 鼠宝宝小姐读了那段引文，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在下面写道：“《路加福音》。我不确定是哪一节。 ”
哈！我脸上没有笑容，照样能笑得很响亮。
引文来自《化身博士》，这本书我都读了好多遍了。我对杰克医生的阴暗欲望和海德先生的畸形身体满怀同情。
在我们逃离伯利恒阴郁的图书馆之前，我又刚读了《天路历程》和《失乐园》，比起《化身博士》和其他许多天父闻所未闻的书，如艾米莉·狄金森小姐的诗集和艾德加·爱伦·坡的《怪诞故事集》，我刚读的这两本书的情节线索更薄弱。我很喜欢坡先生和他那首揭穿秘密的《乌鸦》：再不永③ ！
母亲注意到了，但什么也没说。是她起的头，给利娅和我大声朗读《诗篇》和各种家庭经典读物的。母亲对圣经怀有异教徒般的欣赏之情，对像“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之类的句子特别着迷。如果不逼着自己承担起母亲这一高尚职责的话，那她也有可能会穿着麻衣跑遍田野，在野牛群中遍寻牛膝草吧。她心心念念地以为利娅和我都天赋异禀。我们读一年级时，伯利恒小学的老处女校长利普小姐对我们进行了考核，宣称我们极有天分：对于利娅，是因为她在阅读理解测试中轻而易举就考出了炫目的分数；而我则是因为沾了光，鉴于那些完好无损的部件运行正常，我被认为拥有同样的头脑。这让母亲震惊不已。直到那时，她让我们所受的教育也不过是我们赤脚从牧师家走到街角集市的一路上在道旁沟渠所认的野花名。（天父灼人的眼神并不会关注我们：太阳啊，是不会照耀我们的！④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就是草丛里一双笑呵呵的蓝眼睛，小孩子似的在地上滚来滚去，蕾切尔和利娅用紫苜蓿当首饰把她全身上下都打扮了一番。可一旦利娅和我成了天才，一切就都变了。母亲似乎因老师公布的这则新闻而沉稳起来，仿佛受到了上帝特别的惩罚。她变得谨言慎行、雷厉风行。她不再让我们在大自然中漫步，而是着手办了张借书卡。
她没必要这么神秘兮兮的，因为天父知晓一切。第一次听到利普小姐的说法时，他只是翻了翻白眼，就好像有人告诉他，说他家院子里的两只狗用口哨吹着“迪克西⑤ ”的音调似的。他提醒母亲别轻慢上帝的意志而对我们俩期望太高。“让女孩读大学，就像把水泼进鞋子。”只要有机会，他就喜欢这么说，“很难说哪种情况更糟，是把水倒掉，浪费水好呢，还是把水留在鞋子里，让鞋子坏掉好。”
所以，我应该永远也没机会因为上大学而弄坏皮鞋了，但我确实欠了利普小姐很大的人情，因为她没在小学期间把我和那些废物同等对待。若是一位不善观察的校长，就会认为利娅有天分，艾达则需要特殊教育，需要同伯利恒仅有的六个天生弱智，只会吮手指、揪耳朵的野孩子待在一起。我要是和他们混在一起，就将学会怎样揪自己的耳朵。狂笑、无知、无聊、智障。我对那些孩子完全没有好感。
哦，但看着我这个小可怜跳了级，甩开了她们的孩子，数学更是学得特别顺溜，伯利恒的主妇们确实心烦意乱。到了三年级，我开始心算杂货账单，悄悄地写下来，递出去，比德尔玛·罗伊斯用收银机算得快多了。这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总能引人围观。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只是被那些喋喋不休的、乱糟糟的数字吸引了过去，想让它们变得有秩序。好像没人意识到求和只需要最基本的方法和集中注意力就行了。诗歌就要难得多。而回文要是写得完美，就会很有品位：自我突破，突破自我！⑥ 然而，给人留下印象的，总是那张薄薄的灰色杂货账单上的总金额。
我的爱好就是不去理会得不得奖，学一门精一门。我能读写法语，在基兰加，上过昂德当夫妇办的学校的所有人都说法语。姐妹们似乎都静不下心来学法语。就像我说的，说话和生活中的其他各种把戏一样，从某种意义上看都是一种分心的消遣。
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后，我会再从尾到头读一遍。从尾到头，就成了另一本书，从中可以学到新的知识。知识新的学到可以从中，书另一本成了就，到头从尾？⑦
同不同意，都随你便。这是另一种读书的方法，虽然有人告诉我正常的头脑根本没法理解这样的话：识知的新到学以可中从，书本一另了成就，头到尾从。我的理解是，正常头脑都能像我那样看待词语，只要它们足够诗意：可怜的丹渐渐消沉⑧ 。
我自己的名字，就像我习惯认为的那样，叫作斯莱普·伦艾·达艾。有时候，我会不假思索地这样写下来，让别人大吃一惊。对他们来说，我就只是艾达，或者有时候对姐妹们来说，我就是那个沉闷的单音节词艾德。柠檬汽水，邦迪，磨损的路障，拿弹簧刀的叛徒，实话实说。⑨
我更喜欢艾答这个名字，正着反着读都可以，就像我一样。⑩ 我就是一句完美的回文。疯透了！⑪ 我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横着写了一句对他人的告诫之辞：
不论是正在消逝的还是备受尊敬的，凡艾德遇见的都将失色！⑫
我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利娅，我更喜欢把它拼成李。⑬ 因为那样能让她显得像一股滑溜的肌肉，通常我都是从背后看向她，她就是那样。
刚果是一个能让人把同一本书读上千百遍的好地方。尤其是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我们成了漫长时光的囚徒，姐妹们越来越无聊。但书是有的，有的是书啊！书页上喋喋不休的词语让我的眼睛和它们一起翩翩起舞。其他人读上一遍就完事儿了，而艾答，却能在反反复复前前后后中有许多发现。
基兰加的雨季如同一场瘟疫降临到我们身上。别人提醒我们雨季会在十月到来，但七月刚结束——在基兰加，除了我们，没人为此吃惊——上方宁静的天庭就开始倾倒水桶了。桶水倒倾！照母亲的说法，就像是在下草耙子⑭ 。天上下起了猫猫狗狗青蛙泥沼然后又下起了蛇和蜥蜴。我们得了雨的瘟疫。这样的瘟疫，我们在佐治亚州从没见过，做梦都没梦到过。
在门廊的廊檐下，我们的玛土撒拉尖叫着，像笼中的溺水者。玛土撒拉是只非洲灰鹦鹉，它的脑袋看上去像罩了层漂亮的鳞片，锐利的怀疑眼神和利普小姐的很像，它有条猩红色的尾巴，住在一只好看的竹笼里，竹笼有露丝·梅那么高。它的栖木是从一把老式码尺上截下来的一段，挺结实，横截面呈三角形。很久以前，有人拿了一把三十六英寸的码尺，从第十九英寸刻度处折断，把后面的那一截给了玛土撒拉，用来指导它的行为。
据说鹦鹉的寿命很长。在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非洲灰鹦鹉模仿人说话最是惟妙惟肖。玛土撒拉也许听说过这回事，也许没听说过，因为它嘟囔得厉害。它一整天都在对自己嘟囔，就像沃顿外公那样。大多数时候，它会说一些令人费解的刚果语，但也会像坡先生的乌鸦那样说断断续续的英语。大雨降下的第一天，它扬起脑袋，透过暴风雨的轰鸣用我们的语言尖声叫出了两个最连贯的句子：第一句，用的是玛玛·塔塔巴的下行语调，“快醒醒，福尔斯修士！快醒醒，福尔斯修士！”
后一句是低吼：“滚开，玛土撒拉！ ”
普莱斯牧师从窗边的书桌前抬起头，注意到了“滚开”这个词。福尔斯修士那道德上可疑的幽魂似乎沉沉地压在了我们身上。
“那是只天主教的鸟。”牧师宣称。
母亲正在缝补，抬起头望了望，又低下头去。我们姐妹几个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巴望着父亲能让玛土撒拉抄写“经文”。
乏味的经文是我们的家庭惩罚。其他孩子很走运，犯下罪过，也许就是被抽上几下。但我们，普莱斯家的姑娘们，却会受圣经的责罚。牧师垂下眼帘，目视下方，宣称：“你们都会经文。”然后，任由我们在他的钩子上扭动不安，他则在一张纸上慢慢写下几个字，比如：《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十八节。然后说，向阳光或《哈迪兄弟》说再见吧，你这可怜的罪人，应花一下午时间用虔诚的左手握着铅笔好好抄写《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十八节，“住在底本的民哪，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 ”以及随后的九十九节经文。整整一百节经文要准确地以手写体抄出来，因为最末一句才揭示了你的罪。就拿《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十八节来说，第一百节是《耶利米书》第五十章三十一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啊，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 ”只有写到那第一百节之时，你才终于明白自己是在受狂傲之罪的惩罚，尽管你或许已经猜想到这一点。
他有时候会让我们抄历史久远的钦定版圣经，但还是更喜欢使用美国译本，其中有他特别钟爱的《次经》。牧师的一项心爱计划就是：让其他浸信会教徒熟读《次经》。
偶尔，我也心存疑问：天父是否把整本圣经都滚瓜烂熟地记在心里了，甚而能从中挑出一节富有教益的经文，再往前推算一百节？要不，他就是整宿端坐，为每一种潜在的罪行搜寻一节对应的经文，再把这弹药储存起来，以备女儿们不时之需？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就像我在“Piggly Wiggly”超市里心算杂货账单一样，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大家，尤其是蕾切尔，都活在对诅咒经文的恐惧之中。
但至于那只骂骂咧咧的鹦鹉玛土撒拉，在第一个漫长的雨天里，没法要求它去抄写圣经。奇怪，不受牧师铁规管束的竟然是玛土撒拉。同样，天父发现刚果人也根本不受他的控制。大大方方地住在我们家里的玛土撒拉，就是非洲本身一个狡猾的小代表。你甚至可以争辩说，先到这儿的是它。
我们听着鹦鹉在那儿胡说八道，极不自在地坐于天父身边，不敢乱动。下了整整五个小时的倾盆大雨，我们就这么注视着一只有卡通人物般硕大脚蹼的小红蛙从窗边挤入，从从容容地跳上墙壁。我们的晴雨风衣挂在六只钩子上；也许，它们什么天气下都能穿，只除了这场大雨。
我们的房子有着夯实的泥墙，棕榈叶苫的顶，和基兰加的其他所有房子都不一样。首先，我们的房子更大，前面是宽敞的前厅，后面有两间卧室。其中一间卧室的陈设很像南丁格尔时代的医院，塞满了位于三角形蚊帐下的小床，是为家里过多的女孩准备的。灶间是单独的一间茅屋，就在主屋后面。远处的空地上有我们的茅厕，不害臊地杵在那儿，尽管蕾切尔每天都会恶言恶语地把它臭骂一通。鸡舍也在后面。和其他村民的房子不同，我们家的窗户都镶着四四方方的玻璃，地基和地板都是水泥混凝土，而其他房子都是泥地：简单粗暴，破破烂烂，用力过猛⑮ 。我们发现村里的女人都不停地用棕榈叶编的扫帚打扫屋子和自家屋前的荒芜空地。蕾切尔以她一贯的精明指出：扫那样的地面，一直扫到中国去，也什么都扫不干净。因上帝慈悲为怀和水泥混凝土之故，我们家就不用去做这种令人倍感挫败的事了。
前厅里的餐桌好像是从一艘沉船上搬来的，还有张巨大的合盖书桌（也许也是从那艘船上搬来的），天父用来写布道词。书桌是木腿的，下面装了铸铁三爪桌脚，每一只原本都牢牢地扣着一颗巨大的玻璃球，但其中三颗都已开裂，还有一颗则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厚厚的椰子壳，用来让桌面保持平衡。父母卧室里还有其他家具：一个木头衣柜，一只老式留声机的匣子，里面空空如也。所有家具都是先于我们到达的其他勇敢的浸信会教徒买来的。但实在看不出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除非设想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有其他旅行工具，且可以携带超过四十四磅重的行李。我们还有一张餐桌和一个粗糙的手工碗橱，碗橱里都是些义卖会上买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如玻璃杯、塑料盘、塑料杯。但东西一点都不全，乃至我们姐妹几个吃饭的时候，都要为谁用叉子谁只能用餐刀而讨价还价。柜子里还有一只古老开裂的盘子，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世博会的纪念品，以及一只长着老鼠鼻子和耳朵的塑料杯。在这堆乌糟糟的东西里，犹如安然置身于满仓牧羊人和疥患牲口中的圣母一般，一样奇妙的漂亮物品脱颖而出：一只椭圆形的白色大餐盘，盘上蓝色的勿忘我描画得好生精美，是骨瓷，质地极佳，阳光都可透射而过。它的身世深不可测。一旦我们忘乎所以，是会朝它膜拜的。
屋外，我们有一条长长的庇荫门廊，母亲会以她的故乡密西西比当地的方式称之为游廊。我们姐妹都喜欢赖在那儿的吊床上，即便是第一次下暴雨的那天，我们也都特想到那儿去躲雨。但暴风雨从侧面袭来，捶打着墙壁和可怜的玛土撒拉。当它的尖叫声变得哀婉凄厉，让人不堪忍受时，阴着脸的母亲就把鸟笼提了进来，放到靠窗的地板上。于是玛土撒拉继续在那儿前言不搭后语地大声嚷嚷。除了罗马天主教，牧师很可能还怀疑这个聒噪生灵具有潜在的女性化倾向。
暴雨终于在日落前停歇下来。世界露出身形，遍体湿透。但姐妹们却像从方舟里跑出来的小猪，尖叫着，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洪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空中一团低矮的云层原来是上万只小飞蚁般的生灵聚集在一起。它们盘桓于地面上空，持续不懈地发出低低的嗡嗡声，一直绵延至世界的尽头。我们把它们从身边拍走时，它们的身子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我们在院子的边缘犹豫了一会儿，那儿的泥泞空地逐渐过渡到一道绵长的草坡，接着，我们冲入草丛，直到路被森林边缘数不胜数的交叉枝丫截断——鳄梨树、棕榈树、高耸的野生甘蔗丛。森林使我们看不清河上的景象，以及其他远一点的地方。村里唯一一条土路绕过我们的院子，从我们身边通向村内，向南而去，往北则隐没于丛林。尽管我们看到玛玛·塔塔巴消失在这条路上，又从这条路安然无恙地返回，水桶也盛满了水，但母亲还是信不过，怕它吞噬自己的孩子，把她们拐走。于是我们原路折返，大踏步地爬上山坡，朝开满鲜花的木槿丛走去。木槿丛侧的台阶通向我们的门廊。
好一支登陆部队，我们就这么迈着大步前行，清一色地脚蹬鞍脊鞋，身着长尾衬衫和浅色的全棉长裤。虽然打扮得差不多，彼此却截然不同。利娅总是走在最前面，像个狩猎女神，鼬鼠色的淘气短发很带劲儿地一颠一颠的，四肢肌肉就像钟表的部件一样协调。后面跟着我们几个，露丝·梅扎着马尾辫，辫子在她身后窜来窜去的。她的步伐煞是匆匆，因为她年纪最小，并坚信“在后的将要在前”。她之后是蕾切尔，我们家的示巴女王。女王忽闪着白色的睫毛，轻拂着长长的白色秀发，俨然一匹她特想拥有的银鬃马。蕾切尔女王在露丝·梅身后几步远的地方飘飘忽忽地走着，望着别处。她差不多十六岁了，很拽，但要是我们找什么好东西的时候不让她掺和，她会很不爽。最后面的是怪物艾达，卡西莫多，右侧身子拖在左侧身子后边，她的身体追随着永恒的节奏：左……后，左……后。 ⑯
这是我们永恒的顺序：利娅，露丝·梅，蕾切尔，艾达。既不按年龄也不按字母排列，但极少变化。除非露丝·梅分心走神，掉了队。
在木槿丛下，我们发现了一窝掉落的小鸟，都淹死了。姐妹们见到这些犹如故事书里的怪兽般光着身子、长着翅翼的小东西，再想到它们都已死亡这样的事实，便毛骨悚然。然后，我们找到了菜园。蕾切尔得意扬扬地尖叫起来，说菜园彻底完蛋了。利娅则双膝跪下，替天父流露出哀伤之情。湍流使平整的泥地变成了一片沼泽，种子好似脱离缆桩的小船，都被冲走了。到处都能看到种子，它们没入了菜地周围的高茎草丛里。大多数种子前几个礼拜就已发芽，但它们根须太幼细，无法附着在牧师农夫营造的堪萨斯平原般一马平川的泥床上抵挡洪流。利娅跪着挪动身子，把芽儿都聚拢到衬衫的下摆里，想必她认为萨卡加维亚⑰ 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这么做吧。
后来，天父过来查看了一下受损情况，利娅帮他将种子分好了类。他宣称以上帝之名，他还会让种子发芽，只要太阳照常升起，烘干这被诅咒的泥潭，他就会再次把它们种到地里。（牧师和任何一位称职的先知一样，备有种子存货。）
甚至到日落时分，他们俩还没回来吃晚饭。玛玛·塔塔巴围着母亲那条白色大围裙，俯身撑着桌子，看上去又假又搞笑，像是在戏里扮演女仆的角色。她望着窗外，注视着他，露出她招牌式的嘴角下垂的笑容，心满意足地用舌头啪嗒啪嗒地弹着牙齿。我们坐下来开始吃她做的晚餐，有油炸大蕉和奢侈的罐头肉。
他终于让利娅回来了，但晚饭后过了很长时间，我们仍能听到牧师在外面用锄头敲击着地面、翻松泥土的声音。没人可以说他没有吸取教训，尽管花费了一场洪水的代价，尽管这辈子他恐怕都不会承认菜地的新造型最初并不是他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天父终究是受到了非洲的影响。他把菜园里的土堆成了防水的长方形堤坝，从长度和宽度来看，像极了一座座坟墓。
①详见第 60 页注。
②“ 明星学生”原文为“star pupil”，字母顺序倒过来即为“Lipup Rats”（利佩鼠宝宝）。
③原文为“Erom reven”，是《乌鸦》中乌鸦反复咏叹的回答“Never more”的回文。
④原文为“Sun o put o not upon us!”，是一句回文。
⑤指美国南方。
⑥原文为“Draw a level award!”，是一句回文。
⑦这是艾达将前一句话词序颠倒后造出的句子。后文还有很多类似的语句。
⑧原文为“Poor Dan is in a droop”，是一句常见的回文。
⑨这里列出的意思毫不相关的词分别是：“lemonade”“Band-Aid”“frayed blockade”“switchblade renegade”“call a spade a spade”，均与“Ade”（艾德）押韵。
⑩“艾达”拼作“Adah”。她喜欢的同音拼法为“Ada”，本身是回文，中文译名以左右对称的汉字“艾答”指代之。
⑪原文为“Damn mad!”，又是一句回文。
⑫原文为回文：“Elapsed or esteemed, all ade meets erodes pale！”。
⑬“利娅”原文为“Leah”，“李”原文为“Lee”。
⑭原文为“It rained pitchfolks”，与后文的“It rained cats and dogs”一样，均为英语中对“倾盆大雨”的习用表达。
⑮原文为“curt，subvert，overexert”，是一组与“dirt”（泥地）押韵的词。
⑯原文为“left…behind”，其中两个单词分别是“左边”和“后面”的意思，合起来则有“落在后面、被抛在身后”之意。
⑰北美印第安女子，1804 年至 1805 年曾随克拉克与路易斯的西征探险队探险，多次使探险队转危为安。

利娅
在炎热的天气里，只花了五天时间，肯塔基妙豆就聚集起它的蔬菜之力，发出了嫩芽。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全部。一旦雨势减退，父亲的菜园就在燠热的气息中蓬勃生长起来，颇有脱缰野马之气势。他说，他就喜欢站在外面，望着它们生长，不由你不信。豆茎缠绕着他专门用木杆搭起的锥形藤架，摇摇摆摆地往上攀，好似唱诗班里的女声，彼此争音高。它们还往外攀向旁边的树枝，纠葛着没入葱茏的树冠之中。
南瓜藤也感染了丛林植株的个性。南瓜叶长得出奇的大。玩捉迷藏的时候，露丝·梅可以静静地待在叶片底下很长时间，从而获得最终胜利。等到我们几个都罢手不玩了，她还待在那下面。我们蹲下去就会看见，在露丝·梅圆滚滚的蓝眼睛旁，南瓜和西葫芦的黄色花朵躲在幽暗的叶片底下向外张望。
父亲见证着每一片踊跃的新叶和每一朵饱满的花苞成长的历程。我跟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那些藤蔓。我帮他在四周用棍子竖起了结实的篱笆，这样丛林里的动物和村里的山羊就没法溜进来糟蹋我们那些柔嫩的蔬菜了。母亲说我本人举手投足间也像只野兽，因为我就是个假小子，但我从来不会不尊重父亲的菜园。他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它们的进展，如同他全心全意投身于教堂。在整个夏天里，他的全心投入一直是我生活中的锚固力。我知道父亲能品尝出肯塔基妙豆的滋味，就像任何一个纯洁的灵魂都能品尝出天堂的滋味。
蕾切尔的生日是八月末，但贝蒂妙厨蛋糕粉却让我们大失所望。根本没法用它做出正常的蛋糕。
首先，我们家的炉子是铸铁的，炉膛很大，要是想往里爬，整个人进去都没问题。母亲就曾发现露丝·梅在里面，于是硬扯着她的胳膊，把她给拽了出来；她害怕精力旺盛的玛玛·塔塔巴哪一天在小家伙还在里面的时候，就生火做起饭来。这样的担心合情合理。露丝·梅对捉迷藏，或者任何这一类的游戏，都痴心不改。她很有可能还没叫出声暴露自己，就被烧成了炭。
母亲想出了在这里烤面包的办法——不惜任何代价，她就喜欢这样说，但我们的炉子真的没有适合烤东西的地方。事实上，它连炉子都不像，更像是用其他什么机器的材料拼拼凑凑做出来的一台机器。蕾切尔说它是火车上用的，但谁都知道她喜欢无中生有，一副自己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高昂腔调。
就我们的蛋糕而言，炉子甚至还不是最大的麻烦。这儿的潮气很厉害，蛋糕粉变了质。就像是罗得可怜的老婆，只是回头看了一眼蛾摩拉，就变成了盐柱。蕾切尔生日那天早晨，我发现母亲从灶间走出来的时候，用手捧着脑袋哭泣。她抄起蛋糕粉盒子重重地摔到铁炉子上。她就摔了这一次，是摔给我看的。咣当一声，像锤子砸在铃铛上。她讲寓言的方式和父亲截然不同。
“我哪怕对这里有一丁点的概念，”她定定地说着，泪眼婆娑的浅色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我，“哪怕只想到了一点点。咱们什么东西都拿错了。”
父亲第一次听到玛土撒拉说“该死”的时候，身子奇怪地动了动，仿佛领受了一个邪灵的入侵，或者心痛得厉害。母亲托故进房里去了。
于是门廊上剩下了蕾切尔、艾达和我。他一个一个地打量着我们。我们知道此前，玛土撒拉说“滚开”时，他会强压怒火，一言不发地露出一副苦相。当然啦，那句“滚开”是福尔斯修士教的。那是他弟兄眼中的刺，而不是他自己家人犯的罪过。玛土撒拉以前从未说过“该死”这个词，所以是新学的，而且还是用女声女气的腔调十分爽朗地说出口的。
“你们哪个教玛土撒拉说那个词的？”他质问道。
我心里一阵难受。我们谁都没吱声。当然，艾达不吱声很正常。正因如此，她经常在大伙儿都不开腔的时候受到指责。老实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脏话，那肯定就是艾达。她才不管什么罪过和拯救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让母亲帮我剪成短发，让艾达留长发。这样一来，就没人会把我们的态度混为一谈了。我自己从来不说脏话，不管玛土撒拉听不听得到，哪怕在睡梦中也不会说。因为我渴求天堂，也想得到父亲的欢心。蕾切尔也不会说——她最多也就说说“天哪”或“啊哈”之类的。而且只要有人在旁边，她就会是位完美无瑕的淑女，连“天哪”都不会说。而露丝·梅显然还太小。
“我实在不懂，”父亲说，当然他什么都懂，“你们为什么要让一只可怜而又愚蠢的生灵把我们都拖进永恒痛苦的责罚中去。”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玛土撒拉不蠢。它模仿的不仅是词语，还有说话者的口音。我们就是从玛土撒拉身上了解到福尔斯修士的爱尔兰－扬基口音的，我们觉得他应该挺像建立了男孩镇的弗拉纳根神父① 。我们还辨认出了玛玛·塔塔巴的声音，还有我们自己的。此外，玛土撒拉并不仅仅是模仿词语，它还懂那些词的意思。它心情好的时候，会喊上那么一句：“姐妹，上帝无上伟大！去关门！”看到我们手上拿着食物，想要讨吃的时，它也会明明白白地喊出“香蕉”或“花生”。它经常会琢磨我们，重复我们的一举一动。它似乎很明白说出哪些词会引得我们哄堂大笑，说出哪些词会遭到我们的回敬，哪些又会让我们震惊。我们已经明白了父亲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玛土撒拉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当然，我不会去挑明这一点。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有悖于父亲，从来不会。
蕾切尔终于开了口：“父亲，我们错了。”
艾达和我都假装正沉浸于书本。每当母亲吓唬说我们会跟不上学习进度，要戴着笨蛋高帽回家时，我们就会拿上课本去学习。说真的，根本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蕾切尔倒是有可能，我们家就数她心智最浅薄。我觉得母亲是真的担心我们会忘了那些常识，比如乔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秋天的叶子，向西驶往圣路易斯的火车时速为六十五英里。
我从书上抬眼瞅了瞅。哦，主啊。父亲正直直地盯着我。我的心狂跳不已。
“如果你们祈求原谅，主会宽恕你们的。”他说着，一脸厌恶的神情，却又很平静，他的语调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主仁慈宽宏。但那只可怜的非洲鸟却无法从你们教给它的东西中解脱。这个无辜的生灵只能重复它听到的。错误已经酿成。”他转身走开了。我们屏息敛神，因为他在台阶上停下了脚步，回头，直视我的眼睛。我只觉得羞愧难当。
“如果能从这件事当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他说，“那就是懂得原罪有多么可恶可恨。我希望你们抄写经文的时候，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心沉了下去。“你们三个，”他说，“《民数记》，第二十九章三十四节。”
说完，他就走了，把我们像孤儿似的留在了门廊上。
看着父亲离开，想到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都得抄写冗长乏味的《民数记》，我清醒了许多。他大踏步地朝河边走去。他每天都会去那儿，用手杖拨开遮蔽着河岸的象耳叶，搜寻洗礼的场地。
我早已知道《民数记》第二十九章三十四节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以前抄写过。第一百节经文正好是第三十二章二十三节，讲的是如果你违犯主、犯了错，将会怎样被揪出来，以及要当心从你口中说出的话。
我竟从未考虑过我们对玛土撒拉的无辜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这说明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但我得承认我也在祈祷着那天下午父亲已将蕾切尔的认错视为忏悔，所以不会认为这桩罪是我犯下的。保持沉默并承受他的责难，真是太难了。我们都心知肚明到底是谁喊出了“该死”那个词。当她对着那堆已经变质的蛋糕粉号啕大哭时，就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那个词。但我们谁都不愿让父亲了解那个令人不堪的秘密。就连我也做不到——虽然我知道自己总是无视她。
只有在极其偶尔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不得不去保护她。我还记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因为窗帘没拉好或衬裙露了出来——那是女性的罪——就絮絮叨叨地说她说个没完。这时候我就会跑过去搂着母亲的膝头。我们老早就看出来，即便是大人也并非个个都不会受伤。父亲浑身裹着信仰，就像上帝的马前卒穿着青铜护胸甲；而母亲则更像只是穿了件布料好的二手外套。父亲在门廊上质问我们的时候，我不用看都知道，自始至终，母亲在灶间弯着腰，沮丧之极地砰砰敲打着那火车引擎般的炉子。在她手上，蕾切尔的天使梦蛋糕粉硬得像石头；在她心里，天堂般完美的粉色糖霜、闪耀的烛火，会盛在绘着蓝色花朵的珍贵骨瓷托盘里，被骄傲地端上桌。母亲一直守着这个秘密，但她还是想试一试，想要给蕾切尔一场真正甜美的十六岁生日派对。
但天使梦蛋糕粉就是个错误，而且错得离谱。是我把它塞在腰带里带过来的，所以部分责任好像也应由我来承担。
①爱德华·J. 弗拉纳根神父于1917年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创立了一个名为“男孩镇”的社区，专门收留被遗弃、遭受虐待或身有残疾的儿童。

艾达
“圣父，赐福我们，切勿让你的目光远离我们吧。”牧师大人说。目光你的赐福圣父。我们就算闭上眼，也能嗅出那露天的墙体上一大片鸡蛋花的香味，那么芳香，让人联想到罪或天堂——取决于你往哪边想。牧师大人立于摇摇晃晃的祭坛后，火红色的平头，头发根根直竖，犹如啄木鸟的鸟冠。当圣灵穿过他的身体时，他呻吟起来，将身体和灵魂抛向这每周一次的涤罪大会。“阿门灌肠剂”① ，我就是这么称呼它的。那是我给牧师大人的回文。
与此同时，坐在我边上的玛玛·塔塔巴就像具尸体。她僵硬的体态让我想起了躺在河岸上身子扭曲而僵硬的鱼。阳光底下，鱼鳞片片剥落，就像一块块用过的白色肥皂。这一切全拜天父发明的现代风尚的捕鱼法所赐。那是牧师大人对力量的傲慢展示。他命令男人们划着独木船到河里去扔炸药。只要是听力所及的地方，所有东西都被炸晕了。就像是对着耳朵开枪。可现在，他到哪儿弄炸药去？我们肯定没法把炸药塞进内裤里带过来吧。于是，只能从埃本·阿克塞尔罗特那儿买。我心想，那肯定得花一大笔钱。我们家每月会收到五十美元的传教士津贴。那不算是常规的浸信会津贴。天父是个反叛者，来的时候压根儿没得到传教联盟的祝福，是靠威逼利诱才弄到这么一笔微薄津贴的。即便如此，这钱仍相当于一大笔刚果法郎。对刚果人来说，它就是笔财富，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对我们不是。钱是装在信封里由埃本·阿克塞尔罗特开着飞机送来的，其中大多数又流入他的腰包。尘归尘，土归土。
对嗷嗷待哺的基兰加人，天父承诺到了夏末，主就会有赏赐，鱼会多到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基督之言为人爱戴！”他摇摇晃晃地站在船上喊道，“塔塔·耶稣是班加拉！ ”他打定主意，一心想把他们争取过来，或强迫，或生拉硬拽，也要把他们赶到朝拜十字架的路上。先要填饱他们的肚子，某天我们一起吃晚餐时他这么宣布道。于是忽然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先填饱肚子，灵魂就会随之而来。（却没注意到母亲把鸡全宰了那会儿，也正是在做这件事，可惜女人是不会受关注的。）但水下惊雷之后，随之而来的却非灵魂，而是鱼。它们因这震耳欲聋的轰隆声而翻起肚皮浮至水面，嘴咧开着。大伙儿眼前全是震得乱窜的圆鼓鼓的泡泡。整个村子宴饮了一整天。吃啊吃，我们自己也是吃得直翻白眼，挺起了大肚子。普莱斯牧师上演了一出逆行版面包和鱼的奇迹，试图把一万条鱼塞进五十张嘴里，他真这么干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河岸跋涉而去，裤子湿到了膝盖。他一手拿着圣经，一手举着叉满了被炸焦的鱼的棍子，气势汹汹地挥舞着这份赏赐。还有好几千条鱼在日光底下抽动着，沿河岸腐坏。我们村在好几个礼拜里都充满了一股腐烂的气息。这不是什么富足，反而是浪费。没冰块。天父忘了这茬儿，因为用佐治亚州红脖子乡巴佬的现代风尚捕鱼，是要用到冰块的。
他是不会在这天的布道中提及面包和鱼的，这猜测应该挺靠谱的。他只会用通常那种令人不安的吃肉喝血的隐喻把圣餐分发出去。或许，这样可以激发会众的兴趣，但我们这些普莱斯家的女孩全都只用半个耳朵听。艾达则用她的半个大脑听。哈。这次，教堂仪式的时间拖长了一倍，因为牧师大人只能用英语宣讲，再由学校老师塔塔·阿纳托尔用刚果语复述一遍。天父终于明白了，这儿没人能理解他那可怕的法语或刚果语。
“这是源自巴比伦的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牧师大人宣讲道。同时冲着巴比伦的方向狠狠地挥舞胳膊，好像那个躁动的地方就窝在学校的茅厕后面似的。一缕阳光穿过破烂的屋顶射入，穿过他的右肩，好似上帝的聚光灯。他不断地走动、停下、讲话，在棕榈叶搭起的祭坛后踱来踱去，总让人觉得那些圣经寓言都是他当场自创的。今早，他编的是苏撒拿的段子，她是有钱人约亚金漂亮而又虔诚的老婆。拿撒苏，呵呵 ！当她在花园里沐浴时，两个士师偷见她赤着身子，就想要行恶事。他们从林子里跳出来，要她和他们躺倒在一起。可怜的苏撒拿。如果她拒不从命，他们就会诬告她，说逮到她在花园里和男人私会。自然，正直的苏撒拿断然拒绝，虽然这意味着她会受到控告，因通奸而被投石至死。投石，悲啼，承认，剔骨。没人认为我们该去琢磨琢磨这个名叫约亚金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丈夫，毕竟他宁愿杀死自己亲爱的老婆，也不愿去听听她的说法。毫无疑问，巴比伦人早已在四处寻找他们中意的石头了。
牧师大人停下来，一手平放在祭坛上。他的整个身体令人难以察觉地在白衬衫里晃动着。稍作停顿，保持节奏。他审视着教民们茫然的脸孔，想察知他们是否已坐立不安。这次出现了十一二张新脸孔，通往荣耀的路上一切正常。我旁边的一个男孩嘴张得老大，闭上一只眼睛，再闭上另外一只，交替反复。我们都等着老师兼翻译的塔塔·阿纳托尔能尽快译出来。
“但上帝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牧师大人咆哮起来，犹如被小偷惊起的狗。然后他的声调升高了八度，就像在唱《星条旗之歌》似的高喊道：“上帝唤起 了那个名叫但以理 的人神圣的精神 ！”
哦，太好啦，但以理来搭救喽。天父最喜爱但以理，他是最早的私家侦探。塔塔 ·但以理（他就这么称呼他，好让他像个当地人）走上前，要求分开质询两个门客。塔塔·但以理问他们，她是站在花园的哪棵树下和男人私会的。“呃，乳香树。”一个人说。另一人说：“嗯，这个嘛，我觉得是棵橡树。”太蠢了，他们竟然没把供词串通好。圣经里所有的恶人似乎都蠢得没救了。
我注视着塔塔·阿纳托尔，预计他至少在译“乳香树”和“橡树”的时候会遇到点麻烦，因为刚果语里不太可能有这些树的对应词语。但他译的时候顿都没顿。库夫维玛，库兹基萨，库甘布拉 ，这些词流畅地倾泻而出，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学校老师十分油嘴滑舌，光天化日底下，他什么话都说得出。天父永远也不会是两人中更精明的那一个。于是，他们将那妇人投石至死，又各自娶了好几个老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打了个哈欠，虔诚漂亮的苏撒拿还是让我觉得无趣。我不可能遇到她那样的问题。
我在脑中创作回文颂歌，我就是这么称呼它们的。那是我自己编的怪异颂歌，能顺着唱，也能反着唱：恶啊，所有的罪仍旧存活 ！② 我还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玛玛·塔塔巴。通常情况下，她的动作奇快。我把她看作盟友，因为和我一样，她也不完美。在教堂内外，她是如何看待天父的赐福的，这很难说。所以我就琢磨起了更有意思的神秘现象，比如她的一只眼睛。它是怎么瞎的？她是否因为这一点才没结婚？就像我认为自己也会因为残疾而结不了婚。我对她的年龄或内心的希望毫无所知。但我知道基兰加有许多女人有更严重的残疾，却也照样有老公。孤身一人。老公 。在这儿，身残或多或少只是被视为生活的副产品而已，没什么不体面。仅就对身体和他人的评判而言，我更喜欢基兰加宽容的氛围。在佐治亚州的伯利恒，我可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像是唱挽歌似的慢吞吞地以一曲《奇异恩典》结束了苏撒拿的故事。衣衫褴褛的会众应和着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调。哦，我们就是基兰加首座浸信会教堂里的一座标准的巴别塔，所以没人注意到我在正常曲调里唱的那些词：

恶啊，所有的……罪……仍旧……存活！
要让……塔塔……去见上帝！
不，甜心不要……拽着我们
往上升，
啊，他起身……你真可恶，哈！③

做完礼拜后，玛玛·塔塔巴领着我们回了家。而聪明的牧师大人和他的妻子则留在那儿，微笑，握手，大声说着常规的祝福之语。玛玛·塔塔巴腾腾腾地沿着小径走在我们姐妹几个前面。我在最后，一门心思想要超过闲庭信步的蕾切尔，她走路时双手从大腿那儿稍稍外伸，仿佛她一如往昔成功卫冕了“美国小姐”似的。“双手握着，要像刚刚掉了颗弹子。”她在房子里像时装模特儿那样走来走去时，通常就会这么教导我们。我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没能追上她。我看到一只黄白相间的蝴蝶在她头顶盘旋，最终落在了她那发白的脑袋上。蝴蝶用尖管往她头发里捅了捅，想吸取养料，然后怏怏地飞走了。这些，玛玛·塔塔巴一概没看到。她情绪很差，毫不避讳地对我们嚷嚷着：“普莱斯牧师最好还是撒手吧！”吃肉喝血，她指的是这个吗？布道词已从虔诚的苏撒拿弯弯绕绕地讲到了耶利哥的妓女喇合。圣经里那么多名字听上去都是倒着的，比如喇合。有时候我想，会不会整部经文都是由某个和我一样心理畸形的人写出来的。但最后，他绕来绕去，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洗礼有多重要。有可能就是这个让玛玛·塔塔巴感到不安吧。天父似乎无法接受一个连小孩子都能看清楚的事实：当他对当地人振振有词地讲起洗礼——巴蒂撒 ——这个概念时，他们全都被吓跑了，就像怕水的女巫一样。
后来，直到晚餐的时候，他还是很激动，每到礼拜天这就是常态。一旦站上讲坛，他似乎就不愿让出中心地位了。
“你们是否知道，”他问我们，他身材高大，脑门闪亮，好似椅子上插了根蜡烛，“去年有人开着辆卡车从利奥波德维尔一直到了这儿，卡车里的风扇传动皮带还是断的？是辆奔驰卡车。”
啊，又来了。那是他的苏格拉底式语气。这种语气不危险，因为他很少在餐桌边责打我们，但这么问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呆头呆脑、愚不可及的女人一点难堪。在这样的诘问之后，他总是会恼羞成怒地大声与上帝来一场私下交流，讨论我们是如何不可救药。
玛土撒拉最终站到女孩们的阵营里来了。它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到礼拜天的晚餐时间，都会扯着嗓子在屋子里胡言乱语一通。和许多人一样，只要没人说话了，它就会弄出噪声来。母亲有时会沮丧地把桌布朝笼子扔过去。“姆博蒂！姆博蒂 ！”此刻，它就在用刚果语尖声叫唤，意思是你好和再见，两种意思皆可。这种对称性让我觉得颇有意思。刚果语里的许多单词和某些英语单词一样，都可以反向理解，意思互相对立：西耶波，指可怖的毁灭性暴雨，但也可以表达与其截然相反的意思。
我们心不在焉地听着天父讲传闻中的奔驰卡车的故事。近来，我们从外界得到的仅有物资就是漫画书，姐妹们都很喜欢诸如马可·波罗讲中国香料之类的书；还有蛋粉和牛奶，但对那些东西，我们漠不关心。都是埃本·阿克塞尔罗特带来的。至于卡车和风扇传动皮带的故事，牧师大人喜欢用寓言的方式来讲，我们当然明白又一个寓言马上就要倾泻而出了。
“那条路，”母亲说着，显出困惑的表情，抬起懒散无力的手腕指了指窗外，“我可连想都不敢想。”她摇了摇头，也许是不相信吧。她能不能让自己相信他一次呢？这我还真不知道。
“那是在旱季快结束的时候，奥利安娜。”他厉声说道，“只要天气足够热，泥塘都干了就行。”你这个没脑子的笨蛋，这话他用不着明说。
“可是没有风扇传动皮带，他们到底是怎么开过来的？”母亲问，牧师大人恼怒的样子让她明白，他希望她能回到现有的主题上去。她从骨瓷盘里拿了几块饼干，凑过去递给他。有时候，当骨瓷盘洗净晾干了，她会像捧个孩子似的悄悄把它捧在怀里。而现在，她在盘边轻轻敲了一下，然后双手交握，表示臣服于父亲的意志。她穿了件时兴的衬衫，白底上印着几小面红蓝相间的信号旗。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她套在最外面的就是这件衣服。由于玛玛·塔塔巴在河里洗衣服时用力过猛，衬衫上凌乱的小旗子似乎正在发出痛苦的信号。
他弯下腰，让我们一览无遗地看到了他那红色的眉毛和突出的下巴。“象草。”他得意扬扬地宣称。
我们坐在那儿僵住了，暂时不再嚼动嘴里的食物。
“是十二个小男孩做出来的，他们用草编出了风扇传动皮带。”
利娅急不可耐地脱口而出：“所以，上帝创造的这种普普通通的草也会很强韧，像橡胶一样！”她腰板挺得笔直，好像正在上电视，答一道题能得六十四美元。
“不是，”他说，“每根用草编成的带子最多只能开上两三英里。”
“哦。”利娅低落了下来。其他几个笨蛋都不敢贸然猜测。
“但只要草一断，”他解释道，“嗯，就会有另一根备用的替上。”
“真有意思。”蕾切尔说，但说得瑟瑟缩缩的。她是家里最富戏剧性的成员，却也是最糟糕的演员。在我们家，演戏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我们把注意力都投注在了面前的土豆粉上。我们应该都已经明白了，象草编的风扇传动皮带表明了上帝的威力无边。但没人想去做出这样的回应。
“一辆奔驰卡车啊！”他最后说道，“德国人的顶尖之作，十二个非洲小男孩竟然用几根象草就搞定了。”
“姐妹，关门！温达姆博蒂 ！”玛土撒拉叫唤起来。接着，它又喊道：“叩叩叩 ！”那是基兰加人到别人家拜访时，在门口喊的话。因为通常情况下，根本就没门可敲。我们家经常听到这声音，但都知道是玛土撒拉在叫唤，因为我们家有门，而且一般来说，也没人来拜访。如果有人真的来了，通常也只是想卖东西给我们。他们不会敲门，只是在院子里晃来晃去，等我们发现。
“好吧，我希望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多找几个小男孩，多找几根象草，就能全都搞定。”母亲说。听上去她不怎么喜欢这故事。
“对。就是要适应嘛。”
“该死该死该死！”玛土撒拉下了评语。
母亲忧虑地瞥了这鸟一眼。“如果这家伙听过九百场浸信会传教布道会的话，肯定会有很多话要说。”
她说完便起身开始收拾盘子。她早已活力尽失，大体来看，也只能这么听天由命了。她说了声抱歉，就去洗盘子了。
无论是洗盘子还是玛土撒拉的好记性，都没法用来给他的寓言下一个合适的结论。天父只是看着我们大家，长叹了一声。这个男人真是有苦说不出啊。唉，这一声深深的叹息，要是我们这帮笨蛋的屋子底下正好有一口井，井里的水都能被吸上来。那声叹息暗示，他只是想拽着我们穿过我们这些女人可怜的身子骨，穿透骨髓，前往启蒙之途。
我们垂下脑袋，把椅子推回去，鱼贯而出，抢着帮忙把灶间炉膛里的火拨旺。在这里，烧饭得花半天时间，打扫卫生又得花个半天。我们得把水烧沸，因为水是从河里取来的，那里的寄生虫繁殖速度奇快。非洲的寄生虫既特别又繁多，能把人身体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占满：小肠和大肠、皮肤、膀胱、男女生殖系统、间质液，甚至角膜。离家之前，我在图书馆里找了本讲非洲公共卫生的书，书上有幅虫子的插图。那虫子细若发丝，从某个男人惊恐的眼珠里蜿蜒而出。我大为惊愕，于是以自己特有的任性方式表达了尊崇之情：因所有的疫病和隐秘的磨难而赞美主吧！如果上帝创造野地里的百合花时找到了乐子，那他肯定也受到了非洲寄生虫的惊吓。
我在外面看见了玛玛·塔塔巴，她正朝灶间走去，还把手伸进水桶里，直接从桶里捧水喝。我祈求她的那只独眼不要出事。一想到上帝的那一丁点造物可能会把她从里到外吸个精光，我就浑身发抖。
①原文为“Amen enema”，直译为“阿门灌肠剂”，而这个词组本身是回文。
②原文为“Evil, all its sin is still alive!”，是一句回文。
③这首歌词的原文每一句皆为回文。

利娅
父亲一直一个人去菜园，每天如此，也就是坐在那儿想事情。让他不安的是，这儿的植物疯长，围着篱笆的园子里开满了花，像座殡仪馆，但又结不出果实。我有时候会跑到外面和他坐在一起，即使母亲不赞成我这样做，说他就想一个人待着。
他认为是菜园里树荫太密。我对这个解释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一向都很想好好了解了解园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真的，树木确实侵占了我们这一小片空地。我们经常得把树枝折断、砍断，想方设法把阵地夺回来。唉，有些豆茎攀缘而上，一直爬到了高耸的大树梢头，就是想争得点阳光。
有一次，我们正坐在那儿琢磨着南瓜，他突然问我：“利娅，你知不知道在亚特兰大召开的最近一届圣经大会上都争论了些什么？”
他也确实没指望我会知道，所以我就等着他说。让我激动不已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在用柔和的、稍显亲密的语调和我说话。当然，他并没有看向我，因为和往常一样，他有许多事情要想。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卖力干活，然而上帝似乎仍在等待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这当中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得由父亲来找寻答案。他如炬的目光投向南瓜花丛，想要找出菜园病症的根源。花会开也会闭，花谢之后，绿色的果子就会皱缩，变成棕色。无一例外。迄今为止，我们诚实的劳动换来的回报只不过是花和叶，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做晚餐。
“是天堂的规模。”他终于开口说了。
“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一直在琢磨父亲会怎么考虑菜园的症结所在。可他总是先我两步。
“在圣经大会上，他们讨论了天堂的规模。有多少浪① 。有多长，有多宽——他们还让人用计算器把数字算了出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是用芦苇量的，其他章节里则是用腕尺测量，没一个数字是匹配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听上去他对那些把计算器带到圣经大会上去的人很生气，而且很可能在跟圣经本身生气。我的内心极度不安。
“是啊，我当然希望那儿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所有人。”我说。这种担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忽然，我眼前出现了所有人都到了上面的情景，大多数是老人，体态也不怎么好看。我能想象出他们在里面推来搡去的模样，就像在教堂义卖会上那样。
“那儿总是会有地方容纳义人② 。”他说。
“阿门。”我舒了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但你要知道，利娅，有时候，他并不会将我们从艰难困苦中引领出来，而是会让我们经历这一切。”
“天上的父，引领我们吧。”我说。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新的视角。父亲已向非洲低头，把菜园弄成了一个个土堆，就像当地人那样。这当然是在向上帝表明他的谦卑和臣服，期望得到奖赏也很正当。被引领着经历艰难困苦究竟是什么意思？父亲说这话难道是想表明，不管我们因上帝之名有多辛劳，他都没有义务给我们送来豆子或西葫芦吗？难道他只是端坐上方，让我们一一经历那些艰难困苦吗？当然，我并没有资格去审视上帝的伟大设计，但说好的正义天平又是怎么回事？
父亲没有说任何话来打消我的顾虑。他只是又摘了一朵花，举向天空，对着非洲的天光，像看X光片的医生那样审视着它，意图发现究竟是哪个隐秘的地方出了错。
八月的第一场布道，他连篇累牍地都是在讲洗礼这个主题。后来，到家后，母亲让玛玛·塔塔巴去把汤放到炉子上热一下，但“汤”字刚出口，还没说到“炉子”的当口，玛玛·塔塔巴就从前门走出去了。她出去和父亲谈了很长时间。隔着一排没结番茄的番茄藤，她冲着父亲摇着手指。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在她看来，他做错了，而这一次，她已经忍无可忍。我们能听到她的嗓音越来越高。
自然，听到有人像猫叫春似的对着父亲这样尖声说话，我们都吓得半死。让我们更震惊的是，他竟然脸红耳赤地站在那儿，根本插不上话。我们四个女孩在窗前一字排开，嘴张得老大，看上去一定像极了劳伦斯·威尔克音乐秀上的列侬四姐妹。母亲把我们从窗边嘘开，命令我们赶紧去看课本。眼下不是上学的季节，甚至都不是周内，但现在她吩咐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悄无声息地过了好长时间，玛玛·塔塔巴突然夺门而入，把围裙扔到了椅子上。我们都合上了书。
“我不会待在这儿了。”她宣布，“你们派个女孩和我去班加，你们需要帮助。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鳗鱼。昨天他们在河里逮到了一条鳗鱼。那鱼对孩子好。”
那是她为了拯救我们，抛下的临别赠言。
我跟在她身后出了门，看着她腾腾腾地沿路走去，她的白色鞋底冲着我一闪一闪。然后，我去找父亲，他从围着篱笆的菜园里慢慢走出来，在不远的一棵树下背靠着树干坐了下来。他用手指把一只黄蜂似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伸展开，那虫子还活着。它有我的手这么大，两片翅翼上各有一个黄色的“8”，很清晰，像是小学生或上帝仔细画上去的。父亲看上去仿佛刚在天堂的大街上逛了一圈回来。
他告诉我：“一只授粉的虫子都没有。”
“什么？”
“菜园里没有昆虫授粉。”
“不会吧，这儿不是有这么多虫子吗！”我心想，这话说得毫无必要，因为我们俩都注视着在他手里挣扎的怪异昆虫。
“这是非洲虫子，利娅。这些上帝造出来的生灵，是为非洲的植物服务的。看这小东西。它怎么知道该如何去对待肯塔基妙豆呢？”
我不知道他是否说对了。我只是隐约明白了什么是授粉。我知道这件事主要是靠勤劳的蜜蜂来做的。我心有所思地说：“我想我们应该在口袋里塞些蜜蜂带过来。”
父亲看着我，脸色大变，这脸色让我觉得陌生，令我恐惧，因为我看不到信心。就好像此刻有一个困惑不已的陌生小孩子，正盯着父亲那副仪表堂堂的面具，几乎将他看穿。而他看着我，就像在看他刚出生的婴儿：他爱我甚深，却又害怕这世界永远也不会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
“利娅，”他说，“蜜蜂是没法带过来的。你还不如把整个世界都带过来，可这儿哪有地方容得下呢。”
我咽了口唾沫。“我明白。”
我们坐在那儿，透过歪歪扭扭的棍子搭成的篱笆，望着父亲的菜园里形形色色毫无用处的花朵。此时，我心里五味杂陈：因父亲充满温柔的奇怪表情而欣喜，又因他的挫败而绝望。我们这么卖力，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只觉得困扰、恐惧。我感觉到，阳光正离我所相信的许多东西远去。
玛土撒拉从门廊的大笼子里，用刚果语冲着我们惊声尖叫。“姆博蒂！”它叫道。我实在不明白，到底是你好，还是再见？
“刚才玛玛·塔塔巴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终于敢问了，用很平静的语调，“我们都看到她在那儿吼。”
“说到一个小姑娘。”
“是她的孩子？”
“不是。是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去年死了。”
我觉得脉搏突突直跳。“她怎么啦？”
他没有看我，只是望着远处。“她被一条鳄鱼咬死了。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让孩子下水了。哪怕是去用羔羊的血受洗也不行。”
“哦。”我说。
我自己的洗礼，以及至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每一场洗礼，都是在浸信会教堂里的大浴缸或小泳池之类的地方施行的。最多就是在楼梯上滑倒，摔一跤。我希望天堂里有地方容纳那个可怜的小女孩，不管她到那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没法理解的是，”他说，“为什么要过六个月才告诉我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怒火又烧回父亲那张满布忧思的陌生脸孔。我高兴起来。
“叩叩叩！”玛土撒拉叫道。
“又来了！”父亲说道，不耐烦起来。
“快醒醒，福尔斯修士！”
“滚开！”父亲吼道。
我不敢呼吸。
他猛地跳起来，大步走向门廊，打开玛土撒拉的笼门。玛土撒拉缩肩拱背地从笼门口往边上退去。鼓凸的双眼一上一下地翻动着，想弄明白这个妖怪般的大块头白人要干什么。
“你可以走了。”父亲说罢，开着笼门等着。但那鸟儿并没飞走。于是，他伸手进去，把玛土撒拉抓了出来。
在父亲手里，玛土撒拉不过是只披着羽毛的玩具。当他把那只鸟朝树冠顶上扔过去时，它起先并没有飞，而只是像一只拖着红尾巴的羽毛球般越过那片空地。我心想父亲刚才那样抓它，肯定几乎把这只土生土长的可怜生灵捏晕，它会掉到地上的。
可是它没有。映着晃眼的光亮，玛土撒拉张开了翅膀，扑打着，好似欢庆自由一般，飞向了肯塔基豆蔓的顶端和丛林最高的树枝。一旦我们离去，那片丛林定将夺回一切。
①长度单位，相当于 201 米。
②圣经中，指信神、全心遵行主的诫命礼仪之人。

第二部 启示录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13:1,9

奥利安娜·普莱斯
佐治亚州，桑德林岛
每隔几年，甚至现在，我仍然能嗅出非洲的气味。那气味让我想要哀号、歌唱，惊雷般击掌，躺在树下，任虫子取走我体内的任何一样东西，只要它们觉得有用。
我感到无法承受。
熟的果，酸的汗，尿液，鲜花，黑色香料，以及我闻所未闻的其他那些东西——我说不清楚是何物构成了这气味；当我心无疑惧地匆匆拐过街角时，它又为何要起身与我对峙。它在这座岛上，在我们的小镇里，在一条背街的小巷中发现了我。巷子里的时髦男孩们置身于当天尚未收走的垃圾堆中，坐在楼梯井里抽着烟。几年前，它也曾在密西西比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发现了我，我是回去参加家人葬礼的。当时，我正走在码头上，从一群老龟似的老渔夫身边经过，他们将盛着饵料的水桶摆在四周，好似举办宴饮。就在那一刻，非洲起身攫住了我。而每当我走出亚特兰大的图书馆，它也会现身而出，无缘无故地将我击得晕头转向。那感觉从我体内升腾而起，我知道，你仍在此，支配一切。你在我体内的细胞分裂时做了手脚，从此，我的身体便再也无法摆脱曾摄入的那些非洲碎片。非洲，我的一个孩子留在了那阴湿的红土之下。那是责难的气息。你在我灵魂中的驻留，使我觉得除了自己，我一无所知。
你会说，我本可以做个不一样的母亲。本可以表现得更好，看清事情的走向，因为那气息就含混在四周的空气中，那样厚实滞重。那正是基兰加赶集日的气息。每到第五天就是赶集日——不是第七天，亦非第十三天。你根本无法用诸如“礼拜六”或“月初第一天”来称呼它，但如若你用手指头来扳算的话，大拇指就是那一天。真是毫无道理，可一旦你理解了刚果就是这么运行、把一切握在手中的，那它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每到第五天，人们便从步行距离之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出发，或拿着东西，或空手而去，出现在我们的村子里，形成绵长的队列。走来走去，讨价还价。女人们把货品放在地面上的毯子上，蹲坐着。面前摆放的或是堆成堡垒状的可乐果，或是一捆捆散发着芳香的木枝，或是回收来的瓶瓶罐罐，或是风干的动物脏器。她们一刻不停地嘟囔着，用精巧又坚韧的双手搭建或重新搭建着那金字塔般的斑驳绿橘与芒果，还有一柄柄堤坝似的硬邦邦的青香蕉。我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在赶集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女人都能彼此理解。然而，我的眼睛却无法解读那些摊贩：她们用鲜艳的布头裹着脑袋，像是开派对似的喜气洋洋，却又永远愁眉紧蹙恶狠狠地面对着这世界。她们脑袋后仰，眯缝着双眼，百无聊赖；却又互相编着头发，编成让人惊异目眩的细长辫子。虽然我可以强装自己是她们的邻人，但她们对此洞若观火。我苍白无助，像一条鱼一样双目圆睁，置身于这集市的尘土之中，想要游动求生，而所有其他女人却在那熟透了的水果、干肉、汗水和香料的氛围中平静地呼吸着，她们的生命充盈着令我害怕的力量。
有那么一个日子让我始终难以忘怀。当时，我正努力不跟丢姑娘们，却只找到了利娅。我记得她穿了件浅蓝色的裙子，腰带在背后系成结。除了蕾切尔，其他孩子在平日里都是粗衣旧裙。所以这天——对我们家而言——肯定是礼拜天。碰巧，我们家的大日子与村民们的大日子撞在了一起。利娅胳膊上挽了只篮子，她是替我提着的。平常她最喜欢走在前头，此时却因负重落在了后面。其他人则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我知道拿单正不耐烦地等着我们回去，于是我招手示意利娅过来。她得穿过一排货物才能到我这儿来。她想都没想就把篮子移至左侧，迈出一大步想要跨过金字塔般的橘子堆。双胞胎中的利娅，步伐一向很稳当。我伸出手去接她，但就在她握住我手的当口，却不知怎的卡住不动了，一只脚停在了橘子堆上方，另一只脚没法跨过来。呼啦！蹲在橘子堆旁的女人跳将起来，嘶嘶地喘着气，双手像剪刀的刀刃般削过来，灼热的双眼中巧克力色的虹膜似要熔成白色，怒气冲冲地要把我烤焦。坐在条凳上的一排男人都从刚倒上的一碗碗啤酒中抬起头来，用同样乌云密布的眼神盯着我们，看着我把孩子接过去：蠢货！异类！竟然想在赶集日从一个女人的财物上跨过去。一想到我和利娅那时的处境，利娅的生殖器——谁都以为，无遮无拦的——还悬在那女人的橘子堆上，我就尴尬得要命。一对外国母女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控，却突然在他们眼里丢份儿丢得一无是处。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两者兼顾：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以及做好丈夫的妻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是他的工具，他的牲口。仅此而已。我们这些当妻子和母亲的正是这样凋亡在自己的所谓正直之下的。我也不过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每当她们的国家通过战争征服他国时，她们便全都缄口不言，只是挥舞旗子。有罪抑或无辜，她们都输得两手空空。而所输的便是她们自己。妻子就是土地，再三易手，满身伤痕。
我们只能另寻他途，以逃离非洲。我们中有些人如今已埋入土中。有些则还在大地之上。但我们都是女人，是用同样伤痕累累的泥土造就的。如今，我关注着长大后的姑娘们，寻找着她们都还处于某种平和当中的迹象。她们到底是如何应付这一切的？要到何时，我才会摆脱审判的追猎？树之眼可以看到我的梦境。天光之下，当我在潮湿的小花园里扒拉着泥土时，它们注视着我弯曲的双手。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当我抬起沧桑而疯魔的双眼，开始自言自语，你想让我对你说什么呢？
哦，小兽，小心肝。你难道看不出我也已经死了吗？
有时，我祈求回忆，有时，我又祈求忘却。其实没什么区别。集市上那些人拍着手，明摆着想把我们赶走，那之后，我如何才能在这世上行走无碍？我受到过警告。我如何才能承受那股追逐我的气息呢？
当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时，极少有时间去思考对与错。唉，刚到的那几个月，有一半时间我都会从睡梦中惊醒，回想以前住在密西西比珍珠居民区的那段日子。婚前，入教前，万事之前。刚果的清晨雾气蒙蒙，云降到地面，什么都看不见。要是能在别处就好了。玛玛·塔塔巴会出现在我面前，站于卧室门口，穿着她那件只扣了一半纽扣的橄榄绿羊毛衫，肘部有好几个五美元硬币大小的破洞，一顶起了球的针织羊毛帽直拉到眉毛处。她的手似兽皮般厚实；她就像是我主纪年一九三九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站在勒顿杂货店后门的某个女人。
然后，这女人开口了：“玛玛·普莱兹① ，白面粉里逮到了一只獴。”我只觉得周围的景物天旋地转，就像水在下水道里打旋，我不得不抓住床架，将自己拽回来。此地。此时。在这世上，一个人是怎么走到我这般地步的呢？
从我们失去玛玛·塔塔巴和那只该死的鹦鹉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变了，他们都是被拿单放走的。那一天过的！对我们家的当地成员而言，那就是独立日。那只鸟盘桓不去，飞于树间，焦虑地往下瞅着我们，仍想着有人给它喂食。而另一个，我们生活之依靠，自此从村里消失不见了。雨瓢泼而下，我寻思着：我们是否就在此刻迷失，却不自知？在我这一辈子里，已发生了好多次这样的事（我想起了婚礼那天）：我自以为逃出了丛林，却未曾想只是在漫长的坠落中途，暂停在了另一处窄狭的峭壁边缘。
我仍记得在刚果的时候，为了让丈夫和孩子们活下来，每天都千方百计地给他们做东西吃。漫无尽头的旅途总是始于枯坐床上、听公鸡打鸣、掀开蚊帐、套上鞋子的那一刻——钩虫就蜷在地上，想方设法要钻入我们的光脚丫。穿鞋，然后，悄无声息地走出去，迎接那一天。真想喝咖啡啊。我担心丈夫不在的时候，我对他肉身的思念都比不上我对咖啡的思念强烈。接下来，出后门，进入潮湿的酷热之中。我忽然好想去河边看看，那一路上我都在压抑着不让自己跑起来。
哦，那条希望之河，那滑溜的鳄鱼梦中的河流。如何才能让我的身子顺流而下，穿过形形色色闪烁不定的沙洲，直至大海。每天最艰难的事情就是再次决定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他们却全然不知。当我撬开那把不让野兽和好奇的孩子们进入灶间的锁子后，几乎又得转身锁上它，把自己关在里面。阴暗、潮湿、雨季永远不散的酸腐气，犹如令人厌烦的情人压在我身上。灌木丛里散发着夜间泥土的新鲜臭气。我们家的茅厕，就在一步远的地方。
一站在案台前，我就万念俱抛，只是看着自己用一把钝刀剖杀橙子，划开它们的肚子，挤出它们鲜红的血来。哦，不对，先要把这果子洗干净；这些奇怪的、所谓的血橙都是从野外森林里摘来的。从玛玛·莫卡拉那儿买来橙子时，我就知道它们过了她家男孩子们的手，那几个男孩子的眼睛和阴茎上都结了层白痂。把果子洗净，然后滴一滴宝贵的次氯酸钠溶液，算准了滴，就像在滴羔羊之血。我知道这样很滑稽，但那些天，我眼前一直浮现出在家时看到的那张广受欢迎的宣传画，画中是一群脏兮兮的男孩子，上方有一行大写的祈祷语：这里需要次氯酸钠！
好啦，果汁从消过毒的橙子皮中挤了出来，要是我还想让这些珍贵的橙子迟点消逝，就得用水将汁水稀释一番。很难说哪样东西最昂贵：次氯酸钠，橙子，还是水。次氯酸钠和橙子都是我讨价还价买来或求来的。有货供应时，可怕的埃本·阿克塞尔罗特就会飞来我们这儿。每过几个礼拜，他便会毫无征兆地现身，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穿着一双破烂的靴子，戴着一顶满是汗渍的呢帽，抽着蒂帕里罗香烟，要我支付已经属于我们的那些东西的货款，可那些东西都是传教联盟捐赠的。他就连信件都卖！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免费的。甚至水都不是。水要从一英里半远的地方提过来，再烧开。“烧水”，这么一个轻飘飘的词，却意味着要在轰隆作响的炉子上烧二十分钟。那炉子就像奥兹莫比尔汽车锈蚀斑斑的车架子。“火”，则意味着要到村里收集一捆木柴。打从上帝还是个孩子时起，村里人就一直收集木柴，地上的可燃物都被拾了个精光，就像动物篦身上的跳蚤一样。所以，“火”就意味着要花愈来愈久的时间进犯森林，在蛇的虎视眈眈之下，把掉落的树枝偷来，而这样也只够烧一桶水喝。每一次卫生方面的微小努力最后都变成了大工程，因为得耗上好几个小时的劳动去弄来最简单的元素：水，热能，任何一样可用来消毒的东西。
至于食物，那又说来话长了。寻找可吃的东西，了解它们叫什么，把它们切、捶、砸得稀巴烂，好做成家里人都能忍受的吃食。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实在不明白其他人家都是怎么过日子的。似乎根本就没什么能被当作食物的东西。甚至赶集日上，即使每个人都尽可能把自己所有的货品堆得老高，也没什么可吃的。那些东西加起来，似乎并不够村里二十几户人家维生。诚然，我看见了烧食物用的木炭，调味用的皱巴巴的霹雳椒，盛食物用的葫芦做的碗，可那食物到底是什么，哪儿才有呢？在上帝的这片土地上，他们究竟吃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知道了答案：一种叫作富富的胶质面团。富富源自一种硕大的根茎，女人们栽植它，而后从地里挖出来，浸于河水中，在阳光下晒干，捣成白色粉末，盛在中空的木头里煮熟。它叫木薯，这是詹娜·昂德当告诉我的。它的营养价值和棕色纸袋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还含有微量氰化物。但它能填饱肚子。要将其煮成无味的块状，美国孩子才会试着吃上一口，吃之前还要捏着鼻子，壮起胆子，犹豫再三。而对基兰加人来说，富富 是生活中除了时间之外的理所当然之物。总会有木薯。它是生活的中心。当身着纱笼的细高个儿女人静静地从田里归来时，脑袋上都会稳得出奇地顶着一捆木薯根，大小如同一匹被揉皱压扁的马。浸泡、去皮后，她们就将长长的白色根茎插立于搪瓷缸里。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列列搪瓷缸犹如巨大的睡莲般被顶在纤细、移动的茎秆上穿过村庄。这些女人日复一日地耐心劳作，栽种、挖掘、捶打木薯，尽管她们梦幻般的劳作方式看上去与最终的制成品毫无关联。她们让我想起了战前南方那一群群叫作“甘迪舞者”② 的黑人男子，他们会沿着铁轨一路走去，唱着歌，点着头，步调一致地前进、后退，用钢条敲击出某种节奏。孩子们都看得入迷。而他们一路前行，你几乎意识不到，他们顺带干了维修铁轨的活。这些女人便是那样制作木薯的，她们的孩子也是那样吃木薯的：对于怎么做，怎么吃，显然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富富只不过是食物的代名词。而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香蕉，鸡蛋，叫作曼格万西的豆子，一片烤焦的羚羊肉——则与之截然不同，那些东西只有在重大的、也许并无必要的场合才能吃到。
我们家一天要有三次这样的重大场合。他们没法理解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在通用电气公司服务的土地上花三十分钟就能做出的一道菜，放到这儿来，相当于一辈子的苦活。一家人就这么坐等母亲及其帮手从灶间出来，给他们奉上一日三顿的感恩节正餐。玛玛·塔塔巴设法应付着这一切，但总是抱怨个不停。她边干活边嘟囔，没完没了，只是偶尔停下来提一提羊毛衫里绑着的缠腰布 ③ 。任何时候不得不纠正我的错误时，她总会翻白眼：我忘了洗净马口铁罐子并把它们放起来；我没检查香蕉上是否有狼蛛；有一次，我给炉膛里塞满了班加拉 木棍——毒木树的树枝！当我弯腰点炉膛时，她把我手里的柴火打掉，然后用防烫布头把那种绿色的木柴一根根取了出来，言简意赅地解释说，单单那木头烧出的烟，就能让我们全都死光。
一开始，除了她教我的那些实用性的词之外，我对刚果语一无所知。这样我也就不用知道她是怎么做到在诅咒我们的灵魂必死和喂饱我们的身体之间两不误的。她挺纵容我那几个不知感恩的孩子，却对我们充满憎恨。她会把手指伸进发霉的袋子里，奇迹般地筛取出一盎司白面粉，拍拍打打地做出饼干。她用山羊脂做出了类似黄油的东西。她还把羚羊肉捣成了肉末塞入汉堡，捣肉的工具是从摩托艇推进器里搞来的。她用平整的石块和意志力将花生砸成了还算过得去的花生酱。忙活了很长时间之后，蕾切尔坐在桌腿边上叹着气，把白发从肩上甩开，宣称在这世界上，她只希望吃到“平滑的花生酱，不要 嘎嘣脆”。
富富恩萨拉 ，玛玛·塔塔巴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我觉得这应该和主食富富 有关，却不知道刚果语这门语言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唱的。同一个词，只要其音调的抑扬顿挫变化了，意思便会截然不同。当玛玛·塔塔巴轻柔地对我们大家唱出这一声颂歌调子时，她不是叫我们爱吃富富 的人，或不爱吃富富 的人，反正我是怎么也猜不到的。富富恩萨拉是一种寄居于丛林、脑袋通红的老鼠，性喜躲避阳光。
我觉得自己正变得勇敢起来。我第一次进入灶间的时候，一条蛇正从门阶上游开，狼蛛则从墙上瞅着我，蹲踞在外八字腿上，活像个攻击线上的橄榄球运动员。于是，我就随身带了条棍子。我告诉玛玛·塔塔巴我从小就会烧菜，但不想当个驯兽员。唯有天知道她是怎么像鄙视白老鼠一样鄙视胆小的女主人的。她应该根本想象不到电炉之类的东西吧，也想象不到有这样一片土地，那里的女人会为一种叫黄色打蜡油 的东西忧虑。虽然她对我充满了鄙视，但对我彻头彻尾的无助感却毫无知觉。我乐于认为要是她知道的话，就不会离开我们了。实际上，她扔下了一堆烂摊子，我觉得自己快要淹死在里面了。
说来奇怪，正是拿单发自内心的惊人自信把她给赶走了。像我一样，他也相信我们应该是有备而来的。但门阶上的毒蛇，森林里的鼓声，终结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磨难，对这些我们怎么会有准备呢？待到暑热渐消，进入无休无止的雨季，肯定会有麻烦事找上门。我老是止不住地想孩子们会死去。我梦见她们溺亡，走失，被生吞活吃。做梦梦见，醒来后便吓得一身冷汗。睡意无法再度来袭时，我就点上煤油灯，在餐厅里的大桌子旁独坐到天明，盯着《诗篇》里的经文，麻醉自己的思绪：耶和华啊，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
求你救赎我。
我有时会在日出时分出门走走。为避开那条河，我会走上森林里的小径。我不止一次惊扰到空地上吃草的大象家庭。林地象和它们那些踏平草地的大个子近亲不一样：它们个头较小、较精致，常常用玫瑰粉色的象鼻轻抚覆满树叶的泥地。有时候，晨曦微露之际，我也会看见好几家子俾格米人在丛林树影间移动，身上一丝不挂，只戴着用羽毛和兽齿串起的项链。如果是雨天，他们还会戴上叶片做成的帽子。他们个子极小——真的不到我身高的一半——打扮得花里胡哨，好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孩子。让我惊讶的是，这么一大群男孩女孩，没有大人陪同，就结伙去森林，随身带着刀子、长矛，娃娃直接绑在背上。
或许是读了圣经的缘故，我的思维才能如此开放，准备相信任何一种稀奇古怪的可能性。此外，或许还应该加上缺乏睡眠。我需要用某种缆桩把自己拴住，但根本就没人可以说说话啊。我试着好好读一读昂德当夫妇寄来的那些美国新闻杂志，但它们只让人更加忐忑不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一切尽在掌控；肯尼迪家的男孩则说艾克叔叔已经彻底跟不上形势了，我们只需跑到刚果——刚果！——看看，就会发现美国糟糕的领导能力、导弹鸿沟以及共产主义威胁的明证。埃莉诺·罗斯福之类的人则宣称我们必须前来提供援助，将穷人家的儿童带入二十世纪。然而，乔治·F.凯南这位退休的外交官承认自己觉得“在道德上不必对非洲有丝毫责任感”。非洲不值得我们头疼，他说。就让他们变成共产主义吧，只要他们喜欢就行。
上述事务超出了我考虑的范畴：因为在我家门阶上赖着不走的蛇朝我的孩子眼里啐一口就马上能将其放倒。
但拿单听不到我的忧虑。对他来说，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就像付完现金把收据揣进胸袋那样简单：我们有主的庇护，他说，因为我们来非洲就是为了侍奉他的。我们还会在教堂里唱“塔塔·恩佐罗 ”，意思是在天之父或鱼饵之父 。到底什么意思，取决于你是怎么唱的。而这倒可以很好地概括我的困惑。我从来琢磨不透我们该把宗教视为人寿保险还是无期徒刑。我可以理解愤怒的上帝宁愿把我们所有人都挂到钩子上去，让我们悬吊着晃来晃去。我也可以理解耶稣是多么温柔、毫无偏见。但我闹不明白他们俩究竟怎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永远不知道此时此刻到底是哪个塔塔·恩佐罗 在家。置身这片阴晴不定的苍穹之下，我的姑娘们又该如何自处呢？难怪她们似乎很少有时间来爱我——我无法挡在丈夫面前，保护她们不受他灼热亮光的炙烤。她们只能直视着他，直至双眼变盲。
与此同时，拿单则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拯救基兰加。拿单还是孩子的时候，在密西西比喧鸻镇的高中校队里踢橄榄球，显然他在那里的球场上获得了极大成功，所以期望以后也能一直保持骄人的战绩。他根本不允许自己失败或是退缩。我想他或许老早就显示出刚愎自用、藐视失败的倾向，后来因为参军打仗不得不面对陌生的环境，才短暂地有所缓和。之后，受菲律宾战事及数千未能从丛林中生还的亡魂困扰，他对懦弱的强烈鄙视就变成了一种固执。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凡人能比拿单·普莱斯更不愿意改弦易辙。如今，他完全无法看清自己对洗礼的执念已使他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正轨。酋长塔塔·恩杜大声警告村民要远离村里的教堂，因为拿单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喂鳄鱼。甚至拿单都已认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请求和解。
但同塔塔·恩杜的和解堪称令人难以承受的十字架刑。当我们获准前去陈述传教计划时，他就坐在前院的椅子上，瞅都不瞅我们一眼。他不停地调整头上那顶剑麻纤维做的高帽子，还反复摘下眼镜，仔细审视黑色大镜框（没安镜片）。拿单讲话的时候，他极力扮出学者式的淡漠，还会用他的权杖——一条硬邦邦的兽尾，顶端缀着白色的丝质穗子——把苍蝇赶开。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拿单甚至同意放弃浸水礼，转而建议安排一场洒水礼。
最终，我们得到了正式答复。经办人是恩杜的大儿子，他说洒水很不错，但先前的福尔斯修士用只能娶一个老婆的古怪观点让酋长很是不安。想想吧，塔塔·恩杜说，酋长只能娶一个老婆，那该多丢脸啊！酋长希望我们不要再胡言乱语，这样他才能认可和支持我们的教堂。
我那位刚愎自用的丈夫私底下气得直扯头发。没有酋长的祝福，他就没法召集会众。拿单心急如焚。非此无以形容。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他对天告白，仰头眯缝着眼睛望向上帝，请求正义降临。晚上，我搂他入怀，看见他的部分灵魂已化作灰烬。然后，我又看见他重生了，心坚如磐石。拿单不能妥协。上帝像考验约伯那样正考验着他。他宣称，那则独特的寓言有个关键点，就是约伯一开始便没做错事。拿单觉得对非洲卑躬屈膝无论如何都是个错误。比如把菜园重整成土堆，在入河洗礼这件事上屈服于塔塔·恩杜，什么都听命于塔塔·恩杜，甚至容忍玛玛·塔塔巴的谩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考验拿单的定力，而上帝对结果并不满意。他可不能再次失手了。
他对孩子的关注越来越少。他一点都不像个父亲，而更像个身负使命的陶工，要把陶土塑造成形。她们各自的笑声，他分辨不出。她们的忧惧，他也不甚了了。他根本就没发现艾达选择了自我放逐。蕾切尔则无时无刻不在渴盼着过上正常的生活，可以参加睡衣派对，听听日思夜想的专辑唱片。还有可怜的利娅。利娅跟着他，像个收入微薄的服务生，眼巴巴地想要点小费。这让我伤透了心。只要我发现了，我总会找借口把利娅从他身边打发走，但没什么用。
当我丈夫的意图似岩盐一般渐渐结晶，当我担心自己能否挺得过来时，刚果在丛林之幕的后面呼吸着，准备像条河一样从我们身上翻腾而过。我的灵魂同罪人和流人血的聚在一起，而我一心想着的是怎么才能让玛玛·塔塔巴回来，或者我们本应该从佐治亚州带来什么。我因总是回首往事而致盲，就像罗得的妻子。而我只看见了积聚愈厚的云层。
①玛玛 · 塔塔巴发音不准，将“Price”（普莱斯）说成了“Prize”（普莱兹）。
②原文为“Gandy Dancers”，美国俚语，指铁路养路工。
③原文为法语，下同。

我们所学之事
基兰加，1960 年 6 月 30 日

利娅·普莱斯

起初，我们和亚当、夏娃的处境无异。我们不得不学习每一样东西的名称。恩可可，蒙哥，祖鲁 ——河流，山脉，天空。要认领每一样东西，都必须用我们新学的这些发音从虚空中喊出它的名字。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有名字，无论是蜿蜒游走于我们门前小径的长蛇，还是摆在我们家前门台阶上的售卖之物，莫不如是。林羚，獴，狼蛛，眼镜蛇，叫恩贡多的红黑相间的猴子，穿梭于墙面的壁虎。还有从河里拖出来的尖吻鲈、恩肯多 、电鳗。阿卡拉，恩肯托，阿－阿纳 ：分别代表了男人，女人，孩子。另外还有每一样生长的植物：鸡蛋花，蓝花楹，曼格万西豆 ，甘蔗，面包果，天堂鸟。恩古巴 是花生（和我们家乡说的花生豆① 的发音相近），马拉拉 是汁水血红的橙子，曼孔多 是香蕉。纳纳西 是菠萝，纳纳西姆普图的意思是“穷人的菠萝”，即木瓜。所有这些植物都是野生的！我们家的后院和伊甸园很像。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每一个新单词，发誓一定要一直记着，直到我成年，成为一名美国女士，有自己的后花园，我会把自己在非洲攒下的这些见闻告诉全世界。
我们从福尔斯修士留下的那几本书上学到，寻找哺乳动物、鸟类和鳞翅目昆虫的野外向导就是蝴蝶。我们还从任何一个愿和我们交谈并且指点给我们看的人（大多数都是孩子）那儿学到知识。母亲有一两次让我们大吃一惊，比起我们，她可是地地道道的迪克西。当树上的花蕾开出花朵，她会讶异地扬起黑色眉毛，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宣称：九重葛，木槿，哎呀，那可是天堂之树啊！谁能想到母亲还懂树？而水果——芒果，番石榴，鳄梨——以前我们在亚特兰大的克罗格超市里见都没见过。如今，那些树弯下枝条，直接把充满异国情调的奖赏放入我们手中！还有一件事我得记住，等我成年后，讲起刚果时要说到它：芒果是如何垂缀在加长电线似的茎蔓下端的。我认为是由于上帝把椰子放到了根本够不着的地方，懊悔莫名，于是就让芒果变得触手可及了。
每一样东西我都会死命地盯着看，然后眨眼睛，就好像我的双眼是一架布朗尼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可让人再三回味。对那些名字很难叫的人，我也会死盯着看。渐渐地，我们开始能叫出邻居的名字了。住得最近的是可怜的腿坏了的玛玛·姆万扎，她可以用双手在路上飞快地爬来爬去。还有玛玛·恩古扎，她走起路来脖子伸得异乎寻常的直，那是因为她下巴底下的甲状腺肿得像只硕大的鹅蛋。塔塔·波安达是个老渔夫，每天清晨都要驾船出海。他总穿着一条艳红的裤子，你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红的裤子。当地人日复一日穿得都一样，大体来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辨认他们。（母亲说要是他们真想耍我们的话，只要一天换一身衣服就行。）有时，在较为凉爽的早晨，塔塔·波安达也会穿上一件淡蓝色的运动衫，口袋那里镶着条白边——他简直就是道风景，肌肉发达的胸脯很有男子气概，而女式运动衫的大V领让他的胸肌显露无遗！但你是否想过，他，以及这里任何一个人，怎么会知道那是件女式运动衫呢？我又是怎么知道的呢？通过款式，但我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在刚果，那还算女式运动衫吗？我很怀疑。
关于塔塔·波安达，还有件事，我得透露一下：他是个罪人。就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他竟然有两个妻子，一个年轻，一个年老。唉，她们还都去教堂！父亲说我们要为他们三个人祈祷。但当你静下心来思考细节，就会发现很难说清楚到底该祈祷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放弃一个妻子，但他肯定会放弃老的那个，而她看上去已经够愁眉苦脸的了。另一方面，他所有的孩子都是年轻的妻子为他生的，因此你没法硬下心肠祈祷，让当爹的直接丢下孩子不管，是吧？我总是相信，只要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任何一种罪都能轻而易举地修正，但这儿的情况很复杂。
玛玛·波安达二号似乎没觉得自己的身份有什么尴尬。事实上，她看上去心满意足，乐呵得很。她和她的那些小姑娘们都把头发扎成尖尖的短辫子，一根根竖在脑袋上，那效果和针插有得一比。（蕾切尔把这叫作“乱稻草发型”。）而玛玛·波安达总是小心地裹着缠腰布，那布幅上有一大块粉色光芒似的图案在她的整个大屁股上四射开来。女人们布料长裙上的图案都很欢乐，但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很难预料什么时候一大堆黄色遮阳伞，斑点猫和条纹狗，或是脑袋朝下的天主教教皇就会闲庭信步地穿过我们的院子。
秋末，每栋房子和小径周边的奶绿色灌木丛倏然间显出了真容——原来是圣诞花。它们开得好旺，压断了枝头，圣诞节就这样裹在黏稠的热气中离我们而去，就像七月听到收音机里播放《天使在歌唱》一样令人吃惊。啊，刚果是座神圣的天堂，有时候，我真想永远生活在这里：我可以一直像男孩子们那样爬树，找番石榴，啃食它们，任由汁水流下，沾湿我的衬衫，永远如此。只是现在我十五岁了。我和艾达的生日将在十二月到来，让我有点措手不及。艾达和我在乳房发育、每月一次的例假之类不好的事方面，都很晚熟。在佐治亚那会儿，我的同学都络绎不绝地戴起了少女胸罩，就像得传染病似的。我却把头发剪短，发誓要继续当个假小子。艾达和我做大学代数、大部头书有一本读一本的时候，其他孩子还在循序渐进地吭哧吭哧做作业。我想我们曾指望能一直想成为什么年纪的人，就成为什么年纪的人。但时光不再。现在，我十五岁了，必须考虑如何当个基督教女士这样的问题了。
说句老实话，这儿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天堂。或许我们在伊甸园里吃错了果子吧，因为我们家似乎总是知道得太多，同时却又总不够。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了大事，我们总会吓一跳，其他人却波澜不惊。雨季来了又去，没人吃惊；绿色的灌木丛猛然间变成了圣诞花，也没人吃惊；蝴蝶的翅膀像猫眼镜片一样透明，没人吃惊；路上的蛇有的极长、有的极短、有的绿得不可思议，没人吃惊。这儿的小孩子似乎都比我们知道得多，就像他们讲自己的母语那样从容自如。
我不得不承认，起初让我泄气的便是听小孩子们叽里呱啦地讲刚果语。比露丝·梅还小的小娃娃怎么能把这种火星话讲得这么好呢？就像有时候你会发现艾达竟然懂法语或圆周率的平方根这么难的东西，而我还想当然地以为她懂的一切我都懂呢。我们刚到的时候，这里的孩子每天一大清早就会聚在我们家外面，这让我们困惑不已。我们觉得肯定是因为有不寻常的地方，比如说屋顶上没准儿有只狒狒什么的。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不寻常的就是我们自己。他们被吸引到我们家的理由，和有人去看着火的房子或车祸现场的理由一样。我们根本就不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只要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穿着裤子，烧水，都会有人看。
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乏善可陈。母亲放了我们几个礼拜的假，不用看课本，毕竟我们需要时间适应和安顿下来。但到了九月，她拍着双手宣布：“不要管什么刚果了，你们这些女孩子都得收心上课了！”她决定把我们——不光是我们中间有天分的——都培养成学者。在她的策略下，我们被拴在了一起。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做过祷告，她就会让我们坐在桌边，用食指捅我们的后脑勺，让我们低头读课本。（露丝·梅画画就行。）我琢磨着，这是想让我们进炼狱吧。然而，我的心思都飞到了屋外，一些孩子正不断地发出特别古怪而又有趣的音节。听上去像是在胡说八道，却带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意图。有个男孩喊出了一个神秘的句子，让一大群孩子发出尖叫和大笑声。
午饭后，她允许我们自由自在玩上宝贵的几小时。我们一出门，孩子们就尖叫着慌里慌张地跑开了，好像我们身上有毒似的。过一两分钟后，他们就会蹑手蹑脚地再次走上前来，都光着身子，眼睛瞪得老大，似乎被我们的普通穿着惊呆了。没多久，他们又重新在院子外面围成半圆，嚼着粉色的甘蔗秆，盯着我们看。胆大的会朝前走几步，伸出手尖叫着“cadeau”，叫完就咯咯笑着惊恐地跑开。这是目前为止我们享受到的最近似于友谊的关系了——尖叫着要礼物！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呢？在预先的计划里，我们丝毫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想要尘世的物品。我们只给自己带了东西过来。于是，当我躺在吊床上，鼻子冲着那本已经读了三遍的书的时候，便决定不再去理会那些事儿了。我假装不在乎他们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围观我，也不在乎他们在我身上打什么坏主意。他们指指点点地彼此说着话，向我逞威风：他们的整个世界都把我排除在外。
母亲说：“好啦，甜心，事情总归有两面。你知道怎么说英语，他们就不懂！”
我知道她说得对，但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了安慰。能讲英语什么都说明不了。这种技能和说出各国首都、南美的主要产物，背诵圣经，或在篱笆顶上走路等等都不一样。我不记得自己学母语花了多大的力气。有一段时间，我学法语确实很卖力，但艾达摘得桂冠后，我就放弃了。在我看来，她懂法语，也就可以代表我们俩了。不过，我确实不得不承认，对一个把拒绝说话当原则的人而言，那似乎是种古怪的才能。总之，在家那会儿，学法语就像是一项室内游戏。到了这儿之后，还是如此。这些孩子根本就不说“je suis② ”或者“vous êtes③ ”。他们的母语落雨般出其不意地从他们嘴里冒出来，像水流出管子一样自然。从第一天起，我就特别想学。我想从吊床上起身，吼上几句，让他们臊得脸通红，像一群受惊的鸭子。我试着去发明或想象这么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子。“布卡布卡！”我在想象中这么喊道。“我们喜欢艾克！④ ”或者喊出我以前看过的一部太空科幻电影里的一句话：“克拉图巴拉达尼克托！⑤ ”
我想让他们和我玩。
我觉得我们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想法。玩耍，合情合理地讨价还价，传播上帝之言，伸出手穿破包围着我们的死寂空间。
露丝·梅是我们中第一个找到办法的。
本来也没什么吃惊的，因为露丝·梅似乎只凭借意志力就能飞檐走壁。但谁能想到一个五岁的孩子能和刚果人建立交流和沟通呢？要知道，她是不许走出院子的呢！通常，我的任务就是看好她。所以我总是时刻提防着，不让她从树上摔下来，把脑袋砸出个大口子。确实，为了吸引别人的关注，露丝·梅是能做出那样的事儿的。她老是想往外跑，有时候，我只能威胁她，说外面有多危险，好把她管住。哦，我说得很可怕。比如蛇会咬她，路过的某个家伙会挥着大砍刀，把她的喉咙割开。后来，我一直有负疚感，就背诵忏悔诗：“神啊，求你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但老实说，尽管慈悲丰盛，可神也得明白，为了那人好，有时你需要稍稍唬住她。而面对露丝·梅，则要竭尽全力，否则收不到效果。
我先把她吓得魂不附体，然后就溜开了。我要去找俾格米人，据说他们就住在森林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或者去找猴子（猴子更容易找到）。要么，我就去找水果给盘桓不去的玛土撒拉吃，抓蚱蜢给利昂吃。利昂是条变色龙，我们把它装在木箱子里养着。母亲同意我们养它，条件是千万别把它放进房子里。这很搞笑，因为我就是在房子里发现它的。它鼓凸的眼窝想往哪儿转就能往哪儿转，我们喜欢逗弄它翻动眼睛，一只朝上看，一只朝下。我们把蚱蜢扔进箱子里，它就会像弹弓似的弹出舌头，捕食蚱蜢。
我还想说服父亲，让我跟着他。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父亲白天都在村子里转悠，想和闲来无事的老人聊聊天，或冒险去更远的地方，看看邻村受主庇佑的情况如何。有好几个定居点步行一天就可抵达。但遗憾的是，它们都在不信上帝的酋长塔塔·恩杜的管辖范围之内。
父亲从来不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我会好说歹说地恳求他。我就是不想做乏味的家务活。那种活最适合蕾切尔干，要是哪一天她肯屈就帮忙的话。我对家的看法就是，最好别待在家里。所以，我会到村郊闲逛，等候父亲回来。村郊的土路就像是在黄色的高茎草中间切割出的一条深深的红色伤痕，你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迈着满是尘土的脚朝你走来。通常都是女人，脑袋上顶着整个世界：一只灌满棕榈酒的硕大的玻璃坛子，坛子上再顶一只葫芦碗，像一顶倒着的帽子；或者，搁一捆用象草捆着的木柴，柴捆上再放一只盛满绿叶菜的大搪瓷缸。刚果人的平衡感令人叹为观止。
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甚至更小一些的女孩，都有了孩子。她们看上去都太小，根本不适合结婚，但如果你看到她们的眼睛，就会明白了。她们眼眸中同时饱含着快乐和忧伤，不会因任何事物焕发出兴奋激动的神采，面对任何事物都能漠然而轻易地将视线移开，仿佛早已见多识广。这是已婚者的眼睛。更小的女孩——如果她未到结婚的年龄，但又已经过了被绑在别人背上的年纪（可以说，是个极窄的年龄范畴）——咳，她们就会大踏步地走来，肩头扛着一晃一晃的编织袋，对你怒目而视，像是在说，别挡我的道，没看到我在忙吗！她们只不过是尾随着母亲的小姑娘们，但相信我，她们还真是煞有介事。女孩子们通常都剃个光头，像个男孩。（母亲说那是为了不让头发消耗蛋白质。）但你能从满是污渍的褶边裙，这来自远地的旧衣物，分辨出她们是女孩。我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因此而处在震惊之中，因为她们看上去太像穿褶边裙的男孩了。没有一个女孩或女人穿裤子，没有 。我们在这儿就是怪胎。显然，她们认为我们才是男孩子，也许蕾切尔不算吧，而且也没法分辨我们彼此。他们称我们为比来奇 ，意思是比利时人！我想告诉你，他们是当着我们的面这样叫的。他们和我们打招呼时会说：“姆博蒂，比来奇 ！”女人会笑，但马上就会捂着嘴，显得不好意思。小娃娃们只要看我们一眼，就会号啕大哭。这就足够让人伤脑筋了。但我不在乎，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有意思，根本不想待在家里，或被囚禁在院子里。好奇心杀死猫，这我懂，但我会想办法让自己安然无恙的。
就在村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每到第五天，他们就会聚在树下赶集。到时会很有看头！所有女士都来这儿卖卖东西、斗斗嘴。她们会摆出青香蕉、粉芭蕉，在纸上堆起一堆堆大米和其他白色的东西、洋葱、胡萝卜，甚至花生（要是那天是我们的幸运日的话），或者一碗碗小番茄，奇形怪状，但十分珍贵。甚至还能见到一瓶瓶浅橙色的汽水。我想应该是有人从利奥波德维尔一路步行携带而来的，由于接下来还要走更长的路，于是决定在这里卖掉所有的东西。有位女士在卖一块块焦糖色的肥皂，看上去令人垂涎欲滴。（露丝·梅偷咬了一口，然后就哭得很凶。我觉得她哭不是因为味道不好，而是她大失所望。孩子爱吃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在这儿极其少见。）有时候，我们还会见到巫医，他有阿司匹林、粉色药片、黄色药片和动物脏器，全都一排排干净利落地摆在黑丝绒布上。他会听你说哪儿不舒服，再告诉你是需要买药片、买张好运符，还是直接回家别再胡思乱想。赶集日属于每一个人。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周边买些东西，还不能彻底放心地走进里面去买买买。但低头瞅瞅一排排货物，再抬头看看那些身着斑斓缠腰布、俯身审视着摆在地上的东西的长腿女人，还是很有意思的。女人伸手接钱的时候，会把嘴唇往上拉到鼻子那儿。你感受着那里做买卖时的喧嚣，再眺望远方连绵起伏的绿色山丘，看到羚羊在平展的树冠底下吃着草，就会觉得前后两者毫不搭调，像同时在播放两部电影。
不赶集的日子里，村民们有事没事就会聚到主广场上：理发、修鞋，或者干脆躲在树荫底下八卦。有个裁缝在树下摆了台脚踏缝纫机接订单，就这么简单。理发就是另一码事了，复杂得出奇，毕竟女人们都谈不上有真正的头发。她们用错综复杂的方式将长长的头发分成很多绺再编起来，结果脑袋看上去就像几百颗黑色羊毛球被奇妙地编在了一起。如果她们头发不怎么长的话，理发师就会用黑线把头发小撮小撮地扎起来，使之像一把把小尖刀似的立着。玛玛·波安达二号就是那样。理发这门生意总是能吸引观众。有句谚语好像是这么说的，要是你自己长不出头发，那就看看别人的头发。老头老太就喜欢待在一旁瞅着，活动活动牙龈，穿着和皮肤一模一样颜色的衣服。那身行头都是洗了又洗，穿了又穿，但还是有许多洗不净的污渍。从远处看，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没穿，只是一片留着雪白头发的朦朦胧胧的影子，仿佛杰克冻人⑥ 轻轻摸了摸他们的脑袋似的。他们看起来与这世界一样古老。各色鲜艳的东西，比如塑料桶，他们拿在手里，就特别显眼。他们的相貌和现代化的世界格格不入。
玛玛·洛是头牌理发师。她还同时做棕榈油生意，先让小男孩们用她自制的榨汁机把红色油棕果压榨出油，再卖给其他村民。每天也就能榨一点点，用来炒蔬菜和不管什么东西。玛玛·洛没有丈夫，虽然她起早摸黑地干活。照这里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来看，应该会有男人抢着要她，毕竟对男方来说，会添一笔不小的财富。我得承认，她不怎么好看，眼神悲戚戚的，嘴角噙着皱纹。她就这么从早到晚地给每一个人理发，嘴唇也一天到晚都紧闭着。至于她怎么给自己理发仍是个谜，因为她总是在头上缠着块布头，布头上是孔雀羽毛的图案，快要炫花人的眼。那些活色生香的羽毛和她的个性还真不相配，但和穿女式运动衫的塔塔·波安达一样，她似乎也没意识到那身打扮有多讽刺。
我发现，如果我在村子的广场边上随便找个树桩坐下来，他们或迟或早就会把我遗忘。我喜欢坐在那儿，打量那个顶着个白色大手提包的女人，玛米·艾森豪威尔⑦ 购物时可能就拿那样的包。她把手提包顶在脑袋上，得意扬扬地穿过村子。我也很喜欢看男孩们爬棕榈树，割油棕果。高高的树上，红褐色的阳光落到树干和男孩们细瘦的四肢上，他们看上去那么美，似乎受到了主的仁慈的抚触。不管怎么样，他们从来都不会摔下来。棕榈叶在他们脑袋四周晃悠着，犹如鸵鸟的羽毛。
有两次，我看见蜂蜜男从树林里出来，赤手空拳地捧着一大坨滴着蜂蜜的蜂窝——有时蜜蜂什么的都在里面！他嘴里那根冒烟的叶卷就像一根硕大的雪茄。他边穿过村子，边柔声对蜜蜂哼着歌，孩子们都追着他跑，因蜂蜜而心神荡漾。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这甘甜，好似蜜蜂般震颤着、嗡嗡着。
埃本·阿克塞尔罗特难得出现在飞机场边窝棚里的那几天，我也会去那儿窥视他，姐妹们都知道这一点。有时候，艾达也会来，尽管她一般更爱独来独往。但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实在太有诱惑力，他能激起别人夹杂着厌恶的好奇心。我们藏身于香蕉树间——他的茅厕四周长满了香蕉树。我们只要想到这儿茂盛的树木都是靠这个恶心男人的粪便催肥长成的，心里就一阵阵发毛。然而巨大的香蕉树叶正好抵着窝棚脏兮兮的后窗，留下极窄的缝，那里是窥视的绝好之地。观察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其实很没劲。每天，他都会睡到中午，然后继续打盹。你能看出来他这人没救了。但他的那堆东西都很棒：枪、玩具、军服，甚至还有无线电之类的东西，那玩意儿他就藏在一只富乐客军鞋里。我们能隐隐约约听见无线电发出的静电噪声，以及遥远而诡异的英语和法语说话声。父母亲告诉我们在村子方圆一百英里之内根本就没无线电。（为安全起见，他们很想弄一台，但迄今为止，无论是传教联盟还是主，都还没提供给我们。）可见他们并未意识到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就有无线电。由于我是偷看才知道的，所以没法对他们说。
父母对他避而远之。母亲确信我们没人愿意走近他住的房子，也就懒得发出禁令。这样一来，我就走运了。如果没人直截了当地说窥视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是罪，那严格意义上说，或许上帝也不能反对我。哈迪兄弟为了做好事而窥探别人，我向来觉得自己也是这么回事。
九月中旬的一天，露丝·梅取得了进展。那天下午，我窥视完回来，发现她正在和村里一大半的孩子玩“妈妈，我可以走吗”游戏⑧ 。我大惊失色。我家小妹妹就站在我们的院子中央，那些黑黝黝的孩子围成半圆跑来跑去，把她围在中间。那些孩子静静地咂着甘蔗，眼睛连眨都不眨，盯着露丝·梅的样子就像被透镜汇聚的阳光。我心想她身上可别着火啊。
“你，那个，”露丝·梅朝一个孩子伸出四个手指，“走四步剪刀步。”
被选中的孩子大张着嘴巴，唱起升调四个音符的歌：“玛——达——梅——伊？”
“对，可以。”露丝·梅亲切地回答道。
小男孩两腿交叉，先微微后仰，然后才一扭一摆地向前走两步，再走两步，简直像只会数数的螃蟹。
我在一旁看了很长时间，震惊不已地发现露丝·梅竟然背着我搞出了这么多名堂。这些孩子每一个人都能跨大步、踏碎步、走剪刀步，甚至还会一些露丝·梅发明的步法。她勉强让我们加入了游戏，我们也勉强玩起了游戏。于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天下午，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我们几个——包括常常“趾高气扬的”蕾切尔——都在玩“妈妈，我可以走吗”。我试图把自己想象成正在 完成某种传教的任务，才让小孩子们聚到了身边。因为那些孩子身高只到我腰际，要我承认自己在和他们玩稚气十足的游戏，实在好尴尬。但那时候我们对自己、对彼此都腻烦了，有人做伴一块儿玩实在让人难以抵挡。
但我们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毫无悬念——刚果孩子总是超过我们，赢得游戏。当我们想方设法用剪刀步或随便什么步法来增加距离时，姐妹们和我有时候会忘了问“妈妈，我可以走吗”这句话。而其他孩子根本就不会忘。对他们来说，喊一句“玛——达——梅——伊”是他们死记硬背下来的游戏步骤中一个烂熟于心的环节，而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夫人”和“谢谢你”之类的话一样，是句可用可省的礼貌用语。如果你好好想一想，就会发觉在刚果孩子对这游戏的理解里，并没把礼貌或粗鲁考虑进去，一如玛土撒拉对我们的谩骂或诅咒。看着游戏是如何让懂得规则却不懂上帝训诫的人获胜，总让人有种奇怪的失落感。
但“妈妈，我可以走吗”打破了坚冰。当其他孩子摸清了露丝·梅颐指气使的脾气后，就渐渐跑开了。只有一个男孩留了下来。他叫帕斯卡，或类似这样的名字。他激烈夸张的手势语言俘获了我们。帕斯卡是我的恩昆迪：我在刚果的第一个朋友。他的身高差不多能达到我三分之二的高度，但他比我壮得多。对我们俩来说都很幸运的是，他拥有一条卡其布短裤。虽然这短裤的后面有两个磨损出来的破洞，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屁股，但这也没什么。我很少会跟在他后面，除了爬树。比起纯粹的赤身裸体，这样的效果根本不会让我觉得有多难为情。我认为自己还是不可能和一个完全光着的男孩交朋友的。
“贝托恩基图塔萨拉 ？”他会以打招呼的方式来问我，“我们干点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主要由帕斯卡来告诉我我们见到的任何一样东西的名字，包括那些我从没想过会见到的东西。比如，班加拉 ，就是差点让我们死翘翘的毒木树。最后，我学会了怎么去发现、避开它那光滑亮洁的叶片。他还跟我讲了恩贡迪 ，就是各种天气：玛瓦拉拉指远方下雨，这儿不下。当雷声隆隆，闪电照亮草地，便是努尼恩多罗 ；雷声不那么响，闪电不那么亮，就叫作恩卡兹恩多罗 。意思分别是“男孩雨”和“女孩雨”，他说的时候就指着他的私处和我的私处，但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还有其他涉及男孩和女孩的词，像右和左：字面意思就是男人手和女人手。我们成为朋友之后，这一类讨论持续了好几个礼拜。那是在帕斯卡发现我其实不是男孩，而是个穿裤子的女孩（于他而言完全是新鲜事物）之后了。这消息让他震惊不已，但我不想就他如何发现说得太多。总之跟在灌木丛里撒尿有关。但帕斯卡很快就原谅了我，这很不错，因为根本找不到和我年龄相当、性别相同的朋友，基兰加与我同龄的女孩都忙着拖木柴、扛水、带孩子呢。我搞不明白的是帕斯卡为什么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闲逛，而他的姐妹们却不行。当小男孩们跑来跑去，假装互相射击，倒在路上装死的时候，看上去是小女孩们在经营着整个国家。
但帕斯卡是个好伙伴。我们面对面蹲着时，我就会打量他的大眼睛，尝试教他英语单词：palm tree（棕榈树），house（房子），run（跑），walk（走），lizard（蜥蜴），snake（蛇）。帕斯卡可以准确地把这些单词重复给我听，但他显然没想去记住。如果是他从没见过的东西，比如蕾切尔的天美时手表，上面有根长长的秒针，他就会多加留意。他还想知道蕾切尔头发的名字。嘿儿，嘿儿 ，⑨ 他会一遍遍地重复，好像那是某种他阴差阳错从没见过的食物的名字。后来我才明白，我应该告诉他的是“金发”。
我们一成为朋友，帕斯卡就借来一把大砍刀，砍甘蔗给我嚼。他砍得很猛，把甘蔗砍成一根根棒冰的长度，再把大砍刀放到他父亲的吊床旁边。基兰加的大多数人一笑就露出黑色的牙床，毫无疑问和这里人吸甘蔗汁的习惯有关，母亲从来不会错过揭示这种关联的机会。但帕斯卡的牙齿很有劲，也很白，所以我也决定试一试。
母亲不在的时候，我就邀请帕斯卡来我们家的灶间玩。我们在弥漫着香蕉味的黑暗中潜行，打量着木柜台上方的墙面——母亲把杂志上撕下来的图片都用大头钉钉在上面。我觉得，这些家庭主妇、儿童、香烟广告上的帅气男人就是她的伴侣，如果主有机会引领父亲来到灶间，他肯定见不得这些画。但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母亲还在那儿钉了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相片。在这一片昏暗之中，总统球茎似的苍白脑袋犹如电灯泡般闪着白光。艾克就是我们的电！但帕斯卡总是对掏摸面粉袋更感兴趣，他有时候能掏出一小把雀巢奶粉。我觉得那东西让人恶心，他却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好像那就是糖。
作为对初次品尝奶粉的回报，帕斯卡带我去看了一棵树，我们可以爬上去找鸟窝。我们掂量过那些粉嫩的雏鸟后，他就抓起一只塞进嘴里，吃枣子似的嚼了起来。他好像很享受，还抓了只雏鸟给我，打手势让我也吃。我很清楚他什么意思，但我拒绝了。看起来他不像是失望到要把那一整窝雏鸟全都吃下去。
有天下午，帕斯卡向我展示了怎么搭一座六英寸高的房子。他蹲在番石榴树荫底下，把一根根小树枝笔直地插进土里。他把小枝排成墙壁，又编篮子似的用一条条树皮在四周裹了一圈。他朝尘土吐唾沫，弄成红色的烂泥，再拍到墙上，直到把墙壁全部盖住。最后，他郑重其事地用牙齿把棕榈叶的两端咬掉，做成屋顶。搭完后，他蹲在脚后跟上，皱着眉头热切地瞅着自己的作品。我意识到，帕斯卡的这栋小房子和他住的那栋房子，无论材质还是设计都一模一样。只是大小上有差别。
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玩的游戏“妈妈，我可以走吗”“捉迷藏”和他玩的“找食物”“辨认毒木”“造房子”有极大的差异。他是个不过八九岁的男孩。他有个妹妹，不管去哪儿都背着家里的小孩子，还要在木薯田里和母亲一起割野草。我发现，“童年”的概念以及童年应该怎样度过的设想，完全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我觉得那或多或少像是白人发明出来的，犹如裙子上的一道褶边，被强行缝缀到了成人生活的前端。生平第一次，我对父亲让我成了佐治亚州白人牧师的女儿感到愤怒。这不是我的错。我咬着嘴唇，在番石榴树下搭着自己的小房子。但与帕斯卡游刃有余的才能相比，我的双手却像海象不知所措地舞动着的白鳍一般笨拙不堪。尴尬让我满面通红，强烈的窘迫被隐藏在了我的衣服底下。
①原文为“goober peas”，美国南方用语。
②③为法语，分别指“我是”“你是”。
④艾森豪威尔 1951 年的竞选口号，意指艾克代表了美国希望。
⑤出自 1951 年上映的《地球停转之日》，外星人克拉图来到地球，对人类表示友好，却未得到应有回报，这句话是克拉图被人类射杀后的最后一句台词，具体含义有多种解释。
⑥源自北欧及英国民间传说的冰雪精灵，其法力能使秋叶染上冰霜、雪花飘落，意味着冬季来临。
⑦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夫人。
⑧一人扮妈妈，背对扮孩子的其他人，孩子问妈妈我可以往哪儿走几步，妈妈再给出步法和步数的建议，最早来到妈妈站立的地方的孩子算赢。下文刚果孩子所问“玛达梅伊”是“Ma-da-meh-yi”（他们无法正确说出英文“Mother May I”）的音译。
⑨帕斯卡发音不准，将“hair”说成了“herr”。下文“金发”对应的英文为“blonde”。

露丝·梅·普莱斯
每天妈妈都会说，你们会撞破脑袋的，但不是这么回事。我摔断了胳膊。
我是在偷看非洲共产主义童子军的时候摔断胳膊的。我爬到树上，就能看见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树上长着绿色的鳄梨，一点味道都没有，我们都不喜欢。只有妈妈会吃，唯一的理由是，那会让她记起“Piggly Wiggly”超市里卖的加了盐和好乐门蛋黄酱的鳄梨的味道。“蛋黄酱，”我问她，“罐子是什么颜色的？”但她没哭。我偶尔记不得佐治亚州的某样东西的时候，她就会哭。
我觉得他们就是普通的刚果童子军，踏正步，只是他们没鞋子穿。比利时军队里的士兵都有鞋穿，有枪扛。有时候，比利时士兵会踏着正步径直从这里经过。父亲说他们是想让每一个刚果人，比如说塔塔·打开明白，比利时现在还是老大。而我偷看的那支军队是住在附近的男孩子们组成的。你能发觉其中的差别。他们当中没有发号施令的白人，穿的衣服也都不一样。他们只穿着短裤，光着脚，或者有什么穿什么。有个人戴了顶红色的法国帽。啊，我很喜欢那顶帽子。其他人把红色的手绢系在脖子上。妈妈说他们不是童子军，他们是Jeune Mou-Pro。她说：“露丝·梅，甜心，你和Jeune Mou-Pro一丢丢关系都没有，所以只要看见他们，你就跑回家。”妈妈让我们跟小小孩或男孩子们玩，就算他们光着屁股也没关系。但不能和系红手绢的那些人玩。姆博蒂维 ！意思是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偷偷爬到鳄梨树上去看他们。很长时间，我都以为妈妈说他们是乌鸦吉米① ，我在家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名字。
早上我们没法去偷看。姐姐们都得坐下来上课，我得学字母，给它们涂上颜色。我不喜欢上课。父亲说女孩子不能去上大学，因为他们会把水泼进你的鞋子里。有时候，要是我不吵不闹，就可以和宠物们玩，不用上色了。我的宠物有：利昂和獴，还有鹦鹉。父亲让鹦鹉飞走了，因为我们不小心教了它一些坏词。但它没有高高地飞走，它飞开后，又回来了，因为它的翅膀不中用了。它太听话了，忘了怎么飞、怎么找东西吃。我把从迪马树上摘下的青柠檬挤出汁来，擦在它的喙上。先擦一边，再擦另一边，弄得它不停地打喷嚏。姆博蒂维！迪马，丁巴，丁巴玛 。我喜欢说那些词，因为它们会脱口而出，引人发笑。姐姐们都觉得对不起那只鹦鹉，但我没觉得。有可能的话，我也想养一条蛇，因为我不怕蛇。
没有谁把那只獴送给我，是它自己跑到院子里来的，还总是看着我。每天，它都会越走越近。有一天，獴跑进了房子，此后便每天都会进来。它最喜欢我了，其他任何人它都忍受不了。利娅说我们得给它起名，就叫里基·蒂奇·泰比② 吧。但是没门儿，它是我的，我要叫它小斯图尔特，那是书里一只老鼠的名字。③ 我没有养蛇，因为獴会杀蛇。小斯图尔特在灶间边上杀过一条蛇，这是好事，所以现在妈妈就让它进屋了。丁巴意思是听！听好了，小鬼布朗④ ！灶间边上的那条蛇是眼镜蛇，会朝你眼睛里吐唾沫。你眼睛看不见后，它就直起身子；随时想咬你了，就咬上一口。
我们是靠自己找到那只变色龙的。主要应该归功于利娅，是她在自个儿床边找到的。大多数动物，上帝把它造成什么颜色，他就是什么颜色，而且得一直保持不变。但利昂却能变成任何一种颜色。妈妈和父亲还在教堂里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抓到了它。有一次，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裙子上做实验，它果然变成了花的颜色。要是它在家里乱跑，啊呀，天哪，我们就会找不到它。温达姆博蒂 ——拜拜，后会有期，阿门！所以，我们把它关进了外面放漫画书的盒子里。如果你用棍子捅它，它就会变成亮闪闪的黑色，还会叫喊起来。我们这么做是想让它明白谁才是老大。
我摔断胳膊那天正好赶上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要来。父亲说那是上帝仁慈的安排。但当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发现我们得去斯坦利维尔的时候，他就转过头，又朝上游谁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飞去了，并且说第二天再回来。妈妈说：“那人啊。”父亲说：“你原本在那棵树上晃来晃去地干什么，露丝·梅？”我说利娅说好会看着我的，所以不是我的错。我说我是在躲那些乌鸦吉米男孩。
“哦，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说，“你到底在那儿干什么，我不是告诉过你看见他们过来，就往家跑吗？”她害怕告诉父亲，因为他会抽我。她对他说我是上帝的小羔羊，这是个纯粹的事故，所以他就没抽我。现在还没抽。也许等我身体好了以后，他会。
那条胳膊很疼。我没哭，我把它静静地搁在胸口。妈妈用那卷买来做床单和原本准备给非洲女孩做洗礼服的布给我做了个吊臂带。我们还没施过任何一次洗礼呢。把她们扔进河里，她们才不干呢，绝对不干。有鳄鱼。
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第二天中午的确回来了，浑身喷着烂果子的气味。妈妈说要是我们想安然无恙地去那儿的话，不如再等上一天吧。她说：“还算走运，只是断了骨头，而不是被蛇咬了。”
就在我们等待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感觉好些，再次登上他那架飞机的时候，刚果的女士们脑袋上顶着一大袋一大袋的木薯都赶到飞机场来了，他给了她们一些钱。但他给她们钱的时候，女士们又叫又吼。父亲说那是因为该给一美元的时候，他只给了两美分。可这里的人兜里都没几个美元，他们用的是那种粉红色的钱。有几个女士冲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吼得特别凶，拿了钱，却没把东西给他。然后，我们就坐上了飞机，往斯坦利维尔飞去：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父亲，还有我的断胳膊。姐妹中间，我是第一个搞断脚趾之外的骨头的人。妈妈想替父亲去，因为我这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如果她去，我就能坐到她的膝头，所以我也那样对他说了，我会浪费他的时间。可是不行，他还是决定去斯坦利维尔街头走走。所以他去了，妈妈留下来。飞机的后部摆满了包裹，我只能坐在那上面。装着木薯、香蕉的棕色大包裹和装着什么硬东西的小布袋让人觉得刺痒痒的。我朝里面看了看，是石块。亮闪闪的石块和脏兮兮的石块。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告诉父亲，食物在斯坦利维尔的价格堪比黄金。但小布袋里的东西不是黄金。不是的，里面是钻石。是我发现的，但我不能说出我是怎么发现的。就连父亲都不知道我们乘了一架装着钻石的飞机。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说要是我说了，上帝就会让我妈妈生病死掉，所以我不能说。
我在飞机上睡着又醒来后，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让我们从上面往下望，告诉我们能看到什么：河里的河马；大象在丛林里跑来跑去，有一大群；一头狮子在水边吃东西，它的脑袋一上一下地动着，就像我们在亚特兰大家里的小猫。他告诉我们下面还有俾格米小矮人，但我们一个都没看见。也许人数太少了吧。
我问他：“绿曼巴蛇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它们住在树上，所以会掉到你身上，杀死你。我想看看它们。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说：“世界上没一样动物能像绿曼巴蛇那样精于躲藏。它们身上的颜色会变得和衬着它们的色彩一模一样。”他还说：“而且它们会一动不动。你就在它边上，却根本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稳稳地降落在了草地上。在空中还是要更晃荡一些。那儿有一座很大的房子，是医院。里面有许多白人，有的还穿着白大褂。那里面的白人太多了，我都忘了数了。除了我们自己，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这么多白人了。
医生说：“漂亮的牧师女儿爬到树上干什么呀？”那医生的胳膊上都是黄色的毛，脸盘大大的，听口音像外国人。但他没给我打针，所以我挺喜欢他的。
父亲说：“她母亲和我也想知道。”
我说我不想让别人把我放到罐子里煮了吃掉，所以只能藏起来。医生笑了。后来我对他说了实话，说我是在躲乌鸦吉米。医生这次没有笑，只是看着父亲，然后他对我说：“只有男孩和猴子才会爬树。”
“我们家没男孩。”我告诉他。
一听这话，他就笑了。他说：“肯定也没猴子吧！”
他和父亲谈起了大人的事情。让医生惊讶的是，我们村里竟然有乌鸦吉米男孩。他说的英语和我们说的不一样。他说“I can not”，而不是说“I can't，”说“they are”和“did not”等等。他们已经听说（They have heard），他这样问父亲：“他们已经听说我们的帕特里斯·卢蒙巴⑤ 现在正日夜兼程地赶往基兰加吗？”
父亲说：“哦，我们很少看见他们。偶尔会听见枪声。”
“求主庇护我们吧。”医生说。
父亲告诉他：“怎么，主会庇护我们的！我们会得到他的天赐仁慈，因为来这里提供援助的我们是他的仆人。”
医生皱了皱眉头。他说请原谅他，但他不同意。他称父亲为教士 。“教士，对比利时来说，传教工作是笔好买卖。但以这种方式提供社会援助真是见鬼了。”
他说了那个词：见鬼 ！我屏住呼吸，竖起了耳朵。
父亲说：“怎么，医生，我可不是公务员。我们中有的人是按部就班地走上这条道路的，有的人则是受到了召唤。我的工作就是为黑暗带来救赎。”
“救赎什么呀！”这就是医生的回答。我真的相信那人是个罪人，敢这么顶撞父亲。我们注视着他把白色的石膏拌好，再铺在摊开的绷带上。我希望他别和父亲打起来。但如果真打起来，我希望自己能在一旁观战。我见过一次父亲打人，因为那个人不赞美主。
医生注视着我的胳膊，头也没抬地说：“我们比利时人在橡胶种植园里把他们当奴隶，割断他们的手。现在，你们美国人又在矿井里让他们当奴隶，直到他们把自己的手割断。而你，朋友，还一门心思地做着这份工作，想让他们说阿门。”
他一边包裹我的胳膊，一边说着割断手这样的话。他不停地把凉凉的白色绷带裹啊裹的，直到全部裹完。于是我的胳膊就像热狗面包里夹着的香肠一样。我很高兴，没人想把我的 手割断。因为耶稣让我成了白人，我想他们是不会那么做的。
他告诉我：“这东西会让你不好受。六个礼拜后我们会把它取下来。”
“好的。”我冲着白大褂的袖子说。那袖子上有血迹，是别人的。
但父亲和医生还没完呢。他跳着脚，喊道：“就靠我来让他们说阿门？我看没什么阿门可说！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生意把文明带到了刚果！美国人的援助是在拯救刚果。你等着瞧吧！”
医生双手握着我的白色断臂，就像握了根大骨头。他要看我的手指能不能弯曲。他扬起黄色的眉毛，但还是没有抬头看父亲一眼，说：“教士，比利时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这个文明，是什么样的？”
父亲说：“怎么，修路啊！铁路……”
医生说：“哦，我明白了。”他穿着白大褂的身子弯下腰，看着我的脸，问我：“你父亲是开车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呢？还是让你坐客运火车来的？”
他真喜欢自作聪明，父亲和我都没有回答。刚果根本就没有汽车，他知道这一点。
随后，他直起身子，把残留在手上的白色东西拍掉，我能看出他已经弄完我的胳膊了。不过父亲还很想争论一番，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医生给我们打开门。
“教士。”他说。
“有何指教？”父亲问。
“我这人不喜欢反驳别人，但七十五年来，比利时造的那些路都是用来把钻石和橡胶拉出去的。也就是我们之间说说，教士，我认为这儿的人并不需要寻求你那种救赎。我认为他们是在寻求帕特里斯·卢蒙巴，他是新的非洲灵魂。”
“非洲有无数灵魂。”这是父亲对他说的话。父亲应该心里有数，因为他就是在努力救所有人。
“嗯，对，确实如此！”医生说。他往外看了看走道，然后关上门，我们还在屋里。他压低嗓门说：“上个礼拜，他们有一半的人都在斯坦利维尔为他们的塔塔·卢蒙巴喝彩。”
父亲说：“塔塔·卢蒙巴，就我所知，他是个赤脚邮递员，从没上过大学。”
“是这样的，教士。但那人有办法发动群众，所以应该并不需要什么鞋子。上礼拜，他讲了如何用非暴力的方式走向独立，讲了有一个小时。群众太喜欢听啦，他们发动了暴乱，杀死了十二个人。”
说完，医生转身背对着我们。他在一个碗里洗了洗手，像妈妈洗完盘子那样用毛巾把手擦干。然后，他转身过来，又仔细盯着我的胳膊看了一分钟，再看向父亲。他告诉父亲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八个刚果人上过大学，没有一名刚果人医生和军官，没有一名。因为比利时人不允许他们受教育。他说：“教士，如果你想找刚果新领导人的话，别去学校礼堂。还是去监狱里看看吧——上周暴乱后，卢蒙巴先生就到那里去了。等他出来以后，我觉得他的追随者会比耶稣的更多。”
天啊！在这之后，父亲就一丁点儿都不喜欢这个医生了。竟然说有东西比耶稣好，那是大罪。父亲抬头望向天花板，又看向窗外，忍着没砸东西。后来医生打开门，我们该走了。天花板上的灯是只透明玻璃碗的样子，里面盛了半碗黑乎乎的东西，就像是咖啡，不过其实是死虫子。我知道为什么。它们都喜欢往上爬到灯里去，因为灯相当相当漂亮，就像它们很想要的东西，结果它们就被困在里面了。
我知道你要是碰碰它们的话，它们会有什么感觉。就像某个人的眼睫毛碰到你的手指那样。
回到家里后，姐姐们不得不每天晚饭时都把好吃的让给我，还要帮我穿衣服。这真是最好的事。我指给利娅看哪里可以爬上那棵鳄梨树，她就把我推上去了。我只用一只胳膊也还能爬。我只能整天和利娅玩，因为家里其他人都不太对劲儿。要不然就是她们都长大了，不想玩了。
我们只能在树上等着。我告诉她：“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喝红色的威士忌。他把酒藏在飞机的座位底下。我用脚把它滚了出来，又滚了回去。”
我年纪最小，但我还是有东西可以说的。
用不着没头没脑地等比利时军队出现。他们总是在同一时间来，就在午饭后。午后如果没下雨，所有的女人就会顶着水桶之类的东西去河边和田里，男人们则都在家里睡大觉。那时四下很安静，然后这些男孩兵就踏着正步从路上走来了，同时还用法语高唱着一首歌。那个白人很清楚谁是老大，其他所有人都只能回应，因为他们都是含的部族。啊，天哪天，我要告诉你，他们可都有鞋子穿。他们在路上一起使劲踏步子，又很快停下来，尘土都落到了他们的鞋子上。
乌鸦吉米男孩则很难看到。他们都不喜欢比利时军队，所以躲了起来，只是偶尔出来，在我们家鸡舍后面的某个地方开会。他们都蹲在那儿，听领头的讲话。他们的腿和胳膊都骨瘦如柴，可以看到骨头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鞋穿。他们脚背上只有白色的伤疤和尘土，身上全都有深黑色的疮和疤痕。每道伤疤都很显眼。妈妈说他们皮肤上的疤痕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皮肤是一张画满了生活的种种悲伤的地图。
我们都等着偷看他们到鸡舍后面开会。利娅告诉我，妈妈说昂德当太太说过，要是他们来的话，别去看他们。他们想要夺取整个国家，把白人都赶出去。
我说：“我想要一顶那样的红帽子。”
“嘘，闭嘴。”利娅说。可她自己又说：“嗯，我也想要。那顶红帽子挺好看的。”她那样说，是因为“闭嘴”伤害了我的感情。
男孩们说着：“帕特里斯·卢蒙巴！”
我告诉利娅那是指新的非洲灵魂，他进监狱了，耶稣特别生气。我把什么话都告诉她了！我年纪最小，但我都知道。我一动不动地靠在树枝上，和树一模一样。我就像绿曼巴蛇。有毒。我就在你身边，你根本不会知道。
①见第 19 页注，这里露丝 · 梅又一次理解错误，将非洲共产主义组织“Jeune Mou-Pro”想成了发音相近的“Jimmy Crow”（乌鸦吉米）。
②见第 19 页注，这里露丝 · 梅又一次理解错误，将非洲共产主义组织“Jeune Mou-Pro”想成了发音相近的“Jimmy Crow”（乌鸦吉米）。
③指美国作家 E. B. 怀特的著名童话《精灵鼠小弟》。
④漫画书里的人物。
⑤刚果民主共和国（时称刚果共和国）首任总理，1961 年遇害。

蕾切尔
哈利路亚，然后，开火吧。① 晚餐时有人做客！来的是个单身汉，并没三妻四妾的，据我所知，连一个老婆都没有。阿纳托尔，学校老师，二十四岁，所有的手指都还在，双眼和双脚也都没事。在当地人看来，这应该是最令人心动的梦中情人了。好吧，当然啦，他和我的肤色对不上号。但就算我是个刚果女孩，恐怕也还是得说声谢谢，当然并不是谢阿纳托尔。他整张脸上满是疤痕。不是事故留下的疤痕，而是一道道细小的线条，有些像是故意搞上去的，就像文身。我克制自己别盯着看，但还是会想，到底是谁竟有这等本事，刻了这么多刀，还把它们排列得这么完美？他们是用什么刻的，切比萨用的刀，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疤痕细若发丝，相当笔直，数不胜数，从鼻子中央一直伸向两侧脸颊，就像黑色灯芯绒裙子上的斜纹，从中央接缝处齐刷刷地向下延伸。这种相貌，在我们村不常见到，但阿纳托尔不是本地人。他确实是刚果人，但他的眼睛长得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稍微有点斜，像暹罗人，更有点像知识分子。我们都尽量不去盯着他看。他坐在我们的晚餐桌旁，留着平头，穿了件常规的黄色系扣领衬衫。当他听你说话的时候，聪明的褐色眼睛十分正常地忽闪忽闪着。可毕竟还是有那么多让人很不舒服的疤痕哪。这让他有种神秘的气质，像个法外之徒。我隔着一盘不怎么新鲜的土豆炖羚羊肉，时不时地偷窥他。我猜你肯定也感觉到了，对男人这个物种，我已经很不适应了吧。
阿纳托尔能说法语和英语，靠自己独力撑起了学校。每个礼拜有六个早晨，我们村和邻村那些叽叽喳喳的小鬼头们会踢踏着灰尘，争先恐后地前来受教。上学的只有男孩，而且还不是所有男孩，因为大多数父母并不赞同学习法语或笼统而言的外国课程。那些为数不多的幸运儿每天清晨现身时，阿纳托尔就会让他们站成一队，从小到大排好。如果你碰巧在拂晓时分出门，又碰巧在我们村逛的话，就能看到他们在排队。当然我是不会这么早出门的。每个男孩子都把手搭在前头比他高的孩子肩上，构成一道长长的臂坡。利娅还给他们画了张画。看来，我妹妹精神有点失常。她为这幅画起名叫《男性斜坡》。
排好队后，阿纳托尔就会让他们进入教堂。我想他会在那儿督促他们好好对付数字和法语之类的课程吧。你也知道，他们上学也就能上到这种程度了。就算他们差不多十二岁之后还没对学习失去兴趣，他们的教育也到头了。这差不多算是条法律吧。想想看：十二岁以后就没学上喽。（我其实觉得挺好！）昂德当夫妇告诉我们，比利时人一向都奉行这个政策，就是不让刚果男孩接受更高一等的教育。女孩更是如此，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因为附近的女孩，哈，十岁左右就开始生孩子了，一直生个不停，直到她们的奶子变得像薄饼一样平平的。我告诉你吧，没人会把那么重要的文凭当回事儿。于是，会说法语、英语、刚果语，以及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土话的阿纳托尔，就成了全科教师。当然，他还懂很多别的东西。在转瞬即逝的学生时代，他肯定像河狸那样忙个不停。
阿纳托尔出生于斯坦利维尔附近，幼年丧母后，就被送到科基拉维尔附近的橡胶种植园干活。那里有很多机会，好的坏的都有——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晚餐时向我们讲述的个人生活史的原话。他还在加丹加南部的钻石矿井里干过活，他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钻石都是从那里开采的。他讲到钻石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玛丽莲·梦露戴着长长的手套，噘着嘴，悄声唱着“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的场景。我和最要好的朋友迪伊·迪伊·贝克一起逃过课，去看午后场的玛丽莲·梦露和碧姬·芭铎。（要是让父亲知道，他肯定会杀了我。）所以你瞧，对钻石，我也是略知一二的。但当我瞅着阿纳托尔起皱的棕色指关节和略呈粉色的手掌时，就会想原来是那样一双手把钻石从刚果的尘土里挖出来的。我还在心里琢磨着，乖乖，玛丽莲·梦露是不是也清楚她的钻石是从哪儿来的呢？只要想象身着缎袍的她和挖钻石的刚果矿工身处同一个宇宙，就让我觉得脊骨发冷。所以，我就再也不去想了。
我打量着阿纳托尔那张特别的疤痕脸。显然，在那个地区，或者说至少在他生活过的某个地方，这张脸是会被认为很帅气的。这儿的当地人似乎也都听天由命地接受了生活强加于他们的那些疤痕，还把它们看作一种装饰。还有女人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型，真是的，我还是不说了吧。
但阿纳托尔不是这儿的人，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像其他每个人那样，和母亲、父亲，以及一大串七大姑八大姨住在一起。我们已经听说过一点，他是个孤儿。昂德当夫妇接纳他是有用意的，因为他的家人都死得很惨：具体情形他们只喜欢模糊提及，从来没有明说过。他们还住在这儿的时候，就从其他传教士那儿听说了阿纳托尔，于是就把他从那有名的钻石矿井里救了出来，还教他爱耶稣、学习读写。然后，他们让他当上了学校老师。父亲说阿纳托尔是“我们这方面唯一的盟友”，这点我可看不出来，但显然父亲的权威意见就足以成为邀他前来用晚餐的理由了。至少，除了能吃上这些死翘翘的动物，他的到来还是让我们有了可以巴望巴望的事情，而且也可以让母亲手忙脚乱好一阵。她宣称她已经山穷水尽，不知怎么才能做出一道像样的菜。她飞快地做了道羚羊肉出来，还把油炸粉芭蕉做成了黑乎乎的一锅像马蹄胶一样的东西。她铺上白色的桌布，用绘有勿忘我的精美骨瓷盘把那些可怜兮兮的黑色芭蕉端上桌——在我们置身其间的那一大堆破烂儿里，勿忘我骨瓷盘可是她最得意的家什了——试图以此来弥补食物的不足。我得说她尽了最大努力想成为一名优雅的女主人。不管怎么说，阿纳托尔反正是左一句右一句地和她客套，这说明他要么是个有礼有节的年轻人，要么就是精神有点问题。
闲聊和客套花了很长时间，我都要无聊死了。妹妹们呆呆地盯着这位酷炫的陌生人，默默听着他用英语讲的一套大道理。但在我看来，这情景和在佐治亚州时父亲那帮谨小慎微的圣经研读组组员用晚餐的情景完全一样。只是这儿的食物更让人反胃。
过了一会儿，突然之间，气氛就热络起来。
阿纳托尔往前探了探身，声称：“我们的酋长，塔塔·恩杜，对他村子里道德堕落的现状很是担忧。”
父亲说：“他确实应该担忧，因为去教堂的村民实在太少了。”
“不是的，牧师。是因为去教堂的村民太多了。”
好吧，那句话把我们噎了老半天。但父亲往前压过去，准备迎接这个挑战。老天哪，无论何时眼见论辩将起，他都特别来劲。
“阿纳托尔兄弟，我实在看不出，对少数选择了基督教而不是愚昧和黑暗的村民来说，教堂除了喜乐之外，还能意味着什么。”
阿纳托尔叹了口气。“我知道你难以理解，牧师。塔塔·恩杜就是让我来替他解释的。他的担忧同这座村子的神灵与祖先有关，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以某种神圣的方式受到崇敬的。塔塔·恩杜担心村民去了你的教堂，就会忽视自己的义务。”
“你的意思是，忽视他们崇拜错误偶像的义务吧。”
阿纳托尔又叹了口气。“这对你而言或许很难理解。你的会众大多数都是我们刚果语里所说的伦组卡，就是指那种令人觉得丢脸、运气太差的人。比如说塔塔·波安达吧。他和他的那些个老婆运气实在太差。第一个老婆一个孩子都生不出。第二个怀上了，却还没出生就胎死腹中。而且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根本没人帮得了这家人。波安达一家在家里小心翼翼地供奉他们自己的神，祭献食物也特别上心，一切都侍奉得妥妥当当，但他们的神出于某种理由还是放弃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运气可以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你说是不是？所以，他们就特别想去你的耶稣那里献祭品。”
父亲看上去像是喉咙里卡了根骨头。我心想，这家里有没有医生啊？但阿纳托尔仍自顾自乐呵呵地说着，显然没意识到他这是要让父亲心脏病病发而亡啊。
“塔塔·恩杜很高兴你能把运气坏的人吸引过去，”他说，“这样一来，村里的守护神就不会太在意他们了。但他担心你想把其他许多人也吸引过去，让他们走上堕落的道路。他害怕如果激怒了神灵的话，会有灾祸临头。”
“你说的是，堕落 。”父亲是在陈述，而非询问，他已经确定可以从哪儿下手了。
“是的，普莱斯牧师。”
“堕落的道路 。塔塔·恩杜觉得把基督教的话语带给这些村民，会把他们引向堕落的道路。”
“我觉得这么翻译最确切不过了。事实上，他说你正在把村民们引向一个深洞。在洞中他们见不到明媚的阳光，只能陷在里面，成为靠腐烂的骨骸为生的虫子。”
哎呀，这话说的！父亲马上就要倒地不起了。快叫救护车啊。可是，阿纳托尔回头看着父亲，眉毛扬得老高，像是在问：“你听不听得懂简单的英语？”妹妹们就更别提了，她们都盯着阿纳托尔，好像他就是李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里的双头牛似的。
“是塔塔·恩杜让你来传这些话的吧，是不是？”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不是也认为我正在把你的同乡们引向吃腐尸的境地呢？”
阿纳托尔顿了顿，可以看出他正在脑海里搜寻不同的措辞。最后，他说：“普莱斯牧师，每个礼拜天在你的教堂里，我是不是站在你的身边，把圣经里的话和你的讲道翻译出来？”
对此，父亲没有明确地说是或不是。当然啦，那话说得没错。但父亲就是父亲，他通常不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问题。他总是以这种方式应对，仿佛觉得某个地方肯定有陷阱，千万不能栽进去。他反问道：“阿纳托尔，你现在难道不也是坐在我家的餐桌边，把塔塔·恩杜大讲特讲偶像崇拜的那些特别针对我的话和他的布道词翻译过来吗？”
“是的，先生，我是在这么做。”
父亲将刀叉交叉着搁在盘子上，吸了口气，对自己占了上风颇感满意。父亲善于占上风。“阿纳托尔兄弟，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能充满理解和耐心地将恩杜兄弟领入我们的教堂，”他说，“或许，我也应该为你祈祷。”
他们谈论的是恩杜大酋长，或者说是露丝·梅所称的“打开先生”。我并不反对说他难缠。酋长戴着眼镜，却没有镜片（他似乎觉得这样能提升他的智商）。他还用小动物的皮毛紧裹着脖子。这身时尚装扮倒是可以媲美佐治亚州上教堂的老太太们。老太太们的装饰还是挺漂亮的，但对这位酋长，我很难保持应有的敬意。
“如果要考虑哪些算是敌人的话，你不应该把我算进去，先生。”阿纳托尔说，“你如果害怕你的教堂受到挑战，那你就应该知道这儿还有一个恩甘噶，就是说，还有一个牧师。村民也对他满怀信任。”
父亲松开领带和礼拜天穿的短袖衬衫的领子。“首先，年轻人，我并不害怕基兰加的任何人。我是向全人类报送上帝的伟大喜讯的信使，他赐予我的伟力，要比野蛮的公牛或最强壮的异教徒更有力。”
对此，阿纳托尔平静地眨了眨眼。我猜他肯定在想父亲把他看作了哪一种，是野蛮的公牛呢，还是强壮的异教徒。
“其次，”父亲继续说道，“我要指出你显然必须明白的事情，那就是恩杜兄弟哪门子牧师都算不上。他要关心的是如何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精神方面的事务。但你说得很对，我身边是还有一位牧师，他正牵着我的右手。主就是我们的牧羊人 。”自然，父亲得让人觉得他很清楚阿纳托尔谈的那人是谁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即使他不明就里。他从来就是个万事通老爹② 。
“对，对，当然啦，主就是我们的牧羊人，”阿纳托尔很快地说道，似乎他对此并不怎么相信，只是想尽快从中脱身，“可我说的是恩甘噶塔塔·库伏顿度。”
我们都盯着桌子中央，好像有什么东西四脚朝天地死在了那儿。哈，我们都认识塔塔·库伏顿度。我们见过他斜着眼，嘴里喋喋不休地远远走来，他的身子总是大幅度地前倾着，让人觉得他马上就要往前摔下去了。他的一只脚上长了六个脚趾，但这还不是他全部的怪异之处。有时候，他在集市上卖阿司匹林，神情高贵，俨然基戴尔医生③ 。但另一些时候，他用白色涂料把自己从头到屁股（我说的就是屁股）刷了个遍，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还看见他蹲在自家前院里，四周围着几个老头，他们一起喝棕榈酒，最后全都喝得东倒西歪。父亲告诉我们塔塔·库伏顿度犯下了伪先知的罪。据说他和几个已成年的儿子都会算卦，他们算卦的方式就是把鸡骨头扔进葫芦里。
“阿纳托尔，你把他叫作牧师是什么意思？”母亲问，“我们都以为塔塔·库伏顿度是酒鬼呢。”
“不，玛玛·普莱斯，他不是酒鬼。他是个受人尊敬的恩甘噶 ，相当于维护传统的牧师。他是塔塔·恩杜的好参谋。”
“参谋，胡说八道 。”父亲说着，从椅子里半直起了身子，开始拿出浸信会的调调。他那红色的眉毛在阴沉的眼神上方熊熊燃烧，那只坏眼因突然紧绷的表情而稍稍眯了起来。“他是那种很少见的坚果 ④ ，他就是那样的人。那种坚果落下的地方从来不会离它生长的树 太远！在我来的那个地方，先生，都把他那样的人叫作巫医 。”
阿纳托尔拿起一块母亲缝的布餐巾，在脸上摁了摁。汗珠不断沿着他的鼻子淌入那些细小的垄沟里。妹妹们仍死命地盯着他看，这也难怪。自从夏天母亲让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从我们的餐桌边消失——就因为他无休无止地吐痰还脏话连篇——之后，就根本没人来做客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人还是个犯罪分子，会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向我们收钱。那次之后，除了普莱斯一家，我们在晚餐桌边就没听过其他任何一个人说过任何一句英语。对于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外部消遣，只能自我忍受的人家来说，这六个月实在过于漫长。
阿纳托尔貌似有点坐立不安，但他仍旧决心和父亲一争高下，尽管父亲脸上写满了“你会后悔的”这样的警告。阿纳托尔说：“塔塔·库伏顿度也照管着这儿的许多实际事务。特别是男人都会去他那儿，比如老婆生孩子啦，有人通奸啦。”没想到他还瞥了我一眼，好像我尤其年幼无知，不知道他这话的意思似的。真是的。
母亲突然打断话头。“来帮我做事，姑娘们。”她说，“洗碗水还在炉子上烧着呢，我都忘了这茬了。你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再把碗洗了。小心别烫着了。”
让我惊讶的是，妹妹们几乎立刻就从桌边跑开了。我敢肯定，她们都很好奇，但父亲是她们最大的顾虑。他激动莫名，看上去正准备大干一场。可我没离开。我帮着清理了盘子，忙完之后，我又坐了回去。如果有人认为我还太小，不适合听人谈论通奸、怀不上孩子之类的事，那他们可是想错了。再说了，自从露丝·梅从树上摔下来之后，这可是我们碰到的最让人兴奋的事了，可以让你看到生活是多么有意思。要是老爹准备对某个巫医大发雷霆，那我这样的好奇猫咪肯定是不会错过的啦。
阿纳托尔告诉父亲他不应该把塔塔·库伏顿度看作竞争者。他说不育和通奸都是大事，也许还是不要和塔塔·耶稣搅和在一起为好。但他向我们担保基兰加许多人都还记得在某个传教时期，福尔斯修士几乎让整个村子的人都跑去向耶稣祈祷了。他们记忆中并没觉得当地的神灵对此有太大的怒气，因为并没有异于往常的坏事降临在基兰加。
好了，够了。记得 某个传教时期？听到村民们认为基督教就像张过时的老照片，就连我也震惊不已。那把父亲看作什么啦，看作查理·卓别林那样踩着鸭步、挥着手杖，说话却没声音吗？
我和母亲都看着他，预备着迎接一场可怕的原子弹大爆炸。事实上，父亲嘴巴一张一合，活像默片里的人在说：“什么！”或是大叫：“哇！”而且他的脖子通红。可他好长时间都纹丝不动。你能听见露丝·梅那只诡异的宠物獴在桌子底下穿梭不歇，寻找着别人掉下去的吃食。接下来，父亲脸色大变，我知道他决定采用哪种特殊的讲话方式了。他经常用这种方式对家庭成员、在屋里尿尿的狗狗和傻子讲话——他的话说的是一码事，内容都很亲切，语调却是另一码事，毫不亲切。他告诉阿纳托尔自己很尊重、认可他的帮助（这话的意思是：我已经受够了你的口蜜腹剑，小鬼布朗），但对村民们就上帝的规划所抱持的幼稚理解颇为失望（意思是：你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蠢货）。他说他会安排一次布道，澄清所有的误解。然后，他宣称这场谈话到此为止，而阿纳托尔也该起身告辞了。
阿纳托尔立刻响应，毫不迟疑。
“好了，你对事情有了全新的认识 ，是不是？”在紧随而来的寂静之中，母亲这么问道。我则低着头，把残羹剩饭都收拾干净，只剩下桌子中央的蓝色勿忘我大餐盘——要是不冒险穿越父亲的原子弹爆炸危险区，我是够不着的。
“我在想你觉得那会是什么样的认识。”他对母亲这么说，音调仍是那么特别，就是针对恶狗和傻子的那种调调。
她把头发从脸上捋开，冲他笑了笑，伸手去拿那只瓷盘。“嗯，首先，先生，你和我主大人肯定都不希望接下来的六个月这里一直都电闪雷鸣吧。”
“奥利安娜，闭嘴 ！”他吼道，猛地拽住她的胳膊，从她手里把盘子夺了过来。他将盘子举过她的头顶，砰地砸到桌子上，砸成了两半。小的那一半裂开的时候翻了个个儿，将盘中淌着黑汁的炸芭蕉倒在了桌布上，像一摊血渍。母亲无助地立着，向盘子伸出手去，仿佛想要修补它受伤的感情。
“你倒是愈来愈喜欢那只盘子了。你没觉得我注意到这一点了吗？”
她没回答他。
“我本来希望你能清醒些，不要浪费时间，老是去关注尘世的东西，但我显然想错了。我真为你感到羞耻。”
“你说得对，”她平静地说道，“我是太喜欢那只盘子了。”
他打量着她。父亲可不是那种简单说句抱歉就能让你走开的人。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问她：“你摆出这块桌布和你最爱的盘子，是要显摆给谁看？”他语带挖苦，好像那是众所周知的罪。
母亲只是站在他面前，脸上黯然无光。
“还有你那桌可怜兮兮的菜呢，奥利安娜？要进入这个年轻黑人的心，就得通过他的胃——你就是这样打算的吗？”
她的浅蓝色眼眸变得茫然无神，像是盘里的一汪浅水。说老实话，还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我总是观察父亲的手来判断他准备如何出拳。但母亲那一汪浅水般的眼眸虽落在他的脸上，却又没在看他。
最后，他怀着往常的那种厌恶，转身离我们而去。他走到书桌边坐了下来。笼罩着我们的寂静远甚于之前。我心想他应该是在琢磨怎么写那篇允诺过的伟大的布道词吧，要能够澄清所有的误解。由于只有阿纳托尔站在父亲身边，将布道词翻译成他们的语言，所以我敢肯定在那些像乱撒尿的狗狗一样幼稚可笑的傻子们中间，他还是认为阿纳托尔会首先受到上帝纯净之光的触动。
①这是对美国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后应运而生的爱国歌曲《赞颂主，开火吧》的挪用。歌曲讲的是随军牧师放下圣经，走向船上的炮塔，对着敌机开火。
②此处蕾切尔化用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电视剧《万事通老爹》的剧名。
③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美国电影里的虚构人物。
④原文为“nut”，又有“难缠者、疯子”之意。

艾达·普莱斯
走路学习。我，小径。长长的一条是刚果。
刚果是一条长长的小径，我学习走路。
那就是我的故事的名字，来来回回。玛宁这个词就是指小径：玛宁宁玛，阿门 ① 。在刚果一条长长的玛宁上，艾答学习走路，阿门。有一天，她差点回不来了。如同但以理，她也进入了狮子的巢穴，却不具备但以理纯洁无瑕的灵魂。艾答散发着恶的风味，足以成为一顿美味大餐。纯洁无瑕的灵魂尝起来必然极度无味，又有着苦涩的余味。
塔塔·恩杜通报了我亡故的消息。塔塔·恩杜是基兰加的酋长，万事万物经过他这里，朝各个方向而去。在他那副眼镜和令人惊异的装束后面，是他庄严宽阔的秃脑门和硕大的三角形上身，那身躯和图画书里的公牛没什么两样。他怎么可能知道我这么一号人物的什么风吹草动呢？毕竟，别人都管我叫歪斜的白人小女孩。但他还真知道。他来我家拜访那天的早些时候，我一直在独自漫步，从河边沿着丛林小径慢慢往家里走。他来我们家，这可称得上是个意料之外的事件。他从未费心来看我父亲，而只是想着怎么避开他，虽然有时候他会通过阿纳托尔、他的儿子们，或其他小喽啰来传话。但那天不一样。他来，是因为得知我被一头狮子吃了。
那天刚过中午，我和利娅被派去取水。我们，双胞胎姐姐和胎胞双妹妹，是被一同派去的。我们俩总是被拴在一起，无论是出生前，还是出生后。没有法子，因为蕾切尔殿下不用干体力活，露丝·梅则是干不了体力活，所以母亲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利娅和我，打发我们跑腿。赶集日，她总是派我们，双胞胎姐姐和胎胞双妹妹 ，去集市 ② ，在那些让人害怕的女人中间左冲右突，把她想要的水果、水壶，或随便什么东西带回来。有时候，她甚至还派我们去屠户集市 ，把肉弄回来。那种地方，由于堆着肠子和切得齐齐整整的脑袋，蕾切尔是根本不会踏足的。我们只需往门外张望，要是望见那个方向的大木棉树下围着黑压压的一群秃鹫，就知道屠户集市 开张营业了。实情就是如此。我们都把秃鹫叫作刚果告示牌。
但每天最最要紧的事，是派我们去取水。对我来说，仅有一只手可用，要提着沉甸甸的水桶真的是勉为其难。所以我走得很慢。慢很得走。走在那条小径上，我有个习惯，就是来来回回地默诵各种句子。因为集中注意力可以让我走得轻松一些，可以让我忘却仅用一边移动穿过世界的乏味，忘却这副只能慢慢蠕动的身子。于是，利娅会把我的水桶也接过去，提着所有的水走在前头。她一向如此。
丛林小径是脚下的活物，每天都会越走越长。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最开始，它的起止不过是从我们家院子的一侧到另一侧——母亲如果站在当中，就能看清全局，确保安全。起初，我们只是风闻了一些小径北边的故事：丛林内有一条河流，一帘瀑布，几池可以游泳的清澈水塘。小径通往一座木桥。通往另一座村子。通往利奥波德维尔。通往开罗。一些故事是真的，另一些则不见得。为了探究其间的虚实，我决心走路。我每天都会在这条小径上多摸索几步。如果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长，我就能走到约翰内斯堡和埃及。姐妹们好像都决心飞，用蕾切尔的例子来说，就是想经由高人一等的心态直接升往天堂。但我的方式是缓慢而坚定地走路。我用不着咔咔咔咔 ，这个词在刚果语里的意思是赶紧。但我发现就算不咔咔咔咔 ，我还是可以走很长的路。现在，我已经可以到达北边的水塘和木桥那儿了。往南，则到了林中空地——用吊带背着孩子的女人们就在那儿齐刷刷地弯着腰，手拿挖土的木棍，一边唱着歌（不是赞美诗）一边栽她们的木薯。那是一些谁都知道的地方。但在没有咔咔咔咔 的情况下，我有了自己的发现：种田的女人是怎么样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解开胸前的浅色缠腰布 ，把布抻平，再重新系好。她们就像一只只蝴蝶，一张一合地扇动着翅膀。
我见过矮小的林地象成群结队地踱来踱去，用粉色的小鼻子拱着树木。我还见过成群的俾格米人，个头小得不可思议。他们笑的时候会露出锉尖的牙齿，但都很温和。你只能通过胡子和乳房来分辨他们是男是女，从保护孩子的动作来辨别他们是否成年。他们总是能先看到你，然后就像树干那样僵着不动了。
我发现了比蒂拉迪帕普福姆 ，巫医的墓地。
我发现了一只鸟儿，黑脑袋，桃花心木色尾巴，和我的胳膊一样长，弯得像一张弓。在我们那位能和鸟儿神交的福尔斯修士留下的《非洲鸟类田野指南》里，我的这只鸟儿叫作天堂捕蝇者 。在我那本藏在枕套内的笔记本里，只要是知道的事物，我都会画下来。我在天堂捕蝇者的脸上画上了笑容，在下方用保密的回文密码写上：

据证新的蝇苍在存堂天，者蝇捕堂天

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当玛土撒拉摇摇晃晃地以螺旋形绕着房子走来走去时，我会跟着它。它就栖息在我们的茅厕里，那里离它那只被牧师大人扔进野草丛中的空鸟笼更近一点。鸟笼像艘失事已久的船似的锈迹斑斑。玛土撒拉和我一样，也是个残疾——狂野非洲的废柴。自从基督驾临以来直到现在，它一直栖居在一根十七英寸长的码尺上。如今，它拥有了一整个世界。但它能拿这个世界怎么办呢？它的翅膀没有肌张力。肌肉已然萎缩，或许已无痊愈的希望。那它的胸肌应该在哪儿呢，毕竟它的胸沉甸甸地装着人类的话语：那是些已被埋葬的、如鸟儿般自由而荒唐的、闻所未闻的话语！有时，它会扑棱几下翅膀，好似隐约记得自己会飞，那情状和它第一次被释放时的喜忧参半如出一辙。但它的独立也就冻结在了那一刻。如今，它将翅膀伸展一下，又会重新缩回去，它只是探头探脑，蹒跚移步，乏味地在树枝间走上走下。现在，玛土撒拉每天清晨都会偷偷摸摸地从茅厕横梁下方的小洞溜出去，仰着脑袋，神经质地朝天望去，似在祈祷：司羽毛的主啊，请使我今日免于饕餮之口，免于我的胸脯被从叉骨上撕裂的厄运 ！我就是从那儿循着它的足迹走去的。我把摘来的番石榴和鳄梨敲开后，作为小小的贡品陈列在途中，供它食用。假如是未剥开的完整果实，我认为它就不认得它们了。倘若它能学会这一点，就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就会发现水果无须仰赖人类之手就能吃到，它们就长在树上。倘若没有好人，背叛定会蓬勃生长 。③
跟着玛土撒拉慢悠悠地在森林里觅食时，我发现有男孩，也有男人在那儿操练。他们不是正式招募来保护白人的比利时军队，而是一群在我们家后面的树林里秘密碰头的年轻人。我就知道阿纳托尔不仅仅是个小学老师和布道词译员。哈，阿纳托尔，全体一声阿哈 ！④ 在我窥伺的那片林中空地上，阿纳托尔端着枪，对武装人员讲话。有次他大声朗读了一封信，信里说比利时人已为独立设定好时间表。阿纳托尔提到了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四 ！”⑤ 那些人一听这话，就仰头狂笑。他们大呼小叫着，好像皮被剥下来了似的。
我不怕，我已经习惯于独自走路。母亲想必是不会同意的，尤其天快要黑的时候。那是我的秘密。她从来没意识到无论什么时候差我和利娅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比如那天去小溪取水，都意味着我会独自返回。
已近傍晚，我穿过斑斑点点的光线，进入了一片亮堂的空地。空地周围的草长得极高，从两侧向内弯压下来，在头顶形成一个有弧度的苫盖，类似隧道的穹顶。然后，我又回到了树下。利娅老早就提着水，赶到我前头去了。但有人在身后，是某个人，又或许是什么东西。我心里很清楚自己被盯梢了。我不确定听到了什么响动，但心里很明白。我愿意这么去想：是玛土撒拉在对我耍花招，要不就是俾格米人。但我心里愈来愈清楚。我注意到自己的后脖子上汗毛已经竖起。我并没觉得害怕，害怕对我没好处。肾上腺素对肌肉造成的影响会使我跑不起来。可我能品味到喉头深处的恐惧，感受到令人绝望的力道压在我松垮的四肢上。据说，对有些人而言，这种重若千钧的无助感会出现在梦里。但对我而言，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这辈子，身为艾达，必须自觉地与捕猎者周旋。
我停下，缓缓转身，往后望去。我身后的响动也停了下来。小径旁的高茎草随之响起一阵沙沙声，仿佛丝绒窗帘晃着晃着落了下来。每次我停下，就会如此。然后，我就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天越来越暗，我再也没法等下去，只能上路。
所谓的极慢就是这样的意思：你想要讲出的每一个故事，尚未开口，便戛然而止。当我到家时，已是来世的夜晚。
六点钟日落意味着生活在入夜后还会继续——就着门廊上的灯火读书，那便是我们家的晚间活动。利娅已提着水桶到了家，母亲也已烧好水，等水晾凉，同时张罗着做晚饭。蕾切尔已把布头浸过水，盖着脑门，躺在吊床上，拿了面镜子细究脸上的毛孔。露丝·梅也已尝试轮流说服家里每个人，说她能用那只没断的胳膊，凭一己之力把整桶水提起来。我无须身在其中就知道这一切。在这片压着声的家居杂音中，他们默认我会在其中某处好几个小时只顾想自己的事。当我实际上终于归家的时候，一如既往地，那感觉就像我太晚现身，错过了自己的人生似的。于是我溜到门廊那头的吊床上，栖息于九重葛底下暗如浓墨的阴影之中。
没过多久，塔塔·恩杜从黑暗中现身。他登上台阶，用他的法语官腔解释道，通往河边的小径上发现了一头大狮子的踪迹。那是头孤独的捕猎雄狮。塔塔·恩杜的大儿子刚从那儿回来，带回了这个消息。他发现了小女孩的踪迹，小女孩应该是拖着右脚走路的；也发现了狮子的踪迹，脚印是刚有的，覆盖了她的足迹。他发现了蹑行追踪的迹象，突袭猛扑的迹象，更有一抹血迹拖入了灌木丛中。他们便由此推论，那个歪斜的白人小女孩，那个从不咔咔咔咔 的小姑娘，被吃掉了。那扭曲的白色小身子被吃掉了 。⑥ 这就是塔塔·恩杜带来的令人悲伤的消息。但他看上去挺乐呵。为了向我父母施以援手，一队年轻人，包括他的几个儿子，已经出发去找那具身子或者说那具残骸了。
当我注视着他讲述这个故事时的表情，以及其他人获悉这则消息时的面孔，我发觉自己无法呼吸。姐妹们听不懂塔塔·恩杜法语和刚果语混杂在一起的词语大杂烩，只是因门廊上出现了贵人而茫然不知所措。她们根本就没把我挂在心上，即便利娅也是如此。将我留在上述狮穴、自顾而去的利娅。但母亲：她记挂我。不！她明白了。她从烧饭的茅棚冲到了门廊，手上仍握着一柄大木勺，滚烫的水滴到地板上。几绺头发波浪般盖住了她的脸。露着的那部分脸孔毫无生气，犹如她自己的苍白蜡像——一个无法以眼还眼，甚至救不了自己孩子的女人。从她脸上看见这般苦痛，让我短暂地相信自己真的死了。我幻想狮子的眼睛盯着我，好似恶人的眼睛，我感觉自己的肉体正在被吃掉。我成了虚无。
父亲站起身，威严地说：“让我们向主祈祷怜悯和理解。”
塔塔·恩杜并未低下头，而是仰起了头，不仅是高兴，甚至是骄傲。我总算明白他赢了，父亲输了。塔塔·恩杜亲自到这儿来告诉我们，他村子里的神并不待见堕落的牧师大人。为了表达不满之情，他们便略施小惩，把他的女儿给生吞活剥了。
要我站起来，走过去，实在很难。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仅此一次，父亲中断了祈祷。塔塔·恩杜往后退去，眯起了眼睛。或许他也不那么想让我被吃掉，只是不喜欢出错吧。他只说了句姆博蒂——告辞了。说完，便煞有介事地扭身而去，将我们留在身后。他不曾再来我们家，直到很久之后，许多事情都已改变。
次日清晨，我们听说搜救队找到了狮子杀生的地方。但罹难的不是我，而是一头一岁的羚羊。我琢磨着羚羊的个头有多大、肉有多嫩，狮子会不会大失所望，羚羊是否惜命如金。我琢磨着宗教是否会因这微微鼓动的波澜而盛衰明灭。气味变换踪迹更改，使捕猎者错过了扑杀的机会。某个神吸入生命的气息，缓缓而起；另一个神便凋亡了。
①原文为“Manene enenam, amen”。
②原文为法语，下同。
③此句原文为“Treason grows but for kind man”，是上文后半句“...mankind for, but grows on trees ”的一种回文形式。。
④原文为“Ah, Anatole, the lot an aha! ”，是一句回文。
⑤⑥原文为法语。

利娅
在被邀请去某人家里吃晚饭之后，有的人就会送来一张表达感谢的短笺。好吧，阿纳托尔送来的却是一个男孩。他带了张手写的纸条来到我们家门口，自报家门说他叫雷库尤，但希望我们能称他为内尔森。我们得给他饭吃，还要特许他睡在鸡舍里。（那次母亲为置办野餐会而大开杀戒之后，屈指可数的几只警惕的母鸡躲过一劫，潜回了家里。）每周他还能得到一篮鸡蛋拿出去卖，存下的钱可供他娶个老婆。作为交换，内尔森会帮我们劈木柴，把大块的木薯放到罐子里炖，还会给我们带来水果、蔬菜，以及从林中采集来的树皮汁。他会调制治头痛的药，对此，母亲很是仰赖。他能根据因蛇致死之人的各种死法来认出施害的是哪一种蛇，还会在前门的门廊上一惊一乍地表演给我们看。他也承担起了我们家其他让人惊讶的碎活，这纯粹是出于他的自愿。比如，有一天，他做了个竹框，用来安放蕾切尔的手镜，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挂在客厅的墙上，方便照镜子。于是，内尔森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把脸凑到套着框子的镜子跟前，在我们的客厅里一丝不苟地梳理他稀疏的头发，呵呵笑着，嘴咧得超大，我们都担心他的臼齿会噗地蹦出来。其他人也开始踏足我们家，用同样的方式照这面镜子。显然，我们挂在自家墙上的，正是基兰加唯一一面镜子。
当内尔森凝视自己的镜中形象时，我就会抓紧机会琢磨他——他的胳膊肘已经磨得乌黑，褐色的皮肤呈现出深深浅浅的色调，像是古色古香的桃花心木家具。由于喜欢吃甘蔗，他那短粗的门牙今后差不多会掉个精光。他咧嘴笑的时候，两侧的虎牙就会漾起令人烦扰的猴子般的光芒。不过，你也知道，他笑的时候是真的挺乐呵。他很开朗，爱干净，来我们这儿的时候身无长物，只有一条肥大的褐色短裤、一件整天穿着的红色T恤、一条皮带、一把粉色的塑料梳子、一本法语语法书和一把大砍刀。内尔森去哪儿都是轻装简行。他头发留得极短，后脖颈处露出了一块圆滚滚的粉色疤痕。阿纳托尔之所以挑内尔森来帮我们，是因为他同阿纳托尔一样，也是孤儿。几年前，内尔森全家老小，包括他父母、多如牛毛的哥哥和一个刚出生的小妹妹，乘船行至河上游时，船翻了，全都溺水而亡。刚果的独木船都是用硬木造的，随时都会像生铁块一样沉到底。大多数刚果人都不会游泳，你会觉得他们肯定视乘船为畏途。但他们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反而都很喜欢溯河而上或顺河而下，根本不会考虑翻不翻船。在命中注定要翻船的那天，内尔森因为某种巧合被命运遗弃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母亲就喜欢把婴儿带到上游亲戚那儿显摆，他很忌妒，就躲到外头去了，而她也根本就把他给忘了。这之后，内尔森就非常重视各种征兆和迷信。如今，他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家人可以帮扶他，十二岁的他也没学可上了。
阿纳托尔在纸条里写道，内尔森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确实如此。内尔森来我们家的那天，英语只会说“你好，谢谢，请”，但没过几个礼拜，任何要紧的话他就都能说了。不像玛玛·塔塔巴，老是牛头不对马嘴。我想说的是内尔森很有天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天分这种东西在刚果根本没什么用，就算像内尔森那样聪明，也是没法上大学的，和普莱斯家的女孩子们一样。照昂德当夫妇的说法，比利时人打定了主意要使当地人免受独立思想的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倒对阿纳托尔很好奇——比如说，昂德当夫妇究竟是如何让他当上老师的。有时候，我在脑海里想象自己会怎么问他。吃过午饭后，姐妹们和我都会躺下来，只要我脑中无事可想，就会琢磨那样的场景。阿纳托尔和我走在通往河流的小径上。我们这么做有很好的理由：他可以帮我把水拎回家，也许他还会邀我讨论经文里他不太明白的地方。于是，我们便如此这般聊起了天。在我想象的场景里，父亲已原谅了阿纳托尔，还鼓励他与我们家人交朋友。阿纳托尔的笑容特有亲和力，完美的门牙裂了条小缝。我在想象中感受到那笑容对我的鼓舞，甚至鼓起勇气问他那张脸怎么会如此奇妙：他们究竟是怎么让每一条疤痕都这么笔直的？是不是疼得厉害？然后，他就告诉我橡胶种植园的事。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要是工人当天没采集到足够的橡胶，就会被砍断手。比利时工头会把一篮篮褐色的手带给老板看，那些手像鱼堆似的堆得乱七八糟。文明的白人基督徒真是这样吗？
在我的想象中，阿纳托尔和我都是用英语交流的。虽然在现实生活里，他大多数时候都用刚果语给孩子们讲课。他的刚果语口音跟其他人不一样——就连我都能听出来。他会把嘴形拉得很大，正好露出牙齿，好像他一直都很担心自己被误解似的。我觉得阿纳托尔能帮我们家摆脱困境，因为他在这儿也是个外人，和我们一样。他会对我们的困境抱持同情心。而且父亲似乎也很感激他，在他们俩有过争执后，他仍旧愿为布道做翻译。阿纳托尔只要能更好地理解经文，就能成为父亲的朋友。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会如此体贴地把内尔森派给了我们。内尔森第一次自己去取水、烧水的时候，母亲真是感激不尽。她竟然坐到椅子里哭了起来。派了这么个好学生来，是份天大的礼物。我的理论是，这么做是因为阿纳托尔在我们家看到了两件事：一来，书这么多，可以给聪明的孩子阅读，就算那孩子再也没法上学；二来，我们很需要帮助，就像摩西的孩子需要摩西一样迫切。感恩节的时候，母亲还当着父亲的面大声祈祷，求主能把我们一家安然无恙地带离这儿。他不喜欢她将自己在信仰上的犹疑不决显露出来，他也这么说了。确实，露丝·梅把我们吓得不轻，但他理智地提醒母亲，无论是在佐治亚州还是堪萨斯城，反正不管什么地方，孩子都有可能把胳膊摔断。说句实话，要是我们当中有谁注定要摔断一次胳膊，那肯定就是露丝·梅。她玩命似的奔跑在人生路上，仿佛她打算在撞上二十岁之前就把整个人生都经历一番。
虽然我很不喜欢这样说，但艾达简直不可理喻。她一门心思地想要搞破坏，当然用的是她那种慢吞吞的方式。没有谁让她独自一人晃晃悠悠地在丛林里走。她本来是可以跟上我一起走的。主是我们的牧羊人，我们这些羊至少要凭自己的努力跟上羊群的步伐吧，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可以算是大人了，别人不都这么说吗。你总是能看见双胞胎小时候打扮得一模一样，可你从来没见过两个成年女人穿着同样的衣服、手牵着手跑来跑去。难道我和艾达还真指望永远都当孪生姐妹吗？
不管怎么说，有了她那次和狮子的短暂交锋，再加上露丝·梅摔断胳膊之类的事，我们俩都不得不抄写经文，即《创世记》第四章讲该隐和亚伯的段落，而母亲又开始劲头十足地担心起我们的安危来。雨季的雨下得越来越猛，整个村子都被咔咔咔咔 放倒了。我们原本以为这个词就是“赶快”的意思。当玛玛·姆万扎告诉我们她所有的孩子都得了咔咔咔咔 时，我们还以为她指的是孩子们都变得愈发焦躁不安，要挨骂才愿意去干活。但内尔森说：“不对，不对，玛玛·普莱斯，是咔咔咔咔 ！”显然，这是一种病，指的是一天要上无数趟厕所。（他用肢体动作来表现这种病，惹得露丝·梅狂笑不止。）他说上了这么多次厕所，身体里就什么都不剩了。之后，小孩子有时就会死掉。哦，内尔森还告诉过我们许多东西。比如，如果你遇见摆成X形的两根木棍，就应该用左脚倒退着跳过去。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关于这种病的说法。但接下来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家南边的一栋小房子，忽然搭起了一座用棕榈叶编成的拱门，是举行葬礼用的。院子里有花和一张张哀戚戚的脸孔。死的不是婴儿，而是他们的母亲。留下来的孩子看上去都瘦得皮包骨，孤苦伶仃的，仿佛妈妈走了之后，整个家庭都在重击下晕厥过去。你还真得好好琢磨一下她们究竟是得什么病死的，这病会不会传染。
于是，母亲陷进了全新的精神状态。传染，天哪，那比蛇还糟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染上身！她想象出无数借口把我们留在房子里，甚至不下雨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发明了“休息时间”——上完课、吃完午饭后就是这段无穷无尽无所事事的时间。我们只能待在床上，置身于蚊帐的华盖之下。母亲把这叫作午睡时间 ① 。起初，我还误以为是玩乐时间 ② 呢。所以一直很困惑，因为根本就不欢乐呀。露丝·梅一般都会睡着，炙热中大张着嘴，头发一缕缕地贴着汗津津的脸孔，像招贴画上发热的儿童。我们几个也一个挨着一个趴在铁架床上，汗流浃背，中间隔着幽灵般的蚊帐墙，胸膛里燃着无名之火，彼此羞辱，指望着能够起床下地。除了《爱斯基摩人土地上的鲍勃西双胞胎》，我无书可读，而对这本幼稚的书，我丝毫提不起兴趣。我只是忌妒傻头傻脑的鲍勃西双胞胎能在银装素裹的凉爽之地冒险，比我们可强多了，那儿也没人需要忍受这种强加的休息时间。
我怀念自由。村里的许多事情我都很想了解。其中最挠心的是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他在谋划着什么事情。有一次，我和艾达在那儿偷窥，听见他的无线电里发出尖利无比的声音，我们还真看见他回复了一次。他在自己那张简易床上翻来覆去，口中念念有词，我实在是很想凑近偷听一番。他跪在一个轰鸣的小柜子前，用一团线圈抵着自己的脑袋。他说“明白”，说了好多遍。他还说：“长官，他们要是敢这么干，就让他们去死。”老天，我还是快逃吧！
现在我大概没机会弄明白究竟谁或什么东西要死了，因为看这倾盆大雨累日不停的架势，我们恐怕只能永远凋谢在自己的简易床上了。至少蕾切尔还是有用的，这辈子也就这一次吧。沮丧时，她可以引我们发笑。在模仿电台广告方面她很有天分，时尚模特的奇妙嗓音会从她的口中缓缓道出：“经医学检验，除味霜可从源头上根治狐臭和多汗症！”说到这儿，她就忽地仰起脑袋，双手高举，露出腋下的暗色汗渍。她还会做各种美发产品的广告，把她那头白色的鬃毛编成一团牛粪，盘在头顶上，“让今天拥有崭新的奢华气象！”而且她特喜欢提到雀巢速溶脱脂奶粉，“新款魔力水晶，即刻溶解！”这种奶粉早已成了我们的主食，但不会即刻溶解，而是在杯子里凝结成块，就像白色的血块。那种结晶状的奶块已让我们倒尽了胃口，就连梦里都会被呛到。
她会把那些广告说个遍，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但总归会慢慢消停，然后大家就都安静下来，无精打采地转身看书去了。我们的阅读材料是随机寄来的，并不怎么适合我们。这些书装在没有标签的硬纸板盒里从利奥波德维尔寄过来。我们都很怀疑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把装着好书的盒子带给了其他地方更走运的孩子。以前在伯利恒，我们组织过为穷人家的孩子募书的活动。如今，我很可怜那些孩子，他们只能耐着性子看我们那些脏兮兮的二手小说和过了气的家庭木工手册，还有人指望他们对此感激不尽。等我们回到家，我发誓，将那些最好的书读完之后，我会把它们全都捐给穷人。
我闲极无聊，便在同鲍勃西双胞胎一起寄来的一批幼儿读物里，选了本讲南希·德鲁③ 的书。对一个已来了月经、阅读达到大学水平的少女来说，沦落到此等地步，实在让人既惭愧又懊恼。不过我也得承认，其中几本南希·德鲁还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有一本情节比较怪异，场景设在地下密室里。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昏昏欲睡，这情节把我引入邪思，使我满怀罪孽之感。空虚的心灵乃是魔鬼的作坊，我想这句话也许有点道理。每当这种时候，我确实会起些魔鬼的念头。我幻想南希沿着漫长的铸铁楼梯逐级而下，来到地狱，有个男人在最底下等着她。有时候，那男人只是一个没有脸面的影子，戴着顶帽子。有时，他会笑起来，露出漏风的牙齿，让你看见一张优雅的疤痕脸。其他时候，他就是安德伍德火腿罐头上那个堕落的红色恶魔，戴着领结，蓄着胡子，长了根箭镞般的尾巴，沾沾自喜。我第一次梦见这番场景的时候，根本搞不清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坠入了发烧般的五彩梦里。我只知道自己突然挣脱出来，浑身笼罩着浓烈的汗味，腰以下部位在感到刺痛的同时，像是剧烈而彻底地苏醒了。我知道这种感觉实在是大错特错。即便如此，这样的梦我仍然越做越多——有时我敢肯定，刚开始做梦的时候，我是半睡半醒着的。
过了几个礼拜后，我烧得愈发明显，母亲意识到就我的年龄来说，我的个头算是大的，而且很好动，所以她之前低估了给我的奎宁剂量。原来，腰以下部位的那些感觉其实都是疟疾的附带症状。
圣诞节，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全是缝制品。我们本来就知道不能期望过高，而且，唯恐我们忘了，父亲每年圣诞节的晨间布道讲的都是，应让心灵盈满恩惠以取代物欲。可是你仍会心怀期待。我们的圣诞树就是一片棕榈叶，卡在放满石块的桶里。当我们聚到桶的四周，等着轮到自己打开那份让人精神一振的微薄礼物时，我凝视着那可怜的叶片。叶子上装饰着白色的鸡蛋花天使，边缘已经呈现出褐色了。于是我决定最好不去理会这种事。即便你最近过了没有蛋糕的十五岁生日，对圣诞节还是很难抱持这样成熟的态度。
母亲宣布，我们这些女孩子现在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把自己的胸部④ 练大。我以前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没怎么在意。我见过漫画书背面马克·伊登公司的广告，广告上说能让你拥有让人羞于注目的那种模样。所以我一直以为把胸部练大就是练出胸肌，让上身的形体好看。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母亲说的是另一种胸部，有点像行李箱，据说女孩子可以把任何一样结婚后会用到的东西都往里塞。这也就是她让我们从大西洋那边（或偷偷摸摸或光明正大地）把刺绣用的丝线、粉色的剪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带过来的原因。
此刻，当我们躺在床上，瞅着鞋子上的霉块时，正好将全副身心投入到漫长的结婚规划中。蕾切尔和艾达被分配做嫁妆箱内的各种物件。而家事从来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我只专攻一个大项目：用十字绣绣一块桌布。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用各类颜色的线密密地缝上许多细小的X就成。桌布的图案用水消笔直接拓到亚麻布上即可，有点像数字油画。只要闲极无聊，猴子也能做这事。绣十字绣当然不需要什么才能。我觉得整件事唯一让人心生希望的，在于你以为把这件事干完后，就会有人愿意娶你。
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种事可能性不大。首先，我是个平胸，是皮包骨的那种平。当我和艾达往上跳了两个年级后，发现情形变得更糟了。起先，我们只是牧师的女儿，然后，在一片牵牛花田里，我们真的只能算是小洋葱——周围全是九年级的女孩子，她们都眉目含情，涂着粉底液，胸脯把马海毛套衫撑得鼓鼓的。没有一个男孩子正眼瞅我，除非做不出作业让我帮忙。说句老实话，我是真不在乎。你要是问我的看法，关于接吻我更关心对方的牙齿清洁状况。如果你想看星星——据蕾切尔所说，那就是全部内容了——那为什么不晚上爬到树上去看呢？当我试着去想象自己的未来时，除了当传教士、老师、农民，告诉别人天助自助者之外，我实在看不出自己还能干什么。不管怎么说，都要过某种虔诚的生活（这也意味着艾达应该不会离我很近）；我倾向于尽可能地在户外多花点时间，因上帝的造物而欣喜，而且要尽可能地穿裤子。
有时候，我也确实会想象自己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情形，否则我何必在非洲随身带着记有童年种种教训的笔记本呢？可是，没有丈夫，哪儿来的孩子让你去说教呢？看来，这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障碍。
父亲说女孩子结不了婚就是偏离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他不让艾达和我上大学的原因，而且也浪费钱——我确定他说的是实话。但不上大学，我又怎么能学到任何东西好去教给别人呢？如果某个精力充沛的美国男孩能交到一个大胸女当女朋友，又怎么会对一个磨破膝盖的地理女怪才多看两眼呢？我觉得这种事还是等等再说吧。上帝肯定很清楚自己打的是什么算盘。他会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让每一个注定当妻子的都有个丈夫。如果主不给我安排一个男朋友结婚的话，那完全是他的事。
另一方面，蕾切尔对这档子事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虽然这里听不到五黑宝乐队的新专辑、穿不了马海毛套装、没新衣服可穿、没舞可跳，可一旦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她就对嫁妆箱的想法兴奋不已，或者是假装如此吧。天哪，她趴到床上，屈着双膝，两脚上杵，双手在面前不停地鼓捣，迫不及待地忙活着嫁妆箱项目。她应该是想花一个礼拜左右把所有的事都干完吧。哦，她还在小方巾上绣上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用钩针为将来要做嫁衣的衣裙织上了衣领，还有很多东西我都说不上来。只有在这时候，她才不会眼珠子乱转，不停地捋头发，而是消停下来，老老实实地做件事儿。
艾达和我把缝纫用具拖到外面的门廊上，以便留意这世界发生的一些趣事。从听说艾达被狮子追踪的那天起，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江河日下，全村人至今还将之作为谈资。每当看见我们，他们就会特意把艾达指认出来，还模仿狮子的吼叫，这样一来我们便没法把这件事置于脑后了。但从好的方面来看，这起事件也使父亲的教堂欣欣向荣起来。村民们似乎认为如果耶稣能为一个可怜的瘸腿姑娘阻止一头狮子，那他定能为基督徒时刻保持着警醒——哈！恰好就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日常所奉的非洲神灵已对我们恼羞成怒，想要给我们一个教训的时刻。他们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就像神灵之间进行了一场摔跤比赛，耶稣和艾达脱颖而出。父亲当然说这是迷信，是把事情过度简单化。但走运的是，几天前他布道时恰好说起过但以理和狮穴的寓言，所以他们现在自然而然会为了礼拜天上教堂而挤得头破血流。艾达是因由。父亲很高兴艾达出了那样的事，说了什么倒在其次——他竟在大庭广众之下搂着她的肩膀！真是太不公平了。
但我们还得继续互相做伴。被母亲的命令束缚在门廊上，好似囚于笼中的暴躁的双生熊。我们忌妒地瞅着内尔森忙忙碌碌，如入无人之境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只要想，就能随时咔咔咔咔。他走开后，我们能看见他那块滚圆的粉色疤痕透过树隙，犹如笑意盈盈的小眼睛，自后脑勺窥伺我们。我们还能看见玛土撒拉，自由了四个月后，它仍旧盘桓于我们家四周，嘴里嘟嘟囔囔的。听见家人的声音从树枝上传来，是件很奇怪的事，仿佛我们变成了某种飞翔的精灵，只专注于花生、香蕉和老套的问候语。有时，它会把我们吓一跳，因为我们忘了它都是在茅厕里度过那一个个孤独之夜的。真的，蹲在黑暗中撒尿，听见背后有个声音宣告：“姐妹，上帝无上伟大！”那种感觉真的好怪异。但我们对它心怀愧疚，所以会在里面给它留几片水果。每到晚上，我们都会特意把茅厕门关好、上栓，以免獴和麝猫入内把它干掉。
起先，我想让玛土撒拉回来，住回鸟笼里。后来父亲对我说，这个安排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我们放走玛土撒拉，是因为对它的囚禁令我们难堪。这会让这只鹦鹉有失庄重，不似上帝所愿。于是，我就只能支持玛土撒拉去适应自由。当我们坐在外面做针线活，注视着它在树枝间摇摇摆摆地腾上挪下时，我并不清楚艾达支持的是什么。我得说她也许对此毫不在意，真的，她只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艾达就是那样。她觉得并无义务去为今后、为自己的必朽灵魂好好斟酌什么，甚至此时此地怎么样她也毫不在乎。她只会注视生活，但好坏无所谓。
当然，她不会为自己今后的主妇生活投入任何努力。艾达为嫁妆箱做的东西很是诡异、病态，围巾之类的布品都让她给镶上了黑边，母亲不知如何是好。露丝·梅不用做嫁妆箱，但她要保证不乱跑、不打碎任何东西，才可以和我们一起躺在吊床上，用纱线玩翻绳游戏。
我倚着吊床，无精打采地绣着桌布，好让母亲抱有幻想，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结婚。但只过了一会儿，我就越做越有劲儿。十字绣本身很无趣，但前景很美妙。母亲很有先见之明，让我绣植物图案，因为她知道我超爱蓬勃的绿色植株。一丛丛三色堇和玫瑰花将在桌布的四角相映成趣，与四边交错缠绕的绿藤相接。第一朵西洋玫瑰开始在我的桌布上成形，就像很久以前圣灵于基督体内显现一般。从那一刻起，我就能想象整座花园。
尽管如此，这个项目似乎依然太庞大了。蕾切尔做完了整整一套餐巾，我却只绣完一朵粉色的玫瑰。湿气太重，竟有水从我们的睫毛上滴落下来。在这潮湿的氛围里，第一束花朵花费了太长时间，金属绷子都出现了锈迹。
嫁妆箱计划并未长期占据我们的主要心力。蕾切尔想要的东西太多，材料很快用完；而我们想要的又太少，动力也很快就没了。偶尔，我还是会把桌布抽出来，想要重拾热情。我甚至向上帝祷告，让我有足够的资质成为一个妻子。但锈蚀的绷子在亚麻布上留下了一圈难看的橙色印痕，或许永远地毁了我的前景。
①②原文分别为“siesta time”和“fiesta time”，其中“siesta”和“fiesta”发音相近。
③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系列侦探小说里的主人公。
④原文为“hope chest”，指嫁妆箱，但利娅把“chest”理解成了“胸脯”。

露丝·梅
我很想看内尔森的裸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跑进灶间，用一只豁口碗里的水洗脸，再穿上裤子和上衣。他还会洗后脖颈，那上面有个粉红色的洞。直洗到皮肤闪闪发亮，水全从上面流下来。然后，他会紧盯着自己的衣服，念完咒语后穿上。褐色的短裤，红色的T恤。那就是他的全套衣服。这儿的所有人都只有一身衣服。我的小伙伴们有的穿蓝色的衬衫睡衣；有的穿方格裤，把裤脚卷得老高；有的穿短裤，白色的内兜大得都露到了裤腿外面；但没有穿长裤的。女孩子们根本就不穿裤子。小娃娃们一丝不挂，所以只要想尿尿，他们就会蹲下来，随地撒上一泡。
鸡舍是用木棍搭起来的。墙上开了几个正方形的小洞，正好可以让我偷看内尔森。我好坏。有时候，我会向耶稣宝宝祈祷，让我变成好人，但耶稣宝宝没有。
鸡都坐在蛋上。好样的小妈妈，我们说，给我们孵出更多的小鸡来吧。它们的房子就是间棚子。它们想把窝藏到灌木丛里，但内尔森和我都能找到。他说它们都是坏母鸡，想要把小鸡藏起来，不让我们看到。我想骂它们，但他说鸡听不懂英语。他让我听他怎么给它们唱歌：库伊巴迪亚基，库伊巴迪亚基，姆博蒂维！姆博蒂维 ！唱完，我们就把那些蛋全拿走了。早上，蕾切尔和其他人都要学课本。只要我答应妈妈不和任何别的孩子走得太近，就能给内尔森搭把手。别的孩子都生病了。他们只能去灌木丛里的二号洗手间拉大便，我们可能会因此染上毛病。
我们把鸡蛋拿给妈妈，她把蛋放在水桶里漂来漂去。有的会沉到底，有的会漂到最上面，就像万圣节的咬苹果游戏一样。沉底的吃起来还行，漂着的就都坏掉了。要是你说：最后一个是臭鸡蛋！① 我猜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要漂在上面了。内尔森想要那些臭鸡蛋，妈妈担心他会吃坏肚子。但她还是说：“哦，拿去吧。”于是，他就拿走了。但他没有吃。他把臭鸡蛋藏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巫医塔塔·库伏顿度要它们给那些需要躺下来的死人用。恩甘噶 就是指巫医。塔塔·库伏顿度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一只脚长了六个脚趾。内尔森说，恩甘噶库伏顿度可以让活人死，让死人活。内尔森认为塔塔·库伏顿度说不定很厉害，甚至能指挥军队，但他太老了，也许他的某一个儿子能行。和我一样，内尔森也知道帕特里斯·卢蒙巴是谁。他说有些人说赶紧在你们家的花园里埋石头，等白人全都死光后再挖出来，那些石头就会变成金子。内尔森说他不相信那些话。他说，没人会真的相信，除了那些想要相信的人。我说，为什么所有的白人都要死？内尔森不知道。
现在又有很多人去教堂了。内尔森说那是因为狮子想要吃掉艾达，但耶稣赶在最后一刻把她变成了羚羊，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在狮子的大嘴咬向艾达的那一瞬间，艾达变成了羚羊，而真正的艾达已从那儿消失不见，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我们家的门廊上。
内尔森说这儿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神保护着。特定的非洲神灵就待在他们脖子上挂的那些小东西里，叫作格里－格里。有点像小瓶子，但是用棍子、贝壳和其他东西做成的。有时候，我会想象那些很小很小的神灵就骑在人的脖子上，还会大喊：救命！让我出去！就像拉丁神灯① 里的妖怪。你只要搓一搓它，说，喂，小神，你得为我多留点心，否则你马上就会和我一起被狮子吃掉！
所有的小神现在都恨透了耶稣，它们只要有机会，就想找我们的麻烦。如果耶稣不留心的话，就糟了。我告诉内尔森，耶稣太大了，没法待在小小的格里－格里里面，骑到人的脖子上。他的个头像人那样大，披着褐色的长发，穿着草鞋，鞋子还是特大号的。内尔森说是啊，每个人都觉得他的体型很棒。许多人都开始去听父亲谈论耶稣，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内尔森说他们只是一只脚跨进了教堂，另一只脚还在外面。一旦我们中有人遭了殃，他们就会离开。
我们在灌木丛里发现了那些鸡蛋，把它们全都拿走之后，耶稣宝宝就让所有的鸡乖乖听话地跑到我们在鸡舍角落做的大巢里孵蛋。妈妈拿支铅笔，在十三只鸡蛋上做了标记“X”。我们把那十三只都留在巢里，等母鸡一下新蛋，就拿出来吃掉。有时候做炒鸡蛋，有时候做白煮蛋，但从来不吃用“X”标记过的蛋，因为它们要变成鸡宝宝。长大后，它们就会变成下蛋的母鸡。但只是其中一些。另外一些长大后会变成烤鸡！都是些运气不好的鸡。它们会被砍断脖子，喷着血，乱蹦乱跳，哈哈哈，真可怜。我想鸡最好也在脖子上戴上小格里－格里 。
我每天都会去看小鸡宝宝们是不是孵出来了，都是我第一个发现的。除了一个，都孵了出来。那只没孵出来的被压碎了。它摊在鸡巢后面的泥巴墙上，像一幅挂上去的画。内尔森就住在那儿，墙上有了一幅死掉的鸡宝宝的画。我很难受，从此再也不想看他的小鸡鸡了。
要是外面天黑了，而你看见了一条蛇，或者就算只是想谈谈蛇，你也不能把蛇这个字说出来。你应该说线 。你要说，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看见一条黑线从野餐的地方往家里去了？到了晚上，你就应该这样说。对于我在天黑后还管蛇叫蛇，内尔森很抓狂。他说因为太阳下山后，蛇能听见你叫它的名字，就会跑过来。其他动物也是这样。它们在黑暗中听力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小心。
内尔森也对利娅很抓狂。因为他要帮她养一只宠物猫头鹰。我们发现猫头鹰的时候，它还是个宝宝，不会飞，所以利娅就把它关进笼子，喂虫子和肉给它吃。它浑身白毛，一根根竖着。利娅用这儿的语言称呼它姆伏伏，意思是猫头鹰。但利娅的朋友帕斯卡不喜欢它，内尔森更是恨得牙痒痒。玛玛·姆万扎手里兜着橙子，过来和我们换鸡蛋的时候，也很恨它。玛玛·波安达也是。她穿着黑色的裙子，屁股上有颗超级大的粉红色星星，发型也像星星，不管走到哪儿，腰板都挺得笔直。理发的是年纪很大的玛玛·洛。她现在只剩两颗牙齿了，一颗在上面，一颗在下面，这样就能交叉着咀嚼。她是最讨厌我们家猫头鹰的人，怒气冲冲地抱怨我们竟然养这种东西！因为她妹妹刚死没多久。不管是谁看见我们家的猫头鹰，都恨得咬牙切齿。内尔森说要把它从家里弄出去，否则他就再也不过来了，没得商量。于是，妈妈就让利娅把它从家里弄了出去。利娅暴跳如雷，因为它还只是个小宝宝。情况确实是这样。它才刚开始长羽毛，身上大部分地方仍然是白色的绒毛，还很听话。
内尔森跑去找了阿纳托尔，拽着他的手过来，就好像他能说了算似的。阿纳托尔说刚果人不喜欢猫头鹰，因为猫头鹰晚上到处飞，专吃死人的灵魂。最近这儿有好多猫头鹰，他说。生病的孩子太多，所以没人忍受得了猫头鹰飞来飞去，还用恶狼似的眼睛盯着他们。就算只是个猫头鹰宝宝也不行，也许它就是想找其他宝宝做伴呢。
父亲说那都是迷信。这样啊！利娅就又把那只猫头鹰逮了回来，让它待在肩膀上，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还说父亲站在她这一边。嚯嚯！因为她犯了骄傲自满的罪，他就狠狠打了她，罚她抄写经文。她坐在那儿，用手托着腮帮子抄写。她把手放下来的时候，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的瘀青，那看上去就像父亲站在煤油灯前握着手，在她身上投下了一片阴影。其实不是，他正在另一个房间里读圣经呢。
她抄完经文之后，就跑到丛林里去，把那只猫头鹰宝宝放生了。我们都以为她再也回不来了，全都吓得半死，一直坐着等她，除了父亲。屋里很安静，你能听见蕾切尔天美时手表的秒针发出嘶、嘶、嘶 的响声。每当灯盏里的火苗上蹿下跳，影子轻轻摇动的时候，你就得眨一眨眼睛。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不管你认为是蛇还是豹子把利娅给逮住了，都不能大声说出口，只能说线或斑点布 。我说：“我希望线没咬她！”
父亲老早就回卧室去了。最后，他朝妈妈吼，让她把我们都弄上床后，快点过去。他说利娅会回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她只是想引起注意而已。他说根本不要去在意她，否则你们都会像她一样吃错药。然后，他又说：“如果猫头鹰可以把一整个灵魂给吃了，那就说明它比魔鬼先行了一步。我想那是因为魔鬼先收买了它们。我发现他倒是先在我们家做好收买工作了。”父亲简直气疯了，只想让我们不要再去谈利娅，因为把利娅赶走的正是他。
我们什么都没对他说，也没上床睡觉，只是坐在那儿。妈妈全神贯注地凝望着敞开的大门，等着利娅回家。蚊子和白色的大飞蛾从门口飞入，从窗子飞出。它们有的决定脱下大衣，在屋里待一会儿，于是就飞进了煤油灯里，烧得粉身碎骨。如果你是坏人，上不了天堂，你也会这样，在一个不祥之地烧得粉身碎骨。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家就是刚果虫子的不祥之地。哈哈。
父亲想要教每个人去爱耶稣，但由于这儿有很多事情要忙，他们都没法去爱。有的人怕耶稣，有的人不怕。但我认为他们都不爱他。就连那些去教堂的人，他们依然崇拜着假眼洋娃娃① ，还结了好多次婚。父亲就是要纠正他们。
我也怕耶稣。
当她从树林里回来的时候，我们全都腾地跳起来，大喊大叫着跑向门廊，活蹦乱跳地拽着她的衬衫下摆，把她拉进屋里。嚯嚯，父亲却在黑漆漆的卧室门口往外瞅着。你只能看见他的眼睛。我们不想吃错药，所以都死命地盯着利娅，用眼神表达真为你难过，试着传达各自的善意。我们上床后，我撩起蚊帐，握住了她的手。
那晚妈妈没睡在自己的房间里。
妈妈说鸟儿会让她死掉。我宁可说是蛇。不过我想如果鸟儿会把死孩子的灵魂吃掉的话，那真的让人很担忧。夜里又多了一种需要听的声音。天黑后又多了一样你不能大声说出口的东西。
①一种儿童游戏。有人先喊出这句话，其余的孩子都会跑开，以免成为最后一个，成了臭鸡蛋的孩子会受到惩罚。
②露丝·梅把“Aladdin’s lamp”（阿拉丁神灯）说成了“Laddin’s lamp”。

蕾切尔
一月，昂德当夫妇现身了。他们从利奥波德维尔过来，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是坐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的飞机来的，那时候我们真正最期盼的其实是土豆泥和午餐肉。昂德当夫妇可不喜欢闲着没事跑来这儿，所以相信我，这次绝对有事。他们看上去像是得了神经性头痛症。母亲很不安，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传教联盟的上司。他们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在做家务活：穿着条旧旧的黑色七分裤，膝盖部位已磨破。看她趴在那儿擦地板真是一道风景，蓬乱的头发一绺绺翘着，眼睛下面挂着一道黑黑的眼圈。那是因为她整天提心吊胆，怕我们感染上那种自杀性的疾病。我觉得，她那么尴尬倒不是因为穿了身旧衣服，而是因为獴啊蜥蜴啊在我们家畅通无阻地跑进跑出。不过，至少那只烦人的猫头鹰总算走了。谢天谢地，即便父亲对利娅太狠了点。那场景真是吓人。那件事之后，我们都变得比以前还要如履薄冰。那只猫头鹰散发着一股腐肉的味道，所以我还是要说，总算把它给请走了。
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为昂德当夫妇盛装打扮？我听父亲说过，他们甚至都不是浸信会教徒，只是替传教联盟监管财政方面的事务而已，因为撤走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是圣工会① 教徒，真名其实很有异域风味，叫昂－特雷－东什么的。我们说昂德当，是因为这样读起来顺口。老实告诉你，他们俩不过是一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夫妇，发型很简单，花不了几个钱，裤子是卡其布的。更搞笑的是，弗兰克·昂德当和詹娜·昂德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除了身上的搭配不同：他蓄了胡子，她戴着金色的十字架耳环和挂链眼镜。土豆头先生和土豆头太太。②
他们坐在桌边，汗流浃背，母亲则跑去榨橙汁，给他们端上来。甚至连玻璃杯都在滴滴答答地淌汗。外面，天空正在为定期可见的午后风暴排兵布阵——大风狂击着棕榈叶，红尘幽灵从路上扬起，小孩子们飞奔着找地方避雨。母亲太紧张，没法和他们一起坐定，索性站到父亲的椅子背后，倚着窗台，等他看完他们带来的报纸。报纸在他们所有人手里传来传去，只除了飞行员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他多半不知道该拿报纸怎么办，除了用它们来擦屁股。对，现在他也算是我们的一员。他就在后门廊上，斜着身子一个劲儿地吐痰。后来我都忍不住想说他了。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把我内心的想法脱得一丝不挂。我早已说过，父母对某些事情完全是蒙在鼓里的。我朝他做了个鬼脸，总算把他轰走了。
父亲在读最近的新闻时，昂德当太太想要和母亲套近乎，就抱怨起利奥波德维尔家里的男童。“说句实话，奥利安娜，除了孩子，他什么都能偷。只要觉得能卖掉，他就会把东西弄到手。要是我想把东西锁起来，他就会拍着胸，好像我控告他杀了人似的。前天晚上我甚至抓到他把弗兰克的手帕和一公斤糖藏在衬衫下面，他还跟我装傻。他总是声称对那些东西去了哪儿毫不知情。”
“我的老天哪。”母亲说，听上去对这话题没多大兴趣。
昂德当太太注视着母亲，一脸的不解，“你的老甜 ？”为了表明我们说话带口音，她老是重复我们的发音和表达方式，拿我们开涮。可她自己也算是个外国人，所以要我说，她和我们是半斤八两。
这段时间以来，我和妹妹们都会找借口出去玩，不想花一上午的时间陪母亲一起扮“学校叮咚”③ 。但我们对昂德当夫妇的来访还是挺好奇的，就不想走开了。老实说，我们太缺玩伴了。我开始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照照镜子，整理整理发型，收拾收拾桌子，最后和妹妹们晃悠到了游廊上，那儿离门口足够近，方便监视。我们凝视着斟满橙汁的玻璃杯，希望在我们凝神细听、弄明白他们究竟为何而来的时候，母亲能与我们结成同盟，给我们也准备充足的橙汁。虽然我很清楚，说不定还没等听完，我就会倦极无聊地发起神经来。
当然啦，等他们把报纸上的文章传看了一遍之后，就不再谈论昂德当夫妇家那个有犯罪情结的男童，而转移到了各类乏味至极的话题上：新的床单，抗疟疾的药物，学校新发的圣经。诸如此类。
看到父亲把报纸扔到地板上，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把它捡起来。好吧，我为什么不应该捡呢？报纸上是血红的英语，发自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我打开他们折起来的那一页，看到上面写着“苏联计划向刚果推进”。文中说赫鲁晓夫想接手比属刚果，不让这个无辜的蛮荒之国成为自由社会。因为这是赫鲁晓夫统治世界的一步棋。这有什么，要我说，如果赫鲁晓夫想要刚果，那就让他拿去好了。不管怎么说，这报纸也是去年十二月的了。如果这项庞大的计划进展顺利，我们现在就该看见俄国人的皮毛了吧。这篇文章说比利时人都是无名英雄，他们进村的时候，通常都会把正在进行活人祭祀的食人土著打个措手不及。哼。如果他们哪天来了我们村的话，应该会把正在擦地板的母亲和正在马路对面比赛尿尿的十几个小屁孩打个措手不及吧。我把报纸给了艾达，利娅站在她背后读。她们翻了几页后，给我看一幅漫画：秃头大肥仔尼基塔·赫鲁晓夫身着共产主义制服，正和大嘴唇、发辫里插人骨的骨瘦如柴的食人土著手牵手大跳热舞。赫鲁晓夫还唱到：“宾果、班果、邦果，我可不想离开刚果！”
我望着窗外，心想要是有一丝机会的话，谁不想立马离开刚果。昂德当夫妇和母亲神神道道地聊完奎宁片这一话题，就陷入了所谓的难堪的沉默之中。昂德当夫妇不停地“呃哼，呃哼”，跷着二郎腿，总算开口说出了他们所谓的特大新闻：刚果五月就要进行选举，六月宣布独立。就我所见，你完全可以马上将其同抗疟疾药和圣经归到一起：无料的④ 话题。但母亲和父亲好像挺震惊的。母亲的脸拉得好长，看上去就像《美女和野兽》里的克莱尔·布鲁姆⑤ ，当她终于见到自己要嫁的人时，也是这副表情。我等着母亲像以前那样，马上回过神来，再次抱持“一切都会好”的态度。但她始终脸色惨白，像是连气都喘不上来似的。她用手抚着喉咙，好像吞下了一大口洗涤剂，那样子把我吓坏了。我于是留神起来。
“今年 六月。”母亲说。
“比利时不可能接受选举的结果。”父亲说。好吧，他自然什么都已经知道啦。在上帝的绿草地上，不管发生什么事，父亲都觉得像看过的电影一样明明白白，我们却因不知道结局而哑然失神。利娅，当然会从吊床上跳下来，仔细领会他的一言一行。自从父亲为猫头鹰那事狠狠教训了她后，她正在加倍努力，想要赢回他的心。
“比利时绝对会接受的，拿单。这是新出台的官方计划。博杜安国王邀请了八十名刚果领导人去布鲁塞尔制订独立进程。”土豆头先生如是说。不过他讲起话来没有丝毫演讲风采。我敢肯定他是外国人，要不以前也是。
“什么时候？”母亲说。
“两个礼拜前。”
“那我们倒要问一问，旧的官方计划怎么办？”父亲说。他总是要说“那我们倒要问一问”而不是直接发问。
“利奥波德维尔和斯坦利维尔已经因发生暴乱和罢工而被封禁，你们没听说吧。旧的官方计划进行得可不怎么顺利。”
“那苏联接手的威胁呢？”母亲很想知道这一点。
“老实说，我认为比利时更担心的是非洲人接手。”他说。昂德当牧师名叫弗兰克，所以老是会说“老实说”⑥ ，他根本就没看出这有多搞笑。“俄国人只是理论上的威胁，刚果人可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应该会严重得多。我们法语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兄弟要偷你的母鸡，那就保持尊严，抢在前头把鸡送给他吧。”
“所以，他们就这样拱手把独立送给刚果人？”母亲凑到父亲的脑袋上方说，看上去就像父亲不怎么称职的守护天使，“弗兰克，你说的被邀请到布鲁塞尔去的都是哪些领导人？这儿究竟有谁有资格做这样的事？”
“都是部落酋长、工会首领之类的。他们说这场大会就是个大杂烩。约瑟夫·卡萨武布在抵制比利时和尝试控制局势之间举棋不定。为了这件事，卢蒙巴也被放出了监狱。他们在政府中确立了议会体系。选举会放在五月中旬。独立日是六月三十日。”
玛土撒拉悄悄溜进了他们身后的九重葛丛中，咕哝着：“傻大个傻大个傻大个。”我敢发誓它肯定也在听这场谈话。
“比利时以前从来不愿讨论独立。”父亲严肃地说。
“是这样的，弗兰克。”母亲附和道。她双手放在头发上，把头发从脸上往后捋，像只正被剥皮的兔子，还用手不停地给后脖颈扇风。这样可不雅观。“我们决定来这里之前，和亚特兰大的传教士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比利时的政策顾问去年就制订过一个允许独立的计划，说是多少年来着，拿单，是三十年后吧？是三十年！”
母亲略略提高了嗓门，土豆头先生看上去有点尴尬。“抱歉，我要提醒你们，当时给你们的建议是不要来。”他最后说道。
“不是这么回事儿。”母亲说。她看着父亲，而土豆头太太也看着父亲。父亲盯着土豆头先生，但那位没胆子和他四目相对。真是一出好戏啊。
最后，土豆头先生终于敢开口讲话了。“恕我冒昧，”他说，“你们在这儿的工作当然得到传教联盟的祝福，奥利安娜。”他或许没有冒犯之意，但母亲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像个不祥之词。“我还想说的是，许多人都很佩服你们，他们都缺乏你们的……胆识。”他盯着袖口的纽扣看，很可能是因为那纽扣缝得七扭八歪，要不就是那个偷手帕的男童缝的吧。然后，他拿起空玻璃杯沿着桌上杯底留下的圆形水渍一遍又一遍地绕来绕去。
每个人都等着听弗兰克·昂德当就所谓的“冒昧”到底还会说些什么。最后他终于开口了：“但你们都知道，你们在这儿的传教并未得到批准。”他抬眼瞥了一眼母亲，注意力又转回那只绕个不停的玻璃杯上。
“啊，这话什么意思？”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吧。你们并没经过任职语言培训或任何一种常规培训。恐怕传教联盟认为给你们的津贴只是纯粹出自他们的善意。如果现在停发津贴，我并不觉得有多吃惊。”
这还了得！母亲的手猛地砸向桌子，砰 ！“你怎么敢认为我们一家住在这个霉气冲天的地狱里就是为了每月区区五十美元！”她几乎是对着他在吼。老天呀，门廊要是够大，我们肯定全都会躲那儿去。
“奥利安娜。”父亲说。（是那种对着在地毯上撒尿的狗才会用的语气。）
“好吧，拿单，看在老天的分上。你难道就没看出这是在羞辱你吗？”
通常，不用提醒，父亲就能知道自己受到了羞辱。通常，羞辱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看得比什么都严重。我们都十指交叉。
“现在大家还是冷静一下吧。”土豆头先生说着，想假惺惺地一笑了之。“没有人在受羞辱。我们对传教联盟的决定没有丝毫的影响力，这你们也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南浸传教联盟和其他许多组织的卑微的管理人员，现在，这些组织都给出了相似的建议。我们亲自到这儿来和你们沟通，是因为真的很关心你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还有你们宝贵的孩子们。”
刚才说到“地狱”这个词的母亲，此刻与为基督作见证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想说的是，现在她就是一副要拿棒球棍打人的样子。她转身背对着昂德当夫妇。“如果很危险，他们为什么还让我们来这儿？”她这是在问窗外那只鸟儿吧。
父亲仍是一言不发。我的看法是他还拿不准该先向谁发火，是羞辱他的昂德当夫妇呢，还是他那位骂骂咧咧的妻子，于是他就站在那儿，像只焖烧的咖啡壶。只要是咖啡壶，你就会确切地知道里面到底会喷出来什么东西。
“别这样，奥利安娜。”土豆头先生柔声说道，“这也不是传教联盟的错。没有人能预测到独立会来得这么突然。”
她转身面对着他。“难道不应该有人专门负责预测这种事吗？”
“他们怎么预料得到呢？”他摊开双手问，“去年戴高乐让所有法属领地全部独立，比利时人还坚持说那种事和我们没有丝毫关系呢！甚至都没人坐渡轮到对岸的布拉柴维尔去看看那儿的庆典活动。比利时人还一直在谈论怎样才能实现慈父式的统治。”
“慈父，你们还真会说！”她摇着头，“你们在橡胶种植园和矿井里把这些人当奴隶一样使来使去，我该说什么好呢？我们什么都听说了，弗兰克，你真以为我们头脑简单吗？就在这儿，这座村子里的人说的事情简直能让人汗毛倒竖。在科基拉维尔，有个老人手被砍掉了，逃走的时候还在喷着血。”
父亲狠狠地看了她一眼。
“好吧，我就实话实说吧，拿单。我和那些人的妻子交谈过。”她看着土豆头太太，但对方沉默不语。
“我们以前毫不知情，”母亲又平静地说了起来，好像刚刚才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们的博杜安国王做的事无非就是靠着这片肥沃的土地过活，再让身无分文的传教士医生和像我丈夫这样无私的人去照顾他们的每一个日常需求。难道这就是慈父式的统治？真是说的比做的好听！他还希望不要出乱子？”
她来来回回地看着昂德当先生和父亲，自己则像个受惊的孩子，不确定这两个男人中间谁会抽她一顿。
昂德当先生盯着母亲，仿佛突然间搞不明白她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像那个男童不知道糖究竟是怎样跑到他衬衫底下的。天哪天，这样真的让我好紧张。房间里的每个大人，包括母亲这位骂骂咧咧的女士，还有昂德当太太——她揉着脖子，脸扭向一侧——当时都可能被误认作精神病人。除了父亲，当然，他才是真正的疯子。
昂德当先生扬起拳头，母亲赶紧往后退去，但他根本不是针对她。没承想他只是想让大家欣赏一下他的手。“这就是比利时和刚果之间的关系。”他说，“看！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握着。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起义。”
母亲径直走出了屋子，来到后门，朝灶间走去。没有人提及她的缺席。但没过一分钟，她就回来了。显然是刚刚想起来，现在根本没法跳上灰狗巴士回亚特兰大。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她问昂德当太太，“根本就没有过渡阶段？没有过渡时期来成立——我也说不清楚——一个临时的实习政府吗？就这么砰的一下子，比利时人走了，而刚果人什么都得靠自己？”
没人回答。我生怕母亲又要开始咒骂国王，或号啕大哭。那样就太难堪了。但她既没骂，也没哭。她只是拽了会儿头发，然后就启用了改良之后的“咱们来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吧”的音调。“弗兰克，詹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或到国外研究过什么叫作政府。连一个人也没有。阿纳托尔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可现在你们却说一夜之间他们就要自己管理每一所学校、每一项服务、每一个政府机构？还有军队？军队怎么办，弗兰克？”
昂德当牧师摇了摇头。“我没法告诉你怎么办，奥利安娜。我只能告诉你我知道的事情。”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我祈祷着。要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家算了。只要他说行，我们就可以乘上明天的飞机，直接从这儿飞走。
父亲站起身，走到门口站定，面对着屋外的门廊。我发起抖来，既希望又害怕他读出我的心思。但他没看我们这些姑娘。他只是定定地凝视着我们身后，只是想强调自己不想和昂德当夫妇及母亲在一起。我懒懒地躺回吊床，琢磨起指甲上的小皮来。这时，父亲对着宽广的门外说话了。
“在这整个受神佑护的国家里，没有一台电视机。”他对着棕榈树宣告道，“收音机，也许十万 个居民中才有一台。没有电话。报纸少得可怜，文盲率更是不消提了。他们靠听邻人的鼓声来获取晚间新闻。”
这都是实话。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见邻村的鼓声，内尔森说那是会说话的鼓。可到底怎么才能把一件事通过鼓声告诉其他人呢？应该不如军队里用的嘀嘀嗒的摸而死密码⑦ 好用。
父亲说：“选举 。弗兰克，我真为你感到难为情。你竟然会如此害怕这样的胡言乱语。天哪，睁开眼睛看看吧，老兄。这些人甚至连一句口号都读不懂：投我一票！夏普皮下台！选举 ！就算举行选举这儿哪会有人知道？”
没人回应。我们这些姑娘当然也不敢出声，就像那些棕榈树，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在对母亲和昂德当夫妇讲话。我很清楚遇上父亲的这种突击测验，他们是什么感受。
“在一个由比利时人在客厅里编造出来的所谓国家里，”他说，“有两百种不同的语言。你们还不如把羊啊狼啊鸡啊都圈起来，告诉它们怎么学会情同手足。”他转过身，突然拿出牧师的气派，“弗兰克，这儿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巴别塔 ，根本没法 举办选举。如果要让这些人联合起来，那他们只能是出于对基督单纯的爱而成为上帝的羔羊。没有别的力量能推动他们。不是政治，也不是对自由的欲望——他们的性格和头脑都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我知道你想告诉我们你自己的所见所闻，但相信我，弗兰克，我很清楚 自己看见 了什么。”
土豆头太太发声了，自从离开抗疟疾药的话题之后，这是她第一次讲话。“奥利安娜，我们来这儿真的只是想告诉你们尽快做好离开的打算。我知道你们会待到六月十五号，但我们必须把你们都送回家。”
啊呀，一听这话，我的心都跳起了恰恰。回家喽！
好吧。如果父亲只有一件最不喜欢的事，那就是听命于人。“我的合同六月到期，”他对大家宣布道，“我们将待到七月，迈纳牧师夫妇到达后，我们将帮助他们。我敢肯定美国的基督教慈善机构很快就会过来，不会去理睬比利时慈父式的统治方式造成的任何问题。”
“拿单，迈纳夫妇……”弗兰克刚说了个话头，父亲便打断了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我在这儿已经做出了一些奇迹，我并不介意告诉你的是，这些都是我单枪匹马完成的。没有帮助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想在交接完备之前，就像个懦夫一样跑开，丧失这样一个宝贵的阵地，这样的风险我不会去冒。”
什么时候 交接，这才是我最想知道的。再过一个礼拜？一个月？到七月的话，几乎又要过个半年！
“弗兰克，詹娜，”母亲说，语气有点怯生生的，“为我自身考虑，”她结结巴巴地说着，“为姑娘们考虑，我是想要……”
“你想要什么 ，奥利安娜。”父亲仍旧站在门口，所以我们都能看见他的脸。他看上去就像个凶狠的男孩子，一门心思想用砖头把小狗砸个稀巴烂。“你想说什么，为你自身考虑？”他问。
昂德当夫妇担忧地看了眼她的丈夫，像是在说：“哦，主啊，接下来该怎么办？”
“拿单，不会有交接了。”昂德当先生紧张地说，他叫父亲的名字时，就像在叫一条狂吠的狗，好让它平静下来，“听了我们的建议，迈纳夫妇已经拒签了合同。要过好多年，联盟才会再派人来这儿传教。”
父亲凝视着树木，像是没听见他那可怜的妻子已经吓坏了，甚至也完全没听见这些新闻。刚愎自用的父亲啊，你很快就会眼睁睁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凋零。要过好多年，他们才会派其他人来传教，我想。好多年！哦，求求你，上帝，快让树砸到他身上，把他的脑袋砸碎吧！让我们马上离开吧 ！
昂德当太太也想帮腔，加入了进来：“我们正在为离开做准备，我们自己。”
“哦，是的。”她丈夫说，“走定了。我们正在打包，准备离开。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刚果看作自己的家，这你也知道，但形势发展得太极端了。拿单，也许你并不明白现在的形势有多严峻。很有可能，大使馆会从利奥波德维尔撤走。”
“我相信自己理解得很透彻。”父亲说着，突然转身，面朝着他们。卡其布裤子和卷起袖子的白衬衫，让他活脱脱像个工人。可他把一只手举过了头顶，那正是他在教堂里做赐福祈祷时的动作。
“只有上帝知晓我们的负担何时可以减轻。但上帝定然知晓。我们会继续留下来，为他做仁慈的事功。”
①蕾切尔把“Episcopalian”（圣公会）错拼成了“Episcopotamians”。
②一种土豆状的塑料模型，可以安上眼睛、鼻子、耳朵等塑料零件，做成人形。
③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档美国儿童教育节目。
④蕾切尔把“tedious”（无聊的、乏味的）错拼成了“tedulous”。
⑤英国女演员。
⑥“弗兰克”原文为“Frank”，“老实说”原文为“frankly”。
⑦蕾切尔把“Morse Code”（摩尔斯密码）错拼成了“More Scold”（更多指责）。

艾达
这么多全靠/一辆红色手推车/因为雨水而闪光/旁边站着一群白色的小鸡。这是一首完整的诗，作者是一个名叫威廉姆·C.威廉姆斯的医生。小鸡白白，水雨旁边站，独轮手推车闪光。全是红色！都要看情况。就这样？
我特别喜欢威廉姆斯·C.威廉姆这个名字。他在等着一个孩子死去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我觉得如果我能活到成年，那我也应该当个医生诗人。反正，我从没想过自己成为成熟女人后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如今，这似乎是在浪费想象力。但如果当了医生诗人，我就会整天和那些没法从我身边跑开的人待在一起。等我回家后，就会把他们内心的每一种想法都写下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目前都在拭目以待。在基兰加，等着一个孩子死去这种事情是写不成诗的——因为等不了多久。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葬礼。帕斯卡不再过来玩了，因为他哥哥死了，家里需要帕斯卡搭把手。没腿可站的玛玛·姆万扎失去了她的两个最小的孩子。起初这儿让我们震惊的是，每个人都有许多孩子：六个，八个，九个。可现在，突然之间，却发现每一家的孩子都不够。他们把那些小身子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布头里，像一大块山羊酪，放在房前标示葬礼的一道拱门下。拱门是用棕榈叶和浓香扑鼻的鸡蛋花编成的。所有母亲都膝行而来。她们带着哭腔尖声唱着一首很长、音很高的歌，夹着柔和的颤音，好似啼饥渐亡的婴儿。她们潸然泪下，朝死去的孩子伸出双手，但从来不会触碰到尸体。她们唱完后，男人们就把孩子放在两根棍子撑开的吊床上，抬着走开。女人们紧随其后，仍是哭号着，伸着手。他们沿路经过我们家，然后没入丛林。父亲禁止我们观看。他对尸体似乎不如对未得救的灵魂更关心。在阴间拥挤壮观的账目上，每个亡灵都被算作一个反对他的理由。
照浸信会主日学校老师的说法，这儿的孩子进不了天堂的大门，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刚果，而不是佐治亚州北部，因为在那儿就能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在我一瘸一拐地走向拯救之途时，这个念头一直萦绕不去：进天堂完全是凭运气。五岁时，我在主日学校举起健康的左手，用了整整一个月的说话配额，以便向贝蒂·纳吉小姐指出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出生时离牧师近这种事完全得靠运气。我们的主难道会是这样粗枝大叶的救世主吗？他难道真的会因为有的孩子偶然出生于异教徒家庭，就要使他们遭受永罚？而那些什么都没干就享有这种优势的人，却要得到奖赏吗？我希望利娅和其他学生都能理解这个非常明显的争议点，全都参与进来，好好地来争一争。让我失望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连我的双胞胎姐姐也没有。她应该知道这种优势不是靠我们自己挣来的。那是在我和利娅被认为拥有天分之前的事了。当时我就是傻子艾达。动作迟缓、说话刻毒、爱开玩笑的艾达，脑袋上经常会挨敲打的艾达。贝蒂小姐让我在角落里待了一个小时，为我自己的灵魂祈祷，同时还得跪在生米粒上。当我终于带着嵌入膝盖的尖利谷粒站起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再也不信上帝了。其他孩子显然还都信。当我一瘸一拐地回到座位上去时，他们都避而不看我这个罪人膝盖上的点点印痕。他们怎么对自己能蒙受神恩毫不质疑呢？天哪，我还真是缺乏他们的那种自信。毕竟，我需要花比普通孩子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由偶然出生所致的不幸。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鹦鹉学舌，说什么“哦，上帝！上帝之爱 ！”① ，而是反着念：“恶狗！狗妓 ！”②
现在，我发现了一种比我自己所用的更愤世嫉俗的语言——在基兰加，恩佐罗 这个词至少可以解释为三种不同的意思。它可以指“最最亲爱的”；也可以指那种极适合做鱼饵的肥肥的黄色蛆虫；还可以指某种经常能在集市上见到的小土豆，它们的根须黏结成块，像棉线打的结，所以总是成捆出售。我们会在教堂里声嘶力竭地唱：“塔塔·恩佐罗 ！”我们这是在召唤什么呢？
我认为在这里召唤的肯定就是小土豆神，而另外一个住在佐治亚州北部的“亲爱的”似乎对基兰加这儿的婴儿不太在意，他们全都奄奄一息，死于咔咔咔咔 。这种病会将人的身体变成黑色的小水罐，水罐倒在地上，里面的液体就会泼出来。暴雨裹挟着这疾病，使之顺着小溪与河流而下。最近，我们发现村里每一个人在卫生方面都要比我们懂得多。当我们想要在以前常去的溪流的某一段洗衣服和游泳时，才发现原来有许多规定：洗衣服要在下游，那儿的林中溪水会流入那条有鳄鱼的河；洗澡要在中游；汲取饮用水要在村子前方的上游。在基兰加，这些都是宗教性的规定，必须遵守，相当于这里的洗礼和圣餐，甚至排泄也得由非洲神灵来裁定——我们只能到灌木丛里排泄。塔塔·库伏顿度规定只有那儿可作此用——相信我，他挑选的都是远离饮用水源的灌木丛。我们的茅厕也许可以说是个中立领地，但至于洗澡和洗衣服，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愚昧无知。我们已经以各种各样所能想到的方式触犯了所有古老的神灵。“塔塔·恩佐罗 ！”我们这么唱着，而我在想，当我们的邻人呼吸困难、食不果腹的时候，我们每天都犯下了什么令人恶心的新罪行，在神圣的无知中高昂着我们的头。
内尔森说正是我们的冒犯，才引来了这场雨季。哦，雨，倾盆而下，就算挪亚见了，也会沮丧消沉。雨季将所有的规则冲决得七零八落。今年的雨季来得很早，持续的时间却很长，而且极为暴烈。栽种木薯的山坡已是一片泽国，藤上的块茎也已腐烂，最终，狂风暴雨给我们带来了咔咔咔咔 。毕竟，就算所有人都排泄得当，我们的上游还有村庄。下游也总是在其他人的上游。在后的将要在前。
现在，暴风雨已经停歇。葬礼也像水坑一样慢慢干涸。玛土撒拉这个小不点仍旧端坐于那棵鳄梨树上，眼睛也仍旧来来回回地转动，对新一季势不可当的自由手足无措。贝托恩基图塔萨拉 ？它有时候会用玛玛·塔塔巴幽灵般的嗓音说：我们做什么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会提出的问题。置身于这片怪异的静谧之中，我们家也不知所措。
其他人似乎也都一筹莫展地忙碌着，就像暴风雨过后涌入的那些茫无头绪的昆虫。女人们拍打着剑麻靠垫，重新开始在地里栽植，并为已然失去的孩子痛心疾首。阿纳托尔一家家走访了我们的邻居们，吊唁村里去世的学生。我发现他还在为他们准备选举和独立事宜。那将是一场厨房选举——由于谁都不识字，每位候选人都由某个象征性的物品来指代。这些男人都明智地以有用的东西来代表自己——刀子，瓶子，火柴。阿纳托尔已在学校门前摆好了一排大陶碗，旁边依次放上刀子，瓶子，或火柴。选举日那天，基兰加的每个男人都要往里扔一块鹅卵石。女人则一个劲儿地对丈夫说：刀子！瓶子！别忘了我和你说的话！男人虽享有投票的特权，却似乎提不起什么兴趣。老年人说独立这种事适合年轻人，也许这也没错。孩子们好像比谁都兴奋，他们比赛从院子那头往碗里扔鹅卵石，看谁扔得准。每天结束时，阿纳托尔都会把这些鹅卵石倒掉。每当鹅卵石掉落至土地上，形成崭新的星座时，他就会叹气。孩子们闹着玩的投票游戏。选举日结束时，塔塔·恩杜的儿子们会把鹅卵石和代表每位候选人的象征物——刀子，瓶子，火柴——放进不同的袋子里，再驾着独木船溯河而上一直到班宁维尔。那一天，刚果全境的鹅卵石都会溯河而上。没错，大地也会移动。载着这么重的分量，独木船就像一只脆弱的鸟儿。
特罗尔塞克阿·本埃，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也在旅行。他可不会浪费时间。这些天里，他飞了许多趟，上至奎卢河，下至南方的任何一个地方。加丹加省，开赛省——都是有许多矿井的地方，他的无线电里就是这么说的。每个礼拜，他都会在我们这个村子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够几乎不花一文地换取她们的木薯和大蕉，惹得她们像参加葬礼的人那样号啕哀哭。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把袋子塞满，他就会尽快飞走。在我的想象中，经营橡胶种植园和铜矿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都是用大袋子装东西的。
我认为我们村的医生诗人就是恩甘噶库伏顿度。奇葩坚果，是父亲对他的称呼，一种需要砸碎的种子。他们俩可算得是彼此彼此。眼下，恩甘噶库伏顿度正单独为我们写诗，究竟写什么取决于葫芦碗里的白色鸡骨，碗就被放在我们家门外积雨的水坑里。
我看见他把碗留在了那里。当时我正朝窗外看，他在那一瞬间正好回头，直直地洞穿了我的眼睛。我发现他的眼神里透着和蔼，便相信他这么做是想保护我们，真的。通过将我们赶走，来保护我们免受愤怒的神灵、我们自己蠢行的伤害。
邦果，班果，宾果。如今在美国流传的刚果故事就是：食人魔的传说。我很清楚这种类型的故事——孤独的人鄙视饿肚子的人，饿肚子的人鄙视快要饿死的人。有罪的指责遭罪的。那些装腔作势的所谓正义之士都在谈论着食人魔、邪佞小人、罪人和遭天谴的人。如此一来，每个人心里都会好过一些。所以，才会流传赫鲁晓夫要到这儿来和吃人肉的土著跳热舞，教他们憎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的说法。这话肯定没错，因为可怜的刚果人怎么会懂得去憎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呢？毕竟，我们拥有这么亮白的皮肤。我们在自己家的大房子里吃他们的食物，然后把骨头扔出去。扔满骨头的草地一片狼藉，从中或可窥见我们自己的命运。那个刚果人为什么要来读出我们的厄运呢？毕竟，我们拿他们的孩子去喂鳄鱼，为的就是让他们懂得什么叫王国、权力和荣耀。
美国的所有眼睛都知道刚果人长什么样。皮肤和骨头会跳舞，嘴唇上翻像牡蛎壳，一无是处的男人们在满头的发辫里插着根大腿骨。
恩甘噶库伏顿度一身白衣，发辫里没插骨头，就那样站在我们家院子的围栏之外。他有十一个脚趾头。他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自己名字的末尾音节：顿度。顿度指的是某种羚羊，或是斑鸠菊属的某一种小花，或是一座小山包，或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么多意思全靠说话的语调来区分。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指我们家将要付出代价。③ 我们这些来自佐治亚州浸信会的耳朵永远也不会明白其间的差异。
①②原文分别为“Oh, God! God’s love!”及“Evol’s dog! Dog ho!”。
③“代价”原文为“price”，而普莱斯一家姓的原文也是“Price”，故有此说。

蕾切尔
父亲和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一起飞至斯坦利维尔。我猜，个中原因和《小熊要翻过山冈》① 没什么区别。他要去看的是刚果的另一面。他这趟行程的另一个原因是奎宁片，我们很不幸地刚刚用完了这种药。奎宁片很难吃，还会让你的头发出问题。我碰巧知道露丝·梅一直以来根本就没吃这种药：有一次，她张开嘴让母亲检查是否吞下去了的时候，我就看见她把药藏到了边上的牙齿后面。然后她把药吐到手上，粘到了她小床后面的墙上。我呢，都吞下去了。我只想生一场可怕的病，好尽快回家。甜美的十六岁，却从来没被吻过，这已经够糟糕的了，难道还要落下个甲状腺肿不成？哦，老天。
父亲被昂德当夫妇气得吹胡子瞪眼睛。通常，他们每个月都会将他们认为我们需要的日常必需品寄过来。（相信我，没多少。）但这次，他们只是寄了封信来：“准备离开。六月二十八日，我们会派一架传教士专用飞机来载你们撤离。我们亦将于下周离开利奥波德维尔，已安排你们一家与我们同行至比利时。”
结局？从此以后普莱斯一家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没门儿。我觉得父亲已是铁下心来要永远待在这儿了。母亲整天都在想着法子向他解释这样做是在置自己孩子们的生命于不顾。但他连自己妻子的话都不听，就更别提他独此一个的大女儿了。我尖叫，踢家具。我踢断了一条桌腿。我这样大发脾气，连埃及都能听见了。瞧，一个女孩子家除了这样还能干什么呢。留在这儿？等着别的人全都打道回府了，尽情地玩兔子跳，尽情地喝可乐吗？好一幅五彩斑斓的正义图景。
父亲从斯坦利维尔回来时，头发几乎根根倒竖，而且满肚子的新闻。我猜他们应该是举行选举了，不管你信不信，胜出者就叫帕特里斯。帕特里斯·卢蒙巴。父亲说卢蒙巴的党在新成立的国会一百多席位中占了三十五席，这主要是因为他天生具有野兽的魅力，而且他的家乡也是人口众多。这听上去有点像伯利恒高地中学的学生会选举，不管是谁只要朋友最多，就能赢。可惜的是，牧师的女儿一点机会都没有。不管你怎么擅长调情，或是装出一副高冷沉稳的样子，又或是在公交车上把裙子撩到腰际，他们还是认为你不过是个怪胎。换句话说，就是傻帽。想要在那种情况下找个男朋友，信不信由你，反正机会渺茫。
于是，现在帕特里斯 先生就要成为刚果总理了。再也不会有什么比属刚果了，而是刚果共和国。你认为我们居住的这座破烂小村里会有人注意到这事？哦，那是当然，他们全都得去把驾照换了。今年会发好多好多本驾照吧。等到通往这儿的路修好后，就会有人买车了。
母亲说：“他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共产党员吗？”
父亲说：“尚无迹象表明。”那是他从母亲那儿拈来的唯一一个密西西比表达法。我们会这样问她：“我给你的那件亚麻裙子熨好了吗？”她就会说：“尚无迹象表明。”在伯利恒家中的时候，她间或就会自以为是，真的。也就是说，只要父亲不在家，她就会那样。
父亲说他在斯坦利维尔一家理发店的收音机里听到了即将成为总理的卢蒙巴的讲话。卢蒙巴在讲话中说会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之类的机构。他说现在帕特里斯·卢蒙巴和其他当选的刚果人仍在讨价还价，想要成立一个国会各方都能认同的政府。但问题是这些人全都只顾着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酋长。我想象得出国会房间里的情景：一百来个塔塔·恩杜戴着尖顶帽和没有镜片的眼镜，在炎热的空气里，用兽尾魔棒驱赶着苍蝇，都假装不把彼此放在眼里。说不定要花上一百年，他们才能决定谁能坐在什么位置上。现在这样已经够了。我只想回家，把深深烙印在皮肤上的刚果杂质全都擦掉。
①英语童谣，大意是：小熊要翻过山冈，看看那边的世界。

露丝·梅
妈妈应该来点快速能量恢复剂。自从父亲和利娅坐飞机走了之后，她就卧床不起了。
坐的不是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的飞机。他什么时候想飞来就飞来，什么时候想飞走就飞走。这次是另一架飞机，也很小，但机身是黄色的。驾驶员穿了件白衬衫，头发用的是维塔利斯香波，能闻出来。他闻上去挺干净的。他嚼的是实验口香糖① ，还给了我一片。他是个白人，说法语。有时候就是会有白人说法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穿上鞋子，去看飞机的起降坪。我还得穿上白色的宝宝鞋，尽管我已经不是小宝宝了。我长大后，妈妈还会保留我的鞋子。她是想把它们做成亮闪闪的褐色金属鞋，放在佐治亚州的桌子上，和我小时候的照片收在一起。姐姐们的鞋子她都是这么做的，就连艾达的也是，虽然她有一只脚没有用；那只脚是弯起来的，把鞋磨得好搞笑。就连这只被歪着磨得破破烂烂的鞋子，妈妈也把它做成了金属鞋，保存起来。所以她也会保存我的鞋子。
妈妈说这是昂德当夫妇派来接我们的专机，可以搭载所有我们要带走的东西，然后带我们飞离这儿。但父亲不同意。只有他和利娅可以上去，而且什么东西都不带，因为他们还会回来的。蕾切尔当着他的面和他顶嘴，还想带上自己的东西直接往飞机上爬！他把她甩了下来。她把东西往地上一扔，说好啊，然后，就要跑到河里淹死自己。但我们知道她不会这么做。蕾切尔可不想把自己弄脏。
艾达不在那儿，她待在家里。只有我和妈妈站在那片地里，看着飞机飞走。但妈妈甚至都没有跳起来，挥着手说再见。她只是站在那儿，脸越变越小，直到再也看不见飞机。她回到家里，躺在自己的床上。那时候是白天，不是晚上，甚至连午睡时间都还没到呢。
我告诉蕾切尔和艾达我们得弄点七喜给妈妈喝。蕾切尔模仿起佐治亚州家中广播里的那个广告：“精疲力竭？疲惫不堪？需要电离？七喜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可让你迅速恢复元气。两到六分钟，你就会焕然一新。”
但一整天过去了，天也黑了，妈妈还是没有焕然一新。蕾切尔也不和我谈七喜了。她就坐在外面的门廊上，呆呆望着天空中的那个洞，飞机就是从那儿消失不见的。艾达也什么话都不说，因为她就是这样子。内尔森给我们做好了晚饭，但他在屋子里鬼鬼祟祟地轻轻走着，好像有人在打架，他不想掺和进去似的。所以，屋子里真的很安静。我想玩，但我也没什么心情。我跑进屋里，拉起妈妈的手，它又掉了下去。然后，我就爬到床上，和她睡在了一起。现在我们俩都再也不想起来了。
①露丝 · 梅把“Spearmint gum”（薄荷口香糖）错拼成了“Experiment gum”。

利娅
父亲和我已经重归于好。他允许我陪他去利奥波德维尔，我们要到那儿去见证历史。我们站在系泊于刚果河岸的锈迹斑斑的巨大驳船上观看了独立庆典仪式。驳船上载了许多人，你推我搡，大呼小叫。昂德当太太说我们说不定会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沉没。这个事件很重要，比利时的博杜安国王也会来参加。我知道这样有点幼稚，但当她告诉我这一点的时候，我还是兴奋不已。我觉得我都能想象得出，某个人戴着王冠、王袍的四边镶着貂皮的模样——活脱脱就是个“老国王科尔”① 。但坐在台上的白人都是清一色的盛装：白色制服，扎腰带，佩剑，带穗肩章，白色平顶军帽。压根儿就没见到王冠。在轮候自己讲话的时候，暗色汗渍便在他们制服的胳肢窝里盛开。直到庆典完全结束，我仍然没搞清楚哪个人是国王。
白人大多都在讲比利时先王利奥波德国王时期的光辉岁月，是他最先使刚果变成了现在这番光景。这些都是昂德当太太讲给我听的，她语速飞快，悄声地给我翻译，还紧紧捏着我的手，因为大部分讲话都用的是法语。我并不介意她握我的手。我和她个子一般高，看上去根本不像胆小的小屁孩，但人潮汹涌，我们很容易走丢。而父亲不管怎么样都不会牵着我的手——他不喜欢这样。昂德当太太说我是可怜的迷途羔羊。当我和父亲没跟其他人一起现身的时候，她简直不敢相信，惊得嘴都合不拢。后来，等到我们独处时，她告诉了我她个人的看法。她认为父亲很不理智，应该多考虑考虑他可怜的孩子们。我告诉她父亲应该知道在主的眼里什么才是最好，我们为主做事功都很荣幸。唉，这番话更把她惊得目瞪口呆。她是个温顺的女人，而我没法说我尊敬她。他们明天就要离开这儿回比利时了，我们则要回到基兰加坚守阵地，一直等到另一个家庭过来。那就是父亲的计划。昂德当牧师假装没对我们生气。
国王和其他白人讲完话后，就为担任总理的帕特里斯·卢蒙巴举行了就职典礼。我能清楚地分辨出他是哪一位。他瘦瘦的，举止高贵，戴了副货真价实的眼镜，留了一小撮八字胡。当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每个人都闭上了嘴。在这突然而至的肃静中，我们能听见刚果河的汹涌波浪撞击堤岸的声音。甚至连鸟儿都好像震惊不已。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台上举起左手，像是又长高了十英尺。他的双眼闪闪发光，有着明亮的眼白和深色的瞳孔。他的笑容呈三角形，嘴角往上翘起，达到一个点后又垂了下来，就像他的胡子。我能极其清晰地看到他的脸，虽然我们相隔遥远。
“刚果的女士们，先生们，”他说，“你们为独立而战，今天终于胜利了。我向你们致敬！”
肃静的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声。“我们向您致敬！再次向您致敬 ！”②
帕特里斯·卢蒙巴要他们永远铭记今天，一九六○年六月三十日，还要告诉他们的孩子这个日子的意义。我知道，木筏上、拥挤堤岸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照他说的去做。即便我，要是有孩子的话，也会。只要他停下来，歇口气，听众就会尖声大叫，挥动手臂。
他先说起了“我们对等的伙伴”，比利时。然后，他又说了些让昂德当夫妇很紧张的事。“八十年的殖民统治是我们过去的命运。”她翻译完这句就不吭声了。她松开我的手，在宽松裤上擦了擦，又把我的手抓了过去。
“他都说了什么？”我问她。帕特里斯·卢蒙巴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想错过。他讲话时，双眼之中似乎燃着熊熊大火。我在布道会上见过教士那样讲话，嗓音高亢，仿佛天堂和愤怒纠缠在了一起。听众再三欢呼。
“他说我们掠夺他们的土地，把黑人当奴隶，只要能逃脱惩罚，我们就绝不收手。”她说。
“我们是这样吗？”
“嗯。比利时人差不多就是这样。他对我们刚才为利奥波德国王说的那些漂亮话很生气。国王其实是个混球，这我承认。”
“哦。”我说。我眯起眼睛，用力地向帕特里斯·卢蒙巴聚焦，想要弄懂他说的每一个词。我很忌妒艾达，她虽然鞋带系不好，语言却学得很快。我希望自己再用功点。
“我们都知道，城里的白人住的都是奢华的屋宇③ ，黑人住的却是破败的房子。”啊，我都听明白了。他说得没错，我们去昂德当夫妇家的路上，我亲眼见过。利奥波德维尔是座漂亮的小城，白人住的高档的房子都有门廊，有栽花的院子，院子里有铺了石子的漂亮小径。刚果人住的却只是脏兮兮的破敝的房子。是他们自己用木棍、锡皮，或任何一种能找来的材料搭起的房子。父亲说这就是比利时人的所作所为，美国人再也不会容忍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他说独立之后，美国人会提供外援，帮助他们建更好的房子。昂德当夫妇的房子里铺着柔软的红色波斯地毯，椅子上还有坐垫，甚至还有一台收音机。她还在黑色的木头餐具柜上放了一套真正的瓷质茶具。昨天晚上，我看着她把所有易碎的杯子都包裹妥当，并抱怨说有的东西不得不留下来，只能让别人拿走了。吃晚饭时，男童给我们端来一道又一道菜品，直到我吃撑——丰盛的肉，裹着红色蜡纸的橙色奶酪，装着黄色莴笋的罐头。吃了上百顿寡淡无味的富富、面包、土豆芽牌薯片、雀巢牌奶粉之后，这样的味道和色彩实在让我目不暇接。我缓缓地咀嚼、吞咽着，感到油腻恶心。吃完晚饭后，天哪，还有法国进口巧克力曲奇！昂德当夫妇的两个儿子都是大男孩，剃着平头，身体已经发育得像个大人。他们在屋子里晃来晃去，大手一抓一把曲奇，抓到后，就从桌子边跑开。我只拿了一块，根本就吃不下嘴，虽然我很想品尝。昂德当夫妇骨瘦如柴的男童系着熨过的白围裙，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给我们端吃食，汗如雨下。我想起他想把一公斤糖藏在衬衫底下的事。食物如此丰盛，昂德当太太为什么就不能主动给他一点呢？她难道真的要把这些糖都带回比利时吗？
明天，她就要走了，我仍将留在这儿。当我们站在系泊于刚果河畔的驳船上时，我暗自思忖，注视着历史。一只老鼠从我们身边几个人的光脚板下窜过，却无人留意。他们只是欢呼着。帕特里斯·卢蒙巴有那么一刻没有讲话，他摘下眼镜，用白手绢抹了抹额头。他穿着黑色西装，在冒汗，却不会像白人那样，在白色的制服上洇出汗渍，他的脸孔一片晶亮。
“快说说他在说什么吧。”我央求昂德当太太，“我只学到法语课本里的过去完成时。”
昂德当太太缓过神来，说了几个句子给我听。剩下来的大部分句子，我都是在倏然之间便理解了。就好像帕特里斯·卢蒙巴在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话，而我的耳朵也沐浴到了同样的恩泽。“兄弟们，”他说，“兄弟们④ ，我们的身心都遭受着殖民压迫。我要对你们说，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要同心协力建立一个正义、和平、繁荣、伟大的国家。我们要向世界展示，黑人⑤ 在争取自由的时候，究竟能做什么。我们要使刚果成为整个非洲的光明之心⑥ 。”
我觉得快要被吼叫声震聋了。
①一首源于 12 世纪威尔士地区的儿歌里的形象。
②③④⑤原文为法语。
⑥与康拉德描写刚果的著名小说《黑暗之心》相对。

艾达
毛羽色红根一 。纯粹因为我走出茅厕时看见的那孤零零的一根红色羽毛。
现在是凌晨，拥有橘粉色天空的云气缭绕的清晨。绵长的影子剪切着路面，从此地通往未知之所。独立日。六月三十日。
这儿有谁懂什么叫作新的自由吗？这些女人蹲在地上，双膝在长长的裹身裙中肆意张开，把一手的辣椒和小土豆抛入炉火上嘶嘶作响的锅子里，她们懂吗？这些孩子在灌木丛里不管是狂泻一通，还是弱弱地没拉多少，反正皆为命定，他们又懂吗？一根庆典的红色羽毛。除了我，没人见过它。
当狄金森小姐说“希望长着羽毛”① 时，我总是会想起某样圆圆的物体——一个球，我永远也不会玩的某项运动要用的球——外观像一瓣瓣橙子合成的香囊，上缀红色羽毛。我已经在心里想过许多次——希望！——琢磨着如果它从空中飘落至我眼前，我该如何用一只手抓住它呢？现在，我发现它已坠落，其中一片就落在我们家的茅厕边上，一根红色羽毛。我蹲下去，把它捡了起来，以示庆祝。
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我又看见一根羽毛的红色羽茎，就伸手把它拿了起来。我沿着这踪迹，先是发现了红色，再是灰色——一丛丛长长的翅羽仍旧黏在软骨与皮肤上，展开如五指。毛茸茸的苍白胸羽簇成一堆。玛土撒拉。
终于是独立日了，那是对玛土撒拉和刚果而言。哦，司羽毛的主啊，请于今日还我自由 。关了一辈子的笼子，远离飞翔和真理，终于，自由来临了。经历了漫长时节里迟缓的准备，在一场无辜的死亡之后，世界终究是他们的了。那饕餮之口，那胸脯被从叉骨上撕裂的厄运 。
这是来自麝猫的猛烈攻击。这窥伺者，这眼，这来自食物链更高端的饥饿者。玛土撒拉终于不再被囚。这便是它留给世界之物：灰色与猩红色的羽毛散落于潮湿的草地上。唯有羽毛，余物皆无。这颗泄密的心② ，叙说着食肉者的凶残。没有任何在主人家受教的痕迹。唯有羽毛，内里并无希望之球。最后最后只是羽毛，再无言语。
①出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 · 狄金森的短诗《希望》：“希望长着羽毛 / 它栖息在灵魂里 / 唱没有歌词的曲调 / 永不停息……”
②出自爱伦·坡的小说《泄密的心》。

第三部 士师记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
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
——《士师记》2:2-3

奥利安娜·普莱斯
佐治亚州，桑德林岛
听着，小兽。你大可以随你的心意评判我，但你得先听着。我是你母亲。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母亲身上。我并不是这世上第一个眼看着自己女儿受尽支配的女人。一直以来，就存在像拿单那样的父亲，除了把女儿视为他占有的一小块土地之外，根本想不出别的养育方式。使唤她，在她身上耕作，在她身上浇下可怕的毒药。奇迹般的是，这些姑娘们却也因此而成长起来。她们那苍白纤细、如同植物茎秆的、充满渴求的躯干拉长了，犹如向日葵一般顶着沉甸甸的头颅。你可以用身体和灵魂保护她们，试图为她们遮风挡雨。但她们仍会朝着他趋近。她们会无休无止地屈从于他的光芒。
哦，妻子可以用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沉默的诅咒去谩骂这样一个男人，但她无法扔石头。石头会飞越他的身体，砸到以他的形象塑造的孩子身上，挖掉一只眼睛，割断一条舌头，或切下伸出的手。这样没用。你根本就没有武器来打这场仗。男人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数不胜数，却没有一条站在你这一边。你的双臂在肩胛骨的关节盂里渐渐变得羸弱，你的心空荡荡地跳动着。你很清楚你惜之如命的这些小东西乃是由魔鬼的种子长成。而正是你任由他栽下去的。
那一天终究会来，到时女儿就会离开这样的男人——如果她够幸运的话。他的残暴粗野在她的心中翻搅，而她用力地想要跑开，再也不同他说话。相反，她会开始和你，她的母亲交流，以满腔的愤怒质问你：你怎么能对他如此听之任之？为什么 ？
答案有许多。所有的答案都没有错，但也没有一个足够好。
我的答案是什么呢？没钱，当然是这样。没影响力，碰到那种情况没朋友可以倾诉，没办法否决那统治我们生命的强权。还有一个并不新鲜的说法：我太低三下四。
还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启齿。我渐渐相信上帝就站在他那一边。这是不是让我显得像个疯子？但我真的相信过；我必须相信。我对他的恐惧已超过了对一个男人可能产生的恐惧的限度。敬畏他，爱他，事奉他，我得时时用双手紧捂着耳朵，才能不让他的话语在我的脑中鸣响，即便他在别处，或在酣睡。在无数个无眠之夜的深渊里，我会向圣经寻求安慰，只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耶和华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
哦，求你怜悯我吧。如果你在精神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必须振作，那钦定版圣经定能让你义无反顾地饮鸩止渴。
我的坠落并无预兆。我并非生来便要寻求沉醉或拯救，两者皆非我的目标。我的童年很快乐，撒欢儿似的疯玩。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自然，从某些方面来说，没妈的女孩子会有所缺失，但照我看来，这样的女孩却拥有其他女孩全然不知的自由。女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没人会告诉她，于是璀璨的可能性就在地平线那儿朝她眨着眼睛。
大萧条时期的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和三十年后的刚果没什么区别。只是在杰克逊，我们知道某些人极其富有，我觉得正是如此才会使我们经常躁动不安。但在基兰加，村民们对自己能拥有的东西却一无所知——北极牌电冰箱？带烘干的洗衣机？说实话，还不如让他们想象树长了脚，走过来烘焙面包。他们没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好。只有在孩子死去的时候，他们才会哭号不已。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这其中强烈的不公。但从其他方面来看，我真心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还是挺满意的。
对像我这样一个在大萧条时期也是这般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情形也是如此。只要我所处的环境都是我熟稔的，那生活给予我什么，我便会接受什么。作为极其漂亮的孩子，后来又是如此惊艳的姑娘，我在这世界上有着自己的小小法门。我父亲巴德·沃顿是名眼科医生。我们就住在杰克逊郊外名叫“珍珠”的灌木丛生的居民区里。爸爸在后屋给人看病，那儿有个金属柜子，里面放着他的一套透镜。每次开合抽屉，透镜都会发出玻璃风铃般的叮当声。我们在前门开了间杂货铺。也只能如此了。那时候世道艰难，于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好了起来，或至少变得无需照料。我们杂货铺里出售表亲们从各自农场带来的新鲜农产品，也卖一些干货和少量子弹。我们就这样苦熬着。我们住在楼上。上面一度住了十一个人，从诺克苏比县过来的表亲、采摘季节反复来去的叔舅，还有我的大姑苔丝。她就像我的母亲，如果我真需要的话。苔丝姑妈最喜欢说的就是：“甜心，人生不是节日游行，不过你以后反正也会经历一切的，所以还不如抬头挺胸、轻步快走呢。”而我们大家也或多或少都这么想。
后来，我加入了自由意志浸信会，我认为爸爸未曾原谅我。他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人对上帝的安排需要这么激进地辩解和作证，而不是比如说像他那样，在满布精细血管的眼球的这方天地里，就足以感悟。需要的不过如此，再加上每逢礼拜天一顿美美的鸡肉晚餐。爸爸喝了酒，就会骂骂咧咧，但骂得不凶。他会教我烧菜，或者由着我和表姐们疯玩。在珍珠居民区的外缘有一片荒野，我们就是在那儿发现了密布猪笼草的泥塘。我们会提起裙子，踩进深可没膝的黏稠黑色烂泥里，张大眼睛看那食肉的唇捕捉蜘蛛，喂到笼子里。我小时候最崇敬和热爱的，就是激情四溢的大自然产生的种种奇迹。后来，我们发现了和男孩子接吻这回事。然后，就是帐篷布道会① 。
所有这些事环环相扣，使得我碰上了拿单·普莱斯。我十七岁，活力四射、幸福无比。我们这些姑娘们穿着薄棉布裙子，手挽着手大步向前走，是人群的焦点。我们甩动着秀发，穿过一排排从殡仪馆借来的折叠椅中间的过道，径直走到拥挤的帐篷里、奉主而来的人群最前面。我们携着起伏波动却未获拯救的胸脯投向耶稣的怀抱。那时候，珍珠居民区里有些乡巴佬似的小阿飞，我们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但现在要找一个更配得上我们的人。好吧，耶稣不就挺好吗？反正我们也就参加一时半会儿——还以为周末结束他也就离开了，跟其他所有人一样。
但当帐篷折叠起来，我却发现拿单·普莱斯进入了我的生活。这个帅气年轻的红头发牧师降落到我那无主的灵魂上，犹如狗觅到了一根骨头。他拥有远超我以为年轻人能有的那种自信心，但我也试图抵御过他的魅力。他的一本正经让我灰心。他可以和身着绉纱旗袍的老女人有说有笑，还会拍拍她们的驼背；但和我在一起，他总是三句话不离天国，偶尔才能放过这个话题，因为那时他起了魔鬼的念头。
我们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谈起了恋爱，主要是因为我根本就没察觉这就是恋爱。我以为他只是打定主意要拯救我。他会把车停在我们家脏兮兮的前廊台阶旁，把西装外套整齐地折好，放到摇椅上，卷起袖口，在我剥豆子的时候，给我读《诗篇》和《申命记》。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这些句子神秘、美丽，所以我就让他待了下来。我之前和年轻男人相处的经验，也就是听他们用“见鬼的万能基督”这样的话来对任何一件满是纽扣的衣裙骂骂咧咧。现在竟然有个人口中冒出“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以及“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哦，我简直向往那样的青草地。我能咂出在我齿间褪壳的麦穗那淡绿色的清香。我想和那些话语一道躺卧下去，但愿再起身时便学会了讲一种全新的语言。于是，我就让他待了下来。
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布道牧师，他得在兰金县、辛普森县和科派亚县之间来回奔波。但听我说吧：那年夏天，珍珠居民区得到拯救的灵魂太多了，也许让主都不知如何是好。拿单几乎不曾错过我们家的礼拜天鸡肉晚餐。苔丝姑妈最后就说了：“反正你也得让他吃饭，孩子，要是他这么做是想娶你的话，那你何不嫁给他呢？”
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否就是他当时所求。但我告诉他的那时候，苔丝姑妈或多或少是需要一个答案的，然后才可以根据这个规划为更多顿鸡肉晚餐作出许诺。结婚的想法颇合他心意，于是他就把这想法据为己有了。我几乎没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答案——唉，这么说已是太晚了。就算当时有人坚持要听我的意见，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从来就没近距离接触过任何一个结了婚的人。我对婚姻都知道些什么呢？就我当时所能看见的，结婚意味着一个收获吹捧的场合，或更进一步，一个离开县城的机会。
我们九月成婚，蜜月是在摘棉花中度过的，为了备战。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也有关于战争的讨论，男人们受到征召，但我觉得那不过是为了显示国家已做了万全准备。拿单总是能受到豁免，因为他是个不可缺少的工人——不是为了主，而是为了棉花国王② 。布道会的间歇他在农场干活。一九四一年秋，我们这对新婚夫妻从事的第一项事业就是共同弯腰曲背地在满是尘土的农田里劳作。等到将粗棉袋塞满，我们的双手也磨破了皮，头发和肩膀上附着着一簇簇白色。我们还以为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全部了呢。我们做梦都没想到，没过多久，炸弹就落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港口上，而港口的名字在我们那小小的内陆居民区里着实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那掀起轩然大波的一周快要结束时，这个世界中的半数男人都被征召，成为这单单一场战争的预备役，拿单也在其列。他应征入伍。在锡尔堡，拿单的长官记下了他的信仰，向他担保说他会被派到医院里当牧师或随军牧师，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上前线了。我松了一口气：到这时我才能发自肺腑地说我爱主！然而之后，没有任何解释，拿单被分派到得克萨斯州的巴黎，受训加入了步兵。我被允许去那儿狂风肆虐的平原上和他待上两周，大多数时间都在冰冷的空屋子里等待着，还要没话找话地跟其他几位妻子说些好听的话。我们简直就是累赘，这些五音杂言、各怀心思的女人在那儿煮着粗玉米粉和面条、心力交瘁。大家同声相求，彼此安慰，都想方设法地不去想自己的丈夫竟然还要学习怎么端枪这种事。到了晚上，我会让他将头枕在我的膝上，给他读经文：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是拯救我的角……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等到他一开拔，我就回珍珠居民区的家了。
他离开甚至不到三个月。他先是被卡车、舰船、飞机运到了亚洲舰队上，最终驻扎于菲律宾海岸的棕榈树下，为麦克阿瑟将军站岗。他所在的连队一直打到了吕宋岛。起初，路上最困扰他们的是蚊子和丛林。但第二天晚上，他们就在汗津津的睡眠中被炮声震醒了。拿单被一块弹片击中了头部，他只觉得头晕目眩，慌忙找地方躲避，就这样在竹子搭的猪圈里度过了一个晚上。他有些脑震荡，但到凌晨时分就逐渐恢复了意识。他跌跌撞撞、迷迷糊糊地跑到了开阔地带，毫无方向感，就像扑火的昆虫。纯粹是撞了大运，夜晚即将降临的时候，他在海滩上被发现，让鱼雷艇给接走了。他在科雷希多岛的掩体医院里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军邮，说因上帝的仁慈和日本人的猪槽而得拯救。当然，他没说自己在什么地方，但答应我他会奇迹般安然无恙地很快回家！
那是我从我所嫁的那个男人那儿听到的最后消息，一个会哈哈大笑（甚至还会自嘲睡猪槽这段插曲）、会叫我“蜜犊子”、相信好运带来的奇迹的男人。我至今仍能想象那个年轻的士兵支在床上写信的情景，透过眼罩和绷带微微笑着，给护士看他漂亮新娘的相片。相片上，一簇簇三角洲地带的棉花从我的头发里冒出来。结果，那是他这辈子享受到的最后的快乐时光。他还不知道连队的战友都发生了什么事。几天后，消息传到科雷希多岛。从岛屿要塞的地道里传来恐怖的风声，一个过于恐怖、都没人敢大声说出口的消息——那耳语般传递的密讯要到多年后才会昭示于天下，特别是昭示于我。而它会让一个战士的心像皮鞋上的硬皮一般永远地皱缩起来。
那天晚上，炮击开始的时候，拿单被击中，两眼一抹黑踉踉跄跄地跑进了黑暗中的猪圈。连队接到命令快速行军至巴丹半岛。他们准备隐藏在那儿的丛林里，整队后伺机回击，重新夺回马尼拉。这是过度自信的指挥官做出的错误决定，对历史来说只是区区小事，却在那些人的生命中铸成大错。他们都被困在了半岛上，饥饿、恐惧，最终在刺刀的威逼下被包围、驱拢到一起，往北进发。他们顶着酷热穿越稻田，筋疲力尽，身罹重疾，艰难前行。之后，他们手脚并用地膝行，因饥渴与肆虐的疟疾而极度消瘦，乃至产生幻觉。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来到了一座战俘集中营，最终活下来的人就更少了。拿单所在的连队全都死在了巴丹死亡行军途中。
二等兵普莱斯在科雷希多岛得到了撤令，之后没几周，麦克阿瑟将军放弃了这个阵地，并留下了那句有名的话，说他还会再回来的。但对那些巴丹半岛的士兵们来说，他是不会回来了。而我嫁的那个士兵也不会回来了。他归家的时候，太阳穴上有一道半月形的伤疤，左眼视力极弱。他一直陷在对自己懦弱胆小的怀疑中，从未恢复过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上帝对他的看顾。他从我的热吻和挑逗抚摸中扭身而走，质问我：“你难道不明白主正看着我们吗？”
我努力告诉他我们很幸运。我相信战争只会在我们的人生计划中烙下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印痕。拿单变了，我能看出来。但他似乎只是变得更虔诚，很难看清他心中的废墟究竟是什么样的。终于，我实现了跨越州界的梦想，作为牧师的妻子开始旅行。
主满是仁慈，我深有体会——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佐治亚。我们从长满矮棕榈树丛的沙地上越界而过，沿着高速公路疾驰，经过免费食物救济所、焦灼的人群，以及排着队等待灼热的拯救之言的灵魂。拿单的目标是炙烤出一条同谢尔曼③ 留下的焦土同样宽广的道路。由于没钱，也没有时间定居，我们每季都会住各种各样破破烂烂的小村舍或寄宿屋。直到我怀上蕾切尔，这样的游牧状态才显得不堪忍受。一天晚上，我们随便选择了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佐治亚州的伯利恒。靠着好运，或是上帝的眷顾，我们的旅行车竟真的开到了那么远，而伯利恒还是福音派浸信会有待争取的自由市场。当时我们的处境实在让人想笑——男人带着他肿胀的妻子，而旅店早已客满。④
拿单并未因这大有希望的比照而笑起来。事实上，他第一次打了我。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厨房里一把椅子的边缘，脚边放着尚未拆包的行李，我用双手撑着自己硕大的身躯，和他一起听收音机。有个男人一直在读长篇战争故事，那时候经常有这种节目：朗读亲历者叙述的战俘集中营和艰难行军的故事。故事里的士兵绝望地挣扎着，掉队后，便在夜幕下转瞬即逝的橘黄色枪火中凋亡。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直到拿单说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些人里没一个人能看到姓自己姓的孩子。你却胆敢在基督面前为你那根本就不配得到的祝福而沾沾自喜。”
在那天晚上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拿单内心深处的细节，也不清楚他依然逃避着的究竟是什么。
我的几次怀孕让他极为窘迫。从他的思维方式来看，那是不应得的祝福。甚至每次怀孕都会再次让上帝注意到我有一个阴道，他有一根阴茎，以及我们同床共枕怀上孩子的事实。但上帝明白，事情从不是那么简单。拿单被性弄得魂不守舍，事后都会战栗不已。他会大声祈祷，并指责我竟如此淫荡。如果说他的负罪感使他成了人前的暴君，那也使他成了上帝面前的稚子。不是只知哀告的无助的孩子，而是暴躁的孩子。这种类型的粗鲁男孩对爱所知甚少，极易为自己的错误而指责他人。这种类型的男孩长大后会一门心思地想让所有人都看到他能干出什么名堂。我认为，他内心里是想拯救更多的灵魂，比始于巴丹的死亡行军途中的凋亡者更多的灵魂，比曾踏足其他所有毁灭之路上的凋亡者更多的灵魂。
我，名叫奥利安娜的女孩或者说女人，当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过那些道路、穿州过界之时，究竟身在何方呢？身体与灵魂已被拿单的使命吞噬。身不由己，仿佛由某种异己的力量控制着。我的外表依然未变，这点我敢肯定，就如同他的外表仍旧跟那个出发上前线的男孩一样。只是如今我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已嫁给了拿单的计划。他那宏伟的意志。征服就是这样发生的：总是有一个计划比另一个计划更宏大。我很想去做妻子应该做的事，比如去出租屋的水槽旁，把白衬衫和黑袜子分开洗净。一顿又一顿地炸小玉米饼。我们布道的那些小镇几乎看不到青壮年，毕竟仍在战时，而这却更猛烈地煽起了拿单内心的折磨之火。当他望着眼前那些会众，却不见一名士兵时，他一定是见到了那群正在往北进发的幽灵。在我而言，我看到的只是在我英俊的丈夫，那位主的士兵面前，那些被剥夺了爱情的年轻姑娘胸脯起伏波动得厉害。（我真想大喊：快去引诱他吧，姑娘们，我是真累了！）要不然，我就在家等他。他到家之前我会先喝四杯水，这样，不管他吃什么东西，我在旁边看着时肚子就不至于咕咕叫了。我怀着双胞胎的时候，极度的饥饿让我有时晚上竟会手膝并用地爬出去，到花园里吃土。在那两年都不到的孤独岁月里，我竟然生了三个孩子。我实在不相信地球上还有哪个女人会像我一样，交媾得那么少，却生了这么多的孩子。
三个孩子太多了，我能通过自己的身体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当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她脑袋不会转动，甚至都不能正常地嘬奶。那就是艾达。此前，当我得知自己怀了双胞胎时，哭了好几天。如今我夜夜无法入眠，猜疑是不是我的绝望毒害了她。拿单执着于负罪感和上帝责罚的情绪感染了我。艾达是上帝派来给我的，或者是惩罚，或者是奖赏。世界自有其看法，而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医生对她不抱什么希望。不过有个护士很友善，她告诉我配方奶是最好的东西，是现代的奇迹，但我们买不起双份。于是，我就让贪婪的利娅到我的胸口喝我的奶，让艾达喝昂贵的奶瓶，两个人同时喂奶。有了双胞胎，两只手能学会做任何事。注意了，还不仅仅是双胞胎，还有个浅色头发的女娃，她的皮肤似乎极薄，稍有不适就会哭闹。每次只要尿布一湿，蕾切尔就会尖叫，像个闹铃，惹得另两个孩子也哭成一片。长乳牙的时候，她也叫得特别厉害。此外，艾达是因挫折而号，利娅是因噩梦而叫。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那六年来，我就没好好睡过一个不受打扰的觉。情况就是这样。你会问我为什么不揭竿而起，反抗拿单呢？我太安于现状，这就是原因。我只向前挪移，每天清晨醒来后都会再一次觉得，最糟糕的状况已成为过去。
拿单特别相信一件事：主会留意这世间的公义，并加以奖赏。我丈夫根本不会接受其他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在伯利恒小小的平原的小房子里受苦，那就是我们中的一人丧失了美德之故。我很清楚丧失美德的那个人就是我。拿单憎恨我的吸引力，仿佛纤细的腰肢和蓝色的大眼睛都来自我刻意的选择，好吸引别人关注我似的。他要我明白，上帝的眼睛洞察一切。如果我在后院晾晒床单，一动不动地站定那么一会儿，感受湿漉漉的青草在我光脚板下的刺痒，那主的眼睛就会注意到我正无所事事。无论何时，只要我不留神讲出从父亲那儿学来的咒骂的字眼，上帝就会听见。他会注视我洗澡，让我不敢享用热水。甚至在我擤鼻子时，依然能感受到自己正受到注视。好像是为了补偿我老是被注视，拿单会习惯性地将我忽视。如果我抱怨我们的生活，他就会一边吃着饭，一边老练地别过头去。就像孩子存心把洋娃娃弄坏，哭闹说没东西可玩时，大人不去理睬他一样。为了从疯癫的边缘拯救自己，我已学会穿着软鞋走过硬地，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如果我体内还存留着那个异教姑娘的漂亮影子，仍旧会像飞蛾为月光吸引一般因崇拜而倾倒，如果她的心仍然会因佐治亚的夜及夜间路渠里传来的蛙声而狂跳不止，那她定然会对她的现状目瞪口呆，不知该如何替自己文饰美言了。偶尔，拿单外出参加布道会，我就会锁上家门，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抹上红色唇膏做家务活，但这种情况极少。我与自己的灵魂相遇得越来越少了。待到露丝·梅出生时，我们已搬入了黑尔街上的牧师住宅，拿单则已完全掌控了曾经名为奥利安娜·沃顿的那片国土。我将主视为我个人的救世主，因为他终于给我带来了一台美泰克洗衣机。我休憩于此等平和之中，且称之为幸福。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就是那样度过的。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自己付出了多么不堪的代价，甚至上帝都不得不承认自由的价值。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 ？那时候，我栖居于黑暗之心，彻底被婚姻的形状束缚，几乎看不到竟然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和玛土撒拉一样，我也在自我的囚笼中畏葸不前。尽管我的灵魂向往群山，但也和玛土撒拉一样，我发现我没有翅膀。
这就是个中原因，小兽。我失去了翅膀。别问我是如何夺回翅膀的——那故事太让人难以承受。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沉醉于虚假的安慰之中。当男人谈起国家利益，说那也是我们的利益时，我就信以为真地以为我们大家都应该这么去做。结果，我的命运就和刚果铸在了一起。可怜的刚果，男人的赤脚新娘，男人允诺给她一个王国，却拿走了她的首饰。
①基督教徒聚于帐篷内召开的布道会。
②“棉花国王”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口号，南方邦联要求退出美国，靠棉花出口成立美利坚联盟国。这里泛指棉花生产。
③威廉·谢尔曼（1820－1891），美国将军。1864 年在美国内战中担任西部联邦军总司令， 率领 6 万人横越佐治亚州，采取了故意破坏所过之地的策略，摧毁敌方士气，击溃邦联军队。
④这是圣母马利亚诞下耶稣时的处境：因旅店客满，马利亚便将耶稣生在了马厩。故后文说“大有希望的比照”。

我们未知之事
基兰加，1960 年 9 月

利娅

这是第二次，我们从利奥波德维尔飞越丛林，飞入那一小块叫作基兰加的空地。这次飞机上只有父亲和我，再加上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二十磅干货和昂德当夫妇逃离刚果时无法带走的整罐整罐李子干。但这第二次磕磕撞撞的着陆却没有第一次抵达时那样的冲击力。我并不觉得兴奋，有的只是恐惧的悸动。空地边连个来迎接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没有村民，甚至连母亲和姐妹们都没来。显然，没人会为我们击鼓，也没人给我们炖山羊。当父亲和我穿过孤独的田野，朝那栋屋子走去时，我止不住想起了那个夜晚的欢迎宴，以及欢迎宴上纷呈的味道和声音。那一切在当时显得那么怪异和微不足道，现如今回首往事：丰盛美味的蛋白质可都是为了我们而奉上来的。让人受之有愧的丰盛，真的。我的胃咆哮着。我默默地向主发下誓言，如果再来一次，我会为这样一场宴饮表达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尽管蕾切尔对山羊肉的看法不怎么样，但我们完全可以充分享用那顿旧日的丰盛宴饮，因为现在我们还能吃到什么呢？这辈子也就只能吃吃罐装李子干了。
因独立之故，除了六年级的数学应用题，我有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地考虑钱的问题。每月相当于五十美元的比属法郎听上去也许不多，但这笔钱在基兰加却能让我们比谁都富有。现在，我们就要过上每月一美元都没有的日子了，花不了什么时间就能算出这道应用题的答案。
当然啦，在父亲和我两手空空地返回之后，几个礼拜内，女人们都猜出了我们已经一文不名，也就不再到我们家门前兜售她们的丈夫猎来的肉啊鱼啊的了。自然，她们也都是逐渐理解的。起先，她们对我们降低生活水准的境遇深感困惑。我们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处境讲得很清楚：菲亚塔，没钱！这是实话。我们攒下的每个法郎都进了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的腰包，因为父亲不得不尽量给他好处，好让他把我们从利奥波德维尔载回来。可我们的基兰加邻居似乎是这样想的：白人菲亚塔，真的会这样吗？她们还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我们家门口，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地打量着我们，一篮篮满满当当的食物静静地躺在她们的脑袋上方。我觉得她们肯定以为我们拥有无限的财富。内尔森解释了一遍又一遍，蕾切尔、艾达和我则站在他身后望着她们。内尔森说现在独立了，我们家虽然是白人基督徒，但也不会有特殊的津贴了。好吧，女人们听了这话之后，纷纷发出乱糟糟的同情之声。她们嗖地一下把娃娃捞回到胯上，说阿布，好吧，阿伊，独立。但她们还是不怎么相信，是很不相信。她们想知道，我们已经把每个地方都翻遍了吗？说不定还有一点钱压在那些奇形怪状的高脚床下，或者塞在衣柜的盒子里？不管我们外出去哪里，小男孩们也仍旧像好脾气的强盗一样找我们的麻烦——cadeau，cadeau！不断地问我们要奶粉或裤子，一个劲儿地说我们家里还藏着很多这样的东西。
隔壁的玛玛·姆万扎是唯一一个对我们心存同情的人。她会用手掌爬过来，送给我们几只橙子，管它独立不独立呢。我们告诉她我们没东西交换，她只是用双手朝我们摆了摆。阿布，没关系！她的小男孩们找起橙子来特别能耐，她说，而且她家里还有巴卡拉姆潘迪——身强力壮的好男人。他这个礼拜晚些时候要布一张大渔网，如果收获丰富，他就会让她带一些鱼给我们。不管什么时候自己的东西富余了，都要和菲亚塔分享，她说。（玛玛·姆万扎甚至都不是基督徒！）一个女人没有双腿，最近又失去了两个小孩子，却还在同情你们，你也就了解情况有多糟糕了。
母亲的日子很难熬。我们只知道，当父亲和我飞往利奥波德维尔时，她还在想办法应付局面。但我们离开后没过多久，她就难以为继了。她消沉得厉害。如今，她只是穿着睡衣神思恍惚地在房子里晃来晃去，趿拉着褐色的拖鞋，不穿袜子，粉色衬衫也不扣纽扣，不分白天黑夜地穿着这身吊儿郎当的衣服。很多时候，她只是蜷缩在床上，和露丝·梅睡在一起。露丝·梅不想吃，说她站不起来，因为她出汗出得太厉害。真相是，她们俩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内尔森偷偷告诉我，母亲和露丝·梅得了基巴阿祖，意思是有人在诅咒她们。他甚至还声称他知道下咒的人是谁，而且，或迟或早基巴阿祖会落到我们房子里的所有女人身上。我想起几个礼拜前塔塔·库伏顿度放在我们家门阶前的葫芦碗里的鸡骨头，当时就让我起了鸡皮疙瘩。我对内尔森说他所谓的伏都巫术纯粹是在瞎搞。我们不相信存在那种愿意受人指使去诅咒别人的恶神。
“不会吗？”他问，“你们的神，他没诅咒过塔塔·乔贝吗？”那是个燠热的午后，内尔森和我在劈木柴，劈好之后再把它们抱进灶间。要把水烧开，必须费很大的工夫喂饱那座铸铁炉，更别提烧菜了。
“塔塔·乔贝？”我对这个话题很谨慎，但又很好奇他对圣经的教义理解了多少。透过他红色T恤上的几个非常大的洞，我注视着内尔森举起大砍刀深深地劈入小原木深紫色的内核时，他背上瞬间紧绷的串串肌肉。大日头底下，内尔森的大砍刀什么都能干，从劈引火柴、刮脸（他只有十三岁，并不是真有这种需要），到清理炉膛，都能干。他把刀口磨得极其锋利，保养得也很干净。
他挺起身，喘着气，把大砍刀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然后抡圆双臂甩了几圈，使肌肉放松。“你们的神把基巴阿祖用到了塔塔·乔贝身上。他让他得了天花和瘙痒病，还把和他住在一起的七个孩子都杀死了。”
“哦，是约伯。”我说，“怎么啦，那不是诅咒，内尔森。上帝是在考验他的信仰。”
“阿布。”内尔森说，意思是也许吧，“好吧。”他再次拿起武器，又劈开了几根紫色木核的原木，接着说：“有人正在考验你母亲和你小妹妹的信仰。下一个要考验的就是白蚁。”
姆乌拉——一种淡白色白蚁，随雨后而来——是当地人对蕾切尔的称呼，因为她皮肤苍白。他们认为她这么白是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总之就是太害怕生活。不消说，蕾切尔对白蚁没什么看法，她还坚称这个词有另一层更高深的含义。我一般都被叫作雷巴，这个词要好听得多，意思是无花果树。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他们发不出“利娅”这样的音，后来发现他们能发得很好，但出于礼貌不用这个词，因为“利阿”在刚果语里意为少之又少。
我再三对内尔森说，无论他如何理解那则关于约伯的寓言，我们家还是不相信巫医恩甘噶和恶眼崇拜，以及他们为了避开诅咒而围在脖子上的恩基西与格里－格里 。“不好意思，内尔森，”我告诉他，“我们不会去膜拜那样的神。”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的立场，我又说了“巴卡维赫”，意思是“对那种看法，我们不会买账”，当你不相信的时候，就要这么说。
内尔森把木柴轻轻地堆到我的臂弯里。“阿布 。”他悲哀地说道。当他把木柴放到我笨拙的怀里时，我别无选择，只能近距离地瞅着内尔森那汗津津的脸庞——劳作将我们拉近。我能看出他似乎真的为我们满怀悲伤。他像玛玛·塔塔巴那样弹了下舌头，告诉我：“雷巴，那些神，你不向他们上贡，他们就会对你诅咒得特别起劲。”

艾达
道知 不们我 。
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各自不知道的，以及全家都不知道的，会填满两只篮子，篮子底部各破了一个大洞。
蒙图是刚果语里男人的意思，或者是人的意思，但它的意思还不止于此。我要在这里，刚果，很荣幸地宣布，活人、死人、尚未出生的胎儿以及神灵并无区别——他们都是蒙图。内尔森就是这么说的。所有其他东西都叫金图——动物、石头、瓶子。地点或时间叫作罕图。某样东西的品质是昆图——比方说，漂亮、阴险、瘸腿。所有这些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词干，恩图。“在这儿的一切，就是恩图。”内尔森说着，耸了耸肩，好像这没什么不好理解的。这样说是很简单，只是“在这儿的”和“存在的”并不是一个概念。他对其中的区别是这样解释的：恩图就是某种沉睡的状态，直到被诺莫触碰唤醒。诺莫 是一种让事物成为事物的力量——它让你成为男人，或树木，或动物。诺莫 意味着言语。兔子拥有它自己的生命——不是老鼠的生命，也不是獴的生命——因为它叫作兔子，乌姆翁得拉。内尔森声称，孩子只有起了名字后才算活了过来。我告诉他这个解释让我搞清楚了一件曾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我和我姐姐是同卵双胞胎，我们从同一颗种子而来，那怎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呢？现在我知道了。就因为我叫艾达，她叫利娅。
诺莫 ，我把它记在了笔记本上，笔记本就摊在我们面前的大桌子上。诺莫，莫诺，诺－莫 ① 。我写道。我想要从前往后、从后往前地学会这个词。理论上讲，我其实正在内尔森的强烈要求下，向他展示怎样写信（他根本就没法寄信这一事实就忽略不计了）。但内尔森作为学生，在丝毫不冒犯别人的情况下，灵活地将自己变成了老师。他似乎认为他的喋喋不休能够改善我们的交流，因为我只会在纸上写东西。
“诺莫姆乌拉就是我姐姐蕾切尔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
然后是露丝·梅，叫诺莫班杜，利娅叫诺莫雷巴。那诺莫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指了指自己的嘴。诺莫来自于嘴巴，就像水蒸气。他说，一首歌、一首诗、一声尖叫、一声祈祷、一个名字，所有这些都是诺莫。水本身也叫作诺莫。后来人们发现，水是最重要的。水是祖先的言语，既可给予我们，亦可将之收回。这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他们。内尔森解释说，祖先的言语注入了树和人，就让他们站了起来，作为蒙图活着。
树也是蒙图？我写道。我立马就用简笔线条画出了人和树，好澄清其间的区别。我们的交流大多数时候会用到图画和手势。“树是人的一个种类吗？”
“当然啦。”内尔森说，“你看看它们。它们都有根，有脑袋。”
内尔森对我没法理解这样简单的事情感到困惑不已。
然后，他就问：“你说的你和你姐姐雷巴从同一粒种子而来，是什么意思？”
双胞胎，我写道。他不认识这个词。我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女孩并排站在一起，这样他更摸不着头脑了。毕竟利娅和我——美女和野兽——是双胞胎这一点还是颇费思量的。于是，由于当时周围没有人在看着我们，内尔森似乎也没觉得有多尴尬，我就不顾羞耻地演出了一场哑剧：母亲生出一个孩子，然后——哦，天哪——又生了一个。双胞胎。
他眼睛睁得老大。“巴萨！”
我点点头，心想他可不是头一个被我和利娅的这则消息震惊到的人。但这震惊还有别的内容，因为他慌忙地从我身边跳开，竟把椅子都撞翻了。
“巴萨？”他重复了一遍，指着我。他轻轻地碰了碰我的额头，立刻就缩了回去，好像我的皮肤会烧着他似的。
我近乎辩解，潦草地写道：你从没见过双胞胎 ？
他确定地摇了摇头。“任何一个女人只要怀了巴萨 ，都应该在孩子出生后抱着婴儿进入丛林，把他们留在那儿。她要飞快地把他们送走。那样做非常非常非常 必须。”
为什么？
“祖先和神灵，”他结结巴巴地说，“所有神灵。一个母亲把这样的孩子留在身边，神怎么可能不生气？要是有哪个母亲把她的巴萨留在身边，我想整个村子都会被洪水淹没，或者大多数人都会死掉。”
我环顾房间，没发现一丝一毫灾祸的迹象，就耸了耸肩。我翻到了商务通信这一课，开始卖力地用铅笔画挪亚方舟。过了一会儿，内尔森把椅子扶起来，坐到离我有好几英尺远的地方。他远远地往这边凑，想看我这幅画。
这幅画和双胞胎没关系。我在顶端写道。也许有关系，谁知道呢，我想。从小兔子到大象，不都是配了对的嘛。
“你母亲没把你们带到丛林里去，当时你们村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仔细地想了想自己出生的那一年，写道：我们打赢了战争。然后，我又开始画长颈鹿优雅无比的轮廓。但内尔森瞪圆了双眼，仍在等着我进一步确认我的出生并未让自己家大祸临头。没有洪水，没有传染病。我写道。美国一切都好，母亲们也都整天把自己的巴萨带在身边。
内尔森用他执着而恼人的怀疑眼神紧盯着我，我几乎都要怀疑自己的话了。比如，我和利娅出生后的几个月中，飓风有没有频繁来袭？有没有席卷全国的寒冬引发了流感？这谁知道。我耸了耸肩，又画起了第二只长颈鹿，把它的脖子画成夸张的Z形。一只本杜卡长颈鹿。
内尔森不想放过我。显然我的双胞胎身份对社会来说是个危险。“塔塔·耶稣，他是怎么说的？”
总是说很多。
“当一个女人生……他是怎么说的？”他甚至踌躇着不肯用英语说出那个词。
我耸了耸肩，但内尔森继续为了这件事催逼着我。他不相信塔塔·耶稣说起话来如此滔滔不绝，竟未对生下双胞胎的母亲提出特定的指导意见。最后，我写道：耶稣说把他们留下来，我猜是这样。
内尔森又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所以，你看，塔塔·波安达的两个老婆都去耶稣教堂了！还有玛玛·拉堪嘎！这些女人和她们的朋友，还有她们的丈夫全都去了！他们以为可以再次生下双胞胎，而塔塔·耶稣不会让他们把孩子留在丛林里。”
这是个有意思的新闻，我问了他其中的一些细节。照内尔森的说法，我父亲的会众里有近一半的人都是死去的双胞胎的亲戚。用这个规律来建立传教团倒挺有趣：亲双胞胎第一福音派浸信教会。我还从内尔森那儿得知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接待七名麻风病人，再加两个所犯之罪永远得不到当地神灵宽恕的男人，也就是失手杀死族人或儿童的男人。我们似乎成了失败者教会，这或许和耶稣本人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营生相去不远。
这倒不会让人觉得有多吃惊。毕竟在那次以碎盘收场的不祥的晚宴上，阿纳托尔早就试图对我们解释清楚那座教堂的社会功能了。但牧师大人却觉得自己的活干得很漂亮，经文方方面面的含义都已经向异教徒们阐释清楚了。他完全想不到，自己只不过是在帮忙清扫不被需要的人而已，实情就是这么回事。牧师大人如今从事的工作是帮忙将种种带来麻烦的因素从基兰加的主要庆典生活中移除出去。他根本没注意到，去教堂的家庭一旦孩子得了咔咔咔咔 ，都偷偷地重回祖先崇拜的怀抱，而一些在村里惨遭打击的异教徒家庭则悄悄地回来教堂尝试基督教。我觉得这样颇合情理，不过这种实用的宗教观完全不在牧师大人的理解范围内。礼拜天清晨，要是有新的皈依者一瘸一拐地步入大门，他就会在晚饭时分大肆吹嘘，说自己“如今正在召唤他们回家。终于吸引到当地一些大人物的注意”。
于是，他继续引导麻风病人和村社弃儿。出于纯粹的误会，他的执行过程有时要比他的意图更纯粹。只是获得的效果通常都适得其反。大多数情况类似这样：他大吼一声“感谢上帝！”，但手背一挥，却把你给砸晕了。
他，这位诺莫拿单·普莱斯，究竟从何而来？我还真是好奇。起初是言语、战争、众生之路。母亲，天父，儿子没有，女儿太多。没错，双胞胎拖垮了这个家。起初是言语成语谜语谶语、罪孽往复荒谬无数。我们的天父想要和这世界好好理论，喔，他的挑衅格格不入。他用上帝之言挑衅。他的惩罚就是上帝之言，他的弱点则是语言的失败：当他对翻译越来越不耐烦，全靠自己夹生得厉害的刚果语讲寓言故事的时候。我现在明白了，在刚果乱用或错用诺莫是种很危险的做法。如果用错误的名称去称呼事物，你就是让鸡讲人话，让大砍刀翩翩起舞。
我们，他的女儿和妻子，也并非无辜。我们都是他剧院里的演员。谁都认为我们普莱斯家是好意，只是很愚蠢。我知道这一点。内尔森并不会口无遮拦地说太多。但只要我问，他总是会告诉我，我们对词语的理解错了。我能领会他的言外之意。有这么一个特立独行之人，总是召集会众，周复一周地挺身站在他们面前，用骄傲、清晰的嗓音说出错误的词语。比如，班迪卡 ，杀人。如果你说得太快，正如牧师大人那样，这个词的意思就会变成给植物修枝，或夺取贞操。所以，当刚果人听着勇敢的大卫想要击杀不可一世的歌利亚的故事，其实他们听到的却是大卫到处跑来跑去地修枝，或另一种更可怕的意思。这些人定然都惊得目瞪口呆吧。
还有巴蒂撒 ，天父对之情有独钟。发巴蒂撒这个词的音时，舌头卷起来，指的就是“洗礼”，否则，就是指“恐吓”。那天下午内尔森和我在鸡舍里打扫鸡粪盒子时，花了几个小时向我解说了那精微的语义差别。没有人向牧师大人解释过，他不是个能听得进这种话的人。或许他应该多打扫几间鸡舍才对。
①原文为“Nommo ommon NoMmo”，艾达通过改变大小写指示音节变化，使第三个单词读音与“No More”相近。

露丝·梅
有时，你只想躺下来，斜眼看整个世界。我和妈妈现在就是这样。感觉还不错。如果我把脑袋枕在她身上，那斜过来的世界就会一上一下地动。她会发出“呵——呼——呵——呼—— ”的声音。她的肚子和胸脯都很软。当父亲和利娅坐飞机离开的时候，我们只想躺一会儿。
有时候我叫她：妈咪妈咪。我就这么叫了。父亲没在听，所以我能这样叫。她的真名是母亲和普莱斯台台，但对我来说，她还有个秘密的名字，叫作妈咪妈咪。他坐飞机离开了，我就说：“妈妈，我希望他再也不要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哭了起来。
但我很难过，我想让利娅回来。因为有时候，只要她不嫌我烦不朝我发火，就会把我抱起来，背在身上。有时候，每个人都很好，耶稣宝宝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感觉，都要爱每一个人。耶稣宝宝知道当我说希望父亲再也不要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父亲是牧师。所以，上帝和他们最爱他了。
我梦见自己爬走了，爬到了鳄梨树顶上，往下看着他们。很小的小孩子们撑着罗圈腿，睁着大眼睛往上瞅着我。那些包在襁褓里的小不点儿宝宝有好看的小手和小脸蛋，不过等他们长大，就会变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要过上一阵，上帝才会发现他们都属于含的部族。房子都是灰尘色的，跟他们坐在屁股下面的灰尘一个颜色。妈妈说整座村子里没有一样东西不会在暴雨中融化。我还能看见妈咪妈咪，我看见了她的头顶。她在想什么，我都能看见，就像耶稣一样。她在想动物。
有时候，你醒过来，却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的。

艾达
众所周知，上帝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没有什么他不会做的事情，例子很多。哦，他会降下这么大的雨，搞得那些小不点似的人全都跑到别人家的阴沟里找水喝，死于咔咔咔咔 。然后，他又会组织一场干旱，让甘薯和木薯田干得冒烟，因此，就算有人没死于发热，也会被饥饿折磨得够呛。你会问，接下来呢？哎呀，有什么好问的？充满神秘，就这么回事！
在独立切断了我们的津贴和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之后，上帝的安排似乎就是要让母亲和露丝·梅生病，直到奄奄一息。她们脸色绯红，身上斑斑点点，舌头变大，精神倦怠，行动迟缓，接近于通常所说的活人的最低限度。
牧师大人似乎不为所动。他照样从事传教工作，由着三个大一些的女儿一连好多天料理家事，生火做饭，自己却外出造访未获救之人，或者和阿纳托尔见面，讨论为小男孩们开办圣经班的事。哦，圣经，每个会吃饭的蠢货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阿纳托尔显然对这项计划不太热切。）很多时候，牧师大人只是外出，沿河走上好几个小时，踽踽独行，想要对野地里的百合花——和他的会众有着同等的理解他的能力，且老实说，和会众相比，是更好的听众——试炼他的布道。总而言之，成为上帝在基兰加唯一的同时也是被弃的信使，使天父变得忙碌不堪。如果我们拿自己对母亲的担心去烦扰他，他就只会斩钉截铁地说她很快就会听从上帝的召唤，活蹦乱跳起来。晚上，我们偷听到奇怪的、带着哭腔的争论声，那是母亲用平静、含糊不清、慢吞吞的声调在讲话，像是留声机的唱片转速出了错，勾勒着我们家即将消亡的前景。她不时地一再恳求，而天父恼怒地反驳说，主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就好像她不知道似的。
严肃谵妄专横，伤害使我们疲惫不堪① 。
邻居们似乎对我们每况愈下的遭际无动于衷，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事要忙。利娅的朋友帕斯卡是唯一一个仍会偶尔过来走走的人。他想让利娅出门，和他一起去丛林里探险。当我们忙着洗床单、洗碗盘的时候，帕斯卡会等在外面，将利娅教他的几句美国话大声嚷嚷出来逗我们，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天哪天！太疯狂了 ！”以前，这样一句话会让我们发笑，现在我们却因为把他训练得这样粗鲁而觉得很难堪。
我们的童年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历史。除了我们自己，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转变的发生。
每天弄出三餐要吃的面包这样的事显然都得靠姑娘们自行想办法。可单单这样的事就让我精疲力竭。我经常觉得自己像是要沉疴染身，起不了床了。姐妹们也有相同的感受：蕾切尔变得眼神空洞，憔悴倦怠，有时一天只梳一次头发；利娅不再连蹦带跑，而是走起路来。我们实在想不明白母亲去年到底是怎么做出一桌子饭菜的。天父却不以为然，因为他觉得让瘸子、选美皇后和假小子赶鸭子上架来料理家务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这一家子实在奇葩。
有时，深更半夜里，利娅会猛地在床上坐直身子，想要说话。我觉得那是因为恐慌。她一再说起玛玛·姆万扎给她带来的困扰，玛玛·姆万扎曾煞有介事地说过家里要有个强壮的丈夫。让利娅困惑的是，村民们认为我们家有缺陷，并不是因为母亲在等死，而是因为我们缺一个巴卡拉姆潘迪——强壮的男人——来照看我们。
“父亲不打猎，不钓鱼，因为他有更高的使命。”利娅坐在她的小床上争辩道，就好像我想不到这一点似的，“难道他们没看出来他在为自己的事业卖力工作吗？”
要是我想掺和这场争论，我会向玛玛·姆万扎指出，天父的事业与“妈妈，我可以走吗”这个游戏颇为相似，反正两者都需要很多胡言乱语。
不到一个月，我们家就变得一团糟。我们不得不忍受天父愈演愈烈的暴怒，因为他回家后发现根本没有晚饭，因为我们的争论还悬而未决，关于面粉里有还是没有虫子，或者干脆到底有没有面粉。等他的不快达到某个点时，我们三人就会不计前嫌，以成熟女人的姿态坐下商议起来。那张大木桌，我们曾在上面耗费了冗长乏味的时间研习代数和神圣罗马帝国，如今却要围坐在它四周清点家底。
“首先，再怎么说，我们还是得把水烧开。”年纪最大的蕾切尔宣布，“把这写下来，艾达。如果我们不把水好好煮上三十分钟，我们就会感染真菇② 什么的。”
记下。
“其次，我们要搞清楚能吃什么。”
在灶间的碗橱架上，我们还有些面粉、糖、雀巢三花奶粉、茶叶、五听沙丁鱼和昂德当夫妇的李子干，我把这些都记在了笔记本的同一栏里，为了让姐妹们看起来方便，都是从左往右写的。利娅在清单上添上了：芒果、番石榴、菠萝、鳄梨，这些水果在各个神秘的季节（并非不似主的神秘）生长枯萎，但至少还长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不要钱。村里有很多香蕉，村民们都是光天化日之下彼此偷来偷去的。玛玛·姆万扎的孩子从恩古扎家的大果园里割下了一串香蕉，之后玛玛·恩古扎还把他们落下的香蕉送了过去。因此，我和利娅就乍着胆子，趁埃本·阿克塞尔罗特在里屋的时候，跑到他的外屋后面割下了一串和露丝·梅个头相当的香蕉。那么，水果我们应该是不用花钱买了。橙子，我们以前都是到集市上去买的，它们都长在丛林深处，很难找到。但利娅声称自己知道该去哪儿找。她主动要求负责采集水果，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类家务活可以在离家最远的地方完成。她还保证能采集到棕榈果。我们觉得这种坚果的味道尝起来就像蜡烛，尽管许多刚果孩子似乎都很喜欢。虽然如此，我还是在笔记本里写下了“棕榈果”，以便把这份清单续长。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说服自己饥饿并非那么紧迫，流口水的饿狼尚未到后门，还在我们家院子边上呢。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讨论进行过程中，蕾切尔却仔细研究起她发梢的分叉来，她那样子就像是一只有斗鸡眼的兔子。提到棕榈果，她就哀叹起来：“你们啊，要是只吃水果，我们都会死翘翘的，甚至还会得疟疾。”
“那还有哪些是不要钱的？”利娅问。
“鸡啊，这不明摆着吗。”蕾切尔说，“我们可以宰了它们。”
我们不能把它们全宰了，利娅解释道，因为那样我们就没有鸡蛋做煎蛋了——这是我们知道怎么做的少数几样菜之一。但如果我们留下一部分母鸡下蛋，增加鸡的数量，那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就有一只公鸡可以宰掉来做炸鸡。姐妹们让我负责所有和鸡有关的决策，她们认为我最不可能冲动行事，引发令人后悔莫及之事。我大脑里的冲动成分一出生就被毁掉了。我们没有讨论由谁来负责宰那些倒霉的公鸡。早先都是母亲干的，手法夸张。过去当她还是个快乐一些的女人，她常说父亲娶她就是因为喜欢看她拧断公鸡脖子的那副样子。母亲的外表之下其实一直有种种神秘，而我们根本不曾留意。
接下来，利娅提出了让人头疼的跟内尔森有关的问题：近一半的鸡蛋都得给他当薪水。我们于是开始讨论是更需要内尔森呢，还是更需要鸡蛋。现在他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烧成菜了。但他帮我们取水、砍柴，还帮我们澄清基兰加日常的许多神秘之处。由于我取水和砍柴都不在行，所以我不赞成没有内尔森的生活。我想，姐妹们也都有各自的恐惧。从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来看，我们一致选择了留下他。
“我会烤面包，母亲教过我。”蕾切尔宣布，好像那就能解决我们所有问题似的。
母亲神不知鬼不觉地飘到了我们的讨论会上，站在了前窗旁，望着外面。她突然咳嗽，我们三人全都转身看着她：奥利安娜·普莱斯，我们的前面包师。如今实在看不出她是一个能教你把纽扣扣正的人。十几年来一直告诉我们要把衬衫下摆塞进裤子、走路要像淑女的母亲，现在却如此蓬头垢面，这着实让人困扰。感觉到我们沉默中的不满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们。她的眼眸犹如无雨的浅蓝色天空，一片空洞。
“没事的，妈妈。”利娅说，“你要是不舒服，还是去躺下休息吧。”自从我们长出第一颗臼齿起，利娅就没再叫过她“妈妈”。从前的奥利安娜，现在的妈妈，过来吻了吻我们的头顶，就趿拉着鞋回到她的临终之榻上了。
利娅转身朝向蕾切尔，嘘她：“你这么娇气，连面粉都筛不了！”
“哦，天才女孩发话了。”蕾切尔说，“那我能问问我为什么筛不了吗？”我咬着铅笔，见证着这一幕。
“没有特别的理由。”利娅说着，挠了挠耳后蓬松的短发，“那看来你不介意把手伸进满是象鼻虫和蛆虫的面粉袋里了。”
“面粉里不会老有蛆的。”
“是不会，你说得对。有时候狼蛛会把它们吃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蕾切尔站起身，离开了桌子。
虽然我打破沉默帮了利娅的忙，但我总觉得还是得说几句她的不是，好保持平衡。“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我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
“我知道。我们会各自为战。但蕾切尔也得放下架子。她从来就不肯动一动手指，现在却突然说自己是小红鸡③ 。”
说得没错。让蕾切尔管事就像影视明星唐娜·里德夫人突然在你眼前出现，说要来给你当妈一样。这肯定就是演戏。很快，她就会脱下围裙，对大家的福祉根本不屑一顾。
可怜专断的蕾切尔老是想倚仗她年长的那十六个月建立起大姐大的威望，坚称我们应该尊敬她。但从二年级起，我和利娅就没这么看待过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拼写比赛中超过了她，她败在了一个简单到荒唐的词上：谋划。
①原文为“Serious delirious imperious weary us deleterious ways”，为一系列押韵的词语。
②蕾切尔把某种致病真菌错拼成了“plebiscites”（全民公投）。
③经典民间童话。一只勤劳的小红鸡找其他动物帮它一起种麦子，但没有一个愿意帮忙，等到麦子长好、烤出面包，它们却全都争先恐后地要来吃，小红鸡拒绝了这些想不劳而获的家伙。

利娅
过了三个礼拜低气压的郁闷日子后，我终于让露丝·梅起了床。我只是说了句：“露丝·梅，宝贝，起床吧。我们去外面随便走走。”对母亲我就没什么辙了。但我花了很多时间照料露丝·梅，我觉得现在我应该知道什么对她有益。她需要有东西让她发号施令。那时候，我们的宠物大多都逃了，要不就被吃了，像玛土撒拉那样。但刚果还有很多上帝的造物，可以让我们玩得开心。我带露丝·梅去外面晒太阳。但不管去哪儿，她都会瘫下来，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像只被机器压过的袜子猴玩偶。
“你觉得小斯图尔特去哪儿了？”我问她。我提起那个名字只是想让她高兴，并以此来承认那是她的小獴獴。她没把它抓住并关起来，或者说也没有特意照料过它，而且小斯图尔特的名字不过是取自故事书里一只虚构的动物，也就是一只老鼠的名字而已，但我无法否认它整天都围着她转。
“它跑掉了。我也不在乎。”
“看这儿，露丝·梅。蚁狮。”
不像去年的这时候是雨季，现在是漫长而又奇异的旱季，软软的尘土铺展在我们的院子里，呈现出一大块一大块的白色。院子里到处可见一小撮一小撮凹下去的漏斗形陷阱，蚁狮就藏身在底部，等待着可怜的昆虫落入，被吞噬掉。我们从来没亲眼见过蚁狮，只见过它们那些很难看的自制工事。为了让露丝·梅开心起来，我告诉她它们看上去就像狮子，有六条腿，个子很大，像她的左手那么大。我其实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但鉴于刚果生物的普遍形态，那种体格应该还是有可能的。露丝·梅还没生病的时候，认为她只要趴在地上唱着歌，就能把它们诱出来：“坏虫子，坏虫子，快从洞里跑出来！”有时她可以唱一整个下午，即便根本不管用。露丝·梅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认死理。然而现在我这么跟她提议了，她反倒只是歪着脑袋，根本提不起兴致。
“我太热，唱不动歌了。反正它们也不会出来的。”
我决定给她来点激将法。如果我无法在露丝·梅的心中发现任何火花，恐怕我会陷入恐慌，或者哭泣。
“嘿，看这个。”我说。我发现一列蚂蚁正沿着树干往上爬，便从那队列里拈出几只。那些可怜的蚂蚁运气太糟，被挑出来的时候正和兄弟们忙着自己的事呢。就算蚂蚁有自己的生活，我还是没怎么细想就蹲下来，把半个身子已被我的手指捏扁的蚂蚁扔进了蚁狮的陷阱。从前有人把基督徒送去喂狮子，如今这句话成为艾达爱用的讽刺，意指我成心把她留在那条路上让她被吃掉。但艾达并不比一只蚂蚁更像基督徒。
我们蹲在洞口，等着。蚂蚁在软软的沙地陷阱里挣扎着，直到一对钳子突然伸过来，把它们攫住，尘埃轻轻扬起，它们被拖到沙土之下。完了，就这么回事。
“别再这么干了，利娅。”露丝·梅说，“蚂蚁又不坏。”
我觉得尴尬，竟然被自己的小妹妹教训起对待昆虫的道德来了。通常，残忍的行为能激发出露丝·梅的无限热情，而我想尽办法只是为了让她振作起来。
“好吧，就算是坏虫子也得吃饭呀。”我指出这一点，“每样动物都得吃东西。”我想，就算狮子也是这样的呀。
我拉起露丝·梅，替她掸去颊上的灰尘。“坐到秋千上去吧，我来给你梳辫子。”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屁股兜里揣着一把梳子，就是想给露丝·梅梳梳头发。“等我给你编好辫子以后，就给你推一会儿秋千，好吗？”
不管玩什么，露丝·梅似乎都没多大兴趣。我让她坐上的秋千，是内尔森用从河岸边找来的抹了油的粗绳子帮我们挂上做成的。秋千座是一个装过棕榈油的长方形旧油桶。村里的孩子都会来玩我们家的秋千。我把梳子上的灰尘抖落，开始把露丝·梅一块块打结的黄色头发捋顺。这么做很难不把她弄疼，但她连哼都不曾哼一声，我觉得这是个坏兆头。
从眼角的余光，我瞥见阿纳托尔站在我们家院子边上的甘蔗丛里，身子几乎被掩住一半。他不是在砍甘蔗，他不嚼那玩意儿——我觉得他对自己坚固的大白牙和门牙之间的小牙缝颇为自负。但他就那么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想他说不定看见我捉蚂蚁喂蚁狮了，一下子臊得脸上绯红了起来。这似乎很孩子气。青天白日之下，我们在基兰加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很幼稚。包括父亲走在河岸边自说自话，母亲衣衫不整地晃来晃去，都很幼稚。给露丝·梅梳头发似乎至少有点母性的味道，而且也很符合现实需要，我便专注在这上面。我不由自主想象出一幅画面，父亲抡着黝黑的臂膀从河里摸出鱼来，母亲挺着黑黢黢的大乳房用木杵猛捶木薯。然后，习惯使然，我会背诵忏悔诗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但我并不确定自己的所想究竟犯了哪条戒律——尊敬父母，还是不要觊觎邻人的父母？还是更笼统，要忠实于自己的种族？
阿纳托尔开始朝我们走来。我挥了挥手，对他说：“姆博蒂 ，阿纳托尔！”
“姆博蒂，贝埃内－贝埃内 。”他说。他给我和姐妹们都取了特定的名字，不是其他人喜欢用的那些侮辱性的词语，比如白蚁，或本杜卡 ，那是艾达的名字，意思是拐着腿走路的人。阿纳托尔不愿告诉我们他取的那些名字是什么意思。他揉了揉露丝·梅的脑袋，以刚果人的方式和我握了握手，就是握手时用左手抚着右臂。父亲说这种传统是表明他们没藏任何武器。
“有什么新闻吗，先生？”我问阿纳托尔。父亲总是这么问他。尽管第一次家庭晚餐的状况极其糟糕，父亲还是相当倚赖阿纳托尔，甚至还有点神经质地期待着他的造访，我是这么觉得的。阿纳托尔总是知道外面世界——至少是基兰加之外的重大新闻，让我们很是惊讶。我们不确定他是从哪儿听来这些消息的，但最后都得到了证实。
“一大堆新闻。”他说，“不过，首先，我给你们带了一只装在布袋里的猪① 。”
我就喜欢听阿纳托尔讲英语。他的发音有点英国腔，挺优雅的。“先”说成“显”，“带”说成“逮”。但他每个音节都重读，所以听起来还是很刚果腔——一只装在布袋里的猪 ——好像没有哪个字愿意统领这整个句子的音韵顿挫。
“包袱。”我说，“母亲说‘千万别买包袱里的猪’，就是叫我们别瞎买东西。不过我猜包袱就是布袋吧。”
“好吧，反正这里边也不是猪，你们也不用买。如果你能猜出是什么，你们的晚餐就能加菜了。”他搭在肩上的绳子系着一只褐色的布袋，他把它递了给我。我闭上眼睛，上下颠动着袋子估摸它的分量。乍看像是鸡的体格，但它太沉，应该不是鸟类。我把袋子举起来，仔细打量着袋底鼓得圆圆的部位。有些地方尖尖的，也许是肘部。
“乌姆翁得拉 ！”我喊道，像个孩子似的上蹦下跳，是丛林里的兔子。内尔森用曼格万西豆和芒果炖的兔子肉，就连蕾切尔也禁不住想吃，可见味道真的很好。
我猜对了：阿纳托尔兴奋地笑起来，露出了白牙。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在我们眼中是什么模样了，当时我们都被他满脸的疤痕惊得目瞪口呆。然而现在我只看见阿纳托尔这个男人，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有着宽宽的肩膀和窄窄的腰肢，总是笑眯眯的，步伐很欢快。一个对我们很友善的男人。除了疤痕，他的脸上还有许多有趣的特征，比如杏仁状的双眼，还有精致的尖下巴。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喜欢他。
“是你自己捕杀的吗？”
他举起双手。“我很想说是的。这样，你就会认为你们的朋友阿纳托尔是个好猎人。唉，可惜啊。这是一个新来的学生今天早上带过来当学费的。”
我看了看袋子里面。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不自然地往后蜷着，因为脖子断了。是掉进陷阱里被抓的，不是被射杀的。我把袋子紧抱在胸前，抬头斜着眼看阿纳托尔。“如果我没猜对的话，你真的会把它带回去吗？”
他笑了。“我会给你很多机会猜对的。”
“好吧！你在学校里教孩子们数学和法语时，是不是也这样宽宏大量？他们肯定从来没学到过任何东西。”
“哦，不会的，小姐！我会用棍子猛敲他们调皮的脑袋，把他们无地自容地打发回家。”我们都笑了起来。我才不会上当呢。
“来吃今天的晚饭吧，阿纳托尔。加上这只兔子，我们可吃的就太多了。”事实上，这只孤独的兔子只够炖上一小锅，吃完饭洗盘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饿——这种体验我们还在适应之中。但在基兰加，表达感谢的方式就是如此。至少我学到了那么一点礼仪。
“也许吧。”他说。
“我们会炖上一锅的。”我承诺道。
“集市 上的曼格万西豆 价格很高。”他指出，“都是因为干旱。所有的菜园都干涸了。”
“我正好知道谁家有：玛玛·恩古扎。她让自家孩子去溪中取水来浇灌的菜园。你没见过那菜园吗？都引起轰动了。”
“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轰动 。看来我得和塔塔·恩古扎搞好关系才行。”
“我对他不熟。他肯定是不会和我说话的。没人和我说话，阿纳托尔。”
“可怜的贝埃内。”
“真的！我在这儿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除了内尔森和帕斯卡，可他们就是两个小男孩！还有你。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都有了孩子，也很忙。而男人看到我就像看到想咬他们的蛇似的。”
他摇着头，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真是这样 ，阿纳托尔。昨天，我坐在野草丛里，看到塔塔·姆万扎在安置渔栅。当我站起来，想让他教我那是怎么弄的时，他立刻就跑开了，还跳进了水里！我发誓真是这么回事！”
“贝埃内，你太调皮了。塔塔·姆万扎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年轻的姑娘说话，这你都知道，会引起丑闻的。”
“哦。”我说。可是为什么我跟基兰加的任何一个完全有自主性的男人说话就会引起丑闻，而跟阿纳托尔就不会呢？不过我没问。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蒙上阴影。
“我正好还知道，”我说着，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羞答答，“上个礼拜天，恩古扎家所有的母鸡都给麝猫叼走了。所以，玛玛·恩古扎肯定愿意用曼格万西豆换鸡蛋，你不觉得吗？”
阿纳托尔灿烂地笑了。“聪明的姑娘！”
我也笑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还能说什么。我觉得有点尴尬，就回身继续替露丝·梅梳头发了。
“她今天像是个忧郁的小姑娘。”阿纳托尔说。
“她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几个礼拜了。母亲也病了。你没注意到吗，前几天你来的时候，她就站在门廊上，望着空中发呆。父亲说她们两个都会好起来的，可是……”我耸了耸肩，“应该不是昏睡病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现在不是采采蝇的季节，这个时候在基兰加几乎见不到昏睡病。”
“好吧，那就好，因为我听说昏睡病会死人的。”我一边说一边梳着头发，感觉自己已经被这个单调的动作催眠了。枕着辫子没日没夜地睡觉，一直汗流不止，已经让露丝·梅金黄色的头发皱成了反光的碎波浪。我顺着她的后背把头发往下梳时，阿纳托尔凝视着。他的笑容在那安静的一分钟里迷茫起来。
“确实有一则新闻，贝埃内，既然你问了。但恐怕不是什么好新闻，我就是来和你父亲谈谈这件事的。”
“他不在家。不管什么事，我都可以转告他。”
我琢磨着阿纳托尔是否会觉得我这个信使还不够格。我注意到，刚果男人甚至不会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当作理智的或重要的人对待。尽管就我所见妻子和女儿揽下了所有的活计。
但阿纳托尔显然觉得我是可以托付的。“你知道加丹加省在哪儿吗？”
“在南边，”我说，“钻石矿都在那儿。”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把父亲和我从利奥波德维尔载回来时，我听他们谈起过。显然，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经常去那儿。所以我就这么猜了。不过，我猜的时候带着父亲招牌式的自信。
“钻石，没错，”阿纳托尔说，“还有钴矿、铜矿和锌矿。我们国家有你们国家想要的任何东西。”
这让我不自在起来。“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吗？”
“和你无关，贝埃内。”
和我无关，和我无关！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乐开了花，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但你也说对了一半，是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他说，“你听说过莫伊兹·冲伯这个名字吗？”
我想必听说过，但不太确定。我先点了点头，但后来又承认道：“没有。”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定不要再假装自己知道很多事情。我要成为我自己，利娅·普莱斯，渴望学习一切有待了解的东西。只需看看父亲，我就明白，当你想显示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时，就会什么东西都学不到了。
“莫伊兹·冲伯是隆达部族的领导人。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来看，他就是加丹加省的领导人。几天前，他又成了他自己成立的加丹加国的领导人。他宣布加丹加已经从刚果共和国里分离出去了。”
“什么？为什么？”
“现在他可以自己和比利时人及美国人做生意了，你明白了吧。他毕竟有这么多矿藏。你们国家的一些人一直在鼓励他做出这个决定。”
“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和卢蒙巴做生意呢？他才是被选出来的那个人。他们应该都知道这点啊。”
“他们知道。但卢蒙巴并不急于跟外国人做买卖，他只忠实于自己的同胞。他想要建立一个属于刚果人的统一的刚果。而且他也知道，来自南部的每一颗加丹加钻石都可以支付利奥波德维尔一名教师的薪水，或者养活北部瓦雷加一整座村庄的孩子们。”
我既觉得窘迫，又觉得困惑。“为什么那些生意人要把刚果的钻石弄走呢？美国人到那儿去又要干什么呢？我以为刚果属于比利时。我是指以前。”
阿纳托尔蹙起了眉头。“刚果是刚果的，一直都是这样。”
“嗯，这我知道。但……”
“睁开你的眼睛，贝埃内。看看你的邻居，过去他们真的属于比利时吗？”他指向院子外，越过那些树，那是玛玛·姆万扎的房子。
我说了句蠢话，觉得很难受。我照他的命令看去：玛玛·姆万扎变形的双腿和高贵的小头颅都裹着浅黄色的棉布。她坐在厚实的尘埃里，仿佛长在那儿。她面前是一小丛火堆，火苗舔舐着她满是凹痕的煮饭的罐头。她仰着身子倚在后撑的双手上，抬脸对着天空喊着话。她的儿子们心不在焉的回应从泥巴屋里齐声传来。敞开的门边上，两个大女儿正站在高高的木臼边捣木薯。一个女孩举起捣棒，另一个女孩就杵向窄洞——一上一下，完美均衡的节奏犹如活塞在抽动。我常常注视她们，为她们挺直的后背和满是肌肉的黝黑臂膀的舞蹈深深吸引着。我很羡慕那些女孩，她们在齐心协力、完美同步地忙碌着。如果我和艾达未曾深陷于负罪和不公的纠结之中，我们大概也能对此有所感受。现在，似乎，我们全家都处于纷争之中：母亲反对父亲，蕾切尔反对他们俩，艾达反对世界，露丝·梅则是不管谁走近就会无助地拉着那人不放，而我则想尽办法待在父亲一边。我们全都纠葛于这样的憎恨之中，却又不明就里。
“她的两个孩子生传染病死了。”我说。
“我知道。”
他当然知道。我们村很小，阿纳托尔知道每个孩子的名字。“真是莫大的遗憾。”我说了这一句，但稍嫌不够。
他只是同意道：“埃－耶。”
“孩子是不应该死去的。”
“是的。但如果孩子不死，就不会这么珍贵了。”
“阿纳托尔！如果死的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也会这样说吗？”
“当然不会。但不管怎样，这是事实。如果每个人都能活到很老，那老年就不稀罕了。”
“可所有人都想活到老啊。这样才公平。”
“当然可以有这样的愿望，埃－耶。但若真实现了，就未见得合理了。想想看，如果我们的曾祖父母都还能四处走动，会怎么样。村里就会挤满怒气冲冲的老年人，争执着谁家的儿子最忘恩负义，谁骨头最疼，而且还总是不等孩子们上桌，就把食物全吃光。”
“这话听上去就像在描述佐治亚州的教友联谊会。”我说。
阿纳托尔笑了起来。
玛玛·姆万扎又喊了起来，还拍起了双手催促着，总算让一个儿子不情不愿地从房子里出来，拖着他那双扁平的有着粉色脚心的脚板走了过去。然后，我也笑了，因为不管老少，哪儿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松了口气，觉得自己不再像阿纳托尔那些挨骂的学生了。
“看见这些 了吗，贝埃内？这就是刚果。不是没有心的矿藏或者闪亮的石头，不是那些在我们背后隐秘的交易。刚果是我们。”
“我知道。”
“谁有资格拥有它呢，你想想看？”
我不敢冒险乱猜。
“很遗憾，如今那些在加丹加做生意的人已经习惯了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我让梳子的边缘缓缓地顺着露丝·梅的脑袋当中梳下去，仔细地分出头路来。父亲说过独立之后，利奥波德维尔郊外的贫民窟有了美国的援助就会好起来。也许我是因为愚蠢才相信他的话吧。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郊外也有窝棚，黑人和白人分开居住，那可是在美国的正中心啊。
“他们在南边做的事，你们也能在这里做吗？宣布成立自己的国家？”我问。
“卢蒙巴总理说不会，绝对不会。他要求联合国出兵恢复统一。”
“那就会有战争？”
“我想，战争应该算已经开始了吧。莫伊兹·冲伯有比利时人和雇佣兵替他干活。我认为不打上一仗，他们是不会离开的。加丹加并不是唯一一个他们想要搞乱的地方。在马塔迪、提斯维尔、博恩代、利奥波德维尔也各有各的战争。大家对欧洲人的行径感到非常愤怒。他们甚至会伤及妇女和孩子。”
“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白人？”
阿纳托尔叹了口气。“那些都是大城市。蟒蛇和母鸡蜷在一起，只会有麻烦。人们见了太多欧洲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拥有的东西。人们幻想独立之后生活立刻就会变得公平起来。”
“他们就不能有点耐心吗？”
“你会有吗？如果你的肚子空空的，却发现一篮篮的面包就放在窗子的另一边，你会继续耐心等待吗，贝埃内？说不定你也会扔石头？”
我的肚子就是空空的，我很想告诉阿纳托尔。“我不知道。”我坦言。我想起了昂德当夫妇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家，那里有波斯地毯、银茶具和巧克力曲奇。周围却是绵延不绝的马口铁窝棚和饥饿。或许男孩子们此刻就赤着脚腾腾腾地在那栋房子里走来走去，把近乎空荡荡的食品储藏室再度洗劫一空，然后借着窗帘将仍散发着昂德当夫妇驱虫肥皂味的厨房一把火烧掉。我没法说谁对谁错。我倒是确实明白了阿纳托尔说的蛇和母鸡共处一室意味着什么：你会循着憎恶的腹鳞追踪而去，冲它发出咆哮。我神经质地瞥了一眼自己家的房子，那儿没有地毯和茶具。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耶稣会保护我们吗？当他洞穿我们的心灵、衡量我们的价值时，他会发现我们对刚果邻人的爱或者蔑视吗？
“嗯，联合国的工作就是维护和平。”我说，“他们什么时候来？”
“谁都想知道。如果他们不来，总理就会威胁，说要去找赫鲁晓夫先生帮忙。”
“赫鲁晓夫。”我说着，想要掩藏自己的震惊，“共产党会帮助刚果？”
“哦，是啊，我想他们会的。”阿纳托尔一脸奇怪地看着我，“贝埃内，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吗？”
“我知道他们不怕主，他们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一模一样的……”我发现自己根本就说不成完整的句子。
“一模一样的房子，差不多就是这样。”阿纳托尔替我把话说完了，“八九不离十。”
“那好，我希望联合国马上就来，把事情搞定。这样一来，每件事都会变公平的，马上！”
阿纳托尔嘲笑起我来。“我觉得你是个很没有耐心的女孩，急于长大，变成一个没有耐心的女人。”
我脸红了。
“别担心赫鲁晓夫先生。当卢蒙巴说他会从俄国人那里获得帮助时，那话是怎么说的？他是在欺骗世界 ② ，就像母鸡把羽翼张开，变得个子很大，让蛇明白她是个大块头，根本吃不了。”
“虚张声势，”我说着，高兴起来，“卢蒙巴在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卢蒙巴想要保持中立，这是他最想做的。他对此事的执着胜过对自己生命的热爱。他不想放弃我们的财富，但他更不想把你们国家变成敌人。”
“他的工作很棘手。”我说。
“我认为现在整个世界上没有谁的工作比这更棘手了。”
“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不太看好他。”我坦白道，“他说帕特里斯·卢蒙巴是个穿着借来的西装的麻烦。”
阿纳托尔凑近我的耳朵。“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觉得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是个戴着自己臭烘烘帽子的麻烦。”
哦，听了这话，我就哈哈笑了起来。
我们又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玛玛·姆万扎好脾气地和她那个懒儿子争论着，用她那柄饭勺狠狠敲了他几下。他往后一跳，发出夸张的喊声。他的姐姐们也都指责他、笑他。我意识到玛玛·姆万扎有张特别漂亮的脸蛋，眼睛宽宽的，嘴巴很威严，头巾底下是圆滚滚的凸脑门。甚至在她出了那场可怕的事故，又失去了两个最小的孩子之后，她丈夫也没有再娶其他妻子。他们一家见惯了坎坷艰难，但似乎仍能轻松地彼此嘻嘻哈哈。我忌妒他们，忌妒的强烈程度几近于爱，几近于狂怒。
我告诉阿纳托尔：“我见过帕特里斯·卢蒙巴。你知道吗？在利奥波德维尔，我和父亲去看了他的就职演讲。”
“是吗？”阿纳托尔似乎很感兴趣，“那好，你能有自己的看法了。你是怎么看我们的总理的呢？”
我想了一会儿才理清自己的思绪。最后，我说：“我并不是每句话都能理解，但他使我很想去相信他说的每一个词，甚至包括那些我并不怎么听得懂的词。”
“那你理解得很好了。”
“阿纳托尔，加丹加离这儿近吗？”
他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脸颊。“别担心，贝埃内。没人会朝你开枪的。快去烧兔子吧。如果我在学校里我的办公桌前闻到了你们炖乌姆翁得拉的味道，我就会回来的。萨拉姆博蒂！”
“温达姆博蒂！”我用左手抱着右臂，和他握了握手。
他离去时，我冲他背后喊道：“谢谢你，阿纳托尔。”我不只是谢谢他的兔子，也谢谢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谢谢他说的“和你无关，贝埃内”和“你理解得很好了”。
他转过身往回走，脚步一颠一颠的。“别忘了告诉你父亲，加丹加分离出去了。”
“我不会忘记的。”
我又梳起露丝·梅的辫子，心里却想着阿纳托尔的身影，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窄窄的腰肢，白衬衫裹着他倒三角形的身材，他沿着土路走回村子，步伐平稳而坚定，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希望我们国家那些读跳舞的食人族之类的杂志故事的人，也能看见像阿纳托尔这样干净的白衬衫与友善的眼神，或是像玛玛·姆万扎和她的孩子们在一起时那样的日常场景。如果“刚果”这个词使人想起的是漫画里厚嘴唇的食人族，唉，他们对这儿的看法就彻头彻尾地错了。但你怎么才能纠正他们呢？自我们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母亲就唠唠叨叨地要我们给伯利恒高地中学的同班同学写信，但至今我们仍没有一个人动笔。我们还在犹疑，从哪儿开始写呢？“今天早晨，我起床……”我会这样开头，但不对，应该是：“今天早晨，我把紧罩着我们床铺的蚊帐拉起，因为这儿的蚊子会让你染上疟疾，病毒会在你的血液里游走，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感染上，但他们不会因此去看医生，因为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像昏睡病或咔咔咔咔，或者有人把基巴阿祖加在了你身上，不管怎么说，这儿其实没有医生，也没钱付给医生，所以人们只能盼望着运气好，活到老，因为到那时候，他们就会受到珍视。与此同时，他们还是会继续做自己的事，因为他们有深爱的孩子和干活时要唱的歌，而且……”
还没写到吃早饭，纸就用光了。你得解释那些词，再用别的词去解释你用来解释的词。
露丝·梅仍旧无精打采，我就这样梳理着自己的思绪，把她的辫子编好了。我知道应该先给她洗澡，洗头发，再梳头，但这样要把浴缸拖出来，烧开十几壶的水，免得她着凉——整整一天都忙活不完。而现在我要操心的应该是曼格万西豆 以及怎么给兔子剥皮。这俨然已是童年终结之后的日子了。毕竟兔子要等着你去剥皮，你还必须承认：“没有其他人会来做这事。”所以，那天没有给露丝·梅洗澡。我只是履行承诺，推着她荡了一会儿秋千，而她也确实踢了踢脚。也许这就让她开心了吧，我说不清楚。我希望是这样。阿纳托尔的话让我内心深处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确实，疾病和死亡使孩子更珍贵。我以前常常随心所欲地拿露丝·梅的小命威胁她，只是想让她听话。现在，当我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性，即我们或许真的会失去她时，我感到在我的胸膛里，我的心变成了一个柔软的、受损的脏器，像淤青的桃子。
她一前一后地飞来飞去，我注视着她投在秋千底下白尘之上的影子。每当她抵达弧度的顶端时，她双腿的影子就会变形成羚羊般细瘦的弧形腿，底端是小小的圆蹄，而非脚。我被妹妹长着羚羊腿的这幅影像惊呆了，只觉得恐惧万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影子，是阳光的角度使然，但你所爱的事物倏然间变得如此陌生，仍旧会让你惊惧莫名。
①英语短语“a pig in a poke”意为“盲目购买的东西”，但其字面意思直译为“一只装在包袱里的猪”。阿纳托尔对此不甚了然且语带双关，将“poke”（包袱）说成了“sack”（布袋）。
②原文为法语。

露丝·梅
黑夜里，那些黑面孔都在看着我。他们想让我去玩。但晚上不能大声说话。妈妈，我可以走吗？不，你不可以！妈妈说不行。妈妈在这儿，呼吸着。我们俩都睡着的时候，我听见她在说话，她说的是：不不不不。但蜥蜴带着她其他的话往墙上跑开了，我听不见了。
有时候，我会醒过来。没人。外面阳光灿烂，所以我知道是大白天，但所有人都走了，我出汗出得很厉害，也没人可以说。其他时间天都黑黑的，妈妈和父亲在说悄悄话。妈妈求父亲。她说他们在斯坦利维尔抓白人女孩。他们进入那些人的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食品，收音机电池，全拿。他们让传教士赤条条地站在屋顶上，一丝不挂。然后，他们开枪打死了其中两个。人人都在谈这件事，妈妈都听到了。给我的手臂打石膏的医生就在斯坦利维尔，他也必须不穿衣服到医院的屋顶上去吗？我一刻不停地在想医生不穿衣服的样子。蜥蜴往墙上跑去了，把我想说的话都带走了。但父亲说圣经里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他把手放到妈妈身上，她把他推开了。你仆人祈祷的时候，求你垂听，愿你昼夜看顾这殿 。
黑夜过了是白天，白天过了是黑夜。不管怎么样，耶稣正透过窗子看进来。他能穿透屋顶看到我们。他还能看透我们的脑袋，而我们在那里想不好的事情。我设法不去想医生没穿衣服的样子。所有人都被赶上了屋顶，但他手臂上有黄色的汗毛。蕾切尔尖叫起来，甩着白头发，很凶地和父亲顶嘴：“管它呢管它呢管它呢！我们快离开这儿，回家，回到安全的地方，谁都不会知道这当中有什么区别！”父亲吼道：“上帝会知道区别 ！”我都没听到撞击墙壁的声音和父亲挥掌的声音，蕾切尔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帝鄙视其他人承受苦难的时候却自己逃走的懦夫 。”
我们在哪儿才算安全呢？妈妈抬起眼睛看着他，那双眼睛冷极了，从中再也找不出妈妈原有的像家一样温柔的目光。她说：“拿单·普莱斯，谦卑人必承受。你就等着瞧吧。”
我知道谦卑人必承受，在后的将要在前。但含的部族是在后的。现在他们会在前吗？我不知道。
在我们家，妈妈在最后。艾达是倒数第二，因为她身体的一侧不听使唤。然后是妈妈，她才是最后一个，因为她心里受的伤甚至比艾达的还厉害。
内尔森告诉过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一次，我醒过来，他正好在：内尔森。
哦，他会不会生气呢，因为我老是想看他的裸体。我不知道。当时我的嘴什么话都说不出。但他就在床边，妈妈走开了，不在我身边。
他把手放在我的嘴上，弯下腰，其他人都不在。别的人一个都没有。嘘，他说着，把手放了上来。我以为他是想伤害我，但没有。他是我的朋友。嘘，他说着，就把手从我嘴上拿开了。他给了我一件礼物。阿布，班杜。拿着吧！
班杜是我的名字。诺莫班杜 ！意思是最底下最小的小不点儿。意思是所有东西的理由。内尔森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我说，但我嘴里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他把它放在我手上，于是我看向自己的手里。那是一只很小的盒子，像放火柴的盒子。火柴盒。火柴盒上画了只狮子，我以为里面会有一只很小的小狮子，可以做我的宠物。就像那些吃蚂蚁的坏家伙，但要比它们好。狮子斯图尔特。可是不是。内尔森打开盒子，拿出一样东西，我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它看上去像一根鸡骨头，有软骨和筋，黏黏的，黑乎乎的。它是什么，死掉的什么东西吗？我很害怕，几乎要哭出声来了。
内尔森说，别害怕。他说，这是魔法火焰烧过的，你就叫它恩基西吧。他让我摸了摸，没把我烧着。看，他说。他把它举到我眼前。那东西的侧边有一个小洞，洞里塞着一只小塞子，上面绑着绳子。把你的灵放到里面去，他说，动作要快，朝洞里吹气。他打开塞子，我朝小洞眼里吹了一口气，他很快念起了我的名字诺莫班杜诺莫班杜诺莫班杜 ！然后用小塞子把洞眼塞住。现在你安全了。他说如果现在我发生了任何事，比如马上要死了之类的事，就紧紧攥着它，班布拉 ！露丝·梅就会消失不见。
你怎么知道这个呢？不过内尔森的确对死人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妈妈、爸爸和兄弟，还有小妹妹都死在河底了。
我不想消失，我说。
但他说，只有在你快死的时候才用它。他说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死了，我只会消失一秒钟，然后出现在其他地方，安全的地方。我不会死，还会很安全。但首先我必须每天想着那个地方，这样我的灵就会知道要逃到哪儿去，什么时候逃。你必须每天想着那个安全的地方 。内尔森的脸比我眼前的蜡烛要大，我能闻见他好闻的味道。他有一块用来洗脸洗衣服的肥皂。所有那些味道在我的耳朵里好吵。内尔森是我的朋友，他教我怎么对鸡唱歌。比杜穆卡 是鸡的魔法名。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就连利娅和父亲都不知道。
内尔森说，别忘了！
我要把上面画着狮子的火柴盒收好，里面有被魔法火焰烧过的骨头。我把它塞到了枕头底下。恩基西 。有时候，我醒过来，它还在那儿。只要他们过来，想让我光着身子上房顶，我就会消失不见，出现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但首先我必须想着自己会去哪儿。我能感受到手里的这只盒子。我的枕头湿湿的，小小的盒子软软的，但我知道里面有什么。秘密。我看向窗子，现在是白天，另一间屋子里，有人在说话，而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秘密。但内尔森去了别的地方，他的妈妈死了；我好想知道他去了哪儿，我没法记住我们唱给鸡听的那首歌。

利娅
露丝·梅还在生病，但母亲开始振作起来了。看着她们俩蜷缩在同一张床上，一个缓缓地坐起身来，另一个仍旧躺在那儿，我再次忆起了那个熟悉而令人不快的念头：置身于子宫里的我和艾达。我千万次地祈求上帝回答我：我就是那样对待艾达的吗？如果我现在待她更亲近一些，那在使她成为瘸子这件事上我是否能得到原谅呢？但如此沉重的债务似乎是不可能清偿得了的，这么可怕的事情真的最好不要让它开头。
母亲使用的是自己的储备，没有窃取露丝·梅或其他任何人的生命。她似乎是直接从闷热潮湿的空气里汲取了力量。有时，我看她会在床沿坐上一会儿，噘起薄嘴唇深吸几口气，才慢慢下床。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最终彻底地停止了梦游。这事是突然发生的，在某一天蕾切尔没能煎好一只荷包蛋之后。确切地说，她一连煎了两只蛋。她在炉子里生起火，把火挑得太旺了。烤面包或煎荷包蛋这种鲜嫩的食物得用文火，而要得到文火则先要用结实的上好木料把火生大，等火势缓下来后，再烹饪。蕾切尔根本摸不清门道。她刚生好火就想烧菜，这样完全不行。刚生的火不可能是文火，它要么会变旺要么会熄灭。这是内尔森教我的。
但内尔森趁着天没黑去取水了，所以蕾切尔就尝试着独自下厨。今天是她负责做晚饭，但她事先没想好该怎么做。现在，我都能听见灶间传来她的尖声咒骂。我出去查看，让她知道我们都已经很饿了。
“我就得饿你一顿。”她吼道，“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只有两只手吗？”
我能看出来。她两只手都不空，她正拿着内尔森做的木铲子刮烧焦的锅子。她的头发从法国花式结里散了下来，发丝粘了满脸。她那件体面的衬衫上则粘着黑色的灰烬。她看上去就像是颠倒了次序的灰姑娘，从她生活里的舞会中步出，跑到灰烬中度过了悲惨的一天。
“你把火生得太旺了。”我告诉她。
“滚一边去，利娅，马上滚，见你的鬼去吧。”
“我是想帮你。瞧，看到这铁炉子顶上的那块金属烧得有多烫，都已经发红光了吗？这种情况下，你只要等一会儿，等它冷却下来就行。然后，你就可以再试一次了。”
蕾切尔猛地呼出一口气。“哦，就算神通妹妹不告诉我怎么做，我也什么都能做。”
“是神童。”我纠正道。
“闭嘴，见鬼！我真希望你能像你那双胞胎的天才聋哑妹妹那样永远地闭上嘴巴！”她猛地转过身，把铲子扔过来，差一点就砸到我脑袋上了。铲子砰地撞在了主屋的后门上。我很震惊，倒不是因为她说的话，而是她扔过来的那股力道。一般情况下，蕾切尔总是扔得娇娇弱弱，根本就构不成威胁。
“哦，附注，利娅，没蛋了。”她得意扬扬地又说了一句，“这么说是便于你了解。”
“好吧，我们总得吃点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吃烧焦的蛋吧。”
“这个！哦，太好了！我宁愿死，也不要把这东西端给父亲吃。”她对着锅子做了个难看的怪脸，又剧烈地晃了晃它，“这场 美食冒险看上去就像从地狱里回炉而来的毒品。”
蕾切尔抬头看向我，左手拍在嘴巴上。我转过身。母亲正站在我背后的门口，举着铲子。
“蕾切尔，”母亲说，“我想是你把它掉到地上的吧。”
我们在滚烫得发红的炉子祭坛前冻住了。蕾切尔默无一言地接过铲子。
“蕾切尔，甜心，我来对你说吧。我理解你过得很惨。但这恐怕就是你为十六年来对我的厨艺嗤之以鼻要赎的罪。我要你把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拿过来，端给你的父亲和我们其他人，包括你自己。我还要你把自己的盘子洗干净，什么话也别说。明天，我会教你怎么烧菜。”
母亲谨守了诺言。她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起床后面貌一新。首先，她现在喜欢在上帝和每个人面前直接说出不管什么想法。即便当着父亲的面也是如此。她并不直接和他说话；她更像是直接对上帝说话，或对空气，或对爬在墙上半途停下的蜥蜴，而如果父亲不小心听到了她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她宣布会尽快找到办法带我们离开这儿。她甚至还直接问埃本·阿克塞尔罗特是否能带上我们。现在不行，这就是他的回答。因为如果他载着一飞机的白人女性，很可能会在利奥波德维尔上空被击落，他可不想上头版头条。但又有一天，他皮笑肉不笑地过来，向妈妈透露，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从妈妈脸上的表情来看，她打算付这笔钱。
看着她挑战父亲的权威，我觉得震惊和恐惧。但说实话，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有相似的悸动。我平生头一遭对他的判断有所质疑。他让我们留在这儿，但是从内尔森到比利时国王，每个人都在说白人传教士应该回家。对我们而言，如今在这里待的每一天，都是父亲的决定，也只是他的决定。然而，他并不曾照料我们，只是越来越严厉地责骂我们。他没法保护母亲和露丝·梅，没法让她们从病中好起来。如果我们的命运全都要由他来决定，那保护不也应该是这协议的一部分吗？
我很想信任他。我们在这儿做了许多主的事功，这点显而易见。父亲在从利奥波德维尔回程的飞机上有理有据地告诉我，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在独立的欢庆气氛中，所有刚果人都能自由地向我们学习，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父亲相信他们会选择主的无限之爱，当然也会选择我们，因为我们正是上帝派往基兰加的特殊使团。他说此时的我们勇敢而正直。勇敢和正直——这两样东西在主的眼里，是不可能不受到奖赏的。父亲从不怀疑这一点。我看得出，他这是肺腑之言。他这辈子都谨遵基督的律法。在他和我现在差不多一样年纪的时候，就已高高地站在台上，开始在帐篷布道会上讲道了。那个时候，人们都蜂拥来聆听他的讲道，仰望他的睿智。他在战争中很勇敢，这我能肯定，因为他赢得了紫心勋章。对父亲而言，主的王国是一片并不复杂的疆土，那里有英俊高大的男儿为之战斗，而主的一方总是所向披靡。我觉得那就像密西西比的喧鸻镇，父亲就是在那儿长大的，还在那里的高中打过四分卫。在那样的地方，作为运动员，时不时地撞来撞去，为了赢得比赛而留下几处瘀伤，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那个王国里，女孩子的位置在哪里呢？那里的规则我们难以适用，那样的规则也保护不了我们。女孩子除非长得漂亮，否则勇敢正直又有什么价值呢？不信的话，试着去做做佐治亚州伯利恒高地中学七年级最聪明的女学生、最虔诚的女基督徒就知道了。你的同班同学会呵呵假笑，说你脑子缺根筋。如果你是艾达，还会说得更难听。
我这辈子想尽办法要和他亦步亦趋，相信只要跟他跟得够紧，那些同样直白、简单的律法就也能规范我的生活。主会看到我的善良，使我充盈着光亮。然而，每过一天，我都觉得自己离光明越来越远了。父亲正在自己的脑海中打一场了不得的圣战，而我们只能东躲西藏，谨守命令，为所有那些正确的东西战斗。但我并不总能理解那些命令，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我甚至不被允许携枪。我是个女孩。他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他让我们留在刚果的决定并不正确，那他其他的命令是否也会出错呢？这在我心里打开了一个充满怀疑与各种可能的可怖世界。在以前那个世界里，我只要信任父亲、热爱主就行了。现在足底没有了踏实的岩石可以支撑，刚果变成了一个令人害怕的地方，或者沉没，或者漂浮。

蕾切尔
我在灶间像个奴隶似的伺候着滚烫的炉子，其他人则在周围跑来跑去。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们和跟在后面的他们的母亲都在一个劲儿地嚷嚷：“塔塔·比迪比迪！塔塔·比迪比迪 ！”意思是“鸟儿先生”，利娅是这么说的，她已经跑出去加入了他们。如果鸟儿先生——不管是谁——出现哪怕一会儿，利娅也肯定不会错过。他们说他驾着某种老旧的船逆流而来，正在那儿卸下他的家人和其他东西。
成为普莱斯家的新任“男厨”① 后，我根本就没时间找乐子。我若是想要了解基兰加发生了什么事，唯一的途径取决于那些事会不会从我们家灶间的门口经过。
好吧，没承想我也不用等上很长时间，因为它们直接来到了我家门口！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② ，门廊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白人。那人年纪很大，骨瘦如柴，穿了件很旧的牛仔布衬衫，薄得几乎能看透，一只小小的木质十字架用皮绳悬在脖子上，就像刚果人戴的恶眼护身符一样。他胡子花白，蓝眼睛闪闪发光。总而言之，要是圣诞老人改信了基督教，而且从去年圣诞节至今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就应该是这副模样了。这就是他给人的印象。我走出灶间来到门廊上的时候，他已经在和母亲握手，介绍他的妻子——一个个子高高的刚果女人，还有他们的孩子。孩子们年龄肤色各异，但大多都躲在鸟儿太太色彩缤纷的长裙后面。母亲一脸困惑，但她总是很有礼貌，即便对全然陌生的人，也会加以款待，所以她就让他们进了屋，让我快去榨点橙汁。于是，奴隶蕾切尔又回到了灶间！
我端着一大罐滴滴答答的橙汁回来，倒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一切剧情。我还不清楚他们是何方神圣，但母亲这会儿正对着他们喋喋不休，好像是在招待许久未见的家乡人。他们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问村民们都怎么样，似乎对这儿还挺熟的。“玛玛·姆万扎，哎哟，她怎么样啦？玛玛·洛还在给人理发、榨棕榈油吗？愿她一切安好，她都有一百一十岁了吧，从来没结过婚——很了不起吧。玛玛·塔塔巴呢，她去哪儿了？啊，还有阿纳托尔！我们最好马上去看看他。”都是这一类的闲话。圣诞老人大人似乎是个和蔼的老头。他说话的腔调既像扬基佬，又像外国人，就像老电影里那些和善的爱尔兰警察那样说话：“哎哟，看着点啦！”
露丝·梅已经下床好几天了，似乎正在好起来，她正听他说话听得入迷。她坐在他身边，脑袋几乎是仰着靠在他那条破破烂烂的裤子上。老头将一只手搁在露丝·梅的头上，极其认真地听着母亲说的每一个词，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显得很是恭敬。他妻子差不多比他年轻一百岁，有她自身的魅力，而且几乎一直很安静。但她的英语说得相当棒。他们问教会的事进展得怎么样。父亲此时还在外面，一如往常地到处惹麻烦，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母亲说：“嗯，很艰难。拿单很苦恼。但他很清楚耶稣之言会使他们的生命充满仁慈。只是，这儿村民的行事和我们的习惯有着极其不同的侧重点。”
“尽管如此，但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人，你知道的。”老头说。
“这是什么意思？”母亲问。
“他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一只眼睛总是望向神灵。他们栽种甘薯和木薯的时候，会祈祷。收获的时候，会祈祷。甚至怀孩子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会祈祷。”
母亲对这话似乎很感兴趣。但利娅抱着胳膊问：“你的意思是向他们自己的异教神祈祷吗？”
圣诞老人大人笑着对利娅说：“你觉得我们的上帝会怎么看待他造物之中的这个小小的角落呢：森林里盛开鲜花的树木，鸟儿，泛滥成灾的倾盆大雨，灼人的阳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哦，知道。”利娅说，一如既往是那个全优学生。
“你难道不觉得上帝看到这些事情也很开心吗？”
“哦，我认为他为此而喜悦！”她迫不及待地说，“我觉得他对刚果肯定要比对他创造出来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感骄傲。”
“我也这么想。”他说，“我认为刚果人的生命充满了上帝的仁慈，当然还有一些要人命的困难。我倒是认为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怎么发出快乐的声音，好让上帝听到。”
利娅往后靠到椅背上，八成是在琢磨父亲对此会怎么说吧。就好像我们都不知道似的。他会说众所周知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而那些人是错误偶像的崇拜者。花啊鸟啊这类玩意儿可算是让他们臭味相投了。
“你听过基兰加人唱歌吗？”他问，“那些歌都饱含虔诚之情。当雨水滋润了甘薯的种子，就唱一首刚果语的圣歌，这也是开始一场礼拜的极好的方法。从那儿很容易就能说到芥菜种子的比喻③ 。圣经里的很多内容在这儿都能讲得通，只要对一两个字稍加改动就行。”他哈哈笑道，“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章节，你就全都扔掉吧。”
“每一句话都是上帝之言，不是吗？”利娅说。
“上帝之言，是很久很久以前一群来自环境严酷的沙漠文化的浪漫理想主义者说给你听的，后来的两千年里又出现了一连串的阐释者。”
利娅凝视着他。
“亲爱的，你难道认为是上帝本人用英语写下了整本的钦定版圣经吗？”
“没有，我觉得不是。”
“想想看吧，所有那些对古老的阿拉伯沙漠里的保罗或马太来说极其明显的义务，对现在的我们来说都是胡说八道。比如说，洗脚。那真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还是只不过为了避免将沙子带进屋里？”
利娅眯着眼坐在椅子里，终于有一次被正确答案给难住了。
“哦，还有骆驼。骆驼真的能比一个有钱人更容易穿过针眼吗？④ 或许其实他说的是一截粗糙的纱线呢？在希伯来文中这两个意思是用同一个词表达的，但它指的到底是哪一种意思呢？如果是骆驼，那有钱人干脆就别试了。但如果是纱线，花一番大力气，他倒是有可能成功的，明白吗？”他身子凑向利娅，双手搁在膝上，“哎哟，你父亲在外面菜园里忙活的时候，我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搅乱你的思绪。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当我试图准确地理解上帝之言时，我就望向窗外，看看他的造物。因为，亲爱的，那才是他每天为我们展示的勃勃生气，并不需要一大批可疑的中间人在那儿指手画脚。”
利娅并没有急于下结论。“你的意思是说，花朵和鸟儿之类的就是你的福音书。”
“啊，你们肯定在想我就是个发了疯的异端老头。”年老的塔塔·鸟儿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手指抚摸着脖子上的十字架（天主教教皇信奉者的又一个警示标志），听上去毫无悔过之意。
“没有，我都能理解。”母亲若有所思地说道。她显然理解得颇为透彻，所以愿意接纳他，将他的混血家庭迎入屋内。
“请你们谅解我。我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已经爱上了这儿的人和他们的思考方式。”
那还用说，我心里想，看看他的婚姻状况不就知道了。
“好啦，你们肯定饿坏了！”母亲突然从椅子里跳起来说道，“至少留下来吃晚饭吧。拿单应该很快就回家了。你们真的住在那艘小船上？”
“的确如此。在船上安家方便开展工作——做做收藏、自然研究、传教、公共健康之类的事情，有时候也分发一些奎宁。我们大些的孩子全年多数时候都待在利奥波德维尔上学，但放假的时候，他们会和我们一起来拜访亲戚。”他瞥了眼他的妻子，他妻子笑了笑。
她平静地解释道：“塔塔·福尔斯对鸟类特别感兴趣。他已经给这个地区许多欧洲人闻所未闻的鸟类做好了分类。”
塔塔·福——尔——斯？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我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而母亲则与这位夫人展开了那番客套，讨论这一家子是否应该留下来吃晚饭。母亲显然忘了我们根本拿不出哪怕一种像样的东西来吃，而那家人也懵然不知如果留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塔塔·福尔斯，我反复琢磨着。与此同时，艾达把椅子往他身边挪了挪，打开了一本她在这栋房子里找到的发霉的鸟类图书，她就喜欢带着这本书跑东跑西。
“哎哟，”他开心地叫了起来，“我把这些书忘得一干二净了。你能用到这些书，实在是太棒了。但你要知道，我的船上还有好多本比这更棒的书。”
艾达那副样子像是恨不得马上跑去那儿，立刻从尾到头读一遍似的。她指着嘎嘎乱叫的长尾松鸦的不同图片，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多，或许他根本没发现艾达没法说话。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福尔斯 修士！是那个福尔斯修士！就是在我们之前来的那名传教士，由于和当地人走得太近而被踢出局了。哈，肯定没错！现在，总算把每件事都弄明白了。但太晚了，我插不上话，我当了女仆，已经错过了引荐。我只是坐在那儿。而艾达听着鸟儿课，利娅则哄着福尔斯害羞的小孩子们，让他们走过门廊，进来同她和露丝·梅一起坐在地上看漫画书。
然后突然之间，房间就暗了下来，因为父亲出现在了门口。我们都愣住了。只有福尔斯修士跳了起来，向父亲伸出右手，并用左手紧握着自己的右臂，这是刚果人秘密的握手方式。
“普莱斯牧师，”他说，“我一直在为你祈祷，现在终于有幸见到你可爱的家人。我是福尔斯修士，你的前任。这是我妻子赛琳。这是我们的孩子。”
父亲没有伸出手。他打量着福尔斯修士脖子上挂的那个硕大的天主教式十字架，也许正在心里反复掂量着有关他已经癫狂的传闻，或许还回想着那只鹦鹉说的每一句骂人话。最终，他还是和他握了握手，但是美国式的，显得很冷淡。“是什么风把你吹回来了？”
“啊，我们正好从这儿经过！我们的很多工作都在下游的克瓦进行，但我妻子的父母都住在甘达。我们想也许可以来看看你们和基兰加的其他朋友。当然，我们也会去向塔塔·恩杜表示问候。”
你可以看见父亲听见自己的头号劲敌酋长的名字后，脸色变得极差。而且，他那一口扬基腔也让父亲愈发不快。但父亲强装镇定，以避免承认自己迄今为止在使人皈依基督这桩营生上遭到惨败的事实。“我们过得还不错，谢谢。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强调的是现在 ，好像在说，我们很清楚你是被踢出局的，再也没法宣讲福音了。
“我很高兴从事主的事功。”福尔斯修士说，“我刚才还告诉了你的妻子，我在做些传教的工作，还研究动物，把它们归类。我做了大量的观察记录，总的来说也许只有很少的时间做拯救工作了。”
“太可惜了。”父亲宣称，“拯救是道路、真理、光明。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就像书上所写：‘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传喜信’的确是很宝贵的工作。”福尔斯修士说，“《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
哇。这扬基佬很懂圣经嘛。父亲一听那话，往后退了一小步。
“我当然在尽己所能。”父亲很快说道，掩饰着自己的震惊，“我始终将受祝福的话记在心里，‘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福尔斯修士认真地点了点头。“对，天使用大地震把牢中囚犯全救出来之后，保罗和西拉没有逃走，而是讲道给禁卒和他的家人听。《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对不对？我总是对接下来那一节有点小困惑，‘当夜，就在那时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条纹衣。’”
“美国译本会为你答疑解惑，那上面说的是‘洗他们的伤’。”听上去父亲就像个课堂上的万事通小孩，你会恨不能把他给掐死。
“确实是这样。”福尔斯修士缓缓答道，“可我还是在想，这句话是谁翻译的？我在刚果待的这些年里，听说了许多翻译上的错误，有些甚至十分滑稽。所以，如果我有所质疑，还要请你谅解，普莱斯牧师。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那所谓的条纹衣也根本不是伤，而是其他东西，该怎么办？他是个狱卒，也许他就是穿了件条纹衣，就像仲裁员那样呢？保罗和西拉替他洗衣服，是为了展示谦卑的美德吗？又或许这里的意思还要更有隐喻性：保罗和西拉纾解了那人的疑虑？他对他们突然加之其身的新宗教感到不安，他们是否倾听了他的感受呢？”
小女孩和露丝·梅一起坐在地上，用她们自己的语言聊着天。露丝·梅悄声说：“唐老鸭和白雪公主，他俩结婚了。”
父亲跨过孩子们，拉了把椅子过来，椅背朝前，坐了下去——无论何时他要和人争论基督教义，他都喜欢这么干。他将胳膊交叉着搁在椅背上，假笑了几声，以示不同意福尔斯修士的观点。“先生，我要向你表示慰问。就我个人来讲，我从未因为这种对上帝之言的理解障碍而感到困扰。”
“的确，我也看出来了。”福尔斯修士说，“但我向你保证，这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困扰。这完全是一种消遣下午时光的好方法，真的。就举你说的《罗马书》第十章为例。我们再回到那上面去。如果你喜欢，就用美国译本。再往后一点，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个承诺：‘所献的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
父亲就坐在那儿眨巴着眼，听着根啊枝啊这席话。
但圣诞老人的眼睛闪着光，他正说到兴头上。“普莱斯牧师，”他说，“当你和你的刚果弟兄分享食物，因他们的歌声而内心喜乐时，难道你就没有一次想过这一点吗？你是否明白我们就是嫁接在此的树枝，分享着这些非洲树根的肥汁？”
父亲回答道：“你可以看看第二十八节，先生。‘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
“当然，接下来还有：‘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别傻了！”父亲喊道，“那一节指的是以色列的子孙。”
“也许是吧。但橄榄树的意象确实很微妙，你不觉得吗？”
父亲只是斜着眼瞟他，像是眼前就有棵树，他正想着怎么把它劈成柴火。
不过，福尔斯修士一点都没生气。他说：“在圣经里描述的那些自然形象面前，我就是个傻瓜，普莱斯牧师。我就是喜欢。我发现它们在这里尤其好用，这里的人都很智慧，对周围的生灵世界有着了不起的感受。蒙受着自然的恩泽，他们对此都很谦逊。你知道为甘薯祈雨的那首圣歌吗，普莱斯牧师？”
“唱给异教神和错误偶像的圣歌？恐怕我没时间去掺和那档子事儿。”
“好吧，我知道你很忙。但那种事也很有意思啊。和你所引用的《罗马书》并行不悖。你还记得第十二章第三节吧？”
父亲回话的时候，有点咬牙切齿：“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在基督里！”父亲吼了起来，好像在说：“瞧！这才对！”
“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福尔斯修士继续引用道，“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第十二章，第十节。谢谢你，先生 。”父亲明摆着是想叫停这场经文之争。我敢打赌他肯定想让福尔斯修士把圣经好好抄一遍，以示惩罚。可如果那样，那老头只会站在那儿，从记忆里调出经文，再随意加入一些额外的自然形象。
父亲突然记起自己还有重要的事要忙。反正，长话短说，他们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他们领会到，在我们家他们并不受欢迎，依父亲的谦卑之见，说不定整座村子都不欢迎他们。显然，他们是那样一种人，宁愿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吃，也要想方设法让你不自在。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计划下午去拜访几个老朋友，但夜幕降临前就得溯河而上。
我们都得把自己钉在椅子上，才能免于跟在他们身后跑的冲动。我们都很好奇他们会对塔塔·恩杜那些人说什么。啊哈！我们还一直或多或少地以为自己就是踏足此地的唯一的白人呢。可是长久以来，我们的邻居们竟然和福尔斯修士保持着完整的友谊，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你总是以为自己对他们了解得更多，远超过他们对你的了解，可如今福尔斯修士给了你相反的证明。
太阳落山前，他们回来邀请我们在他们走前去看看他们的船。于是，母亲、妹妹们还有我就浩浩荡荡地往河岸去了。福尔斯修士想要给艾达一些书。这还远不是全部。福尔斯太太拿出了许多礼物要送给母亲：罐头食品、奶粉、咖啡、糖、奎宁片、水果什锦等许许多多东西。看来，他们确实就是圣诞老人夫妇了。然而，他们的船不过是漂浮着的小窝棚，上面盖着亮绿色的马口铁棚顶。不过，舱内倒是各种设施都有：书、椅子、煤气炉，你能想到的都有。他们的孩子跑来跑去，跳到椅子上，玩东玩西，根本没觉得自己住在水上有何特别。
“哦，我的老天！哦，天哪！你们太客气了。”母亲一个劲儿地说，因为赛琳拿出一样又一样东西，放在我们的手上，“哦，真是怎么感激你们都不过分。”
我盘算着要塞一张纸条给他们，就像电影里被俘的女间谍：“救命！快把我弄出去！”但他们那艘负载过重的小船，要是你没看仔细的话，真的像快要沉下去似的。给了我们那些罐头食品之后，也许就能让船浮起来了。
母亲也在琢磨着一些事。她问：“你们怎么能弄到这么多给养？”
“我们有许多朋友。”赛琳说，“卫理公会教团给我们提供奶粉和维他命，让我们分发给沿岸的村落。罐头食品和奎宁片是ABFMS给的。”
“我们和各个教派死命地打交道。”福尔斯修士说着，哈哈笑了起来，“我甚至还从国家地理协会搞到了一小笔津贴。”
“ABFMS？”母亲问。
“就是美国浸信会外国使团服务协会。”他说，“他们在万巴河上有座传教团医院，你没听说过吗？那家小医院做了数不清的好事，治疗麦地那龙线虫，教人识字，各种善行。我得说，他们的作为已经让老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羞愧难当，如果说那样的事情是可能的话。那家医院的管理者是你这辈子能遇见的最有智慧的牧师，男的叫韦斯利·格林，妻子叫简。”
然后，福尔斯修士又赶紧加了一句：“当然，没有冒犯你丈夫的意思。”
“可我们也是浸信会教徒。”母亲说道，语调像是很受伤，“而传教联盟在独立前夜把我们的津贴给砍掉了！”
这回福尔斯先生先想了一会儿，然后圆滑地说：“有件事是肯定的，普莱斯太太，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
“这次传教要跑多远？你们坐船能到得了吗？”母亲瞅着那艘船，罐头食品，也许还有我们的整个未来。
但福尔斯修士和福尔斯太太一听这话都哈哈笑了起来，摇着头，好像母亲在问他们是不是经常驾船去月亮上取脱脂干酪似的。
“要是往下游走，这艘老掉牙的木桶船在奎卢河上跑不了五十英里。”他解释道，“因为会碰到激流。但从利奥波德维尔出发，穿过万巴，来到基奎特的这条河上，路还是很不错的。有时候，格林牧师会乘他的船逆流而上，再搭卡车，和我们在基奎特碰面。我们也会去马西马宁巴的机场拿包裹。仰赖上帝的仁慈，不管什么东西，我们好像总能搞得到。”
“我们真的都是多亏了那些朋友。”赛琳补充道。
“啊，是的。”她丈夫深表赞同，“而那意味着为了搞好人脉，就得会基图巴语、林加拉语、本贝语、库尼伊语、维利语、恩丁基语，还要能听懂流血的说话的鼓。”
赛琳大笑着说对，那是实话。我们一行人都觉得自己像离了水的鱼一样尴尬难受。要是露丝·梅足够健康有精神，那她老早就爬到船上，说不定开始用哪种语言，外加法语和暹罗语，同福尔斯家的孩子唠里唠叨起来了。然后你就会觉得那情景太不真实，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用真正的语言说话，或者还未到达盛年的小孩子，自然而然就能彼此理解？但露丝·梅并不够健康也没有精神，所以她很安静，只是拽着母亲的手不放。
“他们要我们离开，”母亲说，“不管情况如何。我也真的觉得我们应该离开，但拿单决定要留下来。”
“独立之后，当然会有很多人蜂拥离境。”福尔斯修士同意道，“人们离开的理由有无数种：出于常识，出于疯狂，出于脆弱。而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但绝不是脆弱。没人能对我们说三道四，普莱斯太太，你说对吗？”
“嗯……”母亲犹疑不决起来。我猜她是耻于承认如果由她来做决定，我们就会像兔子一样哧溜一下逃离这儿。我也是，而我才不管谁说我是胆小鬼。救命啊 ，我想用眼神来和福尔斯太太交流。把我们从这儿弄出去！派艘大点的船过来 ！
后来，母亲只是叹了口气说：“我们真不想让你们走。”我肯定妹妹们也都同意这一点。在这儿，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地球上最后几个讲英语、用开瓶器的人。一旦那艘小船噗噗噗噗地溯流而上，我们就会再次冒出这种感觉。
“你们在基兰加待几天吧。”利娅提议道，不过她没说他们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也没说，你们得向父亲好好解释解释，因为父亲认为你们就是一群退步分子。她的确不必这么说。在场者心照不宣。
“你们都太客气了。”赛琳说，“我们得去我母亲家。村里刚开了座大豆农场。我们会在雨季结束后原路返回，保证会再来拜访你们的。”
据我们所知，这个“再来”意味着从七月到更加遥遥无期的将来，任何时间皆有可能。我们就站在那儿，越来越伤心，看着他们收拾东西，清点孩子的人头。
“我不想麻烦你们。”母亲说，“但露丝·梅，我这个小家伙——她发高烧一个多月了。现在她勉强有点精神，但我还是很担心。哪儿能很方便地看医生呢？”
赛琳走到船边，把手放在露丝·梅的脑门上，再蹲下身，看了看她的眼睛。“有可能是疟疾，也有可能是伤寒，但不是昏睡症，反正我不这样认为。我给你一点东西，也许能派上用场。”
当她消失在船舱里时，福尔斯修士压低嗓音对母亲说了实话：“但愿我们能再帮到你一点。但使团的飞机根本就不飞了，也完全不知道路好不好走。一切都混乱不堪。我们会想办法将你家小孩子的情况传话给格林牧师，但谁也没法保证他能不能帮上忙，特别是现在。”他看了看露丝·梅，她似乎全然不知他们正在讨论她的命运。他认真地问道：“你觉得情况很急吗？”
母亲咬着指甲，仔细打量着露丝·梅。“福尔斯修士，我毫无概念。我只是个从佐治亚州过来的家庭主妇。”
恰在这时，塞琳拿了一小玻璃瓶粉色的胶囊出来了。“抗生素，”她说，“如果是伤寒或霍乱之类的，这药能管用。如果是疟疾或昏睡症，恐怕就没用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会为你的露丝祈祷的。”
“你和塔塔·恩杜聊过吗？”福尔斯修士插嘴道，“他的资源极广。”
“拿单和塔塔·恩杜只怕是钉头碰钉子。我不敢肯定他会搭理我们。”
“也许你会有奇遇。”他说。
他们真的要离开了，但母亲似乎只是绝望地想要让谈话继续下去。福尔斯修士解开缆绳，在甲板上忙碌的时候，她问道：“你们真的和塔塔·恩杜关系很好吗？”
他抬起头，有点吃惊。“我很尊敬他，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但作为基督徒，你真的能和他好好相处吗？”
福尔斯修士站起身，挠了挠头，使得白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你越是长时间看这男人做事，他就越是显得年轻。终于，他说：“作为基督徒，我尊重他的判断。他把村子管理得很好，每件事都考虑得很到位。但对于有四个老婆这种事，我们从来没能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不止这个数了。”利娅八卦道。
“啊哈。所以你看，在那方面我没有多大影响力。”他说，“但我能告诉你，他的每个老婆都从耶稣的教义中有所收获。塔塔·恩杜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个下午，就我们俩，用葫芦碗喝棕榈酒，讨论好好对待妻子的益处。我在这儿的六年间，能看到打老婆这样的事已经很不受待见了。因此，几乎每座灶间都给塔塔·耶稣设了秘密的小祭坛。”
利娅把解下的缆绳扔给他，帮着他把船从浅泥滩推入深水区。她就这样艰难地蹚进没膝的泥水，蓝色牛仔裤一塌糊涂，但她没有丝毫的犹豫。艾达把讲蝴蝶扑翼⑤ 的新书紧紧地抱在怀里，露丝·梅则弱弱地喊道：“温达姆博蒂！温达姆博蒂 ！”
“你觉得像你这样做就足够了吗？”母亲问福尔斯修士，仿佛她根本不明白我们已经说过再见，这场谈话已经彻底结束了。
福尔斯修士站于甲板上，回望着母亲，好像他真的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最后他耸了耸肩。“我们都是嫁接到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普莱斯太太。非洲这根了不起的根茎滋养着我们。我希望你能获得智慧和上帝的仁慈。”
“真诚地感谢你。”她说。
他们在水上已经走了很远了，他突然活跃起来，大喊道：“哦，鹦鹉！玛土撒拉！它怎么样啦？”
我们面面相觑，很不情愿以这样不愉快的气氛结束这次拜访。露丝·梅用她微不足道的小嗓音喊道：“鸟的天堂！它去鸟的天堂了，福尔斯先生！”
“哈！那是它最好的归宿，可怜的小家伙！”福尔斯修士哭着叫道，这场面自然让我们震惊得要命。
与此同时，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围了过来，跳进河岸的烂泥里。他们也都得到礼物了，我能看出来：一包包奶粉之类的。但他们都在特别开心地大喊大叫，看来他们之所以爱福尔斯修士，并不仅仅是因为奶粉。就像圣诞节虽然只拿到袜子，但孩子们仍旧全心全意地相信圣诞老人一样。
只有母亲没有挥手。她站在没过脚踝的烂泥里，好似她的工作就是见证那艘船越缩越小，变成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的一个小点。她一动不动地坚守着岗位，直到船完全消失在视线中。
①蕾切尔在此化用了品牌名“Chef Boy-ar-dee”，美国知名罐头食品品牌，国内通译为“男厨”。
②此处原文出自著名圣诞诗歌《圣诞前夜》，下一句就是圣诞老人驾着驯鹿雪橇到来。
③典出《马可福音》4:30-32，《马太福音》13:31-32，及《路加福音》13:18-19 等。耶稣借助芥菜种子的例子来说明天国也会像芥菜种子一样由小变大。
④典出《马可福音》10:25，“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⑤蕾切尔把“ornithoptera”（鸟翼凤蝶）错拼成了“ornithoptery”。

艾达
去赶集去赶集去买一头大肥猪！① 猪肥买！去赶集去赶集！但不论你朝哪儿看，现在都没有猪。勤劳如狗，也不会费工夫给炉子添柴烧火。山羊和绵羊，一个没有。破晓之后半个小时，秃鹫从村里人用来挂告示牌的光秃秃的树枝上升腾而起，扑棱着翅膀发出犹如拍打老式丝缎黑裙时的声响。肉市在旱季关门歇业。没雨，还是没雨。食草动物已根本无草可杀了。
七月为我们展示了福尔斯一家的奇异幻影。在那之后，我们各自都认为他们的来访只能是一场梦。我们都作如是想，除了父亲。他时常徒劳地拿福尔斯修士说事儿，如今他确信自己这一路上的所有绊脚石都是这个专司玩忽职守的骗子基督徒铺上的。
八月根本没给我们带来可人的清梦。露丝·梅的状况急转直下，与她早先的好转一样叵测。事与愿违，福尔斯太太的抗生素一直在按时服用，但热度仍不停蹿升。露丝·梅躺在床上，头发被黑黢黢的汗珠粘在脑袋上。母亲向内装粉色胶囊的小玻璃瓶之神祈祷着。
八月下旬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基兰加周。除去礼拜天，那一周起始和结束的那天都是赶集日，这使得礼拜天就像两头的括号。顺便说一下，这个特别的组合方式有七分之一的机会现身。每年平均出现七次，彼此相隔的时间只比挪亚在那艘所谓的方舟上待的时间稍长那么一点。
这难得一见的日子是否对我们的邻居们也具有特殊意义呢？他们注意到了吗？我不知道。我们和基兰加同胞们的友谊也就这样了。但在我们家，那五天却过得像一个奇异而低沉的假期。因为这五天里的每一天，村里的酋长塔塔·恩杜都会来我们家。杜恩·塔塔。他派儿子们打前站，他们喊叫着，隆重地挥舞着干枯的动物肢体，以宣示他的显赫卓越。
每次，他都会带来一份礼物：首日，是鲜嫩的羚羊肉，裹在血淋淋的布料里。（一见到那血肉，我们全都饿得晕倒了！）第二日，一只整洁的圆球状篮子，严丝合缝地盖着盖子，篮子里盛满了曼格万西豆。第三日，一只活蹦乱跳的松鸡，爪子被绑了起来。第四日，一张柔软的黑褐色大食蚁兽皮。最后一天，粉色小象牙雕出的孕妇像。天父瞅着那个粉色小女人，得到启发，和塔塔·恩杜就错误偶像这件事聊了起来。但直到第五日——以及其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天父对受到酋长的重新关注都感到很开心。牧师大人像只小公鸡似的在房子里乱转，他真是这样。“我们基督教的慈善事业给了我们七倍的回报。”他乱算一气，快活地拍打着穿卡其布裤的大腿，宣称道，“太棒了！奥利安娜，我不是告诉过你，恩杜到最后时刻还是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吗？”
“哦，现在就到最后的时刻了吗，拿单？”母亲问。关于塔塔·恩杜来家做客这个话题，她保持着沉默。我们无忧无虑地吃着肉，很高兴能有肉吃，但她把那些小玩意儿都扣押在她卧房里，让它们无迹可寻。我们都很想去看看、摆弄那些有趣的物品，尤其是那个粉色圣母玛利亚小像。但母亲觉得我们不该对此流露过多的兴趣。尽管福尔斯修士为酋长的性格打了包票，可母亲仍怀疑他赠的这些礼物都是别有用心。结果证明，她并没看错。然而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礼拜天才搞清楚这一点。
起先，我们都觉得受宠若惊：杜恩·塔塔 会从前门径直步入我们家，在挂于墙上的蕾切尔的手镜神龛前站一会儿，然后落座于我们唯一一把尚好的扶手椅。他戴着帽子在此登基，从那副没有镜片的眼镜后面观察着我们一家，挥动着兽尾苍蝇拍，表明他的尘世身份。无论何时他脱下那顶奇异的尖顶帽，都会显露出他是一个硕大无朋的有权有势的人物。他那黝黑的半圆形前额和严重后退的发际线更是突出了他的宽脸庞、阔胸膛、宽肩背以及壮硕无比的肌肉。他把他五彩缤纷的披肩拉至腋下，在胸前抱着胳膊，这种姿势只有对自己的体格感到骄傲的人才做得出。我们的母亲没有对此显露出赞赏。但她尽量做到礼数周全，榨出酋长爱喝的橙汁。
天父如今很把在家招待塔塔·恩杜当回事儿。他拉过另一把椅子，倒坐上去，胳膊枕在椅背上，大谈经文。塔塔·恩杜则努力把话题切换至这座村子，或聊聊我们都风闻的马塔迪和斯坦利维尔发生的暴乱这些道听途说的传言上。不过他主要还是一个劲儿地对天父说着好听的话，他会说：“塔塔·普莱斯，你有漂亮的女儿 ② ——太多漂亮的女儿。”或听上去不太舒服却实在得多的话：“你们很需要食物，对不对 ③ ？”不知他想逗什么乐，反正他要求漂亮女儿们 ④ （我们也听之任之）按照身高在他面前排成一排。最高的是蕾切尔，五英尺六英寸，以及完全达到标准的美国小姐仪态；最矮的是我，我由于腿瘸，所以比孪生的利娅矮了两英寸。（露丝·梅在说胡话，正卧病于床，所以免于列队。）塔塔·恩杜轻轻弹着舌头，说我们都非常瘦。这让蕾切尔骄傲地发起抖来，在家里顶着骨盆晃悠来晃悠去，摆出一副时尚模特儿的派头。她很想在客人面前大肆显摆一番，还跑去帮母亲做事。如果没观众，她连做梦都不会这样。
“塔塔·恩杜，”母亲拐弯抹角地说，“我们最小的孩子发烧得很厉害。你德高望重，我希望你来这儿可别染上这种可怕的传染病。”这是她寻求帮助的最最直接的话了。
此后，塔塔·恩杜的攻势消停了几天。在这期间，我们去了教堂，吞食每周一片的抗疟疾药片，从越来越少的鸡群里又宰杀了一只母鸡，还偷偷地轮流溜进父母的卧室仔细看那只刻着女性生殖器的小雕像。后来，过了两个礼拜天，他又过来了。这次，他的礼物更具私人意味：一块染得很漂亮的缠腰布，一只木雕手镯，还有一小罐好闻的蜡状物——它的用途，我们不想去费神猜测或去问塔塔·恩杜了。母亲双手接过礼物，一如此地的风俗，再一言不发地将它们放置一边。
一如往常，终于可怜我们太过愚昧的是内尔森，他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库克维拉 。塔塔·恩杜想要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母亲重复着，在灶间里紧盯着内尔森，和我那次见她盯着眼镜蛇的眼神一模一样。我在想她会不会抓起一根木棍，猛揍内尔森的后脑勺，就像她打蛇那样。
“是的，玛玛·普莱斯。”他疲惫地说道，不带一丝一毫的歉意。我们对他觉得正常的事情总是会大惊小怪，所以内尔森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反应过度，就像灶间里出现眼镜蛇那回。但他此刻的嗓音有种特别权威的感觉，因为他正将脑袋伸进炉子里干活。母亲跪在他身边，帮着把很重的炉膛扶稳，好让内尔森把炉灰清出去。他们俩都背对着灶间的门，并不知道我在场。
“你的意思是其中一个姑娘。”母亲说。她抓起内尔森T恤衫的后领，把他拉离炉子，以便面对面地说话，“你是说塔塔·恩杜想要娶我的一个女儿。”
“是的。”
“但，内尔森，他已经有六个或者七个老婆了呀！天哪！”
“是的。塔塔·恩杜非常有钱。他听说了塔塔·普莱斯现在没钱买食物。他能看出你的孩子都很瘦，还在生病。但他知道塔塔·普莱斯是不会向刚果人寻求帮助的。所以，他可以和他进行一笔男人之间的交易。他可以帮助你们家，付给塔塔·普莱斯一些象牙、五六头山羊，也许还有一点现钞，把姆乌拉从你们家带走。塔塔·恩杜是个好酋长，玛玛·普莱斯。”
“他要蕾切尔！”
“他想买白蚁，玛玛·普莱斯。而你会得到那么多山羊，而且再也不用负责养活她了。”
“哦，内尔森。你能想象吗？”
内尔森蹲在脚后跟上，眼睛在覆着炉灰的睫毛之下打量着母亲的脸，殷切地一闪一闪。
让人吃惊的是，她竟然哈哈笑了起来。然后，更让人吃惊的是，内尔森也哈哈笑了起来。他猛地张开几近无牙的嘴巴，跟着母亲一起狂笑着。他们同时用手拍着大腿。我猜想他们是在想象蕾切尔裹着缠腰布捣木薯的画面。
母亲抹了一下眼睛。“你怎么就认为他要蕾切尔呢？”从她的嗓音里可以听出她这会儿没在微笑，尽管刚刚大笑了那么长时间。
“他说姆乌拉 奇怪的肤色会逗他其他几个老婆开心。”
“什么？”
“她的肤色。”他擦了擦黝黑的前臂，又举起两根灰蒙蒙的手指，像是在解释蕾切尔如何就长成了这副德行，因为墨汁都从里面跑光了。“她的皮肤一点儿也不正常，你知道的。”内尔森说道，好像谁都可以这样说别人的女儿，而且绝无冒犯之意。然后，他就倾身向前，脑袋和肩膀都钻进炉子里，将剩下的炉灰全部清了出去。他没有再说话，直到从炉膛深处冒出来。
“这儿的人都说她也许是出生得太快了，没烘好就出来了。是这样吗？”他探寻地看着母亲的肚子。
她只是凝视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她的肤色可以逗他其他几个老婆开心？”
他极有耐心地带着询问的神情看向母亲，等她再提几个问题。
“好吧，我真的没有明白。你这话说得好像她就是他需要挂在衣服上的一件配饰似的。”
内尔森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以便把炉灰从脸上抹去，同时困惑不解地琢磨着配饰和衣服的隐喻。我走进灶间拿香蕉，知道应该没什么好偷听的了。这已经是母亲和内尔森彼此理解的极限了。
①出自一首著名的英文儿歌。
②③④原文为法语。

利娅
我们的问题在这儿：如果父亲否决了他出于好意迎娶蕾切尔的提议，那塔塔·恩杜就会受到极大的冒犯。这件事并不仅仅牵涉到塔塔·恩杜。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戴着尖顶帽的威风凛凛的男人，反正他有领袖的名头，代表的是基兰加的意志。我相信这就是福尔斯修士说我们应该尊敬他的缘故，或至少要对他抱以重视的态度，而不要去管这位酋长是如何的匪夷所思。他并不仅仅是代表自己在说话。每隔几个礼拜，塔塔·恩杜都会和他的副手们开会，这些副手又会和各个家族开会。所以，等到塔塔·恩杜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你完全能肯定整个村子都在对你讲话。
阿纳托尔对我解释过当地的政府体制。他说人们把鹅卵石丢进碗里，获得鹅卵石最多者赢得选举——那就是比利时所谓的公平竞争，但对这儿的人来说，那很怪异。对刚果人（阿纳托尔承认也包括他自己）而言，如果有人得了五十票，另一人得了四十九票，前者大获全胜，后者惨痛败北，就会显得很奇怪。他们的意思是，这样一来，几乎半数人都会觉得不开心。照阿纳托尔的说法，一个半数人都不开心的村子永远不会消停，今后肯定会有麻烦。
这里的行事方式是百分之百、一致赞同。虽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这一点。他们谈话、交涉、争论，商量应该做什么，直到所有人都达成一致意见为止。之后，塔塔·恩杜要确保执行过程不出差错。如果他干得漂亮，那他的一个儿子在他死后就可以当酋长。如果他干得不好，那女人们就会用粗棍子把塔塔·恩杜逐出村子，基兰加会选出一位新酋长。所以，塔塔·恩杜就是村民的代言人。那个声音现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让他从我们手上买下蕾切尔，换来几头山羊，那我们的负担就会减轻。这真的让我们左右为难。
蕾切尔简直气疯了，我生平头一次无法责备她。我很高兴他没挑中我。母亲掏心掏肺地对蕾切尔说我们不会把她卖了，但对蕾切尔而言，她想从母亲嘴里听到的并不是这样的安慰话。似乎只要一想到要和塔塔·恩杜结婚，蕾切尔就心绪不宁。所以过不了十分钟，她就会停下手头干的活，厌恶地尖叫起来。她当着父亲的面要求马上送我们回家，说她再也不愿多待一天，承受这样的羞辱。父亲用教导信徒尊敬父母的经文惩戒她。刚抄完，父亲就罚她再抄一遍！我们把白纸都用光了，所以，她只能用非常小的字把那一百节经文抄写在旧信纸和信封背面，它们都是以前还能收到信的时候留下来的。艾达和我可怜她，会偷偷地帮她抄写一部分。我们不会像以前在家时那样，抄一节收她十美分。因为就算问她要，她能拿什么来付呢？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都没法拒绝酋长的来访。但只要他来我们家，蕾切尔的举止就开始变得很怪异。老实说，他没来的时候，她也挺怪的。但他来了之后，她会一次性穿上许多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甚至在这种又热又干的天气里，她也会在家里穿上雨衣。她还把发型弄得很怪。蕾切尔变成这样，可见麻烦有多大了。我们家的气氛剑拔弩张，真的。
自从独立以来，我们就不断听说黑人和白人间暴力相向的故事。然而，如果我们往窗外看去，看到的只是玛玛·恩古扎和玛玛·姆万扎在路上闲聊，两个小男孩跑到一边互相往对方身上撒尿。所有人仍旧穷得叮当响，但或多或少又很满足。独立似乎把我们这座村子忽略了，就像很久以前的那天晚上，瘟疫来到埃及，凡是门槛上标记了正确记号的，就可逃过一劫。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标记，我们又该如何获得赦免。我们根本不知道一开始发生了什么，而现在，如果说情况有变，我们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又该如何应变。如今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法言说的危机感，我们没法加以讨论，却觉得应该随时随地多加留心。母亲对蕾切尔的暴躁脾气难以容忍，她要蕾切尔整顿好自己，因为此时此地她已忙得不可开交，露丝·梅还在生着病。
露丝·梅现在整个背部都发了疹子，摸上去滚烫滚烫的。母亲每隔一个小时就得用浸了冷水的海绵给她擦澡。大多数晚上，她都蜷缩在父母的铁质双人床的床脚边。母亲最终决定，说我们应该把露丝·梅的小床搬到主屋里。这样白天的时候她就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就能多留意她一点。蕾切尔和我帮忙把小床移了过去，艾达负责抱被子枕头。我们的小床都是用焊在一起的铁管搭起来的，因此不是一丁点儿的沉。我们先得把整个蚊帐从床架子上扯下来，然后吆喝着使劲把床从墙边挪走。在床后的墙上，赫然露出的东西让我们凝神注视起来。
“那是什么东西？”蕾切尔问。
“纽扣？”我猜道，因为那些东西圆圆的，白白的。我想起了我们的嫁妆箱计划。不管是什么，它们都肯定和露丝·梅很长时间以来的某个计划有关。
“是她的抗疟疾药片。”母亲说，她说得没错。肯定有一百片之多，所有的药片都有一部分融化了，在床后的那块墙面上弯弯曲曲地排成了一条条长龙。
母亲站在那儿，看了好长时间，然后离开，回来时拿了把餐刀。她小心翼翼地把药片从石灰墙面上一片片撬了下来，放进她握紧的拳头里，共有六十一片。艾达数着数，写下了那个数字。正好是我们在刚果度过的礼拜数。

蕾切尔
老天哪，我就像置身于五里雾中，没地方可去。天呀，特别是当塔塔·恩杜来我们家的时候。看到他那么瞅着我，我简直受不了。我只好移开眼睛。有时候，我的举止很不淑女，比如在身上挠来挠去，假装自己弱智。但我觉得他也会很高兴在自己的藏品里再添一个弱智老婆。也许他还没有这样的老婆呢。唉。我父母竟然会让他进家门！父亲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拒绝答话，就是要让他不高兴。对母亲，我也控制不住地要对她不理不睬。露丝·梅占据了她所有的心思——可怜的露丝·梅长露丝·梅短的！好吧，唉，或许她是生病了，可我也很不顺心。待在这地方，还要受这种气。家里人什么都会考虑，就是不考虑我的人身安全。一回到佐治亚州，我就要申请领养。
如果说我还没到山穷水尽那一步，那现在我那位盔甲闪亮的骑士已经到了：臭烘烘的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一天，他突然出现在院子里，当时塔塔·恩杜戴着那顶愚蠢的帽子和没镜片的眼镜正踏上我们家的台阶。他们俩交谈了几句。之后，塔塔·恩杜只在家里待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我才刚刚开始扮演弱智女儿。真糟糕！
好吧，后来我发现父亲和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正在酝酿一个计划，既能让我免于和塔塔·恩杜结婚，又不至于伤及全村人的感受。他们打算让我假装已和埃本·阿克塞尔罗特有了婚约！真是要命。母亲要我别因为这件事太沮丧，只要做做样子就行！但那就意味着现在他也要一直来我们家，我还得表现得像是订了婚的样子！而且，我们自然也要跑到前廊上做出那副姿态，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坐在那儿，看着荒草渐枯，就是我在这般年龄这个节骨眼上的社交生活。别让自己太沮丧？天哪天！我一直想要成为舞会上的美人，可是，唉，这舞会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第一次，我们在门廊上待了十秒钟。信不信由你，反正阿克塞尔罗特想要对我不规矩。他伸出胳膊搭上我坐的椅背。我就像《热铁皮屋顶上的猫》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狠狠地扇了他，我猜这样应该能让他稍微清醒一点。但他却哈哈大笑，你能想象到吗！好吧！我提醒他所谓的订婚从头到尾就是在瞎扯，千万别忘了。“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我说，“你和我一起出现在这儿的门廊上，只是在做公益服务，好让这座村子保持平静，为此我深表同情。另外，你要是能一两年洗一次澡，那就更好了。”我是为了村子的安宁才愿意沾花惹草① ，但汗味太重这件事真的是一位淑女难以忍受的障碍。我老是会想起碧姬·芭铎和那些个大兵。
所以，现在他的举止得体多了。我只叫他阿克塞尔罗特，他叫我公主。对他这种土包子来说，这么说话实在是过于优雅了，但我觉得他的用意至少是好的。只要有心打理，他就还算得体。事实上，他确实开始洗澡了，还把那顶丑爆了的帽子留在了家里，赞美主。母亲一如往常地厌恶他，我猜我也是，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得和他聊天。如果你必须坐在那儿假装自己和某个人订了婚，还不如靠说话来消磨时间呢。他的陪伴倒确实把孩子们给赶跑了。他们不喜欢阿克塞尔罗特。他打他们。好吧，他不应该这么做，这我知道！但至少我不用被那些小毛孩团团围起来,他们会跳起来扯我的头发，让我觉得度日如年。通常，他们会爬到我身上，让我觉得自己就像置身于鳞翅目昆虫堆② 里的格列佛。
我未言明的计划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能多拍拍他马屁，也许他就会改变主意，载我们离开这儿。母亲私下里已经许诺给他自己的结婚戒指和一千美元，恐怕回到佐治亚州后，没有父亲也没有现成的给养，我们就只能自谋出路了。阿克塞尔罗特说：“只收现金，女士们。”他不赊账。但也许他会赊点怜悯吧！
所以，为了消磨时间，我给他讲老家的故事：我在伯利恒高地中学认识的孩子和以前经常做的事。说着说着我就想家了。可是，天哪，那些咋咋呼呼的啦啦队队员取笑我是牧师的女儿，要是她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子，差不多和一个老男人 订了婚，又会作何感想呢！我来跟你们讲讲吧，他这人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我听到的是这样的：他出生于南非，年轻时东奔西跑，还在得克萨斯住过一段时间。他的口音听上去倒是正常。但他会胡诌些战斗机驾驶员的荒谬走板③ 故事，把我听得汗毛倒竖。他说自己怎么冷血地射杀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人，又如何在区区十秒之内从空中扔下了一批能把整片田野烧成灰烬的燃烧弹。他在执行飞行任务时不是什么跑腿的小弟，不是的，先生！那只不过是他的伪装，至少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声称在如今这段刚果的历史上，他其实是个顶梁柱式的人物。有时候，他会唠叨不休说出一大串名字，那些名字我连记都记不全：中情局副局长、刚果站站长。他用代号称呼每个人。“大亨”是副局长，站长叫“魔鬼”。嗐，我敢肯定那些话都是说着玩儿的。他这种年纪的男人太老了，应该演不动佐罗了，因而那些话可信度不高。
我问他：“如果你在刚果是这么一个大人物，那我们怎么见你整天花很便宜的价钱买别人的东西，拿到城里去卖，再从利奥波德维尔给我们带来奶粉和漫画书呢？”
他说他还不能随心所欲地讨论自己的真实工作，但他现在是受美国保护的，所以能透露给我一两件事，只要我守口如瓶就行。好吧，就算是真的好了，我肯定保密——我还能告诉谁？深陷上帝的绿色地狱之中的无辜青少年，没有电话可打，和父母也说不到一块儿，还能怎么着？虽然据我观察，父亲并没有注意到我不和他说话。但母亲注意到了。有时候，她会想方设法和我套近乎，问我许多私人问题。她希望找出，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蕾切尔·普莱斯。
但我不会告诉她。我更愿意继续显得怪异。
①蕾切尔把“philanderer”（到处调情勾搭的男性）错拼成了“philanderist”。
②蕾切尔把“Lilliputians”（格列佛漂流而至的利立浦特国里的小人们）错拼成了“Lepidopterans”。
③蕾切尔把“cockamamie”（荒谬可笑的）错拼成了“cockalamie”。

露丝·梅
晚上，蜥蜴往墙上跑，在床的上方脑袋朝下瞅着我。它们是用脚趾头抠住墙壁的。老鼠也是。它们都能和我说话。它们说塔塔·打开想要娶蕾切尔。她已经做好嫁妆箱了，所以她就能结婚了。但塔塔·打开是刚果人。他们能娶我们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真的很想看蕾切尔穿上白裙子。她会很漂亮的。后来，他们说她是要和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结婚，但他很小气。有时候，我做梦会梦到她和父亲结了婚。我都搞混了，心里也觉得很难受。因为如果是这样——妈妈又在哪儿呢？
蜥蜴晚上会发出鸟鸣般的声音。在梦里，我看到自己能抓住蜥蜴，它们成了我的宠物。它们就待在我的手上，不会跑掉。等我醒来，却是一场空，我心里好难受。所以，如果不用醒来的话，我就不醒。
我本来在妈妈的房间里，待在黑暗里，但现在我出来了。外面很明亮，每个人都在说啊说的。我说不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我想念晚上的蜥蜴，这就是我想说的话。它们是不会在光亮中出来的，而且光亮也让我眼睛疼。妈妈用冰冷的湿毛巾擦我全身。然后，我的眼睛就好点了，但她看上去不对劲。她好大，每个人都好大。
马戏任务① 。他们就是那样说的。塔塔·打开还是一直过来。他有时候是橘色的，那是他的衣服。黑皮肤加上橘色套装。看上去好漂亮。他告诉父亲蕾切尔必须完成马戏任务，他们会剪了她，这样她就不会再去围着别人的丈夫跑了。他和父亲说法语的时候，我听不清，但父亲晚上告诉了妈妈。马戏任务。他说他们这儿的女孩都得完成这个。父亲说，你难道看不出来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做吗？他们是在把这些女孩子像羔羊一样牵去宰割。妈妈说，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想要保护年轻姑娘们啦。她说她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她自己的姑娘们，如果他和其他父亲一样，那他也会这么做的。
父亲说他做了能做的事，至少，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的这桩交易不错。妈妈发火了，把一张纸撕成了两半。那两个人，妈妈一个都不喜欢，但他们还是要来。因为塔塔·打开是首领，什么都得听他的，而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是桩交易。但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发火，尤其是蕾切尔。
妈妈找到了我粘在墙上的那些药片。它们都是从我嘴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办法。它们太难吃了，而且进到嘴里后，它们会更容易粘到墙上。妈妈用刀子把它们全都撬了下来，放进了白色的茶杯里。我看见她把茶杯放到了哪里，就在放着拜耳阿司匹林的架子上，而阿司匹林我们都吃完了。蕾切尔说，我们要拿它们怎么办？妈妈说，当然要把它们吃了，露丝·梅也得吃，我们都得吃，吃完为止。但我不想吃，它们让我反胃。蕾切尔说她也不想吃，她觉得恶心。她说，见鬼，就像ABC口香糖，都已经被嚼过了② 。蕾切尔动不动就会感到恶心。母亲说，好呀，如果你也想像露丝·梅一样生病，那就随你便，自己铺床自己躺③ 。所以，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自己铺了床，现在就生病了。我觉得我只是太热了，但她告诉蕾切尔我病得很厉害。妈妈和父亲有时候会谈起这事，他说天主，她说医生。他们谁都不同意谁，而我就是根源。
我去斯坦利维尔看过两次医生，胳膊断了的时候和胳膊治好的时候。我的石膏变得很脏。他用一把很大的剪刀把石膏剪掉了，不疼。但现在我们没法去，因为在斯坦利维尔，他们打仗打得很凶，所有白人都要光着身子。他们还杀了一些人。我们第一次去那儿的时候，我看见了飞机后面袋子里的那些脏兮兮的小钻石。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不喜欢我偷看他的东西。我们在等父亲从理发店回来的时候，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用手紧紧摁着我。他说，你要是告诉任何人说你看见了那些袋子里的钻石，你妈妈和爸爸都会生病死掉。我不知道钻石是什么东西，直到他说了我才明白。我没说。所以，我就生了病，没让妈妈和爸爸生病。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还住在他的窝棚里，他来这儿的时候，会看着我想知道我说了没有。他可以看透我，就像耶稣。他来我们家，说他听说塔塔·打开想要娶蕾切尔当老婆，全部的事。这里全部的人都知道。父亲说白人现在必须抱团，所以，我们就只能成为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的朋友了。但我不想。我们在飞机里等的时候，他的手摁着我，好痛。
我胳膊断了，是因为我偷看了，而妈妈告诉我不要去偷看。这次，我生了病，是因为耶稣宝宝能看见我做了什么，我不乖。我把艾达的画撕坏了，对妈妈撒了四次谎，想看内尔森的裸体。还用木棍打了利娅的腿，看了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的钻石。有这么多坏事。如果我死了，我就会消失不见，我知道我回来的时候会去哪里。我会在树上，和树一个颜色，和什么东西都一个颜色。我会往下看着你。但你看不见我。
①露丝·梅把“circumcision”（割礼）误想成了“circus mission”（马戏任务）。
②ABC 口香糖即“Already Been Chewed gum”，意为“已被嚼过的口香糖”。
③原文为“Make your own bed and then lie in it”，为英文俗语，指自作自受。

蕾切尔
十七！我现在廿七岁了。我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利娅告诉我那是二十七的意思。如果上帝打定主意了要惩罚你，只要给你派来两个而不是一个妹妹，比你小比你弱，却已经背下了整本词典，你就会知道自己在受到惩罚了。我想我还得感谢老天，还好只有一个会讲话。
事实上，我过生日那天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关注。我在刚果已经过了两次生日了，我本来以为第一次已经是糟得不能再糟了。去年我过生日时，母亲至少哭了，还给我看了天使梦蛋糕粉的盒子，那是她从伯利恒的“Piggly Wiggly”超市一路带过来的。当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度过花样年华时，母亲想用它抚慰我心上的沉重。我很生气，因为那天我根本就没收到像样的礼物：没有毛衣套装，没有合影留念——唉，我觉得那一天，简直让一个女孩子跌到了谷底。
天哪天。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要在这儿再过一次 生日，再过一个八月二十号。穿着和去年一模一样的衣服和内衣，而且所有的衣服都已变得破破烂烂。除了鲍比紧身衣，那衣服我来这儿之后很快就没穿了。在这片黏黏糊糊的恐怖丛林里，根本就不适合控制形体。如今，什么事都会有人关注，但一个生日却几乎没人会去留意。“哦，今天是八月二十号，对吧？”我问了好几遍，很大声，还假装看了看手表，像是要去做什么事。艾达，由于倒着记日记，所以是唯一一个紧密追踪今天是哪一天的人。她记日记，父亲当然也记，他有本教会小日历，他会在上面记下所有重要的约会，要是真有的话。利娅则直接把我忽略掉了，她就坐在父亲的书桌旁，为了当老师的乖乖孩，正在给数学课备课。自从阿纳托尔让她去学校帮着上了几节课，利娅就自认为很了不起。真的，这种事也能让她精神抖擞。不过是数学而已，那是世界上最无趣最讨厌的东西。再说，他只是让她教最小的孩子。就算阿纳托尔付给我绿花花的美元，我也不干。看着那一缕缕鼻涕从他们的鼻子流到嘴上，我很可能会进入高速公路嗜睡状态。
所以，我就很大声地问艾达：“我说，今天不是八月二十号吗？”她点了点头，意思是今天是八月二十号，我惊讶地环顾着四周，因为我自己的家人要么正在桌子上摆早餐，要么备课，好像今天只不过是昨天之后的一天，特殊性甚至比不上以前在伯利恒的每个普通的礼拜四。那会儿，每逢礼拜四，我们都要把垃圾扔出去。
母亲最后总算不知怎么记起来了。吃过早饭后，她给了我一副她自己的耳环，再搭配一只手镯，都是我以前很喜欢的。虽然只不过是雕花玻璃做的，但那绿色的层次很美，正好也很衬我的头发和眼睛。由于这是我一整年来见过的唯一的首饰，所以它本应是钻石的才对——我真是贪到家了。不管怎么说，能象征性地有一些小玩意儿，也不错。她把首饰包在一块布里，用艾达笔记本里的纸做成卡片写道：赠给我长大成人的美丽的大女儿。有时候，母亲真的很用心。我给了她一个吻，谢谢她。但接下来，她又得回去给露丝·梅搓海绵澡了，所以我的生日也就到此为止了。露丝·梅的热度飙升到了一○五① ；艾达脚上被蝎蛛叮了一口，只能把脚浸在冷水里；一只獴进入鸡舍，吃了几只鸡蛋。这些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我的生日！她们都在竭力将大家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引开。我觉得，只有那只獴例外。
①此为华氏度数，相当于 40.6 摄氏度。

艾达
“塔塔·耶稣是班加拉！”牧师大人每个礼拜天讲道结束时都会这么吼上一句。由于对译者越来越不信任，他就想直接用刚果语讲道。他把头一仰，将这句话吼得声震天穹，而他的羔羊们则在身上挠来挠去，显得惊讶莫名。班加拉 指的是珍贵之物。但他这么发音，意思就变成了毒木。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的朋友们！因为耶稣会使你瘙痒难耐。
当天父宣讲毒木福音时，他的女儿露丝·梅正起死回生。天父对此并没有多加留意。或许，他没觉得有多了不起吧，因为他一直坚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对主的信任堪称绝伦。狗妓！恶狗！尽管如此，主应该会，也有可能不会意识到，母亲强迫露丝·梅第二次吃同样的药片，对此等奇迹的发生也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片药的样同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希腊哲学家如是说，而鳄鱼为此作保。露丝·梅已经和以前的露丝·梅不一样了。梅·丝露。我们没有一个人还会是老样子：尔切蕾，娅利，达艾。娜安利奥。只有拿单基本上还是他自己，不管你怎么看他，他还是同一个人。① 我们其他人都有两面。我们上床的时候还是自己，醒来后却像可怜的杰克医生一样，发现自己变了。母亲近来患上了广场恐惧症，这几个月来，她一直把我们关在密不透风的室内，经历了整个雨季、传染病和独立。如今她转而对自己的保护壳怨声载道——对自家房子疑神疑鬼起来，指责它“处处蛛网”“热得令人窒息”。在她口中，房子像是有了意志和动机。每天下午，她都会让我们穿上最凉快的裙子，离开我们那栋满怀恶意的房子。我们排成单列纵队，沿着丛林小径前进，来到溪边野餐。等到我们跑开，她觉得没人注意时，就会在林中的空地上摇摆起来，轻轻地，犹如被风拂过的树。尽管存在着感染十二指肠钩虫的风险，她还是会脱下鞋子。
现在，尽情感受喜悦吧，哦，虔诚的你们，因为露丝·梅已经复活了，但她直勾勾的眼神好似僵尸，似乎对争强好胜全然失了兴趣。内尔森不愿靠近她。他的理论是这样的：我们曾短暂虏获的那只猫头鹰还记得我们家的格局，所以它仍能从窗子里返回，耗尽她的灵魂。
我的其他姐妹也是各怀心思。只要涉及男人，便都举止诡异。蕾切尔变得歇斯底里，而且订了婚。订婚是假的，但并不能妨碍她戴着那副新得的绿玻璃耳环，玩“魔镜魔镜告诉我”的游戏，然后再百般抗议自己即将来临的婚姻。
而利娅，就是双胞胎里漂亮的那位，则全身心地投入到法语和刚果语的学习上——具体些说，就是从阿纳托尔那儿学这两种语言。每天早上，她都会教他年幼的小学生们做算数。之后便花上好几个小时待在他那亮白色的长袖衬衫旁边练习自反动词变位——l’homme se noie② ——一年前，她还说这种变化毫无意义。显然，对某位十五岁的姑娘而言，自反动词获得了新的价值。她还在学弓箭狩猎术。阿纳托尔送了她一把功能极佳的小弓和一箭袋点缀着红色尾羽的箭作为礼物。那羽毛就像狄金森小姐诗里的“希望”，以及绝望死去的玛土撒拉，我们以前的那只鹦鹉。阿纳托尔是用自己的刀，砍折下绿芯樟树枝给利娅打磨出这些礼物的。
这是我针对此事所作的回文诗：爱眼没眼爱 ③ 。
不过，内尔森很开心。经历了这么多让人泄气的事情（比如说露丝·梅极有可能的死亡）之后，他把利娅的弓箭看作我们家的一个进步。内尔森亲自上阵，监督利娅的军事训练。他用叶子做成靶子，把它们钉在我们家院落边缘大芒果树的树干上。每一天，靶子都会变得比前一天的要小。他们开始时用的是硕大的象耳叶，那叶子就像一面三角形围裙，在微风中鼓荡着，很难射不中。利娅摇摇晃晃的箭一次次地射穿已被射烂的绿叶边缘。但现在她进展得很不错，已经能瞄准番石榴那圆圆的、闪亮的、拇指大小的小叶片了。内尔森教她如何站立，闭上一只眼睛，猛地把箭射入叶子的心脏，箭尾尚微微颤动。她射得真的很棒。
比起往常，如今狩猎女神双胞胎姐姐更像是我的远亲了，只有在一个维度例外：在我们村，很多人开始认为她怪。至少，极缺女人味，很要不得。抛开其他因素，现在倒是我显得更为正常。我只是本杜卡，这一个词就极为精确地描述了我：歪向一侧、走路缓慢的人。至于我那位在学校里教书、谋杀树干的双胞胎姐姐，邻居们倒是有许多风言风语叫我听见，且没一句是好听的。他们最喜欢用的词是巴卡拉，这个词包含许多层意思，如红辣椒、疙疙瘩瘩的土豆、男性性器官。
利娅根本不在乎。她声称由于是阿纳托尔给了她弓箭，而且由于是阿纳托尔聘用她去学校教书的，所以她肯定没有违反什么社会准则。她不明白的是，阿纳托尔正在为她违反社会准则，这会有麻烦的。跟无知无觉的海斯特·白兰④ 一样，她也戴着字母：斜挎于肩的那张弓，就是那绿色的大写字母D。D是戏剧性⑤ ，是狩猎女神戴安娜⑥ ，是让你违反社会习俗的魔鬼⑦ 。她会背着弓箭去集市，去教堂，只是每逢礼拜天她必须把弓箭留在家里。甚至如今也不愿和耶稣修好的母亲，也仍旧谨守界限——进他的房，就不能带武器。
①“拿单”原文为“Nathan”，将字母倒序写出“Nahtan”后与原来的拼法差别较小。
②法语：人淹死。
③原文为“Eros, eyesore”，意指“爱欲，丑陋刺眼”，是一句回文。
④美国小说家霍桑的作品《红字》里的女主人公。
⑤⑥⑦原文分别为“Dramatic”“ Diana”“Devil”，均为以 D 开头的词。

利娅
从侧面看阿纳托尔的脸，他的眼睛下斜，脑门高耸，有点像法老或埃及壁画里的神。他的双眼是那种你可以想象得出的最深的褐色。眼白不是白色的，而是淡奶油色。有时候，等男孩子们放学之后，我们就会安坐于校外树下的桌旁。我学习法语，尽量不去过多地打扰他，他在备次日的课。阿纳托尔的眼睛很少偏离课本，我得承认自己老是想找借口打断他的专注。有太多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比如，我想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让我在学校里教书。因为独立，或是因为我？我想问他我们听来的所有那些故事是否都是真的：马塔迪，提斯维尔，斯坦利维尔。卖罐头的小贩在前往基奎特的途中经过基兰加，告诉我们斯坦利维尔发生了大屠杀。他说刚果男孩脑袋上戴着叶子编的冠冕，遭遇比利时子弹时毫发无伤，那些子弹直接穿颅而过，卡在了他们身后的墙上。他说自己亲眼见到了这种事。阿纳托尔就站在那儿，但似乎直接无视了那些传闻。相反，他仔细地挑拣着，最终从罐头小贩手里买了一副眼镜。眼镜的镜片挺不错的，可以当放大镜用——我试戴时，法语词都变得好大，显得更容易读了。它使阿纳托尔看上去更睿智，只是少了点埃及味道。
我最想问阿纳托尔的其实是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会因为我是白人而恨我吗？
可我只是问：“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为什么会恨我？”
阿纳托尔的目光穿过他新买眼镜的角质镜框和真正的镜片，一脸惊讶。“是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不是其他人吗？”他这么说着，慢慢地将他的注意力转到此时的谈话和我身上，“你是怎么发觉的？”
我微启双唇吹出一口气，像是一匹精疲力竭的马。“之所以是恩孔多和加布里埃尔，而不是其他人，是因为我在解释长除法的时候，他们会把椅子当鼓敲，让别的孩子根本就听不见我说的话。”
“他们只是调皮罢了。”
阿纳托尔和我都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把椅子当鼓敲在伯利恒中学也许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推论，因为那里的小男孩向来是脑袋一拍就开始捣蛋。但这里的男孩的家庭都是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攒到点钱，才能让儿子来学校读书的，谁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上学是个重大的决定。阿纳托尔的学生都相当用功。只有当阿纳托尔去教其他年纪大的孩子分不开身，由我去试着教他们数学时，他们才会起哄大闹。
“好吧，你没错。他们所有人都恨我。”我哀叹，“我觉得我不是个好老师。”
“你是个很好的老师。问题不在这儿。”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首先，要明白你是个女孩子。这些男孩甚至不习惯听自己奶奶的话。如果长除法真的对年轻男孩在这世界上建功立业很重要的话，那一个漂亮姑娘怎么会懂？这就是他们脑袋瓜里的想法。其次，要明白你是个白人。”
他这是什么意思，漂亮姑娘 ！“白人，”我重复道，“那他们认为白人也不懂长除法？”
“私底下，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白人懂得怎么打开阳光、关掉阳光，懂得怎么让河水倒流。但按照官方口径，白人不懂。这些天，他们从自己的父亲嘴里听到的都是现在独立了，白人不应该待在刚果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我碰巧知道，他们还认为美国和比利时应该给他们许多钱，足够让每个人都买得起收音机、车子之类的东西，是内尔森告诉我的。”
“对，这就是第三点。他们认为你们代表的是一个贪婪的国家。”
我合上书，当天的法语动词学习就到此为止了。“阿纳托尔，那毫无道理啊。他们不想和我们做朋友，不尊重我们，在利奥波德维尔，他们还洗劫了白人的家。但他们却想要美国给他们钱？”
“有哪些是你觉得没道理可言的？”
“所有这些都是。”
“贝埃内，你想想。”他耐心地解释着，好似我是他的学生，栽在了一道容易的题目上，“当一个渔夫，就说塔塔·波安达吧，在河上捕鱼的时候运气好，回家时载了一船的鱼，他会怎么办？”
“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
“确实不常见，但你也见过这样的事。他会怎么办？”
“他会扯着嗓门唱歌，每个人都会过来，他会把鱼分给他们。”
“甚至给他的敌人？”
“我想是的。我知道塔塔·波安达很不喜欢塔塔·金萨那，但他给塔塔·金萨那的老婆们的鱼最多。”
“就是这样。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个道理。如果有人拥有的东西自己根本用不完，那么别人自然希望他不要独享，这样的想法合情合理。”
“但塔塔·波安达只能把鱼分走，因为鱼没法保鲜。如果他不给别人的话，鱼就会腐烂，臭不可闻。”
阿纳托尔笑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那就是刚果人对钱的看法。”
“可如果你稍微有点富余的东西就要分走，那你永远都不会富裕了。”
“那倒有可能是真的。”
“而每个人都想有钱啊。”
“真是这样吗？”
“当然啦。内尔森就想存钱娶个老婆。你说不定也想。”不知何故，我说这话的时候，没敢看着他，“塔塔·恩杜那么有钱，娶了六个老婆，人人都羡慕他。”
“塔塔·恩杜的工作很难做。他需要许多老婆。但不要这么肯定，认为每个人都很羡慕他。我自己就不想做他的那份工作。”阿纳托尔哈哈笑了起来，“也不想要 他那些老婆。”
“但你不想要很多钱吗？”
“贝埃内，我在科基拉维尔的比利时橡胶种植园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见过那里的有钱人。他们总是很不开心，孩子也很少。”
“要是他们是穷光蛋，说不定更不开心了。”我争论道。
他哈哈笑了起来。“你也许是对的。不过，我并没学会怎么去羡慕有钱人。”
“但你也需要有点 钱。”我坚持道。我确实意识到耶稣就过着赤贫的生活，但那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是环境严酷的沙漠文化，就像福尔斯修士说的那样。“你需要足够的钱买食物，看病，诸如此类。”
“好吧，有点 钱就行。”他同意了，“每个村庄都有一辆车，一台收音机。你的国家能给我们这么多吗，埃－耶 ？”
“很有可能。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佐治亚，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有汽车。”
“阿布，别胡说。那是不可能的。”
“好吧，不是每个人都有。婴儿和小孩就没有。但每个家庭都有啊。”
“不可能。”
“真的，是这样！有的家庭甚至还有两辆！”
“大家都拥有这么多车有意义吗？”
“嗯，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去某个地方。去工作，去商店，或去做点什么事之类的。”
“那为什么没人走路呢？”
“那儿不像这儿，阿纳托尔。每个地方都离得很远。人们都住在很大的镇子或者城市里，比利奥波德维尔都大。”
“贝埃内，你在对我撒谎。如果每个人都住在城市里，那他们就种不出足够的食物。”
“哦，乡村里会种食物。那里有大片大片的田野。有花生、大豆、玉米，等等。农民种出食物，再装到大卡车里，直接运到大城市，城里人就去商店里买。”
“从集市上买。”
“不对，和集市不太一样。那地方有很大的房子，灯很亮，里面还有许多货架。那儿每天都开门，只要一个人就能卖许多不同的东西。”
“一个农民能有那么多东西吗？”
“不，不是农民。由店主直接从农民那里买来，再卖给城里人。”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些食物是从哪块田地种出来的？听上去很恐怖。要是有毒呢！”
“真的，没那么糟。没问题的。”
“那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呢，贝埃内，如果每个人都住在城里的话？”
“真的能行，那儿和这儿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呢？”
“完全不一样。”我说道，还想说下去的时候，舌头却轻轻地触到了牙齿背面，不由得品味起完全这个词来。我凝视着我们身后空地的边缘，丛林就是在那儿用浓密的树墙、鸟鸣、动物的呼吸将我们隔开，所有这些都如同我们睡梦中听见的心跳声一般永恒。围绕着我们的是厚实潮湿又生机勃勃的树木和高茎草，覆盖着刚果全境。而我们只不过是某条幽深小径上歪歪扭扭来来回回的小老鼠。在刚果，土地似乎是人的拥有者。我该如何向阿纳托尔解释大豆田呢？说农民坐在庞大的拖拉机里，就像国王坐在御座上，从地平线这头耕耘到地平线那头？那一切仿佛是记忆的恶作剧，又或是一场青涩的梦——不可能真的存在。
“在我家那里，”我说，“我们没有丛林。”
“那你们有什么？”
“大片的田野。像木薯园那么宽，像奎卢河那么长。我猜以前是有树的，但都给砍了。”
“它们不会再长回来吗？”
“我们那儿的树不像你们这儿的这么有生气。父亲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这儿的植物都是怎么生长的。还记得我们刚来时清出了一块地当菜园吗？现在你根本就找不着它在哪儿了。每样东西都长得又快又大，然后就死了。那片泥土变成了死寂的红色，像腐肉一样摊在地上。然后，藤蔓长得到处都是。我们还打算教这儿的人像我们家那边那样种地呢。”
他哈哈大笑。“像木薯田那样长，像奎卢河那样宽。”
“你不相信我，但这都是实话！你之所以无法想象，我觉得是因为在这里，如果你把大片丛林砍倒，辟出那么大一片田地用来耕种，那雨就会把它变成烂泥河。”
“而干旱又会把它烤干。”
“是啊！即便你真的有了点收成，那些路也会被冲走。所以，你也没法把自己种的菜运到城里去。”
他轻轻弹了下舌头。“你肯定觉得刚果这地方很难相处。”
“你简直没法想象这儿和我们以前的日子有多么不同。我们那儿有城市，有汽车，有许多东西。大自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组织起来。”
他听着，脑袋歪向一侧。“可你父亲仍然来到了这里，一门心思要把美国的菜园设在刚果。”
“我父亲认为刚果落后了，他以为能帮上点忙。这样做是够疯狂的，就好比他要把橡胶轮胎安到马身上去一样。”
阿纳托尔扬起眉毛，我估摸着他应该没见过马。它们之所以没法在刚果生活，是因为采采蝇。我在脑海中搜索着能为我的比喻所用的其他干活的牲口，但刚果什么都没有。连奶牛都没有。我想要说明的这一点太真实，所以很难说得清楚。
“安到山羊身上。”我总算说出口了，“轮胎安到山羊身上。或安到鸡身上，或老婆身上。那些我父亲认为能让活儿干得更顺手的工具，根本没法用在这儿。”
“阿伊，贝埃内。你父亲那头可怜的山羊太不幸了。”
以及他的老婆 ！我心想。但我禁不住又想起了驮着大轮胎的山羊陷在烂泥里的情景，便咯咯笑了起来。随即又觉得自己很蠢。我根本分辨不了阿纳托尔是尊重我，还是仅仅觉得我是个有意思的孩子。
“我不应该笑自己的父亲。”我说。
“没关系。”他说，然后用手碰了碰自己的嘴唇，眼睛向上翻。
“我真的不应该！这是罪！”罪，罪，我感觉被罪恶浸湿，觉得恶心。“以前我都会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像父亲。聪明，正直，胜任上帝的意志，”我坦白道，“现在，我甚至不知道还能希望什么。我希望我能像其他任何人。”
他凑过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的手指从自己的嘴唇移向我的脸，盘旋着，似乎要找一个地方，好放上祝福。“贝埃内，如果你像其他任何人，那你就不会是贝埃内－贝埃内 了。”
“我希望你告诉我贝埃内－贝埃内 是什么意思。我难道没有权利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他的手落到了桌子上。“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如果我未曾从阿纳托尔那里学到法语动词变位的话，那我至少应该学习如何有耐心。
“我能问你另外一件事吗？”
他掂量着这个请求，左手仍旧夹在书里先前读到的地方。“可以。”
“你为什么要替我父亲翻译布道词？我知道你对我们来这儿传教是怎么想的。”
“是吗？”
“嗯，我觉得自己知道。你那次来吃晚饭，向我们解释了塔塔·恩杜有多么不喜欢那么多人去追随基督的道路，而放弃恪守旧有的道路。我觉得你很可能也是那样认为的，旧有的道路更好。你并不喜欢比利时人办的选举，我认为你甚至对让女孩来学校教书这样的事也没有把握。”
“贝埃内，比利时人并没有来问我，阿纳托尔·恩甘巴，我们应该怎么选举？他们只是说：‘基兰加，这是你们的选票。你们可以把它们投到这只葫芦碗或那只葫芦碗里，要不就全都扔进河里。’我的工作就是把这样的选择解释清楚。”
“好吧，即便如此。我认为你对我父亲想要在这儿达成的目标并不那么热心。”
“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要达成什么目标。你清楚吗？”
“讲述耶稣的故事和上帝的爱。将他们全都领向主。”
“如果没人翻译他的布道词，他会怎么讲述那些故事呢？”
“这是个好问题。我猜他会试图用法语和刚果语讲，但他总是把两门语言混在一起，讲得很糟糕。村里人也许根本就没法搞清楚他在这儿究竟要干什么。”
“我想你说得对。如果他们理解不了你父亲，他们倒是有可能越来越喜欢他的，也有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不好说。但如果他们理解他说的话，那他们就能做出自己的决定。”
我长时间凝视着阿纳托尔。“这么说，你尊重我的父亲。”
“我尊重的是我亲眼所见的东西。要是有外人走进你家，带给你一件礼物，那你家不会不发生一点变化。比如说，他带给你一只炒锅。你已经有一只自己很喜欢的炒锅，但也许这只新锅更大。你会很开心，得意扬扬地把旧锅送给妹妹用。但也许新锅的锅底有个洞。在那种情况下，你会非常感谢你的来客，而等他一走，你就会把它放到院子里，用来装鱼鳞，专门给鸡吃。”
“那你只是出于礼貌。你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
他轻轻弹了弹舌头。“我相信什么并不是很重要。我是个老师，我相信乘法表吗？法语每个单词后面都有多出来的字母，就像挂着几个懒散的孩子，那我相信法语 ① 吗？这些都无关紧要。人们需要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我见过许多白人来我们这里，总是带来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要么是把剪刀，要么是药，要么是船上的发动机，要么是书，要么是挖钻石或种植橡胶的地图，要么是耶稣的故事。其中有的东西似乎很好用，有的最后发现并不好用。重要的是去分辨。”
“如果你不去翻译圣经故事，那村里人也许就会因为错误的理由成为基督徒。他们会以为是我们的上帝给了我们剪刀和抗疟疾药片，从而也想来走上帝之路。”
他咧开嘴冲我笑。“那么贝埃内－贝埃内 这个词，你还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想！”
“意思是，像真理一样真。”
我只觉得颊上辣辣的，腾地泛起红晕，而窘迫让我愈加脸红。我试着找点话来说，但没辙。我只好将视线拉回自己翻译不出的那些法语句子上。
“阿纳托尔，”我终于开口说话了，“如果你可以有这世界上随便一样东西，你想要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说：“想一次看看整个世界的地图。”
“真的？你从来没看过？”
“我没能一次全部看到。我想不明白它到底是三角形、环形，还是正方形。”
“是圆的。”我说道，震惊不已。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上过种植园的学校，在拥有满架子书的人家里当过差。他的英语说得比蕾切尔要好。可他竟然不知道世界的真实形状。“不是环形，是像这样。”我一边说着，一边窝起双手，“像球那样圆。你真的从没见过地球仪？”
“我听说过地球仪。印在球上的地图。我不敢确定自己理解得到底对不对，因为我不明白地图怎么能安到一个球上。你见过吗？”
“阿纳托尔，我就有一个。在美国，许多人都有。”
他哈哈大笑。“为什么要有？帮助他们决定开车去哪儿吗？”
“我没开玩笑。学校教室里也有，到处都有。我经常盯着地球仪看很久，说不定能自己做出 一个来。”
他不太相信地看着我。
“我应该做得出。我是说真的。你给我一个光滑干净的葫芦碗，我就能给你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球仪。”
“那我真的会很喜欢。”他说道，此刻的语气是在对成年朋友说话，而非对孩子。这是我第一次能这么确定。
“你知道吗，我不该教数学。我应该教地理。我能告诉你的男孩子们，什么是海洋，什么是城市，还有所有世界上的奇观。”
他悲哀地笑了笑。“贝埃内，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
①原文为法语。

蕾切尔
我生日过后，第二天，阿克塞尔罗特先生过来了，我们出去散了会儿步。我多多少少知道什么日子他会出现。他的路线是每周四外飞至神秘的目的地，每周一飞回，每周二来我们家。所以，到时候我就会穿上那件郁金香形的艳绿色套装，如今这身衣服已正式褪成了深褐色，还掉了两颗纽扣。去年前半年，我还祈祷着能有一面全身镜；下半年我为我们没有这样一面镜子而赞美主。尽管如此，又有谁会在乎我的套装是否完美呢？那天也不是约会，只是表面上假装约会而已。我打算和他到村里散散步，并不走远。我对母亲发誓，不会和他踏足丛林或任何远离视线的地方。她说她不信任他，简直想把他扔得远远的。信不信由你，反正从她的眼神来看，我觉得她真的会把他扔得很远。但他很有礼貌，人也干净利落。身着平常穿的洗了又洗已经缩水的卡其布衣裤，戴着飞行员太阳镜，站在门口等我。哈，他看上去几乎可以说挺帅的呢。不过你还得学会如何无视那些风言风语——说他这人是个众所周知的坏男人。
于是，我们散着步，走入了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之中。虫子嗡嗡轰鸣，让我耳朵生疼。小巧的红色鸟儿栖息在路边长长的草茎末梢，晃悠来晃悠去。我们村外，象草长得极高，在路上形成了遮阳隧道。有时候，你会不由得想刚果几乎能算得上漂亮了。几乎。然后，你就看见四英寸长的蟑螂之类的虫子从你面前的小径上哧溜窜过，你又不会这样想了。而这正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只见阿克塞尔罗特跳了上去，把它踩扁。我甚至连看都没法去看。老实说，那声音就够难听的了，介于咔嚓和吱吱之间。但我想这应该算是他的齐士风度① 吧。
“嗯，我不得不说，难得一次受到保护让人感觉挺好的。”我说，“在我家，要是出现一只巨大的蟑螂，要么会被收来当宠物，要么就是煮了当晚餐。”
“你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
“可不是！”我说，“你这么说实在是太委婉了。”
“我一直想问，”他说，“你妹妹到底怎么了？”
“哪一个？就我所知，她们三个很小的时候脑袋就都坏了。”
他哈哈笑了起来。“瘸腿的那个，”他说，“艾达。”
“哦，她呀，是半身不遂。她的一半大脑在出生之前不知怎么就坏了，所以另一半就得接手，这样做起事来就会慢一拍。”我已经习惯了对艾达的情况做出科学阐释。
“明白了。”他说，“你意识到了没有，她在窥伺我？”
“她谁都窥伺。你别太当回事。盯着别人，而不是偷看，就是她所谓的交流。”
我们走过了玛玛·姆万扎家和一排别人家的房子，老头们大都坐在桶上，嘴里一颗牙都没了。我们还有幸见到了赤身裸体跑来跑去的小孩，只在肚子上围了一串珠子。我要问的是，那串珠子有何必要？他们都在路上横冲直撞，等跑到离我们很近的位置，再尖叫着跑开。那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女人们全都在木薯田里干活，因为早晨还没结束呢。
阿克塞尔罗特从衬衫兜里掏出一包好彩香烟，抖出一根递给旁边的我。我哈哈笑了起来，预备提醒他我年龄还不够。但然后我意识到，天哪，我十七岁了呀。想抽就可以抽了——为什么不呢？就连有些浸信会教徒也会在适当的场合抽烟的。我拿了一根。
“谢谢。你知道，昨天我就十七岁了。”我对他说，让香烟轻轻地搭在了我的唇上，然后我停在一棵棕榈树的树荫下，好让他给我点烟。
“恭喜。”他说道，由于嘴里含着烟，有点含混不清，“我以为你还要大呢。”
这话让我很不舒服，但和接下来的事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就在那里，在路中间，他从我嘴里拿走烟，放到了自己嘴里，然后在指甲上划了根火柴，同时点上两根，和亨弗莱·鲍嘉② 有得一比。之后，他又轻轻地把点着的烟放回我的唇上，弄得好像我们接了吻。我只觉得汗毛直竖，但我说不清是兴奋难抑呢，还是毛骨悚然。有时候，其中的区别真的很难分得清。我竭力摆出杂志广告里那些女孩子的姿势，双指夹着过滤嘴。到目前为止，抽烟还不错，我心想。然后，我吸了一口气，鼓着嘴唇，把烟吐了出来，顿时就觉得头晕目眩。我被呛得咳嗽了一两声，阿克塞尔罗特哈哈大笑。
“我有一段时间没抽烟了。”我说，“你知道的。现在我们很难弄得到东西。”
“你要什么样的美国烟，我都可以给你弄到。只要一句话。”
“好吧，这话我还真不能对我父母说。他们可不是什么大烟枪。”但这番话倒让我琢磨起来，在一个连卫生纸都买不到的国度，他究竟是从哪儿搞到美国烟的呢？“你认识许多高层的人吧？”
他大笑起来。“公主，你还不知道麻烦在哪儿呢。”
“我是不知道啊。”我说。
一群年轻人在教堂兼校舍的屋顶上用棕榈叶修补房顶。肯定是父亲组织了这场乡间派对，我想。然后我就感到不寒而栗：天哪！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正叼着好彩香烟吞云吐雾呢。我快速地四周看了一下，发现不见父亲的身影，谢天谢地。只有一群男人唱着歌，用刚果语闲扯，修屋顶，仅此而已。
为什么现在要修屋顶呢？这是个好问题。去年我生日那段时间，每天下午都有一场瓢泼大雨，河水泛滥。但今年夏天，一滴雨都没下。在这闷热潮湿急等雨来的日子里，只有虫子在干枯脆裂的草丛里和越来越凝重的空气中发出刺耳的声音。闷湿会让所有人都心痒难耐地想要做些什么事，我心想。
这时，一大群女人从木薯田回来，经过我们身边。一捆捆巨大的褐色根茎用绳子绑在一起，平稳地置于她们脑袋上。女人们优雅地慢慢前行，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细瘦的身子都裹着五彩斑斓的缠腰布，脑袋挺得又高又直——老实讲，虽然这么说有点怪，但她们看上去很像时装模特。也许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看时尚杂志了吧。可我觉得她们中有些人有着她们特有的美。阿克塞尔罗特似乎也是这么想的。他从帽尖处挥手向她们致意，或许他忘了自己并没有戴帽子吧。“姆博蒂阿阿肯托阿克瓦基兰加。本兹卡库库 。”
她们全都扭转目光，望向地面。很奇怪。
“你到底对她们说了什么？”她们走后，我问。
“嗨，基兰加的女士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换换口味，给我个机会呢？我说的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好吧，先生，她们肯定不愿啦，是吧？”
他哈哈笑了起来。“她们只是不想让爱吃醋的老公看到，免得惹麻烦。”
这就是我对阿克塞尔罗特的看法：你分分钟钟都忘不了他是个混蛋。就在我面前，在他所谓的未婚妻面前，和一大群基兰加女人调情。我敢肯定，还有关于她们那些爱吃醋的老公的话，也有点这个意思。就我们所知，基兰加没有人对阿克塞尔罗特有一丝一毫的喜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母亲和父亲就此有过讨论。女人们似乎特别瞧不起他。无论什么时候，他想和她们做交易，把她们的木薯和香蕉载往斯坦利维尔，我都能见到她们朝他鞋子上吐唾沫。
“没什么大不了的啦，相信我吧。”他说，“我更喜欢伊丽莎白维尔的阿阿肯托阿克瓦 。”
“伊丽莎白维尔的女人有什么特别的吗？”
他仰起脑袋，微笑着，冲着闷湿的天空喷出一口烟。今天看上去真的像是要下雨了，而且也有这种感觉，你周身仿佛被有人呼出的热气包围着，甚至衣服里也有这股热气。
“经验。”他说。
好吧，我觉得最好还是改换一下这个话题。我淡然地喷出一口烟，没吸入太多。我仍然觉得头晕。“伊丽莎白维尔到底在哪儿？”
“南边，加丹加省。应该说是新成立的加丹加国了。你知不知道加丹加已经从刚果分离出去了？”
我叹了口气，觉得头晕晕的。“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成功地做了某事。那里就是你经常去的地方？”
“有时候吧。”他说，“从现在起，就不仅仅是有时候去了。”
“哦，真的吗。我想，你收到突击队给你下的新命令了吧。”
“你不懂。”他又说道。说我不懂，这种话我听了有点烦。老实说，他难道还认为我是个小孩子？
“我是不懂。”我说。我们来到村子的边缘，已经过了酋长的房子。我们的本意是要让塔塔·恩杜看到我们在一起，但我们俩都忘了这事。现在，我们来到了没有茅屋的地方，高耸的象草开始与丛林边缘纠缠不清。我发过誓，不会越过村子的尽头。但临时改变主意，对女人来说还是挺刺激的。阿克塞尔罗特只是不停地走着。忽然之间我对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毫不在乎了。我也不停地走着。也许是因为香烟：我感受到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我只想让他带我飞离这儿，不管用什么方法，这就是我内心的想法。丛林里还真凉爽，也非常幽静。当你仔细听时，就只能听见鸟鸣和间杂其间的寂静，这两种声音效果合起来，甚至比完全没有声音还要宁静。丛林里全是树荫，几近漆黑，虽然现在是正午。阿克塞尔罗特停下来，用靴子把烟踩灭了。他把我的烟也拿了过去，用手捧住我的下巴，开始吻我。哦，天哪！我的初吻，我甚至没机会做好准备。我不想他吻我，同时又想他吻我。更多是想。他有股烟草味、咸味，整个体验非常的潮湿。最后，我把他推开了。
“够了。”我说，“如果我们要做出点样子，就该当着别人的面做，你知道的。”
“好吧，好吧。”他微笑着，用手背抚摸我的脸颊，“我原本以为牧师的女儿会更矜持的。”
“我会让你知道牧师的女儿是什么样。见鬼去吧，阿克塞尔罗特！”我转身，飞快地往村子方向走去。他追上我，搂住我的肩，让我放慢脚步，变成散步。
“不能让塔塔·恩杜看见我们这对恋人拌嘴。”他说着，低头偎傍着我的脸。我把头一仰，将头发甩上他的大鼻子脸蛋。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在丛林里，离塔塔·恩杜和其他人的家都远着呢。
“好啦。”他哄着我，“给我笑一笑。漂漂亮亮地笑一笑，我就告诉你非洲最惊世骇俗的秘密。”
“哦，当然啦。”我说，但我还是很好奇，我瞥了他一眼，“什么秘密，我们家要回去了？”
他大笑起来。“你还以为你是这片大陆的震中啊，是不是，公主？”
“别开玩笑了。”我说。我只能去问问利娅震中③ 发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如果一个你可能会和他订婚的男人这么说你，你就得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才行。
他让我放慢脚步，我们以绝对是蜗牛的速度行走起来。这让我很紧张。但如果再等等的话，他就会告诉我他的秘密。我能感觉出他很想说，所以我没去问。我对男人还是稍微懂一点的。终于，来了。“有人要死了。”他宣布。
“哦，真让人吃惊。”我说，“这儿每过十点五秒，就会有人死掉。”但我当然也在心里琢磨着：是谁？我有点害怕，但还是没问。我们继续走着，一步一步地走着。我只能这样。他仍旧搂着我。
“那人很重要。”他说。
“每个生灵都很重要，”我告诉他，“在我主耶稣基督的眼里，就是这样。包括从巢里摔出来的或者没有掉落的麻雀，也是这样。”
他对此嗤之以鼻。“公主，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人活着，长久来看，没有谁比谁更重要。但若是死了，有的人就比其他人更重要。”
我对他的猜谜游戏感到恶心透了。“那好吧，是谁 ？”
他把嘴凑到我耳边，凑得很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嘴唇贴到了我的头发上。他悄声道：“卢蒙巴 。”
“帕特里斯·卢蒙巴，那个总统 ？”我高声问道，惊呆了，“还是别的什么头衔？就是他们选出来的那个人吗？”
“马上就要死了。”他说，那种冷静的、那又怎样的语调让我浑身发冷。
“你的意思是他生病了，还是怎么了？”
“我的意思是他活到头了。他马上要完蛋了。”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碰巧知道的。”他说道，还不忘嘲笑我，“是我的职位让我知道的。你就信了我吧，姐妹。昨天，大亨给魔鬼一号发了封电报，下令用武力取代新成立的刚果政府。我在无线电上截获了这则加密的消息。这周末，给我的命令也会下达，我向你保证。”
我觉得那是在胡说八道，因为我们村里没人有无线电。但如果这种话让他觉得过瘾，那就让他神神道道地继续说下去吧。据他说魔鬼一号让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探子去策反军队，让他们反对卢蒙巴。据称魔鬼一号这个人会从美国那儿得到一百万美元，用来付给当兵的，让他们去干这事，去反对他们前不久全体选举出来的那个人。一百万美元！要知道，我们连每个月用于食宿的少得可怜的五十美元都得不到了。他还说得跟真的一样。我真替阿克塞尔罗特感到难受，他就是太想给我留下印象，好再次吻我，所以才去编这些荒唐透顶的故事。我是牧师的女儿，但我也不是什么都不懂。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当男人想吻你的时候，他们就会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将要做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样子。
①蕾切尔把“chivalrous”（骑士风度）错拼成了“civilrous”。
②美国著名男演员。
③蕾切尔不认识“epicenter”这个词，将之误听作“episender”，故有发来消息一说。

艾达

预感——是伸长的阴影——落在草地——
表明一个个太阳在落下去——
通知吃惊的小草——
黑暗——就要来到——①

真可怜那些喑哑又吃惊的小草，真的。到来要就。我很喜欢艾米莉·狄金森小姐：森·金狄莉·米艾 。她的名字反过来读有种青涩的美味。② 阅读她心中的隐秘和她文雅的小残忍时，我相信她应该很享受诗中那种让喑哑的草儿倍感惊讶的感觉。她受身体所累，身穿黑色长裙，俯身于她那秘密的笔记本上。百叶窗遮挡着外面逍遥快活的人们。她的笔尖发出轻微的刮擦声。夜幕降下，覆盖了她笔下所有那些本应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实际上却酣然无知的生灵。她最喜欢黑暗中的自己，我也是。
在黑暗中，所有的猫都一样的黑，我像其他人一样优雅地移动着。本杜卡 是那种一侧身子歪斜着、走路慢悠悠的女孩，但本杜卡也是一种疾速飞翔的鸟儿的名字。那鸟儿扑扇着屈曲的翅膀，如燕子一般在河边的树林间来回疾冲，翻转腾挪。那鸟儿，我能跟上。入夜后，我就是平稳优雅的黑猫，犹如液态的阴影，滑出房子。夜晚正是洞晓一切而又不会被发现的时刻。我那窄窄的影子化作一条船。我驾船航行于如溪水流淌的月色中，穿行于枣椰树林投下的阴影岛屿之间。蝙蝠吹奏起刀子般锐利的口哨刺穿夜色。蝙蝠刺穿 ！③ 猫头鹰召唤着比金达，亡者之灵。猫头鹰，像所有生灵一样总是饥肠辘辘，搜寻着灵魂，将之吞食。
在孩子们因咔咔咔咔 而不断凋零的时候，我发现空气变了颜色：变成忧伤的蓝色是因为比拉拉 ，为亡者发出的哀号。它飘进了我们家，我们的母亲捂住了耳朵和嘴巴。比拉耶班杜！比拉耶班杜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些母亲们唱着这支歌，踉踉跄跄地沿路走来，跟在紧裹着的小小的尸身后面。母亲们疯狂地膝行向前，大张着嘴，像是蚊帐上撕开的洞。那只嘴洞！她们心灵中有一块地方被粗暴撕裂，裂纹混乱，使小小的痛苦有机可乘，飞进飞出。母亲们经过时，几乎都紧紧闭着眼睛，黑色的脸颊上咬肌凸起成块，脑袋左右猛烈甩动着。这一切情景都是我们从自家窗口看见的。我多看到了两次。牧师大人禁止我们观看任何非他主持的仪式。但有两次，晚上，我溜了出去，去偷看葬礼。在树林里，母亲们扑倒在覆盖着她们孩子的尘土堆上，手膝并用地爬行着，似想要将座座坟堆上的尘土吃尽。其他女人不得不将她们拉开。猫头鹰低声哼唱着，低声哼唱着，空气必然因死童的灵魂而无比滞重。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牧师大人和每个失去孩子的母亲都谈过了话。有的再次怀孕。忙了一整天后，他对家人说：这些女人并不想谈论亡者。她们不愿说出自己孩子的名字。他试图解释洗礼——巴蒂撒——会如何使一切改观。但那些母亲告诉他，不，不，她们已将恩基西系到了孩子的脖子或手腕上，那是来自恩甘噶库伏顿度的抵挡邪恶的物神。她们都是好母亲，无法对这样的保护置之不理，她们就是这样告诉牧师大人的。完全只是因为某个别人有更强大的恶。天父想让她们理解，巴蒂撒不是物神，而是与耶稣基督签约。只要受了洗，孩子们现在就已置身天堂。
那些母亲斜眼瞅着他。如果我女儿身在天堂，那我在木薯田里干活的时候，她还能帮着照料娃娃吗？她能给我取水吗？儿子在天堂的话，还能娶老婆，等我老了照顾我吗？
天父认为她们那夹带着嘲讽的自私语调表明她们缺乏真诚的悲伤。他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刚果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对自己的孩子舐犊情深。哦，天父还真是什么都懂啊。他正在就这个话题写一篇学术文章，以便回家后与美国的浸信会学者们交流。
在特罗尔塞克阿·本埃家的外面，我透过窗子朝里看去。看偷我，谍间是我。在黑暗中，我以深色的左眼抵着玻璃。香蕉叶覆盖住了那脏兮兮的玻璃，好似纸做的百叶帘，留下一道道窄长的三角形缝隙，容得我用一只眼睛偷看。一天下午，特罗尔塞克阿·本埃在他家的茅房边逮住了我。在闲逛吧他说。好像那个臭不可闻的地方是个遭人觊觎的避风港，而我则乞求着他的排泄物似的。他相信已将我一劳永逸地吓跑了。一劳永逸，劳而无逸。如今，我只在晚上，只等能让一切昭然若揭的夜色降临时才去：屋内的景象一览无余，在煤油灯的映照下，他的脸和无线电围着一圈明亮的魔鬼般的光晕。无线电就是一坨乱糟糟的电线，看上去就像是从他的躯干之上渗出的，一群蠢蠢欲动、翻涌沸腾的蛇。他通过蛇说话，讲的全都不成语句。都是些加密的名字。有的我能明白，比如：氓流，I-W，W-I流氓。某种类型的名字属于某种类型的男人。透过两片叶子的缝隙，我终于看见了W.I.流氓。黄昏时他坐着飞机过来，一直待到了早上，就藏在特罗尔塞克阿的家里。两个男人一瓶接一瓶地喝威士忌，在彻夜通明的白焰灯光中，用层层叠叠的香烟烟雾填充了整间屋子。他们对着那一群蛇说出了一连串名字。还有一些名字，他们则大声说给对方听。
他们总是说：马上就要死了。帕特里斯·卢蒙巴。这名字被无线电里的声音说了许多遍。但两个男人大声说给对方听的那个名字却是：总统。不是卢蒙巴。总统：艾森豪威尔。我们喜欢艾克。克艾欢喜们我。美国国王想要让刚果那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死。太多鹅卵石投向了瓶子，瓶子必须打碎。
我的双膝往前坠，热血上头使我跌倒。眩晕是我这副身子的常态，但没这么突然过。猛然眩晕乃是惊惧所致。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那个总是笑眯眯的秃顶老爷爷还有着另一张脸。这张脸可以通过蛇群传话，下达一个关于另一位远在天边的总统的命令。在人们用珍贵的独木船载着那么多鹅卵石逆流而上、船也并未倾覆之后，这个总统卢蒙巴却将被杀。
我偷爬回自己的床上，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然后把结尾倒着写了一遍。我凝视着笔记本上的那些词语，那是我囚禁的诗句：杀谋欢喜却他克艾欢喜们我 。
一到清晨，它就失去了震慑的力量。真的，在白天，这又有什么可让人惊讶的呢？这和上帝他老人家把非洲儿童打发到远离浸信会教堂的地狱出生，又有什么不同呢？在主日学校里，我现在应该站起来问了：非洲会以眼还眼吗？那些异教婴儿会因为我们住在远离丛林的地方而把我们打发到地狱去吗？就因为我们没有品尝过棕榈果圣餐？或者。也许那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会起来反抗然后宣布：我们不喜欢艾克。很对不起，但恐怕还是应该用一支毒箭把艾克给杀死。哦，那些杂志肯定对此有话要说。什么样的人会想要杀死另一片土地上的总统？只有野蛮人。发辫里插骨头的人。
我不想再去看，却还是去了。死心眼的乌黑的艾答、疯得无可救药的艾答被召回了。艾答发誓要穿一袭黑裙，胡乱写出可怕的诗。哈！我想让阴影从所有那些整洁、吃惊的脸孔上经过，那些人全都相信总统老爷爷。先从利娅开始。
被召回的我在静谧夜晚中不曾开口的香蕉叶丛里听着。巴黎来的乔，无线电里说。巴黎来的乔做好了毒药，毒发身亡的症状一如某种刚果的疾病，卢蒙巴只不过是死于非洲的疾病。W.I.流氓说他们会把毒药装入牙膏。特罗尔塞克阿哈哈大笑，笑个不停，因为在这儿，他们都不用牙膏，是靠咀嚼穆提特草来洁牙的。之后特罗尔塞克阿发火了。他在这儿住了十年，知道得更多，他说。应该由他来负责这场演出，他说。我就想，是什么演出呢？
透过安静的香蕉叶丛之间的三角孔隙，我看见两张带着火焰光晕的脸孔在允诺了一劳永逸的死亡之后哈哈大笑着。预感是伸长的阴影就要来到，而我们就是吃惊的小草。
①艾米莉 · 狄金森的短诗《预感》，此处引用了江枫的译本。
②“艾米莉 · 狄金森”拼作“Emily Dickinson”，反过来是“No snikcidy lime”，结尾词“lime”为“青柠”之意，故有此说。
③原文为“Bats stab!”，是一句回文。

利娅
这个可怕的夜晚是我们遇见过的最糟的事情：恩松贡亚。它们经过了我们这里，像一场噩梦。内尔森猛敲后门的砰砰砰的声音和我的睡梦纠葛缠绕，以至于，在终于惊醒之后的接下来几个小时中，我一直有种做梦般的不安定感。还没等我弄明白自己身在何方，我便感觉到黑暗中自己被一只手猛拽了过去，小腿上则是一阵灼热的刺痛。我想，我们这是在滚烫的水中跋涉吧？但那不可能是水，所以我就问，淹没了我们家房子——不只是房子，因为我们已在屋外——淹没了整个世界的那种灼烧的液体叫什么名字。
“恩松贡亚，”他们不停地叫喊道，“蚂蚁！军团 ！① ”
蚂蚁。我们走啊走，被蚂蚁包围着、围绕着、包裹着，啃噬着。每个表面都被覆盖住了，它们沸腾着，月光底下的小径犹如流动的黑色熔岩。黑色的、球茎状的树干在蒸腾、在膨胀。草地已变成簇满黑色匕首的田野，草儿耸立着、翻腾着、坍塌着。我们踩在蚂蚁上，从它们身上跑过，将它们酸醋味的气息释放在这诡异、幽谧的夜晚之中。几乎没人说话。我们只是尽可能快地和邻居们一起狼奔豕突。大人带着孩子和山羊，孩子带着罐头食品、狗，以及小弟弟小妹妹们。整个基兰加村都是如此。我想起了玛玛·姆万扎——她那些懒散的儿子是不是带上了她？我们挤在一起，沿路移动，犹如奔涌的溪流，直到冲入河中，才停了下来。我们都不停地换着脚站立，拍打着。有人因疼痛而呻吟着，但只有小娃娃们才尖叫哭号。强壮的男人在及腰深的水里哗啦哗啦地缓慢移动着，把自己的船拉过来。其他人则等着轮到自己爬上某个人的独木船。
“贝埃内，你家里人在哪里？”
我惊跳起来。我边上的那个人是阿纳托尔。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其他人在哪儿，我一直在跑。”我尚未完全清醒，现在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去找家里人。我担心着玛玛·姆万扎，却没想到自己瘸着腿的双胞胎妹妹。一声悲叹从我体内升腾而起。“哦，上帝！”
“怎么啦？”
“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哦，上帝啊。艾达会被生吞活剥的。艾达和露丝·梅。”
黑暗中，他的手轻触到我的手。“我会找到他们。待在这儿，等我回来找你。”
他温柔和气地对我边上的一个人说了几句话，就消失不见了。根本不可能站着不动，因为地上都是黑漆漆的蚂蚁，但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怎么能又把艾达扔下不管了呢 ？一次是在娘胎里，一次是丢给了狮子。现在倒好，就像西门彼得，第三次否弃了她。② 我搜寻着她，还有母亲及其他人。但只见到其他母亲抱着抽泣的小孩子冲入水中，把水泼到胳膊上、腿上、脸上，不停地揉搓，设法把蚂蚁冲走。几个老人向水中走去，直到河水没至脖子。在离河岸很远的水中央，我看见了秃顶的老太太玛玛·拉拉巴半白半黑的脑袋，她肯定是觉得被鳄鱼吃也好过死于恩松贡亚。我们都在浅滩上等待着，水面波光粼粼，蚂蚁漂浮其上，犹如罩着一层黑色蕾丝。天父以其丰盛的慈爱将我宽宥。我所做的万事皆错，如今我们谁都已无法脱逃 。硕大的月亮在奎卢河的黑色水面上颤抖着。我紧紧地盯着那鼓胀气球般的粉色倒影，相信这应该是我被吞噬干净之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了。尽管我不配，但我还是想带着对刚果的美好记忆，升入天堂。
①原文为法语。
②典出《马太福音》26:69-75，《马可福音》14:66-72，《路加福音》22:55-62，以及《约翰福音》18:16-18，25-27。耶稣被捕后，门徒彼得因为害怕而三次不认主。

蕾切尔
我还以为自己死了，下地狱了呢。但比这还糟——我竟然活生生地身陷地狱。
尽管每个人都在从家里往外跑，但我还是疯狂地环顾四周，想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救下来。天太黑，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的意识相当清楚。我只来得及救下一样宝贵的东西。从家里带来的某样东西。不是我的衣服，没时间了。也不是圣经——那个时候，救它不值得，上帝帮我作证。那必然是我的镜子了。母亲憋足了劲，尖叫着让我们赶快跑出门去。但我转过身，径直把她推开，跑了回去。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抓起镜子，两三下就把内尔森做的镜框弄断，直接把它从墙上扯了下来。然后，我就撒开腿跑了起来。
路上一片胡推乱挤。陌生人撞到我，推开我。夜晚散发着各种各样的气味。虫子遍布我全身，叮咬着我的皮肤。从踝骨开始，往上爬到睡衣里面，最后不知道爬到了什么地方。父亲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因为我听见他在嚷嚷着摩西、埃及人、河水变血之类的话。我把镜子紧紧抱在胸前，以免丢失或是摔坏。
我们都朝河边奔去。起先，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但都无所谓啦。你也没法往其他地方跑，因为人群一路都在推着你走。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在书上读过的话：如果置身于拥挤的剧场，又发生了火灾，你应该用手肘开路，并把脚抬高。《一○一种灾难幸存指南》是这本书的书名，书中涵盖了各种危险处境的应对之道——下坠的电梯、火车失事、剧场着火等。谢天谢地，我总算读过这本书。现在处境这么糟糕，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横着胳膊肘，朝着挤压我的那些人的肋骨上狠命地捅去，也算是开出了一条道吧。然后，我就注意在走路时把脚稍稍抬高，竟然像魔咒一样管用。我没被别人踩踏，却像一根棍子漂浮在河上，借着其他人的力量前行。
但一旦来到河边，我的世界就轰然崩塌了。拼命往前冲的队伍戛然而止，但蚂蚁仍旧聚得到处都是。我在河岸上站着，仅仅一分钟，就再次被蚂蚁爬了个满头满脸。它们可都在百折不挠地攀爬着。我一秒钟都忍受不了了，真希望自己死了算了。它们还爬到了我的头发里。在天真无邪的童年，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刚果某个漆黑的夜晚被蚂蚁撕扯头皮。还不如把我放到食人族的锅子里煮了得了。我的人生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大家都在往船上爬，想要逃走！我尖叫着想要上船，但他们全都不理我。不管我叫得再怎么凶。父亲仍在远处想让村民祈祷以获得拯救，但也根本没人听他的。然后，我发现玛玛·姆万扎被她丈夫驮着朝那些船走去。他们都直接从我身边走过了！确实应该救她，那是个可怜人。可是就我看来，我的构造更精致啊。
我跟在她后面涉水而去，想要上他们家的船。姆万扎家的孩子还在往船上爬。既然我是他们的邻居，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让我和他们待在一起。但突然有人往我脸上一挡，把我猛地推开。推得这么用力，真是万分感谢！我直接被推到了烂泥里。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那宝贵的镜子便已从手中滑落，砸在了船舷上。我从河边飞快地把它捞了起来。但我还没站稳，镜片就四散碎开，犹如刀子般掉进了烂泥之中。我愣在那儿，震惊万分，看着那艘船溅起水花，离岸而去。他们丢下我了。我的镜子，碎落一地，疯狂而凌乱地反射着月光。那就把我留下吧，留在这厄运和破碎的天空之间吧。

露丝·梅
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我踢着腿想要下去，但下不去，因为妈妈把我抓得很紧，把我的胳膊都弄疼了。嘘，小宝贝！嘘 ！她一直在跑，跟我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像在弹跳。她以前经常给我唱：嘘，小宝贝！妈妈给你去买小镜子 ！
她会给我买任何一样东西，就算那些东西全坏了，不好用了，她还是会再买。
等我们来到了大家聚集的地方，她就把我架到肩上，有一双手把我举了起来，我们从一侧船舷上了船。那船摇晃得厉害。我们坐了下来。她把我放了下来。很疼，小蚂蚁把我们浑身都咬得很疼，身上像火烧一样疼。那时候，利娅还给蚁狮喂过一只蚂蚁，耶稣都看到了。现在它的朋友们要回来把我们吃个精光。
然后，我们看见了艾达。妈妈把手朝她伸了过去，一边哭，一边大声说话，像是在哭喊。之后，有人抓住了我，是个刚果人。妈妈不见了，所以我也哭了起来。谁还会给我买会碎的镜子和不会说话的反舌鸟呢？我踢啊踢啊，但他就是不把我放下来。我听见小娃娃们在哭，女人也在哭，但我没法扭头去看。我正在从妈妈身边离开，我只知道这个。
内尔森说要一直想着我要去的那个好地方，这样，等我要死的时候，就不会死，我会消失不见，转而到那个地方去。他说过要没日没夜地想着那个地方，这样，我的灵魂就会知道去那里的路。但我还没去过那儿。我知道哪里安全，可是在我身体好起来以后，我就忘记要去想它了。当妈妈在路上带着我跑时，我看见每个人都要死了。整个世界都在哭喊。吵闹得很厉害。我把手指塞到耳朵里，想要想着那个最安全的地方。
我知道那是哪里：是条爬在树上的绿曼巴蛇。你再也不用怕它们了，因为你也是一条蛇。它们一动不动地盘在树枝上，和树长得一模一样。你就在它旁边，但你根本就不会知道。那里很安静。等我必须消失的时候，我就要跑到那儿去待着。你的眼睛会变得又小又圆，但你爬得很高，所以就能往下看，看到整个世界，妈妈和每个人。含的部族闪的部族和雅弗的部族，全都在一起。最后，你就成了他们中最最高的那个。

艾达
我仅活于见恶之前① 。
现在，那晚已经过去，而我还能把这故事说清楚，所以我说不定还活着，虽然并未感受到任何活着的迹象。也许我看见的并不是恶，只是所有心灵被恐惧剥除了自以为是善意的壳以后，自然呈现出来的面貌而已。看着你的孩子，然后拿起其他东西，抱进怀里，转身离开，够不够邪恶？
点头，抢夺，放弃② 。
母亲，我能颠来倒去地解读你。
我仅活于见恶之前。
我本应在床上被吞噬掉，因为看起来我也只配这样。这一刻还活着，下一刻就又落在后面。我们被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从床上拽起来。喧嚣，砰砰的响声和外面的号叫声。姐妹们一跃而起，惊声尖叫，都跑得不见踪影了。我发不出声音，因为蚂蚁就在我的喉咙上。我拖着自己来到月光底下，看见黑红色的蒸腾的大地，一片噩梦般的景象。没有一样东西是静止不动的，人或兽全都如此。甚至连翻腾于阴影之下的小草也是这样，漆黑而贪婪的阴影。连吃惊的小草都是这样。
唯有母亲纹丝不动。她就在那儿，在小径上，站定在我面前，两条细腿从吞噬一切的无根的大地上冉冉升起，怀里像是横抱着一捆柴，是露丝·梅。
我说得很大声，生平唯一一次：救救我。
“你爸……”她说，“我想他肯定是和蕾切尔在前面。真希望他能等等，宝贝，这样他就能带上你，但蕾切尔……我不知道她要怎么熬过这一切。利娅没事，利娅能照顾好自己。”
她能你不能你不能！
我又说：求你了。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掂量着我的生命。然后点了点头，把怀里的重负倒了倒手，转身而去。
“快！”她头也不回地命令道。我设法紧跟着她，但即便加上了露丝·梅的分量，她在人群里仍是左右穿梭，疾步如飞。我的脚后跟被后面人的脚夹得生疼。然后，我被踩到了，虽然只是隐隐感觉到，因为已被火烧火燎般的蚂蚁弄得麻木。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倒下的。有人光脚踩到了我的小腿，然后是后背。我被践踏着。许多只脚蜂拥而至踏上了我的胸口。我不停地滚来滚去，用胳膊护着自己的脑袋。我以手肘支地打开了一条血路，将自己撑起来后，再用强壮的左手抓住身边经过的腿，让它们拖着我前行。蚂蚁爬到了我的耳垂上，我的舌头上，我的眼睑上。我听见自己拼命地吼叫——那声音如此怪异，仿佛是从我的头发和指甲里冒出来的。一次又一次，我腾挪向前。其中一次，我用目光搜寻母亲，并看见她了，她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我跟着，屈从于我自己的节奏，弯曲着融入我身体的永恒之歌：左……后 。
我不知道是谁将我举起，举过人群，把我放到独木船上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我不得不飞快地转身看去，那人正好抽身而退，是阿纳托尔。我们一起横穿河流，母亲和女儿，面面相觑，消沉地坐在安静的船中。她想握住我的手，但够不到。穿越宽阔的河流时，我们相视无言。
那晚，我仍在纠结她为什么不帮我。我仅活于见恶之前 。此刻，我再也不纠结了。那天晚上成了我生命的黑暗中心。我从那一刻起不再长大，开始滑向死亡那漫长的下坡。如今我纠结的是我竟以为自己值得被救。那是以前的想法。我是，哦，是我 ！我伸出完好的左手犹如伸出爪子，紧抓着生命不放，攫住前行的腿将自己从尘埃中拉起，绝望地想在自救的人潮中拯救自己。如果他们碰巧低头，看见我在他们脚下挣扎，便会发现即便不正常的女孩也会珍视自己的生命。在王国里做个野兽，就是这个意思。
①原文为“Live was I ere I saw evil”，是一句回文。
②原文为“Nod, nab, abandon”，是一句回文。

利娅
后来，突然我就被从后面推着，被别人的手拉着上了船。我们在水面上了，前往安全之地。阿纳托尔在我身后爬了上来。我见他肩上扛着露丝·梅，犹如扛着一头刚遭猎杀的羚羊。我震惊不已。
“她还好吧？”
“我觉得她是睡着了。二十秒前还在大喊大叫呢，你母亲和艾达都跟着塔塔·波安达在前面。”他说。
“赞美上帝。艾达没事吧？”
“艾达很安全。蕾切尔是个魔鬼。你父亲正在布道宣讲法老的军队和瘟疫。所有人都没事了。”
我蹲下身，下巴抵着膝盖，看着自己的赤脚慢慢地从赤褐色变成斑点，再变成白色。蚂蚁四散而开，慌慌张张地往独木船的底部冲去。我现在几乎感觉不到痛——我凝视着的那双脚好像变成了其他人的。我紧抓着船舷，突然害怕自己会呕吐或晕厥。当我能再次抬起头时，我平静地问阿纳托尔：“你认为这是上帝之手的干预吗？”
他没有回答。露丝·梅在睡梦中呜咽着。我等他的回答等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判定他没听见我的问题。
然后，他只是说：“不。”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世界总是能给你各种理由。不下雨，蚂蚁没东西吃，诸如此类。恩松贡亚总是到处跑，那是它们的天性。不管上帝在不在乎，都是这样。”听上去他这是在挖苦上帝，很有理的挖苦。这一晚就像一场梦，从我体内冲刷而过，犹如洪水中的一道湍流。在这超出了控制的梦中，阿纳托尔是唯一一个呵护并帮助了我的人。上帝没有。我试图穿透紧贴着河流的浓重黑暗，搜寻对岸的位置。
“上帝憎恨我们。”我说。
“不要因为蚂蚁不得不这么做就去指责上帝。我们都很饿。刚果人和刚果蚂蚁没多大区别。”
“那它们就一定得蜂拥到一座村子里，把人活生生地吃掉？”
“它们遭遇的困境越严重，就会反弹得越强。如果它们咬你，那是因为它们只知道这么做才能活下去。”
船上挤满了人，但在黑暗中，我无法分辨出那些弓着的背。阿纳托尔和我讲的是英语，旁若无人。
“那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伤人是对的？”
“你知道我也是人。我不必告诉你我是什么。”
我所知道的是，阿纳托尔想尽各种办法帮了我们，我的家人都没能这样寻找彼此。而我妹妹正睡在他的肩上。
“可你认为他们对白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就算你自己不那么干。你说你是个像Jeune Mou-Pro一样的革命者。”
一个陌生人用黝黑强壮的手臂划着桨，载我们向前驶去。我发着抖，冷得要命。我发现自己最怕阿纳托尔发火。
“事情没你想得这么简单。”他最后说道，听上去既未生气，也不怎么和蔼，“现在不是解释刚果革命运动史的时候。”
“艾达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下令要杀死卢蒙巴。”我突然坦白道。把这句恶心的话憋在嘴里许多天后，我终于对着这艘受蚂蚁侵扰的船一吐为快。“她是在阿克塞尔罗特的无线电里听到的。她说他是个替美国人干活的雇佣兵杀手。”
我等着阿纳托尔对此有所回应——但他没有。寒冷就像水一样在我腹内膨胀着。不太可能是真的，但艾达总是有办法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她给我看了阿克塞尔罗特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谈话，这段话就写在她的日记本上。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没什么安全感了。拥有甜筒冰激凌、新款“Keds”帆布鞋和我们喜欢艾克的那片无忧无虑的土地究竟在哪儿？我本以为自己很了解那个国家的规则。我能把它当作家园的那个地方又在哪儿？
“这是不是真的，阿纳托尔？”
河水在我们脚下流动，远去。寒冷踩着某种节奏一股股涌入。
“我说了，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不管！我们反正都会死的，所以只要我乐意，我就说。”
如果他还在听的话，他肯定会认为我这个孩子很烦人。但我太害怕了，止不住地想要说话。我渴望他能让我安静下来，告诉我不要动。不是我的问题就行。
“我想变得正直，阿纳托尔。想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仅此而已。我想活得正直，得到救赎。”我抖得太厉害了，觉得骨头快要散架了。
无言。
我喊叫起来，想让他听我说。“你难道不相信我吗？当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主应该与我同在，可他没有！你在这艘船上看到他了吗？”
和我倚在一起的是个男人或是个大块头女人的后背，那背部轻轻移动了一下，往下沉了沉。我发誓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但阿纳托尔突然开口了：“别指望在上帝都管不着的地方还能得到上帝的保护。这样只会让你觉得自己受到了惩罚。这是我的忠告。事情一旦变坏，你就会责备自己。”
“你想告诉我什么呢？”
“我想告诉你我正在告诉你的东西。别把生活看成一道以你为中心的数学题，出来的东西都能画等号。你是好人，可坏事还是会发生。就算你是坏人，也还是会走运。”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即我对正义的信仰幼稚得可笑，如同轮胎之于马一样，在这儿毫无用处。我感受到上帝正冲我的皮肤吹着寒气。“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来这里。”我说，“我们就是傻子，能支持到现在完全是撞大运。你就是那样想的，对不对？”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就是同意。我们就不应该来这里。”
“没错，是不应该。但你们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对，你们应该在这儿。除了对和不对，这世上还有许多词可以用。”
“你是这里唯一一个还愿意和我们说话的人，阿纳托尔！其他人根本就不在乎我们，阿纳托尔！”
“塔塔·波安达正用船载着你的母亲和妹妹。塔塔·雷库卢耳朵里塞满了树叶，却还在划着桨，而你父亲却在教训他，要他爱主。尽管如此，塔塔·雷库卢还是载着他前往安全的地方。你难道不知道，趁你们没在看着的时候，玛玛·姆万扎会把自己家的鸡生的蛋放到你家母鸡那儿？你怎么能说没人在乎你们？”
“玛玛·姆万扎这么做了？你怎么知道的？”
他没说话。我真蠢，竟然没发现这一点。内尔森有时候会在灶间里找到橙子和木薯，甚至还有肉，虽然前一天晚上什么都没剩下。我觉得我们太相信上帝的看顾，乃至把这一切当作了眷顾我们的奇迹来领受。
“你们是不应该来这里，贝埃内，但你们已经在这儿了，基兰加没有人想让你们挨饿。他们也都知道白人惹了很多麻烦，阴魂不散。”
我为自己描出一个阴魂的形象：只剩下骨头和牙齿。蕾切尔是个留着白色长发的阴魂。艾达是个沉默寡言、只会盯着人死命看的阴魂。露丝·梅是个会爬树的阴魂，小手总爱捏着你的胳膊。我父亲不是阴魂，他就是上帝，背转着身，手在身后交握着，暴躁的眼睛凝视着云层。上帝早已转身走开了。
我静静地哭了，心里的五味杂陈从眼中潸然而下。“阿纳托尔，阿纳托尔，”我低语着，“我对正在发生的状况怕得要命，这儿也没人和我说话。只有你。”我重复着他的名字，因为那名字已经取代了祈祷。阿纳托尔的名字将我锚定在土里、水里、皮肤里，将我冻结在一缸清水之中。我是水缸里的阴魂。“我爱你，阿纳托尔。”
“利娅！再也不要这样说了。”
我再也不会了。
我们驶抵对岸。不知是谁家救出来的母鸡扑棱着翅膀跳上我们那艘船的船头，雍容地踏着大步沿着船舷行进。那只鸡啄食蚂蚁的时候，板条搭成的精细的船舷颤动着。那天晚上第一次，我想起了我们家那些可怜的母鸡这一晚被关在了鸡舍里。我想象得出，它们惨白的骨头干干净净的，堆在鸡蛋上。
两天后，等到这帮迷你叛军穿过基兰加走远、我们可以回家的时候，我发现家里的母鸡确实如我所想。让我惊讶的是，它们错位的骨架竟然连摆放的位置都和我想象的一般无异。这一定就是在上帝对我背身而去的那天晚上我学会的东西：如何用鸡骨头预测未来。

第四部 神① 与蛇
“你不以为贝耳是生活的神吗？
你不见贝耳每天吃喝那么多吗？”
——《神与蛇》1:6
①此处的神指“贝耳”，是巴比伦的主神。

奥利安娜·普莱斯
桑德林岛
刚果人说，苍蝇叮一口，世界可能就玩完。事情的开头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只不过是某种机缘邂逅。比方说，一个比利时人，一个美国人。两个老朋友有着共同的渴求，都想插手钻石生意。一只苍蝇嗡嗡嗡，点燃了人心里的火。他们把它赶走，踏入了比利时人设于伊丽莎白维尔的华光锃亮的办公室。他们小心翼翼地问候彼此的家人和收益，聊了聊自己在这样一个变化剧烈、机遇迭出的时代如何谋生。一张刚果地图躺在他们中间的桃花心木桌上。当他们谈起劳力和外币时，他们的渴求仿若有了自己的意志，驱使他们抛开绅士的话题，转而去舔舐桌上地图的四边，直至将之瓜分殆尽。他们轮流俯身于地图之上，犹如排布棋局一般，以意气相投的精明风范指明自己的行动步骤——文明人借着下棋便能玩一局以假乱真的杀人游戏。指点江山之际，他们会仰起脑袋，转动着球状玻璃杯中的血色白兰地，看着酒液沿着玻璃曲壁而下，留下道道脉络。他们慵懒地将地图上的指点付诸命令。谁来当国王、战车，以及从远处发起攻势的主教？哪些被当成炮灰的兵卒会被扫至一边？非洲人名翻卷四散，犹如干花的花蕾，被懒散的拇指和食指捏碎——恩戈玛、穆肯戈、姆雷雷、卡萨武布、卢蒙巴。它们都碎裂成了地毯上的尘埃。
在绅士们修剪得毛发齐整的脑袋的后面，深色桃花心木支架正昂首伫立。这间办公室的镶板曾呼吸过刚果丛林的潮湿气息，庇护过生命，感受过枝条上蛇腹的鳞片。如今，它屏住呼吸，背靠着墙。架上的犀牛和猎豹首级也是如此。它们都是身为狩猎者的比利时人那娴熟技艺的明证。在这座外国人建造的房子里，身首异处的它们都成了喑哑的窥伺者。窗外的棕榈叶迎着劲风噼啪作响。一辆汽车缓缓爬过。一页页散乱的报纸被吹入露天排水沟里流动着的恶臭熏人的污水中；报纸沿街翻卷而去，最终一页页散落在水面上，犹如一块块半透明的蕾丝织物漂浮着。没人说得出那上面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一个女人头顶着一篮烤玉米，大踏步地沿着沟边前行。当比利时人起身关窗时，便闻到了所有这些气味：暴雨、臭水沟、头顶玉米的女人。他关上窗，返回他自造的世界里。窗帘是缎料的。地毯是土耳其的。桌上的钟是德国造的，虽旧却极精准。墙上的首级用进口的玻璃眼球注视着这一切。完美无瑕的钟表嘀嗒着，在秒与秒之间的短暂空隙里，幻想变成事实。
假以时日，成批成批的人都会被拖入这场游戏中，有乌木般的黑人，也有象牙般的白人：中情局刚果站站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美国总统。一个名叫约瑟夫·蒙博托的刚果年轻人赤脚走入了一家报社，抱怨自己在军队里的伙食太差。报社的一个比利时记者在他身上发现了机警与天然的野心——对于任何一种游戏而言，此种结合总是不无裨益。他将年轻的蒙博托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教他如何飞升至风轻云淡的高处，外国人都住那儿。战车终将成为国王。至于那将要被取代的棋子呢？帕特里斯·卢蒙巴，邮局工人，当选全国首脑。比利时人和美国人一致认为，卢蒙巴太棘手了。他令刚果人兴奋莫名，不让白人指手画脚，宁愿找黑人商议，找黑人办公司。
玩家们快速应对，秘密行动。每一次激烈的转向，均横扫河流、森林、大陆和海洋。唯有进口的玻璃义眼和曾经参天如今却枝干分离的土生树木见证了这一切。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场景。我经年累月地从自己读过的东西中将碎片拼接起来，最终使它呈现出全貌。我试图去想象这些男人及其所玩的游戏，因为如此有助于我将自己可悲的行为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从而显得不怎么严重。当他们在地图上划分我脚下的土地时，我做了哪些鸡毛蒜皮的事呢？头顶烤玉米走过的那个女人又是谁呢？她会不会是我在赶集日上与之讨价还价的某人的远房亲戚？我们俩怎么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对世界的运转规则一无所知呢？
刚果独立十五年后，即一九七五年，一群参议员组成了丘奇委员会，着手调查针对刚果进行的那些秘密行动。世界为之震惊。丘奇委员会找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秘密会晤记录。在重门深锁的房间里，这些人促膝相聚，认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听好了，就是那个每天清晨都会在满布凹痕的马口铁碗里洗脸，跑到精心挑选的灌木丛里解手，然后走到外面去查看和研究他的国家的诸多面向的帕特里斯·卢蒙巴。想想看，如果他从满屋子那些把指甲修剪得光滑整齐，可以调兵遣将、部署原子弹，拥有毁灭这大地上的每一个生命的力量的白人口中听到这话——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那他又会作何感想呢？卢蒙巴会似猎豹一般呼号吗？抑或，他只是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擦镜片，摇摇头，微微一笑？
一九六○年八月末的一天，时任中情局局长的一位名叫艾伦·杜勒斯的先生向刚果站站长发了封电报，暗示他尽早便宜行事，将刚果政府替换掉。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先生接到指示，应在保密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大胆行动——比如说政变。为此目的，即刻会有一笔资金支援，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但刺杀成本更低。一群亡命徒带着枪，泯灭了良心，听从他的差遣。而且，为周全计，还聘请了一位名叫戈特利布医生的科学家制作毒药（后来良心发现的医生在听证会上提供了证词），他的毒药能在服用者体内生产致命病菌，就算不能彻底杀死卢蒙巴，也足以使之身残，难以担当人民领袖这一角色。
就在八月的那同一天，我当时所知的只是：我家里的痛苦似乎盈满寰宇。露丝·梅日渐衰弱，发着高烧。那天也是蕾切尔的十七岁生日。我把绿玻璃耳环用餐巾纸包好，希望能和我的大女儿稍稍缓和关系，和睦相处。与此同时，还要用浸湿的海绵为我的小女儿退烧降热。彼时彼刻，艾森豪威尔总统正下令接管刚果。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家宅就是整个世界，而他早已下定了决心。他想，他已经给过卢蒙巴一个机会了。刚果已经独立五十一天了。
德夫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蒙博托坐在一起，蒙博托刚刚晋升为上校。九月十日，他们让联合国提供一百万美元用以收买人心，美国国务院也已制订了政变的计划，让蒙博托接管整个军队。万事俱备。九月十四日，军队控制了独立而早夭的刚果共和国，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被软禁，包围他家的都是蒙博托刚收买来的士兵。
那些天，在我们为每天的面包伤透脑筋的那段日子，我还在灶间里放了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相片，聊以做伴。我从杂志上剪下这张照片，把它钉到揉面包用的案板上方。它已彻底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记得他的每一个细节：细框眼镜，斑点领带，亲切的笑容，祖父般的秃脑门犹如温馨明亮的电灯泡。他看上去慈眉善目，让人心生信赖。那是来自家乡的灯塔，让我想起我们此行的目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一大早，也许我正为了做早饭而拨弄着火炉，卢蒙巴逃脱了。他得到遍布刚果全境的支持者网络的秘密襄助，从利奥波德维尔逃到了我们村乃至更远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对我说起这事。我们只是略略听说卢蒙巴有麻烦了。老实说，我们对西部正在下大雨，或许很快就会滋润我们那片干涸村庄的消息更感兴趣。结果，雨水给总理提供了庇护。利奥波德维尔前一天晚上就已成泽国。我可以想象到清冽空气那丝缎般的质感，刚果土地的气息蜷缩于苫顶的枯草之下。在浓密的雾气中，一名卫兵的香烟闪着神经质般的红光，他坐在那儿想入非非，咒骂着这寒冷，但说不定又因这雨而欢欣鼓舞——他极有可能就是农民的儿子。但不管怎么说，此刻仅他一人驻守在利奥波德维尔卢蒙巴被软禁的家宅的前门。旅行车在黑暗中急刹，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嘎吱的响声。卫兵起立，抻了抻制服，看见旅行车里全是女人。一车子上完晚班的女佣，正在回家的路上，前往城郊的棚户区。男孩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色：他整天都在忙着国家大事，没工夫和女仆、司机瞎扯。他竖起拇指和食指，让旅行车通过。
后座的后面，总理紧贴着女仆的及膝白丝袜，蜷伏于一张毛毯之下。
一辆标致和一辆菲亚特等在街口，先后跟上了旅行车。这三辆车往东驶去，出了城。搭乘渡轮穿过宽果河后，总理就从后座后边起身，伸了伸他那细长的骨架，和妻子波利娜及小儿子罗兰在这辆属于几内亚大使馆的车内相聚。之后，车子独自前行，继续东行驶往斯坦利维尔，忠于他的人正在那儿等着欢迎他们的首领，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定将重圆自由刚果之梦。
但路况极糟。烂泥对木薯的存活功莫大焉，对汽车而言却是滑铁卢。他们蜗行牛步地从晚上驶至拂晓，却终因爆胎而止步不前。卢蒙巴走到水沟旁已被碾平的草丛上，此刻仍是一身整洁，司机则在卖力地换轮胎。然而这番努力却使黑乎乎的潮湿路面变得愈发一团糟。当他再次发动汽车时，车子一动不动。卢蒙巴跪在烂泥里，贡献出自己的肩膀，一齐用力往前顶撑后杠。无济于事。他们绝望地陷在泥沼之中。只能等援兵。但因自由而来的狂喜仍在，他们充满了自信。在他们一行的后面，卢蒙巴的两位前内阁成员正坐着另一辆车，从利奥波德维尔赶来。
但运气太差。那两个人驶抵宽果河后，向某个一脸震惊的渔夫拼命打手势，却毫无效果。他们想让他去唤醒摆渡人。渡轮蹲伏于对岸的浅滩上，前一天晚上，卢蒙巴一行就是从那儿下船的。这两个流亡的要人均来自巴特特拉部族，在教会学校里学会了法语，却对利奥波德维尔以东、捕鱼为生的宽果部族的方言一窍不通。以前这并没有大碍；独立前，几乎没有人会去想整个刚果的地理。但此刻，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清晨，这决定了一切。河面不算宽，他们能清楚地看见渡轮，能把它指认出来。但渔夫只是盯着这两人的城里装束，他们一尘不染的双手和嘴里发出的简直令人难以理解的音节。他可以看出他们满心绝望，他给了他们鱼。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卢蒙巴一行等了大半天，直到得到一名地方官的救助，被带至布隆古。他们在那儿停留歇脚，因为卢蒙巴的妻儿已是饥肠辘辘，需要充饥。当总理等在树荫下，掸着裤子上变干的烂泥时，一个村民认出了他。很快，兴奋的人群便将他包围起来。他即兴发表了一番演说，表明非洲对自由的渴求是无法遏制的。人群中，隐藏着一个南非的雇佣兵飞行员，他有台无线电。不久，中情局站长获知卢蒙巴逃走了。刚果全境无形的无线电波飞快地散布了几个加密的词：兔子已逃。
军队在距离我们村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重新逮捕了卢蒙巴。人们麇聚于途，用棍子或神物敲打着押解他回去的士兵的钢盔。该事件通过鼓点飞速传出，传遍全省，再传及更远的地方。我们的几个邻居甚至赤着脚跑去，想去助他们被俘的领袖一臂之力。但身在那场雷霆风云之中的我们，身在那则足以轰炸我们耳膜的消息里的我们，却一无所闻。卢蒙巴被解往提斯维尔监狱，然后飞往加丹加省，最终遭残忍拷打而死，为了避免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未将他的尸体归还给他的寡妇。
波利娜和孩子们伤心欲绝，然而无骸可葬对一个刚果家庭来说更为可怕。尸身无人哀悼，灵魂就不得安息，它会在夜间飞来飞去。那几天晚上，波利娜上床时，都会恳求丈夫不要用他的喙咬啮生者。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认为她肯定祈求过他不要去偷取那些占据他位子的人的灵魂。尽管有她的祈祷，刚果仍落入了毫无灵魂可言的浅薄之人手中。
这件事发生十五年之后，我在亚特兰大，坐于收音机旁，听丘奇参议员及其特别委员会针对刚果召开的听证会。我的指甲紧抠着掌心，直到抠破皮肉。我当时究竟身在何方？难道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吗？八月的那场政变，我敢肯定我们一无所知。从卢蒙巴遭囚、逃跑，到重新被捕被杀害的五个月里，我又记得——什么呢？干旱天气里烧水做饭的种种艰辛；教堂里发生的一场屈辱事件；村里日益严重的纷争；当然，还有露丝·梅的病；以及和利娅的激烈争吵，因为她想和男人一起去打猎。每一天我都过得提心吊胆，我与那些以月或年为单位发生的事件完全脱离了联系。历史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的脑中，直到现在，领悟才悄然而至。如今我知道，无论你有何种负担，想让自己与那些强人的命运保持距离，都是妄想。在一九六一年一月那可怕的一天，卢蒙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也是。从猫头鹰双翼上坠落的刚果甚至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也受到牵连，我们这些传递善意的信使在错误意图之海上漂泊无依。
奇怪的是，当它真的来临时，我却觉得自己好像从结婚起就一直在等着它。等着斧头下落，好让我在走开时心中不必怀有丝毫的宽恕和原谅。也许，悲剧从我婚礼那天起就开始了。甚或更早，从帐篷布道会上我初次对拿单行注目礼就开始了。陌生人邂逅，世界末日便随之铺陈开来。谁能说得清它是从何处开启的？许多年来，我都在回望那条泥泞的道路：要是那天清晨我没有让孩子们落到我的视线之外，该有多好。要是我一开始就不让拿单将我们带到基兰加，该有多好。要是浸信会没有插手让刚果人更改信仰的事务，该有多好。如果美国人及其之前的比利时人并未沾满非洲人的鲜血、攫取他们的财富，又将如何呢？如果白人的世界和刚果根本没有交集呢？
哦，想要修复宿命，是个不错的念头，可那是决然无望的事。那条小径一直可回溯至我们出生之前的时代，直没入那口深井之中，像扔出石块一样诅咒我们自己的祖先是件容易的事，但那不过是在咒骂我们自己和所有造就我们的事物罢了。如果我未曾与那个名叫拿单·普莱斯的牧师结婚，我那几个各有个性的孩子也就永远不会见到这世界的光亮。我穿越了自己的命运之谷，仅此而已，并学会了去爱那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
你大可诅咒死者或为之祈祷，但别指望他们会为你做任何事。他们已然远去，远得对观看我们、看我们以天堂之名会干出何种勾当毫无兴趣。

我们所失之物
基兰加，1961 年 1 月 17 日

利娅

你没法仅仅指出那件最可怕的事，然后琢磨它究竟为何发生。这是一整段可怕的时期：起先，干旱让那么多的人或动物或植物没东西可吃，接下来是蚂蚁之夜，到如今，悲剧正在登峰造极。坏事环环相扣，越来越坏。正如阿纳托尔所言，只要你凝神细看，就总是能发现各色理由；但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因自己所犯之罪而招致的惩罚，那你就会发疯。当我看着我的父母时，就能清晰地了解这一点。上帝无需惩罚我们。他只需让我们活得够长，让我们自我惩罚便足矣。
回望通向这一天的之前数月，形势急转直下似乎始于十月的教堂投票。我们本应承认失败，立刻离开刚果。可父亲怎么就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呢？他亲募的教堂会众竟然打断布道，召开选举大会，让众人投票决定是否可将耶稣基督视为基兰加每个人的救世主。
那一天天气燠热，又是特旱的旱季，我们的舌头吃着灰陷入昏睡，醒来时舌头已经没有任何感觉。我们往昔最爱的小溪中的游泳水段，每年这个时候本应见到褐色的溪水打着旋湍急流淌，如今却滴水未见，只有堆满白色石头的干涸河床。女人们不得不径直去河里取饮用水。她们弹着舌头，说以前旱季的时候有女人掉进水里，喂了鳄鱼；但往年再怎么干，也不似今年。木薯田平平坦坦——全死了。果树瘠弱不育。枯叶遍地都是，散落于途，好似展开的地毯，用来迎接已然临近的、来自时间尽头的脚步声。庇荫着我们村子的沧桑的老木棉树和猴面包树，此时枝头疼得发出呻吟。比起其他植物，它们更像老人。
我们听闻西边的河谷正在下雨。可以想见，这些传闻激起了最最深层的饥渴——枯萎作物与濒死动物的饥渴。远方山坡上的枯草红里泛黄，不是橘黄色，是更干燥的色彩：橘白，犹如空中的雾。日落时分，猴子聚在高处光秃秃的树枝上，搜索着天空，彼此发着牢骚。任何可以弃家而走的活物，包括我们的几家邻居，都迁移到西边去了。从那个方向，我们每晚都能听到鼓声。塔塔·库伏顿度用骨头预测着，村里几乎每个女孩都在头上顶着鸡跳过舞，祈求带来雨水。村民尽己所能地忙碌着，来教堂的人数也就时多时少了。起初，耶稣听上去还像个颇有用处的上帝，但他如今一点儿忙都没帮。
那一天，礼拜天早晨，塔塔·恩杜亲自坐到了前排长凳上。塔塔·恩杜极少踏入教堂的门，所以很明显，这就是个信号，只是谁也说不清是好信号还是坏信号。他对布道并不怎么上心。自从祈雨不成，也没人有多上心：一个月前，暴风雨似乎已迫在眉睫，父亲于是建议会众忏悔自己所犯的罪，主就会通过下雨来奖赏他们；但忏悔做过了，雨仍旧没来。而今他又告诉我们，他不想和迷信牵扯上什么瓜葛。这天早晨，他讲的是《次经》里栖身于圣殿的贝耳。父亲一向都为《次经》辩护，但大多数牧师却因此瞧不起他。他们声称那些经卷都是贩卖恐惧的作品，附着在《旧约》身上就是为了吓唬民众。然而，父亲总是说，如果主无法以其他方式来让你停止犯罪，那他要做的就是将你体内的鬼怪吓跑。
贝耳与蛇的故事并不怎么可怕，主要体现了但以理的机警睿智。这一次，但以理要向巴比伦人证明他们膜拜的乃是错误的偶像……但就连我都听不进去。近来，我极少受到父亲激情的触动，上帝就更打动不了我了。
“巴比伦有一个偶像名叫贝耳。”他说道。他的嗓音乃是悬于我们上方雾气中的唯一清晰之物。村民们都在给自己扇风。
“每天为这偶像耗费十二袋细面、四十只绵羊和五十加仑葡萄酒。”
阿纳托尔翻译这段话的时候，用富富、山羊和棕榈酒取而代之。有好几个人扇风扇得更快了，心想这么多食物竟然都让一个饿神独占了。但大多数人都已昏昏欲睡。
“民众崇敬这偶像，每天都去礼拜 ，可但以理 却崇拜我们的救世主 。国王问他：‘为什么你不崇拜贝耳？’哦，但以理回答说：‘我不敬拜 错误的偶像，我只敬拜主宰 全人类的生活 的神。’于是，巴比伦人说……”说到此，父亲压低嗓门，换成聊家常的语调，“‘你不以为贝耳是生活的神吗？你不见他每天吃喝那么多吗？’”
“但以理大笑，告诉他们：‘不要受欺骗！它只不过是用陶土和青铜做出来的雕像罢了。’”
父亲停了下来，等着阿纳托尔翻译完。
私下里，我挺喜欢贝耳和圣殿的。这故事挺有意思，但老要停下来等翻译，讲述速度奇慢，没法让人保持兴趣。它有点像私家侦探故事，真的。如果让我来讲，就会讲成这样：但以理很清楚国王的高级祭司们晚上会潜入圣殿，把贡品都拿走。于是，但以理想出了一条妙计。等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贡品放到圣殿里后，他就进去，把壁炉里的炉灰满满地撒了一地板。那天晚上，祭司们也像往常那样，经由祭坛下的一条秘密阶梯潜入圣殿。但他们并未注意到炉灰，所以圣殿的地板上全是他们留下的脚印。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举办一场大型派对，为他们的贝耳伙计干杯。但由于地板上的炉灰，但以理就把他们抓了现行。
父亲正准备继续讲故事，塔塔·恩杜猛地站了起来，在父亲竭尽所能传递教义的当口打断了他。我们都注视着他。塔塔·恩杜举起手，用他派头十足的低沉嗓音，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均具有同样的长度和分量，宣布道：“现在应该让村民进行选举了。”
“什么？”我大声说道。
但总是能未雨绸缪的父亲临变不惊。他耐心地答道：“现在嘛，挺好的。选举是一件文明的好事。在美国，我们每过四年就会举行选举，选出新的领袖。”然后他就等着阿纳托尔将这话翻译出来。也许父亲是在暗示，现在应该是村民重新考虑塔塔·恩杜的任职状况的时候了。
塔塔·恩杜用同样耐心的语气回答道：“阿伊班杜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塔塔·普莱斯，我们现在就要举行选举。此时，此地 。① ”他说话时特意将各门语言混合起来，所以在场的每个人都听懂了。像是在开玩笑，我心想。通常，塔塔·恩杜只会比阿纳托尔更不喜欢我们那种类型的选举。
“请恕我直言。”父亲说，“现在这个场合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坐下来，等我结束布道后再宣布你的计划呢？教堂可不是投票选举公务员的地方。”
“教堂就是这样的地方。”塔塔·恩杜说，“此时，此地 ，我们要在基兰加村上帝的私人办公室里，为耶稣基督投票。”
有好几秒钟，父亲一动没动。
塔塔·恩杜揶揄地看着他：“请原谅，这话是不是让你一下没回过神？”
父亲终于正常说话了：“没有。”
“阿布 ，那我们就开始吧。贝托图塔克维库萨拉 。”当身裹亮色缠腰布的女人开始到处走动时，教堂里突然就五彩缤纷地热闹起来了。我觉得背脊直发凉，这肯定是事先计划好的。女人们从裙子褶皱间的葫芦碗里把鹅卵石抖搂出来，在长凳间来回走动，将每一块鹅卵石稳稳地放到每只伸出的手中。显然，这一次，女人和孩子也会参加投票。塔塔·姆万扎的父亲走上前，在祭坛前放了两只投票用的陶土碗。一只碗用来投票给耶稣，另一只用来反对他。所用的象征物分别是一只十字架和一瓶恩桑巴，即新棕榈酒。每个人应该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比赛并不公平。
父亲竭力想打断这个过程，他大声地解释耶稣是不受大众选举的约束的。但村民们都很兴奋，他们最近刚刚对什么是民主程序略有了解。基兰加的公民们正准备投出他们的石子。他们排成一列纵队慢吞吞地往前走去，就好像他们终于准备好去接受拯救。父亲迎上前去，仿佛他也相信这是天堂里的点名仪式。但队列从他身边分开，犹如流水绕过溪中的圆石，继续往前去投票。父亲发现这么做的效果并不怎么庄严，于是又退回到由缠绕的棕榈叶搭起的讲坛后，举起手来。我觉得他是想宣告上帝的赐福，但还没等他在上边说出一个字，投票就已结束。塔塔·恩杜的副手们立刻着手计算鹅卵石的个数。他们把石子五个一排码在地上，两头并列，让所有人都能看清楚。
“这很公平 。② ”他们计数的时候，塔塔·恩杜这么说，“我们大家眼见为实，这很公平。”
父亲脸涨得通红。“这是渎神 ！”他把手远远地伸出去，像是要把那些只有他看得见的恶魔扔出去，他吼叫道，“根本就不公平！”
塔塔·恩杜转身径直面向父亲，竟然字斟句酌地用英语对他说起了话。他把所有的r都发成了小舌音，每个音节都念得铿锵作响，好似手里的一块石头。“塔塔·普莱斯，白人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项目，以改善我们的思维。”他说，“耶稣项目和选举项目。你说这些东西都很好。你不能现在又说它们不好。”
教堂里爆发出叫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多都同意塔塔·恩杜的说法。就在这个时候，两个男人喊道：“库尼安噶，恩盖耶乌耶雷库塔拉！ ”
坐在距讲坛不远处的椅子上的阿纳托尔凑过来，平静地对父亲说：“他们说是你苫盖了这片屋顶，现在要是下雨，你就不应该从房子里跑出去。”
父亲没有理会这番隐喻。“和灵有关的事务根本不能在这种像集市一样的场合决定。”他坚定地喊道。阿纳托尔做了翻译。
“阿布，克维 ？那你说要在哪儿？”塔塔·恩杜问道，勇猛地站了起来。他说，照他看来，一个白人若是从未为家人宰杀过羚羊，那么对于上帝能否保护我们村，他也不会懂行。
当阿纳托尔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后，父亲似乎很是吃惊。出于我们的背景，他很难理解这其中的关联。
父亲放缓了语速，就像在对着某个脑子不好使的家伙讲话，“选举是好的，基督教也是好的。两者都是好的。”我们作为家人，从他极端平静的语气中认出了危险，血正悄悄地朝他的发际涌去。“你说得对。在美国，我们都很尊重这两种传统。但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对它们做出决策的。”
“那你就在美国那么做吧。”塔塔·恩杜说，“我不会说你不明智。但在基兰加，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房子里做许多事情。”
父亲火了。“天哪，你简直一窍不通！你这是小孩的逻辑，你就像小孩一样无知。”他猛地用拳头砸向讲坛，干枯的棕榈叶一下子全都往旁边移开，霎时间开始扑簌簌往下掉。父亲恼怒地把它们踢开，大踏步朝塔塔·恩杜走去，但停在了离目标几英尺远的地方。塔塔·恩杜比父亲壮得多，手臂极粗，在那个时刻，似乎更具威慑力。
父亲像举着把枪似的，用手指着塔塔·恩杜，然后又倏地指向周围，指责起了全体会众。“你们甚至还没学会怎么去管理自己这个可怜的国家！你们的孩子感染各种各样的疾病死去！你们连撒尿的尿壶都没有！你们还以为自己能选择或者拒绝我主耶稣基督的仁慈！”
这时若是旁边有人近到可以让他捶一拳的话，父亲肯定就会表现出非基督徒的一面。很难相信我竟然曾经想靠近他。如果说我内心还愿意相信祈祷的话，那就是希望这个气得浑身发抖的红脸膛男人再也不要来伤害我了。
塔塔·恩杜似乎平静得很，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好像都能处变不惊。“啊，塔塔·普莱斯，”他用叹息般的深沉嗓音说，“你坚信我们都是姆瓦纳，是你的孩子。我们什么都不懂，直到你来到了这儿。塔塔·普莱斯，我如今年事已高，曾经也是从其他老人那儿学到东西的。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教导过我父亲的伟大酋长的名字，以及所有那些在他之前的人的名字，但你必须懂得如何坐下来，听别人讲话。在我之前总共有一百二十二个人。从曼库鲁 ③ 时代起，我们就自己制定法律，并没有依靠白人的帮助。”
他转向会众，俨然是个布道者。下面也没有人打盹。“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与人分享火堆，直至大火熄灭，阿伊？互相交流，直到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年轻人倾听老年人讲话。如今，比来奇却告诉我们无忧无虑的年轻人的选票和老年人的选票一样重要。”
在雾蒙蒙的热气中，塔塔·恩杜停下来，摘下帽子，在手里小心地转了转，再把它搁回他那滚圆高耸的脑门上。大家都屏着呼吸。“白人告诉我们：快投票，班图 ！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用不着都同意，这没必要 ！④ 如果两个人投赞成票，一个人投否决票，事情就搞定了。阿布 ，就算小孩子也能明白这样的事会怎样结束。火堆里需要放三块石头才能架起一口锅。拿走一块，只剩下另外两块，会怎么样？锅子就会在火堆上泼翻。”
我们都听懂了塔塔·恩杜的比喻。此刻，他的眼镜和大礼帽看上去似乎并不可笑。酋长好像就应该是这身打扮。
“可那是白人的法律，对不对 ？⑤ ”他问，“两块石头足够了。我们只要服从多数票就行了 。⑥ ”
的确，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少数服从多数。我们还能有什么话好说？我低头看见自己握起的拳头，手里仍旧攥着石子。我没投票，母亲也没有。父亲紧盯着我们，我们怎么能投呢？我们之中最有种的是露丝·梅。她直接走上前，投了耶稣一票。她投得太重，石子砸到碗边，弹了起来。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做出了选择，非此即彼。
塔塔·恩杜转向父亲，极为和蔼地说：“耶稣是白人，所以他会理解少数服从多数 ⑦ 的法律，塔塔·普莱斯。温达姆博蒂。”
耶稣基督输了，十一票对五十六票。
①②④⑤⑥⑦原文为法语。
③刚果语：祖先。

蕾切尔
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这是大实话：利娅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事情要从她和父亲在我们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讲起。场面完全失了控。利娅暴跳起来顶嘴，那可是和父亲正面冲突啊，然后呢，哦，天哪天。那会儿我们其他人都各自窝着不出来。就好比有人在扔原子弹，你也会这么窝着。利娅总是对父亲尊敬有加，但自从发生教堂纷争，村民通过投票让父亲下台以来，她也就不再讲礼貌了。
事情的源起，是她宣称要带着她的小弓箭去打猎。我妹妹，这位总是唱着“主是我的牧羊人”的小姐，如今自以为是侠盗罗宾汉。让我惊讶的是，她怎么没想过要在我脑袋上摆个苹果射下来，如果我们真有苹果的话。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哪怕一粒吃食。蚂蚁已经把人储藏起来的食物全都吃完了，而由于干旱，那点食物本来也不够。每天早晨，天空都会上演一出黑云压城的戏码，闷湿上一个小时，可接着，阳光就会肆无忌惮地砸下来，把所有东西都晒干。赶集日的场面，就像扔过原子弹后，你从防辐射的避难所里出来时见到的情景：根本没人，只有几个老头摆着汽车零件、刀子和锅子，指望着或许能换点食物。真是太走运了！我们只能靠福尔斯修士从船上拿给我们的那点吃食聊以度日。还能外加几个鸡蛋，因为谢天谢地，蚂蚁把我们家的母鸡啃干净后，玛玛·姆万扎给了我们两只下蛋的母鸡。那天夜里她把鸡放出来，所以它们都扑棱着跑到树顶上，躲过了必死的命运。我还以为阿克塞尔罗特也能给我们弄点吃的来，如果他有心的话。但到现在好几个月了，他都没有露过面，因为他正在执行机密任务。这处境真的能够把你逼疯。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会给我带香烟和好时巧克力，我敢肯定到时我会很兴奋。可是，天哪天。此时此刻，能给我一片老土的沃登牌面包就谢天谢地了。
接下来我们得知，塔塔·恩杜宣布全村都要去打猎，那样可以救我们的命。所有人都要去！没法置身事外。正如内尔森解释的，计划是先将村后的大山围起来生一圈火。那座山上大部分都是枯萎的高茎草，不是丛林，火很快就能烧起来。女人则需挥舞棕榈叶，将火朝着中间扇，直到里面所有的困兽焦虑不堪，从火堆里跳出来。这时，等在外面的男人就可以射击了。儿童和老人的差事很不错，只需在后面走来走去，把所有已烧焦的上帝的生灵捡起来。内尔森说村里人人都会去，非如此不可。
好吧，那我将不得不穿过烧焦的田野，从头到脚被裹上一层烟灰。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想要通过白手套测试① 的幻想了。但利娅却另有一番小心思，她想要和男人们一起上阵，用自己的弓箭射杀猎物。她新交的好朋友阿纳托尔似乎还很鼓励这个想法。他们开碰头会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向其他人保证她是个好射手，而且如果我们都快饿死了，干吗还要去管羚羊是谁射的，只要它死了不就得了？内尔森忙不迭地赞同阿纳托尔的意见，说大家应该为稳稳射出去的每根箭感到高兴，即便射箭的是个女孩子。说真的，因为内尔森就是那个教她射箭的人，所以他自豪着呢。而利娅纯粹是想显摆。
塔塔·恩杜和老人们在会上齐声反对。塔塔·库伏顿度反对得尤其厉害。他坐在那儿，噘着嘴唇，只有轮到他讲话的时候才会换掉这副表情。然后，他会站起来，裹在他长长的白袍里，讲述起古老年代发生的可怕故事：地下冒出了毒水，大象变得躁动狂暴，诸如此类。而这都是因为有人不听他的话，坚持不走寻常路。然后，他们都会说：“哦，是啊，我记得。”老人们一个劲儿地点头，挺直地坐在那儿，胳膊肘贴着身体两侧，手放在大腿上，脚平放于地，都有点内八字。年轻人则随意地坐在凳子上，往后靠着，膝盖分得很开，屋子里见有空儿就坐，他们脑袋里想到什么，就会直接喊出来。大多数人都说法语之类的语言，但艾达会用英语记在笔记本上，并时不时举起来让我能够读到。所以，虽然她就像个榆木疙瘩，但总算还有一次能派上用场。
自然，父亲为这次碰头会准备了他自己的附录。当他抓到他那一次发言机会的时候，他试图将整个打猎事件变成一场改良过的祷告会，只在最后再射杀动物。这话根本就没人听，因为大家都对女孩子想和男人一起打猎这件事更感到兴奋。我敢肯定父亲恨透了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抢走了风头。父亲没有儿子，真是幸运。要不然，儿子们肯定早就逼着他要他尊重他们。
最后，轮到塔塔·恩杜、塔塔·库伏顿度和阿纳托尔讲话。塔塔·恩杜胸前裹着橘黄色与白色相间的条纹花布。他的气场就是大，“我是酋长，别忘记这一点。”当然，塔塔·库伏顿度是个伏都巫医，你也不会忘记这一点。毕竟他有六个脚趾头，话说到一半的时候，还会变成斗鸡眼，以期达成恐怖效果。而阿纳托尔则是老师，许多如今已到十九岁这般成熟年龄、已经娶妻生子的男孩子，以前可都是最先从他那儿学习二加二等于四的。他们仍旧称他阿纳托尔先生 ② ，而不是传统的“塔塔”，因为他当过他们的老师。每当年轻人和老年人各持己见、分歧变大时，阿纳托尔就会去做许多年轻男人的思想工作。在我们村，信不信由你，反正稍有挑衅就能导致有人死掉，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老人到处晃来晃去。
利娅不得不整晚坐在房间的前排，一言不发。她一直看着阿纳托尔，但过了一会儿，你就实在分不清他是不是站在她这一边了。他不再提她射箭射得有多好，而是转到了应该为了鼠皮去杀老鼠，还是因为老鼠是老鼠就得去杀这样的话题上。天知道是什么意思。塔塔·恩杜说老鼠之所以成为老鼠，就是因为鼠皮。后来，他们都大喊大叫着说起了外国人、军队接管、某人被扔进监狱这样的话题。照我看，这些话题至少比老鼠要好一点。
最后到了又一个摊牌时刻：我们是要整晚谈论这个话题，还是要来一场投票？阿纳托尔非常反对投票。他说这件事需要讨论，要经过适当同意才行。因为即便基兰加将一个白人家庭撵出了村子，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白人。如果你不去学习如何分辨好老鼠和坏老鼠，那你卧榻之侧很快就会两者皆有。而且 ，他说，当你发现自己的女儿或妻子私下里也想射箭的时候，最好别吃惊。好吧，所有人听了这句话都哈哈大笑，但我没觉得有什么好笑。他是在说我们是老鼠吗？
塔塔·恩杜早已经受够了。他走向前，把两只投票用的大陶碗砰地放到了利娅面前。他这么做的时候，让人们有点想发疯。你可以看出他们都赞同阿纳托尔，认为还要再谈谈。但，不行，时间到了。至于利娅，她看上去就像只小鸡，随时准备着被扔进炖锅里。但我应不应该为她感到悲伤呢？这都是她自找的！她就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有几个男人似乎仍然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很好笑，就我看，他们也许觉得她会把箭射进自己的脚吧。但等到大家走上去投票之后，五十一颗石子都跑进了边上放着利娅的弓箭的那只碗里，四十五颗石子放进了边上放着锅子的碗里。
我的天哪，塔塔·库伏顿度气疯了。他站起来，吼叫道我们这是在颠倒自然之道，我们都会后悔的。他这么说的时候，刻意紧盯着阿纳托尔。但他似乎也对塔塔·恩杜发起投票的行为感到愤怒，因为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塔塔·恩杜没说太多，但他眉头紧锁，大秃脑门皱得像个被捶扁的面团。他将肌肉发达的手臂抱在胸前，虽然已是个五十开外的老头了，但他看上去仍能将屋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
“今天晚上，动物都在听我们说话！”塔塔·库伏顿度喊道，接着便闭上眼睛哼唱了起来。然后，他又停了下来。房间里一片静谧，他缓缓地环顾四周。“豹子会像人那样在小径上直立行走。蛇会从地下出来，寻找我们的房子，而不是住到自己的窝里。布维 ？都是因为你们。你们认为老方法不好。不要去怨怪动物，那都是因为你们的决定。你们想要改变一切，现在，库雷卡 ？你们还能睡得着觉吗？”
没人说话，他们看上去都很害怕。塔塔·恩杜坐着，脑袋后仰，眼睛眯成一条缝，注视着这一切。
“没有人会睡得着觉！”塔塔·库伏顿度突然尖叫起来，一跃而起，在空中挥舞着手臂。
其他人也全都作跳起状，只有利娅纹丝不动。就像我说的，她就是在显摆。她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后来，我们全都起身离开，她也跟着我们出去了。回家路上，我们家没人说话。到了门口时，父亲停下来，堵住了去路。哦，天哪。我们就只能站在门廊上，听取他的道德训诫了。
“利娅，”他说，“谁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她垂手站着，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总算开了口：“你是。”声音像蚂蚁叫。
“我很遗憾，我没听到。”
“你是！”她冲着他尖叫起来。
母亲和我都吓了一跳，但父亲仍以平常口吻回应道：“今晚发生的事可能会对村子产生一些影响，但对你毫无影响。上帝命令你要尊敬乃父，要听从他在家中所设的规训。”
利娅甚至连动都没动，她仍低着头，眼睛却死死地瞅着他。“所以，”她平静地说，“你同意塔塔·恩杜和那个巫医的看法。”
父亲猛吸了一口气。“是他们同意我。你想和男人们一起去打猎，简直是瞎胡闹。你只是在惹麻烦，我禁止你这么做。”
利娅把弓甩到肩上。“我还是会和男人们出去打猎，这事已经定了。”她离开了门廊，径直步入了死寂的夜色之中。据说这里的动物一到晚上都清醒得很，会像人一样到处走。我和母亲、艾达站在那儿，只觉得到处都是张开的陷阱，只需一根羽毛就能把我们打倒。
父亲抓狂了。我们总是在想，要是我们完全不服从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现在，我们都等着看好戏。他急忙跟了上去，腾腾腾地踏着尘土，粗粗的皮带早已从裤子上抽了出来。但等他走到院子边缘时，她已经不见了。她消失在高茎草丛中，径直往丛林走去。显然，他根本就找不着她。利娅会像猩猩一样爬树，没人能追得上她。
但他没有返回，他那样子像是决定要出去走走，用皮带抽树。天哪，他还真这么做了。我们听他抽了一个小时。我们朝窗外望去，看见他用皮带猛抽一下，就把一整根甘蔗抽断了。我们害怕起来，他回来后，到底会干什么，谁也说不准。家里的门都没上锁，但母亲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和我们待在一起。她帮我们把床推到门边，把门堵住。我们早早地上了床，将金属锅盖和刀子之类的东西都从灶间里拿出来放在手边防身，因为我们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在古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当武器用。露丝·梅把铝锅套在脑袋上，再拿两本漫画书塞进了牛仔裤的屁股位置，以防挨抽。母亲睡在利娅的床上。只能说是静静地躺在那儿，因为没人睡得着哪怕一小会儿。利娅天亮时从窗子爬了进来，悄悄对母亲耳语了一番，但我认为她肯定也没睡。
半个村子都和我们站在了一起，但我猜其中的理由必定千差万别。塔塔·库伏顿度在会上的那般态度，加之放出了恶眼之后，没人能睡得着。照内尔森的说法，那件事成了会后唯一的话题。他们说自己的动物都在瞅着他们。村民们把家里仅剩的家禽牲口——山羊、鸡或狗都宰了。到处弥漫着血腥味，你都能闻得到。他们把动物脑袋盛于葫芦碗中，放在自家门前，以抵御基巴阿祖的靠近。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好吧，他们这么胆小怕事，为什么还要投利娅一票呢？这正是我问内尔森的问题。如果他们知道这么做会让塔塔·库伏顿度如此大动肝火，干吗还要这么做？内尔森说有些人投利娅票，是因为和塔塔·恩杜不和；有些人则是和父亲不和。最后每个人都得到了非自己所愿的结果，而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利娅想怎么干，其实根本就没人在乎。内尔森就是这么说的。哦，好吧，我告诉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主。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家平静得出奇。父亲的举动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由于他昨晚一直在抽打灌木丛，所以胳膊上留下了道道伤痕和被毒木灼伤的创口。但在吃早饭的时候，他也只是喝着茶，没说一句话。之后他往胳膊上涂了点药膏，就跑到外面的门廊上读圣经去了。我们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不是在找世界上最长的经文，好让利娅知道什么叫作鲁莽放肆？又或者他是不是在找，对谋杀亲生女儿的传教者，耶稣会说些什么？也许他自知打不赢这场战争，就索性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却又对利娅时刻留意着。和父亲待在一起，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出其不意。
利娅至少还知道要尽量少露面。她要么待在阿纳托尔的学校里；要么外出到树林里，和内尔森比试射箭，看谁能射中树枝上的虫子。她通常也就干这些事。但我们家还是充满了一触即发的紧张感，真的。露丝·梅尿在了裤子里，就因为父亲在门廊上咳嗽了一声。猜猜看是谁把她弄干净的——我。我可是真心不喜欢现在这种磨难，都是因为利娅。
那是狩猎前一天的晚上，利娅仍旧和我们保持距离，但她的哥们儿阿纳托尔却在他住的窝棚门口发现了恶兆。内尔森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母亲派他去学校，带几个白煮蛋给利娅当晚饭。他跑回来告诉我们，阿纳托尔的那副神情就像见到了幽灵。内尔森没说恶兆是指什么，只说那是施加于阿纳托尔的可怕毒咒的基巴阿祖 征兆。我们多少都觉得那是他胡乱捏造的。内尔森就喜欢大惊小怪。
可并不是，先生。次日清晨一大早，天刚大亮，阿纳托尔又发现一条绿曼巴蛇蜷在他的小屋里。全凭上帝的仁慈，他的腿没被咬到，否则当场就会死于非命。要么是运气好，要么是奇迹，两者必居其一。他们说他通常总是天亮之前就起床，外出锻炼锻炼身子，原本是会踩到蛇的。可那天清晨，不知何故，他醒得很早，决定点上灯，在床上读会儿书再起床。他就是在那时发现绿曼巴蛇的。他还以为是有人把一条绳子扔进了他房里，作为又一个恶兆。没承想那绳子竟然动了起来！用不着其他的征兆了，这就是真正的恶兆！这故事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比我们打电话互相周知还要快。村民们四处走动，因为那天是个大日子，他们都得准备停当。但这件事让他们又犯起了嘀咕。天哪天，他们总是爱犯嘀咕。我才不在乎他们是全能上帝的追随者，还是敬畏那些会在夜里撞上你的什么东西的人，反正他们此刻都开始向之祈祷了，真的。他们对自己的幸运星千恩万谢，庆幸这事发生在了阿纳托尔的身上，而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①用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指擦过被测物的表面，然后以手套的情况衡量干净程度。
②原文为法语。

艾达
贝托恩基图塔萨拉 的意思是：我们做什么？做，我们是什么？拉萨塔图基恩托贝 。唉，狩猎前一晚，根本就没人睡觉。睡眼睁睁眼睡！① 我们以为自己在看，对自己眼前的事情却看不清。豹子直立行走于小径上，蛇静静地从洞里游出。地上的S并不是睡觉的S② 。
人叫作班图；单数是蒙图。但蒙图 并不确切地指人，因为它描述的是活人、死人或尚未出生的人。蒙图历经所有这些状态，持续存在。班图把“自我”看作居于体内的视像，透过身体的孔眼往外看，等待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蒙图将身体视为伪装，毫无畏惧地注视着，等待着，因为蒙图本身不会消亡。从灵至肉、又返回至灵的转渡不过是一场冒险。它取决于诺莫 的力量，而诺莫就是指用来称呼自己的那个名字所拥有的力量。诺莫如雨滴般自云中滴下，从人口中呼出的气息里升腾而起：一首歌，一声尖叫，一次祷告。在刚果，鼓能释放诺莫，因为鼓有自己的语言。舞蹈释放诺莫，因为身体与居于其内的意志乃是一体。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地方，美国，我就是羸弱身体与执拗意志的失败结合体。但在刚果，我却完美地混合了起来：艾达 。
狩猎前一晚，根本没人睡觉，基兰加的每个蒙图都是又跳又唱：鼓乐、嘴唇、身体。他们在歌中唱到了那些动物，它们将会在清晨成为我们的盛宴与拯救。他们给自己害怕的东西命名：蛇。饥饿。像人一样直立行走于小径上的豹子。都是诺莫。他们歌之咏之，舞动着的鲜活身体同另一些滑溜的黑色身体纠合联络。他们都击打着那个长着羽毛的东西：敲奏出那宝贵至极的希望，活下去的机会。但蒙图并不在乎身体翌日是死是活。蒙图只是透过孔眼往外望去，时刻关注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第一道曙光亮起之前，我们便全都聚集到了村子的边缘。不是河流下游，那是天父会选的聚集地；而是远离河流，通往山的那一侧，我们将在此处得救。我们步入象草地，踏上起伏的大山。草如活人一般高，甚至更高；但又似死去女人的头发那么干那么白。男人挥舞着棍棒走在前面，将高茎草压低。他们节奏一致地击打着野草，好似击草俨然成了一种舞蹈。同时他们还踩着绵长低缓的拍子轻轻地哼唱着，那拍子自队列的首端直传到尾端我们所在的地方。背着弓箭的男人，握着长矛的男人，甚至还有些端着枪的男人，远远地走在我们前方。他们的歌声是清凉晨雾中唯一的声音。孩子们和女人们紧随其后，用双臂抱着勉强能抱住的大桶。我的桶挂在肩带上，因为我的胳膊搂不住桶。我们身后是村里最年迈的女人，举着缓慢燃烧的火炬，是用棕榈油浸泡过的破布裹在樟树枝头做成的。她们高举着火炬，前行时拖出的烟雾擦伤了头顶的天空。太阳低低地悬垂于河上，似乎很不情愿踏入这奇异的一天。之后，它红彤彤地升入了已然变成紫色的天空，宛如一只黑色的眼睛。
塔塔·恩杜一发出信号，我们所在的单列纵队便分了开来，蜿蜒着往外走向大山的两侧。饥肠辘辘的人们形成了庄严的叉骨——我们便是如此向死去的蒙图和未出生的蒙图展现自身的，而他们正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我们。半小时后，两列队伍的头部相遇，饥肠辘辘的基兰加叉骨队成员对山坡形成了合围。嘹亮的吼声响起。点火者放下火炬。年轻的女人掀起缠腰布，向前疾奔，扇动火焰，犹如绕烛舞动的飞蛾。
我们围起的圆圈很大，另一侧的吼声好似来自另一个国度。很快，所有的声音均被大火吞噬。火并未形成咆哮之势，而是喃喃自语、噼啪炸裂、嘘嘘作响，将我们喉咙中的空气及随之欲起的话语统统吸干。火焰腾空而起，舔舐着野草。我们向前移动，循前方灿亮的火线而行。火焰继续贪婪地碾压吃惊的小草，烈火肆虐之后，便留不下任何活物，唯余炽热、黢黑、裸露的土地和一道道精细的白色灰烬。在赤脚的踩踏之下，灰烬轻扬而起，复又碎裂。此时，男人们举着弓往前冲去，不耐烦地等着圆圈往中心收缩。圈子越缩越小，原先宽阔平坦的草丛中的鲜活生命均陷落在此了。动物们全都在这轰然而至的舞蹈中不知所措，无论是鼠还是人。男人们推进着、腾跃着，在我们眼中他们就像火墙之前用棍子做成的黑色木偶。老人和孩子慢慢地从后面走上前来。我们好似千疮百孔的怪异旗杆，弯成两截，其上挂着鲜亮的衣服迎风拍打着。慢腾腾的食腐者。我们呈扇形穿过嘶嘶作响的黝黑田野，捡起烧焦的昆虫。最常见的是脆脆的恩古卡 毛虫，是阿纳托尔的学生们最爱吃的点心，它们酷似小枝条，很难辨识。直到我学会了感受它们特有的灰色曲线，才得以成功认出。我们捡这虫子捡了满满一篮子，它们的形象刻在了我的脑袋里，我想我睡着后都能看见它们。更容易找的是迪孔柯 ，一种可食用的蟋蟀，它们丰盈的腹部此时凹陷了下去，呈半透明状，犹如装了一半水的气球。我一只接一只地把毛虫放于舌头上，对于渴望蛋白质的身体而言，它们那焦脆的刚毛尝起来犹如转瞬即逝的甜蜜药膏。整个身体的饥饿与日常、浅层次的肚腹的饥饿不可同日而语。懂得此种饥饿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再去全身心地爱那些无此体验的人。
比起我们这些守着死虫子的老老少少，火势的迅捷令人咂舌。有时候，我会笔直地站起，让血液从我的头部流向大腿后部片片麻木的肌肉中。母亲紧紧攥着露丝·梅的手，那是她选中的孩子，但她也和我离得很近。自从可怕的蚂蚁之夜以来，悔恨便潜入母亲的心中，虽然从未明言。她总是不自然地围绕在我左右，裹于身上的愧疚好似哺乳母亲肿胀的乳房。到目前为止，我仍拒绝凑上去吸奶，拒绝给她安慰，但我还是和她走得很近。我别无他法，因为我、露丝·梅和她都是被抛弃的种姓，和女猎手利娅截然不同。我们还刻意与蕾切尔和父亲保持距离。他们都很聒噪，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这项需要全神贯注安静完成的工作中，他们会让我们很难堪。有时候，我会手搭凉棚寻找利娅，却看不见她。相反，我倒是看见露丝·梅正若有所思地嚼着一只毛虫。她浑身脏兮兮的，一副蔫头耷脑的模样，活像那个先于我出生的姐姐营养不良的小翻版。露丝·梅恍惚的眼神应该就是她的蒙图 ，被这个曾经好斗的孩子束缚着，经历前生、现世和来生，透过她的眼窝瞅着外面。
火势偶尔会蹿到前头，有时又会消沉停滞，仿佛像我们一样觉得疲惫。热浪的高温难以言喻。我想象着水的味道。
当圆环烧得越来越小之时，我们突然看到环内橘红色的火舌和黑色灰烬愈发逼近内里了。动物们隐约的身形都被围在了里面：瞪羚，羚羊，肥头大耳的疣猪和跟在它们身后跑的疣猪幼仔。一群狒狒勾着尾巴上蹿下跳，东奔西突，浑然不知正落入罗网之中。成千上万只昆虫徒劳无益地挣扎着，被惊慌失措的动物踩成了肉酱。当发现再无空气、再无希望时，动物们开始想要穿过火丛，跑往圈外的开阔地，而长矛和箭镞就在那里等着它们。瞪羚的跳跃姿态不如我想象中那般优雅。它们犹如受了惊吓的马，绕着火圈疯跑，突然变换方向，往外奔去，好似兴之所至，又或是盲目冲动。看到同伴的脖子上中了箭，它们就慌张地往一侧闪躲，有时也会折返朝火焰冲去，但大多数仍笔直朝前冲，向着人群和死亡疾冲。一只花斑小瞪羚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倒下了，向我奉上了独具一格的死亡大礼。我注视着它两肋缓缓起伏，直至停下，仿佛气息终于平顺。黑色的血从它精致的黑色嘴巴里渗出，流到焦炭般的地面上。
每射倒一头动物，人们就会齐齐地遥相应和，爆发出大声的欢呼。饥饿的叉骨爆裂开来，流淌出滑溜的骨髓。女人们跪在地上，用刀子剥皮，甚至等不及惊恐踢蹬的四蹄安静下来。穿越火丛的大型动物——羚羊、疣猪、瞪羚——鲜有脱逃者。其他动物若是不想出来，也就被烧焦了——羽毛着火的鸟儿，剧烈挣扎的昆虫，还有几只克服重重艰难、挺着有孕之身活过干旱的母狒狒。它们肚子底下挂着宝贵的小宝宝，起先都跟在鬃毛浓密的公狒狒后面大步慢跑。它们本想自救，但一到其他动物穿过的火帘跟前，便止步不前。它们俯伏于地，知道已别无选择，只能与自己的孩子一道被烧成灰烬。
灼热的帷幔将求生的意志与存活本身截然分开。基兰加的孩子每次见到瘦骨嶙峋的母狒狒同小狒狒粘在一起的焦尸，就会喊声阵阵，手舞足蹈。在这番景象面前，我原本会瘫坐于地，颤抖不止，但实际上我站立不动，注视着他们。有了这么多的死尸，基兰加欢欣鼓舞的孩子又能活过下一个季节了。居高临下俯视着的班图想必也已看到了这黑色的节庆，其间的生与死难解难分，被这焦黑的土地反衬得愈发鲜明。
正如那天后来所见，我的姐姐蕾切尔（暂时地）成了素食者。我的两个姐妹露丝·梅和利娅，一个是搜寻者，一个是猎手。我却有所不同。狩猎那天，我终于深彻骨髓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动物均靠杀生存活，而我们也是动物。狮子猎杀狒狒。狒狒猎杀肥美的蚱蜢。大象将活着的树连根拔起，将它们的根须从它们深爱着的土壤中拽出。饥饿的瞪羚，阴影幢幢地从吃惊的小草身上踏过。而我们，即便没有肉甚或草可以啃啮，却仍旧会将水烧开，将看不见的生灵杀死，以免被它们所杀。我们还吞服奎宁片。生灵之死乃是我们自身存活的代价，而我们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这个代价。我们别无选择。这是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生来即注定要遵守的庄严承诺。
①原文为“Eye on sleep peels no eye!”，是一句回文。
②“睡觉”原文为“sleep” 。

利娅
我杀了平生第一头猎物，是一头漂亮的茶褐色野兽。头顶着弯曲的高角，一条黑纹斜着穿过它的胁腹——一头雄性小黑斑羚。它被大火搞得完全不知所措，因为年龄太小而在危险面前毫无对策；又因为年纪够大而足以上演一场虚张声势。它毫无方向地胡乱冲撞，喷着鼻息，像是操场上的小恶霸，最后成了火圈里仅剩的黑斑羚。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冲出火圈。它四蹄踢踏着地面，绝望之极。它的家人都已离去。我蹲在内尔森旁边，观察着。内尔森已经接连拿下两头羚羊，打手势告诉我他还要去确认他的箭矢。这头黑斑羚他留给了我。就像之前内尔森教我的一样，我用目光追踪着它，寻找它最有可能逃出生天的缺口。突然，我清楚地看见它准备穿越火圈了。它将笔直地朝我冲来，再折向右侧，它母亲就是从那儿逃走的。即便是操场小霸王，在背水一战的时刻，也会想要自己的妈妈。我屏息敛神，不让手臂颤抖。我只觉得自己饥渴难忍，烧灼的眼睛里冒着浓烟，力量似已所剩无几。我祈求耶稣帮帮我，随后又向任何一个能听到我的神灵祈祷：帮我把左臂伸直，右臂回拉，让箭紧绷在肠线上，准备着歌唱、翱翔，蓄势待发。一，它过来了，闪躲着……二，它越来越近了……三，它步伐乱了，停下了……四！
它往旁边一跳，从我面前跑开，四条腿在半空中收紧，顿了半秒钟，又开始继续跑。等到我看见棕色的血液喷射而出，我才明白自己射中了它。我的心在我耳边落下、爆炸。我射中了一头个子比我还大的动物 ！我尖叫起来，就像自己被箭射中了似的。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就已经沿着那条逃生小径向那头黑斑羚追去——在远处焦灼的山谷尽头，它将看见森林，将在那儿找到母亲，找到安全。但它崩溃了，步伐放慢了，瘫倒了。我站在它面前俯视着它，呼吸急促。等了一分钟，我才明白自己看见了什么：两支箭射中了它的肋部，没有一支箭的尾部缀着红色羽翎，和我的箭不一样。塔塔·恩杜的大儿子格本耶冲我大喊，要我走开，别待那儿，“阿，巴基 ！”意思是我是个贼。
但这时，内尔森来到我身边，挥着我的那支箭。“是这支箭杀了这头黑斑羚 。”他冲着格本耶大喊，“它射穿了脖子。看看你射的，就肋骨上戳着的这两支。在它死之前，根本就没感觉到它们。”
格本耶的嘴唇翘了起来。“女人怎么可能射中一只一岁大的黑斑羚？”
“在它脖子上射出 了一个洞，格本耶。你的箭冲着尾巴射上去了，就像公狗追母狗。你到底想射哪儿，恩肯多？”
格本耶举起拳头，我想他肯定会因为这句羞辱杀了内尔森。但他只是伸手指向我，摇了摇，像是要把血或烂泥抖落似的。他命令我把黑斑羚剥了皮，把肉带回村里。然后他就转身，离开了我们。
内尔森取出刀子，跪下来，和我一起分割肌腱，剥下肉皮。我百感交集，既心存感激，又觉得恶心。
内尔森取笑格本耶没射准时，称他为恩肯多 。女人。

蕾切尔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想象出那场景有多可怕，那你就错了。待宰的羔羊。我们都是，所有动物都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为谁感到遗憾。那是我这辈子最最可鄙的一天。我站在那片烧焦的田野上，嘴里咂着灰烬的余味，眼睛里、头发上、衣服上也都蒙着灰烬，沾满了污渍。我站在那儿，向我主耶稣祈祷。不知他能否听到我的诉说，将我带回佐治亚。我可以坐在一家白色城堡餐厅里，点一份汉堡，而用不着瞅着做出它的食材本尊脑袋上上翻的白眼，也不用看着从尸体里疾喷而出的血。
哦，他们见了这等场景，都在高声欢呼。自从那场接风会以来，我还没见过这样喧腾的欢呼声。每个人都欣喜若狂，又跳又蹦。起初我也是，因为我在想，万岁，总算可以吃上一顿大致像样的肉食了。要是能再多吃一块煎蛋，我觉得自己马上会兴奋雀跃，发出咯咯咯的欢叫声。但到那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已浑身血污，像是欢天喜地的瘆人的食尸鬼，我无法忍受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切都变了。就在我眼前，村民们都变成了残忍的生灵，饥饿的嘴巴张得老大。我的亲妹妹利娅双膝跪地，迫不及待地把那头可怜的小羚羊剥了皮：从划开肚皮开始，一路把背上的皮剥下来，发出可怕的撕裂声。她和内尔森肩并肩地蹲着，用刀子割，甚至用牙咬。他们俩都满身灰烬，活像一对难兄难弟，彼此比赛谁黑得更厉害。他们处理完毕后，那动物就软软地躺在地上，周身覆了一层光滑的白膜，内里透出亮闪闪的蓝色和红色。它看上去就像我们家那头老猎犬巴贝。不同的是，这头动物只剩下了软软的骨头和血。它脑袋上那了无生气的眼睛直愣愣地凝视着前方，祈求仁慈。我蹲下身，全都呕在了我的那双“PF Flyers”帆布鞋上。我主耶稣啊，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返身踩过烧焦的土地，直接下了山，大踏步地往家里走去，甚至没告诉母亲自己走了。毕竟，我已经十七岁，不是个孩子了，我能独立决定自己今后的命运。其他人全都要去那个蠢到家的村广场，想干什么我都清楚：他们肯定会在那儿欢声笑语，嚷嚷着今天的运气有多么多么好，再把所有的死尸战利品分一分。
我不要。我把自己反锁在了我们家的灶间里，撕扯掉肮脏不堪的衣服，把它们都扔进了炉子。我烧了一大壶水，把水倒进电镀浴缸里，坐了进去，像只削了皮的土豆，孤孤单单地在这世界上。我就这样哭了起来。母亲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像从墙上往下看着我，我觉得难为情，就用双臂抱着裸露的胸脯，哭得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已被烫红的皮肤马上就会因灼伤剥落殆尽，然后我就活脱脱和那只可怜的羚羊一样了。他们将根本分不清我和他们托① 回家的其他那些剥了皮的骨肉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和那些可怜的动物一道死了，我也无所谓。难道会有人在乎吗？水冷却下来的时候，我就这么坐在浴缸里，抬头望着总统。他那滚圆的白色脑袋是如此的可亲可敬，我则像个小孩子似的大哭起来。因为我不想要自己的父母，只想让他当我的父亲。我想有个人能给我安全的呵护，他身穿得体的衣服，去符合仁慈上帝安排的那种杂货店里买肉，然后照料其他人。
我发誓如果我能活过这场折磨，就决不会去碰哪怕一只他们在山坡上设计宰杀的动物。他们像屠杀无辜的孩子一样，把那些动物杀了个精光。被这场大火吓得魂飞魄散的狒狒、疣猪和羚羊，我一只都不会去碰。人和动物没有任何分别——利娅和那些男人全都舔着嘴唇，早已在大火的浓烟里品尝过了烤肉的滋味。而可怜的小露丝·梅则抓起烧焦的蛆虫，直接塞进嘴里，因为她的父母没法让她吃饱。那一天，置身于灼热艳阳下的他们，全都成了呆哑的动物。灰烬在他们的眉毛上留下标记，好似一种诅咒。就是这么回事。呆哑可怜的动物争先恐后地逃命。
①蕾切尔把“drag”（拖）错拼成了“drug”。

利娅
那天本应是我们村最为欣喜荣耀的日子，但这一切最终全都崩塌了。从现在起再过五十年，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应该会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一天下午和随之而来的清晨。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发誓要铭记那一天的真面目——我们平生最恐怖的一天。
狩猎完毕后，本应会有一场庆祝。但还没等老人们把大鼓拖到树下，跳起舞来，现场就变成了一片混战，又是尖叫，又是斗殴。我们眼中曾经和蔼可亲的男人们、慷慨大方的父亲们，突然都变成了陌生人。他们紧握拳头，圆睁双目，彼此大声咒骂。露丝·梅一下子就哭得泪水涟涟，藏到了母亲的裙子后面。我觉得她根本就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永远都不会明白。
我知道自己也应该有份，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还没参与到分配过程中去，形势就已相当不妙。从我们刚到基兰加那时起，情况其实就已经很糟糕，只是我们并没有看出来。甚至无比荣耀的独立，也不像他们那天在河岸边承诺的一样，对谁来说都很美妙。那天，卢蒙巴和比利时人都摆出了各自的承诺，而白人国王就在某处乔装潜伏。最终将要决出胜者和败者。如今，战争已经在南方打响，杀戮亦在北方横行。外国人将接管军队并伺机谋杀卢蒙巴的流言甚嚣尘上。狩猎那天，一场战争正轰隆隆朝我们逼近，那是白人对黑人的战争。我们全都被我们无力阻止的贪婪裹挟着。
那头黑斑羚真的是我杀的，但我和格本耶因黑斑羚而起的争执，却成了对我投赞成票的人和对我投反对票的人之间的喊叫比赛。有些人变换了立场，多数是由赞成转为反对，而这都是因为塔塔·库伏顿度的警告。他预言的可怕事情已开始发生。树上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把自己那份沉甸甸的肉拖回村子，堆在一起。饥饿难耐的人群将其包围。格本耶最先发难，他把我的那头羚羊从肉堆里拽了下来，自豪地举向空中。塔塔·恩杜从他手里接过羚羊，举起大砍刀，重重一劈，就把后腿及臀部砍了下来。然后，他捡起那部分肉，朝我扔了过来。肉嗵的一声砸到我面前的地上，血溅到了我的短袜上。全场鸦雀无声，头顶树叶间蚱蜢的呜噪声似在我耳内轰响。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用双手把肉捡起来，递给玛玛·姆万扎。我应该把另一边脸颊也转过去由他打。但骄矜之罪牢牢攫住了我。我捡起整条血淋淋的后腿，朝格本耶扔了过去，直直地砸在了他的后背上。当时他正对着朋友们幸灾乐祸地说着什么。只见他往前一个趔趄，一个朋友哈哈大笑起来。
塔塔·恩杜朝我转过身，两道浓密的眉毛底下射出狂怒的眼神。他厌恶地朝我们的方向猛地一挥手。“塔塔·普莱斯拒绝了他家享有的那份肉。”他用刚果语宣布，“阿布姆皮亚 。接下来是谁？”
他挨个怒视着每一张沉默的脸孔。
“阿纳托尔！”最后他大声说道，“阿纳托尔巴阿纳班西西拉阿乌阿阿阿纳 ！”没有子孙的孤儿阿纳托尔！这是刚果男人所能说出的最恶毒的羞辱之词。“对你来说，这块肉太多了。”塔塔·恩杜一边说，一边指着尘土中的那块瘦骨嶙峋的后臀腿肉。仅仅几小时以前，这只雄性小羚羊的后腿肉还强壮得很呢。此刻，它被剥去了外皮躺在我们脚下，裹满污垢。它看上去更似诅咒，而非礼物。
阿纳托尔用彬彬有礼的教书先生的语调回答道：“对不起，塔塔·恩杜，根本不算多。这只够普莱斯家一半的人吃。那边的那头大兽，那才是我的 。① ”于是，没有子孙的孤儿阿纳托尔开始自己动手把他在山上射杀的那头大瞪羚拖开了。塔塔·恩杜羞辱阿纳托尔根本没道理，阿纳托尔并没有站在我这一边，他只是支持人们自己做决定。现在，我很害怕，怕他因为和我们家过从甚密而被撵走。
塔塔·波安达上前帮阿纳托尔，我松了一口气。但随后，塔塔·波安达猛地把瞪羚拽走了，还不断地大喊大叫。我听明白了，他是说阿纳托尔的瞪羚是他的。玛玛·波安达一号尖叫着跑上前，扇了阿纳托尔一耳光。他松开手，往后踉跄退去。我奔过去想扶住他，但又被独臂老头塔塔·基利从背后撞开了。他也因此而没法很快地绕过我，跑上前去宣称那应该属于他。他身后跟着两个玛玛·基利，她们这是铁定心思要看护好他的权利，把瞪羚抬走。塔塔·恩杜又开口了，但他的话音被涌上前来的邻人们淹没。那些人迎着他分开，又在他身后合拢。
于是，狩猎之后分配食物这种再正常不过的喜事，却变成了一场恶语相向的战争，人们暴跳如雷，还饿着肚子。本来应该足够分到每个家庭，并绰绰有余。但当我们围着圈去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天赐时，好多我们在山上追踪到的强壮伟岸的野兽那健硕的肚腹却缩成了干巴巴的筋肉，只是一堆因干旱而饿得饥肠辘辘的疲软骨架。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丰盈盛宴在面前消失。原本十分丰厚，如今却突然发现根本不够。甚至小孩子也和自己的朋友打在一起，互相偷抢对方篮子里的毛虫。儿子冲着父亲大喊。女人说要投票选举，以反对自己的丈夫。老人的声音细若游丝，因为他们习惯了被倾听，在这场骚动中彻底失语。塔塔·库伏顿度看上去脏兮兮的，怒气冲冲。他的白袍子全被灰烬染黑了。他举起双手，再次宣讲起那个预言，说动物和整个大自然都在群起反对我们。
我们不愿去理会他那些奇谈怪论，但还是全都听见了。抽身退至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我们知道他说得没错。手中的死兽似乎因我们大开杀戒而诅咒我们、嘲弄我们。最后，我们拖着肉，慢吞吞地回了家，感觉自己才是那个被追逐的猎物。这种全民共庆、分享充足食物的仪式定然极为古老，就这样毁在了我们手上。
①原文为法语。

蕾切尔
夜幕降临，我的妹妹们和我父母都回家了。一切都太疯狂了，和我的预期完全不同。
我洗完澡，穿上干净衣服，用毛巾擦干头发，静静地坐在前厅里，准备向家人宣布自己是个素食者。我相当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从现在起，我就只能靠香蕉存活下去了，吸收那点可怜的营养。我知道母亲会强烈地反对，因为我最终会变成罗圈腿，变得瘦骨嶙峋，和那些可怜的刚果儿童没什么区别。但我不在乎，就算头发掉光我也不管。我都十七岁了，有权利这么做。况且，我还设想了一个秘密计划。我决定，只要埃本·阿克塞尔罗特一回来，我就要利用自己女性的狂野魅力，达到目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他驾驶飞机带我离开这儿。“我的未婚夫，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和我正计划返回美国，”我会告诉他们，“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度，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但这一次的广场议事不同往常。他们到家时，个个都对村里人为了得到自己那份恶心的肉而大打出手感到义愤填膺。他们说个没完，评头论足。母亲则在炉子里生起了火，烤上了他们的羚羊腿，并拿了几只大蕉捣成糊。味道真好闻啊。你可以听见肉在火上嘶嘶作响，逐渐变得又脆又嫩、汁水饱满。我不得不承认到吃晚饭的时候，我确实稍稍吃了几口，但那只是因为我饿得都快虚脱了。我还想到要是掉头发该怎么办！可是！如果一百英里之内有间杂货店，相信我，我肯定会自己打探清楚，步行去那儿用餐，毕竟那儿的肉不会还连着蹄子。
用晚餐时，我们家仍是吵成一团。利娅一个劲儿地说她的确射中了一整头羚羊，那些人不把它分给我们家，真是岂有此理。父亲告诉她，上帝是不会对轻慢长者的人开恩的，而他，普莱斯牧师大人，对她的道德教育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他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语调，就好像在谈论狗又去翻垃圾了之类的事。他声称利娅让人羞愧，并不适合装载上帝的意志，这也就是他在应该惩罚她的时候，却不再屑于放下身段这么做的原因。
利娅语调平静地回敬了他，仿佛她也是在谈论谁在那儿翻垃圾，反正翻的不是她。她说：“那就是你的观点吗，父亲？你那样想真有意思。”诸如此类的话。我觉得，既然她不会因此而受罚，那这样说话真是无懈可击！她真是走运。我和艾达、露丝·梅都置身事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们仍然适合装载马屁。尽管有人可以向父亲指出，毕竟我们家终于有人为家人带来培根。有人甚至会说我们家里是利娅在当家，这倒也没错。母亲站在反对父亲的一边，虽然她没有这么说，但是在堆叠盘子的时候碰得叮当响。
然后，转瞬之间，他们就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内尔森身上。他跑进了我们家，担心自己性命堪虞。这事儿跟蛇有关。他在我们的鸡舍外看到了恶兆。好吧，那也没什么好吃惊的。最近几天，到处都能看到蛇。比如说，房子里，盖子盖得很紧的放豆子的篮子里。你根本想象不到蛇竟然喜欢待在那些地方。每个人都很害怕，内尔森说，你甚至能看见恐惧的两只脚在周围走来走去。他看到了恶兆，于是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他就睡在我们家的鸡舍里。他认为自己肯定要完蛋了，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试图安慰他，但他就是不听。他说他正准备上床睡觉，听见外面有声音，就出去看。当他踏出鸡舍的小门时，有两道阴影呈X状落到了他面前的小径上。近来，他晚上睡觉时，都会用绳子把鸡舍的门拴住。但现在谁都清楚，再牢的绳子也没用。内尔森死活都不愿再睡在鸡舍里了。
好吧，只要是两样稍微直一点的东西，就能形成X形的影子。母亲就是这么告诉他的。这是实话，尤其是想象力不着边际的时候，就更应该这样想。也许是某个调皮鬼想要吓唬吓唬他，存心捣捣乱。但内尔森说那不是普通的阴影，是蛇的梦。
父亲宣称这就是信仰错误偶像的恶果，他对这种事不再承担任何责任。那天晚上，反正他和任何事都撇清了关系。母亲不必去同意他，但我看得出她并不想让我们靠近鸡舍以探寻究竟。父亲引用了一句圣经，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① 他告诉母亲，如果晚上她让内尔森睡在了我们的房子里，那她就是着了偶像崇拜者的道，如果她想把自己看作他们中的一员，那她大可以带上孩子，到他们那里去寻求庇护。然后，他转向我们，宣布我们早就该熄灯睡觉去了，不要去理会那些可笑的刚果迷信。
但内尔森溜出房门时仍是惊魂未定，我们也没法觉得好笑，这是肯定的。即便阿纳托尔一直告诫我们现在得小心为上，但我必须承认的是，阿纳托尔的脑袋不是还好好地长在他肩膀上吗？我们心想还是上床睡觉吧，却听见内尔森在门外哭哭啼啼地让我们放他进门。我们也都吓得魂不守舍。利娅也不例外。我们并不相信伏都恶灵，还一个劲儿地互相安慰重申这个事实。可是晚上，外面总是有个黑暗物质自丛林里注视着我们，蜷伏在我们的床底下，不管你叫它恐惧、蛇的梦，还是错误偶像什么的——它总归就是某样东西。它并不在乎我们睡觉前念过什么样的祷文，也不在乎我们是否承认自己相信它。它是否相信我们，那才是问题所在。
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内尔森一刻不停的尖利的乞求声。脚趾黏糊糊的蜥蜴斜斜地在墙上爬。月亮在我们的蚊帐上投射出阴影。内尔森哀求着：“巴卡拉姆普图内尔森，巴卡拉姆普图 。”一而再再而三，犹如可怜的饿狗，不住地呜咽着，不知如何才能停下来。我们听见父亲那张床上的弹簧猛地呻吟了一下，然后就看见他跑到窗前，冲着内尔森吼，让他闭嘴。利娅辗转反侧，拿枕头捂着脑袋。我反胃反得厉害。我们都是。父亲满腔的憎恨和母亲默然无语的畏惧，都侵袭着我们的神经。
“这样不对。”利娅终于开口说道，“我得去帮他。谁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出去？”
一想到要出门，我就心惊肉跳。但如果其他人也去的话，我可不想独自留下和阴影、蜥蜴或者别的什么为伍。我觉得我们的房子才是最让我不寒而栗的。问题整个儿就出在房子上，因为里面住的是我们一家人。我早已过了只有缩在父母翅膀底下才能感觉安全的那个心智阶段。也许刚到刚果的时候，我还是那样，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当个美国人毫无意义，这里没有人为此看重我们。现在，无论是黑是白，所有人全都深陷在这一口炖锅里了。我们现在当然不是孩子。利娅说在刚果，只有两种年纪的人：被带在身边的婴儿和可以起身自我保护的人。没有中间阶段。没有童年这回事。有时候，我认为她说得挺对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得去外面帮帮内尔森，就让父亲见鬼去吧。”
不管我们是否这么说了，反正我们几个肯定都同意让父亲见鬼去。
让人吃惊的是，艾达起身穿起了牛仔裤。那是她的表达方式，意思是“算我一个”。于是，我也在地上摸索起了自己的皮鞋。利娅拿起露丝·梅的衬衫往她头上套去，再把她的脚塞进网球鞋里。我们就像老鼠一样，悄悄地爬出窗子，溜到了外面。
我们决定设一个圈套，就像但以理在圣殿里做的那样。那是利娅的突发奇想。内尔森从炉子里耙出了一大锅冷却的灰烬，我们一起把灰撒在了鸡舍周围的黏土场院上，撒得到处都是，鸡舍里也撒了。我们就着烛光忙活着。内尔森负责放哨，以免有谁看见我们，但露丝·梅却大大咧咧地晃悠来晃悠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几个也是，结果炉灰上的脚印乱得不可开交。鸡舍里的两只鸡也被烛光吓到了，因为它们在玛玛·姆万扎那里过的日子和这儿不同，还不习惯住在我们家的鸡舍里。它们东奔西跑，又在上面添上了它们的足印。我们不得不把脚印全部抹掉，从头再来。第二次，我们就小心多了。我们让露丝·梅站在一个地方别动，把鸡赶回鸡舍里待着。它们睁着愚蠢的小眼睛往下瞅着我们，将脸埋在羽毛里，发出轻轻的咕哝声，好让自己平复下来。
一切准备停当后，我们让内尔森保证晚上躲到阿纳托尔家里，天亮前再回来。利娅陪他跑了几乎一半的路程，因为他很害怕，然后利娅再一个人跑回来。我们都蹑手蹑脚地回屋上了床，让灰烬原封不动地留在我们身后，犹如新下的雪。如果有人或有东西跑进我们家的鸡舍——只要它有脚——我们就能当场抓出罪犯。
①这句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名言，并非出自圣经。

艾达
一只脚触及地面的方式有七种，每一种均有其独特的法力。他是否早就知道最终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后果？我是否早该有所预料？因为老早以前，我就观察起了他。观察他跳舞，观察他脚踩着地面的方式，观察他扔骨头。我们家后面的空地，就是他制造麻烦的场所。他握着大砍刀，砍下了两只活生生的小狗的脑袋，把它们的鼻子摁到地上，念起了谶语。为了和他对着干，我悄悄地亮开嗓音，在森林里唱起了歌。我反击的方式便是唱出我最完美的回文圣歌。因为我没有其他独特的法力。

住着一首歌，珍贵的坚果，一个魔。
住着一个魔！
住着一个魔！
在变质的炖肉上把湿鼻头磨破。
鲜活之恶！
鲜活之恶！
太阳！杰作！老鼠真多！望着星星在我们头顶上过。
眼波，对视眼波！
眼波，对视眼波！
警告堕落的艾答，切肉分食还需网先破。
眼窝露出了眼窝。①

铺上炉灰之后的清晨，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就醒了。我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圆睁着双眼，琢磨着靠这个机关究竟能逮到什么，直到内尔森的脸出现在我们打开的窗户边。父母还在睡觉，我们蹑手蹑脚地溜出了房子。内尔森握着一根几乎两倍于他身高的杆子，等着我们。我们心里丝毫没底，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来到了鸡舍前。
说来奇怪，如果你不给自己贴上兴奋或惊恐的标签，你的身体对二者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爬过父母的卧室，来到门外，我们的身体都有种以往每次迎来圣诞节、复活节清晨的感觉：基督已经复活，而母亲已经把一大堆兔子棉花糖藏在了佐治亚州伯利恒牧师住宅草坪上吃惊的小草丛中。露丝·梅窝起手心捂着嘴巴，眼睛里满是好奇。我决心要让自己忘记、忘记、忘记，不要忘记，因为那双眼睛会看穿一切，甚至我的梦。露丝·梅的眼睛带着复活节清晨的神情。
正如内尔森所料，那东西就在鸡舍里。他在门口拦住了我们，我们在他张开的手臂后僵立不动。然后我们也看见了，它就在稍远一些的角落里，在鸡窝里，紧紧地拥着我们家那两只珍贵的母鸡和它们下的蛋。这两位羽毛凌乱的可怜母亲置身其间，已无一丝气息，仍紧贴着它们尚未破壳的未来。鸡窝、鸡蛋、母鸡全在一处，裹在一条亮绿色的鲜艳细绳里。那绳子太漂亮、太精致，犹如精巧编织的篮子，将母鸡和鸡蛋圈在当中，我们起先并没认出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嘀嗒，嘀嗒，② 一件礼物。内尔森举起长杆，猛地打过去，撞到了鸡窝上方的板壁上，灰尘似雨点般纷纷落到了黑乎乎、静悄悄的母鸡身上。那条绿色的藤蔓忽地动了动，便立刻上下左右地起伏摇摆起来，然后停顿一下，从绳结里探出来，又往前移了一寸。一只生硬的小脑袋出现了，转脸朝向我们。它非常缓慢地把脸大大地裂成两半，露出了亮蓝色的口腔，两颗丝毫不加掩饰的尖牙。一条舌头，优雅地舔着空气。
忽然，它飞向杆子，与之撞击了两次，然后将自己从鸡舍里甩了出去，经过我们身边，穿门而出，没入明亮的晨雾中，消失了。
我们大气也不敢喘，紧盯着那条蛇原来待的地方。直到回过神来，才想起刚才发生在眼前的一切。绿曼巴蛇，伪装女王，敏捷，极具攻击性，速度奇快。图书馆里一本介绍蛇的书中，专家这么评价：大自然魔鬼般的精巧构造在这种蛇身上体现出最高等级的完美性 。③ 我们眼前剩下的是一篮子分崩离析的死亡。而那原本是为内尔森准备的礼物。我们三人这才一起呼出了一口气，眼睛投向铺满白色灰烬的地面。
一只脚以七种不同的舞姿在地面上留下了标记。脚印一圈一圈紧密相连，渐渐散开。鲜活之恶 。不是豹子的爪印，豹子是笔直向前的，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也不是哪条蛇出于自己的意愿，从巢穴里爬出来惩罚我们，怒气冲冲地用腹部滑行留下的印迹。只可能是一个人，只有那个人，而非其他人。他把蛇装在篮子里带来，或自己用双手握着这条受惊的或者说受魅惑的蛇，把它当作礼物带了过来。只可能是那个舞者，他的左脚有六个脚趾头。
①此首诗原文每一句皆为回文。
②美国一首儿歌开头的两句，下一句是“一只绿的黄的篮子”。
③原文为法语。

利娅
我只记得听见哽咽声、啜泣声、尖叫声在一瞬间同时响起，那是一种极为奇异的哭声，犹如婴儿的第一声呼吸。我们分辨不出这哭声来自何方，但由于太过奇异，我们便都仰头望向树顶。一阵风有些神经质地搅动了树枝，但仅此而已。坠下的唯有沉默。
我们全都仰头往上望，在记忆中这着实是件很怪异的事。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看着露丝·梅。我甚至没法肯定地说，那一刻，露丝·梅和我们在一起。在那一瞬，她好像消失不见了，她的嗓音被抛上了树顶。然后，她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身上只剩下可怕的沉默，我的小妹妹那无声空洞的皮囊静静地坐在地上，紧紧搂着自己。
“露丝·梅，宝贝，没事了。”我说，“那条坏蛇已经走了。”我跪在她身旁，轻轻搂着她的肩，“别害怕，它已经走了。”
内尔森也跪了下来，将自己的脸贴到她的脸上。他张开嘴想说话，我猜是为了让她放心，因为他爱露丝·梅。我都知道。我见过他如何为她唱歌，如何保护她。但这可怕的沉默也将内尔森紧紧攫住，他一句话也没吐出来。他的双眼越睁越大，而她的脸在我们所有人的注视下变成了一只浅蓝色的面具，自发际线一直盖到肿胀的双唇。眼睛没了。我的意思是，从她眼里向外望的，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人了。
“露丝·梅，怎么啦？你看见什么了 ？”我惊恐万分，剧烈摇晃着她，我想我肯定是尖叫着冲她吼出这几句话的。我无法停下自己的动作：我摇她摇得很猛，我冲着她尖叫。也许那就是她对她姐姐利娅最后的印象了。
内尔森猛地把我推开。他突然缓过了神，用刚果语飞速地说了起来，我想我一句都没听懂。他把她的衬衫扯开，就这么撕掉，接着把脸贴到她的胸前。然后，他恐惧莫名地往回一缩。我们沮丧地注视着这一切，我还记得那时我心想，应该留意一下纽扣掉在哪儿了，这样我以后就能帮她把衣服缝好，纽扣在这儿很珍贵。我竟然会想那种事，真是太奇怪了，太可笑。因为我根本就看不清自己眼前发生的事。
“米迪基 ！”他冲着我尖叫。我等待着这个词刺穿我麻木黏厚的大脑，显示出它的意义来。“奶。”他吼道。“快拿奶。山羊奶，狗奶，什么都行，得把毒液弄出来。快让玛玛·恩古扎来，”他说，“她知道怎么弄，她儿子有一次被绿曼巴蛇咬了，她把他救了过来。咔咔咔咔 ，快去！”
但我发现自己根本就动不了。我只觉得炙热，无法呼吸，像是被蜇了一口，就像被箭射中的羚羊。我只能紧盯着露丝·梅裸露的左肩，那两点红色的伤口犹如她肉体上的两滴珠子，显得很是扎眼。两个点相隔一英寸，很小，很整洁，好似某个我们无法解读的句子结尾的标点符号。而那个句子就起始于她心脏紧上方的某个位置。

艾达
因为我没法停下来等待死亡——它就亲切地停下来等我。①
露丝·梅出生的时候我不在，但我现在见到了。因为我看见出生的每一个步骤在她生命的末尾逆向展现开来。名为露丝·梅的回文，收拢了末尾的括号。她咽下的最后一口气似婴儿的第一口呼吸般满怀着渴望。那最后一声尖利的叫声，完全就像最初的那一声。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往后挪移，出离了这个世界。惊叫过后，她圆睁着双眼，默然无声，悄无气息。她那泛蓝的脸庞因迫近的压力而皱缩了起来：拥挤于生者边缘的非生命渐渐向她逼近。她的双眼紧紧地闭上了，肿胀的双唇紧紧嵌合着，脊柱弓了起来，四肢越收越紧，直到她缩得不能再小。在我们茫然注视时，她移步去了一个我们谁都不愿跟去的地方。露丝·梅缩回至那狭窄的通道里，置身于这稍纵即逝的光亮与我们也必将前去的、光亮以外的一切——那漫长的等待——之间。在余下的时间她都将等待，正如她出生之前经历的时间一样漫长。
因为我没法停下来等待死亡，它就亲切地停下来等我。又或者至少会在经过时稍作停顿，张开天蓝色的嘴巴，猛地一击，却击偏了。一道无法击打两次的闪电，一次从那可憎的光速里学到的教训。它咬向光亮，咬向露丝，它是真理，是天蓝色的预感，当它来临时，我们终于发觉自己有多宝贵。它来了，草地上那伸长的阴影。
①警视厅下属各科内的三号人物，位列科长和理事官之后。搜查一科的管理官在重大案件发生时负责在管辖案发地的警察局设立搜查本部，现场指挥。

蕾切尔
出了可怕的事情之后，一旦你发现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但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就会诞生一个奇异的时刻。在所有事当中，这件事我记得最牢。当时很安静。我心想：现在我们得进屋去告诉母亲。露丝·梅她，哦，老天哪。露丝·梅她死了。我们不得不告诉父母，可他们还在床上，睡着。
起初我没哭。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母亲还在床上睡觉，就心痛欲裂。母亲的深色头发想必全都斜披在枕头上吧。她的脸孔还是那样甜甜的、静静的。她的整个身子还毫不知情。母亲穿着睡衣熟睡着，依然相信自己拥有四个活蹦乱跳的女儿。现在，我们要小心行事，走到后门，进入房子，站在父母的床前，把母亲摇醒，对她说出露丝·梅这几个字，说出死这一个字。对她说，母亲，快醒醒 ！
随后，整个世界就会改变，一切再也不会完好如初。对我们家而言就是如此。在整个宽广的世界里，其他所有人还会继续忙自己的事，但对我们来说，再也不会正常如昨了。
我动不了。我们谁都动不了。我们望着彼此，心里很清楚总得有个人去。但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奇怪想法：如果我们站在这儿永远不动，这个家就还会像以前那样。我们不用从这场噩梦中醒过来，发现那是某些人的真实生活。而且这次，这人并不是棚屋里可怜倒霉的无名氏，而我们也无法轻易将她忘却。这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原本要过下去的唯一的生活。唯一的露丝·梅。
直到那一刻之前，我还一直坚信自己回到家后，仍能假装刚果这件事从来就没发生过。穷困，狩猎，蚂蚁，我们亲眼所见、忍辱承受的种种困窘——那些故事，有朝一日我会带着微笑讲给人听，还会甩甩头发。那时非洲早已远去，犹如历史书里的人物一般毫不真切。非洲的种种悲剧不属于我。我们之所以截然不同，并非仅仅因为我们是白人、打了疫苗等等，更因为我们本就是那种运气更好的人。我将回到佐治亚州伯利恒的家中，还和以前的蕾切尔一模一样。我会出落成无忧无虑的美国妻子，拥有美好的东西、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有三个长大成人的妹妹和我分享种种想法，经常会煲电话粥。我坚信会这样。我从未计划过要成为截然不同的人。从未想象过我将成为这样一种女孩：别人见了她就会移开目光，一脸悲哀地低声耳语，因为她经受了莫大的损失。
我认为利娅和艾达也曾这么相信，只是各自的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我们都一动不动。我们以为只要再让时间凝固一分钟就好，接着再凝固一分钟。如果我们谁都不去坦白，我们就能阻击那将成为我们历史的诅咒。

利娅
母亲并未咆哮，也没有撕扯头发。她的行为举止仿佛我们去之前已经有人告诉过她这事了。
她默默地穿好衣服，扎起头发，又做了一连串杂事，最先做的就是扯下我们床上的蚊帐。我们不敢去问她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她现在是否想让我们全都染上疟疾，以此惩罚我们，或者仅仅是丧失了理智。于是，我们站在一边，不在她面前碍手碍脚，就这么注视着。我们全都如此，甚至父亲也是。仅此一次，他一言不发，并未想着要去教导我们的心智，改善我们的灵魂；他也未讲述寓言故事，将露丝·梅遭蛇咬致死的事件文饰一番，来弘扬主的荣耀。父亲强有力的双手总是会抓住经过他身边的任何东西，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将之打磨塑造。但他这次似乎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她还没有接受洗礼。”他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抬起头，觉得很吃惊，他竟然会有这样不合时宜的想法。对他来说，此刻最重要的竟是露丝·梅灵魂的状况吗？母亲没理他，我却就着清晨明亮的光线细细打量起他的脸。他的蓝眼睛因战争负伤，稍有点外斜，眼神空洞。他那泛红的大耳朵让我反感。父亲是个头脑简单的丑陋男人。
没错，她是没有接受洗礼。如果我们还有人在乎这种事的话，那最该责备的就是父亲。他一直认为露丝·梅还太小，无法承担接纳基督的责任。但老实说，我认为他之所以没让她受洗，纯粹是出于讲排场的预谋。他是想在某个让他最终梦想成真的伟大日子，跑到河边，让自己的孩子和基兰加的所有孩子一起受洗。如此一来，就能使这个场合显得更加真诚。
如今，他似乎变得呆滞，不再抱有任何特定的梦想。他站在门口的那副样子，我连看都不想看。他的身体耷拉在门框边上，只有一双毫无用处的手与之做伴。面对自己的妻子，他能说出的只有“这不可能”。
不可能，但还是发生了。对此，我们之中似乎只有母亲意识到了。她头上包着黑头巾，满是污渍的白衬衫袖子往上卷起，开始像太阳和月亮那样从容地劳作，如同神圣的天体，按照自己的轨迹，在我们的房子里运行着。她的活计让她得以持续地避开我们——她身边这些麻木漠然的影子：一个丈夫和活着的女儿们。她做事坚决而高效，只有把一间屋子里的东西全都收拾好，才会去另一间屋子接着干。我记得我们都还很小、很依赖她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做事的。
她去了外面的灶间，给炉子生起火，烧了一大锅水，再把水端进房子，放到大餐桌上。内尔森已经把垫着床单的遗体放到了桌子上。母亲用毛巾给露丝·梅洗了澡，仿佛她还是个婴儿。我背靠墙站着，看她仔细擦拭着露丝·梅下巴底下、胳膊肘和膝窝里的褶子，忆起了太多往昔的岁月。在伯利恒的家中，我常常站在浴室门外，从镜子里看着她们俩。母亲柔声哼唱着提出问题，再一边说答案一边吻着那伸出来的小小掌心。艾达和我那时九岁，早该过了忌妒一个小娃娃的年龄，但我那时仍会忍不住去想，她是否曾经这么爱过我。我们是双胞胎，所以她只能把自己的爱各分一半给我们。而艾达更需要她。
一只蜜旋木雀在窗外的灌木丛里放声歌唱。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天，阳光明媚，却与我们家无缘。母亲把软软的小手在自己的掌上摊平，一根一根地清洗手指。她搂着她的头，抬起来用水冲洗，却又很小心，不让肥皂水流进露丝·梅的眼睛。她用毛巾擦拭细弱的金黄头发时，凑了过去，凑得很近，深深地嗅闻着妹妹头皮上的气息。我觉得自己就是个隐形人。母亲的愿望很强烈，她只想私下进行这个仪式，我觉得自己还是消失为好。可是，我没法离开房间。等她把她的小宝贝擦干，用毛巾裹起来之后，她轻轻地哼唱起来，把缠绕纠结的湿发理顺。然后，她开始把我们的蚊帐剪成一根根长布条，再把它们一层层缝在一起。最后，我们总算明白了，她这是在做裹尸布。
“利娅，帮我把桌子挪到外面。”忙完后，她说道。已经过了大半天，这是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跳起来按她吩咐的去做了。她把露丝·梅抱到自己床上，然后我们开始把那张又大又沉的桌子移到前院中央去。我们不得不把桌子竖过来，才能让它顺利地从门里出去。安放好桌子，桌腿便稳稳地扎在了尘土里，毫不晃动，一如它站在房里的样子。母亲返身进屋，出来时抱着裹好了布条的身体。她轻轻地将露丝·梅放到桌上，花了很长时间调整她裹于透明蚊帐里的手臂和双腿。芒果树枝繁叶茂，为整座院子遮着荫。我这才意识到现在肯定是下午了，这个事实让我惊讶不已。我盯着好几样熟稔的事物看，一次只看一样：落在草丛里的满布条纹的青芒果，我自己的手，我们家的餐桌。这一切似乎都变成了我以前未曾见过的东西。我看着桌子，强迫自己的头脑接受这句话：“这是我死去的妹妹。”但露丝·梅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朦朦胧胧的蚊帐，我根本就看不出里面会有一个死孩子。她看上去更像一片汹涌的云层，母亲什么时候终于放手，她便会升腾而起，飞过树梢，飘向天边。
内尔森正在编织棕榈叶，在桌子上方搭起一道由叶子和花朵做成的拱门，桌子看上去就像一座祭坛。我想或许我应该去帮帮他，但又不懂该怎么做。村里已经来了好几个女人。玛玛·姆万扎先到，带着她的女儿。过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其他人也都陆续跟着来了。她们到了之后，都在院门口扑倒在地，然后膝行至桌边。她们以前全都失去过孩子，我意识到这一点，震惊不已。我们现在所经受的痛苦并不比她们更沉重，也不比她们更真实、更悲惨。毫无区别。她们围着桌子，静悄悄地跪了好一会儿，我知道我也应该加入她们，但又不知何故害怕靠近那张桌子。我就这么待在她们的身后。
突然，一个女人尖叫起来，让我有种头颅快要裂开的感觉。其他人也都立刻跟进，唱出令人战栗的高亢的比拉拉 。我只觉得鲜血涌入了周身细细窄窄的通道：手腕，喉咙，膝窝。艾达在我旁边，面色惨白，看向我的眼神犹如溺水者。这首奇异的哀悼之歌，我们之前听了已有好多遍。那时候天降暴雨，有太多的孩子生了病。起先我们不明就里，不止一次随着歌声奔向窗前，想看看究竟是多么漂亮的异国鸟儿能鸣唱得如此奇异。当然，如今我们都不会联想到鸟儿了。邻居们的舌尖颤音仿佛放出了一把把匕首，将我们骨头上的肉片片割下，让我们因羞愧、因爱、因怒火而瘫倒。我们都已被自己的那把希望之刀切割殆尽，因为如果说有某件事是每个人都真心希望的，那肯定是，不要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我们家，在后的终于在前。我倒是想去相信她已得偿所愿。我跪在尘土中，摇晃着，啜泣着，大张着嘴，号啕大哭起来。我将双臂抱于胸前，握着自己的肩头，想起了露丝·梅小小的白色衬衫底下尖削枯瘦的肩胛骨。我想起了蚁狮和“妈妈，我可以走吗”。我还想起最后一次推着她荡秋千时，她那怪异、变形的影子。我们的嗓音升上树枝，飘入天空，但露丝·梅却没有。
号哭声最终停了下来，我们被包裹在了沉默和蚱蜢的嗡鸣声中。空气里浸透了水汽，显得黏滞沉重，就像一块湿漉漉的羊毛毯，重得无法把它拿开。
母亲动手把我们家的家具全都搬入了院子里。最开始搬的是椅子，随后是我们的床和父亲的合盖书桌。这些沉甸甸的家什，都是她一个人拖出来的，虽然我知道，要是在两个月前，她是万万拖不动的。我继续不抱任何期望地看着她一遍遍地从屋里现身而出。接着搬出来的是我们的衣服和书本，然后是烧菜的锅，她把它们全都堆在了椅子和书桌上。女人们都密切地注视着，姐妹们和我也是，但没人动一动。母亲站在那儿，看着我们，等待着。最后，她拿出我们从家里带过来的长柄煎锅，塞到了玛玛·姆万扎手里，又把我们平时穿的衬衫和裙子给了玛玛·姆万扎的孩子，她们双手接了过去，谢了谢她，便离开了。玛玛·姆万扎把长柄煎锅稳稳当当地放到了头顶上，因为她要靠双手走路，接着便肃穆地领着家人离开了我们的葬礼。其他女人也都犹豫不决地摸着我们的东西，起初的迟疑渐渐让位给了兴奋的叽叽喳喳。她们开始在那堆东西里翻拣着，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把我们的衣服举到自家孩子胸前比画，仔细打量着诸如发刷、指甲刀之类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用指关节砰砰敲着搪瓷锅以测试好不好用。最终，她们都各取所需，陆续离开。
但孩子们很快又都回来了，他们无法抵御此等场景的诱惑。和我们刚到基兰加时一样，他们从潮湿的空气和竹丛里一一现身，直至在我们家的院子外围排成了一个静默、警惕的圆圈。我觉得他们肯定和我们一样惊讶，因为我们家竟然还有人能够死去。渐渐地，他们悄悄地走近，围着桌子缩小了包围圈，他们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盯着露丝·梅看。
母亲已经回屋，我们能听见她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不知疲倦地挪动东西发出的声音。父亲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和姐妹们都待在屋外，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似乎也很乐意有我们在场。我们习惯性地跪下，默诵着儿时便记诵过的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隐隐约约地，我并不相信会有什么牧羊人领着我穿越这可怕的峡谷，但那些熟悉的语句却似棉絮般塞满了我的嘴巴，我如释重负地发现至少还有一些语言会一句接一句地脱口而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不必迷惘接下来该做什么。
无论何时我停止祷告，蚱蜢的嗡嗡声都会在我耳中变成可怕的轰鸣。所以，我不能停下来。有时，蕾切尔会和我一起祷告；有时，刚果孩子也会用他们所知的随便什么话语和我们一起祷告。我背诵了《诗篇》第二十三章，《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章，《诗篇》第一百、一百三十七、十九、六十六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创世记》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哥林多前书》，最后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停了下来。此时已是傍晚，我也记不得其他祷文了，能背得出的只有这些。我谛听着周围的世界，但其他所有声音也全都销声匿迹了，没有一只鸟儿在鸣唱。我不寒而栗。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紧张和危险，但我却再也背不出什么，也没法起身去做其他事。回到空荡荡的家里，还要和母亲在一起，我尤其不想。我什么也不想干。于是，我就待在原地，跪在姐妹们边上，低垂着脑袋，头上是爆裂的空气。
天空闷声呻吟，渐转噼啪破裂之声，突然间，传来一道尖啸，针刺般的寒冷雨滴落了下来，穿透了我们的掌心和后脖颈。蓄势已久的雷声轰然而响，犹如作物和动物的饥渴一般不可遏止。大雨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它狠狠鞭挞着我们，对大家几个月以来的祷告做出了回应。一些小孩子跑去把象耳叶折断当雨伞用，但大部分孩子只是待着不动，领受这倾盆的大雨。闪电歌唱着，在我们肩臂周围发出嘶嘶声，雷声继而咆哮起来。
父亲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望着天空，伸出手。他似乎过了好久才明白这是雨。
“主对聚于井边的众人说话了。”他终于说了这么一句，语调仍似过去那般低沉，不容置疑。他不得不大吼，才能盖过倾盆大雨声，让人听见。“主告诉他们，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孩子们那时候并没怎么留意父亲，也没在意他说的喷涌的永生之泉。他们被这雨惊呆了。他们向着这冰冷的雨水仰起脸，高举手臂，仿佛他们全身的皮肤都成了木薯田，急等着被水浸透。
“人若渴了，”父亲吼道，“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他走到我旁边的高个子男孩身边，那孩子是帕斯卡的同父异母兄弟。我和他说过两次话，知道他叫吕西安，但我很清楚父亲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伸出他白皙的大手，张开手指，放于男孩头顶上方。吕西安直视着父亲的眼睛，好像料到自己会挨打，却又毫不退缩。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父亲大喊，“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父亲的手垂了下来，手指轻轻地摁住吕西安的头顶。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我为你施洗，我儿。向前走入光亮之中吧。”
吕西安没动。父亲拉起他的手等待着，我想他是在等施洗的奇迹降临吧。然后，他转向了吕西安的小妹妹布万加。小女孩紧紧牵着吕西安的手，不敢松开。两个孩子的母亲已在疫病流行期间病亡，他们父亲的另一个妻子——帕斯卡的母亲——就把他们接到了自己的屋里住。从失亲到获救的这段时间里，布万加一直是露丝·梅最忠诚的玩伴。可父亲就连这个也不知道。我感到了难以言喻的绝望，他对孩子一无所知。在他微凹的掌中，布万加的小秃脑袋好似熟得过头的鳄梨，会被他随手丢弃。她站在那儿，眼睛大睁着，纹丝不动。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他重复了一遍，就把她放开了。
“玛——达——梅——伊？”布万加问。
其他一些孩子也还记得这游戏，便应声喊道：“玛——达——梅——伊？”他们的视线离开了父亲，望向了裹在蚊帐里的露丝·梅，而云层般的蚊帐早已湿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着这段重章叠句，一遍又一遍地发问，恳求之声越来越响：妈妈，我可以走吗？虽然他们都很清楚不会得到同意，但仍旧在倾盆大雨中绵绵不断地柔声唱了好长时间。雨水缀在他们的眼睫毛上，似溪流般自暴露在大雨中的面孔流淌而下。他们身上寒碜的衣服都是外国人给的，此刻紧贴着他们瘦弱的胸脯和双腿，犹如第二层皮肤，勾勒出了身体的轮廓。我们脚上的尘埃被浇成了血色，天空愈发黑暗下来。而父亲围着他们绕圈，轮流给每个孩子施洗，恳求基兰加尚在人世的子孙后裔向前走入光亮之中。

第五部 出埃及记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
去。他们起行……在旷野边安营……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
中光照他们。
——《出埃及记》13:19-22

奥利安娜·普莱斯
佐治亚州，桑德林岛
只要我依然在前行，我的悲伤就会像游泳者浮于水中的长发，在我身后漂荡开来。我知道那份重量仍在那儿，即使它并未触及我。只要我停下来，那种光滑、暗黑的物质就会在我脸庞的四周浮动，勾住我的胳膊，攫住我的咽喉，直到我开始下沉。所以，我一刻不停。
悲伤实实在在，并非想象。它就像勒在身上的绳索、像抽尽了空气的肺叶一般实在，与这两种东西一样，它也能杀人。我的身体很清楚已无安全之地供我容身。
母亲的身体能记得自己的宝贝——那柔软肉体上的褶痕，那抵着她鼻子的毛茸茸的头皮。每个孩子用不同的方式渴求你的身体和灵魂，但把你压倒的，却是最小的那个。我不敢说自己对其他孩子的爱更少，不过前面三个孩子扎堆度过婴儿期的时候，母亲这个身份着实让我沮丧到家。双胞胎出生时，蕾切尔才刚会走路，接下来的事我已几乎记不清楚。整整好几年，每一天我都在奋力战斗，抓住她们的手，不让她们大喊大叫，直到瘫倒在床，睡上短短几个小时，梦见自己被一片一片地生吞活剥。我摇晃着哄她们的时候，会在心里默默数数数到一百，耐着性子想方设法让一个睡下去，好让另一个起床。一张嘴咬着调羹不放，就意味着另两个会饿着肚子大哭大闹、雏鸟炸窝、一地羽毛、满身狼藉。于是，我就像个鸟妈妈似的来回奔波，嘲弄大自然竟有这样好的胃口，生了这一大窝小雏。只有等三个孩子全都能独自站立，我才能说她们终于都生存了下来。她们合在一起才是我的第一胎。她们每从我身边走开一步，我都会深吸一口气。对第一胎，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母亲——有钱的还是没钱的，累得半死还是心满意足，都是一样。头生子会让你全力以赴。而当那乱蹬乱踢的小脚踏出了自信的第一步时，你又是多么开心。你审视着她们肉体成长的每一个迹象，并向世界啼啭报告。
但最小的那个呢？当接下来再也没有别的孩子了，那小家伙就飘散着某种独特的气息，犹如你这辈子缴械投降挂起的白旗——哦，那是另一种名称的爱。这个孩子睡着后，你还是会搂着她，搂上一个小时，因为如果你把她放入小摇篮，她就会醒来，摇身一变，悠悠地飞走。所以，你得在窗前摇着她哄着她，啜饮着她皮肤上的光亮，吸着她呼出的梦境。你的心会朝着她脸颊上宛似双钩月般紧紧闭合的睫毛狂吠不止。这个孩子，你根本就放不下她。
我的儿，我的血，我最真的真理——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我在哪里安居，你也在哪里安居。我死在哪里，你也终将葬在哪里。
靠着直觉，而非意志，我仍旧活着。我想要逃离悲伤。牵引着我离开、让我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的，并非灵，而是肉。我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听着自己口中下达的命令。避开角落，避免静止不动。当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时，我会站在开阔之地，在屋子的中央，或跑到外面的院子里去。树木在倾盆大雨中轰然而鸣，舞之蹈之，仿佛它们周身都燃起了大火，催促着我前行、前行。我将家里的桌子移到外面，我的小家伙就躺在上面。在那一刻我发现，把其余的东西一起搬出来，成了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拥有的这些家什，对一个家庭来说，多余得不可思议。如今看来，这一切都已毫无用处。我捧着一大堆东西走出来，有布料，还有许多由木头和金属莫名其妙地组装成的东西。我惊讶地回想着，拥有这些东西，我是否曾感到舒适。我需要真实和光亮，好记住我那小家伙的笑声，这些乱糟糟的东西却挡了我的道。把它们放在那些女人的手里，让她们带走我的累赘，使我如释重负。她们勤勉朴实的需求让我头晕目眩：我的裙子可以当窗帘，我家的窗帘可以当裙子。我用的茶巾，可以当小儿的尿布。空罐头可以做成棕榈油灯、玩具，也许还有犁头——谁能说得清呢？我的家将滑入基兰加的消化道，变成前所未见的风景。亲眼看着自己一个简单的行动竟能衍生出这样五花八门的结果，简直就是奇迹。等我把所有的东西分发完毕，树木便颔首称是，绽开火舌，熊熊燃烧起来。
动起来成了我的全部目的。当无物可挪动，只剩下我自己时，我就走，直走到村子的尽头，仍继续前行。一大群孩子则散成一列，跟在我的身后。无事可做，只能让自己离开，萨拉姆博蒂！我步行向前，因为我仍可靠着双脚引我走去。
显而易见，这就是我们出走的缘起：我必须不停地移动。我并不是为了离开丈夫。任何人都能看出，很久以前我就应该离开他，但我从来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对像我这样的女人来说，掌控起始和结尾似乎并非我们的责任。不用去求婚、登顶、射第一枪，收尾的也不是我们——在阿波马托克斯① 签订的协议、插向心脏的刀。就让男人去写那些故事吧，我写不了，我只知道我们生活在其上的中间地带。罗马城烧毁的时候，我们在吹口哨，或者在擦地板，视情况而定。可别斗胆以为这些勉力经营的女人会带着丝毫羞愧生活。如果有一天，男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将刚果扼杀于襁褓之中，你认为那时玛玛·姆万扎会在做什么？到了第二天，又会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会有任何不同。那她是傻瓜，还是历史的砥柱？政府倒台的时候，只会压垮那些居于它屋檐下的人，而像玛玛·姆万扎这样的人从来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上层建筑。“独立”是某门外语里的一个复合词。为了不被占领，不管你是一个国家，还是仅仅是一个女人，你都必须理解敌人的语言。当你的孩子食不果腹，当你发现山雨欲来时全家人的衣服还晾在外面，那么基本上，征服、解放、民主和离婚，这些词都毫无意义。
也许你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拿单身边待这么长时间。我这方的陈述，我已经讲得差不多了，可我仍能感觉到你圆圆的小眼睛里瞧不起我的眼神。我心想你会怎样命名我的罪：共谋？愚忠？麻木？你又如何分辨其中的区别呢？难道我的罪是美德不彰，是能力不足？我知道罗马正在燃烧，但我只有足够的水擦地板，所以我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的才能和如今那些与丈夫断然分手的女人不同——或许，我的美德确实难以辨认吧。但看看那些老女人吧，要记住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我们结婚时心中都怀着朴素的希望：有吃有喝，孩子活得比我们长。我的生活就是栽下种子，使其生长，将生活在我身上攒起来的债务全部结清。友谊和快乐来得出其不意，在一瞬间轻轻爆裂，几乎都是在我没有与丈夫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来临的。我把洗好的衣服晾到外面时，会亲吻肉色的日出。草丛里的蓝鹀发出一声叹息。一只狓在水边。我从未想过要因为不幸福而离开拿单，就如同塔塔·姆万扎也没有离开他那畸形的妻子，虽然健全能干的女人可以种更多的木薯，让更多的孩子活下来。拿单只是凑巧让我们碰上了，这和砸毁姆万扎一家的那方烧塌的屋顶具有同样的破坏力。尽管我们的命运已因地狱和硫黄的折磨而伤痕累累，我们还是得循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最终，又碰巧托地狱和硫黄的福，我必须不停地移动。我移动，而他纹丝不动。
但他的善良意志到头来总是一败涂地。我知道这一点，现在我也明白了个中原因。不管他们占领的是妻子还是国家，他们的错误始终如出一辙：他们纹丝不动，战利品却在悄然移动。法老死了，《出埃及记》里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锁链脆响，河流翻卷，动物奔突，森林欣欣向荣，婴儿伸展开身体，大张着嘴从子宫里钻出，新的幼苗拱肩耸背，朝着光亮蔓延。即便语言也不可能纹丝不变。疆域只不过是被占领一时，但他们会为了那个时刻押上所有赌注，在插下旗子时摆姿势拍照，将自己浇铸成青铜像。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美军攻占冲绳。他们的心底渴求着江山万代。
但他们做不到。甚至在旗杆开始剥落、碎裂之前，脚下的地面就已拱起，向前滑入它新的命运之中。地面上还留着靴印，但那些印迹已成了土地所拥有的东西。冲绳对自己的陷落还记得什么呢？禁止建造军用装备，日本人就转而制造汽车，赢得了世界。一切都在移动。伟大的特拉华河滚滚向前，而华盛顿先生呢，连一抔有用的堆肥都算不上。刚果河，则由于脾气独特，对大多数征服者都是将其直接淹死了事。在刚果，被劈砍殆尽的丛林很快就会变成一片鲜花盛开的田野，伤疤则会变成面容上个性斐然的装饰品。你称之为压迫、共谋、麻木，随便你怎么称呼，反正都没关系。非洲吞噬了征服者的音乐，唱出了一曲她自己的新歌。
如果你是树之眼，在我们步行离开基兰加时注视着我们，你又会如何评判我们呢？主知道三十年后，我仍渴望着你的宽宥，但你又是谁呢？是拿单菜园中央的一抔小坟堆吗？菜园里的藤蔓和野花自那以后便漫卷而开，供昆虫和孩子们采食。那就是你吗？你仍旧是我的血肉、我的末生子吗，还是已成了非洲的血肉？当两条河流融汇奔流成一道，我又该如何区分呢？试着去想象一下从未发生过的事吧：若我们家从未经历过非洲，或者非洲从未有过我们，又将如何？现在来看看你的姐姐们。枪栓，枪托和枪管② 。她们各有各的活法，都找到了与往事相处的方式。有人能找到，更多人却迷失于途。但我们之中谁又会没有罪呢？我实在想不出该将我手中的石头扔向哪里。③ 所以，我只能为自己遭受的种种损失而哀恸号哭，试图如刚果般优雅地负起自己背上的靴印。
我的小兽，我的眼睛，我那被窃的心爱的鸡蛋。听着，活着就会被标记。活着就要去改变，去获取故事里的那些词语。这是我们这些凡人唯一可真正庆祝的。说实话，于完美的静止中，我只能找到悲伤。
①美国弗吉尼亚州小镇，1865 年南方邦联将领罗伯特 · 李在这里签字投降，结束了南 北战争。
②原文为“Lock, stock and barrel”，可喻指整体、一切。
③典出《约翰福音》8:1-11，众人捉住一个行淫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众人都离去了。

我们携走之物

利娅·普莱斯

布隆古，1961年雨季后期
我们只带了我们能背走的东西。
母亲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如果不是玛玛·姆万扎的女儿们追上来，给了我们几个橙子和一只盛满了水的大肚瓶，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她们知道我们会口渴，尽管大雨已让我们的衬衫紧贴着前胸和后背，使我们冷彻骨髓，且似乎再也不可能口渴。我们要么是从没见过这样的雨，要么就是见过却忘得一干二净。暴风雨开始仅仅几个小时以后，村子里所有龟裂的路面便已成了掺着烂泥的急流。泥流呈血红色，似动脉一般搏动不息。我们根本没法在那上面走路，只能勉强踩在长满青草的路边前行。一天前，为了能下场豪雨，我们仿佛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可如今，我们却面对这滔天的洪水，咬牙切齿，沮丧万分。要是我们有一艘小船，看上去我们就能乘风破浪，直抵利奥波德维尔。这就是你所见到的刚果：要么是饥荒，要么是洪灾。到现在为止，雨还一直不停地下着。
那天傍晚，我们正艰难地跋涉着，前方赫然升起一束明亮的色彩，透过雨幕隐隐地闪着光。后来，我终于辨认出了玛玛·波安达横裹整个臀部的硕大粉色光团。她、玛玛·洛和其他几个人挤在路边的象耳叶下，等待着异常狂暴的倾盆大雨消停下来。她们招呼我们去那儿避雨，在雨中几乎失去知觉的我们便加入其间。很难相信地球上的雨竟会下得如此毫不含糊。我伸出手，眼睁睁看着双手从胳膊末端消失不见了。我们脑袋上方白色的轰鸣声将我们聚拢到这座小小的草丛避难所。我呼吸着玛玛们糅合着花生与木薯的气息，任由自己的思绪飘入一处美妙的乌有乡。玛玛·波安达原本耸立着的根根发辫自末端耷拉了下来，好似小花园里漏水的水管。
当雨势稍缓，变成一般的暴雨后，我们便一起出发了。女人们用叶片包裹着木薯，和其他东西一起顶在头上，要将食物带到布隆古的丈夫那儿。她们就是这么说的。那儿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政治集会。玛玛·洛则带了棕榈油，准备去布隆古售卖。她将硕大的方油桶顶在脑袋上，还和我聊天，看上去极其自在。我试着把自己的塑料大肚瓶也搁在脑袋上，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只要一只手扶着瓶子，我也能保持这种状态。待在刚果的日子里，我一直对这儿的女人这种携带东西的方法感到惊奇不已，但自己从来没试过一次。我能像这儿的任何一个女人那样顶着自己的包裹了，真是全新的启示！走过最初的几英里后，我就丝毫感觉不到脑袋上的分量了。
由于周围没有男人，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得出奇。这种情绪还带了点传染性。我们嘲笑自己陷入泥里时那副毫不淑女的模样。女人们还会时不时地齐声唱和，甚至偶尔喊几嗓子。只要找着了调，我也会加入。父亲的使命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刚果人很喜欢我们的音乐。她们用自己的语言唱《十字架战士》，营造出了一种奇妙的气氛。甚至基督教里最悲戚的哀歌，《无人知晓我见过的苦厄》，被这些闲庭信步的女人唱出，也有股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味道：“纳尼奥泽姆帕西扎佐！纳尼奥泽姆帕西！”我们的确见过了无与伦比的苦厄。但在那一刻，当我们迈步向前走，任凭雨水似溪流般从我们的头发上潺潺而下时，恍然有种我们要共赴狂野冒险之旅的气势。我们普莱斯家的那份悲伤似乎已属另一个时代，根本没必要再去想了。唯有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在环顾四周寻找露丝·梅，惦记着她是否还暖和，需不需要再多穿件衬衫。随后，我忽然一惊，啊，露丝·梅再也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我们沿路走远，而她没有和我们同行。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飘散开来，直到它发现了阿纳托尔。有些很特别的想法压在我心上，我很想告诉他。比如，绿曼巴蛇的口腔是纯净的天蓝色，还有我们像但以理那样在地上撒了灰，捕捉到了六个脚趾的脚印。这件事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阿纳托尔在基兰加也不安全，和我们的处境一般无二。但也许没有人是安全的吧，毕竟有太多的事情都颠倒了黑白。布隆古召开政治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在阿克塞尔罗特的窝棚里，艾达看见的那个嘲笑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们真的要去杀了卢蒙巴？我们穿越丛林时，听见了远处的枪声，但女人们都没提，我们也就没吭声。
我们沿着奎卢河边的小路往上游走。我们一家住在基兰加时，我一直认为文明世界在我们的下游，因为船都是那样驶往班宁维尔的。但当母亲从村里步行出发时，她问了好几个邻居哪条路通往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都说，最好往上游走。两天后，那条路就能带我们抵达布隆古。在那儿，它和另一条宽一点的西向路交会，我们便可经陆路去往首都。邻居家的女人说，路上会有卡车，也许我们可以搭到车。母亲问她们，她们自己是否走这条路去过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面面相觑，十分吃惊，竟有人问这样的怪问题。没有，她们都说没有，她们没理由走那条路啊。但她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个愉快的旅程。
事实上，我们的鞋子里都是泥，衣服上也满是烂泥，和愉快完全沾不到边儿。蚊子曾因长时间的干旱而奄奄一息，如今正大肆繁殖，从树林的地面上似黑云一般升腾而起，塞满了我们的嘴巴和鼻孔。我学会了抿起嘴唇，慢慢地透过牙齿缝呼吸。还好，我没被蚊子噎住。等到它们盖满我们的双手和脸孔，留下一条条鞭痕一般的红肿之后，就会顺着袖管往上爬，叮我们的腋窝，我们全都死命地挠着。路上的蚊子仍无穷无尽地涌起，犹如一道道烟柱。它们总在我们前方移动，害得我们心惊胆战。但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一天下来，我们已经走到了之前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
入夜后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基亚拉村。玛玛·波安达邀我们去她娘家坐坐。她父母和两个尚未结婚的姐妹一块儿住在那儿。那两个姐妹看上去比玛玛·波安达要老上二十岁，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她们到底是姐妹呢，还是姨妈。可是，能进屋，不用再被雨浇泼，还是挺高兴的！从屠宰场被救回来的母牛也不可能更高兴了。我们蹲坐在她家那把大水壶四周，用手抓着吃富富和恩萨基蔬菜。玛玛·波安达年老的双亲看上去一个样——两人个子都很小，秃头，嘴里一颗牙都没了。塔塔漫不经心地看着门外，玛玛却听得仔细，时不时地会认真点点头：玛玛·波安达一个劲儿地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意识到，那是在说我们，因为我们听见了恩约卡——蛇——这个词儿出现了许多次，还有耶稣这个词。故事讲完了，那老太太便久久地打量起母亲来，同时还把褪了色的蓝色缠腰布一遍遍地朝自己平坦的胸脯上裹。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走向雨中，没多久就回来了，手里拿了只煮熟的鸡蛋。她把蛋递给母亲，做手势让我们吃。母亲剥开蛋壳，我们把它分成小块，小心翼翼地用手塞入口中。其他人则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好像期待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似的。我不清楚这宝贵的鸡蛋是否是治愈悲伤的特效药，抑或她们仅仅以为我们需要蛋白质，好苦撑过这趟可怕的征程。
我们都已精疲力竭，浑身发着抖。雨水和烂泥让每一英里路都延长了十倍。艾达羸弱的那一侧身子不停地痉挛抽搐着，蕾切尔则似乎处于失神的状态。老太太很担心，大声对她女儿说，客人会死在她家里，这种事会带来坏运气。但她并未把我们扔出去了事，对此我们实在感激不尽。她那骨瘦如柴的胳膊慢悠悠地晃动着，从门口的木柴堆里抽出一根棍子，开始生火，好让我们待在这屋里取暖。烟雾让人喘不过气，但着实让我们摆脱了蚊子。我们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她们递给我们当毯子用的多余的缠腰布里，坐在地板上，置身于陌生人中间，沉沉地睡去。
夜晚一片漆黑。我听着猛砸茅草顶的雨声和雨水漏下来的静静的滴答声，唯有在此时，我才想起了父亲。“他们说是你苫盖了这片屋顶，现在要是下雨，你就不应该从房子里跑出去 。”父亲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父亲和露丝·梅都不会了，就这么简单。我心里很疼，就像骨头断了一般，因为我还挣扎着想要在这片终于让我找到自己的新地方站起身来。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妹妹了，这我知道，但我之前尚未想到我连父亲也失去了。我这辈子都是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如今我的身子却毫无征兆地跟向了母亲身后。她的两颊和下巴似盐晶一般闪烁光芒，和其他女人一道绕着火堆膝行。她浅色的眼眸定定地望向远方，那是他无法跟随前往的地方。父亲不愿擅离岗位，追随我们，那是铁板钉钉的事。他没法做那样的事，使自己成为上帝眼中的懦夫。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心里的上帝像他心里的那样，时刻留心寻找人类的弱点。
透过隆隆的滚雷和雨声，阿纳托尔那平静的、特有的嗓音传至我的耳边：现在要是下雨，你就不应该从房子里跑出去 。阿纳托尔将整座村子的愤怒翻译成了一个平静的句子，那句子能将意志坚强的人钉于地面。让人惊讶的是，母亲和父亲都变成石头时，他们的硬化方式却截然不同。
我想象他仍站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僵立于洪水之中，为里三层外三层无穷无尽的孩子施洗。那些孩子会在中途跑开，再带着些需要他祝福的新面孔回来。我从来就没明白过父亲在这世界上的任务究竟有多么庞大。有多么庞大或是夸张。我的睡眠时断时续，有个奇异的梦，沉甸甸的，让人难受，我不得不动来动去，好让自己脱身。煮熟的鸡蛋堆成了山，当我用手碰到它们时，鸡蛋就变成了孩子。这些黑眼睛的孩子神色凄苦，哀求我能不能给他们一捧奶粉，或我的衣服，反正我有什么就给点什么吧。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们 ，我对他们说。我的心犹如铅块，带着我往下沉。因为不管这话是真是假，都可怕至极、错误至极。每次只要渐渐睡去，我都会再次下沉，穿越这场难堪的梦里那灼热潮湿的气息和深蓝色的绝望。最终，我总算将之抖落，却已毫无睡意，只是紧紧地搂着肩头那块散发着汗味和烟味的纤薄棉布。心力交瘁的感觉始终陪伴着我，而我就这么聆听着雨声捶击屋顶。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亦步亦趋了。现在我怎么可能跟着母亲离开这儿，逃离我们的所作所为呢？
可是，想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我又怎么能待得下去呢？
我们没能在第二天到达布隆古。第三天，我们都发了热，身体最终向蚊子的强势攻击缴械投降。在这里度过了那么多个月，我一直以为疟疾只是一个偷偷摸摸的敌人，但如今它在我身上落定，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我能感觉到毒液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犹如厚重的、遭玷污的蜂蜜。我想它应该是黄色的。起初，我十分恐惧，因寒冷和失措的心跳而战栗。仿佛毒液正在我的胸腔里升腾而起，我的心却在下沉。但即便我能用语言将这种恐惧形容出来，也没人来听我说这些。我们头上的雨水将所有的声音都冲刷得一干二净。我们不停地走啊走啊，径直穿越疲惫，远远地超越疲惫。于是最终，我抵达了那种奇异的、迟缓的平静。当我的身体在忽冷忽热中辗转交替，我想象着蜂蜜色的寄生虫正在我金色的器官里大摆宴席。当我发现自己的脸孔似火炉般滚烫，我竟开心地用脸来暖我冻僵的双手。雨水犹如寒冰，鞭笞着我的胳膊。树木燃烧起来，笼在粉色的光晕里，抚慰着我的双眼。我在泥地里弄丢了一只鞋子，也顾不上管了。然后，我又弄丢了另一只。我的双腿在我身下怪异地扭曲起来。到了某一时刻，我只觉得一阵难以抵御的虚空袭来，就躺倒在树下，催促母亲和其他人继续前行，别管我。
我对自己怎么来到布隆古毫无印象，据说是被几个男人放在小木板上抬过去的。当时那些人正好从丛林的营地里出来。旱季期间，他们就在那儿制木炭。我这条命是他们捡回来的。很遗憾的是，我连一张脸、一个声音，甚至他们抬着我时的步伐节奏，都记不起来了。我担心自己当时对他们不太礼貌，像露丝·梅那样骂脏话。她得了疟疾发烧后总说胡话，有时就会那样。我想我再也不会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那时的布隆古就是一个兴奋的旋涡。我是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还以为这定然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我们不太可能成为庆典的原因”这个念头并未出现在我脑中，因为我被太多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环绕着，比如，男人们敲着鼓，头戴棕榈叶冠跳舞，那叶冠就像从他们的脑袋上发出的芽苗。女人们则头插长长的粉红色羽毛，顺着她们的背脊拖垂下来。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的飞机降落在波浪般起伏的粉色草地上，机翼周围环绕着舞动的火焰。后来，我们待在了某人的房子里。在那漆黑的避难所中，我看见阿克塞尔罗特变了，变得很怪异。安德伍德罐头上画的魔鬼的犄角从他滑溜的长发中探出，发出炽热的光。他就坐在窗前，面对着母亲。一条活动的尾巴犹如潜行的丝绒蛇在他身后椅背的横档间匍匐游走。我无法不去注意那凶险的躁动。他用左手握着尾巴，想让它在他说话的时候消停一会儿。讨论的是蕾切尔。母亲的侧脸映在窗上的影子变成了盐晶，反射着所有光亮。
其他人来来往往，在黑暗中穿行。我就躺在茅草屋顶下的黑暗里，避居于梦和雨的洞穴之中。有时，我认出床边站着外公沃顿，他正耐心地等着我出招。我愧疚而震惊地发现我们正在下跳棋，而我走神了。外公极其漫不经心地告诉我，我们俩都已经死了。
父亲只来过一次，眉间与舌上缭绕着蓝色的火焰：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蓝色的话语线从他唇间吐出的气息上缓缓升起。我注视着，心醉神迷。在这些蓝色话语触及茅草顶的那一刻，它们却变成了一排蚂蚁。清晨，黄昏，又是清晨。我一直注视着它们络绎爬至尖尖的屋顶上的洞中，背着它们微小的重负暴露于天光之下。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吃惊。阿纳托尔·恩甘巴的在场尤其如此。一天清晨，他来到了这儿。之后每天，他都会用一个马口铁杯将苦茶端到我的嘴边，再三呼唤着我的名字：“贝埃内－贝埃内。”最真的真理。在我全部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几乎未曾想过自己除了被上帝心不在焉地咕哝几句，还能值得上什么关照。如今，身居这座充满匪夷所思之物的避难所，我却漂浮起来，沐浴在溢满宽恕的温暖水流中，猝不及防也不必设防。我没有能量去改善自己。如果阿纳托尔能将我所有深彻骨髓的罪孽裹于一块毯子里，并对我说我就是善，那我何不相信他呢？
这便是我对那场令人意外惊喜的求爱所能做的全部解释了。当我从长达数月的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生命的航道变窄了。我仿若裹挟着大量红泥的洪水，沿着那航道奔流而去。我相信自己非常幸福。
我说不清楚在母亲离开之前，我们在这儿待了有多少个礼拜，或此后又有多少个礼拜流逝。我能待在避难所里，全拜好运所赐。这间窝棚是阿纳托尔的学生的，那位学生的父亲原先住在这儿，但如今已经过世。我们走了之后，阿纳托尔也很快离开了基兰加。他现在会花许多时间到邻近的几个村子里和人聊天，组织一些大型活动。他在布隆古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朋友和资源，我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但母亲不能，母亲根本就坐不住。
她离开的那天，我印象极深，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湿漉漉的清晨。雨水稍歇，阿纳托尔认为我已经好多了，可以离开蚊帐几个小时了。我们可以一起走得远一点，到克温戈和她们道别。蕾切尔已和她那个魔鬼救世主飞走了。我则无法离开布隆古，因为我的身体还浸泡在毒液里，不能承受过多的蚊虫叮咬。但母亲和艾达想要离开。刚好一个生意人 ① 从利奥波德维尔开着卡车来到了这儿。在雨季，这简直就是个不容怠慢的奇迹。他载满了一车的香蕉，想要回城。对成批爬上他的卡车想要搭车的刚果女人，他激烈地挥动着棍子把她们赶了下去。但那生意人把母亲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只是避开了她严厉的蓝色眼眸，心想兴许还是有地方让这白种女人搭个车的。于是，在绿色的香蕉大山上，他搭了个窝，足够让母亲和她的一个孩子容身。我以为是艾达的瘸腿和母亲的绝望博得了他的同情，后来才听到流言说，若是让白种女人安全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的大使馆，就能得到大笔酬金。
卡车是橘黄色的，我还真记得这个。阿纳托尔和我也搭车搭了尽可能远的路，为她们送行。我隐约听见阿纳托尔向母亲承诺会对我好：他会好好待我的，只要我准备好回家，他就会送我走。好像还说到了其他人，肯定是那个头上长犄角的男人，说他又和别人飞走了，但不是和蕾切尔。当我们全挤在香蕉大山上危险地颠簸时，我凝视着母亲和艾达，试图记住自己还剩下的家人。
抵达肮脏的克温戈河河岸，我们便遇到了一个问题。老式的平板渡船前一天还能行驶，生意人 是这么说的；可眼下它却在对岸懒散地浮动着，任凭他怎么吹口哨挥胳膊都没用。两个渔夫驾着一只独木船出现了，告知我们那渡船搁浅了，因为没有动力。这似乎是正常情况，且不管怎么说，都并非难以克服。拆下卡车的引擎盖，取出电池，让渔夫把它带过克温戈河，装到渡船上——当然，是要付钱的。生意人 付了钱，然后没完没了地骂骂咧咧。这么大清早，这样的骂声听来很是刺耳。大概是因为他已估计到，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这头一件让人恼火的事情只是个开始吧。（如果把母亲和艾达算作头两件令人恼火的事情的话，那这就是第三件。）我们得知，渔夫要先把电池装上去，让渡船的引擎发动起来，再把船开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就能把卡车推上渡船，到了对岸再将电池装回去。
但立马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硕大的卡车电池是老款的，太大，塞不进小小的独木船里。讨论了半天，渔夫找到了办法：将两块宽木板横搭于独木船上，但有个特殊的配置要求，即要把电池放到木板的一头，另一头则需要再用重物平衡。手头没有大石头，渔夫就瞅着我和艾达。他们认为我们中的一人可当压舱石，但担心艾达身有残疾，压不住。如果她掉进水里，那宝贵的电池也就玩完了。母亲直视着前方赞同道，我身体更强壮。没有人提到我因为疟疾发热，现在头很晕，而我也没有把这一点提出来当作借口。阿纳托尔闭口不言，听任我们家自行决定。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了，他又是谁，能告诉我们该让剩下来的哪个人冒这个险？
我上了独木船。从河流特有的恶臭和河岸上到处搁浅的浮木能看出，这条河已不似雨季时那般泛滥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对刚果的河流了解得还挺多的。我想起不管什么时候坐船，母亲都会告诫我们：如果翻船，一定要找东西抓住才会有救！然而，刚果的独木船都是用致密木材造的，一旦倾覆，就会像石头那样沉入水底。当两个渔夫匆匆忙忙划桨穿越湍急奔腾的克温戈河时，所有这些想法都从我脑海中一一掠过。我紧紧抓着身下远远伸出船外、悬浮于河面的粗糙木板，用尽力气保持平衡。直到安全过了河，我才想起自己连大气都没敢喘一口。
也许那一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吧，那一整段插曲似乎不该如此怪异。后来我一提到这段记忆，阿纳托尔就笑我，说我是在重构故事。他声称当时我是坐在独木船的里面，而且是我主动要求上船，因为那个奇形怪状的电池的分量让船倾斜得很厉害。但这件事老是重回我的梦中，同我方才的描述如出一辙。我的整个身体悬在水面上方，在每场梦中都依次看到了一模一样的风景，嗅到了一模一样的气味。我很难再弄清楚这件事的实情，但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大脑当时仍是一片混沌。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在柴油废气和蚊子混合着升腾而起的云雾中，我一直朝母亲和妹妹挥着手，目送她们开启那缓慢却永不回头的出刚果的旅程。我希望还能记得她们的脸，尤其是艾达的。她能否感觉到我曾尽力保全她？或者说，这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分配？这命运曾让我们走了那么远，来到这个地方，而我们终于将在此各奔东西。
我的记忆补偿了我。因为我记得接下来的日子里，阿纳托尔做的每一件事。他为治愈我而煮制的混合物那种青涩的味道，他放在我颊上的手的温度。当清晨步入我们酣睡的黑夜，从茅草屋顶射入的一块块光斑。我抵着一面墙，他抵着另一面，我们分享着孤儿之间的同病相怜。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就像对蛋白质的极度渴求一般，同时，我对横亘于阿纳托尔和我之间广阔无际的尘土地深感绝望。我恳求他再靠近点，一寸一寸地靠近。当他拿着杯子给我时，我会紧握着他的手。奎宁的苦涩与亲吻的甜蜜成了我软腭上两种完美相连的味道。我以前从没爱过一个男人，我是指身体上。关于简·爱和漫画里的布伦达·斯塔尔，我已读得够多，所以知道每一个初恋情人都会显得异常强大。而当自己坠入爱河时，我正患着疟疾，这异国的谵妄综合征，就像吸食了毒品一般，于是，我的初恋更显得无所不能。现在我怎么可能爱上阿纳托尔之外的任何人呢？还有谁再能像他那样，在抚摸我的前臂时，让我的皮肤升腾起北极光的亮色？或者，像他直视我的眼睛时那样，让料峭的蓝色冰针刺入我的大脑？又有什么能像这场高烧一样，化解我父亲那幽灵般的训斥“耶洗别”① ，让它化作袅袅青烟，穿过茅草屋顶上明亮的小洞，飘散而出？阿纳托尔将疟疾蜂蜜色的疼痛和我血液里的负罪感驱逐殆尽。我被阿纳托尔击碎、重组，靠着阿纳托尔，我才没有出离自己的生命，而是去经历这一切。
爱改变一切。我从未想过它竟有如此的力量。不过我得说，是能得到回应的爱。因为我这辈子深爱着父亲，那份爱却什么都没能改变。但如今，在我周围，凤凰木从它们漫长、干渴的睡眠中惊醒，开出大片大片猩红色的花墙。阿纳托尔穿着柔软的豹皮，在我视线边缘斑驳的阴影中移动。我渴望去体验那豹皮抵着我脖颈时的感觉。我的渴望似猎食者般毫无耐心，我根本不理会时机，只盼猫头鹰保持沉默。他离开了一两夜，我的干渴便无从安慰。他返回，我便将每一个吻倾情饮入。而我的嘴仍如干渴的洞穴般疼痛。
阿纳托尔没有接受我，是我选择了他。有一次，很久以前，他禁止我大声说出“我爱你”。所以，我得想方设法告诉他我的渴求，以及我能给予什么。我紧握他的双手，不让他松脱。而他留了下来，像耕耘一小块祖传之地一般耕耘我。因那块地上，有他的未来。
如今，我们睡在同一顶蚊帐底下，仍保持着童贞。我并不介意说出自己想要的更多。但阿纳托尔会大笑，用指关节揉搓着我的头发，开玩笑似的将我从床上推下去。然后告诉我如果我想杀生的话，就拿上弓箭，去猎头羚羊回来。班迪卡 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用箭射杀”。你瞧，有两层意思。他说我现在还没到当他妻子的时候，这是从刚果人的角度来说的。我仍在服丧，他说，还在生病，某种程度上仍旧活在另一个地方。阿纳托尔是个极有耐心的耕耘者。他提醒我，我们的安排毫无不同寻常之处：他认识的许多男人甚至会娶十岁的女孩当新娘。我十六岁了，照某些人的标准，已经阅历太深了。每个人都认为我很忠诚。我骨头里的热度已经消减，周围的空气也不再挟着火焰跳舞，但阿纳托尔仍旧在晚上穿着豹皮来找我。
我现在好多了，可以承受漫长的旅途了。我已经好了有一段时间，真的。虽然对我来说，和阿纳托尔的朋友们一起待在布隆古十分简单舒适，但接下来会怎样，我们却不愿提及。最终，一天晚上，他不得不启齿相问。我们步行至河边时，他握住了我的手。我惊讶极了，因为对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恩爱，他通常是持保守态度的。也许因为那还不算是大庭广众吧——我们能看见的也就是在对岸修补渔网的渔夫。我们站在那儿，注视着他们，落日用大笔大笔的粉色和橘黄给河流涂上了色彩。一丛丛岛屿般的凤眼莲自潺潺的流水中漂过。我想道，我这辈子还从没觉得如此心满意足，或见识过如此的美丽。就在那时，他说：“贝埃内，你的病已经好了。你知道，你是可以离开的。我向你的母亲承诺过，我会看着你平安回家。”
我的心跳骤然停止。“她认为家在哪里呢？”
“在你最幸福的地方。”
“那你想让我去哪里？”
“你会幸福的地方。”他又说了一遍。于是，我告诉了他那地方在哪儿，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对此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想得很深入了。我下定决心，如果他能容忍我之为我，我就拒绝回到早已熟稔的舒适当中，我要留在这儿。
以无论何种文化标准来看，这都是极不寻常的求婚。我们站在克温戈河岸上，列举出我们不得不抛弃、放手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尽管我舍弃了一切，但他牺牲的却多得多：比如，娶不止一个妻子的可能性。而那只不过是开了个头。即便现在，我仍然认为阿纳托尔的朋友们肯定觉得他脑子不正常。我的白人属性彻底隔绝了他的许多可能性，甚至也许会让他在刚果无法生存。但阿纳托尔别无选择。我拥有了他，绝不放手。我身上有太多父亲的影子，不得不在自己的领土上站稳脚跟。
①原文为法语，下同。
②《列王纪上》中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为无耻荡妇的代名词。

蕾切尔·普莱斯·阿克塞尔罗特
南非，约翰内斯堡，1962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①
你觉得怎么样？哈！这可是南非荷兰语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过去整整一年，在约翰内斯堡，我都会戴着小小的白手套和药盒帽前往第一圣公会教堂，和许多人一起吟诵这段经文。而我现在最要好的一个朋友恰好是从法国巴黎来的，她挺护着我的，所以我也会和她一起去做天主教事功，用法语吟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我能流利地说出三种语言。我和妹妹们仍旧不怎么亲，但我敢说她们就算再有天分，也做不出什么比用三门语言吟诵《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更厉害的事。
也许那样并不见得能保证我坐到天堂的第一排，但想想去年我对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的逆来顺受，还有接下来的种种，至少也应该让我进天堂门了吧。我还这么年轻，这么有魅力，而他就会直勾勾地盯着其他女人看，我简直无法忍受。再多说一句，我毕竟受了那么多苦啊。更别提他让我独守空房，整天出远门，想入非非的计划一个接一个，没一个成功的，但还是赚了一笔又一笔钱。我对他顺从，主要是出于感激。我觉得把自己的大好年华卖给能让你飞离那个鬼地方的人，也算是场公平交易。我向他保证我会去向其他人证实：是他救我于水火之中 。我也确实填了大量的表格，兑现了承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从美国大使馆那儿弄到钱。他们有一笔应急资金，专门应付卢蒙巴以及所有那些骚乱引起的共产主义危机对本国公民造成的安全威胁。阿克塞尔罗特甚至还因为勇气可嘉，搞到了一块小小的荣誉勋章。为此他很是自得，把它放入专门的盒子，摆放在卧室里。正是这个缘故，我们事实上还没法立刻合法结婚。对此他的解释是，如果这钱是为了救自己老婆的命给他的，就显得不太对劲儿。那种事 本来就该由你自己做，不会有人为你付钱，你也赢不来任何荣誉勋章。
好吧，我也真傻，居然相信了他。结果是，阿克塞尔罗特依靠逃避神圣的婚姻，攒了大量的奖章。他有一百○一个理由不和奶牛结婚，这样他就能免费买到牛奶了。
但那时候我当然没想到这一点。你只消想象一下，一个敏感脆弱的年轻姑娘面对那种境况该怎么办，就会明白了。我就那样站在雨中瑟瑟发抖，被烂泥窝棚、烂泥路以及各种各样的烂泥包围着。人们都蹲在烂泥里，试图在倾盆大雨中生火煮饭。狗像疯了一样，在烂泥里窜来窜去。我们肯定走过了大半个刚果，我们亲爱的老爹会说，那是条为我选定的受难之路。而我其实并没有选择。我受到了烂泥的洗礼。晚上，我躺在肮脏的地上，向主祈祷，不要让我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蛇咬死，就像发生在我亲妹妹身上的惨剧那样，而我心里很清楚，当时遭灾的完全可能是我。语言无法描述我的精神状态。当我们总算来到那座村子时，戴着墨镜的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正斜靠在他的飞机上，穿着预缩水的卡其布宽肩制服，一直假笑着。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我受够了，快把我带走！”我才顾不得要签什么表格，就算要和魔鬼本人签个协议我都愿意，我发誓我真做得出。
所以，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头一天还浑身上下、就连头发丝都裹着烂泥；第二天就漫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阳光明媚的宽阔大街上，置身于一栋栋房子之间。那些房子有翠绿的草坪、泳池，拉着电网的漂亮高墙之后有一坨坨的鲜花。甚至还有汽车！电话！目之所及，都是白人。
那时候，阿克塞尔罗特正忙着在约翰内斯堡安家落户。他在靠近北郊的金矿企业的安保部门谋到了一份新差事，看起来我们很快就要过上上流生活了。然而整整一年之后，他的所有承诺都开始显出疲态。我们的家具更别提了，每一方寸都是别人用过的。
我刚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和一对非常友善的美国夫妇，坦普尔顿夫妇，同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坦普尔顿太太雇了非洲女仆分别负责烧饭、打扫和洗衣服。十天里，我应该洗头洗了不下五十次，每一次都能用上干净的毛巾！哈，我简直以为自己死了，来到了天堂。终于回到了这种生活：和这些说一口漂亮美国英语、明白抽水马桶原理的人在一起。
埃本和我的房子当然算不上宽敞，但我们将就下来了。我还让房子多了点女人味。阿克塞尔罗特在刚果干飞行员这份差事确实干得很不错，他把易变质的商品从丛林运往城市零售，还一直忙着一些钻石生意。他也替政府干活，执行秘密任务。但自从我们生活在一起后，他就不再过多谈论这些事了。现在我们想做爱就做爱，顺便说一句，我也不觉得这就是人在世上犯的头号罪过，毕竟这世界上还有人受到伤害、受到欺骗，甚或死了没人管。于是现在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也用不着向公主显摆他那些天大的秘密，好从她那儿索取一个香吻。所以，如今他的头号秘密就成了：我再要一瓶啤酒！你会发现就是这么回事。
但我立马做出决定，要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我的新家里，最大限度地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先从改名蕾切尔·阿克塞尔罗特做起。没人会来拆穿你，真的。我总是确保自己能和最优秀的人同去教堂，这样我们便能受邀参加他们的派对。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我甚至还学会了打桥牌！我的那些约堡女友们教会了我怎么举办派对，怎么想方设法获得援助，以及怎么优雅地过渡到为人妻和浑水摸鱼② 的状态。除了我的那些女友们，我还订阅了《妇女家庭杂志》。杂志总是来得很晚，结果我们就会落伍一两个月。我们开始用“不道德珊瑚红色”的指甲油时，嗅觉灵敏的人却早已用上了粉色。唉，至少我们是同步落伍的。我交往的那些姑娘们都很有范儿，从杂志上根本就学不来。尤其是罗比娜，她是天主教徒，来自法国巴黎，吃甜点和正餐绝对不会用相同的叉子。她丈夫是大使馆专员，谈吐有礼！只要我们受邀前往豪宅用晚餐，我总是会密切关注罗比娜，因为那种时候最最不能出错。
我们这些姑娘们成天黏在一起，物以类聚，就像长着同一种羽毛的鸟。真是谢天谢地，因为男人们总是要么出这个差，要么出那个差。就拿阿克塞尔罗特来说吧，正如我所言，后来我发现他常常干些骗人的把戏。就我所知，他会去别的地方继续英雄救美，承诺有朝一日攒够赏金后，就将她明媒正娶！阿克塞尔罗特就是这副德行。每次现身的时候，他都会额外捎带上一两个老婆，还言之凿凿地说在这儿就是这么干的。也许他在非洲待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忘了我们基督徒都有自己的婚姻体系，叫作“单调乏味”③ 。
好吧，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忍受他。我每天起床，至少都还活着，不像露丝·梅那样已经死了。所以，我的决定还是正确的。有时候，你不得不先把命保住，细节留到将来再说。就像那本小书上说的：用手肘开路，再把脚抬高。顺着人群，随波逐流！最不该发生的就是被人踩踏至死。
我甚至已记不清，在他驾着飞机载我飞离刚果那天，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何想法。能离开那个恐怖的烂泥窟窿，让我兴奋不已，根本没法好好地思考。我敢肯定的是，我对母亲、艾达和利娅说了再见，但我真的记不得自己是否稍稍考虑过何时会与她们重逢，如果我们真能重逢的话。我肯定是整个人都恍惚了。
有意思的是，我倒真记得这么一件事。埃本的飞机已经飞到高高的空中、飞上了云层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嫁妆箱！所有那些东西可都是我亲手做的——几条绣了字母的毛巾、一张桌布和相配的餐巾——没了它们，结婚似乎就难成体统。尽管我当时迷糊成那样，但还是逼他答应会抽空回去，到基兰加村，到我们家里，把那些东西都带走。当然，他并没有回去。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有多蠢，竟然认为他会信守承诺。
我想可以这么说，我的希望从未起飞④ 。
①原文为南非荷兰语，是南非共和国的多种官方语言之一。
②蕾切尔把“adultery”（通奸）错拼成了“adulteration”。
③蕾切尔把“monogamy”（一夫一妻制）错拼成了“monotony”。
④原文为“my hopes never get off the ground”，句中的“hopes”亦指代“hope chest”（嫁妆箱），故此句亦可解作：我的婚姻计划从未取得进展。

艾达·普莱斯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1962年
说出全部真相，但别太直接 。① 我朋友艾米莉·狄金森如是说。说真的，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是个歪斜的小人物，一心只想着保持平衡。
我决定讲话，这样就有可能诉说。讲话成了一种自我防御，因为母亲似乎已经变成了哑巴。而由于没有人为我在这世界上的位置作证，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当初一年级入学时面临的同一座峭壁之上，摇摇欲坠。我究竟是天才，还是应该和那些只会揪耳朵的野孩子们一起接受特殊教育呢？我倒不是对身边头脑简单的人有多介意，我只是需要逃离伯利恒。那儿有无数双眼睛犹如一排排砖块堆砌成无数面窥探之墙，每呼吸一口空气都会吸入别人最近八卦的酸臭味。我们回家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特殊礼遇：整个镇子对可以拿来嚼舌根的好材料正如饥似渴。欢迎，欢迎！欢迎可怜的普莱斯一家回家！惊恐，丧亲，怪异，无家可归（没了牧师，我们就不能住在牧师宅邸里了），被黢黑的非洲（或许还有异教徒）所玷污的奥利安娜和艾达，偷偷摸摸地返回镇子，身边已无男人，好似一对得了狂犬病的斑点狗，蹒跚回家，垂头丧气。
我们被看作疯子，母亲坦然接受了这个诊断。她把我们的东西从仓库搬入了小镇松树成荫的郊区的一栋胶合板木屋里。她靠沃顿外公少得可怜的遗产把木屋租了下来。她没装电话，反而拿起了锄头，开始将租来的砂石遍布的两亩地每一寸都种上了植物：花生、甘薯，还有五十来种花卉。她似乎铁定心思要让灾难随着草木繁盛而被抹去，就像新长出的头发抹去原来糟糕的发型。这条路上的一户邻居养了一只很凶的鹅和几头猪，母亲便每天去把它们的粪肥分两半装在两只一蒲式耳木桶里拎回家，像个勤劳的非洲人。要是看见她把第三只木桶顶在脑袋上，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盛夏时节，我们都没法望向窗外，因为毛地黄和矢车菊遮住了视线。母亲说她的目标是在路边搭间木棚卖花，每束花卖三美元五十美分。我在想伯利恒对此会有何看法。牧师的妻子打着赤脚去摆路边摊。
母亲热心研读种子目录时，我也在仔细琢磨埃默里大学的手册，看我入学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我就乘上灰狗巴士去了亚特兰大，一瘸一拐地走入了招生办。我获准同一个名叫霍尔登·里麦尔博士的先生约谈，我想他的工作就是打击像我这样去同他约谈的人。他的办公桌超大无比。
我张开嘴，静等那句话自行流淌而出。“我需要入读你们的学院，先生。完成学业后，我还需要入读你们的医学院。”
里麦尔博士煞是震惊。我说不准他这样是因为我残疾，还是因为我胆大包天。但我听到自己嗓音时的那种震惊程度说不定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问我是否有资金，是否有高中的成绩单，是否至少上过高中的化学课或高等代数课。我给出的唯一回答就是：“没有，先生。”但我提到自己读过相当多的书。
“你知道什么是微积分吗，年轻的女士？”他问，那样子仿佛手里藏着可怕的东西似的。由于是在普莱斯牧师的耳提面命之下长大，我对这种程度的恐吓颇具免疫力。
“知道，先生。”我说，“那是关于变化的数学。”
他的电话响了。等着他通话的时候，我心算出了他书架上标了号码的一大排文件的数字的总和与乘积。那些文件的顺序完全不对，我就列了个方程式，把它们按序重排了一遍，并写在纸上给他看。但做这件事只能用代数，没法用微积分。我还观察到他的名字倒着看的话，是个法语动词，意思是穿着破衣烂衫，于是我也告诉了他。我并不是特意要去冒犯，因为他的穿着无可挑剔。
里麦尔博士突然认定，由于我是老兵的孩子，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他安排我参加入学考试。为此，一个月后，我又返回了亚特兰大。数学考试的所有题我都答对了，词汇部分则有四道题答错了，全都错在单词分类题上，这种题我一向答不好。鉴于自身的处境，我发现任何事物最后几乎都可归属于任何地方。
我说出了真相：我需要入读他的学院。我需要离开伯利恒，离开我的皮肤、我的头颅、我家人的幽灵。这并非因为我为母亲感到羞耻——我，村里的白痴，怎么可能为她感到羞耻呢？有她的疯狂做伴，我还挺高兴的呢，而且那种疯狂我也绝对能理解。但母亲想要把我当食物一样消耗掉。我需要自己的房间。我需要书本。我平生头一回需要同学，他们能告诉我每天要去思考些什么。
在有机化学、无脊椎动物学和完美对称的孟德尔遗传学里，我发现了一种能满足我的宗教。我像背祷文似的背诵元素周期表，像领取圣餐似的参加考试。我度过的第一个学期充满了神圣，我的头脑里塞满了林海般的数据。林海间安卧着一片片广阔的绝望平原，我绕过它们，只在林中穿行。
由于没法给她打电话，我就每个周末坐巴士回去一趟。我们喝茶，她给我看她的花儿。奇怪的是，父亲在的时候，她从来没从事过园艺，那是他的领域。他指示我们大家都去栽种有用的食材，为了主的荣耀，诸如此类。在整个童年时代，我就没见我们家的院子里栽过一朵花，连一棵蒲公英都没有。如今，母亲的窝棚仅仅是一方耸起的屋顶，四周却围绕着如火如荼的粉色、蓝色、橙色。你得弯腰通过蓬勃的大波斯菊拱廊，还得用右臂使足了劲推开挤入人径的蜀葵，方能来到门口。没想到，母亲竟对栽花极有天赋。她自己就是一座逐渐成形的植物园。
我去看她的日子里，彼此的话从来不多。我想，或许我们俩都因这沉默而如释重负吧。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我欠她一条命，而她什么都不欠我。但我离开了她，她很伤心。对于这一切我还很不习惯。我一直是那个牺牲了生活、肢体和半个大脑来救助另一半的人，我向来如此。我习惯了傲慢地拽着自己穿过这世界，而这世界欠我的，根本无以偿付。长久以来，我都依赖着殉难所带来的舒适感。
如今，我也欠下一份无法偿付的债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经历了艰难险阻。母亲要将我拽出非洲，哪怕那将是她的最后一搏。我觉得那很可能是。事情是这样的：那个生意人的卡车好似锈蚀斑斑的天使降临在布隆古，他应允将我们连同他的那些香蕉一起载往利奥波德维尔。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我们扔下了车，以便放上更多的香蕉。和沿途的一些士兵交涉之后，他确信当时在城里，水果的要价比白种女人更高。于是，我们就出了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粒米未进。入夜之后，我们就蜷缩在树林的边缘，用棕榈叶盖在身上，以免被士兵发现。第二天深夜，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了我们身边。有个人冷不丁地把我们扔进了后车厢，我们就这样落在了膝盖、头盔和步枪中间。毫无疑问，士兵们原本是打算伤害我们的，而我浑然不觉。但母亲毛玻璃似的眼睛唬住了他们。显然，她已恶灵附体，要是这些人不想被恶灵入侵，就最好别来碰她，或我。尤其是我。所以，他们始终与我们俩保持着距离。我们沉默着，挤在卡车后部一路颠簸而去，途经几十处军事路障，最后被交给了比利时大使馆。大使馆接收了我们，等着有人想出法子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医务室里待了十九天，吞下了各种各样特制的毒药，因为我们的肠子里有寄生虫，脚上、前臂上则生长着真菌，还患了比普通程度更厉害的疟疾。
后来，我们坐上了一架医院的飞机，机上全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患病的白人。我们就这样被运走了。飞机轰鸣着穿越漫长的黑夜，我们在黑夜中睡得像死人一般。当嗡嗡声戛然而止，我们便坐起身，像被吵醒的僵尸一般眨着眼睛。圆形的窗户外透进亮光。机身呻吟着打开来，我们就这样倏然间被投递到了佐治亚州本宁堡和煦的春日空气之中。
要描述返回时的震惊之情已不可能。我只记得我呆站了相当长的时间，紧盯着干净利落的水泥路缘石上漆得颇为整洁的黄线。那么黄，那么直。我久久地思考着人类的工业——油漆、装载水泥的卡车和浇筑混凝土的模子，所有注入那一道路缘石的资源。为了什么呢？我很难想清楚答案。为了不让车停在那儿吗？是因为有太多的车，美国才必须被分割成有车的地方和没车的地方吗？是一直如此，还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们和电话、新款鞋子、半导体收音机及玻璃纸包装的西红柿一起大规模繁殖了呢？
然后，我又盯着交通灯看了一会儿，它被电线精心悬在十字路口上方。我不敢去看那些车子，因为我的大脑会被斑斓繁复的色彩和协调一致的金属运动搞得咆哮嘶吼起来。一阵中性味道的空气自我身后的开放式建筑那儿刮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荧光灯高频的嗡鸣声。即便我身在室外，仍有种特别的幽囚感。一本被丢弃的杂志躺在街边，干净得无法想象。一缕微风替我轻柔地翻动着，一页一页：一个头巾裹得一丝不苟的白人母亲，身边是一台硕大无朋的白色干衣机、一个肥胖的白人孩子和堆成小山的亮白衣服——我觉得那堆衣服多到足够让整个村子的人穿；下一页，一男一女中间拥了面邦联旗站在一片修饬平整的宽阔草坪上，身后拉长的影子有一棵倒下的树那么长；另一页，是一名着黑裙、戴珠子、留着红色长指甲的金发女子，正俯身于一张洁白的桌布之上，凑向一杯葡萄酒；再一页，一个穿着各式新衣的孩子，搂着个过于整洁的洋娃娃，让人觉得那洋娃娃并不属于她；又一页，一个穿大衣、戴帽子的女人举着一束菱形图案的多色短袜。这世界似乎既拥挤又空旷，了无气味，极端明亮。我继续盯着交通灯，红色的光芒闪烁着。突然，一支绿色箭头跳将出来，指向左侧。一排车子犹如听话的动物全都往左驶去。我爆发出一阵大笑。
与此同时，母亲已经往前走去。她神思恍惚地走向付费电话亭。我匆忙赶了上去，有点难为情，因为她直接插到了排着长队等着给家里打电话的大兵队伍的前头。她要求其中一人给我们换出足够给密西西比打电话的零钱，两个男孩慌忙地照做无误，让人以为母亲就是他们的指挥官。陌生的美国硬币拿在手里显得很轻。我把钱递给母亲，她拨给了几个远房表亲，他们几乎立刻就答应来接我们，虽然母亲和他们差不多已有十年没通过音信了。她仍旧记得那个电话号码。
说出全部真相，但别太直接 。我们家还剩下什么秘密没说呢？我最好还是闭嘴为妙，直到心里有底再说吧。你看，我还以为很久以前就尘埃落定了呢。我唱给上帝的圣歌：恶狗，狗妓！我唱给爱的颂歌：爱眼没眼爱。哦，倒着看，顺着看，我都了若指掌。在刚果那个蚂蚁成群而来的漫漫长夜里，我学会了力量是如何平衡的：门板上的捶打；黑暗中的推搡；双脚的烧灼；最后，艾达拖曳着她的身体踩着那永恒的调子，左……后 。跑出来，跑入月光下，地面燃烧着，母亲似根深本固的树木般纹丝不动地站在风暴的中央。母亲盯着我，怀里搂着露丝·梅，来来去去掂量着我们俩的分量。完整无缺的甜蜜孩儿一头金色卷发，双腿健壮、完美、匀称，黢黑的哑巴少女拖曳着僵硬、分离的半边身子。究竟选哪一个？犹豫了仅仅一秒之后，她便选择拯救完美，离开缺损者。每个人都必须选择。
我仅活于见恶之前 。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刻活着，下一刻即死亡。我分裂的大脑就是如此感知这世界的。艾达的身子内，除了纯粹的爱和纯粹的恨，容不得任何东西。这样的人生让人心满意足，毫不复杂。但自那以后，我的人生变得艰难多了。因为后来，她选择了我。最终，她只能带一个活着的孩子离开非洲，而我就成了那个孩子。她是否会宁愿选择露丝·梅呢？我是否只是个安慰奖？她看着我时，是否会心怀鄙视，想起自己所受的损失呢？我活着是否仅仅因为露丝·梅死了？我还能说出什么样的真相呢？
近来，我查了查天父的历史。一只旧箱子里塞满了他的东西。我得找出他退伍的文件，这样能使我在学费上得到些好处。我找到的资料超出了我的预期。他的奖章并非如我们一向所知，是军功所得。只不过是因他受伤后幸存下来而颁给他的，表彰他逃离了让所有人送死的丛林，仅此而已。他的退伍，从法律意义上看，是一份荣誉，但从非官方的角度来看，却是懦弱、罪过、耻辱的象征。牧师大人乃是战士悉数阵亡的连队里唯一的幸存者。自此以后，终其一生，那些亡魂都会在他身边，和他一道行军。难怪，他是无法两次逃离同样的丛林的。母亲对我讲了故事的一部分，而我推测出了余下的。命运判定天父用他的余生来偿付那些生命，他在上帝的注视下拼了命地保持这个姿态，因为上帝不会放过任何一笔债务。这个上帝让我焦虑。最近，他顺道来拜访了我。我睡着时，露丝·梅和其他许多葬在她身边的孩子都来拜访我。他们大叫道：“妈妈，我可以走吗？”母亲们手膝并用地慢慢往前爬去，想把她们孩子新坟上的尘土吃掉。猫头鹰低声哼唱着，哼唱着，滞重的空气里满是魂灵。这就是我背在歪斜的瘦脊背上从刚果带出来的东西。我们在基兰加的十七个月里，死了三十一个孩子，其中就有露丝·梅。为什么没有艾达？我想不到有什么让我免罪的答案。
我觉得，母亲救我的理由似命运一般复杂。其中一种，就是她的选择余地极其有限。她背叛过我一次，也救过我一次。命运也是这样对待露丝·梅的，但顺序正好相反。每次背叛都有一个完美时刻，无论选硬币的正面还是反面，另一面都是拯救。背叛是我熟识已久的朋友，是双面女神，往前看，也往后看，对好运气总是秉持着清晰而严肃的怀疑态度。我一直觉得因此之故，自己定会成为心明眼亮的科学家。结果却发现，背叛也能繁殖出忏悔者、精明的二流政客和幽灵。我们家似乎每一种都产出了一个。
带上我们，嫁掉我们，运走我们，埋葬我们② 。这就是我们出走的四种方式。但说老实话，至今我们没一个人能安然无恙地跨过这个坎。当然，除了露丝·梅。我们必须等待着，听她发话。
我坐渡船离开了。直到我们全都来到河岸边的那个早晨，我仍旧相信母亲会带上利娅，而不是我。利娅即便因疟疾缠身而恍恍惚惚，仍冲上前去，和电池一道蜷缩在独木船上，以平衡船身，避免它往一侧倾斜。我像往常一样，因她的英雄举动而相形见绌。但当我们注视着渡船漂过克温戈河时，母亲却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明白自己被选中了。她会将我拽离非洲，哪怕那将是她作为母亲的最后一搏。我觉得那很可能是。
①双关语。“但别太直接”原文为“but tell it slant”，字面意思为“但要缓缓斜斜地说”，对照艾达的生理残疾。
②原文为“Carry us, marry us, ferry us, bury us”，是一组押韵的词组。

利娅·普莱斯
痛苦圣母传教团，1964年
La Dragueuse，这儿的修女都这么称呼我。扫雷舰。这倒不是因为我的修女服长可扫地：我在里面穿了长裤，经常把修女服高高地卷起来，好走得快点，或方便爬上树用弓箭射些小猎物；我觉得她们还是挺高兴能吃到野味的。但我能从她们的眼中了解到，她们觉得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我的精力实在是过于充沛了。就连泰莱丝修女，我在这寂静的修道院里结识的最接近朋友的人，也认为我是洁白羊群里的一匹黑马，坚持要我从肩部以下都着棕色。她管理着医院的洗衣房，声称在以洁白为要义的地方，我已是无可救药的朽木一段。
“利丝兰 ！”她语带责备，举起我沾了不明血渍的肩披。那是我剥猫皮时溅上的。
“例假吧？”我会试探道。她就弯下腰，脸通红，说我过分 ① 。然而我却还在环顾四周，琢磨着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怎么才能释放出自己充沛的精力呢。
利丝兰就是我，利丝兰修女。这算是一起见不得光的仁慈的走私夹带，允我在此避难，直至我未婚夫尚无定论的刑期结束。同时意味着，我要套上层层的衣服，嫁给主，好隐匿我的娘家姓。我希望在我祈祷不要让我们的婚姻永久维持的时候，他也能多多理解。修女们似乎忘了我并非她们中的一员，虽然她们都知道我的来路：泰莱丝总是圆睁着灰色的眼睛让我再三重复种种细节。她就是这样，自己才二十岁，距法国的牧场十万八千里，每天要替麻风病人和可怕的流产病人洗净衣服，却仍为我的死里逃生惊讶欣喜、激动万分。也许因为那是我和阿纳托尔的共同经历吧。当燠热的洗衣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她问我怎么知道自己爱上了他。
“肯定是的。否则还有什么事能让你蠢到把几百号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呢？”
没错，我就这么蠢。在布隆古，当我终于从药物造成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成了莫大的负担。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日复一日吃着富富和鱼露，更因为在这个风暴眼，我是个外国人。蒙博托的军队出了名的残暴，还让人摸不准脾性。布隆古庇护我这件事，会让它摊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无需任何理由，布隆古就会被焚为平地。每个人都很快地明白了，最好的策略就是当个隐身人。然而，整个地区都知道我在那里。在那些生病、迷糊的漫长日子里，我成了一面花哨的旗帜。可我只不过是个热恋中的女孩，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最终，我坐起身，看见太阳仍旧从东边升起，但其他每件事都已天翻地覆。我恳求阿纳托尔把我弄出去，到哪里去都好，只要不对其他人造成危害就行。但他不愿让我孤身离开，并坚持认为我根本不用感到任何羞耻。他这是冒着自己那个亲卢蒙巴的脖子被砍的危险和我待在一起的。许多人现在都在为自己的所爱冒风险，他说，甚至是在为自己的想法冒风险。我们很快就走，他保证，而且是一起走。
朋友们为我们制订了计划，其中包括一些我此前做梦都想不到会甘愿为阿纳托尔赴汤蹈火的基兰加人，比如，塔塔·波安达。一天深夜，他身着鲜红的衣裤，步行前来，头上顶了个行李箱。他给了我们钱，说是他欠我父亲的，虽然这种说法很可疑。行李箱倒确实是我们的。里面有一条裙子，露丝·梅的涂色本，我们嫁妆箱里的物什，还有我的弓箭。基兰加的人替我们抢救下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我们家走来走去的那些女人用不上这些东西，但至少，这把弓应该还是挺有用的吧。那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因我们的耶稣连我们都没有保护而沮丧万分，索性避开了我们的一切。
父亲的消息不太妙。他一个人住。我一直没想到这一点——谁来给他做饭呢？我从没设想过父亲没女人照顾会是什么样。据说他现在留起了胡子，头发蓬乱，徒劳地抗争着营养不良和寄生虫。我们家的房子已被烧毁，有人说是母亲的灵在作祟，有人说是村里的孩子调皮所为。但塔塔·波安达认为很有可能是父亲想要在煤油炉上烤肉时着了火。父亲逃到了丛林中的一个窝棚里，他把那地方叫作“永生新教堂，耶稣是班加拉”。这名字听上去就不怎么样，所以他也没得到多少信众。人们都在观望耶稣究竟是如何庇佑塔塔·普莱斯的，毕竟，如今他只能和所有人一样凑合着过日子了，没有飞机，甚至也没有女人这样的外援。迄今为止，父亲似乎尚未收获任何特殊待遇。另外，他的教堂也太靠近村里的墓地了。
塔塔·波安达诚恳而善意地告诉我，露丝·梅在基兰加得到了悼念。塔塔·恩杜威胁说要把塔塔·库伏顿度逐出村子，因为他在我们家的鸡舍里放了条蛇。之所以大家知道是他干的，是因为内尔森把足迹指给许多人看过。基兰加正有各种麻烦事接踵而至。阿纳托尔的学生中亲卢蒙巴的那些人，跟剩余的国民军，也就是现在蒙博托的军队，在河流南部稍远的地方交上了火。我们得到的警告是，不管去哪儿都会很困难。
棘手的事不止于此。即便雨已经停了，我们仍旧没法步行前往克温戈河。我们打算从那儿坐渡轮一直驶往斯坦利维尔，卢蒙巴在那座城市依然极受民众支持。那里有事情可干，阿纳托尔觉得我们亦会更安全。塔塔·波安达给我们的可以说是救命钱。钱很少，却是比利时法郎这样的硬通货。刚果货币早已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就算有一百万粉色的刚果钞票，我们都到不了渡轮上。
万事皆然：地动山摇的时候，我们还睡着；因此每天一睁眼，就会面对新的惊讶与恐惧。在斯坦利维尔，我们很快就发现我是个累赘，甚至比在布隆古时的情况更糟糕。人们一看到白皮肤就群情激愤，个中缘由我都能理解。他们之所以失去了英雄，就是因为外国人和蒙博托的一场交易。阿纳托尔用蜡染的缠腰布把我浑身裹住，希望将我伪装成一名刚果主妇。同时还尽量稳住我，使我在面对车流时不致晕头转向。我在斯坦利维尔的人流车流中几乎晕厥：街上到处是人、车、动物，混凝土高楼的窗户冷眼凝视着一切。自从那次和父亲去了利奥波德维尔之后，我就再未踏出丛林半步。而那次出行是一年前还是一百年前，我已说不清了。
阿纳托尔立刻着手安排我们出城。我们坐在一个朋友的卡车后车厢里，身上盖着木薯叶，在深夜离开斯坦利维尔，越境进入了中非共和国，来到班加苏附近。我被送到了这个丛林深处的传教团。置身于刻意保持中立的修女中间，这个名叫利丝兰的邋里邋遢的见习修女也许能不引人注目地待上好几个月。院长嬷嬷什么问题都没问，就邀请阿纳托尔和我在我空空如也的小房间里共度最后一晚。对她慈悲为怀的感激之情，已支撑我在这条艰难困苦的路上走了很长时间。
泰莱丝凑近身子，抬头看着我，眉毛歪斜着，就像她名字上的重音符号。② “利丝兰，你为了什么事自责？他摸遍你的全身了吗？”
我们原本以为最多只会分开六到八个月。在这期间阿纳托尔会和卢蒙巴派共事，将他们已殁领袖曾制订的那个共建和平繁荣的规划重新建成。我们真是太天真了。阿纳托尔甚至还没回到斯坦利维尔，就被蒙博托手下的警察拘捕了。我的爱人遭到拷打，被打断一根肋骨，并被押至利奥波德维尔，监禁在一座鼠患猖獗的院子里。那里以前曾是奢华的大使馆。我们分离的时间越拖越长，我却因此对阿纳托尔愈发忠贞不渝。我在这段时间里改善了我的法语语法，也练就了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我向泰莱丝透露，我终于理解了什么是虚拟时态。
一想到父亲对我待在此地、偷偷躲在一群女天主教徒中间会作何感想，我就会浑身发抖。我尽可能让自己过得富有效率：尽力保持整洁，明确自己的目标；从晚祷起直至早餐时分都紧闭双唇，不发一言；试着去学习让自己看上去很有耐心的诀窍。每隔几个礼拜，我就会收到从利奥波德维尔寄来的一封信，让我的生活维持在正轨上。只要一看到修女手中的蓝色长信封，我就会心跳加速。她从袖子底下把信递给我，仿佛里面藏了一个男人。哈，他真的在！仍旧甜蜜、苦涩、明智，最重要的是，还活着。我惊声尖叫，情难自已，跑到外面的院子里私下品味着他，就像一只猫品尝着偷来的小母鸡。我将脸抵上冰凉的墙面，我亲吻古老的石块，我赞美囚禁。因为只有我在这儿，他被关在监狱，我们才有机会重逢。我知道阿纳托尔最受不了百无一用，终日枯坐，却眼睁睁看着战争向我们袭来，但如果他此刻仍能随心所欲，我很清楚他会就此被杀。而如果囚禁正在损毁他的灵魂，那我只希望他身体安然无恙。余下的事，以后我会尽力而为。
修女们窥伺着我在外面的一举一动，说我正在动摇她们的根基。她们已经习惯了枪炮声和麻风病，却尚未习惯真爱。
显然，我还会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于是，院长嬷嬷玛丽·皮埃尔派我去诊所服务。如果我无法很好地领会何为“贫穷、贞洁、顺从”，那我对驱虫剂、臀位分娩、箭伤、坏疽和象皮病说不定还能更懂一些。几乎所有病人都比我年轻。这儿有各式各样的陷阱来防止人们步入老年。我们的补给来自法国天主教救济会，还有些仿佛是凭空变出来的。一次，有个信使骑自行车沿着丛林小径摇摇晃晃地给我们带来了十二小瓶抗蛇毒血清，每只小瓶都是用女人珠宝盒里的那种薄绢裹好的——这可是让人震惊的宝贝啊，但这宝贝的来路却让我们猜不透。送信的男孩说这是斯坦利维尔一个医生的东西，他正在疏散当中。我想起了给露丝·梅接断臂的那个比利时医生，于是我决定相信露丝·梅应该也和这份礼物有点关系。修女们赞美了主，就开始救那十几个被蛇咬伤的患者。多过我们所失去的那一个。
通过和病人聊天，我的林加拉语渐渐流利起来。刚果北部、利奥波德维尔，以及河流沿岸大部分通航的地区都说这种语言。如果阿纳托尔真能回来找我，我已做好准备跟他去任何地方。但接下来有整整一个月都收不到他的来信，我开始揣测他一定已滑落死亡的深渊，又或者是他头脑清醒了许多，想要摆脱这个错位得离谱的白人姑娘——总之，他已永远离开了，哦，亲切的耶稣啊，就像我妹妹露丝·梅那样，我将再也见不到他。还有艾达、蕾切尔、母亲和父亲，他们也全都离开了。我没有名字，没有护照，只会鹦鹉学舌般地用林加拉语说：“你——还——好——吗？”那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试图从上帝那儿求得某种解释，但上帝音讯全无。每到晚上，在餐厅里，我们都会手放膝盖端身坐直，盯着收音机。它就是我们严厉的小主人。我们接连听到一则则可怕的消息，却毫无应对的能力。自由刚果一度近在眼前，如今却又沉沦了下去。除了把念珠朝自个儿小单间的墙壁砸上去、诅咒暴力之外，我能做什么呢？修女们都极有耐心。她们已在此待了几十年，致力于延长那些营养不良的短暂生命，已完全习惯了周遭肆虐的悲剧。然而看着她们一眨不眨的眼睛和那框着脸的浆洗过的白色头巾，我只想尖叫：“上帝的意志不是这样来完成的 ！”没有谁，哪怕是一个因其他许多事而分心他顾的上帝，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
泰莱丝说：“这不是我们该去过问的 。”③ 这话很有说服力，就像玛土撒拉嚷嚷的那样：“姐妹，上帝无上伟大！去关门 ！”
“我以前听过这话。”我告诉她，“我敢肯定刚果人在忍受比利时人的这一百年来，也都每天听到这话。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点反抗的机会，我们却坐在这儿，眼睁睁看着它一出生就夭折。就像今天早上那个得了破伤风的女人生的孩子，浑身发青。”
“这比喻太可怕了。”
“可那是事实！”
她叹了口气，又重复了一遍已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修女们在战争中是不持立场的。就算面对敌人，她们的内心也必须怀着仁慈。
“可到底谁是敌人？快对我说呀，泰莱丝。你不想去恨的究竟是哪一边，是白人，还是非洲人？”
她把床单猛地一抖，用牙齿咬住当中，把它对半折好。我想，她这样做也许是想把自己的嘴堵住吧。
“我会和辛巴④ 们一起战斗，只要他们愿意。”我曾向她袒露过这个想法。
泰莱丝有一种斜着眼看我的方式，我心想她许下誓愿的时候是不是太草率了。她被扫雷舰吸引住了。“你有个很好的目标，意志也很坚强。”她在折起的床单背后认可了我，“那就去加入他们吧。”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
她停下来，严肃地看着我。“我没在开玩笑 。⑤ 但就算你是个男人，这儿也不是你和辛巴们并肩战斗的地方。你是个白人。这是他们的战争，该发生的事总归会发生。”
“那是他们的战争，也是上帝意志的战争。该死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都在里头掺和。”
“院长嬷嬷会用消毒剂洗你的嘴巴。”
“院长嬷嬷会觉得消毒剂该用在更要紧的地方。”而且哪儿都不够用，我心想。在我私密的小单间里，我把那些男人通通诅咒了一遍——艾森豪威尔总统，利奥波德国王，也包括我的父亲。我诅咒他们把我抛入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白皮肤落到了错误的一方，绝对错误的一方。
“如果上帝真的在插手的话，”我告诉泰莱丝，“那他就是在大肆嘲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望。他这是在让人们确信肤色永远决定一切。”虔诚的农家姑娘和扫雷舰再也无话可说，于是我们便将床单和不同颜色的衣服折好了事。
的确，辛巴们会当场开枪把我打死。他们是一支满怀绝望与仇恨的军队。无论是斯坦利维尔的小男孩，还是村子里的老人，任何一个能找到枪或大砍刀的人，都已聚合成众奋起抵抗。他们用叶片将恩基西绑在手腕上，宣称自己刀枪不入，根本打不死。确实如此。阿纳托尔说：“你要怎么杀掉一个已死之人呢？”我们听闻过他们在刚果东北部是如何磨尖牙齿、攻打侵略者的，他们靠的就是满腔的怒火。斯坦利维尔有三十个白人被杀，其中有两个美国人——我们从短波电台听说了这消息，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夜幕降临之时，联合国便会发布他们的回应，从空中和地面进攻。联军，他们就是这么给侵略军命名的：美国、比利时，还有从猪湾撤回来的雇佣兵。随后几个星期，我们无数次听说白人在斯坦利维尔遭辛巴们屠戮。报道有三种语言的版本：法兰西电台，BBC，蒙博托从利奥波德维尔发出的林加拉语新闻广播。这些新闻喉舌堪称同声相应。那三十个白人，愿他们的灵魂安息，他们都极力反对亲独立人士，大力赞助全面入侵的举措。至于有多少刚果人被比利时人所杀，因劳役和饥饿而死，被特警所屠，如今又被联合国士兵所戮，我们则根本无从得知。不计其数。或者说，就算有可能数得清，也一文不值。
直升机飞临的那天晚上，震天动地，把我们都从床上掀了下去。我还以为这座古老的石砌修道院马上就要坍塌了。我们奔到外面，直升机的旋翼搅动着空气，树梢上刮起狂风，撕扯着我们，将我们素净平整的白色睡衣抽打成了一团泡沫。修女们很沮丧，画着十字，匆匆忙忙地回自己床上去了。我做不到。我瘫坐在地上，抱着双膝哭了起来，那应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泣。我号啕痛哭，嘴巴大张着，为露丝·梅，为我们因自己的错误付出的徒劳无益的牺牲，为如今将要发生的事情，为每一个亡者和未亡者，为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为每一个毫无希望的刚果儿童，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正在分崩离析——到了清晨，我势必已变成一堆白骨，融入修女们菜园里的腐殖土之中。一堆产不出卵、无法哺育的白骨，仅此而已——这样的未来，我曾预料到。
为了让自己不至分崩离析，我得尽力恳求一些更为可控的事情。我最后选中了阿纳托尔。跪在修道院那尊面容已遭侵蚀的圣母小雕像前，我尽心尽力地为未来的丈夫祈祷着。为了生存的机会，为了幸福和爱，为了有孩子的可能性——如果无法直率地祈求性的话。我发现自己已几乎记不起阿纳托尔的容颜，也全然无法描绘上帝究竟是何等模样：到最后，他的长相竟酷似我的父亲。于是，我试图把耶稣想象成福尔斯修士的模样。塔塔·比迪比迪，他那和善漂亮的妻子，还有他们那艘岌岌可危的小船，他们沿河分发奶粉、奎宁，以及对孩子的爱。多看看上帝的造物，这就是他的建议。好吧，我们院子里的棕榈树被直升机刮起的旋风撕扯、压伏，似乎已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不适合接受我的祷词。于是，我就专注于院子四围结实的墙壁，直接对着黑砖祈祷。我祈求它们：“请让阿纳托尔周身的墙壁也像这儿一般坚实。求砖石为他撑起一片屋顶，不让可怖的天空落于他的身上。”我对着非洲古老的黑砖祈祷，那些砖块都是从长久在此的黑沉沉的土地下掘出来的。那是唯一可信、可靠之物。
①③⑤原文为法语。
②“泰莱丝”原文为“Thérèse”，故有此说。
④指辛巴起义军，该起义由卢蒙巴的支持者于 1964 年在刚果发起。辛巴在斯瓦希里语里的意思为狮子。

蕾切尔·阿克塞尔罗特
约翰内斯堡，1964年
要是我早知道婚姻会是怎样一番状况，那好吧，我还是把嫁妆箱里所有的亚麻布全拧成一股绳子，在树上把自己吊死得了！
住在南非，我并不介意，这儿似乎根本算不上是外国。商店里绝对是要什么有什么：布雷克特制配方香波、飞利浦妆前控油镁乳、金宝牌浓缩番茄汤，的确是样样都有！景色也很美，尤其是坐火车去海滩的一路上。我会和女友们带上各自的野餐篮，装上香槟和托布勒饼干（其实是曲奇，不是饼干——当我买回来准备蘸着肉汁吃的时候，可以想见我有多惊讶）一起去乡间，纯粹为了看看连绵起伏的青山美景。自然，当火车经过小镇时，你就得往另一侧看了。因为镇上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美景，真的。他们会用生锈的马口铁或板条箱的箱边搭房子——把有字的那一面朝外，敞开了给人看！但你得想法子去理解，他们和我们的道德观不一样。这正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个部分，要理解差异。
除此之外，这个国家和其他任何地方就没什么差别了，就连天气也很典型。我总觉得其他国家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非洲还能这么正常。唯一不好的，是赤道在我们北边，四季的轮换总是次序颠倒，这确实需要适应。但我抱怨了吗？当然没有，不过就是在盛夏时节准备一棵圣诞树，再唱一曲《闪亮的圣诞节》，在中庭里来一杯马蒂尼，不再去东想西想。我这人适应能力极佳，我甚至都不介意对女仆说南非荷兰语，一旦掌握了这种语言，它其实就和英语是一回事。反正也只要下下命令，任何一种语言下命令的说辞都差不多。而且，要是你在广播里听见“Nuus”① 这个词儿，啊哈，就算是傻瓜也能猜出那就是“News”② 。所以，你只要站起身，换到英语台就行了！
从周围的环境来看，我的生活算是不错。我把过去抛诸脑后，想都懒得去想。我有家庭吗？有时候，我会停下来问自己。我有母亲、父亲和妹妹吗？我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吗？看上去似乎并非如此。倒像是我就在这儿，一直在这儿。我有一张很小的相片，是和妹妹们的合影，剪成了心形。当我离开刚果那个恶劣的地方时，我戴的黄金吊坠里碰巧就夹了这张相片。有时，我会把它拿出来，端详着那些悲伤、白皙的小脸蛋，想分辨出自己在相片里的位置。只有在那种时候我才会想起露丝·梅已经死了。我说过，这一切都因利娅而起。但老实说，主要还应该是父亲的错，因为我们其他人都只能依照他说的话去做。如果由我来决定的话，我永远都不会踏足这个蛇患猖獗的地方。我会窝在家里，让其他人去传道，只要他们心甘情愿。真伟大！但这张相片太小了，我几乎得把它凑到鼻尖，才能分辨出谁是谁。盯着它看很伤眼睛，所以大多时间它都待在抽屉里。
就像我说的，我对现在的状态大体还是满意的。我的不幸源自另一个层面：我的婚姻。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简直罪大恶极。不得不说的是，他还是没把我当一个真正的女人看！他只是把我当成奴隶、女友、女仆。他想要的时候，就会在我身上爽一把，爽完，人又不见了踪影。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天知道去干什么勾当，让我大好年华只能独守空房。但如果我威胁他说要弃他而去，他就会叫我可怜的小富婆。（而如果我们真的有钱，那故事就会截然不同了。）他说我离不开他，因为我们在这儿认识的男人里，没一个人养得起我！这可太不公平了。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的房子都比我们的漂亮。他因在刚果的差事得到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一笔不错的积蓄，但我见到了吗？没有，先生，真的，我连床垫底下都翻过了，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人。床垫底下倒是有一把枪。他说那笔钱他已经拿去投资了。他声称自己又干起了老本行，到刚果做钻石生意，现在有了许多外国合伙人。但不管到了哪一天，他还是得靠你提醒才会洗澡。所以，如果他有什么外国合伙人，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也这么对他说了。于是，他从啤酒瓶上抬起脑袋，伸长脖子，好好地笑话了我一通。他说：“宝贝，你的心智已经完全脱离这世界了！”脱离这世界指的是到了外太空的真空地带。哈，哈。那是他最喜欢的笑话。他说我的脑袋瓜就是块白板，他知道的任何一桩国家机密都可以告诉我，就算让我听完后直接去大圣国际③ ，他也丝毫不用担心。他说政府应该雇我到敌对阵营工作。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卿卿我我的打情骂俏。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当着我的面大笑不止！哦，告诉你吧，一听这话，我就大喊大叫起来，最后还威胁说要把自己弄成个黄脸婆。
然而我不会再忍着过这种日子了。我睁大眼睛，等待时机。在浴室里照镜子的时候，只要是我独自一人，他不在家，我就会狠狠地骂他一通，就像以前在镜前骂父亲一样。“你等着瞧，”我告诉他，“我会让你知道到底谁的脑袋瓜才是块白板！”
如今，蕾切尔·普莱斯就要迎来她的曙光了。我有一记绝杀，对谁都没透露过，尽管这事千真万确，我心里很清楚：我在大使馆有个很好的机会。
事实上，达尼埃尔只不过是个一等专员，但法国人无论职位高低，都绝对是些有头有脸的主儿。就像我说的，我们是通过坦普尔顿夫妇接触到这些要人的，他们夫妇会举办盛大的舞会。“过来喝杯酒，来点布拉伊。”意思是烧烤，在约翰内斯堡我们都这样说。那些派对很有国际范儿，有苏格兰的威士忌、美国的密纹唱片，还有大使馆的八卦。之前总理脑袋上中枪，黑人被狠狠镇压了一把。这绝对有必要，但也造成了许多外国使馆的误会。尤其是法国这个国家，趾高气扬，威胁说要撤走设在南非的机构。我们一直听说达尼埃尔要改去布拉柴维尔上任，有好几个礼拜了。他的法国小妻子罗比娜都要受不了了，对此我可是看得很清楚。她有一点是出了名的，只要看女仆不顺眼，就把她们给炒了。她担心凡是在约翰内斯堡文明疆界之外的，都是愚昧至极的非洲。她和达尼埃尔已经处于分手的边缘，即使他们并未察觉。所以可以说，我的机会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我在他耳边悄声细语，“我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如果换成我，一眨眼工夫就跟你去了。”这番话我是两个礼拜前在坦普尔顿夫妇家的周六派对上说给他听的。当时，我们正在舞池里，随着四季乐队的《大姑娘不哭》缓缓地跳着舞。碰巧我记得就是这首歌。因为就在那天清晨，我发现了阿克塞尔罗特的另一个小妞。但我是个大姑娘，所以我梳了梳头发，去了市区，给自己买了件崭新妩媚的红色泳衣，还是露腰的。我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稳操胜券。就像杂志上说的那样，只要脸带微笑、身着分体式泳装就行！在半个月前的那个礼拜六，坦普尔顿夫妇的派对上，我就是这么如法炮制的。
“在刚果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我对着达尼埃尔款款软语，“我会接受布拉柴维尔，还会保持微笑。”
猜猜怎么着：我可是真打算这么做的！我应该现在就着手收拾行李，再定做一件迪奥礼服。在对那个男人有所了解之后，我已经可以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哈，看他对待我的样子！男人只有在产生了某种感情后，才会做那种事。我可以十分确定地告诉你，我很快就要成为大使专员达尼埃尔·杜普雷夫人了。埃本·阿克塞尔罗特这下省心了，除了女仆之外，没人会给他收拾袜子喽。而达尼埃尔呢，蠢到家了，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着了什么道。
①②分别为南非荷兰语和英语的“新闻”。
③蕾切尔把“Amnesty International”（大赦国际）说成了“Damnistry International”。

利娅·普莱斯·恩甘巴
比柯基传教站，1965年1月17日
站在旱季清晨的迷雾中，周身寒冷。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吧，也许只是因为我的血液太稀薄。以前，当我们抱怨佐治亚州北部凛冽的寒冬时，父亲通常就会这么指责我们。当然，这儿没有冬季，赤道就不偏不倚地穿过我们的床。阿纳托尔告诉我，去外面的灶间捅一捅火，就等于从北半球跑到了南半球。所以我现在确实当算作有阅历① 之人了，尽管如今已几乎不可能离开传教站。
真相直白而又苦涩：正是今天这个日子令我寒彻骨髓。我试图不去注意日期，但盛开的一品红却冲着我咆哮说，无论如何，那个日子已然临近。一月十七日我会早早醒来，心痛不已。那时我为何要自鸣得意地说：“谁有胆量跟我一块儿出去？”正如我对她的了解，她最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别人称为胆小鬼，更何况还是被她的姐姐。
那个周年纪念日，我们家过得一片阴惨。早上我杀了一条蛇，用大砍刀把它劈成碎块，再把三段蛇身扔进树丛。那是条大黑蛇，雨季快结束时，它一直在后门逡巡。阿纳托尔走出来，看着我的杰作，弹了弹舌头。
“那条蛇根本就没伤到我们，贝埃内。”
“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早上醒过来，就想着一报还一报。”
“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条蛇在错误的一天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它吃了很多老鼠。现在，老鼠会跑进你的木薯堆里去了。”
“是黑老鼠还是白老鼠？我想我分辨不了。”
他看着我，看了很长时间，想要琢磨明白我的用意。最后，他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悲哀这么特别呢？基兰加的儿童每天都在死去。此时此地，也有孩子奄奄一息。”
“哦，我怎么把这事 给忘了呢，阿纳托尔。她只不过是那天离世的无数人当中的一个，更何况还有伟大的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我敢肯定从长远看，露丝·梅完全无足轻重。”
他来到我面前，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十分蓬松凌乱。要是我还记得要当一个称职的刚果妻子，我会用头巾把头发包起来。阿纳托尔用衬衫下摆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我的眼睛。“你以为我不记得小妹妹了吗？她拥有一颗像獴一般的心。勇敢，聪明。她是基兰加所有孩子的头儿，其中还包括她的大姐姐们。”
“别谈她了，去干活吧，温达姆博蒂 。”我把他的手推开，瞪了他一眼。别再提她了，我也不会去说你的卢蒙巴。他就像这条可怜的蛇一样被大砍刀砍碎，碎块被扔进了伊丽莎白维尔一座废弃的房子里，而我那可憎的故国竟还为之欢欣鼓舞 。我腾腾腾地走入灶间，听见老鼠早已跑进了木薯堆，正是对我怨怼之情的回敬。
这是我和阿纳托尔不得不苦苦熬过的一天。我听别人说悲伤可使人亲近，但我和他心里的悲伤却迥然相异。我的悲伤是白色的，毫无疑问，而且还是美式的。我念念不忘露丝·梅的时候，他和其他刚果人却在秘密地为早已丧失的独立举办举国哀悼日。我还记得，多年前，蕾切尔因她那条绿裙子上烧出一个洞而真心地号啕大哭，而与此同时，就在我们门外，赤身裸体的孩子们却因空空的腹中烧灼的胃洞而凋谢。那时我真的怀疑过，蕾切尔的心是否只有顶针那般大小。我想他今天也是那样看我的。除此以外的任何一天，我都可以像我的老朋友、那些本笃会修女那样，祈祷在侍奉更大的荣耀时，让自我意志丧失殆尽。但一月十七日，在我这颗自私的心中，却只念着露丝·梅。
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我注视着阿纳托尔拎起书包，以他特有的脊背挺直的坚定步态，沿路朝学校走去。阿纳托尔。我对造物的第一篇祷告应验了。我们俩至少在身体上因各自囚室的石壁而得以保全。但心灵上的改变，我们仍在挣扎着去理解。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孩提时代的那些祷告所用的语言。于是，我的头脑里回荡着自身广大的静寂。而阿纳托尔却找到了塑造信仰的新语汇。
他的处境和我的一样怪异，却也堪称幸运——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如今，大多数异见人士均遭处决，或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但在一九六一年，蒙博托的军队才刚刚组织起来，仍有不少漏洞。刚开始的时候，阿纳托尔靠和两个百无聊赖的卫兵用瓶盖当棋子下棋打发日子，他们允许他读书、写东西，只要不逃跑就行。他们都喜欢阿纳托尔，很过意不去，说自己还要养家糊口：蒙博托的副手每天清晨过来清点囚犯人数的时候，会给他们几个子儿或一点大米。清点结束后，他就能到院子里遍体疮疤的芒果树下教课。不管是卫兵还是囚犯，随便哪一天，只要有人想学点儿东西，他就会教他们读书认字。卫兵们会帮阿纳托尔弄到书，不辞辛劳、想方设法地将他的信寄往各个国家。他就在蒙博托的眼皮子底下，发现了伟大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夸梅·恩克鲁玛的著作，以及安哥拉的年轻医生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诗歌。于是他和他们通起信来。内图和阿纳托尔差不多同龄，也是从传教士那儿受的教育。他曾留学国外研读医学，回国后开了家诊所，好让他的同胞获得适当的治疗，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天，一帮白人警察把他拖出诊所，打得半死，然后押入了监狱。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却遭到机关枪扫射，如被伐断的树木般成批倒下。不仅如此，葡萄牙军队还四处将村落焚为平地，以抑制内图的人气。然而，他一出监狱，民众便纷至沓来，和他一起在安哥拉组成了反对党。阿纳托尔受内图的榜样鼓舞，一直在谈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个地方与他相逢。我简直无法想象，毕竟对他们来说，就连现在继续通信都会很危险。
当然，阿纳托尔最忠实的狱中通信者乃是班加苏的一名修女，这把他的狱友都逗乐了。通往拯救的长木板 ！② 他们就是这么取笑他的，意思是最后的希望。但直到去年秋天我们重逢的那个时候，我对上帝并无多少信心，而且见谁跟谁急，顾不上拯救别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受够了“贫穷、贞洁、顺从”这种话，现在要旧装换新颜，让自己成为阿纳托尔的妻子。一辆医疗疏散吉普把我伪装成尸体，一路历经险阻，将我运到了比柯基。那是科基拉维尔郊外一座废旧的橡胶种植园。我的心上人，经历了三年并无正式指控的牢狱生活，最终获释，他正等在这儿，让死人复生。
我们选择比柯基，是寄希望于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找到他认识的人——以前的朋友或橡胶业从业者。但大多数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离开了这个国家。不过还是有惊喜的：他见到了伊丽莎白姨妈，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十年前，她来这儿找他。那时阿纳托尔已经离开了很久，但伊丽莎白在传教站找了份工作，生了个孩子，之后就没离开过。对阿纳托尔来说，此前的人生一直背负孤儿的身份，现在却既有了亲戚又有了妻子，变化不可谓不大。
传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镇，农业站也几近荒弃。辛巴们虽未在此地安营扎寨，却仍将欧洲人的地盘清理得干干净净。种植园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在我的想象当中，是那些橡胶工人被砍掉的幽灵之手把这里拆除的。）仅剩下的一栋楼里有座图书室，正是阿纳托尔小时候当用人时自学英语读写的地方。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成了婚，由村长主婚。婚礼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图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赐福，并给母亲带去了一束红色的九重葛。伊丽莎白姨妈在我们肩头披上了传统的婚纱，叫作恩佐勒，这种漂亮的超大缠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还可以当床单用。
在鼎盛时期结束之后，种植园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间曾被用作军队的库房、产科医院和山羊厩。如今的计划则是用来作学校。科基拉维尔的部长颇为欣赏阿纳托尔，所以对他坐过牢的记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聘他当该地区中学③ 的校长。我们还想推出农业拓展项目，培训以前在橡胶种植园工作的工人种田、自给自足。我自愿去诊所干活，一名几内亚医生每个礼拜会从科基拉维尔过来一次，给婴儿打疫苗并看诊。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去年秋天，阿纳托尔和我仍是风雨同舟，高声宣讲着“独立”。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抬眼望天，仿佛那是一只神奇的鸟儿，我们可以呼唤它，让它自空中下凡。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们的希望日趋渺茫。但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外国黑手轮番在幕后操纵，白人国王换了一个又一个。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国顾问甚至在这里发起过一次选举，后来却恼羞成怒，因为当选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万·基赞加，卢蒙巴的副官。于是，他们就派军队闯入国会，重新选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如果美国人想教我们民主的话，那这堂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纳托尔评论道。
“刺激得让人大气都不舍得喘上一口。”我也赞同。
他说我有多重人格：说林加拉语时，甜美、母性；讲英语时却尽是嘲讽。我告诉他：“尽瞎说——我说法语的时候，还是扫雷舰呢。那哪种人格让你最恼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额。“最让我恼火的是，我竟然这么爱我的贝埃内。”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吗？当邻居或学生们问我的国籍时，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国家。他们都相信。
最近几个月，政府发给我们的薪酬日渐缩水，从接近于零沦落至彻底为零。我们告诉共事的人们，不必仅仅因为缺少资金就气馁。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在私下里抨击蒙博托，都会冒脑袋被砸开的风险，这自然会让我们气馁万分。我们靠自己能找到的东西过活；听说有朋友们的消息时，总会先深吸一口气。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纳托尔的其他两名学生，在南边的一条路上被军队杀害了。帕斯卡的背包里装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响的二战时期的手枪。我们是在圣诞节那天听说这件事的，当时法因坦和赛琳·福尔斯前来拜访我们。他们现在住在基贡加，在他们之前说过的那座万巴河边的传教团医院里。能看见他们，我自然很高兴，但每次重逢都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他们离开后，我哭着入了眠。我几乎已经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开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梦中，猛地推开一扇扇窗子，让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胆举动，让路上的某个军官注意到了他们？会是因为我愚蠢地教给了他某个英语单词，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吗？就像我们无知地让家里那只鹦鹉学会了脏话，害它一命呜呼。
这就是与我们同生共息的那种疯狂和恐惧。我们的邻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对者，辛巴们。后者犹如狮子般在刚果北部寻衅猎杀。辛巴们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其行为却日益离谱。我们在短波电台上收听到各种暴行，之后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闻播报里听到更夸张的版本，很难知道何者为真。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我们要吃什么，让看管孩子这件事占据我的头脑。我的确不怎么害怕辛巴，尽管我是白人。阿纳托尔极受尊敬，我和他的联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过或许也不能。正义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
父亲仍继续惨淡经营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 ”教堂。福尔斯夫妇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在某种狂躁的状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车到达了基贡加的传教站，嚷嚷说自己体内满是毒素，火烧火燎地让人难受。他声称自己生吞了一条活蛇。传教团的医生给了他奎宁和驱虫药。花钱可以让蛲虫滚蛋，但绿曼巴蛇却不太可能被驱走。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已彻底离开了基兰加，没入丛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时，入夜之后，我会想，也许他已经死了，而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这种想法摧人心肝。于是我躺在那儿，醒着，酝酿着搜寻他的计划。但到了白天，满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理会父亲。我没法独自行动，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这个险。我很清楚现在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危险。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在这儿，那是信仰扎下的根——法因坦·福尔斯便是一例，还有那些偶尔现身的陌生人，他们问我能否帮个忙，传个信息，或代为保存一盒药品，直到找到船把药品送往上游。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顿饭，在地上弄个铺位，就为了能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们和父亲实在不像。没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虚，所以，能听听这些男人柔声讲述他们在茅草苫顶的棚屋里组织医疗团队、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蹲着栽种大豆、为学校安装发电机等种种事迹，确实是种安慰。他们冒着被蒙博托发现的危险，忍受着穷乡僻壤种种难以想象的寄生虫，留在了这里。在昂德当夫妇和他们的同类逃离这个国家后，他们不忍看到这里的儿童只能坐以待毙、忍饥挨饿。正如福尔斯修士很久以前对我们说的那样：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
但形形色色的来访者终究难得一见，大多数时候，日子完全一成不变地过着。我觉得，如果说这种生活无聊，听起来实在好笑。若我小时候试过去想象如今在丛林里的这般生活，应该会被这种冒险经历惊呆吧。我现在倒也是挺呆的，却是因为艰难生活的单调乏味。到了晚上，我们就瘫倒在床。我成天在大豆田、灶间、集市、诊所，以及我在农业学校开授的营养班之间来来回回。每一天，我都在怀疑自己吸收的信息不及给出的多。而卡路里肯定是入不敷出的。我们有木薯和甘薯可以填饱肚子，可是蛋白质比钻石还要稀有。为了一个鸡蛋、几把豆子、一只珍贵的鸡或几条新鲜的河鱼，我整天都要讨价还价。要不然就搭个顺风车去科基拉维尔的集市，在罐装火腿这样的宝贝前驻足凝视，那可要花一大笔钱哪。有时，我还真买了下来！但今年冬天，阿纳托尔的体重下降了。我则瘦得更厉害，八公斤。降速奇快，让我着实有点害怕。或许，我又感染鞭虫了吧。圣诞节期间，我很确定我已经怀孕了，但如今又很肯定并没有在怀。或许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体重下降的吧。不过还是不向阿纳托尔提这事为好。如果可能的话，不去多想反而更好。
我正在逐一失去家人。父亲已然失去，不管他在哪儿。而蕾切尔，我只会更唾弃她，要是我知道要朝哪个方向喷射怒火的话。想必是在南非。我猜她终于采到了富矿，就是她那位极具白人品质、唯利是图的丈夫。我没法找到可靠渠道给母亲和艾达写信。蒙博托的邮政部长是蒙博托老婆的亲戚，去年一年，他已停发了邮政职工的工资，这样他就能用这笔钱给自己在提斯维尔盖栋豪宅。如今得花大笔的钱贿赂，或通过私人关系，才能向国外寄信。至于寄来的信件，我只能认为它们都堆在了利奥波德维尔的某个地方，等着被检查是否能从信里搜刮到钱或值钱的东西。
如果说民众因这些不清不楚的损失——信件、工资、某位步行回家的朋友——而震惊莫名，他们也都不会去提及。除了忍受，这儿的民众还能怎么办？他们只消瞅一眼蒙博托手下那些警察所穿的外国制造的昂贵制服，就会明白自己心里的想法是万万不能外露的。他们知道究竟是谁在给蒙博托撑腰，也知道在远达天边的某个地方，极其宏大的规则已然制定：白人和黑人的性命乃是截然不同的货币。当三十个外国人在斯坦利维尔被杀时，每个死者都以某种方式和实实在在的金钱捆绑到了一起，他们得到的是像比利时法郎这样的金本位硬通货。但一个刚果人的生命就像百无一用的刚果纸币，你大可以一抓一大把或把它装满一大桶，堆到生意人的手里，却仍旧买不了一根香蕉。我这才明白，我身边的男人女人一向都很清楚，他们的整个存在对大多数白人而言，还不如一根香蕉来得实在。当他们抬眼看我时，我能从他们的眼里读出这一点。
一月是个难熬的干旱月份，我觉得很孤独。也许是想念我的同类，无论是谁。有时候，我想离开，至少回家见见母亲和艾达，但金钱、旅行的可能性和护照——要得到此等必备之物比登天还难，让人连想都不敢想。我的白日梦最多也就延伸到家门口，我在那儿止步，回头望向阿纳托尔，他在说，和你无关，贝埃内。
今晚，他会忧心忡忡、筋疲力尽地回到家。若无资金，要想让中学再办一个学期，绝无可能。做父母的都很担心教育只会将他们的孩子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可怕的是，他们没错。但他不会谈这事。他会蹑手蹑脚地走入灶间，潜行至我身后，搂住我，惹得我惊声尖叫、哈哈大笑。他会用指关节摩挲我的头发，喊道：“老婆，你的脸拉得和鳄鱼一样长啦！”
我会告诉他这张脸也已经和鳄鱼一样丑，皮肤也和鳄鱼差不多粗糙。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他和我理论一番。一月对我来说很难熬，我很清楚这点，我需要他再三说我是个顶梁柱、好妻子，他当时娶我并非犯傻，我的白皮肤不会让人一见就觉得受了冒犯。让我们沦落到如今这个一月十七日的每一个错误，那些让人背负着那么多罪恶及悲哀的错误，均与我无关。
他曾有一次提醒我，第一条绿曼巴蛇是冲他去的。因为是他鼓励大家对我们这些白人进行讨论，才激起了塔塔·库伏顿度的怨火。他责备自己对村落政治做出了误判。我想我们大家的肚子里都有那条蛇，但阿纳托尔却无法拿走我体内的那一条。如果我无法为在这天离世的无数人哀悼的话，那我就从一个人开始，从那里出发。我所珍爱和信任的童年信仰至今已所剩无多，但我仍然知道何为正义。只要我这辈子还在背负着露丝·梅，只要我的耳中仍能听见她的嗓音，我就仍能和她在一起。
①原文为“worldly”，意为“有阅历、老成”，同时“world”亦有“世界”之意，与前文南、北半球呼应。
②③原文为法语。

艾达·普莱斯
亚特兰大，埃默里医院，1968年圣诞节
我开始失去我的迂折① 。
我在医学院里交了一个自命不凡的神经病学家朋友。他坚信我这辈子都在身体力行一个极其严重的谎言。艾达的假帽。② 照他的看法，像我这样很早就发生的大脑损伤不应对身体活动造成持续的影响。他坚称，在我大脑皮层未受损的部位一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补偿机制，而我拖拉疲沓的右侧身体仅仅是在固守幼年期习得的一个习惯而已。当然，我将他嘲笑了一通。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去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我对艾达的整个概念竟然是建立在我的身体与大脑的彼此误解之上的。
但这个神经病学家极有说服力，长得又很俊，还获得了一笔任谁都会朝思暮想的科研款项。为了证明他的错误，我就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他设计的一个实验项目。整整六个月，他让我做到彻底不走路，以便将所谓不良习惯的神经通路清除干净。靠着朋友们的帮助，我将自己那间小公寓重新布置了一番，使其适宜一个成年婴儿居住。每天清晨，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从床垫上匍匐到厨房地板上的咖啡壶和电炉前。我只使用冰箱的下半部分。为了保持尊严，去工作时我会坐着轮椅。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儿科轮值——运气不错，因为儿童不太会将自己的疾病怪罪于瘸子，不像成人。成人对于你说的话只是一耳进一耳出，心里则总惦记着圣经里的指示，“医家，你医治自己吧！”但我发现儿童都很高兴有个坐轮椅的医生为他们看病。
在家里，当我试图记牢地毯上的瑕疵，我的肢体开始学习交互配合。一天，当我向前伸出左臂的时候，我感到一股橡皮筋般的力道在身下牵引着我的右腿往前探去。一周后，我发现自己能轻松地靠双手和脚趾来平衡身体，将我的臀部往上推至空中，再翻身落下成坐姿。我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成就拍手庆祝，谢天谢地，没人看见。又过了没几个星期，我的双臂就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抓着家具把自己拉起来，再松开成站姿。现在，通过摸索，我已能摇摇晃晃地走出一条直线。我学会了双脚轮流迈步。我并非重新学习，这完全是第一次。因为母亲声称，这些事我在婴儿期一样都没干成过。她坚称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整日哭着闹着要利娅待在身边陪我玩。直到后来有一天，我毫无预兆地从沙发上滚落，便跟着她一瘸一拐地走了起来。母亲说我从没做过任何练习，只是一直盯着利娅，让她为我们俩犯错，直到我准备好勉强准确地独自完成为止。母亲如今对我很好，或许是因为我比其他孩子离她更近吧。但我并不同意她的说法。我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只是都是在心里犯下的。
花了好长时间，我才终于相信自己得救了。并不是说不再歪斜了：我的身体仍有些斜，动作总是慢上好几拍。而是说我从自暴自弃中得救了。事实上，直到今晚，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利娅眼下正在亚特兰大，如果说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的话，至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利娅和阿纳托尔，还有他们小小的儿子帕斯卡和另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利娅正在修农业经济学，而他们所有人正在尝试一个宏伟的计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我觉得这番努力肯定长久不了。我和他们一起去食品杂货店时，我感觉他们都畏首畏尾、一惊一乍，心里却又满怀着嘲讽。他们当然会这样。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时的情景：在亮如白昼、令人目眩的仓储式卖场里，整排货架上尽是些发胶、洁齿膏和爽足粉之类的东西，仿佛我们的蕾切尔突然前来掌管了一切。
“那是什么，艾达姨妈？那个呢？”他们的帕斯卡问道。小家伙眼睛睁得滚圆，边走边伸手指着过道两边：一罐粉色罐身的脱毛膏，一听喷洒地毯用的清香剂，还有一堆盖着盖子的容器，大小和我们每天扔掉的罐头一般大。
“那是些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可是，艾达姨妈，怎么会有这么多种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呢？”
我想不出冠冕堂皇的回答。为什么我们有人对用什么牌子的牙膏纠结，有人却在湿泥土和骨灰之间纠结，不知道哪一样能平息空荡荡的胃壁火烧火燎般的难受呢？对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我实在无法把美国向他解释清楚。我们把这难题留给了阿纳托尔，因为他总能瞬间洞悉一切。他冲着巨大广告牌上近乎全裸的女人发出嘲讽的大笑；与住在亚特兰大街角的流民交朋友，问他们很详细的问题，比如睡哪儿，怎么吃东西，得到的回答都很有趣。你大概想象不到，有多少只栖息于亚特兰大公共图书馆檐下的鸽子最终成了格兰特公园里的烧烤。
我发现自己和阿纳托尔志趣极为相投。我觉得，我和他都是被标了记号的人。乍一看是些怪人，但又学会了照表面现象来接纳这个世界。他的孤儿身份、他的离乡背井、他那热切而怀疑一切的心灵、他的孤独，都使他早早就带上了标记。我注意到他也是反向理解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广告牌上的卖点到底是什么，贫穷从何而来，又去往何方。我不应觊觎我的姐夫，但我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他。阿纳托尔和我一样，栖居于同一种孤独氛围之中。我们之间的区别是他能够为了利娅放弃自己的右臂和右腿，而我早已这么做过了。
如果脱离了瘸腿的状态，我是否会彻底迷失呢？
在露丝·梅和那么多孩子死亡之后，我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存活下去呢？我的救赎会是死亡吗？
在医院里，我有大把的时间来思考这类问题。我想起自己能接触到无数种麻醉药品，安眠是绝对可以实现的。你睡着的时候，上帝就看不见你，露丝·梅坚信这一点。恶不会剥夺沉睡中的眼睛。生存 ！③
死亡。
他们时常拜访母亲。去年，母亲新找到了一个类似教会的去处，便放弃了伯利恒的花间隐居地，搬入了亚特兰大的公寓楼。她要游行示威，争取民权。他们付她工资，让她去办公室上班，但我知道她是为示威而活的。她颇擅长此道，而且对危险无动于衷。有一天她冒着催泪弹步行了一英里，然后晚上来到我的住处，好让我检查她的角膜，看是否有损伤。她的双眼完全没有丝毫红肿。我觉得子弹根本伤不着她。
我忽然觉得我也需要宗教。尽管母亲如今已有信仰，可她仍在受难。我相信身边没人的时候，她无时不在同露丝·梅说话，祈求她的宽恕。
利娅也有信仰：她的宗教就是受难本身 。
蕾切尔没有。显然，我们这几个姐妹里，就属她最快乐。不过也许可以说，她信仰的是自己这个自创一格的女神。
我没能那么经常和利娅及阿纳托尔见面，对此我很抱歉。当然，我是个医学院学生，课程安排毫无人性，大家都体谅这一点。而且，我住在另外一个校区，和已婚学生的宿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在那儿造孩子，而我们在这儿只能救孩子。
这个月十分难熬——得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轮值。上个礼拜，我们失去了两个孩子。昨天，圣诞节的前一天，时钟转过整整两圈，我始终在照看着三个小生灵，他们的肺吃力地运行着。由于早产，他们的肺犹如蝶翼般平展、无用。是三胞胎。我想起了内尔森关于如何处理双胞胎的说法，以及漠视该传统将会造成的可怕后果。我们这儿的情况更糟：三重灾难降临到了这对可怜的父母身上。我和孩子的爸爸谈了谈，那是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我们说起应好好养育这些患病儿童的时候，他用的是假设语气，显然他并不想耗在这些孩子身边。于是，重负就落到了做妈妈的人身上。当医院里的机器发出轻柔的蜂鸣声，当白底鞋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窸窸窣窣时，灾难却轰鸣着落到了自己也仍是个孩子的母亲身上。这是她的圣诞礼物。她将签下一辈子的卖身契。面对这三只瞎老鼠，她的生活将再也无法摆脱劳碌和失望。身为没有丈夫的妻子，学校里的朋友仍徜徉于花季之中，她或许会用菜刀割断他们的尾巴。④
谁说她不该披散头发、甩着脐带跑入森林，跪下来，把三个小家伙依次放到松树下？谁敢说我处方给她的静脉滴注和保温箱就真的是明智之举？
如果母亲当初选择离开我，又有谁能责备她呢？
子夜过后，我在实习医师休息室里的小床上睡了过去。但我连连做梦，睡得极不踏实。装在管子里的各种肤色的患儿在我的脑袋、胳膊和手上舞之蹈之。“生存还是死亡，生存还是死亡 ？”他们齐声歌唱。“妈妈，我们可以走吗 ？”
非洲从我的正义之屋、我的艾达道德准则底下，滑过地板，溜至屋外。以前，世界意欲将我强行塞入那帮只会揪自己耳朵的野孩子堆里，而我多么自鸣得意、信心满满地在那个世界里穿行。愤怒的艾达有资格、有权去蔑视每一个人。现在，她却必须向那些认为她打出生起就该被丢在丛林里的人妥协让步：好吧，他们说得在理。我把一件东西背负在自己歪斜的瘦脊背上从刚果带出来了，那就是对生命价值的极度不确定感。而如今，我却要当医生了。看我多理智啊！
我在半梦半醒中挣扎着，这忙中偷闲的睡眠令我浑身燥热，倏然间我彻彻底底地醒了，只觉得恐惧、战栗。我侧身躺着，眼睛大大地睁着。我觉得双手冰凉。我觉得好害怕。这是一种前所未有、让我难以承受的糟糕感觉。怕。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它从不写给我——大自然告知简单的消息——用温柔的庄严。她的信息已交到我无法看见的人手里——出于对她的爱，亲爱的同胞，请给予我温柔的裁判 ！⑤
尽管如此，我还是稍稍爱上了这世界，但也面临着失去它的危险。
我坐在小床上，伸手捋过纠结着的汗湿头发，感受着手臂上小脚印形状的瘀伤。挂钟上的秒针正荒唐地稳步前行：嘀嗒，嘀嗒，嘀嗒……
究竟害怕什么呢？
田园诗般、自我毁灭式的手足相残 ⑥ 。怕。母亲。会选择利娅。
如今利娅有让人羡慕的稚儿，有丈夫，堪称圆满。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清晨了，他们会拿着母亲给的小礼物绕着圣诞树翩翩起舞。终究他们还是会留下来，会的。孙辈犹如诱饵，魅惑十足，让人难以抵御，母亲会成为他们的囊中物。然后，我就只能洗洗睡了。睡眠，哦，睡眠，汝乃宁静之结 ⑦ 。
我坐于床沿，度过了冗长乏味的分分秒秒，吞咽下优柔寡断和潸然之泪。然后，我起了床，用白大褂的袖口抹了把脸，走进医生休息室，拨了个铭记于心的号码。我打电话给她。此时是死寂的子夜时分。圣诞节前夜，整栋房子里，我是不指望得到礼物的艾达，是不需要也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的艾达。可是，我吵醒了母亲，我终于问她，那天在克温戈河边，为什么选择我。
母亲犹犹豫豫，她很清楚错误的回答一抓一大把。我不想听什么其他人能照顾好自己，也不想听到她说她觉得别无选择。
最后，她终于说道：“露丝·梅之后，就属你年纪最小了，艾达。情况危急时，做母亲的就得从最小的开始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那便是母亲为我编的睡前故事。和我本身是否有价值根本无关，这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关姿态，有关一个母亲的需要。露丝·梅之后，母亲最需要的就是我了。
我发觉这想法特别令人宽慰，便决定怀揣着它活下去。
①原文为“ I am losing my slant”，既指艾达的身体状况，亦指她说话不再拐弯抹角。
②“谎言”原文为“falsehood”，艾达把这个词拆开变成“False Hood”，意为“错误的兜帽、虚假的保护罩”。
③原文是“Evil peels no eye on sleep. Live!”，是一句回文。
④出自英语著名儿歌《三只瞎老鼠》，歌词中有农妇用刀切掉老鼠尾巴的情节。
⑤引自艾米莉 · 狄金森的诗《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⑥原文为“Suicidal idyll fratricidal”，是一组押韵的词。
⑦引自16世纪英国诗人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诗。

利娅·普莱斯·恩甘巴
金沙萨，1974年
现在你已没法去利奥波德维尔了。斯坦利维尔、科基拉维尔、伊丽莎白维尔也都不行。林林总总的征服者（及其夫人）的大名都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这么看起来，你甚至连刚果都去不了了，现在它叫扎伊尔。我们重复着这些词语，仿佛在记住一个假身份：我住在扎伊尔的金沙萨。我们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突然间都变得不熟悉了——城市、村落，甚至河流莫不如此。伊丽莎白姨妈实在是担心坏了，虽然我们一直在给她打气。她怕的是她和阿纳托尔也会被指定一个新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欧式的，“殖民化的”。说实话，要是真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不会觉得多吃惊。蒙博托的敕令远达穷乡僻壤。隔壁那对老夫妻似乎也和她同样害怕：他们总是会忘，老是会说“利奥波德维尔”，说完又赶紧用手捂住嘴巴，好像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给说漏了嘴似的。
到了晚上，我们就玩互相问答的游戏，找出地图上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尽量难倒对方：查尔斯维尔？班宁维尔？乔库蓬达！班顿杜！男孩子们答对的次数比我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显摆。阿纳托尔一道题都没错过，因为他的头脑很敏捷，而且我想这些本土名字他都能猜出个大概。对我而言，它们当然就很陌生了。等男孩子们睡着后，我便坐到桌边，就着煤油灯摇曳的火光，慢慢地琢磨新地图。那感觉就像父亲跑到这儿来找到我，塞给我一篇经文似的。我们正在重新训练自己的舌头，以便适应蒙博托宏伟的正名 ① 运动。
但它名正在何处？我一直在问阿纳托尔。金沙萨的主干道叫作“六月三十日大道”，是为了纪念那个伟大的独立日，一个靠成千上万颗扔进碗里、逆流运来的鹅卵石小心翼翼买来的日子。那有多名正言顺呢？至于那场选举最终的结局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没有在任何公共场所看到任何纪念，根本就没有一月十七日卢蒙巴之死大道 ② 。
他指了指我们家和邻居家之间的那条烂泥小路，路上有一条沟渠，跨过它的时候，我们都得提起裙子，踮着脚踩在布满污物的油桶上，才能到达主干道。“这儿还有条大道需要一个名字，贝埃内，就在这儿竖块路牌吧。”真聪明。他还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要不要真这么做呢。
我们家的房子很扎实，地面是混凝土的，屋顶铺的是马口铁。我们这样的居住条件，在美国会被叫作贫民窟，但在这儿，就算是城市③ 郊外相对奢华的小宅了。至少城里的大多数房子在屋顶的材质方面都远远不如我们。我们家的屋顶之下，共有六口人：阿纳托尔和我，我们的男孩子们帕斯卡、帕特里斯，婴儿马丁·路德，以及伊丽莎白姨妈。她女儿克里斯蒂安偶尔也会过来。我们从亚特兰大回来后，就把伊丽莎白从比柯基接到了这儿来。比柯基的状况堪忧。倒不是说这儿就不怎么堪忧，但有她做伴，还是很不错的。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许多事，够神通广大的了，但伊丽莎白还是让我受益匪浅。她能做到很多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蒙黛莱 ④ ，她这么称呼我，我是她的白人女儿。但她根本就没比阿纳托尔大几岁，长相也与他酷似，除了宽肩膀和细腰肢。（她的体形有点相反。）她像阿纳托尔一样总是很有耐心，在我们家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里一刻不停地忙前忙后，哼唱林加拉语小调。她的左手总是抓着外层缠腰布，不让布料散开，以示稳重，而闲着的右手却灵活得很，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比不上她。她姐姐，也就是阿纳托尔母亲的事，只要是她记得的，她都一股脑儿地说给了我听。而我呢，就像个小孩子，缠着她一遍遍地讲。我渴望任何形式的家庭温暖。要是一年之中能收到两次母亲和艾达的消息，就算上上大吉了。这不是她们的错。我知道她们已经寄了无数个包裹过来，可是都堆在了市区宏伟而凋敝的邮政大楼里的某个地方。我猜这些未寄达的包裹已经足够让邮政部长给自己盖第二或第三栋房子了。
奇迹降临。复活节期间，我们还真收到了一个包裹。男孩子们嚷嚷着，在我们自设的“一月十七日巷 ”里跑来跑去，挥舞着他们珍贵的玛氏巧克力。（我听到帕斯卡向朋友吹嘘，说这巧克力是在火星上生产的。⑤ ）我也很想显摆显摆自己的战利品：五本英文书啊！还有衣服、阿司匹林、抗生素、护手霜、厚厚的棉尿布、给我们听收音机用的电池，以及长长的信。我将脸埋在衣服里嗅着母亲的气味。但当然啦，这些衣服是某个与我们不沾亲不带故的美国孩子的。母亲在给非洲救济组织当义工。可以说，我们是她最上心的一个项目。
每个包裹里都会有一样来自艾达的怪东西，类似于秘密信息，我是这么觉得的。这次是一份老早以前的《星期六晚邮报》，是她在母亲的壁橱底部找到的。我翻了翻，心里琢磨着艾达是想让我读读介绍吉米·斯图尔特如何走上星途的文章，还是想让我知道，只要使用菲尔克的产品，电视机的毛病就会烟消云散？后来，我弄明白了，是一篇名为《非洲是否将变身为共产主义？》的文章。艾达仍旧拥有锐利的嘲讽眼光。文章通篇都在谈论美国应该好好管束一下桀骜不驯的刚果，随文附上的两张图片让我心跳骤停。一张图片上，年轻的约瑟夫·蒙博托可怜巴巴地望着读者，图示说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边上的另一幅图片中则站着满面笑容、长相更为机灵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图示警告道：“他会卷土重来！”报纸的日期是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那时卢蒙巴已经故去一个月，尸体就埋在夏巴的一处鸡舍之下，而王座已是蒙博托的囊中物了。我能想象得出佐治亚州的家庭主妇们一看到“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定会浑身激灵，飞快地把刊登了这个长着尖下巴的黑魔鬼卢蒙巴的那一页翻过去。但我那时对事态进展同样一无所知，而且我当时就在布隆古，就在卢蒙巴被捕的那座村子。我姐姐嫁的那个男人说不定还协助把这个死刑犯运到了夏巴，尽管蕾切尔永远都不会知道是否果真如此。在这个故事里，我们都很无知，但并非真正无辜。
艾达在页末写了句“还记得‘魔鬼一号’和‘W.I.流氓’，我们隐秘的秘密吗？”她说现在有传闻说要开始调查了，国会将调研美国过去在刚果犯下的恶行以及“中情局、卢蒙巴之死，及将蒙博托推上权力宝座的军事政变之间一切可能有的关联”。没开玩笑吧？艾达说没人信这话，这儿却没人对此有所怀疑。历史仿佛成了一面镜子，再怎么颠来倒去地照，反正我们每个人看见的都是自己早已知道的事情。如今，每个人都假装想澄清真相：他们会召开听证会；蒙博托则会做一场秀，把所有欧式的地名改成本土名称，以清除曾被外国掌控的痕迹。会有什么变化呢？他会继续脚不沾地地同美国人做生意，而美国人也仍然会控制着我们所有的钴矿和钻石矿。作为回报，每一笔国外资金援助都会直接进入蒙博托的腰包。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过，他在布鲁塞尔近郊给自己建了座货真价实的城堡，有尖塔与护城河。我猜，他在巴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别墅住腻了，这座城堡能让他换换口味。当我打开门往外望去，便看见一千来间用木板和纸板搭成的小房子，歪斜之态千奇百怪，漂浮于无边无际的尘埃之海上。我们周围甚至没有一家可堪运转的医院，或一条去往金沙萨城外的可通行的公路。再想想那带尖塔和护城河的城堡！他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像鲸鱼那样张开大口，干脆利落地一口吞下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呢？这就是我这些天向上帝提出的问题。“谁派他治理、安定全世界呢？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约伯记》第三十四章十三节，感谢不尽。
蒙博托发布的最新消息是，他要将两名美国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及乔治·福尔曼，带往金沙萨的体育馆。消息是我们今天下午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我只是一只耳朵在听，因为我们家的厨房里正在发生一系列很有意思的事。我把马丁放到了垫子上让他打个盹，开始煮尿布，而这时伊丽莎白正把碗里薄如纸片的洋葱混合着霹雳椒捣碎。把它们倒进捣成糊状的番茄泥，放在火上熬，就能做出一种稀淡的红色调味汁，当作木薯的酱料。这就是刚果烹饪的不二法门：把两种叶子搁在一起揉搓出汁，给第二天吃的毫无营养的半透明木薯块上色、添味。炉子要等煮好尿布后才能空出来，放上煮富富 的罐子，然后轮到洗衣锅——锅里放的是孩子的衬衫、我们家的三条床单和两条毛巾。在金沙萨，我们有一座“城市厨房”，炉子就安在房子里，但只是个小小的气罐炉。用噼啪乱响的木柴做饭做了这么多年后，我发现这种炉子烧得极慢，让人发疯。城里许多人都用木柴生火做饭，所以一到晚上，他们就得偷偷摸摸地互相扒拉对方房子的木料，像白蚁一样。
这天应该是阿纳托尔的发薪日，学校里都在谈论补助金 ⑥ ，传言政府可能会开始偿付从公立学校窃走的整整一年工资。我们认为这种“补助”是在假意做出一种善意姿态，以此先发制人，阻止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罢课。但还是有些学生走上了街头，而到目前为止，蒙博托的善意还是通过警棍来表达的。我一直都很担心阿纳托尔，虽然我知道，他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有惊人的自制力。
我和伊丽莎白都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补助金 ，但我们仍然很享受那种乐趣，想着如何把它花在明天的集市上。“来一公斤新鲜鳝鱼，再来两打鸡蛋！”我一说这个，她就取笑我。我对蛋白质的渴求使我变得一根筋，她就说我得了蒙黛莱 式饥渴症。
“最好来十公斤大米和两块肥皂。”她说，我们也确实很需要那些东西，但想到一笔意外之财只能让房子里堆上更多白色的淀粉，我就心生绝望。
“白色的东西都不要。”我宣布道。
“那就来棕色肥皂。”她说，“哦！再来点好看的粉色卫生纸 ⑦ ！”她又热情洋溢地补充了一句，我们俩都被这番白日梦弄得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见过的最后一卷卫生纸，不管什么颜色，还是从亚特兰大带回来的。
“至少来点豆子 吧，伊丽莎白。”我发起了牢骚，“新鲜的青豆，曼格万西豆 ，就是我们以前在农村里吃的那种。”
帕斯卡最好的朋友艾莱维是个精力充沛的姑娘，这时来我们家串门，就坐在桌边伊丽莎白的对面，但她今天异乎寻常的安静。
“你觉得呢？”伊丽莎白用手中刀子钝的那头戳了戳她，“和恩甘巴夫人说说，她需要一块崭新的缠腰布 ，要带点颜色的。告诉她，她穿着那身抹布去集市，会让她的儿子难为情死的。”
艾莱维揉捏着校服的短袖边，显然没心思谈论什么时尚。她那黝黑的皮肤灰蒙蒙的，肩部凹下去了一大块。我在我的儿子们身上见过这症状，是钩虫病。我把煮好的尿布拿到外面，用一小片肥皂仔细地洗了洗手，插入了下午的蒸煮队列，烧水给艾莱维泡了杯茶。
突然，她毫无表情地说她不上学了。
“啊，艾莱维，别不上学。”我说。小姑娘很聪明，当然，聪明什么也保障不了。
伊丽莎白只是问她：“为什么？”
“晚上和妈妈一起干活。”她的声音毫无起伏。这话的意思是，去当妓女。
“你才多大？”我生气地质问道，“十一？十岁？这是犯罪，艾莱维，你还是个孩子！法律会保护你，不让你去干这种事的。太可怕了，你根本就不懂。你会被吓到，受到伤害，会生大病。”
伊丽莎白沮丧地看了看我。“蒙黛莱 ，别吓她了。她们真的需要钱。”
这当然是实话。当然，也没有法律保护孩子不去卖淫。伊丽莎白的女儿克里斯蒂安，我猜有十七岁了吧，我怀疑她晚上有时候也会去城里干这营生，虽然这话是问不出口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穷得不能再穷时，伊丽莎白的皮夹子里总会有那么点现钱。我但愿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瞪着艾莱维，我儿子的小伙伴，膝盖瘦得只剩薄薄的一层皮，两条辫子往外杵着，好似手柄，然而她要去当妓女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她的孩子气会让她更值钱，至少还能值上一段时间。我真想大喊大叫。我把木薯罐子猛地搁到炉子上，水泼得到处都是。
我是靠着怒火在这儿生存下来的。我当然会这样。我成长的时候，对握有权力的白人领袖坚信不疑——上帝，总统，我不在乎他是谁，但他会让正义君临天下！然而，这儿的人却从不曾有一丝一毫的理由支撑这类幻想。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一个尚未放弃希望的人。除了阿纳托尔，他表达怒火的方式更富成效。
艾莱维宣布完之后，我们一声不吭地坐了一会儿。收音机里告诉我们，两位美国拳击手将因前来参赛而各得五百万美元，那可是我们国库里的钱。为这场比赛提供高等级的安保措施，营造节日气氛，又要花掉差不多同样的钱。“全世界都会尊重扎伊尔这个名字。”广播结束之际，蒙博托在简短的录音采访中宣布。
“尊重！”我真的没忍住，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比起两千万美元的不当开销，这行为让伊丽莎白更受惊吓。
“你知道体育场底下是什么吗？”我问。
“不知道。”伊丽莎白说得很坚决，但我清楚她肯定知道。是几百名政治犯，戴着镣铐。那是蒙博托最最臭名昭著的地牢，我们都清楚，阿纳托尔每天都有可能被送到那儿去。就因为他教的内容，因为他信仰真正的独立，因为他忠诚于秘密的卢蒙巴联合党，他随时会被某个塞饱了钱的告密者送入地牢。
“囚犯也许会在拳击比赛的时候弄出很大噪音。”艾莱维说。
“那么扎伊尔可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保不住了。”我说。
“利坎波特 。⑧ ”伊丽莎白耸了耸肩，“帕斯卡和帕特里斯一定会很兴奋。蒙黛莱 ，想想吧，那是穆罕默德·阿里 啊！他是个英雄！马路上的小男孩们都会为他欢呼的。”
“没错。”我说，“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观看这场盛事，两个黑人愚蠢地互殴，就为了各得五百万美元。斗殴结束后他们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根本不会知道在该死的扎伊尔，除了该死的军队，整整两年没有一个公职人员拿到过一分钱的工资。”
女人用林加拉语骂人会令人极其反感，伊丽莎白却对我极尽包容。“斯坦利维尔。”这是她下的命令，想改换话题。
“基桑加尼。”我回答的时候毫无激情。艾莱维跑出去和帕斯卡玩了，她可不想陷在这种乏味的练习里。
“阿尔伯特国家公园呢？”
“马伊科公园。”
我们俩谁都不知道也不关心我说得是否正确。
我渐渐认识到，伊丽莎白突然变换话题向来都是出于一个好理由——通常是为了某人的安全考虑，很可能就是我的。我也在集市上观察过她，我很清楚，没有哪个课堂曾教会了我这么多。刚果人都有第六感，我称之为社会感。这是一种第一眼就能知人知面也知心、考量各种交易可能性的洞察力。这种能力犹如呼吸般必须。生存乃是持续的协商，因为你得偷偷摸摸地换取政府假装提供、实际上不曾提供的各种服务。在这个由其领袖设定了绝对腐败标准的国度里，我该如何描述此处生活的复杂性呢？在金沙萨，你甚至连个信箱都没法拥有；你刚租好一个信箱，邮政部长就会把你的信箱卖给出价更高的人，而那人一出门就会把你的信扔到马路上。邮政部长会合情合理地争辩说，舍此他也别无他法，他得养家糊口——每周他的工资袋都空空如也，上面还印着一则声明，说这是紧急经济措施。同样的争辩也会出现在电话接线员口中，只有当你明确告知他你把装了贿金的信封 ⑨ 留在了金沙萨的某个地方之后，他才会为你打通拨往国外的电话。处理签证和护照的办事员也是如此。对外面的人来说，这儿一片混乱，其实不然，这就是协商，无限有序，无穷无尽。
身为金沙萨的一名白人妇女，我对这里的人而言意味着各种可能性。但哪怕是一名黑人妇女，只要拿着和我一样的手包、穿着和我一样的皮鞋走在马路上，也会有人接近。我永远都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上星期，一个年轻人走上前，直截了当地问我要三千扎伊尔币，又一次让我大跌眼镜。
“蒙黛莱 ，他不是真的问你要三千扎伊尔币。”伊丽莎白平静地说道，当时我们已经把话题转换到有多么多么想吃菠萝。他是在打开一扇交易的大门，她这么解释道。他有东西要出售，也许是内幕消息、黑市商品，或未经认证（因而价格也更便宜）的长途电话接线员的名字。这种事她已跟我解释过不下十几次，但只有当我亲眼见识到，我才恍然大悟。在金沙萨，任何人想要任何 东西，无论是一次肾结石手术还是一张邮票，都得为之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刚果人早已习惯这一套，还衍生出了上千种捷径。他们通过研究彼此的穿着和性格来归纳对方的期望，讨价还价的流程早在说话之前就已开始筹备。如果你对这种微妙的交谈一无所知，那一旦开标，比如“夫人，我想问你要三千扎伊尔币”，你就会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听说过外国访客抱怨刚果人贪婪、天真、效率低下。可见，他们什么都不懂。刚果人是生存方面的行家里手，其洞察力更是敏锐得难以置信，那些不够敏锐的老早就夭折了。适者生存。
我想，很久以前，我其实就从阿纳托尔那里了解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了，在他解释为什么要翻译父亲的布道词那会儿。那根本不是什么充分无遗的传教热情，而只是向可能入教的会众打开交易的平台。那一天，我对阿纳托尔的智慧有了十倍的认识。如今回首往事，我也得对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重新做一番理解。每天缠着我们要钱要食物的孩子并非蠢笨的叫花子。他们早已习惯把多余的物品拿出来分发的观念，所以根本摸不透我们为什么会只顾自己。提议娶我姐姐的酋长当然不是指望父亲真会交出他那只牢骚满腹的白蚁！我认为塔塔·恩杜是在温和地暗示，在这几近饥荒的时刻，我们已成为他的村子的负担。当地人容留这种负担的办法是重组家庭。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想法毫不靠谱，那还是另寻高就为好。塔塔·恩杜下起命令来当然是颐指气使的，甚至还要求村民在教堂投票，以羞辱我的父亲。但在事关生死的场合，我现在才发现，他却有着难以理解的礼貌。
扎伊尔人如此高的天分和外交手腕只能消耗在基本的生存上，而钻石和钴矿中的财富却每天都在从我们的脚下溜走，这着实令人悲从中来。“这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提醒儿子，直到这句话融入了他们的睡眠之中，“这只是一个穷人的国家。”
晚上当然没看见工资的影子，更别提什么补助金了。但阿纳托尔回家的时候却因全体罢课而兴奋不已，晚餐时他一直用平静的语调说着这件事，仍像往常那样，用的是代号和假名。任何对这类信息的知情都会危及孩子们。但我相信今晚，就算是珍珠港事件也会绕开他们，毕竟他们在如此专心致志、狼吞虎咽地大嚼木薯呢。为了能多吃一会儿，我用左手掐下一小块一小块，再用右手喂马丁。他每咽下一口，我都能感受到他有多想吃。
“最近我要抽一天时间，”我宣布，“带上我的弓箭，从宅邸⑩ 的栅栏溜进去。”蒙博托在金沙萨的宅邸坐落在一座公园之中，几匹斑马和一头可怜的大象就待在公园里扒草吃。
帕斯卡一听就来了劲儿。“哦，妈妈！我们去把那头大象杀了吧 ！⑪ ”
帕特里斯清醒地提醒我们，他认为弓箭是射不穿大象皮的。
帕斯卡才不管呢。“你见过它吗？妈妈的箭会把它射翻的，啪！库发⑫ ！”
伊丽莎白则思虑周详地问：“蒙黛莱，你要怎么煮大象肉呢 ？”
我们能吃的就是木薯、木薯、木薯。无论是带番茄皮的粉色木薯，还是带水芹叶的绿色木薯，终究还是木薯。如果能弄到大米或大豆，就不但能解馋，还可以平衡我们的氨基酸，否则，我们的肌肉组织就会消化自身——这个过程还有个独特的名字，叫夸希奥科。当我们刚刚搬到基兰加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还以为当地的孩子肯定吃得太多了，因为他们的肚子全都胀鼓鼓的，往外凸着。现在，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的腹肌太弱，没法让肝脏和肠子待在原来的位置。我在帕特里斯身上看到了这种苗头。在金沙萨，任何食物要到达我们手上，都必得从内陆乘着破烂的卡车穿越根本无法通行的路面，所以即便你能找到吃的，那价格也贵得离谱。有时候，阿纳托尔会提起我们很久以前的一次谈话，当时我想解释清楚在我们家那里是怎么种庄稼的，如何在远离消耗食物的人群的地方，耕种成片成片的田野。如今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不安。这个主意很糟糕，至少对非洲来说是如此。这座城市是外国人所谓的“效率”错植于这片土壤上的产物。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住在这里，没人会怀疑这一点。这里是饥饿、传染病、绝望的聚集区，却伪装成了一片机遇之地。
我们甚至没法自己种庄稼。我的确尝试过，就在我们家后门的金属门框旁边，晾衣绳的下方。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帮我清出了一小块地，最后终于产出了几束苍白的、脏兮兮的芹菜和豆子，却在一夜之间就被邻居家的山羊啃了个精光。那户人家的孩子看上去太饿了。（那山羊也是。）我无法为这样的赠予感到遗憾。
至少，我们还有余地，我们还可以离开。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可以去亚特兰大再做尝试。为了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教书、组织当地人进行一些活动，我们留在了这儿，靠清汤寡水的工资度日，但我们仍然拥有邻居们无法理解的优势。我带儿子去美国打了疫苗，这种疫苗在扎伊尔无论什么地方连个影儿都见不着。我看着他们全都活着来到这世上，而且谁都没有因天花或肺结核夭折。我们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然而在这里，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窗外的风景。城市是一座尘土色的阴郁家园，让我患上了想念内陆生活的思乡病。在比柯基和基兰加，至少我们总能从树上摘到点东西。没有哪一天，我们没见过花朵。时疫有时候会将村子毁灭，但它们总会终结，不会传播得太远。
我有时会好好地笑话一番以前的自己。记得我和姐妹们曾神经过敏地列出我们能指望的家底：橙子，面粉，甚至鸡蛋！即使在传教生涯最低潮的时期，照基兰加的标准，我们仍富有得不可思议。难怪我们不小心搁置在门廊上的任何一件家什都会在晚上找到一个新家。难怪当我们抽出口袋内衬表明自己有多穷时，邻居的女人们都会在我们家门口紧锁眉头。镇上的人甚至连口袋都没有。他们看着我们时的感受，就好比我此刻站在蒙博托童话般的宫殿门口对他怒目而视，而他则耸耸肩，把双手深深地埋进被他夺来的亮闪闪的矿脉之中。
“我记得你说过，刚果人不信独享财富那一套，他们相信自己的东西用不完就应该分享出去。”有一次，我对阿纳托尔这样说，想要来场辩论。
但他只是哈哈笑了起来。“你想说谁，蒙博托吗？他现在甚至都不算是非洲人。”
“好吧，那他是什么？”
“他就是个供白人摆布、人尽可夫的女人。”
阿纳托尔是这么解释的：如同故事里的公主，刚果生来富有，却招来嫉羡，引得各地的男人纷纷垂涎，都想在她身上予取予求。美国现在成了扎伊尔经济的老公，却不怎么讲道理。又是大肆剥削，又是装作高人一等，还美其名曰要使她免受本性里的道德沦丧之累。
“哦，我完全了解那是种什么样的婚姻。”我说，“我从小就亲眼见识了这么一桩。”
但我到现在才恍然明白，母亲最后将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搬到屋外，是作为告别基兰加的礼物。有这样的妻子，也有那样的妻子。我们中间只有身为异教徒的母亲才懂得何为救赎。
我们其他人大概都是后来才明白的。上帝让我们活得够长，就是为了让我们惩罚自己。一月十七日，卢蒙巴与露丝·梅之死 ，那天仍旧是令我们家黯然神伤的日子。阿纳托尔和我无语凝望着远方，望着自己内心的悔恨，如今这悔恨再也不会与我们分开了。一月的晚上，我常被噩梦惊扰，我伸展开身体悬在水面上方，试图保持平衡。当我回望岸边，那儿的一排鸡蛋却倏忽成了饥饿孩童的脸蛋。然后我又坠入忧郁的绝望，不得不将一座在我手中崩塌的山脉移走。我惊醒的时候已然浑身湿透，发现阿纳托尔的身子就在自己身边，这才如释重负。但即使是他的忠诚也无法卸去我肩头的重荷。“神啊，求你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怜恤我 。”在半梦半醒间，在我彻底清醒，进入这没有父亲、也无法指望慈悲的世界之前，我念起了祷词。
阿纳托尔说，反复做梦是得过恶性疟疾者的通病。当我紧张或悲伤时，我也会成为丝虫 ⑬ 的猎物，浑身瘙痒难耐。那是一种微小的寄生虫，会爬入你的毛孔，时不时地发作一番。非洲有成千上万种方式融入你的皮肤之中。
我们在金沙萨的生活其实包含着很多慈悲，比大多数人所能指望的更多。我还不必去干掉蒙博托的大象。曾有一段时期，我甚至还带回家过一份丰厚的薪水。当时我帮美国人干活挣工资，自我安慰说，如此一来我至少可以在城里自己住的那个小角落里向小贩们散点美元。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外国的资金援助无论如何也送不到他们手上。
恩甘巴夫人，英语教师，是我的新身份。结果我发现，这身份就像本笃会的修女服那样让我很恼火。我在美国人聚居区里的一所特别学校教书，那些美国人是来这儿建造英加－夏巴输电线工程的。出资建造英加－夏巴输电线工程，是美国赠予刚果的一份结婚大礼。这条庞大的输电线路穿越一千一百英里的丛林，将利奥波德维尔南边的水电大坝同南方偏远的夏巴矿区连接了起来。项目引入了普渡大学的工程师、得克萨斯州的一帮粗人及其家小。他们全都住在利奥波德维尔郊外一座名为“小美国”的怪异小城里。每天清晨我都要乘巴士去那儿，给这些从事该宏伟工程的人家里毫无诗意的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语法和文学。他们面色苍白，背井离乡，抱怨在这里看不到某些听上去有点可怕的电视节目，那些节目名称里都有邪恶、条子、危险 之类的词儿。说不定，他们离开刚果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曾真真切切地被邪恶、条子、丛林里蛇患肆虐的危险包围过。这片聚居区犹如监狱，路面和房子整齐划一，最外边围着带刺铁丝网。孩子们也像囚犯似的，只要找到任何尖锐的东西，就会打打闹闹。他们取笑我的着装，叫我“秋葵夫人”。我可怜他们，蔑视他们，默默地希望他们能坐第一班船回家。我时常受到警告，因为校监认为我“态度”有问题。但他只能容忍我，因为找不到人代替。到第二个学期结束时，我就辞职了。
那地方让我毛骨悚然。我会在“一月十七日巷 ”尽头的街角乘上巴士，赶在晨曦初露之前在路上颠簸着打半个小时的盹儿，然后睁开眼睛，进入另一个世界。聚居区内有一排排闪亮的金属房屋和几十家烈酒吧，在拂晓时分金光闪耀，散发着新鲜呕吐物和碎玻璃的光晕。巴士会嘶嘶响着刚好停在大门内，进行怪异的交接仪式：我们这些老师和女佣下车之后，巴士就会载上疲态尽显、蓬头垢面的妓女。刚果女孩，染着漂白的橘色头发，蹦着一两个粗俗的英语字眼，昂贵的美国胸罩的吊带从紧绷的衬衫里滑落至肩头。我想象得出她们回到家后，叠好这身制服，裹上缠腰布，再去集市赶集的情形。就在我们全都站在那儿，彼此眨巴着眼睛，找不着北的时候，聚居区的卡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驶入丛林，车上载着显然（从妓女可以推断）一刻都没合过眼的男人们。
这一年间，我看着这些粗俗的外国人铺好几千英里的临时路面，以供运载电缆、机床或钣金。这条路沿途的村民们却仍旧过着没有电、机床或钣金的日子。顺便说一句，夏巴省瀑布轰鸣，要自己发电简直绰绰有余。但如果电力源自首都，矿井就可由蒙博托亲手点亮。只要民众有一丝反叛的迹象，他就能拉闸断电。毕竟，加丹加省就曾想分离出去。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就这项奇异的工程而言，这也算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离职后，我们了解到了更多情况，足够让我去诅咒自己对英加－夏巴项目做出的那份微薄贡献。它并不仅仅是一项走入歧途的工程。它包藏着祸心。输电线压根儿就没打算架起来过。由于没法维护、检修这横亘于黑暗之心的设施，工程师们只能眼看着这头巨兽刚刚架好了前端，尾巴就崩塌殆尽。整个工程最终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与森林里的树被切叶蚁采集一空如出一辙：螺母，螺栓，任何一种可用于苫盖屋顶的材料都渐渐融入了丛林之中。任何人都能预测到这个失败。但恰恰由于向刚果贷款了十多亿美元架设输电线，世界进出口银行便得到了取之不尽的债权。我们得从现在起就用钴矿和钻石来偿还，直至时间尽头，或至少到蒙博托任期结束。这是个热门游戏，不知会先等到哪个。由于现在背上了几十亿的外债，我们独立的任何希望都被戴上手铐铐入了债务监狱里。如今，黑市倒是要比合法经济市场健康得多。我见过人们把扎伊尔币用作修补墙面裂缝的材料。外国人非法盗矿贩矿的手段不可谓不彻底，我们的邻居法属刚果虽不见一处钻石矿，却也成了世界第五大钻石出口国。
若说还有什么没被送出这个国家，那就得到国王的餐具室里看看了。就算我姐姐蕾切尔和威廉·莎士比亚先生合力创造一个放纵奢侈的专制君主，也无力超越蒙博托。他正在建造一座宫殿，仿照的是他的朋友伊朗国王在其国内的原型。宫殿就建在他的祖籍戈巴多莱。他们说那里四周有高墙护卫，他弄来了肥肥的孔雀在庭院里昂首阔步，还在刻有摩尔式纹样的银盘上啄谷粒吃。点亮宫殿的汽油发电机发出恐怖的咆哮声，日日夜夜从不停歇，将附近地区的猴子全都吓跑了。空调系统必须全天候开启，这样才能避免丛林的酷热损毁他宫殿里枝形吊灯上的金叶装饰。
我都能想象到。宫殿的高墙外，戈巴多莱的女人们蹲坐在各家的院子里，把木薯搁在捡来的车轱辘里烧煮。如果你问她们独立是什么意思，她们会立刻怒容满面，挥棍子把你赶走。还嫌不够烦人哪，她们会说。各个镇子都有了新名字，记都记不住，现在还得互称公民⑭ 了。
在金沙萨市区，许多酒吧都有电视机，每天晚上七点，蒙博托都会头戴豹皮帽，在屏幕上闪烁不歇，为的是将我们国家联合起来。“有多少父亲？”他在电视节目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问，而他那录像里的观众就会回答：“一个！”
“有多少部族？有多少党派？”他继续提问，“有多少主人？”
每一次，那些忠心耿耿的声音都会尖叫：“穆库！一个！”
图像跳跃闪烁，公民们或是喝啤酒，或是各忙各的。蒙博托说的是自己部族的语言，大多数人根本就听不懂。
①②③⑥⑦⑨⑩⑪⑬⑭原文为法语，下同。
④林加拉语：白人。
⑤“玛氏巧克力”原文为“Mars bars”，其品牌名取自创始人 Forrest Mars 的姓氏，“Mars”亦有“火星”之意。
⑧林加拉语：无所谓。
⑫刚果语：去死吧。

蕾切尔·阿克塞尔罗特·杜普雷·费尔利
赤道酒店，1978年1月
听着，根本就别相信什么童话！说什么“结了婚，从此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可余下的故事，他们是根本不会告诉你的。就算你嫁给了王子，当你早上醒过来时，嘴里还是会有股阴沟疏通剂似的臭味，头发也全都平贴在脑袋一侧。
那个人就是我，既可怜，又渺小。可我突然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边缘地带当上了外交官的妻子，穿上迪奥的长裙，戴上修长的黑手套，在布拉柴维尔参加驻法属刚果大使馆的晚会。这是童话部分，当然啦，要是能长久下去，也会很有意思。我觉得自己就像真实版的灰姑娘。尽管这里的湿气很重，我的头发还是做得很棒。我有私人的法国发型师。（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可我怀疑他是比利时人。）他每周四和周六会来我们家。这样的生活可以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谁都想不到仅仅几年前，我还和家人住在河的另一边——我，还是这个蕾切尔，在烂泥堆里艰难跋涉！为了一件干燥的马海毛毛衣和一听“最终洁净”牌喷发定型剂，我已做好了随时出卖自己灵魂的准备。哈，天哪！作为大使馆人员的妻子，我接受了大量政治方面的教育。新独立的刚果共和国和法属刚果仅相隔一条河，但在同一时期的现代思想方面，却差了十万八千里。因为他们在那边想把什么都抓在自己手里，却又没有那种气质。他们现在还连像样的电话业务都没有。而在法属刚果布拉柴维尔从事外交期间，我要做的最糟糕的事也就是忙着让仆人把草坪上乱糟糟的木槿花修剪平整，把水晶上的霉斑擦干净。
好吧，那已经时过境迁了。不管从不从事外交，反正一个男人要是能为了情人而离开妻子，那就不是什么好鸟。遗憾的是，我现在才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好吧，吃一堑，长一智。就像他们常说的，后视镜才能看得最清楚。
雷米，我的第三任丈夫，为人特别诚恳。他是个老头儿。如果说我命中该有一○一种灾祸，其中至少一半都是婚姻惹的祸。但最后我总算在爱情上有了好运：雷米·费尔利至少死得体面，给我留下了赤道酒店。
雷米安息了，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展露自己的才华。告诉你吧，我还好好地把酒店修缮了一番呢。赤道酒店现在已经是从布拉柴维尔到奥旺多之间整条北部通路上最好的商务酒店。城市在我们南面，距离有一百英里，换算成公里的话还要远上好多，但游客的生意依然很好做。法国人和德国人之类的一向不少，他们往北去监管项目什么的，中途就会在此歇脚，或者只是跑出城，想在结束布拉柴维尔的外遣任务、回家见老婆之前，稍微看一看真实版的非洲。他们通常都是做石油生意的，或者是起业家① 。
酒店所在的地方以前是座种植园，所以房子四周环绕着迷人的橙子树和椰子树。大宅本身被改建成了十二间不同面积的舒适客房，全都很奢华，每层楼都有两间配备齐全的浴室。餐厅就设在底楼的开放式大柱廊里，有九重葛遮荫，总是清风习习。我们最近建起了第二座有顶的小凉亭，内设酒吧。这样一来，客人享用美食的时候，他们的司机就能有个不错的地方休息休息。进餐厅就必须消费。不消说，客人都是白人，因为这儿的非洲人每月挣的那些钱吃不起餐厅里的高级套餐② 。但我当然也不是那种人，忍心眼瞅着别人坐在雨里，被淋成落汤鸡！所以，我就建了个避雨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诱惑，跑进来，在主酒吧里游手好闲地逛来逛去了。我喜爱动物是出了名的，在花园和餐厅之间还造了间小动物园，每个人都能来消遣消遣。每天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能听到鹦鹉在笼子里叽叽喳喳地叫唤。我教它们用英语、法语和南非荷兰语说：“快点喝完！要关门了！”但我得承认这么多年来，它们也从客人那儿学了几句脏话。赤道酒店的客人向来都有很高的水准，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男人。
我最得意的成就是泳池、凉亭和花园，我对它们全情投入。泳池耗费了我相当大的精力。我付钱雇了一大帮当地男孩挖土，每挖一篮土，就给他们一些钱。当然，得像老鹰那样紧盯着，确保他们不会弄些叶子填在篮底。经营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很累人，你还别不信。要不是我能把每一样东西都看紧，而且惩罚起来毫不手软的话，他们肯定会肆无忌惮地偷东西。换到我这个位置上来，大多数女人肯定坚持不了一星期。我的秘诀是：我就喜欢这一行！真的。尽管有这么多要操心的事，我还是能够穿着比基尼在餐厅走来走去，将白金色的头发堆成高高的发髻，带着一大串钥匙丁零当啷地响着，乐呵呵地鼓励客人畅饮马蒂尼，别去想回国后那些工作上的烦心事。我这么想道：蕾切尔，终于，这儿有了个小世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有这么多帅气的绅士围着转，谁还需要找老公？还有，要是我不喜欢某人的举止，他就得滚蛋！如果我想在晚餐时吃咖喱鸡，只需直接对厨子说：咖喱鸡！如果我想要更多的花，只要打个响指，就有人把花给种上。就这么简单。哦，我干起活来不要命，一个礼拜七天营业，礼拜天也不例外。我定的房价也许比平均价格高了点儿，但客人连一句抱怨都没有。他们能来这儿，为什么还要到其他酒店去挨宰呢！
我说不定会靠赤道酒店变得非常富有，也会在这儿变成个老太婆，但家里还是没一个人会来看我。真的！他们从没来过。利娅就住在金沙萨，只要跳一跳，蹦一蹦，就过来了。当年在金沙萨举办穆罕默德·阿里对乔治·福尔曼的拳击比赛时，我们这儿来了成堆的游客。他们来非洲是为了看拳击，然后再过河，到法属刚果旅游，因为这儿不管是路况还是别的都要比对岸好得多。他们一宣布要举办拳击比赛，我就明白游客肯定会蜂拥而来。我有第六感，能洞察潮流趋势，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强。我把看不顺眼的二楼浴室推翻重做，以拳击主题翻新了酒吧。我甚至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弄到一张货真价实的拳击海报，但最后还是只能拿手头的东西凑合。我让一个帮工的男孩把晒干的大蕉叶缝在一起，做成迷你拳击手套，结果做得很像，我就把它们全都挂到了灯上和风扇上。我讨厌自吹自擂，但不得不说，它们真的小巧玲珑，十分可爱。
我一直在想，现在这里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而利娅离得并不远，也就几英里的路。母亲和艾达老是说会过来看我，要是她们都能穿过整片大洋来到这里，那利娅只要放下身段，乘上巴士不就得了。还有，父亲恐怕还在丛林里瞎逛吧，但老实说，他还有什么非干不可的事？他满可以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来拜访一下自己的大女儿。哦，我梦想过，让我们家来一次真正的班级聚会。如果他们看到这个地方，你就想象一下他们都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吧。不过，我还得加一句，他们一个都没来。
我觉得还是干脆别有这个念想得了。但在我脑海深处，却似乎仍在想着这回事。我想象自己正领着利娅和艾达好好地见识见识这个地方，让自己的手掠过酒吧里优雅的桃花心木护壁板，看，多棒！或者堂而皇之③ 地打开通往楼上浴室的房门，浴室里的镜子四边都镀着仿金（我买得起真金，但在这样潮湿的环境里，很快就会剥落），加上马桶和坐浴盆，整体显现出了一种大陆的氛围。妹妹们看到我白手起家到现在的成就，绝对会震惊。我才不在乎她们是否很有天分，是否认识字典里的每一个单词，反正她们还得庸庸碌碌。“哎呀，蕾切尔，”利娅会说，“这个地方被你经营得有声有色啊！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在酒店管理业的才能竟堪称典范！”当然啦，艾达说的话还是会很滑稽，比如“哎呀，蕾切尔，你在个人卫生方面的兴趣还真变成了你更高的使命了”。
你要是问我，我会说这就是她们不来的原因——她们害怕最后还是要把我当回事儿。我敢肯定她们宁愿以为自己还是家里的顶梁柱，而我呢，就还是个没脑子的金发女郎。她们总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这没问题，但要是你问我的话，我得说她们的人生都被自己搞砸了。艾达显然因为在学院里有个聪明的脑子而且进了医学院而出了名。（母亲给我寄来一堆剪报，好像艾达每拉泡屎就能拿个奖。）她当上医生的话，应该能干得很出色。但母亲写来的信上，字里行间给我的印象是，她正在亚特兰大的某个正儿八经、没滋没味的地方没日没夜地忙活着，穿着一身可怕的白大褂，研究那些致病的生物。好吧！我想这种事也总得有人干吧！
至于利娅，就不一样了，她这人我永远理解不了。到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当然已经能像许多人那样同非洲人共事了，只要不叫他们遇见试探就行。可是，嫁给非洲人？生孩子？好像就不合情理了吧。我实在看不出那些小家伙和我有什么亲缘关系。
当然，我可不会当着她的面说。我发誓，这么多年来，我一个字都没说过。这也没什么困难，毕竟我们不怎么写信。她只会给我寄张圣诞卡，一般都会正好卡在复活节前后寄到这儿。我觉得扎伊尔的邮递员肯定既懒惰又酗酒。当我终于收到一封信时，信的内容总是会让我大失所望。通常只有这一句话：你好啊，我又生了个孩子，叫什么什么。你说，她好歹也该给他们起个正经的英文名字吧，她从来就没问过我有关酒店的事。
我猜，我们都希望继续维持家庭关系，但自从露丝·梅惨死之后，我们这些家人之间就已貌合神离。你大可以一辈子都为此悲悲戚戚，我觉得母亲尤其如此，她应该还是难以释怀吧。而利娅就决定做个非洲新娘，当作她付出的代价。再看看艾达，现在总该交一个凑凑合合的男朋友了吧，因为她总算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她还得把自己的大好年华扔进致病生物的试管里去。
好吧，那毕竟是她们自己的决定。在刚果，我们只不过是运气不好：两个对立的世界撞在一起，就引发了悲剧。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你只能心里怎么想就去怎么做。而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内心好像都截然不同。
我问自己，那件事和我有关系没有？回答是没有。我早就下定决心，要超越这里的一切。要让自己的发型好看，要假装自己在其他地方。见鬼，当初没日没夜地朝大家喊着我们处境危险的，不就是我吗？没错，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年纪最大，我敢肯定有人会说，我本应该照管好她们的。有那么一瞬间，也许我有可能抓住她，但时间太短了，事情发生得太快。她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咬了她。再说了，那人要是不爱搭理你，你怎么可能去照管她啊，就算是一家人也没辙。所以，我拒绝认为自己应该负哪怕一点点责任，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到了晚上，在赤道酒店，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会让酒吧打烊，然后就我一个人，坐在黑暗中，临睡前喝点小酒，抽上最后一支烟，听着欢声散尽的酒吧里发出瘆人的声音。有些瘆人的小东西会跑进屋顶上盖着的草里，应该是猴松鼠④ 之类的动物吧。这种声音只有到了晚上你才会注意到。它们东挠挠西挠挠，用珠子似的小眼睛往下瞅着我，直到那动静搅得我快要发疯，大喊大叫起来：“快闭上臭嘴！”有时候，我会脱下人字拖朝它们扔过去，它们才消停下来。最好还是让这地方坐满了生意人，让烈酒四处流淌，我总是这么说。说实话，花太多时间独自待在黑暗里，也没什么意义。
①蕾切尔把“entrepreneur”（企业家）错拼成了“interprener”。
②原文为法语。
③切尔把“grandly”（堂而皇之）当作了褒义词。
④蕾切尔把“squirrel monkey”（松鼠猴）说成了“monkey squirrel”。

利娅·普莱斯·恩甘巴
金沙萨，1981年雨季
阿纳托尔进了监狱。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子，强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倾盆而下，浇到早已湿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车和孩子们身上。我就这么站着，心想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们没从亚特兰大回来。
但我们不得不回来。阿纳托尔这样的人，有太多的东西要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当然，不是贡献给现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掌控权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于开枪、讷于提出问题的人。如今，唯一体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让它垮台，阿纳托尔就是这么说的。他宁愿待在这儿，就算要蹲苦牢，也不愿对暴行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荣誉感有多么强烈，就像我清楚这房子的四壁一样。于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离开。现在我什么都失去了：既没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条备用的秘密逃生路径（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彻底破灭的话）。我以前总是想，还可以飞回家啊。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如今，我把那张好牌从洞里抽了出来，好好地看了看，发现它对我没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贬值了，就像以前粉红色的刚果钞票。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已经回过美国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国在我的脚下漂移吗？还是它其实纹丝不动，却是我大踏步地走开，追随着我出走时引领我的烟柱，越走越远呢？我们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待在美国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当时我怀着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应该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经三岁，学起英语来像只聪明的小鹦鹉。我在埃默里大学攻读农业工程，阿纳托尔读政治科学和地理。他是个让人震惊的学生，吸收着书上的每一句话，再透过那些话去琢磨他的老师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在他眼里就是天堂。“贝埃内，”他悄声说，“我头脑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有一本书在写它了。”
“小心啊，”我就逗他，“说不定有本书是写你的呢。”
“哦，那太可怕了！那应该是一本讲述我童年罪过的全史吧。”
他觉得晚上睡觉简直是玩忽职守，因为那得浪费掉读多少本书的时间哪！他在开口说英语方面仍旧有点含蓄，比如，他就不愿说床单这个词，因为就他听来，和屎区别不清。① 但他读起书来那股狼吞虎咽的劲头，我确实从未见过。我开始和家人聚到一起。艾达那时正在医学院里读书，读得很不错，所以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常常能见到母亲，几乎是和她住在一起。她对我们都很好。帕斯卡在她的家具上爬来爬去，像只猫似的趴在她的膝头打盹儿。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马丁出生后为了休养身体，因为我得了极严重的贫血症，也是为了给孩子们注射疫苗。母亲筹钱让我们飞了回来。那次只有我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待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想多吃一点那些精致的美食，也给母亲提供一次机会，让她好好了解一下她仅有的几个外孙。她领我们去了海边，来到了离佐治亚州海岸不远处大风肆虐的沙岛上。孩子们简直玩疯了。那里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种花草，还有开阔的空间可以让他们疯跑，我却开始想家了，因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鱼市场的腥味。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难以衡量的无尽空虚，朝着阿纳托尔，朝着我留在身后的非洲种种，凝神远望。
为这种事抱怨确实很可笑，但美国大多数地方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气味。我以前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最后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抵达后好几个星期，我老是会去揉眼睛，觉得视力变差了，又或许是听力不行了，但其实，离我而去的是嗅觉。甚至在杂货店里，在过道上被琳琅满目的食品包围着，置身于就算在刚果待上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如此多东西堆成的层层货架中间，空气里却毫无气息，只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虚。我跟阿纳托尔说了这事，他当然老早就注意到了。“美国的空气是空白的。”我说，“甚至闻不出身边东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凑过去使劲嗅。”
“也许那就是他们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这么说。
阿纳托尔获得了一笔教学实践的津贴，其他研究生说，这点数额只能算是“零头”，但这些却比随便哪一年我们俩加起来挣的都要多得多。我们再次住进了已婚学生的公寓，那是一栋胶合板公寓楼，四周松林环抱。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唯一的话题就是这里有多么破多么差。对我和阿纳托尔而言，它却奢华得离谱。玻璃窗，每扇窗都带锁，每扇门都带两把锁。不过我们身无长物，也没什么可偷的。自来水是热的，厨房里打开龙头就有，另一个龙头就在十步之内的浴室里！
孩子们时而思乡，时而狂躁。他们对美国的有些东西胃口越来越大，这让我警惕起来。还有些事情他们觉得没什么，这些事却更让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会讲三门语言的孩子们（他们能自如地在法语、林加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每种语言都会带些口音）说话时的方式，他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会字正腔圆地大声说话，仿佛面前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宝宝。这是种侮辱。阿纳托尔的学生们本质上也是如此，总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为民主，何为人权——这些大二学生简直无礼透顶！晚上，阿纳托尔将这些事说给我听时，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我却愤怒地骂骂咧咧，又是扔枕头，又是大喊大叫，而他就在已婚学生公寓里那张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紧紧地搂着我。
我家乡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们都视为原始人，或怪物。到了街上，远远地，他们就会对我们怒目而视，认为我们都是祸根。混血夫妇是他们早就听说过并且痛恨的祸根，而那几个杂种孩子，就是我们有罪的绝佳展示。再走近些，他们就会直直地瞪着阿纳托尔，脸上的轻蔑让位给赤裸裸的震惊。他那武士般的脸膛和雕工精细的刻痕中蕴含的优雅，对他们来说陌生得犹如林加拉语。他们难以理解他。即便我母亲的朋友们真的在努力，他们也从来不打听阿纳托尔的背景或才能，而只是会在他离开房间后才压着嗓子问：“他的脸怎么啦？”
阿纳托尔声称别人瞪着他并未让他不舒服，他这辈子早已习惯了做个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别人的傲慢。阿纳托尔在他的国家，对欣赏他的才华和荣誉的人而言，算是出众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整个童年时代，我一直在想，我毁了自己双胞胎妹妹的一生，让她落在我后面，蹒跚地步入光亮之中。我没法再把丈夫和儿子拽入那种生活，那样的生活只会让他们的美在黑暗中盛开又凋亡。
于是，我们回了家，回到了这儿，步入灾难之中。阿纳托尔的护照在机场就被没收了。当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无聊而互相打斗，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时，我丈夫却已在我没留意时被制伏了。他在扎伊尔是通缉犯，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纳托尔告诉我，只是要走个手续，而他也只能把我们家在金沙萨的地址说出来，这样他们才知道第二天怎么把护照寄还给他。我哈哈大笑，说，（而且当着那些官员的面！）鉴于我们政府的效率，寄到家应该要等到明年了。然后，我们挤进了一辆破旧的小标致出租车里。在那车里倒是有家的感觉。我们回到了伊丽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时差没倒过来而一阵一阵地惊醒。我头脑里装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让孩子上学；找地方住；在金沙萨找一家可靠的银行——既不会给我们旧扎伊尔币，也不会给我们假冒的新钱——兑换母亲给的美元；还要弄到食物，否则我们准保会把伊丽莎白压得喘不过气。这些想法没有一件与我丈夫有关。我们甚至都没睡在一块儿，因为伊丽莎白四处借到的只有几张小床。
但那晚也许是我们睡在一块儿的最后机会了。天刚放亮，蓝盔② 就来砰砰砰地敲门。我还没完全醒过来，伊丽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在一丝不苟地裹缠腰布，四个男人猛地就冲了进来，把她掀到了墙边。只有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双硕大的黑眼睛瞅着那些人皮带上的枪。
阿纳托尔很平静，但他看着我的时候，眼里却透着绝望。他提到了几个人名，让我马上去找他们，说是能帮我们安顿下来，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了一个地址，似乎得打乱顺序读。
“孩子们……”我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完这句话。
“孩子们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眼睛。通往拯救的长木板③ 。”
“他们是非洲人，永远是。你知道的。”
“贝埃内，要对自己好点。”
他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对自己好点。活着，这项人人都要坚持下去的事业，现在残酷得难以想象。
至少，我还知道他在哪儿，伊丽莎白说这是件幸事。我没法同意她。他们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维尔，距利奥波德维尔南部约有一百公里，去往那里的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最近获得外援后刚刚重新铺设：监狱显然就有这么重要。我不得不奔走于八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打听消息。我像只顺服的狗一样带着各种半透明的纸条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最后总算见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后靠着，靴子翘在办公桌上。看见一个白人女性，他吃了一惊，摸不准是该恭敬还是蔑视，于是就在这两种态度间不停切换。他告诉我，我丈夫会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为止，时间为六个月到一年。指控通常是叛国，也就是说反对蒙博托，最有可能的刑期应是终身监禁，不过也有其他可能性。
“哈代营地。”我说。
“艾贝亚营地。”他纠正了我的错误，当然啦，哈代营地被正名了。
我很清楚千万不能因为所谓的“其他可能性”而欢欣鼓舞。哈代营地恰好也是卢蒙巴的关押地，在飞往加丹加的死亡之旅前，卢蒙巴在这牢里差点被打死。我不知道在拥有这段历史的地方，我丈夫能得到什么舒服的待遇。我们认识的其他几个人，包括阿纳托尔在中学的一个同事，也是最近在哈代监狱被关了很长时间。这种关押像是一种缓慢的处决，主要是通过让囚犯挨饿。我们的朋友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两天才给一根香蕉。大多数牢房都是单人囚室，没灯光，没管道，地板上甚至连个洞都没有，粪桶根本没法清理。
那人告诉我，阿纳托尔遭到正式指控前，我不能去探监。之后，能不能探监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指控了。我盯着端放于办公桌上的空空的蓝盔，又看了看我的这位指挥官丝毫未受保护的脑袋，真希望我的勃然大怒能让他脑壳爆裂。他对我再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便用最客气的法语谢了谢他，然后离开了。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的心里起了强烈的渴望，想砸破那人的脑袋，令他恶臭的脑浆四溅于别人的后院 。
至少他没被铐在体育场底下，伊丽莎白一个劲儿地这么说。我想，即便是我那颗破碎的心，也会承认这是份好运。
我从未体会过此等孤独。孩子们当然很悲伤，但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已经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马上就是男子汉了，他们知道怎么用男子汉的方式去处理这种事。马丁很惶惑，需要好好安慰，可他却安慰不了我。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最近有一位老师带着一家人刚搬走，去了安哥拉。房子距市中心很远，是通往内陆的公路两旁为数不多的几处居民点之一，所以我们至少还能因这里鲜花盛开的树木和可供栽种蔬菜的院子而得到安慰。但我们离伊丽莎白和克里斯蒂安却远了很多，而且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很久，打扫警察局及其附属的政府仓库，所以我根本得不到日常交流这样的慰藉。即便是伊丽莎白，也不太能和我产生亲人之间脾性相投的默契，她爱我，却又觉得我难以理解、没有女人味，说不定还会惹来麻烦。如果家里有人被判了叛国罪，她可能会受牵连，失去工作。
此前我从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赖阿纳托尔。在这儿，只有他才能为我辩白，赦我的罪。之前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么多年来，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这棕色与黑色的土地上，我是个白人。我是恩甘巴夫人。我是个在集市上望水果价格兴叹时让人怜悯的人。我是老招惹她们孩子的那几个捣蛋鬼的母亲。我裹着缠腰布，庇荫于阿纳托尔时，似乎融入了这里。如今，没有丈夫的我置身于这片新的邻里中间，我的皮肤便犹如赤裸的灯泡发出刺眼的光。我的邻居们唯唯诺诺，冷淡矜持。日复一日，如果我想要问个路或聊聊天气，他们就会紧张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或法语回答我。他们难道没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语和他们交谈的吗？他们难道没听见我每天隔着篱笆呼喊自己的儿子时，那种日常而又母性的语调和这里土生土长的卖鱼妇别无二致吗？只要一见到我的外国皮肤，他们的感官似乎就会冻结。在当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里，哪里的谈话就会骤停，一个安静的气泡与我如影随形。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阿纳托尔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他们满怀同情——他们也都恨透了蒙博托，希望自己能有阿纳托尔一半的勇气，但评判他时，也得考虑到他有个苍白皮肤的妻子。对于外国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我不可能像阿纳托尔维护我一样去改善他在他们眼中的地位。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软肋。
我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自忖：如果不是为了我，他现在会在哪里呢？仍在时时刻刻与灾难共舞，这是肯定的；在我遇见他之前，他就是个革命者。但也许不会被抓。他不会两次离开这个国家，就因为听了我的恳求，说母亲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甚至极有可能都不会有护照，而他们就是那样才把他抓住的。
可那样的话，他的孩子们又会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当母亲的总是会让问题回归这里。他怎么会为这段婚姻后悔呢？毕竟这婚姻将帕斯卡、帕特里斯和马丁·路德带到了非洲大地上。从长远看，我们的结合对各自来说都充满了艰难险阻，可哪种结合不是这样呢？婚姻就是漫长的妥协与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烟波，总会有一种规划被另一种吞没，一双车轮嘎吱响着，艰难向前。可是，对这世界来说，比起我们各自度过的人生，我们共同的生活难道不是有着更丰富的意味吗？
当孩子们不在家，孤独让我发狂时，我总是会用上面这些问题来使自己分心。我试图用回忆来填满空间，试图回忆他第一次抱着帕斯卡时脸上的表情。我记得我们在各式各样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样的蚊帐下做爱；记得他的牙齿咬着我肩头的肉，很轻很轻；记得孩子睡在我们边上时，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让我声音小点。我记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发间的气味。最后，我不得不来到外面，望着院子里身形丰满、羽毛驳杂的母鸡们，试图决定到底杀掉哪只鸡来当晚餐。结果，我一只都没抓成，因为那样的话，我的伴又会少一个。
抵御心痛的方式就是尽量忙碌。在满屋子的错误中，至少要把某一个小角落的事情做对——这是我从阿纳托尔那里学来的。也许也是从自己身上学来的吧，得益于我的双亲那样怪异的组合。但如今，我害怕我们已用尽了全部的可能性，却还有许多的年月需要过下去。我已联系过了他建议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们，或去寻求帮助。在几次错误的尝试之后，打乱了顺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齐塞凯狄的副部长。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政府部长，但他自己在蒙博托政府里的位子也岌岌可危。当然，我也写信给母亲的朋友们了。（就是“大圣国际”，蕾切尔说不定仍然这么称呼它。）我恳求他们为阿纳托尔的事发电报过来，他们全都同意了，电报会像雪片似的抵达。如果能让蒙博托觉得尴尬，那对他的判决就有机会从无期减至五年，或者更少。与此同时，母亲也正在筹钱，以用作贿金，好给他弄点吃的，以保证“五年”刑期不会到头来就相当于“无期”。等到钱凑齐后，我就跑到各个政府部门，看贿金该往哪儿塞。我又是上访又是写信，直到他们全都熟悉了我这张脸，不想再见到它为止。我已经尽己所能了，而现在我做的就是己所不能的事：等待。
等孩子们都睡了以后，我便在台灯下给阿纳托尔写短信，简短地说一下孩子们的情况和我们的健康状况。再给艾达写长信，说说我现在真实的境遇。或许他们谁都收不到我的信，但我需要的是写信本身，我需要尽情地倾诉。我告诉艾达自己有多悲哀，我写得如戏剧般跌宕起伏。也许，让这些话闷在一大堆信件里，无法寄达最好。
我现在挺羡慕艾达，无牵无挂，也就不用撕心裂肺。她不需要孩子往她腿上攀爬，也不需要丈夫亲吻她的额头。没有这一切，她会安然自若。而蕾切尔，却似撒盐罐一般，情绪起起落落。这就是生活。有时候，我想起我们的嫁妆箱，就不由得想笑，因为它们简直是一语成谶。当年蕾切尔疯了似的加班加点地往里塞东西，预示了她的婚姻轨迹，虽非以质见长，但在数量上胜出。露丝·梅终生免做。我刚开始做桌布时虽勉勉强强，但最终全情投入。而艾达，她在餐巾上编织了黑边，又将之随风抛走了。
但我们最后全都将自己的灵与肉以各种方式留在了非洲，甚至艾达也是，她成了热带流行病学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专家。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心埋进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尘土里，我们都是这儿的共谋者。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不仅仅是我们家。所以，你现在怎么办呢？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把心挖出来，将它抖搂干净，再次把它举到光亮处看一看。
“要对自己好点。”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就问他，那怎么可能呢？我在椅子上像婴儿一般来回摇晃着，渴望太多不可能的东西：正义，宽恕，赎罪。我渴望自己这副纤瘦的身子再也不要承受这儿的所有伤痛。但我也想坚持下来，去继续感受苦难之地的痛苦。我想要属于某个地方，真是该死。我想要将百年的战争从这身白皮肤上抹除，直到踪迹全无，如此，我才能像邻居们那样，裸露着肌腱和骨头，走到他们中间去。
最重要的是，我的白皮肤渴望着，被这地球上我所知的唯一一个已原谅了它的男人抚摸、拥抱。
①“床单”原文为“sheet”，“屎”原文为“shit”，二者发音相近。
②③原文为法语。

蕾切尔·普莱斯
赤道酒店，1984年
这是我第一次，也绝对是最后一次愿意和我的妹妹们相聚了。我刚和利娅及艾达见面回来，这次会面简直太失败了。
利娅是整个行程的智慧结晶。① 她说她要是不出去走走、做点事，等待丈夫出狱的最后一个月就会要了她的命。上次他快要被释放时，我猜他们是在最后一刻又让他待上了一年，这么做真够让人失望的。但说真的，你要是犯了罪，就得付出代价。她还想怎么样？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有过几个丈夫，也许都不是什么一等一的人物，但罪犯，还真是一个都没见过。好吧，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就像他们说的。她现在特别孤独，因为她两个大一点儿的儿子都在亚特兰大上学，这样就不会被捕了；小的那个也去那边度暑期了，和母亲待在一起。这样利娅就能自由自在地策划这次行程了。说实话，她安排这次聚会，唯一目的就是想把一辆路虎从美国弄到金沙萨。她和阿纳托尔在金沙萨设计了一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在南部地区建立一个农业公社，等到安哥拉安全后，再跑到安哥拉去。就我听说的情况来看，安哥拉在本世纪是没指望了。再者，要我说，那儿就是个极端的共产主义国家。母亲在乎这事吗？自己的女儿打算搬到共产主义国家去，那儿的道路可几乎就是用地雷铺的啊！但那有什么！她和她的那些朋友筹到了钱，在亚特兰大买了辆挺不错的路虎，还将发动机重新改装过了。顺便说一下，母亲那个圈子里的人还从没为我筹过哪怕一分钱，比如说，筹钱为我安装赤道酒店楼上的管道。但我发过一句牢骚吗？
我去只是因为我的一个病了很久的朋友最近死了，我觉得无所事事。乔弗里清楚地谈到了结婚的事，只是后来病得太厉害了。他是个绅士，人真心不错，也很有钱。乔弗里在肯尼亚做的是野外旅游的生意，我们就是那样碰上的，还挺浪漫的。但他在内罗毕染了重病，再加上他也不怎么年轻了。尽管如此，这么好的男人，真不应该是这种结局。我，也别提了，去年就四十了。没什么好开心的，但别人总是猜我不到三十，所以谁管它！反正，我琢磨着我和利娅可以互相倾诉我们遇上的麻烦，祸不单行嘛。但她至少还有个活着的丈夫，我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运送路虎的策略是让艾达和路虎乘上船去西班牙，再从那儿把车开到西非。艾达还能开车，我实在想象不出，我仍然以为她瘸得厉害，虽然母亲给我写信说过不是这么回事，艾达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所以，我们约好了到塞内加尔碰面，再一路上旅游几个礼拜，看看风景。然后，艾达就要飞回家了。安全起见，我和利娅会同坐这辆车，一直开到布拉柴维尔。但要我说，两个女人同行，麻烦比一个人大多了。尤其是我和我妹妹！后来，我们在穿越整个喀麦隆和大半个加蓬的时候，都没说话。阿纳托尔刚从班房出来，在布拉柴维尔和我们见了面，他们就直接开车回了金沙萨的家。天哪，她在轮渡站甩开胳膊就把他给抱住了，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时间长得超过了你的想象。然后，他们就手拉手、喋喋不休地用刚果语说着话，像一对小孩子一样走了。他们这么做显然是想把我排除在谈话之外，我就是这么觉得的。能说出连我这样会说三种语言的人都听不懂的话，还挺不容易的。
再见了，分手来得太晚了，这就是我说的。利娅在最后一百英里的路程中急得就像房子着了火。她从利伯维尔打去长途电话，确定他第二天肯定就会出狱，然后，天哪，她就直接开了过去。她甚至都没想过要去赤道酒店看看——尽管只要半天的车程就到了！而且我还是个丧偶的寡妇。我没法原谅自己妹妹的这种做法。她说要是我们先去布拉柴维尔接上阿纳托尔，她就会去。好吧，我没法立刻就说“行”，也没法说“不行”，我得想想。这件事远比她能想象的要微妙得多。对于什么人能上楼，我们有严格的规定，要是你为某个人破例，那还有完没完呢？我本来可以来个例外。但当我告诉利娅，我得好好想想时，她立马就说：“哦，别，别麻烦了。你有你的白人至上的规矩要维护，是吧？”然后她就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猛踩油门，于是，我们就不再说话了，结束了。真的，整整两个国家，穿越全境，我们都在听那部四轮驱动汽车传动系统的声音，还有路面上的每一次颠簸声，听了好长时间。
当旅程总算结束的时候，我高兴极了，终于回到自己温馨的家里了。我喝了两杯伏特加汤力，踢掉鞋子，打开唱机，就在餐厅正中央一边喝酒，一边跳起了舞。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有一大群巴黎来的棉花采购商。我向客人们宣布：“朋友们，有了家人，你才会发现陌生人有多棒。”然后，我就吻了他们的秃脑门，全吻了个遍，还免费招待了他们一轮。
仔细想想，我和家人互相看不顺眼，是因为我们很久都没见过面了，所以就有大把的时间去忘记彼此的性格上有多水火不容。利娅、艾达和我自从在塞内加尔见了面，就开始拌嘴。就连去哪儿、住哪儿、吃什么这样的问题，都没法达成统一意见。只要找到一个还算可以住的地方，利娅都会嫌太贵。显然，她和阿纳托尔都宁愿过得像叫花子。而艾达，总是这么应景，她会加入进来，说那儿可能会有一大堆病原体。我们几乎什么事情都要争上一番——就连共产主义都要争！你会觉得，那还有什么可争的呢！我只是向利娅提供了一个相当明智的建议，说她应该再好好考虑一下去安哥拉这件事，因为那儿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当道的地方。
“很长时间以来，姆邦杜和刚果这两个部落一直在打内战，蕾切尔。阿戈什蒂纽·内图带领姆邦杜人走向了胜利，因为他有更高的民意支持率。”
“好吧，那我就来告诉你，亨利·基辛格博士亲口说过，内图和他那帮人都是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而另一拨人是亲美国的。”
“想想看吧，”利娅说，“姆邦杜人和刚果人过去六百年里一直在打仗，而亨利·基辛格博士现在总算发现了其中的原因：刚果人是亲美国的，姆邦杜人则是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
“哈！”艾达发出一个声响，那是她那天说出的第一句不像事先排演过的话。她现在能说话了，但还是说得不大自然。
艾达坐在后面，我和利娅坐在前面。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开车，因为我开车开习惯了。西非的司机和布拉柴维尔的司机一个德行，于是我不得不在离停车标志老远处就降低车速。当妹妹们突击考察我对世界民主现状的理解程度时，我便很难集中精力了。
“你们俩就尽情地笑吧。”我说，“可我也读报纸。罗纳德·里根正在保护我们不受社会主义独裁者的侵犯，你们应该感激才是。”
“社会主义独裁者，比如？”
“我不知道。卡尔·马克思吧！他不是还在管俄罗斯吗？”
艾达在后座上笑疯了，我觉得她简直要笑得尿裤子了。
“哦，蕾切尔，蕾切尔。”利娅说，“我来给你简单地上一堂政治科学课吧。民主和独裁是政治体系，和由谁来掌权有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则是经济体系，和谁拥有国家财富、谁能吃饭有关。你能理解吗？”
“我根本就没说过我是专家，我只是说我读过报纸。”
“好吧，比如说，就拿帕特里斯·卢蒙巴为例。作为刚果的前任总理，他的党派是由民众投票选出的，他是个信仰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后来，他被杀害，中情局用蒙博托替换了他，蒙博托是个信仰独裁的资本主义者。对美国历史上这出《潘趣和朱迪》木偶剧而言，那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利娅，那我就要告诉你，我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
艾达又哼了一声，利娅却猛地拍了下脑门。“你怎么说得出口？你都有大半辈子没去过了！”
“我保留了国籍，我现在还在我的酒吧里升美国国旗，每一年的七月四日，我都会庆祝。”
“感人至深哪。”艾达说。
我们行驶在尘土飞扬的主路上，那条路沿海岸线通往多哥。往海岸的方向望去，沙滩连绵，棕榈树迎风摇曳，光着身子的小黑孩们站在白色的沙滩上，这场景就像风景明信片。我真心希望我们再也别去讨论那些荒唐事了，应该好好地享受一番。我不知道利娅为什么老是喋喋不休。
“我告诉你，利娅，”我这么说，是想就此打住这个话题，“你那宝贝的卢蒙巴一旦掌权，就会和其他人一样，变成一个很坏的独裁者。中情局那些人把他除掉，就是为了民主。如今的人都这么说。”
“如今的人。”艾达说，“那死去的人怎么说呢？”
“好，蕾切尔，”利娅说，“这么看吧。在民主制度下，卢蒙巴应该可以活得更长，不会只当两个月的国家首脑就死掉。刚果人会渐渐明白自己喜不喜欢他，如果不喜欢，就把他换掉。”
好吧，我听了这话很生气。“这儿的人靠自己根本什么也干不了！真的，餐厅里烧菜的到现在还记不住要用煎蛋锅煎蛋！看在上帝的分上，利娅，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他们是怎么一回事。”
“是啊，蕾切尔，我不还和他们中的一个结了婚吗？”
我老是会忘了这一点。“好吧，那我还是闭嘴的好。”
“就像以前那样。”艾达说。
整个行程中，我想，也就有一个下午，我们三人是好好说话的。由于艾达想看看著名的高跷村，我们一直开到了贝宁，一路上竟然没有互相残杀。但，你能相信吗，通往那个村子的路竟被冲走了。我和利娅都试着向她解释，非洲的路为什么会今天还在，明天就不见了。在这里，你老会看到这样的标牌，比如“如果本标牌没入水中，则此路不通”之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意见相合的。
所以，我们最终就改道去了阿波美的古代宫殿。方圆几百英里之内，那是唯一的旅游景点。我们按照地图来到了阿波美，幸好通行的路还在。我们把车停在市中心，那儿长着很多很大的蓝花楹树，气氛相当怪异。要找到那些宫殿还是很容易的，因为它们被巨大的红泥墙围绕着，而且入口的通道相当宏阔。我们找到了一个英语导游，他就在宫殿门口的长凳上打盹儿，答应起身后，他便带我们游览了一圈。他解释说在以前几个世纪里，法国人还没来之前，阿波美国王曾拥有庞大的宫殿和非常漂亮的衣服。他们把自己的历史记录在奇妙的挂毯上，把毯子悬挂在宫殿的墙上。宫殿里还有精巧的刀剑之类的武器，他们就是用这些武器征服了邻近的部落，奴役了他们。哦，他们就那样到处杀人放火，他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们再把自己最喜欢的敌人的头颅镶进自家房子里做装饰。真的！这些事情我们全都见到了——那些挂毯描绘了残忍的暴行和刀光剑影；支撑着那华丽王座的四条腿的爪部都嵌了人的头颅，再镀上铜，看上去就像制成纪念品的婴儿鞋！
“哎呀，我那家赤道酒店的大堂里就需要这样的装饰。”我开了句玩笑，但那些东西以前可是活生生的人头啊。一想到这个，我便觉得这样的玩笑对下午三点钟这个时辰来说有点过了。
告诉你吧，阿波美就不是什么童话王国。他们强迫妇女同国王成婚，为国王做牛做马，就是为了频繁地生儿育女。一个国王有五十到一百个妻子，这数目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要是他有特殊需求的话，就会更多。至少导游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也许是想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吧。他说，举办庆典的时候，他们会拖来许多奴隶，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鲜血和骨头同烂泥搅拌在一起，好为神殿砌更多的墙！更糟的是，国王一旦驾崩，就得有四十名妻子被杀头，给他陪葬！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打断导游，问他：“是让自己喜欢的妻子陪葬，还是最不得宠的陪葬？”
导游说他认为应该是让最漂亮的妻子陪葬。好吧，我倒是可以想象那种景况！国王一旦生病，全体妻子就开始披头散发，没日没夜地吃甜食，破坏自己的体形。
虽然我和利娅整个礼拜都在拌嘴，但那天下午在阿波美宫殿里，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都像死蝙蝠一样安静。时至今日，我什么都见过了：南非的种族骚乱，在布拉柴维尔主办大使馆晚宴，去巴黎和布鲁塞尔购物，在肯尼亚狩猎……我什么没见过？可那座宫殿却很不一样，它让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们穿过那些狭窄的通道，欣赏着艺术品，时不时惊慌战栗地看到一大块一大块人骨从墙里面露出来。只要一想到那些亡灵仍在周围游荡，我们之前为之争吵的那些东西好像就暂时消退了。我反正是从头到脚抖个不停，虽然那天天气相当温暖。
利娅和艾达碰巧都走在我前面，也许是为了摆脱那个导游吧，因为她们都喜欢对万事万物有自己的解释。当我看着她们的背影时，竟十分震惊，我发现她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她们俩都在塞内加尔的集市上买了件色彩斑斓的蜡染衬衫，艾达用来搭配牛仔裤，利娅则搭配长裙。（我个人还是觉得谢谢，算了，我可不想变成土人，还是穿棉料针织衫更好。）艾达真的一点都不瘸了，就像母亲说的，而且，她其实会说话，这说明她在童年时代过得并不那么光明磊落。现在，她和利娅一样高了，这真的很难理解。她们都有好几年没见面了，而到这儿一见面，她们甚至连发型都是一模一样的！及肩长发，披在背后，就连普通的时尚都算不上。
突然，我意识到她们在谈论父亲。
“不，我敢肯定那是真的。”利娅说，“我相信那就是他，我觉得他是真的死了。”
好吧！这对我来说倒是个新闻。我快步赶了上去，但或多或少总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你在说父亲吧？”我问，“老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猜我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我们能说说话的时候。”利娅说。
好吧，她想什么呢，这五天我们除了说话还干过别的吗。“现在最合适了。”我说。
她似乎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就一本正经地说了起来。“过去五年，他一直待在卢桑博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今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个农业顾问，他一直在那儿工作，他说他肯定认识父亲，还说他已经去世了。”
“天哪，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搬家了。”我说，“我还以为他一直在原来的那个村子里晃来晃去呢。”
“没有。那些年，他一直沿着开赛河往上游走。就我听来的消息看，他没多少朋友。他没回过基兰加，这我是知道的。我们和基兰加仍然有许多联系，我们认识的一些人还在那儿。还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还认识谁？”说实话，我是一个人都想不起来了。我们离开了，阿克塞尔罗特也离开了。昂德当夫妇直接返回了比利时，而他们其实也不算在那儿待过。
“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吧！”利娅说，“这地方已经有太多死人了。”
好吧，这倒是真的。于是，在剩下的付费游览过程中，我们都静悄悄的，一言不发。我们走过四壁剥落的古老大殿，尽量不去看四周墙上一大片一大片奶白色的骨头。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② 艾达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她就喜欢说这种怪话。
“五寻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③ 利娅回了她。
我实在搞不懂这到底是哪门子事儿，我敢肯定根本就没见到什么明珠啊，那两人总是神神道道地一唱一和。就算有时她们忍受不了对方，可她们还是知道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其他人却是一头雾水。但这种事不会影响我。我这年岁，足以让自己昂首挺胸，过自己的冒险生活。我曾经梦想过戴着我的媚登峰胸罩，来逛这座阿波美古代宫殿！
也许很久以前，我是有点忌妒利娅和艾达，毕竟她们是双胞胎。但不管她们长大后举手投足间有多么相像，我还是能看出她们的内心完全不同，就像黑夜与白昼。我也和她们完全不同，不是黑夜与白昼的其中一个，而是截然不同，就像七月四日。所以，我们就这么待在一起：黑夜，白昼，七月四日。暂时，我们都签订了和平盟约。
但还是土崩瓦解了。我们一向如此，早晚会这样。我们走入了市区，喝了点冰镇饮料，找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方，能在室外的一张金属桌旁坐下来，望着狗、自行车和人群忙忙碌碌地你来我往，头上无一例外地顶着样东西。当然，除了狗以外。我们喝了几瓶啤酒，感觉不错。利娅继续汇报我们光辉的童年里那座顶顶重要的乡下村子的情况。不过照我看来，最好还是把它忘了。我一直等着她讲到父亲死去的那部分，但催着问总不太礼貌。所以，我就摘下墨镜，用西非地图给自己扇风。
利娅一个个地说了起来：“玛玛·姆万扎还很硬朗。玛玛和塔塔·恩古扎也是。塔塔·波安达失去了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妻子，但还有埃巴。塔塔·恩杜的儿子当了酋长，不是大儿子格本耶——他被撵出村子了。”
“就是那个偷了你羚羊的人吧。”艾达说。
“对，就是他。他后来老喜欢惹是生非，我听说是这样，当酋长完全不够格，所以，二儿子肯格就当了酋长。我不太记得他了。塔塔·恩杜受了伤，发高烧死了。”
“太可惜了。”我挖苦了一句，“他可是本来要当我丈夫的人啊。”
艾达说：“你本来会更糟糕的，蕾切尔。”
“她后来也够糟糕的了。”利娅说。这话我可不喜欢听，我对她说。
她没搭理我。“内尔森结婚了，没想到吧？生了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玛玛·洛死了，他们说她活了一百○二岁，我不太信。塔塔·库伏顿度也走了，我的意思是他死了，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威信全失，因为……对我们做的事。”
“你是指那条蛇的事吧？”我问。
她深吸了一口气，抬眼望天。“所有的事。”
我们还在等她继续讲，但利娅却用手指敲起了桌子，像是话都讲完了，然后又补充道：“当然，帕斯卡死了，都很久了。他是在布隆古附近的一条路上被蓝盔杀死的。”她将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但我能看见她眼里含着泪！只是，我得绞尽脑汁去回忆那些人。
“天哪，你儿子，帕斯卡？”
艾达说我就是个白痴。
“小时候和我们一起玩的那个帕斯卡，我儿子就取了他的名字。十八年前他死的时候，没多久我儿子就出生了，当时我们在比柯基。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件事，蕾切尔，因为我觉得你才不会在乎呢。那时候，你在约翰内斯堡。”
“和我们一起玩的那个帕斯卡？”我想了又想，“哦，那个小男孩，裤子上都是洞眼，你整天跟着他到处跑的那个吧？”
利娅点了点头，便继续凝望着给马路遮荫的巨大的蓝花楹树。时不时有硕大的紫花从树上落下来，一次就一朵，就像女士落下手帕，想引起你的注意。我又点了根烟，我本来指望两条好彩香烟就足够我在整个旅程中吞云吐雾，嗐，可一路上这样剑拔弩张，那些烟转眼就要没了。想到这个我就特别忧虑。这里的马路上有许多脏兮兮的小男孩，一次卖给你一根烟，叫什么“歹徒牌”和“骨头先生牌”。听名字就知道，这些烟不会带过滤嘴，吸上去有股烧焦的焦油味，抽上一口就能要了你的命。非洲的烟草实在不妙啊。
“那么，”我终于发了话，还捅了捅利娅，“说说我们亲爱的老爹吧，有什么内幕消息？”
她继续向外望着马路，路上走过形形色色的人。那感觉就好像她正在等谁。然后，她叹了口气，伸手从我最后几根宝贵的香烟中抖出一根，点上。
“这会让我很不好受。”她说。
“什么，抽烟吗？还是指谈论父亲？”
她似笑非笑。“兼而有之吧。还有啤酒，我喝不惯这东西。”她喷了口烟，被好彩香烟弄得皱起了眉头，好像那东西咬了她一口似的，“你应该听听，要是我的孩子们抽烟，我是怎么骂他们的。”
“利娅，快说吧！”
“唉……有点说不出口。他在开赛河的北部河湾待了一段时间，那儿有一个种咖啡的村子。他还是想给孩子们施洗，我知道这都是实情。法因坦和赛琳·福尔斯每过几年就会去那儿。”
“福尔斯修士，”我说，“你还和他保持着联系？真有你的，利娅，那可是老朋友哪，他还能见着父亲？”
“他们其实根本就没看见过他。我猜父亲的精神状态或许已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他把自己藏了起来。但他们总能听到很多关于白人巫医塔塔·普莱兹的事。他们和那些人交谈后，觉得他应该很老了。他留了长长的白胡子。”
“父亲吗？我实在想象不出，他还留了胡子。”我说，“他现在应该多大了，六十？”
“六十四。”艾达说。虽然她现在能开口说话了，可那声音语气就好像她仍然把话写在笔记本的纸上递给我们似的。
“他的名声传得很广，大家都说他会变成鳄鱼，攻击孩子。”
“这我倒是能想象出来。”我说着，哈哈笑了起来。非洲人都非常迷信。我的一个雇员发誓说厨师长会变成猴子，将客房里的东西偷走。我当然相信！
“还是那样。牛不喝水强按头。”艾达说。
“什么牛？”
“河上发生了一次很可怕的事故。一艘载满了儿童的船被鳄鱼掀翻了，船上的孩子要么淹死，要么被吃，要么被咬残。父亲当了替罪羊，简直是未经审判就要绞死他。”
“啊，天哪。”我把手放到喉咙上，“真的被绞死了？”
“没有。”利娅说，她的样子像是很生气，可同时眼里又含着泪，“不是被绞死，是被烧死的。”
我能看到，说出这句话，对利娅来说有多难。我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宝贝，我知道，”我告诉她，“他毕竟是咱们的爸爸。我觉得你一向都能忍受他，而我们都做不到。但他就像条蛇一样卑鄙，他这是罪有应得。”
利娅将手从我的手里抽了出来，伸手擦了擦眼睛，吸了吸鼻子。“这我都知道！”她听上去难受极了，“那座村子的村民劝他离开的话都已经说了不下一百次了。他们让他去其他地方，可他总是又偷偷地溜回去。他说要等到他把村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带往河边，将他们浸到水里之后，他才会走。这话让所有人都吓得要死。所以，出了孩子被淹死的事情之后，他们觉得再也受不了了。所有人都抄起了棍子，去追他，他们可能只是想再把他撵走。但我想父亲见了这架势，便受了刺激，恨不得跟他们战斗到底。”
“那当然。”我说，“说不定，他还一边跑，一边宣讲地狱烈火、上帝之怒呢！”真是这么回事儿。
“他们把他困在了一片废弃的咖啡田里。他爬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塔楼上，那是一座殖民时期留下的塔楼。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吧？他们管这种塔楼叫主子塔④ 。过去，比利时工头会站在上面，监督咖啡采摘工，挑出几个人，让他们晚上挨鞭子抽。”
“他们就把他烧死了？”
“他们把塔楼点着了。我敢肯定那火苗一下子就蹿了起来，就像点燃了一盒火柴。搭建楼体用的那些丛林木材应该都有二十年了，是比利时人留下的。”
“我敢打赌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宣讲福音。”我说。
“他们说他等到身上着火后，才跳了下来，没人想去碰他。于是，他们就把他留在那儿，等着动物去拖走他。”
我心想，好吧，那里的人得有一阵子不想喝什么咖啡了！但现在开玩笑应该不是时候，我又点了一轮象牌啤酒。我们都坐在那儿，各怀心事。
然后，艾达表情怪怪地说：“他应了那段经文。”
“哪段？”利娅问。
“最后一段。《旧约》。《玛加伯下》第十三章第四节，‘但万王之王激动安提约古恼恨这个恶徒。’”
“我不知道这个。”利娅说。
艾达闭上眼，稍稍想了想，就把整段经文念了出来：“但万王之王激动安提约古恼恨这个恶徒；里息雅向君王证明此人是万恶的罪魁，安提约古即下令按当地的刑法处死他。在那里有一座塔，高五十余肘，里面满是火灰，凡盗窃庙物，或犯其他重罪的人，都应投入里面处死。因着这样的命运，众皆同意让这僭越者死，甚至都不得掩埋于地。”
“天哪！”我喊道。
“你怎么会背得出这段经文的？”利娅问。
“这段文字我肯定抄了都有五十次了。我正要说呢，是《旧约》里最后一段要我们抄写的‘经文’。从末尾往回数第一百节。如果你把《次经》也包括进去的话，当然啦，他肯定会这样算。”
“末尾是哪句话？”我问，“要我们记住的训诫是什么？”
“《旧约》的结语是：‘故此为终结。’”
“故此为终结。”我和利娅都念了一遍，极为震惊。之后，我们有整整一个小时没说一句话，只能听到各自喝酒时喉头发出的声音。利娅就这样在西非抽了最后两根好彩香烟。
最后，她问：“他怎么会让你抄那段经文抄了那么多遍呢？我从来没抄过这段。”要是你问我的话，这根本不是重点。
但艾达笑了笑，煞有介事地回答道：“还能因为什么呢，利娅？还不是我动作太慢吗？”
过了一会儿，我闻到了一股烤木头的味道。几个小贩正沿马路搭起架子烤肉。我站起身，用自己的钱给每个人都买了几串，这样我应该就不会听到利娅抱怨说这东西太贵啦，艾达也不会说上面有什么什么细菌了。我买了木头扦子串的鸡肉串，在蜡纸里包好，拿回了桌边。
“快吃吧，吃了就开心了！”我说，“干杯。”
“敬父亲。”艾达说。她和利娅瞅着肉串，互相看了看，又发出了几声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窃笑。
“他真的很忠于自我，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嚼着鸡肉的时候，利娅说，“他就是一本故步自封的历史书。他还在基兰加的时候，我们能够定期从塔塔·波安达和福尔斯夫妇那儿得到消息。我还想说不定去看看他，但就是鼓不起勇气。”
“为什么？”我问她，“我就会去，去那儿告诉他滚一边去。”
“我觉得我是怕见到他成了个疯子吧。后来传言越说越玄乎。比如，说他有五个老婆，后来全都离开了他。”
“这传言不错啊，”我说，“父亲是重婚浸信会教友。”
“五妻圣灵降临派教友。”艾达说。⑤
“对他来说，那真的是最好的归宿，你们说呢？置身于荣耀的火焰中。”利娅说，“我敢肯定，直到最后一刻他都认为自己完全正确，他从来就没想过要弃船而逃。”
“真没想到他竟然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艾达说。
“是啊！他竟然没在十五年前就死于伤寒、昏睡病、疟疾之类的。我敢肯定母亲离开他后，他的卫生状况绝对一落千丈。”
艾达什么话都没说。当然啦，作为医生，她对热带疾病了如指掌，对利娅的专家腔颇不以为然。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不管在哪儿，只要多走几步，就会踩到姐妹们的脚趾头。
“哎呀，”我突然说，“你给母亲写信说过父亲的事吗？”
“没有。我觉得艾达可能会想当面告诉她。”
艾达一字一顿地说：“我认为母亲很早以前就当作他已经死了。”
我们吃完鸡肉串，聊起了母亲，我还稍微聊了聊赤道酒店。我想我们这辈子终于有一次能像个体面的家庭那样共度一个下午了。但后来，果不其然，利娅又聊起蒙博托把她丈夫关进牢里、军队怎么恐吓每个人、扎伊尔最近的行贿阴谋之类的事了。我悄悄跟你透一句，我在河的这一岸有这么多客人，完全是拜这些贿赂所赐。但我没这么说。然后，她又说起了葡萄牙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是怎么把可怜的非洲彻头彻尾地废掉了。
“利娅，你的这些哭哭啼啼的故事，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几乎喊了起来。我觉得我是受够了，再加上烟抽完了，天又这么热。我的皮肤这么白皙，阳光却直直地照射着我的脑袋。不过说真的，有太阳倒也好，之前我们毕竟还在宫殿里看了那么些东西：杀妻，墙壁里的奴隶骨头！这些恐怖的事情和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那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我指出，这儿的当地人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等着葡萄牙人出现，等着他们来买奴隶。阿波美国王发现，卖十五个以前的邻居，就能换来一门上好的葡萄牙大炮，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但利娅似乎永远是有备而来。自然，她说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她说我们不可能理解葡萄牙人来之前他们的社会环境究竟如何。“这是一个人口稀疏的国家，”她说，“它从来就没办法养活大量的人口。”
“所以呢？”我仔细查看着自己的指甲，说实在的，现在指甲的样子太难看。
“所以，我们认为的大屠杀很可能是一种被误读的仪式。说不定这是他们在饥馑时期维持人口平衡的措施。又或许，他们认为奴隶都会前往一个更好的地方。”
艾达插嘴道：“一点点仪式性杀戮，一点点婴儿死亡率。不过是许许多多种健康的自然进程之一嘛，我们根本没必要多想。”她的嗓音听上去竟然像极了利娅。虽然我觉得艾达是在开玩笑，而利娅却是从来不开玩笑的。
利娅皱着眉头看了看艾达，又瞅了瞅我，搞不清楚我们之中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敌人，她决定拿我开刀。“你不能简简单单就假定我们认为的对错和他们的对错是完全一致的。”她说。
“汝不可杀人。”我回敬道，“那可不仅仅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碰巧圣经里就是这么写的。”
利娅和艾达笑眯眯地互看了一眼。
“没错。向圣经致意。”利娅说，用她的酒瓶碰了碰我的酒瓶。
“塔塔·耶稣是班加拉！”艾达说着，也举起了酒瓶。她和利娅又对看了一眼，开始像鬣狗似的笑了起来。
“耶稣就是毒木！”利娅说，“向毒木牧师致意。向他的五个老婆致意。”
艾达停下不笑了。“那指的就是我们。”
“谁？”我说，“什么意思？”
“拿单的五个传说中的老婆，肯定指的就是我们。”
利娅凝视着她。“你说得对。”
就像我说的：黑夜，白昼，还有七月四日。我甚至压根儿就不想去搞明白。
①蕾切尔错用了“brainchild”（智慧结晶）一词，把句子说反了。应为：“整个行程是利娅的智慧结晶。”
②③语出莎士比亚《暴风雨》，此处采用了朱生豪译本。
④日本首都高速四号新宿线上行方向设置的停车区域。
⑤“重婚浸信会教友”“五妻圣灵降临派教友”原文分别为“Baptist Bigamist”“Pentecostal Pentigamist”，二人在做押头韵的文字游戏。

艾达·普莱斯
亚特兰大，1985年1月

五寻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的全身没有一处朽腐，
却都经受了海水神奇的变幻，
化成瑰宝，富丽而珍怪。①

这无关生死。这个男人占据了我们全部人的生命，至今仍坚守着他的宣言。如今，我们将不得不携带着他那领受了海水神奇变幻的、富丽而珍怪的各个部分，四散各地。我们彼此疏离，情智纷扰，在最黑暗的时刻凝视着那些明珠，那些珊瑚骨骼。我就是从这些东西里生出来的吗？他有多少罪也是属于我的呢？又有多少惩罚也属于我呢？
蕾切尔看上去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忏悔，但实际并非如此。她脖子上戴着那些惨白的眼睛，以便眼观八方，避免受到攻击。利娅全盘照收——骨头，牙齿，头皮——用它们给自己编织了一件苦行的僧衣。母亲的创造则无比精致，我实难尽述。她的造物在她的房子里占尽空间，她必须小心翼翼地在黑暗里绕着走动。
在亚特兰大长时间从事志愿工作之后，母亲搬到了佐治亚州海岸边的一座小村落里。村子在桑德林岛上，村里满是古老的小石屋。她把那些沉没的宝藏也带到了她海岸边的小居所。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我想是为了逃避吧。我去看她时，每次都是在屋外带围墙的花园里找到她。她将双手没入护根的土中，揉捏着山茶花的花根。如果她不在家，我只要走到古老的卵石路尽头，就会看见她站在海堤上，穿着雨衣，没穿鞋，凝望着大海。奥利安娜和非洲僵持不下。骑着单车飞驰而过的孩子们都会绕开这位戴着塑料头巾的赤足老妇人。但我可以告诉你，她丝毫没疯。我母亲最理智的姿态，就是只穿戴必需的衣物，将多余的着装抛在身后。鞋子会干扰她的交流，因为她需要一直对脚下的土地说话，请求宽恕。承认，否认，认错，重新为那些可憎的事件绘出路径，为自己的共谋找出合理性。我觉得，我们皆是如此，试图杜撰自己的故事版本。所有的人类颂歌就其本质来说只是一首而已：“我的一生：我从历史中偷取了什么，我又如何与之共处”。
就我自己而言，我偷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我仍旧是艾达。但我不再歪歪斜斜地走路、不再拐弯抹角地说话，你现在很难认得出我。我走起路来，不再是明显的一瘸一拐。奇怪的是，我花了好多年才接受了自己的新姿态。我发现我已不再拥有艾答，不再拥有那来回往复的神秘了。同我那撕裂身体的拖累一道丧失的，还有旧时的阅读能力。当我打开一本书时，词语便自行在页面上列成了狭隘的单行纵队。镜像回文诗歌在我的头脑中尚未成形半首，便自行抹去。我很想念那些诗歌。有时，入夜后，我会悄悄地，像海德先生似的，故意一瘸一拐地在自己的公寓里绕着走动，想找回旧时观看与思考的方式。和杰克医生一样，我也渴望着那蜷伏于我体内的特别的黑暗，有时，它几乎就要降临。架上的书升起，排列成一道道音乐般的彩色实线，世界退去，它那隐匿的形状猛地冲向前，与我的双目相对，但这感觉从来没法维持。待晨光亮起，书又全都挤成一排，书脊朝外，变成化石，了无生气。
除我便再无一人怀念艾答 了，甚至连母亲都不想念她。看着自己分娩出的这只一蹶不振的小鸟儿终于可以挺直腰板，自在翱翔，她似乎喜不自胜。
“但我喜欢我那时的样子。”我告诉她。
“哦，艾达，我那时候也很爱你啊。我从来没有轻视你，但我希望你能更好。”
在这儿，在西方文明之中，我们的美德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简单直接：期望完美，羞辱缺陷！可怜的艾达，偏瘫，邪恶，烦扰着我们。近来勉强稍稍让步，认定黑皮肤或瘸腿虽并不完全是某人的过错 ，但那人仍应显示出良好的素养去表现得羞愧难当。当耶稣治好了那些跛腿的乞丐时，他们难道不该站起来，跑下舞台纵情跳舞，将拐杖往斜刺里乱戳，挥舞着他们的大礼帽吗？万岁，现在全都好啦，万岁！
如果你肢体健全、身体健康，你会主张：他们怎么会不兴高采烈呢？那些悲惨可怜的乞丐难道不是都想和我一样吗？
并不见得，真的，身体健康者的傲慢令人错愕。没错，也许我们都希望能快速地到处走动走动，能用双手拿着东西，但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赶上你们其他人，不然就得抄经文。我们倒是宁愿就像我们自己那样，一切也能安好。
在我身上曾有两个无法匹配的半身人，她们相加时会大于一，对此我该如何解释呢？在刚果，我一半是本杜卡 ——走路歪斜的人，一半是本杜卡 ——膘肥体壮的鸟儿，狂野鲁莽地在河岸边横冲直撞，令你倒吸冷气。我们俩各有各的优点。这种天赋，我找不到合适的名字给它命名，所以它死去的时候，连个像样的葬礼也没有。如今，我已是体面的普莱斯医生，看什么都直来直去。完全让位于我正常的那个头脑了。
但没有了这歪斜的视角，我又如何能杜撰出自己的故事版本呢？滑脱旧时皮肤，离开犯罪现场，怎么可能是理所应当的呢？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了，我们带走了，我们抛下了。我们必须容纳自己的焦虑和悔恨。母亲虽一直想将自己洗净，却依旧迷恋着身上的泥与尘。她仍冷酷无情。她声称现在我就是她的小女儿，可她却仍旧紧搂着她的小宝贝。我相信，要等到她亲耳从露丝·梅那儿听到宽恕之词的那一天，她才会放下那份重荷。
我一回来，就开车去看她了。我们一起坐在她那张瘦骨嶙峋的沙发上，拿着我在非洲拍的照片。我挑了一些，摊开让她看。在她咖啡桌上摆放的贝壳中间，那些照片犹如一潭闪亮的色彩。
“利娅瘦了。”我说，“但她走起路来还是飞快。”
“蕾切尔还是老样子吗？”
问得好。“虽然境况变化很大，”我说，“可如果蕾切尔回伯利恒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的话，她肯定能赢得‘纹丝不变’奖。”
母亲漫不经心地看着照片，除了上面有姐姐们的那些。她会停在那上面，注视很长时间，仿佛正在倾听她们柔声细语的自白。
最后，轮到我自白了。我告诉她他死了。奇怪的是，她竟然毫不关心个中细节，但我还是和盘托出。
她坐在那儿，一脸迷茫。“我有些紫罗兰花要去种一种。”她说着，便往外走到后门的门廊上，纱门砰地合上了。我跟着走了出去，发现她戴上了那顶旧园艺草帽，一手已提着泥铲，另一只手上则稳稳地托着紫罗兰的苗床。她猫着腰穿过缠绕着的忍冬花丛，走到了花园的小径上。像抡着大砍刀似的，她用泥铲劈开几株过度繁盛的藤蔓——那些藤蔓都拥挤在她那丛林般的小小门廊上。我们自觉地沿着小门廊走进了大门边的生菜田。她跪在腐殖土上，开始在地上凿洞。我蹲在旁边，注视着她。她的帽檐很宽，帽顶已全部绷裂，就好像她脑子里的什么东西早已爆裂过了好多次。
“利娅说他可能本来就想走这条路。”我说，“那是荣耀之火。”
“他想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
“哦。”我说。潮湿的地面将她牛仔裤的膝头濡湿成大块的深色，似血渍般随着她的动作扩散开来。
“他死了，你难过吗？”
“艾达，现在这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吗？”
那你现在难过的是什么呢？
她将花苗从苗床中抽出，解开柔嫩的白色根茎纠结成的网。她就这样用赤裸的双手将它们栽入地里，捅一捅，再轻轻地摁一摁，像是将络绎不绝的小孩子放到床上去。她用左手的手背抹掉了脸颊两侧的泪水，在颧骨上留下了几道黑色的泥纹。活着就会被标记，她无声地说着。活着就要去改变，就会死上一百次。我是个母亲。你们不是，他也不是 。
“你想忘记吗？”
她停下手头的活，将泥铲靠在膝上，看着我。“允许 我们记住吗？”
“谁说我们不能？”
“伯利恒没一个女人问过我露丝·梅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我能猜到。”
“还有在亚特兰大和我共事的所有人，那时候我从事的是人权和非洲救援的工作，我们一次都没聊过我有个疯狂传福音的丈夫仍然在刚果的某个地方。他们都心知肚明，但又觉得很尴尬。我猜他们是认为一旦说出来就是对我严厉的指摘吧。”
“那都是父亲的罪。”我说。
“父亲的罪不会被讨论。事情就是这样。”她又捅起了泥土。
我知道她没错。就连刚果也在试图脱离自己旧时的血肉，假装自己从未有过伤痕。刚果 是个置身于阴影中的女人，心眼坏，行左踏右皆随鼓点而动。扎伊尔则是个高个子的年轻男人，忙不迭地把盐往肩后撒去。② 所有的旧日伤痕均已更名：金沙萨，基桑加尼 。好像从来就没有过利奥波德国王，厚颜无耻的斯坦利也不存在。埋葬他们，忘了他们。除了锁链，你一无所失。
但我恰恰无法苟同。若你曾遭锁链加身，你的双臂总会留下镣
铐的印痕。你不得不失去的乃是你的故事，你歪歪斜斜、跌跌撞撞的前半生。你将瞅着自己双臂上的疤痕，却只看见丑陋，或者你会小心翼翼地望向别处，却又一无所见。不管怎么样，面对你来自何方这样的故事时，你都将无言以对。
“那么我来讨论。”我说，“我鄙视他，他是个卑鄙小人。”
“好吧，艾达。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
“你知道我最恨他的是什么时候吗？就是他以前取笑我那些书，取笑我的阅读与写作的时候。还有，就是他揍我们的时候，尤其是揍你。那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在他床上浇汽油，把他活活烧死。我没那么做，是因为你也在床上。”
她从帽檐下抬眼看着我。她的眼睛呈现出宽广、坚硬、花岗岩般的蓝。
“这是真的。”我说。我脑海中有清晰的画面，我甚至能嗅到冰冷的汽油味，感受到它将床单浸湿。我至今仍能想象出那感觉。
那你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把我们俩一起烧了，你要是早这么做了该多好。
因为如果那样，你也就自由了，而我却不想那样。我想让你记住他是如何对我们的。
高挑，挺拔，虽是我现在的模样，可我内心里仍旧是艾答，那想要说出真相的小小畸形人。力量就在平衡当中：我们的伤痕铸就了我们，一如我们的成就。
①引自莎士比亚《暴风雨》，参考了朱生豪译本，略有改动。
②迷信说法，将盐往左肩后撒去，就能躲避恶兆。

利娅·普莱斯·恩甘巴
扎伊尔，基姆武拉区，1986年
我有四个儿子，全都以我们在战争中失去的男人来命名：帕斯卡，帕特里斯，马丁·路德，还有纳塔尼尔。
塔尼尔① 堪称我们的奇迹，他是去年出生的，当时我们开着路虎从金沙萨的家搬往基姆武拉区的农场。我们在路上行驶了很长时间，又颠簸得很，他便早产了一个月。离村子还有十公里路程时，我的慢性背痛蔓延至整个下腹部，变成了小腹深处强劲如石的宫缩。我恐惧地意识到，自己要分娩了。我下了车，慢慢地跟在卡车后面走，想纾缓自己的恐慌情绪。阿纳托尔想必被我奇怪的举动吓得不轻，但和要分娩的女人争也没用，所以他就下了车，陪着我一块儿走。孩子们则争论着究竟由谁来开车。我隐约记得车在我们前头行驶着，双尾灯照在漆黑的丛林路面上，单调地颠簸着。午后蓄势待发的雷暴雨欲下未下。过了一会儿，我什么也没说，就走到路边，躺在了一堆湿叶子上，在一棵木棉树高高隆起的树根中间。阿纳托尔跪在我脑袋旁边，抚摸着我的头发。
“你得起来。天黑了，这儿又这么潮湿。小家伙们太麻利了，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我仰起头，搜寻着我们那辆车，确实已经不见了。我得向阿纳托尔解释这一切，但在宫缩最厉害的时候，我没法分心。头顶上就是一棵树，四肢从伟岸苍白的躯干上散射而出，呈环抱状。我开始数树枝圈成的圈，就像在数钟面的数字。慢慢地，每深吸一口气便数一个数字。十七。真是漫长的一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宫缩减弱了。
“阿纳托尔，”我说，“我想就让这孩子生在此时此地吧。”
“唉，贝埃内，你真是一点耐心都没有。”
孩子们将车开出去了一会儿后，就停了下来，往回倒。真是多亏了上帝和马丁·路德。关于由谁来开车，他肯定没争赢，正在后窗那儿噘着嘴生气呢，忽然，他如梦初醒，对着哥哥大叫，让他停下：“等等，等等，妈妈肯定要生孩子了。”
阿纳托尔在卡车里拼了命地翻找着，总算找到了一个象草垫和几件衬衫。（幸好我们随身带着每样东西，而且都很干净。）他让我坐起来，这样他就能把那些东西从我身下掖进去。后来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的大腿紧绷着，骨盆向前拱着，那股突如其来的雷霆万钧般的急迫感远比任何人类的渴望都要强大——想要用力推。我听见了吼叫声，应该是我发出来的。然后，纳塔尼尔便来到了我们身边，阿纳托尔的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印着黄鸟的软软的旧缠腰布 上都染满了血。
阿纳托尔哈哈大笑起来，往后一跃，跳起了欢庆之舞。他从哈代营地被放出来还不满一年，所以能深切地体会到亲生儿子急切想要逃离单独监禁的感受，但小婴儿十分虚弱。阿纳托尔立刻焦急地载着我们穿越黑暗，我蜷在后座上，搂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然后惊恐地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会吃奶。我们抵达基姆武拉时，他已经发烧了。从那时起，他便急速消瘦，一直昏睡，简直瘦成了皮包骨，连脑袋也是枯瘦枯瘦的。接下来的许多个日日夜夜混在了一起，因为我很害怕，一刻都不愿把他放下，甚至不敢搂着他入睡，生怕他会悄然离去。阿纳托尔和我轮流摇晃着他那柔弱的小身子，和他说话，哄着他，想让他进入这世界。马丁坚持要和我们轮班，他也想摇晃着他，对着小花格毯里悄悄地说些男孩儿们的知心话。但纳塔尼尔很难说服。有两次，他干脆没了呼吸。阿纳托尔对着他的嘴吹气，按摩他的胸部，才让他幽幽地缓了过来。
一个礼拜后，他开始进食。如今看来，他似乎对和我们待在一起的决定已毫无悔意。但在他生命最初的惊魂一周里，只要能想到他身子这么虚弱疼痛，灵魂又已迷失，这种种凄苦便将我折磨得不轻。我还记得自己曾向上帝之类的神许诺过不止一次，只要让阿纳托尔回来，我便对这世上的一切再无他求。可如今我又来了，再一次猛烈地敲打着天堂之门。这是一个女孩凄凉的拍击声：已有数年之久，她不再感受到那扇门的另一侧有任何真实存在。
一天晚上，我坐在地上，毫无睡意，因精疲力竭而神志不清，摇晃着这无辜残损的婴儿，就这么大声地说起了话。我对着火说话：“火啊，火啊，火啊，请让他暖和起来吧，把你需要的所有木柴都吞噬干净，我会不断地添。但你千万不要熄灭，不要让我深爱着的这个小身体着凉！”我说的是英语，想来我肯定已经彻底疯了。我对着屋外的月亮和树木说话，对阿纳托尔、帕特里斯、马丁酣眠的身子说话，最后又对盛着烧开的无菌水的水壶和不让婴儿缺水的小滴罐说话。突然，我清晰地回忆起露丝·梅病得很重的时候，母亲跪在地上，对着一瓶抗生素说话——我相信那是在祈祷。我几乎能听见母亲的呼吸声和那些话语。我能极清晰地想象出她的脸，感觉到她的胳膊搂着我。母亲和我一起，对着我们有的任何一样东西祈祷，这已足够。
如果上帝还能看顾我的话，他必然会将我看作一个母亲。疯狂地寻觅食物和庇护所，为爱痴狂，这就是母亲。我的儿子们跑出门、离开庇护所、听不进建议的时候，都会喊：“萨拉姆博蒂 ！”但他们从未逃离我的爱。帕斯卡走得最远——他这两年来一直待在罗安达，在那儿学习石油工程，并且追女孩，这点我可是坚信不疑。他总是让我想起我的那个与他同名的老朋友，他们都有着分得很开的眼睛，每到新的一天，都会倏地冒出同一个令人振奋的问题，就像小鸡从新鲜鸡蛋中破壳而出：“贝托恩基图塔萨拉 ？”我们干点什么呢？
帕特里斯正好相反：勤勉，冷静，体形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他想学习政府原理，梦想在一个截然不同的非洲当司法部长。我双膝发软，既担心，又赞赏，默默关注着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愿。而马丁·路德最后成了最深沉的孩子，无论是肤色还是脾性。十二岁，他就喜欢沉思，在日记本上写诗，就像他父亲心目中的英雄阿戈什蒂纽·内图，他总是让我想起他的艾达姨妈。
在基姆武拉区，我们和农民一起从事大豆项目，试图建立一家合作社——在蒙博托的这头野兽肚子里，设一处可合理维持生计的小小前哨站。这很可能是徒劳的。哪怕只有一丁点成功的风声传到政府的耳朵里，农业部长都会将我们打压殆尽。所以，我们悄无声息地在丛林里栽植下我们的希望，这儿距离安哥拉边境也就几公里，在一条状况差劲的马路尽头。蒙博托的探子不太会经常来这儿飙他们的豪车。
我们日复一日地眼见着这块基地已略有起色。阿纳托尔重新办起了中学，此地教育彻底荒废已有十年时间——在基姆武拉村，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识字。我的时间都花在了贪吃的塔尼尔身上，白天晚上都要喂奶。我让他骑坐在挂于我双肩的宝宝背巾上，这样，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帕特里斯和马丁奉父亲之命分别教法语和数学，但这样一来，马丁就得管年龄比他还大的学生。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树之间，用木柴烧饭，就很开心。搬木柴、取水让我精疲力尽，可我乐在其中。我恨的是另一种精疲力尽：没完没了地听见蒙博托奢侈无度的新闻，看见长期掠夺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后果。与二十年前的基兰加人相比，这儿的人本能地满怀惧意，没那么慷慨大度。邻居家的女人仍旧会送点小礼品过来，给一串香蕉或一只橙子，让小家伙嘬几口，也让我们瞅着他皱起的脸蛋哈哈笑；尽管如此，她们在打量我们房间的时候，眼睛还是会眯缝起来。由于从没见过白人，她们便以为我肯定认识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国要人。尽管我辩解过了，但她们似乎仍很担心我会去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还富余了一只橙子。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难民的生活，最能使人从慷慨为怀变得不再与人为善。扎伊尔人都已疲于奔命，不管到哪儿，你都能发现这一点。
我们在这儿的房子是用泥巴糊墙、茅草苫顶，相当宽敞，有两个房间和一个灶间。这地方当然要比金沙萨那间让我们整天悲悲戚戚的铁皮水泥盒子让人开心得多。在以前那间房子里，处在失灵边缘的管道一直在向我们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亚抱怨，威胁说要来场大洪水。阿纳托尔发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萨活过一万个清晨，他也没法习惯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说实话，有了茅厕，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会。
但我们在这座村子里生活时，总感到自己是过客。我们一只脚已跨过边界，踏入了应许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坟墓吧。我们的计划是再次开上路虎，打包上路，从这儿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儿，我们就能在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里一显身手，那里的希望正好与我们的相合。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心于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纳托尔曾有机会去那儿的新政府里供职，当时谈判刚刚结束，内图登上了总统位，但阿纳托尔尚未准备好离开刚果。后来，内图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总统若泽·多斯·桑托斯又发出了一份邀请，而那时的阿纳托尔出于某种不便，无法接受这个职位：他正被关在提斯维尔两平方米的监牢里，整天只有他的粪桶和他做伴。
我想阿纳托尔很少会感到遗憾，但若是能与内图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应该会感到自豪的。幸亏有了那些杰出的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前仆后继者，安哥拉才终于挣脱了葡萄牙，获得自由，并且保住了自己的钻石矿和油井。安哥拉人的产业不会贿赂给外国人，也不会用来建造什么带护城河的城堡，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种上疫苗，学习读书写字。当然，他们至今仍是一穷二白。他们为了保住钻石和石油，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一开始，我们谁都没预料到事情会那样发展，尤其是内图，他是个年轻的医生和诗人，只是想让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恶疾和低人一等的尊严的伤害。他去美国寻求帮助，却吃了闭门羹。于是，他回到国内，设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倒葡萄牙人的统治，创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然后 ，他便受到了来自美国的若干关注。目前，他成了共产主义恶魔。
十年前，当阿纳托尔收到盖有独立安哥拉总统的新刻官印的第一封信时，美梦似乎是可以成真的。在承受了六百年的内部纷争和葡萄牙数个世纪的恶劣行径之后，安哥拉的敌对部族之间终于同意息争。在这个完全摆脱了外国人统治的非洲国家里，阿戈什蒂纽·内图当上了总统。就在那一天，我们差点就打包上路了。我们急切地想让儿子们生活在一个就算没吃没喝也至少能品味到希望的地方。
但和平协议签署尚不到两个礼拜，美国就公然违反。他们向一名反对党领袖空运了大量枪支，因后者发誓定要亲手杀死内图。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坐在厨房里哭了，羞耻和狂怒彻底击倒了我。帕特里斯走进来，在我椅子边上坐了下来，轻轻拍着我的腿，显现出小男孩的那种庄重坚韧的品性。“妈妈，妈妈，别哭了。那不是外婆的错，妈妈。 ”② 他甚至根本就没把我和寡廉鲜耻的美国联系到一起；他以为我是在生母亲和艾达的气。他仰起窄窄的小脸蛋，眨巴着杏仁般的眼眸，看着我，目中的意蕴与他父亲好多好多年以前说的那句话如出一辙：“和你无关，贝埃内。”
但如果和我无关，那又是和谁有关呢？究竟要过多少代人，我们才能无需被自己的孩子宽恕呢？谋杀卢蒙巴，让蒙博托掌权，让这一切在安哥拉重演——这仿佛只是大人之间的阴谋诡计，但其实是大人对儿童的背叛。阿纳托尔最近告诉我，美国足足花了三千万美元，就是要使安哥拉丧失主权。这笔钱中的每一个子儿必定都来自某个人，男人或女人。怎么会这样呢？我想，他们大概认为这不过是场生意。需要武器，需要塑性炸药和地雷来干这个活。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这场生意会解决掉想象中的恐怖。伯利恒的家庭妇女们不知为何已认定，千里之外黑皮肤的共产主义恶魔会将她们斑斓的客厅炸飞一角。
但从谈判破裂、内图拼命寻求帮助，而回应他的只有古巴人来看，所谓的恐怖到底能给她们带去多大威胁呢？我们欢呼雀跃，孩子们、阿纳托尔，还有邻居们都在院子里又跳又叫——因为当时收音机里说飞机已经飞抵罗安达。机上有教师和护士，还带了整箱整箱的天花疫苗。我们幻想着他们能解救安哥拉于水火之中，再沿着刚果河向上游进发，给我们所有人都种上疫苗！
蕾切尔说我已经被共产主义的阴谋诡计洗了脑，她说得丝毫没错。我已被争取到了学校老师和护士这一边，再也不会向塑性炸药效忠了。我所认定的祖国，根本不会去炸毁苦苦挣扎着的遥远国度里的水电站大坝和输水管道；不会为了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而制造黑暗笼罩、痢疾肆虐的局面；也不会在安哥拉的每一条路上埋下地雷，而正是那一条条小路将每一个饥饿的孩子与食物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提心吊胆地注视着这场战争，心里很清楚会失去什么。又一个刚果。又一次丧失机会，那机会犹如被毒药污染的水在非洲的地下流淌，让我们的灵魂握成了拳头。
但安哥拉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于是我们倾心于它，期待着。可随后积累起的过去日益沉重，我们的未来也日益窄缩，成了门上的一条裂缝。我们踏着边界而居，如履薄冰，携带着一切可能用得上的东西，等待着最终的宿命在我们周围汇聚。我们有在金沙萨弄到的小床、桌子和椅子，有从比柯基弄来的农业书和教学工具，有从基兰加抢救出来的那只装着我的娘家珍贵物品的老箱子。阿纳托尔甚至还保存着我送给他当结婚礼物的那只画在葫芦上的地球仪，是修女们做九日祷的时候我亲手画上去的。她们的图书馆很有意思，藏有圣埃克苏佩里的书，但像世界地图册这般世俗的书却一本都没有，所以我得靠记忆画出来。后来，儿子们把它拿了过去，像看手相的算命先生一样，想通过河流的长度和弧度来预测这个世界的命运。地球仪躲过了湿气，也没有因我们东奔西跑而丢失，简直是个奇迹；只是各个大洋上都出现了灰色的霉斑，仿佛莫名现身的群岛。阿纳托尔把它当宝贝，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告诉他这个世界长什么样的人。只是每当我看到他桌子上的地球仪时，就会为自己十八岁时忽视的东西震惊不已。比如，里海、乌拉尔山、巴尔干半岛、比利牛斯山——整座山脉皆因我的疏忽而消失不见了。但相比于欧洲和美洲，刚果的形状和大小却完全正确。我猜，当时我应该已经想要公平地对待非洲了吧。
我们全都没变，还像小孩子，心里藏着秘密的计划，甚至对自己都不言不语。我想阿纳托尔的计划就是要比蒙博托活得长，再回到这儿来。到时，我们就能站在这片土地上，把她称作我们的“家园”，而不用让自己的舌头品尝到金叶枝形吊灯和饥饿那火烧火燎的滋味。而我的计划呢，我想就是有朝一日出门的时候，不会再带着白色的标记；能和露丝·梅一起走在慈悲为怀的地球上，心中毫无怨恨。也许，我永远无法挣脱拼命寻求平衡的努力，永远相信终有一天生活将变得公正。到那一刻，我们就能彻底扫净这一切因暂时误入歧途而引发的错误了。就像我从未能摆脱的疟疾一样，这信念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期待善有善报，等待着惩罚之斧落到邪恶的头上，尽管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在这恶得善报、善无善终的摇篮里晃晃悠悠。可就在我开始厌倦生活如今的面目时，我会倏然间从高烧中清醒过来，环顾这世界，因自己需要矫正如此多的错误而倒吸一口凉气。我想我一度太爱父亲了，竟至于无可避免地承袭了一部分他的幻想。
不过，练习和邻居们讲一种语调丰富的语言，弱化了他在我耳中的嗓音。如今我能听见，在对与错这两个词的表面之下，有许多潜在的含义在低声吟唱。我们以前常被刚果语弄得困惑不已，每个词都有太多不同的意思：班加拉 ，既可解释为极其珍贵之物，也是让人极难忍受之物 ，还是毒木。就是这个词，每次都使父亲的布道词面目全非，因为他结束布道时总是高喊道：“塔塔·耶稣是班加拉！”
回首当年，蕾切尔总会随心所欲地给词语凭空加上新含义；露丝·梅会自己造词；我和艾达则总想搞明白，为何每一件我们自以为了解其意思的东西，到了非洲却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有恩佐罗——它能指代的有：最亲爱的 、用作鱼饵的白色蛆虫、可治疗痢疾的某样特定膜拜物，还有小土豆。恩佐勒 则是两倍大小的缠腰布，一次可裹住两个人。最后，我终于发现了这些事物间的关联。在婚礼上，丈夫和妻子会被恩佐勒 紧紧绑在一起，相拥成为彼此最珍爱的人：恩佐拉尼。这就像当季的第一批土豆那样珍贵，这些土豆小巧而甘甜，堪比佐治亚州的花生。泥土里出现的极肥的蛆虫亦如此珍贵，因其能用来捕获很大的鱼。可治愈痢疾的那种最受母亲们珍视的膜拜物，则从恩佐罗 这个词代表的所有东西里都各取了一点儿：你必须把蛆虫和土豆挖出来，晒干，用你的婚纱——那超大缠腰布 上的线把它们绑在一起，再让恩甘噶巫医把它们放到火里烧，以示祝福。唯有用到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才能保护你的孩子——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的每一个肤色棕褐似花生的孩子，我都唤作“我的恩佐拉尼 ”。这么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口中还能咂摸出鱼、火堆和新挖土豆的滋味。如今，舍此不会再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每一件你认定正确的事，换到另一个地方，都可能是错的。尤其是在这儿 。”我在灶间里煮尿布，和不在场的蕾切尔进行想象中的争论时，就经常这么说。（这其实和同蕾切尔本人争论无甚区别。）她又说起了共产主义威胁论。我走到屋外倒水，向邻居挥了挥手，他们正在用汽车的轮毂盖煮花生。我和阿纳托尔只要一听到汽车驶来的声音，就会心慌，说不定那就是蓝盔的黑色奔驰，蒙博托的这些左膀右臂前来夺走我们那本就少得可怜的收成，让它们变成另一座宫殿的砖瓦。然后，我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曾就共产主义这一概念磕磕巴巴地向阿纳托尔做出解释：他们不怕主，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有一模一样的房子。
从我所站之处，姐姐，实难设想所谓威胁究竟有多严重。
我住在一栋小之又小的房子里，挤满了孩子、土豆、膜拜物，还有科学书、一件婚纱、一个快要散架的地球仪、一只塞满回忆的古旧皮箱——往昔 日益堆砌，将我们日渐狭窄的未来挤得几无容身之地。我们的等待已近尾声。十年，堪称奇迹，但美国人在安哥拉正在失势。他们埋下的地雷至今仍遍布这个国家，每天都会夺走一个孩子的大腿或者胳膊。我很清楚，如果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可能会有什么事落到我们头上。但在梦里，我仍怀抱希望，而在生活中，我已无法全身而退。就算我不得不单脚跳完全程，妈的，我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①纳塔尼尔的昵称。纳塔尼尔（Nataniel）为拿单（Nathan）在法语中对应的名字。
②原文为法语。

第六部 三童之歌
你所加于我们的一切
和你对我们所行的一切，
都是按照公正的审判而行的……
以你的奇能拯救我们。
《次经·三童之歌》7-19

蕾切尔·普莱斯
赤道酒店
我的脸蛋保养得无可挑剔，永远都能得到赞美。但有个小秘密我还是得说一下，就为了让自己永葆青春，我耗费的精力实在是多了去了。
天哪天，人一到五十，感觉就像一百岁了似的。这倒不是说我要在蛋糕上插满蜡烛，把这地方烧个精光。我默默地熬过了那一天，一个人也没告诉。现在，酒吧打烊了，我就坐在里面，抽着好彩，将凉拖勾在脚趾头上。回想起那一天，就和回想其他日子无甚分别。不过，那样的日子总归也能让你得到一些补偿。
我是否曾想过自己会终老于此呢？压根儿就没想过。可我到现在不是还待在这儿吗？婚结了这么多次，那么多的大灾大难也侥幸过来了，但还是没有离开过这片黑色大陆。我在此安家落户，在烂泥里生根发芽，甚至都不想出门！上个礼拜，我没办法，只能自己开车到布拉柴维尔去买一批烈酒。因为老实说，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司机，能安然无恙地带着酒开着车回来。但路上发了大水，两棵树横倒在路中央。等到总算回到这里之后，我就趴在了酒吧的地板上，亲吻我的地面。我发誓，真是这么回事。我亲吻，主要是庆幸它还在。因为我始终担心，我不在的时候，这地方的每块木板都会被我自己的雇员搬空。不过，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安好。
至少我能说，只要我放眼四顾，就能看见我在这世界上的成就。这不是靠吹的，我真的是创建了自己的领地。在这里，我说一不二。管道排设上是有点小缺陷，员工之间也会有点小分歧，但对于这里的服务水平我还是非常自信的。每个房间里我都设了块小牌子，告诉客人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他们可以来办公室投诉。我听到一丝一毫的抱怨了吗？没有。我的管理可以说是井井有条，这件事完全可以让我自豪。还有第二件事，我赚了很多钱。第三，我根本没时间顾影自怜。就像我说的，镜子里还是这张熟悉的老脸，五十岁，看上去也就九十岁。哈哈。
那我是否想过自己错失了故国的生活呢？
几乎每天都想，这应该就是我的回答。唉，派对啦，汽车啦，音乐啦——这些无忧无虑的美式生活，我早已不可能成为其中理所当然的一分子了。后来我们总算给这儿弄到了一台电视机，于是便在每天下午四点播放迪克·克拉克的《美国舞台》这档节目。我会锁上酒吧，给自己调一杯双份的新加坡司令，坐下来，摇着纸扇，继而悲从中来。我很清楚怎么去做出那些发型。要是在美国，我还真能干出点事。
那为什么不回去呢？当然是太晚啦，我有许多责任。先是一个又一个老公把我给束缚住了，再就是赤道酒店。它不仅仅是一家酒店，管理它就像管理一个小国家，你刚转过身去，所有人就都开始琢磨怎么样顺点东西再往外跑。我的东西会不会在丛林里散落得满山满谷都是？我的那只昂贵的法国高压锅会不会因为在臭烘烘的火上煮木薯而发黑发焦？我那张新做的镀铬吧台台面会不会最后变成了别人家茅草屋的屋顶？谢谢，千万别这样！这想法我可受不了。好像你只要做了那么一件事，就得在余下的日子里忙碌不堪，只为了不让它变成一团乱麻。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然后你便会深陷其中。
多年前，也许在刚开始和阿克塞尔罗特闹的时候，我就应该回家。当时我还没在非洲做投资，只有一套老旧的小公寓里的一间闺房，尽自己所能地装修了一番，全都漆成了粉红色。那时候，我就应该说服他搬回美国，去得克萨斯。从他的护照上看，他跟那儿有点联系，没承想后来我发现那份护照差不多全是伪造的。还有条更好的出路：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人离开的。真是见了鬼了！我原本可以一走了之，用不着来什么客套，因为从理论上说，我们的婚姻只具有圣经上的意义。在那时候，我甚至还认识几个地位高的先生，他们是能帮我弄到飞机票的。然后，还没等杰克·鲁滨孙漂流起来① ，我就能回到伯利恒，同母亲和艾达共居一室，夹紧尾巴做人。当然啦，她们肯定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阿克塞尔罗特这人不怎么样。不过，我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忍气吞声了。我会在心里把自己犯下的错误一个个排列出来，看上去就像浴室里贴得很难看的墙纸。这种事我都干了好多次了。
我不止一次打好了包，但真到临走的时候，我却总是害怕。怕什么呢？这就很难解释清楚了。简单点说，就是怕再也无法融入过去。那时候，我只有十九岁，至多二十岁。高中时的那些朋友恐怕还整天在说男朋友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为了到艾德熊打工而争得头破血流。她们所谓的狗咬狗的世界，也就是在选美学校里争个长短。好了，现在来了个蕾切尔，头发脏兮兮的，死了个妹妹，结了次倒霉的婚，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更不要说还是在刚果了。在泥泞中的长途跋涉让我筋疲力尽，也让我变得世故了很多，已没法和那些半大的姑娘们相处甚欢了。
“那儿到底怎么样？”我能听见她们这么问，我该怎么说呢？“嗯，蚂蚁差点把我们生吃了。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最后都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婴儿会腹泻，然后活活干死。我们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就直接猎杀动物，把它们剥了皮吃掉。”
面对现实吧。回到家乡，我再也不可能受到多少欢迎了。以前亲密无间的朋友一旦怀疑你曾到灌木丛后面拉过屎，就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如果我想融入，那我就得装，可我又不善于假模假样。那一向是利娅的拿手好戏——她会练就一副高端姿态，为了取悦父亲，或取悦她的老师和上帝，又或者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艾达嘛，这么多年来当然也一直在假装不会说话，就为了让自己能有副臭脾气。但说到我，我绝对记不起自己想假装成什么样的人。还没过上一天，我就会忘了该装成什么样，接着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盘托出。
有点离题了，但你知道我对哪些人最能感同身受吗？那些从越南回到美国的大兵娃子。我读过那方面的资料。每个人都在喊：“安息吧，哥们儿！”他们曾经待在丛林里，眼看着真菌将死尸吞噬得一干二净。我完全能体会他们的感觉。
就个人来说，我不需要那种安慰。我是不会回头的那一种人。我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了成功。作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我有过许多机会。当过大使馆专员的妻子——没想到吧！而伯利恒的那些姑娘们只会变得又老又苍白，整天在厨房里忙忙碌碌，跟在孩子屁股后头转，现在说不定得跟在孙子后面了，却仍旧幻想自己能成为碧姬·芭铎。而我是真正进过驻外办事处的！
我永远没法生孩子了。这件事让我真心遗憾。由于从埃本·阿克塞尔罗特那儿染了病，我的妇科病相当严重。就像我说的，我因为他而付出了自己的代价。
不过，在赤道酒店，根本就不会有乏味的时刻。当你见到猴子冲进餐厅，从客人的盘子里偷吃食物时，谁还想要孩子呢！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我在花园里放了些笼子关着各种动物。我有四只猴子和一只大耳狐，男孩打扫笼子的时候，稍不留神，它们就会逃走，一边跑进餐厅一边尖叫。可怜的狐狸逃跑是为了活命，但猴子一见到新鲜的水果，就会轻易地分心。它们甚至会停下来，抓起一瓶啤酒，全都喝光！有一次，我从集市回来，发现我的两只黑长尾猴，格雷丝公主和米尔斯将军，在桌上摇摇晃晃地喝着酒，而一群来自德国的咖啡种植园主则大唱着《滚酒桶》这首歌。好吧，来说说我的想法。不管什么玩法，只要我的客人玩得开心，我都会忍着，毕竟我们这一行就是以此为生的。不过，我还是想办法让那些德国先生们赔偿了损失。
偶尔，下午会有一群人过来参观一圈，留下对我这家酒店的错误印象。只有初来乍到、尚不熟悉赤道酒店的人，才会犯这种错误。他们在爬满九重葛丛的院墙边闲逛的时候，会瞥见伸开四肢仰躺在泳池边的我，我脖子上的链子挂满了所有的钥匙，然后再瞥见下午在外面休息的年轻漂亮的厨娘和女仆。猜猜怎么着：他们竟然以为我是妓院老鸨！真的，我说了他们一通，我告诉他们，要是你们觉得这地方看上去像妓院，只能说明你们自己的道德太败坏了。
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从某方面来看，这又很有趣。我虽然已经青春不再了，但也不是吹的，我从来就不会让自己放任自流。如果有人绕着花园院墙东瞅瞅西看看的时候，认为自己发现了耶洗别，那我应该觉得这是恭维才对。哦，要是父亲现在能看见我，肯定会让我抄写经文的！
我童年时期那些神圣的课程，恐怕早已像锅里的黄油那样，从我身上滴落得干干净净。有时候，我会想亲爱的老爹是否会在坟墓（或随便什么地方）里辗转反侧。我敢肯定的是，他很盼望我能出落成一名虔诚的女士，戴一顶可爱的小帽子，做些善事。但有时候，生活并不会给予你那么多行善的机会，反正，在这儿就不行。就算是父亲，也知道那条道路难走得很。他那么盛气凌人，满以为自己能拯救那些孩子，可他除了失去自己的孩子之外，还干了什么？教训不就明摆在那儿吗？你带上一帮差不多已经长大、精力充沛的女儿去非洲，难道就没想过她们中至少有几个会结婚什么的，最后留下来吗？想要到丛林里去，按照基督教的那一套彻底地改变那个地方，却从来没想过丛林会反过来把你给变个样。哦，在来这儿出差的那些先生们身上，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有的人认为自己会成为非洲的主宰，没承想却让非洲把他那件高档的欧式剪裁西装变得皱皱巴巴，他自己也被皮肤里瘙痒的丝虫闹得几近崩溃。要是真有他们想的那么容易，现在早就大功告成了。非洲看上去会像美国一样，只是多些棕榈树而已。相反，这里几乎还和亿万年前一个样。而你要是多想想的话，就会发现非洲人如今全涌到美国去了，不但闹乱子、争民权，还主导了体坛和流行音乐界。
从我最初踏上刚果的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我们是管不了事的。我们被那些人裹挟到了教堂，看他们半裸着身子跳舞，吃毛都没拔掉的山羊肉。我当时就对自己说：这趟旅程就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会把普莱斯家彻底给毁了。唉，果不其然哪。瞧，父亲的错误就是，要让所有的事情全都按他的思维方式去改变。他总是说：“姑娘们，你们选定哪条道，就要一直走下去，不管什么结果，都要担当起来！”好吧。要是他现在死了，躺在非洲某座伏都教的墓地里，或者更糟，被野兽吃了个精光，那也只能阿门了，我觉得那就是他担当的结果了。
我对非洲的看法是，你没必要喜欢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就在那儿。你有你的思维方式，它也有它的，你们永远没法相遇！你只能不让它去影响你的头脑。要是这儿真的发生了什么丑恶的事情，好吧，那你就在自家的门上加一把结实的锁，睡觉前多确定几次锁没锁好就行了。你要关注的只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就像我，这样你就能明白了。其他人的焦虑真没必要把你也给拉下水。
有时候，对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么多磨难还能安然无恙，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有时候，我真的认为我成功的秘密得归功于很久以前看过的那本叫作《一○一种灾难幸存指南》的小书。危急情况下的简单应对方法，就是那本书里教的。电梯下坠时，要想法子爬到身边的人身上，这样他们的身体就能在落地时替你缓冲。还有，如果置身于拥挤的剧场，又发生了火灾，你应该用手肘开路，戳其他人的肋骨，并把脚抬高，以免被人踩踏。骚乱时，人通常就是这样丧命的：有人踩到了你的脚后跟，然后顺着你往上踩，直到你趴在地上，而他们就站到你身上了。想仅仅靠自己的双脚站稳，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最后被人压碎！
所以，这就是我的建议。就让其他人去推推搡搡好啦，你要做的只是顺势而为。最后，救下来的是你自己的命。也许我听上去不怎么基督徒，但咱们还是直面现实吧，当我在夜间踏出自己的那一小片天地，听着黑暗中周围发出的声音时，我能深入骨髓地感受到，这儿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地方。这儿是黑非洲，生命就像洪水一般从你身边轰隆隆地奔流而过，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能让你浮起来，你都得抓住。
我要说的是，事实就是如此，今后肯定也是这样。你得用手肘开路，才能让自己挺过来。
①原文为“before you could say Jack Robinson Crusoe”，“before you can say Jack Robinson”为英文习语，指立刻、马上，而 Robinson Crusoe 为《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蕾切尔错用此习语，类似于中文中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误说成“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利娅·普莱斯
安哥拉，桑扎蓬博
“很久以前……”阿纳托尔在黑暗中说着，我闭上了眼睛，随着他的故事翩翩飞去。我们都可以说上了年纪，近三十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照料小胳膊小腿和嗷嗷待哺的嘴巴，可如今，我们竟能在自己的床上两人独处，这实在让人震惊。塔尼尔到了十岁，就不想和我们睡了，他要自己的小床，而且态度坚决。大多数像他这么大的男孩子仍旧会和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块儿睡，但塔尼尔却铁了心：“哥哥们都有自己的床！”（他没意识到他们也都不喜欢孤独——连上大学的马丁都交了个女朋友。）他满头的卷发往前冲着，决心要挺直身子，把这世界一口吞下去。这神态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他太像露丝·梅了。
在我们这张阿纳托尔所谓的婚姻新共和国的床上，我丈夫会跟我说起世界的历史。通常，我们会从五百年前说起，当时葡萄牙人驾着他们的小木船，试探着驶入刚果河河口。阿纳托尔左顾右盼，模仿葡萄牙人震惊的表情。
“他们看见了什么？”我总是这样问，虽然我早就知道答案。他们看见了非洲人。男男女女黑如夜色，正在明亮的阳光下沿着河岸散步。但没有赤身裸体——正好相反！他们头戴帽子，脚蹬软靴，身上套着一层层异国风情的裙子和长袍，像是不嫌热似的，这是事实。我见过第一批探险者匆忙赶回欧洲后出版的那些素描图册。他们汇报说非洲人活得像国王，甚至穿着王室才穿得起的面料：丝绒，锦缎，织锦。他们的报告只有一点没说对。刚果人是通过捶打某些树木富含纤维的树皮，或从酒椰果实中提取出线来织布，从而做出漂亮布料的。他们做雕刻装饰家里时，用的都是胡桃木和黑檀木。他们锻造铁矿石，将之打造成武器、犁铧、乐器和精致的珠宝。刚果王国在税收和整合政府部门的工作方面效率非常高，葡萄牙人对此惊叹不已。他们虽无书面文字，口述文化却极为丰富，以至于当那些天主教神父用字母来对应刚果语的语汇时，诗歌与故事便如洪水决堤般喷涌而出，印成了丰硕的作品。教士们沮丧地发现，刚果早已有了自己的圣经，数百年来他们已将它深深地烙在了记忆里。
虽然刚果王国给他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欧洲人却沮丧地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农贸”的概念，所有食物均是就近消耗。所以这里没有城市，没有巨型种植园，也没有两地间运输货物所必需的道路。王国是由许多条穿越森林、长达数千英里的小径联结而成的，若遇水阻隔，人们便在河上用编织的藤蔓拉起一座静悄悄摇晃的悬索桥。我是根据阿纳托尔的描述构想出这幅画面的：男人和女人身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裙子，悄无声息地行走于森林的小径上。有时，当我旧疾复发，躺在他的臂弯里时，他就会这样安慰我，给我讲一整夜的故事，不叫我做噩梦。奎宁只能勉强抑制我的疟疾，现在这里已经有抗药菌株了。我发烧时做的噩梦总是千篇一律，这最初的警示表明我离被疟疾击倒已然不远了。那股熟悉的深蓝色绝望侵入了我的睡眠，我正在过河，回首望着乞食儿童那一张张脸：“Cadeaux！Cadeaux！”随后，我就在我们两人的国度里醒来，发现我们正躺在倾斜的蚊帐之下，月光将它染成了银色。这时我总是会想起布隆古，我们最初就是在那里像这样躺在一起的。当我因发热而全身发抖、说着胡话时，阿纳托尔便会搂着我，将我宽恕，使我得到救赎。对我来说，我们的婚姻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康复期。
现在，他们正在走回家，贝埃内。挽着一篮子从森林里采的棕榈果和兰花，他们还在唱歌。
唱什么歌？
哦，什么都唱。唱鱼的色彩，还唱着如果他们的孩子是用蜡做的，那他们该有多乖巧。
我笑了。他们是谁呢？有多少人？
就只是路上走着的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是夫妻。
他们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孩子没和他们在一起？
还没有。他们上个礼拜刚结婚。
哦，明白了。那他们是牵着手的吧。
那当然。
那个地方是什么样？
他们就在河边，在从未被伐光的森林里。这些树都有一千年了。蜥蜴和小猴子一辈子都住在树上，根本就没下来过。它们住在世界的屋顶上。
但我们在下面的小径上，那儿很黑吧？
黑得很舒服。那种黑，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喜欢。现在下起了雨，但大树的枝叶太稠密，只有一丁点水雾透过浓荫落了下来。我们身后新长出的恩比卡藤蔓从地面往上卷曲、攀爬，我们的脚印变成了小水洼。
我们来到河边后，会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过河。
我笑了。哪有那么简单！要是渡船坏了，另一头也没有电池，该怎么办？
在刚果王国，贝埃内，是没有电池的。没有卡车，没有道路。他们拒绝发明轮子，因为轮子没用，只会陷在泥里，徒惹麻烦。要过河，他们有桥。桥就在那儿，从岸边的这棵绿芯樟搭到了对岸的另一棵树上。
我能看见这对夫妻。我知道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真实地生活过。他们攀爬到绿芯樟枝干间搭起的平台上，女人停下来，保持了一下平衡，用一只手握住长裙的裙角，准备步入明亮的天光和大雨中。她摸了摸头发，头发都已编成了粗绳一般的辫子，脖子后面的辫梢用小铃铛系着。准备好后，她便踩到悬于水上的晃悠的藤桥上。我心跳加速，然后跟上了她步伐的节奏，从摇晃的桥面上走过。
“可如果那是一条很宽的河，”我曾经问过他，“就像刚果河那样，肯定要比任何藤蔓所能伸展的范围都宽得多，那又该怎么办呢？”
“这很简单。”他说，“那样的河根本就不该过去。”
要是真有无需渡过的河该有多好。无论对岸有什么，那些生灵都能随心所欲地活着，不被任何人见到，不被任何人改变。但那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葡萄牙人透过树丛，发现衣冠齐整、伶牙俐齿的刚果人既不做买卖，也不搞运输，只在原地安居，有什么吃什么，犹如森林里的野兽。尽管可以吟诗、可以歌唱，衣服也很漂亮，但这样的人定然算不上完整的人——只能是原始人 。这个词，葡萄牙人肯定使用过，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去做接下来的事。很快，教士们便在海岸上举办起了大规模的洗礼，将他们的皈依者运上船，载往巴西的甘蔗种植园，使之成为农贸市场这一高级神灵的奴隶。
这世上毫无正义可言。父啊，无论你在哪儿，求你宽恕我。但这世界已让一桩桩邪恶卑鄙之事落到了好人的头上，在我有生之年，是无法见到谦卑人承受什么地土了。我想，这世上还有的，只是那无可避免的趋势，让人类的错误如水般流遍他们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我回首往事所能说的全部了。寻求平衡是有可能的。重负虽难以承受，这世界却设法优雅地将其背负了起来。
时至今日，我们在安哥拉已生活了十年，住在桑扎蓬博郊外的一个农业基站。独立之前，葡萄牙人在这儿建了油棕榈种植园，半个世纪前就将原生的丛林砍伐殆尽。我们在活下来的油棕榈下栽起了玉米、甘薯和大豆，还养了猪。每年旱季，人们能外出走动时，我们的合作社便会多几户人家。大多都是小孩子和身上裹着破烂缠腰布的女人，他们悄无声息地自丛林中现身，在长年躲避战乱之后，犹如疲惫的蝴蝶，轻轻地在此落脚。起先，他们根本不说话，接下来，一两个礼拜之后，女人们通常会先开口，语调极为轻柔，却滔滔不绝，直到将背井离乡的那些地方和失去的人一一述尽。我听到的故事往往相差无几。她们这辈子绕了个圈，先是逃离家乡的村子，往城里去，在那儿直面饥饿，如今又返回这座偏远的边境小村落里，希望能在这儿养活自己。我们设法多生产一点棕榈油，拿到罗安达去卖，但我们在这儿种出的大多数作物都是就地消耗。合作社有一辆车，就是我们那辆老式的路虎。（要是它能讲故事的话，那它这辈子经历的沧海桑田也能让它讲出自己的世界史了。）但雨季九月就开始了，路要到四月才会再次通行。一年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拿自己手头的东西对付一下，就这么凑合着过下去。
我们离边境不远，这里居民的长相和言谈同基兰加一模一样。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我竟有一种重回童年的感觉。我一直幻想着会偶遇某个我认识的人：玛玛·姆万扎、内尔森、穿红裤子的塔塔·波安达，或者，最诡异的是，父亲也会现身。显然，刚果与安哥拉的边界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是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随意划定的。古老的刚果王国曾经绵延整个中非地区，而当它数以百万计的最最健康的臣民被贩卖为奴，王国便土崩瓦解，但它的语言和传统并未丧失。同样跳脱而响亮的“姆博蒂”从房子敞开的窗户外传来，我总是被这声问候叫醒。女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一遍遍地裹着缠腰布 ，将收来的油棕果放入玛玛·洛使用的那种装置里压榨。我不时听见幽灵的话语，是帕斯卡语调上扬的嗓音，他在问：贝托恩基图塔萨拉？我们干点什么呢？
但我并不是时常能听到那声音。在我们村，极少有爬树掏鸟窝这般年纪的男孩，也极少看到大模大样走在路上、弟弟或妹妹像大号的破烂娃娃般挂在身边的女孩。我注意到，无论何处，都见不到他们。战争剥夺得最多的，是十岁以下孩子的性命。那庞大而寂静的虚空慢悠悠地升上来，从我们身上穿过。战争留下的孔洞，不似大坝或马路尚能重建。
我在这里开授营养、卫生和大豆种植课程，女学员们尊敬地称我为玛玛·恩甘巴，却无视了我教的绝大多数内容。我们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教会村民去指望未来：要种柑橘树，要把排泄物当作肥料使用。起先，这种劝说之艰难让我很困惑。怎么会有人抵触像栽果树和改善土质这样显然有益的事呢？但对那些从记事起就在流离逃亡的人而言，学会理解和相信养分的循环需要近似宗教般的教化。
我应该理解的。我成年后，不是同合作社里的每个人一样，也在不停地流离吗？而只有现在，在耕耘了这片土地达十年之久后，我才逐渐明白，外来者搅扰非洲不成的败绩究竟有多广、多深。这里不是布鲁塞尔，不是莫斯科，也不是佐治亚州的梅肯。这里要么是饥荒，要么是洪水。除非你理解了这一点，否则你不可能去教任何事。在热带，鸡蛋花的芬芳让你沉醉，毒蛇的尖牙则会把你放倒，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地带供你喘息。对常年在气候温和、希望和恐惧都适可而止的地方温柔生长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
显然，葡萄牙人就震惊不已，于是将温柔的刚果剥了个精光，在黑暗中将他们成排锁上铁链，渡海运往他方，作为这里缺乏经济作物的惩罚。欧洲人没法设想一个理智的社会竟然不愿踏出那一步。即便现在，我们也很难不去这么想。在温带，麦浪滚滚，就像雨水一般丰沛，是最最天经地义的事。年复一年地种麦子，不用担心洪水或瘟疫；土壤能让绿色的茎秆吃饱喝足；一次次地弯腰挥着镰刀采割，就会有面包源源不断地从篮子里冒出来。基督徒能杜撰并相信五饼二鱼的寓言，是因为他们那儿的农民是可以指望大丰收的。把收成运至刚刚兴起的城市，城里人也能花得起这钱，而且根本不会注意到，或者说根本用不着关心，植物是由种子长出来的。
在这儿，你就得知道种子意味着什么，否则就得挨饿。丛林里长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养活一大群人，也供不起有闲阶级。土壤是瘠薄的红土，而雨总是疯了似的落下来。在雨林里清出空地、栽种一年生植物，就如同先把动物身上的毛褪下，再剥了它的皮。土地在咆哮，一年生作物水土不服。即便你想方设法有了收成，唉，可你还需要把它运出去啊！穿越一次这里的土地，你就会真真切切地明白在丛林里修路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土壤不时地分崩离析；土地会陷入犹如鲸鱼嘴巴的红色裂沟里；真菌和藤蔓像一条毯子，铺在死寂的大地表面。中非是一片喧闹的动植物群落，千万年来，它一直设法在这战栗的地质板块上保持整体的平衡——如果你把部分地区清理干净，整个板块就会变成废墟。而只要你不再去清理，平衡也就会慢慢回返。也许只要重拾古老刚果的处世之道，靠脚旅行，在身边栽种食物，就地取材制造工具和布料，人们就能始终快乐地生活在这儿。也许吧。置身于此，若不想步步走错，就需要摸索出适合这里的新的农业种植方式、新的规划、新的宗教。艾达会说，我是逆传教士，每天清晨都双膝跪地，请求皈依。宽恕我吧，非洲，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怜恤我 。
如果现在我能重新触及过去、带一件礼物给父亲，我会带给他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安慰——让他明白自己做了错事，并经受住这个念头，活下去。可怜的父亲，他只是无数无法理解这片土地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将自己对正义的信仰铭刻于我的身上，再让我浑身浸透负罪感，我希望就连蚊子都别再受到如此折磨。但他那万般苛求的暴君般的上帝彻底离我而去了。我还不太明白该如何去命名那潜入我心中、取代了他的位置的信仰。我觉得这和福尔斯修士的志趣有点类似，他建议我去信仰主的造物，主的造物每天都会焕然出世，不会因翻译而减损。这里的上帝行事并不神秘。太阳都是在六点整升起又落下。一只毛毛虫会成为一只蝴蝶，一只鸟儿会在森林里养育一窝小雏，一棵绿芯樟也只会由一粒绿芯樟的种子长成。他有时会降下干旱，疾风暴雨亦会随之而来。如果我并不总是担忧着这些事情，那它们也就不能被称为对我的惩罚了。它们是奖赏，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因种子具有如此耐心而给予它的奖赏。
我父① 的罪并非无足轻重，但我们仍继续前行。母亲常说，没有一样东西会静止不动，除非陷进了烂泥里。白天，我的双手在劳作；晚上，当我因发热而重回梦境，看见河流在我身下很远的地方流淌时，我就会在河水的上方伸展四肢，无止尽地漂流，慢慢寻求平衡。我想醒来，于是我就醒来了。我在爱中醒来，在赤道的骄阳底下努力使自己的皮肤变成黑色。我看着自己的四个儿子，他们分别有着淤泥、土壤、沙尘和黏土的肤色，他们的孩子也会拥有无穷无尽的色彩。我明白，时间会将白色彻底地抹去。
①此处用的是复数“fathers”，指上帝和自己的父亲。

艾达·普莱斯
亚特兰大
蟾蜍会见光而死 ！艾米莉警告过我们，那时她正从拉下的窗帘的缝隙往街上瞧。死亡乃是蟾蜍和人类的共同权利，又何必大摇大摆呢 ？
医学院的同事指责我愤世嫉俗，但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就是个树林里的婴儿，被丢弃在了树下。在我宣誓要维护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那天，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只等着雷电大作。我是何人，竟敢在这些打着领结的年轻人中间平静地宣誓，要从大自然的口中窃取生命，而每次窃来的都是一半的生存概率和一张支票？那个誓言连同听诊器一道在我脖子上晃悠，哪怕一刻都未让我安生过。我无法接受这份契约：说什么这地球上每个生而为人的小生命，小拳头里都紧紧攥着健康强壮以及长命百岁的保证。
失去生命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事。是不道德吗？我不知道。或许这得取决于你在哪儿，又是什么样的死亡。在这里，我们坐于一堆堆剩余的蛋白质中间，将之压入蛋糕，给宠物吃，因宠物会帮我们的忙，寸步不离地守卫着我们空荡荡的椅子。在这里，我们付钱给健康规划师和健身操教练，好让他们助我们减肥。由此可见，在这里让孩子因饥饿而死是不道德的。但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地方而已，而我恐怕已经见识了一个世界。
世界承载人类的能力极其有限。历史让万事万物都保持着平衡，比如宏愿和短寿。当阿尔伯特·史怀哲步入丛林时，还真有他的，竟然带来了抗菌药剂和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崭新的信念：没有一个人应该早死。他想拯救每一个孩子，认为当时的非洲应该学习如何少生孩子。但那些家庭百万年来都生九个孩子，就为了养活其中一个，让他们不生九个是根本办不到的。文化是一张弹弓，靠往昔的力量弹射。当皮带弹动时，往前飞去的不会是什么计划生育，而是孩子硬邦邦的小脑袋瓜。人口过剩毁掉了非洲四分之三的森林，引发了干旱、饥荒，很有可能还会灭绝孩子们和动物园最珍视的所有动物。对资源的抢夺日益加剧，新部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急不可耐地彼此杀戮。被疫苗和食物拯救的每一个生命，都要么殁于饥馑，要么死于战争。可怜的非洲，遭受着前来窃取和带来善意的外国人的双重侵袭，没有哪一个大陆领受过如此难以言喻的奇异合力。出于对魔鬼和非洲的同情，我离开了治病疗伤的行业，成了一名巫医。我的教堂就是刚果东部边界沿线的东非大裂谷，我不是真的在那儿，只是在研究会众。
我信仰的故事是：在上帝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大裂谷支起了一只盛着一点点必需品的大锅，从里面走出了第一批靠双腿行走的直立人。双手被解放出来后，他们便拿起了工具，到灌木丛里给自己寻找吃食，寻找遮风挡雨的地方，并发展出有关对错的精深造诣。他们发明了伏都，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宗教。他们的栖居地和食物链中的动植物令他们最感亲切。万事万物，无论死活，他们都会膜拜，因为伏都将死亡拥为伴侣，而非敌人。它尊崇的乃是丧失与拯救之间的平衡。这就是内尔森和我在鸡舍里铲鸡粪时，曾想解释给我听的东西。我没法理解蒙图如何能够既指活人又指死人时，内尔森只是耸了耸肩，“就是在这儿的一切”。
那么，上帝就是一切。上帝是病毒。当你得了感冒，就要这样相信。你也要相信，上帝是蚂蚁。因为在群体层面，行军蚁拥有圣经中的瘟疫那样的规模和影响。它们成排穿越森林和峡谷，宽数百米，长达数英里，肆虐整个非洲。携走动物和植物，留下矿物质。我们在基兰加得到的教训就是：躲到一边，并因房间得到清扫而感谢上帝。几天后，这黑压压的队伍便扬长而去——那些蚂蚁无法停下脚步。你回去后，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梳理得纤尘不染，变质的面包屑不见了，床上的跳蚤全没了，林地里的粪便踪迹全无，鸡舍里的鸡螨也全军覆没。要是碰巧摇篮里的小婴儿没被抱走，或笼子里的花豹没被放出来，那就只余下一副骨架，连骨髓都被舔得干干净净。但对那些早已做好准备退避三舍的人而言，这些蚂蚁还真有用。丧失与拯救。
非洲净化自身的方式何止千种。行军蚁、埃博拉病毒、艾滋病——这些都是大自然发明的一把把扫帚，能将一小块空地清扫得干干净净。但它们谁也无法单凭自身的力量渡过一条河。它们也都无法在其宿主死亡后继续存活。你会发现，将我们消灭殆尽的人类寄生虫很快就会安息于人类的墓地。于是，猎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竞争仍旧难分胜负。
青少年时期，在医学图书馆研读非洲寄生虫学著作时，我被扎根于人体的那些生物的阵容吓得不轻。我到现在仍心有余悸，但对它们又产生了些伙伴般的欣赏感。那时候我仍有点惊骇，上帝竟然会把他那两个赤着脚的童男童女洋娃娃安置到伊甸园那样的地方去，因他恐怕刚在那儿把象皮病和能将人类角膜啃噬掉的微生物释放出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上帝并不只是站在洋娃娃们这边。我们和我们体内的寄生虫全都是从大裂谷同一片潮湿的土壤中繁荣起来的。迄今为止，尚无一方胜出。五百万年的伙伴关系不可谓不漫长。如果你能暂时从自己珍爱的皮肤里探身而出，同时赞扬蚂蚁、人类和病毒，将之视为同等机智的生物，你就会欣赏到，非洲发生的一切竟都是如此和谐。
当然，一旦回到自己的皮囊，你便会惊声尖叫，要求治疗。但你要记住：航空旅行、道路、城市、卖淫、为了贸易而聚集起来的人群——这些都是助你成功通往病毒的礼物。是外国三博士① 从远方带来的礼物。为拯救非洲的儿童，为了从非洲之心提取矿物，西方便将路修到了自家门口，再把门大开，任凭瘟疫出入。
蟾蜍会见光而死！死亡乃是蟾蜍和人类的共同权利，又何必大摇大摆呢 ？同事们指责我愤世嫉俗，但我只不过是诗歌的受害者而已。我记住了蟾蜍和人类拥有共同的权利。而就算我想，我也没法大摇大摆。我的腿可没有那种能耐。
我的工作是探究病毒的生命史。看起来，我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事实上，我并未将病毒视为自己的工作。我将它们视为自己的亲戚。我没养猫，也没孩子，可我有病毒，我每天都会去宽大的玻璃碟前拜访它们。它们繁殖的时候，我就和一个好母亲没什么两样。我也会哄它们，祝贺它们。当它们举止古怪时，我就会特地做个记录。没和它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会想之念之。关于艾滋病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我有了些重大的发现。结果，有时我就不得不去参加某些公开会议，并被授予“公共健康拯救者”这一类的殊荣。这让我很是吃惊，这头衔跟我简直毫不沾边。我绝不是疯狂的灭绝者，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去杀灭魔鬼般的微生物，相反，我尊敬它们。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
我的生活令人满意，普普通通。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每月去一次桑德林岛看望母亲，很享受在那儿的时光。我们几乎一言不发，任时间流走。母亲也由着我的性子。我们在沙滩上长时间地散步，她会注视着那些与此地同名的水鸟，三趾鹬②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有时，一月中旬，她会显得烦躁不安，我们便乘渡轮到对岸，沿着海岸高速公路开车往北驶去，驶过绵延数英里、单调乏味、了无人烟的矮棕榈树丛，偶尔看见几栋临时搭建的木棚，几个黑人老妪坐在那儿编织漂亮的香草篮子。傍晚过后，我们有时会将车驶入赞美之家③ 旁尘土飞扬的停车场，聆听那古老深沉的格勒④ 圣歌自窗内飘出。我们从未入内，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聆听时，母亲一直侧首望向非洲，目光落于大海之上，好似盼望着海水会瞬间流尽。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哪儿都不去。我们就坐在门廊上，或者我在一旁看着她莳弄她的小丛林，她会一面摘下死掉的叶子、将腐熟的肥料撒入山茶花丛中，一面柔声自语。她住在公寓底楼，公寓是那种年代久远的砖砌楼房，装了防震栓。这巨大显眼的金属装置自东往西直直穿过这栋楼，露在墙外的两头则用和茶几一般大的铁质垫圈卡住。我觉得它也从母亲身上穿了过去，真的，她也需要这种东西，才不至于分崩离析。
她栖居于自己的世界里，等待着宽恕，而她的孩子们则扎根于四个不同国度的国土之上与泥土之中：它们已分别认领了我们。“枪栓、枪托和枪管。”她这样称呼我们。蕾切尔显然经常将自己拴住：任何一条路，只要她发觉前途不妙，便会止步。利娅则如子弹飞出枪管般往前猛冲，每一件事都要弄个水落石出。所以，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静心托腮做出评估的人，对任何事均一视同仁，本质上，便是相信任何植物或病毒都有权利来统治地球。母亲说我对自己的同胞没心没肺。她不知道。是我的心沉得过了头，我很清楚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都会有什么下场。
她仍旧受着在刚果落下的几种疾病的折磨：血吸虫病、麦地那龙线虫病，说不定还有肺结核。当她伸出舌头，让我治疗她的小痛小病时，我能看出她的每一个器官都已或多或少有些损坏。但随着岁月流逝，她的背虽然驼得愈发厉害，她却在自己的那个越发狭窄的空间里生存了下来。她从未再婚。如果有人问，她就会说：“和拿单·普莱斯的一场婚姻，我已经够了。”我看得出这是实话。多年以前，她的身体便被她那代价高昂的自由的疆界紧紧地束缚住了。
我也没结婚，但原因不同。后来我发现，那个自命不凡的著名神经病学家想当我的情人，有一段时间也确实把我引到了他的床上。但渐渐地，我那因爱情而醺醺然的脑瓜便明白了：他是在设计了那个治愈我的计划之后，才欢迎我到那儿去的！他是第一个领教了艾达的疾风暴雨的男人，但还不是最后一个。
我的测试是这样的：我设想他们都回到了那个地方，月光之下，我们周围的地面上蚂蚁沸腾。好，到底选哪一个，是瘸子，还是完美无缺的宠儿？我很清楚他们会怎么选。任何男人只要喜爱我现在的身体，就等于背叛了以前的艾达。这就是我的看法。
有时，我会和某个同事下棋，他和我一样，也是个隐士。他得过小儿麻痹症。整个晚上，我们都无需说一个比“将军”更长的句子。有时，我们会约会，去亚特兰大地下城的餐厅用餐，或去能放得下他的轮椅的电影院看电影，但喧嚣总会让我们受不了。我倒是发现，爱眼也不是那么没眼爱。后来，我们就会驾车出城，去桑迪泉或查特胡奇河，去那些平坦、空旷的地方，我们会把车停在花生田间的红土路上，任月色与寂静使我们重生。之后，我便一个人回家，在厨房的桌子上写诗，如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那般。我写失去的姐妹和大裂谷，写我赤脚的母亲凝视着大海，写我脑海中所有的噪音。我将它们固定在页面上，如此，它们才会静止不动。
当然，我仍喜欢阅读。既然我用的是正常的头脑，读的书也就不同了，但我还是会重访那些老朋友。森·金狄莉·米艾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它从不写给我……”对一个忧思的少女而言，还有哪句诗行会令她更满意呢？但那时我只读了这首诗的一半，对另一半却不予理睬：“大自然告知的简单消息，用温柔的庄严。”最近在母亲家，我找到了我那本落满灰尘的《艾米莉·狄金森全集》，书页的四边竟然遍布着我旧日的回文：鲜活之恶！那另一个艾达就这么嘶哑地吟诵着，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恶呢？
儿时的我耗费此等精力，皆因自认为遭到背叛。概括地说，是遭到世界的背叛，具体地说，则是利娅。背叛使我往某个方向弯折，而负罪使利娅往另一个方向弯折。我们围绕着误解构建自己的生活，我若把这误解抽取出来，立刻将它修复，就会摔得很惨。误解是我的基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石。好好想想吧。误作真理的幻想乃是我们脚下的铺路石，它们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
近来，我开始收藏因印刷错误而出名的老书，那里有一整个充满了反讽的世界，尤其是圣经。事实上，我从未见过其中任何一种圣经的原初印本。但以前印刷品极为鲜见，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都只有某一版本的圣经广为流传，人们便将之铭记于心，圣经的错误也就随之驰名四海。一八二三年，《旧约》里出现了这样的经文“利百加和她的骆驼们起来”——骆驼，而非使女——于是，该版本就被称为骆驼圣经。⑤ 一八○四年的狮子圣经里说儿子们皆是从狮子身上而非生殖器里出来。⑥ 而在一八○一年的谋杀圣经里，《犹大书》第十六节中的常发怨言者不是私下议论，而是谋杀。⑦ 在立鱼圣经里，当看到“必有鱼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革莲”，渔夫们必会目瞪口呆。⑧ 这样的错误还有好几十种：蜜糖圣经、狗熊圣经、臭虫圣经、香醋圣经。在“要再犯罪”圣经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劝诫信众“不要再犯罪”，却印成了“要再犯罪”！⑨ 恶狗！狗妓！
我实在无法抵御这些宝贵福音书的诱惑，它们引领我去思考父亲在刚果写下的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圣经。我们在那儿制造了那么多错误，所以还真不知道到底是哪些给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我怀疑他们对他的印象仍是居高临下地站于会众面前，大吼：“塔塔·耶稣是班加拉 ！”
我倒确实是那样念及他的。我们是创伤与侵犯的平衡。他是我的父亲，我拥有他的一半基因，以及他的全部历史。要相信这一点：错误乃是故事的一部分。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生出来的，他坚信自己不讲其他，只讲真理，而他每时每刻写下的，是一部毒木圣经。
①出自圣经中前去拜见初生耶稣的三个博士。
②“三趾鹬”和“桑德林”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即“sanderling”。
③多见于美国东南部，在平日晚间举办小规模的唱圣歌活动的宗教场所。
④指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沿海及其附近海岛上的黑人。
⑤“骆驼”原文为“camels”，“使女”原文为“damsels”。
⑥“狮子”原文为“lions”，“生殖器”原文为“loins”。
⑦“谋杀”原文为“murder”，“私下议论”原文为“murmur”。
⑧“鱼”原文为“fish”，“渔夫”原文为“fisher”。
⑨“不要再犯罪”原文为“sin no more”，“要再犯罪”原文为“sin on more”。

第七部 树之眼
腹部在树枝上滑动。嘴猛地大张，天蓝色。我是在这儿的一切。树之眼从不眨动。你恳求我释放你的女儿你的妹妹，但我并非小兽，没有理由去评判。没有利齿，也没有理由。如果你觉得你的骨头正承受着咬啮，那只是因为你自己，因为饥饿。
我是非洲的蒙图，是在同一天失去的那个孩子和其他一百万个孩子的蒙图。我是你的坏孩子，如今已经变好。因为当孩子死去之后，他们只可能是好孩子。从长远来看，这是我们的收获，却是你的损失。一个母亲会因自己的记忆而哭喊，但她记得的是自己那早已被时间收割的心爱的小婴儿，而死亡是不应去责怪的。她看见纯真，看见那未曾被触动的王国看见那了不起的领袖被杀害看见形如那孩子的空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宏伟。但这并非我们。这孩子可能会长成恶人或善人，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个普通人，会犯错会使你痛苦会一口吞了这世界。但你却把我们送去别处的王国，那儿的森林能让我们毫发无损地穿过，那里没有一棵树曾被斧头伐倒，一切皆如它们绝不可能保有的样子。
是的，你们全都是那场杀伐的共谋；是的，我们会永不复返。我们来到一片如此怪异的废墟，以至于必定要用另一个名字称呼它。称之为蒙图吧：在这儿的一切。
母亲，别动，听我说。我能看见你领着孩子来到水边，你把它称为废墟的故事。下面就是我所看见的：首先是森林，树木犹如肌肉发达的野兽，不可思议地疯长着；藤蔓紧缠着自己的同类，为了阳光而彼此角力；蛇腹滑过树枝；幼苗如同一支合唱队，拱着脖子，从朽烂的树桩中探出，从死亡里吮吸着生命。我是森林的良心，但要记得，这森林啃啮着自身，永生不息。
下方的小径上出现一列纵队，来的是一个女人和四个女孩，注定要迎接不幸的苍白花朵。母亲领着她们前行，蓝眼睛，在身前挥舞着一只手以拨开蛛网的帷幕，就像在指挥交响乐团。她身后最小的那个孩子停了下来，将能够得着的树枝末梢全都折断。她喜欢碎叶残枝散发出的那股刺鼻的青涩气味。正当她伸手去掐一片叶子时，她发现一只通体橙色的丰满蜘蛛被撞翻在地。蜘蛛八脚朝天，笨拙而不堪一击，挣扎着想用腿撑地，快速逃回空中。孩子小心翼翼地伸出脚趾头，将蜘蛛碾碎了。它那深色的血浆骇人地向两侧射出。孩子跑着赶上前去。
到了河边，她们吃起了野餐，然后顺流而下，在冰凉的水中嬉笑。她们发出的声音惊跑了一只年幼的狓，它是最近才栖居于这片村落边缘的。如果孩子们今天没来，这只狓就会选定这块地方当作安身之所。它会一直待到旱季的第二个月，然后被猎人猎杀。但它今天受了野餐的惊吓，它那谨慎的直觉便将它驱入了丛林深处，于是它在那儿找到了一个伴侣，活过了这一年。万事皆有原因。如果母亲和她的孩子这天没有走这条小路，那被拧断的树枝便会长得更粗壮，肥硕的蜘蛛也会活下来。每个生命的轨迹都变了，就因为你走了这条路，触动了历史。甚至像露丝·梅这样的小娃娃也触动了历史。所有的生灵都是共谋者。狓在这共谋中活了下去，蜘蛛则在共谋中死去。如若可以，它本来是能活着的。
听着：死了不见得比活着更糟。不过，死了与活着确实有所不同。可以说，视野变广了。
又一天，仍然是这个女人，领着她的孩子穿过一处集市。此时，她已白发苍苍，身后只有三个女儿，哪一个走起路来都没有一瘸一拐。她们并未如以前那样走成一列。其中一个女儿常常走岔道，拿起几卷布料看看，用当地语言和摊贩说上几句；另一个女儿什么都不碰，只是将钱袋紧紧地攥在胸前；还有一个女儿则抓着母亲的胳膊，将她从路上脏兮兮的土坑旁引开。母亲佝偻着背，显然四体多有不畅。她们都很惊讶自己竟然来到了这儿，对自己、对彼此都感到惊讶。自从另一人死后，这四人便不再同处一地了。她们来此是向露丝·梅告别的，至少她们自己是这么说的，希望能找到她的坟头。但说实话，她们是来和母亲说再见的。她们深爱着她。
她们周遭的集市挤满了摊贩和买家。村里来的女人们走了好几天才来到这座城里的集市，眯缝着眼睛蹲坐着。她们将橙子仔细地堆叠成金字塔形，然后蹲下来，将瘦骨嶙峋的手腕搁在膝间。还有城里的女人们，她们裙子的裹法略有不同。她们来此讨价还价，养活自己的家人。为了压低价格，她们把姐妹们的货物说得一无是处，言辞似碎石般锋芒毕露，却又不伤和气。这橙子太可怕了，上个礼拜我花了一半价钱买到的都比这好多了 。卖橙子的摊贩则打着哈欠，将此番胡说八道消解于无形之中。她很清楚，该买的人总会买的。
人群犹如清澈的黑色液体，母亲和女儿则如白色油脂穿行其间，时而混合，时而游走。外国游客在此地颇为鲜见，但也不算什么怪象。眯缝着的眼睛注视着她们，琢磨着有多少可能性。小男孩们追上去，伸出手来。一个女儿打开钱包，找出了几枚硬币；另一个女儿则将钱包攥得更紧了。年纪大些的男孩捧着一叠叠斑斓的T恤围拢过来，似苍蝇般紧紧尾随。他们蹦到彼此身前，好引人关注自己的货物，但访客并未搭理他们，而是蹲下来审视普通的木雕和串珠。男孩子们很尴尬，便推来搡去地闹腾得更来劲儿了。
震天的音乐从路边许多卖磁带的铺子里轰隆隆地传出，将其他一切喧嚣声都盖了过去。这音乐很熟悉，不像是外国的。小男孩们、访客们、村妇们都朝着那三个截然不同的嗓音此起彼伏的方向转过头去，都是美国的流行歌手。他们凄惨的祖先曾被掳获，哀哭着，被铁镣铐于船底，而当时船就泊在与这座集市咫尺之遥的港口内。他们的音乐转了一圈，如今竟又回到了这里。可在场的每个人都对这番真相浑然不知。这废墟必须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如今却变成了这样。
女人和女儿们正在寻找她们将无法找到的东西。她们想要找到一条回基兰加的路，最后来到妹妹的坟头。母亲特别想在坟头上树块碑。但行不通，她们没法穿越边境。在她们规划这趟旅程的六个月间，刚果已被战争席卷。那是一场恐怖的战争，而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付出的代价即将得到回报。得好好地沸一会儿，他们这儿就是这么说的，好好地煮沸一会儿就能把烂肉给煮干净。掌权三十五年后，蒙博托连夜逃走了。经过三十五年如死亡般的沉睡，如今这片惨遭屠戮的土地总算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动动手指头，经由河流与森林焕发出生机。树之眼正在观看。动物张开嘴，说出喜悦、震惊的话语。遭奴役的鹦鹉玛土撒拉，其肉体如今已被一代又一代的猎食者吞噬，正透过豹子和麝猫之口强行吐出独立宣言。
就在这一天的凌晨时分，蒙博托躺在藏身之所的床上。窗帘紧闭着。他的呼吸极浅，胸前的床单并未一起一伏——了无生命迹象。癌症已使他骨质疏软，他手上的皮肉深深地凹陷，指骨清晰地显露出来。它们已呈现出他所窃取的一切事物的形状。他遵从了所有指令，此外还窃取了更多。如今，在那个黑漆漆的房间里，蒙博托的右手滑落了下来。这只手比有史以来世界上的任何一只手偷得都要多，此时却软软地耷拉于床沿。那些沉甸甸的金戒指往前滑至关节处，犹豫着，随后便一只接一只地落了下去。它们跌至地板上，发出五声各不相同的音调：一首以古老的五声音阶奏出的不可思议的短歌。一个一身白衣的女人匆忙赶至门口，决计不信自己刚才竟听见疼痛难耐的总统用卡林巴琴弹奏了一首歌曲。等见到他时，她却以手掩口。
屋外，动物们深深地叹息。
很快，消息便抵达了每座城市和每栋木屋，向各色各样的胸膛内送入一丝气息或一颗子弹。已被一代又一代猎食者消耗殆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肉体将大声疾呼，同样被消耗殆尽的卢蒙巴的肉体也将大声疾呼。在不久后的一刻，这咆哮声将淹没一切。但此刻，世界却陷入那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其间尚无人听说这消息。生命仍一如既往地缓缓前行，走过天翻地覆前的最后一刻。在那集市上，他们都在买进卖出，都在舞蹈。
母亲和她的女儿看见一个似乎颇为眼熟的女人，便倏地停下脚步。她们知道她并非是那女人本人，只是那着装风格和善意似曾相识。她们穿过那条街来到路边人行道上，那女人正坐在那儿，背靠着阴凉的北墙。她铺在身前的亮色布料上摊着数百只小巧玲珑的木雕动物：大象、豹子、长颈鹿、一只狓。一群小兽，置身于无形的森林里。母亲和女儿凝视着，被这美丽惊呆了。
女人和女儿们的年纪相仿，但体形却有两倍大。她那黄色的缠腰布裹了双层，华丽的紧身胸衣在她硕大的胸脯上开得极低。她的脑袋裹在天蓝色里。她张开嘴，灿烂地微笑着。给孩子买样礼物吧 ① ，她柔声柔气地叮嘱她们。她的嗓音绝无哀求苦恼之意。当她将完美无瑕的小长颈鹿和小象推给客人们看时，便窝起手，仿佛手中兜满了水或谷粒。唯一会的一个法语句子说完后，她便讲起了刚果语，毫无羞赧之色，好似地球上再无其他语言。这座城市与讲那种语言的地区离得很远，但当其中一个女儿用刚果语与她对答时，她似乎也无甚惊讶神色。她们聊起了各自的孩子。他们都太大了，不适合玩玩具，阿布。那就买给孙子吧，女人坚持不懈。于是考虑再三后，她们挑了三头黑檀木小象，买给孩子的孩子。买下这些小象的是外曾祖母奥利安娜。她打量着满手不认识的硬币，然后全都摊给了卖家。女人灵巧地拣出她要的几枚，然后将一件礼物塞进了奥利安娜的手中：小巧的狓木雕，雕刻得极其完美。给你的，夫人，她说，这是礼物 。②
奥利安娜将这小小的奇迹揣入口袋，正如她这辈子所做的那样。其他人半转着身子站着，却又不愿离去。她们祝女人好运，问她是否来自刚果。是啊，她说，阿布 。为了来这儿卖她刻的这些雕像，她是全程步行来的，两百多公里。有时候，运气好的话，她能花点钱搭上一辆卡车。但最近由于没了黑市，没有多少生意人过境前来，搭车就难了。她得花一个月时间回布隆古的家。
布隆古！
埃耶，莫诺伊姆维西布隆古。
在奎卢河边吗？
埃耶——是啊。
你最近听没听说基兰加有什么消息？
女人愉快地凝眉细思，想不起有这样的地方。
她们仍不肯罢休：可是肯定有啊。现在是利娅在和她说话，用的是刚果语，她又解释了一遍。也许在“正名运动”期间改了名字，虽然很难想象这有什么必要。河下游离得最近的村子，从穿过布隆古的那条路上走的话，步行只要两天时间，叫基兰加村！许多年前，那儿有个美国传教团 。
不记得了，女人说，没有那样的村子。那条路在布隆古就到头了，再往前只有极其茂密的丛林，男人们会去丛林里烧木炭。对此她很肯定。从来就没有什么布隆古下游的村子。
说了所有该说的话后，女人便合眼休息了，其他人明白必须得走了。从这女人身边走开，离开她意志力的控制范围。但当她们继续前往别处时，却仍然记得她。她们会记得她是如何伸出手的，仿佛那手中早已满满当当。对她个人而言，坐于地上，铺开布料之后，她便成了一名店主一位母亲一个情人一片荒野。何止是店主。但仍然是。
在她们前头，一个小男孩弓着背，将收音机凑在耳边，正在这条路上跳舞。他和露丝·梅生前最后一刻的体格一般大小。奥利安娜注视着他小小的膝窝弯曲着，于是——一个母亲会如此这般翻来覆去地计算多少回呢？——她又开始琢磨现在我该有多大了。
但这将是最后一次。这次，尚未等你的头脑计算出答案，思绪就会飘散，和那孩子一起，踏着那段在去而复返后已有所改变的非洲音乐的节奏，在这条路上跳起舞来。你口袋里的动物木雕将抚慰你的手指，那些手指只是一门心思地想去触摸什么东西。母亲，你仍然可以一如既往，但要宽恕，要宽恕并永远给予，只要我们活着。我宽恕你，母亲。我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咬啮着你骨头的乃是你自己的牙齿，饥饿是你的，宽恕也是你的。父亲们的罪附着于你，附着于森林，甚至附着于那些铐着铁镣的人，而你站在这儿，记下了他们的歌曲。听。让你肩头的重荷滑落，继续向前。你生怕自己会忘却，但你永远不会。你将宽恕，你将牢记。想想那藤蔓，从那一小块四方形的土地向外卷曲蔓延，那里曾经是我的心。那才是你需要的标记。放下吧。继续向前，走入光亮之中。
①②原文为法语。

跋
这是部虚构作品。书中主要角色纯属虚构，就我所知，与地球上的任何人均无瓜葛。但这些角色身处的刚果却是实有其地。借助版本各异、颇具兴味的历史资料，我尽己所能地使书中描述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得到真实呈现。
写作本书时，由于无法进入扎伊尔，我便仰赖记忆和去非洲其他地方旅行，并参考了许多人对刚果/扎伊尔自然、文化及社会历史的叙述。对我，以及任何一位想要更多了解小说之事实基础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来源极具多样性，也颇富价值。其中最具助益的当属乔纳森·奎特尼的杰作《无尽的敌人》，书中描述了扎伊尔后殖民时代的历史，使我满怀激情，也想就此主题写一部小说；当我想要对这一背景的整体情况及无数细节有更深入的了解时，我都会再三参考。从扬海茨·扬的经典文本《蒙图》、钦努阿·阿契贝的小说《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艾伦·P.梅里亚姆《刚果：冲突的背景》、G.海因茨与H.多奈的《卢蒙巴：最后五十天》中，我也获益良多。另外，若无两部卓越的文献赋予我文学灵感，本书根本就不会写成，它们体量相当，分别是K.E.拉曼的《刚果语－法语词典》和钦定版圣经。
我还得到了许多热心朋友的帮助，有些朋友或许甚至担心过自己等不到我整理好如山的手稿，将新版本放到他们面前的那一天。史蒂文·霍普、埃玛·哈德斯蒂、弗朗西丝·戈尔丁、特里·卡尔滕、西德勒·克雷默、莉莲·伦特阅读了我的手稿，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埃玛·哈德斯蒂奇迹般地将协作、友谊和效率结为一体，让我能安心地写作。安妮·梅尔斯和埃里克·彼得森帮我厘清了刚果语的语法和刚果人的生活。吉姆·马卢萨和索尼娅·诺曼对终稿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凯特·特金顿在南非为我加油鼓气。穆米亚·阿布－贾迈勒在狱中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建议，对他的智慧和勇气，我感激不尽。
我要特别感谢弗吉尼娅和温德尔·金索沃夫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和我故事中那些叙述者的父母截然不同。我是个幸运儿，父母都从事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由某种同情心和好奇心引领着来到了刚果。同时，他们也将我领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教我留神关注，使我很早就开始探索正当和正确之间那片广阔而易变的地带。
我等了近三十年，希望自己变得足够睿智，足够成熟，再动笔写这本书。现在我终于完成了它，但这并不能证明我已达到了自己的期许，而只能证明我那了不起的丈夫对我的支持有多么巨大——他总是给予我无尽的鼓励，付出无条件的信任，不眠不休地陪我谈话，在关键时刻给我寄来成堆神秘的参考书。史蒂文，谢谢你教我懂得了，空自守候端倪隐现的远方毫不足取，也谢谢你始终坚信，勇于冒险的灵魂总是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