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边缘

永恒的边缘
作者：肯·福莱特
内容简介
世纪三部曲终于迎来了一个完美结局。 《永恒的边缘》是《巨人的陨落》的大结局！火遍全球的20世纪人类史诗世纪三部曲的第三部。我亲眼目睹，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地生长。 真正残酷和激烈的世界大战，是思想的大战。来自美国、德国、苏联、英国和威尔士的五大家族，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考验。东西德分裂、柏林墙、苏联秘密警察、刺杀肯尼迪、民权运动、古巴导弹危机、入侵黎巴嫩、弹劾尼克松此外，第三代生活中还有摇滚、嬉皮士、跨种族婚恋、性解放，以及对过去的误会与和解。 说到底，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人物表

美 国
杜瓦家族
卡梅隆·杜瓦
厄休拉·杜瓦，他的妹妹，昵称杜杜
伍迪·杜瓦，他的父亲
贝拉·杜瓦，他的母亲
别斯科夫-杰克斯家族
乔治·杰克斯
杰姬·杰克斯，他的母亲
格雷格·别斯科夫，他的父亲
列夫·别斯科夫，他的爷爷
玛伽，他的奶奶
马昆德家族
维雷娜·马昆德
珀西·马昆德，她的父亲
李宝宝，她的母亲
中央情报局
弗洛伦斯·基莉
托尼·萨维诺
蒂姆·泰德尔，中央情报局返聘人员
基斯·多塞特
其 他
玛丽亚·萨默斯
约瑟夫·乌戈，昵称乔，联邦调查局
拉里·马维尼，五角大楼
内莉·福德汉姆，格雷格的老情人
丹尼斯·威尔逊，罗伯特·肯尼迪的助理
斯基普·迪克逊，林登·约翰逊的助理
利奥波德·李·蒙哥马利，记者
赫伯·古尔德，电视新闻节目《今日》的记者
弗兰克·林德曼，电视网老板
真实的历史人物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昵称杰克
杰姬·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夫人
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昵称鲍比
戴夫·鲍尔斯，肯尼迪总统的助理
皮埃尔·萨林杰，肯尼迪总统的新闻官
马丁·路德·金，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主席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理查德·尼克松，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
吉米·卡特，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
雷纳德·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

英 国
莱克维兹-威廉姆斯家族
戴夫·威廉姆斯
伊维·威廉姆斯，他的姐姐
黛西·威廉姆斯，他的母亲（婚前姓别斯科娃）
劳埃德·威廉姆斯，他的父亲，英国下议院议员
艾瑟尔·莱克维兹，他的祖母
默里家族
加斯帕·默里
安娜·默里，他的姐姐
伊娃·默里，他的妈妈（婚前姓洛特曼）
禁卫兵乐队和桃色岁月乐队的乐手
莱尼，戴夫·威廉姆斯的表兄
刘，鼓手
布兹，贝斯手
杰弗里，首席吉他手
其 他
菲茨赫伯特伯爵，昵称菲茨
萨姆·凯克布莱德，加斯帕·默里的朋友
拜伦·切斯特菲尔德（本名布莱恩·切斯诺维茨），音乐经纪人
汉克·雷明顿（本名哈里·雷利），流行歌手
埃里克·查普曼，唱片公司经理

德 国
弗兰克家族
丽贝卡·霍夫曼（婚前姓罗森）
卡拉·弗兰克，丽贝卡的养母（婚前姓冯·乌尔里希）
沃纳·弗兰克，丽贝卡的养父
瓦利·弗兰克，卡拉的儿子
莉莉·弗兰克，沃纳和卡拉的女儿
茉黛·冯·乌尔里希，卡拉的母亲（婚前姓菲茨赫伯特）
汉斯·霍夫曼，丽贝卡的丈夫
其 他
伯纳德·赫尔德，教师
卡罗琳·孔茨，民谣歌手
奥多·沃斯勒，神职人员
真实的历史人物
瓦尔特·乌布利希，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
埃里克·昂纳克，乌布利希的后继者
埃贡·克伦茨，昂纳克的后继者

波 兰
斯塔尼斯劳·帕拉克，昵称斯塔兹，军官
莉德卡，卡梅隆·杜瓦的女朋友
达努塔·戈尔斯基，团结工会积极分子
真实的历史人物
安娜·瓦伦蒂诺维茨，吊车司机
莱赫·瓦文萨，团结工会领导人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波兰首相

苏联（俄罗斯）
德沃尔金-别斯科夫家族
坦尼娅·德沃尔金，记者
德米卡·德沃尔金，克里姆林宫助理，坦尼娅的双胞胎哥哥
安雅·德沃尔金，双胞胎兄妹的母亲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双胞胎兄妹的外祖父
卡捷琳娜·别斯科娃，双胞胎兄妹的外祖母
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昵称沃洛佳，双胞胎兄妹的舅舅
卓娅，沃洛佳的妻子
尼娜，德米卡的女友

其 他
达尼尔·安托诺夫，塔斯社编辑
彼得·奥普特金，编辑主任
瓦西里·叶科夫，持不同政见者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外交部官员
尼克·斯莫特罗夫，娜塔亚的丈夫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国防部长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的助理
维拉·普莱特纳，德米卡的秘书
瓦伦丁，德米卡的朋友
米哈伊尔·普什诺伊元帅
真实的历史人物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安德烈·葛罗米柯，赫鲁晓夫的外交部长
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
阿列克谢·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继任者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的继任者

其他国家
帕兹·奥利瓦，古巴将军
弗雷德里克·拜罗，匈牙利政治家
埃诺克·安德森，丹麦会计师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一章
1961年，一个下雨的星期一，丽贝卡·霍夫曼被秘密警察召了去。
这个早晨开始得平平常常。丽贝卡的丈夫汉斯开着他那辆棕色的特拉贝特500送她去上班。柏林中心城区优雅的街道仍然留有战时轰炸造成的裂纹，街道边新建的混凝土楼房像无法严丝合缝的假牙，高高低低地矗立着。汉斯一边开车一边想着自己的工作。“法庭为法官、律师、警察和政府服务——却单单忘了罪恶的受害者，”他说，“这一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庭当然更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我的同事们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汉斯在司法部上班。
“我们结婚差不多快一年了，认识你也有两年了，但我还没见过你的任何一位同事。”丽贝卡说。
“他们会让你生厌的，”汉斯飞快地回答，“他们都是律师。”
“有女同事吗？”
“没有，至少我们部门没有。”汉斯在司法部做管理工作——指派法官，排定审判日程，管理法院大楼。
“可我还是想见见他们。”
汉斯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丽贝卡发现丈夫眼中闪过了熟悉的怒火。他努力克制住了。“我会安排的，”他说，“也许可以找个晚上一起去酒吧。”
汉斯是丽贝卡遇见的第一个能和父亲相提并论的男人。他自信又威严，但总是愿意倾听她的话。他的工作不错——东德有车的人非常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汉斯不同，他出人意料地和丽贝卡持有同样的政治怀疑论。和她的父亲一样，汉斯高大英俊，穿着体面。他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男人。
恋爱时丽贝卡只是短暂地怀疑过汉斯一次。他们遭遇了一起轻微的撞车事故。撞上他们那辆车的司机斜着从侧面的街道冲出来，应该负事故的全责。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汉斯却暴怒了。尽管两辆车损失都不大，可他却叫来了警察，出示司法部的工作证使对方的司机因危险驾驶的罪名锒铛入狱。
事后他为自己的失控对丽贝卡道了歉。她被他的眦睚必报吓坏了，几乎要结束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但汉斯却解释说这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自己平时不是这样。丽贝卡相信了他。她的信任没错——汉斯之后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他们约会一年，每逢周末同居了半年的时候，丽贝卡纳闷为什么汉斯迟迟没有对她求婚。他们早已经成人：她二十八岁，他三十三岁。丽贝卡只好开口问汉斯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汉斯有些吃惊，但也同意了。
汉斯把车停在她的学校外。学校设在一幢设施良好的现代化大楼内——共产党人对教育非常重视。大楼外面，五六个少年正在树下吸烟。丽贝卡无视他们的注视，亲了亲汉斯的嘴唇，下了车。
男孩们礼貌地和她打了招呼。但在趟过校园里的水塘时，丽贝卡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向她躯体投来的热切目光。
丽贝卡来自一个政治世家。希特勒当政以前，她的外祖父是德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东德战后的短暂民主期间，她妈妈曾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市议员。但在东德实行共产党专政的当下，丽贝卡看不到参政有什么前途。于是她把理想放在了教育上面，希望下一代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慈悲和聪慧。
在教职工办公室，丽贝卡看了眼告示板上的非常时期课程表。今天她的课大多是两班大课，两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丽贝卡教的是俄语，但她也必须要教一节英语课。丽贝卡不说英语，但从年已七十却依然矍铄的英国外祖母茉黛那里，她略略学了一点。
这是校方第二次安排丽贝卡上英语课，她开始琢磨课文了。前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她用了美军士兵的传单，那份传单向美国兵讲解了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学生们觉得传单的内容相当好笑，但从中学到了很多。今天她也许会在黑板上抄一首学生们耳熟能详的英语歌——比如美军电台常放的《扭腰舞》——让学生们将其译成德语。这算不上是常规的英语课，可她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因为半数教师移民去了月薪比东德高三百马克、人民自由的西德，学校里的教师特别短缺。这样做的不只是老师。移居西德的医生，收入能够翻一倍。丽贝卡的妈妈卡拉是东柏林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她正因为医生和护士的短缺而焦头烂额。工人，甚至士兵也一样，缺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
丽贝卡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扭腰舞》的歌词，试着记住“我的小妹妹”这一段。这时，副校长走进了教师办公室。伯纳德·赫尔德大概是丽贝卡除了自己家人以外最好的朋友。他身材瘦长，是个年过四十的黑发男子，额头上有道青色的疤痕，是他在战争最后时刻坚守施劳弗高地时留下的。他教物理，但和丽贝卡一样对苏联文学有兴趣，两人每周总有几次一起在午餐时吃三明治。“大家听好了，”他说，“我带来了一条坏消息，安塞姆离开了。”
教师们小声交流起来，表情都很惊讶。安塞姆·韦伯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成为教导主任的必要条件。但在西德的繁荣和自由面前，韦伯的原则似乎土崩瓦解了。
伯纳德继续说：“在任命新的教导主任前，我将代理这一职务。”丽贝卡和学校其他所有教师都觉得伯纳德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如果做教导主任是完全凭个人能力的话。但因为不愿加入统一社会党——实际的共产党，伯纳德被排除在外。
因为同样的原因，丽贝卡也永远当不上教导主任。安塞姆曾经恳求她入党，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丽贝卡看来，加入统一社会党几乎和住进疯人院一样，假装周围的人都没有疯。
当伯纳德详述非常时期课程安排的时候，丽贝卡琢磨着新的教导主任何时会来。一年之后吗？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
在上第一节课前她看了看自己的信箱，里面空空如也，那封信还没有送到。也许邮递员也去西德了吧。
足以改变人生的那封信仍在路上。
她的第一节课是和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讨论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当上教师以后，丽贝卡每年都会教这首诗。和以往一样，她引导学生们使用苏联的传统分析法，告诉他们普希金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有效地解决了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
午饭时，丽贝卡把三明治带到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和伯纳德隔着一张庞大的办公桌相对而坐。她看着架子上放的马克思、列宁及东德共产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廉价陶像。伯纳德发现她在看那些陶像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安塞姆太狡猾了，”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假装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现在却一走了之。”
“你没想过离开这里吗？”丽贝卡问伯纳德，“你离婚了，又没有孩子，毫无束缚。”
伯纳德四处看了看，似乎想知道有没有人在偷听他们的对话：然后他耸了耸肩。“我想过这件事——谁又没想过呢？”他说，“你呢？你爸爸反正也在西德上班，不是吗？”
“是的。他在西柏林有个生产电视机的工厂。但我妈妈坚持要留在这边。她说与其躲避问题，不如解决问题。”
“我见过她，她是个斗士。”
“没错。另外，冯·乌尔里希家已经在这幢房子里住了好几代了。”
“你丈夫呢？”
“他对现在的工作很尽心。”
“所以我不用担心失去你了。很好。”
“伯纳德——”丽贝卡欲言又止。
“说吧。”
“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是因为妻子有外遇而和她分手的吗？”
伯纳德语塞了，不过他回答了：“是的。”
“你怎么发现的？”
伯纳德后退了一下，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介意我问这个问题吗？”丽贝卡不安地问，“是不是太私人了？”
“我不介意告诉你。”他说，“我找她对质，她承认了。”
“但是什么让你起疑心的呢？”
“许多不起眼的小事——”
丽贝卡打断他的话说：“电话铃响了，你拿起电话，沉默了几秒钟以后，对方把电话挂掉了。”
他点点头。
她接着说：“你的配偶把撕成碎片的纸冲入马桶，周末时常被叫去参加临时召集的会议，晚上还经常花两个小时写些不能让你看的东西。”
“亲爱的，”伯纳德伤感地说，“你不会是在说汉斯吧。”
“他是不是有了个情人？”丽贝卡放下手里的三明治，她没了食欲。“老实说你怎么想。”
“我为你感到难过。”
四个月前，在秋季学期的最后一天，伯纳德吻过她一次。他们说了再见，互道圣诞快乐，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胳膊，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丽贝卡让伯纳德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她说她仍愿意做他的朋友。一月回到学校以后，两人都装作这件事从未发生过。几个星期后，伯纳德甚至告诉她，他已经和一个与他年纪相当的寡妇在约会了。
丽贝卡不想让他抱有无望的幻想，但伯纳德是除了家人以外她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而丽贝卡还不想让家人因为这件事担心，至少现在不想。“我曾如此确信汉斯爱着我。”说到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也爱着他。”
“也许他真的爱你，有些男人只是经不起诱惑罢了。”
丽贝卡不知道汉斯对两人的性生活是否满意。他从未对此有过抱怨，但两人每周仅仅做一次爱，她觉得这对新婚夫妇来说未免太少了一点。“我只想像妈妈那样，有个自己的家庭。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互相爱护。”她说，“我以为我能和汉斯一起拥有这些。”
“也许你仍旧可以，”伯纳德说，“外遇不一定会导致离婚。”
“结婚第一年就有外遇呢？”
“我同意。这的确很糟。”
“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好好问他。他也许会承认，也许会否认，但他会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你想怎么办？你会和他离婚吗？”
丽贝卡摇了摇头。“我永远不会离婚。婚姻是一种承诺。不能因为于己无利就不遵守。即便有违自己的心意，也得遵守。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我正做了相反的事。你一定很看不起我。”
“我不会用我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你或者其他人。我只是在谈论我自己。我爱我的丈夫，希望他忠于我。”
伯纳德带着钦佩和遗憾笑了笑。“希望能如你所愿。”
“你是个很好的朋友。”
下午第一节课的铃声响了。丽贝卡站起身，把三明治放回包装纸。她不会再去吃它了，但和大部分经历过战争之苦的人一样，丽贝卡对于把食物扔掉有种恐惧感。她用手帕擦了擦湿湿的眼睛。“谢谢你的倾听。”她说。
“我没能安慰你。”
“不，你做到了。”说完丽贝卡便离开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
去上英语课的时候，丽贝卡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记完《扭腰舞》的歌词。但长年的教学经验使她能够随机应变。“谁听过一首名叫‘扭腰舞’的歌曲？”一进教室她便大声问。
学生们都听过。
丽贝卡走到黑板前，拿起一个粉笔头。“歌词是什么？”
学生们同声高喊起了歌词。
丽贝卡在黑板上写道：“来吧，宝贝，让我们一起来扭腰。”然后她问：“这句话用德语该怎么说？”
这时她完全忘却了心中的忧愁。
下午课间休息时，丽贝卡在她的收信箱里找到了那封信。她把它带到了教师办公室，拆信前，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看信的时候，她的手一松，杯子掉在地上。
单页纸上印着信头：国家安全部。这是秘密警察的官方称谓，私下里叫斯塔西。信是由一个叫舒尔茨队长的人写来的，这封信命令她到他位于总部的办公室接受质询。
丽贝卡擦干净她洒在地上的饮料，装作没事人一样向同事们道了歉。然后她走进女厕所，把自己关在小隔间里。她想在向人吐露这件事之前好好想想。
东德的所有居民都知道这些人人害怕收到的信。这意味着她做错了什么事——或许只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被暗探注意到了。她从旁人的描述中得知，坚持自己无辜毫无用处。秘密警察的态度，是认定了她在某件事上有错，不然为什么要质询她呢。暗示秘密警察犯错相当于质疑他们的能力，这等于犯下了另一宗罪。
她又看了一遍，发现约定的时间是今天下午五点。
她到底做了什么？毫无疑问，她的家庭背景深受怀疑。她的父亲，沃纳，是个开工厂的资本家，他的工厂位于西柏林，东德政府无法触及。丽贝卡的母亲卡拉是个家喻户晓的社会民主党人。外婆茉黛，则是一名英国伯爵的妹妹。不过当局已经好几年没骚扰过他们家了。丽贝卡本以为，嫁给司法部的官员也许使他们家赢得了当局的认同。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她犯了什么罪吗？她有本乔治·奥威尔的反共寓言《动物农场》，这是禁书。她十五岁的弟弟，瓦利，爱弹吉他，还唱一些诸如《这是你的故土》之类的美国歌曲。丽贝卡有时也去西柏林参观抽象画展。而共产党人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校监一样对艺术很保守。
洗手时，丽贝卡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她看上去不是很害怕。她鼻梁高翘，下巴笔挺，还有双坚定的棕色眼眸。她乱蓬蓬的黑色头发一丝不苟地捋到后面。她身材高大，端庄挺拔，有些人觉得她很有压迫感。她可以面对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用一句话让他们安静下来。
但其实她真的很害怕。让她害怕的是，她知道斯塔西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们：对他们的抱怨本身就是一项罪名。这让丽贝卡想起了战争结束时候的苏联红军。那时，苏联士兵可以劫掠、强奸、杀害德国民众，并用这种自由肆意施虐。
这天的最后一节课是教授俄语中的被动语态，简直是一团糟。这节课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她当上一名合格的老师以后，上过最糟糕的一堂课。好在学生们能发现并宽容她所犯的错，甚至在她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时给她提示。他们的宽容总算使她挺了过去。放学以后，伯纳德和几个来自教育部的官员聚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多半是讨论如何在半数教师离开的情况下让教学继续下去。丽贝卡不想默不作声地去斯塔西总部，以防他们决定把她扣留在那里。所以她给伯纳德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自己被传召了。
随后丽贝卡搭了辆公共汽车，穿过湿漉漉的街道，前往市郊利希滕贝格区的诺尔曼人大街。
斯塔西总部是幢新建的丑陋办公大楼。它还没完工，停车场上停着推土机，一边的脚手架也没拆。大楼在雨中显得很狰狞，估计在阳光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进门以后丽贝卡在想，自己还能否从这道门里走出来。
丽贝卡走过开阔的中庭，向前台出示了自己收到的信，然后被护送进电梯上了楼。随着电梯的升高，她感到越来越恐惧。出电梯以后，她踏入了一条墙壁被涂成可怖芥黄色的走廊。然后她被带进一间只有张塑料台面桌子和两把金属椅子的小房间。它充斥着刺激性的油漆味。把她带进房间以后，陪同的人就离开了。
丽贝卡颤抖着独自坐了五分钟。要是抽根烟再来就好了，烟也许能使她镇定下来。她强忍着没哭。
舒尔茨队长进来了。他比丽贝卡年轻一些——她猜他二十五岁左右。舒尔茨队长手中拿着薄薄的一份文件。他坐下来，清了清嗓子，打开文件，然后皱起了眉头。丽贝卡觉得他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心想这会不会是他的第一次讯问。
“你在弗里德里希·恩格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任教，是吗？”他问。
“是的。”
“你住在哪儿？”
她回答了他的问题，但觉得迷惑。秘密警察难道不知道她的住址吗？这也许能解释信为什么寄到她的学校而不是家里吧。
丽贝卡不得不说出了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和年龄。“你在对我撒谎！”舒尔茨得胜似的说，“你说你二十九岁，你母亲三十九岁，你母亲怎么可能十岁就生下你呢？”
“我是被收养的。”丽贝卡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而大松了一口气，“我的生父生母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被炸死了，一颗炸弹直接击中了我们家的房子。”那时她十三岁。红军的炸弹落在柏林，整个城市一片废墟。失去了父母的丽贝卡独自一人，又害怕又彷徨。身为一个丰满的青少年，她差点被一群苏联士兵挑出来强奸。幸亏卡拉自愿献身，挽救了她。但这段可怕的经历却使她对性事感到犹豫而紧张。如果汉斯没能得到满足的话，丽贝卡觉得必定是自己的错。
她浑身一震，想把这段记忆从头脑里驱走。“卡拉·弗兰克从苏联人那里……”丽贝卡及时终止了自己的陈述。即便东德的女人都知道发生在1945年的可怕事实，共产党人就是不承认苏联红军士兵犯过强奸的罪行。“卡拉救了我。”丽贝卡略过了容易引发争论的细节，“之后，她和沃纳合法收养了我。”
舒尔茨队长把每句话都记了下来。文件上没有太多的东西，丽贝卡心想，但肯定写着些情况。如果舒尔茨对丽贝卡的家人知之甚少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又会是什么事呢？
“你是个英语教师吗？”舒尔茨队长问。
“不是，我教的是俄语。”
“你又撒谎了。”
“我没撒谎，之前我也没撒谎。”丽贝卡干脆地说。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正在以挑战的语气跟一个秘密警察的队长说话。她已经没有刚才那般害怕了。也许这是种有勇无谋的表现。舒尔茨队长也许年轻又没经验，她告诉自己，可他依然有能力毁了丽贝卡的生活。“我的专业是苏联语言文学。”丽贝卡一边说，一边试着对舒尔茨队长友善地笑了笑，“我在学校里是俄语教研组组长。但我们学校有一半教师去了西边。所以在课程安排上必须做一些改变。上一周，我上了两节英语课。”
“看，我没说错吧！而你在课上用美国人的宣传毒害了孩子们的思想。”
“老天，”丽贝卡呻吟道，“你是说给美军士兵的建议吗？”
舒尔茨队长拿着一张写了几段话的纸读了起来。“上面写着：‘记住，在东德没有言论自由可言。’这难道不是美国人的口号吗？”
“我向学生们解释过了，美国人对前马克思时期的自由的理解非常肤浅，”她说，“我想你的线人肯定没提到这点。”丽贝卡想知道这个告密者是谁。应该是个学生，或者是某个听说了授课内容的家长。斯塔西的探子比纳粹的还要多。
“建议中还有这样一条：‘在东德，不要找警察问路。和美国的警察不同，他们不会帮你的。’对这你怎么说？”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丽贝卡问，“还没成年的时候，你敢找Vopo询问去最近的地铁站怎么走吗？”Vopo是Volkspolizei的缩写，也就是东德的警察。
“难道你找不到更适合于教孩子的教材了吗？”
“你怎么不自己来我们学校上节英语课试试？”
“我不会说英语！”
“我也不会！”丽贝卡喊道。她马上为自己提高嗓音后悔了。但舒尔茨并没有动怒。事实上他似乎有点被吓住了，他确实没什么经验。但丽贝卡不该大意的。“我也不会。”她的声音轻了一些。“于是我只能就地取材，把任何能拿到的英语材料当教材用。”这时候一定要表现得很谦恭，她想。“我显然犯下了一个错误。队长，我感到非常抱歉。”
“你看上去像是个聪明女人。”他说。
她眯缝起眼睛。这会是个陷阱吗？“谢谢你的赞扬。”她不卑不亢地说。
“我们需要聪明人，尤其是女人。”
丽贝卡被他说得摸不着头脑。“你指什么？”
“睁大眼睛，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个国家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丽贝卡大吃一惊。过了一会儿，她怀疑地问：“你是要我做斯塔西的线人吗？”
“这是项于国有益的重要工作，”他说，“在青少年形成世界观的学校里，这项工作尤为重要。”
“我明白。”丽贝卡明白的是眼前这个年轻的秘密警察犯了个错误。他调查了她的工作情况，但对她那个臭名昭著的家庭完全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丽贝卡家庭背景的话，舒尔茨绝不会想和她有半点瓜葛了。
不难想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霍夫曼”是个非常常见的姓氏，“丽贝卡”这个名字也普普通通。菜鸟警察很可能调查了另一个丽贝卡·霍夫曼的背景资料。
舒尔茨又说：“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完完全全地诚实尽忠。”
这番自相矛盾的言论差点让丽贝卡发笑。“诚实尽忠？”她重复了一遍，“监视朋友算是诚实尽忠吗？”
“当然，”舒尔茨似乎没意识到其中的讽刺，“给我们当线人还有不少好处，”他压低声音说，“你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无须现在决定。回家好好想想，但别和任何人讨论。这事显然必须保密。”
“这是自然。”丽贝卡开始感到有些释然。舒尔茨很快会发现丽贝卡不适合承担线人的工作，收回这项提议。但那时他就很难以资产阶级鼓吹者的罪名控告丽贝卡了。她也许可以毫发无损地逃过这一劫。
舒尔茨站起身，丽贝卡跟在后面。斯塔西总部之行就这样顺利结束了吗？真是难以置信了。
他礼貌地为她敞开门，陪着她走进芥黄色的走廊。五六个秘密警察站在电梯门边，起劲地谈论着什么。其中一个身影看上去非常熟稔：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略微有些驼背，身上穿着件丽贝卡再熟悉不过的浅灰色法兰绒西装。她一边走向电梯，一边难以理解地盯着那个身影。
是她的丈夫汉斯。
汉斯为什么会在这里？她先是害怕地以为汉斯也是来接受审讯的。但从他们站着的姿态来看，她马上意识到汉斯不可能是送到这里的嫌疑犯。
那他是什么人呢？她的心害怕得“扑腾、扑腾”直跳，可她在怕些什么呢？
也许司法部的工作需要他时不时地上这来一趟，她心里想。这时她听见有个人对汉斯说：“中尉，恕我直言……”她没有听清那人又说了些什么。中尉？公务员可不会有什么军衔——除非他们在警察部门……
这时汉斯看见了丽贝卡。
丽贝卡看透了他的表情，男人很容易看穿。首先他困惑地皱起了眉，像是在不相应的地方遇见了熟人一样，比如在图书馆里看见一颗萝卜。证实了的确是丽贝卡以后，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嘴巴也微微地张开了一条缝。然而最让丽贝卡最受打击的却是汉斯接下来的表情：他仿佛蒙受了耻辱似的脸颊通红，眼神带着明显的罪恶感从她身上挪开。
丽贝卡沉默了很长时间，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在困惑中试探着招呼了一声，“下午好，霍夫曼中尉。”
舒尔茨的表情又惊讶又恐惧。“你认识中尉吗？”
“我和他相当熟悉，”她产生了一个可怕的疑问，但尽力维持着镇静，“我开始想，他是不是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吗？
“真的吗？”舒尔茨蠢蠢地问。
丽贝卡死死地盯着汉斯，想知道他对她的猜测有何反应，希望他付之一笑，说出一个她可以接受的解释。汉斯的嘴巴张着，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丽贝卡能看得出他并没打算说真话。她看到的是一个绝望地圆谎，却什么都说不出来的男人。
舒尔茨快哭了。“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丽贝卡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汉斯，她说：“我是汉斯的妻子。”
汉斯的表情又变了，当罪恶感转化为怒火以后，他一脸狂怒的神情。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不是对丽贝卡说的。“给我闭嘴，舒尔茨。”他说。
丽贝卡知道，自己的世界在转瞬之间坍塌了。
舒尔茨非常吃惊。他没理会汉斯的警告，而是开口问丽贝卡，“你真的是那位霍夫曼夫人吗？”
汉斯火气越来越大地跑到舒尔茨面前，满是肌肉的右拳击中了舒尔茨的面部。年轻人踉跄着往后退，嘴唇流血了。“你这个该死的王八蛋，”汉斯说，“你毁了我整整两年艰辛的卧底工作。”
丽贝卡轻声地自言自语着：“莫名其妙的电话，突然的紧急会议，撕碎的纸条……”汉斯没有什么情人。
但比有情人更糟。
丽贝卡精神恍惚，但她知道这是个机会，她可以趁其他人都不明所以，还来不及说谎编故事前查出真相。她努力维持专注，冷冷地问：“汉斯，你娶我就是为了监视我吗？”
他盯着她，并不回答。
舒尔茨转过身，踉踉跄跄地沿着走廊往前走。汉斯说：“抓住他。”电梯来了，丽贝卡在汉斯喊出下一句话前走进电梯：“逮捕那个傻瓜，把他扔进号子。”他转身想对她说话，但电梯门关上了，她按下了前往底层的按钮。
丽贝卡穿过天井，因为泪水而视线模糊。没人上来跟她说话：痛哭不止的人在这显然太常见了。她穿过大雨滂沱的停车场，找到了去公共汽车站的路。
丽贝卡的婚姻是场骗局。这让她无法接受。她爱他，和他睡觉，嫁给他，而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不忠也许会被认为是一时的犯错，但汉斯却从认识她的那刻起就一直在对她撒谎。他一定是为了监视她才开始同她约会的。
汉斯无疑根本没想过要娶她。原本他只是想以调情为手段登堂入室，但这场骗局过于顺利了。当丽贝卡向他求婚的时候，他肯定非常震惊。也许他被迫做过选择：在拒绝丽贝卡并放弃监视，和娶她并继续监视之间。他的上司也许命令他要娶她为妻。她怎么会被欺骗得如此彻底呢？
一辆公共汽车停在丽贝卡面前，她上了车，目光投向低处，坐到了后排，然后用双手捂住脸。
丽贝卡回想起他们约会时候的事情。当她提起阻断她之前恋情的话题时——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她的反共思想，和卡拉的亲近——汉斯都给出了恰如其分的回复。这让她觉得两人奇迹般地志趣相投。丽贝卡从来没想到过，汉斯只是在她眼前演了一场戏。
公共汽车在废墟和新建的楼之间穿梭，朝米特区的中心地带驶去。丽贝卡试着思考未来，但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她想起他们婚礼那天，蜜月以及婚后的第一个年头，现在想来都是汉斯做的戏而已。他偷走了丽贝卡生命中整整两个年头。想到这里，丽贝卡非常生气，不禁停止了哭泣。
她回忆起自己向汉斯求婚的那个晚上。那时，他们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的人民公园里闲逛，在童话喷泉前的石雕乌龟前停住脚步。丽贝卡穿着一条海军蓝的裙子，最适合她的颜色。汉斯穿着一件新的花呢外套：尽管东德是片时尚的荒漠，他还是设法搞到了一件像样的服装。在汉斯的怀抱里，丽贝卡觉得安全而且被珍视。她想要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男人，汉斯就是这个人。“汉斯，我们结婚吧。”丽贝卡笑着说。汉斯吻了吻她，回答说：“这主意非常棒！”
我是个傻瓜，她恼火地想，一个愚蠢的傻瓜。
有件事得到了解释。汉斯从未想过要个孩子。他说他首先想晋升一级，有个自己的家。婚礼前汉斯从未提到过这点，考虑到两人二十九和三十四岁的年纪，丽贝卡觉得非常吃惊。现在她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
下车的时候，她感到非常愤怒。她飞快地在风雨中行走，很快便到达了自己所住的高大的连栋房屋。从玄关打开的门往前厅看，母亲正和战后曾经同为社会民主党市议员的海因里希·冯·凯塞尔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丽贝卡没有说话，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十二岁的妹妹莉莉正在餐桌旁做作业。客厅里传来钢琴的声音：弟弟瓦利正在弹一首蓝调乐曲。丽贝卡上了楼，径直走向她和汉斯使用的两个房间。
走进房间以后，丽贝卡首先看到的是汉斯搭建的模型。汉斯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用火柴和胶水搭了一座等比例的勃兰登堡门。所有汉斯认识的人都省下了自己的供给火柴。模型快要完工了，放在房间中央的小桌上。他已经搭好了中间的圆拱和两侧的基柱，正致力于雕琢城门顶端的四马二轮战车，这是整个搭建中最难的一部分。
汉斯肯定早已生厌了，丽贝卡苦涩地想。搭建这扇城门无疑是为了奉命和他不爱的女人共度夜晚的消遣。他们的婚姻和这个模型一样，是对真实事物的拙劣模仿。
她走到窗前，看着雨中的景物。不一会儿，一辆棕色的特拉班500停在路旁，汉斯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怎么敢现在来这呢？
丽贝卡不顾被风刮进来的雨水，打开窗户大喊：“快给我滚开！”
汉斯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停住脚步，抬头向上仰望。
丽贝卡注意到身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双汉斯的鞋。这双鞋是汉斯找的一个老鞋匠手工制作的。她拿起只鞋，把鞋扔向汉斯。尽管他躲了，鞋还是击中了他的头顶。
“你这个疯婆娘！”汉斯喊道。
瓦利和莉莉走进房间。他们站在门边，盯着成年的姐姐，就好像她变成了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很可能，她是变了。
“你是因为斯塔西的命令才和我结婚的，”丽贝卡朝窗外大喊，“你说谁才是疯子？”她扔下另一只鞋子，但没有砸中。
莉莉吃惊地问：“你们在干什么啊？”
瓦利偷笑着说：“这可真是疯狂！”
两位过路人停下脚步，看着这场闹剧。有个邻居出现在自己家的门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汉斯狠狠地瞪着这些人。他是个自负的人，在众人面前遭到戏弄让他很恼火。
丽贝卡看着周围，在找一件可以扔他的东西。她的视线落在用火柴搭建的勃兰登堡门模型上。
模型粘在一块夹板上。丽贝卡拿起模型。模型非常重，不过她能把它举起来。
瓦利惊呼一声：“哇！”
丽贝卡把模型拿到窗前。
汉斯大喊：“那是我的东西，你怎么敢这样！”
丽贝卡把夹板底座放在窗框上。“你这个斯塔西走狗，你毁了我的人生！”她朝着汉斯大喊。
一个旁观的女人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发出奚落的笑声。汉斯愤怒地满脸通红，他看着四周，想知道谁在笑他，但他没找到奚落他的那个女人。对汉斯来说，没有比遭人嘲弄更糟的事情了。
他咆哮道：“臭娘们，把那个放回去，我用了整整一年才搭成那样的。”
“我对我们的婚姻也尽心尽力了整整一年。”丽贝卡一边说一边举起模型。
汉斯狂叫道：“我命令你，把我的模型放下来！”
丽贝卡把模型捧到窗外，放开了手。
模型在空中翻转，夹板转到上面，四马二轮战车落在了下方。丽贝卡觉得，模型的落地似乎用了很长时间，时空像是在这一刻停滞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模型才伴着纸被揉碎一样的声音落在地上。它炸裂开了，火柴四处飞溅，有的落在湿滑的马路上，有的卡在了石头缝里。夹板平躺在地，夹板上的一切瞬间消失于无形之中。
汉斯久久地瞪着路面上的破碎模型，嘴巴震惊地大张着。
他镇定下来，用手指指着丽贝卡。“你给我听好了，”那冰冷的声音让丽贝卡突然觉得非常害怕，“我告诉你，你会为此而后悔的。”他说，“我发了誓，一定要让你和你的家人们余生都为此而后悔。”
接着，他跳上车，开走了。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二章
早饭时，乔治·杰克斯吃了母亲给他做的蓝莓薄饼，还有配着谷物的培根。“如果全都吃下去，我就能去练重量级摔跤了。”乔治重达一百七十磅，是哈佛大学摔跤队的中量级选手。
“放开吃，只是别再去练什么摔跤了，”他母亲杰姬说，“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去当一个可笑的傻子的。”她坐在餐桌的另一边，正在往碗里倒玉米片。
杰姬知道，乔治可不是个傻子。他正要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刚参加了学校的毕业考试，必定能顺利通过。现在他正在母亲在华盛顿边缘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不大的家里。“我想保持体形，”他说，“也许我应该找个高中摔跤队当教练。”
“这倒值得一做。”
乔治深情地看着自己的母亲。他知道，母亲曾经非常漂亮——他看见过杰姬·杰克斯还是个青少年时，立志当上电影明星那会的照片。现在杰姬看上去依然非常年轻：她那黑巧克力色的皮肤一点都没起皱。“漂亮的黑人不会显老。”黑人妇女们常这么说。但老照片里那张开怀大笑的大嘴，现在则嘴角下倾，显示出一股坚定的决心。杰姬没能成为一位女演员。或许这是因为她从未获得过机会——本来就少量的黑人女性角色一般都提供给肤色浅一些的美女。但这条路真正终止的原因还是她十六岁时就怀上了乔治。乔治六岁以前，她们住在联合车站背后的一间小房子里，而她在一家餐馆做女仆，饱尝艰辛，那段时间她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她也教给了乔治对勤奋、教育和受人尊重的渴望。
乔治对母亲说：“妈妈，我爱你，但我还是要参加自由之行运动。”
杰姬不赞同地噘起嘴。“你已经二十五岁了，”她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可不行，我以往做过的每个重要决定都是和你讨论以后得出的，今后多半也会如此。”
“你可没都依我。”
“是的。但你依然是我遇见过的最聪明的人，连哈佛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都没你聪明。”
“你现在是在讨好我。”尽管嘴硬，但乔治知道母亲其实非常开心。
“妈妈，最高法院已经裁决在跨州的公共汽车和公车站上进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但那些南方佬就是目无法纪，我们必须对此做些什么。”
“你觉得自由之行运动会有多大帮助呢？”
“我们将在华盛顿上车，然后向南前进——我们将坐在前排座位，使用白人专用的候车室，到白人专用的饭店吃饭，白人提出反对时我们会告诉他们法律在我们一边，他们才是麻烦制造者和罪犯。”
“儿子，我知道你是对的，道理你不说我也明白。我知道宪法规定了什么。但你觉得后果会是如何呢？”
“我猜我们迟早会被捕。接着会有审判，我们会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进行抗辩。”
杰姬摇了摇头：“真要那么容易脱身就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在特权阶层长大的，”杰姬说，“至少六岁你父亲认了你以后，你就生活得非常优越。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有色人种是怎样生活的。”
“真希望你没这样说。”乔治被刺痛了，黑人社会活动家也常这么说他，这让他非常苦恼。“有个供我学习的富爷爷没有蒙蔽住我的眼睛，我知道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着些什么。”
“那你就应该知道被捕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情况变得更糟会怎么办呢？”
乔治知道母亲说得对。自由之行运动所承担的风险可能比坐牢更糟。但他希望能说服母亲。“我已经上过消极抵抗的课程了。”他说。所有自由之行的参加者都是从有经验的民权活动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都经历过包括角色扮演在内的特殊训练课程。“一个扮作南方乡巴佬的白人把我叫作黑鬼，他推我攘我，拽着我的大腿把我拖出房间——尽管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扔到窗外，但我没有作任何抵抗。”
“这个白人是谁？”
“一个民权活动者。”
“这和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
“当然不是真的，他只是在扮演他的角色。”
“好吧。”但从语调看，乔治知道母亲说的是相反的意思。
“妈妈，肯定会没事的。”
“我不再多说了。你还想吃点烤薄饼吗？”
“你看看我，”乔治说，“马海毛的西服，窄版的领带，头发剪得这么短，皮鞋擦得可以当镜子用，你觉得怎么样？”乔治通常都穿得很体面，但自由之行运动者的穿着尤其需要令人尊敬。
“如果不算那只花椰菜一样的耳朵，你看上去棒极了。”乔治的右耳在摔跤时被摔得变形了。
“谁会想伤害这么一个优雅的黑人男孩啊？”
“你根本不知道，”杰姬突然生起气来，“那些南方佬，他们——”乔治惊慌地发现母亲眼中含泪。“老天，我只是在害怕他们会杀了你。”
乔治把手伸过桌子，抓住母亲的手。“妈妈，我发誓我会小心的。”
她用围裙擦干了眼睛。为了让母亲高兴，乔治吃了些培根，但他实际一点胃口都没有。尽管装得很平静，乔治其实非常焦虑。他的母亲并没有夸大其词，有些民权活动家以很可能引发暴力为由反对进行自由之行运动。
“你坐车得花很长时间。”杰姬说。
“从这里到新奥尔良需要十三天。每天晚上我们会停车开会休整。”
“你带什么书去读？”
“圣雄甘地的自传。”乔治觉得他还应该对甘地多了解一些，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抵抗策略启发了很多人。
杰姬从冰箱顶上拿下一本书。“这是本畅销小说，你也许会觉得它很有趣。”
母子俩经常会换书看。杰姬的父亲在黑人学院当文学教授，她打小就很喜欢读书。尽管书中的英雄都是些白人，但杰姬在乔治小时候就跟他一起读过鲍勃西双胞胎和哈代兄弟的故事。现在母子俩经常会交换各自喜欢的书。乔治接过这本书，发现书的外面包着透明的塑料书封，就知道这本书是从当地的社区图书馆借来的。《杀死一只知更鸟》，他读了书名，“是刚得到普利策奖的那本书，对吗？”
“故事的背景就设在你要去的阿拉巴马州。”
“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他吻了吻母亲，和她道了别，手拿小行李箱离开了家，坐上了前往华盛顿的公共汽车。在华盛顿市中心的灰狗长途车站下车时，一小群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已聚集在车站附近的咖啡店。乔治在培训课上认识了他们中的几个人。他们年纪跨度很大，男女都有，除了黑人之外，还有些白人。积极分子中除了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以外，还有种族平等大会的组织者，几个来自黑人报刊的记者，以及一小部分民权运动的支持者。组织者决定把这些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将离开长途车站走到街对面，他们既没标语牌也没有摄像机，整个活动必须确保非常低调。
乔治和同是法律系学生的约瑟夫·乌戈打了个招呼。乔是个有着一双湛蓝色眼睛的白人青年。两人一起组织了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抵制伍尔沃斯便利餐馆的运动。伍尔沃斯便利餐馆在大多数州都是各种族混用的，但在南方实行与公共汽车类似的种族隔离制度。约瑟夫总有办法在正面冲突前失踪。乔治把乔看成一个心怀善意，但事到临头却决心不够的懦夫。“约瑟夫，你和我们一起去吗？”乔治尽量不流露出怀疑的语气来。
乔摇了摇头。“我只是来祝你们好运的。”他吸着一根白色过滤嘴的薄荷醇长烟，焦躁不安地用烟敲打着锡制烟灰缸的边缘。
“不去真是太可惜了。你不就是来自南方的吗？”
“我来自阿拉巴马的伯明翰。”
“他们肯定把我们称为外来的搅局者，公共汽车上有个证明他们错了的南方人会非常有用。”
“我不能去，我有别的事要办。”
乔治没有向约瑟夫施压。他本人也非常害怕。如果细思起此行的危险性来，他或许会劝自己也别去了。他看了看周围的同行者，欣喜地在他们中间看见了民权运动中最激进的团体：学生非暴力委员会的创始会员，来自神学系的约翰·刘易斯。
他们的领导人让大家集中注意力，对媒体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讲到一半时，乔治看到一个穿着褶皱西服的四十岁白人男子走进了咖啡店。这个男人体态发胖，面露醉意，长相比较英俊。他看上去像是个搭长途汽车的乘客，没人对他多加注意。他坐在乔治身旁，用一条胳膊搂了搂乔治，草草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来人是乔治的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参议员。
华盛顿的圈内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但这个秘密从没被公开过。格雷格不是有此类秘密的唯一政治家。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也在给家里女仆生的女儿付大学学费：据传那个女孩是瑟蒙德参议员的私生女——但这不妨碍他当个偏激的种族分离主义者。格雷格出现在六岁乔治面前的时候，他让乔治叫他格雷格叔叔，两人一直没找到更为委婉的称呼。
格雷格是个靠不住的自私男人，但却在以自己的方式关怀着乔治。青少年时期的乔治曾长时间地和父亲怄气，最后却还是接受了他。毕竟，有半个父亲比完全没有父亲要好一些。
“乔治，”格雷格轻声说，“我为你担心。”
“你和妈妈完全一样。”
“她是怎么说的？”
“她认为南方的种族主义者会把我们全给杀了。”
“我觉得不会发生这种事，但你会丢掉饭碗。”
“伦肖先生说了些什么吗？”
“没有，他还不知道这件事，但你一被捕他马上就会知道。”
来自布法罗的伦肖是格雷格儿时的伙伴，目前是华盛顿一家很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去年夏天格雷格安排乔治去伦肖的事务所打暑期工。父子俩希望，乔治毕业以后能在这个律师事务所里谋得一个职位。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变革：乔治将是律师事务所除清洁工外第一位黑人职员。
乔治带着丝怒气地说：“参加自由之行并不违法乱纪，我们正努力坚持执法。种族分离主义者才是罪犯。我本期望伦肖这样的律师能理解。”
“他理解。但是他也不会雇一个惹上警察的人。就算你是白人也一样。”
“可我们站在法律正义的这一边啊！”
“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你的学生时代已经结束了——欢迎来到现实世界。”
组织人的发言到了尾声，他大声疾呼：“各位，拿上你们的车票，检查一下各自的包，准备出发了。”
乔治站起身。
格雷格问：“我没能说服你，是吗？”
他的表情如此凄凉，乔治真想就此屈服，但他无法这样做。“不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说。
“那你千万要小心。”
乔治很感动。“我很幸运，有为我担心的人。”他说，“我会小心的。”
格雷格捏了捏乔治的胳膊，悄悄走开了。
乔治和其他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在购票窗前排成一列，购买了前往新奥尔良的车票。他走向蓝灰相间的长途汽车，把手提箱交给搬运员，由搬运员放进了车上的行李箱。汽车侧面画着长途汽车公司的灰狗标志和公司的口号：“乘我们的汽车非常舒适……开车让我们来就好。”乔治上了车。
一个运动组织者把他引到了前排附近的座位，其他的人被安排坐在人种混合区。司机对参加自由之行运动的人没有多加注意，其他乘客也只是微微有些好奇。乔治打开母亲给他的小说，开始读第一行。
没一会儿，运动组织者把一个女孩带到乔治身边的座位。他高兴地对女孩点了点头。乔治见过她几次，很喜欢她。女孩的名字叫玛丽亚·萨默斯。玛丽亚穿着淡灰色的高领毛衣和宽下摆的连衣裙，打扮得非常得体。她的肤色和乔治的母亲一样黑，长着一只可爱的扁平鼻子，她的嘴唇非常性感，常会使乔治产生想吻的欲望。乔治知道她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书，和他一样即将毕业，所以他们的年龄应该很接近。乔治觉得除了聪明以外，玛丽亚一定还是个极具意志力的人：作为一个黑人和女人，仍能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这种地方读书。
司机开动长途汽车时，乔治合起了书。玛丽亚低下头，看着小说的标题说：“是《杀死一只知更鸟》啊，去年夏天我就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是阿拉巴马州的州政府所在地。“你在那儿干吗？”乔治问。
“我爸爸是个律师，他的一个客户起诉了阿拉巴马州的州政府。假期时我为爸爸工作。”
“你们赢了吗？”
“没赢。你继续看吧，别被我打扰了。”
“没关系，书什么时候都能看。但长途车能碰上美女邻座的机会能有多少啊？”
“我真是服了你了。”她说，“有人警告过我，你油嘴滑舌。”
“想听的话，我可以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说来听听。”
“我很真诚的。”
她笑了。乔治说：“千万别说出去，这会坏了我的名声的。”
公共汽车穿越波托马克河，沿着一号公路进入弗吉尼亚州。“乔治，你已经进入南方了，”玛丽亚说，“你害怕了吗？”
“当然害怕。”
“我也是。”
高速公路笔直狭窄，穿越春色青葱的树林。他们经过了很多小镇，那里有很多无事可干的人，会停下脚步看着长途汽车驶过。乔治没怎么往窗外看，一直在和玛丽亚交谈。她告诉他，她在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里长大，爷爷是个传教士。乔治说他去教堂只是为了让妈妈高兴，玛丽亚承认自己也一样。聊着聊着，长途汽车不觉已经开出了五十英里，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
在进入弗雷德里克斯堡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小镇后，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立刻安静下来。在这里，白人仍具有极高的统治地位。灰狗长途的终点站位于两座红砖白门的教堂之间，但这里可不像是讲求基督精神的首善之地。长途汽车停下时，乔治看见了厕所，吃惊地发现厕所门上并没有“白人专用”或“黑人专用”的标志。
乘客们走下长途车，在炽热的阳光下眯缝起眼睛。走近了看，乔治发现厕所门上还留有浅显的印记，推测门上的种族隔离标志想必是不久之前才去除的。
行动的参与者们还是展开了行动。首先，一个白人行动组织者走进了位于车站后部显然只对黑人开放的肮脏厕所。他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但这只是计划中容易的部分。出发前，乔治誓言要做个打破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看我的。”对玛丽亚说完，他便朝粉刷一新的、“白人专用”的标志刚刚被去除的厕所走去。
厕所里只有一位梳理大背头的白人青年。他从镜子里看了乔治一眼，但什么也没说。乔治害怕得尿都尿不出，但他不能这就离开，于是到洗手池边洗了下手。年轻人离开以后，一个老头走进厕所，进了个小隔间。乔治在纸巾筒里拿了纸擦干了手。实在找不到别的事情可做，他这才离开了厕所。
其他人都在等他。他耸耸肩：“没发生任何冲突。没人阻止我，也没人说三道四。”
玛丽亚说：“我在柜台上要了罐可乐，女营业员二话没说就卖给我一罐。我想这里一定有人不希望惹麻烦。”
“抵达新奥尔良之前会一直都这样吗？”乔治问，“他们会不会装做没发生任何事？等我们走了以后，却又重新树起种族隔离的标志？那不就就是无意义的吗？”
“别担心。”玛丽亚说，“我见过阿拉巴马州的官员。依我看，他们可没这么聪明！”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三章
瓦利·弗兰克在楼上客厅里弹钢琴。为了能让外婆茉黛弹奏，瓦利的父亲沃纳经常为这部大尺寸的斯坦威钢琴调音。瓦利记得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唱片《昏乱蓝调》的曲谱，这首乐曲是C调的，相对比较好弹。
外祖母茉黛正在读《柏林日报》上的讣告栏。茉黛已经七十多了，但仍然身板笔直，腰身苗条，穿着条深蓝色的开司米裙子。“这类音乐你弹得相当好，”她仍看着报纸，没有抬头，“除了绿眼睛外，你也继承了我的听觉。你的外祖父沃尔特就一直学不会弹拉格泰姆，我教了他好几次，但总是教不会。愿他的灵魂安息。顺便说一句，你的名字就取自于他。”
“您还会弹拉格泰姆？”瓦利吃惊地问，“过去我只听您弹过古典音乐啊！”
“你妈妈出生不久，是拉格泰姆让我们一家不至于饿死。那时，我在柏林一家名叫夜生活的夜总会弹奏拉格泰姆，一晚上能挣数十亿马克，不过这点钱只够买点面包。有时客人会塞点外币给我，两个美元能让家里过上一周舒坦日子。”
“喔。”瓦利没想到满头银发的外祖母年轻时候竟然会去夜总会弹钢琴赚小费。
瓦利的妹妹走进房间。莉莉比瓦利小了快三岁，近来瓦利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和莉莉相处了。从记事起，他就把她看成一个麻烦，一个像小男孩但比小男孩更蠢的小不点。但最近，莉莉不知为何变得敏感了。更麻烦的是，她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长出了乳房。
瓦利拿起自己的吉他从钢琴旁走开。吉他是瓦利一年前在西柏林的典当店里买的。这把吉他也许是哪个美国兵作为抵押放在那儿的，却一直没去赎回。尽管这把马丁牌的吉他非常便宜，但瓦利把它视为珍宝。他觉得店主和美军士兵都没意识到这把吉他的价值。
“听这首歌。”说着他开始一边弹吉他，一边唱起了英语歌词的巴哈马歌曲《我的苦难》。瓦利是从一家西方电台学会的，这首歌在美国民谣圈里广为传颂。曲调中的和弦使这首歌非常伤感，而瓦利对自己轻拨慢挑的指法非常自得。一曲终了，外婆茉黛放下报纸，抬头看了他一眼，用英语对他说：“亲爱的瓦利，你的英语口语真是太糟糕了。”
“很抱歉。”
茉黛改用德语说：“但唱功还不错。”
“谢谢你，”瓦利侧身问莉莉，“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有点枯燥，”她说，“也许再听几次我会喜欢上它的。”
“这可不太好，”他说，“今晚我要去‘民谣歌手’夜总会弹这首曲子。”夜总会在西柏林的库福斯坦恩大街。
莉莉对他刮目相看，“你要在民谣歌手夜总会演奏吗？”
“今天比较特殊，那里会有个比赛，任何人都能上台表演。优胜者能得到在夜总会驻唱的资格。”
“我不知道夜总会里还有这样的事。”
“的确很少见，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了。”
外婆茉黛问：“你还没到进夜总会的年龄吧。”
“是没到，但是我已经进去过。”
莉莉说：“瓦利看上去比较老成。”
“哦。”
莉莉问：“你从没当众演出过，你不会紧张吗？”
“当然紧张了。”
“你应该唱些快乐点的歌曲。”
“我想你说得对。”
“《这是你的故土》怎么样？我喜欢这一首。”
瓦利弹奏起来，莉莉和声演唱。
兄妹俩弹琴演唱的时候，大姐丽贝卡走进客厅。瓦利很崇拜她。战后那会，父母忙于工作养家，经常把瓦利和莉莉交给丽贝卡带。她像是他们的另一个母亲，但远没有卡拉那么严厉。
而且她还那么有胆量！瓦利亲眼目睹了丽贝卡把丈夫的火柴模型扔出窗外的那一幕。瓦利从来都不喜欢汉斯，暗地里对他的离开感到开心。
邻居们对丽贝卡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一个秘密警察议论纷纷。瓦利在学校里一下子变得显眼了，之前没人觉得弗兰克一家有什么特殊的。女孩们猜测弗兰克家近一年的所言所行也许都被报告给了警察，她们沉迷于这个想法。
尽管丽贝卡是他的姐姐，瓦利很清楚她的美。她体态丰腴，长着张兼具善良和力量的美丽脸蛋。但现在她却看上去像死人似的。瓦利停止弹唱：“姐姐，你怎么了？”
“我被解雇了。”她说。
外婆茉黛放下手中的报纸。
“天哪，”瓦利说，“你们学校的男生都说你教得最好！”
“我知道。”
“为什么要解雇你？”
“我想这是汉斯的报复。”
瓦利回想起汉斯看见模型碎成一地时的反应。看到几千根火柴撒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汉斯在雨里气急败坏地冲丽贝卡大喊，“你会为此而后悔的！”瓦利本以为那是虚张声势，但细想一下，秘密警察的官员的确有能力实施这样的威胁。“我发誓，一定要让你和你的家人们余生都为此而后悔。”想到自己也是威胁的一部分，瓦利禁不住浑身一颤。
外婆茉黛问：“学校不是教师紧缺吗？”
“伯纳德·赫尔德急得直跳脚，”丽贝卡说，“但命令是上面下来的。”
莉莉问：“你准备怎么办？”
“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伯纳德给我写了一份评价很高的保证函。东德所有学校都缺教师，很多人都跑到西边去了。”
“你也应该过去。”莉莉说。
“我们一家都应该搬过去。”瓦利说。
“你们应该很清楚，妈妈不会搬。”丽贝卡说，“她总是说，我们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
瓦利的父亲走了进来，穿着件带背心的深蓝色西装，古板但优雅。外婆茉黛说：“沃纳，亲爱的。晚上好。丽贝卡需要喝上一杯，她刚被学校解雇了。”茉黛经常怂恿人喝酒，那样她自己也能喝上一杯。
“我知道，”沃纳简明扼要地说，“我已经和她谈过了。”
沃纳的情绪不太好，他很少这样态度恶劣地和自己打小就很崇拜的岳母说话。瓦利很想知道父亲受了什么打击。
他很快就知道了。
“瓦利，到我的书房来，”父亲说，“我有话跟你说。”说完，他率先走过客厅旁的双开门，走进旁边一个被他当作家庭办公室的小隔间。瓦利跟着父亲走了进去。沃纳坐到书桌后面的椅子上，瓦利知道此刻自己必须站着。“一个月前我们说过吸烟的事情。”沃纳说。
瓦利立刻感到很内疚。他最开始抽烟是为了显得老成一些，但他逐渐喜欢上了抽烟，现在已经成了习惯了。
“你答应要戒烟的。”父亲说。
在瓦利看来，抽不抽烟是自己的自由，父亲无权干涉。
“你戒了吗？”沃纳问他。
“戒了。”他撒了谎。
“你知道香烟是什么味吗？”
“我想我应该戒了。”他迟疑地说。
“我一走进客厅，就闻到里面满是你的烟味。”
现在瓦利觉得自己蠢极了。他撒了一个幼稚的谎。这让他对父亲生起气来。
“所以我知道你还没戒烟。”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呢？”瓦利很讨厌自己声音里流露出的任性。
“我希望你能说实话。”
“你想让我出丑。”
“随你怎么想。你的口袋里一定有包烟吧。”
“是的。”
“把烟放在我的书桌上。”
瓦利从裤子口袋里拿出包烟，生气地把烟扔在桌子上。他的父亲拿起烟，把烟随意地扔进了抽屉。这是包西德买来的鸿运烟，不是东德劣质的F6烟，这包烟还没抽几根呢！
“接下来这个月的晚上你哪里都不准去，”沃纳对他说，“至少这样你就不能去弹班卓琴和吸烟的酒吧了。”
瓦利腹部突然因为恐惧而一阵痉挛。他努力维持镇静。“那不是班卓琴，我弹的是吉他。我不可能在家里待上一整个月！”
“别任性了，照我说的做！”
“好吧，”瓦利孤注一掷地说，“但得从明天晚上开始。”
“即时生效，不容反对。”
“今晚我还要去民谣歌手夜总会呢！”
“我想让你远离的正是这种地方。”
老头儿太不通情理了！“从明天开始的这个月，我保证每天晚上都待在家，你看这样行吗？”
“你不能想什么时候关禁闭就什么时候关禁闭。关禁闭就是要让你得到个教训，让你知道事事不是都遂你所愿的。”
听父亲的语气，他是不会改变决心的。但瓦利气疯了，他横下心来说，“你完全不明白，今晚我是去那参加比赛的——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才不会为了让你玩班卓琴而推迟处罚呢！”
“这叫吉他！老蠢蛋，我再告诉你一次，这叫吉他！”瓦利气急败坏地冲父亲大喊，暴风般冲了出去。
旁边房间里，听见了父子俩整个对话的三个女人吃惊地看着瓦利。丽贝卡惊叫道：“哦，瓦利……”
瓦利拿起吉他离开了房间。
凭着一股怒气冲下楼时，瓦利完全没去想接下来要干什么，但看到大门以后他就打定了主意。他拿着吉他走出去，重重地关上了门。
楼上一扇窗户被人重重推开，瓦利听见父亲在楼上喊：“听见没，快给我回来！现在就回来，不然你的麻烦就更大了！”
瓦利不管不顾地继续朝前走。
开始瓦利只是很生气，但过了会儿他觉得一阵欣喜。他公然违抗了父亲，而且把他叫作老蠢蛋！他一边想一边踏着轻快的步伐向西走。不过很快他又愁起来了，不知这件事会如何收场。父亲一定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他要他的孩子们和雇员们都唯他是从，容不得半点反抗。他该怎么办呢？瓦利已经大了，沃纳已经有两三年没打过他了。今晚沃纳本想把他关在家里，却被他逃掉了。有时父亲会威胁让他休学，去他的厂子里上班，但瓦利却觉得老头只是在说说而已。沃纳是不会让他这个混小子在自己宝贵的工厂里晃悠的。不管怎样，瓦利确定老头肯定有治他的办法。
他走的这条街在东柏林和西柏林的交界处有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角落里，三个东德警察正一边闲晃一边抽烟。他们有权拦住任何通过那条隐形边界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拦住所有人，因为为了拿到货真价实的西德马克，而从东德到西德去上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沃纳就是一个在东西德之间往返上班的人，但他赚的不是工资，而是利润。瓦利每周至少过去一次，他经常和朋友一起去西德的电影院看有暴力和情色镜头的美国电影，比东德电影院的教条电影有趣多了。
事实上东德警察只拦一些可疑的人。比如一家全体跨越边境，或是父母带着孩子：这些人显然带有永久离开东德的嫌疑，尤其是带着行李箱的。东德警察喜欢骚扰的另一个群体就是年轻人，尤其是那些穿戴西化的青年人。许多东德的小年轻加入了反对正统的团体：得克萨斯匪帮、牛仔裤帮派、埃尔维斯·普莱斯利鉴赏会，以及其他一些团体。他们和警察互相憎恨。
瓦利穿着一条纯黑色的裤子，一件白色的T恤衫和一件棕色的风衣。他觉得自己看起来很酷，不像帮派里的小流氓，而有些像詹姆斯·迪恩。但瓦利觉得吉他会让他很显眼——吉他在东德警察眼中是“没文化的美国人”的标志，比超人漫画还要糟。
他穿过路口，试图不去看东德警察。通过眼角的余光，他发现一个警察正在盯着他看，但好在这个警察没有让他停步。瓦利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自由世界。
瓦利乘坐沿蒂尔加登公园南边行驶的电车抵达了库福斯坦恩大街。瓦利觉得西柏林最好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女孩都穿长筒袜。
瓦利朝民谣歌手夜总会走去，它就在库福斯坦恩大街旁边一条小巷的地下室里，出售度数不高的啤酒和法兰克福香肠。他来得早了，但这里已经挤满了人。瓦利和年轻的夜总会老板豪斯曼寒暄了几句，把名字写在参赛者名单上。他没被问年龄就买到了一瓶啤酒。这里的很多男孩都带着吉他，一些女孩和几个年纪大一些的人也都带着吉他。
一小时后，比赛正式开始。每组选手表演两首曲目。一些参赛者刚学会吉他，只能弹奏简单的曲调。但瓦利始料未及的是，几个吉他手演奏得比他还好。大部分人都打扮成他们模仿的美国歌手。三个小伙子把自己打扮成“金斯顿三重唱”的模样，唱起了《汤姆·杜利》。一个留着黑长发的姑娘和一个吉他手模仿琼·贝兹唱起了《日升之屋》，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对穿着灯芯绒裤子的年长歌手站起身，在钢琴的伴奏下唱起《农民在游行》。这是首民谣，但不是观众们想听的那种。他们已经过气了，只得到了一些零星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欢呼声。
当瓦利越来越不耐烦地等待自己出场的时候，一个漂亮姑娘朝他走了过来。经常有这种事发生。瓦利觉得自己长得有一点怪，他颧骨很高，有双杏仁状的眼睛，好像他有一半日本人的血统似的。但他很受女孩们的欢迎。姑娘告诉他自己叫卡罗琳，看上去像是比瓦利大一两岁。她的长发中分，露出一个漂亮的鹅蛋脸。起先瓦利觉得卡罗琳和其他参加比赛的女歌手没有什么区别，但她的灿烂笑容让他心旷神怡。卡罗琳说：“我原本想让哥哥弹吉他伴奏，和他一起参赛，但他让我失望了——我想你应该不介意和我一起组队吧？”
瓦利本想一口拒绝。他已经准备好了两首歌，其中没有一首是二重唱。但卡罗琳很吸引人，他想找个理由和她再聊会儿。“我们得排练才行。”他迟疑地说。
“我们可以出去排练。你想唱什么歌？”
“我准备了《我的苦难》和《这是你的故土》。”
“《再跳一支舞》怎么样？”
瓦利没弹奏过这首歌，但他知道这首歌的旋律，而且这首歌很好弹。“我从来没想过弹这种轻松的曲子。”他说。
“观众会喜欢的。你可以演唱男声部分，就是男主人公让女主人公回到生病丈夫身边的那一部分，接着我会唱‘就再跳一曲吧’，之后我们一起合唱最后一句歌词。”
“我们试试吧。”
两人一起走出夜总会。夏天刚刚来临，天还没有全黑。瓦利和卡罗琳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开始排练起来。他们配合得很不错，瓦利对最后那一句的演绎给曲子添了一份和谐。
卡罗琳的女低音让瓦利觉得非常兴奋，他建议选一首悲伤的歌曲压轴作为对比。卡罗琳觉得《我的苦难》太消沉了一些，提议选择节奏舒缓些的《都是我的错》。合作完一次以后，瓦利觉得完美到让自己汗毛竖起。
一个正要进入夜总会的美国兵笑着用英语对他们说：“我的天啊，如假包换的鲍勃西双胞胎。”
卡罗琳笑着对瓦利说：“我想我们真的很像——头发中分，眼睛又都是绿色的。话说回来，鲍勃西双胞胎是谁啊？”
瓦利还没注意到卡罗琳眼睛的颜色，他对卡罗琳注意到了他眼睛的颜色感到高兴。“我没听说过他们。”瓦利说。
“尽管如此，这名字听上去很适合二重唱组合。和埃弗里兄弟组合一样。”
“我们需要起名吗？”
“赢了就要起名。”
“好，我们先回去吧，快到我们了。”
“提醒你一件事，”卡罗琳说，“演唱《再跳一支舞》的时候，我们要时不时地看对方一眼，脸上一直要挂着笑容。”
“没问题。”
“要像恋人似的，你懂了吗？这样在台上才吸引人。”
“好的。”像对女朋友那样对卡罗琳笑应该不难。
夜总会里，一个金发女孩正在拿着吉他弹唱《货运列车》。她没卡罗琳漂亮，但非常能打动人。紧接着，一个指法精良的吉他手弹奏了一首难度很高的蓝调。随后，丹尼·豪斯曼叫到了瓦利的名字。
面对观众以后，瓦利感到非常紧张。多数吉他手都在吉他上装上了漂亮的背带，瓦利却从没想过买一根，只是在吉他上绑了根绳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现在，他突然好想也要一根。
卡罗琳对台下观众说：“晚上好，我们是鲍勃西双胞胎。”
瓦利弹了个音符，开始演唱，发现自己不再在乎背带的事了。这首曲子是一首华尔兹，瓦利弹奏得很活泼。卡罗琳的角色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娼妇，瓦利则是个不知变通的普鲁士中尉。
观众们在台下笑个不停。
瓦利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夜总会里只有一百来个人，观众们也只是集体性地笑一笑。但这种感觉却是瓦利从来没有过的，略微有点像第一次吐烟圈时的那种刺激。
观众们又笑了几次。一曲终了，他们用力鼓起掌来。
瓦利觉得这让他更喜欢了。
“观众爱我们！”卡罗琳激动地轻声说。
瓦利开始演奏《都是我的错》，他接连几次猛拉琴弦，以加重七分音符的戏剧性的效果，观众们安静了下来。卡罗琳改变了演唱方式，化身为一个沉沦的绝望女人。瓦利观察着观众们的反应。没人在说话。一个女人噙着泪水，瓦利觉得她大概有类似卡罗琳扮演角色的遭遇吧。
观众们的凝神关注比方才的笑声更让瓦利感动。
一曲结束，观众鼓掌欢呼，叫嚷着让他们再来一曲。
规则是每组选手只能唱两首歌，所以瓦利和卡罗琳只好下了台，豪斯曼却让他们重新上台。瓦利和卡罗琳没有排练过别的歌曲，两人不知所措地对视了一眼。瓦利问卡罗琳：“你知道《这是你的故土》这首歌吗？”卡罗琳点了点头。
观众的参与让卡罗琳的嗓音更加响亮，瓦利被她的嗓音震撼了。他用高音为她和声，两人的演唱盖过了观众们的欢呼。
下台以后，瓦利觉得非常兴奋。卡罗琳的眼里闪着光。“我们真的很棒！”她说，“你比我哥哥强。”
瓦利问卡罗琳：“你有烟吗？”
两人吸着烟，一起坐着观看接下来长达一个小时的比赛。“我觉得我们是最棒的。”瓦利说。
卡罗琳比瓦利谨慎一些。“观众们很喜欢演唱《货运列车》的那个金发女孩。”她说。
结果宣布了。
瓦利和卡罗琳的鲍勃西双胞胎组合获得了第二名。
获胜的是长得像琼·贝兹的姑娘。
瓦利很生气。“她几乎不会弹琴。”他说。
卡罗琳非常理性。“人们热爱琼·贝兹。”
人慢慢开始散了，瓦利和卡罗琳随着人流朝门口走去，瓦利觉得怅然若失。快走到门口时，丹尼·豪斯曼叫住了他们。豪斯曼看上去二十岁出头，穿着时髦的休闲服，翻领黑毛衣和牛仔裤。“下周一你们能来唱半个小时吗？”他问。
瓦利惊讶得说不出话，卡罗琳的反应却很快：“当然可以。”
“可赢的是模仿琼·贝兹的那个人啊。”说完，瓦利不禁想：我为什么争论？
丹尼说：“你们能让观众保持高兴，可不止是一两个观众。你们准备的歌够表演一场吗？”
瓦利再一次犹豫了，卡罗琳又插话了。“到周一时我们会准备好的。”她说。
瓦利想起父亲准备对他宵禁一整个月，但他决定不提这件事。
“谢谢你们。”丹尼说，“你们唱八点半的早场，但七点半就要来。”
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在灯火通明的街上。瓦利不知该如何应对父亲，但又乐观地觉得事情到时候一定会迎刃而解的。
没想到卡罗琳和他一样也住在东柏林。他们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开始谈论起下周要唱的歌。两人都会的民谣有很多。
下了公共汽车，他们朝公园走去。卡罗琳皱起眉头说：“后面的那个人。”瓦利回头，发现二三十米后有个戴帽子的男人，边走路边抽烟。“他怎么了？”
“他刚才在民谣歌手夜总会吗？”
尽管瓦利瞪着他，戴着帽子的男人却一直不和他对视。“应该不是。”瓦利说，“你喜欢埃弗里兄弟组合吗？”
“当然！”
瓦利一边走，一边用脖子上的吉他弹起了《我只会做梦》的旋律。卡罗琳热情地应合着。两人唱着这首歌穿过了公园。随后瓦利又弹起了查克·巴里的《回到美国》。
两人尽情地引吭高歌。唱到“我们真幸运生活在美国”时，卡罗琳突然停下脚步，“嘘”了一声。瓦利意识到他们已经来到了交界线上，发现三个东德警察正在路灯下不怀好意地看着他们。
瓦利立刻闭上了嘴，只希望他们停止得还算来得及。
三个警察中有一个是警察队长，他把目光看向了瓦利身后。瓦利向后瞥了一眼，看见戴帽子的男人敷衍地点了点头。警察队长朝瓦利和卡罗琳上前一步。“证件。”戴着帽子的男人拿出一只对讲机，说了些什么。
瓦利皱起眉头。卡罗琳的直觉很对，他们果然被跟踪了。
他意识到汉斯很可能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
他真的可能这么小心眼，报复心强吗？
是的，他可能。
队长看了看瓦利的身份证说：“你才十五岁，不能这么晚还在外面晃。”
瓦利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他知道跟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
队长看过卡罗琳的身份证，问：“你都十七岁了，怎么还跟小男孩混在一起？”
这话让瓦利想起了和父亲的争吵。“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他生气地说。
队长没理他。“你可以跟我约会，”他对卡罗琳说，“我才是真正的男人。”另外两个东德警察会意地笑了。
卡罗琳没说话，队长得寸进尺。“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你一定是疯了。”卡罗琳静静地说。
队长被激怒了。“你真是太无理了。”他说。瓦利发现很多男人有这个倾向。如果女孩对他们不予理睬，他们会十分狂躁。如果搭理了他们，他们又会把这看成是一种鼓励。这让女孩子该怎么办呢？
卡罗琳说：“请把身份证还给我。”
队长问：“你是处女吗？”
卡罗琳脸红了。
另两个警察又一次窃笑着。“应该把女人是否是个处女写在身份证上。”队长说。
“够了吧。”瓦利说。
“我对处女很温柔的。”
瓦利气坏了。“这身制服没有给你纠缠女孩的权力。”
“真是这样吗？”队长就是不把身份证件还给他们。
一辆棕色的特拉贝特500停了在一旁，汉斯·霍夫曼从车上下来了。瓦利开始感到恐惧。怎么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啊？他只是在公园里唱唱歌而已啊！
汉斯走上前说：“把你挂在脖子上的东西给我看。”
瓦利鼓起勇气问：“为什么要给你看？”
“我怀疑你用这把吉他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偷运到东德。快把它给我！”
尽管很害怕，但把这把吉他视为宝物的瓦利不肯就范。“如果不给呢？”他问，“你要把我逮起来吗？”
队长用左手的手掌揉了揉右手的关节。
汉斯说：“是的，最终会这样。”
瓦利的勇气用尽了。他摘下吉他，把吉他递给汉斯。
汉斯拿着吉他猛击琴弦几下，做出一副要弹的样子，用英语唱道：“你只是条丧家犬。”一边的东德警察歇斯底里地狂笑着。
东德警察似乎也在听流行音乐台。
汉斯把手探到琴弦下，试着在音孔里摸出些什么来。
“注意点！”瓦利说。
“砰”的一声，弹出E调的琴弦绷断了。
“这是件脆弱的乐器。”瓦利绝望地说。
汉斯的摸索被琴弦阻挡了。他问：“谁有刀？”
队长把手伸进外套，从内袋里拿出一把宽刃的刀——瓦利肯定这把刀不是警察局的标准配备。
汉斯试图用刀把琴弦割断，但琴弦比他料想得牢固得多。他设法割断了弹出B调和G调的琴弦，可无法割断更牢固的几根。
“里面什么都不可能有，”瓦利求情道，“掂掂分量你就知道了。”
汉斯笑着看了看他，用刀锋在琴桥旁的共鸣板上指了指。
刀锋直接捅进了木头里，瓦利痛苦地大叫一声。
汉斯对瓦利的反应感到很高兴，他重复着这个动作，让吉他变得千疮百孔。在表面变得脆弱后，琴弦拖动着琴桥和周围的木头从吉他上脱落。汉斯撬开剩余的木头，显露出来的内里像个空棺材。
“没有反共宣传品。”汉斯说，“恭喜你——你是清白的。”他把毁掉的吉他还给瓦利。瓦利接过了它。
队长坏笑着把身份证还给他们。
卡罗琳拽着瓦利的胳膊，把他拉走了。“来吧。”她轻声说，“咱们离开这儿。”
瓦利任由卡罗琳拽着他的手。他不停地哭，根本看不清自己要去的地方。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四章
1961年5月14日，星期天，乔治·杰克斯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坐上一辆灰狗长途车，这天正好是母亲节。
他神经紧绷。
玛丽亚·萨默斯坐在他身边。两人总是坐在一起。这渐渐成为了一个惯例，所有人都假设着乔治身边的空位是留给玛丽亚的。
乔治用对话来掩饰自己的紧张。“那么，你怎么看马丁·路德·金？”
金是南方最重要民权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主席。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亚特兰大一家黑人开的餐馆里见到了他。
“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玛丽亚说。
乔治却没有如此确定。“他说自由之行运动意义重大，可他却没有和我们一起坐车。”
“换位思考。”玛丽亚理智地说，“他是另外一个民权组织的带头人。将军不可能去当别人军队里的脚夫。”
玛丽亚确实冰雪聪明，乔治就没从这个角度看过问题。
乔治几乎要爱上她了。他极其渴望和玛丽亚独处的机会，但他们寄住在一些很有声望的黑人家庭，他们中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允许家中的客房被当作接吻的地方。尽管玛丽亚魅力四射，但她只不过坐在乔治身边和他说笑而已。她从来没有做过表明想要和他超出朋友关系的肢体动作：她没有碰过乔治的胳膊，没有牵着乔治的手和他一起下长途车，更没在集体活动时挨紧过他。玛丽亚从没和乔治调过情。虽然已经二十五岁了，但她很可能还是个处女。
“你和金聊了很长时间。”乔治说。
“如果他不是个牧师的话，我还以为他对我感兴趣呢！”她说。
乔治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就算是牧师，对如此耀眼的玛丽亚动心也并不为怪。他觉得她还不太懂男人。“我和他也聊了一会儿。”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乔治犹豫了。吓着他的正是马丁·路德·金的一席话。他决定告诉玛丽亚：她有权知道。“他说我们熬不过阿拉巴马。”
玛丽亚愣住了：“他真这样说了吗？”
“他确实这样说了。”
现在他们两个都吓坏了。长途汽车缓缓地开出了汽车站。
最初几天，乔治担心自由之行运动太过平静。在公共汽车上，白人乘客丝毫不介意黑人坐在他们的座位上，有时甚至还会和黑人们一起唱歌。当运动的参与者们扯掉车站上“白人专用”及“有色人种专用”的字样时，也没人加以阻拦。一些市镇甚至自行涂掉了这些字样。乔治担心种族隔离主义者想到了绝妙的对策。没有麻烦就意味着没有宣传效果。他们甚至在白人专用的餐厅里得到了上好的服务。每天晚上他们走下长途车，不受干扰地开会，通常是在教堂。开完会后，他们在支持者的家中过夜。但乔治觉得，一旦他们走了以后，那些文字又会被恢复，种族隔离的阴云又将卷土重来。自由之行运动就是在浪费时间。
真是惊人的讽刺。从记事起，乔治就时不时地被表示他是个下等人的言辞激怒和受伤，虽然有时候是间接的表述，但却堂而皇之。他比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白人都聪明，比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白人更有礼貌，穿着更好，但却被整日只知道喝酒或者给汽车加油的愚蠢抑或懒惰的白人看不起。以前每当他走进商店，餐厅，或是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寻思自己是不是会因为肤色原因而被忽视或者被对方驱赶。他常常为此而感到羞耻。但现在，他却反而为没碰到这种遭遇而感到有几分失望。
与此同时，白宫乱了阵脚。运动开始后的第三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乔治亚州立大学发表演讲，表示要加强南方的公民权利。三天以后，他的总统哥哥却与他背道而驰，撤回了对两项民权法案的支持。
种族隔离者会这样赢吗？乔治不禁想。避免直接对抗，然后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并不是这样的。平和的状态维持了仅仅四天。
在运动的第五天，一位成员因为强调自己也有雇人擦鞋的权利而被关进了牢房。
暴力冲突在第六天爆发了。
被打的是学习神学的约翰·路易斯。他在南卡罗来纳洛克山的白人厕所遭到了几个暴徒的袭击。路易斯任由对方踢打没有还手。乔治没有看到冲突场面，这也许是件好事，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路易斯甘地般的自制力。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乔治看到了这次冲突的简短报道，但几乎被艾伦·谢泼德——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完全盖过了。这让乔治非常失望。谁会在乎一个被打的黑人呢？他辛酸地想。不到一个月之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刚刚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俄国人在载人航天飞行上胜过了美国人一筹。美国白人能遨游太空，美国黑人却连厕所都不允许进。
在亚特兰大走下长途车时，自由之行运动的成员们受到了一些人的热烈欢迎。乔治的热情又恢复了。
但这只是乔治亚州的情况，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阿拉巴马。
“金为什么说我们熬不过阿拉巴马？”玛丽亚问。
“有传言说三K党在伯明翰筹划着什么，”乔治阴沉地说，“很显然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件事，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当地的警察呢？”
“警察就是三K党员。”
“那两个人呢？”玛丽亚朝走道另一边后面那排上的两个男人甩了甩头。
乔治回头看了眼坐在那里的两个胖胖的白种男人。“他们怎么了？”
“你没觉得有警察的气息吗？”乔治明白了玛丽亚指的是什么，“你认为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吗？”
“他们的衣服很寒酸，不像是联邦调查局出来的人。我猜他们是阿拉巴马高速公路巡逻队的便衣警察。”
乔治大为震撼：“你怎么这么聪明？”
“我妈妈一直逼我吃蔬菜，爸爸又在美国暴徒最为集中的芝加哥当律师，那里可是流氓匪徒之都。”
“那么你觉得他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们不是来保卫我们的公民权的，你觉得呢？”
乔治望向窗外，看见一个标识牌上写着“欢迎进入阿拉巴马”。他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一点，太阳高挂在湛蓝的天空中。要是死在今天，也算挺美好的。他想。玛丽亚想投身政界或是公益事务。“抗议者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改变世界格局的终将是政府。”玛丽亚说。乔治想了一会儿，不知自己是不是同意这句话。玛丽亚曾经到白宫的新闻办公室应聘，并得到了面试机会，但并没有成功。“华盛顿不雇佣黑人律师，”她愤愤不平地对乔治说，“我也许会去芝加哥，在爸爸的法律事务所工作。”
乔治的过道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中年妇女，她的膝盖上放着个白色大手提袋。乔治笑着对她说：“这天气坐车真好！”
“我去伯明翰看女儿。”尽管乔治没问，她还是说道。
“真是太棒了，我是乔治·杰克斯。”
“我是科拉·琼斯。琼斯是夫姓。我女儿的预产期还有一周。”
“是头胎吗？”
“第三个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说你这个外祖母可真是太年轻了。”
女人神情愉快地说：“我四十九岁了。”
“真想不到！”一辆灰狗长途闪着灯从另一个方向开了过来，运动成员所乘的长途车慢慢停了下来。一个白人走到乔治所在这辆车的驾驶座的车窗旁边，乔治听见他对司机说：“安尼斯顿的长途车站聚集了一大群人。”司机对来人说了些话，但乔治没听清。“小心点。”窗边的男子说。
他们所乘的车又出发了。
“一大群人是什么意思？”玛丽亚焦虑地问，“可能是二十几个人，也可能是一千来人；可能是欢迎我们的群众，也可能是充满愤怒的暴徒。他为什么不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呢？”
乔治觉得玛丽亚刻意用愤怒遮掩着自己的恐惧。
他回想起母亲的话：“我只是怕他们会杀了你。”参加运动的一些人声称自己愿意为自由的事业而选择去死，乔治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成为名烈士。他还有许多事想要去做，比如和玛丽亚睡觉。
不一会儿，他们到了安尼斯顿。它看起来和别的南方小镇别无二致：低矮的房子，棋盘似的街道，又脏又热。路边站满了人，就好像要举行一场游行。许多人都盛装打扮，女人戴着帽子，孩子们梳洗一新，无疑刚去过教堂。“他们是想看到什么？长着角的人吗？”乔治问，“我们终于到这了，伙计们，真正的北方黑人，打扮体面。”尽管只有玛丽亚能听见他的话，但他却像是在对马路两边的围观者发表演说似的。“我们是来这收缴你们的枪，教你们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但首先我想问一问，这里的白人女孩通常在哪儿游泳啊？”
玛丽亚咯咯直笑。“如果听见了你的话，他们肯定不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乔治不是在开玩笑。这和在墓地吹口哨一样，只是在给自己壮胆而已。
长途车开进了车站，里面奇怪地一个人也没有。车站大楼似乎关着并上了锁。乔治觉得这里的气氛非常诡异。
司机打开了长途车的门。
乔治根本没看清暴徒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突然之间围住了车。他们都是些白种男人，有的穿着工作服，有的穿着礼拜的西服。他们拿着棒球棍，金属管和长长的铁链，并朝车上大喊。大多数都很幼稚，但乔治也听到了一些诸如“希特勒万岁”之类的充满恨意的口号。
乔治站起身，他的第一直觉就是关上公共汽车的门。但那两个男人，玛丽亚觉得他们像是公路巡警，出手比他更快，他们快步上前关上了车门。也许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乔治心想。但也许他们只是在保护他们自己吧。
乔治朝周围的几扇车窗外望去。外面一个警察都没有。当地警察这么可能不知道有一群武装暴徒聚集在车站上呢？毫无疑问，这里的警察必定和三K党是沆瀣一气的。
没一会儿，暴徒们用携带的武器开始袭击。他们用链条和铁橇敲击着车厢，声音十分刺耳。玻璃窗被砸破了，琼斯夫人惊恐地大叫起来。司机启动汽车，但一名暴徒躺在了车前。乔治觉得司机也许会开车从那人身上轧过去，但他却熄火了。
一块石头穿过了车窗并，玻璃碎了，乔治觉得面颊像被蜜蜂咬了下似的刺痛。他的脸被一块玻璃碴划了道。玛丽亚坐在窗边：她的处境很危险。乔治拉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向自己。“蹲在过道里。”他朝玛丽亚大嚷。
一个手指上戴着铜套的男人狞笑着把拳头伸进琼斯夫人身边的车窗。“和我一起趴下来！”玛丽亚把琼斯夫人拉到地上，用肩膀护住年老的夫人。
吼声越来越大。“该死的共产分子！”暴徒们尖叫着，“你们这群懦夫！”
玛丽亚说：“乔治，快猫下腰！”
乔治不想在这群暴徒面前表现懦弱。
噪声突然消失了。对车厢的敲击告一段落，也没有玻璃被打碎了。乔治看见外面有个警察。
也该是时候了。他想。
警察挥着警棍，但和手指上戴有铜套的男人说话很和气。
乔治发现又来了三个警察。他们让人群平静下来，但让乔治气愤的是，他们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好像这群人并没有违法似的。他们和闹事者们闲聊着，看起来像是朋友。
两个公路巡警靠在各自的椅子上，看上去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乔治猜测这两个人原本只是来监视他们的，没想到会成为群体暴力的受害者。他们被迫和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一起自卫。经过了这么一出以后，他们也许会用全新的视角看问题。
长途车发动了。乔治看见一个警察在挡风玻璃前清走暴徒，另一个警察正在指引司机往前开。在车站外，一辆警车在长途车前把它带上了开往城外的路。
乔治的感觉好了些。“我想我们逃过这一劫了。”他说。
玛丽亚站起身，显然没有受伤。她从乔治的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轻轻地帮他擦了擦脸。白色的手帕上立刻染上了红色的血渍。“一条狰狞的小伤口。”玛丽亚说。
“没事，我死不了。”
“不过你不会像以前那么英俊了。”
“我英俊吗？”
“你曾经很英俊，但现在……”
平静没有维持多久。乔治瞥见一长排小货车和轿车跟在长途车后面。他呻吟一声。“我们还没逃过这一劫。”他说。
玛丽亚说：“我们在华盛顿上车前，我记得你跟一个白人小伙子说话。”
“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约瑟夫·乌戈，你为什么会提到他？”乔治问。
“我想我在车站的人群中看到了那家伙。”
“不可能，他是我们这边的，你一定搞错了。”但乔治记得，乌戈的确来自阿拉巴马。
玛丽亚说：“他有一对凸出的蓝色眼珠。”
“如果他是暴徒之一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一直假借支持民权运动的名义在监视我们。但他不该是那种告密者啊！”
“你确定吗？”
乔治再次看了看身后。
警车在小镇的边界折转，但其他车辆却没有。
车上的暴徒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声音盖过了汽车的引擎声。
在远郊202高速公路一段车辆很少的直道上，两辆车超过了长途车，然后降速下来，迫使长途车司机刹车。长途车司机试图越过这两辆车，但两辆车一左一右卡在车前，挡住了长途车的超车路线。
科拉·琼斯脸色刷白，不停在抖，像抓着救生圈一样紧紧地抓着白色的塑料手提袋。乔治说：“琼斯夫人，很抱歉把你卷进来。”
“我也很抱歉。”她回答道。
前面两辆车最终停在路旁，长途车超越了它们。但噩梦并没有结束，车队仍然紧随在后。没过多久，乔治听见了一声熟悉的炸裂声，长途车的车身开始摇晃起来，乔治意识到轮胎爆了。司机减慢车速，在路边的一个杂货店边停下了。乔治看了看店牌：福赛斯之家。
司机跳下长途车。乔治听见司机咕哝一声：“怎么爆了两个？”接着他走进杂货店，多半是打电话求助去了。
乔治如同弓弦般紧绷，爆一个胎也许是意外，爆两个就是埋伏了。跟在后面的车果然停了下来。穿着礼拜日西服的十几个白人从车上涌了下来。他们大声咒骂着，挥舞着武器，气势汹汹扑面而来。看到他们的脸充满恨意地扭曲着，乔治的腹部收紧了。他总算明白为何母亲提到南方的白人时泛着泪花了。
领头的是先前在汽车站拿着铁橇敲碎车窗玻璃的少年。跟在后面的那个人试图走上客车。那两个白人乘客中的一个站在台阶上方，拿出一把左轮手枪。玛丽亚的猜测没错，这两个人果然是公路管理局的便衣。入侵者往后退去，便衣警察锁上车门。
乔治觉得这也许是个错误。如果运动参与者需要赶紧下车的时候怎么办呢？车外的人开始摇动汽车，像是要把长途车推翻似的。他们一边摇一边高声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车上的女乘客们尖叫一片。玛丽亚紧抱着乔治。如果不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乔治一定会乐坏的。
乔治看见两个穿着制服的公路巡警朝这边走了过来，心中一下子腾起了希望。但让他发怒的是，这两个巡警并没有约束这群暴徒。他看了眼车上的两个便衣：他们的表情充满了恐惧和愚蠢。显然这两个巡警并不认识他们的卧底同事。阿拉巴马高速公路巡警队显然和这些种族主义者一样，毫无组织纪律。乔治焦虑地思考着解救玛丽亚和自己的方法。下车逃跑？躺在地上？还是抢过便衣的枪射杀几个白人呢？这些选择看起来都比什么都不做要糟。
他满怀怒火地看着窗外那两个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巡警。该死的！他们都是些警察啊！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如果不能维护法律的话，他们为何要穿上这身制服呢？
接着他看见了约瑟夫·乌戈。肯定不会弄错：乔治看见了那对再熟悉不过的凸出的蓝色眼珠。乌戈走到一个巡警身边，对巡警说了些什么。说完后两个人都笑了。
他是个该死的密探！
如果能活着离开这里，乔治心想，我会让这浑蛋后悔的。
外面的人叫嚷着要运动成员下车。乔治听见他们喊：“快下车，让你们这些黑佬的支持者尝尝我们的厉害！”这让乔治觉得留在车上会安全些。
但情势很快发生了改变。
一个暴徒回到他的车旁，打开了后车箱。很快他拿着一个燃烧物跑向了长途车。过来以后，他往破碎的车窗里扔了一团燃烧物。很快燃烧物腾起一团浓烟。但那不仅仅是个烟雾弹，它点燃了座位上的皮革，黑烟很快让乘客透不过气来。一个女人尖叫着问：“前面的空气足一些吗？”
乔治听见外面的人在喊：“烧死那些黑人，把他们都给烤了！”
人们争先恐后想下车。通道里挤满了气喘吁吁的人们。人们都试图从后往前挤，但前面似乎已经被堵上了。乔治大声嚷：“快下车，所有人都得下车！”
在车厢前部有个人喊着回答了他：“门打不开！”
乔治想起带枪的巡警队便衣为了阻止暴徒上车已经锁上了车门。“我们必须从车窗下去！”他大声喊。“跟我一起跳窗！”
他站上椅子，踢掉了车窗上剩下的大部分玻璃。接着他脱下西装，把它包在窗框上，避免窗框上剩下的玻璃碴伤到跳窗的人。
玛丽亚无助地咳嗽着。乔治对她说：“我先跳下去，你跳的时候我接住你。”他弯腰站在窗框上，抓住车座后背以保持平衡，然后跳下了车。他听见自己的衬衫发出撕裂的声音，但没感觉到疼，于是得出了自己没有受伤的结论。他落在路旁的草丛上。暴徒们害怕燃着的长途车会起火爆炸，早就退后了。乔治转过身，对玛丽亚伸出双臂：“像我一样爬出来就行了。”
和乔治的束脚的牛津鞋比起来，玛丽亚穿的女鞋要轻便得多。看见玛丽亚的小脚站在窗框上，乔治为牺牲了那件西装感到有些高兴。玛丽亚比乔治个子矮，但丰硕的体型却比乔治要宽。乔治看见玛丽亚屁股的部位在窗边的一块玻璃上扫过，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但是玻璃碴没有刮破玛丽亚的裙子，玛丽亚很快落在了他的双臂之中。
乔治的体格很好，能够轻易地把不太重的玛丽亚托举起来。他把她轻轻地放在地上，但她却不禁跪下，猛吸起空气来。
乔治看了看周围。暴徒们仍然远离着公共汽车，看来不会过来。他往车里看了看。科拉·琼斯站在过道里大声咳嗽着，她来回转着圈，吓得不知道怎样逃出来。“科拉，到这边来。”她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把视线投向乔治。“和我们一样跳下窗户就好了。”乔治大声喊，“我会帮你的。”她似乎明白了，仍然紧抓着手提包站上了车座。看见车窗上参差不齐的玻璃碴，她犹豫了一下。她穿着厚外套，但她似乎觉得扎伤比呛死要好，她很快下定了决心，把一只脚放在了窗框上。乔治把手伸过窗户，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抱了下来。琼斯夫人的外套被刮破了，但人并没有受伤。乔治把琼斯夫人放在地上。琼斯夫人蹒跚着，叫嚷着找水喝。
“我们必须离开这辆车！”乔治大声对玛丽亚说，“油箱说不定会爆炸。”但玛丽亚咳个不停，似乎根本动不了。他一只手环在玛利亚脖子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后面，把她抱了起来。他把玛丽亚抱进杂货店，放在一个和暴徒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他回头看了看，发现车里慢慢变空。车门最终被打开了，那些没有跳下车的人都跌跌撞撞地走下了车。
车上的火势越来越大。最后一个乘客下车的时候，长途车已经变成了一个烤炉。乔治听见有人在叫油箱什么的，暴徒们接起了这声叫喊：“它马上就要炸了！马上就要炸了！”所有人都退得很远，害怕殃及自身。随着沉闷的一声响和突然爆发的火焰，汽车的油箱爆炸了。乔治很确信车上已经没有人了。他思量着：至少现在还没有人死。
爆炸似乎没有满足暴徒对暴力的渴望。他们围在车旁，看着火越烧越大的公交车。
一小群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人聚集在杂货店外面，其中有许多在为暴徒而欢呼。但一个年轻的姑娘却和他们不同，她拿着一壶水和几个塑料杯从一幢房子里走出，给琼斯夫人和玛丽亚倒上两杯水，玛丽亚感激地喝下一杯水，然后问姑娘又要了一杯。
一个年轻的白人一副关心的模样走了过来。他长得像只老鼠，前额和下巴向外凸出，长着一副龅牙，棕红色的头发上涂满了发油。“亲爱的，你还好吗？”来人问玛丽亚。但这个人显然别有他图，当玛丽亚要回答他话的时候，他举起一只撬棍，对准玛丽亚的头顶心砸了下来。乔治伸出胳膊挡住撬棍，撬棍硬生生地砸在了他的左手前臂上。这一撬砸得很重，乔治痛苦地惨叫了一声。年轻人再次举起了撬棍，尽管左臂受了伤，但乔治却扛起右臂，撞到对方身上，把对方给撞飞了。
乔治朝玛丽亚转过身，看见又有三个暴徒朝他们逼近，显然他们想为他们贼眉鼠眼的伙伴报仇。乔治以前从来没想过种族分离分子会如此暴力。
乔治很擅长打斗。大学时，他是哈佛大学摔跤队的一员，拿到法学学位时已经是摔跤队的教练了。但眼下的打斗不同于有章可循的比赛。况且，他这时能用的只剩下一只手了。
另一方面，他曾经上过华盛顿贫民区的学校，知道街上的打斗是多么的不择手段。
三个暴徒并排向乔治扑来，于是乔治退到一边。这样不仅能使他们远离玛丽亚，更可以迫使他们站成一列，必须一个个地和乔治对战。
第一个家伙凶狠地向乔治挥舞起铁链。
乔治往后一跳，躲过了舞动的铁链。铁链的冲力使那家伙一时间失去了平衡。趁他蹒跚的刹那，乔治用力往他腿上踢了一脚，把他踢倒在地，手中的铁链掉在地上。
第二个人跨过地上的同伴。乔治上前一步，侧过身，用右肘击打中了对方的脸，希望能使对方的下巴错位。第二个攻击者惨叫一声，倒了下来，手里的撬棒飞了出去。
第三个攻击者突然害怕地停住了脚步。乔治走到他面前，用尽浑身力气打了他的脸一拳。乔治的拳头正好落在他的鼻子上，骨头被击碎，血液飞溅。他痛苦地发出一声尖叫。这是乔治有生以来挥出的最为满意的一拳。让甘地精神见鬼吧。他这样想到。
两声枪响。所有人都停下打斗，朝枪响的地方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州警高举着手里的左轮手枪。“伙计们，散了吧。”他说，“乐子找完了。”
乔治非常愤怒。乐子？警察目击了暴徒们的杀人未遂，却把这叫作乐子？乔治渐渐开始明白，警察的制服在阿拉巴马不代表任何意义。暴徒们回到了各自的车上。乔治愤怒地发现，四个警察根本没有记下任何一个人的车牌号码，更别提盘问他们的名姓了。不过他们估计也都互相认识。约瑟夫·乌戈已经不见了。
长途车的残骸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乔治觉得车上必定还有个油箱。但此时已经没人处在危险范围内了。大火自顾自地烧着。有几个人躺在地上，更多的人在吸入了浓烟以后狂吸着空气。其他人因为不同部位受伤而在流血。有些人是活动的参与者，有些是普通的乘客，黑人白人都有。乔治用右手抓住左手的胳膊，把左胳膊贴紧身体，试图不让它移动，因为只要轻微一动就是阵钻心的疼痛。方才与他打斗的四个男人互相搀扶着走回了自己的车。
乔治蹒跚地走到州警身旁。“我们需要一辆救护车，”他说，“也许需要两辆。”
两位州警中年轻的一位瞪了他一眼：“你说什么？”
“这些人需要医疗救治，”乔治说，“叫辆救护车来！”
巡警看上去气疯了。乔治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不该叫白人干这干那。但年长的州警对他的同事说：“算了，算了。”接着，他对乔治说：“孩子，救护车已经叫了。”
没一会儿，一辆小巴大小的救护车开过来了，自由之行行动的参加者们互相扶持着上了救护车。当乔治和玛丽亚走到救护车前时，司机却说：“你们不能上来。”
乔治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说什么？”
“这是给白人用的，”司机说，“不是黑人。”
“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啊！”
“别顶撞我，小子！”
一个已经上车的白人行动参与者走下车。“你必须把所有人都送到医院，”他对司机说，“白人和黑人都送去。”
“这辆救护车不送黑人。”司机固执地说。
“我们不能不管朋友。”白人行动参与者们开始挨个走下车。
司机惊呆了。如果空车返回医院，他一定会被人奚落的，乔治猜道。
年纪大些的巡警走了过来，他对救护车司机说：“罗伊，最好带上他们。”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司机说。
乔治和玛丽亚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发动以后，乔治回头看了一眼。长途汽车什么也不剩了，只有滚滚的浓烟和熏黑的残骸，以及一排被熏黑的车顶部支架，它们犹如火刑架上被烧死的烈士的肋骨。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五章
一大早，吃完早餐以后，坦尼娅·德沃尔金离开了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世界上最冷的城市。她乘坐一架苏联空军的图-16运输机返回三千英里以外的首都莫斯科。机舱被设计成能装下六个军人，但飞机的设计者没顾上考虑乘客的舒适度——座椅用扎人的铝合金制成，而且没有任何防噪音措施。航程历时八个小时，中间有一次降落加油。因为莫斯科和雅库茨克相差六个时区，所以抵达后坦尼娅正赶上另一顿早餐。
尽管莫斯科是夏天，但坦尼娅仍然带上了大衣和绒帽。走出机场以后，她打了辆车，让司机把她送回苏联特权精英所住的政府公寓。坦尼娅和妈妈安雅，以及通常被昵称为德米卡的双胞胎哥哥德米特里住在一起。她们家有三个卧室，但安雅却总说只有以苏联标准这才算是大：她小时候随外祖父格雷戈里住在柏林的外交官公寓，那时他们住的房子比这要豪华许多。
今早家里非常安静：妈妈和德米卡都上班去了。他们的外套都挂在大厅里：坦尼娅的父亲二十多年前在墙上敲了一排钉子。天气很暖和，哥哥的黑色雨衣和妈妈的棕黄色外套都留在了家里。坦尼娅把大衣挂在这些衣服旁边，把手提箱放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原本就没指望他们在，但对母亲不能为自己烧茶，以及德米卡不能听自己的冒险经历而微微有些失望。她想过要不要去看看外祖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住在这个公寓的另一层。但她马上又想到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她冲了个澡，换了套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前往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总部。她是这里的千多名记者之一，但像她这样能够在空军喷气机上飞来飞去的并不多。她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文章能在不触碰当局底线的情况下吸引年轻读者的心。知名度高也为她带来了坏处——上面经常给她分派一些难度很大的采访任务。
坦尼娅在餐厅里吃了一碗加了酸奶油的荞麦粥，然后去了自己所在的特别报道部。尽管已经名声在外，但她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和同事们打了招呼，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纸和墨桶放进打字机，接着开始写起了报道。
飞机上很颠簸，根本写不了字，不过她已经在脑子里构思好了。因此现在可以根据笔记本上记录的要点飞快地写。报道鼓励苏联年轻夫妇移居到西伯利亚从事采矿和钻探业：这可不是项容易的任务。西伯利亚的监狱提供了足够的壮劳动力，但文化水平不高。西伯利亚需要的是地质学家、工程师、测量员、建筑师、化学家和管理人员。坦尼娅在报道中刻意避开了当地的男人，而是把笔墨放在了他们的妻子身上。报道一开头，她就描绘了一个在零度以下的艰苦环境里仍然能谈笑风生的年轻母亲克拉拉。
快到中午的时候，坦尼娅的编辑达尼尔·安托诺夫拿起放在托盘里的稿纸读了起来。他个子很矮，带着新闻界里不常见的礼貌优雅。“报道非常棒，”看了一会儿，他说，“剩下的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已经尽量打得很快了。”
安托诺夫吞吞吐吐地说：“你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听到乌斯丁·波蒂安的消息了吗？”波蒂安是个男高音歌唱家，他在意大利演出完回国的时候，被查出私带了两本《日瓦戈医生》，现在被关在了劳改营。
坦尼娅的心因罪恶感而紧张地跳动着。安托诺夫怀疑她了吗？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直觉异常灵敏。“没有。”她撒了个谎，“为什么这样问？你听说了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说完，安托诺夫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
快写完第三篇报道时，彼得·奥普特金走到她的桌旁，叼着根烟看起她写的报道来。奥普特金身材矮胖，皮肤粗糙，是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和达尼尔不同，他没有编辑的资历，而是作为党代表出现在这个部门的。他的任务是确保报道不违背克里姆林宫的准则，而他立足的唯一资本是刻板的教条主义。
看了前几页以后，奥普特金对坦尼娅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写天气的。”他来自于莫斯科以北的一个村庄，仍然带着浓厚的苏联北方口音。
坦尼娅叹口气说：“彼得，有关西伯利亚的系列报道不可能不谈到天气。人人都知道那里很冷，没人会被糊弄的。”
“但你的报道通篇都是有关天气的描写。”
“这篇报道描写的是一个来自莫斯科，有理想有追求的苏联妇女。讲述她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养活全家——重点刻画的是她在西伯利亚的伟大经历。”
安托诺夫加入了对话。“彼得，她说得对，”他说，“如果对西伯利亚的寒冷避而不谈，读者就会知道这篇报道全是在瞎说，他们就不会相信。”
“我不喜欢这样。”奥普特金固执地说。
“你必须承认，”安托诺夫据理力争，“坦尼娅把西伯利亚的生活描绘得非常激动人心。”
奥普特金想了一会儿，“也许你是对的，”他把报道放回托盘，“周六晚上我家有个聚会，”奥普特金转换了个话题，“庆祝我女儿大学毕业。不知道你和你哥哥能来参加吗？”
奥普特金常用这种无聊的聚会来结交高层，却总是达不到目的。坦尼娅知道自己可以替哥哥回答。“我和哥哥都很想去参加你的聚会，但不巧那一天正好是家母的生日。真是很可惜。”
奥普特金看起来像是受到了冒犯。“太糟糕了。”说完，他就走开了。
等他走远后，安托诺夫问：“那天不是你母亲的生日吧？”
“当然不是。”
“他会去查的。”
“那他就会知道我是为不想去找了个礼貌的托词。”
“你应该去亮个相。”
坦尼娅不想就这件事和他进行争论。她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写完这些报道以后，她要马上离开通讯社大楼，对乌斯丁·波蒂安展开营救。但丹尼尔是个开明的好上司，所以她克制住了自己的不耐。“彼得才不在乎我去不去呢，”坦尼娅说，“他是想要目前正在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我哥去。”坦尼娅经常会碰到些为了结交她家里的大人物而和她交朋友的人，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她已故的父亲是克格勃上校，舅舅沃洛佳是红军情报机关的将军。
安托诺夫有着记者的坚持。“彼得在西伯利亚的报道上让了步，你最好适当地表达一下谢意。”
“我不喜欢彼得的聚会。他的那班朋友喝醉以后，就开始对别人的老婆动手动脚。”
“我不想让他对你生恨。”
“为什么他要恨我？”
“你很有魅力。”安托诺夫并不是在和坦尼娅调情。他和一个男性朋友同居，坦尼娅知道他是不会对女人感兴趣的那种人。他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语调。“你漂亮、能干，还很年轻，彼得有一万个理由恨你。尝试着对他更好一点吧。”说完，安托诺夫就离开了。
坦尼娅意识到他也许是对的，但她决定之后再去想这件事，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打字机上。
午饭时她去食堂弄了盘腌鲱鱼拌的土豆色拉，在自己的位子上吃了。
坦尼娅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篇报道。她把打字纸递给安托诺夫。“我要回家睡觉，”她说，“别给我打电话。”
“写得非常好。”他说，“好好睡一觉。”
她把笔记本放进挎包，离开了通讯社大楼。
这时她必须确保没有人跟踪。她很累，这意味她很可能会犯低级的错误。这让她有点担心。
她走过楼下的公共汽车站，沿着公共汽车的线路经过几个街区走到前一站，在那上了车。这不是合理的举动，因此任何和她一样做的人肯定是在跟踪她。但没人这么做。
她在因革命改建成民宅的前王宫下了车。她先沿着住宅绕了一圈，为了确认她又担惊受怕地绕了第二圈。接着她走进阴暗的大厅，登上残破的大理石楼梯，向瓦西里·叶科夫的公寓走去。
正要把钥匙放进锁孔时，公寓门开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苗条金发女孩站在门口。瓦西里站在女孩身后。坦尼娅在心里骂了一句。她既来不及转身就跑，也来不及假装走错了门。金发女孩审视了一眼坦尼娅，把坦尼娅的发型、体态和衣着尽收眼底。她亲了亲瓦西里的嘴，得胜似的看了眼坦尼娅，然后走下了楼梯。
瓦西里三十岁了，但还贪恋年轻的女孩。年轻女孩则被他的高大身材、雕塑般的长相、稍微有点长的浓密黑发，以及一对棕黄色的性感眼睛所吸引。坦尼娅对他的欣赏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她爱他的聪明、勇敢，还敬他是世界级的作家。
坦尼娅走进瓦西里的书房，把包放在一把椅子上。瓦西里是电台的文稿编辑，生性不擅整理。瓦西里的办公桌上铺满了纸张，地板上放满了各类书籍。他似乎正在根据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第一部剧本《非利士人》编写广播剧，他那只名叫小姐的灰色的猫正睡在沙发上。坦尼娅把小姐放在地上，自己坐上沙发。“那个小妞是谁？”她问瓦西里。
“是我妈。”
尽管很生气，但坦尼娅还是笑了。
“抱歉，让她来这儿了。”尽管这么说，但瓦西里没有太懊悔的样子。
“你知道我今天要来的。”
“我本以为你还会再晚一点。”
“她看见了我的脸。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你我有联系。”
“她在加姆百货商店上班，叫瓦瓦拉，不会对你起疑的。”
“拜托，瓦西里，别再让这种事发生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够危险了，别再增加多余的风险了。你哪天都能搞上年轻姑娘。”
“你说得对，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给你倒些茶吧，你看上去很累。”说完，瓦西里忙着泡茶去了。
“我是很累，但乌斯丁·波蒂安都快要死了。”
“天杀的，他怎么了？”
“他得了肺炎。”
坦尼娅和波蒂安没有私交，但在他惹上麻烦以前采访过他。除了天赋异禀以外，他还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波蒂安是个享誉世界的苏联艺术家，他的生活中处处都享有特权。但他仍能够惹怒那些不如他幸运的、受到不公待遇的公众——这正是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原因。
瓦西里问：“狱方仍然在让他劳动吗？”
坦尼娅摇摇头。“他已经动不了了，但狱方就是不送他去医院。他整天躺在牢里，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你见到他了吗？”
“当然没有。问到他的情况就相当危险。去劳改营的话我多半也出不来了。”
瓦西里把糖和茶包递给她。“他得到任何治疗了吗？”
“没有。”
“你觉得他也许还能活多久？”
坦尼娅摇头。“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了。”
“我们得把这件事传出去。”
坦尼娅非常认同。“要救他的命，就只有把他的病情公之于众。然后指望着政府能在被羞辱的时候保持大度。”
“那么我们出个号外？”
“是的。”坦尼娅说，“今天就出。”
瓦西里和坦尼娅合作出版一份名为《异议》的非法出版物。这份出版物报道审核制度、游行示威、审判和政治犯。瓦西里在莫斯科电台的办公室里有台打印机，平时是用作复印文稿的。他会偷偷用它打印五十份《异议》。大多数拿到这份出版物的人会用自家的打字机，甚至抄写的方式复制出几份送给传给周围的人。这种自制地下出版物的方式叫地下出版物，在苏联传播很广，有整部小说也被这样发行过。
“我来写吧。”坦尼娅走到碗橱边，从碗橱里拿出一个放满了猫粮的纸盒。她把手探进猫粮，从猫粮里拿出一台罩着罩子的打字机。这就是用于为《异议》撰写稿件的那台。
打字和手写一样独一无二。每台打字机都有自己的特征。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从来都不是正正方方的：不是这高了点，就是那偏了点。这导致警方的专家们可以轻易根据字体找到相应的打字机。如果《异议》的文字和瓦西里电台编辑的稿件出自于同一部打字机，也许会被人发现的。于是瓦西里从节目编排部偷了台旧的打字机，把它带回家，藏在猫粮里避免被人看见。搜查认真一点，猫粮里的打字机不难被人发现。不过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瓦西里不管怎么说都玩完了。
纸盒里还放着复印机的专用蜡纸。打字机上没有色带：字母穿透纸张，复印机把把墨印在字母钻出的小孔上，形成一行行文字。
坦尼娅写了篇有关波蒂安的报道。她在报道中写道，如果苏联最伟大的男高音死在劳改营里，那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就该为此而负责。她在报道里总结了波蒂安被判有的反苏罪名，包括他对文艺自由的激情保卫。为了撇清别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把波蒂安在劳改营生病的消息源安在了一个虚构的歌剧爱好者身上。
写完报道以后，坦尼娅把两张蜡纸递给瓦西里。“我写得非常简洁。”她说。
“契诃夫曾经说过，简洁是一种能力。”瓦西里慢慢地读了整篇报道，然后赞赏地点了点头。“我这就去电台印五十份，”他说，“然后我们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散发。”
坦尼娅不感到惊奇，但有几分不安。“会出事吗？”
“当然不会。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有个民间组织的文化活动，正适合我们的目的。”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莫斯科的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像前。一些人大声读诗，吸引来更多的人。一个长年的民间诗会渐渐形成。其中有的诗作会隐晦地批评政府。
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治下连十分钟都持续不了，但改革家赫鲁晓夫却不然。他的改革包括了对文化界有限度的容忍。至今为止，当局还没对诗会展开过行动。但自由化总是进一步退两步。坦尼娅的哥哥说这完全决于赫鲁晓夫推行自己的政策是否顺畅，以及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保守派施压的力度。正因如此，很难对当局的走向进行判断。
坦尼娅很累，没精力去想这些，她觉得换作其他地方也会有一样的风险。“你去电台的时候，我要在这儿睡个觉。”
坦尼娅走进卧室。床单很乱——看来瓦西里和瓦瓦拉一整个上午都在床上。她揭开床罩，脱下鞋，伸展四肢躺在床上。
坦尼娅很累，但脑子里全是事情。她很怕，但仍然想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尽管印刷粗糙，传播范围小，但《异议》是份重要的出版物。它的存在证明苏联共产党政府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也给了持不同政见的人支持。宗教界领袖抗议政府起诉演唱反动歌曲的民谣歌手，民谣歌手同样也为宗教界所受到的压迫进行呐喊。与其觉得自己是冲着铁板一块的政府独自呐喊，持不同政见者通过《异议》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而是千万个希望政府变得更好的人中的一部分。
民众的呼声可以救得了乌斯丁·波蒂安。
坦尼娅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人抚摩着坦尼娅的脸颊，她被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看见瓦西里躺在身边。“快滚开。”她说。
“这是我的床。”
她坐起来。“我二十二岁了——对你来说，已经太老了。”
“我可以为你破例。”
“如果想加入你的红粉团，我会通知你的。”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
“你不会的。”
“我会的。”
“也许五分钟吧。”
“永远。”
“坚持六个月，我就会考虑。”
“要六个月吗？”
“如果连六个月都坚持不了，奢谈永远又有何意义。该死的，现在几点了？”
“你睡了一整个下午，别起来。我只是脱下衣服，和你上床睡一会儿而已。”
坦尼娅站起来。“我们该出发了。”
瓦西里让步了。他也许原本就不是认真的，只是觉得有必要向眼前的女孩示爱而已。示意过后他很快就会忘了这茬儿，至少会忘一阵子。瓦西里递给她一捆大约二十五张的纸，两面都印着一行略微有些模糊的文字：新一期《异议》。尽管天气很好，但瓦西里戴上了一条红色的棉布围巾，这让他看上去更有些艺术家气质。“我们走吧。”他说。
坦尼娅让他等一会儿，她要先去卫生间。镜子里的女孩用蓝色的坚定眼睛看着她，头发杂乱，眼睛浮肿。她戴上了一副太阳镜遮住眼睛，在头发上包上一块棕黄色的头巾。这样一打扮，她就和任何一个年轻女孩没什么两样了。
不去管瓦西里不耐烦的踏脚声，坦尼娅走进厨房，在水龙头那接了杯水。喝光了之后，她对瓦西里说：“我好了。”
两人一起走到地铁站。地铁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他们乘公园环线地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地铁站。他们不会停留太久——分发完五十份出版物两人就会离开。“如果惹上麻烦的话，”瓦西里说，“切记，我们不认识。”出地铁分别以后，两人融入了人群。太阳低沉，夏日正在转凉。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不光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更是个享誉世界的诗人，整个苏联都为他感到骄傲。他的英雄雕像六米多高，矗立在以他命名的广场中央。几百人聚集在草地上，他们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有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打扮西化。一个带着帽子的青年正在广场上兜售自己写的小说，是用线和复写纸装订成的，小说的名字叫《回忆往昔》。一个长发女孩拿着把吉他，但丝毫没有要弹的样子，似乎只是把吉他当成了手提包一样的装饰品。广场上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而便衣警察则明显到滑稽的程度：大热天却穿着皮外套，只为了藏住配枪。坦尼娅尽量不去看他们，他们可没那么好笑。参加诗会的人挨个站起来，每个人朗诵一到两首诗。朗诵者基本都是男人，但也有零星几个女人。一个顽皮的男孩读了首以笨拙农夫放牧鹅群为主题的诗歌，人群马上意识到这首诗是在影射管理这个国家的苏联共产党。除了一脸迷茫的克格勃特工以外，所有人很快都乐开了怀。
坦尼娅漫不经心地听着年轻人们朗诵的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风格的诗歌，尽量不为人注意地从人群中走过。每当看到一个表情友善的人时，她就从兜里掏出一份刊物递给对方。她一直在关注着同样在分发刊物的瓦西里。很快她就听到惊讶和担忧的声音，人们开始谈论波蒂安：这里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波蒂安是谁，也知道他是因何被监禁的。坦尼娅用最快的速度分发着刊物，希望在警察闻风而动前溜之大吉。
一个像退伍老兵似的短发男人走上前，他没有朗诵诗，而是读起了坦尼娅有关波蒂安遭遇的那篇文章。坦尼娅非常开心：消息比她希望传播的还快。当读到波蒂安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段落时，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怒吼声。穿着皮衣的便衣觉察到气氛的变化，看上去更加警觉了。坦尼娅看到有个秘密警察正急促地对着对讲机说着些什么。
坦尼娅还剩五份刊物没有发，它们几乎要在她口袋里烧出一个洞了。秘密警察本来在人群的周围。但这时他们开始走入人群，对朗诵者形成了包围。朗诵者挥舞着手里的《异议》，丝毫没有注意到步步进逼的秘密警察。有些察觉到秘密警察的围观者凑近在一起，不让试图穿越的克格勃通过。克格勃为了抓住演讲者，把挡路的人粗鲁地推到一边。骚乱就这样开始了。坦尼娅胆战心惊地退到人群的边缘。她手里还剩下一份《异议》，她把这份刊物扔在了地上。
六七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赶到了。坦尼娅惊恐地想象着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她往路对面最近的一幢大楼看了眼，更多的警察从中蜂拥而出：这些警察一定是藏在大楼里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拿着警棍分开人群，毫不留情地痛打周围的人。坦尼娅看见瓦西里转过身，用最快的速度撤离人群，她也立刻行动了起来。但没走几步，一个恐慌的少年人撞在她身上，把她撞翻在地。
坦尼娅蒙了一会儿。视线清晰以后，她看见更多人跑了过来。她跪了下来，一阵晕眩。有人在她身上绊倒了，又把她撞翻在地。这时瓦西里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把她拎了起来。坦尼娅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瓦西里会不顾危险来救她。
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瓦西里的头部，把他击倒在地。警察弯下腰，把瓦西里的手臂拽到后面，训练有素地给他戴上手铐。瓦西里抬起头，对坦尼娅做了个口型：“快跑啊！”
坦尼娅转身就跑，但没跑几步，就和一个警察撞上了。警察抓住她的胳膊。坦尼娅试图挣脱，张口大叫：“让我走。”
警察抓紧坦尼娅的胳膊，狠狠地骂道：“贱人，你被捕了。”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的尼娜·奥尼洛娃厅，是以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战死的女机枪手命名。厅里的墙上挂着一位苏联将军把红旗勋章放在她墓碑上的黑白照片。照片挂在一个白色大理石壁炉之上，上面熏得像吸烟者手指一样乌黑。房间其他部分的墙上，原来挂着照片的地方，现在挂上了带着镶在定制石膏镜框里的油画，这里的墙壁似乎在革命之后就再没粉刷过了。这个大厅在革命之前也许是间优雅的沙龙，现在大厅的中央由几张餐桌拼成了一个大长桌，桌子旁边放了二十来把廉价的椅子。长桌上放着几个每天都被清空但似乎从来擦过的陶瓷烟灰缸。
德米卡·德沃尔金心情沉重、思路混乱地走进尼娜·奥尼洛娃厅。
尼娜·奥尼洛娃厅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部长助理和秘书长经常在一起碰头的地方。
德米卡是总书记兼主席团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助理，但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
维也纳峰会就在几周之后了。这将是赫鲁晓夫和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引人注目的第一次碰面。明天，在今年主席团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上，苏联的领袖们将制定出峰会的策略。今天，领袖的助理们齐集在尼娜·奥尼洛娃厅为主席团会议作准备。这是助理们为峰会准备会议而召开的预备会议。
预备会议上，赫鲁晓夫的助理必须把赫鲁晓夫的想法告诉别的助理，以便他们为各自的上司做好明天的会议准备。德米卡还有件不能明言的任务，那就是发现任何潜在的反对声音，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粉碎它。他的任务就是确保明天的讨论就能按赫鲁晓夫的想法顺利地进行下去。
德米卡熟知赫鲁晓夫对峰会的想法，却觉得应付不来这样的准备会。他是赫鲁晓夫助理中最年轻最没经验的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一年。德米卡之前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预备会议：他的资历尚浅，不够格参加这种会议。但十分钟前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他赫鲁晓夫的第一助理病了，另两个助理又正巧遇上了车祸，因此只得由德米卡出席这天的会议。
德米卡之所以能得到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机会是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他的成绩很好，从幼儿园到大学他几乎都是第一。另一个原因在他舅舅身上，他舅舅沃洛佳是个位高权重的将军。德米卡不知道哪个原因更为重要一些。
克里姆林宫给外界铁板一块的印象，但事实上，它是个权力的角斗场。赫鲁晓夫的权力基础不是很稳固。他是个实打实的共产党员，但又是个看到体制漏洞，想用新思路让国家体制更加完善的改革者。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残余们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利用可以找到的每一个机会削弱赫鲁晓夫的势力，阻碍改革的深入。
助理们的会议是非正式的。秘书们没穿正装，没打领带。他们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进行讨论——除了几位女士以外，大多数助理都是男人。在这些人中间，德米卡只认识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助理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娜塔亚二十五六岁，尽管穿着一条单调的黑裙子还是很漂亮。德米卡和娜塔亚说不上熟悉，但也和她说过几次话。他坐在娜塔亚身边，她看见德米卡，露出惊奇的表情。“康斯坦丁诺夫和帕加里出车祸了。”他解释道。
“他们受伤了吗？”
“不太严重。”
“阿尔卡耶夫呢？”
“出疹子了。”
“真是不幸，所以你是领袖的代表？”
“我很紧张。”
“别担心。”
德米卡看了看周围的助理们。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他低声问娜塔亚：“会议的主持人是谁？”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听见了他的话，他是保守派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服务的助理。菲利波夫只有三十来岁，却打扮得比实际更老。穿着宽大西服和灰色法兰绒衬衫。他用责难的声调高声重复了一遍德米卡的问题。“会议的主持人是谁？当然是你。你是身为主席团主席助理，这你还不知道吗？大学生，赶快开始吧！”
德米卡觉得自己的脸红了，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在他很快来了灵感，说，“因为尤里·加加林伟大的太空行走，赫鲁晓夫同志在世界各国的祝福声中前往维也纳。”上月加加林刚刚领先于美国几个星期，成为太空巡游的第一人。这对苏联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是个很好的宣传。
桌子旁的助理们拍起手来，德米卡的感觉好了许多。
菲利波夫又说话了。“如果没有肯尼迪的就职演讲，我们的总书记可能会更出风头。”他的话里似乎总是少不了刺，“我想提醒桌子周围的诸位，肯尼迪谴责我们谋求世界霸权，发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我们。尽管我们采取了许多友好的举动——多说一句，这在许多老成持重的同志看来是不明智的——肯尼迪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攻击意图。”他像个老师一样举起手臂竖起根手指说，“我们只能有一个答案：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
德米卡还没想好应对之策，娜塔亚就开始和菲利波夫对着干了。“我们不可能打赢军备竞赛。”她用以理服人的语气说，“美国比苏联富有得多，美国可以轻松地匹配我们对军事投入的增加。”
德米卡感到，娜塔亚比她的保守派主子要理性得多。他感谢地看了娜塔亚一眼，附和道，“赫鲁晓夫同志的和平共处方针可以减少我们在军事上的投入，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在工业和农业上。”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痛恨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在他们看来，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至死方休。
通过眼角的余光，德米卡看到自己四十多岁的秘书维拉走进会场。她是个聪明但焦虑的女子。他挥挥手，示意维拉出去。
菲利波夫可不是这么好打发的。“不能允许如此天真的政治观点唱主角，这样会极大减弱我国的军事实力。”他以责备的语气说。“长此以往，我们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胜利。中国就是一例，看看中国人是如何羞辱我们的吧。那已经让我们在维也纳处于弱势了。”
菲利波夫为什么不惜一切要证明德米卡是个傻瓜呢？德米卡突然回想起菲利波夫也曾应聘在赫鲁晓夫手下服务——结果那个职位被德米卡获得了。
“就如同猪湾之于肯尼迪。”德米卡回答说。肯尼迪授权行事嚣张的中央情报局入侵古巴的猪湾：这个计划出了岔子，肯尼迪也因此受到了羞辱。“我觉得我们首领才是更强势的一方。”
“不管怎样，赫鲁晓夫失败了——”菲利波夫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了。预备会议提倡开诚布公，但其中还是有限制的。德米卡抓住了菲利波夫一时的漏洞。“同志，赫鲁晓夫在什么上失败了呢？”他问，“请给大家说明白。”
菲利波夫迅速弥补了失误。“我们没能达成外交上的主要目标：找到一个解决柏林问题的永久性方案。东德是我们在欧洲的桥头堡。东德安全了，与它相邻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才会安全。它现在的动荡局势是无法容忍的。”
“就到这吧，我觉得我们对原则问题的讨论已经够多了。”德米卡惊奇地在自己的声音里找到了自信。“会议结束前，我想把总书记目前就这一问题的思路告诉你们。”
菲利波夫刚想开口抗议上个话题突然的结束，德米卡就说开了。“我让你们发言的时候，你们才能发言。”他故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刺耳。助理们全都鸦雀无声了。
“在维也纳，赫鲁晓夫会告诉肯尼迪我们再也不会无休止地等待下去了。我们为了规范柏林的秩序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但美国人却说他们不想作任何改变。”长桌边好几位助理点了点头。“如果美国仍然不同意我们的方案，赫鲁晓夫会告诉他们苏联将采取单方面行动。如果美国试图阻止，我们将以武力进行应对。”
会场上出现了冗长的沉默。德米卡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谢谢你们的参与。”他说。
娜塔亚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因为柏林和美国开战呢？”
“总书记认为不会发生战争，”德米卡把赫鲁晓夫闪烁其词的回答告诉他们，“肯尼迪又没疯。”
离开时，德米卡看见娜塔亚惊讶和崇敬的表情。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表现得如此强硬。他从来都不是软柿子，这是群有权有势的聪明家伙，而他刚刚压倒了他们。他的地位起了作用：尽管他是个新人，总书记助理的身份给了他权力。另外，菲利波夫对他的敌意也起了作用。他们需要理解，试图削弱领袖权力的人不会好过。维拉在大厅门前踱步。她很有经验，不会没来由地惊慌失措。德米卡有了个不好的直觉：“是我妹妹的事情吗？”他问。
维拉惊呆了，她瞪大眼睛充满敬畏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德米卡一直害怕坦尼娅会自找麻烦。“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被捕了。”
“哦，我的老天。”
维拉向德米卡指了指墙边桌上的一部电话机，德米卡把话筒拿了起来。是妈妈安雅来的电话：“坦尼娅被抓进卢比扬卡了！”卢比扬卡是克格勃在卢比扬卡广场总部的简称。妈妈已经快疯了。
德米卡并不吃惊。兄妹两人都觉得苏联存在着许多问题。德米卡觉得苏联需要改革，坦尼娅却认为要推翻社会主义。这种意见上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兄妹之间的感情。和小时候一样，两人还是彼此间最好的朋友。
持有坦尼娅思想的人很可能会被捕——这就是苏联存在的问题之一。“妈妈，冷静点，我可以把她弄出来。”德米卡说。他希望自己真能兑现这个承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在诗会引起的骚乱中被捕了。”
“她肯定是去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如果只是那样的话……”德米卡不知道坦尼娅干了些什么，但他知道她一定干了远比诵诗更为糟糕的事情。
“德米卡，在他们……”
“我知道。”妈妈是让他在坦尼娅受审问之前就把她弄出来。如影随形的恐惧笼罩了他，让他身上发冷。克格勃总部臭名昭著的牢房让苏联的所有公民都闻之而色变。
他的第一直觉是要打个电话，但现在他想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他必须亲自去一趟。他犹豫了一下：如果让人知道德米卡去卢比扬卡救他的妹妹，他的前途很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这个想法几乎没让他停下动作。坦尼娅要比他自己，比赫鲁晓夫，甚至比整个苏联都来得重。“妈妈，我这就去，”他说，“打个电话给沃洛佳舅舅，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好主意！哥哥知道该怎么做的。”
德米卡挂了电话。“给卢比扬卡监狱打个电话，”他告诉维拉，“告诉他们你是从总书记办公室打的电话。你就说总书记对主任记者坦尼娅·德沃尔金的被捕非常关注，赫鲁晓夫的助理正在去质询他们的路上，告诉他们在他去之前什么都别做。”
坦尼娅记了笔记。“我要叫辆车吗？”
卢比扬卡广场离克里姆林宫不到一英里。“我的摩托在楼下，骑车去更快一些。”由于手中的权力，德米卡拥有了一辆两根排气管的沃斯科德五速摩托车。
从坦尼娅反常地不再把每件事都告诉他之后，他就预感到妹妹要惹上麻烦了。这对双胞胎兄妹非常亲密，两人之间毫无秘密。妈妈不在，只剩他们俩的时候，坦尼娅会光着身子穿过房间去取放在晾衣橱里的内衣，德米卡尿尿时也不必关厕所门。德米卡的女友们常说这种亲密很色情，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能如此亲密是因为两人的关系中不涉及任何性的因素。
但从去年开始，德米卡知道坦尼娅有事情在瞒着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大致能猜得到。肯定不是什么男朋友：两人在各自的恋爱方面毫无隐瞒。他们常就恋爱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他几乎能肯定这事有关政治。坦尼娅之所以要瞒着他是因为要对他加以保护。
他把车停在可怖的克格勃总部大楼外，那是一栋矗立在广场中央的黄砖大楼，革命前是保险公司的总部。想到妹妹被关在这幢大楼里，他就直犯恶心。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吐了。
坦尼娅的主编，丹尼尔·安托诺夫已经到了，他正在大堂里和一个克格勃官员进行争论。丹尼尔又矮又小，德米卡以前觉得他是个无害的男人，但这时候他却很坚定。“我想见坦尼娅·德沃尔金，我现在就要见她。”他说。
克格勃官员一副固执的表情：“那是不可能的。”
德米卡插话说：“我是总书记办公室派来的。”
克格勃官员毫不动容。“你在那干吗，小子——泡茶的吗？你叫什么名字？”他粗鲁地问。他是在威吓德米卡，一般人很怕把自己的名字报告给克格勃。
“我叫德米特里·德沃尔金。我来这是想告诉你，赫鲁晓夫同志私下里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
“滚蛋吧，德沃尔金。”克格勃官员说，“赫鲁晓夫同志根本不知道这案子，你只是想把你妹妹给弄出去而已。”
尽管很粗鲁，但德米卡却被这位官员充满自信的粗鲁举动镇住了。他猜测一定有许多人声称和上层人士有关系，想把家人和朋友救出来。他改变了策略。“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梅兹上校。”
“你们指控坦尼娅·德沃尔金犯了什么罪？”
“袭警。”
“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袭击你们这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吗？”德米卡讥笑道。“她首先要抢了他的枪才行。得了，梅兹，别犯蠢了。”
“她参加了一个煽动性的集会。集会上传播反苏文学。”梅兹递给德米卡一张皱巴巴的纸。“集会演变成了一场骚乱。”
德米卡看了看这张纸。纸上的标题是《异议》。他听说过这份反动小报，坦尼娅很可能与这份小报有关。小报上有篇关于男高音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的报道，德米卡吃惊地发现，波蒂安就要因为肺炎死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了。联想到坦尼娅今天刚从西伯利亚回来，他意识到这篇报道肯定是坦尼娅写的。她可能会惹上了真正的麻烦。“你是说坦尼娅拿着这张纸吗？”他询问道，看到梅兹犹豫的表情，他继续说道：“我不这么想。”
“她根本不该在那儿。”
丹尼尔插嘴道：“你这个傻瓜，她可是个记者啊。和你们这些警察一样，她是去观察事态的发展的。”
“她又不是警察。”
“所有塔斯社记者和克格勃合作，你知道这个吗？”
“你无法证明她是新闻社派去的。”
“我是她的上司，我当然能证明。”
德米卡很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应该不大会是真的。他对丹尼尔舍身为坦尼娅辩护的行为非常感激。
梅兹失去了自信。“她和一个名叫瓦西里·叶科夫的人在一起，叶科夫的口袋里有五份这样的反动宣传品。”
“她不认识任何叫瓦西里·叶科夫的人。”德米卡说。这也许是真的，德米卡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如果发生骚乱的话，你怎么知道她原本和谁一起来的呢？”
“我要找上司谈谈。”梅兹说完就转身走了。
德米卡刺耳地说：“别让我们等太久。克里姆林宫再来人就不会是我这样的端茶小弟了。”
梅兹走下楼梯前往地下室。德米卡心头一紧：所有人都知道这里的地下室里有克格勃的审讯室。
没过一会儿，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的老头走到大厅里的德米卡和丹尼尔身旁。他长相丑陋，满脸横肉，下巴挑衅式地前突着。丹尼尔不太高兴看到他。他给德米卡介绍，来人是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彼得·奥普特金。
奥普特金吊起眼睛，努力不把烟气往德米卡脸上喷。“你妹妹在抗议集会上被捕了是吗？”他的语气很生气，但德米卡觉得不知为何他的声音潜藏着几分开心。
“只不过是诗歌朗读会而已。”德米卡纠正道。
“都是一回事。”
丹尼尔插话说，“我让她去的。”
“从西伯利亚回来的第一天吗？”奥普特金狐疑地问。
“这并不是个任务。我只是建议她有空过去看看。”
“别对我撒谎。”奥普特金说，“你只是想保护她。”
丹尼尔抬起下巴，挑战地看了奥普特金一眼。“你不也是为这来的吗？”
奥普特金还没来得及说话，梅兹上校回来了。“这个案子的审理还在斟酌阶段。”他说。
奥普特金拿出证件，对梅兹上校作了自我介绍。“问题不是坦尼娅·德沃尔金该不该得到惩罚，而是以何种形式受到惩罚。”他说。
“先生，你说得很对。”梅兹逢迎地说，“你能和我过来一下吗？”
奥普特金点点头，梅兹带他走下了楼梯。
德米卡轻声问丹尼尔，“他不会让他们折磨她吧？”
“奥普特金已经对坦尼娅很光火了。”丹尼尔忧心忡忡地说。
“为什么？坦尼娅不是个优秀的记者吗？”
“坦尼娅非常优秀。但她拒绝了奥普特金周六去他家参加聚会的邀请。奥普特金想让你也去，他想请来些封面人物。坦尼娅的拒绝伤害了他。”
“真该死。”
“我让她接受邀约的，但她就是不听劝。”
“你真的派她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采访了吗？”
“没有，我们不可能做这类非官方集会的报道。”
“谢谢你这么维护她。”
“这是我的责任——但我不认为这会起什么效。”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
“她也许会被解雇，不过更有可能会被派到哈萨克斯坦这样令人不快的地方。”丹尼尔皱起眉。“我必须想出一个既能让奥普特金满意，又不至于让坦尼娅太难受的妥协方案。”
德米卡瞥了一眼大楼门口，看见了一个剃着军人寸头，穿着红军将军制服的四十来岁男人。“沃洛佳舅舅，你终于来了。”他说。
沃洛佳·别斯科夫和坦尼娅一样有着双碧蓝色的专注眼睛。“这他妈是要干吗？”他生气地问。
德米卡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快讲完的时候，奥普特金上了楼。他谄媚地对沃洛佳说：“将军，我把你外甥女的事情跟我们在克格勃的朋友谈了谈，他们同意把这件事作为塔斯社的内部事务来处理。”
德米卡一下子放松下来。他在想奥普特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让沃洛佳觉得他欠了自己一次情。
“请让我提个建议，”沃洛佳说，“你们可以把这件事标注成严重事件，在不惩罚任何人的情况下，给坦尼娅换个职位。”
这就是丹尼尔方才提出的建议。
奥普特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像是在考虑沃洛佳的建议一样。但德米卡觉得他必定会采纳别斯科夫将军提出的任何“建议”。
丹尼尔说：“也许可以把坦尼娅派遣到国外，坦尼娅的英语和德语都非常好。”
德米卡知道，丹尼尔这是在夸大其词。坦尼娅在学校里学过这两种语言，但那和能正常交流完全不一样。丹尼尔是想帮她摆脱发配到遥远的苏维埃地区之苦。
丹尼尔说：“去国外以后，坦尼娅仍旧可以给我的部门作报道。我不愿失去她——她真的很优秀。”
奥普特金露出狐疑的神色。“不能派她去伦敦或波恩，那简直就像是在奖赏。”
他说得没错。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都工作对苏联人来说就是一种赏赐。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津贴很高，尽管不能买很多东西，但西方的生活要比在苏联好过得多。
沃洛佳说：“那就东柏林或华沙吧。”
奥普特金点点头。送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像是一种惩罚。
沃洛佳说：“很高兴我们能解决这件事。”
奥普特金对德米卡说：“周六晚上我家有个聚会，你愿意来参加吗？”
德米卡觉得这算交易达成了。他点点头，“坦尼娅告诉我了，”他假心假意地说，“我们两个都会去的，谢谢你的邀请。”
奥普特金面露喜色。
丹尼尔说：“我正巧知道我们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个记者，社里马上要安排个人去那里，她可以明天就去。”
“哪个国家？”德米卡问。
“古巴。”
心情愉悦的奥普特金说：“可以这样安排。”
这肯定比哈萨克斯坦要好，德米卡心想。
梅兹和坦尼娅出现在大厅里。德米卡的心猛地一紧：坦尼娅脸色苍白，非常恐惧，但完全没有受伤。梅兹像条只会叫唤的狗一样外厉内荏地说：“请允许我提醒一声，小坦尼娅以后要远离诗会了。”
沃洛佳的表情像是要勒死眼前的蠢蛋似的，但他换上了微笑的表情。“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谢谢你。”
所有人一块走出大楼，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德米卡对坦尼娅说：“我骑摩托来的——这就送你回去。”
“好啊。”坦尼娅显然有什么事想和德米卡谈谈。
沃洛佳舅舅不像德米卡那样能读懂坦尼娅的心思，他对坦尼娅说：“坐我的车吧——你浑身发抖，不太好乘摩托车。”
沃洛佳没想到坦尼娅竟然拒绝了他的好意：“舅舅，谢谢你，但我还是想和德米卡一起走。”
沃洛佳耸耸肩，坐上等在门口的吉尔轿车。丹尼尔和奥普特金和将军互道了再见。
所有人都离开以后，坦尼娅惊悸地看了德米卡一眼。“他们是否提起过瓦西里·叶科夫的事情？”
“提过，他们说你和他在一起。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
“真他妈该死。他是你男朋友吗？”
“当然不是。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他口袋里有五份《异议》。想短期内离开卢比扬卡是不太可能的，就算他朋友身居高位也不行。”
“天哪，他们会审问他吗？”
“我想会审问的。他们想知道瓦西里是分发还是制作了这些印刷品，当然后者要严重得多。”
“他们会搜查他的公寓吗？”
“不搜才怪呢！为什么这样问——克格勃在那会找到些什么？”
坦尼娅看了看周围，发现没人在盯梢。她压低嗓门对德米卡说：“制作出版物的打字机在他的公寓里。”
“我很庆幸瓦西里不是你的男朋友，因为接下来二十五年他都要待在西伯利亚了。”
“别这么说！”
德米卡皱起眉。“看得出来，你没在和他谈恋爱……但你也不是完全对他无动于衷。”
“他很勇敢，作的诗也很棒，可我们不是谈情说爱的关系。我甚至从来都没吻过他。他是那种交了不少女伴的家伙。”
“和瓦伦丁一个德性。”德米卡大学时的室友瓦伦丁·列别德夫也是这样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错，就是那德性。”
“如果克格勃搜查他的公寓，找到那台打字机的话，你会很在乎吗？”
“是的。我们一起出了《异议》，今天的报道是我写的。”
“该死，我怕的就是这个。”现在，德米卡知道过去一年来坦尼娅在瞒着他什么了。
坦尼娅说：“我们必须去他的公寓把打字机处理掉，现在就去。”
德米卡后退了一步。“不行，肯定不行。”
“我们必须去。”
“我可以为你冒任何险，也可以为你爱的人冒一些险，但我不会为这家伙冒险。被抓住的话，我们会在西伯利亚待上一辈子的。”
“那我一个人去。”
德米卡皱着眉，试图测算出采取不同策略的风险大小。“还有谁知道你和瓦西里的事情？”
“没有人。我们很小心。每次去他那的时候我都会看看有没有被人跟踪。我们从没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
“这么说，克格勃的调查不会把你和他联系在一起了？”
坦尼娅犹豫了一下。这时，德米卡知道他们遇上大麻烦了。
“怎么啦？”德米卡追问道。
“这要看克格勃的调查有多彻底。”
“为什么这样说？”
“今天早晨去瓦西里公寓的时候，有个叫瓦瓦拉的女孩正巧在那。”
“哦，真他妈该死！”
“我去的时候瓦瓦拉正要出门，她不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克格勃给她看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被捕者的照片，她会认出你吗？”
坦尼娅露出心烦意乱的表情。“她认认真真地打量了我一遍，把我当成了潜在的对手。是的，她一定能认出我来的。”
“老天，那我们必须把打字机弄出来。没找到打字机的话，瓦西里最多是《异议》的散发者，克格勃不会把他的女朋友们都调查得很彻底，尤其还有那么多个。你也许能逃过一劫。如果让他们找到打字机的话，你就完了。”
“我自己去处理。你说得对，我不能让你身处险境。”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面对如此的危险，”德米卡说，“地址在哪？”
她告诉了他。“不算很远，”德米卡说，“来，上车吧。”他一踩油门，发动起摩托车。
坦尼娅迟疑了一下，然后坐上了摩托车。
德米卡打开车头灯，驾着摩托车飞奔。
德米卡一边开着摩托车，一边思量着克格勃是否已经对瓦西里的公寓展开了搜索。他觉得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假定克格勃逮捕了四五十人，对这些人进行姓名地址的核对和优先级的排序就得花上一整夜。但小心点还是必要的。
到达坦尼娅给他的地址时，他先没有减速地驶过了那幢楼。在路灯的映照下，德米卡看见了一幢十九世纪的公寓楼。这类公寓楼不是被改造成了政府机关大楼就是被隔成了居民住宅。楼外没有车辆，也没有穿着皮大衣的克格勃特工。他围着大楼行驶了一圈，觉得没有什么可疑情况以后在距门几百码的地方停下车。
兄妹俩下了摩托车。一个遛狗的女人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走开了。两人一同走进大楼。
大楼的前厅原本是个气宇轩昂的大厅，现在却只有一个灰暗的灯泡孤零零地吊在中央。前厅的大理石地板磨损得很严重，宽大楼梯的扶手也掉了几段。
两人走上楼梯。坦尼娅拿出把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走进公寓以后，两人便关上了门。
坦尼娅带德米卡走进客厅。一只灰猫警觉地看着他们。坦尼娅从壁橱里拿出了一个放着半盒猫粮的盒子。坦尼娅把手探进猫粮，从猫粮下面拿出一台罩着罩子的打字机。接着她又从里面拿出几张誊写用的蜡纸。
坦尼娅撕开蜡纸，把纸片扔进壁炉，然后点燃一根火柴，把纸片给烧了。看着燃起的火苗，德米卡怒问道：“为什么要为这种空洞的抗议押上自己的一切啊？”
“我们正在承受着暴政的压迫，”坦尼娅说，“必须做些什么让希望存留下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时代。”德米卡说。“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你应该帮忙解决问题，而不是四处煽风点火。”
“如果没人被允许谈论这些问题，又怎么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
“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一直在谈论着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可同一批目光短浅的人们却总是拒绝作出重大改变。”
“克里姆林宫不是所有人都目光短浅。许多人正在认真工作以期改变苏联的面貌。再给我们更多时间吧。”
“革命到现在都已经四十年了，还需要多久你们才可以承认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啊？”
壁炉里的纸片很快烧成了灰烬。德米卡沮丧地转过身。“我们就这个问题争吵了好些次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先要离开这里。”说着他拿起了打字机。
坦尼娅抱起猫，和德米卡一起出了门。
离开大楼的时候，他们在前厅里遇见了一个拎着手提箱的男人。男人在楼道里与德米卡和坦尼娅擦肩而过时对他们点了点头。德米卡暗自希望对方在昏暗的灯光下没能看清楚他们的样子。
走出大楼以后，坦尼娅把猫放在了人行道上。“小姐，以后你得靠自己了。”她说。
猫倨傲地走开了。
他们匆匆地走到街角，德米卡一直在徒劳地把打字机往外套里藏。让他气馁的是，月亮已经升起，两人在月光的照射下无可隐藏。他们走到了摩托车旁。
德米卡把打字机递给坦尼娅。“怎么处理这台打字机呢？”他轻声问。
“扔河里吧？”
思考了一会儿，德米卡想起了学生时代经常和同学们一同前往的一处河岸，他们去过那好几次，在那通宵达旦地痛饮着伏特加酒。“我知道一个地方。”
上了摩托车以后，德米卡骑着摩托车从市中心向南骑行。那处河岸位于市郊，虽然远了点，但丢弃打字机非常合适——被人注意的几率会小上很多。
快马加鞭地骑了二十分钟之后，德米卡把车停在尼科洛-佩洛文斯基修道院的外面。
这座拥有着一座宏伟教堂的修道院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修道院里的财宝被抢夺一空以后，已经荒弃了数十年。修道院坐落在莫斯科往南的铁道线和莫斯科河之间的一块土地上，周围的土地上新盖了好几幢高耸入云的居民楼，但晚上附近却没什么人。目光所及之处德米卡没看到任何人。
德米卡把摩托车推下公路，把车停在几棵树中间。之后他带着坦尼娅经过灌木丛，走进已经是一片废墟的修道院。修道院的残垣断壁在月光下显得特别地诡异。大教堂的穹顶已经掉落在地，但修道院屋顶上的绿瓦大多数都完好无损。德米卡觉得非常恐惧，觉得几代修道士的鬼魂在透过破碎的玻璃看着他们。
向西走过一片洼地，他们来到了莫斯科河边。
坦尼娅问：“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学生时代经常来。那时我们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看着太阳在河面上升起。”
他们走到河边。这里是河道的一个大的折转处，河水在月光下显得特别清澈。德米卡知道此处的河道够深，完全可以保证打字机永远淹没在河底。
坦尼娅犹豫了下。“真是可惜。”她说。
德米卡耸了耸肩。“打字机的确很贵。”
“不是钱的问题。我是说苏联少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少了一种思维方式。这台打字机就是呼吁自由的宣言。”
“你最好丢掉它。”
她把打字机递给他。
德米卡把辊筒拉到最右边，用辊筒当把手托住打字机。“我要扔了。”他说。德米卡向后挥起手臂，用上全身所有力气把打字机扔进河里。他扔得并不远，但随着“扑通”一声，打字机沉入河底不见了。
德米卡和坦尼娅并肩站立着，看着月光下的河水中展开的一道道涟漪。
“谢谢你，”坦尼娅说，“尤其是因为你不认同我的做法。”
德米卡搂住妹妹的肩膀，和她一起离开了河岸。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七章
乔治·杰克斯的心情非常糟。尽管上了石膏，还用吊带挂在脖子上，他的胳膊依旧疼得要死。还没开始上班他就失去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和格雷格预测的一样，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看到报纸上他在自由之行运动中受伤的照片后，马上取消了对他的雇佣决定。现在，乔治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毕业典礼在红砖校舍围绕的哈佛大学老校场进行。校监委员会的成员们戴着高帽子，穿着裁剪得体的燕尾服。在这届毕业典礼上，哈佛大学将向优柔寡断的英国外交大臣休姆爵士以及肯尼迪总统智囊团里名字古怪的麦克乔治·邦迪授予荣誉学位。尽管心情很不好，但乔治却对离开哈佛感到一丝淡淡的忧伤。他在这读了七年书，先读了四年本科，又读了三年的法学研究生。在这，他遇见过一些杰出的人物，结交了不少朋友。他通过了这里的所有考试，和这里的不少女孩约过会，和其中三个还睡了觉。他喝醉过一次，痛恨喝醉酒后人完全失控的那种感觉。
然而，今天他却愤怒得忘却了怀旧。安尼斯顿的大规模冲突过后，他原本期待肯尼迪政权会有强有力的反应。肯尼迪总统在美国人民面前把自己吹嘘为自由的象征，并在选举中得到了黑人的广泛支持。他弟弟鲍比·肯尼迪出任司法部长，是美国最高的司法长官。乔治原本希望鲍比能清晰而大声地向全美宣布：宪法在阿拉巴马和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是真实而有效的。
但鲍比却没有这样宣布。
没有人因为袭击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而被捕。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对袭击者所犯下的暴力罪行进行调查。在1961年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可以随意殴打民权运动抗议者，试图把他们烧死——警察对此却听之任之，处之泰然。
乔治和玛丽亚·萨默斯在一间诊所分别以后就再没见过。被最近的一家医院拒诊之后，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最终还是找到了愿意为他们治疗的人。在护士为乔治包扎手臂上伤口的时候，玛丽亚走到他面前，告诉他自己要坐飞机去芝加哥了。如果可能的话，他真想起身用胳膊抱住她，但是他不能。玛丽亚亲了亲他的脸颊，接着便消失了。
乔治不知道能否再见到她。我很有可能会爱上她，乔治心想。也许我已经爱上了她。在十天毫无间断的谈论中，乔治从来没感到过厌倦：她很聪明，甚至比乔治更聪明。尽管看上去还很懵懂，但那双棕黄色的眼睛却总让乔治在黄昏中想到她。
毕业典礼在十一点半结束。学生、家长和校友们开始在高大的白杨树荫下离开，参加授予毕业生们学位的正式午餐。乔治四下观望寻找着自己的家人，但是没能找到。
但他看到了约瑟夫·乌戈。
乌戈点燃了一根烟，独自站在约翰·哈佛的铜像旁边。他的白色皮肤在黑色毕业礼袍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苍白。乔治攥紧了拳头，他想把这个叛徒痛打一顿。只是他的左手臂还没好利索，另外，如果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在老校场打架的话，两人都会吃不了兜着走，甚至可能会丢掉学位。乔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他最好别去理乌戈，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去。
然而他还是狠狠地骂了句：“你这个狗杂碎！”
尽管乔治伤了手臂，但乌戈却还是看起来很害怕。他的身高和乔治旗鼓相当，甚至也一样壮，但乔治怒气满满，乌戈心知自己并不占理。他躲避着乔治的视线，试图绕开他，嘴里嘟哝着：“我不想和你说话。”
“你当然不想。”乔治挡在乌戈身前，“狂徒袭击我时你就在一边看着，那些流氓打折了我的胳膊。”
乌戈后退一步。“你原本就不该去阿拉巴马的。”
“你更不该假装成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监视我们。谁付给你钱，是三K党的人吗？”
乌戈自卫地抬起下巴，乔治真想给他来上一巴掌。“我自愿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他说。
“这么说你是不收钱的了。真不知道这样算是更好还是更糟。”
“我很快就不是志愿者了，下周我就要去局里上班了。”他用半是尴尬半是恐吓的语气说，就像有人承认自己是宗教组织的一员时那样。
“你的密探工作做得不错，所以他们才给了你这份工作。”
“我一直想为执法机关服务。”
“你在安尼斯顿的所作所为可不是在执法，在那儿你和罪犯站在一边。”
“你们是共产党人，我听你们谈起过卡尔·马克思。”
“我们还谈论过黑格尔、伏尔泰、甘地和耶稣基督呢！乌戈，你不会那么蠢吧！”
“我痛恨无序。”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乔治苦涩地心想。人们都痛恨无序。新闻报道谴责自由之行的参与者四处惹麻烦，却不提种族隔离主义者拿着棒球棍实施的暴行以及他们进行的爆炸。这让乔治失望得近乎发疯：美国就没人去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吗？
乔治看见维雷娜·马昆德在草地那头向他挥手，他马上就对约瑟夫·乌戈失去兴趣了。
维雷娜今年从哈佛英语系毕业。乔治和维雷娜属于哈佛的少数有色人种，两人自然认识。即便哈佛的有色人种没那么少，乔治也一定会注意到如此漂亮的女孩子。维雷娜有着一双绿色的眼睛和太妃冰激凌色的皮肤。她的袍子里面穿着条绿色连衣裙，露出光滑的长腿，头上的学士帽稍稍歪了点，显得非常俏皮。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人们都说乔治和维雷娜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两人从没约会过。每当乔治处于空窗期的时候，维雷娜总是有男朋友。反之也一样。现在再谈约会已经太晚了。
维雷娜是个热情的民权运动参与者，准备毕业后去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那里工作。她激动地对乔治说：“自由之行运动为反种族隔离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你真是太棒了！”
这话一点不过。安尼斯顿长途车遭到燃烧弹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乔治的手臂上了石膏，他离开了阿拉巴马，但其他人却挑起了重担。纳什维尔的十个黑人学生搭长途车前往伯明翰，在伯明翰被逮捕。一批批自由之行运动者前仆后继，行动的声势越来越大。白人种族主义者相应地也策划了多起暴力袭击。自由之行演变成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
“可我丢掉了工作。”乔治说。
“到亚特兰大为金工作吧。”维雷娜立刻说。
乔治吃了一惊，“他叫你让我去的吗？”
“不是，但他需要个律师。到现在为止，还没任何一个像你这么聪明的人申请这个职位。”
乔治很感兴趣。尽管爱上了玛丽亚·萨默斯，但还是尽快忘了她为好，他也许再也见不着玛丽亚了。他不知道为金工作以后，维雷娜会不会同意和他约会。“这算是个主意。”他说，但他希望能好好想想。
他改变了话题。“你的家人都来了吗？”
“都来了，过来见见他们。”
维雷娜的父母是支持肯尼迪总统的名流。乔治希望他们站出来，谴责总统对种族暴力的软弱反应。乔治和维雷娜也许能说服他们作公开声明。这会从很大程度上消减胳膊的伤给他带来的痛苦。
他和维雷娜一起走过草坪。
“妈妈，爸爸，这是我的朋友乔治·杰克斯。”维雷娜说。
维雷娜的父亲是个穿着考究的高个子黑人，母亲是做了个漂亮发型的金发白种女人。乔治很多次看到过这对夫妇的照片：他们是一对异族通婚的夫妇，非常有名。珀西·马昆德是“黑种的平·克劳斯贝”，是个歌手兼演员。她的母亲李宝宝是个专演胆大女性角色的舞台剧演员。
珀西用热情的男中音说：“杰克斯先生，你在阿拉巴马为我们所有人弄伤了手臂，很荣幸能与你握手。”他的声音就像是从十几张唱片里经常听到的那样。
“先生，谢谢你，但是请叫我乔治。”
李宝宝握住乔治的手，像要嫁给乔治似的望着他的眼睛。“乔治，我们非常感谢你，同时也以你为骄傲。”李宝宝的动作十分挑逗，乔治只能不安地看着她的丈夫，生怕他也许会生气。但珀西和维雷娜对此都没有任何表示，乔治心想她也许对遇见的每个男人都会这样吧。
找到机会把手从李宝宝的手里摆脱出来之后，乔治马上转身面对着珀西，“听说您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了肯尼迪。”他说，“根据一贯以来他对民权运动的态度你就不感到愤怒吗？”
“我们都很失望。”珀西说。
维雷娜插话说，“真想不到，鲍比·肯尼迪竟然让参加自由之行运动的人要保持冷静。他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拒绝。美国是法治国家，不该听命于一帮暴徒。”
“这话本应由司法部长来讲。”乔治说。
珀西点点头，对乔治和维雷娜的话颇为赞同。“听说政府和南方各州达成了交易。”他说。乔治竖起耳朵，交易的事情还没有见报。“南方各州的州长同意依照肯尼迪兄弟的愿望约束那些暴徒。”
乔治深知政治上没人会做无本生意。“交换条件是什么？”
“司法部长对自由之行参与者的非法被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维雷娜非常生气，还把气撒在了父亲头上，“爸爸，真希望你早点告诉我这件事。”她语气尖刻地说。
“亲爱的，我就知道你会非常生气。”
维雷娜的脸色阴沉下来，把头扭向一边。
乔治抓住核心问题不放：“马昆德先生，你准备公开进行抗议吗？”
“我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珀西说，“但觉得不会起多大效果。”
“你的抗议也许能让黑人在下届的总统选举中投票反对肯尼迪。”
“真的确定要这样做吗？迪克·尼克松入主白宫的话我们的形势会更糟。”
维雷娜义愤填膺地问：“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过去几个月南方发生的事表明，现行法律无疑还是太弱了，我们需要一部新的民权法案。”
乔治说：“真能制定新的民权法案就谢天谢地了。”
珀西说：“我也许能为新法案的出炉出力，现在我对白宫还有点微弱的影响力，如果批评肯尼迪兄弟的话，那连这点影响力都没了。”
乔治觉得珀西应该大声疾呼，维雷娜也这样觉得。“你应该把正确的道理说出来。”她说，“美国都是些像你这样的精明人，不然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李宝宝觉得受到了冒犯，“你爸爸以说真话闻名，”她气愤地说，“他一次次不顾自己安危站出来说话。”
看来珀西不能被说服了。但乔治觉得他也许是对的。禁止南方各州欺压黑人的新民权法案也许是目前唯一的解决之道。
“我去找找家里人，”乔治说，“很荣幸见到你们。”
“考虑下为金工作的事情。”维雷娜在他身后大喊。
乔治走到颁发学位的小花园。花园里搭建了个临时舞台，舞台周围放起了颁发仪式结束后吃饭用的搁板桌。他很快就找到了父母。
他母亲穿了条黄色的新裙子。为这条裙子她一定攒了很长时间钱，她很有骨气，不会让别斯科夫家族为她花钱。她只让别斯科夫家在乔治身上花钱。她仔细打量着穿着硕士袍和硕士帽的儿子。“这是我一生中最最自豪的一天。”她说。让乔治惊讶的是，她竟然流出了眼泪。
乔治非常吃惊。这并不常见。过去二十五年来，她从未暴露出自己的软弱。他用手臂抱住母亲搂紧她。“很幸运能有你这样一个妈妈。”他说。
他轻柔地放下母亲，用干净的白手绢帮她抹去泪水，接着他转身看了看父亲，和大多数校友一样，父亲戴了顶帽檐上写有毕业年份的草帽——父亲是1942年的哈佛毕业生。“孩子，祝贺你顺利毕业。”格雷格握了握乔治的手。无论如何，至少他来了。乔治心想。
过了会儿，乔治的祖父母也到了。他们都是苏联移民。他的祖父列夫·别斯科夫原先在布法罗开酒吧和夜总会，现在在好莱坞经营一家制片厂。祖父一向衣着华丽，今天他穿了一身白色的西服。乔治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看自己的祖父。人们说他是个藐视法律的滑头商人。但他对自己的黑人孙子很好，除了付他的学费以外，还给他很多零花钱用。
列夫抓住乔治的手臂，悄悄地对他说：“我对你的法律事业有点小小的建议：千万不要为罪犯进行代理。”
“为何不能为他们代理？”
“因为他们都是些失败者。”祖父莞尔一笑。
列夫·别斯科夫在禁酒年代私下里进行酒类的经营活动，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罪犯。于是乔治问他：“所有罪犯都是失败者吗？”
“被抓住的是，”列夫大笑着说，“剩下的自然也不需要律师。”
乔治的祖母玛伽热情地亲吻着孙儿。“别听你爷爷的。”她说。
“我必须听他的，”乔治说，“他付了我的学费。”
列夫朝乔治竖起一根手指：“我很高兴你没忘了这一点。”
玛伽没去理丈夫。“看看你。你是那么的英俊，”她充满柔情地对孙子说，“现在又是个律师了。”
乔治是玛伽唯一的孙辈，她非常溺爱这个孙子，也许临走前还会偷偷塞给他五十美元呢！
玛伽原先是一家夜总会的驻唱歌手，尽管现在已经六十五了，但穿着紧身衣的她还和舞台上时一样动作矫健。她的黑发大概是最近染的，戴的珠宝超出了合适平时出门的数量。乔治知道奶奶的立场，作为列夫的情妇而不是妻子，奶奶觉得自己需要这些身份的象征。
玛伽跟了列夫快五十年了，格雷格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列夫的妻子奥尔加住在布法罗，他们的女儿黛西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定居在伦敦。这么说来，英国应该有乔治从未谋面的表亲——白人，他猜想。玛伽亲了亲杰姬，乔治注意到周围的人露出惊奇和厌恶的神情。即便在提倡自由的哈佛校园，白人拥抱黑人也是不多见的。乔治家为数不多的全员聚集，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他们总是受到人们的侧目。甚至在所有种族都能出现的场合，一个混血家庭都会受到人们的歧视。他知道在今天结束前准会有人小声说出“杂种”这个词。但他会无视这些侮辱。他的黑人外祖父母早已经去世了，这些人就是他的全部家人。让四个长辈在毕业典礼上为他骄傲，值得他付出任何代价。
格雷格说：“我昨天和老伦肖吃了顿饭，我劝他再给乔治一个进入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机会。”
玛伽说：“那真是太好了！乔治，你就要成为一个华盛顿的律师了！”
杰姬少有地对格雷格露出了笑容。“格雷格，谢谢你。”她说。
格雷格警告地竖起了手指。“但是是有条件的。”他说。
玛伽说：“没问题，乔治会同意任何合理的条件。对他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祖母的意思是对一个“黑孩子”而言，但乔治没说什么。无论如何，祖母说的是对的。“什么条件？”他警觉地问。
“世界上任何一个律师都能满足的条件。”格雷格回答，“你只要不惹麻烦就行，律师总不能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吧。”
乔治很疑惑：“什么叫不惹麻烦？”
“别在聚众抗议，示威游行之类的活动中深入下去了。作为刚入门的菜鸟律师，你也没有时间参与那些活动。”
这个条件激怒了乔治。“这是要我发誓不再为自由而抗争，才能开启自己的事业咯？”
“别这样看问题。”格雷格说。
乔治克制住自己，没有再反驳。他心里很清楚，家人们都是为了他好。他克制着自己的声音说：“那我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看问题呢？”
“别在民权运动中做冲锋陷阵的战士，做个支持者就好了，每年寄张支票给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是成立最早的有色人种民权组织，但是也非常保守，他们认为自由之行运动太过激进了一点。“低调一些。让别人坐长途车参加运动。”
“也许还有另一个方案。”乔治说。
“什么方案？”
“我可以为马丁·路德·金工作。”
“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职位吗？”
“我收到了一个口头上的邀约。”
“他给你多少工资？”
“我想不会很多。”
列夫说：“既然你拒绝了一个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以后就别想问我要零花钱了。”
“好吧，”乔治说，尽管他的确有这个想法，“爷爷，无论如何我都想得到那份工作。”
他的母亲加入了争论。“乔治，别这样。”她说。杰姬本来还想多说些什么，但这时有人在招呼毕业生列队拿学位证书。“去吧，”她说，“我们之后再谈。”
乔治离开家人，在队伍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仪式开始了，乔治跟随着队伍缓缓向前。他想起了去年夏天在福塞特-伦肖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时的情形。伦肖先生觉得自己雇了个黑人雇员是英雄般的壮举，但乔治得到的却是对实习生来说也嫌简单的工作。他很有耐心，一直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后来还真被他等到了。他做的一项法律调研为事务所打赢了一个案子，事务所这才同意毕业后让他加入。
这种事情在乔治身上经常发生。人人假定哈佛毕业生聪明又具有才干——他是个黑人，那假设就不复存在了。从生下来开始，乔治就在努力证明自己不是个白痴。这让他心怀埋怨。如果以后有孩子，乔治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轮到他上台领取证书了。登上短短的几节台阶时，他惊讶地听到了嘘声。
嘘人是哈佛的传统，但只有在教授上课上得不好或粗野对待学生时才会听到。乔治惊恐极了，他停在台阶上，回头往后看，他看见约瑟夫·乌戈正在嘘他。不过乌戈不可能一个人发出这么大的嘘声——但这件事的主使一定是他。
乔治觉得自己被讨厌了。这他觉得非常羞耻，无法沿着台阶继续往上走，只能呆立在台阶上，感觉到血液不断往脸上涌。
这时有人开始鼓起了掌。乔治把目光投过几排座位，看见有个教授站了起来。鼓掌的是学院的年轻教授默芙·韦斯特。其他人加入了鼓掌，鼓掌声很快压过了嘘声。又有一些人站了起来。乔治猜测甚至那些不认识他的人都已经从肩膀上的石膏想到他是谁了。
他重新找回勇气，健步走上台阶。接过毕业证书时，台下响起一阵欢呼声。他慢慢转过身，面向观礼的人群，伴着鼓掌声谦卑地鞠了一躬。接着他走下台。
和其他毕业生站在一起时，他的心怦怦直跳。几个毕业生默默地和他握了握手。他被嘘声吓了一大跳，同时又对掌声感到非常得意。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出汗，便用手绢擦了擦脸。真是太折磨人了！
他在恍惚中看完了剩下的仪式，很高兴有时间能恢复体力。对嘘声的惊恐过了以后，他看清嘘声只是乌戈和一小撮右翼疯子玩出的把戏，剩下的哈佛人都对他致以了尊敬。乔治告诉自己，他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毕业生和家人一起吃午餐。乔治的母亲忘情地拥抱着自己的儿子。“这么多人都在为你欢呼。”她说。
“是的，”格雷格说，“虽然一开始看上去，好像要发生别的事情。”
乔治伸开双手，做出请求的手势。“我怎能不挣扎呢？”他说。“我确实想去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也想让多年来一直支持我受教育的家人们开心——但这不是全部。有了孩子的话，我该怎么办？”
玛伽插话说：“那会很好啊！”
“可是奶奶，我的孩子也将是有色人种。他们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呢？他们在美国会不会仍然是二等公民？”
谈话被前来和乔治握手，祝贺他获得学位的默芙·韦斯特打断了。韦斯特身穿一件翻扣领的便装，显得有点随意。
乔治说：“教授，谢谢你带头鼓掌。”
“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
乔治向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家人。“我们正在商量就业的事情。”
“希望你还没作最后的决定。”
乔治感到非常好奇。这句话意味着什么？“还没定下来，”他告诉教授，“你为何这样说？”
“我和司法部长鲍比·肯尼迪谈过一次——你应该知道，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
“希望你能告诉他，他对阿拉巴马事件的处理方式是这个国家的耻辱。”
韦斯特遗憾地笑了笑。“没用你说的这句。但我和他都达成共识，觉得政府对这件事的回应是不足够的。”
“是远远不够。没想到他……”乔治的话被他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打断了，“这和我对未来的决定有什么关系？”
“鲍比决定在司法部雇个黑人律师，以利于从黑人的角度考察民权问题。他问我是否有人可以推荐。”
乔治愣住了：“你是在说……”
韦斯特举手提醒他。“我无法向你提供这份工作——只有鲍比本人才行。但我可以给你提供面试的机会……如果你想为他工作的话。”
杰姬惊呼道：“太棒了！和鲍比·肯尼迪一起工作！真是不可思议！”
“妈妈，肯尼迪兄弟最近太让我们失望了。”
“那就为他工作，改变这一切。”
乔治思忖着。他看见了周围一张张渴望的脸：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最后他把视线定格在母亲身上。
“也许我会的。”乔治终于下定了决心。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八章
德米卡·德沃尔金对二十二岁的自己还是个处男感到很难为情。
他在大学里约会过几个女孩，但是没有一个女孩和他走到了上床那步。事实上，他一直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和女孩上床。没人告诉他性爱是长期恋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德米卡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他从没像有些男孩那样，约会没多久就急不可耐。但他在这方面的经验缺乏现在让他感到难为情。他的朋友瓦伦丁·列别德夫却恰恰相反。他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碧蓝色的眼睛，高大自信又很有魅力。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完一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和政治系的大多数女生以及一个女老师上过床了。
两人刚交上朋友的时候，德米卡问过瓦伦丁：“你是如何做到……我是说，你是如何避孕的？”
“那不应该是女孩子的事情吗？”瓦伦丁轻描淡写地说，“即便发生最糟的情况，流产也不是什么难事。”
和其他人交谈以后，德米卡发现许多苏联男孩都抱有相同的观点。男人不会怀孕，因此避孕不应该是男人的问题。如果想要流产，在妊娠的前十二周完全可以做到。可能因为是妹妹对这种事很是看不起，德米卡也对瓦伦丁的这种言论感到非常不舒服。
性爱是瓦伦丁的主要兴趣，而学习就退居其次了。德米卡则正相反——所以德米卡现在是克里姆林宫的助理，瓦伦丁却只是莫斯科公园管理部门的一个小公务员。
通过在公园管理部门的关系，1961年7月，瓦伦丁邀请德米卡和他一起去年轻共产党员聚会的活动场所：列宁假日营地度一周假。
营地的帐篷排成一排，每天晚上十点半宵禁，是个有些军事化的露营。但那里有游泳池，可以泛舟的湖，更有一大群女孩。在那里度一周假是每个苏联男孩的梦想。
德米卡觉得自己有权享受个假期。苏联在维也纳峰会取得了胜利，而他为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维也纳峰会的开始对赫鲁晓夫来说并不顺畅。肯尼迪和他那令人眩目的妻子乘着一辆点缀着十几面星条旗的加长型豪华轿车开进维也纳。当两个领袖会面时，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看到肯尼迪比赫鲁晓夫要高出很多，总统的目光顺着他具有贵族气质的鼻子看向赫鲁晓夫的光头，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肯尼迪剪裁得体的西装和精致的领带让赫鲁晓夫看上去像个穿着礼拜日西服的老农民。美国在苏联还没有进入角色之前就在排场上胜出了一筹。
但谈判开始以后，赫鲁晓夫却操控了主导权。肯尼迪本希望谈判是两个理智男人之间的亲切讨论，赫鲁晓夫却相当具有攻击性。肯尼迪说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的行为毫无逻辑，声称美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正极力阻止社会主义的脚步。赫鲁晓夫却气势汹汹地宣称社会主义的扩展是历史的必然，无论哪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肯尼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会很肤浅，不知该如何应对。
德米卡和其他助理们制定的策略取得了完胜。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以后，立即交代助理们把峰会的备忘录分发下去，不仅发到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还要远至老挝和墨西哥。维也纳峰会以后，肯尼迪就彻底失声了，连赫鲁晓夫夺取西柏林的威胁都不敢应对。德米卡完全可以享受一个平平安安的假期。
第一天，德米卡穿上了一套新衣服，一件格子短袖衬衫和一条他妈妈用破旧的华达呢西服套装中的长裤改成的短裤。“这种短裤是西方流行的样式吧？”瓦伦丁打趣地问。
德米卡笑着说：“据我所知应该不是。”
趁瓦伦丁刮胡子，德米卡外出去买生活必需品。
走出帐篷以后，他看见一个姑娘正在依次点燃每个帐篷都配备的便携式酒精灯。她比德米卡大上些，德米卡猜测大约在二十七岁上下。她长着浓密的棕红色头发，头发剪得很短，脸上长着些可爱的雀斑。她穿着一件橘黄色的宽松衬衫和一条刚到膝盖下面的黑色紧身裤，显得非常时尚。
“你好。”德米卡笑着跟她打了个招呼。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他问：“需要帮把手吗？”
她用火柴点燃了酒精灯，然后什么也没说走进了自己的帐篷。
我才不会把初贞给她呢，德米卡心想，然后继续朝前走。
德米卡在公共澡堂旁边的小卖部买了鸡蛋和面包。回到帐篷的时候，他看见旁边的帐篷外站着两个姑娘：一个是刚刚搭话的那位，另一个是身材苗条的金发女郎。金发女郎也穿着差不多的黑色裤子，但衬衫是粉红色的。瓦伦丁正和姑娘们谈笑风生，两个姑娘都被他逗笑了。
瓦伦丁把姑娘们介绍给德米卡。红发女郎名叫尼娜，她看起来有所保留，对他俩之前的见面只字未提。金发姑娘叫安娜，她显然比尼娜要外向一些。她笑容可掬，不停用优雅的姿势把头发往后捋。
德米卡和瓦伦丁带了个做饭用的铁锅，准备用它做所有的烹饪。德米卡已经在铁锅里放满水，本来打算用它煮鸡蛋。不过尼娜和安娜带的厨具要更齐备一些，尼娜从德米卡手里接过鸡蛋，准备用鸡蛋摊薄饼。
两个人的关系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德米卡心想。
德米卡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尼娜：观察她窄窄的鼻子，美丽的小嘴，以及每当她出现戒备神情，看上去像是在琢磨事情时昂起的下巴。但尼娜的身材很丰饶，当德米卡想到也许能看到她穿泳装的样子时，他的喉咙直发干。
瓦伦丁说：“我和德米卡准备找艘船划到湖对面去。”德米卡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但他什么都没说。“要不四个人一起去吧？”瓦伦丁说，“我们可以一起野餐。”
不会这么简单吧，德米卡心想，他们才刚认识啊！
安娜和尼娜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尼娜轻快地说：“让我们想想，先收拾完再说。”说完她便开始拾掇起盘子和刀叉。
太令人失望了，不过还有回旋余地。
德米卡拿起几个脏盘子，和尼娜一起走到水槽边。
“你的短裤是哪来的？”尼娜和他边走边聊。
“是我妈妈缝的。”
尼娜笑了：“真是太可爱了。”
德米卡自问，如果妹妹说哪个男人可爱，那会意味着什么？多半是说对方亲切有余而俊朗不足吧。
一个混凝土建的房子内配备了厕所、淋浴和几个巨大的公用水槽。德米卡站在尼娜身边看着她洗碗。他想找些话说，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如果尼娜问他柏林所面临的危机，他可以说上一整天。但他学不会瓦伦丁漫不经心就能说出的那些俏皮话。最后他终于挤出了一句话：“你和安娜结交很久了吗？”
“我们是同事。”尼娜说，“我们都是莫斯科钢铁联盟总部的职员。一年前我离婚了，安娜正好想找个合住者，于是我们就住在了一起。”
离异者，德米卡心想，这意味着尼娜已经有了性经历。他感到有一些忐忑。“你的前夫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人渣，”尼娜说，“我不想谈起他。”
“好吧。”德米卡挖空心思，想找一些无伤大雅的话题。“安娜看上去很不错。”他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来了。
“她人脉很广。”
这么评价朋友似乎很奇怪。“仔细跟我讲讲。”德米卡说。
“这个假期是她爸爸给我们争取来的，他是钢铁联盟莫斯科地区的主任。”尼娜似乎对此非常骄傲。
德米卡把洗干净的盘子带回帐篷。走进帐篷以后，瓦伦丁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们用面包和奶酪做了三明治，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野餐了。”安娜看着尼娜，做了个无助的手势，似乎在告诉尼娜她无力阻止瓦伦丁。但德米卡知道安娜并没真的想阻止他。尼娜耸了耸肩，事情就这么定了。
排队上船必须等一个小时，好在莫斯科人早已习惯了排队，快中午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寒冷清澈的湖面上。瓦伦丁和德米卡轮流划桨，女孩们则坐在船上晒太阳，似乎没人有闲聊的念头。
到了湖对岸以后，他们把船系在一个狭小的码头上。瓦伦丁脱下衬衫，德米卡跟着也脱了。安娜脱下了衬衫和长裤，里面穿着件天蓝色的三点式泳衣。德米卡知道这是比基尼，在西方非常流行，但之前他从来没见过，他对心中被撩起的激情感到非常尴尬。德米卡无法把自己的视线从安娜光滑的肚子和美妙的肚脐上挪开。
让他失望的是，尼娜并没有褪下衣服。
他们一起吃三明治，瓦伦丁拿出了一瓶伏特加。德米卡知道，营地的小卖部不出售任何酒类。瓦伦丁告诉他们，“酒是从游艇管理员那里弄来的，他那有一些私货。”德米卡对此并不奇怪：从电视机到蓝色的牛仔裤，人们需要的大多数东西只能在黑市上买到。
他们传递着酒瓶，轮流喝上一口，安娜和尼娜都喝下了一大口。
尼娜用手背擦了擦嘴。“你们俩都是在公园管理部门工作吗？”
“不是，”瓦伦丁笑道，“德米卡太过聪明了。”
德米卡说：“我在克里姆林宫上班。”
尼娜的兴趣来了。“你做什么工作？”
德米卡不大想说，因为说出来像是在自夸似的。“我是总书记的助理之一。”他扭扭捏捏地说。
“你是说赫鲁晓夫同志吗？”尼娜吃惊地说。
“是的。”
“你怎么当上他的助理的？”
瓦伦丁插话说：“我不是说了嘛，他是个聪明人，他到哪儿都是尖子生！”
“光学习好根本没用，”尼娜干脆地说，“你还认识什么人？”
“我外公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在十月革命中参加了攻陷冬宫的那场战役。”
“这无法让你进入克里姆林宫任职。”
“我爸爸在克格勃工作——不过他去年就死了。我舅舅是个将军。而且，我也挺聪明的。”
“还很谦卑。”尼娜的声音里不乏讽刺，“你舅舅叫什么？”
“弗拉基米尔·别斯科夫，家里人都叫他沃洛佳。”
“我听说过别斯科夫将军的大名，原来他是你舅舅啊！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你怎么还会穿家庭制作的短裤呢？”
德米卡很疑惑。听说了他的出身以后，尼娜才第一次对他表示出兴趣，但他弄不清尼娜的态度是尊敬还是轻蔑。或许她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吧。
瓦伦丁站起身。“跟我四处走走，”他对安娜说，“让他们俩留在这讨论德米卡的短裤吧。”他朝安娜伸出手。她抓住了他的手，任由他把她拉了起来。接着两人手牵着手走进了森林。
“你的朋友不喜欢我。”尼娜说。
“他喜欢安娜。”
“她很漂亮。”
德米卡轻声说：“你也很漂亮。”这句话没经过思考就脱口而出了，但他是真心实意的。
尼娜像是对他进行再评估似的打量着他。打量了一会儿以后她问：“你想去游泳吗？”
德米卡对游泳不是很热衷，但他很想看尼娜穿泳装的样子。他脱下短裤：德米卡在短裤里面还穿了条游泳裤。
尼娜没有穿比基尼，而是穿了件棕色尼龙的连体泳装，不过连体泳装把尼娜的身体衬得错落有致，因此德米卡丝毫没有失望。尼娜和苗条的安娜正好相反，她前凸后翘，喉咙上长着雀斑。看到德米卡盯着自己，她转过身，跑到湖里去了。
他紧跟在后。
尽管太阳高照，湖水却凉得刺骨，不过德米卡还是很喜欢湖水通彻全身的感觉。为了保持体温，两人都游得非常卖力。他们游到湖中心，然后又慢慢地向岸边游去。还没游到岸边，德米卡把脚伸到湖底。湖水正好平齐在两人的腰部。这时德米卡正对着尼娜的胸部。冰冷的湖水使尼娜露点了，透过泳衣显得一清二楚。“别盯着了。”尼娜顽皮地用湖水泼德米卡的脸。
德米卡泼还回去。
“有你好瞧的。”尼娜抓住德米卡的头，想把他的头按下水。
德米卡挣扎着抱住她的腰。两人在水中闹成一团。尼娜虽然体重不轻，但身体长得很扎实，德米卡很喜欢这种坚硬的感觉。他用两只手臂抱住她，把她的双脚抱离了湖底。她笑着跳着想挣脱出德米卡的怀抱，德米卡却抱得更紧了。他感觉到尼娜柔软的胸部顶在自己脸上。
“我投降！”尼娜高声大叫。
德米卡不情愿地把尼娜放了下来。他们相互凝视了一会儿。他从她眼中看到一股激情。有些东西改变了尼娜对他的态度：伏特加，意识到他是有权势的官员，水里的戏耍，或者以上全部。德米卡不想管这么多。他在尼娜的笑容里看到了邀请的意味，于是他便吻了她。
尼娜热情地回吻着他。
德米卡忘却了湖水的冰冷，全情投入在了嘴唇和舌头的感官刺激之中。但过了几分钟尼娜却冻得不行了，她挣脱开德米卡的怀抱说：“我们回岸上吧。”
德米卡抓住尼娜的手淌过浅滩上了岸。两人并肩躺在草地上，又开始亲吻起来。德米卡爱抚着尼娜的胸部，心想失去童贞的日子也许快到了。
两人的欢爱被麦克风里沙哑的喊声打断了：“把你们的船开回来！你们的时间到了！”
尼娜喃喃道：“风化警察。”
尽管心里很失望，但德米卡还是咯咯笑了。
他抬起头，看见一艘装载着外挂发动机的橡皮艇在离岸一百多码的湖面上驶过。
他挥挥手表示明白。船的租用时间是两个小时。他猜测给管理人一些贿赂可以延长租用的时间，但他在租船时没想到这一层。毕竟一开始，他也没想到自己和尼娜之间的关系会进展得如此迅速。
“得等他们回来了再走。”尼娜说。好在瓦伦丁和安娜很快就从树林里钻了出来。瓦伦丁和安娜只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而已，德米卡心想，听到麦克风里的喊声以后他们就走出来了。
德米卡、瓦伦丁和两个女孩隔开一小段距离，各自在泳衣外面套上了衣服。德米卡听见尼娜和安娜小声谈论着什么，安娜的说话声非常急促，尼娜笑着，不时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安娜意味深长地看了瓦伦丁一眼。这似乎是个预先说好的信号。瓦伦丁点点头，转身轻轻地对德米卡说：“今晚我们四个去跳民间舞，跳舞回来以后，我和安娜会进我们住的帐篷，你和尼娜去她们住的帐篷，你看这样行吗？”
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这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德米卡问：“你和安娜刚才就商量好了吗？”
“是的，尼娜也同意了。”
德米卡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交上了这样的好运，他可以一晚上搂着尼娜厚实的身体了。“她喜欢我！”
“都是短裤的功劳！”瓦伦丁打趣道。
上船以后，他们划船返回游船码头。姑娘们说回去以后她们要先洗个澡。德米卡不知道该如何迅速地打发掉到晚上的这段空白。
回到码头，他们看见码头上站着一位穿黑西装的男人。
德米卡本能地预见到这是位找他的信使。我早该就知道，他遗憾地心想，事情不可能这么顺的。
下了船以后，尼娜看到了码头上穿着西装直流汗的人，“我们不会因为用船的时间过长而被捕吧？”她半开玩笑地说。
德米卡问来人：“你是来找我的吧，我是德米特里·德沃尔金。”
“没错，德米特里·伊里奇同志，”穿黑西装的男人使用德米卡的父名以表尊敬，“我是你的司机，负责送你去机场。”
“什么事这么急？”
司机耸了耸肩。“总书记要你马上回去。”
“我先去拿我的包。”德米卡遗憾地说。
尼娜小声地安慰了他两句，但脸上的表情却非常失落。
汽车把德米卡带到了莫斯科西南的伏努科沃机场，维拉·普莱特纳拿着一个大信封和一张前往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的机票正在那等着他。
此时赫鲁晓夫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他的别墅，或者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家：坐落于黑海之滨度假胜地匹斯达的政府公寓。德米卡要去的正是匹斯达。
此前，德米卡还从来没坐过飞机。
他不是唯一一个假期被缩短的助理。在出发大厅正要打开信封的时候，大夏天仍然穿着件法兰绒衬衫的叶夫根尼·菲利波夫走到他面前。菲利波夫表情很开心，对德米卡来说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的策略失败了。”他心满意足地对德米卡说。
“发生了什么？”
“肯尼迪总统发表了电视演讲。”
打从维也纳峰会以后，肯尼迪连续七个星期没有发声。美国对苏联要和东德签定条约夺取西柏林的威胁一直没作出回复。德米卡觉得肯尼迪太过懦弱，没胆量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演讲是关于什么的？”
“他告诉美国人民要准备进行战争。”
所以紧急事件就是这个。
登机广播响了。德米卡问菲利波夫：“肯尼迪具体说了些什么？”
“对于柏林，肯尼迪说，‘对柏林的进攻等同于对我们美国的攻击。’演讲稿全文就在你手里的信封里。”
他们登上飞机。德米卡仍旧穿着度假时的短裤。他们乘的是一架图-104喷气客机。客机起飞时德米卡看了看窗外。他知道飞行原理，机翼弯曲的上表面形成气压上的差异，从而把飞机带动起来。但飞机起飞时德米卡仍然觉得这像是魔法。
过了一会，他把视线从机舱外挪开，打开了信封。
菲利波夫没有夸大其词。
肯尼迪不仅仅发出了威胁。他提出要让征兵的数量变成现在的三倍，组织起预备役军人，并把美军的规模扩大到一百万人。他准备建立起一条通往柏林的空中运输线，向欧洲派遣六个师，并准备对华约组织国家进行经济制裁。
他已经把军费预算增加到了三十亿美元以上。
德米卡意识到赫鲁晓夫和谋士们制定的战略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都低估了这位年轻英俊的总统。他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赫鲁晓夫还能做些什么？
他也许会辞去总书记的职位。苏共的前两位总书记都是终身制——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死在任上——但在改革后的苏联，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德米卡读了两遍演讲稿，飞机上剩下的两个小时他一直都在凝神细思。他想到，为了逃脱辞职的命运，赫鲁晓夫只有一个选择：解雇所有顾问和助理，招募新顾问，对苏维埃主席团进行大洗牌，赋予政治上的对手更大的权力。用这些措施证明自己错了，将来会作出更加英明的决策。
无论如何，德米卡在克里姆林宫的短暂里程都到头了。也许自己野心太大了吧，他沮丧地心想。毫无疑问未来等待他的生活不会比现在风光。他很想知道体态丰饶的尼娜在知道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之后还会不会和他共度良宵。
客机降落在第比利斯，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把德米卡和菲利波夫专送到黑海岸边的一条飞机跑道上。
外交部的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跑道边等待他们。海边湿润的气流卷起娜塔亚的头发，使她看上去非常诱人。“普沃克金传来了一条坏消息，”汽车驶离飞机以后娜塔亚说，米哈伊尔·普沃克金是苏联驻东德的大使，“他说移民去西柏林的人越来越多。”
也许是因为没有在娜塔亚之前知道这个消息，菲利波夫似乎有点气恼。“具体的移民数字是多少？”
“每天有近千人。”
德米卡大吃一惊：“每天有近千人吗？”
娜塔亚点点头。“普沃克金说东德政府已经出现了松动，再这样下去，东德政权就要垮了。老百姓很可能会发动起义。”
“看到了吗？”菲利波夫问德米卡，“这就是你们的政策导致的结果。”
德米卡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沿着岸边公路，娜塔亚把车开到一个森林环绕的海湾，进入一道长长的粉刷墙之间的一扇大铁门。进门以后，德米卡看见修剪整齐的草地上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别墅，别墅的二层有个大大的阳台。别墅的边上有个标准游泳池，这是德米卡第一次看到带有游泳池的别墅。
“他在海边。”一个保镖朝别墅的另一边摆了摆头。
德米卡穿过树丛走向铺着鹅卵石的海滩。一个携带着机关枪的士兵仔细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挥手让他过去了。
德米卡在一棵芭蕉树下找到了赫鲁晓夫。这个世界上第二有权的人又矮又胖，头上没有了头发，长得非常丑陋。他穿着一条吊带裤，上身穿着袖子卷起的白色衬衫。他坐在一把藤制的海滩椅上，椅子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杯和一个玻璃水壶。他似乎在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
看到德米卡，赫鲁晓夫问他：“这条短裤是从哪弄来的？”
“我妈妈自己缝的。”
“我也应该弄条这样的短裤穿穿。”
德米卡说出他已经演练过的台词。“总书记同志，我马上就向你辞职。”
赫鲁晓夫无视了他。“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就将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上全面超越美国。”赫鲁晓夫似乎在继续正在进行的谈话，“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如何防止霸权主义国家主导全球政治以及遏制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你说说看，我们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德米卡老老实实地说。
“看看这个。”赫鲁晓夫说，“假设我是苏联。”他拿起水壶，把水壶里的水缓慢地倒进水杯，直到水满到杯子的边缘才停了下来。他把水壶递给德米卡。“你代表美国，”他说，“现在，请你把水壶里的水往杯子里倒。”
德米卡照办了。杯子里的水满了出来，水杯底下的白色台布被水浸湿了。
“看到了吗？”赫鲁晓夫像是证实了一个论点似的说，“杯子满了以后，再想倒水就不成了。”
德米卡愣住了。他提出了赫鲁晓夫想要他问的那个问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先生，这个实验代表了什么？”
“这个玻璃杯代表国际政治，冲突双方都想把水倒进去。水一旦满出来以后，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德米卡明白了赫鲁晓夫的意思。“当形势紧张到千钧一发时，双方的任何动作都会导致战争。”
“说得没错。美国人不比我们更想卷入战争。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刻意营造紧张局势——把局势渲染到一触即发——美国总统反而一筹莫展了。除了发动战争，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必须什么都不做。”
德米卡意识到这是个绝妙的决策。势力较弱的一方也能主导世界形势。“所以现在肯尼迪也无能为力？”
“因为他的下一举动只能是开战。”
德米卡很想知道这是赫鲁晓夫的长期策略吗？还是形势不妙以后编出的短期预案？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等应变能力的话赫鲁晓夫也当不上总书记。追究是长期策略还是短期预案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你准备如何应付柏林存在的危机呢？”他问。
“我们要造一堵墙。”赫鲁晓夫说。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九章
乔治·杰克斯带维雷娜·马昆德去赛马俱乐部吃午饭。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俱乐部，而是设在费尔法克斯饭店里的时髦餐厅，肯尼迪家族经常光顾。乔治和维雷娜是餐厅里穿着最考究的一对男女，维雷娜穿着一件条纹棉布制成的格子连衣裙，腰上扎着根红色的宽皮带。乔治穿着件深蓝色的亚麻夹克，戴着条纹领带。尽管穿着得体，侍者还是把他们带到了厨房门边的一张桌子。虽然华盛顿是个包容性很强的大都市，但不是没有偏见，乔治尽量不让这种偏见影响到自己。
维雷娜是和父母一起到华盛顿的。这天，白宫方面邀请诸如马昆德家这样知名度高的支持者参加答谢鸡尾酒会——乔治知道，举办鸡尾酒会的另一个目的是让这些人在下一次选举中也站在肯尼迪这边。
维雷娜赞赏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我已经好久没在正经餐馆里吃饭了。”她说，“和华盛顿比起来，亚特兰大简直是一片荒漠。”在父母都是好莱坞明星的维雷娜看来，生活的奢华是应当的。
“你应该搬到华盛顿来住。”乔治看着她那对动人心魄的绿眼睛说。维雷娜身穿的无袖裙正好映衬出她咖啡色的完美皮肤，她很清楚这点。如果维雷娜搬到华盛顿的话，乔治一定会约她的。
乔治想忘了玛丽亚·萨默斯。他目前正在和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当秘书的历史学本科毕业生诺琳·拉蒂默约会。诺琳漂亮可人，是个不错的女孩，但那不管用：乔治老是想着玛丽亚，也许维雷娜可以成为一剂更有效的良药。
自然，他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维雷娜。“在佐治亚待得越久，你和时尚就离得越远。”他说。
“有所失必有所得。”维雷娜说。“我在为马丁·路德·金工作。和肯尼迪相比，金牧师更能推动美国的历史。”
“那是因为金牧师只有民权运动要考虑，总统考虑的事要比他多得多。总统是整个自由世界的捍卫者。现在他的心思全都放在了柏林上面。”
“这难道不奇怪吗？”维雷娜说。“他去为东德的德国人争取自由和民主，却不给南方黑人自由和民主。”
乔治笑了，维雷娜总是这么好斗。“这无关信仰，”他说，“要看他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她耸了耸肩。“那你去不去司法部又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去之前，司法部雇佣了九百五十名律师，其中只有十名是黑人。我已经算这种改进的十分之一了。”
“至今为止，你在司法部都做了些什么？”
“司法部对州际商务委员会推行了强硬政策，鲍比要求他们在汽车服务业取消种族隔离设施。”
“你凭什么认为现在的政策比以前的更有效力呢？”
“到现在为止，改变确实不大。”乔治很灰心，但不想把自己的灰心丧气暴露在维雷娜面前。“鲍比的私人团队里有个叫丹尼斯·威尔逊的白人小伙子，他把我视为威胁，一直不让我参加真正重要的会议。”
“他怎么能那样做？你是鲍比·肯尼迪雇佣的——他难道不想让你也参与进其中吗？”
“我需要赢得鲍比的信任。”
“你就是件装饰品，”维雷娜鄙夷地说，“有你在那的话，鲍比就能向人宣称自己在民权问题上参考了黑人的意见。他根本不用听你说了些什么。”
乔治害怕维雷娜也许没说错，但他没承认。“这就要看我了，我会让他听取我的意见的。”
“来亚特兰大吧。”维雷娜说，“金牧师的职位仍然向你开放。”
乔治摇摇头说：“我的事业在这里。”他回忆起了玛丽亚曾经说过的话，他把这句话向维雷娜重复了一遍。“抗议者可以引起巨大的影响，但改变世界格局的终将是各国的政府。”
“不全是如此。”维雷娜说。
走出餐厅，他们在宾馆大堂瞧见了等在那的乔治母亲。乔治约母亲在这见面，没想到母亲一直等在餐厅外面。“为何不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乔治问她。
杰姬没有理会儿子的问题，而是和维雷娜搭上了话。“我记得我们在哈佛的毕业典礼上曾经见过一面，”她说，“维雷娜，你近来过得怎么样？”她不像平时那么有礼，乔治知道，这是她不太喜欢维雷娜的表现。
乔治把维雷娜送上出租车，吻了吻她的脸颊。“很高兴又见到你。”他说。
送走维雷娜之后，乔治和母亲步行前往司法部大楼。杰姬·杰克斯想看看儿子工作的地方。乔治安排母亲在安静的一天——当鲍比·肯尼迪前往华盛顿城外七八英里的中央调查局总部兰利时，过来参观。
杰姬请了一天的假，她像去教堂似的戴上了帽子和手套。母子俩并肩迈步时，乔治问母亲：“妈妈，你觉得维雷娜怎么样？”
“她很漂亮。”杰姬很快回答道。
“你会欣赏她的政治立场的，”乔治说，“赫鲁晓夫也会。”他在夸大其词，但杰姬和维雷娜确实都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她认为古巴人有权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的确有权这样做。”杰姬认同这个观点。
“那你不喜欢她什么？”
“我没有不喜欢她。”
“妈妈，男人的直觉不是那么强烈，但我从小就在观察你，我知道你持保留意见时是什么样的。”
杰姬展开笑颜，亲昵地碰了碰儿子的胳膊。“你被她吸引了，这并不奇怪，她是个令人无法抗拒的女孩。我不想说你喜欢的人的坏话，只是……”
“只是什么？”
“和维雷娜结婚可能很辛苦。我有种感觉，她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的意愿放在第一位。”
“你觉得她很自私，是吗？”
“人人都很自私，我觉得她是被惯坏了。”
乔治点点头，试着把怒气压了下来。杰姬也许是对的。“不必担心，”他说，“她决定留在亚特兰大。”
“也许这对你们俩都好，我只是想让你过得幸福点罢了。”
司法部坐落在白宫对面一幢宏伟的古典大楼内。走进大楼时，杰姬的表情非常骄傲。她很高兴儿子能在这么一幢久负盛名的大楼里工作。乔治很开心她有这样的反应。杰姬完全有理由这么高兴：她把一生都给了乔治，这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母子俩走进司法部大厅。杰姬很喜欢墙上展示美国人众生像的著名壁画，但对一只女性乳房露在外面的“正义精神”铝像提出了疑问。“我不是个假正经，但我不明白正义怎么会要把乳房露在外面，”她问，“这是什么原因？”
乔治想了想：“是想表示正义没有什么掩着瞒着的吧？”
杰姬笑了笑：“这个解释不错。”
他们坐电梯上楼。“你的胳膊怎么样？”杰姬问儿子。
石膏已经拆了，乔治也不再需要吊带。“伤处还时常会疼，”他说，“我发现把左手放兜里会好一些，这会给胳膊一点支撑。”
他们坐电梯到五楼。乔治把杰姬带进他和丹尼斯·威尔逊以及其他几位律师共用的办公室。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就在这间办公室隔壁。
丹尼斯坐在他的邻桌，靠近门口。丹尼斯脸色苍白，头上的金发早早开始秃了。乔治问丹尼斯：“他什么时候回来？”
丹尼斯知道他指的是鲍比。“至少一小时内不会回来。”
乔治对母亲说：“跟我来，我带你参观下这里的部长办公室。”
“你确定这会没问题吗？”
“他不在这，他不会介意我们在他不在的时候参观一下的。”
乔治带杰姬穿过接待区，向坐在接待区里的两位秘书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面上贴着胡桃木嵌板，墙边有个巨大的石头壁炉，地板上铺着条纹地毯，窗前挂着幅百叶窗，休闲桌上放着把台灯，与其说是办公室，还不如说是乡间庄园的一个客厅。办公室很大，但鲍比却把它弄得十分零乱。房间里有个鱼缸和一个老虎的绒毛玩具。他的老板桌上散布着各类文件、烟灰缸和家族里的照片。办公椅后面的架子上放着四部电话。
杰姬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联合车站旁住的地方吗？”
“我当然记得。”
“这间办公室比我们当时住的地方还大。”
乔治往周遭看了一圈。“的确是这样哎。”
“这个桌子比你四岁之前你和我睡的那张床还大。”
“我们还有狗都睡在那张床上。”
桌子上放着一个鲍比敬仰的美国特种部队的标志性绿色贝雷帽。但杰姬更感兴趣的是桌子上的那些照片。乔治拿起桌子上的镜框，里面是鲍比和妻子艾瑟尔及他们的七个孩子在家门口的大草坪拍摄的照片。“这是在他们弗吉尼亚麦克莱恩市希科里山的家里照的。”说完他把照片递给了母亲。
“我喜欢这样，”杰姬端详着照片说，“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办公室里响起带着波士顿口音的坚定男声：“你们是在说谁比较顾家啊？”
乔治转过身，看见鲍比·肯尼迪走进办公室。鲍比穿着件皱巴巴的浅灰色夏装，他的领带松开，衬衫纽扣也没有扣。他生着一排很大的兔牙，没有哥哥那么英俊。
乔治很慌张。“很抱歉，先生，”他说，“我以为你一下午都不在呢！”
“没关系，”鲍比说，但乔治不知道他是否真心实意这么说，“这地方属于美国人民——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进来参观。”
“这是我的母亲，杰姬·杰克斯。”乔治说。
鲍比有力地握了握她的手：“杰克斯夫人，您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他说着，浑身散发出魅力，如同以往任何时候，他和自己的选民在说话一样。
杰姬的脸因为尴尬而涨红了，不过她的应对却特别流利。“谢谢你，”她说，“你有几个伶俐的孩子——我在照片里看到了他们。”
“我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即便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都非常棒！”
三个人都笑了。
鲍比说：“杰克斯夫人，很高兴见到你。欢迎您常来做客。”
尽管姿态非常优雅，但这毫无疑问是逐客令。乔治和杰姬离开了司法部长的办公室。
母子俩沿着走廊走到电梯前。杰姬说：“这场面真让人尴尬，但鲍比这个人的确不错。”
“我被摆了一道。”乔治生气地说，“鲍比从不会早到。丹尼斯故意误导了我们，他想让我在司法部长面前表现得很自负。”
杰姬拍了拍他的胳膊说：“就算这是今天最糟糕的事情，我们也毫发无损啊！”
“这还很难说，”乔治想起维雷娜刚才说他的工作只是在装饰门面而已，“你觉得鲍比让我来这只是为了制造他在听取黑人的观点的假象吗？”
杰姬想了想说：“也许是的。”
“如果去亚特兰大为马丁·路德·金工作，我的贡献也许会更大一些。”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我觉得你更应该留在这里。”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
乔治把母亲送出了司法部大楼。“你住的地方怎么样？”杰姬问。“下次我要去你住的地方看看。”
“那里很棒。”乔治在国会山附近的一幢高大狭窄的维多利亚式公寓楼内借了个顶层套间。“周日你过来吧。”
“能在厨房里给你烧顿饭吗？”
“那再好不过了。”
“会见到你女朋友吗？”
“我会叫上诺琳的。”
母子俩相互吻了吻脸颊以作告别。杰姬会去搭郊区线火车回她在乔治王子城的家。临走前她对儿子说：“你记住一点，愿意为马丁·路德·金工作的聪明人成百上千，但在鲍比·肯尼迪身旁为他工作的黑人却只有你一个。”
母亲的话是对的，乔治心想。她的话很少说错。
回到办公室以后，他没跟丹尼斯多说什么，而是自己回到办公桌前，为鲍比撰写一份有关校园种族隔离的报告。
下午五点，鲍比和助理们搭上一辆前往白宫的小巴，鲍比约好要在白宫和总统见面。这是鲍比第一次带乔治参加在白宫举行的会议，他很想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比以前更受信任了——还是这仅仅是个不怎么重要的会议而已。
走进白宫西翼以后，一行人走进了内阁会议室。会议室很大，一边有四扇大窗户。一张长条桌边放着二十来把深蓝色的皮椅。这个会议室里作出了许多震惊世界的重大决定，乔治严肃地想。
十五分钟以后，肯尼迪总统依然没有出现。丹尼斯对乔治说：“你去找戴夫·鲍尔斯，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鲍尔斯是总统的私人助理。
“没问题。”乔治说。在哈佛读了七年，但我现在干的却是跑腿的活儿，他心想。
和鲍比开会前，总统要参加为名人支持者举办的鸡尾酒会。乔治循着喧闹声往白宫的正厅走去，走到东厅，乔治在巨大的枝型吊灯下看到了一百来个总统的客人，这是他们开始饮酒的第二个小时了。他们有的在喝鸡尾酒，有的在跳舞。乔治朝正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人交谈的珀西·马昆德以及李宝宝招了招手。
总统不在这间屋子里。
乔治四下张望着，看见东厅一侧有个通向厨房的入口。据说总统为了避免被人拖住，经常利用员工出入口和后走廊。
乔治走过员工出入口，看见总统和助理们正站在员工出入口外面。相貌英俊的年轻总统穿着淡蓝色西服，白衬衫，打着条很窄的领带。他看上去又累又怒。“我不能和异族通婚的夫妇一起照相！”肯尼迪总统像是要充分表明自己观点似的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如果和他们照相的话，我会丢了上千万张选票的。”
舞会厅里乔治只见到了一对异族通婚的夫妇：珀西·马昆德和李宝宝。他感到很生气。自诩为自由派的肯尼迪总统竟然害怕和他们一起照相。
和英俊的总统完全不一样，戴夫·鲍尔斯是个大鼻子光头的中年人。他问总统：“那我该怎么办？”
“让他们离开这儿！”
戴夫和总统私交很好，不介意表现出自己在生气。“看在老天的份上，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啊？”
乔治不再愤怒，开始进行理智的思考。这对他来说会不会是个机会呢？完全没想好具体的应对之策，他就对总统说：“总统先生，我是乔治·杰克斯，我为司法部长工作。能让我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吗？”
从总统和戴夫脸上的表情，乔治完全猜得透他们在想些什么。如果珀西·马昆德在白宫遭辱，所有黑人马上都会站在总统的对立面。
“很好。”肯尼迪总统说，“乔治，谢谢你。”
“我这就去办。”说完乔治返回了舞会厅。
可他该怎么办呢？走过打蜡地板朝珀西和李宝宝走过去的时候他一直在努力地思考着。只要把他们带出舞会厅十五到二十分钟就行。他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啊？
除了真话，什么都可以说。
他走到正在谈话的一群人身旁，轻轻碰了碰珀西·马昆德的胳膊，他仍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珀西转过身，认出乔治，微笑着握了握乔治的手。“朋友们，都过来见见自由之行的勇士吧！”
李宝宝用两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像是怕他被谁给偷去了似的。“乔治，你是个英雄。”她说。
这是乔治意识到自己该说些什么了。“马昆德先生，李女士，我现在在为鲍比·肯尼迪工作，他想花些时间和你们聊聊民权方面的问题。可以把你们带到他那里去吗？”
“当然可以。”珀西说。很快乔治便把马昆德夫妇带出了舞会厅。
乔治很快就后悔说这话了。带马昆德夫妇走到白宫西翼的时候，他的心怦怦直跳。鲍比会怎么说？如果说“不行，我根本没这个时间”，不光马昆德夫妇会受到侮辱，鲍比也会觉得受到了冒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一切责任都会落在乔治身上。他为何没把嘴牢牢闭紧呢？
“我和维雷娜一起吃的午饭。”乔治和马昆德夫妇闲聊起来。
李宝宝说：“她喜欢在亚特兰大的工作。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总部的人不多，但他们做的事情却很伟大。”
珀西说：“金牧师是个伟人。在我认识所有的民权领袖中，他是最能打动人的一位。”
他们到达内阁会议室，走了进去。六七个人坐在长会议桌的一头，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聊天。看到进来的人，他们都露出吃惊的表情。乔治看到鲍比，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鲍比看上去又迷惑又生气。乔治说：“鲍比，你应该认识珀西·马昆德和李宝宝吧，他们想就民权方面的问题跟你聊上会儿。”
一时间，鲍比的脸气得通红。乔治意识到这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带不速之客给部长一个措手不及。但鲍比很快就露出笑容。“我感到非常荣幸！”他说，“伙计们，快先坐下，谢谢你们支持我哥哥的选战。”
乔治略松了一口气。情势没有朝最差的方面发展。鲍比恢复了平日的优雅。他问珀西和李宝宝他们所持的观点，真诚地谈到了南方民主党人在国会给肯尼迪兄弟造成的麻烦。夫妇俩感到非常荣幸。
没过一会儿，总统走进了会议室。他和马昆德夫妇握了握手，然后让戴夫·鲍尔斯把他们带回东厅的鸡尾酒会。
门一关，鲍比就责骂起乔治来了。“别再对我这么干了！”他的脸抽筋，显然非常生气。
乔治发现丹尼斯·威尔逊露出了笑容。
“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鲍比继续发怒。
乔治觉得鲍比也许要揍他一顿。他踮起脚趾，准备躲过鲍比的重拳。他不顾一切地说：“总统想让他们离开东厅，他不想与珀西和李宝宝一起拍照。”
鲍比看了看哥哥，肯尼迪总统对他点了点头。
乔治说：“容我考虑不触怒他们的方法的时间只有三十秒。我对他们说你想见见他们。这个办法很有用，是不是？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得到了最高等级的接待。”
总统说：“鲍比，就是这么回事。乔治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乔治说：“我只是想确保他们在选举中对肯尼迪家族的支持。”
鲍比神色茫然地考虑了一会儿。“这么说，”片刻后他问乔治，“你让他们过来和我交谈，只是为了在总统合影时把他们排除在外吗？”
“是的。”乔治说。
总统说：“他的应对很快。”
鲍比的脸色变了。很快他开始大笑起来。总统随后也笑了。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鲍比用胳膊抱住乔治的肩膀。
乔治仍然很紧张，他害怕自己会被解雇。
鲍比说：“小乔治，你是我们的自己人。”
乔治意识到自己被核心层接纳了，他一下子瘫软下来。
不该如此骄傲。对自己的黑人同胞耍这种小伎俩，成为总统种族偏见的帮凶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乔治真想把自己的手好好洗洗。
这时乔治看见了丹尼斯·威尔逊脸上的狂怒，他的感觉一下子好了很多。

Part1 高墙 1961年 第十章
八月，丽贝卡第二次被召到秘密警察总部。
她非常害怕，不知道斯塔西这次想干什么。他们已经毁了她的生活。她踏入了一段虚假的婚姻，后来连工作也找不到，显然这是因为斯塔西命令学校不能雇佣她。丽贝卡不知道他们还能对她做些什么。斯塔西总不能在陷害了她这么多次以后还让她坐牢吧。
但斯塔西可以为所欲为。
天很热，丽贝卡坐公共汽车穿越柏林。斯塔西新的总部大楼和大楼里面的组织一样丑陋不堪。新大楼是个方形的石头盒子，里面住的是一群脑子不会拐弯的人。她又一次被护送上电梯，沿着墙面被漆成病态黄色的走廊朝前走。但这次她被送到了另一个办公室。等待丽贝卡的是她的丈夫汉斯。看到汉斯以后，她的恐惧被强烈的愤怒替代了。尽管汉斯有伤害她的权力，但满腔怒火的丽贝卡绝不会轻易就范。
汉斯穿着件之前她没见过的淡灰色西装。他的办公室很大，有两扇窗和一套全新的时尚家具：汉斯的职位远比她想象得要高。
她花了些时间鼓起勇气：“我还以为会见到舒尔茨队长呢！”
汉斯扭过头。“他不适合这种保密性很强的工作。”
看得出，汉斯在掩藏着什么。也许舒尔茨被开除了，也许被踢到了交警队。“他应该在派出所审问我，而不是把我带到这里来。”
“他本来就不该审问你。你给我坐下。”汉斯指着又大又丑的桌子前的一把椅子说。
椅子由铁管和硬质橘红色塑料所组成——丽贝卡猜测这是为了让受害者更不舒服。压抑着的愤怒让丽贝卡有力气和汉斯相抗衡。她没有坐下，而是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你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她说，“你费尽心思监视我的家人，结果却没找到一个间谍和破坏者。”她转身看着他，“你的上司们一定对你很生气。”
“事实完全相反，”汉斯说，“这被认为是斯塔西建立以后最为成功的一次行动。”
丽贝卡完全想不到他成功在哪。“你可没获取任何有趣的情报啊。”
“我的人列出了一张涵盖东德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表格，这张表格清晰地指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他骄傲地说，“其中最关键的信息都是在你家获得的。你父母认识反对派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其中有许多都到你家去过。”
丽贝卡皱起眉。大多数去她家的人以前的确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这很自然，她家的交际圈就是如此。“我们仅仅是朋友啊。”她说。
汉斯爆发出一阵嘲笑声。“仅仅是朋友吗？！我知道你觉得我们没那么聪明——和你住在一起时你经常这么说——但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脑。”
丽贝卡意识到，汉斯和其他秘密警察都认为——或至少是假装相信——民间存在着反政府的阴谋。要不然的话，他们的工作就根本没有意义。于是汉斯便根据进出弗兰克家的人虚构了一个以弗兰克家为基地，阴谋推翻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成员关系网。
但这个关系网其实是不存在的。
汉斯说：“当然，这份工作不需要以结婚为前提。我们原本计划，我只要和你调调情，就足以进入你家了。”
“我向你求婚一定让你非常困扰。”
“那时，这个项目进行得非常顺畅，从你那里得来的情报非常关键。在你家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为我们引出更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拒绝你的求婚，项目就进行不下去了。”
“你一定为自己的英勇感到非常自豪。”丽贝卡说。
汉斯死盯着丽贝卡。刹那间丽贝卡一点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汉斯在头脑中肯定在谋划着什么，但丽贝卡却不知道他在谋划什么。丽贝卡想到汉斯也许会触碰或亲吻她，这让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接着她像是要驱散这种想法似的摇了摇头。“叫你来这可不是谈论我们的婚姻的。”汉斯恼怒地说。
“那是为了什么？”
“你在职业介绍所引发了骚乱。”
“这能叫骚乱吗？我问排在我前面的男人他失业多久了。柜台后面的女人站起来朝我大嚷。‘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她尖叫着。我看着队伍前后的人，忍俊不禁地笑了。这难道算是骚乱吗？”
“你歇斯底里地大笑，并且笑个不停，结果被人赶出了职业介绍所大楼。”
“没错，我的确笑个不停。她的说法实在是太荒唐了。”
“这不叫荒唐！”汉斯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和所有恃强凌弱的人一样，碰到有人对抗他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她说得没错，”汉斯说，“东德没有人失业，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了失业这一资本主义国家的顽疾。”
“别这样，”丽贝卡说，“你又要让我笑了。那样一来，我又要被赶出这幢大楼了。”
“冷嘲热讽对你一点好处都不会有。”
丽贝卡看着墙上镜框里汉斯和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握手的照片。瓦尔特顶着圆圆的光头，下巴上长着山羊胡：和列宁滑稽地有几分形似。丽贝卡问他：“乌布利希对你说了什么？”
“他祝贺我升职为上校。”
“冷酷地误导妻子是促成你升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问你，如果我现在的境遇不算失业的话，那算是什么啊？”
“你现在正作为寄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败类接受调查。”
“太不讲道理了！从学校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为这个国家服务。连续八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因为工作出色，我得到了晋升，还承担了指引新人之类的额外工作。然而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斯塔西特工，随后我便被解雇了。接着我到六所学校应聘，每个学校都要我立即上任。但不知为何，很快校方又写信告诉我他们无法向我提供职位。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没人想要你当老师。”
“哪个学校都想要我，我非常出色。”
“你在意识形态上很不可靠。对极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来说，你这样的老师非常危险。”
“我的上一个学校对我评价很高。”
“你是说伯纳德·赫尔德吧，他也因为意识形态上的不坚定而在接受调查。”
丽贝卡觉得一阵恐惧。她极力控制自己，保持着不动声色的表情。如果能干的伯纳德因为她受牵连，那真是太可怕了。我必须向他示警，丽贝卡心想。
汉斯一眼看出了她的恐惧。“你动摇了，是不是？”他问，“我一直对他有所怀疑。你一定喜欢着他。”
“他想和我恋爱。”丽贝卡说，“但我不想欺骗你，只不过有时会幻想一下。”
“我会调查清楚的。”
“我已经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是在执行任务。”
“所以你就借指责我是寄生虫阻挠我得到工作。你想让我怎么办——也移民到西边吗？”
“不经允许的移民同样是种犯罪。”
“但许多人都移民了！听说每天移民去西边的人都快上千了。有教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还有警察。”她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舒尔茨队长是不是也移民了？”
汉斯似乎有点动摇。“这不干你的事。”
“从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这么说，舒尔茨也到西边去了。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么多受人尊敬的人都甘愿成为罪犯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想生活在一个能自由选举，比东德更为民主的国家吗？”
汉斯愤怒地提高了声调：“自由选举造就了希特勒——他们想要的是这个吗？”
“他们也许不想住在秘密警察可以为所欲为的国家。有你们在，老百姓就无法生活安稳。”
“只有那些掩藏罪恶秘密的人才会觉得生活不够安稳。”
“汉斯，我有什么秘密？快告诉我，你一定很清楚我的秘密是什么。”
“你是寄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害虫。”
“所以你就阻止我应聘，现在又以失业为理由威胁投我入狱。我想你会把我投入劳改营，是不是这样？那样我就有工作了，只是什么报酬都不会有。我热爱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远离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母亲经常在我面前说，她永远都不会移民到西边去。她觉得这就像是在当逃兵。”
丽贝卡不知道汉斯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
“非法移民的话，你就永远别回来了。”
丽贝卡知道汉斯的意思了，她感到非常绝望。
汉斯像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似的神采飞扬地说：“你再也别想见到你的家人了。”
丽贝卡心碎了。她离开秘密警察总部大楼，站在公共汽车站上。在失去家人和失去自由之间，她只能有一个选择。
她心怀沮丧地坐车前往之前工作的学校。走进学校，离愁别绪突然扑面而来：学生们的闲聊声，粉笔灰的气味，衣帽间里的足球鞋，墙上挂着的告示牌和“不准奔跑”的标志，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她无法自已。她意识到当老师是多么快乐。这是份非常重要的工作，她又很擅长这份工作。丽贝卡无法想象要放弃这份工作。
丽贝卡在教导主任办公室里找到了穿着一身黑色绒布西服的伯纳德。西服有点旧了，但黑色很适合他。丽贝卡推开门，伯纳德看到她快乐地笑了。“他们让你当教导主任了吗？”尽管这么问，但丽贝卡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才不会任命我当教导主任呢！”他回答说。“但现在还是我在代理，我喜欢这份工作。原先的教导主任安塞姆现在在汉堡的一所很大的学校当教导主任——拿我双倍的工资。你怎么样？快坐下跟我说说。”
丽贝卡坐下来，讲述了找工作的情况。“汉斯在报复我，”她说，“我不该把他那该死的火柴模型扔到窗外的。”
“也许不是因为这个。”伯纳德说，“这种事我以前经历过。男人有时会痛恨被他不公正对待的人。我想这是因为一看到被迫害的人，他就会自己的那段耻辱经历。”
伯纳德是个聪明人，丽贝卡错过了他。“恐怕汉斯对你也会心怀怨恨。”丽贝卡说，“他告诉我，因为给我写的那封推荐信，你也因为意识形态不坚定在接受调查。”
“老天啊！”他揉了揉前额上的伤疤，每到感到忧虑时他都会去揉额头上的伤疤。和斯塔西扯上关系肯定不会让人感到愉快。
“我感到非常抱歉。”
“别这样。我很高兴为你写了那封推荐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会为你写的。在这个该死的国家，总得有人说真话啊。”
“汉斯还说，他说……你非常喜欢我。”
“他嫉妒了吗？”
“很难想象他还会嫉妒。”
“这很自然，即便他是个暗探，也会难以阻挡地爱上你。”
“别荒唐了。”
“你来是为了向我示警吗？”伯纳德问。
“我还想告诉你……”即便是伯纳德，她也必须非常小心。“我还想告诉你，我可能有段时间见不到你了。”
“哦。”伯纳德会意地点了点头。
很少有人会坦承自己要投奔去西边。如果被秘密警察知道，即便只是暗中谋划也会被逮捕。如果不报告秘密警察的话，知道投奔西边意图的人也会因为知情不报惹上官司。除了最亲密的家人以外，这种事情对谁都不能泄露。
丽贝卡站起身。“谢谢你的友谊。”
伯纳德绕过书桌，抓住丽贝卡的双手。“该谢的是我，祝你好运！”
“你也好运！”
这时丽贝卡知道自己已经在潜意识中打定了去西边的决心。她怀着惊奇和渴望考虑着这样做的可能性和后果，没想到这时伯纳德突然低头吻了她一下。
丽贝卡没想到伯纳德会吻她。这是个轻柔的吻，伯纳德只是用嘴唇碰上她的嘴唇，并没有张开嘴。她闭上眼睛。经过了一年的虚伪婚姻之后，丽贝卡很高兴有人发现她的欲望和可爱。她想要用胳膊抱住他，但抑制了这种渴望。开始一段注定要结束的关系可不怎么明智。很快，她就移开了脸。
丽贝卡觉得自己快要落泪了。她不想让伯纳德看到她哭，鼓起勇气说了声再见，就飞快地转身离开了。
她决定在两天后的星期天早晨离开。
家里的所有人都早早起床送她。
她很难过，一点都吃不下早饭。“我也许会去汉堡。”丽贝卡在家人面前强装出愉快。“安塞姆·韦伯在那的学校当教导主任，他一定会雇佣我。”
穿着紫色丝质长袍的外祖母茉黛说：“只要去了西德，在哪里你都能找到工作。”
“可还是去一个有认识的人的城市比较好。”丽贝卡孤苦伶仃地说。
瓦利插话说：“汉堡的音乐演出很红火，我一毕业就去那和你会合。”
“毕业以后你必须找份工作，”父亲用嘲讽的语气对瓦利说，“对你来说，工作将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
“今天早晨就别吵了。”丽贝卡说。
父亲交给丽贝卡一个装着钱的信封。“到那边以后，马上打辆车。”他说，“让司机送你去马林菲尔德，”柏林南部腾佩尔霍夫机场附近的马林菲尔德有个难民中心。“到那去办移民手续。我想你要排几个小时队，有时甚至会是好几天。把事情都办完以后，到我的厂子里去。我会帮你办好西德的银行账户。”
卡拉已经满脸是泪了。“我们会经常见面的，”她说，“你任何时候都可以飞到西柏林，我们可以跨过边界去见你。我们还可以在万湖的湖滨上野炊呢！”
丽贝卡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拼命不让自己哭。她把钱放在唯一携带的小肩包里。带更多行李也许会使她在边境被东德警察逮捕。她想多在家待一会儿，但又怕这会使她失去勇气。她亲吻拥抱了所有的家人：外祖母茉黛，养父沃纳，养父母的儿女瓦利和莉莉，不是母亲胜似母亲、把她从苏联人手里救下来的养母卡拉。正是因为救命之恩，母女俩的感情才更为珍贵。
丽贝卡满眼是泪地离开了家。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天空碧蓝，万里无云。丽贝卡试着让自己开心一点：她即将远离德国共产党的暴政，开启自己新的生活。无论如何，她总能和家人再见的。
丽贝卡沿着旧城区中心的街道步伐轻快地朝前走。走过查理特医院门前的广场以后，她朝因瓦里登街走了过去。因瓦里登街的左边便是跨越斯潘杜运河的桑德克鲁格桥，每天有许多人通过运河上的桑德克鲁格桥前往西柏林。
但这天的情况却大为不同。
起初丽贝卡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排汽车堵在桥前。一群人站在车后面探头观望。也许桥上发生了撞车。但丽贝卡右边的蒂尔加登广场上站着二三十个无所事事的东德战士，战士们的身后停着两辆苏联坦克。
丽贝卡又迷惑又害怕。
她挤过人群，走到前面。这时是她知道究竟怎么了。桥的前面竖起了一道瘆人的铁丝网。铁丝网中间的每处缝隙都站着一个东德警察，不让任何人越雷池一步。
丽贝卡很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但又不想惹祸上身。这里离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不远：她可以在那坐地铁直接去马林菲尔德。
她转向南，脚步更快了，走之字形路线绕过几幢大学楼向车站走。
车站的情况同样不怎么妙。
几十个人堵在车站的入口处。丽贝卡挤到前面，看到墙上贴着的告示分外显眼：此处车站现已停用。楼梯顶上，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组成一道人墙。没人能上得了月台。
丽贝卡开始感到害怕了。选择的前两个越境点被封锁也许是个巧合，但也许不是。
从东柏林前往西柏林的地方有八十一处。离车站最近的一处是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在雄伟的拱门下和蒂尔加登大街接壤。丽贝卡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往南走。
向西转到菩提树下大街的时候，丽贝卡就知道这下麻烦了。这里同样站着士兵停着坦克。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前站着几百多号人。挤到人群前边以后，她同样面对着一道铁丝网。铁丝网竖在锯木架上，由东德警察守卫着。
瓦利这样的年轻人——穿着皮夹克、紧身裤，留着猫王埃尔维斯发型的小年轻——在远离警察的地方高声抗议。在西德那一边，服饰发型完全相同的年轻人也在高声抗议，还不断地向警察扔着石头。
到近处看，丽贝卡发现东德警察、边防军和工厂警卫正在挖洞，在这些洞里插上高高的水泥柱，在水泥柱间拉起铁丝网，显然是为了作长久的打算。
长久打算。想到这里，她的心降到了冰点。
她问站在身旁的人。“所有和西柏林交界的地方都建起这种墙了吗？”
“是的，”身旁的人说，“这群浑蛋。”
东德当局干了件没人料到他们会干的事情：在柏林中间竖了道墙。
而丽贝卡在错误的一边。

Part2 缺陷 1961-1962年 第十一章
前往“电气餐厅”和拉里·马维尼共进午餐时，乔治非常担心。乔治不知道马维尼为何要和他见面，但出于好奇，他还是同意了。两人年纪相仿，都在做高层的助理：拉里是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的助理。但他们的上司却互不相让：肯尼迪兄弟不信任军方。
拉里穿着空军中尉的制服。他一副军人模样，胡子刮得非常干净，头发剃得很短，领带系得很紧，鞋擦得锃亮。“五角大楼方面痛恨种族隔离制度。”他说。
乔治扬起眉毛。“真的吗？我以为军队历来不愿信任持枪的黑人。”
拉里举起手以示安慰：“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首先，这只是个姿态，军队看重的是实际的需要：从独立战争以来，黑人参加了合众国的每一次战争。其次，种族隔离已经成为了历史。现在，五角大楼需要各种肤色的青年服役。我们无法接受种族隔离造成的低效和花费：两种厕所，两种营房，本该并肩作战的人之间的偏见和恨意。”
“好，我相信你说的。”乔治说。
拉里吃了口烤奶酪三明治，乔治舀了勺墨西哥辣肉酱。拉里说：“看来赫鲁晓夫已经达到他在柏林的目的了。”
乔治知道这才是午餐真正的话题。“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和苏联打仗了。感谢上帝！”
“肯尼迪临阵退缩了，”拉里说，“东德政权原本就快要垮了。如果总统采取更强硬路线的话，那里本来很可能会发生政变。但那道墙挡住了涌向西方的难民，这样苏联就可以在东柏林为所欲为了。我们的西德盟友对此非常气愤。”
乔治吹了声口哨：“无论如何，总统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以加强苏联的统治为代价，这根本算不上是胜利。”
“这是五角大楼的看法吗？”
“差不多吧。”
军方的人肯定都那么看，乔治生气地心想。他现在明白了：马维尼来这里是希望向他表明五角大楼的立场，希望乔治能够给予支持。他告诉自己，我应该高兴才对，这意味着人们已经把我看作是鲍比核心团队的一员了。
可他不能任由别人攻击总统：“我本以为还能指望得上勒梅将军呢，人们不是都叫他‘炸弹客’勒梅吗？”
拉里皱起眉，即便觉得这个绰号可笑，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乔治觉得整天叼着根雪茄的傲慢老头配上这个绰号简直可笑极了。“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如果爆发核战争，最后剩下两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的话，那还是美国赢了。”
“我从没听他这样说过。”
“肯尼迪总统告诉他：‘你最好希望剩下的两个美国人是一男一女。’”
“我们必须更强势些，”拉里开始变得恼怒，“我们已经失去了古巴、老挝和东柏林，而且很可能再失去越南。”
“你觉得我们会拿越南怎么办？”
“派军队过去。”拉里张口就来。
“我们不是已经往越南派了几千个军事顾问了吗？”
“那还远远不够。五角大楼一次次向总统提出建议，让他把战斗部队派往越南。但他似乎没这个胆量。”
乔治觉得这种说法很不公平，他对此很是恼火。“肯尼迪总统不缺勇气。”他反驳道。
“那他为什么不对越南的共产党人发起进攻？”
“他吃不准我们会不会赢。”
“他应该向经验丰富的将军们取取经。”
“真是这样吗？进攻猪湾的愚蠢建议不正是那些将军们提的吗？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真的有经验，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总统由古巴流亡者进行的那次攻击一定会失败呢？”
“我们告诉他要实施空中掩护——”
“拉里，别硬撑了，猪湾事件的前提是避免把美国人卷入进去，怎么能空中掩护呢？形势变糟以后，五角大楼想派海军陆战队前去补救，但肯尼迪兄弟却怀疑起了你们的动机。你们让总统卷入一场由流亡者进行的注定失败的入侵，是因为你们想逼他派军队过去。”
“事实并非如此。”
“也许吧，但他认为你们现在想用同样的办法让他卷入越南这个泥潭，决定不被你们愚弄第二次。”
“看来他是因为猪湾事件对我们怀恨在心了。乔治，认真点儿，仅仅因为不想被军方愚弄就能任由越南走向赤化吗？”
“当然不能任由越南走向赤化，但也不是只有战争这一种方法。”
拉里放下刀叉。“要来些甜点吗？”他意识到自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乔治不会成为五角大楼的游说者。
“谢谢你，不用上甜点。”乔治说。乔治加入鲍比的团队是为了争取正义，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拥有和一般美国人同样的权利。和亚洲的共产主义作斗争还是留给别人去干吧。
拉里的脸色变了。他朝餐厅那头挥了挥手。乔治回过头，突然间被吓了一大跳。
拉里正在向玛丽亚·萨默斯挥手。
玛丽亚没有看见他。她已经把脸转向与她同来的一个白人女孩了。
“那是玛丽亚·萨默斯吗？”乔治满心疑惑地问。
“是的。”
“你认识她吗？”
“我们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同窗。”
“她来华盛顿干什么？”
“说来很有趣。玛丽亚应聘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一个职位失败了，但应聘的人没去就职，于是他们又找上她了。”
乔治非常激动。玛丽亚也在华盛顿——而且会一直在华盛顿上班！他决定在离开餐厅之前和玛丽亚搭上话。
他突然想到，也许可以从拉里这儿知道更多玛丽亚的事情。“你在法学院和她约会过吗？”
“没，她只和有限的几个有色人种出去约会过。她是那种冰美人。”
乔治没把这种说法当回事。对一些男人来说，对他们说不的女人都是冰美人。“有没有对她来说比较特殊的人？”
“有个人和玛丽亚约会了一年，但因为玛丽亚一直没肯和他上床而甩了她。”
“这并不奇怪，”乔治说，“她来自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一起参加了自由之行运动，我和她聊了很多。”
“她很漂亮。”
“没错，她的确很漂亮。”
两人平分付了账单。出去经过玛丽亚的餐桌时，乔治停下脚步跟她打了声招呼。“欢迎来华盛顿。”他说。
玛丽亚热情地笑了。“你好，乔治，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碰到你。”
拉里说：“玛丽亚，我刚刚还在跟乔治说你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个出了名的冰美人呢。”说完拉里大声笑了起来。
这只是个男生们爱开的玩笑，没什么稀奇，但玛丽亚脸红了。
拉里走出餐厅，但乔治留了下来。“玛丽亚，很抱歉他这样说，这让我很不好意思。这样说很没风度。”
“谢谢你，”玛丽亚指着边上的女孩说，“这是安东尼娅·卡贝尔，她也是个律师。”
安东尼娅瘦削、严肃，头发紧紧束在脑后。“很高兴认识你。”乔治说。
玛丽亚对安东尼娅说：“在阿拉巴马时，我差点被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撬棒砸中，乔治为了保护我弄折了胳膊。”
安东尼娅很受触动。“乔治，你是个真正的绅士。”她说。
乔治知道两个女孩正要离开：她们的账单在桌上的茶托里，压在几张纸币下面。他问玛丽亚：“我能陪你走回白宫吗？”
“当然可以。”玛丽亚说。
安东尼娅说：“我要去一下药店。”
三人走进华盛顿初秋的微风中。安东尼娅挥手说再见，乔治和玛丽亚向白宫走去。
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时，乔治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玛丽亚。玛丽亚穿着漂亮的黑色雨衣，雨衣里是件白色的高领毛衣。作为一名经常要参加白宫活动的政府雇员，她的穿着比较正式，但难掩脸上温暖的笑容。她相貌标致，鼻子和下巴都很小巧，棕色的大眼睛和柔软的嘴唇非常迷人。
“我和拉里在越南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乔治说，“我觉得他是想让我通过非正式渠道把军方的想法传达给鲍比。”
“应该是的，”玛丽亚说，“但总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五角大楼让步。”
“你怎么知道？”
“今晚他将发表演说，告诉国民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有界限的。我们不可能纠正所有错误，也不可能避免所有不幸。我刚写好这次演讲的新闻稿。”
“很高兴他能如此强硬。”
“乔治，你没听到我说了什么吗？我写的新闻稿！你不明白这有多了不起吗？以前只有男人才能写白宫的新闻稿，女人只有把稿子打出来的份！”
乔治焕发出笑容。“祝贺你。”乔治很高兴能和玛丽亚重新在一起。两人很快恢复了友谊。
“我一回到白宫就会知道人们对新闻稿的想法。司法部的情况怎么样？”
“自由之行运动似乎取得了成效，”乔治热切地说，“很快跨州的长途车都会钉上这样的标语：‘无论何种种族、肤色、宗教、国籍都可以乘坐。’车票也会印上这句话。”乔治对取得的成果非常自豪。“你看怎么样？”
“非常棒。”但玛丽亚很快抛出了关键问题，“这条法令是强制的吗？”
“那要看我们这些司法部的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付出的都多。我们好几次驳回了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当局的判例。其他州的许多城市已经作出让步，开始执行司法部的法令。”
“很难相信我们真的赢了。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卑鄙手段似乎永远使不完。”
“选民登记是我们的下一场战役。马丁·路德·金希望在今年年末把南方黑人选民的数量提高一倍。”
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南方各州难以违抗的新民权法案。”
“我们正致力于起草这部法案。”
“你是不是说鲍比·肯尼迪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
“当然不是。一年前他甚至没考虑颁布什么民权法令。但鲍比和总统很不喜欢白人在南方各州施以种族暴力的那些现场照片。这些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让肯尼迪兄弟面子上很难看。”
“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地缘政治。”
“是的。”
乔治想约她出来，但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他先要尽快斩断和诺琳·拉蒂默之间的恋情：既然玛丽亚已经到了华盛顿，他和诺琳之间就没前途可言了。但他觉得自己先得同诺琳了断才能和玛丽亚约会。若非如此就是对两位女性的欺骗。不会耽搁太久：没几天他就能见到诺琳了。
乔治和玛丽亚走进白宫西翼。黑人在白宫并不常见，遇到的每个人都盯着他们看。两人走进新闻办公室。乔治惊讶地发现新闻办公室空间狭小，挤满了桌子。七八个职员正专心致志地用灰色雷明顿打字机和几排闪着灯的电话机忙着各自的工作。隔壁房间传来电传打字机的咔嗒声，这种咔嗒声时而会被代表重要情报的铃声打断。乔治看到里头还有间办公室，他想那应该是新闻办公室主任皮埃尔·萨林杰的办公室。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没人闲聊或向窗外看。
玛丽亚把乔治带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向他介绍正在邻桌打字的三十来岁的红发女郎：“乔治，这是我的朋友内莉·福德汉姆小姐。内莉，大家为什么都不说话啊？”
内莉还没来得及回答，萨林杰就从自己的办公室里出来了。他个子矮胖，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欧式西服。肯尼迪总统正和他在一起。
总统对所有人笑了笑，他对乔治点点头，然后对玛丽亚说：“你就是玛丽亚·萨默斯吧？”他说，“你写的新闻稿非常棒——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做得很不错。”
玛丽亚高兴得涨红了脸。“总统先生，谢谢你。”
总统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要办。“来这儿之前你在干什么？”他饶有兴致地问玛丽亚。
“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读书。”
“你喜欢在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吗？”
“当然，这份工作非常令人兴奋。”
“你的工作做得很棒，继续努力。”
“我会尽上全力的。”
总统走出了办公室，萨林杰紧随在后。
乔治忍俊不禁地看着一脸茫然的玛丽亚。
过了许久，内莉·福德汉姆说话了：“他只要在这儿一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玛丽亚看着她。“是的，”她说，“刚才我就是这种感觉。”
玛丽亚有点孤独，但非常高兴。
她喜欢在白宫工作，身处这些聪慧、诚挚、只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们中间。她觉得在白宫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她知道自己必须和偏见作斗争——对女人以及黑人的世俗偏见——但她相信自己可以用智慧和决心超越这种偏见。
她家有不信邪的传统。玛丽亚的祖父索尔·萨默斯从阿拉巴马州的各各他步行到芝加哥，途中因为“流浪”被捕，在一座煤矿里服了三十天的劳役。在那儿，他看见有人因为企图逃跑而被棍棒活活打死。三十天后他没能获释，他跟煤矿的管理人讲道理，反而被暴打了一顿。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煤矿，历经千辛万苦抵达芝加哥，后来成了伯利恒福音教会的牧师。已经八十岁的他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还时不时在教堂讲道。
玛丽亚的父亲丹尼尔读了黑人大学和法学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里，他在芝加哥大多数人连张寄信邮票都买不起的南部郊区开了间律师事务所。玛丽亚经常听他回忆起客户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付给他律师费的事情：手工做的蛋糕，后院养的鸡孵出的鸡蛋，有时客户还会给他剃个头，做做木工什么的。罗斯福的新政使经济有所起色以后，他才成为芝加哥最有名望的黑人律师。
因此玛丽亚并不害怕逆境。但她的确很孤独。周围所有人都是白人。祖父萨默斯经常说：“白人没什么过错，他们只不过不是黑人。”她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白人即使整天在外面闲逛也不会被当作“流浪汉”，他们对阿拉巴马州直到1927年还在把黑人送往劳役营视而不见。如果她和周围的同事们提起这种事，他们只会怜悯地看上她一阵，然后回头继续自己的工作，她知道他们觉得她是在夸大其词。白人们觉得谈及偏见的黑人和抱怨病痛的病人一样讨厌。
她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乔治·杰克斯。男孩再怎么有吸引力，一个正经的女孩也不该主动去追，但她一到华盛顿就想去找乔治。她很清楚自己见了乔治该说些什么。自从两年前和弗兰克·贝克尔分手以后，乔治是她遇见过的最能让她倾心的男人。如果弗兰克向她求婚她肯定会答应，但弗兰克不想受婚姻的束缚，只想和她上床，她只能选择和弗兰克分道扬镳。当乔治和她一起走回白宫的时候，她以为乔治一定会提出约会，但乔治却没有约她，这让她非常失望。
玛丽亚和两个黑人姑娘租了一套公寓，但和她们毫无共同点。另外两个女孩都做秘书，只对时尚和电影感兴趣。
玛丽亚习惯了被视作异类。大学里很少有黑人姑娘，法学院里更是只有她一根独苗。现在她是白宫里除清洁妇和女厨师之外的唯一黑人女雇员。她从不为此而抱怨：所有人都对她很友善。但她却感到非常孤独。
遇见乔治后的第二天早晨，她正在办公室里研究菲德尔·卡斯特罗最新发表的演讲，从中寻找新闻办公室也许用得上的素材。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有个男人在电话里问她：“想去游泳吗？”
对方的波士顿口音听起来很熟悉，但玛丽亚却一时想不起他是谁。“你是哪位？”
“我是戴夫。”
打电话来的是总统的私人助理戴夫·鲍尔斯，人们常称他为总统的第一伙伴。玛丽亚和他说过两三次话。戴夫和玛丽亚在白宫遇到的大多数人一样和蔼可亲。
但戴夫的提议却让玛丽亚大吃一惊。“去哪儿游泳啊？”她问。
戴夫笑了：“当然是白宫。”
玛丽亚知道在总统办公室和西翼之间的西走廊有个游泳池。她没见过那个游泳池，但知道游泳池是为罗斯福总统而建的。她听说因为严重的背伤，肯尼迪每天至少要游一次泳。
戴夫说：“我还叫上了别的女孩子。”
一提到游泳，玛丽亚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头发。大多数坐办公室的黑人妇女都戴着假发或头套。白人和黑人都觉得黑人的自然卷和办公室里的气氛格格不入。这天玛丽亚就把头发梳成了蜂巢型，外面套上了一个头套，假发经过处理，模仿了白人妇女顺滑笔直的发质这不是什么秘密：每个看见她的黑人妇女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戴夫这样的白种男人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点。
她怎么能下水游泳呢？如果头发弄湿的话，玛丽亚精心打理的这个发型就全毁了。
玛丽亚非常局促，不知该对戴夫怎么说。但她很快找了个理由。“我没带泳衣。”
“这里有泳衣，”戴夫说，“我正午去接你。”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玛丽亚看了看表，离十二点还有十分钟。
她该怎么办？她可以从容地在浅水区游泳，不把头发弄湿吗？
她意识到自己刚刚没有说在点子上。她真正想知道的是他们请她去干什么。她还想知道总统届时会不会在场。
她看着邻桌的内莉·福德汉姆。内莉为白宫工作十年了，至今仍未婚。她曾经私下里告诉玛丽亚自己在几年前失恋了。加入白宫以后，内莉给了玛丽亚很大帮助。这时内莉一脸好奇。“‘我没带泳衣，’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被邀请去总统的游泳池游泳，”玛丽亚说，“我应该过去吗？”
“当然要去！但回来以后一定要把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告诉我。”
玛丽亚压低嗓门说：“他说那里还有几个别的女孩子，你说总统会在那儿吗？”
内莉四下看了看，发现没人才继续说，“杰克·肯尼迪喜欢在漂亮女孩子的簇拥下游泳吗？不喜欢才怪！”
玛丽亚仍然不知道该不该去。这时她想起了拉里·马维尼给自己起的“冰美人”的外号。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她才不是什么“冰美人”呢！二十五岁还是个处女，只是因为她还没遇见能真正把身体和灵魂相托付的男人，但她并不古板。
戴夫·鲍尔斯出现在门口：“可以走了吗？”
“噢，来了。”玛丽亚说。
戴夫·鲍尔斯领着玛丽亚经过玫瑰园的边缘走到游泳池门口。另两个女孩同时也到了。她们俩都是白宫的秘书，玛丽亚以前见过她们几次，每次两人都待在一起。戴夫给她们作了介绍：“这是珍妮弗和杰拉尔丁，叫她们珍妮和杰莉就好了。”
女孩们把玛丽亚带进换衣间，挂钩上挂着十来件泳衣。珍妮和杰莉很快把身上的衣物脱下。玛丽亚注意到两个女孩的身材都很棒。她不常见到裸体的白种女孩。珍妮和杰莉虽然都是金发，但阴毛都是深色的，呈现整齐的三角形。玛丽亚很想知道她们是不是用剪刀修整过。她从来没想过要用剪刀修剪阴毛。
换衣间里都是用棉布制成的连体式泳衣。玛丽亚没有选鲜艳的颜色，而是选了件中规中矩的深蓝色。穿上泳衣以后，她随珍妮和杰莉走到泳池边。
三面墙上画着描绘加勒比海风景的油画，画里有棕榈树，也有远航的帆船。另一面墙上挂着镜子，玛丽亚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穿着泳衣的模样。除了屁股大了点，自己不怎么显胖，她心想。深蓝色泳衣和她的深棕色皮肤也非常相衬。
玛丽亚看见游泳池一边的桌子上放着饮料和三明治。她非常紧张，没胃口去吃这些东西。
戴夫坐在游泳池边，裤脚卷起，光脚在池水里滑水。珍妮和杰莉高声说笑，在泳池里玩得不亦乐乎。玛丽亚坐在戴夫对面，把脚试探地伸进了池水。游泳池的水和洗澡水一样温热。
没几分钟，肯尼迪总统出现了，玛丽亚不禁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总统穿着平时穿的黑西装和白衬衫，戴着条非常窄的领带。他站在游泳池边，对姑娘们微笑。玛丽亚闻到总统身上发散出一股可人的柠檬古龙水味。肯尼迪总统问她们：“能让我加入吗？”好像这是她们的泳池，而不是他的。
珍妮说：“当然可以，快下来吧！”见到总统，珍妮和杰莉并不吃惊。玛丽亚推测她们不是第一次和总统一起游泳。
他走进换衣间，换了套蓝色的泳衣。总统身材瘦削，皮肤黝黑，也许是因为经常在海恩尼斯港科德角度假别墅经常荡舟，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他坐在游泳池边，然后轻柔地滑入水中。
肯尼迪总统游了几分钟。玛丽亚不知道母亲会怎么说。母亲一定不会同意她和任何一位总统以外的已婚男人一起游泳。但在白宫，在戴夫·鲍尔斯以及珍妮和杰莉面前，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总统游到玛丽亚坐着的地方。“玛丽亚，在新闻办公室工作得怎么样？”他煞有其事地问。
“谢谢你，先生。我的工作很顺利。”
“皮埃尔是个好上司吗？”
“是的，每个人都喜欢他。”
“我也很喜欢他。”
和总统离得这么近，玛丽亚发现他的眼角和嘴角有淡淡的鱼尾纹，红棕色头发之间也夹杂着几许银丝。总统眼睛的颜色没那么蓝，更接近于浅褐色。
总统知道她在观察他，玛丽亚心想。但他并没有介意。也许他习惯被人观察，也许他喜欢被人观察。他笑笑说：“你都在干些什么活？”
“什么活都干。”玛丽亚受宠若惊。也许总统只是礼数周到，但他似乎真的对玛丽亚感兴趣。“大多数时候我为皮埃尔做些调查，今天早晨我梳理了一份卡斯特罗的演讲稿。”
“你比我强多了，他的演讲稿长得看都看不下去。”
玛丽亚笑了，她的脑袋里有个声音在说：总统和我在游泳池一起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玩笑！她告诉总统：“皮埃尔有时会让我写新闻稿，这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叫他让你多写一些，你很擅长写新闻稿。”
“谢谢你，总统先生。我无法向你形容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来自芝加哥，是吗？”
“是的，先生。”
“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在乔治敦和两个在国务院工作的女生合住在一起。”
“不错，很高兴你能安顿好。我赞赏你至今为止的工作，皮埃尔也一样。”
他转身和珍妮说话，但玛丽亚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她兴奋极了。总统记得她叫什么。他知道她来自芝加哥，对她的评价也很高。他又那么英俊，她觉得自己都快要飞到月亮上去了。
戴夫看了看表说：“总统，十二点半了。”
玛丽亚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已经在这里逗留了半个小时。她以为才刚过了两分钟呢！总统走出游泳池，走进更衣室。
三个女孩走出游泳池。“吃个三明治再走。”戴夫说。女孩们走到游泳池边的小桌子旁。玛丽亚想吃点三明治——午餐时间到了——但她的肚子抽紧，似乎什么都吃不下去。她喝了一瓶含糖汽水。
戴夫离开了游泳池，女孩们换上了平时她们上班时穿的衣服。玛丽亚往镜子里瞧了瞧。她的头发因为游泳池里的湿气而有点潮，但还好没有弄乱。
她同珍妮和杰莉道了别，然后回到了新闻办公室。桌上放着厚厚一份卫生保健方面的报告。萨林杰给她留了张纸条，让她在一小时内完成两页的摘要。
她看了眼内莉，内莉问她：“游完了吗？那里怎么样？”
玛丽亚想了想，然后说：“还真不好说。”
乔治·杰克斯受命去联邦调查局总部见约瑟夫·乌戈。乌戈这时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私人助理。指令说联邦调查局得到了有关马丁·路德·金的重要情报，乌戈想把这个情报告诉司法部长的助理。
胡佛痛恨马丁·路德·金。联邦调查局没有一名黑人特工。胡佛还痛恨鲍比·肯尼迪。遭胡佛恨的有许多人。
乔治想拒绝。他一点都不想和背叛了民权运动和他个人的混球乌戈说话。乔治胳膊上的伤还时不时隐隐作痛——在那场种族分子引发的暴力事件中，乌戈袖手旁观，一直在抽着烟和警察聊天。
但如果是坏消息，乔治却想第一个知道。也许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了金的婚外情，或者类似的事情。乔治希望有机会阻断不利于民权运动的消息的传播。他不想让丹尼斯·威尔森之流把这件事大肆宣扬。为此，他必须去见乌戈，哪怕受到嘲笑也得去见。
联邦调查局总部在司法部大楼的另一层。乔治在局长套间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找到了乌戈。乌戈剃着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标志性短发，穿着灰色西装和白色尼龙衬衫，系着根淡蓝色的领带。乌戈面前的小桌子上放着一包薄荷卷烟和一个文件夹。
“你想干什么？”乔治问。
乌戈掩盖不了自己的喜悦，“扑哧”一声笑了。他说：“马丁·路德·金的一个顾问是个共党分子。”
乔治非常吃惊。这个指控能给整个民权运动抹黑。他感到非常忧虑。很难证明哪个人不是共党分子——但事实并不重要：戴上这个帽子就很难翻身。如同中世纪对巫师的指控一样，愚昧无知的大众很容易被这样的指控煽动起来。
“你说的那个顾问是谁？”乔治问乌戈。
乌戈似乎要更新回忆似的看了看文件。“斯坦利·列维森。”他说。
“不像是个黑人名字。”
“是个犹太人。”乌戈从文件夹里拿出张照片，递给乔治。
照片上是一个头发稀疏、戴着超大镜片的白人老头，戴着个蝴蝶型领结。乔治在亚特兰大见过金牧师和与他共事的许多人，却没见过这么个人。“你能确定他在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工作吗？”
“我没说他为金工作。他是个纽约的律师，还是个成功的生意人。”
“那他怎么称得上是金的‘顾问’呢？”
“他帮金出版书，在阿拉巴马的一起逃税案中为金辩护。他们不常见面，但经常打电话通气。”
乔治坐直身子：“你怎么知道他们经常打电话？”
“我有我的消息源。”乌戈自鸣得意地说。
“你指控金经常打电话给一个纽约律师，从他那里得到纳税和出书方面的建议。”
“重点不是律师，那家伙是个共党分子。”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
“我的消息源告诉我的。”
“什么消息源？”
“我不能把线人的身份告诉你。”
“司法部长有权知道。”
“你又不是司法部长。”
“你知道列维森的党员证号码吗？”
“你说什么？”乌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共产党员都有党员证，每个党员证都有编号。列维森的党员证编号是什么？”
乌戈装模作样在文件上找。“我想应该不在这份文件上。”
“看来你无法证明他是个共产党员。”
“我们不需要证据，”乌戈沉不住气了，“我们不准备起诉他。我们只是把怀疑报告给司法部长，这是我们的义务。”
乔治的嗓门升高了。“你们想诋毁金牧师，理由是他求助的律师是共产党人——同时却又提不出任何证据。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你没说错，”乌戈的大言不惭让乔治非常吃惊，“我们的确需要更多证据。所以我们请求监听列维森的电话。”监听请求必须得到司法部长授权。“这份文件是给你的。”乌戈向乔治递出手里的文件。
乔治没有去接。“监听列维森电话的话，你们会听到一些金牧师的电话。”
乌戈耸耸肩。“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人就要承担被监听的风险。这有什么问题吗？”
乔治觉得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搞窃听绝对有问题，但他没有这样说。“我们都没确定列维森是个共产党人呢！”
“所以我们才要去调查。”
乔治接过文件，站起身，然后推开门。
乌戈说：“胡佛下次见到鲍比肯定会提到这件事，因此别想加以隐瞒。”
乔治的确想过要隐瞒，但这时他却否定了这个想法：“当然不会。”知情不报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你会怎么办？”
“我会告诉鲍比，”乔治说，“由他来作决定。”说完他离开了乌戈的小办公室。
乔治坐电梯上了五楼。几位司法部官员刚刚走出鲍比的办公室。乔治往里看了看。和平时一样，鲍比没穿外套，袖子高高卷起，鼻梁上戴了副眼镜。他显然刚结束一个会。乔治看了看表：离开下一个会议之前还有几分钟时间。乔治走进鲍比的办公室。
鲍比热情地和乔治打了声招呼：“乔治，你来了啊，事情办得怎么样？”
打从乔治觉得鲍比要揍他的那天以后，鲍比就一直把他当作自己人看。乔治很想知道，司法部长是否一直走的是这种“不打不相识”的套路。
“不是什么好消息。”乔治说。
“坐下慢慢谈。”
乔治关上门。“胡佛说他在马丁·路德·金认识的人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
“胡佛这个爱找麻烦的舔屁眼的家伙。”鲍比说。
乔治吃了一惊。鲍比说胡佛是个同性恋吗？这看起来有些不太可能。鲍比可能只是发泄而已。“那个人叫斯坦利·列维森。”乔治说。
“是个什么人？”
“为金就税务和其他方面事情提供咨询的律师。”
“在亚特兰大开业吗？”
“不，列维森的事务所在纽约。”
“听上去不像是和金来往过密的人。”
“我也这样认为。”
“但这并不重要，”鲍比疲倦地说，“胡佛总能把事情说得比事实真相要糟上几百倍。”
“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列维森是共党，但却不肯告诉我他们掌握了什么证据，但也许他们会告诉你。”
“我才不想知道他们的信息是从哪来的呢。”鲍比举起手，手掌向外展，做出防卫的手势。“如果出什么岔子，事情就怪到我身上来了。”
“他们连列维森的党员证号码都不知道。”
“这是虚张声势，”鲍比说，“他们只是在猜测，但老百姓还是会信他们。”
“我们该怎么办？”
“金必须和列维森绝交，”鲍比果断地说，“这事传出去的话，金的名声就毁了。民权运动的混乱局面会进一步加剧。”
乔治觉得民权运动没什么“混乱”，但肯尼迪兄弟却这样认为。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胡佛的指控才是他们亟待处理的首要威胁。鲍比说得没错：只要金和列维森断绝关系，那一切都解决了。“怎样才能让金和列维森断绝关系呢？”乔治问。
鲍比说：“你飞到亚特兰大去告诉他。”
乔治有些恍然。马丁·路德·金以藐视权贵而著称。乔治从维雷娜那里听说金是软硬不吃的那种人。在平静的外表下，马丁·路德·金有一颗难以征服的心。“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跟亚特兰大方面约一下。”说完他朝办公室门口退了过去。
“乔治，谢谢你，”鲍比明显松了口气，“很高兴有你可以依靠。”
和总统一起游泳之后的第二天，玛丽亚拿起电话，听见电话里又一次传来了戴夫·鲍尔斯的声音。“五点半白宫的职员有个联谊会，”他说，“你想来参加吗？”
玛丽亚本打算和室友一起看奥黛丽·赫本和英俊潇洒的乔治·佩帕德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但白宫的低级职员是不能和戴夫说“不”的。只能让两个室友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尽情去欣赏佩帕德的精彩表演了。“让我去哪儿啊？”
“上楼就行。”
“上楼吗？”楼上可是总统的私人住处啊！
“到时候我带你上去。”说完戴夫便挂断了电话。
玛丽亚马上就后悔了，要是今天能穿上更漂亮一点的衣服那该多好啊！她穿着一条格子花纹的百褶裙和一件钉着镶金纽扣的白色女式上衣。她的头发刚刚剪成最近流行的短发，后面留得很短，前面的发梢只及到两侧的面颊。她觉得自己和华盛顿几乎所有的白领女孩没什么两样，心里担心极了。
她问内莉：“今晚的员工联谊会邀请你参加了吗？”
“没有，”内莉说，“在哪儿办啊？”
“楼上。”
“你可真幸运。”
五点十五分，玛丽亚去女厕所打理了头发和妆容。她发现厕所里没有其他任何一位女性职员在打扮，看来她们都没有被邀请。联谊会也许是为了欢迎新职员召开的吧。
五点半，内莉拿起手提包下班。“照顾好你自己。”她对玛丽亚说。
“你也多加小心。”
“我可不是在和你寒暄。”玛丽亚还没来得及问内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内莉就走出了办公室。
戴夫·鲍尔斯很快就现身了。他领玛丽亚出门，沿着西侧的柱廊走到游泳池入口，然后乘坐入口旁的电梯上了楼。
下了电梯，他们走进一个装着两盏枝形吊灯的大厅。这里的墙被漆成了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浅青绿色，为什么涂成这种颜色玛丽亚就没时间细究了。“我们现在在西大厅。”戴夫领她走过下一道门，进入一间放着几个舒适沙发，有面看得见日出的弧形窗户的房间。
珍妮和杰莉也在这里，但再没有其他人了。玛丽亚坐在沙发上，琢磨着还会不会再有人来。咖啡桌上有一个放着鸡尾酒杯和水壶的托盘。“喝杯代基里酒吧。”戴夫没等玛丽亚回答就给她倒了杯鸡尾酒。玛丽亚很少喝酒，但喝了口代基里酒以后，她却很喜欢这种酒的味道。接着她又从甜点盘里拿了块芝士泡芙，这就是所谓的联谊会吗？
“第一夫人会来吗？”玛丽亚问，“我很想见见她。”
片刻的冷场让玛丽亚觉得自己说错话了。过了一会戴夫才说，“杰姬去格伦奥拉了。”
格伦奥拉位于弗吉尼亚的米德尔堡，是杰姬·肯尼迪养马和纵马嬉戏的牧场。那儿离华盛顿只有一小时的车程。
珍妮说：“她把卡罗琳和小约翰也带去了。”
卡罗琳·肯尼迪四岁，小约翰才一岁。
如果嫁的是总统的话，玛丽亚心想，我才不会留下他一个人去骑马呢！
总统突然出现了，戴夫和三个女孩全都站了起来。
他看上去非常劳累，但笑容却和以往一样亲切。他脱下外套，把外套扔上椅背，坐上沙发，靠在沙发背上，然后把脚放上了咖啡桌。
玛丽亚觉得自己被世界上最尊贵的私人俱乐部接纳了，觉得非常高兴。她在总统家里，面对脚跷得老高的总统喝饮料吃甜点。不管未来怎样，她都会把这一刻牢记在心间。
喝光了杯子里的鸡尾酒以后，戴夫帮她又倒了一杯。
为什么把我叫来？玛丽亚觉得有几分不对劲。这里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只是个想快点升到助理新闻官的研究员，总统有什么事也找不到她啊？这里的气氛轻松，周围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这些人对她完全不了解。她又是上这来干什么的呢？
总统起身问：“玛丽亚，想参观下我的住处吗？”
总统带她参观自己的住处？谁会对总统说不呢？
“当然可以。”玛丽亚站起身。刚刚喝的代基里酒上了头，玛丽亚感到一阵晕眩，但这阵晕眩很快就过去了。
总统走过一扇边门，玛丽亚快步跟了上去。
“这里本来是间客房，但肯尼迪夫人把它改造成了餐厅。”总统说。餐厅里贴着美国独立战争的图片。中间的方桌相对于厨房来说显得太小了，玛丽亚心想，方桌顶上的枝形吊灯又显得稍微大了一点。但她的脑海始终被一个念头所占据：我，玛丽亚·萨默斯——独自和总统一起在总统的白宫住处！
总统面带微笑地直视着她的眼睛。“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他问，像是只有在听了玛丽亚的意见以后才能打定主意。
“我喜欢这里的装饰。”玛丽亚希望能想出更聪明的回答。
“从这走。”总统领着玛丽亚走回西大厅，进入走廊对面的另一道门，“这是肯尼迪夫人的卧室。”走进卧室以后，总统反手扣上了门。
“太美了。”玛丽亚叹道。
门对面是两扇长窗，挂着淡蓝色窗帘。玛丽亚的左手边是壁炉和沙发，下面铺着淡蓝色格子地毯。壁炉架上的镜框里镶嵌着几张很有品位的画，一看就是杰姬选的。房间另一边的床罩、蚊帐以及小茶几上的桌布同样也是淡蓝色，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即便在杂志上，玛丽亚也没看见过如此舒适的房间。
但她转念又想：总统为何将其称为“肯尼迪夫人的房间”呢？总统平时睡在这吗？卧室里的大双人床被隔成了两半。玛丽亚突然想起，因为严重的背伤，总统睡觉必须睡硬板床。
总统带玛丽亚走到窗边，两人一起看着窗外。柔和的夕阳照在南草坪和草坪边的喷泉上，肯尼迪的两个孩子时常在那里玩耍。“真是太美了！”玛丽亚惊叹道。
总统把手搭在玛丽亚的肩上。这是他第一次碰她，玛丽亚激动地抖了一下。总统身上的古龙香水味扑鼻而来，两人距离得如此之近，近得足以让玛丽亚分辨橘子味里的麝香和迷迭香味。总统露出极其迷人的淡淡微笑。“这是个非常私密的房间。”他小声说。
玛丽亚看着他的眼睛。“是啊。”她轻声说。玛丽亚觉得自己和总统非常亲密，似乎两人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爱他信任他一样。想到乔治·杰克斯，她涌起了一阵罪恶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毕竟，乔治还没有约过她。她把乔治抛到了脑后。
总统把另一只手放在玛丽亚的另一个肩膀上，轻轻地把她拉回到床边。两条腿碰到床以后，玛丽亚便坐在了床上。
总统把她继续往后拉，直到她的身体完全靠在他的手肘上。他直视着玛丽亚的眼睛，开始脱下玛丽亚的衬衫。这时，玛丽亚为衬衫上的廉价金色纽扣感到羞耻，这种纽扣实在不配出现在如此优雅的卧室里。脱下玛丽亚的衬衫以后，总统把手放在了玛丽亚的乳房上。
玛丽亚突然开始厌恶隔着她和总统的尼龙胸罩。她飞速地解开了剩下的纽扣，脱下衬衣，把手伸到背后解下胸罩，然后把衬衣和胸罩扔到一旁。总统仰慕地看着玛丽亚的双乳，用柔软的双手触碰它们。他先是轻柔地抚摸，然后用力抓住它们。
他把手伸进她的格子裙，脱去她的内裤。要是能像珍妮和杰莉那样事先把阴毛修剪一下那该多好啊，她想。
总统喘着粗气，玛丽亚的呼吸也急促起来。总统解开西装裤的皮带，脱下裤子，然后伏在玛丽亚的身上。
他总是这么迅速吗？玛丽亚不知道。
总统顺利地进入了她。遇到阻碍之后，他停下了动作。“你以前没做过吗？”他惊奇地问。
“这是第一次。”
“你可以吗？”
“可以。”她不仅可以，而且满心欢喜地渴望继续。
他推进得更轻柔了。有什么东西裂开来了，玛丽亚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她禁不住轻轻叫了出来。
“你可以吗？”总统又问了一次。
“是的。”玛丽亚不想让总统停下。
总统闭起眼睛，继续下去。玛丽亚打量着总统的表情，看着他一脸的专注和幸福的微笑。随着他满意地叹息了一声，一切结束了。
总统站起身，穿上裤子。
他手指角落里的一扇门笑着说：“那里有个浴室。”然后拉上了门襟。
暴露着身体躺在总统眼前，玛丽亚突然觉得非常尴尬。她飞快站起身，抓住衬衣和胸罩，弯腰捡起内裤，飞一般地朝浴室奔了过去。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问：“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失去了贞操，她想，我把贞操献给了一个伟人，他恰好是这个国家的总统……我喜欢这种感觉。
她穿上衣服，补了补妆。好在他没弄乱她的头发。
这是杰姬的浴室，玛丽亚突然感到有几分负罪感。她想立刻离开这里。
卧室里已经没人了。她走到门边，然后转身看了看自己刚才和总统睡过的那张床。
她意识到总统一次都没吻她。
玛丽亚进入西大厅。总统一个人坐在大厅里，脚跷在咖啡桌上。戴夫和女孩们已经不见了，留下托盘里的几个杯子和剩余的一些甜点。肯尼迪看上去很放松，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总统来说，这只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吗？
“想吃点东西吗？”总统问，“这里就有厨房。”
“不用了。谢谢你，总统先生。”
玛丽亚想：他刚和我睡了觉，但我仍然叫他总统先生。
总统站起身。“南门那里有辆车正等着送你回家。”说着他把玛丽亚带出大厅，“你还好吗？”这一天他第三次问。
“我很好。”
电梯来了。玛丽亚很想知道总统会不会和她吻别。
他没有。玛丽亚上了电梯。
“玛丽亚，晚安。”总统说。
“晚安。”话刚说完，电梯门就关上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乔治才找到机会和诺琳·拉蒂默说了分手的事。
他害怕这一刻的到来。
自然，以前他也和其他女孩分过手。只约过一两次很好分，只要不打电话就行了。从他的经验来看，谈了段时间的恋爱再分手，体验大致相同：两个人都清楚激情已经冷却，带着稍微一点遗憾分道扬镳。但诺琳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乔治和诺琳仅仅约会了几个月，两人发展的势头还算不错。乔治原本一直希望能很快和诺琳上床。诺琳一定想不到他会说分手的。
乔治约诺琳吃午饭。诺琳很想让乔治带她去白宫地下室名为“大食堂”的餐厅吃饭，但“大食堂”只招待男客。乔治也不想带诺琳去“赛马俱乐部”这种时髦的地方，害怕诺琳误以为他会求婚。最后，他选择了华盛顿政界人士多年来一直喜欢去的“老埃伯特餐馆”。
诺琳更像是个阿拉伯人，而不是黑人。她头发乌黑，皮肤呈橄榄色，鼻子的曲线很柔和，是个一等一的美人。她穿着件合体的蓬松毛衣：乔治觉得她这样穿是为了不触怒自己的上司。男人对办公室里外形居高临下的女性通常都很反感。
“对不起，昨天晚上临时取消了约会，”点完菜以后乔治说，“我被招去和总统开会了。”
“没事，我没法和总统相比。”诺琳说。
这话说得很没道理，诺琳当然没法和总统相比。但他不想和诺琳就这个话题纠缠下去。他道出了今天来的主题：“我想和你说个事，”他说，“认识你以前，我还认识另一个女孩。”
“我知道。”诺琳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乔治，我喜欢你，”诺琳说，“你很有趣，人也非常好，除了耳朵有点破相之外，相貌也没说的。”
“只是……”
“只是我看得出你恋上了别的女人。”
“真的吗？”
“我猜应该是玛丽亚。”诺琳说。
乔治非常吃惊。“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我面前提到她四五次，却从来没提过以前认识的任何一个别的女孩。不需要过多思考，就能知道她对你很重要。但她在芝加哥，因此我本以为能靠离你近而赢到你。”诺琳的脸色突然暗淡下来。
乔治说：“她来华盛顿了。”
“聪明的姑娘。”
“她不是为我来的，她在这儿找到一份工作。”
“无论如何，你都因为她而不要我了。”
他不能说是，但事实就是如此。于是他索性不说话了。
菜上来了。但诺琳没拿起刀叉。“乔治，希望你幸福，”她说，“照顾好你自己。”
诺琳的话非常突兀，乔治一时来不及反应。“呃……你也要幸福！”
她站起身：“再见了。”
“诺琳，再见了。”乔治只能这么说。
“你可以吃我那份色拉。”说完，她走出了餐馆。
乔治用刀叉摆弄着盘子里的食物，心情非常糟糕。诺琳以特有的优雅姿态跟他做了了断。诺琳没有给他制造一点麻烦。乔治希望她幸福美满，诺琳应该有个幸福的未来。
乔治从餐馆走到白宫。由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主持的平等就业委员会的会议马上要开始了。乔治和约翰逊的一位副手斯基普·迪克逊结了盟。不过这时离会议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于是乔治先到新闻办公室去找玛丽亚。
乔治在白宫外面遇见了玛丽亚。这天玛丽亚穿了件和斑点头箍相配的裙子。头箍下面很可能是个假发套——玛丽亚可爱的鲍勃头看上去有点不太自然。
玛丽亚问乔治最近怎么样，乔治不知该何以作答。他觉得愧对诺琳，但现在他可以以一颗诚挚的心对待玛丽亚。“总体上来说还不错，”他说，“你呢？”
她压低声音说：“有时我还是很讨厌白人。”
“怎么啦？”
“你应该没见过我爷爷吧？”
“我还没见过你任何一个家人。”
“爷爷有时仍旧在芝加哥布道。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老家阿拉巴马的各各他。他说他一直没习惯中西部的寒冷天气。不过他仍然很活跃。他穿上最好的西装，到各各他的镇政府参加公民选举。”
“出什么事了吗？”
“投票站的人侮辱了他，”玛丽亚大摇其头，“你知道他们的鬼花招。他们让人做文化测试：他们让你读一段州宪法，叫你解释并把它写下来。投票站的人选择让你朗读哪一段。他们让白人朗读简单的段落，比如说：‘没人应该为欠债坐牢。’但他们让黑人读的却是冗长复杂只有律师才能懂的段落。判断选民是文盲与否的权力都掌握在选票站的人手里。所以黑人大部分都是文盲，而白人都不是。”
“狗娘养的。”
“这还不是全部。试图投票的黑人都会被解雇以作惩罚，但爷爷早就退休了，他们没法使上这一招。当爷爷离开镇政府的时候，他们就以流浪的罪名逮捕了他。他在狱中待了整整一夜——整整一夜没有饭吃。他们竟然对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做出这种事。”玛丽亚的眼里满是泪水。
这件事坚定了乔治的决心。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诚然，他做的一些事的确不怎么干净，但只有为鲍比工作才能真的有可能帮到萨默斯老爹这样的人。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终有一天会被打倒。
他看了看表。“我要去和林登开会了。”
“把我爷爷的事情告诉他。”
“有机会就告诉他。”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间总觉得稍纵即逝。“对不起，我得赶紧走了。干完活后见个面吧？”他提出建议。“一起找个地方喝点东西、吃个饭怎么样？”
玛丽亚笑了：“谢谢你，乔治，但今天晚上我已经有约了。”
“太不凑巧了。”尽管乔治想过玛丽亚也许有了男朋友，但他还是大失所望。“我明天要去一次亚特兰大，但两三天内就会回来，周末见个面好吗？”
“不用了，谢谢。”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解释道，“我和男友的关系现在很稳定。”
乔治大受打击——他觉得自己很愚蠢：玛丽亚这样的漂亮姑娘怎么就不会有稳定的恋情呢？他简直就像是个傻瓜。他像是没站稳一样觉得头重脚轻，愣了很久才说出一句：“那家伙真是个幸运儿。”
玛丽亚说：“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
乔治想知道对手是什么人。“他是谁？”
“你不认识他。”
现在也许还不认识，知道他的名字我就会去认识了。“说来我听听。”
玛丽亚摇摇头：“我现在还不想说。”
乔治非常失望。他有了一个对手，但却连这个对手的名字都无从知道。他想逼玛丽亚说出来，但又不想在她面前表现得像个莽汉：女孩子最讨厌这样。“好吧，”他不情愿地说，“晚上过得愉快。”
“我会过得愉快的。”
两人就此分道扬镳。玛丽亚回新闻办公室，乔治朝副总统办公的地方走。
乔治心碎了。在遇到的女孩子中间，玛丽亚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她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他琢磨着：这个人会是谁呢？
玛丽亚脱去衣服，和肯尼迪总统一起入浴。
杰克·肯尼迪一直没间断吃药，但只有洗澡水才能减轻他的背痛。有时他甚至连早上剃胡子都在浴缸里剃。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在浴缸里睡觉。
这里是总统自己浴室里的浴缸。洗漱台的架子上放着他的古龙香水。那次以后，玛丽亚就再也没进过杰姬的卧室。总统有自己的卧室和浴室，通过短短的一条走廊和杰姬的卧室相连。不知为何，走廊里放了台电唱机。
杰姬又出城去了。玛丽亚一直试着不去想杰姬，不让这种想法折磨自己。玛丽亚知道自己残忍地伤害了一个好女人，她为此感到难过，她只能不去想杰姬·肯尼迪。
玛丽亚很喜欢这间豪华得让人难以想象的浴室。浴室里配备了绵软的毛巾、白色的浴袍和昂贵的肥皂——还有几个大小不一的黄色橡皮鸭子。
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程序。戴夫·鲍尔斯每周约她一次，下班以后，她会坐电梯前往总统的住处。西大厅里会备好一瓶代基里鸡尾酒和一盘甜点。有时戴夫会在西大厅，有时珍妮和杰莉在那儿，有时西大厅一个人都没有。玛丽亚会喝上点鸡尾酒，在满心的渴望中耐心地等待着总统的到来。
总统来了以后，他们立马就去卧室。肯尼迪总统的卧室是玛丽亚在这世上最喜欢的地方。卧室里有张蓝色顶篷的四柱床，壁炉前放着两把椅子。卧室的各处都堆放着一叠叠的书、杂志和报纸。玛丽亚甚至产生了余生可以一直快乐地生活在这的想法。
总统温柔地教她该如何口交。玛丽亚非常愿意学。大多数时候，总统一来就想和她口交。他总是很匆忙，仿佛一辈子就这一次似的，总统的匆忙常常会撩拨起玛丽亚的情欲。但玛丽亚还是喜欢放松之后性爱中更柔情更感性的总统。
有时总统会放上一盘唱片。他喜欢辛纳特拉、托尼·贝内特和珀西·马昆德。他从没听过奇迹乐队和谢丽尔组合演唱的歌曲。
餐厅里总会准备好些冷食：鸡肉、大虾、三明治和色拉。吃完后，他们会脱衣服入浴。
玛丽亚和总统坐在浴缸两头。总统把两只橡皮鸭子放在水中。“我的鸭子肯定游得比你的鸭子快。”他的波士顿方言很像英国人说的英语，常会漏过词尾的“r”音。
玛丽亚拿起一只橡皮鸭。她最喜欢这时的总统：顽皮，愚笨，有点小孩子气。“这样吧，总统，”她说，“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我们索性赌一美元吧。”
大多数时候她仍然称他为总统先生。杰姬叫他杰克，他弟弟有时会叫他约翰尼。玛丽亚只会在达到高潮的时候叫他约翰尼。
“输你一美元我就破产了。”总统笑着说。但他很敏锐，他知道玛丽亚这天的情绪不对头。“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玛丽亚耸了耸肩，“我不能跟您谈论政治方面的问题。”
“为何不能？政治是我的毕生事业，你不也一样吗？”
“您日理万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让您放松的。”
“今天可以为你破一次例。”总统移过来和她坐在一起，从水里抱起她的脚，用手抚摩着她的脚趾。玛丽亚知道自己的脚非常美，她经常给自己的脚趾磨光。“你不太开心，”他轻声说，“告诉我是什么事。”
看着他浅褐色的眼睛和一脸苦笑，玛丽亚真不知该怎么好了。她告诉总统：“前天，我爷爷因为登记选举而被投入了监狱。”
“被关进监狱了？他们不能这么干。你爷爷被指控了什么罪名？”
“四处流浪。”
“哦，南方有些地方的确会出这种事。”
“在他的故乡，阿拉巴马的各各他。”她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把整件事都告诉他。“你想知道我爷爷出狱时说了些什么吗？”
“他说了什么？”
“他说：‘肯尼迪入主白宫以后，我原以为我可以选举投票了呢，但我想我错了。’奶奶把他的这句话告诉了我。”
“真该死！”肯尼迪说，“他信任我，我却让他失望了。”
“我猜他就是这样想的。”
“玛丽亚，你怎么看？”总统仍然在揉着玛丽亚的脚趾。
看着自己在总统白色双手里的那只黑色的脚，玛丽亚又一次犹豫了。她担心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会一发而不可收拾。肯尼迪不允许别人对他不诚实的暗示，因为这会违反他作为政治家的承诺。如果逼得总统太急，他也许会了断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会要她的命的。
但她必须坦诚。她做了个深呼吸，极力保持平静。“在我看来，事情并不是很复杂，”她说，“南方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尽管有宪法，但各州的法律却纵容他们这么做。”
“不尽然吧，”肯尼迪总统打断了她的话，“我弟弟在司法部处理了好几起妨碍选举权的案子，有一个聪明的黑人年轻律师正在为他工作。”
玛丽亚点点头。“是乔治·杰克斯，我和他很熟，但他们现在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总统耸了耸肩。“这点我并不否认。”
玛丽亚继续深入：“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必须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加入新的民权法案。很多人觉得，你既然在选战中作出了承诺，就……他们不明白你为何还没推出新的民权法案。”她抿起嘴唇说，“这里面也包括我。”
总统的脸色严肃起来了。
玛丽亚马上对自己的实诚感到后悔。“别生我气。”她乞求道，“我不想让你不开心——但既然你问了我，我就要诚实地告诉你答案。”说到这，玛丽亚的泪水流了下来。“可怜的爷爷穿着他最好的西装，在牢里坐了一整夜。”
总统挤出笑容来。“玛丽亚，我没在生气。无论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对你生气的。”
“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事，”玛丽亚说，“我崇拜你，永远不会对你说三道四，你必须明白这一点。说出你的感觉就好。”
“我想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自己太弱了，”他说，“民主党只有把南方保守议员统计在内才能达到简单多数。如果我提出民权法案，他们会倒戈相向——但这还不是全部。为了报复，他们会投票否决包括医疗保险在内所有我提出的立法案。就现在而言，医疗保险比民权更能提高美国有色人种的生活质量。”
“这意味着你就要在民权问题上让步吗？”
“当然不会。但我们在明年十一月还有中期选举。我会让美国人民选出更多的民主党议员，以实现我在选战时的承诺。”
“他们会吗？”
“也许不会。共和党人就外交政策问题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我们失去了古巴，失去了老挝，现在正在失去越南。我任由赫鲁晓夫在柏林中间树起了一道铁丝网。现在我已经被该死的共和党人逼到墙角了。”
“这也太奇怪了，”玛丽亚说，“总不能因为你在外交政策上的软弱就不让南方黑人投票选举吧。”
“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自己强势的一面，不然他的目标一个都不会实现。”
“你就不能试一试吗？即便得不到通过，抛出一份民权法案看看大家的反应也好啊。至少这样人们才会知道你是言出必行的。”
他摇摇头说：“如果抛出了法案又得不到通过，我就会被人觉得任人可欺。这会造成连锁反应，导致我在其他问题上的决定也不会有多少人听。在民权问题上犯一次错都不行。”
“那我该对爷爷怎么说？”
“你告诉他，即便身为总统，做正确的事也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总统在浴缸里站了起来，玛丽亚连忙也站了起来。他们帮对方擦干了身子，然后走进了总统卧室。玛丽亚穿上一件总统的蓝色棉内衣。
他们又一次做了爱。如果总统很累，他们会像是第一次做爱时那样蜻蜓点水。但这一晚总统的精力非常充足。他仿佛又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总统和玛丽亚躺在床上，像把外面的世界全都忘了一样相互嬉戏着。
事后，总统很快就入睡了。玛丽亚躺在总统身边，满心欢喜。她不想早晨来临，太阳出来以后她又要穿上衣服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她现在的生活就跟做梦一样，戴夫·鲍尔斯的电话就像是现实世界和梦想之间的开关，让她在两者之间自由穿梭。
玛丽亚知道有些同事必定在猜测她在干什么。她知道总统永远不会为了她而抛妻弃子，知道自己应该担心会不会怀孕，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又错又蠢，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入戏太深，玛丽亚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乔治知道鲍比为什么兴高采烈地派他去找金牧师了。如果想对民权运动施压的话，找个黑人信使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乔治认为鲍比对列维森的判断应该没错，但他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满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帮凶之感。
亚特兰大阴雨连绵，天气很冷。维雷娜穿着一件黑色毛领的灰色大衣到机场接机。维雷娜看上去很美，但乔治还没有从被玛丽亚拒绝的伤痛中走出来，没有被维雷娜所吸引。“我认识斯坦利·列维森，”维雷娜开车带乔治穿过广阔的亚特兰大，“他待人非常真诚。”
“他是个律师，是吗？”
“他不仅是个律师，还在金牧师写作《奔向自由》的时候帮了很多忙。他们的关系很亲密。”
“联邦调查局说列维森是个共产党员。”
“在联邦调查局看来，任何反对埃德加·胡佛的人都是共产党员。”
“鲍比说胡佛是个舔屁眼的。”
维雷娜笑了。“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
“我不知道。”
“胡佛会是个同性恋软蛋？”维雷娜不太相信地摇了摇头，“真那样可就好了，现实生活可没有那么有趣。”
维雷娜在雨中驾车，把乔治带到了老城第四区，那里有几百家黑人店铺。这里每个街区似乎都有座教堂。奥伯本大街一度被誉为是美国最富饶的黑人街区，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总部就在这条街的三百二十号。维雷娜把车停在一幢二层红砖的楼房前面。
乔治说：“鲍比觉得金牧师很自大。”
维雷娜耸了耸肩：“金牧师对鲍比也是这个看法。”
“你怎么看？”
“他们俩都没错。”
乔治笑了，他喜欢维雷娜的一针见血。
两人快步走过湿漉漉的人行道，走进了大楼。他们在金牧师的办公室外等了十五分钟，然后被叫进了办公室。
马丁·路德·金三十三岁，他留着胡须，头发渐稀，显得非常潇洒。他个子不高，乔治觉得顶多一米六出头，身形有点微胖。他穿着熨过的深灰色西装和白色的衬衫，戴着一条黑色的缎子领带，胸袋里放着块白色的丝绸手帕，袖子上钉了两个袖扣。办公室里有股男士用的古龙香水味。金牧师显然是个很在乎自尊的男人。乔治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也很在乎自尊。
金握着乔治的手说：“你参加自由之行运动前往安尼斯顿的时候我们见过一面。你的胳膊现在怎么样了？”
“已经痊愈了，谢谢你，”乔治说，“因为受伤，我被迫放弃了摔跤，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后悔。现在我在常青藤社区的一所高中当摔跤教练。”常青藤社区是华盛顿的一个黑人社区。
“教授黑人男孩一项受规则限制的运动项目，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金说，“快请坐吧。”金牧师挥手让乔治坐下，自己则在书桌后面落座了。“司法部长为何让你来见我？”他的自尊似乎受到了伤害。也许金牧师认为司法部长应该亲自来走一趟吧。民权运动的内部人士都把金牧师称为“上帝”，上帝怎能容得了轻慢呢？
乔治简明扼要地提出了斯坦利·列维森的问题，只保留遭窃听那部分没说，“鲍比让我尽量说服你斩断和列维森之间的一切联系，”他最后总结道，“只有这样，你才能不被指责为共党分子的同党——摊上这个罪名的话，你我致力的民权运动一定会受到损害。”
乔治说完后，金牧师开口了：“斯坦利·列维森不是共党分子。”
乔治张口想问他问题。
金举手让乔治别插话，他最讨厌被人打断说话。“斯坦利从没加入过共产党。共产主义鼓吹无神论，我相信基督耶稣，我不会和信仰无神论的人成为朋友。但——”他把身体趴在桌子上。“这并不完全是事实。”
金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乔治知道他在犹豫是否要继续往下说。
“还是把斯坦利·列维森的事情全都告诉你吧。”金终于开口说话了，乔治像是要听篇布道一样等待着。“斯坦利很会赚钱，他心里很过不去，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力帮助别人。于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着上迷了。没错，仅仅是着迷而已。他对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着了迷。尽管从没加入过共产党，但他通过种种方式以自己出众的才干对美国共产党施以援手。很快他就迷途知返，切断了和美国共产党的联系，转而支持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运动。于是他就成了我的好朋友。”
乔治等金牧师说完才开口说话：“先生，很遗憾听你说这些。如果列维森资助过共产党的话，他就有了抹不掉的污点。”
“但他已经改变了。”
“我相信你，但其他人不会。和他保持联系等同于向敌人源源不断地提供攻击你的火药。”
“那就顺其自然吧。”金牧师说。
乔治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必须遵守道德准则，即便不适用在我们身上。不然我们为什么需要规则？”
“如果你能进行权衡——”
“我们不作权衡，”金说，“斯坦利的确在帮助美国共产党人这件事上做错了，但他已经做出了补救。我是个为上帝服务的牧师，我必须像上帝那样原谅斯坦利，张开双手欢迎他这头迷途知返的羔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本人也常常需要天父的怜悯，才能不致失足。”
“但这样做的代价——”
“乔治，我是个牧师。宽恕之道已经深入了我的灵魂，在我而言比公正和自由更为重要。我不能为了搞什么权衡违背做人的基本原则。”
乔治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完不成了。金非常坦白。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立场。
乔治站起身。“谢谢你腾出时间阐明观点，司法部长和我对此深表感谢。”
“愿上帝祝福你。”金说。
乔治和维雷娜离开办公室，走出大楼，默然地上了维雷娜的车。“我送你去宾馆。”维雷娜说。
乔治点点头。他在思考金刚才说的话。这时他什么都不想说。
开到宾馆以前乔治一直没开口说话。把车停下时维雷娜忍不住问，“你怎么了？”
乔治说：“见了金，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牧师常常会那样，”他妈妈说，“这是他们的职业使然。不过听听也是有好处的。”她给乔治倒了杯牛奶，给了他一块蛋糕。但乔治两样都不想吃。
乔治坐在厨房里，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母亲。“他很强势，”乔治说，“只要认为是对的，不管会导致什么后果，他都会立马去做。”
“别把他抬得太高，”杰姬说，“世上才没有天使呢——况且他还是个男人。”这时已近傍晚，杰姬仍然穿着黑衣服和平底鞋的工作装。
“我知道这个，在我为了世俗的问题劝说他离开一个老朋友时，他却在和我谈对和错的问题。这太让我感到羞耻了。”
“维雷娜怎么样？”
“我真想让你看看她穿黑色毛领大衣的样子。”
“你带她出去了吗？”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乔治没有和维雷娜吻别。
杰姬不经意地说：“我喜欢玛丽亚·萨默斯。”
乔治大吃一惊：“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和我同在一个联谊会。”杰姬是全美大学女性联谊会餐厅里的有色人种职员。“联谊会里没几个黑人女性，我们聊过几次。她提到她在白宫上班，我把你的事告诉她以后，才知道你们早就已经认识了。她的家庭不错。”
乔治被逗乐了。“你怎么知道她的家庭不错？”
“她带父母到我们的餐厅吃过几顿饭。她爸爸是芝加哥的一个大律师，和戴利市长很熟。”芝加哥市长戴利是肯尼迪的一个重要支持者。
“对于玛丽亚，你了解得比我还多。”
“女人喜欢倾听，男人喜欢夸夸其谈。”
“我也很喜欢玛丽亚。”
“很好，”想起方才谈论的话题，杰姬不禁又皱起了眉头，“从亚特兰大回来以后，鲍比·肯尼迪又对你说了些什么呢？”
“他将同意监听列维森，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会监听到一些金牧师的电话。”
“影响会有多大？金牧师所做的每件事是不是都要因此而公之于众呢？”
“联邦调查局会事先知道金牧师的动向。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让种族隔离主义者事先布好局，想办法遏制金牧师的努力。”
“这的确很糟糕，但不会毁了他的事业。”
“我可以提醒金牧师窃听的事情，让维雷娜告诉金牧师在给列维森打电话时用词谨慎一些。”
“你是在背叛同事的信任。”
“是的，我正为此而感到两难呢！”
“事实上，你也许必须为此而选择辞职。”
“是的，因为这让我感到自己是个叛徒。”
“他们也许会得知窃听泄密的事情，在办公室里寻找泄密者时，他们只会看到你这一张黑人面孔。”
“但如果这么做是对的，也许我该这么做。”
“乔治，你如果离职了，鲍比·肯尼迪的圈子里就没一张黑人面孔了。”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闭嘴留下。”
“这样做不容易，但没错，我觉得你应该闭嘴留下。”
“我也这样想。”乔治说。

Part2 缺陷 1961-1962年 第十二章
“你住的房子真是太炫了。”杜杜·杜瓦对戴夫·威廉姆斯说。
戴夫十三岁，打从记事以来就一直住在这里。他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住的这套房子。他打量着庭院的砖墙和房子里的一排乔治王朝时代的窗户。“有这么炫吗？”他问。
“看上去非常古老。”
“这幢房子始建于十八世纪，应该只有二百年左右的历史。”
“只有！”杜杜笑了，“在旧金山，没有什么东西的历史超过二百年！”
这幢房子在伦敦的彼得大街，离议会只有几分钟的步程。附近的大多数房子都建于十八世纪，戴夫依稀记得这些房子本来就是建给国会议员以及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员住的。戴夫的父亲劳埃德·威廉姆斯就是个国会议员。
“你吸烟吗？”杜杜从口袋里掏出包烟来。
“有机会就抽。”
杜杜给了戴夫一支，两人开始吞云吐雾起来。
杜杜·杜瓦也是十三岁，但看上去比戴夫老成一些。她穿着紧身毛衣，绷紧的牛仔裤和靴子，显得非常时尚。她说她连开车都会了。杜杜还说英国的广播非常乏味：只有三个电台，没有一个播放摇滚乐——而且午夜就没广播了！看见戴夫盯着自己黑色套头毛衣前的两团隆起时，她一点都没尴尬，只是对他笑了笑。但杜杜一直没给戴夫机会吻她。
杜杜不是第一个和戴夫接吻的女孩。戴夫想让杜杜知道这个，不想让她觉得他毫无经验。算上没有回吻他的琳达·罗伯特森，杜杜将是他第三个吻过的女孩。重点是，他知道该如何去吻一个女孩。
但他至今还没和杜杜接过吻。
就快要吻上了。在父亲的亨伯霍克车里，戴夫小心地揽住杜杜的肩膀，但杜杜却把头转到一边，看着车窗外点亮的街灯。戴夫轻手轻脚地给杜杜挠痒，杜杜却没有被弄得咯咯直笑。他们刚在戴夫十五岁的姐姐伊维的卧室里随着电唱机里的音乐跳舞，但当戴夫放上的《今夜你寂寞吗？》这首歌时，杜杜却不愿再跳慢舞了。
戴夫仍然怀揣着希望。很可惜，冬日下午的小花园不是个适合接吻的好地方。两人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杜杜缩紧着身子，想让自己更加暖和一点。他们从家人中间溜了出来，但之后还有个派对要参加。杜杜的手提包里放了小半瓶伏特加。父母大口喝威士忌和琴酒的时候，他们只有软饮料喝，所以杜杜得自给自足。喝了酒以后，任何事都有可能会发生。戴夫看着她叼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过滤嘴的粉红色嘴唇，一心想着吻上去会是什么感觉。
房子里传来戴夫母亲的美国口音：“孩子们，快进来吧——我们要出发了！”戴夫和杜杜把烟扔进花丛进了屋。
两家人已经集合在了前厅里。戴夫的祖母艾瑟尔·莱克维兹将被“推选进”上议院，这意味着她将以莱克维兹夫人的名号成为上议院议员。戴夫的父母劳埃德和黛西、他姐姐伊维，以及两个孩子的小伙伴加斯帕·默里都已经齐集在了前厅。威廉姆斯家在战争时结交的美国人杜瓦一家也已经准备好出发了。伍迪·杜瓦作为摄影记者被外派到伦敦工作一年，他带着妻子贝拉以及两个孩子卡梅隆和杜杜。美国人很想看看英国议会的进阶仪式是什么样的，所以杜瓦一家人也要参加这个庆祝仪式。他们离开威廉姆斯家，浩浩荡荡地向议会广场进发。
走在雾蒙蒙的伦敦街道上，杜杜把注意力从戴夫转到加斯帕·默里身上。加斯帕十八岁，一头金发，身体又高又壮。他穿着一件厚厚的花呢夹克。戴夫想快点长大，像加斯帕那样有男子气概，这样杜杜就能带着爱慕和钦佩的目光看他了。
戴夫把加斯帕看作大哥哥一样征求他的建议。他告诉加斯帕自己喜欢杜杜，问加斯帕如何才能抓住她的心。“持之以恒，”加斯帕说，“有时坚持的时间长点，女人的心就软了。”
戴夫听见杜杜和加斯帕谈话的声音。“这么说你是戴夫的堂兄了？”走过议会广场时杜杜问加斯帕。
“不是，”加斯帕回答说，“我们不是亲戚。”
“那你怎么不付房租，在他们家自由出入呢？”
“我妈妈和戴夫的妈妈在布法罗是同班同学。他们在那儿认识了你父亲。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朋友。”
戴夫知道，两家的关系比加斯帕说的要紧密得多。加斯帕的母亲伊娃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戴夫的母亲黛西大方地把伊娃接到家里，加斯帕只是不好意思把威廉姆斯家对自己家的恩情在陌生人面前和盘托出而已。
杜杜问：“你在这里学什么？”
“学法语和德语，在圣朱利安学院，伦敦规模最大的几所大学之一。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为校报写稿，我想当个记者。”
戴夫很羡慕。他没学过法语，也没到上大学的年纪。他的成绩在班上是最后一名。父亲对他非常失望。
杜杜问加斯帕：“你父母现在在哪儿？”
“在德国。他们随军队在全球轮值。我爸爸是个上校。”
“竟然是上校！”杜杜惊叹道。
戴夫的姐姐伊维附着他的耳朵说：“小贱人，她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她先是对你暗送秋波，然后又和一个比她大上五岁的人调情。”
戴夫没说话。他知道姐姐倾心于加斯帕。戴夫本可以借此来嘲弄伊维，但他忍住了。他喜欢伊维，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记下这件事，等到下一次伊维拿他开涮的时候再说。
“必须是个贵族才能进上议院吗？”杜杜问加斯帕。
“再古老的家族也会有第一代，”加斯帕说，“不过现在英国已经有了不世袭的终身贵族制度，莱克维兹夫人就将是个终身贵族。”
“我们要向她行屈膝礼吗？”
加斯帕笑了。“呆瓜，我们用不着行屈膝礼。”
“女王会来参加仪式吗？”
“不会。”
“太让人失望了。”
伊维小声骂了句：“装疯卖傻的臭娘们儿。”
一行人走进上议院入口处旁的威斯敏斯特宫。一个穿着平膝短裤和长筒丝袜宫廷服装的男人在门口迎候他们。戴夫听到祖母用抑扬顿挫的威尔士口音说：“老掉牙的制服标志着我们的制度需要彻彻底底的变革。”
戴夫和伊维经常去议会大楼，但这对杜瓦家的人来说却是第一次，他们对看到的景象赞叹不已。杜杜忘却优雅，惊叹地说：“这里的地砖、花纹地毯、墙纸、木制板条、彩色玻璃和石雕上都做了装饰，真是太了不起了！”
加斯帕饶有兴致地看着杜杜：“这是典型的哥特复兴式建筑。”
“哦，是这样吗？”
戴夫开始对加斯帕试图在杜杜面前表现的行为感到生气了。
一行人分成了几拨。大多数人跟着引座员上楼，走进一条能俯瞰辩论厅的长廊，艾瑟尔的朋友们已经在那等着他们了。杜杜坐在加斯帕身边，但戴夫设法坐在了杜杜的另一边，伊维挤在戴夫身边。戴夫经常去威斯敏斯特宫另一边的下议院，但上议院更为华丽，皮椅是红色的，而不是下议院的绿色。
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楼下一阵喧闹，戴夫的祖母和四个司礼员站成一列走进辩论厅。艾瑟尔和司礼员都穿着带有毛皮装饰的长袍，显得有趣极了。杜杜说：“真是大开眼界！”戴夫和伊维却在一边嬉笑不已。
队列在王座前停下，祖母毫不费力地跪在地上——她已经六十八了，但动作依然利索。司礼官大声朗读着手里拿着的卷轴上的大段内容，戴夫的妈妈黛西向杜杜的父母——高大的伍迪和微胖的贝拉——小声解释着仪式的内容和含义。戴夫却一点没听，他觉得这都是在胡说八道。
之后，艾瑟尔和四个司礼员中的两位坐在了辩论厅的一条长凳上。这时，仪式最有趣的部分开始了。
坐下之后，他们马上站了起来。他们脱下帽子鞠躬，然后又坐下戴上帽子。之后他们又像牵线木偶一样重复了一遍这一整套动作：起身，脱帽，鞠躬，坐下，戴帽。这时戴夫和伊维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楼下的人第三次重复了这套动作。戴夫听见姐姐语无伦次地说：“停下，快停下。”姐姐的话让戴夫笑得更欢了。黛西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但她自己也觉得这套仪式太过滑稽，最后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过了好一会儿，仪式终于结束了，艾瑟尔离开了辩论厅。家人和朋友们全都站了起来。戴夫的妈妈带众人走过几条走廊和几段扶梯前往地下室的聚会现场。戴夫朝角落看了看，发现他的吉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戴夫和伊维将在酒会上表演，但伊维是主角，他只是伊维的伴奏师。
很快，地下室里就聚集了大约一百个人。
伊维找到加斯帕，开始问校报方面的问题。谈到加斯帕感兴趣的话题，氛围越来越烈，但戴夫知道伊维肯定不会得偿所愿。加斯帕是个懂得保住既得利益的人。现在他免费住在设施豪华的威廉姆斯家，到就读的大学只有短短几站路。在玩世不恭的戴夫看来，加斯帕不可能会动摇，和房东的女儿谈恋爱会破坏现在舒适的生活。
但伊维帮了他一个忙。没有了加斯帕，戴夫可以大大方方地追逐杜杜了。戴夫给杜杜拿了杯姜汁啤酒，问杜杜觉得刚才的仪式怎么样。杜杜没有拿他的啤酒，而是偷偷地在软饮料里倒了点伏特加。没一会儿，艾瑟尔进来了，地下室里响起山呼海啸的鼓掌声。艾瑟尔换上了平时穿的红裙子配红大衣，银发上戴着顶小帽。杜杜小声说：“她以前一定是位美若天仙的夫人。”
戴夫觉得把祖母说成美女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艾瑟尔开始说话了。“很高兴此刻能与你们一起分享，”她说，“我只遗憾亲爱的伯尼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是我遇见的最聪明的男人。”
伯尼爷爷是一年前死的。
“被人称为‘女男爵’的感觉很奇怪，对我这个社会党人来说更是如此，”她的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如果活着的话，伯尼会问我是要打败敌人还是投入到敌人的那一边。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成为贵族是为了将来能废除贵族制度。”
地下室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同伴们，我之所以放弃阿尔德盖特下院议员的职位，是因为我觉得是时候让位给年轻人了，但我并没退休。社会上还有太多的不公平，太多的简陋住房，太多的贫穷和太多的饥饿——但能让我继续斗争的时间却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年了。”
她的话又引来了一阵笑声。
“有人跟我说，进入上议院以后我应该选择一个议题，把它作为我的议案。我已经拟定好了这个议案。”
人群安静下来。人们都想知道艾瑟尔·莱克维兹下一步的动向。
“上周，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冯·乌尔里希离开了人世。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三十年代遭受了纳粹的摧残，之后一直在剑桥经营餐馆。当我在东区的一家工厂做裁缝的时候，他给我买了条新裙子，带我去里兹大饭店吃饭……”她挑衅地扬起了下巴，“他是个同性恋者。”
地下室里响起一阵惊讶的低语声。
戴夫喃喃道：“天哪！”
杜杜说：“我喜欢你奶奶。”
人们不习惯听人公开讨论同性恋的问题，尤其谈论这个议题的还是个女人。戴夫咧嘴笑起来，奶奶好样的，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制造麻烦。
“别小声议论，你们才不会真正地惊讶呢，”她一针见血地说，“你们都知道世界上存在只喜欢同性的人。这样的人很少伤害其他人——事实上，从我的经验来看，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的暴力倾向要低——但他们的爱却被这个国家的法律所禁止。更糟的是，便衣警察还乔装成同性恋陷害他们，逮捕他们，拘禁他们。在我看来，这和因为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天主教徒的身份而遭逮捕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在上议院主要会致力于同性恋方面的法律改革。希望你们祝我好运。谢谢你们。”
艾瑟尔又赢得了一轮热情的掌声。戴夫觉得地下室几乎所有人都真诚地希望她能成功。他深有感触，把同性恋抓进牢里关起来的确很愚昧。上议院在他眼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如果上议院能促成法律上有关同性恋条文的变化，这里就没那么滑稽了。
最后艾瑟尔说：“最后让我的孙子孙女给美国来的亲戚和各界朋友们献上一首歌。”
戴夫跟着伊维登上台。“奶奶又扔下了颗炸弹，”伊维轻声对戴夫说，“我想她还会赢。”
“她总能得到她想要的。”戴夫捧起吉他，弹出个G调。
伊维马上开始了演唱：
在晨曦初现时，你可看见……
地下室里大多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但伊维的歌声马上把众人吸引了。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骄傲，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高声欢呼？
戴夫觉得民族自豪什么的都是胡说八道，尽管这样，他还是有些哽咽。美国的国歌太能打动人了。
是谁的旗帜在熊熊的烈火和隆隆的炮声中始终高扬？
地下室里非常安静，戴夫连自己的呼吸都分辨得出。只有伊维能办得到。伊维只要一上台，所有人都能被她吸引。
要塞上面那面英勇的旗帜，在黑暗过后依然耸立。
戴夫看了看妈妈，看到她正在抹眼泪。
飞扬的星条旗是否会在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上永久地飞扬？
观众们欢呼鼓掌。戴夫不得不支持这样的姐姐：虽然有时她确实让人头痛，但确实能把观众的情绪调动起来。
他又喝了杯姜汁啤酒，然后四处找杜杜，但杜杜不在地下室。他看到了杜杜那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哥哥卡梅隆。“嗨，卡梅隆，杜杜去哪儿了？”
“去抽烟了吧。”卡梅隆说。
戴夫想找到杜杜，他决定四处去看一看。他放下酒杯。
他和祖母同时间走到门口，于是他为祖母敞开了门。祖母也许是去上厕所：不记得听谁说过，老太太一般上厕所都上得很勤。祖母对他笑了笑，走上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于是跟在了祖母身后。
走到楼梯当中的时候，祖母被迎面走来的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叫住了。老人穿着淡灰色条纹的高档西服，胸口的衣袋里伸出一块丝绸的手帕。老人的皮肤斑驳，头上都是白发，但年轻时显然非常英俊。“艾瑟尔，祝贺你。”他握着戴夫祖母的手说。
“菲茨，谢谢你。”两人似乎非常熟悉。
老人抓着戴夫祖母的手不放。“你已经是个女爵了。”
她笑了。“生活是不是很奇妙？”
“的确令人目不暇接。”
两人挡住了楼梯，戴夫只能站在后面等。两人的话很平常，但对话却非常热情。戴夫不知道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瑟尔说：“家里的女仆当上了贵族，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女仆？戴夫知道祖母早年曾经在威尔士的一座大宅子当女仆。老人一定是她当时的雇主。
“我早就不介意这种事了。”老人说。他拍了拍艾瑟尔的手，然后又收了回去。“准确地说，在艾德礼当政期间，我的立场就已经变了。”
祖母笑了，显然她很喜欢和这位老头交谈。两人的言谈中有一种与爱恨无关的深意。如果不是上了岁数的老人的话，戴夫还以为他们在调情呢。
戴夫不耐烦地咳嗽了一声。
艾瑟尔说：“这是我孙子戴夫·威廉姆斯。如果真的不介意的话，你也许可以握握他的手。戴夫，这是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犹豫了一会儿，戴夫一度以为伯爵会拒绝和他握手。但伯爵似乎很快拿定了主意伸出手。戴夫和伯爵握了握手，道了声好。
艾瑟尔说：“菲茨，谢谢你。”话没说完，她就哽咽了。祖母没再多说什么，兀自走上了楼。戴夫礼貌地对老伯爵点点头，跟在祖母身后走上楼梯。
很快，祖母就进了厕所。
戴夫觉得两位老人之间一定有什么渊源。他决定问问母亲这件事。这时戴夫看见一个可能通向外面的通道，便把奶奶的事情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戴夫穿过门，发现自己正在一个放着许多垃圾桶的不规则形的内院里。这里不是进出要道，靠这边的楼上没有窗，还有些不易觉察的小角落，很适合谈情说爱。想到这一层，他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没看见杜杜，但他闻到了烟味。
他走过几个垃圾桶，往内院的角落里看。
和戴夫预料的一样，杜杜左手拿着烟站在内院里。不过加斯帕正和她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戴夫盯着他们。他俩的身体像是粘上了似的，正在富有激情地拥吻，杜杜的右手插在加斯帕的头发里，加斯帕的右手放在杜杜胸部。
“加斯帕·默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浑蛋。”戴夫骂了一句，回到了楼里。
在学校排演的话剧《哈姆雷特》里，伊维·威廉姆斯自荐扮演奥菲莉娅疯癫时候的裸体一幕。
只要一想到伊维演戏的情景，卡梅隆·杜瓦就觉得热得不太舒服。
卡梅隆爱着伊维，只是不喜欢她的政治观点。从保护动物到解除核燃料，伊维参加所有的反抗示威，不持相同观点的人在她看来都是冷酷无情的傻瓜。但卡梅隆已经习惯了——他和大多数同龄人都合不来，和家人也形同陌路，他的父母都是无可救药的自由派，他的奶奶还曾是《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报》的记者。
威廉姆斯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家人都是左派。彼得大街这个家唯一还算正常的只有寄宿在此的加斯帕·默里，他没有那么偏执，只是有点愤世嫉俗。伦敦是许多危险分子的巢穴，比卡梅隆的家乡旧金山还要遭。他迫不及待地盼望着父亲的派遣结束，早点回美国去。
让他舍不得的只有伊维。卡梅隆十五岁了，这是他的初恋。他没想谈恋爱：他要做的事太多了。但在学校的课桌前尝试要记住法语和拉丁语单词的时候，他却禁不住想起伊维在唱《星条旗永不落》时的样子。
伊维也喜欢他，对此他很确定。她知道他聪明，问了他许多问题：核电站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真有好莱坞这个地方吗？加利福尼亚的黑人待遇好不好？更让他高兴的是，卡梅隆说出答案的时候她总是听得很认真。她不大闲聊：和卡梅隆一样，她对聊天没兴趣。在卡梅隆的想象中，自己和伊维将是对集名望与智慧于一身的夫妇。
今年卡梅隆和杜杜将要去伊维和戴夫就读的学校。就卡梅隆所知，这所学校非常激进，学校里的老师都是些共产党人。伊维的疯狂角色所引发的论战瞬间席卷了校园。戴着格子围巾、留着长胡子的戏剧老师杰里米·法尔克纳支持这个主意，教导主任却没这么蠢，他立场鲜明地反对学生光着身子演戏。
对于这个自由主义导致堕落的实例，卡梅隆倒是乐见其成。
威廉姆斯家和杜瓦家一起去学校看演出。卡梅隆很讨厌莎士比亚，但他渴望看到伊维在舞台上的表演。她的表演似乎很容易被观众的情绪渲染，变得极富热情。艾瑟尔说，伊维很像她的曾外祖父，艾瑟尔的父亲，先驱的工会活动家、福音派传教士戴·威廉姆斯。作为戴的女儿，艾瑟尔曾经这样说过：“我父亲也有这种渴望荣光的眼神。”
卡梅隆认真地研读过《哈姆雷特》——为了得到好成绩，他做什么都一丝不苟——知道奥菲莉娅是个非常难演的角色。卡梅隆知道，伊维可以用粗俗的歌曲把这个原本非常悲惨的角色演得十分滑稽。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又如何能演好这个角色，把观众的兴头都调动起来呢？卡梅隆不想在伊维脸上看到失落的表情。但在脑海深处，卡梅隆总会浮现出伊维遇到耻辱性失败时用手臂抱住纤细肩膀的情景。
卡梅隆和父母以及妹妹杜杜一起走进了兼作体育馆的学校礼堂。这里不仅有股旧书味，还有股运动鞋散发出的汗臭。他们在威廉姆斯一家人身旁坐了下来。威廉姆斯一家都到了：工党下议院议员劳埃德·威廉姆斯、他的美国妻子黛西、外祖母艾瑟尔·莱克维兹，以及寄住在他们家的加斯帕·默里。伊维的弟弟戴夫没和他们在一起，中场休息时他在卖东西的铺子里当小工。
过去几个月中，卡梅隆好几次听说战争时父亲和母亲是在伦敦黛西举办的宴会中相识的。那一次，爸爸把妈妈送回了家：每当爸爸讲到这件事时，他的眼中总会出现一道奇异的光芒，这时妈妈总会狠狠地瞪他一眼。好像在说赶紧闭嘴，这时爸爸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卡梅隆和杜杜都很想知道爸爸送妈妈的那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爸爸在诺曼底跳伞以后，妈妈一度觉得再也见不着他了，但她还是断了和另一个男人的婚约。“你们的外婆很生气，”妈妈说，“她一直没原谅我。”
礼堂的椅子即便对于只有半小时的晨会来说也很不舒服。晚上的演出对卡梅隆必定如同炼狱一般。卡梅隆知道，《哈姆雷特》全长五个小时。伊维向他担保，他们排的是个缩略的版本。卡梅隆很想知道他们究竟缩略了多少。
他问坐在身边的加斯帕：“伊维演疯女人的角色时到底会穿什么啊？”
“我不知道，”加斯帕说，“她什么都没告诉我。”
灯光熄灭，大幕拉起，舞台中央出现了埃尔西诺的城垛。
上色的背景是卡梅隆的杰作。伍迪是个摄影师，卡梅隆也许遗传了他的天赋，色彩感非常好。他对自己画的月亮非常满意，他画的月亮正好抵消了聚光灯的光线，使舞台上的哨兵分外逼真。
其他就没什么可期待的。卡梅隆看过的所有校园剧都令人失望，这部也不会例外。出演哈姆雷特的十七岁少年故作神秘，表演得却和木头一样。但伊维的表演却令人惊艳。
在第一幕中，奥菲莉娅出场不多，她只是默默地听居高临下的兄长和浮夸的父亲说话，只是在末段有几句劝说哥哥别太虚伪的简短对话。在第二幕告诉父亲哈姆雷特野蛮闯入她卧室的那一场，伊维却一下子爆发了。起初她疯疯癫癫，但而后她却平静下来，变得非常专注，当她在台上说到“他深沉、怨艾地长叹”时，观众们连大气都一口不敢出。当下一幕怒气当头的哈姆雷特斥责她不该加入女修道院时，伊维困惑受伤的表情让卡梅隆不禁想上台扇哈姆雷特几巴掌。杰里米·法尔克纳明智地在这时结束了上半场的演出，随之而来的掌声经久不息。
戴夫在中场休息时经营一个出售软饮料和糖果的小摊，他的十几个朋友尽心尽力地为他忙活着。卡梅隆大为感动：他从来没见过如此投入工作的学生们。“你给他们兴奋药丸了吗？”他一边问一边拿起一瓶樱桃饮料。
“当然没有，”戴夫说，“他们每出售一件东西，我给他们百分之二十的佣金。”
卡梅隆希望伊维中场休息时下台和家人们聊天，但直到第二部分开幕铃响时伊维都没出现。他很失望，却又急切地想看到伊维接下来的表现。
表演到用下流的笑话在众人面前羞辱奥菲莉娅这段的时候，扮演哈姆雷特演员的技巧提高了一点。也许这是他的自然流露，卡梅隆不怀好意地心想。在哈姆雷特的羞辱面前，奥菲莉娅尴尬失落，最后几近狂乱。
真正震惊全场的还是她演奥菲莉娅精神错乱的那一幕。
上台的时候，伊维穿着一件破破烂烂、只到大腿根部的薄睡衣，看上去像个疯人院的疯子。她不再可怜，而是攻击性十足，像个街上喝醉的妓女。伊维说：“面包师的女儿变成了一个夜猫子。”这句在卡梅隆看来没有特别意思的话在伊维口中却韵味十足，充满了恶意的嘲讽。
卡梅隆听见妈妈小声对爸爸说：“不敢相信，这女孩才十五岁。”
演到“少年男子不知羞耻，一味无赖纠缠”这句台词的时候，扮演奥菲莉娅的伊维竟然作势要抓住国王在观众面前半遮半掩、微微翘起的男性生殖器。
很快氛围突然变了。跟垂死的父亲说话时，泪水突然从她的面颊淌下，高亢的话音刹那间变成窃窃的低语。在说到“他们把他放在冰冷的土地上，我却只有哭泣”这句台词时，伊维仿佛又变回了一个孩子。
卡梅隆也想哭了。
接着她揉了揉眼睛，踉跄了几步，像个老女巫一样喋喋不休。“来吧，我的马车！”她疯狂地大喊。她把双手放在裙子的领口，把裙子从正面一撕两半。观众们看得气都不敢出了。“夫人们，再见了！”她一边朝观众大喊，一边任由身上的裙子掉在地上。一丝不挂地高喊了三声“晚安”后，伊维才跑下舞台。
接下来的部分乏善可陈。掘墓人非常无趣，剧末的刀光剑影刻意雕琢的成分又太过浓烈。卡梅隆的脑海里只有全裸的奥菲莉娅跑在舞台前方的那一幕，她那娇小的胸部前挺，赤褐色的毛发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伊维把一个疯了的姑娘表演得活灵活现。卡梅隆觉得在场的每个男人一定都这样想。没人会去管什么哈姆雷特。
谢场时，伊维赢得了最多的掌声。不过教导主任并没上台致以颂赞，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对通常都很业余的舞台表演表示感谢。
离开礼堂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伊维的家人。黛西表现得很勇敢，她一直在旁若无人地和其他家长说话。穿着深灰色西服的劳埃德什么话都没说，表情非常严肃。伊维的奶奶艾瑟尔·莱克维兹微笑着，她也许会有所保留，但不会过分抱怨。
卡梅隆的家人们反应不一。妈妈的嘴唇翘得老高，明显不赞成表演成这样。爸爸伍迪却忍俊不禁地笑着。杜杜则啧啧地赞叹个不停。
卡梅隆对戴夫说：“你姐姐表演得太棒了。”
“我却比较喜欢你那个妹妹。”戴夫坏笑着说。
“奥菲莉娅把哈姆雷特的戏全都抢没了。”
“伊维是个天才，”戴夫回答，“经常把爸妈惹得恼火。”
“为什么会这样？”
“爸妈觉得表演不算正经工作，想让我们都投身政界。”说着他揉了揉眼睛。
卡梅隆的父亲伍迪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他说，“我父亲是美国参议员，我祖父也是。他们不明白我为何要当摄影师。在他们看来，拍照片不算是真正的工作。”伍迪在世界上也许仅次于《巴黎竞赛》杂志的《生活》杂志当摄影记者。
威廉姆斯家和杜瓦家都到了后台。没一会儿，伊维穿着运动衫和长裙端庄地从女生化妆室走了出来，显然在说“我才不是露阴癖呢，那是奥菲莉娅”。但她的表情里有股得胜的喜悦。无论人们对裸体演出会说些什么，没人会否认她的表演征服了观众。
劳埃德第一个说话了。这个当爸爸的说：“我只希望你别因为不雅暴露而被捕。”
“我本来没想要全裸，”伊维像接受赞美似的说，“这是临到场上再决定的。我甚至没想到睡衣会被撕开。”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卡梅隆心想。
杰里米·法尔克纳戴着他标志性的大学围巾过来了。他是学校里唯一让学生直呼其名的教师。“真是难以置信！”杰里米赞叹道，“一个里程碑似的时刻！”他激动得两眼放光。卡梅隆想到，杰里米可能也爱上了伊维。
伊维说：“杰里，这是我的父母，劳埃德·威廉姆斯和黛西·威廉姆斯。”
法尔克纳一时间看上去很害怕，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威廉姆斯先生和夫人，你们必定比我还吃惊，”他巧妙地推卸了责任，“我想让你们知道，伊维是我教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他和黛西握了握手，然后又和明显不怎么乐意的劳埃德握了手。
伊维对加斯帕说：“请你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庆功派对。”
劳埃德皱起眉。“庆功派对？就为这个？”显然他觉得没什么功好庆的。
黛西碰了碰他的胳膊，“没事，让他们闹上一闹吧。”她说。
劳埃德耸了耸肩。
杰里米爽快地说：“给你们一个小时，明天上午还要上课呢！”
加斯帕说：“我比你们都大，我去不太合适吧。”
伊维不高兴地说：“一年前你还不过是个中学生呢，跟我一起去嘛！”
卡梅隆搞不清伊维为什么硬要加斯帕去。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大上许多。他已经上大学了：不适合参加中学生的派对。
加斯帕同意了：“一会儿见。”
黛西说：“务必在十一点以前回来。”
伊维的父母离开了。卡梅隆对伊维说：“老天，竟然被你混过去了，没人因为舞台上的表演而指责你。”
伊维莞尔一笑：“我早就猜到了。”
大伙用咖啡和蛋糕庆功。卡梅隆希望杜杜能过来渲染气氛，但她没有参与演出，所以和戴夫一样早早回家了。
伊维是庆功会上的焦点。连扮演哈姆雷特的男孩都承认她是整出剧的明星。杰里米·法尔克纳唠叨个不停地谈论着裸体如何表现出了奥菲莉娅的脆弱一面。他的赞扬让伊维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很快伊维就显得有些飘飘然了。
卡梅隆旁观着众人对伊维的赞颂。他一点也不急：无论你们再怎么称赞，和她一起回家的还是他卡梅隆啊！
十点半，庆功会散了。“很高兴爸爸能常驻在伦敦，”当他们在曲折的小街上步行的时候卡梅隆说，“我不想离开旧金山，但这里真的很棒。”
“那就好。”伊维无动于衷地说。
“最高兴的是认识了你。”
“你真好心，谢谢你。”
“我的人生因你而改变。”
“不会的。”
卡梅隆设想的不是这样。他和伊维独自走在没有人的街上，紧挨在一起走过大片的黑暗和零星的街灯，相互间轻声地说着话，可两人之间却没有一点亲近感。他们更像是在闲聊。但他不打算放弃。“我想和你做亲密的朋友。”他说。
“我们已经是亲密的朋友了。”伊维有点不耐烦地说。
到了彼得大街的时候，卡梅隆仍旧没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走到门前他停下了。伊维却继续朝前走。于是他拽了把伊维的胳膊，把她拉了回来。“伊维，”卡梅隆说，“我爱上你了。”
“卡梅隆，别荒唐了。”
卡梅隆像是被扇了个耳光一样难受。
伊维想继续往前走。卡梅隆却不顾是否会伤害到伊维，紧抓着伊维的胳膊不放。“荒唐？”他的声音颤抖，显然有几分尴尬。平静下心情以后，他又问了一遍，“这怎么叫荒唐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伊维用夸张的口吻说。
这句话给了卡梅隆毁灭性的打击。卡梅隆以无所不知自居，他原以为伊维很喜欢他的这个优点。“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他问。
伊维用力把胳膊从卡梅隆的手中拽了出来。“你这个傻瓜，我正在和加斯帕恋爱呢。”说完，她便走进了家门。

Part2 缺陷 1961-1962年 第十三章
早晨，天还没亮，丽贝卡和伯纳德又一次做了爱。
在柏林的米特老城区，他们已经同居了三个月。他们和丽贝卡的父母沃纳、卡拉，丽贝卡的外祖母茉黛、丽贝卡的弟妹瓦利和莉莉住在一起。但房子很大，没人会打扰他们。
在这期间，爱欲暂时弥补了他们失去的一切。丽贝卡和伯纳德都失业了。尽管东德急缺教师，但由于秘密警察的阻挠，两人再也没找到活儿干。
两人都在接受社会民主党寄生者的调查，因为这个罪名，没有哪家学校会接纳他们。丽贝卡和伯纳德迟早会受审下狱。伯纳德会被送到劳役营，也许会在劳役营中死去。
于是他们决心要逃跑。
今天，将是他们在东柏林的最后一天。
当伯纳德轻轻把手沿着丽贝卡的睡衣往上摸时，丽贝卡说：“我真的很紧张。”
“我们也许没有更多的机会了。”伯纳德说。
丽贝卡抓进伯纳德，用身体贴着他。她知道伯纳德是对的。他们也许会因为试图非法越境而死。
如果两人阴阳相隔，那就更糟了。
伯纳德伸手去取避孕套。他们说好一到自由世界就马上结婚，在那之前不能怀孕。这个安排千万不能出岔，丽贝卡可不想在东德抚养孩子。
尽管担心害怕，但对未来的期望却占了上风，丽贝卡热烈地回应着伯纳德的触碰。最近她才发现男女之爱是那般美好。她很喜欢和汉斯以及之前两个恋人和风细雨的性爱，但从未尝试过如此暴风骤雨般的投入，沉浸在完全的忘我状态。丽贝卡想到，如此投入的激情恐怕以后是不会再有了。
结束后伯纳德说：“你是一头母狮。”
丽贝卡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过，这全是因为你。”
“是因为我们俩，”伯纳德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呼吸平稳以后，丽贝卡说：“每天都有人逃到那边去。”
“没有人统计过逃过去了多少。”
偷渡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游泳过河，有的爬过铁丝网，有的藏在汽车和卡车里通过检查点。被允许进入东德的西德人给亲戚们带来假护照，帮助他们蒙混过关。盟军战士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个东德人在戏服商店买了套美军制服，大摇大摆地走过了边境上的东德检查点。
丽贝卡说：“越境时被打死的人也有很多。”
东德的边防军没有丝毫怜悯心和羞耻感。只要看到有人企图越境，他们就开枪射杀。作为教训，他们有时甚至把伤者留在无人能及的边境上，让国境两边的人看着他血尽而亡。对于试图离开共产天堂的叛徒来说，死刑是最好的惩罚。
丽贝卡和伯纳德计划通过伯诺尔大街逃亡。
讽刺的是，柏林墙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房子在东柏林，门口的人行道却在西柏林的情况。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住户们打开门，发现门口拦着道铁丝网。起初，许多住户从楼上的窗户往西柏林那边跳，一些人弄伤了自己，另一些人跳在了西德消防员举着的毛毯上。现在，房屋的住客们已经被疏散了，门和玻璃都钉上了板条。
丽贝卡和伯纳德的计划有所不同。
他们穿上衣服，和家人一起吃了早饭——也许未来很长时间他们都无法和家人一起吃早饭了。这顿早饭和去年8月13日的早饭一样，但这次要紧张得多。上次家人们只是有些伤感：丽贝卡也是要去西德，但那时不必冒生命危险。这一次他们都很害怕。
丽贝卡试着装得愉悦一些：“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们也会跟随我们的脚步越过边境。”她说。
卡拉说：“你很清楚，我们是不会过去的。你必须走——你在这里找不到未来。但我们会留下。”
“爸爸的工作怎么样了？”
“现在还勉强维持着。”沃纳说。因为地处西柏林，沃纳已经不能去自己开办的工厂了。他尝试着远程操控，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西柏林之间没有电话连线，沃纳只能依靠信件来处理工厂事务，但信件因为要接受审查而经常延误。
这让丽贝卡非常痛心。家庭是丽贝卡在这个世上最为看重的东西，但此时她却被迫要离开家。“没有不倒的墙，”丽贝卡说，“柏林终究将合二为一，那时我们就又会在一起了。”
门铃响了。莉莉从桌旁跳了起来。沃纳说：“希望邮递员送来了工厂账务方面的信。”
瓦利说：“我会尽快到墙那边去。我可不想在老眼昏花的共产党员说了算的东柏林再待一时半会儿。”
卡拉说：“成年以后，你想干啥就干啥。”
莉莉一脸害怕地走进厨房，“不是邮递员，”她说，“是汉斯来了。”
丽贝卡轻轻惊叫一声，已经不怎么往来的丈夫怎会知道她的逃亡计划呢？
沃纳问：“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想是的。”
茉黛外祖母问卡拉：“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对付约西姆·科赫的吗？”
卡拉看了看孩子们，他们显然不知道约西姆·科赫遭遇了什么。
沃纳走到橱柜前，打开最下面一个抽屉。抽屉里放了几个很重的平底锅。他把抽屉抽出柜子，把抽屉放在地上。然后他把手伸进柜膛，从里面拿出一把棕色握柄的黑色手枪和一小盒弹药。
伯纳德惊呼道：“我的老天啊！”
丽贝卡不怎么了解枪，但她觉得这应该是把瓦尔特P38手枪。战后沃纳肯定一直保存着这把枪。
丽贝卡很想知道约西姆·科赫究竟遭遇了什么？他是被杀了吗？
动手的是妈妈还是外婆呢？
沃纳对丽贝卡说：“如果汉斯·霍夫曼把你带出去，我们就永远见不到你了。”说完他开始给手枪上膛。
卡拉说：“他也许不是来逮捕丽贝卡的。”
“没错。”沃纳说。接着他转身对丽贝卡说：“跟他谈谈，看他是来干什么的。危急时就大声尖叫。”
丽贝卡站起身，伯纳德也站了起来。“你别去，”沃纳对伯纳德说，“看见你他也许会发怒的。”
“可是——”
丽贝卡说：“爸爸说得对，听我叫了以后再行动。”
“好吧，听你的。”
丽贝卡做了个深呼吸。把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她走到玄关。
汉斯穿着新的深蓝色西装站在门口，脖子上戴着丽贝卡去年在他生日那天送他的条纹领带。汉斯说：“我带来了离婚登记表。”
丽贝卡点点头。“你早就在想着要和我离婚了。”
“可以和你谈谈吗？”
“还有什么好谈的吗？”
“也许还有。”
丽贝卡打开平时家里吃正餐，有时她改改卷子的饭厅。两人走进饭厅，坐了下来。丽贝卡没有关上门。
“你真的想这样吗？”汉斯问。
丽贝卡害怕极了。他是在说逃跑的事情吗？他已经全都知道了吗？丽贝卡鼓起勇气问：“你在说什么啊？”
“当然是离婚的事了。”汉斯说。
丽贝卡迷惑不解。“为什么不？”她说，“你也是这么想的。”
“你真想离婚吗？”
“汉斯，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我想说我们不必离婚。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这次不会再有任何欺骗。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个斯塔西军官，那我也再没有必要对你撒谎了。”
在丽贝卡看来最愚蠢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问。
汉斯把手伸过桌子：“你不知道吗？你不能至少猜一下吗？”
“我猜不到！”虽然这样说，但丽贝卡已经想到了一点可能性。但这个念头实在太过疯狂，丽贝卡不愿往那个方面去想。
“我爱你。”汉斯说。
“老天，你怎么还敢这样说？”丽贝卡咆哮道，“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是认真的，”汉斯说，“起先我假装很爱你。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你是个何其完美的女人。我想娶你，这不仅仅是在执行任务。你聪明，漂亮，又致力于教育事业——你的一切都让我深感敬佩。丽贝卡，回到我身边吧——求你了！”
“绝不。”丽贝卡大声喊。
“用一天时间好好想想，一周也行。”
“绝不！”
丽贝卡高声拒绝，但汉斯却表现得像是她在虚与委蛇一样。“改天再和你谈。”他笑着说。
“不，”丽贝卡高声嚷，“休想，想都别想！”然后她从餐厅里跑出来了。
家人们表情恐惧地站在打开着的厨房门口。“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他不想和我离婚，”丽贝卡哭着说，“他说他爱我，想和我重新开始——他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伯纳德说：“看我不勒死他。”
他已经来不及了，门口响起关门的声音。
“感谢上帝，”丽贝卡说，“他终于走了。”
伯纳德张开双臂抱住丽贝卡，丽贝卡把脸埋在他的臂膀中。
卡拉声音颤抖着说：“没想到他会那么说。”
沃纳从枪里拿出子弹。
茉黛外祖母说：“事情还没完，汉斯一定会再来的。秘密警察认为老百姓绝不会对他们说不。”
“她说得很对，”沃纳说，“丽贝卡，你必须今天就走。”
丽贝卡从伯纳德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哦，不——今天就必须走吗？”
“现在就走，”她爸爸说，“你的处境很危险。”
伯纳德说：“你爸爸说得对，汉斯下一次可能就使硬的了，我们必须把明天的出走计划改到今天。”
“好吧。”丽贝卡说。
丽贝卡和伯纳德跑回楼上的房间。伯纳德穿上白衬衫，黑色的灯芯绒大衣，戴上一条黑领带，像是要参加一场葬礼似的。两人都穿上了黑色的运动鞋。伯纳德从床下取出上周买的一卷晾衣绳，他把晾衣绳像弹药带吊在肩膀上，然后披上件棕黄色的皮外套做遮掩。丽贝卡穿上了黑色的套头毛衣和黑色的长裤，在毛衣外面穿上了一件黑色的短大衣。
他们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做好了准备。
家人们已经等在了玄关。丽贝卡和所有人拥抱亲吻。莉莉哭着说：“别被他们杀掉。”
伯纳德和丽贝卡戴上皮手套，走到门口。
他们再一次和家人挥手告别，然后便出了门。
瓦利远远地跟着他们。
他想看看他们是怎么逃过去的。丽贝卡和伯纳德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他们的行动方案，甚至连家人也没有。妈妈说要保密的话谁都不能说。她和爸爸都很坚持这点，看来这是他们从隐秘的战争经历中得来的教训。
瓦利告诉家人他要在自己的房间里练吉他。最近他有了一把电吉他。房间里没有声音的话，父母准会以为他在没有插电的情况下练习呢！
他从后门溜出门。
丽贝卡和伯纳德手挽手向前走。他们的步伐轻快，但没有赶忙到会遭人怀疑的程度。这时是早晨八点半，晨雾开始渐渐散去了。瓦利轻松坦然地跟在两人后面，他看见伯纳德的肩膀上有块凸起，应该就是那卷晾衣绳。他们没有回头看，瓦利的运动鞋在行走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发现丽贝卡和伯纳德也穿着运动鞋，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也会选择运动鞋。
瓦利又高兴又害怕。多么奇妙的一个早晨啊！当爸爸拉出抽屉，拿出那把枪的时候，瓦利差点摔了一跤。老家伙真心是要杀了汉斯·霍夫曼！也许爸爸还没有老到昏聩无用的程度。
瓦利为深爱着的姐姐感到害怕。丽贝卡可能马上就要被杀。但他同时也很兴奋，如果丽贝卡能逃过去的话，那他也能逃过去。
瓦利仍然想偷渡去西柏林。违抗了父亲不准去夜生活夜总会的命令之后，瓦利没有摊上更大的麻烦：父亲说吉他被摔已经足够了。但他仍然生活在父亲沃纳·弗兰克和东德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这两个暴君的阴影之下。一有机会，他就想从这两个暴君的掌管中脱离出去。
丽贝卡和伯纳德走到一条直通柏林墙的街上。街道尽头，两个警察正在清晨的寒气中跺着脚。他们的肩上扛着配备着使用弹鼓的苏制机关枪。在瓦利看来，没有人能在两个警察的看管下跨过那道铁丝网。
丽贝卡和伯纳德离开街道，走进一块墓地。
瓦利无法跟着他们一起走在墓地之间的小道上：在空旷的墓地里，跟踪者会非常显眼。他快步折向墓地中间的小教堂，躲在小教堂的后面。藏好以后，他伸出头，看着姐姐和伯纳德，他们显然没看见他。
瓦利看着他们走向墓地的西北角。
墓地西北角树着一道六角形网眼的铁丝网。铁丝网的另一边，是一幢房子的后院。
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要穿平底的运动鞋，瓦利想。
但晾衣绳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伯诺尔大街上的这幢房子已经没人住了，但侧面的巷子里还住着人。丽贝卡和伯纳德又惊又怕地爬过巷子里一排房屋的后院，和被柏林墙挡住的街尽头隔着五个门洞。他们爬过第二道铁丝网，然后是第三道，所在的位置离柏林墙越来越近。丽贝卡刚过三十，动作很灵敏。伯纳德尽管已经四十岁了，但身材保持得很好：他还在学校的足球队当教练。他们很快就到了离街尽头只有三个门洞的那幢房子。
丽贝卡和伯纳德上个月一袭黑衣扮成吊唁者来过这个墓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观察这些房子。丽贝卡和伯纳德观察得不是很清楚——他们不敢冒险使用望远镜——但确信街尽头数过来的第三幢房子有条直达屋顶的通道。
房子之间的屋顶是连通的，最后直达波诺尔大街那幢清空了住客的房屋。
离终点越近，丽贝卡越是不安。
他们原本想从低矮的煤仓爬到副屋的平顶，再爬到山形墙外突出的窗框。然而，从墓地远看过来不算太高的这段高度近看却非常可怖。
他们不能走进房子。居住在里面的人多半会报警：不报警的话，他们会因为纵容偷渡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屋顶雾蒙蒙的，也许会很滑，但至少没有在下雨。
伯纳德为丽贝卡：“你准备好了吗？”
丽贝卡很害怕，她完全没有准备好。“当然准备好了。”她却这样说。
“你是头母狮。”伯纳德又赞叹了一遍。
煤仓刚及胸口，两人爬上了煤仓。松软的运动鞋在煤仓顶上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
伯纳德站在煤仓顶上，用胳膊撑着副屋的边缘，一骨碌爬了上去。然后他俯卧在副屋屋顶，伸下手，把丽贝卡拉了上去。两人很快就一同站在了副屋屋顶上了。丽贝卡担心他们会不会太显眼，但举目四望，她只在墓地里看见了一个孤零零的身影。
接下来是旅程中最为艰险的一部分。伯纳德把一个膝盖跪在狭窄的窗台上。好在窗帘都拉上了，即便屋里有人，他们也不用担心——除非屋里的人听到响声，拉开窗帘探察。接着，伯纳德艰难地把另一个膝盖也跪在了窗台上。他用丽贝卡的肩膀作支撑，努力地在窗台上站起来。站定在窗台上以后，他把丽贝卡拽了上来。
丽贝卡跪在窗台上，试着不往下看。
伯纳德把手伸到他们接着要去的倾斜屋顶的斜边上。他无法从窗台直接爬到屋顶：周围只有一块石板的边缘可以支撑。他们之前已经讨论好了这个问题。丽贝卡跪着挺起胸，让伯纳德把一只脚搁上她的右侧肩膀。攀着房顶的边缘，他把全身的重量压在丽贝卡身上。虽然十分沉重，但丽贝卡完全能扛得住。过了一会，伯纳德把左脚踩在她的左肩上。在如此短的一刻之间，丽贝卡尚且能承受住伯纳德的重量。
很快，伯纳德把腿伸过屋顶的边缘，翻身上了屋顶。
他把身体最大限度地展开，然后把手往下伸。她用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丽贝卡的衣领，丽贝卡一把抓住了他的上臂。
窗帘突然被拉开，一个女人张皇地瞪着离她只隔了几公分的丽贝卡。
女人尖叫一声。
伯纳德使足力气把丽贝卡往上举，终于使丽贝卡把脚跨过了屋顶。他拼命把丽贝卡往自己身边拽，终于把丽贝卡拽上屋顶。
但两人都失去了重心，开始沿着倾斜的屋顶往下滑。
丽贝卡伸展出胳膊，用手掌压住屋顶上的砖，试着停住下滑的势头。伯纳德做出了相同的动作。但两人还是在往下滑，缓慢但却无情地往下滑——滑到屋顶最下方时，丽贝卡的运动鞋碰到了屋檐上的铁制排水沟上。排水沟不怎么坚固，但刚好能挡住他们，丽贝卡和伯纳德几乎同时停止下滑。
“尖叫声是怎么回事？”伯纳德急切地问。
“卧室里的女人看见我了，但街上的人应该不会听见她的叫声。”
“她也许会鸣响警报器。”
“不用管她，我们继续吧。”
他们沿着排水沟往前爬。房子很破，房顶上的一些砖块已经碎了。丽贝卡尽量不把身体重量全都压在排水沟上。两人的进展非常非常地慢。
丽贝卡想象着窗口的女人和丈夫的交谈。“如果什么也不做，我们会作为帮凶而被捕。我们可以说我们睡着了，什么都没听见，但警察也许还是会把我们抓走。即便我们报告了警察，他们也可能猜疑我们协同偷渡而逮捕我们。事态紧急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就抓谁。干脆别管这事了吧，我这就去把窗帘拉上。”
老百姓极力避免和警察有任何接触——但窗口的女人有可能不是普通百姓。如果她或她的丈夫是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员，警察就不会对这对夫妇不利。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完全有可能大声叫喊，把警察给招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着，丽贝卡并没有听见骚动声。她和伯纳德也许闯过了这一关。
他们到了屋顶外立面的一块凸起处。伯纳德把双脚放在突起的两边，不断地向上攀爬，他的双手一会就摸到了屋顶。这时他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屋顶，但警察仍有可能从街上注意到手套手指的那个小黑点。
他翻过屋顶，沿着另一边外立面的突起处往前爬，离伯诺尔大街和自由越来越近。
丽贝卡跟在伯纳德后面。她回头看了眼，想知道有没有人能看见她和伯纳德。他们的一袭黑衣在灰色的屋顶砖头的映衬下不是很显眼，但并不能完全隐身。有人在看着他们吗？她可以看见墓地和房子的后院。一分钟之前她看到的人影已经从墓地中间的小教堂跑到了墓地门口。一股难以言传的恐惧浮上心头。墓地里的人看见了他们，正在赶着去向警察报告吗？
一阵惊慌以后，丽贝卡觉得这个人影非常熟悉。
“瓦利？”她惊呼道。
瓦利上这干什么？他显然跟着丽贝卡和伯纳德一路走到了这里。他也要去西边吗？匆忙之间他到底想落身何处啊？
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兀自担心。
丽贝卡和伯纳德到了公寓楼靠伯诺尔大街一边的后墙。
大楼这边的窗户都被木板钉上了。丽贝卡和伯纳德讨论过破板而入的可能性。他们想打碎木板潜入楼内，再打碎另一侧的木板出去。但讨论下来，他们觉得这样做太吵也太费工夫。两人根据猜测决定更简单的还是从楼顶过去。
他们所在的这幢楼的屋脊正好与旁边那幢楼的楼顶排水沟等高，他们可以轻松地从这幢楼跃上那幢楼。
从这时开始，只要一抬头，小巷里拿着机关枪的边防军人就能清楚地看见他们。
这是他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刻。
伯纳德爬到屋脊，两腿跨在屋脊之上，然后沿着屋脊爬到公寓楼屋顶的最高处。
丽贝卡跟在后面。她呼吸急促。她的膝盖瘀肿了，被伯纳德踏过的肩膀疼得厉害。
双脚跨在较低的一节屋脊，丽贝卡往下看了一眼。她吃惊地发现街上的警察离她是如此地近。他们正在点烟。如果有个警察抬头看一眼，那他们就全完了。她和伯纳德这两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对手持机关枪的警察来说再容易不过了。
不过他们离自由也只有咫尺之遥。
她鼓起精神，沿着面前的屋脊继续往上爬。这时，她左脚下有块砖突然动了动，脚上的运动鞋滑了一下，丽贝卡整个人扑倒在屋脊上。她仍然跨坐在屋脊之上，但腹股沟遭到了重重的撞击。她低沉地叫了一声，人向一边倒，但很快维持住了平衡。
不幸的是，松动的砖块却沿着屋顶往下滑，翻过排水沟垂直下坠，摔在人行道上，发出很大的一声噪音。
丽贝卡僵住了。
警察四下看了看，他们任何一刻都可能想到砖块是从屋顶掉下来的，都有可能往屋顶上看。但在他们注意到屋顶上的奥秘之前，一个警察被扔来的石块砸中了。很快，丽贝卡听见弟弟在喊：“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警察。”
瓦利又拿起一块石头，往警察身上扔，这一块没有砸中。
侮辱东德警察等同于自杀，瓦利知道这一点。他可能被捕，遭到殴打，坐牢下狱，但他必须这么做。
他看见伯纳德和丽贝卡在屋顶上一无遮挡。警察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现他们。一旦发现了他们，警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射程很短，不到五十英尺，两位逃亡者很快就会被警察手里的机关枪打成蜂窝。
除非能让警察分心。
警察看上去没比瓦利大几岁。瓦利十六岁，他们看上去顶多二十。他们叼着刚点的烟，疑惑地打量周围，不知道为何会掉下来一块碎砖，扔过来两块石头。
“猪头！”瓦利大喊，“你们这群猪头，你们的老妈都是些妓女！”
警察们看见他了。尽管有雾，警察们还是看见了一百码开外的瓦利。看见瓦利以后，警察便朝瓦利移动过去。
瓦利开始后退。
警察跑开了。
瓦利转身就逃。
在墓地门口瓦利转身看了看。一个警察意识到不能跑出柏林墙的哨位太远，很快就停了下来。警察还没有时间冷静分析，为什么有人会做出如此鲁莽的事情。
另一个警察单腿跪地，把枪瞄准瓦利。
瓦利钻进了墓群。
伯纳德把晾衣绳绕在石头烟囱上，把晾衣绳拉紧，牢牢地在烟囱上打了个结。
丽贝卡平躺在屋脊上，喘着气向下张望。她看见一个警察追在瓦利身后，瓦利一溜烟钻进了墓群。第二个警察回到了哨位上，但还好——他不断回头向后，看着同事那边。瓦利为了转移警察的注意力，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了赌注，丽贝卡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担心。
她看着另一边的自由世界。伯诺尔路的另一边，一男一女正看着她，对她指指点点。
伯纳德手拿晾衣绳坐下，然后沿着西侧的房顶往下滑，一直滑到了房檐。接着他把晾衣绳在胳膊下面胸口绕了两圈，留下一段五十英尺左右的晾衣绳末梢。他可以借烟囱上系着绳索的支撑，把身体翻过屋檐。
他回到丽贝卡身边，跨坐在屋脊上。“坐正。”说着他把晾衣绳的末端系在丽贝卡身上，打了个结。伯纳德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牢牢地拉紧了绳索。
丽贝卡最后看了眼东柏林那边，看见瓦利机敏地跨过了墓地远端的一道铁丝网，穿过一条街，消失在了巷子之间。警察放弃了追逐，折回哨位。
在折回哨位的过程中，警察无意间往公寓屋顶抬头看了眼，突然间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丽贝卡知道警察肯定发现了他们。屋檐上的两个身影在蓝天下分外显眼。
警察一边叫一边指点，然后迈开步子奔跑。
丽贝卡翻下屋脊，沿着屋顶斜坡，缓慢滑到屋檐上的排水管处。
楼下传来一阵机关枪的开火声。
伯纳德站定在她身旁，用系在烟囱上的绳子支撑住自己。
丽贝卡感觉到伯纳德用绳子拉住了自己。
行动的时候到了，她心想。
丽贝卡翻过排水管，垂在半空中。
胸口绑着的晾衣绳勒得她生疼。她在空中荡了一会儿，很快伯纳德放出绳索，丽贝卡开始一节一节地往下落。
丽贝卡和伯纳德在丽贝卡家的房子练习过这个动作。伯纳德把丽贝卡从最高层的窗户一直放到楼下的后院里。这样做很伤手，伯纳德说，但如果有好的手套，还是能做到的。在下降的过程中，伯纳德让她一有机会就在楼边的窗台上站一会儿，好让他有机会歇一口气。
丽贝卡听见楼下传来鼓励的叫喊声，心想一定有许多人聚集在了柏林墙西面的伯诺尔路上。
她看见了身子下面的人行道以及沿着楼房外墙展开的铁丝网。她已经在西柏林了吗？东德的军人和警察可以在柏林墙东边杀无赦，但因为苏联不想在外交上惹麻烦，他们无法向西柏林这边开火。但此时她正吊在铁丝网上方，这里既不属于东柏林，也不属于西柏林。
又一阵机关枪的开火声。警察在哪？他们又是在向谁开火呢？丽贝卡猜测警察会尽快爬上屋顶，赶在丽贝卡和伯纳德顺利逃亡之前向他们开枪射击。如果警察也像他们那样从屋外攀上屋顶的话，那警察多半就赶不上了。但他们完全可以进入住宅楼，沿着楼梯跑到屋顶。
丽贝卡几乎就快要落地了。她的脚碰到了铁丝网上。她把手往大楼的墙上一撑，从外墙上摆脱出来，但她的脚却还缠在铁丝网上。铁丝网撕裂了她的裤子，在她的皮肤上划开了几道口子。马上有群人聚过来，接住她，帮她摆脱铁丝网的纠缠，从胸口解开绳子，把她放在地上。
站稳以后，丽贝卡马上抬头看。伯纳德站在屋檐上，正在解开胸口系着的绳子。丽贝卡往后退了几步，以便能看清伯纳德。警察还没赶到楼顶。
伯纳德双手紧紧抓住绳子，然后翻下屋顶，脚蹬着墙面，两只手抓着绳子往下滑。这个动作非常难，因为他把全身重量都放在了抓着的这根绳子上。在不会被外人看见的一天深夜，他在家的后墙上练习过这个动作。但这幢楼房要高出许多。
街上的人群向他欢呼。
有个警察出现在了楼顶。
伯纳德冒着绳索会从手里脱落的风险，下滑得更快了。
有人大喊：“取条毛毯来。”
丽贝卡知道，已经没时间让人拿毛毯过来了。
警察把机关枪对准伯纳德，但还是犹豫了一下。他无法朝西德境内开火。很可能把子弹打在围观者而不是逃亡者身上。这很有可能成为爆发一场战争的导火索。
警察转过身，看着绕在烟囱上的绳索。他可以解开绳索，但伯纳德完全可以在那之前到达地面。
警察会有刀子吗？
显然没有。
他突然灵感勃发，把枪口对准绷紧的晾衣绳放了一枪。
丽贝卡尖叫一声。
晾衣绳断开了，绳子的末端飞扬在伯诺尔街的空中。
伯纳德像块石头一样坠落下来。
人群散开了。
伯纳德“砰”的一声坠在街边的人行道上。
然后他就躺着不动了。
三天以后，伯纳德睁开眼，看着丽贝卡打了声招呼：“嗨！”
丽贝卡说：“感谢上帝。”
丽贝卡担心得失去了理智。医生告诉她伯纳德一定能恢复知觉，但丽贝卡一定要亲眼看到才相信。伯纳德经历了几个手术，其间还注射了许多药。等了这么久，丽贝卡头一次在伯纳德脸上看见了活人的气息。
靠在医院的病床上，丽贝卡克制住想哭的冲动，吻了吻伯纳德的唇。“我很高兴，”她说，“你终于醒了。”
伯纳德问：“发生了什么事？”
“你从半空中掉下来了。”
他点点头：“我还记得屋顶上的情形，但在那之后……”
“警察开枪打断了晾衣绳。”
他看了看自己的身体。“给我上石膏了吗？”
丽贝卡一直在等他醒，但却害怕着这一时刻的来临。“腰部以下都上了石膏。”她说。
“我……我没法动我的脚。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伯纳德的表情很恐慌，“我的腿被截肢了吗？”
“没有。”丽贝卡做了个深呼吸，“你的腿发生了大面积的骨折，但感觉不到腿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脊髓神经部分受了损。”
他沉思了很久，然后问丽贝卡：“我会痊愈吗？”
“医生说脊髓神经也许能痊愈，但不会很快……”
“这么说……”
“你腰部以下的功能也许会得到恢复。但离开医院时你将坐轮椅离开。”
“医生说多长时间才能恢复了吗？”
“他们说……”丽贝卡努力不哭，“你必须做好一辈子摆脱不了轮椅的准备。”
伯纳德把目光抛向一旁。“我是个残疾人了。”
“但我们自由了。你现在在西柏林。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逃进了轮椅里。”
“别那样去想。”
“我他妈的能去做什么啊？”
“我已经想过了，”丽贝卡强装出坚定而自信的样子，“你会娶我，然后重新回到课堂里。”
“那完全不可能。”
“我已经给安塞姆·韦伯打了电话。你也许还记得，他现在在汉堡的一家学校做校长。他为我们俩提供了职位，九月就能上班。”
“坐在轮椅里教书吗？”
“这有什么关系！你完全可以教授物理，你讲解的物理能让班上最迟钝的孩子都能领悟。教课不一定要用到脚。”
“你不会想嫁给一个残疾人的。”
“是的，”丽贝卡说，“但我想嫁给你，也会嫁给你。”
他的语气变得尖刻起来。“你不会嫁给一个下半身完全没用的男人。”
“听我说，”丽贝卡严厉地说，“三个月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爱是什么。我刚刚找到了你，我才不想失去你呢。我们活着逃出来了，我们会继续活下去。我们会结婚，会教书，会永远爱着彼此。”
“我吃不准。”
“我对你只有一点要求，”丽贝卡说，“你一定不要失去希望。我们会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解决所有的问题。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能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伯纳德·赫尔德，请你现在就对我发誓，永远不离弃我，永远不。”
两人沉默了很长一会儿。
“请向我发誓。”丽贝卡催促道。
伯纳德笑了。“你真是一头母狮。”他说。

Part3 孤岛 1962年 第十四章
德米卡和瓦伦丁带尼娜和安娜在高尔基公园坐上了摩天轮。
德米卡从度假胜地被突然叫走以后，尼娜开始跟一个工程师交往，但约会了没几个月就分道扬镳，所以现在她又是一个人了。这时，瓦伦丁和安娜已经是一对恋人了：瓦伦丁大多数周末都在尼娜和安娜合住的公寓里睡觉。瓦伦丁对德米卡意味深长地说过几次：一个接一个地和女人睡觉，是男人年轻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我也会如此幸运的，德米卡心想。
在莫斯科短暂夏天的第一周，瓦伦丁建议四个人一起进行双重约会。德米卡急切地答应下来。尼娜聪明又有主见，还会对他提出挑战：德米卡非常喜欢这点。但除此之外，他更爱尼娜的性感。他经常想起尼娜吻他时的激情澎湃，非常想再和尼娜接吻。他常常想起尼娜在冰冷的湖水中凸起的乳头。德米卡很想知道尼娜会不会回想起湖上的那一天。
但他无法像瓦伦丁那样很自然地和女孩们打成一片。瓦伦丁简单地说上两句就能把女孩哄骗上床。德米卡认为操控对方或仗势欺人是不对的。他觉得如果对方说“不”，你就得接受，而不是像瓦伦丁那样认为“不”其实表示“可以试试”。
高尔基公园是共产主义荒漠里少数的几块绿洲之一，莫斯科人常去那休闲娱乐。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购买冰激凌和糖果，明目张胆地和陌生人调情，在树丛中忘情地接着吻。
安娜假装害怕乘坐摩天轮。瓦伦丁陪在她身边，揽住她，告诉她摩天轮上非常安全。尼娜看上去非常自得，让德米卡没有一点下手的机会。德米卡真希望她也像安娜那样假装害怕！
尼娜穿着件黄绿相间的棉布连衣裙，看上去非常棒。从后面看更迷人，走下摩天轮的时候德米卡心想。为了这一天的约会，德米卡特地穿上了一条美式的牛仔裤和一件蓝格子的衬衫。这是他用赫鲁晓夫不要的两张芭蕾舞票换来的：波修瓦芭蕾舞团表演的著名舞剧《罗密欧和朱丽叶》。
他们在公园小道上散步，喝着小摊上买来的橙汁。尼娜问他：“上次分别以后你一直在干些什么啊？”
“我一直都在工作。”德米卡说。
“没干别的了吗？”
“我总是比赫鲁晓夫提前一小时到办公室，确保做好了一切准备——他需要的文件，国外的报纸以及他可能用到的所有资料。他经常工作到很晚，我很少在他走之前离开。”德米卡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描述得像事实上那样令人振奋。“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干别的。”
瓦伦丁说：“他在大学时也是一样——一天到晚都在学习。”
好在尼娜并没有认为德米卡的生活有多单调。“你真的和赫鲁晓夫同志每天在一起吗？”
“大多数时候。”
“你住在哪儿？”
“政府公寓。”这是一幢离克林姆林宫不远的高端住宅楼。
“太棒了。”
“和我妈妈住一起。”德米卡补充道。
“如果能住在那幢楼，我也会把妈妈接来一起住。”
“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我的双胞胎妹妹，不过她已经去古巴了——她是个塔斯社记者。”
“我也很想去古巴。”尼娜希冀地说。
“那是个很穷的国家。”
“在一个没有冬天的国家，穷点没什么。想象一下，一月份都能在海滩上跳舞。”
德米卡点点头。他为古巴而激动，有截然不同的原因。卡斯特罗的革命说明，僵化的苏联体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之路。卡斯特罗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和苏联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卡斯特罗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他说。
“为什么不能呢？”
“美国已经入侵了社会主义古巴一次。对美国人来说，猪湾事件是个彻底的失败，但他们会动用更多的部队再次进行尝试——也许就在一九六四年，那时肯尼迪总统将进行连任竞选。”
“太可怕了，难道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他吗？”
“卡斯特罗想和肯尼迪和平共处。”
“他会成功吗？”
“五角大楼反对和平计划，保守的国会议员大肆鼓噪，因此他的计划可能行不通。”
“我们必须对古巴革命进行支持！”
“我同意——但苏联的保守派同样也不喜欢卡斯特罗。他们认为他也许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要取决于美国人。他们也许会把古巴扔在一边置之不理。但我想他们没那么聪明。他们会一直骚扰卡斯特罗，久而久之，卡斯特罗会觉得苏联是他的最后那根救命稻草。也就是说，卡斯特罗迟早会寻求苏联的保护。”
“我们会如何应对？”
“问得好。”
瓦伦丁打断了他们的闲聊。“我饿了，姑娘们在家里准备了食物吗？”
“当然准备了，”尼娜说，“我还买了炖汤用的培根呢。”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我和德米卡在路上会再买些啤酒带过去。”
他们乘地铁回家。尼娜和安娜在雇主钢铁联盟拥有的一幢大楼内有一间公寓。她们的公寓不大：一间只有两张单人床的卧室，一个放着电视和正对着电视的沙发的客厅，一个放着小餐桌的厨房以及一间浴室。德米卡猜测沙发上的蕾丝沙发垫和电视上面的塑料花应该是安娜买的，条纹窗帘和墙上的山景图片应该是尼娜买回来的。
德米卡对唯一的那间卧室感到担心。如果尼娜想跟他睡觉的话，两对恋人难道要在一间卧室里做爱吗？在大学里，德米卡并非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但他不喜欢这种安排。排除其他因素不说，光是想到瓦伦丁会知道他的性交技巧是那么不熟练，他就受不了。
他很想知道瓦伦丁留宿时尼娜住在哪里。这时他注意到客厅地板上有一小叠床单。看来那时尼娜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了。
尼娜把大块的培根放在一个很深的平底锅里，安娜切开了一个大萝卜。瓦伦丁在餐桌上摆上了刀叉和盘子。德米卡负责倒啤酒。除了德米卡，其他三个人似乎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德米卡有些紧张，但知道自己能对付好的。
尼娜做了个由腌蘑菇、薄饼、香肠和吐司组成的小菜拼盘。烧汤的时候，四人聚集在客厅里。尼娜坐上沙发，然后拍了拍身边空的地方，让德米卡坐下。瓦伦丁坐上安乐椅，安娜坐在他脚边的地上。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收听电台里播放的音乐。尼娜在汤锅了放了点香草，厨房里散发的香味让德米卡感到饥肠辘辘。
他们谈到了各自的父母。尼娜的父母离婚了，瓦伦丁的父母分开住，安娜的父母彼此痛恨着对方。“我妈妈不喜欢我爸爸，”德米卡说，“我也不喜欢，没人喜欢克格勃的男人。”
“我结过一次婚——到现在还没有再婚，”尼娜说，“你们知道有谁结了婚还快快乐乐的吗？”
“我认识一对，”德米卡说，“我舅舅和舅妈就很美满。注意。我舅妈卓娅是个物理学家，她长得很美，像个电影明星似的。小时候我一直叫她杂志上的阿姨，因为她看上去像极了杂志上的大美女。”
瓦伦丁抚摸着安娜的头发，安娜以一种德米卡觉得非常性感的姿态把头枕在瓦伦丁的大腿上。他想触摸尼娜，尼娜应该不会介意——不然尼娜请他上门是为了什么呢？——但他还是觉得非常尴尬。他希望尼娜能做些什么：尼娜结过婚，显然比他更有经验。但她沉浸在音乐和美酒之中，全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晚饭终于准备好了。肉汤很美味，尼娜很会做菜。他们就着汤吃了许多黑面包。
吃完晚饭，收拾停当以后，瓦伦丁和尼娜走进卧室，关上了卧室的门。
德米卡走进浴室。从洗脸盆上的镜子看，他的面貌已经没那么英俊了。他脸上最动人的部分是那双蓝色的大眼睛。但是，他的深棕色头发和其他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一样剪得非常短。镜子里的他像个远远把人间情爱抛在一边的正经人。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避孕套。避孕套很短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了些来。但他不同意瓦伦丁避孕是女人的事的观点。想到女人要被迫在生孩子和流产之间作出抉择，做爱也显得索然无味了。
他回到客厅。令他吃惊的是，尼娜已经穿上了大衣。
“我想我应该送你到地铁站去。”尼娜说。
德米卡愣住了。“为什么？”
“我觉得你对周围的路应该不是很熟悉——我不愿让你迷路。”
“我是想问，你为什么要叫我离开？”
“你还想干什么？”
“我想留下来吻你。”他说。
尼娜笑了。“你虽然不够老练，但却不失热情。”说着她脱下大衣，重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德米卡坐到沙发上，犹豫地吻起尼娜来。
尼娜热情地回吻着德米卡。他兴奋地意识到尼娜不是很在乎他是不是个新手。很快德米卡开始摸索起尼娜衬衫上的纽扣。尼娜的乳房丰满、形状完美。它们藏在令人生畏的胸罩后面，不过尼娜很快把胸罩脱了下来，让德米卡亲吻上去。
接下来，事情就进行得快了。
关键一刻到来的时候，尼娜躺在沙发上，头枕着沙发扶手，一只脚放在地上，姿态非常自然。德米卡觉得她以前一定以这种姿势和别的男人做过爱。
他忙乱地掏出好不容易弄来的避孕套，把避孕套拿出盒子。但尼娜却说：“不需要这个。”
德米卡非常吃惊。“为什么不用？”
“我怀不上孩子。这是医生说的。我丈夫就是为此和我离婚的。”
德米卡把避孕套扔在地板上，把身子趴在尼娜的身上。
“慢慢来。”尼娜指引着德米卡进入了她的身体。
我做到了，德米卡心想，我终于失去了童贞。
快艇原本是用来走私酒类的：他们坐的快艇又长又窄，速度非常快，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快艇以每小时八节的速度穿越佛罗里达湾，用碾压一切的姿态轧过拍打的波浪。快艇上的六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绑在艇身上，只有这样才能在速度如此之快的快艇上保证一定的安全。快艇的小舱里放着机关枪、子弹和燃烧弹。快艇正在向古巴进发。
乔治·杰克斯真不该乘上这艘快艇。
他借着月光朝远处看，感觉一阵晕船。船上有四个人是被流放在迈阿密的古巴人：乔治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痛恨共产主义，痛恨卡斯特罗，痛恨一切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快艇上的另一个人是蒂姆·泰德尔。
整件事开端于泰德尔的司法部之行。刚见面的时候，乔治觉得泰德尔有些眼熟，以为他是个中央调查局的人。但其实泰德尔已经从官方“退休”，这时在从事自由职业的安全顾问。
办公室里只有乔治一个人。“有事要帮忙吗？”他礼貌地问。
“我是来参加‘猫鼬行动’会议的。”
乔治听说过猫鼬行动，让人无法信赖的丹尼斯·威尔逊参加了这个行动，但乔治不知道这个行动的具体细节。“进来吧。”乔治指着把空椅子说。泰德尔夹着个讲义夹走进办公室。他大约比乔治大十岁，但却一副四十年代的打扮：头发中分，穿着一件双排扣的西装。乔治说：“丹尼斯很快就会回来。”
“谢谢你。”
“进展得怎么样？哦，我是想问猫鼬行动进行得怎么样。”
泰德尔戒备地说：“我会在会上进行报告的。”
“我无法参加会议。”说着乔治抬腕看了看表。他暗示受邀参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过他对猫鼬行动很是好奇。“我在白宫有个会。”
“那真是太遗憾了。”
乔治回忆起猫鼬行动的片段信息。“在原始的方案中，你们应该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现在是积累阶段是吗？”
发现乔治是圈内人以后，泰德尔的脸色马上就由阴转晴了。“这是报告。”说着他打开了讲义夹。
乔治假装对这个行动了解很多。猫鼬行动旨在帮助古巴的反共人士发起一场反革命的暴乱。这个行动有明确的时间表，其高潮是要在这年十月国会中期选举前推翻卡斯特罗。经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渗透队伍将承担起组织政治集会和进行反卡斯特罗宣传的任务。
泰德尔递给乔治两张纸。乔治假装不怎么在意地问：“行动在按照时间表顺利推进吗？”
泰德尔回避了这个问题。“到了该施压的时候了，”他说，“秘密散发调侃卡斯特罗的传单无法达成我们需要达到的目的。”
“如何才能增大压力呢？”
“都写在报告里呢。”泰德尔指着乔治手里的报告纸说。
乔治看着手里的两张纸。报告里的建议比他预料得还要糟糕。中央情报局建议破坏桥梁、炼油厂、发电厂、糖厂和船坞。
这时丹尼斯·威尔逊走进了办公室。乔治注意到，威尔逊的穿着和鲍比一样随意：领口敞着，鞋带松着，袖子卷得老高。只是他的头发没有鲍比的那样繁密。看到泰德尔正在和乔治说话。他先是吃了一惊，然后表现得十分焦躁。
乔治对泰德尔说：“炸了炼油厂造成人员伤亡的话，华盛顿支持这项行动的人就会遭到滥杀无辜的谴责。”
丹尼斯·威尔逊愤怒地对泰德尔说：“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我以为他是自己人。”泰德尔说。
“我是自己人。”乔治说，“我和丹尼斯通过了同等的安全检查，”他转身对威尔逊说，“你为什么如此小心，不把情报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你会给我惹麻烦的。”
“这点你说对了。我们和古巴没有处在战争状态。对古巴人的杀戮与谋杀无异。”
“我们和古巴是在战争状态。”泰德尔说。
“真是这样吗？”乔治问，“这么说的话，如果卡斯特罗派人到华盛顿，炸毁工厂，还把你的老婆给杀了，这也不能算是犯罪了？”
“别荒唐了。”
“除了谋杀以外，你想过这事如果传出去会怎样吗？这将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丑闻。试想一下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向总统呼吁停止支援国际恐怖主义的场面，试想一下《纽约时报》会刊登哪些文章吧。鲍比也许必须为此而引咎辞职。总统的竞选连任又会怎么样呢？你们难道没想过这里面包含的政治因素吗？”
“我们当然想过，所以才会把它当作最高机密。”
“怎么可能保得了密呢？”乔治翻到第二页，“文件上不是这样写着吗？”他说，“我们试图用毒烟暗杀卡斯特罗。”
“你不是行动的一员，”威尔逊说，“所以请忘记这事，好吗？”
“决不，我要拿着这份文件直接去找鲍比。”
威尔逊笑了。“浑蛋，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鲍比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
乔治被威尔逊的话弄得哑口无言。
但他还是去找了鲍比。鲍比平静地对他说：“乔治，去一次迈阿密，亲眼感受下吧。让泰德尔带你四处走一走。回来以后把感想告诉我。”
于是乔治参观了中央情报局在佛罗里达训练执行任务的古巴流亡者的新营地。泰德尔说：“你也许应该在行动中亲眼去见证一下。”
泰德尔料想乔治不会接受这个挑战。但乔治觉得，如果拒绝泰德尔，自己会落在弱势者的地位。目前他站在正义的一边：从道义和政治两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偷鸡摸狗的猫鼬行动。拒绝参加行动的话，他会被看成是个软蛋。这里面也许还有证明自己勇气的一部分想法。所以他蠢蠢地说：“没问题，你也一起去吗？”
乔治的话让泰德尔很吃惊，他显然认为乔治不敢接受这个邀约。但乔治不仅接受了，还反过来将了他一军。如果被格雷格·别斯科夫知道了，他一定会说这种斗气的抗争实在太过无聊。但面对这种状况，泰德尔已经无路可退了。他只在事后说了句：“最好别把你参加行动的事情告诉鲍比。”
于是他们来到了佛罗里达湾的海上。乔治觉得，肯尼迪总统如此钟情于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的惊险小说真是太可悲了。总统似乎认为现实世界真能像惊险小说里那样被邦德所拯救。邦德可以“予取予夺”。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能拥有“予取予夺”的权力。
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一个叫伊萨贝拉的小镇。它坐落在像手指一样抓住古巴北部海岸的狭窄半岛上。伊萨贝拉是个只有商业的港口市镇。行动目标是摧毁它的港口设施。
他们预订在第一缕阳光照在海面上时到达伊萨贝拉。轮机长桑切斯在东方露出鱼肚白时调小油门，发动机的喧嚣停止了，快艇上的人只能听到汽油流动的汩汩声。桑切斯很熟悉这段海岸：革命前，他父亲在这里拥有一家蔗糖种植园。游艇前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伊萨贝拉的轮廓。桑切斯关掉油门，拿出一副船桨。
海潮把快艇带向伊萨贝拉。船桨只是为了调整航向才用的。桑切斯领航得非常棒，快艇的前方正是伊萨贝拉的混凝土码头。乔治依稀看到码头上有几幢尖顶的巨大仓库。码头里没有大船：只有几艘渔船抛在码头上。海浪扑打着海滩，除此之外周围没有什么声音。快艇悄无声息地碰到了码头上。
舱门打开了，参加行动的人各自拿起武器。泰德尔递给乔治一把手枪。乔治摇摇头。“拿上吧，”泰德尔说，“行动很危险。”
乔治知道泰德尔的目的。泰德尔想让乔治也沾点血。杀了人的话，乔治就没有批评猫鼬行动的立场了。但乔治不是这么容易把控的。“不用，谢谢了，”他说，“我的身份只是一个观察员。”
“我是行动的负责人，叫你拿你就拿上。”
“我叫你滚一边去。”
泰德尔让步了。
桑切斯系上船，所有人都下了船。没人说话。桑切斯指点着近处看上去最大的那个仓库。六个人一起往仓库跑去，乔治跟在最后面。
周围看不见任何人。乔治看到一排比木屋还小的房子。土路那头一匹绑着的驴正在百无聊赖地用嘴拔着地上的杂草。码头上只有一辆美国四十年代产的锈渍斑斑的客货两用车。乔治意识到，这是个特别穷的地方。伊萨贝拉原先显然是个贸易繁盛的港口。乔治觉得这里的衰落应该是从艾森豪威尔总统1960年对古巴推行禁运政策以后开始衰落的。
一条狗突然叫了起来。
仓库由木墙和生锈的铁皮屋顶组成，但仓库没有窗。桑切斯找到仓库的一扇小门，一脚把门踢开。所有人都跑进了仓库。仓库很空，只有些包装用剩的垃圾：破包装盒，纸板箱，用剩的各种绳子，被人扔掉的麻袋和破渔网。
“太完美了。”桑切斯说。
四个古巴人在地上扔了很多燃烧弹。很快燃烧弹就被点燃了。包装垃圾立刻着了火，木墙很快也会烧着。所有人跑出仓库。
有人用西班牙语扯着嗓子喊：“嗨，你们在干吗？”
乔治转过身，看见一个穿着不知什么制服的白发老人。老人年纪很大，不可能是警察或军人，所以乔治觉得他应该是个守夜人。老人穿着拖鞋，但腰上别着把手枪。看到起火的仓库和眼前的这些人，老人摸索着枪套想要拔出枪。
还没摸出枪，桑切斯就向他开了一枪。老人胸口白色的制服衬衫被血染红，他踉跄了几步，向后跌倒。
“我们走！”桑切斯一声号令，除了乔治之外的那五人一齐跑向快艇。
乔治跪在老人面前。老人瞪大的眼睛对着明亮的天空，但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泰德尔在乔治身后大声喊：“乔治！快走吧！”
鲜血从老人胸口的枪伤处迸发出来，但没多久就变成了涓涓细流。乔治去摸他的脉搏，但老人这时已经没有脉搏了。至少他死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的痛苦。
仓库的火烧得很快，乔治很快就感受到了烈火的灼热。
泰德尔说：“乔治，快跑，不然我们就要把你落下了。”
快艇的油门在咆哮着启动了。
乔治合上死去老人的眼睛。他站起身，低着头，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跑向快艇。
一登上艇，快艇便横跨海湾呼啸而去。乔治把自己紧绑在艇身上。
泰德尔在他耳边朝他大吼：“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什么？”
“我们杀害了一个无辜者，”乔治说，“我觉得他值得我给予哀悼。”
“他为共产党工作！”
“他只是个守夜人——也许连共产主义和奶酪蛋糕有什么区别都分不清楚。”
“你这个该死的娘娘腔！”
乔治回头看了看，仓库已经变成了一团巨大的火球。镇上的人簇拥在仓库四周，显然想把火焰扑灭。他把目光转到前方的大海，没有再次回头看。
回到迈阿密坚实的土地上以后，乔治对泰德尔说：“在海上的时候，你叫我娘娘腔，请你再叫一次试试看。”乔治知道这样做和参加这次突袭一样蠢，但他不想简单地就这样算了。“我们到了美国，平安地上了岸，何不再把刚才说的话说一遍试试？”
泰德尔瞪着乔治。泰德尔比乔治高，但是没他壮。泰德尔一定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徒手格斗训练，乔治看得出他在衡量利弊，旁边的古巴人倒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神色。
泰德尔看了看乔治残缺的耳朵和魁梧的身材说：“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件事忘了吧。”
“我想也是。”乔治说。
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乔治起草了一份写给鲍比的简短报告，他说在他看来猫鼬行动起不到任何效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巴人（除了流亡者以外）有推翻卡斯特罗的想法。这对美国在全球的威望也是个威胁，反美的敌意可能变成一股世界性的潮流。递给鲍比这份报告时，乔治简单明了地说：“猫鼬行动起不了什么作用，太危险了。”
“我清楚，”鲍比说，“但我们必须做些事情。”
德米卡才知道，每个女人都是不一样的。
他与瓦伦丁每周末都和尼娜、安娜在女孩们的公寓里同居，两对恋人轮流睡床和卧室地板。一起睡的晚上德米卡都要和尼娜做爱两到三次。现在，他比以前想象时更清楚地知道，女人的裸体是何等婀娜和美味。
之后，他开始用全新的目光看待其他的女人。德米卡猜测着她们裸体时的样子，揣摩乳房的曲线，想象着她们阴毛的形状和做爱时脸上的表情。从某种方面来看，了解了一个女人，就会了解其他所有女人。
在匹斯达海滩欣赏娜塔亚·斯莫特罗夫穿着黄色泳衣，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光脚走在海水里的样子时，德米卡略微感到对尼娜有几分不忠。娜塔亚身材瘦削，不像尼娜那样圆润，但在德米卡眼中也同样耀眼。也许德米卡的这番遐想可以被原谅：他和赫鲁晓夫在黑海岸边已经一起待了两个多星期，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不过他必须按下心中的冲动，因为娜塔亚的手上戴着只结婚钻戒。
中午德米卡游泳时，娜塔亚坐在岸边读着打印的报告。当德米卡上岸穿上妈妈做的短裤时，娜塔亚在泳衣外套了条裙子。两人一起从黑海岸边朝被他们称为“营房”的大房子走去。
这幢房子非常丑陋，里面是提供给他们这种助理以及低级官员的卧室。他们在弥漫着煮猪肉和煮卷心菜味的餐厅里碰到了其他几位助理。
匹斯达正在举行下周政治局会议之前的协调会议。和以往一样，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找到有争议的问题，衡量双方的力量对比。有了这种会议，助理就可以帮助主子们避免提案遭到排斥的尴尬了。
德米卡立即展开了攻击。“国防部为什么要减缓调兵古巴的步伐？”他问，“古巴是美洲大陆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存在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可以席卷全球，而不是仅仅适用于东方。”
德米卡对于古巴革命的热情更多出自于个人。他为那些叼着烟卷，一脸胡子，穿着迷彩战服的英雄而感到激动——古巴的革命者和苏联穿着西装、面容严峻的领导人完全不一样。共产主义道路应该是创建更精彩世界的美好征程。但苏联人民有时却必须像中世纪的僧侣一样忍受贫穷和饥饿。
国防部长的助理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吹了声口哨。“卡斯特罗不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他无视古巴社会主义人民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古巴社会主义人民党是古巴亲莫斯科的政治团体，“偏执地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在德米卡看来，社会主义的确需要改良，但他没有这么说。“古巴革命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重一击。只要肯尼迪兄弟痛恨卡斯特罗，我们就应该全力支持他！”
“他们恨卡斯特罗吗？”菲利波夫问，“我不是很清楚这个。猪湾事件已经是一年以前是事了。他们在那之后还干过些什么？”
“他们藐视卡斯特罗的和平试探。”
“没错，即便肯尼迪想和卡斯特罗缔结和平条约，国会里的保守派也不会让他这么做。但那不表示他会去打仗。”
德米卡环顾周围，看着穿着短袖衬衫、穿着拖鞋的其他助理。他们冷眼旁观着德米卡和菲利波夫，在判断出谁能在争执中胜出一筹以前一直保持着沉默。德米卡说：“我们必须确保古巴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会付之东流。赫鲁晓夫同志认为美国还会再次入侵，新的入侵组织得会更严密，声势也会更为浩大。”
“你的证据在哪儿？”
德米卡被击败了。他费尽了全力，也非常有侵略性，但却处于弱势地位。“现在还没有证据，”他说，“但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我们可以在形势明朗以后再加以增援。”
好几个助理频频点头。菲利波夫给了德米卡重重一击。
这时娜塔亚说话了。“事实上，我这倒有一些证据。”她把在海滩上读到的几页打印文件递给德米卡。
德米卡粗粗扫了一眼这份文件。文件是克格勃的美国站站长发来的，文件的标题为：“猫鼬行动”。
在德米卡飞快阅读文件的同时，娜塔亚说：“和国防部菲利波夫的观点相反，克格勃确信美国人还没放弃古巴。”
菲利波夫非常气愤。“这份文件为何没有拿给我们传阅？”
“这份文件刚从华盛顿传过来，”娜塔亚冷冷地说，“下午你应该能看到文件的副本。”
娜塔亚似乎总能先人一步掌握到关键信息，德米卡心想。这对助理来说非常有用。她对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很有价值，所以才能一直身居高位。
德米卡被读到的东西惊呆了。感谢娜塔亚的帮忙，德米卡可以因为这份文件赢得今天的争论，但对古巴革命来说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这比赫鲁晓夫同志所担心的情况还要糟，”他说，“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渗透小分队破坏了古巴的糖厂和发电站。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他们还密谋要暗杀卡斯特罗！”
菲利波夫绝望地问：“这份文件可靠吗？”
德米卡问他：“同志，你对克格勃有什么看法吗？”
菲利波夫闭了嘴。
德米卡站起身。“很抱歉，准备会要提前结束了，”他说，“我想总书记同志需要尽快看到这份文件。”说完他离开了这幢楼。
德米卡穿过松木林中的林间小道走到赫鲁晓夫的白色灰泥别墅。别墅的房间里装饰着白色的窗帘以及漂白木材做成的家具。德米卡非常想知道这些现代式样的家具究竟是谁选择的：肯定不是农民出身的赫鲁晓夫。如果赫鲁晓夫关注室内装饰的话，他一定会选天鹅绒的沙发套和鲜花式样的地毯。
德米卡在俯瞰海湾的楼上阳台找到了赫鲁晓夫。后者正拿着一架硕大的科姆兹双筒望远镜。
德米卡一点都不觉得紧张。他知道赫鲁晓夫很喜欢自己。赫鲁晓夫很喜欢德米卡敢于同其他助理据理力争的姿态。“您肯定想马上看到这份报告，”德米卡说，“猫鼬行动——”
“我刚读过，”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话，“你看那边。”他指着黑海另一边的土耳其说。
德米卡把双筒望远镜放在眼前。
“那是美国的战略核导弹，”他说，“炮口就瞄准这里。”
德米卡看不见任何核导弹，也看不见离这儿一百五十多英里的土耳其。但他知道赫鲁晓夫如此戏剧化的姿态切中了问题的实质。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虽然过时，但并不是全无杀伤性的木星导弹。德米卡从红军情报部门的舅舅沃洛佳那里得知了这个情报。
德米卡不知该怎么办。他应该假装从望远镜里看见战略核导弹吗？赫鲁晓夫一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德米卡没来得及回答，赫鲁晓夫就夺回了双筒望远镜。“知道我会怎么办吗？”他问。
“请您告诉我。”
“我会让肯尼迪感同身受，在古巴部署战略核导弹——对准他的别墅。”
德米卡不知该说什么好。他没想到赫鲁晓夫竟然要这样干。在德米卡看来，这绝对是着臭棋。他同意对古巴进行更多的军事援助，还为此和国防部进行争论——但部署战略核导弹未免就太过了。“部署核导弹吗？”德米卡重复了一遍总书记的话，想赢得些思考的时间。
“正是！”赫鲁晓夫指着德米卡仍然捏在手里的克格勃有关猫鼬行动的报告说，“克格勃的报告能让政治局委员都认同我的观点。下毒的卷烟？哈哈！”
“我们承诺不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德米卡以提醒，而不是反驳的姿态说，“我们好几次在公开的场合对美国人做过这个承诺。”
赫鲁晓夫顽皮地笑了笑。“那肯尼迪就更吃惊了。”
这种态度让德米卡感到很害怕。总书记不是个傻瓜，却是个赌徒。如果计划失败，苏联不光将在外交上蒙受耻辱，也会让赫鲁晓夫政权面临垮台——也一起毁了德米卡的事业。更为严重的是，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可能会导致美国对古巴的入侵，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米卡疼爱的妹妹就在古巴，他不能不对此而感到担心。苏联在古巴部署战略核导弹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全人类的灭亡。
与此同时，德米卡也感到很兴奋。如此重的一拳必将打击自鸣得意、不可一世的肯尼迪兄弟，打击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打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权力集团。如果这个赌下成功了，苏联和赫鲁晓夫将取得史诗般的胜利。
他该怎么办？德米卡回到现实，努力想出一个避免世界末日危机的方法。“我们可以先和古巴签定一个和平协定，”他说，“美国如果反对，就说明他们正计划着入侵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赫鲁晓夫对德米卡的这个提议缺乏兴趣，但口头上什么也没说，于是德米卡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接着我们可以提高古巴常规武器的储备数量。肯尼迪同样很难对此加以抗议：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军队买武器呢？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导弹——”
“不行。”赫鲁晓夫斩钉截铁地说。德米卡想到，他讨厌这种循序渐进。“干脆这样，”赫鲁晓夫说，“我们可以把导弹放在贴有‘排水器械’或是别的什么的箱子里，在连船长都不知道盒子里真正装着的是什么的情况下偷运导弹。我们另外派人去古巴部署发射架。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德米卡又恐惧又欣喜，同时还有一点晕眩。即便对苏联人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也很难做到保密。给导弹装箱、通过铁路把它们运到港口，在古巴拆箱，进行安装部署少说需要千余人手。这些人能够做到不泄密吗？
但他什么也没说。
赫鲁晓夫又说：“当战略核导弹部署完毕以后，我们会发表个公告。作为既成事实，美国人将会感到很无助。”
赫鲁晓夫非常喜欢在对外交往中做出这种戏剧性的姿态，德米卡知道自己没法进行说服。他谨慎地说：“我不知道肯尼迪总统会对这样的声明作出如何的反应。”
赫鲁晓夫轻蔑地说：“他就是个孩子——胆小，软弱，又一点经验都没有。”
“没错，”尽管认为赫鲁晓夫也许低估了美国年轻的总统，但德米卡还是附和道，“只是他们要在十一月六日进行中期选举，如果我们在选战时发表公告，肯尼迪可能会做出些出乎意料的举动，以避免选举失败。”
“那么我们就在十一月六日之后发布公告。”
德米卡问：“谁来执行这个计划？”
“你。我任命你为这个计划的总负责人。你将作为和国防部之间的协调人执行这项计划。你要确保国防部方面在万事俱备之前保守这个秘密。”
德米卡非常震惊，他语无伦次地问：“为什么是我？”
“你很讨厌菲利波夫那个软蛋。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
德米卡惊呆了，赫鲁晓夫怎么会知道他对菲利波夫的厌恶的。这个任务对军队来说近乎难以完成——计划失败的话，德米卡将为此而担责。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他来说，这都将是个天大的灾难。
但他知道最好答应下来。“谢谢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先生，”他郑重其事地说，“您完全可以依赖我。”

Part3 孤岛 1962年 第十五章
因为美式的流线型尾翼，苏制的盖斯十三型豪华轿车被称为是“天鹅”。这种轿车的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一百英里，只不过以这个时速在苏联的公路上开行不会很舒服。这种车的轮胎一般是红色或白色的，但德米卡的这辆是黑色的。
轿车沿着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码头边的公路向前开。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是半岛伸出在黑海里的突兀一角。二十多年前，这被德国人的机枪和炮弹炸平了。战后，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了重建，现在这里到处是地中海式的阳台和威尼斯式的拱桥，到处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德米卡下车看着船坞里停泊的一艘为了运输树干而加大了船舱容量的木材运输船。在烈日的照耀下，装卸工正在往船上装载滑雪板以及清晰贴着“防寒服装”的大箱子，显然这艘船的目的地是北方的寒冻地带。德米卡故意用西伯利亚小城安纳德尔命名这次行动，以达到迷惑外界的目的。
第二辆“天鹅”豪华轿车停在码头上，和德米卡乘坐的车停在一起。四个穿着红军军服的军人下车立正，等候着德米卡的命令。
铁轨和码头平行，一台巨大的起重机横卧在铁轨上，直接把列车车厢里的货物吊进船舱。德米卡看了看他的手表。“该死的火车怎么还没到。”
德米卡神经紧绷，他从来没体验过如此紧张的心情。在进行这个计划之前，德米卡从来不知道压力意味着什么。
四个军人中最资深的是潘可夫上校。尽管职务比德米卡高，但他却谦恭地问德米卡：“德米特里·伊里奇，要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吗？”
潘可夫手下的中尉迈耶说：“我想应该快到了。”
德米卡沿着铁轨往前看，发现一列车厢很低的货车正载着木制的长条箱从远处缓缓而来。
德米卡问：“你们为什么觉得晚点十五分钟很正常？”
德米卡担心这里有间谍。他找过塞瓦斯托波尔克格勃分部的主管，查阅了此地的可疑分子名单。名单上都是些持不同政见者：诗人、神父、抽象派艺术家以及想去以色列的犹太人——只是些不满足现状的人而已。为以防万一，德米卡把这些人都抓了起来，但这些人看上去都没怎么危险。他能肯定塞瓦斯托波尔一定有真正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但克格勃不知道他们是谁。
一个穿着船长制服的人从船上下来，他跨过起重机架，跟潘可夫打了声招呼：“上校，这里是你在管事吗？”
潘可夫朝德米卡歪了歪头。
船长没有那么恭敬了。“我的船不能开到西伯利亚。”他说。
“这艘船的目的地是绝密信息，”德米卡说，“别对此说三道四。”德米卡的兜里放着一个封闭的信封，船长只有在货轮从黑海进入地中海以后才能拆。那时船长就会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古巴了。
“我需要寒冷天气用的润滑油、防冻剂以及碎冰的设备。”
德米卡说：“把你的狗嘴闭上。”
“但我必须据理力争，西伯利亚的天气实在是——”
德米卡对迈耶中尉说：“打他耳光。”
大块头迈耶下手很重。船长被打倒在地，满嘴都是血。
德米卡说：“回到船上去，等待下一步的命令，管好你那张臭嘴！”
船长离开了。码头上的人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开来的火车上。
安纳德尔行动是个声势浩大的行动。开来的货运列车是相同的十九列列车中的第一列，它们的任务是把导弹团运送到塞瓦斯托波尔。德米卡要把五万名士兵和总共二十三万吨的货物运动到古巴。他掌管着一支由二十五艘舰只组成的舰队。
他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对如此庞大的行动保密。
苏联当权者中的大多数人懒散、粗心、爱喝酒，而且还相当愚蠢。他们错会上面下达的命令，健忘，三心二意地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然后又轻易地放弃，有时他们甚至还自作聪明，觉得自己的法子更好。和他们争论一点用都不会有，姿态优雅则会更糟。对这种人好会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可以被忽视的傻瓜。
货车沿着岸边缓缓前行，制动系统发出吱吱的尖叫声。每节特制的车厢只装一个八十英尺长，九英尺宽的大箱子。一个吊车司机登上起重机，走进控制室。装卸工们走进车厢，准备把木箱放上起重机的抓斗。列车上的几个士兵帮着装卸工一起抬箱子。依据德米卡的命令，这些士兵都没穿导弹团的制服。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一个平民装扮的人下了一辆驶来的车。看到是在国防部的死对头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德米卡稍稍有点生气。菲利波夫和刚才那位船长一样先去找潘可夫上校打招呼，但潘可夫说：“这里管事的是德沃尔金同志。”
菲利波夫耸了耸肩。“只迟到了几分钟，”他不无得意地说，“之所以延迟是因为——”
德米卡注意到些情况。“哦，不，”他说，“真他妈该死。”
菲利波夫问：“有什么不对吗？”
德米卡在码头的水泥地面上跺了跺脚：“该死，该死，真他妈的该死。”
“怎么了？”
德米卡怒气冲冲地看着他。“这列车由谁负责？”
“随车一起来的卡茨上校。”
“马上把那个该死的浑蛋带过来。”
菲利波夫不想对德米卡唯命是从，但他无法拒绝德米卡的这个请求，于是他只好去了。
潘可夫狐疑地看着德米卡。
德米卡没好气地说：“你看见箱子两边都印着什么吗？”
潘可夫点点头。“这是部队编号。”
“是的，”德米卡辛辣地说，“这串编号意味R-12型弹道导弹。”
“真他妈该死。”潘可夫说。
德米卡狂怒地摇了摇脑袋。“有些人非要好好折磨一下才能得到教训。”
他担心迟早会在这帮军人面前颜面扫地，于是决定在第一列货车到的时候就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德米卡完全知道该怎么做。
菲利波夫戴着一个上校和一个少校过来了。年长的上校说：“早啊，同志们。我是卡茨上校。到的稍微迟了点，但除此之外一切正常——”
“才不是呢，你这个白痴。”德米卡说。
卡茨不敢相信竟有人这么跟他说话。“你刚才说了什么？”
菲利波夫说：“听着，德沃尔金，在这你不能和一个军官这样说话。”
德米卡没理菲利波夫，他对卡茨说：“因为你违抗军令，整个行动都面临了危险。我命令你抹掉箱子上原先的部队编号，漆上‘建筑用塑料管道’。你应该在箱子上涂上新的标识。”
卡茨愤愤地说：“哪有什么时间啊！”
菲利波夫说：“德沃尔金，请你理智点。”
德米卡觉得菲利波夫也许会为泄密而乐不可支。一旦泄密的话，赫鲁晓夫将为此而遭到质疑，甚至从总书记的宝座上跌落。
德米卡指向南边的黑海说：“卡茨，你这个白痴，北约组织的国家离这里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你难道不知道美国在各国都派了间谍吗？你难道不知道美国在塞瓦斯托波尔这样的海军基地和港口城市派了间谍吗？”
“可箱子上的标记只是些代码啊！”
“代码？你的脑子是狗屎做的吗？你觉得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都接受过哪些训练？他们都学过如何辨别制服上的标记——比如你违令在领口上留下的导弹团标志——还有军服上的徽章和仪器上的标识。你这头蠢驴，所有叛国者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一个线人都能读懂箱子上的这些代码！”
卡茨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你以为你是谁？”他说，“你怎么敢跟我这么说话？我的孩子都比你大。”
“你被解除了兵权。”德米卡说。
“别荒唐了。”
“让他看看！”
潘可夫上校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把纸递给卡茨。
德米卡说：“没错吧，我有权解除你的职务。”
德米卡发现菲利波夫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德米卡对卡茨说：“你作为叛国者被捕了，跟他们走吧！”
迈耶中尉和另一个潘可夫的手下麻利地站在卡茨的两边，拽上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豪华轿车旁。
菲利波夫恢复了勇气。“德沃尔金，以上帝的名义——”
“没有有见地的建议，就闭上你的狗嘴，”说完德米卡转身面对至今还一句话没说的导弹团少校，“你是卡茨的副手吗？”
少校一脸惊恐地说：“同志，是的。斯佩克特少校听候您的调遣。”
“这支部队从现在开始由你指挥。”
“谢谢您。”
“把火车开走。北面有个很大的列车集散中心。你去和调度员协商一下，把列车停过去，重新漆一下箱子上的标识。明天再把车开过来。”
“遵命，同志。”
“卡茨上校的余生就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里度过了，他在那肯定活不了太久。斯佩克特少校，如果不想重蹈他的覆辙，就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我不会出岔子的。”
德米卡上了自己的那辆豪华轿车。轿车从码头上站着的菲利波夫身边经过的时候，德米卡发现菲利波夫一脸茫然，仿佛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坦妮娅·德沃尔金站在距离哈瓦那二十五英里的古巴北部港市马里埃尔的码头上。马里埃尔是个隐藏在群山之间的天然良港，港口与外海由一条天然水道相连接。坦尼娅焦虑地看着停在水泥码头边的苏联舰只。码头上听着辆拖着八十英尺长拖车的苏联齐尔-130型大卡车。一个起重机的吊臂正从船上吊起箱子，把箱子慢慢往卡车的方向移动。箱子上写着行俄语：建筑用塑料管道。
这一切都是在聚光灯下进行的。依照哥哥的命令，卸货必须在晚上进行。其他船只都已经清离出港口，连接外海的航道由几艘巡逻艇把守。蛙人在船下的海水里巡游，谨防来自水下的威胁。跟船过来的苏联人只要一提起德米卡就语带敬畏：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命令要不折不扣去遵守。
坦尼娅为塔斯社写了不少关于古巴的文章，她在文章里写到了苏联对古巴的帮助，写到了古巴人民对远隔万里的苏联是如何地感激。但古巴的现实她却用克格勃的电报系统以密电的方式传送了身处克里姆林宫的德米卡。德米卡交给坦尼娅一个任务，让坦尼娅核实他的命令有没有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这也正是坦尼娅为何如此不安的原因。
和坦尼娅在一起的是帕兹·奥利瓦将军。奥利瓦是坦尼娅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帕兹非常俊美——又高又壮，又有那么点威严感。他的笑容非常爽朗，说起话来总是让坦尼娅想起琴弦弹出的大提琴声。帕兹三十多岁——卡斯特罗手下的大多数军官都很年轻。他皮肤黝黑，头发是自然卷，比起西班牙人来说更像是个黑人。帕兹原本是个送信的男孩，在卡斯特罗种族平等的政策下才成为了一位军官，这在肯尼迪的统治下是无法想象的。
坦尼娅热爱古巴，但她是逐渐爱上古巴的。她思念瓦西里，比自以为的更思念。尽管他们从不是恋人，但失去瓦西里以后，坦尼娅却意识到了自己对瓦西里的强烈感情。一想到瓦西里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中饥寒交迫，坦尼娅就愁眉不展。瓦西里获罪的原因——传播歌剧艺术家乌斯丁·波蒂安生病的消息——已经广为人知：波蒂安被从监狱释放，但很快就死在了莫斯科的医院里。瓦西里一定会觉得这个消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有些事一直不会改变。虽然古巴从来不冷，但坦尼娅出门总会穿上件大衣。厌倦了古巴的扁豆和米饭以后，坦尼娅出乎意料地怀念起加点酸奶油的荞麦粥来了。看腻了长年累月的大太阳，她真想来场好雨，让街道变得清新一点。
古巴农民和苏联农民一样贫困，但也许因为天气，他们看上去都乐呵呵的。久而久之，古巴人民开朗乐天的精神也感染到了坦尼娅。她抽卷烟，喝古巴产的本地可乐，喜欢在古巴民族音乐特罗瓦的伴奏下充满激情地和帕兹一起跳舞。卡斯特罗关闭了所有夜总会，但没人能阻止古巴人弹吉他，古巴的乐手们转移到遍地可见，喜欢到被当地人称为特罗瓦土坯的小酒吧一试自己的身手。
可坦尼娅又在为古巴人担心。他们忤逆自己的邻居——隔着佛罗里达海峡，仅仅相距九十英里的美国。坦尼娅知道古巴人可能吃苦头。为此而担心的时候，坦尼娅总会联想到躲在鲨鱼尖利牙齿间夺食的极讯鸟。
古巴人的抗争有价值吗？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坦尼娅对古巴革命的前景很悲观，但卡斯特罗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人尊敬。1961年是古巴的教育年。这一年，卡斯特罗让一万名学生到田间地头教农民读书写字，用一场运动扫除了古巴的文盲。文盲们学的第一句话是“农民在合作社工作”，但这又怎么样呢？卡斯特罗的本意就是让不会读书的文盲能切实地理解政府的宣传。
卡斯特罗不是个布尔什维克。他谴责教条主义，不断地产生新思路新想法。这就是他之所以惹恼克林姆林宫的原因。但他也不推崇民主。当卡斯特罗宣布革命意味着不需要选举的时候，坦尼娅为古巴的工农大众深感悲痛。卡斯特罗只在一个领域模仿了苏联：在克格勃的帮助下，他建立了无情的秘密警察机构以清除异己。
总的来说，坦尼娅希望古巴革命顺利进行下去。古巴必须从不发达和殖民统治中摆脱出来。没有人希望美国人带着赌场和妓女卷土重来。但坦尼娅无从知道古巴人能不能作出自己的决定。美国的敌意使古巴投入了苏联的怀抱。但卡斯特罗离苏联越近，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就越高。古巴真正要的，是摆脱大国的阴影走上独立发展之路。
也许现在正是个机会。只有她和帕兹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木箱里真正放着的是什么。坦尼娅可以向德米卡直接汇报这次行动是否成功有效。如果行动成功，古巴可以永久摆脱美国的威胁，从而得到喘息之机，继续寻找到未来的自由发展之路。
不管怎么说，这是她的希望。
坦尼娅认识帕兹已经有一年了。“你从没向我提起过你的家庭。”看着箱子被放到拖车上时她说。坦尼娅和帕兹说西班牙语：坦尼娅的西班牙语已经很溜了。她还会像大多数古巴人那样说一鳞半爪美国口音的英语。
“革命就是我的家。”他说。
扯淡，坦尼娅心想。
不管怎么样，也许她会和帕兹睡觉。
帕兹也许会是个黑皮肤版的瓦西里，英俊优雅，但从不对女孩忠诚。古巴的女孩们恐怕会排着长队要和他上床呢！
坦尼娅告诉自己别先入为主。不要因为帕兹英俊潇洒，就把他归进花花公子之流。也许帕兹正在等待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携手为古巴的建设添砖加瓦呢！
导弹连同木箱被放进了拖车的车膛。一个喜欢阿谀奉承，名叫洛伦佐的小个子中尉走到帕兹面前：“将军，可以出发了。”
卡车缓慢地离开码头。几辆摩托车厂率先发动，在卡车前清障。坦尼娅和帕兹上了部队给帕兹配的别克名使商旅车。别克车跟在车队后面亦步亦趋。
古巴的公路不适合八十英尺长的加长卡车。过去的三个月，红军的工程队建筑了几座新桥，改造了公路上的几处急转弯，但车队还是行进得非常慢。坦尼娅舒心地看到所有其他车辆都已经从路上被清走了。在他们途径的一座村庄，低矮的两层木楼都黑着灯，酒吧关门歇业。德米卡一定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坦尼娅清楚地知道，第二发导弹已经被装上了另一辆卡车。装车过程要到天亮才告一段落。卸下船上所有的木箱需要整整两夜。
迄今为止，德米卡的策略是奏效的。似乎没有人察觉到苏联人在古巴进行的小动作。外交界和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肆鼓噪的西方报纸至今还没任何动静。白宫并没有作出苏联人担心的勃然大怒的反应。
这时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两个月，导弹在完全机密的状态下完成发射前的准备也需要两个月。坦妮娅不知道准备能否如期完成。
两小时以后，汽车驶入一个红军占领的广阔山谷。工程师们正在山谷里建设发射场。这里是延绵在七百七十七英里长的古巴群山中的十几座发射场中的一座。
坦尼娅和帕兹下车，看着木箱在聚光灯下从卡车上卸下。“我们成功了，”帕兹满意地说，“我们拥有了核武器。”他拿出一支烟，把烟点燃。
坦尼娅谨慎地问：“部署完成需要多久？”
“用不了多长时间，”帕兹轻松地说，“几个星期足够了。”
帕兹心情愉悦，根本没想到部署过程会遇到问题，但坦尼娅却觉得两、三周绝对不够。这里的山谷荒凉，发射场迄今为止还只是个雏形。但帕兹说得也有几分道理：他们已经完成了最难的一部分工作，在美国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把核武器带进了古巴。
“看看那个‘小家伙’，”帕兹说，“将来有一天它会‘砰’的一声落在迈阿密的正中心，真是太刺激了。”
想到原子弹的爆炸，坦尼娅禁不住一阵战栗。“我不想这样。”
“为什么？”
难道还用问吗？“核武器是当威胁用的。美国会慑于它的存在而不敢侵略古巴。如果真要用上核武器的话，我们也不会是胜者。”
“也许吧，”他说，“但如果美国真敢攻击古巴的话，我们就能把美国的所有城市从地球上扫除干净。”
对帕兹描述这番可怕前景时的洋洋自得，坦尼娅感到非常不安。“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帕兹似乎对坦尼娅的问题感到非常奇怪。“这能增强古巴的民族自豪感。”他用西班牙语庄严地说出了“民族自豪感”这个词，好像这个词非常神圣一样。
坦尼娅简直不敢相信帕兹会这么说。“仅仅为了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你们就要挑起一场核战争吗？”
“当然，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坦尼娅义愤填膺地说：“比如说全人类的生存。”
帕兹轻蔑地挥了挥点燃的烟。“人类的生存算什么，”他说，“我更看重国家的尊严。”
“狗屁。”坦尼娅说，“你没有疯吧？”
帕兹看着坦尼娅。“如果美国遭到攻击，肯尼迪总统就会使用核武器。苏联的赫鲁晓夫、法国的戴高乐以及英国的领导人也和他一样。如果不这样说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本国的民众所抛弃。”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一口烟。“如果我这算是疯的话，”他说，“那他们也全都疯了。”
乔治·杰克斯不知道什么事这么紧急。10月16日，星期二早晨，鲍比·肯尼迪招他和丹尼斯·威尔逊去白宫参加紧急会议。乔治觉得会议的主题应该和《纽约时报》刊头上的大标题有关。这天《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是：
艾森豪威尔斥责总统在外交政策上过于软弱
前总统一般不会指责继任总统，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则。但乔治对艾森豪威尔打破常例丝毫不感到奇怪。杰克·肯尼迪靠指责艾森豪威尔软弱，臆造不存在的美苏“导弹间差距”赢得了大选。艾克显然对肯尼迪的不择手段还在耿耿于怀。现在，肯尼迪面对着同样的谴责，艾森豪威尔自然乐于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三个星期的时候进行报复。
另一种可能性则更糟。乔治担心猫鼬行动的内容也许会泄露出去。如果让共和党议员知道肯尼迪兄弟参与了针对古巴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那民主党的选情就很不妙了。他们会说肯尼迪兄弟是实施恐怖袭击的罪人，还愚蠢地把消息泄露出来。赫鲁晓夫又会想出怎样的计谋进行报复呢？
看得出，鲍比的火很大。鲍比不善于掩藏自己的感情。他下巴抬起，肩膀高耸，两眼冒火，显得怒火中烧。
乔治很喜欢鲍比的这种情感外露。和鲍比共事的人经常能看出他在想些什么。这使他更可爱也更容易受伤。
走进内阁会议室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已经到了。他坐在放着几个硕大烟灰缸的会议桌另一边。他坐在正中间位置，身后和头顶挂满了总统徽章。徽章两边的拱窗正对着外面的玫瑰园。
和总统在一起的不到五岁的白裙小姑娘显然是他的女儿卡罗琳。卡罗琳和父亲一样头发中分，她淡棕色的头发后梳，上面夹着个发卡。卡罗琳正在严肃地和父亲说着什么，总统像倾听这间会议室里其他要事一样专心致志地听她说话。乔治被父女间这种牢不可破的纽带触动了。如果我有女儿的话，乔治心想，我也会这样听她说话，让她知道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
助理们在靠着墙边的椅子上坐下了。乔治坐在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助理斯基普·迪克逊身旁。斯基普头发很直，皮肤像白化病病人似的苍白。他撩开眼睛上的金色发卷，用南方口音问。“知道是什么紧急情况了吗？”
“鲍比没说。”乔治答道。
一个乔治不认识的女人走进会议室，把卡罗琳领走了。“中央情报局发来了一些情报，”总统说，“我们开始吧。”
会议室一头的火炉前树立着一个放着巨大黑白照片的架子。站在架子旁边的人自我介绍说是个资深的照片分析师。乔治以前根本没听说过照片分析师这个职位。“你们将要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星期日从高空飞过古巴的中央情报局U-2侦察机拍下的。”
所有人都知道中央情报局的这种间谍飞机。两年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上空击落过一架U-2侦察机，侦察机的飞行员以间谍罪接受了审判。
所有人都把目光对准了架子上的照片。照片很模糊，粒子非常粗，除了几棵树以外，乔治什么都辨别不出来。在场的人需要分析师的分析才能知道照片上拍了些什么。
“这是离古巴马里埃尔港大约二十英里的一处山谷，”中央情报局的照片分析师用一根短棍指着照片说，“这里的一片开阔地和一条高等级公路相连。周围的小点是些工程车辆：推土机、反铲挖掘机和自卸车。你们看这里——”他比划着照片中的某个地方以强调重点，中间排成一行的厚木板似的一组图形，“事实上，它们是八十英尺长、九英尺高的大木箱。箱子的形状和大小正好能容纳携带核弹头的苏制R-12远程导弹。”
乔治忍住没骂人，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克制了，很快房间里充斥了愤怒的诅咒声。
有人问：“你确定吗？”
照片分析师说：“先生，我研究航拍照片好多年了，我可以向你担保两件事：一、核导弹就是这个样子的；二、其他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这个形状。”
上帝保佑，乔治感到非常害怕。该死的古巴人竟然拥有核武器了。
有人问：“他们怎么把核弹头弄过去的？”
照片分析师说：“显然苏联人在完全保密的状况下把导弹偷运到了古巴。”
“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把核导弹运送到了古巴。”提问者感叹道。
另一个人问：“这些导弹的射程有多远？”
“超过一千英里。”
“因此它们可以打击到……”
“先生，可以打击到这里。”
乔治抑制住起身马上就走的冲动。
“需要多久才能打到这？”
“从古巴吗？根据测算，大约需要十三分钟。”
乔治不由自主地朝窗户看了看，似乎导弹会跨越玫瑰园朝这里直扑进来一样。
鲍比说：“中央情报局让我们相信他。”
另外一个人说：“选战前剩下的三个多星期看来都要被这件事主导了。”
乔治的心情轻松下来，把思绪转移到国内政治的层面上：核战的可能性所导致的后果非常可怕。他想到了早晨的《纽约时报》。如果知道古巴拥有了核武器，天知道艾森豪威尔现在会说些什么！在他当政期间至少苏联没有把古巴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武库。
这件事的灾难性后果不仅仅体现在外交上。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的压倒性胜利意味着肯尼迪在后两年任期内将处处受阻，民权的议题更是会无限期延后。国会中新增的共和党议员会站在南方民主党议员这一边，反对黑人获得民主，肯尼迪肯定没机会提出民权法案。玛丽亚的爷爷能畅通无阻地前往投票站投票还需要多久啊？
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息息相关的。
政府必须对导弹做些什么，乔治心想。
但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在总统知道。
“首先，我们必须加强U-2侦察机对古巴的监视力度，”总统说，“我们必须知道古巴拥有多少导弹以及这些导弹部署的方位。下一步，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导弹销毁掉。愿上帝保佑我们！”
乔治振作起精神。问题突然间没那么大了。美国拥有上百艘航空母舰，千余枚核弹，加之肯尼迪总统会马上果断决绝地采取保护美国的行动，民主党人中期选举的前景应该不会受到损害。
所有人的目光都抛向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美军的地位仅次于总统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他的中分头发油光闪亮，让乔治觉得不太可靠。但出乎乔治意料的是，杰克和鲍比都非常信任泰勒将军。“在全美入侵古巴的同时，我们还要辅之以空中打击。”泰勒将军说。
“另外，我们早已制定了应对此类事件的应急预案。”
“我们可以在连续一周轰炸的同时，让十五万名士兵在古巴登陆。”
肯尼迪仍然在考虑销毁苏制导弹的事情。“我们能确保摧毁古巴所有的发射场吗？”他问。
泰勒回答说：“总统先生，事情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
乔治没想过入侵会遇到障碍。但古巴毕竟是个七百七十七英里长的大岛。空军很难发现所有发射场，更别提摧毁它们了。
肯尼迪说：“如果没能完全摧毁，空袭过后，剩下的导弹一定会飞向美国。”
“先生，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泰勒说。
总统的神情黯然，乔治突然切身体会到了总统身上肩负的千钧压力。“请你告诉我，”总统说，“如果一枚导弹落在美国某个中等城市，情况会有多糟？”
乔治把中期选举的事抛在脑后，又一次对核战争的恐怖感到不寒而栗。
泰勒将军侧身和助理交流了几分钟，然后正告总统：“总统先生，根据我们的测算，大约有六十万人将在这样一场空袭中丧生。”

Part3 孤岛 1962年 第十六章
德米卡的母亲安雅想见见尼娜，这让德米卡感到非常吃惊。和尼娜的恋爱给德米卡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只要一有机会，德米卡就会找尼娜睡觉，但这和母亲能有什么关系呢？
德米卡问母亲为什么要见尼娜，安雅回答时的语气带有些夸张。“你是学校里最聪明的男孩，但在一些方面像个傻子，”她说，“周末你不是和赫鲁晓夫同志在一起，就是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显然她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们已经约会了三个月。作为母亲，我当然希望知道她长什么样！你怎么会提出这种问题呢？”
德米卡觉得母亲说得没错，尼娜不仅仅是他的约会对象或者女朋友。尼娜是他的恋人，而且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爱母亲，但并不是事事都听她的：安雅不同意他骑摩托车，不喜欢他的蓝色牛仔裤，对他的朋友瓦伦丁很不待见。但只要公平合理，德米卡可以做任何事来让她高兴。于是他请尼娜到家里做客。
一开始，尼娜拒绝了。“我不想被你的家人评头论足，好像我是一辆你还在掂量着买不买的旧车。”她愤恨地说，“告诉你妈妈，我不想结婚，这样她就对我没兴趣了。”
“只有我妈妈，家里没有其他人，”德米卡告诉她，“我爸爸已经死了，我妹妹还在古巴。另外，你为什么那么反感结婚呢？”
“为什么这样问？你是在向我求婚吗？”
德米卡很尴尬。尼娜热情奔放，又不乏性感，是迄今为止和德米卡关系最深入的女人，但他还没产生过结婚这个念头。他真的想一生都和尼娜在一起吗？
他回避了尼娜的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你更深。”
“我尝试过婚姻，发现并不很适合，”她说，“这样你满意了吗？”
尼娜向来吃软不吃硬，德米卡对此并不介意。这是尼娜吸引他的一部分。“你只想一个人啊？”他说。
“是的。”
“独身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不取悦任何一个男人，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当我需要男人的时候，我可以叫你来。”
“我是恰好来填空的。”
尼娜对德米卡的这句双关一笑而过。“是的。”
但想了一会儿，尼娜又说：“算了，我不想成为你妈妈的敌人，我还是去吧。”
见面那天，德米卡感到非常紧张。尼娜很难捉摸。当她被什么事弄得不开心了——不小心打碎的盘子，被忽视不管真假，德米卡话音中的一丝责备——都能让她像莫斯科一月的寒风似的发出怒吼。德米卡希望尼娜能和安雅好好相处。
尼娜以前没去过政府公寓。看到舞厅大小的公寓大堂，尼娜被深深地震撼了。公寓虽然不大，但配备有厚地毯，昂贵的墙布和放着电唱机和收音机的胡桃木柜子。和一般的莫斯科家庭比起来，政府公寓无疑要豪华多了。这是像德米卡父亲这样的克格勃高官才有的特权。
安雅准备了被平常莫斯科家庭当作正餐的烟熏马鲛鱼、红椒白面包以及夹着黄瓜和西红柿的三明治做小点。桌子当中放着安雅的拿手菜，一盘夹奶酪的烤面包，三角形奶酪像船帆一样立在一根牙签上。
安雅穿了条新裙子，化了点淡妆。德米卡的父亲死后，安雅稍稍胖了一些，这样的体型正适合她。德米卡觉得母亲在父亲死后稍稍活跃了点。也许尼娜对婚姻的看法是对的呢！
一见面，安雅就对尼娜说：“二十三年来，这是德米卡第一次带女孩回家。”
德米卡希望母亲别说这话，这让他看上去像是个雏儿。尽管尼娜早就知道他没有性方面的经验，但他不希望尼娜想到这件事。另外，他学得很快。尽管没有提到细节，尼娜总说德米卡比她的前夫要棒。
出乎意料的是，尼娜一反常态地对他母亲很好，礼貌地称呼她安雅·格雷戈里耶维奇。尼娜还在厨房帮忙，问她新裙子是从哪儿买的。
喝了些伏特加后，放松下来的安雅问：“尼娜，德米卡说你不想结婚是不是？”
德米卡抱怨道：“妈妈，这是人家的私事。”
但尼娜看来并不介意。“和你一样，我已经是结过婚的人了。”她说。
“我老了，你还年轻着呢！”
安雅四十五岁，通常认为年纪大得已经不适合再婚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个年纪的女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如果保不住贞洁，她们将遭到唾弃。再婚的中年妇女通常会小心翼翼地对周围人说：“我只是为了找个伴而已。”
“安雅·格里戈里耶维奇，你看上去并不老，”尼娜说，“要是在街上走在一块，人家还当你是德米卡的大姐呢！”
尼娜完全是在瞎说，但安雅很喜欢这种恭维。不管是否可信，女人总喜欢这种奉承。总之，安雅没有刻意去否认。“无论如何，我已经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我也不可能有孩子了。”
“真的吗？”安雅被这个事实惊呆了。她完全没有想到尼娜不能生孩子。一时间她忘了策略。“为什么？”她直率地问。
“因为身体上的原因。”
“哦。”
安雅显然想知道更多。德米卡发现女人都对身体上的原因感兴趣。但和以往一样，尼娜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着沉默。
有人敲了敲门。德米卡长叹了一口气：他很清楚来人是谁。德米卡打开门。
站在门口的是住在同一幢楼的外祖父母。“德米卡，你在家啊。”外祖父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假装惊讶地说。格雷戈里穿着一身戎装。都快七十四岁了，但还没有退休。在德米卡看来，老人不肯退出政治舞台是苏联面临的一大问题。
卡捷琳娜外祖母刚做过头发。“我们带了些鱼子酱来。”她说。他们显然不是单纯串门来的。他们知道尼娜要来，所以来这看看她。如同尼娜担心的那样，一家子人都来看她了。
德米卡为尼娜和外祖父母做了介绍。外祖母吻了尼娜，外祖父握着她的手久久没放。尼娜仍旧保持着优雅，这让德米卡长出了一口气。她称呼外祖父“将军同志”。意识到老人比较喜欢漂亮姑娘，尼娜就趁着格雷戈里的兴头和他调笑了几句，还不时用“你我都知道男人是什么样”的目光和卡捷琳娜外祖母交流着眼神。
格雷戈里外祖父询问她工作方面的事情。尼娜告诉他，她刚刚升了职，现在是钢铁联盟的出版经理，负责联盟各类新闻稿件的印刷工作。卡捷琳娜外祖母问到她的家庭，尼娜说父母住在需要乘二十四小时火车才能到的家乡彼尔姆，和父母不常见面。
她很快把话题引向了外祖父喜欢的话题：爱森斯坦新拍的电影《十月》与真正历史的差别。两人特别谈到了其中向冬宫发起的进攻，也就是格雷戈里亲身参与过的那段历史。
德米卡对尼娜和家人的融洽相处感到非常开心，但同时又对控制不住事情的发展感到有一丝担心。他觉得自己像是身处平静海面上一艘开往不明目的地的船：现在的情况还不错，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电话响了，德米卡拿起话筒。一到晚上，他总是抢在母亲前面拿话筒：电话通常都是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娜塔亚·斯莫特罗夫的声音：“我得到了克格勃华盛顿特工站传来的消息。”
与尼娜同处一室时，和娜塔亚说话让德米卡有点不自在。他告诉自己别那么傻，尽管想过，但他从来没碰过娜塔亚。男人不应该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罪过。“怎么了？”他问娜塔亚。
“肯尼迪总统准备今晚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
和以往一样，娜塔亚总是拿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关于什么主题？”
“他们还不知道。”
德米卡立刻想到了古巴。大多数导弹都已经运到了古巴，随导弹一起的还有核弹头。十几吨辅助设备和几千名军人也已经随船到了古巴。这些武器将在几天内做好发射准备。任务几乎要顺利完成了。
但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两周。德米卡一直在考虑要不要飞古巴一趟——布拉格和哈瓦那之间有定期航线——确保秘密可以多维持一些日子。对苏联来说，把古巴拥有核武器的秘密保守到选举之后非常关键。
德米卡希望肯尼迪总统突如其来的电视演讲是关于别的事情的：比如柏林，又比如说越南。
“电视直播什么时候开始？”德米卡问娜塔亚。
“美国东部时间晚上七点。”
莫斯科时间将是明早两点。“我马上打电话给他，”德米卡说，“谢谢你。”他挂断电话，然后打电话到赫鲁晓夫的住处。
角色相当于管家的内务主管伊万·泰佩尔接起电话。“伊万，你好，”德米卡说，“他在吗？”
“正要上床睡觉。”伊万说。
“请他把裤子穿上。肯尼迪总统将在莫斯科时间明晨两点发表电视讲话。”
“等一下，他就在我旁边。”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低沉的对话声，之后他听见电话那头传来赫鲁晓夫的声音。“他们准是发现了你的那些导弹！”
德米卡心一沉，赫鲁晓夫的直觉大多数时候都很准。秘密没能保住——德米卡将因此而受罚。“总书记同志，晚上好。”他的这句话让公寓里的四个人同时闭上了嘴，“我们还不知道肯尼迪会说些什么呢。”
“肯定是导弹的事情，马上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什么时候开？”
“一小时之后。”
“没问题。”
赫鲁晓夫挂断了电话。
德米卡给秘书维拉打去电话。“维拉，你好，”他说，“十点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他已经在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了。”
“我马上给政治局的委员们打电话。”维拉说。
“你家里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
“我家里有。”
“你当然会有。谢谢你。我很快到办公室。”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尼娜和家人们刚才听到他说：“总书记同志，晚上好。”此时他们全都把视线聚焦在德米卡身上。外祖父神情骄傲，母亲和外祖母似乎有些担心，尼娜的目光闪露出兴奋之情。“我要去单位一趟。”德米卡毫无必要地说。
外祖父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现在还不知道。”
外祖父拍了拍他的肩膀，表情非常感动。“有你和我儿子沃洛佳这样的人在掌权，革命的果实就一定能保住。”
德米卡很想说如果自己也有这种自信那就好了，但他却只是对格雷戈里说：“外祖父，你能不能要辆军车把尼娜送回家？”
“当然可以。”
“抱歉破坏了晚宴……”
“别担心，”外祖父说，“你的工作更重要。快去吧。”
德米卡穿上大衣，亲吻了尼娜，然后就离开了。
乘电梯下楼的时候，他非常绝望，尽管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导弹的秘密还是被美国知晓了。整个行动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保密，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暴君：惩罚微小的错误，羞辱他人，不严格执行命令的人甚至都被送到了劳役营。他还有什么没做的呢？
大楼外面正在为两周后的十月革命纪念日进行操练。坦克、车载火炮、士兵正排着见首不见尾的队伍沿着莫斯科河游行。如果发生核战争，再多的武器和士兵都派不上用场，德米卡心想。美国人或许不知道，但德米卡很清楚苏联的核武器在数量上远远比不上美国。苏联的确可以对美国造成伤害，美国却能把苏联从地球表面完全清除。
因为道路已经完全被游行队伍所阻塞，克里姆林宫离政府公寓又不到一英里。德米卡索性不骑摩托车，徒步朝克里姆林宫走去。
克里姆林宫位于莫斯科河北岸，是座三角形的堡垒，由几座改建成政府大楼的旧时代宫殿所组成。德米卡走向由黄白两色柱子支撑的政治局大楼，进大楼以后，坐电梯上三楼，然后通过一条铺着红地毯的走廊前往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总书记还没到。德米卡走过两扇门，进入政治局会议室。还好，会议室干净整洁。
政治局是苏联的权力中枢，赫鲁晓夫是政治局主席，苏联的国家权力集中在这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赫鲁晓夫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呢？
德米卡第一个到会议室。但很快，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助理也都到了。没人知道肯尼迪会说些什么。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和国防部长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一起到了。“有人犯了个大错。”菲利波夫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德米卡没去理他。
娜塔亚是和一头黑发，矮小精悍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一起到的。娜塔亚穿着美式的牛仔裤和大翻领的羊毛衫，显得非常可爱。
“谢谢提醒，”德米卡小声对娜塔亚说，“真的非常感谢。”
娜塔亚碰了碰他的胳膊。“我站在你这边，”她说，“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赫鲁晓夫到了以后，对全体政治局委员说：“我想肯尼迪的电视讲话应该是关于古巴的。”
德米卡坐在赫鲁晓夫身后，背靠着墙，准备随时供总书记调遣。赫鲁晓夫随时可能需要文件、报纸或报告，有时也会要茶水、啤酒和三明治。总书记的另两位助理和德米卡坐在一起。他们都不知道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重大问题。美国人发现那些导弹了吗？如果发现了，泄密者又会是谁？世界的命运悬而未决，让德米卡感到丢脸的是，这同样也关系着自己的未来。
等待让他很是烦躁。肯尼迪还有四个小时才发表电视讲话。政治局可以在那之前得到讲话的内容吗？克格勃能弄些什么来呢？
罗迪翁·马林诺夫斯基五官端正，一头银发，长得像个老牌的电影明星。他说美国无意入侵古巴。红军情报机构在佛罗里达派遣了特工。美军在佛罗里达驻有一定的兵力，但不足以入侵古巴，马林诺夫斯基这样认为。“电视讲话是为了中期选举而使出的伎俩。”他说。德米卡觉得他的语气过于自信了。
赫鲁晓夫同样不觉得美国会入侵古巴。肯尼迪也许不想与古巴一战，但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吗？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受五角大楼的牵制，还要受洛克菲勒这样的资本家的影响。“我们必须制定美国入侵情况下的应急预案，”他说，“我们的部队必须为各种可能性都做好准备。”他宣布休息十分钟，让委员们考虑各种对策。
德米卡对政治局这么快就把议题转移到战争上感到非常惊恐。作战方案就不该有！决定把导弹送往古巴的时候，赫鲁晓夫压根没想过打仗的可能性。事情怎么会发展成怎样？德米卡感到几分绝望。
他看见菲利波夫鬼鬼祟祟地与马林诺夫斯基及其他几个人围拢在一起。菲利波夫写下几行字。会议重启以后，马林诺夫斯基阅读了给苏联驻古巴最高军事长官伊萨·佩利耶夫的书面命令，授权他使用“各种可行的办法”保卫古巴。
德米卡想问：“你们疯了吗？”
赫鲁晓夫的想法和德米卡一样。“这样佩利耶夫就能开启一场核战争了！”他愤怒地说。
还好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站在赫鲁晓夫这一边。米高扬留着小胡子，头发渐稀，看上去像是个小镇律师。但他是唯一能劝说赫鲁晓夫不做出鲁莽行动的人。在古巴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赫鲁晓夫这一边。米高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是因为他在古巴革命后不久就去过那里。
“把导弹的控制权交给卡斯特罗怎么样？”赫鲁晓夫问。
赫鲁晓夫经常有这种疯狂的念头，在只是做假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即便对赫鲁晓夫而言，把导弹的控制权交给古巴也太不负责了。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我能提点忠告吗？”米高扬温和地问，“美国人知道我们不希望核战争，只要苏联控制着核武器，美国就会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但美国人不信任卡斯特罗。如果美国知道卡斯特罗控制了核武器，他们也许会试图用一次强有力的军事入侵摧毁在古巴的全部核弹头。”
赫鲁晓夫接受这一点，但不想全盘否定核武器在古巴的作用。“那意味着美国又把古巴夺回去了！”他愤慨地说。
这时，阿列克谢·柯西金说话了。尽管比赫鲁晓夫小十岁，但他是赫鲁晓夫最亲近的人。他的头发已经快掉没了，只是在额头前留下了一小圈。他像个醉鬼一样满脸通红，但德米卡却觉得他是克里姆林宫最聪明的人。“我们不应该去想何时使用核武器，”柯西金说，“如果发展到那一步的话，我们会遇到灾难性的失败。我们在这里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使形势不会恶化到发生核战争的那一步？”
感谢上帝，终于有人在理智地发言了，德米卡心想。
柯西金说：“我建议，佩利耶夫将军可以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采用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保卫古巴。”
马利诺夫斯基仍然对此抱有疑虑，生怕美国情报机关会以某种方式知道这项命令。让德米卡感到欣慰的是，尽管有所保留，马利诺夫斯基还是把这条命令发布了。尽管核战的阴云没有驱除，但至少政治局把重点放在了如何避免而不是进行核战上了。
维拉·普莱特纳把头伸进会议室，朝德米卡点点头，德米卡悄悄从会议室里溜了出来。维拉在宽阔的走廊里递给德米卡六页纸。“这是肯尼迪的演讲稿。”她轻声说。
“感谢上帝！”他看了看表。这时是凌晨一点一刻，离肯尼迪总统预定发表电视演讲的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怎么弄到的？”
“美国政府慷慨地事先向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提供了演讲稿的样稿，外交部迅速把样稿翻译成了俄语。”
在维拉一个人的陪伴下，德米卡在走廊里把译文飞快地读了一遍。“我们的政府像宣称的那样一直在紧密地监视着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设施。”
德米卡注意到，肯尼迪像是没把古巴当成个真正的国家那样把古巴称为一个岛。
“在过去的一周内，有明确无误的证据显示，在这个封闭的岛上，一系列导弹发射基地正在建设之中。”
什么证据？德米卡心想。
“这些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
德米卡越来越生气，肯尼迪依然没说证据是从哪里来的，是间谍还是变节者，是苏联泄露的还是古巴泄露的，亦或是美国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情报。德米卡还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犯了错。
肯尼迪把苏联的这个秘密渲染为一种欺骗。这很公平，德米卡心想：如果立场对调一下，赫鲁晓夫也会把这称为欺骗。但美国总统准备怎样应对呢？德米卡直接把演讲稿翻到最为重要的部分。
“首先，暂停此类进攻性建筑工事的建设，对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军事武器开始进行严格的盘查。”
啊，原来是禁运的把戏，德米卡心想。但禁运违反国际公约，所以肯尼迪只能像对付某种疾病一样对船只进行盘查。
“无论哪个国家或港口驶往古巴的一切船只，如果被发现货物中包含进攻性武器，该船都立刻必须掉头。”
德米卡很快看出这只是个初步方案。盘查起不了任何作用：大多数导弹都已经运到古巴，做好了发射准备——如果肯尼迪像看上去那样聪明的话，他必定知道这一点。禁运只是象征性的。
演讲中也不乏威胁：“在美国看来，从古巴发射针对西半球任何国家的任何核弹都将被看作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美国都会对苏联采取全面的报复。”
德米卡觉得心头压上了一块冰冷的巨石。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威胁。肯尼迪不会管导弹是古巴人还是苏联红军发射的。对他来说，两者没有任何区别。肯尼迪也不管轰炸的目标何在，轰炸智利和轰炸纽约的后果完全一样。
德米卡的核弹头只要发射一颗，美国会马上把苏联变成一片核辐射的荒漠。
德米卡的脑海中出现了众人皆知的蘑菇云的景象，他仿佛看见莫斯科的上空出现了这样一朵蘑菇云，克里姆林宫、政府公寓以及自己所熟悉的每一幢大楼都成为废墟，莫斯科河污染的河水上漂浮着一具具烧焦的尸体。
演讲稿里的另外一句话吸引了德米卡的视线。“但在被恐吓的氛围中很难解决甚至说讨论这些问题。”美国人的虚伪让德米卡大吃一惊。猫鼬行动就不是一种恐吓吗？
如果不是猫鼬行动，政治局绝不会同意把导弹运送到古巴。德米卡开始怀疑，也许在国际政治中，侵略就是自掘坟墓。
德米卡大体领会了演讲稿的意思。他走进会议室，飞快地走到赫鲁晓夫身旁，把演讲稿递给赫鲁晓夫。“这是肯尼迪的演讲稿，”德米卡故意抬高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清楚，“美方在演讲前提供的样稿。”
赫鲁晓夫抓起这几页纸开始阅读。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在知道演讲稿的内容之前，漫无目的的讨论毫无必要。
赫鲁晓夫从容地阅读着这段文字，时不时嘲笑地哼哼鼻子，有时还会惊讶地嘟哝几句。随着阅读的深入，德米卡感到赫鲁晓夫似乎大舒了一口气，不再像之前那般焦虑了。
几分钟以后，赫鲁晓夫放下最后一页演讲稿。他什么话都没说，凝神静思了一会儿。最后他终于抬起头，肥胖的农夫脸上露出了笑意。“同志们，”他看着政治局的委员们说，“我们挽救了古巴！”
杰姬和以往一样询问起了乔治的恋爱问题。“你在和人约会吗？”
“我刚和诺琳分手。”
“才不是呢，那都是快一年以前的事了。”
“哦……是有一年了。”
杰姬做了炸鸡块，搭配秋葵和油炸玉米饼，乔治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现在乔治早已不吃炸鸡块了，他现在27岁了，喜欢吃生牛排、色拉以及加了蛤蚧油的意大利面。另外，乔治吃晚饭的时间也推后到了晚上八点，而不是在家时的晚上六点。然而乔治却没对母亲提这些，痛快地吃完了母亲做的食物。他不想破坏母亲悉心喂养他的这份兴致。
和平时在家一样，杰姬和乔治分坐在餐桌两边。“那个十全十美的玛丽亚·萨默斯怎么样了？”
玛丽亚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乔治强打起精神说。“玛丽亚有了个固定的男友。”
“是吗？她的男朋友是谁？”
“我不知道。”
杰姬泄气地说：“你就没问一问吗？”
“我问了，她不肯告诉我。”
“为什么不？”
乔治耸了耸肩。
“肯定是个已婚男人。”杰姬自信地说。
“妈妈，别瞎猜。”虽然这样说，乔治却恐惧地觉得很有可能。
“女孩子总喜欢吹嘘自己的男朋友。如果闭口不谈，那就说明她对这段恋情感到耻辱。”
“可能是其他原因。”
“什么原因？”
乔治一时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
杰姬说：“男方可能是她的同事。玛丽亚当牧师的祖父别知道这件事才好。”
乔治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对方是个白人。”
“我敢打赌，一定是个已婚的白人。新闻办公室主任皮埃尔·萨林杰就是一个已婚的白人吧？”
“萨林杰三十多岁，人很和蔼，衣着考究，只是稍微有点发福。他已婚，听说对他的秘书不怀好意，我想应该没时间再找别的女朋友。”
“是法国人就有可能。”
乔治笑了。“你见过法国人吗？”
“没有，但他们有这种名声。”
“我们黑人还以懒著称呢！”
“你说得对，我不该以偏概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你一直是这样教我的。”
乔治敷衍着母亲。在隐瞒美国人民一星期后，古巴拥有核弹头的消息马上就要披露了。在这个星期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少数人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讨论，但到现在为此，谁都拿不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回想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点反应不足。那时，他满脑子都是迫在眉睫的中期选举以及选举对民权斗争的影响，甚至还一度对美国向苏联和古巴实施报复的前景感到快意。但很快他就面对了现实：如果发生核战的话，民权和选举刹那间都无足轻重了。
杰姬改变了话题。“我们餐厅的主厨有个漂亮女儿。”
“真的吗？”
“她叫辛迪·贝尔。”
“辛迪是辛德瑞拉的简称吗？”
“是露辛达的简称。她今年刚从乔治敦大学毕业。”
乔治敦是华盛顿特区的卫星城，但城里占绝大多数的黑人到历史悠久的乔治敦大学入学的却很少。“她是白人吗？”
“不，她是黑人。”
“肯定非常聪明。”
“非常非常聪明。”
“她是天主教徒吗？”乔治敦大学是天主教耶稣会创立的。
“天主教有什么不好？”杰姬似乎有点被儿子触怒了。她虽然参加的是伯特利福音教会，但思想很开明。“天主教徒同样也信上帝。”
“但天主教会反对节育。”
“我也不支持节育。”
“什么？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如果考虑到节育的话，那我就不会有你了。”
“但你也不能否定别的女人拥有选择权啊！”
“别这样气势汹汹。我不想取缔节育。”她怜爱地对儿子笑了笑，“我只是对十六岁时的鲁莽无知感到高兴。”说完她站起身，“我去烧上些咖啡。”这时门铃响了。“能帮我去看看是谁吗？”
乔治打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位穿着紧身长裤和宽松衬衫的漂亮黑人女孩。女孩看到乔治很是吃惊。“哦，我还以为这是杰克斯夫人的家呢！”她说。
“是杰克斯夫人家，”乔治说，“我是来这做客的。”
“爸爸让我路过时把这本书交给杰克斯夫人。”女孩把一本名为《愚人船》的小说交给乔治。乔治听说过本书很畅销。“我想应该是爸爸从杰克斯夫人那里借来的。”
“谢谢你。”乔治接过这本小说。之后他礼貌地问了一句：“你不进来了吗？”
女孩犹豫了一会儿。
杰姬走到厨房门口，从那可以看到屋外的情况，房子本身并不大。“辛迪，你好，”她说，“我刚还谈到你呢。快进来，喝我新做的咖啡。”
“闻着真香。”辛迪一边说一边走进门。
乔治说：“妈妈，我们可以在客厅喝咖啡吗？总统电视演讲的时间就快要到了。”
“你不会是真想看电视吧？快坐下来和辛迪聊聊。”
乔治打开客厅门，然后对辛迪说：“想和我一起观看总统的演讲吗？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你怎么知道的？”
“演讲稿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
“那必须得看看。”辛迪说。
乔治和辛迪走进客厅。乔治的祖父列夫·别斯科夫一九四九年买下并装修了这幢房子给杰姬和乔治住。在那以后，除了乔治的中学和大学学费以外，杰姬拒绝了别斯科夫家的一切支援。杰姬微薄的工资付不起重新装修的费用，因此客厅十三年来变化不大。但乔治很喜欢这个客厅：带有边饰的沙发皮套，东方地毯，一个瓷器柜。虽然式样已经老了，但充满了家的温馨。
家里最近添了台美国无线电公司销售的黑白电视机。乔治打开电视，等着屏幕亮起来。
辛迪问：“你妈妈在全美大学女性联谊会餐厅和我爸爸一起工作，是吗？”
“是的。”
“他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让我顺道来还书，明天上班直接带给你妈妈就可以了。”
“是的。”
“我们被设计了。”
“我知道。”
辛迪咯咯直笑：“哦，真他妈见鬼！”
乔治喜欢辛迪的这种直言不讳。
杰姬拿着个托盘走进客厅。倒咖啡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出现在黑白屏幕上说：“晚安，国民们。”总统坐在一张书桌前，面前是两只麦克风。他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戴着条窄领带。乔治知道，因为压力而在总统脸上造成的阴霾，已经巧妙地被电视化妆掩盖了。
当他提到古巴“拥有毁灭整个西半球的核威慑力”时，杰姬深吸了一口气，辛迪大叫一声：“哦，我的老天！”
他用单调的波士顿口音念着书桌上的那几页纸，老是把“r”的音发成“a”。他的演讲不带感情，甚至有些令人乏味，但措辞却激动人心。“总而言之，那里的任何一颗核弹头都能打击到华盛顿特区。”
杰姬尖叫一声。
“巴拿马运河，卡纳维拉尔角，墨西哥城——”
辛迪问：“我们该怎么办？”
“别急，”乔治说，“总统马上会有办法的。”
杰姬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是卑鄙的苏联人搞的鬼。”乔治说。
肯尼迪说：“我们无意统治和征服其他国家，我们也不想把我们的社会制度强加在其他国家的人民身上。”平时杰姬听到这话总会拿猪湾事件来嘲笑总统，但这次她却没有多言语。
摄像机切到肯尼迪的特写，这时肯尼迪说：“暂停此类进攻性建筑工事的建设，对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军事武器开始进行严格的盘查。”
“这有什么用？”杰姬问，“导弹已经在古巴完成了部署——他不是刚刚才说过吗？”
总统缓慢而坚定地说：“在美国看来，从古巴发射针对西半球任何国家的一切核弹都将被看作是苏联对美国的攻击，美国都会对苏联采取全面的报复。”
“哦，我的老天，”辛迪说，“这样一来，即便古巴只发射了一颗导弹，也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了。”
“是的。”参加通过这个决定的会议的乔治说。
总统说完晚安告别后，杰姬关掉电视，转身问乔治：“我们会怎么样？”
乔治想让母亲安心，想告诉她不会有事的，但他没办法这样说。“妈妈，我不知道。”
辛迪说：“总统提到的禁运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连我都能看出这一点。”
“这只是个前奏。”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杰姬问：“乔治，请你老实告诉我，是要打仗了吗？”
乔治犹豫了。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正被送上飞机运往各地，保证至少有一些能在苏联的第一次导弹袭击后留存。入侵古巴的计划正在修改和细化，国务院正在甄别人选以组成占领古巴以后的亲美政府，战略空军已经把警备级别调整到了第三级，可以在接到命令的十五分钟内进行核攻击。
在双方已经剑拔弩张的情况下，最可能的后果又会是什么呢？
乔治心情沉重地说：“是的，妈妈，我想的确是要打仗了。”
最终，政治局让所有仍然在运送导弹途中的货轮调头回苏联。
赫鲁晓夫觉得作出这种让步所承担的代价并不大，德米卡同意这个观点。无所谓多少，古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苏联避免在公海和美国短兵相接，在这场危机中把自己置身于和平大使的地位——却依然在距离美国九十英里的古巴建立了一个核基地。
所有人都知道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两个超级大国还没有在如何解决已经在古巴的核武器这个实际问题上找到方案。在德米卡看来，肯尼迪的选项仍是开放式的，其中大部分仍然会导致战争。
赫鲁晓夫决定这天晚上不回家。尽管到家只有几分钟的车程，但离开克里姆林宫还是太危险了：战争爆发时，赫鲁晓夫必须待在这里，作出迅速的应对。
总书记的大办公室旁有个备有舒适沙发的小房间。总书记和衣躺在沙发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作出相同的决定，留在了克里姆林宫。世界第二大强国的领导人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怎么休息地度过了这一夜。
德米卡在走廊边上有间小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沙发：只有一把硬木椅子，一张实用的书桌和一个文件柜。他想找到一个还算舒服的地方把头放下，这时有人敲了敲门，娜塔亚带着一股不同于苏联香水的清香走了进来。
娜塔亚穿着很随意，这点非常聪明——穿着正装和衣而睡会很难受。“我喜欢你这件汗衫。”德米卡说。
“这种衣服叫‘邋遢乔’。”娜塔亚用英语说出了这件大号汗衫的别称。
“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但很喜欢它的英语发音。”
德米卡笑了。“我刚想寻找一个可以睡下的地方。”
“我也是。”
“但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能睡得着。”
“你的意思是，你知道自己也许永远不会再醒来？”
“是的。”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
德米卡思索了一阵。与其担忧一整晚，还不如找个地方睡个舒服觉呢！“这是个空旷的宫殿，”他犹豫了会儿，然后补充道，“我们何不在此探索一番呢？”德米卡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说这个，这本应是花花公子瓦伦丁的台词啊！
“好啊。”娜塔亚说。
德米卡拿起外套，打算找到可以睡的地方以后当被子用。
宫里宽大的卧室和化妆室被草草地分隔成大小不一的办公室，给在此工作的官员和打字员用。办公室里充斥着松木和塑料做的廉价家具味。大一点的办公室里有给大官们准备的软垫椅，但找不到任何适合睡觉的地方。德米卡开始考虑在地板上弄张床的法子。最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穿过一条满是水桶和拖把的走廊，走进一个摆满家具的大房间。
房间里没有暖气，他们一呼气，就出现一道白色的水蒸气。房间的大窗户都被冻住了。镀金的壁灯和枝形吊灯里有放蜡烛的小孔，但孔里并没有蜡烛。喷漆屋顶上吊着的两只灯泡发散出微弱的光芒。
横七竖八的家具像是革命后就一直没动过。满目皆是断腿的桌子，皮套发霉的椅子和空空如也的精雕书架。这些昔日沙皇的珍宝如今却成了没人要的垃圾。
这些家具之所以烂在这里是因为它们用在人民委员们的办公室里会显得太过老式，但德米卡觉得其中好多家具能在西方的古董拍卖中卖个好价钱。
家具中有一张四柱床。
四柱床的帐子上都是灰尘，但褪色的蓝色床罩似乎却没被翻动过，床上甚至还放着床垫和枕头。
“很好，”德米卡说，“我找到了一张床。”
“我们也许可以在上面一起睡。”娜塔亚说。
德米卡曾经产生过如此念头，但很快把这个想法弃之一边了。他不止一次产生过漂亮姑娘提出要和他同睡的想象，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碰到过这等好事。
现在他碰到了。
他真想和娜塔亚同睡吗？他没和尼娜结婚，但尼娜无疑希望德米卡忠实于她，他自然也希望尼娜没有其他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里的不是尼娜而是娜塔亚。
他傻傻地问：“你是不是说我们能睡在一起？”
“仅仅是为了保暖，”娜塔亚说，“我可以信任你，对吗？”
“当然可以。”德米卡说。这样就对了，他心想。
娜塔亚掀开老式的床罩。床罩上的灰尘四散，让娜塔亚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床罩下的床单因为年岁的关系有点发黄，但铺得很齐整。“螨虫不喜欢棉布。”娜塔亚说。
“这我倒不知道。”
娜塔亚踢掉鞋，穿着牛仔裤和汗衫躺进被单。她冷得打了个寒战。“过来睡吧，”她说，“别那么害羞。”
德米卡把大衣盖在娜塔亚身上。然后解开鞋带脱下鞋。娜塔亚想和他一起睡，但不想和他发生关系，这种经历很奇怪但却让他非常兴奋。
尼娜肯定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但他必须找个地方睡一会儿。
他解下领带钻上床。床单冰凉。德米卡双臂搂住娜塔亚。娜塔亚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身子抵在他身上。娜塔亚的宽大汗衫和德米卡穿的西装使德米卡感觉不到娜塔亚的身体曲线，但他还是勃起了。德米卡不知道娜塔亚是否感觉到了他的勃起，总之她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他们很快停止了冷战，开始觉得暖和起来。德米卡的脸抵在娜塔亚的头发上，她的头发卷曲、浓密，有股柠檬香皂味。他的手放在娜塔亚背上，但隔着一层宽大的汗衫，他对娜塔亚的皮肤没有丝毫触感。他能通过娜塔亚的脖子感觉到娜塔亚的呼吸，娜塔亚的呼吸渐渐平稳和浅显下来。他吻了吻娜塔亚的头顶，但娜塔亚没有任何反应。
他越发吃不透娜塔亚了。和德米卡一样，娜塔亚只是个助理，不过比他资深三四年而已，却开着一部梅赛德斯，车龄有十二年了，但保养完好。娜塔亚穿着臃肿的克里姆林宫公务员制服，用的却是很贵的进口香水。有时娜塔亚对他的举动近乎于调情，但转眼她却回家烧饭给丈夫吃。
娜塔亚诱使德米卡和她一起上床，却很快就睡着了。
抱着一个躯体温暖的女人，德米卡觉得自己肯定不会睡着。
但很快他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还黑着。
娜塔亚嘟哝着：“几点了？”
德米卡仍然搂着娜塔亚。他伸长脖子看了看压在娜塔亚左肩后的手表。“六点半了。”
“我们还活着。”
“美国人没有实施轰炸。”
“现在还没。”
“我们最好赶紧起床。”话没说完，德米卡就后悔了。赫鲁晓夫还不会醒。即便他已经醒了，德米卡也不想让这令人销魂的一刻就这样溜走。他很恍惚，却非常快乐。他为何要急着说起床呢？
但娜塔亚还没有完全睡醒。“过一会儿再起来。”她说。
想到娜塔亚喜欢躺在自己的怀抱中，德米卡的心情非常愉悦。
这时娜塔亚吻了吻他的脖子。
如同飞落帐子的飞蛾用翅膀扫了他一下那样，娜塔亚只是用嘴唇碰了他一下而已，但德米卡完全没料到娜塔亚会吻他。
娜塔亚吻了他。
他抚摸着娜塔亚的头发。
娜塔亚抽出头，看着德米卡。她的嘴微微张开，丰满的嘴唇中间露出一条缝，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微笑。德米卡在女人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却能意识到娜塔亚表情中所暗示的邀请，但还是犹豫着要不要去吻她。
这时娜塔亚说：“今天我们很可能被炸成灰。”
于是德米卡吻了她。
亲吻马上就升温了。娜塔亚咬着德米卡的嘴唇，把舌头伸进德米卡嘴里。德米卡把双手从娜塔亚的背上移开，伸进娜塔亚的宽松汗衫里。娜塔亚迅速解开了胸罩。娜塔亚的乳房不大，却很坚挺，两粒翘直的乳头直抵他的指尖。德米卡吮吸着娜塔亚的乳头，娜塔亚发出愉悦的呻吟声。
德米卡试图脱下娜塔亚的牛仔裤，但娜塔亚有别的想法。她把德米卡扳过来，兴奋地扒下了他的裤子。德米卡害怕自己会马上射精——尼娜说很多男人都有早泄的毛病——但这次他没有早泄。娜塔亚把德米卡的阴茎从内裤里扯出来，用双手轻揉，把它抵在面颊上，亲吻它，然后把它放进嘴里。
当德米卡忍不住时，他想推开娜塔亚的头，把阴茎从她嘴里撤出来——尼娜就不愿让他把精液射进嘴里。但娜塔亚呜哝一声，揉搓吮吸得更厉害了。德米卡失去控制，射进了娜塔亚的嘴里。
过了一会儿她吻了他。德米卡品尝着娜塔亚嘴唇上自己精液的味道。这很怪异吗？他只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激情。
娜塔亚脱下牛仔裤和内裤，德米卡意识到该自己让娜塔亚满足了。很幸运，尼娜已经教会了他该怎么做。
娜塔亚的阴毛和头发一样卷曲而繁盛。他把头埋在娜塔亚的私处，希望偿还娜塔亚带给他的愉悦。娜塔亚把双手放在德米卡的头上指引着他，通过按压的力度变化告诉他哪里该亲吻得重一点，哪里该亲吻得轻一点，她上下移动臀部，告诉他该把重点放在哪个部位。娜塔亚仅仅是和德米卡发生亲密关系的第二个女人，德米卡沉浸在娜塔亚的味道和气息中不能自拔。
和尼娜发生关系时这只是个前奏，但在极短的时间内，娜塔亚竟然大叫出声，她先是按住他的头，紧贴在她的私处，然后像愉悦太过火了一样，又一把将德米卡推到一边。
他们并排睡在床上，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对德米卡来说，这是种全新的体验。他沉思着说：“性这个问题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令人惊奇的是，德米卡的这句话竟让娜塔亚发出了会心的笑容。
“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吗？”德米卡问。
娜塔亚笑个没停，但她只是说：“哦，德米卡，我太喜欢你了。”
就坦尼娅所见，伊萨贝拉是一座鬼城。在艾森豪威尔贸易禁运的沉重打击下，这个原本活力十足的古巴港口现在满目萧条。伊萨贝拉港距离古巴经济发达地区非常远，周围都是盐碱地和沼泽，皮包骨头的山羊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港口里停泊着几艘破破烂烂的渔船，装载着核弹头的苏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轮正在徐徐靠岸。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货轮号原本开往马里埃尔港。肯尼迪宣布禁运以后，大多数苏联货轮折返，但几艘离古巴只有几小时航程的货轮却接令迅速驶达最近的古巴港口。
坦尼娅和帕兹看着货轮在一阵暴雨中渐渐靠近水泥码头。甲板上的高射炮藏在成捆的绳子下面。
坦尼娅非常害怕。她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哥哥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掩盖这一秘密的努力失败了——在更大的忧患面前，哥哥的境遇并不是坦尼娅最为担心的事情。禁运的影响不亚于公开宣战，现在肯尼迪是更强势的一方。在肯尼迪表现强势，古巴要维护宝贵的民族尊严的情况下，从美国入侵古巴到世界核战的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坦尼娅和帕兹的关系更为亲密了。他们谈到过各自的童年，各自的家人以及各自过去的恋人。他们经常触摸彼此，经常一起大笑，但是两人并没有谈恋爱。坦尼娅被帕兹所吸引，但一直抗拒着帕兹的诱惑。仅仅因为对方比较帅就发生性关系在她看来是不对的。她喜欢帕兹——尽管他有着狭隘的民族自豪感——但她并不爱他。过去，尤其在坦尼娅上大学的时候，她经常亲吻自己不爱的小伙子，但从没和那帮家伙做过爱。坦尼娅只和一个男孩上过床，至少在当时看来，她爱着那个男孩。如果核弹炸落在古巴，她兴许会期待着帕兹的怀抱，在死神降临的那一刻与帕兹进行生命的交融。
码头边最大的仓库被烧毁了。“发生了什么事？”坦尼娅指着烧毁的仓库问。
“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放了把火，”帕兹说，“这里有许多起恐怖袭击。”
坦尼娅朝四周看了看。码头边的建筑空旷而荒凉。大多数的民宅都是一层的木棚。大雨落在马路上，路上都是泥泞。即便炸平这个港口，美国对卡斯特罗政权也造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人为什么要袭击这里？”坦尼娅问。
帕兹耸了耸肩。“半岛尽头的这个港口容易进行攻击。美国特工乘快艇从佛罗里达过来，潜伏上岸，找个地方作掩护，杀死一两个平民，然后飞快地逃回美国。”接着他用英语骂了句，“‘该死的’懦夫！”
坦尼娅琢磨着世界各国的政府是不是都这样两面三刀。肯尼迪兄弟言必自由民主，却派武装匪徒渡海袭击无辜的古巴百姓。苏联的共产党人在大谈劳动者解放的同时监禁和杀害所有的政见不同者，仅仅因为公开抗议他们便把瓦西里送到了西伯利亚。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言行一致的政权存在呢？
“我们走，”坦尼娅说，“回哈瓦那有很长的路，我要告诉德米卡货轮安全到达的消息。”莫斯科方面判断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轮可以到达最近的古巴港口，但德米卡需要得知安全到达的消息。
两人坐进帕兹的别克，帕兹开车离开了伊萨贝拉。路两边种满了高高的甘蔗，秃鹰游荡在甘蔗上面，逡巡捕猎着地里的田鼠。离他们不远，糖厂高高的烟囱像导弹一样直指着天空。没开发的热带雨林里长满了凤凰木、黄檀和巨大的芭蕉树，矮树间不时有野牛出没。野牛身后飞起的白鹭给这片荒芜的土地增添了一抹亮色。
古巴的农村依然大部分靠马车进行运输，但快到哈瓦那的时候，路上出现了很多运送预备役军人到各自基地的军用卡车和公共汽车。卡斯特罗宣布了全民动员，古巴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当帕兹的别克从这些车辆旁加速驶过的时候，车上的兵员挥手朝帕兹和坦尼娅大叫：“不保卫祖国毋宁死，古巴万岁！”
在哈瓦那郊区，坦尼娅看到各处墙上一夜之间都换上了一页新的海报。简单的黑白画面上画着一只紧抓机关枪的手，画旁写着一句振奋人心的标语：“拿起武器。”坦尼娅觉得，和克里姆林宫那帮只知道叫嚷“深化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老人们不同，卡斯特罗更了解宣传所具有的力量。
坦尼娅早已把要发出的消息写成了密码，现在只要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轮到岸的准确时间填进去就行。她把电文带到苏联大使馆，交给相熟的克格勃联络官。
德米卡可以松口气，但坦尼娅依然很害怕。古巴又得到了一船核武器真的是个好消息吗？没有核武器，对古巴人民和坦尼娅自己来说，不是会更安全一点吗？
“今天还有别的任务吗？”想完这些事以后坦尼娅问帕兹。
“我是你的联络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工作。”
“但在如此的危机下……”
“在这样的危机下，没有比和苏联这个盟国联系更重要的事情了。”
“那我们沿着海滨大道走走吧。”
帕兹把车停在海边的国民宾馆。士兵们正在古巴这座最为著名的宾馆外架设着高射炮。
坦尼娅和帕兹走下别克，沿着海滨大道慢慢散步。北风掀起的巨浪拍打着防波堤，浪花像雨水一样落在海滨大道上。海滨大道是古巴人喜闻乐见的休闲地，这天大道上的人尤其多，他们并不是为休闲来的。人们三五成群，时而谈上一会儿，可大多数时间保持着静默。他们不像平时那样调情，讲笑话，向同伴们展示自己最好的衣服。所有人都向北看着美国的方向，观察着美国佬的下一步动作。
坦尼娅、帕兹和众人一起北望了一会儿。坦尼娅打心眼里觉得入侵马上就会进行。美国的驱逐舰会乘风破浪驶达古巴，潜艇会在不远处冒出头来，印有星条旗标志的灰色战斗机会在云层中显现，战斗机装载的炸弹很快就会扔在古巴人民和他们的苏联朋友头上。
最终，坦尼娅握住了帕兹的手。帕兹轻轻地捏了她一下。坦尼娅盯着帕兹的深棕色眼眸。“我想我们就快要死了。”坦尼娅平静地说。
“我也这样认为。”帕兹说。
“你想在那之前和我上床吗？”
“很想。”帕兹说。
“去我的公寓吧？”
“好的。”
他们回到车上，把车开到老城区教堂附近的一条小街。坦尼娅在殖民时期建造的楼房里有一间二层公寓。
坦尼娅至今唯一的恋人是大学时的讲师彼得·伊洛延。彼得很痴迷她的身体。他凝视她的双乳，触碰她的皮肤，亲吻她的头发，像从没见过如此美妙的肢体一样。帕兹和彼得同岁，但坦尼娅很快意识到和帕兹做爱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人做爱时的焦点集中在了帕兹的身上。帕兹像是逗弄着坦尼娅一般慢慢褪下衣服，然后裸身站在坦尼娅面前，让坦尼娅有充分的时间欣赏他那完美的皮肤和身材的曲线。坦尼娅高兴地坐在床边，观赏着他的躯体。这种玩法似乎让帕兹非常兴奋，他的阴茎在情欲的带动下微微翘起，坦尼娅等不及地把它握在手里。
彼得做爱时非常温柔。他能让坦尼娅饱含期待，然后却在欲望的顶峰将要来临时捉弄人地抑制下来。他经常换花样，有时会抱着坦尼娅做爱，有时跪在坦尼娅身后，有时又会让坦尼娅跨坐在自己身上。帕兹也不粗鲁，但活力更甚于彼得。坦尼娅放松心情，由着帕兹把自己带到兴奋和愉悦的顶点。
做爱后，坦尼娅做了鸡蛋和咖啡。帕兹打开电视，一边吃饭一边和坦尼娅一起聆听卡斯特罗的演讲。
卡斯特罗坐在古巴国旗前面，国旗的蓝白条纹在电视里呈现出单调的黑白色调。和以往一样，卡斯特罗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只有从肩饰上的那一颗星才能看出他是位军官：坦尼娅从没见过卡斯特罗身着便装的样子，卡斯特罗也从不像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那样在制服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勋章。
坦尼娅突然乐观起来。卡斯特罗不是傻子。卡斯特罗知道即便有苏联的支持，自己也不可能在战争中击败美国。他肯定会做出些戏剧性的和解姿态，以先发制人的姿态改变形势，化解危机。
他的嗓音又高又尖，但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尽管在电视台的演播室，但他的那把大胡子却散发着救世主的气息，他那浓重的眉毛生动地在前额上跃动。卡斯特罗的手势非常有意思，他时而伸出前指，做出否定一切异议的姿态，不过大多数时候他都紧捏着拳头。有时他会紧抓着椅子的扶手，像是不想让自己像火箭那样被发射出去。他的面容表达着气愤、骄傲、谴责和狂怒——却没有半点犹豫。卡斯特罗深信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卡斯特罗逐条反驳美国向古巴广播的肯尼迪电视讲话的内容。他谴责肯尼迪的讲话是想“迷惑古巴人民”，“我们不会被美国佬的故作优雅所蒙骗。”他气愤地说。
但他只字未提苏联和核武器的事情。
演讲持续了九十分钟。卡斯特罗的演讲和丘吉尔的一样具有磁力：虽然国土面积狭小，但英勇的古巴人民完全能抗击恃强凌弱的美国，不会作半点让步。这样的演讲一定能鼓舞古巴人民的士气。但坦尼娅却对此却非常失望，还比先前更害怕了。卡斯特罗连阻止战争的努力都没尝试。
演讲最后卡斯特罗向古巴人民大声疾呼：“不保卫古巴毋宁死，我们终将获得胜利！”接着他突然站起来，向演播室外冲了出去，像是不想在拯救古巴的道路上耽误稍微一刻似的。
坦尼娅看着帕兹，发现帕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坦尼娅吻了吻帕兹，然后在闪着图像的电视前的沙发上又一次和他做了爱。这次他们放缓了一点，两人都更为畅快。坦尼娅用彼得对待她的方式对待帕兹。欣赏帕兹的躯体并不难，帕兹显然很喜欢她的欣赏。坦尼娅捏着帕兹的手臂，吻着帕兹的乳头，把手指伸进帕兹的卷发。“你真是太英俊了。”她一边吮吸着帕兹的耳垂一边说。
事后，他们躺在沙发上分享一根烟。这时，外面的马路上传来了喧闹声。坦尼娅打开阳台门。卡斯特罗演讲时哈瓦那沉寂一片，现在人们却都蜂拥上了狭窄的街道。夜幕降临，一些人掌着蜡烛和手电筒。坦尼娅恢复了自己的记者本能。“我必须到街上去，”她对帕兹说，“这将是个大新闻。”
“我也一起去。”
他们穿上衣服，离开了公寓。街上湿漉漉的，但雨已经停了。越来越来的群众从住家走到街上，空气里充斥着狂欢节的气氛。人们唱着跳着，呼喊着反美的标语。许多人唱起了古巴国歌《巴亚莫之歌》。古巴国歌完全没有拉丁音乐的风格——听上去很像德国的一首祝酒歌——但民众铿锵有力地吟出了每一个字眼。
偷生在枷锁下不如死，
谁愿在耻辱中忍气吞声？
听那嘹亮的号角已吹响，
拿起武器勇敢的人们，冲啊！
坦尼娅、帕兹随着人群在老城区的小巷间行走。坦尼娅注意到许多人都拿上了武器。没有枪的平民拿着园艺工具和大砍刀，腰里别着切奶酪的餐刀和切肉刀，似乎准备在海滨大道和美国人进行一场肉搏战。
坦尼娅想到了美国空军的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每架飞机能携带七万镑炸弹。
你们这些可怜的傻瓜，你们的刀怎么能抵挡得住铺天盖地的炸弹？坦尼娅苦涩地想。

Part3 孤岛 1962年 第十七章
10月24日，星期三，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乔治从未觉得如此接近死亡。
早会在十点开始，乔治觉得十一点前战争就将打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为“国安周会”的每周例会。但肯尼迪总统把危机状态下所有派得上用场的人都叫了过来。他弟弟鲍比总会参与其中。
顾问们坐在长桌四周的皮椅上。他们的助理坐在靠墙的皮椅上。会议室内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
战略空军的警报等级调整到了仅次于立即开战的二级。空军的所有轰炸机都准备好了起飞作战。许多装载着核武器的战斗机飞翔在临近苏联的加拿大、格陵兰岛以及土耳其上空，准备一得到命令就对既定的苏联目标进行轰炸。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美国将用原子弹把所有苏联的主要城市炸平。几百万人将在空袭中丧生。苏联至少在一百年里无法恢复元气。
苏联一定对美国也制定了类似的打击计划。
禁运将在十点生效。任何距离古巴五百英里的苏联船只将会成为美国的打击对象。第一艘苏联的导弹艇预计在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被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所拦截。十一点时，他们也许都已经死了。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考恩首先发了言，他首先回顾了所有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的情况。麦考恩低沉的嗓音加深了会议室的紧张气氛，让所有人都很是不耐烦。哪艘苏联船只将先被拦截？接下来会怎么样？苏联人会乖乖地接受检查吗？他们会不会朝美国的军舰开火？如果苏联人开火的话，美国海军又将如何应对？
当大伙试图预测对方会如何应对时，麦考恩的助理递给他一张纸条。麦考恩短小精悍，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但同时他也是个生意人，乔治觉得局里的职业特工不会事无巨细都向他报告。
麦考恩透过无框眼镜看着助理递给他的纸条，表情渐渐迷惑起来。看完以后，他对肯尼迪总统说：“总统先生，我们刚收到海军情报办公室传来的消息，目前在古巴海域的六艘苏联船只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掉头返程了。”
乔治心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光头狮子鼻的国务卿迪恩·腊斯克问：“古巴水域，你这是什么意思？”
麦考恩不知道纸条上的古巴水域代表着什么意思。
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国防部长的福特总裁鲍勃·麦克纳马拉说：“这些船中大多数应该是从古巴开回苏联的。”
“为什么还没弄清？”总统十分激动。“我们到底是在谈离开古巴的船只还是发往古巴的船只？”
麦考恩说：“我会查清的。”然后便离开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又增添了几分。
乔治原本以为白宫的危机会议执行力很高，幕僚们可以提供精确的消息，以便总统作出最明智的决定。但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危机面前，他看到的却是混乱和种种误导。这让乔治更为恐惧了。
麦考恩一回会议室就说：“这些船都是西行去古巴的。”他罗列出了六艘船的名字。
麦克纳马拉接着发话了。他四十六岁，因为使福特汽车公司扭亏为盈而被称为“天才小子”。除了鲍比，会议室里总统最愿意聆听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这时麦克纳马拉凭着记忆一口气说出了六条船的位置。大多数离古巴还有几百英里远。
总统不耐烦了。“约翰，苏联人说他们准备怎么办？”
麦考恩答道：“那些船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掉头返航。”
“是所有的苏联船只，还是我们认为有威胁的苏联船只？”
“我们认为有威胁的船只。航行中的苏联船只总共有二十四艘。”
麦克纳马拉又一次用关键信息打断了麦考恩的发言。“这六艘船比较像是总统演讲中需要隔离的那类船。”
乔治小声对坐在身边的斯基普·迪克逊说：“苏联似乎把自己从战争边缘拉回来了。”
“希望你是对的。”斯基普说。
总统问：“我们没想截获其中任何一艘，是吗？”
麦克纳马拉说：“我们没想截获其中任何一艘不是开往古巴的船只。”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拿起电话，“帮我接乔治·安德森。”海军上将安德森是拦截行动的总指挥。几秒钟之后，泰勒对着话筒轻声说起话来。
泰勒停顿了片刻。会议室中的所有人都想知道停顿代表的意思，都想知道洋面上到底在发生什么。苏联人真的屈服了吗？
总统说：“我们应当先确证事实，我们怎能确证六艘船的确是在掉头返航呢？将军，海军方面对这份报告说了些什么？”
泰勒抬头看着总统：“三艘船的确掉头返航了。”
“和埃塞克斯号军舰保持联系，让他们等上一个小时。快去，原定的拦截时间在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
会议室的所有人抬腕看了看表。
已经十点三十二分了。
乔治看了眼鲍比的脸色。鲍比看上去像个暂缓被处死刑的人一样。
迫在眉睫的危机消除了，但乔治意识到接下去的这几分钟什么事都解决不了。苏联明显不想和美国在海上对峙，无论如何，他们的核导弹已经在古巴了。时钟拨回去了一个小时，但仍然在恒定地向前走。
国际安全委员会接着讨论起了德国的问题。肯尼迪害怕赫鲁晓夫就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宣布对西柏林进行禁运。如果苏联对西柏林进行禁运，美国同样也束手无策。
会议结束了。乔治不需要参加鲍比的下一个活动，他和斯基普·迪克逊一起离开了内阁会议室。迪克逊问他：“你的朋友玛丽亚怎么样了？”
“我想还不错。”
“我昨天去过新闻办公室一趟，她打电话请病假了。”
乔治的心跳暂停了片刻。他已经放弃了和玛丽亚恋爱的希望，但玛丽亚生病的消息还是令他惊慌失措。他皱起眉。“我没听说。”
“乔治，这事和我无关，但玛丽亚这女孩不错，我想得有人去看看她。”
乔治捏了捏斯基普的胳膊。“够哥们儿，”他对斯基普说，“谢谢你。”
除非病很重，白宫职员不会在冷战巨大危机的当口请病假。想到这个，乔治更加担忧了。
他匆匆赶到新闻办公室。玛丽亚的座位上没有人。玛丽亚邻桌的内莉·福德汉姆对乔治友善地说：“玛丽亚生病了。”
“我听说了，她说是什么病吗？”
“没说。”
乔治皱起眉。“如果能抽一个小时空去看看她就好了。”
“最好能抽出空，”内莉说，“我也很担心。”
乔治看了看表。他确信鲍比午饭前不会找他。“我想能抽出空。她住在乔治敦是吗？”
“是的，但最近她搬家了。”
“为什么？”
“她说她的舍友太吵了。”
乔治领悟到了什么。玛丽亚的舍友一定急切地想知道她男朋友的身份。玛丽亚之所以搬家一定是想守住这个秘密。这说明她对这个男朋友是认真的。
内莉翻找着名片盒里的名片：“我这就给你写地址。”
“谢谢你。”
内莉递给他一张纸：“你是乔奇·杰克斯，是吗？”
“是的，”他笑了，“不过别人都叫我乔治。”
“我认识别斯科夫参议员。”
提到格雷格意味着内莉知道参议员是他的父亲。“真的吗？”乔治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告诉你，我和他谈过恋爱，但后来又分手了。他最近怎么样？”
“很好，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吃一次饭。”
“我想他应该没结过婚吧？”
“现在还没。”
“他有四十多了吧？”
“我想他的生命中一定会有个女人的。”
“哦，别担心，我早就不想着他了。很久前我就决定和他断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他能过得很好。”
“我会转告的，现在我要拦辆出租车去看玛丽亚。”
乔治匆匆走出白宫。内莉是个心地善良的漂亮女人。格雷格为何没娶她呢？也许他只适合当光棍吧！
出租车司机问乔治：“你在白宫上班吗？”
“我是个律师，为鲍比·肯尼迪工作。”
“别开玩笑了！”司机丝毫不隐藏对黑人律师能身居如此高位的惊讶，“你去告诉鲍比，我们应该把古巴炸成粉末。我们应该把那个该死的小岛炸光。”
“你知道古巴面积有多大吗，从东到西？”乔治问。
“你是在考我吗？”司机充满恨意地问他。
乔治耸耸肩，不再说话了。进入司法部以后，他一般不和外人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老百姓看问题都有些想当然：把所有墨西哥人都赶回家；将流氓团伙送到军队；给同性恋做阉割手术。越是无知，他们的意见就越是过激。
乔治敦离华盛顿很近，但车却似乎一直开不到目的地。乔治猜测玛丽亚可能瘫倒在地，可能躺在床上病得很重，也可能陷入了昏迷。
内莉给的地址是一个分隔成多个隔间的老式住宅。玛丽亚没有回应楼下的门铃声，但一个学生模样的黑人女孩替他开了门。乔治进门后，女孩朝玛丽亚的房间指了指。
玛丽亚穿着睡袍走到门口，看上去病怏怏的。她的表情沮丧，脸上毫无血色。她没说“请进”，却留着门，让乔治进了屋。看到玛丽亚至少还能走动，乔治松了口气——他原本担心情况会更糟。
这是个带有小厨房的单人套房。楼下的浴室应该是合用的。
乔治盯着玛丽亚。玛丽亚病弱痛苦的样子让乔治很是伤心。他想拥玛丽亚入怀，但知道会遭到拒绝。“玛丽亚，你怎么了？”乔治问，“你的样子看上去可怕极了！”
“只是得了女性常有的妇科病而已。”
这么说通常都指的是痛经，但乔治知道应该是别的问题。
“要杯咖啡吗——或者来上杯茶？”乔治一边问一边脱下大衣。
“不用了，谢谢。”玛丽亚说。
乔治决定做一杯咖啡，以表示他对玛丽亚的关心。但这时他看到玛丽亚准备坐的椅子上带有血渍。
玛丽亚也注意到了。她红着脸说：“哎，真是该死！”
乔治对女人身体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但还是想到了好几种可能性。他问：“玛丽亚，你流产了吗？”
“没有。”回答后，玛丽亚长久没有吱声。
乔治耐心地等待着答案。
玛丽亚不情不愿地说：“我堕胎了。”
“可怜的小东西。”乔治从小厨房抓来条毛巾，把毛巾对折后盖上血渍。“坐下休息一会儿。”乔治对玛丽亚说。他抬起头，看见冰箱上的架子上放着包茉莉花茶。想到玛丽亚平时一定喜欢喝这种茶，他在炉子上烧了壶水。在泡好茉莉花茶之前，乔治再没多说什么。
各个州在堕胎方面的法律各有不同。乔治知道如果生育有害母体健康，华盛顿特区是允许堕胎的。许多医生对这条法律规定的解释很宽泛，把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都包含进去。事实上，华盛顿特区想堕胎的女人只要花钱都能堕胎。
尽管说不想喝茶，但玛丽亚还是拿起了乔治给她泡好的茉莉花茶。
乔治拿着杯茶坐在玛丽亚对面。“你的秘密恋人一定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他说。
玛丽亚点点头。“谢谢你的茶。我想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还没爆发，不然你才没空上我这儿来呢。”
“苏联人召回了他们的船只，因此海战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但古巴的核弹头依然瞄准着美国。”
玛丽亚心情很低沉，根本顾不上外界发生了些什么。
乔治说：“他不会和你结婚。”
“是的。”
“因为他已婚了吗？”
玛丽亚没有回答。
“于是他找了个医生，付了堕胎的钱。”
玛丽亚点点头。
乔治觉得这种做法很卑鄙，但如果说这种话，玛丽亚很可能因为心爱的人受辱而把他轰出去。乔治试着压住火气，他问玛丽亚：“现在他在哪儿？”
“他会打电话过来的。”玛丽亚抬眼看了看钟，“也许就要打过来了。”
再问下去太不厚道，乔治决定不再多问了。玛丽亚不用乔治告诉她她有多么蠢。玛丽亚需要些什么呢？乔治决定问个清楚。“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玛丽亚哭了起来。她抽泣着说：“我都不了解你！但你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真心朋友。”
乔治知道这是为什么。玛丽亚有个不能为人所知的秘密，这个秘密隔断了她和其他人之间的来往。
玛丽亚说：“有你我真是太幸运了。”
玛丽亚的感谢让乔治非常不好意思。“还是很疼吗？”乔治问她。
“是，疼得要命。”
“需要叫医生来看看吗？”
“没那么糟，医生说会很疼的。”
“你这有阿司匹林吗？”
“没有。”
“帮你买些过来好吗？”
“你能帮我买吗？我不想让个大男人帮我跑腿。”
“没关系，这是要紧事。”
“街拐角有个药店。”
乔治放下茶杯，穿上大衣。
玛丽亚问：“能再帮我个忙吗？”
“当然可以。”
“我要用卫生巾，你能为我买一盒吗？”
乔治犹豫了。一个男人去买卫生巾？
玛丽亚说：“算了，太过意不去了。”
“见鬼，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抓起来吗？”
“要高洁丝的。”
乔治点点头。“我马上回来。”
乔治很快就泄了气。到达药店时他觉得非常尴尬。他告诉自己不会有事，但感觉上还是非常不舒服。同龄的许多美国青年正在南越的森林里打仗，他却在药店帮女人买卫生巾，真是糟糕透了。
药店有三条自助服务走廊和一个柜台。阿司匹林没有放在敞开式的架子上，而是在柜台上售卖。
卫生巾也在柜台上售卖，这让乔治感到非常失望。
他拿了一组六罐装的可乐。玛丽亚流了很多血，需要补充大量的液体。乔治在自助货架前流连了一会儿，但他无法逗留在那太长时间，令人尴尬的一刻终究要来临。
乔治走到柜台前。
药剂师是个中年白种女人。运气不坏，乔治心想。
乔治把可乐放在柜台上说：“我要买点阿司匹林。”
“要小瓶的、中瓶的还是大瓶的？”
乔治吃了一惊。如果药剂师问他卫生巾的型号他该怎么办？“哦，大瓶的。”他说。
药剂师把大瓶阿司匹林放在柜台上。“还要点别的吗？”
一个年轻女子拿着放着化妆品的购物篮走过来，排在乔治后面。年轻女子肯定会听见乔治和药剂师之间的交谈。
“还要什么吗？”药剂师重复道。
乔治，有点男人样，他对自己说。“还要包卫生巾，”他鼓起勇气，“高洁丝牌的。”
年轻女子忍住没笑。
药剂师隔着镜片审视着他。“年轻人，你是不是跟人打赌才来买卫生巾的？”
“女士，不是这样的，”他愤慨地说，“我的朋友病得很重，无法自己来买。”
药剂师仔细打量了他一眼。看见穿着深灰色西装，白衬衫，戴着白领带，胸袋里放着块折叠白手帕的乔治，药剂师说：“好吧，我相信你。”乔治很庆幸，庆幸自己外表不像个打无聊赌的学生。药剂师把手伸进柜台，从柜台里拿出一包卫生巾。
乔治惊恐地看着这包侧面印有“高洁丝”商标的卫生巾。他真要拿着它上街吗？
药剂师看出了他的心思。“要我为你包一下吧？”
“是的，谢谢你。”
训练有素的药剂师飞快地将卫生巾包进了棕黄色的牛皮纸，然后把包裹和阿司匹林一起放进购物袋。
乔治付了钱。
药剂师仔细地审视着他，目前渐渐温和下来。“抱歉我猜想你——”她说，“你和那个女孩的交情肯定很好。”
“谢谢你。”说完乔治便快步走出了药房。
尽管是秋高气爽的十月，乔治却出汗了。
他走回玛丽亚家。玛丽亚从药瓶中取出三片阿司匹林，然后拿着一包卫生巾沿着走廊往浴室走。
乔治把可乐放进冰箱，然后四下看了看。他看见小书桌的架子上放着一些法律书和几个放着照片的镜框。一张全家福里出现了她的父母和一个牧师模样的人，乔治猜测那个牧师一定是玛丽亚那位声名显赫的祖父。另一张照片是玛丽亚的大学毕业照，玛丽亚穿着学士服笑盈盈地站在学校的草坪上。除此之外，还有张肯尼迪总统的照片。房间里有电视机、收音机和收录机。他看了看玛丽亚拥有的唱片，玛丽亚似乎喜欢最新的流行音乐：玛丽亚拥有的大多是水晶乐队、小伊娃、布克·华盛顿，以及M布鲁斯乐队的唱片。床头柜上放着最近非常流行的小说《愚人船》。
玛丽亚还没洗完澡回来，房间里的电话响了。
乔治接起电话：“这里是玛丽亚家。”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能和玛丽亚说话吗？”
声音有些熟悉，但乔治没听出是谁。“她出门了，你是——”看到玛丽亚推开门，乔治又说，“等一会儿，她进来了。”
玛丽亚从乔治手里接过话筒。“你好！哦……只是个朋友，他替我买了些阿司匹林……不算太坏，我会挨过去的。”
乔治说：“我出去会儿，你们私下聊聊。”
他很讨厌玛丽亚的这个情人。即便这个浑蛋已婚，他也应该到这儿来一趟啊！既然让玛丽亚怀孕，就应该在堕胎后照顾她。
乔治以前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这种声音。他真的遇见过玛丽亚的情人吗？如果像乔治母亲所说是玛丽亚的某位同事，认识也并不奇怪。不过电话里的声音一定不是皮埃尔·萨林杰的。
为他开门的黑人女孩出门时从他身边经过。女孩像个淘气男孩似的对他笑了笑。“是你做错事的吗？”她问。
“真要是我就好了。”乔治说。
女孩大笑出声，然后继续朝前走。
玛丽亚打开门，乔治走进房间。“我该回去上班了。”他说。
“我明白，你是在古巴危机之间抽空过来的。我永远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和心爱的男人谈话以后，玛丽亚的心情明显好多了。
乔治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电话里那个声音！”他惊呼道。
“听出是谁的声音了吗？”
乔治大为吃惊。“你和戴夫·鲍尔斯有染吗？”
玛丽亚的笑声让乔治大感吃惊。“别逗了。”玛丽亚大声说。
乔治也觉得不太可能。总统助理戴夫已经五十出头，相貌平平，着装古板，不太可能赢得一个漂亮活泼的年轻女郎的心。
很快，乔治就意识到玛丽亚正在交往的情郎是谁了。
“哦，我的老天！”乔治对自己领悟的事实大感吃惊。
玛丽亚什么话都没说。
“你在和肯尼迪总统睡觉。”乔治吃惊地说。
“别告诉别人！”玛丽亚乞求道。“如果让别人知道，他会把我抛弃的。发誓别告诉任何人！”
“我发誓！”乔治说。
成年以后，德米卡第一次做了件无可争辩的错事。
他还没娶尼娜，但尼娜认为他会忠实于她，他对尼娜也有相同的期待。和娜塔亚睡觉显然背叛了尼娜的这种期待。
他原以为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但核战争并没有到来，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他没有真正和娜塔亚发生关系，但这也是个差劲的理由。德米卡和娜塔亚所做的事比真正的性交更亲密，更充满爱意。德米卡感到深深的罪恶感。他本不该是这么个靠不住的骗子。
瓦伦丁也许会在事情败露之前和两个女人同时保持关系。德米卡绝不想这样。欺骗了尼娜一次以后，德米卡的心情就非常糟糕，他绝不可能经常做这种事。对他来说，和两个女人同时保持关系还不如跳莫斯科河一死了之。
他必须把这事告诉尼娜，或是和尼娜分手，兴许告诉了尼娜之后再分手。德米卡无法生活在谎言的阴影里。但他发现自己非常害怕。这真是荒唐。他是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是赫鲁晓夫身边的人，为一些人所痛恨，为大多数人所敬畏。他怎么会害怕区区一个女孩呢？但他就是不能面对尼娜。
娜塔亚又是怎样想的呢？
他有数不清的问题要问娜塔亚。他想知道娜塔亚对丈夫的感觉。除了尼克这个名字以外，他对娜塔亚的丈夫丝毫不了解。她会想离婚吗？如果离婚的话，娜塔亚婚姻的破裂和他有关系吗？最为重要的是，娜塔亚会把德米卡视为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吗？
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见到娜塔亚，但还没觅到单独和娜塔亚在一起的机会。政治局在周二早中晚各开了一次会——可助理们的午餐晚餐时间却更加忙碌。每次看到娜塔亚时，娜塔亚都似乎比上次见时更美了。和所有需要在克里姆林宫过夜的男人一样，德米卡穿着能和衣而睡的西服，但娜塔亚却换上了让她兼具魅力和权威的深蓝色外套和裙子。尽管德米卡的任务是避免箭在弦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他完全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开会上。他会看着她，想起他们昨夜所做的一切，然后尴尬地别过头去。没过一分钟，他会情不自禁地再看上娜塔亚一眼。
可是导弹危机造成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德米卡连和娜塔亚私下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周二深夜，赫鲁晓夫离开克里姆林宫，回家睡觉去了，所以其他人也跟着效仿。周三赫鲁晓夫一到，德米卡就告诉他一件刚从妹妹那得知的好消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货轮平安地在古巴伊萨贝拉港靠岸了。接下来的一天仍然非常忙。他常常能见到娜塔亚，但两人都没有私下聊天的时间。
这时德米卡开始扪心自问起来。自己对星期一的晚上究竟怎么想？对未来又有何许期待？如果一周后苏联能安然无恙，他想和娜塔亚在一起，还是尼娜在一起——或这两个人都不想？
周四这天德米卡急于想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他毫无理智地希望在核战身亡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周四晚上他和尼娜要约会：他们要和瓦伦丁、安娜一起看电影。如果能从克里姆林宫脱身顺利约会的话，他又有什么可对尼娜说的呢？
政治局会议照常在早上十点开始，于是助理们的非正式会议八点在奥尼洛娃厅进行。赫鲁晓夫有条新建议让德米卡在非正式会议上对其他助理吹吹风。德米卡也想私下找机会和娜塔亚谈谈。刚走近娜塔亚，叶夫根尼·菲利波夫拿着那天欧洲各国的早报过来了。“这些报纸的头版都是坏消息，”菲利波夫假装悲愤地说，德米卡知道他的心情恰恰相反，“返回船只的照片被当作苏联的可耻屈服。”
看着摊开在廉价桌子上的报纸，德米卡知道菲利波夫不是在夸大其词。
娜塔亚为赫鲁晓夫进行辩护。“他们当然会这么说，”她朝菲利波夫大嚷，“这些报纸都为资本家所有，你难道指望他们赞扬苏联领导人的聪明和智慧吗？你可真是幼稚！”
“你才幼稚吧？英国的《泰晤士报》、意大利的《晚邮报》和巴黎的《世界报》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阅读和信赖的报纸，我们还想把这几张报纸争取到这边来呢。”
尽管不公平，但相对于共产党的出版物而言，人们更愿意相信资产阶级国家的报纸杂志。
娜塔亚说：“我们不可能针对西方报纸的可能反应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导弹计划应该是苏联的最高机密，”菲利波夫说，“却被美国人发现了。我们都很清楚谁应该为这项计划的泄密负责。”他针对的是德米卡。“他为什么还能坐在那张桌子后面？他不应该被送去受审吗？”
德米卡说：“也许是军方的保密工作出了岔子。”菲利波夫为国防部长工作。“弄清机密是如何泄露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谁应该遭到审讯。”德米卡知道自己的说服力不足，但却仍然不知道在哪出了岔子。
菲利波夫改变了策略。“在今早的政治局会议上，克格勃的报告将提到美国正在佛罗里达做规模巨大的动员。铁轨上都是载着坦克和火炮的货运列车，哈伦戴尔的赛马场集结着美国的第一装甲兵团，几千个士兵睡在赛马场的看台上。弹药工厂正在不停机地为美国的轰炸机生产打击苏联和古巴军队的弹药。他们还准备了很多汽油弹以——”
娜塔亚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些都是可以预料到的。”
“但如果他们入侵古巴我们该怎么办？”菲利波夫问，“如果只是用常规武器还击的话，我们不可能赢——美国人太强大了。我们要用原子武器反击吗？肯尼迪总统说古巴一旦发射原子弹，他就将毁灭整个苏联。”
“他只是在说说而已。”娜塔亚说。
“看看红军情报机关的报告吧，美国的轰炸机正在苏联上空来回飞行！”他指着天花板，像是一抬头就能看见美国的飞机似的。“我们面对的只可能是两种结果。运气好点的话，在国际上受点羞辱。不幸的话，我们都要挨原子弹的炸了。”
娜塔亚不说话了。桌子旁的助理们都无从知道局势将如何演变。
德米卡却胸有成竹。
“赫鲁晓夫同志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他说。
助理们吃惊地看着他。
德米卡说：“在今早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将建议和美国讨价还价。”奥尼洛娃厅一片死寂。“我们将拆除安置在古巴的导弹装置——”
他的话被助理们的喘气声、惊叫声和抗议声打断了。德米卡举起只手，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拆除炸弹以换取我们一直以来想要达到的目的。美国人必须保证不入侵古巴。”
助理们沉静下来，消化这条建议。
娜塔亚很快领会了这条建议。“太了不起了，”她说，“肯尼迪怎么会拒绝呢？拒绝就等于承认自己有入侵第三世界国家的意图。如果那样的话，他将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殖民主义的谴责。世界其他国家会同意苏联的观点，认为古巴的确需要原子武器来保护。”娜塔亚是助理中间最漂亮最聪慧的那个。
菲利波夫说：“如果肯尼迪接受，我们不是就要把导弹带回来了吗？”
“那样的话，导弹就不再需要了，”娜塔亚说，“古巴革命的果实就不会被抹杀。”
菲利波夫还想反驳，但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赫鲁晓夫使苏联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地，但他找到个稳妥的办法把苏联解脱出来了。
会议结束以后，德米卡设法截住了娜塔亚。“我想找你谈谈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照会的用词。”他说。
两人走到食堂角落坐了下来。看着娜塔亚的裙子前襟，德米卡想起了她那对乳头坚挺的小乳房。
娜塔亚说：“别这样盯着我看。”
德米卡觉得自己很傻。“我没盯着你。”但这显然不是实话。
娜塔亚没有理会德米卡的辩解：“再这样盯着我的话，连粗心大意的男人都会注意得到的。”
“抱歉，我只是不能克制住自己而已。”德米卡非常沮丧。谈话没有他预料得那样快乐而亲密无间。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娜塔亚的表情很是害怕。
德米卡觉得娜塔亚和前天诱惑他的快乐女孩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我没准备四处宣扬我们做了些什么，但这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吧。”
“我已经结婚了！”
“你想和尼克继续过下去吗？”
“这算是什么问题？”
“你们俩有孩子吗？”
“还没有。”
“结了婚可以离。”
“我丈夫不会同意离婚的。”
德米卡盯着娜塔亚。事情不会就这样完了：即便丈夫不同意，妻子也可以坚持离婚。但他们的讨论其实和法律没有半点关系。娜塔亚似乎非常恐慌。德米卡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诱惑我？”
“我以为我们都快要死了！”
“你现在后悔了吗？”
“我已经结婚了！”娜塔亚再一次这样说。
这不是问题的答案，但德米卡猜测自己无法从娜塔亚那里得到更多什么了。
赫鲁晓夫的另一位助理鲍里斯·科兹洛夫在食堂的另一头叫他：“德米卡，快过来！”
德米卡站起身：“等一会儿能再抽空谈谈吗？”他小声问。
娜塔亚低下头，什么话都没说。
鲍里斯说：“德米卡，我们快走吧！”
德米卡离开了娜塔亚。
政治局一整天都在讨论赫鲁晓夫提出的方案。委员们有许多疑虑。美国人是否会坚持检查发射场验证导弹有没有被拆除？卡斯特罗会接受让美国人检查吗？卡斯特罗能发誓不从例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引进核武器吗？尽管还存在着这么多问题，但德米卡觉得这个方案是和平的最大希望。
开会的时候，德米卡也在想着尼娜和娜塔亚的事情。和娜塔亚谈话之前，他本以为选择哪个女人取决于自己，现在他才意识到这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娜塔亚不会离开自己的丈夫。
德米卡意识到不同于尼娜，自己非常迷恋娜塔亚。每当有人敲办公室的门，他就希望出现的人是娜塔亚。他一次次地回想着两人共度的时光，着迷地聆听着她说的每一句话，尤其是那一句：“哦，德米卡，我太喜欢你了。”
喜欢和爱有本质的区别，但之间也相差不大。
但娜塔亚不肯离婚。
德米卡却只想要娜塔亚。
这意味着他必须向尼娜提出分手。德米卡无法与已经在心里退居到第二位的女孩继续交往：这是对尼娜的不忠。瓦伦丁一定会嘲笑他的假道学，但他就是这么实诚。
在娜塔亚不肯离开丈夫的情况下，德米卡只能是孤家寡人了。
今晚他就要和尼娜摊牌。两对年轻人晚上要在女孩们的公寓里见面。他会把尼娜拉到一旁告诉她…可他该说些什么呢？想到实际要说的话时，他觉得这简直难透了。勇敢去面对，他告诉自己：赫鲁晓夫的演讲稿都是你写的，对一个女孩子说什么话难道你还不知道嘛！
我们的关系结束了……我不想再和你见面了……我以为自己爱你，但现在才意识到……和你相处得很愉快……
这些话听起来都非常残忍。找不到不伤害人的话了吗？也许的确找不到。那就说事实好了。我遇见了一个人，我已经爱上她了……
听上去更糟了。
傍晚的时候，赫鲁晓夫决定让政治局全体成员出席晚上莫斯科大剧院美国歌唱家杰罗姆·海因斯主演的最流行的俄罗斯歌剧《鲍里斯·戈多洛夫》，以这样的姿态对其他国家示好。德米卡觉得这个主意很蠢。谁会被如此的伪善之举愚弄啊。但与此同时，他也为推迟了和尼娜的见面而大松了一口气。
德米卡打电话到尼娜的单位，找到正准备下班的尼娜。“晚上不能见面了，”他说，“我要和上司一起去莫斯科大剧院。”
“不能不去吗？”尼娜问。
“你在开玩笑吗？”有任务在身，总书记助理连母亲的葬礼都未必能到场。
“我想见你。”
“今晚恐怕不行。”
“演出结束以后来呢？”
“演出结束就很晚了。”
“无论多晚，到我这来一趟吧。我整晚不睡也会等你过来。”
德米卡很困惑。尼娜不是个这么认死理的人。尼娜和平时完全不一样，语气里充满了急切。“有什么事吗？”
“我有件事要和你谈谈。”
“什么事？”
“晚上我告诉你。”
“现在就告诉我。”
尼娜挂了电话。
德米卡穿上大衣，向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一箭之地的莫斯科大剧院走去。
杰罗姆·海因斯身高近两米，戴着一只顶上有十字架的王冠。演出的场面非常宏大，他那强有力的低音响彻全场，歌声在广阔的剧场里久久地回荡。但德米卡却根本没怎么听穆索尔斯基的歌剧。一整个晚上，德米卡根本没看这出宏大的演出，而是把思绪放在了美国人对赫鲁晓夫和平建议的反馈以及尼娜对自己断绝关系的反应上了。
与赫鲁晓夫道了别之后，德米卡向离剧院一英里左右女孩子们的公寓走去。路上他一直在猜尼娜会对他说什么。也许尼娜想了断两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轻松了。尼娜或许得到了晋升，需要到列宁格勒任职。她也许和他一样遇见了另一个人，觉得对方才是她的真爱。她也可能病了：说不定是得了什么和她无法怀孕的神秘原因有关的绝症。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能让德米卡从尼娜身边摆脱。德米卡很清楚，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会让他欣喜，甚至包括绝症在内。这让他感到有些羞愧。
不，他想到，我不是真的希望她死。
和电话里说的一样，尼娜正在公寓里等他。
尼娜穿着件绿色的丝绸睡袍，似乎马上要上床一般，但她的头发梳理得非常齐整，还化了点淡妆。尼娜吻了吻德米卡的嘴唇，德米卡带着满心的羞愧回吻了她。他因为享受着这个吻所带来的快感而背叛了娜塔亚，又因为心里想着娜塔亚而背叛了尼娜。双重的负罪感让德米卡感到了一阵肚子疼。
尼娜给德米卡倒了杯啤酒，德米卡一下子饮了半杯，希望啤酒能让自己增加一点勇气。
两人并肩坐在沙发上。德米卡很确定尼娜的睡袍下什么都没穿。德米卡腾起一股欲望，娜塔亚的身影在他心里暗淡下来一点。
“苏联暂时还不会打仗，”德米卡说，“这是我想告诉你的，你想告诉我什么？”
尼娜从德米卡手里拿过啤酒，把啤酒放在咖啡桌上，然后捧起他的手说：“我怀孕了。”
德米卡像是被人扇了个耳光似的，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尼娜，蠢蠢地重复了一遍她的话：“你怀孕了？”
“两个月出头一点。”
“你确定吗？”
“两个多月来我一直没月经。”
“即便如此……”
“你看，”尼娜掀开睡袍露出乳房，“它们比以前更大了。”
尼娜的乳房的确膨胀了些。德米卡感到很失望，但与此同时，又非常想把尼娜的乳房捧在手中。
“乳房有时还会有些疼痛，”尼娜扣上睡袍，但扣得并不是很严，“现在我一点烟都不能抽，一抽烟就会觉得恶心。真该死，我感觉我怀孕了。”
尼娜不可能怀孕。“你不是说……”
“我说我生不了孩子。”尼娜把头扭向一边。“但那是医生告诉我的。”
“你去看过医生了吗？”
“去了，他确证我怀孕了。”
德米卡难以置信地问：“他现在怎么说？”
“他说这是个奇迹。”
“医生才不相信奇迹呢！”
“我原本也这样想。”
德米卡感到一阵晕眩，他努力稳住自己，想把自己拉到现实中来。现在必须实际一些。“你说你不想结婚，我也不怎么想结婚，”他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你必须付我流产的钱。”
德米卡咽下一口口水：“没问题。”莫斯科允许做流产手术，但做手术是要花钱的。德米卡思量着如何能弄到手术的经费。他本打算卖掉摩托车，买一辆旧车。如果过段时间再换车，他就有钱给尼娜做流产手术了。他也许还能从外祖父母那里借点钱来用。“钱的事没问题。”他对尼娜说。
尼娜的口气立刻软了下来。“我们各付一半，怀上这个孩子我也有份。”
说到“孩子”这个词，德米卡的感觉立马变了。他觉得自己动摇起来。他仿佛看见自己抱着个婴儿，看见这个孩子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看见自己教他读书，送他上学。他问尼娜：“你确定要流产吗？”
“你感觉如何呢？”
“我觉得不太舒服。”德米卡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感觉。“我不觉得这是什么罪，或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刚刚正在想你生的那个孩子将会是什么样的。”德米卡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们可以让人收养这个孩子吗？”
“生下他，然后交给陌生人收养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不想这样。但靠你一人养他确实很难。如果你要养他，我会帮助你的。”
“为什么要这样？”
“那也是我的孩子。”
尼娜握住德米卡的手，“谢谢你说这些。”尼娜突然看上去非常脆弱，德米卡的心猛地一沉。尼娜说：“我们俩彼此相爱，对不对？”
“是的。”这一刻德米卡的确心系着尼娜。娜塔亚的身影逐渐变得依稀而遥远，德米卡的心里只有身边的尼娜——眼前的才是最重要的，德米卡心想，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生动。
“我们都会爱这个孩子，不是吗？”
“是的。”
“那我们……”
“但你不是不想结婚嘛。”
“有段时间我确实这么想。”
“有段时间，你用了过去时态。”
“认为无法怀孕时我的确这么想。”
“你改主意了吗？”
“所有的一切都感觉不一样了。”
德米卡完全不知所措。他们在讨论结婚吗？不知该说什么，他只好讲了个笑话。“没有面包和盐，这哪是在求婚啊？”苏联传统的订婚仪式需要交换面包和盐。
让德米卡吃惊的是，尼娜竟然泪如雨下。
德米卡的心融化了，他用胳膊抱住了尼娜。尼娜推挡了一下，但很快就和德米卡抱在一起了。尼娜的眼泪打湿了德米卡的衬衫。德米卡动情地抚摸着尼娜的头发。
尼娜抬起头，让德米卡亲吻。吻了一两分钟以后，尼娜移开脸庞。“即便我变得又胖又丑，你也会爱我吗？”她的睡袍松了，德米卡看到一只软绵的乳房，上面有几颗诱人的雀斑。
“是的，即便你又胖又丑，我也会爱着你。”德米卡不顾一切地说。娜塔亚的影子早就被德米卡忘到一边去了。
尼娜再一次和德米卡接吻。德米卡抓住尼娜的乳房：它们似乎比以前更重了。
再次分开以后，尼娜问德米卡：“你刚开始不是说真的吧？”
“我说了什么？”
“你不是说你不怎么想结婚吗？”
德米卡抓着尼娜的乳房笑了。“是的，”他说，“我的确不是说真的。”
周四下午，乔治·杰克斯谨慎地感到乐观。
局势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双方都还没有动手。遣返令已经实施，载有导弹的苏联货轮陆续返航，美苏双方没有在公海上大打出手。美国没有入侵古巴，苏联和古巴也没有向美国发射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看来可以避免了。
乐观仅仅维持了一会儿。
鲍比·肯尼迪的助理们在司法部的办公室里有台电视机。下午五点，这些助理们围坐在电视前观看着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电视直播。电视屏幕中，联合国安理会的二十名代表正围坐在一张马蹄形的桌子旁开会，马蹄的中央坐着带着耳麦的译员。助理和各方的观察员坐在代表们的后面，旁观着两个超级大国面对面的对抗。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光头阿德莱·斯蒂文森。斯蒂文森是个很有见地的光头，曾在1960年竞争过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但被更上镜的杰克·肯尼迪击败。
脸色苍白的苏联代表瓦莱里昂·佐林用一贯低沉的声音否认了原子弹在古巴的存在。
乔治在华盛顿的电视前恼怒地说：“该死的骗子！斯蒂文森应该把照片拿出来。”
“总统已经吩咐斯蒂文森出示照片了。”
“那他为什么不拿出来？”
威尔逊耸了耸肩。“斯蒂文森这种人总觉得自己才知道该怎样做。”
电视屏幕中的斯蒂文森站起身。“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说，“佐林大使，你是不是在否认苏联在古巴配备中远程导弹以及建立导弹发射基地的事实呢？是还是不是？”
乔治说：“阿德莱，干得好。”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轻声赞同。
电视里，斯蒂文森看着马蹄形桌子旁和他只有几个座位之隔的佐林。佐林低着头，不断在笔记上记着些什么。
斯蒂文森不耐烦地说：“别等翻译了——回答是还是不是。”
司法部的助理们欢笑一片。
佐林用俄语作了回答，译员翻译出佐林的回复：“斯蒂文森先生，请继续您的发言。别担心，你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答案的。”
“不要让我等到天寒地冻就好。”斯蒂文森说。
鲍比·肯尼迪的助理们欢呼起来。美国终于在导弹问题上出了口恶气。
斯蒂文森接着又说：“接下来，我准备在这间会议室里出示美国得到的证据。”
乔治一边挥拳一边大声喊：“这就对了！”
“如果容我再发一会儿言的话，”斯蒂文森说，“美方将在会议室后方搭起一个画架，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拿到的证据。”
电视镜头对准了五六个穿着西装，正往画架上挂起几张放大照片的人。
“揭穿他的谎言了！”乔治说。
斯蒂文森的嗓音还是那么干巴巴的，但是多了一点侵略性。“第一列照片是在哈瓦那西南圣克里斯托巴尔附近的坎德拉里亚村拍下的。这张是1962年8月末的情况，那时坎德拉里亚还只是个平静的村庄。”
代表、助理和各方的观察员围住画架，试图看清楚斯蒂文森所指的那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上星期的某一天在坎德拉里亚村拍下的。一些帐篷和车辆出现在这一地区，村里新建了几条岔路，唯一一条大路的路况也改善了不少。”
斯蒂文森停顿了一下，会场上没有任何声音。“第三张照片是在那二十四小时之后拍摄的，同一片区域出现了一个发射中距离导弹的导弹营。”
代表们非常吃惊，发出一阵感叹声。
斯蒂文森继续往下说。与此同时，更多的照片被放上画架。在这之前，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的否认。此时，他们完全明白了真相。
佐林面如死灰，什么话都没说。
乔治把视线从电视上挪开，看见拉里·马维尼走进办公室。乔治狐疑地看着他，他们唯一一次交谈的时候，拉里对他动怒了。但这次他看上去却很友好。“乔治，你好。”马维尼像是从来没和乔治吵过架一样和他打了声招呼。
乔治不动声色地问：“五角大楼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我方正要登上一艘苏联货轮，”拉里说，“总统在几分钟前作出了决定。”
乔治的心跳加快了。“真该死，”他说，“我原以为事态要平息下来了呢！”
马维尼说：“总统显然是觉得不检查一艘疑似载有导弹的货轮，遣返令就将会是一纸空文。他已经对五角大楼发火了，因为我们让一艘游轮进入古巴海域。”
“我们将要检查的是怎样的一艘货轮？”
“是黎巴嫩货轮马库拉号，这艘船员都是希腊人的货轮在苏联注册。马库拉号货轮这次从里加出发，表面上运送的是纸张、硫磺和苏联卡车的备用零件。”
“苏联方面才不会把导弹托付给希腊船员呢！”
“如果你说得对，那就不会有麻烦了。”
乔治看了看表。“什么时候开始检查？”
“海面上还很黑，海军的检查将从早上开始。”
拉里离开了司法部。乔治很想知道美方的检查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很难预料检查的风险。如果马库拉号像证件显示的那样清白，也许什么事都不会有。如果与之相反，又将会发生什么？肯尼迪总统又一次作出了生死攸关的决定。
他还引诱了玛丽亚·萨默斯。
乔治对肯尼迪和黑人女孩的婚外情并不是很吃惊。如果传闻属实的话，肯尼迪应该是个对女人很挑剔的总统。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无论年龄、种族、肤色、职业、聪明程度，这位总统都照单全收。
乔治很想知道玛丽亚是否明白自己只是肯尼迪总统这么多女人中间的一分子。
肯尼迪的种族倾向不是很强烈，认为种族问题只是个政治上的议题。虽然他害怕失去选民，不想和珀西·马昆德夫妇合影，但乔治经常见他愉悦地和黑人男女握手，放松地和他们嬉笑聊天。乔治还听说这位总统经常参加一些有各种肤色妓女在场的聚会，但他不知道这些流言是否是事实。
但总统的麻木不仁却使乔治大受刺激。避开所承受的苦难不说，他也不该把玛丽亚一个人丢下。总统应该在流产手术后把玛丽亚送回家，确定玛丽亚平安无事后才驾车离开。打打电话是不够的。身为总统不是逃避的理由。总统的形象一下子在乔治的心里失色了很多。
想着不负责任让女孩怀孕的这类男人时，乔治的生父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乔治非常吃惊。格雷格从来没进过他的办公室。
“乔治，你好。”父亲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他们像没有父子关系似的握了握手。格雷格穿着件细条纹西服，像是夹杂了些开司米毛料，显得有些皱巴巴的。如果买得起这么件西服，乔治心想，我一定会把它熨平。看到格雷格的时候，乔治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乔治说：“没想到你会来，最近还好吗？”
“我只是路过而已，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吗？”
两人一起前往附近的餐馆。两人都没叫咖啡，格雷格叫了杯茶，乔治要了一瓶带吸管的可乐。坐下以后，乔治说：“不久前有人向我问起过你的事情，一位在新闻办公室工作的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内莉什么的。让我想想，是内莉·福特吗？”
“内莉·福特汉姆。”格雷格看着远方，表情中露出回忆往事时的怅然。
乔治被逗乐了：“看来她是你的女朋友了。”
“不仅是女朋友，我们都订婚了。”
“但你没有结婚啊！”
“她撕毁了婚约。”
乔治犹豫着是不是要继续问下去。“这和我没关系……但她为什么要撕毁婚约？”
“告诉你也无妨……是因为她发现了你的事情。她说她不想和一个已经建立了家庭的男人结婚。”
乔治很感兴趣。父亲很少说起过去的事情。
格雷格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内莉也许是对的，”他说，“你和你妈妈才是我的家人。但我不能娶你的母亲为妻——从政的人不能有一个黑人妻子。于是我只能选择事业。我不能说，这让我很快活。”
“你从没对我提起过这个。”
“是啊。如果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我永远不会对你说这个。对了，你觉得形势会怎样发展？”
“别这么快转移话题。我问你，你真的打算过娶妈妈吗？”
“十五岁时我真打算娶，这是我那时的头等大事。但我爸爸切断了那段姻缘。十年后我又有了一次机会，但那时我觉得娶个黑人实在太荒唐了。不同肤色的人结成连理在现在的六十年代都受到歧视，更别说四十年代了。我们三个都可能会很可悲。”格雷格的表情十分惨然。“另外，我也没那个胆量——也许那才是我没娶你妈妈的真正原因。好了，跟我说说古巴导弹的事情吧。”
乔治努力把思绪转移到美国面临的导弹危机上来。“一小时前我还以为我们会避免一场大战呢——但一小时前，总统却下令明早拦截和检查一艘苏联货轮。”乔治把马库拉号货轮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格。
格雷格说：“如果没载导弹，那就万事大吉了。”
“是啊。如果没有违禁物品，海军的人上船检查过货物以后，会给船员们发些糖块下船。”
“糖块？”
“每艘被拦截的船都会配发价值二百美元的见面礼——糖块、杂志、廉价打火机什么的。”
“愿上帝保佑美国。只是……”
“但如果船员是苏联军人假扮的，货物又确实是核弹头的话，货轮势必不会停下乖乖接受检查。交火似乎不可避免。”
“我还是让你快点回到工作岗位，去做拯救世界的工作吧。”
他们站起身，离开了咖啡馆。在咖啡馆门口父子俩又一次握了手。格雷格说：“我之所以会过来……”
乔治想知道父亲究竟会说些什么。
“这个周末，我们都有可能会死。在那之前，我有些事想让你知道。”
“我愿意听你讲。”乔治对父亲将要说出的话感到非常好奇。
“我想告诉你，你是上天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哇哦。”乔治平静地说。
“我没有成为你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对你的母亲也不够好……这些你都知道。但乔治，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我不指望得到你的原谅，但我真的为你而骄傲。”说到这里，他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
乔治没有预料到父亲竟然会迸发出如此强烈的感情。他被父亲的真情流露惊呆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他只是说了句：“谢谢你。”
“乔治，再见了。”
“再见。”
“愿上帝保佑你，一直与你同在。”说完这句话，格雷格就转身走开了。
星期五一大早，乔治就去了白宫的军情分析室。
肯尼迪总统上任以后，把西翼地下室的保龄球房改造成了军情分析室。建立军情分析室的官方理由是为了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加快联系速度，但事实却是总统怀疑军方在猪湾事件时对他隐瞒了情报，他不想再给军方向他隐瞒的机会。
这天早上，分析室的墙上挂着古巴全境以及周围海上通道的大比例尺地图，室内的电传机像夏夜知了一样不停地唧唧直叫。五角大楼收到的电报都转到了这台电传机上，通过这台电传机，总统可以收到所有的军方往来信息。货轮的拦截检查由五角大楼的海军指挥室进行调度，但海军指挥室和军舰之间的联络这里都能听到。
军方恨透了这间军情分析室。
乔治坐在廉价餐桌旁不怎么舒服的硬木椅子上，倾听着电传机发出的对话。他仍然在思虑着昨晚和格雷格的交谈。格雷格希望乔治扑进他的怀抱，喊他一声“父亲”吗？也许没有。格雷格似乎满足于自己所扮演的叔叔角色。乔治无意把格雷格从叔叔转变为父亲。二十六岁的他无法把格雷格再视为父亲。但与此同时，他也为格雷格昨晚的倾诉而产生了些许的高兴。我有个爱我的父亲，他心想，这不算是什么坏事。
“约瑟夫·肯尼迪号”军舰黎明时截住了马库拉号货轮。
这是一艘配备了八枚导弹、两个反潜艇火箭发射架、六根鱼雷发射管和一对五英寸炮筒、重量达到二千四百吨的驱逐舰。军舰上还可以发射深水炸弹。
马库拉号货轮马上熄了火，乔治的呼吸平稳了一些。
驱逐舰放下一只小艇，六名海军官兵乘小艇前往马库拉号货轮。海面上波涛汹涌，尽管马库拉号货轮上的船员们扔下一个绳梯，但汹涌的波涛却使美国的海军官兵很难上船。负责这项任务的军官不想因为落水而出丑，但还是瞅准机会跃上绳梯上了船。他的手下们也跟着上了船。
希腊船员给美军官兵端来了咖啡。
希腊船员们毫无戒备地打开舱门，让美国人检查船舱里的货物，这些货物和他们描述得分毫不差。在美方坚持要打开一箱贴有“科学仪器”标贴的物品时，现场的气氛有一些紧张，结果箱子里放的只是些美国每个高中也许都会有的实验物品而已。
美军官兵下了货轮，马库拉号货轮继续向哈瓦那驶去。
乔治打电话给鲍比·肯尼迪报了平安，然后叫了辆出租车。
他让司机把他载到华盛顿最为落后的第五大道和K大道拐角处，那里的汽车展示厅楼上是中央情报局的国家图片分析中心。乔治很想了解图片分析的奥妙，让中央情报局为他做一次情况通报。因为为鲍比工作，中央情报局为他安排了一场情况说明会。经过满是啤酒瓶的人行道，乔治走进一幢没有任何标识的大楼。通过一个安全检查点以后，乔治被特工护送到大楼的第四层。
图片分析师克劳德·亨利带他参观了图片分析中心。亨利一头银发，从二战时就开始分析德国空袭效果航拍照片。
克劳德告诉亨利：“昨天海军派侦察机低空飞越了古巴上空，我们因此有了更清晰更容易分析的航拍照片。”
乔治觉得这些照片同样很难看懂。对他来说克劳德办公室里钉着的这些照片只是些无序排列的不规则形状，和抽象画一样晦涩难懂。“这是苏联的军事基地。”克劳德指着一张照片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
“这里是块足球场。古巴士兵只玩棒球不玩足球。如果是古巴的军事基地，那就只会有棒球场的钻石形场地。”
乔治点点头。这人可真聪明，他在心里赞了一声。
“这是排T-54坦克。”
照片里的坦克在乔治看来只是些黑色的小方块。
“我们的帐篷分析师告诉我，”克劳德说，“这些帐篷是导弹篷。”
“什么是帐篷分析师？”
“就是分析图片中帐篷的专业人员。其实我是个板条箱分析师，我为局里撰写板条箱的分析手册。”
乔治笑了。“你没在跟我开玩笑吧。”
“苏联人用货轮运送战斗机这样的大东西时，必须把战斗机放在甲板上。他们把战斗机装在大的板条箱里，不被外界发现。装运米格15战斗机的板条箱尺寸和装运米格21战斗机的板条箱尺寸就完全不一样。”
“我问你，苏联有同类的专业人员吗？”乔治问克劳德。
“应该没有。你想啊，他们在击落了一架我们的U-2侦察机后，才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带有摄影器材的高空侦察机。可即便是这样，他们还以为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导弹带进古巴。如果昨天我们不出示照片，他们还一直否认导弹在古巴的存在。尽管苏联人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侦察机和机载摄影器材，但他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可以在高空的平流层看见他们的导弹。综上所述，我认为他们在图片分析学上远远落后于我们。”
“听上去没错。”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的大发现，”克劳德指着照片上一个像是带着鱼鳍的形状说，“我的上司将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个情况通报给总统。这个物体有三十五英尺长，我们叫它克劳夫野战火箭，是一种战场上用的短程火箭炮。”
“是用来对付一旦进攻古巴的美军的吧。”
“是的，设计这种火箭炮的目的是能使它装载核弹头。”
“真该死。”乔治说。
“肯尼迪总统可能也会这样说。”克劳德告诉乔治。

Part3 孤岛 1962年 第十八章
星期五晚上，彼得大街威廉姆斯家的收音机开着。这时，全世界的人都开着收音机，恐惧地等待着最新消息的来临。
威廉姆斯家的大厨房有一只松木长桌。加斯帕·默里烤了个面包，这时正在读报。劳埃德·威廉姆斯和黛西·威廉姆斯拿来了所有伦敦的报纸和一些欧洲大陆的报纸。自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后，劳埃德议员就致力于各项国际事务。加斯帕读报的目的和劳埃德夫妇大相径庭，他想在新闻行业走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如果第二天星期六的早晨伦敦依然存在的话，市中心将会举行一场抗议游行。加斯帕将作为学生报纸《圣朱利安新闻》的通讯员到场。加斯帕不喜欢追踪新闻：他喜欢撰写长篇的特别报道，就某个现象或事物进行长篇分析，写特别报道的趣味性会更强一些。他希望将来为杂志工作。运气好些的话，他或许还能进电视台呢！
但首先他要成为《圣朱利安新闻》的编辑。如果能成为该报的编辑，他将有一份微薄的收入，并能休学一年，专心于报纸的报道工作。学生报编辑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因为学生报主编多半能在新闻行业找到份理想的工作。加斯帕应征了这个职位，但被萨姆·凯克布莱德击败了。凯克布莱德家在英国的新闻报道界闻名遐迩：萨姆的父亲是《泰晤士报》的副主编，叔叔是英国广播电台深受爱戴的新闻评论员，同在圣朱利安学院的妹妹正在《时尚》杂志实习。加斯帕觉得萨姆是靠凯克布莱德家的名声，而不是靠自己的真实实力赢得了这个职位。
但仅仅有能力在英国是永远不够的。加斯帕的爷爷是位将军，父亲在娶犹太女子前也在军界前途光明，但和犹太人结婚了以后，父亲就在上校的职位上停滞不前了。英国人永远不会原谅打破阶级法则的人，据说美国不存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
伊维·威廉姆斯和加斯帕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伊维正在制作一张上面写着“把手从古巴身上拿开”的标语牌。
伊维不像以前在中学时那样对加斯帕具有吸引力了。加斯帕没有了以往对她的痴情。伊维现在十六岁了，有种苍白的、优雅的美。但在加斯帕看来，伊维太严肃也太专注了一些。和伊维约会的男孩必须和她一样爱憎分明，对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到对动物进行实验的种种不公进行反抗。加斯帕不想投身于这种于己无关的事情，他比较喜欢十三岁时就放浪地把舌头伸进他嘴里，将身体抵在他的勃起上的杜杜·杜瓦。
加斯帕看着伊维把表示解除核武器运动的四臂标志画在“OFF”的字母“O”里。加斯帕说：“看来你们把两个运动的理想都浓缩在一条标语里了。”
“这不是什么理想，”伊维尖刻地说，“如果战争今晚爆发的话，你觉得苏联先会把核弹投向哪儿呢？我告诉你，他们一定会投向英国。英国拥有核武器，因此他们要在进攻美国前先把英国给消灭。他们不会轰炸挪威，葡萄牙，或是任何置身于核军备竞赛之外的国家。任何对英国国防进行理智思考的人都知道核武器保护不了英国——核武器只会让英国陷入危险。”
加斯帕没想到他的话会遭到一通抢白。但这也并不奇怪，伊维对任何事都很认真。
伊维十四岁的弟弟戴夫正在桌子旁制作古巴的微型国旗。他用模具在厚纸上画出条纹，接着用借来的钉枪把条纹钉在国旗状的小张胶合板上。加斯帕很讨厌依靠父母过着优裕生活的戴夫，但他尽量表现出友善：“做了多少面旗子了？”
戴夫说：“三百六十面了。”
“不会是个随机的数字吧？”
“如果今晚没被炸死的话，我准备把这些旗子带到示威现场，以每面六便士的价格卖给游行的参加者。三百六十个六便士相当于一百八十先令，也就是六英镑。有了这些钱，就能买下我想要的吉他音箱。”
戴夫很有生意头脑。加斯帕记得他在学校汇演上摆出的饮料摊，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为了能弄些零花钱手脚麻利地为戴夫打工。可戴夫的功课却很糟，几乎每门课都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劳埃德为此非常生气，因为戴夫在其他方面看上去很聪明。劳埃德总是骂儿子懒，但加斯帕觉得原因不是那么简单。戴夫对所有写在书本上的东西有认知障碍，写下的词语满是拼写错误，甚至把字母写颠倒。戴夫总让加斯帕想起中学时那个不会唱校歌的好友，那家伙总是赶不上同学的调子，赶不上合唱的节奏。和那位同学类似，戴夫必须集中十分注意才能把字母“d”和字母“b”区分开。戴夫想回应父母对他的高期待，却总是让他们失望。
装订六便士国旗的时候，戴夫的思绪显然跑到了别的事情上面。他毫无来由地说了句：“你妈妈和我妈妈认识的时候一定没有什么共同点。”
“是的，”加斯帕说，“黛西·别斯科娃的上一辈是苏联和美国的恶棍，伊娃·洛特曼却来自于柏林的犹太中产医师家庭。我妈妈的父母为了让她逃避纳粹的迫害，把她送到了美国。你们的妈妈接纳了我妈妈。”
以伊娃名字取名的伊维说：“我妈妈的心胸非常宽广。”
加斯帕半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有人能把我送到美国那就太好了。”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去？”伊维说。“你可以让美国人不要插手古巴人民的内部事务。”
加斯帕才不管见鬼的古巴人呢。“我没钱去美国。”即便寄住不需要花钱，加斯帕也买不起去美国的机票。
伊维口中心胸宽广的女人走进厨房。四十六岁的黛西·威廉姆斯一头卷发，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依然非常美丽。年轻时的黛西一定是个诱人的女人，加斯帕琢磨着。这天晚上，黛西穿着淡蓝色的裙子和外套，没有戴什么首饰，显得非常朴素。她是为了扮演好政治家妻子的角色而故意不露财，加斯帕讽刺地心想。尽管没有以前那么纤细，但黛西的身材依旧很苗条。想象着黛西裸体的样子，加斯帕觉得她在床上的表现一定比女儿伊维要好。黛西多半和杜杜一样，愿意为男人做任何事。自己竟然对母亲辈的女人产生性幻想，这让加斯帕感到非常吃惊，幸好女人看不透男人在想些什么。
“看到三个小家伙在这儿安静地干活可真是让人安心啊。”黛西怜爱地说。她仍然带有些美国口音，但在伦敦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活已经让她的口音弱了不少。她吃惊地看着戴夫做的旗帜。“以前你对国际事务可从来没感过兴趣啊！”
“我打算以每面六便士的价格把它们卖出去。”
“我应该猜到这和世界和平完全没关系的！”
“世界和平还是让伊维去维持吧。”
伊维兴奋地说：“必须得有人考虑这方面的事。妈妈，你应该知道，因为美国人的伪善，我们都有可能在游行开始前死去。”
加斯帕看着黛西，但黛西并没有被女儿的话激怒。她已经习惯于伊维这种伤人的道德宣言了。她温和地对女儿说：“美国人也许被古巴拥有导弹的事实吓坏了。”
“那他们也该想想别人的感受，同样把导弹从土耳其撤走啊！”
“我想你是对的，肯尼迪总统把导弹部署在土耳其本身就是个错误。但这其中又有区别。身处欧洲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被铁幕两边的导弹指着，但美国就不一样了，赫鲁晓夫偷运到古巴的导弹完全打破了现状。”
“正义就是正义。”
“现实社会的政治却完全不一样，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过这个道理。戴夫和我父亲非常像，即便面临着战争，也时刻忘不了赚钱。我女儿比较像我的布尔什维克伯伯格雷戈里，一心想着要改变世界。”
伊维抬头看着母亲。“如果他是个布尔什维克，那他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但是不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了呢？”
劳埃德走进厨房。和矿工祖上一样，劳埃德个子不高，肩膀很宽。劳埃德的步态常让加斯帕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个拳击场上的常胜将军。劳埃德穿着一件略显鱼骨状条纹的黑色西装，胸口的口袋里放着一条白色的亚麻手帕，显得非常老派。伊维和戴夫的父母显然是要去参加某个政治集会。“亲爱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他问黛西。
伊维问：“会议是关于什么的？”
“除了古巴问题，还会有什么呢？”劳埃德回答的时候注意到了桌子上的标语牌。“看来你已经在这件事上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站在哪边一目了然，不是吗？”伊维说，“古巴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吗？”
加斯帕知道父女俩马上就要大吵一架了。在这个家，吵架都是为了政治问题。他不想再听伊维大谈理想，于是打断了伊维和劳埃德的对话，“汉克·雷明顿明天要在特拉法加广场演唱《毒雨》。”本名哈里·雷利的爱尔兰小伙子汉克·雷明顿，是最近炙手可热的流行乐队科尔德的主唱。这首歌是关于核辐射的。
“他棒极了。”伊维说，“特别有思想。”汉克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他来见过我了。”劳埃德说。
伊维的语气马上变了：“你竟然没告诉我！”
“我们今天才见面的。”
“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是个出自工人阶级的天才！”
“他想要你干什么？”
“他想让我站在下议院门前，谴责肯尼迪总统是个战争贩子。”
“你应该这样做！”
“如果工党赢得下次大选会怎么样？下次大选我也许还会当上外交部长呢！我也许会去白宫，请求美国总统支持工党政府的施政纲领，也许要在联合国大会呼吁解决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如果同意了雷明顿的请求，肯尼迪一定会对我耿耿于怀，让我歇到一边去。”
伊维说：“不管怎样，你就是应该发出正义的呼声。”
“骂人战争贩子什么用都帮不上。如果我认为这能解决目前的危机，我会去做的。只是这种伎俩只能玩上一次，我只会在有必胜的把握时才会去玩。”
加斯帕觉得劳埃德是个非常实际的政客，他很赞同劳埃德的做法。
伊维却不赞同。“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她说。
劳埃德笑了。“我为有你这么个女儿感到自豪。”他说，“希望你能永远坚持自己的信念，但我现在必须去东区向支持者们解释目前的危机了。”
黛西说：“孩子们，再见。”
道完再见以后劳埃德夫妇就离开了。
伊维问：“我和爸爸谁赢了？”
你爸爸轻而易举地辩过了你，加斯帕心想。但他没这么说。
乔治万般忧虑地回到了华盛顿市中心。所有人都是在入侵古巴铁定会赢的前提下工作的。能携载核弹头的短程火箭炮改变了这一切。如果克劳德所说属实的话，美军将在战场上遭遇核武器。也许美军仍将会取得胜利，但过程会更艰难，美军也将付出更大的伤亡。总之，战争的过程和结果都以为短程火箭炮的存在而变得不可预知了。
乔治在白宫门前下了出租车。他进入白宫，走到新闻办公室。玛丽亚坐在办公桌前。乔治欣喜地发现，玛丽亚比三天前好了许多。“我很好，谢谢你。”面对乔治的询问玛丽亚这么说。乔治沉重的心放下了些，但还是蒙着层阴影。身体虽然恢复了，但乔治不知道这段秘密的恋情给玛丽亚的精神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乔治无法询问更私密的问题。一个穿着花呢外套的黑人小伙和玛丽亚在一起。“这是路透社的列奥波德·蒙哥马利，”玛丽亚说，“他是来拿新闻稿来的。”
“叫我李就好了。”小伙说。
乔治说：“华盛顿应该没有那么多黑人记者吧。”
“我是唯一一个。”
玛丽亚说：“乔治·杰克斯为鲍比·肯尼迪工作。”
玛丽亚的话引起了李的兴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份很棒的工作，”乔治没有正面回答李的问题，“我主要在民权方面对部长提出些建议，司法部正准备对南方各州禁止黑人参加选举的行动采取法律行动。”
“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一部新的民权法案啊！”
“说得对，兄弟。我得走了，”乔治转身对玛丽亚说，“很高兴你感觉好些了。”
李说：“如果你去司法部的话，那我和你一起走。”
乔治不想和新闻界的人同行，但是他在李身上找到了一种同在白人圈子打拼的兄弟情谊，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玛丽亚说：“李，谢谢你能过来。如果对新闻稿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尽管打电话给我。”
“我肯定会的。”
乔治和李离开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往前走。乔治问李：“新闻稿里写了些什么？”
“尽管洋面上的货轮遭到了遣返，但苏联仍然在古巴快马加鞭地建设导弹发射场。”
乔治联想到了克劳德刚给他看的航拍照片。他很想把这事告诉李，给年轻的黑人兄弟一个抢头条的机会。但他压下了这种冲动，违反安全条例的事情万万不能去做。“我猜也是如此。”他就事论事地说。
李说：“政府似乎什么都没做。”
“你这是什么意思？”
“检查显然没起什么效果，总统也没采取其他任何措施。”
乔治被刺痛了。尽管只是助理，但他也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李的批评在他看来很不公正。“总统在周一的电视演讲里说检查只是一个开始。”
“那他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吗？”
“他的演讲明显有这个意思。”
“会是什么样的行动？”
乔治被李的坚持不懈逗乐了。“你就等着瞧吧。”他对李说。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司法部长正在发脾气。鲍比不会骂人，不会扔东西，只会瞪起他那双令人害怕的蓝色眼睛。他的愤怒冰冷又带有些残忍。
“他在对谁发火？”乔治问丹尼斯·威尔逊。
“蒂姆·泰德尔。蒂姆派了三组每组六个人的渗透小队进入古巴。还有几个小组正在等待进入古巴的命令。”
“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谁让中央情报局这样做的？”
“这是猫鼬行动的一部分，显然没人告诉他猫鼬行动已经停止了。”
“他们也许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所以鲍比才会如此生气。渗透小组派了两个人去炸掉铜矿——很不幸，这两个人目前处于失联状态。”
“这两个家伙可能被投入古巴的监狱，在苏联人的审问下勾绘迈阿密中央情报局分部的楼层平面图。”
“是的，很有这个可能。”
“在这个时间点上做这种事实在太蠢了，”乔治说，“古巴正在准备打场战争。卡斯特罗的安全戒备本来就很严，现在他的戒备等级一定更高了。”
“是啊。鲍比正要去五角大楼参加有关猫鼬行动的会议。我希望他给泰德尔一点苦头尝尝。”
乔治没跟鲍比一起去五角大楼。他仍然不在有关猫鼬行动的会议的受邀之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让他有点释然：伊萨贝拉之行让他知道猫鼬行动根本就是在犯罪，他不想和这类行动扯上半点关系。
他坐在桌前，却发现自己很难集中起注意力。民权运动的意义已经没那么重要了：这周没人会考虑要为黑人争取平等。
乔治觉得危机超出了肯尼迪总统的掌控范围。违背自己的判断，总统命令海军登上马库拉号货轮进行检查。这次检查平安无事，但下次会怎么样呢？美军也许会入侵古巴，但如果古巴人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话，美军付出的代价势必会很高昂。中央情报局的玩火更是加剧了美国所承受的风险。
所有人都想尽快把事态冷却下来，但火上浇油的事却在不断发生，形势正在往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方向不断加剧。
傍晚的时候，鲍比手拿着一份通讯社报道从五角大楼回来了。“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儿啊？”他问助理们。接着他开始读起了报道：“为应对古巴导弹发射基地的加速兴建，肯尼迪总统很快会展开新的行动——”他举着手，竖起手指，“援引司法部长身边人的说法。”鲍比环顾着所有的助理，“谁嚼的舌头？”
乔治骂了句：“哦，真该死！”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乔治。
鲍比问：“乔治，有什么要说的吗？”
乔治想挖条地缝钻进去。“抱歉，”他说，“我只是引用了总统的演讲，说对货轮的检查还只是个开始。”
“不能对记者说这种话！你的话给了他一个编故事的依据！”
“老大，我现在知道了。”
“所有人都在灭火的时候，你却在那里火上浇油。记者们接下来就要写总统正在盘算什么行动了。如果总统什么都不做，他们又会说他犹豫不决。”
“先生，我知道我错了。”
“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些？”
“有人在白宫介绍这位记者给我认识，我和他从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直走到了司法部大楼。”
丹尼斯·威尔逊问鲍比：“是路透社的报道吗？”
“是的，为什么这样问？”
“报道可能是李·蒙哥马利撰写的。”
乔治在心里哀号一声。他知道将要会面临何种局面。威尔逊显然想让他显得更为不堪。
鲍比问：“丹尼斯，你为何这样讲？”
威尔逊犹豫了一下，乔治干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蒙哥马利是个黑人。”
鲍比问：“乔治，这是你对他开口的原因吗？”
“我只是不想对他过于粗鲁。”
“对他或者那些想从你这里套出消息的记者，无论白人黑人，下次你就是要表现得粗鲁一点。”
听到“下次”这个词，乔治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他不会被解雇。“谢谢你，”他说，“我一定牢记。”
“你最好给我长点心。”说完鲍比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又被你逃过去一次，”威尔逊对乔治说，“你这个幸运的浑蛋。”
乔治讽刺地回了句，“威尔逊，谢谢你的帮忙。”
助理们重新埋头于各自的工作。乔治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本已经十分焦灼的形势上添了把油。
乔治万分沮丧的时候，总机给他转来一个亚特兰大打来的长途电话。“乔治，我是维雷娜·马昆德。”
维雷娜的声音让乔治振作起来。“你怎么样？”
“我很担心。”
“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一样。”
“金博士让我打电话给你，问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知道得不比你们更多，”鲍比的责备让他多了个心眼，“报纸上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写出来了。”
“我们真的会入侵古巴吗？”
“这个你得问总统去。”
“会爆发核武战争吗？”
“这连总统都不知道。”
“乔治，我想你。我希望能和你坐下来好好谈谈。”
维雷娜的话让乔治很是吃惊。他和维雷娜在哈佛并不熟，而且已经有半年没见到她了。维雷娜应该没有到想他的程度。乔治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维雷娜问：“我该怎么对金博士说呢？”
“告诉他……”乔治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他想着肯尼迪总统周围的那些人：希望打上一仗的将军们，梦想成为孤胆英雄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以及把总统的谨慎斥责为迟钝的记者们。“告诉他美国由最聪明的人在掌权，我们无法期待更多的了。”
“好的。”说完维雷娜便挂上了电话。
乔治自问相信不相信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他想因为玛丽亚的遭遇痛恨肯尼迪总统，但谁能比总统更好地处理目前的危机呢？乔治想不到还有什么人具有肯尼迪总统的勇气、智慧、坚忍和沉着。
天快黑的时候，威尔逊接了个电话以后对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说：“赫鲁晓夫来了封信，信是从国务院转来的。”
有人问：“信上说了些什么？”
“只知道了部分内容，”威尔逊看着笔记说，“我们还没拿到这封信的完整内容。‘你对我们发出了战争威胁，但你应该很清楚美国至少也会和我们承受相同的后果……’赫鲁晓夫的信是在华盛顿时间上午十点前递交给美国大使馆的。”
乔治说：“十点？现在都晚上六点了，怎么要这么长时间啊！”
威尔逊像是教导入门者一样倨傲。“我们在莫斯科的同事必须在翻译、解密、加密后再把信的内容发到华盛顿，国务院收到信以后再派人解密和打印。在总统看到信以前白宫还会有人对信逐字逐句的核对三次，这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谢谢你的解释。”乔治说。威尔逊是个自以为是的浑蛋，但懂的却真不少。
第二天就是周末，但办公室没一个人回家。
赫鲁晓夫信件的内容断断续续地发到了司法部的办公室。和预想的一样，最重要的最后才来。如果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的话，赫鲁晓夫在信中写道：“苏联的军事顾问就没有在古巴存在的必要了。”
赫鲁晓夫提出的妥协性方案对美国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大约会从古巴撤走所有的核武器。不撤走核武器等于没做出任何让步。
但美国会保证不入侵古巴吗？肯尼迪总统会希望缚住自己的手脚吗？乔治觉得总统肯定不愿放弃除掉卡斯特罗的任何一丝希望。
世界各国对这种交易会如何反应？他们会觉得这是赫鲁晓夫在外交上耍的诡计还是肯尼迪强权打击获得的胜利呢？
乔治完全不知道这事是好是坏。
拉里·马维尼把没有多少头发的头伸进办公室。“古巴已经有短程原子武器了。”他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乔治说，“是中央情报局昨天发现的。”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拥有同样的武器。”拉里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入侵古巴的军队必须同样配备这种武器。”
“这是必须的吗？”
“当然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正要求对参战军队配备上同样的武器，你难道想把装备比敌人差的部队送上战场吗？”
乔治知道拉里说得没错，但这只会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们只要和古巴开战就会是核战争了。”
“是的。”说完拉里便离开了。
离开司法部大楼以后，乔治去了一次母亲家。杰姬做了咖啡，在儿子面前放上一碟饼干。乔治没去拿饼干。“昨天我见到格雷格了。”他告诉母亲。
“他怎么样？”
“和以前一样。只是…只是告诉我我是上帝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哼！”杰姬用轻蔑的语气说，“他怎么想起说这种话了？”
“他想让我知道他很为我骄傲。”
“很好，那个男人身上还是有些优点的。”
“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列夫和玛伽了？”
杰姬疑惑地眯起眼睛。“你这算什么问题啊？”
“我看你和玛伽奶奶相处得还不错。”
“那是因为她爱你。如果有人爱你的孩子，你会打心眼里高兴。等有了孩子以后你就知道了。”
“自从一年前的哈佛毕业典礼以后你们就没见过面了是吗？”
“是的。”
“你周末不上班吧？”
“现在周六周日俱乐部都休息。你小时候我周末必须请假照顾你。”
“第一夫人已经把卡罗琳和小约翰带到乡间别墅去了。”
“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去弗吉尼亚的乡间别墅骑几天马呢！”
“你可以去布法罗见玛伽和列夫。”
“去布法罗过周末吗？”杰姬难以置信地问，“孩子，你要我周六都在去的火车上，周日都在回来的火车上吗？”
“你可以坐飞机去。”
“我没钱买飞机票。”
“我可以给你买飞机票。”
“老天，”杰姬说，“你觉得苏联这周末会轰炸美国吗？”
“事态还没如此紧张。你还是去一次布法罗吧。”
杰姬喝完咖啡，起身走到水槽前洗了杯子。过了一会儿，杰姬问：“那你呢？”
“我必须留在这儿，尽一切努力不让战争发生。”
杰姬果断地摇了摇头。“我不去布法罗。”
“妈妈，你走的话，我就安心了。”
“想安心的话，对上帝祷告就行了。”
“知道阿拉伯人是怎么说的吗？‘既要相信安拉，但也要把骆驼系好。’你去布法罗的话，我照样会祷告的。”
“你怎么知道苏联人不会轰炸布法罗？”
“我无法确定。但我知道布法罗是二类目标。古巴也许不会把布法罗列入炸弹轰炸的范围。”
“作为一个律师，这样的论点可站不住脚啊！”
“妈妈，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杰姬说，“乔治，你是个为母亲着想的好儿子。但你听我说，从十六岁起我就把心思放在你身上。如果我的努力都在核战争中毁于一旦，那我也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我会和你一起待在华盛顿。”
“我们要么一起活下来，要么一起死去。”
“耶和华所赐予的一切都将被收回，”杰姬引用《圣经》里的话说，“让我们以耶和华的名义祈祷吧。”
据德米卡在军队里的舅舅沃洛佳所述，美国有超过二百枚能投到苏联国境的原子弹。沃洛佳说，美国人认为苏联掌握了一百多枚同样的洲际导弹。实际上苏联拥有的同类导弹精确地来说只有四十二枚。
而且其中有些已经不能用了。
美国没有立即回复苏联的折中方案，赫鲁晓夫只能让年代更久远性能更不可靠的导弹做好发射准备。
周六一大早，德米卡打电话给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拜科努尔导弹试验场。那里有两枚五年前曾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送入太空的双引擎R-7火箭。它们正准备进行火星探测任务。
德米卡叫停了火星探测。R-7火箭装上核弹头就成了洲际导弹。这两枚双引擎火箭也是苏联四十二颗州际导弹的一个组成部分。相比于火星探测，它们更应当用在将会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
德米卡命令科学家为火箭装上核弹头，并为火箭加满油。
发射准备需要进行小时。R-7火箭使用一种很不稳定，二十四小时之后就会挥发的液体推进剂。如果这周末不用的话，它们就再也用不上了。
火箭常会发生事故，在发射时爆炸。如果不爆炸的话，它们可以飞到芝加哥，对芝加哥进行轰炸。
每枚火箭都会装上二百八十万吨炸药。
根据德米卡的计算，一枚火箭所携带的炸药可以炸平芝加哥市中心从湖滨到橡树公园七英里间的土地。
确定基地指挥官理解了他的命令以后，德米卡上床睡觉去了。

Part3 孤岛 1962年 第十九章
德米卡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的心狂跳个不停：战争开始了吗？自己还有多长时间可活？他拿起听筒，听筒里传来娜塔亚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娜塔亚先讲了刚得到的情报：“佩利耶夫将军来了份电报。”
佩利耶夫将军是驻古巴的红军司令。
“什么？”德米卡问，“电报里说了些什么？”
“他们认为美军在古巴的黎明时分就会发起进攻。”
莫斯科天还黑着。德米卡打开床头灯，看了看表。已经早晨八点了：他应该在克里姆林宫才对。不过古巴离天亮还有五个半小时。他的心跳稍稍放缓了一些。“他们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重点。”娜塔亚不耐烦地说。
“那什么才是重点？”
“我给你读信里的最后一句。‘如果美军轰炸我方的军用设施，我们将动用所有的防空手段。’他们将会使用核武器。”
“没有我们的允许，他们不能这样干。”
“白纸黑字写在上面，这就是他们的作战方案。”
“马林诺夫斯基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干的。”
“别把指望放在马林诺夫斯基身上。”
德米卡愤愤地骂了两声。有时军方似乎就想采用核灭绝政策。“我们在食堂碰个头。”
“给我半小时，我马上就来。”
德米卡匆匆洗了个澡。母亲问他要不要吃早饭，他拒绝了，安雅只好让他随身带了块黑面包。“别忘了今天为外公办的聚会。”安雅说。
这天是格雷戈里的生日——格雷戈里已经七十四岁了。家里将举行一场隆重的午宴。德米卡答应带上尼娜。德米卡和尼娜想在晚宴上宣布订婚，让老人们大吃一惊。
如果美国进攻古巴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生日宴了。
德米卡正准备走，安雅拦住了他。“跟我说实话，”她说，“会发生些什么？”
德米卡用胳膊抱住母亲。“对不起，妈妈，我不知道。”
“你妹妹就在古巴。”
“我知道。”
“她就在战斗的第一线。”
“妈妈，美国人拥有洲际导弹，我们也在第一线。”
安雅抱了抱儿子，然后转身进屋了。
德米卡骑摩托去了克里姆林宫。他走进政治局大楼，发现娜塔亚正在食堂里等着他。和德米卡一样，娜塔亚也是匆匆赶来的，衣服看上去有几分凌乱。她散乱的头发披在脸上，让德米卡觉得特别美。不能产生这样的想法，他告诫自己：我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娶尼娜为妻，和尼娜一起养育我们的孩子。
他很想知道如果把这话告诉娜塔亚的话，她会如何反应。
现在可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拿出母亲给他带的黑面包。“有茶就好了。”他说。餐厅开着门，但这时不营业。
“我听说美国的餐厅全天都营业，而不只是在员工自己想上班的时候营业，”娜塔亚说，“你觉得这是事实吗？”
“也许只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德米卡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
“我们起草个给佩利耶夫的回复吧。”娜塔亚打开笔记本。
德米卡边嚼黑面包边说：“政治局严令禁止佩利耶夫在莫斯科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动用核武器。”
“禁止他在火箭上装入核弹头，这样核武器就不会误发了。”
“这主意不错。”
叶夫根尼·菲利波夫走进食堂。他穿着件棕色毛衣，毛衣外面披着件灰色的大衣。德米卡说：“早上好，菲利波夫，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吗？”
“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你责怪我泄露了古巴导弹的机密，甚至说我应该为此而被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导弹是被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飞机拍到了。你应该为此向我进行诚恳的道歉。”
“别荒唐了，”菲利波夫脸红了，“那么高的地方根本拍不清导弹那样的小东西。你们俩在密谋些什么？”
娜塔亚说了实话。“我们在讨论今早佩利耶夫发来的电报。”
“我已经跟马林诺夫斯基说过这件事了，”菲利波夫是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助理，“他同意佩利耶夫的意见。”
德米卡吓坏了：“佩利耶夫不能自说自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才不是战争的发起者呢，他是在保护我们的部队不受美国的侵犯。”
“给他的回复不能由国防部说了算。”
“也许没时间再进行讨论了。”
“与其发动核战，佩利耶夫更应该争取时间。”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我们必须保护苏联在古巴的武器。没有了那些武器，苏联的自卫能力会被极大的削弱。”
德米卡没想到这一层。苏联很大一部分的核武器现在存放在古巴。如果这些价值连城的武器被一扫而光的话，苏联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不对，”娜塔亚说，“我们的整体战略应当建立在不使用核武器上面。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拿美国的兵工厂做对比，苏联的核武器实在是太少了。”她把身体前倾在餐桌上。“叶夫根尼，你听我说，如果爆发全面核战争的话，赢的将会是他们。”说完她把身体放松下来。“我们可以拿原子弹自夸，可以用原子弹进行威胁，但千万不能动用原子弹。对苏联来说，和美国互扔原子弹无异于自杀。”
“国防部可不这么看。”
娜塔亚犹豫了。“你这么说好像已经作出了决定似的。”
“是的，马林诺夫斯基将军已经批准了佩利耶夫的提议。”
德米卡说：“赫鲁晓夫一定很不高兴。”
“你错了，”菲利波夫说，“他也同意了。”
由于昨天睡得很晚，德米卡错过了清晨的早会。德米卡意识到这对自己非常不利。他站起身，“我们走。”他对娜塔亚说。
两人离开了食堂。等电梯的时候，德米卡说：“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决定。”
“我敢肯定柯西金想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的。”
“你干脆把我们拟定的回复交给柯西金，让他带去会议现场吧。我去试着软化一下赫鲁晓夫的态度。”
“就这么办。”
两人分开后，德米卡去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总书记正在阅读西方报纸的翻译稿，翻译稿被别针别在报纸的原文上。“你看过沃尔特·李普曼的文章了吗？”
李普曼是美国持自由派立场的专栏作家，据说和肯尼迪总统走得很近。
“没看。”德米卡还没拿到报纸呢！
“李普曼建议和我们做交易：我们从古巴撤出导弹，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这是肯尼迪传达给我的信息。”
“李普曼只是个记者——”
“不，他是总统的传声筒。”
德米卡认为美国不会那样进行外交工作，但他什么话都没说。
赫鲁晓夫说：“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提出这种交易，肯尼迪肯定会接受的。”
“但我们已经要求美国发誓不入侵古巴了啊！”
“那就让肯尼迪慢慢猜测我们的意图吧。”
我们当然要让肯尼迪摸不着头脑，德米卡心想。但在他看来，赫鲁晓夫的做法未免太过死板了一些。这只能让美国应对得更加从容。
德米卡换了个话题。“政治局会议上会谈到佩利耶夫的问题。我们真要把核武器的开火权——”
“别担心，”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挥了挥手，“美国人现在不会动手。他们甚至去找了联合国秘书长。他们希望和平。”
“当然，”德米卡谦恭地说，“您每次都能料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的，是的。”
几分钟后，苏联的领导人们齐集在墙上装着护墙板的政治局会议室里。会议刚开始赫鲁晓夫就大谈了一阵子，他说美国人已经错过了进攻的最佳时机。接着他抛出了李普曼的建议。委员们对李普曼的建议不是很感冒，但没人提出反对。大多数人知道赫鲁晓夫有着自己的外交风格。
赫鲁晓夫对新冒出来的这个念头感到非常兴奋，又在会上宣读了他给肯尼迪总统写的信。在兴头上，他下令莫斯科电台播出这封信。这样一来，美国大使馆就不需要花时间加密解密，可以直接把信送往华盛顿了。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柯西金提出了佩利耶夫的问题。他说核武器的控制权必须保留在莫斯科，然后朗读了德米卡和娜塔亚草拟的那封回函。
“很好，就这样发电报给他。”赫鲁晓夫不耐烦地说。德米卡的呼吸轻松了一些。
一小时以后，德米卡和尼娜上了政府公寓的电梯。“我们试着把面临的灾难放在一边，”德米卡对尼娜说，“既然给外公过生日，我们就别再谈古巴，好好享受享受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尼娜说。
德米卡和尼娜去了外祖父母所住的公寓。穿着红裙子的卡捷琳娜为他们开了门。德米卡吃惊地发现外婆竟然穿着齐膝短裙，是西方最近时髦的款式，双腿仍然很苗条。因为格雷戈里是外交官，卡捷琳娜穿着比大多数苏联女人都更为时髦。
卡捷琳娜用老人毫无歉意的好奇目光上下打量着尼娜。“你看起来很不错。”德米卡很想知道外婆的声音听上去为何会有点怪异。
尼娜接受了卡捷琳娜的恭维。“谢谢您，您看上去也同样很好。我很想知道，您这条裙子是哪里买的？”
卡捷琳娜把他们带进客厅。德米卡回忆起孩提时来这儿的情形，那时卡捷琳娜总会给他一块苏联传统的苹果糖。他流出了口水：现在来块糖该多好啊。
穿着高跟鞋的外婆看上去有点站不稳。虽然电视关着，但和以往一样，外公还是坐在正对电视的安乐椅上。他已经打开了一瓶伏特加，也许这才是外婆站不稳的原因吧。
“外公，生日快乐。”德米卡说。
“来喝上一杯。”格雷戈里说。
德米卡不能喝太多酒。喝醉的话，赫鲁晓夫找他他就不能工作了。德米卡和外公碰了碰杯，然后把酒杯放到外公够不到的地方，以防外公再次把酒添满。
德米卡的妈妈已经在厨房里给卡捷琳娜帮忙了。安雅拿着一盘涂了红鱼子酱的饼干走出厨房。安雅没有继承卡捷琳娜的时髦。无论穿什么衣服，她总是显得矮胖而臃肿。
安雅吻了吻尼娜。
门铃响了。沃洛佳舅舅带着全家进了门。沃洛佳四十八岁，一头的短发已经灰白了。沃洛佳穿着部队里的制服：他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总部召回执行任务。卓娅舅妈跟在沃洛佳舅舅身后，卓娅舅妈尽管已经快五十了，但仍然比大多数姑娘还要美。跟在沃洛佳夫妇后面的是德米卡的表弟表妹科特亚和加琳娜。
德米卡向他们介绍了尼娜。沃洛佳和卓娅热情地和尼娜打了招呼。
“人都到了！”卡捷琳娜说。
德米卡看了看全家人：创立这个家族的外祖父母；朴素的妈妈和一双蓝色眼睛的英俊舅舅；漂亮的舅妈和活泼的表弟表妹；还有自己要娶的这个丰满动人的女子。他们都是他的家人。如果恐惧成真的话，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这个部分就将会失去。他们住在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一英里的地方。如果美国今晚向莫斯科投射核武器，明早这间公寓里的人都将会死去。尸体呈焦黑色，四肢七零八落。唯一让他好过一点的是他不用为亲人们哀悼，因为他将和他们一同死去。
家人们为格雷戈里的生日而干杯。
“如果列夫小弟也在那该多好啊。”格雷戈里说。
“还有坦尼娅。”安雅说。
沃洛佳说：“列夫·别斯科夫也都七十六岁了，他在美国有很多钱，是个百万富翁。”
“不知道他在美国是否有了孙辈。”
“他的孙辈不在美国。”沃洛佳说。德米卡知道，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容易查到这类情报。“列夫的非婚生子格雷格参议员是个单身汉，他在伦敦的女儿生了一儿一女，和科特亚、加琳娜的年纪差不多大。”
“我是两个英国小孩的姑爷爷了，”格雷戈里喜悦地说，“他们是叫珍和比尔吗？”一家人都被老爷子的奇怪发音逗笑了。
“两个孩子叫戴维和伊维。”沃洛佳说。
“你们也许知道，原本该是我到美国去的，”格雷戈里说，“但在船快开的时候我把船票给了列夫。”格雷戈里开始了回忆。家人们都听格雷戈里说过这件事，但他们又听了一遍，过生日就让老爷子开开心吧。
过了一会，沃洛佳把德米卡拉到一边问：“今天早晨的政治局会议怎么样？”
“会议下了指示，没有克里姆林宫的指示，佩利耶夫绝不能动用原子武器。”
沃洛佳轻蔑地咕哝着：“纯属浪费时间。”
德米卡很吃惊。“为什么这样说？”
“这种命令一点用都没有。”
“你是说佩利耶夫会违抗军令吗？”
“任何一个军官都会那样做。你没打过仗不是吗？”沃洛佳用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探究地看着外甥。“为了活下去而打仗的时候，你会用上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武器。这是人类无法违背的本能。如果美国人真的入侵古巴的话，无论莫斯科下了什么命令，那里的军队都会把能用上的炸弹投向他们。”
“妈的。”德米卡骂了句。如果沃洛佳说得没错的话，早晨的所有努力就白费了。
外公的回忆告一段落。尼娜捅了捅德米卡的手臂。“现在这个时候正好。”
德米卡大声说：“在庆祝外公过生日的这个时刻，我有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请大家安静一点。”等到表弟表妹不再吵吵他才开始说。“我向尼娜求了婚，她已经同意了。”
家人们都欢呼起来。
酒杯里又倒上了伏特加，但德米卡没有喝。
安雅亲了亲德米卡。“儿子，干得好，”她说，“在遇见你之前，她还不想结婚呢！”
“也许我就要有曾孙了。”格雷戈里开怀地对尼娜笑了。
沃洛佳说：“爸爸，别让可怜的女孩难堪了。”
“怎么会难堪呢？我和尼娜都已经是朋友了。”
“别担心，”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卡捷琳娜说，“她已经有了。”
沃洛佳抗议道：“妈妈。”
卡捷琳娜耸耸肩：“女人就是能看出来。”
德米卡这时才明白过来，这就是进屋时外婆一个劲看着尼娜的原因。他看见沃洛佳和卓娅在使眼色：沃洛佳扬起眉毛，卓娅轻轻地点了点头，沃洛佳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安雅像是惊呆了。她问尼娜：“你不是说……”
德米卡说：“当时是那么说的。我们都以为尼娜不会有孩子了。但医生有时也会犯错误。”
格雷戈里又举起一杯酒。“让我们为犯错误的医生干杯。我希望是个男孩——能传承别斯科夫-德沃尔金家族血脉的男孩。”
尼娜笑了。“格雷戈里爷爷，我会尽力的。”
安雅看起来仍然困惑：“医生怎么会犯错呢？”
“医生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犯错，”尼娜说，“他们说这是个奇迹。”
“能活着看到曾孙该多好啊，”格雷戈里说，“让该死的美国人都下地狱去吧。”
十六岁的科特亚问：“美国的导弹为什么比我们多？”
卓娅回答说：“四十年代我们这批科学家开始研究原子能的时候，我们告诉政府原子能可以用来制造武器，但斯大林不相信我们。于是西方就领先了。这就是政府不接受科学家建议的恶果。”
沃洛佳连忙说：“千万别把你妈妈的话传到学校里去！”
安雅说：“怕什么？斯大林杀了苏联的一半人，赫鲁晓夫要把另一半全都给杀光。”
“安雅，别在孩子面前说这种话。”沃洛佳发脾气了。
“我想坦尼娅，”安雅没有理会哥哥的抱怨，“坦尼娅正在古巴手足无措地等着美国人的入侵呢。”她哭起来。“真希望在我们死以前，看一眼我那可爱的小姑娘，”泪水沿着她的双颊往下淌，“能再看上一眼也好。”
周六早晨，美国做好了全面入侵古巴的准备。
拉里·马维尼把白宫地下军情分析室的情况告诉了乔治。肯尼迪总统将军情分析室称之为猪窝，因为他觉得这里很拥挤。只有一直住大房子的人才会这么说：军情分析室比乔治的公寓要大上一些。
根据马维尼的说法，空军在五个基地准备了五百七十六架战斗机，随时准备把古巴炸成一片焦土。陆军调集了十五万人进行空袭后的登陆。海军的二十六艘巡洋舰和三艘航空母舰在古巴附近的海面上巡航。马维尼的语气很自豪，好像这都是他的个人功劳似的。
在乔治看来，马维尼过于自信了。“这些准备完全抵挡不了原子弹的袭击。”他说。
“幸好我们有自己的原子弹。”马维尼说。
这话实在轻巧，好像有了原子弹，美国就不会受到别国原子弹的袭击似的。
“美国如何才能发射原子弹？”乔治问，“我想问的是，总统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发射原子弹？”
“总统必须打电话给五角大楼的联合作战室。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话有个红色按钮，按下这个按钮，电话就会直接打到联合作战室。”
“他会怎么说？”
“总统有个包含了一组密码的黑色皮包，他会把密码报到联合作战室。总统到哪儿都会带着这个皮包。”
“然后呢？”
“接下来完全是自动的。按钮一按，联合作战计划就启动了。携带三千多枚核弹头的战斗机和导弹将立即启动，直扑社会主义国家的千余个目标。”马维尼做了个扫空一切的手势，“把它们统统炸平。”他像是很解气地说。
乔治完全不买账。“他们也能炸平美国的城市。”
马维尼很生气。“听着，如果先展开攻击，我们就能在对方的战斗机和导弹离地之前摧毁他们的绝大部分战斗力。”
“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不会挑起战争。我们更不想挑起伤亡百万的核战争。”
“那是你们搞政治的人的事情。对军人来说，谁先出手谁就会占优。”
“即便率先出手，我们也只能摧毁对方的大部分武器，这点你不也承认吗？”
“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也就是说，即便经过再周密的计算，美国还是有可能遭到核武器的攻击。”
“战争不是野餐会。”马维尼生气地说。
“如果不打仗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办野餐会。”
马维尼看了看表。“十点要开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他说。
他们离开战情分析室，去了楼上的内阁会议室。总统的高级顾问和他们的助理已经齐集于此。肯尼迪总统十点刚过走进这间会议室。这是玛丽亚流产后乔治第一次见到总统。乔治用全新的目光审视着这位总统。这位穿黑西装的中年总统玩弄了一个年轻姑娘，却让年轻姑娘独自去诊所流产。一时间乔治觉得又恨又怒，连杀了杰克·肯尼迪的心思都有。
但总统不像是个恶魔。这位四十出头的总统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重任。乔治违心地对总统产生了几分同情。
和以往一样，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用情况简报开启了会议。尽管嗓音还是那么催眠，但令人恐惧的情报却使每个人都警醒万分。五个中程导弹发射基地已经在古巴投入了运作。每个基地配备了四枚核弹头。也就是说，古巴导弹发射基地的二十枚核弹头正瞄准着美国，随时都可以发射。
至少有一枚正瞄准着白宫。一想到这个事实，乔治就肚子抽紧，感到毛骨悚然。
麦考恩建议昼夜不断地对发射基地进行监视。海军的八架飞机正准备从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启航，低空飞越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另八架飞机准备下午进行同样的巡航。天黑以后，这八架飞机将再次前往古巴，向导弹发射场投放照明弹。与此同时，U-2高空侦察机将继续执行它们的高空侦察任务。
乔治不知道这么做有何意义。巡航可以侦查到发射前的准备活动，但即便侦察到了什么，美国也无计可施。就算美国轰炸机马上升空，他们也无法在导弹发射前赶到古巴。
其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苏联红军在古巴除了核导弹以外，还拥有旨在击落战斗机的地对空萨姆导弹。根据麦考恩的报告，所有二十四枚萨姆导弹都做好了发射准备，它们配备的雷达系统都已经打开了。因此，飞越古巴上空的战斗机和侦察机都会受到追踪，被定为攻击目标。
一位助理带着电传机上撕下的一长条纸走进会议室。他把纸交给了肯尼迪总统。“这是莫斯科美联社记者站发来的消息，”说完总统把纸上的消息大声念了出来，“赫鲁晓夫总书记告诉肯尼迪总统，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出火箭，苏联就将从古巴撤出所有进攻性武器。”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说：“他才不会呢！”
乔治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吃惊。昨天赫鲁晓夫的信要求美国别入侵古巴，信里没有提到土耳其。是美联社犯了错？还是赫鲁晓夫又玩出了他常有的那些鬼把戏呢？
总统说：“他也许又发了一封信。”
这话没错。很快进一步的消息就使形势明朗化了。赫鲁晓夫提了一项全新的提议，并通过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这项提议。
“他把我们置于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上，”肯尼迪总统说，“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不是项合理的提议。”
麦克乔治·邦迪不喜欢苏联提出的新建议。“总统先生，什么是‘大多数人’？”
总统说：“当赫鲁晓夫提出‘你们退出土耳其，我们退出古巴’的时候，很难向人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在古巴进行带有敌意的军事行动。在我看来，你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意气用事了。”
邦迪把话题退回到赫鲁晓夫第一次的提议上。“在要求我们不要对古巴出手的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求我们撤出土耳其的武器呢？”
总统不耐烦地说：“看他们最新的立场就行——况且这是公开的立场。”这时，新闻界还不知道赫鲁晓夫写的第一封信，但最新提议却是通过媒体发布的。
邦迪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美国和苏联做撤出武器的交易，美国的北约盟国会觉得受到了背叛，他说。
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道出了所有人的恐惧和疑惑。“他们先是写信来和我们做交易，现在又通过媒体发布了完全不同的交易内容，”他说，“我们怎么能跟这种没得到回复前就很快变脸的家伙协商呢？”
没人可以答出他这个问题。
星期六，哈瓦那街上的一品红开出了灿烂如血的花朵。
一大早，坦尼娅就去了商店，心情忧郁地购买为世界末日准备的食物。坦尼娅买了熏肉、罐装牛奶、加工过的奶酪、一盒香烟、一瓶朗姆酒和手电筒用的电池。尽管天亮时就排起了长队，但坦尼娅排了十五分钟就买到了东西。这对习惯在莫斯科排长队的坦尼娅来说根本不是事。
老城区的狭窄街道上有股世界末日的气氛。哈瓦那人不像前些天那样一边唱国歌一边挥舞砍刀。他们在桶里装满沙子，准备扑灭即将到来的烈火；他们在窗户上糊上纸，降低飞溅玻璃碎片的危害；他们扛上满满的面粉袋，为即将到来的饥饿时分作准备。古巴人愚蠢地忤逆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愚蠢挨罚了。他们应该早就知道这点才对。
他们的看法对吗？战争真是不可避免了吗？坦尼娅相信世界上所有领导人都不会希望战争，连号称不介意打上一仗的卡斯特罗也不想。但战争有时就是不可避免。坦尼娅沮丧地想起了一九一四年，那时也没有人真正想打仗。如同肯尼迪总统把古巴的独立视为威胁一样，奥地利皇帝把塞尔维亚的独立也视作为一种危险。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以后，连锁效应就产生了，半个地球卷入了不可避免、前世未见的血腥战斗之中。但这次的战争可以被避免吗？
坦尼娅想起了西伯利亚劳役营的瓦西里·叶科夫。讽刺的是，瓦西里也许因此而躲过核战争。克格勃的惩罚也许能救他一命。坦尼娅希望会是如此。
回家以后，坦尼娅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佛罗里达的一家美国电台正在播报新闻。新闻里说，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项交易。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武器，苏联也会从古巴撤出武器。
坦尼娅看着刚买的罐装牛奶，不禁大松了一口气。也许应急口粮根本用不着买。
她告诉自己，放下心还太早。肯尼迪会接受这个交易吗？肯尼迪总统会证明自己比超级保守的奥地利皇帝弗朗兹·约瑟夫更英明一点吗？
有辆车在楼外响起了喇叭。坦尼娅早就和帕兹约好了，要飞到古巴东部，撰写一篇有关苏联高炮团的报道。坦尼娅没想到帕兹真的会来，但帕兹的别克小旅行车却如约停在了路边。车的雨刷用力地挥舞着，扫除着车窗玻璃上的热带雨水。坦尼娅拿起包和雨衣出了门。
“知道你们领导人做什么好事了吗？”坦尼娅刚一上车，帕兹就怒气冲冲地问她。
坦尼娅对帕兹的发怒很吃惊。“你是说土耳其的交易吗？”
“他甚至没征得古巴的同意！”帕兹发动旅行车，在狭窄的街上狂奔。
坦尼娅根本没想过要把古巴领导人牵扯到交易中来。赫鲁晓夫显然也没想过需要对古巴表现出礼貌。世人把古巴导弹危机看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但古巴人却觉得这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苏联的和平提议在他们看来无异是一种背叛。
想避免车祸，必须先让帕兹平下心来。“如果赫鲁晓夫征求你意见的话，你会对他这么说？”
“我会说古巴不会把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做交易。”说着他用手掌根狠狠地重击了下方向盘。
核武器没有给古巴带来和平，反而给古巴带来了纷争，坦尼娅心想。现在，古巴的主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但她不想这么说以激怒帕兹。
帕兹把车开到哈瓦那城外的军用机场，一架螺旋桨已经启动的雅克-16苏联轻型运输机正在跑道上等着他们。坦尼娅饶有兴致地看着这架运输机。坦尼娅从没想到要当个战地记者，但为了不显得无知，她还是花时间学会了像军人那样区分战斗机、坦克和军舰的类型。他知道这架雅克军用机在机顶的球形炮塔上设置了机关枪。
他们和两位第三十二飞行警卫团的少校坐进了十座的机舱。两位少校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衫和上宽下窄的短裤，笨拙地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古巴人。
起飞过程一点不令人兴奋：这时是加勒比海的雨季，阵风非常强劲。透过云间的缝隙，他们看见地面上棕绿交错的田野和黄色的蜿蜒土路。运输机在狂风中颠簸了大约两小时。这时天突然放晴了，运输机顺利地降落在了巴内斯城。
一个很熟悉坦尼娅和她所写文章，名叫伊万诺夫的红军上校到机场迎接。上校开车把他们带到了高炮团基地。他们于古巴时间上午十点到达了目的地。
基地呈六角星状，中间是指挥中心，六个角是高炮台。每个炮台旁边停着辆载有地对空导弹的重型货车。军人们泡在满是雨水的战壕里，显得十分可怜。军官们在指挥中心里热切地注视着不时发出哔哔警报声的绿色雷达屏幕。
伊万诺夫上校向他们介绍了炮台的指挥员少校。少校显得非常紧张，无疑是不想在这样的一天接待什么贵宾。
到了几分钟以后，一架外国飞机出现在机场以西二百英里的古巴高空中。飞机的尾翼上涂着三十三号的标志。
所有人都说俄语，坦尼娅只能为帕兹做翻译。“一定是架U-2间谍飞机，”帕兹说，“其他飞机飞不了这么高。”
坦妮娅很疑惑，“这只是在训练吗？”她问伊万诺夫。
“为了你的报道，我们原本只想装装样子，”伊万诺夫说，“但现在将会是真枪实弹的较量了。”
伊万诺夫神色忧虑，坦尼娅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我们不会真的把它打下来，是吗？”坦尼娅问。
“我不知道。”
“傲慢的美国佬！”帕兹大嚷，“竟敢大摇大摆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去！如果古巴飞机从布拉格堡上空飞过会怎么样？他们一定会气得不行！”
少校命令手下进入战前警戒状态，军人们开始把导弹从货车往发射台上搬，然后再连上导线。军人们忙而不乱，坦尼娅猜测他们一定练习过很多次。
一个上尉正在地图上测定U-2间谍飞机的航线。古巴国土狭长，东西长约七百七十七英里，南北却只在五十英里到一百英里之间。坦尼娅发现间谍飞机已经深入古巴国土大约五十英里了。“它们飞得有多快？”坦尼娅问。
伊万诺夫回答说：“每小时五百英里。”
“有多高？”
“七万英尺，大约是普通飞行高度的两倍。”
“我们的高炮真能击中这么高又这么快的目标吗？”
“不用击中。我们的导弹有近发引信，只要靠近飞机爆炸就行。”
“我知道我们已经瞄准了这架间谍飞机，”坦尼娅说。“别告诉我你们真准备对它进行发射！”
“少校正在要求上级下达指令。”
“美国人也许会报复的。”
“决定得由上面来下。”
雷达跟踪着入侵间谍飞机的飞行轨迹，一个中尉读出雷达屏幕上飞机的高度、速度和距离。指挥中心外，炮手们正在调整着准心，时刻跟踪着三十三号间谍飞机。U-2间谍飞机从北向南穿越古巴，然后转向东，沿着海岸线靠近巴内斯。指挥中心外，导弹发射器像瞄准了猎物的狼一样缓慢地在基架上转动。坦尼娅问帕兹：“如果炮手们意外开火该怎么办？”
帕兹一点不介意开火。“间谍飞机正在拍摄古巴阵地的照片！”他说，“这些照片会用来在美国入侵古巴时引导美军——也许就在几个小时之后。”
“入侵更有可能在我们打死美国飞行员后开始。”
看着雷达控制屏的时候少校戴着耳机。他抬头看了眼伊万诺夫说：“指挥官们正在与佩利耶夫进行商议。”坦尼娅知道佩利耶夫是苏军在古巴的总司令。佩利耶夫该不会在没有得到莫斯科许可的情况下击落一架美国飞机吧？
到达古巴的最南端后，U-2侦察机沿着古巴的海岸线向回飞。巴内斯就在海岸线边。侦察机将从他们的头顶飞过。但侦察机可能在任何时候折转向北——如果保持着每秒钟一英里的速度，很可能很快会飞出高射炮的射程之外。
“把它射下来，”帕兹说，“就现在！”
没人听他的。
飞机折转向北，几乎飞在了炮台的上空，距地约十三英里。
只要这一会儿不开炮就好，坦尼娅向不知是哪里的神祈祷着。
坦尼娅、帕兹和伊万诺夫看着紧盯屏幕的少校。除了雷达的哔哔声以外，室内什么声音都没有。
少校突然说：“是的，先生。”
死刑暂缓还是立刻执行？
少校拿着话筒对室内的人说：“发射两枚导弹，消灭三十三号侦察飞机。”
“不！”坦尼娅高声大叫。
外面响起一阵轰鸣声。坦尼娅看向窗外。一枚导弹从发射架升空，眨眼间便无影无踪了。另一枚紧跟着也升了空。坦尼娅用手捂住嘴，觉得自己害怕得都要吐了。
导弹需要一分钟才能到达十三英里的高处。
发射可能会出岔子，坦妮娅心想。导弹可能会哑火，也可能会脱离轨道，不造成任何伤害地落在海里。
在雷达屏幕上，两个小点渐渐逼近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点。
坦尼娅祈祷导弹不会击中目标。
导弹飞得很快，没多久三个点就会合在了一起。
帕兹胜利地呼叫了一声。
屏幕上散布开很多更小的点。
少校对着话筒说：“三十三号间谍飞机已被消灭。”
坦尼娅像是会看到U-2侦察飞机落到地面一样看着窗外。
少校提高嗓音。“我们给了它致命一击。伙计们，干得漂亮。”
坦尼娅说：“不知肯尼迪总统会怎样对付我们？”
周六下午，乔治满心都是希望。赫鲁晓夫的信息虽然多变而模糊不清，但苏联的领导人似乎在积极地寻求着一种摆脱危机的良方。肯尼迪总统一定不希望打仗。没了战意以后，形势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去内阁会议室的路上，乔治在新闻办公室门口停下脚步，看见玛丽亚正坐在办公桌前。玛丽亚穿着条灰色的裙子，但头上却戴着个粉红色的头箍，仿佛在向外人表明自己非常好一样。乔治决定不问她怎么样了：玛丽亚显然不想被人当伤者对待。“你现在忙吗？”他问玛丽亚。
“我们正在等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回复，”她说，“苏联的请求是通过媒体发布的，新闻办公室觉得美国的回复或许也会发布给媒体。”
“我和鲍比正要去参加草拟这份回复的会议。”乔治说。
“把核武同时撤出古巴和土耳其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合理，”玛丽亚说，“尤其是能使我们都幸免于难这一点。”
“真要这样就谢天谢地了。”
“这话应该你妈妈来说。”
乔治笑了笑，继续朝前走。顾问和他们的助理聚集在内阁会议室，正准备参加下午四点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拉里坐在门边的军队助理中间，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们必须阻止共产党人把土耳其纳入版图的企图。”
乔治抱怨一声。军队把一切都视为你死我活的战争。事实上，没人打算放弃土耳其。苏联也只不过是建议把对准它们的导弹撤离而已。五角大楼真的打算拒绝和平交易吗？乔治不相信真会有这种事。
肯尼迪走进内阁会议室，坐在平时坐着的长桌中央背靠一扇窗的位置。所有人手里都有了张早前草拟的回复稿。稿子上说，在古巴的导弹危机解决之前，美国不打算讨论土耳其的导弹问题。总统不喜欢给赫鲁晓夫的回复稿中的措辞。“我们在拒绝对他所传达的信息进行回应。”总统抱怨这样写不好。“他”指的是赫鲁晓夫：这样一来，目前的危机就变成了个人间的纷争。“这样的措辞很难以理服人，他会说我们拒绝了他的建议。我们的立场应该是我们很乐意讨论这件事情——只要得到苏方的积极回应，愿意停止在古巴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对土耳其的问题展开讨论。”
有人说：“我们真的准备拿土耳其做等价交换了吗？”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插话说：“我就担心这个。”尽管只有四十三岁却已经没有什么头发的邦迪来自共和党人家庭，倾向于走强硬路线。“如果北约和其他盟国认为我们真有这个念头，那麻烦就大了。”
乔治万般沮丧：邦迪和五角大楼为伍，拒绝和苏联做交易。
邦迪说：“如果拿撤销土耳其的防卫换得古巴威胁的解除，盟国间协作的有效性就会大大减弱。”
乔治意识到，这的确是个大问题。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火箭虽然距离遥远，但至少表明了美国防止共产主义扩展的坚定决心。
总统没有被邦迪说服。“麦克，形势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我们是不想做交易也得做。”
邦迪坚持己见。“对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觉得我们会拒绝。”
真是这样吗？乔治心想。他确定肯尼迪总统和弟弟都没这样想过。
“对方认为我们会在明后天对古巴发起进攻，”邦迪说，“我们的作战计划又是如何呢？”
乔治没想到会议会是这个走向。会议的主题应该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福特公司的商业奇才，现任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回答了邦迪的问题：“先是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后开启陆上进攻。”麦克纳马拉接着把话题扯回到土耳其。“为了消除苏联在美军攻击古巴后对北约进行报复，我们可以在进攻古巴之前撤出土耳其的朱庇特火箭——并让苏联人知道。在这个前提下，苏联应该不会进攻土耳其。”
要保护土耳其，就得撤出土耳其的核武器，这可真是讽刺，乔治心想。
在乔治看来会议室里最聪明的国务卿迪恩·腊斯克说：“他们也许会在其他地方采取些行动——比如说柏林。”
美国总统要进攻一个加勒比海岛国，还得考虑到五千英里之外东欧的反应，乔治对此感到十分惊讶。这个事实表明，整个地球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场。
麦克纳马拉说：“这个时刻我不推荐对古巴进行空袭。我只是想说我们必须更现实地看待这一问题。”
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发言了。他一直代表政府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打交道。“军方建议的‘3·12’号空袭计划将在周一早晨之前进行，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古巴将拆除进攻性武器，空袭计划才会被取消。”
坐在泰勒后面的马维尼和朋友们面露欣然。乔治心想，即便面临着世界末日，这些人也迫不及待地要打上那么一仗。他祈祷会议室里的政治家不要被战场上的战士所左右。
泰勒说：“‘3·12’空袭行动执行完以后，紧接着就是七天后代号为‘3·16’的陆上进攻计划。”
鲍比·肯尼迪语带讽刺地说：“太让我吃惊了。”
会议桌旁笑声一片。所有人似乎都觉得军方的建议非常荒唐。乔治感到一阵安心。
但当麦克纳马拉读到助理传递的一张纸条时，气氛一下子变得又严峻起来。纸条上说：“一架U-2侦察机被击落。”
乔治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一架联邦调查局的侦察飞机在飞越古巴执行任务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但所有人都希望飞机只是遇到了通讯问题，这时正在返程的途中。
肯尼迪总统似乎没有接到失踪飞机的简报。“U-2侦察机被击落了吗？”总统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恐惧。
乔治知道肯尼迪总统为何会感到如此恐惧。在侦察机被击落之前，两个超级大国只是针尖对麦芒，相互威胁一下而已。一方动手以后，战争就难以避免了。
“怀特说侦察机刚被发现击落了。”麦克纳马拉说。约翰·怀特上校是国防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鲍比问：“飞行员被杀了吗？”
和以往一样，司法部长问的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泰勒将军说：“飞行员的尸体在坠毁的飞机里。”
肯尼迪总统问：“有人见到飞行员了吗？”
“是的，先生，”泰勒回答说，“飞机的残骸掉在地上，飞行员已经死了。”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飞行员的死改变了一切。美国飞行员被苏联的高射炮射杀在了古巴。
泰勒说：“这就要看我们要不要报复了。”
当然要报复。美国人民会要求报复。乔治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希望总统同意五角大楼的要求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想法。在脑海中，他仿佛看见几百架战斗机排着紧凑的队形飞越佛罗里达海峡，狂风骤雨般向古巴投掷炸弹的情形。他希望炸弹顺利爆炸，苏联部队灰飞烟灭，卡斯特罗也能被杀。他才不在乎整个古巴会遭殃呢：他们得买个教训，再不敢对美国人动手。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会议室里都是烟气。总统宣布休会片刻。乔治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他需要好好平复下心情。如果还有其他人像他那样渴望着马上报复的话，会上很可能会作出不理智的决定。
乔治知道，休会的更重要原因是，肯尼迪总统需要利用休会服药。大多数人知道总统会间歇性背疼，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和肾上腺机能不足以及肠炎作斗争。医生每天会给总统打两次类固醇和抗生素，使他能保持正常工作。
鲍比在总统信赖的年轻演讲稿撰写者特德·索伦森的帮助下重新起草信函。两人和各自的助理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旁堆满了各类书籍的总统书房。乔治拿出笔和黄色便笺本，把鲍比告诉他的一切写了下来。只有鲍比和索伦森发表意见，草稿很快就完成了。
关键段落如下：
1.你们应当在联合国大会适当的关注和监督下从古巴解除武器系统。在合适的警戒下停止进一步把类似的武器系统引入古巴。
2.就我方而言，我们同意——通过联合国的必要安排，保证执行和延续下列条款——（a）立即停止对苏联船只的检查；（b）保证不侵入古巴，并确信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也不侵入古巴。
美国同意接受赫鲁晓夫的第一项要求。但第二项要求呢？鲍比和索伦森一致同意这样写：
平息世界紧张局势的这种安排可以使我们向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控制“其他武器”的总体安排迈进。
这句话只是暗示美国可以接受做某种讨论。再深入下去安全理事会也许就接受不了了。
乔治私底下想，这样的安排也许不足以改变形势。
他把手写的草稿交给总统的一位秘书，让秘书把草稿打出来。几分钟以后，乔治被叫到已经有几个头面人物聚集的椭圆形办公室。这些人中包括总统、迪恩·腊斯克、麦克·邦迪、两三个其他人以及他们最信赖的秘书。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在：在乔治眼中，约翰逊是个聪明的政客，但他大大咧咧的得克萨斯处事方式却常让出自波士顿、做事精细的肯尼迪兄弟感到不爽。
总统希望鲍比·肯尼迪私下把信交给苏联在华盛顿的大使安纳托利·多布雷宁。过去这些天，鲍比和多布雷宁进行了几次非正式的会谈。他们互不喜欢，但能开诚布公地谈上一谈，并且建立起了一道超乎于正式官方渠道之外的幕后通道。在面对面的会谈中，鲍比可以不用暗示，而是向苏方承诺可以讨论土耳其的导弹问题——而不用事前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同意。
迪恩·腊斯克建议，鲍比在和多布雷宁见面时可以走得再远一点。这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表明，没有人真想把朱庇特导弹留在土耳其。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些导弹放在土耳其也没有用。问题出在面子上：如果美国拿这些导弹和苏联放在古巴的导弹做交易，土耳其和其他北约盟国一定会大发雷霆。腊斯克提了个乔治认为非常聪明的建议。“答应他们稍后就把朱庇特导弹撤出来——就说五六个月以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征得盟国的同意下，悄悄把这些导弹撤出来了。之后我们可以逐步在地中海地区配备核潜艇，弥补朱庇特导弹撤出土耳其的损失。但苏联人必须保证对这项交易严格保密。”
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提议，但乔治觉得非常棒。
椭圆形办公室的所有人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提议。安全理事会扯了一整天，可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小群人却很快作出了决定。鲍比对乔治说：“帮我打电话给多布雷宁。”说着他看了看表。乔治也同时看了看表：这时是晚上七点一刻。“让他半小时后在司法部见我。”鲍比说。
总统补充道：“见面开始后十五分钟把这封信发布给新闻界。”
乔治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旁的秘书办公室，拿起了话筒。“给我接苏联大使馆。”他对接线员说。
大使很快同意和鲍比·肯尼迪见上一面。
乔治把秘书打出来的信交给玛丽亚，告诉她总统希望八点向新闻界发布这封信的内容。
她不安地看了看表，然后说：“姑娘们，我们该开始工作了。”
鲍比和乔治离开白宫，一辆车开过几条街，把他们送回了司法部大楼。在昏暗的灯光中，大厅里的雕像似乎在怀疑地看着乔治和他的上司。乔治告诉大楼保安，一位重要来客马上要过来和鲍比见面。
他们乘电梯上了楼。乔治觉得鲍比看上去很疲倦，事实上司法部长的确觉得相当累。下了电梯以后，他们的脚步声在雄伟大楼的走廊间高声地回荡着。鲍比的大办公室非常暗，但他没有打开更多的灯。他瘫坐在大办公桌后面，揉了揉眼睛。
乔治看着窗外的街灯。华盛顿市中心有个满是纪念碑和宫殿的公园，但剩下的一小块地方却住了五百多万居民，其中大多数是黑人。明天，华盛顿还将存在吗？乔治看过广岛的照片：化为灰烬，绵延几英里的建筑物以及建筑物周围四肢残缺，身上还燃烧着火苗的幸存者。幸存者们不解地看着周围陌生的城市。华盛顿明早也会是这个样吗？
多布雷宁大使准时被带进了司法部长的办公室。多布雷宁是个四十出头的光头，他显然很享受和总统弟弟的非正式会谈。
“我想告诉你，在总统看来，现在的局势一触即发，”鲍比说，“一架我们的飞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飞行员牺牲了。”
“你们的飞机无权飞越古巴。”多布雷宁马上说。
鲍比和多布雷宁的讨论总是针锋相对，但今天司法部长的态度却另有不同。“希望你能理解政治上的现实，”他说，“让总统以牙还牙的声浪很大。我们无法停止这类巡航：这是我们检查你方导弹基地建设的唯一途径。如果古巴人炮轰我们的飞机，我们就一定会回击。”
鲍比把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总书记写信的内容告诉了多布雷宁。
“土耳其怎么办？”多布雷宁尖刻地问。
鲍比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这是唯一给我先前提到的解决办法造成障碍的问题的话，那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在总统看来，这不是什么迈不过去的坎。总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这个问题的公开讨论。如果把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北约将瞬间分崩离析。我们需要四五个月时间将导弹撤出土耳其。但这事必须严格保密：只有几个人知道我对你说了这番话。”
乔治仔细地审视着多布雷宁的脸。多布雷宁什么表情都没有。乔治大感吃惊，外交官真能完美地掩饰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吗？
鲍比说：“乔治，把我们平时和总统直接联系的几个电话号码写给大使先生。”
乔治拿起便笺簿，在上面写了三个电话号码，然后把写着电话号码的那页纸撕下来交给多布雷宁。
鲍比站起身，多布雷宁也站了起来。“我明天就需要你们的答案。”鲍比说，“这不是什么最后通牒，但我们的将军们都急切地想打上一仗。别再像上次那样送来需要翻译一整天的赫鲁晓夫的长信了。大使先生，我们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一个明确的就事论事的答案，而且必须要快。”
“没问题。”苏联大使说完就离开了。
周日上午，克格勃哈瓦那站站长报告克里姆林宫，古巴人认为美国的进攻已经无可避免了。
这是德米卡正在莫斯科郊外诺沃-奥嘉耶伏村的政府别墅。别墅是幢有着白色柱子的小房子，外型上有点像华盛顿的白宫。德米卡正在准备几分钟后中午十二点将要在这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他手拿十八份作战简报绕长条橡木桌一周，每个座位前放上份简报。简报中包含了肯尼迪总统最新发送给赫鲁晓夫总书记，已经被翻译成俄语的信息。
德米卡感到了希望。美国总统答应了赫鲁晓夫原本要求的一切。如果这封信在赫鲁晓夫第一封信发出几分钟后就奇迹般地到了，那危机就很快能解除了。但延迟让赫鲁晓夫又增加了新的要求，更不幸的是，肯尼迪总统的信上没有直接提到土耳其。德米卡不知道赫鲁晓夫会不会死抓着这个问题不放。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已经都到了。德米卡先是注意到她弯曲的头发变得更长更性感了，然后又注意到她似乎很害怕。德米卡一直在找机会告诉娜塔亚他已经订婚了，他觉得自己无法在告诉娜塔亚之前把这个消息告诉克里姆林宫里的其他同事。但现在又不是一个好时机。德米卡需要和娜塔亚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娜塔亚径直走到他面前说：“那些白痴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
“天哪！”
她点点头说：“击落的是架U-2侦察机，飞行员死了。”
“妈的，是我们还是古巴人干的？”
“没说是谁干的，这意味着很可能是我们干的。”
“可没人下过这种命令啊！”
“是的！”
有人未经授权对美方发起了攻击：他们就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情。
政治局委员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助理们像以往一样坐在他们身后。“我去告诉他。”话还没说完，赫鲁晓夫就进来了。德米卡匆匆走到赫鲁晓夫身边，在赫鲁晓夫坐下时附着他的耳朵把美国侦察飞机挨炸的事告诉了他。赫鲁晓夫没有说话，但表情变得严峻起来。
总书记用显然精心准备过的演讲开启了会议。“我们有1917年10月全线进击的时候，也有1918年3月被迫撤退，和德国人签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协定的时候，”他用回顾历史开始了演讲，“现在我们正面临着战争的危险和可能会灭绝人类的核灾难。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必须撤退。”
德米卡觉得，这段话像是开始发出了和解的信号。
但赫鲁晓夫马上把话题转到了军事上的考量。他问委员们，如果美国今天就像古巴人预计的那样入侵古巴，苏联该怎么办？委员们都认为克里姆林宫应该下令佩利耶夫将军保护苏联在古巴的武装力量，但在动用核武器前必须征得莫斯科的同意。
正在讨论战争的可能性时，德米卡被秘书维拉·普莱特纳叫了出去。有个电话指定德米卡接。
娜塔亚跟在德米卡身后走出会议室。
苏联外交部收到了必须立即传达给赫鲁晓夫的消息——是的，即使正在开会也要马上传达到。外交部刚从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那里收到封电报。鲍比·肯尼迪告诉苏联大使，美国在土耳其配备的导弹将在四五个月之后撤离——但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太好了，”德米卡欣喜地说，“我马上去告诉他。”
“还有一点，”外交部官员在电话中说，“鲍比几次提到了要求我们尽快答复。美国总统显然受到了五角大楼要求尽快进攻古巴的巨大压力。”
“和我们估计的完全一样。”
“鲍比一直在说时间非常紧，他们今天就要得到答复。”
“我这就去告诉他。”
德米卡挂上电话。娜塔亚站在他身边，期待地看着他。娜塔亚对消息的嗅觉非常敏锐。德米卡告诉娜塔亚：“鲍比·肯尼迪答应把土耳其的导弹撤走。”
娜塔亚开怀大笑。“一切都结束了！”她说，“我们赢了！”接着她吻了吻德米卡的嘴唇。
德米卡极度兴奋地走回会议室。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正在说话。德米卡走到赫鲁晓夫身旁，轻声对他说：“多布雷宁发来了电报——他接到了鲍比·肯尼迪发来的新提议。”
“把他的提议告诉所有人。”赫鲁晓夫打断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话。
德米卡重复了一遍外交部官员告诉他的话。
政治局委员平时都很少笑，但这时德米卡却看到桌旁的政治局委员都笑得很开怀。肯尼迪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不仅对苏联，还是对赫鲁晓夫个人，这都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我们必须尽快接受，”赫鲁晓夫说，“叫进来一个速记员，我要马上口授一封同意信函，而且必须马上在莫斯科电台公开广播。”
马林诺夫斯基说：“什么时候下令让佩利耶夫拆除火箭发射架？”
赫鲁晓夫像看个傻子似的看着马林诺夫斯基。“就现在。”他说。
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德米卡终于和娜塔亚单独在一起了。娜塔亚坐在一间接待室里，翻看着会议时做的记录。“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德米卡说。尽管没什么好紧张的，但不知为何，他感到肚子很不舒服。
“你说吧。”娜塔亚翻了页笔记本。
德米卡觉得没有吸引到娜塔亚的注意力，感到有点犹豫不决。
娜塔亚放下笔记本笑了。
只有趁这个时候说了。
德米卡说：“我和尼娜订婚了，很快就要结婚。”
娜塔亚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因为震惊而张得老大。
德米卡觉得有必要说点别的。“我们昨天在外公的生日宴会上告诉了家人。”快闭嘴，快别胡说八道了，他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外公今年七十四岁。”可他就是停不下来。
娜塔亚接下来的话让德米卡非常震惊。“那我该怎么办呢？”她问。
德米卡不知道娜塔亚是什么意思。“你该怎么办，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娜塔亚的声音小了一些。“我们共度了一个晚上。”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德米卡迷惑了，“但后来你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
“我感到很害怕。”
“你在害怕什么？”
娜塔亚的情绪非常低落，宽阔的嘴唇痛苦地扭曲着。“别结婚，我求你了！”
“为什么不让我结婚？”
“因为我不希望你结婚。”
德米卡大为吃惊。“起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现在已经太晚了。”
“晚了吗？”娜塔亚用乞求的目光看着德米卡。“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解除婚约。”
“尼娜就要有孩子了。”
娜塔亚倒吸了一口冷气。
德米卡说：“你应该之前……就告诉我……”
“如果告诉你，你会怎么办？”
他摇了摇头。“现在讨论这个一点都没意义。”
“是的，”娜塔亚说，“我也这么觉得。”
“想开点，”德米卡说，“我们至少躲过核战争了。”
“是的，”她说，“我们都还活着，这已经够棒了。”

Part3 孤岛 1962年 第二十章
玛丽亚被一股咖啡香弄醒了，她睁开眼睛。肯尼迪总统正垫着几个枕头，坐在她的身旁。总统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纽约时报》的周日版。和玛丽亚一样，总统穿着件淡蓝色的睡衣。“哦！”玛丽亚惊叫一声。
肯尼迪总统笑了。“你似乎非常惊讶！”
“我惊讶我还活着，”玛丽亚说，“我以为我要死了呢！”
“至少这次没死。”
入睡前，玛丽亚觉得真能这样死了倒也不错。她知道和总统总有天会结束，恐惧着那一天的到来。对总统来说，和妻子离婚会毁掉他的政治生涯，为了一个黑种女人离婚是不可思议的。他甚至根本没想过要离开杰姬：他爱着杰姬，爱着他们的孩子们，他是个快乐的已婚男人。玛丽亚只是他的情妇，一旦厌倦就可以丢弃的情妇。有时她觉得宁愿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去死——如果躺在他身旁，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死于核毁灭那就太好了。
玛丽亚没有说这些：她的任务是使他高兴，而不是悲伤。她坐起来，亲吻着他的耳朵，隔着他的肩膀看着他手中的报纸，拿走总统手里的杯子，喝了些他的咖啡。尽管无法留住总统，她还是很高兴他们仍然活着。
总统没有提到她的流产，似乎他已经把这件事给全忘了。玛丽亚从来没在总统面前提过这件事。怀孕以后玛丽亚打电话给戴夫·鲍尔斯，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夫给了他一个电话，说会负责她的医疗费用。总统只是在玛丽亚流产后的一个电话里提到过这件事。他有更大的麻烦要考虑。
玛丽亚曾经想过在总统面前聊起这个话题，但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和戴夫一样，她不想给总统惹麻烦，不给他增添额外的负担。玛丽亚确定这样做是对的，但却对不能和他谈如此重要的事情感到遗憾，感到伤痛。
玛丽亚担心流产后的性事可能会很痛苦。但当戴夫昨晚叫她去总统的住处时，她本打算拒绝这个邀约，最后却决定冒风险接受。事实上，交欢的感觉非常美妙。
“我得走了，”总统说，“今天早上我要去教堂。”
正准备起床，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早上好，麦克。”他说。
玛丽亚猜测总统正在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通话。她跳下床，走进浴室。
肯尼迪早上经常在床上接电话。玛丽亚觉得打电话的人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在乎他的同伴是谁。电话来的时候，她总是会离开总统，以免让总统在谈及最高机密时感到不方便说话。
往浴室门外看的时候，总统正好放下电话。“天大的好消息！”总统说，“莫斯科电台宣布，赫鲁晓夫要拆除古巴的导弹，把导弹送回苏联！”
玛丽亚禁不住喜悦地欢呼起来。危机结束了！
“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总统说。
玛丽亚伸出双臂抱住肯尼迪，亲吻着他的脸颊。“约翰尼，你拯救了整个世界。”她说。
总统看上去似乎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是的，我想是的。”
坦尼娅靠着阳台上的熟铁扶手，呼吸着哈瓦那清晨的潮湿空气。这时，帕兹的车在楼下停了下来，几乎堵住了整条狭窄的街道。帕兹跳下车，抬头看她，然后朝她大嚷：“你背叛了我！”
“什么？”坦尼娅大吃一惊，“我怎么背叛你了？”
“你心里明白！”
帕兹热情善变，但坦尼娅从没见他如此发怒的样子。坦尼娅很高兴他没有上楼到她的公寓，可她还是不知道帕兹为何如此生气。“我没什么事瞒你，我也没有和另一个男人睡觉，”她说，“我肯定我没背叛过你！”
“那苏联为何要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发射架呢？”
“真的吗？”如果真这样的话，危机就结束了。“你确定吗？”
“别装得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没装。但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就得救了。”通过眼角的余光，坦尼娅注意到邻居们打开了窗和门，正用难以抑制的好奇旁观着他们的争吵。坦尼娅完全不在意这些邻居。“你为何如此生气？”
“当然是因为赫鲁晓夫和美国佬做的交易了——他甚至都没和卡斯特罗商量过。”
邻居们发出反对的嘘声。
“那我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她气恼地说，“难道你觉得赫鲁晓夫会和我商量这种事吗？”
“你是他派来的。”
“我不是他亲自派来的。”
“他什么事都跟你哥哥说。”
“你不会真觉得我是赫鲁晓夫的特使吧？”
“你以为我这几个月一直跟着你四处奔波是为什么啊？”
坦尼娅的声音轻了几分：“我以为你喜欢我。”
围观的女人们发出同情的叹息声。
“这里不再欢迎你了，”帕兹大喊，“打上包离开古巴，马上就走！”
喊完话以后，帕兹跳上车，开车呼啸而去。
“真高兴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坦尼娅说。
晚上，德米卡和尼娜去她公寓附近的酒吧进行庆祝！
德米卡决定不再去想与娜塔亚那段让人心绪不宁的对话。和娜塔亚的谈话什么都改变不了，他把娜塔亚忘到了脑后。两人有一段短暂的情事，但这段情事已经结束了。他爱尼娜，她将成为德米卡的妻子。
他买了几瓶低酒精国产啤酒，和尼娜一起坐在长凳上。“我们要结婚了，”他体贴地说，“我希望你有条漂亮的裙子。”
“我不想弄得太麻烦。”尼娜说。
“我也不想，但我们双方的家庭可能不这么想，”德米卡皱起眉头，“我是我们这代人第一个结婚的。妈妈和外祖父母希望我们举行一个盛大的结婚仪式。你的家人会怎么想？”他知道尼娜的父亲死于战争，但尼娜的母亲活着，还有个小几岁的弟弟。
“希望妈妈的身体还好，可以过来参加婚礼。”尼娜的母亲住在莫斯科以东九百英里的彼尔姆。不过德米卡觉得尼娜不太想让母亲过来。
“你弟弟怎么样？”
“他会向部队请假，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得到批准，”尼娜的弟弟是名红军战士，“我不知道他驻扎在哪。就我所知，他甚至有可能驻扎在古巴。”
“我去查，”德米卡说，“沃洛佳舅舅可以动用些关系。”
“别太过麻烦。”
“我希望他来，这也许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婚礼。”
尼娜厉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特别的意思。”德米卡为自己的无心之语激怒她而感到自责，“把我的话忘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像和第一个丈夫那样和你离婚？”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德米卡强装出笑容来，“我们今天应该高兴才对。我们要结婚了，而且要有孩子了，赫鲁晓夫又拯救了这个世界。”
“你不明白。我不是处女了。”
“我猜你会这么想。”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认真的。”
“婚礼一般是两个年轻人誓言要相爱终身的典礼。人不能一生发两次誓。你难道不明白，我已经失败过一次，对再发一次这样的誓会感到尴尬吗？”
“你一解释，我才知道你的想法！”德米卡说。尼娜的想法有点古板——现在很多人都会离婚——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小镇女孩的关系。“你是不是希望一个和二婚相应的婚礼：没有夸夸其谈的誓言，没有人对新婚夫妇开玩笑，能让人感到生活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是这样吗？”
“是的。”
“亲爱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们就办个这样的婚礼。我会如你所愿的。”
“真的吗？”
“你觉得我做不到吗？”
“对不起，”尼娜说，“有时，我会忘了你是个这么好的男人。”
早晨，在危机期间安全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乔治听到麦克乔治·邦迪创造了一种描述危机中意见双方的新说法。“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已经很清楚了，”邦迪本人是个鹰派，“今天鸽派赢了。”
今天几乎没有人是鹰派：所有人对总统的危机处理都是满口称赞，即便几个先前说他危险地很软弱，敦促他打上一仗的顾问也改了口。
鲍比·肯尼迪很高兴又能见到家人了。“我都快忘了回家该怎么走了。”他说。
只有国防部的将军们不太开心。在五角大楼开会，准备启动对古巴空袭方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感到非常愤怒。他们给总统发了份急电，说赫鲁晓夫的接受只是争取时间的鬼把戏。柯蒂斯·勒梅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大失败。但没人对这些评论多加注意。
乔治在这次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他觉得有必要找时间好好消化一下。政治事务中的联系比他原本认为的更加紧密。他原本觉得柏林和古巴的现状是分离的，和民权运动以及医疗保健等美国国内问题更是没有一点联系。但肯尼迪总统却必须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同时想到会对德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古巴问题处理的不好，中期选举的结果又将会影响到民主党政府对国内问题的解决，通过民权法案就更是遥遥无期了。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领会到这一点，乔治觉得自己对职业前景还要好好考量一番。
安全理事会的会议结束后，乔治没脱西装，去了母亲那里。这是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树叶都变红变金了。杰姬和往常一样，欢欢喜喜地给他做了牛排和土豆泥当晚饭。牛排烤得过熟了：他无法说服母亲把牛排烤到法式的三分熟。可乔治还是很喜欢母亲烧的饭，因为饭菜里包含着母亲对他的深深情意。
饭后母亲洗了碗碟，他把碗碟擦干，母子俩准备参加伯特利福音派教堂的晚祷告。“必须感谢上帝救了我们。”杰姬站在门口的镜子前戴上帽子时说。
“你感谢上帝，我却要感谢肯尼迪总统。”乔治动情地说。
“我们为什么不两个都感谢呢？”
“说得没错。”说完，乔治和母亲走出了家门。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一章
乔·亨利的舞蹈团每周六晚在东柏林欧洲饭店的餐馆演出，为东柏林的精英以及他们的妻子们表演爵士标准舞曲和流行乐。在瓦利看来，真名为约瑟夫·海因德的乔不是个好鼓手。但他即便醉了也不会影响鼓点，还是音乐家协会官员，所以永远不会被解雇。
晚上六点，乔开着辆黑色的老式弗拉莫V901小货车来到饭店的员工入口，他那面珍贵的鼓绑在后车厢绵软的垫子上。当乔坐在酒吧开始喝啤酒时，瓦利就负责把鼓搬运到舞台上，从皮套里拿出来以后，按乔喜欢的样式组装起来。一整套鼓包括带踏板的低音鼓、两只手鼓、一面小军鼓、一对踩钹、一面铜钹和一个牛铃铛。瓦利像移动易碎的鸡蛋一样小心地搬运着这些乐器：这是四十年代乔从一个美国兵那里打牌赢来的美国名牌斯林格兰鼓，乔永远不可能再弄一套这样的鼓了。
搬鼓赚不了多少钱，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鲍勃西双胞胎那样在中场休息的二十分钟里进行表演。更重要的是，尽管年仅十七岁的瓦利并不够格，但他和卡罗琳已经弄到了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证。
把二重唱组合的名字告诉英裔外祖母茉黛的时候，茉黛咯咯直笑。“你们怎么不叫弗洛西和弗雷迪，或伯特和南啊？”她说，“瓦利，你真是把我逗乐了。”原来鲍勃西双胞胎不像埃弗里兄弟，一提到鲍勃西双胞胎，人们就想到那对脸颊红润的双胞胎兄妹，以及他们完美的鲍勃西家族。但无论如何，瓦利和卡罗琳都决定要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乔是个笨蛋，但瓦利还是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乔让自己的乐队足够大声，以免被观众忽略，不过有人抱怨这样很难交谈。为了让团员们高兴，每次演出时，他都会用聚光灯对准某个团员，让他单独出现在聚光灯下。乔总是会安排一个观众喜欢的团员开场，当舞池里座无虚席的时候就结束了，让观众期待看到更多表演。
瓦利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将成为一个音乐人，一个乐队的主唱，举世闻名，深受喜爱。他打算专攻摇滚乐。共产党人也许会软化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允许成立流行乐团。称心如意的话，瓦利也许会找到去美国的方法。
但这些都还远着呢！现在他只希望鲍勃西双胞胎可以出名到能让他和卡罗琳成为全职乐手。
竖鼓的时候，舞蹈团的团员们悄然登上了舞台。表演在七点整正式开始。
共产党人对爵士乐的态度很矛盾。他们对美国的一切持怀疑态度，但纳粹禁止爵士乐，爵士乐成了反纳粹的象征，最终他们因为爵士乐的喜闻乐见而默认了它的存在。乔的舞蹈团没有歌手，完全可以演奏歌词中带有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乐曲，例如《礼帽、白领带和燕尾服》《装扮高雅》。
卡罗琳很快就到了，她的到来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简陋的后台，使灰色的墙和肮脏的角落刹那间都有了生气。
瓦利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和音乐同等重要的东西。瓦利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事实上钓上她们没费他多少工夫。她们一般都愿意和他发生关系，大多数同班同学难以企及的性事对他来说完全不是个问题。但他从没经历过对卡罗琳那样的爱和激情。“我们思想很接近——有时甚至会说同一件事。”有一次他对外祖母茉黛说。外祖母回答：“我明白——你们是精神上的伴侣。”瓦利和卡罗琳可以像谈论音乐那样轻松地谈论性事，坦言各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虽然卡罗琳没什么不喜欢的。
舞蹈团还要表演一个小时。瓦利和卡罗琳跳上乔的小货车的后车厢，躺了下来。在停车场昏黄的路灯下，后车厢宛如少女的闺房。车厢里的垫子是天鹅绒的，卡罗琳像个柔弱的宫女一样坐在垫子上，解开衣服让瓦利亲吻。
他们曾经戴着避孕套做过爱，但两人都不喜欢用。有时他们不用避孕套，在高潮快到时瓦利及时撤出，但卡罗琳说这样不能保证不受孕。这天他们用手互相愉悦。当瓦利探进去以后，卡罗琳引导着他的手指，教他如何让她愉悦。随着手指的一进一出，卡罗琳发出更像是惊讶的小声叹息。
“和你爱的人做爱是世界上第二等快乐的事情。”茉黛对瓦利说。祖父母这辈通常会说出父母不会说的话。
“如果这是第二等，那第一等是什么？”瓦利问。
“当然是看到孩子们幸福快乐地成长了。”
“我以为你会说是‘弹奏拉格泰姆’。”瓦利的这话把茉黛逗笑了。
和以往一样，瓦利和卡罗琳像无缝对接一样从性事转移到了音乐上，好像它们是一回事。瓦利教给卡罗琳一首新歌。瓦利的卧室里有台收音机，他能从收音机里收听到西柏林的美国电台，可以听到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最新歌曲。这首新歌名叫《如果我有把锤子》，由一个名叫“彼得、保罗和玛丽”的美国三重唱组合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很强，瓦利觉得观众一定会喜欢。
卡罗琳对歌词里的公正和自由心存疑惑，生怕因此会惹上麻烦。
瓦利说：“在美国，皮特·西格因为写了这首歌都被称为共党分子了！哪里都有恃强凌弱的事。”
“这又帮不到我们！”卡罗琳用实事求是的冷酷口气说。
“反正这里又没人懂英语。”
“好吧，”卡罗琳不情愿地退让了，但接着她又说，“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做这种事了。”
瓦利很震惊。“你这是什么意思？”
卡罗琳表情忧郁。瓦利意识到她不想破坏欢愉的兴致，刻意隐瞒了一些坏消息。卡罗琳有着超强的自控能力。她说：“我爸爸被斯塔西问话了。”
卡罗琳的父亲是汽车站的管理人员，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像会被秘密警察怀疑的那种人。“为什么会这样？”瓦利问，“他们问了他些什么？”
“问你的事情。”她说。
“哦，真该死。”
“他们告诉他，你是个意识形态上无法信赖的人。”
“审讯他的是谁？是个叫汉斯·霍夫曼的人吗？”
“我不知道。”
“我猜是的。”即便汉斯没有亲自审问，他也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瓦利这样觉得。
“他们说再看到我和你公开登台，爸爸就会丢掉饭碗。”
“你还需要听父母的话吗？你都十九岁了！”
“但我还和他们一起住呢！”卡罗琳已经高中毕业，但还在专科学校学会计。“无论如何，我不能让父亲失业，我担不起这个责！”
瓦利很震惊，他的梦想眼看就要毁灭了。“但……我们是如此之棒！观众喜欢我们！”
“我知道，真是太对不起了。”
“斯塔西怎么会知道你在登台演唱？”
“你还记得认识的那天晚上跟踪我们的那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吗？近来我见过他几次。”
“你认为他一直在跟踪我吗？”
“也许不是一直。”她压低了声音说。即便没人偷听，说到斯塔西时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声音。“也许隔段时间会跟踪一次。跟踪了一两次以后，他很快发现了你和我的关系，于是又开始尾随我。查出了我的名字和住址后，他们就对我爸爸下手了。”
瓦利拒绝接受无法和卡罗琳一起登台的事实，“我们到西边去。”他说。
卡罗琳表情痛苦地说：“老天，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过去。”
“经常有人逃过去。”
瓦利和卡罗琳经常谈论逃到西边的事情。叛逃者有的游过运河，有的使用假冒的证件，有的藏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有的干脆直接闯关。西德的广播电台有时会播放叛逃者们的故事。东德的民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言。
卡罗琳说：“叛逃不成而被打死的人也很多。”
在渴望逃亡的同时，瓦利也在担心卡罗琳会不会在逃亡时受伤甚至被打死。边境的守卫开枪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打死。同时，柏林墙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原来的铁丝网现在在很多地方变成了带有聚光灯的双层水泥墙，之间有些地方还有巡逻的警犬和瞭望的塔楼。柏林墙前甚至造了些防止坦克穿越的障碍物。即便经常有边防军人叛逃到西方，但总不会有人开着坦克硬闯吧。
瓦利说：“我姐姐就逃过去了。”
“但她丈夫却摔成了残废。”
丽贝卡和伯纳德结了婚，住在汉堡。尽管伯纳德没能完全从坠楼中康复，必须坐上轮椅，但两个人都成了学校的老师。他们写给卡拉和沃纳的信经常被审查员拖延。虽然有种种的磨难，但丽贝卡和伯纳德总算到达了西方。
“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待在这儿了，”瓦利自嘲般地说，“待在这儿的话，我永远得唱共产党批准的歌曲，你不是当会计，就是顶替你爸当个车站管理员。与其这样，还不如去死。”
“社会主义不会永远当道。”
“社会主义已经从1917年持续到了现在。如果有了孩子，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说呢？”丽贝卡尖刻地问。
“留下来的话，我们不仅自己要过一辈子监禁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也将被监禁受折磨。”
“你想要孩子吗？”
瓦利原本没想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想要孩子。在结婚要孩子之前，他首先要挽救自己的生命。“我不想在东德要孩子。”瓦利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对问题的答案却非常确定。
卡罗琳的表情很严肃。“我们也许应该逃过去，”她说，“但怎么逃过去呢？”
瓦利有过很多念头，但最钟意的却只有一个。“你知道我学校边上的那个检查点吗？”
“没有真正留意过。”
“运送肉类、蔬菜、奶酪等货物到西柏林的车辆都从那儿通过。”东德政府不想给西柏林送食物。但瓦利的父亲说，东德政府很需要钱。
“我们怎么做？”
瓦利描述着想象中的更多细节。“关口的栏杆有六英寸厚，单层木制。出示证件以后，边防兵拉起栏杆让你的卡车过去。边防兵在两道栏杆之间的空地上检查货物，然后拉起另一侧的栏杆让你过去。”
“是的，我想起来这些程序了。”
瓦利故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自信一点。“司机可以先假装和边防兵吵架，然后开车闯过这两道栏杆。”
“瓦利，那样太危险了。”
“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可以过去。”
“你连车都没有。”
“我们可以偷走这辆车。”演出结束以后，乔总会在瓦利往车里放鼓的时候去酒吧喝酒。瓦利收拾完乐器以后，乔或多或少已经有点醉了，瓦利会开车送他回家。瓦利没有驾驶执照，但乔并不知情，醉醺醺的他根本不知道瓦利在无证驾驶。送乔回公寓以后，瓦利负责把鼓放在玄关，然后把车停进车库。“今晚演出以后，我就能把车弄到手，”瓦利对卡罗琳说，“明天一早检查点开放以后，我们就开车过去。”
“如果晚回家的话，爸爸会到处找我的。”
“你像平时一样回家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床就行。我会在学校外面等你。乔要到中午才起床。等到乔注意到卡车不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蒂尔加登公园闲逛了。”
卡罗琳亲吻了瓦利。“我很害怕，但我爱你。”她说。
瓦利听到乐队在演奏第一幕的结束曲《阿瓦隆》，意识到两人谈话的时间有点过长了。“五分钟以后得上台，”他说，“我们快去吧。”
舞蹈团离开舞台，舞台上空无一人。瓦利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手脚麻利地支好麦克风和吉他音箱。观众们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这时鲍勃西双胞胎组合上台了。一些人根本不关注他们，另一些人却饶有兴致地观看着他们的表演。瓦利和卡罗琳是很登对的表演组合，总能以震撼人心的开场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和往常一样，他们用惹人发笑的《再跳一支舞》开场。接着他们唱了几首民歌，两首埃弗里兄弟组合的歌曲以及一首美国二重唱组合保罗和保拉演唱的《嗨，保拉》。瓦利的高音非常棒，和卡罗琳的女中音配合得非常好。瓦利独创的吉他指法使旋律非常有节奏。
他们以一首《如果我有把锤子》结束了演唱。大多数观众很喜欢这首歌，随着曲子的节奏不断鼓掌，不过仍然有几张面孔在听到“公正和自由”时表情压抑。
瓦利和卡罗琳在震耳欲聋的鼓掌声中走下舞台。看到组合很受欢迎，瓦利高兴得手舞足蹈。这不是沉醉，他已经飘飘欲仙了。
乔在舞台的侧翼和他们擦肩而过时说：“再唱那首歌，明天你们就不用来了。”
瓦利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怒气冲冲地对卡罗琳说：“这就好办了，我今天晚上就走。”
他们回到乔的小货车那边。平时他们都会在这时再亲热一次，但这天两人都很紧张。瓦利一肚子火不知道往哪里发。“明天你最早什么时候能来和我会合？”他问卡罗琳。
卡罗琳思考了一会儿。“现在回家以后，我告诉爸妈因为明天早起我要早点睡……我就说明天一大早学校要进行五一大游行的排练。”
“非常好。”瓦利说。
“他们不怀疑的话，我可以七点和你见面。”
“太好了，礼拜天一早，没几辆车会通过那个检查点。”
“再亲我一下。”
他们缠绵地亲吻了一会儿。瓦利抚摸着卡罗琳的乳房，然后从卡罗琳的怀抱中挣脱出去。“再次亲热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他说。
他们下了车。“明早七点，不见不散。”瓦利重复了一遍第二天碰头的时间。
卡罗琳挥了挥手，在夜色中消失了。
一整夜，瓦利都在愤怒和希冀中度过。他想对乔表现出不屑，又怕机缘巧合之间偷不到乔的那辆小货车。但即便他表露出了不屑，乔也没注意到。凌晨一点，瓦利把车停在了校外的街道上。检查点离学校有两条街的距离，从学校看不到检查点——这对瓦利来说反而更好，他不希望被边防士兵看见，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瓦利闭着眼睛躺在后车厢的垫子上，但冷得根本睡不着。一晚上他大多数时候在想些家人们的事情。一年多以来，父亲的脾气一直大得吓人。沃纳不再拥有西柏林的电视机工厂了——他把厂子让渡给了丽贝卡，使东德政府无法把工厂从弗兰克家族收回。尽管不能去西柏林，他仍然设法在管理工厂。他雇了一个丹麦的会计师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进行联系。身为外国人的埃诺克·安德森每周可以去一趟东柏林和沃纳会面。通过中间人管理工厂的办法明显是隔靴搔痒，沃纳简直快被急疯了。
瓦利觉得母亲也很不快乐。作为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卡拉把全身心都投入在了工作里。和痛恨纳粹一样，她也痛恨着德国的共产主义。可对于现在的局面，她根本什么事都做不了。
外祖母茉黛还是那么坚忍。她说从她记事起德国就在和苏联争斗，她只希望能活到看见哪方斗赢的那一天。她觉得瓦利会弹吉他是种了不起的成就，而不像沃纳和卡拉那样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他唯一放不下心的是莉莉。她十四岁了，瓦利比以前更喜欢她，幼年时的莉莉总像个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
他试着不去想面临的危险，不想在事情没做之前就被吓破胆。在精神和意志力都趋于薄弱的下半夜，他想到了乔对他说的话：“再唱那首歌，明天你们就不用来了。”一想到这里，瓦利就怒火中烧。继续留在东德的话，他就要听从乔这种死脑筋的话，由他人来指定哪些歌该唱，哪些歌不该唱。这不是生活，这完全是座地狱，瓦利不可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必须离开，很难想象他还会有其他别的选择。
这样一想，他突然间有了勇气。
早晨六点，瓦利下了小货车，到街上找热饮和能吃的早饭。可街上却完全买不到吃的，连火车站边上的商店都关着门。他只好饥肠辘辘地回到车上。好在走路让他身子暖了一些。
日光把寒气赶跑了。他坐在驾驶座上，可以时不时往外看上一眼，搜寻卡罗琳的踪影。卡罗琳只要一来，就能轻松地找到他：卡罗琳认识这辆车，附近也再没有别的车了。
他一次次地想象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打边防兵一个出其不意。在意识到有人闯关前，他们会愣上几秒，接着也许会朝车射击。
运气好点的话，边防兵会被瓦利和卡罗琳甩在后面，只能对着车尾射上一通。瓦利一点都不知道，这样闯关会有多么危险。他从来没被人当目标射击过。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他都没见到任何人开过枪。瓦利不知道子弹会不会穿过车板，击中他们。爸爸曾经说过，枪支不像电影里那样容易打中人。对于枪械的威力，瓦利就只有这一丁点儿知识。
一辆警车从小货车旁边开过去的时候，瓦利感到一阵紧张。副驾驶座上的警察严厉地瞪了瓦利一眼。如果警察要看驾驶证的话，闯关的企图就全泡汤了。他责骂自己太傻，应该躲在后车厢而不是待在驾驶室里。好在警车没停下，很快就开走了。
瓦利觉得，如果事情出岔子，他和卡罗琳都会被边防兵射杀。但现在他却想到，他们也有可能会一死一活。想到这种可能性，瓦利就觉得非常可怕。他们经常对彼此说“我爱你”，可是现在瓦利对爱却有了全新的认识。现在他意识到，爱上一个人是多么宝贵，他完全受不了失去自己所爱的人。
他又想到一种更糟的可能性：两人中的一个会像伯纳德那样残废。如果卡罗琳因为瓦利的过错而变成残废，他会怎么想。他一定会去自杀的。
表针终于走到了七点。他很想知道卡罗琳有没有产生过同样的想法。瓦利可以肯定，卡罗琳产生过类似的想法。不想这些，卡罗琳这一夜又有什么好想的呢？她会不会沿着街道走过来，坐在他身旁，告诉他自己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呢？瓦利不想放弃希望，在铁幕后面了却余生。但他真能抛下她一个人独自离开吗？
七点十五分到了，卡罗琳还没出现，瓦利有点失望了。
七点半时瓦利开始感到担忧，八点时他产生了绝望。
出什么岔子了？
卡罗琳的父亲发现第二天没有五一大游行的排练吗？他为什么要去查证这种事呢？
卡罗琳病了吗？可前一天晚上她完全没有异样啊！
她改变想法了吗？
卡罗琳也许改变了主意。
卡罗琳从没有像他那样打定逃亡的主意。她对瓦利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预见到了逃亡过程中可能会遇见的种种困难。昨晚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瓦利觉得谈到在东德养育孩子前卡罗琳一直是反对逃亡到西方的。想到养育孩子的问题之后，卡罗琳才趋向于赞同瓦利的想法。但现在，卡罗琳似乎又改主意了。
瓦利决定等到九点。
接着该怎么办？独自闯关吗？
瓦利不再觉得饿了。他非常紧张，完全吃不下东西。但他很渴，如果有人用加奶的热咖啡换他的吉他，兴许他会考虑一下的。
九点钟时，卡罗琳依然没有出现。
走还是留？
再唱那首歌，明天你们就不用来了。
瓦利发动起小货车。
他慢慢往前开，在第一个街口拐了个弯。
他必须把车开得很快才能闯过木栏。但如果这时就开得很快，边防兵一定会注意到。他需要以平时的速度行驶，快到关卡时降速以迷惑边防兵，接近关卡再猛踩油门，一鼓作气冲过去。
不幸的是，踩下油门并没让车加快很多。弗拉莫900系列有个三缸的二冲程发动机。瓦利觉得他也许该把那套鼓留在车上，使鼓的重量能在闯过木栏时给车带来更大的推动力。
转过第二个街口，检查点出现在眼前。三百码开外，路被由警卫室操纵、把空地围在中央的两道木栏挡上了。进口木栏和出口木栏间大约有五十码距离。出口木栏后大约有三十码的空地，之后便是普普通通的西柏林街道。
到了西柏林之后再进入西德，瓦利琢磨着，到了西德之后再去美国。
有辆卡车等在入口的木栏前。瓦利赶紧停下车。如果排在车队里他就有麻烦了，排在队里很难有加速的机会。
卡车通过关卡以后，第二辆卡车停在了关卡前。瓦利只能继续等。这时他看见有个边防兵在朝他看，意识到已经被人注意到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他下车绕到车后，打开后备箱的门。车后面能看到后视镜，可以观察到后面有没有车。第二辆车开到木栏间空地时，瓦利坐回了驾驶座。
他启动了货车，犹豫了起来。现在还可以掉头开回去。他可以把车开回乔的停车库，然后走回家，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向父母解释为什么整夜未归。
是选择生，还是冒死一闯？
如果再等下去，又一辆卡车也许会过来，挡在关卡前。边防兵也许会沿街走过来，问他在检查点前闲逛到底是想干吗。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就将因此而付之东流。
再唱那首歌……
瓦利放下手闸，把车往前开。
车速到了每小时三十英里以后，瓦利降低了一点车速。站在木栏边的边防兵看着他。他踩下刹车，士兵转头看别的方向去了。
瞅准这个机会，瓦利把油门一踩到底。
边防兵注意到了发动机的声响变化，微微皱起眉头转过身。看到车速变得越来越快，他向瓦利做出了“减速”的手势。瓦利反而加大了踏油门的力气。弗拉莫车像头大象一样突突地向前冲，但根本快不起来。瓦利发现边防兵的表情慢慢地从好奇变成了难以置信。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以后，边防兵变得非常恐慌。尽管不在小货车的行进路线上，但他还是后退三步，紧贴在了墙上。
瓦利半是愤怒半是恐惧地叫了一声。
小货车伴着金属的变形声撞上了第一道木栏。巨大的前冲力把瓦利甩向方向盘，他的肋骨撞得生疼。瓦利事先没想到被撞着，一时完全接不上气来。但木栏却像被枪打过似的裂了一条缝。货车继续向前闯，撞击只使货车的速度略微减慢了一点。
瓦利把排挡拉到第一档，加快了车速。前面的两辆货车都停在一边作检查，给瓦利留下了一条没障碍的通途。三个边防兵和两个司机转身看噪音从何而来。弗拉莫车速越来越快。
瓦利感到非常自信。他就要实现目标了！这时一个处变不惊的士兵单腿跪地，把机关枪瞄准了小货车。
士兵正好在小货车冲向出口途中的一侧。刹那间瓦利意识到士兵可以近距离击中自己。他必死无疑。
他没多想，猛扭方向盘向边防兵撞了过去。
士兵开火了。货车的前挡风玻璃炸裂开来。让瓦利吃惊的是，他并没有被子弹击中。这时他几乎要轧上那个士兵了。他突然对轧上一个活人感到恐惧万分，又扭了下方向盘想避开对方。但他拐弯拐晚了，车头随着令人心悸的重击声撞倒了这位士兵。瓦利大叫一声：“不！”但车轮一侧却还是从士兵身上轧了过去。“哦，我的老天。”瓦利哭号道。他没想要伤害任何人。
伴着满心的绝望，瓦利渐渐把车速放缓下来。他想跳下车，看看士兵是否活着。活着的话，瓦利还想救他一命。很快边防兵又开火了，瓦利意识到如果可能的话，关卡上的边防兵想现在就杀了他。他听见子弹打在车后面的金属板上。
他踩下油门，再一次扭转方向盘，试图把车开到正对出口木栏的路上。车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股冲力，瓦利只是把车头对准了出口木栏。他不知道车速是否能快得冲过木栏。抗拒着变挡的冲动，瓦利开着货车呼啸地向前冲。
他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像刀扎在腿上一样。他震惊和痛苦地大叫一声。他的脚离开了油门，车速马上变缓了。尽管腿十分疼痛，他还是强迫自己踩上油门。瓦利一边把脚往下踩，一边撕心裂肺地大声喊。他感到湿热的鲜血不断从小腿往鞋里流。
小货车撞上了第二道木栏。瓦利再一次被冲力往前甩，肋骨再一次被撞肿，木栏再一次被撞碎，弗拉莫车终于闯过了第二道木栏。
货车开过一片水泥地，枪声停下了。瓦利看见一条满是商店的街道。街上有香烟和可乐的广告牌，有闪闪发光的新车。最棒的是，面前出现了几个受到惊吓的穿美军制服的士兵。他把脚挪离油门，尽力去踩刹车。疼痛突然间加重了。他的脚像瘫了一样，完全不能动，根本无法踩下刹车。绝望中，他猛打方向盘，把车撞向一根灯柱。
士兵们跑到小货车前，其中一个用力打开门。“小伙子，干得漂亮，你成功了！”他说。
我成功了，瓦利心想。我活着，我自由了，但我失去了卡罗琳。
“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个士兵由衷地赞叹道。这个士兵看上去不比瓦利大多少。
放松下来以后，瓦利腿上的疼痛加剧了。“我的腿伤了。”他拼尽浑身力气说。
士兵低头查看。“老天，你的腿上全是血，”他转过身，交代身后的人，“快叫辆救护车来。”
瓦利昏过去了。
瓦利的枪伤很快被缝合了。第二天，他带着瘀肿的肋骨和右侧小腿上的绷带出了院。
报纸上说，被小货车碾过的边防兵最后还是死了。
瓦利一瘸一拐地走到弗兰克的电视机工厂，把闯关的事情告诉了厂里的丹麦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安德森保证为他去东柏林向沃纳和卡拉报平安。埃诺克给了瓦利一点西德马克，瓦利在基督教青年会弄到了一个房间。
每次在床上翻身他的肋骨都会感到钻心的疼，他每天都睡得很不好。
第二天，他从车里拿出了吉他。和瓦利不同，吉他在闯关时没有被损坏，但乔的小货车却完全报废了。
瓦利拿到了逃亡者一经申请就可以弄到手的西德护照。
他自由了，逃脱了瓦尔特·乌布利希的社会主义强权统治。他想唱什么歌都可以自由地唱。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非常可怜。
他想念卡罗琳。他觉得自己像失去了一只手似的。他每每会想到第二天要对卡罗琳说的话或提出的问题，然后突然想到他没办法跟她说话了，痛苦的回忆像踢在肚子上的重重一脚让他痛不欲生。在街上看到漂亮女孩的时候，他会想到下周六晚上也许可以和卡罗琳一起在乔的后车厢里狂欢，接着他会意识到不会再有那样的夜晚了，这时他会被悲伤击垮。他时常会走过一些可能会让他临时演出的夜总会，每当这时，瓦利都会想，他是否能在卡罗琳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表演。
瓦利和丽贝卡在电话里通了话。丽贝卡让瓦利去汉堡同她和她丈夫一起住。感谢了她之后，瓦利却拒绝了。他无法在卡罗琳还在东边的情况下离开西柏林。
由于对卡罗琳的极度思念，一个星期以后，瓦利在对卡罗琳的回忆中去了两年前他们第一次登台的“民谣歌手”夜总会。夜总会外面的标识牌上写着“周一不营业”，但门开了一条缝，于是瓦利就进去了。
夜总会的年轻老板兼表演主持人丹尼·豪斯曼正坐在吧台前的凳子上记账。“我记得你，”丹尼说，“你是鲍勃西双胞胎的一员，你们表演得很棒。你们后来怎么没再来啊？”
“东德警察砸了我的吉他！”瓦利解释说。
“但现在你不是又有了一把嘛！”
瓦利点点头。“但我没有了卡罗琳。”
“太不幸了，她是个漂亮女孩。”
“我们都住在东德。她留在那里，我逃过来了。”
“怎么逃过来的？”
“我开了辆车冲过了关卡。”
“原来是你啊！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小伙子，你真是太棒了！但你为什么没把小姑娘也给带出来呢？”
“她没能在见面地点出现。”
“太糟糕了！想喝一杯吗？”丹尼绕到吧台后面。
“谢谢。我想回去找她，但在那边被当作了杀人通缉犯。”
丹尼从酒桶里泵出两杯生啤。“共产党人造了不少舆论，他们把你叫作暴力杀人犯。”
东德政府还要求把瓦利引渡回去。西德政府以东德士兵向一个只是想从柏林的一条街道前往另一条街道的居民射击为由拒绝了。西德政府说，一旦瓦利被引渡到东德，就很有可能横死在非民选产生的东德政府控制的监狱里。他们不能纵容这样的事情发生。
瓦利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在心里，他却很难接受自己杀了人这个事实。
他对丹尼说：“过境的话，他们会把我逮起来。”
“是的，我想你死定了。”
“我还是不知道卡罗琳为什么没来。”
“你没办法回去问她，除非……”
瓦利竖着耳朵。“除非什么？”
丹尼犹豫了一下。“没什么。”
瓦利放下酒杯。他不会把这样一条消息就这么放过去。“伙计，快说——究竟有什么法子啊？”
丹尼若有所思地说：“在所有的柏林人中，我想自己能相信的大概也只有杀了东德边防军人的你了。”
这话实在是太疯狂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丹尼下定决心。“哦，只不过是件听说的事情。”
如果只是听说的事情，丹尼不会这样神神秘秘的，瓦利心想。“你听说了什么？”
“也许能找到个不通过检查点回东柏林的办法。”
“怎么过去？”
“我不能告诉你。”
瓦利很生气。丹尼看上去似乎在戏弄他。“那你他妈的说这干吗？”
“别着急好吗？我无法告诉你，但可以带你去见个人。”
“什么时候去？”
丹尼想了下，然后用提问回答了瓦利的问题。“想不想马上就回去？比如说现在？”
瓦利很害怕，但他没有半点犹豫。“可以，但为什么要这么赶呢？”
“这样你就没机会告诉别人了。他们在保密方面不是很专业，但他们并不傻。”
丹尼似乎在说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听上去还挺可靠的。瓦利跳下椅子。“可以把吉他放你这儿吗？”
“我会把它放在店里。”丹尼拿起放吉他的盒子，把它和几件别的乐器以及扩音器一起摆进橱柜。“我们走。”他说。
夜总会离库达姆大街不远。丹尼关上门，然后和瓦利一起走向最近的地铁站。丹尼发现瓦利走路一瘸一拐的。“报纸上说，你腿上挨子弹了。”
“是的，一动就疼得要死。”
“我想我能相信你，斯塔西特工再装也不会真把自己射伤。”
瓦利不知道该兴奋还是该害怕。今天，他真能回到东柏林吗？瓦利完全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但他还是满心害怕。东德仍然保留着死刑。如果被抓的话，他很可能死在绞刑架上。
瓦利和丹尼乘地铁穿越柏林。瓦利想到这也许是个陷阱。斯塔西也许在西柏林派有特工，民谣歌手夜总会的老板也许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会大费周章把瓦利抓回去吗？这完全是件耗时耗力的活，还很可能暴露夜总会老板的真实身份。但有汉斯·霍夫曼挖空心思报复的前车之鉴，瓦利知道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坐地铁的时候，瓦利一直在偷偷打量着丹尼。他会是个斯塔西特工吗？丹尼二十五岁，一头长发梳理成最新式样，穿着有松紧带的尖头靴。他还有一家生意不错的夜总会。他太时髦了，根本不像个特工。
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夜总会老板，他却可以完美地监视西柏林的年轻反共分子。这些人大多都会去他的夜总会。他肯定认识西柏林几乎所有的学生领袖。斯塔西真在乎西柏林的年轻人都在干些什么吗？
他们当然在乎。他们像中世纪捕猎巫师的神父一样妄想把所有的反共分子都一网打尽。
但如果这意味着只要能和卡罗琳再说上一次话，瓦利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他告诉自己要机警一些。
当他们从韦丁区一个地铁站走上地面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丹尼带着瓦利朝南走，瓦利很快意识到他们在朝丽贝卡逃离东德的伯诺尔大街前进。
在落日的余晖中，他发现这条街已经变了。在南边竖铁丝网的地方立着一道水泥墙。东德那边的楼房正在被拆毁。瓦利和丹尼站立处的西面一片衰败，瓦利猜测这是因为没人愿意住在这道丑陋的墙边。
丹尼把瓦利带到一幢大楼背后，他们从一家废弃商店的后门走进楼内。这家店看上去似乎是家杂货店，店墙上点缀了些罐装沙丁鱼和可乐的珐琅画广告。但店堂和周围的房间都是垒得老高的松土，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能走人。瓦利猜测着这里正在发生着些什么。
丹尼打开一扇门，顺着一段被灯泡点亮的楼梯往下走。瓦利紧跟在丹尼身后。丹尼对了句也许是暗语的话：“潜航者过来了！”楼梯底下是间毫无疑问曾经被商店用来当储藏室的大间地下室。这时地下室的地板上已经打出了一码见方的大洞，洞的上面安放着一套看起来很专业的起吊工具。
有人正在挖地道。
“挖了有多久了？”瓦利问。如果知道有这条地道的话，丽贝卡可以从这里逃过来，伯纳德也不会残疾了。
“地道特别长，”丹尼说，“我们上周才最后完工。”
“哦。”丽贝卡是没有机会用上这条地道的。
丹尼说：“只有在黄昏时才能用上它。白天太显眼了，晚上又要用上手电筒，容易吸引不必要的注意。与此同时，每带人通过一次，被人发现的风险就会多上几分。”
一个穿牛仔裤的青年爬梯子钻出洞：多半是个负责钻洞的青年学生。他仔细打量了瓦利一番，然后问：“丹尼，这是谁啊？”
“贝克尔，我可以为这个人担保，”丹尼说，“柏林墙还没建成以前我就认识他了。”
“他为什么在这儿？”年轻人还是敌意重重。
“他要到那边去。”
“他想去东边吗？”
瓦利解释说：“我上星期才逃过来的，但我想回去见女朋友。因为杀了个边防兵，我无法从检查点过境，我因为杀了边防兵正被东德当局通缉。”
“你就是那家伙吗？”年轻人重新打量着眼前的瓦利，“是的，你就是报纸上的那个人。”他的态度变了，“你可以过去，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他看了看表，“有批人要在十分钟以后从东边过来，地道里没有地方可以擦肩而过。我不希望因为你而造成堵塞，从而减慢他们的步伐。”
瓦利很害怕，但又不想失去这次机会。“我马上过去。”他掩饰着自己的恐惧说。
“好，现在就过去吧。”
瓦利握了握丹尼的手。“谢谢你，”他说，“我会回来取吉他的。”
“祝你女朋友好运。”
瓦利爬下扶梯。
挖出的竖井有三码深。竖井下面是个大约一码见方的地道入口。瓦利很快注意到，地道挖得很整洁。地上铺着厚木板，顶上隔开一段距离就有根柱子支撑。瓦利双手双膝趴在地上，开始向前爬行。
很快他意识到地道里没有灯光。爬了一段以后，地道就全黑了。他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他知道真正的危险来自他从东德那头走出地面的时刻，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里爬行时，他本能地感到非常害怕。
为了驱除恐惧，瓦利开始想象头上的街景。地道的上方先是西柏林的马路，然后是柏林墙，最后是东德那边拆除了一半的房子。但瓦利不知道地道会延伸多长，更不知道地道的终点在哪里。
他的呼吸随着不断的爬行而越来越沉重，手和膝盖在厚木板上磨得很酸，小腿上的枪伤更是钻心的疼痛。但他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
地道不可能永无止境，总有爬到头的地方。他只要一直往前爬就可以了。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迷失，是属于孩子气的恐慌。瓦利必须保持平静，他完全可以做到。卡罗琳就在这条地道的终点——尽管卡罗琳不会在那儿等着，但那张绽放出笑容的性感大嘴却使他驱散了内心的恐惧。
前面真有道闪光，还是仅仅出自他的想象？很长时间这道光一直很微弱，但最后终于变强了，没过一会儿，他出现在了灯光下。
瓦利又站在了一个竖井之间。他沿着相似的一把扶梯往上爬，爬进另一间地下室。三个人瞪着从扶梯爬上来的瓦利。两个带着行李：瓦利猜测他们是这批要逃的人。第三个像是学生组织者的人说：“我不认识你。”
“丹尼带我来的，”瓦利说，“我是瓦利·弗兰克。”
“太多人知道这条地道了。”学生组织者的嗓音里带着焦虑。
当然是这样，瓦利想，所有通过地道逃亡的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他知道丹尼说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地道会越来越危险的意思了。瓦利不知道回程的时候还能不能用上这条地道。一想到会被困在东德，他几乎立刻想掉头再爬回去。
学生模样的人转身对提着行李的两个人说：“出发吧。”接到指令以后，两人下了竖井。看到逃亡者走了以后，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到瓦利身上。他指着一段石头楼梯对瓦利说：“上去等着，等四边没人的时候，克里斯蒂娜会把滑板门打开。出去以后，你就得完全靠自己了。”
“谢谢你。”瓦利沿着石阶往上走，一直到头顶在一扇铁制的滑板门时才停下脚步。这扇滑板门以前一定是用来传递什么东西的，瓦利心想。他伏在石头台阶上，强迫自己静下心。如果外面没人就好了，不然离开时也许会被人发现。
过了几分钟，滑板门开了。在夜色中，瓦利看见一位戴着灰色头巾的年轻女郎。他跃出滑板门，和两个带着行李踏下石阶的人擦肩而过。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年轻女郎关上滑板门。瓦利惊奇地发现，克里斯蒂娜的腰里竟然别着手枪。
瓦利朝周围看了看。他正站在被拆除楼房后边一个被墙围住的小院子里。克里斯蒂娜指着墙上的一道木门说：“从那儿出去。”她说。
“谢谢你。”
“走吧，”克里斯蒂娜说，“快从我眼前消失。”
两人都紧张得忘了礼貌。
瓦利打开门，走到街上，左边没几码远就是那道柏林墙。他向右拐，迈开步子往前走。
起先他不断东张西望，生怕警车会鸣着警笛开到他面前。接下来他试图表现得正常一点，像以前那样在人行道上闲晃。但不管再怎样努力，他的腿都是瘸的：他的腿伤太重了。
瓦利想直接冲到卡罗琳家里去，但他不能这样做，卡罗琳的父亲会招来警察的。
他原本没有好好考虑过。
第二天下午卡罗琳下课时拦住她也许会更好。在学校外面等女朋友的男孩不会招来怀疑，瓦利过去经常在校门口等待女朋友。但这次不能让卡罗琳的同学看到他的脸。他迫不及待想马上看到卡罗琳，但不会疯狂到不采取预防措施。
在这期间，他该干些什么？
地道出口位于从南面融入米特老城区的斯特雷泽大街，瓦利的父母就住在这个区。事实上，他现在的位置离父母家只隔了几条街。瓦利完全可以回家去看看。
他们也许会乐于见到他。
快到父母住的街道时，瓦利突然产生了几分疑虑，心想是不是有人在监视那幢房子。如果受监视的话，他就没法回去了。瓦利又一次想到了换装的问题，但手头却并没有可以改头换面的衣饰：早上离开基督教青年会的时候，他万万没想到晚上会回到东柏林。尽管家里有帽子、围巾和其他服饰，但首先他必须得平安地回到家。
好在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沿着父母房子对面的街道往前走，不时查看有没有像斯塔西暗探的人。他没看见在街上闲逛的人，没在停着的车里看见人，也没见窗口站着人。但他还是走到街尽头，绕着这片街区走了一圈。走回来以后，他悄悄地钻进了通向家里后门的小巷。他打开后门，穿过院子，走到厨房入口。这时是晚上九点半，沃纳还没锁门。瓦利推开门，走进厨房。
厨房的灯开着，但厨房里一个人都没有。晚饭早吃完了，家里人应该都在楼上的客厅里。瓦利穿过过道上了楼。客厅门开着，瓦利走进客厅，他的妈妈、爸爸、妹妹和外婆都在看电视。瓦利说：“大家好，我回来了。”
莉莉尖叫一声。
茉黛用英语说：“哦，我的老天啊！”
卡拉双手捂嘴，脸色变得苍白。
沃纳站起身。“我的孩子！”惊叫一声以后，他跨出两步，张开双臂把瓦利搂在怀中，“感谢上帝，我的孩子回来了！”
瓦利心中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眼泪开始唰唰地往下掉。
紧接着卡拉泪流满面地拥抱了他，然后是莉莉，最后是外祖母茉黛。瓦利用粗棉布衬衫的袖子擦拭泪水，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瓦利没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会如此强烈。他原以为十七岁的自己在离开家一个人生活以后已经坚强了很多，但现在他知道自己只是在假装成熟而已。
最后，他们平静下来，擦干了泪水。卡拉为儿子清理了爬过地道时流血的伤口，重新绑上了绷带。接着她煮了些咖啡，给儿子拿来几个蛋糕，这时瓦利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饿坏了。吃完蛋糕，喝了咖啡以后，瓦利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家人。回答完家人们提出的问题，他才上床睡觉。
第二天下午三点半，瓦利戴着帽子和墨镜，靠在卡罗琳学校对面的一面墙上。他到早了：姑娘们四点才放学。
太阳暖烘烘地照耀着柏林。城市里宏伟的老式建筑、棱角分明的现代住宅，和战争期间遭到轰炸，现在正逐渐消失的空地不搭调地融合在一起。
瓦利的心中满是期盼。很快他就能看到卡罗琳金色长发掩映下的俏脸，看到她张开大嘴的笑颜了。瓦利会用亲吻来跟她打招呼，用嘴唇感受卡罗琳丰润圆满的唇。也许他们还能在长夜过去之前躺在一起做爱呢！
他同样还很好奇。九天前卡罗琳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会合地点和他一起逃？他几乎可以肯定必然有什么事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卡罗琳的爸爸也许洞悉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把她关在家里；或者类似的坏运气。他同时又有几分轻微却不能忽略的担心，担心她改变了和他一起逃亡的念头。他想不出任何可能的理由。她还爱着他吗？人通常都是会变的。东德媒体把他称为一个没心没肺的杀手。这类报道影响到她了吗？
很快他就会知道了。
他的父母被发生的事吓坏了，但无意改变他的计划。他们觉得瓦利太过年轻，不想让他离家，但他们知道瓦利如果留在东德，就免不了牢狱之灾。他们问瓦利过去以后学习还是工作——瓦利说在和卡罗琳谈过之前，自己什么都决定不了。他们接受了瓦利的想法，沃纳第一次没有对瓦利指手画脚，父母已经把他当作了一个成年人。几年来，瓦利一直想让父母把他看作一个成年人，但这一刻来临的时候，他却心里没底，感到非常害怕。
学生们开始陆续走出校门。
这是个银行大楼改建成的学校。学生都是些十八九岁，想要成为打字员、秘书、会计和旅行代理的女生。她们有的拿包，有的拿着书本和文件夹。她们大都上身穿着毛衣，下身穿着长裙：这些职业的见习生必须穿着得体。
最后，卡罗琳终于出现了：她穿着绿色运动衫裤，夹着个放着书的旧皮包。
瓦利觉得她看起来不一样了：脸似乎稍稍变圆了一些。卡罗琳不可能在一周之间胖了那么多吧？她正在与另两个女孩闲聊，却没有和另两个女孩一样一直在笑。瓦利担心现在上前和她说话会引起那两个女孩的注意。被人注意就危险了：尽管做了乔装，但她们也许知道卡罗琳的男友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怀疑戴墨镜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瓦利。
他又感到害怕了：怎么能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就要成功前功亏一篑呢？很快卡罗琳的两个朋友折转向左，跟卡罗琳挥手作别。卡罗琳则一个人穿过马路。
卡罗琳快走到跟前时，瓦利摘下墨镜对她说：“你好，宝贝。”
卡罗琳很快认出了瓦利，惊恐地尖叫一声，站在原地不动了。瓦利在她的脸上读到了吃惊和害怕，但还有些别的东西——莫非是罪恶感？接着她跑向瓦利，扔掉手里的皮包，扑向了瓦利的怀抱。他们拥抱接吻，瓦利松了口气，感到非常欣慰。他的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卡罗琳还爱着他。
很快他意识到路人都在看着他们：有的微笑，有的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瓦利重新戴上墨镜。“我们走，”他说，“我不想被人认出来。”说着他拿起被卡罗琳扔掉的皮包。
他们手牵着手离开了学校。“你怎么回来的？”卡罗琳问，“在这里安不安全？你准备怎么办？有人知道你过来了吗？”
“我们有很多事要谈，”瓦利说，“我们得找个隐秘的地方坐下来。”他看见马路对面有座教堂，也许那里还在为寻求精神慰藉的人开着门。
他把卡罗琳带到教堂门口。“你的腿跛了。”卡罗琳说。
“边防兵打中了我的腿。”
“疼吗？”
“当然很疼。”
教堂门没锁，瓦利和卡罗琳走进去。
这是座简朴的新教教堂，里面灯光昏暗，放着几排硬木的长条凳。教堂一头有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在给讲坛擦灰。瓦利和卡罗琳坐到后排，轻声地交谈起来。
“我爱你。”瓦利说。
“我也爱你。”
“周日早晨怎么回事？你原本应该来见我的。”
“我吓坏了。”她回答说。
这不是瓦利想要的回答，瓦利觉得卡罗琳的回答很难让他理解。“我也很害怕，”他说，“但我们相互发过誓。”
“我知道。”
看得出她很后悔。但其中还包含着一些别的东西。瓦利不想折磨卡罗琳，但他必须知道真相。“我冒了很大的风险，”他说，“你不该不告诉我就退出。”
“对不起。”
“我不会对你这么做，”瓦利说，然后又负气地补充了句，“我真的非常爱你。”
卡罗琳浑身一颤，像被重击了一样，但给出的答案却非常有生气。“我不是个懦夫。”她说。
“如果真爱我的话，你怎么会辜负我呢？”
“我连命都可以给你。”
“如果真是这样，你就会和我一起走了。现在你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呢？”
“因为受威胁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生命。”
“你指的是我吗？”
“还有另一个人的。”
瓦利迷惑了。“老天，究竟是谁的命啊？”
“我是说我们的孩子。”
“你说什么？”
“我们就要有孩子了。瓦利，我怀孕了。”
瓦利的嘴巴大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世界在顷刻间颠覆了。卡罗琳怀孕了。有个孩子进入了他们的生命。
他的孩子。
“哦，我的老天。”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
“瓦利，我简直崩溃了，”她极度痛苦地说，“你得试着去明白这一点。我想和你一起去，但我不能让孩子去冒风险。听说你要开车闯过木栏，我就更不能上你的车了。我受伤没什么，但不能伤了孩子。”说完她乞求瓦利，“快说你明白的。”
“我明白，”他说，“我想我能明白。”
“谢谢你。”
瓦利握着卡罗琳的手说：“没事，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我知道我将要做什么，”她坚定地说，“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孩子，我不会把他流掉。”
瓦利猜测卡罗琳已经知道怀孕好几个星期了，对此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但与此同时，他还是被卡罗琳的意志力惊呆了。“你这样说，好像我和这孩子根本没关系似的。”瓦利说。
“孩子在我的身子里。”卡罗琳大声说。清洁工四下张望了一眼，卡罗琳虽然马上压低了嗓音，但声音还是很坚定。“我不需要任何男人对我的身体指手画脚，你和我爸爸都没有这资格。”
瓦利猜测她爸爸可能是让她去流产。“我不是你爸爸，”瓦利说，“我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更不会让你去流产。”
“对不起，我的话说重了。”
“但有一点要弄清楚。这只是你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
卡罗琳哭了起来。“这是我们的孩子。”她说。
“那我们是不是该谈谈接下去该怎么办——我和你一起？”
卡罗琳捏了捏瓦利的手说：“你很成熟，对一个十八岁以前就当上父亲的人来说，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卡罗琳的话让瓦利非常震惊。他想到了剃着平头、穿着大衣的父亲。现在瓦利也得扮演起这样一个角色：言出必行，有权威，可以依赖，有能力养家。尽管卡罗琳说他已经很成熟了，但瓦利其实还没准备好。
但无论怎样，他必须有这个觉悟。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瓦利问。
“十一月。”
“你想结婚吗？”
虽然带着泪，但卡罗琳还是笑了。“你愿意娶我吗？”
“当然愿意，我都迫不及待了。”
“谢谢你。”卡罗琳拥抱了瓦利。
清洁工责难地咳嗽了几嗓子。说话可以，但肢体接触绝对不行。
瓦利说：“你应该知道，我无法留在这边。”
“你爸爸不能为你找个律师吗？”卡罗琳问，“或者施加点政治上的压力。解释清楚以后，政府也许会赦免你的。”
卡罗琳出生于平民家庭，但瓦利却出生于政治世家。瓦利很清楚杀了边防兵绝对得不到赦免。“不可能的，”瓦利说，“如果被抓，我会因为杀了人而被判死刑。”
“那你会怎么办？”
“我必须回西边去。除非这里的社会主义国家垮台，不然我必须一直待在那里。社会主义垮台的一天我恐怕见不到了。”
“那一天会来临的。”
“你必须和我一起去西柏林。”
“怎么去？”
“我们可以沿我来时的路返回。几个学生在伯纳尔路下面挖了条地道。”他看了看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到那儿。”
卡罗琳表情惊慌。“今天就去吗？”
“是的，马上就走。”
“哦，我的老天啊！”
“你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自由的国度里吗？”
卡罗琳的内心激烈挣扎，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想冒太大的风险。”
“我也不想，但我们没别的选择。”
卡罗琳把目光从瓦利身上挪到成排的长凳和勤勉的清洁工，以及墙上写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匾牌上。瓦利觉得这句圣言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但卡罗琳却似乎拿定了主意。“那我们走。”说着她站起身。
离开教堂以后，瓦利带着卡罗琳往北走。卡罗琳情绪阴郁，瓦利一直在设法让她高兴起来。“鲍勃西双胞胎要去历险了。”这句话让卡罗琳破天荒地绽开了笑容。
瓦利思考着他们是不是受到了监视。他确信今早离开父母家时没有受人监视：从后门出来以后，没人在后面跟着他。但卡罗琳会被人跟踪吗？有没有哪个伪装高手会不为人注意地在校门口等待着卡罗琳的出现呢？
瓦利每隔一分钟回头看一眼，看看有没有人一直出现在视线之内。他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但他的举动却吓着了卡罗琳。“你在干什么？”她恐惧地问。
“看看有没有尾巴。”
“你是说那个戴帽子的人吗？”
“也许是的，我们搭辆公共汽车吧。”两人正巧走过一个车站，瓦利把卡罗琳拉到队伍的最后面。
“为什么要坐公共汽车？”
“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们一起上一起下。”
但这时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时间，几百万柏林人都在赶公共汽车或地铁回家。公共汽车来的时候，瓦利和卡罗琳后面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上车以后，瓦利仔细打量着后面上车的每一个人。这些人包括一个穿着雨衣的女人，一个漂亮姑娘，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一个穿着西服、戴着软毡帽的男人和两个少年。
瓦利和卡罗琳向东乘了三站路，然后下了车。穿雨衣的女人和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和他们一起下了车。瓦利折转向西，觉得跟他们走回头路的人一定很可疑。
但没人跟在他们后面。
“我确信没人在跟踪我们。”瓦利对卡罗琳说。
“我吓坏了。”卡罗琳说。
太阳西垂，他们必须赶紧了。他们转向北往韦丁区走。瓦利又一次看了看后面有没有人。他看见一个穿着棕黄色帆布外套模样像仓库管理员的人，但这人他之前没见过。“我觉得接下去会很顺利。”他说。
“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卡罗琳问。
“暂时见不到了，”瓦利回答说，“除非他们也逃过去。”
“我爸爸才不会过去呢，他喜欢他的公共汽车。”
“西边也有公共汽车。”
“你不了解他，他死都不会过去。”
卡罗琳说得对，瓦利的确不了解卡罗琳的父亲。卡罗琳的父亲和聪明、意志坚强的沃纳完全不一样。卡罗琳的父亲没有政治头脑，也没有宗教信仰，对推崇自由的演讲更是毫不关心。如果生活在民主社会，他这样的人也许都不会去参加选举。他爱他的工作、家庭和酒吧。他最喜欢的食物是面包。社会主义社会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永远不会叛逃去西方。
瓦利和卡罗琳到达斯特雷泽大街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沿街快走到柏林墙的时候卡罗琳变得越来越神经质。
瓦利看到前面有对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妇。瓦利猜测他们也是逃亡到西方去的。没错，他们的确是逃亡者：走进小院门口以后，他们很快就消失了。
瓦利和卡罗琳走到院子门前。瓦利说：“我们进去吧。”
卡罗琳说：“生孩子的时候我想和妈妈在一起。”
“我们都快要成功了！”瓦利说，“穿过门以后，我们会在院子里的地上看到一扇滑板门。从滑板门下面的地下室爬下竖井，我们就可以钻地道过去了。”
“我不害怕逃跑！”卡罗琳说，“我怕生孩子。”
“你会没事的，”瓦利绝望地说，“西边有许多医疗水平很高的大医院，生孩子的时候会有许多医生和护士围着你。”
“生孩子的时候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卡罗琳说。
越过卡罗琳的肩膀，瓦利看见一百多米远外，穿棕黄色帆布外套的男人正在和一个警察说些什么。“该死！”他骂道，“我们被跟踪了。”他看了门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卡罗琳。“现在过不去的话，就永远别想过去了，”他说，“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过去。你是和我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呢？”
卡罗琳哭了：“我想去，但去不了。”
一辆车疾驶过街角，在警察和暗探身边停了下来。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跳下车：高大微跛的汉斯·霍夫曼。他对穿着棕黄色外套的男人说了些什么。
瓦利对卡罗琳说：“要么跟我走，要么迅速离开这儿，这里马上就要有麻烦了。”他盯着卡罗琳说：“我爱你。”然后飞快冲过院子的门。
克里斯蒂娜仍然戴着头巾，腰里别着把枪站在滑板门边上。看见瓦利以后，克里斯蒂娜迅速打开铁制的滑板门。“你也许需要用枪，”瓦利对克里斯蒂娜说，“警察过来了！”
他往回看了一眼，墙上的木门关着，卡罗琳没跟他一起过来。瓦利觉得肚子一阵绞痛：都结束了。
他跌跌撞撞走下石阶。
地下室里带孩子的年轻夫妇正和一个学生站在一起。“赶紧走，”瓦利大声喊，“警察来了！”
一家三口沿着梯子下了竖井。先是母亲，再是孩子，最后是父亲。孩子在梯子上爬得很慢。
克里斯蒂娜走下石阶，“哐”的一声关上铁制的滑板门。“警察怎么盯上我们的？”她问。
“斯塔西一直在跟踪我女朋友。”
“你这个傻子，你背叛了我们所有人！”
“那我最后走。”瓦利说。
男学生下了竖井，克里斯蒂娜跟着也下去了。
“把你的枪给我。”瓦利说。
克里斯蒂娜犹豫了一下。
瓦利说：“我走在后面的话，你就用不到枪了。”
克里斯蒂娜把枪交给瓦利。
瓦利轻手轻脚地接过枪。这把枪与丽贝卡和伯纳德逃亡那天爸爸从厨房隐蔽处里拿出来的那把枪非常像。
克里斯蒂娜注意到了他的不自在：“你大概没用过枪吧？”
“没用过。”
她从瓦利手里拿过枪，拨动击铁旁边的一根撞针。“这样保险栓就打开了，”她说，“你只要对准目标按下扳机就行。”她挪回撞针，关闭保险栓，把枪交还给瓦利，然后迅速地走下了梯子。
瓦利听见外面的喊声和汽车马达声。他不知道警察在干什么，但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很清楚事情是如何出错的。汉斯·霍夫曼无疑是觉得瓦利有可能会回来找卡罗琳，所以一直在派人监视她。监视者看到卡罗琳和一个男孩见面，并和他一道走了。有人决定不立刻逮捕他俩，而是希望他们能把特工们带到同谋者那里。瓦利和卡罗琳下了公共汽车以后，监视者聪明地换了人，穿棕黄色外套的男人开始负责跟踪。这其间他意识到瓦利和卡罗琳正在向柏林墙行进，于是连忙向上方发出了告警。
警察和特工正在废弃的楼房后部进行搜寻，想知道瓦利和卡罗琳去了哪里。他们随时可能发现那扇滑板门。
瓦利跟在其他人后面，拿着枪走下梯子。
到达梯子最底部的时候，瓦利听见铁制的滑板门发出“哐当”一声响。警察找到了入口。很快，警察发出夹杂着惊讶的胜利欢呼声，他们一定是发现了地上的竖井口。
克里斯蒂娜钻进地道时，瓦利在地道口难熬地等了一会儿。他跟在克里斯蒂娜身后钻进地道，但马上就停下了。他人很瘦，刚好能在地道里转身。他把头伸出地道外面往上看了看，看见好多警察正在沿着梯子往下爬。
警察离他们很近，很难逃出他们的手掌心。警察可能会把枪口伸进地道，然后一通乱射。瓦利将是第一个被击中的，接着子弹会越过他的尸体击中克里斯蒂娜，然后是学生和那个三口之家：这将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知道警察会毫不犹豫举枪射击，东德警察对逃亡者不会有怜悯。这将是一场大屠杀。
瓦利必须把他们拦在竖井外面。
但他不想再杀人。
瓦利跪在地道口内侧，打开沃尔特手枪的保险栓，然后把手伸出地道，枪口向上，扣动了扳机。
手枪在瓦利的手里震了震，枪响在有限的空间里显得特别刺耳。外面很快传来惊慌和恐惧的声音，但没有惨叫，应该只是吓着他们了，并没有击中任何人。他往外看了看，看见警察疾速爬上梯子，逃出竖井。
瓦利留在地道口。他知道因为带了个孩子，前面的逃亡者爬得会很慢。他听到警察正愤怒地谈论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警察愿意下竖井——有个警察说，下去等于是送死。可他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逃亡者从眼前逃跑。
为了让警察感受到危险，瓦利又开了一枪。他听见上方传出突然的惊动声，警察一定是从竖井旁往后退。瓦利觉得自己一定成功地把他们吓退了。他转过身，开始继续往前爬。
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汉斯·霍夫曼熟悉的声音：“这种情况需要用手雷。”
“哦，真他妈该死。”他说。
他把枪插进腰带，开始沿着地道往前爬。没别的办法了，只有离地道口越远越好。很快他的头就碰上了克里斯蒂娜的鞋。“快点爬！”他大声喊，“警察要用手雷了！”
“前面的家伙爬得很慢，我根本爬不快。”克里斯蒂娜说。
瓦利只能跟在克里斯蒂娜后面亦步亦趋。这时天已经黑了，身后的地下室里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他想警察应该不会有手雷，但汉斯可以很快从附近的边防战士那里弄来。
瓦利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听见同行逃亡者的喘息声，以及他们的膝盖和身体下木板的摩擦声。孩子开始哭了。要是放在昨天，瓦利一定会责骂孩子的聒噪。但现在，他也是个有孩子的人，他只是为吓坏的孩子感到可怜。
警察会怎么使用手雷呢？他们是为了保命而仅仅把手雷扔下竖井，还是要爬下梯子，把手雷往地道里扔呢？如果是后者，他们全都得玩完。
瓦利觉得自己还得吓吓警察。他卧在地上，翻了个身，撑起左臂。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他还是指着地道后方开了一枪。
周围传来几声惊叫。
克里斯蒂娜问：“你怎么了？”
瓦利收起枪，继续往前爬。“我只是想吓吓警察。”
“看在上帝的份上，下次开枪前告诉我们一声。”
前面出现了灯光，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短了一些。前面的人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声，看来地道的尽头已经到了。头抵在克里斯蒂娜的鞋底，瓦利发现自己的爬行速度也加快了不少。
这时，身后传来了一声爆炸声。
瓦利感受到一阵冲击波，但这阵冲击波并不强。他立刻意识到他们只是把手雷从竖井上方扔下来。瓦利在学校没怎么学物理，但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冲击力应该都是往上的。
但他能预见到汉斯接下来会干什么。确定没人躲在地道入口以后，他会马上派个警察爬下梯子，往地道里扔手雷。
前面的人已经爬出地道，站在废弃杂货店地下室的竖井中了。“快爬上梯子！”瓦利朝前方大喊。
克里斯蒂娜钻出地道，站在竖井里笑了。“这下放松了，”她说，“这是西柏林——我们自由了。”
“手雷就要扔过来了！”瓦利大喊，“尽快沿着梯子往上爬！”
带孩子的夫妇异常缓慢地爬着梯子，男学生和克里斯蒂娜跟在他们后面。瓦利站在梯子底下，恐惧和不耐让他全身发抖。他跟在克里斯蒂娜后面爬上梯子，脸贴在克里斯蒂娜的膝盖上。爬到地下室以后，他看见所有人都搂抱在一起笑着叫着。“卧倒！”他大喊一声，“手雷要扔过来了！”说完他率先卧倒在地。
爆炸声震耳欲聋，冲击波似乎把地下室震了几震。下方传来喷涌的声音，瓦利猜测是地道里的土正在往外冒。仿佛要验证他的猜测一样，一阵土和小石头落在他的身上。竖井上方的起吊装置坍塌了，整套装置掉进洞里。
噪声消失了。地下室里只听得见孩子的哭声。瓦利四下看了看。孩子流鼻血了，但似乎没有受伤，其他人看上去也都毫发无损。瓦利在竖井口往下看了看，发现地道已经塌陷了。
虽然在不停地颤抖，但瓦利却站得笔直。他做到了！他活着来到了自由之地！
可卡罗琳却没有一起来。
丽贝卡花了父亲的很大一笔钱从一位年迈商人那里买了汉堡的一处底层公寓。公寓的房间都很大，每间都可以让伯纳德的轮椅转身——甚至连浴室也行。丽贝卡买来了所有对腰部以下瘫痪患者有用的辅助措施。墙和天花板上装上绳索和抓手，可以让伯纳德自己洗漱、穿衣服、上下床。如果愿意的话，伯纳德甚至可以去厨房烧饭，只不过伯纳德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只会煮鸡蛋。
丽贝卡决心——痛下决心——尽管身有残疾，她和伯纳德也要尽可能地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们要充分享受婚姻、工作和自由带来的幸福。他们的生活将是忙碌、多样而令人满意的。生活不如意的话，从东德的暴政下逃亡过来就没有意义了。
离开医院以后，伯纳德的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医生说他也许会康复，千万别失去希望。医生说他们将来甚至也许能生孩子，丽贝卡不应放弃尝试。
丽贝卡觉得让自己舒心的事非常多。她又能进行擅长的教学了，带年轻人领略这个世界拥有的巨大知识财富。她爱着伯纳德，他的仁慈和幽默让丽贝卡觉得自己每天都像身处天堂一般。他们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思想也不受任何约束。在西德，他们不用担心警察和密探的监视。
丽贝卡有个长期目标。她希望将来有一天和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她希望见到的不是生父生母——生父生母的遭遇虽然令人悲痛欲绝，但他们距离丽贝卡已经很遥远了。把她从战争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是卡拉，在穷困恐惧的日子里使她生活平安、衣食无忧的也是卡拉。住在米特街的房子里的人都被丽贝卡深爱着并深爱着丽贝卡——瓦利弟弟，她的新爸爸沃纳，还有战后出生的妹妹莉莉。即便是仪表尊贵的英国老外婆茉黛，也深爱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丽贝卡。
西德和东德统一的那一天，她就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了。许多人觉得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也许他们是对的。但卡拉和沃纳教会了丽贝卡，如果想要改变，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动。“在我们家，从来没有人自暴自弃。”丽贝卡对伯纳德说。于是他们加入了自由民主党，尽管不如威利·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主流，但同样提倡自由主义。丽贝卡是自由民主党一个支部的书记，伯纳德成了财务主管。
在西德，民众可以自由加入除共产党外的一切政党，共产党已经在西德被取缔了。丽贝卡不赞同取缔共产党。她痛恨共产主义，但取缔是共产党人的做法，崇尚民主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丽贝卡每天开车和伯纳德一起上班。下班一起回家后，丽贝卡烧饭，伯纳德收拾桌子。有时吃完饭后，伯纳德的按摩师会来。因为伯纳德不能动腿，因此必须让按摩师经常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至少得防止神经和肌肉的缓慢坏死。伯纳德和按摩师海因策到卧室里按摩的时候，丽贝卡就开始打扫房间。
这天晚上，丽贝卡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摞练习本批作业。她让学生们写段广告词，吸引游客去莫斯科度假。学生们很喜欢这种寓教于乐的作业。
一小时后海因策离开了，丽贝卡走进卧室。
伯纳德赤裸着身子睡在床上。由于经常用胳膊移动身体，伯纳德上身的肌肉非常发达，相形之下，他的腿部像老人的腿一样苍白而瘦弱。
按摩以后，伯纳德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似乎充满了活力。丽贝卡靠在他身上，持久而深情地吻着他。“我爱你，”她说，“和你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丽贝卡不仅仅是因为爱他而这么说，也更是因为伯纳德需要信心：丽贝卡很清楚，伯纳德有时会琢磨她为什么会爱上残疾的他。
丽贝卡面对伯纳德站着，褪去了身上的衣服。尽管不能让他勃起，但伯纳德说喜欢她这样。丽贝卡知道，瘫痪病人很少因为挑逗或想法引起生理上的勃起，但当她解去胸罩、脱下长筒袜、踢掉内裤的时候，伯纳德的目光中还是出现了确定无疑的欣喜。
“你看上去很棒。”伯纳德说。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我真是太走运了！”
丽贝卡躺在伯纳德身边，慵懒地爱抚起来。不管是出事前还是出事以后，和伯纳德的亲热总是充满了亲吻和柔声细语，而不是简单的肉体撞击。这和丽贝卡的第一任丈夫完全不一样。和汉斯做爱是程序化的：亲吻，脱衣服，勃起，进入。伯纳德不讲次序，只要丽贝卡喜欢就行。
过了不久，丽贝卡跨坐在伯纳德身上，让他可以吻她的乳房，吸吮她的乳头。从第一次开始，伯纳德就很喜欢丽贝卡的乳房，现在他以不亚于事故前的专注和兴奋把玩着。这最能撩拨起丽贝卡的欲望。
兴奋到顶点的时候，丽贝卡问伯纳德：“你想试一试吗？”
“当然想，”伯纳德说，“我们早就可以试试了。”
丽贝卡往后退，两脚分开跨坐在伯纳德萎缩的腿上，把私处对准伯纳德的阴茎。丽贝卡用手把玩着它，变硬了些，伯纳德有了发射性勃起。片刻间伯纳德的阴茎硬得足以进入了，但很快又疲软下去。“别介意。”丽贝卡对伯纳德说。
“我一点都不介意。”伯纳德说。但丽贝卡知道他没说真话。他也想有高潮，也想要孩子。
丽贝卡躺在伯纳德身旁，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己下身。他用丽贝卡教他的方式放好手指，她用手按住伯纳德的手，开始有节奏地律动。这有点像手淫，只不过用的是伯纳德的手。伯纳德用另一只手怜爱地抚摸着丽贝卡的头发。和以往一样，手指的按压使丽贝卡迎来了令人满足的性高潮。
事后，丽贝卡躺在伯纳德身旁说：“谢谢你。”
“没关系。”
“不光是这个。”
“还有什么？”
“谢谢你和我一起来，谢谢你和我一起逃亡。无论说什么都表达不了我对你的谢意。”
“不用谢。”
门铃响了。他们疑惑地对视了一眼：这时候应该不会有人来。伯纳德说：“海因策也许落下了东西。”
丽贝卡微微有点气恼，她和伯纳德的欢愉被人打断了。她穿上睡衣，脾气暴躁地走到门口。
门口站着瓦利。他看上去很瘦，但似乎比过去成熟多了。瓦利穿着牛仔裤、美式的棒球鞋和一件很脏的衬衫——但是没穿外套。除了一把吉他以外，瓦利什么都没拿。
“丽贝卡，你好。”瓦利说。
顷刻间，丽贝卡转怒为喜，高兴地笑了。“瓦利！”她说，“没想到你会来！真是太让人高兴了！”
丽贝卡退后一步，把瓦利让进屋里。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丽贝卡问。
“我来投奔你。”瓦利说。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二章
在美国，最有种族歧视倾向的城市也许就是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了。1963年4月，乔治·杰克斯飞到了伯明翰。
乔治清楚地记得，上一次来阿拉巴马的时候，他差点被白人种族隔离分子杀掉。
伯明翰是个肮脏的工业城市。从飞机上看，伯明翰上空有浅玫瑰红色的污染气层，像是年老妓女脖子上围的雪绸纺围巾一样。
走过航站楼的时候，乔治感受到了敌意。他是航站楼里唯一穿西装的有色人种。他清楚地记得在安尼斯顿和玛丽亚以及自由之行参与者受到的攻击，安尼斯顿和伯明翰仅有六十英里之隔。爆炸、棒球棒、挥舞的铁链、一张张充满恨意的扭曲的脸，这些他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他走出机场，找到出租车招呼站，跳上队列里的第一辆车。
“伙计，快下车。”司机说。
“你说什么？”
“我不为天杀的黑鬼开车。”
乔治叹了口气。他不愿就这样下车。他想留在车上以表抗议，不想让种族主义者得偿所愿。但他在伯明翰有任务，不能被警察下狱。于是他下了车。
站在打开的车门边，乔治沿着队列往后看。后面一辆车也是个白人司机：乔治认定这个司机也不会载他。但隔着三辆车，有只棕黑色的胳膊正伸出车窗，向他招手。
乔治离开了第一辆出租车。
“关上门！”白人司机大嚷。
乔治迟疑了片刻，然后对白人司机说：“我才不会为该死的种族隔离分子关门呢。”这样说话很没教养，但给了他一些快慰。他留着车门，匆匆地离开了第一辆车。
乔治跳上了黑人司机开的出租车。“我知道你要去的是第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出租车司机说。
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是激进牧师弗雷德·萨特尔沃斯的大本营。在州法庭判决国家有色人种联合会非法以后，萨特尔沃斯建立了阿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协会。乔治觉得，所有到达机场的黑人都会被认为是和萨特尔沃斯联手的民权活动家。
但乔治并不想去教堂。“请带我去加斯顿旅馆。”他说。
“我知道加斯顿旅馆在哪儿，”司机说，“我在那儿的大堂看见过斯蒂夫·旺达，旅馆和教堂只隔了一条街。”
天很热，出租车没有空调。乔治摇下车窗，他浑身是汗，间歇吹来的风让他凉快了些。
他是替鲍比·肯尼迪来给马丁·路德·金送信的。鲍比·肯尼迪让马丁·路德·金停止行动，平息事态，结束抗议，静等局势的变化。乔治觉得马丁·路德·金很难接受这个提议。
加斯顿旅馆是个楼层不高的现代化旅馆。旅馆业主加斯顿是个矿工出身的杰出黑人企业家。乔治知道加斯顿对金的运动给伯明翰造成的分裂感到很焦虑，但还是无条件地给了金支持。乔治搭乘的出租车驶过旅馆入口，停在旅馆的停车场上。
马丁·路德·金住在旅馆唯一的套房——30号房间。但在见他之前，乔治在附近的赛马男孩餐厅和维雷娜·马昆德吃了顿饭。当他点三分熟的汉堡时，女招待看他的眼神就像刚才他说的是外语。
维雷娜要了份色拉。穿着白裤子黑罩衫的维雷娜比以前更显诱人。乔治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有男朋友了。“你在走下坡路，”等待上菜时乔治对维雷娜说，“先到了亚特兰大，现在又到了伯明翰。在陷进密西西比的泥石流以前，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华盛顿吧。”乔治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但他知道维雷娜如果回华盛顿，自己一定会找她约会。
“运动进行到哪儿我就去哪儿。”维雷娜严肃地说。
他们的菜上来了。“金为什么把目标对准伯明翰？”吃饭时乔治问维雷娜。
“这里的公共安全长官——也就是警察局长——是一个名叫尤金·科诺尔、外号公牛的残暴种族主义分子。”
“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个名字。”
“这个外号就说明了他的一切。似乎还嫌麻烦不够大，伯明翰还有美国最乖戾的三K党人。”
“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是个钢铁城市，但工业却在一步步衰退。需要经验的高工资职位总是提供给白人，黑人只能干打扫之类的低薪职业。在黑人要求同工同酬的今天，白人尤其要强调他们的特权和成功。”
维雷娜的分析一针见血，乔治对她的崇敬又增添了几分。“这里的三K党人都做了什么？”
“伯明翰的三K党成员在黑人白人杂居的社区往富有的黑人家里扔自制炸弹，一些人把伯明翰称为炸弹翰。不用说，警察从未逮捕扔炸弹的人，联邦调查局甚至不去调查可能做这种事的有哪些人。”
“这并不奇怪。埃德加·胡佛也不去抓黑手党。但他却熟知美国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字。”
“不过，白人在伯明翰的统治力已经削弱了。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种族隔离对伯明翰没有任何好处。‘公牛’科诺尔刚在市长选举中败选。”
“我听说了。白宫方面认为，如果伯明翰的黑人足够有耐心的话，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金博士认为现在就要对种族隔离分子施压。”
“施压的效果如何？”
“说实话，我们有点失望。当我们坐上午餐柜台的时候，女侍就关灯说对不起，告诉我们餐馆要关门了。”
“这招很妙。许多地方对自由之行的参与者也会来这一招。店方不惹事，只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但种族隔离分子却受不了这样，他们很快就对有色人种拳打脚踢。”
“‘公牛’科诺尔没有同意我们的游行申请，因此我们的游行是非法的，抗议者通常会被监禁。但抗议者太少，上不了国内新闻。”
“也许是时候采取别的策略了。”
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走进咖啡馆，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杰克斯先生，尊敬的金博士有空可以见你了。”
乔治和维雷娜没吃完饭就离开了餐馆。和去见总统一样，你不能让金博士等，你只能放下手头的活计去见他。
他们回到加斯顿旅馆，上楼去了金博士的套房。马丁·路德·金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黑西装：高温似乎对他影响不大。乔治又一次被这个英俊的矮个子打动了。这次金没有了上次的机警，显得非常好客。“快请坐。”他指着张沙发说。尽管言辞犀利，但他的语气很温和：“司法部长有什么话是不能在电话里对我说的？”
“部长想让你考虑一下是否能推迟在阿拉巴马的运动。”
“他这样说我一点不感到奇怪。”
“他对你所致力的事业非常支持，但觉得运动的时间点可能不太恰当。”
“说说为什么。”
“‘公牛’科诺尔刚在市长选举中输给阿尔伯特·伯特维尔。伯明翰马上会有新的政府。众所周知，伯特维尔是个改革者。”
“有人觉得伯特维尔只是没那么粗鲁。”
“阁下，事情兴许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但鲍比希望不管怎样，你能给伯特维尔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明白了。所以说，他想让我等等看。”
“是的，先生。”
金看了看维雷娜，似乎在等她发表评论，但维雷娜什么话都没说。
过了半晌，金又开口了：“去年九月，伯明翰商人答应去除侮辱性的‘只卖给白人’的广告牌。作为回报，弗雷德·萨特尔沃斯同意暂停游行示威。我们遵守了诺言，但商人们却违背了他们的承诺。发生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的希望破灭了。”
“很遗憾听你这么讲，”乔治说，“可是——”
金不顾乔治的打断继续说：“非暴力行动意在制造紧张局面，给人带来危机感，使整个社会愿意直面问题，从而真诚地进行协商。你们让我给伯特维尔时间证明他真正的倾向性。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伯特维尔虽然没有科诺尔那么残暴，但他是个种族隔离分子，希望维持现状。伯特维尔需要推动他才能行动。”
他的话很有道理，乔治无法假装反对，尽管改变金想法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
“不施压的话，我们在民权运动方面永远无法取得进展，”金说，“乔治，老实告诉你，我还没真正投入到鲍比·肯尼迪之流眼中‘时机合适’的斗争之中去。这么多年来我听够了‘等待’，这个词钻心地反复在我耳边回荡着。这个‘等待’其实就是‘永不’。黑人为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已经等了三百四十多年。非洲国家正飞速地向自由奔去，但我们美国的黑人却举步维艰，连到午餐柜台喝杯咖啡的权力都没有。”
乔治意识到他在听一出排练好的布道，但他仍然对金博士的讲话着了迷。乔治放弃了为鲍比完成任务的所有希望。
“我们通向自由的最大障碍，不是白人掌权的议会，也不是什么三K党，而是认为秩序重于公正的白人中产阶级，是声称‘我认同你们寻求的目标，但无法认同你们的手段’的鲍比·肯尼迪之流。他像个大家长一样认为自己可以为另一个人的自由制定一张时间表。”
这时，乔治对自己为鲍比当信使感到羞愧。
“我们这代人，不仅会为坏人的罪恶言行而后悔，也会为好人的可怕沉默而后悔。”金说，乔治拼命抑制着眼泪，“时机任何时候都不会错。‘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先知阿摩司曾这么说过。乔治，就把这句话转告给鲍比·肯尼迪吧。”
“先生，我会告诉他的。”乔治说。
回到华盛顿以后，乔治打电话给妈妈为他极力撮合的辛迪·贝尔。他问辛迪能不能见上一面。她回答：“当然可以。”
在甩了洛琳·拉蒂默，失去和玛丽亚·萨默斯的恋爱希望以后，这是乔治第一次跟人约会。
第二周星期六下午，乔治打了辆车，前往辛迪居住的工人阶级住宅，辛迪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辛迪的爸爸开了门。他的胡须很长，乔治心想，厨师用不着看上去非常整洁。“乔治，很高兴见到你，”他说，“你妈妈是我认识的少有的好人，希望你别介意我和你套近乎。”
“谢谢你，贝尔先生，”乔治说，“我的想法和你完全一样。”
“进来吧，辛迪快打扮好了。”
乔治看见过道的墙上有个小十字架，记得贝尔是天主教徒。他记得年少时听人说过，天主教家庭的女孩都很热情。
辛迪穿着紧身毛衣和短裙出现在乔治面前。贝尔先生皱了皱眉，但没多说什么。乔治拼命忍住笑。辛迪没打算掩饰自己玲珑的身材。她丰满的乳房间垂着一个银质的小十字架——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才戴上的吧。
乔治递给她一小盒缠着蓝色丝带的巧克力。
出门以后，辛迪对叫来的出租车扬起了眉毛。
“我打算买辆车，”乔治说，“但现在没时间买。”
坐车进城的时候，辛迪说：“我爸爸非常敬佩你妈妈，因为她一个人把你带大，而且带得很好。”
“我妈妈和你爸爸还换书看，”乔治说，“你妈妈对这完全没意见吗？”
辛迪咯咯地笑了。父母一代的相互妒忌在孩子看来非常可笑。“你这话可真刺人。妈妈才不关心这种事情呢——但她也有她的防备。”
乔治觉得约辛迪出来真是约对了。辛迪聪明，对人和气，他开始想象和辛迪接吻该是多么令人愉悦。玛丽亚的形象渐渐在他的心目中暗淡下来。
他们去了一间意大利餐馆。辛迪说她喜欢吃各种类型的披萨。他们吃了蘑菇意大利面，然后吃了配雪利酒酱汁的裹了面包粉的炸肉排。
辛迪有乔治敦大学的学位，但只能在一个黑人保险经纪人那里做秘书。“即便上过大学，女孩也只能当秘书，”她说，“我想去政府部门任职。我知道一些人认为公职很乏味，但华盛顿是美国的中枢要地，政府部门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可惜，政府部门里稍微重要一点的工作岗位都只用白人。”
“这倒是真的。”
“你怎么进去的？”
“鲍比·肯尼迪希望团队里有一张黑人面孔，以表他对民权运动的真诚态度。”
“这么说你只是个象征喽。”
“开始是，现在已经好多了。”
晚饭以后他们去看蒂比·海德莉和罗德·泰勒参演的希区柯克最新电影《群鸟》。演到恐怖的场面时，辛迪的身子紧贴住乔治，乔治感到非常快慰。
出电影院时两人对电影的结局产生了分歧。辛迪不喜欢这样的结尾。“太让人失望了！”她说，“如果能有个解释就好了。”
乔治耸耸肩。“生活中不是每件事都能有解释的。”
“是的，但有时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他们去费尔法克斯宾馆的酒吧喝睡前酒，乔治要了威士忌，辛迪要了鸡尾酒。辛迪脖子上戴的银质十字架又一次吸引了乔治的目光。“这只是件珠宝，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乔治问。
“不仅仅是件珠宝，”辛迪说，“它让我感到平安。”
“平安……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起一种保护的作用而已。”
乔治感到怀疑。“你难道还真信？”
“为什么不信？”
“呃……我不想冒犯你，可我认为这是种迷信。”
“我还以为你是信教的呢。你不是去教堂吗？”
“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是因为这对她很重要。我爱她，为了让她高兴，我会唱赞美诗、做祷告、听布道。但这些对我来说根本……根本毫无意义。”
“你不相信有上帝吗？”
“我觉得世界上可能有高等智能掌控着宇宙，那是一种能定义规则的存在：比如质能等价方程式以及π值这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但那种存在不关心我们是否为它唱赞美诗。在我看来，向圣母玛利亚的雕像祈祷，你的命运也不会变得更好一点。我不相信脖子上戴上十字架，你就会得到特殊的待遇。”
“哦，我的老天，你竟然会这样说！”
乔治发现自己吓坏了辛迪。他意识到自己像在白宫开会讨论重大事项时一样完全不顾对方的感受。“我也许不该说得这么直接，”他说，“你感到被冒犯了吗？”
“没有，”她说，“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说完她喝干了杯中的鸡尾酒。
乔治把钱放在吧台上，跳下凳子。“很高兴能与你聊天。”他说。
“好看的电影，只是结局太令人失望了。”她说。
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两人的约会。辛迪又乖巧又漂亮，但乔治觉得自己不会爱上世界观与自己如此大相径庭的一个人。
乔治和辛迪走出酒吧，跳上一辆出租车。
回程的路上，乔治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因为约会没有转化为恋情感到遗憾。他仍旧没有完全忘了玛丽亚。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多久才会忘了她。
回到辛迪家时，辛迪对乔治说：“今天晚上过得非常愉快，谢谢你。”她吻了吻他的双颊，然后下了车。
第二天，鲍比又把乔治派到了阿拉巴马。
1963年5月3日，星期五，中午12点，乔治和维雷娜站在伯明翰黑人区中心地带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公园对面是一幢黑人建筑师设计的宏伟的拜占庭风格红砖房，这幢建筑便是著名的十六街浸礼会教堂。公园里满是民权运动参加者、围观者和焦急的父母。
乔治和维雷娜听见教堂里传来的歌声：“别让我回头。”一千多名黑人高中的学生正准备开始游行。
公园东面通往市中心的大街已经被几百名警察堵上了。“公牛”科诺尔调来了几辆校车，准备把游行示威者下狱。他还调来了警犬，打算用警犬对付拒捕的学生。警察还得到了带水龙头的消防员的支援。
警察和消防员队伍里都没有黑人。
每一次，民权运动参与者都用合法手段申请游行，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因此只要一游行，游行者就会被捕下狱。
结果，大多数伯明翰黑人都不愿参加游行——这下白人政府就有了口实，说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得不到支持。
三周以前，金本人于耶稣受难日在伯明翰被捕入狱。乔治惊异于种族隔离分子的愚笨：他们难道不知道那个星期五被捕的还有谁吗？仅仅因为没根据的预谋罪，金就被单独关押起来。
然而，金被监禁的事情并没有上报纸。一个黑人因为争取民权而遭到虐待并不是什么新闻。白人牧师谴责他的一封信在许多报纸上发表。金在狱中写了封义正词严的反驳信。尽管报纸应该反映论辩双方的声音，但没有一张报纸发表金的这封信。总的来说，运动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力。
伯明翰的黑人少年大声疾呼，希望能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去。金最终同意了青年学生的这个要求。可形势并没能改变：“公牛”科诺尔对学生照抓不误，没人在乎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
教堂传出的赞美诗令人振奋，但这还远远不够。和乔治的情感生活一样，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发起的运动注定无疾而终。
乔治看着公园东面街上的那些消防员们。他们拥有了一种新式武器。这种装置从两根进水管道吸水，通过一个喷嘴把水喷出。喷出的水必然冲力很大。这种装置被安在三脚架上，说明人手根本拿不住。乔治为自己只是个观察者，不用参加游行感到高兴。他怀疑被这套装置里的水喷到肯定不仅仅是湿透而已。
教堂门开了，一群学生穿着平时做礼拜唱赞美诗的衣服从三道拱门下走了出来。他们从长而宽的台阶走上街。学生大约有六十来个人，但乔治知道这仅仅是先遣队，更多的黑人学生还在教堂里没出来：里面的学生大约有几百人。这些人大多数是高中生，但也有一部分更小的孩子。
乔治和维雷娜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当游行队伍沿着第十六街走过大部分是由黑人开的店铺和黑人住的房子，公园里的旁观者不断在一旁鼓掌叫好。游行队伍折转向东走上第五大街，在第五大街和第十七街路口警察设置的路障前被挡住了。
一个警长用手提式扩音器大喊：“回去，离开这条街，”他指着身后的消防员对学生们说，“不然你们都会全身湿透。”
以前碰到这种场合警察总会把游行的人押上囚车或公交车，把游行者送监。但乔治知道监狱里已经关满了人。今天“公牛”科诺尔不想逮捕那么多人：他宁愿游行者都早早回家。
但游行者们显然不会草草收兵。六十个少年站在路中间，毫无畏惧地面对着集结着的白人警察，扯着嗓子大声歌唱。
警长对消防员做了个手势，他们立刻转身去拿水龙头。乔治注意到，他们拿的是普通的水龙头，而不是三脚架上安装的高压水龙头。即便不用高压，冲出来的水柱也可以使大多数游行者后退，把围观者赶到远处的公园和附近的大楼。警长不断用扩音器重复着：“撤离这块区域！撤离这块区域！”
大多数游行者后退了——但不是全部。十个游行者坐了下来。尽管水喷到了皮肤上，可他们还是自顾自地大声歌唱。
看到这种情况，消防员拿来了高压水龙头。
效果立竿见影。和讨厌但危害不大的普通水龙头不同，坐在地上的学生立即被压力极大的高压水龙头冲垮了。他们被水柱冲得向后倒，痛苦地大声呼叫。歌声变成了恐惧的尖叫声。
他们中间有个小女孩。小女孩被水柱掀起，像片破碎的树叶似的沿街翻滚。她的手臂和双腿无助地拍打着。旁观者们开始诅咒和大骂起来。
乔治怒骂一声，冲上了街道。
消防队员无情地把放置在三脚架上的水龙头对准小女孩，不给她任何逃离的机会。他们想把女孩像垃圾一样冲走。乔治是最初几个接近她的人之一。他站到水龙头和女孩中间，用背挡住了水柱。
他的背像是被拳头重击了一样。
高压水龙头的冲力使他跪倒在地。但小女孩得到了保护。她站起身，往公园跑。但高压龙头又再次对准了女孩，把她冲倒在地。
乔治出离愤怒了。消防员像猎犬扑倒小鹿一样扑倒小女孩。旁观者的大声抗议让乔治知道他们也都很愤怒。
乔治追在小女孩后面，又一次用身体挡住她。这次他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试着维持住了平衡。他弯下腰，抱起小女孩。女孩粉红色的礼服全都浸透了。乔治抱着女孩跌跌撞撞地朝路边走。消防队员用水龙头追着他，试着再一次把他冲倒。乔治尽全力维持住平衡，到了停着的车的另一边。
他把女孩放在地上，女孩恐惧地尖声大叫。“没事，现在安全了。”乔治对女孩说，但女孩还是惊魂未定。这时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跑到他们身旁，把女孩抱了起来。女孩紧抓住跑过来的女人不放手，来人应该是女孩的母亲。母亲哭泣着把女孩抱走了。
乔治全身湿透，身上又酸又肿。他转过身，观望着事态的进展。游行示威者都受过非暴力抵抗的训练，但愤怒的旁观者则不然。乔治看见他们已经展开了报复，开始向消防员扔石头，游行示威演变成了一场骚乱。
他没找到维雷娜。
警察和消防队员沿着第五大街往前走，试图把人群冲散，但他们的步伐被扔来的杂物减缓。一些人进入街南面的大楼，从楼上的窗户旁往警察身上扔石头、玻璃瓶和垃圾。乔治匆忙远离骚乱现场。他站在前面一个拐角处的赛马男孩餐厅前，和一些记者和旁观者站在一起，这些人中既有白人，也有一些黑人。
乔治朝北望去，看见更多的游行者走出教堂，走上几条不同的南向道路，避免与警察发生对峙。这给科诺尔出了个难题。要对付所有的游行者，他就不得不分散精力了。
科诺尔用警犬来解决这个问题。警犬们亮出獠牙，咆哮着冲下警车，将脖子上的绳套拉到变形。它们的主人看起来一样恶毒：清一色戴着警帽、墨镜的矮胖白人。警犬和警察同样是攻击欲望极强的动物。
警察和警犬一齐冲进人群。游行者和旁观者试图四散奔跑，但街上到处都是人，许多人根本来不及逃走。警犬们兴奋得有些歇斯底里，它们嘶叫着冲向游行者和旁观者，把他们的腿和胳膊都咬出了血。
一些人在警察的追赶下往西逃进了黑人社区。另一些人逃进教堂避难。乔治发现，没人再从教堂的拱门下出现——游行就这样结束了。
但警察还没尽兴。
两个带着警犬的警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个警察抓住一位高个子黑人少年：因为穿着一件看上去不便宜的羊毛开衫，乔治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位少年。少年大约十五六岁，仅仅是旁观了整个游行。但警察还是把他背过身，让警犬伏在他身上撕咬着他的背。男孩恐惧痛苦地尖声大叫。有个记者赶紧抓拍了张照片。
乔治正准备干预，警察拉开了警犬。接着警察以未经允许参加游行的名义逮捕了这位少年。
乔治看见一个只穿着衬衫的大肚子白人正旁观着逮捕。他以前在报纸的照片上见过这个人，这人就是外号为“公牛”的科诺尔。“为什么不把更凶恶的狗带来？”科诺尔问执行逮捕的警察。
乔治想上前提出抗议。科诺尔本应是公共安全的护卫者，可他的表现却像街头恶棍。
但乔治意识到这样做只能使自己被捕，此时他最好的一件西服又已经全湿透了。被投入监狱的话，鲍比·肯尼迪一定不会高兴的。
乔治咬紧牙关，拼命抑制住怒火。他转过身，飞快地走向加斯顿旅馆。
幸好他在行李中带了条备用的裤子。他洗了个澡，把全身擦干，然后把湿透的西服送去洗熨。他打电话给司法部，把这天发生的事情口述了一份报告给秘书，让秘书把报告交给鲍比·肯尼迪。他不带感情地完成了这份报告，没有提到被水龙头浇得浑身湿透的事情。
他在旅馆大堂里见到了维雷娜。维雷娜没有受伤，但看上去受惊不小。“他们对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维雷娜说。她的声音仍然有些惊魂未定。乔治同样感到非常惊惧，但维雷娜的情况比他更糟些。维雷娜不像乔治那样参加过自由之行运动，也许是第一次见到种族主义者眼中流露的那种赤裸裸的恨意。
“我给你买杯酒去。”说完两人一起去了酒吧。
之后的一小时，乔治尽力劝慰着维雷娜。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扮演着听众的角色：只是时不时说两句劝导和鼓励的话语。他在稳定住自己的同时稳住了维雷娜。乔治控制住火气，开始平静下来。
两人在旅店的餐馆里平静地用了餐。上楼的时候天才黑下来。在楼道的走廊里维雷娜问他：“愿意来我的房间吗？”
乔治非常吃惊。这一晚毫无浪漫气息，他也没把这当作一场约会。他和维雷娜只是相互同情的伙伴。
维雷娜看出了他的犹豫。“我只是需要人支持而已。”她说，“能来我房间吗？”
乔治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维雷娜的话，但还是点了点头。
玛丽亚的形象闪入他的脑海，他一闪念，甩开玛丽亚的影子。是时候忘记她了。
进门以后，维雷娜关上门，抱住乔治。乔治搂住维雷娜，吻了吻她的前额。她别开脸，把面颊贴在他的肩膀上。只想拥抱不想亲吻，这样完全没问题，乔治心想。他打定主意跟着维雷娜的节奏走。只要维雷娜高兴，他怎样都可以。
过了一会儿维雷娜说：“我不想一个人睡。”
“好吧，我陪你。”乔治不带感情地说。
“搂在一起睡可以吗？”
“可以。”但乔治不相信只是仅仅搂在一起那么简单。
维雷娜脱离了他的怀抱。接着，她飞快地脱下鞋，把毛衣脱过头顶。维雷娜戴着白色的胸罩，穿着白色的短裤，皮肤像奶油一样细嫩。她很快褪去了内衣。维雷娜的乳房扁平结实，乳头非常小，阴毛呈褐色。维雷娜是乔治迄今为止见过的裸体最美的女人。
但乔治只看到了一眼，因为维雷娜很快就上了床。
乔治转身脱掉了衬衫。
维雷娜说：“看你的背！哦——真是太可怕了！”
乔治只是感到背上有点酸疼，完全没想到背会肿。他背对着门边的镜子回头看：维雷娜说得没错，他的背上出现了大片的红肿。
乔治慢慢脱下鞋袜。他的阴茎开始勃起，他想让它软下来，但它就是不肯听话。他实在情难自抑。他站起身，脱下裤子和内衣，然后以不输于维雷娜的速度上了床。
两人抱在一起，乔治的阴茎顶在维雷娜的肚子上，但维雷娜一点反应都没有。维雷娜的头发散落在乔治的脖子上，乳房贴着乔治的胸口。他的欲望被强烈唤起，但理智告诉他要冷静，乔治遵从了自己的理智。
维雷娜哭了起来。起先她只是小声哭泣，乔治不知道这是不是性爱的感受。但很快他感受到了维雷娜落在他胸口的泪水，维雷娜的身体也开始跟着哭泣颤动起来。这时他明白过来，现在的拥抱完全和性无关。乔治开始轻轻地拍打起维雷娜的背。
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有些惊讶。和一个漂亮女孩裸体躺在床上，他能做的竟然只是轻轻拍着她的背。但细想一下，这样做完全符合常理。他依稀但又确定地感觉到了这种安慰给了两人一种比性更加强烈的情感连接。虽然很难作出定义，但两人同样沉浸在一种强烈的情感之中。
维雷娜的哭泣慢慢地平歇了。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开始放松，呼吸变得平稳而浅显，维雷娜进入了无助的昏睡之中。
乔治不再勃起。他闭上眼睛，集中精力于怀中的女性躯体，以及皮肤和毛发散发的淡淡女性芳香。有佳人在怀，乔治觉得这一夜自己肯定是睡不着了。
然而，他却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晨醒来的时候，维雷娜已经离开了。
星期六早晨，玛丽亚·萨默斯情绪悲观地前往白宫。
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马入狱的同时，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报告，描述了黑人在密西西比受到的虐待。但肯尼迪政府聪明地淡化了这份报告。司法部一个名叫布克·马歇尔的律师写了份备忘录，拼命在报告中找碴儿。玛丽亚的上级皮埃尔·萨林格批评这份报告极端，愚弄了美国的新闻界。
对这种局面负主要责任的当然是玛丽亚所爱的男人。玛丽亚觉得肯尼迪是个天大的好人，但目光总是盯着接下来的一次选举。肯尼迪总统在去年的中期选举中表现很棒：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表现出的冷静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阻止共和党赢得压倒性胜利。但肯尼迪总统这时又担心起下一年的大选了。他不喜欢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又不想在与他们的对抗中成为牺牲品。
这就造成了民权运动的失败。
玛丽亚的哥哥生了四个孩子，玛丽亚很喜欢他们。他们和玛丽亚将来可能生出的孩子一样，将成为美国的二等公民。如果孩子们去南方旅游，他们将很难找到愿意让他们住的旅馆。如果进了白人教堂，他们会被赶出来，只有牧师是自由派人士，才会指定黑人在一块被绳子圈起来的地方就坐。在公共厕所外面孩子们会看到“白人专用”的标识，只能到后院标有“有色人种”的简易棚屋入厕。他们问父母电视上为什么没有黑人，父母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到了办公室以后，玛丽亚看到了当天的报纸。
《纽约时报》头版来自伯明翰的照片让玛丽亚恐惧得透不过气来。照片拍摄了一个牵着野蛮德国牧羊犬的白人警察。警察抓住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少年的开襟毛衣，让警犬撕咬这个黑人少年。警察张开大嘴，露出狰狞的笑容，好像自己也想上去咬一口似的。
内莉·福德汉姆听见玛丽亚的惊叫声，放下了手中的《华盛顿邮报》。“真是太丑陋了。”她发表评论说。
同一张照片发表在美国的许多报纸和一些国外报纸的海外版上。
玛丽亚坐在桌前，开始看报纸。媒体的风向变了，她燃起了一丝希望。报纸不再一味指责马丁·路德·金，说他展开的运动时机不对，说黑人应该再忍忍了。媒体报道的风向改变非常神秘，让玛丽亚觉得又惊喜又害怕。
看到南方白人走得这么远，她的兴奋劲又上来了。媒体现在谈论的焦点不再是民权运动，而成了儿童在美国大街上遭到的暴行。种族主义者仍然把一切都归结在金和他的狂热支持者头上，但他们平日语气里常见的自信全没了，能做的只是不顾一切的否认。一张照片真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吗？
萨林杰走进办公室。“各位，”他说，“总统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看到了伯明翰的现场照片，他对此感到非常恶心——他想让媒体知道他这种感觉。但这只是非正式的简报，而非官方声明。关键词是‘恶心’，请快把消息扩散出去。”
玛丽亚看了看内莉，两人同时扬起眉毛。这是个转变。
玛丽亚拿起话筒。
为了缓解背上的疼痛，乔治星期一早上只能像个老头似的小心翼翼地移动肢体。报纸上说，伯明翰消防部门的高压水龙头能在每平方英寸上产生一百磅的压力，乔治的背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他不是这天上午唯一感到疼痛的人。几百个游行者被高压水龙头冲得浑身红肿。一些被狗咬伤的人严重到需要缝针。几千个学生还被投入了监狱。
乔治祈祷他们所受的这些痛苦可以有所回报。
希望终于来了。伯明翰有钱的商人希望结束目前的冲突。冲突过后，很少有人去商店买东西：因为害怕被抓，黑人们都不到市中心白人开的店里买东西。连立场强硬的工厂厂长和铁矿业主也因为伯明翰被戴上“世界种族暴力之都”这顶帽子而担心生意受损。
而白宫不想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外国报纸把黑人有权得到民主和自由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不明白美国总统为何无法把自己制定的法律顺利推行下去。
鲍比·肯尼迪派布克·马歇尔到伯明翰，试图让马歇尔和伯明翰的头面人物达成交易。丹尼斯·威尔逊是马歇尔的副手。这两个人乔治一个也不信任。马歇尔拼命在民权报告中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丹尼斯老是嫉妒乔治的成功。这两个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伯明翰的白人精英不肯面对面地与马丁·路德·金和解。因此丹尼斯和乔治必须作为中间人，和代表金的维雷娜打交道。
布克·马歇尔希望金取消周一的游行。“刚开始占上风，就想让我们解除压力吗？”在加斯顿旅馆简陋的大堂里，维雷娜不可置信地向丹尼斯·威尔逊问道。乔治赞同维雷娜的主张，不断地点着头。
“可不管怎样，市政府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丹尼斯答道。
市政府正面临着一个与当下局面无关但有着一定联系的危机：“公牛”科诺尔对最近一次市长选举的结果提出了司法挑战，导致现在自认为是市长的有两个人。维雷娜说：“趁他们分化、变弱的时机进行游行不是正好吗？如果等对方解决了问题，他们会更为强大也更为果决。你们这些白宫来的人难道一点政治都不懂吗？”
丹尼斯把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当作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的人，他的这种态度也让维雷娜非常恼火。“我们有四点简单的要求，”她说，“第一，立即在午餐柜台、厕所、喷水池以及商店内的各种设施上解除种族隔离。第二，不在黑人员工的升职和雇佣上设置障碍。第三，释放所有参与游行的人，撤销对他们的指控。第四，在不久的未来，建立一个包括黑人和白人的委员会，对在警察局、学校、公园、戏院和旅馆取消种族隔离的问题进行协商。”她瞪着眼问丹尼斯：“我们的诉求很清楚吧？”
金提出的都是一些理所当然的要求，但这些对白人来说已经太过分了。那天晚上，丹尼斯回到加斯顿旅馆，把白人提出的反议案告诉了乔治和维雷娜。商店业主同意在试衣间立即撤除种族隔离标志，其他设施稍后也将撤除种族隔离标志。一旦游行结束，五六位黑人雇员马上能提升到更高级别的岗位上。商人们无法释放在押犯，因为那是法庭的事情。学校和其他市政设施种族隔离标志的撤除需要市长和市议会解决。
丹尼斯很高兴。白人前所未有地作出了让步！
维雷娜却不以为然。“这没解决任何问题，”她说，“店方从不让两位肤色相异的妇女共用一个试衣间，所谓的解除隔离从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伯明翰能接待顾客的黑人也绝不止五六个。至于其他的——”
“他们说自己无权改变法庭的决定，更无力改变法律。”
“你真是幼稚得可以！”维雷娜说，“在伯明翰，法庭和政府还不是听这些商人的。”
鲍比·肯尼迪让乔治把伯明翰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家的地址和电话给列出来。总统将亲自给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们作出妥协。
乔治看到了一些更加令人振奋的迹象。教堂周一晚上从来弥撒的教徒那里难以置信地募集到了四万美元的运动捐款：金的手下租了一间汽车旅馆，花了一整夜都在点这笔钱。雪片般的信件带来了更多的捐款。民权运动的资金总是紧巴巴的，“公牛”科诺尔和他的警犬却给运动带来了大笔的经费。
深夜，维雷娜和金的其他手下集中在金的套房客厅里，讨论如何继续向对手施压。乔治不在邀请之列——乔治不想知道任何自己觉得必须报告给鲍比的事情——于是他干脆上床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乔治穿上西装下楼，参加金在十点钟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旅馆门前的小院子里挤满了世界各地来的上百个记者。阳光猛烈，记者们满头都是汗水。拜“公牛”科诺尔所赐，金在伯明翰开展的民权运动成了全世界的焦点。“过去几天在伯明翰发生的非暴力民权运动标志着民权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金说，“千百万黑人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乔治在哪儿都找不到维雷娜，他怀疑真正的行动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他离开旅馆，拐过街角走到教堂。他没有找到维雷娜，但发现学生们走出教堂的地下室，坐上第五大街上排成一列的车。督导他们的成年人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碰到了丹尼斯·威尔逊，威尔逊正好有事要告诉他。“尊贵市民委员会要在商会的会议室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乔治听说过这个外号“大骡子帮”的非官方集团。他们是伯明翰真正有权有势的人。触动到了他们，一些事就有了改变的希望。
丹尼斯问：“金的人在计划些什么？”
乔治对自己不知道金的计划感到很高兴。“我没受邀参会，”他说，“只知道他们在酝酿着一些事情。”
他和丹尼斯分别，独自往城中心走。尽管一个人逛街，但乔治很清楚自己很可能因为未经允许游行而被捕。但他必须冒这个险：如果躲在加斯顿旅馆的话，他就不能为鲍比效命了。
十分钟后，乔治走到伯明翰典型南方风味的商业区：这里有百货商店，有电影院，有民用住宅。一条铁路从商业区中心通过。
乔治亲眼见证了金所要实施的计划。
独自行走或两三人成团的黑人突然间会合在一起，打出了他们藏着的标语牌。一些人坐在地上，挡在人行道中间，另一些人跪在装饰典雅的市政厅台阶上做祷告。唱着赞美诗的少年蜂拥而进实行种族隔离的商店，又蜂拥而出。街上的车辆把速度放缓，最后都停了下来。
警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半英里外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游行者成功地避开了他们。但乔治却觉得，“公牛”科诺尔只要一反应过来，到现在为止进展还算顺利的抗议活动就会很快被终止。
中午一过，乔治就回到了加斯顿旅馆。他发现维雷娜的表情很忧虑。“行动进展顺利，可是失去了控制，”她说，“我们的人都进行过非暴力抗议的训练，但上千没经过训练的旁观者加入进来，他们一点都不守纪律。”
“大骡子帮身上的压力增大了。”乔治说。
“但我们不希望州长颁布戒严令。”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是顽固的种族主义分子乔治·华莱士。
“颁布戒严令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插手，”乔治指出，“这样一来，总统就可以命令在局部地区取消种族隔离了。”
“如果压力来自外部，大骡子帮总能找到办法置之不理。最好让他们自己作出决定。”
看得出，维雷娜是个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无疑她在金那儿学到了很多。乔治只是不知道维雷娜对大骡子帮的看法是否准确。
吃了火腿三明治以后，乔治又上了街。凯利·英格拉姆公园周围的气氛更紧张了。上百名警察在公园里挥舞着警棍，牵引着跃跃欲试的警犬。消防队员朝所有向市中心进发的人喷水。痛恨消防水龙头的黑人们开始向警察扔石头和可乐罐。维雷娜和其他金团队的核心成员穿梭在人群中，要求人们保持镇定，远离暴力，但收效甚微。一辆外形古怪、被称为“坦克”的白色车辆沿着第十六街来回穿梭，“公牛”科诺尔拿着高音喇叭在车上大喊：“离开街道，都给我散开！”乔治听人说，这并不是改装的坦克，而是科诺尔买的一辆军队富余车辆。
乔治看见了金在民权运动中的对手弗雷德·萨特尔沃斯。弗雷德四十一岁，身材瘦长，相貌坚毅，穿着得体，留着精心修剪过的胡须。他经历过两次爆炸，妻子也被三K党人刺伤过，但他似乎毫无畏惧，拒绝离开伯明翰。“我才不会为了保命而逃跑呢。”他喜欢这样说。尽管是个天生的战士，但他现在却试图保护好孩子们。“千万不能嘲弄警察，”他说，“别表现出要袭击他们的样子。”乔治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孩子们聚集在萨特尔沃斯周围，萨特尔沃斯像穿花衣的吹笛手一样领着他们退回教堂。萨特尔沃斯挥舞着一条白色的手绢，试图向警察传递和平的意图。
他的善举差点奏效了。
萨特尔沃斯领着孩子们经过教堂外停着的消防车，朝和街道平行的教堂地下室门口走去，然后引导孩子们走进门，下楼进入地下室。所有人都进去以后，他落在最后准备下楼。正在这时，乔治听见有人说：“我们给牧师浇点水吧。”
萨特尔沃斯皱着眉转身看。水龙头冲出的水柱正好击中他胸口。他踉跄了两步，惨叫着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有人大声喊：“老天，萨特尔沃斯被袭击了！”
乔治冲进地下室入口，看见萨特尔沃斯喘着粗气躺在楼梯下面。“你还好吗？”乔治大声问。但萨特尔沃斯已经伤得无法回答了。“快叫人喊辆救护车！”乔治大声喊。
他对当局的愚蠢感到很吃惊。萨特尔沃斯是个广受拥戴的公众人物。他们真想惹起一场骚乱吗？
有辆救护车正好在附近。很快，两个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入地下室，把萨特尔沃斯抬了出去。
乔治跟在担架后面走上人行道。黑人旁观者和白人警察危险地混杂在一起。记者们涌过来，媒体的摄影师在担架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刻按下快门。人们看着救护车发动，然后越开越远。
过了一会儿，“公牛”科诺尔过来了。“这个星期我一直都想看到萨特尔沃斯被水冲的情形，”他快活地说，“很遗憾错过了这幕好戏。”
乔治非常生气，他希望有哪个旁观者可以赏科诺尔一个耳光。
一个白人记者说：“他乘救护车离开了。”
“如果是灵车就更好了。”科诺尔说。
为了压住火气，乔治不得不转过身。这时，他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丹尼斯·威尔逊拽住了胳膊。“好消息！”威尔逊说，“大骡子帮让步了！”
乔治转身问：“他们让步了，这是什么意思？”
“大骡子帮成立了一个和运动参与者协商的专门委员会。”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一定发生了使他们作出改变的事情：游行，总统来的电话，或是戒严令所带来的威胁。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他们现在非常想坐下来，和黑人们讨论出解决之道。也许双方能在事态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前商量出个办法来。
“但总得找个地方谈。”丹尼斯说。
“维雷娜肯定知道上哪里谈会比较好，我们去找她吧。”乔治转过身，在离开前又看了“公牛”科诺尔一眼。乔治现在发现，这个人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科诺尔正在街上声嘶力竭地对运动参与者们大喊大叫，但伯明翰真正有影响的人物却在商会的会议室里改变着事件的进程——甚至都没咨询科诺尔有什么意见。也许大腹便便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南方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但也许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星期五召开了宣布和解的记者招待会。被水柱冲断肋骨的弗雷德·萨特尔沃斯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伯明翰终于有了与之相称的良心！”很快他就晕倒，被人送了出去。马丁·路德·金取得了他想要的胜利，飞回了亚特兰大。
伯明翰的白人精英最终答应取消部分种族隔离设施。维雷娜抱怨说这还远远不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对的：白人只作了一点小小的让步。但乔治却觉得双方的斗争有了根本的改变：白人同意在种族隔离这一问题上和黑人进行面对面的协商。他们无法再颁布只有利于自己的法令了。这些协商将继续进行下去，情况必将变得越来越好。
不管是小小的进步还是跨时代的里程碑，伯明翰的所有有色人种还是在星期六晚上进行了庆祝。维雷娜把乔治叫到了自己房间。
乔治很快发现维雷娜不是那种听凭男人在床上采取主动的女人。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一切。维雷娜的姿态正对乔治的胃口。
一切状态良好。乔治欣赏着维雷娜近乎苍白的皮肤和鬼魅般的绿色眼睛。做爱时维雷娜话很多，她谈到自己的感受，问乔治是快活还是难受。交谈加深了两人的亲密程度。乔治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受到，做爱不仅能更加了解对方的躯体，而且能更加深刻地了解对方的性格。
快结束时维雷娜想换到上面去。这对乔治来说同样新鲜——之前从没有哪个女人在跟他做爱时采取主动。维雷娜跨坐在他身上，乔治抱着维雷娜的臀部，随着维雷娜的节奏一起律动。维雷娜闭着眼睛，但乔治没有。在乔治看来，维雷娜的表情非常沉醉。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达到了高潮。
快到午夜的时候，趁维雷娜在洗澡，乔治穿着睡袍站在窗前，俯视第五大街的街灯。他想到了金和伯明翰白人达成的协议。民权运动是胜利了，但死硬的种族隔离分子绝不会接受失败，但他们会怎么做呢？“公牛”科诺尔和阿拉巴马的种族主义州长乔治·华莱士无疑计划破坏这份协议。
根据鲍比·肯尼迪获得的情报，这天，来自佐治亚、田纳西、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的三K党徒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距离伯明翰十八英里的贝西摩尔进行了一场集会。发言者一整个晚上都在声嘶力竭地控诉着伯明翰白人对黑人作出的退让。这时女人和孩子都已经回家，男人则开始喝酒，吹嘘着他们要怎么做。
明天是5月12日，星期日，又到了母亲节。乔治想起两年前的母亲节那天，他和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差点在距离伯明翰六十英里的安尼斯顿被燃烧弹烧死在大巴车上。
维雷娜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回床上吧。”说着她钻到了被单底下。
乔治充满了渴望。他希望黎明前至少和维雷娜再做一次爱。但正准备离开窗前时，第五大街上两辆行驶车辆的车前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第一辆是伯明翰警察局的巡逻车，车上清晰地涂着“25”的数字，后面跟着一辆生产于五十年代早期的老式切诺基圆头车。接近加斯顿旅馆时两辆车都慢了下来。
乔治突然发现平时在加斯顿旅馆附近巡逻的当地警察和州警都不见了。人行道上一个人都见不到。
怎么回事？
很快，一样从切诺基后窗扔出的物体越过人行道砸向旅馆墙壁，物体正好落在马丁·路德·金刚刚离开的30号套房的窗户下面。
扔完东西以后，两辆车一起加速离开。
乔治转过身，两步跨过房间，飞身跃起，跳在维雷娜身上。
维雷娜的抗议声很快被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淹没了。整幢房子像地震了似的摇摇晃晃。耳边不时传来玻璃的破碎声和沉闷的落石声。伴随着丧钟声似的噪音，房间的窗玻璃破裂了。接着是一阵诡异的沉默。两辆车的声音渐行渐远以后，旅馆里传来一阵阵尖叫和怒骂声。
乔治问维雷娜：“你还好吗？”
维雷娜问：“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
“有人从车里往旅馆扔炸弹，”他皱起眉说，“你敢相信吗？那辆车竟然还有警车护送呢！”
“这个该死的地方什么事都会发生。”
乔治翻身从维雷娜身上下来，看了看房间各处，发现地板上到处都是碎玻璃。床尾垂着一块绿色的布，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意识到这是炸开的窗帘布。罗斯福总统的肖像画被炸弹的冲力炸下了墙。肖像画脸朝上躺在地上，总统的笑脸上躺着一片片碎玻璃。
维雷娜说：“我们必须马上下楼，也许有人受伤了。”
“等一等，”乔治说，“我把你的鞋拿过来。”他把脚放在地毯上一小块没有玻璃碴儿的地方，不断从身边的地毯上拿起玻璃碴儿往前走。乔治和维雷娜的鞋并排放在壁橱里：乔治喜欢这样。乔治把脚伸进一双黑色皮鞋，然后拿起维雷娜的白色女式中跟鞋，把鞋交给维雷娜。
灯突然一下子全灭了。
乔治和维雷娜在黑暗中飞快地穿上衣服。他们发现浴室里已经停水了。两人一同下了楼。
黑暗的大堂里都是吓坏了的旅馆员工和住客。几个人流了血，但看似没有人身亡。乔治从众人间挤出旅馆门。在街灯的照射下，乔治看见旅馆的墙上被炸出了一个五英尺见方的大洞，人行道上全都是瓦砾。附近停车场上的拖车被炸弹的冲击力毁损得非常严重。但奇迹是，没有人在爆炸中受很严重的伤。
一个带着警犬的巡警走到旅店门口，随后一辆救护车停了下来。成群的黑人开始在旅馆外以及相邻街道的凯利·英格拉姆公园集结。乔治不安地注意到，这些人不是第十六大街浸礼会教堂唱着圣歌不主张使用暴力的基督徒，而是周六晚上在酒吧、保龄球馆和配备自动电唱机的小酒吧寻欢作乐的黑人民众。他们不认同马丁·路德·金倡导的甘地式非暴力不合作哲学。
有人说几个街区外马丁·路德·金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金居住的牧师别墅也发生了爆炸。有证人看见一个便衣警察爆炸前不久在别墅的门廊上放了个炸弹。伯明翰警方显然想同时谋害金兄弟俩。
人群出离愤怒了。
聚集的人群开始扔瓶子和石块。他们把目标对准了警犬和消防水龙头。乔治走回汽车旅馆。维雷娜借着手电筒灯光从一间被毁的一楼房间里救出了一个老年黑人妇女。
“外面越来越乱了，”乔治对维雷娜说，“人群在向警察扔石块。”
“他们做得没错，警察是爆炸案凶手！”
“你冷静想想，”乔治急促地说，“为什么警察要在今晚挑起骚乱？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他们想破坏刚刚达成的协议。”
维雷娜从前额上擦去石灰粉。乔治发现维雷娜已经不再愤怒了，而是一副深思的模样。“该死的，你说得对。”她说。
“不能让他们得偿所愿。”
“但我们该如何制止骚乱呢？”
“我们必须让民权运动的领导人走上大街，呼吁黑人群众保持克制。”
维雷娜点点头说：“是的，我去把他们叫出来。”
乔治走出旅店。暴乱蔓延得很快。一辆出租车被推翻点火，在马路当中熊熊燃烧。一个街区外，有家百货店也被付之一炬。市中心赶来的巡逻车被密不透风的石块阻挡在第十七街。
乔治抓起一只麦克风，对聚集的群众大喊：“所有人都请保持平静！”他说，“别破坏了刚刚达成的协定！种族主义者试图惹起一场骚乱——别让他们心想事成！回家好好睡一觉去吧。”
一个站在近旁的黑人对乔治说：“为什么每次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时我们都得回家呢？”
乔治跳上一辆停着的车的车头盖上。“暴力帮不了我们，”他说，“我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所有人都给我回家去。”
有人大声嚷：“我们不用暴力，但他们用！”
一个空威士忌酒瓶飞了过来，砸中了乔治的前额。乔治从车头跳下来。乔治摸了摸自己的前额，前额被砸得很疼，但没有流血。
有人接替了他的位置。维雷娜、几个运动领导者和一些牧师出现在人群中间，试图让群众平静。阿尔弗雷德·金跳上一辆车的车顶。“我的家刚被人炸了，”他大声说，“我和家人们却只是向上帝祈祷。上帝，请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你们现在并不是在帮忙——你们在伤害我们！请马上离开这个公园！”
呼吁慢慢开始奏效了。乔治发现，“公牛”科诺尔并不在场：在现场主导局面的是警察局长杰米·摩尔——不似政府雇员，摩尔是个执法者——警察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训练警犬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似乎也不再想惹事。乔治听见有个警察对一群黑人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他是在说瞎话，但至少表示了一种善意。
乔治意识到，种族主义者里也有鸽派和鹰派。马丁·路德·金联合种族主义者里的鸽派共同对抗鹰派。现在种族主义者里的鹰派打算重新燃起仇恨之火。绝不能使他们的这种企图得逞。
没有警察的火上加油，人群很快就没了继续暴动的意愿。乔治开始听见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当燃烧的百货店最终倾倒的时候，民众们似乎感到了懊悔。“真是可耻。”有人说。“我们做得太过了。”另一个人说。
最后牧师们开始引导人们唱圣歌，乔治放松下来。他感觉，一切都结束了。
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七街的街口看到了警察局长摩尔。“局长，旅馆需要支维修队，”乔治礼貌地说，“水和电都停了，很快那里就会变得很不卫生。”
“我来看看能怎么办。”说着他把便携式步话机贴近耳朵。
摩尔还来不及说话，州警察出现了。
他们戴着蓝色贝雷帽，携带卡宾枪和双管猎枪。他们有的骑马，有的坐车，突然间在还没散去的人群面前出现了。乔治惊恐地发现，现场很快集结了两三百名州警。这是个天大的灾难——他们会引发一场新的暴乱。乔治意识到，这正是乔治·华莱士州长期望达到的效果。同“公牛”科诺尔以及那帮投炸弹的人一样，华莱士很清楚，彻底地颠覆法律和秩序才是种族主义者的唯一希望。
一辆车停了下来，州政府的安全事务部长阿尔·林格上校提着把猎枪跳下车。两个显然是贴身保镖，携带着汤普森机关枪的人跟他一起跳下车。
摩尔局长把步话机别回腰上。他话音很轻，刻意没去提林格的军衔。“林格先生，如果你们能马上离开，我会很感激的。”
林格可没那么客气。“回你的办公室耍娘娘腔去，”他说，“现在这里归我指挥，我命令把这些黑鬼好好教训一顿。”
乔治以为他们会叫他滚开，但摩尔和林格执著于两人之间的争论，已经完全顾不上他了。
“不需要使用这些枪，”摩尔说，“把它们收起来好吗？不然有人会被打死的。”
“你他妈的说对了，就是要死上几个人才好。”林格说。
乔治匆匆向加斯顿旅馆走去。
走进旅馆前，乔治往回看了一眼，正巧看到州警冲向人群的一幕。
骚乱又重新开始了。
乔治在旅馆院子里看到维雷娜。“我必须回华盛顿了。”他对维雷娜说。
其实他不想回去。他想和维雷娜在一起，和她说话，加深两人才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他希望维雷娜能爱上他。但这些都得再等等。
维雷娜问他：“你准备回华盛顿干什么？”
“让肯尼迪兄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必须知道华莱士州长为了破坏协议，引发了一场骚动。”
“现在才凌晨三点啊！”
“我想尽早赶到机场，乘最早的航班离开这里。也许还要到亚特兰大转机。”
“你怎么去机场？”
“我想找辆出租车。”
“今晚没有出租车会愿意载一个黑人——尤其是前额上肿了一块的黑人。”
乔治摸了摸前额，发现前额上真像维雷娜说的那样肿了一块。“怎么会肿呢？”他迷惑不解。
“我似乎记得你被一个瓶子砸中了。”
“哦，是有这么回事。这也许看起来很傻，但我必须尽快赶到机场。”
“你的行李怎么办？”
“天黑打不了包。另外，我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我这就出发。”
“小心点儿。”维雷娜说。
乔治吻了维雷娜。维雷娜搂住乔治的脖子，苗条的身子靠在乔治身上。“刚才你很棒。”轻声说完这句话以后，维雷娜放开了乔治。
他离开了汽车旅馆。通往市中心的路从东边被堵上了：乔治必须绕路去机场。他往西走，然后折转向北，然后再转向东。这时，乔治才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骚乱现场。路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乔治也许得等周日早晨的第一辆公共汽车。
当东方的天空出现几缕微光时，一辆车在他身旁尖声停下。担心来的是白人警员，乔治拔腿就准备跑。看到车上下来了三个荷枪实弹的州警，乔治马上改变了主意。
州警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杀了我，乔治恐惧地想。
领头的是个矮个子男人，乔治注意到他戴着警长的袖章。“孩子，你这是要去哪里？”警长问。
“长官，我要去机场，”乔治说，“也许你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出租车。”
警长笑着对两个手下说道：“他说他想去机场，”他像是不可思议似的把话重复了一遍，“他还觉得我们能帮他找到一辆出租车。”
两个手下会意地笑了。
“去机场干什么？”警长问，“清扫厕所吗？”
“我赶飞机回华盛顿。我在司法部工作，我是位律师。”
“真的吗？好吧，我为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工作，这里的人很少关注华盛顿的事情。最好在我砸烂你这木头脑瓜之前给我上车。”
“你凭什么抓我？”
“孩子，别跟我玩心眼。”
“如果没有任何理由抓我，你们就不是什么州警，而是作恶的罪犯。”
警长突然挥起手枪，把枪托向乔治甩了过来。乔治一闪身，本能地用手护住脸。木制的枪托重重地打在乔治的右手腕上。另两个州警上前抓住了他的胳膊。他没作抵抗，但州警却像他作了抵抗似的拖着他走。警长打开后门，把他扔上后座。他还没坐进去，他们就使劲关上门，车门夹住了乔治的腿，乔治痛苦地大声尖叫。州警打开门，把他受伤的腿推进车，然后又关上了车门。
乔治瘫坐在后座上。他的腿很疼，但手腕的情况更糟。因为我们是黑人，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乔治心想。这时他真希望刚才不是让民众平静下来回家，而是朝警察扔石块和酒瓶。
州警们把车开到了加斯顿旅馆。他们打开后门，把乔治推出车外。乔治用右手扶住左手腕，跌跌撞撞地走进旅馆的院子。
星期日快到中午的时候，乔治才叫到一辆黑人开的出租车去了机场，然后搭乘班机回到了华盛顿。他的左手腕伤得很重，手臂都抬不起来。乔治只能把手插在兜里护住手臂。为了消减手腕上的疼痛，他只能脱下手表，解开袖子上的纽扣。
乔治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付费电话给司法部打了个电话，他从电话里得知，傍晚六点白宫有个紧急会议。总统将从戴维营飞回来，布克·马歇尔从西弗吉尼亚乘直升机过来参会。鲍比正在去司法部的路上，需要马上拿到一份简报。不行，没有时间让乔治回家换衣服了。
记住从此要在办公室抽屉里备一件干净衬衫以后，乔治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司法部，然后直接去了鲍比的办公室。
尽管每次抬起左臂都疼得皱眉，但乔治却坚称伤势轻微得不需要治疗。他向司法部长和包括马歇尔在内的顾问报告了昨晚事件的前前后后。不知为何，鲍比的巨大黑色纽芬兰犬布鲁姆斯也出现在了会议室里。
“这么多人一星期来作的努力也许就要毁于一旦了，”乔治把结论告诉了众人，“爆炸和州警的肆虐削弱了黑人们非暴力不抵抗的决心。从另一方面来讲，骚乱的始作俑者完全不把同马丁·路德·金协商的那些白人当回事，并对他们造成了威胁。反对民族融合的乔治·华莱士和‘公牛’科诺尔希望双方或者其中至少一方撕毁协定。我们必须制止这种事的发生。”
“情况已经很明了了。”鲍比说。
所有人都上了鲍比的福特银河500。这时是春天，鲍比没有把顶篷打开。鲍比很快把车开到了白宫。布鲁姆斯很享受这段旅程。
几千个白人和黑人示威者站在白宫门外，打着“救救伯明翰学生”的标语牌。
肯尼迪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喜欢的那把安乐椅上，等待着来自司法部的众人。和他在一起的是几个军队里的高官：天赋异秉的国防部长鲍勃·麦克纳马拉，还有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
乔治意识到，这些人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昨晚伯明翰黑人纵火和扔玻璃瓶。非暴力抗议运动进行到现在，这是白宫第一次召开这类紧急会议。过去三K党人在黑人的家园实施爆炸时都没有召开过这种会议。骚乱造成了目前的紧张事态。
军人们提出派军队进驻伯明翰。鲍比和以往一样只关注政治上的现实性。“国民会呼吁总统采取行动，”他说，“但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我们不能说派去的联邦军队是控制州警的——那意味着白宫向阿拉巴马州宣战。于是我们的理由只能是控制骚乱者——那又相当于白宫向黑人宣战。”
肯尼迪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一旦得到联邦军队的保护，白人很可能会撕毁刚刚达成的协议。”他说。
换句话说，黑人骚乱的威胁是维持协定的保证。他不喜欢这个结论，但不管他喜不喜欢，这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布克·马歇尔说话了。他把这个协定看成自己的孩子一般。“如果协定流产，”他疲倦地说，“黑人们就会……”
总统接上了他的话说：“就会变得愈发难以控制。”
马歇尔说：“不仅仅在伯明翰。”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众人都想到了其他美国城市发生类似骚乱的可能性。
肯尼迪总统问：“金今天在做什么？”
乔治说：“他飞回了伯明翰。”乔治在离开加斯顿旅馆前就知道了这件事。“现在，我可以确认，金会去各大教堂，敦促人们在礼拜后平平安安地回家，今晚留在家里别出门。”
“他们会照他说的去做吗？”
“是的。只要没有爆炸，州警也不再出手，黑人们就会依令行事的。”
“怎么能保证呢？”
“你能在伯明翰附近，而不是在伯明翰城内部署联邦军队吗？这样做能体现对协议的支持。华莱士和科诺尔会知道，如果行为失当，他们将失去权力。另外，这样一来，白人就没了背离协议的机会。”
众人反复对提案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决定采纳乔治的建议。
乔治和几个助理转移到内阁会议室，草拟发布给新闻界的声明。总统秘书把声明用打字机打了出来。新闻发布会通常在皮埃尔·萨林杰的会议室召开，但这天的文字记者和电视记者太多了，又是个天气暖和的夏日夜晚，于是发布会索性被安排在了玫瑰园。在乔治的注视中，肯尼迪走出白宫，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前宣布：“伯明翰协定已经达成了一致，联邦政府决不允许协定被两边的极少数极端分子破坏。”
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后再前进两步，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取得了进步。乔治这样想着。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三章
戴夫·威廉姆斯为周六晚上制定了一个计划。那天晚上，班里的三个女生要去苏活区的飞驰夜总会。戴夫和另两个男孩随意地说，也许可以和她们在那儿碰头。琳达·罗伯特森是三个女孩中的一个。戴夫就觉得琳达似乎很喜欢他。因为戴夫考试总是最后一名，所以许多人觉得他很笨。但琳达总是聪明地找他谈政治上的问题。戴夫来自一个政治世家，所以熟知这类问题。
戴夫打算穿件令人惊奇的长领尖新衬衫过去。他跳舞跳得很好——连男伴们都承认他扭腰扭得棒。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和琳达谈恋爱。
戴夫十五岁了。但让他有点气恼的是，大多数同龄女孩都只愿意和年纪稍大一些的男孩恋爱。一年前多以前，他被杜杜·杜瓦吸引了，他想冷不防吻杜杜一下，却发现杜杜亲热地和十八岁的加斯帕·默里搂抱在一起，这至今都让他一想起来就不安。
星期六早晨，姐弟俩去父亲的书房领一周的零花钱。十七岁的伊维拿一英镑，戴夫有十先令。像维多利亚时代得到施舍的乞丐一样，他们拿钱之前都会聆听一番训诫。这天伊维拿了零花钱以后就被父亲打发走了，但戴夫却被留了下来。门一关，戴夫的父亲劳埃德便说：“你的考试成绩很差。”
戴夫很清楚自己的成绩。上学十年来，他没有一次考好过。“我感到很抱歉。”他不想和父亲吵架，只想拿了钱赶紧离开。
父亲穿着周六早晨常穿的条纹衬衫和开襟羊毛衫。“可你并不笨。”他说。
“老师们觉得我很笨。”戴夫说。
“我不这样觉得。你不是笨，而只是懒。”
“我不懒。”
“那你是怎么回事？”
戴夫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读书读得很慢。但更糟的是，只要一合上书，他就把刚刚读到的东西全忘了。他写作也写不好，经常写错字母的顺序，把面包写成胡子这样的错误也经常犯。他的拼写也糟糕透了。“我的法语口语和德语口语在班里排名前列。”他说。
“这只说明只要你肯尝试，就能做到。”
有时再努力也没法取得好成绩，可戴夫不知该如何向父亲解释。
劳埃德说：“我长时间努力思考该拿你怎么办，我和你妈妈也无休止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戴夫不太明白。爸爸到底想说些什么？
“你这个年龄不适合体罚了，你妈妈和我也不赞成体罚。”
这倒是真的。大多数孩子做错事都会挨揍。但戴夫的妈妈已经有好几年没揍过他了。爸爸更是从来没有。让戴夫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惩罚”这个词。显然他要挨罚了。
“我唯一能想到的让你用心学习的方法，就是取消你的零花钱。”
戴夫不敢相信父亲会说出这种话。“取消是什么意思？”
“如果学习成绩没有明显进步的话，你就再也拿不到零花钱了。”
戴夫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怎么在伦敦逛呢？”还有买烟，去飞驰夜总会的花费，他恐惧地想。
“你反正是走路上学的。如果想去其他地方，你就必须在学业上做得更好。”
“没有零花钱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从来不会缺你什么。你给我记好了，如果不好好学习，你就没钱去四处走了。”
戴夫非常生气。今天晚上的计划泡汤了。他觉得自己婴儿一般无助。“就这些吗？”
“是的。”
“那待在这儿就是浪费时间。”
“我是尽力教导你走上正路。”
“都是胡扯。”说完，戴夫跺着脚走出书房。
他从过道的衣架挂钩上拿下外套离开家。这是个暖和的春日早晨。他该怎么办？他本打算在皮卡迪利广场和朋友们会合，沿着丹麦街闲逛看人弹吉他，去酒吧喝些淡啤酒，然后回家换上那件长领尖的衬衫。
他兜里还有些零钱——足够买半品脱啤酒了。但他没钱付飞驰夜总会的门票钱。也许他可以打点零工。但这么短的时间内到哪儿去找零工打？他的一些朋友在周六或周日需要增加人手的商店或餐馆打工。他思考着是否可以找家餐馆洗盘子。这值得一试。决定以后，他转身朝西区走去。
这时他产生了另一个念头。
他的几个亲戚也许会雇他。父亲的妹妹米莉在伦敦北部三个富庶的商业区哈罗、戈尔德斯格林、汉普斯塔德各开了一家流行服饰专卖店。米莉姑姑也许能给他提供一个星期六上班的职位，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胜任把连衣裙卖给女士们的活儿。姑父阿比·埃弗里是个皮草批发商，去他在伦敦东区的仓库干活也许是个好主意。但米莉姑妈和阿比姑父都可能先找父亲谈，父亲这时就会说戴夫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而非工作。不过他还可以找米莉姑姑和阿比姑父的儿子、刚过二十三岁的莱尼碰碰运气，他是无足轻重的商人，和一个骗子。周六莱尼总会在东区的阿尔德盖特摆个货摊，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出售香奈尔五号和其他高级香水。他会轻声对顾客说香水是偷来的，但实际上莱尼兜售的都是些装在奢侈品牌瓶子里的廉价冒牌货。
莱尼也许能为戴夫提供一份一天的工作。
戴夫的钱刚够乘地铁。他走到最近的地铁站，买了车票。如果被莱尼拒绝，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家了。真到那一步的话，他也许得走上几英里。
地铁把戴夫从富庶的西伦敦带到工人阶级居住的东伦敦。市场上满是希望以比寻常价格低的价格买到实惠东西的淘宝者。戴夫觉得这里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偷来的：从工厂流出来的电水壶、剃须刀、电熨板和收音机。另一些是厂家的富余物资：没人要的唱片、不畅销的书籍、很丑的相框、贝壳状的烟灰缸。但这里的大多数商品还是残次品：一盒盒发霉的巧克力，缝坏了的条纹围巾，染色不平均的花斑皮靴，只画了半支花的瓷盘。
莱尼长着密密的黑色头发和棕黄色的眼睛，很像他和戴夫已故的祖父伯尼·莱克维兹。莱尼的头发很油，梳了个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大背头。他热情地和莱尼打着招呼：“小戴夫，你好，想给女朋友来点香水吗？试着来点野花牌香水吧。”他的法语发音不是怎么准，“保准让她为你脱裤子。只收你两先令六便士。”
“莱尼，我要找份工作，”戴夫说，“能在你这儿打工吗？”
“你还要找工作？你妈妈不是百万富翁吗？”莱尼促狭地说。
“爸爸断了我的零花钱。”
“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我学习不好。现在我身无分文。我想挣到足够的钱，今晚出去玩。”
莱尼第三次用提问回答了戴夫的问题。“你把我当什么了？哪里的人力中介吗？”
“给我个机会吧，我一定能替你卖掉香水的。”
莱尼转身对一个上前的顾客说：“夫人，你的品味很不错。雅德莉香水是近来市场上最畅销的香水——你手上的这瓶却只要三先令。我用了两先令六便士才买下它，我是说收来的价格。”
女人咯咯地笑了，买下了这瓶香水。
“我无法付给你工资，”莱尼对戴夫说，“但可以让你从出售商品的售价中提成百分之十。”
“就这么办。”说完戴夫就兴冲冲地站到摊位后面去了。
“把钱都放在兜里，收摊以后再算。”说完莱尼给他合计为一英镑的找零，让他找钱用。
戴夫拿起瓶雅德莉香水，愣了一下，微笑着对一位路过的妇女说：“这是当今市场上最流行的香水。”
女人笑了笑，但没有停下脚步。
他尽力模仿者莱尼的插科打诨，没过一会儿，便以两先令六便士的价格卖出了一瓶帕图的喜悦香水。他很快学会了莱尼所有的广告词：“只有您这种拥有出色鉴别力的女人才会选择这款香水……如果想让你爱的男人开心，就买这款吧……赶紧买，气味太过撩拨政府就要禁售这款香水了。”
人们心情愉悦，随时都会放声大笑。他们穿上盛装前往市场：对这些贫苦人而言，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对待的公共场合。戴夫学了许多关于钱的俚语：一个六便士的硬币叫双轮马车，五先令叫一个美元，一张十先令的纸币叫半条短裤。
时间过得很快，附近餐馆的女招待送来了两个白面包里夹着油炸培根和番茄酱的三明治。莱尼给了她钱，把其中一个递给戴夫。戴夫没想到一眨眼吃午饭的时间就这么到了。戴夫的烟管裤裤兜里装满了硬币，他非常高兴，这些钱里的百分之十是自己的。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发现街上几乎一个男人都看不到，莱尼说他们都去看球赛了。
快到傍晚时，生意就稀少了。戴夫觉得兜里的钱大概有五英镑，这意味着他能赚上十先令，也就是爸爸平时给他的零花钱——他可以去飞驰夜总会玩了。
五点时莱尼开始收拾货摊，戴夫帮他把没卖出去的香水收进纸板箱，然后他们把所有东西放上莱尼的黄色百福小货车。
收拾停当以后，两人数了一下戴夫兜里的钱，这些钱刚好超过了九英镑。莱尼给了他超过百分之十的一英镑。“你帮我收摊，所以多给你一点。”戴夫非常高兴：今天的劳动收入等于早晨爸爸应该给的零花钱的两倍。他很高兴每周六来这儿卖香水。这样不仅能提高收入，而且能避开父亲无休止的训导。
他们到最近的酒吧，各要了一品脱啤酒。“你会弹吉他，是不是？”当他们坐在一个放着满是烟蒂的烟灰缸的桌子前时，莱尼说。
“是的。”
“你的吉他是哪一款？”
“我有一把吉布森牌的低配吉他。”
“是电吉他吗？”
“是把琴身半空心的吉他。”
莱尼看上去很不耐烦：也许他对吉他本来就知之不多。“我想问的是，你能把吉他弹好吗？”
“当然能弹好——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需要为乐队打拍子的吉他手。”
太让人兴奋了。戴夫从来没想过加入什么乐队，但马上被这个念头吸引住了。“我不知道你还有个乐队。”他说。
“叫禁卫军乐队。我弹钢琴，还担任主唱。”
“你们玩哪种类型的音乐？”
“我们只玩摇滚乐。”
“你是说……”
“埃尔维斯，查克·贝里，约翰尼·卡什……都是最棒的乐手。”
这些三拍的曲子戴夫都能弹奏。“披头士乐队呢？”披头士乐队的曲子要更为复杂一些。
莱尼问：“你说谁？”
“一个新成立的绝妙乐队。”
“从没听说过这个乐队。”
“算了，摇滚乐的老歌我都能弹。”
莱尼似乎有点不相信戴夫的话，但还是说：“那你想来禁卫军乐队试试吗？”
“当然想！”
莱尼看了看表。“回家把吉他拿来需要多久？”
“半小时回家，半小时过来，一共一个小时。”
“七点在阿尔德盖特的工人夜总会见我。乐队要在那儿演出。我们在演出前让你试一下。你有音箱吗？”
“有个小音箱。”
“那已经足够了。”
戴夫坐地铁回家。作为生意人的成功和刚喝的啤酒使他心头暖洋洋的。他在地铁上抽了根烟，为战胜了父亲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想象着自己随意地对琳达·罗伯特森说：“我在一个摇滚乐队玩吉他。”几乎可以肯定琳达会为之而动容。
他从后门回到家，溜进了自己的房间，设法不被父母发现。他只花几分钟就把吉他放进琴盒，并带上了自己的小音箱。
刚准备离开，姐姐伊维走进他的房间。伊维穿着短裙和齐膝长靴，头发盘成蜂窝状，眼影涂得很浓，一身周六晚上出去社交的打扮，完全看不出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女孩。“你这是要去哪儿？”戴维问她。
“参加个聚会，据说汉克·雷明顿也会去参加。”
科尔德乐队的主唱汉克·雷明顿认同伊维的一些政治主张，伊维从对他的采访中了解到这点。
“你今天惹的动静可真是不小。”伊维说。她不是在批评他：和父母争吵时伊维总是站在戴夫一边，戴夫也一样。
“你凭什么这么说？”
“爸爸真的在为你难过。”
“难过？”戴夫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词。爸爸会生气、失望、严厉、独裁、专横，他知道该如何对付爸爸的这些情感。但难过伤心就完全不同了。“他为什么会难过？”
“我猜你和他吵过架了。”
“因为我考试成绩不好，他不肯给我零花钱。”
“你干了什么没有？”
“我什么都没干，我马上就出去了。也许还摔了门。”
“你这一整天都在哪里？”
“我去莱尼·埃弗里的货摊，在那赚了一英镑。”
“真了不起！现在你带着吉他要去哪里？”
“莱尼有个乐队。他想让我去弹调音吉他。”这话有点夸大其词了——戴夫实际上还没得到这份工作。
“运气真不错！”
“我想你会告诉爸妈我去哪里了吧。”
“你想让我说我才会说。”
“没关系，想说就说吧。”说完，戴夫便朝房间门口走去。快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问伊维：“他伤心了吗？”
“是的。”
戴夫耸了耸肩，然后就离开了。
他没被父母发现，顺利离开了屋子。
戴夫希望能通过试奏。他经常和姐姐一起演奏唱歌，但从来没在有鼓的真正乐队表演过。他希望自己足够棒——尽管弹调音吉他并不是很难。
在地铁上戴夫一直想着爸爸。他对能让爸爸伤心略微感到有点吃惊。他一直觉得当爸爸的不应该脆弱——但现在他发现，这种看法很幼稚。他对必须改变自己对爸爸的看法感到有些恼火。既然不是一个人受伤，他就不能对爸爸感到怨恨了。爸爸伤害了他，但他也伤害了爸爸，两个人在这件事上都有责任。有责任的感觉比兀自生气难受多了。
找到阿尔德盖特工人夜总会以后，戴夫带着吉他和音箱走了进去。这是个枯燥无味的地方：氖光灯刺眼的灯光照在胶木桌和成排的钢管折叠椅上，让人想起工厂食堂。这里不像是个能演出摇滚乐的地方。
禁卫军乐队的成员正在舞台上调音。莱尼弹钢琴，刘打鼓，布兹弹贝斯，乔弗里弹主音吉他。乔弗里前面有一个麦克风，想必他要唱一部分的歌曲。刘、布兹、乔弗里都比戴夫大，都二十出头，戴夫觉得他们肯定演奏得比自己好。突然，调音吉他变得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了。
他把吉他的音和钢琴校准，给音箱插上电。莱尼问：“你知道《昏乱蓝调》吗？”
戴夫是知道的，他大松了一口气。这是一首由悠扬的钢琴声带动的C调摇滚乐，吉他调音相对比较简单。戴夫毫不费力地跟上了钢琴的节奏，在与别人的合作中找到了一种独自弹奏时没有的冲击力。
戴夫觉得莱尼唱得很棒。布兹和刘的节奏感很强，击鼓弹贝斯非常平稳。乔弗里在主音吉他上也有着很深的造诣。这是个很棒的乐队组合，如果再有些想象力那就更好了。
一曲结束以后，莱尼对戴夫说：“你的和弦和我们配合得很棒，但你能稍微再加强点节奏感吗？”
戴夫对会挨莱尼批评感到很吃惊。他觉得自己已经弹得够棒了。“没问题。”他对莱尼说。
接下来的一首曲子是《尽情舞动》，这是一首由杰里·李·刘易斯表演的钢琴领奏曲。歌曲部分由乔弗里和莱尼一起合唱。戴夫在弱音时不断变幻着和弦，莱尼似乎比刚才满意了一点。
莱尼宣布下一首曲子是《约翰尼·B.古尔德》，戴夫什么都没问就声情并茂地演奏起了这首查克·贝里成名曲的序曲部分。当演奏到第五小节时，他希望乐队里的其他人能像唱片里那样加入演奏，但其他禁卫军成员却保持着沉默。戴夫停止了弹奏，莱尼说：“我经常用钢琴弹奏这首歌的序曲部分。”
“对不起。”戴夫说。莱尼用钢琴重新演奏起了这首曲子的序曲。
戴夫觉得很懊恼，他表现得实在是不太好。
下一首曲子是《小苏茜，快起床》。乔弗里并没有和莱尼一起合唱这首埃弗里兄弟组合的曲子，这让戴夫感到有些吃惊。第一段唱过以后，戴夫走到乔弗里面前的麦克风旁，和莱尼一起演唱。一分钟以后，两个到桌子前收拾烟灰缸的女侍者驻足开始听他们的演唱。一曲唱毕，两个女孩开心地鼓起掌来。戴夫高兴地笑了。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外人给予的掌声。
其中一个女孩问戴夫：“你们的组合叫什么名字？”
戴夫指着莱尼。“这是他的组合，组合的名字叫禁卫军。”
“哦。”女孩看上去略微有点失望。
莱尼的最后一首歌选了《照顾好我的孩子》，戴夫又一次和莱尼表演了合唱。两个女侍者随着音乐在桌子中间的过道里翩翩起舞。
演奏完以后，莱尼从琴凳上站了起来。“你的吉他弹得还不够好，”他对戴夫说，“但你唱得很不错，这两个女孩明显是冲你来的。”
“那我是能加入还是不能加入？”
“你能今天晚上就参加演出吗？”
“今晚吗？”戴夫很高兴，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他一会儿还想见琳达·罗伯特森呢！
“你有更想做的事情吗？”莱尼对戴夫没有立即接受似乎有点生气。
“我准备去见一个女孩子，但我可以让她等等。演出会持续多久？”
“这是家工人夜总会，顾客不会在这里耽搁太久。演出十点半结束。”
可以十一点去夜总会，戴夫心想。“那就没问题了。”他说。
“很好，”莱尼说，“欢迎加入我们的乐队。”
加斯帕·默里仍然付不起去美国的钱。伦敦的圣朱利安学院有个叫北美俱乐部的组织，常常包机出售便宜机票。一天傍晚他去了俱乐部在学生工会的小办公室，询问包机的票价。对方告诉他去纽约需要九十英镑。票价太贵了，他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北美俱乐部的办公室。
他在咖啡馆看见了萨姆·凯克布莱德。几天来加斯帕一直想寻找个在《圣朱利安新闻》报社办公室外面和萨姆私下里谈话的机会。萨姆是报纸的主编，加斯帕是新闻类报道的编辑。
萨姆的妹妹瓦莱丽和萨姆在一起。瓦莱丽戴着一顶粗呢帽，穿着迷你裙，也是圣朱利安学院的学生。她为《圣朱利安新闻》撰写时尚类的文章。瓦莱丽很美——放在平时，加斯帕一定不会错过和她调情的机会，只是今天他还有别的事情。他只想和萨姆一个人谈。但一转念，他又觉得瓦莱丽在场也问题不大。
他端着咖啡走到萨姆桌前。“我希望得到你的建议。”加斯帕实际希望得到的是信息，而不是什么建议。但人们通常不愿分享信息，而是对给出建议乐此不疲。
萨姆戴着领带，穿着件鱼骨纹图案的夹克，手里拿着根烟管——也许他想使自己看上去老成一些。“坐吧。”他叠起正在看的报纸说。
加斯帕坐了下来。他和萨姆的关系非常僵。两人曾是竞争主编职位的对手，萨姆赢了，当上主编以后，任命加斯帕为新闻编辑。他们是同事，但绝对不是朋友。“我想成为下一年度的主编。”加斯帕说。他觉得萨姆能帮他，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就是因为这样能减轻萨姆的亏欠感。
“主编由简恩爵士来定。”萨姆推脱着。简恩爵士是学院院长。
“简恩爵士会征求你的意见。”
“提名委员会有很多人呢！”
“但只有你和院长说了才算！”
萨姆不想争论这个。“那你想要什么方面的建议呢？”
“还有谁在争取这个职位？”
“只能是托比了。”
“真的吗？”托比·詹金斯是报社的专栏记者，为沉闷的教职员工专栏写了一系列有关教务主任和出纳员工作的颇有见地的报道。
“他会提出申请的。”
萨姆能得到主编职位部分是因为他有个有权有势的记者父亲。简恩爵士很看重这种关系。这让加斯帕很生气，但加斯帕并没有在谈话中谈及这一点。
加斯帕说：“托比以前干的都是些缺乏想象力的工作。”
“虽然缺乏了点想象力，但他的报道都准确翔实。”
加斯帕觉得这句话是萨姆对他的挖苦。加斯帕和托比完全不一样，相比于准确，加斯帕更看重感情的抒发。在他的报道里，摩擦常常会变成打斗，计划会演变成阴谋，小小的口误会成为弥天大谎。他知道读者看报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真相。
萨姆说：“食堂里的老鼠就是他报道的。”
“的确。”加斯帕把这件事给忘了。托比的那篇文章引起了一片哗然。其实这其中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托比的父亲在市议会工作，知道害虫防治部门在圣朱利安学院十八世纪的地下室消灭害虫。但这篇文章却确保了没写出什么像样东西的托比作为专栏编辑的地位。“看来我需要找一条独家新闻。”加斯帕若有所思地说。
“也许吧。”
“比如说院长拿校基金去赌博。”
“简恩爵士应该不会去赌博。”萨姆没有什么幽默感。
加斯帕想到了劳埃德·威廉姆斯。劳埃德兴许能提供一些线报吧。但不幸的是，劳埃德是个事事小心的人。
接着他想到了伊维。伊维报考了从属于圣朱利安学院的欧文戏剧学校，学院报可以把她作为一个专注的焦点。伊维最近在一部名叫《米兰达周围》的电影中得到了生平第一个角色，她还在和科尔德乐队的汉克·雷明顿约会。也许……
加斯帕站起身。“萨姆，谢谢你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
“我任何时候都乐意帮你的忙。”萨姆说。
加斯帕乘地铁回家。越想采访伊维的事情，他的心里就越开心。
加斯帕知道伊维和汉克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仅仅是约会，两人已经发生了亲密关系。伊维的父母只知道伊维每星期晚上和汉克出去两到三次，星期六更是午夜才回家。但加斯帕和戴夫都知道伊维每天放学后都会去汉克在切尔西的公寓，在那里和汉克做爱。汉克甚至写了一首献给伊维的歌：《年轻还不能吸烟》。
可伊维会接受采访吗？
回到彼得大街的家，加斯帕找到了正在铺着红砖的厨房里练习对台词的伊维。伊维的头发胡乱地扎着，身上穿着一件褪色的旧衬衫，但看上去还是美得难以置信。加斯帕和她的关系相当友好。尽管一度倾心于她，但加斯帕总是表现得很友善，没有半点逾越。之所以这样小心，是因为加斯帕不想在自己和她好客的父母之间造成半点裂隙。现在他甚至为与伊维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而暗喜。“练习得怎么样？”他指着伊维手里的剧本问。
伊维耸耸肩。“对台词不难，但表演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也许我该对你进行采访。”
她看上去很为难。“我只能接工作室安排的采访。”
加斯帕微微感到有些恐慌。如果连同住一屋的伊维都采访不上，他还算什么记者呢？“只是学生报纸的采访。”他说。
“我想学生报的采访应该不算是正式的。”
加斯帕腾起了希望。“我确信不算。另外，这还会对你被欧文戏剧学校录取有所帮助。”
她放下剧本。“好吧。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加斯帕抑制住成功的喜悦。他平静地问：“你是如何在《米兰达周围》里得到角色的？”
“我得到了面试的机会。”
“跟我详细说说。”加斯帕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
加斯帕刻意没去提伊维在《哈姆雷特》中的裸体场面，担心伊维会叫他别提那件事。好在他亲眼观摩了《哈姆雷特》，不需要对此进行提问。他问到了这部电影里的明星以及伊维在摄制过程中遇到的其他著名人士，然后渐渐把话题扯到了汉克·雷明顿身上。
一提到汉克，伊维的眼中就流露出强烈的情感。“汉克是我认识的最有勇气、最为投入的人，”她说，“我非常敬佩他。”
“你对他的感情不只是敬佩吧。”
“我很仰慕他。”
“你们还在约会是不是？”
“是的，但我不太想提那个。”
“当然了。没问题。”她说了是，这就足够了。
戴夫从学校回来，用热牛奶做了速溶咖啡。“我还以为你是不能随意接受采访的呢。”他对伊维说。
加斯帕想：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小浑蛋。
伊维回答了戴夫的问题：“只是《圣朱利安新闻》的采访。”
那天晚上，加斯帕写好了这篇专访。
把专访打出来以后，加斯帕意识到这篇专访如果只是刊登在学生报上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汉克是个明星，伊维不过是个小演员，但伊维的父亲却是下议院的议员——这一定是个大新闻，他兴奋地心想。如果可以把这篇专访发上全国性的报纸，那他的事业一定会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他也会和威廉姆斯家的人发生摩擦。
第二天，他把专访交给了萨姆·凯克布莱德。
接着他战战兢兢地把电话打到了全国性小报《回声报》。
他跟接线员说要找新闻编辑，但接线员没把电话转给新闻编辑，而是转给了一个名叫贝里·皮尤的记者。“我是个学生记者，我这儿有篇报道想提供给你们。”他说。
“很好，继续往下讲。”皮尤说。
加斯帕只是犹豫了一会儿。他知道他是在背叛伊维和整个威廉姆斯家的人，但他还是继续说了下去。“是一篇有关议员女儿和流行歌星睡觉的报道。”
“很好，”皮尤说，“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可以见个面吗？”
“你是要换点钱吧？”
“是的，但这还不是全部。”
“你还想要什么？”
“登上报纸时我想在文章里看见我的名字。”
“我们要先看到文章才能作考虑。”
皮尤想用加斯帕对伊维用的劝诱手段哄骗加斯帕。“这样吧，”加斯帕坚定地说，“如果你们不喜欢这篇报道，你们就不用登上报纸。如果你们喜欢它，就一定要出现我的名字。”
“没问题，”皮尤说，“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两天后在彼得大街房子里吃早餐时，加斯帕在《卫报》上读到了这则消息：马丁·路德·金计划在华盛顿进行大规模非暴力不反抗示威，以支持一项民权法案。金预计到场的将有十几万人。“我想能亲眼见到这一幕。”加斯帕说。
伊维说：“我也是。”
游行将在学校放假的八月进行，那时加斯帕正好没事。可他没有九十英镑飞到美国的机票钱。
黛西打开一封信说：“老天，劳埃德，这是你在德国的堂妹丽贝卡给你的信。”
家里最小的戴夫咽下一口泡芙问：“这个丽贝卡是谁？”
劳埃德正在以政治家们只抓重点的方式快速浏览着报纸。他抬头对黛西说：“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堂兄妹，丽贝卡只是一个在父母死后被我的某个远亲收养的女孩。”
“我都忘了我们在德国有亲戚了，”接着他用德语说了句，“上帝在天！”
加斯帕注意到劳埃德处理亲戚关系时显得令人疑惑地冷淡。已故的伯尼·莱克维兹是劳埃德的继父，但从没有人提起过他的生父是谁。加斯帕确信劳埃德应该是个私生子。这不算是个能上头条的新闻：和以前不一样，非婚生子算不得什么不名誉的事了。与此同时，他也没从劳埃德那里得到有关他出身的细节。
劳埃德说：“我上次看到丽贝卡是在1948年，那时她大概十七岁，被我的远亲卡拉·弗兰克收养，住在柏林的米特区。因此他们的家一定在柏林墙的另一头。她现在怎么样了？”
黛西回答：“她似乎以某种方式逃出了东德，移居到了汉堡……老天，她的丈夫在逃亡过程中受伤了，现在只能坐轮椅。”
“她为什么写信给我们？”
“她想找到汉娜洛尔·洛特曼，”黛西把视线转向了加斯帕，“汉娜洛尔是你的外祖母，你外祖母显然在丽贝卡父母被杀以后对她很好。”
加斯帕从没见过母亲的家人。“我们不清楚我在德国的外祖父母发生了什么，妈妈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他说。
黛西说：“我会把这封信交给你妈妈，让她给丽贝卡回信。”
劳埃德打开《回声报》说：“该死，这是什么东西？”
加斯帕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他把手并拢在膝盖上，阻止着膝盖的颤抖。
劳埃德把报纸平摊在桌面上。报纸的第三页上刊登着一张伊维和汉克·雷明顿从夜总会走出的照片，报道的标题是：
科尔德乐队的明星汉克
与工党议员的
裸体演出的十七岁女儿交往
记者：巴里·皮尤、加斯帕·默里
“不是我写的。”加斯帕撒了个谎。这声怒吼在他自己听来都显得有点牵强。他真正感到的是名字印在全国性报纸上的激动。餐桌旁其他人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复杂的情感。
劳埃德高声朗读起来：“流行乐队明星汉克·雷明顿的新欢是霍克斯顿选区工党议员劳埃德·威廉姆斯十七岁的女儿。影坛新星伊维·威廉姆斯以裸体出现在兰贝思中学的舞台上曾一度引起轰动。”
黛西说：“亲爱的，真是太让人为难了。”
劳埃德继续读下去：“伊维说：‘汉克是我认识的最有勇气、最为投入的人。’尽管遭到了身为工党军队事务发言人父亲的反对，但伊维和汉克都支持解除核武器运动。”读到这里，劳埃德严厉地瞪了伊维一眼。“你认识许多有勇气敢于投入的人，大轰炸时期开救护车的你妈妈和在索姆河战役中战斗的叔伯父比利·威廉姆斯都是。能胜过他们，汉斯一定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
“这不是重点，”黛西说，“伊维，没有电影公司的同意，你不是不能接受采访的吗？”
“老天，这是我的错。”加斯帕说，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到了加斯帕身上。加斯帕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他毫不费力地装出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像是为此而悔罪。“我为学生报采访伊维。《回声报》一定是转载了我的专访——并在专访的基础上改写以制造轰动效应。”他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这套托词。
“踏上社会你首先要知道，”劳埃德说，“记者是最最危险的人。”
我就是最危险的人物，加斯帕心想。不过威廉姆斯家的人却似乎接受了他没让《回声报》转载这篇报道的说法。
伊维快要落泪了。“我也许会失去这个角色的。”
黛西说：“我觉得这对电影造不成任何坏影响——而只会有好处。”
“希望你是对的。”伊维说。
“伊维，真是太对不起了，”加斯帕假装真诚地说，“我觉得我让你失望了。”
“你又不是故意的。”伊维说。
加斯帕顺利地闯过了这道难关。桌子旁没有人用谴责的目光看他。他们把《回声报》上的报道看成是一个无心之错。他唯一不确定的是微微皱眉，避开他目光的黛西。但黛西出于喜欢加斯帕母亲，绝对不会批评加斯帕的表里不一。
加斯帕站起身。“我这就去《回声报》的办公室，”他说，“我想见见皮尤那个浑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
加斯帕很高兴能离开屋子。他成功地度过了一个危险关头，一下子的放松给了他极大的喜悦。
一小时以后他到了《回声报》的新闻编辑室。他对能立身于此感到非常兴奋。他希望来的就是这种地方：采编桌、打字机、应接不暇的电话、在办公室里传送稿件的气压输送管，还有愉悦的气氛。
巴里·皮尤大约二十五岁，他穿着件皱巴巴的大衣和一双山羊皮皮鞋，是个眼睛有点斜视的矮个子男人。“你干得很不错。”皮尤说。
“伊维不知道稿子是我给的。”
皮尤没时间考虑加斯帕的顾忌。“如果每次还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就没有多少报道能登上报纸了。”
“伊维本应拒绝所有电影厂宣传官安排的报道。”
“宣传官是我们的敌人，为你斗过了其中一个而感到骄傲吧！”
“我的确为之而感到骄傲。”
皮尤递给他一个信封。加斯帕拆开信封，发现里面放着张支票。“你的报酬，”他说，“这是你的报道登上第三版头条的收入。”
加斯帕点了点钱，正好是九十英镑。
他想起了华盛顿的示威游行。九十英镑是飞去美国的机票钱。有了这九十英镑，他就可以去美国了。
他的心气一下子提上来了。
他把支票放进兜里。“非常感谢。”他说。
巴里点点头说：“有类似的报道再来找我。”
戴夫·威廉姆斯对在飞驰夜总会表演感到紧张不安。这里离牛津街不远，是伦敦市中心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这里产生过几个新星，还发掘过不少现在登上新歌排行榜的乐队。著名音乐人经常来这里聆听新冒出来的歌手和乐队的演唱。
但夜总会看上去却很普通。夜总会的一头是吧台，另一头是个小舞台，吧台和舞台中间是可以供几百个人同时跳扭臀舞的空间。地板上都是烟灰。唯一的装饰品是几张过去曾经在这儿表演过的成名歌手的破烂海报——厕所的墙上涂满了戴夫从没见过的各种下流淫秽的涂鸦。
在莱尼的帮助下，戴夫和禁卫军乐队的配合有了很大的改善。莱尼知道戴夫的短处在哪儿，虽然只比戴夫大了八岁，莱尼却像个叔叔一样谆谆教导着戴夫。“仔细听鼓点，”他说，“然后你就能跟上节奏了。”另外一次他对戴夫说：“学会不看吉他进行演奏，这样你就能看着观众们的眼睛了。”戴夫很感谢莱尼教他的点点滴滴，但知道自己和专业水平还有那么一点距离。但不管怎样，只要一登台他就会觉得非常畅快。在舞台上，他不再是个劣等生。事实上，他很有能力，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好。他幻想着成为一个不用反复学习的音乐家，但他也很清楚，成为音乐家的几率非常小。
他们的组合每天都在进步。当戴夫和莱尼一起唱歌时，他们的歌声和披头士乐队一样现代。戴夫劝莱尼尝试一下诸如芝加哥蓝调以及底特律灵魂爵士等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结果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邀约，从以前的每两周一次到现在的周五、周六都有演出。
但戴夫如此急切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想让伊维的男朋友汉克·雷明顿帮忙推荐他们的乐队。但雷明顿却很不满意乐队的名字。“和四分卫、约旦人乐队一样，禁卫军乐队的名字太过时了。”他说。
“我们也许会改掉乐队的名字。”只要能让组合扬名，戴夫什么都愿意考虑。
“最近组合都喜欢用怀旧蓝调乐曲取名，比如说滚石乐队。”
戴夫想起前些日子听的一张布克·华盛顿和M布鲁斯乐队的唱片，那张唱片有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叫桃色岁月怎么样？”他问汉克。
汉克很喜欢这个名字，告诉夜总会应该让一个名叫桃色岁月的组合来试试。汉克这等著名人物的建议相当于是在下命令，只要用上“桃色岁月”这个名字，组合就能获得在飞驰夜总会现场演出的机会。
但戴夫的提议被莱尼干脆地否决了。“我们是禁卫军，我们一直会用这个名字。”他固执地说，然后把话题扯到了其他方面。戴夫不敢告诉他，飞驰夜总会认为他们已经改用了桃色岁月这个名字。
现在危机就要来了。
试奏时他们演奏了《露西尔》。演奏完第一段以后，戴夫停下来看着主音吉他乔弗里。“你在他妈的弹什么？”他问。
“你指什么？”
“中间一部分你弹得非常怪。”
乔弗里会心一笑。“只是一个承转音而已。”
“琴谱上没有这个承转音。”
“怎么啦，你难道不会弹降C大调吗？”
戴夫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乔弗里想让他看起来是只菜鸟。可戴夫的确掌握不好这种降调的音符。
莱尼说：“戴夫，酒吧钢琴师叫它‘双降’。”
尽管不服气，但戴夫还是对乔弗里说：“弹给我听听。”
乔弗里揉揉眼皮，叹了一口气，但还是给戴夫演示了一遍。“这样弹，明白了吗？”他像对待业余演奏者一样没好气地说。
戴夫学着演奏了一遍。这个调子并不是很难。“下次这么弹的时候先他妈的跟我说一声。”他说。
之后一切都很顺利。飞驰夜总会的老板菲尔·伯利站在他们中间聆听。因为过早地谢顶，他又被称为“谢顶伯利”。一曲奏完，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谢谢你，桃色岁月。”他说。
莱尼不满地看着戴夫。“我们是禁卫军。”他坚定地说。
戴夫说：“我们讨论要改掉这个名字。”
“是你说的，我又没有同意。”
谢顶伯利说：“伙计，禁卫军这个名字可不太好哦。”
“我们就叫这个名字。”
“听着，拜伦·切斯特菲尔德今晚要来这儿，”谢顶伯利带着丝绝望说，“他是英国最重要的经纪人——也许在整个欧洲范围都是。你们也许能从他那里得到工作的机会——但用禁卫军这个名字可不行。”
“拜伦·切斯特菲尔德吗？”莱尼笑了，“我很小就认识他，他本名叫布莱恩·切斯诺维茨基。他哥哥在阿尔德盖特市场有个货摊。”
谢顶伯利说：“我担心的是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而不是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好。”
“让禁卫军组合上台的话，我这里会臭名昭著的，”谢顶伯利站起身，“伙计们，对不起，”他说，“收拾起你们的乐器给我走人吧。”
戴夫说：“伯利，别这样，你总不想开罪汉克·雷明顿吧。”
“汉克是我的老伙计，”谢顶伯利说，“五十年代我和他一起在咖啡馆玩噪音爵士乐，但他推荐给我的组合是桃色岁月，而不是什么禁卫军。”
戴夫大受打击。“我所有的朋友都来了！”他说。其实他心里想是却只有琳达·罗伯特森。
谢顶伯利说：“没办法，只能说对不起了。”
戴夫转身对莱尼说：“理智点儿，何必在名字上较劲呢？”
“这是我的组合，不是你的。”莱尼固执地说。
看出问题所在以后，戴夫对莱尼说：“这当然是你的组合，但你曾经告诉我，顾客总是对的。”他突然闪现出灵感，“喜欢的话，明天早晨你就能把名字改回禁卫军。”
莱尼说不行，但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果决了。
“总比不能上台要好，”戴夫继续向莱尼施压，“现在回去就什么都完了。”
“该死，你是对的。”莱尼说。
让戴夫高兴的是，危机总算过去了。他大松了一口气。
第一个客人进门的时候，组合的成员正站在吧台前喝啤酒。戴夫秉持一个原则：只喝一品脱。喝到放松的程度就不喝了，绝对不影响演奏。莱尼喝了两杯啤酒，乔弗里喝了三杯。
戴夫高兴地看到了琳达·罗伯特森。琳达穿着粉红色短裙和白色的齐膝长靴，显得非常漂亮。琳达和戴夫的朋友们都没到喝酒的年龄，但他们看上去都足够老成，而法律规定的也没有那么严。
琳达对戴夫的态度完全变了。尽管年纪相同，但原来她却把戴夫看作要好的小弟弟。在飞驰夜总会玩吉他的事实让琳达对他另眼相看，戴夫终于升格成了一个老于世故的成年人。琳达叽叽喳喳地问他各种关于组合的问题。如果在莱尼的乐队里打杂都能有这种待遇，真正成为流行乐明星会怎样？戴夫心想。
他和组合的其他成员去化妆间换衣服。职业乐队的成员通常穿完全一样的衣服，但制作费用太贵了，莱尼只能规定所有成员都穿红衬衫。戴夫觉得都穿一样的衣服已经过时了：滚石乐队的成员就各穿各的。
桃色岁月是临时添加的乐队，被安排在第一个演出。莱尼作为队长介绍了他们要唱的歌曲。他坐在舞台边缘，因为钢琴树立角度的关系，看不到观众。戴夫站在舞台中间又跳又唱，大多数观众的视线都聚集在戴夫身上。现在他不用再担心乐队的名字了——至少暂时不用——可以放松下来尽情发挥。他在舞台中央尽情舞动，像抱着个舞伴一样摆弄着吉他。唱歌时，他想象着正和观众们说话，用不停变幻的面部表情和头部摆动来突出重点的歌词。和以往一样，姑娘们就吃这个，她们微笑着看着戴夫，合着节奏与戴夫一起舞动。
演出结束后，拜伦·切斯特菲尔德来到了化妆间。
拜伦大约四十来岁，穿着带背心的淡蓝色西服，领带上画着雏菊的图案，两侧的头发已经很稀了。他一进门，化妆间里就充斥着一股科隆香水味。
拜伦对戴夫说：“你的组合不坏。”
戴夫说：“谢谢，切斯特菲尔德先生，但这是莱尼的组合。”
莱尼说：“拜伦，你好，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
拜伦犹豫了一阵，然后说：“老天，你是莱尼·埃弗里。”他的伦敦口音很重，“你不说我还真认不出，你的货摊怎么样？”
“生意很好，但钱是赚不够的。”
“莱尼，你这个组合很不错：贝斯和鼓的节奏很稳，吉他和钢琴也不错，我喜欢你们的合唱。”他对戴夫竖起大拇指，“姑娘们喜欢这小子，你们接了很多演出的活吗？”
戴夫很兴奋。拜伦·切斯特菲尔德喜欢这个组合！
莱尼说：“我们每个周末都很忙。”
“如果感兴趣的话，夏天我也许能为你们提供六周出去演出的机会，”拜伦说，“每周二到每周六，一周五个晚上。”
“我不知道能不能去，”莱尼不动声色地说，“我不在时得让妹妹经营那个货摊。”
“每周到手九十英镑，没有扣款。”
戴夫心算了一下，这比在其他地方驻唱的收入要高。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学校的假期呢！
莱尼的迟疑不定让戴夫有些气恼。“旅费和住宿费怎么办？”莱尼问拜伦。戴夫意识到莱尼不是不感兴趣，而是想讨价还价。
“住宿夜总会会安排，但旅费得你们自己来。”拜伦说。
戴夫怀疑拜伦提供的可能是个海边度假地的季节性工作。
莱尼说：“拜伦，我不能为了这点钱而离开我的货摊。如果一百二十英镑一周，我会考虑考虑。”
“夜总会可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给到九十五英镑。”
“一百一十英镑。”
“我放弃提成，就给你一百英镑吧。”
莱尼看着组合的其他人。“伙计们，你们看行不行？”
组合的其他成员都不愿放弃如此机会。
“去哪里唱？”莱尼问。
“一个名叫俯冲的夜总会。”
莱尼摇摇头问：“没听说过，这家夜总会在哪儿？”
“我刚才没提到吗？”拜伦·切斯特菲尔德说，“是家汉堡的夜总会。”
戴夫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在汉堡进行为期六个星期的演出！他已经到了可以不去上学的年纪。这会成为一个当上职业音乐人的机会吗？
戴夫拿着吉他和音箱生气勃勃地和琳达·罗伯特森一起回到了在彼得大街的家，他想先把乐器放好，再步行把琳达送回她在切尔西的家。但戴夫的父母还没上床睡觉，黛西在玄关里拦住他。“今晚过得怎样？”黛西声音响亮地问。
“过得非常棒，”戴夫回答说，“我只是回来放吉他的，现在得把琳达送回家。”
“琳达，你好，”黛西说，“很高兴又见到你。”
“你好。”琳达装出一副女生该有的乖巧模样。但戴夫知道母亲已经把她的短裙和性感长靴都看在眼里了。
“夜总会会继续雇你吗？”黛西问。
“一个名叫拜伦·切斯特菲尔德的经纪人给了我们在另一家夜总会进行暑期工作的机会。因为正值暑假，所以不影响我上课。”
劳埃德穿着参加周六晚政治集会穿的那件西服走进客厅。“学校放假你要干什么去？”
“我参加的组合有个六周的演出。”
劳埃德皱起眉。“学校放假你应该复习功课才对。下学期就要进行重要的初级水平学业考试了。目前你的成绩还不足以让你整个假期在外面闲晃。”
“我们的演出都放在晚上，白天我可以学点东西。”
“看来你明显顾不上和我们去滕比过一年一度的假期了。”
“我记得这事，”戴夫撒了个谎，“我喜欢滕比，但这对我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你才十五岁，在我们去威尔士的这两个星期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家。”
“那家夜总会不在伦敦。”戴夫说。
“那在哪里？”
“汉堡。”
黛西问：“你说什么？”
劳埃德说：“别荒唐了。你觉得我们会让你一个人去汉堡吗？再说，十五岁就登台演出也肯定不符合德国的劳工法。”
“不是所有法律都执行得那么有效，”戴夫争辩说，“我敢打赌，你十八岁以前一定在酒吧买过酒。”
“我十八岁时去德国还是和你奶奶一起去的呢。我十五岁的时候从未在没人照看的情况下在国外生活过六个星期。”
“有人照看我，莱尼堂兄也和我一起去。”
“在我看来，他可不是个可靠的监护人。”
“监护人？”戴夫愤愤地说，“你把我当成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了吗？”
“从法律上来讲，你还是个孩子。从现实上来看，你才刚刚迈入青春期。你还远不是一个成年人。”
“你不是在汉堡有表亲嘛！”戴夫孤注一掷地说，“就是那个给你写信的丽贝卡，你可以托她照顾我。”
“她只是个被收养的远亲，我已经十六年没见她了。我不可能把一个任性的孩子交给关系这么远的亲戚。说实话，即便是米莉，我也不大会把你扔给她。”
黛西操起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口吻。“劳埃德，从写的信来看，丽贝卡应该是个和善的人。她似乎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想她应该不介意替我们照顾戴夫的。”
劳埃德看起来很生气。“你真想让戴夫去汉堡吗？”
“不，当然不。如果由着我来的话，我会让他去滕比。但他已经长大了，我们也许不应该管得太紧。”她看了眼戴夫又说，“他也许会觉得工作很辛苦，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乐趣，从中学到生活的真谛。”
“不行，”劳埃德用不容再商量的口吻说，“如果他十八岁，我也许会同意。但他太小了，年龄还太小了。”
戴夫想大哭大闹一场，但大哭大闹就能帮他争取到去汉堡的机会吗？
“现在已经很晚了，”黛西说，“这事我们明早再商量。戴夫要在琳达的父母担心前把她送回家。”
戴夫有点犹豫，不愿在问题没解决之前离开。
劳埃德走到楼梯底下。“别抱任何希望，”他对戴夫说，“我是不会让你去的。”
戴夫打开门。如果他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离开，父母会认为他让步了。戴夫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无法轻易阻止他去汉堡。“你们听我说。”听到他的话，劳埃德一脸吃惊。戴夫下定了决心。“爸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什么事上成功，”他说，“请理解我。如果你这个机会都不给我，那我就离开家，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和琳达走出家门以后，戴夫重重地甩上了门。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四章
坦尼娅·德沃尔金回到了莫斯科，但瓦西里·叶科夫没有。
坦尼娅和瓦西里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诗歌朗诵会上被捕以后，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需要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两年。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是瓦西里的同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坦尼娅猜测瓦西里判刑前受到过殴打和讯问，但坦尼娅还能自由地进行采访活动，所以瓦西里肯定没把她供出来。他也许拒绝开口。更有可能的是，他编造了一些克格勃觉得很难追查的同党。
1963年春天，瓦西里的刑期满了。如果他还活着——如果挨过了让劳役营许多犯人丧生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他理应被释放了。但让坦尼娅感到不祥的是，瓦西里却一直没有出现。
犯人们通常每个月允许寄一封信、收一封信，寄出和收到的信都会受到严密的审核。可瓦西里不能写信给坦尼娅，因为那相当于把坦尼娅出卖给克格勃。因此坦尼娅对瓦西里的消息一无所知。瓦西里的大多数朋友差不多也同样如此。也许他会写信给在列宁格勒的妈妈。但坦尼娅没见过瓦西里的妈妈：认识坦尼娅的事，瓦西里甚至连母亲都瞒着。
瓦西里曾是坦尼娅最亲密的朋友。坦尼娅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为瓦西里感到担忧。瓦西里是病了还是死了？也许他被判了其他的罪名，刑期又延长了。坦尼娅被这种不确定性折磨，头都疼了起来。
一天下午，她斗胆向上司达尼尔·安托诺夫提起了瓦西里。塔斯社的专题部办公室又大又热闹。记者们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参考阅览室进进出出。如果话说得轻一点，应该不会有人听到。她先绕了个弯子：“乌斯丁·波蒂安最后怎么样了？”瓦西里被捕时身上携带的《异议》刊载的正是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所受到的非人遭遇——稿子是坦尼娅写的。
“波蒂安死于肺炎。”达尼尔说。
坦尼娅知道这事。之所以假装不知道是为了把话题引向瓦西里。“那天和我一同被捕的另一个作者名叫瓦西里·叶科夫。”她沉思着说，“你知道他的遭遇吗？”
“那个电台编辑被判了两年。”
“那他一定获释了。”
“也许吧。我没听说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不可能再做原来的工作，因此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坦尼娅确信瓦西里会回莫斯科。但她耸了耸肩，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转身去打一篇有关于女性砖瓦匠的报道去了。
坦尼娅谨慎地向几位有可能知道瓦西里是否回来了的朋友们打听过，但答案都是一样的：没人听说过任何事情。
之后的一天下午，坦尼娅得到了瓦西里的音讯。
工作了一天离开塔斯社大楼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找坦尼娅搭讪。“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坦尼娅回头一看，发现一个苍白瘦弱、穿着脏衣服的男人在叫她。
“怎么了？”坦尼娅有些惊奇：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男人有什么事会找她。
“瓦西里·叶科夫救了我的命。”他说。
坦尼娅完全没料到来人会提到瓦西里，一时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的脑海里产生了太多的问题：你怎么会认识瓦西里？瓦西里是在何时何地救你的？你又为什么来找我？
来人把一张纸大小的脏兮兮的信封塞进坦尼娅手里，然后转身就走。
坦尼娅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她意识到重中之重的只有一个问题。趁男人没走远，她大声问：“瓦西里还活着吗？”
陌生人停下脚步回头看。这一停顿让坦尼娅感到非常恐惧。男人告诉坦尼娅：“是的，他还活着。”这句话让坦尼娅感到一阵释然。
男人离开了。
“你等等！”坦尼娅大声喊，但他却加快了脚步，转过街角消失了。
信封没封。坦尼娅往信封里看了看，看见信封里的几张纸上写满了熟悉的瓦西里的笔迹。她把纸拉出来一半，看见第一张纸上的标题为：
冻 伤
伊万·库兹涅佐夫
坦尼娅把信纸推回信封，朝公交车站走去。她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俄语里的伊万·库兹涅佐夫和德语里的汉斯·施密特及法语里的让·拉法埃一样，是个平平常常的假名。瓦西里一定是写了一篇文章或一个故事。她迫不及待地想看，但同时又必须抗拒把这篇文章像个污染源一样扔得老远的冲动，文章的内容必定很反动。
她把信封塞进挎包。坦尼娅上的那辆公共汽车挤满了人——这时是下班的高峰时间——生怕有人可能在背后偷看，坦尼娅不能把信拿出来读。她必须耐心地等到回家再看。
她想起了把信交给她的男人。他的衣着破烂，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健康状况非常差，像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人一样戒备。他似乎急于交出信封，不愿对坦尼娅多说什么。但至少他解释了自己为何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他这是在还债。“瓦西里救了我的命。”他说。坦尼娅又一次对瓦西里怎么救了他的命好奇起来。
坦尼娅下了公共汽车，走向政府公寓。从古巴回来以后，她搬回了母亲家。她没理由拥有自己的房子，那也未免太奢侈了一些。
回家以后，坦尼娅和安雅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走进卧室坐在床上，开始看瓦西里写的东西。
他的笔迹变了，字体更小，提笔更短，弯曲部分也没有以前那样华丽。坦尼娅不知道这意味着性格的改变还是纸张的短缺。
她看了起来。
昵称索索的约瑟夫·伊万诺维奇·马斯洛夫在变质的食物到来时欣喜万分。
看守往往会偷走大部分分配的食物拿出去卖。囚犯们只有早上的一点稀粥和晚上的萝卜汤可以吃。在温度总是低于零度的西伯利亚，食物很少会变坏——但共产主义总能创造出奇迹。当肉爬上了蛆，变得不那么新鲜的时候，厨子会把这种肉扔在锅里，惹得囚犯们欣喜异常。索索狼吞虎咽地喝下加了变质猪油的稀饭，希望能获得更多的食物。
坦尼娅一阵恶心，但她必须继续往下看。
随着阅读的深入，坦尼娅被瓦西里写的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文章叙述了发生在持不同政见的文化人和没受过教育的恶棍之间的故事。瓦西里的叙事方式简单直接，非常具有感染力。监狱生活的残忍被他刻画得惟妙惟肖。但文章里有的不仅仅是叙事。也许是因为有着电台工作的经验，瓦西里深知如何将小说写得生动，坦尼娅的兴趣随着小说的进展而一步步被调动起来。
小说中描述的劳役营在西伯利亚松叶林里，狱囚们的劳动就是砍树。没有安全防范措施，没有保护性的衣物和设备，事故经常会发生。文章里有这么一段，恶棍被锯子伤了胳膊上的动脉，文化人用止血带帮他绑住胳膊，救了恶棍一命。瓦西里就是这样救了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那位送信者吗？
坦尼娅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这就像是在和瓦西里面对面交谈：小说里的语句极似他俩成百上千次的讨论和争吵，文章里有趣、戏剧化和讽刺的段落常常让她会心一笑。失去瓦西里让坦尼娅觉得非常痛苦。
现在她知道瓦西里还活着。她必须查明瓦西里为什么没有回到莫斯科。文章中没有任何关于瓦西里的线索。但有个人可以知道苏联发生的几乎一切事情——她哥哥德米卡。
坦尼娅把文章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她走出卧室对安雅说：“我有事找德米卡——很快就回来。”说完她坐上电梯，下到德米卡住的那一层。
德米卡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尼娜打开门。“你看上去很不错。”坦尼娅说。
这话说得很不实在。尼娜已经过了人们常说的孕妇看上去体型非常“丰硕”的那个阶段，她身形庞大，乳房下垂，肚子紧绷，长满雀斑的皮肤苍白，红棕色的头发油腻腻的，看上去老得不像个二十九岁的人。“进来吧。”她用疲惫的声音说。
德米卡正在看电视新闻。他关掉电视，亲吻了一下坦尼娅，然后给她倒了杯啤酒。
尼娜的母亲玛莎坐火车从彼尔姆过来照顾她生孩子。玛莎个子很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黑衣黑裤，对女儿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明显非常骄傲。坦尼娅原本以为尼娜的母亲是位教师，所以刚看到农村妇女一样的玛莎时略微有点吃惊，后来她才了解到玛莎只是在村里的学校做些清扫方面的工作。尼娜有意拔高了父母的地位——在坦尼娅看来，这种做法其实并不鲜见。
四个人坐在一起，谈起了尼娜生孩子的事情。坦尼娅希望撇开尼娜母女，和德米卡单独谈谈。她无法在尼娜和玛莎面前谈瓦西里的事情。凭直觉，坦尼娅不是很相信德米卡的妻子。
坦尼娅不知道自己的怀疑为何会如此强烈，并对这种怀疑抱有一丝负罪感。她想了又想，觉得根子出在怀孕这件事上。尼娜不是知识分子，但她很聪明：不是那种会意外怀孕的笨女人。坦尼娅的心里一直藏着这个疑问，怀疑尼娜是否设好了圈套诱使德米卡走进婚姻。坦尼娅知道哥哥几乎在所有事上都老成持重——只是在女人方面有些天真。尼娜为什么要套住德米卡？是因为她野心勃勃，想通过德沃尔金这样一个精英家庭出人头地吗？
别嚼舌根子了，坦尼娅告诫自己。
坦妮娅和德米卡一家人聊了半小时，然后起身要走。
双胞胎兄妹之间没有什么特异功能，但两人非常了解对方，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德米卡很清楚坦尼娅之所以来绝不是为了尼娜的身孕。他也站起身。“我正好也要去倒垃圾去，”他说，“坦尼娅，帮把手好吗？”
兄妹俩各拿着一个垃圾袋坐电梯下楼。走到后门外没有人的地方时，德米卡问：“找我有什么事？”
“瓦西里·叶科夫的刑期到了，但他并没返回莫斯科。”
德米卡的脸色凝重起来。坦尼娅知道哥哥很喜爱自己，但绝不赞同她的政治主张。“叶科夫竭力诋毁我所效力的政府，我去管这种人干什么？”
“和你一样，他信仰自由和公正。”
“他的颠覆行为只能给强硬派拒绝改革的理由。”
在为瓦西里说话的同时，坦尼娅知道她也是在为自己说话。“如果没有瓦西里这样的人，强硬派会说一切都很好，那就没有作出改变的压力了。打个比方，如果《异议》不发表那篇文章的话，就没人知道乌斯丁·波蒂安被杀的真相了。”
“波蒂安死于肺炎。”
“德米卡，别说这种不合身份的话。你很清楚，波蒂安死于没人照顾。”
“没错。”德米卡学乖了。接着他低声问：“你在和瓦西里·叶科夫谈恋爱吗？”
“不，我只是很喜欢瓦西里，他风趣勇敢，但身边的女人却在不停地换。”
“那是过去的事情，他现在再也没女人换了。”
“无论如何，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已经服满了刑期。”
“世界上到处都有不公平。”
“我想知道他的遭遇。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能帮我查到。”
德米卡叹了口气说：“我的前途怎么办？在克里姆林宫，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可是不受待见的。”
德米卡口气软了，这让坦尼娅看到了希望。“求你帮帮我，这对我意味着很多。”
“我不作任何保证。”
“尽力就行。”
“好吧。”
坦尼娅满心感谢地亲了亲他的面颊。“你是个好哥哥，”她说，“谢谢你。”
和因纽特人对雪的称谓有很多种一样，莫斯科市民对黑市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呼。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只有在“靠左的地方”才能买到。许多这类交易本身就是在犯罪：你找到一个从西方走私来蓝色牛仔裤的人，然后付一大笔钱买下牛仔裤。另外一些交易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如果要买收音机或地毯，你必须把你的名字写在等候者名单上。如果你是个有权有势或是个能进行利益交换的人，你就可以“走后门”跃升至这份名单的最前面。如果有个能操控这份名单的亲戚朋友，你也能很快买到需要的货品。插队加塞的现象非常猖獗，大部分莫斯科人知道完全靠等永远等不到轮到自己的那一天。
一天，娜塔亚·斯莫特罗夫让德米卡陪她到黑市上买点东西。“平时我会让尼克陪我一起去，”尼克是娜塔亚的丈夫，“但这次要买给他的生日礼物，我想给他个惊喜。”
德米卡不太了解娜塔亚在克里姆林宫外的生活。他只知道娜塔亚结婚了，但是没有孩子。克里姆林宫的职员算是莫斯科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但开梅赛德斯轿车、使用进口香水的娜塔亚一定还享有其他特权。但这个尼克·斯莫特罗夫应该不是共产党的高层，因为德米卡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德米卡问：“你准备送他什么？”
“一台录音机，他想要德国的格伦迪西牌录音机。”
苏联人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德国的录音机。德米卡无从知道娜塔亚如何买得起如此昂贵的礼物。“哪里能买到那样的录音机？”他问娜塔亚。
“中央市场有个叫马克斯的家伙手里有。”萨多瓦亚区的这个市场是对国营商店的合法补充。私人农庄的产品可以在这里高价被销售。这里不用排长队，也没有让人提不起胃口的橱窗展示，摊位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蔬菜瓜果——但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但在这些货摊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利润巨大的非法买卖。
德米卡知道娜塔亚为什么要他一起去。许多做这种生意的人都是恶棍出身，女人有理由对此保持警觉。
德米卡希望娜塔亚只是为了让他当保镖才叫他去的，他可不想再被诱惑。现在，尼娜快要生孩子了，他刚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近了一点。但德米卡和尼娜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亲热了，这让德米卡很难抵挡住娜塔亚的魅力。孕期不能做爱是件没办法的事，德米卡不想在这种时候和娜塔亚偷情。可无论如何，德米卡就是拒绝不了娜塔亚的邀约。
他们在午饭时间去了中央市场。娜塔亚驾驶老款的梅赛德斯带德米卡去市场。尽管车龄很长，但娜塔亚开得又快又舒适，德米卡很想知道这辆梅赛德斯平时更换的零件都是从哪里搞到手的。
路上娜塔亚问起了尼娜。“孩子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生。”德米卡说。
“需要婴儿用品尽管跟我说，”娜塔亚对德米卡说，“尼克的姐姐有个三岁大的孩子，她家奶瓶之类的婴儿用品已经没有用了。”
德米卡大为吃惊。在市场上，奶瓶比录音机更难买到。“谢谢你，到时我会问你要的。”
娜塔亚停下车，和德米卡穿过市场，向出售二手家具的商店走去。这是种打擦边球的交易。人们可以出售自己的所有物，但法律却不允许让交易快捷和顺畅的中间人存在。在德米卡看来，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这种法律凸显了资本主义实践的简捷实际，使民众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马克斯是个三十多岁的胖男人，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T恤，一副美国人的打扮。他坐在一张松木餐桌前，一边抽烟一边喝着酒。马克斯身边有很多便宜的旧沙发、旧橱柜、旧床，许多都又旧又破。“你们想要什么？”他直率地问。
“上周三我跟你说过要一台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你让我过一周再来。”
“录音机很难到手。”马克斯吊儿郎当地说。
德米卡看不过去了。“马克斯，别跟我们来这套，”他学马克斯的样子刺耳又轻慢地说，“有还是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马克斯这种男人不愿直接回答简单的问题，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软弱。他说：“你们必须付美元才行。”
娜塔亚说：“我同意了你开的价。我只带了那么多，没带更多的钱了。”
“把钱给我看看。”
娜塔亚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沓美元。
马克斯伸出手。
德米卡握住娜塔亚的手腕，不让她把钱轻易交给马克斯。德米卡问：“录音机在哪儿？”
马克斯朝后喊了一声：“约瑟夫！”
后面的屋子传来几声动静。“怎么了？”
“把录音机拿过来。”
“好的。”
唤作约瑟夫的男人拿着一个普通的纸箱走出后屋。约瑟夫年纪很轻，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嘴里还叼着根烟。尽管年纪不大，但约瑟夫却很强壮。他把纸箱放在桌子上。“箱子很重，”他说，“你们是开车来的吗？”
“车停在路拐角。”
娜塔亚数了数钱。
马克斯说：“收来的价格比预期得要高。”
“我没更多的钱了。”娜塔亚说。
马克斯接过钱数了数。“好吧，”他气乎乎地说，“是你的了。”他站起身，把这卷钱放进裤子口袋。“约瑟夫会帮你们把箱子扛上车。”说完他走进身后的屋子。
约瑟夫抓住纸箱想把它提起来。
德米卡说：“先等等。”
约瑟夫说：“怎么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把箱子打开。”德米卡说。
约瑟夫没理他，搬起箱子就要往前走，德米卡却把手按在箱子上，没让他提起来。约瑟夫异常凶狠地看了他一眼，一时间德米卡以为免不了要打上一架了。但约瑟夫却只是退了一步说：“还是你自己开吧。”
纸箱被胶带封住，还钉上了几个钉子。德米卡和娜塔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纸箱。箱子里放着个磁带式录音机，但品牌却不是德国的格伦迪西牌，而是日本的魔音牌。
“这不是格伦迪西牌录音机。”
“魔音的质量好，”约瑟夫说，“音色比格伦迪西强多了。”
“我要买的是正宗的格伦迪西牌录音机，”娜塔亚说，“这只是日本生产的廉价仿冒品。”
“最近弄不到格伦迪西的录音机。”
“那你退我钱。”
“打开盒子以后，钱就不能退了。”
“不打开盒子，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搞诈骗呢？”
“没人诈骗你，你要的就是台录音机。”
德米卡说：“不跟你废话。”说完便朝后屋的门走去。
约瑟夫说：“你不能进去。”
德米卡没理他，直接推门而入。房间里都是各种各样的纸箱。几个箱子开着，露出箱子里各种外国牌子的电视机、录音机和收音机。但马克斯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德米卡仔细一瞧，发现屋子还有扇后门。
德米卡转身走出门。“马克斯带着你的钱跑了。”他对娜塔亚说。
约瑟夫说：“他是个大忙人，他有许多顾客。”
“别他妈的犯蠢了，”德米卡说，“马克斯是个小偷，你也是个小偷！”
约瑟夫用指头指着德米卡的脸。“不准说我蠢。”他用威胁的口吻说。
“趁还没惹上真正麻烦的时候，快把钱还给她。”德米卡对约瑟夫说。
约瑟夫笑了。“你想怎么办——把警察叫来吗？”
德米卡和娜塔亚无法把警察叫来，他们牵涉的是非法交易。警察可能只抓走德米卡和娜塔亚，而非显然贿赂警察保护他们做生意的马克斯和约瑟夫。
“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娜塔亚说，“我们走。”
约瑟夫说：“把录音机拿走。”
“不用了，我要的不是这种。”娜塔亚说完便朝门口走了过去。
德米卡说：“我们会回来取钱的。”
约瑟夫笑了。“你们想怎么办？”
“等着瞧吧。”德米卡的气势比先前弱了一点。说完以后，他跟着娜塔亚离开了。
乘娜塔亚的车回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德米卡一直非常沮丧。“我一定帮你把钱要回来。”他对娜塔亚说。
“算了，”娜塔亚说，“那些人都很危险，我不想见你受伤，让这件事过去吧。”
德米卡不想放过这件事，但他没对娜塔亚多说什么。
走进办公室以后，他发现克格勃关于瓦西里·叶科夫的档案已经扔在了桌子上。
这份档案并不厚。在1961年5月因为携带五份名为《异议》的非法出版物而被捕以前，叶科夫是个没惹过麻烦，甚至没受过怀疑的电台编辑。审讯中他承认之前分发了十几份出于对身患肺炎的歌唱家表示同情而印行的非法出版物。对叶科夫公寓的全面搜查没能找到反驳这种说法的线索。他的打字机和打印非法出版物的打字机是两种型号。叶科夫在嘴唇和脚尖通上电极的情况下供出了几个人，不管是无辜还是有罪的人在折磨下表现都差不多。但这些人不是毫无瑕疵的共产党员，就是连克格勃也无法找得到踪影的家伙。综合各方证据来看，秘密警察觉得叶科夫不可能是《异议》的出版人。
德米卡很佩服有胆量在克格勃审讯下撒谎的叶科夫。忍受了无尽的折磨，叶科夫还是保护了坦尼娅，也许这样一个人的确值得获取自由。
德米卡知道叶科夫隐瞒了什么。叶科夫被捕的那天晚上，德米卡开摩托车带坦尼娅到叶科夫家，坦尼娅从叶科夫家拿走打印《异议》的那台打字机，并在半小时后由德米卡把打字机扔进了莫斯科河。打字机不会飘上水面。他和坦尼娅帮助叶科夫避免了更长的刑期。
文件上说，叶科夫已经不在西伯利亚的伐木营里了。有人发现了他所掌握的那点技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莫斯科电台当录音棚助理，因此他了解麦克风和电气连接方面的事情。西伯利亚技师的长期紧缺足以为他谋上一份在电厂当技师的工作。
起初他大概很高兴得到不用担心被斧子砍断四肢的室内工作。但当上电厂技师也有令他不利的一面。当局不愿让如此有能力的技师离开西伯利亚。刑期满了以后，他用通常的方式申请旅行护照回莫斯科，但他的申请被拒了。没法子，叶科夫只能继续他在电厂的工作。这对他打击很大。
这是不公正的。但正如德米卡对坦尼娅所说的那样，不公正到处都有。
德米卡看着文件里的照片。叶科夫面容性感，嘴唇丰厚，眉毛浓黑，头发细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但照片透露的信息不仅仅是这些。照片上叶科夫的眼角处流露出一丝浅笑，显然有那么点玩世不恭。尽管拒绝承认，但坦尼娅爱上这么个男人不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为了坦尼娅，德米卡得试着让这个男人获释。
他会找赫鲁晓夫谈谈这个案子。但这得等赫鲁晓夫情绪好的时候。他把文件放在了抽屉里。
整个一下午，他都没找到机会。赫鲁晓夫早早就离开了。正要回家的时候，娜塔亚把头探进门。“去喝一杯吧，”她说，“在中央市场的糟糕体验以后我们需要放松下心情。”
德米卡犹豫了。“我要回家陪尼娜，她快要生了。”
“就一杯，很快就能回家。”
“好吧，”他旋紧钢笔笔帽，对他中年的高效秘书说，“维拉，你也一起去吧。”
“我还有活没干完。”维拉是个事事小心的秘书。
河畔酒吧经常被克里姆林宫的年轻人光顾，因此不像普通的莫斯科酒吧那样沉闷。这里的椅子很舒适，小点很美味，吧台后藏着只有高收入的公务员才能买得起的威士忌和波旁酒。这天晚上，酒吧里满是德米卡和娜塔亚熟悉的面孔，大多数是和他们地位相当的领导秘书。有人往德米卡手里塞了杯啤酒，德米卡心怀感激地喝了起来。酒吧里很喧闹，谈话声此起彼伏。赫鲁晓夫的另一个助理鲍里斯·科兹洛夫讲了个不敬的笑话。“大伙告诉我，沙特阿拉伯实现社会主义后会发生什么？”
一阵欢呼后，在场的人纷纷要求科兹洛夫揭晓答案。
“很快沙特的沙子就要开始短缺了。”
所有人都笑了。和德米卡一样，酒吧里的所有人都在为社会主义国家辛勤地工作着，但他们对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视而不见。对工作的热情和这个国家存在的现实的对比使所有人都深感困扰，讲讲笑话能缓解人们心头的紧张情绪。
喝完杯啤酒以后，德米卡又要了一杯。
娜塔亚干杯似的举起啤酒。“世界革命的最大希望是家名叫联合果品的美国公司。”周围的人都被她逗笑了。“事实上，这家公司从另一面推动了世界革命，”尽管她在笑，但言辞却很犀利，“这家公司劝说美国政府支持中美和南美的右翼独裁统治。如果联合果品聪明一点的话，他们本应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使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有法可依，言论自由，成立工会——但于世界共产主义进程有利的是，这家公司非常愚笨，他们无情地践踏改革，把无处可去的群众往社会主义这条路上赶——这恰好印证了卡尔·马克思的伟大预言。”娜塔亚接连和近旁的几个人碰了碰杯。“联合果品万岁！”
德米卡笑了。娜塔亚不仅是克里姆林宫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漂亮的人。此时，娜塔亚因为快乐脸涨得通红，嘴巴大张，显得十分妩媚。尽管知道这样对比十分残忍不公，但德米卡还是觉得娜塔亚比大腹便便、没有任何性感可言的尼娜要好上千倍万倍。
娜塔亚走到吧台前，要了份甜点。德米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酒吧待了一个多小时：该回家照顾尼娜去了。他走到娜塔亚身边，想跟她说再见。但看到娜塔亚甜美的微笑，喝酒上头的德米卡竟然吻了她一口。
娜塔亚热情地回吻了他。
德米卡搞不懂眼前的这个女人。共度了一夜以后，娜塔亚大声向他宣布自己是个已经结过婚的女人。但今天她却邀请他一起喝酒，还趁着酒兴吻了他。接着会发生什么？但在娜塔亚和他唇齿相交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不愿意去多想了。
娜塔亚摆脱德米卡的拥抱，德米卡看见秘书维拉站在他们身边。
维拉的表情很苛刻。“我一直在找你，”她的话音里带着一丝谴责，“你刚走，就有电话找你。”
“很抱歉。”其实德米卡也不知道自己是为让维拉费力来找还是为亲吻了娜塔亚感到抱歉。
娜塔亚从侍者那里拿来一盘腌黄瓜，回到德米卡和维拉身边。
“是你岳母打来的。”维拉说。
德米卡的幸福感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你妻子开始阵痛了，”维拉说，“情况还不错，但你应该去医院陪陪她。”
“谢谢你。”德米卡觉得很内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忠的丈夫。
“晚安。”维拉说完便离开了酒吧。
德米卡跟在维拉身后出了酒吧。在酒吧外面，他站定了一会儿，呼吸着夜晚街上的冷风。然后他跃上摩托车，向医院驶去。被人看见和同事接吻真是太糟了。他做了件蠢事，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他把摩托车停在医院停车场，走进医院大楼。尼娜正坐在产房病床上。玛莎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抱着一个用白色披巾包裹着的孩子。“祝贺你，”玛莎告诉德米卡，“是个男孩。”
“男孩！”德米卡惊叹道。他看了看尼娜。尼娜笑着，疲倦但是带着胜利的喜悦。
他看着孩子。男孩一头湿漉漉的乌黑头发，眼睛呈蓝色，让德米卡想起了自己的外祖父。他这时才想起，所有的孩子都有一对蓝蓝的眼睛。他仿佛觉得儿子正用如同格雷戈里外祖父那般审视的眼神打量着外面的世界。这难道仅仅是出于他的想象吗？
玛莎把孩子抱给德米卡。德米卡像抱着个巨大的蛋壳一样抱着包在披巾里的孩子。目睹了如此的奇迹，刚刚发生的事情已经被他忘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我有儿子了，他心想。泪水打湿了他的眼眶。
“他很漂亮，”德米卡说，“就叫他格雷戈里吧。”
这一夜，德米卡因为两件事而彻夜难眠。首先是一件让他感到负疚的事情：当妻子尼娜在流血和痛苦中为他生孩子的时候，他却在亲吻着娜塔亚。其次是对马克斯和约瑟夫的狂怒。尽管被抢夺钱财的是娜塔亚，但他同样感到怨恨和义愤填膺。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他先把摩托车骑到了中央市场。德米卡大半夜都在练习着对马克斯的说辞。“我叫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你去打听打听我是谁，我为谁工作。你再去打听打听我爸爸和我舅舅是谁。打听好以后，你带着娜塔亚的钱明天上午和我在这儿会面，求我不要对你进行你应得的报复。”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胆量把这段话说完。马克斯是心悦诚服还是变本加厉。这番威胁能否讨回娜塔亚的钱款，为他赢回自尊。
马克斯不在松木桌旁，也不在后面的屋子里，德米卡不知道是该松口气还是大失所望。
约瑟夫站在后屋门口。德米卡不知是否应该把准备好的说辞对这个年轻人宣泄一通。约瑟夫也许没能力还钱，但一通发泄至少能让他出口气。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德米卡却发现约瑟夫已经没有昨天那般蛮横了。令人吃惊的是，还没等他开口，约瑟夫已经害怕得连连后退，“对不起，”他说，“我再也不敢了。”
德米卡不可能让他怕成这样。如果约瑟夫一夜间发现德米卡出生于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约瑟夫也许会道歉和解，甚至把钱还给德米卡，可也不会像恐惧丢掉小命一样地害怕啊。“我只想要回娜塔亚的钱。”德米卡说。
“我们还钱了，我们已经把钱还给她了！”
德米卡非常惊讶。娜塔亚抢在他之前已经来过了吗？“你把钱给谁了啊？”
“那两个男人。”
德米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克斯呢？”他问。
“在医院里，”约瑟夫说，“他的两条胳膊都被打折了，你们还不准备善罢甘休吗？”
德米卡沉思了一会儿。尽管不明所以，但那两个不明来历的家伙似乎狠狠地把马克斯打了一顿，迫使马克斯把从娜塔亚手里骗来的钱还了回去。他们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下这样的狠手？
约瑟夫显然只知道这些。德米卡只能带着困惑转身离开。
走回摩托车时，德米卡觉得干这事的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军人或克格勃。公务人员会把马克思逮捕入狱，然后在牢里打断他的胳膊。这些人一定来自民间。
民间能干出这等事的就只有黑帮了。娜塔亚的朋友和家人中一定有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
怪不得娜塔亚从不说家里的事呢！
德米卡飞速地把摩托车开向克里姆林宫，但失望地发现赫鲁晓夫比他先到了。好在赫鲁晓夫的心情很不错：德米卡听到他一直在笑。也许可以趁此机会跟他提提瓦西里·叶科夫的事情。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叶科夫的克格勃文件。拿上以后，他又拿了叠让赫鲁晓夫签字的文件。这时他再一次犹豫了。即便是为心爱的妹妹，这样做也够傻的。可他克服了焦虑，毅然向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走去。
总书记正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打电话。相比于电话，他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流：他说这样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在撒谎。但这通电话里的对话似乎很愉悦。德米卡把要签字的文件放在赫鲁晓夫面前。赫鲁晓夫一边签字，一边愉快地和电话那头的人通话。
挂上电话以后，赫鲁晓夫问他：“你手里拿着什么？看着像克格勃的文件。”
“是瓦西里·叶科夫的克格勃文件。这个人因为分发有关持不同政见歌唱家乌斯丁·波蒂安的非法出版物被判了两年。他已经做了两年牢，但仍旧被扣在了西伯利亚。”
赫鲁晓夫停止签字，抬头看他。“这个人和你有交情吗？”
德米卡感到一阵寒意。“没什么私人的交情。”他试着压抑住言语中的忧虑。如果让赫鲁晓夫知道德米卡的妹妹和一个被判刑的反动分子有关联，兄妹俩的前途也许都将毁于一旦。
赫鲁晓夫眯起眼睛。“那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回来？”
一开始拒绝娜塔亚就好了。德米卡本应知道赫鲁晓夫一眼能看透他：没有怀疑一切的能力，赫鲁晓夫也坐不到总书记的位置。德米卡转圜道：“我不是说要让他回家，”他尽可能镇定地说，“我只是觉得您有可能想知道这个人。他的罪不重，而且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释放罪行轻微的持不同政见者符合您谨慎自由化的大政方针。”
赫鲁晓夫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肯定是有人找你帮忙了，”德米卡张嘴想为自己辩解，但赫鲁晓夫却抬起手让他闭嘴，“不用否认，我对此一点也不介意，工作辛苦谋点好处也是正常的。”
德米卡像是被撤销了死刑判决一样大松了一口气。“谢谢你。”他的声音比预想得还要可怜。
“叶科夫在西伯利亚做什么工作？”赫鲁晓夫问。
德米卡意识到自己拿着文件的手在不住地颤抖。他把胳膊按在身侧止住颤抖。“他在电厂当电力工程师。他没有当电力工程师的经验，只是在电台工作过。”
“他在莫斯科做什么工作？”
“他是电台编辑。”
“他妈的。电台编辑？”赫鲁晓夫把手里的笔往桌子上一扔，“电台编辑有什么鬼用？还不如让他在西伯利亚当紧缺的电力工程师呢！在那儿他至少能为国效力。”
德米卡失望地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赫鲁晓夫拿起笔，继续签文件。“屁用也没有的电台编辑。”他嘟囔着。
坦尼娅用两页纸打出了瓦西里写的短篇小说《冻伤》。
如果只在地下发行就可惜了。瓦西里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残忍至极的劳役营生活，以生命为代价向外界展示了西伯利亚的严酷。如果说劳役营代表着苏联，那么瓦西里的小说就是苏联社会的真实写照，坦尼娅万般心痛地意识到这一点。瓦西里用坦尼娅无法企及的方式道出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坦尼娅非常懊悔。每天她在报纸和文件上发表的文章都在全苏范围内发行，但每天她都在逃避着现实。她没有公然撒谎，而是故意忽略了贫穷、不公正、落后等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社会事实。看了瓦西里写的文章，坦尼娅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她把打好的稿子交给编辑丹尼尔·安托诺夫。“这是随一封匿名信寄来的。”丹尼尔也许猜到她在撒谎，但绝不会背叛她。“是篇以集中营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报上不能登这种东西。”丹尼尔飞快地说。
“我知道，但这篇文章写得相当棒——我想也许是哪位伟大作家写的。”
“为什么拿来给我看？”
“因为你认识《新世界》杂志的编辑。”
丹尼尔陷入了沉思。“他的杂志时常发表这类离经叛道的东西。”
坦尼娅压低嗓门说：“不知赫鲁晓夫的自由化进程能开放到什么程度。”
“政策还在摇摆不定之中，但上面已经下了命令，专制时代的残余必须被讨论和批判。”
“你能看看这篇文章吗？如果觉得它好的话，你愿意把它交给《新世界》的编辑吗？”
“当然可以，”丹尼尔随意看了几行，“你知道为什么会寄给你吗？”
“也许是两年前我去西伯利亚碰到的什么人写的。”
“哦，”他点了点头，“这就解释得通了。”丹尼尔是想告诉她拿这个当托词能行。
“如果文章能发表，作者也许愿意暴露身份。”
“好，”丹尼尔说，“我会尽力的。”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五章
阿拉巴马大学是美国最后一所全是白人的州立大学。6月11日，星期二早晨，两位黑人学生到达阿拉巴马大学的塔斯卡卢萨校区，准备作为新生入学。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抱胸跨腿站在校门口，誓言要把他们赶出去。
在华盛顿司法部大楼，乔治·杰克斯和鲍比·肯尼迪以及其他一些人坐在一起，聆听着派到阿拉巴马大学的人打回来的电话。电视开着，但没一个台有电视直播。
大约一年以前，在密西西比大学招收黑人学生引发的骚乱中，有两个人被射杀致死。肯尼迪兄弟发誓不让这一幕重演。
乔治去过塔斯卡卢萨，去过阿拉巴马大学花木繁盛的校园。当乔治在亚拉巴马大学的草坪上，走在穿着长筒袜的漂亮女孩和穿着运动风衣的英俊男孩中间时，男孩和女孩们都皱眉看着他。他曾经给鲍比画过一张阿拉巴马大学有着三扇大门的福斯特礼堂的草图。华莱士州长这时正站在其中的一扇大门前，被高速公路巡警簇拥在一座可移动讲台之上。塔斯卡卢萨六月的气温都快接近三十五度了，乔治完全能想象得到记者和摄影师们围在华莱士面前挥汗如雨，等待暴乱发生的样子。
双方都预料到会有对峙发生，并为此作了准备。
乔治·华莱士是南方民主党人。南北战争时，号召要解放奴隶的亚伯拉罕·林肯是共和党人，拥护奴隶制度的南方人基本都属于民主党。现今，这些南方人还在民主党中，他们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总统上任后他们也制造出了不少麻烦。
华莱士是个又矮又丑的家伙，除了油腻的额头上一撮可笑的毛以外，别的地方已经秃了。但这个人却很狡猾，乔治·杰克斯完全估计不到他在打算些什么。华莱士要的是什么结果？他会制造暴乱——还是搞些更为匠心独运的破坏活动呢？
伯明翰的骚乱过了两个月以后，看似已经停滞不前的民权运动又死灰复燃了。美国各地都在为民权运动筹款：在好莱坞的筹款处，保罗·纽曼和托尼·弗朗西斯科这样的大明星每人都开了一千美金的支票。白宫担心引起更大规模的混乱，费尽心机平息抗议者们的怒气。
鲍比·肯尼迪终于意识到推行新民权法案的必要性。他感到，制定一部在所有公共场所——宾馆、饭店、公共汽车、厕所——视种族隔离为非法的法律迫在眉睫，新的法律必须保护黑人的选举权。但在这个问题上，鲍比还没能让当总统的哥哥完全信服。
这天早上，鲍比假装非常沉静，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一个拍摄小组正在拍摄他日常工作的样子，他七个孩子中的三个正在办公室里到处奔跑。但乔治很清楚，一旦事情出了岔子，鲍比就会撕下伪装，表现出一股冷冷的怒意。
鲍比决心一定不能引起骚乱——同时也要让两个黑人学生入学。一位法官已经颁布了让两名学生入学的法庭令，作为司法部长，鲍比绝不允许自己被一个藐视法律的州长击败。如果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派部队把华莱士赶下台。但那将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会给人造成华盛顿欺凌南方各州的不良印象。
穿着长袖衬衫的鲍比弯下腰，把身体凑近放在大办公桌上的麦克风，腋下都是湿漉漉的汗渍。军队在华盛顿和塔斯卡卢萨之间建立了通讯连接，人群中有人实时把发生在阿拉巴马的情况报告给鲍比。“尼克到场了。”电话另一头的人说。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岑巴赫的是鲍比派驻到现场的代表。“他正走向华莱士……向华莱士提交了终止令。”卡岑巴赫给华莱士带去了禁止华莱士违抗法庭令的总统令。“现在华莱士正在进行演讲。”
乔治·杰克斯的左侧胳膊依然吊着个黑色绷带。阿拉巴马州警在伯明翰打断了他手腕里的一根骨头。两年前安尼斯顿的种族暴力分子打断的也是他的左手臂，安尼斯顿也同样在阿拉巴马。乔治希望再别来阿拉巴马了。
“华莱士闭口不谈种族隔离，”电话线那头的人说，“他在谈论州的自治权。他说华盛顿无权干涉阿拉巴马学校的内部事务。我试着离他近一点，好让你们听清他的演讲。”
乔治皱起眉。在州长的就职典礼上，华莱士曾经说：“种族隔离现在、将来永远都会存在。”但那时他的听众都是阿拉巴马州的白人。今天他想煽动的又是哪些人呢？肯尼迪兄弟和顾问们对现场发生的一些事一时还理解不了。
华莱士的演讲很长。演讲结束时，卡岑巴赫再次要求华莱士遵守法庭令，但被华莱士拒绝了。局势陷入了僵局。
卡岑巴赫离开了华莱士演讲的礼堂门口——但这幕大戏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维维安·马龙和詹姆斯·胡德两个黑人学生一直等在一辆车内。按照事先所作的安排，卡岑巴赫护送维维安到她的宿舍，另一位司法部雇员把詹姆斯护送回宿舍。但这还不算完，要正常注册入学，两人还必须进入福斯特礼堂。
午间新闻开始了，有人调响了鲍比·肯尼迪办公室里电视机的音量。华莱士站在讲台上，看上去比实际高度要高出很多。他不谈有色人种、种族隔离和民权，而是把话题扯到了中央政府压制州政府是否正确上。他义愤填膺地谈论着自由和民主，似乎把阿拉巴马州的黑人被剥夺选举权完全忘到了脑后。他言必美国宪法，却不知道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践踏着这部神圣的法律。华莱士的华丽演出让乔治担忧不已。
司法部主管民权事务的白人律师布克·马歇尔正好也在鲍比的办公室里。乔治不信任马歇尔，但马歇尔却在从伯明翰回来之后更极端了。马歇尔提出建议，希望派军队进入塔斯卡卢萨解决目前的两难局面。“我们何不这就派军队过去呢？”马歇尔问鲍比。
鲍比同意了。
但这需要时间。鲍比的助理们叫了三明治和咖啡。校园里的各方仍旧在僵持着。
接下来播报了来自越南的新闻。在越南西贡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叫释广德的老和尚往身上浇了五加仑汽油，然后点燃火柴自焚了。这次自焚是对美国在越南的代理人——越南总统吴廷琰压迫广大僧侣的无声抗议。吴廷琰本人是个天主教徒。
让肯尼迪总统烦心的大事小事真是没完没了。
鲍比桌子上的麦克风终于响了：“格雷汉姆将军到了……他带了四名士兵。”
“我们能拿出来的军人只有这四个吗？”乔治不解地问。
他们听到一个新来人的声音，格雷汉姆将军似乎在对华莱士说话。他对华莱士说：“先生，尽管有异议，但我还是有义务让你遵守来自美国总统的命令。”
格雷汉姆是阿拉巴马国民警卫队的司令。他显然违背意愿在执行任务。
麦克风里的联络员又说话了：“华莱士走了……他离开了！华莱士离开了！对峙终于结束了。”
办公室里的人们有的欢呼，有的激动地握起手来。
有人发现乔治没有参加大伙的庆祝。丹尼斯·威尔逊问他：“你这究竟是怎么了？”
在乔治看来，周围的人思考得还不够深入。“这是华莱士计划好的，”他说，“他原本就打算好一见联邦军队就撤退。”
“但这又是为什么呢？”丹尼斯问。
“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整个上午，我一直有个疑问，怀疑我们被利用了。”
“华莱士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能展示他自己。他在电视上把自己刻画成一个不怕中央政府欺负的普通人。”
“华莱士州长抱怨被人欺负？”威尔逊说，“你不是在说笑话吧。”
鲍比一直在听幕僚们的争论。这时他插话进来。“认真听乔治讲，”他说，“乔治的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对你我来说也许真是个笑话，”乔治说，“但美国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却觉得种族融合是华盛顿我们这种既得利益者硬塞给他们的东西。”
“我知道，”威尔逊说，“尽管从……”他原本想说黑人，但马上改变了主意。“从一个进行民权运动的人嘴里说出来很不寻常。那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华莱士今天是在对广大白人的工人阶级选民讲话。这些人会记得华莱士站在讲台上，对尼克·卡岑巴赫提出宣战——也就是对卡岑巴赫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挑战——他们会记得华莱士在联邦军队的威吓下不得不退场。”
“华莱士只是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他为何要对全国的工人们公开讲话呢？”
“我怀疑他会在明年的总统初选中公开抵制杰克·肯尼迪，也要竞选总统。在我们的帮助下，他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里开启了选战。”
办公室里一阵安静，每个人都在思考着乔治所说的话。看得出，他们都被说服了，为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感到担忧。
“现在，华莱士引领着新闻导向，他看起来像是个英雄，”乔治发表完了自己的见解，“肯尼迪总统也许需要夺回主导权。”
鲍比开启了桌子上的内部通话器说：“帮我接通总统。”然后点燃了一支烟。
丹尼斯·威尔逊接起一部打进来的电话说：“两个黑人学生进入了礼堂，完成了各自的注册。”
没过一会儿，鲍比拿起话筒，和兄长通了话。他首先向总统汇报了非暴力运动所取得的胜利，然后开始了倾听。“是的，”鲍比听了总统的话后说，“乔治·杰克斯说了相同的话……”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今晚吗？但没安排演讲啊……当然可以写。不，我觉得你的决定是准确的。就这么干。”他挂上电话，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总统准备推行一项新的民权法案。”他说。
乔治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新的民权法案是乔治、马丁·路德·金和所有民权运动斗士一直以来的期盼。
鲍比说：“他将在今晚的现场直播中宣布。”
“今晚吗？”乔治惊奇地问。
“再过几个小时。”
尽管略显仓促，但这样做很有用，乔治心想。这样他就能位于乔治·华莱士和释广德之前，重新回到新闻板块的头条。
鲍比对乔治说：“总统想让你过去，和特德一起起草演讲稿。”
“遵命，我现在就去。”乔治说。
乔治高度兴奋地离开了司法部大楼。走到白宫时，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在白宫西翼，他定了定神，让呼吸平缓下来。接着他上了楼。在特德·索伦森的办公室，他找到了特德和特德的几个同事。乔治脱下外套坐了下来。
散布在桌上的文件中有份马丁·路德·金发给总统的电报。电报中说，在弗吉尼亚的丹维尔，六十五名黑人集会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其中的四十八名遭到警察的毒打，被送进了医院。“黑人的忍耐力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上。”金在电报中说。乔治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条横线。
乔治、索伦森和索伦森的助理们忘我地撰写着演讲稿。演讲稿首先提到这天在阿拉巴马发生的事情，强调为执行法令甚至动用了军队。但总统不会拘泥于争执的细节，很快把论点引申到体面美国人的正确价值观上。在讨论的间歇，索伦森不断地把写好的稿纸交到打字员手里。
乔治对如此重要的事情只是匆匆带过感到很沮丧，但他很清楚演讲稿为何要这样写。立法是个理智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却是靠直觉进行判断的游戏。肯尼迪总统有着良好的直觉判断，理智告诉他这天要采取主动。
时间过得很快。当电视拍摄组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开始搭建灯光的时候，演讲稿还没有写完。肯尼迪总统沿着走廊，走到索伦森的办公室，询问演讲稿起草得怎么样了。索伦森给他看了几页，总统不是很喜欢。他们移步到秘书办公室，肯尼迪向打字员口授了几处改动。八点转眼就到了，演讲稿还没最终完成，可总统却要进行直播了。
乔治咬着指甲，在索伦森的办公室里看直播。
肯尼迪总统进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场演出。
演讲的开场有点拘谨。但讲到一个黑人孩子的生活前景时，他的声音马上动情起来：黑人只有二分之一能高中毕业，三分之一能大学毕业，失业的几率却比白人大两倍，平均寿命也要比白人少七年。
“从根本上说，我们面对的是个道德问题，”总统说，“这个问题和圣经一样存在久远，和美国宪法一样清晰无比。”
乔治非常惊讶。总统演讲中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出自他们起草的演讲稿，一个全新的总统形象展现在全美人民面前。极具现代感的肯尼迪总统发现了圣言的力量。也许这是他跟马丁·路德·金学来的吧。“我们中有谁可以安心改变肤色的吗？”他改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说，“又有谁满足于让你耐心等待又反复推迟的劝勉？”
乔治心想，让黑人耐心等待的正是肯尼迪兄弟俩。他高兴地看到，总统终于发现了此类建议的严重缺陷。
“我们在全世界宣扬自由。”总统说。乔治知道，总统马上就要提到欧洲了。“但是，我们如何对世界上的所有人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身边的人说：这是自由的国度，但黑人除外；我们没有二等公民，但黑人除外；我们没有等级或阶级制度，没有种族隔离聚居区，没有优等民族，但黑人除外？”
乔治欢喜异常。使用优等民族这个词非常具有说服力——可以让人想起差点把地球毁灭的德国纳粹。乔治想象中的总统演讲应该是这样的。
“失望和纷争之火在每座城市燃烧，在南北方没有法律弥补措施的地方燃烧，”肯尼迪说，“下周，我将要求美国国会采取行动，作出其在本世纪尚未完全实现的承诺，”总统用正式的口吻代替了先前那些浅显易懂的语言，“让种族歧视在美国的生活和法律中毫无立足之地。”
“让种族歧视在美国的生活和法律中毫无立足之地。”这句话正好可以被报纸引用，乔治想到。他兴奋极了。美国此刻正在进行着改变，乔治也是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所作为者是在自取其辱和鼓励暴力。”总统说，尽管直到几小时以前总统什么都没做，但乔治知道他是真心这么想的。
“我请求美国的全体国民给予支持。”肯尼迪以恳请的语气结束了演讲。
直播结束了。走廊那头，摄制小组关掉灯光，电视台工作人员开始收拾装备。索伦森对总统表示了祝贺。
乔治欢欣鼓舞，但精神疲累。他回到公寓，吃了几个煮鸡蛋，收看电视新闻。和预计的一样，总统的演讲成了头条新闻。上床以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几声电话铃把他吵醒了。打电话来的是维雷娜·马昆德。维雷娜哭泣着，话音很不连贯。“你怎么了？”乔治问她。
“迈德加。”道出了这个名字以后，维雷娜接下来的话乔治就听不清了。
“你是说迈德加·埃尔维斯吗？”乔治知道迈德加是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黑人活动家，是非激进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全职雇员。他调查了埃梅特·蒂尔的谋杀案，组织过对白人商店的抵制。迈德加的辛勤工作使他成了全国性的人物。
“白人在他家门口枪杀了他。”维雷娜哭泣着说。
“他死了吗？”
“是的。乔治，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啊！他的三个孩子听到枪声，跑到门外，看见自己的父亲死在车道上。真是太残忍了！”
“哦，我的老天！”
“这些白种浑蛋到底是怎么了？乔治，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这到底是为什么？”
“宝贝，我不知道，”乔治说，“我真的不知道。”
鲍比·肯尼迪又一次派乔治去亚特兰大给马丁·路德·金送信。
打电话给维雷娜约定见面时间的时候，他在电话中说：“我想去你的公寓看看。”
维雷娜好像变了个人。在伯明翰，他们做爱后从种族主义者的爆炸中逃生，那时他觉得自己和维雷娜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了。但他们已经几周没有见面没有做爱，这种亲密感就烟消云散了。但当维雷娜为迈德加·埃尔维斯被杀的消息黯然神伤时，她没有打电话给马丁·路德·金，没有打电话给父亲，而是把电话打给了乔治。现在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和维雷娜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当然可以，”她说，“你过来吧。”
“我会带瓶伏特加过来。”乔治听说维雷娜最喜欢喝伏特加。
“我和另一个女孩同住一套公寓。”
“需要带两瓶吗？”
她笑了。“男子汉，放轻松点儿。劳拉很乐意晚上出去逛逛。她男朋友来的时候，我也经常给她让路。”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要一个人做晚饭？”
“我的厨艺并不是很好。”
“你做牛排，我做色拉可以吗？”
“你的口味很老派。”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真是伶牙俐齿。”
第二天，乔治飞到了亚特兰大。他希望和维雷娜过夜，但不想让维雷娜觉得自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他先去一家饭店登记入住，然后叫了辆出租去维雷娜家。
他心里想的不仅仅是男女间的情事。上次为鲍比给金带信的时候，乔治的心理是矛盾的。这次他认为鲍比是对的，金是错的，乔治决定改变金的心意。所以首先他要试图改变维雷娜的心意。
亚特兰大的六月非常热，维雷娜为他开了门，她穿着露出浅黑色胳膊的短袖网球装。维雷娜赤着脚，这让乔治对维雷娜的网球装里面有没有穿着内衣感到很好奇。她蜻蜓点水般吻了吻乔治的嘴唇，这让乔治觉得有点不明所以。
维雷娜的公寓很时尚，公寓里摆放的都是些现代派的家具。乔治心想，靠从马丁·路德·金那里领到的工资，维雷娜承担不了这些花销。珀西·马昆德一定用唱片的版权费替维雷娜付了房租。
乔治把伏特加放在厨房桌面上，维雷娜递给他一瓶苦艾酒和一个鸡尾酒调制器。调酒前乔治对维雷娜说：“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肯尼迪总统遇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麻烦，目前的局势比猪湾事件时还糟。”
如同预料的一样，维雷娜非常震惊。“把原因告诉我。”她说。
“当然是因为他的民权法案了。电视讲话完隔天——也就是你打电话告诉我迈德加被谋杀之后的那天上午——国会多数党领袖打电话给总统。他说农场法案、公共交通债券、对外援助、外层空间基金等多项内阁的提案看来是都通不过了。总统的立法项目被毁于一旦。和我们担心的一样，南方的共和党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一夜之间，总统的民调支持率下降了十个百分点。”
“但对他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有所帮助的啊，”维雷娜指出，“国内的暂时不利可以靠时间扛过去。”
“请相信我，现在的局势的确是千钧一发，”乔治说，“林登·约翰逊也在蠢蠢欲动呢！”
“约翰逊？你没在和我开玩笑吧？”
“当然没有，”乔治和副总统的一位助理斯基普·迪克逊非常熟悉，“你知道休斯敦市政府断码头的电，以抗议海军让有色人种士兵和白人士兵一起上岸休假的新政策吗？”
“知道，那群浑蛋。”
“林登解决了那个问题。”
“怎么解决的？”
“美国宇航局计划在休斯敦建立一个耗资几百万美元的雷达站。林登只是威胁要取消这个计划，休斯敦市政府方面就马上恢复供电了。千万别低估了林登·约翰逊。”
“政府可以更频繁地采取这种强硬态度。”
“是的。”但肯尼迪兄弟自视甚高，不想弄脏自己的手。他们希望以理服人，不乐意耍手段。因此，他们没有对约翰逊物尽其用，反而对约翰逊闪转腾挪的手段看不过去。
乔治在鸡尾酒调制器里放满冰，然后在里面放了点伏特加摇了摇。维雷娜打开冰箱，拿出两个鸡尾酒杯。乔治在两个冻住的杯子里各放了一调羹苦艾酒，然后晃了晃酒杯，把苦艾在杯身上晃匀，然后往杯子里加入伏特加。维雷娜往两个杯子里各扔入一颗橄榄。
乔治喜欢和维雷娜一起做事的感觉。“我们合作得很棒，不是吗？”他说。
维雷娜拿起杯子喝了一口。“你调制的鸡尾酒很不错。”她说。
乔治感伤地笑了笑。他要的是证实两人关系的答案，而不是在说什么鸡尾酒。他抿了一口说：“是的，的确不错。”
维雷娜拿出莴苣、西红柿和两块西冷牛排。乔治开始洗莴苣。他一边洗，一边谈到了来此的真正目的。“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但白宫还是认为金博士有共产党人做同伙。”
“谁这么说的？”
“联邦调查局的人。”
维雷娜轻蔑地哼了一声。“这就是你们的可靠信息源啊！乔治，别信他们的！你想必知道，包括鲍比·肯尼迪在内，所有与埃德加·胡佛意见不一致的人都被他视为共产党员。我只想问他的证据在哪里。”
“联邦调查局显然有证据。”
“显然。也就是说你没有见过他们的所谓证据了？鲍比见到过他们的证据吗？”
乔治觉得很尴尬。“胡佛说证据必须得保密。”
“胡佛拒绝把证据出示给司法部长？胡佛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吗？”她一边喝酒，一边做沉思状，“总统看到过那些证据吗？”
乔治什么话都没说。
维雷娜更加怀疑了。“胡佛不可能拒绝总统。”
“我想是因为总统不想把事情推到两相对峙的状态吧。”
“你们这些人可真是太幼稚了。乔治，告诉你，根本就没什么证据！”
乔治决定承认这点。“我想你也许是对的。也许杰克·奥戴尔和斯坦利·莱维森以前可能是共产党员，但我不相信他们现在还是。但你难道不明白事实如何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吗？拿他们两人做证据，联邦调查局就可以质疑整个民权运动了。总统提出民权法案之后，联邦调查局同样能以杰克·奥戴尔和斯坦利·莱维森为借口，质疑总统。”乔治把莴苣放在毛巾里，然后挥动起手臂，把莴苣叶甩干。满腔的怒火使他比平时更用力了。“杰克·肯尼迪把政治生命赌在了民权运动上，我们不能让他因为共产党同谋的罪名而遭到失败。”说着他把莴苣叶拨进碗里。“跟那两个家伙脱离关系，把屁股擦擦干净。”
维雷娜耐心地说：“和我一样，杰克·奥戴尔是马丁·路德·金的雇员。但斯坦利·莱维森和金之间根本没有雇佣关系，他只是金的朋友和顾问。你难道真想给埃德加·胡佛替马丁·路德·金择友的权力吗？”
“维雷娜，这两个人只能给民权法案添乱。请告诉金，尽快和他们脱离关系。”
维雷娜叹了口气说：“我想他会的。和长期忠诚的战友脱离关系对他来说是种良心上的煎熬，但最终他会和他们脱离关系的。”
“真能这样就感谢上帝了。”乔治的精神雀跃起来：这次总算能给鲍比带回好消息了。
腌好以后，维雷娜把牛排放进煎锅。“我想告诉你，”她说，“脱不脱离关系不会有任何区别。胡佛仍旧会透露消息给新闻界，说民权运动是共产党人活动的前沿阵地。只要共和党人在国会里的势力依旧，他就会肆无忌惮地这样做。胡佛是个憎恨黑人的病态骗子。肯尼迪没勇气解雇他真是个耻辱。”
乔治想反驳，但维雷娜说得没错。他把番茄切成小丁，拌进色拉。
维雷娜问：“你的牛排要煎熟吗？”
“不用太熟。”
“和我一样三成熟吧。”
乔治又调了几杯酒，然后和维雷娜坐在小桌子前开始吃饭。乔治开始传递他所带来的另一半信息。“金博士如果能取消华盛顿的静坐，那会对总统非常有益。”
“那完全不可能。”
与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相结合，金在华盛顿发起了一次“广泛、团结、里程碑式”的静坐示威。肯尼迪兄弟对这次静坐示威感到非常害怕。“仔细想想，”乔治说，“国会里一部分议员一直投民权法案的支持票，另一部分一直投反对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
“你是说摇摆人是吧。”维雷娜用上了最新才传播开来的流行语。
“是的。这些人觉得法案在道德上是正义的，但在政治上却不太受人欢迎，静坐示威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投反对票。他们会说：‘我们支持民权运动，但不会受裹挟投赞成票。’静坐示威的时机选的实在是太糟糕了。”
“如同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在白人看来，任何时候进行抗议都时机不对。”
乔治笑了。“你比我白一点。”
维雷娜甩了甩头：“还比你更漂亮。”
“这倒是真的，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
“谢谢你，快吃饭吧。”
乔治拿起刀叉。吃饭时，两人几乎没有说话。乔治夸赞维雷娜牛排做得好。维雷娜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乔治把色拉做成这样已经够可以的了。
吃完饭，两人拿着酒杯走进客厅。坐上沙发以后，乔治重启了讨论。“你难道没看出来吗？现在的形势已经不一样了。政府站在我们这边。总统正在尽力促成我们要求了这么多年的民权法案。”
维雷娜摇了摇头。“要说从这件事中学会了什么事情，我只能说保持压力才能取得进步。你知道伯明翰的餐馆里已经有白人女侍为黑人顾客服务了吗？”
“我听说了，这是个不可思议的转变。”
“这不是靠耐心等待换来的。是扔砖头纵火得到的。”
“形势已经变了。”
“金不可能取消示威。”
“他能做些改进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乔治拿出了自己的备选方案。“能不能不搞静坐，来一次法律允许的游行呢？这样的话，议员们的受威胁感会小一些。”
“我不知道，金博士也许会考虑的。”
“周三前最好不要有行动，叫参加者不要整个周末都逗留在华盛顿，尽早结束游行，好让游行的群众在天黑前离开。”
“你是想尽量减少麻烦。”
“如果必须举行示威，我们必须确保游行的非暴力性质，尤其在电视上要给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如果进行游行的话，能不能让鲍比在游行路线上设一些流动厕所呢？不用解雇胡佛，鲍比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吧？”
“这个主意很棒！”
“找点白人支持者参加游行可以吗？如果又有白人，又有黑人，电视上的效果无疑会更好些。”
乔治想了想。“我打赌鲍比会同意派工会代表去支援。”
“如果你能搞定这两件事，金博士就有很大的可能改变心意。”
乔治发现维雷娜开始认同自己的观点，已经把侧重点放在如何说服马丁·路德·金上来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他说：“如果你能说服金博士把静坐改为游行，我多半就能让总统批准这次游行。”他这是在冒险，但成功的概率很高。
“我会尽力的。”维雷娜说。
乔治搂住她。“没说错吧，我们是很棒的团队。”他说。维雷娜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乔治追问道：“你不认同吗？”
维雷娜吻了她。这个吻和他们前一次的吻非常相像：超越了友谊，但未到两性之间的关系。维雷娜若有所思地说：“爆炸波击碎了我住的旅馆房间玻璃之后，你赤脚跑过房间去拿我的鞋。”
“我记得，”乔治说，“那时房间的地上都是些碎玻璃。”
“是啊，”维雷娜说，“但你错了。”
乔治皱起眉。“我不明白。这不是在对你好吗？”
“乔治，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我才这样说的。”
“什么？真是太疯狂了。”
维雷娜的话是认真的。“乔治，我生活不检点。我老爱喝醉。我无法从一而终。甚至和金博士都发生过一次关系。”
乔治扬起眉毛，但什么话都没说。
“你应该要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子，”维雷娜说，“你的职业蒸蒸日上，也许会成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你需要一位忠于你、支持你、和你一起进步、为你增光添彩的妻子。这个人不应该是我。”
乔治发呆了。“我没看得那么远，”他说，“我只是希望再多吻你几次。”
维雷娜笑了。“这我完全做得到。”她说。
乔治神情而专注地吻着维雷娜。他把手放到她的大腿外侧，慢慢移到网球裙里，然后摸到了她的屁股。他猜得没错：维雷娜没穿内衣。
维雷娜知道他怎么想。“看到了吧，我就是这么一个坏女孩。”
“我知道，”他说，“但我为你疯狂。”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六章
离开柏林对瓦利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卡罗琳在柏林，瓦利想离她更近一些。但隔着一道柏林墙，离得再近也毫无意义。尽管距离不到一英里，但两人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了。瓦利也不敢再次冒险跨越边境：要不是运气好，上次他就会被打死。但无论如何，搬到汉堡对他来说依然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瓦利告诉自己，应该理解卡罗琳留在家里生孩子的决定。卡罗琳生孩子的时候，谁最有资格待在她身边陪着她——是卡罗琳的母亲，还是只有十七岁的吉他手？但这样想也只能给瓦利带来可怜的一点点安慰。
晚上上床，早晨醒来，他都在想着卡罗琳。在街上看到漂亮姑娘时，他就会为卡罗琳感到悲伤。他很想知道卡罗琳现在怎么样了。妊娠是让她不舒服，还是让她更闪耀了呢？卡罗琳的父母是非常生气，还是为马上会有一个外孙而激动呢？
他们相互写信，信中总少不了一句“我爱你”。但他们不敢过分暴露彼此的情感。瓦利和卡罗琳知道，信中的每个词都会被审查办公室的秘密警察一看再看，这些人里甚至可能包括那个可恨的汉斯·霍夫曼。他们可不想在这些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情感。
瓦利和卡罗琳只是在柏林墙的两边，却像分隔千里。
于是瓦利搬到了汉堡，住进了姐姐宽敞的公寓。
丽贝卡从来不对瓦利唠叨。父母在信中老是让他回学校上学，甚至进大学深造。他们想让他成为电气技师、律师，或像丽贝卡和伯纳德那样的老师。但丽贝卡却什么都没说。她任由瓦利整天在房里弹吉他，只是让他别把脏茶杯放在水槽里，要自己顺手洗干净。谈到将来，丽贝卡总是说：“急什么急？你才十七岁！做你想做的事吧，看看会发生什么。”伯纳德在瓦利的前途问题上也是一样宽容。瓦利一天比一天更喜欢自己的姐姐和姐夫了。
瓦利还没完全习惯西德。这里的人拥有宽敞的轿车、时髦的衣服和舒适的住宅。政府会经常遭到报纸甚至电视的公开批评。阅读批评年迈的阿登纳总理的新闻报道时，瓦利总会心神不定地看看背后，害怕有人发现他在阅读反动报道。这时他都会提醒自己，他已经到了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西德。
离开柏林让他很悲伤，但让他高兴的是，汉堡是西德流行音乐的中心。这是个海港城市，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们提供各类娱乐活动。汉堡红灯区的中心绳索大街有许多酒吧、脱衣舞俱乐部、半秘密的同性恋夜总会和音乐表演的场地。
瓦利毕生只有两个心愿：和卡罗琳生活在一起；成为职业音乐人。
搬到汉堡后不久的一天，他背着吉他沿着绳索大街往前走，进入每一家酒吧询问店方是否需要驻场的吉他歌手。他相信自己的表演非常棒。他可以唱歌，可以弹吉他，可以让观众开心。他需要的只是个机会。
被拒绝十几次以后，他在一个名叫埃尔帕索的啤酒吧碰上了好运。啤酒吧的装饰明显是美式的：门上挂着一个长牛角，墙上贴满了西部电影的海报。老板却是个戴着牛仔毡帽、名叫迪特尔的德国北方人。“会唱美国歌吗？”迪特尔用带有低地口音的德语问瓦利。
“当然啦。”瓦利用英语回答了他的提问。
“你七点半过来试演一下。”
“付我多少薪水？”尽管爸爸厂里的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仍然在给他零花钱，但他急切想证明自己财务上能够独立，证明自己拒绝听父母话的决定是正确的。
迪特尔似乎有点生气，像是瓦利说了什么失礼的话似的。“试演半小时左右，”他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我喜欢你，再提薪酬的问题。”
瓦利没有干这行的经验，但他并不傻，知道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意味着对方开的钱会很低。但这是两小时内他得到的第一份邀约，他只能接受。
他回到家，用一下午时间排练了晚上试演的美国歌曲。他可以用《如果我有把锤子》开场，东柏林欧洲饭店的观众很喜欢这首歌。接着他还要唱《这是你的故土》和《昏乱的蓝调》。他把这几首歌都反复练习了好多遍，尽管他其实并不需要这样。
丽贝卡和伯纳德下班后，他把晚上试演的事告诉他们，丽贝卡说要和他一起去。“我从没见过你在观众面前表演，”她说，“你在家只是乱玩一气，哪首歌都没唱完过。”
这天晚上还有另一件事让丽贝卡和伯纳德激动万分：肯尼迪总统对德国的访问。
瓦利和丽贝卡的父母认为，是美国的强硬阻止了苏联夺取西柏林并把它纳入东德。肯尼迪是他们的英雄。瓦利本人则喜欢任何能让暴虐的东德政府不好过的人。
丽贝卡做晚饭的时候，瓦利在桌子上摆好了刀叉。“妈妈总说，如果要实现什么目标，你就加入一个党派，为这个目标奋斗吧。”她说，“我和伯纳德希望东、西德重新合并在一起，和千千万万的德国人一起，与家人团圆。所以我们都加入了自由民主党。”
瓦利打心眼里希望东西德可以重新合并，但他无法想象这件事将如何实现。“你觉得肯尼迪会怎么做？”他问丽贝卡。
“他也许会说，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要接受东德的存在。这是事实，但不是我们想接受的事实。要我说，我真希望他能狠狠揍那些共产主义者。”
吃完饭，三个人一起看了电视新闻。弗兰克工厂最新型号的电视机黑白分明——不像老式的电视机那样绿莹莹的，模糊不清。
这天，肯尼迪总统在西柏林。
他在舍嫩贝格市政厅的台阶上发表了演讲。市政厅大楼前的广场上挤满了听他演讲的观众。新闻播报员说，现场有四十五万听众。
年轻英俊的总统在发表露天演讲，他身后挂着一面巨大的星条旗，微风吹乱了他茂密的头发。他的演讲充满了战斗力。“有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一股潮流，”他说，“让他们来柏林试试！”人群欢呼着表示同意。当肯尼迪总统用德语不断重复着“柏林人万岁”的时候，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瓦利发现丽贝卡和伯纳德对肯尼迪总统的演讲感到非常兴奋。“他没说现在的局面是正常的，也没简单地让我们接受现实。”丽贝卡赞许地说。
肯尼迪的演讲有着挑衅的意味。“自由面临着许多困难，民主也并不完美。”他说。
伯纳德说：“他这是在指黑人问题。”
肯尼迪话锋一转：“但即便那样，我们也从来没竖起一道墙，阻隔我们的人民！”
“没错！”瓦利大声嚷着。
六月的阳光照在总统头上。“所有行动自由的人，无论他身处何方，都是柏林的市民。”他说，“因此，作为一个行动自由的人，我为‘我是个柏林人’而自豪。”
人群彻底疯狂了。肯尼迪从麦克风前后退半步，把纸条塞回大衣口袋。
伯纳德笑起来。“我想苏联人肯定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他说。
丽贝卡说：“赫鲁晓夫肯定要气疯了。”
瓦利说：“越疯越好。”
坐在丽贝卡为伯纳德和他的轮椅改装的小货车上，瓦利和丽贝卡都很兴奋。埃尔帕索酒吧下午没什么人，只有几位顾客。戴毡帽的迪特尔原本就不怎么友好，这时更加暴躁了。他假装忘了让瓦利来试演的事情，瓦利怕他反悔，只能苦苦哀求。最后，迪特尔才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小舞台，让瓦利上去试试。
和迪特尔在一起的是个穿着格子衬衫、头上戴着方巾、胸部丰满的中年妇女，瓦利觉得她应该是迪特尔的妻子。迪特尔夫妇明显想给酒吧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但这对夫妇都没什么品味，他们既吸引不来美国人，也吸引不来德国本国人。
瓦利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魔力把外面的人群拉进来。
丽贝卡买了两杯啤酒。瓦利给吉他音箱插上电，打开了麦克风。他非常兴奋。在喜欢的舞台上表演擅长的音乐，这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看了看迪特尔和他的妻子，想知道他们希望他什么时候开始，但两人似乎都对他毫无兴趣。他只能弹起了和弦，唱起了《如果我有把锤子》。
酒吧里仅有的几位顾客好奇地看了他一会儿，很快回到各自的谈话中去了。丽贝卡热情地打着拍子，但没有其他人这么做。尽管如此，瓦利还是使出了全力，他放声高歌，有节奏地扫着和弦。也许得再唱两三首才能赢得观众，但他们一定会被他所吸引，他告诉自己。
唱到一半，麦克风和音箱都失灵了，舞台显然是断电了。瓦利在没有音箱的情况下唱完了这首歌，觉得这至少比唱了一半要对得起观众。
他放下吉他，走向吧台。“台上的电断了。”他对迪特尔说。
“我知道，”迪特尔说，“是我断的。”
“为什么？”瓦利不解地问。
“我不想继续听你唱那些破玩意儿。”
瓦利仿佛被打了一耳光。他每次上台都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从来没有人把他的音乐说成破玩意儿。瓦利感到一阵阵难受，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迪特尔又说：“我要的是美国音乐。”
瓦利弹的就是美国音乐。他不服气地说：“《如果我有把锤子》是美国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我的酒吧以马蒂·罗宾斯的《埃尔帕索》命名——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曲。我还以为你会唱这种类型的歌呢。我要听的是约翰尼·卡什、汉克·威廉姆斯、吉姆·里维斯这些人的歌，《田纳西华尔兹》《在老斯莫基山顶》这种。”
在瓦利看来，吉姆·里维斯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歌手。“你说的是西部的乡村音乐。”瓦利说。
迪特尔不需要瓦利的提醒。“这才是美国音乐。”他的语气里带着自信和不屑。
没必要和这种傻瓜争论。即便知道迪特尔想要的是什么，瓦利也不会弹。他才不愿以《在老斯莫基山顶》这种歌进入乐坛呢！
他回到舞台上，把吉他放回琴盒。
丽贝卡很迷茫。“怎么了？”她问。
“老板不喜欢我的音乐。”
“可他连一首歌都没听完！”
“他觉得他很懂音乐。”
“可怜的瓦利啊。”
瓦利可以忍受迪特尔的藐视，丽贝卡的同情却让他直想哭。“没关系，”他对丽贝卡说，“我还不想为这种浑蛋工作呢！”
“我去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丽贝卡说。
“别，”瓦利说，“再怎么说他也没用。”
“我想也是。”丽贝卡说。
“走吧。”瓦利一边说，一边拎起琴盒和吉他音箱，“我们回家。”
戴夫·威廉姆斯和桃色岁月乐队满怀希望地到了汉堡。他们最近运气很好，乐队在伦敦很受欢迎，现在他们要去征服德国了。
俯冲夜总会的老板叫弗拉克，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好笑。但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这位弗拉克先生不喜欢他们。更糟的是，两晚以后，戴夫不得不承认这位弗拉克先生是对的。乐队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想的轰动。
“来首舞曲！”弗拉克先生用英语对他们喊道，“多来点舞曲！”夜总会里的顾客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把主要兴趣都放在舞蹈上。夜总会里最受欢迎的是能让姑娘们走进舞池的音乐，因为只要她们走进舞池，小伙们就能和她们凑成一对，翩翩起舞了。
但乐队却没有几首能让人产生跳舞欲望、让所有人都群情激昂的音乐。戴夫对眼前的局面非常绝望。汉堡的演出对桃色岁月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他们却没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进展，他们会被送回家。“爸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什么事上成功。”说了这句话后，他那个疑虑重重的父亲才让他来汉堡。他难道要回到家，向父亲承认自己又一次失败了吗？
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但莱尼知道。“问题出在乔弗里身上，”乔弗里是主音吉他手，“他想家了。”
“想家让他弹不了琴？”
“不是，他一想家就喝酒。一喝，他就弹不好了。”
戴夫只能站在鼓边，更用力地弹他的节奏吉他，以弥补主音吉他的不足，但演出的效果并没有多大改善。他意识到哪怕只有一个环节表现得不完美，乐队整体的演出水准都会差好几个档次。
到达汉堡的第四天，戴夫去了丽贝卡姑姑家。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汉堡竟然有两个亲戚。除了丽贝卡以外，还有十七岁的、会弹吉他的瓦利。戴夫在学校学过德语，瓦利也从茉黛外祖母那里学了些英语，但两人主要靠音乐进行交流。整个一下午他俩都在切磋琴艺、分享心得。晚上，戴夫把瓦利带到俯冲夜总会，提议老板让瓦利在桃色岁月演出的间歇进行表演。瓦利弹了一首美国最新的流行歌《答案在风中飘扬》。弗拉克先生很喜欢这首曲子，让瓦利以后来驻唱。瓦利终于得到了工作机会。
一周后，丽贝卡和伯纳德邀请桃色岁月的小伙子们来家里吃饭。瓦利告诉丽贝卡，乐队每天都工作得很晚，第二天要到中午才起床，登台前的晚上六点吃饭会比较合适。丽贝卡下课也是这个时间，对她来说也正合适。
乐队五个成员中的四个接受了邀请：乔弗里没有去。
丽贝卡做了很多拌了丰富酱汁的猪排，还有炸薯片、蘑菇和包心菜。戴夫觉得丽贝卡是想用母亲的方式让他们吃上一周最棒的一餐。丽贝卡的担心没错：这些孩子基本上就靠啤酒和烟维生。
丽贝卡的丈夫伯纳德帮着烧饭和摆桌子，他活动起来惊人地灵敏。戴夫被丽贝卡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对丈夫深深的爱震撼了。
小伙子们狼吞虎咽地吃着丽贝卡做的美味佳肴，宾主间用德语和英语愉快地交流着，尽管不能完全明白对方在说什么，气氛却非常棒。
吃完饭后，乐队成员不吝赞词，感谢了丽贝卡的款待。然后他们坐上公共汽车，回绳索大街的俯冲夜总会进行这一天的表演。
汉堡的红灯区有点像伦敦的苏活区，但更不拘谨，更开放。来这里之前，戴夫还不知道世界上除了妓女，还有男妓。
俯冲夜总会在肮脏的地下室里。相比之下，飞驰夜总会就豪华多了。俯冲夜总会的家具破破烂烂，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厕所设在后院里。
吃饱了回到夜总会的时候，他们看见乔弗里正坐在吧台前大喝啤酒。
乐队在八点登台演出。虽然中间有几次休息，但他们一直要演出到凌晨三点。每首歌他们至少要演一次，拿手的要演三次。弗拉克先生让他们好好干。
这天晚上的演出效果比之前更糟了。
第一段演出时，乔弗里把能犯的错通通犯了一遍，他不但弹错音，独奏也弹得乱七八糟。他的表现也拖累了其他成员。他们无法把精力放在取悦观众上，而是努力帮乔弗里弥补差错。这段结束时，莱尼非常生气。
演出间歇，瓦利坐在舞台前的凳子上，弹着吉他唱起了鲍勃·迪伦的歌曲。戴夫坐在一旁听他唱。瓦利在脖子上套了把口琴，这样就可以像迪伦一样一边弹吉他一边吹口琴。瓦利真是个出色的音乐人，戴夫心想，而且还很聪明，知道迪伦现在最火。俯冲夜总会的客人大多数喜欢更摇滚乐，但瓦利唱的也有人听。他下台时，角落一张桌旁的姑娘们热情地鼓起了掌。
跟着瓦利回到更衣间的时候，戴夫发现大事不好。
乔弗里醉醺醺地躺在地上，没有人扶根本站不起来。莱尼跪在他面前，不断重重地打着他的耳光。这也许能让莱尼解气，但无法让乔弗里恢复清醒。戴夫从吧台拿来一杯咖啡，强迫乔弗里喝了一些，但这也没什么效果。
“我们必须在他妈的没有主音吉他的情况下继续表演，”莱尼说，“除非戴夫能弹乔弗里的那部分独奏。”
“我只能弹查克·贝里的曲子，其他的不行。”戴夫说。
“我们可以略过其他人的部分，反正那些观众也可能他妈根本没听。”
戴夫不知道莱尼说的是否正确。吉他独奏是舞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创造出一种如光影对比般的新鲜感，克服重复曲调造成的无趣。
瓦利说：“我能弹乔弗里的那部分。”
莱尼轻蔑地看了看他：“你又没和我们排练过。”
“我整整三晚都在看你们的演出，”瓦利说，“这些歌我都能弹。”
戴夫看着瓦利，发现他的眼里有种令人触动的渴望。瓦利显然真的想得到这个机会。
莱尼仍有些怀疑。“真的吗？”
“当然，这些曲子并不难。”
“不难吗？”莱尼颇有些恼火。
戴夫急切地想帮给瓦利一个机会。“莱尼，瓦利弹得比我好。”
“那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比乔弗里还好。”
“他组过乐队吗？”
瓦利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和一个女歌手组过二重唱。”
“他没和鼓手一起练过。”
戴夫知道这是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他回忆起第一次和禁卫军乐队合作时自己是多么吃惊，吉他必须和鼓点严丝合缝才行。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做到了。瓦利也一定做得到。“莱尼，让他试试吧，”戴夫为瓦利争取着，“如果觉得他跟不上，你可以在演完第一首歌以后让他下台。”
弗拉克先生把头伸进门：“还磨蹭什么，轮到你们了！”
“好了，好了，我们这就上台。”莱尼回答说。然后他站起身：“瓦利，拿起你的吉他上台！”
瓦利跟着桃色岁月一起上了台。
第二部分的第一首歌是《目眩神迷的丽兹小姐》，是一首吉他主导的歌。戴夫问瓦利：“要换首容易点的吗？”
“不用了，谢谢你。”瓦利说。
戴夫希望这份信心经受得起考验。
鼓手刘开始倒计时：“三、二、一。”
瓦利在倒计时结束时奏响了吉他。
其他成员适时地跟了上来。他们演奏了歌曲的前奏。莱尼演唱前，戴夫和他对视了一眼。莱尼赞许地点了点头。
瓦利没费太大力气就弹得非常出色。
歌曲结束时，戴夫对瓦利眨了眨眼。
这部分进行得非常顺利。瓦利在每首歌上都表现得很好，甚至还参与了部分和声。瓦利的表演提升了乐队的感染力，让女孩们纷纷走下舞池。
这是他们到德国后表现最出色的一场。
下台的时候，莱尼搂着瓦利的肩膀：“欢迎加入我们！”
瓦利一夜没怎么睡。和桃色岁月一起表演让他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有了归属感，也提升了整个乐队的水平。高兴之余，他又害怕这一切终将会失去。莱尼欢迎他加入的话是真的吗？
第二天，瓦利去了圣保利区的廉租公寓。他是中午到的，乐队的成员们刚刚起床。
瓦利和戴夫以及贝斯手布兹练习了乐队的全部歌曲，对前奏和尾奏进行了精雕细琢。他们都认为瓦利还会和乐队一起演出。瓦利也想要确认这件事。
莱尼和鼓手刘下午三点出现在他们面前。莱尼直白地问：“你真想加入我们吗？”
“是的。”瓦利说。
“那就这么定了。”莱尼说。
瓦利不敢相信。“那乔弗里怎么办？”
“他起床以后我再跟他谈。”
他们去了自由大街一个名叫哈拉德的咖啡馆，在那里喝咖啡、抽烟，度过了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回到公寓叫醒了乔弗里。乔弗里看上去很不好，喝了那么多酒难免是这个样子。他坐在床沿听莱尼对他讲话，其他人则站在门口听。“你不再是乐队的一员了，”莱尼说，“我对此非常难过，昨晚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喝得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演奏了。瓦利昨晚替你演弹了，我想让他在乐队里做主音吉他手。”
“他不过是个孩子。”乔弗里醉醺醺地说。
莱尼说：“他不仅不会酗酒，吉他也弹得比你好。”
“我想喝咖啡。”乔弗里说。
“去哈拉德咖啡馆喝吧。”
去夜总会之前，他们没再见到乔弗里。
晚上八点前，他们在舞台上装好乐器，准备开始表演，这时乔弗里却手拿吉他神志清醒地走了进来。
瓦利惊慌地看着他。之前他觉得乔弗里已经接受了被解雇的命运。也许那时他只是醉意没过，不愿争辩吧。
无论如何，乔弗里并没有打道回府，这让瓦利非常焦虑。他经历了不少挫折：警察砸碎了他的吉他，使他无法在民谣歌手夜总会登台表演；卡罗琳退出了欧洲饭店的现场表演；埃尔帕索酒吧的老板听了一半就切断了舞台的电源。这会是又一次的失望经历吗？
成员们放下手中的乐器，看着乔弗里登上舞台，打开琴盒。
这时莱尼发问了：“乔弗里，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你见过的最棒的吉他手。”
“别闹了，你已经被解雇了。快去车站买张票滚回去！”
乔弗里换成了一种巴结的口气。“莱尼，我们都已经合作六年了。这么老的交情，你总得给我次机会吧？”
在瓦利看来，乔弗里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莱尼一定会同意乔弗里的要求。但莱尼却摇了摇头。“你是个不错的吉他手，但不是天才，你还是个可恨的浑蛋。来这儿以后你就一直表演得很差劲。昨晚如果没有瓦利救场，我们就要被赶回去了。”
乔弗里四下看了看。“其他人怎么看？”他问。
“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民主的乐队了？”莱尼问。
“谁告诉你不是了？”乔弗里转身看着正在调整脚踏开关的鼓手刘，“你怎么看？”
刘是乔弗里的表弟。“给他次机会吧。”他说。
乔弗里问贝斯手：“布兹，你看呢？”
布兹是那种很会察言观色的人，善于见风使舵。“要我说的话，我会给他次机会。”
乔弗里得意洋洋地说：“莱尼，你看，我们已经是三比一了。”
戴夫说：“不。在民主的环境里，你得先会数数。应该是三比三。你们三个对莱尼、瓦利和我——两边打平。”
莱尼说：“别扯什么几比几了。这是我的乐队，我有最后的决定权。乔弗里不是这个乐队的人了。乔弗里，把你的乐器拿走，不然我他妈把它们都扔出门外去。”
乔弗里这时才意识到莱尼是动真格的了。他把吉他收回琴盒，“砰”的一声合上琴盖。他说：“你们这群浑蛋，我发誓，我要是走了，你们也都得走。”
瓦利不知道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也许这只是个空洞的威胁。但他没时间去细想——很快演出就要开始了。
瓦利的恐惧烟消云散了。他知道自己很棒，因为自己的加入，桃色岁月也更棒了。表演时时间过得很快。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回到台前，唱起了鲍勃·迪伦的歌曲。他在里面插了首自己写的《卡罗琳》，观众们似乎很喜欢这首歌。之后他又和乐队成员们一起开始进行第二部分的演出，唱起了《目眩神迷的丽兹小姐》。
唱到《你抓不住我》时，瓦利看到几个警察正在夜总会的后排位置和老板弗拉克先生说话。他看了几眼，但没往心里去。
午夜，演出结束以后，弗拉克先生在更衣间等着他们。他出其不意地问戴夫：“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岁。”戴夫说。
“别蒙我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德国的法律禁止酒吧雇佣童工。”
“我十八岁了。”
“警察说你只有十五岁。”
“警察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和被你们解雇的吉他手乔弗里谈过话了。”
莱尼说：“该死，他出卖了我们。”
弗拉克先生说：“我经营的是夜总会。妓女、毒贩和形形色色的罪犯都会来这里。我必须一再向警察保证我为遵守法律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警察说我必须把你们所有人送回家。对不起，只能和你们说再见了。”
莱尼问：“我们什么时候走？”
“你们现在必须离开我这里，明天必须离开德国。”
莱尼说：“真是蛮不讲理。”
“你要是开了家夜总会，也得听警察的，”说着他指了指瓦利，“他是本国人，他不需要离开德国。”
“真该死，”莱尼骂道，“我一天失去了两位吉他手。”
“你没有，”瓦利说，“我跟你们一起走。”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七章
加斯帕·默里爱上了美国。这里的收音机频率昼夜无休，电视有三个频道，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早报。美国人很慷慨，家里都很大，他们举止放松，不拘小节。而故乡英国就不一样了，英国人即便在做生意、进行电视采访，举行体育比赛时都像在维多利亚式客厅里喝茶一样拘谨。加斯帕的军官父亲没看出这一点，但他的德犹混血母亲却看得很清楚。在美国，人们的举止要更直接。餐馆里的侍者不鞠躬，也不虚情假意地和客人打招呼，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却比英国要高得多。在美国，没人会刻意奉承。
加斯帕计划为《圣朱利安新闻》写一组美国纪行的文章，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离开伦敦前，他找到巴里·皮尤，问《回声报》是否有兴趣看他写了些什么。“看啊，如果你写的东西够特别。”皮尤无动于衷地说。上周加斯帕在底特律采访了奇迹乐队的主唱史莫基·罗宾逊，然后把采访的稿子邮递给了《回声报》编辑部。他觉得稿子应该已经到了伦敦。他在信里附上了杜瓦家的电话号码，但皮尤一直没打电话。加斯帕仍然满怀希望，他想今天打电话问问皮尤。
在美国，加斯帕住在华盛顿的杜瓦家。杜瓦家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一座豪华住宅里，房子很大。“我爷爷卡梅隆·杜瓦一战前买下了这里，”早饭时，伍迪·杜瓦对加斯帕说，“他和我爸爸都是参议员。”
名叫贝特西小姐的黑人女仆为加斯帕倒了橙汁，问他要不要吃些鸡蛋。“谢谢你，我喝点咖啡就行了，”他说，“一小时后我还要和家里的一个老朋友再吃顿早饭呢！”
加斯帕是在杜瓦一家出游伦敦时，在威廉姆斯家彼得大街的房子里见到他们的。除了杜杜，他和杜瓦家的其他人都说不上熟悉，但杜瓦一家还是热情地欢迎加斯帕的来访。和威廉姆斯家一样，杜瓦家的人都很大方，对年轻人更是如此。劳埃德和黛西经常收留流浪在外的年轻人——少则一天，多则一周。加斯帕更是在他们家待了好几年。杜瓦家的人似乎也很好客。“谢谢你们让我住在这里。”加斯帕对贝拉说。
“别客气，这没什么。”贝拉说。
加斯帕转身问伍迪：“没猜错的话，今天您要为《生活》杂志拍摄民权大游行的现场照片吧？”
“是的，”伍迪说，“我会混在人群里，用小型三十五毫米相机小心地把现场最真实的镜头拍下来。别的摄影记者会拍摄平台上发言的名人的特写。”
伍迪穿着很随意的休闲裤和短袖衬衫。对他这样的大高个来说，在人群中抓拍照片也并非易事。但伍迪的新闻照片仍然闻名世界。“和所有对新闻职业有兴趣的人一样，我很熟悉你拍的那些照片。”加斯帕说。
“你有没有感兴趣的专题？”伍迪问，“犯罪、政治，还是战争？”
“我想涉及尽可能多的方面——就像您那样。”
“我感兴趣的是面孔。无论是葬礼、橄榄球赛，还是凶杀案调查，我首先会拍这些场合下的一张张最真实的脸。”
“今天你想拍下些什么？”
“没人能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马丁·路德·金预测参加游行的有十多万人。如果真有这么多，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权游行。人人都希望现场能气氛平静，但这根本无法保证，看看伯明翰都发生了些什么吧。”
“华盛顿可不一样，”贝拉插话说，“这里有黑人警察。”
“黑人警察的数量很少，”伍迪说，“而且他们也不一定都在现场。”
杜杜·杜瓦走进餐厅。她十五岁了，身材娇小。“谁会在现场？”她问。
“希望别是你，”她妈妈说，“你可别去给我惹麻烦。”
“我当然不去了，妈妈。”
加斯帕发现，分别的两年里，杜杜变得谨慎了很多。这天她穿着棕褐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的牛仔衬衫，显得很可爱，而非性感。对于也许会最终失控的游行日来说，这身装束非常合适。
杜杜对加斯帕的态度仿佛她已经忘了他们在伦敦的调情似的。她示意加斯帕别想当然地重拾他们那段过往。显然，这两年她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加斯帕反倒大松了一口气，幸好她没觉得自己是属于她的。
最后一个出现在餐桌上的是比杜杜大两岁的哥哥卡梅隆。他身穿白衬衫和亚麻西服，戴着领带，像个中年人。“卡梅隆，你也别去惹麻烦。”贝拉说。
“我根本不想沾游行的边。”卡梅隆拘谨地说，“我打算去史密森尼博物馆逛逛。”
杜杜问：“你们觉得有色人种应该得到选举权吗？”
“我不觉得他们会惹出什么麻烦。”
“有了选举权的话，他们就不会以别的方式惹麻烦了。”
贝拉说：“够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加斯帕喝完咖啡。“我要打个越洋电话。”接着他又自觉地补了一句，“我会付钱的。”尽管他也不知道钱是不是真的够。
“快去打吧，”贝拉说，“用书房的那部，别担心钱。”
加斯帕松了口气。“您真是太好了。”他说。
贝拉挥手让加斯帕不用在意，“《生活》杂志也许会帮我付电话账单的。”她含糊地说。
加斯帕走进书房。他打给伦敦的《回声报》编辑部，找到巴里·皮尤。皮尤问他：“加斯帕，在美国过得好吗？”
“非常好，”加斯帕紧张地咽了口口水，“收到我采访史莫基·罗宾逊的那篇文章了吗？”
“收到了，写得很棒，谢谢你。但不适合登在《回声报》上，你改投《新音乐评论》试试。”
加斯帕大失所望。他没兴趣为流行音乐杂志写稿。“好吧，”尽管这么说，但他不打算放弃，“我原本以为，史莫基是披头士最感兴趣的歌手这件事会让读者对采访更感兴趣呢。”
“你的尝试不错，但还差了点火候。”
加斯帕努力不表现出失望。“谢谢你。”
皮尤问：“华盛顿今天有游行吗？”
“今天有民权大游行，”加斯帕又看到希望了，“我会去那里——要我写篇报道吗？”
“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
如果一切正常，就不需要他了。加斯帕失望地想。但他还是说：“没问题，我会的。”
加斯帕放下听筒，焦虑地看着电话。他史莫基·罗宾逊的报道上花了很大的心思，认为报道中史莫基和披头士的联系肯定能吸引读者。但他错了，他只能再试一次。
他回到餐厅里。“我得走了，”他说，“我要去威拉德宾馆见别斯科夫参议员。”
伍迪说：“马丁·路德·金也住在威拉德宾馆。”
加斯帕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也许能对他做篇专访。”《回声报》一定会对马丁·路德·金的专访感兴趣的。
伍迪笑了。“那里有几百个准备采访他的记者呢！”
加斯帕转身问杜杜：“我等会能见到你吗？”
“我们十点在华盛顿纪念碑集合，”她说，“据说琼·贝兹要在那里演唱。”
“我到那里找你去。”
伍迪问：“你说你要去见格雷格·别斯科夫吗？”
“是的，他是黛西·威廉姆斯同父异母的弟弟。”
“这我知道。我和你妈妈年轻时，他父亲列夫·别斯科夫的家庭纷争是布法罗热议的话题。替我跟格雷格问声好吧。”
“没问题。”说完，加斯帕便离开了。
乔治·杰克斯走进威拉德宾馆的咖啡店，四下寻找维雷娜的踪影，但维雷娜还没到。他看见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正在和一个梳着披头士发型的、二十来岁的金发青年人吃早餐。乔治坐到他们那桌，向两人问了声早。
格雷格介绍说：“这是来自伦敦的学生加斯帕·默里。他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加斯帕，认识下乔治·杰克斯。”
加斯帕和乔治握了握手。和大多数第一次见到格雷格和乔治两人在一起时的人一样，加斯帕有些吃惊。但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礼貌地没去问其中的缘由。
格雷格对乔治说：“加斯帕的母亲是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犹太难民。”
加斯帕说：“我妈妈永远忘不了那年夏天美国人对她的欢迎。”
乔治对加斯帕说：“那你一定很熟悉种族歧视的话题。”
“这倒没有，我妈妈很少谈起过去的事情。”他笑了笑，“在英国的学校，一开始有人叫我犹太小子加斯帕，但很快就没人这么叫了。乔治，你会参与今天的游行吗？”
“也算是参与吧。我为鲍比·肯尼迪工作，我的任务是保证这一天顺顺利利地过去。”
加斯帕很感兴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在国家广场设置了临时的自动饮水机、救护站、移动厕所，甚至还有一处支票兑现装置。纽约有一个教堂做了八千份三明治供组织者免费分发。所有演讲被限制在七分钟以内，保证游行能准点结束，参加者能在天黑前离开华盛顿。另外，华盛顿今天全天禁止售卖酒类。”
“这会有效果吗？”
乔治不知道答案。“坦白说，一切都取决于白人。只要有几个白人警察耀武扬威，用上警棍、消防水龙头和警犬，局势就乱套了。”
格雷格说：“华盛顿可不同于最南边那些保守的州。”
“但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方，”乔治说，“很难说会发生什么。”
加斯帕继续着自己的问题：“如果发生骚乱会怎么样？”
格雷格说:“郊区有四千个军人待命，临近的北卡罗来纳准备了一万五千名空降兵。华盛顿的医院取消了所有的非紧急手术，为可能的伤者腾地方。”
“太厉害了，”加斯帕说，“看来你们是严阵以待了。”
乔治皱了皱眉头。这些预防措施不是公共信息，作为议员，格雷格被简报过，但他不该告诉加斯帕。
维雷娜现身在咖啡馆，走到他们的桌子前。三个男人同时站了起来。维雷娜对格雷格说：“参议员先生，早上好，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格雷格把她介绍给加斯帕时，加斯帕的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维雷娜对白人同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维雷娜替马丁·路德·金工作。”格雷格介绍说。
加斯帕满脸笑容地说：“能为我安排一下采访他吗？”
乔治打断了他的话。“为什么要采访金？”
“我是学生报的记者，刚才没跟你们提吗？”
“你没提。”乔治语带怒意。
“对不起。”
维雷娜对加斯帕的魅力也无法抗拒。“真的很抱歉，”她遗憾地笑了笑，“不过今天是不可能采访到金博士了。”
乔治很生气，格雷格应该事先告诉他加斯帕是个记者。上一次和记者接触时，乔治由于说话不谨慎甚至触怒了鲍比·肯尼迪。希望刚才没有说太露骨的话才好。
维雷娜转身看着乔治，声音中带着烦恼。“我刚和查尔顿·赫斯顿谈过。据他说，联邦调查局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们在各界名流中的支持者，说今天的游行很可能会发生暴力，让他们留在家里。”
乔治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联邦调查局担心的不是游行会发生暴力，而是会成功。”
维雷娜不满意这个答复。“不能试着阻止他们对游行的破坏吗？”
“我会告诉鲍比，但我想他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和埃德加·胡佛发生争执。”说着乔治碰了碰格雷格的胳膊，“我和维雷娜还有事要谈，我们先过去一下。”
维雷娜说：“我的桌子在那边。”
两人穿过咖啡馆走到维雷娜的桌子前。乔治很快就把鬼鬼祟祟的加斯帕·默里忘掉了。坐定以后，他问维雷娜：“现在形势怎么样？”
她趴在桌上，声音很小，语气却很兴奋。“这将是一次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的游行，”维雷娜的眼睛闪闪发光，“估计十万人都不止。”
“你怎么知道的？”
“所有今天到华盛顿的长途包车、火车和飞机都是满座的，”她说，“今早至少有二十多辆包座火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里都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歌声，在那种环境下，你都无法认真地思考问题。每小时有一百辆大巴通过巴尔的摩地道朝这边过来。爸爸包了架飞机，送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到华盛顿。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加纳都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会播出整个游行的实况。”
“你觉得总共会有多少人？”
“我们猜是原先估算的两倍。”
乔治非常吃惊。“二十万人？”
“这是现在的估算，也许还会更多。”
“说不清这是好是坏。”
维雷娜生气地皱起眉。“怎么会坏呢？”
“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我不想惹出麻烦。”
“乔治，这是抗议游行——不可能不惹麻烦。”
“我希望向世人展示十万黑人团结一心的力量，而不是开启一场斗争。”
“我们已经在斗争了，这场斗争是白人先挑起来的。乔治，你难道忘了试图去伯明翰机场时手腕被打折的事了吗？”
乔治条件反射地碰了碰胳膊。医生说他的骨折已经痊愈了，但伤处有时仍然会感到一阵钻心的疼。“你看《与媒体见面》了吗？”他问维雷娜。在这档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金博士被一群记者轮流提问，场面很是火爆。
“当然看了。”
“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民权运动中的黑人暴力和共党分子的。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话题的主流。”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策略被《与媒体见面》牵着鼻子走。你觉得那些白人记者还会问些什么？别指望他们会让马丁·路德·金谈到白人警察的暴力、南方法院审判的不公正、腐败的白人法官或者三K党的事情。”
“换种说法跟你说吧，”乔治的声音很平静，“假设今天的游行能够平稳地进行下去，但议会仍然会否决民权法案，那样就势必会发生骚乱。金博士就能够说：‘十万人来华盛顿秩序井然地进行示威，歌唱圣歌，给你们选择正确的机会——但你们却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现在，你们看到了自己的顽固所造成的后果了吧？现在发生的骚乱你们只能怪罪在自己头上。’你觉得这怎么样？”
维雷娜不情愿地笑了，然后赞同地点了点头。“你知道吗，乔治？”她说，“你真是太聪明了。”
国家广场是个又长又窄、占地三百公顷的公园，从国会山到林肯纪念堂，绵延两英里。游行者们集中在中间五百多英尺高的华盛顿雕像前。乔治到达的时候，雕像前已经树立起一个舞台，琼·贝兹正在台上以清脆嘹亮的嗓音演唱《哦，自由》。
加斯帕寻找着杜杜·杜瓦，但台前已经聚集了至少五万人。加斯帕自然找不到她。
他正在度过有生以来最不同寻常的一天，而现在还不到上午十一点。格雷格·别斯科夫和乔治·杰克斯这两个华盛顿的内部消息人士无意间说了些独家内幕：如果《回声报》能感兴趣就太好了。另外，绿眼睛的维雷娜·马昆德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乔治和她睡过了吗？如果睡过的话，他简直太幸运了！
琼·贝兹之后登台的是奥德塔和约什·怀特，但使人群狂欢达到最高潮的却是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民谣三重唱组合。乔治不敢相信，他居然不需要买票就能看到这些巨星的演唱。彼得、保罗和玛丽演唱了最新上榜歌曲《答案在风中飘扬》。这首歌是鲍勃·迪伦写的，似乎写的是民权运动，歌里唱到了“那些人还要生存多少年，才能最终获得自由？”
鲍勃·迪伦本人上台的时候，现场的气氛近乎癫狂。他演唱了关于迈德加·埃尔维斯被杀的新歌《他只是他们游戏中的一个人质》。乔治觉得这首歌听起来谜一般高深莫测，但大多数观众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只是沉醉在这位最炙手可热的巨星的歌声里。
人群越聚越多。加斯帕很高，可以越过大多数人的头顶看到远方，却看不到人群的边缘。华盛顿纪念碑西面闪烁的人工湖直通纪念亚伯拉罕·林肯的希腊式神殿，估计游行者稍晚些才会到那里。但加斯帕看到许多人已经走到公园最西边的林肯纪念堂前，也许是为了占据观看演讲的最佳方位才这么早去的吧。
尽管媒体悲观地认为会发生骚乱，但现场并没有骚乱的迹象——难道这只是媒体的一厢情愿吗？
人群周围站满了报纸杂志的摄影记者和电视台的摄像师。或许是因为加斯帕的流行歌星发型，他们几次将镜头对准了他。
加斯帕开始在头脑里撰写起报道来。他觉得游行像森林里的野餐，游行者走在太阳照射的林间空地中，周围的森林里则潜伏着无数嗜血的捕食者。
加斯帕随着人群向西行走。黑人们穿着星期日做礼拜穿的服装，男人们系着领带，戴着草帽，女人们穿着印花裙，戴着头巾。白人的穿着倒是很随意。游行的主题超越了种族隔离，海报上提到了选举问题、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队伍中有来自工会、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的代表。
加斯帕在林肯纪念堂附近遇见了杜杜。杜杜和一群女孩也正在朝同一个方向走。他们在台阶上的一个地方停下了脚步，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舞台的全貌。
女孩们传递着一罐温热的可乐。加斯帕发现其中一些人是杜杜的朋友，另一些则只是跟过来的路人。女孩们对来自外国的加斯帕非常感兴趣。演讲开始前，加斯帕一直和她们闲聊。开始时，人群已经蔓延得无边无际。他确信至少有十万人。
讲坛树立在林肯总统雕像前的一方大理石上。林肯的大手搭在椅子扶手上，他眉梢立起，表情肃然。
演讲者大多数都是黑人，但也有包括拉比在内的少数白人。马龙·白兰度跳到台上，挥舞着一支阿拉巴马加兹登白人警察对付黑人用的电警棍。加斯帕喜欢伶牙俐齿的工会领导人沃尔特·鲁特尔。鲁特尔在演讲中严厉地说：“如果不承认伯明翰的自由，我们就不能保卫柏林的自由。”
人群这时变得骚动起来，开始大喊马丁·路德·金的名字。
金博士几乎是最后一位演讲者。
马丁·路德·金是个布道者，而且是个非常好的布道者。他用词犀利，语调抑扬顿挫，演讲能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加斯帕非常羡慕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然而，金也许从来没有对这么多人布过道。很少有人在这么多人面前布过道。
加斯帕同时注意到，尽管游行和演讲进行得非常成功，如果美国不真正作出改变，也仍然没有意义。“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认为黑人宣泄一番就会满足的人将大失所望。”人群为每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发出欢呼。“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将不得安宁，”金警告说，“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临近七分钟演讲的结尾时，金的演讲越来越贴近《圣经》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依然被剥夺自我，依然没有尊严，依然要在‘白人专用’的标志前折返，那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满足。”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入江河滔滔。’”
福音歌手马哈莉娅·杰克逊在他身后的平台上大喊：“我的主，我的上主啊！”
“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想。”他说。
加斯帕感觉到金丢弃了准备好的讲稿。他不再需要控制观众的情绪，而是从几个世纪黑人所受的磨难中组织语言。加斯帕意识到黑人们描述痛苦都喜欢用《旧约》里的《预言书》，寻求苦痛的安慰时都会用《新约》里的《福音书》。
金的声音因情绪而颤抖，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非正义的、充满着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他的演讲非常有韵律，二十万人的心弦随着他的演讲而摇动着。他又不仅仅是在演讲——他的话像诗，像圣歌，像肃穆的祈祷词。在每段话的最后，“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像基督教里“阿门”的起应一样令人心碎。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女儿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今天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阿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并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携手并行——今天我怀有这样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歧路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加斯帕环顾四周，看见周围的黑人白人脸上都流淌着热泪。尽管同样很感动，加斯帕却没有流泪。
“当我们让自由之钟鸣响，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是犹太教徒还是非犹太教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来。听众们几乎鸦雀无声。
金的话音因为强烈的感情而剧烈地颤抖着。“都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
“终于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演讲完，他从麦克风前往后退了几步。
人群发出加斯帕从没经历过的山呼海啸。众人欢呼雀跃。掌声像无尽的海洋一样此起彼伏。
金白发苍苍的导师本杰明·梅斯走到台前祈祷时，人群才安静下来。意识到今天的活动已经结束，游行者才不情愿地离开舞台，迈步回家。
加斯帕感觉自己像经历了一场风暴、一场战役，或是一场性爱：耗费了大半体力，但心情却非常愉悦。
他和杜杜朝杜瓦家走，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加斯帕心想，《回声报》肯定会对十多万人闻听祈求公义祷告的宏大场面感兴趣。充斥着性丑闻的英国官场怎么能和如此酣畅淋漓的一幕抢头版呢？
他的想法非常准确。
回到家，杜杜母亲贝拉正坐在餐桌边剥豆子，贝特西小姐正在剥土豆皮。加斯帕一走进厨房，贝拉就告诉他：“伦敦《回声报》的一个皮尤先生打电话来找了你两次。”
“谢谢你，”加斯帕的心扑腾扑腾地跳得很快，“能让我回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快去打吧。”
加斯帕去书房打了个电话给皮尤。“你参加游行了吗？听金演讲了吗？”他连珠炮似的问。
“是的，是的，”加斯帕忙不迭地说，“非常不可思议——”
“我知道。我们都看了直播。你能写一篇现场见闻吗？把你的个人观感和最感动的事情写出来。不用刻意遵照事实，也不用考虑具体的人物形象。我们会在新闻版的重大新闻报道中展现那些东西。”
“很高兴能有机会写些见闻。”这是保守的说法，事实上他已经乐坏了。
“写个一千字左右，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删减。”
“没问题。”
“半小时后打电话过来，我帮你把电话转给文稿誊写员。”
“能多给我点时间吗？”加斯帕问。但皮尤已经挂上了电话。
“啊！”加斯帕对着墙嘟哝着。
伍迪·杜瓦的书桌上有本黄色的拍纸簿。加斯帕拿过来，顺手拿起支铅笔。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在拍纸簿上写下：
“今天我站在二十万人的庞大人群之中，听马丁·路德·金重新定义了美国人。”
玛丽亚·萨默斯非常兴奋。
新闻办公室的电视开着，萨默斯停下手头的工作，和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几乎所有白宫人一样，观看马丁·路德·金在游行中的演讲。
演讲结束，玛丽亚兴奋极了。她迫不及待想知道总统对演讲怎么想。没几分钟她便被叫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想要抱住总统的冲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他非常棒”是肯尼迪总统的反应。接着他又说：“他在来这儿的路上了。”玛丽亚非常高兴。
杰克·肯尼迪变了。玛丽亚爱上他的时候，他只是理智地看待民权运动，并没有投入太多情感。改变他的不是他们的情事，而是种族主义者的残酷无情和目无法纪。总统决心不惜代价使新的民权法案得以通过。玛丽亚比任何人都知道总统对此有多担心。
乔治·杰克斯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他的穿着和以往一样得体：深蓝色西装、浅灰色衬衫、条纹领带。他热情地对玛丽亚笑了笑。玛丽亚很喜欢乔治：乔治是个需要时能赶到身边的朋友。在她眼里，他是魅力仅次于肯尼迪总统的男人。
玛丽亚知道，她和乔治之所以被叫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是政府里仅有的几位有色人种雇员之一。他们原本作为一种象征被吸纳进政府。但这并不能算是一种不诚实：尽管数量还是很少，但肯尼迪提拔的黑人雇员已经比几个前任都要多了。
马丁·路德·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肯尼迪总统和他握了手，说了一句：“我有一个梦想。”
总统的意愿很美好，但玛丽亚担心这话说出来有点不合适。金的梦想来自无数次的被打击、被压迫。杰克·肯尼迪出身美国精英阶层，一生下来就有权有势：他怎么能说自己有个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梦想呢？金明显也感到了这点，他看上去非常尴尬，很快把话题岔开了。玛丽亚知道总统稍后会在床上问她自己什么时候说错了话，她会找个能让他安心的解释。
早饭以后，金和其他民权领袖就没吃过东西了。总统意识到这一点，让白宫厨房送来了咖啡和三明治。
玛丽亚让所有人站好拍了张照，然后开始了讨论。
金和其他民权领袖的情绪都非常高涨。他们告诉总统，在今天的大游行之后，新民权法案的出台已经箭在弦上了。法案中应该包括一条禁止种族就业歧视的条款。黑人年轻人正以令人吃惊的比例辍学，看不到一丝未来的曙光。
肯尼迪建议黑人应该像犹太人那样重视教育，鼓励孩子们上学。玛丽亚就来自这样一个黑人家庭，她非常同意总统的观点。难道黑人孩子辍学的账都要算在总统头上吗？不过她很清楚，总统这只是故意把话题转移开，不想谈几百万个职位只留给白人的事实。
民权领袖们要求总统成为民权运动的领头人。玛丽亚知道总统不能出口的一层心思：如果为黑人争取权益的态势过于明显，所有白人的选票都会流到共和党那边。
精明的沃尔特·鲁特尔给出了另一条建议。找出共和党背后的商人，分散他们的力量，他建议道。跟他们说，如果不合作，他们的利润就会削减。玛丽亚知道这种威逼利诱的伎俩一直是林登·约翰逊的拿手好戏。总统没把这条建议当回事——这根本不是他的做事风格。
肯尼迪估摸着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投票意向，数着手指计算可能反对民权法案的议员人数。结果，这些冷漠、怀有偏见的议员竟然是大多数。对他来说，通过一条走过场的法案都很困难，立场强硬的法案就更不用说了。
忧郁像葬礼上披着的披巾一样笼罩了玛丽亚。她感到劳累、沮丧、悲观。她开始头疼，希望能马上回家。
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议结束以后，兴高采烈的气氛不见了。民权领袖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神情都很沮丧。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梦想，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有这个梦想。
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虽然玛丽亚仍不敢相信，但平等和自由似乎也不远了。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八章
加斯帕·默里自信能得到《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职位。他在申请书中附上了为《回声报》所写的记录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报道。所有看过的人都说这篇报道写得非常好。报社为这篇报道付给他二十五英镑，比采访伊维的那篇低一些：与政治相比，名人的丑闻更有利可图。
“除了学生报以外，托比·詹金斯没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任何一段文字。”加斯帕在彼得大街威廉姆斯家的厨房里对黛西说。
“他是你唯一的竞争对手吗？”黛西问他。
“据我所知，是。”
“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尽管知道时间，但加斯帕还是看了看表。“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十二点半散会吃午饭的时候，他们会在简恩爵士办公室外面贴上告示。我朋友皮特·邓根今天正好在学校。他将是我的副主编。一有消息他会马上打电话来。”
“你为什么那么想当上主编？”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多棒，加斯帕想，凯克布莱德无法和我比，托比·詹金斯更是不及我的一根小指头。主编是我应得的。但他不想对黛西·威廉姆斯开诚布公。他对黛西一直留了个心眼。黛西喜欢的是加斯帕的母亲，而不是他加斯帕。当伊维的名字出现在《回声报》上时，威廉姆斯一家似乎都被故作惊慌的加斯帕骗过去了，只有黛西看上去还有点怀疑。加斯帕担心黛西已经看穿了他。但因为和妈妈亲如姐妹，黛西对他还是非常好。
他只能找了点冠冕堂皇的理由：“我想让《圣朱利安新闻》变得更好。现在的报纸就像份教堂小报。学生报只报道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规避争论和冲突。”他想到一件和黛西理念相悖的事。“比如说，圣朱利安学院有一个校董理事会，理事会的几个成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有投资。我会在报上公布这条信息，质问这种人为什么会有权管理圣朱利安学院这样一座闻名的自由派学院。”
“很好，”黛西欢欣鼓舞，“那样会让他们如坐针毡的。”
瓦利·弗兰克走进厨房。已经是中午了，但他显然刚刚才起床：摇滚乐演出经常持续到下半夜。
黛西问瓦利：“戴夫回学校了，你准备怎么办？”
瓦利往杯子里倒了些速溶咖啡。“我就练练吉他。”他说。
黛西笑了。“如果你妈妈在这儿的话，我猜她会问你为什么不试着挣些钱。”
“我不想挣钱，但必须挣钱。因此我有了份工作。”
瓦利有时太拘于语法，说话反倒让人难以理解。黛西问：“你不想挣钱，却有了份工作，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飞驰夜总会找了份洗啤酒杯的工作。”
“太棒了！”
门铃响了，没一会儿，女仆就把汉克·雷明顿带进了厨房。汉克散发着典型的爱尔兰人特有的魅力，他满头红发，见人就露出爽朗的笑容。“威廉姆斯夫人，您好，”他说，“我是来带你女儿出去吃饭的——如果你允许的话。”
女人们都喜欢汉克的这种体贴和奉承。“你好啊，汉克。”黛西热情地说。接着她转身吩咐女仆：“去告诉伊维，雷明顿先生到了。”
“我成了雷明顿‘先生’了吗？”汉克说，“最好别让人觉得我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人——这会把我的名声弄臭的。”说完他热情地和加斯帕握了握手，“伊维给我看了你那篇马丁·路德·金的报道，写得太棒了。”接着他又转身和瓦利打了个招呼。
瓦利对这位大明星的谦逊感到惊奇不已，但总算还能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戴夫的堂兄，桃色岁月乐队的吉他手。”
“你们的汉堡之行怎么样？”
“在因为戴夫的年龄问题被赶回英国之前，都非常不错。”
“我们的科尔德乐队也曾在汉堡演出过，”汉克说，“那段经历很棒。我出生在都柏林，但人生经历都是在绳索大街获得的，你们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加斯帕觉得汉克非常有魅力。他富有出名，是世界流行乐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却极力想讨厨房里每个人的欢心。他是不是有一种被人喜欢的强烈渴望呢——这种渴望又是不是他成功的秘诀呢？
伊维走进了厨房，她的样子很不错。她把头发剪成了形似披头士乐队的短鬈形状，穿着能展示出美丽腿型的马莉官A字裙。汉克做出被迷倒的样子。“老天，你穿成这样，我得带你去个时髦的地方，”他说，“去新开的酒吧怎么样？”
“不管去哪里，我们都得速战速决，”伊维说，“下午三点半我要参加舞台剧的试演。”
“什么试演？”
“一出叫《女人的审判》的法庭剧。”
汉克非常高兴。“这将是你的舞台剧首演。”
“如果能得到那个角色的话，这的确是。”
“你肯定会的。走吧，我的车还停在马路的黄线上呢！”
汉克和伊维走出家门，瓦利回到自己的房间。加斯帕看了看表：十二点三十分。主编的评议结果随时有可能揭晓。
他没话找话：“我喜欢美国。”
“你想去那里住吗？”黛西问他。
“当然想了。我想去电视台工作。《圣朱利安新闻》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报纸已经不行了。电视新闻才是主流。”
“美国是我的家，”黛西悠悠地说，“但我在伦敦找到了爱情。”
电话铃响了。主编的人选出来了。是加斯帕，还是那个托比·詹金森呢？
黛西拿起电话。“他在这里。”她把话筒递给心跳怦怦作响的加斯帕。
来电话的正是皮特·邓根。邓根说：“是瓦莱丽·凯克布莱德。”
加斯帕一开始没弄明白。“什么？”他问，“你说谁？”
“瓦莱丽·凯克布莱德当上了《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萨姆把职位留给了自己的妹妹。”
“瓦莱丽吗？”理解了邓根的话以后，加斯帕大吃一惊，“除了几篇时尚报道以外，她可什么都没写啊！”
“她在《时尚》杂志干过端茶送水的活儿。”
“他们怎么能这么干？”
“我怎么知道。”
“我早知道简恩爵士是个浑蛋，但没想到……”
“我现在能去你那儿吗？”
“你来干吗？”
“我们可以去酒吧借酒消消愁。”
“好吧。”加斯帕放下话筒。
黛西说：“是条坏消息吧，我为你感到难过。”
加斯帕激动地说：“他们竟然把主编职位授予了现任主编的妹妹！我从来没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他想起了在学生会咖啡馆与凯克布莱德兄妹的对话。这对阴险的兄妹，至始至终两人都没提过瓦莱丽参选的事情。
他被比自己更会算计的人整惨了，加斯帕痛苦地意识到。
黛西说：“这简直是丑闻。”
加斯帕气愤地心想，这就是所谓的英国方式。在英国，关系比才能更管用。他的父亲因为同样的原因受害，到现在还只是个上校。
“你会怎样应对？”黛西问。
“我会移居到美国去。”他的决心比以前更坚定了。
“先完成大学学业再说，”黛西说，“美国人很重视教育程度。”
“我想你是对的。”加斯帕说。可相对于采访技巧来说，他的学习成绩却不怎么好。“我无法在《圣朱利安新闻》为瓦莱丽工作。去年被萨姆击败之后，我还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工作。我不想再重复一次这样的经历。”
“没错，”黛西说，“这会让你看起来像是二流记者。”
加斯帕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他的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一个计划。他说：“糟糕的是，没有人再会把校董在南非投资的事公之于众了。”
黛西上当了。“你也许可以创办一份报纸，和《圣朱利安新闻》竞争。”
加斯帕装出怀疑的样子。“恐怕不行吧。”
“戴夫的祖母和瓦利的外祖母早在1916年就这么干了。她们创办了一份名为《军人之妻》的报纸，如果她们能……”
加斯帕摆出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指出了关键的问题。“她们哪来的钱啊？”
“茉黛家很有钱。其实印几千份报纸也花不了多少。卖出第一期以后，你就可以用赚来的钱印第二期了。”
“马丁·路德·金那篇文章让我赚了二十五英镑，但那点钱我想应该不够……”
“我可以帮你。”
加斯帕假装不愿意。“这钱你也许永远收不回来了。”
“我们可以制定一份预算。”
“皮特正在来的路上，我们可以打几个电话。”
“如果你投入自己的钱，我也会相应地投入。”
“谢谢你。”加斯帕根本无意花自己的钱。他很清楚，预算和报纸的闲聊专栏是一个性质：里面大多数东西是虚的，永远没人知道有多少真相。“加把劲的话，我们在学期开始就可以出第一份报纸。”
“你可以在报纸首页刊登南非投资的事情。”
加斯帕的劲头又上来了。这比当《圣朱利安新闻》的主编要棒很多。“太好了……《圣朱利安新闻》只会刊登‘欢迎来伦敦’这种空洞无物的东西。我们的报纸将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他开始兴奋起来。
“预算一做出来就给我看，”黛西说，“我们绝对能做出些好东西来。”
“谢谢你。”加斯帕说。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二十九章
1963年9月，乔治·杰克斯买了辆车。尽管华盛顿的公共交通很发达，但乔治喜欢车，又完全买得起，他更喜欢外国车：他认为外国车更时尚。他买下了一辆已经用了五年的、深蓝色的双门梅赛德斯-奔驰敞篷车。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他开车去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探望母亲。母子俩会一起吃晚饭，然后开车去伯特利福音派教堂参加晚祷告。最近即便是周日，乔治也很少有空来探望。
九月的阳光下，汽车沿着苏特兰公路向前行驶，乔治思考着回家后母亲会问他哪些问题，他又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母亲一定想知道维雷娜的情况。“妈妈，她说她对我来说还不够好，”他会这样回答，“你这么看？”
“她说得没错。”母亲也许会这样说。在杰姬看来，没几个女孩能配得上她儿子。
母亲还会问他和鲍比·肯尼迪相处得怎么样。事实上鲍比是个极端的男人。他执拗地恨着一些人。埃德加·胡佛就是其中的一个。乔治对此并不反感：胡佛的确是个卑鄙小人。但鲍比还很恨林登·约翰逊。乔治觉得很遗憾，林登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和他结怨非常可惜。遗憾的是，两人就是水火不容。想到粗鲁暴躁的副总统和优雅的肯尼迪一家在海尼斯港泛舟游玩的情形，乔治禁不住笑了：林登如同芭蕾课上闯入的犀牛一样，与肯尼迪家族格格不入。
鲍比一向爱憎分明，幸运的是，乔治是他喜欢的人。乔治是鲍比身边即便做错事也会被认为是出于好心的那小部分人之一。他会怎样向母亲说起鲍比呢？“他是个真心实意让美国变得更好的聪明人。”
杰姬一定想知道肯尼迪兄弟在民权法案上的推进为何会如此迟缓。乔治会这样对她说：“如果力度过猛的话，白人就会强烈反对。这样会导致两个结果。首先，议会会否决民权法案。其次，杰克·肯尼迪会输掉1964年的总统选举。如果肯尼迪输的话，当选总统的又会是谁呢？可能是迪克·尼克松，也可能是巴里·戈德华特，甚至可能是极端仇恨民权运动的乔治·华莱士。”
乔治把车停在杰姬·杰克斯乡村风格的住处门前的车道上，走进门的时候，他还在设想着和母亲可能的对话。
但母亲的低声哭泣打消了他的这些想法。
童年时的恐惧突然又回来了。他很少听见母亲哭——小时候，母亲对他来说就是坚强的代名词。在母亲少有几次情绪崩溃而痛哭的时候，小乔治总是会感到彷徨而恐惧。但现在，听到母亲的低声哭泣，乔治必须压抑住童年的那种恐惧，告诉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不应为母亲的眼泪感到害怕。
他关上门，跑过玄关进了客厅。母亲正坐在电视前面的深褐色天鹅绒沙发上。她双手按着两侧的面颊，像是要把头支撑住一样。泪水不断地从杰姬的脸庞上往下淌。她双眼紧盯着电视，嘴巴大张，痛哭不已。
乔治说：“妈妈，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四个女孩就这样没了。”她哭泣着说。
乔治看着电视上的黑白画面。他先看见了两辆像是被粉碎了的车辆。接着镜头转向了一幢墙体开裂、窗户破碎的房子。循着记忆，乔治很快认出了这幢房子。他心一惊。“天啊，这是十六街的浸礼会教堂。”他说，“那帮家伙都干了些什么？”
他妈妈回答说：“白人炸毁了教堂的主日学校。”
“不！”乔治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即便是在阿拉巴马，也没人会去炸教堂的主日学校啊！
“他们炸死了四个女孩，”杰姬说，“上帝怎么能允许发生这种事？”
电视里传出了播音员的旁白：“死者被确认为十一岁的丹尼丝·麦克莱尔……”
“才十一岁！”乔治说，“这不是真的！”
“……十四岁的埃迪·梅、十四岁的卡萝尔·罗伯特森和十四岁的辛西娅·韦斯利。”
“她们都只是些孩子啊！”乔治说。
“二十多个人在这起爆炸中受伤。”播音员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说。画面上，一辆救护车正从爆炸现场离开。
乔治坐到杰姬身旁搂住她。“我们该怎么办？”他迷茫地问。
“祷告。”杰姬说。
播音员不带感情的声音在继续着。“这是过去八年伯明翰发生的第二十一起针对黑人的爆炸，”他说，“伯明翰市警察没能把任何一起爆炸的嫌疑人送上法庭。”
“只有祷告吗？”乔治的声音里满是凄凉。
这时，他甚至产生了杀人的冲动。
主日学校爆炸案震惊了全世界。在威尔士，矿工们开展募捐，用募捐来的钱购买新的不锈钢窗户，以替代十六街浸礼会教堂被炸碎的玻璃窗。
马丁·路德·金在葬礼上说：“尽管度过了如此黑暗的一刻，但我们不应丧失对白人兄弟的信心。”乔治想遵从金博士的劝导，却发现这样做非常难。
一时间，乔治觉得民意开始倾向民权法案。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拥护肯尼迪总统的法案，并增加了运动参与者梦寐以求的禁止就业歧视的条例。
但几星期后，种族主义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困兽之斗。
十月中旬，司法部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被放在乔治的案头。信里放了一份薄薄的报告。署名是联邦调查局：
对共产主义和黑人运动关系的最新分析
“这他妈是什么？”乔治轻声问自己。
他飞快地读完了这份报告。这份十一页长的报告极具毁灭性。报告中把马丁·路德·金称为“一个不检点的家伙”。报告宣称马丁·路德·金“经常性自愿”地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报告用对内情了如指掌的口气说：“共产党高层预见到了操纵马丁·路德·金的可能性。他们怎么说，马丁·路德·金就会怎么去做。”
这些言之凿凿的断言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支持。
乔治拿起电话，打电话给和司法部共处一幢大楼，但居于另一层的联邦调查局总部的乔·乌戈。“这是什么鬼东西？”他问乌戈。
乔马上知道了他在说什么，所以也没刻意假装。“他和共产党人交朋友又不是我的错，”他说，“别把气出在我头上！”
“这根本不是什么报告，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我们有证据。”
“不能被证实的证据不算证据，乔，那叫道听途说——你在法学院没学过这个吗？”
“我们必须保护信息源。”
“你把这鬼东西都发给了哪些人？”
“让我看看。啊……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
“也就是说整个华盛顿都收到了，你这个浑蛋！”
“我们不会隐瞒关于国家之敌的情报。”
“你们想故意破坏总统的民权法案。”
“乔治，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我们只是执法机关。”说完乔挂上了电话。
好不容易压住火气以后，乔治又仔细察看了一遍报告中那一条条令人发指的指控。他在打字机上打出乔所述的那些政府部门名单，然后把文件带到鲍比那里。
和以往一样，鲍比穿着衬衫，戴着眼镜，领带松散地坐在办公桌前。他的嘴里叼着根烟。“又要让您生气了。”他把报告递给鲍比，然后对报告的内容作了简述。
“胡佛这个同性恋！”鲍比骂道。
这是乔治第二次听鲍比说胡佛是个同性恋。“您说的是真的吗？”乔治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了？”
乔治大吃一惊。“胡佛真是个同性恋吗？”很难想象这竟然是真的。胡佛又矮又胖，体重超重，没几根头发，鼻子像被人揍过一样，五官不正，脖子老粗。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是同性恋。
鲍比说：“听说黑社会掌握了他穿裙子的照片。”
“原来他在各种场合声称美国没有黑社会是因为这个啊！”
“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吧。”
“天哪。”
“明天安排我跟他见次面。”
“没问题。同时，还请允许我查看一下对列维森的监听记录。如果列维森想用马克思主义影响马丁·路德·金，监听记录里就一定找得到证据。列维森会谈到资产阶级、人民大众、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马克思和苏联这类词。我会对这类词做出记录，看看他的话会对马丁·路德·金造成多少影响。”
“好主意，和胡佛见面前把记录交给我。”
乔治回到办公室，叫人去拿对斯坦利·列维森的监听记录——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把监听内容完整地交给了司法部。半小时后，一个文件管理员推了辆小车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乔治审阅起了报告。直到下班后清扫办公区的清洁工问他可不可以开始清扫时，他才抬起头。清洁工清扫办公室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前看着这份报告。乔治只有在哈佛法学院才这样“挑灯夜战”过，还是在学业任务特别繁重的第一年。
刚看了几页，他就知道列维森和金的对话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对话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乔治之前所列的那些关键词。他们谈到了金正在撰写的一部著作，谈到了筹集资金的事情，谈到了华盛顿大游行的准备工作。金说到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以及对朋友们的疑虑：即便运动是非暴力的，他也担心自己会因为和平示威引起的骚乱和爆炸而受到谴责。他们的通话很少提到其他方面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员关心的涉及到古巴、越南和柏林问题的冷战更是提都没提。
凌晨四点，乔治把头放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八点，他从抽屉里拿出仍然包在洗衣房口袋里的干净衬衫，去厕所洗了个澡。接着他为鲍比写了份简短的报告，报告中说列维森和金两年来的电话中从没提到过共产主义和与之相关的话题。“如果列维森是共产主义的鼓动者，他绝对不合格。”乔治下出了结论。
这天稍晚些时候，鲍比去联邦调查局见胡佛。回来以后他对乔治说：“他答应撤回报告。明天他的信使将去各个收信地收回所有发出的报告。信使会告诉收信方，这份报告还需要修改。”
“很好，”乔治说，“但这是不是太晚了？”
“是的，”鲍比说，“危害已经造成了。”
似乎嫌1963年秋天肯尼迪的麻烦还不够多一样，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越南危机又发酵了。
在肯尼迪的支持下，南越军队废黜了不得民心的总统吴廷琰。凌晨三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叫醒了肯尼迪总统，告诉他，他所授权的政变已经成功了。吴廷琰和弟弟吴廷瑈遭到了逮捕。肯尼迪下令放吴廷琰和家人一条生路，让他们流亡国外。
鲍比让乔治和他一起参加上午十点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
会议中，一位助理拿着一封电报走进会议室，说吴廷琰兄弟已经自杀了。
乔治从没见肯尼迪总统如此震惊过。总统看上去备受打击，黝黑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他站起来，冲出了会议室。
“他们不会自杀，”会后鲍比对乔治说，“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乔治知道蒂姆·泰德尔正在西贡做中央情报局和南越军队之间的协调人。如果泰德尔把事情搞砸了，那也不奇怪。
午后，中央情报局发来电报说，吴廷琰兄弟是背靠着一辆装甲运兵车被处决的。
“我们无法控制那里的一切，”乔治灰心地对鲍比说，“我们试着帮助他们寻求自由和民主，但我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再等一年看看，”鲍比说，“我们不能把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人——不然我哥哥会在明年十一月的总统选举中落选的。只要能再次当选，他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许多新的举措，你就等着瞧吧。”
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司法部的助理们郁闷地坐在部长办公室隔壁的办公室里。胡佛的干预奏效了，民权法案似乎难以通过。耻于承认自己是种族分子的议员们正苦于没有反对法案的理由，胡佛就替他们找了一条。
议案按照常规被提交给参议院的法律委员会。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他以联邦调查局指控共产党人为依据，威胁要把民权法案永远搁置起来。
这让乔治异常愤怒。他们没看到是自己的态度导致了主日学校的女孩们被杀吗？只要有教养的上等人觉得黑人理应得到非人的对待，那些无知的歹徒就会认为自己也拥有杀戮孩童的权力。
更糟的是，在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当下，杰克·肯尼迪正在渐渐失去民心。他和鲍比对得克萨斯的形势尤其担忧。总统选了来自得克萨斯的林登·约翰逊做搭档，才勉强赢得了1960年得克萨斯的选举。不幸的是，与总统三年的合作使林登失去了得克萨斯保守派精英对他的信任。
“不光是因为民权法案，”乔治说，“我们建议取消石油损耗津贴，他们这是在报复。得克萨斯的石油企业已经十来年没交税了，他们因为特权被剥夺而痛恨我们！”
“几千个得克萨斯保守分子脱离了民主党，加入了共和党，”丹尼斯·威尔逊说，“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事实。他们都投入了戈德华特参议员的旗下。”巴里·戈德华特是想废除社会保险、往越南扔原子弹的右翼共和党人。“如果戈德华特参加总统竞选，得克萨斯就是他的了。”
另一位助理说：“总统应该去得克萨斯，迎合一下那些混账东西。”
“他会去的，”丹尼斯说，“总统夫人也会一起去。”
“他们什么时候走？”
“他们将在11月21日前往休斯敦，”丹尼斯说，“第二天就会去达拉斯。”

Part4 枪声 1963年 第三十章
玛丽亚·萨默斯在白宫的新闻办公室，看着电视里阳光照耀下的空军一号在被叫作“爱之田”的达拉斯机场缓缓降落。
空军一号的后舱门前架设了一道舷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和妻子伯德·约翰逊站在最前排，准备迎接总统夫妇。远处的铁丝网围栏外站着两千多名欢迎的群众。
机舱门开了。一阵令人焦急的间歇后，肯尼迪夫人穿着香奈儿套装、戴着与之相配的圆帽出现在众人面前。她的丈夫、玛丽亚的情人约翰·肯尼迪总统接着也出现了。私下里，玛丽亚爱用总统的弟弟们偶尔对他的爱称“约翰尼”来称呼他。
当地的电视播音员说：“从这里我能看见他已经被阳光晒黑了不少！”玛丽亚觉得这个播音员可能是个新手：电视机是黑白的，播音员却没有告诉观众他们关心的颜色。所有观看直播的女性一定很想知道肯尼迪夫人的外套是不是粉色的。
玛丽亚问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愿不愿意和杰姬·肯尼迪换个位置。玛丽亚非常想拥有总统的全部，向世人宣称自己深爱着总统，想指着他对别人说“这是我丈夫”。但除了快乐，婚姻也少不了悲伤。肯尼迪总统经常背叛自己的妻子，不仅是和玛丽亚一个人搞外遇。尽管从没正面承认过，但玛丽亚渐渐知道她只是总统“红颜知己”中的一员，这样的“红颜知己”也许有十几个。作为总统的情妇，玛丽亚不愿把他和别人分享：知道总统和那么多别的女人亲近，知道他亲吻那么多女人、摸她们的私处、一有机会就把阳物放在她们嘴里，总统妻子有多痛苦就可想而知了。玛丽亚必须保持平静：情妇所能得到的一切，她都已经得到了。杰姬却没得到作为妻子所应得的。玛丽亚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些。
总统夫妇走下舷梯，开始和等待他们的得克萨斯重要人物一一握手。玛丽亚不知道今天喜气洋洋接机的接机者中有多少会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他——也不知道有多少微笑着迎接他的人已经在密谋背叛他了。
得克萨斯报界对肯尼迪总统充满了敌意。极端保守分子控制的《达拉斯新闻晨报》过去两年一直肆无忌惮地痛骂着总统。报纸把肯尼迪叫做“骗子”“共产党同情者”“小偷”和“真相的傻瓜”。今早，这份报纸努力找了个负面的标题来形容总统和总统夫人这次成功的得克萨斯之旅：“肯尼迪的旅行被政治纷争所笼罩”。但在报纸内页上，一个名为“美国发现真相协会”的组织打出了一个充满恶意的整版广告，上面充斥着诸如“美国共产党领袖盖斯·霍尔为什么拥护你的几乎每一条政策”之类针对总统的问题。在玛丽亚看来，这些问题很蠢，把肯尼迪总统看成地下共产党员的人肯定是个疯子。但报道的语气却让她不寒而栗。
一个新闻官打断了她的思绪。“玛丽亚，如果你不忙的话……”
正在看电视的玛丽亚显然并不忙。“要我做什么？”她问。
“我想让你去国家档案馆跑一趟，”国家档案馆离白宫不到一英里，“我需要这些文件。”他递给玛丽亚一张纸。
玛丽亚经常写新闻稿，或者打草稿，但没当上新闻官：从未有女性出任过白宫的新闻官。在白宫工作了两年以后，她仍然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员。如果不是和总统的情事，她也许早就离开白宫了。她看了看纸上的这些文件名，然后对这位新闻官说：“我马上替你去取。”
“谢谢你。”
她最后看了眼电视。总统正离开那些头面人物，向围栏外的群众走去。他把手伸过围栏，和群众一一握手。杰姬戴着圆帽站在总统身后。人们因为能够真实地触碰到他们而兴奋地大声欢呼。玛丽亚看到熟悉的特情人员一边尽可能靠近总统，一边审视着人群，观察着有可能遇到的危险。
玛丽亚在心里对这些特情人员发出呼唤：“请帮我照顾好约翰尼。”
然后她离开了办公室。
乔治·杰克斯一大早便开着自己那辆梅赛德斯前往距离白宫八英里的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鲍比·肯尼迪和他的一大家子就住在麦克莱恩希克里山的一座有十三间卧室的白砖房里。司法部长中午要在家开一个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会议。有组织犯罪不是乔治的专长，但在触及到部长的核心圈子以后，乔治也参与到了鲍比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中来。
乔治和他的对头丹尼斯·威尔逊站在客厅里，一同看着来自达拉斯的电视直播画面。总统夫妇正在做乔治和政府里所有其他人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和达拉斯市民交谈，用手触摸他们，以自己的魅力感化他们。杰姬露出她那著名的不可抗拒的微笑，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和一位位市民握手。
乔治在画面中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的身旁看到了自己的朋友斯基普·迪克逊。
最后总统夫妇回到了车上。他们坐的是一辆林肯大陆型四门敞篷车，车顶的敞篷放了下来。车窗也都开着，市民们可以不受车窗的阻隔，看见总统本人。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戴着高顶宽边帽站在打开的车门旁。总统和夫人坐在车后座上。肯尼迪总统把右手的手肘枕在座位边缘，看上去愉快而放松。车开得很慢，后面跟着摩托车队，再后面是三辆载着记者的巴士。
车队开出机场上了公路，电视直播到此告一段落。乔治关上了电视。
华盛顿的天气也很好，鲍比决定会议直接在室外进行，于是他们走出后门，穿过草坪，来到已经备好桌椅的游泳池旁。乔治回望着屋子，看见主屋的侧面正在搭建新房。几个工人正在新房外刷油漆，他们开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因为隔得比较远，乔治听不见收音机在播什么。
乔治对鲍比在有组织犯罪上所做的工作非常敬仰。鲍比把政府的各分支机构调动起来，分散打击各个家族的头目。联邦禁毒署充满了干劲，烟酒和武器管理局也同样被动员起来了。鲍比还让国税局调查黑社会头目的交税情况，让移民和规划管理局把涉及有组织犯罪的非美国公民遣返回家。他的这一系列举措给美国的犯罪带来了行之有效的打击。
但联邦调查局却在拖他的后腿。本应是他强有力同盟的埃德加·胡佛置身事外，公然宣称美国没有黑手党的存在。乔治现在才知道，胡佛可能是因为受到了黑手党同性恋照片的讹诈才这么说的。
和肯尼迪的许多政令一样，鲍比的举措也在得克萨斯遭到了阻力。这个州犯罪横行，很多上层人士都参与赌博、嫖娼和吸毒。《达拉斯新闻早报》不止一次地攻击鲍比·肯尼迪，说他把政府搞得太强势，还说地方上的犯罪应该由州执法机构来处理。
但大多数人都知道，州警腐败无能，很多时候根本派不上用场。
鲍比的妻子艾瑟尔端来了金枪鱼三明治和海鲜杂烩浓汤，使会议中断了一会儿。乔治充满敬意地看着鲍比的夫人。艾瑟尔是个苗条而美丽的三十五岁女人，很难相信四个月前她刚产下了他们的第八个孩子。她的穿着低调而不失质感。乔治已经意识到，这就是肯尼迪家女人穿戴的风格。
游泳池旁的电话机响了，艾瑟尔拿起话筒。“是的，”她拖着长长的电话线把话筒递给鲍比，“埃德加·胡佛打来的电话。”
乔治非常吃惊。胡佛是知道司法部在没有他的参与下调查有组织犯罪，打电话来兴师问罪了吗？他连鲍比家的庭院都能监听到吗？
鲍比从艾瑟尔手中接过话筒。“喂？”
乔治注意到草地那头有一个喷漆工行动十分诡异。那个人拿起无线电收音机，转过身，开始向鲍比和他们几个正在开会的人狂奔过来。
乔治又看了一眼司法部长。他露出可怕的表情，乔治突然觉得非常害怕。鲍比紧捂着嘴避开了他们。乔治想，那个浑蛋胡佛又对他说了些什么啊？
接着，鲍比转身面对正在吃饭的部下们说：“杰克被枪击了，可能是致命的。”
乔治的思维变得缓慢起来。“杰克”，鲍比是在说总统；“被枪击了”，总统一定是在达拉斯被人枪击的；“可能是致命的”，他也许已经死了。
总统也许已经死了。
艾瑟尔跑向鲍比。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拿着收音机的油漆工走到游泳池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阵沉默过后，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乔治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他想起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应。亚特兰大的维雷娜会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妈妈会在工作的全美大学女性联谊会餐厅里很快得知噩耗。议会正在开会，格雷格会在议会听说总统遇刺一事。玛丽亚——
玛丽亚·萨默斯。玛丽亚的秘密情人被枪击了。她一定极其悲伤——现在可没人在玛丽亚身边安慰她。
乔治必须马上去见她。
他跑过草地，穿过屋子，到达前面的停车场，跳进车门开着的梅赛德斯，以最快的速度开上了公路。
华盛顿时间下午两点，达拉斯时间下午一点，旧金山时间上午十一点。卡梅隆·杜瓦正在数学课上学习微分方程，觉得这种方程式很难理解——以往的课程对他非常容易，难解的微分方程对他是种全新的经历。
在伦敦的一年对他无害无益。最多也就是因为上学时间早，英国孩子似乎比他领先了一点，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唯一让他伤心的，是伊维毫不留情的拒绝。
卡梅隆对剃着平头、戴着针织领带、希望和孩子们交朋友的数学老师马克·范肖没有一丝敬意。他认为老师必须有点权威才行。
校长道格拉斯先生走进教室。相比马克·法比安·范肖，卡梅隆更喜欢校长。校长是个孤傲的老学究，只要师生都按照他说的做，他根本不在乎他们喜不喜欢他。
法比安惊奇地抬起头：道格拉斯先生很少出现在教室。道格拉斯轻声对法比安说了些什么，这一定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法比安黝黑的脸突然变得煞白。谈了一会儿以后，法比安点了点头，校长走出教室。
上午的课间休息铃响了，法比安却语气坚定地说：“请留在各自的座位上，安静地听我说些话好不好？”法比安有个古怪的习惯，常会用“好不好”和“明白了吗”这些不必要的语气词来陈述一件事。“我有些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他说，“事实上，是非常不好的消息，明白了吗？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卡梅隆说：“总统今天就在达拉斯。”
“没错，但请别打断我好不好？我说的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总统被人枪击了。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明白了吗？”
有个学生大声骂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法比安竟没搭理他。
“现在我希望你们保持平静。学校里的一些女孩可能非常不安。”数学课上没有女孩子，“比你们更小的孩子需要安抚。希望你们表现得像小男子汉，能帮助比你们软弱的人，明白了吗？现在，和平时一样去休息一下，留意之后课程表可能的变化。好了，休息去吧。”
卡梅隆拿起书本，从教室走进走廊。走廊不像老师希望的那样安静有序。跑出教室的孩子们马上就喧闹起来：一些孩子漫无目的地乱跑，一些孩子瞠目结舌地愣在那里，一些孩子在哭，大多数孩子则在扯着嗓门喊。
所有人都想知道总统是不是已经死了。
卡梅隆不喜欢杰克·肯尼迪总统的自由主义政策，但突然间，这无关紧要了。如果到了可以投票选举总统的年龄，卡梅隆无疑会选理查德·尼克松，但他还是会对此感到愤怒。肯尼迪是民选的美国总统，袭击总统就相当于袭击整个美国。
谁枪击了我的总统？他突然想到。是苏联人吗？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吗？是黑手党还是三K党？
他在校园里看见了妹妹杜杜。杜杜对他叫着：“总统真的死了吗？”
“没人知道，”卡梅隆说，“谁有收音机？”
杜杜想了一会儿。“校长先生有。”
校长办公室的确有一台胡桃木的老式收音机。“我这就去他那里。”卡梅隆说。
他穿过走廊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进来吧。”道格拉斯校长说。卡梅隆走了进去。校长正和其他三个老师一起听着收音机。“杜瓦，你来干什么？”道格拉斯校长用一贯没好气的语气问。
“先生，学校里所有人都想听收音机。”
“孩子，校长办公室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
“我想你也许可以把收音机放在礼堂，调大音量，让所有人都听得见。”
“我？现在？”道格拉斯校长似乎想轻蔑地加以拒绝。
可副校长埃尔科特夫人却轻声说：“这主意不坏。”
道格拉斯校长犹豫了一阵，然后点了点头。“杜瓦，想法不错，去礼堂吧，我会把收音机给带去。”
“谢谢你，先生。”卡梅隆说。
加斯帕·默里受邀参加伦敦西区国王剧院《一个女人的审判》的首演。学生报记者一般不会受邀出席，但参演的伊维·威廉姆斯却把加斯帕列入了嘉宾名单。
加斯帕的报纸《真相》办得非常顺利。加斯帕特意休学了一年，专心运营这份报纸。简恩爵士在迎新周对第一期关于监事会的报道表示了愤怒，结果第一期很快销售一空。加斯帕很高兴能激怒这样的英国特权阶级，他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了这份报纸。第二期报纸深入揭露了学校高层的不法行为和他们失败的投资。《真相》第三期就实现了盈利。加斯帕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黛西·威廉姆斯，他怕黛西会找他还钱。
第四期明天就将下厂印刷。他对这期不是很满意：没有什么有争议的内容。
加斯帕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不再去想他的报纸。这时伊维已经放弃学业，专心于表演了——如果已经在电影中有了角色，在西区的舞台剧中也获得了出演机会，就没必要再上戏剧学校了。曾经对加斯帕有莫大吸引力的伊维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而自信的女人，她还看不透自己的能力如何，却对前进的方向坚信不疑。
伊维那著名的男友坐在加斯帕身旁。汉克·雷明顿和加斯帕一样大，尽管他是个百万富翁，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出名，却没有轻视加斯帕这样的学生。事实上，因为十五岁就辍了学，他一直都很尊敬他觉得有知识的那类人。这点让加斯帕非常高兴，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觉得汉克的天赋比学校的考试更有用。
伊维的父母和他们坐在同一排，伊维的外祖母艾瑟尔·莱克维兹也坐在这排。只有当晚同样有演出的弟弟戴夫没来。
幕布拉起了。伊维参演的这部是部法庭剧。加斯帕听伊维背过台词，知道第三幕发生在法庭上，但第一幕戏却开场于一个律师事务所。扮演律师女儿的伊维在第一幕中段登场，和父亲展开争论。
加斯帕被伊维的自信和在舞台上的统治力征服了。他只能一再提醒自己，伊维只是和他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那个小孩子。他发现自己很讨厌戏中父亲的傲慢，对女儿的愤怒和沮丧感同身受。第一幕接近结束时，伊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她慷慨激昂的诉求让观众们屏住呼吸，纷纷为之而动容。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观众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起初台上的演员没有注意到台下的动静。加斯帕四处张望，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晕倒或呕吐了，但并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况。观众席的另一侧有两个人离开座位，与一个显然是来叫他们的人匆匆离开了剧院。坐在加斯帕身边的汉克低声骂道：“这些浑蛋为什么就不能保持安静呢？”
又过了一分钟，伊维的表演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加斯帕知道她显然也发现了观众席上的不对劲。伊维试着放大角色的戏剧性来赢回观众的注意。她的声音更大了，语调里饱含着情感，在舞台上做出各种略显浮夸的动作。这种努力使加斯帕对她愈加敬佩。但这些都没有用。叽叽喳喳的小声交谈很快就变成了嗡嗡的谈话声，有人甚至开始大呼小叫起来。
汉克站起来，转过身，对身后的人说：“你们能闭上嘴好好看戏吗？”
伊维在台上显得不知所措。“想想那个女人……”她犹豫了一会儿，“想想那个女人经历了什么……忍受了什么……又……”她陷入了沉默。
扮演律师父亲的老演员从书桌后站起身，“亲爱的，别慌。”这句多半不是剧本上的台词。他走到伊维站着的地方，抱住伊维的肩膀。接着，他转过身，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直接对观众开口说话。
“女士们、先生们，”他用招牌的浑厚男中音说，“有人能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丽贝卡·赫尔德的时间很赶。和伯纳德一起下班之后，她做了晚饭，在伯纳德收拾的时候又准备去市议会开会了。作为渐渐增多的女性成员之一，丽贝卡刚当选为汉堡市议会的议员。“你确定不介意我出去吗？”她问伯纳德。
伯纳德转过轮椅面对着丽贝卡。“别为我放弃任何事，”他说，“别为我作任何牺牲。永远不要因为要照顾残疾的丈夫而放弃什么。我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这样你才会快乐，才会继续爱着我，才会留在我身边。”
丽贝卡的话只是出于礼貌，但伯纳德显然对这个问题已经想得很透了。他的话感动了丽贝卡。“你真是太好了，”她说，“你和我父亲沃纳很像，像他一样强壮，也像他一样永远正确，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你了。”
“说到沃纳，”伯纳德说，“你从卡拉的信中看出了些什么？”
所有出入东德的信都会被秘密警察审阅。如果在信里——尤其是寄往西德的信里说错话，就会被投入监狱。信里如果有“艰苦”“短缺”“失业”或者“秘密警察”这种字眼，寄信人就要大祸临头了。因此卡拉总是会在信里用上各种暗语。“她说卡罗琳现在与她和沃纳住在一起，”丽贝卡说，“所以我觉得，这可怜的姑娘多半被父母赶出来了——秘密警察多半施了压，说不定还就是汉斯本人干的。”
“那家伙的报复就没完没了了吗？”伯纳德问。
“好在卡罗琳很快就和十五岁的莉莉交上了朋友，莉莉这个年纪恰巧对怀孕这种事很感兴趣。卡罗琳还能从外祖母茉黛那里得到很多生产方面的建议。如同我父母被杀的时候一样，那幢房子可以成为卡罗琳最安全的避难所。”
伯纳德点了点头。“你从来没想过去寻根吗？”他问，“你从来没跟我谈过犹太身份。”
丽贝卡摇了摇头。“我父母都不信教。我知道沃尔特和茉黛以前常去教堂，但卡拉脱离了教会，我更是和宗教无关了。种族什么的也已经忘掉了，我只想以为东德和西德的自由民主作斗争来祭奠父母。”说完她惨然地笑了笑，“抱歉对你说这么多，我应该把这些话留到议会上。”说完她拿起装有文件的手提包去了议会。
伯纳德说：“走之前看看新闻吧，也许里面有你需要知道的内容。”
丽贝卡打开电视。新闻刚开始。新闻播报员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今天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遇刺身亡。”
“不！”丽贝卡尖声惊叫。
“年轻的总统和总统夫人在乘着敞篷车穿过街道时，遭到了一个枪手的袭击，枪手发射了几颗子弹，总统被击中，数分钟后在医院里被宣布死亡。”
“他妻子真是太可怜了！”丽贝卡感叹道，“还有孩子们。”
“据信，同在车队里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将即刻返回华盛顿接任总统一职。”
“肯尼迪是西柏林的守护者，”丽贝卡神色惨然地说，“他曾经说‘我是个柏林人’。他是我们的英雄。”
“他的确是。”伯纳德说。
“现在我们会遭遇什么？”
“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卡罗琳对莉莉说，她们坐在柏林米特区家中的厨房，“我应该和瓦利一起过去。能给我倒杯热水吗？我又有点痛了。”
莉莉从碗橱里拿出一个橡胶瓶，在热水龙头下接满了水。她觉得卡罗琳对自己太严厉了。莉莉告诉卡罗琳：“你已经为孩子作出你当时的最佳选择了。”
“我太懦弱了。”卡罗琳说。
莉莉在卡罗琳背后忙活着。“要来点热牛奶吗？”
“来点吧。”
莉莉把牛奶倒进锅里，放在火上加热。
“我的行为都是因为恐惧，”卡罗琳说，“我觉得瓦利太年轻，不值得信任，只有父母才能让我依靠。事实正好与之相反。”
斯塔西威胁卡罗琳的父亲要剥夺他的车站管理员职位。在斯塔西的威胁下，卡罗琳的父亲抛弃了自己的女儿。莉莉听说后非常吃惊。她不知道竟有父母能做出这样的事。“无法想象父母这样对我。”莉莉说。
“你父母永远不会。”卡罗琳说，“当我身无分文、带着六个月的身孕出现在你家门口时，他们毫不犹豫就收留了我。”又一阵阵痛袭来，她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了。
莉莉将热牛奶倒进杯子里，递给卡罗琳。
卡罗琳啜了一口牛奶：“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家人。但我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我慢慢发现，可以依赖的人永远只有自己。”她皱起眉：“哦，天啊！”
“怎么了？”
“我把自己弄湿了。”卡罗琳的裙子前端出现了一块水渍，正在逐渐扩散。
“你的羊水破了，”莉莉说，“这说明孩子就要生了。”
“我得洗洗干净。”卡罗琳站起身，但马上又呻吟起来。“我觉得我走不到浴室了。”她说。
莉莉听到家里的门开了又关的声音。“妈妈回来了，”她说，“感谢上帝！”很快卡拉就走进了厨房。她看了眼情况，问：“阵痛多久来一次？”
“每隔一两分钟。”卡罗琳回答道。
“天啊，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卡拉说，“没时间把你弄上楼了。”她手脚麻利地在地板上铺了几条毛巾。“你就在这儿躺平。”她说，“我就是在这儿的地板上生下瓦利的，”她鼓励卡罗琳，“你也一定能在这生下孩子。”卡罗琳躺在毛巾上，卡拉帮她脱下浸满羊水的内裤。
尽管有见多识广的母亲在场，莉莉还是被吓坏了。莉莉无法想象如此大的婴儿怎能从如此狭小的通道里钻出来。几分钟后，当阴道口开始撑大时，莉莉比刚才更害怕了。
“生得很顺利，”卡拉镇定地说，“你很幸运！”
卡罗琳的痛苦呻吟似乎开始减轻了。莉莉觉得要是换了自己，一定会把喉咙喊哑的。
卡拉对莉莉说：“把手放在这里，宝宝的头出来以后，用手托住。”看到莉莉在犹豫，卡拉对女儿说：“没事的，照我说的办。”
厨房门开了，莉莉的父亲走了进来。“你们听新闻了吗？”沃纳问。
“这里不是男人该待的地方。”卡拉看都没看自己的丈夫，“去趟卧室，把柜子最底下的抽屉打开，把浅蓝色的羊绒披肩拿来。”
“好，”沃纳说，“但是，有人枪击了肯尼迪总统，他已经死了。”
“待会儿再说，”卡拉说，“先把羊绒披肩拿来。”
沃纳消失了。
“他说肯尼迪怎么了？”过了一会儿，卡拉问莉莉。
“我觉得婴儿就快要出来了。”莉莉恐惧地说。
卡罗琳痛苦而用力地长吼一声，婴儿的头终于挤出来了。莉莉用一只手托住婴儿的头，小小的头湿滑而温暖。“她生命力很强！”莉莉突然间对眼前的小生命产生了爱和保护的欲望。
她也不再害怕了。
加斯帕的报纸是在学生会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办的。小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两部电话和三把椅子。离开戏院半个小时以后，加斯帕在那里和皮特·邓根碰了头。
“我们学院有五千个学生，伦敦的其他大学有两万多名学生，其中有不少美国人，”皮特一进门，加斯帕就对他说，“我们要打电话给报纸的每位作者，让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必须找能想到的每个美国学生谈谈，最好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能赚上一大笔钱。”
“着眼点放在哪儿？”
“也许可以放在美国学生的‘心碎’上面。记得留下说得好的人的面部照片。我去找美籍的教师：教英语文学的希斯洛普、教工程学的罗林斯……还有教哲学的库珀，他肯定会说出很多耸人听闻的话，他一直都那样。”
“我们应该在侧边栏附上肯尼迪总统的生平，”邓根说，“也许可以专门弄一页他的生平照片——在哈佛上大学时的照片、海军时期的照片、和杰姬在婚礼上的照片——”
“等等，”加斯帕说，“他不是在伦敦读过书吗？他老爸曾经是美国驻英国的大使——我记得是个支持希特勒的右翼分子——但我记得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上的学。”
“对的，我想起来了，”邓根说，“但几星期以后，他就中断学业回国去了。”
“没关系，”加斯帕兴奋地说，“学院里一定有人见过他。能找到一个和他说过四五分钟话的人就好。我们只需要一句评论。即便只是‘他非常高大’也好。这里的侧重点在于‘我所认识的学生时代的肯尼迪’。”
“我马上去找。”邓根说。
距离白宫一英里的时候，车流不知为什么停了下来。乔治·杰克斯不停地按着车喇叭。他的脑海中出现了玛丽亚躲在不知什么地方独自哭泣的样子。
周围的车开始纷纷响起喇叭。前面有辆车的司机跳下车，和路边的人聊起天来。六七个人围在街拐角一辆开着车窗的汽车前，好像是在听车里的收音机。乔治看见一个衣着考究的女人用手捂住嘴。
乔治的梅赛德斯前面停着一辆崭新的白色雪佛兰英帕拉。车门开了，司机下了车。他穿着西装，戴着帽子，像是一个四处奔走的销售员。他看了看四周，看见了敞着车篷的乔治，便走过来问：“这是真的吗？”
“是的，”乔治说，“总统被枪击了。”
“他死了吗？”
“我不知道。”乔治的车上没有收音机。
销售员走到一辆打开了车窗的别克车前。“总统死了吗？”
乔治没有听见车里人的回答。
排成长队的车依然一动不动。
乔治熄了火，跳下车，开始朝白宫方向狂奔。
乔治失望地意识到自己的身材已经走了形。他总是很忙，没有时间锻炼。他试图回忆起上一次积极地锻炼是在什么时候，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跑了不久，他就呼吸困难，浑身开始出汗。尽管希望快点抵达白宫，他还是不得不把奔跑改成了快步走。
到达白宫的时候，他已经全身是汗了。玛丽亚不在新闻办公室。“她去国家档案馆取东西了，”满脸泪水的内莉·福德汉姆说，“她也许还不知道总统遇刺的消息呢！”
“知不知道总统是不是真的死了？”
“他是死了。”说完，内莉又啜泣起来。
“我不想让玛丽亚从陌生人嘴里听到这个消息。”说完，乔治离开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国家档案馆跑去。
德米卡和尼娜已经结婚一年了，儿子小格雷戈里也已经六个月大，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其实还是娜塔亚。
娜塔亚和朋友们下班后经常去河畔酒吧喝酒。德米卡也养成了习惯，赫鲁晓夫没让他加班的时候，他也和他们一起去。有时德米卡不只喝一杯。有很多次，他和娜塔亚是最后走的。
德米卡发现自己能把娜塔亚逗笑。他不是爱说笑话的人，但知道许多苏联人生活中反讽的话。娜塔亚同样如此。“一个自行车厂的工人向人展示如何才能更快地生产出自行车的挡泥板，他把锡块压成一块长方形再切割，而不是先一块块地切割再把切下来的小块一一折弯。这个工人因为危害五年计划而受到了指控。”
娜塔亚大笑起来，嘴巴大张，露出牙齿。她的笑十分不羁，常会让德米卡觉得心驰神往。他常常会想象两人做爱时娜塔亚也这样头往后仰。然后他会想象接下来五十年每天看着她笑该是多么美好。德米卡意识到，这才是他所想要的生活。
不过德米卡并没有表露心迹。她有丈夫，和丈夫在一起似乎还很快乐。尽管从没赶着回家和丈夫在一起，娜塔亚对丈夫却从没有过任何抱怨。更重要的是，德米卡已经有了妻儿，必须对他们保持忠诚。
他很想对娜塔亚说：“我爱你。我准备离开我的家人和你在一起。你能离开丈夫和我在一起，成为我余生永远的朋友和爱人吗？”
但他说的却是：“天晚了，我必须得走了。”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娜塔亚说，“这天气骑摩托车太冷了。”
娜塔亚把车停在靠近政府公寓的街角。德米卡把头伸到娜塔亚身旁和她吻别。娜塔亚让他蜻蜓点水般吻了一下她的嘴唇，然后很快把头抽开了。德米卡下车走进政府公寓大楼。
上电梯时他盘算着该编造什么理由向尼娜解释。克里姆林宫的确面临着一件麻烦事：今年麦子收成很不好，苏维埃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国外购买粮食，让苏联人民不致挨饿。
他走进公寓时，小格雷戈里已经睡着了，尼娜正在客厅里看电视。他吻了吻尼娜的前额说：“对不起，我在办公室待晚了。我们必须完成一份有关歉收的报告。”
“你这个该死的骗子，”尼娜说，“你的办公室每十分钟打电话过来一次，想快点找到你，告诉你肯尼迪总统被人刺杀了。”
玛丽亚饿得肚子咕咕叫。她看了看表，意识到自己忘记吃饭了。一连两三个小时，她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中，没人过来打扰她。不过这时她的工作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她觉得结束以后应该马上去吃个三明治。
她低下头，看着老式账本上的数字。没看一会儿，她突然听到一阵噪音。抬头一看，乔治·杰克斯满身是汗，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眼神中似乎还有一丝慌乱。“乔治！”她说，“你究竟是……”说着，她站起身来。
“玛丽亚，”他说，“我很难过。”他绕过桌子，用双手按住她的肩膀。两人已经明确了纯粹的朋友关系，这样的动作未免太亲密了一些。
“难过什么？”玛丽亚问，“究竟是怎么了？”
“这么跟你说吧，”玛丽亚试图挣脱，但乔治却抓得更紧了，“他们枪击了他。”
玛丽亚发现乔治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她放弃了挣扎，靠得离乔治近了些。“谁被枪击了？”她问。
“在达拉斯的人。”乔治说。
她渐渐明白过来了，一阵恐惧从她的心底升腾起来。“不！”她嚷了起来。
乔治点点头。他轻声说：“总统死了。我真的很难受。”
“死了，”玛丽亚说，“他不会死。”她腿一软，一下子跪倒在地。乔治也跪在地上，双臂搂住玛丽亚。“肯定不是我的约翰尼。”她呜咽起来，“约翰尼，我的约翰尼啊！”她悲叹着，“约翰尼，请别离开我，请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周围的世界突然变得一片昏暗，玛丽亚无助地瘫倒在地，很快，她闭上眼睛，失去了意识。
桃色岁月乐队在飞驰夜总会唱完一曲狂放版的《目眩神迷的丽兹小姐》，下面的观众不断在喊：“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莱尼在后台对成员们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组队以来演得最棒的一次。”
戴夫看了看瓦利，两人同时咧嘴笑了。乐队进步很快，每次演出都会有新的提高。
戴夫吃惊地发现伊维在化妆间里等着他。“演出怎么样？”他问，“很遗憾我没法到场。”
“第一幕没演完就结束了，”她说，“演到一半传来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
“美国总统死了吗？”戴夫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几小时以前。”
戴夫想到了在美国出生的母亲。“妈妈很伤心吗？”
“非常伤心。”
“谁开的枪？”
“没人知道。枪击发生在美国得克萨斯一个叫达拉斯的地方。”
“没听说过。”
贝斯手布兹问：“我们返场演什么曲目？”
莱尼说：“别返场了，肯尼迪总统被人暗杀了，再加演就是种不敬。我们可以默哀一分钟，或者做些别的表示哀悼的事情。”
瓦利说：“可以唱一首伤感的歌曲。”
伊维说：“戴夫，你知道我们该干什么。”
“我？”戴夫想了一会儿，“哦，我知道了。”
“跟我上台去吧。”
戴夫和伊维上了台，给吉他插上电，两人一起站在麦克风前。乐队的其他成员站在舞台侧面看着他们。
戴夫对着麦克风说：“我和姐姐都是一半英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但此刻，我们觉得自己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已经听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了。”
他听见人群中许多人倒吸了一口气，看来好多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夜总会很快安静下来。“我们现在要演唱一首特别的歌，献给在场的所有人，尤其是美国人。”
他弹起了G和弦。
伊维开始唱：
哦，你可看见，透过清晨的第一线曙光，
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
夜总会一片死寂。
哪里的条纹和星星，冒着一夜炮火，
依然迎风招展在我军的碉堡上？
伊维的歌声高扬起来。
火炮闪闪发亮，炸弹轰轰作响，
它们见证了国旗的安然无恙。
戴夫看见观众中有几个人痛哭了起来。
你可看见，星条旗不是还高高飘扬在
这自由的国度、勇士的家园吗？
“谢谢大家的聆听，”戴夫说，“愿上帝保佑美利坚。”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一章
玛丽亚没被允许参加葬礼。
暗杀次日是星期六，但和大多数白宫雇员一样，玛丽亚还是去上班了。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履行着自己在新闻办公室的职责。没人发现她的异样：白宫半数以上雇员都在流泪。
待在这里比独自在家要好。工作能稍微分散她的悲痛。新闻办公室的工作无休无止：各国媒体都想知道葬礼的种种细节。
电视台直播了葬礼的整个过程，周末上百万电视观众都端坐在自己家的电视机前。三大电视网取消了常规的电视节目。新闻充斥着和暗杀相关的报道，新闻间隙播放着有关肯尼迪总统生平、家人、经历，以及总统任上所取得的成就的纪录片。电视台毫无同情心地重播了总统被暗杀一小时前，和夫人在爱田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玛丽亚回想起曾不止一次自问是否想和杰姬交换个位置。现在，她们都失去了所爱的人。
周日中午，达拉斯警察局的地下室，暗杀的主要嫌疑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电视直播时被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匪徒暗杀，给这起悲剧又平添了一道疑云。
周日下午，玛丽亚问内莉·福德汉姆，参加葬礼是不是需要门票。“办公室其他人都没有受到邀请。”内莉轻声说，“除了皮埃尔·萨林杰。”
她感到非常恐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她心爱的男人被送进坟墓时，她怎么能不在场？“我必须去，”她说，“我要和萨林杰谈谈。”
“玛丽亚，你不能去，”内莉说，“绝对不能。”
内莉的语气让玛丽亚觉得有点异常。她的语气很惊恐，绝不是单纯地在给出建议。
玛丽亚问：“为什么不能？”
内莉压低声音：“杰姬知道你的事情。”
这是办公室第一次有人承认玛丽亚和总统的婚外恋。但伤心的玛丽亚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一直很小心，她不可能知道。”
“别问我她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
“我不信。”
内莉似乎受到了冒犯，但她只是伤心地摇了摇头。“从我对这种事的一点点经验来看，妻子总能知道丈夫的外遇。”
玛丽亚想激烈地加以否认。但当她想起白宫秘书珍妮和杰莉，想起经常出入白宫的交际花玛丽·梅尔、朱迪斯·坎贝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时候，她就想通了。玛丽亚确信她们和总统都有关系。她没有证据，但看到总统和她们在一起时的样子，她就完全可以明白。杰姬的女性直觉也一定不比她差。
她明白，这意味着自己无法出席葬礼了。在这种时候，遗孀一定不能受和丈夫的情人见面的刺激。玛丽亚痛苦地全盘接受了这个事实。
于是周一这天，她只能在家里看电视。
尸体被庄重地存放在国会山的圆形大厅内。十点半，国旗覆盖的棺材被抬出圆形大厅，放在一辆由六匹马牵引的弹药车上，运往白宫。
送葬队伍中，两个高个子分外显眼：他们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美国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
玛丽亚哭了出来。她已经兀自饮泣差不多三天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是美国政府精心组织的、给全世界看的表演。对玛丽亚来说，国旗、锣鼓、军人身上的制服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失去了那个总是洋溢着笑容的性感男人，那个背很不好、淡棕色眼睛的眼角显露出淡淡皱纹、浴池边缘总是放着一对橡皮小鸭的可亲男人。玛丽亚永远见不到他了。没有他的生活将会是多么漫长，多么空虚啊。
电视镜头聚焦在杰奎琳·肯尼迪身上。尽管蒙着面纱，杰姬还是显得非常美丽。玛丽亚觉得她也已经悲伤得麻木了。“我错怪你了，”玛丽亚对着电视上的杰姬说，“愿上帝原谅我！”
门铃声把她吓了一跳，来人是乔治·杰克斯。乔治一进门就对她说：“这种时候你不应该一个人待着。”
她觉得很无助。每当需要安慰的时候，乔治总能赶到她身边。“进来吧，”她说，“很抱歉让你看到我如此不堪的样子。”她穿着睡袍和一件旧睡衣。
“你看上去很好。”乔治看见过玛丽亚比这更狼狈的样子。
乔治带来了一包丹麦点心，玛丽亚把这些都装了盘。玛丽亚没吃早饭，但点心也一点没动。她不觉得饿。
据电视报道，送葬的路上围了上百万人。棺材在白宫短暂停留以后，又被抬到进行弥撒的圣马太教堂。
正午开始有五分钟的默哀。这时全美的车辆都停止了运行。电视里，美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上都站满了默哀的人群。在华盛顿街头听不到车辆的行驶声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乔治和玛丽亚站在狭小公寓的电视机前，低头为总统默哀。乔治抓住玛丽亚的手，然后紧紧握住。玛丽亚心头浮上一层暖意。
五分钟默哀结束以后，玛丽亚做了咖啡。她又有了食欲，和乔治一起吃了丹麦点心。教堂禁止摄像，因此他们不知道葬礼的最新进展。乔治设法找些其他话题让玛丽亚分心，她对此非常感激。乔治问她：“你还会留在新闻办公室吗？”
玛丽亚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她也知道答案。“不会，我准备离开白宫。”
“这主意不错。”
“别的不说，我在新闻办公室已经看不到前途了。女人在新闻办公室得不到提升，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研究员。我为政府工作是想得到个人发展。”
“司法部有个挺适合你的职位空缺，”乔治说得好像是突然想到有这么件事，但玛丽亚怀疑他早就盘算好了。“这个职位专门和不守法的公司企业打交道，要求它们遵纪守法，会非常有趣。”
“你觉得我会有机会吗？”
“你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又有两年白宫新闻办公室的经验，绝对没问题。”
“但司法部不会雇佣太多的黑人。”
“你知道吗？我觉得林登·约翰逊会改变这个局面。”
“怎么会？他可是个南方佬啊！”
“别先入为主。老实说，我们这个圈子的人老是怠慢他。不知为什么，鲍比也很讨厌他。或许这是因为他老说自己尺寸惊人吧。”
玛丽亚三天以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你在开玩笑吧？”
“他的那个的确很大。如果想恐吓什么人的话，他就会掏出来：‘叫你知道它的厉害。’这事很多人都知道。”
玛丽亚知道很多男人喜欢这样的黄段子。这种事真真假假，说不清楚。她重新严肃起来。“白宫所有人都认为约翰逊冷酷无情，尤其是在对肯尼迪一家的态度上。”
“我不这么认为。你想，总统刚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这时美国非常脆弱。如果苏联选择这个时候强占西柏林该怎么办？我们是世界上最强有力国家的政府，无论多么悲痛，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履行我们的责任。林登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其他人都没想到过这些。”
“鲍比都没想到吗？”
“尤其是鲍比。你应该很清楚，我喜欢鲍比这个人，可是他被悲痛压垮了。他安慰杰姬，并组织了葬礼，但没有考虑如何在总统死后带领美国向前进。老实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或许有人认为林登冷酷无情，但我却觉得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总统职责。”
弥撒的尾声阶段，棺材被抬出教堂，放在弹药车上，送到阿灵顿国家公墓。送葬者不再步行，而是坐在黑色的豪华轿车里，跟在弹药车后面。队列经过林肯纪念堂，跨过了波托马克河。
玛丽亚问：“约翰逊会怎么处理民权法案？”
“这才是需要我们考虑的大问题。局势很清楚了，民权法案根本没有通过的指望。法规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连什么时候开始讨论民权法案都没谈起过。”
玛丽亚想起了主日学校的爆炸案。怎么会有人甘愿和南方的种族主义分子为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能对他施加影响吗？”
“理论上，他们可以对他施加影响。但一旦共和党和南方的民主党结盟，他们就会在议会中形成大多数，不考虑民众的看法，公然对民权法案进行反对。我真是不懂这些人怎么能自称崇尚民主。”
电视里，杰姬·肯尼迪点燃了墓地上方的长明灯。乔治抓起玛丽亚的手，玛丽亚看到他的眼中闪着泪光。他们安静地看着棺材在电视中慢慢入土。
杰克·肯尼迪永远地走了。
玛丽亚说：“天啊，我们接下来会面对些什么啊？”
“我不知道。”乔治说。
乔治很不情愿地离开了玛丽亚。穿着棉布睡袍和丝绒睡衣、披着头发的玛丽亚超乎想象地性感。但玛丽亚已经不需要他了：晚上她要和内莉·福德汉姆以及白宫的其他几个女孩去中餐馆进行一场私人性质的守夜，她不再孤独无依了。
乔治和格雷格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在离白宫不远的一家烤肉店吃饭。乔治再一次笑起了父亲的穿着：和以往一样，格雷格穿着一身邋里邋遢的昂贵衣物。黑色绸缎领带皱巴巴的，袖口的纽扣没有扣上，黑色西服的翻领上有块白色的污渍。幸好乔治没有遗传他的这种不修边幅。
“我想我们也许需要振奋一下。”格雷格说。他喜欢高级餐馆和美味佳肴。这点乔治和他一样。他们点了龙虾和夏布利酒。
古巴导弹危机以后，格雷格对乔治敞开了心扉，乔治觉得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更为亲近了。作为一个私生子，乔治总觉得自己是个难堪的存在，而格雷格也并没有认真扮演好父亲的角色。那次令人吃惊的谈话以后，他才意识到格雷格发自内心地爱着自己。他们的关系比起真正的父子关系仍然有点远，但乔治觉得这种关系是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的，一定能持续下去。
等侍者把食物端来的时候，乔治的朋友斯基普·迪克逊走到他们桌前。迪克逊穿着葬礼场合穿的深色西服，打着黑领带，这和他的白色皮肤、金色头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用南方口音拖长了调子说：“乔治、参议员，晚上好。我可以打扰你们一会儿吗？”
乔治给父亲介绍：“这是为林登工作的斯基普·迪克逊。哦不对，应该说他在为总统工作。”
“拉把椅子过来吧。”格雷格说。
斯基普拉来一把红色的皮椅。刚一坐下，他就前倾着身子，专注地对格雷格说：“总统知道你是个科学家。”
乔治心想，他到底想说什么？斯基普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聊上。
格雷格说：“是的，我的大学专业的确是物理。”
“从哈佛毕业的时候，你的成绩是同专业最好的。”
“林登总是关心这些事。”
“你还和别的科学家一起发明了原子弹。”
“没错，我的确参加了曼哈顿计划。”
“约翰逊总统想知道你是不是赞成伊利湖研究的计划。”
乔治知道斯基普在说什么。联邦政府正在资助布法罗一个也许会最终演变成码头建设工程的湖滨研究计划。对纽约州北部的几个大公司而言，这个项目价值上百万美元。
格雷格说：“斯基普，我们想确保这项计划在资金上不会被缩减。”
“先生，请您放心，总统认为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谢谢你。”
乔治确信父亲和斯基普的对话和科学研究搭不上任何关系。这是个议员口中的“好处”问题——议员可以把联邦经费分给与自己亲近的州。
斯基普说：“谢谢你，尽情享用晚餐吧。哦，还有件事——你会在粮食法案上支持总统吗？”
苏联的粮食收成非常不好，急需进口农产品。作为恢复美苏邦交关系的一部分，美国将以赊账的方式向苏联出售余粮。
格雷格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说：“议员们认为，如果共产党政府养不活自己的国家民众，我们就更没有必要来帮他们养活。蒙特参议员提出的粮食法案将取代肯尼迪总统的法案，我觉得这个法案更为可行。”
“约翰逊总统也是这个看法！”斯基普说，“他自然不想帮助共产党。但这是肯尼迪总统死后的第一次表决。我们真的想让刚死的总统难堪吗？”
乔治插话说：“这是约翰逊总统的真实想法吗？他应该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让人们知道他已经掌握了外交政策吧？另外，通过这个举动，他还可以不让议会对他所作的决定妄自猜疑。这可真是一举两得啊！”
格雷格笑了。“有时候我都忘了你有多聪明了，乔治。林登的目的就是这两点。”
斯基普说：“总统想在外交政策上和议会深入合作。但明天他尤其需要得到您的支持。他觉得，如果蒙特的粮食法案被通过，这就是对故去的肯尼迪总统的不敬。”
乔治注意到，父亲和斯基普谁都没把现状说清楚。其实约翰逊是想告诉格雷格，如果格雷格支持粮食法案，他会威胁要否决布法罗的码头建设工程。
格雷格投降了。“请告诉总统，我知道他的用心，投票时我会照他说的去做。”他说。
斯基普站起身。“参议员，谢谢你，”他说，“总统一定非常高兴。”
乔治说：“斯基普，在你走以前，我有件事要拜托你……我知道新总统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但我希望他能在未来的几天里抽空想想民权法案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尽管打电话给我。”
“乔治，我记住了。”斯基普说完就走了。
格雷格说：“干得不错。”
“我只是让他知道我这边的大门一直敞开着。”
“这在政治上非常重要。”
他们的食物上来了。侍者退下以后，乔治拿起刀叉。“我彻彻底底是鲍比·肯尼迪的人，”他边说边用餐刀切着龙虾，“但约翰逊也绝对不能被小觑。”
“没错，但也不能高估他。”
“这是什么意思？”
“林登有两个弱点。首先，他不够聪明。他的确有得克萨斯鼬鼠那样的狡猾，但狡猾和聪明完全是两码事。他念的是师范学院，没学会抽象思维。他总觉得自己比我们这些哈佛毕业的人低一等，这种看法是对的。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力很弱。中国人、南亚的佛教徒、古巴人、布尔什维克——这些人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而他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
“另一个弱点呢？”
“他道德观念薄弱。约翰逊这个人很没有原则。他发自内心地支持民权法案，但不是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支持不被当人看的有色人种，是因为他来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也曾经不被当人看。他对民权法案的支持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乔治笑了：“不过他倒很会支使人。”
“是的，林登很会用人。他是我遇见过的最有心计的议会活动家，但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位政治家。杰克·肯尼迪和他恰恰相反：他不会操纵议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却如鱼得水。林登可以从容地操纵议会，但如果是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呢？说真的，我不知道。”
“你觉得他有机会使民权法案在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把持的委员会通过吗？”
格雷格笑了。“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会有什么表现。快把你的龙虾吃了吧。”
第二天，蒙特的粮食法案获得五十七票赞成，三十六票反对，没有通过。
报纸的标题是：
粮食法案——约翰逊的第一个胜利
葬礼结束，肯尼迪永远地离开了，约翰逊成为了新任的总统，世界因此发生了改变，但乔治和其他许多人都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约翰逊会成为什么样的总统？他在哪些地方和肯尼迪不一样？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家伙成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成了自由世界的领袖。他将做些什么呢？
他就要表态了。
国会山会堂里坐满了人。摄像机的耀眼灯光打在集结在会堂里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身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穿着他们的黑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军装上勋章闪亮。
乔治和斯基普·迪克逊坐在同样座无虚席的旁听席里，过道的台阶上也坐满了人，乔治看着坐在阁僚席一头的鲍比·肯尼迪。鲍比低着头，直直地看着地板。暗杀以后这五天，鲍比一下子瘦了许多，再加上穿着死去的兄长不太合身的衣服，整个人看上去更像是缩了一圈。
总统包厢里坐着约翰逊夫人和约翰逊夫妇的两个女儿。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朴素平凡，一个美丽动人，但都和妈妈一样梳着老式的发型。包厢里还有一些民主党的重要人物：芝加哥市市长达利、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劳伦斯，以及肯尼迪的智囊团核心阿瑟·施莱辛格。乔治无意中得知，阿瑟·施莱辛格曾经密谋在第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把约翰逊从副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乔治意外地在包厢里看到两张黑人面孔，乔治知道他们是约翰逊家的厨师泽法里·怀特和管家萨米·怀特，他们是一对夫妇。这会是一个有利迹象吗？
庞大的双层门被推开了。一个有着滑稽名字“鱼饵”·米勒的看门人大声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就要发表演讲了！”林登·约翰逊走进会堂，所有人起立鼓掌。
乔治对新总统林登·约翰逊怀有两个疑问，这两个疑问都将在这天得到解答。第一个是，他会抛弃只会给他惹麻烦的民权法案吗？民主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正在敦促他这样做。约翰逊总统完全找得到抛弃民权法案的理由：肯尼迪总统没能使法案得到议会支持，民权法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总统有权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约翰逊完全可以说，这项先天不足的反种族隔离的法案必须等到第二年的总统选举后再议。
如果他这么说的话，民权运动就要倒退好几年了。种族主义分子会欢庆胜利，三K党人会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南方的腐败警察、法官、教派首领、政治家不用担心受到公正的审判，继续肆意殴打、折磨、杀戮广大黑人群众。
但约翰逊没有说过这种话。如果他支持民权法案，那就来了第二个疑问：他有继承肯尼迪总统政策的那种权威吗？这个问题同样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得到解答，但前景却不是非常妙。林登单独和人说话时态度比较圆滑，面对一群人发表讲话时却不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这是他现在不得不做的事。对于广大的美国人民，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这次电视讲话都将使他们对约翰逊总统留下最初的印象。
斯基普·迪克逊正在咬指甲，乔治问他：“是你写的演讲稿吗？”
“是整个团队一起写的，我只写了几行。”
“他会说些什么？”
斯基普焦躁地摇了摇头。“你就等着瞧吧。”
华盛顿内部人士都觉得新总统会搞砸。他缺乏演讲技巧，讲话呆板而拖沓。有时他的语速很快，有时又显得过于沉闷。想突出重点时，他只会大喊大叫。他的动作又滑稽又让人觉得尴尬：有时他会举起手伸出手指，有时又会扬起双臂挥舞拳头。演讲会把他最坏的一面暴露在公众面前。
当约翰逊总统从鼓掌的观众中走过，登上讲台，打开一本黑色活页笔记本时，乔治无法从他的举止中分辨出任何东西。他戴上一副无框眼镜，既没有显得紧张，也没有展示出自信。准备好以后，他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等待掌声告一段落，也等待观众们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好。
会堂安静下来以后，演讲终于开始了。他用字斟句酌的语气说：“如果我能选择，我情愿今天不站在这里。”
会堂鸦雀无声。他的开场词饱含着伤痛。很不错，乔治心想。
约翰逊语调平缓，用和开场白一脉相承的语气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觉得语速变快的时候，他会坚定地控制住自己。他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和领口固定着名牌标签的衬衫，打着深蓝色的领带，整体上是一种在南方人看来颇为正式的着装。他不时把目光从会堂一边转向另一边，不仅表示自己在对所有人说话，也传达了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势。
如同马丁·路德·金一样，他谈到了美国梦：肯尼迪征服太空的梦想、全民受教育的梦想、和平部队的梦想。“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他说，“不要犹豫，不要停顿，不要在这罪恶的一刻止步不前，把我们的事业继续下去，直到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为止。”
因为掌声经久不息，说到这里时，约翰逊不得不停下了演讲。
掌声渐弱以后，约翰逊总统继续说：“我们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在这座国会山上。”
这正是难点所在。1963年这一整年，国会山的议会和肯尼迪总统之间一直争执不断。议会有拖延立法的权力，即便总统赢得了民意对法案的支持，议员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权力。自从肯尼迪总统宣布他的民权法案以后，议员们更是像工厂里的激进工人一样，罔顾民意和美国的民主进程，拖延包括常规法案在内的一切议会事务。
“首先——”约翰逊说。乔治屏住呼吸，想看看约翰逊总统想先说什么。
“没有任何纪念演说和悼词能够与肯尼迪总统为之奋斗了那么久的民权法案相媲美。”
乔治跳起来，激动地鼓起了掌。他不是一个人：掌声此起彼伏，持续的时间比开场时还长。
约翰逊停下来等掌声平息，又接着说：“这个问题已经谈论得够久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都在谈论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开启新的篇章——把它归到美国的法律体系中了。”
掌声又一次响起。
乔治愉悦地看着会堂里少数几张黑人面孔：五名黑人众议员，其中包括长得和白人相差不多的加利福尼亚众议员盖斯·霍金斯；总统包厢里正在大拍其手的怀特夫妇；还有旁听席里的几张黑人面孔。所有这些黑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希望和快慰。
接着乔治把目光落到阁僚坐席后大多数来自南方的资深参议员坐席上，看见他们一脸阴沉，满心嫌恶。
没有一个参议员鼓掌。
六天后，斯基普·迪克逊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小书房里跟乔治摊了牌。“我们唯一的机会是表决请愿书。”
“什么意思？”
迪克逊把金色的卷发从眼前拨开。“如果一项议案得到了大多数众议员的签名支持，法律委员会必须把这项议案提交到参众两院进行投票表决。”
乔治对这些晦涩难懂的流程感到很沮丧。如果没有这些流程的话，玛丽亚的祖父也不会因为投票选举而被捕入狱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个流程。”他说。
“表决请愿书需要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才行，南方各州的民主党议员肯定不会支持，我想我们至少需要五十八个签名。”
“真该死，那就是说我们要收集到五十八位共和党议员的签名才行？”
“是的。这就是我让你来这儿的原因。”
“我？”
“许多共和党人声称自己支持民权法案。毕竟他们和解放奴隶的亚伯拉罕·林肯出于同一个政党。我们想要马丁·路德·金和黑人民权领导人打电话给他们的共和党支持者，对他们晓以大义，让他们敦促各自选区的议员签名请愿。要让他们知道，没有请愿，就没有民权法案。”
乔治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好。”
“有人也许会说他支持民权法案，但不想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流程。你必须让他们知道，霍华德·史密斯这个顽固的种族隔离者会让他的委员会反复讨论民权法案，一直到迟得无法通过为止。他不是在拖延，是在破坏。”
“我明白了。”
一个秘书把头伸进书房说：“他有空了。”
两个年轻人站起身，走进椭圆形办公室。
和以往一样，乔治被林登·约翰逊的庞大身躯所震撼。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头颅硕大，鼻子很长，耳垂如同烙饼的边。他一只手握着乔治的手不放，另一只手抓住乔治的肩膀，站得离乔治非常近，这种过度的亲密让乔治很不舒服。
约翰逊说：“乔治，我已经请肯尼迪的幕僚们继续留在白宫帮我了。你是哈佛的高材生，而我只是得克萨斯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你看，我比肯尼迪更需要你的帮助。”
乔治不知该说些什么。这种过于谦逊的态度让人感到非常尴尬。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总统先生，我愿意用能做的一切来帮助您。”
一定有成百上千个人对总统说过类似的话，但约翰逊却表现得像头一次听人这么说似的。“乔治，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他热切地说，“太谢谢你了。”然后他转到了正题。“很多人劝我改掉民权法案里的一些激进的条款，让南方人易于接受。他们建议拿掉在公众场合取消种族隔离的条例。乔治，因为两个原因，我不想这么干。首先，不论我如何退步，他们都痛恨这个法案；即便一退到底，他们也不可能支持这个法案。”
乔治爱听这话。“如果想斗争的话，就要斗到点子上，把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全都实现。”
“是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原因。我的雇员怀特夫人就是一个黑人，她同时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乔治回忆起在议会会堂总统包厢里看到的怀特夫妇。
约翰逊又说：“一次，她准备开车到得克萨斯去，我让她带上我的狗。她说：‘请别让我帮这个忙。’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黑人开车跨越南方就已经够难的了，没地方停车上厕所睡觉，更别提带上一条狗了。’乔治，这话让我很难过，我差点流出了泪。告诉你，怀特夫人是个大学毕业生。只是因为是个黑人，就得承受这样的非人对待。那时我才意识到在公共场合消除种族隔离是多么重要。乔治，我知道被人歧视是什么感觉，我不想让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了。”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乔治说。
乔治意识到自己被感动了。约翰逊仍然抓住他的手和肩膀，仍然用过近的距离把他拉在身前，两只深色的眼睛也仍然在热切地看着他。乔治知道约翰逊总统的目的所在——但他还是被感动了。乔治被怀特夫人的故事所感动，相信约翰逊总统真的知道被人歧视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对高大、感性、略有些羞涩、似乎真的站在黑人这边的约翰逊总统，乔治突然间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
“这条路将会很难，但我相信我一定能顺利通过，”约翰逊总统说，“乔治，请尽力帮我吧！”
“是的，先生，”乔治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在马丁·路德·金前往椭圆形办公室面见总统之前，乔治向维雷娜·马昆德简单地介绍了约翰逊总统的策略。维雷娜穿着一件亮丽的红色塑料雨衣，但这次乔治却没有为她的美丽而分心。“我们必须尽力让这次请愿成功，”他急切地说，“如果失败的话，南方的黑人可能又会回到原点了。”
他把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共和党议员名单交给维雷娜。
维雷娜动容了。“肯尼迪跟我们说过请愿的事情，但没有提供过如此详细的名单。”她说。
“林登就是这么个人，”乔治说，“如果民主党在议会里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预计能取得多少赞成票，他就会说：‘预计是不够的——我需要确切知道！’他想知道投赞成票的有哪些人，投反对票的又有哪些人。他的想法没错，光靠猜测还远远不够。”
乔治告诉维雷娜，民权领袖必须向自由派的共和党人施压。“名单上的所有人必须接到他认同的人所打来的电话。”
“早晨总统要和金博士说的也是这件事吗？”
“是的。”约翰逊已经接连见过了大多数重要的民权领袖。杰克·肯尼迪会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一起谈。林登却无法在一大群人面前展示他的魔力。
“约翰逊认为民权领袖能让这些共和党人回心转意吗？”维雷娜狐疑地问。
“不止那些民权领袖，他还动员了许多其他人。他已经见了几乎所有的工会领导人。今天他还和乔治·米尼一起吃了早饭。”
维雷娜吃惊地摇着头，她依然很美。“必须为他的这种努力叫好，”然后她又若有所思地问，“肯尼迪总统为什么没这样做呢？”
“这和林登不会驾驶潜艇是一个道理，”乔治说，“他只是不知道该怎样去做。”
约翰逊总统和金博士相谈甚欢，但第二天早晨，乔治对民权法案通过的前景抱有的乐观被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强烈抵制投上了阴影。
共和党高层对请愿活动进行了指责。俄亥俄州的麦卡洛克参议员说请愿活动也许会惹怒那些想以其他方式支持民权法案的人。杰拉德·福特告诉记者，应该给法律委员会一些时间，让他们去召开听证会。这根本就是废话：所有人都知道史密斯想扼杀这项法案，而不是讨论这项法案。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记者都认为请愿会以失败而告终。
但约翰逊并没有气馁。周三早晨，他对由八十九名美国最顶尖商人组成的工商咨询理事会发表讲话。他说：“我是你们唯一的总统。如果你们让我失败了，那你们也会失败，这个国家也就失败了。”
接着他又对美国最大的工会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发表讲话：“我需要你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希望能确定你们站在我这一边。”他得到了工人们的起立鼓掌，钢铁工人联合会的三十三名说客顷刻间攻陷了国会山。
乔治和维雷娜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时，斯基普·迪克逊走到他们桌前小声说：“克拉伦斯·布朗去见霍华德·史密斯了。”
乔治对维雷娜解释说：“布朗是史密斯委员会里的资深共和党人。他不是让史密斯不顾游说挺过去……就是告诉史密斯共和党人再也承受不住压力了。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委员会有两个人反对史密斯的话，他的决定就会因为反对方占了简单多数而被推翻。”
“事情真的能这么快被反转吗？”维雷娜吃惊地问。
“史密斯可能还会挣扎一下，这会让他显得比较有尊严。”乔治推开盘子，紧张打消了他的食欲。
半小时后，迪克逊又走过他俩的身边。“史密斯退让了，”他说，“明天将发表正式声明。”说完他又到别的地方继续散布这个消息去了。
乔治和维雷娜相视一笑。维雷娜说：“愿上帝保佑林登·约翰逊。”
“阿门，”乔治说，“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怎样庆祝呢？”
“去我的公寓吧，”乔治说，“我肯定能想到该怎样庆祝的。”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二章
戴夫的学校没有校服，但学生们的穿着却非常考究。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戴夫穿着四排扣正装、高领白衬衫、裤腰很低的蓝裤子，戴着花纹领带，被许多人嘲笑。戴夫并不理会这些嘲笑，他有着自己的任务。
莱尼的乐队已经登台表演好几年了，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他们在酒吧和夜总会再表演个十来年都没有问题。1964年，戴夫觉得应该有下一步发展了，那就是录一张唱片。
放学后他乘地铁去了托特纳姆的科特路地铁站，从那里走到了丹麦街的一个地方。一楼是个卖吉他的琴行，旁边有扇通往楼上办公室的门，门前的牌子上写着“经典唱片”。
戴夫跟莱尼提起过唱片合同的事情，但莱尼的回答却令人沮丧。“我曾经试过，”他说，“那个圈子很封闭，你进不去的。”
这没关系。肯定有办法打入这个圈子，不然就没人能录唱片了。但戴夫知道很难和莱尼讲道理，于是他决定自己先去闯一闯。
他首先查看了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涉及的唱片公司名字。这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因为排行榜的歌属于众多厂牌，这些厂牌却为少数几家唱片公司所拥有。他在电话目录的帮助下给这些唱片公司分了类，从中挑选出“经典唱片”这家公司。
打通经典唱片的电话以后，戴夫说：“这里是英国铁路局的失物招领处，我们捡到了一个无主的包装盒，盒子上的标签上写着‘经典唱片，演艺部主任’的字样，我们该把包装盒送给谁？”接电话的女孩给了他丹麦街上的一个姓名和一个地址。
上楼后，他在楼梯口看到一位接待员，多半就是电话里的那个女孩。为了不显得过于慌张，他用了女孩告诉他的那个名字。“我是来见埃里克·查普曼的。”他说。
“我该告诉他来的是谁呢？”
“我叫戴夫·威廉姆斯，就说拜伦·切斯特菲尔德让我来的。”
这是个谎言，但戴夫也无所谓，他没什么可失去的。
接待员消失在一扇门后。戴夫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大堂里装饰着镶金镶银的各色唱片。墙上挂着一张“黑种的平·克劳斯贝”珀西·马昆德的照片，上面写着：“埃里克，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戴夫注意到这些唱片至少都是五年前的了。想必埃里克迫切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
戴夫很紧张，他不习惯撒谎。他告诉自己，不要过于羞怯。这样做又没有犯法。就算被识破，最多也就是被训斥一顿，被人赶出去。这个险值得一冒。
秘书回到大堂，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着白衬衫，外面套着绿色的羊毛衫，戴着非常普通的领带，头发花白而稀少。他靠在门框上，打量了一会儿戴夫，然后问：“是拜伦让你来的？”
他语带怀疑：他显然不相信戴夫的说辞。戴夫不想用一个谎去圆另一个谎。“拜伦说过：‘百代唱片有披头士，迪卡唱片有滚石，经典唱片需要有桃色岁月。’”其实拜伦从来没这样说过，戴夫通过在音乐杂志上看过的内容编出了这番话。
“桃色什么？”
戴夫递给查普曼一张乐队的照片。“我们和披头士一样在汉堡的俯冲夜总会演出过，和滚石一样在伦敦的飞驰夜总会演出过。”戴夫对自己没有立刻被赶出去感到非常吃惊，不知道他的好运还会持续多久。
“你是怎么认识拜伦的？”
“他是乐队的经理。”戴夫又撒了一个谎。
“你们玩什么音乐？”
“摇滚乐，不过加了许多和声。”
“和现在那些流行乐队没什么两样嘛。”
“我们比其他乐队更好。”
对话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戴夫对至少能和查普曼说话感到非常高兴。莱尼说“那个圈子你进不去的”，戴夫已经证明他错了。
查普曼说：“你是个该死的骗子。”
戴夫想开口反驳，但查普曼却抬起手让他别说话。“别再说谎了。拜伦不是你们的经理，他也没派你过来。你也许见过他，但他绝没有说过‘经典唱片需要有桃色岁月’这种话。”
戴夫无话可说，他已经被识破了，这让他很难堪。他试图以谎言打入唱片公司，但这种努力失败了。
查普曼说：“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
“戴夫·威廉姆斯。”
“戴夫，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一份唱片合同。”
“真让人吃惊。”
“给我们一个试演的机会吧，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戴夫，跟你说一个秘密吧，我是谎称自己是个有证书的电工才加入录音棚的，那年我十八岁。当时我只有一张钢琴七级证书。”
戴夫的心底燃起了希望。
“我欣赏你的胆量。”查普曼说。接着他略带伤感地补了一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不介意再冒险一次。”
戴夫屏住呼吸。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试演的机会。”
“谢谢！”
“圣诞节以后到录音棚来。”说着他对接待员伸出拇指，“切莉会跟你约个时间。”说完他退回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戴夫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交上这样的好运。他愚蠢的谎言被查普曼识破了——但与此同时，乐队也获得了试演的机会。
他和切莉约了个大致时间，告诉切莉，他和乐队其他成员定好时间以后再打电话给她最后敲定。接着他脚步轻快地回了家。
回到彼得大街的家以后，他立刻拿起玄关里的电话打给莱尼。“我为乐队争取到了经典唱片的试演机会！”他洋洋自得地说。
莱尼没有戴夫预料的那样热情。“谁让你这么干的？”莱尼因为被戴夫抢了先而有些恼怒。
戴夫没泄气。“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
“你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
“我混进了唱片公司，见到了埃里克·查普曼，他说没问题。”
“瞎猫碰上死耗子，”莱尼说，“这种事倒还真时常会有。”
“是的。”尽管嘴上这么说，戴夫心里却在想：如果乖乖待在家里的话，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运气。
“经典唱片其实不是主打流行音乐的。”莱尼说。
“所以他们才需要我们，”戴夫没耐心了，“莱尼，这肯定不是件坏事。”
“这的确挺好的，看看这会不会带来好结果吧。”
“现在我们必须决定试演唱什么歌。秘书说我们可以录两首。”
“那我们一定得表演《尽情舞动》。”
戴夫心一沉。“为什么？”
“这是我们最拿手的曲子，反响一直很好。”
“你不觉得太老套了点吗？”
“它很经典。”
戴夫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和莱尼争辩。莱尼已经让过他一次，自尊心无法再让他退让第二次。可以适当地对莱尼加以引导，但不能用力过猛。好在他们表演的曲目不止一首，也许第二首可以打动人心。“来一首蓝调音乐怎么样？”戴夫热切地问，“用这种对比来显示我们风格的多样化。”
“没问题，那就来一首《我是男子汉》吧。”
这首比较好一点，更像滚石的那些歌曲。“好，就这首。”戴夫说。
他走进客厅。瓦利正抱着吉他站在那里。自从和桃色岁月一起从汉堡到英国之后，瓦利就住在威廉姆斯家。从戴夫放学到全家一起吃晚饭之间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和戴夫坐在客厅里，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
戴夫把获得试演机会的事告诉瓦利。瓦利很高兴，但对莱尼选的歌却表示担心。“这两首都是五十年代流行的歌曲。”他说。瓦利的英语近来提高得很快。
“这是莱尼的乐队，”戴夫无奈地说，“如果你觉得能让他改变主意，那就试一试吧。”
瓦利耸了耸肩。在戴夫看来，他的音乐虽然非常棒，但个性却有点被动。伊维说，和威廉姆斯家的人相比，其他人都会显得被动。
戴夫和瓦利还在为莱尼的选曲口味纠结不已时，伊维和汉克·雷明顿从外面进来了。尽管开场那天接到了肯尼迪的噩耗，《女人的审判》还是在伦敦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汉克和他的科尔德乐队最近则录制了一张新的唱片。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下午，然后进行各自的演出。
汉克穿着裤腰很低的丝绒裤和斑点衬衫。伊维上楼换衣服的时候，他与戴夫和瓦利聊起了天。像以往那样，他风趣地讲起了科尔德乐队在巡回演出时的事。
汉克拿起瓦利的吉他，漫不经心地弹了几个音。然后他问戴夫和瓦利：“想听首新歌吗？”
他们当然想听。
这是一首叫《爱是什么》的伤感情歌。曲子的节奏有些摇摆，立刻吸引了戴夫和瓦利的注意力。他们让汉克再弹一遍，汉克照做了。
瓦利问：“过渡时你用的是哪个和弦？”
“升C。”演示完一遍以后，汉克把吉他还给瓦利。
瓦利弹起吉他，汉克第三次唱起这首歌。戴夫唱起了和声。
“听上去不错，”汉克说，“很遗憾不能把这首歌录进新专辑。”
“什么？”戴夫觉得难以置信，“这么好听的歌都不能录进去吗？”
“乐队其他人觉得这首歌太伤感了。他们说我们是个摇滚乐团，不应该唱得像‘彼得、保罗和玛丽三重唱’那样。”
“我觉得这是首可以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歌曲。”戴夫说。
戴夫的妈妈把头伸进客厅。“瓦利，”她说，“找你的电话——从德国打来的。”
戴夫猜想，一定是瓦利的姐姐丽贝卡从汉堡打来的电话。东柏林的瓦利家不可能给他打电话：东德不允许民众与西方通话。
瓦利出去接电话的时候，伊维回到客厅。她扎起头发，穿上牛仔裤和T恤，为接受造型助理的化妆做好准备。汉克准备在去录音棚录音的时候顺便把她捎到剧院。
戴夫对《爱是什么》这样一首好歌竟然被科尔德乐队放弃感到有些惆怅。
瓦利回到客厅，黛西跟在他身后。瓦利说：“丽贝卡打来的。”
“我喜欢丽贝卡。”戴夫还记得丽贝卡做的猪排和薯片。
“她接到封延迟很久的信，是卡罗琳从东柏林寄来的。”瓦利停顿了一会儿，他似乎十分激动，过了好一会儿，才蹦出几个字来。“卡罗琳生了，是个女孩。”
所有人都向他表示祝贺。黛西和伊维吻了他。黛西问：“什么时候生的？”
“11月21日。很好记——就是肯尼迪遇刺的一天。”
“宝宝生下来多重？”黛西问。
“多重？”瓦利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让人费解。
黛西笑了。“这是谈到新生儿时人们常会提及的一点。”
“我在电话里没问。”
“别介意，她叫什么名字？”
“卡罗琳提议叫爱丽丝。”
“很可爱的名字。”黛西说。
“卡罗琳会寄来女儿的照片，”瓦利的语气有些恍惚，“但得经过丽贝卡才能寄来，因为寄往英国的信在审查办公室扣留的时间会比较长。”
黛西说：“我真想马上看到小家伙的照片！”
汉克不耐烦地摆弄着车钥匙。也许他觉得有关新生儿的话题非常无趣，戴夫心想，也许他不喜欢被新生儿抢了风头。
伊维说：“哦，天啊，都什么时候了。我走了。瓦利，再次祝贺你当上了父亲。”
看到他们要走，戴夫赶紧问汉克：“科尔德乐队真的不准备录制《爱是什么》了吗？”
“是的。他们反对起一件事来一般都很顽固。”
“这样的话……我和瓦利能不能把这首歌拿给桃色岁月唱呢？明年一月，我们要去经典唱片试演。”
“当然可以。”汉克耸了耸肩。
星期六早上，劳埃德·威廉姆斯叫戴夫去他的书房。
戴夫正准备出门。他穿着蓝白条纹衬衫、牛仔裤和皮外套。“什么事？”他问，“你不是早就不给我零花钱了嘛！”他在桃色岁月赚得不多，但也足够买地铁票和饮料了，时不时还能为自己添一件新衬衫或一双新鞋子。
“难道你为了钱才和父亲说话吗？”
戴夫耸耸肩，跟着父亲走进书房。书房里放着一张古董桌和几把皮椅。壁炉里生着火。墙上有张劳埃德三十多岁时在剑桥拍的照片。书房的种种在戴夫看来已经过时了，有一种荒废的气息。
劳埃德说：“昨天我在改革俱乐部碰到了威尔·法布罗。”
威尔·法布罗是戴夫学校的校长。因为光头，他不可避免地被起了个“头顶光”的外号。
“他说你可能哪门考试都通不过。”
“他从来都不是我的歌迷。”
“如果考试通不过，你就不能在学校里上学了，你的正规教育也将就此结束。”
“那真的要感谢上帝了。”
劳埃德继续劝说着戴夫。“从会计到动物学家，每份职业都在向你招手，但是所有这些职业都需要通过考试。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你可以去当个学徒，学些有用的技术，你应该好好想想你喜欢干什么：泥瓦匠、厨师还是汽车修理工……”
戴夫怀疑爸爸是不是疯了。“泥瓦匠？”他问，“你确定你认识我吗？我可是戴夫啊！”
“别大惊小怪。通不过考试的人只有这些工作可干。没有文化，你就只能做商店店员或工厂工人。”
“无法想象你会说这种话。”
“恐怕你只有这些活可以干，面对现实吧。”
你根本没面对现实，戴夫心想。
“我已经意识到，你已经过了听我话的年纪了。”
戴夫惊呆了。这又是新的说法。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形势。我希望你一离开学校就去工作。”
“我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努力。我每周工作三到四个晚上，我和瓦利还在尝试写歌。”
“我是说我希望你能养活自己。尽管你妈妈继承了很多钱，但我们早就说好了，我们不会养一个懒汉。”
“我不是懒汉。”
“你觉得你是在工作，但别人不这么看。无论如何，如果你想继续住在这的话，你就得付生活费。”
“你是想让我付房租吗？”
“如果你把这钱叫作房租的话，是的。”
“加斯帕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他从来不付房租。”
“他还是个学生，而且每门考试都通过了。”
“那瓦利呢？”
“因为来历，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但他迟早要付他的生活费的。”
戴夫悟出了父亲的意思。“如果我不去做泥瓦匠或商店店员，赚不到足够的钱付房租，那我就……”
“那你就得另找房子住了。”
“你想把我赶出家门。”
劳埃德看起来很痛苦。“你生下来就拥有一切：豪华的住宅、上等的学校、美味佳肴、玩具和故事书、钢琴课、滑雪假期。但那只是因为你还是个孩子。现在你就快成年了，你必须面对现实。”
“这是我的现实，不是你的现实。”
“你不屑于做那些普通人的工作。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个叛逆者。很好，但叛逆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迟早会领会这一点。我说完了。”
戴夫坐在椅子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很好，”他说，“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走出书房。
出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正用一种古怪的表情打量着他。
摔上门的时候，戴夫一直在想着父亲的表情。那是什么眼神？又意味着什么呢？
买地铁票时他还在想着父亲刚才的表情。下自动扶梯时，他看见旁边贴着张话剧《心碎之屋》的海报。心碎，戴夫悟出来了，父亲刚才那是心碎的表情。
他看上去心碎了。
夹着爱丽丝彩色小照片的信来了。瓦利急切地看着信里的照片。照片上的婴儿和大多数新生儿都差不多：粉扑扑的小脸蛋，警觉的蓝色眼睛，稀疏的深棕色头发，长着些斑点的喉咙，身体的其他部分被一条淡蓝色的毯子紧紧地包着。尽管这样，瓦利还是突然涌起一股爱意和保护这个无助婴儿的冲动。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她。
随照片来的是卡罗琳写的信。她说她爱瓦利，想念瓦利，准备去东德政府进行移民西方的申请。
在照片里，卡罗琳怀抱着婴儿面对着镜头。卡罗琳胖了不少，脸也变得更圆了。她把头发梳在了后面，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披在脸颊两侧。卡罗琳身上已经看不到以前在民谣歌手夜总会叱咤风云时的影子。现在她是个母亲，这也让她更合瓦利的意了。
他把照片拿给戴夫的母亲黛西看。“好漂亮的孩子啊！”黛西惊叹道。
尽管在瓦利看来所有的新生儿都不太好看，连他自己的也不例外，他还是笑了。
“瓦利，我看她的眼睛很像你。”黛西说。
瓦利的眼睛带着些东方风情。他觉得自己的某位先祖一定是中国人。不知爱丽丝的眼睛是否也有这样的特征。
黛西夸赞个不停。“这是卡罗琳吧，”因为瓦利没有照片，黛西没见过卡罗琳的模样，“真是个美人啊！”
“真想让你看到她盛装表演时的样子，”瓦利自豪地说，“观众都会目瞪口呆的。”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亲眼见到她。”
瓦利的快乐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如同阴云遮住了太阳。“我也想啊。”他说。
他时常关注来自东柏林的新闻，去公共图书馆阅读各类德国报纸，向主管外交事务的国会议员劳埃德·威廉姆斯提出各种问题。瓦利知道现在离开东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柏林墙更为牢固，也更为难以穿越了。柏林墙东侧也增加了许多边防军，新建了更多的监视塔。有了孩子以后，卡罗琳更不会尝试着逃亡了。但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东德政府没有从官方层面上说明过不允许移民，也没说过哪个部门处理移民申请。但劳埃德从波恩的英国大使馆获悉，每年东德有一万人能获得移民准许。也许卡罗琳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我确信总有一天她会拿到移民许可的。”黛西说。但她这话也只是出于好心。
瓦利把照片拿给在客厅里看剧本的伊维和汉克·雷明顿看。科尔德乐队要拍一部电影，汉克希望伊维能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两人放下剧本，看着照片中的婴儿。
“今天我和戴夫要去经典唱片试演，”瓦利告诉汉克，“戴夫放学后和我一起去。”
“祝你们好运，”汉克说，“你们要唱那首《爱是什么》吗？”
“希望能唱，莱尼想唱《尽情舞动》。”
汉克摇了摇头，能让上百万少女为之倾倒的红色长发随之飘扬起来。“老掉牙的歌了。”
“我知道。”
彼得大街这幢房子出入的人很多。加斯帕带了个瓦利从没见过的女人走进客厅。“这是我姐姐安娜。”加斯帕说。
安娜是个二十来岁的黑眼睛美人，加斯帕也很帅——瓦利觉得这家人一定都很漂亮。安娜的身形很丰满，不像大多数模特那样修长。
加斯帕为安娜介绍了客厅里的所有人。汉克起身和安娜握手：“我一直希望能见到您。加斯帕说你是个图书编辑。”
“没错。”
“我一直想写本自传。”
瓦利觉得二十出头的汉克写自传还太年轻了，但安娜却有不同的见解。“这主意很棒，”她说，“有上百万人想看你的自传。”
“你真这么想吗？”
“你的自传肯定大受欢迎，这一点我很肯定，尽管传记文学不是我的专长——我主要编辑德国和东欧的翻译作品。”
“我有个波兰舅舅，这会有所帮助吗？”
安娜大笑起来。她的笑容感染了瓦利和汉克。汉克坐下来，和安娜讨论起书的事情。瓦利本来想给他们看看照片，但他觉得这不是时候。不管怎么说，他都该走了。
瓦利拿着两把吉他离开了客厅。
瓦利觉得汉堡和东德比起来已经够令人吃惊了，伦敦却和这两个地方都不同，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大街上有人戴圆顶礼帽，有人却穿着迷你裙，服饰千奇百怪。在这里，男孩留长发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政论何止是自由，简直可以说自由得离谱：电视上有个演员模仿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他不仅戴着白色的假胡子，还学首相的腔调说了很多蠢话。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威廉姆斯家人不仅不以为意，还乐呵呵地笑个不停。
瓦利还对街上的众多黑色面孔震惊不已。德国有许多咖啡色皮肤的土耳其移民，但伦敦却有更多来自加勒比海岛国和印度殖民地的人。这些人在医院、工厂、大巴和火车上工作。瓦利注意到加勒比的姑娘穿着特别时尚，显得非常性感。
他在校门口见到了戴夫，他们一起乘地铁去了北伦敦。
看得出戴夫非常紧张。瓦利自己倒一点也不紧张。他知道自己是个优秀的音乐人。在飞驰夜总会，他见过好多吉他手，没几个弹得比他好。大多数人空有一腔热忱，却只会简单的几个和弦。听到水平高的吉他手弹唱时，他会放下手里的杯子看表演，学习吉他手的技巧，直到老板让他不要偷懒才拿起要洗的酒杯。回到家以后，他会马上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模仿那位吉他手的弹奏，直到练得尽善尽美才放下吉他。
不幸的是，精湛的技艺并不能让人成为一个流行明星，需要的因素还有很多：魅力、长相、得体的穿着、亲和力、合理的安排，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歌。
桃色岁月这次就有了一首好歌。瓦利和戴夫向乐队其他成员演示了一遍《爱是什么》，并在繁忙的圣诞演出季好几次表演了这首歌。歌反响不错，但正如莱尼指出的那样，这首歌不适合跳舞。
莱尼不想在试演时表演这首歌。“这首歌不适合我们。”他的想法和科尔德乐队的人一样：对摇滚乐队来说，这首歌太伤感了。
瓦利和戴夫从地铁站走到旧房子改造成的录音棚。他们在大厅里等了一会儿，很快其他成员就陆续出现了。一个接待员让他们签了一份“关于保险”的文件。在瓦利看来，这份文件就跟合同差不多。戴夫边看边皱起眉头。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在上面签了字。
没一会儿，里面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懒散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穿着衬衫和V领毛衣，戴着领带，拿着支手卷烟。“你们来得正好，”他一边把头发从眼角边拨开，一边用介绍的口吻说，“我们差不多都准备好了，这是你们第一次进录音棚吗？”
他们承认说是的。
“我们的任务是让你们的声音达到最佳状态，所以一定要听我们的指挥，明白了吗？”他似乎觉得他帮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忙，“进来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开始录音。”
戴夫问：“你叫什么名字？”
“劳伦斯·格兰特。”劳伦斯没说自己的职位，瓦利猜他是个希望彰显自己重要性的低级助理。
戴夫向劳伦斯介绍了自己和乐队的其他成员，这让劳伦斯颇不耐烦，随后他们一起进了录音棚。
录音棚是个灯光昏暗的大房间。一边放着一台巨大的施坦威钢琴，和瓦利在东柏林家的那台非常像。钢琴被罩子罩着，一部分隐没在一块幕布里。莱尼坐在钢琴前，从低音区到高音区试弹了所有琴键。这台钢琴具有施坦威特有的温暖音色，莱尼看上去很受触动。
一套鼓已经放好了。刘带来了自己的鼓，他准备换上。
劳伦斯问：“我们的鼓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我只是习惯了自己的鼓。”
“我们的鼓更适合录音。”
“那好吧。”刘收起自己的鼓，把录音棚里的鼓放回原位。
录音棚地板上放着三只音箱，指示灯亮着，显然已经通上了电。瓦利和戴夫把吉他连上VOX AC-30型音箱，布兹也把电贝斯连上了AMPEG牌音箱。然后他们用钢琴给各自的乐器校准音。
莱尼说：“我看不见乐队的其他人了，一定要有这块幕布吗？”
“是的。”劳伦斯说。
“幕布有什么用？”
“隔音。”
瓦利从莱尼的表情中看出他并没有被说服，但他并没有争执下去。
一个穿着羊毛衫的中年男人叼着烟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便和显然已经认识的戴夫握了握手，然后向乐队其他成员做了自我介绍。“我是埃里克·查普曼，是今天试演的监制。”他说。
这是掌握着我们未来命运的人，瓦利想，如果他觉得我们够棒，我们就有机会录制唱片。如果他不这么认为，我们就无法更进一步了。不知道他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更喜欢弗兰克·辛纳屈的爵士乐，而不是他们表演的摇滚乐。
“我想你们应该没进过录音棚，”埃里克说，“但千万别把这当回事。首先，别管录音棚里林林总总的录音设备，放松下来，就像平时在夜总会一样。如果有了点小错误，就让它过去。”接着他指着劳伦斯说，“拉里是这里的杂工，茶水、咖啡、换弦，需要什么都可以找他。”
瓦利不知道英语里的“杂工”是什么意思，但大体能猜出来。
戴夫说：“埃里克，有件事要和你商量。我们的鼓手刘带来了自己的鼓，他更习惯自己的鼓。”
“什么牌子的？”
刘回答说：“路德维希的牡蛎黑珍珠系列。”
“应该没什么问题，”埃里克说，“换上吧。”
莱尼问：“一定要有这块幕布吗？”
“我想是的，”埃里克说，“幕布能防止钢琴的麦克风录到鼓的声音。”
埃里克知道问题所在，瓦利心想，那个劳伦斯则是满嘴胡言。
埃里克说：“如果我喜欢你们，会交代你们接下来该怎样做。如果不喜欢，我不会拐弯抹角，我会直接说你们不是我想要的。明白了吗？”
乐队所有人都说明白了。
“好，那就试一下吧。”
埃里克和拉里退到一扇隔音门后，站在玻璃窗后面。埃里克戴上耳机，对着麦克风说话，他的声音通过墙上的一个小扩音器传到乐队成员耳中。“准备好了吗？”
他们都说准备好了。
“很好。孩子们，尽情表演吧。”
莱尼开始演奏起布吉伍吉。施坦威的音色非常完美。四个小节以后，鼓手、吉他手、贝斯手适时地加入进来。乐队每次在夜总会都会表演这首歌，他们可以娴熟地驾驭它。莱尼全神贯注，充满感情地把这首杰瑞·李·刘易斯的摇滚名曲表现出来。完成以后，埃里克未置可否，把他们的表演回放了一遍。
瓦利觉得听上去很棒。但埃里克是怎么想的呢？
“表演得很棒，”埃里克在第一首曲子结束以后通过内部通话器说，“有什么更流行一点的歌吗？”
他们表演了第二首《我是男子汉》。瓦利觉得莱尼这首歌的钢琴弹奏也同样无与伦比，音符像涓涓流水一样从琴弦中缓缓流出。
埃里克让他们再弹一遍这首曲子，于是他们又弹了一遍。接着埃里克走出了音响控制室。他坐在一只音箱上，点燃了烟。“我说我会照直说出自己的想法，”这话刚一出口，瓦利就知道他们没什么希望了，“你们演奏得很好，但内容太过时了。世上不需要第二个杰瑞·李·刘易斯或穆迪·沃特斯。我正在寻找下一个优秀的歌手或乐队，很可惜不是你们。我感到很遗憾。”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一个烟圈。“录音你们可以拿去随意处置，感谢你们的试演。”说着他站了起来。
乐队成员面面相觑，失望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
埃里克走回音响控制室。透过玻璃，瓦利看见他从唱片机上取下刚刚录好的唱片。
瓦利站起身，准备收好吉他。
戴夫打开自己的麦克风，声音扩大了好几倍：所有的设备都还开着。他弹响了一个和弦。瓦利犹豫着，戴夫这是想干什么啊？
戴夫开始唱《爱是什么》。
瓦利赶忙加入一起唱，两人同声合唱着。刘轻柔地敲起了鼓，布兹给他们加上了流畅的贝斯。不一会儿，莱尼的钢琴也加入进来。
两分钟以后，拉里把所有的音响设备都关了，演奏随即化为沉寂。
结束了，他们的试演以失败而告终。瓦利比自己预想的还要沮丧。他觉得他们的乐队非常棒，埃里克怎么会看不出这一点呢？他解下了吉他的背带。
埃里克走出控制室。“这他妈怎么回事？”他问。
戴夫说：“是我们的一首新歌，你喜欢吗？”
“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埃里克说，“你们为什么要停下？”
“拉里关掉了所有的音响设备。”
“拉里，你这个蠢货，快把它们全打开，”说完他转身问戴夫，“这首歌哪儿来的？”
“汉克·雷明顿为我们写的。”
“科尔德乐队的汉克·雷明顿吗？”埃里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疑惑，“他为什么要为你们写歌？”
戴夫仍然保持着坦诚。“因为他在和我姐姐约会。”
“哦，这就解释得通了。”
回到控制室之前，埃里克轻声对拉里吩咐了几句。“去给保罗·孔蒂打个电话，”他说，“他就住在附近。如果在家的话，你赶紧让他过来。”
拉里离开了录音棚。
埃里克退到门后。“准备好了就开始录音。”他通过内部通话器说。
桃色岁月乐队又一次表演了这首歌。
埃里克让他们又重复了一遍。
第二遍表演完后，埃里克又一次走出了控制室。瓦利担心埃里克觉得他们的表现不够好。“再来一遍，”他说，“这次先录伴奏，再录人声。”
戴夫问：“为什么？”
“你们不唱歌的时候弹得比较好，不弹的时候唱得比较好。”
他们演奏了一遍，然后在耳机里的伴奏下又唱了一遍。表演完以后，埃里克走出控制室，和他们一起听了一遍。这时录音棚里来了个留着披头士式蘑菇头的年轻男子，瓦利猜测这人应该就是保罗·孔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所有人再一次听了一遍伴奏和人声。埃里克坐在音箱上吸着烟。
播放结束以后，保罗用伦敦口音说：“这歌不错，我很喜欢。”
尽管只有二十岁，但他看上去自信而有权威。瓦利很想知道这个年轻小伙为什么有说这种话的权力。
埃里克猛吸了一口烟。“现在我们也许能做些什么，”他说，“但有个问题，钢琴部分还不怎么够格。莱尼，我不想冒犯你，但杰里·李·路易斯那种风格太沉重了。保罗来给你示范一遍，你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让保罗来弹钢琴，重新录一遍。”
瓦利看着莱尼。看得出莱尼很生气，但他却在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莱尼坐在琴凳上，平静地对埃里克说：“埃里克，我直说了吧，这是我的乐队，你不能把我踢走，让保罗进来。”
“莱尼，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才不会担心呢，”埃里克说，“保罗是皇家爱乐乐团的钢琴师，出过三张贝多芬的奏鸣曲专辑。他才不会想加入任何流行乐队呢。我倒希望他能考虑考虑——许多乐队渴盼着他的加入，期望依靠他的才能赶快登上排行榜呢。”
这下莱尼显得很傻。他语带不满：“好吧，只要我们能相互理解就行。”
保罗和除莱尼之外的乐队成员表演了一遍这首歌，瓦利很快就明白埃里克是什么意思了。保罗用右手弹奏出轻微的颤音，用左手奏出和弦，比刚才更加完美地演绎出了这首歌。
保罗示范完以后，莱尼又录了一遍。他试着模仿保罗，做得也还算不错，但就是缺了那种天分。
伴奏录了两次，一次由保罗弹钢琴，一次由莱尼弹。接着又录了三次人声。埃里克这才满意。“唱片的另一面还需要一首歌，”他说，“你们有没有水平相近的另一首歌？”
“等等，”戴夫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已经通过试演了？”
“当然通过了，”戴夫说，“难道我会在一个要打回去的乐队身上费这么多事吗？”
“这么说，《爱是什么》会被录成唱片吗？”
“希望如此。如果老板不同意，我立马就辞职。”
瓦利很惊讶埃里克竟然还有上司。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埃里克就是这家唱片公司的老板。这算是个小小的欺骗，瓦利记住了。
戴夫问：“你觉得这首歌能打榜吗？”
“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很多年，我不会作任何猜测。但如果我认为这首歌无法打榜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和你们谈，而是直接去酒吧逍遥了。”
戴夫笑着环视了一下乐队的其他成员。“我们通过了试演！”他说。
“是的，”埃里克不太耐烦地说，“现在，你们该想想唱片的另一首歌了。”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月之后，埃里克·查普曼在电话里对戴夫·威廉姆斯说，“你们要去伯明翰了。”
戴夫起初不明白埃里克在说什么。“伯明翰？”伯明翰是伦敦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一座工业城市，“去伯明翰干什么？”
“白痴，那是《美妙歌声》节目的录影棚。”
“太棒了，”戴夫高兴得差点透不过气来，《美妙歌声》是一个让歌手和乐队展示他们歌曲的电视节目，“我们可以上这个节目吗？”
“当然可以！《爱是什么》是当周最佳。”
唱片发售五天了。《爱是什么》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音乐节目里播放了一次，在卢森堡电台播放了好几次。令人吃惊的是，埃里克不知唱片总共卖出了多少——唱片业在销量统计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唱片选用了保罗弹钢琴的那个版本，莱尼假装对此不以为意。
尽管莱尼强调乐队是自己的，埃里克却把戴夫看作乐队的头。他问戴夫：“你们有合适的衣服上电视吗？”
“就穿平时的红衬衫黑牛仔裤就好了。”
“反正是黑白电视，穿这样就行，记得把头发洗干净。”
“我们什么时候去？”
“后天。”
“那我得翘课了。”戴夫担忧地说。翘课也许会惹麻烦。
“戴夫，你可能要辍学。”
戴夫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知道埃里克的预言会不会成真。
埃里克说：“后天早上十点在尤斯顿火车站会合，我这儿有你们的车票。”
挂上电话以后，戴夫又盯着电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要上《美妙歌声》了！
看来他真的可以靠弹吉他唱歌维持生计了。当这种前景变得越来越真实以后，害怕会有变数的担忧也越来越强烈。如果父亲让他必须找份正式工作的话，他的前途就全完了。
他立刻给乐队的其他人打电话，但暂时没跟家里人讲。戴夫不想承担被父亲阻止的风险。
这天晚上，戴夫整夜怀揣着这个激动人心的秘密。第二天午饭的时候，他请求和外号“头顶光”的校长威尔·法布罗先生见上一面。
进了校长的书房，戴夫感到有点心虚。低年级时他常因为在走廊里跑步等琐事被关在这个书房里。
他向校长解释了情况，假装父亲没来得及帮他写条子。
“在我看来，你已经在接受正规教育和成为流行歌手之间做出了选择。”法布罗先生皱着脸，带着明显的不屑地说出了“流行歌手”这个词，看上去像是被人逼迫吃了狗粮似的。
戴夫想对校长说：“其实我最想做的是妓院的守门人。”但法布罗校长的幽默感和他的头发一样稀少。“你就告诉我爸爸，说我的所有科目都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好了。”
“如果你的成绩无法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如果没法及格，你就升不上六年级，”校长明确地说，“你还有别的理由吗？放弃学业去上那个垃圾节目的理由。”
戴夫想反击校长的“垃圾”一词，但想想还是算了。“我还以为你会觉得电视台之行是一种体验式教育。”他有理有据地说。
“不对。现在谈什么体验式教育还为时甚早，教育是在课堂里实践的。”
尽管法布罗顽固得像头骡子，戴夫还是试着跟他讲道理。“我想在音乐界找到份工作。”
“你都没加入过学校的管弦乐团。”
“学校的管弦乐团根本不用一百年以内的乐器。”
“古老的乐器更好。”
戴夫发现很难控制住自己的火气。“我的电吉他弹得相当好。”
“在我看来，电吉他根本不是什么乐器。”
戴夫再也忍不住了，他提高音量，挑衅地问：“那电吉他是什么？”
法布罗抬起下巴，表现出目空一切的神态。“只不过是个制造噪音的玩意儿罢了。”
戴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爆发了。“那是你自大无知！”他说。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不仅自大无知，还是个种族主义者。”
法布罗站起身。“马上给我出去！”
“你自己还不觉得你的自大和无知有什么问题，那是因为你只是个富人子弟学校的无能校长！”
“快给我闭嘴！”
“你想都别想！”说完他离开了校长的书房。
到了书房外的走廊里，他才意识到自己永远回不到教室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意识到，自己也永远无法待在学校了。
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在出了这么一通气以后，戴夫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学校。
就这样吧，他无奈地离开了学校大楼。
戴夫去附近的咖啡馆，要了鸡蛋和薯片。怒骂校长以后，学校再也不会收留他了。感到解放的同时，他又非常害怕。
但戴夫并不为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他有机会成为流行巨星——怎么能听凭学校让机会从他身边白白溜走呢？
讽刺的是，得到了自由以后，他反倒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回到校门口等琳达·罗伯特森。
放学后，他把琳达送回家。班里的同学自然注意到了他的缺席，但老师却什么都没说。把事情告诉琳达以后，琳达大为吃惊。“你无论如何都要去伯明翰吗？”
“是的。”
“那你就要辍学了。”
“实际上我已经辍学了。”
“辍学后你想干什么？”
“如果这张唱片能上流行歌曲排行榜，我就租套房子和瓦利一起住。”
“太棒了，但如果上不了榜呢？”
“那我就麻烦了。”
琳达把戴夫领进了家门。琳达的父母不在，他们和以往一样进了琳达的卧室。接吻之后，琳达让戴夫抚摸了她的乳房，但戴夫知道琳达心有不安。“怎么了？”她问。
“我很清楚，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流行乐巨星。”琳达说。
“你高兴吗？”
“你会被贪图虚荣的女孩们团团围住的！”
“能那样就好了！”
琳达哭了起来。
“对不起，”戴夫赶忙道歉，“我是开玩笑的。”
琳达说：“对我来说，你一直是那个喜欢和我聊天的小男孩，那个没有任何女生想和你接吻的小男孩。但自从你加入乐队，成为学校里最酷的男生以后，所有女孩都嫉妒我。现在你又要出名了，我也要失去你了。”
戴夫知道琳达是想让他发誓忠于她。他的确很想表示这份忠诚，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戴夫真的很喜欢琳达，但他还不到十六岁，还不到被爱束缚的年纪。可无论如何，他都不想伤害琳达。于是他说：“我们先看看接下来会怎样好吗？”
尽管掩饰得很快，戴夫还是看出了她的失望之情。“这样也好。”琳达说。擦干眼泪以后，两人一起喝茶，吃巧克力饼干。直到琳达的妈妈回家，戴夫才离开。
回到彼得大街的家以后，家里一如往常，看来校方没有打电话给父母。自以为是的“头顶光”校长显然更想写一封信。这至少能让戴夫多消停一天。
第二天早晨来临之前，戴夫什么都没和父母说。早晨八点，父亲离开了家。看到父亲离开，戴夫对母亲说：“我不去学校了。”
黛西并没有勃然大怒。“想想你爸爸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她说，“你也知道，他是个私生子。参政前你奶奶在东区一家血汗工厂里上班。你奶奶的父亲是个矿工。尽管出身如此贫寒，他还是进了世界最好的大学。三十一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在政府里任部长了。”
“我和他不一样。”
“你们当然不一样，但不去读书的话，他会觉得你是想把威廉姆斯家这好几代人孜孜以求才得到的东西弃之而不顾。”
“我有我的生活。”
“这我知道。”
“我已经离开了学校。离开学校前，我和‘头顶光’大吵了一架。你们今天也许会收到他的信。”
“天啊，你爸爸可能会觉得这种事很难原谅。”
“我知道，所以我也要离开家。”
黛西哭了。“你这是要去哪儿？”
戴夫也有想哭的冲动，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我会在青年旅舍待上几天，然后和瓦利合住一个套间。”
黛西把手放在儿子胳膊上。“别气你爸爸，他很爱你。”
“我没生他的气，”戴夫言不由衷地说，“我只是不想被他拖住前进的步伐。”
“都怪我，”黛西说，“你和我一样固执，一样倔。”
戴夫很吃惊。他知道妈妈的第一段婚姻很不快乐，但从来没有把母亲想成一个很倔的人。
黛西补充道：“希望你别像我那样，犯下难以挽回的错。”
离开家之前，黛西把钱包里的钱都给了戴夫。
瓦利在玄关等着戴夫，两人带着吉他离开家。离开家走在街上，戴夫就不觉得懊悔了，只是感到兴奋和不安。他要上电视了！可他为此却赌上了一切。每次想到自己已经离开了家和学校，他就觉得有些眩晕。
他们乘地铁到了尤斯顿车站。必须确保电视亮相能够成功，这对戴夫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唱片不能大卖，导致乐队失败，之后会怎么样？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了。他也许得和瓦利一样，在飞驰夜总会洗杯子。
如何才能使唱片销量大增？他该做些什么呢？
戴夫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唱片卖得更好。
埃里克·查普曼穿着条纹西装等在火车站。戴夫和瓦利到达火车站的时候，布兹、刘和莱尼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带着吉他上了火车。拉里·格兰特这时正开着一辆小货车把音箱和鼓送到伯明翰，没人敢把珍贵的吉他交付于他。
在火车上，戴夫对埃里克说：“谢谢你的车票。”
“别谢我，火车票钱从你们的酬金里出。”
“你是说电视公司会给我们演出的酬金吗？”
“是的，除了开销以外，我要拿掉四分之一的分成。余下的才是你们的。”
“怎么会这样？”戴夫问。
“因为我是你们的经理人。”
“你是我们的经理人吗？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早就签了合同。”
“我签过什么合同了吗？”
“当然签过，不然我就不会帮你们录音了。我看上去像个义工吗？”
“我明白了——你是说试演前签的那张纸吧。”
“是的，就是那张纸。”
“接待员说那是保险文件。”
“保险也是文件上的事项之一。”
戴夫觉得自己被戏弄了。
莱尼说：“埃里克，电视周六才播，你怎么让我们周四就来啊？”
“节目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先拍好的，只有一两个环节进行现场直播。”
戴夫非常吃惊。《美妙歌声》节目给他的印象是个年轻人们载歌载舞的快乐聚会。他问埃里克：“会有观众吗？”
“今天没有。你们必须装作面对几千个激动得愿意为你们献身的少女在演唱。”
贝斯手布兹说：“这很简单，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一边想象着看我表演的少女一边演出了。”
这显然是在说笑，但埃里克却说：“他说得没错。看镜头的时候，你们就想着你们认识的最美的少女正在那里褪去胸罩。我向你们发誓，这样你们就会露出观众想看的那种笑容了。”
戴夫意识到自己笑了，埃里克的魔法也许会有用。
下午一点，他们到达了摄影棚。摄影棚不像他们想的那么漂亮，反而像工厂一样有些脏乱。拍摄进镜头的部分非常华丽，其他地方却又烂又破。职员们忙碌地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根本顾不上理睬他们。戴夫觉得，所有人都像知道他们是菜鸟一样在轻看他们。
他们到的时候，一个叫“比利和他的孩子们”的乐队正在台上演唱。乐队正在合着大声播放的唱片又唱又跳。他们没有戴麦克风，吉他也没连上音箱。戴夫从朋友那里听说过，大多数观众并不会意识到表演者其实都是在假唱，真不知道电视观众为什么会这么笨。
莱尼很看不起这个乐队，但戴夫却深受触动。他们笑容可掬地对着并不存在的观众进行表演，一曲结束，他们像是在接受着掌声一样对着观众鞠躬挥手。接着他们又不乏热情地再次表演了一遍。戴夫意识到，这才是职业的态度。
桃色岁月的更衣室又大又干净，四周的几面大镜子非常闪亮，化妆间里还有个放满了饮料的冰箱。“这比我们过去用过的更衣室都好，”莱尼说，“厕所里甚至有卫生纸。”
戴夫换上红衬衫，然后回到摄影棚旁观。米姬·麦克菲正在舞台上表演。她在五十年代有许多打榜歌，现在正图谋东山再起。戴夫觉得米姬至少有三十岁了，但穿着凸出曲线的紧身粉红色衬衫的她看上去格外性感。米姬的声线非常迷人。她正在演唱的是一首悲伤的灵歌《伤我太深》，她的嗓音像黑人女孩一样奔放。戴夫很想知道，拥有这么强的信心是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像肚子里全是毛毛虫一样，感到紧张万分。
摄像师和技术人员都很喜欢米姬的表演——他们大多数都是比戴夫大一辈的人。米姬的表演结束以后，他们致以了长时间的掌声。
米姬下台的时候看见了戴夫，“小鬼，你好。”她说。
“你的表演很棒。”说完，戴夫向她作了自我介绍。
米姬向戴夫问起乐队的事情。讲到汉堡的时候，他们的对话被一个穿着菱形格子衬衫的男人打断了。“轮到桃色岁月出场了，”来人轻声说，“米姬，对不起打断了你们的谈话。”接着他转向戴夫。“我是制片人凯利·琼斯。”他上下打量着戴夫，“你看上去很不错，拿着你的吉他，赶快登台吧。”说完他再次看了杰姬一眼。“演出以后你把他吃了都行。”
杰姬抗议道：“你连和这孩子做戏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宝贝，会让你得逞的。”
米姬挥手告别，然后就消失了。
戴夫知道这些话里没一句是真的，他们只是在调侃。
没时间想这个。上台以后，桃色岁月的几个成员被带到了各自应该站的位置。和往常一样，莱尼像猫王一样竖起了领子。戴夫告诉自己千万别紧张：他们只是在假唱，弹错了唱错了都没关系。各就各位以后，唱片开始播放，瓦利伴着唱片弹起了前奏。
戴夫看着空空荡荡的观众席，想象着米姬把衬衫从头顶脱掉，露出里面黑色胸罩的样子。他一边想，一边开心地面对镜头唱起了和声。
唱片播放了两分钟，但戴夫却觉得没几秒就结束了。
戴夫希望制片人让他们再表演一次。乐队成员都等在台上，看着凯利·琼斯和埃里克进行激烈的讨论。过了一会儿，两人走到乐队成员面前。埃里克说：“伙计们，有个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和你们商量。”
戴夫害怕他们的表演有什么差错，从而葬送了这次露脸的机会。
莱尼问：“什么技术问题？”
埃里克说：“莱尼，我很抱歉，问题就在于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埃里克把目光转向凯利。凯利说：“这个节目要求穿着时髦的衣服，留披头士发型，表演者都是些贴近最新时尚的年轻人。莱尼，我感到很抱歉。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发型也早已过时了。”
莱尼愤怒地说：“那我还真是抱歉啊。”
埃里克说：“莱尼，制作方希望你不要参与。”
“想都别想，”莱尼说，“这是我的乐队。”
戴夫很害怕。他牺牲了一切才得到了电视演出的机会，怎么能眼看着它泡汤呢！他赶忙说：“如果让莱尼放下领口，把头发往前梳，你们看行吗？”
莱尼说：“我不可能这么干。”
凯利说：“那也显得年纪大了点。”
“我无所谓，要么全留下，要么一个也不剩，”他环视了一遍乐队成员，“伙计们，你们说是吗？”
没人接他的话。
“你们说是吗？”莱尼又问了遍。
戴夫非常害怕，但还是鼓足了勇气说：“莱尼，很抱歉，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莱尼气急败坏地说，“一开始我就不应该同意让乐队改名字的。‘禁卫军’更具有摇滚精神，现在只有那些校园乐队才他妈叫什么‘桃色岁月’。”
“在没有莱尼的情况下再表演一次吧。”凯利不耐烦地说。
莱尼说:“所以我这是从自己的乐队里被赶走了吗？”
戴夫觉得自己像个叛徒。他说：“就今天，就这一次。”
“不是这么回事。”莱尼说，“我的乐队上了电视，但我却不在里面，这让我怎么向朋友们交代？真他妈该死。这是个是与非的问题。如果你们现在让我离开，那我就永远地离开了。”
仍然没有人接他的话。
“那我走了。”说完他离开了摄影棚。
所有人都满脸羞愧，仿佛做了错事一般。
布兹说：“太残忍了。”
埃里克说：“可演出行业就是这样。”
凯利说：“我们再拍一次吧。”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以后，戴夫担心自己无法愉快地表演。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表演得竟然非常好。
他们唱了两遍，凯利说非常喜欢他们的表现。凯利对能得到他们的理解表示感谢，希望他们不久后能再次登台。
乐队回化妆间后，戴夫却一个人留在摄影棚里，在观众席独自待了一会儿。戴夫觉得身心俱疲。他完成了电视初演，却背叛了自己的表哥。他忘不了莱尼给他的种种建议。我是个忘恩负义的无赖，他心想。
回化妆间的路上，他朝一扇打开的门里看了一眼，看见米姬·麦克菲在自己的化妆间里，拿着一个酒杯。“你喜欢伏特加吗？”她问。
“我没喝过伏特加，不知道是什么味。”戴夫说。
“我来告诉你。”米姬用脚踢上门，搂住戴夫的脖子，张嘴亲吻着他。她的舌头带着些琴酒的味道。戴夫激情地回吻了她。
米姬挣脱开戴夫，往杯子里添了些伏特加，然后把酒杯交给戴夫。
“你喝吧，”戴夫说，“我喜欢刚才那样。”
米姬喝干了杯中的酒，然后再次和戴夫接吻。吻过之后，她说：“孩子，你简直像洋娃娃一样可爱。”
米姬退后一步，把粉红色的紧身衣撩过头顶，扔在一旁。这让戴夫既吃惊又欣喜。
她戴着黑色的胸罩。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三章
德米卡的外祖母卡捷琳娜死于心脏病，享年七十岁。她被安葬在满是纪念碑和小教堂的新圣女公墓。墓石就像一块块冰块，上面全是雪。
新圣女公墓是为重要人物准备的安息之所。卡捷琳娜能安葬于此是因为德米卡的外公、十月革命英雄格雷戈里也将安葬于此。他们已经结婚快半个世纪了。当一生的伴侣被安葬时，格雷戈里神情恍惚，完全接受不了妻子已逝的事实。
德米卡很想知道爱着一个女人半个世纪然后突然失去是什么样的感觉。格雷戈里总是对子孙们说：“我很幸运能拥有她，我真是太幸运了。”
这样的婚姻也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德米卡琢磨着。他们相亲相爱，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经历了一次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还养育了儿辈和孙辈。
德米卡很想知道，五十年后自己入土之时，世人又将如何评价自己的婚姻？“在死之前，没有人能被定义为幸福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曾这样说过。德米卡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了这句名言，之后曾经好多次回想起这句话。年轻时的誓言很容易被之后的种种伤心事击碎，智慧也常常伴着苦难。回顾以往，年轻的卡捷琳娜曾经被格雷戈里风流成性的弟弟列夫迷惑，之后列夫却留下怀孕的她一个人去了美国。格雷戈里娶了卡捷琳娜，把沃洛佳当作自己的儿子养大。尽管开始很不顺利，但外祖父母的一生却很幸福，他们的幸福生活印证了埃斯库罗斯这句名言。
德米卡的婚姻同样是一次令人吃惊的怀孕触发的。也许他和尼娜的婚姻也能像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一样快乐和幸福。尽管还对娜塔亚恋恋不舍，但德米卡希望自己能和尼娜白头到老。他希望自己能忘了娜塔亚。
他看着墓碑另一边的沃洛佳舅舅、卓娅舅妈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五十岁的卓娅依然非常美丽。他们的婚姻看来也非常美满。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如何。故去的父亲是个非常冷酷的人。也许是秘密警察的身份造就了这样的性格：怎能指望一个做如此残酷工作的人能有爱和同情心呢？德米卡望着为失去母亲而痛苦垂泪的妈妈安雅。父亲死后，母亲似乎比以前更快乐了一点。
德米卡透过眼角的余光审视着尼娜。尼娜看上去很悲痛，却没有流泪。嫁给他，她快乐吗？尼娜离过一次婚，两人相遇时，尼娜说她不想结婚，也不会有孩子了。现在她抱着他们九个月大的孩子，裹着条熊皮毯子的小格雷戈里站在他身旁。德米卡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尼娜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格雷戈里参加过1917年攻占冬宫的战役，许多人参加了他妻子的告别式，其中有许多人在苏联位高权重。浓眉大眼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正忙着和前来吊唁的人打招呼。格雷戈里二战时的手下米哈伊尔·普什诺伊元帅抚着繁茂的灰白胡子，向卓娅舅妈施展着自己的魅力。
沃洛佳舅舅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来，于是在红场附近的一家餐馆摆了个招待宴。苏联的餐馆里的菜大多很难吃，侍者态度也很差，是一类让人提不起劲的地方。德米卡从格雷戈里外公和沃洛佳舅舅那里听说过，西方的餐馆比这强多了。但沃洛佳舅舅订的却是典型的苏联餐馆。到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满是烟蒂的烟灰缸和肮脏的桌子。食物都谈不上美味：干巴巴的烤薄饼、放了几天的烤面包、切得零零碎碎的煮鸡蛋和熏鱼。好在餐馆里准备了很多苏联人都喜欢的伏特加。
苏联的粮食危机结束了。赫鲁晓夫成功地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买来小麦，冬天不再会有饥荒了。但这次危机暴露了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赫鲁晓夫希望提高苏联农产品的产量，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是他失败了。他大声疾呼要解决农业上的低效和愚昧，但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赫鲁晓夫在农业上的失败标志着他的改革的全盘失败。尽管不乏好点子，也敢于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但除了军事力量，苏联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了西方几十年。
更糟的是，克里姆林宫反对赫鲁晓夫的人中，不仅有反对改革的人，更有正在宴席上为格雷戈里的战斗功勋大唱赞歌的勃列日涅夫和普什诺伊元帅等保守派。德米卡前所未有地为苏联，为赫鲁晓夫，为自己的前程感到了担忧。
尼娜把婴儿交给德米卡，喝了一杯酒。很快，她就和勃列日涅夫、普什诺伊元帅一起笑开了。德米卡早就注意到，人们经常会在葬礼后的宴席上谈笑风生。
尼娜有权好好享受一下——一年来，她承受了怀孕、生子、哺乳的巨大牺牲，是时候让她好好轻松一下了。
她原谅了肯尼迪遇刺那天晚上德米卡对她撒的谎。德米卡用另一个谎让她平静了下来。“工作晚了以后，我和几个同事喝了点小酒。”她生了一会气，但很快就消了，现在更是完全忘了有那么回事。德米卡很确定，尼娜丝毫没有怀疑他对娜塔亚的那份不正当的感情。
正想到这里，他妹妹叫住了他。“你看到尼娜在干什么了吗？”
德米卡笑了。“她喝醉了是吗？”
“还在和人调情。”
德米卡并没感到心绪不宁。他没有谴责尼娜的立场：和娜塔亚在河畔酒吧喝酒的时候，他也在无意之中背叛了尼娜。他对坦尼娅说：“只是个聚会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坦尼娅压抑不住抱怨的冲动。“我发现每次她总是接近宴会厅里官职最高的那个人。勃列日涅夫就算了，她竟然还跟比她大二十来岁的普什诺伊元帅眉目传情。”
“有些女人就喜欢权力嘛。”
“你知道尼娜的第一任丈夫把她从彼尔姆带到莫斯科，为她在钢铁联盟找了份工作的事吗？”
“我不知道。”
“她转眼就离开了他。”
“你怎么知道的？”
“尼娜的妈妈跟我说的。”
“尼娜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有一个儿子。”
“还有政府公寓的住房。”
“你觉得她是那种招摇撞骗的女人吗？”
“我是在担心你。你很聪明——只是在女人方面常犯蠢。”
“尼娜是有点物质，但这并不算是什么大罪。”
“那你是不在乎了。”
“我不在乎。”
“好吧。如果她胆敢伤害我哥哥的话，我就把她的眼珠子给挖出来。”
丹尼尔走进塔斯社大楼的食堂，坐在坦尼娅对面。他放下盘子，在衬衫领口塞了块保护领带的手帕。接着他对坦尼娅说：“《新世界》杂志的人很喜欢那篇《冻伤》。”
坦尼娅非常激动。“太好了，”她说，“这时间也太长了——至少六个多月了，但他们喜欢就好。”
丹尼尔往塑料杯里倒了点水。“这将是《新世界》刊登的最大胆的文章之一。”
“你是说他们会在杂志上发表吗？”
“是的。”
坦尼娅真希望能把这个消息告诉瓦西里。但他只能自己在杂志上找到这篇文章。西伯利亚的图书馆一定有《新世界》，她很想知道瓦西里能不能看到这份杂志。“什么时候发表？”
“还没决定，他们做任何事都不希望太过急切。”
“我会耐心等。”
德米卡被电话铃声吵醒了。电话里，一个女人对他说：“你不认识我，但我有些事要告诉你。”
德米卡很疑惑。这声音是娜塔亚，但她为什么会说“你不认识我”呢？他愧疚地看了躺在身旁的尼娜一眼。尼娜的眼睛依然紧闭。他看了看钟：这时是早上五点三十分。
娜塔亚说：“听我说，别问问题。”
德米卡的脑子开始运作了。娜塔亚为什么装成一个陌生人对他说话？显然，娜塔亚也想让德米卡把她当成陌生人。娜塔亚是怕躺在德米卡身边的妻子听出她对他的感情吗？
德米卡按娜塔亚设计的台本配合演戏。“你是谁？”
“有人在密谋反对你的上司。”
德米卡意识到他原先的想法完全错了。娜塔亚怕的是电话会被窃听。她不想让克格勃的监听者从对话里打探出她的身份。
他感到一阵害怕。无论真假，这对他都意味着麻烦。他问娜塔亚：“谁策划的？”
睡在身边的尼娜睁开了眼睛。
德米卡无助地耸了耸肩，向尼娜示意：我也不知是怎么了。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联手其他政治局成员正在谋划一场政变。”
“该死。”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六七个权力最大的阁僚之一。他很保守，缺乏想象力。
“他已经把波德戈尔内和谢列平收买了。”
“他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德米卡违背了娜塔亚不准提问的约定。
“他们意图在赫鲁晓夫从瑞典回国的时候逮捕他。”赫鲁晓夫计划六月出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觉得赫鲁晓夫已经疯了。”说完这句，电话就断了。
德米卡挂上电话，又骂了句。
“什么事啊？”尼娜睡眼蒙眬地问。
“工作上的事情，”他说，“继续睡你的吧。”
尽管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在狂喜和焦虑之间切换，但赫鲁晓夫绝对没疯。他焦虑的原因是苏联的农业危机。不幸的是，他经常会被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吸引：药效超强的农药、特别的授粉方法或是新的农产品种类。他唯一明确拒绝的是放松中央调控的建议。尽管如此，他仍是苏联的最大希望。勃列日涅夫一点都没有改革思想。如果让勃列日涅夫成了总书记，等待苏联的只能是倒退。
德米卡担心的不只是赫鲁晓夫的未来，还有自己的未来。他必须把娜塔亚告诉他的事通知赫鲁晓夫。总的来说，告诉比隐瞒要好，但骨子里是个农民的赫鲁晓夫却总是惩罚告诉他消息的人。
德米卡问自己，是不是到了作出改变、抛弃赫鲁晓夫的时候。这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助理们必须听令行事。但也不是没办法换个上司：另一个大人物可以以需要他的特殊技能为由调他过去。德米卡可以试着攀上一个政变者，比如说勃列日涅夫。但这有什么意思呢？他的工作也许能继续下去，但已经全然没有了意义。德米卡可不想去帮勃列日涅夫开历史的倒车。
想挽救改革果实的话，他就应该帮助赫鲁晓夫挫败政变的图谋，坐视不管只能使现在的政权遭受灭顶之灾。
这天是196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的七十岁生日。德米卡将是第一个向他祝寿的人。
这时，小格雷戈里在隔壁哭了起来。
德米卡说：“他被电话声吵醒了。”
尼娜叹口气，坐了起来。
德米卡飞快地洗漱穿衣，然后把摩托车推出车库，骑车前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市郊列宁山的别墅。
他和一辆给赫鲁晓夫送生日礼物的小货车同时抵达了列宁山。他看见警卫们把一个带有刻字金属铭牌的电视机送进客厅。铭牌上写着：
和你共事的
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
敬赠
赫鲁晓夫经常愠怒地叫人不要拿公款给他买礼物。但人人都知道他私下里很喜欢接受这些礼物。
管家伊万·泰珀把德米卡带到楼上赫鲁晓夫的更衣室。更衣室的衣服架子上挂着一套新的黑西装，是赫鲁晓夫用来参加今天庆祝仪式的。赫鲁晓夫的三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已经别在了胸口。他正穿着睡袍，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
伊万帮赫鲁晓夫穿衬衫系领带的时候，德米卡把电话里听说的政变一事告诉了赫鲁晓夫。如果他让克格勃调查这通电话，克格勃就会发现这是个匿名来电。娜塔亚和以往一样聪明。
“我不知道这事重不重要，我觉得这个不应由我来决定。”德米卡小心谨慎地说。
赫鲁晓夫对此不屑一顾。“亚历山大·谢列平还没有做好当领袖的觉悟。”他说。谢列平原先是克格勃头子，现在当上了副总理。“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气量太小。勃列日涅夫也不怎么适合。你知道人们把勃列日涅夫称为‘芭蕾舞女’吗？”
“不知道。”德米卡很难把那个一点都不优雅的壮实大汉和芭蕾舞女联系在一起。
“那是战前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当州委书记时得到的绰号。”
德米卡知道赫鲁晓夫想让他把话问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绰号？”
“因为任何人都能让他改变主意！”大笑了一阵以后，赫鲁晓夫穿上了西装。
政变威胁被一句玩笑话轻松地化解了。德米卡为没有因轻信愚蠢的报告受到批评而大松了一口气。但他很快又被新的担忧笼罩了。赫鲁晓夫的直觉对吗？他的直觉一直很可靠。但娜塔亚总能得到第一手的信息。就德米卡所知，娜塔亚也是一次都没错过。
这时赫鲁晓夫开始追因溯源起来。他眯起狡黠的双眼问：“这些精明的密谋者有什么不满吗？匿名的来电人想必把原因告诉你了。”
这是个很尴尬的问题。德米卡不敢告诉他有人觉得他疯了。他急中生智：“是粮食问题，有人把去年的歉收归罪于你。”他觉得这个原因不太站得住脚，希望没有冒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有些恼怒。“我们需要新的播种方法，”他说，“必须让农民都按李森科教的方法种田！”他摸索着西装纽扣，最后还是由伊万帮他扣上了。
德米卡一直面无表情。特洛菲姆·李森科是个四处行骗的二流研究员，他的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却因为骗取了赫鲁晓夫的信任而扶摇直上。李森科承诺的增产从没实现过，但他却设法让国家领袖认为他的对手都是些“对抗进步”的家伙，这和在美国称人为“共党分子”一样严重。
“李森科在奶牛身上做实验，”赫鲁晓夫说，“他的竞争对手用的却是果蝇。那他妈的能得出什么狗屁结果？”
德米卡想起了卓娅舅妈口中的科学实验。“我想基因在果蝇身上会进化得——”
“基因是什么狗屁玩意儿？”赫鲁晓夫说，“任何人都没见过所谓的基因。”
“也没人见过原子核，但原子弹却毁灭了广岛。”话一出口，德米卡就后悔了。
“你懂什么？”赫鲁晓夫咆哮道，“你只是鹦鹉学舌地把听到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别有用心的人就是专门利用你这种无知的家伙散布谣言的。”他摇动拳头，“看着吧，收成马上就要提高了。一边去，别挡我的道！”
赫鲁晓夫拨开德米卡，离开了更衣室。
伊万·泰珀对德米卡抱歉地耸了耸肩。
“别担心，”德米卡说，“他以前也对我吼过，明天他就不记得了。”他希望这是真的。
德米卡宁愿赫鲁晓夫对他发发脾气，也不愿总书记一错再错。赫鲁晓夫对农业的判断完全错了。政治局里最出色的经济学家阿列克谢·柯西金做了放松对工农业控制的改革一揽子计划。在德米卡看来，相比奇迹般的产量增加，柯西金的方案才是该走的正道。
赫鲁晓夫和阴谋政变者一样错了吗？德米卡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尽全力进行了预警，但他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挫败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企图。
下楼的时候，他听见餐厅里传出鼓掌声。赫鲁晓夫正在政治局成员那里接受祝贺。德米卡在过道里停下了脚步。掌声停歇以后，他听见勃列日涅夫用特有的男低音说：“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我们是你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亲密同伴。在你七十岁生日之际，作为你的亲密同事和友人，我们向你致以最衷心的祝愿和问候。”
即便在苏联，勃列日涅夫的祝词也太过了一些。
这不是什么好迹象。
不久，德米卡分得了一套别墅。
他得付点房租，但那只是名义上的。和苏联许多奢侈品一样，能否轮得上比价格多少要关键得多。
度假用的别墅是许多苏联家庭的第一梦想。（其次是汽车。）这样的奢侈品自然只有共产党员才轮得上。
“不知道别墅是怎么来的。”德米卡打开信以后沉吟着。
尼娜觉得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为赫鲁晓夫同志工作，”她说，“我们早就该分到别墅了。”
“不是的，一般要工作好些年才能分到别墅。我想不出最近我有什么让他满意的地方。”说到这里，他想起了和赫鲁晓夫在基因问题上的争执，“事实恰恰相反。”
“他喜欢你啊。有人给他列了张空闲别墅的列表，他把你的名字列了上去，这种事他根本不会思考超过五秒吧。”
“也许你是对的。”
别墅可能在海边，也可能位于乡间。之后的那个星期天，德米卡和尼娜终于知道自家的别墅是什么样的了。他们带上野餐的材料，然后带小格雷戈里坐上火车。火车把德米卡一家带到了距离莫斯科三十英里的乡村。夫妇俩充满渴望和惊奇。一个火车站员为他们指路，告诉他们去所谓的“山林小屋”该怎么走。他们十五分钟就走到了那里。
房子是一层的木屋，有一间兼作厨房的客厅和两间卧室。屋外有个沿着小溪建成的花园。德米卡觉得这里简直就像天堂一样。他不知自己做了什么，竟然会如此幸运。
尼娜也很喜欢这个别墅。她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打开各处的橱柜。德米卡已经好几个月没看到尼娜这么高兴了。
还没完全学会走路的小格雷戈里似乎很高兴能找到个新地方，能让他跌倒站起身，起身再跌倒。
德米卡对未来很乐观。他仿佛看见自己和尼娜之后的每年夏天都到这里过周末，每次都会为小格雷戈里和前一年的不同感到惊喜。小格雷戈里的成长可以用每年夏天在这里的假期进行度量——下个季节他就该开口说话了，再下个夏天会数数，然后是玩接球、读书和游泳。小格雷戈里很快就能从学步的婴孩变成爬树的儿童，变成长着雀斑的少年，变成让农庄里的女孩子感兴趣的小男子汉。
别墅已经一年多没用过了，他们打开了所有的窗户，然后开始擦拭家具，清扫地板。别墅已经装修了一部分。夫妇俩列出了一张下次需要带来的物品清单：收音机、茶壶、水桶。
“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带格雷戈里周五一早就来这儿，”尼娜一边在水槽里洗碗，一边对德米卡说，“你可以周五晚上来，加班的话也可以周六早上来。”
“你不介意晚上一个人待在这儿吗？”德米卡在擦拭厨房里油迹的时候问，“会有点孤单的。”
“你很清楚，我不是那种神经质的人。”
小格雷戈里哭着要吃东西，尼娜坐下来喂他。德米卡看了看屋外的情况。为了防止他掉进小溪，有必要在花园四周围一道栅栏。小溪并不深，但德米卡记得曾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孩子在三英寸浅的水里都能溺水。
隔墙是一个更大的花园。德米卡很想知道隔壁住着谁。墙上的门没锁，因此他推开门，走进了隔壁的花园。他进入了一个小树林，走出树林后，他看见了一幢更大的房子。德米卡的别墅很有可能是这家园丁的住宅。
因为担心触及别人的隐私，德米卡折返回家，却面对面遇上了一个穿着制服的士兵。
“你是谁？”士兵问他。
“我是刚搬进隔壁小屋的德米特里·德沃尔金。”
“那房子很不错——你运气真好！”
“我只是想四处看看，希望没有冒犯你。”
“你最好乖乖待在墙的另一边。这是普什诺伊元帅的别墅。”
“普什诺伊元帅吗？”德米卡问，“他是我外公的朋友。”
“看来这就是你能分到别墅的原因了。”士兵说。
“是的，”德米卡却有些担心，“我想是的。”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四章
乔治的公寓在国会山附近一幢又高又窄的维多利亚式排屋的顶楼。和现代的住宅相比，他宁愿住在这里：他喜欢十九世纪房屋特有的结构。他有几把皮椅、一个高保真音箱、几个书架和代替了繁琐窗帘的帆布百叶窗。
维雷娜的出现更是给这套公寓锦上添花。
他喜欢看着维雷娜在公寓里的日常起居：坐进沙发踢掉鞋；穿着胸罩和短裤煮咖啡；裸体在浴室里刷她那口完美无瑕的牙齿。但他还是最喜欢看维雷娜这时睡在床上的样子：柔软的嘴唇张开，表情安宁，纤细的手臂微微舒展，露出性感的腋窝。乔治常会凑上前，亲吻她的腋窝。维雷娜总会哼上几声，但不会醒来。
维雷娜每月来一次华盛顿，每次都会住在乔治的公寓。每月一次的相见让乔治很是难耐。他希望维雷娜能一直待在身边。但维雷娜不想放弃她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那里的工作，乔治也同样无法离开鲍比·肯尼迪。两人的关系只能停滞不前。
乔治起身，光着身子走进厨房。他煮上了一壶咖啡，想到了只顾着和杰姬一起怀念兄长、政治生涯无限受阻的鲍比。
鲍比是公众希望的副总统人选。十一月时约翰逊没有请求鲍比成为他的竞选伙伴，但也没把鲍比从可能的人选之中划掉。约翰逊总统和鲍比·肯尼迪都不喜欢对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组队在竞选中带领民主党走向胜利。
无论如何，鲍比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和约翰逊交上朋友，摆低一点姿态就能和林登长期合作。乔治和朋友斯基普·迪克逊做着谋划：约翰逊总统接受鲍比和艾瑟尔的邀请，去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希克里山的宅邸进行午餐会；两人当着众人的面在国会山的走廊里握几次手，或让鲍比在演讲中说林登是哥哥合适的继任者。这些安排都不难做到。
乔治希望这些能够发生。选战可能可以使鲍比摆脱悲痛所致的懒散，也可以让他享受到参加总统竞选的喜悦。
和对司法部长的职位进行变革一样，鲍比也同样能在通常无关紧要的副总统工作中做出非同一般的事业。他可以在自己信仰的事业上提出备受瞩目的主张，民权法案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鲍比首先得恢复以前的活力。
乔治倒了两杯咖啡，回到卧室。上床前他打开了电视机。和埃尔维斯一样，乔治在每个房间都放上了电视机：太久不看新闻，他就会浑身不自在。“我们来看看谁能赢得共和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预选。”他说。
维雷娜睡意蒙眬地说：“宝贝，我想就这么睡到死。”
乔治笑了。维雷娜经常能逗他发笑。这是她身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别闹了，”乔治说，“你不是也想看新闻吗？”
“你说得对。”她坐起来，啜饮着乔治拿来的咖啡。床单从维雷娜身上落下，乔治努力不去看她的裸体，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视画面上。
在共和党的预选中领先的是来自亚利桑那的右翼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提倡自由主义的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戈德华特痛恨工会，痛恨社会福利，痛恨苏联，尤其痛恨民权法案。洛克菲勒拥护取消种族隔离，是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
至今两人的对抗一直很胶着，但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可能是决定性的。胜者可以得到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选票，这些票数占了共和党预选总票数的百分之十五。昨夜的获胜者几乎肯定能拿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广告结束以后，新闻开始了，共和党的预选是这天的头条新闻。戈德华特赢得了加利福尼亚。他的优势不大——百分之五十二对百分之四十八。但他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选票。
“天啊！”乔治惊叹道。
“是啊，糟得不能再糟了。”维雷娜说。
“确实非常糟，参加最后总统选举的人中竟然有一个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分子。”
“也许有好的一面，”维雷娜争辩道，“他一参选，明事理的共和党人就会转投民主党，不会让戈德华特得逞了。”
“可以对此抱些希望。”
电话响了，乔治拿起床边的分机话筒。他很快就听出了电话那头斯基普·迪克逊那拉长调子的南方口音：“看到加利福尼亚共和党的预选结果了吗？”
“该死的戈德华特赢了。”乔治说。
“我们觉得这是个好消息，”斯基普说，“洛克菲勒也许能击败我们民主党的候选人，而戈德华特这样的极端保守派就好对付多了。约翰逊一定会在十一月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把他击垮的。”
“马丁·路德·金的人也这么想。”
“你怎么知道的？”
乔治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维雷娜是这么说的。“我和……他们中的人谈过了这次的结果。”
“你已经和他们谈过了？选举结果可是刚刚公布的啊！乔治，你不会是和金博士睡在一起吧？”
乔治笑了。“你别管我和谁睡在一起。约翰逊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斯基普犹豫了一下。“你肯定不喜欢听。”
“我一定要知道。”
“他是这么说的：‘现在不需要那个小畜生的帮忙就可以赢了。’很抱歉，但既然你问了，我就得照实对你说。”
“真该死！”
小畜生指的是鲍比。乔治马上看出了约翰逊在政治上的考量。如果洛克菲勒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约翰逊就必须在自由派选民身上花一番工夫，就要仰仗鲍比去赢得这些人的人心了。但对手是戈德华特的话，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自由派人士就全都归在约翰逊旗下了。约翰逊的对手变成了大多数是种族主义分子的白人工人阶级。他不再需要鲍比了——事实上，鲍比的存在反而对他不利了。
斯基普说：“乔治，很抱歉，但这就是现实中的政治。”
“嗯。我会告诉鲍比的，尽管他可能已经猜到了。谢谢你。”
“应该的。”
挂上电话以后，乔治对维雷娜说：“约翰逊不想让鲍比做他的竞选伙伴了。”
“这很自然。他原本就不喜欢鲍比，现在不需要他了。他会选谁来代替鲍比呢？”
“基尼·麦肯锡、赫伯特·汉弗莱或是托马斯·多德。”
“那鲍比将会置于何地？”
“这就是问题所在，”乔治站起身，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然后回到床上，“总统遇刺以后，鲍比这个司法部长就不起作用了。我仍然在努力推动着南方各州必须允许黑人参加选举的法案，但鲍比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他甚至把自己倾注了那么多心血的打击有组织犯罪都给忘了。我们设法给吉米·霍法定了罪，但鲍比根本不过问。”
维雷娜敏锐地问：“那你会怎么样？”维雷娜是少数几个像乔治那样会事事想在前面的人。
“我也许会辞职。”乔治说。
“哇。”
“近半年来我一直停滞不前，我不想让这种状态继续持续下去了。如果鲍比到了强弩之末，我就要继续走我的路了。鲍比是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但我不想把一生都搭在他身上。”
“你准备做些什么？”
“我也许可以在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份好工作。我在司法部工作了整整三年，这段经历对我的价值非常大。”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不怎么雇用黑人。”
“没错，许多法律事务所甚至不给我面试的机会。但也有些律师事务所为标榜自己的自由主义精神愿意雇用我。”
“真的吗？”
“形势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林登对就业问题就很是上心。他曾经给鲍比写过信，抱怨司法部雇用的女律师太少了。”
“约翰逊真是好样的。”
“鲍比被那封信气疯了。”
“所以你准备去律师事务所工作？”
“如果仍然留在华盛顿的话，我就准备找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你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如果金博士需要我的话，我想我会去亚特兰大。”
“你会搬到亚特兰大吗？”维雷娜陷入了深思。
“我可以搬去亚特兰大。”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电视上的画面。新闻播报员说林戈·斯塔尔患上了扁桃体炎。乔治说：“搬到亚特兰大的话，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了。”
维雷娜陷入了沉思。
乔治问：“你喜欢这种安排吗？”
维雷娜仍然什么话都没说。
他知道维雷娜为什么会这样。乔治没说他们将怎样在一起。虽然他还没计划过，但他们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维雷娜在等待着他的求婚。
乔治的脑海中不合时宜地浮现出玛丽亚·萨默斯的形象。他犹豫了。
电话响了。
乔治拿起电话。“乔治，该醒醒了。”电话那头传来鲍比打趣的声音。
乔治集中起注意力，试图把和维雷娜结婚的事情暂时抛到一边。鲍比的声音听上去比前些时候欢快得多。乔治问他：“看到加利福尼亚共和党的初选结果了吗？”
“看到了，这意味着林登不再需要我了。因此我准备竞选参议员。你怎么看？”
乔治非常吃惊。“哪个州？”
“纽约州。”
鲍比这是想进入参议院了。也许他的出现可以震动那些抗拒和拖延新法案的老顽固参议员。“太好了。”乔治说。
“希望你能加入我的竞选团队。你看怎么样？”
乔治看着维雷娜。如果不是这通电话，他可能已经向维雷娜求婚了。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可能再去亚特兰大了。他将加入鲍比·肯尼迪的竞选团队。如果鲍比获胜的话，他将为肯尼迪参议员工作，重新回到华盛顿政坛。顷刻间，形势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好了，”乔治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五章
1964年10月12日，星期一，勃列日涅夫来电话的时候，赫鲁晓夫和德米卡正在黑海之滨匹斯达的度假胜地。
赫鲁晓夫远不在他的最佳状态。他缺乏活力，老在说年纪大了就应该退休、给年轻人让路这类话。德米卡怀念过去那个身材矮胖、总能想出绝妙点子的赫鲁晓夫。他不知道赫鲁晓夫什么时候能重返那种状态。
书房镶有木制的墙板，地板上铺着层东方地毯，红木桌上放着一排电话。桌子上响的那台电话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和党和政府办公室连线的那一台。德米卡拿起电话，听到话筒中传来勃列日涅夫低沉的声音，便马上把话筒递给了赫鲁晓夫。
德米卡只能听到电话这头赫鲁晓夫的说话声：“为什么……是什么议题……我正在度假，有这么急迫吗？你说你们都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明天吗……好吧！”
挂上电话以后，他告诉德米卡，政治局想让他回莫斯科，讨论十万火急的农业问题。勃列日涅夫坚持让他马上回去。
赫鲁晓夫坐着沉思了很长一会儿。他没有让德米卡走开。沉思完以后，他对德米卡说：“他们根本不是要我去讨论农业问题。半年前我生日那天你对我的警告变成了事实。他们准备把我一脚踢开。”
德米卡非常震惊，看来娜塔亚没有说错。
六月赫鲁晓夫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访问后回国的时候，娜塔亚预言中的逮捕并没有发生，德米卡相信了赫鲁晓夫的不会发生政变的保证。那时，娜塔亚承认自己并不知道事情的进展。德米卡觉得政变的阴谋已经不攻自破了。
现在看来，那伙人的阴谋只是推迟了一些而已。
赫鲁晓夫一直是位斗士。“你准备怎么办？”德米卡问他。
“什么都不干。”赫鲁晓夫说。
这比政变的阴谋更让人吃惊。
赫鲁晓夫说：“如果勃列日涅夫觉得他能比我干得更好，就让他去试试吧。”
“勃列日涅夫掌权了会怎么样？他完全没有通过官僚机构推动改革的精力和想象力。”
“他觉得没必要改变，”这位老人说，“也许他是对的。”
德米卡对赫鲁晓夫的这番话非常吃惊。
四月时德米卡曾经考虑过，是离开赫鲁晓夫还是试着在克里姆林宫别的高层那里找份工作，但他很快打消了那个想法。现在看来，那似乎是一个错误。
赫鲁晓夫转到现实的问题上来。“我们明天回莫斯科，帮我取消明天和法国国务部长的午餐会吧。”
德米卡带着心头的阴云做着种种安排：让法国代表团早点过来；让赫鲁晓夫的私人飞行员做好飞行前的各项准备；改变第二天的日程；但这一切他都是在恍惚中完成的。在总书记手下工作的日子就这样轻易地结束了吗？
苏联领导人没有退休的先例。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死在任上的。赫鲁晓夫会被杀吗？他的助理们的命运又将会如何？
德米卡不知道还能活上多久。
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会允许他去见小格雷戈里。
德米卡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如果一味害怕，他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飞机于第二天下午一点准时起飞。
去莫斯科的航程耗时两个半小时，出发地和莫斯科位于同一个时区。德米卡很想知道，在莫斯科迎接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
飞机降落在莫斯科以南专供公务机起降的伏努科沃二号机场。紧随赫鲁晓夫走下飞机的时候，德米卡看到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小群中下级官员，而不是平时的政府部长们。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飞机跑道上停着两辆车：一辆吉尔-111型的豪华轿车和一辆五人座的莫斯科人牌汽车。赫鲁晓夫走向吉尔牌豪华轿车，德米卡被带往莫斯科人牌汽车。
赫鲁晓夫意识到自己和助理被人为地分开了。上车之前，他转身叫了声德米卡。
德米卡忍住眼泪。“什么事，总书记同志？”
“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总书记同志？”
“你妻子正在和普什诺伊私通。”
德米卡瞪着赫鲁晓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最好心里有个底。”赫鲁晓夫说，“再见了。”他乘上车离开了。
德米卡茫然地坐在莫斯科人牌汽车的后座上。他也许再也见不到有些淘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了。离别的时候，他又从赫鲁晓夫嘴里听说了妻子和灰白胡子中年元帅睡觉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叫人太难以接受了。
过了一会儿，司机问他：“是回家还是去办公室？”
德米卡非常吃惊，没想到司机还给了他选择的余地。这意味着，至少今天，他还不会被带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他被施以了缓刑。
他琢磨着是回家还是去办公室。他没什么工作要做。没必要为一个即将下台的领导人安排日程。“还是回家吧。”他对司机说。
回到家，德米卡发现自己竟然不想当面指责尼娜。他觉得很尴尬，好像自己才是做错事的人似的。
他觉得自己也有罪。和娜塔亚那一夜的风流尽管没有赫鲁晓夫对尼娜的私通指控那么严重，但也已经够糟的了。
看尼娜喂小格雷戈里的时候，德米卡一句话都没说。接着他给小格雷戈里洗了澡，把他送上床。与此同时，尼娜在厨房准备着晚饭。一起吃饭的时候，德米卡告诉尼娜赫鲁晓夫将在今晚或明天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他猜这事还要过几天才能见报。
尼娜警觉起来。“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会怎样，”德米卡焦虑地说，“现在还没人考虑我这种助理，他们也许正在决定要不要杀了赫鲁晓夫，之后再来考虑我们这些蝼蚁。”
“你会没事的，”尼娜想了一会儿说，“你的家人都很有影响力。”
德米卡没那么确定。
收拾桌子的时候，尼娜发现德米卡没吃多少饭。“不喜欢喝汤吗？”
“我很烦躁，”他脱口而出，“你是普什诺伊的情妇吗？”
“别说傻话。”她说。
“我是认真的，”德米卡说，“你是吗？”
尼娜“砰”的一声把盘子扔进水槽。“你怎么会有这么蠢的想法？”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的。他一定是从克格勃那里弄来的情报。”
“克格勃怎么会知道？”
德米卡注意到尼娜在用问题回答问题，显然想蒙混过关。“克格勃监视所有政府高官的行动，把一切与身份不符的行为都记录在案。”
“别胡说了。”尼娜坐在沙发上，拿出几根烟。
“外祖母的葬礼上，你就在和普什诺伊元帅调情。”
“那只是——”
“之后我们得到了一套紧邻他家的别墅。”
尼娜往嘴里放了一支烟，点燃火柴，却很快熄灭了。“那似乎只是个巧合——”
“尼娜，你平时都很冷静，现在你的手却在抖。”
尼娜把熄灭的火柴扔在地上。“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她愤怒地说，“除了孩子和你妈妈，这房子里一个和我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想住上别墅，你却根本不去争取！”
德米卡回击她。“所以你就去干那些烂事？”
“现实一点吧，还有什么办法能在莫斯科搞到东西？”尼娜点燃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你为一个疯狂的总书记工作，我为一个色迷迷的元帅张开双腿。两者根本没什么区别。”
“那你为什么肯为我张开双腿？”
她什么都没说，却不由自主地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
德米卡马上明白过来。“是为了政府公寓的房子吗？”
尼娜没有否认。
“我还以为你爱着我呢。”他说。
“我确实很喜欢你，但这点哪够啊？别像个小孩子似的。这个世界很现实。如果想得到什么，就必须得付出点代价。”
德米卡觉得光谴责她有点伪善，于是也说出了自己的不忠。“也许应该告诉你，我也曾经出过轨。”
“我还以为你没这个胆量呢，”尼娜说，“和你出轨的是谁？”
“我不想说。”
“无外乎是克里姆林宫哪个漂亮的打字员了。”
“只是一夜情，而且我和她并没有来真的，但瞒着你让我感觉很不好。”
“天啊，你觉得我会在乎吗？你就好好地继续享受吧。”
这是尼娜愤怒中的胡言乱语，还是她的真实感受呢？德米卡非常彷徨。他说：“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们的婚姻会是这样的。”
“对我而言，婚姻就是这样的。”
“是啊。”他说。
“你有你的梦想，我有我的梦想。”说完她打开电视。
德米卡盯着电视机屏幕，但他什么都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过了一会儿，他上了床，却一点都睡不着。又过了一会儿，尼娜躺到他的身边，但他们都没触碰对方。
第二天，尼基塔·赫鲁晓夫永远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德米卡继续每天早晨去克里姆林宫上班。穿着一身蓝色新西装的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得到了晋升，整天耀武扬威地在克里姆林宫里走来走去。菲利波夫显然是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得到了他的酬劳。
两天后的星期五，《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辞职的消息。
百无聊赖地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德米卡发现，在报纸刊登赫鲁晓夫辞职的同一天，英国首相也发生了更迭，贵族出身的保守党领导人亚历克·道格拉斯-休姆被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在大选中击败。
在德米卡看来，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尚能根据民众意愿，让崇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上台，而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的苏联却由一小撮所谓的精英密谋政权更替，之后才向温顺驯服的国民宣布。
英国甚至没有禁止共产主义的传播。有三十六名共产党员参加了议会选举，但没有一人当选。
一星期以前，德米卡会把这种专制看成共产主义优越性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更有利于改革。但现在，改革的希望破灭了，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的种种错误都得不到纠正。他知道妹妹会怎么说：对改革的阻碍是现有体制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现有体制所造成的错误。但德米卡就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第二天《真理报》批判了主观主义、轻率的教条主义、夸张其事以及其他一些赫鲁晓夫的罪行。在德米卡看来，这完全是胡诌。现在发生的一切只是历史的倒退。苏联高层拒绝进步，作出了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严格控制经济、压制不同政见、拒绝进行任何尝试。这会让他们更舒服些——并且让苏联在财富、权力和全球影响力上继续落后于西方。
德米卡经常被勃列日涅夫招呼去干些杂事。在赫鲁晓夫去职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和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助理共用一间办公室。对德米卡来说，被赶出克里姆林宫只是时间问题。赫鲁晓夫仍然住在列宁山。德米卡开始觉得自己和前上司还有存活的可能。
一星期以后，德米卡得到了新的任命。
维拉·普莱特纳给他带来了封有任命书的信封。维拉表情很悲伤，没打开信封，德米卡就知道她带来的是坏消息。他飞快地读了一遍任命书的内容。任命书祝贺他被任命为哈尔科夫市委副书记。
“妈的，”德米卡骂道，“哈尔科夫。”
德米卡家族显赫的名声显然没能帮到他，他还是受到了身败名裂的总书记的牵连。这是个断崖式的降职。尽管工资有了提高，但钱在苏联根本没什么用。他会分到房子和车，但却被发配到了远离权力中心的乌克兰。
更糟的是，他将和娜塔亚相隔四百五十英里。
德米卡沮丧万分地坐在桌前。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的工作发生了大踏步的倒退，苏联也必将回到过去。在个人生活上，他和尼娜的婚姻亮了红灯，唯一所爱的娜塔亚又将和他分居两地。德米卡扪心自问，他到底哪里做错了？
最近他没怎么去河畔酒吧喝酒。但那天晚上，德米卡从匹斯达回来后第一次去那里就碰到了娜塔亚。娜塔亚的上司安德烈·葛罗米柯没有被政变影响，仍然留任外交部长，因此娜塔亚还留在克里姆林宫当秘书。
“赫鲁晓夫给了我一件离别礼物。”德米卡告诉娜塔亚。
“什么礼物？”
“他告诉我尼娜在和普什诺伊元帅私通。”
“你相信吗？”
“我想是克格勃报告给他的。”
“但还是有可能弄错吧。”
德米卡摇了摇头。“她承认了。我们得到的小别墅恰好在普什诺伊元帅乡间别墅的隔壁。”
“哦，德米卡，真为你感到难过。”
“我真想知道他们上床的时候，谁在照顾小格雷戈里。”
“你准备怎么办？”
“我并不觉得非常气愤。如果有胆量的话，我也会和你搞外遇。”
娜塔亚的表情很不安。“别这样说。”她说。她的表情快速变换着，从同情、悲伤、期待、害怕，迅速转化为惆怅。她紧张地把乱糟糟的头发向后一捋。
“无论如何都已经太晚了，”德米卡说，“我被派到哈尔科夫去了。”
“什么？”
“今天得到了任命。我被派到哈尔科夫当副书记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也许永远见不着了。”
娜塔亚的眼中满是泪水。“我不能没有你。”她说。
德米卡非常吃惊。他知道娜塔亚爱着他，但即使他俩单独在一起的那天晚上，娜塔亚都没如此赤裸裸地表达过。“你这是什么意思？”德米卡呆呆地问。
“你难道不知道我爱着你吗？”
“我不知道。”德米卡呆若木鸡地说。
“我一直都爱着你。”
“为什么没告诉我呢？”
“我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我丈夫。”
德米卡早就预感到会是这样。尽管没有证据，但他很肯定，痛殴欺骗娜塔亚的黑市商人这件事就是尼克策划的。有尼克这样一个丈夫，娜塔亚自然不敢公开承认对另外一个男人的爱。因此，娜塔亚对他从浓情蜜意到渐渐疏远就不难解释了。“我想我也害怕尼克。”德米卡承认。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我叫了星期五的搬场车。”
“这么快啊！”
“在办公室，我已经被看作一个难以驾驭的危险人物了。他们不知道我会干出些什么来，希望我早点滚蛋。”
娜塔亚拿出一块白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把身体探过面前的小桌子。“还记得堆满沙皇时期旧家具的那个房间吗？”
德米卡笑了。“我不会忘的。”
“那张四柱大床呢？”
“当然也记得。”
“那张床很脏。”
“还非常冷。”
娜塔亚又变得欢快起来。“你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
答案马上跃入了他的脑海：那对乳头坚挺的小乳房。但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来。
娜塔亚说：“没关系，尽管告诉我。”
说出来又能失去什么呢？“你的乳头。”德米卡有点尴尬，又很兴奋。
娜塔亚咯咯笑了。“你想再看看它们吗？”
德米卡艰难地吞了吞口水，强装轻松：“你猜。”
娜塔亚站起身，突然间像是拿定了主意。“七点，老地方见。”说完她离开了酒吧。
尼娜非常气恼。“去他妈的哈尔科夫，”她咆哮道，“在那儿我能干什么啊？”
尼娜很少说脏话，她早已不是那种低层次的女人了，觉得那样太粗野。脱口而出的脏话证明了她的沮丧。
德米卡冷冷地说：“那里的钢铁工会应该可以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作为一般的苏联母亲，既然小格雷戈里已经到了上日托班的年龄，尼娜自然也应该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我不想被流放。”
“我也不想，你以为我是自愿要求去那里的吗？”
“你没预见到会被流放吗？”
“我预见到了，甚至打算要改换门庭。后来我觉得自己不会被清算，但没想到清算只是推迟了而已。阴谋政变的那帮家伙显然是想让我永远不得翻身。”
娜塔亚审视着德米卡。“昨天晚上你不会是去和打字员说再见了吧？”
“你说过你不在乎的。”
“好吧。我们什么时候走？”
“星期五。”
“妈的。”尼娜愤怒地收拾起东西来。
星期三，德米卡对舅舅沃洛佳谈起调动的事情。“我的工作调动倒无关紧要，”他说，“我在政府工作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证明共产主义行得通。无论怎样，共产主义制度都必须得到增进和改善。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恐怕我们只能走回头路了。”
“我们会尽快把你弄回莫斯科的。”沃洛佳说。
“谢谢你。”德米卡感激地说。舅舅总是能给他支持。
“这是你应得的，”沃洛佳说，“你很聪明，知道怎么办事，政府里就缺你这样的人。我都希望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你这样的。”
“我可当不了军人。”
“但你要知道，发生这种事以后，你必须努力工作证明你的忠诚，什么都别抱怨——最关键的是，你别老对人说想回莫斯科。如果这样坚持五年，我就能开始为你运作回来的事情了。”
“需要五年吗？”
“至少五年，也许需要十年。事实上，你也别抱十分的指望。到现在为止，谁都不明白勃列日涅夫到底想干什么。”
经过十年的倒退，苏联一定又会回到贫穷和落后的老路上去，德米卡心想。但和舅舅说这个也没用。沃洛佳舅舅不仅是他最好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周四那天，沃洛佳碰见了娜塔亚。她嘴唇破了。“是尼克干的吗？”德米卡怒气冲冲地问。
“我在结了冰的楼梯上摔了一跤，脸撞在了台阶上。”娜塔亚说。
“我不信。”
“是真的。”娜塔亚说。但她没有再约他在储物室见面。
周五早上，一辆吉尔-130小型货运卡车停在了政府公寓外面，两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开始把德米卡和尼娜的物品搬上车。
快装满时，工人停下来在房间里休息了会儿。尼娜给工人端来了三明治和热咖啡。这时电话响了，是门房。“克里姆林宫的信使要直接传令给你。”他说。
“让他上楼吧。”德米卡说。
两分钟以后，娜塔亚穿着一身香槟色的大衣出现在门口。嘴唇受伤的娜塔亚看上去像个受过蹂躏的女神。
德米卡不甚了了地看着娜塔亚，然后把目光转到尼娜身上。
尼娜看出了德米卡眼神里的负疚，她气势汹汹地瞪着娜塔亚。德米卡觉得眼前的两个女人可能会打成一团，做好了随时出手干预的准备。
尼娜抱起手臂。“德米卡，”她说，“这位应该就是你那个小可爱打字员吧。”
她指望德米卡怎么说？“是的”？“不是”？承认两人间的情人关系吗？
娜塔亚显得很受伤。“我不是什么打字员。”她说。
“别担心，”尼娜说，“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东西。”
德米卡觉得这番争风吃醋的话出自一个为了别墅和老将军睡觉的女人很是讽刺。但他没有这样说。
娜塔亚摆出一副骄傲的神态，递给德米卡一个貌似来自官方的信封。
德米卡打开信封。文件出自改革派经济学者柯西金。尽管官场上发生了巨变，但柯西金却没有受到冲击，他的权力不降反升，勃列日涅夫任命他为新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
德米卡的心猛地一跳。柯西金任命他为助理，就职地点就在莫斯科。
“你怎么办到的？”德米卡问娜塔亚。
“说来话长。”
“好吧，谢谢你。”他想伸出手臂抱住娜塔亚，狠狠地吻她两下，但是他忍住了。他转身对尼娜说。“我得救了，娜塔亚帮我在柯西金那里找到了份工作，这下我可以留在莫斯科了。”
两个女人憎恨地瞪着彼此，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个搬运工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所以我们要把车上的东西重新搬回来是吗？”
坦尼娅搭乘经停鄂木斯克的飞机前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飞机是舒适的图-104型客机。八小时的夜间航程中，坦尼娅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坦尼娅名义上是去完成塔斯社交派的采访任务，私下里却是去找瓦西里的。
两周前，丹尼尔·安托诺夫走到她的办公桌前，偷偷地把《冻伤》的打印稿交还给她。“《新世界》还是不能发表这篇文章，”他说，“勃列日涅夫收紧了政策，现在又提倡所谓的‘正统’了。”
坦尼娅把打印稿塞进抽屉。她很失望，但对这个结果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她问安托诺夫：“还记得三年前我写的那组关于西伯利亚生活的文章吗？”
“当然记得，”安托诺夫说，“那组文章很受欢迎——政府因此收到了许多家庭愿意落户西伯利亚的申请。”
“应该写篇追踪报道，与文章里提到的人再次谈谈，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再采访一些新迁过去的人。”
“这主意不错，”安诺托夫低声问坦尼娅，“知道他在哪里吗？”
安托诺夫猜到了她的意图。“不知道，”坦尼娅说，“但应该能查出来。”
坦尼娅仍然住在政府公寓。卡捷琳娜死后，她和妈妈住进了楼上外祖父母的公寓照顾格雷戈里。格雷戈里说自己不需要人照顾：一战前在圣彼得堡贫民区的一室户房子里，他和弟弟列夫的家务事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对此他颇为自得。但事实上，七十六岁的他革命后既没扫过一次地，也没烧过一顿饭。
这天晚上，坦尼娅乘电梯下楼，敲响了哥哥家的门。
尼娜开了门。“是你啊！”她粗鲁地说。她留着门，退进房间里。尼娜和坦尼娅彼此憎恶着。
坦尼娅走进狭小的玄关。德米卡从卧室走出来。看到坦尼娅，他露出了笑容。坦尼娅问：“私下说几句好吗？”
德米卡从小桌子上拿起一串钥匙，带坦尼娅走出公寓，随手带上了门。兄妹俩乘电梯下楼，坐在宽敞大厅的一把长凳上。坦尼娅说：“我想让你帮我查查瓦西里在哪儿。”
德米卡摇摇头：“不行。”
坦尼娅差点哭了。“为什么不行？”
“我刚万幸地避免了被发配到哈尔科夫的命运，从事新的工作。如果到处去问一个犯罪的流放者的下落，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印象？”
“我得找瓦西里谈谈！”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想想瓦西里的感受吧。他一年多以前就结束了服刑，现在却仍留在西伯利亚。他也许在担心会一辈子留在那儿！我必须去告诉他，我们没有忘了他！”
德米卡抓起妹妹的手。“坦尼娅，我很抱歉。我知道你爱他。但把自己拖下水又会有什么好处呢？”
“从《冻伤》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瓦西里拥有成为伟大作家的潜质。他把这个国家的错误浓缩在一篇文章里，表现得非常完美。我必须再让他多写一点。”
“那又能怎么样？”
“你在克里姆林宫工作，却不能使这个国家有多大改变。勃列日涅夫永远不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任何变革。”
“我知道，对此我也很失望。”
“苏联的政治已经没有希望了，文学是我们现在的唯一希望。”
“区区一篇小说能作出任何改变吗？”
“这谁知道呢？但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德米卡，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革还是要根本废除的问题上一直意见不一，但谁都没有放弃。”
“反正我不知道。”
“帮我查查瓦西里·叶科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就说这是一篇报告所必须的秘密政治调查好了。”
德米卡叹口气说：“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谢谢你。”
两天后德米卡得到了信息。瓦西里已经被从劳役营释放，但不知道为什么，文件里却没有他的新住址。不过，文件上记录着他在离伊尔库茨克几英里的一个发电厂工作。当局禁止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到旅行许可。
西伯利亚的招募机构找了个名叫伊莉娜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来接待她。坦尼娅宁愿接待自己的是个男人：女人的直觉都很准，伊莉娜也许能猜出她的真实目的。
“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央百货商店开始进行采访，”伊莉娜爽朗地说，“那里能买到许多在莫斯科很难买到的东西。”
坦尼娅强迫自己表现出热情。“谢谢您！”
伊莉娜开着自己的莫斯科人410型轿车带坦尼娅进了城。坦尼娅把带来的包放在中央宾馆，而后跟随伊莉娜前往百货商店。她强忍住不耐烦，采访了经理和一个柜台职员。
采访完后，她对伊莉娜说：“我想采访岑科夫发电站。”
“好啊，”伊莉娜说，“但你为什么想去那里呢？”
“上次来这里时我走访过岑科夫电站，”伊莉娜不会知道这是个谎言，“记录西伯利亚的变化是这次采访的一个主题。我很想采访一下上次采访过的对象。”
“可你事先没说过要采访发电站啊！”
“别担心，我不会打扰那里的工作的。我只是四处走走，吃中饭时找几个人谈谈而已。”
“那就依你吧，”伊莉娜不想去什么发电站，但她必须让眼前这个来自莫斯科的重要记者满意，“我得提前给发电站打个电话。”
岑科夫发电站是个老式的烧煤式发电站，建成于不考虑环境的三十年代。空气里都是煤炭的味道，到处都蒙着厚厚的煤灰。一个穿着西装和肮脏衬衫、看上去非常吃惊的经理迎接了坦尼娅和伊莉娜。
被带着四处参观的时候，坦尼娅一直在寻找着瓦西里。瓦西里个子高大，长着一头细密的黑发，像个电影明星，应该很好认。但坦尼娅不能让伊莉娜和旁边的人知道两人从前就很熟悉，她是专门为瓦西里过来的。“你看上去很眼熟，”见到他时坦尼娅会这样说，“上次来这时我一定采访过你。”聪明的瓦西里一定会很快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坦尼娅会尽可能拖长自己的谈话，让瓦西里从震惊中平复过来。
坦尼娅原本估计瓦西里可能在中央控制室或是锅炉边当电力工程师，但这时她又意识到他可能是在什么地方修理着电力开关和照明电路。
坦尼娅很想知道瓦西里这几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许瓦西里仍旧把她当作朋友——毕竟他把自己写的文章托人转交给了坦尼娅。无疑他在这里已经有了女朋友——以塔尼娅对他的了解程度，没准儿还有好几个。另外坦尼娅还想知道，他对变相延长了的刑期是理智接受还是怒气满满，对坦尼娅没有把他弄出来是心如死灰还是心怀恨意。
她不折不扣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向这里的工人询问他们以及家人对这里的工作怎么想。受访者都提到了因为技术工人短缺而导致的高工资和快速晋升。许多人提到工作的艰苦时都很兴奋：他们在工作中体会到了一种振奋人心的同志之爱。
到了中午，坦尼娅还是没能见到瓦西里。她很沮丧：瓦西里应该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啊。
伊莉娜带坦尼娅到管理人员的食堂，但坦尼娅坚持和工人一起吃饭。人在吃饭的时精神更放松，说的话也更真诚，内容更多样。坦尼娅一边把工人们说的记录下来，一边环顾着工人餐厅，在寻找下一位受访者的同时搜索着瓦西里的踪影。
可吃饭的时间都快要过了，瓦西里还迟迟没有现身。餐厅都快没人了。伊莉娜提议到下一站的学校采访年轻的妈妈们。坦尼娅想不出理由拒绝。
坦尼娅也许应该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她想象着自己这样说：我记得上次似乎在这遇见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想是一个名叫瓦西里的电工……像是叫瓦西里·叶科夫之类的名字？能帮我查查他是否还在这里工作吗？这样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伊莉娜会帮她去问，但伊莉娜并不傻，必定会发现坦尼娅对瓦西里有着特殊的兴趣。她很快会发现瓦西里是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这时问题就转移给伊莉娜了，她是会闭嘴还是尽苏联公民的本分？在苏联，人们遇到这类问题时通常会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也就是把坦尼娅询问的事情报告给上级党委。
坦尼娅和瓦西里之间的友情一直都没人知道。这种私下来往对他们是种保护。因为没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两人逃过了私下印刷反动杂志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命运。瓦西里被捕以后，坦尼娅出于无奈，让双胞胎哥哥知道了两人的秘密。坦尼娅的上司丹尼尔也猜到了。但现在，坦尼娅却面临着秘密被陌生人知道的风险。
她鼓足勇气拖延着和受访者的谈话，然后，瓦西里出现了。
坦尼娅赶紧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尖叫。
瓦西里看上去像个老头似的。他身形很瘦，背驼得很厉害。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已经有了不少白发，以前的丰满脸庞现在刻满了皱纹。他穿着灰不溜秋的工作服，工作服口袋里插着几把螺丝刀。走路的时候他一直拖着步子。
伊莉娜问：“坦尼娅同志，你怎么了？”
“只是有点牙疼。”坦尼娅急中生智地说。
“真是太不幸了。”
坦尼娅不知道伊莉娜是不是真的相信她的话。
她的心跳个不停。她为找到瓦西里而兴奋，但又对他被摧残的外表感到惊惧万分。坦尼娅必须对伊莉娜隐藏起自己如此复杂的感情。
坦尼娅站起身，让瓦西里能看见自己。食堂里没剩下几个人了，瓦西里不可能看不见她。为了不让伊莉娜怀疑，坦尼娅故意把头朝旁边侧，没有跟瓦西里打照面。她拿起包，做出要走的样子。“一回莫斯科我就要找个牙医。”她说。
透过眼角的余光，她发现瓦西里突然停下来看着她。为了不让伊莉娜发现，她故意问伊莉娜：“说说我们要去的学校吧，那里的学生都是什么年龄啊？”
伊莉娜一边回到坦尼娅的问题，一边和她一起走向食堂门口。坦尼娅试着用眼睛瞄瓦西里。瓦西里仍然愣着看了坦尼娅一会儿。两人走到瓦西里身边的时候，伊莉娜狐疑地看了看瓦西里。
坦尼娅再次直直地看了瓦西里一眼。
瓦西里憔悴的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他嘴巴半张，眼珠一眨不眨地瞪着坦尼娅。不过他的目光里除了吃惊还有别的东西。坦尼娅意识到那是希望——惊奇、怀疑，然后是带着期待的希望。他没有被击垮：这个饱经创伤的男人依然有写出完美小说的力量。
坦尼娅想起了自己准备的那套说辞。“你看上去很眼熟——三年前我在这是不是采访过你？我叫坦尼娅·德沃尔金，为塔斯社工作。”
瓦西里闭上嘴，似乎想稳定住自己，但仍然呆若木鸡。
坦尼娅按着自己的剧本往下说：“我正在写移民西伯利亚系列文章的后续报道。可我已经不记得你的名字了——过去三年里我采访过好几百人呢！”
“叶科夫，”怔了半晌以后他才说，“我叫瓦西里·叶科夫。”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次非常有趣的谈话，”坦尼娅说，“请务必再让我采访你一次。”
伊莉娜看了看表。“我们的时间很紧，这里的学校放学都早。”
坦尼娅点点头，然后对瓦西里说：“今晚能见面吗？能不能到中央宾馆来找我？说不定我们还能喝上一杯呢！”
“中央宾馆。”瓦西里重复了一遍。
“六点可以吗？”
“六点，中央宾馆。”
“到时候见。”说完，坦尼娅离开了发电站。
坦尼娅想让瓦西里放心，他没有被人忘却。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这样就足够了吗？她能不能给他带去哪怕一点点希望？她还想告诉他，他写的小说非常棒，应该再多写一些，可她却拿不出更能激励他的东西：《冻伤》无法发表，瓦西里写的其他的文章可能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坦尼娅担心到头来瓦西里只会感觉更糟，而不是更好。
她在宾馆的酒吧里等待着瓦西里。这个宾馆不错。来西伯利亚出差的人都是些贵客——没人会来此地旅游——因此宾馆非常奢华，和来此居住的共产党高层十分相称。
瓦西里走进酒吧，他的样子比刚才好了一些。他梳过了头发，换了件干净的衬衫。他依旧像是个大病初愈的人，目光里却闪动着智慧的光芒。
瓦西里抓住她的双手。“谢谢你来看我，”他的嗓音激动地颤抖着，“我无法形容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是我金子般的朋友。”
坦尼娅吻了吻瓦西里的双颊。
他们叫了啤酒。瓦西里像饿坏了一样猛吃着免费的花生。
“你写的小说非常棒，”坦尼娅说，“不是一般的棒，而是出类拔萃。”
瓦西里笑了。“谢谢你，也许在这么可怕的地方反而能写出些东西来呢！”
“除我之外，还有许多人喜欢这篇文章。《新世界》的编辑们甚至准备把它发表在刊物上。”瓦西里开心地露出了笑容，但坦尼娅不得不打击他的兴致，“但赫鲁晓夫下台后他们又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瓦西里又从盘子里抓了把花生，看上去非常沮丧。“这并不奇怪，”他恢复了平静，“至少他们喜欢——这点很重要。写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
“我复印了几份寄了出去——自然是匿名的——寄给几个《异议》的读者。”说到这里，坦尼娅犹豫了。接下来她准备说的话极冒风险。一旦说出口，就没有收回的余地了。她孤注一掷地说：“要是国内无法发表，我只有把稿子送到西方去了。”
坦尼娅在瓦西里眼中看到了兴奋的希望之光，但他却装出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来。“这对你来说会非常危险。”
“对你也一样。”
瓦西里耸了耸肩：“他们能对我怎么样——我已经在西伯利亚了。而你却有可能失去一切。”
“你能再写些小说吗？”
瓦西里从外套里拿出一个用过的大信封。“我已经写了。”说着他把信封递给坦尼娅。随后他又一口喝干了杯里的啤酒。
坦尼娅往信封里看了看，纸上密密麻麻地遍布着瓦西里工整而细小的字体。“这简直能编成一本书了！”兴奋过后，坦尼娅意识到，如果被人发现拿着这个信封，她自己也很有可能被永远囚禁在西伯利亚。想到这里，她飞快地把信封塞入了挎包。
“你准备拿它们怎么办？”
坦尼娅已经有了些成熟的想法。“东德的莱比锡每年都举办图书交易会。我可以去社里争取到那边采访——我还算会点德语。巴黎、伦敦和纽约的编辑和出版商都会参加交易会。你的这些作品也许能翻译成别的文字出版发行。”
瓦西里浮现出笑容。“你真这样想吗？”
“我觉得《冻伤》完全优秀到可以出版。”
“真能那样的话就太好了，可你必须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她点点头说：“你也一样。如果当局查出作者是谁的话，你也会惹上相当大的麻烦。”
瓦西里笑了。“你看我的样子——食不果腹，衣着褴褛，住在一个永远没有暖气的小客栈里——再坏也不过如此了。”
坦尼娅没想到瓦西里会吃不饱。“这里有个餐馆，”她说，“我们去吃晚饭吧？”
“乐意之至。”
瓦西里点了奶油牛柳和煮土豆。和所有顶级的宾馆餐厅一样，女侍在桌子上放了一小盘面包卷。盘子一端上来，瓦西里就把面包卷全吃了。牛柳吃完以后，瓦西里又点了梅子馅的小酥饼。他不仅吃掉了自己那一份，还把坦尼娅剩下的全吃了。
坦尼娅说：“我还以为这里的技术工人工资会很高呢！”
“志愿来这儿的人确实很高，刑满释放的人就不一样了。上头只在确实有必要的时候才发给我们维持生计的一点点工资。”
“我能给你寄食物吗？”
瓦西里摇了摇头。“克格勃会从包裹里偷东西的。打开的包裹上会标记‘可疑包裹，经官方检验’，之后所有好点的东西都不见了。我隔壁房间的家伙收到六罐果酱，可罐子全是空的。”
坦尼娅签单付了账。
瓦西里问：“你的房间里有浴室吗？”
“当然有。”
“能洗热水澡吗？”
“当然可以。”
“能去你那洗个澡吗？客栈的热水一周只有一次，每次只能在热水用完以前匆忙洗个澡。”
两人一起上了楼。
瓦西里在浴室里待了很长时间。坦尼娅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肮脏的积雪。她非常吃惊。坦尼娅以前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劳役营的情形，但和瓦西里的见面却给了她生动的直观感受。坦尼娅从没想到过犯人们在劳役营遭了多大的罪。好在瓦西里并没有被苦难击倒。事实上他反而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以充满热情的幽默笔触写下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坦尼娅比以前更崇敬瓦西里了。
瓦西里从浴室里出来以后，两人道了别。以往两人分别的时候，瓦西里会跟坦尼娅调调情，但这天他似乎根本没想到这一点。
坦尼娅把皮夹里所有的钱、一块巧克力、两件对瓦西里来说稍微有点短的内衣给了瓦西里。“可能比发给你的内衣好些。”坦尼娅说。
“那是肯定的，”瓦西里说，“我根本就没有内衣。”
瓦西里走后，坦尼娅大哭了一场。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六章
每次卢森堡电台播放桃色岁月的《爱是什么》，卡罗琳都会哭。
十六岁的莉莉觉得自己有点知道卡罗琳是什么感觉了。这和瓦利回家后在隔壁弹唱，她们却不能去隔壁告诉他唱得有多好是一回事。
爱丽丝醒着的时候，她们会把她抱到收音机前，告诉她：“唱歌的是你爸爸！”爱丽丝完全不能理解，只知道这是件让人兴奋的事情。有时卡罗琳会对着她唱，莉莉则在一旁弹吉他唱和声。
莉莉觉得自己此生的任务就是帮卡罗琳和爱丽丝移民到西方，让母女俩和瓦利早日团圆。
卡罗琳仍住在米特区的弗兰克家。卡罗琳的父母已经和她撇清了关系。他们说卡罗琳生下一个私生子，是对他们的侮辱。但事实上，他们是因为卡罗琳的父亲受到斯塔西的威胁，要因为卡罗琳和瓦利的关系而剥夺他的车站管理员职位才抛弃她的。从家里被赶出来后，卡罗琳便一直和瓦利的家人住在一起。
莉莉很高兴有卡罗琳作伴。卡罗琳像个大姐姐一样，完美地替代了丽贝卡原先在她心中的位置。莉莉也很喜欢卡罗琳的新生儿。每天放学以后她总会帮忙看一会儿爱丽丝，让卡罗琳休息几个小时。
这天是爱丽丝的一周岁生日，莉莉做了个蛋糕。爱丽丝坐在一把高脚椅上，快乐地用木勺敲着一个小碗。莉莉则把蛋糕捣碎成婴儿可以吃的小块。
卡罗琳正在楼上的房间里收听卢森堡电台。
爱丽丝的生日正好是肯尼迪被暗杀的纪念日。西德的电台和电视台在做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报道，评论他的死造成的深远意义。东德的电台对此却噤若寒蝉。
林登·约翰逊因为肯尼迪的死而担任总统也有一年了。但三个星期前他才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了极端保守派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大选。莉莉对此很是高兴。尽管出生在希特勒死后，但了解那段历史的莉莉很害怕戈德华特这种为种族仇恨拼命找理由的政客，害怕他们会使历史倒退。
约翰逊不像肯尼迪那样深得人心，但他似乎也决意要保卫西柏林。这是柏林墙两边的德国人关心的头等大事。
莉莉把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卡拉下班回家了。尽管人们都知道卡拉是个社会民主党党员，她还是保住了大医院护士长的职位。有一次，医院传出了解雇卡拉的流言，听到以后，护士们威胁说要罢工。医院院长被迫承诺让卡拉继续做护士长，化解了护士们的罢工威胁。
尽管仍然在试着远程控制自己的工厂，莉莉的父亲却被强行安排了一份工作。弗兰克在东德的一个国有工厂当工程师，生产一些质量远不如西德同类产品的电视机。一开始他提了些改进产品的建议，但这被看成是对上级的批评，所以他很快就默不作声了。下班后，弗兰克一走进厨房，便和家人们合唱起了德国传统的生日快乐歌。
接着他们坐在餐桌四周，谈论起爱丽丝还能不能看到父亲的问题。
卡罗琳进行了移民申请。偷渡到西柏林越来越难了：如果只是一个人，她还可以试着偷渡。但现在她不能拿爱丽丝的性命冒险。每年，东德都有一些人能获得合法移民的许可，但没人知道这类许可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大多数被准许移民的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还有些孩子和老人。
卡罗琳和爱丽丝也属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但她们的申请却被拒绝了。
和往常一样，当局没有给出拒绝的理由。
政府自然不会告诉你哪些申请有可能获得通过。因为缺少信息流通的渠道，东柏林充斥着关于向西方移民的种种流言。有人说可以直接向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发出吁求。
瓦尔特·乌布利希个子很矮，留着列宁式的胡子，在所有事情上都讲求正统。据说，他因为赫鲁晓夫不是个教条式的领导人而对莫斯科发生的政变暗自窃喜。尽管这样，卡罗琳还是给他写了封私信，说自己想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希望能移民。
“据说他是个有着老式家庭观念的人，”卡罗琳说，“如果这种说法没错的话，他应该能帮上一个只是想让孩子拥有父亲的女人的忙吧。”
东德人大半时间都在猜测政府的想法和行动。东德政府的政策不可预知，而且变化很大。他们会允许在满是年轻人的夜总会播放摇滚乐，然后又突然在一夜之间禁止摇滚乐。他们曾经对穿着很宽容，后来却开始逮捕穿牛仔裤的年轻人。政府开放了外出旅行的权利，但几乎没什么人得到去西德走亲戚的许可。
茉黛外祖母加入了莉莉和卡罗琳的对话。“很难判断暴君会怎样做，”她说，“他们习惯用这种不可预知性来统治人民。我在纳粹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生活过，两者令人沮丧地极为相似。”
有人敲了敲门。打开门以后，莉莉惊恐地发现已经和姐姐离婚的姐夫汉斯·霍夫曼站在门口。
莉莉把门只开了一条缝，“汉斯，你想干什么？”
汉斯是个壮汉，能轻易地把门撞开，但他没有这样做。“莉莉，把门给我打开，”他不耐烦地说，“我是警察，你不能把我关在门外。”
莉莉的心狂跳，但她却一边把着门，一边对身后狂喊：“妈妈，汉斯·霍夫曼在门口。”
卡拉跑着过来了。“你是说汉斯吗？”
“是的。”
卡拉站在莉莉刚才站着的位置上。“汉斯，这里不欢迎你。”她的话音平稳而不屑，莉莉却觉得她的呼吸里带有着一丝焦躁。
“是这样吗？”汉斯冷冷地问，然后他话音一转，“即便这里不欢迎我，我还是想和卡罗琳·孔茨谈一谈。”
莉莉恐惧地叫出了声。为什么偏偏是卡罗琳呢？
卡拉问出了这个问题：“找她干什么？”
“她给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写了封信。”
“给总书记写信就犯罪了吗？”
“恰恰相反。总书记是人民的领袖，任何人都可以给他写信。他很高兴收到来自人民的信件。”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威吓卡罗琳呢？”
“我会把我来的目的解释给孔茨小姐听的。你不觉得应该让我进来吗？”
卡拉小声对莉莉说：“他也许有关于卡罗琳移民申请的事情要说，最好让他进来，看看他要说什么。”说着她敞开了门。
汉斯走进玄关。他年近四十，块头很大，背有些驼。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双排扣大衣，一看就是东德一般商店里买不到的高档货。这件颜色阴郁的大衣使他显得更为阴险了。莉莉本能地远离着他。
汉斯熟悉这里的一切，表现得好像他仍然住在这里一样。他脱下大衣，挂在玄关的衣架上，然后自说自话地走进厨房。
莉莉和卡拉跟在他后面走进去。
沃纳站在厨房里。莉莉怀疑他会拿出藏在放锅的抽屉后面的那把枪。卡拉之所以到门口周旋也许就是为了让他有时间拿到枪。莉莉试着控制双手的颤抖。
沃纳没有掩饰自己的敌意。“我很吃惊，竟然会在这里看到你。”他说，“你做了那些事，居然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卡罗琳看上去惶恐而焦虑，莉莉意识到她根本不知道汉斯是谁。她在一旁对卡罗琳说：“他是斯塔西的人，他娶了我姐姐，在这里住了一年监视我们。”
卡罗琳捂住嘴倒吸了一口冷气。“就是他啊？”她轻声问，“瓦利和我说过他的事情，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汉斯听到了她们的窃窃私语。“你一定就是卡罗琳吧，”他说，“你写了封给总书记同志的信。”
尽管很惊恐，卡罗琳还是壮着胆子说：“我想和我孩子的父亲结婚，你可以让我达成这个心愿吗？”
汉斯看着坐在高脚椅上的爱丽丝。“孩子挺可爱的，”他说，“男孩还是女孩？”
仅仅是汉斯对爱丽丝的打量就让莉莉害怕得浑身打战。
卡罗琳不情愿地说：“是个女孩。”
“叫什么名字？”
“爱丽丝。”
“爱丽丝，嗯，你信里好像是这么写的。”
他对孩子的假装友好比赤裸裸地威胁更让人害怕。
汉斯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厨房里的饭桌旁。“卡罗琳，这么说，你想离开这个国家是吗？”
“我想你们会很乐意让我离开——政府不喜欢我的音乐。”
“可你为什么要表演腐朽的美国流行音乐呢？”
“摇滚乐是美国黑人发明的，是被压迫的人的音乐，是革命的音乐。因此我对乌布利希同志不喜欢摇滚乐感到十分不解。”
汉斯总是对在争辩中处于下风表现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德国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音乐，你们为什么不表演呢？”他问。
“我喜欢德国的传统音乐，自信在这方面比你了解得更多。但音乐是不分国界的。”
茉黛外祖母倾身向前，带着怒意说：“共产主义也是，同志。”
汉斯没理她。
卡罗琳说：“我父母把我抛弃了。”
“这是因为你的腐朽生活方式。”
莉莉出离愤怒了。“那是因为你，汉斯，你威胁要让她父亲失业！”
“不是那回事。”他柔和地说，“值得尊敬的父母在发现女儿变得反社会、不知廉耻以后，都会这么做。”
卡罗琳流下了愤怒的泪水。“我没有不知廉耻。”
“可你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茉黛又发话了。“汉斯，你似乎不懂生物学。不管是不是合法的，人类都需要繁衍后代。这和廉耻没有任何关系。”
汉斯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拒绝承认失败。他对卡罗琳说：“你要嫁的人是个通缉犯。他杀了个边防兵，然后逃到西方去了。”
“我爱他。”
“卡罗琳，你是要总书记给予你移民的特权是不是？”
卡拉说：“这不是什么特权，只是公民应得的权利。自由人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卡拉的话提醒了汉斯。“你们这些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你们根本没意识到你们属于一个一心同体的社会。你要知道，就连海里的鱼都知道要成群游泳！”
“但我们不是鱼。”
汉斯没有理会卡拉的反驳，而是转身对卡罗琳说：“你是一个因为不检点而被家里赶出来的堕落女子，又寄居在一个众所周知有反社会倾向的家庭，现在还想和一个杀人的逃犯结婚。”
“他不是杀人犯。”卡罗琳小声说。
“人们写给乌布利希的信都得送到斯塔西去评估，”汉斯说，“卡罗琳，你的信被送到一个下级警官手里。因为年轻没经验，这位下级警官对你产生了同情心，建议批准你的申请。”莉莉觉得汉斯的话听上去不错，但她知道后面肯定有转折，她的判断没错，“还好，他的上司记得我以前处理过你们这不守规矩、老是惹麻烦的一家人，”他带着憎恨的表情环顾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把报告交给了我来处理。”
莉莉已经知道汉斯会这么说了。他们一定会得到一个令人心碎的结果。汉斯之所以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他们他已经以官方的名义把申请抹杀在了摇篮之中，也是为了以个人身份让他们死心。
“你会收到一份每个人都会收到的正式回复，”他说，“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不会被准许移民。”
“我能去看瓦利吗？”卡罗琳乞求道，“几天就行，爱丽丝还没见过她父亲呢！”
“不行就是不行，”汉斯僵硬地笑了笑，“申请移民的人禁止出国旅游。”接着他又恨意满满地补充了一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明年我会继续提交申请。”卡罗琳说。
汉斯站起身，露出压倒一切的笑意。“不管是明年、后年还是再往后，你能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他依次看了看客厅里的每一个人，“你们所有人都得不到出国的准许，永远得不到。我在这儿发誓，永远不让你们这些人离开东德。”
说完这些，汉斯便离开了。
戴夫·威廉姆斯打电话给经典唱片。“你好，切莉，我是戴夫，”他说，“能和埃里克谈上几句吗？”
“他现在不在。”切莉说。
戴夫又气又失望。“我这已经是第三次给他打电话了。”
“你可真不走运。”
“他可以给我回电话。”
“我会问问他的。”
戴夫挂上电话。
这不是不走运，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岔子。
桃色岁月乐队经历了非常成功的1964年。《爱是什么》占据了排行榜第一，没有莱尼的桃色岁月与包括传奇巨星查克·贝里在内的一众巨星进行了环英巡演。戴夫和瓦利搬进了戏院区的一套两室公寓。
但让人沮丧的是，他们的事业没有继续红火下去。
桃色岁月录制了第二张专辑，是为了圣诞节录制的，一面是《尽情舞动》，另一面是《我是男子汉》。埃里克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就确定了这两首歌。如果是戴夫，他宁愿录首新歌做主打。
戴夫的想法没错，《尽情舞动》在销量上遇到了滑铁卢。这时已经到了1965年1月，展望新的一年，戴夫突然感到一阵恐慌。晚上做梦时，他经常梦见自己从屋顶、飞机或梯子上掉下来，在感到生命即将结束时一下子惊醒过来。对于未来，他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
戴夫让自己确信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音乐家。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学校。他已经十六岁，到了可以结婚和交税的年纪了。他原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份工作，但突然间一切都分崩离析了。他不知该怎么办。除了音乐，他一无所有。他无法面对回家住的耻辱。在流传至今的古老传说中，少年英雄常常会以“扬帆远航”为归宿。戴夫也有过就此消失、五年后胡子拉碴地带着满身的军功章回来的想法。但他从内心里深处知道自己受不了海军的死板纪律，去那儿可能比上学还糟。
他甚至都没了女朋友。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结束了和琳达·罗伯特森的恋情。当时琳达哭了，她说自己早料到会发生这种事。领取《美丽歌声》节目酬劳的时候，戴夫从埃里克那里要来了米姬·麦克菲的电话号码。他打电话给麦克菲，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吃饭或看电影。麦克菲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你的确很可爱，但我不能被人看见和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约会。我的名声已经很糟了，我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戴夫被这番话深深地伤害了。
瓦利坐在戴夫身边，像往常一样拿着把吉他。他用戴着金属指套的左手按着和弦，弹唱道：“今早醒来，我会把扫帚弄干净！”
戴夫皱起眉头。“这是埃尔默·詹姆斯的弹法啊！”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叫瓶颈吉他，”瓦利说，“以前他们用破瓶子的瓶颈来弹吉他，不过现在有些人已经改用金属物件来弹了。”
“听起来还不错。”
“你为什么一直打电话给埃里克？”
“我想知道《尽情舞动》卖了多少，想知道《爱是什么》在美国市场上的反响怎么样，想知道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日程——但经理人就是不跟我谈。”
“开掉他，”瓦利说，“他只会拖我们的后脚。”
瓦利的英语已经很娴熟了，但这地方还用得不对。“你说的是‘拖累我们’的意思吧。应该说‘拖后腿’，而不是‘拖后脚’。”
“谢谢。”
“如果电话找不到他，我又怎么能开掉他呢？”戴夫闷闷不乐地说。
“直接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戴夫看着瓦利。“你有时候还真能说到点子上呢，”他感觉好了一些，“我正要去他的办公室找他谈。”
戴夫走出公寓，感觉无精打采。伦敦街道的一些特质总能让他振作起来。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这里一切都可能发生。
丹麦街离他们的住处不到一英里。戴夫十五分钟就走到了那里。他上楼走到经典唱片的前台。“埃里克出去了。”切莉说。
“你确定？”他鼓足勇气，推开了埃里克办公室的门。
埃里克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被戴夫抓个正着，显得有点蠢。但他马上改换成一副气势汹汹的姿态。“你来这儿干什么？”
戴夫没有立刻回答。父亲时常对他说：“别因为有人问你问题，就觉得自己必须回答，我在多年的从政经历中学到了这一点。”戴夫一言不发地走进门，顺手把门关上。
他知道，如果一直站着，埃里克会觉得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把他打发走。于是他坐在埃里克办公桌前的座位上，交叉起了双腿。
坐定以后，他问埃里克：“你为什么避着我？”
“你这个小鬼，我一直很忙，找我有什么事？”
“找你的事多了，”戴夫略显夸张地说，“《尽情舞动》卖得怎么样？我们在新年里要参加哪些演出？美国有什么消息？”
“零，零，零，全都是零，”埃里克说，“满意了吗？”
“我为什么要对此满意？”
“这里有二十英镑，”埃里克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卷纸币，“这就是你们从《尽情舞动》里得到的全部收入。”他把四张五英镑钞票扔在桌上。“现在你满意了吗？”
“我想知道具体数字。”
埃里克笑了。“具体数字？你以为自己是谁？”
“我是你的客户，你是我的经理人。”
“白痴，我没什么可帮你经理的。你们只是个昙花一现的乐队而已。这在音乐行业里并不少见。你们运气不错，拿到了汉克·雷明顿的一首歌，但没有真正的才能。一切都结束了，就当做了个好梦吧，回学校去吧。”
“我不能回学校了。”
“为什么不能，你现在只有十六七岁吧？”
“我每门考试都不及格。”
“那就去找个活干。”
“桃色岁月将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乐队，我会成为音乐家。”
“小子，做你的梦去吧。”
“我会的。”戴夫站起身。正准备离开，他突然想到未来发展还存在一个障碍：他和埃里克还签有合同，如果乐队未来发展得好，埃里克有可能会要求分成。他问埃里克：“你不再是‘桃色岁月’的经理人了，是这个意思吗？”
“感谢上帝，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要拿回我那份合同。”
埃里克突然变得很疑惑。“什么？为什么？”
“我们签署合同是因为你听了《爱是什么》，现在你不想继续执行那份合同了，不是吗？”
埃里克踌躇着。“那你为什么要拿回那份合同？”
“你刚跟我说我们没有才干。如果你觉得我们有广阔前景的话——”
“别说笑了。”埃里克拿起电话，“亲爱的切莉，把桃色岁月的合同拿出文件袋，在戴夫出门的时候还给他。”说完他挂上电话。
戴夫从桌上拿走了钱。“埃里克，我们俩有一个是傻瓜，”他说，“我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个。”
瓦利爱上了伦敦。伦敦到处都有音乐：民谣俱乐部、打击乐俱乐部、剧院、音乐中心，还有众多的歌剧院。只要桃色岁月不演出，瓦利就到各处的俱乐部和剧院看演出，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和戴夫一起。他还时常去参加一些独奏会，从别人的演奏中获得一些新的灵感。
英格兰人很怪。每当他说他是个德国人，他们就会提起二战。英格兰人觉得他们打赢了二战，当瓦利向他们指出击败德国的其实是苏联红军的时候，他们总像是受到了冒犯，有时为了防止陷入无意义的争吵，瓦利会索性说自己是个波兰人。
但伦敦的半数人并不是英格兰人：这里有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加勒比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伦敦的毒贩子大多出自英国殖民地：马耳他人出售兴奋剂药丸，海洛因贩子来自香港，买大麻则找牙买加人。瓦利喜欢去加勒比人开的夜总会，加勒比音乐的节奏明显和摇滚乐不同。那里通常有很多女孩围着他转，但每当受到女孩子的包围，他都会告诉她们自己已经订婚了。
有一天，戴夫不在公寓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来电的人问：“能帮我叫一下沃尔特·弗兰克吗？”
瓦利差点回答说外祖父早在二十年前就死了。“我是瓦利。”他犹豫了一下以后说。
对方换成了德语。“我是埃诺克·安德森，从西柏林给你打的电话。”
安德森是为瓦利的父亲管理工厂的丹麦会计师。瓦利记得他是个总把圆珠笔插在胸口口袋里的秃头男人。“出什么事了？”
“你的家人都不错，但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卡罗琳和爱丽丝的移民申请被拒绝了。”
瓦利像被人揍了一拳一样难受。他重重地坐了下来。“为什么？”他问，“是什么原因？”
“东德政府不会为他们的决定解释原因。我只知道一个你认识的名叫汉斯·霍夫曼的斯塔西特工去过你家。”
“那个卑鄙小人！”
“他说你们家的人永远都别指望移民，或者得到去西方旅游的许可。”
瓦利捂住双眼。“永远？”
“他是这么说的。你父亲让我把这些话转达给你。我很难过。”
“谢谢你。”
“有话要带给你家人吗？我仍然会每周去一次东柏林。”
“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瓦利哽咽了。
“我会替你带到的。”
瓦利咽了一口口水。“告诉他们，我们家总有一天会团圆的，我非常确信。”
“我会告诉他们的，再见。”
“再见。”瓦利凄凉地挂上电话。
怔了一会儿以后，他拿起吉他，弹起了和弦。音乐能给人慰藉。音乐里只有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音符，没有奸细，没有叛国者，没有警察，更没有墙。他唱着：“爱丽丝，我想念你……”
戴夫很高兴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姐姐。他在伊维所在的经纪机构“国际巨星经纪人公司”的办公室外碰到了姐姐。伊维戴着粉红色的宽边礼帽。她说：“没有你在，家里无趣多了。”
“因为没人和爸爸吵了吗？”戴夫笑着问。
“工党赢得大选以后，他比以前忙多了。现在他进入内阁了。”
“那你在忙些什么呢？”
“在拍一部新电影。”
“祝贺你！”
“听说你把经理人给踢了？”
“埃里克觉得桃色岁月只能昙花一现，但我们并没有放弃。不过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可我们现在只能每周在飞驰夜总会表演几个晚上，这点钱连房租都不够。”
“我无法保证我们公司可以收留你们，”伊维说，“他们只是说可以和你谈谈。”
“我明白。”戴夫知道，没有哪个经纪公司会为了拒绝别人而找他们谈话。另外，“国际巨星”明显想要讨得伦敦近来最炙手可热的女星伊维·威廉姆斯的欢心。因此他对这次会面保有着很大的希望。
伊维带戴夫走进公司。“国际巨星经纪人公司”的办公室和查普曼那里很不一样。接待员不像切莉那样总是在嚼口香糖。接待室的墙上也没有贴各种优胜图片，而是涂成了各种水粉色。尽管没那么摇滚，但这里看起来很漂亮。
他们根本不需要等。接待员把他们带到了马克·巴特勒的办公室。巴特勒二十多岁，穿着时髦的拉袢领衬衫，戴着编织领带。巴特勒的秘书用托盘送来了咖啡。“我们喜欢伊维，很愿意帮她弟弟的忙。”最初的客套以后，巴特勒换了一副脸色，“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尽情舞动》对桃色岁月的伤害很大。”
戴夫说：“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我想知道你这话的确切含义。”
“要我实话实说的话……”
“尽管说吧。”虽然同为经理人，但马克·巴特勒还真是和埃里克·查普曼不一样啊，戴夫在心里感叹着。
“你们看上去只是个碰巧拿到汉克·雷明顿一首歌的普通乐队。人们只觉得歌非常好，而不觉得你们这个乐队好。这个世界不大——少数的几家唱片公司、凤毛麟角的策划、两个电视节目——他们对桃色岁月的看法大致相同。我无法向任何一处把你们推荐出去。”
戴夫咽了口口水，没想到巴特勒会如此开诚布公。他试着掩饰起自己的失望。“能拿到汉克·雷明顿的歌的确非常幸运，”他承认道，“但我们不是普通的乐队。我们有一流的节奏声部和出类拔萃的主音吉他手，我们的形象也不差。”
“你们必须向听众证明自己并非昙花一现。”
“我知道。但没有录制合同、没有更多演出机会的话，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证明我们的与众不同。”
“你们需要另一首好歌。你能从汉克·雷明顿那里再弄来一首吗？”
戴夫摇摇头说，“汉克不给人写歌。《爱是什么》是科尔德乐队不愿意录的歌，那只是个特例。”
“雷明顿也许能再写一首，”巴特勒摊开双手，做出个谁能说得准的姿势，“我没有音乐上的天分，所以当了个经理人，但我知道雷明顿绝对有那个能力。”
“好吧……”戴夫看了眼伊维，“我想我可以问下他。”
巴特勒轻松地说：“问一下又没关系。”
伊维耸了耸肩。“我不介意。”
“那就这样吧。”戴夫说。
巴特勒站起身，和戴夫握手。“祝你好运。”他说。
离开经纪公司大楼的时候，戴夫问伊维：“我们现在能去见汉克吗？”
“我要去买点东西，”伊维说，“我们约了晚上见面。”
“伊维，这事很重要，不然我的一生都得毁了。”
他们开着伊维的车去了切尔西。戴夫不时咬着自己的嘴唇。巴特勒残忍地告诉了他真相，使他能够面对事实。但巴特勒不认为桃色岁月有天赋——在他看来，那只是雷明顿的天赋。但无论别人怎样想，如果能从雷明顿那里弄来另一首好歌的话，他们的乐队就能重新走上正轨了。
但是怎么跟他开口呢？
“汉克，再写些民谣吧！”这么说太随意。
“汉克，我有困难。”这么说又显得太巴结了。
“我们的唱片公司在做《尽情舞动》的时候犯了个大错，但只要你能帮上点小忙，我们就能逆转局面。”戴夫不喜欢任何一种说辞，因为不愿意向别人伸手。
但他必须得做。
汉克在泰晤士河边有套房子。伊维带戴夫走进一套大房子，乘着吱吱作响的电梯上了楼。现在，伊维大多数晚上都待在这里。她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门。“汉克，”她大叫一声，“我回来了！”
戴夫跟着伊维走进公寓。公寓的走廊里挂着一幅醒目的现代派画作。他们走过餐厅，朝放着一部巨大钢琴的客厅里看了一眼。哪里都没有人。
“他不在。”戴夫失望地说。
伊维说：“他也许在睡午觉。”
一扇门开了，汉克一边从一间明显是卧室的房间里走出来，一边拉上牛仔裤。“嗨，亲爱的，”他跟伊维打了声招呼，“我在睡觉呢！”接着他又看见了戴夫。“戴夫，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让伊维带我来这里，是想请你帮我个忙。”戴夫说。
“是这样啊，”尽管在和戴夫交谈，但汉克的眼睛却一直在看着伊维，“我还以为你会晚点过来呢！”
“戴夫等不及了。”
戴夫说：“我们需要一首新歌。”
“戴夫，现在不是时候。”汉克说。戴夫希望他解释，但汉克却没有给出解释。
伊维问：“汉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确实有一些事。”汉克说。
戴夫很震惊，人们一般总会回答说“没什么事”的。
伊维的女性直觉起了作用。“卧室里有什么人吗？”
“亲爱的，对不起，”汉克说，“没想到你会在这时回来。”
这时卧室门开了，安娜·默里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戴夫吃惊地张大了嘴。加斯帕的姐姐竟然在伊维男朋友的床上！
安娜穿着包括长筒袜和高跟鞋的一身正装，但她头发纷乱，上衣纽扣也扣错了位置。安娜没说话，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她走进客厅拿了个小公文包，又走了出来。她走到公寓门口，拿下钩子上的大衣，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
汉克说：“她是来跟我谈我的自传的，结果就……”
伊维哭了起来。“汉克，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我也没想到，”他说，“只是顺其自然发生了而已。”
“我以为你是爱我的。”
“我确实爱你。只是……”
“只是什么？”
汉克祈求地看着戴夫。“有些诱惑，男人完全无法抵挡。”
戴夫想起了米姬·麦克菲，于是点了点头。
伊维愤怒地说：“戴夫还是个孩子。汉克，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
汉克一下子火了：“伊维，请注意你的言辞！”
伊维难以相信汉克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叫我注意言辞？我抓住你和另一个女人上床，你却叫我注意言辞？”
“我是认真的，”汉克带着威胁的语气说，“别得寸进尺。”
戴夫突然害怕了。汉克像是要打伊维耳光似的。爱尔兰的下层工人阶级都是这个德行吗？他应该怎么做——保护姐姐不被殴打吗？他是不是要和这个自猫王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天才打上一架呢？
“得寸进尺？”伊维愤怒地问，“那我立马就从这扇门出去，这样就不算得寸进尺了吧？”她转过身，气势汹汹地向门外走去。
戴夫看了看汉克。“呃……关于那首歌……”
汉克无声地摇了摇头。
“好，”戴夫说，“今天先不谈这个。”他无法继续对话。
汉克为戴夫敞开门，戴夫走了出去。
伊维在车里哭了五六分钟，然后擦干泪水。“我开车送你回家。”她说。
车开到西区戴夫的公寓以后，戴夫对姐姐说：“到我的公寓来吧，我给你做杯咖啡。”
“谢谢你。”伊维说。
瓦利正坐在沙发上弹吉他。“伊维很伤心，”戴夫告诉瓦利，“她和汉克闹翻了。”说完他走进厨房，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
瓦利说：“在英语里，‘很伤心’就是很不高兴。如果被人忘了生日什么的，不怎么高兴的话，应该说‘特别伤心’是吗？”
伊维笑了：“瓦利，你总是这么逻辑分明。”
“我还具有丰富的创造力！”瓦利说，“听听这个，你就会高兴了。”弹了会儿吉他，他开始唱道：“爱丽丝，我想念你。”
戴夫从厨房里走过来听他唱。瓦利用D小调唱了一首悲伤的民谣，里面有一些戴夫从没听过的旋律。
一曲唱完，戴夫说：“这首很棒。是电台里听来的吗？哪个歌手的？”
“是我写的。”瓦利说。
“厉害，”戴夫说，“再唱一遍给我听。”
这一次，戴夫即兴加入了和声。
伊维说：“你们俩很棒。你们根本不需要那个浑蛋汉克。”
戴夫说：“我想把这首歌唱给马克·巴特勒听。”他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五点半。他拿起话筒，打电话给“国际巨星”。巴特勒还在办公。“我们有了一首歌，”戴夫说，“能去你的办公室弹给你听吗？”
“我很想听，但我正要下班呢！”
“你能在回家的时候顺道来一下亨莉埃塔路吗？”
犹豫了一会儿，巴特勒说：“那我顺道过去一趟吧，那里离地铁站不远。”
“想喝点什么？”
“金汤力就行。”
二十分钟后，巴特勒拿着杯酒坐在沙发上。戴夫和瓦利一边弹吉他一边合唱，伊维也加入了进来。
唱过一遍以后，巴特勒说：“再唱一遍！”
第二遍唱完以后，戴夫、瓦利和伊维期待地看着巴特勒。沉默了一会儿，巴特勒说：“我听过一首歌马上就能知道能不能打榜。这首歌肯定能上榜单。”
戴夫和瓦利笑了起来。戴夫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喜欢这首歌，”巴特勒说，“有了这首歌，我可以给你们唱片录制合同。”
戴夫站起身，放下吉他，和巴特勒握手表示交易完成。“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了。”他说。
马克抿了口酒。“这首歌是汉克现写的，还是他放在哪个抽屉里的啊？”
戴夫笑了。成交以后，他可以把真相说出来了。“这不是汉克·雷明顿写的歌。”他说。
巴特勒扬起了眉毛。
戴夫说：“你以为是首汉克的歌才会过来听，很抱歉没有及时告诉你真相，我只是不想给你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是首好歌就够了。但这歌是从哪儿来的啊？”
“这首歌是瓦利在我去你的办公室的时候写的。”戴夫告诉他。
“你写得非常棒，”巴特勒转身看着瓦利，“能为唱片的另一面再写首歌吗？”
“你应该出去走走。”莉莉·弗兰克对卡罗琳说。
事实上这是莉莉的妈妈卡拉而非莉莉的主意。卡拉对卡罗琳的健康状态很担心。汉斯·霍夫曼走后，卡罗琳日渐消瘦。她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卡拉对莉莉说：“卡罗琳才二十岁，她不能像修女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能带她出去走走吗？”
此时她们正在卡罗琳的房间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给坐在地板上、被玩具包围的爱丽丝听。有时爱丽丝会兴奋地鼓鼓掌，但大多数时候她都不理她们，自己玩。爱丽丝最喜欢的正是那首《爱是什么》。
卡罗琳说：“我没法出去，我得照看爱丽丝。”
莉莉对卡罗琳的反对早有准备。“我妈妈可以照看她，”她说，“茉黛外祖母也能。最近爱丽丝晚上都很乖。”十四个月大的爱丽丝已经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我觉得这样做不大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出去。”
“你已经好几年没晚上出去过了。”
“但瓦利会怎样想？”
“他才不希望你躲在家里一个人闷着呢。”
“我还是拿不定主意。”
“今天晚上我要去圣杰特鲁德青年会，我们一起去那儿玩吧。那里能唱歌跳舞，有时甚至还会有辩论——我想瓦利应该不会介意的。”
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知道年轻人需要娱乐，但他担心过于放宽会削弱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因此流行音乐、时尚、漫画和好莱坞电影在东德不是被取缔就是被禁止。只有体育运动被允许，但也得男女分开。
莉莉知道她这个年纪的大多数人都讨厌政府。十来岁的孩子不关心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们比较热衷于发型、时尚和流行音乐。乌布利希那种轻视自身所珍视事物的清教徒思想和莉莉这代人相去甚远。更糟的是，他们经常有不切实际的遐想，觉得西方的同龄人卧室里都有自己的录音机，衣橱里满是新衣服，每天都能吃上美味的冰激凌。
基督教青年会被允许作为填补青春期空白的一种尝试。它不会引起争议，但也不像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那样政治正确。
卡罗琳沉思了一会儿。“也许你是对的，”她说，“我不能像个受害者一样过完这辈子。我的运气已经够糟的了，但我不能让这种运气陪伴我一生。斯塔西觉得我是个男友杀了边防军人的女孩子，但我绝不接受这种说法。”
“说得没错！”莉莉非常高兴。
“我准备写信给瓦利，把这些写在信里。不过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那我们换衣服吧。”
莉莉回房换了条短裙——不是东德人在西方电视节目里看到的迷你裙，但裙摆也在膝盖以上。卡罗琳同意出去以后，莉莉心里却打起了鼓：卡罗琳说得没错，她不能让斯塔西决定一辈子。但瓦利知道以后会怎么想？他会担心卡罗琳忘了他吗？莉莉已经快两年没看到哥哥了。瓦利已经十九岁了，是个流行歌手。莉莉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卡罗琳向莉莉借了条牛仔裤，然后两人一起化了妆。莉莉的姐姐丽贝卡从汉堡给她们寄来了黑色的眼线膏和蓝色的眼影。令人惊讶的是，斯塔西没有把它们拿走。
两人去厨房和家人说再见。卡拉正在喂爱丽丝吃饭。爱丽丝看到卡罗琳要走，兴奋地和她挥手再见，这让卡罗琳稍稍有些生气。
她们去了几个街区外的新教教堂。家里只有茉黛外祖母常去教堂做礼拜，但莉莉去过两次教堂地下室的青年会。夜总会是一个留着披头士发型的新来的牧师开办的，这位牧师二十五岁，名叫奥多·沃斯勒，对莉莉来说年纪稍嫌大了一点。
奥多有一台钢琴、两把吉他、一台录音机。这里的晚会以政府不会禁止的民族舞开场。莉莉总是和同龄的贝特霍尔德一起跳舞。贝特霍尔德很标致，但并不性感。莉莉看上了年龄稍大、长得像保罗·麦卡特尼的索尔斯滕。
舞蹈伴着拍手和旋转，非常有活力。莉莉高兴地看到卡罗琳在跳舞时绽放出笑容，恢复了精神。卡罗琳看上去已经比在家里好多了。
但民族舞只是个幌子，是接受带有敌意询问时的掩饰。跳了一会儿，有人开始放起了披头士的《我很好》，舞池里的人都扭了起来。
一小时以后，跳舞的人们停下来休息，喝东德产的维他可乐。这时莉莉发现卡罗琳涨红了脸，显得非常快乐，这让莉莉十分满意。奥多依次和每个人谈话。他告诉人们，如果他们有私生活和性方面问题的话，他可以倾听并给出建议。卡罗琳告诉他：“我的问题在于我孩子的父亲远在柏林墙的那一头。”在舞蹈重新开始之前，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晚上十点，录音机关上的时候，莉莉吃惊地发现卡罗琳拿起了奥多的一把吉他。卡罗琳向莉莉做了个手势，让她拿起另一把。卡罗琳和莉莉常在家里弹吉他唱歌，但莉莉从没想过当众表演。卡罗琳奏起了埃弗里兄弟的名曲《小苏茜，快起床》。两把吉他配合得很完美，卡罗琳和莉莉的合唱也非常动听。地下室所有人都跳起了舞。唱完之后，人们纷纷喊着要她们多唱几首。
她们又弹唱了《我想握住你的手》和《如果我有把锤子》，然后是适合慢舞的《爱是什么》。年轻人们想让她们一直继续下去，但奥多却说最多还能再唱一首，所有人必须在警察来逮捕他之前回家。奥多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但却不容抗拒。
卡罗琳和莉莉把《回到美国》作为这天的最后一首。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七章
1965年初，加斯帕·默里一边准备大学的毕业考试，一边给能找到地址的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写了信。
各大广播电视网收到的是同一封信。他把伊维和汉克约会的报道、对马丁·路德·金的采访以及《真相》的暗杀特辑都附在了信里，希望能得到份工作。只要能到电视台工作，加斯帕什么活都愿意干。
加斯帕从来没有对任何事如此孜孜以求过。电视新闻比报纸杂志上的新闻好得多——更为快速，更为深入人心，也更为逼真——美国的电视台比英国的要好。加斯帕知道自己一定会在电视台干得很出色。他所需要的只是个起步。他的愿望非常迫切，为此伤透了神。
因为寄信花了很多钱，加斯帕便让姐姐安娜请他吃午饭。他们去了左翼作家和政治家们喜欢去的匈牙利饭店盖伊餐馆。“如果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你该怎么办啊？”点完菜以后，安娜问加斯帕。
前途不明让加斯帕很沮丧。“我真不知道。如果在英国，我会在地方报采写一些马戏或者公务员葬礼之类的小报道，但我觉得我不会甘于做这种事的。”
安娜要了餐馆的特色菜冷樱桃甜汤，加斯帕要了拌有塔塔酱的炸蘑菇。安娜说：“听着，我欠你一个道歉。”
“是的，”加斯帕说，“你确实该对我道歉。”
“可汉克和伊维根本没有订婚，更别说结婚了。”
“但你知道他们是一对。”
“是的，我不该和他上床的。”
“但你还是上了。”
“别这样道貌岸然，我不太做这种事，你却是经常的。”
加斯帕没有争论，因为这的确是事实。他经常和一些已经订婚甚至结婚的女人上床。他撇开这个话题问：“妈妈知道了吗？”
“是的，她发火了。黛西·威廉姆斯是她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她又收留你住在她们家，对你非常好——现在我却伤害了她的女儿。黛西对你说些什么了吗？”
“你给她女儿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她对此非常生气。但她也说了，她和劳埃德·威廉姆斯陷入爱河的时候也已经嫁了人，因此她觉得没必要把这件事提升到道义的高度。”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算了，没事。”
“但我其实并不是很后悔。”
“这话怎么说？”
“我和汉克上床是因为我爱上了他。自从有了第一次以后，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和他在一起。他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男人，如果能把他的心拴住，我想我是会嫁给他的。”
“作为你弟弟，我想问你一句，他到底看上你的哪一点？”
“你是不是想说无非就是我的大胸？”安娜笑了。
“你不仅相貌不出众，还比他大几岁。你要知道，只要打上个响指，他就能让无数未婚少女上他的床呢！”
她点点头。“他和我上床是因为两点。首先，他聪明，但没受过教育。我是他通向心灵世界的导师：我带他走向了艺术、戏剧、政治和文学的广阔天地。他很愿意和肯俯就和他谈这些的人说话。”
加斯帕并不觉得奇怪。“他以前很喜欢与黛西和劳埃德聊这些。那另一点是什么呢？”
“他是我第二个情人，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加斯帕点点头。女孩们不太愿意说这种事，但安娜和加斯帕姐弟却对各自的情史了如指掌。
安娜说：“我和塞巴斯蒂安一起生活了快四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汉克对性了解甚少，他没有和哪个女孩长时间交往过，没有建立过真正的亲密关系。伊维是和他在一起最久的一个，但伊维年纪太小，无法对男人进行调教。”
“我明白了。”加斯帕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但安娜的话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加斯帕有点类似于汉克。他心想，不知道女人们是不是觉得他在床上太嫩了。
“汉克从一个名叫米姬·麦克菲的歌手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们只睡了两次。”
“真的吗？戴夫·威廉姆斯在后台的更衣间里跟她搞过。”
“是戴夫告诉你的吗？”
“我想他告诉了每一个人，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次吧。”
“米姬·麦克菲很随便的。”
“所以你应该算得上汉克的爱情导师了。”
“他学得很快，成长也很快。对伊维做的那些事，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加斯帕觉得不一定，但没有对安娜说出心中的想法。
1965年2月，德米卡·德沃尔金和一个包括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内的、包含许多外交部官员和助理的代表团前往越南。
这是德米卡的第一次海外之行，但和娜塔亚一起去更让他感到兴奋。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却充满了被解放的愉悦，他觉得娜塔亚也会这么想。他们远离了莫斯科，摆脱了他妻子和娜塔亚丈夫的控制范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德米卡对目前苏联的形势大体感到乐观。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他的上司是柯西金，柯西金认为苏联很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劣势而输掉冷战。苏联的工业很不发达，苏联人民更是贫穷。柯西金的工作就是提高苏联的生产力。苏联必须学会制造那些别国国民都想去买的商品。不只是在坦克和导弹上，而且要在人民生活的富足程度上和美国竞争。只有这样，苏联才能使更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之路。柯西金的执政思路使德米卡大受鼓舞。尽管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个死硬的保守派，但柯西金也许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苏联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问题出在军费的过度使用上。为了平衡畸形的经济，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希望在不打仗的前提下，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赫鲁晓夫对此所做的却不多——他在柏林和古巴闹出的动静进一步增长了军队开支。不过克里姆林宫的改革派却仍然希望能实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
越南将是一次严格的检验。
走出舱门，一阵从没体验过的湿热气息朝德米卡迎面扑来。越南比德米卡到过的所有地方都更为拥挤，也更为五彩斑斓。
越南同样被分成了两部分。
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五十年代的反殖民斗争中击败了法国。但胡志明却是个拒绝民主的共产党人，美国不承认他的统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南越首府西贡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未经选举的政权实行苛政，不受人民拥戴，被“越共”的抵抗力量所打击。1965年，南越傀儡政权旗下的南越政府军的力量非常弱，依靠两万三千名美国军人的支持，才勉强保有一点战斗力。
和苏联人假装东德是一个国家一样，美国人也假装把南越当成一个国家。尽管德米卡没胆量那么说，但越南实际上就是德国的一面镜子。
部长们和北越领导人举行晚宴的时候，苏联的部长助理们和越南的部长助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越南这些做助理的都会说俄语，有的还去过莫斯科。食物大多是蔬菜和米饭，只有少量的鱼和肉，但都非常美味。越南的助理中没有女性，看到娜塔亚和另外两位女助理，他们似乎非常惊讶。
德米卡坐在一个面容阴沉、名叫彭安的中年助理身旁。坐在他们对面的娜塔亚问彭安，越南想从两国的谈判中获得些什么。
彭安回答了。“我们需要飞机、大炮、雷达、高空防御系统、轻型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他说。
这正是苏联人想避开的话题。娜塔亚说：“现在战争都快结束了，你们不应该需要这些才对啊！”
“到了最终击败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的需要会有所不同。”
“我们自然希望能对南越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娜塔亚说，“但也会有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她试着提出和平共处的理念。
“只有打胜仗这一种可能性。”彭安不屑一顾地说。
德米卡很失望。彭安固执地拒绝了对苏联人带来的议题进行讨论。他也许觉得和一个女人讨论会没面子吧。德米卡希望这是他这么顽固的唯一原因。如果越南人不肯谈论战争的替代方案，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娜塔亚执著于达成自己的目标。她说：“军事上的胜利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德米卡对娜塔亚这种有勇气的坚持感到非常骄傲。
“你难道想说我们会失败？”彭安生气——至少在假装生气地说。
“不，”娜塔亚平静地说，“但战争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谈判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我们和法国人谈判过很多次，”彭安怒气冲冲地说，“每次的条约签署都是他们为进一步侵略争取时间的工具。越南人民早就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出这条我们牢记在心的经验了。”
德米卡读过越南的历史，知道彭安生气是有道理的。法国和其他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一样背信弃义。但不能因为谈判崩盘就放弃。
娜塔亚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坚持，因为这是柯西金要传递给胡志明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者很残暴。但革命者也能利用谈判。列宁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领土问题上也进行过谈判。他为保住权力作出了让步，接着又在羽翼丰满以后夺回了让掉的土地。”
越南的助理们鹦鹉学舌般强调胡志明所制定的国策。“在西贡没有成立包括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中立政府之前，我们不考虑谈判。”
“请你们理智一些，”娜塔亚温和地说，“把主要需求作为前提条件只是避免谈判的一种手段。你们也要考虑让步的可能性。”
彭安愤怒地问：“德国入侵苏联、进军到莫斯科城下时，你们让步了吗？”他用拳头砸了下桌子，这个动作让一向觉得东方人含蓄的德米卡吃了一惊。“我们不要谈判，不要让步——更不要美国人！”
晚餐很快就结束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回到住地宾馆。德米卡陪娜塔亚走到她的房间。走到门口时，娜塔亚简单地说了句“进来吧”。
这将是他们第三次一起过夜。前两次都是在克里姆林宫满是灰尘的储藏室的四柱大床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作为多年来的情人，共处一室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
他们接吻，脱鞋，再次接吻，刷牙，再次接吻。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情欲，反而想用一种更放松的方式进行欢爱。“这一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德米卡觉得这是他所听到的最性感的一句话。
他们做了爱，然后吃了一些娜塔亚带来的伏特加和鱼子酱，又做了一次爱。
欢爱过后，他们躺在褶皱的被子里，看着天花板上慢慢旋转的风扇。娜塔亚说：“我猜有人正在监听我们。”
“我想应该有，”德米卡说，“我们花了很多钱，从克格勃派了组人过来教他们如何监听宾馆。”
“也许彭安正在偷听我们这个房间。”说完这话，娜塔亚咯咯地笑开了。
“如果是真的，我希望他喜欢这个多于喜欢晚餐。”
“嗯，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们必须改变想从我们这里获得武器的想法。就算是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在东南亚卷入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拒绝给越南人武器，他们可能会投入中国人的怀抱。”
“他们不喜欢中国人。”
“我知道。可是……”
“就是这样。”
德米卡和娜塔亚缓缓入眠，但很快被电话铃声惊醒了。娜塔亚拿起话筒报出姓名。听了一会儿对方的话，娜塔亚骂了句“该死”。又过了会儿，她挂上电话。“南越来的消息，”她说，“越共昨晚袭击了美军的一个基地。”
“昨晚？就在柯西金到达河内的几个小时以后吗？这肯定不是巧合。那个美军基地在哪儿？”
“在一个叫波莱古的地方。八个美军士兵被杀，受伤的有一百来个。袭击者摧毁了地面上的十架战斗机。”
“越共死了多少人？”
“他们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只留下一具尸体。”
德米卡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你应该好好跟越南人提一提这事，他们真是一群可怕的战士。”
“越共的确如此。南越政府军相比之下就差多了，因此他们需要美军来帮他们打仗。”
德米卡皱起眉：“美国有什么大人物正好在南越吗？”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他是最为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分子之一。”
“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给约翰逊总统打电话了。”
“是的，”娜塔亚说，“我很想知道他会怎么说。”
这一天晚些时候，娜塔亚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美国航空母舰“漫游者号”上起飞的战斗机轰炸了北越边境洞海市的兵营。这是美军第一次轰炸北越，从而开启了南北越冲突的一个新阶段。
德米卡绝望地看到，柯西金的立场在一天之内一点点地倒退。
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在共产党国家和世界广大不结盟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谴责。
第三世界国家都希望莫斯科能出面援助被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主义国家越南。
柯西金不希望越南战争升级，克里姆林宫也拿不出钱对胡志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这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
但这钱必须得出。如果止步不前，中国会替代苏联成为各共产党小国最亲密的伙伴。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捍卫者的地位危在旦夕。所有人都认清了这一点。
所有关于和平共处的对话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和整个苏联代表团一样，德米卡和娜塔亚对这种变化非常忧郁。同越南人的谈判立场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柯西金无计可施——他必须同意胡志明提出的一切条件。
苏联人在河内又待了三天。德米卡和娜塔亚整夜整夜地做爱。但到了白天，他们只能一项一项详细记录彭安的要求。在他们启程的前一天，苏联援助给北越的地对空导弹已经上路了。
回程的飞机上，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一起。德米卡打了个盹，梦见了在懒洋洋旋转的风扇下和娜塔亚共度的四个潮湿的夜晚。
“你在笑什么？”娜塔亚问他。
德米卡睁开眼。“你应该很清楚。”
娜塔亚笑了。“除了……”
“什么？”
“回顾我们这段旅程时，你难道没感觉到……”
“我们被越南人设计和欺骗了是吗？是的，我从来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
“事实上，胡志明聪明地操纵了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是的，”德米卡说，“我有同样的感觉。”
坦尼娅带着放有瓦西里反动文稿的手提箱去了机场，她害怕极了。
以前坦尼娅也做过其他一些危险的事情。她出版过一份煽动性的反动报纸；她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被捕，被关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她还冒险和一个西伯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联系。但这次她格外害怕。
私通西方是更高的罪名。她把瓦西里的文稿带到莱比锡，希望把它托付给一个西方出版商。
坦尼娅和瓦西里印刷的报纸只是在苏联内部流传。如果这种宣传不同政见的印刷品流传到西方，当局一定会更为生气。犯下如此罪行的人不仅会被当作反动分子，而且会被看作是叛国者。
想到所承担的风险，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坦尼娅不禁因恐惧感到一阵恶心。她惊慌地用手捂住嘴，直到恶心的症状消除以后才把手放下。
到机场的时候，她差点告诉司机掉头送她回家。这时她想起了在西伯利亚又冷又饿的瓦西里。她鼓起勇气，拿着手提包走进航站楼。
西伯利亚之行完全改变了她。之前，她觉得苏联共产主义是个用心良苦却失败了的社会实验，必须去除。但现在她看清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实质。每次想到瓦西里，坦尼娅心里都充满了对使他走到这步田地的人的憎恨。她现在甚至不愿和双胞胎哥哥德米卡多谈，德米卡觉得苏联共产主义应该得到改进，而不是全盘废除。她爱德米卡，但他闭上了眼睛，不愿面对现实。她意识到在所有存在残酷压迫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南方，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在东德——都有好多和她家人一样不愿正视可怕现实的人。可坦尼娅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无论有多大的风险。
到了海关检查站，她把证件交给边检员，把手提箱放在秤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她肯定会祷告一番。
出关的边检员都是克格勃的人。对坦尼娅进行检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大胡子男人。她有时会通过想象对方会怎样接受采访来评估一个人。通过观察，这个人应当侵略性非常强，他会带有敌意地去回答采访者所提出的没有明显趋向的问题，反复检查问题中有没有暗示或隐含的批评。
边检员仔细地看着坦尼娅的脸，和护照上的照片进行了好几次比对。她试着不表现出紧张。她告诉自己，不用担心，没有哪个苏联公民在遇见克格勃时不会表现出恐惧。
边检员把坦尼娅的护照放在桌上，然后对她说：“打开箱子。”
边检员可以任意检查出国公民的行李。他们可能是觉得你可疑，可能是正好无事可干，可能是想翻翻女人们的内衣。边检员不需要给出理由。
坦尼娅打开手提箱，心跳得飞快。
边检员弯下膝盖，翻查坦尼娅的物品。他很快就找出了瓦西里的那份手稿。他拿出手稿，看着标题页：“战俘营——纳粹集中营的故事，作者：克劳斯·霍恩斯坦”。
小说的标题和其后的目录、前言和序言一样，都是坦尼娅做的掩饰。
边检员问：“这是什么？”
“是本东德小说翻译稿的一部分。我正要去参加莱比锡书展。”
“这本书审核过了吗？”
“在东德当然审核过，不然也不会出版了。”
“在苏联呢？”
“没审核过。没翻译完的小说自然不会送审。”
边检员一页页往后翻，坦尼娅努力保持着平稳的呼吸。
“这里有一些苏联人的名字。”边检员说。
“你应该知道，纳粹的集中营里有许多苏联人。”坦尼娅说。
坦尼娅知道，如果边检员要查证，她的说法很快就会穿帮。如果边检员花些时间看看后面的内容，他很快就会发现小说不是发生在纳粹集中营，而是发生在古拉格的劳役营。然后克格勃会花几个小时发现东德根本没有哪个出版社出版过这部小说，坦尼娅则又要被送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了。
边检员懒散地翻动着文稿，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为难她一下。这时，隔壁的边检站发生了一阵骚动——一个要上飞机的乘客对所带的圣像被没收提出抗议。边检员把手提箱里的文稿和登机牌一起还给坦尼娅，挥手让她过关，就匆匆赶到隔壁检查站帮同事的忙去了。
坦尼娅腿一软，觉得自己也许无法再向前走了。
她很快恢复了体力，完成了后续的登机手续。她所搭乘的是平民乘坐的图-104客机，每排有六个座位，稍嫌拥挤。到莱比锡的航程有一千英里，需要坐三个多小时。
在莱比锡机场的行李提取处拿到手提箱以后，坦尼娅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手提箱，但没找到打开过的痕迹。但她还不能完全放下心。坦尼娅像拿着放射性物品一样把手提箱小心翼翼地提到海关和移民区，她记得曾听人说过东德政府比苏联政府还残暴，斯塔西比克格勃更无处不在。
坦尼娅出示了她的护照。一个警察仔细地审视着她的护照，然后粗鲁地一挥手让她出关。
坦尼娅走向航站楼出口，没敢去看正紧盯着过关旅客的警察的一张张脸。
一个警察走到她面前：“你就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
坦尼娅差点流出内疚的眼泪。“是的，我是。”
海关官员用德语对她说：“请跟我来。”
完了，我这辈子都完了，坦尼娅心想。
坦尼娅跟着警察穿过一扇边门。让她吃惊的是，边门通向一个停车场。“书展的策展人为你派了辆车。”这位警察说。
司机正在车里等她。司机向坦尼娅作了自我介绍，把放有罪证的手提箱放进了白绿两色瓦尔特堡311型车的后车厢。
坦尼娅倒进车后座，身体瘫软下来，像喝醉了似的无助。
车快开到市中心时她才渐渐恢复过来。莱比锡很久以前就是个四通八达的重镇，中世纪就有了集市。莱比锡火车站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坦尼娅在为塔斯社所作的报道里会提到莱比锡浓烈的共产主义氛围，提到莱比锡对纳粹持续到1940年代的抵抗，不会把现在的观感写进去。在她看来，莱比锡十九世纪的华丽建筑看上去比近旁苏联时代的粗犷建筑优雅多了。
司机把她带到了图书交易会现场。在一个仓库一般的大厅里，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书商竖起展示架，展示各自的书籍。策展人带她四处看了看。策展人告诉他，书展的目的不是实体书的买卖，而是这些书在国外发行和翻译的许可。
快傍晚的时候，坦尼娅设法摆脱了策展人，一个人在展厅里走来走去。
她被书籍的总量和多样性惊呆了。参展的有汽车的维修和使用手册、科学杂志、各类年鉴、童书、经书、艺术书籍、地图册、字典、教科书以及所有欧洲主要语言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集。
坦尼娅想找到一个想翻译苏联文学并在西方出版的出版商。
她开始浏览那些放着俄文小说译著的书架。
西方各国所用的拉丁字母和俄文字母完全不一样，不过坦尼娅中学学过德语和英语，大学学过德语，因此她能大致猜出这些俄国作家的名字以及译文小说的标题。
她和几个出版商谈了谈，她说她是塔斯社的记者，询问他们在图书交易会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益处。她为自己的报道找到了一些有用的引证，但没有提到有本俄文小说要找人出版的事情。
在一个叫罗利的伦敦出版商的摊位上，坦尼娅看到了亚历山大·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英文译本，这本书在苏联非常受欢迎。坦尼娅很熟悉这本小说，试着阅读了这本翻译小说的第一段。看完这段话的时候，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妙龄女子打断了她的阅读，女子用德语问她：“请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坦尼娅作了自我介绍，询问了对方对这次交易会的观感。坦尼娅很快发现罗利出版公司这位编辑的俄语比她的英语要好，于是两人换成俄语进行交谈。坦尼娅问起了苏联小说的英译本情况。“我想把更多的苏联小说带到英国，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位编辑在回答中提到，“但大多数苏联文学——包括你手里拿着的这本——宣扬共产主义的痕迹都太浓了。”
坦尼娅假装生气。“你是想出版那种反苏共小说吗？”
“不，”编辑露出笑容，“作家们当然要爱自己的政府。我们出版社就出版过许多描绘大英帝国荣耀和帝国所取得的成绩的书籍。但一个感知不到周遭社会缺点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就算是为了可信性方面的考虑，他们也应该在作品中发出一点批评的声音。”
坦尼娅很喜欢眼前这个女人。“我们能再见面吗？”
编辑犹豫了一下。“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商量吗？”
坦尼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住哪儿？”
“欧罗巴旅馆。”
为坦尼娅预留的房间也在欧罗巴旅馆。这样就方便多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安娜·默里，你呢？”
“我会再找你谈的。”坦尼娅说完就走开了。
坦尼娅从直觉上愿意相信安娜，这种直觉是她在苏联二十五年的生活练就的。她的这种直觉也有证据的支撑。首先，安娜是个正牌的英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或东德人伪装的英国人。其次，她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故意在坦尼娅面前伪装自己的政治信仰。第三，她的话里没有任何政治术语。在苏联长大的人都会无意中在谈话中提到党派、阶级、干部和意识形态等词语。但安娜没提过其中任何一个词语。
白绿相间的瓦尔特堡车等在展览大厅外面。司机把坦尼娅带到欧罗巴旅馆，坦尼娅办好了入住手续。在房间里把东西收拾停当以后，坦尼娅马上返回了大堂。
坦尼娅不想引起任何人对她的注意，因此连去前台问安娜·默里房间号码这种事都免了。饭店前台至少有一个招待是斯塔西的线人，这个线人很可能会记录下苏联记者寻访英国编辑的事情。
好在坦尼娅很快发现前台后面许多写着房间号码、放着房间钥匙和留言口信的小格子。坦尼娅封上一个空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安娜·默里小姐”这几个字，默不作声地把信封递给前台的接待员。接待员立刻把信封放在了标着“305房间”的格子里。
格子里放着把钥匙，这意味着安娜·默里这时并不在房间里。
坦尼娅走进旅馆的酒吧，安娜也不在那里。坦尼娅坐了一个小时，一边喝啤酒，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报道的草稿。接着她走进餐厅，但餐厅里也不见安娜的踪影。坦尼娅猜测安娜也许跟同事到莱比锡的哪个餐馆吃饭去了。坦尼娅坐下来，点了莱比锡的一款风味素食，一边吃菜一边喝咖啡，然后离开了餐厅。
走过大堂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前台后面的那些木格，305房间的钥匙已经不见了。
坦尼娅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手提箱里拿出手稿，走到305房间门口。
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做了这事以后，她就有罪了。她把宣传反苏的小说带到了西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她这种行为。如果被人抓住，她这辈子也就完了。
她敲了敲门。
安娜开了门。她赤着脚，手里拿着把牙刷，显然正准备上床。
坦尼娅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安娜不要出声。然后她把文稿交给安娜，轻声说：“两小时后我再来。”
随后她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上不住地颤抖。
安娜如果只是不接受这份文稿，那还不算很坏。如果坦尼娅错判了她，安娜也许会觉得有义务向当局报告有人给了她一本反动小说。她可能会担心如果保守秘密的话，自己也会因为参与密谋而遭到指控。安娜或许会觉得把坦尼娅对她的不当接近报告给当局才是最恰当的选择。
但坦尼娅知道大多数西方人都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尽管坦尼娅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安娜绝不会想到会因为读一份手稿而获罪。
因此现在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安娜是否喜欢瓦西里的这部小说。丹尼尔喜欢瓦西里的小说，《新世界》的编辑们也喜欢，但他们都是苏联人。外国人会有何反应？坦尼娅自信安娜会觉得这部小说写得非常棒。但她能否被打动呢？她会为此而伤心吗？
十一点过几分，坦尼娅又去了305房间。
安娜拿着手稿开了门。
她的脸上满是泪水。
她小声说：“太令人发指了，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
一个周五的晚上，戴夫发现桃色岁月的鼓手刘是个同性恋。
以前他觉得刘只是有些害羞罢了。许多女孩想和玩乐队的发生关系，化妆间有时甚至像个妓院，刘却从没因此占过哪个女孩的便宜。这并不奇怪：有人热衷于此，有人却不太喜欢。瓦利从不和这些女孩有瓜葛，戴夫偶尔会和几个心仪的女孩出去，贝斯手布兹则是来者不拒。
桃色岁月重新得到了现场表演的机会。《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登上了流行歌曲排行榜，占据了第十九位，而且还在不断攀升。戴夫和瓦利一起写歌，希望做一张不只有正反面两首歌的密纹唱片。一天傍晚，他们前往波特兰街的英国广播公司，为节目做预录。为广播公司做节目的报酬微乎其微，但却是一个提升《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知名度的好机会。也许这首歌能借助电台的传播攀上排行榜的第一位呢。另外，正如戴夫说的那样，一点点钱也够花上好一阵子。
他们在落日的余晖下走出电台大楼，决定去附近一家名叫“金色号角”的小酒馆喝上一杯。
“我不想喝。”刘说。
“别闹了，”布兹说，“你哪次拒绝过喝酒啊？”
“那去别的酒吧吧。”刘说。
“为什么？”
“我不喜欢那家。”
“不想被纠缠的话，把墨镜戴上就行。”
他们上过几次电视，有时会在酒吧和餐馆里被歌迷认出来，但很少遇到真正的麻烦。他们不再去学校旁边那些年轻人聚集的咖啡店，避免造成围观。但都是成年人的酒吧还是可以去的。
他们进入金色号角酒吧，走到吧台前。酒保笑着问刘：“露西，要伏特还是金啊？”
大家吃惊地看着刘。
布兹说：“原来你是这里的常客啊！”
瓦利问：“伏特和金是什么？”
戴夫问：“露西又是怎么回事？”
酒保有几分紧张。“露西，哪个是你的伴？”
刘看着另外三位成员：“妈的，被你们发现了。”
布兹问：“你是同性恋吗？”
被发现以后，刘索性放开了。“我很明显和你们不一样，喜欢花花草草和粉红色的东西。如果你们不聋不瞎的话，早该在一年多以前就发现我是个同性恋了。只要能不被人抓住，我一有机会就和男人接吻上床。但别担心我会去找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你们几个都太他妈丑了。现在我们来喝一杯吧。”
戴夫欢呼鼓掌。最初的震惊过后，布兹和瓦利也跟着一起欢呼鼓掌。
戴夫很好奇。他知道同性恋，但仅仅是些理论上的东西。至今为止，他还没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这大概是因为同性恋在英国犯法，大多数的同性恋和刘一样保守秘密吧。戴夫的祖母莱克维兹女士为同性恋的合法化一直在斗争，但迄今也没取得成功。
戴夫支持祖母发起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他痛恨压制祖母的那帮人：自高自大的牧师、愤世嫉俗的托利党人，还有那些退役的将军们。戴夫从来没想过法律的演变还能影响到他的朋友。
他们又喝了第二杯和第三杯。戴夫的钱快用完了，但他的兴致却特别高。《艾丽西亚，我想念你》这张唱片将在美国发售。如果主打歌能在美国打榜的话，他们的乐队就成功了。戴夫也不用再为写歌而绞尽脑汁了。
酒吧很快就挤满了人。大多数人有个共同点：走路说话显得有点浮夸。他们之间互称“宝贝”或“亲爱的”。很快，酒吧里谁是同性恋、谁不是，就很容易判断了。也许这才是他们都会来这的原因吧。酒吧里也有几对姑娘，她们留着短发，穿着长裤。戴夫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他们并不排外，都很高兴让异性恋的男女进入这个酒吧。酒吧里有半数人都认识刘，乐队成员很快发现很多人都过来找他们搭话。同性恋们独特的开玩笑方式经常让戴夫发笑。一个和刘穿着相同衬衫的男人说：“哦，露西，你和我穿的是情侣衫，真是太棒了！”然后他又轻声补充了句：“你个没创意的小娘们儿。”包括刘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
一个高个男子走到戴夫身边轻声问：“伙计，你知道谁能卖给我一些药丸吗？”
戴夫知道对方要买毒品。许多音乐人都嗑药。飞驰夜总会这类地方一般可以买得到好几种毒品。戴夫试过几种，但都没什么感觉。
他仔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高个男人穿着牛仔裤和并不相配的条纹衬衫，还都是廉价品，但军人式的短发却让戴夫非常不自在。“我不知道。”简略地做了回答以后，戴夫就转身摆脱了那个人。
酒吧的角落里有个放着麦克风的小舞台。晚上九点，一个男扮女装的喜剧演员走上舞台。尽管头发和化妆完全像个女人，但戴夫还是能看出这其实是一个男人。
“大家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来吗？”他问，“我有个重要的公告要向大家宣布。杰里·罗伯特森得了那病。”
所有人都笑了。瓦利问戴夫：“那病指的是什么？”
“性病，”戴夫说，“就是下面得的病。”
消停了一会儿，那个喜剧演员又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是我传给他的。”
他的话又博得一阵笑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阵喧闹。戴夫往门口张望，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酒吧，把挡在面前的人纷纷推向一边。
喜剧演员说：“哦，法律的护卫者来了！我喜欢他们的这身制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穿制服的经常会来这？我真想知道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他在拿警察开玩笑，但警察可是动真格的。他们推开挡道的人往前冲，似乎很喜欢这样费力的事。四个警察冲进男厕所。“也许他们只是来尿尿的。”演员又说。一个警官跳上舞台。“你是不是警长啊？”演员跟走到他面前的警官调情，“要不要把我浑身上下好好检查一番？”
跟上来的两个警员把演员拽下舞台。“别担心，”他大声叫道，“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的。”
警长抓起麦克风。“你们这些肮脏的同性恋，”他说，“我得到线报，说这家店有毒品交易。如果不想受伤的话，面朝墙站着，准备接受我们的检查。”
警察仍然在蜂拥而入。戴夫四下张望，想找到一个可能的出口。但所有门都已经被警员封死了。有些顾客走到墙边，面朝墙站着，像是以前接受检查似的显得非常顺从。戴夫思考着，尽管几乎公开在卖毒品，可警察怎么从没突袭过飞驰夜总会呢？
冲进男厕所的警察架着两个男人出来了，一个男人鼻子被打破了，满脸都是血。一个警员对警官说：“警长，他们在同一个蹲位。”
“以公共场所有伤风化的罪名起诉他们。”
“遵命，警长。”
戴夫的背被狠狠地打了一下，他大叫了一声。一个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对他说：“到墙那边去！”
戴夫说：“你怎么能打人？”
警察用警棍指着戴夫的鼻子说：“同性恋，快给我闭嘴，不然我就用这根警棍让你闭嘴！”
“我不是——”说到一半戴夫就不说了。随他们怎么想吧，戴夫琢磨着。与其和警察同流合污，还不如站在同性恋这一边。他走到墙边，依令面朝着墙，用手摸着背上的痛处。
他发现身边站着的是刘。刘问他：“没受伤吧？”
“只是起了个肿块，你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戴夫现在总算明白祖母为什么想改变针对同性恋的法律了。他为一直以来不知道同性恋的境遇感到非常羞耻。
刘低声说：“还好警察没认出乐队的人。”
戴夫点点头说：“他们不像熟悉流行明星的那种人。”
透过眼角的余光，戴夫看见警长正在与先前询问自己哪里有卖药丸的那个满身便宜货的高个男人在交谈。现在他知道这个穿着廉价牛仔裤、剃着军人平头的是什么人了：是个乔装打扮得非常粗糙的便衣警察。便衣耸耸肩，摊开双手对警长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戴夫觉得他也许是没能找到任何一个卖毒品的人才如此失望吧。
警察搜了所有人的身，让顾客们翻开衣服口袋给他们看。检查戴夫的警察用了很长的时间检查戴夫的胯部。这些警察也都是同性恋吗？这就是他们来这检查的原因吗？
几个顾客反对近身的检查，结果被用警棍狠揍了几下，接着以袭警的名义被逮捕。一个人持有据称是医生开的一袋药片，他也同样被逮捕了。
检查完以后，警察终于离开了。酒保宣布这一夜的酒水都免费供应，但没几个人贪这个便宜。桃色岁月的成员离开了酒吧，戴夫决定回去早点睡上一觉。
“同性恋经常遇到这种事吗？”分开的时候戴夫问刘。
“伙计，这是常事，”刘说，“真他妈该死。”
一天晚上七点，加斯帕觉得姐姐应该下班回家了，于是他去安娜现在待的汉克·雷明顿在切尔西的公寓找她，结果他发现安娜和汉克这一天都还没有出门。他有些紧张。他有求于安娜和汉克，他想让他们帮的忙对他的未来非常重要。
他坐在厨房里，看着安娜为汉克做他最喜欢吃的烤土豆三明治。“你的工作怎么样？”加斯帕找了个话题。
“非常棒，”安娜的目光中闪动着热情，“我找到了一个新作家，一个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但他的确是个天才。我要出版一本他写的小说，背景是西伯利亚地劳役营，叫《冻伤》。”
“听上去并不是很有趣。”
“小说有一部分很有趣，但整部小说却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我正在翻译这本小说。”
加斯帕感到狐疑：“谁会想知道劳役营里发生的事啊？”
“全世界的人都会想知道，”安娜说，“你就等着瞧吧。最近你怎么样——毕业以后干些什么，定下来了吗？”
“《西部邮报》给了我一个实习记者的职位，但我不准备去就职。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已经是自创报纸的主编和记者了。”
“美国那边有回音吗？”
“来了封回信。”
“只有一封吗？说了些什么？”
加斯帕从口袋里拿出信交给安娜。这是封来自《今日》电视节目组的信。
安娜看了这封信。“信上只是说他们不会不经面试就招人，太令人失望了。”
“我准备让他们实践诺言。”
“什么意思？”
加斯帕指着信头上的地址说。“我准备拿着这封信去他们的办公室说‘我来面试了’。”
安娜笑了：“他们会佩服你的胆量的。”
“我只有一个问题，”加斯帕急切地咽了口口水，“机票钱要九十镑，我只有二十镑。”
安娜把一篮土豆拿出煎锅，把它们晾干。接着她看了一眼加斯帕。“你就是为这过来的？”
他点点头：“能借我七十英镑吗？”
“当然不行，”她说，“我没有七十英镑。我是个图书编辑，这几乎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加斯帕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但这还不算完。他咬咬牙说：“能从汉克那要来七十英镑吗？”
安娜把炸过的土豆放在一块涂了黄油的白面包片上，在上面浇了些麦芽醋，撒上许多盐，接着又盖上了一块面包片，最后把做好的三明治切成两半。
汉克走进厨房，他的衬衫胡乱塞在橙色的灯笼裤里，红色的长发因为淋了雨而有些湿。“加斯帕，你好。”他和平时一样热情地跟加斯帕打了个招呼，接着他亲了亲安娜，“宝贝，什么东西这么香？”
安娜说：“汉克，这也许是你吃的最贵的一顿三明治了。”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八章
戴夫·威廉姆斯期待着见到臭名昭著的外祖父列夫·别斯科夫的那一刻。
1965年秋天，桃色岁月前往美国进行演出。全明星环球巡演每两天为演出者提供一夜的宾馆房间，没房间住的那个晚上，他们则通常会在长途大巴上过。
演出完一场以后，他们在午夜登上大巴，前往另一个城市。戴夫从没在大巴上睡过好觉，车上的座位很不舒服，后部还有个臭气熏天的厕所。唯一让他感到舒畅的是车上冰柜里巡演赞助人佩珀先生免费提供的汽水。来自费城的“上旋”乐队总是在车上打牌：自从一个晚上输了十美元之后，戴夫再没有和他们打过牌。
早上他们会抵达下一站住的宾馆。如果幸运的话，他们可以立即开房入住。反之，他们就得一身脏臭地待在大堂里，焦躁地等待前一天晚上入住的客人腾出房间。晚上的演出结束以后，他们会在宾馆里住上一夜，隔天早晨再乘大巴出发。
桃色岁月热爱这次巡演。
巡演的报酬不多，但他们能在美国四处旅行——即使拿不到钱，他们都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喜欢他们的姑娘们。
在每个城市逗留的一天一夜里，贝斯手布兹的房里常有好几个歌迷。刘则流连于美国各地的同性恋酒吧——美国人比较愿意用“同性恋者”这个词汇。瓦利仍忠于卡罗琳，不过看着流行巨星之梦正一步步实现的他也同样非常兴奋。
戴夫不太愿意和热衷于乐队的那些姑娘发生关系，但仍然在巡演中遇到过几个不错的女孩。他曾经想拉塔梅特的金发女郎约琳·约翰逊上床，但被她一口回绝了，约琳说她十三岁时就快乐地做了新娘。然后他又试着去引诱露露·斯莫，斯莫尽管一直在和他调情，却不肯去他的房间。有天晚上，他终于和来自芝加哥的黑人女子组合中的曼迪·拉夫搭上了。曼迪有一双棕黄色的眼睛，一张大嘴，以及摸起来像丝绸一样的淡黑色皮肤。曼迪让他抽上了大麻，戴夫觉得大麻比啤酒刺激多了。离开印第安纳波利斯以后，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不过他们非常小心——不同肤色的人性交在一些州会被判罪。
一个周三的早餐，载着环球巡演乐队的大巴开进了华盛顿特区。戴夫和外公别斯科夫约了一起吃午餐，黛西替他们安排了这次约见。
他穿上一套流行歌星的行头去见外公：红衬衫、蓝色的低腰裤、红色格子花纹的花呢外套、鞋尖很窄的中跟鞋。他从乐队住的廉价酒店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外公的套房所在的高级宾馆。
能见到外公让戴夫非常激动。据说这个老头做过许多坏事。如果家人说的都是真的，列夫曾在圣彼得堡杀过一个警察，接着对怀孕的女朋友不辞而别。在布法罗，他搞大了老板女儿的肚子，娶了她，继承了一笔遗产。据说他和岳父的死有关，但从没受到指控。禁酒期间他靠黑市生意大发其财。尽管娶了黛西的妈妈，但他还有包括电影明星格拉迪丝·安格鲁斯在内的好多情妇。
在宾馆大堂等待时，戴夫猜测外公会是什么样子。爷孙俩从没见过面。列夫只在黛西和博伊·菲茨赫伯特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去过伦敦一次，之后就再没去过了。
黛西和劳埃德每五年去美国一次，主要是为了见黛西住在布法罗老年公寓里的妈妈奥尔加。戴夫知道妈妈对外公没有太多的爱，黛西小时候大多数时间都不和列夫一起住。列夫在布法罗还有第二个家——那里有他的情妇玛伽和私生子格雷格——相比黛西和奥尔加，列夫显然更愿意和玛伽母子在一起。
戴夫看见大堂那头出现了一个穿着银灰色西装、戴着红白条纹领带的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记得妈妈说，外公任何时候都衣冠楚楚。戴夫笑着对老人招呼了一声：“你是别斯科夫外公吗？”
握手以后，列夫问外孙：“你怎么没系根领带呢？”
戴夫经常被人这么问。不知为何，老一辈人总觉得他们有权对年轻人的衣着横加指责。对于这种指责，戴夫有时会彬彬有礼地加以解释，有时也会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对于第一次见面的外公，他却狡猾地用上了反诘：“外公，你十来岁那会儿，圣彼得堡帅气的男孩们都穿些什么呢？”
列夫严峻的表情一下子柔和下来。“我有件珍珠母纽扣的外套、一件背心和一串铜表链，还有一顶丝绒帽，留着和你一样的中分长发。”
“这么说我们很像了，”戴夫说，“只是我从没杀过人。”
列夫愣了一下，然后突然笑了。“你很聪明，”他说，“继承了我的脑子。”
一个穿着浅蓝色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女人走到列夫身边。尽管年龄和列夫相仿，但老太太的身板却像时装模特一样笔挺。列夫说：“她是玛伽，不过她不是你的外祖母。”
肯定是外公的情妇了，戴夫心想。“你很年轻，还没到做外祖母的年纪呢，”他笑着对玛伽说，“那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你真会哄人，”玛伽说，“就叫我玛伽。跟你说，我以前也是个歌手，但没取得你这样的成功。”她似乎有些感伤，“那时候我每天都把像你这样的英俊小伙子当早饭吃呢。”
戴夫想到了米姬·麦克菲，年轻女歌手总是这么轻佻。
三人一起走进了餐厅。玛伽问了许多有关黛西、劳埃德和伊维的问题。列夫自己在好莱坞有家制片厂，因此列夫和玛伽对伊维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非常感兴趣。但列夫最在意的却是戴夫和他的乐队。“戴夫，听说你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他说。
“这是个谎言，”戴夫说，“我们的确卖了不少唱片，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能赚钱。卖一张唱片我们只能分到一点点。就算能卖到一百万张，我们挣的那点钱也仅够每人买辆小汽车的。”
“你们这是被人剥削了啊。”列夫说。
“这并不奇怪，”戴夫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解雇了我们的第一个经理人，现在这个要好多了，但我仍然买不起房子。”
“我身在电影行业，有时会销售电影的原声大碟，知道些唱片的销售渠道。你想听我给些建议吗？”
“当然想。”
“自己开家唱片公司吧。”
戴夫非常激动。他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这更像是个幻想。“你觉得这可行吗？”
“你可以找个录音棚租上个一两天，或者需要租多久就多久。”
“我们可以在录音棚里录制唱片，我想我们还应该找个工厂生产唱片，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销售。即便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想把时间花在组建销售团队上面。”
“你不需要组建销售团队，给大唱片公司点提成，让他们去做销售和分销。给他们点蝇头小利，大头你们来拿。”
“不知他们会不会同意。”
“他们不喜欢这种合作方式，但还是会和你们合作，他们不想失去你们这个潜在的合作伙伴。”
“我想也是。”
尽管他名声不好，戴夫却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个精明的老头吸引了。
列夫还没说完。“唱片发行情况怎样？这些歌不都是你写的吗？”
“通常我和瓦利一起写。”戴夫的字太差，没人看得懂他写了些什么，实际写歌的都是瓦利。不过酝酿一首歌的过程都是两人在一起完成的。“我们能分得版权费的很少一部分。”
“很少一部分吗？你们应该拿到更多。你们的唱片出版商肯定请了个需要分成的国外代理。”
“是的。”
“如果仔细调查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国外代理商还找了个同样分成的二级代理，之后还可能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小代理。这些代理总共要拿走版权费的四分之一以上，比你们拿到手的要多得多。”列夫厌恶地摇了摇头，“自己成立个出版公司吧。不把这些控制在手，你永远都赚不到钱。”
玛伽问：“戴夫，你多大了？”
“十七岁。”
“真年轻啊。但你至少已经足够聪明，开始关注你所处的行业了。”
“我真希望自己能再聪明一点。”
午饭后他们走进了休息室。“你舅舅格雷格会和我们一起喝咖啡，”列夫说，“他是你妈妈同父异母的弟弟。”
戴夫想起妈妈曾经兴味盎然地提到过这个格雷格舅舅。她说格雷格以前曾经做过不少荒唐事，不过她也一样。格雷格是个共和党参议员，但这点上黛西也原谅了他。
玛伽说：“我儿子格雷格没结过婚，但有个叫乔治的儿子。”
列夫说：“这算是个公开的秘密。没人会提这件事，但华盛顿所有人都知道。议员里有私生子的也不是只有他一个。”
戴夫知道乔治。黛西提过他，加斯帕还见过他。戴夫觉得有个黑人表亲的感觉真是非常不错。
戴夫说：“这么说我和乔治都是你的孙辈了？”
“是的。”
玛伽说：“格雷格和乔治来了。”
戴夫抬起头，迎面走来的是一个穿着时尚的法兰绒西服、但需要好好洗熨一下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身边站着个穿着得体的英俊黑人，大约三十来岁，他穿着件海毛西服，戴着窄领带。
父子俩走向他们这张桌子。两人都亲吻了玛伽。列夫说：“格雷格，这是你外甥戴夫·威廉姆斯。乔治，这是你的英国表弟。”
父子俩坐了下来。戴夫发现，尽管是休息室里唯一的一个黑人，乔治却表现得很自信。和所有表演行业的人一样，黑人流行歌手通常都留着一头长发，或许是因为投身于政治的关系，乔治却留着一头齐耳的短发。
格雷格问：“爸爸，你想象过会拥有一个这样的家庭吗？”
列夫说：“老实告诉你，如果回到戴夫这个年纪，有人把现在的情形告诉当时的我，你知道我会怎么说？我会说他在胡扯。”
那天晚上，乔治带玛丽亚·萨默斯去餐馆庆祝她的二十九岁生日。
乔治很担心玛丽亚。玛丽亚换了工作，搬了家，但还没有男朋友。她和国务院的朋友们一周聚会一次，时不时和乔治外出约会，但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乔治担心她仍然在想着已经去世的肯尼迪总统。暗杀已经过去了快两年，但恋人死去的痛苦可不是那么容易忘却的。
乔治对玛丽亚的感情自然不是简单的兄妹之情。自从前往阿拉巴马的自由之行运动以后，乔治就一直觉得玛丽亚性感又迷人。但和对好朋友斯基普·迪克逊美丽诱人的妻子一样，他和玛丽亚一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如果没有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他也许会高兴地迎娶玛丽亚。但现在他已经有了维雷娜，玛丽亚也不想再和人谈恋爱了。
他们去了赛马俱乐部。玛丽亚穿着朴素但十分漂亮的灰色毛线裙。她没有戴首饰，一直戴着副墨镜，发饰稍嫌老气。她的五官很精致，有一张性感的嘴——不过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温暖的心：只要稍微做点尝试，她不愁找不到个好男人。因为没见她有男人，周围的人总是把她看作那种把工作看成头等大事的职业女性。乔治觉得玛丽亚听见这种评价肯定不会开心，他为玛丽亚感到着急。
“我刚升了职。”在桌子旁坐下以后，玛丽亚对乔治说。
“喝杯香槟好好庆祝下。”乔治说。
“谢谢你，不用了，我明天还要上班。”
“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
“可我不怎么想喝酒。也许待会会喝杯白兰地帮我入眠。”
乔治耸了耸肩。“我想正是这份认真让你得到升职的。我知道你聪明、有能力，教育程度也很高。但如果你是黑人的话，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派不了什么用场。”
“是的，黑人一般不可能在政府中升到很高的职位。”
“能克服偏见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你离开司法部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想知道为什么吗？政府试图让南方各州的警察局招收黑人，但那些南方佬却说：‘看看你们自己——你们那里也都是白人啊！’于是政府也承受到了压力。为了表示没有偏见，他们只好给一些黑人雇员升职。”
“他们也许觉得有你这个例子已经足够了。”
玛丽亚笑了：“升了好几个呢。”
他们点了菜。乔治觉得虽然他和玛丽亚打破了种族界限，但这个界限并不是不存在了。恰巧相反，他们只是特例而已。
玛丽亚和乔治想的是一回事。“看来鲍比·肯尼迪是对的。”她说。
“我刚遇见他的时候，他觉得民权只会给更重要的政治议题添乱。但鲍比这个人的一大优点是很理性，有需要的话可以很快改变主意。”
“他最近干得怎么样？”
“刚开始干呗。”乔治含混地说。鲍比在纽约州当选参议员，乔治是他亲信中的一个。乔治觉得鲍比还没有调整好他的角色。最近这段时间，鲍比经历了不少变化：从总统哥哥的头号顾问到被约翰逊总统冷落，现在则成了初出茅庐的参议员——很可能一时之间找不到方向。
“他应该起来反对越南战争！”玛丽亚显然热衷于这个议题，乔治感到玛丽亚早就计划好要游说他。“肯尼迪总统减少了我们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并多次拒绝派遣地面部队去越南，”她说，“但约翰逊当选以后，他很快就派三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去越南，五角大楼还要求派去更多的军队。他们要求六月派出十七万五千名士兵——威斯特摩兰将军说可能还不够！约翰逊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对国人说谎！”
“是啊。本来我们觉得对北方的轰炸能让胡志明走上谈判桌，但看上去却像坚定了共产党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五角大楼进行军事演习以后已经预测到了这个结果。”
“真的吗？鲍比应该还不知道。”乔治明天会告诉他。
“知道的人不多。我听说五角大楼为试验对北越的轰炸效果做过两次军事演习。两次的结果都一样——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会加强对越南南方的攻击力度。”
“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就怕接连的失败会使得我们不断派兵，从而陷入战争的泥潭。”
“我哥哥的大儿子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纪，”玛丽亚的脸上笼罩着阴云，显然对侄子很担心，“我不想让斯蒂夫死！肯尼迪参议员为什么不能大声反战呢？”
“他觉得这会孤立他。”
玛丽亚无法接受这种说法：“怎么会呢？没人喜欢这场战争。”
“没人喜欢借批评战争贬低军队的政治家。”
“他不能被公众舆论牵着鼻子走。”
“在民主国家，忽视公众舆论的人是没办法在政坛上安身立命的。”
玛丽亚提高了音调：“这么说，就没人可以公开反对战争了吗？”
“也许这就是有那么多仗要打的原因吧。”
菜来了，玛丽亚改变了话题。“维雷娜最近怎么样？”
两人的亲密关系足以让乔治对玛丽亚开诚布公。“我很爱她，”他说，“维雷娜每月来一次华盛顿，都住在我的公寓，但她似乎还不想安定下来。”
“如果决定这辈子跟着你，她就必须住在华盛顿了。”
“这难道不好吗？”
“可她的事业在亚特兰大啊！”
乔治还是没有看到问题所在。“大多数女人都住在丈夫的工作地。”
“形势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果黑人能够平等，那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别这么说，”乔治气愤地说，“这完全是两码事！”
“这可不是两码事。男性至上比种族隔离更糟，世界上有一半人正在遭受男性至上的奴役。”
“奴役？”
“知道有多少家庭妇女整天工作却没有酬劳吗？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离开丈夫的妻子会被逮捕，送回到丈夫那里。乔治，工作没有报酬又不能离职的人不是奴隶是什么？”
乔治对这番争论感到非常恼火，玛丽亚在争论中取得上风更是让他很不爽。但他找了个机会转到了一个他关心的话题上。他问玛丽亚：“这就是你还单身的原因吗？”
玛丽亚的表情有点不自在。“是部分原因吧。”她没看乔治。
“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再开始约会呢？”
“我想应该快了。”
“你不想马上找个男人约会吗？”
“当然想，但我的工作很忙，没有太多空余时间。”
玛丽亚的话无法让乔治信服。“你觉得没人能比得上你失去的那个男人。”
她没有否认。“你认为我错了吗？”她问。
“我觉得你肯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对你更好的男人。一个聪明、性感、对你忠实的男人。”
“也许吧。”
“你想去相亲吗？”
“也许吧。”
“相亲对象是黑人白人都可以吗？”
“最好是黑人。和白人约会太麻烦了。”
“好，我去替你找一个。”乔治想到了黑人记者列奥波德·蒙哥马利，但这时他还不准备告诉玛丽亚，“你的猪排怎么样？”
“很好吃，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还带我到食物如此美味的地方。”
吃了甜点以后，他们又喝了咖啡和白兰地。“我有个白人表弟，”乔治顺便提到，“他叫戴夫·威廉姆斯，我今天见了他一面。”
“以前为什么没见过他呢？”
“他是个流行歌手，这次是跟着桃色岁月乐队到美国巡演来的。”
玛丽亚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乐队。“十年前音乐排行榜上的所有乐队我都知道。是我老了吗？”
乔治笑了。“今天你二十九了。”
“差一岁就三十了。光阴飞逝啊！”
“他们的主打歌是《艾丽西亚，我想念你》。”
“哦，我在收音机里听过那首歌。这么说你表弟是那个乐队的了？”
“是的。”
“你喜欢他吗？”
“挺喜欢的。他很年轻，还不到十八岁，但他很成熟，我那个脾气很差的俄国爷爷都被他征服了。”
“你见过他表演吗？”
“还没。他给了我一张免费的票，但他们只在华盛顿逗留一晚，而今晚我已经有约了。”
“哦，乔治，你本可以取消和我的约会的。”
“不给你庆祝生日吗？肯定不行。”说完他把侍者喊来结账。
乔治开着老款的梅赛德斯把玛丽亚送回家。玛丽亚最近刚搬进乔治敦同一住宅区的一间更大的公寓。
他们惊讶地发现住宅楼门口停着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
乔治陪玛丽亚走到大楼门口。一个白人警察站在楼外。乔治问他：“警官，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今晚楼里有三间公寓被劫匪闯入，”警察说，“你们也住在这里吗？”
“我住这里！”玛丽亚说，“四号房间被人闯入了吗？”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乔治、玛丽亚和警察一起走进大楼。玛丽亚公寓的房门被强行打开了，玛丽亚面无血色地走进公寓。乔治和警察跟在她的身后。
玛丽亚不知所措地四下里看了看。“和我离开的时候没两样，”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只不过抽屉全被打开了。”
“你确认一下有什么东西被偷了。”
“我家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
“窃贼经常拿走钱、珠宝、烈酒和武器这些东西。”
“我戴着表和戒指，我不喝酒，我肯定没有枪支。”玛丽亚走进厨房，乔治隔着门看着她。玛丽亚打开一个咖啡罐。“我在咖啡罐里放了八十美元，”她告诉警察，“这些钱不见了。”
警察把情况记录在笔记本上。“确定是八十美元吗？”
“三张二十块纸币，两张十块的。”
公寓里还有另外一个房间。乔治穿过客厅，推开卧室的门。
玛丽亚大声喊：“乔治，别进去！”
玛丽亚喊得晚了一点。
乔治站在卧室门口，吃惊地看着玛丽亚的卧室。“哦，天啊。”现在他知道玛丽亚为什么没和人约会了。
玛丽亚避开他的视线，满脸都是羞愧。
警察经过乔治身边走进卧室。“喔！”他惊叹道，“这里一定有一百来张肯尼迪总统的照片了。你很迷他，是吗？”
玛丽亚努力地说：“是，我很迷他。”
“还有这么多花和蜡烛，真是太厉害了。”
乔治把视线挪开。“玛丽亚，抱歉被我看到了。”他轻声说。
玛丽亚摇了摇头，示意乔治不需要道歉。只是碰巧遇见而已。但乔治知道，自己侵入了一个秘密而神圣的地方。他真想给自己来上一脚。
警察仍然在夸夸其谈。“这简直就像是，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就像是天主教堂里的，对了，祭坛，天主教堂里的祭坛。”
“没错，”玛丽亚说，“这的确是座祭坛。”
《今日》是一个拥有电视台、电台、摄影棚的电视网所办的节目，这个电视网的许多办公室都在纽约的同一幢摩天大楼里。人事部的一个名叫萨尔兹曼夫人的中年女士和之前加斯帕碰到的许多人一样，被加斯帕的魅力所打动。她抬起秀丽的双腿，隔着蓝色眼镜框淘气地看着加斯帕，称他为“默里先生”。加斯帕帮她点烟，叫她“蓝眼夫人”。
萨尔兹曼夫人为加斯帕感到遗憾。加斯帕大老远地来美国，可是他所要面试的工作岗位却压根儿不存在。《今日》从不雇佣新手：节目的所有职员都是资深的电视记者、制片人、摄影师和研究员。其中有几个在各自的领域已经很有名望了。即便当助理的也是新闻界的老人。加斯帕辩解说自己不算是个新人：他说他是自己报纸的主编。虽然感到同情，但萨尔兹曼还是对他说，学生报不能算正规的报纸。
加斯帕不能回伦敦：这样回去简直太没面子了。只要能留在美国，他什么事都愿意做。况且，他在《西部邮报》的职位一定已经被人顶掉了。
他乞求萨尔兹曼夫人帮他在《今日》所在的电视网找份工作，任何卑微的工作都可以。他向萨尔兹曼夫人出示了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得到的绿卡，这意味着他可以在美国找工作。萨尔兹曼夫人却叫他在一周内回去。
他住在下东区一美元一晚的国际青年旅舍。他用了一周游历纽约，为了省钱，到哪儿都是步行。之后他带着玫瑰又去见了萨尔兹曼夫人。这一次，萨尔兹曼夫人给了他一份工作。
加斯帕得到的是一份非常卑微的工作。萨尔兹曼夫人要他去纽约的一家电台当文书打字员。他的工作是一整天听广播，把听到的内容打下来：广告里播了些什么，播的是哪张专辑，接受采访的是谁，新闻报道的时长，以及天气预报和交通路况的内容。加斯帕完全不在乎得到的是这么一份繁琐细碎的工作。至少他已经入门，在美国找到份工作了。
人事部、电台、《今日》的摄影棚都在同一座大楼。加斯帕希望能在日常交往中认识些《今日》节目组的人，但他从没遇上这样的机会。节目组都是些不太愿意与外人交往的精英人士。
一天早晨，加斯帕在电梯里遇到了《今日》节目的制作人，总是留着深黑色胡子、四十来岁的赫伯·古尔德。作了自我介绍以后，加斯帕对古尔德说：“我是你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谢谢你。”古尔德礼貌地说。
“我梦想为你们工作。”加斯帕说。
“眼下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古尔德回答说。
“等哪天你有时间的话，我想把我给英国国家级大报写的文章给你看看。”电梯停下了。加斯帕孤注一掷地继续着：“我写过——”
古尔德举起只手让他别再说了，然后走出了电梯。“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说完他就离开了。
几天以后，加斯帕戴着耳机坐在打字机前收听克里斯·加德纳的十点播报。加德纳话音流畅地说：“流行乐队桃色岁月今晚随摇滚全明星巡演来到我市。”加斯帕竖起耳朵认真听。“我们希望对这支被称为‘新披头士’的乐队进行采访，但推广人却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播出的是戴夫和瓦利写的最新单曲《再见伦敦城》。”
唱片开始播放以后，加斯帕一把扯掉耳机，从办公桌前站起身——他在走廊里的一个小隔间里工作——走进摄影棚。“我能采访到桃色岁月的人。”他说。
加德纳的声音在播音时听上去像电影里那些饰演恋爱角色的人，但生活中却是个羊毛衫肩膀上留着头皮屑的男人。“加斯帕，你怎么能采访到他们呢？”他略微有点疑问。
“我认识乐队的人。我和戴夫·威廉姆斯一起长大。我妈妈和他妈妈是最好的朋友。”
“能让桃色岁月进摄影棚吗？”
加斯帕也许可以做到，但这不是他的目的。“恐怕不能，”他说，“但如果你能给我麦克风和录音机的话，我应该能在他们的化妆间采访他们。”
经过了一番事务上的扯皮——电台台长不愿意让加斯帕把昂贵的录音机带出电台——但晚上六点，加斯帕还是在剧院后台采访到了桃色岁月乐队。
克里斯·加德纳只是想从乐队成员那里听到几分钟的评论而已：他们都喜欢美国的哪些地方？对在音乐会上尖叫的女孩们怎么看？他们是不是很想家？但加斯帕想要的不只是这些。他希望这次采访能成为打进电视台的通行证。这次采访必须能给美国带来些许震动。
首先他把乐队成员召集在一起，问了些极为普通的问题。他让他们谈起在伦敦发迹的日子，让他们放松。加斯帕告诉他们，电台想在节目中展示他们的真实一面：这是记者对侵犯隐私问题的术语，但未经世事的乐队成员还不知道这个。戴夫知道加斯帕那篇有关伊维和汉克·雷明顿的文章，所以对加斯帕有所保留。其他人则毫无保留，他们很信任加斯帕。只有在经过了世事的磨砺之后，他们才会知道记者都是不可信的。
接着加斯帕对乐队成员进行了单独的采访。他知道戴夫是乐队的领袖，因此首先采访了戴夫。他驾轻就熟地引导着戴夫，不做任何刺探，也不对戴夫的回答进行质疑。戴夫表情平静地回到化妆间，其他人因此而镇定了很多。
加斯帕最后采访了瓦利。
瓦利是个有故事的人。可他会开口说话吗？加斯帕就是要从他这里得到效果。
加斯帕把两人的椅子靠近在一起，低声对瓦利说话。尽管加斯帕的采访会被千百万人听到，但他还是费心营造出让瓦利安心的私密效果。他把一个烟灰缸放在瓦利的椅子边，觉得吸烟能让瓦利感觉自在些。瓦利点起了一支烟。
“你小时候是个调皮还是听话的孩子？”加斯帕微笑着进行提问，刻意让瓦利感觉轻松。
瓦利笑了。“我小时候很淘气。”他说。
采访有了个好的开始。
瓦利谈到了战后他在柏林的儿时生活以及最初对音乐的兴趣，然后又讲到了在民谣歌手夜总会获得歌唱比赛第二名的事情。谈到歌唱比赛，自然就会谈到卡罗琳，谈到他们成立组合的那个夜晚。瓦利动情地谈到了两人组合表演的那些日子，谈到他们的选曲以及两人一起表演的方式。尽管没有明说，但瓦利显然深爱着卡罗琳。
这次采访的效果比加斯帕以往采访大多数流行歌手都好很多，但对加斯帕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你们过得很愉快，制作出非常棒的音乐，让观众感到身心愉悦，”加斯帕说，“但后来为什么没能继续下去呢？”
“我们唱了那首《假如我有把锤子》。”
“能解释一下这首歌有什么问题吗？”
“警察不喜欢这首歌。卡罗琳的父亲生怕会因为我们的表演而丢掉饭碗，让她退出了组合。”
“因此最后你只能来西方进行表演了。”
“是的。”瓦利言简意赅地回答。
加斯帕感觉到瓦利正在试着隐藏起自己的感情。
迟疑了一会儿，瓦利如加斯帕所料地说：“我不想谈太多卡罗琳的事——这会给她惹麻烦的。”
“我想东德秘密警察应该不会听我们的电台。”加斯帕适时地笑了笑。
“可这还是有点……”
“我向你保证不播出任何可能造成危害的内容。”
这是个不怎么可靠的保证，但瓦利还是接受了。“谢谢你。”他说。
加斯帕很快转变了话题：“离开时你唯一的随身物品就是那把吉他吧。”
“没错，当时决定得很突然。”
“你偷了辆车。”
“我为乐队的领队管理乐器，那辆车归我用。”
加斯帕知道这个在德国广为流传的故事还没有在美国报道过。“你开车到检查点……”
“冲过了木栅栏。”
“边防兵向你开枪了。”
瓦利点点头。
加斯帕压低声音：“车撞上了一个边防军人。”
瓦利再次点点头。加斯帕真想对他喊：这是广播——别光顾着点头。但他却只是说：“之后……”
“我撞死了他，”瓦利最后缓缓地说，“我撞死了那家伙。”
“可他想杀了你啊！”
瓦利像是觉得加斯帕错过了重点一样摇了摇头。“他和我同龄，”他说，“后来我看了报纸，他也有个女朋友。”
“这对你很重要……”
瓦利再次点了点头。
加斯帕问：“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很像，”瓦利说，“只是我喜欢的是吉他，他喜欢的是枪。”
“可他是为把你囚禁起来的东德政府服务的啊！”
“我们只是两个男孩而已。我要逃是因为我不得不逃，他要开枪是因为他不得不开。作恶的是那道墙。”
这句话说得非常棒，加斯帕尽力压制住自己的喜悦。他已经想好了给街头小报《纽约邮报》所写的文章，甚至想好了标题：
流行巨星瓦利生命中的隐痛
可他的采访还没有完。“卡罗琳没和你一起走。”
“她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很失望，完全不能理解。于是我只能一个人逃过来了。”在回忆的痛苦中，瓦利丢掉了谨慎。
加斯帕又给了他一个刺激。“但你又回去找过她了。”
“我遇见了一些为逃亡者挖地道的人。我必须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出现。于是我通过地道回到了东德。”
“这么做极其危险。”
“是的，被捕的话就会没命。”
“你见到了卡罗琳，之后……”
“她告诉我她怀孕了。”
“她不肯和你一起逃亡。”
“她担心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歌里的‘艾丽西亚’吗？”
“她叫爱丽丝，为了押韵，我在歌里把她的名字改成了艾丽西亚。”
“我明白。瓦利，现在你们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瓦利哽咽了。“卡罗琳的离境申请没有得到通过，甚至连短期的出境都不行。现在我也回不去了。”
“这么说，你们一家被柏林墙分在两处了？”
“是的，”瓦利啜泣着，“我也许永远都见不到爱丽丝了。”
加斯帕心想：要的就是这个！
四年前伦敦一见以后，戴夫·威廉姆斯就再没见到杜杜·杜瓦。他非常想再次见到她。
全明星巡演的最后一站是杜杜居住的旧金山。戴夫从妈妈那要来了杜瓦家的地址，给杜瓦一家寄了四张音乐会门票和一张让他们结束后到后台的纸条。因为戴夫每天在不同的城市，因此他们不可能回信，戴夫也就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了。
他已经不再和曼迪·拉夫睡觉了——这让他感到很遗憾。曼迪教会了他包括口交在内的许多性爱技巧，但她一直觉得和英国白人男朋友在外面约会不怎么适合，于是又回到了以前的钢琴手男友身边。戴夫估计曼迪和她的男朋友也许会在巡演结束的时候结婚。
和曼迪分开以后，戴夫一直没找到女伴。
这时的戴夫知道自己在床上要什么、不要什么。女孩子在床上有的紧张，有的放荡，有的热情，有的顺从，有的只希望个人的满足。戴夫最喜欢以性交为享受的那种女人。
他觉得杜杜就是那种女人。
他不知道杜杜如果出现的话，今晚会发生些什么。
他还记得杜杜十三岁时在彼得大街他家的房子里叼着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时的样子。她身材娇小，非常漂亮，比任何一个十三岁的少女都要性感。对异常敏感的戴夫来说，杜杜分外吸引人。那时他为杜杜感到疯狂。但虽然他们相处得不错，杜杜却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让他失望的是，杜杜明显喜欢比他年长一点的加斯帕·默里。
他的思绪转移到了加斯帕身上。采访在电台播出以后，瓦利非常不安。更糟的是《纽约邮报》也发表了相关的一篇报道，标题为：
“我也许再也见不到我的孩子了”
——流行歌手父亲的心里话
——加斯帕·默里
瓦利担心这篇报道会给身处东德的卡罗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戴夫回忆起加斯帕对伊维的采访，决定今后再也不相信加斯帕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了。
他很想知道杜杜过去四年改变了多少。她也许长高了，也许胖了点。他还会觉得杜杜有着难以拒绝的美吗？戴夫年长一点以后，她会对他更感兴趣吗？
她很可能已经有了男友。今晚她很可能和男友一起出去，而不是来看他的演出。
演出开始前，他们有好几个钟头可以外出转转。他们很快意识到旧金山是去过的城市中最繁华的一个。街上都是穿着流行服饰的年轻人。迷你裙已经不时兴了。女孩们穿着拖地的长裙，头上戴着花，裙子上的小铃铛随着步伐叮叮作响。男孩子的头发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男孩的都要长，甚至比伦敦男孩的都要长。有些黑人把头发弄成惊人的爆炸头。
瓦利尤其喜欢旧金山。他说他觉得这里似乎什么事都能发生。旧金山和东柏林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摇滚全明星巡演有十二个乐队，大多数乐队唱两到三首歌就下台。排行榜榜单上居首的乐队表演压轴的二十分钟。已经有些名气的桃色岁月在半场结束的十五分钟唱五首短歌。巡演时没有扩音器：他们会用上所到之地能用的所有扩音装置，通常是运动会宣布成绩用的那种最原始的扩音器。观众大多是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一般都从头叫到尾，因此唱歌的人根本听不清自己唱了些什么。这根本无关紧要——没人真的在听。
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新鲜劲已经过去了。成员们开始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烦。他们想快点回到伦敦，回去以后他们将要录制一张新的专辑。
演出结束以后他们回到后台。这次的演出地点是个剧院，因此化妆间很大，厕所也很干净——比伦敦和汉堡的摇滚乐夜总会要好得多。化妆间里唯一能提神的东西是赞助商免费供应的汽水，但看门人通常都愿意帮他们从外面买啤酒回来。
戴夫告诉伙伴们，他父母的朋友可能会到后台，因此必须表现得正经一点。乐队的其他成员纷纷发出抱怨：这意味着他们只能等老一辈的人走了才能抽大麻，才能和围着他们转的歌迷调情。
下半场开始以后，戴夫在入口找到看门人，和他确认了四个客人的名字：伍迪·杜瓦先生、贝拉·杜瓦夫人、卡梅隆·杜瓦先生和杜杜·杜瓦小姐。
演出全部结束十五分钟之后，他们出现在了化妆间门口。
戴夫欣喜地发现，杜杜几乎没什么变化。她仍然身材娇小，和十三岁时差不多高，但丰满了许多。她的牛仔裤紧紧地包着大腿，膝盖以下却向外展开。她上身穿着合身的蓝白两色宽条纹衬衫。
她是为了戴夫才这样打扮的吗？不太可能。所有准备到音乐会后台的少女肯定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戴夫和四位来客握了手，把他们介绍给乐队其他几位成员。他担心其他人的表现会连累到他，但实际上他们的表现都很好。每个人都有邀请家人或朋友来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家年纪比较大的亲戚或父母的朋友来的时候，其他人能稍微克制些。
戴夫强迫自己不一直盯着杜杜。她的目光里有人们常说的性吸引力，曼迪也有这种吸引力。杜杜脸上的顽皮笑容、摇摆的步伐、时而露出的好奇神色都让戴夫不能自已。他又变回了十三岁处男时候的样子，对杜杜充满了渴望。
他试着和比杜杜大两岁、现在已经在旧金山城外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卡梅隆交谈。但两人完全不是一类人。卡梅隆热衷于越南战争，他说民权运动应该慢慢来，觉得同性恋行为的确是种犯罪。他还更爱听爵士乐。
和杜瓦一家交流了十五分钟后，戴夫说：“今天是巡演的最后一晚，等下在我们的旅店有个告别晚会。杜杜、卡梅隆，你们愿意来参加吗？”
“我不行，”卡梅隆马上说，“但还是要谢谢你。”
“太可惜了，”戴夫真诚地说，“杜杜，你呢？”
“我很想去。”杜杜看了眼妈妈。
“午夜之前回来。”贝拉说。
伍迪说：“叫出租车回家，记住。”
“我会确保她叫到车的。”戴夫使他们安下心。
杜瓦夫妇和卡梅隆走了以后，参加巡演的乐队和他们的客人乘上了从剧院开往旅店的短驳车。
晚会在旅店的酒吧进行，但到了大堂，戴夫却贴着杜杜的耳朵说起了悄悄话：“试过抽大麻吗？”
“大麻吗？当然抽过！”杜杜说。
“别这么大声——抽大麻是违法的。”
“你有吗？”
“是的。我们可以去我的房间抽，然后再参加晚会。”
“就这么办。”
他们去了戴夫的房间。戴夫卷大麻烟的时候，杜杜在收音机里找到个摇滚乐电台。两人坐在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吸起来。放松下来以后，戴夫笑着说：“你来伦敦的时候……”
“怎么了？”
“你对我丝毫不感兴趣。”
“我喜欢你，但那时你太小了。”
“对于我想对你做的事情来说，那时你也太小了。”
杜杜狡黠一笑。“你想对我做什么？”
“我想做的事可多呢。”
“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戴夫不想告诉她。但这时他转念想到：为什么不呢？于是他说：“我想看你的乳房。”
杜杜把大麻烟递给戴夫，然后手脚麻利地把条纹衬衫往上一撩。汗衫里没有内衣，也没有胸罩。
戴夫又惊又喜，光是看看已经让他硬了。“太美了！”他赞叹道。
“是的，”杜杜意乱神迷地说，“我有时自己也要忍不住摸一摸。”
“天啊！”戴夫已经语无伦次了。
“在你的计划表里，”杜杜问，“第二项是什么？”
戴夫把航班换到了一周后，又在旅店里住了七天。每天杜杜放学后以及整个周末两人都腻在一起。他们去看电影，去买时尚的衣服，去逛动物园。他们每天做两三次爱，都用了避孕套。
一天晚上，戴夫脱衣服时，杜杜对他说：“脱下牛仔裤。”
戴夫看着躺在旅馆床上、浑身上下只有短裤和粗棉布帽子的杜杜。“你在说什么啊？”
“今晚你是我的奴隶，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快脱掉牛仔裤！”
戴夫已经把牛仔裤脱下了，正准备告诉她自己没穿什么牛仔裤，他才意识到杜杜已经展开了性幻想。他觉得很有趣，决定予以配合。他假装不情愿地说：“唉，必须要脱吗？”
“我说什么你都必须照着做，因为你属于我，”她说，“快把你那条该死的牛仔裤给我脱了。”
“好的，夫人。”戴夫说。
杜杜坐在床上看着戴夫。戴夫在杜杜淡淡的微笑中看到了恶作剧的满足。“非常好。”她说。
戴夫说：“接下来我该干什么？”
戴夫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十三岁和几天之前两次对杜杜一见钟情。那是因为杜杜很有趣，总是想尝试新鲜事物，沉迷于各种新的体验。对于平常那些女孩，戴夫一般睡上两次就厌倦了。他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对杜杜感到厌倦。
他们做爱了。戴夫假装对杜杜要求他做的那些他其实非常向往的事情非常不情愿。这样的经历异常令人兴奋。
事后他懒散地说：“顺便问一句，你那个‘杜杜’的外号是哪儿来的？”
“我没告诉过你吗？”
“没有。关于你的事，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可我觉得这些年我们都在一起。”
“小时候我有辆玩具车，那种可以让小孩坐进去、转动方向盘开一下的玩具车。事实上，我甚至已经忘了那辆车是什么样的了，但那时显然很喜欢它。我会开上好几个小时，嘴里不停说着‘嘟嘟、嘟嘟’。”
他们穿上衣服，开始吃汉堡。戴夫看到杜杜咬下一口，酱汁沿着下巴往下流，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爱河。
“我不想回伦敦。”他说。
她咽下一口汉堡包，对戴夫说：“那就留下呗。”
“我无法留下。桃色岁月要发一张新专辑。接着还要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巡演。”
“我喜欢你。”杜杜说，“你走了我会哭的。但我不想因为对未来的担忧而扫了今天的兴致。吃点汉堡吧。你需要增加蛋白质。”
“我感觉我们心意相通。我知道我还年轻，但也交过许多不同的女孩。”
“别吹了，我交过的男孩可不会比你少。”
“我不是吹，我甚至没觉得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当个流行歌手泡妞很容易。我只是希望向你也向我自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如此确定。”
杜杜拿一根薯条蘸了番茄酱。“确定什么？”
“确定我想和你永远这样。”
杜杜把要放进嘴里的薯条放回盘子。“你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能和你永远在一起，我想和你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怎么才能住在一起啊？”
“杜杜。”戴夫唤了她一声。
“我在。”
戴夫把手伸过桌子，拉住她的手。“你就没想过我们也许可以结婚吗？”
“哦，天啊！”杜杜惊叫一声。
“我知道这很疯狂，我的确知道。”
“这并不疯狂，”杜杜说，“可实在太突然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也有这种想法呢？”
“你说得对，我们心意相通。以前从没有哪个男友带给过我如此多的乐趣。”
杜杜依然没有正面回答戴夫的问题。戴夫只能放慢节奏但又明确地问：“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迟疑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见鬼，我愿意。”
“这种问题都不用提，”伍迪·杜瓦生气地说，“你俩走不到一起的。”
伍迪身材高大，穿着花呢外套和领尖有纽扣的衬衫，系着领带。戴夫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才能不被杜杜父亲的气势所吓倒。
杜杜问：“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可我太他妈喜欢他了，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杜杜说。
“别说脏话，说脏话也没用。”
戴夫和杜瓦一家齐聚在诺伯山区高夫路杜瓦家维多利亚式住宅的客厅里。漂亮的旧式家具和昂贵却已经有些褪色的窗帘使戴夫想起了自己家在彼得大街的房子。戴夫和杜杜并肩坐在红色丝绒沙发上，贝拉坐在古董皮椅上，伍迪站在饰有石雕的壁炉前面。
戴夫说：“我知道这很突然，但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伦敦录音，去澳大利亚巡演，以及林林总总的其他事。”
“只是突然吗？”伍迪说，“这简直是不负责任！一周的约会以后就提出求婚，只能说明你还很不成熟，还完全达不到结婚的要求。”
戴夫说：“我不想自夸，但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离开父母两年了。在这两年里，我创建了上百万的全球业务。尽管没有外人想象得那么有钱，但我完全能让你女儿生活得很安逸。”
“杜杜才十七岁！你也才十七岁。没有我的允许，她不能嫁人。我也绝不会允许她现在嫁人。戴夫，我想劳埃德和黛西会和我持相同的态度。”
杜杜说：“有些州十八岁就能结婚。”
“我不会允许你去那种地方结婚。”
“爸爸，你想把我送到修道院吗？”
“你这是在威胁我要私奔吗？”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其实根本无法阻挡我们。”
杜杜说得没错。戴夫在旧金山拉尔金路的公立图书馆查过相关的资料。大多数州的结婚年龄都在二十一岁。但在有些州，女孩不需要父母的同意，十八岁就能结婚。在苏格兰，女孩十六岁就能结婚。事实上，父母很难阻止两个下定决心的年轻人凑成一对。
伍迪却说：“想都别想，我说不让你们结婚，你们就一定结不成婚。”
戴夫平和地说：“我们不想就这点与您争论，但我觉得杜杜说得不错，这事不能您一个人说了算。”
戴夫觉得这话没什么恶意，他的语气也很礼貌，但伍迪似乎更生气了。“在我把你扔出去前，给我离开！”
贝拉第一次加入了谈话：“戴夫，你留在这儿！”
戴夫没有离开。伍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了腿，没法把戴夫扔出去。
贝拉转身看着伍迪：“亲爱的，还记得吗，二十年前你和我妈在这儿也吵过一架？”
“那时我可不止十七岁，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妈妈责怪你破坏了我和维克特·布兰德森的婚约。她说得没错：虽然此前我们只在一起过了一夜，但你的确是导致婚约破裂的原因。我们在戴夫妈妈举办的聚会上认识，接着你就去诺曼底作战了，我们有一年多没见。”
杜杜问：“仅仅一夜吗？妈妈，那一夜你对爸爸做了些什么？”
贝拉看着女儿，犹豫了一会儿说：“亲爱的，我在公园里给他口交了。”
戴夫非常震惊。贝拉和伍迪？口交？这简直难以置信。
伍迪怒不可遏：“贝拉！”
“伍迪，没必要闪烁其词。”
杜杜说：“第一次约会就这样吗？妈妈，你们真行！”
伍迪说：“看在老天的份上……”
贝拉说：“亲爱的，我只是想提醒你年轻是什么样的。”
“我至少没马上求婚！”
“这倒是真的，你是迟钝得讨人厌！”
杜杜咯咯直笑，戴夫露出了笑容。
伍迪问贝拉：“为什么要拆我的台？”
“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些自大了，”贝拉握住伍迪的手笑着说，“我们相爱了，他们也和那时的我们一样。我们很幸福，他们也很幸福。”
伍迪没那么生气了：“这么说，他们想做什么都随他们了？”
“当然不是，但我们也许能作出妥协。”
“我不知道怎么妥协。”
“比方说，让他们一年后再来跟我们谈。在此期间，戴夫可以在有机会休息的时候随时过来住在我们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戴夫甚至可以住进杜杜的房间。”
“这肯定不行！”
“这里不行他们就会找其他地方。没机会赢的仗就不要打了。别做个伪君子。我们结婚之前就睡在一起了，你在遇见我之前还和乔安妮·罗赫睡过呢！”
伍迪站起身。“让我想想。”他走出客厅。
贝拉转身对戴夫说：“戴夫，无论对你还是对杜杜，我都不会说一定要你们这样或是那样。我只是让你——或者说求你——要耐心一点。你出自名门，是个优秀的人，我很愿意看到你和我的女儿结婚。但无论如何，请你再等上一年。”
戴夫看着杜杜。杜杜点了点头。
“好吧，”戴夫说，“我等一年。”
早晨离开旅馆的时候，加斯帕看了看前台后面每个房间对应的那个小格子。格子里有两封信。一封是蓝色信封的航空信，上面落着妈妈优雅的笔迹。另一封上的地址是打字机打出来的。还没来得及打开信，加斯帕就听到有人叫他：“加斯帕·默里的电话！”他把两封信一起塞进了外套的内袋。
打电话来的是萨尔兹曼夫人。“默里先生，早上好。”
“你好，蓝眼女士。”
“默里先生，你戴领带了吗？”萨尔兹曼夫人问。
领带已经不流行了，文书打字员也不需要穿戴得那么正式。“没戴。”他对萨尔兹曼夫人说。
“戴上，赫伯·古尔德十点要见你。”
“他要见我？为什么？”
“《今日》节目有个调查员的空缺。我给他看了你写的报道。”
“谢谢你——你真是个天使！”
“记得戴条领带过来。”萨尔兹曼夫人挂上了电话。
加斯帕回到房间，穿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戴上一条庄重的暗色领带，接着在衬衫外面套上夹克和轻便外套，便出门上班去了。
在摩天大楼大堂的报摊上，加斯帕买了一小盒巧克力，准备送给萨尔兹曼夫人。
九点五十分，加斯帕去了《今日》节目的办公室。十五分钟以后，一位秘书把他带到了古尔德先生的办公室。
“很高兴见到你，”古尔德说，“谢谢你专门过来一趟。”
“很高兴能来这。”加斯帕觉得古尔德已经忘了他们在电梯见过一面了。
古尔德正在看《真相》的暗杀专辑。“简历里说这份报纸是你办的。”
“是的。”
“这份报纸是怎么来的？”
“我曾经在大学的官方报纸《圣朱利安学生报》工作过，”开始讲话以后，加斯帕就不紧张了，“我申请了主编职位，但这个职位却被原主编的妹妹夺走了。”
“这么说，这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产物了？”
加斯帕咧嘴一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我确定我能比瓦莱丽干得更好。于是我借了二十五镑，自己办了份与之相竞争的报纸。”
“结果怎么样？”
“三期以后，《真相》的销量就超越了他们的报纸。《圣朱利安学生报》靠补贴度日，《真相》却实现了盈利。”这话稍稍有点夸大，其实《真相》办了一年以后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这是个很大的成就。”
“谢谢您。”
古尔德拿起《纽约邮报》上那篇对瓦利的专访。“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瓦利身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个秘密。德国报纸早就报道过了。只不过那时他还不是什么明星。恕我冒昧……”
“想说什么尽管说。”
“我觉得记者的艺术不在于发现事实，有时在于对已知事实的再意识和再发掘，把已知的事实以正确的方式写出来，归结成一个大新闻。”
古尔德点头表示同意。“说得非常好。那你为什么想从报纸转行到电视呢？”
“作为新闻界的从业人员，我们都知道首页有一张好的照片比任何爆炸性的头条标题都要好。流动的画面就更好了。报纸在深度报道上无疑有很大的市场，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人都会在电视上看新闻。”
古尔德笑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古尔德办公桌上的蜂鸣器响了，古尔德的秘书说：“华盛顿分部的托马斯先生打电话找你。”
“甜心，谢谢你。加斯帕，很高兴和你交谈。稍后我们会再联系你的。”说完他拿起电话，“喂，拉里，什么事？”
加斯帕离开了古尔德的办公室。面试进行得不错，但结束得太过突然。如果有机会能问问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就好了。但他只是个求职者：没人会在乎他的感受。
他回到电台。去古尔德的办公室面试时，午饭时替他的秘书帮他做了文书的工作。谢过秘书以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脱下外套的时候，他想起了揣在兜里的那两封信。他戴上耳机，坐在狭小的办公桌前。这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球赛前瞻报道。加斯帕拿出那两封信，打开地址是打印的那一封。
信的落款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这是封标准格式的信，他的名字被写在一个方格内。
信是这样写的：
此致：
在此特令您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
加斯帕大叫一声：“什么？”
请于1966年1月20日早晨七点到信中指定的征兵站报到。
加斯帕努力保持镇定。这显然是个制度上的错误：他是英国人，美国军队肯定不会招募外国公民吧。
但他必须尽快澄清此事。美国的官僚机构超乎想象的无能，如果弃之不顾，也许会惹来数不清的麻烦。如同在根本没人的路口遇到红灯一样，遇到这种事最好还是处理得认真一点。
征兵站离电台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秘书回来替他以后，他穿上外套，戴上帽子，走出了工作的大楼。
他竖起衣领抵御纽约的寒风，然后穿过几条马路，前往联邦大厦。他登上三楼，走进征兵办公室，在一张办公桌前看到一个身着上尉制服的男人。在中年人都开始留长发的这个时代，上尉板刷式的平头看上去尤其荒唐。“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上尉问他。
“我确定我收到的这封信是寄错了。”说着他把信递给上尉。
上尉浏览了一下信的内容。“你知道我们的抽签系统吗？”他问，“应征的兵员是在适龄青年当中抽出来的，因此新兵的选择是随机的。”说着他把信交还给加斯帕。
加斯帕说：“我觉得我并不符合征兵的条件。”
“为什么呢？”
上校也许还没注意到他的口音。“我不是美国公民，”他说，“我是个英国公民。”
“那你到美国来干什么？”
“我是个记者，为电台工作。”
“我想你应该有工作许可吧。”
“是的。”
“那你就是个外籍居留者。”
“是的。”
“那就达到了征兵的条件。”
“但我压根儿不是个美国人啊！”
“这个没关系。”
上尉是在夸大其事，肯定是征兵办公室弄错了。和许多气量小的军官一样，上尉只是不想承认自己犯了错。“你是说美军也会征召外国人吗？”
上尉不为所动。“征兵取决于居住地，而不是国籍。”
“肯定不是这样的。”
上尉有点生气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
“我会去查的。”
加斯帕离开联邦大楼回到办公室。人事部门应该知道这类事情，他可以去问问萨尔兹曼夫人。
他把那盒巧克力交给萨尔兹曼夫人。
“你很乖巧，”她说，“古尔德先生也很喜欢你。”
“他怎么说的？”
“只是为我对你的推荐谢了我。迄今为止，他还没打定主意。但除了你以外，他没考虑其他任何人。”
“太好了，但有个小问题希望你能帮我。”他把部队来的信递给萨尔兹曼夫人，“这一定是搞错了吧？”
萨尔兹曼夫人戴上眼镜，读了这封信。“哦，亲爱的，”她说，“在你事业发展得这么好的时候却遇上了征兵，真是太不幸了。”
加斯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我真的要去服兵役？”
“当然是真的，”萨尔兹曼夫人悲伤地说，“这里的外籍员工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政府说如果你想生活在美国、工作在美国，你就应该保护美国。”
“你是在说我要去参军吗？”
“这倒也不一定。”
加斯帕的心里燃起了希望。“还有什么办法？”
“你可以回家啊。军方不会阻止你回国。”
“这太不合理了！你能帮我避免服兵役吗？”
“你有什么隐疾吗？平足、肺结核或是心脏上有个洞之类的毛病？”
“我基本上不生病。”
萨尔兹曼夫人压低声音说：“我想你应该不是同性恋吧？”
“当然不是！”
“你家没有那种不能参军的宗教信仰吧？”
“我爸爸是英军的上校。”
“那我就没办法了。”
加斯帕有点相信了。“看来我真的得离开了，即便能被《今日》节目组选上，我也无法去就职。”这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服完兵役以后他们能让我回《今日》工作吗？”
“只有工作超过一年的人才能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这么说，一年后我可能连打字员都当不成，是这样吗？”
“的确无法保证。”
“如果我现在离开美国……”
“你可以回家，但你以后永远无法在美国工作了。”
“天啊！”
“你准备怎么办？离开还是参军呢？”
“我真不知道，”他说，“谢谢你的帮助。”
“默里先生，谢谢你的巧克力。”
加斯帕在恍惚中离开了萨尔兹曼夫人的办公室。他没有回到办公桌前——他必须好好想想。他又一次离开了电台所在的办公大楼。他喜欢纽约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大型的运货卡车、奢华的各类小汽车，以及商店橱窗中亮闪闪的各类展示品。今天，这一切在他眼中都突然失色了。
他走向东河，坐在一个可以看得到布鲁克林桥的公园里。他想着抛开这一切、夹着尾巴回到伦敦的家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想着在英国的地方报纸工作上两三年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想着永远无法在美国工作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接着他又想到了参军：留短发、操练、虐待新兵、数不清的暴力。加斯帕想到了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他也许会向穿着睡衣的瘦小农民开枪。他也许会被杀，也许会终身残疾。
他想到了伦敦那些羡慕他去美国的人：临出发前带他去萨伏伊宾馆举行庆祝晚宴的汉克和安娜，在彼得大街家里为他开离别派对的黛西，还有为他高兴得直哭的母亲。
如果他回到英国，别人会把他看作是个蜜月中落跑、宣布要离婚的小新娘。这种羞辱比在越南战死还糟。
他该怎么办呢？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三十九章
圣杰特鲁德青年会和以前不一样了。
在莉莉的记忆里，那里原先是个没有任何危险的地方。东德政府允许民众跳传统舞蹈，因此尽管夜总会设在教堂的地下室，政府也不会多加干涉。另一方面，政府也乐于见到奥多·沃斯勒这样的年轻牧师和年轻人谈论恋爱和性，因为奥多似乎秉持着和政府相似的清教徒似的道德观念。
但在两年后的现在，圣杰特鲁德青年会似乎不像以前那般单纯了。晚会不再以传统舞蹈开场，乐队一开场就响起摇滚乐，年轻人跟随音乐跳着世界流行舞步。跳了一会儿，莉莉和卡罗琳会边弹吉他边唱一些关于自由的歌曲。晚会总是以奥多牧师引导的讨论结束。这些讨论通常会发展到政府禁止的领域：民主、宗教、东德政府的种种缺点，以及西方生活的莫大影响力。
这类话题在莉莉家里已经司空见惯。但对有些孩子来说，听到政府被指责、共产主义受到挑战却是种新奇的经历，会让他们感到自己不被束缚。
这类讨论不光在圣杰特鲁德青年会进行。每周有三到四个晚上，莉莉和卡罗琳会带吉他到不同的教堂和柏林附近的隐秘住宅进行表演。她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危险，但都觉得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卡罗琳知道，只要柏林墙还在，自己和瓦利就不能重新聚首。美国报纸报道了瓦利和卡罗琳的事情以后，斯塔西把莉莉逐出校园，以示对弗兰克家的惩罚。莉莉现在只能在交通部食堂做女招待。莉莉和卡罗琳都下定决心不被政府所击垮，两人在地下反对共产党政府的年轻人中非常有号召力。她们制作的歌曲录音在歌迷当中不断相传。莉莉觉得只要坚持下去，希望就不会破灭。
圣杰特鲁德青年会对莉莉有着另层吸引力：在那里能见到索尔斯滕·格雷纳。索尔斯滕二十二岁，一张保罗·麦卡特尼似的娃娃脸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几岁。他和莉莉一样热爱音乐。最近刚和一个名叫赫尔加的女孩分手。在莉莉看来，赫尔加不够聪明，根本配不上索尔斯滕。
1967年的一天晚上，索尔斯滕把披头士最新发行的唱片带到圣杰特鲁德青年会。唱片的一面是首名叫《潘尼小巷》的欢快歌曲，年轻人们在它的伴奏下跳着热舞。另一面是《永远的草莓地》，莉莉和参加晚会的其他人在这首歌里地跳着梦幻般的慢舞，他们的手臂像水下植物一样随音乐慢慢摆动。他们一遍遍地播放着这两首歌，随音乐起舞。
有人问索尔斯滕这张唱片是哪来的，他神秘地拍拍鼻子，什么话都没说。不过莉莉知道唱片的来历。索尔斯滕的叔叔霍斯特每周都要开着载有东德的出口货物——布匹和廉价衣服的货车去西柏林。回来时总会带上连环漫画、流行音乐唱片、化妆品和时装，并把其中的一部分送给边防兵。
莉莉的父母觉得音乐很无聊。对他们来说只有政治是严肃的。他们不知道，对莉莉这代人来说，即便是爱情歌曲也可能带有政治含义。唱歌和玩吉他不仅与长发和奇装异服联系在一起，还和种族之间的宽容以及性自由息息相关。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在每首歌里都对老一代人发出宣告：“我们不用你们的方法行事。”对东德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刺耳的政治宣言，东德政府知道这些唱片的政治色彩，禁止它们在东德流通。
警察赶来的时候，年轻人们正沉醉在《永远的草莓地》的节奏中。
莉莉正在和索尔斯滕跳舞。她懂英语，被约翰·列侬“闭上眼睛，生活就会容易些，别去理解你所看见的一切”这句歌词迷住了。她觉得这句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了东德大多数人的生活现状。
莉莉是首先看到警察从门口冲进来的人之一。她马上就明白了，秘密警察终于盯上了圣杰特鲁德青年会。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年轻人总喜欢谈论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没人知道有多少东德公民在为斯塔西通风报信，莉莉的妈妈估计这种人比盖世太保的线人还要多。“战争中做的事情我们怕是再也不能做了。”卡拉说。但当莉莉问起妈妈和外祖母她们在战争中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却还是像以前那样沉默不语。无论如何，秘密警察知道圣杰特鲁德教堂地下室的活动是迟早的事。
莉莉立刻停下了舞步，四下寻找卡罗琳的踪影，可并没看见她。她也没看见奥多。他们一定离开了地下室，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地下室入口对面的角落里，有一部通向教堂旁边牧师公寓的楼梯，他们也许有什么事上楼去了。
莉莉对索尔斯滕说：“我去找奥多。”
在大多数人意识到秘密警察来搜捕之前，莉莉机敏地脱身，溜上了楼梯。索尔斯滕跟着她也上了楼梯。在列侬要唱到“让我带你去吧”时，他们走到了楼梯顶端，音乐也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莉莉和索尔斯滕在牧师住宅的走廊里匆忙行走时，秘密警察开始用沙哑的嗓音发出指令。对单身男人来说，这幢房子很大——奥多可真幸运！莉莉不常来，但她知道奥多在一楼沿街的一侧有个书房，她觉得奥多很有可能正在那里。书房的门开了条缝，莉莉推开门走进去。
在这间用橡木壁板装饰、放满了基督教著作的书房里，奥多和卡罗琳正热情地搂抱在一起。他们热烈地舌吻着。卡罗琳的手指插在奥多长而浓密的头发里。奥多正在揉捏着卡罗琳的乳房。她贴紧着他，身体像弓一样张开着。
莉莉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卡罗琳没有和瓦利真正结婚，但她一直把卡罗琳当嫂子看。她从来没想过卡罗琳会爱上另一个男人——更别说是牧师了！一时间她疯狂地在脑海中搜索着其他的可能性：他们正在排练，或是在做健美体操。
索尔斯滕叫了起来：“天啊！”
奥多和卡罗琳一下子分开了，显得有点滑稽，他们的脸上浮现出惊奇和罪恶感。很快，他们同时说话了。奥多说的是：“我们正要告诉你们。”卡罗琳说：“哦，莉莉，真是太对不起了……”
震惊过后，莉莉意识到了书房里的种种细节：奥多的格子花纹外套、卡罗琳在连衣裙下凸出的乳头、墙上铜边镜框里奥多的教职证书、壁炉前那块抽丝的老式花纹地毯。
接着她想起了迫使他们上楼的突发情况。“警察来了，”她说，“他们在地下室呢！”
奥多骂了声该死，他跑出书房，莉莉听见他急匆匆地下楼去了。
卡罗琳盯着莉莉。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卡罗琳打破了沉默：“我必须和他一起去。”她跟着奥多下了楼。
莉莉和索尔斯滕留在书房里。镶木壁板、火炉、书、地毯——确实是个亲吻的好地方，莉莉悲伤地想。她很想知道奥多和卡罗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经常这样。这时她想到了瓦利。可怜的瓦利。
听到楼下的吵嚷声，莉莉浑身一激灵。她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回地下室。她的大衣还在地下室，不过天还不算太冷，不穿大衣也行。也许她还能顺利地逃出去。
房子的前门在地下室入口的另一面。她不知道警察是否已经把房子整个围住了，她觉得可能没有。
她穿过走廊，打开前门。前门没有警察。
她问索尔斯滕：“我们要离开吗？”
“是的，得赶紧。”
出门以后，他们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
“我送你回家。”索尔斯滕说。
他们匆匆拐过街角，在远离了教堂之后才放慢了步伐。索尔斯滕说：“你一定很震惊吧。”
“我以为她爱着瓦利，”莉莉悲叹着，“她怎么能这样对瓦利？”莉莉开始哭了起来。
索尔斯滕把手搭在莉莉肩上，陪她慢慢朝前走。“瓦利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快四年了。”
“卡罗琳的移民可能性增加了吗？”
莉莉摇了摇头：“没有增加，反而更加渺茫了。”
“她需要有人和她一起抚养爱丽丝。”
“她还有我，还有我们一家！”
“也许她觉得爱丽丝需要个父亲。”
“但……那可是个牧师啊！”
“大多数人都不会考虑娶个未婚妈妈。正因为是个牧师，奥多才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放钥匙的大衣在教堂的地下室，回家以后莉莉只好按了门铃。门开了，卡拉看到莉莉满是泪痕的脸：“到底发生了什么？”
莉莉和索尔斯滕进了门，莉莉说：“警方突袭了教堂，我去找卡罗琳，发现她正在亲吻着奥多。”莉莉一下子又掉下泪来。
卡拉关上门。“卡罗琳吻奥多？你是说真的吗？”
“是的，疯了似的吻他。”莉莉说。
“到厨房喝杯咖啡暖暖身子吧，你们俩都去厨房。”卡拉对他们说。
说完整件事以后，莉莉的父亲离开了厨房，显然是想竭尽全力不让卡罗琳在牢里过夜。卡拉担心索尔斯滕的父母听说了警方突袭的事情，会担心他，让他赶紧回去。莉莉把索尔斯滕送到门口，临走前，索尔斯滕短暂而愉快地亲吻了她的嘴唇。
厨房里只剩下莉莉、卡拉和外祖母茉黛三个女人，三岁的爱丽丝正在楼上睡觉。
卡拉对莉莉说：“别对卡罗琳这么苛求。”
“为什么？”莉莉问，“她可是背叛了瓦利了啊！”
“都已经四年了——”
“外婆也等了沃尔特外公四年，”莉莉说，“她可是连孩子都不曾有过啊！”
“那倒是真的，”茉黛说，“尽管那时我也曾经喜欢过格斯·杜瓦。”
“伍迪的父亲吗？”卡拉吃惊地说，“我不知道竟然还有这种事。”
“沃尔特也对别的女孩动了心，”到这个年纪，茉黛也没什么尴尬了，说话也不用太多顾虑，“是一个名叫莫妮卡·范·德·赫尔巴德的姑娘，但他们没有发生什么。”
外祖母无所谓的态度惹恼了莉莉。“外祖母，你是可以无所谓，”她说，“这都已经过去了。”
卡拉说：“莉莉，我很难过，但我觉得我们没有生气的理由。瓦利也许再也回不了家了，卡罗琳也许再也不会离开东德。我们真的希望她用一生去等待一个她永远见不了的人吗？”
“我原以为她准备一直等下去呢，我以为她下定了这个决心。”这时莉莉才意识到她实际并没听卡罗琳这么说过。
“我觉得她已经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四年算很长吗？”
“这点时间已经够让一个年轻姑娘问自己是不是要一生生活在回忆中了。”
莉莉失望地意识到妈妈和外祖母都在同情卡罗琳，都站在卡罗琳的立场上为她着想。
三个人的讨论一直到午夜沃纳带卡罗琳和奥多回来的时候才结束。
沃纳说：“两个试图和警察抗争的男孩被抓走了，其他人都没事，还算不错。但青年会是保不住了。”
所有人都坐在了餐桌前。奥多坐在卡罗琳身边。莉莉惊恐地发现，奥多竟然在所有人面前牵着卡罗琳的手。奥多说：“莉莉，我本打算马上告诉你的，但碰巧提前被你发现了，真是很抱歉。”
“告诉我什么？”尽管答案完全可以猜到，莉莉还是气势汹汹地问。
“我们互相爱慕，”奥多说，“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很难接受，对此我们也非常抱歉。但我们考虑了很久，并为此做过了祷告。”
“卡罗琳做祷告吗？”莉莉难以置信地问，“我可没见她为任何事做过祷告。”
“人是会变的。”
软弱的女人为了迎合男人会作出改变，莉莉想。但话还没出口，卡拉就发话了。“奥多，我们对这件事都很难接受。瓦利爱着卡罗琳和他从没见过的女儿。我们从他的信里知道他对他们的爱。从桃色岁月的歌里也一样听得出：他们的许多歌都是关于分离和失落的。”
卡罗琳说：“如果你们想，我今晚就可以离开这里。”
卡拉摇摇头说：“我们难受，但你应该比我们更难受。我不能让一个正常的年轻女子把她的生命都献给一个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即便他是我们深爱的儿子。我和沃纳为此谈过，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莉莉惊呆了。爸爸妈妈竟然预见到会发生这种事！他们可什么都没对她说过。他们怎么能如此无情？
或者说他们只是比她更敏感吗？无论是哪种情况，她都不愿去相信。
奥多说：“我们想结婚。”
莉莉站起身大喊：“绝对不行！”
奥多说：“我希望大家给予我们祝福：茉黛外祖母、沃纳、卡拉，还有伴着卡罗琳度过这几年艰难岁月的最好朋友莉莉。莉莉，我们尤其希望得到你的祝福。”
“滚！”莉莉说着离开了厨房。
在一群摄影记者的跟随下，戴夫·威廉姆斯推着祖母的轮椅绕了议会广场一圈。桃色岁月的公关人员向报纸透露了消息，戴夫和艾瑟尔知道有记者会来，他们配合记者摆出各种姿势拍了十来分钟照。拍完以后，戴夫道了声谢，然后推着轮椅走进了威斯敏斯特宫的停车场。他在上议院的入口处向外界挥手致意，又让记者们拍了一会儿，然后推着轮椅走进上议院。
引座员说：“早上好，女男爵。”
艾瑟尔祖母——也就是莱克维兹女男爵——得了肺癌。她用强效药止痛，但神志还十分清醒。她还能走一点路，不过很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她有充足的理由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但这天上议院讨论的是她非常关注的1967年性犯罪法案，她必须过来。
对这项法案的异常关注部分是因为艾瑟尔的同性恋朋友罗伯特。让戴夫吃惊的是，被他认为是个老顽固的父亲也热衷于修改这份法案。劳埃德亲眼目睹过纳粹对同性恋的摧残，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场面。但他一直不愿意把当时的细节告诉戴夫。
艾瑟尔无法在辩论中发言——身体情况使她无法参与辩论——但她一定要参加投票。一旦艾瑟尔·莱克维兹下定了决心，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挡她。
戴夫推着轮椅经过上议院入口处作为衣帽间的门厅。每个衣钩上都有一个粉红色的、可以让议员们挂上剑的圆环。上议院甚至连与时俱进的样子都不愿意装一装。
在英国，同性之间发生性关系是有罪的。每年都有几百人因为同性恋而被指控受审，更糟糕的是，还要登报受到侮辱。今天讨论的法案将把地下的同性恋行为合法化。
这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大众都对这项法案很不了解，但风向却有利于法案的变革。英国教会决定不对法律的更改提出抗议。他们仍然声称同性恋行为是种罪过，但也同意这不能构成犯罪。这项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正的法案很可能得以通过，但法案的支持者却担心在最后一刻功败垂成——这也是艾瑟尔决心参加投票的原因。
艾瑟尔问戴夫：“你为什么如此热心地让我参加这次辩论？在我的印象中，你对政治可并不积极啊！”
“我们的鼓手刘就是个‘基佬’，”戴夫用上了美国人的说法，“有次我和他去一家名叫‘金色号角’的酒吧喝酒，结果遇到了警察的突袭。警察把我看成是个同性恋，他们那时对我的所作所为真是恶心极了。从那以后我就决定站在刘那样的同性恋者一边。”
“太了不起了，”艾瑟尔到了垂暮年岁总有些急躁，“很高兴你的骑士精神没有被摇滚乐所泯灭。”
桃色岁月比以前更成功了。他们发表了一张名为《一夜欢愉》的概念专辑，试图诠释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一些元素：古典、民谣、蓝调、摇摆、福音、汽车城音乐——他们想表明这些都是桃色岁月的元素。这张唱片在全世界卖到了了上百万张。
一个警察帮戴夫把轮椅抬上了一段楼梯。戴夫谢过了他，心想不知道这位警察是不是也突袭过同性恋酒吧。上楼以后，他们进入上议院大厅，戴夫一直把轮椅推到辩论室门口。
艾瑟尔经上议院议长同意坐在轮椅上进行投票，但戴夫无法亲自把外祖母推进辩论室，因此他们只能等艾瑟尔的议员朋友注意到她，把她推进去。
辩论已经开始了，辩论室装修得像迪士尼动画片里的宫殿一样奢华，议员们坐在辩论室两边的皮椅上。
一个贵族议员正在发表着自己的论点，戴夫侧耳倾听。“这个法案等于是给同性恋者颁发执照，对那些令人作呕的家伙、对那些男妓予以鼓励，”这位贵族傲慢地说，“会给成长道路上的青少年带来不良的诱惑。”戴夫觉得这些话非常奇怪。难道这家伙觉得所有人都有同性恋倾向，只是有些人抵挡不了诱惑吗？“我不但不同情不幸的同性恋者——也不同情那些被他们拖下水的人。”
拖下水？这说的是什么胡话？戴夫非常不解。
一个男议员从工党席位站起身，接过了艾瑟尔的轮椅扶手。戴夫离开辩论室门口，上楼去旁听席了。
到达旁听席以后，另一个贵族站起来发言了。“上周日，有些议员也许在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周末报纸上看到了发生在欧陆国家的一场同性恋婚礼。”戴夫在《世界新闻》上看到了这篇报道。“我觉得报纸是想祝贺，或者说拔高这件丑陋的事情。”婚礼怎么会丑陋呢？“我只希望，如果这项法案真的得到通过的话，我们必须警惕这类事情的发生。我认为这种事绝对不能在英国发生，但这的确是有可能的。”
戴夫不知道这些顽固不化的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幸好不是所有的贵族议员都这样想。一个满头银发、面容可畏的女议员站起身。戴夫在妈妈家里见过这位女议员，她叫朵拉·盖茨凯尔。朵拉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私下里容忍了许多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倒错者。社会和法律都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戴夫惊呆了。朵拉怎么会知道性倒错者？“这些人有的生来就是，有的在发育过程中成长为，有的被引导成一个同性恋者。对于他们，我们应该给予和性倒错者同等的容忍。”朵拉，你真的很棒，戴夫心想。
但戴夫最喜欢的还是一个眼中闪烁着光芒的老年女议员的演讲。她也曾经到彼得大街威廉姆斯家做过客：这位女议员名叫芭芭拉·伍顿。在一位男议员鼓吹了一通鸡奸的罪恶之后，芭芭拉作了一番嘲讽的发言。“我问自己：那些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在害怕些什么？”她说，“他们不是在害怕那些令人恶心的行为会被自己看到，因为同性恋行为只有在私下里才是合法的。他们也不是在害怕青年人的堕落，因为同性恋行为在你情我愿的成人间才算合法。因此，在我看来，法案的反对者们只是因为想象中的同性恋行为会因为自己在现实中所见证的实例破灭而在坚持己见。”这句话显然是在暗示那些意图把同性恋者视为罪犯的议员本身也有同性恋的想法。戴夫放声大笑——不过马上被引座员喝止了。
投票于六点半进行。戴夫觉得反对的议员似乎比支持的要多。投票过程极为冗长。不同于往投票箱里投票和按按钮投票，议员们必须起身离开座位，走过写着“同意”或“不同意”的两条走廊。艾瑟尔的轮椅被一个议员推进了写着“同意”的那条走廊。
最终法案以一百一十一票对四十八票的绝对优势得以通过。戴夫想大声欢呼，但在上议院欢呼和在教堂鼓掌一样不合时宜，他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戴夫在辩论室门口接到了艾瑟尔祖母，从艾瑟尔的一个朋友手里接过轮椅把手。她满脸胜利的喜悦，但同时也已经筋疲力尽了。戴夫不禁好奇她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
把祖母从装饰华丽的走廊推向上议院出口的时候，戴夫想象着祖母度过的是怎样的一生。和祖母的人生相比，他从差生到流行歌手的转变根本算不了什么。外祖母出生在阿伯罗温贫民窟的的一间两室农舍内，现在却身居上议院镀金的辩论室。她为自己所支持的事业而斗争，取得了大大小小许多胜利——妇女的选举权、工人的福利、免费医疗保险、女孩的受教育权，现在又在为少数被判有罪的同性恋者的自由展开斗争。戴夫写了好几首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歌曲，但和祖母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来，他的这点小小成功根本不算什么。
一个拄着两根拐杖的老人在过道里挡在他们面前。他的优雅风度让戴夫想起，大约五年前祖母在上议院被册封为女男爵的时候他曾见过这位老人。老人亲切地对戴夫的祖母说：“艾瑟尔，你那个允许法案通过了，恭喜你。”
“谢谢你，菲茨。”艾瑟尔说。
戴夫想起老人是谁了。老人是在阿伯罗温拥有泰-格温别墅的菲茨赫伯特伯爵，现在那里是一所继续教育学院。
“亲爱的，听说你病，我很难过。”菲茨赫伯特伯爵似乎很喜欢祖母。
“我不想瞒着你，”艾瑟尔说，“我活不了多久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真的很难过。”戴夫吃惊地看到泪水从老伯爵满是皱纹的脸上滚滚而下。菲茨赫伯特伯爵拿出胸口口袋里的手帕擦去流下的泪水。戴夫现在完全回想起来了，上次看到两人见面时，曾经被两人难以掩饰的热烈情感所打动。
“菲茨，很高兴能认识你。”艾瑟尔用菲茨似乎压根想不到的语气说。
“真的吗？”菲茨问。让戴夫惊讶的是他紧接着说出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
“我也是，”祖母的话让戴夫更是惊讶了，“亲爱的伯尼死了以后，我可以这么说了。他是我的灵魂伴侣，而你不一样。”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我只有一个遗憾。”艾瑟尔说。
“我知道，”菲茨说，“你是说那孩子。”
“是的，如果我有遗愿，那就是你能和他握一握手。”
戴夫很想知道“那孩子”指的是谁。应该不会是他。
伯爵说：“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求你了，菲茨。”
他点点头：“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有气量说做错了什么。”
“谢谢你，”艾瑟尔说，“有你这句话，我就能愉快地去见上帝了。”
“如果有来生就好了。”菲茨说。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来生，”艾瑟尔说，“再见了，菲茨。”
老人吃力地朝轮椅弯下腰，吻了吻艾瑟尔的嘴唇。站直以后他说：“别了，艾瑟尔。”
戴夫推着轮椅，从伯爵身边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问祖母，“那应该是菲茨赫伯特伯爵吧。”
“是的，”艾瑟尔说，“他是你的祖父。”
女孩是瓦利唯一的麻烦。
年轻、漂亮而又性感的女孩们以美国人特有的方式成群结队闯进瓦利的家门，希望能和他做爱。对身在东柏林的女朋友的忠贞不仅没赶走她们，反而增加了瓦利对这些女孩的吸引力。
“都去买套房吧，”戴夫对所有乐队成员说，“等到泡沫破灭，没人再需要桃色岁月的时候，你们至少还有套房子住。”
瓦利渐渐意识到戴夫的精明了。自从戴夫建立了“岁月唱片公司”和“桃色出版公司”以后，乐队赚了越来越多的钱。瓦利还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百万富翁，但等拿到《一夜欢愉》的版税以后，他就是了。拿到那笔钱以后，他就可以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了。
1967年上半年，瓦利在旧金山阿什伯里区海特街的街角买了一幢弓形前沿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一年以来，这个街区都因为是否要在附近建条高速公路而大打口水战。高速公路最后没有建成，附近的房价于是大跌特跌。低廉的房租吸引了学生和其他一些年轻人。久而久之，这个街区的懒散气氛又吸引了不少乐手和演员。“感恩而死”和“杰弗逊飞机”两个乐队的成员就住在这里。在这条街上，遇见摇滚明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瓦利几乎可以像个普通人那样在这里的街上行走。
瓦利在旧金山唯一认识的杜瓦一家希望他能改变房子的内部装修，把房子弄得现代一些。但瓦利觉得方格天花板和木头壁板都不错，因此就保留了原样，只是把墙面都刷成了白色。
瓦利装修了两间豪华的卧室和一间带洗碗机的普厨房。他买了电视和一台最时髦的录音机。另外，他还买了些普通的小家具。他在打过蜡的木地板上铺上地毯和垫子，在卧室里放上了床垫和衣架。瓦利没买椅子，只在录音室里放了六个专门为吉他手定制的小板凳。
卡梅隆·杜瓦和杜杜·杜瓦都是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卡梅隆是个穿着像中年人的怪人，可能比巴里·戈德怀特还要保守。杜杜却很时尚，她把自己的许多朋友介绍给瓦利，其中一些人就住在瓦利的这个街区。
没有巡回演出，也不去伦敦录音的时候，瓦利就住在旧金山。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吉他。台上行云流水的演出需要高超的技艺，瓦利每天都至少要在家里练上好几个小时。练完吉他以后他会把时间花在写歌上：试音；把零碎的旋律组合在一起；判断歌曲的哪些部分歌词和旋律已经融合得非常完美，哪些部分还只是旋律刚过得去。
他每周给卡罗琳写信。有时很难想出该写些什么。在信上写些电影、音乐会、各类餐馆这类她完全不可能享受的事情似乎也太残忍了一些。
在沃纳的帮助下，他每月寄钱给卡罗琳供养她和爱丽丝。这笔数额不大的钱可以让她们在东德买许多东西。
卡罗琳每月写一次回信。她学会了吉他，和莉莉组了一支乐队。她们演唱抗议歌曲，并录制成唱片传播。但相较于瓦利，卡罗琳的生活看上去还是空洞了许多，信上大多数话题都是有关爱丽丝的。
和住在这个街区的大多数人一样，瓦利压根儿不锁门。朋友和陌生人可以在他家自由出入。他把心爱的吉他放在顶楼一个上锁的房间里——家里的其他东西都不值一偷。每周，附近的一家商店会给他家的冰箱和橱柜放满食物和日用品。客人们想吃、想用什么尽可以自己拿。吃完的话，瓦利就下馆子吃。
到了晚上，他会去看电影和各类演出，听其他乐队的演唱，或是在自己家或其他音乐人的家里和他们一起喝啤酒抽大麻。外面有许多可看的节目：即兴演奏会、街头影院，以及被人们称为“自发式演出”的艺术表演。1967年夏天，这一带作为世界嬉皮运动的中心而名闻遐迩。中学和大学放假以后，全美的青年人搭便车到旧金山，向阿什伯里以及海特街进发。警察决定对使用广泛的大麻和迷幻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在比尤维斯塔公园几乎全公开的露天性行为也视而不见。这里所有的女孩都会吃避孕药。
女孩是瓦利唯一的麻烦。
塔米和丽莎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对。她俩从得克萨斯的达拉斯乘灰狗巴士前往旧金山。塔米是个金发美人，丽莎是拉丁人的后裔。两人都是十八岁。她们原本只想得到瓦利的亲笔签名，到了海特街以后，却吃惊地发现瓦利家的门开着，瓦利正坐在地板的一张大垫子上弹吉他。
她们说长途旅行之后需要好好洗一把澡。瓦利让她们尽管用他的浴室。瓦利在思考和声的时候突然想小便，发现她们没锁门，在一起洗澡。当时塔米正在用白色的双手给丽莎的一对橄榄色小乳房打肥皂。这真是个巧合吗？
瓦利退出来，到另外一个浴室去小便。但这一幕让他魂不守舍。
邮递员送信来了。其中一封是桃色岁月的经理人马克·巴特勒从伦敦寄来的，另一封上留着卡罗琳的笔迹，贴了张东德邮票。他把信放在一旁，准备过会儿再看。
这是阿什伯里海特街平平常常的一天。一个音乐人朋友闲逛到瓦利家，和瓦利一起写歌，但没有任何收获。戴夫·威廉姆斯和杜杜·杜瓦顺路来看他：戴夫住在杜杜的父母家，正在旧金山寻找可以下手的房产。一个叫热苏斯的毒品贩子给他送来一磅大麻，瓦利把其中的大半部分放在了放吉他扩音器的柜子里。他并不介意把大麻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可如果不留余粮的话，不到天黑肯定都被抽完了。
晚上，瓦利带着塔米、丽莎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一家小餐馆。尽管离开苏联集团已经四年了，他还是对美国食物的丰富感到吃惊：大块的牛排、多汁的汉堡、一堆堆的炸薯条、小山一样的爽口色拉、风味道浓郁的奶昔，这些食物都可以不花什么钱吃到。咖啡甚至可以免费续杯！东德的问题倒不是贵——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些食物。肉店永远没有最好的肉，餐馆里脾气暴躁的服务员们只能端上毫无吸引力的食物。瓦利在东德从来没见过奶昔。
晚饭时，瓦利听丽莎说丽莎的父亲是达拉斯墨西哥人社区的一位医生，丽莎想学医，追随父亲的脚步。塔米家开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加油站，但那会被她哥哥所继承，她想去艺术学校学时装设计，未来想开一家服装店。她们是极为普通的两个姑娘。但这是1967年。对塔米和丽莎来说，嗑药以及和他人发生性关系再正常不过了。
这是个温暖的夜晚。吃过饭，所有人都去了公园。他们和一群人坐在椅子上唱赞美诗。瓦利也加入一起唱，黑暗中，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塔米在长途旅行后累了，把头靠在瓦利的膝盖上。瓦利抚摸着塔米金色的长发，塔米很快就睡着了。
午夜过后，人们纷纷离去。瓦利漫步回家，发现塔米和丽莎跟他到了家。“你们有过夜的地方吗？”瓦利问。
塔米用得克萨斯口音说：“我们可以在公园睡。”
瓦利说：“如果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我家地板上睡。”
丽莎问：“你想和我们哪个人睡吗？”
塔米说：“或者三个人一起睡？”
瓦利笑了。“不用了，我在柏林有个叫卡罗琳的女朋友。”
“是真的吗？”丽莎问，“我看过那篇报道，可是……”
“是真的。”
“你有个女儿吗？”
“她三岁了，名叫爱丽丝。”
“可现在没人还相信什么忠贞啊！守住贞洁之类的都是些屁话，尤其是在旧金山。你需要爱，不是吗？”
“姑娘们，晚安。”
他上楼回到卧室，脱去衣服。楼下传来姑娘们四处走动的声音。一点半刚过，他就上了床，这对音乐人来说还算有点早。
瓦利最喜欢在一天的这个时候看或重看卡罗琳的信。想到卡罗琳，瓦利的心就会平静下来，他常在想象着卡罗琳在自己的臂弯中时进入梦乡。他坐在床垫上，靠着贴在墙上的枕头，把被子拉到下巴。接着他打开了信封。
他读道：
瓦利——
很奇怪，卡罗琳通常会用“亲爱的瓦利”或“我亲爱的”。
我知道这封信会给你带来痛苦和不安，为此我感到非常抱歉。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心都碎了。
怎么回事？他读信的速度快了起来。
你离开了四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我们没有希望再见了。我很软弱，无法面对孤独一生的境遇。
她要结束两人间的关系——要和他断了。这是瓦利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我遇见了一个人，一个爱着我的好人。
她有了男友！这就更糟了。她背叛了瓦利。他开始生气了。丽莎说得没错：没人相信守住贞洁之类的鬼话。
奥多是柏林米特区圣杰特鲁德教堂的牧师。
瓦利大骂：“该死的牧师！”
他会喜欢和照顾我的孩子。
“她把她叫作‘我的孩子’——可爱丽丝也是我的孩子！”
我们就要结婚了。你父母很伤感，但他们像对其他所有人一样，仍然对我很好。尽管非常难，但你妹妹莉莉也试着开始理解我了。
莉莉肯定很难接受，瓦利想，她会坚持最久。
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你给了我幸福。你还给了我珍贵的爱丽丝。因为这些，我会永远地爱你。
瓦利感觉脸上淌着热泪。
我希望你能渐渐从内心里原谅我和奥多，将来有一天，也许是在我们又老又衰的某一天，我和你能以朋友的身份再相会。
“该死的，也许会吧。”瓦利说。

爱你的
卡罗琳
门开了，塔米和丽莎走了进来。
瓦利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但他似乎看见两人都光着身子。
丽莎问：“你怎么了？”
塔米问：“哭什么？”
瓦利说：“卡罗琳和我分手了，她要嫁给一个牧师。”
塔米说：“我为你感到难过。”丽莎说：“真是太可怜了。”
瓦利为泪水感到羞耻，但就是止不住。他扔下信，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塔米和丽莎在他身子两侧躺下。瓦利睁开眼。面对着他的塔米正用手指轻柔地擦拭着他的泪水。丽莎在他背后用温暖的身体紧贴着他的背。
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想这样。”
塔米说：“你不该一个人悲伤。我们只是依偎着你。闭上眼睛吧。”
瓦利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悲伤很快就转化成了麻木，不再想卡罗琳以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醒来时，塔米正在吻着他的嘴，丽莎正在舔着他的阳物。
瓦利依次和她们做了爱。塔米温柔而甜美，丽莎热情又充满活力。他为她们在悲伤中抚慰他而高兴。
但尽管如此，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没能达到高潮。

Part5 高歌 1963-1967年 第四十章
探雷犬累了。
充当探雷犬的是个只穿着棉布短裤的越南男孩。加斯帕觉得，男孩大约十三岁，不够机灵，在号称“亡命连”的D连正准备出发执行任务时闯进了丛林，被抓个正着，充当了探雷犬。
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绑着他手的带子用一根三十码长的绳子连在一个上校的腰带上。男孩走在亡命连前面的小路上。但路很长，探雷犬还只是个孩子，此时他的脚步已开始有些不稳，跟在后面的美军很快就赶上了他。每当快赶上他时，史密斯中士就会往他的头或背上扔颗石子。男孩会凄切地叫上一声，马上加快步伐。
丛林里的小路被通常叫作“查理”的越共埋了雷，挖了陷阱。他们的地雷都是改装过的：由美军炸弹改制的地雷、美军的老式跳雷、哑弹改造的地雷，甚至还有五十年代法军留下的水压雷。
尽管回美国没人会承认，但使用越南农民当探雷犬其实并不鲜见。有时充当探雷犬的东方人知道哪里埋了雷，哪里没埋雷。有时他们可以看出外人看不懂的警示标志。如果探雷犬没看出地雷或陷阱的话，被杀的就会是他们。说到底，用越南人当探雷犬是件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加斯帕对此非常厌恶，但在越南的六个月里他已经见过了太多比这更糟的事情。在加斯帕看来，所有国家都会施加暴虐，尤其是他们害怕的时候。他知道英军在肯尼亚就犯下过惨无人道的罪行：加斯帕的父亲去那服过役。现在每当提到肯尼亚，父亲都会脸色苍白，用听不太清的声音说，那时两边都很残暴。
但D连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亡命连是别名为“飞虎队”的101空降师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骄傲地称之为“我的消防队”。亡命连不穿军服，而是穿着没有明显标志的豹纹作战装。他们可以留胡子，用手枪。他们的特长是和敌人讲和。
加斯帕一周前加入了亡命连。这次任命很可能是一次错误——他根本就不属于这里。但飞虎队从各个不同的单位里吸纳成员。这是他第一次随他们去执行任务，这里有二十五名成员，基本上一半是黑人一半是白人。
他们不知道加斯帕是英国人。大多数美国兵从来没有过英国战友，他也烦透了成为大家好奇的对象。于是他改变了口音，故意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的腔调和连里的人说话。他不想一遍一遍地跟他们解释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披头士的人。
他们这天的任务是“清扫”一个村庄。
他们正在南越北部的广义省，军事上这里被称为“第一战略区”，或干脆被称为“北方区域”。和南越的大部分地区一样，这里不归西贡政权管辖，而是归南越游击队管，他们组建了农村政府，甚至开始征税。
“越南人不理解美国人的做法。”和加斯帕并排行走的士兵说。他叫内维尔，一个说话绵里藏针的得克萨斯高个子。“这里被越共占领时，还有许多未开垦的荒地。这些土地归西贡的富人所有，那些富人却懒得对这些地方进行开垦。于是‘查理’把这些地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当我们夺回这些地以后，西贡政府就把这些地还给原先的所有者。所以越南农民把气都撒向我们。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他们一点都没私有财产的概念。太蠢了。”
一个被叫作多尼的黑人下士约翰·多纳兰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内维尔，你这个该死的共党分子。”
“我才不是共党分子——我投的是戈德华特的票，”内维尔温和地说，“他说不会动摇黑人上层的地位。”
听到他们谈话的士兵都笑了：他们就爱听这种斗嘴。斗嘴有助于士兵们驱除恐惧。
加斯帕也喜欢听内维尔的冷嘲热讽。上午第一次停下来歇脚时，他看见内维尔卷了支大麻烟，在大麻里混了些被称为“黄糖”的未经提炼的海洛因。即便内维尔以前不是个瘾君子，他很快就会是了。
游击队员像海里的鱼一样在人群中出没，威斯特摩兰将军对付越南游击队的策略就是把他们的海挪走。三十万广义省农民被集合起来分送到六十八个加强了戒备的集中营。这样，广义省的农村就只剩下游击队员了。
但这个策略没有起效。如同内维尔所说的那样：“这些人啊！他们像是觉得我们没权来他们国家、命令他们离开家园住到集中营似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许多农民避开了集合，留在自己的家园附近。有些人去了，但马上从到处是人的肮脏集中营溜回家。在美军眼中，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正当的打击对象。“离开了并且不在集中营的人，对我们而言就是赤化的激进分子，”威斯特摩兰将军说，“他们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连里的中尉把这点阐述得更加清晰。“这里没有友军，”他说，“你们听明白了吗？这里没有友军。这里不应该有人。所有移动的物体都可以进行射击。”
今早他们的目标是一个曾经攻下，但又被南越人民军夺回的村庄。他们的任务是把人民军清洗出这个村庄，把它夷为平地。
首先他们必须找到这个村。因为地标稀少和视线受阻的，在丛林里定位是件难办的事情。
游击队员可能在任何地方，甚至可能只有一码远。因此亡命连的战士们时刻保持着警觉。加斯帕已经学会了在层层叠叠的植物中识别物体，通过找到与周边环境不一样的颜色、形状和地质特征识别出敌人。不过人在疲倦、流汗、被蚊虫叮咬的时候很难保持警觉。但一旦在需要警觉的时候放松了，就有惨遭杀害的危险。
丛林也分很多类。尽管最高统帅部不承认，但竹林和象草地几乎是不可穿越的。因为阳光不足导致生长缓慢，灌木林反倒更容易穿越。橡胶种植园最为理想：橡胶树排列成行，小型灌木依附在橡胶树上，大树之间的道路完全可供通行。这天加斯帕行进在一片菩提树、红树林和菠萝蜜树的混合林地中。绿色的大树中夹杂着美丽的兰花、菊花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热带花卉。加斯帕想，地狱应该不会有这般美丽吧。这么想的时候，一颗地雷爆炸了。
“砰”的一声巨响，加斯帕被气浪冲倒在地上。他很快定了定神，从地上爬起来，藏在一丛小型灌木后面，端起步枪四处查看。
队伍的最前面躺着五具一动不动的尸首。来到越南以后，加斯帕在实战中几次看到过人死，但他就是无法习惯。前一刻站在队首的五个人还在一边走一边聊家常，后一刻他们就变成了泥土地上血肉模糊的尸块。他们中有的给他讲过笑话，有的给他买过酒，有的把他拉出过陷阱。但一瞬间，他们全都灰飞烟灭。
他能猜测出发生了什么。一定是有人踏上了隐藏的水压雷。为什么探雷犬没有引爆这颗雷呢？男孩一定看见了这颗雷，但他却打定主意不说，并悄悄绕过了这颗雷。现在男孩已经不见了。最终他战胜了捕获他的美军。
另一个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蓄着一把黑色大胡子、外号“疯子”的中西部人杰克·巴克斯特大嚷：“那个该死的亚洲人故意把我们引到这儿来！”他冲上前，端起步枪朝林地里开火，恣意浪费着子弹。“我要杀了那个狗娘养的！”他尖叫道。弹夹里的二十发子弹打完以后，他停止了射击。
所有人都很生气，但一些人还保持着理性。史密斯已经开启无线电呼叫医疗队了。多尼下士蹲在地上，乐观地希望在躺在地上的人当中找到一个还有脉搏的。加斯帕注意到直升机无法在如此狭窄的林间小道上降落。他跳出灌木丛，对史密斯大喊：“我去找一块空地！”
史密斯点点头：“麦凯恩和弗雷泽，你们和默里一起去！”
加斯帕从身上摸出了一对白磷弹，然后带着两人动身寻找空地。
一路上，加斯帕一直在寻找丛林哪里有变成山地和沙漠的标志，以便找到一个植被稀少、直升机能够降落的空地。他仔细地记下所有能记住的地标，防止回来的时候迷路。过了好几分钟，他们从丛林里探出头，走到一块稻田的边缘。
加斯帕看到稻田那头站着三四个穿着单薄棉衣的农民模样的人。还没来得及数清楚，这些人就看见了他，逃进了丛林。
他不知道这些人的村庄是不是他们要打击的目标。如果是的话，他已经在不经意中提醒了他们。尽管要优先抢救伤者，这还是太糟了。
麦凯恩和弗雷泽跑到稻田的另一边。加斯帕扔出了一颗白磷弹，白磷弹点燃了稻谷，但因为稻谷很潮湿，火焰很快就熄灭了。好在一股白烟腾上了天空，标志出了他所在的具体位置。
加斯帕看了看周围。“查理”的人很清楚，美军被伤员和死者分神的时候，正是打击他们的最佳时机。加斯帕双手端着步枪，观察丛林里的动静。准备一旦有人开火就马上趴到地上开枪回击。他发现麦凯恩和弗雷泽也摆出了相同的姿势。事实上，他们很可能根本就找不到趴下的机会。树上的狙击手有大把时间进行瞄准，给他们致命一击。加斯帕心想，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事情总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查理”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他们总是打了就跑。前一天狙击完美军，后一天狙击手就变成了一个在稻田里拔草、完全不知道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哪头能开枪的普通农民。
等待急救直升机的时候，加斯帕想起了英国。他想到，如果没来越南的话，我现在也许已经在《西方邮报》工作了。如果在地方小报工作的话，他很有可能在议会舒适的会议室，趁某个议员唠叨街道照明不足的危害性时偷偷摸摸地打个小盹，完全不用像现在这样，在稻田里挥汗如雨的同时，还要担心下一秒会不会被越共的子弹击中。
他想到了家人和朋友。在挖掘了一个笔名为伊万·库兹涅佐夫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后，姐姐安娜已经成为了出版界的大人物。曾对小时候的加斯帕充满吸引力的伊维·威廉姆斯，也已经成长为一个生活在洛杉矶的电影明星。戴夫和瓦利则是身价百万的流行巨星。只有他离家千里，在愚蠢而残忍的越南战场当个最下级的步兵。
他很想知道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进行得怎么样了。有进展了吗？美国人民不会还在被共产党人和抗议者要破坏美国的虚假宣传所蒙骗吧？明年是1968年，美国又将进行总统选举。约翰逊会被击败吗？获胜的总统候选人会不会终止这场战争？
直升机落地以后，加斯帕领着担架队深入丛林，来到爆炸地点。加斯帕记得来时路上的标记，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连队。回到爆炸地点以后，他马上从战友的表情中看出，所有的遇难者都已经死了。担架队需要抬回去的只是五个尸袋。
幸存者们大发雷霆。“那个亚洲小子故意把我们带进了陷阱，”多尼下士说，“我们周围都是这种该死的狗杂种吗？”
“该死的亚洲浑蛋。”杰克·巴克斯特骂道。
和以往一样，内维尔总是用唱反调的方式表示着对战友观点的认同。“那个傻孩子也许以为他对我们没用以后，我们会杀了他，”内维尔说，“他根本没意识到史密斯中士还打算带他到费城，送他上大学呢。”但是没有人笑。
加斯帕把在稻田边看见农民的事告诉史密斯。“我们要去的村庄就在那个方向。”史密斯说。
连队和抬着尸体的担架回到直升机旁。起飞以后，多尼用M2火焰喷射器没几分钟就烧光了稻田里的所有稻谷。“干得很棒，”史密斯说，“要让他们知道回来以后根本没东西吃。”
加斯帕对史密斯说：“我猜直升机引起了这里村民的警惕，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里根本什么人都没有。”或许会有伏击。不过加斯帕并没有这个猜测告诉史密斯。
“没人就好了，”史密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扫清这个村庄。情报机关说这里有地道，我们必须找到，并摧毁。”
从1946年抗击法国殖民者开始，越南人就挖起了地道。丛林下上百英里的地道里有弹药库、兵营、厨房、手工作坊，甚至还有医院。这些设施很难被摧毁。地道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个储水装置，防止地道里的人被烟熏出来。高空轰炸常常会错过目标。摧毁地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从内部开始。
不过他们必须首先找到地道。
史密斯中士带领全连的人沿着小道从稻田边走到椰子种植园。穿过一层层的椰树林以后，他们看见了俯瞰着田地的一百多幢房子。房子里不像有人，但他们走进这些房子时还是很小心。
房子里显然已经没了人。
村里人察觉到美军要来，从一幢房子跑向了另一幢房子，用越南语大喊着“快逃”。加斯帕朝一幢房子里看了看，房里和大多数越南平民的家一样，放了个神龛：几根蜡烛、卷轴、香壶，以及献给家族祖先的挂毯。多尼下士很快引燃了燃烧弹。屋子的墙是用竹子涂泥搭成的，房顶盖着芭蕉叶，凝固汽油弹很快把整幢房子付之一炬。
拿着枪走向村镇中心的时候，加斯帕听到了一阵有节奏的敲击声，大吃一惊。他意识到这种空灵的声音是一种击鼓声，觉得应该是有人在用鼓声叫人逃跑。但人都没了，他为什么还继续击鼓呢？
加斯帕和连里的人跟着鼓声一起到达了村庄的中心。在村子中心，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型的村公舍和前面浮着莲花的喷水池。村公舍是村子日常活动的中心：寺庙、议事大厅、校舍全设在这里。
进入村公舍以后，他们在泥地上看见有个剃着光头的和尚正在敲一个大约十八英寸长的木鱼。和尚看见他们进来了，却没有停下来。
连里有个懂一点越南语的士兵。尽管是个来自艾奥瓦的白人，但因为会越南语，大家都叫他“亚洲人”。史密斯对他说：“亚洲人，问问这家伙地道在哪儿。”
亚洲人用越南语对这个和尚大声说了些什么。和尚没理他，继续敲着木鱼。
史密斯对疯子杰克点了点头。杰克走上前，用美军沉重的丛林靴使劲踢了下和尚的脸。和尚向后倒去，嘴和鼻子都出了血，木鱼和击鼓棍朝两边飞去。诡异的是，和尚一点声音都没出。
加斯帕咽了口口水。他见过美军严刑拷打越共游击队员、希望从他们嘴里套取情报的场面：眼下的场面再平常不过了。尽管不怎么喜欢，加斯帕却认为这么做很合理：毕竟拷打的是想杀了他们的人。这里抓获的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是游击队员就是游击队的积极支持者。即便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和美国人作过战，加斯帕也很愿意看到他们受折磨。眼前的这个和尚看上去像是个非战斗人员，但加斯帕也目睹过十岁的女孩向直升机扔手雷。
史密斯拎起和尚，强迫他站直，面对着士兵们。和尚眼睛闭着，但还在呼吸。亚洲人又问了他一遍地道在哪儿。
和尚没有回答。
疯子杰克拿起木鱼的一端，使劲地击打着和尚。他砸了和尚的头、肩膀、胸口、腹股沟、膝盖。不时停下让亚洲人提问。
加斯帕感到很不自在。站在一旁观看就已经犯战争罪了，但困扰他的不是这样做合不合法——加斯帕知道军队的调查员对战争中的暴行通常都会以证据不足结案。他只是觉得和尚不该受这样的罪。加斯帕有点不舒服，把头转向一边。
他不责怪施虐的战友。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有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加斯帕觉得该谴责的是知道这类事情发生却什么都不做的人，是对媒体撒谎的将军们以及没有勇气站起来承认“这样做错了”的华盛顿的政治家们。
过了一会儿，亚洲人说：“杰克，别打了，这浑蛋死了。”
史密斯骂了一句，放下和尚，和尚瘫倒在地。“我们一定要找到那条该死的地道。”他说。
多尼下士拽着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大约十五岁的女孩走进寺庙。“这家人自以为能躲在椰子园的工棚里避开我们。”他说。
三个越南人惊恐地看着和尚的尸体，他身上的袈裟浸透了血，脸早已肿胀得没了人样。
史密斯说：“对他们说，如果不交代地道在哪，他们也是一样的下场。”
亚洲人做了翻译。身为父亲的农民说了句什么。亚洲人告诉身旁的战友：“他说这个村没有地道。”
“这个撒谎的浑蛋。”史密斯骂道。
杰克问：“我是不是该……”
史密斯沉思了一会儿。“杰克，你去干那个女孩，”他说，“让她父母在一边看。”
杰克露出饥渴的目光。他撕掉女孩的衣服，女孩马上大声尖叫起来。杰克把女孩推倒在地。她皮肤雪白，身材苗条。多尼把她压在地上。杰克拔出已经勃起的阴茎，揉搓着它，使它变硬。
加斯帕再一次感到惊恐，但知道这不奇怪。强奸不算是平常的事情，但也经常发生。刚来越南的新兵常会向上级报告。军方介入调查后，常会发现支持该指控的证据不足。这意味着其他士兵都不想惹麻烦，声称自己什么都没看见。调查往往会到此为止。
中年女人歇斯底里地乞求着。亚洲人说：“她说女孩还是处女，还是个孩子。”
“什么狗屁孩子，”史密斯说，“看她阴部的黑毛就知道了。”
母亲对天发誓村里没有地道。她说，她是村里的放债人，生意被“查理”叫停了，因此她并不支持越南人民军。
史密斯说：“杰克，干她！”
杰克趴在女孩身上，庞大的身躯盖住了瘦弱女孩身体的大部分。一开始，他似乎在深入时遇到了点困难。战友们有的大叫加油，有的开他的玩笑。杰克猛地一冲，女孩突然尖叫起来。
在杰克来回抽插的一分多钟里，女孩的母亲还在继续乞求，但亚洲人已经不翻译了。父亲什么话都没说，但加斯帕看见他脸上已经满是泪水。满意地咕哝了几句后，杰克停止动作，站起身来。女孩雪白的大腿上出现了点点鲜红色的血迹。
史密斯问：“谁是下一个？”
“我。”多尼一边说一边解开裤子拉链。
加斯帕离开了寺庙。
这不正常。让女孩父亲开口的托词已经不成立了——如果知情的话，做父亲的肯定在女儿被施暴之前就开口了。加斯帕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为连里的战友申辩。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威特斯摩兰将军创造出一个恶魔，又不对他严加管束。这群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不是动物，但连动物都不如。他们疯了，简直是一群疯了的恶魔。
内维尔跟在加斯帕身后走出寺庙。“加斯帕，我想要你记住，”他说，“这对征服越南的人心来说是必须的。”
加斯帕知道这是内维尔承受无法面对的现实的一种方式，但这时他连这种冷幽默都无法忍受。“快闭上你的臭嘴。”说完就走开了。
加斯帕不是寺庙里唯一看不过去的人。大约半个连队的人都离开了寺庙，在寺门外看着燃烧的村庄。一团黑烟像裹尸布似的挂在空中。寺庙里传来女孩的尖叫声，但过了一会儿就停止了。又过了几分钟，他听到一声枪响，然后又是一声。
怎么办？如果提交申诉，军方只会因为惹麻烦而处罚他，真正该接受惩罚的人却一根毫毛都伤不了。但加斯帕想，他还是应该做点什么。他发誓，回到美国以后，他会用余生揭露纵容这种暴行的骗子和傻瓜。
多尼走出寺庙，走到他身旁。“史密斯让你进去。”他说。
加斯帕跟着下士回到寺庙。
女孩四肢张开躺在地上，前额上有个枪眼。加斯帕看见她的乳房上还有一处流着血的咬痕。
她父亲也已经死了。
女孩的母亲跪在地上，应该是在乞求饶命。
史密斯说：“默里，你没有丧失意志吧？”
他是说加斯帕还没有犯下过战争罪行。
加斯帕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史密斯说：“杀了那个老太婆。”
“操你妈，史密斯，”加斯帕说，“你自己干吧。”
疯子杰克举起枪，把枪口按进加斯帕的脖子。
突然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史密斯说：“杀了这个老太婆，不然杰克就杀了你。”
加斯帕确信史密斯会下这样的命令，杰克也一定会遵照执行。他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们需要他作为同谋。一旦杀掉眼前这个中年妇人，加斯帕就和他们一样有罪了，也就不会再制造麻烦了。
他四下看了看。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没人提出疑问，也没人看起来不自在。看得出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类仪式。无疑史密斯和杰克对新来的人都做过这种事。加斯帕很想知道不遵照他们命令行事而死的有多少人。也许这些人都记在了牺牲的名册上。这样做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史密斯说：“做个决定别花那么长时间，我们还有仗要打！”
加斯帕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杀了眼前这个女人。即便拒绝行刑，他也救不了她。即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什么都换不来。
杰克拿枪捅了捅他。
加斯帕拿起步枪，对准女人的前额。加斯帕发现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黑发里有了一丝丝白发。她没有躲开加斯帕的枪，也没有退缩，只是继续用加斯帕完全听不懂的话乞求着什么。
加斯帕把枪的保险打开，调到“单发”模式。
他的手端得非常稳。
他扣动了扳机。

Part6 花朵 1968年 第四十一章
加斯帕·默里在军队里待了两年，一年在军队里受训，一年在越南打仗。1968年1月，他没受什么伤就复员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黛西·威廉姆斯付钱给他买机票让他飞回伦敦探望家人。加斯帕的姐姐安娜已经当上了罗利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安娜最终嫁给了汉克·雷明顿，事实证明，汉克比任何摇滚乐明星都更专情。彼得大街的房子出奇的安静：孩子们都搬出去住了，只剩下劳埃德和黛西老两口还住在那儿。劳埃德是工党政府的部长，基本上不着家。
艾瑟尔这年一月刚去世，她的葬礼在加斯帕飞回纽约的几小时前举行了。
葬礼仪式在阿尔德盖特区加略山福音堂进行，五十年前她和伯尼·莱克维兹也是在此完婚的，那时正值一战，她弟弟比利和不计其数像比利一样的年轻人在冻僵的战壕里奋勇作战。
木头搭的小教堂能坐一百来个凭吊者，后面能站二三十人。但出现在福音堂见艾瑟尔最后一面的足有一千多人。
牧师把追悼仪式改到教堂外面，警方禁止汽车在教堂门外的大街上行驶。致辞者站上椅子对人群发言。艾瑟尔的一儿一女，已经五十来岁的劳埃德·威廉姆斯、米莉·埃弗里和艾瑟尔的外孙、外孙女，以及几个重孙、重孙女都站在教堂的最前面。
伊维·威廉姆斯读了《路加福音》中好牧人的那段隐喻。戴夫和瓦利拿着吉他弹唱了《艾丽西亚，我想念你》。内阁的一半成员及菲茨赫伯特伯爵也来到了追悼会现场。从阿伯罗温来的两辆大巴送来一百多个威尔士人齐唱圣歌。
不过大多数来追悼的都是被艾瑟尔事迹感动的普通伦敦市民。他们站在一月的寒风中：男人们手拿着帽子；女人们竖起手指，让玩耍的孩子们安静；老人们穿着廉价的大衣瑟瑟发抖。当牧师祈祷让艾瑟尔灵魂安息的时候，所有人一齐道了声“阿门”。
乔治·杰克斯1968年的计划很简单：帮助鲍比·肯尼迪当上总统。结束越南战争。
鲍比的一些助理却并不赞同。丹尼斯·威尔逊更希望鲍比只是个纽约州的参议员。“人们会说我们已经有个民主党人的总统了，鲍比应该支持林登·约翰逊竞选连任，而不是和他唱对台戏，”他说，“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1968年1月30日，乔治和威尔逊在全国记者俱乐部等待鲍比，他将在此和十五名记者进行早餐会。
“才不是这样呢，”乔治说，“杜鲁门在党内不也曾面临斯特罗姆·瑟蒙德和亨利·华莱士的竞争吗？”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无论如何，鲍比这次都不可能赢得民主党的提名。”
“我觉得他比约翰逊更得人心。”
“民心和获得提名没有任何关系，”威尔逊说，“大多数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掮客控制：工会领袖、州长或市长，也就是戴利这种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既残忍又腐败，是最糟的那种老派政治家。“约翰逊最擅长内斗，他一定会把鲍比啃得骨头都不剩。”
乔治失望地摇了摇头。他之所以投身政治就是想摧毁这种旧的政治结构，不对之屈从。鲍比本质上也是这样一个人。“鲍比会在这个国家掀起一股飓风，让那些权力掮客无法忽视他。”
“你难道没就此跟他谈过吗？”威尔逊装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你难道没听他说过，如果和民主党现任总统竞争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一个自私而有野心的家伙吗？”
“大多数人觉得鲍比接替他的哥哥是顺理成章的。”
“当他在布鲁克林大学演讲时，学生们打出了‘鸽派，鹰派——或者只是只小鸡？’的标语牌，这事儿难道你忘了吗？”
学生们的嘲笑刺痛了鲍比，让乔治觉得非常失望。但乔治现在试着用乐观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这说明他们希望他参加竞选！”他说，“他们知道鲍比是唯一能把老人和年轻人，黑人和白人，富人和穷人联系在一起的竞选人，是唯一能团结所有人结束战争，让黑人得到他们应得的平等权利的竞选人。”
威尔逊嘴角一撇，准备对乔治理想主义的说法嘲笑一通。但没等他开口，鲍比就走进了宴会厅。所有人都坐下来，开始吃早餐。
乔治对林登·约翰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反复。一开始约翰逊干得很不错，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案》，并计划对贫困开战。但正如乔治的父亲格雷格预计的那样，他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很不够，把握得有所偏差。他只知道不能在自己的任上把越南拱手让给共产党人，而让美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还自欺欺人地告诉美国人民他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人的用词也发生了变化。乔治年轻的时候，“黑”字是个粗俗的词汇，“有色”听上去更得体一点。“黑种人”最为礼貌，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就经常用“黑种人”这个词，和“犹太人”这个词一样，《纽约时报》经常把“黑种人”的首字母大写。现在，“黑种人”这个词则被认为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有色人种”则被视为一种推搪。所有人都说黑人、黑人社区、黑人荣耀，甚至黑人权力。他们说“黑”这个字眼很美。乔治很纳闷，不知道这些词究竟有何区别。
他早饭吃的不多——一直在笔记上记录记者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鲍比进行的解答。
有个记者问：“你觉得竞选总统时身上的压力大不大？”
乔治抬起头，看见鲍比毫无笑意地笑了笑说：“太大了，真是太大了。”
乔治浑身一紧。鲍比有时太实诚了。
记者问：“你如何看待麦卡锡议员的选战？”
记者提到的不是五十年代疯狂反共的参议员乔·麦卡锡，而是诗人政治家、名声素来很好的尤因·麦卡锡。两个月前，尤因·麦卡锡宣布自己有意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作为一个反战人士向约翰逊发起挑战。不过新闻界认定他必将失败。
鲍比回答：“我觉得麦卡锡的选战将有助于约翰逊。”鲍比仍然不肯把约翰逊称为总统，乔治的朋友、约翰逊的助理斯基普·迪克逊对这点颇有怨言。
“那你会参加竞选吗？”
鲍比有很多办法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绕开这个问题说些别的。但鲍比没有这么做。“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
乔治大吃一惊，把笔都掉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鲍比补充道：“在目前可以想象到的各种情况下，我都不会去参加竞选。”
乔治真想冲他大喊：那样的话，我们又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发现丹尼斯·威尔逊偷偷地笑了起来。
乔治真想马上离开，但他太礼貌了，做不出这种事。他坐在餐桌边，一直记录到早餐会结束。
回到国会山鲍比的办公室以后，乔治像个机器人一样写了份新闻通稿。他把鲍比的措辞改为：“在目前可以预见到的各种情况下，我都不会去参加竞选。”但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天下午，三位助理离开了鲍比的团队，他们不打算为失败者工作。
乔治非常生气，也有要离开的冲动，但他没有马上行动，他还需要好好想想。他想和维雷娜谈谈这件事。
维雷娜正好在华盛顿，和往常一样住在乔治的公寓。维雷娜在乔治的卧室里有了自己的衣橱，放置那些在亚特兰大永远用不到的冬衣。
听了乔治的叙述以后，维雷娜伤心得几乎快流泪了。“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维雷娜说，“你知道去年我们在越南战场死伤了多少人吗？”
“我当然知道，”乔治说，“死伤有八万人。我在为鲍比准备的一篇演讲里提到过这个数字，但他在演讲中没用那段话。”
“牺牲、受伤、失踪了八万人啊，”维雷娜说，“太可怕了——鲍比不竞选的话，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今年的死伤肯定会继续增加。”
“鲍比错过了缔造伟大的机会，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呢？”
“我很生气，没去找他谈这件事，但我觉得他对竞选的目的还存在疑问。他问自己是为这个国家还是在为自己参加竞选，并为这种责问而饱受折磨。”
“马丁也是一样，”维雷娜说，“他一直在自问，南方各城镇发生的暴动是不是自己的过错。”
“可金博士没有把自己的疑问对外人说啊！对一个领袖来说，有些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万万没有示弱的道理。”
“你觉得鲍比这样说是经过计划的吗？”
“不，鲍比应该是冲动之下说的。这也是他难相处的地方。”
“你准备怎么办？”
“也许会辞去现在的职务。我还在考虑。”
两人换了衣服，准备出去安静地吃个晚饭，再看看今晚的电视会怎么说。系粗条纹领带时，乔治看着镜子中正在穿内衣的维雷娜。与五年前第一次看她裸体比起来，她的体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维雷娜已经二十九岁了，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活力，但她现在有了以前缺乏的自信和优雅。乔治觉得成熟后的她更美了。维雷娜留着一头自然的浓密头发，使她的绿眼睛更有诱惑力。
穿上衣服以后，维雷娜坐到乔治的刮脸镜前画眼妆。“辞职的话，你可以到亚特兰大来为金工作。”
“我不去，”乔治说，“金博士只是个议题单一、组织抗议运动的活动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改变世界。”
“那你要干什么？”
“也许会参选议员。”
维雷娜放下睫毛刷，转身直视着乔治。“啊，”她惊叹一声，“太令人惊讶了！”
“我来华盛顿是为民权而战的，但黑人遭受的不公正不仅在公民权利方面。”他想了很久这个问题，“还有住房和就业的平等，还有每天都有黑人士兵牺牲的越南战争。从长远看，黑人的生活还会被莫斯科和北京所影响。金博士这样的人能激励人，但国会里也必须要有个为黑人利益着想的人做出点实事来。”
“的确两者都需要。”说完，维雷娜又去弄她的眼影了。
乔治穿上那件总是能让他感觉良好的西装。晚饭时，他也许会喝上杯马丁尼，甚至会喝上两杯。七年来他的生活一直和罗伯特·肯尼迪绑在一起，也许作出改变的时候到了。
乔治问维雷娜：“你想没想过，我们的关系很特别？”
维雷娜笑了。“当然想过！我们住在两地，每月为了激烈的性爱而相会一两次，而且已经有好几年了！”
“只有男人会像你那样在出差时会情人，”乔治说，“对男人来说这很普通，尤其是结了婚的男人。”
“我有点喜欢这样，”维雷娜说，“在家吃平常的肉和土豆，外出吃点鱼子酱。”
“我倒挺喜欢当鱼子酱的。”
维雷娜舔了舔嘴唇。“嗯，咸。”
乔治笑了，决定这晚再不去想鲍比的事情了。
开始播新闻了，乔治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他认为鲍比在早餐会上的宣言会是今天的头条，但他猜错了。在越南人的春节，越共发起了大规模的“春季攻势”。他们袭击了六个大城市、三十六个省级城市和六十个小城镇。这次攻势的庞大规模让美军瞠目结舌：没人预料到游击队有能力发起如此大规模的进攻。
五角大楼说越共的攻势被有效抑制了，但乔治不信。
新闻播报员说第二天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攻势。
乔治对维雷娜说：“我很想知道，这对尤因·麦卡锡的竞选会有何影响呢？”
杜杜·杜瓦劝瓦利·弗兰克做一次政治演讲。
起初瓦利拒绝了。他是个吉他手，他害怕外人像看那些在公众场合唱流行歌的议员一样，认为他是个傻瓜。但瓦利毕竟来自于政治世家，他所受的教育不允许他对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他清楚地记得父母对不抗议柏林墙的西德人，以及压制自由的东德政府进行的责难。那些西德人和东德的共产党政府一样有罪，卡拉曾经这样说。瓦利意识到，如果拒绝了为和平发声的机会，那自己就和林登·约翰逊一样糟糕。
加之，他发现杜杜的魅力越发不可抗拒了。
于是他同意了杜杜要他演说的请求。
杜杜开着戴夫的红色道奇挑战者接上瓦利，把他送到尤因·麦肯锡在旧金山的竞选总部。瓦利在竞选总部向一些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的热情助选员发表了讲话。
站在人群面前让瓦利有些紧张。他准备了开场词。他缓慢但不拘礼地对众人说：“有人告诉我，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最好远离政治，”瓦利耸了耸肩，用平静而令人信服的语气说，“但他们觉得美国人可以去越南随意杀人，所以我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来这儿谈谈政治……”
瓦利惊奇地发现人群爆发出笑声，并且掌声不断。也许来演讲的决定没有作错。
越共的春季攻势开始以后，许多年轻人蜂拥到麦卡锡的竞选总部积极助选。这些年轻人都穿得很整洁。男孩子修剪了胡子和长发，女孩子穿着运动衫和沙滩鞋。之所以改变形象是因为他们想让投票人知道麦卡锡不仅仅是嬉皮士的总统，更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他们的口号是：“为了尤因让自己洁净起来。”
瓦利停顿了一下，让人群等待了一会儿，然后碰着自己的齐肩金发说：“很抱歉，我的头发有点长了。”
人群再一次鼓掌大笑。瓦利意识到，政治和娱乐业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是个明星的话，即便你有那么点不正常，他们也会照样爱你。在桃色岁月的演唱会上，戴夫和瓦利的粉丝们会为他们对着麦克风所说的任何一句话而疯狂欢呼。同理，名人嘴里说出的笑话也会比实际有趣十倍。
“我不是个政治家，我不做政治演讲……我想你们也都快听腻了吧。”
“没错。”一个男孩大声喊。人群又一次笑了起来。
“你们也许知道，我有过些个人的体验。我过去居住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次警察因为我唱查克·贝里的《回到美国》抓了我，还砸烂了我的吉他。”
人群安静下来。
“那是我的第一把吉他。那时我只有一把吉他。砸碎了我的吉他相当于砸碎了我的心。因此，你们应该知道，我了解共产主义。我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可能比林登·约翰逊要多得多。我痛恨共产主义。”说到这儿，他稍稍提高了声调，“但即使这样，我仍然反对战争。”
人群又一次欢呼起来。
“一些人相信耶稣有一天会降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人群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瓦利的这句话，显得有些不安。接着他们却听见瓦利说：“如果他降临到美国的话，他或许也会被认为是个共党分子。”
他侧头瞧了瞧杜杜，她和别人一样，脸上挂着笑容。杜杜穿着汗衫和不太露骨的短裙，头发扎成了一束。尽管这样，她还是非常性感：打扮再简朴也遮掩不了她浑然天成的美丽。
“耶稣或许也会因为反美行为而被逮捕，”瓦利说，“不过他不会感到奇怪：这和他第一次降临时的遭遇几乎一样。”
除了开场词，瓦利几乎什么都没准备，于是他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没想到这些话却使人群非常愉悦。但他决定见好就收。
结束词也事先准备好了。“我来这儿只是想给你们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我要对你们表示感谢，对代表了全世界几百万反战人士的你们表示感谢。我非常赞赏你们在这儿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工作。继续努力吧，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们能赢。晚安！”
他离开麦克风，后退了几步。杜杜上台走到他跟前，牵住他的手，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和他一起从后门离开。上了戴夫的车以后，杜杜惊呼道：“老天——你真是太棒了！你该去竞选总统才对！”
瓦利笑着耸了耸肩。“他们只是没想到我和他们有着相同的情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你是发自内心的——演讲还那么诙谐！”
“谢谢你。”
“也许这种天赋是从你母亲那儿继承来的。你不是告诉过我，她也投身于政治吗？”
“现在她和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东德没有容她投身的政治环境。共产党主政以前，她曾经是柏林的市议员。对了，你注意到我的口音了吗？”
“就一点点口音。”
“我就担心他们会听出来。”瓦利对德国口音很敏感。人们常会从德国口音联想到电影里的纳粹。瓦利总是试着说话像个美国人一样，但达到那种程度并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你的演讲非常有感召力，”杜杜说，“真希望戴夫也能来听一听。”
“对了，他现在在哪儿？”
“我想是在伦敦。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瓦利耸了耸肩。“我只知道他在照顾生意。只要我们需要写歌，拍电影，或者巡演什么的，他立马就会出现。我想你们应该快结婚了吧。”
“是的，不过我们一直没时间操办婚礼，他太忙了。另外，他来旧金山时我父母不介意让他住在我的房间里，因此我们也并不急着要离开父母。”
“很好，”车开到阿什伯里区海特大街，杜杜把车停在瓦利的房子外面，“想进来喝杯咖啡吗？”瓦利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让杜杜进门：一张口，这句话就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了。
“好啊。”杜杜关掉了轰隆作响的汽车引擎。
家里除了他们外，没有别人。塔米和丽莎帮助瓦利度过了得知卡罗琳结婚后的悲痛时光，他为此一直感谢她们，但三个人只是一起过了一个暑假。和1967年的大部分嬉皮士一样，到了秋天，塔米和丽莎就离开旧金山，回达拉斯上学去了。
那是一段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瓦利放上披头士乐队的最新专辑《魔幻奇妙之旅》，然后煮上咖啡，卷了支大麻烟。瓦利盘腿坐上床垫，杜杜跪坐在床垫上。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大麻烟。瓦利很快进入了他非常喜欢的虚无状态。“我不喜欢披头士乐队，”听了一会儿音乐后，瓦利说，“他们太他妈的棒了。”
杜杜咯咯地笑了。
瓦利说：“他们的歌词都很诡异。”
“我也发现了！”
“‘四块鱼和手指派’是什么意思？这简直像食人族的歌词。”
“戴夫跟我解释过，”杜杜说，“英国有一种同时出售油炸鱼和炸土豆条的海鲜餐馆，英国人称之为‘炸鱼薯条’。‘四块鱼’的意思是四便士的炸鱼薯条。”
“‘手指派’又是什么？”
“那是指男孩把手指放进女孩的，你知道的，阴道。”
“这其中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你给女孩买炸鱼薯条，她就让你把手指放进去。”
“还记得那些勇敢的日子吗？”瓦利有些怀旧地问。
“感谢上帝，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杜杜说，“不用再遵守那些清规戒律，爱是自由的。”
“现在第一次约会就口交。”
“你最喜欢哪样？”杜杜沉思着问，“主动还是被动？”
“这个问题太难了！”瓦利不知道该不该和最好朋友的未婚妻探讨这个问题，“但我想我还是喜欢被动一点。”他禁不住诱惑反问道，“你呢？”
“我喜欢主动。”杜杜说。
“为什么？”
杜杜犹豫了。一时间，她看上去有些内疚：尽管发表了爱是自由的嬉皮士言论，杜杜兴许同样不知道该不该和未婚夫最好的朋友谈论这个话题。她深深地吸了口大麻烟，吐出口烟圈，然后精神一振地说：“大多数男孩的活儿都不好，被动的一方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愉悦。”
瓦利从杜杜手里接过大麻烟。“如果能对美国男孩在床上技巧方面给些建议的话，你会说些什么？”
杜杜笑了。“首先，别马上开始舔。”
“别？”瓦利很惊奇，“我一直以为除了舔就没别的了。”
“当然不是。一开始男孩必须轻柔一点，吻就行了。”
瓦利茅塞顿开，接着便迷失在自己的想象里了。
他低头看着杜杜的双腿。她的膝盖紧紧地并拢着。这是防卫的姿态，还是兴奋的先兆呢？
兴许两者都有！
“没有哪个女孩告诉过我这些。”说着他把大麻烟递还给杜杜。
瓦利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性冲动。杜杜同样感觉到这种冲动，还是仅仅在戏弄他？
杜杜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在烟灰缸里。“大多数女孩比较害羞，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怎么样，”她说，“事实上一开始吻都太过了。其实……”说着杜杜直视了瓦利一眼，瓦利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她也已经情不自禁了。她压低嗓门说：“其实，你只要往那儿呼气，就能让她颤抖。”
“哦，我的老天！”
“隔着内裤那层棉布呼气效果会更好。”杜杜说。
她轻轻地动了动，终于分开双腿，瓦利看见她的短裙里面穿着条白色内裤。
“太美了。”瓦利沙哑着嗓子说。
“想试试吗？”杜杜问。
“是的。”瓦利说，“求你。”
加斯帕·默里回到纽约后去见了萨尔兹曼夫人，她安排他去面试电视新闻节目《今日》的调查员，进行面试的是赫伯·古尔德。
加斯帕和两年前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了。两年前他刚从学校毕业，急切地想得到一份工作。但那时他还是个菜鸟，没人欠他什么。而现在，他是个拿生命作赌注为美国而战的复员军人。随着年纪的增大，他的心胸也更开阔了。更重要的是，没去参战的人都会觉得欠他些什么。于是，他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刚复员，加斯帕的感觉非常怪。他完全忘记冷天是什么样。上班时的正式穿着也常会让他困扰：除了必备的西装、纽扣领的白衬衫，还必须系上领带。脚上的牛筋底皮鞋是如此之轻，加斯帕常会产生打赤脚的错觉。从家里到办公室的路上，他不时会查看人行道两边，看看有没有地雷。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忙。平民生活很少有军队里那些令人焦躁的冗长等待：等待上司下命令，等待转移，等待敌人。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加斯帕就不断打电话，不断查文件，不断到图书馆找资料，不断对采访做着各种准备。
初进节目组时，加斯帕稍稍吃了一惊。他在学生报时的对手萨姆·凯克布莱德也加入了这个节目。萨姆不用去越南作战，已经是个羽翼丰满的记者了。加斯帕厌恶地发现，自己必须为萨姆镜头前做的报道进行许多调研工作。
加斯帕调研时尚、犯罪、音乐、文学和经济方面的新闻。他调查了姐姐出版的畅销书《冻伤》及其不知名的作者，根据写作风格和坐牢经历揣测，这部小说大约是苏联某位持不同政见者所写。最后他得出结论，《冻伤》应该是世人没有听说过的无名作家写的。
接着，他决定对令美国人瞠目结舌的越共“春季攻势”做个专题。
加斯帕仍然对越南很生气。他的怨气像带着湿气的炉火一样郁结在心底。他什么都没忘记，尤其没忘记揭露对美国人民撒谎的人的誓言。
二月的第二周，战势开始平息以后，赫伯·古尔德让萨姆·凯克布莱德做一个战争进程的总结报告，评估这次攻势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萨姆向包括调查员在内的整个团队参加的编辑会议提交了他的总结报告。
萨姆从三点说明春季攻势对北越来说是失败的。“首先，共产党军队对这次攻势下了死命令：‘奋勇向前夺取最终胜利。’我们从被俘的战俘那里得到了这份文件，但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第二，尽管战争还在霍尔和溪山进行，但越共连一座城市都保不住。第三，他们损失了两万人，一点战果都没有获得。”
赫伯·古尔德环视四周，看看有没有人要发表意见。
加斯帕是这个团队中的新人，但他忍不住不说话。“我有个问题要问萨姆。”他说。
“加斯帕，你说吧。”赫伯吩咐道。
“你他妈的住在哪个星球啊？”他气势汹汹地问。
参会者被他的粗鲁惊呆了，一时间没人接得上话。沉寂片刻之后，赫伯和颜悦色地问：“加斯帕，许多人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但我想请你说出原因——别带那么大怨气可以吗？”
“萨姆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约翰逊总统对春季攻势的评论。我们这个节目何时变成白宫的宣传工具了？我们难道不应该挑战政府的观点吗？”
赫伯没有否定。“你准备如何挑战？”
“首先，我们不能仅从字面意思理解从俘虏那儿得到的文件。普通士兵手里拿着的文件不太可能是敌人的战略目标。我有那份文件的准确译文：‘战胜一切艰险困难，展示我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这不是战略，而是激励士气的宣告。”
赫伯问：“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展示他们的力量和能力，以此挫败南越政府军、美军和美国人的士气。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得逞了。”
萨姆说：“他们没有取得任何一座城市。”
“他们不需要占领城市——他们已经在那儿了。你觉得他们是怎么包围西贡美国大使馆的？他们不是跳伞进去的，而是大摇大摆走过去的。他们也许本来就住在相邻的街区。他们不占据城市是因为他们已经在那儿了。”
赫伯问：“萨姆说的第三点伤亡人数有什么问题吗？”
“五角大楼关于敌军的伤亡人数没有一次是可信的。”加斯帕说。
“如果我们的节目能告诉美国民众，政府在对所有人说谎，对节目来说将是一个相当大的飞跃。”
“从林登·约翰逊到在丛林里巡逻的所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撒谎，因为他们需要夸大敌人的死亡人数以表明他们的正确性。但我去过那儿，所以我知道真相。在越南，只要是死人都会被当作敌军的死伤数。往一个防空洞扔个手雷，杀死里面的所有人——两个女孩、四个妇人、一个老头、一个婴儿——在官方报告里，这就算杀死了八个越共。”
赫伯有所怀疑：“我们怎么能验证你说的是事实呢？”
“问任何一个老兵就知道了。”加斯帕说。
“这很难让公众相信。”
赫伯很清楚加斯帕说得没错，只是对持有如此强硬的立场心有顾虑。加斯帕察觉到赫伯就要被说服了，他说：“你看，我们派第一支地面部队到南越至今已有四年了。在这四年里，五角大楼那边捷报频传，《今日》不断把胜利公告发布给美国民众。积累了四年的胜利，敌人怎么还能深入南越首都的中心地带，包围美国大使馆呢？请你们正视现实，可以吗？”
赫伯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加斯帕，如果你对了，萨姆错了，那我们该如何报道呢？”
“很简单，”加斯帕说，“主题是政府在春季攻势上的诚信。去年十一月，副总统汉弗莱告诉我们，美军正在越南节节胜利。十二月，帕尔默将军声称越共已经被击败了。今年一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告诉我们北越方面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另外，威斯特摩兰将军还亲口告诉记者，越共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公布了这么多好消息以后，他们却在一夜之间攻击了几乎每座南越的主要城市和重要乡镇。你说，这让人怎么想？”
萨姆说：“我们从未质疑过总统的诚信，没哪个电视节目这样干过。”
加斯帕说：“现在是时候了。总统是不是在撒谎？一半美国人在问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看着赫伯。该做决定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总统是不是在说谎’，这是我们报道的主题，放手干吧。”
戴夫·威廉姆斯乘早班飞机从纽约前往旧金山，在头等舱吃了烤薄饼夹培根的美式早餐。
生活是美妙的。桃色岁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戴夫再也不用参加任何一场考试了。他深爱着杜杜，等他空下来，就准备娶杜杜进门。
他是桃色岁月里唯一还没买房的，但他准备今天就买。他不仅仅要买一幢房子。那将是乡间的一处地方，除了房子以外，他还想买些地，建造自己的录音棚。每年录制专辑的几个月时间，乐队的全体成员都能住在那儿。戴夫经常带着笑容回忆起，他们如何在一天内录制完成第一张专辑。
戴夫非常兴奋：之前他还没买过房。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杜杜，但他觉得还是先处理买房的事为好，这样他就可以不受打扰地和杜杜在一起了。戴夫的业务经理莫蒂默·舒尔曼到机场接机。戴夫雇佣莫蒂处理他与乐队无关的个人业务。莫蒂四十来岁，穿着加利福尼亚风格的淡蓝色运动上衣和领口敞开的蓝衬衫。因为戴夫只有二十岁，所以他经常发现律师和会计师们会给他指令，多过建议。但莫蒂不一样，莫蒂一直很清楚主次，把他当上司。处理日常事务时，莫蒂会给出各种可能的选项，让戴夫本人去作决定。
上了莫蒂的凯迪拉克以后，汽车驶过海湾大桥，向北穿过杜杜就读的伯克利大学城。莫蒂一边开车一边对戴夫说：“我给你接了个活儿，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我想他们觉得我比较像你的私人助理才找到我的。”
“什么活儿？”
“一个名叫查理·拉克洛的人想和你谈谈，制作一档属于你的电视节目。”
戴夫很吃惊：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制作自己的电视节目。“什么样的节目？”
“就是类似于《丹尼·卡耶访谈》和《迪恩·马丁访谈》这样的节目。”
“不是在开玩笑吧？”这太不可思议了。有时戴夫觉得成功就像雨点一样落在自己身上：上榜歌曲、超过一百万销量的唱片、广受欢迎的各地巡演、获得巨大成功的电影——现在又有了这档电视节目。
每周美国的电视上会有十来档个人访谈节目，大多数由电影明星和谐星主持。主持人每期将请到一个客座明星，两人交谈一阵后，由客座明星表演其最新的打榜单曲或喜剧小品。桃色岁月上过许多这样的访谈节目，但戴夫从来没想过整个乐队作为主持人会怎样。“这档节目会被定名为‘桃色岁月访谈’吗？”
“不，一旦你决定了，就叫‘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只要你，而不是整个乐队。”
戴夫有点犹豫。“的确挺让人动心的，可……”
“要我说的话，这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流行乐队通常热的时间都很短，当访谈节目主持的话，你将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可以一直做到七十岁。”
这句话引起了戴夫的共鸣。他一直在考虑桃色岁月不再流行以后自己会做些什么。除了像猫王之外的少数，大多数流行乐队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戴夫想要娶杜杜，想要有几个孩子，但又觉得当流行明星不足以帮他实现这个愿景，他必须找其他门路才能养活这么一大家人。他考虑过成为唱片制作人或艺人经理：他为桃色岁月充当过这两个角色，干得都还不错。
但这也太快了。桃色岁月正在最火的时候，还在赚大钱呢。“我无法做这个电视节目，”他对莫蒂说，“这也许会分裂桃色岁月，这么火的时候我无法承担乐队分裂的后果。”
“要我告诉查理·拉克洛你不感兴趣吗？”
“好，告诉他我挺遗憾的。”
凯迪拉克又穿过一座桥，进入了一处遍布着果园的山地。早春时节，这里的桃树和杏树上开满了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我们在纳帕河谷。”莫蒂说。他把车开上了一条蜿蜒朝上的泥泞山路。又过了一英里，他开车穿过一道敞开的大门，把车停在一幢巨大的乡间别墅前。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处房产，也是离旧金山最近的一处，”莫蒂说，“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两人下了车。这是一幢向四周延伸、一眼望不到头的木结构别墅。别墅在不同的几处还连着些不同时代修建的附属建筑。走到别墅的最远处向外遥望，正好可以一览山谷的全景。“哇！”戴夫惊叹道，“杜杜会喜欢这儿的。”
耕田从别墅的庭院一直向远处延伸。“他们在这里种什么？”戴夫问。
“葡萄。”
“我可不想当什么农民。”
“你将成为这里的地主，别墅附属的三十公顷地全都租出去了。”
两人走进别墅。房子没怎么装修，只是杂乱地放了些桌椅。别墅里没有床。“有人住这儿吗？”戴夫问道。
“暂时没有。采摘葡萄的季节，工会把这儿当宿舍用，不过只有几周。”
“搬进来的话……”
“别担心，这里的农民会另找地方给季节工当宿舍的。”
戴夫四下里看了看。别墅年久失修，但非常优美。房子的木结构框架看来非常牢固。主屋天花板很高，还有一道美观的楼梯。“我很想让杜杜马上来看看。”他说。
主卧室同样能一览山谷。他想象着自己和杜杜早晨起来，一起遥望窗外的山谷，然后煮上咖啡，和两三个赤着脚的孩子一起吃早饭的情景。这简直太完美了。
别墅有足够的空间布置六七间客房。不远处那座现在放满了农用机械的谷仓将来正好可以当录音棚用。
戴夫想立刻买下这处别墅。他告诉自己别这么感情用事。他问莫蒂：“这里要价多少？”
“六万美金。”
“这是一大笔钱了。”
“产量恒定的葡萄田一公顷就要两千美元，别墅算是白送的了。”莫蒂告诉他。
“但需要大量的修复工作。”
“没错。中央供暖，重新布线，隔音设施，加建浴室……几乎还需要六万美元。”
“差不多十万美元，还不包含录音器材。”
“这是一大笔钱。”
戴夫笑了。“还好我能付得起。”
“你肯定能。”
走出别墅的时候，戴夫发现别墅门外停了辆小货车。下车的男人肩膀宽阔，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他看上去像个墨西哥人，但说话完全没有墨西哥口音。“我是这里的农民丹尼·梅迪纳。”握手前，丹尼把双手在工作服上猛擦了两下。
“我在考虑要不要买下这里。”戴夫说。
“有你这么个邻居真是太好了。”
“梅迪纳先生，你住在哪儿？”
“我在葡萄田那头有间农舍，就在那道山梁边上。你是欧洲人吗？”
“是的，我是英国人。”
“欧洲人大多喜欢喝葡萄酒。”
“这里生产葡萄酒吗？”
“产一些。这里的大多数葡萄都直接售卖。美国人不大喜欢葡萄酒，只有意大利人的后裔会从欧洲进口一些来喝。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喝鸡尾酒和啤酒。但这里的葡萄酒很棒。”
“红的还是白的？”
“红葡萄酒。来几瓶尝尝吗？”
“好啊！”
丹尼从小货车的驾驶室里拿出两瓶红葡萄酒递给戴夫。
戴夫看了看葡萄酒瓶身上的商标。“黛西庄园红葡萄酒吗？”他问丹尼。
莫蒂替丹尼回答：“我没告诉过你吗，这个农庄就叫黛西庄园。”
“黛西是我妈妈的名字。”
丹尼说：“这也许是种祝福。”说完他跳上车，“祝你好运！”
丹尼开车走后，戴夫说：“我喜欢这地方，买下这里吧！”
莫蒂争辩道：“还有五处房产没看呢！”
“我等不及要去看未婚妻了。”
“你也许会觉得其他地方的房产比这儿更好呢！”
戴夫指了指眼前的葡萄田。“其他地方有这样的风景吗？”
“这倒没有。”
“回旧金山吧。”
“听你的。”
回程路上，戴夫开始对接下来要进行的浩大工程感到有些担心。“我想我们要找家建筑公司。”他说。
“或许一个建筑师就行。”莫蒂说。
“只需要装修一下就行了吗？”
“建筑师可以跟你谈你想要什么，制订装修或改建方案，然后在几家建筑公司中招标。从理论上讲，他还会充当监理——但从我的经验看，他们一般没兴趣当什么监理。”
“听你的，”戴夫说，“你认识什么建筑师吗？”
“你想找一家资历很深的建筑师代理公司，还是一个有嬉皮精神的年轻建筑师？”
戴夫想了想：“有那种为资深建筑师代理公司服务的年轻嬉皮建筑师吗？”
莫蒂笑了。“我去打听打听。”
莫蒂开车把戴夫送回旧金山。中午刚过，莫蒂把戴夫放在诺伯山的杜瓦家。
杜杜的妈妈把戴夫迎了进来。“快进来吧！”她说，“能提前回来真是太好了，只是杜杜现在不在。”
戴夫有些失望，但并不奇怪。他原本计划一整天和莫蒂一起看房子，告诉杜杜傍晚时才能碰头。“我想她应该去学校了。”杜杜是伯克利分校的二年级生。戴夫知道杜杜几乎不学习——杜瓦夫妇倒不知情——很有可能因为通不过考试而被开除。
戴夫走进和杜杜共用的卧室，放下手提箱。杜杜的避孕药品放在床头柜上。杜杜很粗心，有时会忘了服药，戴夫却不怎么介意。如果杜杜怀孕的话，他们就马上结婚。
他回到厨房，和贝拉一起坐在餐桌旁，把刚刚看过的黛西庄园的情况告诉她。贝拉被戴夫的热情感染，急切地想实地看看。
“吃午饭吗？”贝拉问他，“我正准备做汤和三明治。”
“不用，我在飞机上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餐。”戴夫兴致很浓，“我想去瓦利那儿跟他谈谈黛西庄园的事。”
“你的车在车库。”
戴夫坐上红色道奇挑战者，经过市区的一条条马路，把车从旧金山的上流社区开到最为贫困的地方。
瓦利一定会喜欢住在一起做音乐的主意，戴夫想。有了那么个地方，他们就会有时间把音乐做到最好。瓦利急切地想用上最新的八轨磁带式录音机——人们已经在谈论音域更为宽广的十六轨磁带式录音机了——他们现在所做的音乐比以前更为复杂，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录制完成。但租用录音棚很花钱，歌手和乐队有时会觉得时间非常赶。弄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就没这个问题了。
开车的时候，戴夫的脑中突然冒出一段音乐，他唱道：“我们都去黛西庄园。”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也许能把它完善成一首好歌。“红色黛西庄园”将是个不错的标题。红色可以指代一个女孩，一种颜色，也可以是某种大麻。他唱着：“我们要去葡萄满枝的红色黛西庄园。”
他把车停在海特大街瓦利家门外。和以往一样，门没锁。一楼的客厅没有人，只是散落着些昨晚狂欢后的杂物：比萨的外卖盒、没洗的咖啡杯、满是烟蒂的烟灰缸，以及一些空的啤酒瓶。
戴夫很失望没能立即找到瓦利。他急切地想和瓦利谈谈黛西庄园的事情。他决定去楼上叫醒瓦利。
他上了楼，整幢房子很安静。瓦利可能早起没打扫屋子就出去了。
卧室的门关着。戴夫敲了敲便推开了门。他哼着“我们都去黛西庄园”的歌词，走进了瓦利的卧室。进去以后，他突然不唱了。
瓦利在床上正要起身，表情非常吃惊。
杜杜躺在床垫上，瓦利的身边。
一时间戴夫震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瓦利说：“嗨，伙计……”
戴夫像乘着一部降速过快的电梯一样肚子缩紧，经历着恐怖的失重状态。杜杜在瓦利的床上，这里没有戴夫的立足之地。他傻傻地问：“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伙计，这没什么……”
震惊转化为愤怒。“你在说什么啊？你和我的未婚妻在床上，怎么会没什么呢？”
杜杜坐了起来，她的头发乱蓬蓬的。被单从她的乳房上滑落下来。“戴夫，请听我们解释。”她说。
“好，我听你们解释。”戴夫抱起手臂说。
杜杜站起身。她全身赤裸。看着杜杜的完美身体，戴夫像是当众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她了。他真想痛快地大哭一场。
杜杜说：“我们喝点咖啡，然后边喝——”
“不用喝什么咖啡了，”戴夫不想受当众流泪的屈辱，故意恶声恶气地大声说，“我只想要个解释。”
“我还没穿衣服。”
“那是因为你和未婚夫最好的朋友乱搞一气，”戴夫发现愤怒的话语可以掩饰自己的痛苦，“你说要向我解释，好，我正等着呢！”
杜杜把发丝从眼前拨开。“戴夫，妒忌早已经过时了，你明白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爱你，我想和你结婚，但我也喜欢瓦利，我喜欢和他一起上床。爱是自由的，难道不是吗？你为何要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呢？”
“这就是你的解释吗？”戴夫简直不敢相信杜杜竟会这样说。
瓦利说：“伙计，放轻松，我仍然有点晕。”
“你俩昨天晚上磕了药——是不是嗑药之后才转变成这样的？”戴夫燃起一丝丝希望。如果他们只做过这一次……
“伙计，她爱的是你。她只是在你不在家的时候，到我这儿消遣消遣而已。”
戴夫的希望破灭了。这不是第一次。他不在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这里鬼混。
瓦利起身穿上牛仔裤。“一夜之间我的脚似乎变大了，”他说，“这可真是诡异。”
戴夫没有理会瓦利嗑药后的呓语。“你们两个甚至都没说一句道歉的话，真是太过分了！”
“我们不会道歉，”瓦利说，“我们喜欢做，于是就做了。这改变不了任何事。现在没人再讲忠诚什么的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爱——难道你还没弄明白那首歌的意思吗？”他热切地盯着戴夫，“你知道自己头上有道光环吗？散发着光晕的光环。我以前从没发现你头上还有光环。我觉得应该是蓝色的。”
戴夫自己也服用过致幻剂，知道很难让瓦利摆脱目前这种迷幻的状态。他转身问逐渐平静下来的杜杜：“你对此感到抱歉吗？”
“我并不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我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那种陈腐的道德观了。”
“这么说，你还会和他鬼混？”
“戴夫，别和我分手。”
“有什么分不分的？”戴夫狂暴地低语，“你和任何你喜欢的人都能上床。如果愿意的话，你就一直以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吧，可这种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发展成婚姻。”
“你应该把这种老观念都扔在一边！”
“我应该离开这幢房子。”戴夫的愤怒转化为悲哀。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杜杜：把她输给了毒品和自由之爱的理念，把她输给了他的音乐促使形成的嬉皮士文化。“我必须离开你。”说完他转身就走。
“求你别走。”杜杜说。
戴夫走出了瓦利的卧室。
他跑下楼梯，离开了瓦利的房子，然后跳上车，呼啸着开走了。他差点撞上一个闲荡着穿过阿什伯里地区一条大街的长发男孩。男孩露出空洞的笑容，显然刚刚嗑过药。该死的嬉皮士，戴夫心想，尤其是瓦利和杜杜。他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了。
他同时意识到，桃色岁月完了。他和瓦利是乐队的核心，发生争吵后乐队也就不复存在了。就这样吧，他想。他将独自展开自己的艺人生涯。
他看见街边有个电话亭，于是停了车。他打开工具箱，从里面拿出一卷硬币，然后去电话亭拨打了莫蒂的电话。
莫蒂说：“嘿，戴夫，我去找过了不动产经纪人。我还价五万美元，最后在五万五千美元的价位上成交，你觉得怎么样？”
“莫蒂，干得不错。”戴夫说，独自工作同样需要录音棚，“对了，那个电视制片人叫什么名字？”
“查理·拉克洛。可你不是担心会拆散乐队吗？”
“我突然没这个担心了，”戴夫说，“安排开会！”
三月，对乔治和整个美国来说，前景不容乐观。
周二这天，乔治和鲍比一起在纽约。新罕布什尔州三月的初选对民主党内有希望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鲍比在五十二大街上的“21”餐厅约了些老朋友一起吃夜宵。鲍比和友人们在楼上聚餐，乔治和鲍比的其他助理在楼下吃饭。
乔治还没辞职。鲍比宣称不再竞选总统，他似乎就此获得了自由。越共的春季攻势之后，乔治写了篇公开谴责约翰逊总统的演讲稿。鲍比破天荒地没有对演讲稿进行修改，用上了稿子里所有犀利的言辞。“有着充足后备力量和现代化武器支持的五十万美军和七十万越军，竟然无法在二十五万叛军的攻击下保住哪怕一座越南城市。”
正当鲍比似乎要被反击时，乔治对约翰逊总统的最后一丝幻想被打破了，总统回应了肯纳调查机构，命令他们调查1967年夏天种族骚乱的原因。调查报告的结论合情合理：骚乱由白人种族主义引起。报告严厉地谴责了政府、媒体和警察在事件中所充当的不光彩角色，要求在住房、就业和种族隔离方面采取果断的措施。调查报告被印成书，出售了两百万本。但约翰逊就是不接受这份报告。促使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推动黑人民主进程的约翰逊总统放弃了这场斗争。
决定放弃总统选举的鲍比一直被选择正不正确的疑虑所折磨——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他和老朋友们、一些泛泛之交、包括乔治在内的助理们和一些新闻记者都谈过这件事。鲍比改变主意的说法正开始传开。除非鲍比亲口说，否则乔治不会相信。
初选由党派希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各位候选者在各地展开。民主党内的第一场初选将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尤因·麦卡锡是年轻人的希望，但他在民意测验中表现很差，远远落后于期望连任的现任总统约翰逊。麦卡锡的竞选资金很少。一万名年轻志愿者奔赴新罕布什尔州为麦卡锡站台助选，但在“21”餐厅里，包括乔治在内的一众助理都觉得约翰逊将以极大的优势取得胜利。
乔治以既恐惧又渴望的心情期待着十一月的最终选举。在共和党方面，温和派共和党人乔治·罗姆尼已经提前退出了大选，为性格古怪的保守人士理查德·尼克松最终参选扫除了障碍。这么一来，最终的选举几乎肯定在两位拥护战争的候选人约翰逊和尼克松之间进行。
气氛沮丧的晚宴快结束时，乔治接到了一个最先知道新罕布什尔州预选结果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所有人都没猜对，结果完全出乎预料。麦卡锡获得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令人诧异地和约翰逊的百分之四十九很接近。
乔治意识到约翰逊有了被击败的可能。
他冲上楼，把这一结果告诉鲍比。
鲍比的反应很悲观。“他得到了太多的选票！”鲍比说，“这下我怎么才能让麦卡锡退出选举呢？”
乔治这才知道，鲍比已经打定了参选的主意。
瓦利和杜杜前往鲍比·肯尼迪的竞选集会，准备对其加以破坏。
两人对鲍比很生气。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获胜，在瓦利和杜杜看来，他甚至连尝试的胆量都没有。于是尤因·麦卡锡冒着风险站出来，宣布参加竞选。尤因干得很不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看到了击败约翰逊总统的希望。
可现在尤因·麦卡锡遇上了大麻烦。鲍比·肯尼迪宣布竞选以后，他把麦肯锡支持者所做的工作据为己有，尤因·麦卡锡之前所取得的胜利都在顷刻间付诸东流。瓦利和杜杜认为鲍比·肯尼迪是个玩世不恭的投机分子。
瓦利很平静，杜杜却很震怒。瓦利的反应之所以缓和是因为他知道政治现实远远超出于个人的品德。麦肯锡选战的群众基础只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他巧妙地把追随他的青年学生组成了自愿的助选大军，取得了没人预料到的成功。可这些志愿者足以把他送到白宫吗？小时候瓦利一直听父母谈竞选的话题，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当然不是东德的虚假选举，而是西德、法国和美国的全民选举。
鲍比的支持者来源更为广泛。鲍比拉来了那些认为他站在他们那边的黑人选民，还拉来了信仰天主教的广大工人阶级——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以及西班牙人。瓦利痛恨鲍比人品上的缺失，但他也承认——尽管杜杜很生气——鲍比·肯尼迪比尤因·麦卡锡更有机会击败约翰逊总统获得民主党内的提名。
尽管如此，今晚他还是要给鲍比·肯尼迪喝倒彩。
人群中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留着长发长须的青年男子和赤足的嬉皮女孩。瓦利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前来喝倒彩的。人群中还有老老少少的黑人：留着被称为“非洲式”发型的年轻黑人，还有他们身穿色彩斑斓裙装和礼拜日西装的父母。鲍比支持者的来源之广还能从在旧金山早春的寒冷中穿着毛衣和斜纹裤的白人中产阶级身上看出。
瓦利把头发扎成一束，塞在牛仔帽里。为了掩饰身份，他还戴上了一副墨镜。
舞台出人意料地空旷。瓦利原本以为会看到电视上看到的其他竞选集会经常出现的旗帜、横幅、海报，以及竞选人的大幅照片，但鲍比的演讲台上只有一个讲台和一个麦克风。如果换了另一个竞选者，人们会觉得他很缺钱，但人人都知道鲍比拥有肯尼迪家族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瓦利看来，这意味着——“看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我”。瓦利觉得非常有趣。
这时，讲台上站着一个为演讲预热的旧金山民主党人。瓦利觉得这有点像舞台演出的序幕。观众在大笑鼓掌的同时，对即将出场的竞选人变得愈发期待。桃色岁月以往举行的音乐会便会请一些小乐队垫场以烘托气氛。
只是桃色岁月已经不存在了。这时，乐队原本应该在伦敦录制为圣诞节准备的新专辑。另外，瓦利还写好了几首原本准备给戴夫做局部修改的歌曲。以往一曲奏毕，戴夫总会兴高采烈地说：“很好，我们就叫它《灵魂之吻》吧。”可是，戴夫离开了。
戴夫写了一封言辞礼貌却非常生分的短信给杜杜的母亲贝拉，对杜杜的父母让他住进他们家里表示了感谢，还让贝拉帮他打包好衣服，说他会派一个助理过去拿。瓦利给在伦敦的黛西打了电话，知道戴夫正在纳帕河谷装修一处农庄，计划要在那里修建一个录音棚。此外，加斯帕·默里也打电话给瓦利，想证实戴夫打算独自开档电视节目的传闻是不是真的。
戴夫被过时的嫉妒所伤害，与时兴的嬉皮思想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他应该意识到人们不该受原先的道德观念束缚，想和谁做爱就和谁做。瓦利相信，自己完全不应该有什么罪恶感。从汉堡的绳索大街相识以后，他和戴夫一直很亲近，他们相互喜欢，相互信赖，从来没发生过争吵。瓦利对伤害了这样一位朋友感到很不开心。
杜杜并非瓦利一生中不可或缺的挚爱。他喜欢杜杜——她漂亮、风趣，床上技巧也不错，两人看上去很登对——但杜杜并不是世上唯一的女孩。如果知道会让乐队解散，瓦利也许不会和杜杜搞上。他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只为这一刻活着，嗑完药以后，尤其容易在不管不顾的状态下做出冲动的事情来。
杜杜仍然没从被戴夫抛弃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也许这正是她和瓦利在一起感到舒服的原因：她失去了戴夫，瓦利失去了卡罗琳，两人都失去了自己一生的挚爱。
宣布肯尼迪上台的时候，瓦利才把纷乱的思绪转到正在进行的竞选集会上来。
鲍比的个子比瓦利想象得要矮，姿态也没有他以为的那般自信。鲍比带着尴尬的笑容走上讲台，羞涩地向人群挥了挥手。他把手插在西装外套的口袋里，瓦利记得肯尼迪总统也常做这样的动作。
人群中有人立刻举起了标语牌。瓦利在其中看见了“吻我，鲍比！”和“鲍比最棒”的标语。杜杜从裤腿里拿出一张卷着的标语，打开后和瓦利一起举起来，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叛徒！
鲍比照着从西装内袋里拿出的一沓卡片开始演讲。“首先我要道歉，”他说，“越南问题的许多早期决策都有我的参与，这些决策导致了目前这种情况。”
杜杜大声喊：“说得太他妈的对了！”周围的人都笑了。
鲍比继续用波士顿口音进行演讲。“我愿意承担我应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只是过去的错误不应该永远存在下去，我们可以从悲剧中吸取教训。‘没有哪个人不会犯错误，’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曾这样说过，‘但聪明人会知错就改，只有骄傲才是真正的罪孽。’”
与会者喜欢听这种话，纷纷热烈鼓掌。支持者们鼓掌的时候，瓦利注意到鲍比犯下了个很大的错误。在这种场合，竞选者应该和台下的支持者进行双向交流。支持者希望竞选者能看着他们，接受他们的赞许。鲍比却似乎对此感到尴尬。瓦利意识到鲍比·肯尼迪很不习惯这样的政治集会。
鲍比继续着越南的话题，但进行得没有开场那段自白来得成功。他表现得很踌躇，经常有些结巴，有时甚至会出现大段的重复。他像块木头似的站得笔直，不做手势，甚至看上去连身体都懒得动。
场内的少数几个反对者开始对他进行诘问，不过瓦利和杜杜并没有加入。无需外界施压，鲍比这样的表现已经形同于自杀。
台下没那么喧闹的时候，有个婴儿哭了。瓦利斜眼一看，发现一个女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出口走了过去。鲍比中断演讲，对这位母亲说：“女士，请不要走！”
人们偷偷地笑了起来。女人在过道上转过身，看着台上的鲍比。
鲍比说：“小孩哭我已经很习惯了，请你别走！”
所有人都笑了：鲍比有十个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如果你走了，”鲍比说，“明天的报纸会说我无情地把一对母子从演讲厅赶了出去。”
人群开始欢呼：报界对竞选的歪曲报道遭到了许多人的痛恨。
女人笑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鲍比低头看笔记。他原本可以通过刚才所说的那番话建立一个温暖的家里人形象，但低头看手里准备好的讲稿却又使他失去了民心。瓦利觉得鲍比失去了争取民心的最佳机会。
鲍比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抬头问台下：“我觉得这里很冷，你们觉得冷吗？”
人群鼓噪着说演讲厅很冷。
“拍拍手，让身体热起来。”他开始示范着拍手。参加竞选集会的人群笑着加以应和。
过了一会儿，他停止拍手说：“我感觉热一点了，你们呢？”人群叫嚷着表示同意。
“现在我想讲一讲有关体面的问题，”他回到了演讲中，但是没有看稿，“有些人觉得长发、赤脚、在公园尿尿是不体面的，我想告诉你们我所认为的不体面是什么，”人群再次高声欢呼，“我觉得没文化是最大的不体面，”又是一阵掌声，“我要对加利福尼亚的各位说，对所有努力工作却失去了让孩子上大学机会的人说，这才是最大的不体面。”
没人还会对鲍比相不相信自己的演讲产生怀疑。鲍比已经把提词的卡片扔在了一边。他挥舞着手，不断指指点点，有时还用拳头砸一下讲台，变得很富有激情。人群被他迸发的情感所打动，为他每一句发自肺腑的演讲而喝彩。瓦利看着周围的一张张脸，发现人们的脸上挂着他在台上经常看见的那种表情：年轻人瞪圆眼睛，大张着嘴，整张脸因为敬畏而闪闪发光，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状态之中。
从来没有什么人用这种表情面对过尤因·麦卡锡。
瓦利意识到，他和杜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叛徒”的标语给扔在了地上。
鲍比又谈到了贫困。“在密西西比州的德尔塔市，我看见过饿得脸上长疮、肚子胀大的孩子们，”说着，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音，“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印第安人没鞋穿，依靠一点点配给的食物生活，许多十来岁的孩子自杀，生活完全看不到希望。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来自黑人贫民窟的孩子们坐在老鼠满地跑的肮脏校舍里聆听自由民主的誓言，我相信美国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看得出来，他已经炒热了气愤。“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在接下来几个月得到你们的帮助，”鲍比说，“如果你们也认为贫穷是一种不体面，请给予我支持。”
人群用尽全力大声欢呼。
“如果你们同样认为让儿童挨饿是不能被允许的，请为我的选战出力。”
人群再次欢呼。
“你们是否和我一样，相信美国会变得更好呢？”
人群欢呼着表示同意。
“跟着我走——美国一定会变得更好。”
鲍比退后一步，人们变得更疯狂了。
瓦利看了眼杜杜，感觉到杜杜和他想的一样。“我想他会赢的，你觉得呢？”瓦利问。
“是的，”杜杜说，“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他肯定会入主白宫。”
鲍比十天内走访了十三个州。最后一天的行程结束以后，鲍比和幕僚在菲尼克斯坐上了返回纽约的飞机。这时，乔治·杰克斯肯定鲍比会当上总统。
公众的反响出人意料，朝鲍比一边倒。几千名支持者聚集在机场。他们站在街道两边，看着载有鲍比的车队经过。鲍比通常站在敞篷车的后排，乔治和其他助理蹲在他脚边拽住他的腿，防止街道边拉扯他的人把他拉出去。跟着敞篷车跑的孩子们一遍遍地叫着鲍比的名字。每当车停下的时候，一旁的人们都会前赴后继地冲向敞篷车，拉扯下鲍比的袖扣、领带夹和西装上的纽扣。
在飞机上坐下以后，鲍比从口袋里掏出狂欢节五彩纸屑一般的纸片。乔治在地上捡起一些。这些纸片都是围观人群写好精心折叠以后塞在鲍比衣兜里的。他们中有人要求鲍比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有人要他去医院探望病儿，还有人告诉他，他们在家为他祈祷，在乡间的教堂里为他点燃了蜡烛。
鲍比像平时一样脱下西装，卷起衬衫袖子。这时乔治看见了他的胳膊。鲍比的前臂体毛浓密，但触动乔治的是鲍比肿胀的双手和到处是红色抓痕的手臂皮肤。乔治意识到，这些都是疯狂群众接触他时留下的。尽管不是故意伤害，但人群的疯狂敬仰已经使他受伤，手臂被抓出了血。
人们找到了他们需要的英雄——但鲍比也从中找到了自己。这也正是乔治和别的助理把这次旅行称为“自由之旅”的原因。鲍比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营造出肯尼迪家族全新的魅力。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虽然魅力十足，但非常内敛——对1963年来说正适合。鲍比比他更为开放。他倾尽全力告诉人们，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内心打开给所有人看。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想做对所有事，但有时不知道怎么做才对的平凡人。1968年流行“毫无保留地诉说”，鲍比正巧精于此道，因此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厚爱。
半数搭乘此架班机回纽约的乘客都是新闻记者。十天来，他们一直在拍摄参与竞选活动的疯狂人群，报道重生的鲍比·肯尼迪如何赢得了广大选民的心。民主党内的权力掮客也许不喜欢鲍比略显幼稚的自由主义思想，但他们不会忽略鲍比赢得的广泛支持。在全美国的人为鲍比大造声势的同时，他们不会眼瞎到硬要让林登·约翰逊竞选连任的程度吧。如果他们选择支持越战的另一位候选人——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或是马斯基参议员——这两个人也只能得到原本支持林登·约翰逊的那部分选票，影响不到鲍比的支持率。乔治认为鲍比肯定能获得民主党内的提名。
鲍比肯定也会战胜共和党的竞选人。能在共和党突出重围的铁定是已经被肯尼迪兄弟击败过一次的理查德·尼克松。鲍比再把他击败一次又有何难呢？
通向白宫的道路似乎一帆风顺。
飞机快抵达约翰·肯尼迪机场时，乔治琢磨着鲍比的对手们会使出何种招数对付他。约翰逊总统预定将在飞机还没降落的时候发表一次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乔治急于想知道约翰逊总统会说些什么。只是在他看来，无论总统会讲些什么，鲍比领先的局面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飞机降落在以你哥哥命名的机场，你的心情一定会有些不一样吧？”有个记者问鲍比。
这个记者显然是想用伤人的问题让鲍比反应过度，从而构思出一篇吸引人眼球的文章。但见惯了这些的鲍比只是说：“我倒希望它还叫爱德怀德机场。”
飞机滑到下机门旁。安全带指示灯还没熄灭，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上飞机，沿着走道向鲍比奔来。来人是纽约州的民主党主席。还没到鲍比跟前他就喊开了：“总统不准备参加竞选！总统不准备参加竞选！”
鲍比说：“请你再说一遍！”
“总统不准备参加竞选。”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乔治惊呆了。但他马上就想到，痛恨肯尼迪家族的约翰逊不参加竞选的原因，只能是约翰逊意识到自己铁定拿不到党内的提名。他显然把击败鲍比的希望寄托在了其他支持越战的候选人身上。在他看来，只有自己退出竞选才能破坏鲍比通向白宫之路。
双方已经打出了自己手里的牌，就看最后谁能发力取胜了。

Part6 花朵 1968年 第四十二章
戴夫·威廉姆斯知道姐姐正在谋划着什么事情。
戴夫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电视节目《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起初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戴夫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有了桃色岁月的成功，他完全不需要这样的画蛇添足。但乐队解散以后，这个节目对戴夫来说就至关重要了。这将是他个人事业的开端。他必须把这个节目做好。
制片人建议让他的明星姐姐来做嘉宾。眼下，戴夫那位电影明星姐姐伊维比以前更火了。伊维在最新一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雇佣黑人律师的势利女孩。这部电影的上座率非常高。
伊维建议在节目中和她在电影里的拍档珀西·马昆德表演二重唱。制片人查理·拉克洛喜欢这个主意，但觉得很难选歌。查理是个声音刺耳、生性好斗的小个子男人。“必须是首欢乐的歌曲，”他说，“别唱《真爱》或《宝贝，外面很冷》这种歌。”
“说得容易，”戴夫说，“大多数二重唱都是爱情歌曲。”
查理像拨浪鼓一样地摇着头。“不可能让他们唱爱情歌曲，这是在拍电视，任何能让人联想到白种女人和黑种男人之间性关系的暗示都不能有。”
“他们可以唱《你能做的事，我完全能做得更好》，这首歌很好笑。”
“不行，观众们会觉得这是在为民权运动说话。”
查理·拉克洛很聪明，但戴夫不喜欢他。没人喜欢查理·拉克洛。他是个坏脾气的浑蛋，尽管他时常做出讨好别人的尝试，但这种尝试只能让他看起来更糟。
戴夫试着提出了另一种方案：“你看《知更鸟》怎么样？”
查理想了想。“如果那只知更鸟不歌唱，他会给我买一枚钻石戒指，”他唱起了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唱完后他说，“我想我们可以用这首歌蒙混过关。”
“当然可以，”戴夫说，“这首歌最初是由伊涅兹·福克斯和查理·福克斯这对姐弟组合录制的，没人会把这首歌和乱伦联系在一起。”
“好，就这么定了。”
戴夫向伊维解释了美国电视观众的过分敏感，向她解释了选择《知更鸟》这首歌的原因，伊维同意演唱这首歌——只是眼中闪烁出一种戴夫非常熟悉的亮光。戴夫知道有麻烦了。伊维在学校里裸体演出《哈姆雷特》前，眼中闪烁的恰恰是这种亮光。
他们也谈到了戴夫和杜杜分手的事。“每个人都觉得这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做的恋爱游戏，根本长不了，”戴夫抱怨道，“可我早在成人之前就结束了恋爱游戏，不喜欢四处寻情。我对杜杜是认真的。我想要自己的孩子。”
“你比杜杜早熟，”伊维说，“当年我也一样，我比汉克·雷明顿早熟些。最近我听说汉克和安娜·默里结了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四处鬼混了。也许杜杜将来也会这样。”
“和你的情况一样，等她成熟就太晚了。”戴夫苦涩地说。
管弦乐队开始调音，伊维化起了妆，珀西穿上演出服。与此同时，节目导演托尼·帕特森让戴夫开始录嘉宾介绍。
这个节目是彩色的，戴夫穿着件深紫红色的天鹅绒西装走上台。他看着镜头，想象着杜杜微笑着伸出双臂，重新走进他的生活。“观众们，今天我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他们就是电影《我和我的委托人》中的男女主角珀西·马昆德和伊维·威廉姆斯。顺便说一下，伊维是我亲爱的姐姐。”说完他率先鼓起了掌。录音棚里很安静，不过在电视播出之前，观众的鼓掌声会被加入音频。
“戴夫，希望你多一点笑容，”托尼说，“再来一次。”
录了三遍，托尼才感到满意。
这时查理和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五十来岁男子走进摄影棚。戴夫马上看出查理摆出了一副阿谀奉承的姿态。“戴夫，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赞助商，”他说，“这位是美国顶尖的商界人士，全国洗涤品公司的老板阿尔伯特·沃顿先生。他专程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飞过来见你，真是够伟大的了，对吗？”
“的确很伟大。”戴夫说。每次戴夫开演唱会总会有很多观众飞越半个地球过来捧场，他总会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
沃顿说：“我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和一个十来岁的女儿，他们都很羡慕我能见到你。”
戴夫正在专心于制作一档伟大的电视节目，不愿把时间消磨在和洗衣粉巨头的对话上，但他意识到必须对眼前这个人以礼相待。“我可以为你的两个孩子在照片上签名。”他说。
“他们一定很激动。”
查理对跟在他身后的秘书普里查德打了个响指。“亲爱的珍妮，”查理做作地对四十多岁的普里查德小姐说，“去我的办公室拿几张戴夫的照片来。”
沃顿一头短发，身上的衣服很无趣，看上去是个典型的保守生意人。戴夫不禁问：“沃顿先生，是什么让你决定赞助我的节目？”
“我们的最新产品是一款名叫‘泡沫’的洗涤剂。”
“我看过那款产品的广告，”戴夫笑着说，“‘泡沫’比洗衣粉洗得更干净！”
沃顿点点头。也许每个他遇到的人都会提到这段广告词。“泡沫更可以信赖，而且已经用了好些年了，”他说，“基于这个原因，它还有些念旧的意味。年轻的家庭主妇常会说：‘泡沫，是的，我妈妈那时就经常用。’这非常好，但也有些危险。’”
戴夫饶有兴致地听着沃顿对商品的拟人化描述。不过沃顿的语气里既没幽默也没有讽刺的意味，戴夫知道，对金主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你想让我在节目里告诉大家，泡沫时髦又好用？”
“是的，”沃顿说，这时他终于笑了，“同时，我还想让你在节目里给美国的千家万户带来流行音乐和满满的幽默。”
戴夫笑了。“幸好我没去滚石乐队。”
“是的。”沃顿无比真诚地说。
珍妮带着两张10×8厘米的彩色照片和一支签字笔走进摄影棚。
戴夫问沃顿：“你的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卡罗琳和爱德华。”
戴夫在两张照片上分别写下了“致卡罗琳”和“致爱德华”的祝词，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托尼·帕特森说：“准备录制歌曲《知更鸟》。”
节目组为这首歌设置了布景。看上去是豪华商店的一角，玻璃展示柜里满是金光闪闪的奢侈品。珀西像个铺面巡视员一样穿着黑西装、系着银领带上了台。伊维则戴着帽子和手套，拿着手提包，像个有钱的顾客。他们分站在展示柜的两边。看着查理极力暗示两人的表演不能表现出恋爱的感觉，戴夫就禁不住笑了。
他们在乐队的伴奏下排练了一遍。歌曲曲调轻快，乐观向上。珀西的男中音和伊维的女低音配合得恰到好处。在适当的时候，珀西会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和一托盘戒指。“我们会在那时加入预先录好的笑声，让观众知道我们想让节目变得有趣。”查理说。
他们在摄影机前录了一遍。第一遍录制就很完美。但和以往一样，安全起见，他们还是又录了一遍。
快结束的时候，戴夫觉得一切都完美极了。对美国观众来说，这将是一档非常理想的娱乐节目。他觉得自己的这档节目一定能取得成功。
唱到歌词的最后一段时，伊维把身体探过柜台，踮着脚尖亲吻了珀西的面颊。
“太美妙了！”一曲唱毕，托尼走上台说，“谢谢各位，准备拍摄戴夫接下来的一段介绍词。”托尼有一种明显的窘迫，戴夫很想知道为什么。
伊维和珀西走下舞台。
站在戴夫身边的沃顿说：“不能播那个吻。”
戴夫还没来得及说话，查理·拉克洛抢先讨好地说：“当然不能播。沃顿先生，别担心，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用，比如说临时把镜头切给正在鼓掌的戴夫。”
戴夫温和地说：“我觉得这个吻很动人，没有任何挑逗的意思。”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沃顿厉声问。
戴夫有点担心，觉得这真有可能成为播出的障碍。
查理说：“戴夫，放弃吧，美国的电视上不能播出黑人和白人接吻的镜头。”
戴夫很吃惊，但仔细想想，出现在美国电视屏幕上的黑人的确连和白人触碰的镜头都很少。“这是美国的法律还是别的什么？”
“更像是种不成文的规定，”查理说，“不成文，但绝不能违背。”他坚定地说。
伊维听到对话，不依不饶地说：“为什么会这样？”
看见伊维的表情，戴夫暗暗在心里骂了一句。伊维不会就这样算了，肯定会和制片人争论。
摄影棚冷场几分钟。没人知道该说什么，尤其是珀西·马昆德在场的情况下。
最后，沃顿用干巴巴的会计师语气回答了伊维的问题。“观众不会认可，”他说，“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不同种族不能通婚。”
查理·拉克洛说：“是的。你的孩子和岳母都会在客厅里看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
沃顿看了眼珀西，意识到珀西娶的是李宝宝这样一位白人女子。“马昆德先生，如果有所冒犯的话，请你原谅我。”他说。
“我习惯了。”珀西温和地说。他没有否认被冒犯的事实，但也没想把这当成一件大事。戴夫觉得珀西做人很大度。
伊维愤慨地说：“也许电视能改变观众的偏见。”
“别幼稚了，”查理粗鲁地说，“如果给观众们看他们不喜欢的节目，他们马上会换台的。”
“让所有电视台都这样做，把美国刻画成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这没用的。”查理说。
“也许没什么用，”伊维说，“但我们还是应该试一试，不是吗？我们有这个责任。”说完她依次看了看查理、托尼、戴夫、珀西和沃顿。和伊维对视时，戴夫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因为他知道姐姐是对的。“我们这些做电视的有责任引导观众。”伊维又说。
查理说：“这可未必——”
戴夫打断了他的话。“查理，别争了。做电视的就是要影响人，影响不了的话，沃顿先生就不会把钱投在这儿了。”
查理很生气，但一句话都没说。
“我们现在有机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伊维说，“如果我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亲吻平·克劳斯贝，没人会介意。我们有责任让观众知道亲吻一个皮肤黑点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
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沃顿先生。
戴夫觉得自己的紧身衬衫上都沾满了汗水。他不希望沃顿产生被人冒犯的感觉。
“姑娘，你说得对，”沃顿说，“但我要对我的股东和雇员负责。我之所以在这儿，不是因为我想把世界变得更好，而是想把我们公司的产品卖给家庭主妇。我不想冒犯马昆德先生，但如果把我们的产品和跨种族婚恋联系起来，这个目标就达不到了。珀西，顺便提一句，我是你的歌迷——我有你所有的唱片。”
戴夫的思绪转到曼迪·拉夫身上。他一度迷恋着曼迪。她是个黑人——没有珀西那样黑，皮肤带点棕黄色。戴夫曾如饥似渴地亲吻着曼迪的皮肤。如果她没有回到前男友身边的话，戴夫也许已经向她求婚了。那样的话，戴夫就会处在珀西相同的位置，被迫忍受别人对他的婚姻说三道四。
查理说：“如果没有跨种族婚恋这个刺激的主题，你们的二重唱将是民族和谐的完美象征。如果把那个吻去掉，我觉得我们做了一项相当完美的工作。”
伊维说：“查理，你的想法不错。但你也应该明白，这是胡说八道。”
“这是严酷的现实。”
戴夫试着缓和下气氛：“查理，你刚才是不是说跨种族婚恋很‘刺激’，这么说倒挺有趣的。”
没有人被他逗笑。
伊维看了眼戴夫。“戴夫，别开玩笑了，告诉我你想怎么办？”伊维的话像是在奚落戴夫，“我和你从小到大接受的是坚守正义的教育。我们的父亲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斗过，祖母为全英国的妇女争取到了选举权。现在，你却准备服输了吗？”
珀西·马昆德说：“戴夫，你是个天才，他们需要你。没有你他们拍不成这个节目。你有权作出决定。用你的权力做些有益的事吧。”
查理说：“现实一点，没有全国洗涤品公司，就没有这个节目。我们很难找到新的赞助商——尤其在人们知道沃顿先生为什么退出之后。”
戴夫注意到，沃顿并没有说播放那个吻就要取消赞助。查理也没说寻找新赞助商完全不可能——只是说会比较难。如果坚持播放那个吻的话，播出也许会继续，戴夫的电视节目也许仍将得以保留。
一切都是未知数。
“真要我作决定吗？”
伊维说：“好像是的。”
他准备要承担这个风险吗？
不，他不想冒险。
“去掉那个吻。”他说。
四月，加斯帕·默里飞往孟菲斯，采访那里愈演愈烈、甚至变得愈发暴力的环卫工人大游行。
加斯帕知道暴力是什么样子。他知道，无论好人坏人，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表现出暴力的倾向。人一般会过上平静守法的一生，但有了一定的推动，大多数人都会犯下故意伤人、强奸、杀人的重罪。这个道理他早就知道了。
到了孟菲斯以后，他听取了两边的意见。市政厅发言人说外部势力煽动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罢工者则谴责警察的暴虐。
加斯帕问：“这儿谁是管事的？”
管事的是亨利·洛伯。
加斯帕听人说，孟菲斯的民主党市长洛伯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洛伯坚信种族隔离制度的正确性，支持在公共场所为黑人和白人设立“分开但平等”的设施，并当众对抗进行种族融合的法庭令。
几乎所有的环卫工人都是黑人。
环卫工人的工资非常低，许多人都有接受救济的资格。他们经常被要求强制性无偿加班。孟菲斯市政厅不承认环卫工人组织的工会。
不过引发罢工的是安全问题。两位环卫工人被出故障的卡车轧死。洛伯拒绝淘汰过时的旧卡车，也不愿加强安全管理制度。
市议会表决通过了认可环卫工人工会的议案，罢工本应就此结束。但洛伯否决了市议会的决议。
罢工就此升级为广泛的抗议活动。
1968年4月3日，星期三，在加斯帕到达孟菲斯的同一天，马丁·路德·金再次飞到了孟菲斯。那天晚上，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孟菲斯。在如注的雨水中，加斯帕前往梅森坦普尔教堂聆听金对集会信众的演讲。
拉尔夫·阿伯内西负责在演讲前造势。阿伯内西比金更高更黑，相貌普通，更有攻击性。根据传闻，他不仅是金最亲密的朋友，还和金一起喝酒、追女人。
参加者包括环卫工人、他们的家人，以及罢工的支持者。看着他们褴褛的衣服和破旧的鞋帽，加斯帕意识到美国确有些非常穷苦的人。他们没受过多少教育，干最脏最累的活，在居住的城市里被称为黑鬼或二等公民。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志气。他们不想这样生活下去，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梦想。
现在，他们有了马丁·路德·金。
金三十九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五年前，加斯帕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只是稍微有点胖，但现在他的身形已经完全鼓出来了。如果他没穿着这么件笔挺西装的话，旁人很可能把他误认为一位书店店主。但只要他一开口，他就变成了一位巨人。
这天，他的演讲带有些启示的意味。当他的演讲被窗外的雷鸣闪电打断时，他告诉信众，那天早晨他乘坐的飞机因一起爆炸威胁延误了。“但这完全影响不了我，因为我正走在迈向山顶的路途上，”这番话引来信众们的一番欢呼鼓掌，“我只想按着上帝的指引前进。”这时他被自己的演讲感动了，声音和五年前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时一样，急迫中夹杂着颤抖，“他让我登上山顶，”金朝着信众大声喊，“让我可以向下俯视，”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亢，“现在，我已经看到那块应许之地了！”
看得出，金被极大地感动了。他泪流满面，出了很多汗。信众们分享着他的热情大声喊：“是的！”“阿门！”
“我也许不会和你们一起到达那里。”金的声音因为倾注着感情而颤抖着。加斯帕想起了《圣经》里没能到达迦南地的摩西。“但我想让你们知道，今晚我们将作为独立的人到达应许之地。”两千多名听众爆发出祈祷声和欢呼声，“所以今晚我很高兴，我不担心任何事情，不害怕任何人。”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我亲眼见证了上天荣耀的降临。”
说完这句话以后，他缓缓地从讲道坛退后。拉尔夫·阿伯内西连忙冲上前撑住他，扶他下去坐着，人群发出的如潮掌声淹没了电闪雷鸣。
第二天，加斯帕用一整天时间报道了一起法律纠纷。市政府试图让法庭取缔金计划在下周一进行的示威游行，金准备做出些让步，确保小规模和平游行的正常进行。
这天傍晚，加斯帕和纽约的赫伯·古尔德通了话，决定由加斯帕做出安排，让萨姆·凯克布莱德在周六或周日采访洛伯和金。另外，赫伯还会派出一个电视报道小组拍摄周一的游行，并在周一晚的电视里播出。
和古尔德谈完以后，加斯帕去了金下榻的洛林汽车旅馆。旅馆只有两层，站在二楼阳台上可以俯瞰停车场。走到汽车旅馆门前，加斯帕看见了停车场上金租用的白色凯迪拉克，以及车里坐着的孟菲斯一家黑人殡仪馆的司机。车旁有一群金的助理，加斯帕在其中看见了维雷娜·马昆德。
维雷娜和五年前一样美艳动人，但看上去却和那时完全不一样了。她留着黑人发型，戴着念珠，穿着件扎有腰带的长袖衣服。加斯帕发现她的眼睛周围多了一圈圈细小的鱼尾纹，心想为马丁·路德·金这样一个被一些人爱戴、又被另一些人痛恨的伟人工作，肯定不容易。
加斯帕对维雷娜露出最灿烂的笑容。作了自我介绍以后，他对维雷娜说：“我们以前见过。”
维雷娜面露疑惑。“应该没见过吧。”
“我们肯定见过，但你完全不必介意，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3年8月28日，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
“那时我是个学生报的记者，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个采访金的机会，你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加斯帕还记得当时自己被维雷娜的美貌迷得不行。五年后，他觉得维雷娜仍然有着让他无法放下的魔力。
维雷娜不像刚才那样毫无回旋余地了，她笑着对加斯帕说：“这次你一定又想采访金博士了是吗？”
“萨姆·凯克布莱德周末要来孟菲斯，他会和亨利·洛伯谈谈，我想他也应该采访下金博士，听听你们这边的声音。”
“默里先生，我尽力帮您争取。”
“叫我加斯帕就行。”
她犹豫了一下，问：“我很想知道，那时我们在华盛顿是怎么相遇的？”
“那天我和我们家的朋友格雷格·别斯科夫众议员一起共进早餐，你那时和乔治·杰克斯在一起。”
“在那之后你都在干什么？”
“有段时间在越南。”
“你参战了吗？”
“是的，经历了几次战役。”加斯帕不想和别人谈越南，于是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你先问，我不保证一定回答。”
“你和乔治还是一对吗？”
“我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他们听到金的声音，两人同时抬头看。金博士站在房间外面的阳台上，正低头对停车场上加斯帕和维雷娜附近的一位助理说着些什么。金像是刚洗完澡，正把衬衫往裤子里塞。加斯帕觉得他也许正要出去吃晚饭。
金把两只手放在栏杆上，探出头和楼下的某个人开着玩笑。“本，我想你今晚为我演唱那首《我宝贵的上帝》——像以前那样完美地唱。”
白色凯迪拉克的司机抬头大声说：“先生，天气转凉了，晚上你也许得戴顶帽子。”
金说：“好的，琼西。”说着他从栏杆前直起身子。
突然一声枪响。
金踉跄地后退两步，像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张开双臂，撞在身后的墙上，然后跌倒在地。
维雷娜尖叫一声。
金的助理们用白色凯迪拉克作掩护躲了起来。
加斯帕单腿跪地。维雷娜伏在他面前。加斯帕用双臂抱住维雷娜，把她的头护在胸前，四下寻找子弹发射的位置。旅馆对面有幢公寓楼，子弹很可能是从那里面射出的。
枪手没有再次开枪。
加斯帕感到一阵痛心。缓过来以后，他放开维雷娜。“你还好吗？”他问。
“哦，马丁。”维雷娜立刻抬头往阳台方向望去。
两人警觉地站起身，不过枪击似乎停止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冲向通往阳台的内楼梯。
金仰卧在地，双脚倒挂在栏杆上。拉尔夫·阿伯内西和另一位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比利·凯尔，正俯身看着他。停车场上目睹枪击的人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和责骂声。
子弹打烂了金的脖子和下巴，打飞了他的领带。子弹造成的伤口很严重，加斯帕马上就知道，金是被一颗击中目标后会立即膨胀的达姆弹弹头击中的。鲜血不断往金的两侧肩膀上方涌出。
阿伯内西连声喊着：“马丁！马丁！马丁！”他拍了下金的脸颊。加斯帕觉得似乎在金的脸上看见了微弱的意识。阿伯内西说：“马丁，我是拉尔夫，别担心，很快就没事了。”金的嘴唇动了动，但发不出任何声音。
凯尔第一个赶到了房间里的电话前。他拿起电话，但总机没人。凯尔敲着墙大声喊：“接电话！接电话！快给我接电话啊！”
他很快就放弃了，跑回阳台对楼下停车场里的人喊：“打电话叫辆救护车，就说金博士遭到了枪击！”
有人从浴室拿来条毛巾，包起了金被打碎的头部。
凯尔从床上拿起一条橘黄色的床单，把金受伤的脖子及以下的身体都裹住了。
加斯帕熟悉枪伤，知道人最多能失多少血，知道伤员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康复，在何种情况下会走向死亡。
他知道，马丁·路德·金是在劫难逃了。
凯尔抓起金的手，拉开他的手指，拿掉一包烟。加斯帕从没见过金抽烟：显然他私下里才会抽。即便到了现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凯尔仍然在维护着朋友的形象。加斯帕的心被凯尔的忠诚打动了。
阿伯内西仍然在对金说着话。“能听到我说话吗？”他问，“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加斯帕发现金的脸色戏剧化地改变了，棕黑色的肤色先是变白，然后变成死灰，英俊的面庞呈现出不自然的平静。
加斯帕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金便处于这种死亡的过程之中。
维雷娜同样也意识到了死亡。她走回房间，低声地哭泣着。
加斯帕用双臂搂住她。
维雷娜瘫倒在他身上大哭着，热泪浸湿了加斯帕的白衬衫。
“我很难过，”加斯帕轻声说，“非常非常难过。”为维雷娜感到难过，也为马丁·路德·金难过。
更为美国而感到难过。
那天晚上，美国所有城市都炸开了锅。
住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戴夫·威廉姆斯恐惧地看着电视里的实况报道。美国的一百一十座城市发生了骚乱。在华盛顿，两万民众击垮了警察，在各处的建筑物里纵火。巴尔的摩的骚乱造成六人死亡，七百多人受伤。在芝加哥，两英里长的西麦迪逊路被夷为废墟。
第二天一整天，戴夫都待在屋里，叼着根烟看电视。要责怪谁呢？这不能只怪枪手，而要怪所有燃起仇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要怪对极度的不公平无动于衷的所有人。
这当中也包括了戴夫。
在几天前伯班克的电视摄影棚里，他曾有机会站出来反对种族制度。有人告诉他白种女人不能在美国的电视镜头里亲吻黑人男子。他姐姐本想用自己的行动挑战种族主义。但最终，戴夫还是向偏见屈服了。
和亨利·洛伯、巴里·戈德华特及乔治·华莱士一样，戴夫也是刺杀马丁·路德·金的凶手之一。
《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将在第二天，星期六的晚间八点播出，节目里没有那个吻。
戴夫让客房服务送来一瓶波旁酒，喝了酒之后，很快在沙发上睡着了。
早晨醒来的时候，戴夫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他冲了个澡，为宿醉服下两片阿司匹林，穿上自己最保守的服装——阔翻领的绿色格子西装和喇叭裤，叫了辆车，在十点钟的时候抵达伯班克的摄影棚。
他知道即便在周末，查理·拉克洛也一定在办公室。周六是节目的播出日，节目播出前的最后一刻常会出些乱子——这次戴夫也要惹出些乱子。
查理的中年女秘书珍妮坐在外间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普里查德小姐，早上好。”戴夫跟她打了个招呼。查理平时对珍妮很怠慢，戴夫看不过去，对珍妮格外尊重。将心比心，珍妮也很敬重戴夫，愿意为他做任何事。“能不能替我查查去克利夫兰的航班？”
“俄亥俄州是吗？”
戴夫露齿一笑。“美国还有另一个克利夫兰吗？”
“今天就去吗？”
“尽快。”
“你知道有多远吗？”
“大约两千英里。”
珍妮拿起电话。
戴夫说：“帮我在克利夫兰机场叫辆车接我。”
珍妮做了下记录，然后对着电话说：“下一班去克利夫兰的班机是在什么时候？……谢谢，我拿着电话等你。”她又看了眼戴夫，“你要去克利夫兰的哪里？”
“把阿尔伯特·沃顿家的住址告诉司机。”
“沃顿先生叫你去吗？”
“我想给他个惊喜。”戴夫朝珍妮眨眨眼，然后走进了里间办公室。
查理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因为是周六的缘故，他穿着件花呢外套，没有打领带。“你能制作两个版本的节目吗？”戴夫问，“一个有吻，一个没有吻。”
“很简单，”查理说，“我们已经制作了一个没有吻的版本，准备今天晚上播出。我们今天早上就能制作出一个有吻的版本，但我们不打算这么做。”
“今天过些时候你会接到阿尔伯特·沃顿的电话，让你把吻加进去。我只想让你作下准备，你不会想让赞助商失望吧。”
“当然不想，但你如何能确定会让他改变主意呢？”
戴夫当然无法确定，但他不会对查理这样说。“如果有两个版本在手的话，哪个时间点以后，你就不能再作更换了呢？”
“东部时间八点差十分。”
珍妮·普里查德探进头。“戴夫，十一点的飞机，机场离这儿有七十英里，你现在就得走了。”
“我正打算走呢！”
“飞过去要四个小时，两地有三个半小时的时差，因此你会在晚上六点半的时候落地。”她把一张写有沃顿家地址的纸条递给戴夫，“七点应该能到。”
“时间刚刚好。”戴夫对珍妮说。然后他对查理挥挥手说：“别离开电话。”
查理看上去有些困惑。他不习惯被人指手画脚。“我哪儿都不去。”他说。
走出查理的办公室以后，普里查德小姐对戴夫说：“他妻子叫苏珊，两个孩子分别是卡罗琳和爱德华。”
“谢谢你，”戴夫关上了查理办公室的门，“普里查德小姐，厌烦为查理工作的话，我这儿正好缺了一个秘书。”
“我已经烦透他了，”她说，“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下周一。”
“九点到贝弗利山酒店报到吗？”
“十点吧。”
宾馆的车把戴夫送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为了避免在候机处引起混乱，普里查德小姐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让空姐带他走贵宾通道。
戴夫早上只吃了一片阿司匹林，因此很高兴能在航班上吃到一顿午餐。当飞机开始在伊利湖畔的克利夫兰降落的时候，戴夫盘算起该对沃顿先生说些什么。说服沃顿将会非常难。但处理得好的话，他也许可以完全改变沃顿的立场。这对戴夫之前的懦弱将是一种补救。他想告诉姐姐，他已经完成了自我救赎。
普里查德小姐安排得很好，戴夫一下飞机，已经有辆车在霍普金斯国际机场等着他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绿树成荫的市郊。七点刚过，汽车开进了一幢豪华却不显山露水的牧场式大宅。戴夫走向入口，按响了门铃。
他感到非常紧张。
沃顿穿着V字领毛衣和休闲裤亲自来开门。“戴夫·威廉姆斯，”他说，“你怎么……”
“沃顿先生，晚上好，”戴夫说，“很抱歉来打扰，但我有事要找你谈。”
惊讶过后，沃顿看起来很开心。“快进来见见我的家人。”他说。
沃顿领着戴夫走进餐厅。一家人似乎刚吃完晚饭。沃顿有个三十多岁的漂亮老婆，一个十六岁的女儿和一个看上去比女儿小两岁、脸上长满了雀斑的儿子。“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沃顿说，“这位是桃色岁月乐队的戴夫·威廉姆斯先生。”
沃顿夫人用白嫩的手捂着嘴说：“哦，我的老天啊！”
戴夫和她握了手，然后回头看着沃顿夫妇的两个孩子。“你们一定是卡罗琳和爱德华吧。”
沃顿满脸笑意，显然对戴夫能记住两个孩子的名字感到高兴。
以往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流行巨星突然来家里造访，让孩子们非常吃惊。爱德华几乎说不出话。卡罗琳挺起胸，让两只乳房看上去十分坚挺，戴夫见惯了女孩这种邀请的姿态。这种姿态的潜台词是：“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戴夫假装没有注意。
沃顿说：“戴夫，坐吧，和我们一起聊聊。”
沃顿夫人说：“要甜点吗？我们正在吃草莓酥饼。”
“给我来点儿，谢谢你，”戴夫说，“我一直住在酒店里——能吃到家里做的点心真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太可怜了。”说完她便走去厨房了。
“你是今天从洛杉矶过来的吗？”沃顿问他。
“是的。”
“应该不会是特地来找我的吧。”
“事实上，我就是来找您的。我想就今晚的演出再找您谈一次。”
“好啊。”沃顿不置可否地说。
沃顿夫人拿着装有草莓酥饼的盘子回到餐厅，开始切分酥饼。
戴夫希望两个孩子站在自己这边。他对卡罗琳和爱德华说：“我和你们的爸爸做的节目中有个二重唱，演唱者是珀西·马昆德和我姐姐伊维·威廉姆斯。”
爱德华说：“我看过那部电影，他们的表演非常棒！”
“歌唱完以后，伊维吻了珀西的脸颊。”说到这里，戴夫故意停顿了一下。
卡罗琳说：“真的吗？太了不起了！”
把一大块草莓酥饼递给戴夫的时候，沃顿夫人调情似的对他抬了抬眉毛。
戴夫说：“我和沃顿先生谈论过这个镜头会不会冒犯电视观众——我和他都不想造成这个局面，因此决定去掉这个吻。”
沃顿说：“我觉得这么做非常明智。”
戴夫说：“沃顿先生，我今天之所以来见您，是因为作出那个决定以后，形势已经有了变化。”
“你说的是马丁·路德·金遇刺的事吧。”
“金博士被杀了，但美国仍然在流血。”像平时写歌词一样，戴夫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
沃顿摇着头，嘴巴固执地噘着。戴夫开始不那么乐观了。沃顿生硬地说：“我有一千多名员工——顺便提一下，其中有许多是黑人。如果因为冒犯了观众造成销售额大幅下滑的话，他们中的很多人兴许会失业。我可承担不了这样的风险。”
“我们都得承担风险，”戴夫说，“我的流行歌手事业也可能受到威胁。可是我想为这个国家越变越好做些事情。”
沃顿像对待子女们说出过于理想化的话语时那样，宽容地笑了笑：“你觉得一个吻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戴夫声音沙哑地小声说：“阿尔伯特，现在是周六的晚上。你想想看：全美国的黑人青年现在都在思考，今晚是要出去放火砸玻璃，还是平静下来远离麻烦。在作决定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因为主持人是摇滚明星而收看《戴夫·威廉姆斯和他的朋友们》。你希望他们看完节目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显然——”
“想想现在节目中为珀西和伊维设置的场景。场景中的所有部分都在说黑人和白人是不相容的：他们的装扮，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他们中间的那张桌子。”
“我们就是想要达到那个目的。”沃顿说。
“我们过于强调了他们的不可兼容，我不想让黑人兄弟们看到这种镜头，尤其是他们最崇拜的英雄刚刚遇刺的今晚。但伊维在二重唱时的那个吻填平了之前的隔离。这个吻说明白人和黑人不用相互压榨，不必鞭打彼此，更无须杀戮。它告诉人们，黑人和白人可以相互触碰。这原本无足轻重，但眼下却能改变人们的想法。”
戴夫屏住呼吸。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这个吻是否能阻止今晚的众多骚乱。之所以留下这个吻，是因为他希望真理最终能战胜谬误。不过他觉得这番话也许能说服沃顿。
卡罗琳说：“爸爸，戴夫说得对。你应该让他们留下那个吻。”
“说得没错。”爱德华说。
沃顿没有被孩子们的意见左右，但让戴夫有些意外的是，他却转向了妻子：“亲爱的，你认为如何？”
“我不会让你去做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她说，“这点你应该很清楚。不过我觉得，播放那个吻或许还能有利于我们的公司。如果被人批评的话，你就说是为马丁·路德·金而这样做的就好了。你可以成为一位英雄。”
戴夫说：“沃顿先生，现在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查理·拉克洛正在电话旁等着。如果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给他打电话，他还有时间更换带子。最后的决定就等你来做了。”
餐厅里非常安静。沃顿想了一分多钟，他终于站起身：“见鬼，我想你也许是对的。”
他走出餐厅，来到走廊里。
餐厅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他的拨号音。戴夫咬紧了自己的嘴唇。“请给我接拉克洛先生……你好，查理……对，他是在这里，在和我们一起吃甜点……我们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想让你把那个吻放到节目里……没错，这是我说的。谢谢你，查理，晚安。”
听到沃顿挂上电话的声音，戴夫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沃顿回到餐厅。“电话打完了。”他说。
戴夫说：“谢谢你，沃顿先生。”
“那个吻取得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大部分是好的。”周二，在贝弗利山的马可·波罗酒廊吃午饭时，戴夫对伊维说。
“全国洗涤品公司因此受益了吗？”
“我的新朋友沃顿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全国洗涤品公司的销售额不降反升。”
“你的那个节目呢？”
“也很成功。他们已经预定了一季。”
“这是因为你作了正确的选择。”
“我的个人事业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对一个门门功课不及格的家伙来说，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查理·拉克洛坐到他们这桌。“抱歉我迟到了，”他毫无诚意地说，“我正在撰写和全国洗涤品公司共同发布的新闻稿，所以稍稍迟了些。节目才播了三天，他们却已经在想着利用良好的观众反响获利了。”说着，他递给戴夫两张纸。
伊维问：“能让我先看看吗？”她知道弟弟在阅读上有障碍。戴夫顺水推舟地把纸交到了姐姐手里。读过以后，伊维对弟弟说：“戴夫，他们想让你在节目里说：‘我想赞扬一下全国洗涤品公司的总经理，为他在坚持播出有争议的吻时表现出的勇气和远见而赞扬他。’他们可真是好意思！”
戴夫拿回那两页纸。
查理递给他一支圆珠笔。
戴夫在纸的最上方写下“可以”这两个字，签上名，把纸递还给查理。
伊维很生气。“这种做法真可恶！”她说。
“没办法，”戴夫说，“电视就是这么个行当。”

Part6 花朵 1968年 第四十三章
德米卡正式离婚那天，克里姆林宫头面人物的助理们正要开个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讨论会。
德米卡非常兴奋。他期望娶娜塔亚为妻，这时两人结婚的最主要障碍已经去除了。德米卡希望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娜塔亚，但到达尼娜·奥尼洛娃厅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助理在那儿了，他必须再等等。
娜塔亚披着一头卷发走了进来，德米卡笑容满面地看着她。娜塔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还是欢快地报之以笑容。
德米卡对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发生的事也感到非常兴奋。捷克斯洛伐克的新任总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个合乎德米卡心意的改革派。自德米卡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以来，终于有一个苏联的卫星国宣布，共产主义不一定要参照苏联的模式。4月5日，杜布切克宣布了包括自由演讲，公民可以去西方旅行，禁止非法逮捕，以及加大工业企业的自由度等一揽子改革方案。
如果这些政策在捷克斯洛伐克可行的话，在苏联也同样可行。
与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废除的妹妹坦尼娅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德米卡一直觉得社会主义可以进行改革。
会议开始以后，叶夫根尼·菲利波夫抛出了一份克格勃的报告，称资产阶级分子正试图破坏捷克革命的根基。
德米卡重重地叹了口气。这是勃列日涅夫治下克里姆林宫典型的办事风格。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从不询问提出的问题是否合理，而总会寻找——甚至杜撰问题中包含的恶意。
德米卡轻蔑地说：“我觉得在二十多年的共产主义进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资本主义余孽。”
菲利波夫拿出了作为证据的两张纸。一张是维也纳犹太人档案中心馆长西蒙·维森塔尔的信，他在信中赞扬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布拉格的工作。另一张是捷克斯洛伐克印刷的传单，号召乌克兰脱离苏联。
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桌子另一边嘲笑地说：“这明显是可笑的伪证！西蒙·维森塔尔根本不可能在布拉格组织反革命活动。克格勃难道不能再做得真一点吗？”
菲利波夫愤怒地说：“杜布切克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句话里有一部分是事实，先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失宠以后，杜布切克被勃列日涅夫定为接班人，因为他看起来迟钝且忠诚。对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来说，他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菲利波夫义愤填膺地说：“杜布切克允许报界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这个问题上，菲利波夫并不占理。杜布切克的前任安托宁·诺沃特尼是个骗子。德米卡说：“刚解禁的报纸揭露诺沃特尼利用进口执照购买美洲虎汽车，以极大的利润卖给党内的同事。”他摆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菲利波夫同志，你真想保护这样的人吗？”
“我希望用严厉的纪律和制度来统治共产主义国家，”菲利波夫说，“反动报纸马上会要求开始西方所谓的民主，但这种民主只是两个敌对的资产阶级政党相互对抗而营造出的假象，其实质是工人阶级的被压迫、被践踏。”
“没人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娜塔亚说，“不过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西方游客纷至沓来的文明国家。如果抑制了它的改革，造成旅游业发展滞后，苏联就要付出更多的钱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
菲利波夫嘲笑说：“这是外交部的观点吗？”
“外交部希望和杜布切克协商，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个共产主义国家，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野蛮介入。”
最后，大多数人的意见倾向于从经济方面加以考虑，建议政治局在东德德累斯顿进行的华沙条约组织的下一次会议上，就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质询杜布切克。德米卡非常兴奋：至少在这一刻，强硬清洗的威胁去除了，令人激动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改革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走出尼娜·奥尼洛娃厅以后，德米卡对娜塔亚说：“我离婚了，不再是尼娜的丈夫，在法律上已经和她没关系了。”
娜塔亚的回答很平静。“很好。”她的表情却很激动。
德米卡已经与尼娜、小格雷戈里分开了一年。他找了个小房间，每周抽时间和娜塔亚在那儿聚一两次，每次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对德米卡和娜塔亚来说，这样的安排不能算尽如人意。“我想娶你。”德米卡说。
“我也想嫁给你。”
“你会和尼克谈吗？”
“会的。”
“今晚吗？”
“我会尽快的。”
“你在怕什么？”
“我不是为自己害怕，”她说，“他再怎么对我，我都不怕。”想起娜塔亚被打裂的嘴唇，德米卡不禁皱了皱眉。“记得那个卖录音机的人吗？”她问，“我担心的是你。”
德米卡当然记得。那个胆敢欺骗娜塔亚的人被痛打了一顿后进了医院。娜塔亚觉得，如果她请求尼克和她离婚，同样的事很可能发生在德米卡身上。
德米卡不相信尼克动得了他。“我不是底层的罪犯，我是总理的左膀右臂。尼克动不了我。”他对这话有近乎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说不准，”娜塔亚没精打采地说，“尼克也有上层的关系。”
德米卡小声问：“你还和他上床吗？”
“很少了，他还有别的女人。”
“你喜欢和他上床吗？”
“当然不！”
“他呢？”
“也不是很有兴趣。”
“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他的自尊心上。只要一想到我爱上别的男人，他就变得非常生气。”
“我不怕他生气。”
“我怕。但我发誓会去和他谈。”
“谢谢你，”德米卡的声音低到只有娜塔亚能听得清，“我爱你。”
“我也爱你。”
德米卡回到办公室，把开会的情况简单报告给上司阿列克谢·柯西金。
“我也不相信克格勃，”柯西金说，“安德罗波夫想阻挠杜布切克的改革，捏造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行动。”新任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个狂热的强硬派。柯西金接着说：“可我需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可靠的情报。克格勃不可信赖，但我又能找谁去呢？”
“派我妹妹去那儿，”德米卡说，“我妹妹是塔斯社记者。她在古巴危机期间曾经通过红军的电报装置为赫鲁晓夫发了不少有用的情报。她可以在布拉格为你做相同的事情。”
“好主意，”柯西金说，“就这么办吧。”
第二天，德米卡没见到娜塔亚。但第三天晚上七点，在德米卡正要离开办公室时，娜塔亚却来了电话。
“你和尼克谈过了吗？”德米卡问。
“还没，”德米卡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失望，娜塔亚又说，“但出了件别的事情，菲利波夫找过我丈夫了。”
“菲利波夫？”德米卡非常吃惊，“国防部官员怎么会去找你丈夫？”
“他故意使坏，把我和你的事情告诉了我丈夫。”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总在会议上起冲突，可是……”
“我有件事没告诉你，菲利波夫曾经向我献过殷勤。”
“那个该死的傻瓜，是什么时候的事？”
“两个月前在河畔酒吧，那时你跟随柯西金出差去了。”
“简直不可思议。他以为，我不在，你就会和他上床吗？”
“差不多吧，太让人难堪了。我告诉他即便莫斯科只有他一个男人，我也不会跟他上床，也许我应该表达得委婉一些。”
“你认为他是为了报复才告密的吗？”
“我想是的。”
“尼克对你说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说。这正是让我担心的地方。真把我嘴唇打裂，我就没这么担心了。”
“别那么说。”
“我担心的是你。”
“别担心，我没事。”
“当心点儿。”
“我会的。”
“回家时记着开车，千万别走路。”
“我一直开车回家的。”
说完再见以后，两人挂了电话。德米卡穿上大衣，戴上皮帽，离开了办公大楼。他的莫斯科人408型小汽车停在克里姆林宫的停车场，因此他至少在单位是安全的。他开车回家，路上一直在琢磨着尼克是否有胆量开车撞过来，好在什么事都没发生。
到住处后，德米卡把车停在一个街区外。这是他最容易受到袭击的一刻。他必须从汽车停放的地方走到路灯下的公寓楼门口。如果有人要痛打他一顿的话，很可能选择在此时动手。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但伏击者有可能躲起来了。
德米卡猜测，尼克本人不会出手，可能会派些手下过来。德米卡想知道会来多少人。他要还击吗？如果只来两个人，德米卡或许有赢的机会——他不是个软蛋。如果来三四个的话，他就只能挨打，自认倒霉了。
德米卡下了车，锁上。
他沿着人行道朝前走。袭击者会从停在路边的车子后面冲出来，从前面一幢楼房的拐角冒出来，还是潜伏在哪幢大楼的楼道里呢？
德米卡走进公寓楼，袭击者会不会等在大堂呢？
他等了一会儿，电梯才来。
进了电梯，门关了以后，他又开始担心对方会不会已经进了他的公寓。
他打开公寓门。屋里很安静。他检查了卧室、客厅、厨房和浴室。
这些地方都没有人。
他锁上房门。
接下来两个星期，德米卡走在街上时一直担心会不会被袭击。日子一长，他觉得不必担心，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了。也许尼克不介意妻子的婚外情，也许尼克不愿与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人结怨。德米卡渐渐开始安下心了。
德米卡仍然对叶夫根尼·菲利波夫的恶意感到迷惑不解。他怎么会惊讶于娜塔亚对他的不屑一顾呢？菲利波夫是个毫无情趣、衣着随便、性格阴沉的男人：怎么会想去勾搭一个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漂亮女人呢？菲利波夫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他的复仇显然没有成功。
然而，德米卡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上。“布拉格之春”对克里姆林宫造成的分裂，比之前的古巴导弹危机更严重。以德米卡的上司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为代表的一些人，对“布拉格之春”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捷克人可以为共产主义经济呈现出的低效和浪费找出解决之道。出于政治上的谋略，他们没有表现出热烈拥护的态度，而是建议仔细观察杜布切克的为政之道，以避免和强硬派发生直接对抗。但菲利波夫的上司，国防部长安德烈·格里森科，以及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却对布拉格的事态焦躁不安。他们惧怕布拉格的巨变会影响苏联的权威，影响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削弱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力量。他们希望把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废黜杜布切克，重新建立一个依附于莫斯科的强权国家。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以往一样，暂时没发表意见，等待着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
尽管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也害怕犯错。马克思-列宁主义能解决世上一切问题，因此他所作的决定必须绝对正确。任何意见不和主流一致的人都会被认为离经叛道。德米卡有时很想知道梵蒂冈教廷是否也存在着同样恶劣的氛围。
因为没人想出头率先发表意见，政治局的委员们只能让他们的助理事先非正式地开个会，对政治局会议接下来的议题进行讨论。
“杜布切克的改革不仅包括新闻自由，”一天下午，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在政治局会议厅外的宽阔走廊里对德米卡说，“杜布切克还想给他所在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斯洛伐克族以更大的自由。如果这种思想流传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会怎么样呢？”
如同以往一样，菲利波夫还是用十多年前的老眼光在看待问题。现代几乎每个人都留着长发，菲利波夫却仍然剪了个部队里的平顶头。德米卡试着不去想菲利波夫给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你说的这些威胁还都遥不可及，”德米卡争辩道，“苏联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没有理由进行强硬的军事干涉。”
“杜布切克小瞧了克格勃。他驱逐了几名在布拉格搜集情报的苏联特工，还开始调查前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之死。”
“克格勃得到暗杀友好国家部长的授权了吗？”德米卡问，“匈牙利和东德的领导人知道了会怎么想？一旦这种事传出去，克格勃的名声肯定会比中央情报局更糟。美国最多在古巴这样的敌对国家杀些人罢了，我们却连友好国家的人都杀。”
菲利波夫暴躁起来：“容忍布拉格方面这样下去，形势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外交上会陷入停滞——这点你很清楚。”
“那又怎么样呢？”
“这会损害我们和西方的关系。为了减少在军事上的投入，我们正尽力消除和美国之间的紧张氛围。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话，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甚至有可能让理查德·尼克松当上总统——尼克松一旦当上总统，肯定会在军费上增加投入。你好好想想，这会让我们在军费上增加多少支出！”
菲利波夫想打断德米卡的话，却被他的气势压制住了。“入侵还会吓到第三世界国家。为了胜过想取代我们充当共产主义国家核心的中国，我们必须加强和广大不结盟国家的联系。这也正是我们今年十一月将举办世界共产党人大会的原因。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次大会肯定会收到羞辱性的失败。”
菲利波夫冷笑道：“那你就准备让杜布切克为所欲为了吗？”
“恰恰相反，”德米卡借此抛出了柯西金的建议，“柯西金会去布拉格进行协商——得出一个不用武力的解决办法。”
菲利波夫马上抛出了国防部的方案：“国防部会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会马上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一旦协商失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就将展开。”
“没问题。”德米卡知道，无论如何，国防部都会做好入侵的准备。
作出决定以后，德米卡和菲利波夫离开会议室，各自朝两个相反的方向走去。德米卡走进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秘书维拉·普莱特纳正拿着电话。这时，维拉的脸像打字机里的纸一样苍白。“发生什么事了吗？”他问。
维拉把话筒递给他：“你前妻的电话。”
德米卡压制了抱怨的冲动，接过话筒问：“尼娜，怎么了？”
“快回来，”尼娜尖叫道，“格里沙不见了！”
德米卡的心瞬间停跳了似的。小格雷戈里被昵称为格里沙，他快五岁了，还没开始上学。“不见了是什么意思？”
“我找不到格里沙，他不见了，所有地方都找过了！”
德米卡一阵心痛，他极力保持着平静。“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哪儿？”
“他上楼去你妈妈那儿。我让他自己去——就在楼上三层，以往我都是让他自己去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到一小时前——你必须马上回来！”
“我这就回去。你赶快打电话报警。”
“快点儿回来。”
“打电话报警，记住了吗？”
“我马上打。”
德米卡放下电话，离开办公室，冲出办公大楼。他没顾上穿大衣，这时已经顾不上莫斯科的严寒了。他跳上自己的莫斯科人汽车，将变速杆推到第一档，驶离了克里姆林宫。尽管狠命踩着油门，但小车仍然开得不是很快。
尼娜仍然住在他们先前住的政府公寓里，那儿离克里姆林宫不到一英里。德米卡把车停在路边，跑进了公寓楼。
门厅里有个隶属于克格勃的门卫。“德米特里·伊里奇，下午好。”门卫礼貌地跟他打了声招呼。
“你看见我儿子格里沙了吗？”德米卡问。
“今天没有。”
“他不见了——会从大楼里跑出去吗？”
“不会，至少是一点钟以后，我吃完午饭回来。”
“今天有陌生人进过这幢大楼吗？”
“和往常一样有那么几个，我这儿有他们的名单——”
“我等下看，如果你见到格里沙，请马上给我家打电话。”
“好的，没问题。”
“警察马上就到。”
“我会领他们到你家。”
德米卡在楼道里等电梯，身上焦躁得全是汗。进了电梯以后，他神经质地按错了楼层，使得电梯在底楼到尼娜住的公寓楼层之间多停了一次。到达尼娜所住的楼层以后，德米卡看见尼娜和妈妈安雅在一起。
安雅不住地用手擦着印花围裙。她说：“格里沙没来过我的公寓，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会不会迷路了？”德米卡问。
尼娜说：“他自己上去不止二十次了——他知道该怎么走——但他才五岁，很容易分心走错地方。”
“门卫肯定他没离开过大楼。我们只需在楼里找找就可以了。我们先挨家挨户去找吧。不用，先等等，大多数住户都有电话。我现在就下楼去门卫那儿打电话。”
安雅说：“他可能不在某户住家里。”
“你俩到每层楼的走廊、垃圾房和各处的楼梯找一找。”
“好，”安雅说，“我们坐电梯到顶楼，一层层往下找。”
尼娜和安雅坐上电梯，德米卡从楼梯上往下跑。到了门厅以后，他把情况告诉门卫，开始挨家挨户打电话。他不太清楚公寓里有多少住户：也许有一百多户吧？“有个男孩走失了，您见过他吗？”对方接起电话以后，他总会这么问。对方一说“没有”，他就马上挂电话，然后拨打下一家。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把没接电话和没有电话的人家记录下来。
胖警长带着年轻巡警来的时候，德米卡已经打了四层楼的电话了，可还是没有一点发现。两个警察的平静让人焦心。“我们很熟悉这幢楼，马上到各处去看一遍。”胖警长说。
“两个人根本不够，再多派些警察来！”德米卡说。
“先生，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增派人手。”警长说。
德米卡不想花工夫与人争论。他回去继续打电话，但觉得尼娜和安雅会更有可能比他先找到格里沙。如果格里沙走错人家的话，那家人必定已经通知门卫了。格里沙很可能在上下楼时迷了路。想到小男孩现在有多么害怕，德米卡真想哭上一场。
又打了十来分钟电话，两个警察把格里沙夹在中间，顺着楼梯从地下室走上楼，格里沙和警长手牵着手。
德米卡扔掉话筒，朝格里沙奔去。
格里沙说：“我打不开门，于是就哭了。”
德米卡抱起格里沙，搂紧了他，拼命忍住眼泪。
过了会儿，他问儿子：“格里沙，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叔叔找到我了。”格里沙说。
安雅和尼娜从楼道里冲下来，欣喜若狂。尼娜从德米卡手里抱过格里沙，把小家伙搂在胸前。
德米卡转身问警长：“在哪儿找到他的？”
警长沾沾自喜地说：“在地下室的储藏室里。门没锁，但他够不到把手。他受了惊，但看上去没有受伤。”
德米卡问儿子：“格里沙，你为什么要到地下室去？”
“有人说那里有条小狗——可我没找到。”
“是个男人吗？”
“是的。”
“你认识他吗？”
格里沙摇了摇头。
警长戴上帽子。“找到就好了。”他说。
“等等，”德米卡说，“我儿子说有人用小狗当诱饵，把他骗到了储藏室。”
“是的，先生，他也告诉我了。可是，没人触犯法律。”
“有人想诱拐儿童！”
“很难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小的孩子说的话更不可信。”
“事实很清楚。有人把我儿子骗到地下室，又把他丢下了。”
“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
“听着，我很感谢你能帮我找到我儿子，但你不觉得对这件事的处理稍显轻率了吗？”
“每天都有孩子迷路。”
德米卡有点起疑了。“你怎么知道到哪儿去找他？”
“侥幸猜中而已。一来我就说了，我非常熟悉这幢楼。”
德米卡决定不在如此激动的状态下说出自己的疑惑。他转过身，朝着格里沙又一次发问：“那个人告诉你名字了吗？”
“说了，”格里沙回答，“他说自己叫尼克。”
第二天早上，德米卡要来了尼克·斯莫特罗夫的克格勃文件。
他非常生气，真想拿把枪干掉尼克。但他告诉自己必须保持镇静。
对尼克来说，前一天骗过门卫不会是什么难事。他可以假装成一个帮忙搬东西的跟在楼里的某个住户后面，或是仅仅出示一下党员证就走进大楼。但是，尼克知道格里沙常从尼娜住的地方去他妈妈家，对于这一点，德米卡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过他很快就想到，尼克也许几天前就踩好点了。他可以和一些邻居闲聊，找到格里沙的活动规律，选择最佳时机进行诱拐。他甚至可能贿赂了这里的片警。他就是想把德米卡吓个半死。
他成功了。
但德米卡发誓要让他后悔。
从理论上来讲，阿列克谢·柯西金作为总理可以查看他想看到的任何文件。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柯西金能看什么文件却需要尤里·安德罗波夫来决定。德米卡认确信，尼克的犯罪行为牵扯不到政治，克格勃没有理由扣住他的个人档案。果然不出所料，尼克的档案这天下午就出现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尼克的档案非常厚。
如同德米卡所料，尼克是个黑市商人，和大多数黑市商人一样是个机会主义者。只要在苏联难买的商品，尼克都会进行非法交易——花衬衫、昂贵的香水、电吉他、女士的贴身内衣、苏格兰威士忌。德米卡仔细地浏览着这份文件，希望从中找到能够足以摧毁尼克的关键点。
克格勃靠流言就能随意抓人，对付尼克，德米卡却需要确凿的证据。他可以带着这份克格勃文件找到警察，要他们进行调查。但尼克显然贿赂过警察——不然也不可能长时间地逍遥法外。尼克的保护伞自然希望这种贿赂能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警方有调查，这种调查也会很快就不了了之。
文件里写了许多尼克私生活方面的事情。他有个情妇，还有好几个女朋友。他和其中的一个女朋友甚至在一起吸大麻。德米卡觉得，娜塔亚对他的这些女朋友肯定知道得不多。每天下午，尼克几乎都会在中央市场附近的马德里酒吧和人谈生意。他有个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漂亮——
德米卡吃惊地在文件中看到，尼克的妻子长期和柯西金总理的助理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保持着长期的情人关系。
尼克档案里出现了自己的名字，这让德米卡非常害怕，看来没有任何事能在苏联保密。
幸好没有照片和录音。
文件里有张尼克的照片，德米卡从没见过他。尼克是个有着迷人笑容的英俊男子。照片上，尼克穿着一件饰有肩章的高档大衣。档案里的记录说，尼克身高一米八，是个体格健硕的男子。
德米卡真想把他打个皮开肉绽。
他把复仇的想法放到一边，继续往下读档案。
很快，他就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
尼克从军队里购买了电视机。
军队里有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怕被定性为不爱国，没人敢质疑这笔经费的用途。其中一部分被用来从西方购买高科技设备。苏联红军每年都要用这笔资金从西方购买几百台昂贵的电视机。他们最喜欢买画面精致、声音清晰的西柏林弗兰克牌电视。根据记录，军队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电视机。它们是几个中级军官订购的，这几人的名字都被记录在了档案里。买来这些电视机后，他们会说款式已经过时了，然后把它们便宜卖给尼克。尼克再把这些电视机拿到黑市上高价卖出，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尼克的大多数生意都赚不了什么钱，但和军队的电视机交易能让他每年都赚上大钱。
没有证据能表明确有其事，但德米卡知道肯定有这回事。克格勃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军方，但军队的内部调查却以证据不足而草草了事。德米卡心想，调查员多半也牵涉了这桩交易。
他打电话给娜塔亚的办公室。“立马回答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家的电视是什么牌子的？”
“弗兰克牌，”娜塔亚立刻作出了回答，“弗兰克牌电视机非常棒，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弄一台。”
“不用了，谢谢你。”
“为什么问这个？”
“我之后再跟你解释。”德米卡挂了电话。
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五点。他离开克里姆林宫，把车开到一条名为萨多瓦娅-萨摩特察纳卡娅的马路上。
他必须吓吓尼克。这事不会简单，但他必须行动。他必须让尼克明白无论将来还是过去，他都不该威胁德米卡的家人。
德米卡把莫斯科人轿车停在路边，但没有立刻下车。他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时，自己从始至终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的往事。当时为了完成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毁了许多人的工作，甚至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现在他同样要毁了尼克。
他锁上车，走向马德里酒吧。
德米卡推开门，走进酒吧。他站定，四处张望了一会儿。这是个阴郁却极具现代感的地方，桌椅都是塑料的。电暖炉冒出的热气和墙上弗拉门戈舞者的照片，不合时宜地给酒吧增添了几许暖色。不多的几位客人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德米卡，看上去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流氓。很难想象这种地方竟然和档案中的尼克有所联系。
酒吧尽头有个带转角的小吧台，边门上标着“内部场所”几个字。
德米卡像这里的老板一样大步流星地穿过酒吧，还没站稳就劈头盖脸地问吧台后的男人：“尼克在里面吗？”
男人似乎想让德米卡停下步子，但看了眼德米卡的表情后，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在里面。”他说。
德米卡推开门。
四个男人正在狭小的密室里打牌。桌上放了许多钱。两个浓妆艳抹、穿着短裙的女孩看上去有些无聊地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抽着长条美式烟。
德米卡很快就认出了尼克。他和照片上一样英俊，但相机镜头没抓住尼克的冷酷表情。尼克对德米卡说：“这是私人场所，滚出去！”
德米卡说：“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尼克把牌扣在桌子上，往椅背上一靠。“你他妈的是谁？”
“可能有不太好的事会发生。”
两个玩牌的人站起身，转过来看着德米卡。一个人把手伸进外套，德米卡心想他也许要拿出武器。但看到尼克懒洋洋地举起手以后，这个人犹豫着没把家伙掏出来。
尼克盯着德米卡问：“你在说什么啊？”
“发生不太好的事情后，人们一般总会问是谁惹出来的。”
“你会告诉我吗？”
“我现在告诉你，将要给你找上麻烦的是德米特里·伊里奇·德沃尔金。”
“狗娘养的，我不会有任何麻烦。”
“之前确实没麻烦——但在犯了昨天那个错误以后，你的麻烦就大了。”
尼克周围的人紧张起来，他却依然保持着平静。“昨天吗？”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你就是和她乱搞的小子？”
“当你陷入棘手的大麻烦时，请一定记住我的名字。”
“你就是德米卡！”
“我们还会见面的。”说完，德米卡缓缓转身，走出密室。
穿过酒吧时，里面每个人都盯着他。德米卡直视前方，觉得任何一刻都有可能被子弹击中。
他走到门口，从容不迫地走出了门。
德米卡笑了笑。侥幸成功了，他琢磨着。
现在他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
他从市中心驱车六英里前往霍登卡机场，把车停在红军情报中心的停车场。情报中心大楼是幢斯大林时代的诡异建筑，九层高楼的周边搭建了两层裙楼。中心准备在附近再建一幢十五层的大楼：情报组织从来不担心规模会缩小。
德米卡拿着尼克的克格勃文件走进情报中心老楼，要求面见沃洛佳·别斯科夫将军。
一个卫兵问：“你有预约吗？”
德米卡提高嗓门说：“小子，别闹，快打电话给将军的秘书，告诉他我已经在这儿了。”
一阵忙乱以后——很少有人不请自来——德米卡被引导着穿过一个金属探测器，坐电梯前往顶楼办公室。
情报中心大楼是附近最高的建筑，可以把莫斯科一览无余。沃洛佳跟德米卡打了招呼，给他端了杯茶。德米卡一直很喜欢这位舅舅。五十多岁的沃洛佳已经有了些白发。尽管眼神颇为严厉，但他是真正的改革者——在保守的军队高层可并不多见。他曾经还去过一次美国呢！
“怎么了？”沃洛佳问，“你看上去好像准备要杀人。”
“我碰到个问题，”德米卡告诉他，“我树敌了。”
“在你的圈子里并不少见。”
“和政治无关。尼克·斯莫特罗夫是个恶棍。”
“你怎么惹上这样一个人了？”
“我和他老婆睡了。”
沃洛佳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威胁你了是吗？”
沃洛佳舅舅也许从没对聪明美丽的卓娅舅妈不忠过，这意味着他并不同情德米卡。可如果他蠢得去娶尼娜这种女人的话，或许对德米卡的看法会有所改变吧。
德米卡说：“尼克诱拐了格里沙。”
沃洛佳坐直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昨天。最后我们找到了格里沙。尼克仅仅把他关在政府公寓的地下室里，但这不过是个警告。”
“你必须放弃这个女人！”
德米卡继续自己的话题。“舅舅，我是因为一个特别的理由来找您的。您可以在帮我忙的同时为军队做件好事。”
“说下去。”
“尼克是一场骗局的主谋，这个骗局每年榨取军队数百万卢布。”德米卡把尼克将红军用特别经费购买的电视机转手倒卖的事告诉他。说完以后，他把尼克的档案放在沃洛佳的桌子上。“详细情况都写在这里——还包括了策划这整件事的几个军官的名字。”
沃洛佳没去拿文件。“我不是警察，我无法逮捕那个尼克。如果他贿赂了警察的话，我就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了。”
“但你可以逮捕涉事的军官啊！”
“这倒是。他们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捕入狱。”
“你可以终止他们的买卖！”
“很快就不会有这种买卖了。”
没有了倒卖军队电视机的买卖，尼克就完蛋了，德米卡心想。“舅舅，谢谢你，”他说，“你帮我大忙了。”
尼克来见他的时候，德米卡正在打点行装，他要去捷克斯洛伐克出差。
政治局同意了柯西金的方案。德米卡将随柯西金乘飞机前往布拉格，协商应对这次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他们想找到一个既能让强硬分子不用担心会对苏联体系构成威胁，又能让匈牙利的改革试验顺利进行下去的折中方案。可是，德米卡希望不久的将来整个苏联体系都能有所改变。
布拉格的五月气温适宜，不过会有点潮湿。门铃响的时候，德米卡正在叠雨衣，准备往包里放。
他所住的大楼没有门卫，没有内部通话系统。大楼沿街的那扇门永远不上锁，任何访客都能不请自来。这里远没有德米卡前妻所住的政府公寓那样奢华。德米卡有时会觉得有点不公，但很高兴格里沙和奶奶住得近。
德米卡打开门，吃惊地看到情人的丈夫站在门口。
尼克比德米卡高大，但德米卡早就做好了面对他的准备。他退后一步，拿起近身很重的一个玻璃烟灰缸，准备用来当武器。
“不需要用那个。”尼克一边说，一边走进玄关，关上门。
“走开，”德米卡说，“在惹上麻烦前快离开这里。”他试着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更有自信。
尼克满怀恨意瞪着他。“你表明了立场，”他说，“你不怕我。你完全有能力摧毁我的生活。我应该怕你。很好，我明白了。我确实怕了。”
这话似乎有点言不由衷。
德米卡问：“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根本不在乎那个贱人。我是为了让已经死了的老娘高兴才娶了她。但被别的男人戴绿帽子任谁都会受伤。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别废话，快说重点。”
“我的生意全被你毁了。军队里所有人都不跟我说话了，更别提卖给我电视机了。靠我赚到钱买了四居室别墅的人，在街上看到我一句话都不说——我是指那几个侥幸没入狱的人。”
“你不该威胁到我儿子。”
“我现在知道了。我以为我妻子为哪个小人物张开了双腿，没想到你是这么个难缠的主儿，我低估了你。”
“那就快离开我家，自己疗伤去吧。”
“我必须得挣钱活命。”
“试着找个活儿干。”
“别开玩笑了。我找到了另一条买卖西方电视机的渠道——和军队没有干系。”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重新打造起被你毁灭的生意。”
“那又怎么样？”
“能让我进屋坐下谈吗？”
“别他妈的犯傻。”
尼克的目光中又一次充满了怒气。德米卡担心自己有点太过了，但这股怒火很快就消失了。尼克谦卑地说：“你看这样行吗？我让你抽成百分之十。”
“你想让我参与你的不合法生意吗？你一定是疯了。”
“那就百分之二十。只要别来惹我，你就能拿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傻瓜，我不要你的钱。这是苏联，不像美国那样有钱什么都能买。我的关系网远比你给我的钱更有用。”
“你一定有想要的东西。”
在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德米卡之所以和尼克争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但现在他发现机会来了。“哦，是的，”他说，“我的确有想要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
“和你老婆离婚。”
“你说什么？”
“我想要你和你妻子离婚。”
“和娜塔亚离婚吗？”
“和你妻子离婚，”德米卡又说了一遍，“你难道对这六个字理解有困难吗？”
“天杀的，这样就行了吗？”
“是的。”
“你可以和她结婚，我不会再去碰她了。”
“如果你和她离婚，我立马就放过你。我不是警察，我也不想针对苏联的腐败展开讨伐。我有更重要的活儿要干。”
“成交，”尼克打开门，“我立马送她上来。”
德米卡吃了一惊。“她在这儿吗？”
“正等在车里呢。我会让她把东西打好包，明天送过来。我不想在家里再见到她了！”
德米卡提高嗓音说：“别想伤害她。即便磨破一点皮，整个交易也会取消。”
尼克在门口转过身，竖起一根手指威胁德米卡。“你也别想违约。如果再想搞我，我就用厨房里的餐刀割掉她的乳头。”
德米卡知道逼急了的话尼克会说到做到。他努力克制住颤抖。“快走吧你。”
尼克没关门便下了楼。
德米卡像是长跑过后一样呼吸艰难。他定定地站在狭小的玄关里，聆听着尼克拖着步子下楼的声音。他手心全是汗，把烟灰缸放回玄关的小桌上时差点把烟灰缸失手摔在地上。
刚才他像是做了一场梦。尼克真的站在门口，同意离婚了吗？德米卡真的把他吓退了吗？
一分钟以后，他听到楼道上传来比先前更轻更快的脚步声。德米卡没有出门迎接：他觉得自己像是被钉在了玄关里。
娜塔亚站在门口，她的爽朗笑容让整个玄关都亮了起来。娜塔亚一下扑进他怀里。德米卡把脸埋进她的发卷。“你终于来了。”他说。
“既然来了，”她说，“我就不会再走了。”

Part6 花朵 1968年 第四十四章
丽贝卡背着伯纳德和别人发生了婚外情，但她不想对伯纳德撒谎。在悔恨中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遇见了一个真正喜欢的人，”她说，“我吻了他，吻了他两次，真是太对不起了。我不会再这样了。”
丽贝卡很担心伯纳德接下来会怎么说。他也许会马上提出离婚。大多数男人都这样。不过伯纳德比大多数男人都要好。可如果他不动怒，而是感到羞辱，丽贝卡反而会觉得伤心。她会对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造成伤害。
伯纳德对这番坦白的回应与她事前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你完全可以继续，”他说，“继续和那家伙保持现在的关系吧。”
两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躺在床上。丽贝卡翻过身看着伯纳德。“你怎么这样说呢！”
“现在是提倡自由恋爱的1968年，每个人都有权和自己喜欢的人发生关系。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我是认真的，但没想这么轻描淡写。”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爱我，”他说，“我知道你想和我发生关系，但你需要的是真正的性爱，不能一辈子都满足于跟我过家家。”
“真正的性爱也没你说得那么好，”丽贝卡说，“这种事因人而异。和你在一起比和汉斯那时要好得多。”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会觉得好。但我还是觉得你需要享受真正的性爱。”
丽贝卡知道伯纳德说得对。她爱他，喜欢两人间特殊的性爱，但当丽贝卡一想到克劳斯是怎样伏在她身上，亲吻她，在她里面抽插，与此同时她又是怎样抬起屁股迎合的时候，她的下面马上就湿了。她对这种感觉感到非常羞耻。她难道只是动物吗？也许她的确是。不过伯纳德对她的需求倒把握得很准。
“也许是因为在战争中的经历，”她说，“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怪。”她告诉过伯纳德——不过没有跟其他任何人提过——红军士兵本打算强奸她，但卡拉替她遭了那份罪。德国女人即便在私下之间也很少提到那个年代的事情。但丽贝卡永远忘不了卡拉高昂着头上楼，后面跟着几个哈巴狗似的苏联士兵的场面。十三岁的丽贝卡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并为这种事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如释重负流了泪。
伯纳德敏锐地问：“你为自己逃脱让卡拉遭罪感到内疚吗？”
“是的，这会很奇怪吗？”她说，“我是个孩子，还是个受害者，我却觉得做了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这并不少见，”伯纳德说，“经历过战争的人常因为别人死了，他们却活了下来而感到有罪。”伯纳德的前额上有个希洛高地战役留下的伤疤。
“卡拉和沃纳收养我以后，我的感觉才好上些，”丽贝卡说，“这让卡拉替我受罪的事看上去顺理成章了。父母不是常为儿女在作出牺牲吗？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非常痛苦，或许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成了卡拉的女儿以后我却开始觉得她的那些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了。”
“是的，人常常会这么想。”
“你真的不介意我和其他男人上床吗？”
“是的，不怎么介意。”
“但这是为何呢？”
“因为情况反过来会更糟。如果不和他上床的话，你在内心里就会觉得因为我的缘故而失去了些什么，你为我作出了牺牲。我情愿你继续进行尝试。你用不着跟我说你们怎么怎么样——只要回家时说你爱我就行。”
“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夜，丽贝卡睡得很不安稳。
第二天晚上，在汉堡的议会会议厅，一幢新文艺复兴风格、有着绿色屋顶的巨大建筑里，丽贝卡坐在希望当她情人的克劳斯·克劳恩身边。她是市议会的一员。他们正在讨论拆除一处贫民窟，改造成商业中心。但这时丽贝卡的脑子里只有克劳斯。
丽贝卡知道，结束后克劳斯会请她去酒吧喝酒。这是他们第三次一起去酒吧。第一次喝酒之后两人吻别了。第二次喝酒之后在停车场亲热了一会儿，舌吻，克劳斯还摸了丽贝卡的胸。今晚丽贝卡确信克劳斯会邀请她去他家。
她不知该怎么办。她无法集中精力于议会的讨论上。心里全都是自己的事。她觉得又害怕又渴望。会议很无聊，可她希望这会永远都别结束，因为她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感到非常恐惧。
克劳斯非常有吸引力：聪明、善良、幽默、风趣，还和她一样都是三十七岁。他妻子两年前死于车祸，两人没有孩子。克劳斯不像电影明星那样英俊，笑容却很温暖。今晚他穿着适合政客穿的蓝色西装，但整个会议厅只有他一个男议员敞开着领口。丽贝卡想和他做爱，非常想。却又十分害怕。
会议结束以后，克劳斯如丽贝卡所料地邀请她去离市政厅很远但也很安静的游艇俱乐部喝酒。两人分别开自己的车前往游艇俱乐部。
酒吧又小又暗，白天有人出航时生意很好，这时却几乎没什么人了。克劳斯要了瓶啤酒，丽贝卡要了杯起泡的葡萄酒。坐定以后，丽贝卡对克劳斯说：“我把我们的事告诉了我丈夫。”
克劳斯很吃惊。“为什么啊？”接着，他又说，“不过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但他还是露出负罪的表情。
“我无法对伯纳德撒谎，”她说，“我爱他。”
“你显然也无法对我撒谎。”克劳斯说。
“我很抱歉。”
“不需要道歉——恰恰相反，我要对你的诚实表示感谢。我很欣赏你的这种诚实。”克劳斯看上去有点垂头丧气，丽贝卡对克劳斯因为爱她而表现出失望反倒觉得有些高兴。克劳斯悲伤地说：“如果你向你丈夫吐露了实情，那你为何今天还会跟我在这儿见面呢？”
“伯纳德让我继续下去。”丽贝卡说。
“你丈夫同意我们接吻吗？”
“他想让我做你的情人。”
“这很诡异，是不是和他的残疾有关系？”
“不，”丽贝卡撒了个谎，“伯纳德的状况对我们的性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关系到伯纳德的面子问题，丽贝卡对母亲和几个女性密友一直保持着这种说法：如果让人知道真相，丽贝卡觉得伯纳德一定会感到耻辱。
“如果今天是幸运日的话，”克劳斯说，“就直接去我的公寓吧。”
“不介意的话，我建议别这么赶。”
克劳斯把手放在丽贝卡手上。“紧张是自然的。”
“这种事我以前不经常做。”
他笑了：“即便生活在自由恋爱的时代，心有余悸也不算是什么坏事。”
“我在大学里和两个男孩睡过，然后嫁给了汉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秘密警察。接着我爱上了伯纳德，和他一起逃到了西德。这就是我的整个恋爱史。”
“说些别的吧，”克劳斯说，“你父母仍然在东德吗？”
“是的，他们一直得不到移民许可。一旦同我的第一任丈夫汉斯·霍夫曼这样的人树了敌——那就永远没好果子吃了。”
“你一定很想他们吧。”
丽贝卡无法表达自己对家人汹涌的爱。柏林墙建成那天，东德就阻断了两边的电话联系，因此丽贝卡甚至无法和父母通话。丽贝卡和家人只能通过信件联系——被斯塔西打开查看，经常延迟和受到审查，信里附着的贵重物品还会被警察偷走。丽贝卡收到过不多的几张照片，她把这些照片都放在了床边：沃纳头发都白了，卡拉变得很胖，莉莉已经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
丽贝卡没有谈自己的不幸，而是问克劳斯：“说说你自己吧，你在战争中遭遇了些什么？”
“只是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饿了几顿而已，”他说，“我家隔壁的房子被炸毁，所有人都被炸死了，但我们都安然无恙。我爸爸是个测量员：战争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评估爆炸损失，保证建筑物的安全。”
“你有兄弟姐妹吗？”
“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你呢？”
“我妹妹莉莉仍旧在东柏林，弟弟瓦利在我之后也很快逃过来了。他是桃色岁月乐队的吉他手。”
“原来你弟弟就是那个瓦利啊！”
“是的。他在厨房里出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那是家里唯一暖和点儿的房间，对十四岁的女孩来说，那绝对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经历。”
“这么说，他也是偷渡过来的了？”
“刚开始瓦利和我一起住在汉堡，后来他去绳索大街一家地下夜总会弹吉他。”
“现在他已经是个流行巨星了，你常见到他吗？”
“当然，每次桃色岁月来西德演出时我都会见到他。”
“太激动人心了！”克劳斯看着她的酒杯，发现酒杯已经空了，“再要杯葡萄酒吗？”
丽贝卡觉得心头一紧。“谢谢你，不用了。”
“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克劳斯说，“我很想和你做爱，但我知道你还没拿定主意。记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主意。你我之间没有什么不能回头的事情。如果感觉不舒服，尽管说好了。我发誓既不会坚持也不会生气。我不想让你感到我让你做了任何还没准备好的事情。”
丽贝卡希望克劳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开始慢慢放松下来。她害怕作出错误决定，陷得太深而无法抽身。克劳斯的诺言让她安心了。“现在去你那儿吧。”她说。
他们各自上了车。丽贝卡开车跟在克劳斯后面。开车时她感到极度兴奋。她终于要把自己献给克劳斯了。她一边解开衬衫，一边想着克劳斯的面容——她在衬衫里面穿着新买的黑色蕾丝胸罩。他想象着他们会如何接吻——癫狂后转为抚爱的深情之吻。她想象着她把他的睾丸含在嘴里时他所发出的叹息。丽贝卡觉得自己从未如此渴望过做任何事，她不得不咬住牙关，不让自己大叫出声。
克劳斯在一处新建的大楼里有一间小公寓。跟着克劳斯上电梯的时候，丽贝卡又开始有些忐忑。脱下衣服以后，他不满意我的身体该怎么办？丽贝卡已经三十七岁：不再有坚挺乳房和十来岁姑娘的柔嫩皮肤。如果他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又该怎么办？他也许会拿出手铐和鞭子，然后锁上门——
她告诉自己别这么犯傻。她和任何一个平常女人那样都能识破变态，克劳斯无疑是个相当正常的男人。但在克劳斯打开房门领她进屋时，她还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些许不安。
屋里有股浓重的男人气息。屋里没什么装饰，除了几样实用的家具外，只有一台大电视和一个贵重的唱片机。丽贝卡问克劳斯：“你在这儿住了多久？”
“一年了。”
不出所料，这果然不是他和死去的妻子一起住的那个家。
克劳斯显然早就计划好了。他动作麻利地点燃暖气炉，把一张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唱片放进唱片机，然后在一个托盘上摆上一瓶杜松子酒、两个杯子和一盘咸味坚果。
两人肩并肩坐在沙发上。
丽贝卡很想知道克劳斯在这个沙发上引诱过多少女人，提这个话题也许有些不合适，但她就是想问。另外，丽贝卡还想知道克劳斯是希望独身，还是希望再娶一位女子。又是个很难开口的问题。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克劳斯在两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为了找点事做，丽贝卡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克劳斯说：“如果现在接吻，我们就能尝到对方舌头上的酒了。”
丽贝卡说：“好吧，就这么干！”
克劳斯凑近丽贝卡。“我不想浪费钱。”他轻声说。
丽贝卡说：“很高兴你是个简朴持家的人。”
因为笑得太欢，她们一时没能吻上。
笑过之后，克劳斯和丽贝卡亲密地接了吻。
当卡梅隆·杜瓦邀请理查德·尼克松到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演讲的时候，人人都觉得卡梅隆疯了。他们说这是全美最激进的学校，尼克松会被钉上十字架的，演讲时肯定会引发一场冲突。但卡梅隆置若罔闻。
卡梅隆觉得尼克松是美国的唯一希望。尼克松体魄强壮，做事有毅力。很多人觉得他狡猾和寡廉鲜耻：但那又怎么样呢？美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千万不能让鲍比·肯尼迪这种不停纠结于是非对错的人当上总统。下任总统不能一味讲良心，而要果断决绝地消灭贫民窟和越南丛林里的匪徒。
在给尼克松的信中，卡梅隆说左派媒体把目光都集中在校园里的自由派和秘密共产党员身上，但校园里的大多数学生实际上是遵纪守法的保守人士，许多人都会来参加尼克松的演讲集会。
卡梅隆的家人都很生气。卡梅隆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民主党参议员，父母也一直投票支持民主党。他妹妹更是气得不行。“你怎么能站在谎言、战争和不义的那一边呢？”杜杜问他。
“和没有交通规则街上就乱成一团一样，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美国丝毫没有和平可言。”
“你难道眼瞎了吗？你难道没看到非暴力不抵抗的黑人被警棍和恶犬所袭击，没看到里根州长鼓励警察殴打学生示威者吗？”
“你是在和警察过不去。”
“我是和罪犯过不去。警察殴打示威者就是犯了罪，罪犯应该坐牢。”
“这正是我之所以支持尼克松和里根这种人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对手想把警察投进监狱，而不是那些惹出麻烦的人。”
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宣布要寻求民主党党内提名的时候，卡梅隆感到非常开心。汉弗莱唯唯诺诺地在约翰逊手下干了四年，没人相信他会赢得越南战争，也没人相信他会通过协商停止战争，因此汉弗莱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但他这一掺和，更有竞争力的鲍比·肯尼迪就要遭殃了。
尼克松竞选团队的约翰·埃利希曼给卡梅隆回了信，建议见他一面。卡梅隆非常激动。他早就希望投身于政治：也许这对他来说会是个起点。
埃利希曼是尼克松的先遣助选员。他身材高大，眉毛浓密，但头发却有点稀疏了。“迪克很喜欢你的信。”他对卡梅隆说。
他们在电报街的一家咖啡馆见了面，坐在一棵新发芽的树底下，看着学生们在阳光下骑车从眼前经过。“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埃利希曼说，“我是洛杉矶分校毕业的。”
埃利希曼问了卡梅隆许多问题，对杜瓦家的民主党渊源感到非常吃惊。“我祖母曾是一家名叫《布法罗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的记者。”
“这印证了美国是怎样越来越保守的。”埃利希曼说。
听说家庭不会成为在共和党谋职的阻碍以后，卡梅隆大松了一口气。
“迪克不会来伯克利校园演讲，”埃利希曼说，“这样做风险太大。”
卡梅隆很失望。他觉得埃利希曼的看法错了：演讲会得到巨大的成功。
还没来得及争辩，埃利希曼又说：“但他希望你为竞选组织一个伯克利学生会。新成立的这个组织将表明，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被尤因·麦卡锡愚弄，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站在鲍比·肯尼迪这一边。”
卡梅隆对得到总统竞选人的重视感到非常高兴，没多想便同意了埃利希曼的这个提议。
卡梅隆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是贾米·马尔格雷夫。贾米和卡梅隆一样专修俄语，也是个年轻的共和党党员。他们宣布建立共和党伯克利学生会，在学生报《加利福尼亚人日报》上刊登了广告，但只有十个人加入。
卡梅隆和贾米组织午餐会以吸引会员。在埃利希曼的帮助下，卡梅隆找到三个著名的共和党人进行演讲。他订了个能容纳两百五十位与会者的会议厅。
卡梅隆发了份新闻通稿，这一次他从对伯克利学生会支持尼克松感到惊讶的当地报纸和电台得到了广泛支持。几家报纸和电台报道了共和党人演讲的消息，表示要派记者进行采访。
《旧金山观察家报》的莎伦·麦基拉克打电话给卡梅隆。“迄今为止你们已经有了多少人？”她问。
卡梅隆对莎伦做作的声音有种本能的反感。“我不能告诉你，”他说，“这相当于军事机密。在打仗之前，你不会告诉敌人你有多少把枪。”
“这么说，是没有多少了？”莎伦讽刺地说。
媒体显然看不上这样的演讲会。
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无法出售门票。
他们本可以免费分发门票，但那样做很危险：左派学生很可能在会上对演讲者进行诘问。
卡梅隆仍然相信大多数学生是保守派，但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现时的大环境下并不愿意承认。这样做很懦弱，不过他知道，政治和大多数人并没有切切实实的关系。
但他该怎么办呢？
演讲会前一天他还剩两百来张票没有卖——埃利希曼打电话来问售票的大体情况。“我只是想问问，”他说，“准备得顺不顺利？”
“约翰，演讲会肯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卡梅隆说。
“媒体感兴趣吗？”
“有些兴趣，会出现几个记者。”
“卖了多少票了？”埃利希曼似乎能隔着电话看出卡梅隆在想什么。
卡梅隆陷在先前的谎言中无法自拔。“票快卖完了，会来很多人。”运气好的话，埃利希曼识破不了他的谎言。
这时埃利希曼投下了颗重磅炸弹。“我明天去旧金山，会去参加演讲会。”
“太好了。”虽然这样说，但卡梅隆的心猛地一沉。
“到时候见。”
下午上完一节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以后，卡梅隆和贾米在会议厅里大摇其头。到哪儿去找两百个共和党的学生啊？
“不一定真的是学生。”卡梅隆说。
“报上会说参加者都是些冒牌货。”贾米激动地说。
“不算冒牌货，只是些碰巧不是学生的共和党人而已。”
“我还是觉得这么干很危险。”
“我知道，但总比会场空荡荡的要强。”
“我们去哪儿找人啊？”
“你有奥克兰共和党青年会的电话吗？”
“我有。”
他们找到付费电话，卡梅隆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我需要两百个人，让演讲会看上去热闹一点。”他向对方交了底。
“我尽量帮你办。”对方承诺。
“让他们别接受记者采访。我们不希望媒体发现为尼克松呐喊助威的伯克利学生大多数根本不是学生。”
卡梅隆挂上电话以后，贾米说：“这不是欺骗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卡梅隆其实很明白贾米的意思，但他并不准备承认。他不愿因为一个小小的谎言，就错失了和埃利希曼搭上线的机会。
贾米说：“我们跟人说伯克利学生都支持尼克松，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卡梅隆生怕贾米会取消演讲会。
“我想也是。”贾米犹犹豫豫地说。
第二天早上，卡梅隆一直都很焦虑。十二点半的时候，会议厅里只有七个人。演讲者来了以后，卡梅隆把他们带到侧面的小房间，给他们送上咖啡和贾米妈妈烘制的小饼干。十二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会议厅里依然空荡荡的。但五分钟以后，人们开始陆续进场。一点钟时，会议厅几乎坐满了。卡梅隆稍稍心定了些。
卡梅隆请埃利希曼主持会议。“我不主持，”埃利希曼说，“学生主持的话效果会更好。”
卡梅隆向参加演讲会的人介绍了几位演讲者，但之后的演讲却一点都没听进去。演讲会很成功，埃利希曼非常高兴——但没到最后结束，演讲会还是有可能出岔子。
演讲者说完以后，卡梅隆作了结语，他说演讲会标志着学生们对游行示威、自由化思想和毒品泛滥的极度抵制。他的讲话迎来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结束时，他恨不得人马上都走光，以免自己的伎俩曝光。
莎伦·麦基拉克出现在现场。莎伦的脸上一副大无畏的表情，让卡梅隆想起了年少时无视自己爱的表白的伊维·威廉姆斯。莎伦走近正在离开会场的人群进行采访。一些人拒绝接受采访。好在她接着走近的是一位真正在伯克利读书的共和党学生。等到采访完这位学生，会议厅外已经没有人了。
两点半，卡梅隆和埃利希曼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干得好，”埃利希曼说，“你确信这些人都是学生吗？”
卡梅隆犹豫了一下。“我们创造历史了吗？”
埃利希曼笑了。“学期结束以后，你愿意来迪克的竞选阵营工作吗？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卡梅隆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当然愿意。”
菲茨到威廉姆斯家拜访时，戴夫正好也和父母一起待在伦敦彼得大街的家里。
劳埃德、黛西和戴夫正在厨房——伊维在洛杉矶拍戏。这时是晚上六点，戴夫和伊维小时候的所谓“茶点”时间，那时候劳埃德和黛西会陪着他们坐一会儿，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出门参加一些政治集会。黛西时常在“茶点”时间抽烟，劳埃德有时会弄点鸡尾酒喝。戴夫和伊维成人以后，只要有人在家，这样的传统依然还继续保持。
正和父母聊到和杜杜的分手时，女仆进门说：“菲茨赫伯特伯爵来了。”
戴夫发现父亲突然紧张起来。
黛西把手放在劳埃德的手臂上说：“不会有什么事，别那么紧张。”
戴夫充满了好奇。他已经知道，菲茨赫伯特伯爵年轻时引诱了当时在庄园当女佣的艾瑟尔，爸爸就是他们的私生子。他还知道菲茨五十多年来一直顽固地拒绝承认有这么个儿子。伯爵今晚究竟是来干吗的呢？
菲茨扶着两根拐杖走进厨房。一走近厨房，他就说：“我妹妹茉黛去世了。”
黛西站起身。“菲茨，我感到很难过，”她说，“快来坐下吧。”说着，她搀扶起他的手臂。
但菲茨犹豫地看着劳埃德说：“我无权坐在这幢房子里。”
看得出，菲茨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劳埃德尽力控制着自己焦躁的情绪。毕竟，眼前站着的是遗弃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男人。“坐下吧。”他僵硬地说。
戴夫拖出一把椅子，让菲茨坐在餐桌边。“我会参加两天后她的葬礼。”菲茨说。
劳埃德问：“她不是住在东德吗？你怎么知道她去世的消息呢？”
“茉黛有个叫卡拉的女儿。她给东德的英国大使馆打了电话。他们好心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茉黛去世的消息。我在1945年以前当了很多年的外交部长。自豪地说，这还是管点用的。”
没有问菲茨要喝什么，黛西直接从壁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往杯子里倒了一点，然后又在菲茨面前放了一小杯白水。菲茨往威士忌里加了点水，喝下一口。“黛西，亏你还记得。”戴夫想起，妈妈嫁给博伊·菲茨赫伯特的时候，曾经和公婆一起住过一段。妈妈显然还记得菲茨喝威士忌时的习惯。
劳埃德说：“茉黛女士是我已故母亲最好的朋友。”他的声音似乎稍稍有些放松，“我最后一次见她是1933年妈妈带我去柏林的时候。那时茉黛正作为记者写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文章。”
菲茨说：“1919年以后，我既没见过她，也没和她说过话。我对她未经我允许就嫁人，而且嫁了个德国人感到非常生气。我为这事气了快有五十年了。”菲茨苍老的脸上露出极度的悲伤，“现在原谅她已经太晚了，我真是个傻瓜。”接着他直视着劳埃德说：“我在其他事上也犯了傻。”
劳埃德飞快地点了下头。
戴夫看了一眼母亲的眼神。他感到刚刚发生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母亲的表情验证了他这种感觉。菲茨的遗憾深重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他的到来本身就表明了一种道歉的含义。
很难想象这个弱不禁风的老人曾深陷一段热恋。但菲茨爱过艾瑟尔，从奶奶昔日的只言片语中，戴夫知道她也爱过菲茨。尽管菲茨一直拒绝承认自己的私生子，但回首往事，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啊！
“我跟你一起去。”戴夫自告奋勇地说。
“你说什么？”
“我跟你一起去柏林参加葬礼。”戴夫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不过他觉得这兴许会有治愈的效果。
“戴夫，你真是太替人着想了。”菲茨说。
黛西说：“戴夫，你能去就太好了。”
戴夫看了看父亲，生怕他会不同意。令人惊讶的是，劳埃德竟然落泪了。
第二天，戴夫和菲茨飞往柏林，在西柏林的宾馆里过了夜。
“介意我直接叫你菲茨吗？”晚饭时，戴夫问，“尽管我们知道伯尼·莱克维兹是爸爸的继父，但我们一直叫他‘爷爷’。小时候我又从来没见过你，所以现在再改总觉得晚了。”
“我无权要求你必须叫我爷爷，”菲茨说，“事实上，我对你怎么称呼我一点儿都不在乎。”
他们谈到了政治。“我们保守派人士对共产主义的见解一点都没错，”菲茨说，“我们说它没用，它还确实没什么用。但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判断完全错了。当艾瑟尔说人人都应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享受失业保险的时候，我说她是在做梦。但你看看现在：她所争取的议案全都得到了通过，英国也在越变越好。”
菲茨具有勇于认错的能力，这一点使他格外具有人格上的吸引力，戴夫心想。伯爵以前显然不是这样一个人：不然也不会和威廉姆斯家吵上几十年。这也许是年老以后才具有的品质。
第二天一早，戴夫的秘书珍妮·普里查德订的一辆黑色梅赛德斯就停在宾馆门口，要送他们过边界，前往东柏林。
汽车开到了边境检查点。
通过一道篱笆，开进一条递交护照的长长通道，边防兵让车等在那儿。
边防兵收走护照以后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一个没穿制服的高大驼背男人走了过来，让他们下车跟着他走。
驼背男人急走几步之后回过头，对菲茨缓慢的步履显得非常生气。“请走快一点。”他用英语说。
戴夫在学校里学过德语，在汉堡时他的德语又大有长进。“我爷爷年纪大了。”他用德语怒气冲冲地说。
菲茨轻声对戴夫说：“别和他吵，这个王八蛋是个斯塔西特工。”戴夫吃惊地扬起了眉毛：以前他从没听菲茨说过脏话。“他们和克格勃一样，但比克格勃更心狠手辣。”菲茨补充道。
他们被带到了一间只有一张金属桌子和几把木椅子的空房间。驼背男人没有让他们坐，但戴夫拖出了一把椅子给菲茨。他感激地坐下了。
高个男人边抽烟边用德语对翻译说：“问他们为什么要进入东德。”
“参加今天上午十一点一个近亲的葬礼，”菲茨说着，看了看腕上的老式欧米茄表，“已经十点了，希望问话别耽误了葬礼。”
“需要问多久就得问多久，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这也要问？”
“你说你来参加妹妹葬礼，怎么能不问名字呢？她叫什么？”
“我只说来参加近亲葬礼，并没说是我妹妹。你显然已经都弄清楚了。”
戴夫意识到，秘密警察早就在等他们了。这实在让人费解。
“回答问题。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你们的眼线应该汇报过了吧，她叫茉黛·冯·乌尔里希。”
戴夫发现菲茨越来越烦躁，已经忘了要尽量少说话。
驼背男人问：“菲茨赫伯特伯爵怎么会有一个德国妹妹呢？”
“她嫁给了我的朋友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沃尔特那时在英国当外交官。二战时沃尔特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你在那时又干了些什么？”
戴夫从驼背男人脸上的狂怒看出，他知道菲茨在问什么，但他没有回答菲茨的提问。高个驼背男人转身问戴夫：“瓦利·弗兰克在哪儿？”
戴夫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你们属于一个乐队。”
“乐队散伙了，我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可不信，你们可是搭档啊！”
“搭档也会吵架拆伙。”
“你们为什么争吵？”
“我们在个人问题和音乐上都有分歧。”其实他们的矛盾只存在于个人生活之中，在音乐上什么分歧都没有。
“既然有分歧，你还想参加他外婆的葬礼吗？”
“她是我的姑奶奶。”
“你最近一次在哪儿见到瓦利·弗兰克？”
“在旧金山。”
“请告诉我地址。”
戴夫犹豫了，事情在越变越糟。
“请告诉我他的地址，瓦利是杀人通缉嫌犯。”
“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在海特大街的布埃纳·维斯塔公园。我不知道他住哪儿。”
“你知道阻碍警察执行公务是违法的吗？”
“当然知道。”
“如果在东德犯下这样的罪行，会被逮捕入狱，知道吗？”
戴夫突然间被吓住了，但他极力保持平静。“全世界几百万歌迷还在等着我的新专辑呢！”
“和维持正义相比，这根本不值一提。”
菲茨插话说：“你确定莫斯科方面会对你在这么件小事上引发国际争端感到高兴吗？”
高个子男人轻蔑地笑了笑，但显然不那么自信了。
戴夫看穿了对方的身份：“你是汉斯·霍夫曼，是不是？”
译员没翻这句话，而是飞快回答：“他的名字和你无关。”
不过从高个子男人的表情来看，戴夫知道自己猜对了。“瓦利跟我说过你的事情，他姐姐把你赶出家门以后，你一直在报复他们一家。”
“快回答我的问题。”
“这也是你报复的一部分吗？骚扰两个去参加葬礼的无辜男人！你们共产党员都是这种人吗？”
“在这儿等着。”汉斯和译员离开了房间，戴夫听见门那头传来上锁声。
“很抱歉，”戴夫说，“这事似乎跟瓦利有关，当初该让你一个人来的。”
“不是你的错，我只希望别错过葬礼。”菲茨拿出香烟盒，“戴夫，你不抽烟吧！”
戴夫摇了摇头。“我不抽这种烟。”
“大麻对你有害。”
“香烟就健康了吗？”
菲茨笑了。“讲得我没话说了。”
“我和父亲为这事吵过。他喝威士忌。你们议会的人都一样：除了你们喜欢的东西，一切危险的毒品都违法。然后再开始抱怨年轻一代不愿意听你们的训导。”
“没错，是这么回事。”
菲茨抽了根长烟，抽完后，把烟蒂扔在了锡烟灰缸里。十一点很快就过去了，他们错过了专程从伦敦赶来的葬礼。
十一点半的时候，房门开了。汉斯·霍夫曼站在门口。他窃笑着说：“你们可以进入东德了。”接着他便走了。
戴夫和菲茨回到车上。“现在我们直接去弗兰克家。”菲茨把地址告诉司机。
汽车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驶到菩提树下大街。旧政府大楼保存完好，但马路两边没什么人。“天啊！”菲茨说，“这里曾是欧洲最繁华的商业街。现在连周一的威尔士小街都比它热闹。”
汽车停在一处比周围住家看上去相对要好一点的独栋住宅前。“茉黛的女儿似乎比邻居有钱些。”菲茨说。
戴夫说：“瓦利的父亲在西柏林有家电视机厂。他设法在这儿进行遥控管理。他们家的钱应该是通过经营工厂赚来的吧。”
他们进了屋。认识了这一家人。瓦利的父亲沃纳很帅，母亲卡拉五官端正。瓦利的妹妹莉莉是个十九岁的小美人，长得和瓦利很不像。见到头发中分、披在两侧的卡罗琳，戴夫有点惊讶。瓦利的那首《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卡罗琳母女在一起的场景——爱丽丝只有四岁，见到陌生人还很害羞，头上戴着追悼曾祖母的黑色发带。卡罗琳的丈夫奥多年长一点，三十多岁的样子，留着时髦的长发，却穿了件教士领的衬衫。
戴夫解释了错过葬礼的原因。尽管德国人说英语比英国人说德语要利落得多，但他们还是英语德语混着说。戴夫觉得弗兰克家对菲茨的态度很暧昧，这完全可以理解：菲茨一直对茉黛很严酷，卡拉也许觉得现在再做弥补可能已经太晚了。但现在再去追究也已经太晚了，因此没人在见面时提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疏离。
十来个参加葬礼的邻居和朋友正在享用卡拉和莉莉准备的咖啡和小点心。戴夫和卡罗琳聊起了吉他。从谈话中，戴夫了解到卡罗琳和莉莉是东德地下演出的红星。因为她们在歌里高唱自由，因此不能录成唱片，但人们录下了她们的演出，私底下流传。这有点像苏联地下出版物的发行。他们谈到了最新流行的磁带，磁带比唱片方便携带，但音质不如唱片。戴夫提出给卡罗琳寄磁带和录音机，她却说这些东西只会被秘密警察偷走。
戴夫本以为抛弃瓦利和奥多结婚的卡罗琳是个狠心的女人，但出乎预料的是，他很喜欢卡罗琳。她长得漂亮，心地也很善良。卡罗琳情意满满地谈到瓦利，想从戴夫嘴里知道瓦利在西方所经历的一切。
戴夫把自己和瓦利争吵的事告诉了她。卡罗琳显得很不安。“这不像他会做的事，”她说，“瓦利不是滥情的男人。很多女孩都喜欢他，他可以每个周末都换女孩，但从没背叛过谁。”
戴夫耸了耸肩：“他变了。”
“你的前女友是个怎样的人？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厄休拉，小名杜杜。老实说，她不忠并不奇怪。她生性不羁，这也正是她如此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你仍然在爱着她。”
“我很迷恋她。”戴夫之所以没用“爱”这个字眼是因为他也不知道现在的感觉究竟如何。他对杜杜很生气，对她的背叛怒气冲冲，但如果杜杜想回到他身边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办。
菲茨走到坐着的两人身边。“戴夫，”他说，“我想在回西柏林之前看看茉黛的墓地，你介意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不介意，”戴夫站起身，“我们可以快去快回。”
卡罗琳对戴夫说：“如果你有机会跟瓦利说话，请把我的爱带给他。告诉他，我很期待他见到爱丽丝的那一天。也请你告诉他，等爱丽丝长大，我会把他的事情都讲给她听。”
沃纳、卡拉和莉莉也都有话要带给瓦利。戴夫想，就算是为了给他们带话，他也必须和瓦利见一面。
分别时，卡拉对菲茨说：“你应该拿一件卡拉的遗物。”
“那再好不过了。”
“我知道有一样东西。”她回了屋，稍后，拿着一本皮革包着的相册走到门口。里面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有些黑得很难辨出景物，有些已经褪色。每张照片后面都用大写字母写着字，很可能是茉黛写的。最老的一张拍摄于一处乡间别墅。戴夫读道：“泰-格温，1905年。”那是菲茨赫伯特家的乡间别墅。现在那里是阿伯罗温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
看见自己和茉黛年轻时候的样子，菲茨禁不住哭了。眼泪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滑落下来，弄湿了他干净白衬衫的领口。他费力地说：“好时光都一去不复回了啊！”
他们和弗兰克一家道别。司机把他们带到一个平凡无趣的公墓，找到了茉黛的墓地。墓已经填平了，形成了一个人样大小的小坟包。戴夫和菲茨沉默地并肩站了会儿，周围只听得见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菲茨用一块白手帕擦了擦脸。“我们走吧。”他说。
两人在检查站再次被扣留。汉斯·霍夫曼面带笑容，看着他们和他们的车被彻底检查了一遍。
“你在找什么？”戴夫问，“我们为何要把东西偷带出东德？你们这里没有西方人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周围的人谁都没去理他。
一个穿着制服的海关官员抓出相册，递给霍夫曼。
他随意翻了翻，说：“这个得通过我们技侦部门的检查。”
“好吧。”菲茨悲伤地说。
只有把照相本留在东德，他们才能离开。
车开动后，戴夫回头看了一眼，汉斯把照相本扔进了垃圾桶。
乔治·杰克斯揣着钻戒，坐上波特兰飞往洛杉矶的班机去见维雷娜。
乔治一直跟着鲍比·肯尼迪进行竞选旅行。自从七周前在亚特兰大参加马丁·路德·金的葬礼以后，就一直没见过维雷娜。
这次暗杀对乔治的冲击很大。金博士本来是美国黑人的希望，现在他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用猎枪暗杀了，本来燃起的那一点点希望瞬间被全盘扑灭。肯尼迪总统也给过黑人希望，但同样被一个白人用枪暗杀了。如果伟人能这么容易被暗杀，那政治还有什么用呢？但乔治又转念一想，好在我们还有鲍比。
维雷娜受的打击更大。葬礼上她显得狂乱、愤怒和迷茫。她敬仰、热爱、服务了七年的金博士去世了，有这般表现是理所当然的。
令乔治不解的是，维雷娜却不想让乔治安慰她。乔治为此感到非常难过。他们相隔六百英里，但乔治是维雷娜生活中唯一的男人。乔治觉得这种拒绝是维雷娜悲伤的表现，应该很快就能过去。
维雷娜对亚特兰大已经无可眷恋了——她不想为金的继承人拉尔夫·阿伯内西工作，于是她辞了职。乔治本以为维雷娜会住进华盛顿自己家，没想到维雷娜未经解释就回到了父母在洛杉矶的家里。也许她还需要时间独自疗伤。
也许维雷娜希望乔治不仅仅是接她回家。
于是，乔治带来了戒指。
初选的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亚，乔治终于有机会去找维雷娜了。
他在洛杉矶机场租了辆便宜的白色普利茅斯猛士车——租车钱由竞选总部支付——驾车开往贝弗利山中的北洛克斯伯里路。
他开车穿过高大的铁门，把车停在一幢有普通都铎式农庄五倍那么大的都铎式建筑里。维雷娜的父母，珀西·马昆德和李宝宝，跟其他的好莱坞明星一样住在这样的豪宅里。
一位女佣为他开门，把他领进一间毫无都铎风格的客厅：白地毯，空调，一排能看到户外游泳池的落地窗。女仆问他想喝什么饮料。“苏打水，”他说，“任何牌子的都可以。”
维雷娜走进客厅的时候，乔治吓了一大跳。
她剪掉了非洲式风格的发型，头发贴着头皮，和他一样短。维雷娜穿着黑色长裤、蓝衬衫、皮外套，头上戴着顶黑色的贝雷帽。这是号召黑人自卫的黑豹党制服。
乔治强压着怒气，上前和她接吻。维雷娜迎上来，但吻得很敷衍。乔治马上就知道她的心情还没恢复。他希望自己的求婚能让她走出葬礼的阴影。
他们坐在橘黄咖三色的条纹沙发上。女仆端着托盘给乔治送来了一杯加了冰的可乐。女仆走后，他拉起维雷娜的手，压下怒火尽可能温柔地问：“为什么要穿这套制服？”
“不是很明显吗？”
“我不懂。”
“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是非暴力运动，他们却射杀了他。”
乔治对维雷娜很失望。他原本希望听到一个更好的理由。他说：“亚伯拉罕·林肯打了一场内战，后来也被射杀了。”
“黑人有权保护自己。没人能践踏黑人——尤其是警察。”
乔治无法掩饰对这种观点的不屑。“你们只是想吓唬白人，这种行为什么都得不到，只是在哗众取宠。”
“非暴力不合作又得到了什么？几百个黑人被处私刑或暗杀至死，更多的人被殴打、被投入监狱。”
乔治不想和维雷娜争论——他只想让维雷娜回到以前那种状态——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调。“进行非暴力的民权运动以后，我们有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现在，我们甚至有了六个黑人参议员。”
“白人说这已经走得够远了。但其实根本不够，没人有能力通过一项反对‘住房歧视’的法律。”
“白人也许会害怕穿着盖世太保制服的黑豹党人拿着枪在他们豪宅周围走来走去吧。”
“警察有枪，我们也要有。”
乔治意识到，这番看似只涉及政治的话题其实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关系。他就要失去她了。如果说服不了维雷娜脱离黑豹党，她就回不到他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全美的警察都是些暴力的种族主义分子，但解决之道是改进警察的素质，而非杀了他们。我们必须赶走罗纳德·里根这种鼓励警方实施暴力的政治家。”
“我无法接受白人有枪，而我们没有的现状。”
“那就发起一场控枪和提高黑人在警界地位的民主运动。”
“马丁相信民主运动能帮助美国，他却死了。”维雷娜带着挑衅的口吻说道。然后，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乔治想去抱她，但被推开了。但他还是想让她明白原委。“如果你想保护黑人，来为我们助选就好了，”乔治说，“鲍比会当上总统的。”
“即便他赢了，议会也会束缚住他的手脚。”
“议会会试着阻挠他，但我们会和议会进行斗争。议会赢不了的话，我们就会赢，这就是让美国做出改变的方式。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差劲，但别国的比这还差。有些国家甚至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我们不允许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以前也经常意见不同，”乔治小声说，“但我们依然深爱着彼此，对吗？”
“此一时彼一时了。”
“别这么说。”
“我的人生都已经改变了。”
乔治盯着维雷娜的脸，发现她的表情里夹杂着愧疚和不屑，他立刻明白了。“你和一个黑豹党成员睡过了，是不是？”
“是的。”
乔治感觉胃部一阵抽搐，像被灌下了一大杯冰啤酒。“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
“我正在告诉你。”
“我的上帝。”乔治非常悲伤。他摸着口袋里的戒指。这个戒指应该不会拿出来了吧。“你知道我们从哈佛毕业已经七年了吧？”他拼命抑制住眼泪。
“我知道。”
“我们在伯明翰面对过警犬的袭击，在华盛顿听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经历了约翰逊总统通过《民权法案》的历史性时刻，以及两次暗杀……”
“但黑人还是最穷的美国人，住在最简陋的房子里，接受最敷衍的治疗——但在越南战场上做出最大牺牲的却还是黑人。”
“鲍比会改变一切的。”
“不，他不会。”
“他会的。我会邀请你到白宫，让你知道你完全错了。”
维雷娜走到门口。“乔治，再见了。”
“没想到我们会这样结束。”
“女仆会带你出去。”
乔治很难理清思绪。他爱了维雷娜好多年，觉得迟早会和维雷娜结婚。现在维雷娜却抛弃他，加入了黑豹党。他觉得怅然若失。尽管他们一直分开住，但他总是在想着下一次见面时对她说什么话，怎样爱抚她。现在，他又独自一个人了。
女仆走进客厅说：“杰克斯先生，请跟我来。”
乔治木然地跟着。到了玄关，女仆为他开门。“谢谢。”乔治说。
“再见，杰克斯先生。”
乔治开着租来的车，离开了。
加利福尼亚初选投票那天，乔治和鲍比·肯尼迪一起在马里布海滩，电影导演约翰·弗兰肯海默的家里。早晨天很阴，但鲍比还是和十二岁的儿子戴维在海里游了个泳。他们被卷在回头浪里，爬上岸时浑身是砂砾造成的擦伤和划痕。午饭后，鲍比张着嘴，横躺在两把椅子上睡着了。透过玻璃移门，乔治注意到鲍比的前额留下了刚才游泳造成的明显伤痕。
乔治没告诉鲍比，自己和维雷娜分手的事。他只告诉了母亲。乔治没时间在竞选中途考虑感情上的事，在加利福尼亚也是马不停蹄：机场上的混乱场面、汽车巡游、疯狂的人群、没完没了的开会。乔治很高兴能这样忙。睡觉前能有几分钟时间让他暗自神伤就已经够奢侈的了。即便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他还在设想着说服维雷娜投身到合法的政治活动中，为鲍比进行助选的事情。也许两人走的不同道路早就预示了分道扬镳的结局了吧，只是乔治一直不愿意去相信而已。
下午三点，第一个开票的投票站公布了竞选结果。鲍比以百分之四十九对百分之四十一领先于尤因·麦卡锡。乔治非常兴奋。我无法赢得一个女人的爱，但可以赢得选举，他心想。
洗完澡、刮完胡子后，鲍比穿上了白衬衫和蓝色条纹西服。西服和爆棚的信心让鲍比更具有总统的样子了，乔治想。
鲍比前额的伤痕太明显。约翰·弗兰肯海默找了点拍电影专用的化妆品，几乎全部遮住了。
六点半，肯尼迪竞选团队的一班人坐上了开往洛杉矶的汽车。到了国宾饭店以后，他们发现庆祝活动已经在舞厅开始了。乔治和鲍比一起去了五楼的总统套房。大客厅里的一百来位朋友、顾问和亲近肯尼迪阵营的记者正喝着鸡尾酒相互庆祝。套房里的几个电视机都打开着。
乔治和鲍比几位最亲密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穿过客厅，走进卧室。和以往一样，鲍比总是把聚会和政治演讲合二为一。和加利福尼亚的情况一样，这天他仍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赫伯特·汉弗莱出生地南达科他州的初选。加利福尼亚的初选结果公布后，鲍比对在纽约州获胜更有信心了，毕竟他现在还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呢！“干得好，我们击败了尤因·麦卡锡！”鲍比坐在卧室的角落里，一边看电视，一边亢奋地说。
乔治渐渐对民主党大会有了些担心。怎么能让鲍比的受欢迎程度在那些没有预选的州的党代表投票中体现出来呢？“汉弗莱在伊利诺斯等州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伊利诺斯州的党代表票都由戴利市长所把持。”
“没错，”鲍比说，“但戴利市长之流最终也无法不顾民意。他们同样想让民主党获胜。他们知道汉弗莱赢不了尼克松，而我一定能赢。”
“这是事实，但他们知道，不代表民主党的党棍也知道。”
“八月时他们就知道了。”
乔治和鲍比一样知道他们的阻力很大，但他更清楚前面有多大危险。“我们需要麦卡锡退出以全力对付汉弗莱，我们可以和麦卡锡达成交易。”
鲍比摇摇头说：“我没法承诺让他当副总统。他和我一样也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可以容忍正副总统里有一个是天主教徒，但绝不会容忍两个。”
“你可以把内阁里的最高职位让他来当。”
“你是说国务卿吗？”
“如果他现在退出的话。”
鲍比皱起眉头。“很难想象在白宫与他共事会是什么样子。”
“不能赢的话，你连白宫都进不了。要我去试探一下吗？”
“让我再考虑考虑。”
“好吧。”
“乔治，你知道吗？”鲍比说，“现在我才第一次觉得不再是杰克的弟弟了。”
乔治笑了。这简直是个飞跃。
乔治回到客厅同记者交谈，不过他没去拿酒。和鲍比在一起时他必须保持清醒。鲍比喜欢波本威士忌，但极其讨厌随从因为喝酒而误事，他会毫不犹豫地痛责让他丢脸的人。只有在鲍比不在的时候，乔治才能心安理得地喝酒。
临近午夜的时候，乔治陪鲍比到楼下的舞厅发表胜选演讲，此时乔治依然非常冷静。鲍比的妻子艾瑟尔穿着黄白相间的短连衣裙和白色的紧身裤。尽管怀着他们的第十一个孩子，但看上去非常迷人。
如同往常一样，参加舞会的人群很癫狂。男孩们戴着肯尼迪式的草帽，女孩们则穿着制服：蓝色的长裙，白色的上衣，扎着为肯尼迪助选的红色腰带。乐队奏响了助选的歌曲。电视摄像机的炽烈灯光照在台上，使本来就非常热的舞厅更热了。鲍比和艾瑟尔在贴身保镖比尔·巴里的引导下走过人群。年轻支持者们伸手摸他们，拉他们的衣服。鲍比和艾瑟尔好不容易才走到舞厅前方的一个狭小讲坛上。横冲直撞的摄影记者使场面更加混乱。
对乔治和鲍比的其他助理来说，歇斯底里的人群是个很大的麻烦。但这正是鲍比的强大所在。能从群众中获得感情投入正是把鲍比带向白宫的关键所在。
鲍比站在一堆麦克风后面。他没有让助理准备演讲稿，只是写了一些提示词。他的演讲乏善可陈，但在场的人一点都不在乎。“我们是个伟大的国家，慷慨的国家，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国家，”他说，“我将把这些作为我的竞选基调。”这些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拥护他的人一点都不介意。
乔治决定，接着就不和鲍比一起去舞厅了。看到成双成对跳舞的男女只能让他想到独自一人的现实。在第二天早晨开启纽约州的竞选旅程前，他会美美睡上一觉。情伤只能靠工作来治。
“今晚，我要感谢使这个庆功晚会成为现实的所有人。”鲍比一边说，一边做了个丘吉尔常做的“V”字手势。舞厅里的几百个年轻人也学他的样，伸手摆出了“V”字。鲍比走下讲坛，握了握几只伸出的手。
这时他遇到了小麻烦。演讲结束以后，鲍比本要去附近的媒体工作室接见新闻界代表，本应穿过人群离开舞厅。但比尔·巴里却无法从尖叫着鲍比名字的歇斯底里女孩中间清出一条路来。
一个穿着领班制服的宾馆员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向鲍比指了指侧面一扇显然经过员工工作区通往媒体工作室的转门。鲍比和艾瑟尔跟在这个人后面走进一条阴暗的走廊。乔治、比尔·巴里和其他随员赶忙跟了过去。
走廊通向放着几张不锈钢保温餐桌和一台巨大制冰机的食品准备区。一个电台记者跟在不停向前走的鲍比后面问：“参议员，你准备如何对付汉弗莱先生？”鲍比不时和走廊里遇到的面带微笑的宾馆员工握手。一个年轻的厨工从一个托盘架前转身，似乎要和鲍比打招呼。
但让人惊恐的是，乔治竟然在年轻厨工的手上发现了一把枪。
厨工手里拿的是一把枪管很短的黑色左轮手枪。
厨工把枪对准了鲍比的头。
乔治还没来得及开口，子弹已经射出了。
小手枪发出“砰”的一声，仅仅比普通的碰撞声稍响一些。
鲍比用双手遮住面部，蹒跚地后退两步，倒在水泥地上。
乔治大喊：“不要，不要啊！”这种事不能发生——这种事万万不能再发生了。
接着又发出了一阵爆竹般的枪响。乔治的胳膊突然一阵疼痛，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
鲍比平躺在制冰机旁的地上，两腿分开，双手放在头上，眼睛还是睁着的。
走廊里的人大喊大叫起来。电台记者语无伦次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说：“肯尼迪参议员遇刺了！肯尼迪参议员遇刺了！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好几个人一齐扑向了枪手。有人在喊：“把他手里的枪夺走，快把他手里的枪夺走！”乔治看见比尔·巴里狠狠地往枪手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乔治跪在鲍比身边。鲍比还活着，血却开始从耳朵下面的伤口不停往下流。他看上去很不好。乔治帮他松开领带好让他呼吸，有人在鲍比的头下面垫了件大衣。
乔治听见有人发出呜咽：“老天，不要啊……上帝……”
艾瑟尔分开众人，跪在乔治身边对丈夫说话。鲍比似乎认出了艾瑟尔，试着想对她说话。乔治觉得他像是在问：“其他人都还好吗？”艾瑟尔没有回答，而是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脸。
乔治往四周看了看。他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人被后面一连串子弹击中。接着他注意到自己的前臂，他的西装袖子被撕裂了，鲜血正从伤口往外涌。他也被击中了。现在他才觉得手臂上的伤口非常疼。
远处一扇门开了，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蜂拥而出。摄影记者粗鲁地挤开鲍比周围的人，抢占位置，在炉子和水槽之间抢占最佳位置拍摄流血的伤者和悲痛的妻子。艾瑟尔恳求道：“请给他留一点空气！让他好好呼吸！”
几个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了走廊。他们提起鲍比的肩膀和脚，把他往担架上抬。鲍比低语道：“哦，不要啊……”
“轻点儿，”艾瑟尔恳求救护人员，“请你们轻点儿。”
救护人员把乔治抬上担架，绑上绑带。
鲍比的眼睛闭上了。
这双眼再也没有睁开。

Part6 花朵 1968年 第四十五章
夏天，德米卡和娜塔亚乘阳光直射进房间的时候粉刷了公寓。他们常在粉刷的时候停下来做爱，因此多耗了些时间。娜塔亚把金发扎成一束，包在头巾里，身上穿着件德米卡磨破领子的旧衬衫。但下身却穿着条紧绷的短裤。每次看到娜塔亚踏上梯子的时候，德米卡总要情不自禁去吻她。德米卡经常拉下娜塔亚的短裤，过了没多久，娜塔亚就干脆只穿着件衬衫了。他们又做了更多次。
在娜塔亚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好之前，他们还无法结婚。为了体面，娜塔亚在德米卡的房子附近找了间小公寓，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德米卡的公寓里展开了新生活。两人按照娜塔亚的喜好调整了家具，买了张新沙发。他们渐渐养成了一些习惯：德米卡烧早饭，娜塔亚烧晚饭；德米卡帮娜塔亚擦鞋，娜塔亚帮德米卡熨衬衣；德米卡买肉，娜塔亚买鱼。
他们再没见过尼克，但娜塔亚和尼娜之间却建立起了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此时，尼娜已经是普什诺伊元帅公开的情人，大多数周末，她在元帅的乡间别墅举办宴会招待他的密友们，而他们大多数也带着各自的情妇。德米卡不知道普什诺伊元帅是如何摆平公众场合常出现在他左右的那位表情和蔼的原配的。尼娜去乡间别墅的时候，德米卡和娜塔亚就负责照看格里沙。起初没有自己孩子的娜塔亚很紧张——尼克不喜欢孩子。但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和德米卡有点相像的格里沙。这并不奇怪，娜塔亚也有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母性本能。
德米卡和娜塔亚的私生活很快乐，但工作却不是很顺心。克里姆林宫的死硬派虽然暂时接受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和解，但在柯西金和德米卡从布拉格回来之后，这些保守派却开始破坏协定，施压要粉碎杜布切克之改革的入侵。炎热的莫斯科，在共产党要员避暑的黑海别墅里，两派人马的争吵持续了整个六月和七月。
对德米卡来说，这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格里沙和他将来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的问题。十五年后，格里沙要上大学，再过二十年他要参加工作，再过二十五年他也许就会有自己的孩子。苏联会不会建立起如同杜布切克那样更具人性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还是会继续坚持目前这种共产党权威不可挑战、民众被克格勃残酷压制的暴政统治呢？
令人气愤的是，苏联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却是个随风倒的骑墙派。德米卡很瞧不起勃列日涅夫。因为害怕站在失败者一方，勃列日涅夫从不在确认哪方的意见会占上风之前随意做决定。他没有远见，没有勇气，没有让苏联变得更好的整体方案。勃列日涅夫算不上是个真正的领袖。
冲突在8月15日，星期四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上达到了最高潮。和以往一样，正式会议只是大员们聊聊天握握手，真正的斗争发生在政治局委员助理们的准备会上。
在阳光下，德米卡和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在漆成黄白两色的政治局大楼外面停着的车辆之间相遇了。“看看克格勃从布拉格发来的报告，”菲利波夫说，“反革命学生集会！公开谈论反共的俱乐部！秘密的武器储备！”
“这些事我一概不信，”德米卡说，“没错，的确有些改革的议论，但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危险被那些因失败而退居二线的前领导人夸大了。”事实上，这些敏感的报告是采取强硬路线的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为了迎合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一手炮制的。只是德米卡不傻，不会把真相大声说出来。
德米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他的双胞胎妹妹坦尼娅就在布拉格。到了布拉格以后，坦尼娅除了发些立场含糊的文章给塔斯社之外，主要给德米卡和柯西金发送一些反映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现状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除了一些守旧的共产党人以外，杜布切克是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眼中的大英雄。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很难探知外部社会的真相。苏联领导人扯了数不清的谎。在苏联，几乎所有文件都信不得：农产品产量、对外政策的评估、警方对嫌疑犯的审问记录，以及经济上的预测分析。人们常私下里说，报纸上唯一真实的版面是对电台和电视台节目的预报。
“我不知道形势会怎样发展。”周四夜里，娜塔亚对德米卡说。娜塔亚仍然在为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工作。“来自华盛顿的信号表明，如果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总统什么都不会做。他有太多国内的麻烦需要处理——黑人发起的骚乱，对政治人物的暗杀，越南战争的进退，已经接踵而至的总统选举。”
他们结束了白天的粉刷，正坐在地板上一起喝啤酒。娜塔亚的前额有块黄色的漆印，不知为何，德米卡产生了想马上和她做爱的冲动。他不确定是现在就干，还是等两人洗完澡上床、娜塔亚说到“在我们结婚之前……”时再干。
德米卡不想把话题引到结婚上。“你怎么不说话了？”他问说完美国形势的娜塔亚。
“我们应该谈谈孩子的问题。”
“我们应该在一整个夏天没日没夜地干之前就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进行过避孕。
“是的，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是我们有个孩子，格里沙是我们的孩子，你是他的继母。”
“我很喜欢他，喜欢这个如此像你的孩子非常容易。可如果再多几个孩子你会怎么样？”
德米卡知道，不知为何，娜塔亚正在为孩子的事情担心。他要让娜塔亚安下心。他放下啤酒，抱住娜塔亚。“我爱你，”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生孩子。”
“感谢上帝，”娜塔亚说，“我已经怀孕了。”
坦尼娅发现，在布拉格很难买到报纸。这是杜布切克取消新闻审查的讽刺结果。过去，很少有人阅读国有报纸上平淡又不真实的新闻报道。报纸开始说出真相以后，印出来的报纸又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坦尼娅必须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报摊售空前抢到一份。
电视也开禁了。在现在的电视节目中，工人和学生可以质疑甚至批评政府部长。释放的政治犯可以向当初把他们投入监狱的秘密警察当众提问。所有宾馆大堂的电视机旁几乎都围着如饥似渴看着电视上激辩的民众。
同样的场景发生在所有的咖啡馆、工人餐厅和市政厅里。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民众突然间可以吐露心声，畅所欲言了。
对自由的向往是很容易传染的。坦尼娅开始相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不会再担惊受怕了。她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是个还存在着秘密警察和实施酷刑的地下室的共产主义国家。
她随身带着瓦西里第一部小说的打印稿。
和第一次收到的短篇小说一样，这部小说是在她离开莫斯科前不久一个不愿透露来历的陌生人在塔斯社办公楼外的街上交给她的。和前一次相同，瓦西里的字又小又密——无疑是为了节省纸张。这篇小说有个讽刺性的标题：《自由人》。
坦尼娅把小说打印在航空信纸上。她做好了自己的行李被人打开的心理准备。尽管坦尼娅是塔斯社的一名资深记者，但所住的旅馆房间依然有被人翻个底朝天的可能，布拉格老城区分配给她的公寓也可能被搜查。但她自认找的隐藏处还不错。尽管如此，她还是非常害怕。藏着的小说就像是只烫手的山芋。坦尼娅希望尽快把小说交出去。
她和英国一份报纸驻布拉格的记者交上了朋友，时机成熟以后她对那位记者说：“我在伦敦认识一位擅长东欧小说翻译的图书编辑。她是罗利出版社的安娜·默里。我想就捷克文学对她进行采访。你能帮我给她带个话吗？”
这条线索可以追查到坦尼娅和安娜的关系，所以十分危险。但坦尼娅必须冒些险，在她看来，这是可以承受的风险。
两周后英国记者对坦尼娅说：“安娜·默里下周二来布拉格。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所以不能让她打电话给你，不过她会住在皇宫酒店。”
周二那天，坦尼娅给皇宫酒店去了个电话，留了个口信给安娜：“四点在扬·胡斯的纪念碑前和雅各布见面。”扬·胡斯是中世纪一位因坚持弥撒用本国语言而被教皇火刑烧死的哲学家。时至今日，他依然是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外国统治的象征。他的纪念碑坐落于老城区的中心广场。
各个宾馆的秘密警察对西方来客特别感兴趣，坦尼娅假定留在宾馆的口信秘密警察都会检查一遍，这意味着他们会到纪念碑监视，看看和安娜会面的是什么人。因此坦尼娅不会出现在会面地点。坦尼娅会在安娜前往纪念碑的必经之路上拦住安娜，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城区一家餐馆的名字，以及“晚上八点钟在雅各布预定的那桌见面”。
从宾馆到餐馆的路上，安娜仍然有被跟踪的可能。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秘密警察没有足够的人手跟着所有的外国人东奔西跑。但坦尼娅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尽管天气已经热了，但她还是穿着件皮外套早早地来到了餐馆。她没有坐在预定的餐桌上，而是换了张桌子。安娜走进餐馆以后，她马上低下头，偷看着安娜走到预定的餐桌边直至最终坐下。
安娜明显是个外国人。东欧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衣着有她那么讲究。安娜穿着一身与丰满体型非常相配的深红色套装，另外还配了条显然是从巴黎弄来的彩色围巾。安娜长着很可能继承自雅利安-犹太人混血母亲的黑色头发和黑色眼睛。坦尼娅估计她应该快三十岁了，虽然青春不再，但安娜越来越漂亮了。
没有人跟在安娜身后。坦尼娅等待了十五分钟，观察着新来的客人。安娜坐下以后叫了瓶匈牙利白葡萄酒，喝下了一小杯。在此期间有四个人走进餐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和一对正在约会的年轻人：看上去不会是警察。确定没有危险以后，坦尼娅走到预定的那桌，把外套脱下放在椅背上，然后和安娜坐在一起。
“谢谢你能来。”坦尼娅说。
“不必谢，这是我的荣幸。”
“这一路很远吧。”
“你给了我《冻伤》，为了你，走十倍的路也愿意。”
“他又写了本小说。”
安娜靠在椅子上，满意地叹了口气。“我就希望你说这个来着，”她往坦尼娅的杯子里倒白葡萄酒，“稿子在哪儿？”
“我藏起来了，离开餐馆之前再交给你。”
“好吧，”安娜很疑惑，因为四处没有任何能放打印稿的地方，但她接受了坦尼娅的说法，“能见到你我很高兴！”
“我早就知道《冻伤》是部杰出的作品，”坦尼娅话锋一转，“但没料到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为没找到作者是谁，克里姆林宫内部为这事而恼羞成怒。”
“我想告诉你，他能拿到很大的一笔版权费。”
坦尼娅摇摇头说：“如果收到海外汇来的钱，那他的身份就曝光了。”
“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笔钱会汇给他的。我已经让伦敦最大的作家代理公司为他做代理。”
“什么是作家代理？”
“寻找合适的作家，代表作家和出版社敲定合同，确保出版社按时付酬。”
“我从来没听说还有这种机构。”
“这家作家代理公司为他用伊万·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开了个银行账户。你应该好好想想是不是要用这笔钱来进行投资。”
“这笔钱有多少？”
“一百多万英镑。”
坦尼娅非常吃惊。这笔钱能够到手的话，瓦西里将成为全苏联最富有的人。
他们点了晚餐。近几个月，布拉格的餐馆改进了很多，但供应的仍然是匈牙利的传统饭食。很快，她们点的牛排和涂了奶油和一调羹红莓果酱的切片方糕就上来了。
安娜问：“布拉格的局势怎么样了？”
“杜布切克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希望把捷克斯洛伐克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部，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对莫斯科构不成真正的威胁。但克里姆林宫的大佬们却并不这样看问题。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有孩子吗？”
坦尼娅笑了。“问得好。也许我们这代人可以忍受目前苏联的这种体系，平安地把生活过下去。但我们是否有权让下一代继续承受这种悲惨和压迫呢？告诉你，我没有孩子。但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侄子格里沙，格里沙是我双胞胎哥哥的儿子。今天早晨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信中说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人怀孕了，因此我又会有个侄子或侄女。为了他们，我希望杜布切克能成功，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能仿效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实例。但苏联主导的这个体系非常保守，比资本主义更不知变通。从长远看，这会给共产主义社会带来最为致命的打击。”
吃完晚饭以后，安娜问坦尼娅：“如果无法给作家支付报酬的话，你能帮我们转送礼物给他吗？你知道西方有什么东西是他需要的吗？”
瓦西里最需要的是台打字机，但会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要件毛衣，”她说，“一件真正厚实的毛衣。他总是觉得冷。还要些内衣，那些长袖长裤管的内衣。”
安娜似乎对伊万·库兹涅佐夫的生活如此艰辛感到非常吃惊。“我明天去维也纳，给他买质地最好的毛衣和内衣。”
坦尼娅高兴地点了点头。“星期五还是在这里见面，可以吗？”
“当然可以。”
坦尼娅站起身。“我们最好分别离开。”
安娜的脸上出现了惊慌的神色。“你说的打印稿在哪儿？”
“穿上我的外套。”坦尼娅说。安娜比坦尼娅壮，外套对她来说略小了一点，不过还是可以穿上。“到了维也纳以后，拆开衬里。”她握着安娜的手说，“别弄丢了，我没留备份。”
后半夜，坦尼娅被床的震动惊醒。她惊恐地坐起来，以为秘密警察来抓她了。开灯以后，她发现房里没有别人，但并不是她在做梦。床头柜上放着格里沙照片的相框也震个不停。梳妆台玻璃台面上的化妆品瓶也不断发出“叮当、叮当”的撞击声。
她跳下床，走到打开的窗前。天空已经出现了微光。附近的大街上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但坦尼娅不知道声音的来源。她依稀感到一阵害怕。
她想把皮外套穿上，但马上想起已经把它给了安娜。她飞快地套上蓝色牛仔裤和毛衣，穿上鞋，匆匆地离开了宾馆房间。尽管时间很早，但街上已经聚集起人群。她行色匆匆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
到了主干道以后，坦尼娅马上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噪音来自于轰隆行进的坦克。坦克在街上缓慢却不可阻挡地前进，履带发出难听的喧闹声。驾驶坦克的是穿着苏军制服的年轻士兵，有的甚至还只是孩子。坦尼娅在黎明的微光下放眼望去，看见前前后后有几十辆或上百辆坦克一直延伸到了查尔斯桥，以及更远处。人行道上捷克人三三两两地站着，许多人还穿着睡衣，他们失望和迷茫地目睹着自己的城市被苏联人践踏。
坦尼娅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赢了。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入侵。希望随着改革的转瞬即逝而破灭了。
坦尼娅看了站在身边的中年妇女一眼，这个女人戴着妈妈安雅每晚都会戴的老式发网。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
这时，坦尼娅才感觉到自己的面颊也湿了。她已泪流满面。
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一周之后，乔治·杰克斯穿着内衣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现场直播。
午饭时他加热了一罐番茄汤，就着锅草草地喝下。喝完汤以后，他把残留着黏稠汤汁的锅顺手放在了桌上。
他知道该去做什么。他应该套上件西装，找新工作，新女友，展开全新的生活。
但不知为何，他就是定不下心。
他知道什么是沮丧，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万分沮丧。
他被电视画面上芝加哥警察的横冲直撞稍微分了下心。几百名示威者平静地坐在会议中心外的路边。警察挥舞着警棍，残暴地击打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直播的电视镜头中犯罪——或者说，虽然知道，但根本无所谓。
有人命令放警犬咬示威者，这个人很可能是戴利市长。
乔治大略估计了一下政治局势。非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已经走到了尽头，马丁·路德·金和鲍比·肯尼迪的死说明这种策略完全错了。黑豹党才是对的。戴利市长、罗纳德·里根州长、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和他们手下推崇种族主义的警察头子会用暴力来打击一切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人。黑人和美国社会一切要挑战恃强凌弱社会现象的人只有用枪来保护自己。现在，芝加哥警察正在用以往对待黑人的方式对待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斗争策略的确不改不行了。
门铃响了。乔治皱起眉，不知这个时候谁会来。这个时候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不希望家里会来客人。他没理睬门铃声，希望来人会自行离开。门铃又响了。我也许不在家，他琢磨着，来人怎么会知道他在家呢？门铃固执地响了第三次，乔治意识到来人不见到他是不会走了。
他开了门。来的是他母亲。杰姬带来了一锅盖着盖子的炖杂烩。
杰姬上下打量了他一遍。“我就知道会这样。”她直接走进了乔治的房间。
杰姬把锅放在乔治的炉子上，打开火，开始炖。“去洗个澡，”她告诉儿子，“刮干净脸上的胡子，穿上体面的衣服。”
乔治想争辩，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争辩的力气。照着杰姬的话做应该更容易一点。
杰姬开始收拾屋子。她把汤锅放进水槽，叠好随处乱扔的报纸，最后打开了窗户。
乔治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内衣，洗了个澡，然后又刮了胡子。但明天起床以后，他多半还会保持刚才那副样子。
乔治穿上卡其裤和纽扣领的蓝衬衫回到客厅。炖肉确实很香。杰姬摆好饭桌。“快坐下，”她说，“晚餐准备好了。”
杰姬用番茄酱、青椒和乳酪块炖了鸡。乔治无法抵挡食物的诱惑，吃下去两大勺。杰姬洗好餐具以后，乔治负责擦干。
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收看大会的实况转播。亚伯拉罕·雷比科夫参议员正在发言，在最后一刻提名乔治·麦克格文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候选人。他的话掀起了一阵波澜：“如果乔治·麦克格文能当上美国总统，那芝加哥的警察就不能像盖世太保那样在街上胡作非为了。”
杰姬说：“老天，他当众对芝加哥的警察提出了控诉。”
会议厅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时导演把镜头切给戴利市长。他脸色通红，脖子上青筋直露，两只眼睛像青蛙一样凸出。一时间他和手下的警察一样忘了自己在电视上，愤怒地对雷比科夫狂吼。
麦克风没能录到他说的话。“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乔治自言自语地说。
“我能告诉你。”杰姬说，“我会读唇语。”
“我从来不知道。”
“九岁的时候，我生病耳聋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出病因，通过手术治疗，我的听力恢复了。但我一直记得读唇的技巧。”
“妈妈，证明一下，告诉我，戴利市长对亚伯拉罕·雷比科夫说了什么。”
“他说：‘去你妈的，你这个犹太人生的狗杂种。’”
瓦利和杜杜住在芝加哥希尔顿酒店十五楼，尤因·麦卡锡竞选总部就在这一层。大会最后一天，周四午夜回房时他们又累又沮丧。他们失败了——约翰逊的副手赫伯特·汉弗莱最终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将在两位支持越南战争的政客之间展开。
他们连抽大麻的兴致都没。因为害怕被新闻界逮到攻击麦卡锡的把柄，他们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吸大麻了。他们看了会电视，上了床，伤心得没有做爱。
杜杜说：“该死，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回学校上学了。我实在没心思去上学。”
“我想我会录盘唱片，”瓦利说，“我又创作了几首新歌。”
杜杜感到狐疑。“你觉得能和戴夫恢复以前的关系吗？”
“我想和他恢复朋友关系，但他不太会肯。打电话告诉我探访柏林家里人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冷淡，不过他真是为我做了件大好事。”
“上帝啊，我们真的伤到了他。”杜杜的语气悲伤。
“他的事业倒发展得不错，出了个人专辑，还制作了自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
“那你怎么录唱片？”
“我去伦敦录。刘会为我击鼓，布兹会弹贝斯：他们都对戴夫拆散乐队而怀恨在心。我会和他们把曲子大体录一遍，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歌声，之后再花点时间增加一些吉他声和和音，也许还会增添一些拨弦和号角声。”
“喔，看来你真的用过心了。”
“会花上些时间，我已经有半年没进过录音棚了。”
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从玄关照进来一束强光，瓦利吃惊和害怕地意识到有人破门而入。他把床单扔在一旁跳下床，高声对来人喊：“该死，到底怎么回事？”
房间灯亮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穿过被击碎的门走到他们面前。瓦利问警察：“究竟怎么回事？”
警察没有回答，其中一个警察拿起警棍，对他进行击打。
瓦利试图闪躲，警棍虽然没落在他的头上，但还是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痛苦地叫了起来，杜杜则尖声大喊。
瓦利抓着受伤的肩膀退到床边。警察再次举起警棍。瓦利往后一跃，跳上床，警棍砸在了他的脚上。瓦利疼得不能自制，痛苦地发出呜咽。
两个警察齐齐地举起警棍。瓦利翻过身，用身体护住杜杜。一根警棍打向了他的背，另一根警棍打向他的大腿。杜杜告诉喊：“请你们快停下，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别再打他了。”
瓦利又遭到两次重击，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突然，击打停止了，警察踏着沉重的靴子穿过房间，离开了。
瓦利从杜杜身上翻下来。“该死的，还真疼啊。”他说。
杜杜跪在地上，试着查看瓦利身上的伤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杜杜问。
瓦利听到房间外面传来更多门被砸破的砰砰声，以及更多人被拖下床遭受殴打而发出的尖叫声。“芝加哥警察可以任意妄为，”他说，“这里比东柏林的情况还要糟糕。”
十月，在一架飞往纳什维尔的飞机上，戴夫·威廉姆斯坐在一个尼克松支持者身旁。
戴夫去纳什维尔录张唱片。位于纳帕河谷的黛西庄园里，他自己的录音棚还在装修。其次，一些著名音乐家住在纳什维尔。戴夫觉得，摇滚乐变得太循规蹈矩了——混合迷幻乐和二十分钟吉他独奏，他要制作一张专辑，采用经典的两分钟流行歌曲，类似《我最好朋友的女友》《我在葡萄树间聆听》和《越野越强》。另外，他知道瓦利正在伦敦录制个人专辑，他不想落在后面。
他去纳什维尔还有另一个理由。摇滚乐全球巨星巡演中和他调情的露露·斯莫这时正在纳什维尔当伴唱。他需要有人帮他忘掉杜杜。
戴夫手里报纸上的头版照片来自正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照片拍摄的是两百米短跑的颁奖仪式，金牌获得者是打破两百米世界纪录的美国黑人托米·史密斯。银牌获得者是澳大利亚白人选手，另一个美国黑人获得了铜牌。三个人都在自己的奥林匹克选手服上戴上了人权徽章。奏响《星条旗进行曲》的时候，两人低下头，举起拳头做出了象征黑人权利的致敬礼。报上登的就是他们敬礼时的照片。
“真丢脸。”头等舱里坐在戴夫旁边的人说。
那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西装、白衬衫，打着根领带。他从一个文件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打印文件，正用一支圆珠笔在上面作标注。
在飞机上，戴夫一般不和陌生人说话。只要一谈话，对话总会往当个流行巨星感受怎样的方向转，戴夫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身边的这个陌生人显然不知道戴夫是谁。戴夫不知道这种人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邻座又说：“我希望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把他们扔出奥运会，这些人真他妈该死！”
“国际奥委会主席名叫艾弗里·布伦戴奇，”戴夫说，“报纸上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他就抵制过德国人行纳粹礼。”
“我也反对行纳粹礼，”这位商人说，“奥运会比赛应该与政治无关。我们的运动员是作为美国人在参赛。”
“赢得比赛和参军的时候他们是美国人，”戴夫说，“但当他们想买你家隔壁房子的时候，他们却又是黑人了。”
“事实上我赞成种族平等，但循序渐进肯定好过快速切换。”
“也许在美国社会做好完全平等的准备之前，我们在越南应该有一支全都是白人的军队。”
“我也反对战争，”商人说，“如果越南人犯傻想加入共产党，那就随他们去。我们应该担心的是美国的共产党人。”
戴夫觉得和他的想法相差太远。“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为电台拉广告。”他向戴夫伸出手，“我叫容·琼斯。”
“我叫戴夫·威廉姆斯。我是做音乐的。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问十一月你准备投谁的票？”
“尼克松。”琼斯毫不犹豫地说。
“你反对战争，又同意循序渐进地实现种族平等，这应该是汉弗莱的主张啊！”
“我才不管什么政治主张呢！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要养，还有汽车贷款和房屋贷款，这才是我关心的头等大事。我努力奋斗当上了地区销售经理，希望在几年后当上全国销售经理。我为这个目标竭尽心力，不想被任何人挡道：引发骚乱的黑人别想挡我的道，嗑药的嬉皮士别想挡我的道，为莫斯科工作的共产党人别想挡我的道，赫伯特·汉弗莱这个没种的自由主义者更别想挡我的道。我不在乎你对尼克松有何看法，我只想告诉你，他代表着像我这样的很多人。”
戴夫感觉厄运将至，尼克松的取胜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乔治·杰克斯穿上白衬衫和西装，戴上领带，几个月来第一次前往赛马俱乐部和玛丽亚·萨默斯吃午饭。午餐的邀约是玛丽亚提的。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玛丽亚和杰姬谈过。杰姬告诉玛丽亚乔治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玛丽亚肯定会让他振作起精神。
他一点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人生已经被毁了。鲍比死后，总统将在汉弗莱和尼克松中产生。没有任何办法能制止战争、实现种族平等，新总统甚至无力阻止警察肆意殴打他们讨厌的人。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玛丽亚的邀约。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成熟的玛丽亚越发美丽。她穿着黑裙子，深色短外套，颈间戴着一串珠宝，表现出了司法部中级官员应该有的自信和权威。她没要鸡尾酒，而是直接点了餐。
侍者走后，玛丽亚对乔治说：“这次是你没扛过去。”
乔治知道玛丽亚是在拿他对鲍比遇刺的悲痛和她失去肯尼迪总统的痛苦作对比。
“心里破开了个口子以后，就再也弥补不了了。”玛丽亚说。
乔治点点头。玛丽亚说得很对，这种悲痛很难忘却。
“工作是最好的解药，”玛丽亚说，“还有时间。”
乔治意识到，玛丽亚已经从失去总统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了。玛丽亚显然比他更痛苦，肯尼迪总统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情人。
“你帮了我，”玛丽亚说，“你帮我在司法部找了份工作。司法部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成了我的救赎。”
“你没有新男友吗？”
“没有。”
“你仍然一个人住吗？”
“我有两只猫，朱利叶斯和露比。”
乔治点点头。独身状态有助于玛丽亚在司法部立足。司法部上层不愿提升可能怀孕和离职的已婚妇女，愿意保持独身的老姑娘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菜上来了，他们安静地吃了几分钟菜。过了一会儿，玛丽亚放下刀叉。“乔治，我想要你重回职场。”
乔治被她的关切所打动，对她重建人生的决心深感钦佩，但却一点劲头都提不起来。他无助地耸了耸肩：“鲍比死了，麦卡锡没取得提名，我还能为谁工作呢？”
玛丽亚说出了一个令他感到惊讶的名字：“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
“给那家没良心的律师事务所打工吗？”乔治从哈佛毕业时就拿到过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录取资格，后来因为参加自由之行取消了。
“你可以做他们的民权律师。”玛丽亚说。
乔治对这种讽刺的对比感到很兴奋。七年前，他因为参加民权运动而被取消了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资格，现在他却有望当上这个律所的民权律师。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感觉开始好了一些。
“你在司法部和国会山都工作过，你的资源对他们来说是无价之宝，”她说，“另外，现在对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来说，有个黑人律师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需要律师呢？”乔治问。
“我们的工作和他们有很多交集，经常需要敦促他们的客户遵守政府法令。”
“我可不想代表那种违犯民权法令的公司。”
“就把这当作一种学习体验吧。你可以学到有关平等的法规是如何实施的。如果哪天你重返政坛，这会对你大有裨益。同时，你还会赚到很大一笔钱。”
乔治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重返政坛。
他抬起头，看见父亲穿过餐馆向他走来。格雷格说：“我刚吃了午饭——能和你们一起喝杯咖啡吗？”
乔治觉得这个巧合很可能是玛丽亚安排好的。他记得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老伦肖是格雷格儿时的玩伴。
玛丽亚对格雷格说：“我们正谈到让乔治重返职场的事呢！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要他过去。”
“伦肖跟我提了。你对他们很有用，你在司法部和国会山的关系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尼克松看来会当上总统，”乔治有些顾虑，“我的大多数线人都是民主党人。”
“他们仍然会对你有用。尼克松在总统的位置上应该坐不长。他终将会身败名裂的。”
乔治惊奇地扬起眉毛。格雷格是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希望尼尔森·洛克菲勒这种人出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如此，乔治还是对父亲的背离感到吃惊。“你觉得呼吁和平的运动会摧毁尼克松吗？”乔治问。
“做梦去吧。但他会以另一种方式毁灭。尼克松不是林登·约翰逊，尼克松熟知外交政策——兴许比华盛顿大多数人都懂。别被他有关共产党人的愚蠢演讲蒙骗，那只是说给住活动住房的支持者们听的。”格雷格对政治相当内行，“尼克松会把美国带出越南战争的泥沼，他会说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和平运动影响了我们的军事实力。”
“那为什么尼克松还会身败名裂呢？”
“迪克·尼克松爱撒谎，”格雷格说，“尼克松只要一张开他那张该死的嘴，就没有一句真话。1952年共和党入主白宫以后，尼克松宣称在政府里发现了几千名奸细。”
“你们找到了多少？”
“一个都没找到。作为年轻的共和党众议员，我对当时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告诉媒体，我们在卸任的民主党政府文件里发现了一份让美国走向共产主义的计划书。记者们要求查看这份计划书。”
“他根本拿不出这份计划书。”
“是的。他还说他还找到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备忘录，备忘录中详细记载了渗透民主党的计划方案。这份备忘录同样没人见过。我猜迪克的妈妈从来没告诉过他撒谎是项大罪。”
“政治上的欺骗太多了。”乔治说。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充满了欺骗。但很少有人像尼克松那样不知廉耻地整天撒谎。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坏到骨子里了。目前为止，尼克松还没有因为欺骗而受过惩罚。普通人可以撒谎，但总统不一样。记者们知道他们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受了骗，因此他们会越来越认真地审视政府之后的一言一行。迪克很快会被他们抓到现行而倒台。告诉你，就算到那时他也不会悔改，他会说记者和他完全一样。”
“希望你是对的。”
“乔治，投入工作吧，”格雷格请求道，“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发挥。”
乔治点点头。“好吧，我会考虑。”
克劳斯·克劳恩长着一头红发。他的头发是深红色的，但身体其他部分的体毛却是姜黄色的。丽贝卡特别喜欢克劳斯腹股沟到肚脐那块三角形的体毛。进行两人喜欢的口交时，丽贝卡常看着那里。
她躺在克劳恩的肚子上，把指尖插入他的头发。这是个周一的晚上，他们一起待在克劳恩的公寓里。丽贝卡不用在周一晚上开会，但她假装有会，伯纳德会配合着假装相信她。
在两处轮流住很好安排，心里却很难适应。丽贝卡无法把克劳恩和伯纳德分隔在心房的不同两处，最后她只能放弃。她为自己对伯纳德的不忠感到有罪。但这种罪恶却换来了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热情而令人舒适的性爱。伯纳德也默许了。丽贝卡一次次告诉自己，这种安排是行得通的。
这年头人人都在偷情。人们像飞蛾扑火一样地渴求爱。丽贝卡不是嬉皮士——她是个教师，还是个受人尊敬的市议员——但如同无意中会吸些大麻一样，丽贝卡同样也被滥交的大环境所影响。有何不可呢？她常这样自问。反正造不成什么伤害。
回首迄今为止的三十七年人生，丽贝卡只对几件自己没有做的事感到后悔：她没能看清坏透了的第一任丈夫；没有在可能的时候为伯纳德生个孩子；没有早几年逃脱东德的暴政。
至少今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丽贝卡不会为没和克劳斯穷尽鱼水之欢再怅然若失了。
克劳斯问：“你快乐吗？”
是的，她心想，当短暂忘了伯纳德的时候我很快乐。“当然，”她说，“不然我就不会摆弄你的阴毛了。”
“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时间实在太短了。”
“我知道。我也想有第二种人生，能整天和你在一起。”
“如果周末能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想改变话题已经太迟了，丽贝卡知道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及。她一时忘却了呼吸。
丽贝卡一直担心将要面临的这一刻。周一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克劳斯或许对这种一周一次的安排从来没满足过。“真希望你没这么说。”丽贝卡对克劳斯说。
“你可以找个护士照顾伯纳德。”
“我知道。”
“我们可以开车去没人认识我们的丹麦，住在一家不大的海边旅馆。沿着漫无边际的海滩，呼吸弥漫海水咸味的空气。”
“我也想这样，”丽贝卡站起身，她心烦意乱地寻找着自己的内衣，“问题是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
“不必着急，我没强迫你。”
“我知道，你很为我着想。”
“如果你不想整个周末都离开家，我们就不特别安排。”
“周末不行。”丽贝卡找到内裤穿上了，又去拿胸罩。
“那你为何现在就穿上衣服呢？我们至少还有半小时啊！”
“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要在不可收拾前悬崖勒马。”
“不！抱歉我有了和你共度周末的想法。我保证不再提了。”
“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在哪儿？”
“在我身上。我很想和你去丹麦过周末，甚至比你还想。”
克劳斯表情疑惑。“那为什么……”
“所以要我作出选择的时候到了。我无法同时去爱你们两个。”丽贝卡拉上裙子的拉链，穿上鞋。
“选我吧，”他乞求道，“你已经陪了他六年了。这难道还不够吗？他怎么会感到不满足呢？”
“我对他发过誓。”
“那就违背好了。”
“违背诺言的人在人格上很渺小，就像身体上缺了一块似的。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比真正残疾还要糟糕。视发誓为儿戏的人在灵魂上残缺了一块。”
他的表情很羞愧：“你说得对。”
“克劳斯，谢谢你爱我。我会永远记住周一晚上的每分每秒。”
“我不相信我竟然失去了你。”克劳斯背过脸去。
丽贝卡想再吻他一次，但决定还是算了。
“再见。”说完，她就离开了。
选举终于迫近了。
九月时，卡梅隆确信理查德·尼克松就要赢了，他感到欣喜若狂。尼克松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期间警察引起的骚乱时时回荡在电视观众的脑海中，严重败坏了尼克松对手赫伯特·汉弗莱的形象。但到了十月，卡梅隆才发现选民是健忘的，汉弗莱在逐渐缩小和尼克松的差距。选举前的星期五，哈里斯民意调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比百分之三十七领先三个百分点。周一，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二比百分之四十领先两个百分点。选举日当天的哈里斯民意调查说，汉弗莱稍稍领先了一个“身位”。
选举日的晚上，尼克松住进了纽约的华道夫宾馆。卡梅隆和一些主要志愿者集中在配备有电视、冰箱里装满啤酒的很不错的房间里。卡梅隆看着身边的众人，兴奋地揣测着尼克松如果获胜的话，这些人有多少可以进入白宫。
在竞选的过程中，卡梅隆结识了一个长相普通、做事认真的女孩，名叫斯蒂芬妮·马普尔。无论是为了庆祝胜利，还是失败后相互安慰，卡梅隆都想寻求和她上床的机会。
十一点半时，他们在电视上看见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尼克松新闻助理的赫伯·克莱因正在七层楼之下的新闻发布厅发表讲话。“我们仍然以三百到五百万张选票的优势领先，我想现在是三百万张。”卡梅隆和斯蒂芬妮对视了一眼，会意地扬起了眉毛。他们知道赫伯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到午夜为止，汉弗莱在已经统计的选票中领先了六十万张。午夜过后，传来了更令卡梅隆感到失望的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汉弗莱赢得了纽约州——不是一丁点儿，而是整整五十万张选票。
这时，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比东部晚三个小时截止计票的加利福尼亚州身上。好在尼克松赢得了加利福尼亚。接下来就看伊利诺斯的了。
没人可以预测得准伊利诺斯州的选举结果。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大佬、芝加哥市市长戴利经常明目张胆地说谎。戴利的权威会被电视直播中警察欺凌孩子的画面削弱吗？他对汉弗莱的支持可靠吗？汉弗莱曾经含沙射影地批评过戴利，他说：“去年八月的芝加哥充满了痛苦。”恃强凌弱的人容易被激怒，据说戴利一直对汉弗莱的批评耿耿于怀，他的支持并不是那么地真心实意。
无论是何种原因，最终戴利并没把伊利诺斯交给汉弗莱。
当电视里宣布说尼克松以十四万张选票的优势获胜时，尼克松的志愿者们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竞选结束，尼克松赢了。
相互庆祝了一会儿以后，志愿者们各自回房，他们要在明早尼克松发表胜利演讲之前小睡几个小时，卡梅隆小声对斯蒂芬妮说：“再喝一杯吧！我的房里放了一瓶酒。”
“不喝了，谢谢你，”斯蒂芬妮说，“我已经很累了。”
卡梅隆隐藏着自己的失望。“改天吧。”
“好的。”
回房间的路上，卡梅隆遇见了约翰·埃利希曼。“先生，祝贺您。”
“卡梅隆，我也祝贺你。”
“谢谢。”
“你什么时候毕业？”
“六月。”
“毕业后来找我，我也许可以给你找份活儿干。”
这正应了卡梅隆的希望。“谢谢你！”
尽管被斯蒂芬妮拒绝，但回房时卡梅隆依然情绪高涨。他设了闹钟，倒在床上，筋疲力竭但精神亢奋。尼克松赢得了选举。自由主义横行的六十年代终于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人们想得到什么必须要工作，而不是通过游行去争取。美国将再次成为一个强大、保守、富有的法治社会。华盛顿将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府。
卡梅隆将是其中的一分子。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四十六章
杰姬·杰克斯做了烤鸡、甜土豆、甘蓝菜和玉米面包。“正合我胃口。”玛丽亚·萨默斯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杰姬做的饭。玛丽亚很喜欢这些菜。她注意到乔治吃得不多。他只吃了一点烤鸡和一点蔬菜，没吃面包。乔治一直很挑食。
这是星期天。自从四年前玛丽亚帮乔治找了福塞特·伦肖事务所的工作以后，她就像自家人一样在杰克斯家进进出出。那年感恩节，乔治邀请玛丽亚到家里吃传统的火鸡晚宴，试着把两人的情绪从尼克松竞选胜利而导致的消沉中走出来。每到逢年过节，玛丽亚总是很想念芝加哥的亲人，乔治的邀请让她心存感激。她喜欢杰姬的热情和满满活力，杰姬似乎也开始喜欢上她了。从那以后，玛丽亚每隔几个月都会上杰克斯家一次。
晚饭后，三人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乔治走开后，杰姬问玛丽亚：“孩子，你似乎很烦恼。有什么心事吗？”
玛丽亚叹了口气。杰姬很敏锐。“我要做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玛丽亚说。
“关于爱情还是工作？”
“工作。首先，尼克松并没有我们担心得那么糟。他为黑人所做的事远超所有人的预想。”她伸出手指数算，“首先，他要求建筑工会在行业里接受更多的黑人雇员。建筑工会极力反对，但他坚持己见，毫不让步。第二，他扶植有色人种的生意。三年来，有色人种开的公司所签的政府合同从八百万美金提高到两亿四千两百万美金。第三，他取消了学校的种族隔离。约翰逊时代通过了民权法，但真正实施的是尼克松。到尼克松第一任任期结束，黑人学生在南方各州黑人学校里的比例从原先的百分之六十八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八。”
“好吧，我信你。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在帮助黑人的同时，政府也在做着些完全错误的事情——我指的是犯罪。总统的一些作为完全没把法律看在眼里。”
“亲爱的，罪犯都这副德性。”
“但人民公仆本应言行谨慎才对。我们本应谨言慎行，即便不赞同一些政治家的行为，也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告发。”
“恩，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当对上司的本分和对国家的本分背离时，你就无所适从了。”
“我本可以一走了事的。离开政府，我也许能挣得更多。但尼克松和手下却还会像黑手党党羽那样胡作非为下去。我不想在私人企业工作。我想让美国变得更好，尤其对黑人变得更好。我愿意为此付出一生。为什么我要因为尼克松是个浑蛋而放弃这份工作呢？”
“许多政府人士都对媒体谈过类似的看法。报道里经常看得见‘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几个字。”
“我们之所以震惊是因为尼克松和阿格纽是宣誓遵从美国宪法才当选的。这种堂而皇之的欺骗让每个人都很火大。”
“你得决定是不是要向媒体进行‘披露’。”
“我的确为这事而苦恼不已。”
“作出决定以后，”杰姬不安地说，“你一定要小心点。”
玛丽亚和乔治跟杰姬去伯特利福音堂做晚礼拜。晚礼拜结束以后，乔治开车送玛丽亚回家。乔治仍然驾驶着第一次来华盛顿时开的那辆深蓝色梅赛德斯。“这辆车几乎所有零件都换过了，”他说，“花了我好大一笔钱。”
“幸好你能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赚上大钱。”
“我在那儿干得还不错。”
玛丽亚意识到自己的肩膀挺得笔直，背疼得不行。“乔治，我想和你谈件正事。”
“好啊，你说吧。”
她犹豫了。这个机会抓不住就永远没了。“过去一个月，司法部对三家不同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被白宫直接下令取消了。”
“他们给出了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都没给。但这三家公司都是1968年尼克松参选时的主要捐款人，多半会在今年的连任选举中继续资助他。”
“可这是对司法独立的公然对抗啊！这是桩大罪。”
“没错。”
“我知道尼克松是个骗子，但没想到他这么坏。”
“的确很难相信，我理解你这种感觉。”
“为什么告诉我？”
“我想把这件事告诉媒体。”
“喔，玛丽亚，这会有点危险。”
“我已经准备好要承受风险。但我会非常小心的。”
“很好。”
“你认识记者吗？”
“当然，李·蒙哥马利就是一个。”
玛丽亚笑了。“我和他约会过几次。”
“我知道——是我安排的。”
“这意味着他知道你我的关系。最好找个没见过我的记者。”
“没错，找蒙哥马利的确不合适。加斯帕·默里怎么样？”
“《今日》节目华盛顿分部的主任吗？那太理想不过了。你怎么认识他的？”
“几年前他当学生记者缠着维雷娜采访马丁·路德·金时，我就认识他了。六个月前，在我客户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又见了一面。他告诉我，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的汽车旅馆遇刺的时候，他和维雷娜正好都在现场。他问我维雷娜怎样了。我只得告诉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加斯帕大概也被维雷娜吸引了。”
“大多数男人都这样。”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你会去见默里吗？”玛丽亚生怕乔治拒绝卷进情感纠纷，突然紧张起来，“你会把我告诉你的事对他说吗？”
“这么一来，我就像你们之间的联络人了，你和加斯帕之间就不会进行直接联系了。”
“是的。”
“这简直像一部007的电影。”
“你会做这个联络人吗？”玛丽亚屏住呼吸。
乔治露齿一笑。“当然可以。”他说。
尼克松总统气疯了。
总统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金色窗帘旁的双台座书桌后面。他低着头，弓着背，浓密的黑色眉毛皱成一团。总统双下巴上的胡子和以往一样没有刮净，表情凶巴巴的。他噘着嘴，一副似乎随时会变成自怜的挑衅表情。
他咬牙切齿地说：“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他说，“堵住这些漏洞，防止进一步未经授权的泄密。我不介意你们会采取何种手段。”
卡梅隆·杜瓦和上司约翰·埃利希曼聆听着总统的训话。和父亲祖父一样，卡梅隆个很高，但埃利希曼的个子更高。埃利希曼是总统的国内事务助理。这个文绉绉的称谓有些误导：其实，埃利希曼是尼克松最亲近的私人顾问之一。
卡梅隆知道总统为何会这么生气。他和埃利希曼都看了前一晚的《今日》。加斯帕·默里把目光聚焦在尼克松的资助者身上。加斯帕宣称尼克松取消了对三家大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这三家公司都对尼克松的选战投入过大量的金钱。
这是事实。
更糟的是，加斯帕还暗示只要在竞选年给尼克松的竞选连任班子，即所谓的CREEP，捐赠大量的金钱，任何涉入调查的公司都可以改变调查的走向。
卡梅隆觉得这或许也是实情。
尼克松用总统的权力帮助朋友，打击敌人。他用税务审计和其他种种调查方式对献金给民主党的公司造成不利。
卡梅隆觉得这则报道虚伪得令人厌恶。所有人都知道政治就是这么回事。竞选资金除此之外还会从哪来呢。即便家族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金钱，肯尼迪兄弟不也在做着几乎同样的事吗？
泄露给媒体的消息损害着尼克松的统治根基。《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内部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揭露尼克松政府的头等机密是对越南的近邻老挝进行轰炸。自由记者西莫·赫希发文披露，美军在越南的美莱村屠杀了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五角大楼千方百计想遮掩这项暴行。1972年1月，尼克松的支持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迪克·尼克松觉得这是针对他个人的，他把一切都认为是针对他个人的。这天早晨他看上去像是受到了伤害，表情非常震怒。他认为世界上都是对他恶意满满的人，情报的泄露证实了他的妄想。
卡梅隆同样很生气。入职白宫以后，他希望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分子。但尼克松政府所做的一切全被自由派和白宫内部具有反心的“消息来源”所败坏。真是太让人火大，太让人沮丧了。
“这个加斯帕·默里是什么人？”尼克松问。
卡梅隆记得加斯帕。十年前杜瓦一家造访伦敦的时候，加斯帕就住在威廉姆斯家。现在那里成了共产党同情者的乐土。
尼克松又问：“他是个犹太人吗？”
卡梅隆觉得不耐，但还是把脸绷得紧紧的。尼克松经常会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把犹太人看作天生的间谍就是其中的一例。
埃利希曼说：“我不这样看。”
卡梅隆说：“多年前我在伦敦见过默里。他母亲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他父亲是个英军军官。”
“默里是英国人吗？”
“是的，但我们不能用这个理由打击他。他在越南为美军服过役，经历过实战，拿到过军功章。”
“无论如何，想办法堵住这些漏洞。我不想听做不到的理由，不接受任何辩解。我要的是结果。无论如何，你们一定要堵住这些漏洞。”
卡梅隆爱听这种杀气腾腾的话。让他精神振奋，充满干劲。
埃利希曼说：“谢谢你，总统先生。”说完就带卡梅隆走了出去。
“任务安排得很明确。”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卡梅隆急切地说。
“尽快安排对默里的监视。”埃利希曼斩钉截铁地说。
“我会顺利完成任务的。”卡梅隆说。
埃利希曼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卡梅隆离开白宫，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司法部。
“监视”意味着很多事情。在某处隐藏录音设备并不违反法律，但闯进房间偷放窃听器就同时犯了私闯民宅和抢劫两项罪行。除了极少的例子以外，窃听和进行电话录音都算违法。尼克松政府认为，只要得到了司法部长的授权，窃听就合法了。白宫在过去的两年里安排了十七次窃听，每次都以国家安全为由得到了司法部长的授权，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实施。卡梅隆此行是落实司法部长对第十八次窃听的许可。
卡梅隆对加斯帕·默里年轻时的记忆已经很依稀了，但还记得残忍地把十五岁的他一脚踢开的伊维·威廉姆斯。当卡梅隆向伊维表白后，她斥责他荒唐。卡梅隆追问原因，伊维回答：“你这个笨蛋，我爱的是加斯帕。”
他告诉自己那只是愚蠢的青春期行为。伊维现在是电影明星，支持从民权到性教育的一切共产主义主张。在她弟弟的电视访谈节目里，她甚至吻了珀西·马昆德，使那些连白人触碰黑人都不习惯的电视观众大为震惊。伊维自然早就不爱加斯帕了。她和汉克·雷明顿约会过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但被拒绝的记忆仍然让他烧心地疼。卡梅隆仍然总是被女人排斥，甚至在尼克松当选总统那夜被斯蒂芬妮·马普尔拒绝。后来，卡梅隆和斯蒂芬妮都在华盛顿工作，斯蒂芬妮最终同意和卡梅隆上了床。但只睡了一次，斯蒂芬妮就不愿意再和他约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一开始就拒绝他还糟。
卡梅隆知道自己又高又笨，但同样又高又笨的父亲却很招女人爱。卡梅隆就这点委婉地问过母亲。“你是怎么爱上爸爸的？”他曾经这样问过，“他可不算英俊。”
“但他特别好。”贝拉说。
卡梅隆不能理解母亲说的话。
到达司法部以后，卡梅隆走进安置着装饰吊灯的大厅。他知道授权不会有障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是尼克松的密友，担任过1968年选战的竞选经理。
铝制的电梯门开了，卡梅隆走进电梯，按下到五楼的按钮。
在华盛顿十年的官场纵横中，玛丽亚学会了怎样进行观察。她的办公室处于通向部长办公室的走廊一侧，她一直把门开着，便于看到进进出出的人。《今日》节目爆出她报料新闻的隔天，她对外面的动静非常警觉。她知道白宫肯定会反应很大，很想看看白宫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看见埃利希曼的一个随从从走廊里走过去以后，她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司法部长正在开会，暂时别去打扰他。”玛丽亚赶上他之后说。她以前曾见过这个人。这是个又高又瘦的白人青年，样子笨笨的，两只肩膀像西装的晾衣杆一样愣愣地杵在那里。玛丽亚很了解这种聪明但却幼稚的人。她露出友善的笑容说：“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这种事不能和秘书谈。”青年人怒气冲冲地说。
玛丽亚感觉到了什么。她预知到了危险。她装出一副乐于助人的样子。“好在我不是秘书，我是个律师，名叫玛丽亚·萨默斯。”
青年显然对黑人能当上女律师感到难以置信。“你从哪儿毕业的？”他狐疑地问。
他也许希望玛丽亚说出一个没人听说过的黑人学院的名字，这让说出“芝加哥法学院”这个名称的玛丽亚感到非常快慰。她禁不住反问了句：“你是从哪儿毕业的？”
“我不是律师，”他说，“我是加大伯克利分校俄语专业毕业的，我叫卡梅隆·杜瓦。”
“我知道你，你为约翰·埃利希曼工作。去我的办公室谈吧。”
“我要等司法部长来。”
“是关于昨晚电视节目的事吗？”
卡梅隆偷偷地四下看了两眼。没人偷听他们的话。
“我们必须做点事情，”玛丽亚断然说道，“政府工作不能允许这种漏洞一直存在，”她假装愤慨，“这是无法想象的。”
年轻人的态度热络起来。“总统也是这个想法。”
“但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要对加斯帕·默里进行监听。”
玛丽亚倒吸了一口冷气。幸好被我碰着了，她心想。但她却说：“非常好——终于有人采取强硬行动了。”
“能从政府内部得到机密信息的记者肯定会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是的。你完全不必担心文件方面的事。今天我会把授权申请放在米切尔的办公桌上。据我所知，他肯定会签字。”
“谢谢你。”
玛丽亚发现卡梅隆正在盯着她的胸部。把她当成秘书和黑人之后，他终于把她当作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在看了。嘴上没毛的男人总是这么好猜。“这是所谓的秘密调查。”具体指非法潜入和窃听，“乔·乌戈在联邦调查局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我现在就去见他，”联邦调查局也在同一幢楼内，“玛丽亚，谢谢你的帮助。”
“杜瓦先生，再见。”
看着卡梅隆离开走廊以后，玛丽亚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她拿起电话。拨了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号码。“我想给乔治·杰克斯留个口信。”她说。
乔·乌戈长着一对湛蓝色的眼睛，皮肤苍白，像是三十多岁的样子。和所有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一样，他的衣着非常保守：灰西装，白衬衫，普普通通的领带，一双尖头皮鞋。卡梅隆自己也穿得很保守，但到了调查局办公室以后，他那带有大翻领的棕色条纹西服和喇叭裤马上就显得卓尔不群起来。
卡梅隆告诉乌戈，他为埃利希曼工作，然后马上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我需要对电视记者加斯帕·默里进行监听。”
乔皱起眉。“监听《今日》节目的办公室吗？如果这种事传出去……”
“不是他的办公室，是他的家。我们所说的这个泄密人很可能晚上偷偷溜出门，找付费电话给他家打电话。”
“这样做也会有问题，联邦调查局再也不干那种活儿了。”
“什么？这是为什么？”
“胡佛先生认为联邦调查局有为政府的人背黑锅的风险。”
卡梅隆无法进行反驳。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如果在侵入记者的家时被抓个正着，总统肯定会推个一干二净。这就是干这行的规矩。多年来埃德加·胡佛一直在违章办事，但不知为何最近收敛多了。七十五岁的胡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心智健全。
卡梅隆抬高了嗓门：“总统要求进行窃听，司法部长很愿意给出授权。你想拒绝吗？”
“放松点，”乌戈说，“总统的需要总会有办法满足。”
“你是说你肯干吗？”
“我是说找得到办法，”乌戈在便笺簿上写了点字，然后把写了字的那张纸撕下来，“给那家伙打电话，过去他一直为调查局搞窃听。现在他退休了，这意味着他可以私下里做这种事。”
卡梅隆对私下干这个感到很不安心。他很想知道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又感到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
他接过乌戈递过来的纸。纸上写着“蒂姆·泰德尔”的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我今天就给他打电话。”卡梅隆说。
“记得打公用电话。”乌戈说。
密西西比州罗斯市的市长坐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乔治·杰克斯的办公室里。市长的名字叫罗伯特·丹尼。“就叫我丹尼吧，所有人都认识丹尼，甚至连我娇小玲珑的老婆也叫我丹尼。”乔治十几年来一直在和这种丑陋、肥胖、满嘴脏话、愚蠢的白人种族分子作斗争。
罗斯市在政府的帮助下建起了机场。但联邦资金的受益人必须是就业机会均等的雇员。但司法部的玛丽亚却听说，除了搬运工外，机场完全没有黑人雇员。
乔治经手的都是这类案子。
丹尼居高临下地说：“乔治，南方做事稍微与这有点不一样。”
这我还不知道吗？乔治心想。十一年前你们这群流氓打折了我的胳膊，现在天一冷，受伤的地方还钻心的疼呢！
“罗斯人可不想去黑人管理的机场，”丹尼说，“他们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我想你应当会理解我。”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这个白痴种族分子。
“老伦肖是我哥们儿。”
乔治知道，伦肖和丹尼根本不怎么熟。律师事务所的资深顾问伦肖仅仅见过他两次。丹尼这样说只是想让他紧张而已。如果把事情弄糟了，上司肯定会迁怒于你。
丹尼说：“他说你是华盛顿能让我摆脱司法部纠缠的最佳人选。”
乔治说：“他说得对，我对付司法部的确很有一套。”
和丹尼一起来的有两位市议员和他们的三位助理，六个人全都是白种人。他们靠在椅子上，神态安然。乔治再次保证他们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现在我们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事，”乔治说，“我们可以上法庭，挑战司法部的裁定。他们的裁定书一般都不会很严密。我们可以在裁定书的论点中寻找差错，在报告中找到错误和偏见。上庭起诉对我们公司很有利，我们打官司的收费很高。”
“我们付得出这笔钱。”机场显然是件有利可图的买卖。
“上法庭也有两个不利之处，”乔治说，“首先，官司会拖得很久——你们希望机场尽快造好投入运营。其次，没哪个律师有把握告诉你法庭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法庭会怎样判决谁都预料不准。”
“华盛顿也许如此。”丹尼说。
罗斯的法庭判决显然可以依丹尼的意志而改变。
“或者，”乔治说，“我们可以寻求和解。”
“和解可能会包含哪些内容？”
“分阶段引入各种层次的黑人雇员。”
“什么要求都可以先答应下来！”丹尼说。
“他们并不傻，工资会反映在和解协议上。”
“你觉得他们还会提出哪些条件？”
“只要能反映出的确有了改变，司法部完全不会在乎条件的具体内容。但他们会向罗斯的黑人团体征求意见。”乔治低头看了眼桌子上的文件，“这个案子原本就是由罗斯平等权利基督教协会向司法部提出的。”
“该死的共产党人。”丹尼说。
“司法部多半会同意得到那个组织首肯的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协议，司法部就和你们两方一点不相关了。”
丹尼的脸涨得通红。“我才不去和那个该死的罗斯平等权利基督教协会协商呢！”
“如果想快点解决问题的话，还是和他们协商会比较好。”
丹尼被激怒了。
乔治赶紧又说：“你不用和他们面对面。事实上我建议你根本别和他们说话。”
“那谁去和他们协商呢？”
“我去，”乔治说，“我明天就飞过去。”
市长开心地笑了。“只有你能做得到。因为肤色的缘故，只有你能说服他们回心转意。”
乔治真想勒他的脖子。“市长先生，或许该改叫你丹尼吧，别会错意了——你应当作出一些真正的改变。我的工作是尽可能让他们不惹麻烦。你是极富经验的政治人物，应当知道公共关系的重要性。”
“这倒是真的。”
“出现任何关于平等权利基督教协会让步言论的话，整个交易就毁了。尽管不情愿，但你们最好还是优雅地做些让步，以利机场尽快投入建设为城市服务。”
“明白了。”丹尼眨了眨眼说。
丹尼不知不觉地同意改变几十年来的陋习，在机场雇佣更多的黑人员工。这仅仅是前进之路上迈出的一小步，但乔治却对此感到有些欣慰。除非让自己和别人信服在黑人用工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乔治才会真正感到高兴。
乔治对他回眨了几眼。
田纳西州的客户代表离开办公室以后，乔治的秘书颇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递给他一张纸。
纸上记着一条电话口信：“明天晚上六点巴尼环形街福音堂有个祷告会。”
秘书露出吃惊的表情，像是对乔治把晚饭前的时间花在教堂感到很不理解。
乔治知道这条口信是玛丽亚留下的。
卡梅隆不喜欢蒂姆·泰德尔。蒂姆留着军人短发，穿着件猎装。在这个所有人都会留上点鬓角的时代他甚至连鬓角都没留。卡梅隆觉得蒂姆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狂热，这个人显然很喜欢一切偷偷摸摸的事情。卡梅隆很想知道如果他要蒂姆杀了加斯帕·默里，蒂姆会是何种反应。
泰德尔不介意违法，但习惯为政府工作的他还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出现在卡梅隆的办公室，向卡梅隆递交了手写的计划书和预算报告。
在计划中，他首先会安排三个人对加斯帕·默里的公寓监视两天，以摸清默里的活动规律。接着他们会在确定保险的时间潜入默里家，在他的电话里植入一个发报机。他们还会在附近放一个磁带式录音机，也许会放在楼顶，把录音机放在一个外面贴有“五万伏高压——禁止触碰”标签的箱子里，以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之后的一个月，他们每二十四小时会换次磁带，泰德尔将向卡梅隆提供所有电话的录音。
整个计划需要的开支是五千美元。卡梅隆可以从CREEP的行贿基金里拿到这笔钱。
卡梅隆把建议书呈交给埃利希曼，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跨越了一条红线。有生以来，他还从来没做过犯法的事情。从这一刻开始，他将变成非法闯入民宅的同谋。但这却是必需的：漏洞必须得堵上，总统也说过了：“我不介意你们会采取何种手段。”但卡梅隆的感觉还是不太好。他像是在黑暗中跳下跳水板，却完全看不见跳水板下方的水。
约翰·埃利希曼在同意栏里打了个对勾。
然后他又写下了一行令人心惊的小字：“必须保证此次行动的不可追踪性。”
卡梅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出了岔子，他得付上所有的责任。
五点半，乔治离开办公室，驱车前往国会山以东遍布着廉租房的巴尼环形街。教堂是被六角形网眼铁丝网围着的空地上的一间小屋。教堂里的硬木椅已经坐得半满了。进行祷告的都是黑人，大部分是妇女。这是个私下里会面的好地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这会像桌布上的污渍一样显眼。
一个女人转过身，乔治马上认出这是玛丽亚·萨默斯。他坐到玛丽亚身旁。
“怎么了？”他轻声问，“什么事这么急？”
玛丽亚在嘴唇上竖起根手指。“之后再跟你说。”
乔治无奈地笑了笑。他得在祈祷时坐上一个小时。这说不定对他的灵魂治愈会很有好处呢！
乔治很高兴成为玛丽亚间谍游戏的一分子。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无法满足他对正义的向往。他的工作能为黑人争取到一些平等的权益，但既零碎又收效甚微。三十六岁的他已经知道，更完美的世界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但他还是希望除了让机场多雇几个黑人员工之外，再多做一些为黑人谋福祉的事情。
一个穿着袍子的牧师走进教堂，开始了约十五分钟的即席祷告。接着他让会众安静，在沉默中和上帝对话。“我们很愿意让被圣灵打动的祷告者向其他人分享他的祷告。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女人在教堂里应该保持沉默。”
乔治心知玛丽亚会对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性别歧视感到非常愤怒，故意用手肘支了支玛丽亚。
乔治的母亲很喜欢玛丽亚。乔治猜测杰姬也许觉得自己如果能晚生二十年的话，也许能成为玛丽亚那样的人。她也许会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份好工作，买得起镶嵌珍珠的黑裙子。
祷告时乔治想到了维雷娜。加入黑豹党以后，乔治就再没有维雷娜的消息了。他试着去相信维雷娜在黑豹党里承担的都是些诸如为那些一早到白人办公室洗洗刷刷的黑人母亲的孩子烧免费早餐的工作。但了解维雷娜的乔治知道，如果有人要维雷娜抢银行，她也会横下心去干。
又一次冗长的祷告以后，牧师结束了祷告会。说完“阿门”之后，会众们开始三三两两交谈起来。会众的说话声很大，乔治知道自己可以不必害怕被人偷听，自由地和玛丽亚交谈。
玛丽亚飞快地说：“他们准备窃听加斯帕·默里家里的电话。埃利希曼的一个手下从白宫过来拿授权书时正好碰上了我。”
“显然是加斯帕上次电视节目惹的事。”
“被你猜对了。”
“他们要找的其实不是加斯帕。”
“我知道，他们要找透露消息的人，也就是我。”
“我今天就去见加斯帕，让他在家打电话时尽量留心。”
“谢谢你。”她看了看四周，“我们在这儿还是太显眼了。”
“为什么？”
“穿着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我们不属于这儿。”
“秘书也觉得我很奇怪，我们快走吧。”
“我们不能一起走。你先走。”
乔治离开小教堂，驾车前往白宫。
他觉得玛丽亚不是唯一把情报泄露给媒体的人：应该还有很多。总统对法律的肆意践踏震惊了许多政府雇员，他们不惜违背谨慎原则，把消息透露给媒体。这种罪行出现在一个以法律和秩序为准绳进行竞选的总统身上完全难以想象。乔治觉得美国人民都是这个巨大骗局的受害者。
乔治琢磨着哪里去见加斯帕为好。上次他直接去了《今日》节目的办公室。去那一次也许不那么危险，但他不应该再去第二次。乔治不想让政府里的人知道他经常和加斯帕见面。另外，为了不让人觉得可疑，两人的见面应该是随意的，而非鬼鬼祟祟的。
乔治把车开到加斯帕办公室附近的停车场。停车场三楼有块地方是《今日》员工的专用车位。他把车停在专用车位旁边，找了个公用电话。
加斯帕正巧在办公桌前。
乔治没有说出名字。“周五晚上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
“马上。”
“最好现在。”
“好吧。”
乔治挂上电话。
几分钟以后，一头金发的加斯帕拎着件雨衣下了电梯，走向黑色布顶篷的林肯大陆车。
乔治坐在加斯帕旁边，把窃听的事告诉了他。
加斯帕说：“我得把电话拆开，拿掉接收器。”
乔治说：“窃听不到任何通话的话，他们就会知道窃听的事已经被识破了。”
“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会另找办法窃听你，下次我们就没那么幸运能提前发现了。”
“该死，我几乎所有重要的电话都打到家里。怎么办？”
“重要线人打来电话，你就说很忙，待会儿再回电。然后出去找公用电话。”
“我会查出东西的。谢谢提醒。这是以前的线人告诉你的？”
“是的。”
“他的消息可真灵通。”
“没错，”乔治说，“他确实如此。”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四十七章
杜杜·杜瓦赶到纳帕河谷的黛西庄园，在戴夫·威廉姆斯的录音棚里，和他见面。
庄园内的别墅简朴舒适，但录音棚的设备是世界顶级的。这里制作过几张摇滚乐专辑，把录音棚租借给乐队成为一项微小但利润丰厚的生意。这些乐队有时会请戴夫担当他们的制作人，戴夫似乎天生具有能帮助乐队演奏出他们想要效果的能力。
这对戴夫来说非常不错，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挣钱了。桃色岁月散伙后，他出过一张很棒的上榜专辑、一张现场录制的专辑，以及一张收录了他许多老歌的专辑，后来又出了新版。这些专辑的销量每况愈下。作为拆伙的乐队成员，独唱专辑能卖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戴夫没有遇到钱上面的麻烦，但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每年买部法拉利了。他的事业前景并不是很美妙。
杜杜打电话问戴夫第二天能不能开车过来拜访他，戴夫非常吃惊，连杜杜来的理由都忘了问。
第二天早晨，他在洗澡时清洗了胡子，穿了件干净的牛仔裤，挑了条宝蓝色的衬衫。这时他不禁问自己，见过去的女友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他不再爱杜杜了。为什么还要在意她对他的外表会怎么想呢？他意识到自己希望杜杜在看到他时，会对抛弃他而感到后悔。“你真是个天大的傻瓜。”他一边大声对自己说，一边穿上了件旧T恤。
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想她究竟来干什么。
门铃的指示灯无声地闪动时，戴夫正在录音棚里陪一个创作歌手录制他的第一张专辑。他离开正唱得兴起的歌手，走出录音棚。杜杜开着辆合上顶篷的红色美洲狮向屋子驶来。
戴夫想知道他是不是变了，好奇地想知道她现在的样子。但事实上杜杜几乎没任何变化：娇小美丽，眼神中带着丝淘气。她几乎还是十年前的那个令人心神难安的十三岁美丽姑娘。今天她穿了条蓝色的斗牛裤和一条斜纹背心，头发剃得很短。
戴夫先把杜杜带到屋后欣赏了山谷的景色。这时还是冬天，山谷里几乎没有什么植被，但太阳却很耀眼，光秃秃的树木在阳光的照射下在土地上投射出蓝色的阴影，形成美妙的一笔状曲线图型。
杜杜问：“你这种什么类型的葡萄？”
“经典的卡白内红葡萄酒。这个品种耐寒，黛西庄园坚硬的土地正好与之相适合。”
“农庄酿葡萄酒吗？”
“当然酿，葡萄酒的品质不是最优，但每年都在进步。快进来尝尝。”
杜杜喜欢这里全木装修的厨房。尽管厨房里都是现代化的小玩意，但木制饰品给人一种传统的感觉。壁橱用手工打制的天然松木制成，松木上涂了淡淡的一层染料，使壁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戴夫拆掉了水平的天花板，使空间直通到尖形的屋顶。
戴夫在厨房的设计上狠下了一番工夫，他想使之成为彼得大街家里厨房那样融休闲、吃饭、喝酒和谈话于一体的地方。
戴夫和杜杜坐在一张古典风格的松木桌旁，戴夫拿出一瓶黛西庄园1969红葡萄酒，这是他和丹尼·梅迪纳合伙出产的第一款红葡萄酒。这酒有点酸，杜杜稍稍皱了皱眉头。戴夫笑了：“我想你应当更看好它的潜力。”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的。”
杜杜拿出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烟。戴夫说：“你十三岁时就在抽这种烟了。”
“我应该把它戒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长的香烟。”
“你那时候很可爱。”
“你用嘴叼着切斯特菲尔德烟的样子特别让我着迷，但我实在说不出好看在哪儿。”
杜杜笑了：“本来可以告诉你的。”
戴夫又喝了口红葡萄酒。这款红葡萄酒的质地未来几年肯定会更好。他问杜杜：“瓦利现在怎样？”
“还好，只是嗑药多了点，但这也没啥，他毕竟是个摇滚明星嘛！”
戴夫说：“多数时候我晚上都会抽一支大麻烟。”
“你在和谁约会吗？”
“萨莉·达席尔瓦。”
“是那个女演员啊！我见过你俩出席某个电影首映式的照片，只是不知道你们是否真是一对。”
戴夫和萨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关系。“她住在洛杉矶，我们的工作都很忙，我们偶尔会隔几周一起度个周末。”
“顺便说一句，我很佩服你姐姐。”
“伊维是个优秀的女演员。”
“她那个菜鸟警察的形象让我笑得流出了眼泪。但真正让我佩服的是她那种说干就干的精神。许多人都反战，但像她那样有勇气去北越的却没几个。”
“她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我想也是。”
戴夫放下酒杯，直视着杜杜，他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好奇了。“杜杜，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首先，我要感谢你肯见我。你本不必答应见我的，感谢你的不计前嫌。”
“没关系。”戴夫当初几乎要拒绝了，但好奇最终战胜了怨恨。
“其次，我为1968年犯的错向你道歉。很抱歉我伤害了你。这很残忍，我一直为此感到羞愧。”
戴夫点点头。对此他并不否认。女孩所能做的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和未婚夫的挚友上床并被未婚夫发现，杜杜还未满二十岁的事实根本不足以成为戴夫原谅她的理由。
“瓦利也感到很抱歉。我和他依然爱着彼此，别误会我的话，我们知道自己做过些什么。如果能给瓦利一个机会的话，他也会对你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戴夫的情绪开始被杜杜调动起来了。愤怒、厌恶、怅然若失等早已忘却的情感都涌上心头。他急切地想知道杜杜接着还会说些什么。
杜杜问：“你能原谅我们吗？”
戴夫完全没料到杜杜会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还没想过。”他无力地说。这天之前他很可能会说他完全不在乎，但杜杜的提问唤醒了他的悲伤。“你指的原谅是什么？”
杜杜深深地吸了口气：“瓦利想重组乐队。”
“哦！”戴夫没想到杜杜会提这个。
“他怀念和你一起工作的日子。”
尽管方式很残忍，但杜杜的话让戴夫感到欣慰。
杜杜说：“瓦利的个人专辑出得不怎么好。”
戴夫说：“他的比我的卖得好。”
“瓦利不担心销量，他不在乎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人能合力做出更好的音乐。”
“这点我并不否认。”戴夫说。
“他有几首歌想和你一起唱，你可以把刘和布兹从伦敦叫过来。我们这些人可以都住在黛西庄园。等专辑发行的时候，你也许可以搞个重组音乐会，甚至搞次巡演。”
戴夫不由自主地感到兴奋。从汉堡到海特大街，桃色岁月那段演出的日子太令人难以忘怀了。尽管被欺骗，被压榨，还经历了莱尼和乔弗里的离开，但戴夫和瓦利还是很享受桃色岁月的每一分钟。尽管戴夫现在有着电视人、农场主、唱片出版商的多重身份，在社会上广受尊敬，但欢乐却比原来少了许多。
“走回头路吗？”他斟酌着，“不知这样可不可行。”
“认真想想，”杜杜恳求道，“别忙着说行或不行。”
“好的，”戴夫说，“我会认真考虑的。”
但戴夫已经知道了答案。
他把杜杜送到车旁。副驾驶座上放着张报纸。杜杜拿起报纸，递给戴夫。“你看过这张报纸吗？”她说，“报上有你姐姐的照片。”
照片上，伊维·威廉姆斯身穿一件迷彩服。
最打动卡梅隆·杜瓦的是伊维的诱人。尽管穿着鼓鼓囊囊的衣服，但卡梅隆却知道衣服里包裹着世人在电影《艺术家的模特》里看到的那副傲人身材。重重的靴子和一顶普普通通的军帽只是让她更显妩媚。
照片上伊维坐在一部坦克上。卡梅隆对军事装备了解不多，但从坦克上的字母看，他知道这是辆配备了一百毫米炮的苏制T-54坦克。
伊维周围都是穿着北越军队制服的士兵。伊维的表情非常生动，似乎在跟他们说些趣闻。士兵们跟世界其他地方好莱坞明星的拥趸一样喜笑颜开。
附文中说，伊维此行肩负着和平的使命。她从北越人那里得知他们其实并不想和美国人打仗。“这么说可真奇怪。”卡梅隆辛辣地说。伊维在文中说，越南人只想要美国不干涉其内政。
报上刊登的照片是反战运动在公共关系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美国的一半女孩想成为伊维·威廉姆斯那样的人，一半男孩想娶她为妻，他们对伊维只身前往北越的勇气深感钦佩。糟糕的是，共产党人并没有伤害伊维。他们和伊维聊天，说他们想和美国人交朋友。
邪恶的总统怎能向这么好的人头上扔炸弹呢？
这种论调让卡梅隆直想吐。
但白宫不会就这么算了。
卡梅隆开始忙着给相熟的记者打电话。尽管憎恨尼克松的自由派记者很多，认为政府软弱的保守媒体也不在少数，但卡梅隆觉得报界应该有足够的支持者愿意与政府合作，对这些人进行反制。
卡梅隆准备了好几种套路和这些记者谈话，他会依据不同的谈话对象选择其中的一种。“你认为被这种坦克杀害的美国兵有多少？”他问一个访谈节目的写手。
“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们吧。”这位写手回答。
正确答案也许是无，因为越南坦克只和南越政府军交过战，还没遭遇过美国军队。但这根本无关紧要。“你的节目应该问自由派这个问题。”卡梅隆说。
“你说得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给一个右翼报纸的专栏作家打电话时，他又换了另外一种说法：“你知道伊维·威廉姆斯是个英国人吗？”
“她妈妈是美国人。”这个专栏作家指出。
“她妈妈不喜欢美国，1936年离开以后就再没回来过。”
“不错，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写专栏。”
对于一个经常攻击尼克松的自由派记者，卡梅隆又换了套说辞：“你应该承认，伊维让自己被北越人当反美宣传的枪口非常幼稚吧。你真的以为她在肩负着一项和平的使命吗？”
这些电话的效果非常好。第二天，媒体就发起了一股质疑伊维·威廉姆斯的声浪，这股浪潮很快把伊维早前取得的胜利冲了个七零八落。伊维很快取代了黑豹党头目、强奸惯犯埃尔德里奇·克莱弗，成为了美国人眼中的头号公敌。中伤诽谤伊维的信件源源不断地涌进白宫——除了全国各地共和党党部号召起来的人以外，还有一些被媒体报道煽动起来的普通民众。伊维被投票给尼克松的人所憎恨，被那些认为你不支持美国就是反对美国的人所憎恨。
卡梅隆对事态的发展大感欣慰。每当他在报纸杂志上看到又一篇中伤伊维的报道时，他就会记起伊维嘲讽他的爱太过荒唐时的样子。
但卡梅隆还没能彻底将她击败。
质疑伊维的浪潮达到最高时，卡梅隆打电话给一位支持尼克松的电视网高层，梅尔顿·法尔克纳。卡梅隆让白宫的交换台替他接通电话，好让梅尔顿的秘书告诉他电话来自于白宫。
电话接通以后，他先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先生，总统让我打电话给你，就你们台最近要拍摄的一部有关珍妮·亚当斯的剧提些建议。”
死于1935年的珍妮·亚当斯为支持妇女参政积极活动，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没错，”法尔克纳说，“总统是她的崇拜者吗？”
是，才怪，卡梅隆心想。珍妮·亚当斯恰好是尼克松最不喜欢的那种头脑不清的自由主义者。“是的，总统很崇拜她，”卡梅隆说，“《好莱坞记者》杂志说，你们正考虑让伊维·威廉姆斯成为珍妮。”
“没错，是有这事儿。”
“最近你也许看过有关于伊维·威廉姆斯的新闻，听说了她自愿充当美国敌人宣传工具的事情。”
“是的，我看见过这条新闻。”
“你觉得主张社会主义的反美英国女演员是扮演美国英雄的合适人选吗？”
“我只是董事会的一员，无权在选择演员方面……”
“总统无权在演员的选角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但他觉得你也许有兴趣听听他的意见。”
“我自然很有兴趣。”
“法尔克纳先生，很高兴能与您交谈。”卡梅隆挂上电话。
他曾听人说过复仇很愉快，但没人告诉过他复仇会如此愉快。
戴夫和瓦利拿着吉他，坐在录音棚的高凳子上。他们在录制一首名叫《重聚首》的歌曲。这首歌有两个部分，两个部分的基调不同。他们需要为两个部分的链接找到一个承转音。他们一遍遍唱着这首歌，尝试不同的解决办法。
戴夫很高兴，他和瓦利仍旧合作得非常好。作为原作者的瓦利构想出前人没想到过的旋律与和声，然后与戴夫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出如何使和声更加完美的点子，这番头脑风暴想出的点子远比一个人能想出的要好得多。桃色岁月必将迎来非常成功的复出。
杜杜没什么变化，但瓦利变了。他瘦了许多。他的高颧骨和杏核眼因为消瘦显得更为突出，看上去像吸血鬼一样英俊。
布兹和刘吸着烟，一边聆听一边等待。他们很有耐心。等戴夫和瓦利定好曲调以后，布兹和刘就走到各自的乐器前，进行鼓和贝斯的伴奏。
这时是晚上十点，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了。他们会一直工作至凌晨三四点，然后睡到正午。这是摇滚乐队标准的作息时间。
这是他们在录音棚的第三天。第一天他们弹了些老歌，重新熟悉彼此。瓦利弹了些音调优美的吉他曲。第二天瓦利肚子不好，很早就睡了。所以这天他们才第一次认真地投入了工作。
瓦利旁边的扩音器上放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和一个高脚杯的冰块。原先乐队在一起玩音乐时经常一边喝酒一边吸大麻，喝酒吸大麻能给他们助兴。乐队拆伙以后，戴夫不再用酒和大麻麻痹自己，可是瓦利还没改掉他的那些老习惯。
杜杜端着一个放着四瓶啤酒的托盘走进录音棚。戴夫知道杜杜不想让瓦利喝威士忌，只想让他喝点啤酒。杜杜经常往录音棚里带食物：蓝莓冰激凌、巧克力蛋糕、瓶装花生及整串的香蕉。杜杜想用零食让瓦利戒掉酒瘾。瓦利通常会吃一勺冰激凌，抓一把花生，然后继续喝他的威士忌。
新歌演唱过一遍以后，戴夫发现瓦利还是那么出色。不过他对没有找到适合的承转音有些心浮气躁。“该死，”他说，“我知道该用什么调子，但就是哼不出来。”
布兹说：“伙计，你们走进死胡同了，不如找点音乐开阔一下思路吧。你们说听什么比较好？”
戴夫说：“索恩伯格的歌剧。”
刘说：“戴夫·克拉克的鼓乐独奏。”
瓦利说：“德米斯·鲁索的音乐。”
门铃指示灯闪了闪，杜杜拿起听筒。“进来吧。”说完她挂回听筒。接着她对瓦利说：“是希尔顿。”
“好。”瓦利跳下凳子，把吉他放在小桌上，走出录音棚。
戴夫好奇地看了眼杜杜，她告诉他：“希尔顿是个药贩子。”
戴夫继续弹着吉他。药贩子拜访录音棚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不知道音乐界人士为何比普通人更喜欢嗑药，但事实就是如此：查理·帕克吸海洛因就上了瘾。要知道，帕克还是他们上一代的音乐人呢！
戴夫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布兹拿起贝斯进行伴奏。刘坐在了套鼓后面，寻找着合适的鼓点。即兴弹奏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戴夫停止拨弦，问周围的人：“瓦利到底怎么回事啊？”
众人跟着戴夫离开录音棚，一起回到了主屋。
他们在厨房里找到了瓦利。他四肢摊开，毫无知觉地躺在地板上，胳膊上还扎着支皮下注射器。毒品买到后，他就给自己来了一针。
杜杜俯在瓦利身边，轻轻地拔出针头。“他会一直昏迷到明天早上，”她说，“我很抱歉。”
戴夫骂了句。一天的工作只能到此为止。
布兹问刘：“我们去酒廊吧？”
山脚有个酒吧，客人大多数是墨西哥农场的佣工，这个酒吧有个“梅菲尔酒廊”的荒唐名字，因此布兹和刘称之为酒廊。
“去逛逛也好。”刘说。
贝斯手和鼓手一起离开了。
杜杜对戴夫说：“帮我把他弄上床。”
戴夫架起瓦利的胳膊，杜杜抬起瓦利的腿，两人合力把他送进卧室。然后回到了厨房。戴夫开始煮咖啡，杜杜靠在橱柜上。
“他是个瘾君子，对吗？”戴夫摆弄着滤纸问。
杜杜点点头。
“你觉得我们还能制作出这张专辑吗？”
“当然能！”杜杜急切地说，“别放弃他，他只是……”
“别着急，慢慢说。”戴夫打开咖啡机的开关。
“我可以控制他，”杜杜不顾一切地说，“他很少在晚上嗑药，平时只会在白天嗑一点，睡上几个小时。今天这种情况很少见。他很少这样嗑药嗑得失去知觉。通常我会把毒品分好份，分个几次给他。”
戴夫非常惊奇。他看着杜杜说：“你成了毒虫的护士了。”
“我们不太懂事时就染上了毒品。现在，我们只能忍受着和毒品相伴的生活了。”说着她哭了起来。
戴夫用手臂抱住杜杜，她伏在他的胸膛上哭泣。戴夫任由杜杜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衬衫前襟。过了一会儿，厨房里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戴夫轻轻挣脱了杜杜，倒了两杯咖啡。
“别担心，”他说，“既然知道了问题所在，我们就能解决。瓦利状态好的时候，我们搞定最难的部分：写歌，录制吉他独奏和音乐和声。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录制伴奏曲，做一些粗略的合奏。录制一定会取得成功。”
“哦，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他的生命！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真是太好了。”说完，杜杜踮起脚尖，吻了下戴夫的嘴唇。
戴夫感觉很诡异。杜杜竟然在感谢他救了自己男朋友的同时吻了他。
杜杜又说：“放弃你我真是个傻子。”
这是对躺在卧室里的瓦利的不忠，但杜杜从不知道何为忠贞。
杜杜用双臂抱住戴夫的腰，紧贴住他的身体。
戴夫先是投降似的举起双手，尽可能和她保持距离。但很快他就放弃了挣扎，再一次搂住了杜杜。戴夫也许同样不知道忠贞的含义是什么。
“吸毒的人很少做爱，”杜杜说，“我和他已经有段时间没在一起了。”
戴夫感觉全身在抖。他意识到，从某种程度来说，从杜杜开着红色顶篷车前来黛西庄园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件事终将会发生。
颤抖是因为戴夫急切地想得到她。
他仍然没说一句话。
“戴夫，带我上床，”杜杜说，“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做吧，为了纪念过去的日子，就这一次。”
“不。”戴夫抗拒着。
但他还是做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逝世那天，他们完成了专辑的制作。
第二天中午，在黛西庄园的厨房里吃饭时，杜杜说：“我爷爷是个参议员，他曾经说，埃德加喜欢舔卵。”
在场的人都被逗乐了。
戴夫笑了。他确信格斯·杜瓦的确对孙女说过“舔卵”这种话。杜杜喜欢毫无顾忌地说这种话，她知道这样会使他们兴奋。杜杜很淘气，这是她之所以招人喜欢的原因之一。
杜杜说：“爷爷告诉我，胡佛和一个叫托尔森的副局长住在一起。他们像夫妇一样，到哪儿都如影随形。”
刘说：“就是胡佛这种人给我们同性恋招来了坏名声。”
意外早起的瓦利说：“嗨，专辑发行的时候，我们要搞个重组音乐会，有这么回事吗？”
戴夫说：“是的。你有什么想法吗？”
“把重组音乐会作为乔治·麦戈文的募捐集会吧。”
摇滚乐队开音乐会为自由派政治家募集竞选资金这时非常普遍。作为主张停战的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正在民主党的提名战中领先。
戴夫说：“这主意不错，把重组音乐会作为募捐集会既能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又有助于停战。”
刘说：“我支持。”
布兹说：“随你们高兴，我不发表意见。”
吃完早饭之后，刘和布兹马上赶回伦敦的飞机去了。瓦利去录音棚把吉他收回盒子，他从不把这活儿扔给录音棚的帮工干。
戴夫对杜杜说：“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为什么不能？”
“因为过去六周，每当瓦利昏睡过去的时候，我们都干得天昏地暗。”
她笑了。“很棒，不是吗？”
“因为我们爱着彼此。”戴夫想知道杜杜是承认还是否认。
她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戴夫重复了一遍：“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不走你要我干什么？”
“跟瓦利谈谈，让他找个新的女护士，你来和我一起住。”
杜杜摇摇头。
“我十几年前就认识你了，”戴夫说，“我们曾经是一对爱侣，我们曾经订过婚。我想我很了解你。”
“那又怎么样呢？”
“你喜欢瓦利，一直在照顾他，你希望他好。但很少和他做爱。尽管你说不介意，但在我看来，这说明你根本不爱他。”
杜杜还是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戴夫说：“我以为你爱我。”
杜杜定定地盯着喝空了的咖啡杯，像是能在沉淀了的咖啡渣中找出答案似的。
“我们可以结婚吗？”戴夫问，“你犹豫是不是因为想让我求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就向你求婚。杜杜，嫁给我。我爱你。十三岁时我就爱上你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
“真敢说，你和曼迪·拉夫上床的时候也爱着我吗？”
他感伤地笑了笑。“我不时会忘了你一阵子，但最后在我心里的还是你。”
杜杜笑了。“现在我相信你了。”
“孩子的事呢？你想要孩子吗？我想要好几个孩子。”
杜杜什么也没说。
戴夫说：“我把心都掏出来了，我毫无保留地爱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杜杜抬起头，戴夫发现她正在哭。杜杜说：“如果离开瓦利，他很快就会死。”
“我不信他会死。”戴夫说。
杜杜举起一只手，示意他不要说话。“你问我究竟怎么想。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先别反驳我的话。”
戴夫闭上嘴。
“我做了不少自私的坏事，有些你知道，但不知道的更多。”
戴夫知道这是真的。但他想告诉杜杜，她同样给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带去了欢乐和笑声。但杜杜叫他好好听着，因此他便没有开口。
“瓦利的命在我手里。”
戴夫抑制住反驳的冲动，但杜杜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没错，他是毒虫错不在我，我不是他妈妈，我没必要救他。”
戴夫觉得瓦利比杜杜想象得要坚强。但另一方面，吉米·亨德里克斯死了，詹尼斯·乔普林死了，吉姆·莫里森也死了……
“我想作出改变，”杜杜说，“更重要的是，我想弥补之前那些错误。是时候做些不那么吸引我的事，是时候做些好事了。因此，我会继续和瓦利在一起。”
“这是你最终的决定吗？”
“是的。”
“那就再见吧。”戴夫匆匆走出厨房，不愿让杜杜看见他哭泣的样子。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四十八章
“克里姆林宫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感到非常恐慌。”德米卡对坦尼娅说。
兄妹俩在德米卡的住所内，德米卡三岁的女儿卡佳坐在坦尼娅的膝头，她们正在看一本关于农场动物的图画书。
德米卡和娜塔亚搬进了政府公寓。这时，别斯科夫-德沃尔金家族已经在政府公寓里有三套房了。外祖父格雷戈里依然住在原来的住所，和女儿安雅、外甥女坦尼娅住在一起。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和已经是个小学生的八岁儿子格里沙住在一起。现在，德米卡、娜塔亚和卡佳也搬了进来。坦尼娅很喜欢侄子侄女，乐于照顾他们。她有时觉得，政府公寓就像一座相互扶持、照顾孩子的农庄。
人们经常问坦尼娅，她是否不想要自己的孩子了。“还有大把时间呢。”她总是这样说。她三十二岁。然而，她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的自由。瓦西里不算她的恋人，但她把她的人生都投入在了两人共同致力的秘密工作中，先是出版《异议》，接着把瓦西里写的书偷送到西方。她偶尔和屈指可数、条件不错的单身汉约会，跟他们出去甚至是上床，但她从来没让他们看到过自己生活的另外一面。
对坦尼娅来说，瓦西里比她更为重要。《自由人》出版以后，瓦西里成了世界上最有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他把苏联的现状反映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瓦西里的第三本书《停滞时代》出版以后，他是否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但颁奖委员会显然不可能把奖项颁给一个无名氏。坦尼娅是瓦西里的作品流向西方的中介，她完全不可能把这么一个可怕的秘密瞒着未来的丈夫。
共产党人痛恨这个“伊万·库兹涅佐夫”。全世界都知道，因为恐惧苏联政府的压制，作者绝不会透露出真名，这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看上去像非利士人一样。每次提到他的作品时，媒体都会指出，因为苏联的审查制度，这部作品从没用母语出版过。这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恼怒。
“尼克松的中国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坦尼娅对德米卡说，“塔斯社收到了西方来的新闻推送，人们对尼克松的政治远见赞叹不已。他们说，这是对迈向世界和平的巨大一步。他的支持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毕竟，这是美国的竞选年。”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帝国主义世界的领导人和特立独行的中国共产党人联手是件相当可怕的事情。他们立即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试图做出补偿，维持以往的平衡。
“现在他们特别希望尼克松的莫斯科之行同样获得成功，”德米卡说，“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让美国和中国结盟。”
坦尼娅吃了一惊：“不惜一切吗？”
“我稍微夸大了点。你在想什么啊？”
坦尼娅觉得心跳加快。“他们会释放持不同政见者吗？”
“哦。”德米卡心知坦尼娅指的是瓦西里，但他没有说。德米卡是少数几个知道坦尼娅与持不同政见者保持联系的人。他很小心，从没提起过这件事。“克格勃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他们想采取压制措施，要把所有可能向美国总统车队挥舞抗议标语的人都关进监狱。”
“真是愚蠢，”坦尼娅说，“如果一下子把几百个人关进监狱，美国人马上会发现——他们在苏联潜伏有间谍——肯定会因此而不高兴。”
德米卡点点头。“尼克松不希望批评他的人说，他在访问苏联的同时却忽略了苏联的人权问题——尼克松绝不希望在大选年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是的。”
德米卡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必须用好这个机会。明天我正好要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开会，也许可以以此……”
德米卡变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造成了这种改变。在那之前，他一直固执地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可以变革的。但1968年他亲眼看到，只要一有人对共产党政府做些微小的改变，他们的努力就会被那些希望维持现状的人所粉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之流热衷于权力、地位和特权：他们为何要冒险进行改变呢？现在，德米卡和妹妹的看法完全一致：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掌控一切的苏联共产党高层拒绝改变。和六十年前老格雷戈里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做工的沙皇时代一样，苏联的政治机器保守且固步自封。
在苏联第一个呼吁进行社会改变的却是苏联共产党的先驱者列宁，德米卡觉得这个事实非常可笑。
第二天，德米卡主持了尼克松访苏前美苏双方的一次长时间交涉。娜塔亚参加了交涉。但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也参加了这次交涉。美国代表团由中年外交官埃德·马卡姆带领。所有人都通过翻译进行交流。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要签署两项武器限制协定和一份环境保护协定书。“环境”不是苏联官场的一个议题，但尼克松对环境却很看重，在美国推动通过了一项具有先导性的立法。如果这三项协定都能得到通过，尼克松此行将成为历史性的成功，对防止中美结盟会有很大帮助。尼克松夫人将造访苏联的学校和医院。除此之外，尼克松坚持要和他在华盛顿见过的持不同政见者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见上一面。
和以往一样，今天的会上美方和苏方要讨论安保和有关协定的细节性问题。会上，娜塔亚顺便提到了德米卡会前交代她的问题。她用随意的口吻对美方人员说：“我们考虑过就你们提到的人权问题，释放大批所谓的政治犯。”
埃德·马卡姆惊奇地看了主持会议的德米卡一眼。马卡姆对此一无所知，美方从未提过类似的要求。德米卡快速地挥了挥手，示意马卡姆不要说话。美国人很有这方面的经验，配合着没有吭声。
菲利波夫同样非常惊讶。“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
德米卡提高嗓门：“叶夫根尼·达维多维奇，别打断斯莫特罗夫同志说话！我强调，每次只能一个人说话。”
菲利波夫看上去很火大，但共产党员的教养要求他要守规矩。
娜塔亚说：“苏联没有政治犯，我们不能因为迎合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就把真正的犯人放到大街上。”
“没错。”德米卡说。
马卡姆很奇怪。苏联人为何要提出一个虚构的要求，然后又予以拒绝？不过他还是没说话，等着看娜塔亚会如何继续。这时，菲利波夫负气地用手指敲打着书写纸。
娜塔亚说：“不过，苏联确有一些人因为与反社会的群体和制造事端者的联系而被拒绝授予旅行护照。”
这正是坦尼娅的朋友瓦西里面临的局面。德米卡曾经尝试过使他获释，却失败了。也许这次能行。
德米卡认真地审视着马卡姆。他是不是意识到他们在说什么，愿意进行配合呢？德米卡希望美国人装出要求释放持不同政见者的姿态。这样他就可以回克里姆林宫，告诉上方美国人把释放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尼克松出访的先决条件了。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克格勃和其他任何组织的反对都将无济于事，因为克里姆林宫的所有人都急切地盼着尼克松的到来，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远离可恨的中国人。
娜塔亚说：“这些人没有正式地被法庭审判，因此政府没有合法的理由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表达友好的意愿，我们可以放松限制，允许他们去国外旅行。”
德米卡问美国人：“放松对他们的限制能让总统满意吗？”
马卡姆的面容舒展了，他已经知道了娜塔亚和德米卡的把戏了。他很高兴被人如此利用。“是的，我想应该够了。”他说。
“那就这样吧。”德米卡带着巨大的满足感靠在椅背上。
五月，大雪消融，阳光开始照耀苏联大地，尼克松总统造访了莫斯科。
坦尼娅希望大批政治犯伴随尼克松总统的来访得到释放，但是她失望了。这原本是多年来帮助瓦西里脱离西伯利亚的小屋回到莫斯科的最好机会，可尽管哥哥作了努力，但还是没有成功。坦尼娅情绪低落得直想哭。
坦尼娅的上司丹尼尔·安托诺夫给她布置了一个任务。“坦尼娅，今天请你时刻跟在总统夫人身边。”
“去你的，”她说，“是个女人不意味着我一直要做关于女人的新闻报道。”
工作以来，坦尼娅一直在跟做“女性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要求作斗争，有时她赢了，有时则输了。
这次她妥协，接受了任务。
丹尼尔是好人，也是个坚持己见的人。“我没有让你每次都做有关女人的报道，我也永远不会这样做。所以别废话，照我说的去采访帕特·尼克松。快去干吧。”
丹尼尔是个好上司，坦尼娅只能照办。
这天，帕特·尼克松一行来到莫斯科大学，一幢三十二层的黄色石建筑，有一千多间教室。几乎都是空的。
尼克松夫人问：“学生到哪儿去了？”
校长通过翻译告诉她：“现在是考试季，他们都在复习。”
“这样我就见不到苏联的普通民众了。”尼克松夫人抱怨着。
坦尼娅真想告诉她：你肯定看不到苏联的普通民众——他们可能把这个国家的事实真相告诉你。
即便以莫斯科的标准，尼克松夫人也显得非常保守。她的头发高高盘起，吹得很直，像是在头上戴了一顶维京人的头盔似的。她穿着一套对她来说太显年轻的过时套装。即便有随行的记者不守规矩，她的脸上也总是固定着笑容。
尼克松夫人被带到一间自习教室。课桌旁的三个学生见到她很惊讶，显然不知道她是谁。他们明摆着不想见到她。
可怜的尼克松夫人也许不知道同西方人交谈对普通苏联人来说十分危险。会面后他们很可能被逮捕，被问到说了些什么以及会面是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只有最傻的莫斯科人才会和访苏的外国人说话。
跟着来宾东奔西跑的时候，坦尼娅在头脑里构思着报道的内容。尼克松夫人显然对新建成的现代化莫斯科大学校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没有一所大学的校舍能与之相比。
来访的重头戏发生在克里姆林宫，这正是坦尼娅之所以迁怒于丹尼尔的原因。尼克松正在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使世界更为和平的条约，这才是坦尼娅想作的报道。
从国外的媒体报道上，坦尼娅知道尼克松中苏之行改变了他十一月总统选举的前景。他是支持率从一月开始连连飙升、现在有很大机会连任的总统。
尼克松夫人穿着短夹克和保守的长裙，脚上踏着双白色的低跟鞋，脖子上围着条白绸巾。坦尼娅最不愿意做这类妆容方面的报道，当年她可是从古巴发来了有关导弹危机的第一手消息。
第一夫人来访的第一天终于在一部克莱斯勒勒巴龙轿车里结束了，尾随的媒体记者各自散去。
在停车场的春日阳光下，坦尼娅看见了一个穿着破大衣的高个子男人。他长着一头杂乱的白发，曾经俊美的脸庞刻满皱纹。
是瓦西里。
坦尼娅把手指伸进嘴里，咬着，不让自己发出尖叫。
发现她认出了自己，瓦西里咧开嘴，露出没牙的豁口，笑了。
她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慢慢走到他身边。瓦西里没戴帽子，因为过于强烈的阳光而眯着眼。
“他们放你出来了。”坦尼娅说。
“为了迎合美国总统，”瓦西里说，“我真该好好谢谢迪克·尼克松。”
他应该谢的是德米卡·德沃尔金。但这事最好不要告诉包括瓦西里在内的任何人。
她警觉地看了看周围，没有一个人。
“别担心，”瓦西里说，“两周来这里都是秘密警察，但他们在五分钟前全跑光了。”
坦尼娅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伸开双臂扑向瓦西里的怀抱。他抚慰似的拍着她的背。坦尼娅拥得他更紧了。
“老天，”瓦西里说，“你身上可真好闻。”
坦尼娅挣脱出瓦西里的怀抱。她有几百个问题想问瓦西里。她抑制住自己的冲动，问出最切实的一个：“你住在哪儿？”
“他们分给我一套斯大林时期造的公寓——很旧，但很舒适。”
斯大林时期造的公寓比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造的公寓房间更大，天花板更高。
坦尼娅满怀惊喜地问：“我能去那儿看你吗？”
“现在不行，需要看看我被监视的力度大不大。”
“你有工作吗？”不让人工作，然后说对方是社会蛀虫，这是苏联共产党常玩的把戏。
“我在农业部工作，为农民们写些新耕作方法的小册子。别可怜我：这是件我很擅长的重要工作。”
“你身体好不好？”
“我胖了！”瓦西里掀开大衣让坦尼娅看。
坦尼娅开心地笑了。瓦西里并不胖，但可能不像先前那么瘦了。“你穿着我寄给你的毛衣，能收到真是太好了。”这是安娜·默里在维也纳买的那件毛衣。坦尼娅必须把至今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瓦西里，但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穿着它整整四年了。五月的莫斯科并不需要穿这件毛衣，但我老是摆脱不了外面天寒地冻的想法。”
“我可以再给你买一件毛衣。”
“你一定挣了很多钱。”
“我没挣大钱，”坦尼娅笑着说，“挣大钱的是你。”
瓦西里吃惊地皱起眉。“这么多钱哪儿来的？”
“找个酒吧，”坦尼娅搀起瓦西里的胳膊，“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
6月18日早晨，《华盛顿邮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诡异的报道。大多数读者都不知所云，但一小部分人看到报道之后非常紧张。
五人在窃听民主党办公室的犯罪现场被捕
《华盛顿邮报》特约撰稿人阿尔弗雷德·刘易斯
昨天凌晨两点半，包括一名自称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在内的五位疑犯在被警方称为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窃听的行动中遭到逮捕。
其中三人是土生土长的古巴人，另一个据说是在猪湾事件后接受过游击训练的古巴流亡者。
弗吉尼亚大街2600号六楼，整层都被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租用为办公室，当特区警察局的三名便衣冲进去，用枪指着试图安装窃听器的五位疑犯时，他们很惊讶。
警方没有就这五人为何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窃听，以及他们是否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工作而作出解释。
看到报道，卡梅隆·杜瓦惊呼一声：“哦，真他妈该死。”
卡梅隆把已经硬得不能吃的玉米片推到一边。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将对尼克松总统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选民们知道应该把法律和秩序放在第一位的总统让人潜入对手办公室的话，他的连任之路就难了。
卡梅隆迅速浏览着报道，寻找疑犯的姓名。他担心蒂姆·泰德尔在这些疑犯里面。好在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蒂姆的名字。
但五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泰德尔的朋友和同事。
泰德尔和一些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前雇员组成了白宫特别调查组。他们在白宫对面老行政大楼的一楼有间安全级别很高的办公室。门上钉着的一张纸上写着：管道工。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的工作的确是堵漏的。
卡梅隆不知道他们计划窃听民主党的办公室。但他并不觉得奇怪：这是个好主意，能找到泄密的源头。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愚蠢的白痴竟然被该死的华盛顿警方抓个正着。
总统正在巴哈马，预计第二天回来。
卡梅隆打电话给水管工办公室。蒂姆·泰德尔接了电话。“你在干什么？”卡梅隆问他。
“销毁文件。”
卡梅隆听见电话里传来碎纸机的声音。“很好。”他说。
他挂上电话，穿好衣服前往白宫。
起先，五位闯入者似乎和总统没有直接联系。周日这天，卡梅隆觉得丑闻应该可以避免了。接着一个交代了假名的被捕者暴露了。报上的“爱德华·马丁”实际上就是詹姆斯·麦科德，麦科德是总统连任委员会全职雇佣的一位退休中央情报局特工。
“真是够了。”卡梅隆说。这太可怕了，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崩溃了。
星期一的《华盛顿邮报》上，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署名文章介绍了麦科德的来历。
卡梅隆依然希望总统能出面掩盖真相。
这时联邦调查局插手了。调查局开始调查这五位闯入者。卡梅隆怀念以往的那些日子：过去，埃德加·胡佛绝不会插手这种事。但胡佛已经死了。尼克松任命好友帕特里克·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但格雷不了解调查局，没法将其完全掌握。联邦调查局终于开始像个真正的执法机关了。
闯入者被查出拥有连号纸币的巨额现金。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迟早能找到钱的来历，找出这笔资金的幕后提供方。
卡梅隆很清楚这笔钱是哪里来的。和许多秘密项目的资金一样，这笔钱来自CREEP的行贿基金。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必须立刻停止。
卡梅隆·杜瓦走进玛丽亚·萨默斯的办公室时，她一阵惊恐。她暴露了吗？白宫通过一些调查手段知道她是加斯帕·默里的内部信息源了吗？站在文件柜前的玛丽亚感到腿一阵发软，生怕自己会跌倒在地。
不过卡梅隆很友好，这让玛丽亚平静下来。他笑着拉了把椅子坐下，用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才有的目光打量着玛丽亚。
白人小子，再做会儿梦吧，玛丽亚想。
他来干什么呢？玛丽亚坐在桌前，摘下眼镜，对卡梅隆绽放出热情的笑容。“嗨，杜瓦先生，”她说，“窃听怎么样了？”
“到头来也没什么重要的信息，”卡梅隆说，“我们觉得默里也许在别的地方有部专门打机密电话的保密电话。”
感谢上帝，玛丽亚想。“太糟了。”嘴上她却这么说。
“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助。”
“不用谢。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是的，总统希望司法部长下令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水门大厦潜入一事。”
尽管心里千头万绪，但玛丽亚还是极力掩饰着自己的震惊。看来这是白宫主导的勾当了。她非常吃惊。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像尼克松这般傲慢和愚蠢的总统了。
如果要发现更多的事实，她还得表现出支持的样子来。“没问题，”她说，“但我们得好好谋划一下。你也知道，克莱迪恩斯特可不是米切尔。”约翰·米切尔为主持CREEP的工作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人理查德·克莱迪恩斯特也是尼克松的好友，但没有米切尔那样好说话。“克莱迪恩斯特会问你要个理由。”玛丽亚说。
“我们可以给他个理由。就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会牵扯到对外政策上的一些机密信息。尤其是会暴露肯尼迪总统时期中央调查局涉入猪湾事件的有关情报。”
这是迪克拿手的把戏，玛丽亚厌恶地想。所有人都假装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给总统擦屁股。“看来这是个国家安全问题了。”
“是的。”
“很好，这就能说服司法部长命令联邦调查局收手了。”但玛丽亚不想让白宫就这么逃过去，“可克莱迪恩斯特也许需要确凿的证据。”
“这证据我们完全拿得出。中央情报局准备提出正式申请。沃尔特斯会提出请求。”维农·沃尔特斯将军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如果有正式申请的话，事情就好办了。我想司法部一定会让总统满意的。”
“谢谢你，玛丽亚。”卡梅隆站起身，“你又帮了我一次。”
“没关系，杜瓦先生。”
卡梅隆离开了玛丽亚的办公室。
玛丽亚若有所思地看着卡梅隆坐过的那张椅子。总统必定授权了这次潜入，或者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卡梅隆·杜瓦卖力掩饰只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政府里有人违背了尼克松的意愿做这种事，那他现在一定蒙羞遭到解雇了。尼克松对犯错的同僚历来不讲情面。政府里他唯一保护的只有他自己。
能让他逃过去吗？
她可绝不会就这样算了。
她拿起话筒说：“给我接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四十九章
戴夫·威廉姆斯很紧张。桃色岁月几乎快五年没有进行现场演出了。现在他们要在旧金山的烛台公园面对大约五万名观众。
现场演出和在棚里录歌完全是两码事。录音带容许犯错——弹错调子，唱歌走调，忘了一段歌词的话，删掉错误的地方，重新录就好了。
晚上演出中的任何一点小岔子都会被在场的所有人听见，没有纠正的机会。
戴夫告诉自己别犯傻。他参加的现场演出少说也不止一百次了。他回忆起年少时和禁卫军乐队在伦敦东区的酒吧里共同演奏的事，那时他是多么大胆啊。接着他又想起了汉堡俯冲夜总会乔弗里醉酒昏睡过去的夜晚，那天瓦利没有和他们合练就担任了主音吉他。真是一段逍遥自在的时光。
现在，戴夫已经有了九年现场表演的经验，比许多流行乐手整个的职业生涯都长。但在确信戴夫将给他们带来一个美妙夜晚，购买了啤酒、T恤和热狗的观众面前，他却害怕了。
一个帮助桃色岁月发行唱片的音乐公司的年轻女郎走进化妆间，问戴夫有什么需要。女郎穿着宽松裤和露脐上衣，体形优美。“亲爱的，不用了。”他说。这里所有的化妆间都有小吧台，准备了啤酒、烈酒、软饮料和冰块，以及一整条烟。
“如果想要点东西放松，尽管向我开口。”女郎说。
戴夫摇摇头。他现在不想嗑药。演唱会后也许会抽大麻。
女郎仍旧想坚持：“如果能帮上忙，我愿意……”
她想为戴夫提供性服务。她和大多数加利福尼亚女孩一样丰满漂亮，可戴夫实在没心思。
自从上次和杜杜分别以后，他便再也没心思做爱了。
“演出之后再看，”戴夫说，也许喝醉酒能行，“谢谢你的提议，但现在我想让你离开这儿。”他坚决地说。
女郎没有被触怒。“改主意再来找我。”她欢快地说完，便离开了。
今天的音乐会也是乔治·麦戈文的筹款晚会。麦戈文的选战成功地把年轻人重新拉回到政治中来。戴夫知道，麦戈文在欧洲会被认为是一个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家，在美国他就有点偏左了。他对越南战争的强烈批评赢得了自由派人士的拥护。因为具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所以他的演讲特别有说服力。
戴夫的姐姐伊维到化妆间预祝他演出顺利。为了不被人认出来，她戴了呢帽、墨镜，还穿了件摩托车手的外套。“我要回英国了。”她说。
这让戴夫很吃惊。“河内的照片刊登以后，的确有一些不利于你的报道，可是……”
她摇了摇头说：“不仅仅是那些报道。人们在一年前有多爱我，现在就有多恨我。奥斯卡·王尔德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人们突然间能从一面走向截然相反的另一面。”
“我想你也许能扛得住。”
“我是扛了些日子。但我已经六个月没什么正经的角色演了。现在我只能在西部片里扮演大胆女孩，在不受欢迎的舞台剧里演脱衣舞女郎，或是在宗教电影里找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对不起——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记者告诉我，他们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
“这是有组织的吗？”
“我想是的。你看，我是个一逮到机会就攻击尼克松的电影明星。给了他机会以后，他肯定会暗地里对我捅刀子。这没什么不公平：我也在尽全力把他拉下台。”
“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这甚至也许都不是尼克松干的。我们认识的人里有在白宫干活的吗？”
“杜杜的哥哥，”戴夫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卡梅隆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做呢？”
“多年前在伦敦，他迷恋过我，我非常粗鲁地甩了他。”
“他一直对你怀恨在心？”
“这我可证明不了。”
“该死的浑蛋。”
“我把好莱坞的时髦住宅挂牌出售了，敞篷车也已经卖了，正在给收集来的现代艺术品打包。”
“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首先会去演麦克白夫人。”
“太厉害了，在哪儿演？”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剧场。我加入了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一扇门关上了，自然有另一扇门为你打开。”
“很高兴能重新出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离我在学校出演奥菲利亚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
“那可是裸体出演的。”
伊维悲伤地笑了笑。“那时我就爱卖弄。”
“那时你已经是个好演员了。”
伊维站起身。“我要离开这儿，准备动身了。弟弟，好好享受这个夜晚，我会在观众中随着音乐跳舞的。”
“你什么时候动身回英国？”
“明天坐飞机回去。”
“《麦克白》开演以后通知我，我会回去看的。”
“那太好了。”
戴夫和伊维一起离开了化妆间。舞台搭在场地一头的临时脚手架上。打杂的、调音的、唱片公司的人和特约记者都聚集在草地上。化妆间其实只是几个在绳子拦开的区域里搭建的帐篷而已。
布兹和刘已经到了，但没有看见瓦利。戴夫需要杜杜及时把瓦利弄到这儿。他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到哪儿了。
伊维刚离开，杜杜的父母就到了后台。戴夫与贝拉、伍迪夫妇恢复了友谊，决定不把卡梅隆挑唆新闻界中伤伊维的事告诉他们。生来就是民主党员的他们，一直痛恨卡梅隆为尼克松工作。
戴夫想知道伍迪如何看待麦戈文竞选总统。“乔治·麦戈文有个大问题，”伍迪说，“要击败赫伯特·汉弗莱获得提名，他必须打破由民主党大佬、州长、市长和工会领导形成的传统势力。”
戴夫没怎么听明白，“他怎么和这些人结上仇了呢？”
“1968年芝加哥骚乱以后，民主党重修了党章。麦戈文正是这个党章重修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有什么问题？”
“利益受损的权力掮客不肯为他效命。仇视他的少数几个甚至发起了‘民主党人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运动。”
“年轻人喜欢麦戈文。”
“年轻人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杜杜终于把瓦利带来了。贝拉和伍迪去了瓦利的化妆间。戴夫穿上登台时穿的连体服和工程靴，叫上两声把嗓子活动开。进行声部练习的时候，杜杜进了他的化妆间。
杜杜灿烂地对他笑了笑，吻了下他的脸颊。和以往一样，她的出现仿佛照亮了整个化妆间。真不该放手，戴夫心想，我是个大白痴。
“瓦利怎么样了？”他担心地问。
“他打了一针过瘾，够撑完演出了。下台以后他马上得再注射一支。表演应该没问题。”
“感谢老天！”
杜杜穿着缎面紧身裤和用金属片装饰的性感上衣。戴夫觉得杜杜似乎比上次在庄园录音时胖了点：屁股大了，腰围也胖了一圈。戴夫问杜杜要不要喝点什么。杜杜要了罐可乐。“自己拿根烟抽。”他对杜杜说。
“我戒了。”
“这是你增重的原因吗？”
“不是。”
“我不是在讽刺你，你看上去美极了。”
“我要离开瓦利。”
杜杜的话使戴夫吃了一惊。他从吧台转身，两眼盯着杜杜。“哦，”戴夫惊呼了一声，“他已经知道了吗？”
“等今晚演出结束，我就告诉他。”
“太好了。但你也说过要救瓦利的命。”
“我有更重要的生命要拯救。”
“你自己的吗？”
“我孩子的。”
“天哪，”戴夫坐下来，“你怀孕了！”
“三个月了。”
“怪不得你体形变了。”
“抽烟让我呕吐，我甚至连酒都不碰了。”
化妆间里的广播响了，场记说：“离演出开始还有五分钟，所有舞台工作人员请各就各位。”
戴夫问：“怀孕的话，你为何要离开瓦利呢？”
“我不能在那种环境下带孩子。牺牲自己是一回事，我可不能把孩子也搭进去。我得让孩子过上正常的生活。”
“你准备去哪儿？”
“我要搬回父母家，”她困惑地摇了摇头，“太难以置信了。十多年来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推开。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们却只是简单地说一声那行，真是太奇妙了。”
广播里的声音说：“准备好，还有一分钟开场。请乐队成员前往舞台一侧做好准备。”
戴夫突然想到了什么。“三个月……”
“我不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杜杜说，“应该是你们录唱片时怀上的。我一直在服避孕药，但也会忘，尤其是醉酒时。”
“你不是说和瓦利很少做了吗？”
“很少不意味着没有。我想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是瓦利的。”
“那百分之九十是我的。”
刘探头进戴夫的帐篷。“我们该走了。”他说。
“我这就来。”戴夫说。
刘走后，戴夫对杜杜说：“和我一起住吧！”
她盯着他：“你是说真的吗？”
“是的。”
“即便不是你的孩子吗？”
“我肯定爱你的孩子。我爱你。该死，我也爱着瓦利。请跟我一起住吧。”
“老天，”她哭了起来，“我一直期盼和你住在一起。”
“这么说你愿意了？”
“当然，我期待你会这样说。”
戴夫觉得眼前一下子亮了。“那我们就一起生活吧。”他说。
“我们拿瓦利怎么办？我不想让他死。”
“我有个主意，”戴夫说，“演出以后再告诉你。”
“上台吧，他们在等你。”
“马上去。”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唇。杜杜用双臂搂住戴夫，拥抱了他。“我爱你。”戴夫说。
“我也爱你，离开你，我真是疯了。”
“别再离开我。”
“永远不会了。”
戴夫离开了化妆间。他跑过草地，登上几级台阶，和队友们站在舞台一侧。这时他突然冒出个念头。“我忘了东西。”他说。
布兹恼怒地说：“不是吧，吉他都已经在台上了。”
戴夫没有回答。他快步跑回自己的化妆间。杜杜依然坐在那儿，用手擦着眼睛。
戴夫提出了求婚：“我们结婚吧！”
“好的。”杜杜说。
“太好了！”
戴夫跑回脚手架处。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伙伴们。
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戴夫率领乐队成员走上舞台。
克劳斯·克劳恩邀请丽贝卡在汉堡市议会开会之后喝一杯。
丽贝卡很吃惊。她和克劳斯结束恋爱关系已经四年了。丽贝卡知道，克劳斯过去十二个月一直在和一个漂亮的工会办公室职员约会。与此同时，克劳斯在丽贝卡所属的自由民主党内的地位正越发重要。克劳斯和女朋友很般配。事实上，丽贝卡听说他们正计划着要结婚。
因此她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不是去游艇俱乐部，”克劳斯飞快地说，“去个不那么私密的地方。”
丽贝卡安心地笑了。
两人前往市中心离市政厅不远的一处酒吧。回忆到以前的日子，丽贝卡叫了杯起泡葡萄酒。“坦白地说，”酒刚端上来，克劳斯就说，“我们希望你代表自由民主党参加国会选举。”
“哦，比起你找我调情，这更让人惊讶。”她惊叫道。
克劳斯笑了。“别吃惊，你又聪明又漂亮，讲话有说服力，人们都爱你。你得到了汉堡所有自由民主党党员的拥戴。你已经在政界有了近十年的经验，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但这太突然了。”
“选举看上去总是很突然。”
威利·勃兰特总理策划了八周后即将进行的这次临时选举。如果丽贝卡同意，她将在圣诞节前成为国会议员。
克服了起初的惊讶以后，丽贝卡的心中腾起一阵渴望。她决心要使德国重新统一，使自己和千万个家庭被拆散的德国人合家团圆。市议会达不到这个目标——如果当上了国会议员，丽贝卡也许就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了。
丽贝卡所属的自由民主党和威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丽贝卡赞同勃兰特提出的“东方政策”，试图绕开柏林墙和东德进行联系。丽贝卡觉得这是破坏东德政府根基的最快途径。
“我必须找我丈夫谈谈。”她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女人总要找丈夫商量。”
“这意味着我离开他的时间更长了。”
“议员的配偶都这样。”
“但他比较特殊。”
“这倒是的。”
“我今天晚上去找他谈。”丽贝卡站起身。
克劳斯也站了起来。“在我看来……”
“你说什么？”
“我们两个互相了解。”
“是的……”
“这是你的使命，”克劳斯很认真，“你注定要成为西德政坛的佼佼者，不然就浪费了你的天赋。这种浪费是犯罪。我是认真的。”
丽贝卡惊讶于他的坚持。“谢谢你。”她说。
开车回家的路上，丽贝卡感到既高兴又迷茫。一个全新的未来突然展现在他眼前。她想过投身国会，但害怕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残疾人的妻子，做国会议员会分身乏术。但在梦想触手可及的情况下，她又感到非常期待。
但伯纳德会如何反应呢？
她停好车，匆匆走进公寓。伯纳德坐在轮椅上，用红色削尖的铅笔批阅餐桌上的作文。他已经脱下了外套，换了一身他可以自由穿脱的睡袍。让伯纳德头疼的是穿裤子。
丽贝卡马上把克劳斯的建议告诉伯纳德。“先别忙着说话，我还有一点要告诉你，”丽贝卡说，“如果不想让我去国会，我就不去。我没有遗憾，完全听你的。我们是夫妻，这意味着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无权单方面改变我们的生活。”
“谢谢你，”伯纳德说，“但我们还是来谈谈细节吧。”
“议员每周一到周五要去上班，一年二十周，不得缺勤。”
“这意味着你每年八十天晚上回不来。如果能找个护士早晨帮我的话，这完全没有问题。”
“你会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但你晚上在家会更好。”
“伯纳德，你太好心了。”
“你必须当上国会议员，”伯纳德说，“这是你的使命。”
丽贝卡浅浅地露出了微笑。“克劳斯也是这么说的。”
“这很自然。”
丈夫和前情人都认为她应该去竞选国会议员，丽贝卡本人也这么想。丽贝卡觉得稍稍有些不安：她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家庭议会两不误，但这会是个巨大的挑战。国会比市议会艰难和复杂得多，新闻界更是对国会恶意满满。
妈妈会为此而自豪的，丽贝卡心想。卡拉本应成为政界领袖，如果不是陷在东德那样一个牢笼，卡拉也许早就是了。卡拉肯定会为女儿实现了自己被挫败的政治抱负而激动万分。
夫妻俩商量了三晚。第四天晚上，戴夫·威廉姆斯出现了。
戴夫是个不速之客。他站在门口，穿着棕色麂皮大衣，拎着带有汉堡机场标签公文包。看到他，丽贝卡惊讶极了。“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过来！”她用英语说。
“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弄丢了。”戴夫用德语答道。
丽贝卡吻了吻戴夫的面颊。“太让人惊喜了！”桃色岁月在绳索大街夜总会演出时，她就很喜欢戴夫。丽贝卡曾经邀请组合成员到她家吃了那周他们最丰盛的一餐。戴夫对瓦利也很好，帮助他发挥出了自身的才干。
戴夫走进厨房，放下公文包，和伯纳德握了握手。“刚从伦敦飞过来吗？”伯纳德问他。
“从旧金山过来，我在飞机上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仍然像以往那样英语德语混着说。
丽贝卡煮上咖啡。惊讶过后，她意识到戴夫此行一定有原因，她非常好奇。戴夫向伯纳德介绍起自己的录音棚，但丽贝卡急切地打断了他。“戴夫，你来这儿为了什么？出事了吗？”
“是的，”戴夫说，“我是为瓦利的事来的。”
她的心跳差点停了。“什么？快告诉我！他不会是死……”
“没，他还活着，不过他染上了毒瘾。”
“哦，不，”丽贝卡重重地坐了下来，“哦，不。”又一声悲叹后，她用双手埋住脸。
“另外，”戴夫接着说，“杜杜离开了他，她怀孕了，不想在吸毒的环境中把孩子养大。”
“哦，我可怜的弟弟！”
伯纳德说：“杜杜准备怎么办？”
“她打算搬进黛西庄园和我住一起。”
“哦，是这么回事啊。”丽贝卡发现戴夫露出尴尬的表情。她猜测他们一定是又续前缘了。这只会使他弟弟的境遇更糟。“我们能为瓦利做些什么？”
“他需要戒掉毒瘾，不再碰海洛因。”
“你觉得他能做得到吗？”
“需要得到正确的帮助。美国和欧洲都有戒毒项目，常用美沙酮这类替代品和治疗相结合，达到最终使吸毒者戒毒的目的。但瓦利住在海特大街，那里到处都是毒贩子，即便他不出门，也会有人上门兜售。在那儿根本别指望他戒毒。”
“这么说他必须搬离那里了？”
“我觉得他应该搬到这儿。”
“哦，我的老天！”
“住在这里的话，我想，他应该能摆脱毒瘾。”
丽贝卡看了看伯纳德。
“我在乎的是你，”伯纳德对她说，“你有工作，也有你的政治事业。我当然也爱瓦利，那主要是因为你爱着他。但我不想看到你把整个前途都牺牲在他的身上。”
“不用很久，”戴夫飞快地插话，“如果你们能让他远离毒品，保持清醒一整年……”
丽贝卡仍然看着伯纳德。“我不会把一生都搭进去的，但可能会休息一年。”
“如果拒绝了议员席位的话，也许永远都没机会了。”
“我知道。”
戴夫对她说：“希望你和我一起去旧金山，说服瓦利搬来。”
“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我已经预定了机票。”
“明天？”
丽贝卡知道，在瓦利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她没有别的选择。没有任何事比救弟弟的命更要紧。她应该把瓦利放在第一位，这理所应当，想都不用去想。
但她也为放弃近在眼前、令人万分激动的职业前途而悲哀。
戴夫问：“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国会的议席吗？”
“没什么，”丽贝卡说，“只是我想做的另一件事而已。我会和你一起去旧金山，我一定会去。”
“明天就去吗？”
“是的。”
“谢谢你。”
丽贝卡站起身。“我去收拾行李。”她说。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五十章
加斯帕·默里非常沮丧，尼克松这个骗子和坏蛋以极大的优势连任了总统。尼克松赢得了四十九个州。乔治·麦戈文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差的竞选记录，他只赢下了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更糟糕的是，在水门事件刚被披露的事实让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倍感震惊的同时，尼克松的支持率却依然很高。选举后的1973年4月，总统的支持率是百分之六十，反对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三。
“我们该怎么办啊？”加斯帕逢人便灰心地问。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媒体接连揭露尼克松在总统任上犯下的罪行，但尼克松却拼命掩饰和潜入水门大厦一事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水门事件疑犯时当庭宣读了其中一个疑犯写的信，信中说有人向他们施压，让他们认罪保持沉默。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总统在试图干扰司法自由，但选民们似乎压根儿不在乎。
风向改变的4月17日，星期二，加斯帕正好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
新闻发布室有一个一头微微高起的舞台，惬意的蓝灰色幕布前立着一个小讲台。新闻发布室里的座位永远不够，因此在摄影记者们争抢最佳拍照位置的时候，一些文字记者会干脆地坐在棕褐色地毯上。
白宫方面说，总统将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但并不接受提问。记者三点都到了，但这时已经四点半了，总统却还没有出现。
尼克松在四点四十二分来到了新闻发布室。加斯帕注意到他的双手像是在抖。尼克松宣布白宫方面和参议院与萨姆·欧文为首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达成协议，白宫雇员可以向欧文委员会作证，但他们可以拒绝作答。加斯帕觉得这个让步不算很大。可无辜的总统压根儿不会引起这类争议。
尼克松说：“我们不会庇护任何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府中拥有相当职位的人都能请求豁免，但这次不行。”
加斯帕皱起眉。这意味着什么？有人一定请求了豁免，而且是尼克松身边的人。现在尼克松公开拒绝了这样的请求。他准备拿人做替罪羊了。但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无论是谁，所有遮掩的尝试都该受到谴责。”一说完这句话，尼克松就离开了新闻发布室。可试图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就是他本人啊！
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一走上讲台，就迎来了排山倒海的问题。加斯帕一个都没问，他对豁免的声明感到十分好奇。
齐格勒说总统刚刚发表的声明是份“有效”声明。加斯帕马上就知道这只是托词，意图是蒙蔽真相而不是澄清真相，新闻发布室里的许多记者都认清了这一点。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尼·阿普尔马上就问，先前所有的声明是不是都是无效的。
“是的。”齐格勒说。
记者们群情激愤。这意味着他们被蒙骗了。这么些年来他们基于对总统的信任一直在忠实地对尼克松的声明进行报道，但他把他们都当成了傻瓜。
他们不会再信任尼克松了。
加斯帕回到《今日》节目的办公室，脑瓜里依然在琢磨着谁才是尼克松“豁免声明”的真正目标。
两天后他知道了答案。加斯帕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人在电话中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她是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的秘书，她想找个资深记者，宣读一份来自迪恩本人的声明。
这件事很诡异。总统的法律顾问想对新闻界发声，一般通过白宫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安排。白宫内部显然出现了分歧。
“有些人也许希望我成为水门事件的替罪羊，”这位秘书念道，“任何听信这种话的人都应知道……”
啊，加斯帕心想，终于有一只老鼠要从正在沉没的大船上跳下去了。
玛丽亚对尼克松很好奇，这个贵为总统的人竟没有一点尊严。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尼克松是个大骗子时，他却拒不辞职，继续待在白宫颠倒黑白，极尽威胁和撒谎之能事。
四月底，约翰·埃利希曼和鲍勃·海德曼一起辞了职。这两人都是尼克松的亲近随从。因为埃利希曼和海德曼的德国名字，被两人拒于门外的人把他们称为“柏林墙”。他们为总统犯下了非法侵入和作伪证的罪行：有人真的相信这些罪行是违背了总统的意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的吗？相信的话就太可笑了。
第二天，参议院一致同意在已经蒙上污名的司法部外指定一个独立的特别检察官，由他进行调查，看看总统是否要被起诉。
十天后，尼克松的支持率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四，反对他的倒有百分之四十五。反对他的人第一次占了上风。
特别检察官马上投入了工作。他雇佣了一组律师。玛丽亚认识以前在司法部工作过的安托尼娅·卡佩尔。安托尼娅住在乔治敦，住处离玛丽亚不远。一天晚上，玛丽亚按响了安托尼娅家的门铃。
安托尼娅打开门，露出惊讶的神情。
“别叫我的名字。”玛丽亚说。
安托尼娅很吃惊，但马上就心领神会了。“好的。”她说。
“我们能谈谈吗？”
“当然——快进来吧。”
“能去街边的咖啡店见我吗？”
安托尼娅露出困惑的表情，但还是说：“行，我让老公给孩子洗澡……呃，等我十五分钟行吗？”
“没问题。”
安托尼娅一到咖啡店就问：“我家的房子被人窃听了吗？”
“我不知道，但为特别检察官工作就有这个可能。”
“喔。”
“首先强调一下我的立场，”玛丽亚说，“我不为迪克·尼克松工作。我所忠实的对象是司法部和美国人民。”
“我明白……”
“现在我没什么特别的事可以告诉你的，但我想让你知道如果能有任何办法帮到特别检察官的话，我完全愿意帮这个忙。”
安托尼娅很聪明，知道玛丽亚是想在司法部内部给她做线人。“这确实很重要，”她说，“但我们如何在不泄密的情况下保持联系呢？”
“从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别提你的名字，说些关于咖啡的事情。我会在同一天来这儿见你。你看这个时间点怎么样？”
“很好。”
“调查进行得怎么样？”
“还刚开始呢！我们正在为团队寻找合适的律师。”
“关于这点，我倒可以推荐一个人：乔治·杰克斯。”
“我想我应该见过他，提醒我一下他是谁。”
“他为鲍比·肯尼迪工作了七年，在鲍比担任司法部长和参议员的时候都为他干过。鲍比遇刺以后，他在福塞特·伦肖法律事务所工作。”
“听上去还不错，我会给他电话的。”
玛丽亚站起身。“我们分头离开吧，这样可以降低我们被人看到在一起的几率。”
“做正确的事情却要偷偷摸摸难道不可怕吗？”
“是很可怕。”
“玛丽亚，谢谢你来见我。我对此非常感激。”
“再见，”玛丽亚说，“别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上司。”
卡梅隆·杜瓦的办公室里有台电视机。参议院欧文委员会的听证会直播的时候，卡梅隆的电视机和华盛顿市中心所有电视机一样，一直开着。
7月16日，星期一下午，卡梅隆正在为代替鲍勃·海德曼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新上司阿尔·海格写报告。卡梅隆对电视里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的作证没有多加注意。巴特菲尔德是白宫中层，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负责安排总统的日程，现在则掌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一个名叫弗雷德·汤普森的律师正在向巴特菲尔德提问。“你知道椭圆形办公室里装过窃听装置吗？”
卡梅隆抬起头。他没料到有人会提这个问题。通常被称为窃听器的窃听装置装在椭圆形办公室？这完全不可能。
巴特菲尔德沉默了很长时间。会议室里一片沉静。卡梅隆小声说：“老天，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半晌，巴特菲尔德终于开口了：“我知道窃听装置的事情。没错，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确有窃听装置。”
卡梅隆站起身。“不！”他咆哮道。
电视里的汤普森问：“那些装置是什么时候被安装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
巴特菲尔德犹豫了，叹口气说：“大约是1970年夏天。”
“全能的上帝啊！”卡梅隆朝着空旷的办公室大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总统怎么会这么傻？”
汤普森说：“讲些这种装置的工作原理好吗——比如说它们是如何触发的。”
卡梅隆大嚷：“闭嘴，快闭上你的臭嘴。”
巴特菲尔德解释了一通窃听器工作的原理，窃听装置显然是通过声响触发的。
卡梅隆重新坐了下来。这是场天大的灾难。尼克松秘密地把椭圆形办公室发生的一切都录了下来。总统在办公室里谈过贿赂、敲诈和入室安装窃听器的事情，对这些涉嫌犯罪的词被录下来心知肚明。“愚蠢，愚蠢，真是太愚蠢了！”卡梅隆大声说。
卡梅隆猜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都会要求收听窃听的内容。他们肯定能迫使总统交出磁带：这些磁带是几起罪案的关键证据。这些磁带交出以后，全世界的人都会了解到真相。
尼克松也许不会交出磁带，也许会将磁带损毁，但这也同样糟糕。如果无辜的话，磁带会帮他洗脱罪名，那他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损坏磁带会被当作承认有罪——在他不断延长的被诉罪名中又加上一项。
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就这么完了。
他也许还会扛上一阵。卡梅隆很了解这位总统。尼克松从来不惧批判，这原本是他的优势，但现在可能导致他受难。也许再经过几个月的持续羞辱和可信度下降，尼克松才会最终屈服。
卡梅隆可不想跟着他受辱。
他拿起电话，打给蒂姆·泰德尔。一小时后，他们在一家名叫电气餐车的老式餐厅见了面。“你不会是害怕被人发现和我在一起吧？”泰德尔问。
“这无关紧要，我要离开白宫了。”
“为什么？”
“你没看电视吗？”
“今天没看。”
“椭圆形办公室里安装了声音触发的窃听系统，这套系统录下了过去三年那里说过的几乎每一句话。都结束了。尼克松已经完蛋了。”
“等等，我只知道他窃听别人，现在怎么连自己也窃听？”
“是的，他连自己的话都录了下来。”
“使自己惹祸上身吗？”
“是的。”
“他怎么这么白痴啊？”
“我觉得他很聪明。我猜他把我们都给骗了。他一定把我当成个傻瓜看。”
“你准备干什么？”
“这正是我打电话找你的原因。我想在人生中有个新的开始。我想找份新工作。”
“你想在我的安保公司工作，我可是那里唯一的雇员……”
“不，你听着，我二十七岁，有五年的白宫工作经历，我又会说俄语。”
“这么说你想为……”
“我想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绝对够格。”
“你的确够格，但必须通过基本的训练。”
“没问题，这是新开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很高兴给中央情报局的朋友打电话，为你美言几句。”
“我很感激，不过我还有件别的事。”
“什么事？”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我确实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中央情报局在整个水门事件中破坏了一些制度，我对中央情报局的卷入范围和卷入程度都了如指掌。”
“这我知道。”
“我不想讹诈任何人。你应该知道，我对上司一向非常尽忠。不过你也许可以向你的朋友暗示一下。我肯定不会向未来上司泄密。”
“我明白了。”
“你怎么看？”
“我觉得你是个做任何事都十拿九稳的人。”
乔治很高兴能成为特别检察官律师团队中的一员。为鲍比·肯尼迪工作时的感觉又回来了，他觉得自己是引领美国政坛团队的重要一员。他唯一不知道的是，处理过这种世界瞩目的大案子以后，如何回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处理那些不值一提的小案子。
历经五个月的死缠烂打以后，尼克松最终向特别检察官提交了三份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原声带。
乔治·杰克斯和团队里的其他成员一起住办公室，聆听1972年6月23日，水门大厦潜入事件之后不到一周的录音带。
乔治在其中听见了鲍勃·海德曼的声音。“因为格雷无法掌握全局，所以联邦调查局才这么不受控制。”
录音带的杂音很大，但海德曼有教养的男中音听起来格外清晰。
有人问：“总统为什么要控制联邦调查局？”乔治觉得答案太明显了。原因只可能是惧怕调查局调查到总统本人的罪行。
海德曼在音带里继续说：“调查快见成效了，因为他们可以追踪到那些钱的来源。”
乔治想起，警方确实从闯入水门大厦的嫌犯那里搜出很多连号的新纸币。这意味着联邦调查局迟早会查出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笔钱来自竞选连任委员会。但尼克松仍然否认自己知情。但在录音带里，他却堂而皇之地谈论着六天前潜入水门大厦的事情。
尼克松粗哑的嗓音响了。“捐赠这些钱的人可以说他们把钱交给了古巴人。”
乔治听见办公室里有人惊叹道：“哇！”
特别检察官停止了播放。
乔治说：“如果没弄错的话，总统这是在让捐赠人作伪证。”
特别检察官若有所思地说：“真是没想到。”
检察官按下按键，海德曼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们不能依赖太多人。解决这事的唯一办法是让沃尔特斯打电话给帕特·格雷，对他说：‘离这事远点儿。’”
这听起来和加斯帕·默里在玛丽亚透露信息的基础上写成的报道就差不多。维农·沃尔特斯将军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签有一项长期协议：如果一个机构的调查有可能会暴露另一个机构的秘密行动，那调查就可以被简单的一个请求所中止。海德曼似乎是想让中央情报局知会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这是对司法公正的扰乱。
尼克松在录音带上说：“很好，放手去干吧。”
“你们听到了吗？”乔治难以置信地问大伙，“尼克松竟然会让他们放手去干！”
尼克松继续说：“就说这将暴露出猪湾事件的前前后后，对中央情报局，对美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将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他似乎在替中央情报局谋划该怎样对联邦调查局撒谎，乔治心想。
“没问题，”海德曼说，“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开干吧。”
特别检察官说：“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竟然在自己的办公室教下属作伪证，真是骇人听闻！”
办公室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总统是个罪犯，他们拿到了总统有罪的证据。
乔治说：“这个撒谎的浑蛋，我们抓到他了。”
尼克松在录音带里说：“我不想给他们造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政治原因的印象。”
海德曼说：“没错。”
办公室录音机旁的律师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乔治打来电话的时候，玛丽亚正坐在司法部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桌前。“我刚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玛丽亚马上就知道乔治说的是加斯帕，之所以用暗语是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白宫新闻办公室打电话给各大电视网，为总统空出电视讲话的时段。今晚九点，总统将发表电视讲话。”
这天是1974年8月8日，星期二。
玛丽亚的心怦怦直跳。事情终于要结束了吗？“也许他要辞职了。”她说。
“也许吧。”
“老天，快让他辞职吧。”
“如果不是辞职，总统肯定会把自己无辜的陈词滥调再说一遍。”
玛丽亚不想在那时独自待着。“你愿意来我这儿吗？”她问，“我们可以一起看。”
“好的。”
“我做好晚饭等你。”
“别做让人发胖的食物。”
“乔治·杰克斯，别言不由衷了。”
“色拉就好。”
“七点半过来。”
“我带瓶红酒来。”
在华盛顿八月灼热的阳光下，玛丽亚出门去买做晚饭的食材。她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工作，对司法部更是全然失去信心。如果尼克松这天辞职，她会开始找下一份工作。她仍旧希望为政府工作：只有政府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玛丽亚厌烦了和犯罪及罪犯所提的种种理由打交道。她希望作出改变。她想也许该试试去国务院任职。
她买了色拉，还买了些面团、帕尔马干酪和油橄榄。乔治很挑食，人到中年以后，他的挑食更严重了。但他倒不胖。玛丽亚自己也不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也不算瘦。和母亲当初一样，快到四十岁时反倒圆润了起来，尤其是臀部。
将近五点，玛丽亚就下班了。一群人聚集在白宫外面。有人叫着“把总统关进监狱”，但也有些人在叫“向总统致敬”。
玛丽亚坐上了前往乔治敦的公共汽车。
工资每增加一点，玛丽亚就在同地区换一套公寓，每次比原来大上一点。最近一次搬家时，玛丽亚只留下一张肯尼迪总统的照片。玛丽亚现在住的地方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乔治的家里只是放了些直线形的家具和简单的装饰。玛丽亚却喜欢在家里摆上流线形的家私，以及许多饰有曲线和花纹的垫子。
和平时一样，玛丽亚一开门，家里的母猫露比就蹿出来，用头摩擦着玛丽亚的脚。公猫朱利叶斯要矜持一点：它等下才会出现。
她摆好桌子，给色拉装盘，把干酪切片。接着她洗好澡，换上一条宝石绿色的棉布裙。她琢磨着要不要来点口红，但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
晚上的新闻以揣测为主。尼克松和明天可能出任总统的杰拉德·福特见了一面。新闻秘书齐格勒向白宫记者宣布，总统将在晚上九点发表电视讲话。齐格勒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就匆匆离开了新闻发布室。
乔治七点半准时到了。他穿着宽松裤、休闲鞋和领口敞着的条纹衬衫。玛丽搅拌了色拉，把面团放进沸腾的水里煮。乔治则打开了带来的基安蒂红葡萄酒。
卧室门开着，他看了一眼。“很好，没有祭坛了。”他说。
“我把他的大多数照片都扔了。”
两人坐在小餐桌前开始吃饭。
他们已经做了十三年朋友了，都目睹过对方极度消沉的时刻。两人深爱的恋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离去：维雷娜·马昆德投入了黑豹党的怀抱，肯尼迪总统则离开了人世。乔治和玛丽亚以不同的方式被人甩了。两人的共同点很多，因此坐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说。
玛丽亚说：“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张世界地图，听过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乔治老实承认。
“我看过一张中世纪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世界呈圆盘状，耶路撒冷在圆盘的中心。罗马比整个非洲都大，美国自然更是找不到了。心就是这类地图，人总是把自我放在地图的中心，其他的一切都无法与之相比。你把年轻时的朋友画得很大，当新朋友需要加进来的时候，你却没法把原来的那些朋友变小。对你造成伤害的人总是显得过大，你爱的人往往也是如此。”
“哦，我明白了，可你……”
“我把杰克·肯尼迪的照片全都扔了。但他在我心里所占的面积依然很大。我只是想说明这个意思。”
晚饭后，他们洗了碗碟，然后拿着剩下的一点红葡萄酒坐在电视机前松软的沙发上。两只猫在地毯上睡着了。
九点，尼克松准时出现在电视上。
让痛苦赶紧结束吧，玛丽亚想。
尼克松坐在椭圆形办公室，身后挂着一幅蓝色的窗帘。他的右手边立着一面星条旗，左手边立着一面总统旗。电视里很快响起了尼克松深沉沙哑的嗓音。“这是我第三十七次从这个办公室对你们发表讲话，这些讲话里包含了许多改变这个国家历史的重要决定。”
摄像机开始慢慢拉近到总统身上。尼克松穿着熟悉的蓝色西服，系着领带。“在整个漫长而艰难的水门事件调查过程中，我一直把‘坚持’作为自己的职责，我要尽全力走完人民赋予我的总统任期。然而在过去的几天，我发现在国会中已经找不到坚实的政治基础来证明这种坚持的必要性。”
乔治亢奋地说：“我们成功了，他辞职了！”
玛丽亚兴奋地抓起了乔治的胳膊。
摄像机继续拉近，给了总统一个特写镜头。“我从来都不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尼克松说。
“真见鬼，”乔治说，“他还想打回马枪吗？”
“但作为美国总统，我必须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
“不会了，”玛丽亚说，“他必定辞职。”
“因此，我愿意辞职，并将于明天中午生效。副总统福特届时将成为美国总统。”
“太好了！”乔治挥舞了一下手臂，“他辞职了，他终于选择了离开。”
玛丽亚没有太多胜利的感觉，反而觉得如释重负。噩梦终于结束了。在这个梦中，美国的高官竟然都是些罪犯，可没人能够阻止他们。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他们的罪行被揭发，并因此而蒙受耻辱。玛丽亚感受到一种安全感，意识到两年来这种感觉已经远离了自己。
尼克松不承认有错。他没说自己犯罪说谎，试图把罪名嫁祸到其他人头上。他翻动着演讲稿，更多谈到的是自己的成功：中美建交，军备控制对话以及中东的外交新政。他以目中无人的骄傲姿态结束了演讲。
“结束了！”玛丽亚以难以置信的口吻说。
“我们赢了。”乔治用手臂抱住玛丽亚说。
想都没想，两人就接吻了。
仿佛接吻是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不是突然爆发的激情。他们玩笑似的探索着彼此的嘴唇和舌头。乔治品尝到一股红酒的香味。两人像是发现了以往被忽视的有趣主题一样。玛丽亚发现，自己接吻的同时也在微笑着。
不过拥抱瞬间就变得富有激情起来。喜悦来得如此之强烈，让玛丽亚的呼吸变得艰难。她解开乔治的衬衫纽扣，感受着他的胸膛。她几乎已经忘了抱着男人的身体是种什么滋味了。她享受着乔治双手触及身体私处的感觉，这种感觉和用又小又软的手指自慰完全不一样。
通过眼角的余光，玛丽亚看见两只猫偷偷溜出了卧室。
乔治令人惊讶地爱抚了她很长时间。此前玛丽亚只有过一位情人，那位情人可没有这般耐心：杰克·肯尼迪此时肯定早就伏在她身上了。玛丽亚在接受爱抚的喜悦和渴望他深入到自己深处的希冀中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最后，乔治终于进入了她。玛丽亚已经忘了性事的绝妙。她压紧乔治的胸膛，抬腿诱导他继续挺近。她一遍遍地叫着乔治的名字，但很快她就喜极而泣，完全说不出话了。很快，她感觉到了乔治的抽插，这让她再一次剧烈地抽搐起来。
两人躺在一起，粗重地喘息着。玛丽亚怎么触摸乔治都不够。她一只手按压着乔治的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头。感受他身体的同时，她却担心这不是真的乔治，只是做了个梦而已。她亲吻着他残缺的耳朵。乔治呼出的热气弄得她的脖子又热又痒。
玛丽亚的呼吸慢慢回归正常。周围的世界又一次变得真实起来。电视仍然开着，播放着各界对尼克松辞职的反应。一个评论员说：“这真是伟大的一天。”
玛丽亚叹了口气说：“确实非常伟大。”
乔治觉得卸任总统应该被投入监狱，许多人都这样觉得。尼克松犯下了这么多罪行，完全够得上坐牢的标准。这不是中世纪国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欧洲：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出决议，尼克松应当受到弹劾，国会以四百一十二票对三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这个决议。民意调查赞成弹劾的占百分之六十六，反对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约翰·埃利希曼已经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被判处了二十个月的监禁：如果给他下命令的人逃脱惩罚，那就没有公平可言了。
尼克松辞职一个月后。福特总统宣布赦免尼克松。
乔治和几乎所有人都非常愤怒。福特的新闻秘书因此而辞职。《纽约时报》称赦免是个“不明智，造成不和”的不正当决定，一下子把新总统的可信度打到了最低点。所有人都认为尼克松在向福特移交权力之前两人做了笔交易。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乔治在自家厨房对玛丽亚说。他正在罐子里用橄榄油和红酒醋调制色拉的调料。“我无法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眼看着这个国家越变越糟。”
“你准备怎么办？”
“我考虑了很多，我想重回政界。”
玛丽亚转身看着乔治，他吃惊地在她脸上看见了非难的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妈妈所在的马里兰州第九选区的众议员已经退休两年了。我认为我可以得到这个提名，事实上我觉得自己绝对能行。”
“这么说你已经和那里的民主党组织谈过了。”
玛丽亚显然对他很生气，但乔治不明就里。“是的，但只是做了些探讨。”他说。
“你都没和我谈过。”
乔治非常吃惊。他们的恋情只开始了一个月。他说过要娶她了吗？他几乎要说了，但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乔治想找个更适合的场合用委婉一点的方法提出。“也许应该先对你说，但我当时没想到。”他把拌好的调料淋到色拉上，开始用力搅拌。
“我告诉过你，我正在向国务院申请一个非常适合我的职位。”
“是的，我知道。”
“我想你也该知道我正在尽全力爬到顶层。”
“我相信你能做得到。”
“和你在一起的话，我肯定做不到。”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必须和政治无涉。他们必须以同样的勤勉服务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如果让人知道我和议员在一起，那我就永远得不到晋升。他们会说：‘不能相信玛丽亚·萨默斯，她和杰克斯众议员一起睡。’他们会认为我效忠的是你，而不是国会。”
乔治没想过。“我很抱歉，”他说，“但我该怎么办呢？”
“这段关系对你重不重要？”玛丽亚问。
乔治知道这个呛人的问题包含着一种请求。“事实上，”他说，“我觉得谈论婚嫁还有点早——”
“还算早吗？”她越来越气了，“我三十八岁了，你是我的第二个恋人。你觉得我只是在找你调情吗？”
“我正想告诉你，”乔治耐心地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想要几个孩子，你会待在家照顾他们。”
玛丽亚的脸色气得通红。“哦，你是这么想的啊！你不仅不想让我获得晋升，还想让我把事业都放弃！”
“女人结婚以后不都这样嘛！”
“才不是呢！乔治，你醒醒吧！我知道你妈妈放弃了一切，从十六岁就开始照顾你，但那是在你出生的三十年代的事情。现在是七十年代，妇女都解放了。工作不再是女人等待男人屈尊让她们做家务奴隶时解解闷的工具了。”
乔治感到不知所措。他没想到玛丽亚会突如其来提出这种说法。他的想法很正常，但玛丽亚却对此嗤之以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乔治说，“我既没有毁了你的事业，也没让你当家务上的奴隶。事实上，我都没向你求婚呢！”
玛丽亚的声音小了。“浑蛋，”她说，“你这个浑蛋。”
她离开了厨房。
“别走。”乔治说。
他听见门“砰”的一声被甩上了。
“该死。”乔治骂了一句。
他闻到一股焦味。牛排烧焦了。他关上了平底锅下的火。牛排变得焦黑，不能吃了。他把烧焦的牛排扔进了垃圾桶。
“真该死。”他又骂了一句。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五十一章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快要死了。老战士今年八十七岁，患上了心力衰竭，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坦尼娅设法把消息告诉了格雷戈里的弟弟列夫。列夫今年八十二岁，他说要乘私人飞机到莫斯科来看望哥哥。坦尼娅不知道列夫能不能获准入境，但列夫得到了私人飞机的入境许可。前一天他坐飞机抵达了莫斯科，预定今天前来探望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地躺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对外力很敏感，连脚上床单的分量都经受不了。坦尼娅的妈妈安雅只能在床上放了两个盒子，用毛毯架了个帐篷，在不让毛毯触及的情况下为他保暖。
尽管很虚弱，但坦尼娅还是能感到他强大的气场。即便是睡觉，他的下巴也好斗地凸起着。当格雷戈里睁开眼睛时，他的目光仍旧像以往一样锐利，足以让工人阶级的敌人吓破胆。
这天是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们都来探望格雷戈里。他们是来向格雷戈里告别的，但嘴上自然不会这么说。坦尼娅的双胞胎哥哥德米卡和他妻子娜塔亚带来了七岁的漂亮女儿卡佳。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则带来了她和德米卡十二岁的儿子格里沙。尽管年幼，但格里沙已经有了曾祖父的那般震慑力。格雷戈里对在场的所有人慈祥地笑着。“我参加了两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他说，“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他很快又睡过去了。家人们都离开卧室，只剩下坦尼娅和德米卡坐在他的床边。德米卡的事业有了进步——他现在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并进入了政治局。他依然是柯西金的下属，但他们改革苏联经济的努力却仍然被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所阻挠。德米卡的妻子娜塔亚已经晋升为外交部分析司的司长。
坦尼娅告诉哥哥最近为塔斯社写的一个专题。在目前为农业部工作的瓦西里的提议下，她飞到了土地丰饶的南方重镇斯塔夫罗波尔，那里的集体农场正在尝试着根据收成给农场员工分成。“产量上去了，”坦尼娅告诉德米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克里姆林宫不喜欢分成制，”德米卡说，“他们会说这是修正主义的残余。”
“分成制已经实施了好几年，”她说，“斯塔夫罗波尔的第一书记是个名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青年实干家。”
“他一定在高层有人。”
“他认识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常去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个温泉浴场。”克格勃头子患上了令人疼痛难忍的肾结石。坦尼娅心想，如果有人该得如此令人痛苦的疾病，那一定非安德罗波夫莫属了。
德米卡非常惊讶。“这个名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竟然是安德罗波夫的朋友吗？”他问，“这个人一定很不寻常，我必须对他多留点儿心。”
“他一定很懂得为官之道。”
“我们需要新思维。你还记得赫鲁晓夫1961年曾经预测，苏联在生产力和军事力量两方面二十年后能赶超美国吗？”
坦尼娅笑了。“那时他想得太过乐观了。”
“在过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没能赶超美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反而加大了。娜塔亚告诉我，东欧国家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近邻。那里之所以没闹出乱子，多亏了我们给的大量援助。”
坦尼娅点点头。“幸好我们有大量出口的石油和原料，足可以对付这么大一摊子。”
“但这还不够。看看东德吧。我们必须建上一堵墙，才能阻止人们逃向资本主义社会。”
格雷戈里动了动。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不该在外祖父临死之际对他的基本信仰提出质疑。
门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来人年龄很大。他消瘦驼背，衣着却完美无瑕。他穿着一身量身定做的深灰色西服，白衬衫一尘不染，红领带泛着亮光。这种穿戴的人只可能来自西方。坦尼娅从没见过这个人，却对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来人一定就是列夫。
他没有理会德米卡和坦尼娅，而是看着躺在床上的病人。
格雷戈里外祖父看了来人一眼。他知道来访者，但一时半会儿没能认出来。
“格雷戈里，”来人说，“亲爱的哥哥，我们怎么都已经这么老了呢？”他用带着列宁格勒工厂工人粗野嗓门的老式俄语开口说话。
“列夫，”格雷戈里问，“真的是你吗？你过去是多么英俊啊！”
列夫俯身亲了亲哥哥两边的面颊，然后两人拥抱在一起。
格雷戈里说：“你来得很及时，我就快不行了。”
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跟着列夫走进卧室。她穿着时髦的黑裙子，踏着双高跟鞋，化了很浓的妆，身上戴了许多珠宝。坦尼娅觉得这样的穿着简直和妓女一样。她很想知道这种穿着在美国是不是很普遍。
“我在隔壁房间看见了你的孙子和曾孙，”列夫说，“队伍可真壮大啊！”
格雷戈里说：“这是我一生的幸运，你怎么样？”
“我从没喜欢过的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儿，一直跟着我的玛伽给我生了个儿子，我这次带来的就是玛伽。对于我的两个孩子，我都难说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我从来没有你的这种责任感。”
“有了第三代吗？”
“三个孙子孙女，”列夫说，“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流行歌手，还有个黑人。”
“黑人？”格雷戈里很吃惊，“这是怎么回事？”
“傻瓜，这种事多了去了。我儿子格雷格——顺便说一句，我给他起了你的名字——睡了个黑人姑娘。”
“他可比我这个叔叔厉害多了。”格雷戈里说。两个老人都笑了。
格雷戈里说：“我过了惊心动魄的一辈子，随部队席卷冬宫，打倒沙皇，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纳粹的侵略面前保卫了莫斯科。我和沃洛佳都成了将军。我对你很是愧疚。”
“对我有愧吗？”
“你去了美国，无法得到这一切。”格雷戈里说。
“我绝对没有抱怨。”列夫说。
“我甚至得到了卡捷琳娜，尽管她痴情于你。”
列夫笑了：“我得到了上亿美元。”
“是的，”格雷戈里说，“总的看来你吃亏了。列夫，我感到很抱歉。”
“没事，”列夫说，“我原谅你。”他的话里有嘲讽的意味。但坦尼娅觉得外祖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沃洛佳舅舅进来了。他穿着将军制服，显然正要去参加军队里的某个仪式。坦尼娅震惊地意识到这也许是沃洛佳舅舅和生父的第一次见面。列夫看着眼前从未谋面的儿子。“格雷戈里，”他说，“他和你很像嘛！”
“但他是你的儿子。”格雷戈里说。
父子俩握起手来。
沃洛佳什么话都没说，似乎深陷的感情漩涡让他完全说不出话了。
列夫说：“沃洛佳，你没了我这个父亲，但失去的并不是很多。”他抓住儿子的手，上下打量起来：沃洛佳穿着锃亮的军靴、红军的将军服，身上戴着一排军功章。他有一头灰白的头发和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但是我想我失去了很多。”列夫说。
离开外祖父的公寓以后，坦尼娅陷入了思索。她考虑着布尔什维主义在哪儿出了错，格雷戈里外祖父投入全部精力和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演变为暴政。她走向公共汽车站，准备和瓦西里碰头。在车上，坦尼娅回想起革命的最初年月，她很想知道列宁废止布尔什维克报刊以外的一切报纸杂志是不是苏联犯下的最关键的错误。这意味着此后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得不到传播，固有的一些观念得不到挑战。戈尔巴乔夫被允许在斯塔夫罗波尔做一些改革的尝试，但这只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很少能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坦尼娅是个记者，觉得自己可能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地强调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又觉得，批评报道的缺乏的确是各种形式的压迫越发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瓦西里已经回来四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精明地恢复了以往的生活。他在农业部策划了一个场景设置在集体农场的广播教育系列剧。广播剧除了描写不忠的妻子和不听话的孩子外，剧里的角色还讨论一些农业的生产技术问题。系列剧里描写了不听莫斯科建议的懒散农民，敢于挑战党的权威、考试不及格被朋友们抛弃的歧途少年。这个广播系列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瓦西里借此回到了莫斯科电台，住上了政府分给认可作家的一套大房子。
两人的会面是私下的，不过坦尼娅经常在工会会议和朋友聚会中碰到瓦西里。他早已不是1972年回来时的那个活死人了。他增加了不少体重，气色好了许多。四十五六岁的他虽然不可能恢复电影明星般的英俊，但脸上的皱纹却为他平添了几分诱惑力。他的魅力依然和被捕前一样大。每次坦尼娅见他的时候，他总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她们不是瓦西里三十来岁时围着他转的十来岁无知女孩，但这些三十来岁的女人也许就是之前的那些少女：她们穿着高跟鞋、长筒袜和时髦的衣服，用苏联很难弄到的指甲油、染发膏化妆，个个都非常漂亮。
坦尼娅私下里每月见他一次。
每次他都会把正在写的小说的最新部分交给她，用的依然是在西伯利亚为了节省纸张练成的工整小字体。坦尼娅会把文章打出来，并在打字过程中改掉拼写和标点的错误。下一次见面时，坦尼娅会把打印稿交给瓦西里进行核对和讨论。
世界上好几百万人买瓦西里的书，但这些读者瓦西里一个都没见过。他甚至连西方报纸用外文印的书评都看不到。这样一来，坦尼娅就成了唯一能跟他交流作品心得的人，他如饥似渴地聆听着坦尼娅说的每一句话。她成了他的编辑。
每年三月，坦尼娅都要去莱比锡参加书展，每次都能在那儿碰上安娜·默里。她总会从莱比锡书展带回安娜给瓦西里的礼物——有时是台电动打字机，有时是件羊绒大衣——据说，瓦西里伦敦的银行账户上正积累着越来越多的钱，他可能永远用不上这些钱了。
去见瓦西里时，坦尼娅依然采取谨慎的提防措施。这天，她在距离会面地点还有一英里时就跳下了公共汽车，确定没人跟踪以后才走向一家名为“约瑟夫”的咖啡馆。瓦西里已经到了，坐在一张放着杯伏特加的餐桌前。瓦西里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只大号的浅黄色信封。坦尼娅像是偶然遇到位熟人一样，随意地对瓦西里挥了挥手。她在吧台里拿了瓶啤酒，然后坐在瓦西里对面。
看到瓦西里气色不错，坦尼娅非常开心。他的面容里有了十五年前没有的那种尊严。他仍然有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但现在这双眼睛不时顽皮地闪烁着，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坦尼娅意识到除了家人之外，她最了解的就是眼前这个人。她知道瓦西里的优点：出众的想象力、非凡的智慧、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以及使他在西伯利亚生存了十几年并坚持写作的强大毅力。她同样知道瓦西里的缺点，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老想招惹女人。
“谢谢有关斯塔夫罗波尔的消息，”坦尼娅说，“我写了篇很棒的报道。”
“很好，我们只希望试验不要被人为破坏。”
坦尼娅把打印好的最新章节递给瓦西里，然后看了看椅子上的大信封。“又写好一章了吗？”
“最后一章。”他把信封交给坦尼娅。
“安娜·默里肯定会很开心。”瓦西里新写的小说名叫《第一夫人》。小说中美国的第一夫人——或许指的就是帕特·尼克松——在莫斯科失踪了二十四小时。坦尼娅对瓦西里的创造力感到十分惊讶。小说从一个好心美国保守人士的角度看待苏联的芸芸众生，对苏联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鞭挞，手法十分有趣。坦尼娅随手把信封塞进了手提包。
瓦西里问：“你什么时候能把整部小说拿给出版商？”
“能去国外出差就给他们，最迟是明年三月的莱比锡。”
“要三月吗？”瓦西里显得十分失望，“还有三个月呢！”他用非难的语调说。
“我会试着寻找到国外出差的机会替你送过去。”
“要尽快哦。”
坦尼娅非常生气。“瓦西里，我冒着生命危险为你传递文稿，你竟还这样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找别人去干，或者你自己去。该死，我才不在乎呢！”
“你说得一点没错，”瓦西里马上表现出悔悟，“对不起，我只是投入太多——整整三年下班后不眠不休地写这部小说。可我无权对你这么急躁。”他把手伸过桌子，压在她手上，“你一直是我的救星，不止一次地救了我。”
坦尼娅点点头。瓦西里说的是大实话。
但在挎着放有小说结尾段落的手提包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坦尼娅还是感到有些生气。她在气什么呢？一定是那些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们。她觉得瓦西里应该早点跨过那个阶段。劈腿是年轻人干的事情。每次文学圈聚会换一个女人只能贬低他的身份。瓦西里应当找个身份地位相当的女人早点安定下来。这个女人或许可以年轻一些，但要欣赏他的作品，和他差不多聪明，甚至要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他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而不是现在这些战利品一样的女人。
她回到塔斯社的办公室。没到办公桌前，她便被兼任本部门政治督导的主编彼得·奥普特金拦住了。和平时一样，奥普特金的嘴上叼着根烟。“我接到农业部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你那篇斯塔夫罗波尔的报道不能发。”他说。
“什么？为什么不能发？分红制是农业部同意的，而且确实行之有效。”
“你错了，”奥普特金很喜欢指出别人的错，“分红制已经被废除了。现在那里采用最新的伊帕托沃法，把联合收割机送到州里的所有地方。”
“中央控制又取代了个体责任。”
“是的，”他从嘴上拿掉烟，“你得写篇描述伊帕托沃法的报道。”
“那里的第一书记怎么说？”
“你说的是小同志戈尔巴乔夫吧？他正在实施农业部下达的新法子呢！”
戈尔巴乔夫自然会这么做，坦尼娅心想。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闭嘴，照上面的安排去做。不然怎么当得上第一书记！
“好吧，”坦尼娅克制住愤怒说，“我会另外写一篇报道。”
奥普特金点点头，然后便走开了。
坦尼娅心想，分红制的确非常好，但也太超前了：这是个全新的理念，农场工人根据产量进行分红，客观上提高了产量，完全排除了莫斯科的插手。老实说，分红制能实施上几年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从长远看，分红制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完全不可能。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五十二章
乔治·杰克斯穿了件新的无尾礼服。他觉得穿这件礼服看上去非常棒。他四十二岁了，已经没有了年轻时为之骄傲的摔跤手体形，但他仍然瘦削，身板笔挺，黑白双色的结婚礼服更是让他感到满足。
乔治站在母亲做了几十年礼拜的伯特利福音堂里，地处华盛顿近郊，乔治正是这里的众议员。教堂是一幢简朴而低矮的砖房，平时只装饰着几幅装裱过的《圣经》金句：一幅是“耶稣是我的牧者”，另一幅是“太初有道”。这天却用横幅、彩带和大量的白花盛大装饰了一番。在乐队《就快来到》的乐声中，乔治等待着自己的新娘。
乔治的母亲穿着新买的深蓝色西装和饰有一截短白纱的圆顶帽坐在前排。“不错，我很高兴，”当乔治告诉她自己要结婚时，杰姬这样说，“我五十八岁了，一直在为你耽搁的时间太长而担心，好在你终于站在这儿了。”杰姬通常嘴不饶人，今天却难掩骄傲的笑容。乔治将在她做礼拜的教堂，在她的邻居和所有朋友面前结婚。此外，乔治还是个众议员呢！
杰姬身边坐着的是乔治的父亲，格雷格·别斯科夫参议员。他的礼服皱巴巴的，看上去像是件睡衣。他忘了在衬衫上戴袖扣了，领带也系得歪歪扭扭的。不过没人会注意这些。
前排还坐着乔治俄罗斯裔的爷爷奶奶，八十多岁的列夫和玛伽。两人的样子都很孱弱，但还是从布法罗飞来参加孙子的婚礼。
出现在婚礼现场并坐在教堂前排，乔治的白人父亲和祖父母向外界表明了真相。但没人会在意这些。这时已经是1978年，人们早已经把过去认为是耻辱的那些秘密不当一回事了。
乐队开始唱起《你是如此美丽》，所有人都转过身，把目光投向教堂门口。
维雷娜挽着父亲珀西·马昆德，走进了教堂。她的样子惊艳了乔治，以及教堂里的其他人。她穿着露肩的鱼尾白婚纱，露出的好看肩膀上，那焦糖似的皮肤像婚纱的缎子一样又软又滑。维雷娜的样子完美得让人心疼。乔治觉得泪水刺痛了他的双眼。
仪式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乔治设法跟上结婚仪式的每个环节。但心里只想着，从现在到永远，维雷娜只是我一个人的了。
婚礼仪式的气氛非常平和，但仪式后新娘的父亲操办的喜宴就奔放多了。珀西租下了乔治敦一家名叫“双鱼座”的俱乐部，以门口汇入巨大金鱼池的二十英尺高的瀑布和舞池中央的巨大玻璃鱼缸而远近闻名。
乔治和维雷娜跳的第一支舞是比吉斯乐队的《活着》。乔治的舞跳得不怎么好，但这根本无关紧要：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跳舞时一只手托着裙裾的维雷娜身上。乔治高兴坏了，真想和每个人都拥抱。
第二个和新娘跳舞的是特德·肯尼迪，他没带妻子琼参加婚礼——据说他们已经分居了。杰姬和珀西·马昆德携起手。维雷娜的母亲李宝宝则和格雷格跳起了舞。
乔治的远房堂弟、流行歌星戴夫·威廉姆斯，带着性感的妻子杜杜，以及他们以蓝调歌手约翰·李·胡克尔命名的五岁儿子约翰·李，也到场了。男孩和妈妈一起跳舞，他的动作之大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他一定看过《周末狂热夜》这部电影。
伊丽莎白·泰勒和据称是百万富翁的最新一任丈夫约翰·沃纳跳舞。她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镶嵌着著名的方形切割的三十三克拉的克虏伯钻石。高兴地看着这一切的同时，乔治恍惚地意识到自己的婚礼已经演变成了年度的社交界盛会。
乔治邀请了玛丽亚·萨默斯，但被她拒绝了。两人的短暂恋爱以吵架收场之后，他们有一年没说话。乔治受了伤，感到非常困惑。他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该怎样过：世道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也感到了不满。女人想要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她们希望男人不经提醒就知道她们要什么，并且无条件同意。
在七年音讯全无后，维雷娜却出现了。她在华盛顿开了自己的游说公司，致力于民权和其他平等问题。她最初的客户是一些没钱雇佣全职说客的小型施压集团。维雷娜曾经是黑豹党成员的流言反倒替她增加了可信度。很快，她就和乔治在一个项目上展开了合作。
维雷娜似乎变了。有天晚上，她对乔治说：“政治在戏剧性事件中能起一定作用，但最终是靠反反复复的日常工作推动的：草拟法案，和媒体记者交流，以及赢得选举。”你成熟了，乔治想，但他没让自己说出这句话。
变了一个人的维雷娜希望结婚和生孩子，觉得这些可以和工作并存。和玛丽亚不欢而散的乔治原本不想重蹈覆辙，但既然维雷娜觉得家事和工作可以并重，那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不用和维雷娜发生争执了。
乔治给玛丽亚写了一封措辞圆滑的信，信的开始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你从别人那里听说这事。”他告诉玛丽亚自己和维雷娜又在一起了，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玛丽亚以充满朋友情谊的口吻回了信，乔治和玛丽亚又回复到尼克松辞职以前的知心朋友关系。但玛丽亚依旧单身，也没来参加乔治的婚礼。
跳舞的间歇，乔治与父亲、祖父坐到了一起。列夫饶有兴致地喝着香槟，笑话一个波兰主教刚刚当选了教皇。列夫有许多关于波兰教皇的烂俗笑话。“他创造了一个神迹——让瞎子的耳朵聋了。”
格雷格说：“我觉得这是梵蒂冈教廷非常激进的一项政治举措。”
乔治对父亲的话很吃惊，但格雷格说话通常都是有依据的。“怎么讲？”乔治问他。
“天主教在波兰比其他东欧国家都更受欢迎。波兰共产党不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强硬，完全压制宗教的传播。波兰有宗教出版社，有天主教大学，还有形形色色致力于庇护持不同政见者和观察践踏人权的行为的慈善组织。”
乔治问：“那梵蒂冈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造成不和。我想他们应该是把波兰看成了苏联的软肋。你看着吧——波兰教皇的作用不仅仅是在阳台上朝游客挥挥手。”
乔治想问父亲新教皇上台后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但这时俱乐部突然安静下来，乔治这才意识到卡特总统到场了。
在场的的所有人一齐鼓掌，甚至连共和党人也鼓了掌。总统吻了新娘，和乔治握手，从侍者手里接过一杯粉红香槟，不过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
卡特总统和民主党长期支持者珀西夫妇交谈时，总统的一位助理走近乔治。寒暄了一番以后他问乔治：“你考虑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职吗？”
乔治非常高兴。议会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非常重要。委员会的议席代表着一种力量。“我在众议院才仅仅待了两年。”他说。
助理点点头说：“总统致力于黑人议员的发展，蒂普·奥尼尔同意让你进情报委员会。”蒂普·奥尼尔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有权授予专门委员会的席位。
乔治说：“我愿意尽我所能为总统服务——可怎么会是情报委员会呢？”
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向总统和五角大楼报告。但在理论上，它们却需要国会的资金投入，受到国会的授权和控制。为了安全起见，控制权被授予了两个情报委员会，一个在众议院，另一个在参议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助理说，“情报委员会的议员一般都是倾向于军方的保守人士。你在越南问题以及中央情报局在水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抨击过五角大楼。可这正是我们需要你的原因。当下这些委员会起不到监督作用，只会跟在后面鼓掌。能容忍杀戮的情报机关本身就是杀人凶手。所以我们需要能提出尖锐问题的人进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情报界会被吓坏的。”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助理说，“在经历了尼克松时代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之后，情报界是要重组一下了。”这时助理把目光投向舞池的另一头。循着助理的目光望去，乔治发现卡特总统正要离开。“我必须得走了，”助理说，“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吗？”
“不需要，”乔治说，“这个委员我当！”
“让我当教母？”玛丽亚·萨默斯问，“你是认真的吗？”
乔治·杰克斯笑了。“我知道你不怎么信教。其实我也不怎么信教。我去教堂是为了取悦于我的母亲。维雷娜过去十年只进过一次教堂，那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但我们都想让你当我们孩子的教母。”
乔治和玛丽亚在国会山一楼众议员餐厅的著名壁画《康沃利斯请求休战》前吃午饭。玛丽亚吃的是肉馅卷，乔治吃色拉。
玛丽亚问：“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大概还有一个月——应该是在四月上旬。”
“维雷娜感觉怎么样？”
“很不好。不是昏睡就是对我发火。她还感觉很累，总觉得非常累。”
“这种症状很快会过去的。”
乔治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上：“你愿意做我孩子的教母吗？”
玛丽亚仍然避开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我当？”
乔治想了想。“我想是因为我信任你。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想这世上我最信任的也许就是你。如果我和维雷娜因飞机失事而亡，我的父母老迈或者死去，我确信你会以某种方式把我的孩子照顾好。”
玛丽亚显然被感动了。“听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乔治觉得玛丽亚也许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但是他不会把这种话说出口——乔治估计玛丽亚应该有四十四岁了——这意味着玛丽亚可以把过剩的母爱垂注在朋友的孩子们身上。
玛丽亚像他的家人一样。乔治和玛丽亚的友情快有二十年了。玛丽亚仍然每年数次去探望杰姬。和格雷格一样，列夫和玛伽也很喜欢玛丽亚。认识玛丽亚的人都很难不喜欢她。
乔治没有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玛丽亚。他对她说：“这对我和维雷娜意味着很多，希望你能同意。”
“维雷娜真的希望我做你们孩子的教母吗？”
乔治笑了。“是的。她知道你我之间曾经有一段恋情，但维雷娜不是那种爱吃醋的女人。事实上，她很敬佩你在事业上达到的成就。”
玛丽亚看着壁画上身穿十八世纪大衣和靴子的将军和士兵说：“好吧，我就像康沃利斯将军一样投降了。”
“谢谢你！”乔治说，“我很高兴。这种时候我本该喊上瓶香槟庆祝庆祝，但我知道你工作时是不喝酒的。”
“也许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可以喝一点。”
女侍收走盘子，他们又要了咖啡。“国务院的情况怎么样？”乔治问。玛丽亚已经是国务院的大人物了。她现在的职位是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一个影响力比名头大得多的职位。
“我们正在试着弄清楚波兰发生了什么，”她说，“这并不简单。我们认为波兰共产阶级政党统一工人党内部存在许多针对政府的批评。工人很贫穷，精英阶层权势太大，‘对共产主义的成功宣传’只能让老百姓意识到失败的现实。事实上，去年波兰的国民收入都下降了。”
“你知道我进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了吗？”
“当然知道。”
“你从情报机关得到重要信息了吗？”
“得到了一些，但在我来说，现在的信息还远远不够。”
“你想让我在委员会里打探消息吗？”
“那再好不过了。”
“也许我们还得在华沙增加几个情报员。”
“我也这样想。波兰会非常重要。”
乔治点点头。“梵蒂冈选出了一个波兰教皇时，格雷格也这么说。而且他经常是对的。”
四十岁时，坦尼娅对自己的人生越发不满意了。
她问自己接下来四十年该怎么活，觉得不能把生命浪费在追随瓦西里·叶科夫上面。坦尼娅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把瓦西里的天才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但她自己什么都没得到。是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坦尼娅心想。但该怎么打算，她却一点都不知道。
她的不安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获得列宁文学奖的庆祝会上到达了顶点。这个获奖结果非常可笑：苏联领袖的这套三卷本自传既不真实，也不流畅，甚至都不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写的，这套书由影子写手为他代笔。然而，苏联作家协会却把颁奖看成了一个举办聚会的机会。
去聚会以前，坦尼娅把头发扎成了非法录影带《油脂》中奥利维亚·牛顿-约翰的马尾式。新发型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让她鼓起劲来。
离开政府公寓大楼的时候，她在一楼大堂里碰到了哥哥，把自己要去颁奖聚会的事告诉了德米卡。“你看好的戈尔巴乔夫作了篇虚情假意的演讲，盛赞了勃列日涅夫的文学天才。”
“米哈伊尔善于把握拍马屁的时机。”德米卡说。
“你最好能把他弄进中央委员会。”
“他已经得到了喜欢他的安德罗波夫的支持，”德米卡解释说，“我只要让柯西金相信戈尔巴乔夫是天才的改革者就行。”安德罗波夫渐渐成为了克里姆林宫保守势力的头子，柯西金是改革派的代表。
坦尼娅说：“能让两边都同意，那就厉害了。”
“他是个非同寻常的家伙。尽情享受你的聚会吧。”
聚会在作家协会简朴的办公室里举行，组织者设法弄来了几箱巴格拉季昂，格鲁吉亚香槟。在酒精的作用下，坦尼娅和她的塔斯社上司彼得·奥普特金大吵了一架。没人喜欢不是记者的政治委员奥普特金。但因势力大，这样的社交聚会必须邀请他。他揪着坦尼娅的衣领谴责道：“教皇的华沙之行真是场灾难！”
在这个问题上，奥普特金的观点没错。没人会想到保罗教皇二世竟然是天才的宣传家。在奥肯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保罗二世教皇立刻双膝跪地，亲吻波兰的泥土。第二天早晨，教皇亲吻故国泥土的照片上了西方报纸的头版。坦尼娅知道——教皇一定也很清楚——这些报纸会通过地下途径流入波兰。坦尼娅私底下非常高兴。
丹尼尔，坦尼娅的上司，一直在听他们对话。他插话道：“教皇乘坐敞篷车进入华沙，受到了两百万波兰人的欢迎。”
坦尼娅问：“两百万？”她还没看到这个统计数字。“可能吗？两百万是波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波兰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去迎接教皇了吗？”
奥普特金生气地说：“老百姓都到现场围观教皇去了，再控制新闻报道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他这种人来说，控制意味着一切。
奥普特金继续说道：“他在胜利广场的二十五万人面前做了弥撒。”
这个数字坦尼娅听说了。非常惊人。因为这个事实令人揪心地表明了共产主义在波兰失去民心的事实。除了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苏联的这套体制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没能改变任何人。她用恰如其分的共产主义术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波兰工人阶级一找到机会就向他们原先的反动派主子效忠。”
奥普特金用食指戳了戳坦尼娅的肩膀，指责道：“这就是你们这些改革派坚持要教皇去波兰的后果。”
“胡说。”坦尼娅斥责道。包括德米卡在内的克里姆林宫改革派，的确曾敦促允许教皇访问波兰，但他们输了，莫斯科吩咐华沙禁止教皇入境——可是波兰共产党没有遵守莫斯科的命令。波兰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少有地违背了勃列日涅夫的旨意，这在苏联的卫星国中是不多见的。“让教皇出访的决定是波兰领导人自己作出的，”坦尼娅说，“他们担心禁止教皇访波，波兰人民会起义。”
“我们很清楚该如何对付起义。”奥普特金说。
坦尼娅知道顶撞奥普特金会危害自己的前途，但四十岁的她已经厌烦了对这种白痴唯唯诺诺。“波兰领导层因为经济上的压力不得不同意教皇到访，”她说，“波兰从苏联得到巨额资助，但也希望从西方得到贷款。卡特总统访问波兰时态度非常强硬，他表明经济援助必须同他们所谓的人权联系在一起。如果你想为教皇在波兰取得的成功发难的话，那就去怪吉米·卡特吧。”
奥普特金知道这是事实，却不想承认。“我一再说，让共产党国家向西方银行借钱是不对的。”
坦尼娅本该离开，给奥普特金留点面子，但她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那你就要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不是吗？”她说，“依靠西方的经济援助能搞活波兰的农业，使波兰生产出足够国民生活所需的食物。”
“深化改革！”奥普特金愤怒地说，“你总是提出这种方案！”
“波兰人总能买到物美价廉的食物，所以他们从不闹事。哪天政府对食品提价，他们准会闹出些事情来。”
“我们很清楚怎么对付暴动。”说完，奥普特金便走开了。
丹尼尔看上去有些困惑。“说得好，”他对坦尼娅说，“但他也许会让你付出代价。”
坦尼娅说：“我还想喝点香槟。”
在酒吧，坦尼娅遇见了瓦西里。他没有伴儿。坦尼娅想起瓦西里最近参加此类活动时总会拉上个放荡的女伴，她很想知道今天他为什么没带。但今晚她决定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对瓦西里说。
他递给她一杯酒。“你不能再怎样下去了？”
“你心里清楚。”
“我希望我能猜到。”
“我四十岁了，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正是问题所在。”
“今年我四十八岁，”瓦西里说，“也有类似的感觉。”
“什么感觉？”
“我不想再追女孩，或者说女人了。”
她讽刺地说：“不追求——还是仅仅不勾搭？”
“我觉察到你的怀疑了。”
“你很敏锐。”
“听着，”他说，“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再继续假装不认识对方。”
“为什么这样说？”
瓦西里压低声音，凑近坦尼娅，她必须很仔细才听得清他在说什么。“所有人都知道安娜·默里是伊万·库兹涅佐夫的出版人，但没人把你和她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特别小心，从没让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这不就行了，让人知道你和我是朋友不会有危险。”
她无法如此确定。“也许吧。那又怎么样呢？”
他恶作剧地笑着。“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肯放弃其他女人，就跟我上床。”
“我不信自己这样说过。”
“也许你的哪句话里隐含了这个意思。”
“无论如何，那都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现在接受邀请已经太晚了吗？”
坦尼娅瞪着瓦西里，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打破了沉默。“你是我唯一真正在乎的女人。其他人只是我的战利品。有些我甚至根本不喜欢。只要一个女人没和我睡过觉，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去引诱她。”
“你觉得，这样会对我更有吸引力吗？”
“离开西伯利亚以后，我试图恢复那种生活，这花了我相当长的时间，但最后我意识到：这种生活无法让我快乐起来。”
“是吗？”坦尼娅越发生气了。
瓦西里没有注意到她的愤怒。“我和你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是灵魂上的伴侣。我们互相拥有。上床只是个自然而然的渐进过程而已。”
“哦，我明白了。”
瓦西里没有听出坦尼娅的嘲讽。“你是单身，我也是单身。我们为什么要单身？我们应该在一起。我们应该结成伴侣。”
“好吧，总结一下，”坦尼娅说，“你穷极一生都在追求自己不怎么在乎的女人。现在你快五十岁了，她们不再吸引你了——或者说你不再对她们具有吸引力了——于是，这个时候，你就屈尊来向我求婚了。”
“我也许没能说得很明白。我最好写下来。”
“你说得非常清楚了。我是落魄卡萨诺瓦最后的度假胜地。”
“老天，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生气完全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
“我不是要你收留我，我想和你一起收获幸福。”
这时，坦尼娅看到了站在瓦西里身后的丹尼尔。她一气之下，穿过酒吧，走到丹尼尔身旁。“丹尼尔，”她说，“我想再次出国工作。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当然可以，”丹尼尔说，“你是我手下最出色的记者，我会在合理的范围内尽我所能让你开心。”
“谢谢你。”
“最近，我正巧在考虑增强我们在一个国家的报道力量。”
“哪个国家？”
“波兰。”
“你要派我去华沙吗？”
“现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儿。”
“好吧，”坦尼娅说，“我去波兰。”
卡梅隆·杜瓦受够了吉米·卡特。他认为卡特执政很软弱，尤其在处理苏联问题上。卡梅隆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莫斯科组工作，距离白宫九英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个强硬的反共分子，但卡特的执政风格相当谨慎。
好在这是竞选年，卡梅隆希望罗纳德·里根能当上总统。里根在对外政策上激进些，承诺要把情报机关从卡特软弱无力的伦理约束下解脱出来。卡梅隆希望他能更接近于尼克松。
1980年初，卡梅隆吃惊地被苏联科的副科长弗洛伦斯·基莉招了过去。基莉比卡梅隆年长，人很漂亮——卡梅隆三十三岁，基莉三十八岁。基莉作为培训师被招进中情局，但这些年来一直当秘书，只有在她抱怨工作不对口时才让她当了一阵培训师。现在，基莉是个能力很强的情报官员，但因为惹过些麻烦，局里的许多男人都很讨厌她。
这天，她穿着格子裙和绿毛衣。卡梅隆觉得她看上去像个学校老师，一个有着迷人胸部的性感老师。
“坐吧，”基莉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我们从波兰弄来的情报太少了。”
卡梅隆找了把椅子坐下。他望着窗外，尽量不去看她的胸。“他们应该知道这该怪谁。”他说。
“谁？”
“中情局局长特纳海军上将，以及任命他的卡特总统。”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特纳轻视人工情报，”人工情报一般都是从间谍那里得到的。特纳比较青睐通过监控通信发报得到的技术情报。
“你呢？”
卡梅隆发现，基莉有张美丽的嘴。她双唇粉红，牙齿整洁白净。卡梅隆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回答基莉的问题上。“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情报是不可信的，因为叛国者显然都是骗子。如果告诉我们的是事实，他们必定对自己人撒了谎。但这并不表明人工情报一钱不值，尤其在它和我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不符的时候。”
“很高兴你能这么想。我们需要增强人工情报网。你觉得去海外工作怎么样？”
卡梅隆燃起希望。“从六年前加入中情局到现在，我一直要求去海外供职。”
“很好。”
“我的俄语很流利。我想去莫斯科工作。”
“人生很奇妙。你将去华沙。”
“不要开玩笑。”
“我从不开玩笑。”
“我不会说波兰语。”
“你会发现俄语很有用。波兰的学生从三十五年前就开始学俄语了。但你也应该学点波兰语。”
“没问题。”
“就这些。”
卡梅隆站起身。“谢谢你。”他走到门边，“弗洛伦斯，我们可以就此讨论得更深入些吗？”他问，“或许一起吃午饭？”
“不。”她态度坚决。为了防止卡梅隆没弄明白她的意思，她又补充道：“绝对不行。”
卡梅隆走出办公室，关上门。华沙！总的来说，他非常开心。这是个海外工作机会。他很乐观。虽然弗洛伦斯拒绝了一起吃午饭的邀约，但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
他拿上大衣，走到自己的银色水星卡普里车旁。开到华盛顿，随着车流进入亚当·摩根区，停在距离“嫩手”按摩沙龙一个街区的地方。
前台女接待跟他打招呼：“嗨，克里斯托弗，今天还好吗？”
“很好，谢谢你。苏茜有空吗？”
“你很幸运，她正好有空。三号房间。”
“太好了。”卡梅隆递给女接待一张纸币，继续往里走。
他掀开帘子，走进摆着一张窄床的小隔间。一个二十多岁的壮硕女子正坐在塑料椅上看杂志，穿着比基尼泳装。“你好，克里斯，”她放下杂志，站起身，“和往常一样用手吗？”
卡梅隆从没和妓女有过完整的性行为。“是的，苏茜。”他递给她一张纸币，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我很乐意。”她说着，把钱收了起来。她帮他脱掉内裤，接着说：“躺下，然后放松，宝贝。”
当苏茜开始忙碌的时候，卡梅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他开始想象在办公室里的弗洛伦斯·基莉，她把绿色毛衣撩过头，拉开格子裙的拉链。“卡梅隆，我就是无法抵挡你的魅力。”在他的想象中，基莉这样说道。她只穿着内衣，绕到办公桌前抱住他。“卡梅隆，对我为所欲为吧。”她说，“不过，请用力。”
按摩沙龙里，卡梅隆大声吼道：“太棒了，宝贝儿！”
坦尼娅看着镜中的自己。她拿着一小罐蓝色眼影和一个睫毛刷。相比莫斯科，化妆品在华沙更容易弄到手。坦尼娅没怎么用过眼影，只是注意到有些女人特别爱用。她梳妆柜上的杂志正好翻在碧安卡·贾格尔的照片那页。频繁地看了几眼以后，坦尼娅开始为自己的睫毛上起色来。
她觉得，抹上眼影的效果非常好。
斯塔尼斯劳·帕拉克穿着军官制服坐在她的床上，他没脱靴子，而是在床罩上垫了张报纸。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坦尼娅。他高大英俊，又很聪明，坦尼娅痴迷他。
坦尼娅到了波兰以后就在一次军营的采访中认识了帕拉克。帕拉克是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为了军队的快速进步而组建的黄金军团的一分子。军团成员经常轮流接受不同的任务，获得将来指挥他们注定要完成的军令所需的足够经验。
坦尼娅之所以注意到昵称为斯塔兹的帕拉克，部分原因在于他长得很英俊，另外，就是他明显被她吸引了。和坦尼娅谈了担负着和红军联络任务的自己所在连队之后，斯塔兹陪同坦尼娅完成了余下有些无聊的采访。
第二天晚上六点，斯塔兹出现在了坦尼娅所住公寓的门口，他从波兰秘密警察那里弄到了坦尼娅的地址。斯塔兹把坦尼娅带到新开的时尚餐厅“鸭子餐馆”吃晚饭。交谈了一会儿，坦尼娅很快意识到斯塔兹和她一样对共产主义有所怀疑。一周以后，她就和他上床了。
她仍然会想着瓦西里，猜测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是否还怀念他们以往每月一次的相见。不知为什么，坦尼娅发自内心地对斯塔兹感到生气。他很愚钝，但男人大多数都很愚钝，尤其是相貌英俊的男人。让她真正生气的是瓦西里求婚之前荒废的那么些年。在某种程度上她觉得自己这么些年来为他所做的一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真以为在自己做好成为坦尼娅丈夫的准备之前，坦尼娅会年复一年的等着他吗？想到这一层，坦尼娅就非常恼火。
现在，斯塔兹每周有两三个晚上住在坦尼娅的公寓。他们从没去过他那里：斯塔兹说他的住处仅比军营好一点。不过他们过得很快乐。两人交往时，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不知斯塔兹会不会把他的反共思想落实在行动上。
坦尼娅转身面对着斯塔兹：“你喜不喜欢我的眼睛？”
“喜欢，”斯塔兹说，“你的眼睛让我沉醉，它们就像——”
“傻瓜，我指的是我抹的眼影。”
“你化妆了吗？”
“男人都这样。你怎么能凭如此糟糕的观察力保卫国家呢？”
斯塔兹的心情又一次阴沉了。“我们没打算保卫自己的国家，”他说，“波兰军队完全依附于苏联红军。我们的所有战斗计划都是围绕着西方入侵时给红军作支援来进行部署的。”
斯塔兹说话间经常抱怨苏联对波兰军队的主宰地位。这说明斯塔兹很信赖她。除此之外，坦尼娅发现波兰人常常大胆地谈论共产党政府的失败。他们觉得自己有权用其他苏联从属国国民不敢用的方式进行抱怨。华约集团的大多数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宗教，把谴责共产主义视为罪恶。波兰人长期忍受着共产主义的折磨，一旦生活没有达到希望，他们就开始抱怨个不停。
为了安全起见，坦尼娅还是打开了床头上的收音机。坦尼娅觉得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窃听——波兰的秘密警察忙着追踪来自西方的记者，也许顾不上苏联记者——但小心点总归不错。
“我们都是叛国者。”斯塔兹得出结论。
坦尼娅皱起眉。他以前从没自称为叛国者。这个指控很严重。她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联有套使用名为第二战略梯队的武装力量入侵西方的应急方案。大多数红军坦克和人员运输车在前往西德、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都会经过波兰。美国会试图用原子弹在这支武装力量到达西欧前将他们毁灭——也就是在第二战略梯队经过波兰的时候。我们估计波兰会遭到四百到六百枚原子弹的轰炸。波兰将成为一片焦土，从地球的版图上消失。如果在这个应急方案上和苏联合作的话，那我们都将成为叛国者。”
坦尼娅全身发抖。这是个噩梦般的场景，被吓到是正常的。
“美国不是波兰人民的敌人，”斯塔兹说，“如果美苏在欧洲交战，我们应该和美国合作，从莫斯科的极权统治中解脱。”
斯塔兹在发脾气，还是真这么想？坦尼娅小心翼翼地问：“斯塔兹，是不是只有你这么想？”
“当然不是，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军官都这么想。他们只是敷衍苏联人，如果喝醉时你去和他们谈，听到的是另一回事。”
“假如那样的话，你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坦尼娅说，“到开战的时候，你们再想赢得美国人的信任已经来不及了。”
“这正是让我们拿捏不准的地方。”
“办法很明显，你们现在就要建立和美国的沟通管道。”
斯塔兹冷冷地看着她。坦尼娅突然想到斯塔兹也许会是个密探，为了让她说出发动言论遭到逮捕才故意接近她。但她觉得密探这种冒牌货做爱时不可能那么温情。
他问：“我们仅仅是随便聊天，还是在做认真的讨论？”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是很认真地在和你讨论。”
“你真觉得这样可行吗？”
“我知道这很难，”坦尼娅动情地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私下里散发和运输反动读物，“和美国人联系上很容易——但要保密并坚持就难了。你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你觉得我应该那样去做吗？”
“当然！”她热情地说，“我不希望下一代苏联儿童——还有波兰儿童——继续生长在这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暴政下。”
斯塔兹点点头。“看得出你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确这么想。”
“你愿意帮我吗？”
“当然愿意。”
卡梅隆·杜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间谍。他为尼克松总统做的卧底工作实在太业余了，他很幸运没有和上司约翰·埃利希曼一起去坐牢。进入中央情报局以后，卡梅隆进行了情报秘密传递以及和间谍短暂会面的训练，但他从没在实际的工作中用过这些技巧。在兰利总部待了六年以后，卡梅隆终于得到了在外国首都工作的职位，但他仍然没有做过任何秘密工作。
美国在华沙波茲亚多夫大道上的大使馆是座豪迈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中央情报局占据了大使办公套房旁边的一整间办公室。办公室边上有一个没有窗户，专门冲印照片底片的储藏室。中央情报局在华沙派驻了四名特工和一个秘书。因为中央情报局在华沙的线人很少，所以做波兰的谍报力量相当有限。
卡梅隆没有什么可做的。他借助波兰语字典读些华沙的报纸。他把在波兰街头看到的标语传送到总部：“教皇万岁”“我们要上帝”。他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尤其是西德、法国和英国和他职位类似的情报人员交谈。他开一辆二手的灰色波兰菲亚特，这辆车很耗油，如果前一天晚上不加油，第二天就启动不起来。他想在大使馆秘书里找个女朋友，不过没能找到。
他的前途曾经一度看似充满了希望，但现在他却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他在中学和大学是明星学生，第一份工作是在白宫。但很快卡梅隆的人生便走上了歧途，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尼克松破坏。但他需要一次成功，希望再一次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军者。
但他对各种聚会乐此不疲。
大使馆有家室的职员晚上一般都乐于回家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和家人一起看录像机里的美国电影，因此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招待会会让单身汉去参加。这天，卡梅隆去埃及大使馆，参加埃及驻波兰代理大使的欢迎会。
发动了菲亚特以后，车上的收音机打开了。他把收音机设定在秘密警察的频率上。车上的信号很弱，但有时他能听见波兰秘密警察在华沙实施盯梢时相互间的谈话内容。
有时秘密警察也会尾随他。他们会更换车辆，但总是那两个人，皮肤比较黑的一个卡梅隆称作马里奥，胖的一个卡梅隆把他唤为奥利。他们的盯梢似乎没有一定的模式，因此他假定自己或多或少一直被人监视着。也许波兰的秘密警察就是要他这么想。也许他们想用随机监视的方式使卡梅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不过卡梅隆也受过专门的训练。他在课程中学到，不能用太过明显的方式逃避监视，因为这等于是在告诉对方你在谋划些什么事情。在课堂上他被告知要养成一种规律性的习惯：比如说周一去A餐馆，周二去B酒吧，给监视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在对方的监视中找到缺口，找到他们一时疏忽的时刻，这时你就能摆脱监视去做些事了。
从美国大使馆开车出来以后，卡梅隆看到一辆蓝色的斯柯达105开上马路，跟在隔了两辆车的后方。
斯柯达跟着他穿越华沙的大街小路。卡梅隆看见马里奥开车，奥利坐在副驾驶座上。
卡梅隆把车停在阿尔扎卡街上，看见蓝色斯柯达开过他，停在菲亚特前面一百码的地方。
有时他真想上前和他们聊聊，因为马里奥和奥利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局里早就告诉过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更换人手，卡梅隆又需要花时间来认识新的监视人员了。
卡梅隆走进埃及大使馆，拿了杯鸡尾酒。酒稀释得很厉害，里面的杜松子酒味很难分辨了。卡梅隆和一个澳大利亚外交官聊起了在华沙购买舒适男士内衣的不便。外交官走后，卡梅隆环顾四周，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金发女郎孤零零地站着。女孩发现卡梅隆在看她，露出笑容，他连忙上前和她说话。
卡梅隆很快就知道女孩是波兰人，名字叫莉德卡，在加拿大驻波兰大使馆当秘书。莉德卡穿着紧身毛衣和能映衬出两条大长腿的黑色短裙。她英语很好，听卡梅隆讲话的时候非常专注，这让卡梅隆感到非常高兴。
这时一个穿着条纹西服的男人蛮横地把她叫了过去，卡梅隆心想这个男人一定是莉德卡的上司，两人的谈话不得不中断了。很快，又一位漂亮女郎走到卡梅隆身旁，卡梅隆开始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幸运日。这个女人年纪稍微大一些，大概在四十岁左右，但她长着一对明亮的蓝色眼睛，一头金黄色的短发，长得比莉德卡更美。“我以前见过你，”她说，“你是卡梅隆·杜瓦，我叫坦尼娅·德沃尔金。”
“我记得你，”卡梅隆很高兴能卖弄一下自己流利的俄语，“我记得你是塔斯社的记者。”
“你是中情局的特工。”
卡梅隆肯定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显然她是猜出来的。他例行公事地否认了。“没有那么刺激，”他说，“仅仅是个平淡无奇的文化参赞。”
“你是文化参赞吗？”坦尼娅问，“那正好能帮上忙了。我想请教你，扬·马特伊科是哪一派的画家？”
“我不太清楚，”卡梅隆说，“我想应该是印象主义画家。为什么问这个？”
“艺术真是你的所长吗？”
“我更偏重音乐。”卡梅隆觉得自己被坦尼娅逼到了墙角。
“你也许很喜欢波兰的小提琴家席皮尔曼。”
“是的，他拉的小提琴真是棒极了。”
“你觉得波兰诗人维斯拉瓦·申博尔斯卡怎么样？”
“很遗憾，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这是对我的测试吗？”
“是的，你没通过我的测试。申博尔斯卡是个女诗人，席皮尔曼是个钢琴家，不是小提琴家。马特伊科是个专画法庭和战争场面的传统派画家，不是印象主义画家。你也不是文化参赞。”
卡梅隆对这么轻易就露出破绽感到很窘迫。真是个没用的卧底！他试着打趣来挽回：“我也许是个能力偏弱的文化参赞。”
坦尼娅压低声音：“如果有个波兰军官想找美国政府代表谈一谈，我想你一定能安排是吧？”
谈话方向突然发生了大转变。卡梅隆很紧张，这可能是苏联人给他设的圈套。
也可能是个捷径——这对他说也许是个机会。
他漫不经心地说：“没问题，我可以安排任何人和美国政府的代表交谈。”
“私底下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的，私底下。”
“很好。”说完她就走开了。
卡梅隆又拿了一杯鸡尾酒。谈话是关于什么的？是真有这么个波兰军官，还是坦尼娅在嘲弄他？
欢迎会渐近尾声。卡梅隆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该干什么。他考虑着是不是要去澳大利亚大使馆找他刚认识的几个澳大利亚玩伴玩飞镖。这时他看见莉德卡一个人站在近旁。莉德卡看上去真的很性感。卡梅隆问她：“晚饭有安排吗？”
莉德卡表情很困惑。“你是指食谱吗？”
卡梅隆笑了。莉德卡显然没用过安排这个短语。卡梅隆换了种提问的方式：“我想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吃晚饭吗？”
“哦，好的，”她立刻说，“我们可以去鸭子餐馆吗？”
“当然可以。”鸭子餐馆价格昂贵，但用美金付账就还行。他看了看表。“现在就走吧？”
莉德卡朝大厅里四处看了看，穿着条纹西服的男人已经不在了。“走吧。”她对卡梅隆说。
他们出口走去。穿过大门的时候，刚才那个苏联记者坦尼娅又出现了，她用不流利的波兰语对莉德卡说：“你落下了这个。”她手里拿着一条红围巾。
“这不是我的围巾。”莉德卡说。
“我看见它从你手里掉下来的。”
有人碰了碰卡梅隆的胳膊。他摆脱坦尼娅和莉德卡不知所云的对话转过身，看见一个约四十岁、穿着波兰人民军上校制服的英俊男人。军人用流利的俄语对卡梅隆说：“我想和你谈谈。”
卡梅隆同样用俄语回答：“好的。”
“我会找个安全点的地方。”
卡梅隆只得说：“好吧。”
“坦尼娅会把时间地点告诉你。”
“好的。”
军人转身离开了。
卡梅隆重新把注意力放在莉德卡身上。坦尼娅装模作样地说：“我真是太蠢了，竟然会犯这样的错误。”说完就飞快地离开了莉德卡身旁。显然她刚才是想分散莉德卡的注意力，让那个波兰军人有机会和卡梅隆说上话。
莉德卡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事可真有点奇怪。”离开埃及大使馆时，她说。
卡梅隆很兴奋，但装出不明所以的样子。“是挺奇怪的。”
莉德卡追问他：“和你说话的波兰军官是谁？”
“不知道，”卡梅隆说，“坐我的车吧。”
“哦。”莉德卡很吃惊，“你有车？”
“是的。”
“太好了。”她看上去很开心。
一周后的早晨，卡梅隆在莉德卡公寓的床上醒来。
说是公寓，其实只是一套大房子里的一个单间：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台电视机和一个水槽。莉德卡和公寓里的其他三个住客合用过道那头的淋浴和厕所。
对卡梅隆来说，这却是天堂般的所在。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莉德卡正在用卡梅隆带来的咖啡豆站在橱柜边烧咖啡：莉德卡买不起纯咖啡。莉德卡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她转过身，端着杯咖啡走向床。她长着棕黄色的钢硬阴毛和带着淡黑色乳头的娇小乳房。
起先，卡梅隆对莉德卡裸体在房间里走动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老想盯着莉德卡的裸体看，这让他觉得非常粗鲁。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以后，莉德卡对他说：“想看就随你看，我喜欢这样。”卡梅隆仍旧感到有些害羞，但没有之前那么尴尬了。
这一周，他每天晚上都能见到莉德卡。
卡梅隆和莉德卡做了七次爱。不算按摩沙龙妓女帮他做的手淫，这比他有生以来做爱的总次数都要多。
一天早上，莉德卡问他早晨是否还要再做一次。
卡梅隆问她：“你是个性爱狂吗？”
莉德卡很不高兴，但他们还是做了。
莉德卡梳头的时候，他喝着咖啡，想着接下来一天要做些什么。他还没有得到坦尼娅·德沃尔金传来的进一步消息。他把他们在埃及大使馆的交流报告给上司基斯·多塞特，两人都同意只能先等待对方的进一步行动。
卡梅隆还有更大的麻烦要处理。他知道东欧情报机关常会给外交人员设置“桃色陷阱”。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莉德卡和他上床会没目的。他也曾考虑过莉德卡为波兰秘密警察工作的可能性。他叹了口气对莉德卡说：“我必须把你的事报告给上司。”
“你要把跟我交往的事上报吗？”莉德卡似乎没有感到警觉。“为什么要上报？”
“美国外交官只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国民交往，我们把这称为‘该死的北约法则’。上面不让我们和共产党国家的人恋爱。”莉德卡只知道他是个外交官，而不知道他是个间谍。
莉德卡神情悲伤地坐在他身边。“你要和我分手吗？”
“不，当然不，”这个想法把卡梅隆吓了一大跳，“但我必须向上汇报，他们会对你进行身份检查。”
莉德卡的表情变得忧虑起来。“那意味着什么？”
“他们会调查你是不是波兰秘密警察或其他情报部门的特工。”
她耸了耸肩。“哦，那没关系。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和那方面的事情根本不沾边。”
莉德卡似乎对特工身份的调查完全不介意。“对不起，但这方面的调查必须进行，”卡梅隆说，“一夜情没关系，可如果次数频繁，就会发展成情侣，就要上报了。”
“好的，你汇报吧。”
“我们已经是情侣，是吗？”卡梅隆紧张地问，“是严肃的恋爱关系，对吧？”
莉德卡笑了。“哦，当然，”她说，“我们确实在恋爱。”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五十三章
弗兰克一家分乘两辆特拉班大轿车去匈牙利旅行。他们是去那儿度假的。能买得起汽油的东德家庭常去匈牙利过暑假。
就他们所知，一路上没人跟踪他们。
他们通过东德旅游局的办公室预定了假期的行程。他们原本以为即便匈牙利是个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签证也会被拒绝。但他们得到了个惊喜。汉斯·霍夫曼错过了迫害他们的机会：也许他太忙了吧。
因为要带上卡罗琳和她的家人，因此她们需要两辆车。沃纳和卡拉很宠爱他们十六岁的孙女爱丽丝。莉莉喜欢卡罗琳，但对卡罗琳的丈夫奥多却很不感冒。他是个好人，让莉莉当上了教堂孤儿院的管理员。但奥多好像在强迫着自己喜欢卡罗琳和爱丽丝，好像爱着她们是在做善事一样。莉莉觉得一个男人的爱应该是由内而外迸发出的激情，而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卡罗琳与她的感觉大致相同。两人的关系很亲密，彼此分享对方的秘密。卡罗琳私下里向莉莉承认，她的婚姻是一个错误。她并没有可怜奥多，但也并不爱他，他既绅士又善良，但并不性感。他们一个月才做一次爱。
因此度假的一共有六个人。沃纳、卡拉和莉莉坐黄铜色的车，卡罗琳、奥多和爱丽丝坐白色的那部车。
这是趟漫长的旅程，对于一辆六百CC双充程内燃机特拉班汽车来说尤其漫长：穿越捷克斯洛伐克就需要六百英里。第一天晚上他们到达了布拉格，在布拉格的宾馆过了夜。第二天早晨离开宾馆的时候，沃纳说：“我确定没人在跟踪我们，我们似乎已经把盯梢的给摆脱了。”
他们把车行驶到了中欧最大，长五十英里的巴拉顿湖。巴拉顿湖离自由国度奥地利非常之近。不过为了防止有人从工人阶级的天堂逃脱，两国的边境线上建立了长一百五十英里的电子围栏。
他们在巴拉顿湖南岸的宿营地上并排搭了两个帐篷。
他们有个秘密的目标：这次匈牙利之行要去见丽贝卡。
这是丽贝卡的点子。丽贝卡花了一年照顾瓦利，成功地使瓦利摆脱了毒瘾。现在，瓦利住在离丽贝卡家很近的一套公寓里。为了照顾瓦利，丽贝卡放弃了当选西德议会议员的机会。不过瓦利身体好了以后，她又一次得到了当议员的机会。丽贝卡目前是西德议会的当选议员，致力于制定西德的对外政策。他去匈牙利进行过公务旅行，发现匈牙利对西方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旅游业和白葡萄酒是匈牙利赚取外汇、消除庞大贸易赤字的唯一渠道。西方的旅游者住在隔离的特殊度假营。但在度假营之外，就没什么可以阻止两大阵营之间的人交朋友了。
因此，弗兰克一家要做的完全不犯法。他们的旅行和丽贝卡一样完全合法。和他们一样，丽贝卡也会假装独自出游的样子。弗兰克一家将和丽贝卡在指定地点“偶遇”。
但法律在东欧国家只是官样文章。如果让秘密警察知道弗兰克一家的真正目的，他们就有大麻烦了。因此，丽贝卡私底下和此时仍然经常从西柏林跨境去东柏林的丹麦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秘密地安排好了整个行程。丽贝卡和安德森所作的安排没有记录，丽贝卡和东德的家里也没有电话往来。他们很担心丽贝卡会因此而被捕——或者被斯塔西所绑架——送进东德的监狱。这将引起东、西德之间的外交纠纷，但斯塔西还是有可能这样干。
丽贝卡的丈夫伯纳德没有来。他的肾功能衰竭，身体状况恶化。他只做些兼职工作，不能到很远的地方旅行。
沃纳钉上一颗帐篷桩以后起身，轻声对莉莉说：“到四处走走，看看秘密警察有没有在跟踪我们，也许他们觉得不必跟踪，因为他们预先把人派到这了。”
莉莉像是在找东西一样在营地里四处逡巡。巴拉顿湖的露营者待人友善，个个喜气洋洋。见到莉莉这样一个年轻女孩，许多人都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招待她啤酒、咖啡和小点。大多数帐篷都住着一家人，但也有几个男生或几个女生合住的帐篷。单身的旅游者无疑会在接下来几天找到合适的伴侣。
莉莉目前单身，她喜欢性，曾经和几个人交往过——其中包括了一个女人，不过这段往事她家里人并不知情。她觉得自己和其他女性同样存在母性本能，她很喜欢瓦利的女儿爱丽丝。不过她把生养个孩子的念头放在了一边，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前途暗淡的东德长大。
因为家庭政治倾向的原因，她没有能够上大学，于是她接受了托儿所保育员的职业培训。在东德当局的通知下，莉莉永远找不到出头的日子，好在奥多在雇人不受政府控制的教堂帮她找了份工作。
不过她的主业仍然是音乐，她继续和卡罗琳一起在小酒吧和青年人夜总会唱歌和玩吉他，有时也会在教堂大殿进行表演。她们的歌反对工业污染，反对对古建筑和纪念碑的破坏，反对砍伐原始森林，反对建造丑陋的建筑。政府痛恨卡罗琳和莉莉，把她们逮捕入狱，警告她们不得进行反动宣传。但共产党人也不赞成工业污水污染河流，他们发现很难对环境保护主义者采取严厉的打击。事实上，政府还经常试着指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没什么约束力的官方环境保护组织。
莉莉的爸爸说，美国的保守派经常以保护环境破坏商业机会为由责怪环境保护主义者。对苏联集团的保守派来说，责怪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共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毕竟，共产主义服务的对象不是少数老板，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一天晚上，莉莉和卡罗琳溜进一间录音棚，灌制了一盘唱片。她们灌制的磁带不可能通过官方的渠道发行，但转录的没有包装纸的盒带卖了一千多盒。
莉莉在绝大多数游客都是东德人的宿营地里走了一圈：给西方人提供的宿营地离这有一英里。回到家里的帐篷旁边时莉莉注意到，紧邻他们家帐篷的一个帐篷外有两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人正在喝啤酒。一个金发渐稀，一个留着十五年前流行的披头士发型。金发男人和她眼神相遇，然后马上把目光挪开了，这引起了她的怀疑——小伙子和她对视都来不及，哪有避开她目光的。这两个男人既没邀请她喝啤酒，也没让她过去聊聊。“哦，不。”莉莉轻叹了一声。
斯塔西特工很容易辨认。他们一般都很丑，脸上一脸凶相。只有追求威望和权力，没有太大能耐的人才会干这活。丽贝卡的丈夫汉斯就是这么一个人。汉斯是个不讲理的流氓，但他晋升得很快，目前已经跻身于斯塔西的上层，他开着辆豪华汽车四处兜风，住在高墙环绕的巨大别墅。
莉莉不愿惹祸上身，但是要证实自己的猜测，她必须胆大一点。“伙计们，你们好。”莉莉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
两个男人敷衍着和她打了招呼。
莉莉不想轻易地让他们逃过去。“你们的妻子在吗？”她问。他们肯定知道这是莉莉识破他们的招数。
金发男人摇了摇头，另一个只是简单地说了个“不”字。他们很笨，不知道该如何装模作样。
“你们没带妻子来吗？”丽贝卡觉得这个回复几乎验证了自己的猜测。不找女孩的话，两个男人到夏季露营地干吗来啊？两个人的衣着都很普通，不可能是同性恋者。“讲给我听听，”莉莉强迫自己用欢快的语气说，“晚上去哪儿找乐子？有没有可以跳舞的地方？”
“我不知道。”
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如果这两个男人在度假，那莉莉就是勃列日涅夫夫人。于是她便走开了。
这就麻烦了。弗兰克一家怎么能在不被斯塔西特工发现的情况下见到丽贝卡呢？
莉莉回到家人那里。两个帐篷都已经搭好了。“我发现了两个斯塔西特工。他们在我们南面那排往东数的第三个帐篷。”
“我就怕这个。”沃纳说。
弗兰克一家预定了两天后在丽贝卡初次匈牙利之行去过的餐馆见面。但上那之前弗兰克一家必须把秘密警察甩掉。莉莉很担心，但沃纳和卡拉异常平静。
隔天一大早，沃纳和卡拉就开着棕黄色的特拉班轿车离开了宿营地，临走前他们说要出门侦察侦察。斯塔西特工开着绿色的斯柯达跟在他们后面。沃纳和卡拉出门了一天，回来时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沃纳告诉莉莉他要带她出去走走。父女俩在帐篷外背上帆布背包，相互帮忙背好。他们穿上结实的靴子，戴上宽帽沿的帽子。瞧见他们的人都可以看出，两人正准备出发去远足。
与此同时，卡拉正准备带着购物袋出门，她拟了个单子大声说：“汉堡，奶酪，面包……还要点别的什么吗？”
莉莉担心他们装样装得太明显了。
两个秘密警察正坐在帐篷外面，一边抽烟，一边监视他们的行动。
弗兰克一家朝两个方向分头走。卡拉往停车场走，莉莉和沃纳朝湖边走去。留着披头士发型的特工跟上卡拉，金发特工跟上了沃纳和莉莉。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沃纳说，“我们成功分开了他们。”
到了湖边以后，莉莉和沃纳沿着湖岸朝西走，沃纳显然前一天已经侦察过这条路线。湖畔的沙地坑坑洼洼，金发的斯塔西特工步履艰难地远远跟着他们：他穿的鞋不适合远足。父女俩过段时间停下来一阵，假装需要休息，让特工能跟上。
走了两个小时以后，他们走到了一处狭长没有人的湖岸。湖岸当中的树林里掩映着一条一头通向“高潮位”标识牌的死路。
路上停着他们家的棕黄色特拉班车，驾驶座前坐着卡拉。
小路上没有其他任何人。
沃纳和莉莉坐进车，卡拉驾车离开，把远远跟踪的斯塔西特工一个人落在了湖岸上。
莉莉克制住挥手对特工说再见的冲动。
沃纳问卡拉：“你把另一个特工也甩掉了是不是？”
“是的，”卡拉说，“我在百货店外面的垃圾桶放了把火，把他的注意力引开了。”
沃纳咧嘴笑了。“这是多年前你从我这学来的把戏。”
“没错。他很自然地下了车，去垃圾桶那边查看情况。”
“接着呢……”
“趁他分神的机会，我用钉子扎破了他的车轮胎，把他留在那里一个人换轮胎。”
“太棒了。”
莉莉问：“你们在战争期间干过这事，是吗？”
谈话陷入了停顿。他们从不说起战争时候的事情。过了半晌卡拉才说：“是的，我们的确做了点贡献，但没什么可吹的。”
接下来，三个人都没再说话。
卡拉把车开进一个小村，把车停在一个写着英语招牌“酒吧”的小屋前。屋外站着个男人把车指引到酒吧后面马路看不见的空地上。
沃纳、卡拉和莉莉走进酒吧。酒吧装饰得很可爱，看上去不像是国营的酒吧。莉莉很快看见了她的丽贝卡姐姐，立刻伸出双臂抱住丽贝卡。她们已经分别八年了。莉莉想好好看看丽贝卡的脸，但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卡拉和沃纳依次拥抱了丽贝卡。
最令他们吃惊的是丽贝卡时髦的穿着。她穿着条带着小点的蓝色裙子和一件蓝色的夹克衫。丽贝卡的脖子上戴着根镶嵌着一颗大珍珠的银链，手臂上戴着一个沉重的银质手镯，小巧的凉鞋有个软木跟。她的肩膀上挎着一只淡蓝色的皮包。就莉莉所知，政客在西德并不是个高收入的职业。西德所有人的穿着难道都这么考究吗？
丽贝卡带着他们穿过酒吧，走进一个放着张长桌子的密室。长桌子上有一个放着熏肉的盘子，一个放着色拉的碗和几瓶红酒。桌子旁站着一个穿着白色T恤衫，黑色牛仔裤，形容憔悴的消瘦男人。他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如果生过病，他的年纪也许还会再轻上一点。莉莉觉得他一定是这个酒吧的雇员。
卡拉倒吸了一口冷气，沃纳惊叫道：“哦，我的老天啊！”
莉莉发现眼前这个清瘦男人正饱含期待地看着他。她突然注意到男人脸上杏仁状的眼眸，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正是哥哥瓦利。她轻声惊叫了一声：没想到瓦利看上去竟然会如此地苍老。
卡拉抱着瓦利说：“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
莉莉拥抱亲吻着瓦利，哭得一塌糊涂。“你完全变了个人，”她哭着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摇滚乐害我吸了毒，”他笑着回答，“但我已经摆脱了毒瘾。”他看了一眼姐姐，“丽贝卡放下了事业——陪了我一年——帮我从毒瘾中解脱出来了。”
“我是你姐姐，”丽贝卡说，“这个忙当然要帮。”
莉莉知道丽贝卡做这件事不会有半点犹豫。对丽贝卡说，没有任何事优先于家里的事情。莉莉认为丽贝卡是因为收养的原因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
沃纳用双臂搂着瓦利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他的声音里包含着强烈的情感，“我们不知道你要来。”
丽贝卡说：“我决定把这件事完全保密。”
卡拉说：“是因为考虑到危险吗？”
“当然是，”丽贝卡说，“但瓦利决定要冒险。”
卡罗琳和家人一起走进密室。和其他人一样，她用了好一会才认出瓦利，然后惊奇地大叫一声。
“卡罗琳，你好。”瓦利伸出手，吻了吻卡罗琳的两侧面颊，“很高兴能再见你。”
奥多说：“我是卡罗琳的丈夫奥多。很高兴终于能见到你。”
瓦利的脸上浮上一层阴云，不过他的脸色很快就由阴转晴。莉莉知道奥多身上的某种东西让瓦利吃了一惊，但瓦利很快就掩饰住了自己的惊奇。瓦利和奥多热情地握着手。
卡罗琳说：“这是爱丽丝。”
“是爱丽丝吗？”他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个金发像帘子一样垂在脸上的高个十六岁少女。“你小时候，”瓦利说，“我写了首关于你的歌。”
“我知道。”爱丽丝吻了吻他的脸颊。
奥多说：“爱丽丝知道她的身世。到了明白事理的年岁以后，我们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莉莉不知道瓦利是否在奥多的口吻中听出了自以为公正的语气。或许是她过于敏感了吧？
瓦利对爱丽丝说：“我爱你，但奥多把你抚养长大。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想你应该也不会。”
一时间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不一会儿，他重新平静下来说：“大家都坐下吃饭吧。这是个快乐的日子。”莉莉意识到瓦利多半已经把一桌菜的钱都已经付了。
密室里的人在桌子边坐了下来。开始时他们像陌生人一样感觉尴尬，试着找话来说。接着几个人又同时开口向瓦利提问。所有人都笑了。“一个个来！”瓦利说。大伙这才放松下来。
瓦利告诉他们他在汉堡有间顶层套房。他没有结婚，但是有个女朋友。每隔一年半到两年，他会去一次加利福尼亚，在戴夫·威廉姆斯的农场住四个月，和桃色岁月乐队一起灌制唱片。“我是条毒虫，”他说，“但已经七年没碰毒品了，到九月就八年了。和乐队一起进行现场演出时，我会派个保镖站在更衣室外检查出入更衣室的人员，看看他们有没有携带毒品。”说着，他耸了耸肩，“这样做看似很极端，但必须得这样做。”
瓦利也问了家人很多问题，尤其是爱丽丝。爱丽丝回答问题的时候，莉莉环顾着桌旁的众人。桌子旁边坐着的都是她的家人：她的双亲，她的姐姐，她的哥哥，她的侄女，她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和二重唱同伴。看着他们集中在一个房间，一起吃饭，一同交谈，共品美酒，这种感觉是何等的舒畅啊！
她又想到，许多家庭每周都能聚在一起，并把这视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卡罗琳坐在瓦利身边，莉莉注视着他们。瓦利和卡罗琳曾经有一段相知相恋的日子。莉莉注意到，他们仍然能把彼此逗乐。如果当初情况能有所不同——如果柏林墙能够早点倒塌——他们的缘分能否再续？他们仍然还很年轻：瓦利三十三岁，卡罗琳三十五岁。莉莉赶紧把这个想法抛到一边：这是个无聊的揣测，想法本身就很愚蠢。
为了爱丽丝的缘故，瓦利重新叙述了一遍逃出东柏林的往事。当讲到等了卡罗琳一夜，但卡罗琳一直都没出现时，卡罗琳打断他的话。“我吓坏了，”她说，“为自己害怕，为肚子里的孩子害怕。”
“我并不是在指责你，”瓦利说，“你什么都没做错，我也什么都没做错。错都出在那道柏林墙上。”
他描述了开车闯过检查点，撞过几层栅栏的情况。“我永远忘不了被我撞死的那个人。”他说。
卡拉说：“不是你的错——他正在朝你开枪！”
“我知道不是我的错。”瓦利说。莉莉可以听出来，他的心情平复了。“我感到很遗憾，但并不觉得自己有罪。我逃跑没有错，他拿枪射我也没有错。”
“就像你说的，”莉莉插话道，“都是那道柏林墙的错。”

Part7 监听 1972-1974年 第五十四章
卡梅隆·杜瓦的上司基斯·多塞特，是个长着姜黄色头发的矮胖男人。和多数中央情报局的人一样，他穿着很普通。这天，他穿着棕色的花呢夹克衫、灰色的法兰绒裤子、带有棕色竖条的白衬衫，脖子上戴着条灰绿色的领带。在街上看到多塞特，你很容易忽略他，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卡梅隆觉得，多塞特也许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但也许他只是品味差了点而已。
“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女朋友莉德卡的事情。”基斯坐在美国大使馆的一张大办公桌后说。
卡梅隆确信莉德卡没有牵涉到任何不好的事情当中，但他希望能证实这一点。
基斯说：“你的要求被否决了。”
卡梅隆很吃惊。“你在说什么呢？”
“你的要求被否决了。这句话你理解有困难吗？”
有时中央情报局的人举止像军人似的，下起命令来丝毫不给下属质疑的余地。但卡梅隆不是那么容易被恐吓吓倒的。毕竟，他曾经在白宫工作过。“为什么被否决？”他问。
“我不必告诉你理由。”
到了三十四岁，卡梅隆才交上了第一个女朋友。被拒绝了二十来年以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只为了让他高兴而和他睡觉的女人。想到会失去莉德卡，卡梅隆变得不顾一切起来。“你也不必如此混账。”他厉声说。
“你竟敢对我说这种话。你再说一句，我就让你坐下一班飞机回家。”
卡梅隆不想被遣返回家。他退缩了。“我道歉。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知道要求被否决的原因。”
“你和她有着被我们称为‘连续和亲密’的接触，是吗？”
“是的，而且我已经亲口告诉你了。这怎么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呢？”
“这是由统计数字决定的。根据调查，大多数被抓的背叛美国的叛徒都有外国的亲戚或朋友。”
卡梅隆一猜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想因为统计数字上的理由而放弃她。你有特别针对她的证据吗？”
“凭什么你觉得自己有权盘问我？”
“你是说你没证据是不？”
“我早就告诉过你，别在这样和我油腔滑调。”
特工托尼·萨维诺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托尼手里拿了张纸。“我刚看了早晨新闻发布会的参加人员名单，”他说，“其中有来自塔斯社的坦尼娅·德沃尔金。”托尼看了看卡梅隆，“她就是在埃及大使馆和你说话的那个女人？”
“没错。”卡梅隆说。
基斯问：“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什么？”
“通告上写着，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波兰和美国的博物馆相互把艺术品借给对方的协议草案。”托尼看了看手里的纸，抬起头，“塔斯社的记者应该不会对这个感兴趣，不是吗？”
卡梅隆说：“她一定是来见我的。”
一走进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中心，坦尼娅就看见了卡梅隆·杜瓦。高大瘦削的他像根电线杆一样站在后面。如果他不来，坦尼娅会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以后去找他。但他在就最好了，这样不会惹人注意。
但坦尼娅不想显得是来找卡梅隆的，因此她决定先听听新闻发布的内容。坦尼娅坐在相交甚好的波兰记者达努塔·戈尔斯基身旁。达努塔是一个名叫防卫委员会的半地下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常制作一些反映工人困苦和抗议侵犯人权的传单。波兰人把这种非法印刷品称为比布拉。达努塔和坦尼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
新闻发言人在诵读通稿之前，已经把打印好的文稿分发给记者了。达努塔小声对坦尼娅说：“也许你想到格但斯克去。”
“为什么要去？”
“列宁船厂会举行一次罢工。”
“波兰各地到处都有罢工。”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使他们能够买得起大幅提价的食品。坦尼娅在报道中称之为“停工”，因为罢工只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
“告诉你，”他说，“这次罢工与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波兰政府对罢工应对地很迅捷，一般都会在当地物价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工资或作出其他让步，以免抗议活动迅速蔓延。持不同政见者想利用这类罢工威胁政权的根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共产党政府才不会让他们得逞呢！
“怎么不同了？”
“厂房解雇了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吊车操作工——这回他们欺负错人了。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是个五十一岁的寡妇。”
“因此她得到了具有侠义精神的波兰人的广泛同情是吗？”
“她是个公众人物，人们尊称她为安妮夫人。”
“我也许会去看看。”德米卡希望得知波兰抗议活动愈发严重的消息，以制止克里姆林宫可能的镇压。
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坦尼娅从卡梅隆·杜瓦身边经过时轻声用俄语说，“星期五两点去圣约翰大教堂。到那以后，你抬头看着巴茨科维斯基十字架就行。”
“那不是个碰头的好地方。”卡梅隆飞快地说。
“别讨价还价，不去就算了。”
“你必须告诉我去那儿干什么。”卡梅隆坚定地说。
坦尼娅意识到自己必须冒险和他多说几句。“有关于在苏联入侵西欧时建立一条联络通道的事情，”她说，“一些波兰军官想在那时投奔西方，我们想探讨一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
卡梅隆惊呆了。“哦……哦……”他结结巴巴地说，“没问题，好的。”
坦尼娅朝卡梅隆笑了笑。“满意了吗？”
“他叫什么名字？”
坦尼娅犹豫了。
卡梅隆说：“他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坦尼娅决定相信眼前这个男人。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了他手上。“斯塔尼斯劳·帕拉克，”她说，“昵称斯塔兹。”
“告诉斯塔兹，为了安全考虑，不能和大使馆里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坦尼娅把白天和卡梅隆的交谈告诉了斯塔兹。第二天，坦尼娅和斯塔兹吻别，向北驱车二百英里，来到波罗的海海滨的格但斯克。坦尼娅有辆用了很久，有两只平行放置的车头灯，开得却很平稳的梅赛德斯-奔驰280S。傍晚时，坦尼娅在格但斯克老城区和奥斯特罗岛上列宁船厂的码头和干船坞隔河相望的一家旅馆办理了入住手续。
第二天正好是安娜·瓦伦蒂诺维茨被解雇一周的日子。
坦尼娅早早起床，穿上帆布工作服，过桥到了奥斯特罗岛，在日出前到达造船厂门口，和几个青年工人漫步走进船厂。
这天是她的幸运日。
船厂用糨糊新张贴了要求安妮夫人复职的海报。一小群人正聚集在海报四周。一些人正在分发传单。坦尼娅拿到份传单，翻译出传单上的波兰语文字。
因为激发其他工人的示范效应，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成了厂方的心病。厂方之所以觉得她麻烦是因为她为其他人争取权益，而且能把同事们组织起来。当局总想孤立有领袖气质的人。如果我们不奋起抗争的话，当厂方提高工作份额，当医疗和安全管理规定被违背，当厂方强制工人加班的时候，就没人为我们说话了。
坦尼娅被传单上的文字打动了。传单上没提到增加收入，减少劳动时间：而是有关和共产党特权阶层相独立，拥有把工人们组织起来的权力。坦尼娅觉得这是个显著的进步。她的内心里产生了微小的希望之光。
她在渐渐加强的日光下在厂区四处走动。船厂的规模令人生畏：几千个工人，几千吨钢材，无数个铆钉。在建中船只的一边高耸在坦尼娅头顶，数不清的脚手架支撑着船只的重量，巨大的吊车像俯瞰着马槽的东方三博士一样把头低在船只上。
坦尼娅所到之处，工人们放下工具，一边阅读传单，一边讨论着当下的形势。
一些工人开始进行游行，坦尼娅跟在他们后面，他们举着将就做成的标语牌列队绕着厂区走了一圈。他们号召围观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很快游行的人数就庞大起来。最后他们来到工厂的大门口，告诉来上班的工人他们正在进行罢工。
他们关上厂门，拉起汽笛，在厂门旁边的一幢楼上飘扬起波兰国旗。
接着他们选举出罢工委员会。
正当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时候，罢工突然被打断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攀上挖掘机，开始对人群大喊。坦尼娅一点都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大致猜得出他是在反对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工人们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听他在讲些什么。坦尼娅问旁边的人这个人是谁。“这里的厂长克莱门斯·格尼希，”她被告知。“这个人还不错。”
坦尼娅惊呆了。这些人太软弱了。
格尼希答应，只要工人先回去工作，厂方就可以和工人进行协商。坦尼娅觉得他摆明了是在糊弄工人。许多人发出嘘声起哄，但其他一些人却点头同意。几个人走开了，显然返回了工作现场。游行群众这么快就被打散了吗？
这时有人跳上挖掘机，拍了拍厂长的肩膀。这个人身材矮小，肩膀厚实，长了一口茂密的胡子。尽管坦尼娅觉得这个人不太显眼，但认出他的人群却欢呼雀跃起来。他们肯定知道这是谁。“你还记得我吗？”小个子用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嗓音高声问，“我在这儿工作了十年——接着你却把我解雇了。”
“他是谁？”坦尼娅问身旁的人。
“莱赫·瓦文萨。他只是个电工，但所有人都认识他。”
厂长试着和瓦文萨在人群面前辩论，但黑胡子小个子男人却丝毫不留面子。“我宣布进行占厂罢工！”他咆哮道，人群大呼着表示支持。
厂长和瓦文萨分别从挖掘机上走了下来。游行群众似乎都无条件地接受瓦文萨的发号施令。瓦文萨命令厂长的司机开豪华轿车把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接过来，司机马上照办，更让人吃惊的是，厂长竟然没有表示反对。
瓦文萨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的选举。豪华轿车接来了安娜，安娜的到来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安娜是个头发和男人一样短的矮个子女人。她戴着圆镜片眼镜，穿着件粗条子的宽松上衣。
厂长和罢工委员会成员走进卫生安全中心进行谈判。坦尼娅本想跟在他们后面混进去，但决定不去碰运气：能走进厂门已经很好运了。工人们欢迎西方媒体，但坦尼娅的采访证却显示她是个为塔斯社工作的苏联记者，如果被罢工者知道身份的话，她很快就会被工人们赶出去。
不过谈判者在桌子上放了麦克风，所有的讨论被扬声器传到站在外面的人群中——这让坦尼娅感到极度震撼。罢工者可以用嘘声和欢呼来表达他们对谈判内容的爱憎。
除了重新聘用安娜以外，罢工者们还提出了包括不对罢工者进行报复在内的几项要求。令人惊奇的是，厂长竟无法接受在船厂门外为反对1970年食物涨价被工厂警卫屠戮的示威者建立纪念碑的要求。
坦尼娅不知道这次罢工是否也会以一场大屠杀而告终。她心惊胆战地意识到，如果真有大屠杀的话，自己正站在能被机枪扫到的第一排。
格尼希解释说，正门前面的那块地被指定给一所医院了。
罢工者说他们就想在那建座纪念碑。
厂长建议他们在厂里另选别处建造纪念碑。
罢工者拒绝了厂长的建议。
麦克风里传来一个工人代表不耐烦的声音：“我们别像路灯下的乞丐那样围绕牺牲英雄讨价还价好吗？”
卫生安全中心门外的工人们开始鼓起了掌。
另一个谈判代表直接向聚集在门外的人群发问：你们想要纪念碑吗？
人们高声说要。
厂长离开卫生安全中心，去和上司协商。
厂门外已经站了几千个罢工的支持者，他们给罢工者带来了配给的食物。波兰几乎没有家庭会把分配所得的食物拿出来送人，但罢工的支持者们却拿了十几袋食物递给厂门内的男男女女，让罢工者吃上了一顿午饭。
下午，厂长回到谈判桌前，宣布当局原则上批准了建立纪念碑的诉求。
瓦文萨宣称只有全部要求得到满足，工人才会复工。
临了他又像是刚想到似的补充了一句，工人们还想讨论讨论自由的独立工会的组成问题。
现在，坦尼娅心想，形势变得真正有趣了。
周五午饭以后，卡梅隆·杜瓦开车去了华沙老城区。
马里奥和奥利仍旧开车跟在他的车后面。
华沙的大部分地方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波兰人在废墟的旧址上建立起包括笔直马路、宽阔人行道和现代化建筑在内的新城区。但新城区不适合私下见面以及情报交换。但老城区的改造完全不一样，设计者们在旧址的基础上增添了圆石路面，幽深的小巷和不规则形状的房子。老城区有点改造得太过完美了，线条、格局和色彩像电影场景似的看上去过于新式。但这里的环境比市里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间谍的秘密活动。
卡梅隆停下车，向一幢高大的房屋走了过去。这里的二楼是个相当于华盛顿“自梳女”按摩沙龙的地方。遇见莉德卡之前，卡梅隆是这里的常客。
几个女孩穿着贴身的内衣裤坐在大房间里看电视抽烟。看见卡梅隆，一个丰饶的金发女郎马上站了起来。她故意让睡袍的前襟敞开，好让卡梅隆看见她丰腴的大腿和睡袍里面穿着的蕾丝内衣。“伙计，你好，我们好几个星期没见你了。”
“佩拉，你好。”卡梅隆走到窗边，俯视着楼下的酒吧。和以往一样，马里奥和奥利坐在对面的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审视着来往穿着漂亮衣裙的姑娘们。他们希望卡梅隆逗留半个小时，最好是一个小时。
至今为止，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佩拉问：“怎么啦？是不是你老婆在跟踪你？”
其他女孩都笑了起来。
卡梅隆取出钱，把平时做一次手淫的费用递给佩拉。“今天我要你帮个忙，”他说，“介意让我从后门溜出去吗？”
“你妻子是不是要来这捣乱啊？”
“不是我妻子，”卡梅隆说，“是我女朋友的丈夫。如果他来找麻烦的话，你就替他免费做个口交，事后我来付钱。”
佩拉耸了耸肩。
卡梅隆走下后楼梯，穿过院子，感觉非常棒。他在跟踪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甩掉了他们。他会在一小时内回来，那时他会从前门出去。马里奥和奥利不会知道他曾离开过公寓。
他匆匆地穿过老城区市场广场，沿着斯维特扬斯卡街走到被毁于战争，战后重建的圣约翰教堂。卡梅隆的身后已经没有了波兰秘密警察——但他们可能会跟踪斯塔尼斯劳·帕拉克。
中央情报局华沙站为决定如何进行这次接触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每一步都精心地考量过。
卡梅隆在教堂外见到了上司基斯·多塞特。这天他穿上了波兰店里买来的四四方方的灰色西装，他只有在进行谍报活动时才会穿上这套西装。他的西服口袋里塞了顶帽子。多塞特发出的信号很清晰。带着帽子意味着教堂里潜伏有波兰的秘密警察，这次会面将会被终止。
卡梅隆从西边的哥特式门进入教堂。教堂建筑令人敬畏，大殿里弥漫着一股圣洁的气息，卡梅隆心里的不详感愈发浓厚。他将和敌方的重要线人进行接触，这将是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卡梅隆将继续以间谍的身份在国际政坛驰骋。如果出了岔子，他很快会被遣送回兰利，重新进行案头工作。
卡梅隆对斯塔兹假称在美国大使馆的人里只能见他。卡梅隆撒这个谎的目的是让基斯难以把他送回美国。尽管调查显示莉德卡既不属于波兰的秘密警察组织，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基斯就是不让卡梅隆和她交往。不过如果卡梅隆能成功地招募到一位波兰上校为美国做间谍的话，这个功劳可以使他公然地和基斯展开对抗。
他看了看周围，寻找四周有没有秘密警察，不过看到的只是游客、礼拜者和牧师。
卡梅隆沿着北走廊走到一个放着著名十六世纪十字架的小堂。英俊的波兰军官正站在十字架前，看着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表情。卡梅隆站在军官身边。小堂里这时只有他们两个人。
卡梅隆用俄语对波兰军官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
斯塔尼斯劳同样用俄语问：“为什么？”
“太危险了。”
“对你来说吗？”
“不，是对你来说。”
“我们如何联系呢？通过坦尼娅吗？”
“不。事实上，从现在开始，不要告诉她任何你我之间的事情。把她隔离在你我的圈子外面。如果正和她一起睡觉的话，你们可以继续睡下去。”
“那真要谢谢你了。”斯塔尼斯劳用嘲讽的语气说。
卡梅隆没有理会他的讽刺。“你开什么车？”
“一辆1975年产的绿色萨博99。”斯塔兹把车牌号码告诉了卡梅隆。
卡梅隆记下了车牌号码。“你把车晚上停在哪儿？”
“停在我家附近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路上。”
“停车时，给车窗留条细缝，我们会塞个信封进去。”
“太危险了，被别人读到便条上的内容该怎么办啊？”
“别担心。里面会有张洗车店的低价招揽广告。但如果你拿熨斗在纸上烫一遍，就会立即显现出传递给你的消息。纸上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哪儿和我们会合。如果你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到达会面地点，那也没什么要紧，我们会再送个信封给你。”
“会面时会做些什么事？”
“我正要说，”经过同意，卡梅隆有一长串的事情要告诉斯塔兹，他必须尽快说完，“是有关于你的同道们的。”
“这是什么意思？”
“别过早抱团。”
“为什么不能？”
“你们会暴露的。人一多总会暴露。必须等到最后一刻再把你的同道组织起来。”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两件事。第一，做好准备工作。在脑子里拟定一张你信任的人的名单。判断清楚这些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是不是会反对苏联。让瓦文萨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知道你，但一定不能告诉他们你要做什么。去电视台做一番探查，拟定夺取电视台的计划。但你要切记，这些事你务必都搁在脑子里，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那第二件事呢？”
“为我们提供信息。”卡梅隆试图遮掩自己的紧张。这是个稍嫌过分的请求，斯塔尼斯劳也许会拒绝这样的请求。“我们需要苏联以及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战斗序列方面的信息：参战人数，坦克数量，战斗机数量——”
“我很清楚战斗序列是什么意思。”
“还有他们在危急时刻的战斗方案。”
停顿了很长时间，斯塔尼斯劳说：“这些我都能弄到。”
“很好。”卡梅隆略带感情地说。
“我能得到什么作为回报呢？”
“我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密码字。你只能在苏联入侵西欧的时候用到它们。拨通这个电话以后，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军官会用波兰语接你电话。他会把你当成波兰反抗苏联入侵的代表。事实上，那时你就成了自由波兰的领导人。”
斯塔尼斯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卡梅隆知道，斯塔兹已经被他的邀约吸引了。过了一会儿，斯塔兹说：“如果答应了，我等于把命交给你了。”
“你已经把命交给我了。”卡梅隆说。
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罢工者让国际媒体报道了罢工运动的全过程。讽刺的是，这是罢工者和波兰人民联络的最佳渠道。波兰有新闻检查制度，不会报道罢工的新闻。西方报纸的报道会被美国投资的自由欧洲电台所选取，然后播送回波兰。自由欧洲的报道是波兰人了解自己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实的主要渠道。
莉莉·弗兰克通过西德的电视台得知了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东柏林人只要把电视天线对准正确的角度就能接收到西德电视台的节目。
让莉莉高兴的是，尽管波兰政府想尽办法阻挠，但罢工却在蔓延。格丁尼亚的船厂罢工了，同情船厂工人罢工的公共交通工人也接着罢了工。他们组成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并把总部设在格但斯克的列宁船厂。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组成自由的工会组织。
和许多东德家庭一样，弗兰克一家经常在柏林米特区独幢式住宅二楼客厅的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些事情。铁幕已经出现了一丝丝裂缝，他们急切地估计着形势演变会走向何方。如果波兰人可以揭竿而起的话，东德人或许也行。
波兰政府试着挨个厂子协商，许诺给脱离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大幅提高工资，并及时予以结清。但政府的策略失败了。
短短一周以内，三百家罢工企业加入了厂际罢工委员会。
步履蹒跚的波兰经济经不起太长时间这样的折腾。政府最终接受事实，派副总理前往格但斯克处理罢工的事情。
一星期后达成了协议。罢工者们被赋予了建立自由工会的权力。这个胜利震惊了全世界。
如果波兰人能够赢得自由，东德人会是下一个吗？
基斯对卡梅隆说：“你仍然在和那个波兰女孩约会。”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他自然仍旧在和莉德卡约会。卡梅隆像是进了糖果店的小孩一般快乐。只要他想要，莉德卡可以随时和他做爱。在这之前，几乎没有女孩肯和他做爱。“喜欢这样吗？”两人做爱时莉德卡常会这样问。如果卡梅隆承认，她会问：“你是有一点喜欢，很喜欢，还是喜欢得愿意去死？”
这时基斯却告诉他：“我已经说过，你的请求被否决了。”
“但你没说为什么。”
基斯看上去很生气。“我已经作出了决定。”
“但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吗？”
“你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
“是你在质疑我的女朋友。”
基斯更生气了。“因为斯塔尼斯劳不愿意和除你以外的任何人交谈，你就觉得可以随意摆布我了吗？”
卡梅隆正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却给予了否认。“这和斯塔兹没关系，我只是不想无缘无故地放弃她。”
“我也许必须得解雇你。”
“我仍旧不想放弃她，事实上——”卡梅隆犹豫了。他想要说的话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但还是对基斯说了。“事实上，我想娶她为妻。”
基斯的口气变了。“卡梅隆，”他说，“她也许不是波兰秘密警察的特工，但和你睡觉也许会另有所图。”
卡梅隆吹了声口哨。“如果和情报工作没关系，那也就和你没关系了。”
基斯仍然试图说服他，但说话声柔和了点，似乎不想伤害卡梅隆的感情。“你应该清楚，很多波兰女孩都很想去美国。”
卡梅隆知道这点。他早就想到莉德卡是为了去美国而和他恋爱的。但这话出自基斯之口，他却感到受到了羞辱。他仍旧板着脸。“我知道。”他说。
“原谅我这么说，不过她很可能因为想去美国而欺骗你，”基斯说。“你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吗？”
“考虑过，”卡梅隆说，“但我压根儿不在乎。”
摆在莫斯科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是否要入侵波兰。
政治局讨论的前一天，德米卡和娜塔亚在尼娜·奥尼洛娃厅的预备会议上和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又起了冲突。菲利波夫说：“我们在波兰的同志们需要立刻得到军事上的支援，以抵抗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叛变者的进攻。”
娜塔亚说：“你希望苏军像1956年进入匈牙利，1968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进入波兰吗？”
菲利波夫没有给予否认。“当社会主义制度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苏联有权入侵任何国家。这是勃列日涅夫的信条。”
德米卡说：“我反对军事行动。”
“这倒奇怪了。”菲利波夫讽刺地说。
德米卡没有理会他的讽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运动都由共产党统治阶层的修正主义元素所领导，”他说，“因此我们只要像从小鸡身上把头砍掉那样把这些元素清除就可以了。他们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
“这次危机为什么和前两次不一样呢？”
“因为波兰的反革命分子由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工人阶级领袖所领导。莱赫·瓦文萨是个电工。安娜·瓦伦蒂诺维茨是个吊车司机。现在波兰已经有几百家工厂罢工停产了。我们对付的是基础广泛的群众运动。”
“我们还是要将其粉碎。你真想建议我们放弃在波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吗？”
“这是另一个问题，”娜塔亚插话说，“钱的问题。1968年，苏联和盟国没有欠几亿美元的外债，今天我们这些国家完全靠西方的贷款在支撑。你一定听过卡特总统在华沙的演讲了吧。西方的贷款是要和人权挂钩的。”
“那又怎么样……”
“如果我们把坦克开进波兰，他们会取消我们的信用额度。这样一来，菲利波夫同志，你们的入侵将摧毁整个华约组织国家的经济。”
尼娜·奥尼洛娃厅一阵沉默。
德米卡问：“其他人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对卡梅隆来说，在波兰工人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同时说服一个波兰军官反对红军简直是个天大的吉兆。两起事件是同一种转变的标志。前往会合地点见斯塔尼斯劳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许会是某种历史巨变的一部分。
他离开大使馆，坐上车。和预料的一样，马里奥和奥利开车跟在了后面。和斯塔尼斯劳见面时有他们监视至关重要。如果两人的见面按计划进行的话，马里奥和奥利将如实地报告称没有任何可疑的事发生。
卡梅隆希望斯塔尼斯劳收到并明白他的指示。
卡梅隆把车停在老城区的市场广场。他手拿一张波兰官方报纸《人民论坛报》，漫步走过市场广场。马里奥下了车，在他身后跟着他。半分钟以后，奥利也远远地跟上了。
卡梅隆带着跟在身后的两个秘密警察朝一条小街里走。
他走进一间酒吧，坐在窗户边，要了杯啤酒。他看见跟踪的两个秘密警察在酒吧外徘徊。啤酒一上来，他就付了酒钱，这样他就能在想离开酒吧的时候很快离开了。
喝啤酒的同时，他不住地看着表上的时间。
三点差一分的时候，卡梅隆走出酒吧。
他在弗吉尼亚威廉斯堡中央情报局培训营佩里营反反复复练习过交换情报的技巧。训练时他可以完美地交换情报。但这将是他在实践中第一次进行交换。
走到小街尽头的时候，卡梅隆稍稍加快了步伐。转过一个弯以后，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马里奥在后方三十码处。
拐过弯就是一个出售香烟和雪茄的杂货铺。斯塔尼斯劳就站在卡梅隆想让他站着的地方，站在店外向窗户里的店堂观望。马里奥拐过这个弯还要三十秒——足够卡梅隆和斯塔兹交换手中的情报了。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他所要做的只是拿手里的报纸和斯塔尼斯劳手中那张一模一样的报纸进行交换，只是斯塔尼斯劳拿的那张报纸里藏有军队总部保险箱里的文件影印件。
但这时他却碰到了一个阻碍。
斯塔尼斯劳没拿报纸。
他手里拿着一个浅黄色的大信封。
他没有遵照信里的指示。斯塔兹不是没弄明白，就是觉得是否遵照信里的具体步骤根本无关紧要。
不管是何原因，现在已经出岔子了。
卡梅隆感到一阵恐惧。步伐变得蹒跚起来。他不知该怎么办，真想大声辱骂斯塔兹一通。
接着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强迫自己保持平静，并立刻作出了决定。继续交换情报，他会把这次任务进行到底。
他径直朝斯塔尼斯劳走去。
擦身而过时，卡梅隆用手中的报纸换来了斯塔兹的信封。
斯塔尼斯劳立刻拿着报纸走进店铺，在卡梅隆眼前消失了。
卡梅隆拿着一英寸厚，放有文件的信封继续朝前走。
在下一个路口，他回头看了眼，瞥见了马里奥。波兰特工这时离他二十码，一副放松自信的神情。他一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甚至没看见斯塔尼斯劳。
他注意到卡梅隆拿的是个信封而非报纸了吗？如果发现了，他也许会逮捕卡梅隆，扣押他手中的信封。那样的话，卡梅隆的好运就到头了——斯塔尼斯劳的生命也将被终结。
这时是夏天。卡梅隆没穿可以隐藏信封的大衣。把信封藏起来会更糟糕：空着手的话，马里奥更可能生疑。
他经过一个街头报摊，但马上就意识到不能在马里奥的眼皮子底下买报纸，因为这会让马里奥意识到卡梅隆先前手里的那份报纸已经没了。
卡梅隆发现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一直沉迷于交换报纸的传递情报方法，以致于完全没有想过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应对之策。那时的应对其实很简单，他只要拿上信封，保留自己手拿的报纸就可以了。
再想弥补已经太晚了。
他觉得自己逃不掉了。卡梅隆心情沮丧，真想开口叫上一嗓子。因为一个纰漏，他制定的一整套完美计划竟然全毁了。
他可以走进一家店铺，另买一份报纸。他在街上寻找报刊杂志店。但这里是波兰，不是美国，并不是每条街上都有。
他又拐过一处街角，看到个垃圾桶。感谢主！他加快步伐，往垃圾桶里看了看。真不走运：垃圾桶里没报纸。垃圾桶里有份彩色封面的杂志。他抓起杂志，继续朝前走。他一边走，一边鬼鬼祟祟地叠起杂志，把封面叠在里面，让一页白纸黑字的杂志页面暴露在外。他皱了皱鼻子：垃圾箱里一定倒了令人恶心的垃圾，杂志上带有着垃圾发出的异味。把信封夹进杂志的时候，卡梅隆尽量不做太深的呼吸。
他感觉好上了点，现在他几乎和交换情报前完全一样了。
他回到车前，拿出钥匙。他们也许会在这一刻拦下他。他猜测马里奥也许会说：“等一等，让我看看你想藏的信封里放了些啥。”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车门。
他发现马里奥离他只有几步路远。
卡梅隆坐进车，把杂志放在副驾驶座的踏脚地板上。
他抬起头，看见马里奥和奥利正朝自己的车走去。
看来他过了这一关。
一时间，他觉得自己虚弱得动都动不了。
接着他发动起汽车，把车开回了大使馆。
卡梅隆·杜瓦坐在莉德卡兼作起居室的卧室里，等她回家。
莉德卡在梳妆台上放了张他的照片。卡梅隆觉得如此举动太让人激动了，他感动的差点要哭。以前从没有哪个女孩想要他的照片，更别提镶在镜框里，放在自己的镜子旁边了。
这间卧室完全反映了莉德卡的个性。莉德卡最喜欢亮粉红色，因此她的床罩、桌布和垫子都用上了亮粉红色。她的衣橱里衣服很少，但都能凸显她曼妙的身材：短裙、V字领连衣裙，漂亮的人造珠宝，缀着小花或蝴蝶结的印花布服装。她的书架上放着所有简·奥斯丁著的英文原版书和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波兰文译本。莉德卡还在床下像是藏着黄色读物的盒子里放了些有关室内装饰的美国杂志，杂志上尽是些涂着明亮漆彩，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厨房照片。
这天，莉德卡开始了作为中央情报局特工潜在妻子受调查的冗长过程。这类调查比单纯的女友调查要彻底得多。她必须把以前经历的大事小事记录下来，接受几天的问询，参加一次范围很广的测谎测试。卡梅隆进行日常工作时，所有这些都在大使馆的其他地方进行。莉德卡回家之前，卡梅隆一直不能见她。
基斯·多塞特解雇卡梅隆变得越发困难了。斯塔兹提供的资料对美国来说非常宝贵。
卡梅隆交给斯塔兹一台苏联仿制莱卡的三十五毫米卓尔基相机，这样斯塔兹就不需要在秘书的大办公区用照相复印机复制文件，可以关上门在自己办公室里把文件拍下来了。斯塔兹可以用几卷胶卷传递给卡梅隆几百页的文件。
中央情报局华沙工作站最近向斯塔兹提出的问题是：红军的第二战略梯队在何种情况下会执行向西的进攻？斯塔兹回答这个问题所采用的文件非常详尽，基斯·多塞特受到了兰利少有的书面表彰。
马里奥和奥利还是没能抓住斯塔兹。
卡梅隆坚信自己不会被解雇。除非莉德卡被证明是克格勃特工，否则他们的婚姻不会被禁止。
与此同时，波兰正在朝自由飞奔。一千万人加入了名为团结工会的波兰历史上第一个可以自由加入的工会。这意味着，每三个波兰工人当中就有一个加入了团结工会。波兰当前的最大问题不在苏联，而是事关钱的问题。罢工以及罢工所导致的共产党领导的弱化使本已孱弱的波兰经济更加恶化。恶化的结果是所有物资都面临短缺。政府对肉食、黄油和面粉进行配给供应，工资得到大幅提升的工人发现拿钱买不到什么东西。黑市的美元汇率比牌价的两倍还高。牌价一百二十兹罗提能换到一美元，黑市则要二百五十兹罗提。总书记塞莱克被卡尼亚所接替，接着又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所替换，但经济衰退的大趋势却并没有改变。
令人着急的是，莱赫·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却在需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的边缘徘徊不定了。总罢工已经万事俱备，最后一刻却在害怕发生流血冲突的教皇和新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建议下被叫停。卡梅隆对里根的软弱感到非常失望。
他下了床，在桌子上放上餐具和盘子。卡梅隆带回家两块牛排。自然，外交官不必忍受影响波兰人的食品短缺之苦。他们领的是波兰人急需的美金：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莉德卡吃的可能比共产党高层都好。
卡梅隆琢磨着是在吃牛排之前还是吃牛排之后和莉德卡做爱。有时享受一下期待的滋味也不错。大多数时候他都性子太急，一看到莉德卡就想做爱。莉德卡对这两种方式倒都不介意。
等了很久，莉德卡终于回到家。她吻了吻卡梅隆的面颊，放下包脱掉大衣，沿着走廊走进浴室。
莉德卡走进卧室以后，卡梅隆给她看了带回家的牛排。“很好。”莉德卡说，但她仍然没有正眼瞧他。
“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卡梅隆问。他从来没见过莉德卡情绪低落的样子。这回的情况很不一般。
“我觉得我做不成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妻子。”她说。
卡梅隆努力克服住恐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明天不会再去了。我实在忍不了了。”
“出了什么问题？”
“我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怎么了？他们干什么了？”
莉德卡终于把目光对准了他。“你觉得我是为了去美国在利用你呢？”
“没，我从没这么想过。”
“那他们为何那样问我？”
“我不知道。”
“这问题和国家安全有关吗？”
“完全没有关系。”
“他们责备我撒谎。”
“你撒谎了吗？”
她耸了耸肩。“我没把所有事情告诉他们。我不是修女，我也曾有过恋人。我遗漏了一两个过去的恋人没说——但你们那些可怕的家伙竟然全都知道！他们一定去过我以前的学校。”
“我知道你以前有过恋人，我以前也有。”尽管没几个，卡梅隆想，不过他没把这话说出来，“我不介意。”
“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妓女。”
“对不起。但他们怎样想我们其实并不重要，只要能通过他们的诚信调查就行。”
“他们会告诉你许多我不堪的往事。这些事是讨厌我的人告诉他们的——嫉妒我的女孩以及我不愿和他们上床的男孩。”
“我才不信他们呢。”
“你能发誓吗？”
“我发誓。”
莉德卡坐在卡梅隆的膝盖上。“对不起我发牢骚了。”
“我原谅你。”
“卡梅隆，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感觉好多了。”
“这样很好。”
“你想让我使你感觉再好些吗？”
这句话让卡梅隆口干舌燥。“当然想。”
“那我们开始吧。”说着，莉德卡站起身来，“宝贝，你只要躺下放松就行。”她说。
戴夫·威廉姆斯携妻子杜杜和儿子约翰·李，乘飞机前往华沙参加小舅子卡梅隆·杜瓦的婚礼。
尽管已经八岁，就读的学校也非常好，但约翰·李就是不识字。戴夫和杜杜带他去找了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得知儿子得了一种名叫阅读障碍的常见病。约翰·李可以认识一些字，但需要特别的帮助，并付出加倍的努力。阅读障碍是种家族遗传病，男孩比女孩更容易被遗传。
戴夫这才明白自己也有阅读障碍。
“读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自己很笨，”那天晚上夫妇俩把儿子送上床后，戴夫在黛西庄园松木装饰的厨房里告诉杜杜，“老师们都说我很笨。我父母知道我不笨，所以他们说我很懒。”
“你才不懒呢，”杜杜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
“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当时我和父母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可以使约翰·李不受你当时遭的罪。”
戴夫生来和读写所作的斗争就此告一段落。自从他开始写歌，开始靠唱歌挣得上百万美元以后他就不再遭这份罪了。但他还是感到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与生俱来的秘密被揭示，他只是得了一种残忍的疾病而已。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样才能保证这种病不再对他的孩子造成危害。
“你还知道别的什么了吗？”杜杜倒了杯黛西庄园自产的卡白内红葡萄酒。
“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他说。
杜杜一直不很确定约翰·李的父亲是戴夫还是瓦利。随着约翰·李的一天天长大，孩子越来越像戴夫，但他们都不知道这种相像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获得的：手势、转折词和感叹词这些，孩子都能从深爱的父亲身上学到。“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杜杜说，“但已经很有力了。”
“再说，其实我们也不在乎。”戴夫说。
不过他们发誓永远不对外说这种疑虑，包括约翰·李本人。
卡梅隆的婚礼在华沙郊区小镇奥特沃茨克现代化的天主教教堂举行。卡梅隆皈依了天主教。戴夫觉得卡梅隆的这种转变很好笑。
新娘穿着母亲结婚时穿过的白色婚纱：波兰人很穷困，衣服必须轮着穿。
莉德卡长着一双大长腿，身材丰满，体型非常苗条，戴夫觉得她很漂亮，可是她的嘴型却让戴夫产生了一种无情的感觉。也许他太严厉了：十五年摇滚歌星的生涯使他对女孩的看法有些愤世嫉俗。就他的经验来看，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女孩和男人上床基本是为自己谋取某种利益。
三个伴娘用亮粉红色的棉布为自己做了短裙。
招待会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伍迪·杜瓦为招待会付了账，大使馆办招待会可以保证吃到更多的食物，以及不同于伏特加的许多好酒。
莉德卡的父亲用波兰语夹杂着英语说了个笑话。有个人走进国营肉店，说要买一磅牛肉。
“Nie ma——我们这里没有牛肉。”
“那就要猪肉吧。”
“Nie ma.”
“那小牛肉呢？”
“Nie ma.”
“鸡肉。”
“Nie ma.”
顾客离开了。屠夫的妻子说：“这家伙简直太不切实际了。”
“是啊，”屠夫说，“但我还蛮佩服他的记忆力的。”
美国人的表情很尴尬，但波兰人却都会心地笑了。
戴夫叫卡梅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妹夫是桃色岁月乐队的摇滚明星，但和往常一样，这个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戴夫很快被莉德卡的朋友们围住了。伴娘们在他周围吵吵嚷嚷，显然戴夫可以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上床，甚至——有个伴娘给他了个暗示——如果他愿意的话，同时和她们三个一起上床也不是不可以。
“你们应该去找我的贝斯手，”戴夫说。
卡梅隆和莉德卡跳第一支舞的时候，杜杜轻声对戴夫说：“我知道他很怪，但他是我弟弟，我还是为他终于找了个人结婚而感到高兴。”
戴夫问：“你能确定莉德卡不是个只是想要张护照的掘金者吗？”
“我父母就担心这个，但卡梅隆已经三十四了，还是个单身汉呢！”
“我想你是对的，”戴夫说，“他又能失去什么呢？”
参加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时，坦尼娅·德沃尔金满心都是恐惧。
会议最先在格但斯克北郊奥利瓦小镇的天主教堂开始。代表们依次走进面目狰狞的两座尖塔之间簇拥的一扇巴洛克式的低矮大门。坦尼娅和她在华沙的邻居，既是记者又是团结工会组织者的达努塔·戈尔斯基坐在一起。和坦尼娅一样，达努塔在撰写空洞的官样文章之余，也在私下地进行自己的活动。
大主教做了有关和平与热爱祖国的四平八稳的布道。尽管教皇呼吁波兰各界团结一心，但波兰的神职人员对团结工会却很抵触。他们尽管痛恨共产主义，但他们自身却是些独裁主义者，对民主抱有敌意。一些神父勇敢地对抗共产党的专制，但教会上层却希望用基督的专制来代替无神论的专制。
不过让坦尼娅担心的不是教会，也不是意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其他力量。比教会和分裂力量更险恶的是苏军所采取的威胁策略。苏联海军在格但斯克湾驻扎了许多舰艇，苏联红军在波兰的东部边境进行了有十万军队参加的“陆上演习”。达努塔在这天《人民论坛报》上的文章中说，苏联的这种武力炫耀是对日益增加的美国威胁的回应。没人会被这种谎话所蒙骗。苏联是想告诉所有人，如果团结工会有错误言论的话，这些苏军可以随时入侵波兰。
布道结束以后，九百名团结工会会员乘公共汽车从教堂转移到格但斯克大学校园，大会余下来的部分将在格但斯克大学庞大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举行。
会议内容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克里姆林宫痛恨团结工会。十几年以来，苏联的盟国内部从来没发生过如此危险的事情。从波兰各地选举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用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决议，共产党无法作任何控制。除了名号是个工会以外，这样的组织和议会没什么两样。如果革命这个词没有被布尔什维克玷污的话，那么他们进行的无疑就是一场革命。难怪苏联要为此而狂乱了。
体育馆配备了电子的记分牌。莱赫·瓦文萨起身发言的时候，记分牌上出现了一个十字和一句拉丁文口号：“永远忠于波兰。”
坦尼娅走出体育馆，打开收音机。所有频率的节目都在正常播出。苏联还没入侵波兰。
周六余下的时间不愠不火地过去了。直到周二那天，坦尼娅才又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波兰政府公布了工人自治的法律草案，工人有权对管理层的任命给予建议。坦尼娅苦涩地想，里根总统根本不用考虑就能赋予美国人这样的权利。尽管如此，团结工会仍然认为这项法案不够激进，因为这项法案没有赋予工人自由应聘和辞职的权利。因此他们建议对这项法案进行全民公投。
列宁一定在墓里躁动不安了。
更糟的是，团结工会在决议里增加了一条，如果政府拒绝继续全民公投的话，团结工会将自己组织全民公投。
坦尼娅再次感到了恐惧。团结工会开始扮演起了平时只有共产党才能扮演的领导角色。无神论者接管了教堂。苏联哪能忍得了这个啊！
只有一名代表队决议投了否决票，代表们起立，为通过的这项决议大声鼓掌。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
有人建议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以及“所有受苏联奴役的国家”的工人送信。信中特别提到：“我们支持你们中间愿意走艰苦道路，为建立自由工会而斗争的人们。”这封信的内容得到了举手表决的通过。
坦尼娅觉得，他们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最让苏联害怕的是，波兰掀起的这场自由风暴会席卷到其他铁幕国家——团结工会的代表们却不计后果地鼓励这样做！苏联的入侵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第二天，报纸上写满了苏联发怒的消息。报纸叫嚣，团结工会干涉了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但苏联还是没有入侵波兰。
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想入侵波兰。他付不起在西方银行丧失信用的代价。他另有安排。卡梅隆·杜瓦从斯塔兹那里探知了他的想法。
分析斯塔兹传递的原始情报往往需要几天。手递手危险地从斯塔兹那里拿到胶卷只是个开始。胶卷必须在美国大使馆的暗室里被冲印，然后由专门的人员对照片上的内容进行打印，并将其影印出来。通过高等级安全检查的翻译再将文件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然后译成英语。如果文件超过一百页——斯塔兹送来的文件大多超过一百页——这样的过程得进行好几天。文件的分析结果同样需要进行打印和影音。进行完这一番过程以后，卡梅隆才能知道自己这次的收获能有多大。
华沙冰封季节到来的时候，卡梅隆注视着最新分析出来的情报资料，发现波兰政府精心设计了一个取缔团结工会的计划，计划里附有取缔的详细方案。波兰政府将进行军事管制，人民不再自由，所有和团结工会缔结的协定将会被取消。
这仅仅是个预案。让卡梅隆吃惊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上台一周的时间内就做好了准备。显然上台之初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无情地推动他实施这个方案。
这年的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本想抵挡住来自团结工会的压力。但团结工会迅即占领了波兰全境的大多数工厂，为总罢工作了万全的准备，率先抢占了先手。
那时，团结公会占了先，共产党政府似乎屈服在了团结工会的压力之下。但现在工人似乎丧失了警觉。
与此同时，他们又累又饿又冷。所有物资都短缺，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食物配给被希望回到过去岁月的共产党特权阶层所破坏。雅鲁泽尔斯基觉得，在过了段这种苦日子以后，波兰人就会觉得还是回到以前极权政府的时代会比较好了。
雅鲁泽尔斯基盼望苏军能进入波兰。他直截了当地写信问克里姆林宫：“我们能指望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吗？”
雅鲁泽尔斯基得到的答复同样直截了当：“苏联不会派出部队。”
卡梅隆觉得，这对波兰来说是极大的好消息。苏联会暴跳如雷，以大欺小，但他们不愿走出最关键的一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波兰的改变都将由波兰人民完成。
但即便没有波兰坦克的支援，雅鲁泽尔斯基可能也会进行镇压。他的方案就在斯塔兹的胶卷里。斯塔兹显然很担心这份方案会被执行，因此他在传递来的情报里附上了一张手写的纸条。对卡梅隆来说，斯塔兹的这番举动很不寻常，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斯塔兹在纸条上写道：“里根威胁切断经济援助，就能阻止当局的镇压。”
卡梅隆觉得这样做很狡猾。来自西方政府和西方银行的贷款可以让波兰保持稳定。比民主更让波兰领导人接受不了的是国民经济的崩溃。
卡梅隆之所以投票里根当总统是因为里根承诺在对外政策上会更具攻击性。现在卡梅隆的机会来了。如果他能行动迅速的话，里根可以阻止波兰大踏步地往后退。
乔治和维雷娜在华盛顿首都圈之外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有个温馨的家，乔治是这个地区的众议员。他必须每周日去一个不同教派的教堂，和选民一起做礼拜。他的工作包括不少这类杂事，但每次他都会热情地参与。吉米·卡特被罗纳德·里根所替代，乔治终于有机会为大多数是黑人的贫困美国人战斗了。
每隔一两个月，玛丽亚·萨默斯都会来探望现在已经十八个月大，渐渐显露出和祖母杰姬一样精力活跃的教子杰克。玛丽亚通常会给杰克带本书。餐后乔治洗盘子，玛丽亚擦盘子，两人往往会谈到情报工作和外交政策上面的问题。
玛丽亚仍旧在国务院工作。玛丽亚现在的上司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乔治问玛丽亚国务院是否从波兰收集到了更多更精确的情报。“现在收集到的情报比以前好多了，”玛丽亚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工作怎么样，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确实干得更漂亮了。”
乔治递给玛丽亚一只碗让她擦干。“华沙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联不会入侵波兰。我们知道这点。波兰共产党人要求苏联派军队进入波兰，被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勃列日涅夫正在力促雅鲁泽尔斯基进行军事管制，取缔团结工会。”
“这太可耻了。”
“国务院也这样认为。”
乔治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支支吾吾地说：“我刚才听你提到不过这个字眼……”
“你太了解我了，”玛丽亚笑了，“我们有能力阻挠波兰颁布进行军事管制的法案。里根总统只需要宣布未来的经济援助需要看波兰的人权状况就可以了。”
“总统为什么没有这样宣布呢？”
“他和黑格国务卿不太相信波兰人会在自己身上动用军事管制。”
“这很难说，最好先给他们个警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他们只是不希望对方意识到我们的情报工作有多么优秀。”
“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情报，情报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他们最终会使用的，”玛丽亚说，“但现在他们还在犹豫。”
圣诞节两周前的周末，华沙就开始下雪了。坦尼娅一个人过了周末。斯塔兹对是否有空去她那里从不作解释。尽管坦尼娅知道斯塔兹住在哪，但坦尼娅从没去过斯塔兹的家。自从她把斯塔兹介绍给卡梅隆·杜瓦之后，斯塔兹就对军队里的事情闭口不言了。坦尼娅猜测这是因为斯塔兹把军队里的秘密透露给了美国人。斯塔兹像个晚上挖地道，白天却很守规矩的犯人似的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可是，这已经是斯塔兹连续第二周没到她这来了。坦尼娅不知道到底怎么了。他腻味她了吗？许多男人都这样。唯一一个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男人是瓦西里，但她从来没和瓦西里睡过觉。
坦尼娅发现自己非常想念瓦西里。瓦西里的生活很混乱，她从没让自己真正地爱上过瓦西里，但她却不自觉地被瓦西里吸引住了。她开始逐渐意识到，男人身上吸引她的因素是他们的勇气。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是帕兹·奥利瓦、斯塔兹·帕拉克和瓦西里。这三个男人恰巧都非常英俊。不过他们同样也很勇敢。帕兹不惧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斯塔兹泄露了红军的秘密，瓦西里反抗克里姆林宫的强暴统治。在这三个人当中，最能激发她想象力的无疑是瓦西里。瓦西里在西伯利亚饥寒交迫，却写出了足以摧毁苏联统治的震撼故事。她很想知道瓦西里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又在写些什么。她不知道他是否又过上了过去那种左拥右抱的生活，还是真正安定下来了。
她回到床上，看起了德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仍然没有被翻译成俄语——感觉到困意之后她才关上了灯。
她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坐起来，打开灯。这时是凌晨两点半。有人在用力敲门，但不是坦尼娅家的门。
坦尼娅起床朝窗外看。街道两边的车上蒙上了薄薄一层的积雪。马路当中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BTR-60装甲运兵车。三辆车歪歪扭扭地停着，开车的警察显然觉得他们想怎样就能怎样。
门外的声音从敲门变成了冲撞，听上去像是有人想用大锤把房子砸烂似的。
坦尼娅披上件睡袍，走到玄关。她从玄关里放着塔斯社记者证、钥匙和零钱的小桌子上拿起记者证。她打开门，往走廊里看。除了两个邻居把头伸出门紧张地东张西望以外，走廊里什么动静都没有。
坦尼娅用一把椅子撑住门，从屋里走出来。声响来自隔壁的楼下。她透过楼梯的扶栏往下看，看见几个穿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迷彩服的男人正挥舞着铁橇和大锤，用力砸坦尼娅朋友达努塔·戈尔斯基家的门。
坦尼娅大声问：“你们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一些邻居也嚷嚷着提问，但警察却熟视无睹，继续砸门。
门从里面被打开了，达努塔的丈夫站在门口。他穿着睡衣，戴着眼镜，显然已经被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他问。屋子里面传来孩子哭泣的声音。
警察大步走进屋，把达努塔的丈夫推到一边。
坦尼娅跑下楼梯。“你们不能这么干！”她高声大嚷，“你们必须出示证件！”
两个身形愧伟的警察把达努塔拉出屋子，达努塔散乱着浓密的头发，身上只穿着睡衣和薄纱睡袍。
坦尼娅挡在他们之前，阻挡住楼梯。她举起记者证。“我是苏联记者！”她对波兰秘密警察大声嚷。
“那就快他妈的把路让开！”有个警察答道。他用左手拿着的铁橇朝坦尼娅这边挥了下。因为右手按着拼命反抗的达努塔，所以他挥的这一下并不是很重，但铁橇还是划过了坦尼娅的脸。坦尼娅感到一阵疼痛，踉踉跄跄地往后退了两步。两个警察把她拨到一旁，将达努塔拖下楼梯。
坦尼娅的右眼出了血，但是可以用左眼看东西。在坦尼娅身后，另一个警察拿着打字机和电话答录装置走出达努塔家的门。
达努塔的丈夫抱着个小孩站在门口。“你们要把她带到哪？”他大声问。但警察却没有回答。
坦尼娅对达努塔的丈夫说：“我这就打电话给部队里的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只手托住受伤的脸，回到楼上自己的公寓。
她照了照玄关里的镜子。她的前额上有一道很深的伤口。脸颊上出现淤肿，颜色鲜红。但她觉得秘密警察刚才那下并没伤到她的骨头。
她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斯塔兹。
可电话里并没有拨号音。
坦尼娅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电视机屏幕一片空白，收音机寂静无声。
看来行动不仅仅是针对达努塔的。
有个女邻居跟她进屋。“请让我给医生打个电话。”这个女人说。
“我马上要出去，你尽量快一点。”说完坦尼娅自顾自走进小浴室，在水龙头下放上毛巾，小心翼翼地擦着脸。接着她回到卧室，飞快地穿上保暖内衣，牛仔裤，笨重的毛衣和一件带有毛领的厚外套。
她跑下楼梯，坐上自己的车。又开始下雪了，但大路上没有积雪，她马上察觉到了原因。路上到处是坦克和军车。她怀着末日的恐惧渐渐意识到，达努塔的被捕只是一场邪恶的大规模行动的一小部分。
大量涌进华沙市中心的并不是苏联红军。这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完全不是一回事。军车上标有波兰军队的标记，军人穿着波兰军队的制服。波兰军队侵入了本国的首都。
军人设置了路障，但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坦尼娅这时还可以绕开他们。坦尼娅不顾下雪路滑，飞快地把车开到华沙西部的亚娜·奥尔布拉查街，把车停在斯塔兹所住的大楼外。她知道斯塔兹住哪，但以前从没来过——斯塔兹总是说他家只比营房大一点。
坦尼娅跑进斯塔兹所住的楼，花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斯塔兹的公寓。她猛敲着门，祈祷斯塔兹能在家，尽管她极度担心斯塔兹正在街上和军队里其他人在一起。
门被一个女人打开了。
坦尼娅震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斯塔兹难道还有另一个女朋友吗？
开门的是个满头金发，身上穿着件粉红色睡袍的漂亮女人。她惊慌地看着坦尼娅的脸。“你受伤了！”她用波兰语说。
坦尼娅在女人身后的玄关里看见一辆红色的微型自行车。眼前的女人不是斯塔兹的女朋友，她是斯塔兹的妻子，他们有个孩子。
坦尼娅像被电击了似的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她从斯塔兹的家人那里夺走了斯塔兹。斯塔兹对她说了谎。
她努力把心思转移到目前的突发情况上来。“我需要同帕拉克上校谈谈，”她说。“这事非常紧急。”
女人听出了她的俄国口音，态度顷刻间就变了。她生气地瞪着娜塔亚。“你就是那个苏联婊子！”她说。
斯塔兹显然没有把外遇瞒住妻子。坦尼娅想告诉她自己完全不知道斯塔兹已经结婚了，只是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现在没时间说这事，”她毅然决然地说，“他们占领了华沙！他在哪？”
“他不在这儿。”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不能。你快滚开去死吧。”女人甩上了门。
“真该死。”坦尼娅说。
她站在公寓门外，把手放在发疼的脸颊上——她的脸颊似乎怪异地肿了起来。她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许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的另一个人是卡梅隆·杜瓦。她也许无法打电话给他：坦尼娅猜测华沙的电话通讯也许全都被切断了。不过，卡梅隆也许会去美国大使馆。
她跑出公寓楼，跳上车，往华沙的南面驶去。她避开多半设了路障的市中心，沿着华沙的外围往南开。
看来斯塔兹有了个老婆。他一直在欺骗着两个女人。斯塔兹是个精明的骗子，坦尼娅痛苦地心想：反过来说，恰恰因为这种品质，他可能也是个优秀的间谍。坦尼娅非常生气，感觉自己不会对男人再有期待了，男人该死的都一个德性。
她看见几个士兵正在电线杆上贴告示。她停下车看，但并没有冒险下车。告示上写的是名为全国救亡委员会的组织发布的命令。坦尼娅没听说过这个全国救亡委员会——无疑是雅鲁泽尔斯基刚成立的组织。她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灯柱上的告示。军事管制开始实施。民权被暂停行使，边境被关闭，城际旅游被禁止，所有的公开集会都是非法的，每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是宵禁时间，军队被授权采用高压手段维持法律和秩序。
这是实实在在的镇压。这次镇压蓄谋已久——电线杆上的告示早就提前印刷好了。政府制定的计划得到了高效率的执行。波兰还能看得到希望吗？
坦尼娅又发动起汽车。在一条漆黑的街道上，两个秘密警察的人站到她的车头灯前，其中一个举起手让她停车。坦尼娅感到脸颊上一阵钻心的疼，迅即作出决定。她猛踩加速踏板，飞速往前开，暗自感谢着德国汽车的强力马达。她的举动让两个秘密警察吃了一惊，两人连忙跳到了一边。在他们端枪瞄准之前，汽车呼啸着拐了个弯，离开了秘密警察的视线。
几分钟以后，她把车停在了白色大理石的美国大使馆外面。大使馆里的所有灯都开着，美国人也想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冲出车外，跑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站着的士兵面前。“我有重要的情报要交给卡梅隆·杜瓦。”她用英语对士兵说。
士兵指着她身后说：“那好像就是他。”
坦尼娅转过身，看见一辆灰绿色的波兰菲亚特停了下来。卡梅隆坐在驾驶座上。坦尼娅跑到车前，卡梅隆放下驾驶座这边的车窗。和以往一样，卡梅隆用俄语和坦尼娅打招呼：“我的老天，你的脸究竟怎么了？”
“我跟这里的秘密警察有过番交流，”她说，“你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吗？”
“政府逮捕了几乎所有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逮捕了几千个人，”卡梅隆忧心忡忡地说，“所有的电话线都不通，波兰每条主要的道路上都设置了巨大的路障。”
“可我没看见苏联人啊！”
“没有苏联人。这是波兰人自己干的。”
“美国政府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吗？斯塔兹告诉你了吗？”
卡梅隆什么话都没说。
坦尼娅把这当作了默认。“里根不能做些什么来制止目前的事态吗？”
卡梅隆看上去和坦尼娅一样困惑和失望。“我觉得他可以。”卡梅隆说。
坦尼娅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看在上帝份上，那他为什么没有行动啊？”
“我不知道，”卡梅隆说，“我真不知道。”
回到莫斯科以后，坦尼娅发现瓦西里给她妈妈家送来了一大捧花。在莫斯科的一月，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玫瑰的呢？
瓦西里送来的鲜花给一派荒凉的莫斯科带来了几许亮色。坦尼娅受了两次震动：首先，斯塔兹欺骗了他。其次，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背叛了波兰人民。斯塔兹并不比帕兹·奥利瓦好多少，坦尼娅不禁自问自己的判断力究竟是怎么了。也许她对共产主义的判断也错了。她一直觉得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斗争被镇压时，坦尼娅还在上学。十二年后的布拉格之春同样被苏联所镇压，那时她已经是个记者了。又过了十三年，团结工会又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也许正如格雷戈里外公坚信的那样，共产主义道路可以适用于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坦尼娅的侄子侄女，德米卡的儿子女儿格里沙和卡佳的仍将是无比严酷的命运。
坦尼娅回家后没多久，瓦西里就请她外出吃饭。
两人都同意，从这时开始，他们可以公开以朋友的关系相处。瓦西里恢复了名誉。他的收音机节目一直都很成功，他在作家协会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就是伊万·库兹涅佐夫，是撰写了西方畅销书《冻伤》和其他反共小说的持不同政见作家。坦尼娅觉得，能长时间隐瞒这个秘密实在是非比寻常。
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见瓦西里的时候，嘴唇之间叼着根香烟，被烟熏得眯着眼的彼得·奥普特金上前来跟她搭话。“你又犯事了，”他说，“高层对你写的那篇有关死牛的文章意见很大，都跑我这来埋怨了。”
坦尼娅采访了弗拉基米尔州，那里的官员人浮于事，耕牛死了很多，本来要喂给它们的食物却烂在谷仓里。坦尼娅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报道，丹尼尔把这篇报道登上了报纸。坦尼娅说：“一定是那些把牛饿死的腐败浑蛋们向你投诉了吧。”
“才不是他们呢，”奥普特金说，“我收到了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部长写来的一封信。”
“他知道死牛的事吗？”
奥普特金把信扔给她。“这下我们得刊发撤销声明了。”
坦尼娅接过信纸，但没看信上的内容。“你为何要费心保护那些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人呢？”
“我们不能诋毁共产党的干部！”
坦尼娅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坦尼娅拿起电话。“我是坦尼娅·德沃尔金。”
话筒里传来十分耳熟的声音：“弗拉基米尔州死牛的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
坦尼娅叹了口气。“是我写的。我已经因为写这篇文章受到了斥责，请问你是谁？”
“我是分管农业的部长。我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你在1967年采访过我。”
“是的，我还记得。”坦尼娅猜想，戈尔巴乔夫多半想在奥普特金的基础上责怪她一通。
戈尔巴乔夫说：“我打电话给你，想对你精彩的分析报道表示祝贺！”
坦尼娅非常吃惊。“我……呃，戈尔巴乔夫同志，谢谢你！”
“在苏联的农场消除这些低效率的现象非常重要。”
“呃，部长同志，介意和我的主编谈谈吗？我们刚才还在讨论这篇文章，他说需要刊发一份撤销声明。”
“要撤销吗？扯淡。叫他来听电话。”
坦尼娅笑着对奥普特金说：“戈尔巴乔夫部长想和你谈谈。”
起先奥普特金不相信。他拿起话筒问：“请问你是谁？”
接着他沉默下来，只是在听对方说话其间会插上句：“是的，同志。”
听了一会儿，他放下话筒，没对坦尼娅说话就走开了。
带着强烈的满足感，坦尼娅把撤销声明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坦尼娅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瓦西里的公寓。坦尼娅希望瓦西里别让她成为他后宫的一员。为了以防万一，她穿了毫不招引人的粗纺裤子和毫无生气的灰色毛衣，希望借此让瓦西里感到气馁。但与此同时，她内心里也在期待着今天的这个夜晚。
瓦西里穿着白衬衫蓝毛衣开了门，衬衫和毛衣都看上去很新。坦尼娅吻了吻瓦西里的面颊，然后凝神注视着他。瓦西里的头发灰白，但仍然油亮卷曲。五十岁的他身材瘦削，腰板笔直。
瓦西里打开一瓶格鲁吉亚香槟，在桌子上放上小点心、拌上鸡蛋色拉和西红柿的吐司以及就着黄瓜吃的鱼子酱。坦尼娅很想知道谁做的这些食物。瓦西里无外乎是叫了哪个女朋友才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吧。
瓦西里的公寓非常舒适，满是书籍和照片。瓦西里有个播放盒带的卡带式录音机。即便没有来自国外的版权费，他的生活也很舒适。
瓦西里希望了解波兰发生的事情。克里姆林宫如何在不入侵波兰的前提下击败了团结工会？雅鲁泽尔斯基为何背叛波兰人民？瓦西里认定自己的公寓不会被窃听，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放了盘柴可夫斯基的盒带。
坦尼娅告诉瓦西里团结工会并没有消亡。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到了地下。许多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军事管制下被捕入狱，但性别歧视的秘密警察忽视了妇女对团结工会所作的重大贡献。几乎所有的女性组织者都平安无事，其中就包括开始被捕，后来又获释了的达努塔。达努塔重新开始秘密工作，制作非法报纸和传单，重建团结工会的联络网。
但坦尼娅却看不到希望。如果团结工会继续组织反抗活动的话，他们的反抗会被当局所粉碎。瓦西里比她更乐观一些。“胜利就快到了，”他说，“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谁比他们更接近于击败共产主义。”
坦尼娅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来电话的事告诉瓦西里。“这个人很特别，”瓦西里说。“我们在农业部经常能见到他。他是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宠臣，看上去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老婆就更糟了。但在不违背上司意旨时，他很支持改革派的想法。”
“我哥哥对他的评价很高。”
“等勃列日涅夫一死——他的死期就快要到了——安德罗波夫将谋求当上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支持他。如果安德罗波夫失败的话，他们俩就都完了，会被发配到地方。可如果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的话，戈尔巴乔夫的前途就光明了。”
“五十岁这个年龄在任何国家掌权都合适。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却太年轻了。”
“克里姆林宫就是个老年病房。”
瓦西里上了甜菜根和牛肉做的罗宋汤。“很好吃。”称赞完她禁不住问：“这是谁做的？”
“当然是我做的。还能有谁啊？”
“我不知道。你请管家了吗？”
“只有一个清扫房间，熨熨衬衫的老婆婆。”
“是你的哪个女朋友吗？”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坦尼娅很迷惑。她回忆起离开华沙前两人的最后一次交谈。他说自己变了，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坦尼娅觉得他不该嘴里说，而是应该用行动来表现。当时坦尼娅认为这是瓦西里把她骗上床的一种方式。她判断错了么？坦尼娅完全说不上来。
吃完饭以后，坦尼娅问瓦西里他对伦敦越积越多的版税有什么感觉。
“这些钱应该归你，”瓦西里说。
“别傻了，那些书是你写的。”
“我没什么可失去的——我本身就在西伯利亚。除非杀了我，他们无法再拿我怎么样了。杀了我倒是让我早点解脱。但你却冒了失去一切的危险——职业、自由，甚至是生命。你比我更应该拿这笔钱。”
“即便给我，我也不能要。”
“就把那笔钱放在伦敦吧，也许一直放到我死的那一天。”
“你就不想逃到西方吗？”
“不想。”
“你的话听起来很肯定。”
“是很肯定。”
“为什么？到了西方以后你就可以一直写你喜欢的东西，不用再做广播系列节目了。”
“除非你也去……否则我不会去的。”
“你不会真这么想吧。”
瓦西里耸了耸肩。“我并不指望你相信我。你为何要相信我呢？但你的确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到西伯利亚找到我——没有别人这么做。你一直在想办法让我获释。你还把我的作品偷运到自由世界。这二十年来，你做了一个好朋友能做的任何事。”
坦尼娅被感动了。她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看过问题。“谢谢你这样说。”她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不会走。”接着他又补充道，“除非你也跟我一起走。”
坦尼娅盯着瓦西里。他是在认真地提出建议吗？她不敢问瓦西里这个问题。她把目光投向窗外，看着雪花飞舞中的电线杆。
瓦西里说：“二十年了，我们甚至都没接过吻。”
“是的。”
“你还把我看成一个没心没肺的情场老手。”
事实上她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去想了。他变了吗？人真的能改变吗？坦尼娅说：“过了这么多年，把这个记录打破旧太可耻了。”
“但我真心想和你接吻。”
坦尼娅改变了话题。“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叛逃到西方吗？”
“和你一起的话，我愿意。不然我就不去。”
“我总是想让苏联变得更好，不想离开苏联。但在团结工会的失败以后，很难相信苏联会变得更好。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进程可能得延续上千年。”
“至少你我这辈子是见不到了。”
坦尼娅犹豫了。她对自己想吻瓦西里的欲望如此强烈感到吃惊。她更希望能在窗外大雪纷飞的时候留在瓦西里温暖的家里，坐在这张沙发上长时间地和瓦西里说话。这是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坦尼娅心想。也许这就是爱吧。
坦尼娅不由自主地亲吻了瓦西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卧室。
有了新消息娜塔亚总能第一个知道。圣诞夜的晚上，他神情焦急地走进克里姆林宫德米卡的办公室。“安德罗波夫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她说，“他病得很重，无法离开医院。”
下一次政治局会议将在圣诞节的后一天进行。
“该死，”德米卡说，“这下危险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是个非常好的苏联领导人。当上总书记之前的十五年，他是残暴秘密警察克格勃心黑手辣的领导人。现在，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仍然毫不留情地压制持不同政见者。但在党内他却令人惊奇地容忍新想法和改革。如同中世纪残害异教徒但在教会内部却公开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的中世纪教皇一样，安德罗波夫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谈话毫无拘束——德米卡和娜塔亚都是这个小圈子的一员——小圈子里的人经常谈到苏联在体制上的缺陷。这种谈论经常能导致实际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所做的简报从农业扩展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并在苏联经济的问题上推出了一个分权的方案。戈尔巴乔夫提出，把部分决定权从莫斯科拿掉，赋予问题发生所在地的实际管理者们。
不幸的是，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的圣诞节前不久病倒了，他在苏联总书记的职位上只干了一年。这让娜塔亚和德米卡感到大为担忧。安德罗波夫的保守派对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仍然在领导顺位的第二位。德米卡担心契尔年科利用安德罗波夫的疾病取得支配权。
娜塔亚说：“安德罗波夫口授了一份演讲稿，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
德米卡摇了摇头。“这完全不够。安德罗波夫如果缺席，契尔年科将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把他看作总书记的继任者。整个国家将因此而倒退。”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苏联的前景将暗淡得不容卒想。
“我们肯定想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
“但契尔年科是总书记的副手。他要是也一样进医院就好了。”
“他很快会进医院——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但也许没那么快。我们有办法绕开他吗？”
娜塔亚想了想。“无论怎么说，政治局总该照安德罗波夫的吩咐去办吧。”
“那他可以颁布条命令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吧？”
“是的，他能，他还是总书记。”
“他可以在发言稿里加上这么一段。”
“很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向他提出建议。”
这天下午的晚些时候，德米卡被叫到娜塔亚的办公室。到了那以后，他发现娜塔亚眼睛里散发着兴奋和胜利的光芒。安德罗波夫的私人助理阿卡迪·沃尔斯基和娜塔亚在一起。安德罗波夫把沃尔斯基叫到医院，交给沃尔斯基一份演讲的手写附录。这时，沃尔斯基把这份附录交给了德米卡。
附录上说：
因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原因，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将不能主持政治局和秘书处的会议。在这里我希望政治局的全体成员看看能不能把政治局和秘书处的领导权交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安德罗波夫的意思是通过建议表达的。但在克里姆林宫，总书记的建议相当于直接下的命令。
“这个附录具有决定意义，”德米卡说，“他们不可能违背。”
“那我该拿它怎么办？”沃尔斯基问。
德米卡说：“首先，复制几份影印件，这样就不担心有人把它撕了。然后……”说到这德米卡犹豫起来。
娜塔亚说：“这事谁都不能提。把它交给博戈柳博夫就行了。”克拉夫迪·博戈柳博夫管理为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文件。“稍微低调一些。告诉他把附件加入存放有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就行。”
他们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案。
圣诞节在苏联不算是个很隆重的节日。共产党不喜欢圣诞节所具有的宗教含义。他们把圣诞老人改成“冰之父”，把圣母玛丽亚改成“雪姑娘”，还把庆祝仪式搬到了新年。直到新年那天，孩子们才能得到各自的礼物。二十岁的格里沙得到了一个录音机，十四岁的卡佳拿到了一件新裙子。尽管都信教，但资深的共产党政治家德米卡和娜塔亚从没想过要过什么圣诞节。两人都和平时一样去上了班。
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德米卡去主席团会议室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在门口碰到了先到的娜塔亚。娜塔亚显得心烦意乱。她手里拿着打开着的放着安德罗波夫演讲稿的红色文件夹。“他们把它拿走了，”娜塔亚说，“把最后那段附录拿走了。”
德米卡重重地坐了下来。“没想到契尔年科是这样的小人。”他说。
德米卡意识到，他们没什么可做的了。安德罗波夫还在医院。如果安德罗波夫冲进会议室向所有人怒吼，他的权威将重新得到主张。但他无法亲自前来。契尔年科准确地估计到了安德罗波夫的弱点。
“他们赢了吗？”娜塔亚问。
“是的，”德米卡说，“萧条的年月又要开始了。”

Part9 爆炸 1984-1987年 第五十五章
乔治·杰克斯前往华盛顿市中心参加非洲裔美国人艺术展的开幕式。他对艺术不是非常感兴趣，但黑人众议员必须支持这类事情。作为众议员参加的大多数工作都很重要。
里根总统在军费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但谁会付出这笔费用呢？当然不是缴税额大幅下降的有钱人。
乔治经常重复一个笑话。一个记者问里根如何在减税的同时增加军费的支出。“我这存有两套账。”里根这样答道。
事实上里根计划裁剪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出。如果实施他的计划，失业人员和单身母亲将失去补助，这笔钱将用在直线上涨的国防工业费用上。这项计划让乔治气得发疯。乔治和其他众议员奋力斗争，希望阻止里根的意图得逞，至今为止，他们都还是胜利的一方。
这造成了政府借款的疾升。里根增加了政府的赤字。五角大楼所有金光闪亮的新式武器将由未来几代人付钱。
乔治从侍者端着的托盘式拿起一杯白葡萄酒，在展览会现场走了走，然后简短地跟一个记者说了几句。他要赶时间。维雷娜这晚要参加乔治敦的一个政治晚宴，因此他要回去带他四岁大的儿子。他们请了个保姆——他们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必须请个保姆——不过两人中总会尽量留个人在家，这样即便保姆不来孩子也有人照顾。
他没喝一口，便把酒杯放回了托盘。便宜的白葡萄酒不值得去喝。他穿上大衣离开艺术展。开始下雨了，他把展会目录遮在头上，匆匆向车跑去。他早就不用先前那辆外形优雅的梅赛德斯了——政治家必须开美国的国产车。他现在开一辆银色的林肯牌城市轿车。
他坐上车，打开雨刷，向乔治王子县驶去。他穿越南国会街大桥，沿着苏特兰林荫路往东开。看到的拥挤路况让乔治暗暗地骂了一声：他回家要晚了。
回到家以后，他看见维雷娜的红色美洲豹车头朝外停在车道上，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这辆车是维雷娜的父亲送给她的四十岁生日礼物。乔治把车停在红色美洲豹旁边，拿着装满了晚上工作文件的公文包走进屋。
维雷娜站在玄关里，她穿着黑色的短裙和别致的高跟鞋，看上去美极了。她心急火燎，看上去急疯了。“你迟到了。”一见乔治她就大声喊。
“真的很抱歉，”乔治说，“今天的苏特兰道真是太堵了。”
“今天的晚餐会对我很重要——里根内阁的三位成员都会参加，我却要迟到了。”
乔治知道她为什么要发火。对议会的说客来说，跟权势人物进行社交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有。“我已经到家了。”他说。
“我不是你的女仆，做好安排你就要遵守。”
乔治见惯了维雷娜发怒的样子。维雷娜经常生气地对他吼。乔治总是试着泰然处之。“蒂芬妮保姆来了吗？”
“她没来，她请假在家，所以我必须留在这等你。”
“杰克呢？”
“他在自己的小房间看电视。”
“我现在就过去和他一起看电视。你快去吧。”
维雷娜抱怨一声，匆匆地走了。
乔治有些妒忌晚宴时将和维雷娜坐在一起的人。维雷娜仍旧是他所遇见过最为性感的女人。但他现在知道，像以前那样和维雷娜爱情长跑比做她的丈夫要好得多。过去他们在一个周末的做爱次数比他们现在一个月都多。结婚以后，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他们经常进行激烈争吵，这些争吵像缓慢滴下的浓硫酸一样逐渐伤害到他们的感情。他们住在一起，共同照顾孩子，也各自继续着自己的事业。他们还彼此相爱吗？乔治已经说不清了。
他走进杰克的小房间。杰克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杰克是乔治最大的安慰。乔治坐在杰克身边，用胳膊搂住杰克小小的肩膀。杰克依偎在他的怀抱里。
杰克在看一出中学生进行某种历险的探险剧。“你在看什么？”乔治问他。
“《神童历险》。这个很好看。”
“这是讲什么的？”
“大孩子怎么用电脑抓坏蛋。”
乔治注意到剧里有个电脑神童是黑人，他心想：世界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被邀请参加这次晚宴真是好运，”当出租车停靠在乔治敦图书馆旁R大街宏伟的大楼外时，卡梅隆·杜瓦对妻子莉德卡说，“我希望我们都能在宴会上给人留下好印象。”
莉德卡对丈夫的话非常不屑。“你是秘密警察的重要人物，”她说，“我想他们需要给你留下好印象才对。”
莉德卡不明白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不是秘密警察，”卡梅隆说，“对参加宴会的人说，我的身份并不算很重要。”
但卡梅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人。因为有过白宫的工作经验，现在他是中央情报局和里根政府之间的协调人。他对能担任这个职务感到非常激动。
他克服了对里根政府在波兰失败的失望。他把这归结于里根在对外关系上的经验不足。团结工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时候，里根执政尚不满一年。
卡梅隆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个声音在说，总统从进入白宫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有足够的知识和聪慧作出自信的决定。他记得尼克松曾经说过：“里根是个好人，但完全不知道外交政策是怎么回事。”
但里根的信仰没错，这是最主要的。里根是个积极的反共分子。
莉德卡说：“可你爷爷是个参议员啊！”
这根本不算不什么。格斯·杜瓦已经九十岁了。卡梅隆的祖母死后，格斯就从布法罗搬到了旧金山，和伍迪、杜杜及他的曾孙约翰·李住得近了些。格斯早就脱离了政坛。另外，他是个民主党人，按里根班子成员的标准，他是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
卡梅隆和莉德卡走上一小截台阶，走到一幢类似法国封建时代城堡的红色房子前。房子的板岩屋顶上开了排老虎窗，石头门上筑着希腊式的山形墙。这里是弗兰克·林德曼和梅贝尔·林德曼夫妇的家。林德曼夫妇是里根参选总统的重量级资助人，他们从里根的减税政策中收益了数百万美元。梅贝尔是主导华盛顿社交界的十来个女人之一，经常设宴款待领导美国的男人们。这也是卡梅隆来这觉得幸运的原因。
尽管林德曼是共和党人，但晚宴却是跨党派的，卡梅隆希望在晚宴上见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高层人士。
一位管家接过了他们的大衣。莉德卡环顾了一眼豪华的大厅，对卡梅隆说：“为什么他们要挂上那些可怕的油画啊？”
“这是西方艺术，”卡梅隆说，“这些画是雷明顿画的——要值好多钱呢。”
“有这些钱的话，我才不会买画着牛仔和印第安人的画呢！”
“挂这些画只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品味。印象派画家从来都不是最好的画家，美国本土的艺术家同样很棒。”
“美国画家才没那么出色呢——所有人都知道这点。”
“这取决于各人不同的观点。”
莉德卡耸了耸肩：她又看到了美国人身上一处奇怪的地方。
管家带他们走进一间巨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画有中国龙图案的地毯，放着几把包着黄色丝绸的细长形椅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十八世纪的沙龙。卡梅隆意识到他们是第一批来这的客人。过了一会，梅贝尔从另一扇门走进客厅。梅贝尔有着一头也许天生也许是后来染的红色头发，长得像尊雕塑一样。她脖子上带着一串在卡梅隆看来很难见到的巨大钻石。“感谢你们来得这么早！”她说。
卡梅隆知道这是种指责，莉德卡却浑然不觉。“我等不及来看看这幢壮观的房子了，”她说。
“你喜欢住在美国吗？”梅贝尔问她，“告诉我，在你看来，这个国家最好的地方在哪里？”
莉德卡想了想。“你们有这么多黑人。”她说。
卡梅隆克制住自己，没有发出呜咽。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梅贝尔惊讶得说不出话了。
莉德卡挥手指着托着一只放满香槟酒杯托盘的侍者，然后又指着拿来开胃小菜的男仆和刚才那位管家，示意他们都是黑人。“他们帮人开门，替人端酒水，还给家里打扫，几乎样样都做。波兰没人做这类工作——这种事所有人都得自己做。”
梅贝尔看上去有点狂乱。即便在里根时代的华盛顿，这种话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时她看到莉德卡背后又来了一个客人。“亲爱的卡里姆，你来了啊！”她尖着声音喊，说着拥抱了一位穿着挺括条纹西服的深色皮肤的英俊男子，“快来见见卡梅隆·杜瓦和他的妻子莉德卡，这是沙特使馆的卡里姆·阿卜杜拉。”
卡里姆和卡梅隆夫妇依次握了手。“卡梅隆，我听说过你，”他说，“我曾经和你在兰利的一些同事密切合作过。”
这话是让卡梅隆知道他在沙特的情报部门工作。
卡里姆转身看着莉德卡。莉德卡看起来很吃惊。卡梅隆知道这是为什么。莉德卡没料到梅贝尔的晚宴会邀请皮肤如此黑的人。
可是卡里姆的魅力征服了莉德卡。“有人告诉我波兰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说，“但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不信。”说着，卡里姆吻了吻莉德卡的手。
这种胡话再多莉德卡都听不够。
“我听到你们刚才那番关于黑人的谈论，”卡里姆说，“我同意你的观点。沙特阿拉伯也没有黑种人——所以我们必须从印度进口。”
卡梅隆发现，莉德卡完全被卡里姆对种族主义的歪曲沉醉了。对卡里姆来说，印度人是黑种人，阿拉伯人不是黑种人。好在莉德卡知道何时该闭嘴好好听男人讲话。
更多的客人走进客厅。卡里姆低下嗓门。“不过，”他像和莉德卡密谋什么事一样鬼祟地说，“我们必须对说出的话非常小心——这里的客人也许是自由主义者。”
似乎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一样，一个满头金发的运动型男子走进林德曼家的客厅。这个看上去像电影明星的男人便是加斯帕·默里。
卡梅隆很不高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加斯帕。加斯帕后来成了调查记者，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加斯帕撰写的尼克松总统的书《狡猾的迪克》成为一本畅销书，并被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卡特当政期间，加斯帕相对安分了一点，但里根执政以后，他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里根。现在他与皮特·詹宁斯和芭芭拉·沃尔特斯一起，成了美国电视上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就在昨天晚上，他的《今日》节目用半个小时时间，报道了萨尔瓦多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默里在节目中重复了人权组织公布的数字，声称萨尔瓦多政府的行刑队杀害了三万多名平民。
播放《今日》节目的电视台为梅贝尔的丈夫弗兰克·林德曼所有，因此加斯帕也许觉得无法拒绝梅贝尔的晚宴邀请。白宫向弗兰克施加压力，让他开除加斯帕，但到现在为止，弗兰克一直拒绝白宫的请求，尽管弗兰克拥有电视网的绝大部分股份，但他要接受董事会的监督，如果解雇电视网的某个大明星，投资者很可能会惹出麻烦来的。
梅贝尔似乎在心焦地等待着什么。接着有一位客人姗姗来迟了。来人是魅力四射的议会黑人女说客维雷娜·马昆德。卡梅隆没见过她，但以前看见过她的照片。
管家宣布晚宴开始，宾客们穿过双层门走向餐厅。看到长桌子上放着晶光闪亮的玻璃器皿和放着温室里养的黄色玫瑰的银碗时，女客们纷纷发出赞叹。卡梅隆发现莉德卡瞪大了眼睛。卡梅隆猜想，这可能大大超出了她在家居装饰杂志上看到的所有照片。她没见过，也没想过世上还有如此奢华的事物。
桌子旁做了十八个人，但话题很快被一个人主导了。主导话题的是一个喜欢写诽谤性报道的八卦记者苏茜·卡农。她写的一大半报道最后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但她对人的弱点却嗅觉敏锐。她很保守，但相较于政治，却对丑闻更感兴趣。任何事到她那里都保不了密，卡梅隆祈祷莉德卡千万别乱说话。今晚说的任何话都可能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
让卡梅隆奇怪的是，苏茜竟然把矛头对准了他。“我觉得你和加斯帕应该互相认识。”她说。
“不完全是，”卡梅隆说，“我们在伦敦相遇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但我听说你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
她怎么会知道那件事的呢？“苏茜，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卡梅隆说，“我可能会爱上伦敦一半的女孩。”
苏茜看着加斯帕。“你呢？你还记得这个竞争对手吗？”
加斯帕正在和坐在身边的维雷娜·马昆德深聊。听了苏茜的话他觉得气愤异常。“苏茜，如果你想写发生在二十年前的早恋故事，并把它称为新闻的话，我只能说你一定和主编上过床了。”
所有人都笑了：苏茜嫁的恰巧就是她所在报纸的新闻主编。
卡梅隆注意到苏茜的笑容很不自然，她一直在憎恨地瞪着加斯帕。卡梅隆记得苏茜年轻时曾经因为写了一系列不准确的报道而被《今日》节目解雇。
苏茜说：“卡梅隆，你一定对加斯帕昨天晚上的脱口秀节目非常感兴趣。”
卡梅隆说：“我既不感兴趣，也不失望。昨天的节目报道了总统和中央情报局试图支持萨尔瓦多反共政府的事情。”
苏茜说：“加斯帕似乎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是吗？”
加斯帕说：“苏茜，我站在了真理的一边。我知道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卡梅隆注意到加斯帕的英国口音已经没有了。
卡梅隆说：“很遗憾看到主流媒体上出现这种宣传。”
加斯帕反唇相讥道：“换作是你的话，对一个杀害了本国三万国民的政府，你会如何进行报道呢？”
“我们不接受这个数字。”
“那你觉得萨尔瓦多有多少国民被本国的政府杀戮呢？请把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数字告诉我们。”
“你在放这个节目之前就应该问了。”
“我问了，但没有得到答案。”
“没有哪个中美洲政府是完美的。你偏盯着我们支持的萨尔瓦多政府不放。我觉得你根本是个反美分子。”
苏茜笑了。“加斯帕，你是个英国人对吗？”她的话音虽然甜美，但包含着十足的恶意。
加斯帕看上去被激怒了。“我早在十来年以前就是美国的公民了。我爱美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美国打仗。我在美军待了两年——其中一年是在越南。我并没有缩在西贡，而是参加了真正的战斗，我在战斗中还杀死过人。苏茜，你从没干过这个。卡梅隆，你也没有吧？我问你，你在越南干过些什么？”
“我没被应召入伍。”
“那就把你那只该死的臭嘴闭上。”
梅贝尔打断了这番对话。“我想关于加斯帕和卡梅隆的话题已经聊得够多了。”她转身看着坐在身边的纽约州议员。“我听说纽约州颁布法令禁止对同性恋歧视。你同意这项法令吗？”
话题转移到了同性恋权益问题上，卡梅隆放松下来——他放松得太早了点。
话题从纽约的同性恋法令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同性恋立法上面。苏茜问：“莉德卡，波兰的相关法令是怎样的？”
“波兰是个天主教国家，”莉德卡说，“波兰没有同性恋。”在紧跟着的一阵沉默之后，莉德卡又说：“这真得感谢一下上帝。”
加斯帕·默里和维雷娜·马昆德同时离开了林德曼的家。“苏茜·卡农就爱到处生事。”走下台阶时加斯帕说。
维雷娜笑了，在路灯下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加斯帕陪维雷娜走到维雷娜的车边。“苏茜是想报复我。”他说。
“她才造不成多大的伤害呢，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恰恰相反。就在现在，华盛顿正在掀起一场针对我的严厉批判。今年是竞选年，政府不希望看到昨晚我做的那种节目。”向维雷娜吐露了这番真言以后，加斯帕感到非常放松。从目击马丁·路德·金遇刺到现在，加斯帕从没这么放松过。那时他和维雷娜之间形成的亲密感其实一直都在。
维雷娜说：“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击退这类流言。”
“这可说不准。我的上司是从没喜欢过我的老对手萨姆·凯克布莱德。电视网老板弗兰克·林德曼希望找个借口尽快把我除掉。董事会担心解雇我会摊上妨碍报道公正的骂名。只要犯个小错，我就立马出局。”
“你应该学苏茜那样和上司结婚。”
“有机会我会的。”他前后打量着街道，“我叫了辆出租车十一点来接我，但街上还没看到那辆车。节目组不肯帮我付雇专车的费用。”
“要我搭你一程吗？”
“太好了！”
两人坐进维雷娜的美洲虎。
维雷娜脱下高跟鞋，把高跟鞋交给加斯帕。“把鞋放在你那边的地板上好吗？”维雷娜穿着长筒袜开车，加斯帕感到一阵性冲动。他一直都觉得维雷娜具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加斯帕看着维雷娜把车汇入子夜的车流，加速沿着街道往前开。虽然开得有点快，但维雷娜是个好司机——加斯帕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
“我能信得过的人很少，”他说，“我是美国最知名的人之一，但现在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但我信任你。”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孟菲斯那可怕一天以后我就再没有相信过任何人了。我从没像听见枪声的一刻那样脆弱过。你用胳膊盖住了我的头。人是不可能忘记那种事的。”
“如果在乔治之前遇见你就好了。”
维雷娜瞥了他一眼，笑了。
加斯帕不太确定这个笑的含义。
美洲虎开到加斯帕住的大楼，维雷娜把车停在单行道的左边。“谢谢你送我。”说完加斯帕下了车。接着他把身子探进车，从副驾驶座的地板上把鞋放在副驾驶座上。“这双鞋非常漂亮。”接着他随手甩上了门。
加斯帕绕过车，走到驾驶座车窗旁的人行道。维雷娜放下车窗玻璃。“我忘记跟你吻别了。”他说。加斯帕把头探进车，吻了吻维雷娜的嘴唇。她马上张开了嘴。这个吻很快变得缠绵起来。维雷娜把手放在加斯帕的脖子后面，把加斯帕的头往车里拉。两人的情欲都上来了，开始忘情地接吻。加斯帕把手探进车，伸进维雷娜的短裙下面，一直摸到覆盖着双腿间三角区的那层棉布才停了下来。维雷娜一边呻吟，一边把大腿朝加斯帕的手掌上移。
他气喘吁吁地移开嘴。“我进来了。”
“不要。”维雷娜把加斯帕的手从禁区挪开。
“明天再见一面吧。”
她没有回答，而是把加斯帕的头和肩膀都推到了车外。
加斯帕又问了一次：“明天见一面好吗？”
维雷娜挂上挡g。“给我来电话。”说完她一踩油门，把车呼啸着开走了。
乔治·杰克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加斯帕·默里在脱口秀节目里所说的内容。即便在乔治看来，里根总统也不太可能支持一个杀戮了数万国民的政府。节目播出的四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耸人听闻地揭露，萨尔瓦多行刑队的头目尼古拉斯·卡兰萨上校是个每年从美国的纳税人手里拿到九万美元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选民们愤怒了。他们原本以为水门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守规矩了，但没想到中央情报局却变本加厉，变成了一只实施大规模杀戮的猛兽。
晚上十点前一刻，乔治在书房结束了对公文包里文件的审阅。旋上钢笔的笔帽以后，他坐着思考了几分钟。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与之地位相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没人知道这个卡兰萨上校。被新闻界打了个猝不及防，两个委员会都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本应起到督导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国民会觉得现在这个局面是两个委员会的错误。但如果中央情报局的那班妖魔一味说谎的话，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乔治叹了口气，站起身。他离开书房，关上灯，走进杰克的房间。杰克上床以后很快就睡着了。每当看到杰克睡得如此平静的样子，乔治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尽管曾祖父母是一对白人，但杰克的柔软皮肤却像杰姬一般黑。尽管有很多以黑为美的论调，但非洲裔美国人社会还是以浅黑色为美。但杰克在乔治看来却很美。杰克的头以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舒服的角度枕在一只泰迪熊上。乔治把一只手插在杰克的头下面，感受着和自己一样的发卷。他轻轻地把杰克的头抬起来，拿出泰迪熊，然后小心翼翼把杰克的头放回到枕头上。杰克浑然不觉地继续睡了下去。
乔治走进厨房，倒了杯牛奶，然后把放着牛奶的玻璃杯带进卧室。维雷娜已经穿着睡袍在床上了。维雷娜身边放着摞杂志，她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杂志。乔治喝完牛奶，然后走进浴室刷了牙。
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转好了一些。近来他们很少做爱，但维雷娜的脾气似乎也平和了不少。事实上她已经有一个月左右没发过脾气了。她工作得很苦，晚上常常需要加班——也许繁忙的工作能使她更快乐一点吧。
乔治脱下衬衫，打开柳编篮的盖子。正要把脏衬衫扔进柳编篮时，他无意中看见了维雷娜的内衣。他看见柳编篮里丢着一只黑色的蕾丝胸罩和一条黑色的女士短裤。胸罩和短裤看上去很新，乔治不记得看见她穿过。如果维雷娜买性感内衣的话，她为什么不让乔治看到呢？维雷娜完全不是对这种事情会感到羞涩的那种人。
凑近看，他发现一样更为奇怪的东西：一根金色的头发。
乔治被巨大的恐惧感包围了。他的胃一阵痉挛。他把胸罩和短裤拿出柳编篮。
乔治把内衣拿到卧室，对维雷娜说：“告诉我是我疯了。”
“你是疯了，”这时她看见乔治手上拿着的东西，“你拿我要洗的衣服干什么？”她讥讽道。但乔治看得出她内心很紧张。
“这内衣很不错。”乔治说。
“你太幸运了！”
“可我从来没有看你穿过。”
“你真是太不幸了。”
“但有人见过。”
“那一定是伯恩斯坦医生。”
“伯恩斯坦医生是个光头，可你的内衣上却有一根金色的头发。”
维雷娜咖啡色的皮肤有些发白，但她还是保持着目中无人的姿态。“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你推论出了些什么？”
“你和一个金色头发的男人做了爱。”
“为什么一定要是个男人？”
“因为你喜欢男人。”
“我也许同样也喜欢女孩。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双性恋者。”
乔治感到非常悲伤。“我发现你甚至都没否认自己有婚外恋。”
“乔治，你的确抓住我现行了。”
乔治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你承认了吗？”
“我想我不得不承认。”
“既然承认了，那告诉我跟你发生关系的是什么人？”
“我不想告诉你，所以不要再问了。”
乔治越来越难抑制自己的火气。“你像是没做错任何事一样。”
“我不想在你面前装样。是的，我是在见我喜欢的人。很抱歉伤害了你的感情。”
乔治很疑惑。“这一切怎么发生得这么快？”
“这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们已经结婚五年多了。正如歌里唱到的一样，激情已逝，再也不回。”
“我做错了什么？”
“你不该娶我。”
“你怎么变得如此气势汹汹了啊？”
“我气势汹汹吗？我想我只是厌倦了。”
“你想要做什么？”
“我不想为了很难再继续下去的婚姻放弃那个人。”
“你应该很清楚，我无法接受你的外遇。”
“那就离开吧。你不是我的囚徒。”
乔治在维雷娜梳妆台前的凳子上坐下，把脸埋进双手。他被一股强烈的感情所席卷，发现自己突然被带回到了童年。他回忆起了作为班里唯一没有父亲的孩子所感受到的尴尬。心头又重新浮现起了看到别的孩子和父亲一起玩接球游戏，一起补自行车轮胎，一起买棒球棒，一起试新鞋时那种又妒忌又痛苦的心情。他重新又燃起了对那个在他眼中抛弃了他和母亲，丝毫不关心把全身心献给他的女人以及他们爱的结晶的男人的愤恨。他想大喊大叫，他想掌掴维雷娜，他想痛哭一场。
最后他好不容易说话了。“我不会离开杰克。”他说。
“这事你做主。”维雷娜说。她关掉电视，把杂志扔在地上，关掉床头灯躺在床上，把脸背着他。
“就这些吗？”乔治难以置信地问，“你要说的就只是这些吗？”
“我要睡了，明天我有场早餐会。”
乔治瞪着背对着他的维雷娜。他真的了解过她吗？
他当然了解。他打心眼里知道维雷娜具有两重性：一个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另一个是派对女孩。他喜欢维雷娜的两种性格，他相信在他的帮助下这两种性格会使维雷娜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的快乐的人。结果他错了。
他仍旧坐了几分钟时间，借着街转角路灯散发出的微弱灯光看着维雷娜。历经这些年的长距离恋爱，我等了你那么长时间，他心想。最后，你嫁给了我，我们有了杰克，我原本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过了一会，乔治终于站起身。他脱下外套，换上睡衣。
他无法在床上维雷娜的身边躺下。
客房里有张床，但床上没有被子。他走到门厅，从衣柜里拿出最暖和的一件大衣。接着他走进客房，披着这件大衣躺下。
但他一直都没睡着。
不久前乔治注意到，维雷娜有时会穿些不适合她穿的衣服。她有条希望能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个天真女孩的印花裙，但事实上这条裙子穿在她身上却让人感到十分荒唐。她还有件棕黄色的西装，一穿上这件西装，她的脸上就没了血色。但这件西装很贵，维雷娜不愿意承认自己挑选时犯了错。她另外还有件让深绿色眼睛看上去暗淡无光的深黄色毛衣。
乔治知道每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也有三件希望领口马上磨破，好让他能尽快扔掉的奶白色衬衫。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常常穿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衣服。
可乔治从没想过维雷娜会穿戴一新去见什么情人。
当维雷娜穿上黑色阿玛尼西服、蓝绿色女式衬衫，戴着黑色珊瑚项链的时候，她看上去就像个电影明星，维雷娜对这点心知肚明。
她一定是去见情夫的。
乔治感到一阵揪心般的耻辱。他无法再让自己蒙受这种羞耻。维雷娜的背叛使他产生了跳桥的冲动。
第二天，维雷娜早早地离开了家，她说她会早点回来。乔治和杰克一起吃了早餐，然后把杰克交给了蒂芬妮保姆。接着他去了国会山附近佳能众议院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撤销了一天的所有安排。
和往常一样，维雷娜的红色美洲虎中午十二点停在她市中心办公楼的停车场。乔治把银色林肯轿车停在马路上，注视着停车场出口。美洲虎十二点半开出了停车场出口。乔治把车汇入车流，跟在维雷娜的后面。
美洲虎穿过波托马克河，进入了弗吉尼亚的乡村。车流渐稀以后，乔治不再跟得那么近。如果让维雷娜看见他，气氛会很尴尬。跟得远一点，乔治希望维雷娜不会注意到这辆普通的银色林肯。如果还开原来那辆旧梅赛德斯的话，维雷娜一准会发现的。
一点不到，维雷娜把车停在一家名叫伍斯特调味汁的乡村餐馆门外。乔治加速超过去，在路上继续开了一英里之后再折转回来。他把车开进餐馆的停车场，停在一个看得见美洲虎的车位上。然后便坐在驾驶座上等待。
他凝神思考着。他知道这样很蠢。知道接下来的对峙将尴尬结束。他知道自己应该开车马上离开。
但他必须知道维雷娜的情夫是谁。
三点的时候，他们走出了餐馆。
从维雷娜的步态来看，乔治知道她中饭时喝了一到两杯红葡萄酒。两人手牵着手走过停车场，维雷娜对男人说的什么话咯咯直笑，乔治的内心腾起一股狂怒。
男人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
走近以后，乔治认出了加斯帕·默里。
“这个狗娘养的。”乔治大声骂。
乔治知道，从在威拉德酒店听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时，加斯帕就对维雷娜满怀着渴望。但许多男人都对维雷娜怀有渴望。乔治没想到维雷娜的垂青者中加斯帕会是那个背叛者。
两人走到美洲虎旁，开始接吻。
乔治心里知道，他应该发动汽车，马上离开这里。他已经知道了该知道的一切，没什么可做的了。
乔治看见，维雷娜张开了嘴。她把大腿紧靠着加斯帕身上。两人的眼睛都闭上了。
乔治下了车。
加斯帕抓住了维雷娜的乳房。
乔治甩上车门，沿着柏油碎石路朝他们奔去。
加斯帕沉浸在两人的欢爱之中，但维雷娜听见了车门甩上的声音，睁开了眼睛。看到乔治以后，她马上一把将加斯帕推开，发出尖利的叫声。
可这已经太晚了。
乔治挥起右拳，用背部和肩膀的力量向加斯帕挥去。他的这一拳打在了加斯帕的左脸上。乔治感到自己的拳头深深地埋在加斯帕脸上的柔软肌肉里，感到一阵满足。接着他的拳头又感受到了坚硬的牙齿和骨头，这时他又感到一股疼痛。
加斯帕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几步，然后跌倒在地。
维雷娜大声叫：“乔治，你看你做了什么啊？”她不顾会弄坏长筒袜，跪在加斯帕身旁。
加斯帕用一只胳膊肘把自己从地上撑起来。“该死的畜生。”他对乔治说。
乔治希望加斯帕从地上爬起来还击。他希望更多的暴力，更多的疼痛，更多的流血。他盯着加斯帕很长时间，期待着加斯帕的回击。但很快他就明白了，加斯帕没打算从地上爬起来和他干上一架。
乔治转过身，回到车里，把车开走了。
回到家以后，他看见杰克正在玩他的几辆玩具车。乔治关上门，不让自己和儿子的对话被保姆蒂芬妮听见。他坐在铺着像赛车跑道一样的床单的床上。“有件很难启齿的事情要告诉你。”他说。
“你的手怎么了？”杰克问，“你的手很红，而且很多地方肿了。”
“我用手砸东西了，先听我跟你说。”
“好，我听你说。”
让四岁孩子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非常难。“你知道我会一直爱着你，”乔治说，“就像我不再是小孩子以后，杰姬奶奶还爱着我一样。”
“奶奶今天过来吗？”
“明天也许会过来。”
“她会带饼干过来。”
“你听我说，有时爸爸和妈妈不会再爱彼此了。这个你明白吗？”
“明白。彼得·罗宾的爸爸就不再爱他妈妈了。”杰克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他们离婚了。”
“很高兴你能明白，因为你爸和你妈也不再彼此相爱了。”
乔治观察着杰克的表情，想看看杰克到底明不明白。杰克表情迷茫，好像一件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样。杰克的这种表情伤透了乔治的心。他心想：我怎能对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做这种事呢？
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步的？
“你知道近来我都睡在客房吗？”
“知道。”
到了最难出口的部分了。“今天我准备睡到奶奶家去。”
“为什么？”
“因为我和你妈妈已经互不相爱了。”
“好吧，那明天再见。”
“从现在起，我会经常住在你奶奶家。”
杰克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将因此而受影响。“睡前你还会给我讲故事吗？”
“你想让我给你讲故事的话，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讲，”乔治许诺每天晚上仍然会给杰克讲故事。
杰克还是想弄明白乔治刚才那番话的含义。“每天早饭你会给我烧热牛奶吗？”
“有时会。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或蒂芬妮阿姨会烧。”
听到这话，杰克明白大致的意思了。“这么一说，”他说，“我想你最好别住在奶奶家。”
乔治没了刚才的勇气。“好，我们再看吧，”他说，“现在，我们去吃点冰激凌好吗？”
“好！”
这是乔治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
从国会山往乔治王子县开车回家的时候，乔治一直在考虑着人质的事情。这一年在黎巴嫩，四名美国人和一名法国人被绑架了。一名美国人获释，但其他人还在某地的牢房里受着折磨，或者已经死了。乔治知道其中一人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的站长。
绑架者几乎可以肯定是“真主之党”黎巴嫩真主党的成员，真主党是为了回应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而创建的。伊朗资助了真主党，伊朗的革命卫队还训练了真主党民兵。美国觉得真主党是伊朗政府旗下的一支武装力量，把伊朗定义为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不应允许伊朗这样的国家购买武器。联想到里根总统正在资助疯狂进行杀戮和绑架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乔治觉得美国的决定非常讽刺。
但乔治还是对黎巴嫩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他希望美国海军陆战队把硝烟带进贝鲁特。应该让黎巴嫩人知道侵犯美国公民的代价！
他极其希望美国派兵进入黎巴嫩，可也知道这样的回应很幼稚。如同以色列的入侵催生真主党一样，美国对真主党的大举进攻必将激起更大一波的恐怖主义浪潮。新一代的中东年轻人将誓言对大魔头美国进行报复。乔治和所有理智思考问题的人都知道，一方冷却下来以后，另一方的报复心理就不会那么重了。要改变中东的局势，唯一的方法是打破眼下这种对峙的局面。
但做总比说得要难。
乔治知道自己在个人生活方面失败了。他拳击了加斯帕·默里。加斯帕不是软蛋，但他理智地没对乔治进行回击。加斯帕的退却使伤害不至于太过剧烈——加斯帕不亏欠乔治什么了。
四十八岁的乔治又和母亲住在一起了！维雷娜仍然带杰克住在他们在乔治王子县的家。乔治觉得加斯帕也许会去那儿过夜，但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和几百万男女一样，乔治极力想找到离婚以后的生存之道。
这时是周五的晚上，乔治把思绪放到周末。乔治正在去维雷娜那的路上。他们已经为杰克做好了安排。乔治每周五晚上去接杰克，带杰克到杰姬奶奶家过周末，然后周一早晨再送他回去，乔治不想以这种方式抚养孩子，但这是目前他所能作的最好安排。
他琢磨着周末和杰克一起玩什么。明天他们也许会一起去公共图书馆，借一些睡前读物回家。周日他们自然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他很快就到达了那幢过去属于自己的牧场式的家。维雷娜的车不在车道上：看来她还没到家。乔治把车停在车道上，走到门前。出于礼貌，他按了按门铃，然后用钥匙打开门。
屋里很安静。“是我啊，”他嚷道。厨房里一个人都没有。他看见杰克孤零零地坐在电视前。“嗨，小伙子，”乔治坐在沙发上，用手臂搂住杰克的胳膊。“蒂芬妮阿姨呢？”
“她必须得回家了，”杰克说，“妈咪没来得及赶回来。”
乔治控制住自己的怒气。“所以就留你一个人在家吗？”
“蒂芬妮说这是紧急情况。”
“她什么时候走的？”
“我不知道，”杰克还不太会算时间。
乔治非常生气。自己四岁的儿子竟然被一个人丢在家里。维雷娜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他站起身，四下里看了看。杰克的周末行李包放在走廊里。乔治往包里看了看，发现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睡衣、换洗的衣物、泰迪熊。蒂芬妮保姆在处理杰克口中的“紧急情况”前替杰克收拾好了行装。
乔治走进厨房，留下一张便条：“我发现杰克一个人在家，有时间给我来电话。”
然后他牵着杰克向车走去。
杰姬的家离他原先的家不到一英里的路程。到家以后，杰姬递给杰克一杯牛奶和一块手工饼干。杰克把隔壁那只经常来家里玩，喝上一茶托牛奶的猫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杰姬。听完杰克的唠叨以后，杰姬看了眼乔治问：“乔治，你怎么了？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
“到客厅我告诉你。”两人走进客厅，乔治说，“杰克被单独留在了家里。”
“哦，怎么能发生这种事？”
“是啊，真他妈该死。”
这次杰姬原谅了儿子的脏话。“为什么会留他一个人？”
“维雷娜没有按时回家，保姆又有事必须要走。”
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轮胎的磨地声。他们望向窗外，看见维雷娜走下美洲虎，沿着小径朝门口跑来。
乔治说：“我要杀了她！”
杰姬开了门。维雷娜跑进厨房，亲吻着杰克。“宝贝，你还好吗？”她泪眼婆娑地问。
“我很好，”杰克若无其事地说，“你看，奶奶给了我一块饼干。”
“奶奶的饼干很好吃，是吗？”
“是的。”
乔治说：“维雷娜，你最好过来跟我好好解释解释。”
维雷娜满身是汗，喘得很厉害。这一次她不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很傲慢。“我只晚回了几分钟！”她大声说，“不知道那个该死的保姆为什么要留下杰克一个人先走。”
“轮到你照顾杰克你就不能晚回家。”乔治严厉地说。
维雷娜讨厌乔治这样说话。“你能保证自己从不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吗？”
“我从没把他一个人落下过。”
“对单身带孩子的我来说，完全避免很困难。”
“单身带孩子全他妈是你的错。”
杰姬说：“乔治，这样说就是你的不对了。”
“妈妈，别在这瞎掺和。”
“这是我的房子，你们在为我孙子在吵架，我不可能置之于事外。”
“妈妈，我无法对此视而不见。这件事她做错了。”
“如果不做错事的话，我就不会生下你。”
“这完全是两码事。”
“我只是说我们都会犯错，有时事情的结果倒并不坏。所以别再责怪维雷娜了。这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
尽管不很情愿，但乔治知道妈妈这番话是对的。“但我们该怎么办呢？”
维雷娜说：“乔治，我真的很抱歉，但我实在是对付不了了。”说着她开始哭了起来。
杰姬说：“别大吵大嚷了，也许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现在看来，你们请的这个保姆并不是很尽责。”
维雷娜说：“你不知道找保姆有多难！尤其对我们这种搞政治的人来说。其他人可以雇佣非法移民，用现金付账，但政治家必须找有绿卡的人做保姆，以方便交税。所以没人想来我这做保姆。”
“我知道，平静一点，我不是在责怪你，”杰姬对维雷娜说，“也许我能帮上点忙。”
乔治和杰姬一齐把目光对准了杰姬。
杰姬说：“我六十四岁了，马上要退休，我想要找点活干。我可以做你们的后备。如果你那的保姆让你失望的话，就把杰克送过来吧。需要的时候让他在这里过夜都行。”
“很好，”乔治说，“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棒。”
维雷娜说：“杰姬，真能这样就太好了。”
“亲爱的，别谢我，我也有自己的考虑。这样一来，我能更多地见到自己的孙子了。”
乔治说：“妈妈，你确定这没给你添太多的麻烦吗？”
杰姬轻蔑地“哼”了一声。“上次我觉得工作太重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
乔治说：“我想从来没有过吧。”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Part9 爆炸 1984-1987年 第五十六章
丽贝卡的泪水冷冷地贴在脸颊上。
十月的冬日，北海吹来的凛冽寒风在汉堡的奥尔斯多夫公墓吹过。这座占地一千英亩、包含着悲伤和哀悼的公墓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之一。公墓里有一座为纳粹受难者所建的纪念碑，有一道为抵抗斗争战士树立的纪念墙，还有一座为纪念1943年在盟军蛾摩拉行动中被炸死的三万八千名男女老少的而竖起的合葬墓。
但公墓并没有特殊的区域悼念柏林墙的受难者。
丽贝卡跪下来，捡起散布在丈夫墓边的枯叶。然后在地上放了一支红玫瑰。
她安静地站着不动，看着墓碑回忆着丈夫生前的点点滴滴。
伯纳德已经死了一年了。他活到了六十二岁，这对一个脊髓损伤的人来说颇为不易。他死于肾衰竭，是脊髓损伤患者常见的死因。
丽贝卡回想着他的生平。他的人生被柏林墙损害了，逃离东德的时候他受了重伤，但除此以外他一直过得很好。他是个优秀的教师，几乎可以称为完美。他挑战东德社会主义暴政，逃到了自由社会。他的第一次婚姻以失败而告终，但和丽贝卡相濡以沫了二十年。
她不用来这就能回忆起他。她几乎天天都在想着他。他的死像是截断了她的一段身体似的：她经常会惊讶地发现伯纳德不在该在的地方。当她独自一个人待在两人居住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家时，她经常想象着跟他说话，告诉他一天发生的事情，对这天的新闻进行评论，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告诉他。她没有对家里进行改变，让伯纳德自由移动身体的绳子和把手都还在。伯纳德的轮椅就放在床边，好像时刻准备着让他从床上坐起来，把自己的身体拖进去一样。自慰的时候，丽贝卡总会想到伯纳德躺在自己身边，用一只胳膊抱着她的情景。丽贝卡仿佛能感受到他的体温，品尝到她的热吻。
好在丽贝卡的工作非常有挑战性，能让她全身心地融入进去。丽贝卡现在是西德政府对外事务部门的一位副部长。因为会俄语，曾经在东德生活过，她专门从事东欧事务的工作。她的空闲时光非常少。
可悲的是，两德的统一似乎还遥遥无期。死硬的东德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似乎无可动摇。人们仍然在试图闯过柏林墙时被杀。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尽管死去了，但上台的是又一位垂垂老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从柏林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这个大帝国像一个居住者经常挣扎摆脱，但却永远挣脱不了的泥沼一样，永远取得不了进步。
丽贝卡意识到自己的思绪跑偏了。是时候离开墓地了。“亲爱的，再见。”她轻声说，然后缓缓地向墓地外走去。
穿越墓地时，她穿上大衣，抱起手臂。丽贝卡带着感恩的心情坐上车，发动起引擎。她仍然在开那辆带有轮椅升降机的小汽车，是时候换辆车了。
丽贝卡开车回家。公寓外停着一辆亮光闪闪的梅赛德斯S500，一个戴着帽子的司机站在车旁。她的精神一振。和预料的一样，瓦利已经用他的那把钥匙进了门。他开着收音机，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随着一首流行音乐的调子踩着步点。桌上放着桃色岁月乐队的最新专辑《梦的解析》。“很高兴能等到你，”他说，“我正要去机场，坐飞机前往旧金山，顺路过来跟你打声招呼。”说着他起身吻了吻丽贝卡。
再过几年，瓦利就四十岁了，他的精神看上去非常好。瓦利还抽烟，但已经戒了毒品和酒。他穿着蓝色的牛仔衬衫和棕色皮夹克。一些女孩会抢着要他，丽贝卡心想。尽管已经有了女朋友，但瓦利似乎不着急安定下来。
回吻瓦利的时候，丽贝卡碰了碰瓦利的胳膊，注意到瓦利身上的皮夹克软得像丝绸一般。这件皮夹克可能得花上好大一笔钱。丽贝卡问：“你们的新专辑不是才录完吗？”
“我们要进行美国巡演。我先去黛西庄园做三周的排练。一个月以后，美国的巡演从费城开始。”
“帮我跟孩子们问声好。”
“没问题。”
“你们上一次巡演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三年了。所以排练的时间需要长一点。但这次的演出在体育馆里进行，不像之前十二支乐队，每支乐队唱两三首歌，在剧院或体育场举行的全明星摇滚乐队巡演。这次体育馆里只有我们和五万名观众。”
“你们会做欧洲巡演吗？”
“当然会做，只是日子还没定。”
“德国会有吗？”
“肯定会有。”
“到德国的话跟我说一声。”
“当然，我会送你张票的。”
丽贝卡笑了。作为瓦利的姐姐，桃色岁月演出时她在后台总会受到皇室成员一样的对待。组合成员采访时总会谈起汉堡的往日岁月，谈起瓦利的大姐给他们做了那周唯一的一顿大餐。因为这个原因，丽贝卡在摇滚乐界中颇为知名。
“演出愉快。”丽贝卡说。
“你准备去布达佩斯，对吗？”
“是的，去参加一个贸易会议。”
“会有东德人参加吗？”
“有，为什么这么问？”
“会有人能把这张专辑带给爱丽丝吗？”
丽贝卡扮出苦相。“我不知道。我和东德政治家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他们觉得我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我觉得他们的一帮实行专制统治，把人民监禁起来的匪徒。”
瓦利笑了。“是找不到什么共同点。”
“没错，但我会试试的。”
“谢谢你。”他把唱片交给丽贝卡。
丽贝卡看着唱片封套上穿着牛仔裤的四个长发中年人照片。好色的贝斯手布兹有点发福，同性恋鼓手刘脱发脱得很厉害，乐队主唱戴夫的头发已经依稀灰白。他们已经在流行乐坛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事业成功，家庭富裕。她还记得若干年前去汉堡她家的几个饥饿小子：骨瘦如柴，衣着邋遢，但言语诙谐，招人喜欢，满是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你们干得很不错。”她说。
“是的，”瓦利说，“我们的确取得了成功。”
布达佩斯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组织者邀请丽贝卡和其他代表试喝托卡伊葡萄酒。来宾被带到了波兰政府瓶装酒协会所属的一个酒窖。酒窖在多瑙河以东的佩斯区。主人上了几种不同的白葡萄酒：有干葡萄酒，有度数很高的葡萄酒，有诸如爱真霞一样的低度葡萄酒，还有阿苏这样缓慢发酵的葡萄酒。
全世界的政府官员基本都不太善于举办聚会，丽贝卡担心酒会会很沉闷，但叠放着一箱一箱葡萄酒，上有拱顶的酒窖却给人一种温馨的气氛。主人们还拿出了塞有蘑菇和香肠的风味匈牙利饺子。
丽贝卡看到一位东德代表，对他露出最巴结的笑容。“我们德国的葡萄酒比这更好，你觉得呢？”她问。
丽贝卡调情一般地和东德代表闲聊了几分钟，然后问了她想问的问题。“我在东柏林有个侄女，我想给她带一张流行歌曲的唱片，但我担心唱片夹在信里弄坏了。你能帮我把唱片带给她吗？”
“我想能行。”对方犹豫着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天早饭时拿给你。你真是太好心了。”
“好的。”他表情很不安，丽贝卡猜测他也许会把唱片交给斯塔西。但她也只能尝试一下了。
所有人喝下葡萄酒放松以后，和丽贝卡同龄的匈牙利政客弗雷德里克·比罗走到丽贝卡面前，丽贝卡对和自己一样从事外交事务的比罗非常欣赏。“匈牙利到底怎么样了？”丽贝卡问比罗，“我想知道你们发展得好不好。”
他看了看表。“这里离你住的宾馆大约有一英里，”和大多数教育程度高的匈牙利人一样，比罗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你介意和我一起走回去吗？”
他们拿上大衣，离开酒窖，然后沿着漆黑的大河往宾馆那走。在多瑙河的另一边，中世纪名城布达的灯火一直延续到山顶的宫殿。
“共产党人承诺给老百姓带来繁荣富强，但却让人民失望了，”比罗边走边说，“现在连共产党人本身都在抱怨卡达尔政权。”丽贝卡觉得不可能受到窃听的户外更能让比罗畅所欲言。
丽贝卡问：“你们想过对策没有？”
“奇就奇在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在政治上分权，引入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使以前半公开的灰色经济合法化以促进经济。”
“谁在挡你们的道？”丽贝卡意识到自己正在像法庭上的律师似的随意向比罗发问。“请原谅我，”她说，“我没想审问你。”
“没关系，”他笑了笑说，“我喜欢直接和人交流，这会比较省时间。”
“许多男人不愿意如此直接地和女人说话。”
“我不是那种男人，我很愿意和自信的女人开诚布公地谈话。”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但现在又离了。”
丽贝卡想到这和自己没关系。“你正要告诉我谁在挡改革的路呢！”
“如果改革的话，一万五千名官僚不是丧失权力就是丢掉工作。现在，五万名共产党高层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从1956年起，亚诺什·卡达尔就是匈牙利的领袖。”
丽贝卡扬起眉毛。比罗的话出奇地坦白。她突然想到，比罗的这番坦白也许不全然是自发的。这番对话也许是计划好的吧？丽贝卡问比罗：“卡达尔有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吗？”
“有，”比罗说，“为了提高匈牙利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从包括德国银行在内的西方银行借来了更多的钱。”
“你们怎么还这些贷款的利息呢？”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比罗说。
到了丽贝卡宾馆对面的河边时，丽贝卡停下脚步，靠在防波堤墙上。“卡达尔永远都会是匈牙利的领导人吗？”
“这倒不尽然。我倾向于一个名叫米克洛斯·内梅特的年轻人，他的前途非常远大。”
啊，丽贝卡心想，这才是谈话的主题：比罗想用这种非官方的方式告诉德国政府，内梅特是卡达尔的改革派对手。
“他三十来岁，而且非常聪明，”比罗说，“我们害怕匈牙利走苏联的老路。勃列日涅夫之后是同样老迈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这简直和在老人院排队洗澡没什么两样。”
丽贝卡笑了。她喜欢比罗的直率。
比罗低下头，吻了吻丽贝卡。
丽贝卡没太过惊讶。她早就感觉到比罗喜欢她了。让她惊讶的是被吻之后心头的那股兴奋劲。丽贝卡热情地回吻了他。
很快丽贝卡就退后了。她把双手放在胸前，把比罗往后推了一点。她借着街灯的光线审视着比罗。五十来岁的男人不可能像阿多尼斯那样俊美，但比罗长着一张富有热情的聪明脸，还能对生活中的嘲讽之处应之以苦笑。比罗长着一对蓝色的眼睛，留着一头灰白的短发。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和一条鲜红色的围巾，好似在保守之中加上了一点喜气。
丽贝卡问：“你为什么离婚？”
“我出轨了，我妻子离开了我。你想怎么说我都可以说。”
“我没有权利说你，”丽贝卡说，“我也在生活中犯过错。”
“我很后悔，但幡然醒悟时已经太晚了。”
“你有孩子吗？”
“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都已经成年了。他们原谅了我。玛塔再婚了，但我还是一个人。你怎么样？”
“发现第一任丈夫是秘密警察以后我和他离了婚。我的第二任丈夫在带我闯过柏林墙的时候受了伤。他坐上轮椅，不过我们一起幸福生活了二十年。他去年病故了。”
“相信我，你一定会交上好运的。”
“也许吧。能请你送我到宾馆入口吗？”
他们穿过马路。在街区一角路灯不那么明亮的地方，丽贝卡又吻了比罗一次。她比刚才更享受这个吻，完全把身体贴在了比罗身上。
“和我一起过夜吧。”比罗说。
丽贝卡完全被他说动了。“不行，”但是她说，“太快了，我还不怎么了解你。”
“可你明天就要回家了啊！”
“我知道。”
“我们也许再也见不了面了。”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我们可以到我的公寓，或是去你的宾馆房间。”
“虽然被你的坚持弄得有点动心，但不行就是不行。祝你晚安。”
“那晚安吧。”
丽贝卡转过身。
比罗说：“我经常去波恩出差，十天后我就要去波恩。”
丽贝卡转身对他笑了笑。
比罗问：“到那时能和我一起吃午饭吗？”
“当然能，”她说，“给我打电话。”
“好的。”
丽贝卡笑着走进了宾馆大堂。
侄女爱丽丝在大雨里来米特区家里借书的时候，莉莉正好在家。尽管每门课的成绩都很优异，但因为母亲是抵抗歌手的关系，大学不让爱丽丝入学。不过，爱丽丝决定自学，从工厂下班以后，她会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英语。卡拉正好有几本从外祖母茉黛那里继承的英文原版小说。爱丽丝来叫门的时候，莉莉恰巧在，她们一同到客厅，伴着窗上的雨点声一起找书。莉莉猜想这应该都是些战前的老版英文书。爱丽丝挑选了几本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莉莉估计爱丽丝将是看这书的第四代人。
爱丽丝说：“我们提交了去西德的申请。”她的语气里透露着年轻人的渴望。
“我们是谁？”莉莉问她。
“我和赫尔穆特。”
赫尔穆特是比爱丽丝大一岁，今年二十二岁的爱丽丝男朋友，目前正在大学就读。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我说我要去探望汉堡的父亲。赫尔穆特的祖父母在法兰克福。不过桃色岁月正在进行世界巡演，我们实际上想去看舞台上的父亲。如果父亲在西德演出的话，我们也许恰巧能赶上德国站的演出。”
“我想他在西德应该有场演出。”
“你觉得当局会让我们去吗？”
“你也许会走运的。”莉莉不想挫伤年轻人的乐观情绪，但她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的西德之行并不是很看好。她本人就被拒绝了去西德的申请。很少有人被获准离境。当局必定怀疑爱丽丝和赫尔穆特这样的年轻人一去就不回头了。
莉莉本身也有这个疑问。爱丽丝的言辞里经常透露着对西德的向往。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她希望看不经审查的小说，看新电影和新演出，听不需要七十二岁的埃里希·昂纳克批准才能听的音乐。如果爱丽丝设法离开了东德，她凭什么还要回来呢？
爱丽丝说：“这个家大多数和当局起冲突的事都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他们不该拿我来出气啊！”
但爱丽丝的母亲卡罗琳仍然在唱触怒共产党当局的那些歌，莉莉心想。
门铃响了，莉莉和爱丽丝听到楼下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杂音。他们下楼去看，发现卡罗琳穿着湿雨衣站在楼下的走廊里。莫名其妙的是，她的手里竟然拿了个手提箱。卡拉为她开了门，卡拉在护士服外面套了条围裙，站在卡罗琳身边。
卡罗琳的脸蛋因为哭泣而显得又红又肿。
爱丽丝问：“妈妈，你怎么了……”
莉莉问卡罗琳：“发生什么事了？”
卡罗琳说：“爱丽丝，你继父离开我了。”
莉莉大吃一惊。奥多·沃斯勒把卡罗琳抛弃了吗？她压根儿没想到温顺的奥多有胆量弃妻子而去。
爱丽丝用胳膊搂住母亲，一句话也没说。
卡拉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卡罗琳用手帕擦了擦鼻子。“他三小时前跟我说的，他要和我离婚。”
莉莉心想：可怜的爱丽丝，接连被两个父亲离弃了。
卡拉激愤地说：“可牧师是不能离婚的啊！”
“他连神职都不要了。”
“真是太可悲了！”
莉莉意识到家里迎来了一场剧变。
卡拉开始就事论事。“你最好坐下来好好说。我们去厨房说。爱丽丝，拿上你妈妈的大衣，挂起来晾干。莉莉，去烧点咖啡。”
莉莉把水烧上，从橱柜里拿出块蛋糕。卡拉问：“卡罗琳，奥多究竟是怎么了？”
卡罗琳看上去很消沉。“他是个……”显然，卡罗琳觉得要说的话难以启齿。她避开众人的目光轻声说：“奥多告诉我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同性恋。”
爱丽丝轻叫了一声。
卡拉说：“太令人震惊了。”
莉莉突然想到了什么。五年前一起去匈牙利度假的时候，瓦利和奥多第一次见面，莉莉发现瓦利在看到奥多时闪过吃惊的表情，莉莉对瓦利当时刹那而过的表情记忆得特别清晰。那时瓦利就察觉到了奥多的真实性向了吗？
莉莉一直觉得奥多对卡罗琳的爱不是男女之爱，而更像是上帝指派给他的任务。如果有人向莉莉求婚，莉莉不希望对方是因为善良可怜她而向她求婚。对方应该爱她爱得不能放手而向她求婚：爱才是求婚的最重要基础。
卡罗琳抬起头。道出了可怕的真相以后，她终于能直视卡拉的目光了。“事实上我不是很震惊，”她说，“其实我早就有点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曾经有个名叫保罗的英俊小伙子经常到我们家来。奥多每周让他几次到我们家吃晚饭，吃完饭去教堂的小礼拜室研经。周六下午他们经常去特雷普托公园漫步。也许他们什么都没做——奥多不是那种会撒谎的人。但和他做爱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在想着保罗。”
“后来怎么样了呢？他和保罗的关系是如何结束的呢？”
莉莉一边听卡罗琳讲话，一边把蛋糕切成小块。她把切成块的蛋糕放在一个盘子上。但没有人去拿盘子里的蛋糕。
卡罗琳说：“我一直不了解全部情况。突然有一天，保罗就不再来我们家，也不再去教堂了。奥多从来没解释过这是为什么。也许他们都从肉欲之爱里回头了吧。”
卡拉说：“作为一个牧师，奥多的心里一定经历了激烈的争战。”
“我知道。当我不对他生气时，我为他感到惋惜。”
“可怜的奥多。”
“但保罗只是六七个和他有关系的男孩之一。这些男孩都很俊美，而且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奥多找到了真爱。他惨兮兮地向我道歉，他下定决心，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性向。他要搬出去和一个名叫尤根·弗洛伊德的男人一起住。”
“将来他怎么办？”
“他想到神学院教书。他说这是他的真正使命。”
莉莉把开水倒进壶里磨碎的咖啡里。她很想知道瓦利对奥多和卡罗琳的离异会怎样看。因为那道该死的柏林墙，瓦利自然无法与卡罗琳和爱丽丝重新住在一起。可是他想和她们一起住吗？他没和任何一个女人真正安定下来。在莉莉看来，卡罗琳确实是他生命中的真爱。
但这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共产党的法令使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卡拉说：“如果奥多从教堂里辞去神职，你就得离开现在的那个家。”
“是的，我无家可归了。”
“别傻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卡罗琳突然放声大哭。
门铃响了。
“我去开。”莉莉说。
门口站着两个男人。来人中的一个是汉斯·霍夫曼，另一个人穿着司机制服，这位司机为汉斯撑着伞。
“我可以进来吗？”没等他们回答，汉斯就走入了玄关，汉斯手里拿着个一尺见方的包裹。
司机回到路边停着的黑色齐尔豪华轿车上。
莉莉厌恶地说：“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和你的侄女爱丽丝谈一谈。”
“你怎么知道她在这儿？”
汉斯笑了笑，对这样的问题显得很不屑。斯塔西什么都知道。
莉莉走进厨房。“汉斯·霍夫曼来了，他想找爱丽丝。”
爱丽丝站起身，脸色因为恐惧而显得苍白。
卡拉说：“莉莉，带他上楼，谈话时和他们待在一起。”
卡罗琳从椅子起身。“我应该和莉莉一起去。”
卡拉用手按住卡罗琳的肩膀。“你现在的状态不足以应付斯塔西的人。”
卡罗琳接受了卡拉的劝说，重新坐回到椅子上。莉莉为爱丽丝敞开门，爱丽丝从厨房进入走廊。莉莉和爱丽丝一起走上楼，汉斯跟在她们后面。
出于与生俱来的礼貌，莉莉差点端给汉斯一杯咖啡。但她克制住了自己。先让他渴死好了。
汉斯拿起爱丽丝先前放在桌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英语小说。”他像是证实了自己的疑问似的说。他坐下来，捋了捋毛料裤子膝盖的地方以防起皱。他把方形的包裹放在椅子旁边的地上，然后说：“小爱丽丝，你是想去西德旅行了吧。你为什么要去？”
汉斯现在已经是个大人物了。莉莉不知道他的确切头衔是什么，但肯定不只是一个秘密警察。他经常在全国性的会议上讲话，还频频接受记者采访。但他的职位还没大到能迫害弗兰克一家的程度。
“我爸爸就住在汉堡，”爱丽丝回答他的问题说，“还有我姑姑。”
“你爸爸是个杀人凶手。”
“那是我出生以前的事了。你要拿那事惩罚我吗？共产党的公义不是这样的……我说错了吗？”
汉斯自以为是地点了点头。“和你的祖母一样伶牙俐齿。你们这家人就是记不住教训！”
莉莉愤怒地说：“就我们所知，共产党里芝麻绿豆大的官员都能抛开法律和公义进行报复。”
“你以为这样能说服我给予爱丽丝旅行许可吗？”
“你已经打定了主意，”莉莉疲倦地说，“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准她去的。来这，你就没打算说同意。你只是来这看笑话的。”
爱丽丝问：“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里说过共产党国家的工人不能被允许去其他国家旅行吗？”
“从普遍情况来说，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
“才不是必要的呢！我要见我爸爸。你就是不让我见。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不想让我去见。这和社会主义没任何关系，这就是赤裸裸的暴政。”
汉斯的嘴角扭曲了。“你们这些贪图物质享受的家伙们，”他用厌恶的语调说，“当遇到强权的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
“贪图物质享受吗？”莉莉问，“下车走到家时，我没有穿制服的司机为我打伞。爱丽丝也没有。汉斯，这里贪图享受的只有你一个。”
汉斯拿起包裹，递给爱丽丝。“把包裹打开。”他说。
爱丽丝打开棕黄色的纸质封皮。里面放着桃色岁月的最新专辑“梦的解析”。她的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
莉莉很想知道汉斯是在玩什么把戏。
“听听你父亲的唱片吧？”汉斯建议说。
爱丽丝从彩色封套里拿出白色的唱片袋，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从唱片袋里抽出一张黑色的唱片。
爱丽丝抽出的是一张碎成两半的唱片。
汉斯说：“看起来碎掉了，真是太遗憾了。”
爱丽丝开始哭了。
汉斯站起身。“我知道该怎么出去。”说完他离开了。
菩提树下大街是东柏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宽阔大道。这条街道以另一个名字在西柏林横穿蒂尔加登公园。但从1961年开始，菩提树下大街就断在了勃兰登堡门，被柏林墙所阻断。从西侧的公园看，勃兰登堡门的景色被一道画满涂鸦的高大围墙玷污了，墙前面有张告示上用德语写着：
示警
您正要离开西柏林
墙后面是众多想逃离东柏林却未能如愿的东德人的葬身之地。
桃色岁月的路演团成员背对着丑陋的柏林墙搭了一个舞台，正对着公园放了许多麦克风。在瓦利的指示下，同样多的麦克风面朝着另一边东柏林的方向。他希望爱丽丝能听到他的演唱。一个记者告诉他东德政府对朝东放置的麦克风提出了抗议。“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把柏林墙拆了，我就把我这些麦克风也给拆了，”瓦利的这番话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
他们原本打算在汉堡进行现场演出，可在瓦利得知汉斯·霍夫曼掰碎了他给爱丽丝的唱片后，为了报复东德当局的暴行，他恳请戴夫把演出地点改在柏林，让上百万东德民众都能听见霍夫曼试图阻止爱丽丝听到的唱片内容。戴夫觉得这个点子非常棒。
当数以万计的歌迷聚集在公园里时，瓦利和戴夫看着他们搭起的舞台。“这将是乐声最为嘹亮的一次演出。”戴夫说。
“是的，”瓦利说，“我希望乐声能一路传到该死的莱比锡。”
“还记得起初棒球场上的那些小扬声器吗？”戴夫问瓦利。
“观众听不见我们在唱什么——我们自己也听不见。”
“现在，十万名听众能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听我们唱歌。”
“这真是个奇迹！”
回到化妆间的时候，瓦利碰见了丽贝卡。“太令人震撼了，”丽贝卡说，“公园里一定有十万多名观众。”
丽贝卡正和同龄的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在一起。“这是我朋友弗雷德·比罗。”丽贝卡说。
瓦利和这个男人握了手，比罗说：“很荣幸能见你。”他的德语里带着匈牙利口音。
瓦利被逗笑了。他五十三岁的姐姐竟然在和人约会。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这男人像是丽贝卡喜欢的类型，聪明但不是很严肃。丽贝卡剪了个戴安娜王妃的发型，穿了条粉红色的裙子，显得非常年轻。
他们闲聊了一会儿，便离开了化妆间，留下瓦利一个人作准备。瓦利穿了件干净的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火红色的衬衫。接着他对着镜子描了一圈眼线，让观众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表情。他带着苦涩的心情想起了以前每到这个时候都要留心嗑药的情景：吸上一点毒品让自己演出时保持正常状态，演出后再猛吸特吸作为对自己的奖赏。他再也不愿再去吸毒了。
他被叫上舞台，和戴夫、布兹以及刘在一起。戴夫的全家都来给他助阵：他的妻子杜杜，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斯，戴夫的父母黛西和劳埃德，连戴夫的姐姐伊维也都来了。他们看上去都在为戴夫而骄傲。瓦利很高兴看到他们，但他们的出现却让他辛酸地想到自己无法看到的家里人：沃纳和卡拉、莉莉，还有卡罗琳和爱丽丝。
但幸运的话，他们可以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听到他的歌声。
乐队走上舞台，人群欢呼着表示欢迎。
菩提树下大街聚集了男女老少几千名桃色岁月的歌迷。莉莉和包括卡罗琳、爱丽丝以及爱丽丝男友赫尔穆特在内的家人一大早就到了。他们在警察设立的把人群与柏林墙隔开的障碍物后面找了个位置。白天人群越聚越多，大街上洋溢着一股节日的氛围。人们有的和陌生人聊天，有的用便携式音箱播放桃色乐队的磁带。夜幕降临以后，人们打开了啤酒和葡萄酒。
桃色岁月乐队登台以后，人群陷入了疯狂。
除了勃兰登堡门门拱上四匹拖着胜利战车的铜马之外，东德那边的人什么都看不见，但他们能听见演唱会的一切声响：刘的鼓声；布兹敲响的贝斯声；戴夫的伴奏吉他和高扬的和音声；以及瓦利最棒的男中音和极具旋律感的主音吉他声。熟悉的旋律从叠放在一起的扬声器里发出，激越着跳舞的人群。是我哥哥，莉莉禁不住地心想：我的大哥正在向世界歌唱。沃纳和卡拉的表情很自豪，卡罗琳在微笑，爱丽丝的眼睛里在闪着光。
莉莉抬头看了眼附近的政府办公大楼。在街灯的映照下，丽贝卡看见六七个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领带的人站在小阳台上。他们没有跳舞。其中一个在拍人群的照片。莉莉意识到，这些一定是斯塔西的人。他们正在给背叛昂纳克政权的人拍照记录——这时东德几乎所有人都对现政权不忠。
更仔细看，莉莉觉得自己似乎认出了秘密警察的其中一个。她几乎可以肯定那人便是汉斯·霍夫曼。汉斯个子很高，背微微有点驼。他似乎在愤怒地说着些什么，右手重重地往下砸。瓦利在采访中说之所以选择在柏林演出是因为东德人不被允许听他们的唱片。汉斯必定知道他把爱丽丝的唱片掰碎才是这么多人在这听桃色岁月的音乐会的真正原因。无疑他对造成眼下这种局面非常生气。
莉莉看见汉斯失望地举起双手，转过身离开阳台，进入大楼不见了。一首歌唱完，另一首歌紧接着开唱，听见是桃色岁月乐队最流行的一支曲子，人群欢呼着表示嘉许。瓦利的嗓音通过麦克风传了出来：“接下来这首是为我女儿写的歌。”
接着他开始唱起了《艾丽西亚，我爱你》这首歌。
莉莉看着爱丽丝，泪水从爱丽丝的脸上流淌而下，但她的脸上却显露出了笑容。

Part9 爆炸 1984-1987年 第五十七章
美国官方把1934年3月16日被绑架的威廉·巴克利描述为一名贝鲁特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事实上，巴克利是中央情报局贝鲁特站的站长。
卡梅隆·杜瓦认识比尔·巴克利，觉得巴克利这个人还不错。巴克利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保守的布鲁克斯兄弟牌西服。他一头浓密的灰发，长着一张受女观众喜欢的明星脸。作为一名职业士兵，他在朝鲜战场奋战过，在越南加入过特种部队，退役时的军衔是上校。六十年代他加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组。这是中央情报局中实施暗杀的专门小组。
五十七岁的比尔还是单身。兰利有流言说，比尔正在和北卡罗来纳农村一个名叫坎黛斯的女士进行远距离恋爱。坎黛斯给比尔打电话，比尔从世界各地给坎黛斯写信。比尔在美国时，他们是一对恋人。至少情报局里有人这么说来着。
和兰利的其他人一样，卡梅隆对巴克利被绑架非常生气，决意让比尔早日获释。但让比尔获释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糟糕的事情一件连着一件。比尔在贝鲁特的手下和线人开始一个接一个消失。真主党一定从比尔嘴里问出了他们的名字。这意味着比尔在监禁地受到了摧残。
中央情报局知道真主党会采取哪些手段，猜得到比尔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会一直被蒙着眼睛，膝盖和手腕上上了铐子，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被扔在一个棺材状的盒子里。没几个月，他就渐渐疯了：流口水，说胡话，浑身颤抖，揉眼皮，不连续地发出害怕的尖叫声。
当终于有人抛出对付绑架者的计划时，卡梅隆高兴坏了。
计划不是中央情报局提出的，而是来自于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巴德·麦克法兰。麦克法兰的下属中有个昵称为奥利的海军陆战队中校奥利弗·诺斯。诺斯雇来的帮手中有个叫蒂姆·泰德尔的人，想出这个计划的正是蒂姆·泰德尔。
卡梅隆热情地把蒂姆带进了弗洛伦斯·基莉的办公室。蒂姆是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和弗洛伦斯早就认识。和往常一样，他仍然剃着军队时的平头。这天他穿着便装中最接近军装的猎装。
“我们要和外国人一起工作，”蒂姆解释道，“他们将组成三支队伍，每支五个人。他们不是中央情报局雇员，甚至都不是美国人。但中央情报局会训练他们，武装他们，并为他们筹集经费。”
弗洛伦斯点了点头。“这几支队伍要干什么？”她不露声色地问。
“我们要在绑架者进行绑架之前找到他们，”蒂姆说，“知道他们在计划绑架、爆炸和其他任何一类恐怖主义行动之后——我们就派三支队伍中的一支潜入，消灭这些行凶者。”
“我就挑明了吧，”弗洛伦斯说，“三支队伍将在恐怖分子犯下罪行之前消灭他们。”
弗洛伦斯对这个计划的反应显然不像卡梅隆那样兴奋，卡梅隆的感觉很不好。
“是的。”蒂姆说。
“我有个问题，”弗洛伦斯说，“你们俩没发疯吧？”
卡梅隆非常恼火。弗洛伦斯怎么能反对这个计划呢？
蒂姆带有怨气地说：“我知道这有点不合常规——”
“仅仅是不合常规吗？”弗洛伦斯打断了他的话问，“参照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这都是确确实实的谋杀。你们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你们不需要证据，你们自己也承认你们的目标或许只不过是在谋划犯罪。”
卡梅隆说：“事实上，这根本不是谋杀。我们和那些面对罪犯的枪口，不得不先开枪的警察没什么两样。这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
“卡梅隆，看来你是个律师了。”
“这是斯波尔金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斯坦利·斯波尔金是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顾问组组长。
“那我要说斯波尔金错了，”弗洛伦斯说，“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指着我们的枪口。我们不知道谁会进行恐怖主义行动。我们在黎巴嫩没有如此灵通的情报力量——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因此我们必须结束杀戮那些我们以为正在策划恐怖主义行动的人。”
“也许我们可以提高情报的可信度。”
“你们说的那些外国人的可信度如何。五人小组中的外国人都是些什么人？是贝鲁特当地找来的地痞流氓？雇佣兵？还是从欧洲那些保全公司找来的人？你们能相信他们吗？你们能控制他们吗？他们所做的事都将要我们负责——如果他们滥杀无辜的话，责任肯定会落在我们头上。”
蒂姆说：“你搞错了，我们会和外国人小队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后也能推脱得一干二净。”
“听你们的说法，我不认为你们能摆脱干系。中央情报局负责他们的培训、武装并筹集经费，这怎么能摆脱得了干系呢？你们想没想过这么干的政治后果？”
“这么办的话，绑架和爆炸就会少上很多。”
“你们怎么这么幼稚呢？如果我们这么打击真主党的话，你们认为他们就会收手说：‘老天，美国人比我们想象得强悍得多，我们干脆放弃这一揽子恐怖主义计划吧。’不会，才不会呢。他们会强烈要求进行报复！在中东地区，暴力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到现在你们连这点还不了解吗？真主党轰炸了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的兵营——为什么他们要轰炸美国的兵营？海军陆战队当时的指挥官杰拉蒂上校说，真主党这么做是为了报复美国第六舰队对苏克埃尔格拉布村无辜穆斯林平民的轰炸。一起爆炸总会带来另一起爆炸。”
“于是你就选择放弃，说我们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没有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艰难的政治磋商。我们可以消解紧张气氛，可以压制冲突双方，无论离开多少次，我们都可以一次次地把他们重新带到谈判桌上来。我们不能放弃政治磋商这条路。另外，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能激化暴力。”
“我想我们可以——”
可弗洛伦斯还没把话说完。“你们的方案是犯罪，是不切实际的。这个方案将给中东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也会危急中央情报局、总统和整个美国的声誉。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一个因素完全否决了你们的方案。”
她停顿了会，卡梅隆禁不住好奇地问：“什么因素啊？”
“总统禁止我们进行暗杀。‘美国政府的雇员或代表美国政府的个人不能参与或阴谋参与暗杀行动。’这是里根总统1981年签署的12333号总统令的内容。”
“我想总统早就把自己签署的总统令给忘了。”卡梅隆说。
玛丽亚和弗洛伦斯·基莉约在俗称为“伍迪”的伍德沃德和莱斯洛普百货商店见面。她们约在店里的胸罩柜台见面。大多数特工都是男人，跟踪她们到胸罩柜台的男人一定很显眼。他甚至有可能会被捕。
“过去我是A罩杯，”弗洛伦斯说，“现在我要戴C罩杯的了。这究竟是怎么了？”
玛丽亚扑哧一笑。她今年四十八岁，稍微比弗洛伦斯大一点。“在中年妇女里面，”她说，“我的屁股算是大的，但以前我有一对挺拔的小乳房，但现在我必须要用乳罩撑住它们了。”
在华盛顿的二十年职业生涯中，玛丽亚发展了许多线人。不论是好是歹，她总能通过个人关系事先探知到自己所需要了解的情报。在弗洛伦斯在中央情报局只能当秘书，而不像当初答应的那样培训她当特工的日子里，玛丽亚处在女人的立场很同情弗洛伦斯所处的两难之境。玛丽亚的这些线人基本是女人，而且都是些自由派的女人。玛丽亚经常和她们交换些情报，提早告知政治对手可能采取的一些威胁性举动，使她们那些原本会被保守男政客丢之一边的提案获得更高的优先级。男人通常也和女人一样相互抱团。
她们各自拿了五六个胸罩到试衣间试穿。这是个周二的早晨，试衣间里没什么人。但弗洛伦斯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巴德·麦克法兰想出了一个非常疯狂的提案，”她一边解开衬衫的纽扣，一边对玛丽亚说，“但中央情报局把持在比尔·凯西手里，”里根总统的密友凯西这时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说这个方案可行。”
“什么方案？”
“我们训练由外国人组成的暗杀小组，让他们杀戮贝鲁特的恐怖分子。他们把这称为‘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
玛丽亚感到非常震惊。“可按美国的法律，这完全是在犯罪啊。如果实施这个方案的话，麦克法兰、凯西和罗纳德·里根都将是杀人凶手。”
“是的。”
弗洛伦斯和玛丽亚脱下刚才戴上的乳罩，并排站在镜子前。“看见了没有？”弗洛伦斯说。
“已经没那么挺立了。”
“我的也一样。”
玛丽亚想到，要是放在从前，和白种女人裸体站在一起她会感到很尴尬。也许时代真的是变了。
她们开始试戴胸罩。玛丽亚问：“凯西知会情报委员会了吗？”
“没有。里根决定只通知两院情报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以及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
这就是乔治·杰克斯不知情的原因，玛丽亚心想。里根的举动非常聪明。情报委员会有一部分自由派议员，让他们知道这个方案的话，肯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里根想法子绕开这些批评者，仅仅告知了那些支持他的人。
弗洛伦斯说：“其中的一个小组现在正在美国，进行两周的操练。”
“因此这个方案已经在快速推进了。”
“是的。”弗洛伦斯看着戴着黑色胸罩的自己，“我家的弗兰克很高兴我的胸大了。他一直想要个胸大的老婆。他说他要去教堂感谢上帝。”
玛丽亚笑了。“你有个好丈夫，希望他喜欢你新买的胸罩。”
“你怎么样呢？谁来欣赏你的胸罩呢？”
“你了解，我是个职业女郎。”
“今后还会这样继续下去吗？”
“很久以前我有个男朋友，但是他早就死了。”
“真为你感到遗憾。”
“谢谢你。”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吗？”
玛丽亚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个人很接近和我结婚。你知道，我喜欢男人，也喜欢性，但我没准备放弃我的生活，作为谁的附属物。你的弗兰克显然能理解这一点，但许多男人并不理解。”
弗洛伦斯点点头说：“宝贝，你说得对。”
玛丽亚皱起眉头。“你想让我对这些杀人小队做些什么呢？”她想，弗洛伦斯毕竟是个特工，很可能察觉了玛丽亚曾经把内线消息泄露给加斯帕·默里的事情。弗洛伦斯想让她把这件事也泄露给加斯帕吗？
但弗洛伦斯却说：“眼前我不想做任何事情。这个方案仍然只是个很可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愚蠢念头。我只是想让情报界以外有人知道这件事。如果流传出一些胡说八道，里根像尼克松对窃听一事那样对杀戮撒谎的话，至少你还了解真相。”
“现在，我们只能期待这个方案永远不要施行。”
“老天保佑。”
“我们已经选好了第一个目标，”蒂姆·泰德尔对卡梅隆说，“我们要搞个大家伙。”
“法德拉拉吗？”
“就是他本人。”
卡梅隆点了点头。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是穆斯林学者中的权威和什叶派的领袖。在布道中，法德拉拉号召穆斯林武装起来，对抗黎巴嫩的以色列占领军。真主党说法德拉拉的布道只是起到了精神鼓舞力量，但中央情报局却坚信他是绑架事件的主谋。卡梅隆乐于看到他死。
卡梅隆和蒂姆坐在卡梅隆兰利的办公室。卡梅隆的书桌上放着一个附有照片的镜框，照片上卡梅隆正在和尼克松总统进行深谈。兰利是几个少有几个人们仍然以为尼克松工作过为傲的地方之一。“法德拉拉正在谋划更多的绑架事件吗？”
蒂姆反问道：“教皇正在谋划着做更多的洗礼吗？”
“暗杀队伍怎么样了？他们可靠吗？他们听话吗？”弗洛伦斯·基莉的反对没有成功，但她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卡梅隆这时想起了她说过的话。
蒂姆叹了口气说：“卡梅隆，如果他们能信得过，是一些尊敬权威、有担当的人，那就不会应召做雇佣杀手了。他们的可靠性和以往的雇佣杀手差不了太多。就现在而言，我们或多或少还可以控制得住他们。”
“至少我们没在出钱养他们。我从沙特人那里弄到了三百万美元。”
蒂姆扬起眉毛。“这事办得好。”
“谢谢你这么说。”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技术上把这个方案置于沙特情报机关的控制之下，便于到时候更容易否认和这件事的关系。”
“好主意。但即便是这样，在法德拉拉被杀以后，我们还是需要准备好一番说辞。”
蒂姆想了一会以后说：“把责任推到以色列头上好了。”
“这个主意很棒。”
“所有人都会相信这种事是摩萨德干的。”
卡梅隆不自在地皱起眉头。“我仍然很担心。希望能知道他们想如何实施这个方案。”
“毫不知情会更好。”
“我必须知道。我可能会去黎巴嫩实地去看一看。”
“如果要去的话，”蒂姆说，“千万小心一点。”
卡梅隆租来一辆白色的丰田科罗拉，从贝鲁特开车向南前往穆斯林聚居的比尔阿尔拜德区。这个区域都是丑陋的水泥住房，其间点缀着几座雄伟的清真寺。每座清真寺的地基都很宽广，像是在粗糙松树林中间的空地上种了几株园景树。尽管街区很穷酸，但狭窄马路上的车却有很多，小店里和街摊旁都聚满了人。天很热，丰田车没有空调，但卡梅隆还是紧闭着车窗，不想和桀骜不逊的穆斯林打交道。
卡梅隆曾经和一个中央情报局向导来过一次，很快发现阿亚图拉法德拉拉就住在这条街上。卡梅隆缓慢地开过一幢幢高层住宅楼，然后绕过街区，把车停在离目标大楼一百码的对面街沿。
同一条街上有几幢别的住宅楼，一家电影院，以及最为重要的一座清真寺，每天下午，法德拉拉都要从住宅楼走到清真寺做祷告。
暗杀小队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杀了他。
千万不要出岔子啊，卡梅隆祈祷道。
在法德拉拉从住宅楼到清真寺的短短这条路上，路边停着的车一辆接着一辆。这些车里的一辆藏着炸弹，但卡梅隆不知道究竟放在哪一辆上。
附近藏着个杀手，这个杀手和卡梅隆一样观察着这条街道，等待着阿亚图拉的到来。卡梅隆细细审视着汽车和居高临下的窗户。但没找到那位枪手。这非常好。刺客应该像要求的那样好好隐藏。
沙特人向卡梅隆保证，无辜的旁观者不会受伤害。法德拉拉总是被卫兵所环绕：一些卫兵难免会受伤，但他们能使寻常百姓远离阿亚图拉。
卡梅隆担心炸弹的威力是否可以预测得很准确。不过平民经常会在作战中受伤。日本在广岛和长崎死了多少妇孺啊！不过，那时美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但黎巴嫩和美国却并不敌对。卡梅隆只能告诉自己，情况虽然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少许过路人受些擦伤和瘀伤也完全没事。
但他还是对街上过多的路人感到担心。汽车炸弹更适用于人迹罕至的地带。这里更适合于携带者高性能步枪的枪手。
现在再要改主意已经太晚了。
他看了看表。法德拉拉比平时晚了。这让人非常不安。卡梅隆希望他能赶快出现。
不知为何，街上有许多女人和女孩。过了一会儿，卡梅隆才看出她们正从清真寺走出来。清真寺想必举办了一场类似于基督教母亲聚会的活动。挤满在这条小街上的女人让卡梅隆有些气急败坏，暗杀小组也许得延迟他们的爆炸行动。
卡梅隆希望法德拉拉能出现得更迟些。
他再一次朝街上看过去，寻找似乎隐藏着无线电发报装置的警觉男人。这次他想他应该找到那个人了。离他三百码的清真寺对面，一幢出租公寓楼的一楼边墙开着扇窗户。如果不是缓缓西下的夕阳反射出人的倒影，卡梅隆不会注意到那扇窗。卡梅隆无法看见这个人的面容，但能辨认出他的肢体语言：紧张，绷直身体不动，等候，害怕，两只手抓着可能是带着长长的可伸缩天线的晶体管收音机似的东西，但没人会拿着晶体管收音机给人以致命一击。
更多的女人从清真寺里出来，一些人仅仅戴着头巾，另一些人穿着隐没全身的罩袍。这些女人挤满了马路两侧的人行道。卡梅隆希望这番拥堵可以早点结束。
他望着法德拉拉住的那幢住宅楼，惊恐地发现阿亚图拉在六七个人的簇拥下正在从楼里出来。
法德拉拉是个长着白色长胡子，个子很小的老人。他戴着顶黑色的圆帽，穿着件白色的长袍。法德拉拉的脸上露出智慧警觉的神情，当一行人从住宅楼走上小街时，他对同伴说的什么话微微地笑了笑。
“不要！”卡梅隆大声说，“千万别是现在。”
他看着街道。人行道上仍然簇拥着女人和女孩，她们谈笑风生，像所有做完庄严仪式离开圣殿的人一样如释重负地笑着闹着。这一天的任务完成了，她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准备回到世俗的生活之中，进行晚上的饭食，谈话和消遣，和家人和朋友们待在一起。
但其中一些人即将迎来的是死亡的命运。
卡梅隆跳下车。
他疯狂地向杀手隐藏的出租公寓楼窗户挥手，但窗户那边并没有反应。这并不奇怪：卡梅隆离那扇窗太远了，杀手的注意力又都在法德拉拉身上。
卡梅隆看着马路对面。法德拉拉正迈着轻快的步伐远离卡梅隆，朝清真寺和杀手躲藏处走去。爆炸马上要发生了。
卡梅隆沿着街道朝出租公寓楼跑去，但因为街上的女人实在太多，他跑的速度非常慢。作为一个在穆斯林妇女间左冲右撞的男人，他遭到了许多白眼。跑到法德拉拉的正对面时，一个卫兵把他指给了另一个卫兵。不用多久，就会有人过来招呼他。
卡梅隆不顾一切地往前跑。他在离住宅楼五十码的地方停住脚步，一边挥手，一边朝窗户里的杀手大嚷。这时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杀手了，是个留着小胡子的阿拉伯年轻人，脸上一副惊恐的表情。“别引爆！”尽管知道这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但卡梅隆还是对他大声喊。“终止，终止，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终止引爆！”
有人在后面抓住他的肩膀，用刺耳的阿拉伯语说着些威胁性的话语。
这时，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冲击声。
卡梅隆被放平在地。
他像被人用木板打在背上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头受伤了。他能听见尖叫声，男人的诅咒声以及掉下的瓦砾砸在地上的声音。他喘着气翻了个身，尽力站了起来。他还活着，至少受伤不重。一个阿拉伯男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脚边的地上，也许就是刚才抓住他肩膀的那个男人。这个男人似乎承受了爆炸产生的冲力，用身体遮挡住了卡梅隆。
他看着街对面。
“哦，我的老天啊。”他惊叹道。
马路对面到处都是尸体，有的扭曲变形，有的浑身是血，有的断了四肢。没躺在地上的人有的蹒跚行走，有的在给伤口止血，有的在寻找亲戚或朋友。一些人中东式样的宽松衣服被炸飞了，许多女人在邪恶的死亡气息中半裸着身体。
两幢住宅楼的前沿遭损。建筑物上的石块和住家里的东西在不断往下掉，其中既有大块的石料，也有椅子和电视机。几幢大楼着了火。马路上到处都是毁坏的汽车，这些车像是被从一定高度抛下，随意地掉在地上似的。
卡梅隆立刻意识到这次爆炸的威力很大，大得超出了他的预想。
他在街对面看到了白胡黑帽的法德拉拉，这位阿亚图拉正被几个贴身保镖簇拥着送回他所居住的住宅楼。他看上去没有受伤。
任务失败了。
卡梅隆看着发生在法德拉拉周围的这场大屠杀。大屠杀中死了多少人？他估计死了五六十个人，甚至可能有七十人。受伤的应该不下百人。
他必须离开这里。很快人们就会考虑这起爆炸是谁干的。尽管脸肿了，西装破了，但人们还是知道他是个美国人。他必须在有人意识到可以立刻展开报复之前尽快离开这里。
他匆匆回到车旁。所有车窗都被震碎了，但车似乎能开。他打开车门，看见驾驶座上全都是碎玻璃。他脱下夹克，用夹克扫去了座位上的玻璃碴子。担心没有把玻璃碴子清除干净，他索性把夹克垫在了驾驶座上。他坐进车，把车发动起来。
车开动了。
他调了个头，把车开离了爆炸现场。
卡梅隆回忆起弗洛伦斯·基莉当时那番他觉得过分夸大的话。“在任何文明国家的法律看来，这种事都是谋杀。”她说。
但这不仅仅是谋杀，这是大规模屠杀。
里根总统是这次大规模屠杀的罪人。
卡梅隆·杜瓦也是。
杰克正在客厅的小桌子上和教母玛丽亚玩拼图游戏，杰克的父亲乔治则在一旁看着。星期日下午，玛丽亚和乔治父子一起在乔治王子县杰姬·杰克斯的家里。这天上午，他们一起去了伯特利福音教堂，然后吃了杰姬做的淋了洋葱汁的炸猪排，另外还吃了豇豆。玛丽亚选了一套对五岁孩子来说既不太难，也不太容易的拼图板过来。再过一会儿，玛丽亚就会回家，乔治要把杰克开车送回维雷娜那里。接着乔治要在厨房的餐桌上研习几小时文件，为下周的国会会议作准备。
但他很享受没急事要处理时的这份安逸。下午的阳光照在垂在拼图板上的杰克和玛丽亚头上。杰克很快会变成个翩翩少年，乔治心想。他额头很高，长着大眼睛，扁平的鼻子，充满笑意的嘴，整洁的下巴，五官的比例非常匀称。杰克的表情已经反映出了他平易的性格。杰克完全沉迷在拼图板带给他的挑战中，和玛丽亚拼出正确的一块拼板后，他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小脸蛋上喜笑颜开。乔治从来没遇见过比看到自己孩子心智成长，对数字、字母和周遭的事物每天都有新的理解，对周围的人和社会组织一天比一天感兴趣更具吸引力，更让人感动的事情。看着杰克跑跑跳跳，扔一只球，乔治觉得自己简直像在目睹一个奇迹似的。但眼前杰克这种凝神专注的样子却更让他心动。看到儿子专注的样子，乔治不禁流出了敬畏、感恩、骄傲的泪水。
他也很感谢玛丽亚。玛丽亚每个月总会来一次，每次来都会带礼物，每次来都会陪教子玩上一会儿，给他讲故事，跟他说话，陪他玩游戏。在父母离婚的创伤中，玛丽亚和杰姬使杰克的情绪稳定下来。乔治离开和维雷娜一起居住的家已经一年了。杰克不像起初那样在半夜惊醒，大哭大闹了。他似乎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但乔治还是忍不住为父母离婚对杰克造成的长期影响感到担心。
杰克在玛丽亚的帮助下完成了拼图。杰克把杰姬奶奶叫进客厅欣赏拼图，接着杰姬把杰克带进厨房喝了杯奶，吃了块饼干。
乔治对玛丽亚说：“谢谢你为杰克所做的这一切，你是世上最伟大的教母。”
“这不算是牺牲，”玛丽亚说，“能多了解一点他对我是种快乐。”
玛丽亚明年就五十岁了。她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她在芝加哥有侄子侄女，但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杰克身上。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玛丽亚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玛丽亚起身关上客厅门，乔治很想知道玛丽亚会对他说些什么。
玛丽亚坐下对乔治说：“我要对你说的是前天贝鲁特汽车炸弹爆炸的事情。”
“太可怕了，”乔治说，“贝鲁特的汽车爆炸造成八十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和女孩。”
“汽车炸弹不是以色列人放的。”
“那会是谁呢？”
“是我们干的。”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这是里根总统主动挑起的反恐行动。执行行动的都是些外国人，但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由中央情报局资助，听中央情报局指挥。”
“我的老天！可法律规定总统实施的任何秘密行动都得向我所在的委员会报告啊！”
“我想你会发现他知会了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太耸人听闻了，”乔治说，“但我听你的口气很确定。”
“是一个资深的中央情报局雇员告诉我的。许多中情局老资格特工反对这个方案。但总统想这么干，比尔·凯西强制局里通过了这个方案。”
“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乔治不理解总统和凯西为什么决定这么干，“这是大规模的屠杀！”
“他们极力想停止在中东日益增加的绑架事件。他们觉得法德拉拉是这一系列事件的主谋，试图把他除掉。”
“他们把事情搞砸了。”
“但还是杀了好多人。”
“这件事必须被曝光。”
“我也这样想。”
杰姬走进客厅。“我们的小男子汉要回家见妈妈了。”
“我这就来，”乔治站起身，“交给我，”他对玛丽亚说，“这事我来搞定。”
“谢谢你。”
乔治和杰克一起上了车，林肯缓缓地经过城郊的街道开到维雷娜家。乔治看到加斯帕·默里的黄铜色凯迪拉克和维雷娜的红色美洲虎在车道上停在一起。如果凯迪拉克意味着加斯帕在维雷娜家的话，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维雷娜穿着一件黑色T恤和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走到门前。进门以后，维雷娜马上带杰克去洗澡了。看到加斯帕走出厨房，乔治马上上前搭话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说上会儿话。”
加斯帕立刻警觉起来，但还是同意了。
“进书房聊——”乔治差点把话说成“进我的书房聊好吗？”但他及时修正了自己，没把“我的”这个字眼说出来。
“好吧。”
他痛苦地看着原先自己书桌上加斯帕的那台打字机以及记者也许会用到的一摞参考书：《美国名人录》《世界地图集》《王室贵族百科全书》和《美国政治年鉴》。
书房很小，里面只有一把扶手椅。乔治和加斯帕都不想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尴尬了一阵以后，加斯帕拿来一把办公椅，把办公椅放在扶手椅的对面，两人才坐了下来。
乔治把玛丽亚说的事情告诉了加斯帕，但没有点出玛丽亚的名字。说这件事的时候，他心里暗暗在想，维雷娜为何宁可要加斯帕却不要他。在乔治眼里，加斯帕是个无情又自私自利的人。乔治向妈妈问过这个问题，杰姬说：“加斯帕是个电视明星，维雷娜的父亲是个电影明星。维雷娜为民权运动的明星马丁·路德·金整整工作了七年。也许她希望她的男人必须是个明星。说到底，这种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乔治把整件事说出来以后加斯帕说，“你的消息来源信得过吗？”
“和以前告诉你的消息是同一个来源，完全可以信得过。”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里根总统就是大屠杀的凶手。”
“没错，”乔治说，“这我完全清楚。”

Part9 爆炸 1984-1987年 第五十八章
同样是这个星期天，当杰姬、玛丽亚、乔治和小杰克在教堂里唱着《我们聚集在河边》的时候，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在莫斯科病逝了。
契尔年科是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二十分病逝的。这时，德米卡和娜塔亚正在家和十五岁的中学生女儿卡佳以及正在大学就读的二十一岁儿子格里沙喝扁豆汤。七点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娜塔亚拿起电话。一听到妻子说“你好，安德烈”，德米卡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契尔年科十三个月前继任时就进入了病危状态。现在正因肝硬化和肺气肿在住院。整个莫斯科都在焦躁地等待他过世。娜塔亚给医院护士安德烈塞了些钱，叫安德烈在契尔年科咽气的时候马上给她打电话。挂上电话以后，她向德米卡证实了契尔年科的死讯。“他死了。”娜塔亚说。
这是带来希望的时刻。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联第三位令人生厌的保守派领导人走向死亡。苏联又一次有了迎来年富力强、锐意革新的领导人的机会，使苏联可以全然改变，具有德米卡希望格里沙和卡佳能够抚育孩子茁壮成长的清新氛围。但这种希望之前已经落空了两次。同样的事还会发生第三次吗？
德米卡把盘子推到一旁。“我们必须立刻行动，”他说，“继任者将在几小时后确定。”
娜塔亚点头表示同意。“下一次政治局全会的主持人是谁最为关键。”她说。
德米卡觉得她说得对。这正是苏联上层的运作方式。一位竞争者领先以后，其他人就没有冒出头的机会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的副总书记，也就是故去的契尔年科的副手。但这项任命遭到了苏共老兵，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克托·格里申的强烈阻击。格里申年过七十，也是个保守派。戈尔巴乔夫仅仅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了副总书记。
德米卡和娜塔亚离开餐桌，走进卧室，不想在孩子们面前讨论继任者问题。德米卡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莫斯科的灯火。娜塔亚坐在床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德米卡说：“契尔年科死后，包括戈尔巴乔夫和格里申在内，政治局正好有十位成员。”这十个人是苏联权力中心的最高层。“根据我的计算，他们正好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势态，戈尔巴乔夫有四位支持者，格里申有四位支持者。”
“但他们并不全在莫斯科，”娜塔亚指出，“支持格里申的人中有两个出差在外：舍切别斯基在美国，库纳耶夫在离莫斯科有五个小时航程的哈萨克斯坦。”
“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沃洛特尼科夫正在南斯拉夫。”
“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戈尔巴乔夫仍然有三票对两票的优势。”
“戈尔巴乔夫一定要在今晚召集一次政治局全员的会议，让目前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我建议他说会议有关于葬礼。作为会议的召集者，他自然将主持这次会议。一旦主持会议，主持接下来的会议看起来就自然而然了，他将因此成为苏联的领袖。”
娜塔亚皱起眉。“你说得对，但我更想把这件事确定下来。我不希望缺席者明天飞回来以后说，因为他们不在，所有的事情都得推翻重来。”
德米卡想了想。“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
德米卡拨了戈尔巴乔夫的卧室电话。戈尔巴乔夫同样已经知道契尔年科已经死了——他也有他的眼线。他对德米卡马上开会的提议表示同意。
德米卡和娜塔亚穿上厚重的棉衣，套上棉鞋，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
一小时以后，苏联权力最大的几个男人齐聚在政治局的会议室里。德米卡仍然觉得需要施以巧计才能使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一事成为既成事实。
会议开始前，戈尔巴乔夫先出招了。他走到主要竞争对手维克托·格里申面前，颇为正式地说：“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可以请你主持这次会议吗？”
站在近处能听到他们对话的德米卡惊呆了。戈尔巴乔夫到底在做什么啊——他这就承认失败了吗？
但站在德米卡身边的娜塔亚却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非常棒！”她压抑着自己的兴奋之情说，“如果建议格里申主持会议，一定会有人提出反对。这是个假情假意的邀请，戈尔巴乔夫想故意让格里申难堪。”
格里申思考了一会儿，显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同志，这样做不合适，”他说，“应该由你来主持这个会。”
德米卡心情喜悦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计谋成功了。拒绝主持会议以后，格里申就很难改变主意，在他的支持者到的时候要求上位了。让格里申主持的提议会被他本人已经拒绝过一次的理由所阻止。如果再要坚持的话，格里申看上去会像是个举棋不定的人。
由此看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新领导人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德米卡开怀地笑了。
戈尔巴乔夫的确成了苏联新一任总书记。
坦尼娅急匆匆地赶回家，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赶紧告诉瓦西里。
他们时断时续地已经一起住了两年，但并没有结婚：一旦成为合法夫妻的话，他们就不能一起离开苏联。他们决心早日离开苏联控制的版图。两个人都觉得像憋在牢笼里一样难受。坦尼娅继续奴隶一般地按照党的方针为塔斯社写报道。瓦西里作为电视台的首席剧作家，正在写满脸正气的克格勃特工智斗小丑般的美国间谍的愚蠢电视剧。坦尼娅和瓦西里希望告诉世界，瓦西里就是大受欢迎的小说家伊万·库兹涅佐夫。他的最新小说《老年病房》——一部冷酷讽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所施行的老人政治的政治讽刺小说——在西方很畅销。瓦西里有时对坦尼娅说，重要的是他写的东西能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了解到苏联正在发生的事实。但坦尼娅知道，瓦西里希望能因为自己的著作得到赞誉，而不想像偷偷摸摸做着坏事的人一样担惊受怕。
尽管坦尼娅想赶快把自己的方案告诉瓦西里，但她还是在说话前打开了厨房里的收音机。她倒没觉得家里被人窃听，但打开收音机已经习惯成了自然，他们犯不着去冒风险。
电台播音员正在描述戈尔巴乔夫和妻子对列宁格勒牛仔裤工厂的视察。坦尼娅领会到了这则新闻背后的深意。以往的苏联领导人只会视察钢铁厂和船厂。戈尔巴乔夫却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用品。他总是说，苏联制造的民用品应该和西方一样好——他的前任们对这个问题想都没想过。
视察时他还带上了妻子。和前任们的妻子不同，赖莎不仅仅是个花瓶。她像美国的第一夫人一样漂亮而打扮得体。赖莎也很聪明：在丈夫出任苏联总书记之前，她一直是个大学讲师。
所有这些都给人希望，但仅仅还是象征性的，坦尼娅心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不能取得效果取决于西方。如果德、美能认识到苏联自由化的意义，做工作促使苏联作出改变，戈尔巴乔夫或许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如果波恩和华盛顿的鹰派把这作为苏联的弱点，做出威胁或攻击性的举动，苏联高层肯定会回到意识形态上正统和军事上穷兵黩武的老路。戈尔巴乔夫也将和柯西金与赫鲁晓夫一样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那不勒斯要开个剧作家的研讨会。”坦尼娅在收音机的杂音中对瓦西里说。
“啊！”瓦西里很快就明白了坦尼娅的意思。那不勒斯有个民选的共产党政府。
他们并肩坐在沙发上。坦尼娅说：“他们想把苏联和苏联盟国的剧作家请过去，证明不只有好莱坞能能拍出好的电视节目。”
“这是自然。”
“你是苏联最成功的电视剧作家，你应该去。”
“去那的人选得由作家协会来定。”
“自然还要参考克格勃的建议。”
“你觉得我会有机会吗？”
“你去申请，我让德米卡帮你说好话。”
“你能去吗？”
“我会让丹尼尔派我去进行报道。”
“这样的话，我们就都在自由社会了。”
“是的。”
“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每一步该怎么走，但只要到了那，一切就简单了。我们可以从旅馆房间打电话给伦敦的安娜·默里。安娜知道我们在意大利以后，肯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要想办法逃过克格勃的监视，和安娜一起去罗马。她会告诉世人伊万·库兹涅佐夫的真名叫瓦西里·叶科夫，他和他的女朋友正在申请去英国的政治避难。”
瓦西里轻声问：“你觉得这真能实现吗？”问这句话的时候他像个听童话故事的小孩一样天真。
坦尼娅把瓦西里的两只手握在手中。“我不知道，”她说，“但我想试试。”
德米卡这时正克里姆林宫有了间大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放着两部电话的大办公桌，一张小会议桌和壁炉面前的两个沙发。墙上有张苏联名画《在普梯洛夫机械厂进行反对尤登尼奇的总动员》的等比例复制油画。
来他的办公室的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匈牙利政府部长弗雷德里克·比罗。比罗比德米卡大两三岁，但在坐上沙发问德米卡的秘书要杯水时他的表情却很害怕。“我是来受斥责的吗？”他强挤出笑容问。
“为什么这么问？”
“众所周知，我是那些认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一直踏步不前中的人中的一个。”
“我不想为此和其他任何事斥责你。”
“那我会受到称赞吗？”
“也不会。我知道你和你的朋友们等亚诺什·卡达尔死了或辞职以后就会组建匈牙利的新政权，我祝你们好运，但我让你来不是谈这事的。”
比罗没有喝水就放下了水杯。“现在我真的很害怕。”
“那我就为你解解忧吧。戈尔巴乔夫的第一要务是通过削减军费和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来提振苏联经济。”
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案，”比罗用警觉的语气说，“匈牙利有许多人想做同样的事情。”
“但问题是这个方案并没起作用。准确地说，起作用还不够快，这和没作用是一个结果。结果苏联经济只能崩溃滑坡，处在破产的边缘。原油价格的下降是我们面临危机的根本原因，但长期的问题却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瘸腿和积弱。靠取消购买导弹的合同，多生产几条牛仔裤来振兴经济是不现实的。”
“这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将不再资助你们。”
“仅仅是匈牙利吗？”
“所有东欧国家。你们一直无力维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靠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原油和原材料，购买没人想要的糟糕商品来资助你们。”
“没错，这是事实，”比罗承认，“但这是唯一让共产党保持执政，国家保持太平的方法。如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他们很快就会开始问为什么还需要共产党。”
“我明白。”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德米卡故意耸了耸肩。“那是你们的问题，和我无关。”
“是我们的问题吗？”德米卡难以置信地问，“你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在说你们必须自寻出路。”
“如果克里姆林宫不喜欢我们寻找的出路该怎么办？”
“没关系，”德米卡说，“你们可以自己拿主意了。”
比罗对德米卡的话嗤之以鼻。“你是说苏联对东欧的四十年统治将告一段落，我们将成为独立的国家了吗？”
“是的。”
比罗长时间地凝视着德米卡。然后他说：“我不信。”
坦尼娅和瓦西里去医院探望坦尼娅的舅妈物理学家卓娅。七十四岁的卓娅患上了乳腺癌。因为是将军的妻子，她可以住上单间。探望者每次只能进两个人，因此坦尼娅和瓦西里只能和家里的其他人等在外面。
过了一会儿，沃洛佳舅舅搀着三十九岁儿子科特亚的胳膊出来了。沃洛佳曾经在战斗中有英雄一样的表现，现在却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被儿子搀着走，不住地用已经被泪水浸湿的手帕擦拭眼泪。毕竟，沃洛佳和卓娅已经是结婚四十多年的老夫老妻了。
坦尼娅和表妹，沃洛佳和卓娅的女儿加丽娜一起走进病房。坦尼娅被舅妈的外表吓了一大跳。卓娅原来是个回头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大美人，六十来岁时还十分美丽。但现在她却瘦得很瘆人，几乎没了头发，离生命的尽头只有几天或几小时了。她时睡时醒，看来并不痛苦。坦尼娅觉得这也许是打了吗啡的缘故。
“沃洛佳战后去了美国，探寻美国人制造广岛原子弹的秘密，”卓娅在药物的作用下把话说开了。坦尼娅本想让她别再说了，但马上又想到这些秘密早已不成其为秘密了。“他带回来一本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商品目录，”卓娅一边回忆，一边甜甜地笑了。“目录里全是美国人可以买到的漂亮东西：裙子，自行车，唱片，孩子们穿的厚衣服，甚至农民用的拖拉机。我原本不会相信这类东西——我会把它当作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沃洛佳实地去了美国，知道这都是真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到美国去一次，不过是想去那看看，去看看美国人应有尽有的各类商品。但我想我是去不成了。”说完她再一次闭上了眼睛。“去不成就去不成吧。”卓娅的声音越来越轻，似乎又睡着了。
几分钟后，坦尼娅和加丽娜走出病房，下一代的两个孩子站在了床边。
德米卡来了，和走廊里的亲人聚在一起。他把坦尼娅和瓦西里叫到一边，轻声对瓦西里说：“我推荐你去参加那不勒斯的会议。”
“谢谢你——”
“别谢我。我没能推荐成功。我和讨人厌的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为此争论了一番。现在他负责这类事情。他知道你在1961年参加颠覆活动被送到西伯利亚改造的事情。”
坦尼娅说：“可瓦西里已经完成改造了啊！”
“菲利波夫知道这点。他说完成改造是一回事，允许出国是另一回事。他说让你出国完全不可能。”德米卡碰了碰坦尼娅的胳膊。“妹妹，我感到很抱歉。”
“这么说我们被陷在苏联了。”坦尼娅说。
瓦西里激愤地说：“因为二十五年前诗歌朗诵会上散发的几张传单，直到现在我还在接受惩罚。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改变，但其实一直都没变。”
坦尼娅说：“和卓娅姑姑一样，我们永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
“现在还别放弃。”德米卡说。

Part10 墙 1988-1989年 第五十九章
1988年秋天，加斯帕·默里遭到了解雇。
他并不感到奇怪。华盛顿的氛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他犯的罪行比尼克松严重得多：资助尼加拉瓜大搞恐怖主义的反政府武装，为了解救人质和伊朗做武器交易，把活蹦乱跳的妇女和女孩变成贝鲁特街上的一具具尸体，可他还是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里根的副手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似乎即将成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加斯帕发现，挑战总统或发现总统欺骗的人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样被视为英雄，而是被认为是不忠于美国甚至反美的人。加斯帕不知道总统玩了什么把戏。
尽管不十分惊讶，但加斯帕还是感觉受了伤害。二十年前他就加入了《今日》栏目组，努力帮助它成为在美国受人拥戴的电视节目。被电视网解雇似乎像是对他整个工作生涯的否定。电视网给的慷慨的分手费并不能完全抚平他的伤痛。
他兴许不该在最后一次节目的末尾再次对里根总统加以嘲笑。告诉观众他即将离去之后，加斯帕说：“请你们记住：如果总统告诉你们现在正在下雨，而且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非常真诚——无论如何，请你们看看窗外……还是得亲自验证一下。”弗兰克·林德曼对他的这番话非常生气。
加斯帕的同僚在电气餐车给他办了个欢送会，华盛顿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参加了他的欢送会。夜深以后，加斯帕靠在餐厅的吧台上做了一番演讲。他悲伤而激愤地说：“我爱这个国家。1963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就爱上了它。我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度。我母亲从纳粹德国逃了出来，但家里的其他人却没能逃出来。希特勒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新闻界，把新闻界作为政府的附庸。列宁也是一样。”加斯帕喝了好几杯红酒，他说出的话也更为坦诚了。“美国之所以是个自由社会是因为美国有不听命于政府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可以让弃之于宪法而不顾的总统原形毕露，蒙受羞耻。”说着他举起酒杯。“敬不受约束的新闻记者们，敬你们的无礼，愿上帝保佑美国。”
第二天，一贯爱痛打落水狗的苏茜·卡农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酸的长文奚落加斯帕。她在文中暗示，加斯帕在越南的服役和在美国的归化都是为了掩盖他对美国恨意的绝望尝试。苏茜还把他描述为一个无情的性爱狂魔，他不仅在六十年代从卡梅隆·杜瓦那里偷走了伊维·威廉姆斯，还从乔治·杰克斯那里夺走了维雷娜。
结果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另一份工作。试了几个星期之后，另一家电视网给他提供了驻欧洲记者的工作——不过常驻波恩。
“你应该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维雷娜说。她一贯看不起失败者。
“没有哪个电视网会雇我做新闻主播。”
两人在客厅一直待到深夜，看完电视正要上床睡觉。
“但那可是在德国啊？”维雷娜说，“这种职位不是为那些正在积累经验的年轻人准备的吗？”
“这可不尽然。东欧正处于混乱之中。未来一两年，东欧可能出现一些有趣的新闻。”
维雷娜不打算让加斯帕美化那个职位。“还有比那更好的工作，”她说，“《华盛顿邮报》不是要请你写专栏吗？”
“我一辈子都在电视行业工作。”
“你还没去地方的电视台试过，”维雷娜说，“说不定你就是他们想要的大鱼呢！”
“不行。在他们眼中，我尽管曾经风光过，但已经是个走下坡路的人了。”想到这儿，加斯帕不禁羞辱得全身发抖，“我不准备去地方电视台。”
维雷娜脸上浮现出蔑视的神情。“别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德国。”
加斯帕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还是因为她的直率吃了一惊。“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去？”
“你会说德语，可我不会。”
加斯帕的德语也不好，但他不打算拿语言说事。“这将会是一次冒险。”他说。
“现实点，”维雷娜粗暴地说，“我还有个儿子。”
“这对杰克也将是一场冒险。他将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
“乔治会上法庭，阻止我把杰克带出国。我们需要共同监护杰克。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带他出国。他需要父亲和奶奶。另外，我的工作又该怎么办？加斯帕，我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已经有了十二个手下，这些手下现在都在政府各部门为自由主义游说。你不会真的想让我放弃领导他们的工作吧。”
“那好，我想我会回来度假的。”
“你是认真的吗？我们这算是什么关系？我想你很快就会和一个金发辫子的德国少女上床了吧。”
加斯帕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私生活的确很混乱，但他从没欺骗过维雷娜。失去她的前景突然看上去是那么地不可承受。“我会忠实于你。”他毅然决然地说。
维雷娜看出了他的苦恼，语气软了下来。“加斯帕，你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想你这是在说真的。但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你也很清楚我是什么人。我们俩都不可能禁欲很长时间。”
“你听我说，”加斯帕乞求道，“美国电视界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找工作，德国的外派记者是我唯一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这你明白吗？我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明白，并且为你感到遗憾。但我们必须现实一点。”
加斯帕觉得让维雷娜同情比被维雷娜责难更糟。“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永远这样。”他挑衅地说。
“真的不会吗？”
“当然不会，我会东山再起的。”
“在波恩吗？”
“美国的电视上今后将更多地出现来自欧洲的头条新闻。你看着吧！”
维雷娜的表情悲伤起来。“该死，你还真去那不成？”
“我告诉过你，我必须去。”
“那好，”维雷娜遗憾地说，“别指望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
加斯帕从没去过布达佩斯。年轻时他总是把目光投向西边的美国。另外，到现在为止，匈牙利一直被共产主义的阴云所笼罩。但在1988年的11月，伴随着匈牙利经济的崩溃，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小部分有改革意识的年轻共产党人控制了政府，其中的米克洛斯·内梅特成为了匈牙利政府的总理。内梅特上台以后作了许多改变，首当其冲的便是创立的股票市场。
加斯帕觉得这一举措令人震惊。
仅仅在六个月前，匈牙利共产党强盗一般的总书记还告诉《新闻周刊》杂志的记者，多党制的民主在匈牙利“永无可能”，可内梅特却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律，允许独立的政治“俱乐部”在匈牙利境内展开活动。
这是件相当大的事情。但这些变化能永久持久吗？莫斯科会很快将其镇压吗？
加斯帕在一月的大雪中飞往布达佩斯。在多瑙河畔，大雪厚厚地覆盖在新哥特式建筑的宏伟国会大楼上。加斯帕正是在国会大楼和内梅特见了面。
加斯帕在丽贝卡·海尔德的帮助下采访到了这位新总理。尽管以前没见过丽贝卡，但他从戴夫·威廉姆斯和瓦利·弗兰克那听说过丽贝卡的事情。一到波恩，加斯帕就去拜访了丽贝卡：她是加斯帕能找到的最便利的德国联系人。这时，丽贝卡已经是德国外交部里的一个大人物了。更妙的是，她是米克洛斯·内梅特助理弗雷德里克·比罗的好朋友，加斯帕猜测他们甚至可能是一对恋人。比罗为加斯帕安排了这次采访。
比罗在国会大楼的大厅里迎接加斯帕，他带加斯帕穿过迷宫般的走廊和步道，到达总理办公室。
内梅特只有四十一岁。他个子很矮，棕黄色的浓密长发一直披到前额。他的表情显露出智慧和决心，但也有几分紧张。采访时他坐在橡木书桌后面，神经质地让助理围绕在他左右。显然他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和加斯帕交谈——而是在向美国政府喊话——同时，莫斯科也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和大多数总理一样，他谈的大多数是加斯帕料得到的陈词滥调。他说，匈牙利会有一些艰难的时刻，但终究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套话没太大意思，加斯帕心想。内梅特需要谈些更为实质的内容。
他问内梅特，匈牙利现存的政治“俱乐部”有没有可能成为自由的政党。
内梅特凝视了加斯帕一眼，用坚定而清晰的语调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理想之一。”
加斯帕掩藏着自己的吃惊。铁幕国家从来没有过独立的政党。内梅特这么说当真不当真？
加斯帕问内梅特，共产党是否会放弃在匈牙利社会的“领导”地位。
内梅特又凝视了他一眼。“再过两年，我想政府的首脑也许就不是政治局成员了。”他说。
加斯帕差点惊叫出声。
加斯帕撞上了大运，而且这次的运气出奇好。“苏联会像1956年那样出兵干涉吗？”
内梅特第三次凝视着他。“戈尔巴乔夫才是那个揭开锅盖的人，”他缓慢却清晰地说，然后又补充道，“蒸汽的确会伤人，但改变是不可逆的。”
加斯帕知道，他已经采写到了自己在欧洲的第一个重大报道。
几天后，他观看着自己的采访在美国电视上播出的录像带。丽贝卡坐在他一旁观看。丽贝卡五十来岁，她镇静，自信，待人和气，但举手投足之间显露出一股权威。“是的，我认为内梅特所说的每句话都很认真。”她似乎在回答加斯帕在报道中提出的问题。
在报道的末尾，加斯帕在漫天的雪花飞舞中，对准放置在国会大厦前的摄像机镜头发表了一番评论。“东欧仍然天寒地冻，”他在电视屏幕上说，“但和以往一样，春天的种子正在地下萌动。匈牙利人民显然希望改变。但他们的苏联主子允许吗？米克洛斯·内梅特认为克里姆林宫出现了容忍改变的新风。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到这加斯帕的采访就结束了。让他吃惊的是，电视网在他的报道后面加了另一段影像内容。在这段播出的内容中，新就任总统乔治·布什的国务院发言人正在接受镜头中没有出现的采访者的采访。“共产主义软化的迹象是不可信的，”这位发言人说，“苏联企图给美国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我们没理由怀疑克里姆林宫在感受到威胁时干涉东欧的意愿。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力。”
“老天，”丽贝卡说，“他们生活在哪个星球上啊？”
1989年2月，坦尼娅回到了华沙。
她很伤心把瓦西里一个人留在莫斯科，这主要是因为她会很想他，但一小部分原因是怕他又把性感女郎带回公寓。她不太相信这种事真的会发生。瓦西里游戏人生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她还是有点小小的担忧。
不过华沙的任务尤其重要。波兰正处于动荡之中。团结工会不知怎地又死灰复燃了。令人吃惊的是，七年前践踏自由，违背誓言镇压独立工会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竟然无可奈何地同意和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
在坦尼娅看来，雅鲁泽尔斯基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克里姆林宫。雅鲁泽尔斯基还是过去的那个暴君，但他已经不相信苏联能给他支持了。在德米卡看来，克里姆林宫一定告诉他波兰必须在没有苏联帮助的状况下自己解决问题。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头一次这么说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还不信。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不相信苏联会是这个态度。但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苏联的这种态度已经开始渐渐深入人心了。
坦尼娅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此生中坦尼娅从没听过这么多有关改变、解放和自由的谈论。不过共产党人还在控制着苏联和苏联的盟国。坦尼娅和瓦西里把他们的秘密公之于世，向世人公布伊万·库兹涅佐夫真身的日子快到了吗？过去，这种希望总是被苏联坦克的履带给碾压个粉碎。
一到华沙，达努塔·戈尔斯基就请她到家共进晚餐。
站在门口按响门铃的时候，坦尼娅回忆起上次看到达努塔时，达努塔正被穿着迷彩服的波兰秘密警察拖出同一间公寓。达努塔的丈夫马利克打开一瓶雷司令白葡萄酒，桌子上摆着一盘不是很多的香肠和一小碟芥末。
“我在牢里待了十八天，”达努塔说，“我想他们之所以把我放出来是因为我煽动其他的囚犯。”她仰着头笑着。
坦尼娅佩服她的勇气。如果是个同性恋的话，我一定会爱上达努塔的，坦尼娅想。她爱过的所有男人都很有勇气。
“现在我已经是圆桌会议的一员了，”达努塔说，“我们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开会上。”
“真的有一个圆桌吗？”
“真的，有个大圆桌。我们的原则是没有人主导。但在实际上，会议由莱赫·瓦文萨主持。”
坦尼娅非常吃惊。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电工竟然主宰了决定波兰命运的讨论。这曾经是她外祖父，布尔什维克工人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的理想。但瓦文萨是反对共产党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对外祖父没有活到看到这讽刺的一幕感到有些高兴。这也许会伤透他的心。
“圆桌会议传出了什么消息吗？”坦尼娅问。
达努塔还没来得及回答，马利克就说：“这只是一种手段。雅鲁泽尔斯基想通过收编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使他们成为政府一部分，并以此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他想运用这个策略继续执政。”
达努塔说：“马利克也许对。不过他的伎俩不可能奏效。我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创办自由的报纸，进行真正的选举。”
坦尼娅很震惊。“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在讨论自由选举的事情了吗？”波兰已经有了虚假的选举，但只有共产党和他们的盟友才能被推举为候选人。
“谈判几次进行到破裂的边缘。不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需要停止罢工，因此他重新开启了圆桌会议，我们在圆桌会议上要求再次进行选举。”
“你们为什么而罢工？”坦尼娅问，“我是想知道你们的基本诉求是什么？”
马利克再次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你知道人们是这么说的吗？‘共产党统治波兰四十五年了，但我们却依然连厕纸都没有。’还不是穷闹的！社会主义根本不起作用。”
“我老公说得对，”达努塔又说话了，“几周以前，华沙的一家商店宣布将从下一周的周一开始预收电视机的定金。其实店里没有电视机，只是希望能弄到点。星期五开始却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星期一早晨排队的人达到了一万五千人——只是希望在名单里加入他们的名字。”
达努塔走进厨房，端出一碗坦尼娅喜欢的香气四溢的酸黄瓜汤。“接下来会怎么样？”坦尼娅边吃边问。“会有真正的选举吗？”
“不会。”马利克说。
“也许吧，”达努塔说，“最新提出的动议是三分之二的议席留给共产党，余下的议席通过自由选举进行分配。”
马利克说：“所以选举还是虚假的！”
达努塔说：“但这总比现在要好吧？坦尼娅，你看呢？”
“我说不上来。”坦尼娅说。
融雪季还没到来，莫斯科还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匈牙利新总理前来莫斯科，拜访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知道米克洛斯·内梅特要来以后，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会议的几分钟前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门外截住德米卡。“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必须马上停止。”
根据德米卡的观察，菲利波夫这些天来越来越烦躁不安。他的灰白头发很不整洁，到哪都匆匆忙忙。菲利波夫六十岁出头，脸上永远皱着眉。他穿的宽松西服，留的板寸头早就过时了：西方的年轻人把这称为复古妆。
菲利波夫痛恨戈尔巴乔夫。现任苏联领导人代表着菲利波夫一生反对的所有东西：以宽松的制度代表严格的党章；突出个人的能动性，反对中央计划；和西方交朋友，而不是向资本帝国主义宣战。德米卡都快要可怜上这个把生命浪费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男人了。
至少德米卡希望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远未结束。
“乌七八糟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啊？”德米卡警觉地问。
“当然是独立的政治党派了！”菲利波夫像是说什么暴行一样说出这个字眼。“匈牙利人开启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模式。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难以想象，雅鲁泽尔斯基竟然会这么干。”
德米卡理解菲利波夫的震惊。很难想像，波兰的这位暴君竟然开始谈论把团结工会作为波兰未来的一部分，并允许不同的政党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竞选。
菲利波夫还不了解全部的情况。德米卡为塔斯社在华沙工作的妹妹给他发来了许多精确的情报。雅鲁泽尔斯基遇到了难缠的对手，团结工会就是不肯改变立场。他们不只是说说，他们真的在准备一场选举了。
这正是菲利波夫和克里姆林宫保守派所极力避免的情况。
“这样的发展太危险了！”菲利波夫说。“他们为反革命和修正主义趋势打开了大门。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问题在于我们不再有钱去支援这些卫星国——”
“我们没有卫星国，我们只有盟国。”
“不管怎么称呼，如果我们不肯出钱去换取他们的服从，他们就不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过去我们有一支捍卫共产主义的军队——但现在没了。”
菲利波夫的夸张言辞中有一部分是事实。戈尔巴乔夫宣布从东欧撤出二十五万军队和一万辆坦克——出于经济上的必要考量，但也是种和平的姿态。“我们养不起这样一支军队。”德米卡说。
菲利波夫像是马上要爆发一样义愤填膺。“你难道没有发现，你正在谈论我们从1917年所开始奋斗的一切将要消亡了吗？”
“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二十年才能在国力和军力赶上美国。现在这个差距达到了二十八年。我们比1961年赫鲁晓夫说这话时又落后了八年。叶夫根尼，你在努力维护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我们伟大的苏联！在我们把军队撤出东欧，允许令人谈之色变的修正主义在盟国中横行的时候，你觉得美国人会怎么想？他们在一边偷乐着呢！布什总统是位冷战的勇士，意图颠覆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德米卡说，“我们裁军裁得越多，美国越没有理由扩建他们的核反应堆。”
“为苏联考虑，”菲利波夫说，“希望你是对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德米卡同样也希望自己说得对。菲利波夫指出了戈尔巴乔夫策略中的瑕疵，德米卡只能希望布什总统能理智点。如果美国人回应以和苏联同样的裁军措施，戈尔巴乔夫就会被证明是明智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对手就会显得愚蠢。但如果布什不做回应——或增加军费上的支出——那显得愚蠢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他会被人看不起，他的竞争对手会利用这个机会颠覆他，世界就又要回到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旧时代了。
德米卡走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套房。他希望能马上见到内梅特。发生在匈牙利的一切非常令人激动。德米卡很想知道戈尔巴乔夫会对内梅特说些什么。
苏联领导人的反应不可预知。他是个一生的共产主义者，却不愿将共产主义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他的策略很清晰：开放和改革，开放市场，重建国家的经济。德米卡不知道他具体会用什么方法，不知道他会在具体问题上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德米卡一直对这位总书记保持着应有的警觉。
戈尔巴乔夫对内梅特并不十分热情。匈牙利总理希望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谈上一个小时，最终却只得到了二十分钟时间。这将是一场艰难的会谈。
内梅特和德米卡已经认识的弗雷德里克·比罗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的秘书立刻把他们带到了大办公室。这件大办公室是个屋顶很高的大房间，墙板被漆成了奶黄色。戈尔巴乔夫坐在角落里一张漆成黑色的时髦木制办公桌后面。除了电话机和台灯，书桌上什么都没摆。来客们坐在了时尚的黑色皮椅上。办公室里的所有物品都包含着现代派的气息。
内梅特没做客套就直奔主题。他说他准备宣布在匈牙利进行自由的选举。他说的自由是实打实的：可能选出一个不是由共产党员主导的政府。莫斯科对产生这样的结果会如何考虑？
戈尔巴乔夫脸红了，光头上的粉红色胎记似乎颜色深了许多。“正确的道路是回归列宁主义的本源。”他说。
这意味不了太多。每个试图改变苏联的人都会声称他在回归列宁主义的本源。
戈尔巴乔夫说：“回到斯大林时代以前的状态，共产主义可以重新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才找不到呢。”内梅特直白地说。
“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对此我们不应存有侥幸心理。”
“我们不这样认为。”内梅特似乎显得有点不舒服。他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内梅特看上去像是个挑战教皇权威的大主教。“我必须非常直白地问你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进行选举，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的话，苏联会不会像1956年那样进行武力干涉？”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连德米卡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会如何作答。
戈尔巴乔夫迸出了一个俄语的“不”字。
内梅特看上去像个死刑判决被撤销的人一样。
戈尔巴乔夫补充道：“至少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不会。”
内梅特笑了。他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被废黜的危险。
他完全想错了。克里姆林宫在世人面前是铁板一块，但从未像假装的那样统一和谐。外人一点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是多么地脆弱。内梅特对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非常满意，但德米卡却比他更清楚内情。
不过内梅特的话还没完。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了巨大的让步——答应苏联不会进入匈牙利，保证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被颠覆！但内梅特却用更令人震惊的厚颜无耻催逼戈尔巴乔夫做出进一步的保证。“围栏已经快瘫了，”他说，“不是换上新的就是得完全废弃。”
德米卡知道内梅特在说什么。共产主义匈牙利和资本主义奥地利之间一百五十英里长的边境线被一道不锈钢电动围栏隔离开。这道围栏的维护费用非常高。换上一道新的围栏得花上几百万美元。
戈尔巴乔夫说：“要换就换吧。”
“我们不换。”内梅特说。他也许的确很紧张，但对这个问题却打定了主意。德米卡很敬佩他的这份勇气。“我们没钱，我们也不需要围栏，”内梅特说，“这是华沙公约组织的设施。如果你们需要围栏，那你们就要出钱。”
“我们不会出钱，”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再也不会出那种钱了。十年以前，原油四十美元一桶的时候我们白送给你们。现在想用九美元一桶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买吗？别做梦了，我们自己都快破产了。”
“我们确定一下是不是了解彼此的意图大致了。”内梅特说。内梅特在不停地出汗，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汗。“如果你们不付钱的话，我们就不建新围栏，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就缺少了一道有效的屏障。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奥地利，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又一阵难忍的沉默过后，戈尔巴乔夫说：“就这样吧。”
会谈就此结束。再见的礼节潦草地一笔带过。匈牙利人恨不得能早点离开克里姆林宫。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内梅特和比罗与戈尔巴乔夫握了手，飞快地离开了大办公室。他们像是想在戈尔巴乔夫改主意前早点坐上回匈牙利的飞机似的。
德米卡沉思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让他吃惊了两次：首先是出人意料地对内梅特的改革表现出敌意，其次是不对匈牙利进行实质上的援助。
匈牙利人会废弃围栏吗？这道围栏是铁幕的基本组成部分。突然可以越过边境进入西方是比自由选举更为重大的改变。
不过菲利波夫和其他的一些保守派分子还没有投降。他们随时对戈尔巴乔夫哪怕最为细微的一点软弱表现保持着警觉。如果他们有政变的应急方案的话，德米卡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娜塔亚打来电话的时候，德米卡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办公室墙上一张巨大的革命时期的照片。“你知道什么是兰斯导弹吗？”
“一种短程的地对地战略核武器，”他回答说，“美国在德国布置了七百枚兰斯导弹。好在它们的射程只有七十五英里。”
“导弹的射程加长了，”娜塔亚说，“布什总统希望升级兰斯导弹。新一代兰斯导弹的射程将加大到二百八十英里。”
“该死，”这是德米卡所担心的，却正中菲利波夫的下怀，“可这根本就说不通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不久前不才撤出两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吗？”
“布什觉得里根在裁军方面步子迈得太大了。”
“这个方案是如何确定的？”
“克格勃在华盛顿的人说，这个方案是围在总统身旁的一帮具有冷战思维的鹰派人士定下的。他们的国防部长切尼就是一个有冷战思想的狂热分子。还有那个斯考克罗夫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个叫康多莉扎·赖斯的女人也一样糟。”
德米卡很气馁。“菲利波夫会说：‘我早就说会成这样了。’”
“菲利波夫和其他一些人都会这么说。事态的发展对戈尔巴乔夫很危险。”
“美国人的时间表呢？”
“他们将在五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对西欧施压。”
“该死，”德米卡说，“我们有麻烦了。”
深夜，丽贝卡·赫尔德正坐在汉堡公寓圆形餐桌旁，钻研着摊开在桌面上的文件。一旁的案板上放着一个脏的咖啡杯和一个剩有三明治碎屑的盘子，这天的晚饭她吃了个三明治。她脱下了精干的工作装，卸了妆，洗完澡后换上了宽松的旧内衣和一条旧的丝质披肩。
丽贝卡正在准备自己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她将随自己的上司副总理兼外长，同时又是她所在的自由民主党的党首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一起去美国。他们的任务是向美国人解释为什么西德不再需要核武器。在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苏联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威胁。升级核武器不仅不需要，而且有可能取得反效果，损害戈尔巴乔夫的和平举动，为莫斯科的鹰派助力。
门铃响的时候，丽贝卡正在读西德情报机构有关克里姆林宫内权力斗争的评估报告。
她看了看表。这时是晚上九点半。她没想到会有客人，身上穿的衣服也不适于待客。也许是同一幢楼里的哪家邻居前来叨扰，需要借盒牛奶。
丽贝卡没有资格使用贴身保镖：感谢老天，她的职位还没到引来恐怖分子的程度。但她还是在门上安置了一个窥视孔，可以在开门前查看来人的身份。
站在门外的竟然是弗雷德里克·比罗。
丽贝卡的心情很复杂。恋人的突然来访让她感到欢喜——但同样也吃惊不小。到了五十七岁这个年纪，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恋人面前以前都希望好好准备一番。
但她又不能在化妆和换下内衣的时候让比罗在走廊里干等着。
丽贝卡打开门。
“亲爱的。”比罗吻了吻她。
“很高兴见你，但你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她说，“我现在看起来糟透了。”
比罗走进屋，关上门。比罗伸出胳膊搀扶住丽贝卡，认真地审视着他。“乱蓬蓬的头发，戴着眼镜，穿着睡袍，光脚，”他说，“你看上去美极了。”
丽贝卡笑了，带比罗走进厨房。“吃过晚饭了吗？”她问，“要给你做点煎蛋卷吗？”
“给点咖啡就行了。我在飞机上吃了点。”
“你来汉堡干什么？”
“我上司派我来的。”比罗在桌子旁边坐下，“内梅特总理下周将出访西德拜会你们的科尔总理。他想问科尔总理一个问题。和其他政治家一样，他在发问之前就想知道答案。”
“什么问题？”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些时间。”
丽贝卡把一杯咖啡放在比罗面前。“慢慢解释吧，我有一晚上时间。”
“希望不用花太长时间。”他把一只手伸进丽贝卡的睡袍，沿着丽贝卡的腿往上摸。“还有别的事要做。”他的手伸到了丽贝卡的内裤。“哦！”他惊叹道，“你穿的是宽松的内裤啊。”
丽贝卡脸红了。“没想到你要来。”
比罗笑了。“我可以把两只手都放进去——也许两只胳膊都能放进去。”
丽贝卡把比罗的手推开，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明天我要把这些内衣全扔了。”她坐在比罗对面，“别那我开涮了，说说你来干什么。”
“匈牙利将开放和奥地利的边境。”
丽贝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准备开放和奥地利的边境。让边境上的围栏因年久失修而废弃。这样，我们的国民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了。”
“你们不是认真的吧。”
“这不仅是个政治上的决定，而且是个经济上的决定。围栏马上就不能用了，我们根本没钱去修。”
丽贝卡开始有些明白了。“可如果匈牙利人能够出境的话，那其他国家的人也同样可以。你们怎么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或是波兰人……”
“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还有我们东德人。老天，我的家人终于可以离开东德了！”
“是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苏联不会允许。”
“内梅特去过莫斯科，就这事已经和戈尔巴乔夫交涉过了。”
“戈比怎么说？”
“他没说什么。他的确有点不高兴，但不打算进行干预。他也出不了换围栏的钱。”
“可是……”
“两人在克里姆林宫会谈的时候我也在场。内梅特直接问他，苏联准备像1956年那样出兵干涉吗？他的回答是没打算。”
“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
这将是一件能改变世界的大事情。丽贝卡穷极政治生涯一直在为此做着努力，但却不信这一幕真的会发生：她的家人可以从东德过来了！他们终于自由了！
比罗说：“可能有个障碍。”
“我就担心这个。”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不准备出兵干涉，但没说不对我们继续经济上的制裁。”
丽贝卡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匈牙利的经济将调头向西，会发展很快的。”
“这正是我们的愿望。但这需要时间。人们会面临困难。克里姆林宫也许希望我们的经济在有时间调整之前迅速崩溃。这样反改革的势力就又会冒头了。”
丽贝卡知道，比罗说得没错。这对匈牙利的改革是个严重的威胁。“我知道要实现经济的发展非常难。”她沮丧地说。
“别灰心，我们找到了办法，我就是为这来的。”
“你们的办法是什么？”
“我们需要从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得到支持。如果我们能在德国的银行弄到很高的授信额度的话，就能抵挡住苏联施加的压力了。下周，内梅特将向科尔请求贷款。我知道你无法亲自授权，但我希望你能给我引导。看看科尔总理会怎么说。”
“如果能开放边境，无法想象他会说不。除了政治上的收获以外，这对德国经济也意味着很多。”
“我们也许需要许多钱。”
“需要多少？”
“也许十亿德国马克。”
“别担心，”丽贝卡说，“你们会拿到的。”
从众议员乔治·杰克斯眼前的这份报告来看，苏联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治上的分权、更多的消费品、裁减武器——并不足以使苏联经济走出泥潭。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在压力之下希望仿照苏联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但这种改变是缓慢而循序渐进的。如果有哪个国家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就会把坦克开进去。
参加众议院情报监管委员会会议的乔治觉得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对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在公开市场和政治民主方面走在了苏联的前头，戈尔巴乔夫也没做什么去拦阻它们。
但布什总统和切尼国防部长却认为邪恶的苏联会无所不为。和以往一样，中央情报局在压力下尽捡他们喜欢的说。
会议让乔治觉得不满和焦虑。他搭乘整洁的国会山地铁回到佳能办公大楼，他在大楼里有个拥有三个拥挤房间的套房。套房大堂有张前台，有个为等待客人准备的沙发，还有个开会用的圆桌。大堂一边是秘书办公室，里面放满了雇员的办公桌，书架和文件柜。另一边是乔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张会议桌，墙上挂着张鲍比·肯尼迪的照片。
他惊奇地在下午要接见的人员名单里看到了来自阿拉巴马州安尼斯顿的克拉伦斯·鲍耶牧师，这位牧师想就民权方面的问题和他聊聊。
乔治永远忘不了安尼斯顿。安尼斯顿是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受到暴徒袭击，所乘的大巴被燃烧弹焚烧的地方。暴徒们真心想杀害乔治，那是乔治生命中唯一一次差点被杀的经历。
尽管不记得为什么，可他一定同意了对方的会面请求。乔治猜想求见他的阿拉巴马牧师必定是个非洲裔美国人，但却惊奇地发现助理带进来的是一位白人。鲍耶牧师和乔治年龄相仿，穿灰西装白衬衫，戴着条黑领带，也许是要在华盛顿走很多路的缘故，他的脚上踏着双运动鞋。他头发渐稀，长着松鼠一般的栗红色头发和两只大板牙。乔治觉得鲍耶牧师依稀有点眼熟，随鲍耶一起来的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人。
“我试着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安尼斯顿兵营里的士兵和其他一些人，”鲍耶牧师向乔治介绍了自己，“会众中的许多人是非洲裔美国人。”
乔治觉得鲍耶很真诚。他的会众中黑人白人都有，这有点不同寻常。“牧师，你怎么会对民权方面的问题有兴趣？”
“先生，我年轻时是个种族隔离主义者。”
“许多人都是，”乔治说，“我们从中都得到了教训。”
“我不仅得到了教训，”鲍耶说，“还用几十年时间做深深的忏悔。”
这番表态看起来有点过了。一些求见众议员的人或多或少有点疯。乔治的雇员们尽力把疯子从求见名单上去除，但不时总会有那么一两条漏网之鱼。但乔治觉得鲍耶很理智。“你说的是忏悔吗？”乔治故意拖延着时间。
“杰克斯众议员，”鲍耶严肃地说，“我来是向你道歉的。”
“为什么道歉？”
“1961年我用一根铁橇打了你，我想我打断了你的胳膊。”
乔治刹那间明白对方看上去为何这般眼熟了。他是安尼斯顿那些暴徒里的一员。鲍耶试图用铁橇击打玛丽亚，乔治替玛丽亚挡了这一击。直到现在，天冷时乔治的胳膊仍然会有点隐痛。乔治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一腔热忱的神职人员。“原来是你啊。”他说。
“先生，就是我。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说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做错了。但我从来没忘记过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抱歉。我想让儿子克拉姆亲眼见证我对过犯的忏悔。”
乔治感到很窘迫。以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看来你当上了牧师。”他说。
“起先我沉溺于酒精。因为贪杯，我丢掉了工作、家庭和汽车。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帝把我带到了贫民区棚屋里的一个小型聚会点。那天牧师布的道正好关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的内容：‘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乔治听过很多围绕这段经句的布道。这段经句说的是，对人犯错，就是对基督耶稣犯错。比其他人受难更多的非洲裔美国人从这段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这段经句甚至被贴在了伯明翰十六街浸礼会教堂的信息发布窗上。
鲍耶说：“我去那个聚会点只是为了嘲弄嘲弄那些基督徒们，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却已经得到了拯救。”
乔治说：“牧师，很高兴听你诉说内心转变的故事。”
“众议员先生，我不应该得到您的原谅，但我希望能得到上帝的谅解。”说完鲍耶站起身，“我不会占用您更多宝贵的时间。谢谢你。”
乔治也站起身。他觉得自己对这个沉浸在强烈情感中的男人回应得还不够充分。“在你离开之前，”他说，“我们握一握手吧。”他把鲍耶的两只手都抓在手里，“克拉伦斯，如果上帝能原谅你的话，我想我也能。”
鲍耶哽咽了。握住乔治的手时，他的泪水不禁开始往下流。
冲动之下，乔治拥抱了他，发现鲍耶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过了一会儿，乔治松开手，后退两步。鲍耶想说话，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哭泣着转过身，离开了乔治的办公室。
鲍耶的儿子走过来和乔治握手。“众议员先生，谢谢你，”男孩声音颤抖着说，“我无法形容你的原谅对我父亲来说有多重要。先生，你是个伟大的人。”说完，他跟在父亲身后走出了乔治的办公室。
乔治坐回椅子上，感觉到有些晕眩。这真是太好了，他心想。
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亚。
玛丽亚却没有表示同情。“被打断的是你的胳膊，你有权原谅他们，”她说，“但我不想这么简单地原谅种族隔离分子。我想看到鲍耶牧师在监狱里服几年刑，或是做上一段苦工。在那之后，我或许会接受他的道歉。你应该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腐败的法官、暴虐的警察和炸弹制造者依然逍遥于法外。他们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坏事而被绳之以法。其中一些甚至领上了养老金。这种人也需要原谅吗？我不想让他们因为得到原谅而心安理得。我很高兴他们因为负罪感而受伤。这是他们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惩罚。”
乔治笑了。年过五十，玛丽亚变得越发好战了。她是国务院里最资深的雇员之一，同时得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尊敬。玛丽亚的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自信和权威。
乔治和玛丽亚在玛丽亚的公寓。乔治收拾桌子的时候，玛丽亚在用香料烧一条鲈鱼。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香气，乔治不由得垂涎欲滴。乔治给自己满上一杯夏敦埃白葡萄酒，然后在蒸锅里放上一棵花椰菜。玛丽亚比过去稍微重了点，她决定采纳乔治提供的清淡食谱。
晚饭吃过以后，他们带着咖啡杯走到沙发前。玛丽亚的心情很不错。“离开国务院后回首往事时，我希望自己能够说，比起进入国务院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安全多了。”她说。“我希望我的侄子侄女和教子杰克能够在没有超级大国屠杀的威胁下抚养自己的孩子们。这样我就能说自己的一辈子过得值了。”
“我理解你的感受，”乔治说，“但看上去却像是在做白日梦。这可能吗？”
“也许吧。苏联和其盟国比二战后任何时候更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主义叫嚣苏联控制着东欧，这和门罗主义授予美国在南美相似的权力是一个道理。
乔治点了点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再想统治社会主义帝国的话，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将获得很大的裨益。”
“我们将尽力帮助戈尔巴乔夫留在台上。但因为布什总统坚信这是戈尔巴乔夫设的局，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做。他还在计划着要增加我们在欧洲的核武器呢！”
“他的计划将破坏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根基，助长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势力。”
“是的。不过明天会来些德国人对他进行说服。”
“希望他们能说服成功。”乔治抱有怀疑地说。
“我也这么希望。”
乔治喝完了咖啡，但还不想走。他享用了食物和美酒，感到非常惬意。另外，他还很喜欢和玛丽亚交谈。“告诉你，”乔治说，“除了我儿子和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你。”
“那维雷娜呢？”玛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乔治笑了。“她正在和你以前的男朋友李·蒙哥马利约会。蒙哥马利现在是《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我想这次她是认真的。”
“这很好。”
“你还记得……”乔治也许不应该提这个，但他已经喝了大半瓶红酒了，说上些胡话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你还记得我们在这张沙发上做爱的事情吗？”
“乔治，”玛丽亚说，“这事我不常干，怎么可能忘呢？”
“不幸的是，我也没忘。”
玛丽亚笑了，却说：“很高兴你没忘。”
乔治萌生出一股怀旧之情。“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
“是十五年前尼克松辞职的那天晚上。你那时又年轻又英俊。”
“那时的你和现在一样漂亮。”
“你这个花言巧语的家伙！”
“我们那时很愉快，对吧？我是指我们两人的做爱。”
“愉快，”玛丽亚假装受到冒犯的样子，“仅仅是愉快吗？”
“感觉非常享受。”
“是的。”
乔治的心里充满了丧失机会的遗憾。“我们后来是怎么了？”
“我们有不同的路要走。”
“是的。”片刻的沉默过后，乔治问，“想再来一次吗？”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提了呢！”
他们接了吻，乔治马上想起了他们第一次接吻时的感觉：那么放松，那么自然，那么心安理得。
玛丽亚的身体变了，变得不那么紧绷，更加柔软，触摸下的皮肤也更加干爽。他猜测自己的皮肤也起了同样的变化：摔跤练出来的腹肌早就没有了。但这根本不算什么。玛丽亚饥渴地把嘴唇和舌头迎向他的嘴唇和舌头。投入感性又深爱着的玛丽亚的臂膀时，乔治同样也感到饥渴难耐。
玛丽亚解开他的衬衫纽扣。乔治脱衬衫的时候，玛丽亚站起身，飞快地褪去了身上的裙子。
乔治说：“在更深入之前……
“你说什么？”玛丽亚重新又坐下了，“你还要重新考虑吗？”
“正相反，我已经准备好了。顺便提一下，你的胸罩很漂亮。”
“谢谢你，你马上就能把它从我身上脱下了。”说着，她开始解乔治身上的皮带。
“我有话想说，但又怕坏了现在的气氛……”
“有话就说，”玛丽亚说，“趁现在把话说出来。”
“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我想我早该意识到了。”
玛丽亚含笑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说。乔治奇怪地感觉到，玛丽亚完全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我意识到我爱你。”乔治说。
“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你介意吗？我可以爱你吗？我是否把好气氛破坏了呢？”
“你真傻，”她说，“我已经爱你好多年了。”
一个温暖的春日，丽贝卡抵达了华盛顿的国务院。花床上盛开着水仙，丽贝卡对不久之后的会见充满了希望。苏联及其盟国受到了削弱，甚至可以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德国有机会得以统一，重新获得自由。他们只需要把美国在正确的方向上稍微推动一下就能心想事成。
丽贝卡想告诉收养她的母亲卡拉，她正在华盛顿代表自己的国家，与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一群人进行交涉。二战的时候，卡拉在柏林收养了十三岁时惊恐万状的她，赋予她自信使她成为国际知名的女政治家。我得弄张照片寄给她，丽贝卡心想。
她和上司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以及几个助理走进充满现代艺术气息的国务院大楼。国务院大楼两层的大堂里《保护人类自由》的大幅壁画，壁画上显示了美国军队所保护的五类自由。
仅仅在电话中听到过其睿智声音的玛丽亚·萨默斯迎接了来访的德国人一行。丽贝卡惊奇地发现萨默斯竟然是个非洲裔美国人。接着她为自己的大惊小怪感到有些内疚：非洲裔美国人当然也可以在国务院占据如此高位。过了一会儿，丽贝卡意识到大楼里的确没有几张黑人面孔。玛丽亚是国务院里不常见的几个黑人，她的惊讶是有理由的。
玛丽亚很友好，也很欢迎她们来，但很快玛丽亚就发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的态度完全不同。德国人在他的办公室门外等了五分钟，很快就到了十分钟。玛丽亚非常窘迫。丽贝卡开始担心起来。这不会是单纯的意外。让德国副总理在门外等待是算计好了的羞辱。贝克尔一定对他们抱有敌意。
丽贝卡听说美国人会做出这种事。之后美国人会说来客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而受到了怠慢。回国之后，媒体上会出现令他们尴尬的报道。罗纳德·里根对英国反对党领导人尼尔·基诺克就做过这种事情，因为基诺克也是个裁军的倡议者。
丽贝卡倒不是很在意这种羞辱。男性政治家经常摆出这样的做派。这和男孩喜欢拽着他们的阴茎耀武扬威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国务卿的怠慢却代表着将要进行的会谈不会有太大的成效。这对国际形势的缓和来说是个坏消息。
十五分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国务卿的办公室。贝克尔是个说话带有得克萨斯口音的瘦高个。他衣着得体，头发剪得非常整齐。他明显心不在焉地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握了下手，然后对根舍说：“我们对德国的态度感到很失望。”
好在根舍不是个容易被欺负的软蛋。根舍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已经有十五年了，知道如何对谈判对手的无理态度视而不见。根舍光头戴眼镜，脸上总是一副好战的表情。“我们觉得美国的政策已经过时了，”他平静地说。“欧洲的局势变了，你们应该把欧洲局势的变化也纳入考量。”
“我们必须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力量。”贝克尔像念咒一样重复着。
根舍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不耐。“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的人民也不能同意。五个德国人里至少有四个希望把核武器从欧洲撤出去。”
“他们被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愚弄了。”
“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最终，这种事还需要人民来做决定。”
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也在国务卿办公室。“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欧洲的无核化，”他说，“我们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
根舍明显被在欧洲问题上比他见地要浅的切尼的说三道四惹怒了。他像是一个对不开窍学生讲课地老师一样无望。“冷战已经结束了。”他说。
丽贝卡吃惊地发现，讨论正在向徒劳无功的方向发展。没人认真听对方在说什么：双方事先都已经打定了主意。
丽贝卡的判断无误。在说了些负气的话之后，会谈不欢而散了。
她没等到拍照的时机。
离开的时候，丽贝卡搜肠刮肚地思虑着挽回局面的方法，但什么都没想到。
玛丽亚·萨默斯在国务院大厅对丽贝卡说：“会谈没有朝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这不是道歉，但玛丽亚所在的地位迫使她只能这么说。“没事，”丽贝卡说，“很可惜双方交流不够，没取得什么收获。”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更高层的人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吗？”
正准备说自己不知道时，丽贝卡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也许有办法，”她说，“何不把布什总统带到欧洲看一看呢？让他亲眼目睹一下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让他和波兰人、匈牙利人交流一下。交流之后他或许会改变主意的。”
“你说得没错，”玛丽亚说，“我会作出建议的，谢谢你。”
“祝你好运。”丽贝卡说。

Part10 墙 1988-1989年 第六十章
莉莉·弗兰克和她的家人非常吃惊。
他们正在收看西德的电视新闻。此刻，东德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甚至连共产党官员也在看：从他们屋顶上的天线角度就可以判断出来。
莉莉的父母卡拉和沃纳、卡罗琳和爱丽丝以及爱丽丝的未婚夫赫尔穆特和她一起坐在电视机前。
就在5月2日这天，匈牙利人开放了和奥地利之间的边境。
匈牙利没有偷偷摸摸开放边境。他们在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之间跨越边境的海杰什丘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也许尝试着招惹苏联展开行动。在几百名外国摄影记者的镜头下，匈牙利政府用这场盛大的仪式关闭了整个国境线上的电子报警器和监视系统。
弗兰克一家难以置信地看着电视里的这一幕。
拿着巨大断线钳的边防军人开始切割铁丝网，然后捡起切割开来的铁丝网带走，随意地堆放在一起。
莉莉说：“我的老天，铁幕落下了。”
沃纳说：“苏联人受不了这个。”
莉莉没父亲那么确定。现如今她对什么事都没那么确定。“除非苏联接受，匈牙利人才不会这样做呢，你说是吗？”
沃纳摇了摇头。“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可以侥幸得手……”
爱丽丝的眼睛亮了。“这意味着我和赫尔穆特可以过去了！”他说。爱丽丝和未婚夫渴望能早日离开东德。“我们可以像度假一样开车去匈牙利，然后走过边界。”
莉莉很同情爱丽丝：她希望爱丽丝能碰上她本人没能遇到的机会。只是穿越边境不可能那么简单。
赫尔穆特问：“我们真能去西方了吗？”
“你们不能，”沃纳手指电视坚决地说，“首先，我还没见到走过边界的人。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人能走过去。第二，匈牙利政府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改变主意，开始大肆抓人。第三，匈牙利人如果真的开始让人离开，苏联肯定会派坦克进行阻止。”
莉莉觉得父亲也许太悲观了。沃纳七十多岁了，年纪越大越胆小。莉莉在父亲经营工厂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他嘲笑为电视机配遥控的念头，当遥控器变得不可或缺以后，他的工厂才开始迎头赶上。“看着吧，”莉莉说，“很快就会有人尝试离开，到时我们就知道是否有人阻止他们了。”
爱丽丝兴奋地说：“如果沃纳爷爷说错了呢？我们不能错失这种机会！我们该怎么办啊？”
爱丽丝的母亲急切地说：“这种事听上去很危险。”
沃纳问莉莉：“凭什么你觉得东德政府会继续允许我们去匈牙利呢？”
“他们必须允许，”莉莉争辩道，“如果取消几千个家庭的夏季假期，那真会有人革命的。”
“即便结果对别人来说很安全，对我们也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弗兰克家的人，”沃纳用夸张的语气说，“你妈妈是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你姐姐羞辱了汉斯·霍夫曼，瓦利杀死了一个边防军人，你和卡罗琳演唱抗议歌曲。另外，我们在西柏林还有生意，他们无法没收我的工厂。在共产党人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麻烦。很不幸，我们因此总会得到特殊的待遇。”
莉莉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必须加倍小心。”
“不管有什么危险，我都想去那边，”爱丽丝断然说，“我明白会有风险，但我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她责难地看着沃纳爷爷，“你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抚养大两代人。这是种邪恶、残忍、愚蠢、接近破产的制度——但还在这里存在。我想在西方住，赫尔穆特也想。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自由富强的社会长大。”说完她转身问未婚夫，“你说是吗？”
“是的。”赫尔穆特说，只是莉莉觉得他比爱丽丝更为谨慎。
“你们真是疯了。”沃纳说。
卡拉第一次说话了。“亲爱的，这不叫疯，”她具有说服力地对丈夫说，“没错，去那边的确很危险。但你忘了我们为奔向自由所做的事了吗？那儿比这儿还要危险百倍呢！”
“我们的一些同伴牺牲了。”
卡拉没让沃纳继续把话说下去。“但我们觉得值得冒这个险。”
“那时正在打仗，我们必须击败纳粹。”
“冷战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来说也是场战争。”
沃纳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他不情愿地说。
“很好，”卡拉说，“既然你同意了，那我们就来拟个方案吧。”
莉莉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电视机。电视上，边防军人依然在拆卸着铁丝网。
波兰选举那天，坦尼娅和作为参选人的达努塔去了教堂。
这天是6月4日，星期天，蓝天上有几朵白云。达努塔给她的两个孩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替他们梳了头。马利克打上了代表团结工会的红白两色的领带，红色和白色同时也是波兰国旗的颜色。达努塔戴了一个稻草做的白色圆顶帽，帽沿上插了根红色的羽毛。
坦尼娅感到疑虑不安。这一切真的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吗？波兰真的可以选举了？匈牙利的国境围栏真的拆除了吗？欧洲真的在裁军？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和重构是真的吗？
坦尼娅梦想着和瓦西里一样奔向自由。他们俩希望环游世界：想去巴黎、纽约、里约热内卢、德里看一看。瓦西里将在电视上接受采访，谈到他的著作以及这些年来的隐秘生涯。坦尼娅会撰写一些旅游手记，或许还会写本自己的书。
从白日梦中醒来之后，她却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坏消息的来临：设置路障，开进坦克，逮捕不同政见者，实行宵禁，或是哪个穿着蹩脚西服在光头在电视上宣布他们挫败了帝国主义者资助的反革命图谋。
神父告诉会众把票投给最虔诚的参选人。因为共产党人都是无神论者，因此他的话具有明显的导向。讲求绝对服从的波兰神职人员不喜欢自由主义的团结工会，但他们很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
选举比团结工会希望得来的要快。团结工会必须赶紧筹集资金，租用办公室，雇佣员工，发动全国性的竞选活动，这些都得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完成。雅鲁泽尔斯基知道政府组织坚实，随时可以应付选举，因此把竞选的准备期设定得非常短，希望让团结工会猝不及防。
但这却是雅鲁泽尔斯基做的最后一件聪明事了。从那以后共产党人变得毫无生气，似乎觉得铁定会赢而懒得去进行竞选活动一样。他们的竞选口号是“和我们一起会更安全”，这句口号活像是避孕套的广告词。坦尼娅在给塔斯社写的报道中提到了这个笑话。让她惊讶的是，编辑们竟然在审核时没有把这一内容去掉。
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次选举是近十年来波兰的残暴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总要惹麻烦的电工莱赫·瓦文萨之间的一场个人较量。达努塔有张和瓦文萨合影的照片，每个团结工会的参选人都有。在竞选活动中，团结工会把这样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竞选期间团工会发行了一张日报，报纸上的文章基本上都由达努塔和她的女性朋友们所写。团结工会发散最广的一张传单上出现的是加里·库珀扮演的威尔·凯恩元帅，只不过他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一张写着“1989年6月4日，我们的大日子”的选票。
也许共产党在选战中的无为是可以预料的，坦尼娅心想。毕竟，对选民毕恭毕敬，对他们说“请投我一票”在波兰精英阶层是无法想象的。
被称为参议院的新的上层领导机构拥有一百个议席，共产党希望赢得其中的大多数。在坦尼娅看来，比起特立独行的瓦文萨，被独裁统治禁锢的波兰人民更可能投票给熟悉的雅鲁泽尔斯基。在被称为色姆的下议院，共产党人就更不可能输了，色姆百分之六十五的席位是预留给共产党和共产党盟友的。
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不高。团结工会成员认为，如果他们能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共产党人就不得不允许在政府里出现不同的声音。
坦尼娅希望他们是对的。
弥撒以后，达努塔和教堂里的每个人都握了手。
接着坦尼娅和戈尔斯基一家去了投票站。选票上的内容又长又复杂，于是团结工会在选票站外设了一个棚子，向选民们演示该如何投票。选民不能在心仪的参选人的名字上作标记，而要在不喜欢的参选人的名字上画上条线。在团结工会助选人员向选民们出示的选票上，所有共产党人都被用线划掉了。
坦尼娅旁观着选民们的投票过程。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经历。她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女人拿着支铅笔往下移，每当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时她的嘴里便发出满意的咕噜声，然后伴着满足的微笑在名字上画上条线。坦尼娅觉得，政府采用让选民获得巨大满足感的划线方式进行选举真是太不明智了。
坦尼娅和一些选民谈了话，问他们做选择时心里在想什么。“我把票投给了共产党人，”一个穿着昂贵外套的女人说，“他们使这场选举成为了可能。”但大多数选民似乎都挑选了团结工会的参选人。坦尼娅显然采访错了人。
坦尼娅去达努塔家吃午饭。吃完饭之后，坦尼娅和达努塔留马利克在家照顾孩子，乘坦尼娅的车前往市中心惊奇咖啡馆楼上的团结工会总部。
那里的气氛高涨。民意调查说团结工会领先，但没人会依赖民意调查的结果，因为大约一半的选民还处于犹豫不决之中。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都说那里的士气非常旺盛。坦尼娅本人感到乐观和高兴。不管是何结果，苏联的盟国似乎有了一场真正的选举。为这就有理由高兴。
选票站关闭以后的那天晚上，坦尼娅和达努塔一起去观看达努塔选区的计票过程。这是紧张的一刻。如果当局决定欺诈的话，他们有许多种伪造结果的方法。团结工会的计票人严密地监视着计票过程，但没人发现有不合规矩的事情发生。这本身就非常奇妙。
达努塔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从她脸上的震惊来看，坦尼娅知道达努塔没有预料到自己会以那么大的优势获胜。“我是人民选出的代表。”她难以置信地说。接着她张嘴大笑，开始接受在场每个人的祝贺。太多人亲吻了她，坦尼娅不禁为卫生问题担心起来。
脱身以后，她们驾车沿着路灯闪耀的街道，回到惊奇咖啡馆的总部，总部里的所有人正围坐在电视机前。达努塔不是唯一大胜的参选人——至今为止，团结工会参选人的表现都很不错。“真是太好了！”坦尼娅说。
“到底怎样还很难说！”达努塔阴郁地说。
坦尼娅发现团结工会成员的情绪不是很高涨。她对他们的消沉反应非常不解。“到底哪里不对啊？”
“我们的表现太好了，”达努塔说，“共产党人不会接受，他们一定会有所反应。”
坦尼娅没想到这一层。
“至今为止政府还没取得任何一个选区的胜利，”达努塔说，“即便在不被反对的地方，他们也没拿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这太没面子了。雅鲁泽尔斯基必定不会允许这样的结果出现。”
“我去找我哥哥谈谈。”
坦尼娅有一个可以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号码。时间已经很晚了，不过德米卡依然在办公室。“是的，雅鲁泽尔斯基刚刚打来过电话，”德米卡告诉她，“那里的共产党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雅鲁泽尔斯基说了些什么？”
“他想像八年前一样颁布戒严令。”
坦尼娅的心一沉。“真该死。”她回忆起波兰秘密警察不顾孩子们的哭喊把达努塔拖出家门的那一幕，“戒严令不能再颁布第二次了。”
“他建议宣布选举无效。‘我们仍然把权力的杠杆牢牢地握在手中。’他说。”
“这倒是真的，”坦尼娅失望地说，“军队在他们手里。”
“但雅鲁泽尔斯基不想亲自做这种事。他希望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坦尼娅心一热。“戈比是怎么说的？”
“他还没回答。有人正在把他唤醒。”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他也许会让雅鲁泽尔斯基自己解决。过去四年他一直这么说。但我不是很确定。眼看着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被彻底抛弃……哪怕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个结果也是无法承受的。”
“什么时候会知道结果？”
“戈尔巴乔夫说完同意或不同意之后会接着继续睡。一小时后给我打电话。”
坦尼娅挂上电话。她不知道该怎么想。雅鲁泽尔斯基显然想进行镇压，逮捕所有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抛弃民主和自由，像1981年那样恢复独裁。共产党国家闻到自由的气息时总会这样做。但戈尔巴乔夫说过，旧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戈尔巴乔夫说了实话吗？
通过戈尔巴乔夫对波兰选举的反应就能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
坦尼娅在痛苦地等待中盯着眼前的电话机。该怎么对达努塔说呢？她不想让这里的所有人陷入恐慌。不过她也许应该把雅鲁泽尔斯基的意图事先告诉他们。
达努塔问她：“你看上去很忧郁。你哥哥说了些什么？”
坦尼娅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什么都还没决定。这倒也算是事实。“雅鲁泽尔斯基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还没联络上他。”
他们继续盯着电视屏幕。团结工会赢得了一切。到现在为止，共产党人还没能赢得选举中的任何一个席位。更多处的结果印证了早前的迹象。用压倒来形容还不足够：团结工会可以说赢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在咖啡馆楼上的房间里，人们的欣喜中夹杂着恐惧。他们所希望的权力转移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肯定会发生两件事中的一件。共产党人也许会用武力攫取权力。如果共产党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的时代就结束了。
坦尼娅在给莫斯科打电话前强迫自己等待了一整个小时。
“他们谈过了，”德米卡说，“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镇压。”
“感谢上帝，”坦尼娅说，“那雅鲁泽尔斯基准备怎样做？”
“他会尽快下台。”
“真的吗？”坦尼娅不相信竟然有这等好消息。
“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想他的确别无选择了。”
“尽情地庆祝吧。”
坦尼娅挂上电话，对达努塔说：“不会有暴力了，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的方式。”
“哦，我的老天，”达努塔的声音里夹杂着欣喜和难以置信，“我们真的胜利了，是吗？”
“是的，”坦尼娅带着从心底腾起的希望和满足感说，“噩梦般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
7月7日正值盛夏，布加勒斯特热得透不过气。德米卡和娜塔亚随戈尔巴乔夫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组织领导人峰会。接待他们的是罗马尼亚的疯狂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这次峰会最为主要的议程是“匈牙利问题”。德米卡知道这个讨论项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提出来的。匈牙利的自由化运动唤起了没有改革的那些国家被压抑的本能，威胁到其他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其中以东德最甚。几百个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离开他们的帐篷，走进森林，穿过破旧围栏上的破洞进入奥地利，投入了自由的怀抱。从巴拉顿湖到边境的公路上到处是东德越境者毫不遗憾丢弃的特拉班车和瓦尔特堡车。大多数越境者没护照，但这完全没关系：他们会被送往西德，到那以后可以自动获得西德公民的身份，在西德政府的帮助下安顿下来。他们无疑能用上更为舒适可靠的大众车。
华沙组织的领导人会在桌子上放着国旗，桌子摆成长方形的会议室里会面。和以往一样，德米卡和娜塔亚这样的助理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昂纳克是这次会议的推动者，但主持会议的却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从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座位上起身，开始攻击匈牙利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他身材矮小，弓着背，眉毛浓密，目光狂野。尽管只是对会议室的几十个人说话，但他却像对体育场里的几千个人演讲一样手舞足蹈。咆哮时，他的嘴唇里不时会迸出口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求：像1956年那样再次出兵匈牙利。他号召华沙条约组织入侵匈牙利，驱逐米克洛斯·内梅特，使匈牙利恢复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德米卡环顾会议室四周。昂纳克频频点头。捷克斯洛伐克强势的领导人米洛斯·雅克什露出赞同的表情。保加利亚领导人图多尔·日夫科夫显然也表示同意。只有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无动于衷地一动不动，也许他是对自己在竞选中被击败感到丢脸吧。
这些人都是暴君、虐待狂、大肆杀戮者。斯大林就是个这样的人，他是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典型。德米卡心想，任何允许这种人当家的政治体制的人都是十足的恶魔，我们为何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点呢？
不过和会议室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德米卡一直在看着戈尔巴乔夫。
言辞无关紧要，谁对谁错根本毫无意义。没有光头上有葡萄酒渍男人的同意，房间里的人无权做任何事。
德米卡觉得他知道戈尔巴乔夫会怎样做。但他不是很确定。和他统治的大帝国一样，戈尔巴乔夫常在保守和改革之间摇摆。别人说什么都很难改变他的主意。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看上去有些漫不经心。
齐奥塞斯库几乎在尖叫了。这时戈尔巴乔夫看了米克洛斯·内梅特一眼。在齐奥塞斯库大喷口水，大骂脏话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对内梅特微微地笑了笑。
让德米卡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接着竟然对内梅特眨了眨眼。
微笑了一会儿，戈尔巴乔夫把目光移开，恢复了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
直到布什总统的欧洲之行快结束时，玛丽亚一直在避免和加斯帕·默里见面。
玛丽亚从来没见过加斯帕。她知道加斯帕长什么样：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她在电视上见过加斯帕。这些年来玛丽亚一直是加斯帕某些最佳新闻报道的秘密信息源，但加斯帕并不知情。和加斯帕打交道的是他们的中间人乔治·杰克斯。他们很小心。所以这条线到现在一直没被人发现。
他知道加斯帕被《今日》栏目解雇的前因后果。白宫向电视网老板弗兰克·林德曼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位明星记者遭到了驱逐。因为东欧卷起的骚动，加之灵敏的新闻嗅觉，加斯帕担任的似乎又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
布什和包括玛丽亚在内的随从最后来到了巴黎。7月14日是巴士底日，那天，她和记者团的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一起观看法国军队的冗长阅兵，心里盼着能快点回家和乔治做爱。这时，加斯帕过来和她搭话。加斯帕指着伊维·威廉姆斯巨大的面霜广告。“她十五岁时迷恋上了我，”他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看着广告。伊维·威廉姆斯因为政治倾向上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但在欧洲却是个巨星。玛丽亚记得在报道中看到过，伊维在个人品牌护肤产品上所挣的钱比她演电影加起来所挣的钱还多。
“我和你从没见过面，”加斯帕说，“但我在和维雷娜·马昆德同居的时候，认识了你的教子杰克·杰克斯。”
玛丽亚机警地和他握了握手。和记者交谈总会存在危险。不管你说了什么，和记者的交谈总会使你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之后总会对你究竟说了些什么展开争论。“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玛丽亚说。
“我很尊敬你的作为，”他说，“你至今所做的一切即便对白人男性来说也很不容易。对于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来说，你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讶的。”
玛丽亚笑了。加斯帕很有魅力——他就是靠这个让人开口说话的。同样他也完全不可信赖，他是那种为了一篇新闻报道可以出卖自己的母亲的人。玛丽亚不动声色地问加斯帕：“你对欧洲的感受如何？”
“现在这是欧洲最令人激动的地方，”他说，“我真是太走运了。”
“太好了！”
“不过，”加斯帕说，“这次出访对布什总统来说却远远谈不上成功。”
该来的还是要来，玛丽亚心想。尽管同意加斯帕的分析，但她必须捍卫总统和国务院的政策。布什总统太胆小了，没能取得东欧自由化运动的领导权。但玛丽亚却说：“我们觉得这可以算是一种成功。”
“算了，你一定会这么说。私下里我想问问你，布什总统是不是敦促雅鲁泽尔斯基——旧体制下的共产主义暴君——竞选波兰总统了呢？”
“雅鲁泽尔斯基也许是监督循序渐进的改革的最佳人选。”尽管不相信，但玛丽亚却还是这样说。
“布什把瓦文萨惹恼了。团结工会请求一百亿美元的援助，布什却只答应援助一亿美元。”
“布什总统是个小心行事的人，”玛丽亚争辩道，“他认为波兰人首先需要改革他们的经济，然后才能获得援助。不然援助款就浪费了。总统是个保守派。加斯帕，你可能不喜欢，但美国人支持他这么做。所以他们才会选他当总统。”
意识到打开了玛丽亚的话匣子，加斯帕开心地笑了，但他还要继续对玛丽亚施压。“在匈牙利，布什总统为拆除围栏对匈牙利政府表达了赞赏，而不是相反地继续施压。他反复告诫匈牙利人，路不要走得太远，步子不要迈得太快。自由世界的领导人给出的这算是哪门子建议啊？”
玛丽亚没有否定加斯帕的话。他说的绝对正确。她决定附和加斯帕。看着一辆运有侧面印着法国国旗的狭长形状的导弹的低货架挂车从眼前经过，玛丽亚静心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她对加斯帕说：“你错过了一条大新闻。”
加斯帕狐疑地扬起眉毛。他很少受到这个方面的指摘。“说下去。”他带着一丝感兴趣的口吻说。
“这不是正式采访。”
“那就算是非正式的。”
玛丽亚长时间地审视着加斯帕。“只有澄清了这个问题，我才会继续往下说。”
“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我们的对话是非正式的。”
“好吧。你可能知道总统得到的一些建议暗示戈尔巴乔夫是个骗子，开放和改革只是共产党人的诳语，整个自由化进程只是诓骗西方丧失警惕，解除武器的圈套而已。”
“这是谁给的建议？”
答案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防部长。但即便是非正式访谈，玛丽亚也不愿对记者说出这些人的身份。她说：“加斯帕，如果不知道他们是谁的话，那你就不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名记者了。”
加斯帕咧嘴一笑。“好吧，可你说的那条大新闻究竟是什么啊？”
“布什总统原本想接受这个建议——在他踏上这次旅途之前。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欧洲的土地上目睹了欧洲存在的现实以后，布什总统也相应地改变了看法。他在波兰说：‘我兴奋地感觉到，我正经历着创造历史的一刻。’”
“我能在报道中引用这句话吗？”
“可以，他对我说了这句话。”
“谢谢你。”
“总统现在相信共产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是真实而永久的，我们要给予谨慎的鼓励，而不是自欺欺人说这种事没有发生。”
加斯帕长时间地看着玛丽亚，玛丽亚觉得加斯帕的目光里包含有惊讶和尊重。“你说得对，”加斯帕思忖了一会儿，说，“这是条大新闻。迪克·切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些华盛顿的冷战分子看了这条新闻，一定会气得发疯。”
“这话是你说的，”玛丽亚说，“我可没说过这种话。”
莉莉、卡罗琳、爱丽丝和赫尔穆特驾车从柏林前往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和以往一样，这一路要走两天两夜。路上，莉莉和卡罗琳唱了会唱的每一首歌。
她们通过歌唱来掩饰心中的恐惧。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准备尝试逃到西方。没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莉莉和卡罗琳将会回到东德。虽然都是单身，但她们的人生却属于东德。她们痛恨东德现政权，但只是想反对，而不是想逃离。对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人生还没展开呢！
莉莉仅仅认识两个试图离开东德的人：姐姐丽贝卡和哥哥瓦利。在跨越柏林墙的时候，丽贝卡的未婚夫掉下房顶，落得了终生的残疾。瓦利把车从一个边防军人的身上轧过去，把军人轧死了，因此而产生的创伤萦绕了瓦利很多年。他们的先例绝对称不上圆满。但现在的大形势变了——难道不是吗？
在度假营度过的第一晚，他们遇见了一位名叫贝特霍尔德的中年男子。贝特霍尔德正坐在自己的帐篷外面，滔滔不绝地对六七个拿着啤酒罐喝啤酒的年轻人说话。“这难道不明显吗？”他用自信而带有感染力的语气说。“整件事就是斯塔西设的圈套。这是他们逮捕颠覆分子的一种新办法。”
一个坐在地上吸烟的年轻人似乎有所怀疑。“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穿过边境以后，你就会被奥地利人逮捕。奥地利人把你押解给匈牙利警察，匈牙利警察会给你戴上手铐，把你送回东德。你会被直接送到利希滕贝格斯塔西总部的审讯室。”
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女孩问：“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我的堂兄试图从这越过边境，”贝特霍尔德说。“离开前他对我说：‘我会从维也纳给你寄明信片。’现在他在德累斯顿附近的一座劳改营的铀矿里劳改。政府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招人在铀矿里工作，没人肯去那工作——铀发出的射线会导致肺癌。”
上床前，弗兰克家的四个人轻声讨论着贝特霍尔德的话。爱丽丝轻蔑地说：“贝特霍尔德是那种只会夸口说大话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堂兄在铀矿里劳改呢？政府才不会承认这样使用囚犯呢！”
但赫尔穆特却很担心。“他也许只是个白痴。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开放的边境线也许的确是个圈套。”
爱丽丝说：“奥地利人为什么要遣返逃亡者呢？他们对共产主义无爱啊！”
“他们也许不想惹麻烦，也许不想把钱花在逃亡者身上。奥地利人为何要管我们东德人的死活呢？”
四个人讨论了一个小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莉莉躺了很久都没睡着，一直为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在担心。
第二天早晨，莉莉看见贝特霍尔德在公共厨房对另一群年轻人侃侃而谈，他的面前放着一大盘火腿肉和奶酪。他的话是真的，还是斯塔西特工做的虚假宣传呢？莉莉觉得有必要搞个清楚。贝特霍尔德像是还要在食堂里待段时间。冲动之下，莉莉决定搜一搜贝特霍尔德的帐篷。她离开了公共厨房。
帐篷并不安全：营方建议度假者不要再帐篷里留下钱或贵重物品。但贝特霍尔德的门帘还是被用绳子牢牢地捆上了。
莉莉开始解开绳子，她试着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好像自己有权这么做似的。但她的心里却直打鼓。莉莉习惯了鬼鬼祟祟——她和卡罗琳的现场演出都是半公开的——但她以前从没做过类似的事情。如果贝特霍尔德因为什么原因丢下早饭，比她预料得先回帐篷的话，她又该怎么说呢？“哦，我跑错帐篷了，真对不起。”帐篷差不多都一样。贝特霍尔德也许会相信她——但他会怎么做，把警察叫来吗？
她掀开门帘，走进帐篷。
作为男人来说，贝特霍尔德算是够整洁的。他的衣服齐整地叠在手提箱里，帐篷里有个放着塞满换洗衣服的拉绳袋。除此之外，贝特霍尔德还有个放有安全剃刀和剃须皂的盥洗用品袋。他床上的金属床架之间铺着一层帆布。床边放着一小摞德语杂志。从外观上来看，这是个普通旅游者的帐篷。
别匆忙下结论，莉莉告诉自己。仔细寻找蛛丝马迹。贝特霍尔德是谁？他是干什么来的？
行军床上放着个折叠的睡袋。拿起睡袋时莉莉感到里面有点重。她打开睡袋，把手探进去摸索，从里面拿出一本满是黄色照片的书——还有一把枪。
这是把枪管很短的黑色小手枪。莉莉对武器知之不多，不知道它是哪种型号，但觉得这应该是人们口中的九毫米手枪。这种手枪看上去是为便于隐藏设计的。
莉莉把枪塞进牛仔裤口袋。
她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贝特霍尔德不是个无所不知的夸夸其谈者。他是个斯塔西特工，被派来传播威慑人的故事，阻止希望潜逃者逃到西方。
莉莉重新叠起睡袋，走出帐篷。贝特霍尔德还没回来。她颤抖着手指，飞快地把门帘重新绑上。再过一会她就平安了。贝特霍尔德一开始找枪，他就会知道有人来过了。如果莉莉能不被人发现顺利离开，贝特霍尔德就无从知道谁进过他的帐篷了。莉莉觉得他甚至不会把丢枪的事报告给匈牙利警方，匈牙利警察肯定会对带枪到本国度假营的德国特工感到不悦。
她飞快地离开了贝特霍尔德的帐篷。
卡罗琳在赫尔穆特和爱丽丝的帐篷里，仍然在小声争论放开边界会不会是个圈套。莉莉打断了他们的讨论。“贝特霍尔德是个斯塔西特工，”她说，“我搜了他的帐篷。”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是把马卡罗夫手枪，”曾经在军队里服役的赫尔穆特说，“这种苏联制造的半自动手枪是斯塔西的标准配置。”
莉莉说：“如果开放边境真的是圈套的话，斯塔西肯定会把事实保密。这么看来，贝特霍尔德告诉大伙的不可能是真的。”
赫尔穆特点点头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过去了。”
四个人同时站起身。赫尔穆特问莉莉：“想让我帮你把枪处理掉吗？”
“帮我处理掉吧。”莉莉把枪交给赫尔穆特，突然间感觉轻松了不少。
“我去湖岸边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枪扔进湖里。”
赫尔穆特处理枪时，三个女人把毛巾、泳衣和装着的防晒霜的瓶子放进特拉班的后备箱，像是要外出远足，使这次的假期更加圆满一样。赫尔穆特处理枪回来以后，他们开车去了趟杂货店，买了野餐时吃的奶酪、面包和红葡萄酒。
接着他们把车朝西开。
莉莉不时回头看看，但一直没看到跟踪者。
五十公里以后，特拉班在靠近边境的地方下了公路。爱丽丝有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在乡间小路上绕圈，假装在森林里寻找合适野餐地点时，他们看见路边有几辆东德牌照的遗弃车辆。他们知道来对地方了。
附近没有官方的检查站，但莉莉却还是很担心。东德的秘密警察显然对逃亡者很感兴趣，但他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
经过一个小湖时爱丽丝说：“我估计离边境的围栏已经不到一英里了。”
很快，驾驶汽车的赫尔穆特把车从乡间小路开到森林中间的一条土路上。开了一段路以后，他把车停在湖边不远处的一块空地上。
赫尔穆特关闭汽车发动机。“好了，”他对沉默着的三个女人说，“我们还要继续假装吃午饭吗？”
“不装了，”爱丽丝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抬得很高，“我现在就想过去。”
四个人都下了车。
爱丽丝一边看着指南针，一边给其他人带路。森林里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路相对比较好走。高大的松树过滤了阳光，把一块块的金色投射在脚下的松针上。森林里很安静。莉莉听见附近湖里水鸟的叫声，不时还会听见远处拖拉机传来的突突声。
他们经过了一辆半掩在树木下的黄色沃尔特堡车，车的窗户破了，挡泥板也已经生锈了。一只鸟从打开着的后备箱里飞了出来，莉莉估计这只鸟一定在后备箱里做了窝。
她不时朝四周看看，寻找能暴露官员身份的灰色或绿色布料，但没有发现任何人。她注意到赫尔穆特和她一样警觉。
他们爬过一个坡，这时森林突然消失了。他们走上一块长条形的空地，看到几百码前方的边境围栏。
围栏很普通。树立着的桩子都是些随便砍出来的木桩。木桩间有几排多半曾经通过电的电线。围栏的最上方有一道六英尺高的铁丝。围栏的另一边是八月阳光下长满金色谷物的田野。
他们穿过长条形的空地，来到围栏前。
爱丽丝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翻过去。”
赫尔穆特说：“他们肯定断了电……”
“是的。”爱丽丝说。
卡罗琳急躁地伸出手，碰了碰电线。她碰了每根电线，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没通电。”她说。
爱丽丝亲吻拥抱了母亲和莉莉。赫尔穆特和两位长辈握了手。
一百码外，两位穿着灰色束腰外衣，戴着尖顶帽的匈牙利边防战士走上山坡。
莉莉高呼：“哦，不。”
两个边防战士举起枪。
“大家都别动。”赫尔穆特说。
爱丽丝说：“没想到到了边境却功亏一篑。”她哭了起来。
“别灰心，”赫尔穆特说，“事还没完呢！”
靠近他们以后，匈牙利士兵放下枪，用德语和他们说话。边防战士显然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你们来这干什么？”一个士兵问。
“我们来森林里野餐。”莉莉说。
“真是来野餐的吗？”
“我们可不是来干坏事的。”
“这里是禁区，你们不能来这。”
莉莉很担心边防战士会逮捕他们。“好吧，”她说，“我们这就走。”
莉莉担心赫尔穆特会挑起一场打斗。他们四个可能因此而被杀。她浑身颤抖，腿虚弱得都快站不住了。
第二个士兵说话了。“尽量小心点。”他说。接着他沿着他们来的方向指着围栏。“从这里走过去四分之一英里，围栏上有个缺口，你们也许可以在不经意间跨过边境。”
两个士兵对视了一眼，然后绽放出会心的笑容。之后他们又继续巡逻去了。
莉莉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越走越远的背影。边防战士继续向前走，一次也没有回头看他们。莉莉和家人们在安静中看着他们渐渐走出视线。
周围再一次没有人以后，莉莉说：“他们似乎告诉我们……”
“去找围栏的缺口，”赫尔穆特说，“我们马上去找吧。”
他们急忙朝士兵所指的方向走去。为了便于躲藏，他们贴着森林的边缘往前走。果不其然，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以后，他们找到了围栏一处断裂的地方，围栏的木桩被连根拔起，拉断的电线躺在地上，像是被重型卡车闯过去一样。周围的泥土被重复地踩踏过，黄绿色的草稀稀拉拉。缺口的另一边，两块田之间的一条小道尽头，几个屋顶在大树之间若隐若现：一个村落，或仅仅是个小村子。
终于自由了！
围栏边的一颗小松树上挂着许多钥匙串，也许有三十到五十串。人们把家里或车上的钥匙挂在松树上，以这种激烈的姿态表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当树枝被微风轻轻摇动的时候，钥匙串在阳光下闪着光。小松树看上去倒像是棵圣诞树了。
“别犹豫，”莉莉说，“十分钟前我们已经道过别了，你们快走。”
爱丽丝说：“妈妈，莉莉姑姑，我爱你们。”
“快走。”卡罗琳说。
爱丽丝拉起赫尔穆特的手。
莉莉前后审视着围栏边的长条空地。举目望去，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走过缺口，小心地跨过倒地的围栏。
到了另一边以后，他们停下脚步，朝莉莉和卡罗琳挥手。事实上，他们之间只隔了十英尺的距离。“我们自由了！”爱丽丝说。
莉莉说：“替我向瓦利致意。”
“还有我。”卡罗琳说。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手拉手沿着田野之间的小路继续朝前走。
走到小路的尽头以后，他们再次转身，朝莉莉和卡罗琳挥手。
接着他们走进小村，消失不见了。
卡罗琳的脸被泪水浸湿了。“不知还能不能相见。”她说。

Part10 墙 1988-1989年 第六十一章
西柏林让瓦利涌起一股怀旧之情。他还记得年少时在库福斯坦恩大街的民谣歌手俱乐部用吉他弹唱埃弗里兄弟的歌曲，梦想有朝一日到美国成为流行巨星的情形。我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他心想——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
在宾馆入住的时候，他遇见了加斯帕·默里。“听说你上这儿工作了，”瓦利说，“我猜德国发生的事应该比美国更为令人激动吧。”
“是的，”加斯帕说，“美国人一般不太关心欧洲发生的事情，但这段时间很特别。”
“《今日》没了你以后就两样了，听说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在下滑。”
“我也许应该假装遗憾。这些天你都在干嘛啊？”
“我正在制作一张新的专辑。我把戴夫留在加利福尼亚做录音合成。他也许会把弦乐和钟琴部分搞得一团糟。”
“你怎么来柏林了啊？”
“我来见女儿爱丽丝的，她从东德逃出来了。”
“你父母仍然在东德吗？”
“是的，他们和我妹妹莉莉住在一起。”还有卡罗琳，瓦利心想，不过他没有在加斯帕面前提到她。瓦利希望卡罗琳也能逃出东德。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但瓦利在内心深处依然想念着她。“丽贝卡早就来西德了，”他补充道，“她现在是西德外交部的一个大人物。”
“我知道。她帮过我。也许我们可以做篇关于被柏林墙分隔的一家人的报道。报道中应该体现出冷战所带来的苦难。”
“这个就算了。”瓦利坚定地说。他一直没忘加斯帕六十年代所做的那篇报道给东德弗兰克一家带来的麻烦。“报道一出来，东德政府又会找他们麻烦的。”
“太遗憾了。不管怎么样，见到你真好。”
瓦利入住了总统套房。他打开客厅电视。电视是父亲工厂生产的弗兰克牌。电视上充斥着东德人经匈牙利以及近来经捷克斯洛伐克逃到西德的新闻。他把声音调小，从电视机边走开了。他习惯在做其他事情时把电视机着。听说埃尔维斯也有这个习惯时，他感到有些兴奋。
他冲了把澡，换上干净衣服。很快前台打来电话，说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已经在楼下等着了。“让他们上来。”瓦利说。
略微有些愚蠢的是，他竟然会感到有些紧张。来人是他的女儿。但在女儿二十五年的人生中，他只见到过她一面。那时爱丽丝还是个留着金色长发的瘦弱少女，和他六十年代第一次遇见卡罗琳时卡罗琳的样子很像。
一分钟后，门铃响了，瓦利打开门。爱丽丝没有了十来岁时的笨拙，已经是个妙龄女郎了。她的金发剪短了，不像年轻时的卡罗琳那样引入注目，但她却具有卡罗琳极富魅力的笑容。她穿着东德的破旧衣服和一双脏鞋子。瓦利心想，待会一定要带她买衣服去。
瓦利局促地吻了吻卡罗琳的双颊，然后和赫尔穆特握手。
爱丽丝环顾着总统套房，大声惊叹道：“喔，这房间好棒啊！”
这里和洛杉矶的宾馆完全没法比，但瓦利没告诉爱丽丝。爱丽丝需要了解很多事情，但留给她的时间还有很多。
瓦利通过客房服务叫来了咖啡和蛋糕，然后和爱丽丝、赫尔穆特围坐在客厅的桌子旁。“感觉很奇怪，”瓦利真诚地说，“你是我女儿，我们却是陌生人。”
“但我很熟悉你的歌，”爱丽丝说，“每首我都很熟悉。你虽然不在我身边，但我出生以后你一直在对我唱歌。”
“真是太好了！”
“是啊。”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把逃跑的细节告诉了瓦利。“回想起来，逃出来很容易，”爱丽丝说，“但当时我简直要吓死了。”
爱丽丝和赫尔穆特暂时居住在弗兰克工厂会计师埃诺克·安德森替他们租的房子里。“你们对将来有何打算？”瓦利问他们。
赫尔穆特说：“我是个电气工程师，但我想学点做生意方面的事情。下周我将和厂里的一个销售员到外地出差。你爸爸沃纳说，这是做生意的基础。”
爱丽丝说：“在东德的时候，我在药房里上班。一开始我也许会在这的药房找份工作，但将来我想开家自己的药房。”
瓦利很高兴他们想到了自力更生。他原本有些焦虑，担心他们也许会靠他养，这对他们的未来不会有任何好处。听了他们的打算以后，瓦利的心彻底放了下来。他笑着对他们说：“很高兴你们没人想迈入音乐这一行。”
爱丽丝说：“但我们首先想要个孩子。”
“我很高兴，这样我就能成为爷爷辈的摇滚明星了。你们准备结婚了吗？”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事，”爱丽丝说，“在东德时，我们没考虑结婚，可现在我们很想结婚。你对结婚这事怎么想？”
“结婚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如果你们决定结婚的话我会很兴奋。”
“真是太好了。爸爸，你会在我们的婚礼上演唱吗？”
女儿的问题让瓦利感到猝不及防，他拼命忍住才强迫自己不哭。“亲爱的，当然会唱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很高兴在你们的婚礼上唱歌。”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瓦利把注意力转移到电视上。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前一天晚上东德莱比锡示威游行的画面。抗议者从教堂出发，举着蜡烛进行游行。参加游行的人很守规矩，但警方的车辆却冲进人群，撞倒了好几个人。接着警察跳下警车，开始逮捕游行者。
赫尔穆特说：“这些混账东西。”
瓦利说：“这次游行是主张什么的？”
“人民希望获得自由出入东德的权利，”赫尔穆特说，“我们是逃出来了，但再也回不去了。爱丽丝有了你，却没法回去探望母亲。我和我的父母也分离了。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们。”
爱丽丝愤怒地说：“人民之所以示威，是因为我们没理由要这样生活。我理应像见到您一样时常可以见到妈妈。我们应该可以在东德和西德之间自由通行。德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我们应该拆除柏林墙。”
“让我们为此而祈祷吧。”
德米卡喜欢自己的上司。戈尔巴乔夫从根本上来说是个诚实的人。列宁死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是骗子。他们都喜欢掩饰错误，不去接受事实。过去六十年，苏联领导人最显著的特征是都拒绝面对现实。戈尔巴乔夫和他们完全不一样。在侵袭苏联的暴风骤雨中掌舵的时候，他一直秉承着一个指导方针，那就是必须要说出真相。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满怀敬意。
埃里希·昂纳克被免职的时候，德米卡和戈尔巴乔夫都很高兴。昂纳克失去了对东德和东德共产党的控制。但他们对昂纳克的继任人很失望。昂纳克的忠实副手埃贡·克伦茨接任了东德的总书记职位，这让德米卡非常恼怒。东德的做法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德米卡觉得戈尔巴乔夫会对克伦茨伸出援手。苏联不允许东德的崩溃。苏联也许能够容忍波兰的民主选举，能够容忍匈牙利的市场推动，但绝对不会允许德国出状况。和欧洲被分为东欧和西欧一样，德国也被分成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块。如果西德获得了胜利，那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梦想破灭。即便是戈尔巴乔夫，他也不会允许发生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吗？
两星期后，克伦茨来莫斯科进行例行觐见。德米卡和这个长着浓密金发，满脸是肉，总是带着自命不凡的笑容的家伙握了手。克伦茨年轻时候也许是个让无数姑娘心动的万人迷。
在贴着黄色墙板的大办公室里，戈尔巴乔夫礼貌但不是很热情地接见了克伦茨。
克伦茨带来了东德经济总体规划师写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东德的经济已经破了产。克伦茨说，昂纳克扣下了这份报告。德米卡知道，东德经济的实际情况被隐瞒了几十年，绝非扣下一份报告这么简单。所有经济增长的宣传都是谎言。东德工厂和矿井的劳动生产力还不足西德的一半。
“我们只能靠借款撑着，”克伦茨对坐在大办公室黑皮椅上的戈尔巴乔夫说，“每年要借一百亿德国马克。”
一向沉稳的戈尔巴乔夫惊呆了。“一百亿吗？”
“我们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借短期贷款还长期贷款的利息。”
德米卡说：“这是不合法的，如果被银行发现的话……”
“我们现在每年要付四十五亿美元的利息，相当于我们整个外币收入的三分之二。我们必须得到你们的帮助，以渡过这个难关。”
戈尔巴乔夫吹了声口哨。他很讨厌东欧领导人问他要钱。
克伦茨继续用糖衣炮弹哄骗苏联领导人。“东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苏联的孩子一样。”他开了一个并不可笑的玩笑，“做父母的总得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才行。”
戈尔巴乔夫笑都没笑。“我们没理由给你们援助，”他直截了当地说，“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绝对不行。”
德米卡很吃惊。他没料到戈尔巴乔夫竟然会如此强硬。
克伦茨还想挣扎。“那我该怎么办啊？”
“你必须对你的人民诚实以待，告诉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
“会有大麻烦的，”克伦茨说，“我必须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还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对柏林墙的大规模冲击。”
德米卡觉得克伦茨简直是在进行政治讹诈。戈尔巴乔夫显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的身体僵硬起来。“那样的话，别指望红军会给你收拾烂摊子，”戈尔巴乔夫说，“所有的事你必须自己解决。”
他是说真的吗？苏联真的从东欧收手了吗？伴随着吃惊，德米卡的情绪瞬间高涨起来。戈尔巴乔夫真的不愿再走回头路了吗？
克伦茨像个意识到没有上帝的神父一样无助。东德是苏联创建的，接受苏联的资助，被苏联军队所保护。他无法接受一切都结束了的事实。克伦茨显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克伦茨走后，戈尔巴乔夫对德米卡说：“给我们在东德的军队指挥官发个消息，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别去卷入当地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冲突。他们必须把这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老天，德米卡心想，苏联对东欧的介入真的到头了吗？
十一月，东德的主要城市每周都会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数不断上升，人们也越来越勇敢。游行群众再也不会被暴虐警察的棍棒冲垮了。
莉莉和卡罗琳应邀到离家不远的亚历山大广场的集会上演出。这次集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有人做了块“我们是人民大众”的巨型标语牌。广场周边站着许多拿着防暴设施的警察，时刻等待着手持棍棒冲进人群的命令。但他们的表情却比示威者更恐惧。
先后上台的演讲人谴责了共产党现政权，可警察却无动于衷。
组织者也允许拥护共产党的演讲者上台发言。莉莉惊讶地发现政府选定的演讲者竟然是汉斯·霍夫曼。莉莉和卡罗琳站在讲台侧面，瞪着这个折磨了弗兰克家整整二十五年的驼背身躯。尽管穿着昂贵的蓝色大衣，但汉斯却冷得发抖——也许是因为恐惧而在发抖的吧。
汉斯尝试着对听众露出和蔼的微笑，可看上去却跟个吸血鬼似的。“同志们，”他说。“共产党听取了人民的意见，正准备实施新的制度。”
人们知道这是在胡说，开始发出嘘声。
“但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承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嘘声响成了一片。
莉莉紧密地注视着汉斯。汉斯露出狂怒和挫败的表情。一年前，汉斯一句话就能毁了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人。但现在人们似乎突然间拥有了权力。汉斯连让他们闭嘴都不行。即便有麦克风，他都必须提高音调，才能让自己的话被人听到。“尤其是，我们不能让国家安全组织的任何一位成员为前任领导人所犯下的每个错误当替罪羊。”
这无异于为压迫了东德人民几十年之久的流氓和虐待狂讨饶。人群出离愤怒了。他们嘲弄地大叫着：“斯塔西的人快滚出去。”
汉斯声嘶力竭地大嚷：“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啊！”
这句话引来了一阵不信的大笑声。
对汉斯来说，被人嘲笑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他生气得脸红了。莉莉突然想起了二十八年前丽贝卡把汉斯的鞋扔出楼上窗子的那一幕。那时，邻居家女人们的轻蔑笑声使汉斯陷入了癫狂。
即便用麦克风，汉斯也无法让自己的声音压过喧嚣的人群。这是汉斯和抗议者之间的意志之战，汉斯失败了。他没有了刚才的傲慢表情，似乎快要哭了。最后，他只好离开麦克风，走下讲台。
他又看了眼嘲笑他的人群，最后选择了放弃。离开时，汉斯看见并认出了讲台边的莉莉。莉莉和卡罗琳拿着吉他上台的时候，莉莉和汉斯的目光相遇了。汉斯像条被斗败了的狗一样悲惨，莉莉几乎快要为他感到难过了。
莉莉从汉斯身边经过，走到舞台中间。人群中的一些人认识莉莉和卡罗琳，另外一些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欢呼着对莉莉和卡罗琳表示欢迎。两人走到麦克风前，拨动琴弦定了个调，然后开始一起唱《这是你的故土》。
人群狂野了。
波恩是莱茵河畔的一个地方性城市。波恩不适于作为首都，只是因为暂时性的需要和人们对柏林将成为统一德国首都的信心而成为了西德的临时首都。四十年过去了，但波恩却依然还是西德的首都。
波恩很无聊，但这很适合丽贝卡。她的工作很辛苦，除了弗雷德·比罗在的时候，丽贝卡根本挤不出社交时间。
她很忙。丽贝卡负责东欧事务，东欧正处于革命的剧变中，谁都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大多数时候她只吃工作午餐，但这天她却休息了一会儿。她独自离开外交部，在一家普通餐馆里叫了自己最喜欢的土豆、苹果烩咸肉——美其名曰“天与地”的一道菜。
吃饭的时候，汉斯·霍夫曼出现了。
丽贝卡把椅子推到后面，站了起来。她首先想到的是汉斯是来杀掉她的。正要发声求救，丽贝卡注意到了汉斯脸上的表情。他看上去很悲伤，像打了场败仗似的。丽贝卡不害怕了：汉斯不再像以前那么危险了。
“别害怕，我无意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她仍然站着。“你想干什么？”
“跟你说几句话。一两分钟就好，不会再多了。”
丽贝卡一时间不知道他是怎么从东德过来的，不过马上就意识到旅行禁令并不适用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他们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他也许告诉同事自己要去波恩执行情报任务。也许他真是执行任务来的。
餐馆老板走上前问：“赫尔德女士，一切都好吧？”
丽贝卡盯了汉斯一会儿，然后说：“冈瑟，谢谢你，我想不会有事的。”她重新坐了下来，汉斯坐在了她对面。
“帮帮我。”汉斯说。
丽贝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她问，“要我帮你吗？”
“东德全乱套了，我必须离开那。人们嘲笑我，我怕会被他们杀掉。”
“你到底觉得我会帮你做什么？”
“我需要地方住，还需要证件和钱。”
“你疯了吗？在你对我和家人造成这么大伤害以后，你还指望我向你提供住处、证件和钱吗？”
“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吗？”
“因为你恨我们！”
“因为我爱你。”
“别荒唐了。”
“没错，我的确是被派来监视你和家人的。和你约会是为了潜入你家。但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我爱上你了。”
在丽贝卡越过柏林墙逃到东德的那天，汉斯曾经这么说过一次。他说的是真心话。汉斯的确疯了，丽贝卡心想。她又开始害怕了。
“我没把我对你的感情告诉任何人。”他怀旧地笑着，像是回忆里只有青葱时代的恋爱往事，而没有邪恶的欺骗一样。“我假装利用你，操纵你的感情。但我确实很爱你。接着你说我们应该结婚。听你这么说，我简直高兴极了。这样我就有了对上司交代的绝佳理由。”
汉斯生活在空想的世界中，东欧的整个统治阶层不也是一样吗？
“和你作为丈夫和妻子共同生活的一年是我生命中最完美的一段时期，”汉斯说，“你对我的抛弃伤透了我的心。”
“你怎么敢这么说？”
“你想想看，我为何没有再婚？”
丽贝卡惊呆了。“我不知道。”她说。
“我对别的女人根本没兴趣。丽贝卡，你是我的一生之爱。”
丽贝卡瞪着汉斯。她意识到这不是汉斯的随口胡说，不是想骗取她同情的无奈尝试。汉斯是真诚的。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实话。
“带我回去。”汉斯请求道。
“没门。”
“请带我回去。”
“我的回答是不，”她说，“永远是不。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心意。别强迫我用粗口让你明白我。”不知道我为何不愿意伤害他，丽贝卡心想。对我残酷的时候他可从没半点犹豫。“听我话，快离开这！”
“好吧，”汉斯悲伤地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我必须试上一试。”说完他站起身，“丽贝卡，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度过的快乐的那一年。我会一直爱你。”说完他转身离开了餐馆。
丽贝卡看着他的背影，沉浸在震惊之中。老天，她心想，我可没想到这个啊！

Part10 墙 1988-1989年 第六十二章
柏林寒冷的十一月，空气中弥漫着迷雾和地狱般的东德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黄味。坦尼娅匆匆从华沙赶来，协助报道东德日益严重的危机。她觉得东德像是马上要心脏病发作了似的。这里的一切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像是在复制1961年柏林墙竖立前的情况，许多人逃到西方，学校因为缺少教师而关闭，医院的骨干人员在不断流失。留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失意，越来越愤怒。
东德新任总书记专注于制定和完善有关出国旅行的政策法规。他觉得如果能在这方面让民众满意，其他的不满也会烟消云散。坦尼娅觉得他搞错了——要求更多的自由很可能成为东德人的一种习惯。11月6日，克伦茨颁布了新的旅行法令，允许人们得到内政部许可便可出国旅行，随身可以带只能买一盘香肠和一罐啤酒的十五马克。这个让步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批评。11月9日这天，愈发绝望的总书记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披露另外一项有关旅游的法令。
坦尼娅很同情东德人自由国外旅游的渴望。她希望自己和瓦西里能得到同样的自由。瓦西里是个世界闻名的作家，但只能以假名示人。瓦西里从来没离开过他的书从没出版过的苏联。他应该以个人名义去接受他的另一个自我所获得的荣誉，感受对他的喝彩——坦尼娅想和他一起去。
很遗憾，她看不出东德政府会怎样让人民自由。一旦让老百姓获得自由，东德就不成其为一个独立国家了——不然当初也不会竖起一道柏林墙。如果允许公民自由旅行，几百万百姓会永远离开东德。西德在妇女权益的问题上很古板，可能算是个保守国家。但和东德比起来，西德简直像是个天堂。没有哪个国家在大量流失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克伦茨不会愿意让东德人实现他们的首要愿望。
因此，在六点之前去默赫伦路国际新闻中心的时候，坦尼娅并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新闻发布厅里满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机。几排红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坦尼娅只能站在发布厅四周的人堆里。外国记者来了很多：他们嗅到了浓重的血腥味。
六点整，克伦茨的新闻官君特·沙博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官员走进新闻发布厅，坐在讲台上的桌子旁。他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着灰色的领带。沙博夫斯基是坦尼娅喜欢和信赖的那种干吏。从六点到七点，他将宣布内阁的变化和行政上的改革。
坦尼娅对共产党政府巴结地迎合公众对改变的需求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少数几次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苏联军队的坦克。她极度痛苦地回忆起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1年团结工会的遭遇。不过，据哥哥所说，苏联不再有能力或是意愿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了。坦尼娅不敢相信这竟然会是真的。她想象着自己和瓦西里可以没有担心地书写事实的情形。他们迎来自由了吗？真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
七点，沙博夫斯基宣布了新的旅行法。“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边境检查站离开东德，”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明白，几个记者提问要求他给出解释。
沙博夫斯基似乎也不是很明白。他戴上一副半月形的眼镜，高声读出了法令的内容。“不需遵照现行护照要求、不需证明旅行的必须性或家庭关系，就可申请私人的国外旅行。”
尽管都是些故弄玄虚的法律术语，但内容听上去不错。有人问：“这部新法律什么时候实施呢？”
沙博夫斯基显然不知道这部新法何时推行。坦尼娅注意到他出汗出得很厉害。她猜测这部新的法律应该是在匆忙间起草的。他翻动面前的纸张，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我所知，”他说，“这部法律将不会有拖延地立即执行。”
坦尼娅很疑惑。这条法律的确颁布得蛮快的——但具体会怎样执行呢？东德公民可以直接驾车到检查点，然后穿越国境吗？可新闻发布会却在没有进一步信息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走回弗雷德里希大街大都会酒店的不长路途中，坦尼娅一直在琢磨着该在报道中写些什么。穿着皮装和牛仔裤的斯塔西特工在宏大却又肮脏不堪的大理石大厅里闲逛，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一部图像不好的电视机。屏幕上显示出新闻发布会的图像。拿到钥匙时，坦尼娅听到一位前台服务员对另一位说：“发布会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直接可以过去了吗？”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瓦利在西德宾馆的套房里和前来探望爱丽丝和赫尔穆特的丽贝卡一起看电视。他们打算一起吃顿饭。
瓦利和丽贝卡苦苦思索着西德电视二台七点档《今日》节目的一篇低调报道。东德人有了新的旅行法，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法令意味着什么。瓦利不知道家人是否被允许来西德探望自己。“我想也许很快就能见到卡罗琳了。”他沉思着说。
几分钟以后，爱丽丝和赫尔穆特到了。一进套房，他们便脱下了冬衣和围巾。
八点，瓦利把电视调到西德电视一台，收看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但并没得知更多的消息。
给瓦利生活带来最大破坏的柏林墙似乎不太可能开放。在一瞬间熟悉的记忆中，他想起了驾驶着乔·亨利老旧的黑色弗拉莫车的揪心一刻，想起了看见边防战士跪地拿起机关枪时心头的恐惧，想起自己狂打方向盘撞向边防战士时的惊慌，想起子弹打破挡风玻璃时的困惑。察觉卡车轧过人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恶心，但接着他就冲过栅栏奔向了自由。
柏林墙使他不再清白，从他手里夺走了卡罗琳，夺走了爱丽丝的童年时代。
现在，这个离二十六岁生日还有短短几天的女儿在说：“柏林墙还会不会继续存在呢？”
丽贝卡说：“我弄不清。听上去像是他们偶然犯错打开了边境一样。”
瓦利说：“我们干脆出去到街上看看吧。”
和东德的上百万人一样，莉莉、卡罗琳、沃纳和卡拉经常收看西德电视一台的《今日新闻》。不像东德新闻节目里政府鼓吹的那些没人相信的幻象，东德人觉得《今日新闻》里播出的才是事实。但他们却被八点新闻里模棱两可的报道迷惑了。卡拉问：“边境到底开了没开啊？”
沃纳说：“不可能开的。”
莉莉站起身。“我去看看吧。”
最后，四个人都过去了。
走出家门，感受到寒冷的夜风以后，他们觉得街上的气氛和平时有点不一样。昏暗照射着黄色路灯的东柏林街道到处都是人和车，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景象。所有人都朝柏林墙那边去，大多数都是几个人一起去的。一些年轻人举手搭便车，这在一周前会被捕。人们和陌生人谈话，询问对方知道些什么，想知道现在是否真的能去西柏林了。
卡罗琳对莉莉说：“我听收音机里说，瓦利就在西柏林。他一定是去见爱丽丝的。”她脸上一副深思的表情，“希望他们能够喜欢彼此。”
弗兰克一家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向南一直走到离聚光灯照射下的检查哨不远。这个检查哨占据了整个街区，靠他们一边的是共产主义东德的齐默尔路，另一边是自由西德的科赫大街。
走近以后，他们发现斯塔德米特地铁站涌出的人流使得人群越来越拥挤。街上还停着一列车，这些车的司机显然不知道该不该靠近检查点。莉莉感觉到一种庆祝的氛围，但不知道有什么好庆祝的。她往检查站那边看过去，发现检查站的门并没有打开。
许多人退到聚光灯照射的范围之外，不愿暴露自己的面容。但一些大胆的人却走近了检查站，他们犯下了“未经允许侵入边境地区”的罪名，很可能因此而被捕，在劳役营里待上三年。
越靠近检查站，街道越窄，人群也越为密集。莉莉和家人在人群中钻到了最前面。在灯光像日头一样的敞亮前方，他们看见了供行人和车辆通过的红白两色门，看见了拿着枪在门前四处巡逻的边防军战士，看见了海关大楼，看见了矗立在这所有一切之上的瞭望塔。在一个玻璃幕墙的岗哨里，一位军官正对着电话机说着些什么，说话时不断做出挥舞手臂的失望动作。
在检查点的两边，可恨的柏林墙沿科赫大街不断延伸。莉莉感到一阵恶心，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这道墙就把家里的人分成了两部分，几乎一直没能相见。相比于可恶的汉斯·霍夫曼，她更恨这道墙。
莉莉高声问：“有人尝试走过去吗？”
一个站在她身边的女人愤怒地说：“他们会赶你回来。他们说你必须去警察局申请张签证。我已经去过警察局了，那里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放在一个月以前，这个女人很可能对这种混乱的手续耸耸肩，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家，但今晚她却不会这么做。她仍旧站在检查站前，不满地大声抗议。这个时候，没人愿意回家。
莉莉周围的人群开始有节奏地大喊：“快开门，快开门。”
声音弱下去以后，莉莉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检查站的另一边也有喊声。她竖起耳朵。检查站另一边的人在喊些什么呢？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明白他们在喊什么了。“过来，快些过来！”她意识到西柏林人也聚集在了检查点前。
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一幕会如何收场？
五六辆车沿着齐默尔路开到检查点，五六十个边防战士从车上下来。
站在莉莉身边的沃纳冷冷地说：“来增援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感觉又兴奋又紧张。戈尔巴乔夫让东欧卫星国自生自灭的政策似乎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危机。这可能很危险，也可能意味着希望。也许两者会兼而有之。
德米卡看重的依然是自己的孙辈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里成长。他和尼娜的儿子小格雷戈里已经结婚；和娜塔亚生的女儿卡佳正在上大学。接下来的这几年，小格雷戈里和卡佳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孩子。等待这些孩子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过时的共产主义真的结束了吗？德米卡还是说不上来。
德米卡对戈尔巴乔夫说：“几千个民众聚集在柏林墙检查点外面。如果东德政府不肯开门，那里肯定会引发一场骚乱。”
“这和我们无关。”戈尔巴乔夫说。他很爱说这句话，“和我们无关”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我想和西德的科尔总理谈谈。”他之后说。
娜塔亚说：“今晚他在波兰。”
“尽快让他和我通话——要在明天之前。我不想让他谈什么德国统一。那会加剧目前的危机。东德的不稳定因素全部集中在柏林墙上面，保持柏林墙的现状可能是东德政府唯一能做的事了。”
他说得没错，德米卡心想。如果柏林墙打开的话，统一的德国就近在眼前了。不过现在还是不要说什么煽动性的话为妙。
“我马上去和西德人联系，”娜塔亚说，“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谢谢你。”
娜塔亚和德米卡站起身。戈尔巴乔夫仍然没告诉他们会如何处理迫在眉睫的危机。德米卡问：“如果埃贡·克伦茨从东德打电话过来该怎么办？”
“别叫醒我。”
德米卡和娜塔亚离开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
走出总书记办公室以后，德米卡说：“如果他不能尽快采取一些行动的话，也许就太晚了。”
“什么太晚了？”娜塔亚问他。
“拯救共产主义制度就太晚了。”
天还没黑，玛丽亚·萨默斯在圣乔治王子县杰姬·杰克斯家和教子杰克一起吃晚饭。电视开着，玛丽亚看见加斯帕·默里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从柏林发来报道。加斯帕站在柏林墙自由一边的西德检查点外，和弗雷德里希大街中间盟军不是很大的检查点外面的人群站在一起，检查点外有块用四种语言书写的“你正要离开美国控制区”的牌子。在电视屏幕上，玛丽亚看见了他身后的聚光灯和瞭望塔。
加斯帕说：“今晚，共产主义的危机到了紧张的巅峰。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游行示威之后。东德政府今天宣布开放和西德之间的边境——但似乎没人告诉边防战士和边境警察这件事情。数千名柏林人聚集在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两边，要求体验他们的这项新权利，但政府却什么都没做——武装士兵的增加加剧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杰克吃完三明治，去浴室洗澡去了。“九岁以后他反而知道害羞了，”杰姬苦笑着说，“他说他已经长大，不能再让奶奶帮他洗澡了。”
玛丽亚对发自柏林的新闻很感兴趣。她记得她的情人肯尼迪总统曾经用德语对全世界说过这么句话：“我是一个柏林人”。
“我一辈子都在为美国政府工作，”她对杰姬说，“这其间，我们的目标一直是摧毁共产主义制度。但最后，打败他们的却是他们自己。”
“我弄不明白，”杰姬说，“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新一代领导人掌握了这些国家的大权，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开统计报表，看见上面写的数字的时候，他们说：‘如果只能做到这样，那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我觉得还是没加入过国务院才好——我和其他几百名工作人员根本什么忙都没帮上。”
“你还想做别的什么事呢？”
玛丽亚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结婚了！”
杰姬坐了下来。“乔治一直没把你的秘密告诉我，”她说，“但我觉得在六十年代，你一定和哪个结过婚的男人爱上了。”
玛丽亚点了点头。“我这辈子就爱过两个男人，”她说，“一个是他，一个是乔治。”
杰姬问：“发生什么了？他回到妻子身边去了吗？一般男人都这样干。”
“没，”玛丽亚说，“他死了。”
“哦，我的老天！”杰姬说，“是肯尼迪总统吗？”
玛丽亚吃惊地盯着杰姬。“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是我猜的。”
“请别告诉任何人！乔治知道，但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可以替你保守这个秘密，”杰姬笑着说，“乔治长到六岁，格雷格才知道自己已经是个父亲了。”
“谢谢你。如果这事传出去的话，超市的小报上会登满我的事情。天知道这会对我的事业会构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事你完全不用担心。听我说，乔治马上要回来了，你们俩实际上已经住在一起了，你们也很般配。”杰姬低下声音，“再者说了，相比于维雷娜，我更喜欢你。”
玛丽亚笑了。“相比于肯尼迪总统，我的亲戚们更喜欢乔治。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过往的话，他们一定会选乔治的。”
“你觉得你和乔治会结婚吗？”
“问题在于嫁给众议员以后我就不能继续工作了。我必须在两党之间不偏不倚，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你总有一天要退休的。”
“再过七年我才到六十岁。”
“到那时候你会嫁给他吗？”
“如果他向我求婚的话——我会嫁给他的。”
丽贝卡和瓦利在检查点的西边一头，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爱丽丝和赫尔穆特。丽贝卡小心地避开了默里和他的摄像镜头。她觉得作为议员来说，最好不能被人发现和街头聚集的民众在一起。作为政府官员，就更不能那样了。但她不想错过这历史性的一幕。这是丽贝卡生平最大的一次反对柏林墙的游行示威——这道弄瘫了她所爱的男人，毁了她的人生的可恨的墙。东德政府再也无法安然度过这次的危机了——难道不是吗？
天很冷，但身旁的人群却让丽贝卡觉得浑身暖洋洋的。站在通向检查点的弗雷德里希大街的有几千个人。丽贝卡和其他一些人接近队伍的最前面。过了盟军的临时营房，弗雷德里希大街和科赫大街的交叉处有条白线，这条线就是西柏林和东柏林的交接处。这时，街角上的阿德勒咖啡馆正在红红火火地做着生意。
柏林墙正是沿着和弗雷德里希大街交叉的科赫大街建立起来的。柏林墙实际上是两道高大的水泥墙，中间被一条空地相分隔。墙的西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涂鸦。丽贝卡站的地方对面是柏林墙当中的一块缺口，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三扇红白相间的闸口门前，其中两扇供车辆通过，另一扇供行人通过。三扇闸口门后面是三座瞭望塔。丽贝卡看见塔上的士兵正在玻璃窗后面用双筒望远镜充满敌意地看着下面的人群。
丽贝卡身边的一些人向东德的边防战士喊话，恳求他们让东德那边的人过来。边防战士没有任何答复。一个军官走上前，试图告诉人们，东德暂时还没有任何有关于旅游的新法出台。没人相信他的话：电视上已经播出了沙博夫斯基的那番讲话了。
后面的人不断往上压，丽贝卡被推得越来越往前，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白线，实际上已经在东德的地界了。边防战士什么也不干，无助地站在一旁观看。
过了一会，边防战士从闸口门边走开了。丽贝卡非常吃惊：东德战士不大从人群中撤离——他们总是用一切需要用到的残忍暴力控制住人群。
现在交叉路口上已经没有了战士，人群继续往前涌。在缺口的两边，双层墙的侧面有一道连接墙连接起内外两层墙体，封住了两层墙面之间的长条状空地。让丽贝卡吃惊的是，两个胆大的抗议者竟然爬到墙上，坐在水泥面板的圆边上。
边防战士走到他们跟前说：“请下来吧。”
攀爬者礼貌地拒绝了。
丽贝卡的心跳得飞快。和丽贝卡一样，攀爬者在东德的这一边，可能和过去二十八年来许多攀爬柏林墙的人一样，因为偷越国界的名义而被开枪射杀。
但边防战士却并没有开枪。接着，另几个人从不同的地方爬上墙，坐在墙顶，把脚放在墙的两面摇晃。他们向边防战士发出公开挑衅，看看对方会怎么办。
边防战士回到门后面各自的哨位上。
太神奇了。以共产党的标准来说，这是目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但这时却没人来制止这种局面。
丽贝卡回忆起1961年8月那个星期天的事情。那时，三十岁的她离家走到西柏林，却发现所有的路口都被用铁丝网隔离起来了。从那以后，这道屏障存在了她的大半个人生。这个时代终于走到尽头了吗？她满心希望会是这个结果。
人群公开表现出了对柏林墙，对边防军战士，对东德现政权的敌意。这时边防战士的态度也变了，一些战士开始和抗议者交谈，这在过去是禁止的。一个抗议者伸手拿掉一位战士的军帽，把军帽放在自己头上。战士对这位抗议者说：“能把帽子还给我吗？没有军帽的话，我就会有麻烦了。”
丽贝卡看了看表。这时已经快到午夜了。
在东柏林，莉莉身边的人大喊：“让我们过去！让我们过去！”
检查点西面传来西柏林群众的呼应声：“来吧！来吧！来吧！”
人群越来越接近边防战士，过了一会，他们只要一伸手就能触摸到闸口门了。战士们都退到了两边门之间的隔离地带。
莉莉回过头，看见数以万计的人和一列小汽车沿着弗雷德里希大街，延伸到她视力触及不到的远方。
所有人都知道形势还非常不稳定。莉莉担心边防战士会突然间向人群开枪。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抵挡如潮而来的愤怒民众。但除了开枪以外，他们又有什么可做的呢？
很快，莉莉发现他们能做什么了。
一位军官出现在人们面前，大声喊了声：“开门。”
所有的闸口门都被打开了。
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开始纷纷往前涌。当人们纷纷从行人通道和车辆通道涌入西柏林时，莉莉尽力和家人待在一起。人们跑着，叫着，欢呼着，快速通过东、西柏林之间的隔离区。西柏林一侧的门早就开着了。人群蜂拥融入。东德人和西德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
人们哭泣、拥抱、接吻。等候在西柏林一边的群众带来了鲜花和香槟。欢庆的声音震耳欲聋。
莉莉看了看周围。沃纳和卡拉紧跟在她身后。卡罗琳在她前面。莉莉说：“不知道瓦利和丽贝卡他们在哪啊！”
伊维·威廉姆斯回归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百老汇经典剧目《玩偶之家》中的第一夜演出获得了观众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易卜生这出自省的戏正需要伊维极富艺术张力的表达。
观众们鼓掌鼓累了离开剧院以后，戴夫、杜杜和他们的十六岁儿子约翰·李走到后台，加入到仰慕者的行列之中。伊维的化妆室里满是鲜花和人，还有几瓶浸在冰水里的香槟酒。但奇怪的是，人们却鸦雀无声，香槟酒也没有打开。
化妆间角落有部电视。大多数演职人员围在电视机前，收看从柏林发来的新闻。
戴夫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卡梅隆在兰利的办公室和蒂姆·泰德尔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威士忌。加斯帕·默里正在屏幕上做现场直播。加斯帕兴奋地对着摄像机大喊：“门开了，东德人正在朝这里涌来！他们成百上千地来到了西柏林！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柏林墙终于不再是东、西德之间的屏障了！”
卡梅隆按下静音键。“你相信他的说法吗？”
泰德尔举起酒杯做出敬酒的姿态。“共产主义终于走到头了。”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卡梅隆说。
泰德尔疑惑地摇了摇头。“我们做的那些完全没起效果。尽管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越南、古巴和尼加拉瓜还是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看看另外一些我们避免共产化的国家：伊朗、危地马拉、柬埔寨、老挝……哪个都没把我们当成一回事。现在，东欧也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抛弃了共产主义。”
“可我们也得想个办法揽功啊。至少让总统揽上这份功劳。”
“布什当上总统才不到一年，再说他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人，”蒂姆说，“他无法说自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事实上，他甚至还试图拖慢东欧的自由化进程呢！”
“也许可以说是里根总统的功劳吧？”卡梅隆沉思着说。
“理智一点，”泰德尔说，“有功的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油价促成了东欧的演变。再说，共产主义事实上根本就没起过作用。”
“那星球大战计划呢？”
“包括苏联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武器系统从来没有越过科幻小说的阶段。”
“但里根作过一篇演讲：‘戈尔巴乔夫，拆掉那道墙吧。’你还记得他的那次演讲吗？”
“记是记得。但你准备对人说共产主义的垮台是因为里根的一次演讲吗？才不会有人信呢！”
“他们会信的。”卡梅隆说。
丽贝卡第一个找到的是爸爸沃纳。沃纳个子很高，披着稀疏的金发，大衣的“V”字领上齐整地打着一根领带。他看上去老多了。“快看！”丽贝卡朝瓦利大嚷，“那是爸爸！”
瓦利张开嘴，高兴地笑了起来。“是啊，”他说，“没想到能在这么多的人中找到他们。”他用手抱住丽贝卡的肩膀，带着丽贝卡穿过极度拥挤的人群。赫尔穆特和丽贝卡紧跟在他们后面。
行动变得极其不易。人群越来越密集，每个人都在舞动跳跃。人们不住地和陌生人拥抱。
丽贝卡看见母亲站在父亲身边，然后看见了莉莉和卡罗琳。“他们还没看见我们，”丽贝卡对瓦利说，“快对他们挥手！”
叫喊没什么用。每个人都在大叫。瓦利说：“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街头派对。”
一个金色卷发的女人撞上了丽贝卡。在瓦利的抱拥下，丽贝卡没有被撞翻在地。
接着，来自东德和西德的弗兰克家的人终于聚在了一起。丽贝卡扑入了父亲的怀抱。她感到父亲正在用嘴唇吻她的前额。父亲下巴上又短又粗的胡子轻轻掠过她的脸颊，身上微微带着须后水的芳香，这熟悉的一吻几乎要使她的心崩裂了。
瓦利拥抱了他们的母亲。接着丽贝卡拥抱了母亲，瓦利拥抱了父亲。因为视线被泪水所阻隔，丽贝卡完全没看清母亲的样子。接着他们又拥抱了莉莉和卡罗琳。卡罗琳亲吻了爱丽丝，她对爱丽丝说：“没想到这么快会再次见到你。我甚至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你了。”
丽贝卡看着和卡罗琳打招呼的瓦利。瓦利抓住卡罗琳的两只手，两人彼此对笑。瓦利的话很简单：“卡罗琳，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太高兴了！”
“我也一样。”卡罗琳说。
他们手臂连着手臂，在马路中间，在寒夜之中，在欧洲的中部形成了一个圆圈。“我们团聚了，”卡拉看着围成一圈的家人高兴地开怀大笑，“在经过了那么多苦难以后，我们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停顿了片刻后，她又重复了一遍，“经过了那么多苦难以后，我们终于又团聚在一起了。”

End 尾声 2008年11月4日 第六十三章
午夜前，环视着杰姬·杰克斯家客厅里的众人，玛丽亚觉得这个组合真够奇怪的。
客厅里有玛丽亚的婆婆杰姬，她已经八十九岁了，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力旺盛。
有玛丽亚结婚十二年的丈夫乔治，他今年七十二岁，头发都已经白了。玛丽亚在六十岁时第一次当上了新娘。如果不是真心快乐的话，她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有乔治的前妻维雷娜。她无疑是美国最漂亮的六十九岁女人。维雷娜和第二任丈夫李·蒙哥马利是来亲眼见证接下来的历史性时刻的。
还有乔治和维雷娜的儿子杰克。他今年二十八岁，是个律师。这天，杰克和妻子带着他们五岁的漂亮女儿玛伽一起来的。
他们在客厅里一起看电视。电视正在直播芝加哥一个聚集了二十四万快乐民众的公园，公园里的人群正在疯狂庆祝。
台上站着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家庭：英俊的父亲、漂亮的母亲，以及两个甜美的女儿。这是四年一度的选举之夜。巴拉克·奥巴马赢得了这次的总统大选。
米切尔·奥巴马带着两个女儿走下台，当选总统对着麦克风说：“芝加哥，你好！”
杰克斯家的长老杰姬说：“嘘，大伙都别说话，好好听他讲。”说着她调高了电视机的音量。
奥巴马穿着深灰色的西服，打着酒红色的领带。奥巴马身后，玛丽亚数都数不过来的美国国旗正在微风中飘动。
奥巴马说得很慢，每段话之后都会停顿一会儿，他说：“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小玛伽走到坐在沙发上的玛丽亚身边。“玛丽亚奶奶。”她叫了一声。
玛丽亚把小女孩抱到膝盖上，对她说：“宝贝，小点儿声，我们都想听听新总统要说些什么。”
奥巴马说：“这是所有美国人民共同给出的答案——无论老少贫富，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原住民，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从来不是“泛红”和“泛蓝”的对立阵营，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整体，永远都是。”
“玛丽亚奶奶，”玛伽小声说，“你看爷爷。”
玛丽亚看了看丈夫乔治。乔治正在看着电视，但他满是皱纹的棕黄色脸上噙满了泪花。乔治用一块大白手绢擦去泪水，但擦干以后，又有泪水挂在了脸上。
玛伽问：“爷爷为什么哭啊？”
玛丽亚知道原因。乔治是在为鲍比·肯尼迪而哭，为马丁·路德·金而哭，为杰克·肯尼迪而哭，为四个主日学的女孩而哭，为迈德加·埃尔维斯而哭，为所有还活着和已经死去的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而哭。
“爷爷为什么哭？”玛伽又问了一次。
“亲爱的，”玛丽亚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帝王息争，乃时光之风采，
将谎言揭穿，让真相大白，
将岁月印记，给往事封印，
将黑夜守望，唤黎明醒来，
将恶人惩治，直至其悔改，
将傲然大厦以光阴蚀毁，
尘封它们那金色的光辉。
——莎士比亚《鲁克瑞斯受辱记》
（世纪三部曲终）

鸣谢
担任世纪三部曲历史顾问的是理查德·欧弗里。帮助我完成这卷书的其他历史学家还有克莱伯恩·卡森、玛丽·弗尔布鲁克、克莱尔·麦卡莱姆和马蒂亚斯·莱斯。
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为我检查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我特别要对下面这些人士表示感谢：米米·阿尔福德在肯尼迪时代的白宫方面给了我很多建议，彼得·艾舍作为流行歌星给了我很多帮助，杰伊·科尔伯恩和霍华德·斯特林格告诉我许多越南战场的情况，弗兰克·加农和他的同事吉姆·卡瓦诺、托德·胡林、杰夫·谢泼德向我透露了不少尼克松时代白宫的状况，约翰·刘易斯众议员向我介绍了当年民权运动的情况，安杰拉·斯皮茨和安妮玛丽·贝恩克告诉了我许多德国生活方面的状况。和以往一样，纽约作家研究会的丹·斯塔勒帮我找到了这些能在各个方面提供帮助的顾问。
在美国南方调研期间我的向导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巴里·麦克尼利；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隆·弗拉德；华盛顿特区的伊斯梅尔·纳斯凯伊。另外，弗里克德里斯堡灰狗总站的雷伊·扬慷慨地为我找来了许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照片。
我的朋友约翰尼·克莱尔和克里斯·曼纳斯读了初稿以后，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夏洛特·昆奇为我指出了许多错误。
我的家人给了我不可估量的帮助。金·特纳医生给了我许多建议，其中医学方面的建议尤其宝贵。简·特纳和芭芭拉·福莱特看了初稿，给了我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
读过初稿并给出意见的编辑和助理包括艾米·博克沃、切里斯·菲舍尔、莱斯利·吉尔伯曼、菲利斯·格兰、尼尔·奈伦、苏珊·奥佩、杰里米·特拉万，以及我的多年老友阿尔·祖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