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第三部分

《忏悔录》 第三部分

　　此计不成，他们就想用良心责备的办法来获得美意殷勤所没有产生的效果，说我把这个老太太留在乡下，离她那样的岁数所可能需要的救护太远，简直是一种罪恶。他们就没有想到，不但她，还有许多别的老年人，都凭着这地方的新鲜空气而益寿延年的，而那些必要的救护，从我门口的蒙莫朗西就可以得到。他们那么说，仿佛只有巴黎才有老年人，在别的任何地方老年人都活不下去。勒·瓦瑟太太吃的多，极喜欢暴饮暴食，常吐酸水，并且泻得厉害，泻个几天就把肠胃泻好了。她在巴黎，从来也不在意，采取自然疗法。她在退隐庐还是用这个老办法，深知道这个办法最妙不过。可是，他们不管这些：既然乡下没有医生和药房，把她搁在乡下就是想叫她死，虽然她在乡下身体很健康。狄德罗倒该确定一下，老年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就不许住到巴黎以外去，否则就要以杀人论罪。

　　以上就是那两个十恶不赦的罪状之一，为此，他不肯把我放在他那条“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的论断之外；这也就是他那动人的感叹号和他那好意加上的“如此等等”的意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呀！如此等等。”

　　我觉得要回答这种指责，最好莫过于让勒·瓦瑟太太自己来替我证明。我请她自自然然地把她的感觉写信告诉埃皮奈夫人。为了让她能更自由自在一点，我绝不愿看她的信，并且把我在下面转录的这封信拿给她看。下面这封信是我写给埃皮奈夫人的，里面谈起我曾想对狄德罗的另外一封更产酷的信有所答复，但埃皮奈夫人阻止我把这封复信寄出去。

　

　　星期四

　　勒·瓦瑟太太要给你写信，我的好朋友；我请她把她的想法诚恳地告诉你。为了让她能自由自在地写，我对她说，我绝不看她的信，并且我请你也绝不要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我。　

　　既然你反对，我的信就不寄出去了。但是，我既然觉得受到了极严重的侮辱，若是承认我错了，那简直是卑鄙和虚伪，我绝对不能这样做。福音书叫人左脸挨了耳光再把右脸伸出去，但是并没有叫人请求原谅。你还记得喜剧里那个人一面拿棍子打人，一面还在叫嚷“快救人！”吗？哲学家就是演这个角色的。　　

　　你别以为你能阻止他不在这样的坏天气里来。友谊不能给他的时间和精力，他的怒气会给他的，这将是他生平第一次在约定的那一天前来的。他累死了也要来把他在信里骂我的话亲口对我再说一遍，而我只有耐着性子忍受着。到时候他也许回到巴黎后就病倒了，而我呢，按照老规矩，我将是个可恶万分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忍着。

　　然而，你不佩服这个人的智慧吗？他曾经想坐马车到圣·德尼来接我，在那里共进午餐，又用马车把我送回家，而一星期之后（见甲扎，第三四号），他的经济情况竟只允许他徒步到退隐庐来，别无他法了！用他的话来说，此乃由衷之言——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果真如此的话，一定是他的经济情况在一星期之中起了离奇的变化。

　　我深切同情令慈的病所给你的愁苦，但是，你看得出，你的苦恼还抵不上我的苦恼呢。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生病而心里难过，总比看到他们不公平和残忍引起的难过要轻得多。

　　再见吧，我的好朋友！这是我跟你谈这不幸事件的最后一次了。因为你劝我冷静沉着地到巴黎去，并且说这种冷静沉着将来会使我感到高兴的。

　　根据埃皮奈夫人本人的建议，我把我在勒·瓦瑟太太的问题上干了些什么，写信告诉了狄德罗。可以想象，既然勒·瓦瑟太太已经选定了留在退隐庐这条路，说她在这里身体健康，经常有人陪伴，生活很舒服，狄德罗再也不知道怎样加罪于我了，于是就把我这个防止谰言的做法当作一种罪行，并且把勒·瓦瑟太太继续居住退隐庐仍然其作我的另一个罪行，尽管继续居住是由她自己选定的，尽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只凭她一句话就可以回到巴黎去生活，而从我这方面所得到的援助，在巴黎和在我身边都是一样。

　　以上是对狄德罗第三三号信上第一条指责所作的说明。至于对第二条指责的说明，就载在他自己的第三四号信里：

　　文人（这是格里姆对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一个谑称）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城头上有二十个穷人冻饿得要死。等着你和以前一样拿里亚尔施给他们呢，这就是我们闲聊的题材的一个样品……如果你听到其余那些话，你也会同样被逗得乐起来的。

　　狄德罗拿出这个骇人的论据来，仿佛很自豪。我对这个骇人的论据答复如下：

　　我记得我已经答复过文人了，也就是说答复过一位包税人的儿子了，我说：我并不怜悯他在城头上看到的那些候我施舍里亚尔的穷人，他显然已经大大地找补他们了，我已经请他代替了我。巴黎的穷人对这样的人事更迭是不会叫苦的，将来我为蒙莫朗西的穷人找到这样好的一个代替者还很不容易呢。这些穷人需要一个好的代替者，比巴黎的穷人迫切得多呢。这里有个可敬的好老头，操劳了一辈子之后，现在不能劳动了，在迟暮之年行将饥饿而死。我每星期一给他两个苏，比我向城头上所有那些穷鬼布施一百个里亚尔，良心上还要痛快得多。你们真会开玩笑，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们的天职有联系的唯一的人们。其实，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

　　这就是那种离奇的良心责备；一个聪明人竟糊涂到根据这种良心责备来正颜厉色地把我远离巴黎算作一个罪行，并且认为拿我自己的实例就可以给我证明一个人不可能生活在首都之外而不是一个恶人。今天想来，我不懂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竟还答复他，并且跟他生气，而不以对他嗤之以鼻作为全部的答复。然而，埃皮奈夫人的决定以及霍尔巴赫那帮人的叫嚣把思想界迷惑得对他太有利了，以至在这件事情上都认为是我不对。甚至乌德托夫人——她自己也是非常赏识狄德罗的，也要我到巴黎去看他，要我先向他表示希望和解。但这次和解，尽管在我这方面是诚恳而又彻底的，却没有持续下去。她所提出的使我信服的理由，就是狄德罗此刻正在倒霉。除了《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以外，他的那个剧本当时又惹起了一场十分强烈的风暴。这个剧本，虽然他在前面加了一篇小记，人家还说他是全部抄袭哥尔多尼的。狄德罗比伏尔泰还更经不起批评，当时苦恼极了。格拉菲尼夫人甚至恶意散布谣言，说我为这事跟他绝了交。我觉得公开提出一个相反的证明是既公平而又豪迈的事，于是我去了，不但和他在一起，并且就在他家里住了两天。这是我迁居退隐庐以来第二次到巴黎。第一次我是去看那可怜的果弗古尔，他那时得了中风，后来一直没有痊愈，在他初得病时，我顷刻不离他的床头，直到他脱险为止。

　　狄德罗很好地接待了我。一个朋友的拥抱能消除多少嫌隙啊！一拥抱之后，还有什么怨恨能留在心里呢？我们没有作多少解释。本来彼此对骂是用不着什么解释的，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把骂的话都忘掉罢了。他并没有暗中要什么手腕。至少据我所知是没有的，这跟埃皮奈夫人不一样，他把《一家之长》的提纲拿给我看了。“这是对《私生子》的最好的辩护书，”我对他说，“先别吭气，好好写这个剧本，写好了就冲着你的敌人的脸扔过去，作为全部的答复。”他就这样做了，效果很好。早在将近六个月以前，我就把《朱丽》的头两部分寄给他看了，叫他提意见。但他连看都没有看。我们就在一起读了一个分册。他觉得通篇都是“酥皮”（这是他用的字眼），也就是说通篇废话太多，冗词大多。我自己也早已感到这一点了：不过那都是发高烧时的闲言碎语，我一直没有能改掉。后面几部分就不这样了。特别是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都是炼句的杰作。

　　我到巴黎的第二天，他一定要拉我到霍尔巴赫先生家去吃晚饭。我们俩心里所打算的相差太远了；我甚至想取消化学手稿的合同，因为我痛恨为了这部稿子而向他那种人表示感激。狄德罗又战胜了。他向我发誓说，霍尔巴赫先生真心诚意地爱我；他那种态度对一切人都是如此，越是朋友就受得越多，应该原谅他。他又解释给我听，那部稿子的稿费，两年前就接受了，现在拒绝，对于付稿费的人就是个侮辱，而这个侮辱是他所不应得的，而且这个拒绝甚至还可能引起误会，仿佛暗中责怪他不该拖那么久才把这场交易确定下来。“我天天看到霍尔巴赫，”他又说，“我比你更清楚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你真有理由对他不满意的话，你难道以为你的朋友会劝你做一件有失身份的事吗？”总之一句话，由于我惯常的懦弱，我又让人家把我制服了，我们到男爵家吃晚饭去了，男爵和平常一样接待了我。但是他的妻子却对我冷淡，近乎不客气。我已经认不出那个可爱的迦罗琳了，她当年待嫁的时候对我是多么亲切。很久以前我就似乎感觉到，自从格里姆常往艾纳家里去以后，艾纳家的人就对我另眼看待了。

　　我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里回来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所以直到回到乡下以后，才先后在舍弗莱特和退隐庐见到他。他是跟乌德托夫人一起到退隐庐来要我请他们吃饭。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地接待了他们的。我看到他们俩那么情意相投，心中越发高兴。我为不曾扰乱他们的幸福而感到满意，感到幸福；我还可以发誓，在我整个那一段痴情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即使我能把乌德托夫人从他手里夺过来，我也不肯，甚至根本不会动这种念头。我觉得她在爱圣朗拜尔的时候是那么可爱，以致我几乎想象不到，如果她爱我的话；是否会显得这样可爱。我绝不想扰乱他们的结合，在我的狂热之中，我所真正希望于她的，只是她能让我爱她而已。总之，不论我为她燃起怎样强烈的热情，我总是觉得做她的知心人也和做她的爱情对象一样的甜蜜，我没有一时一刻把她的情人看作我的情敌，而是永远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有人会说：这不能算爱情。好吧，但是这也就胜于爱情了。

　　至于圣朗拜尔，他表现得十分正派得体。因为只有我一人是有罪的，所以也只有我一人受到了惩罚，不过是宽大的惩罚。他对我严厉而又友好；我还看出，他对我的敬意稍有减少，但对我的友情毫无所损。所以我颇感欣慰，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敬意比对我的友情更容易恢复。而且他这个人十分通情达理，绝不会把一时不由自主的软弱跟性格上的缺点混为一谈。如果在过去的那一切之中有我的过错，过错却也并不严重。是我主动追求他的情妇吗？不是他自己打发她到我这里来的吗？不是她来找我的吗？我能够避免接待她吗？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造孽的是他们俩，吃苦的却是我。如果他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和我一样行事，或许还更坏：因为，不管乌德托夫人怎样忠实，怎样可佩，她究竟是个女人呀。他出远门去了；机会多的是，诱惑力又是强烈的，她对一个胆子更大的男人就很难坚持操守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始终不越雷池一步，对于她和我，都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虽然我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作了个相当光彩的辩解，但反驳我的表面现象太多了，以致那经常钳制我而我又无法克服的羞涩竟使我在他的面前活象一个罪人，而他也就常常滥用我这种羞涩，叫我难堪。我举出一件事，以见这种相互关系的一斑。饭后我把我上年写给伏尔泰的那封信读给他听，这封信，他圣朗拜尔本来早就听说过的。他在我正念的时候竟然睡着了，而我呢，以前是那么高傲，今天又是这么愚蠢，竟一次也不敢中断我的朗读，因此，当他鼾声不止的时候，我还一个劲儿地在朗读呢。我的低声下气就到了这种地步，他的报复也就达到这种地步；但是他的忠厚之心一向只容许他在我们三人之间进行这种报复。

　　他又出门去了，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对我的态度大大改变了。我很惊讶，其实这是我早就应该料到的；我的感动也超过了应有的程度，这就使我非常痛苦。我原来期待能把我医好的那一切，似乎只是把那支与其说是被我拔出毋宁说是被我折断了的箭向我的心里扎得更深。

　　我决定完全战胜自己，并且要不遗余力地把我那种痴情变成纯洁而持久的友谊。我为此作出了许多最美好的计划，需要乌德托夫人帮助我去执行。当我要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她心不在焉，左右为难的样子。我感觉到她已经不再喜欢跟我在一起了，并且我清楚地看出，一定是发生过什么事，她当时不愿对我说，而我后来也一直无法知道。这种变化是我无法从她嘴里得到解释的，我伤心极了。他向我索回她的信；我就把她的信全部还给她了，老老实实，一封不缺，而她竟然侮辱我，对我这种老实还一度表示怀疑。这种怀疑，又在我的心上造成了意外的创伤，她应该充分了解我的心呀！她也承认我老实，但不是当时就承认的，我明白，她是在检查了我交去的那一包信之后，才感到自己的怀疑是不对的。我甚至看出她为此而引咎自责，这又稍微使我心里舒服一些。她不能只收回她的信而不把我的信还我。她对我说，她把我的信全烧了；现在轮到我来怀疑了，而且我承认，我到现在还怀疑呢。不，这样的信，绝不会付之一炬的。《朱丽》里的信是火一样炽热的啊！上帝呀！对于这样的信，又该怎样说呢？不，不，能激起这样一种激情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勇气把这些热情的证据烧掉的。不过，我也并不怕她滥用这些证据：我不相信她能做出这种事，而且，我早已防到了。我那愚蠢而强烈的怕人嗤笑的畏惧心情促使我一开始通信就用一种使我的信不能拿出给人看的口吻。我把我在沉醉中所采取的那种亲昵态度一直发展到以卿卿我我相称；可是，什么样的卿卿我我啊！ 她是不会因此而感到冒犯的。然而她也有好几次向我提出抗议，可是抗议并没有收到效果：她的抗议只能唤醒我的畏惧心情，而我又舍不得后退一步。如果这些信还在人间，如果有一天它们能被人看到，人们就会知道我曾经是怎样爱的了。

　　乌德托夫人的冷淡给我造成的痛苦，以及我不接受到冷淡的那种信心，使我作出了一个奇特的决定：我直接写信向圣朗拜尔本人去诉苦。在等候这封信的效果的期间，我就恣情于我早该寻求的那些消遣。当时在舍弗莱特正有些盛大的宴会，我负责为这些宴会准备音乐。马德托夫人喜爱音乐，我就以能在她面前一显身手为快，从而激起了我的兴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有助于激起这份兴致，那就是我要显承一下《乡村卜师》的作者也懂得音乐，因为长久以来我就发现有人在努力使大家怀疑我懂得音乐，至少是怀疑我能作曲。其实，我在巴黎初期的那些创作，我在杜宾先生家或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所受到的多次考验，我十四年来在最著名的艺人中间，并且当着他们的面谱写的大量乐曲，最后，还有《风流诗神》那部歌剧，《乡村卜师》这部歌剧，还有我为菲尔小姐特别谱写的、并由她在宗教乐会里演唱过的一首经文歌，以及我为这门艺术跟最著名的大师们在一起开过的那许多次会议，这一切都似乎应能防止这种怀疑的产生或者消除这种怀疑的。可是，这种怀疑居然还存在，就是在舍弗莱特也是如此，我还看出，连埃皮奈先生也不免有这种看法。我装着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答应替他编一支经文歌，供舍弗莱特小教堂命名典礼之用，并且请他自由选择，为我提供歌词。他委托他的儿子的老师里南去办。里南把些切合题旨的歌词整理出来后交给了我，一星期之后，经文歌也就谱成了。这一次，恼恨之情就是我的阿波罗，从我的手里从来也没有产生出过比这更浑厚的音乐。歌词是以Ecce sedes nic Tonantis这几个字开始的。乐曲开始的壮丽气氛正好与歌词相称，接下去，全曲的音调之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习惯用大乐队，埃皮奈就集合了最好的合奏乐师。意大利歌手白鲁娜夫人演唱经文歌时，伴奏得非常之好。这支经文歌太成功了，所以后来还被拿到宗教音乐会上去演奏，尽管有人暗中捣鬼，演奏技术也配不上乐曲，还是两次博得热烈的掌声。我又为埃皮奈先生的生日提供了一个剧本的大意，属半正剧半哑剧性质，埃皮奈夫人就照我的意思写出来了，音乐还是我配的。格里姆一到，就听说了我在和声方面的成功。一小时后，大家不再谈这件事了；但是据我所知，别人至少已经不再怀疑，不再问我是不是会作曲了。

　　我本来已经不太喜欢待在舍弗莱特了，格里姆一来，就越发使我感到留在那里难以忍受，原因在于他的傲慢态度，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想也想不到的。他到的头一天，我就给从我住的那间贵宾室里轰了出来，这个房间和埃皮奈夫人的房间紧隔壁，它布置给格里姆住，另外给了我一个较远的房间。“这真是所谓后来居上了，”我笑着对埃皮奈夫人说，她显得有点尴尬。当天晚上我对搬动的原因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我听说在她的房间与我腾出的那个房间之间有一道暗门，她以前一直认为不必指给我的。无论是在她家里或是在社会上，她和格里姆的关系没人不知道，甚至连她的丈夫也不是不清楚；然而，尽管我是她的知心人，尽管她曾告诉过我一些更重要得多的秘密，并且知道我这人靠得住，她却不肯在我面前承认这件事，始终坚决予以否认。我懂得这种保留态度的根子在格里姆那里，他保有我的一切秘密，却不愿意我保有他的任何秘密。

　　我当时还未熄灭的旧情以及他那人的一些真正的优点使我对他还有一些好感，但这点好感也经不起他那样不遗余力的摧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是带非埃尔伯爵式的，他几乎不屑于向我答礼，也没有向我问过一个字，而且我说话他连理都不理，这样，我很快也就不跟他说话了。他到处都抢先，到处都占首位，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如果他不故意拿出那种令人难堪的样子来，这也倒还罢了。但是，人们单凭千千万万事例中的这一个事例就可以判断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了。有一天晚上，埃皮奈夫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叫人给她送点饭菜到她房间里，她上楼去准备坐在她的火炉旁边进餐。她叫我跟她一起上楼，我就跟她上去了。格里姆接着也来了。小桌子已经摆好，只有两份餐具。上菜了，埃皮奈夫人坐到火炉的一边。格里姆先生拿起一张扶手椅就坐到火炉的那一边，把小桌子往他们俩中间一拖，打开餐巾，吃将起来，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埃皮奈夫人脸红了，为了促使他纠正他那粗鲁的行为，就要把她自己的位置让给我。他呢，一句话也不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一眼。我既不能挨近火炉，就决计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等仆人再拿一副餐具来给我。他就让我在桌子离火炉很远的那一头吃了晚饭，没有对我稍微客气一下。他不想到我身体不好，又是他的老大哥，跟这家人的交情比他还早，而且是我把他介绍到这里来的。现在他作为女主人面前的红人，应该对我优礼备至才对呀。他在其他场合对我的态度也跟在这个事例中完全一样，他不只完全把我看成比他次一等的人，他简直把我看作零。我很难在这种态度中认出当年在萨克森－哥特的储君家里以得我一顾为荣的那个学究先生了。他一面有这样深沉的缄默和这种侮辱人的傲慢态度，一面却又在所有他知道与我有交谊的人们面前吹嘘他对我的友谊如何深挚，这二者怎么能调和起来呢？说真的，他表示友好，不过是为了同情我穷，不过是为着怜我命苦，也不过是为着嗟叹几声而已；而我自己是乐天知命的，并不为穷而抱怨。据他说，他是想善意地照顾我，而我却无情地拒绝了他。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人赞美他好心的慷慨，谴责我忘恩负义的恨世心情，他就是用这种手腕来使大家于不知不觉中认为在他那样一个保护人和我这样一个不幸者之间，只能有那边施恩、这边感激的关系，根本就想不到，即使这种关系是可能的话，也还有一种平等的友谊存乎其间。在我这方面，我就怎么也找不出一件事来能叫我感激这位新的保护人。我借过钱给他，他从来也没有借过钱给我；他生病，我照护过他，我历次生病，他难得来看我一下；我把我的朋友全都介绍给他了，他的朋友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一个；我曾尽我的一切力量去宣扬他，而他呢，如果他也宣扬过我，却并不是那么公开的，而且用的方式也并不相同。他从来没有帮过我任何忙，甚至没有对我说过要帮我。他怎么能是我的麦西那斯呢？我怎么能是他的受保护者呢？这一点，我过去想不通，现在还是想不通。

　　诚然，他对大家都傲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象对我这样傲慢到粗暴的程度。我还记得有一次圣朗拜尔几乎要拿起面前的菜盘子砸他的脸，因为格里姆当着全桌的人说他撒谎，粗暴地对他说：“这不是真话。”在他这种天生的专横口吻上，他还加上一个暴发户的自满，甚至蛮横无礼到可笑的程度。他跟阔人们往来的结果，竟使他迷了心窍，只有最不通情理的阔人才能摆得出的架子，他自己也学着摆起来了。他喊他的仆人，从来只叫声“喂！”就好象仆人太多，老爷不知道哪一个当班似的。他叫仆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不把钱交到他手里，而是给他往地上一扔。总之，他完全忘了仆人也是人，不论什么事，总是把他藐视得那么令人难堪，嫌恶得那么厉害，以致那个可怜的孩子——他为人很好，是埃皮奈夫人介绍给他的——终于辞工不干了。这孩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只是抱怨这样的待遇，他没有法子忍受下去：他成了这位新“自命不凡的人”的拉·弗勒尔。

　　他既爱好虚荣，又妄自尊大，生就一双浑浊不清的大眼睛，一张松软多皱的脸，却还对女人野心勃勃呢；自从跟菲尔小姐闹了那场笑话以来，竟在好些女人眼里成了一个多情种子了。从此，他学起时髦来，养成了女人式的洁癖：他自己充当美男子，梳洗成了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他是搽粉的，而我呢，先还不信，后来也信了，因为我不但看见他的肤色美起来了，还在他的梳妆台上发现过粉碟子。有一天早晨我到他房间里去，看到他在用一个特制的小刷子刷指甲，他当着我的面显得挺得意。我当时判断，一个人能天天早晨花两个钟头时间刷指甲，就很可能花一点时间用粉把皮肤上的皱纹填起来。那个老好人果弗古尔并不是什么刻薄鬼，却相当风趣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粉面霸王”。

　　上述的一切都只是些可笑的小事，但是与我的性格太不相投了。这些事终于使我怀疑到他的性格，我很难相信一个晕头转向到这等地步的人，能把心眼放在正中。他动辄吹嘘他的心肠是多么软，感情是多么强烈。而他那些缺点却都是渺小的灵魂才会有的，怎么能跟他所吹嘘的那一切相称呢？一颗敏感的心总是为外界事物而热情奔放的，怎么能让他不断地为他那渺小的躯体忙着做那么多微不足道的照料呢？我的上帝呀！真感到自己的心被那神圣之火燃烧起来的人，总是想法子把他的心倾吐出来的，要把满腔的东西拿给人看的。这样的人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放到脸上，他决不会想什么修饰打扮。

　　我那时又想起了他的道德纲领，这是埃皮奈夫人以前告诉我的，也是他实践了的。这个纲领只有一条，那就是：人的唯一义务就是要在一切事情上都随心所欲。这种道德箴言，当我听到的时候，曾引起我无穷的感慨，虽然当时我还只把它当作一种打趣的话看待。但是不久我就看出，这个原则实实在在就是他的行为准则，并且后来那么多叫我吃亏的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就是狄德罗对我说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那种秘密教条，不过他从来没有对我作过解释。

　　我又想起了好几年前人家就再三给我下过的那些警告，说这个人虚伪，说他会装假，特别是说他不喜欢我。我想起了好几个小故事，都是弗兰格耶先生和舍农索夫人讲给我的，这两个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而且他们都应该是了解他的为人的，因为舍农索夫人是已故弗里森伯爵的密友罗什舒阿尔夫人的女儿，而弗朗兰耶先生当时跟波立尼亚克子爵过往甚密，当格里姆开始在王宫区落脚的时候，就在那里住了很久。全巴黎都知道格里姆在弗里森伯爵死后那种悲观失望的情形。这是因为他要维持他在遭到菲尔小姐的严厉对待后所博得的那点名声，这种名声，如果我当时不是那么盲目的话，一定会把其中的骗局看得比任何人更清楚的。他被人硬拉到加斯特利公馆，在那里做作得煞有介事，真是悲痛欲绝。他每天早晨到花园里去哭个痛快，用浸透泪水的手帕蒙着眼睛，看到公馆的房子就哭个不停，但是一转过一条小径，就只见他登时把手帕放进口袋，抽出一本书来读了。这种情景多次发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巴黎，不过马上也就给忘了。我自己也同样把它忘了，可是有一件与我有关的事情却偏偏使我又把它想了起来。我在格勒内尔路住的时候，躺在床上病得要死，他当时在乡下，有一天早晨来看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刚从乡下赶到，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他头天晚上就已经到了，当天还有人在戏院里看到他呢。

　　这一类事情，我想起了很多，但是有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自己也纳闷怎么会这样晚才注意到。我把我所有的朋友都毫无例外地介绍给格里姆，他们都成了他的朋友。我当时跟他形影不离，简直不愿有哪一家我能进去而他不能进去的。只有克雷基夫人拒绝接待他，而我也就从此不去看她了。格里姆自己也交上了一些别的朋友，有的是凭自己的关系，有的是凭弗里森伯爵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朋友之中，没有一个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劝我至少跟他们认识一下；而且我有时在他家里遇到的那些朋友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对我表示过丝毫好感。就连弗里森伯爵也是这样，而他是住在伯爵家里的，因此我若能跟伯爵有一点来往，自然会很高兴。至于弗里森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也没有对我表示过好感，而格里姆跟旭姆堡伯爵相处得还更随便些。

　　不仅如此，由我介绍给他的我自己的朋友，在认识他之前，个个都对我真诚相待，跟他认识以后就明显地变了心。他从没有把他的任何朋友介绍给我，我却把我的朋友全介绍给他了，而最后，他把我的朋友统统夺走了。如果这就是友谊的结果，则仇恨的结果又将如何？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狄德罗也曾多次警告过我，说格里姆这人，我对他那么信任，却并不是我的朋友。后来当他自己也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就改口了。

　　我以前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人来协助的。然而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这件事，以便不要在他们的眼里把我这个人看得比实际上好些。这些朋友一共有三个：狄德罗、格里姆、埃皮奈夫人；杜克洛是最配听我倾诉秘密的人，却又是唯一我没有告知这秘密的人。然而他却知道了我这个秘密；是谁告诉的呢？我不得而知。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很少可能出之于埃皮奈夫人之口，因为她知道，如果我是那种人，也学她背信弃义，我就有办法残酷地报复她，剩下来只有格里姆和狄德罗了，他们俩当时在许多事情上都沆瀣一气，特别是对付我，因此极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同谋。我可以打赌，只有杜克洛，我没有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因此他可以有泄漏秘密的自由，而他却反而是唯一为我保守秘密的人。

　　格里姆和狄德罗在策划把两个女总督从我身边拉过去的时候，曾努力要把杜克洛也拖下水，但他始终以厌恶的态度拒绝了。我只是在事后才从他口里知道他们之间在这问题上的经过；但是，当时我已经从戴莱丝口里听到了一些，足以使我看出在那一切活动当中有着不可告人的密谋，看出他们是想摆布我，即使不是拂逆我的意愿，至少也要瞒着我；再不然，他们是想利用这两个女人做工具去实现什么阴谋。那一切必然都是不正派的，杜克洛的反对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谁愿意相信那是出于友谊，就让他相信去吧。

　　这种所谓友谊叫我在家里和在家外一样地倒霉。几年来他们和勤·瓦瑟太太那种频繁的晤谈使这个女人对我的态度显然变了，而这种改变，当然不会于我有利。他们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密谈中究竟讨论些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讳莫如深呢？这个老太婆的谈话难道就那么有趣，使得他们这样喜欢吗？或者是那么重要，值得这样严守秘密吗？三四年来，这种密谈一直继续着，我早先觉得是可笑的，这时我再想想，就开始感到诧异。如果那时我知道那女人在为我准备些什么的话，这种诧异是会发展到焦虑不安的程度的。

　　尽管格里姆在外面吹嘘说他对我如何热心，这种所谓热心眼他对我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难相容的，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从他手里得到一点于我有利的东西；他诡称对我抱有的那种慈悲感，很少有助于我，倒是有损于我。他甚至尽其所能，把我所选定的那个职业的财源给我断送了，因为他毁坏我的名誉，说我是个坏的抄缮人：我承认他在这一点上说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轮不到他来说呀。他自己另用了一个抄缮人，凡是他能拉走的主顾，一个也不留地从我这边拉走了，他就这样证明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简直可以说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依靠他，依靠他的影响才能生活，并且要把我的生活来源断得一干二净，不把我逼上他那条路，就不甘心。

　　把这一切总结一番之后，我的理智最后使我原来还替他说话的那点先入之见再也没有声音了。我认为他的性格至少是很可疑的。至于他的友谊，我断定是虚假的。于是，根据好些不容置辩的事实，我决心不再见他了，并且把这个决心通知了埃皮奈夫人；不过那些事实我现在都忘记了。

　　她极力反对我这个决心，而对我提出的理由又不知怎么说才好。当时她还没有同他商量。但是第二天，她并不对我亲口解释，却交给我一封由他们俩一起起草的很巧妙的信，她利用这封信替他辩护，说一切都由于他那种收敛的性格，关于详细的事实却一字不提，并且认为我怀疑他对朋友背信弃义是一种罪过，敦劝我跟他言归于好。这封信（见甲札第四八号）使我动摇了。后来我们又作了一次谈话，我觉得她比第一次谈话时有准备些，在这一次谈话中我完全让她战胜了：我甚至相信，我可能判断错了，果真如此，那我就是对一个朋友做了最不公正的事，应该赔礼。简言之，我也和对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男爵已经多次做过的那样，一半出于自愿，一半由于软弱，作出了我原来有权要求对方做的那一切要求和解的表示；我仿佛是另一个乔治·唐丹，到格里姆那里去，为他给我的侮辱而请他原谅；心里老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信念，认为只要你和婉客气，天下无不解之冤，就是这一个错误的信念使我一辈子在我那些假装的朋友面前不知做出了多少卑躬屈节的事。其实，正相反，恶人的仇恨心，越是找不出仇恨的理由就越发强烈，越觉得他自己不对就越发对对方怀恨。我不需要离开我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在格里姆和特龙香两个人身上找到这个论断的十分有力的证明：他们之所以成了我的两个最不共戴天的敌人，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癖好，根本找不到我对他们俩有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可作借口。他们的怒气日甚一日，就跟猛虎一样，越容易出气，怒气就越大。

　　我满以为格里姆看到我这样委曲求全，先来请和，会感到惭愧的，因而会张开两臂，带着最恳挚的友情来接待我。谁知他接待我，就跟罗马皇帝一样，带着一种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那种傲慢态度。我对这样的接待是一点也没有准备的。当我扮着这样不适当的角色，感到尴尬，羞羞答答地用三言两语说明来意之后，他非但不对我开恩赦罪，却堂而皇之地先宣读一篇事先预备好的长篇训词，训词里罗列了他那许许多多稀有的美德。特别是在交朋友方面。他用了很长时间着重说明一件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就是：他的朋友是从来不会离弃他的。他在那里说着，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我成了这条规律的唯一例外，那才叫我痛心呢。他一个劲装腔作势地说了又说，不免使我想起，如果他在这方面果然是顺乎内心情感行事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注意到这条格言，实际上他不过是把这条格言当作用来向上爬的手腕罢了。直到那时为止，我也和他一样，总是保住所有的朋友的；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没有失去一个朋友，除非是他死了，然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根本就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条引以自律的原则。那么，既然这是彼此都有的一个共同优点，如果不是预先就想把我这个优点剥夺掉的话，他又何必那样津津乐道地自我吹嘘呢？后来他又一心想叫我难堪，拿出些证据来说明我们的共同朋友都爱他而不爱我。这个，我倒也和他一样清楚，朋友们是有这样一种偏爱的；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获得了这种偏爱，是由于德高望重，还是由于会要手腕？是由于抬高自己的声望，还是由于竭力把我贬低？最后，当他把他自己尽情抬高，把我尽情贬低，使我感到他行将赐予的赦免来之不易的时候，他惠然给了我一个和解之吻，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就仿佛国王拥抱新受封的骑士一样。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整个这一幕就好象老师训斥小学生，饶了他一顿鞭子一样。我每想起这一幕，总是不禁感到：根据外表来判断是多么容易上当，而俗人又是多么重视这种根据外表的判断啊！我也感到，有罪者放肆大胆、趾高气扬，而无事者反而羞惭满面、局促不安，这又是多么常见的事啊！

　　我们总算和好了；这对于我的心来说，终究是减轻了一个负担，因为任何争吵失和都会使我的心苦恼不堪的。大家当然都能猜到，象这样的和好是不会改变他的态度的，它只是取消了我对他的态度的申诉权而已。所以我就决心忍受一切，再也不说什么了。

　　这么多的苦恼接踵而来，压得我郁闷不堪，使我失去了自制的力量。圣朗拜尔没有回信，乌德托夫人也同我疏远了，我不敢再对任何人推心置腹，因而开始害怕起来，怕拿友谊作心灵的偶像，把这一辈子都白白浪费在追求一些幻影上面。经过这次考验之后，在我所有的知交之中，只剩下两个人还保有我的全部敬仰，使我的心还能予以信赖：一个是杜克洛，自从我幽居退隐庐以来，就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另一个就是圣朗拜尔。我觉得我若是向圣朗拜尔谢罪，最好莫过于把压在我心要的事都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出来，于是我决定在不牵累他情侣的范围内，向他忏悔一切。我并不怀疑我选择的这个办法还是旧情所布置下的一个陷阱，为的是要使我能跟她接近一些；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真心实意：我恨不得无保留地投向她的情人的怀抱，充分接受他的指导，把我的坦白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我正准备给他再写一封信，相信难能得到他的答复时，忽然听到一个消息，知道了他所以没有答复我第一封信的原因。原来他没能把他那一次战役的辛劳经受到底。埃皮奈夫人告诉我说，他刚得了瘫痪症，而乌德托夫人自己也终于忧伤成疾，不能立时写信给我。两三天后，她从巴黎——当时她在巴黎——通知我说，他已经被送到亚琛洗矿泉浴去了。我不敢说这个伤心的消息曾使我象她一样地悲痛欲绝，但是我不信我心里的难过会有逊于她的忧伤和痛苦。我为他病到这种地步而难过，又担心他的病可能是受到心绪不宁的影响，就更加难过了，这种心情比我前此所遭受到的一切更扣动我的心弦；而我痛切地感到，我自己估量我实在没有必需的力量来经受这么多的烦恼。幸而这位豪迈的朋友没有使我长久地陷于这种愁闷之中，他虽然得了病，并没有把我忘掉，我不久就从他的亲笔信里知道，我把他的心情和病况都估计得太坏了。不过现在到了该讲我的命运大变动的时候了，到了该讲把我的一生分为截然不同两部分的那次大灾难的时候了，这个灾难，由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竟产生了如此可怖的后果。

　　有一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埃皮奈夫人派人来找我。一进门，我就发现她的眼神里和她的整个举止中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慌张神色，这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平时没有谁能比她更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都表情和动作。“我的朋友，”她对我说，“我要到日内瓦去；我的胸部不好，身体垮得太厉害了，不能不把一切都撇下来去找特龙香，请他诊断一下。”当时正是入冬的时候，这个决定做得这么突然，很使我惊讶，特别是我离开她才三十六小时，她当时根本不曾提到这件事。我就问她准备带谁一同去。她说她准备带她的儿子和里南先生去，然后她又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还有你，我的狗熊。你不也来一个吗？”我不信她说的是正经话，因为她知道在开始到来的这个季节里，我连房门几乎都出不去，所以我就开了个玩笑，说病人护送病人没有多大用处。她自己也显得并非真正有意要提出这个建议，所以就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谈了谈她的旅行准备工作。她正忙着张罗，决定半个月后就动身。

　　我不需要有很大的洞察力就能懂得这次旅行有个瞒着我的秘密的动机。这个秘密，这个家庭里的人除了我谁都知道；而且这个秘密第二天也被戴莱丝发现了，这是总管家台歇泄漏给她的，而台歇又是从随身侍女口里知道的。既然这秘密不是埃皮奈夫人亲口告诉我的，我也就没有为她保守秘密的义务。虽然如此，但是这跟把它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那些人牵连太大了，我不能把它跟那些人分开，因此，关于这件事，我将闭口不谈。但是这些秘密，虽然永远不会从我的口里或从我的笔下泄漏出去，却早已被太多的人知道了，因为埃皮奈夫人圈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听到了这次旅行的真正动机，就看出一定有只仇人的手在暗中推动，要我做埃皮奈夫人的护送人。不过她既然没有坚持要求，所以我也就不把这个企图当作一件正经事去看，只是暗地发笑；如果我真那么傻气，做了她的护送人，我才充当了一个好看的角色呢。此外，我的拒绝倒使她占了大便宜，因为她竟然请到她的丈夫亲自陪她前去。

　　几天之后，我从狄德罗那里收到下面转录的这张便条。这张便条就那么叠了一下，全部内容可以很容易读到，它是送到埃皮奈夫人家里给我的，托儿子的家庭教师、母亲的亲信里南先生转交。

　　狄德罗的便条（甲札，第五二号）

　　我是注定要爱你并且要给你苦恼的。我听说埃皮奈夫人要到日内瓦去，却没有听说你陪她去。我的朋友，如果你对埃皮奈夫人满意的话，你就应该陪她去；如果你对她不满意，你就更应该去。你是不是受了她的恩，感荷不尽呢？这正是一个机会，让你偿还一部分债，减轻你的负担呀。在你一生之中，你还能找到另一个机会对她表示感激么？她是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将和从云端里掉下来一样。她是个病人，她需要娱乐和消遣。是冬天呀！你看，我的朋友，你以自己身体不好来推脱，这理由可能比我所相信的要强有力得多。但是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就比一个月以前和将来入春以后都更坏些呢？你三个月后去旅行是不是就比今天更方便些呢？要是我，我坦自告诉你吧，如果我坐不了车，我也会拄着棍子跟她走。而且你不怕人家误解你的行为吗？人家会怀疑你不是忘恩负义就是别有用心。我很知道，不管你做什么事，你总归有良心作证，但是只凭这点证明就够了吗？能容许把别人的证明忽视到这种程度吗？此外，我的朋友，我给你写这个便条，是为着对得起你，也为着对得起我自己。如果你不欢喜它，就把它付之一炬吧，以后也不必再提，就跟我没有写这个便条一样。我问候你，爱你，拥抱你。

　　我读着这个便条，气得发抖，两眼发花，几乎不能读完，但这并未阻止我注意到其中的伎俩：狄德罗在这封信里装出一种口吻，比他在任何别的信里都更温和、更亲热、更客气，在别的信里他至多称我为“我亲爱的”，几乎从来也不屑于给我以“朋友”的称号。我很容易看出这个便条是怎样转弯抹角到我这里来的，信上的地址、折叠的方式和转递的情形已经相当笨拙地暴露出个中的曲折了。我们彼此通信平常都是邮寄，或者托蒙莫朗西的信使代交，他利用这种途径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到我的愤怒的最初冲动能容许我执笔的时候，我就急忙给他草了下面这封回信，立即把它从当时我所在的退隐庐送到舍弗莱特去给埃皮奈夫人看，并且在我盲目的愤怒之下，我要把这封回信连同狄德罗的便条一起，亲口读给她听。

　　我亲爱的朋友，你既不会知道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感激之情是如何强烈，也不会知道我对这种感激之情负有怎样的义务；你不知道她在旅途中是否真正需要我，是否真想我陪她，也不知道我是否有可能陪她，也不知道我出于什么理由而不能陪她。我并不拒绝跟你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在讨论之前，你要承认，这样肯定地规定我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不先作一番判断问题的准备，这就是，我亲爱的哲学家啊，这就是以道地糊涂虫的身份来发表意见。我觉得其中最坏的是，你的意见不是出自你本人。我的脾气不好，不愿意有个第三者或第四者假借你的名义来牵着我的鼻子走；除此而外，我在这些转弯抹角里看出了一些与你的坦率不相称的隐秘。我看，为了你和为了我，你从此以后少管一点为妙。

　　你怕人家把我的行为往坏处想；可是，我量你那样的一颗心是不至于拿我的心往坏处想的。别人也许会把我说得好些，如果我能多象他们一点的话。愿上帝保佑我，不去求得他们的赞许！让坏人去窥伺我、揣测我好了：我卢梭不是害怕坏人的人，你狄德罗也不是听信坏人的人。

　　如果我不喜欢你的便条，你就要我把它付之一炬，从此不再提起。你以为从你那里来的东西，人家就能这样轻易忘得了么？我亲爱的，你在给我痛苦的时候毫不顾惜我的眼泪，正如你劝我采取那样的调养办法时毫不顾借我的生命和健康一样。如果你能改掉你这个毛病，你的友谊对于我就会更甜蜜些，而我也就会变得不这么可怜了。

　　我一进埃皮奈夫人的房门，就看见格里姆跟她在一起，我高兴极了。我就把我这两封信向他们高声朗读，理直气壮到连我自己也不信的地步，而且在念完之后又加上了几句话，不亚于念信时的那种气势。一个平时那么懦怯的人，现在竟然有这么意外的大胆。我看他们俩都垂头丧气，惊愕万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我特别看到那个气焰嚣张的人把眼睛望着地，不敢正视我那闪闪的目光。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内心深处是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而我确信他们在分手之前，一定商量好了置我于死地的伎俩。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终于从乌德托夫人手里收到了圣朗拜尔的回信（甲札，第五七号），信上还是注明写于沃尔芬毕台尔，日期是在他病倒后不几天，原来我的信在路上耽搁了很久。这封回信带给了我一些我此刻所极端需要的安慰，因为它充满了尊重与友情的表示，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能做到不辜负他的这种尊重与友情。从这个时刻起，我就恪尽我的职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朗拜尔不是那么通情达理。不是那么豪爽慷慨，不是那么忠厚正直，我一定早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

　　季节变坏了，大家都开始离开乡村。乌德托夫人通知我她打算来向山谷告别的日期，并且约我在奥博纳会面。这天碰巧就是埃皮奈夫人离开舍弗莱特到巴黎去完成她旅行准备的日子。幸好她是早晨走，我把她送走以后还有时间去跟她的小姑子一起进午餐。我口袋里装着圣朗拜尔的信，我边走边读了好几遍。这封信使我防止了再犯软弱症的毛病。我下定决心，从此只把乌德托夫人看作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的情侣，并且我做到了这一点。我跟她面对面呆了四五个小时，心里感到一种滋味无穷的平静，即使就享受而论，这种平静也比我直到此时为止在她身边所感到的那阵阵的狂热要好无数倍。她清楚地知道我的心并没有变，所以很能感觉到我为克制自己而作出的努力，因此就格外敬重我，而我也就快慰地看到她对我的友情一点也不曾熄灭。她告诉我，圣朗拜尔不久就要回来，他虽然病体已经基本恢复，却无力再去经受战争的辛苦了，正在办退役手续，以便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她的身边。我们俩商订了将来我们三人亲密相处的美好计划，而且我们可以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长久执行下去，因为它的基础是所有能把多情而正直的心灵联合在一起的那些感情，而我们三人又拥有充分的才能和知识，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外界的任何补助。唉！我沉醉于这样一种甜蜜生活的希望之中，竟丝毫没想到那正在等候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们接着就谈到我当时跟埃皮奈夫人相处的情况。我把狄德罗的信以及我的回信拿给她看，我对她详细叙述了这个问题的一切经过，并且告诉她我要离开退隐庐的决心。她极力反对，她所列举的理由都在我的心头具有无上的权威。她表示她是多么盼望我去作这一次日内瓦的旅行，因为她预料到，我一拒绝，人家会把她也扯到这里面去的。这一点，狄德罗的信仿佛已经在预告了。然而，由于她跟我自己同样清楚我的理由，所以也就没有坚持；不过她教劝我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把事情闹出来，一定要找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掩饰我的拒绝，免得人家胡乱猜疑，以为她在其中有什么关系。我对她说，她所要求于我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办到，但是，我既决心不惜以名誉为代价来补赎我的过错，只要是在名誉的容许范围内，当然愿意把她的名誉放到第一位。过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我曾否实践了这个诺言。

　　我可以发誓，我那不幸的热情当时远没有减弱它的力量，我从来也没有象那天一样，把我的索菲爱得那么热烈，那么亲切。但是，圣朗拜尔的信、责任感和对背信弃义行为的憎恶所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在这一次会面中，从头到尾，我的感官竟能让我在她身边保持着充分的平静，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要吻她的手。临别时，他就当着她的仆人们的面拥抱了我一下。这一吻，和我以前在树荫下有时偷偷摸摸给她的那些吻就太不相同了。对我来说，它成了一种保证，保证我又恢复了我对自己的控制力：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我的心能有时间在宁静中坚定下来的话，我用不了三个月就可以从根本上痊愈了。

　　这里结束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每人都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心理倾向从外表上去判断，但是在这种关系中，这位可爱的少妇在我身上引起的那种热情，也许任何人都不曾感受到的那种最强烈的热情，由于双方为义务、为荣誉、为爱情、为友谊作出的罕见的痛苦的牺牲，将在天人之间，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我们彼此都在对方的眼里把自己提得太高了，不可能轻易自甘堕落。一个人除非不值得别人的任何尊敬，才肯失掉如此宝贵的尊敬；我们的强烈的感情是可能使我们犯罪的，但也正因为它是强烈的，才防止了我们去犯罪。

　　就这样，我跟这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我曾保持那么长久的友谊，而另一个，我曾怀有那么热烈的爱情——在一天之内部分别珍重告别了：一个告别后就终身不再相见，另一个告别后只重逢过两次，在什么情况下，下文我再说明。

　　她们走了之后，我就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要尽那么多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义务——这些都是我过去做事不慎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在正常状态下，在这次日内瓦之行经人提出和遭到我拒绝之后，尽可以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已经愚蠢地把日内瓦之行搞成一件不能就此了结的事情，我除非迁出退隐庐，否则以后就必须再作解释；可是我又已经跟乌德托夫人讲定，不迁出退隐庐，至少暂时不迁。而且，她又曾要求我在我的那些所谓朋友面前说明一下我拒绝这次旅行的理由，以免人家说是她策动的。然而我若说出真正的原因，就不能不辱没埃皮奈夫人。论埃皮奈夫人为我做过的一切，我当然是要感激她的。左思右想，我发现我正面临着这样严酷的、却又不能避免的抉择：或者是对不起埃皮奈夫人，或者是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对不起我自己；我采取了最后这条道路。我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动摇地采取了这条道路，怀着一种慷慨牺牲的精神，一定要洗清那些把我逼到这种窘境的过错。这种牺牲，我的仇人曾巧妙地加以利用，并且也许是他们早就等待着的，它造成了我的名誉的破产，并且由于他们的活动，把社会上对我的尊敬全剥夺净尽了；但是它恢复了我对我自己的尊敬，并且在我的种种不幸之中使我得到安慰。人们将可以看到，这不是我作出这样的牺牲的第一次，也不是人家利用我的牺牲来打击我的最后一次，

　　格里姆是唯一在表面上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就决计向他申诉。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把这次日内瓦之行作为我的一种义务来看，未免有点可笑，我在旅途中对埃皮奈夫人不但毫无用处，甚至会造成麻烦，而且旅行的结果又会给我带来种种不便。我在这封信里还情不自禁地让他看出，我是知道底细的，人们认为我应该作这次旅行，而他自己却脱了身，别人连提也不提他，我觉得很离奇。在这封信里，我既不能明白说出我的理由，就不得不常常支吾其词，因而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目中，显得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对象格里姆那样了解我言外之意并且充分了解我的行为的人来说，这封信是极为含蓄的。我甚至不怕再加上一个于我不利的臆测，假定别的朋友也有与狄德罗相同的意见，以便暗示乌德托夫人也曾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倒是真的，可是我就没有提起乌德托夫人后来听到我的理由便改变了主张。我要为她开脱，使人家不会怀疑她曾与我串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这一点上显出对她不满。

　　这封信最后以对对方表示极大的信任作结束，这种信任，任何别人都会受到感动的；因为，我恳切地要求格里姆在权衡我的理由之后把他的意见见告，还明白向他表示，不论他的意见如何，我都会照办的。我心里的确也是想照他的意见去办，即使他的意见是要我前去；埃皮奈先生既然亲自陪他的妻子旅行，我若同往，事情的面目就完全不同了，而在以前，人家是想把这个差使交给我的，只是在我拒绝之后才找到了他。

　　格里姆的回信，我等了很久才来；这是一封很离奇的信。我把它（见甲札，第五九号）转录于下：

　　埃皮条夫人启程的日子推迟了；他的儿子病了，必须等他痊愈。我将慢慢考虑你的信，你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退隐庐吧。我将把我的意见及时告诉你。既然她几天内肯定不会动身，那就不用着急。目前，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可以向她提出你愿意为她效劳，不过我觉得提不提也都差不多，因为我跟你自己一样地清楚你的处境，毫不怀疑她会对你的提议作出恰如其分的答复的：我看你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将来可以对敦促你去的人们说，你之所以没有去，不是因为你没有自告奋勇。此外，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哲学家”是大家的代言人，为什么他有意要你去，你就以为你所有的朋友都有同样的主张。如果你写信给埃皮奈夫人，她的答复就可以作为你对所有这些朋友的反驳，你心里不是急于要反驳他们吗？再见。问候勒·瓦瑟夫人和刑事犯。

　　我在读这封信时深感惊讶，忐忑不宁地探索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怎么也琢磨不出来。怎么！他不直截了当地答复我的信，却要费时间去考虑，仿佛他所费的时间还不够似的。他甚至还通知我，要我暂时等待，仿佛有什么深奥的难题需要解决似的，再不然，仿佛他有什么心思，一定要在透露出来以前，不让我有任何办法猜透。这种提防，这种拖延，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别人的信任就是这样报答的么？这种行径算是正直的、善意的吗？我很想对这种行径找出一个于他有利的解释，却怎么也找不到。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如果这意图是与我相反的话，他所处的地位是便于他去实现的。而我所处的地位却使我绝对无法加以阻止。他在一个显赫的亲王家里是红人，交际又广，在我们共同的社交圈子里又有风行草偃之势，说出话来就象是圣旨，以他平时的那种机巧，很容易就能开动他的全部机器。而我呢，一个人待在我的退隐庐里。远离一切，没有人给我出主意，跟外界没有任何来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待，只好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不过，我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提起她儿子的病，信是写得尽可能客气的，但是我没有中人之计，没有提出要跟她一起走。

　　在那狠心人把我投进的这种苦痛难堪的惶惑状态之中，我仿佛等候了好几百年。过了八天或十天，我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他的第二封信我也收到了。信只有七、八行，我没有读完……那是一份绝交书，但是其中的措辞，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写得出来，而正因为要极尽侮辱之能事，用词反而显得愚蠢了。凡是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准我去，仿像那都是他的藩国，一概不许我入境。他这封信，只要谈的时候稍微冷静一点，就不免哑然失笑。我没有把它录下来，甚至连读也没有读完，就登时把它退回去了，另附上下面这封信；

　　 我本来不肯对你有所猜疑，尽管这猜疑是正确的。现在我把你看透了，可惜太晚了。

　　原来这就是你从从容容思考的那封信：我退还给你，它不是写给我的。你可以把我的信拿给全世界的人看，并且公开地恨我，这样做，将给你减少一项虚伪的行为。

　　我说他可以把我的前一封信拿给人看，是顶他来信上的一段话的，根据这段话，人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整个这件事里用了多么奥妙的诡巧。

　　我已经说过，对于不知底蕴的人，我那封信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授人以口实的。他看到这一点很高兴，但是怎样能利用这一个有利之点而自己又不受到牵累呢？他把我那封信拿给人看，会受到滥用朋友信任的谴责的。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就想到以极尽尖刻之能事的方式跟我绝交，并且在信里说，他如何恩厚地顾全我，不把我那封信拿出去给人家看。他早就料到，我在气头上一定不接受他那种伪装的小心谨慎，一定会答应他把我的信公开出去：这就正中他的下怀，一切也就照他所布置的那样实现了。他把我的信拿出去传遍巴黎，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并没有获得他所预期的全部成功。人家并不认为，他骗去了我的一句话，允许他拿我的信去公开，他就能免于物议，叫人家不骂他那么轻率地抓住我的话来害我。人家总是要问问，在私人关系上，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能容许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仇恨。最后，人家还觉得，即使我曾做过这样对不起他的事，使他不能不跟我绝交，但朋友之情尽管断绝了，我总还保有若干权利，他不能不予以尊重。但是不幸得很，巴黎人是轻浮的，当时的这种种看法被忘记了，不在场的倒霉蛋就被忽视，在场的走时的人就使人敬畏。恶毒的阴谋活动继续进行，层出不穷，它那花样翻新的效果很快就使前此的一切都泯灭殆尽了。

　　以上是说明这个人怎样在把我欺骗了那么久之后，终于对我剥下了他的假面具，因为他深信，他把事情已经处理到这种地步，就没有再戴假面具的必要了。我原来还生怕对这个坏蛋有失公允，现在没有这种顾虑，心上感到轻松，让他去扪心自问，从此也就不再想到他了。我收到这封信的一星期之后，又收到埃皮奈夫人从日内瓦寄来的一封信，是复我上一封信的（乙札，第一0号）。看她在这封信里生平第一次使用的那种口吻，我就懂得他们俩相信他们所用的计谋万无一失，是配合起来做的，而且，他们既认为已经把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从此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享受落井下石之快了。

　　我的情况确实是最悲惨的。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远离我了，既无法知道是怎样疏远的，又无法知道为什么要疏远。狄德罗自夸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是我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三个月来就答应来看我，却一直迟迟不来。冬天开始使人感觉到了。随着冬天的到来，我那些惯常的病痛复发了。我的体质虽然健壮，却无法经受得了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我疲惫不堪，不容我再有一点力量、再有一点勇气去抵抗任何事物。即使我有言在先，即使狄德罗和乌德托夫人也劝我此时搬出退隐庐，我也不知道搬到哪里，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我待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麻木不仁，既不能有所作为，又不能有所思考。只要想到要走一步路，要写一封信，要说一句话，我心里就发慌。然而，我又不能对埃皮奈夫人的信不加辩驳，除非承认我理该受到她和她的朋友打击我的那种种毒手。我决定把我的心情和我的决定通知她，没有一刻怀疑到她会不出于人道、慷慨、礼数以及我一直以为在她身上看到的那些好情好意——虽然也有恶情恶意，而赶忙予以首肯的。我的信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退隐庐

　　 假使优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应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

　　 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我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

　　 这封信写好发出之后，我就只想在退隐庐安静下来，将养身体，努力恢复精力，并采取措施，以便来春不声不响地迁出。不显得彼此决裂。然而，格里姆先生和埃皮奈夫人所打算的并非如此，待一会儿就可以看到。

　　过了几天，我总算有幸受到狄德罗的那一次屡约屡爽的拜访了。这次拜访，来得再及时也没有了，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也几乎是我还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到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他时的那种快慰之情，我有满腔的话要说，我就向他尽情倾诉。有许多事实，人家在他面前隐瞒了的、掩饰了的、捏造出来的，我都给他说清楚了。过去的一切，凡是我可以对他说的，我都告诉了他。我绝没有企图把他知道得太清楚的事对他隐瞒起来，就是说，一场既糊涂而又不幸的恋爱成了使我身败名裂的导火线；但是我始终没有承认乌德托夫人知道我这份爱情，或者，至少我没有承认我曾对她说明我爱她。我跟他谈到埃皮奈夫人为了查出她小姑子的那些纯洁无邪的信所使用的卑鄙手腕，我要他从她所企图买通的两个女人的口里直接听听那些详细情形。戴莱丝是一五一十地如实对他说了，但是轮到母亲说的时候，她一口咬定所有这一切她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惊愕呀！她就是这么说的，始终不肯改口。不到四天以前，她还把那些情形原原本本地对我重述了一遍，现在她竟在我朋友面前冲着我的脸来否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决定意义的，我这时才痛切地感到，我过去太不谨慎，竟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并没有多费唇舌去痛骂她一顿，连几句蔑视的话几乎都不对她说。我感到我对她女儿应该感激，女儿的正直恰与母亲的卑鄙懦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但是从那时起，我对那个老太婆，决心是抱定了；只等机会去执行。

　　这个机会比我预期的来得早。十二月十日我接到埃皮奈夫人答复我前函的信（乙札，第—一号）。内容如下：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一日，于日内瓦

　　我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曾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们竟把你留了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样出乎意料的、却又是这样明白说出的一道逐客令，不容我有片刻的犹豫了。不论天气如何，不论我的情况如何，哪怕是在树林里、在当时覆盖大地的积雪上过夜，也不管乌德托夫人再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必须立刻迁出。我很愿意事事迁就乌德托夫人，但不能迁就到叫我没脸做人的地步。

　　我陷入了平生仅有的最艰难的窘境之中；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我发誓，无论如何，到第八天就不在退隐庐过夜。我开始履行我的义务，把我的衣物检出来，决计宁可把它扔到田野里，也不能到第八天后还不退还钥匙，因为我急于要在人们能给我写信到日内瓦和我能得到复信之前把一切都办好。我有了从来不曾感到的勇气，全身的精力又来了。荣誉与愤慨使我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没有料到的那种精力。时运又来协助我的大胆。孔代亲王的财务总管马达斯先生听人说起我的窘境，派人给我提供了一所小房子，这是他自己的，坐落在他那座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连忙接受了。条件很快就谈好；我匆匆地叫人买了几件家具，连同我自己已有的。供戴莱丝和我两人住宿之用。我又叫人用手车把衣物都搬了去，困难既大，耗费又多；尽管是冰天雪地，我的家两天就搬好了。十二月十五日我就退了退隐庐的钥匙，并且事先付了园丁的工资——房租我是付不起的。

　　至于勒·瓦瑟太太，我向她宣布，我们必须分开；她的女儿起初还想动摇我，我却一点不为所动。我叫她带着她和她女儿共有的衣物和家具，乘邮车到巴黎去了。我给了她一点钱，另外，不管她住在她的儿女家里或住在别处，负责替她付房租，并且说明将来尽我力之所及，供给她的生活费用，只要我自己有饭吃，绝不让她吃不上饭。

　　最后，我到路易山的第三天，就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蒙莫朗西　　

　　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一知道你不肯同意我在退隐庐度过残冬，就在十二月十五日离开了退隐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你呢。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无不及。

　　以上是我寓居退隐庐以及使我搬出退隐庐的种种原因的忠实记录。我不能中断这段叙述，将它极精确地写下来是必要的，因为我一生中的这一个阶段曾对我以后的生活发生过影响，并且这影响还将继续到我最后一息。
第十章

　　一时的愤激给了我非常的精力，使我离开了退隐庐；我一迁出退隐庐，这种精力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我的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又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这个病已经叫我苦了若干时候了，我还不知道是一种病呢。不久我就落到了极其难堪的阵痛的境地。我的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诊视我，给我说明了病情。探条呀、捻子呀、绷带呀，老年病痛所需要的全部器械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严酷的事实使我感觉到，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我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我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了，一切使我热爱生命的东西，我也都解脱净尽了，我在生命中再也看不到一点东西能使我感到人生的乐趣。从此，我只看到痛苦和灾难在妨害我的各种享受。我渴望着使我获得自由并逃开我那些仇敌的那一刹那的到来。不过，我们还是循着事态发展的线索来叙述吧。

　　我迁居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她很可能没有料到我这一手。我的身体垮得那么惨，天气又那么冷，又遭到了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他们俩——格里姆和她——相信，他们一把我退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定能迫使我开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乞求人家允许我留住在那所我的尊严不容我继续住下去的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他们没有时间去防到这一着，剩下来的只有选择孤注一掷这条路了，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努力把我再拉回去。格里姆采取了第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倒是宁愿采取另外那一条路的，我从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因为她在这封回信里把她在前几封信里所用的那种语气和缓了很多，并且似乎为和好敞开了大门。她这封信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样长久的拖延就足够说明她为回信的适当措词曾感到为难，并且在回信之前曾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是把好话说过了头就会牵累到她自己。但是在她前此写的那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是多么仔细地要在这封信里不漏出半个难听的字眼。我把这封信全部转录出来，好让大家判断一下（乙札，第二三号）：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函我昨天才收到。它是装在一口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路上走着。我只能回答你的附注；至于信的本身，我不很理解，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想把全部经过都当作是出于一种误会。现在再谈那附注吧，你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本来是约好了的，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过你的手付给他，使他能更好地感觉到他是依靠你的，以免他再和他的前任一样，跟你闹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头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给你了，并且在我走之前不多天，我还跟你约定，将来你预付他的工资，我还是要归还你的。我知道，你先曾推辞，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你预付的，当然要归垫，彼此都有约在先。卡乌埃曾通知我说，你没有肯接受这笔钱，这里面必然有些误解。我现在叫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不依成约，硬要为我的园丁出工资，甚至付到你住在退隐庐的那一个季度以后。因此，我深信，先生，你想到我很荣幸地对你说的这些话，会不拒绝收回你惠然为我预付的那笔工资的。

　　有了以前的那一切经历，我既对埃皮奈夫人不能再有所信任，当然就不愿再和她复交了。我没有答复这封信，我们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她看我作出了我的决定，她也就作出自己的决定了；这时候，她完全赞同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意见，把自己的努力和他们的努力配合起来，好把我彻底打垮。他们在巴黎活动，她就在日内瓦活动。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就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龙香被他们俩不费力地就拉了过去，他大力协助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沆瀣一气，暗暗地在日内瓦撒下了种籽，人们四年以后就看到这种籽在日内瓦生出芽来。

　　在巴黎他们就比较困难些。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仇恨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先宣扬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函。乙札第三0号）。由此，他们就假装着始终还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布着他们的恶意中伤，表面上显得是对他们的朋友的不义行为的抱怨。

　　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么提防，较易于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谴责了。他们对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责，进行得比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发有效。我知道他们栽诬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却绝对无法打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从甚嚣尘上的传闻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就是传来传去都不外乎的这四大罪状：一、我退隐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迁出退隐庐。如果在此以外他们还加上了些什么别的怨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没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我相信，掌握着我命运的那班人后来付诸实施的那套计谋，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出来的。这套计谋进展与见效之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切助人为恶的事是多么易于搞起来的话，一定会惊为奇迹。现在我必须把我在这套阴暗而深邃的计谋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两语来说明一下。

　　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种淳朴。我对一切所谓党呀、派呀、勾心斗角呀，都恨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两年来我退隐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所以我虽住在离巴黎四里约的地方，却由于我不闻不问，就仿佛住在提尼安岛上，和这个京城远隔重洋。

　　格里姆、狄德罗、霍尔巴赫则相反，他们都处在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际极其广阔，整个上流社会的各部门，差不多就由他们三人全部瓜分了。显贵呀、才子呀、文学家呀、律师呀、女人呀，他们到处都能串通一气，叫所有这些人都听他们的话。人们应该已经看到，这种地位，使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三个人，对于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一个第四者，具有何等的优势了。诚然，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并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搞什么十分毒辣阴谋的人，一个无此险恶，另一个无此狡黠，但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搭配得更好。只有格里姆一人在脑子里想他的方案，对其他三人，只把他们必须知道才能配合执行的部分告诉他们。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使他很容易获得这种配合，而全盘计谋的效果也是跟他高超的本领相称的。

　　正是凭着这个高超的本领，感到他从我们双方不同的地位中所能取得的优势，他就策划着要把我的名声彻底地毁灭掉，并给我制造一个截然相反的名声，而同时又不牵累到他自己。入手的办法就是先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阴影之墙，使我不可能凿通这道围墙来看见他的阴谋活动，揭开他的假面具。

　　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必须蒙蔽那些配角，使他们看不见其中的不义之处。必须欺骗那些正派人，把所有的人都从我的身边拉开，不给我留下一个朋友，不论这朋友有无地位。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半句真话透露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一个仁人君子对我说：“你还充有德行的人呢，可是人家是这样看待你的，人家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格里姆就完蛋了。他也知道这一点，担是他探测过自己的心，而且对人们的能耐估计得一清二楚。我为人类的光荣感到遗憾的是：他计算得太准确了。

　　他在地道中行走，要想脚步稳，就必须走得慢。他依计行事已经十二年了，而最困难的部分现在还有待完成，那就是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只眼睛盯着他，比他所料想的要严密些。他就害怕这一点，所以还不敢把他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已经找到了不太困难的办法，那就是把那股支配着我的势力拉进他的阴谋。在这股势力的支持下，他就可以向前迈进而少冒一些风险了。既然这股势力的爪牙们通常都不很以正直自炫，更不以坦率自豪，他就再也不怕有什么好人会泄漏风声了；因为他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把我蒙在浓密的黑影之中，让他的阴谋永远不跟我打照面，他很知道，不论他的机关设置得多么巧妙，我也能一眼看穿。他最大的诡巧就是一面毁坏我的名声，一面又显得要顾全我，给他背信弃义的行为披上一件慷慨好义的外衣。

　　通过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暗中指责，我感觉到这套计谋的初步效果，却不可能知道、乃至不可能推测到那些指责的内容究竟如何。德莱尔在他历次的信里都对我说，人家把许多罪恶都栽在我的头上；狄德罗也告诉过我，不过更加神秘些；而当我向这两个人追问的时候，又都不外乎上述的那几条罪状。我在乌德托夫人的历次来函中感觉到她对我逐渐冷淡了。我又不能把这冷淡归咎于圣朗拜尔，因为圣朗拜尔还以同样的友情继续给我写信，甚至远行归来后还来看我。我也不能归咎于自己，既然我们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分手后在我这方面除搬出退隐庐外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搬出退隐庐，她自己也觉得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并不肯承认，但是我的心是骗不过去的——我既不知道何所归咎，就对一切都感到惴惴不安了。我知道她是极端敷衍她的嫂子和格里姆的；因为他们俩跟圣朗拜尔都有关系；我生怕他们俩在捣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疮疤，使得我写起信来总是牢骚满纸，竟至叫她完全讨厌我的信了。我隐约望见无数令人痛心的事，却又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陷入了对一个想象力极其敏感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是完全孤独的，如果我索性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会平静一些的，但是我的心仍然是旧情难舍，而我的仇敌们就抓住我这点旧情，造成无数的口实来攻击我。透进我的幽居的那点微光，我只能看到人们瞒住我的那些神秘勾当的黑暗。

　　我生性是开朗、坦白的，正因为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对于人家将感情向我掩饰起来也就疑虑万端；对这样一种天性的人说来，我当时的苦恼真是太大、太难以忍受了。如果不是万分侥幸地又遇到一些事，足够牵住我的心灵，对于我这些摆脱不开的心事，构成一种有益的排遣的话，我无疑会苦恼而死的。上次狄德罗到退隐庐来看我的时候，曾对我谈到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的《日内瓦》那篇文章。他告诉我说，这篇文章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剧场；人们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剧场的修建不久就会进行。狄德罗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对它的成功毫不怀疑，而我当时跟他争辩的事太多，不愿在这件事上又发生争辩，所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我对人家在我的祖国所要的这一套诱惑手腕感到愤慨，所以我急待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看看有无办法写篇答复，好对这不幸的一着防患于未然。我住到路易山不久就收到了这本书，发现那篇文章写得既巧妙又有艺术，不愧为该文作者的手笔。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打算驳斥的意图；尽管我当时心灰意冷，尽管我忧愁多病，天气严寒，再加上新居不便，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我还是拿起了笔，凭着我一片热诚，克服了一切困难。

　　在一个相当严酷的冬季，在二月的天气里，在上述的那种种状况下，我天天跑到我住的那个园子尽头的一座四面通风的碉楼里，早晨呆两个钟头，午饭后又呆两个钟头。这座碉楼在一条台坡路的尽头，俯瞰蒙莫朗西的幽谷和池塘，远望则见那座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田城堡，这是贤德的加狄拿退隐之所。就是在这个当时冷得象冰窖一般的地方，既无屏障以蔽风雪，又除我心头的热情外别无其他取暖之物，我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我那篇《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这是我写作时感到了乐趣的第一篇作品（当时《朱丽》连一半还没有写完）。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道德的愤激之情做了我的阿波罗，而这一次做我的阿波罗的则是温存敦厚之心。以前只是从旁见到的那许多不平激起我的恼怒；此时是以我自己为对象的不平引起我的悲哀，而这种不含恼怒的悲哀，只是一颗太多情、太软弱的心被它原以为品质相同的心欺骗了以后而不得已收敛时所感到的那种悲哀罢了。我的心当时还充满着我新近所遭受到的一切，同时那么多的激烈动荡也都余波未平，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苦痛感觉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概念都一下子混合起来了；在我的作品中也就可以感到这种混合的影响。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里把我当时的处境描写了出来；我在里面刻划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我写这部作品时曾流了多少甘美的眼泪啊！唉！人们在这部作品里很容易感觉到，爱情，我所努力医治的那个致命的爱情，还没有从我心里排除出去。在这一切当中，还掺杂有我的自怜之感，因为我那时觉得自已奄奄待毙，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的最后一次告别了。我绝不是怕死，我看到死朝渐近，反而感到快乐；但是我惋惜我离开人群而人群还没有感到我的全部价值，还不晓得如果他们知我较深的话，我是多么值得为他们所爱。这就是弥漫在我这篇作品里的那种特殊笔调的秘密原因，这种笔调跟前一部作品的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正在修改并誉清这封长函并准备把它付印的时候，忽然在长久无消息之后收到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又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了我生平最伤心的悲痛。她在这封信（乙札，第三四号）里对我说：我对她的热恋全巴黎都知道了，是我一定告诉了一些什么人后才宣扬出去的；这些风声传到她的情人的耳朵里，几乎使他送了命；最后他总算了解了她。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但是，为对他负责，也对她自己和她的名誉负责，她必须跟我断绝一切关系；不过她还保证，他们俩都永远不会中止对我的关怀；他们将在社会上为我辩护、她还将不时地派人来探听我的消息。

　　 “你也在内呀，狄德罗！名不符实的朋友！……”我叫了起来。然而我还不能下决心去谴责他。我这个弱点也还有别人知道，可能是别人要他说出来的。我想怀疑……，但是很快我就不能怀疑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就做出一件事来，不愧是他的豁达大度的一种表现。他充分了解我的心，看到我被一部分朋友出卖了，又被另一部分朋友抛弃了，就推测到我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况之中。他来看我了，第一次他没有多少工夫跟我谈，第二次他又来了。不幸得很，我不知道他要来，没有在家。戴莱丝在家，跟他谈了两个多钟头，在这次谈话中，他们彼此都说明了一些事实，是他和我都有必要知道的。我从他口里知道，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曾经跟埃皮奈夫人有过现在格里姆和她那样的关系，而我当时的惊讶，也只有他自己听到这个流言竟然会毫无根据时所感到的惊讶可以与之相比。圣朗拜尔也曾使那位夫人大为不快，他在这方面的遭遇也和我完全相同。这次谈话揭出来的一切真象，把我跟她决裂后的后悔心情完全消除净尽了。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对戴莱丝说明了好几个细节，而这些情节，戴莱丝固然不知道，连乌德托夫人本人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人知道，并且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请他以友谊为重，替我保守秘密，而他就单单选定了圣朗拜尔，把我这个秘密当作私房话告诉他了。这样一来。我就下定决心和狄德罗永远绝交。决心既定，我就考虑该用什么方式绝交才好，因为我早就发现，暗地绝交反而于我不利，因为这种绝交把友谊的假面具留给我那些最险恶的仇人。

　　关于绝交，社会上有些所谓既成准则，这些准则似乎都是根据骗人与卖友的精神定出来的。你已经不是某人的朋友了，却还显出是某人的朋友的样子，这就是你想留一手儿，好欺骗老实人以便来损害某人。我还记得，当那位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时候，他赶快公开声明，对任何人都说：“杜尔纳明神父谈我或我谈杜尔纳明神父，你们都不要听，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这一举动曾大受赞赏，大家都夸奖他的坦率与豪迈。我对狄德罗也决计学这个榜样；但是我怎么能从我的隐居之地把这个绝交决定公开出去，既明确无疑而又不引起人言啧啧呢？我就想起在我这篇作品里，以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去，用这段话宣布这个绝交，甚至连原因都说了出来，对任何了解内情的人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对局外人则毫无意义；此外，在这篇作品里，我还特别留心，每提到我所抛弃的这个朋友，总还是带着人们即使在友情熄灭之后还应该对旧友永远保持的那种敬意。这一切，人们读到这篇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人倒了霉，仿佛任何勇敢行为都成了罪状。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人家就赞美，我做了，就只能引起呵斥和责难。我的作品印出来后，我刚收到一批样本，就寄了一本给圣朗拜尔，因为他头天晚上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充满最缠绵的友情的信给我呢（乙札，第三七号）。请看他把赠书退还给我时的这封信吧（乙札，第三八号）：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真的，先生，我不能接受你刚给我寄来的这个赠品。当我看到你在序言里为狄德罗引用的那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书就从我的手里掉下去了。经过今年夏天的几次谈话之后，我觉得你似乎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你怪他的那些所谓泄漏秘密的事都是放不到他头上的了。他可能有些对不起你的地方：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知道那些对不起你的地方并不能使你有权给他一个公开的侮辱。你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所遭受的迫害，而你还要把一个旧友的怨言杂到忌妒者的叫嚣中去。不瞒你说，先生，这种残酷的行为是多么使我愤愤不平。我跟狄德罗相处并不亲密，但是我尊敬他，这个人，你在我面前一直只怪他有点儿软弱，而你现在竟使他这样苦恼。先生，我们俩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太不同了，所以永远不能相投。请忘掉我的存在吧，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对别人，从来也没有做过什么能使他们永志不忘的好事或坏事。我呢，先生，我向你许愿，我将忘掉你这个人，只记住你的那些才华。

　　 我读了这封信，愤慨有过于痛心；在我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我终于又恢复了我的自豪感，给他的复信如下：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在拜读你的来信时，我为自己的惊讶向你表示敬意，而且我还傻得居然为之感动，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这信是不值一复的。

　　我不愿意继续为乌德托夫人抄缮了。如果已抄缮的部分她觉得不宜于保存，她尽可以还给我。我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保存已抄部分，就该派人来把剩下的纸张和钱都拿回去。我请她把存在她手里的那份大纲也同时还给我。别了，先生。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我这封信似乎使圣朗拜尔醒悟过来了，对他所做的事感到后悔；但是，他太骄傲了，所以不便公开承认，于是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机会，来缓和他所给我的打击。两星期后，我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乙札，第一0号）：

　　二十六日，星期四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忱。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会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真叫我心跳得厉害。一年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我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我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都一定要这样，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想见面的，我就觉得，归根结蒂，接受一次可以说被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怎样难堪的。因此我答应了。星期日，天气很坏。埃友奈先生派自己的车来接我，我就去了。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没受到比这更亲热的接待。看来，全堂宾客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啊。也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懂得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见到的客人比我所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伯爵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是我以不见为妙的。她上年到奥博纳来过好几次；她的嫂子在我们俩独自散步的时候常让她一个人等得不耐烦，她心里早就对我不满，这次在席上可就能痛痛快快地出气了。可以想见，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的人是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且，象我这样一个在最随便的谈话中都还感到尴尬的人，在这种谈话里自然是不会很神气的。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难受，显得那么手足无措，受到那么意外的奚落。最后总算散席了，我赶快离开了那个泼妇，我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来，我们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谈的诚然都是些无所谓的事，但是毫不拘礼，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样。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动，如果圣朗拜尔能看见我的心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满意的。我可以发誓，虽然我来的时候一看见乌德托夫人心跳得几乎晕了过去，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连想也不想她了。我满心只想着圣朗拜尔。

　　这次晚宴，虽然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揶揄，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深自庆幸不曾谢却。我在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的那许多阴谋活动都没有把我的旧交踉我离间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变化。最后我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使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视者少。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确实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是一个藐视的对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没有能够把我心里那种有罪的、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至少我把那残余的痴情控制住了，所以从那时起这点余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错误。乌德托夫人要我继续抄写的那些稿子和我继续寄赠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还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若干信息和短笺，诚然都无关紧要，但也却美意殷勤。她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表示，人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彼此相处的态度足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见时如何分手树立楷模。

　　这次宴会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都谈到它，它为我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机会；本来我那些仇敌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我在离开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很客气的谢函，他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礼敬之意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没有一个处得不好的。

　　我的《给达朗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次的成功却比较于我有利。它使社会大众都知道霍尔巴赫小集团散布的那些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惯常的自满态度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待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后，还是定居在乡间，他们就肯定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实际上在隐居生活中闷得要死，不过骄傲成性，宁愿吃执拗的亏，闷死在乡间，也不愿表示反悔，回到巴黎来。《给达朗贝的信》里洋溢着一种温和气味，谁也感到不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怀着满腹牢骚的话，我的笔调总会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写的作品都是满篇牢骚，而我到乡间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我从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独立生活来比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把《朱丽》完成了，并把它寄给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然而这个工作还被一个小小的、然而相当不愉快的插曲中断了一次。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把《乡村卜师》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财产，气愤极了，便把以前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答复的那份备忘录再拿出来，修改了一下之后，就请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把它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还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赛隆先生代交的。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回我的信，但却一直没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们读了，“小小提琴手”们没有答应把我的歌剧还给我，却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这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我看我从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而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复，又不肯倾听，一直就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是不容置辩地只属于我一人的。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把我置于他们的所谓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厌恶透了，我决计从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这种交情并不妨碍自由，却构成人生的乐趣，同时有平等精神作为基础。象这样的交情，我当时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尝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实适合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使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使我险遭没顶的风暴、争吵和烦恼。

　　我住在退隐庐的时候，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以后，就在附近认识了好几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称我的心，而又丝毫不束缚我。在他们中间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初当律师，自己还不知道将来会在法律界占到什么地位。我那时就不象他那样疑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做出辉煌的事业的。这点今天已经成了事实。我向他预言，如果他能对承办的案件严加选择，如果他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保卫者，他的天才将从这种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会跟最伟大的雄辩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这个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这个忠告的效果。他为波尔特先生作的那篇辩护词可以与狄摩西尼相匹敌。他年年来到距退隐庐四分之一里约的圣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这片采地是属于他母亲的，当年那伟大的包许埃也在那里住过。象这样的大师联袂而出，真使这片采地的高贵声名难乎为继。

　　也就是在这个圣伯利斯村，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子，有文学修养，很可爱，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还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介绍给我，他们有通信联系，后来为我印行了《爱弥儿》。

　　在比圣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来村的司铎马尔陶先生。如果是才能决定地位的话，这个人本来是该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该做乡村司铎的，至少应该让他管理一个大教区。他曾充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特别熟识。他一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怀景仰，一面对陷害他的骗子手梭朗深恶痛绝。关于这两个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没有收进他那部待印的卢梭传记里的。他常向我保证说，吕克伯爵对他绝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还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谊。这个相当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东家死后由凡蒂米尔先生赠地的。马尔陶先生还曾办过许多事务，现在虽然年老，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评论得十分恰当。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教益，没有他那乡村司铎的气味，因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读书人的知识结合起来了。在我所有那些长住的邻居之中，跟他交游最使我喜悦，我离开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特别是贝蒂埃神父，他是个物理学教授，虽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学究色彩，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难把他这种高度的纯朴和他那种到处钻——钻要人、钻女人、钻信徒、钻哲学家——的欲念与本领调和起来，他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到处这样夸他，我的话显然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里发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嘲讽意味，这就在我的眼光里把他的面目完全改变了，并且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起他那嘲讽的意味。他那个微笑酷似巴努奇买妥担到恼的绵羊时的那种微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我们两人在我住到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相识，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后，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想不到，他代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为的是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建议负担她的生活费，并且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这是一笔三百利物儿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来。我不想说明这个消息给我的印象怎样；这个消息也许不那么令人吃惊，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物儿的年金，或者他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较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人家不加给我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而现在他又乐于把她送回乡村，仿佛她已经返老还童了。我明白，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许，只是因为不想失掉我这方面的接济，如果我不允许，她是很可以不顾我的允许就接受那笔馈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十分异乎寻常，当时却还并不象后来那样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即使我当时就料到后来所洞察的一切，我还是同样要表示同意的，我当时就这样做了，并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了。从那时起，贝蒂埃神父就把我对他的那种老好人的看法医好了一点，他曾觉得我这种看法那么可笑，而我又曾那么轻率地对他产生了这种看法。

　　也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跟我攀交；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间，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他们都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子孙，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化装的教士——也许是因为他们把顷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那么可笑的缘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使他们有着派系领袖的神色，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日报》的。他们一个是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叫费朗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摇唇鼓舌，叫蜜拿尔先生。他们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跟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里过夏。他们亲自做家务事，没有仆人，也没有代购日用品的包工。他们一人一星期，轮流出去采购、留家烧饭、打扫房间，他们料理得相当好，我们有时也彼此往来吃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常下棋，而我为了插上去下一盘，就得花上一天里一的四个钟头。因为他们到处钻，什么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长舌妇”，这个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传下来了。

　　以上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还有一些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的话。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这些熟人都是文坛之外的；在文坛之内，只有杜克洛这么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还太年青，而且，虽然他就近看到那个哲学帮对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后，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哲学帮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过去曾那么轻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后，就停止跟达朗贝之流、马蒙泰尔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见面了，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当时他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当讨厌他。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结识的，我一直没有失掉她的关注，一直和她通信。她曾送给我几只芒斯鸡来做年礼。并且计划开年来看我，只是由于这时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断了。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是永远占有一个优越地位的。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以外，我是该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约，前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后又驻瑞典，为他的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真除了驻巴黎的大使馆秘书之职。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了一个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形式是宝石镶成的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证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约”这个名字改了一下，现称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心眼儿好，风度一天比一天更可爱。如果不是库安德照他的老习惯插到我们两人之间，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为我服务太热诚，就把我顶掉了，我是会和他相处得跟从前那样亲密的。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起另一个乡下邻居，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大对不起他了，特别因为我还有一件很不可原谅的对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来。这邻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过忙，这次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就满心喜悦，觉得去登门拜访不但是一种义务，还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来看我，不得不同他们又走回头路。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连午饭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好些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从从容容的，跟他叙叙旧情。总之，我把我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后觉得尽这样一个义务未免太迟了。感到羞惭，便干脆不尽这个义务了。我有胆子拖了那么久，却没胆子再见他的面。这种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在他眼里，我的懒惰就有了忘恩负义的迹象了。然而，我觉得我的心实在是无罪的，如果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什么真正能叫他开心的事，即使是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绝不会觉得我这人懒惰。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种拖拉劲儿，往往比大的恶习对我还更加有害。我的最严重的错误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同时，不幸得很，我更少做过我应该做的事。

　　既然我又谈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旧交，我就不应该忘记另外也与此有关的一个，这个旧交，也和其他的一样，已经中断了，但是时间比较晚得多。这就是我和戎维尔先生的交谊；戎维尔先生自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欢喜跟我见面，和我谈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闹的笑话，他在外交部有许多熟人，所以从外交部知道的有关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里又很欣幸地遇见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买了一个官职，有时也为公务来到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变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碍手碍脚了；虽然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区，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吵几句。他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总是要把我带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后，我就不愿再去了。戎维尔先生这个人当然是既客气又风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很亲切，但是他不够聪明；他长得漂亮，多多少少有点纳尔西斯顾影自怜的劲头，相当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东西，或许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赏，也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而客人有时却并不象他那样感到兴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剧，都是五十年来在宫廷和巴黎流行的，从中可以看到的许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这些关于法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绝不会想得出来的。

　　在我们相处得正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的接待是那么淡漠、冰冷，那么不合他平时的风度，以至我在给机会让他解释，乃至请求他解释之后，就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实践了这个决心。我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人们就绝不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面了，而且这里又没有狄德罗出来替戎维尔先生辩护。我当时苦思苦想，到底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可是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我绝对相信，我跟别人谈到他和他的家人，从来都是称许备至的，因为我实心实意地喜欢他；而且，除了我对他只有好话可说而外，我的最不变的原则始终是，凡是我常来往的人家，我谈到时总是礼敬有加的。

　　最后，经过长期思考，我终于推测出是这么回事：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他请我在他熟识的几个姑娘那儿吃饭，那次是跟几个外交部的职员在一起，他们都是些很亲切的人物，绝无浪荡汉的态度或派头；我可以发誓，在我这方面，那整个晚上都是在悲天悯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怜虫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没有拿钱给他的那些姑娘，因为我没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样给她们以我应该付出报酬的机会。我们出门时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这次晚宴之后，我没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儿去，也没有再见到戎维尔先生。过了三四天，我到戎维尔先生家去了，他就给了我上述那种接待。除了关于这次晚餐有点误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时又看到他不愿意解释，就采取了我的决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还继续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赠给他，他也还常托人问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剧院的烤火间里碰到他时，他还很客气地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但也并没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门。由此可见，这件事，样子倒象是斗气，不象是绝交。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人谈到他。隔绝了好几年之后，若是再回头，就未免太迟了。所以我在这里不把戎维尔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单里，虽然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到他家去。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来把我这个名单搞得太臃肿了。这些熟人都不那么亲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么亲密，不过我有时还免不了在乡下见到他们，或者在我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里，比方吧，象孔狄亚克和马布利两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热鲁、瓦特莱、安斯莱诸先生，还有其他许多人，一个个地数出来就未免太多了。我只顺便提一下马尔让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国王的内待，以前是霍尔巴赫小集团里的人物，后来和我一样脱离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后来和我一样撒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先生也跟我认识，我也顺便提一下，他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曾名噪一时，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马尔让西先生是我的乡下邻居，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靠近蒙莫朗西。我们本来早就见过面，但是邻居关系或阅历上的某种相契之处使得我们更接近起来。德马西先生不久之后就死了。他有能力，有才华，但是有点象是他那篇喜剧的模特儿，在女人面前颇有点自炫，而死后并没有受到女人们的极端惋惜。

　　但是我不能漏记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通信关系，这个关系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不能把它的开端略而不谈。我说的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赛尔卜先生，他是税务法庭首席庭长，当时主管出版事业；他在这方面的领导既温和又明智，文学界人士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时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然而我经常体验到他审查我的作品处处从宽，非常令人感激；我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很不客气地对待那些写文章反对我的人。这次关于《朱丽》的印行，我对他的盛情又有了新的证据；因为这样大部头作品的校样要交邮局从阿姆斯特丹寄来，耗费是很大的，他有免费寄递权，所以就答应把校样先寄给他，然后又用他父亲的掌玺大臣关防同样免费有寄给我。作品印的时候，他不管我愿不愿意就叫人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这一版销完之后才准那一版在法兰西王国销行。因为我的稿本已经卖给雷伊了，这笔收入就等于对雷伊的一种盗窃，所以我不得他明文批示就不肯接受这批专为增加我的收入而印的赠书，结果他很慷慨地批下来了；不但如此，这批赠书一共卖了一百个皮斯托尔，我要跟他均分，他又一点也不肯接受。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有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马勒赛尔卜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不成样子，并且在这坏版本售完之前，一直阻止了好版本的销售。

　　我始终把马勒赛尔卜先生看作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从来没有一点使我对他的公正能有片刻的怀疑；但是他的软弱也和他的忠厚相当，他有时对他所关心的人，由于极力要保全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他不但在我的书的巴黎版里叫人删掉了一百多页，还在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册好版本里作了一个可以叫作不忠实的删削。在我这部作品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还更配受人尊敬些。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笔写出来的，我敢发誓，没有丝毫影射意味。然而，我有一个很不谨慎的原则：凡是我写的文章，只要我扪心自问在写出时没有影射意图，我就绝不因为别人可能指为影射而丝毫有所删削，所以，我绝不肯删去这一句话，只是把原来的“国王”一词改为“王爷”。这个修改，在马勒赛尔卜先生看来似乎还不够，他干脆把全句都删掉了，特意叫人另印了一页，尽可能整齐地贴在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本书里。可是她还是知道了这个偷天换日的手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内情告诉了她。至于我自己呢，我只是很久以后，当我开始感到这件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另一位贵妇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我也毫不知情，甚至我在写那段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她呢，而她却那么不声不响地、咬牙切齿地恨我，其最初的起因不也就在这里吗？书出版的时候，我跟她认识了，心里便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骑士笑我多心，保证那位贵妇丝毫没有感到冒犯，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许稍微轻率了点，就信了他的话，并且十分不合时宜地就放心了。

　　入冬时候，我又受到马勒赛尔卜先生的一次盛情的表示，虽然我不认为这番盛情是宜于接受的，心里还是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缺额，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作为他自己的意思，向我建议这个位置。但是透过他信上的措词（丙札，第三三号），我很容易理解到他是有人授意并且指令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自己后来又写信告诉我（丙札，第四七号），他是受人之托才对我作此建议的。这是个闲差使，每月只要写两篇提要，原书会有人送到我这里来，用不着往巴黎跑，甚至向主管官晋谒致谢都没有必要。通过这个途径，我就可以厕身于梅朗、克莱罗、德·几尼诸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第一流文人学士之林了。前两人我本来早已认识，后两人我能认识一下当然也是极好的。此外，只要做这样一点毫不困难、轻而易举的工作，我就可以有八百法郎的额定薪金。我在决定前考虑了几个钟头，我可以发誓，我之所以要考虑，只是因为怕惹马尔让西生气，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最后我感觉到，这样我将不能按我的时间去工作了，按期交稿这种约束我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做不好我要承担的任务，这两个理由就战胜了一切，使我决定谢绝一个我不适于担任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写提要的书籍所讨论的问题，乃至那些书籍本身，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要写的东西既然毫无兴趣，我的文笔自然就冷冰冰的，我的神思自然也就迟钝了。人家以为我也和所有别的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而实际上我是永远只晓得凭热情而写作的。《学者报》所需要的当然不是如此。所以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谢函，措词极其委婉，在这封谢函里我把我的种种理由说得十分详细，使得他和马勒赛尔卜先生都不可能误会我这一拒绝当中会有任何愠怒或骄傲的因素。所以他们俩都同意了我的拒绝，丝毫没有因此而对我白眼相加。而这件事的秘密一直也就守得非常之紧，社会上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这个建议也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若干时以来，我已经在制订计划，要完全抛弃文学，特别要完全抛弃作家的职业了。我最近遭受到的一切，使我恨透了那些文人们，同时我体会到，要干同样的行业而不和他们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样憎恨那些社交界人士，并且一般说来，我也同样憎恨我最近所过的那种一半属于我自己、一半属于那些与我生活不合拍的社交圈子的混合式的生活。我那时特别感觉到，而且由于一贯的经验感觉到，任何地位不平等的交际总是对弱者一方不利的。我跟与我选定的身份不同的富豪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家里不需要他们那样的排场，却也不得不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学他们的做法；种种小费，在他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则既无法可省，又不胜负担。别人到朋友的别墅里去住，不论是在餐席上还是在卧房里都有自己的待僮随身侍候，需要什么就派侍僮去找什么。由于跟主人家的仆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也见不到他们，所以他给他们赏钱也就只凭他高兴，爱怎样赏就怎样赏，爱什么时候赏就什么时候赏。而我呢，单身一人，没有仆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仆役，这就得买他们的欢心，免得多吃苦头。我既被看作和他们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甚至比别人对他们还要优厚些，因为事实上我比别人更需要他们侍候。如果这家仆役不多，倒也还罢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仆役都是很多的，个个都很傲慢，个个都很狡猾，个个都很警觉——我是说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些坏蛋专会那一套，要我不断地需要使唤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巴黎女人可谓聪明伶俐，可是对这一点却毫无正确概念；她们拼命要为我节省开支，结果却叫我倾家荡产。如果我到城里去吃晚饭，离家稍远一点，女主人总是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马车，一定要人驾车，用自己的车子把我送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至于我赏给侍仆和车伕的那一个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个女人从巴黎写信给我，寄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为了体惜我该付的那四个苏的邮资，便专门派一个仆人送来，这仆人步行来，跑得满头大汗，我得给他饭吃，还要赏一个埃居，当然，他得这一个埃居一点也不亏心。若是她建议我跟她到乡下去住几天，她心里总是想：“对这个穷小子，这总是一种节约，在这期间，伙食总不要他花一个钱的。”她就想不到，在这时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内衣、我的服装，都还是照样出钱不误，刮胡子钱还要多出一份，总之，在她家住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里多得多。虽然我赏那些小费只限于我惯常去住的那几家人家，可是这种赏钱对我免不了还是负担奇重的。我可以保证，我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里足足花了有二十五个埃居，而实际上我在那里只不过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在我到那里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个皮斯托尔。象我这样脾气的人，什么也不会自己料理，什么事都不会取巧，又看不得一个仆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时候那副不乐意的样子，这些小费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总算是她家里的人了，给仆人们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忙，可是我受他们的服侍，从来也都是花大钱换来的。到后来，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些小赏赐，因为我的境遇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人家更加严酷地使我感觉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来往是多么不相宜。

　　如果这种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钱去买快乐，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买苦吃，这就太难堪了。我痛感这种生活方式的沉重压力，所以我就利用当时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间隙，下决心把这种自由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放弃上层社交界，放弃写书工作，放弃一切文学活动，终我之身，隐遁在我自觉生而好之的那种狭小而和平的天地里。

　　《给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伊丝》这两部书的收入已经使我的经济状况稍有起色，而我的财源在前此住退隐庐时已经濒于枯竭了。眼前大约还有一千埃居可得。我写完《爱洛伊丝》后就正式动手写的《爱弥儿》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它的收益应该至少可以把上面的数字翻一番。我计划把这笔款子存起来，作为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连同我抄缮的收入，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不必再写作了。我手头还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一下这部书的写作情况，发现还需要花好几年工夫。我没有勇气再往下写，没有勇气等到把它写完再执行我的决定。因此，我就把这部作品放弃了，决计把可以独立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都付之一炬；我热忱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同时也并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整理好了。

　　剩下的还有《音乐辞典》。这是个机动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目的只在卖几个钱。我保留随意把它完成或放弃的自由，就看我别的收入总算起来使这笔收入对于我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至于《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计划，如果我能完全不靠抄写来生活的话，我就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住，因为在巴黎，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得我的日用开支太大，又不让我有时间去挣钱。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最后的计划，又由于一般人都说作家丢了笔就会陷入苦闷之中，所以，为着在我的孤独生活里防止这种苦闷，我还保留着一项工作，可以用来填补空虚，却绝对不想在生前付印。我不知道雷伊怎么想起来的，他长久以来就催我写我的回忆录。虽然直到那时为止，没有什么事实能使这样一部著作很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凭我自问能够放进去的那种坦率，它是可以变得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得人们至少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老是笑蒙田的那种假天真，他佯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却小心翼翼地只给自己派上一些可爱的缺点。我呢，我一直就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总的说来，我还是最好的人，我也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不论怎样纯洁，也不会不包藏一点儿可俗的恶习。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太不象我本来的面目了，有时竟把我的面目歪曲得太不成样子，所以，尽管我对我坏的方面不愿有丝毫隐瞒，我亮出真面目还是只有所得，毫无所失的。而且，如果要做这种事，就不能不把别的一些人的真面目也揭露出来，因此，这部作品只能在我和别的许多人死后才可以发表，这就更使我壮起胆来写我的《忏悔录》了，我将永远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这部《忏悔录》而脸红的。所以我决计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做这件工作，并且开始搜集足以引导或唤醒我的记忆的种种函件和资料，深深惋惜我在此以前撕掉、烧掉、丢掉的那些东西。

　　这种绝对隐遁的计划是我平生制订的最合情理的计划之一，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在为执行这一计划进行准备了，可是上天偏偏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命运，把我投进一个新的漩涡之中。

　　蒙莫朗西原是以这个地方为姓的那个名门望族的古老而幽美的世业，后来遭到没收，就不属于这个家族了。它由亨利公爵的妹妹传到了孔代家族，孔代家族就把蒙莫朗西的名字改为昂吉安。现在这片公爵采地已经没有什么府第，只剩下一座老碉堡，里面藏着档案文件，以接受附庸的朝拜。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有一座私人房屋，是号为“穷人”的克鲁瓦泽盖的，其富丽堂皇足与最华贵的府第相媲美，所以很配称为府第，而且实际上也就被人称为府第。这座华屋的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观，它身底下的那片平台，它那在全世界也许都算是独一无二的景色，它那经高手绘画过的大厅，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培植出来的花园——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总体，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之中，还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简朴风味，使人赞赏不绝。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每年都到他的祖先曾做过主人的这片采地上来两次，一共度过五六个星期，虽然是以普通居民的身份，但是排场的显赫并不减他家的旧日豪华。在我住到蒙莫朗西以后，他第一次来旅行的时候，元帅先生和夫人就派了一个待从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候，并请我随时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来一次，总是不忘记再重复一次同样的问候和同样的邀请。这就使我回想起伯藏瓦尔夫人叫我到下房吃饭的那段故事。时代不同了，但是我却依然故我。我既不愿人家叫我到下房去吃饭，也无意跟大人先生同席。我但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不捧我，也不作践我。我很客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好意问候，但是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有病在身，行动不便，又赋性羞涩，拙于言词，一想到要跟宫廷的显贵周旋，我就发抖，所以我连登府拜谢都不肯去一下，虽然我理解到，我的登府拜谢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他们之那样再三敦请，都宁可说是好奇心切，并不是真正以青睐相加。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来，而且日甚一日。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过从甚密，她一到蒙莫朗西，就派人打听我的消息，并且询问是否可以来看我。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但是没有松口。罗伦齐骑士是孔蒂亲王王府里的人，也是卢森堡夫人的座上客，次年（即一七五九年）复活节到这里旅行的时候，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算是认识了，他敦促我到府里去，我照旧不肯。最后，有一天下午，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只见卢森堡元帅先生到了，后面还跟了五六个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推脱了；除非是个踞傲不恭和没有教养的人，否则就不能不去回拜他，并向元帅夫人致意，因为他曾代表元帅夫人向我致意，并且极其殷勤恳切。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朕兆之下，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往来，这种往来实在是我再也推脱不了的，但是在我接受之前，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避之唯恐不速。

　　我非常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是很亲切的，在十年或十二年前，当她还是布弗莱公爵夫人，还在蓓蕾初放、艳色照人的年纪，我就在戏院里和在杜宾夫人家见过她好几次。但是，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在地位这样高的一个贵妇人方面，这种名声是叫我发抖的。可是我刚一见她的面，就为她倾倒了。我觉得她风韵可人，并且是那么一种风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足以感动我的心田。我原以为会发现她有一种辛辣而满含讥刺的谈吐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要好多了。卢森堡夫人的谈话并不妙语连珠，也不怎么隽永俏皮，甚至严格说来也不是什么微言奥旨，但却有一种滋味无穷的细腻，从不惊人，而且永远令人喜悦。她的恭维话越是质朴就越能使人心醉，人们简直可以说那种恭维话都是脱口而出的，并没有经过思索，是她的内心流露，只因为她太感情洋溢了。第一次拜见，我就看得出尽管我样子笨拙，语言迟钝，却并不使她讨厌。凡是宫廷贵妇，当她们愿意的时候，都懂得使你产生这种信心，不管那是真是假；但是并不是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和卢森堡夫人一样，懂得把你这种信心变得那么甜滋滋的，叫你根本就不再想到要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的媳妇蒙莫朗西公爵夫人——一个癫狂的少妇，相当调皮捣蛋，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想起来要拉拢我，在她婆婆极口夸奖我的时候插进来说些假情假意的话，使我怀疑她们在嘲弄我，那我从第一天起就对卢森堡夫人完全信任了。

　　 我在这两位贵妇人面前的疑惧心情也许会很难解除掉的，但是元帅先生的那种极端的美意向我证实了她们婆媳两人的美意也是真实无欺。以我这样腼腆的性格，竟凭卢森堡先生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他愿意平等待我，这个速度可算是够惊人的了；而他呢，也只凭我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我是确实愿意过独立不羁的生活，那个速度也许还更为惊人。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我确实有理由满足于我的处境，不愿有所变更，所以不管是卢森堡先生或夫人都似乎没有片刻要过问我的钱囊或财产；虽然我无可怀疑地知道他们俩都对我衷心关切，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提出要为我谋一官半职或表示过要为我鼎力提携。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希望我进法兰西学士院做院士。我以宗教不同为理由推辞了；她说这并不是个什么障碍，即使是障碍的话，她也负责为我排除。我又回答说，尽管做这样著名的学术机关的一个成员于我是多么光荣，不过我既然已经拒绝了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我已经拒绝了波兰国王，不肯进南锡学士院为院士，我就不能再进任何学士院而还能对得起人。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这件事也就搁下不谈了。卢森堡先生是并且也真不愧是国王的私交，与这样显赫的、能为我玉成一切的高贵人物相往还，竟还能如此朴实，回想到我刚撇开的那些假充保护人的朋友，老是设法贬低我而不是设法给我帮忙，他们那种不断的、既殷勤又极讨厌的操心，与这种朴实形成了多么刺目的对比。

　　当元帅先生到路易山来看我的时候，我十分尴尬地在我那唯一的一间卧室里接待他和他的随从，倒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请他坐在我那些脏碟子和破罐子当中，而是因为我的破烂的地板往下陷，生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压得完全塌了下去。我倒不为我自己的危险担忧，却怕这位仁厚的贵人因谦和待人而遭到危险，所以我赶紧请他出来，尽管天气还很冷，就把他领到我那座四面通风、又没有壁炉的碉楼里去了。

　　他一到碉楼，我就向他说明我不能不把他领去的原因。他把这原因又对元帅夫人说了，于是他们两人都敦促我在修葺房间地板的时候，搬到府第里去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就住在一所孤立的房子里，这房子在园林中间，叫“小府第”。这个迷人的住所是值得我们来谈一谈的。

　　蒙莫朗西园林不是和舍弗莱特园林那样修在平地上的，而是起伏不平，间有小丘和凹地，那巧妙的艺术家就利用这些陵谷来使丛林、水流、装饰和景色千变万化，把本身相当局限的一片空间，可以说凭艺术和天才的力量扩大了多少倍。这园林的高处是那片平台和府第，底部形成一个隘口，向一个山谷伸展和扩大，拐弯处是一片大水池。大水池的四周都是山坡，被幽丛和大树点缀得非常美丽，隘口宽阔处是一个橙树园。在橙树园与大水池中间就是那个小府第。这座建筑物和周围那块地以前是属于那著名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着意用他那修养有素的建筑与装饰的绝妙美感，建筑并装饰了这所房屋。这个府第后来又经重建，但始终还依照原主的图样。房子很小，很简单，但很雅致。因为它是在谷底，介乎橙园的小塘和那个大水池之间，很容易受潮，就在房子当中穿了一个明廊，上下两层排柱，使空气可以在全屋流通，所以虽然地点低湿，还可以保持干燥。当你从对面为房子作远景的那带高地望这所房子的时候，房子就象是被水环绕着一样，你简直以为看见了一个迷人的小岛，或者是看见了马约尔湖内三个波罗美岛当中最美丽的 Isola Bella。

　　 他们叫我在这所幽静的建筑里挑选一套房间——里面的房间一共有四套，楼下一层还有舞厅、弹子房和厨房。我就挑了厨房顶上那最小、最简单的一套，连下面的厨房我也占用了。这套房间干净极了，家具都是白色和蓝色的。我就是在这个深沉恬静的幽境里，对着四周的林泉，听着各种鸟儿的歌声，闻着橙花的香气，在悠然神往中写了《爱弥儿》的第五卷。这卷书的清新色彩，大部分都是得之于写书的环境所给我的那种强烈印象。

　　每天早晨，在太阳上山的时候，我是多么急于到那条明廊上去呼吸馨香的空气啊！我在那里，和我的戴莱丝面对面，吃到了多么好的牛奶咖啡啊！我那只猫和那只狗都陪着我们。这样的陪伴够叫我一辈子都满足的，绝不会感到一刻的厌烦。我在那里真象是住在人间天堂；我生活得跟在天堂一样纯真，品尝着天堂一样的幸福。

　　在七月的那次小住期间，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那么关怀，那么亲切，以致我，既然住在他们家里，又备受他们款待，就不得不经常去看他们。作为对盛情的报答。我差不多顷刻不离他们了：早晨我去问候元帅夫人，就在那里吃午餐；下午我又去跟元帅先生一同散步；但是我不在那里吃晚饭，因为贵宾太多，饭又吃得太晚。直到那时为止，一切都还很合适，如果我懂得适可而止的话，就没有什么坏处了。但是我从来就不懂得在情谊上保持中庸之道，不懂得以尽我的社交职责为限。我生平对人不是全心全意，就是无心无意；不久，我就变得全心全意的了。我看我被这样高贵的人们款待着、宠爱着，便超越了界限，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只有对地位相等的人才允许有的友谊。我在行动中表现了这种友谊的全部亲昵，而他们呢，在他们的行动中却从来不放松他们使我受惯了的那种礼貌。然而，我跟元帅夫人在一起，总是不十分自在，虽然我对她的性格还不怎么放心，可是我对她的性格的害怕还不及对她的才智的害怕。特别是在这方面，她使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在谈话中对人非常挑剔，知道她也是有权这样做的。我知道太太们，特别是贵妇人们，要人家取悦她们，而你宁可冒犯她们，也不能叫她们感到厌烦；根据客人走后她对客人说的话所作的评论，我就判断出她对我的语言迟钝会作何感想了。我想起了一个补充办法，以挽救我在她跟前说话时所感到的尴尬。这办法就是念书给她听。她听说过《朱丽》那部书，也知道这部书正在印刷中，就表示急于要看到这部作品。我为了献殷勤，提出要念给她听，她接受了。我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到她房里去，卢森堡先生也来了，把房门关上，我就坐在她床边念。我的诵读是精心安排了的，即使他们这次小住没有中断，也够供整个小住期间之用了。这个不得已的办法所获的成功超过了我的期望。卢森堡夫人迷上了《朱丽》和它的作者；她嘴上谈的也只是我，心里想的也只是我，整天都对我说好听的话，一天要拥抱我十次。她在餐桌上一定要我坐在她身边；有几个贵宾要坐这位子的时候，她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位子，并把他们请到别的位子上去。我是稍微受到一点亲切的表示就会被宠络住的，大家想想，这些迷人的态度该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吧。我真正依恋上她了，她对我也同样依恋。我看她这样入迷，又感到自己太少风趣，不足以使她永远入迷下去，所以就唯恐她由入迷而变成厌恶，可是不幸得很，这种恐惧却是太有根据了。

　　在她的气质与我的气质之间准是有一种天然的对立，因为除了我在谈话中，乃至在函件中经常漏出的那大批的蠢话外，就是在我和她相处最好的时候，也还有些事使她不高兴。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出来。我只举一个例子，其实二十个例子我也举得出来。她知道我为乌德托夫人正在抄写一份《爱洛伊丝》，按页论价；她也想以同样条件要一份。我答应了。由此我就把她放在我的主顾之列了，所以我为这事给她写了一封很感激、很客气的信——至少我的主观愿望如此。下面就是她的回信（丙札，第四三号），它使我仿佛从云端里掉了下来。

　　 星期二，于凡尔赛

　　我高兴极了，我很满意；你的信给了我无限的快乐，所以我赶快写信告诉你，并且谢谢你。

　　你的信里原来的措词就是这样的：“虽然你靠得住是一个极好的主顾，我却难于接受你的钱，按说，应该是我出钱买为你工作的乐趣才对呀！”关于这句话，我不必对你多说了。我很遗憾，你总是不跟我谈你的健康状况，没有比你的健康更引起我的关心的了。我衷心喜欢你，我还向你保证，给你写信反而使我感到十分怅然，如果我能当面对你讲，我该多么快乐啊。卢森堡先生爱你并且衷心地问候你。

　　我一接到这封信，也没有把它反复琢磨，就赶紧写了一封回信，说明对我的话不能作任何令人不快的解释。后来，我在可想而知的不安心情中琢磨了好几天，始终还是莫名其妙。最后，我写了下面这封信作为最后答复：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八日于蒙莫朗西

　　上信发出以后，我又把那段话琢磨了上千遍。我照它的本来的、自然的意义去理解．又照别人可能给它的一切意义去理解，可是，我坦白告诉你，元帅夫人，现在我已经不知道究竟是我该向你道歉呢，还是你该向我道歉了。

　　这几封信已经是十年前写的了，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到它们。今天我对这个问题还是越想越糊涂：我一直就看不出那段话里有什么冒犯她、甚至仅仅是使她不快的地方。

　　关于卢森堡夫人想要的那份《爱洛伊丝》手抄本，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我想了什么主意使它具有超出其他手抄本的明显的优点。我另外写过一篇爱德华爵士奇遇记，并且考虑了很久，应不应该把它全部或扼要地插到这部作品里来，但总觉得放在这里不合适。最后我决计把它完全删掉，因为它的格调与全书不同，会损害全书那种动人的淳朴风味。自从我认识了卢森堡夫人以后，我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就是，在这篇奇遇记里有一位罗马的侯爵夫人，性格十分可憎，这种性格的某些表现虽不能用到卢森堡夫人身上，但是在只闻其名的人们看来，很可能会说是影射她的。所以我深自庆幸采取了这种删削的决定，并且按照这个决定去做了。但是，我既热烈希望在她这份抄稿里增加一点任何别的版本都没有的东西，我竟又想起那些倒霉的奇遇，决定把它写成提要加了进去，真是糊涂主意啊！只有用那盲目的、把我拖向毁灭的宿命，才能解释我这个主意的荒唐！

　　Quos vult peraere Jupiter， dementat．

　　我竟有那种傻劲，费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工夫，编成了这个摘要，并把这篇文章作为稀世之珍送给她。不过我预先向她声明，原稿我已经烧了，这份摘要只是供她一人看的，除非她自己要拿给人家看，别人是看不到的。可是这种话不但不能象我所想的那样证明我的谨慎和缜密，却反而向她说明了我自己就有所感觉，某些地方有影射的意味，会使她感到侮慢。我蠢就蠢到这样的地步：我还绝对相信她会对我这种做法感到欣喜呢。然而，她对这事并没有象我所预期的那样，把我大大恭维一番，使我大为吃惊的是，她对我送给她的那份摘要连提都没有提过。而我呢，老是觉得我这件事做得妙，高兴极了，只是很久以后，才根据别的一些迹象，觉察到它所产生的后果。

　　为了这份抄本，我还动了另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比较合理，但是由于某些较长远的后果，对我还是同样有害，真是命该受苦，什么倒霉事都来了！我想起要把《朱丽》里的木刻画的原稿拿来装饰这个抄本，因为那些原稿正与这抄本的大小相同。我就向库安德要原稿，因为这些原稿不论以什么名义都该归我所有，特别因为我把销路很广的版画的收入已经让给他了。库安德太狡猾，我又太不狡猾。我几次催索画稿，他就知道了我要用来干什么。他借口要给这些画稿加上若干装饰，就把画稿暂且留在他那里，最后才亲自把画稿送来。

　　 Ego versiculos feci，tulit alter honores．

　　这就把他引进了卢森堡公馆，占有某种地位了。自从我住进小府第以来，他就时常来看我，总是一清早就来，特别是当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蒙莫朗西的时候。这就使我要同他待一整天，不能到大府第去。人家怪我老是不去，我就把原因说了出来。他们就敦促我把库安德先生也带去，我照办了。这正是那个滑头所一直追求的目的。就这样，泰吕松先生的一个小雇员，主人在没有外客同席的时候偶然也让他在一桌吃吃饭的，现在，由于人家对我太好，竟一下子被邀与法兰西的元帅同席，跟许多亲王、公爵夫人和宫廷里所有最显贵的人物坐在一起了。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天，他要早点回巴黎去，元帅先生饭后对所有在座的人说：“我们到圣·德尼那条路上去散散步吧，去送送库安德先生。”那可怜的小伙子受宠若惊，简直有些不知所措。我呢，也感动得那么厉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跟在后面，象孩子一样哭着，恨不得吻一吻这位仁慈的元帅的脚印。这个抄本的故事使我把许多以后的事都提早说出来了。还是就我的记忆所允许的，依时间的顺序来谈吧。

　　路易山的小房子一修好，我就把它布置得干干净净和简单朴素，又回去住下了。我离开退隐庐时就立下了一条规定：要经常有个属于我自己的住所。这个规定我不能放弃，但是我又舍不得丢开我在小府第的那套房间。我就把房间的钥匙留下，同时因为我非常喜欢在柱廊下吃的那种别有风味的早餐，就常到那里去过夜，有时连住两三天，就和住别墅一样。我当时也许是全欧洲住得最好、最舒服的一个平头大百姓了。我的房主马达斯先生是天下第一好人，他把路易山房子的修理工作完全交给我去安排，要我自由指挥他的工匠，他自己毫不过问。因此我就得以把楼上的一个大房间改成完整的一套小房间，包括一间卧室、一个套间和一个藏衣室。楼下是厨房和戴莱丝的卧室。碉楼就做了我的书房，装上一套很好的嵌玻璃的板壁和一个壁炉。我住进去之后，又拿装饰平台作为消遣；平台上已经有两行菩提树庇萌，我又添上两行，构成一个绿荫环绕的书斋，我在平台上又放了一张石桌、几个石凳，环绕平台我又种了些丁香、山梅、忍冬，我还做了一个很美的花坛，跟两排树平行。这个平台比大府第的平台高，景色至少也并不稍逊，我在那里还养了无数鸟雀，它就成了我的大客厅，好接待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唐格利亲王先生、阿尔曼蒂尔侯爵先生、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布弗莱公爵夫人、瓦兰蒂诺瓦伯爵夫人、布弗莱伯爵夫人，以及跟他们同样显赫的其他人物，他们都不惜走一段很累人的上坡路，从大府第来朝拜路易山。所有这些大人物来拜访我；都是由于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对我的厚爱：我是感到这一点的，心里对他们非常感荷。正是在这种感激心情的激奋之中，我有一次拥抱着卢森堡先生对他说：“啊！元帅先生，在认识你之前我通常是恨大人物的，自从你使我这么亲切地感觉到他们是那么容易得到人们的爱戴后，我就更恨他们了。”

　　此外，凡是在这个时期了解我的人，我都要问他们一下，他们可曾发现这种显赫的光焰曾有一时一刻眩惑过我的眼睛，这种香火的烟云曾有一时一刻熏昏过我的头脑？他们曾否看到过我在举止上就不那么始终如一了、在态度上就不那么质朴单纯了，对人民群众就不那么和蔼可亲了，对左邻右舍就不那么亲切随便了？我在能为人帮忙的时候，可曾有一次因为我讨厌人家不断添给我的那些无数的、并且常常是不合理的麻烦，就不那么爽快地为大家服务了呢？我的心固然由于我对蒙莫朗西府两位主人的衷心依恋而常把我吸引到那儿去，但是它也同样把我拉回到我的左邻右舍，使我尝到我认为除此而外就别无幸福可言的那种平淡而简单的生活的甜美滋味。戴莱丝交上了一个瓦匠的女儿——瓦匠是我的邻居，名叫皮约，我也就交上了那个父亲。为了讨好元帅夫人，我在上午不无拘束地在府第里午餐，午餐之后，我是多么急于跑回来跟那个老好人皮约一家，有时在他家，有时在我家。一起用晚餐啊！

　　除了这两个住所以外，我不久又有了第三个住所，就在卢森堡公馆；公馆主人要我有时也到那里去看看他们，把我逼得太紧了，所以我尽管痛恶巴黎，还是不得不予以同意——自从我隐居到退隐庐以后，我到巴黎本来只有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两次。不过现在我到巴黎，只是按约定的日期前去，完全为的是在那里用晚餐，第二天早晨就回来。我进出都是走面对环城马路的那座大花园，所以我可以极正确地说，我没有踏上巴黎街道。

　　在我这一阵转瞬即逝的红运当中，早就酝酿着一场标志红运结束的灾祸。我回到路易山不久，就在那里又结识了一个新交，也和平时一样，完全是不由自主的。这个新交在我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读到下文就可以判断那究竟是福还是祸。我说的是我那女邻居韦尔德兰侯爵夫人，她的丈夫刚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索瓦西置了一座别墅。她原是达尔斯小姐，即达尔斯伯爵的女儿，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但是很穷；达尔斯小姐嫁了韦尔德兰先生，而这位韦尔德兰又老、又丑、又聋、又严厉、又粗暴、又好吃醋，面带刀伤，还瞎了一只眼，不过，如果你能摸到他的脾气的话，老底子还是个好人；他有一万五千到两万利物儿的年金，她就被嫁给这笔年金了。这个活宝老是咒骂、叫嚷、暴跳如雷，弄得太太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然而最后总是太太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这样还是叫她生气，因为她要他承认是他自己愿意她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而不是她要他这样做的。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马尔让西先生原是太太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先生的朋友。他把他靠近奥博纳和安地里的那座马尔让西府租给他们，已经有好几年了；我跟乌德托夫人热恋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乌德托夫人和韦尔德兰夫人之互相认识是由她们的共同朋友多伯舍尔夫人的关系；由于乌德托夫人要到她特别欢喜的地方奥林匹斯山去散步，就必须穿过马尔让西园林，所以韦尔德兰夫人就给她一把钥匙，好让她过路。凭了这把钥匙我也常跟她一起穿过这个园林，但是我不欢喜碰到什么不期而遇的人，当我们偶然碰见韦尔德兰夫人的时候，我就让她们俩在一起谈，不跟她说话，一个劲儿朝前走。这种不够殷勤的态度一定不会给她留下好的印象。然而，她一住到索瓦西，还是找上门来了。她到路易山来看我，好几次都没有碰上，见我老不回拜她，便送了几盆花给我装饰平台，逼得我去回拜。我非去谢她不可了：我们就这样打上了交道。

　　这个来往一开始就是风波频起的，凡是不由我自主的来往都是如此。在跟她的来往当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平静，韦尔德兰夫人的气质跟我太格格不入了。她的俏皮话和讽刺语脱口而出，你必须时刻注意——这对我来说是很伤脑筋的——才能感觉到你在什么时候被她嘲弄了。我现在想起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她的哥哥刚奉派为驱逐舰舰长，在海上对英国人游弋。我就谈这艘驱逐舰的武装是怎样配备而不妨害它的轻快的。“是呀，”她以极平淡的语调说，“只要装上够战斗用的大炮就行了。”我很少听到她在背后说朋友们的好话而不带点挖苦的意味。什么事她不是往坏处想，就是往可笑的方面看，她的朋友马尔让西也未倖免。我觉得她还有一点叫人受不了的，那就是她一会儿给你带个口信，一会儿给你送点礼物，一会儿给你来个便条，真是烦人，我就得绞尽脑汁去答复，是领谢还是拒绝，叫我实在为难。然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终于对她产生了感情。她有她的苦处，我有我的苦处。彼此倾诉衷肠就使我们觉得我们的单独交谈是饶有兴趣的事，没有比两人在一起对泣的那种甜蜜滋味更能把心和心联系起来的了。我们俩设法会面，互相安慰，这种需要常使我把很多事情都原谅过去了。我对她除了真诚坦白之外，有时也很粗暴，对她的人品极不尊重。而这时又需要对她极大的尊重才能相信她真诚地原谅我。我有时也给她写信，下面就是一个样品；象这种信，她在复信中从来没有显出过丝毫不快之感。

　　 一七六0年十一月五日，于蒙莫朗西

　　 你对我说，夫人，你的话没有说清楚，无非是为了要我认识到我的话说得词不达意。你对我说你愚蠢，无非是为了要我感觉到我自己愚蠢。你自夸你只是一个老实人，就好象你生怕别人听了你的话就真相信你是老实人，而你向我道歉，无非是为了要我知道我应该向你道歉。是啊，夫人，我清楚地知道，愚蠢的是我，老实人也是我，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更坏的呢；是我不善于斟酌字眼，不能叫象你这样注意词令而又善于词令的一位美丽的法国贵妇听了中意。然而，请你也想想，我都是按照语言的通常意义来遣词造句的，我根本不懂得或者不想学巴黎的那些道德高超的社交团体里对词语所采取的那种高雅的用法。如果有时我用的词语模棱两可，我总努力叫我的行为来确定它的意义，等等。

　　信的其余部分也差不多都是同样的口吻。请大家看看这封信的回信吧（丁札，第四一号），请看一看，女人的心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地委婉，对这样一封信竟能毫无反感，不但在这封回信里无所流露，就是当面也从来没有任何表示。库安德非常善于钻营，胆大到不识羞耻，凡是我的朋友他都钻，很快就以我的名义钻到韦尔德兰夫人家里去了，并且不久就在她家里跑得比我还热，连我都蒙在鼓里。这个库安德真是个怪家伙。他以我的名义到我所有的知交家里去，一去就扎上根，毫不客气地吃起饭来。他满腔热忱地为我效劳，一谈起我来，总是热泪盈眶；但是他来看我的时候，对所有这些人事关系，以及他明知道我会感兴趣的一切，总是讳莫如深。他不把他听过、说过、或者见过的于我有关的事情告诉我，反而听我说，甚至向我探问。巴黎的事，除了我告诉他的那些，他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总之，虽然大家都在我面前谈到他，他却从来不在我面前谈到任何人：他只有在我这个朋友面前才是诡谲神秘的。不过暂时把库安德和韦尔德兰夫人撇开吧，我们到后面再谈。

　　我回路易山不久，画家拉都尔就来看我，把他为我用色粉画的那幅像也带来了，这幅画像是他在几年前放在沙龙里展览过的。他曾想把这幅像送给我，我没有接受。但是埃皮奈夫人曾把她的像送给我，并且想要我这张像，叫我向他再讨回来。他又花了一些时间把像修改了一番。就在这段时间内我跟埃皮奈夫人决裂了，我把她的像还给她了；既然谈不上再把我的像送给她，我就在小府第我那个房间里把它挂起来了。卢森堡先生看见了，认为画得很好；我表示愿意奉赠。他接受了，我就派人送给了他。他和元帅夫人都明白，我是很欢喜有他们的肖像的。他们就叫人制了两张十分精巧的袖珍小像，嵌在一个用整块水晶制成的镶金糖果盒上，把这份制得极其雅致的礼物送给我，我高兴极了。卢森堡夫人怎么也不肯让她的像粘在盒子上面。她多次怪我爱卢森堡先生胜过爱她；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因为这是事实。她就利用这种放肖像的方式，很委婉地、但是很明白地向我表示她并未忘记我这种偏爱。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又做了一件无助于我保持她的恩宠的傻事。尽管我毫不认识西鲁埃特先生，也无意爱他，但是我对他的行政措施却深为佩服。当他开始对金融家开刀的时候，我就看出他进行大刀阔斧的做法的时机并非有利，可是我并不因此就不热烈地祝愿他成功。当我听到他调职的时候，我就凭我那一阵鲁莽劲给他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我现在并不想为它辩解。

　　 一七五九年十二月二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请接受一个隐遁者的敬意，这个隐遁者是你所不认识 的，但是他为你的才具而钦佩你，为你的施政而敬仰你，他曾因为 推崇你而预料到你在职不会长久。你不削弱这误国的首都就不能 救国，所以你曾置那些唯利是图者的叫嚣于不顾。原先我看你狠 打那班大坏蛋，真羡慕你有大权在握；现在，我看你离职而还不改 初衷，我又对你赞美之至。你是足以自豪的，先生，你这一任官职 留给你一种荣名，将使你长久受用而无人跟你竞争。邪僻小人的 咒骂正构成公正人士的光荣。

　　卢森堡夫人知道我写过这封信，便在复活节来旅行的期间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我就把信拿给她看，她想要一份抄稿，我就抄给她了。但是我交抄稿给她的时候，丝毫不知道她也就是那些关心包税分局而使西鲁埃特调职的唯利是图者之一。人们看到我这许许多多的蠢事，简直要说我是一个劲儿要无缘无故地激起一位可亲而又有势力的女人对我的仇恨，而对这个女人，老实说，虽然我由于笨上加笨，把招致失宠的事都做尽了，却一天比一夫更依恋她，绝不愿在她面前失宠。我相信，现在已经用不着补充说明了，我在第一部里谈到的特龙香先生鸦片制剂的那个故事就是与她有关的，另外那位贵妇人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她们俩都从来没有再对我谈起过这件事，也没有丝毫流露出把这件事还记在心上。但是要说卢森堡夫人真能把这件事忘掉了，即使你对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毫无所知，我觉得也很难。至于我自己，我对我那些蠢事可能产生的后果，当时还在自宽自解呢，因为我自己心里明白，没有一件蠢事是有意做出来冒犯她的，我就不知道女人永远不会原谅这样的蠢事，即使深知这些蠢事绝不是有意做出来的。

　　然而，虽然她表面上显得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感觉到，虽然我还没有发现她的殷勤有所稍减，态度有所改变，但是一种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日益增长的确有根据的预感，使我不断地害怕她对我的感情不久就会变成对我的厌恶。这样高贵的一位夫人，我能期待她有那么一种恒心，经得起我对维持这种恒心的笨拙的考验吗？这种闷在心里、使我六神不安、比以前更加闷闷不乐的预感，我甚至不会对她掩饰起来。读者从下面这封信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封信是包含着一个很奇特的预言的。

　　我这封信的草稿上没有注明日期，至迟是一七六0年十月写的。

　　……你们的盛情是多么残酷啊！一个遗世者本来已经放弃了人生的乐趣，免得再感到人生的烦恼，你们为什么偏又搅乱他的安宁呢？我已经费了一辈子的光阴去寻找坚实的情谊，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在我以前能够取得的社会地位中，我都没有能结成这种情谊，难道在你们这样的社会地位中我还应该去寻找吗？势与利都吸引不了我了；我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畏惧；我能抵抗一切，就是不能抵抗爱抚。你们俩为什么都要从我这个应该克服的弱点方面来向我进攻呢？象我们之间这样悬殊的地位，温情的自然流露是不会把我的心跟你们连结起来的。对于一颗不知道有两种交心方式、只能感受友谊的心灵，感激之情就够了吗？友谊啊，元帅夫人！这正是我的不幸所在！在你，在元帅先生，用这个名词是漂亮的，但是我如果信以为真，就未免太糊涂了。你们等闲游戏，而我却是一往情深。而游戏的终了就给我准备着许多新的怅惘。我多么恨你们所有的那些头衔啊。我又多么惋惜你们竟有那么些头衔啊！我觉得你们太配领略私生活的乐趣了！你们为什么不住在克拉兰斯呢！如果你们住在那里，我就会到那里去找我的人生幸福的。然而，又是什么蒙莫朗西府呀，又是什么卢森堡公馆呀！人们应该在这种地方看到让－雅克吗？一个爱平等的人，他有一颗多情的心，以爱来报答别人对他所表示的敬，便以为所报的相当于所受的了，他能把这样一颗心的爱送到这种地方吗？我知道，也已经看到你是慈祥而多情的，我惋惜我没能早日相信这一点，但是在你所处的那种地位，在你那种生活方式里，任何事物也不能给人一个持久的印象，那么多新的事物太容易互相抵消了，没有一个能留得下来。夫人，在你使得我无法再效法你之后，你是会把我忘掉的。我的不幸大部分是你给促成的，所以你不能得到谅解。

　　我在信里把卢森堡先生也拉到她一起，是想叫她听了我这番话不感到过于严峻；再说，我对卢森堡先生太放心了，对他的友谊的持久性，心里连一点疑惧的念头也不曾动过。我从卢森堡夫人方面所感到的担心，绝对不曾有一时一刻扩及到他身上。我知道他性格软弱，却很可靠，对他从来没有一点不信任。我不怕他的心会忽然变冷，正如我不能指望他的心能有英雄式的感情一样。我们相处中的质朴与亲昵，就表明了我们是多么互相信赖。我们两人都做对了：我有生之日，都将永远崇敬、永远爱戴这位贤良的高贵人物；而且，不管人家想了些什么办法要把他跟我离间开来，我深信他至死都是我的朋友，就仿佛我听到了他临终时的遗言。

　　一七六O年他们第二次来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朱丽》朗读完了，我就乞灵于《爱弥儿》的朗读，好使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继续待下去，但是这部书的朗读没有那么成功，也许是题材不合她的口味，也许是朗读太多，使她厌烦了。然而，因为她老怪我甘愿受那些书商的骗，所以这次她要我把这部书交给她去设法付印，让我多挣几个钱。我同意了，却明白地提出条件：不得在法国印刷。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争了很久；我呢，我认为不可能得到默许，甚至连请求默许都是不谨慎的，我又不愿让人家不得默许就在王国印刷；她呢，她却坚持说在政府当时所已经采取的那种制度下，连正式审查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她居然有办法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也同意了她的看法，他为这事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说明《萨瓦副主教信条录》正是一部到处都可以获得人们赞许的作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宫廷的赞许。我看到这位官员一向是那么怕事，现在竟在这件事上变得这么随和，真有点吃惊。一般说来，一部书稿只要经他赞许，印刷就完全合法，所以我对这部书稿的印刷就再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然而由于一种非常的顾虑，我还是要我这部书稿在荷兰印刷，并且还要交给书商内奥姆，我指定了书商还不够，又直接通知了他。不过我同意这一版书归一个法国书商发行，书印好了，在巴黎销售或随便在什么地方销售都可以，因为这种销售与我无关。卢森堡夫人和我商定的就是如此，约定之后，我就把我的手稿交给她了。

　　她这次小住，把她的孙女布弗莱小姐——今天是洛曾公爵夫人——也带来了。她那时叫作阿美丽，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姑娘。她有着处女的面貌、温柔和羞涩。她那副小面孔再可爱、再有趣不过了，它给人引起的感情也再温馨、再纯洁不过了。本来么，她还是个孩子，还不到十一岁呢。元帅夫人觉得她太羞涩了，总是想方设法鼓动她。她有好几次允许我吻她，我就带着我平时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照办了。别人处在我那时的地位会说出许许多多好听的话来，而我却和哑巴一样待在那儿，窘迫万分；我也不知道究竟谁最害羞，是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呢，还是我自己。有一天我在小府第的楼梯上遇到了她：她刚去看戴莱丝，保姆还在跟戴莱丝说话。我不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便提出给她一吻，她心里是一片天真无邪，所以也没有拒绝，她当天早晨还奉祖母之命，并且当着祖母的面，曾受到我的一吻呢。第二天，我在元帅夫人床头朗读《爱弥儿》，正好碰上我不无理由地批评我头天所做的那种事的那一段。她觉得我那种想法很正确，并且还对这一问题说了些很合情理的话，这就使我脸红起来了。我多么咒骂我这种不可思议的愚蠢啊，这种愚蠢常使我显出一副卑鄙有罪的样子，而其实我只是笨拙尴尬而已。在一个大家都知道不是没有智慧的人身上，这种愚蠢甚至会被认为是假装出来的辩白。我可以发誓，在这可能受到指摘的一吻中，和其他各次的亲吻一样，连阿美丽小姐的心灵和感官也不比我更加纯洁；我甚至还可以发誓，如果我当时能够避开她的话，我是会避开她的，并不是因为我不乐意看到她，而是因为我临时找不到一句好听的话来对她说，因而感到尴尬。一个人连国王的权力都不怕，一个小孩子就能叫他胆怯吗？究竟如何是好呢？脑子里连一点临机应变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办呢？如果我勉强去跟遇到的人们说话，我就准要说出傻话来。如果什么话都不说吧，我就是个恨世嫉俗的人了，是个野性难驯的禽兽了，是只狗熊了。索性完全是白痴倒于我还有利些；可是，我在交际方面所缺乏的才能反把我所具有的才能变成毁灭我的工具了。

　　就在这次小住终了的时候，卢森堡夫人做了一件好事，其中我也有份儿。狄德罗很不小心，得罪了卢森堡先生的女儿罗拜克王妃。巴利索是她所保护的人，就拿《哲学家们》那部喜剧来为她报复。在这部喜剧里，我被取笑了，而狄德罗则被挖苦得极其厉害。作者多敷衍了我一点，我想不是因为他感激我，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保护人的父亲是很爱我的，怕得罪他。书商迪舍纳，我当时还不认识，在这个剧本出版时寄了一本给我，我疑心这是出于巴利索的指使，他大概以为我看到我已经绝交的一个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心里一定感到很痛快。其实他的算盘打错了。我相信狄德罗害人之心倒比较少，主要是嘴不严、软弱，所以我虽跟他绝交，却始终在内心里还对他深有留恋之情，乃至敬佩之心，并且对我们的旧谊还保持着重视之意，因为我知道我们那段旧谊，在他那方面和在我这方面一样，很久都是诚挚的。格里姆就完全不同了，他禀性虚伪，从来不曾爱过我，甚至根本就谈不上爱任何人，他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完全是为了满足他那罪恶的忌妒心，就在假面具的掩饰下甘心乐意地成了我的最残酷的诬蔑者。格里姆从此对于我就等于不存在了，而狄德罗则始终还是我的旧友。我看到这个极其可憎的剧本，万分激动，越谈越难受，所以没有读完就把它退还迪舍纳，并附了下面这封信：

　　一七六0年五月二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翻了翻你寄给我的这个剧本，看到我在里面受到称赞，真是诚惶诚恐。我不接受这个可憎的赠品。我深信你赠给我时并不是想侮辱我；但是你不知道，或者你忘记了，我曾荣幸地跟一个可尊敬的人做过朋友，而这人在这个谤书里被卑鄙地侮辱了、诬蔑了。

　　迪舍纳把这封信拿出去给人看了。狄德罗原该被这封信感动的，却反而大为恼火。他的自尊心不能原谅我以这种豪迈的态度显出比他胜过一筹。同时我知道他的妻子还到处发我的脾气，其言语之毒辣，我倒并不怎样生气，因为我了解人人都知道她是个泼辣货。

　　轮到狄德罗来报复了，他发现莫尔莱神父是一个好的报仇人；莫尔莱神父摹仿《小先知书》，写了一篇短文，攻击巴利索，题为《梦呓》。他在这篇作品里很不小心，把罗拜克夫人得罪了，罗拜克夫人的朋友们就设法把他关进了巴士底狱。罗拜克夫人本人生性是不爱报复的，而且当时她已经气息奄奄，我深信她没有过问这件事。

　　达朗贝跟莫尔莱神父很要好，就写信给我，托我请求卢森堡夫人帮助释放他，并答应在《百科全书》里褒美卢森堡夫人，以示感激。下面是我的回信：

　　先生，我没有等到你来信就已经向卢森堡元帅夫人表示过我为莫尔莱神父被拘禁一事所感到的痛苦了。她知道我对这事的关怀，她也将知道你对这事的关怀，而且只要她知道莫尔莱神父是个有价值的人，她自己也会对这事关怀的。不过，虽然她和元帅先生惠然对我垂青，使我终身引以为慰，虽然你的朋友这个名字就能使他们对莫尔莱神父予以照拂，可是我还不知道他们这次将如何利用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人品所能产生的影响。我甚至还不能相信目前这个报复行为究竟能与罗拜克王妃夫人有多大关系。你似乎想象得太过了，即使关系很大，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复仇之乐是哲学家的专利。哲学家会当女人，女人也会当哲学家的。

　　等我把你的信给卢森堡夫人看了，她对我说些什么，我再告诉你。目前，以我知她之深，我相信可以预先向你保证，当她乐于出力使莫尔莱神父获释之前，她是绝不会同意你在《百科全书》里对她表示感激的。虽然她会引以为荣，但是她做善事并不是为着得人褒美，而是为着使她的善心得到满足。

　　我不遗余力地煽动卢森堡夫人的热忱与同情，去为那可怜的囚徒关说，结果成功了。她特地到凡尔赛跑了一趟，去看圣佛罗兰丹伯爵；这趟路就缩短了她在蒙莫朗西小住的时间。元帅先生也不得不同时离开蒙莫朗西到卢昂去，因为那里的议会有些骚动，需要控制，国王派他去那里当诺曼底的总督。下面是卢森堡夫人去后第三天给我写来的信（丁札，第二三号）：

　　 星期三，于凡尔赛

　　卢森堡先生昨天早晨六点钟走了。我还不知道我去不去。我候他来信，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在那里待多少时候。我看了圣佛罗兰丹先生，他极愿为莫尔莱神父帮忙，不过他在这件事上遇到了些障碍，然而他仍然希望当他下星期见到国王的时候能克服这些障碍。我又曾求情，不要把他流放出去，因为那时人们正在谈这个问题，要把他发配到南锡去。以上，先生，就是我所能获得的结果；但是我向你保证，事情一天不象你所希望的那样了结，我就一天不让圣佛罗兰丹先生安宁。现在请允许我告诉你，我这么早就离开了你，心里是多么怅惘，我敢说，你对这种怅惘之情是猜想不到的。我衷心爱你并且一辈子爱你。

　　几天后，我收到了达朗贝的这个便条，它使我感到了真正的快慰（丁札，第二六号）：

　　八月一日

　　我亲爱的哲学家，仗着你的力量，神父己经从巴士底狱出来了，他的拘留也将毫无其他后果。他明天就到乡下去，并和我一起向你致无限的谢意与敬意。 Vale et me ama（珍重并爱我）。

　　几天后神父也给我写了一封谢函（丁札，第二九号），我觉得这封谢函并未显出某种至情的流露，他似乎贬低了我给他所帮的忙。又过了若干时候，我发现达朗贝和他在卢森堡夫人面前似乎把我……我不说把我项掉了，但是可以说是继承了我的位置。他们在她心里得到了多少地位，我就在她心里失掉了多少地位。然而，我并不认为是莫尔莱神父曾促使我失宠，我太敬重他了，绝不能有这样的怀疑。至于达朗贝，我在这里暂时不说什么，以后再谈。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遇到另外一件事，使我给伏尔泰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对这封信大叫大嚷，仿佛是什么了不起的侮辱，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封信拿给人家看过。我将在这里把他所不曾肯做的事补充起来。

　　特目布莱神父这个人，我有点认识，但见面不多，一七六0年六月十三日他写信给我（丁札，第—一号），对我说，他的朋友兼通信对象福尔梅曾在他的报上把我致伏尔泰先生论里斯本灾难的信印了出来。特吕布莱神父想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印出来的，并且以他那种奸巧虚伪的作风，问我对于重印这封信的意见，却又不愿把他自己的意见告诉我。我最恨这种耍滑头的人，我理该向他致谢的还是向他致谢了，但是采用了一种严峻的口吻，这种口吻他感觉到了，却并没有挡住他又给我花言巧语地写了两三封信，直到他知道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为止。

　　我很明白，不管特吕布莱怎样说，福尔梅找到的那封信绝不是印的，那封信的最初印刷就是出于他之手。我知道他是个不要脸的剽窃手，毫不客气地拿别人的作品来自己发财，虽然他还没有无耻到把已经出版的书抹掉作者的姓名后放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卖出去牟利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这原稿怎么落到他手里的呢？问题就在这里。其实这问题并不难解决，可是我当时头脑太简单了，竟为解决这问题感到为难。虽然伏尔泰在这封信里是被推崇备至的，可是，如果我不得他的同意就把它印出来，尽管他自己的手法不大正派，还是有理由鸣不平的，所以我决计为这问题给他写封信。下面就是这第二封信，他对这封信没有作答，可是，为了更能自由自在地发他那种暴躁脾气，他就装出为这封信气疯了的样子。

　　 一七六0年六月十七日，于蒙莫朗西

　　先生，我原不想再跟你通信的，但是我听说我一七五六年写给你的那封信在柏林被印刷出来了，我不能不对这一点向你说明一下我的行径，并且我将真诚地履行我这一义务。

　　那封信既是实实在在写给你的，就绝对不是准备付印的。我曾以保密为条件，把它抄给三个人看了，对这三个人，友谊的特权不容许我拒绝做这样的事，同时，这同样的特权更不容许这三个人背弃他们的诺言，滥用他们手里所存的抄稿。这三个人就是舍农索夫人（杜宾夫人的儿媳）、乌德托伯爵夫人和一个名叫格里姆先生的德国人。舍农索夫人曾希望那封信能印刷出来，并曾征求我同意，我对她说，这件事应该由你决定。人家曾征求你同意，你拒绝了，事情也就不谈了。

　　然而，特吕布莱神父先生原与我无任何关系，最近却写信给我，以十分客气的关怀对我说，他收到了几份福尔梅先生的报纸，在里面读到了那封信，还附有编者的一则按语，是一七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的，说明那封信是在几星期前得自柏林坊间，因系活页印刷，一经散佚即不可复得，所以觉得应该载入他的报纸。

　　以上，先生，就是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有一件事是十分可靠的，就是，直到那时为止，人们在巴黎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有这封信。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落到福尔梅先生手里的那份稿子，不论是手抄稿或印刷品，只能是从你那里（这似乎不可信），或者是从我方才提到的那三人之中的一人手里出去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也是十分可靠的，就是，那两位夫人不可能做出这种背信的事。我在隐遁生活中无法得知其详，你有一个广泛的通讯网，如果你觉得值得一查的话，很容易利用这个通讯网去溯流寻源，弄清事实。

　　在那同一封信里，特吕布莱先生还对我说，他把那份报纸保留起来了，不得我同意就不借出去。我当然是不会表示同意的，不过那份报在巴黎不是唯一的一份。我但愿，先生，那封信不在巴黎印行，并且我将尽力去防止，但是，如果我不能阻止它在巴黎印行，如果我及时知道能有印行的优先权的话，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由我自己印行。我觉得这也是既公平又自然的事。

　　至于你对那封信的答复，我不曾传给任何人看，你可以放心，它不会不得你同意就被印刷出来的，而你这种同意我当然也不会冒昧向你请求，因为我深知一个人写信给另一个人，并不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另写一封复信供发表之用，并且把它寄给我，我保证把它忠实地附在我的信局，不辩驳半句话。

　　我一点也不爱你，先生；我是你的门徒，又是你的热烈拥护者，而你却给我造成了许多使我最痛心的苦难。作为你在日内瓦受到收容的报答，你断送了日内瓦；作为我在我的同胞面前为你极力棒场的报答，你把我的同胞跟我离间开了，是你，使得我在我的本国住不下去；是你，使得我要葬身异乡，既失掉奄奄待毙之人应得的一切安慰。又博得被抛弃到垃圾堆里这样的尊荣，而你却把一个人所能期待的一切尊荣都要在我的祖国享受尽了。总之，我恨你，因为你要我恨你；但是我恨你却还显得我是更配爱你的人——如果你要我爱你的话。在过去充满我的心灵的那一切对你的好感之中，所剩下的只有对你那美妙的天才所不能拒绝的赞美和对你那些作品的爱好了。如果我在你身上只能崇敬你的才能，其过错并不在我。我将永远不失掉对你的才能所应有的敬意以及这种敬意所要求的礼数。别了，先生。

　　在这些越来越使我下定决心的文学方面的小麻烦当中，我却得到了文学所曾给我招来的一次最大的光荣，使得我最受感动。这光荣就是孔蒂亲王先生两次惠然来访，一次是到小府第，另一次是到路易山。这两次来访，他都选在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不在蒙莫朗西的时候，以便更明显地表示出他是专诚来看我的。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位亲王的光顾，首先是由于卢森堡夫人和布弗莱夫人的摄成；但是我也不怀疑，从那以后，亲王所不断给我的那些荣宠，都是出于他本人的情谊，并且也是由我自己招致而来的。

　　由于路易山的房子很小而碉楼的景色绝佳，我就把亲王领到碉楼里来了，亲王又恩宠至极，要抬举我陪他下棋。我知道他总是赢罗伦齐骑士的，而罗伦齐骑士的棋又比我高明。然而，不管骑士和旁观的人怎样向我递眼色、做鬼脸，我都只装没有看见，结果，我把我们下的两盘棋都赢了。收场时，我以恭敬却又庄重的口吻对他说：“大人，我太崇敬殿下了，以致不容许我不总是在棋上赢你。”这位伟大的亲王有才有识，不爱听阿谀奉承之词，他果然感觉到——至少我是这样想——在那种场合下只有我一人拿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看待，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对我这一点是真正感到满意的。

　　即使他感到不满意，我也不会责怪自己没有对他在丝毫欺骗之心；当然，我在内心里绝对没有辜负他的盛情，关于这一点，我也是无可自责的，不过，我报答他的盛情，有时态度不很好，而他呢，对我表示盛情时却主动采取非常雅致的态度。不多几天之后，他就派人送了一篮野味给我，我敬领了。过了不久，他又派人给我送了一篮来，同时他的一个从猎武官承旨写信告诉我说，那是殿下狩猎的成绩，是他亲手打到的野味。我还是敬领了；但是我写信给布弗莱夫人说，再送，我就会不接受了。这封信受到异口同声的谴责，并且也实在是该受到谴责的。礼品只是些野味，又来自一个宗室亲王，他派人送来时又那么客气，而竟然加以拒绝，这不是一个要保持独立不羁的高尚之士所表示出来的细腻，而是一个不识身份的鲁莽之徒所表示出来的粗鄙了。我从来不能在我的函稿集里重读这一封信而不感到脸红，而不怪我不应该写。可是，我写我的《忏悔录》，究竟不是为着讳言我的愚蠢行为的，这次的愚蠢行为太使我恨我自己了，不容我把它隐瞒起来。

　　如果说我没有做出另一件蠢事，变成他的情敌，那也只是差一点儿罢了。布弗莱夫人那时还是他的情妇，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她跟罗伦齐骑士一起来看我，来得相当勤。她那时还很年青貌美，装出了一副古罗马人的派头，而我呢，又总是一副浪漫色彩；这就有点气味相投了。我几乎着了迷；我相信她看出来了，罗伦齐骑士也看出来了，至少他跟我谈起过，而且并没有叫我泄气的意思。可是，这一次我可老实了，到了五十岁也该是老实的时候了。我在《给达朗贝的信》里曾把那班人老心不老的胡子佬教训了一番，现在还言犹在耳呢，而我自己如果不能接受教训，那就太难为情了；而且，我既听到了我原先不知道的那件事，若不是完全晕头转向，就绝不能跟地位这样高的人去争风。最后还有个原因，我对乌德托夫人的那段痴情也许还没有完全医好，我感到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我心里代替她了，我这一辈子都和爱情永诀了。就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还有个少妇看中了我，我方才还从她那里受到很危险的挑逗，眉目传情，乱人心曲。但是，如果她假装忘记了我这花甲之年，我却记住了呢。这一步路我没有摔跤，就再也不怕失足了，这一辈子都可以保险了。

　　布弗莱夫人既然看出了她曾使我动心，可能也就看出了我曾把这点波动压了下去。我既不那么傻，也不那么狂妄，会以为在我这样的年龄还能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根据她对戴莱丝所说的某些话，我相信我曾引起她的好奇。如果这是事实，如果她因为这点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就不肯原谅我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我真正是生来就注定要做我易于动情这个弱点的牺牲品的，因为爱情战胜了我，我就那么倒霉，我战胜了爱情，我又倒霉得更加厉害。

　　在这两年里为我做向导的那个函件集，到这里结束了。今后我只有步着我回忆的痕迹去前进了，但是在这个残酷的阶段里，我的回忆是如此清晰，强烈的印象又留得如此深刻，以至我尽管迷失在我的灾难的汪洋大海里，还是不能忘掉我第一次沉船的那些详细情形，虽然沉船的后果只给我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回忆。因此，我在下一章里仍然能走得相当稳当。如果我再走远一点，就只好在暗中摸索了。
第十一章

　　 一七六0年年底，久已付印的《朱丽》尚未出版，就已经开始轰传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后者甚至还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手抄本给波兰国王读了，国王欣赏之至。我也叫杜克洛读过，他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圣雅克路各书商和王宫广场的书商都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最后，它终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与常例相反，没有辜负人们期待它的那种急切心情。太子妃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她对卢森堡先生谈起它，说是一部绝妙的作品。在文学界，观感颇不一致。但在社会上却只有一个意见；特别是妇女界，她们对作品也好，对作者也好，都醉心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真下手的话，即使在最上层的妇女当中，也很少是我所不能征服的。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证据，不过我不愿意写出来，而这些证据，不必经过实验，就能证实我的这个论断。说也奇怪，这部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更成功，虽然法国人不论男女，在这部书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和我的预料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取得的成功最小，而在巴黎取得的成功最大。是不是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地位更高呢？毫无疑问，不是；但是在巴黎还有那种精细的感觉，它使人的心神往友谊、爱情、道德的形象，使我们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却在别人身上发现的那种纯洁、缠绵、敦厚的感情。今天，到处一片腐化，风化和道德在欧洲都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如果说对风化和道德还有若干爱慕之情存在的话，那就必须到巴黎才能找到。

　　要想透过那么多的成见和假装出来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这样说，要想感觉到这部作品里充满着的那种种细腻的感情，就必须有精审入微的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只能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得来。我不怕拿这部书的第四部分跟《克莱芙公主》相比，并且我肯定，如果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是外省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全部价值。因此，如果我这部书是在宫廷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书中满是生动而含蓄的传神之笔，只有在宫廷里才能得到欣赏，因为宫廷里的人较有训练，易于体会弦外之音。不过这里还要区别一下，有一种机灵人的精细只表现在体察恶事上面，到只有善事可看的地方便什么也体察不到了，对于这种人，读这部书肯定是不相宜的。比方吧，如果《朱丽》是在我心中的某个国家发表的话，我断定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读完，它一出世就会夭折的。

　　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给我写的许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来了，辑成一札，现存那达雅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函件集发表出来的话，人们会看到里边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论，可以看到意见是如何分歧，说明跟社会大众打交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有一点是人们在这部书里所最忽视、而同时又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就是题材的单纯和趣味的连贯。整个趣味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了六卷，没有穿插，没有传奇式的遭遇，而无论在人物方面还是情节方面，没有任何邪恶之处。狄德罗曾大棒理查生，说他的场面千变万化，人物层出不穷。诚然，理查生有他的长处，他把所有的场面和人物的特点都很好地描绘出来了，但是，在场面和人物的数量方面，他与最乏味的小说家同出一辙，他们总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来弥补他们思想的枯窘。不断地表现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的新面孔，用这种办法来刺激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这个注意力经常维持在同一个对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显然比较困难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条件下，题材的单纯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话，那么理查生的小说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这一方面却不能和我这部小说并驾齐驱。然而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来是一定要复活的。

　　我的全部顾虑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而使故事的发展变得沉闷，我怕自己没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维持到底。有一个事实把我这种顾虑打消了，而单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给我招来的一切夸奖都更使我高兴。

　　这部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出版的。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大舞会，一个书贩把这部书送到达尔蒙王妃手里。晚饭后，她叫人给她上装，好去跳舞，然后一面等候，一面就拿这部新小说读将起来。半夜，她命令套车，接着又继续读。有人来报告说车套好了，她没有答话。她的仆从看她读得忘形了，便来报告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还不急，”仍然读个不停。过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表停了，便揿铃问几点钟，人家对她说四点钟了。“既然如此，”她说，“赴舞会太迟了，把车上的马卸下吧。”她叫人给她卸装，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之后，我老想见见达尔蒙夫人，不但要从她口里知道这件事是否完全真实，也因为我老是这样想：一个人对《爱洛伊丝》发生这样强烈的兴趣，准是有那种第六感，那种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这种第六感的心灵太少了，没有这第六感，谁也不能了解我的心灵。

　　使妇女们对我发生如此好感的一点，就是她们都深信我是写了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亚克夫人竟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有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象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时代的遥远回忆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到的和描写的那些爱情只能是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人们从我单印出来的那篇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在这一问题上让社会自己去捉摸的。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说我应该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必要而作此声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头一年我把稿子交给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报》的主编，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报纸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人说起《朱丽》，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上发表，他又要我把《爱弥儿》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听到一点风声的话，也会要我送给他的报纸发表的。最后，我被他麻烦够了，便决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了给他。我们原来约定只在他的报上发表，但是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觉得出单行本合适一一单行本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该审查得怎样了呢？十分侥幸，我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我那篇评论，它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万一有一天它被发表出来，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那许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种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在他插嘴乱谈的那些政治问题上究竟见识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里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盛情和友谊还仿佛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给她听，她住的那套房间就不那么对我敞开了；她来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我虽然还相当经常地前去拜谒，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几乎见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标明在她的身边了。既然她不再把这个坐位给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说话，既然我跟她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就宁愿坐另外一个位子，这样还比较舒服些，特别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就渐渐养成了坐到离元帅先生较近的地方的习惯了。

　　提到晚上，我记得已经说过我不在府第里用晚餐，这在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甚至在席上连坐也不坐一下，结果我在他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很熟了，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吃过饭。承他好意，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就使我决定当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在那里吃顿晚饭。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吃午饭几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话所说，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却因为作了漫长的散步回来，人们乐于利用吃饭时间来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时间很长；又因为卢森堡先生很贪口福，所以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这样解释一下，人们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丙礼，第三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是感到滋味无穷，特别是，他又补充说，晚上回到院里，我们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辙迹——这是因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扫除车辙；所以，根据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断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自从我荣幸地见到这位忠厚的贵人以来，他曾遭到接二连三的丧事。一七六一年，他的不幸达到了极点：就仿佛命运给我准备的灾祸一定要从我所最依恋的、同时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开始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维尔罗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儿罗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因而也就失去了他的宗支和姓氏的最后仅存的后嗣了。他以一种表面上的刚毅忍受着所有这些丧亡，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终生不已，而他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了下来。他的儿子的意外惨死特别使他伤心，因为国王那时刚刚恩准他的儿子，并且预许他的孙子世袭他的近卫军司令之职。而他这个最有希望的孙子，他又痛心地看到他慢慢地衰萎而亡了。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那把药给他当饭吃的医生，结果就叫这可怜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人家听了我的话，祖孙二人到现在还都健在呢。母亲迷信医生，对儿子的饮食禁忌太多，关于这种过分严酷的饮食制度，我有什么话没有当面或写信对元帅先生说尽啊，又有什么意见没有向蒙莫朗西夫人提过啊！卢森堡夫人的想法倒跟我一样，但又不愿侵犯母亲的权威；卢森堡先生为人温和而软弱，绝不喜欢拂逆别人的意志。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奉为神明，结果就把儿子的命送掉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当他获得允许，眼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莱丝要点心吃，放些食物到他那长久挨饿的小胃里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呀！当我看到这样大的财富、这样高的门第、这样多的头衔和官爵的唯一继承人竟和乞丐一样贪婪地吞噬着一小块面包，我心里是多么嗟叹富贵尊荣的虚幻啊！然而，我说也是白说，做也是白做，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同样是对江湖医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挖掘坟墓；这里除对医生的迷信外还加上一种讳言衰老残疾的畏怯心情。卢森堡先生本来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痛，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发烧。我大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硬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膏把患处包扎起来。不幸得很，痛真是止住了，再痛的时候，当然还是用那个曾经止过病的老办法；体质亏了，病痛厉害了，药剂也就随着加强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明白了，确实是痛风，便反对这种妄想奏效的医疗。人家却瞒住她照医下去，几年之后，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失，由于他固执地要把自己医好而死了。但是不要把许多不幸的事提前说得太早吧：在这个不幸之前我还有多少其他不幸的事要说啊！

　　说也奇怪，凡是我所能说能做的一切，都仿佛注定要讨卢森堡夫人的不快，即使是在我最小心翼翼地要保持她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感到的那些伤痛只能使我更加依恋他，因而也就更加依恋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夫妇俩是那么真诚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必然会扩及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元帅先生渐渐老了。他经常守在宫廷，因而就要时刻操心，还要不断地从猎，特别是他那司令部里公务的劳累，这一切都需要有个青年人的精力才成，而我已经看不出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费那么多精力去维持他的职位。他的官职将来都要分散出去，他的家支在他死后也就要绝嗣，他的那种辛勤生活，主要的目的原是想在君主面前保持恩宠，荫及子孙的，现在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他诉说着宫廷生活的劳累，俨然是一副亲属凋零的人灰心丧气的样子，我就大胆跟他谈到退休问题，向他提出当年西尼阿斯给皮洛斯的那个忠告。他叹了一口气，未置可否。但是卢森堡夫人一到跟我单独见面的时候，就气势汹汹地驳斥了我这个忠告，看来我这个忠告曾使她大起恐慌。她又补充了一个我感到非常正确的理由，使我永远不重弹这个调子了；她说，宫廷生活的长期习惯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需要，甚至在这个时候，对卢森堡先生说来还是一种排遣愁绪的办法，我劝他退休，这对他不是休息，而是一种放逐，在这种放逐生活中，闲散无聊、忧愁烦闷，很快就会使他精力衰竭的。虽然她应该看出她已经使我心服口服，虽然她应该信得过我，我既然答应了不再提退休的事，就一定能说到做到，但是我觉得她始终还是不很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跟元帅先生个别谈话的时候少了，并且差不多总是有人来打断话头。

　　一方面，我的笨拙和我的霉运就这样配合起来在她面前损害我，另一方面，她所常见到的而又是她所最喜爱的人们在这方面也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布弗莱神父先生，这个丰采出众的青年人，我从来就看不出他对我怀有多大好感；不但他在元帅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唯一不对我表示丝毫关切的人，并且我似乎觉察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就在元帅夫人面前受到一点损失。说真的，即使他不愿意损害我，只要他在场也就够了，因为他那乖巧言行的风韵和趣味使我那严重的spropositi（愚蠢言行）显得格外触目。头两年他差不多就没有到蒙莫朗西来过；我蒙元帅夫人厚待，还勉强维持得象个样儿，但是他来得次数多一点，我就无可挽回地被压倒了。我倒很想钻到他的卵翼之下，力求使他对我友好，但是，蠢脾气使我需要博得他的欢心时反而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讨他的欢心而笨拙地做出来的事，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彻底失宠了，而在他跟前却对我毫无益处。以他那样的颖慧，原该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但是他既不能专心钻研，又喜欢游乐，这就只能使他在各方面都仅仅一知半解。可是，好处也就在他的一知半解很多，要在上流社会里出头露面，所需要的也只是如此而已。他的小诗做得很好，信也写得很好，西斯特尔琴也能胡乱弹几下，彩铅画也能涂几笔。他想起要给卢森堡夫人画像：这幅像可画得真吓坏人。她认为这幅像一点也不象她，这倒是事实。这个阴险的神父却偏要问我；我这个傻瓜，这个撒谎者，却说画得挺象。我原是想讨神父的好，可就讨不到元帅夫人的好了，她在她的记过簿子上又给我记上了这一笔；而神父呢，耍了我这一手之后，就嘲笑我。我也是年老才学卖乖，经过这件事以后，可就学到别再不顾自己有无此本领而妄想乱捧乱拍了。

　　我的才能就是对人们说些有益而逆耳的真理，并且说得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勇气；我原该以此为满足的。我生来就不会阿谀逢迎，就连赞美别人也不会，我想赞美别人时的那种笨拙劲儿比起我批评别人时的那种尖刻劲儿还更叫我吃亏。我可以在这里举出一个可怕的例子来，它的后果不但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也许还要决定我身后的名声。

　　在卢森堡夫妇来蒙莫朗西小住时期，舒瓦瑟尔先生有时也到府第里来用晚餐。有一天他来到府第，正赶上我从府第出去。他们就谈起我来了。卢森堡先生对他说了我在威尼斯跟蒙太居先生共事的那段经历。舒瓦瑟尔先生说我丢开这个职业很可借，如果我还愿意回去的话，他非常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把这番话对我说了，我对此特别感动，因为我还没有接受大臣宠爱的习惯；尽管我已经屡下决心，但是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能容许我考虑这件事的话，我自己也不敢担保真能避免再干那种傻事。当没有任何别的激情占据我的心灵的时候，雄心壮志在我心中也只能转瞬即逝，但就是这一瞬间也足以叫我去重温旧梦了。舒瓦瑟尔先生的这番美意既然使我对他有了感情，也就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仰，因为他当大臣以来的若干措施早已使我对他的才具起了敬仰之心，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里还占着另一个便宜，就是我一向瞧不起他的前任各大臣，就连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因为我一向是把她当作首相看待的。当谣传说她或他两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排挤掉另一个的时候，我认为祷祝舒瓦瑟尔先生的胜利就是祷祝法国的光荣。我从来都是对蓬巴杜尔夫人存有反感的，甚至远在她发迹之前，当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里见到她、而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不满意她在狄德罗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她在与我有关的《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和《乡村卜师》等问题上的态度。歌剧《乡村卜师》，不论是哪一种收入，都没有给我带来与它的成功相应的利益；而且，在任何场合，我总发现她很不愿为我帮忙，而罗伦齐骑士还是向我建议，劝我写点东西颂扬这位贵妇人，暗示这样于我有利。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特别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建议并非出于主动；我知道他这个人本身等于零，只是在别人的推动之下才能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能瞒得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缺乏好感，也瞒不过任何人；我心里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对她没有好感的，而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气质在我为舒瓦瑟尔先生的祝愿中结合起来了。我既对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对他的美意满怀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爱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预先就把他看成了社会大众和我自己的报仇人了。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修改，就在这部书里把我对前几任大臣的想法和对超轶前人的现任大臣的想法只用一句话表示了出来。这一次我可就违反了我所最信守不违的箴言了；而且，我当时就没想到，当你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切合你所称颂的对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从中看出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糊涂了，认为绝对没有问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误解。过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

　　我的霉运之一是总跟一些女作家打交道。我以为至少在大人物之中，我总可以避免这个霉运了。其实不然：霉运仍然钉住我。卢森堡夫人，据我所知，是从来没有这种毛病的。但是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这种毛病，她写了一个散文悲剧，先在孔蒂亲王先生的社交圈子里朗读、传诵和吹嘘过，有这么多的赞赏她还不满足，还要问问我的意见，想得到我的赞赏。我的赞赏她是得到了，可是温和得很，恰如作品所应该获得的那样。此外，我还觉得不能不向她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她那个叫做《豪迈的奴隶》的剧本跟一个英国剧本很相似，这个剧本不很知名，可是译出来了，题为《奥罗诺哥》。布弗莱夫人谢谢我的意见，一面却又向我保证说，她的剧本和另外那一个毫无相似之处。这个剽窃，我除对她一人说过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别人谈过，而我之所以告诉她，也只是尽了她强使我尽的责任罢了；从那时起我就时常想到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尽责的那种后果。

　　不单是布弗莱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不单是布弗莱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我总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诺议长，他加入作家队伍后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他们俩都跟伏尔泰相交甚厚，又是达朗贝的密友，后者甚至到最后就跟达朗贝同居了——当然罗，他们住在一起都是极规矩的，极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样的解释。最初我曾十分关切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在我的眼光里就成了同情的对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起床时间就是另一个人的就寝时间。她对小有才气的人又那么无限度地热爱，随便出版一本破烂货，也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骂。她说话就是圣旨，说得又那么专断，那么粗暴；不论对什么事，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那么执着，谈起来总是青筋暴涨，浑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议的成见，那不可克制的固执，那感情用事的论断的顽固性所产生的毫无道理的热忱——所有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厌了，不想再照顾她了。我疏远了她，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够叫她怒不可遏。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这样性格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还是宁愿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愿遭她的友谊的灾殃。

　　我在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中这样孤立无援还不够，又在她的家里结了仇敌。这个仇敌，只有一个，可是，就我今天所处的境况而言，这一个就抵得上一百个了。这个仇敌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他不但曾来看我，并且还多次邀我到维尔罗瓦吉；由于我回答得极为礼貌，他就把这种含糊的答复当作同意，因而邀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去小住半个月，并且向我提出跟他们同行。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照料不容许我出去走动而不发生危险，所以我就请卢森堡先生烦神代我谢绝了。人们从他的复信（丁札，第三号）里就可以看出他是极其恳切殷勤的，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并不因此就不对我厚爱如前。他的侄子兼继承人、那年青的维尔罗瓦侯爵对我就没有他的伯父待我的那种美意了，同时，我承认，我对他也没有象对他的伯父那样敬仰。他那种轻浮的态度叫我感到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了他的憎恨。有天晚上他甚至在餐席上还捉弄了我一下，由于我蠢，沉不住气，应付得很不好，而我一发怒，我那点儿机智不但不见增长，反而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有一只狗，是别人在它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在我刚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送给我的，我管它叫“公爵”。这只狗并不好看，可是在它那一种里还很罕见，我把它当成我的伴侣和朋友，并且毫无疑问，它比大部分自称为朋友的人还更配称为朋友。由于它禀性对人亲热，又有感情，我们彼此又互相依恋，它便在蒙莫朗西府里出名了；但是出于一种很愚蠢的顾忌心理，我又把它的名字改为“土耳其人”，其实有无数的狗都叫作“侯爵”，也没见过哪一个侯爵为此而生气的。维尔罗瓦侯爵知道这个改名字的事，便向我紧紧迫问，以至我不得不当席把我做过的事叙述一篇。在这段故事里，“公爵”的名字之所以有侮辱意味，不在于给狗取了这个名字，而在于给它取消了这个名字。最糟的是当时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的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是未来的公爵——今天他就是公爵了。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从他给我造成的窘态以及这窘态所产生的后果中取乐。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的伯母为这事把他臭骂了一顿；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顿臭骂，假使实有其事，是不是会有助于改善他跟我的关系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公馆还是在老圣堂区，只有罗伦齐骑士帮我对付那么多敌人。罗伦齐骑士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与达朗贝相交更密，他就是凭达朗贝的保护才在女人们面前充起大几何学家来的。此外他向布弗莱伯爵夫人献殷勤，或者毋宁说是甘愿受她摆布的，而伯爵夫人本人就是达朗贝的好朋友；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也只以她的思想为思想。所以，不但我在外界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消我的笨拙，维持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的关系。而且凡是她身边的一切都仿佛配合起来，要在她的心目中损害我。然而，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出版《爱弥儿》之外，她在那个时期还给了我另一个关切和感情的表示，使我相信，即使她对我感到厌倦，却还保持着、并且还将永远保持着她那么再三再四向我保证的终身不渝的友谊。

　　有了可以从她那方面期望这种友情的信心，我就在她面前开始把我的一切过错都坦白出来，以求得良心的安宁。我交朋友有个牢不可破的原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正确地显示我的真面目，不要显得比实际好些或坏些。我向她说明了我跟戴莱丝的关系，以及这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连我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方式也没有隐讳起来。她听了我忏悔的这些事，表示的态度很好，甚至太好了，免了我所应受的谴责；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看到她对戴莱丝表示出的种种盛情，送些小礼物呀，派人找她呀，敦促她去看她呀，以百般的爱抚接待她呀，屡次当着大家的面拥抱她呀等等。那可怜的女孩子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而我当然也有同感。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样对我恩厚至极地推爱于她，使我受到的感动比他们直接爱我还要深切得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事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元帅夫人后来又恩厚到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大孩子的襁褓里放过一个号码，就问我要这个号码底子，我就交给她了。为了这次认领，她把她的贴身侍役又是她的心腹人拉·罗什派了去。拉·罗什白白地进行了许多调查，虽然事隔不过十二年或十四年，结果却一无所得；如果育婴堂的记录保存得好的话，如果调查认真进行的话，那号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样，这次认领失败并未使我怎样不快，假使我从这孩子出生时起就注视着他的命运，我还会更不快呢。而且万一人家根据线索，随便拿一个孩子算作我的，我心里一定会问这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人家换了一个假的呢。这种怀疑会使我因无法断定而心中难受，我也就不能领略到真正的自然情感的全部美妙：要想维持这种情感，是需要双方朝夕相处的，至少是在孩子的童年时代。孩子你并不认识，又长期不在身边，这就会削弱、终至破坏你为父母的感情，你永远不会对放在别人家里奶大的孩子和放在身边养大的孩子同样疼爱。我在这里所作的思考，就过错的后果方面来说，能够减轻我的过错，但是就过错的动机方面来说，又加重了我的过错。

　　有件事提一下也许不是无益的：这个拉·罗什，由于戴莱丝的介绍，又跟勒·瓦瑟太太认识了。勒·瓦瑟太太还是由格里姆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就是托拉·罗什先生继续交钱给这个女人的，一直没有断过，并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些礼物给她；因此她虽然常常诉苦，处境却绝不会困难。至于格里姆，因为我绝不喜欢谈起我应该恨的人，所以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谈到他；但是她有好几次逗引我谈他，却又不告诉我她对这个人的观感如何，也始终不让我猜透这个人和她是否相识。你所爱的人们对你毫无保留，而你对他们却持着保留态度，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合我的口味的，所以我从那时候起有时就不免想起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不过那也只是在别的事情使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才是这样。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就没有听人说起了；最后我总算得悉，交易是在巴黎跟书商迪舍纳谈妥的，又通过迪舍纳，跟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谈妥了。卢森堡夫人把我跟迪舍纳要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给了我，叫我签字。我一看字迹，就认得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不亲笔给我写信时替他代笔的那个人的手迹。我深信我的合同是经过这位官员核准，并且由他看着订立的，这就使我满怀信任地签了约。迪舍纳为这部稿子，应付我六千法郎，先付半数，还有，我记得似乎是一百或两百部书。我签了约之后，就把一式两份都如卢森堡夫人所愿寄还给她。她把一份交给迪舍纳，自己留了另外那一份，没有再寄回给我，后来我一直就没有再见到过。

　　我认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便对我的隐遁计划多少起了些牵制作用，但是并没有使我放弃这个计划。就是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得宠的时候，我也始终感觉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的真诚感情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事关系；我感到的全部困难，就是怎样才能把这种感情和一种较合我的口味、较不违反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费尽心思照顾我的身体，但是那种拘束和那些晚宴还是使我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他们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方说，每天晚饭后，元帅先生要早睡，总是不管好歹就把我带走，让我也去睡觉。只是在我的灾难临头之前不多时，不知为什么他才停止了这种关注。

　　甚至在发觉元帅夫人冷淡之前，我就想执行我原先的那个计划，免得陷于这种处境。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不能不等《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最后修订了《社会契约论》，并且把它寄给了雷伊，定价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我也许不应该漏掉一件跟这部稿子有关的小事。我是把这部稿子封得好好的交给迪瓦赞的，他是伏沃地方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祈祷师，有时来看我，跟雷伊有联系，所以就负责把稿子带给雷伊。这部稿子是用小字写的，体积很小，还装不满他的口袋。然而过关卡的时候，他那包稿子不知怎的竟落到关吏手里了，关吏打开了包，检查了一下，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回的时候，就还给他了，这就使他自己也有可能读到这部稿子，他曾天真地告诉我说他是这样做了的，并且极口称赞这部作品，没有说半句批评或指摘的话，毫无疑问，心里是准备等作品出版后再为基督教报仇的。他把稿子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在写信给我报告经过情形时大致就是这样说的，而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情况也就是如此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的《音乐辞典》（我一直是不时搞这部书的）以外，我还有别的几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出版，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或用单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话，就放在我的全集里。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手稿。存在佩鲁手里，主要是一部《语言起源论》，这部稿子我请马勒赛尔卜先生看过，也请罗伦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了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资金，我要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把这笔资金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然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俩就一同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去生活，不再让大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只求安安静静地了此一生，一面继续在我的周围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沉思已久的回忆录。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义——这是我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使这个计划易于执行。这个书商，人家在巴黎对我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然而却在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远自庆得人的。诚然，我们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经心，我又好发脾气。但是在金钱方面，以及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跟他从来没有订过什么正式契约，我始终觉得他是很严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认，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对我说，亏了我，他才发了财，愿意把发的财分给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报恩，便要在我的女总督身上表示对我的感谢：他赠给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载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取得的好处的。这是我们两人办的事，没有炫耀，没有矜夸，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他这种态度太使我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雷伊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若干时之后，他又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这种境遇里，我的遗憾之一是，我被剥夺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的机会。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质朴的慷慨行为就这样知所感戴，而对那么多阔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谊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大张旗鼓地叫嚷他们如何有赐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却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只知道虚妄矜夸呢，还是我专会忘恩负义呢？明达的读者啊，你衡量吧，你决定吧；我呢，我不说了。

　　这笔年金对戴菜丝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于我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减轻。但是，我可没有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这笔年金，凡是人家给她的赠礼，我都从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银钱的时候，总是忠实地为她记账，从来不拿出半文钱来作共同开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我们两人的”，我对她说，“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我经常把这个原则对她讲，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有人竟那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来接受我亲自拒绝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太不认识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乐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绝不愿意同吃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我作证，将来，按照自然规律，我死在她前面，她还是可以为我作证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节约，不很仔细，很会花钱，倒不是由于虚荣，也不是由于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经心。在这个尘世上谁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绝好的优点必须有所抵消，我就宁愿她有些缺点，而不愿她有恶习，虽然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们俩造成了更多的损害。我为她，也和当年为妈妈一样，操了许多心，想为她积蓄一点，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资源。我操的这些心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些操心始终是白费了。她们两人都从不计算计算；尽管我万分努力，总归是来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荣丝穿得多么简朴，雷伊的年金从来也不够她穿的，我每年还得拿我的钱贴补她。不论她或我，我们俩生来就不是当财主的，我当然也不会把这一点算在我们的种种不幸之内。

　　《社会契约论》印得相当快。《爱弥儿》就不是这样了，我是等《爱弥儿》出版后再来执行我所考虑的隐遁计划的。迪舍纳不时寄来一些样版让我选择；我选定了，他还不开始印刷，又给我寄些别的样版来。当我们最后对版本大小、对字体都完全决定好了，而且已经印出几页的时候，我在校样上稍微改动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样拿来重新开始。六个月后，进展连第一天都还不如。在历次试印的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兰印，也在法国印，两版同时进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还始终是反对在法国出版的；可是既然这一版不管我愿不愿意是在进行着，既然它为另外那一版做样子，我就必须注意它一下，看看样张，不要让人家把我的书弄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挥工作，他又时常写信给我，甚至为这问题还来看过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一会儿再谈。

　　这方面迪舍纳跟乌龟一样爬，那方面内奥姆受到他的牵制，进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实地把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在迪舍纳的行径里，也就是说在居伊的行径里（因为居伊代迪舍纳印刷）发现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约，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向我诉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没有办法，对他就更爱莫能助了。内奥姆的朋友盖兰当时常跟我见面，不断跟我谈这部书，但始终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这部书在法国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间。他为这部书行将给我带来的麻烦向我表示同情，同时又仿佛怪我太不谨慎，而又绝不肯说出究竟不谨慎在哪里。他一个劲儿绕着弯子说话，左遮右闪，似乎只是为了要套我的话才开口。我那时觉得自己太保险了，所以还笑他在这件事上所用的那种圆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认为那是一种从大臣和官僚那里学来的癖性，因为他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自己认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时又深信它不但获得了主管官的同意与保护，甚至还值得受并且实际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门的照顾，所以我暗自庆幸我有勇气把事情做好，同时还笑我那些仿佛在为我担忧的胆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不那么坚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护人的公正的话，我对他的正直与见识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样惊慌起来的。正当《爱弥儿》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伊先生家里来看我，跟我谈起这部书。我就把《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念给他听，他很安静地听了，似乎还很欣赏。我一读完，他就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书里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简直可以用国王的命令在卢佛宫里印呢。”“我同意你这种想法，”他对我说，“但是请你照顾我一点，别告诉任何人说你曾把这篇文章读给我听过。”这种惊人的措词使我愕然，却并没有使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勒赛尔卜先生见面，我很难设想他们两个人怎么在同一问题上所想的就那么不同。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经四年多了，却从来没有过一天好的身体。虽然那里空气绝佳，水却很坏，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惯发的病痛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时候，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在苦痛中度过，几乎就没有一会儿轻松过。肉体上的痛苦被无数的忧虑加剧了，转而又使这些忧虑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时以来，有些朦胧而阴暗的预感扰乱着我的心曲，却又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我收到一些相当离奇的匿名信，甚至还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巴黎议院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现行的社会制度，预料后果绝不会好。请我指教他选择一条退路，到日内瓦还是到瑞士，好让他全家去退隐。我又收到某议院的司法院长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这个司法院——它当时与宫廷不和——草拟些备忘录和谏书，愿意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资料。我有病痛的时候总是容易发脾气的。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脾气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发作起来了，干脆拒绝了人家的要求。当然，我所引以自责的并不是这个拒绝本身，因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敌人所布置的陷阶，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违反我绝对不愿背弃的原则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绝，却粗声厉气地拒绝了，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人们在我的文件里还能找到我方才说的那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也和他一样，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会崩溃。由于政府措施失当而招来的一场不幸的战争所引起的重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紊乱；行政界的不断倾轧——当时行政权分掌在公开互相攻击的两三个大臣手里，他们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国垮台；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她如果有点头脑的话，也把这点头脑用在个人的好恶上了；她差不多总是把最有能力的人从工作岗位上踢开，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证明那位参议员、社会大众以及我个人的预见的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动乱爆发之前跑到王国以外去找个栖身之处；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愿意过的这种孤独生活之中，任何风暴都不会打到我头上来的。我遗憾的只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会使他在政府中失去声望的任务。我倒很愿意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留点儿退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可虑的那样垮下来；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如果政权不是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是早已陷入绝境了。

　　一方面，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另一方面，《爱弥儿》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来，最后完全停顿了，而我无法打听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写信给我，也不肯复我的信，我又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无法了解情况，因为马勒赛尔卜先生当时正在乡下。不问是什么不幸的事，只要我知道它是怎么加回 事，我就不会慌乱，不会气馁；但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种阴森森的样子，神秘永远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谨慎的程度，神秘与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觉得，在白天，最狰狞的怪物形象都不会使我怎样惊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里看到一个人以白布蒙头，就会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个长期的沉默煽动起来，就在我眼前画出许多鬼影。我越是关心我这部最后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走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部书印刷的停顿之中，就以为看到了它的被取缔。然而，我既想象不出为什么要取缔，又想象不出是怎样被取缔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难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马勒赛尔卜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到，我就完全慌乱和发狂了。不幸得很，就在这时候听说耶稣会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谈到《爱弥儿》，甚至还引用过几段。我的想象力登时就象闪电一般奔腾起来，把那不义的神秘给我整个揭开了：我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就和神灵给我启示了一样，又清楚、又确实。我想象那些耶稣会教士在看到我论中学时所用的那种鄙视的语气便暴跳如雷，夺去了我的作品；阻碍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们；他们从他们的朋友盖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预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当时对此也不怀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时候，存心要阉割、篡改我的作品，给我伪造些与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来也真惊人，有多少事实和情节都跑到我的脑子里来印证这种疯狂的想法，使它显得活龙活现。啊！岂止是活龙活现！简直显得我那种想法有根有据，象明摆着似的。盖兰已经完全投向耶稣会教士了，我是晓得的。我就认为他以前向我要求结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会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当初敦促我跟内奥姆订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动的，他们就是通过内奥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头几负，后来他们又想办法把迪舍纳那里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许还夺去了我的手稿，以便从从容容地搞些鬼把戏，等我死了，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们的意思篡改后再发表出来。我一直感觉到，不管贝蒂埃神父怎样巧言令色，耶稣会教士全都是不喜欢我的，不但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全部观点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反他们的教义和威信，还因为无神的狂热和有神的狂热由于它们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还能联合起来。他们过去在中国是这样，现在一起反对我也是这样；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则取消一切人对宗教信仰的管理权，因而就不让掌握这种权力的那些专断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对耶稣会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儿子慑于父亲的威势，就被迫把他所曾保护的作品交给他们。我甚至从人们开始从头两卷给我找的那许许多多麻烦之中，看出了这种撒手的后果，因为在头两卷里，人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两卷，人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满了极其厉害的话的，如果都象前两卷那样审查的话，就非整个改写不可。此外我还知道，并且也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监督这部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到处都只看到耶稣会教士，而真没想到他们已经处在被取缔的前夕，正自顾不暇，哪还会跟一部与他们无关的书的印刷问题找麻烦。我说“真没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这就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一知道我这种胡思乱想时就特意给我提出的一个反驳的理由。然而，一个人要想从他的隐居深处对他毫无所知的国家大事判断出其中的奥妙，必然是要乖谬百出的；我的另一个乖谬之见就是怎么也不肯相信耶稣会教士真处于危境之中，我认为散布出来的这种谣言正是他们使出的一种障眼法，好麻痹他们的敌人。他们过去着着成功，从来就没有一点迹象能证明他们会失败，这就使我对他们的势力有那么一种可怕的印象，竟为议院行将垮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瑟尔先生曾在耶稣会教士那里读过书，蓬巴杜尔夫人跟他们相处得也不坏，他们跟宫廷宠幸和大臣们结成的同盟，就对付共同的敌人而论，对于双方也都一直显得是有利的。宫廷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受到严重挫折，那么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它的也不会是议院，所以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就判断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是有朕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一切传言里只看到他们的伪诈手法和他们布置的陷讲，认为他们太平无事，有的是时间，什么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怀疑他们不久就会粉碎让赛尼优斯派，粉碎议院，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不受他们奴役的一切势力。到最后，如果他们让我的书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们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后，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骗读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气息奄奄了；我现在都难以理解，怎么我这种想法当时竟没有使我忧愤而死。我想到，我这部最有价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个身后名誉扫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种情况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为毁坏一个人的身后名声而布置的空前阴险、空前丑恶的阴谋正在毫无阻碍地付诸实施，我也会比那个时候死得泰然得多，因为我确信在我的许多作品里已经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证据，它迟早会战胜人们的阴谋。

　　马勒赛尔卜先生看到我这样焦躁不安，又听到我的倾诉，便费尽心思要把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这番心思正足以证明他那无穷的乐善之心。卢森堡夫人世襄助了这一善举，往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最后，印刷总算又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我始终还不知道它过去为什么搁置起来。马勒赛尔卜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结果，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绝对信任他为人公正，这种信任就战胜了我这可怜的头脑里的迷惘，因而他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么焦急、那么惶惑的样子，自然会觉得我的处境是值得怜悯的。他又想起了包围他的那个哲学家集团所不断给他灌输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我在那里不可能久留。当他们看见我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说那是因为我执拗，我骄傲，不好意思反悔，说我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日子过得十分不幸。马勒赛尔卜先生信以为真，并且写信劝我；我那么敬仰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我心里颇为感慨，便给他一连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我在这四封信里忠实地描写了我的爱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这四封信都没有草稿，纵笔写去，甚至写后也没有重读一遍，它们也许是我生平唯—一气呵成的作品；在我当时那种种痛苦和极度颓丧之中而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讶。我觉得我已经日渐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会留下这样一个对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胆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这四封信里仓卒草成的那个纲要来或多或少代替我计划中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勒赛尔卜先生很满意，在巴黎拿出去给人家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曾请他叫人抄出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来，在我死后加以整理。自从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后，就跟穆尔杜结交了；我很喜欢这个青年，倒很盼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庭容许他来，他一定会欣然前来尽这种人道责任的。我既得不到这种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觉得他似乎不象我当时等着看《信条录》的效果时那样放心。他又希望从我手里得到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故奥尔良公爵悼词》寄给他了，这篇悼词是我代达尔蒂神父写的，神父并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甚至相当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点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对头两卷严格要求改版，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说就放过去了，这两卷的内容没有为出版造成任何障碍。然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之后，又对让赛尼优斯派和哲学家们害怕起来了。我憎恨一切所谓党、所谓派、所谓系，我从来不指望属于党、派、系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好感。那两个“长舌妇”前些时离开他们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可以很容易爬过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碉楼隔开的那堵小墙。我曾把这座碉楼当作我的工作室，所以里面有一张桌子，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成的散页；人家把这种散页寄来，我就边收边装订，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的轻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记锁碉楼的门，而早晨发现绸楼门大开着，如果不是觉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动，这倒不会叫我怎样不安。我好几次看出这种现象之后，就变得仔细些，把碉楼门锁上了，但门上的锁不好，钥匙只能转半个圈子。我比较注意了，就发现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让门大开着的时候被翻动得更厉害。最后，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见了，有一天两夜都没法知道给搞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当时和以后我都不曾对马达斯先生有所怀疑，我也不怀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俩都喜爱我，我完全信任他们。可是我对那两个“长舌妇”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我知道他们虽然是让赛尼优斯派，却跟达朗贝有些关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来。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间里，完全终止了和那两个人见面，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曾拿我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个人家招摇，这一卷是我一时不慎借给他们的。虽然他们还继续做我的邻居，一直到我离开为止，但是我从那时起就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了。

　　在《爱弥儿》之前一两个月，《社会契约论》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决不要把我的任何著作偷运到法国，所以他就正式呈请主管官批准他把这部著作由海路运到卢昂进口。雷伊没有得到任何批复：他的包裹在卢昂搁了好几个月，原是打算要没收的，只因为他大张旗鼓地闹起来，只好又发还给他。有些好事者从阿姆斯特丹买来了几部，就在法国不声不响地流传开了。莫勒翁曾听说过这部书，甚至还看了一些，他跟我谈起时的那种神秘的口吻，很使我惊讶，如果不是我确信在各方面都符合规定，自觉无可谴责，用我那伟大的信条把我的心完全稳定下来的话，这种口吻甚至会使得我不安起来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早已对我垂青了，而我对他的敬仰又使我在这部书里对他有所颂扬，他必然心中知感，能在这种场合下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恶意。

　　我当然有理由在这时候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指望卢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时为我撑腰，因为他这时候所给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动人。在他复活节来旅行的时期，我因为身体太坏，不能去拜会他，他就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最后，他看我痛个不止，使极力劝我让科姆修士来诊视；他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居然有勇气——在一个达官贵人身上，这种勇气的确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动手术，而那次手术既使我疼痛难堪，又费时甚久。然而，所谓手术不过是探测而已；不过我一直就没有被探测过，即使是莫朗，他试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轻又巧，无与伦比，他使我剧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插进了一根很小的探条——我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极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帅为我心碎。第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觉得探到了一块大结石，并且把这结果告诉我了；第二次检查，他又没有探到那块结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细又准确地探着，使得我感到时间很长，之后，他宣布说，并没有什么结石，只是前列腺患硬性肿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发现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对我说我将来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长。如果他预言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一样能实现的话，我的痛苦一时还结束不了呢。

　　就这样，我先后就医那么多年，说的病不下二十种之多，其实我一种也没有，最后我总算知道了我的病是个不治之症，却又不是死症，它将拖得和我的寿命一样久。我的想象力从此便约束在这个范围里，不再瞻望我要在结石的痛苦中惨死了，也不再怕很久以前在尿道里折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构成结石的核心了。对我来说，那些假想的病痛比实际的病痛还难受，现在解除了假想的病痛，我对实际的病痛也就能较安静地忍受了。实际上也一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我在我这个病上所感到的痛苦就比以前少得多，每逢我想到，我的病痛之所以能减轻，完全得力于卢森堡先生，我就不能不为追怀死者而动容。

　　我可说是又恢复了生命，所以也就越发想到我要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了，我只等《爱弥儿》一出版就去执行这个计划。我那时想到的是都兰地区，那个地方我到过，很中我的意，不但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和。

　　 La terra molle 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 gliabltator produce．

　　我已经把我这个计划告诉过卢森堡先生，他劝我不要去；这次我又对他重新提起，说是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于是他就建议我住到距巴黎十五里约的美尔鲁府去，认为可能是于我相宜的一个去处，他们夫妇俩都乐于把我安顿到那里。这个建议很使我感动，也很中我的意。首先，必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就约好日子，由元帅先生派他的亲随带车子来领我前去。到了那天，我恰好感到很不舒服，就不得不把这事推迟，接着又来了些不凑巧的事，根本就没有去成。后来我听说美尔鲁那片地产不是属于元帅先生的，而是属于元帅夫人的，我没有去成，也就比较容易释然于怀了。

　　最后，《爱弥儿》总算出版了，我没有再听说有什么改版，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困难。出版前，元帅先生向我要去了马勒赛尔卜先生与这部著作有关的全部信件。我对他们两人都太信任了，自己又觉得很保险，就不会去考虑在索回信件这件事上有什么非常的、乃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那些信件都给了他，只有一两封，我无意中夹到别的书里去了，没有退还。在这以前不久，马勒赛尔卜先生曾通知我说，他要把我在为耶稣会教士而惊慌时写给迪舍纳的那些信都收回来；必须承认，这些信都不会怎样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诉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在表面上显得比实际上更好，因此他尽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纳手里。后来究竟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部书的出版，没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时曾博得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彩声。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多的私下的颂扬，也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少的公开的赞美。最有能力评论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说出时都带着最离奇的谨慎态度，就仿佛要说这部书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莱夫人告诉我说，这部书的作者理应给树铜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却毫不客气地请我把原信退回；达朗贝写信给我说，这部著作决定了我的优越，应该把我放到全体文学家的领袖地位，信末却不署名，虽然他前此给我写的许多信没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为人真诚，但是很圆通，他很重视这部书，却避免用书信对我说；拉·孔达米纳抓住《信条录》东拉西扯；克莱罗在他的来信里也只谈那一篇；但是他敢于表示他读这篇文章时所受到的感动，并且明明白白对我说这次阅读温暖了他那颗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赠送的这部书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大声地、自由地对大家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在这部书公开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达斯，他又把这本书借给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看了。布莱尔先生有所别墅在圣格拉田，马达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时得便就到那里去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公开出售之前先谈到这部书。布莱尔先生把书还给他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当天就传到我耳朵里来了：“马达斯先生，这是部极好的书，但是不久就会众口喧腾，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发笑，觉得那是一个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习气，不管说什么都要带点神秘色彩。种种令人不安的话，凡是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都没有比这句话给我更深的印象。我远没有料到我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却坚信我的书既有益处，又写得好，坚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坚信——如我当时以为确有把握的那样——我有卢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还有主管部门的爱护，所以我深自庆幸我是在节节胜利之中抽身，在压倒一切忌妒者的时候撒手，还以为我这个决定非常之妙呢。

　　这部书的出版，只有一件事叫我担忧，而这种担忧，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是为了良心的宁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并且愤慨地看到，人们为了不顾一切地维护王爷们的娱乐，就叫那些不幸的农民大遭其殃。农民出于无奈，只好忍受那些供射猎的野兽糟蹋他们的田地，除以声响惊走野兽外不敢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蚕豆和豌豆田里过夜，带着铁锅、鼓、铃裆吓走野猪。我亲眼见到夏洛伊瓦伯爵对待这些穷人的那种野蛮的无情手段，便在《爱弥儿》的末尾把这种暴行骂了几句，这就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并使我后来为此还吃了亏。那时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从在亲王的田产上也同样残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这位亲王的，生怕他把我由于人道感受了刺激而骂他叔父的那几句话误认为是骂他而见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诉我对这件事尽可处之泰然，我凭这点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这样做对了。至少，我从没有听说这位亲王曾稍微注意到这个段落——本来这个段落是在我荣幸地认识他之前很久就写出来了。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或之后不几天（我记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现另一部同样题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从我的第一卷里抽出来的，外加上若干无谓之词，穿插在这篇摘抄里。这部书上的署名是一个日内瓦人，叫作巴勒克赛尔；题下注明曾获得哈莱姆学院的奖金。不难理解，这个学院和这个奖金都是崭新的创造，为的是要在社会大众的眼里把剽窃行为掩盖起来，但是我也看出这里有我当时尚不理解的阴谋：我既不理解我的原稿怎么被传出去的——原稿不传出去就不可能进行剽窃，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捏造出这个所谓奖金的故事，因为要捏造，总得要给它一点根据。只是很多年以后，我从狄维尔诺瓦漏出的一句话里才识破了这个秘密，约略知道了那些盗用巴勒克赛尔君名字的人们。

　　风暴前的隐隐雷声已经开始听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针对我的书和我本人，有个阴谋正在酝酿着，不久就要爆发出来。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这种程度：我远没有预见到我的灾难，甚至感到了灾难的效果还猜不透灾难的原因。人们先相当巧妙地放出风声说，在严厉对待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也不能偏袒攻击宗教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不该在《爱弥儿》上署名，好象我过去没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没见谁说过半句闲话似的。看样子，大家担心，形势将迫使人们采取一些原来不愿采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给了可乘之机。这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来了，却没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这里面与我本人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我也绝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窘境，而这一过失，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说，我知道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通常总是严惩书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还不免为那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呢——万一马勒赛尔卜先生把他撇开不管的话。

　　我安安静静地待着。谣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变调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议院，似乎看到我还安安静静，就越发恼怒。几天之后，来势就凶得可怕了；威胁改变了对象，直接指到我头上来了。人们听到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呢，人家提也不提。这种话，简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个参议员的口吻。当它初次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都是霍尔巴赫派的一种新发明，为的是要权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冲着这种幼稚的狡计直发笑，心里一面讥诮他们，一面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底细的话，他们一定会另找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后变得太确凿了，很明显，人家真是要这样干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他们来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虽然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这里却很少有人提起，而这家的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然而，有天早晨我单独跟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我说，惊得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啊，我可以向你发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许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所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读给他听。“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啊！”他带着比平时更多的激动情绪说，“你在那部书里本来不该说到他呀，或者要说就说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说明白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还要说话；我看他正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可是他又缩回去了，一言不发了。不幸的朝臣伎俩啊，在最仁厚的心里友情也被它压制下去了！

　　这次谈话虽然很短，却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实是我本人。我只怪那闻所未闻的宿命，它把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都一律变成我的祸根。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勒赛尔卜先生做挡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会有什么办法能撇开他们而一直攻击到我本人头上，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问题了，人家是不会劳神去审查我实际上是做得对还是不对的。这时候，隆隆的雷声越响越厉害，就连内奥姆也不免在他那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向我表示，他后悔不该牵涉到这部著作里来，并且他似乎认为威胁书和作者的那种命运已经是万难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使我安心：我看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高兴，甚至还那么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对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为我感到丝毫的不安，才不对我说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才能那么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就仿佛她根本没有插过手，就仿佛她对我一直毫不关心似的。使我诧异的是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我总觉得她倒该告诉我一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就显得不那么安静了。她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副焦躁的样子，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挡掉人家准备给我的那个打击；她总认为这个打击是当前形势促成的，议院那时有必要不让耶稣会教士骂它不关心宗教。然而她对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历次谈话，使人惊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还老是劝我到英国去，愿为我在英国介绍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谟。她看我坚持要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便转了一个较能打动我的话头。她让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审讯，我就会不得不把卢森堡夫人也供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很值得我不要眼睁睁地把她也株连进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又反驳说，这个决心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也对，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不管说真话可能有多大的危险，我是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背誓或说谎的。

　　她看她这种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点作用，却还不能使我下定决心逃走，便谈起巴士底狱，说把我在那里关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院裁判权的手段，因为议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一点也没有反对，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义求来的。可是她后来又不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所以我事后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不过是要试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愿意采取这个一了百了的不得已办法。

　　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个通知，说是认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我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断这个通知是霍尔巴赫派制造出来的；我知道议院非常注意手续，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续去了解我是否承认这部书，了解我是否真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而劈头就下令逮捕，这就违反一切手续了。“只有，”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据一点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为怕被告人逃脱法网。但是要惩罚我这个理应得到荣誉和受到奖励的行为，总是只对作品起诉而尽可能不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目的是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那还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诉我说，那天他到检察长家里去，曾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对《爱弥儿》和作者的公诉状的草稿。请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给作者来这样一个通知。人们可以判断，这种事在我眼里能有几分可信的成分吧！一个书商被检察长先生接见了，竟能安安静静地在这位官员的写字台上读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这可是太简单、太自然了！布弗莱夫人和别的许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听到人们不断在我耳朵里灌进去的那许多荒谬绝伦的话，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我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家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静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反正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正直的、无辜的，同时，不管是什么样的迫害在等着我，我能有为真理而受苦的光荣，也就太可庆幸了。我绝对不怕，绝对不隐藏起来，仍然天天到府第里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跟两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同去远足。我们带了点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劲，由于忘了带酒杯，就拿麦秆插到瓶里吸，各人都选顶粗的麦秆，争着多吸，以竞相夸耀。我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快乐过。

　　我已经讲过我年轻时怎样失眠。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习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感觉到眼皮发重了，我就灭掉蜡烛，勉力眯盹一会儿，时间总是长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读《圣经》，我这样把它周而复始地读着，至少接连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时更少睡意，就把读书的时间拖得更长，我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整个读完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这卷书了。这卷史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蒙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了。戴莱丝拿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来，便对我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一封信带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里，我看到这位亲王刚派快差送给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对我起诉。“局势紧张到极点了，”他对她说，“怎么也挡不住了；朝廷交办，议院要办；早晨七点钟就要发出逮捕令，登时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总算答应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捕的。”拉·罗什传达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起来去跟她商量。当时是下两点，她刚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补充说，“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去了。

　　她显得焦躁不安，这还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乱感动了我。在这种意外的时刻，又是在半夜里，我自己也免不了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了，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担任可悲的角色。因为，我虽然感到有足够的勇气永远只说实话，哪怕说实话于我有害，把我毁掉，但我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镇定和机智，也许也没有足够的坚毅在被逼得太紧的时候避免连累到她。这就使我决计为她的安宁而牺牲我的荣誉，决计在这种场合下做出我为自己怎么也不会做出的事。我的决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说了出来，绝不愿意要她付出代价来降低我这一牺牲的价值。我确信她对我的动机绝不会有所误解，然而她竟没有对我说半句感激的话，我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颇为不快，以至犹豫起来，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帅先生来了，不一会儿布弗莱夫人也从巴黎赶到了。他们做到了卢森堡夫人所应该做的事。我被恭维了一番，羞于改口，自此，问题就只在于逃往何处和何时动身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先在他家里匿名隐藏几天，好商量商量，比较从容地采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没有采纳要我秘密跑到老圣堂区的建议。我坚持当天就走，不愿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我感到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些隐秘的、强有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兰西，我还是应该走出国境，以保证我的安宁。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内瓦退隐，但是只消片刻的考虑，就打消了我去做这种傻事的念头。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还更有力量，如果它决计要困扰我，就绝不会让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静些。我知道我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议会里引起了仇恨心理，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现出来就越危险。最近我知道，在《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在特龙香大医师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连巴黎也没人响应，它就自惭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怀疑，它这次既然觉得机会更为有利，就一定要尽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内瓦人尽管表面上做得那么漂亮，心里却对我怀有一种隐秘的忌妒，只等机会一到就去泄愤。不过，爱国热忱召唤我回到祖国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的话，我就会毫不犹疑地这样做。但是，既然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国去避难，我就只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靠近祖国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着，看看日内瓦将对我作出什么决定。人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这种犹豫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

　　布弗莱夫人很不赞成我这个决定，再次努力劝我渡海到英国去。她未能使我动摇。我一向就不爱英国，也不爱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全部辩才远没有战胜我的憎恶，却似乎把这憎恶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既已决定当天离开，他们一清早就对外面说，我已经动身了；拉·罗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连对戴莱丝也不肯说我是不是真的动身了。自从我决定将来有一天要写我的回忆录以来，我就积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来回好几趟才能拿完。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经挑选好的，都放到一边了，上午剩余的时间，我就忙着挑选其余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带走，剩下的一把火烧掉。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做这项工作，谁知需要的时间太久，上午没有做完，哪还有工夫去烧呢。元帅先生自告奋勇，答应由他负责挑选剩余的文件，把不要的亲自烧掉，不交给任何人，并把挑出来的寄给我。我接受了这个盛意，乐于摆脱这件差使，好跟我最亲爱的、行将永别的人们在一起度过我剩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他拿上我在放这些文件的房间的钥匙，并且在我的恳切请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怜的姨妈我来——她当时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样了，又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她时刻等着法院的人的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了，什么话也不对她说，她原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一看到我，她就一声尖叫，扑到了我的怀里。啊！友情，心灵的契合，习惯，亲密！在这甜蜜而又惨痛的一刹那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温馨、安谧的日子全都涌上了心头，使我在近十七年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的生活之后，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别离的锥心之痛。元帅看到我们这样的拥抱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他走开了。戴莱丝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叫她想到，她这时跟着我走是多么不便，同时她又是多么有必要留下来，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项。依惯例，每逢下令逮捕一个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开具衣物清单，并指定一个保管人。因此她必须留下来办理善后事宜，对一切都尽可能作最妥善的处理。我答应她不久就会跟我相会，元帅先生也保证我的诺言，但是我始终不愿对她说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以便将来逮捕我的人逼问她时，她可以照实说她毫无所知。我临别拥抱她时，内心里也感到一种异常的激动，在一阵激奋之中——唉！这激奋具有何等的预言意味啊！我对她说：“孩子，要拿出勇气把自己武装起来。你在我幸福的日子里曾跟我共安乐，今后，既然你愿意这样做，就要跟我共患难了。从此以后，等着你的只是跟在我后面受侮辱、遭灾殃。这个可悲的日子为我启开的命运是要把我逼到最后一息的。”

　　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该是十点钟就来，我动身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们还没有到。我们早就商量好了，我将租用驿马。我没有轿车，元帅先生就送了我一辆三轮小篷车，并且临时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伕，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驿站，由于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难地给我提供了驿马。

　　因为我没有在席上吃午饭，也没有在府第里露面，夫人们就到我整天没有离开的那层底楼来跟我告别。元帅夫人拥抱了我好几次，神色相当悲凄，但是在这几次拥抱中，我不再感到两三年前她动辄拥抱我时的那种亲热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并且对我说了些很亲切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感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当时她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个非常冷淡、端庄而矜持的人，我觉得她还没有完全摆脱洛林家族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她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很多的关注。也许因为我受宠若惊，便对自己着意抬高这次宠遇的价值，也许因为她在这次的拥抱里确实放进了一点凡属高贵心灵都生而有之的那种同情心，反正我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发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有力的东西，直沁入我的心脾。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常作这样的猜测：她既然知道我注定要走上什么样的一条末路，就一定是情不自禁地对我的命运动了一刹那的怜悯之情。

　　元帅先生一直不说话，脸上苍白得和死人一般。他一定要送我上车，车子是停在饮马池边等我的。我们俩穿过了整个花园都没有说一句话。我身上带着花园的钥匙，我就用这钥匙开了园门，之后，我没有把钥匙放回口袋，默默无言地递给他了。他接着钥匙，激动的神情令人吃惊，从那以后，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的这种表情。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比这次别离更痛苦的时刻了。拥抱是长久的、默默无言的：彼此都感到这一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在巴尔与蒙莫朗西之间，我遇到一辆租用的马车，里面坐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根据后来戴莱丝给我说的法院来人的面容、到达的时刻以及他们表现的态度，我绝不怀疑那四个人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又听说，我的逮捕令不是象人家预告我的那样在七点钟发出，而是到中午才发出的。我必须直穿巴黎。一个人坐在敞开的篷车里藏得当然不会很严密，我在街上看到好几个人向我打招呼，样子象是很熟，可是我一个也不认得。当晚，我绕道从维尔罗瓦领地经过。在里昂，驿运的客人通常都得要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于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姓换名的人来说，可能是很尴尬的。我就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去找维尔罗瓦先生，请他设法为我免除这件苦差使。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结果没有用上，因为我没有经过里昂。这封信现在还封得好好的存放在我的文件里。公爵先生苦苦敦劝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是我宁愿重登大路，所以当天又走了两站路。

　　我的车座很硬，我身子又不舒服，不能多赶路。此外，我的样子又不够威风，不能使人家好好地服侍我，而在法国，大家都知道，要驿马感到鞭子，就非经过车快的肩膀不可。我以为多多塞钱给执疆人，就可以补充我言不惊人、貌不压众的缺陷，谁知结果更糟。他们以为我是当差的下人，平生第一次坐驿车。从此我就只能得到些驽马，自己也成了车伕的笑料。我最后只好耐下性子，什么也不说，凭他们的高兴去赶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的。

　　我是有法子使我在旅途中不感到寂寞的，那就是对最近的一切遭遇来一番思索，弄个水落石出！但是我既没有这样的性格，也没有这样的心情。说来也真怪，已经过去了的灾难，不管它隔得多么近，我是很容易忘记的。当灾难还没有来到时，稍一想及就使我惊慌不知所措，可是灾难一旦发生了，对它的回忆也就非常淡薄，而且也非常容易消失。我这个害死人的想象力，它不断地使我烦恼，使我总想预防尚未发生的灾难，而且使我的记忆不能专注，不让我把已经过去的灾难再回想起来。对于木已成舟的事情，就用不着再预防了，而且再去想它也徒劳无益。我的苦难可以说在发生以前就已经叫我受尽了，在等待期间，我越是感到痛苦，忘记也就越发容易；而与此相反，我总是不断地记住我过去的幸福，我回想它，咀嚼它，可以说是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能重新享受一次。我感觉到，我就是亏了有这种绝妙的秉赋，所以从来就不晓得什么叫作记仇。这种记仇的脾气，由于对所受的侮辱耿耿于怀，所以经常在一颗好报复的心里发酵，它恨不得叫仇人受尽痛苦，然而自己却先受尽痛苦了。我生性急躁，在感情冲动时曾感到气愤，甚至感到狂怒，但是报仇的欲念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扎根。我太少想到所受的冒犯了，因而也就不会怎样多想到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给我造成的损害，只是因为怕他再给我造成损害，如果我确信他不再来害我，那么他给我带来的痛苦便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们常向我们说教，要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这当然是个美德，但对我是用不上的。我不知道我的心灵能否抑制仇恨，因为它从来没有感到仇恨，同时，我也太少想到我的仇人了，不可能有宽恕他们的美德。我的仇人们为着叫我苦恼而自己就先苦恼到什么地步，这我说不上来。我是听凭他们摆布的；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他们还使用这个绝对的权力。只有一件事是超乎他们的权力之外的，并且我量他们也做不到：他们为害我而伤脑筋，却不能强迫我也为害他们而伤脑筋。

　　从动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在整个旅途中，除了不得不时刻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么议院，什么蓬巴杜尔夫人，什么舒瓦瑟尔先生，什么格里姆，什么达朗贝，以及他们的阴谋和他们的同伙，连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这一切而涌上了我心头的，就是我动身前夕所读的那一卷书。我也想起了格斯耐尔的《牧歌》——这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些时候寄赠给我的。这两个念头老是浮现在我的脑际，它们是那样清晰，那样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想尝试一下，把二者给合起来，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歌咏田园的纯朴风格似乎是颇不适于写这样一个惨烈的题材的，同时我眼前的处境也不能给我提供多少欢快的思想来把这个题材写得活泼些。然而我还是勉力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车中消遣，绝不抱成功的希望。我刚一尝试，就惊讶地感觉到，我的思想是那么温和，而表达时又那么得心应手。三天工夫就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成了，后来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点东西能比这篇诗有更动人的淳朴风尚，更鲜艳的色彩，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贴切的性格勾划，更古色古香的质朴；而这一切，并没有受到那可憎的恐怖题材的影响，因此，除了其他优点以外，我还有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的最佳作品，也永远是我所最喜爱的作品。我从来不能、也永远不能重读这篇诗而不感到一种无怨无艾的心灵的欢乐——这个心绝不因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愤懑，却反而能自宽自慰，从自身找到一种东西来补偿它所遭遇的不幸。请你把所有那些在著作中对他们并未经历的逆境显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都集合起来，把他们放到象我所处的这种境况里，让他们在感到荣誉受到了侮辱的那最初的一阵愤慨之中去写这样一部作品吧，那时你就会看到他们将怎样处理这部作品了。

　　我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曾决定到依弗东去，在我那善良的老朋友罗甘先生家里住下来，罗甘退休在那里已经有几年了，他曾邀我去看他。我在路上听说到里昂去要走弯路，这就省得我路过里昂了。但是，不路过里昂就要路过伯藏松，这也是个要塞，因而也就有同样的不便。我就想不如绕点路经过萨兰，托辞去看杜宾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他在那里的盐场工作，以前曾多次邀我去看他。这个办法成功了；我没有找到梅朗先生，也就用不着停留，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又继续走我的路，谁也没有盘问我一句。

　　我一进入伯尔尼郊境内，就叫车子停下来，我走下车，趴下来亲吻大地，并在情感激动中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这样，一有了希望，眼就瞎了，满心信任了，老是把要成为我的灾殃的事物也热爱起来。我的车伕大吃一惊，以为我疯了。我又登上车，不几小时，就得到那既强烈又纯粹的快乐，紧抱在那可敬的罗甘的双臂之中了。啊！让我在这位贤主人家里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这里恢复一下勇气和精力，不久我就会找到使用这勇气和精力的地方的。

　　在我上面的这一段叙述里，凡是我能想得起来的情节我都不厌其详地写了出来，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这些情节本身不见得十分清楚，可是，你一旦抓住了那阴谋的线索，这些情节就能照亮那阴谋的进程；比方吧，它们对我行将提出的问题固然不能提供基本概念，却大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假设为了执行以我为对象的那个阴谋，人家非要我走开不可，那么，一切经过就应该差不多象实际发生的那样，才能使我走开。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在半派人前来所吓倒，不为她神色慌张所感动，而继续保持坚定，如果我不待在府第里，而回到床上去安安静静地睡到大天亮，我会同样被下令逮捕吗？这是个大问题，许多别的问题的解答都是以这个大问题为转移的，而要研究这个大问题，那恫吓性的逮捕令的下达时间和那实际逮捕令的下达时间都不是没有注意的价值的。这是一个粗浅的、却又明显的实例，说明在事实的陈述中，你若想探索事实的隐秘原因，那些最不足道的细节也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引导你去用归纳法把隐秘原因揭发出来。
第十二章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在我沉溺于其中的这个不幸的深渊里，我感到人家给我的打击，一下一下都落到我的身上，我看到打击我的直接工具，却看不见那只操纵工具的手，又看不见这只手所使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仿佛自动地落到我头上来了，表面上还显然若无其事。当我这颗破碎的心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的时候，我倒象个无痛呻吟的人了。造成我身败名裂的那些人们，竟然找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伎俩，使社会大众都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当我现在叙述与我有关的那许多事件、我身受其苦的那种种虐待以及我所曾遭受到的一切的时候，我都无法追本穷源，找到那只发动的手，无法一面说出事实，一面指出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在前三章里都写下来了；一切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情，一切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都揭示出来了。但是，要说明这种种不同的原因究竟怎样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我生活中那许多离奇的事件，我是办不到的，连猜也猜不出来。如果我的读者中有人乐于深究这些秘密，发现真理，我就请他们仔细重读一下前三章；然后，请他们在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就利用他们掌握到的材料进行考查，由一个阴谋上溯到另一个阴谋，由一个因素上溯到另一个因素，直到全局的最初发动者。我当然知道他们的研究将达到什么样的终点，但是引导他们达到这个终点的那些地道，路途是幽暗而曲折的，我自己无法摸清。

　　我在依弗东居住期间，跟罗甘先生的全家都认识了，其中有他的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们。我似乎已经说过，孩子们的父亲我是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的。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是来依弗东看舅父和他的姊妹的；她的长女，年约十五岁，非常聪明，性情脾气又极好，使我十分喜爱。我以最亲切的友谊依恋着她们母女二人。这个女孩子本来由罗甘先生作主，许给了他的当上校的侄儿了。上校已届中年，对我也表示极端敬慕，但是，虽然伯父热中于这桩婚事，侄儿也切盼成功，我也极希望他们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可是年龄的悬殊和那女孩子的极度憎恶使我和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劝阻这桩婚事，结果它也就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安小姐，她的性情和面貌，我觉得都十分出色，并使他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虽然如此，罗甘先生还是不能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我心里却是泰然的，因为我深信，我对他和对他的家庭，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规定的义务，这个义务并不是事事逢迎，而是事事都进些最好的忠告。

　　我若是到日内瓦去，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揣度的时间并不长。我的书在日内瓦被烧掉了，并且，六月十八日，即在巴黎被通缉之后九天，我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在这第二道通缉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堆砌得实在太多，教会法也违犯得实在太明显，所以我刚开始听到消息的时候还不肯相信呢；到消息完全证实之后，我生怕这样明目张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违法行为，把从良知的法则起的一切法则都破坏净尽了，也会把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后来我把心放下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在无知的小民中间有些人言啧啧，那也只是冲着我的，我被所有的妄人、所有的学究公开地骂着，仿佛象一个没有好好背出教理入门的小学生，人家要举起鞭子打他。

　　这两个通缉令就是信号，全欧洲都起来咒骂我了，其愤激之情，真是史无前例。所有杂志，所有报纸，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特别是法国人，这个民族本来是那么温和、有礼貌、豪迈，平时又那么自负，能对不幸者顾大体、全大义，现在竟突然忘掉了他们最宠爱的那些美德；都争着来打击我，以辱骂的频繁和猛烈来显得高人一等。我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接办《特勒夫日报》的主编骂我患有狼人病，而其语无伦次倒恰好证明他自己患有狼人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一个人随便以什么为题发表一篇文章，如果不插进几句话来骂我，就怕以违警论罪。我对这种全体一致的愤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我几乎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真是怪事啊！《永久和平》的编者竟会挑起纷争，《萨瓦副主教信条录》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伊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我的上帝呀，如果我发表了《论精神》或类似的一部书，又该是什么人了？然而，在起来反对《论精神》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社会大众远没有把自己的呼声跟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相反，他们却以对作者的极口称赞为他出了气。我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著作比一比，再把这些书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也比一比；请大家对这种种不同找出些能使通情达理的人感到满意的理由来吧。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其余的我什么也不说了。

　　我在依弗东的日子过得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热烈要求之下我决定就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让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里有一座小楼，在庭院与花园之间，他敦促我就在那里住下。他的情意至为恳切，所以我接受了；于是他立刻就忙着布置家具，安排我的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罗甘本人是包围我最殷勤的人之一，整天不离开我。我对这样多的爱抚，始终是心中知感的，但是有时也感到相当麻烦。我搬家的日子已经定了，我又写了信给戴莱丝，叫她来跟我相会，这时我突然听说，伯尔尼邦掀起了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教徒搞起来的，但我始终没能识透它最初的原因。参议院不知是受了谁的鼓动，似乎不愿意让我在隐遁中得到安宁。法官先生第一次得到这种骚动的消息，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成员，为我关说，责备他们不该采取盲目的不宽容态度，说他们把那么多的匪徒都还收留在他们的治下，而对一个受压迫的才智之士却反而拒绝收容，未免可耻。据某些机灵的人推测，他责备得那么强烈，反而招恼了那班人，并没有起什么缓和作用。姑不论这种推测对不对吧，反正他的信誉和辩才都没能挡住那一着。他一听说有命令要向我下达，便赶前通知了我；我为着不坐待命令的到达，决定第二天就动身。难的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眼前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门了，我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看到邻邦的做法都会赶紧仿效的。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一所家具齐全的空房子里去，这是他儿子的房子，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只要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份盛情来得特别合适，因为在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至少，宗教在那里不大会成为借口。但是我心里有个难处，却又不便说出，很使我有迟疑的必要。我生来就热爱公理，这种热爱一直燃烧着我的心灵，再加上我对法国又暗中倾慕，所以我对普鲁士国王有一种厌恶之情，我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在我当初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配了框的版画之中，就有这位国王的一幅肖像，像下我写了一首双行诗，末句是：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这句诗，在任何别人的笔下写出，都会是一句相当美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却另有一种意义，毫不含糊，而且上一句把它解释得太清楚了。这首双行诗，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并且把它抄给了达朗贝，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准会把它奉给国王作为我对他的献礼的。这第一个错误，我又拿《爱弥儿》里的一段文章把它加重了，在这段文章里，人们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我心目中所指的究竟是谁。这个影射并没有逃过许多挑剔者的眼睛，布弗莱夫人就多次跟我提起过。因此，我保证我是被用红墨水记在普鲁士国王的纪录簿子上的；而且，假定他的处世原则真如我设想的那样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就只有讨他嫌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把我恨入骨髓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是读到我的著作就够了。

　　然而，我还是放胆去听凭他摆布，而且我相信冒的危险并不太大。我知道，卑劣的好恶之情只能支配软弱的人，而对性格坚强的人——我一向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判断，按照他的统治艺术，遇到这样的机会是要做出豁达大度的样子给人看看的，而且，真正的豁达大度也并非他的性格所不能做到的事。我认定，卑鄙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可能胜过他对光荣的追求，而且，我设身处地去想，觉得他利用这次机会以他的慷慨大度来征服一个曾胆敢私议他的人，又绝非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怀着充分的信任到莫蒂埃去住下了，相信他是能感到这种信任的价值的；我心里想，让－雅克能把自己提高到与高力奥兰并驾齐驱的地位，腓特烈还会不如弗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一定要陪我过山，而且要到莫蒂埃把我安顿下来。波瓦·德·拉·杜尔夫人有个小姑子叫吉拉尔迭夫人，我去住的那座房子原来对她是很方便的，她看见我去，心里并不高兴，然而她还是美意殷勤地让我住进去了，并且我在等戴莱丝到来、安顿小家庭期间，就在她家里吃饭。

　　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感到我从此就要在大地上东逃西窜了，所以我很犹豫，不敢答应戴莱丝来和我相会，共同度我自己认为注定了的那种飘零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大祸，我们的关系要变了；在此以前，凡是我对她的恩与惠，从此以后就是她对我的恩与惠了。如果她对我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的灾难的考验，她会为我的灾难而伤心的，而她的悲伤又会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对我的感情冷下来，她就会在我面前夸耀她的坚贞之德，把它当作是一种牺牲；而且，她将不会感到我与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的那种快乐，而只感到她不问命运迫使我到哪里她都愿意跟着我的那种美德。

　　我一定要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讳言我那可怜的妈妈和我自己的缺点，我也就不该对戴莱丝特别留情；不管我怎样乐于称许我这样亲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掩饰她的过错——如果心灵情感上的不由自主的变化能算作真正过错的话。长久以来我就发现她的心渐渐冷下来了。我感觉到，她对我已经不象我们黄金时代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发对这一点感觉得真切。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感到后果的那个尴尬处境，而这种后果，在戴莱丝身上也是一样。我们别去追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不论在人世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所采取的决定，不管我当时觉得是如何考虑周全，却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我默想着我的《论教育》，就觉得我曾忽略掉一些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心情最后变得如此强烈，以至它几乎是强迫我在《爱弥儿》的开端对我的过失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认，而且讲得那么明白无误，谁要是读了那段文章之后竟还有勇气谴责我的过失，那就不能不是怪事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仍然与过去相同，甚至由于我那些一心只想抓我的辫子的敌人的恶意，比过去还更坏些。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宁愿忍受制欲之苦而不愿让戴莱丝再遇到那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又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明显地日趋下降。这双重理由曾使我屡下诀心，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来，我却较能持之以恒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看出戴莱兰对我冷淡了：她从职责感出发对我的感情还是照样，但在爱情方面就不再跟从前一样了。这在我们相处之中就必然减少一些乐趣，因此我想，既然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难能得到我的照顾，她或许宁愿留在巴黎，不愿来跟我飘零。然而，她在我们别离时曾显得那么痛苦，她曾要求我作出那么肯定的诺言，保证我们后会有期，我走后她又在孔蒂亲王先生和卢森堡先生面前那么热烈地表示了要和我重行会合的欲望，以至我不但没有勇气跟她谈彼此分开的事，连我自己想这件事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我从心底里感到我实在少不了她的时候，我就一心只想把她立刻召回到我的身边。我写信叫她动身，她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呢，但是从那么多年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的分别呀！我们彼此都太痛切地感觉到分离之苦了。我们互相拥抱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啊！爱怜与快乐的眼泪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又是多么酣美地饮着这种眼泪呀！象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我一到莫蒂埃，就写信给讷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吉斯勋爵，通知他我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护。他以人所共知的、并且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种慷慨之情答复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就是特拉维尔谷地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是个红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那种令人崇敬的风貌有力地感动了我的心，我们彼此之间登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这方面一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奸贼趁我离远了他，就欺他老迈，把我的形象在他眼里歪曲得不成样子的话，也一定会是始终如一的。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也就是那位生得光荣、死得壮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时代就离开了故乡，由于他曾依附斯图亚特王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但后来他很快就厌恶了斯图亚特王室，因为他看出了它那无义而又暴虐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直就是这个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欢喜那里的气候；最后跟他的老兄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知人善任，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接待。国王由于这种接待而获得了很好的报答，因为吉斯元帅帮了他许多大忙，而尤其可贵的是他博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物的伟大灵魂是彻底共和主义的、高尚的，只能在友谊的笼络下才能低下头来，但是它向友谊低头又是那么全心全意，以至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只有腓特烈了。国王曾托他办了些重大事务，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尔总督之职，以便让他养老并能终其身为这个小邦之民造福。

　　讷沙泰尔人只爱浮光虚彩，不识真材，听到夸夸其谈，便惊为才气横溢，看到一个人冷静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当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当作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为他只愿意造福人民而不愿意逢迎阿谀，所以不会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们的欢心。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罚在地狱里受罪。在这个可笑的事件里，勋爵因为反对牧师们僭夺行政权，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对，而实际上他是为全郊利益着想的；当我到达该邦的时候，这种愚昧的恨恨之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说他至少是一个招人对他抱偏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看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怜悯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把他的肌肉销蚀尽了；但是一举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贵的面容，便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这种敬仰之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觉。他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的那几句寒喧话后，竟谈起别的事作为答复，就仿佛我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谨的领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从勋爵那副锐利而精明的眼神里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气地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椅上挨他身边坐下了。我听到他登时采用的那种亲切口吻，就感到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欢，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人倒不是个讷沙泰尔人。”

　　真是性格相投的奇特效果啊！在那样的年龄，一般人的心都已经失掉它的自然热力了，而这位慈祥老人的心却为我燃烧起来，达到了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地步。他竟然到莫蒂埃来看我，借口说是来打鹌鹑，在这里住了两天，但连一支枪也没有摸过。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友谊——这里说的友谊是名符其实的——以至两人谁也离不了准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府离莫蒂埃有六里约路，我至多隔两个星期就去住上一昼夜，然后又象朝圣人一样走回来，一心只惦着他。我当年由退隐庐往奥博纳去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当然与此很不相同，但是它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府时所感到的滋味更为甜美。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那种慈父般的恩情、那种可爱的美德、那种温厚的哲学，时常在路上流下多少感激的眼泪啊！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这两个甜蜜的称呼可以部分地表示出联系我们的依恋之情，但是还不能表示出我们彼此相求的那种需要和经常互相接近的愿望。他一定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府去，曾长时催促我定居在我临时去住的那套房间里。最后我告诉他说，我住在自己家里比较自由，宁愿一辈子都这样跑去看他。他很嘉许我这种坦率，从此就不再谈这件事了。仁慈的勋爵啊！我的可敬的父亲啊！我现在想到你，我的心还是多么激动啊！那班野蛮人！他们把你跟我离间开来，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然而，不，不，伟大的人啊，你对于我，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我也始终是一样的。他们欺骗了你，但是他们没能改变你。

　　元帅勋爵不是没有缺点；他有见识，但他究竟是个人。他有最锐敏的智慧、最机灵的识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时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气很奇特，运思有点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见到的人忘记了，可是在他们万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注似乎总不合时宜，他的馈赠都凭他一时高兴，不问合适不合适，他脑子里一想到要送给你什么，他就登时拿给你或寄给你，价值高昂或毫无价值，在他都无所谓。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鲁士国王手下投效，跑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小布袋，满装着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接到这个奇特的介绍，登时就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个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间另有一种语言，凡夫俗子是永远不能懂得的。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妇人无端作态，使我觉得元帅勋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后来也体会到，这些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情在重要关头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对别人的照拂。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在他给人帮忙的方式上，他还是显出同他对人的态度上同样的奇特。我只举出一点来说明这种奇特之处，这是关于一件无所谓的小事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实在吃不消，所以总是分两天走，午饭后动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兹，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个于他非常重要的恩准，便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要求。我当然乐于帮忙，便带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间里，自己走去将他的事向勋爵说了，但勋爵没有吭气。上午过去了，我走过套间去吃午饭的时候，只见那可怜的桑托兹等得烦躁不安，我以为勋爵把他忘了，便在入席时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响。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么讨他厌烦，但这样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闭口无言，暗中替桑托兹叫苦。第二天回来时，他的道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总督阁下家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饭，并且，总督阁下还接受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后，勋爵就把他所请求的诏令派人送给他了，诏令是经国王签署、由大臣发出的。他这样办了，一直不愿对我和对桑托兹本人提一个字或说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是不肯负责去办的。

　　我真想将乔治·吉斯不停地谈下去啊！我最后的快乐的回忆都是来自他那里的，而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则只是些苦恼和痛心事了。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伤心，越想越乱，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时有什么层次：今后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在这里避难，原来怀有不安情绪。不久就由国王给元帅勋爵的复信把我从不安中解脱出来了，我在元帅身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辩护律师。国王陛下不但同意他已经做过的事，并且还托他——我得把什么都说出来——送给我十二个路易。那仁厚的勋爵为这样一个使命颇感为难，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完成得不失体统。他极力减轻这个侮辱，把这笔钱改成实物供应，通知我说，他奉国王之命为我提供薪炭，好让我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来；他甚至补充说——这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国王很愿意为我盖一所小房子，式样完全随我的意，只要我愿意选定一个地点。后面这一个馈赠使我很感动，并且使我忘掉了前一馈赠的小气。这两个馈赠我都没有接受，但是我就把腓特烈看成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我是那么真诚地对他表示好感，从此就对他的光荣感到十分关怀，正如我过去对他的成就感到十分不平一样。在他不久后签订和约的时候，我用一个十分雅致的灯彩表示了我的欢欣：那是一套花环，我用来装饰我住的那所房子。在这套花环上，我的确是倾注了那种报复性的豪迈心情的，因为我花的钱差不多就有他预备送给我的钱那么多。和约一签定，我就以为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光荣既已达到顶点，他将会休养生息，振兴商业和农业，在国内开垦荒地并在其上重新安排居民，同一切邻邦保持和平，由欧洲的魔王一变而为欧洲的仲裁者，以争取另外一种光荣。他是很可以放下宝剑而不冒任何风险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相信别人将不会迫使他再把宝剑拿起来。我看他还不解除武装，就生怕他不善于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为这个问题，放胆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且采取象他那样性格的人所爱听的那种家常口吻，把这个神圣的真理之声直送到他的耳朵里去——这种真理之声是很少国王能有资格听到的。这件放肆的事我是秘密做的，出自我口，入于君耳。我甚至连元帅勋爵也不让与闻。我把致国王的信函封得好好的交给了他，勋爵也就把我的信送了出去，没打听内容如何。国王对这封信没有答复；不多时后，元帅到柏林去了，国王只告诉他说，我曾好好地把他教训了一顿。由此我就了解到，我的信引起了不良的反应，我那一片热忱的坦自暴露被当作学究先生的才气了。实际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我说的不是我应该说的话，我用的语气不是我应该用的语气。我只能保证，我之所以动笔是出于我的一番苦心。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下来以后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我觉得人家会让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念头，在我一生中，这个念头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动过好几次了，在蒙莫朗西时我就常这样想，因为那时我常用探条，不能不待在卧室里，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长袍的好处。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对常来看他的一个住在蒙莫朗西的亲戚，这种方便又引诱了我，很想趁此就换上这种新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我对别人的闲话本来就是满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这种新的服饰之前，我还是愿意征求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是极力劝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亚美尼亚衣服。但是，冲着我来的那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较平静的时候再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旧病复发，再次乞灵于探条，我才觉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这种新的装束而不至冒什么风险，尤其是事先我还请教过当地的牧师，他说我即使穿这种服装到教堂去也不足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圆帽，系上了大腰带。我穿这样的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就觉得穿这种服装到元帅勋爵家里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督阁下看我这样装束，唯一的客套话就是说声“萨拉姆阿勒基”；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我既已完全抛弃了文学，就想只要我自己作得了主，就去过一种宁静而甜美的生活。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到过厌烦，即使是在完全无事可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的想象力可以把一切空白都填补起来，单是它，就够叫我闲不住。只有几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屋子里闲聊天，专门耍嘴皮子，那才是我一辈子也忍受不了的事。走走路，散散步，那倒也还罢了，至少脚和眼睛都还在做点事；但是抱着胳臂呆坐在那里，一个劲儿谈什么今天天气如何呀，苍蝇在飞呀，或者更糟糕些，你恭维我、我恭维你呀，这对我就真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了。为着不过野人的生活，我就想起要学着编编带子。我带着我的坐垫去串门，或者和女人一样，坐到门口去干点什么活儿，跟过路的人聊聊天。这就使我能把无聊的废话忍受下去，使我能在一些女邻居家里消磨时间而不感到腻味。我那些女邻居有好几个都是相当可爱的，也不缺乏才智，其中有个名叫伊萨贝尔·狄维尔诺瓦的，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女儿，我觉得她相当值得敬佩，所以跟她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她得到我的友谊也颇不吃亏，因为我曾给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紧要关头还照顾了她；所以，现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她才有那样的头脑、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幸福。在我这方面，我也是亏了她才得到很甜美的安慰，特别是在一个凄凉的冬季，那时，在我的病痛和苦恼正日益加剧的时候，她经常来跟戴莱丝和我作长夜谈，她知道用她那隽雅的才智和我们互诉衷肠，使我们毫不感到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称她为女儿，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称呼着，希望这两个称呼将来对她和我永远留下亲切感人的怀念。为了使我编的带子有点用处，我就在我那些年青的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当作礼物送给她们，条件是要她们将来亲自带她们的孩子。伊萨贝尔的姐姐就以结婚礼物的名义收到了一副带子，并且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伊萨贝尔也同样有了一副，在主观愿望上也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但是她不曾有如愿以偿的幸福。我送带子的时候，给每人都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传诵一时，但是第二封信就没有怎么轰传出去了：友谊本来是不需要那么夸张的。

　　我在邻近地区跟许多人的来往，就不详细说了；不过我应该提一提我跟皮利上校的关系。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夏天就到这里来住。我并不急于要跟他认识，因为我知道他在朝廷上和在元帅勋爵跟前都处得很不好，他根本就不见勋爵的面。然而，因为他来看我，并且对我有很多客气的表示，我也就不得不去看看他。这种来往继续下去了，我们有时还彼此邀请在家里吃吃饭。我在他家认识了贝鲁先生，后来我跟贝鲁先生相交太密了，所以我免不了要把他谈谈。

　　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苏里南的一个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继任人讷沙泰尔籍的尚伯里埃先生就娶了司令官的遗孀。这位遗孀再度寡居后，便带儿子到后夫的故乡来落户。贝鲁是独子，十分富有，受到母亲的百般疼爱，得到精心的抚养，很得益于所受的教育。他掌握许多一知半解的知识，对艺术有一定程度的爱好，特别以长于推理自诩，他那又冷漠、又象哲学家的荷兰人的神气，他那黝黑的肤色，他那沉默而收敛的性格，很使人相信他是个思想家。他年纪虽轻，可是又聋又闹痛风，这就使他的一切动作都很稳重、严肃；而且，虽然他很爱争吵，甚至有时吵得时间过长，但一般说来，他还是说话不多，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他的整个这副外表都使我肃然起敬，我心里想：“这是位思想家，是个明哲的人，有这样一个人做朋友会是很幸福的。”为着彻底使我拜倒，他时常跟我说话，始终不带任何恭维语。他不大谈到我，不大谈到我的书，也很少谈到他自己；他不是没有见解，相反，所说的话都相当正确、这种正确和准确就吸引了我。在思想上，他没有元帅勋爵那样高超精细，但是有同样的朴实；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勋爵的代表。我并没有对他入迷，但是我由敬佩而产生了感情，慢慢地，这敬佩之情就带来了友谊。我跟他相处，完全忘了我当初反对跟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的那句话：他太富有了；我现在相信我当时是错了。经验一直使我怀疑，一个享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论他是谁，会真诚地喜欢我那些原则和这些原则的制订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很少见到贝鲁，因为我不到讷沙泰尔去，而他又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上来一次。为什么我不到讷沙泰尔去呢？这是一种孩子气，不应该避而不谈。

　　虽然我受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总算避免了我在避难地方受到迫害，可是我没能避免公众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师们的嘀嘀咕咕。自从法国向我发动攻击以来，谁要是不至少给我一点侮辱，就不能显得是好样儿的，人们怕不照我那些迫害者的榜样行事，就被看作是不赞成那种做法。讷沙泰尔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集团，首先发难，企图策动邦议会来对付我。这个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就去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立刻禁了我的书。他是一有机会就要不客气地对待我的，他透出话风，甚至明白直说，如果我原先想住在城里，人们也是不会容忍的。牧师们在他们办的《信使》杂志里塞满了荒谬言论和最无聊的伪善之谈，这些言论，尽管使头脑清楚的人为之齿冷，却也煽动了民众起来反对我。但是听了他们那些话，我毕竟还该感激涕零呢，因为他们能让我在莫蒂埃住下来，也算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恩典了——实际上，莫蒂埃是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以外的。他们恨不得用品脱量空气给我，要我付高价来买。他们要我感谢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我的，也是他们不断努力要给我剥夺掉的。最后，由于他们办不到这一点，便在尽力损害我、毁谤我之后，拿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算作自己的一个功劳，向我夸示他们是如何仁慈，竟容忍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我原该嗤之以鼻的，可是我太蠢了，竟跟他们生起气来，并且荒谬到决心不到讷沙泰尔城里去，还把这个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他们的态度，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由自主的，始终是受别人推动的。我若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反而是太瞧得起他们了。再说，那批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地位、权力和金钱的人，连做梦也想不到对才智之士应该有所尊重，想不到谁侮辱了才智之士就是丢自己的脸。

　　有一个什么村长，曾因贪污撤职的，竟对我那伊萨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谷地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如何如何聪明，你把他带来给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当然啰，说这种话的人所表示的不满，是不会叫遭到这种不满的人怎样生气的。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讷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就不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能给点什么照顾。然而，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他也曾对我表示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奉承，友好的表示是毫无意义的。那时候，我既已正式重奉新教，又生活在一个新教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要违背我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另一方面，我又怕走到圣体台前被人拒绝，遭到难堪。看样子，日内瓦的议会，讷沙泰尔的宗教界都已闹得满城风雨了，此地的牧师简直不可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进他的教堂里去领圣餐的。所以我看圣餐礼快到的时候，就决定写封信给蒙莫朗先生（这就是那个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并且向他声明，我心里始终是归附新教教会的；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个别地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个手续一办，我就放心了，认为蒙莫朗先生一定会拒绝我去，因为他绝不肯让我不经过事先的个别解释就去参加圣餐，而我又决不愿意进行事先的个别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而且不能怪我。谁知道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蒙莫朗先生来了，不但向我说明，他在我提出的条件下容许我去领圣餐，并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信徒而引为极大的光荣。我从来没有这样地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我觉得老是孤独地生活在世上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处于逆境的时候。在这么多的通缉与迫害之中，我能对自己说：“至少，我是跟我的教友们在一起。”这可是太甜美了，所以我就去领了圣餐，这时我内心的感动和由感激而流出的眼泪也许是人们在领圣餐时最能使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据我推测，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痛切地责备我不该给蒙莫朗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真不懂她是跟谁发这顿脾气，特别因为，自从我那次到日内瓦旅行以来，我一直就公开宣布我是新教徒，我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到过荷兰教堂，谁也没觉得我这事做得不对。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指导我的信仰，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用心是好到无以复加的——虽然我一点也不懂她的用心何在，所以我对这种离奇的谴责绝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复了她的信，给她说明我的理由。

　　这时，辱骂我的印刷品方兴未艾，它们那些好心眼的作者责怪权力机关对我太温和了。主谋者继续在幕后指挥的这种吠影吠声的大合唱，很有点阴森可怕的样子。我呢，让他们说去，丝毫不为所动。有人跟我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根本不信。这件事，索尔朋有什么可插手的呢？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它想证明我不是好的喀尔文派教徒吗？这又与它有何相干？操这种心真是太离奇了，简直是要顶替我们的牧师了。看到那个文件之前，我以为是别人假索尔朋的名义把它传播出去，以便讥笑索尔朋的，读了那个文件之后，我更相信是这样。最后，当我不能再怀疑那个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千想万想都只想到这一点：应该把整个索尔朋的人都送到疯人院去。

　　另一份公布的文件使我更加痛心，因为它来自我所始终敬仰的一个人；这个人，我佩服他的性格坚定，却惋惜他的行动盲目。我说的是巴黎总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

　　我觉得我义不容辞，必须予以答复。我可以答复得不失身份，这和我当年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粗暴的争吵。我只知道在保持尊严的条件下和人家交手；我要确信攻击我的人能不辱没我的打击时，才肯自卫。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耶稣会教士的手笔，虽然他们当时自己已经成了落水狗，但我在这份训谕里还看得出他们打落水狗的那个老信条。因此，我也就依照我的老信条行事：一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一面给作品以致命的打击。我就是这样干的，并且相信干得相当成功。

　　我觉得住在莫蒂埃很惬意，要想终老于此，只缺一个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地方生活程度很高，由于我原来的家拆散了，又安了一个新家，一切家具，卖的卖，丢的丢，再加上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那些必不可免的耗费，我原来的计划全给推翻了。眼看我面前的那笔小资金一天天在减少，再有两三年就会把剩下的那点钱消耗净尽，而除了再去写书以外，又看不出任何方法能再积起这样一笔小资金，而写书是个不祥的职业，我又早已放弃了。

　　我深信，形势不久会向于我有利的方面转变的，社会大众从他们的疯狂中觉悟过来之后，会使权力者也为自己的疯狂而感到羞惭，所以我只想设法把我的生活资源维持到那个时来运转的时候，将来有了这种转变，我就能在各种送上门来的生活资源中加以选择。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乐辞典》。这部辞典，我费了十年工夫，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后的修改和誉清。不久前别人给我寄来的我的书籍为我提供了完成这个工作所需的资料；同时寄来的我那些文件，又使我能够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从此以后，我要集中精力专搞这部著作了。我首先把一些信件转抄到一个集子里，以便引导我的记忆力，弄清事实与时间的顺序。我早已把我要为此而保留的信件都选择好了，次序的衔接差不多十年都没有间断。然而，当我清理转抄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漏洞，很使我惊讶。这漏洞有近乎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楚地记得我把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等的许多信都挑选出来了，这些信正好填满这个漏洞，而现在却找不到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的稿件存在卢森堡公馆里的那几个月当中有人动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曾看到元帅先生拿去了我存稿件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因为有好几封夫人的信以及所有狄德罗的信都没有日期，又因为我曾被迫凭着记忆力摸索着把日期填上，以便依那些信的原有次序予以排列，所以我先还以为我曾把日期弄错了，特意把无日期的信或经我追填日期的信都拿出来，—一加以检查，看看在这里面是不是真找不到应该填补这个漏洞的信件。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我看出，漏洞确实是存在的，那些信的的确确是被偷去了。谁偷去了呢？为什么要偷呢？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信，都是在我那几场大争吵之前、在我为《朱丽》而感到初期陶醉的时候写的，跟谁也没有利害关系。内容至多也只是狄德罗的一些纠缠、德莱尔的一些挖苦、舍农索夫人乃至埃皮奈夫人的——那时我跟埃友奈夫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之好——一些友谊的表示。这种信对谁又有什么用呢？拿去干什么呢？七年之后，我才猜想到这一盗窃的丑恶目的。

　　这个缺欠查实了，我就检查文稿，看看是不是还会发现其他缺欠。我又发现了几个，而这几个缺欠，又因为我的记性不好，使我假定在我那大堆的文件之中还会有其他的缺欠。我发现《感性伦理学》的草稿没有了，《爱德华爵士奇遇记》提要的草稿也没有了。这后一部草稿的消失，我承认，使我有些怀疑是卢森堡夫人干的。这些文件是她的随身侍从拉·罗什寄给我的，我想天下也只有她能关心这点废纸；但是另外那一部草稿，还有那些被取去的信，又有什么值得她关心的地方呢？那些信，即使一个人怀有恶意，也不能利用来害我呀，除非是想照着伪造。至于卢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是正直的，对我的友谊也是真实的，我不能有一时一刻疑心到他，甚至我也不能把这种疑心就落在元帅夫人身上。我为寻找这个窃犯伤了很久的脑筋，最后觉得只有一个想法比较合理，就是把这个偷窃行为归咎于达朗贝。他那时已经钻到卢森堡夫人家里去了，很可能想了个什么办法去看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东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给我添点麻烦，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东西据为已有。我想，《感性伦理学》这个名称可能迷惑了他，以为是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的纲要。大家都不难想象，他会怎样利用这种纲要来对付我。我深信他细阅草稿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想错了；而且我既已决定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于这次扒窃，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这次的扒窃已经不是同一只手所犯的第一次，过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没有发过一句牢骚。不久，我就不再去想这种不老实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过这种事一样；我就开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专心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里违反教会法的地方会提出抗议的。可是一切都平静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实际上却有一种普遍的不满，只等机会一到就表现出来。我的许多朋友，或者自称为朋友的人们，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我，催我去领导他们，保证公众会纠正议会的过失。我怕我一到场就会引起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我是忠于我过去的誓言的，永远不插手我国的任何内乱，所以我宁愿让侮辱继续下去，在祖国以外流亡，而不愿用暴烈而危险的手段返回祖国。诚然，我原来期待市民方面对一个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违法行为会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实上却一点也没有。领导市民阶级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机会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在暗中捣鬼，却默不作声，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们、假虔诚和自称虔诚的人们吵翻了天，这些人都是议会推出来打前阵的，为的是使无知的小民觉得我丑恶不堪，而把他们的胡作非为看作是出于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来对非法的裁决程序提出抗议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后，我作出了决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了，就决心放弃我那忘恩负义的祖国。本来我就一直没有在祖国生活过，也没有得到祖国的任何好处、任何帮助，而作为我努力为它争光的报答，我竟被这样卑鄙地对待了，而且是举国一致的对待，那些应该说话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就给那一年的首席执行委员——我想就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正式放弃我的市民权，不过在这封信里，我还是顾到了礼数，保持着克制。敌人的残暴常迫使我在灾难中做出豪迈的举动，而我在做出豪迈的举动时始终是注意到礼数和克制的。

　　我这种做法终于使公民们睁开了眼：他们感觉到，他们为自身利益计也大不该放弃对我的保卫，因此他们就起来保卫我了，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他们还有别的一些不满，都拿来和这项不满合在一起，构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见书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议会自恃有法国政府做后台，便予他们以严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绝，这样一来，他们越发感到议会要奴役他们，所以也就越发扩大意见书的范围，加强意见书的份量。这种反复争辩曾产生出各种小册子，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时，都毫无决定性的效果。《乡间来信》是袒护议会的作品，写得无限巧妙，国民代表这一派被它弄得哑口无言，一时算是被打垮了。这个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传世佳作，出自检察长特龙香的手笔。特龙香是个聪明的有知识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国的政体。Siluit terra。

　　国民代表派经过一度气馁之后又打起精神来了，便想写一篇答辩。他们费了不少时间，写得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家都属意于我，认为我是唯一可以跟这样一个对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认，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的旧同胞们认为他们这个困难是为我而引起的，我有责任拿我这支笔来给他们帮忙。我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驳斥《乡间来信》；我把原作的名称戏改为《山中来信》，用来作为我的作品的名称。这个工作，我计划并且执行得那么秘密，以至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派的首领会晤，专门谈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答辩纲要拿给我看了，我却一字不提我的答辩；这时我的答辩已经写好了，只怕稍微漏点风声，不论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敌的耳朵里，付印都会出现障碍。然而，我并没能避免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国就有人看到；但是人们宁愿让它出版，也不愿让我清楚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了我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多少就将说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属揣测之词，我将一概不说。

　　在莫蒂埃，来拜访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这以前，来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爱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就以这些关系为借口来找我，使我一见面就能开门见山，谈我能够跟他们谈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方面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据他们自己说，却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里约来看我，瞻仰瞻仰我这个闻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来跟我接触的人对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这种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报姓名，也不肯说明身份，又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都落不到相同的对象上去，还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翻过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开腔，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来访，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很感兴趣的，他们也许会感兴趣，这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无保留地畅谈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通常，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这样接待了范斯先生，他是王后的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竟有那样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小转球以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以前和以后，我还受到过另一次拜访，这次更离奇了。两个人步行来了，每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的小行李。他们到小客栈里住下，自己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伕的装束，都以为他们是走私贩，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贩来看我了。但是他们接近我的那种神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那一类人，不过，他们虽不是走私贩，却也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个怀疑使我一时颇有戒心。但他们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又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揣在兜里，省得显出来。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都很有才华，他们的谈话隽雅而又有趣，他们那种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国绅士的习尚，所以就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的风度又只能使这种感情加强。我跟他们的相识并不到此为止，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他们后来还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就不再是步行来的了——以步行开个头不失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的爱好与我的爱好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越觉得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觉得他们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何所求于我呢？为什么穿那种装束来看我呢？为什么待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那么切盼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呢？我当时并没想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被他们盛意的表现感动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给了达斯蒂埃先生，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开朗些，使我更加喜悦。我甚至后来还一直和他通信，并且，当我要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还想找他帮忙，好骗过那班在去荷兰的路上窥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们。他曾跟我屡次谈到，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事业在阿维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奋勇地对我说，如果我有东西拿到那里去印，他愿为我效劳。所以我就借重他，陆续把我的手稿的头几分册邮给他了。他把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册一册一册地寄出去，没有接到前册已经收到的通知，后册就不放手。在该书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曾被人看到过；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有这个名字的书，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愤怒极了，骂我说谎，虽然我对他说的全是真话。以上是说明，我是怎样确实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过。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种种推测，而我倾向于肯定下来的推测，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与此同时认识的，但是开始是通过写信，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因为他打算拿这张像给勒·穆瓦纳，让他雕一个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那是为驯服我而想出来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断，一个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图书室里，一定是饱读过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学说的，他一定爱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这种想法当然很难不诱惑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急于要给我帮点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许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在他生平所读的那几本书里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图书室，倘若有，对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纳做的，并且还在上面雕了一个奇丑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处宣扬它，仿佛这个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似的。

　　我觉得似乎是出于爱好我的见解和著作而来看我的唯一的法国人，是利穆赞团队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当令人爱慕的才气和自命不凡出过风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他曾在我大祸临头前的那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爱。后来他又写信到莫蒂埃来，并且，也许是想阿谀我，也许是读《爱弥儿》真读得晕头转向了，告诉我说，他要脱离部队，过独立生活，并且说，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他有个哥哥在同一团队里当上尉，是母亲的唯一宠爱对象，母亲是个过分虔诚的信徒，不晓得是由一个什么伪善的神父教导的，对小儿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说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关系。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亲断绝关系，走上我方才说过的那条路，为的是做个小“爱弥儿”。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劲儿就着慌了，赶紧写信给他，叫他回心转意，经过我苦口婆心的敦劝，他总算听了我的话。他对母亲又恢复了子职，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辞呈收了回来。他递了这份辞呈之后，上校总算审慎从事，当时没有作任何处理，好给他留下进一步考虑的时间。圣布里松从他那些怪念头里醒悟过来之后，又动了一个虽然不那么荒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头，要当作家。他接连出了两三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并不显得作者是个无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鼓舞人心的褒奖，使他继续搞下去，所以我于心无愧。

　　不多时之后，他来看我了，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在蒙莫朗西时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说不出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我起先还不感到怎样刺眼，但是以后我就时常回想起来。他在我路过巴黎到英国去的时候，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了我一次。我在那里听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并且相当勤地去看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杳然了，也不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对我似乎始终没有多大好感）给我一点消息。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倾慕，和范斯先生的那段关系一样，一下子就完结了；但是范斯不曾得过我的任何好处，而他却欠了我一点情，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只是他耍出来的一种把戏：实际上倒很可能是这样的。

　　从日内瓦方面来看我的人也只多不少。德吕克父子就先后选我当了他们的护士。父亲是在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动身时就病倒了，两人都住在我家里休养。什么牧师呀、亲戚呀、伪善的教徒呀，各色人等都从日内瓦和瑞士来了，他们不象从法国来的那些人是为着崇拜我或者嘲弄我而来，他们是为着责骂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高兴的是穆尔杜，他来跟我在一起待了三四天，我恨不能留他多住些时候。在所有那些人当中，最有耐心、最固执、把我麻烦得不能不听任摆布的，是狄维尔诺瓦先生，他是日内瓦的商人、法国难民，和讷沙泰尔的检察长是亲戚。这位狄维尔诺瓦先生每年特意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趟，接连好几天在我家里从早待到晚，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巧妙地套我的心底话，凡是我的事情都要问一问，而在他与我之间却又没有任何共同的观念、共同的倾向、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知识。我怀疑他一辈子任何一类书也没有读完过一整本，甚至我的书里谈的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我开始收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出去收集，但是他对于这种消遣并不爱好，一路上他没有一句话对我说，我也没有一句话对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地方的一个小酒店里跟我对坐三整天，我还以为让他觉得无聊并且使他感到他是多么使我厌烦就会促使他离开小店的，而这一切竟始终不能挫败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恒心，我也未能猜透他那恒心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这些来往关系都是被迫开始和被迫维持下去的。在这些关系之中，我不应该漏掉那唯一曾使我感到舒畅并真正关切的一个：那是我跟一个匈牙利青年的关系。这个匈牙利青年来到讷沙泰尔住下了，又从讷沙泰尔住到莫蒂埃来，这是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的事。当地人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被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面目可亲，待人接物恳切和蔼。他逢人便说，并且也使我理解到，他是完全因为我才到讷沙泰尔来的，目的在和我交游，好趁年青时修养品德。我觉得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都和他所说的话相符，象这样一个青年，我看不出一点不可爱的地方，又怀着这样可敬的动机来找我，我若闭门不纳，当然会感到有愧于最大的天职了。我向人交心，根本不晓得交到一半就算了事。所以不久他就得到了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我们彼此难舍难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在一起，他也爱上了徒步旅行。我把他带到元帅勋爵家去，元帅也对他百般抚爱。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所以跟我说话，给我写信，都只用拉丁文，我则用法文回答他。尽管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我们两人的交谈依然进行得十分流畅，十分生动。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遭遇，又谈到维也纳的宫廷，似乎很熟悉那里的内幕。总之，在我们处得极其亲密的那将近两年之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经得起一切考验，操行不但端正，而且高雅，浑身上下都十分整洁，一切谈吐都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有世家子的一切特征，使我觉得他太可钦佩了，不能不十分喜欢他。

　　在我们过往正密的时候，狄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叫我提防那个住在我身边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那是法国政府派来监视我的一个密探。这个警告可能使我不安，特别因为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大家都常常警告我，叫我小心注意，说有人在窥伺我，在设法把我诱到法国境内，好在那里对我下手。

　　为着一下子就叫那班无聊的警告专家闭口无言，我就向索特恩建议，到蓬达里埃去作一次徒步旅行，先不向他作任何解释。一到蓬达里埃，我就把狄维尔诺瓦的信给他看，然后热烈地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是社会大众需要我证明我是善于知人的。”这一拥抱真是甜美，这也是那班迫害者所绝对领略不到而又不能从被压迫者手里夺去的那种精神享受之一。

　　我永远不信索特恩是个密探，也不信他会出卖我，可是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推心置腹地向他倾诉的时候，他竟有勇气经常把他的心关得紧紧的，用种种谎言来蒙蔽我。他给我胡诌了一个故事，使我相信他不能不回国。我劝他赶忙动身，他就动身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到了匈牙利的时候，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到斯特拉斯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里给一个家庭搞出了纠纷，丈夫知道我和他常见面，便写信给我，我也不遗余力地劝那个妻子重归妇道，劝索特恩行为要端庄。当我以为这一男一女已经完全撒手的时候，他们俩却又跑到一块了，而做丈夫的竟又那么殷勤，把那个青年人再请到他家里住下；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发现那个所谓男爵是用一大堆谎言骗了我。他根本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海姆。男爵那个头衔，是人们在端士称呼他的，我不能怪他冒用，因为他从来没有以男爵自称，但是我并不怀疑他是个真正的小贵族，元帅勋爵是很识人的，又到过匈牙利，他一直认为他是贵族，把他当贵族看待。

　　他刚一离开，他在莫蒂埃经常去用餐的那个小客栈的女仆就宣称怀孕了，说是他搞出来的。那女仆是个邋遢货，而索特恩在全区，由于行为笃实和操守端正，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尊敬，同时他又特别讲究清洁，所以这种无耻谰言叫大家听了都起反感。当地的那些最可爱的女人曾极力挑逗他都没有成功的，这时都气极了，我也愤慨得不得了。我尽力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不要再嚷了，说我愿意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海姆作保。我写信告诉他，我深信她那个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出来的，而且根本就是假装的，都是他的仇人和我的仇人搞出来的鬼把戏。我要他回到这个地方来，当面折辱那个女光棍，叫那班唆使她造谣的人哑口无言。而他的回信竟是那么软弱，使我大吃一惊；他还写信请那个邋遢货的教区牧师设法把事情压下去。我一看这种情形，也就不再过问了，心里总觉奇怪，这么放荡的一个人，居然能如此自制，竟能以其矜持的态度，在与我最亲密的关系中把我欺蒙过去。

　　索特斯海姆又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找机会，结果找到的只是穷困。他写信给我，痛悔前非，我回想到我们旧日的友情，内心为之感动，就寄了几个钱给他。第二年，我路过巴黎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他差不多还是同样的穷困，但是已经成了拉利奥先生的至交了，我也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结识的，也不知道是旧交还是新识，两年后，索特斯海姆又回到斯特拉斯堡，从那里还写信给我，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以上就是我们两人关系的简史和我所知道的他的那些奇遇；但是我一面怜惜这个不幸青年的命运，一面却仍然相信他是个世家子弟，一切放荡行为都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后果。

　　这些就是我在莫蒂埃交游与结识的人物。这样的交游与结识得有多少才能补偿我在这个时期所遭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是卢森堡先生的死。他是被医生长期折磨之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的。他患的是痛风，而医生们绝不承认，硬当作一种他们认为能医得好的病来治。

　　关于这件事，如果我们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写来的报告，我们的确应该根据这个既惨痛而又难忘的例子来为大人物的苦难哀叹。

　　这位仁慈的贵人的丧亡特别使我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么温和，竟使我完全忘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我平等的人去依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我的逃亡而终止，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给我写信。不过我又似乎看出，我们的别离，或者我的不幸，降低了他的眷恋之情。一个廷臣明知道某人已在各国君主面前失宠而仍然对他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而且，据我判断，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很大，绝不曾有利于我，她趁我远在异国就损害了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她自己，虽然也曾有过一些做作出来的并且越来越稀少的友爱姿态，却一天比一天更不隐讳她在对我的情感上所发生的变化。她给我往瑞士写过四五封信，都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就音讯杳然了。也是我当时先入之见太深、太信任、太盲目，才看不出她的心对我已经不只是冷淡而已。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之后常到卢森堡公馆去，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的名字是载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的。这当然是十分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就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我对这笔遗赠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我决定不管是什么遗赠都予以接受。我的这一决定是出于对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因为象他那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友谊的，而他居然能以真实的友谊待我。后来我没再听说这笔或真或假的遗赠，我便免除了这个接受遗产的义务。说真的，我如果利用我曾爱过的人的死亡而获得若干便宜，这就损害了我的一个最大的道德信条，我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缪沙尔卧病时期，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委婉地促使他采取若干于我们有利的措施。“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不要拿利益观念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吧。我希望我永远不载入任何人的遗嘱，起码永远不载入任何朋友的遗嘱。”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元帅勋爵跟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有意在遗嘱里对我有所遗赠，我给他的回答，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觉得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最慈爱的母亲的死亡，她已经不胜衰老、不胜残疾与穷苦之苦，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的。温厚而慈悲的灵魂啊，你到菲内龙、贝尔奈、加狄拿那样的人物的身边去吧，你到那些虽然地位较低、却也和他们一样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吧，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果实吧，并为你的被养育者准备下他希望能有一天在你身边占到的那个位置吧！你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不幸，同时也就免得你看到你的被养育者的这些不幸的惨象了。自从我到瑞士以后，就没有给她写过信，生怕把我先前那些灾难告诉了她，会使她为我伤心；但是我给孔济埃先生写了信，以便了解她的情况，也就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救助受苦的人们而自己也不再受苦了。我自己不久也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不能相信我死后会在那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无法相信我所期待于另一世界的那种完美的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损失——最后一个，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失去了——就是元帅勋爵。他没有去世；但是他倦于为忘恩负义的人们服务，离开了讷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还健在，我希望他活得比我久；他还健在，并且，亏了他，我在尘世上的依恋之情才没有完全断绝。尘世上究竟还剩下一个人配享有我的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人们所感到的友谊之中比在人们所唤起的友谊之中体现得更多。但是我已经失掉他的友谊所给予我的那些甜美滋味了，从此我只能把他放在我仍然爱慕却又不再有任何关系的那种人之列了。他那时正要到英国去接受国王的赦免，并收回他过去被没收的财产。我们分别时并不是没有订好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对于他和对于我，都差不多是一样甜蜜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他那座吉斯府里定居下去，我将来也要到那里去看他；但是这个计划，对我来说是太称心如意了，不可能得以实现。他后来并没有留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的恳切要求又把他召回到柏林。一会儿人们就会看到，我是怎样未能到柏林去和他相会的。

　　他在动身前就预料到人们开始煽动起来反对我的那场风暴，所以他主动派人送给我一份入籍证书，这似乎是一种很可靠的防止别人把我驱逐出境的措施。特拉维尔谷地的古维教会又效法总督的榜样，给了我一份入会证，和入籍证书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我在各方面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受任何合法的驱逐，就是君主也无此权力了。但是，对于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要想加以迫害，从来就是不经合法途径的。

　　我相信我不能把马布利神父之死算作我这时期所受到的损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过，所以和他有过若干交往，但是从来就不怎样亲密。我还有若干理由可以相信，自从我获得比他更大的名声之后，他对我的感情就变质了。但是只是在《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对我的恶意的表现。人们在日内瓦传诵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他在这封信里把我这部作品说成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煽动叛乱的叫嚣。我对马布利神父的敬重和对他的学问的钦佩，不容许我有一时一刻相信这种荒谬绝伦的信是他写的。于是，我的坦率的性格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告诉他说，人家都说是他写的。他却不给我任何答复。这个沉默使我诧异了；但是，请大家想想，当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父写的，并且说，我的信曾使他十分尴尬，我又该诧异到何等程度啊！因为，退一步来说，即使他说得有理，但他那种既没有人强制又没有必要、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一向对之表示好感而又从未辜负过他的人，在其灾难最深重的关头一棍子打死，而且还干得那样兴高采烈，他又怎样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这部书完全是用我的作品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地拼凑起来的。我读着这本书，就感觉到作者对我是下定决心的了，从此我不能有比他更险恶的敌人了。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他力所不能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写出了《永久和平》，就希望我从事圣皮埃尔神父作品的摘录工作，免得有那么大的成就。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保持事件的顺序，越难前后衔接了。我在余生中所受到的纷扰不让我有时间在我的脑子里把那许多事件排列起来。这些事件为数太多、太错综复杂、太令人不快，不可能叙述得有条不紊。它们留给我的唯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掩盖事件原因的那种可怖的神秘和事件本身把我逼到的这种可悲的境地。我的叙述从此只能胡乱进行下去，脑子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我还记得，就在我谈的这个时期，我正忙于写我的《忏悔录》，又轻率地把这件工作对什么人都说了，万没想到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力量对我这件工作横施障碍。即使我相信会有这种事的话，我也是不能做得更谨慎些的，因为我生来就不可能对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一切，丝毫有所隐讳。据我判断，这件工作一被别人知道，就促使人们掀起一场风暴，要把我赶出瑞士，把我交到一些能阻止我做这件工作的人们的手里。

　　我还有一个计划，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人所同样仇视的，就是编印我的全集。我觉得这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要在用我的名字出版的那许多书籍之中，确认一下哪些真正是我的作品，使社会大众能把这些作品从我的敌人为破坏我的名誉、贬损我的价值而搞出来的那些伪作中区别出来。除此而外，编印全集也是为我保证面包的一个既简单而又正当的方法；而且这也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已经放弃写作，我的回忆录又不能在生前出版，用别的任何方式也挣不到一文钱，而开支又始终未减，我最后几部书的收入一花完，生活来源就要枯竭。这一理由曾迫使我把《音乐辞典》拿了出去；而它当时还不够完整呢。这部书使我得到一百个路易的现款和一百个埃居的年金。但是，一个人一年要花六十多个路易，这一百个路易当然很快就会花光的；而那一百个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被乞儿穷鬼象麻雀一般扑上来的人说来，简直就等于零了。

　　这时来了一伙讷沙泰尔的商人，要承揽印刷我的全集；又有里昂的一个印刷商或书商，叫作雷基亚先生的，不知怎么也跑来了，钻到那伙商人中间主持全集的工作。合同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订的，同时也很满足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印和未印的一起算，够出四开版六卷；此外，我还负责照管编印。为此，他们应该给我一笔一万六千法国利物儿的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订好了，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那一声对准这万恶的作品和它那罪在不赦的作者而发的骇人的爆炸，可真吓坏了那伙书商，全集的编印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倒很想把这部作品的效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比，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使我招大恨、冒大险的同时，还给我至少带来钦佩和尊敬。而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十分诧异，怎么还会让我这样一个怪物活在人间。小议会在法国代办煽动下，在检察长指使下，针对我的作品发表了一个宣言，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我这个作品不但得由刽子手拿去烧毁，还带着一种近乎滑稽的语调说，人们连答复、乃至提到这部作品时都感到自己丢脸。我倒很想把这篇妙文在这里转录出来，只可惜手头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我热烈盼望我的读者中能有人激于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热忱，愿意把《山中来信》从头到尾再读—遍；我敢说，他在人们横施于作者的那些痛心的、残酷的侮辱之后，一定会感到弥漫在这部书里的那种斯多噶派的克制工夫的。但是，他们既不能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辱骂，又不能驳斥论点——因为我那些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就决计做出万分恼怒的样子，不愿有所回答；有一点倒也是真的，如果他们把无法驳倒的论据当作辱骂之词，他们也可以认为是遭到强烈的辱骂了。

　　那些国民代表们不但没有对这个丑恶的宣言提出任何申诉，反而循着宣言给他们指出的路子去走；他们不但没有把《山中来信》举起来作为胜利的标帜，反而躲了起来，把它当作自己的盾牌。他们竟那么怯懦，对这部为保卫他们并应他们的请求而写出来的作品，既不表示任何敬意，又不说一句公道话，既不引用，又不提及，虽然他们暗中从这部作品里汲取了他们的全部论据，虽然他们准确地遵循的这部作品结尾的那个忠告是他们的安全与胜利的唯一原因。他们要求我尽的这个职责，我把它尽了；我曾为祖国、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到底。我请他们在他们的争执中把我的问题撇开，只为他们自己着想。他们就真照我的话去做了，而我之所以插手管他们的事情，完全是为着不断地敦促他们去求得和平解决，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固执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被法国完全打垮的。后一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中的道理我是懂得的，但是在这里不说出来了。

　　《山中来信》发表后，在讷沙泰尔最初引起的反响是微不足道的。我送了一本给蒙莫朗先生，他客客气气地接受了，读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时他也和我一样生着病，病愈之后很友好地来看我，什么也没有对我说。然而，风潮开始了，我那本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焚毁了。骚乱的中心不久就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移到讷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特拉维尔谷地来了。在特拉维尔，甚至在宗教界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之前，人家就开始用隐秘的手段煽动民众了。我敢说，我是应该受这个地方的民众爱戴的，就和我在所有住过的地方都受人爱戴一样，因为我大把地掏钱布施，不让我周围有一个赤贫的人得不到救济，我对任何人都不拒绝我力所能及而又合乎正义的援助，我跟所有的人都处得很融洽，同时我尽可能避免任何足以引起忌妒的特殊照顾。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那些无知小民不知道在谁的秘密策动之下逐渐对我愤激起来，直至发展到疯狂的程度。他们在大白天就公开对我进行侮辱，不但在乡间、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是如此。那些得到我的好处最多的人偏偏也最激烈，就是我还在继续接济的人，他们不好意思亲自出面，就暗中煽动别人，好象要用这种办法来洗雪他们向我感恩的耻辱。蒙莫朗装着什么都看不见，暂时还不露面；但是，当某次圣餐礼快到的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了，劝我不要去领圣餐，并向我保证说，他并不恨我，他是决不会扰乱我的。我觉得他这番客套话很离奇，他还给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我就不明白，我领不领圣餐究竟跟谁有那么重要的关系。由于我认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让步，就是一个怯懦的行为，而且我不愿意为民众提供这个新的借口，让他们叫嚷我不信宗教，所以我干脆拒绝了牧师的劝告；他不高兴地回去了，暗示说，我将后悔莫及。

　　他不能一人作主就拒绝我去领圣餐，得由以前接受我领圣餐的那个教务会议作主才成，只要教务会议没有说话，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前去，不怕遭到拒绝。宗教界交给蒙莫朗一个任务，要他传唤我到教务会议席上去交代信仰，如果我拒绝，就开除出教。这种开除出教的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办理，并且要经多数通过才成。但是以老教友名义组成这个会议的那些乡民是以牧师为主席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们是受牧师操纵的，当然不会跟他持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懂得的比他更少。因此，我被传唤了，我决定去出席。

　　如果我善于词令，如果我的笔是在嘴里的话，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对我又将是多么大的一个胜利啊！我会以多么优势的力量，多么轻而易举地在他那六个乡民中间把那个可怜的牧师击败啊！统治欲使新教的牧师们完全忘记了宗教改革的原则，为了提醒他们这些原则，迫使他们哑口无言，我只要把《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作一番解释就成了，而他们竟还那么愚蠢，居然根据这几封信来攻击我呢！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要稍加发挥就能叫那家伙无地自容。我是不会傻到采取守势的地步的，我很容易采取攻势，还要他们丝毫觉察不到，或者无法预防。宗教界的那些末流教士既无知而又轻率。是他们自己把我置于我能取得的最有利的地位，我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他们压倒。然而，可惜！要能说话才成呀，并且还要能即席发言。一遇必要，就能登时想出主意，找到合适的语句，找到恰当的字眼，始终清醒，经常镇静，永远一点也不慌乱才成！我痛感自己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我对我自己还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我在日内瓦，在一个完全袒护我。已经决定同意一切的会议面前，还被弄得哑口无言，丢尽了脸。这次情况就完全相反了：我碰到了一个捣蛋鬼，他以狡诈代替学识，他会给我布下一百个圈套而我连一个也看不出来，他是决计不惜任何代价要抓我的错儿。我越考虑这种形势。就越觉得危险太大，因为我感到不可能应付好，所以就想出另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我预先拟了一篇演说词，到教务会议席上去宣读，根本否认它的处理权，以免除我回答的义务。这事是很容易办的：我就把这篇演说词写好，满腔热忱地把它读熟。戴莱丝听到我咿咿哑哑的，不断重复那同样的几句话，想把它们塞到我的脑子里来，便取笑我。我希望最后能把我的演说词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一定会参加教务会议的；又知道不管蒙莫朗怎样耍手段，请吃酒，大部分老教友都还对我抱有好感；而且，我又有道理，又有真理，又有正义，又有国王的保护，又有邦议会的权威，又有与这种宗教裁判制度的建立有利害关系的善良爱国者的愿望做我的后盾——一切都在配合起来鼓舞着我。

　　到期的前夕，我把我的演说词全记住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夜，我都在脑子里默诵。可是到了早晨，我又背不出来了，每背一个字我都要迟疑一下，我以为我已经是在那个大名鼎鼎的会议席上了，我慌张，说话吞吞吐吐，而且头也昏了；最后，差不多就在要去的时候，我的勇气完全消失了。我就在家里待了下来，决定给教务会议写封信，仓卒提出些不去的理由，我的借口是身体不适——在我当时的健康情况下，我的身体的确也是难以让我在那次会上支持到底的。

　　牧师接到我的信，颇感为难，便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在这期间，他自己和他的爪牙百般活动，想诱惑老教友中间的那班宁愿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办事、因而不愿照奉教界和他的意志提出主张的人们。不管他从酒肉招待中得出的论调对那班人多么有力量，除了那两三个已经投靠他为虎作伥的以外，他没有能买通其余任何一个老教友。那位国王的官员和皮利上校——上校在这件事里极表热诚——把其他的老教友都掌握住了，使他们无亏职责；当那蒙莫期要进行表决开除我的时候，教务会议便以多数票干脆拒绝了他。于是，他就只有采取那破釜沉舟的办法，煽动愚民了。他跟他的同事和另外一些人公开活动起来，并且做得那么成功，以至尽管国王曾多次颁发严厉的诏书，尽管邦议会曾三令五申，我还是不能不离开那个地方，以免那位国王的官员为保卫我而自己遭到暗杀的危险。

　　关于这桩公案，我的印象太模糊了，想起了几点，也理不出一个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照它们浮现到我的脑际那样，零散地、孤立地记载下来。我还记得我跟宗教界举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谈判的中间人。他诡称人们是怕我以写作来搅乱地方的安宁，怕别人会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自由自在地乱写。他暗示我说，如果我答应放下笔杆，既往也就不咎了。我本来对自己已经许下这个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对宗教界也许下这个愿，不过有个条件，只以不写宗教问题为限。他要求作些改动，并要我立下字据，一式两份。我的条件后来被宗教界拒绝了，我就索回我的字据：他只还了我一份，借口搞丢了，把另一份扣了下来。在这以后，民众在牧师们公开煽动下，蔑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无法无天了。在宣教的讲坛上，我被宣布为反基督的人；在乡间，我被当作狼精驱赶。我的阿美尼亚服装，对于无知小民，成了一种便于辨识的标志，我痛心地感到不方便极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换掉这种服装又似乎太示弱了。所以我不能下决心改装，仍旧穿着我的长外套，戴着我的皮圆帽，安安静静地在当地散步，四周都是流氓的叱骂，有时还有小石头掷来。有好几次我从人家屋前走过，只听里面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这时我并未因此就走得快些，而他们却更加怒不可遏了。不过他们始终限于恫吓而已，至少枪是不敢打的。

　　在这场骚乱中，仍然有两件很令我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是借元帅勋爵的关系，我能受到值得感激的对待：讷沙泰尔所有正直的人都为我所受到的虐待和针对我的那些鬼祟活动而愤愤不平，他们非常憎恨那些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只做了一些暗中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生怕我这事会造成一个恶劣的先例，导致真正宗教裁判所的成立。地方官员们，特别是继狄维尔诺瓦先生之后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都尽了一切努力来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只是个平民，却尽力更多，收效更大。就是他，想方设法使老教友们恪守职责，使蒙莫朗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因为他有声望，所以他尽量利用这种声望去防止暴动，但是他只能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来对付金钱与酒肉的势力。双方的力量不是对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蒙莫朗就战胜他了。然而，我对他的照顾和热心还是感激的，很想以德报德，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他这笔情分。我知道他切盼得到一个邦议员的职位，但是在珀蒂皮埃尔牧师的案件里，宫廷认为他表现不好，他在国王和总督面前都失宠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冒险写信给元帅勋爵，为他关说，我甚至大着胆子提到了他所企求的那个职位。真太侥幸了，与任何人所预料的相反，这个职位差不多立刻就被国王批准了。命运就一直是这样，它一面把我捧得太高，一面又把我压得太低，这会儿又继续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到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无知小民给我涂满了污泥，另一方面我还能使人当上了邦议员。

　　我的另一件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我；她是带女儿到布尔朋矿泉疗养回来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家里住了两三天。她对我的关切与照顾，终于把我对她的长期反感克服下去了；我的心被她的爱抚征服了，充分回报了她长期以来对我表示的友好。她这次来这里旅行很使我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里，我是极端需要友谊的安慰来支持我的勇气的。我生怕她为我从愚民方面所受到的侮辱而有所感触，很想不让她看到那种情景，免得她为我痛心，但是这是我办不到的，虽然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有她在场就能使那班横蛮无礼的人稍事收敛一些，可是她仍然能看出许多迹象，足以使她判断出平日的情形如何。甚至就在她住在我这里的时期，我夜间在住宅里受到了骚扰，她的侍女早晨发现我的窗台上落满了石块，都是人家在夜里扔上来的。一张笨重的石凳子，原来是在街上靠我的门边摆着，并且固定在底座上的，竟然被人卸下了，搬来靠到我的门上，如果不是有人发现，谁第一个开门出去，一定就会被石凳子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全都知道，因为除了她自己看到的以外，她的一个心腹仆人在村子里交游广阔，跟什么人都接触，甚至还跟蒙莫期谈过话。然而她对我所遭到的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她跟我既不谈蒙莫朗，又不谈其他任何人，我有时跟她谈，她也很少答话。不过，她似乎深信我住到英国去比住在任何地方都好，所以她常向我谈起休谟先生——休谟当时在巴黎——说他对我很友好，极望能在英国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一谈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曾获得很大的声誉，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些论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能根据别人给我的介绍，认为休谟先生是把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人崇尚奢华的这种矛盾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又根据这个想法，我把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套辩护之词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极钦佩他的道德，也极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识这位罕见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谊这个愿望大大增强了我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就收到他经这位夫人转来的一封信，对我极奉承之至，除对我的天才大加奖饰之外，又恳切地邀我到英国去，愿意运用他的一切影响，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好使我在英国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元帅勋爵对我说，我把休谟的一切优点都估计得完全不错，他甚至还告诉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则轶事曾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时候，他不在，休谟就负责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行为正与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有人曾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替人家卖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谈到休谟的时候，我是怀有种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的；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极力劝我利用休谟先生的这一片热忱，写信给他。我因为生来对英国就没有什么好感，非到万不得已时不愿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但是我让她自己作主，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由于她把关于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所以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

　　我还写了另外一篇作品，写得比较用心些，手稿还存在我的文件中，我应该在这里谈一谈这篇作品的来由。

　　在通缉令和迫害闹得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显得格外突出，死命地大叫大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朋友凡尔纳以真正神学的豪情，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来发表一些攻击我的信件，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写得倒是神气十足，但是不怎么高明，虽然据说博物学家博内也曾插手其间。这位博内固然是唯物主义者，可是一谈到我，便仍然是褊狭的正教思想。当然，我是无意于答复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里说几句话的机会，我就插进了一个揶揄备至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声嘶力竭地狂吼，据狄维尔诺瓦告诉我说，他已经气得六神无主了。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张无头帖子，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写的。这张帖子说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说我抱着一个随营娼妓到处跑，说我是以酒色伤身，害着杨梅大疮，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好听的话。我当然不难看出我的对头是谁。我读到这个谤书的时候，眼看一个一辈子没有跑过娼家的人，他的最大缺点始终是怯儒羞惭如处女，而现在竟被人家称为跑娼寮的能手；眼看人家说我害着杨梅大疮，而我不但终身没有得过这一类病，甚至内行人还说我的体质生来就不会得这种病的；这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痛切地问一问，人世上的一切所谓名誉、声望究竟还能有多大的真正价值。经过仔细权衡之后，我觉得要驳倒这个谤书，最好莫过于把它拿到我住得最久的那个城市里去印刷出来，于是我就把它寄给了迪舍纳，叫他照原样印出，加上一个按语，我在这个按语里把凡尔纳先生的名字点了出来，另外还加上几则短注，说明事实真相。我还不以把帖子印出为满足，又把它拿给好几个人看了，其中有符腾堡邦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客气，当时同我互相通信。这位亲王、贝鲁以及其他一些人都似乎怀疑凡尔纳是这个谤书的作者，怪我把他点出来未免过于唐突。我经他们一说，良心不安起来，就写信给迪舍纳，叫他把这个印刷品取消。居伊写信告诉我说，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照办了；我发现他说谎次数太多了，这次多说一个谎也算不了什么奇迹；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被封锁在深沉的黑暗里，不可能透过黑暗去识破任何真象了。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这个指控，态度非常温和；如果一个人真不该受到这样的指控，而在他发出那样的狂怒之后还能如此温和，那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他还给我写了两三封很有分寸的信，目的似乎是想从我的复信里探知我究竟掌握了多少底细，是否有反对他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短信，内容冷酷、严峻，而措词则并不失礼，他对这两封信一点也没有生气。我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看出他是想保持长期通信关系，我就不答复了，于是他求狄维尔诺瓦跟我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贝鲁说，她确有把握知道谤书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不过，我也可能弄错，如果真是我弄错了，我就该亲自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请狄维尔诺瓦转告他说，如果他能把谤书的真正作者给我指出来，或者至少他能给我证明他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保证叫他满意。我还更进了一步：因为我充分感觉到，如果归根结蒂，他的确是无辜的话，我是无权要求他作任何证明的；所以我又决计把我之所以深信是他的理由，写在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里，请一个凡尔纳所不能拒绝的公断人来评判一下。人们是猜想不到我所选的那个公断人是谁的——他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末尾宣称，如果议会在审阅了备忘录，并作了它认为必要而又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谤书的作者，我便立刻真诚地不再相信他是谤书的作者，立刻跑去跪到他的脚前，向他请求宽恕，直到取得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的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皆生而有之的那种对正义之爱的信心，从来也没有比在这份合理而又动人的备忘录里表现得更充分、更明显了，因为我在这份备忘录里毫不迟疑地把我那些最不容情的仇敌拿来做诬蔑者和我之间的公断人。我拿这备忘录读给贝鲁听，他主张取消，我就把它取消了。他劝我等候凡尔纳答应提出的证据，我就等候了，我今天还在等候着呢。他劝我在等候期间不要说话，我就不说话了，我将终身不再说话，让人家骂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状栽到凡尔纳头上，但是我内心里现在仍旧跟确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确信他是谤书的作者。我的备忘录现在还在贝鲁先生手里。万一有一天它得见天日，人们将可以在那里面看到我列举的那些理由，同时，我希望，人们也将可以从中认识让－雅克的灵魂，这是我的同时代人所一直不愿意认识的。

　　现在该谈谈我的那场莫蒂埃之灾了，该谈谈我在特拉维尔谷地住了两年半之后，在以坚定不移的精神忍受了八个月最恶劣的待遇之后，怎样又离开了特拉维尔谷地了。这个不愉快的时期的详细情形，我无法清晰地回忆，但是这些情形，人们在贝鲁发表的那篇记事里都可以看到，我在下文还要谈到这篇记事。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更激烈了；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却认真把我当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后，他们看到叫嚣无效，似乎要动起手来了；在路上，石头已经开始在我的周围乱滚，不过扔得还算太远一点，砸不到我。最后，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集市期是九月初——我在住宅里受到攻击，所有住在宅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了。

　　半夜，我听到哐啷一声，响声是在沿着屋后那道长廊里发出的。冰雹似的石头扔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哗啦啦地飞到长廊里来，原来睡在长廊里的那条狗开始还汪汪地叫，后来吓得不敢作声，躲到一个角落里，扒住板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我听到声响就赶快起来，我正要出屋门到厨房里去，这时由一只有力的手扔来的一块石头，打破了窗户，穿过厨房，撞开我的房门，直落到我的床脚下来；如果我走快一秒钟，石头就打到我的肚子了。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有意引我出来的，扔的石头是要给我拦门一下。我一个箭步就到了厨房，只见戴莱丝也起来了，浑身哆嗦着向我奔来。我们俩赶紧靠着墙，避开窗户的方向，以免挨到石头，并且商量一下该怎样应付，因为出去呼援就正好让人家砸死。幸而我楼下住了一个老头，他的女仆听到声响就起来，奔去喊领主先生去了——领主先生跟我们住的是门对门。领主先生跳下床，忙披上睡衣，登时就带着警卫队跑来了，因为有集市，警卫队这一夜正在巡逻，当时近在咫尺。领主看到破坏的情况，直吓得面如土色，一见满廓都是石头，便叫道：“上帝啊！简直是个采石场了！”在查看下面的时候，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冲开了，有人曾想从走廊上钻到屋子里来。大家研究为什么警卫队没有看到或阻止这场乱子的发生，结果发现，虽然那夜的巡逻任务已经轮到别的村子，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它巡逻。领主第二天就给邦议会打了报告，两天后，议会就下令给他，叫他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悬赏检举肇事者，答应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时，在破案之前，用国王的公费，在我的房子外面和毗连我的房子的领主的房子外面设置卫兵。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员狄维尔诺瓦和他的父亲，总之，地方上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来看我了，并且一致敦促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一下我再也不能安全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个教区。我甚至看出，那位领主被这群暴民的狂怒吓慌了，生怕他们迁怒到他的头上，很乐意看到我赶紧走开，以便解除他保护我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并且自己也可以脱离这个教区——我走后他真的这样办了。因此我让步了，甚至心里还有些难过：因为民众的那种仇恨情绪真叫我痛心疾首，忍受不了。

　　我的退路，可供选择的不止一个。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以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为爵士的华尔蒲尔先生，说这位华尔蒲尔先生对我十分热心，要在他的一份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她把这个地方给我描写得极其引人入胜，怎样居住，怎样生活，都说得十分详细，足见华尔蒲尔爵士的这个计划是跟她精心商量过的。元帅勋爵则一直劝我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产业上给我提供一个去处；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提供了另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边，这对我说来，诱惑力更大了。他新近还向我转达国王跟他谈到我的一番话，这番话就是促我前去的一种邀请；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竟认为我这次旅行已经是翘首可待的了，所以她写信给我，促我顺便去看看她，并且在她身边住上若干时候。但是我对瑞士又太留恋了，我舍不得离开瑞士，只要我还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这个时机来执行我数月来就考虑着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为了免得打断我叙事的话头，我一直还没能谈到。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圣·皮埃尔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在比埃纳湖中心。上年夏天我跟贝鲁一起徒步旅行时，曾游览过这个岛屿，当时它把我迷住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多次打算到那里去住家。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岛归伯尔尼人所有，而伯尔尼人三年前曾把我驱逐出境，态度极其恶劣；再说，人家那么不客气地对待了我，我还要回到那里去住，不但我的自豪感受不了，还怕人家不让我在这个岛上有片刻安静，比在伊弗东时还厉害。我以前曾为这事请教过元帅勋爵，他也和我的想法一样，觉得伯尔尼邦人会乐于看到我囚居在这个岛上，乐于把我当作人质扣留在那里，作为我将来可能写的东西的担保；所以他托他的科隆比埃府的旧邻居斯图尔勒先生去就这一问题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了该邦的领袖人物，根据他们的回答，向元帅勋爵保证说，伯尔尼人对他们自己过去的行为很感惭愧，很乐意看到我定居在圣·皮埃尔岛上，绝对不来骚扰我。我为了慎重起见，在冒险去住之前，又托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下，夏耶上校向我证实了那同样的说法。当住在岛上的医院出纳员获得他的上司让我住进该岛的允许之后，我就觉得，伯尔尼邦的最高当局和岛的所有者既然都默许了，我住到出纳员家里去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说默许，因为我绝不能指望伯尔尼邦的首脑诸公会公开承认他们过去那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不能指望他们会违反一切掌权者的那条最不可侵犯的原则。

　　圣·皮埃尔岛在讷沙泰尔被称为土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心，风围约半里约；但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它提供了生活必需的一切主要产品。岛上有田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这一切，由于多变的地形和起伏的丘陵，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的布局：岛上的各部分并不是一下子就和盘托出，使人一览无遗，而是互相掩映，使人觉得这个岛比实际要大。岛的西部是一片很高的平台地，面对着格勒莱斯和包纳维尔两镇。在这个平台地上，栽了很长一排树，中间留了一个“大沙龙”，葡萄收获季节，人们每星期天都从邻近的湖岸聚集到这里来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所房子，但是很大，很方便，就是出纳员住的，坐落在一片低地上，风刮不到。

　　从这个岛向南五六百步是另一个岛，这个岛小得多，既未耕种，又无住户，仿佛是从前由于风暴的袭击而从大岛分离出去的；在它那沙砾之中只生长些柳树和春蓼，但是那里却有个高墩，细草如茵，极可人意。湖是近乎规则的椭圆形，湖岸虽比不上日内瓦湖和讷沙泰尔湖那么富丽，却依然构成一片相当美丽的景色，特别是西岸，人烟十分稠密，山脚下一串葡萄园，有点象是在科特－罗蒂，不过出产的酒没有那么好就是了。在湖西，由南向北走去，有圣·让司法区、包纳维尔镇，还有比埃纳和位于湖的尽头的尼多，这些市镇中间还点缀着许多村庄，景色十分宜人。

　　这就是我早就为自己布置下的那个去处，我决计在离开特拉维尔谷地时就到那里去安家。这一选择太符合我对平静的爱好和孤僻而又疏懒的性格了，所以我把它算作我所最衷心热爱的那种甜美梦想之一。我觉得住在这个岛上，就更与世人隔绝，更能避开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忘却，总之一句话，我就更能沉醉于闲散与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了。我恨不得在这个岛上将自己彻底禁闭，与世人不再有任何往来；当然，我也就采取了一切可能想象出来的措施，以摆脱与世人保持接触的必要。

　　生活问题来了；在这个岛上，粮食既贵，运输又困难，生活费用很高，此外，住在岛上就要完全听从出纳员的支配。这个困难，由于贝鲁惠然跟我商订了一个安排，总算克服了，他代替了那批先承揽后又放弃印行我的全集的书商。我把出版全集的一切材料都交给他了，我自己担任整理和安排这些材料的工作。我还答应他，将来把我的回忆录也交给他，让他担任我的全部文稿的总保管人，不过明文规定一个条件，他只能在我死后加以利用，因为我一心要安安静静地了却余生，不愿再叫社会上想起我。根据这个安排，他负责给我的那笔终身年金就够我维持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产业之后，要送我一笔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我只是把金额减掉一半之后才接受了。他要把年金的本金交给我，我婉辞了，因为存放困难，于是他就把这笔本金交给贝鲁，到现在还在贝鲁手里，贝鲁就按他和馈赠人商定的标准支付给我年金。这样，把我跟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是要在我死后支付给戴莱丝的）以及我应由迪舍纳手里支取的那三百法郎的年金都加在一起，我是很可以指望把生活过得象个样子的。即使在我死后，戴莱丝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因为把雷伊的年金和元帅的年金加在一起，我留给她七百法郎的年金了：总之，我就不必要怕她将来没有面包吃，也不必怕我自己没有面包吃了。然而，宿命却注定了荣誉是会逼我拒绝幸运和劳动送到我手边来的一切财源的，注定了我死时是要和在世时一样贫穷的。读者可以想一想，除非我甘心做一个最无耻的人，我是否能接受别人处心积虑要使我屈辱、断绝我其他一切生活来源、迫使我同意做丢脸的事的那种安排？他们怎能料到我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所采取的选择呢？他们一直是拿他们自己的心来揣度我的心的。

　　我在生活方面安了心，在其他任何方面也就无忧无虑了。虽然我把整个世界都让给我那些仇敌去为所欲为，我都在贯穿我的全部写作的那种高贵的激情中和我的思想原则的那种永恒的一贯中，为我的心灵留下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完全符合发自我的天性的全部行为。我不需要别的辩护来驳倒我的那些诬蔑者，他们尽可以在我的名字下面描画出另一个人来，但是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心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拿给他们去进行彻头彻尾的批判，我确信，通过我的许多过失和软弱，通过我不能忍受任何羁绊的本性，人们总会发现一个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他无怨无艾，不忌不妒，勇于承认自己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更易于忘记别人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他只在缠绵温厚的感情中寻找他的全部幸福，对任何事都真诚到不谨慎的程度，真诚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

　　我这就算是向我的时代、向我的同时代人告别了，我要一辈子禁锢在这个岛上而与世长辞；我的决心就是如此。过闲散生活的伟大计划，到那时为止，把上天赋予我的那点活动能力用尽了都没能实现，现在我打算就在这个岛上最后实行起来。这个岛就要成为我的巴比玛尼岛——那个可以酣眠的幸福之乡：

　　 这里还更进一步，这里可以无所事事。

　　这个“更进一步”对于我完全够了，因为我一向不惋惜我不能酣眠：我能无所事事就成了。只要我无事可干，我宁愿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盘算的年龄过去了，荣华富贵的云烟曾使我头昏脑胀，并没有使我心旷神怡，剩下来的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希望能无拘无束地在永恒的闲散中过生活。这是天国里有福之人的生活，从此我要把它当作我的无上幸福而在人间享受。

　　说到这里，责怪我有那么多矛盾的人们一定又要怪我自相矛盾了。我曾说，社交场中的闲逸使我感到社交场不可忍受，而现在我倒恣意干闲逸而追求孤独的生活了。然而，我就是这样的，如果其中有矛盾，那也是大自然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实际上这里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所以始终是我。社交场中的闲逸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是被迫的；孤独生活中的闲逸是愉快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出于自愿的。宾客满堂时，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无所事事的。我得呆在那里，钉在一张椅子上，或是直挺挺的象个哨兵那样站着，不动脚，不动手，不敢跑，也不敢跳，不敢唱，不敢叫，也不敢指手划脚，甚至连梦想也不敢。闲逸的极度无聊再加上受拘束的极度痛苦使我不得不注意听所有的傻话和所有的恭维，并不断绞尽脑汁，以免失掉机会，轮到我时也把我的哑谜、我的谎言插上去说说。而你们就把这个叫作闲逸！这是地道的苦役犯的劳动啊！

　　我所爱的闲逸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闲逸，游手好闲者是抱着膀子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是脑子和四肢都无所作为的。我所爱的闲逸是儿童的闲逸，他不停地活动着，却又什么也不做；是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而身子却在呆着。我爱忙些无所谓的小事，什么都做一做，却什么都不做完，我爱随兴之所至东奔西走，我爱时时改变计划。我爱盯住一个苍蝇看它的一切动作，我恨不得搬起一块岩石，看看底下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爱满腔热忱地捡起一个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十分钟后又毫不惋惜地把它丢掉，总之，我爱整天东摸摸、西看看，既无次序，又不持续，一切都只凭一刹那的高兴。

　　我心目中的植物学，开始成为我的癖好的植物学，正是一门闲人的学问，适于填满我的闲暇时间的全部空隙，既不让想象力有发狂的余地，也不让绝对无所事事的苦闷有产生的可能。在树林和田野里漫不经心地遛跶，无意识地在这里那里有时来一朵花，有时折一个枝，差不多遇到什么就嚼点什么，同样的东西观察个千百遍而永远怀着同样的兴趣，因为我总是看过什么马上就忘记掉的——这就足够使我历千万年而不会感到片刻的厌烦了。植物的构造不论怎样精细，不论怎样奇妙，不论怎样种类繁多，是不会吸引一个无知者的注视而使他产生兴趣的。在植物的组织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恒常的类似与无穷的变化，只能使对植物界有若干知识的人为之叫绝。别人看到大自然这许多宝藏，只能产生一种愚昧的、单调的赞美，他们细看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因为他们连该看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又看不到整体，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各种关系与组合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以其万千神奇奥妙而使观察家感到无限惊奇的。由于我的记忆力不好，我经常处于这种神妙的状态：我掌握的必要的知识，使我对一切都能够感知。那个岛虽小，却分成种种不同的土壤，而我面前的草木也就有相当多的品种，够我终身研究和消遣了。我不愿在岛上漏掉一根草而不加以分析，我已经在准备用无数有趣的观察来辑成一部《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叫戴莱丝把我的书籍、衣物都带来了。我们就寄宿在岛上的出纳员家，他的妻子有几个妹妹住在尼多，她们轮流来看她，给戴莱丝做做伴。我在那里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这种甜美的生活中度过我的一生，而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又只有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马上就要随之而来的那种生活的苦涩。

　　我一向是热爱水的，一见到水就沉入那滋味无穷的遐想，虽然时常没有明确的目标。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一起床总是忘不了跑到平台上去呼吸早晨那清新而又有益健康的空气，极目眺望美丽的湖对岸的天际，湖岸和沿湖的山岭构成了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我觉得对神的崇敬，没有比这种由静观神的业绩而激起的无言的赞美更恰当的了，这种赞美不是具体的行动所能表达出来的。我懂得为什么城市里的居民没有多少宗教信仰，他们见到的只是墙壁、街道和罪行；但是我就不懂得为什么农村里的人，特别是与外界隔绝的人，会能没有宗教信仰。他们目击着种种神奇，他们的灵魂怎么能不每天千百遍地悠然神往这些神奇的创造者呢？至于我，特别是在起床之后，被一夕无眠弄得疲惫不堪，但由于长期的习惯而能这样心醉神迷，是绝不需要有思索之劳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我的眼睛必须接触到大自然的那种动人的景象。呆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祷告得比较少，比较枯燥；但是一看到美丽的景色，我不知为什么就感到心弦颤动。我记得有本书上说，一个明哲的主教巡视他的教区，发现一个老太婆在祷告的时候只会说声“呵！”，他就对她说：“好大娘，你永远这样祷告吧，你的祷告比我们的都好。”这个最好的祷告也就是我的祷告。 早餐后，我就皱紧眉头赶着写几封倒霉的信，热烈企盼着不再有信要写的那种幸福时刻的到来。我又在我的书籍和文稿的周围绕上一阵子，是为着打开包，整理整理，而不是为着读它们。这种整理工作，在我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织的布了，它予我以消磨时间的快乐；然后，我厌烦了，就扔下这工作，把早晨剩下的那三四小时都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林内乌斯的系统，我对这个系统产生了一种难以摒弃的癖好，即使在感到它的空疏无谓之后，也是如此。这个伟大的观察家，据我看，是到现在为止唯———还有路德维希——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但是他在标本室和植物园里研究得太多，而在大自然中研究得却不够。我呢，我把整个岛当作一个植物园，需要进行观察或验证一个观察时，就跑到树林里或草地上去，我的胳臂底下夹着一本书，到了那儿就在要研究的那个植物旁边躺下，以便从从容容地就它长在地上的状态去考察。这个方法对我大有好处，使我能认识在未经人手培植或改变性质之前的处在自然状态的植物。有人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透彻认识御花园里的全部植物，并且都说得出名字来，但是一到乡间就显得那么无知，什么都不认识了。我正好和他相反，对大自然的作物倒略知一二，而对园丁栽培的作物就一无所知了。

　　下午的时间，我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我那闲散疏慵的性情，听随当时的冲动去活动，毫无规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离开餐桌就独自跳上一只小船，一直划到水中央；这是出纳员教会我用单桨划的。到我随水漂流的时刻，我就快乐得浑身打颤，我说不上也不明白我这样快乐是什么原因，也许那是暗自庆幸我就这样逃出了恶人们的魔掌吧。然后，我就一人在这湖上荡漾，有时也接近湖边，可是从来不上岸。我时常让我的船听凭风吹水推，自己则沉醉于无目的的遐想之中，这种遐想，尽管是难以捉摸，却并不因此而不甜美。有时我心头一阵发软，就叫将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啊！我现在是在你单独的守护之下了，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好诈邪恶的人插在你我之间了。”就这样，我一直漂离陆地有半里约之遥，我恨不得这个湖是一个汪洋大海。然而，我的狗可不象我，它是不喜欢这样在水上长期停留的，为了迎合我那只可怜的狗，我通常总是有个游览的目的，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那里遛跶一两小时，或者躺在土墩顶上的那片绿茵上面，饱享观赏湖内外风光的乐趣，考察和解剖我手边的各种植物，象是又一个鲁滨逊那样，在这个小岛上为自己建造一个幻想的幽居。我非常喜爱这个小山丘，每当我能把戴莱丝和出纳员的太太以及她的姊妹们带到这里来散步的时候，我是多么自豪地做她们的桨手和向导啊！我们郑重其事地运些兔子到这里来繁殖，这又是让－雅克的一个盛大节日。这一小群居民使我感到这个小岛更加有趣，从那时起，我就到那里去得更勤，乐趣更浓了，为的是研究那些居民发展的迹象。

　　除了这些消遣之外，在一定的季节，我还有另外一种消遣，它使我回想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那就是收获蔬菜和水果。戴莱丝和我都以能和出纳员的太太及其全家一起劳动为乐。我记得有次一个名叫基什贝尔格的伯尔尼人来看我，发现我跨坐在一棵大树上，腰带上系着一个大口袋，里面苹果已经装得那么满，我简直没法动弹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其他类似的几次相遇，并不感到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亲眼看看我是怎样利用我的余假，不再打算扰乱我的安宁，让我在孤寂中太太平平地居住下去。我真是宁愿他们主动把我幽禁在这种孤寂的生活里，这比由我自己主动还要好得多，那样，我就会更加保险，不怕有人来扰乱我的休息了。

　　这里又是我预先就料到读者不会相信的那种自白了，读者虽然在我整个的生活过程中已经不能不看到我千千万万的内心感受都与他们的毫不相同，却总是固执地要以己之心度我之心。更奇怪的是，他们既不肯承认我会有他们所没有的那一切好的或不好不坏的感情，他们却又经常准备把一些坏到根本不能在人心里产生的感情硬派到我的头上。他们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我放到与大自然直接矛盾的地位，使我成为一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他们想给我抹黑的时候，就觉得任何荒谬绝伦的话都是能使人相信的；他们一想到要说我好，就觉得任何不同凡响的事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信不信，不管他们会怎么说，我仍然要继续忠实地暴露让－雅克·卢梭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了些什么事，想了些什么东西，对他的思想感情上的奇特之处，丝毫不加解释，绝对不予以辩护，也不去研究别人想的是否跟他一样。我太爱圣·皮埃尔岛了，在岛上居住实在太中我的意了，我把一切欲念都寄托在这个岛的范围以内，打定主意绝不再走出岛外。我对不得不到邻近地区去进行的拜访——去讷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等地，一想起来就感到厌倦。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等于我的幸福被扣除了一天，出了湖就是如鱼离水。而且，过去的经验已经使我胆寒了，随便一个什么好的事物，只要是能称我的心愿，我就得作很快要失掉它的思想准备。所以，想在岛上了此一生的那种热烈愿望，是和怕被迫迁出的那种畏惧完全不能分开的。我已经养成了习惯，天天晚上跑到沙滩上去坐，特别是在湖上有风浪的时候，我看着波涛在我的脚前化作泡沫，便感到一种奇特的乐趣。它使我觉得这正是人世的风波和我住所的宁静的象征，我有时想到这里便觉得心头发软，直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怀着热爱享受着的这种安宁，只有唯恐失之的那种不安心情在搅乱它，但是这种不安的心情是那样强烈，竟至损害了它的甜美。我感到我的处境太没有保障，实在靠不住。“啊！”我心里想，“我多么愿意拿离开岛的自由去换取永远留在岛上的保证啊！这个自由我是连想都不愿意想的。我多么想被强制留在这里，而不是蒙恩和被容忍而居住在这里啊！仅只因为容忍而让我住在这里的人们是随时可以把我撵走的，我能希望那些迫害者看到我在这里很幸福就让我幸福下去吗？啊！人们只容许我生活在这里是不够的，我真想人们判决我住在这里，我真想被迫留在这里，以免又被迫迁出去。”我以艳羡的眼睛看着那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安静静地呆在阿尔贝的城堡里，只要他想得到幸福就能得到幸福。最后，由于我老是这样想，老是有令人不安的预感，觉得有新的风暴时时刻刻准备扑到我头上来，所以我竟至盼望，并且以一种非常热烈的心情盼望，他们干脆就把这个岛作为我服无期徒刑的监狱，而不只是宽容我在这个岛上居住。我可以发誓，如果只凭我自己作主就能叫人家判决我住在这里的话，我是会以最大的喜悦心情这样做的，因为我万分情愿被迫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绝不愿有被驱逐出岛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事实了。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我收到尼多的法官先生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是属于他的司法区的）；他以这封信向我下达了邦议会诸公的命令，要我搬出这个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境。我读着这封信简直以为是在做梦，没有比这样一个命令更不自然、更不合理、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来对我的那些预感，一向只看作是一种惊弓之鸟的不安情绪，而不看作是具有若干根据的预见的。我曾采取种种步骤以得到管辖机关的默许，人们又让我那么安安静静地搬到岛上来安家，还有好几个伯尔尼邦的人以及法官自己都曾来访问过我，而且法官对我又殷勤备至、优礼有加，再加上季节又那么严酷，在这时候驱逐一个衰老有残疾的人出境，未免太惨无人道了。这一切使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相信，在这道命令里必然有些误会，完全是那些居心不良的人特意趁这葡萄正在收获、参议院正在休会的时期，给我突然来这一下打击。

　　如果是依我一时气愤去行事的话，我一定当时就走了。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在这入冬之际，既无目标，又无准备，既无车伕，又无车辆，怎么办呢？除非把书籍、衣服、全部什物都一概扔掉，否则我就得有点时间，而命令里又没有说给不给时间的话。连绵的灾难已经开始消磨我的勇气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我天生的那种豪迈之气在窘迫的压力下低下头来，我心里尽管愤愤不平，还是不能不卑躬屈节地请求一个期限。命令是由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我就请求格拉芬列先生解释一下。他的信显示出他对这道命令是极不赞成的，他只是以万分歉仄的心情把它下达给我；我觉得，信里充满的那些痛心和钦仰的表示，仿佛都是在和蔼地敦促我敞开心跟他谈谈：我就这样做了。我甚至绝不怀疑，我这封信一定会使那班无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他们自己的野蛮，即使不收回这样一个残酷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一个合理的期限的，也许还会给我一整个的冬天，好让我去准备退路，选择一个地点。

　　我一面等候回信，一面就开始考虑我的处境，盘算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到处都看到那么多的困难，忧愤又太伤我的心，此刻我的健康情况又很坏，所以我竟不由自主地灰心到了极点，而我灰心的结果就使我的脑子里剩下的一点智慧也丧失净尽了，没法子对这种可悲的处境作出一个尽可能好的安排。很明显，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避难，我都逃脱不了人们为驱逐我而采用的那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一种方式是用暗中活动的办法激起无知小民来反对我；另一种就是用公开强制的办法驱逐我而不说出任何理由。因此我无法指望得到任何一个安全的退路，除非是到我的力量和当时的季节都似乎不能容许我跑得那么远的地方去找。这一切又把我拉回到我方才那些念头上来了，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去希望，去建议，宁可让人把我管制起来，禁锢终身，也不要叫我在大地上不断流浪，一再把我逐出我所选定的那些避难的处所。我写出第一封信的两天之后，又写了第二封信给格拉芬列先生，请他为我向当政诸公提出这个建议。伯尔尼邦对我这两封信的答复，是以最明确、最严酷的措辞写成的一道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岛屿和该共和国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远不得重来，否则定予严惩。

　　这个时刻是十分可怕的。我曾感到比这更苦的焦虑，却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困难。但是，最使我痛心的还是被迫放弃那个我盼望能在岛上过冬的计划。现在正是时候，应该补缺一下这件命定的憾事了。这件事使我的灾难达到顶点，并且拖着一个不幸的民族跟我一同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初生的美德本来已经预示它有一天会与斯巴达和罗马争光的。

　　我以前在《社会契约论》里曾提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新兴的民族，是欧洲唯一不曾衰敝的民族，可以为之立法图治；我还说明，人们应该对这样一个民族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它能幸而找到一个资明的导师的话。我这部作品被几个科西嘉人读到了，他们对于我谈到他们时的那种赞扬的态度，深有所感。他们当时正致力于缔造他们的共和国，这就使他们的领袖们想到来征求我对于这一重要工作的意见。有位布塔弗哥先生，是出身于该地的望族之一，当时在法国的王家意大利团队任上尉，曾为这个问题写信给我，并且给我提供了好几种文件，都是我为了解该民族历史和当地情形向他索取的。保利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虽然我感到这样一项工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却仍然相信，将来掌握了为此而需要的一切材料之后，我就不能拒绝贡献出我的力量来共襄这个伟大的善举。我对他们两人的来信都是照这个意思去答复的，这种通信一直继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的时候为止。

　　正在这时候，我听说法国派兵到科西嘉岛去了，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不安起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一切有任何关系，可是我已经觉得，为一个民族的立法建制而工作是需要绝对安静的，而在这个民族可能就要被征服的时候去致力于这种工作，当然是既不可能而又可笑的了。我对布塔弗哥先生并没有隐瞒我这种不安的想法，而他却劝我放心，向我保证说，如果那个条约里有损害他的民族的自由的规定，象他那样一个好公民是绝对不会继续在法国军队里服务的。事实上，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图治的那种热忱，以及他与保利先生保持的那种密切关系，都不容许我对他本人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当我听说，他常到凡尔赛和枫丹白露去，又跟舒瓦瑟尔先生有些联系，我就得不出其他的结论来，只有相信他对法兰西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而他只让我去心领神会，不愿在信上公开说明。

　　这一切总算使我部分地放心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法国这次为什么派兵，想不出理由来证明法国兵派到那里是为了保障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单是科西嘉人自己的力量就足够反抗热那亚人并进行自卫了。所以我还是不能完全安下心来，也不能在掌握确实的证据、知道那一切并不是人家在戏弄我之前，就当真插手去搞那个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倒极想跟布塔弗哥先生见一次面，这是真正弄清我所需要的情况的办法，他也使我感到会面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怀着非常焦躁的心情等待他。在他那方面，他是否真有前来和我相见的计划，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有这样的计划，我那些灾难一定也会阻止我利用他那个计划的。

　　我越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越对手里的材料作深入的研究，就越感觉到，为之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以及法制应该与之适应的种种关系。都有就近研究的必要。我一天比一天更懂得，要想从远处获得指导我的一切必要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布塔弗哥了，他也有同感。如果说我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到科西嘉岛去，我却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在考虑这次旅行的办法。我把这件事向达斯蒂埃先生谈了，他是应该了解这个岛上的情形的，因为他以前曾作为马耶布瓦先生的部下在那儿做过事。他极力劝我休作此想，我承认，他把科西嘉人和他们的乡土给我描写得那么可怕，使我原来想到他们中间去生活的念头冷了一大截。

　　但是当在莫蒂埃受到的迫害使我想到离开瑞士的时候，这个念头又复活了，因为我希望最后能在那些岛国之民中间找到人家到处都不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对这次旅行感到胆怯，就是我将不得不过一种紧张的生活，而我对这种生活始终是不能适应而又极端憎恶的。我生来就是为着独自一人在闲暇中进行沉思默想，而不是为着在大庭广众中说话、行动和处理事务。大自然给了我第一种才能，就拒绝给我另一种才能。我感觉到，我将来一到科西嘉岛，尽管我不直接参加公务，还是不能不投入人民的热情活动之中，并常常跟领袖们开会、商讨问题。我此行的目的本身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求隐遁，而是到那个民族的怀抱中找我所需要的知识。很明显，我将再也不能支配我自己了，我既不由自主地卷进了我生来就不能适应的那种事务的游涡，就会在这漩涡中过一种与我的爱好完全相反的生活，而且我在漩涡中的表现将只能于我自己不利。我预料到，我的著作可能曾使科西嘉人觉得我有些能力，我一到那里就会使他们感到见面不如耳闻，因而我在科西嘉人心目中的声望就会降低，同时他们对我原有的信任就会丧失，这于我固然是损失，于他们也同样是损失，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我就不可能把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做出成绩来。我确信，我这样越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既于他们无益，也使我自己不幸。

　　好几年来，我被各式各样的狂风暴雨震撼着、冲击着，横遭迫害，到处奔波，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痛切地感到休息的必要，可是我那些野蛮的仇敌却偏以使我不得休息为乐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我一向就极端羡慕的那种可爱的清闲、那种身心的恬静，自从我从爱情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之后，我的心就一直把这种清闲恬静看作唯一的无上幸福。我怀着恐慌的心情瞻望我行将承担的那些任务和行将陷入的那种纷繁生活；目标的伟大、美妙和意义固然激发我的勇气，可是一想到我冒险犯难而不能获得成果，我的勇气就完全消失了。若论所耗的精力，我独自默想沉思二十年，也抵不上我在人事的纠缠中紧张生活六个月，而且还一准是劳而无功。

　　我想起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可以把一切都照顾到的权宜之计。我既然每逃到一个地方都被我那些暗中的迫害者的诡计阴谋钉住不放，既然现在我只看到一个科西嘉岛还能使我指望在老年得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让我享有的那种安宁，那么，我就决计依照布塔弗哥的指示，当我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到那个岛上去。但是，为着能在那里生活得安静，我又决计至少要在表面上放弃那立法的工作，而只限于就地写科西嘉人的历史，作为对他们殷勤待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的话，我也不声不响地作些必要的调查，以便我对他们能有更大的用处。这样，我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可以暗暗地、更自由自在地想出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而且这不需要我放弃我那心爱的孤独生活，也不需要我勉强接受一种我既不能忍受、又无能力应付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次旅行，依我当时的处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用达斯蒂埃先生跟我所谈的科西嘉岛的那种情形，除了自己带去的东西之外，在那里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会找不到的，内衣、外衣、锅盆瓢碗、纸张、书籍，什么都得随身携带。我要带我的女总督迁居到那里去，就得超过阿尔卑斯山，并且把整个一大套行李都拖在后面走上二百里约的长程，还得穿过好几个统治者的国境。并且，看全欧洲当时已经形成的那种风气，我当然还要预料到在我的灾难之后我到处都会碰到的障碍，会看到每个人都要幸灾乐祸地予我以新的打击，在我身上违犯一切国际法与人道的准则。象这样一次旅行的巨额耗费和种种疲劳、危险，也使我不得不预先就料到并且仔细衡量一下各种困难。以我这样的年龄，最后落得孤身一人，束手无策，举目无亲，托命于这个象达斯蒂埃先生所给我描绘的那样野蛮而剽悍的民族，这种前景，当然要使我在执行我的决定之前深思一番。我热烈盼望我和布塔弗哥的会晤，我等待晤谈的结果，以便把我的计划最后确定下来。

　　正当我这样犹疑不定的时候，来了莫蒂埃的迫害，逼着我去逃难。我那时并没有为长途旅行作好准备，特别是到科西嘉岛去旅行。我是在等候布塔弗哥的消息时逃到了圣·皮埃尔岛，到入冬的时候，我又如上文所说，被驱逐出岛了。这时，阿尔卑斯山上盖满了雪，这种迁徙计划根本就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那么急促。说真的，象这样一道命令，其本身的荒唐就使它不可能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僻之区的中心搬出去，从命令下达时起，只有二十四小时来准备，又要找船，又要找车来离开岛屿和整个国境，即使我长了翅膀，也是难以应命。我把这种情形写信告诉了尼多的法官先生，作为对他的来信的答复，接着我就赶紧离开了这个无义之邦。以上是说明我怎样迫不得已放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灰心丧气的时候不能求得人家对我就地实行管制，就接受了元帅勋爵的邀请，决计到柏林去走一遭，让戴莱丝守着我的衣物、书籍在圣·皮埃尔岛上过冬，同时把我的文稿都交到贝鲁手里。我处理得那么快，第二天早晨就从岛上动身了，到比埃纳还没有过午。由于一个意外的插曲，我几乎在比埃纳就结束了我的旅行，这个插曲也是不应该略而不谈的。

　　我奉命离并避难所的消息一传出去，邻近地区来拜访我的人便络绎而至，特别是伯尔尼邦人，他们以最可恨的虚情假意来恭维我、敷衍我，并向我保证，人家是利用放假的时期和参议院休会的时候草拟和下达了这道命令的，据他们说，二百人议会的成员对这个命令都感到愤慨。在这一大堆安慰者里面，有几个是从比埃纳市——比埃纳市是个小自由邦，圈在伯尔尼邦里——来的，其中有个青年人，名字叫韦尔得勒迈，他的家庭是第一流望族，在这个小城市里享有最大的威信。韦尔得勒迈代表该邦公民，恳切劝我到他们那里去选择避难处所，说他们热切盼望能在那里接待我，将以让我住在那里忘掉过去的种种迫害之苦为一种光荣和义务，又说我在他们那里不必害怕伯尔尼邦人的任何势力，说比埃纳是个自由市，不接受任何人的法令，全体公民都一致抱定决心，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得勒迈看他一个人不能打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来帮腔；这些人，有的是比埃纳市和邻近地区的，也有的就是伯尔尼邦的，其中就有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退居瑞士以来就一直要跟我攀交，而同时他的才能和思想也使我感到他这人很有意思。但是，比较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同时也比较更有分量的，是法国大使馆秘书巴尔泰斯先生的敦劝，他跟韦尔得勒迈一起来看我，极力怂恿我接受韦尔得勒迈的邀请，他对我显示的那种热烈而好心的关切，真令我吃惊。我本来一点也不认识巴尔泰斯先生，然而，我看他说的话倒很热情恳切，觉得他是真心实意要说服我在比埃纳市住下来。他在我面前把这个城市和居民夸得冠冕堂皇，他表示他和他们相处得太亲密了，以至他好几次竟在我面前把他们称为他的恩主、他的父老。

　　巴尔泰斯的这番交涉可把我原来的一切推测弄糊涂了。我一直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是我在瑞士所遭到的那一切迫害的暗中主使人。驻日内瓦的法国代办的行径，驻索勒尔的法国大使的行径，只能肯定地证实我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邦、日内瓦、讷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由法国在暗中施加影响，同时我不信我在法国除舒瓦瑟尔公爵一人外，还有什么有势力的仇人。那么，我对巴尔泰斯的拜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显出的那种好心的关切，又能作何感想呢？我历次的灾难都还没有磨灭我的心灵所自然具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经验也还没有使我学会能在爱抚下随时看出陷阱。我怀着惊诧的心情寻思巴尔泰斯这种盛意的理由，我倒不那么傻，认为他办这个交涉是出于主动，我在他那番交涉中看出他有意张扬，乃至矫揉造作，这正说明他别有用心，我确实从来没有在这种小幕僚身上发现过我当年在类似的岗位上常使我的心灵沸腾起来的那种见义勇为的精神。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里就多少有点认识波特维尔骑士，他也曾对我表示过若干美意。从他任大使以来，他还表示他依然记得我，甚至还邀我到索勒尔去看他。这个邀请，我虽然没有接受，却令我颇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于接受身居高位的人这样客气的对待。所以我猜想，波特维尔先生在有关日内瓦事件的问题上是不得不按照上级的指示行事的，然而他心里却同情我的不幸，所以他以特殊的照顾，为我布置下比埃纳市这个避难处所，好让我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他的庇萌之下。我很感谢这种照拂，但是并无意加以利用，我已经最后决定到柏林去旅行，所以我只热烈地盼里着与元帅勋爵会晤时 刻的到来，深信从此以后，我只有在他身边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我从岛上动身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里看到韦尔得勒迈和其他几个比埃纳人在迎接我下船。我们大家一起在小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去找辆轿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吃饭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又重申前请，要留我在他们那里住下，而且要求得那么热烈，又保证得那么动人，以至，尽管我已最后决定，我这颗向来就不会抗拒爱抚的心，到底还是让他们的爱抚给感动了。他们一看我已经动摇，便越发加倍努力，我终于被他们战胜了，同意在比埃纳留下，至少留到开春。

　　韦尔得勒迈立刻忙着给我找房子，把一个丑陋的小房间在我面前吹得象个意外的新发现似的；这个小房间是在四层楼的后楼，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供我赏目的是一个麂皮商人的一汪臭水。我的房东是个矮子，一脸贱相，相当狡猾，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荡子，又是个赌徒，在地方上名声很不好；他既无妻室，又无儿女，更无仆役。我凄凄凉凉地将自己关在那个孤寂的房间里，可以说是身在世界上风景最佳的地域，而住的却是不到几天就能闷死人的小屋。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尽管人家对我说当地居民怎样热心，要留我作客，我打街上过的时候，却在他们的态度中看不到一点对我客气的表示，在他们的眼光里也看不到一点亲切的神情。然而，我已经完全决定要在那里待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也看到而且还感觉到该市正酝酿着一场针对我的可怕的骚乱。有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来通知我说，明天就要以尽可能最严酷的方式给我下达一道命令，限我立刻离开国境，也就是说离开市境。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了，所有挽留我的人都已散去，韦尔得勒迈不见了，我也听不到人家说巴尔泰斯了。而且他在我面前给自己拉上的那许多恩主和父老，似乎并没有因他的嘱托而对我怎样关照。有个叫什么伏·特拉维尔的先生，他是伯尔尼邦人，在本市附近有座漂亮的房子，他倒请我到那房子里去避难，据他对我说，希望我在那里可以免于被人用乱石打死。这个优点似乎没有足够的诱惑力，使我在这个好客之邦继续遗留下去。

　　然而，这一耽搁，就是三天过去了，伯尔尼邦人为了使我离开他们的领土而给我的那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已经超过很多了。我领教了他们的狠心，当然免不了感到若干焦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让我穿越他们的国境。这时，尼多的法官先生来了，正好为我解决了困难。他对当政诸公那种粗暴的做法公然不赞成，所以，他以慷慨好义的精神觉得应该向我作一个公开的表白，证明他在这件事里绝对不曾插手，并且不惜走出他的司法区，跑到比埃纳来拜访我一次。他是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来的，不但不是微服出访，而且还要故意张扬一下：坐着自己的专车，带着他的秘书，in fiocchi（穿着盛装艳服）而来，并且送给我一份以他自己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自由自在地穿越伯尔尼邦的边境，不怕有人刁难。他的拜访比那份护照还更使我感动，即使这个拜访的对象是别人而不是我，我也还会为之感佩不止的。为着支持一个横受欺凌的弱者而及时做出的勇敢行为，我真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任何事物能在我的心头产生更强烈的印象。

　　最后，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轿车之后，我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这个杀人的乡土，没等要派来抬举我的那个代表团的到来，甚至也没能等到跟戴莱丝见面——本来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的，所以通知她来跟我相会，这时却没有时间给她写几个字把我这次新的灾难告诉她，叫她不要前来了。如果我还有力量再写第三部的话，人们将在那里看到，我原先是怎样想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到了英国，一心摆布我的那两位夫人又怎样在使尽诡计阴谋把我赶出瑞士（我在瑞士还不算是在她们掌握之中的）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的手心里了。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我的朗读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默默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一人，我觉得似乎受到了感动：她明显地颤抖，但很快又镇定下来，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我从这次朗读和我的声明中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
附录

《忏悔录》的讷沙泰尔手稿本序言

　　我常注意到，即使在那些自以为最识人的人中，每人也几乎只认识他自己，要是真有人能认识自己的话。因为在不和任何事物作比较的情况下，单凭一个人身上仅有的一点关系，怎能很好地确定他是个怎样的人呢？然而这种对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却是我们用来认识他人的唯一方法。人以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因过分看重自己而产生两种错觉：或是把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地位时我们会怎么行动的动机强加给他们，或是在这同一种假设下，不知已处于和自己处境很不相同的另一处境中，对自己的动机作了错误的解释。

　　我作这些观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我不是按照我对别人作的判断（这时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按照别人对我作的判断。别人对我的行为的动机的判断几乎总是错的，而一般说来，作这类判断的人越有才智就越错得厉害，他们衡量的事物越广，他们错误的判断和事物间的距离也越大。

　　由于注意到这些，我决心使我的读者在识人方面更进一步。要是可能的话，我要使他们从这总是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唯一而又错误的尺度中解放出来，同时相反地，为了认识自己的心，须经常光了解别人的心。为了使他们学会评价自己，我愿尽力使其至少能有一件可与之相比的事物，使其能认识他们本人和另一人，而这另一人可以是我。

　　是的，是我，仅我一人，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种种经历、生活、人物写照和性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精心构思的传奇故事建立在外在的行动、与之有关的言论以及作者细致的臆测上，而作者更多地致力于炫耀自己而不是在发现真理。他们抓住性格里最鲜明之处，将其与他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揉在一起，用这些捏成一副嘴脸，管它象不象呢！没有人能从这上面作出什么判断。

　　为了更好地认识一种性格，须将其中属于先天和后天的部分区别开，看看这一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在何种情况下它有了发展，何种隐秘的感情促使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这些变化是怎样进行的，有时怎么会产生最矛盾和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有这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性格中极少的部分，是经常很复杂而隐伏的内因的外在表现。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来推测，照自己的幻想来描绘，毫不害怕别人会用原型来和自己的涂抹相对照。怎样来使我们了解这一原型的内心呢？描绘别人内心的人无法看到这个内心，而看得到这个内心的人又不肯把它暴露出来。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象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假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惜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一个比蒙田更自负、但比他更直率的人是加尔丹。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加尔丹也是如此疯癫，旁人无法从他的遐想中得到任何教益。再说，谁肯在十卷对开本的狂言书里觅取如此少的教益呢？

　　因此，可以肯定，要是我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好事。但愿大家不反对我以下所述：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说。我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我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我写事件的经过要比写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要少些。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捷丰富而定。这里，事实只是些偶然的原因而已。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我说更能吸引人，这是指对一事物的观察和经验而言，我处在一个人所能到达的也许是最有利的处境。我没有社会地位，然而却熟悉一切等级，曾在除王室外的最低至最高的各等级中生活过。大人物只认得大人物，小人物也只认得小人物。小人物看大人物只从他们那令人仰慕的身分地位去看，而自己则身受不公正的蔑视。在这极其疏远的关系里，双方具有的那个共同本质——人，却失去了。对我来说，细心地除去这种假面具后，我到处都能认出这一本质。我考虑和比较过他们各自的兴趣、意愿、成见和道德行为的准则。我既无奢望，也无足轻重，我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而且研究他们也很方便，当他们不装假时我就能作人和人之间、身分地位和身分地位之间的比较。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既不使人为难也不使人厌烦；我进入各界而无所留恋，有时早晨和亲王共进早餐，而晚上则和农民分享晚饭。

　　我没有显赫的门第和出身，但却有另外一种我所特有的、化了重大代价换得的显赫，即我的人所共知的厄运。有关我的议论传遍欧洲，才智之士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为之痛心。最后大家终于明白，对这个科学和哲学的世纪，我比他们认识得更为清楚，我已看出，他们以为早已消灭的盲信只不过伪装起来而已；我早在它除去伪装之前就说过这话，可我没料到是我使它去掉伪装的。这些事件的经过值得塔西陀大书一笔，而我的笔也该使其稍添兴味。事件是公开的，人人都能知道，问题在于要去了解形成这些事件的隐秘的起因。当然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些事，所以要把它公诸于世，就得写出我一生的历史。

　　我曾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事件，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情，见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在那么多境遇中生活过，所以要是我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话，五十年的生涯对我来说就象过了几个世纪似的。因此，就事件数量之多及种类之繁而言，我都有条件使我的叙述饶有兴味。尽管这样，我的叙述也许并非如此，不过，这决不该归咎于题材，而是作者的错误。即使在叙述最杰出的人的生活时，这类缺点照样也会产生。

　　要是说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不同寻常，那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处境也极为罕见。在我的同代人中，很少有人其名在欧洲为人所共知而其人则越少为人知晓。我的书传遍各大城市，而我这个作者却在森林里隐居。大家都在读我的书，都在批评我，都在议论我，但是我却不在场。我远离这些人，远离这些议论。人家说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每人都按自己的想象来描绘我，也不怕这原型会出来戳穿他。上流社会里有个卢梭，而另一个与前者毫不相似的卢梭却处于退隐状态。

　　总起来说，我对公众对我的议论不应有所怨艾，他们有时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他们也往往把我恭维得无以复加。这取决于他们在评断我时的心情以及他们对我的成见于我有利或是不利，他们在褒贬时都不再注意分寸。当人们单凭我的著作来评断我时，他们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把我看成是一个每发表一部著作就改变一次面貌的怪人。但一旦我有了敌人，他们就根据各人的观点想出种种妙计，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无法败坏的我的名誉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一点也不显出他们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谴责我有什么坏的行为——不论是真有还是捏造。即使他们谴责我，他们也把这些坏事归之于我的坏脾气，这样仍然使人误以为他们的上当受骗是出于轻信，所以还是会说他们是出于好心而来责备我的心地不良。他们在装作原谅我的错误的同时又在攻击我的感情，在显得是从称赞的角度看待我时也知道将我暴露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下。

　　采取这样巧妙的语调是合适的，他们在好心好意抹黑我时神气也相当憨厚，他们友情洋溢，但却使我变得可憎，在向我表同情时又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他们表示对事实可以不予追究，但却无比严厉地批评我的性格，做到赞扬我而又使我面目可僧。役有什么能比这幅肖像和我本人更不相象的了，我不比人家要求的更好，我是另外一个人。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他们都没有给予我正确的评价。在把我不具备的美德归于我时是在使我成为坏人。与此相反，做了无人知晓的坏事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从更好地判断我来看，我可能会失去平庸之人而赢得才智之士，而我向来也只求后者的赞同。

　　以上这些不仅是我从事这一写作的动机，也是我写作时的忠实保证。既然我的名字要流传下去，我决不愿自己有虚假的名声，也决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美德和恶行归给我，也决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象我自己。当我想到我将名传后世而感到快慰，这得有些比我的名字更站得住的事迹。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

　　很少有人能比我做得更精，也从没有人象我谈论我自己那样谈论他自己。和承认卑劣低级的行为相比，承认性格上的缺点则更易接受。可以相信，敢于承认这些行为的人会承认一切。这也就是对我的真诚的一种难堪而可信的考验。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最胆怯的女信徒也从没有做过一次比我更为深刻的反省，也从不会象我向公众所披露的那样，向她的忏悔师更深刻地披露心中的一切。大家只要一读我的作品，立即就会发现我愿意遵守诺言。

　　必须创造一种与我的写作计划相称的新的语言，因为要澄清如此纷繁、如此矛盾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情，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文体来写作呢？这类感情有些往往很卑劣，但有些有时又很高尚，为此我心中始终无法平静。有多少微不足道的事，多少痛苦我不该暴露？为了追随我心中隐秘的活动，为了说明我心中留下痕迹的每一印象初次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令人厌恶、猥亵、稚气而常是可笑的细节我不该涉及？当我一想到自己要谈之事而脸红时，我知道有些冷酷的人还会把作最难出口的自白时感到的屈辱称作恬不知耻。但还是得说出来，或仍然装假，因为如果我不把某事说出来，人家就无从认识我。在我的性格中，一切都相互关连，成为一体，为了很好揭示这一怪异奇特的混合体，要求我把一生中所有一切都说出来。

　　要是我象别人那样精心写部著作，那我就不是描绘自己，而是在给自己涂脂抹粉。这是个与我的画像有关而不是与一本著作有关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我象在暗房里工作一样，那里不需要其他技巧，只需要把我所见到的相貌准确地描绘出来。我在文体和内容方面都选定了，我一点也不想使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着心情无所顾忌地加以改变。对每一件事我都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也不因写得驳杂而担心，我怎样感受的，怎样看到的就怎样写。我使自己同时处于现时的感受和过去的印象的回忆之中，以便描绘自己内心状况的双重性，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及把它写下时的心情。我的文笔自然而多变化，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尽管这一著作是以这种方式写下来的，这也总是一本因其内容而使哲学家感到可贵的书。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份研究人的内心活动的参考资料，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份资料。

　　以上是我要说明的我在写一生经历时的意图，大家也应本着这一意图来读我的书，并加以利用。我和好些人的关系使我谈到他们时不得不象谈论自己那样，很随便。只有当我使人同样认识他们时我才能使人很好认识我自己，人不该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隐瞒起不能不说之事而不影响我该说的真话。我会对别人比对自己作更多照顾。对牵累任何人都会使我非常不快。在生前决不让这一回忆录出版的决定正是出于在不影响我计划执行的同时对我的仇人的尊重。我甚至将采取最可靠的措施，使这一著作只在事件所涉及的人由于时光流逝已不再引起公众注意时才出版，同时我将把它存放在非常可靠的人的手里，以使它永不会被人利用去作任何泄露内情的用途。生前发表此书对我来说会使我较少受到责难，我也不在乎那些在读完此书后可能蔑视我的人。我在这里谈到了自己一些特别令人厌恶、而我也不想求得原有之事。但这确是我心中最隐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极其严格的忏悔。这是合情合理的，我在保住名声的愿望促使下所犯之罪应以我的名声去抵偿。公众的议论，高声宣判时的那种严厉，我都可以预料到，而我也会低头认罪。但愿每个读者都来仿效我，象我那样去作一次反省，要是他敢这样，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这样说：“我比那人要好些。”

远方译



　　 安德烈·莫洛亚为一九四九年法国勃达斯版的《忏悔录》写的序言

　　对很少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在一个所有作家都由社交活动造就的时代里，他们一步步从十七世纪雍容华贵的贵族文体发展到十八世纪的马里佛文体，再发展到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的阶段。这位既非法国人又非贵族的日内瓦公民，毫无贵族的风采可言，却多愁善感胜过风流情种，乡间的孤寂较之沙龙更常在他心头萦回。他使我们饱览瑞士和萨瓦地区的景色，使文坛充满一种清新的气息。

　　夏多布里盎的《勒内》优美和谐，其主人公的思想言语莫不得之于卢梭。如果没有他，我们在《墓外回忆录》里就不会听到贡堡燕子的呢喃和树叶上淅沥的雨声，也不会听到布瓦丝蒂安小姐所唱的歌了。复多布里盎之所以产生这一构思，是由于读了《忏悔录》里关于苏森姑姑唱歌的那段“亲切的充满家庭气氛的”描写。“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卢梭这样写道，“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

　　勒内，这是改写后的卢梭，是一个“骑士、贵族，一个到过很多地方的人”，是爱上印第安姑娘和西尔菲德的人，而不再是一个徒步的旅行者，一个雕刻师的徒弟，一个小偷小摸的仆人，一个向成年妇女献殷勤的人。要是夏多布里盎没有读过《忏悔录》，那么他的《回忆录》里那些极其美丽的迷人的描写就不会出现。正如圣勃夫所说，卢梭是第一个使我国文学充满青翠的绿意的作家。夏多布里盎和娜塔莉·德·诺亚伊一起度过的那种富有魅力的、迷人而极度兴奋的日子，不免使人想起卢梭在华伦夫人身旁时也产生过的那种热烈、温柔、悲伤和感人至深的感情。是让－雅克给勒内定下了基调。

　　司汤达也没有少向卢梭学习。这不单表现在感情的强烈以及有勇气承认这些感情方面，如果没有卢梭这一先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连于连·索瑞尔这整个形象也是向卢梭的《忏悔录》学来的。于连在木尔侯爵家的情景就是卢梭在古丰伯爵家的情景，一个对玛特儿的轻视非常生气，另一个则想博得布莱耶小姐的垂青。就象于连一样，卢梭也是以他精通拉丁文而使大家对地刮目相待的。

　　大家都盯着我，面面相觑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惊奇到这种程度。但是，叫我最得意的是布莱耶小姐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位十分傲慢的少女又向我看了一眼，这一次至少要和第一次一样可贵。接着她又把目光转向她的祖父，她好象迫不及待地等待他应该给我的夸奖。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我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这个时刻虽然短暂，但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这一段难道不象是从《红与黑》里摘出来的吗？

　　而且，要是卢梭不曾提供这样一种供认不讳的光辉先例，那么在一百年之后，纪德在写《如果种子不死》时能如此坦率地表现他那种形式的情欲吗？在纪德的笔下有着更多的保留，在卢梭的笔下有着更多的得意和自满。这是因为纪德是“一个上层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让－雅克则是一个资产阶级下层人物的儿子。在卢梭之前，爱真诚以及一心追求真诚并不是人的天生的感情。在古典作家身上，体面较真实更为作家所重。莫里哀和拉罗什富科都把自己的自白美化了，伏尔泰也不作什么自我表白，所以到了卢梭才出现一个以把一切都说出而引以为荣的人。

　　在讷沙泰尔图书馆里有一部手稿，上面有卢梭为《忏悔录》开始部分写的第一次草稿。比起定稿本里那有点戏剧性的开头，那最后审判号角的吹响以及他向上帝的呼唤来，他在这里把他独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完善：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象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便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怕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

　　这最初的草稿提出了两个问题：卢梭自己是不是一个假装坦率的人？绝对的坦率是可能的吗？

　　要说卢梭自以为是坦率的，这我同意。他是想做到这一点的，连自己身上丑恶的东西也不隐瞒。比如他承认自己过早地染上手淫的恶习，承认他在女人身边感到的胆怯来自一种可能产生类似阳萎状况的过度的敏感，承认他和华伦夫人的那种半乱伦性质的爱情，尤其是承认他那奇特形式的暴露癖。但是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种坦率的目的是要引出卢梭在性的方面的态度和表现而已，而这方面的坦率恰恰又是某种形式的暴露癖。写自己乐意去做的事。这就使他的放纵行为有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自己也因而感到分外快乐。在这一题材方面所表现的恬不知耻使那些和他是难兄难弟、共染恶习和一丘之貉的读者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一个一心想在这方面下工夫的作者撒起谎来，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卢梭的确承认自己偷盗，诬陷别人（如可怜的马丽永的丝带）以及对华伦夫人的忘恩负义。但这些偷窃是小偷小摸；至于诬告，他对我们说他的过错只是因为他太软弱；而他那样严重地谴责自己遗弃华伦夫人，这也是发生在他离开她很久之后，而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很多人也会象他那样行事的。他这样痛心地低头认罪，是因为他知道读者会原谅他。相反地他对抛弃他所有的孩子却一笔带过，好象那是一件小事似的。大家会想，他自己难道不属于那种“假装坦率的人”的行列？这种人也暴露缺点，但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罢了。

　　对于这一点，卢梭回答说：“但愿有人，要是他敢这样说，比我还诚实。”他这样说也许也有理，因为彻底的坦率要求人把自己当作事物来加以客观的观察，但无人能使观察的头脑不走样。讲自己过去历史的作者相信自己的记忆，但记忆却象艺术家和决疑者一样，已经有所选择。作者对他有深刻印象的某些插曲极其关注，但同时却忽略了、而且也根本没有想起过他在很多很多正常情况下所做的事。乔治·吉斯多夫在《发现自我》一书里戳穿了这种手法，他说：“忏悔从来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过，也许是因为现实是如此复杂和纷繁，如此没有终结，以致没有任何描述能重建一个真正忠实的形象……就这点而言，去阅读一本旧的私人日记是很说明问题的。我们打算逐日记下的东西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一份最原始的说明，但我们记忆里所保留的却和它一点也不相符……”

　　写忏悔录的作者以为是在回顾他的过去，但事实上他所描述出来的是这一过去在今日的记忆。富歇在老年时讲起他对革命的回忆，他是这样写的：“罗伯斯庇尔有一天对我说：‘多特朗特公爵……’”因此，后来发生的事也会使从前的事实染上一层色彩。一种经常要求和自己观点一致的想法使我们找出理由来解释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却纯属偶然，或因我们难以忍受，或因交谈时对方的语气所造成。“我越是注视，就越是走样，”瓦雷里说，“或者不如说我已换了个观察对象。”我们以为我们想起了我们童年时代的一段往事，事实上我们想起的是别人对这段往事的叙述。

　　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装假的一面。我们不仅为别人演一个角色，而且也为自己演一个角色。我们需要这样继续扮演下去，这就要求我们把不是出自我们本能的行动强加给自己。一切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更为执拗的第二天性上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合成的人物。完完全全的坦率就在于把两种角色都描写出来。但是它们是矛盾的，所以作家很难照办。司汤达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以及在他本人的日记里很好地向我们说明了这种疯狂和逻辑的混合，而作品里的这种交替出现要比在生活中更为常见。除本性外，如不强加给它更多的其他的性格，那还叫艺术吗？

　　事实上一种忏悔只能是一篇传奇故事。要是回忆录的作者是诚实的，在能回忆得起以及正确的叙述下，作品的事实就会和历史的真实完全一致，但感情则是想象的产物。卢梭的《忏悔录》是骗子无赖冒险小说里最好的一部。一切传奇性的素材他都具备：一个放任自流的少年，多种多样的环境，各种性格的人和众多的场面，谈情说爱和旅行，对社会缓慢的认识过程——年过四十而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这些素材塑造出一个伤感的吉尔·布拉斯，而卢梭在这些方面是什么都不缺的。

　　奇怪的是，他竟要求他书里描绘的那些往昔的感情要比描绘的事实更真实。

　　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

　　据上所述，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人能认识他的内心世界，并能把它和外界区别开，但有不是来自感知的思想存在。所有这一切我根本不信。卢梭的真实并不见于他的反省，而见于他以极其蔑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那些事实上。

　　讲述自己生平的人在描绘自己时，总以自己的方式不知不觉地、而且不由自主地重述相似的处境。司汤达曾不离安日拉·比埃特拉格吕安的左右，但他又去拜倒在梅拉妮·罗爱松的脚下；卢梭在和华伦夫人、克洛德·阿奈形成三人同居的男女关系之后，又去和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重建三角恋爱关系。他的很多行为是因为他的身体有缺陷而造成的，他的膀胱病使他怕见人。对于他的被迫节欲，他有一套理论。他为“如此热烈的情欲和一颗专为爱情跳动的心居然从没有热爱过某个女人”而感到惊奇。然而他无意中向我们作了解释：“这一残疾是使我远离集体并阻止我把自己关在女人家里的主要原因……”有一次他和一个讨他喜欢的女人相会，仅仅这一想法就使他处于一种难以想象的状态，以致在赴约时已疲惫不堪。让－雅克不健康的身体使他遭到不幸，而我们却从他那里得到了《忏悔录》和《新爱洛伊丝》。“一个作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从不公正的命运那里得到了补偿。”

　　人的思想若能相当客观，使其能以其他已知条件对自以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感情加以修正，这样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这些条件是：他的出身、童年、阶级以及这些环境使他形成的成见，他的身体状况及由此而受到的局限，使他产生种种反应和欲望的环境，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里的人的癖好、迷恋和迷信等。我们可以设想，台斯特先生就这样剔除了所有在他身上而又不算是他的东西。但是这么做之后他还能剩下什么呢？对自己的真正认识不就是对世界或上帝的认识吗？

　　对卢梭的情欲来说，有好几处值得我们注意。他从童年时代起，对女人就有这种真正的强烈的兴趣。当他沐浴在温馨的感情里时，这一兴趣就使他的叙述充满诗意。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在《忏悔录》第四章里描写他和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一起散步，并因此得到纯洁的精神上的满足那一段文字更美的了：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住下扔樱桃，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推，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在第二章里他和巴西勒太太纯真的爱情也毫不逊色，

　　（我）在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蜜。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有碰一下。是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一个心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与的快乐。在她跟前，一切都是恩宠。手指的微微一动，她的手在我嘴上的轻轻一按，都是我从巴西勒太太那里所得的恩宠，而这点轻微的恩宠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神魂颠倒……

　　圣勃夫有充分理由来赞赏卢梭就他与华伦夫人的第一次相见所作的迷人的叙述以及它给法国文学带来的新气象。这些篇页向凡尔赛的女读者展承了一个她们前所未知的充满阳光和清新气息的世界，尽管这一世界就近在咫尺。“这些篇页提供了敏感和本性相结合的例子，其中触及情欲的那一小点也是为使我们最终摆脱爱情和唯灵论的十足玄学论调所许可而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一个能描绘如此纯洁的精神满足的作家，一个能有这种情感的人竟如此缺乏高雅情趣致使读者在读到那个令人厌恶的摩尔人、那个里昂教士或朗拜尔西埃小姐的文字时为他惋惜不已。还有，当华伦夫人已成为他的情妇时，为什么还称她为“妈妈”？

　　圣勃夫，这位高雅之士，今天人们已不再有此教养，对这类错误以及“正派人不说而且也根本不知的某些下流的脏话”是用卢梭当过仆人因而学来了这些字眼来解释的。对“一个有过许多阅历的人来说，当他说出那些丑恶和卑鄙的事时是不会感到恶心的”。现在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谈吐的下流已不复为某种身分的人所专有。卢梭激起十九世纪这位批评家反感的大胆，今日看来，似尚嫌不足。

　　卢梭和他的仿效者居然把任何男人都知道、任何女人想必也知道的事都坦率地说出来，这是不是该引以为憾呢？对在主要之事上保持沉默的这一坦率加以称颂，而对如实地描绘人的真实情况的坦率感到愤怒，这是虚伪的。性欲方面的直言不讳产生了一种诱惑力，使读者通过联想也有了性欲，这种诱惑力还加强了他和读者间的一种友好感情。在另一个人，而且在一个伟人身上去发现他有情欲，有时还是些已经养成的或至少他曾很想去尝试的反常的性行为，这就使读者对他产生信任，他压抑在心底的东西全都发泄出来了。这就是胜利，但同时也是危害。使整整一个时代弥漫着淫荡的气氛，从来都不是健康的。厚颜无耻的时代是堕落的时代。爱里奥加巴尔时代的罗马使人怀念卡图时代的罗马。过分的贞洁可以引起痛苦的压抑，过度的放纵导致无休止的邪念。所以卢梭的情况，多少是有点固性而引起的精神失常的。

　　这种失常情况，就象大多数精神病一样，几乎整个都是想象的产物，因为他整个一生只和少数几个女人发生过性的关系，如华伦夫人、拉尔纳热夫人、帕多瓦姑娘、克鲁卜飞尔介绍给他的“小女孩”、戴莱丝·勒·瓦瑟，我相信这些就是所有的相好了。不过搞女人最多的人并不是那些谈情说爱最多的人。卢梭过多地谈情说爱，这就激怒了他的朋友，因为他向他们宣扬了他所信奉而从不付诸实施的道德说教。为了了解整个上流社会和两个教派对卢梭的严重敌对情绪，必须回忆一下一七五0年时使他突然成为红人的哲学。他，一个聪明的公民，一个与道德为伍的朋友，一个对不纯洁的享乐的蔑视者，一个文明的敌人，征服了巴黎。接着，这个戏剧的反对者却为宫廷写了一部歌剧。这个骄傲的共和主义者，尽管自己反对这样做，却仍接受了蓬巴杜尔夫人赐予的五十个路易。这个夫妇之爱的宣传捍卫者，却诱奸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并与之同居，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这位发表最著名的教育论文的作者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送进了育婴堂，或者至少还为此而夸耀。他就这样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致命的武器。

　　他有敌人，《忏悔录》的整个第二部是卢梭针对敌人的诬蔑竭力在为自己辩解。《忏悔录》开头的六章一直写到一七四一年，是在英国武通写成的，成功地描绘了他当学徒的那些年月。后来的六章是相隔两年之后，从一七六七年到一七七0年在多菲内及特利陆续写成的。故事讲到一七六六年就停止了，那一年卢梭同时受到法国、日内瓦和伯尔尼方面的迫害，于是他决定到英国去避难。《忏悔录》的第二部叙述他开始在巴黎的活动，和戴莱丝·勒·瓦瑟的同居，文学生涯的开始，和乌德托夫人的充满爱情的友谊以及这一热情所引起的不良后果。

　　在这第二部里，大家还可以读到一些优美的片断。当卢梭应埃皮奈夫人的邀请到退隐庐时所感到的欢乐，他又重新回到了那欢迎他、爱他的大自然的怀抱里，重新看到青翠的颜色、花朵、树木和湖泊；在这幸福的使人心醉神迷的环境的影响下产生了朱丽；他对这位窈窕姑娘——他的精神的产儿——的热爱；他和乌德托夫人的散步，最初几次相会时的传奇性色彩，在小树林里的夜间会晤；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迷人，出现了如同他在沙尔麦特时那样美的画面。

　　但是慢慢地在这些篇章里出现了怨恨的情绪。在夏日的芳香里渗进了一种窥探的气息。卢梭自以为受到一个神秘的阴谋集团的迫害：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

　　这是不是一种受害后的病态心理？无病呻吟？评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作如此想，因为卢梭的敌手，他们都是些文人和有权势的人，都享有身后声誉。我们要是读了亨利·吉尔敏的《一个人，两个影子》的话，也就不会怀疑卢梭是有不共戴天的仇人的，他们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齐心协力，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低微、不幸、默默无闻、但又很有独特的见解的他，在近四十岁时才初露头角。闻名一时的妇女骄傲地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于是成功便接踵而来，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很难原谅他的原因了。格里姆、狄德罗，这些卢梭以为是他最忠实的朋友的人，已经听够了别人对他的赞颂。格里姆是恶毒的，狄德罗倒不是那样一个人，但他不能原谅卢梭是个基督教徒。百科全书派没有动摇这位日内瓦公民的信仰，相反使它变得更为坚定，这对整个教派和教义宣传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要是他当初曾坚定地依附两大教派中的一派的话，至少基督徒会支持他，然而起初是新教徒，继而改宗天主教，接着又皈依新教。他声称这是一种纯属个人的信仰，一种摆脱“无甚价值的文辞”的和萨瓦副主教的信条一样的信仰。这种独立性值得敬佩然却危险，所以耶稣会教士和大臣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了。

　　轮到妇女了。当时也相当有势力，她们因他谈到她们时的亲切口吻而长期保护他、奖励他。他成功地使她们变成奴隶。她们请他为她们消愁解闷，要他去作伴，然而他却喜欢独自散步，陷入沉思，而不愿成为贵妇们小客厅里的装饰品。他的残疾使他不适合担任一些难以胜任的职务，如奉承者或得宠者那类角色。埃皮奈夫人待他很好，然而他竟爱上了她的小姑子乌德托夫人，并且还让她看出这一爱情，从而极其严重地伤害了她。他又很天真，居然把这一隐情透露给他以为是自己朋友的狄德罗，而事实上狄德罗早已不是他的朋友了。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曾是朋友的人更为恶毒的了，为了证明自己在一件明知是坏事的事里是清白的，他就把自己出卖的一切恣意抹黑。狄德罗滥用了别人对他的信任，而格里姆则耍手腕，使一切都激化了。乌德托夫人，虽说是他的情人，也对这位柏拉图式的同时又守不住秘密的情人感到厌倦，因为这是两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卢梭突然发现，这个过去对他显得如此迷人的小集团现在却在激烈反对他，必须离开退隐庐了，这是一大悲剧。读着这个故事，大家会想起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可怜的杜尔本堂神父，他也是一个多种深仇大恨的牺牲品。

　　剩下的可能只有沉默了。一束束信件、对霍尔巴赫小集团所作的焦虑的分析、伯尔尼或特拉维尔那些地方的人的偏狭心胸，文学史家对这一切都有一定的兴趣。对热心的读者来说，《忏悔录》的魅力在第十二章里消失了。但是这类读者对让－雅克既不会失去敬仰，也不会稍减赞赏。作品在结束时也象开始时一样，有一段真诚的告白：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在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有一切理由这样想：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话。

远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