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第二部分

《忏悔录》 第二部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 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那时候，我还没感到武装起来的日内瓦在我心里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热情。由于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读者可以看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该略而不谈了。

　　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几年为领导建筑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前往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捐躯，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丧夫折子的损失，使她对我这样一个仅存的近亲增加了几分亲热。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就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和别人料想不到的书信。我的舅母对于这堆破烂旧书是不太重视的，我愿意拿走什么就可以拿走什么。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罗霍尔特的四开本的“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非常精湛的注解，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爱好。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藏书之中，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保藏下来。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唯一的一个印刷本，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性情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官员们极为残酷的迫害，最近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了，据说是因为他曾参预了伯尔尼的阴谋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日内瓦大而无当的筑城计划的一个相当正确的批评。该计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秘密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因不赞成这个计划，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议会中的议员，就是以公民的资格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虽然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此项印刷品完全被邮局根据小议会的命令扣留了。我在舅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答辩书，我把这份文件与答辩书都拿走了。我作的这次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担任处长的果克赛里律师仍保持相当的交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请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简直使我晕头转向，我对同这位律师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感到自豪，为了要显示自己能够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誉，我一定要装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

　　由于这种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拿给他看，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很可以拿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政府机密的日内瓦的名人之列。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谨慎动机，我没有把我舅父对这份文件的答辩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律师先生所需要的只是印刷品。然而，他非常了解我愚蠢地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的宝贵价值。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再费多大力气也要不回来了，使索性做了个人情，把他所强占的东西变成了给他的赠品。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我就这样在音乐与医药，以及在制定种种计划和到各处旅行之间消磨了两三年，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然而，我对学问也渐渐发生了爱好，常去拜访作家，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但我与其说是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不如说是在玩弄书上的佶屈聋牙的词语。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有时顺便去探望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由于他把他从巴耶或从哥罗米埃斯那里所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使我增高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也常常和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见面，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教士，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常常作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我曾打算学他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寨子紧紧塞好，差不多就在同时瓶内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子象颗炸弹似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我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结果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以后，我当了六个星期的瞎子，从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实验的原理就不能乱动手。

　　这个意外事件对我的健康说来可真不是时候，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很好，又没有任何过分的嗜好，为什么现在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体格相当魁梧，胸部也很宽，我的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不由地就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跳，有时吐血；后来，我开始经常发烧，而且一直没有痊癒过。我的内脏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作过任何有伤身体的事，为什么在青春时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俗话说：“创毁剑鞘”。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激情给我以生命力，同时也伤害了我。或许有人问：哪些激情呢？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一些极端幼稚的事，但这些事却使我就象是要占有海伦，或者要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样激动起来。首先是关于女人的事。当我占有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的感官虽然安定了，但我的心却依旧不能平静。在炽烈的肉欲的快感中，爱的需求在吞食着我。我有了一个温情的妈妈，一个亲爱的女友；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情妇。于是我就将一个想象中情妇放在妈妈的位置上，为了哄骗我自己，我千百次地变换她的形象。当我拥抱着她的时候，如果我意识到躺在自己怀里的是妈妈，即使我拥抱得同样有力，我的欲望也会息灭；虽然我为妈妈的温存而落泪，我却享受不到快乐。肉欲的快乐啊！这是男人命中注定的一部分吗？唉！即使我这一生中只有一次尝到了爱的全部欢乐，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孱弱的身体能够经受得住，我可能当场死去的。

　　因此，我终日受着这种没有对象的爱情的煎熬，也许正是这种爱情才更消耗精力。想到可怜的妈妈的境遇每况愈下，想到她那种不审慎的行为不久就必然要使她彻底破产，我忧心忡仲，焦灼万分。我那可怕的想象总是走在不幸事件的前面，不断向我描绘出那个极可怕的不幸的情景及其后果。我预见到，我将要为穷困所迫而必须离开我已为之献出生命、而且缺了她我就不能享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个女人。我所以总是心神不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欲望和担忧互相交替地侵蚀着我。

　　音乐对我说来是另一种激情，虽然不十分炽烈，但也同样耗费我的精力，因为我对它也入了迷。我拚命钻研拉莫的那些难懂的著作，虽然我的记忆力已不听我使唤，我还是固执地加重它的负担。为了教音乐课我不断地东奔西跑；此外我还编写了一大堆乐曲，时常要通宵抄写乐谱。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呢？在我这轻佻的头脑中所想的一切蠢事，那些为时短暂、只占一天时光的爱好：一次旅行，一次音乐会，一顿晚餐，一次散步，读一本小说，看一出喜剧，所有这一切无须事先考虑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的快乐或办得到的事情，对我说来都同样可以成为十分强烈的激情，当它们变得热烈可笑的时候，都能把我折腾得够呛。克利弗兰的虚构的不幸，（我曾疯狂地阅读《克利弗兰》一书，而且屡次中断、又屡次拾起来，）我敢说，比我自己的不幸更叫我难过。

　　有一个曾在俄国彼得大帝的宫廷里做过事的名叫巴格莱的日内瓦人，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耻最荒唐的人。他经常装着一脑袋和他一样荒唐的计划，他把百万巨款说得易如反掌，而一无所有他也毫不在意。他有件纠纷要在元老院解决，所以到尚贝里来了，一来就把妈妈笼络住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慷慨地给妈妈拿出了他那许多一本万利的宝贵计划，而把妈妈仅有的那点银币一块一块地骗走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他也看得出来；对于我这样的人，看出我的心意当然是不难的。他不惜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巴结我。他会走几步棋，便提议教我下棋。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试了一试；刚刚学会了一点走法，我的进步就非常之快，第一局快完时，我就用他开始时让我的堡垒将了他的军。只这一下，我就变成了棋迷。我买棋盘棋子，买加拉布来的棋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出门了。我日日夜夜进行钻研，努力把所有的布局都记在心里，不管好歹一个劲儿往脑子里装，自己跟自己片刻不停、没完没了地下起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苦练和不可想象的努力，我就到咖啡馆去了。那时我面黄肌瘦，差不多象一个傻子。我要试一试手，就和巴格莱先生再杀一场；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又输了，一直输到二十盘；我脑袋里的那些走法全乱套了，我的想象力也完全迟钝了，眼前的一切仿佛在云雾中一样。每逢我拿起菲里多尔或斯达马的棋谱，练习和研究各种布局时，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由于极度疲劳而造成的精力衰竭，我的棋下得比以前更糟了。而且，就是我把棋暂时放下一个时期或者努力继续钻研，也总是和那第一次下棋一样，一点进步也没有。我的程度，始终是第一次下棋终局时那个程度。我就是再练习千百年，也不过是拿堡垒将巴格莱的军的水平而已，其他一点进展也不会有。大家一定会说，这个时间消磨得真好！不错！我的确用去了不少时间。我只是到了精力实在难以继续的时候，才放下了这最初的尝试。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简直象个从墓穴里出来的人，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不难想见，象我这样气质的一个人，而且是在青年时期，要想保持健康确实是困难的啊！

　　身体的衰弱，也影响了我的情绪，使我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一些。由于感到体力衰退，我变得比较安定了，一心只想旅行的热望也有所减低。我比以前喜欢呆在家里了，我感到的不是烦恼，而是忧郁。病态的敏感代替了激情，沮丧变成了悲伤；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息落泪，我觉得还没享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就要逝去。想到我那可怜的妈妈行将陷入破产的凄惨境地，我心中十分难过；我敢说，我唯一悲伤的，就是我要离开她，使她处于一种凄凉的境地。最后，我完全病倒了。她用远胜过母亲对儿女的心肠来照料我，这对她本人说来，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仅使她不再去关心她那各式各样的计划，同时还可以避开那些给她乱出主意的人。如果死亡在那时来临的话，那该是多么甜蜜呀！虽说我没享受到多少人生的幸福，但我也没有遭遇到多少人生的不幸。我那恬静的灵魂，可以在尚未痛感人间的不公正之前安然离去，这种不公正使生与死都受到了毒害。我堪以自慰的是，在我的同命者身上还保持着我的存在，这也就是虽死犹生啊。如果我对她的命运没有什么忧虑的话，我死的时候就会象安然入睡一样；而且这些忧虑的本身又由于有一个温柔多情的对象，痛苦也就减轻了。我常对她说：“你是我整个身心的保护者，你要让我感到幸福啊。”有两三次，在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夜里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有病的身子摸到她的房里，向她提出一些劝告，这些劝告，我敢说，都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而最突出的一点还是我对她的命运的关切。眼泪好象是我的营养品和药物，我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握着她的双手，和她一同洒下的眼泪，使我的精神又恢复起来了。这种夜间谈话有时长达几小时，当我回到自己屋子的时候，我觉得比去的时候好了许多。她对我许下的诺言，给我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一切烦恼都消失了，于是我就怀着听凭上帝安排的宁静心情安然地入睡了。假如我在这个时候死去，我是不会感到死亡是多么痛苦的。上帝呀，我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恨事，经历了使我生活动荡不安的多少风暴，以致生命对我说来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但愿结束这一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会象当年一样，不会让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吧！

　　由于她的百般照顾、细心看护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怀，她终于把我救活了，而且，的确也只有她能够这样做。我不太相信医生们的医疗，却非常相信一个挚友的照顾：同我们的幸福休戚相关的事情总是要比任何其他事情做得更好些。如果说生活中真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两人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我们相互间的爱恋并未因此而日益增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这种极质朴的爱恋中，却产生了一种令人说不出来的更亲密、更动人心弦的关系。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完全变成了她的孩子，她比我的生身母亲还亲。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我们的生命也仿佛糅合在一起了，我们不仅感到谁都需要谁，而且还觉得只要两人在一起就什么都满足了。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再考虑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而把我们的幸福和一切愿望完全寄托在两人的互相占有中。我们的这种占有可能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占有；这不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一般爱情上的占有，而是某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

　　这一如此可贵的转折，为什么没有为她和我的此后余生带来长久的幸福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深信这一点，我对此感到宽慰。这也决不是她的过错，至少她不是故意的。但是事情注定了：人的不可制服的本性又占了上风。不过，那不幸的结局也不是一下子发生的。感谢上天的安排，曾有过一个间隔期间：短暂而宝贵的间隔期间啊！它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而终止的，我也不能怪自己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虽然我的大病痊癒了，但精力并未复原，我的胸部还在发疼，余留的微烧始终未退，一直软弱无力。我只想在我所喜爱的女人身边度我的余生，使她永不放弃她所下的决心，叫她知道幸福生活的真正所在，并尽我的力量使她成为幸福的人，除此以外，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但是我不仅认为而且也感觉到在一所阴暗凄凉的房子里，两人寂寞无聊地终日对坐，最后也会感到愁闷的。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不用找，自已就来了。妈妈认为我应该喝牛奶，并且要我到乡下去喝。我表示，只要她和我一块儿去，我就同意。这一要求她马上就答应了，问题只在于选择什么地点。郊外的那个园子谈不上真正的乡下，四周又有别人家的房子和花园，没有一点儿可作乡居之所的吸引力。再说，自从阿奈去世以后，为了节约，我们已经不要这个园子了，我们也无心去照顾园中的植物。由于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放弃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并不使我们感到惋惜。

　　现在，我趁她对城市生活发生厌倦的时机，建议她索性离开城市，搬到幽静的地方去住，在那里找一所离城较远的小房子，使那些讨厌鬼再也找不到我们。如果她这样做了的话，则由她的守护天使和我的守护天使启示给我的这个主意，很可能使我们一直到死过着幸福安静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注定要享的福分。妈妈过惯了豪华生活，她注定要遭受的穷困和不幸带来的种种痛苦，使她不致过分留恋人生。至于我，这个各种灾难的牺牲品，注定要留在社会上，以便有一天能给任何热爱公众幸福，热爱正义，不靠同伙支持，不靠党派庇护，单凭自己的正直而敢于公开向人类说真话的人做个榜样。

　　一种不幸的顾虑把她抱住了。她怕得罪房主人，不敢离开她那所破房子。她对我说：“你的隐居计划非常好，也很合我的心意，不过，过隐居生活也需要钱呀，放弃我这所监牢般的房子，就有失去饭碗的危险，当我们在树林里找不到饭吃的时候，还得到城里来找。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我们最好不要完全离开城市。我们就继续给圣劳朗伯爵那点房租吧！这样他就不致停止我的年金。我们要设法找所小房子，它离城的距离可以使你享受生活的安静，又在必要时可以随时回城里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找了一些时候，我们就决定居住在沙尔麦特村属于孔济埃先生的一段土地上；这个地方就在尚贝里旁边，但是很僻静，仿佛离城有百里之遥。在两座相当高的山丘之间，有一个南北向的小山谷，山谷底部的乱石和灌木丛中有一道溪水，沿着这个山谷，在半山腰间疏疏落落地座落着几所房子，任何一个喜欢在比较偏僻比较荒野的地方过隐居生活的人，对这里都会非常满意。我们看了两三处房子，最后选择了最漂亮的一所，这所房子的所有人是一位正在服役的贵族，名叫诺厄莱。房子很适于居住。前面是一座高合式的花园，上面是一片葡萄园。下面是果树，对面是一个小小的栗树林，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泉水；再上一些，山上有作牧场用的草地，总之，对我们所要建立田园生活必要的一切应有尽有。据我记忆所及，我们大概是在一七三六年的夏末住到那里去的。我们第一夜在那里睡下的时候，我真是快活极了。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欣喜若狂，激动得睁着泪汪汪的双眼对她说道：“哦，妈妈，这真是幸福和纯洁的住所啊。我们要是在这里找不到幸福和纯洁，那就别到其他地方去找了。”
第六章　　

　　Hoc erat in votis： modus agri non ita magnus，　　

　　Hortus ubi et tecto vicinus jugis aquae fons，　

　　Et Paulum sylvae super his foret……

　　我不能接着说：　　

　　 Anctius atque　　

　　 Di melius fecere．

　　但是，没关系，我什么都不要了。我甚至不要所有权，只要我能享受就够了。我早就说过，而且也体会到，所有者和占有者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人，即使把丈夫和情夫间的区别撇开不谈。

　　我一生中的短暂的幸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使我有权利说我不曾虚度此生的那些恬静的但迅即逝去的时光，就是这时开始的。宝贵而令人留恋的时光呀！请再为我开始一次你们那可爱的历程吧；如果可能的话，请在我的回忆里走得慢一些，虽然实际上你们都是那样飞快地过去了。怎样才能把这段动人而单纯的记述按我的意愿写得很长呢？怎样才能把同样的事情反复重述，却不叫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厌烦呢？再说，如果这一切都是具体的事实、行为和言谈，我还能够描写，还能用某种方式把它们表达出来；但是，如果这既没有说过，也没有做过，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而只是感受过和体验过，连我自己除了这种感觉本身以外，也说不出使我感到幸福的其他原因，又怎么能够叙述呢？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也感到幸福；我在树林和小丘间游荡，我在山谷中徘徊，我读书，我闲暇无事，我在园子里干活儿，我采摘水果，我帮助料理家务——不论到什么地方，幸福步步跟随着我；这种幸福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事物中，而完全是在我的身上，片刻也不能离开我。

　　在我一生中的这个可贵的阶段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个阶段我所作、所说和所想的一切，没有一件是我不记得的。在这个时期以前和以后的一些事，有时只是片断地浮现在我的脑际，即使想起来时，也是参差不齐的和零乱的。只有这个时期的事情，我完全记得，当时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在年轻时候，我的想象力总是向前展望，现在则只是追溯往事，以甜蜜的回忆来填补我永远失去的希望。我看不出未来有什么可以诱惑我的地方，只有回忆过去，能给我带来乐趣；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期的回忆是那样生动，那样真实，使我常常感到幸福，尽管我有过不少不幸。

　　关于这些回忆，我只举一个例子，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多么真实多么有力。我们头一砍到沙尔麦特去过夜的那天，妈妈是坐轿子去的，我跟在后面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山路，她的身体又不轻，她怕轿夫们过于劳累，差不多半途上就下了轿，剩下的路程打算步行。在路上，她看见篱笆里面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就对我说：“瞧！长春花还开着呢！”我从来没有见过长春花，当时也没有弯下腰去看它，而我的眼睛又太近视，站着是不能辨认地上的花草的。对于那棵花，我当时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它一眼，从那以后，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我既没再遇见这种花，也不曾注意到这种花。一七六四年，我在克莱希耶和我的朋友贝鲁先生一同登上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厅，我的朋友把它叫做“美景厅”，确是名副其实。那时我采集了一点儿植物标本。我一面往上走，一面不时地朝树丛里看看，我突然间高兴地叫了一声：“啊！长春花！”事实上，也真是长春花。贝鲁看出我非常激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希望他以后有一天读了这段文字就能明白。根据这么一件小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读者就不难想见那个时期的一切事物给我留下的印象该是多么深刻的了。

　　不过，野外的空气并未能恢复我原有的健康。我本来就衰弱无力，现在更衰弱了。我连牛奶都消化不了，只好停止饮用。当时正流行着用泉水治病的方法，于是我就试行起泉水疗法来，但我运用得很不得当，以致这种疗法不但未能治好我的病，反倒几乎送了我的命。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拿着一个大杯子到泉边去，我一边散步一边喝，一直喝了两大瓶泉水。我每顿饭后的酒也完全停止了。我所喝的水和绝大多数的山水差不多，有些硬，不好消化。简单说，不到两个月我就把一向很健全的胃完全弄坏了，吃什么也不能消化，我确信再也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与此同时，我又突然得了一种病，不论就病的本身来说，还是就它那一直影响我一生的后果来说，都是很奇特的。

　　有一天早晨，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并不比往日坏，但当我正在移动一个小桌子的时候，突然觉得全身发生了一种几乎不可理解的震动。我想最好把这种变化比作血液中起了一阵暴风，它立刻袭击到我全身。我的动脉跳动得非常激烈，我不仅感觉到跳动，甚至还听得到跳动的声音，特别是颈部动脉的跳动。此外，两个耳朵嗡嗡直响，这种嗡嗡声包括三个甚至四个声音：粗而低沉的声音，较为清晰的好象潺潺流水的声音，尖细的哨音，最后则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跳动声；我不必按我的脉搏或用手摸我的身体，就能毫不困难地数出跳动的次数。我耳朵里的这种响声是那样厉害，以致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锐敏的听觉，我虽然没有完全变成聋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听觉迟钝了。

　　我的惊慌和恐怖是可以想见的。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就躺到了床上。医生也请来了。我颤抖着向他叙述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治不好了。我相信医生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仍然尽了他的职责。他向我罗哩罗嗦地说了许多道理，可是我连一句也没听懂；接着，他便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这“不值钱的身体上”采用他的那种医疗法。这种疗法令人难以忍受和感到恶心，而且效果甚微，不久我就厌倦了。过了几个星期，我看病情既不见好，也未恶化，就不顾脉搏的跳动和嗡鸣，索性离开了病床，恢复了我日常的生活。从那以后，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这种毛病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

　　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很能睡觉的人。有了这种病以后，我就开始失眠，于是我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种想法使我暂时不再为治病的事操心。既然我的生命不能延长，我便决定要尽量利用我还活在世上的那点时间。由于大自然的特殊恩施，即是在这种极不幸的情况下，我那得天独厚的体质居然免除了我在生理上所应受到的痛苦。我虽然厌恶这些声音，却并不为它感到苦恼；而且，除了夜间失眠和经常感到气短外，这种声音并未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不便；就是我那感觉气短的毛病，也没有发展到气喘的程度，只是在我要跑路或动作稍微紧张的时候显得厉害一点而已。

　　这种本应毁灭我的身体的病症，只是消灭了我的激情，我每天都为这种病在我的精神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天。我可以率直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以后，才开始活着。只是到了这时，我才对我要离开的事物予以应有的重视，开始把我的心思用在一些比较高尚的事情上，就好象我要把早该应尽的、而我至今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义务提前完成似的。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因此，我没有怎样费力就又转向了宗教。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那样枯燥无味，而在那些认为宗教可以给人以安慰和希望的人们看来，则是那样趣味盎然。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的教导比所有的神学家对我的教导都更有益。

　　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对于宗教当然也不例外。这套看法是由一些极不相同的观念——其中有的非常正确，有的非常荒谬——以及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和与她所受的教育有关的偏见组成的。一般说来，信徒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上帝也是什么样：善良的人认为上帝是善良的，凶恶的人认为上帝是凶恶的；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只看到有地狱，因为他们愿意叫所有的人都下地狱，而心地温和和善良的人就不相信有地狱。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善良的菲内龙在他的《德勒马克》一书中关于地狱的言论，真好象他相信有地狱似的，但是，我希望他当时是在说谎，因为不管多么诚实的人，一旦作了主教，有时就不得不说谎。妈妈对我是不说谎的；她那从来没有怨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复仇与愤怒之神。关于上帝，一般信徒所看到的仅只是公道和惩罚，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和仁慈。她常常说，如果上帝拿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那他就太不公道了，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作一个品德端正的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他要求我们这样，那就是向我们要他没有给过我们的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她虽不相信有地狱，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对恶人的灵魂究竟应当怎么办：既不愿叫恶人的灵魂下地狱，而在他们没有转变以前，又不愿把他们和善人的灵魂放在一起。我们也应该承认：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恶人的事总是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根据这种主张，关于原罪和赎罪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一股流行的基督教义的基础也被动摇了，而且起码可以说，天主教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是，妈妈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更确切地说，她自信是个好的天主教徒，她这种自信无疑是出于至诚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于教条和呆板，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永恒的苦难的话，她认为是带有侗吓或寓意的性质。耶稣基督的死，在她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之爱的榜样，它教人们要爱上帝，并且也要彼此相爱。一句话，她是忠于她所选择的信仰的，她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承认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一条一条地和她讨论起来，那就会发现她和教会所信仰的完全不同，尽管她始终是服从教会的。

　　在这个问题上，她所表现出的纯朴和真诚比那些学者们的论争更为雄辩有力，甚至有时叫她的听忏悔师很为难，因为她对自己的听忏悔师是什么事也不隐瞒的。她对他说：“我是个好天主教徒，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要用我的整个心灵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虽不能掌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掌握自己的意志。我要使我的意志完全服从教会，我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呢？”

　　我相信，即使没有产生过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遵奉它的一些原则，因为她的性格和基督教的道德太吻合了。凡是教会明确规定的，她都去做；其实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她也同样会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她总是喜欢服从的。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规定她开斋，她会守斋一直守下去，这完全是为了伺奉上帝，丝毫不是出于谨慎小心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些道德原则都是从属于达维尔先生的原则的，说得更准确些，她看不出其中有任何相抵触的地方。她可以坦然地每天和二十个男人睡觉，这样做既不是出自情欲，也不因此而感到有任何顾忌。我知道有不少虔诚的女人在这件事上的顾忌并不比她多，但是她和她们之间的不同是；她们是由于情欲的诱惑，而妈妈则是被她那诡辩哲学所欺骗。在最令人感动的谈话中，我甚至敢说，在最富有教诲意义的谈话中，她可以平静地谈到这个问题，面部的表情和声调毫无改变，而且一点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如果当时有什么事情打断了她的谈话，随后她会以同样冷静的态度接着谈，因为她真诚地相信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定的，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解释、奉行或回避，而不会冒亵渎上帝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虽然和她显然不同，我承认我不敢反驳她，因为要反驳，我就得扮演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一种羞愧之心使我难以启齿。我倒是很想建立一项规则叫别人遵守，同时又极力使自己成为例外，不受它的约束。但是，我不仅知道她的气质可以防止她滥用她的主张，我还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受骗的女人，如果我自己要求例外，就等于让她把她所喜欢的一切人都算作例外。其实，我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的地方时顺便提一下这点：这在她实际行为上并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而在当时甚至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我曾答应要忠实地叙述一下她的主张，我要遵守我的诺言。现在我再来谈谈自己吧。

　　我发现她的这些处世之道正是我为了使自己心灵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于是我便十分坦然地尽量从这个信赖的源泉中汲取一切。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依恋她了，我真想把我的行将结束的生命完全给了她。由于我对她的加倍的依恋，由于我确信自己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长，又由于我对将来的命运处之泰然，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平静、甚至是十分幸福的情况。这种局面缓和了使我们陷于恐惧和希望中的一切激情，从而使我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我那为时不久的时光。给这些日子增添了乐趣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在用一切办法来培养她对田园生活的兴趣。由于我一心要使她爱上她的园子、养禽场、鸽子、母牛，结果我自己也爱上了这一切。我虽然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但并没有搅乱我的平静，这比喝牛奶和服用一切药物更有益于我那可怜的身体，更能使我的身体恢复健康。

　　收获葡萄和水果使我们愉快地度过了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加之又处在善良的人们中间，这使我们对田园生活逐渐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们怀着极端的惋惜心情看着冬天的来临，回城的时候就好象要被流放似的，而我尤其难过，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能活到下一个春天，我觉得向沙尔麦特告别就是永别。在离开的时候，我吻了吻那里的土地和树木，尽管已经走得很远，我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回城以后，由于我和我的女学生们离开已经很久了，又由于我已失去了城市里的娱乐和社交的兴趣，我就不再出门了，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外，什么人也没有见过。萨洛蒙最近成了我和妈妈的医生，他是个正直而有才气的人，有名的笛卡儿派，他对宇宙法则有相当明智的见解；对我说来，听他那些非常有趣且富有教益的议论比服用他所指定的那些药剂更为有益。一切愚蠢和庸俗的谈话是我所一向不能忍受的；但听取有益的与有丰富内容的谈话，则始终是我最大的愉快，我对这样的谈话从不拒绝。同萨洛蒙先生的谈话使我感到极大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交谈已经涉及到我那摆脱了束缚的心灵行将获得的高深知识。我由于对他的好感进而发展到喜欢他所谈的课题，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的书籍。那些能把科学与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的论著，特别是由奥拉托利会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版的著作，对我更为相宜。我开始阅读这些书，更确切地说，我是在贪婪地读它们。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父写的《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读了它上百遍，并且决定拿这本书作为我的学习手册。最后，虽然我的身体状况欠佳，或者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逐渐引向研究学问的道路上，而且，我虽然每天都认为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但却更加奋勉地学习起来，就好象要永久活下去似的。别人都说这样用功学习对我有害，我却认为这对我有益，不仅有益于我的心灵，而且有益于我的身体，因为这样专心读书的本身对我就是一件乐事，我不再考虑我的那些疾病，痛苦也就因此而减轻了很多。诚然，这对于我的疾病，实际上不能有所减轻，但是由于我本来没有剧烈的痛苦，我对身体的衰弱，对失眠，对用思考代替活动，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后，我把机能的一步步慢慢衰退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到死方休的过程了。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琐事的挂虑，也使我避开了一直到那时被迫服用的讨厌药品。萨洛蒙承认他的药对我没有什么用，也就不勉强我继续尝那些苦味了，他只是开一些可服可不服的药方来安慰可怜的妈妈，以便减轻她的忧郁，这一方面不使病人对病情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医生的信誉。我放弃了严格的节食疗法，又恢复了喝酒的习惯，在我体力允许的范围内重新过起健康人的生活。我样样都有节制，但没有任何禁忌。我甚至又开始出门了，我去拜访我的朋友们，特别是我非常喜欢交往的那位孔济埃先生。最后，也许是由于我认为努力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件美好的事，也许是由于在我内心深处蕴藏着还能生存下去的希望，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反而似乎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我不顾一切地积累知识，以便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好象我相信我所获得的知识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有的东西。我对布沙尔的书店发生了好感，一些文人学者经常到他那儿去；不久，由于春天——我曾以为不能再看到的春天——已经临近了，我便在那个书店里选购了几本书，以便有幸能回沙尔麦特时，随身带去。

　　我得到了这种幸福，我就尽量享受这种幸福。当我看到草木萌蘖发芽的时候，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重新看到春天，对我说来，等于天堂里的复活。积雪刚刚开始融化，我们就离开了那所监牢般的住宅，为了听那夜莺的初啭，我们去沙尔麦特是相当早的。从那时起，我已不再相信我快要死了，实际上也很怪，我在乡间时从未真的病倒过。我在那里感到过不舒服，但始终不曾缠绵病榻。当我觉得身体比平时还坏的时候，我就说：“你们看见我要死的时候，就请把我抬到橡树的树荫下，我保证会复原的。”

　　虽然衰弱，我又恢复了田间的活动，当然我是量力而为的。我为自己不能独力从事田园工作而深感苦恼；刚锄了五六下地，就气喘吁吁，汗流如雨，支持不住了。我一弯腰，心跳就加快，血液就猛地冲到头部，我不得不立即直起身子来。我只好做些不太累的活儿，于是，就在许多工作中担当起照料鸽子的活来，我十分喜爱这种工作，常常一连干上几小时，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鸽子非常胆小，而且难以驯养，然而，我终于做到使我的鸽子非常信任我，甚至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它们都跟着我，我愿意什么时候捉它们就能捉住它们。只要我一去到园子里或到院子里，我的肩上和头上就会立刻落上两三只鸽子。虽然我很喜欢它们，但这样的扈从最后却成了我最大的累赘，我不得不免除了它们对我的这种亲昵的习惯。我一向特别喜爱驯养动物，尤其是驯养一些胆小的野性动物。我认为把它们驯养得善于听从人意，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利用它们对我的信任而去捉弄它们，我愿意叫它们毫无畏惧地喜爱我。

　　我在前面说过，我带来了几本书，于是就读起这些书来，但是我的读书方法很难使我得到益处，而只能增加我的疲劳。由于我对事物没有正确的理解，竟认为要从读一本书得到好处，必须具有书中所涉及到的一切知识，丝毫没考虑到就是作者本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他写那本书所需要的知识也是随时从其它书中吸取来的。由于我的愚蠢想法，我读书的时候就得不时地停下来，从这本书跳到那本书，甚至有时我所要读的书自己看了不到十页。就得查遍好几所图书馆。我顽固地死抱着这种极端费力的办法，浪费了无数的时间，脑子里越来越混乱不堪，几乎到了什么也看不下去、什么也不能领会的程度。幸而我发觉得尚早，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使我置身在一个漫无边际的迷宫里，因此在我还没有完全迷失在里面以前就回头了。

　　一个人只要对于学问有真正的爱好，在他开始钻研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哪一门也不能独自存在。虽然人的智力不能把所有的学问都掌握，而只能选择一门，但如果对其他科学一窍不通那他对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也就往往不会有透彻的了解。我觉得我的思路是好的和有用的，只是在方法上需要改变一下。我首先看的就是百科全书，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加以研究。不久，我又认为应当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先就每一个门类单独加以研究，一个一个地分别研究下去，一直研究到使它们汇合到一起的那个点上。这样，我又回到一般的综合方法上来了，但我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意识这样做的。在这方面，我的深思弥补了知识的不足，合乎情理的思考帮助我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不论我是活在世上还是行将死去，我都一点不能再浪费光阴了。二十五岁的人了，还是一无所知，要想学到一切，就必须下决心很好地利用时间。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命运或死亡可能打断我这种勤奋治学的精神，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先对一切东西获得一个概念，为的是一方面可以试探一下我的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亲自来判断一下最好是研究哪一门科学。

　　我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原先没有料到的好处，那就是：很多时间都利用上了。应当承认，我本不是一个生来适于研究学问的人，因为我用功的时间稍长一些就会感到疲倦，甚至我不能一连半小时集中精力于一个问题上，尤其在顺着别人的思路进行思考时更是这样，虽然我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思考，时间可能比较长些，而且还能有相当的成果。如果我必须用心去读一位作家的著作，刚读几页，我的精神就会涣散，并且立即陷入迷惘状态。即使我坚持下去，也是白费，结果是头晕眼花，什么也看不懂了。但是，如果我连续研究几个不同的问题，即使毫不间断，我也能轻松愉快地一个一个地寻思下去，这问题可以消除另一问题所带来的疲劳，用不着休息一下脑筋。于是，我就在我的治学计划中充分利用我所发现的这一特点，对一些问题交替进行研究，这样，即使我整天用功也不觉得疲倦了。当然，田园里和家里的那些零星活计也是一种有益的消遣，但是，在我的求知欲日益高涨的时候，不久我便想出一种能从工作中匀出学习的时间并且能够同时从事两件事的办法，而不去顾虑哪一件会进行得稍差一些。

　　在这些只我自己感到兴趣而往往使读者感到厌烦的小事里面，我还有未曾提到的地方，如果我不向读者指出的话，你们也许连想都不会想到的。现在举一个例子，为了要尽可能做到既轻松愉快而又能得到益处，我在时间的分配上进行了种种不同的试验，我一想起这点，就感到极为欣慰。我可以说，在我隐居生活中的这段时间虽然始终多病，却是我一生中最不清闲、最不感到厌倦的时期。那时，我一方面是在试图确定自己的爱好，而另一方面是在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并且是在这令人陶醉的地方，享受着我深感难以获得的人生之乐，享受着如此悠闲自在、甜蜜无比的伴侣之乐——如果对于如此美满的结合能够称之为伴侣的话，享受着我一心只想获得高深知识的那种快乐，这样，两三个月的时光转瞬间就过去了。对我来说，我的努力仿佛已经取得了结果，甚至还要超过许多，因为学习的乐趣在我的幸福中占据了主要的成分。

　　应该略而不提的这些试验，对我说来，每一件都是一种享受，但它们是那样平淡无奇，以致无可转述。再说，真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体会得越深就越难加以描写，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一些事实的汇集，而是一种状态的持续。我常常这样说，而且我以后甚么时候想起时还要比这说得更多。最后，在我那变化无常的生活有了一个大致的规律时，我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象下面这样分配的。

　　每天早晨日出以前起床，然后从邻近的果园走上一条十分美丽的道路，这条路在葡萄园的上方。我沿着这条山路一直走到尚贝里。一路上，我一边散步一边作祈祷。我的祈祷并不是随便地咕哝几句就完了，而是我那至诚的心一直向往着创造这个展现在我眼前的可爱的自然美景的造物主。我从来不喜欢在室内祈祷，我觉得墙壁和人手制造的那些小物件是我和上帝交往的障碍。我喜欢在欣赏他的创造物时默念他，这时我的心也上升到神的境界。我可以说，我的祝祷是纯洁的，因此我的心愿是值得上帝嘉纳的，我没有别的心愿，只是为我自己和我永远为之祝福的那个女人祈求一个没有邪恶、没有痛苦、没有穷困的纯洁的平静生活，祈求我们至死作正直的人并在未来有正直人所应有的好命运。实际上，在我的这种祈祷中，赞美和欣赏多于祈求。我知道，在真正幸福的施与者眼前，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幸福的最好方法，在于自己的争取而不只在于祈求。我回来的时候，总要绕一个大圈子，以兴奋的心情观望着周围田野里的那些东西，这是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灵永不感到厌烦的。我从远处探望妈妈是否已经醒来，看到她的百叶窗已经打开时，便欢喜得跳起来，赶紧跑向前去。如果百叶窗还关着，我就暂时转到园子里，以默诵我昨天所读的书籍作消遣，或者做一些园内的活计，等候她醒来。百叶窗一打开，我就赶忙跑到床前去拥抱她，那时她常常处在半睡的状态中，我们的拥抱既甜蜜又纯洁，在这纯真无邪的拥抱中，有着一种令人陶醉的愉快，但这种愉快和肉欲的快感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通常我们是拿牛奶和咖啡作早餐的。这时是我们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也是我们最能畅快地交谈的时刻。这种在早餐时的谈话通常占了相当长的时间，以致使我对早餐总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喜欢英国和瑞士的习惯，而不大喜欢法国的习惯，在英国和瑞士，早餐是大家聚在一起的一次真正的用餐，而在法国则是每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用餐，甚至常常根本不吃什么。闲谈一两个小时后，我就去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我起先看一些哲学书籍，如波尔－洛雅勒出版的《逻辑学》，洛克的论文，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儿的著作等等。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作者的学说差不多总是互相冲突的，于是我就拟订了一个要把它们统一起来的空想的计划，我耗费了不少精力，浪费了不少时间，弄得头昏脑胀，结果毫无所获。最后，我放弃了这种方法，采取了另一种比这好得多的方法，我的能力虽然很差，但我之所以还能有些进步，应当完全归功于这个方法，因为毫无疑问，我的能力在研究学问上一向是很有限的。我每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就拿定主意，完全接受并遵从作者本人的思想，既不掺入我自己的或他人的见解，也不和作者争论。我这样想：“先在我的头脑中储存一些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论点明确就行，等我的头脑里已经装得相当满以后，再加以比较和选择。”我知道这种方法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拿灌输知识的目的来说，这个方法倒是很成功的。有几年功夫，我只是作者怎样想自己就怎样想，可以说从不进行思考，也几乎一点不进行推理。几年过后我就有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足以使我独立思考而无需求助于他人了。在我旅行或办事而不能阅读书籍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复习和比较我所读过的东西，用理智的天平来判断每一个问题，有时也对我的老师们的见解做一些批判。虽然我开始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未免晚了一些，但我并没有感到它已失去了那股强劲的力量，因此，在我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别人并未说我是一个盲从的门徒，也没说我只会附和先辈的言论。

　　后来，我转学初级几何。对于这个科目，由于我一心要想克服自己记忆力薄弱的缺陷，我翻来覆去学了好多遍，同一部分经常从头学起，所以始终没有多大进展。我对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主要偏重在一连串的证明，而不重视概念的联系。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拉密神父的几何学，从那时候起，这位神甫就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位作者了，就是现在我还很爱重读他的著作。以后我便开始学习代数，同样也以拉密神父的著作为指南。在我取得了一些进步以后，我就阅读雷诺神父的《计算学》以及他的《直观解析》，对于后者，我不过是随手翻翻而已。我一直没有能够深刻理解把代数应用在几何学上的意义。对这种不知目的所在的计算法我是一点不感兴趣的，我觉得用方程式来分解几何题，就好象是在用手摇风琴演奏乐曲。在我第一次用数字算出二项式的平方就是组成那个二项式的数字的各个平方加上这两个数字的乘积的一倍，我尽管算得很正确，也不肯相信，直到我作出图形后才肯相信。我并不是因为代数里只求未知量便对代数没有甚么兴趣，而是在应用到面积上时，我就必须根据图形才能进行计算，不然我就一点也不明白了。

　　在这以后，我就研究起拉丁文来了。拉丁文是我最感困难的一门课程，我在这方面一直没有显著的进步。我起初采用波尔－洛雅勒的拉丁文法，但是，没有任何收获。那些不规范的诗句确实叫我讨厌，始终听不入耳。我一看那一大堆文法规则就糊涂了，在学会一条规则的时候就把以前的全忘了。对于一个记忆力弱的人来说，是不适于研究文字学的，而我却正是为了增强我的记忆力才决心从事这种研究。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它。那时，我对语句的结构已经有相当的理解，利用一本辞典，可以读一些浅近的著作。于是我就选择了这种途径，觉得效果很好。我集中精力翻译拉丁文，不是笔译，而是心译，也仅止于此。经过长期的练习，我终于能够轻松愉快地读一些拉丁文著作，但是我始终不能用这种语言谈话和写作，因此，当我后来不知为什么竟被放进学者行列的时候，我时常感到很尴尬。和我这种用功方法分不开的还有另外一种缺陷，那就是我一直没学会拉丁韵律学，更谈不上懂得作诗的种种规律。不过，我很想能欣赏拉丁语在韵文和散文里的那种非常谐美的声调，我曾费了不少力气想学会一点，但是，我确信，要是没有老师的指导，那几乎是办不到的。在所有的诗体中，最容易作的就是六音节诗，我学过这种诗句，我曾耐心地把维吉尔的诗的音律差不多全部都摸清了，并且标出了音节和音量；后来，只要我弄不清某个音是长音或短音，我就查那本维吉尔。然而，由于我不知道在作诗的规则中允许有一些例外，因而常常发生不少的错误。如果说自学有好处，那么我要说，它也有很大的坏处，最主要的是非常吃力。关于这一点，我体会得比任何人都清楚。

　　中午时分，我放下了书本，如果午饭还没有准备好，我就去访问已成为我的好友的那些鸽子，或者在园子里干点活儿等候开饭。一听到叫唤我的声音，我就兴致勃勃地带着强烈的食欲跑去，这里也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病情如何，我的食欲从未减退。午饭的时间是非常愉快的，在等妈妈能够吃东西之前，我们先谈些家务事。此外，天气好的时候，每星期有两三次，我们到房屋后边一个布满花草的相当凉爽的亭子里去喝咖啡；我在这个亭子四周栽了一些忽布藤，天气炎热的时候，到这里来乘凉是非常舒服的。我们在这里消磨一个来小时，看看我们的蔬菜和我们的花草，谈谈我们的生活，越谈越体会到我们生活的甜蜜。在我们园子的一端，还有另一个小家族：那就是蜜蜂。我轻易不会忘记去拜访它们，妈妈有时也和我同去。我对于它们的劳动很感兴趣，看到它们飞回来的时候，带着那么多的采集物，几乎都要飞不动了，觉得很有意思。头几天，我由于过分好奇，不小心被它们螫了两三次，但是后来我们渐渐熟识了；无论离多近它们也不会伤害我。蜂窝里的蜜蜂非常多，甚至满得必须分群，有时我就被它们包围起来，我的手上、脸上到处都是蜜蜂，但再没有一个蜜蜂螫过我。所有动物对人都不相信，这是对的，但当它们一旦确信人们无意伤害它们的时候，它们的信任会变得那样大，只有比野蛮人还要野蛮的人才能滥用这种信任。

　　下午我还是读书，不过午后的活动与其说是工作和学习，不如说是消遣和娱乐更为恰当。午饭后，我从来不能关在屋里认真用功，通常在一天最热的时候，一切劳动对我都是负担。然而我也不闲着，我自由自在、毫无拘束、不费心思地看一些书。我最常看的就是地理和历史，因为这两个科目并不需要集中精力，我那点可怜的记忆力能记住多少就收获多少。我试图研究佩托神父的著作，因而陷入了纪年学的迷宫里。我讨厌那既无止境又无边际的批判部分，却特别喜欢研究计时的准确和天体的运行。如果我有仪器的话，我一定会对天文学发生兴趣，但我只能满足于从书本上得到的一些知识以及为了了解天体的一般情况而用望远镜做的一些粗略的观察，由于我的眼睛近视，光靠肉眼是不可能清晰地辨认星座的。谈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曾发生过一次误会，至今想起来还往往觉得好笑。为了研究星座，我买了一个平面天体图。我把它钉在一个木框上，每逢无云的夜晚，我便到园子里去，把木框放在和我身材一般高的四根桩柱上。这个天体图的图面是向下的，须用烛光把它照亮，为了避免风吹蜡烛，我在四根桩柱中间的地面上摆了一个木桶，把蜡烛放在里面。然后，交替地看看天体图和用望远镜看看天上的星座，我就是这样练习认识星体并辨别星座的。我想我已说过，诺厄莱先生的花园是在一个高台上，无论在上面干什么，从大路上老远就可以看得见。一天夜晚，正当我用这一套奇怪的装备聚精会神地进行观察的时候，有些晚归的农民从这儿路过，看见了我。他们看到天体图底下的亮光，却看不到光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桶里的蜡烛有桶边挡着，他们看不见；再加上那四根支柱，那张画满各种图形的大图纸，那个木框，还有我那来回转动的望远镜，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们把我这一套东西当成是作魔法的道具，因而吓了一大跳。我的那身装束也使他们感到惊奇，我在便帽上又加了一项垂着两个帽耳朵的睡帽，穿着妈妈强使我穿的她那件短棉睡衣，在他们看来，我那样子的确象一个真正的巫师。而且当时将近午夜，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要举行巫师会议了。他们不愿意接着看下去，一个个惊慌万分地跑开了，并且叫醒了他们的邻居，把看见的事讲给他们听。这件事传得非常快，第二天，邻近的人就都知道在诺厄荣先生家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巫师会议。如果不是一个亲眼见到我作“妖术”的农民当天就向两个耶稣会士抱怨了一番，我真不知道这种谣言最后会产生多大后果。耶稣会士不明真相，只顺口给他作了一些解释。后来，这两个耶稣会士来看我们，向我们叙述了这件事，我向他们说明了原委，大家都不禁笑了起来。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当即决定以后我再去观察星空时就不要点蜡烛，看天体图则只在屋里看。我敢说，凡是在《山中书简》中读过我所谈的威尼斯幻术的人，一定会认为我早就具有做巫师的特殊天赋了。

　　这就是没有什么田间工作可做的时候，我在沙尔麦特的生活情形。我是特别愿意做田间工作的，只要是自己能胜任的活计，我干起来同农民一样；但是，由于我的身体极弱。我干的活计，只能说是其志可嘉。再说，由于我同时要做两种工作，结果哪样也没有做好。我认定用强记的方法可以加强记忆力，于是我坚持尽量多背一些东西，为此，我常常随身携带书本，以难以置信的毅力，一面干活儿，一面诵读和复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种顽强的、不间断的、无结果的努力居然没有使我变成傻子。维吉尔的牧歌，我学了又学，不知念了多少遍，结果现在还是一句都不会。不论是到鸽棚、菜园、果园或葡萄园，我总是随身携带着书本，因此我丢失或弄破了好些书。每当干别的活计时，我就把书本随便放在树底下或篱笆上，因此到处都有我干完活忘记拿走的书，及至两星期后重新找到时，那些书不是已经发霉就是叫蚂蚁和蜗牛给咬坏了。这种死用功的习惯不久就成了一种怪癖，干活的时候，我几乎跟傻子似地嘴里不断在嘟哝和默诵什么东西。

　　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是我最常读的，结果使我成了半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信徒了，虽然我自信心很强，他们那种严酷的神学教义却也有时叫我惊恐。那令人恐怖的地狱，我从来不觉得多么可怕，现在也渐渐扰乱了我内心的宁静，如果不是妈妈把我的心安定下来，这种可怕的学说最后一定会使我的精神完全陷入错乱状态。当时我的听忏悔师也是她的听忏悔师，他在使我保持心神的宁静方面出了不少力。这个人是耶稣会士海麦神父，他是一位和善而聪明的老人，我一想起他的音容，一种崇拜的心情使油然而生。他虽然是耶稣会士，但是有稚子般的纯朴。他的道德观与其说是宽容，不如说是温厚，这正符合我的需要，以使减轻让赛尼优斯教派加给我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印象。这位憨厚的人和他的同伴古皮埃神父常到沙尔麦特来看我们，虽然对他们那么大年纪的人来说，这条路很不好走而又相当远。他们的拜访使我受益很大，但愿上帝也以同样的好处赐与他们的灵魂吧！当时他们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我实在难以设想他们今天还活在人间。我当时也常到尚贝里去看望他们，渐渐地同那里的人搞熟了，有时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的图书馆我也能够利用。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幸福的时期，也就联想到耶稣会士，以致因前者而喜欢后者。尽管我一向认为他们的学说很危险，但我从来未能从心里憎恨他们。

　　我真想知道别人心里是否也会产生象我心里有时产生的如此幼稚可笑的想法。在我忙于研究各种学问和过着一个人所能过的最纯洁的生活当中，不管别人对我说些什么，害怕地狱的心情仍在扰乱着我。我经常问自己：“我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我立刻死去的话，会不会被贬下地狱呢？”按照我所理解的让赛尼优斯教派的教义。那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的良心却告诉我，我不会下地狱。长期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动摇于令人困惑的两可之间，为了摆脱这种烦恼，我竟采用了最可笑的方法，我想，如果我看见另一个人也采用我这种方法，我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关起来的。有一天我一面想着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一面漫不经心地对着几棵树的树干练习扔石头；当然，按照我素常的技巧，我差不多是一棵也不会打中的。在这有趣的练习中，我忽然想起借此来占卜一下，以便消除我的忧虑。我对自己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投击我对面的那棵树，如果打中了，说明我可以升天堂，如果打不中，说明我要下地狱。”我这样说着，心里怦怦直跳，手颤抖着把石块投了出去，但是，非常之巧，正好中在树干的正中央。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特意选择了一棵最粗最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灵魂能够得救再也不怀疑了。当我回忆起这一幼稚行为的时候，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看我这样，一定会发笑的，你们为自己而庆幸吧，但是，请你们不要嘲笑我那可怜的弱点吧，我向你们发誓，我确实是深深感到烦恼的。

　　不过，这些不安和恐惧或许是和我的虔诚信仰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经常的状态。一般说来，我是相当平静的；我虽感到死亡之将至，但这种感觉对我心灵的影响，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一种平静的幽思，甚至其中还有某种甜蜜的滋味。我最近在旧纸堆里找到了一篇为劝勉自己而写的文字，当时我为自己能在有足够的勇气正视死亡的年龄死去而感到幸福，因为在我这短短的一生中，无论是肉体上或是精神上都没有遭受到多大痛苦；我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正确啊！一种活下去要受苦的预感使我害怕。我仿佛已经预见到我晚年的命运了。我这一辈子只是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最接近于明智。对过去没有多大的懊悔，对未来也毫不担心，经常占据着我心灵的思想就是享受现在。笃信上帝的人通常有一种虽然不大但却十分强烈的私欲：他们往往以无比的兴趣玩味那些允许他们享受的纯洁的欢乐。世俗的人们则认为这是一种犯罪，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嫉妒别人享受他们自己已经失去兴趣的那些简单的快乐。我那时是有这种兴趣的，并且我认为能够于心无愧地满足这种兴趣确实是一件乐事。那时，我的心还没有被触动过，对于一切都是以孩童般的欢乐去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以天使般的欢乐去接受的，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确实有点象天堂里的那种宁静的幸福。蒙塔纽勒草地上的午餐。凉亭下的夜饮，采摘瓜果，收获葡萄，灯下和仆人们一起剥麻，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真正的节日，妈妈同我一样感到非常快乐。二人单独散步更具有诱惑力，因为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倾诉衷肠。在许多次这类的散步中。圣路易节日的那次散步是我特别不能忘怀的，那天正是妈妈的命名日。我们二人一清早就出门了。出门之前，我们先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教堂里去望弥撒，这场弥撒是在天刚刚亮时由一位圣衣会的神父来做的。望完了弥撒，我建议到对面山腰里去游览，因为那里我们还没有去过。我们派人先把食物送到那里，因为我们这次要玩一整天。妈妈的身体虽然有些胖，但走起路来还不怎么困难。我们越过一个个小山岗，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有时是在太阳底下，多半时间是在浓荫下面，我们走累了就休息一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边走边谈，谈我们自己，谈我们的结合，谈我们的甜蜜生活，我们为这种生活能长久下去而祈祷，但是上天并没有让我们如愿以偿。所有这一切都好象在赞助这一天的幸福。那一天正是雨后不久，没有一丝尘土，溪水愉快地奔流，清风拂动着树叶，空气清新，晴空万里，四周的一片宁静气氛一如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午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准备的，我们同他们在一起吃，那一家人真诚地为我们祝福。这些可怜的萨瓦人是多么善良啊！午饭后，我们来到大树的荫凉底下，我拾些为煮咖啡用的干树枝，妈妈则在灌木丛中兴致勃勃地采集药草。她拿着我在路上给她采集的花束向我讲起关于花的构造的许多新奇知识，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按理说，这本可以引起我对植物学的爱好，但是时间不凑巧，当时我研究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一种使我百感交集的思想把我的心思从花草上转移开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谈的和所作的一切以及所有使人深受感动的种种事物，无不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在安讷西完全清醒时所做过的、而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里已提到过的那种美梦。两者的情景是那样相似，以致我一想起，就感动得流下泪来。在满怀柔情的激动中，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热烈地向她说：“妈妈，妈妈，这个日子是你好久以前就许给我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由于你，我的幸福已达极点，但愿它永不减退！但愿它和我能领会这种幸福的心一样久长！但愿它只能和我自己同时结束。”

　　我的幸福日子就这样安然地流逝着。这些日子是那样幸福，以致使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扰乱它们，我只觉得除非到我生命的末日，它是不会有终结的一天的。这并不是说使我产生忧虑的泉源已经完全消失，但是我看到它的趋势正在改变，于是我就尽力把它引向有益的方面，以便从中找到补救的方法。妈妈自己是喜欢乡村的，她的这种兴趣并没有因和我在一起而减退。她现在也渐渐对田园工作感到兴趣了，喜欢利用经营田地作为取得生计的手段，她在这方面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也很乐意加以利用。她不能满足于她所租的那所住宅周围的田地了，她有时租一块耕地，有时又租一块牧场。总之，她既然把事业心放在农事方面，她也就不再愿意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了，拿她当时所经营的农事来看，她不久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愿意看见她把经营规模扩充得如此之大，尽可能地加以劝阻，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她准又要受骗的，加之她那种慷慨和挥霍的天性，结果总是使开支超过收益。然而，一想到这种收益不会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也可以补助一下她的生活，我也就感到些安慰了。在她所制订的种种计划中，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还算是最小的，而且我并不和她一样把这当作一件牟利的事业，而是把它当作使她摆脱开那些冒险事业和骗子手的经常性的手段。根据这种想法，我急切地希望恢复体力和健康，以便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当然，这样做我就得常常丢开书本，也不再有时间考虑我的病情，从而会促进我的健康的恢复。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来了几本书，其中有邦齐里神父所写的《消遣录》和所编的《音乐论文集》。这两本书使我对音乐史和对这种艺术的理论研究发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我在几个月前已达到成人年龄，我已约定明春去日内瓦领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至少在得到我哥哥的确实信息以前先要回我本人应该继承的那一份。事情是按照预定的步骤办理的。我去日内瓦的时候，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日内瓦，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虽然对他所下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钦佩他的勇敢和尊敬他的正直，便装作把他的事情忘记了；而政府的成员们正在忙于一个不久就要付诸实施的重大计划，不愿意过早地激怒市民，使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回忆起过去的不公正措施。

　　我很怕有人由于我改教的事而在继承问题上故意刁难；结果没有出什么事。在这方面，日内瓦的法律不象伯尔尼的法律那么严峻；在伯尔尼，凡是改变信仰的人，不仅要丧失他的身分，而且还会丧失他的财产。人们对我的继承权并没有发生争议，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继承部分竟变得那样少，几乎是所余无几了。虽然我哥哥的死亡是确实无疑的了，但尚无法律证据，我没有充分的证明材料可以要求他的那一份，我毫不惋惜地把他应继承的那份财产留给了父亲，以便补助他的生活。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享用了它。法律手续一办妥，我刚一拿到自己那笔钱，除了用一部分买了一些书外，我飞快地把其余的钱全部送到妈妈眼前。一路上我高兴得心里直跳，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比我刚得到这笔钱的时候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淡漠地接过这笔钱，这是具有高贵灵魂的人所共有的态度，他们不会对别人的这类举动感到惊讶，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区区小事罢了。后来，她以同样的淡漠态度把这笔钱几乎完全花在我的身上。我认为，即使这笔钱是她从别处得来的，她也会这样花掉的。

　　这时，我的健康不但一点没有恢复，反倒眼看着一天天坏下去。那时，我苍白得象个死人，瘦得象副骷髅，脉搏跳得很厉害，心跳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并且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我甚至衰弱到连动一动都觉得很吃力，走快点就喘不过气来，一低头就发晕，连最轻的东西也搬不动；象我这样一个好动的人，身体竞坏到什么也干不了，真是最大的苦恼。无疑，所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搀杂有神经过敏的原因。神经过敏症乃是幸福的人常得的一种病，这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树叶的沙沙声或一只鸟的叫声往往会把我吓一大跳，在安适的宁静生活中情绪也不平静。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对舒适生活的厌倦心情，使我多愁善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当我能够愉快地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我那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不允许我享受，而且谁也说不出我的疾病的真正原因所在。后来，虽然我已届晚年，并且患有真正严重的疾病，我的身体却好象恢复了它原有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经受自己的种种灾难。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正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身体已经衰弱不堪，我却觉得在我这受苦的晚年，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倒比在真正幸福的青春时代更有活力和更为充沛。

　　最后，由于看书的时候读了一点生理学，我开始对解剖学发生了兴趣。我不断地在琢磨构成我这部机器的那许许多多零件，琢磨它们的机能和活动，经常预感身上的某个地方就要出现什么毛病。因此，使我感到惊奇的并不是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半死不活，而是为什么我居然还能活着。我每读到一种疾病时，就认为这里所说的正是我的病。我深信，即使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研究了这门不幸的学问，我也会成为一个病人的。由于我在每一种病症中都发现有和我的病相同的症状，我就认为自己什么病都有。除此以外，我又得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为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有这种病。由于我不断研究、思考、比较，我竟认为我的病痛的根源是由于我心上长了一个肉瘤，看来萨洛蒙对我的这个想法感到很惊讶。照理说，我应该根据这种想法，把我以前所下的决心坚持下去。可是我没有这样作，反而用尽一切心思想把我心上长的这个肉瘤治好，并决定马上进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治疗。过去，当阿奈到蒙佩利埃去参观植物园和探望该园总技师索瓦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费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肉瘤。妈妈想起了这件事，并把经过情况告诉了我，这就足以激发我去找费兹先生治疗的愿望了。由于治病心切，我也有了做这次旅行的勇气和力量，从日内瓦带来的那笔款子正可以用来给我做路费。妈妈不但没有劝阻我，反而鼓励我这样做，于是我就动身到蒙佩利埃去了。

　　其实我用不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由于骑马太累，我在格勒诺布尔雇了一辆轿车。到了莫朗，在我的轿车后面一连串有五六辆轿车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象喜剧中马车队的故事了。这些轿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夫人的新婚女人的。和她同行的另一个女人，是拉尔纳热夫人，虽然不象科隆比埃夫人那么年轻，也不如她漂亮，但和她是同样的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拉尔纳热夫人要从罗芒一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是很腼腆的，怕见生人，一定认为我决不会很快就和这些体面的夫人以及她们的侍从熟识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道，住的是同一家旅店，有时还不得不同桌进餐，我回避同她们认识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性情孤僻的怪人。这样，我们就很快熟识了，甚至用我的想法，熟识得未免过早了些，因为所有那些乱嘈嘈的谈笑声，对于一个病人，尤其象我这样气质的病人，是颇不相宜的。然而，这些聪明乖巧的女人的好奇心非常强烈，为了结识一个男人，她们总是先把他搅得晕头转向。我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科隆比埃夫人被她的那些美少年所包围，没有功夫来罗嗦我，而且对她来说也用不着，因为我们眼看就要分手了。至于拉尔纳热夫人，纠缠她的人不多，而且又需要人给她在路上解闷，因此便和我周旋起来。这样一来，再见吧，可怜的让－雅克，或者更确切地说，再见吧，我的寒热、郁闷、肉瘤！所有这一切在她身旁都烟消云散了，我只剩下有点心跳的毛病，只有这个毛病她不愿意给我治好。我的身体不大好，是我们结识的最初引线。人家虽然知道我有病，也知道我是到蒙佩利埃去的，可是我想一定是因为我的神情和举止不象是一个荒唐鬼，所以，后来看得很明显，人家不会怀疑我是因纵欲过度而去治病的。虽然疾病并不会使一个男人在女人跟前受欢迎，但这次却使我成为受到关怀的人物了。一清早，她们就差人来问候我的病况，并请我同她们一起用可可茶，她们还问我夜里睡得好不好。有一次，按照我说话不假思索的可嘉习惯，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使她们认为我是个傻瓜，于是便在我身上作了进一步的观察，这种观察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有一次我听见科隆比埃夫人向她的女友说：“他虽然不懂人情世故，却是很惹人爱的。”这句话大大地鼓舞了我，也使我真的显得可爱了。

　　既然彼此熟悉了，每人总要谈谈自己的事，谈谈从哪儿来，谈谈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当时我很窘，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在上流社会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同上流社会的女人在一起，一说我是新近才改信天主教的，马上就会没有人理我。我不知道是出于怎样一种古怪念头，竟想装起英国人来，我自称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大家也就真地相信了。我说我叫杜定，人们也就叫我杜定先生。当时有一位讨厌的陶里尼扬侯爵也在那里，他同我一样，也是一个病人，不仅老态龙钟，脾气还不怎么好，他竟和杜定先生攀谈起来。他同我谈到詹姆士王，谈到争夺王位的人，谈到圣日尔曼故宫。我当时真是如坐针毡，因为我对这些事知道的很有限，我只是在哈密尔顿伯爵的作品里和报纸上读到过一些。可是。我知道的材料虽不多，利用得还不错，一场谈话，居然被我敷衍过去了。侥幸的是他没有问我英国语言上的问题，因为我一个英文字也不认识。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倒很情投意合，因为眼看就要分手了，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之意。在路上我们特意象蜗牛一般地慢慢前进。有一天星期日，我们来到了圣马尔赛兰，拉尔纳热夫人要去望弥撒。我同她一起去了，这一来几乎把事情弄糟了。一进教堂，我的神情举止和往常我在教堂里一样。她一见我那毕恭毕敬的样子。以为我是个虔诚的信徒，因而对我产生了极不良的印象，这是两天以后她亲口向我承认的。后来，经我做出了许多献殷勤的表示，才逐渐消除了她对我的这种印象。其实，拉尔纳热夫人本是一个富有阅历的女人。是不甘示弱的，她情愿冒点危险向我先表示好感，以便看一看我究竟抱什么态度。她三番两次向我表示好感，又表示得那么热，以致我不相信她是看上了我的相貌，而认为她是在讥笑我。根据这种愚蠢的想法，我真做了不少蠢事，那时我的表现比《遗产》喜剧中的那位侯爵还不如。拉尔纳热夫人也真能坚持，她不断和我调情，还向我说了那许多温存的话，即使一个不象我这么傻的人也很难把这都看作是真的。她越向我表示好感，我越认定我的看法不错，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闹来闹去我竟真地产生了爱情。我对我自己说，并且也向她叹息道；“唉！为什么这些都不是真的呢！不然我就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幸福的人了！”我相信我这初出茅庐的人的傻气只能更激起她的好奇心，她不愿在这件事情上显出她的手段的不高明。

　　到了罗芒，我们就跟科隆比埃夫人和她的随从分别了。拉尔纳热夫人、陶里尼扬侯爵和我三个人以最慢的速度、最愉快的心情继续我们的路程。侯爵虽然是个有病而又好唠叨人，却是个好心人，但他不愿意光看别人热闹而自己不插进去凑凑趣儿。拉尔纳热夫人一点也不掩饰她对我的倾心，以致侯爵比我本人还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要不是因为只有我才能有的那种多疑思想在作祟，他那些旁敲侧击的戏谚语至少会使我对原来不敢相信的她的美意产生信赖的心情。然而我竟认为他们是串通好了来戏弄我，我那愚蠢的想法越来越使我不知所措了。拿我当时所处的情况来说，既然我真地爱上了她，本可以扮演一个相当漂亮的角色，只因我有这种愚蠢的想法，结果竟使我扮演了一个最平庸的角色。我不明白拉尔纳热夫人为什么对我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并没有感到厌烦，为什么没有以极其轻蔑的态度把我甩开。但是，她确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善于识人，她看得很清楚，在我的举止中，愚蠢的成分多，冷淡的成分少。

　　最后，她终于使我了解了她的心意。我们到瓦朗斯用午饭，按照我们可嘉的习惯，就在那里消磨午饭后的那段时间。当时我们住在城外的圣雅克旅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旅店，以及拉尔纳热夫人所住的那间房子。午饭后，她要去散步，她知道陶里尼扬先生不能去，正好可以为我们二人安排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是她早就拿定主意要利用的机会，因为时间所剩不多了，要达到目的，再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们沿着护城河缓步而行。于是，我又向她喋喋不休地诉说起我的病痛来，她回答的声音是那样亲切动人，并且还不时把她挽着的我那只胳膊紧紧地按向她的胸部，我想，除了我这样愚蠢的人以外，谁也不会不借此机会来证实她说的话是否是真心话。最有趣的是，当时我也非常激动。我曾说过，她是可爱的，现在爱情使她变得更加妩媚动人了，使她完全恢复了青春的艳丽，她那卖俏的手段的高明，就是意志最坚定的男人也会被她迷住的。所以我当时很紧张，随时都想放肆一下；可是我又怕冒犯她，怕招她不高兴，我特别害怕的是被人嘲笑，受人揶揄、戏弄，给人提供茶余酒后的笑料，使那个无情的侯爵提到我的无礼举动时挖苦我几句。这一切都使我不敢轻举妄动，连我自己对我这种愚蠢的畏葸都很气愤；我更气愤的是，尽管我恼恨我的畏葸，却又不能克服它。我那时简直如受苦刑一般。我已经丢开我那一套塞拉东式的情话了，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路上情话绵绵实在可笑。由于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好不吭声。我的样子就好象是在跟谁赌气似的；总之，我的一举一动都适足以给我招来我所最怕遇到的事情。所幸拉尔纳热夫人下了一个比较仁慈的块心。她猛地搂住了我的脖子，从而打破了这个沉默，就在这一刹那间，她的嘴唇紧贴到我的嘴唇上，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切，不容我再有任何疑虑了。这一个急转直下真是再巧不过了，我马上变成了可爱的人。事不宜迟。在此以前，我由于缺乏她给予我的这种信任，差不多总也不能表现出原来的我，这时我又是原来的我了。我的眼睛，我的感官，我的口和心从来没有这样出色地表达过我的意思，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圆满地弥补了我的错误。虽然这次小小的胜利确实使拉尔纳热夫人费了一番心思，我有理由相信她是不会感到后悔的。

　　即使我活到一百岁，回想起这位迷人的女人时，也会感到快乐的。我说她是迷人的，尽管她既不美，也不年轻。但她也既不丑，又不老，在她的容貌上没有一点妨害她的智慧和她的风韵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和别的女人不同之处，就是她的脸色不够鲜艳，我想那是由于过去搽胭脂太多，损害了她脸上的颜色。她在爱情上所表现的轻浮是有她的理由的，因为这是充分体现她那可爱品质的好方法。可以见到她而不爱她，但是不可能占有她而不崇拜她。据我看，这就足以说明她并不是象对我那样经常滥用自己感情的。她这样快这样强烈地爱上我，可以说是难以原谅的，但是，在她的爱中，心灵上的需要和肉体上的需要，程度至少是相等的。在我同她一起度过的那段短暂而快乐的日子里，从她强使我遵守的节制来说，我完全可以相信，她虽然是个喜爱肉欲的女人，但她珍惜我的身体甚于满足自己的快乐。

　　我们的秘密来往是瞒不过陶里尼扬侯爵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的嘲笑；恰恰相反，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把我当作一个可怜的情人，一个遭受无情女人折磨的受难者。他没有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眼神能使我怀疑到他已看出我们之间的事情。如果不是拉尔纳热夫人比我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她对我说侯爵并没有被我们瞒住，只不过他是一个很知趣的人，我一定以为他居然被我们瞒过了。说真的，谁也不会有象他那样的好心肠和对人那样彬彬有礼。他对我也是如此，只是有时好说几句玩笑话，特别是自从我取得成功以后。也许他对我说些玩笑话是表示瞧得起我，认为我并不象原先表现的那样愚蠢。显然，是他弄错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正好利用他的错误，而且，说实在的，那时人们嘲笑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我也很高兴地故意给他以讥笑我的口实。我有时也反驳他几句，甚至相当巧妙地反驳他几句，因为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居然能在拉尔纳热夫人面前炫耀她启发给我的智慧。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那时我们是在一个最富足的地方和最富足的季节旅行的。由于陶里尼扬侯爵的细心照顾，我们到处都有精美的饮食。他甚至把他这番好心一直用在我们所住的房间上了，这本来是用不着他操心的，他却事先打发仆人去订房间，而那个可恶的仆人不知是自作主张还是受了主人的指使，总叫他住在拉尔纳热夫人的隔壁，而把我安置在房子的尽头。但这难不住我，我们幽会的趣味反而更加浓厚了。我们这种快乐的生活继续了四、五天之久，在这短短的几天中，我饱尝了最甜蜜的肉欲之乐，并且陶醉在这种快乐里面。我所得到的快乐是完美的、强烈的、不含有任何苦痛的成分，这也是最初的和仅有的快乐，我可以说我应该感谢拉尔纳热夫人，她使我在离开人世以前能够领略到此中的乐趣。

　　即使说我对她的感情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爱，那至少是我对她向我所表示的爱的一种温情的回报，那是快乐中的一种十分炽烈的肉欲，是谈话中的一种十分甜蜜的亲昵，其中具有激情的动人魅力，却没有因激情而使人丧失理智的那种狂热，以至虽有快乐也不会享受。我一生只有一次感到了真正的爱，但不是在她的身旁。我爱她从来不象爱华伦夫人那样，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占有她时比占有华伦夫人时快乐百倍。在妈妈跟前，我的快乐总是被一种忧郁的情绪，一种难以克服的内疚心情所搅扰，我占有她的时候不但不感到幸福，反而总以为是辱没了她的品格。在拉尔纳热夫人身旁则完全相反，我以一个男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而感到自豪，因此，我可以愉快地、放心大胆地纵情欢乐，我还可以分享我给与她的同样的欢乐，我的心情是相当安定的，我以无限的虚荣心与快乐感来欣赏我的胜利，并企图从这个胜利中得到更大的胜利。

　　我不记得陶里尼扬侯爵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他本是当地人，不过在到达蒙太利马尔以前，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从那时起拉尔纳热夫人便叫她的侍女坐上我的车子。而让我和她同乘一辆车。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旅行是不会使我们感到厌烦的，至于沿途都有些什么风景，那我就很难说清楚了。在蒙太利马尔，她有些事情要办，便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当中，她只是为去拜访一个人而离开我一刻钟。那次拜访给她招来了许多无味的纠缠和不少人的邀请。她是决不会接受那些邀请的，因此她借口不舒服都婉言谢绝了。但这种不舒服并没有影响我们天天在最美好的地方和最美丽的天空下两人单独到处游览。啊，幸福的三天啊！我至今还有时以惆怅的心情回忆起这幸福的三天，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旅行中的爱情本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必须分手了。老实说，我们也该分手了，这并不是说我已经感到厌倦或者即将感到厌倦，我是日甚一日地沉溺在对她的依恋中。尽管拉尔纳热夫人很有节制，我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决心要在我们分手以前用我剩下的那点精力尽情享受一番，她为了防止我接近蒙佩利埃的姑娘，所以也就顺从了。为了给分别找些安慰，我们制定了重新会面的计划。我们的决定是：既然这种调养方法对我有好处，我可以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并且到圣昂代奥勒镇去过冬，由拉尔纳热夫人来照管我的生活。不过我需要在蒙佩利埃逗留五六个星期，以便给她留点时间做些必要的安排，免得让人说闲话。关于我到圣昂代奥勒镇后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应该说的话，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她都给了我非常周详的指导。我们还约好在见面以前要彼此通信。她很郑重其事地嘱咐了我很多关于爱护身体的话；她劝我去找一些名医，要严格遵守他们的一切规定；她还说，不管他们的规定如何严格，等我重新回到她身旁的时候，她一定要担负起让我遵守的责任。我相信她的话都是出自真实的感情，因为她爱我：她在这方面的种种表现比对我的爱抚更为可靠。她从我的行装看出我并不是很有钱的，虽然她本人也不阔绰，但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她一定要把她从格勒诺布尔带来的相当多的钱分给我一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推辞掉了。最后，我离开了她，我的心完全被她占据了，同时我觉得我在她心里也留下了对我的真正的爱恋。

　　我一面从头回忆着和她走过的那段路程，一面继续着我的行程，这时我深感快慰的是，我坐在一顶舒适的车子里，可以尽情回味我所得到的快乐，并憧憬着她所讲给我的快乐。我一心只想圣昂代奥勒镇和我不久就要在那里开始的美好生活，在我心目中，除了拉尔纳热夫人和她的一家人以外，天地间的其他一切和我都没什么关系了。连妈妈也被抛到脑后了。我以全副精力在我思想中把拉尔纳热夫人对我说过的那一切细节都联系到一起，以便对她的住处、她的邻居、她的交往和她的整个生活方式先有一个概念。她有一个女儿，她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她的这个掌上明珠。这个姑娘已经满十五岁了，活泼可爱，性情温和。拉尔纳热夫人曾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喜欢我的，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诺言，我非常好奇地想着拉尔纳热小姐将怎样对待她母亲的亲密朋友。这就是我从圣灵桥一直到勤木兰这段路程中心里所想的一些主要内容。有人告诉我可以去看看加尔大桥，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吃了几枚甘美的无花果作早点，随后就找了一名向导去参观加尔大桥了。这是我看见的第一个古罗马人的伟大工程。我正希望看到一个无愧是从罗马建筑者手中创造出来的建筑物，走近一看，它竟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我这一辈子中唯一的一次。只有罗马人才能在我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这一朴素宏伟的工程的壮丽气派引起我的惊叹，特别是由于这个建筑物正是建筑在广漠无人的荒野中，这一片寂静荒凉的景象使得这个古迹更显得奇突和令人赞叹不已。这架所谓的大桥原来只不过是古代的一个输水道。人们不禁在想，是什么力量把这些庞大无比的巨石从遥远的采石场运到这里来的呢？是什么力量把无数人的劳力集中在这个没有一个居民的地方呢？我把这个雄伟建筑的三层都游览了一遍，一种景仰的心情使我几乎不敢用脚践踏。我的脚步在那些宽阔的穹窿之下所发出的响声使我觉得好象听到了建筑者的宏亮嗓音。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昆虫似的迷失在这个气势磅礴的庞大建筑中。我虽然感到自己渺小，同时却又觉得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把我的心灵提高到另一种境界，不由地感叹道：“要是我是一个罗马人该多好啊！”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钟头，沉溺在令人心旷神怡的默想里。我回来的时候精神恍惚，好象在想什么心思似的，这种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于拉尔纳热夫人不利的。她十分关心我不要被蒙佩利埃的姑娘所勾引，但她却忘记告诫我不要被加尔大桥所迷惑，可见，一个人总不能什么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的。

　　我在尼姆参观了竞技场。这是一个远比加尔大桥宏伟得多的大建筑，不过它给我的印象反而不那么强烈，这或许是由于我参观了第一个建筑物以后，再看什么也不觉得稀奇了，也或许是因为这第二个建筑物位于城市中心，不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惊异。这么宽阔壮丽的竞技场，四周却尽是简陋的小矮房子，而场内还盖了许多更矮小更简陋的房子，以致使整个建筑物只能给人一种混乱而不协调的印象，遗憾和不愉快之感窒息了喜悦和惊奇的心情。日后，我又参观了韦罗纳的竞技场，那个竞技场比尼姆的这个竞技场小得多，也不如尼姆竞技场那样美观，但是保存得十分完整，维持得非常清洁，因此给我的印象反而更深刻更愉快些。法国人对什么都漫不经心，对于古迹毫不爱护。他们无论干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是一团火热，最后是草草了事，而且什么也不会保存。

　　那时我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了；我那寻欢作乐的心一旦被勾起之后，就猛烈地燃烧起来。我在“吕奈尔桥饭店”停留了一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在那里同其他旅伴大吃一顿。这个饭店本是全欧洲最受人赞赏的一个饭店，那时它对这种声誉还是当之无愧的。店主人很会利用这个旅店的优越条件，所供应的菜肴都是最丰富、最精美的。在荒郊，在这样一家孤零零的饭店里，竟能享受到有海鱼和淡水鱼、有上等野味和名贵美酒的盛馔确是一件稀罕事；而且店主人在招待客人方面是那么细心、那么周到，只有在王公富豪之家才能遇到，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挣你三十五个苏。但是，这个“吕奈尔桥饭店”没有能长久维持下去，由于过分指望自己的声誉，最后竟完全丧失了声誉。

　　我在这一段旅程中，连自己是个病人都忘了，只是到了蒙佩利埃才想起我的病来。我的郁闷症完全好了，但是所有其他的病依然存在；虽然由于时间已久，我也习以为常了，病情却是存在的，如果有人突然得了这样的病，他会觉得活不长的。实际上，我的那些病，与其说是使我感到难受，不如说是使我感到害怕，它们所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看来超过它们预示即将毁灭的肉体上的痛苦。因此，当我的心被我的那些强烈的情欲所占据的时候，我就把一切疾病置之度外了；然而，我的病究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所以当我的精神一安定，病症又立刻感觉出来了。这时我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起拉尔纳热夫人的劝告和我旅行的目的。我马上去找最有经验的名医，主要是去找费兹先生，而且为了小心起见，我索性在一位医生家里包饭。这位医生名叫菲茨莫里斯，是爱尔兰人，有很多学医的学生在他家里包饭；一个病人入伙，还有这样一个方便，就是菲茨莫里斯先生所收的膳费并不多，而且他以医生的资格给在他家用餐的人偶尔看看病则不取分文。他负责执行费兹先生的处方，并照顾我的健康。在实行节食疗养法方面，他是非常尽职的，人们决不会在他家里得胃病。我虽然对于饮食上所加的种种限制并不觉得怎样苦恼，但是可以拿来对比的东西似乎仍在眼前，使我有时不能不感觉到，就作为一个供应者来说，陶里尼扬先生比菲茨莫里斯先生要高明许多。然而在这里，我也决不至于饿得太厉害，再说，所有那些青年有说有笑，都很快活，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身体确实有益，我不象先前那样整天无精打采了。每夭早晨我服用药品，主要是喝一些我也不知叫什么名字的矿泉水，我想是瓦耳斯的矿泉水吧，此外就是给拉尔纳热夫人写信。我们之间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我卢梭是以杜定的朋友的名义来收转那些信件的。中午，我便和同桌用餐的某个青年到拉卡努尔格去散散步。这些青年都是些顶好的小伙子，午饭前我们总是先集合在一起，然后才共同进餐。午饭后一直到傍晚，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去从事一桩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到城外玩两三场木槌击球的比赛，输者要请吃茶点。我是不参加玩球的，我既没有那种体力，也没有那种技巧，但是我参加赌东道。由于关心输赢，我跟着那些玩球的人和木球在坎坷不平、满是石子的道路上跑来跑去，这对我倒是一种十分相宜的运动，既愉快又有益于身体。我们在城外的小酒店里用茶点，不消说，这是非常快活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虽然小酒店中的那些女孩子们长得都很漂亮，我们在吃茶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轻佻的举动。菲茨莫里斯是击球的能手，他是我们的头儿。我可以说，尽管大学生的名声不怎么好，但是这群年轻人所表现的庄重和礼貌，就是在许多成年人中也是很难见到的。他们喧哗而不轻狂，活泼而不放肆。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我不感到它的压力，我是很容易适应的，而且愿意它永远继续下去。在这些大学生当中，有好几个是爱尔兰人，我尽力向他们学几句英语，以便到圣昂代奥勒镇后，必要时可以应用。我去那里的时刻现在越来越近了，拉尔纳热夫人每次来信都催我去，我也准备照她的话去做。我看得很清楚：我的那些医生对我的病毫无理解，都把我看作是一个没病找病的人，因此就拿豨莶、矿泉水和乳浆来敷衍我。同神学家们正相反，医生和哲学家认为只有他们能够解释的才是真的，他们是以自己能否理解来断定事物的有无。这些先生们关于我的病一无所知，因此，我就算没有病了：怎么能怀疑医学博士不是无所不知的呢？我看他们只是在想法捉弄我，让我把钱花完为止，我认为圣昂代奥勒镇的那位能够代替他们，也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还可以使我更愉快些，于是我决定选择她，并抱着这种聪明的打算离开了蒙佩利埃。

　　我是在十一月末动身的，我在这个城市一共住了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大约花掉了十二个金路易，无论是在健康方面或是在医学知识方面，我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有菲茨莫里斯先生的解剖学课程对我还有点益处，但我只是刚刚开始，后来由于解剖尸体的臭味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放弃了这门课程。

　　我内心深处对于我的这个决定颇感不安，我一边继续往圣灵桥进发一边寻思，这条道通向圣昂代奥勒镇也通向尚贝里。我对妈妈的想念和她给我的来信——虽然她的信没有拉尔纳热夫人的信那么频繁——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了一股悔恨的情绪。在来时的路上，我的这种心情被抑制住了，这次在归途中懊悔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以致把我寻欢作乐的兴趣完全打消了，只有理智的声音在发挥作用。首先，我若再去扮演冒险家的角色，很可能不象第一次那样侥幸；只要圣昂代奥勒镇有一个人到过英国，或者认识英国人，或者会说英语，我就能够被揭穿。拉尔纳热夫人的家庭也可能对我反感，甚至会不客气地对待我，还有她那个女儿——我情不自禁地想念她已经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更使我惶恐不安：我生怕会爱上她，这种恐惧心已决定了事情的一半。我想，她母亲待我那么好，难道我竟想以诱惑她的女儿、和她发生最可鄙的关系、给她家庭制造分裂、羞辱、丑名和无穷的痛苦来报答她母亲对我的一番好心吗？想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恐怖。我下了最大的决心：假如这个可耻的倾向稍一露出苗头，我一定要和它搏斗，把它消灭掉。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寻找这种搏斗呢？和她母亲生活在一起，由于日久生厌而贪恋起女儿，却又不敢向她表露心情，这将是多么可悲的处境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找这种处境？！难道是为了追求我早已享尽其精华的快乐，而使自己置身于不幸、受辱和后悔无穷的境地吗？很显然，我的欲望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活力；寻乐的兴趣还在，但激情已经没有了。除此以外，还掺杂着一些其他的想法：我想到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责任，想到我那位善良而豪爽的妈妈，她已经负了不少债，而由于我的胡乱花钱，她负债又增多了；她为我操尽了心，而我却这样卑鄙地欺骗了她。我所感到的内疚太激烈了，终于战胜了一切。在离圣灵桥已经不远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到圣昂代奥勒镇后片刻不停，一直走过去。我勇敢地执行了这项决定，虽然我承认当时不免感到有点惋惜，但同时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内心的满足，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应该佩服我自己，我能够将自己的责任置于自己的欢乐之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从读书中得到的益处：它教导我进行思考和比较。我想起不久以前自己曾接受了十分纯洁的道德原则，我给自己订立了明智而崇高的立身之道，并且以能够遵守这些道理而深感自豪。然而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竟否定了自己的原则，这么快这么明目张胆地背弃了自己所订立的立身之道。现在这种羞愧心战胜了我的情欲。在我的决心中，虚荣心和责任心所起的作用或许是相等的，这种虚荣心虽然不能算作美德，但它所产生的效果是那么相似，即使弄混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善良的行为有一种好处，就是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了，并且使它可以做出更美好的行为。因为人类是有弱点的，人受到某种诱惑要去做一件坏事而能毅然中止，也就可以算作善行了。我一下定决心，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或者更正确地说，我又恢复了以前的我，恢复了迷醉的时刻曾一度消逝了的我了。我满怀高尚的心情和善良的愿望继续着我的路程，一心想悔赎前愆，决定以后要以高尚的道德原则来约制我的行为，要毫无保留地为最好的妈妈服务，要向她献出和我对她的爱恋同样深切的忠诚，除了爱我的职责并听从这种爱的驱使以外，决不再听从其他的意念。唉！我以一片真心重新走上了正路，这似乎可以使我得到另一种命运了，然而我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并且已经开始了，当我那颗满怀着美好和真诚之爱的心灵，不顾一切地奔向那纯洁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我却接近了将要给我带来无数灾难的不幸时刻。

　　我那急于到达的迫切心情使我出乎预料地加速了行程。我在瓦朗斯向妈妈通知了我到达的日期和时刻，由于我赶路的结果，到达的日期比预计的提前了，我就故意在沙帕雷朗停留了半天，以便准时抵达。我愿意尽情地享受一下同她久别重逢的快乐，而且还愿意把这个时刻再稍微延长一会儿，以便给这种快乐再加上一点急切期待的乐趣。这种办法以往一直是成功的：我每次归来就象是个小小的节日。这一次我也希望如此，所以尽管我思归之情是那么急切，但是把归期稍微延缓一下，也是值得的。

　　因此，我完全是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了。从老远，我就希望看见她在路上等候我，我离家越近，心跳得越厉害，及至到家后，已经气都喘不过来了，因为我在城里时就下了车。可是无论是在院子里，在门前，在窗口，我一个人都没有看见。我的心马上慌了，怕发生了什么意外。我走了进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佣工们在厨房里吃点心，一点儿也看不出大家是在等候我的样子。女仆看到我还吃了一惊，她并不知道我要回来。我走上楼去，终于见到了她，见到了我那亲爱的妈妈，见到了我那如此深切、如此炽烈、如此纯真地爱着的妈妈。我奔上前去，扑倒在她的脚下。“啊！你回来了，我的孩子，”她一面拥抱着我，一面向我说，“你一路上好吗？身体怎么样？”这种接待使我有点不知所措。我问她是否接到了我的信。她说接到了。我回答说；“我还以为你没有接到呢！”我们的话就到此为止。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同她在一起。我认识他，我动身以前就在家里见到过他；不过这一次他好象就住在这里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简而言之，我的位置被别人占据了。

　　这个青年是伏沃地方的人，他的父亲名叫温费里德，是个守门人，自称是希永城堡的上尉。上尉先生的这个儿子是一个年轻的理发师，他就以这种身分奔走于上流社会里，他也是以这种身分到华伦夫人家里来的。华伦夫人很好地接待了他，一如她盛情接待所有过路的人，特别是她家乡的人一样。他是一个相当庸俗的高个儿的金黄色头发少年，体格倒还端正，但面貌却相当平凡，智力也是如此，谈起话来很象漂亮的利昂德。他用他那一行业的人所特有的腔调和方式滔滔不绝地叙述他自己的那些风流韵事；列举了一半同他睡过觉的侯爵夫人的名字，并且还自吹自擂地说，凡是他给理过发的那些漂亮女人，他都给她们的丈夫戴过绿帽子。他无聊、愚蠢、粗鲁、厚颜无耻；不过，在其他方面，他还是个道地的好人。这就是我出门在外时她找来的我的替身，也就是在我旅行回来后她向我推荐的合伙人。

　　啊！如果摆脱了尘世羁绊的灵魂，还能从永恒之光的怀抱中看到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我亲爱的尊敬的幽灵啊！那就请你原谅我未能对你的过错比对自己的过错表示出更多的宽恕，原谅我把这二者同时揭露在读者的面前吧！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自己，我都应当而且也愿意说真话，在这方面你的损失要比我的损失小得多。啊！你那可爱而和蔼的性格，你那永不厌倦的好心肠，你的直爽和一切卓越的美德，这里有多少优点可以拿来抵偿你的缺点啊，如果可以把仅只是理智造成的错误也叫做缺点的话！你做过错事，但并非堕落。你的行为应该受到责备，但你的心总是纯洁的！要是把好事和坏事放在天平上来衡量，公正地判断一下：有哪一个女人——如果她的私生活也能象你的私生活这样公开摆出来让大家看看——敢于同你相比呢？

　　这位新来的人对于交给他的一切小事都表现得十分热心和勤快，而且非常认真；这些小事一向是很多的。他担负起了监督她的雇工的责任。干活时，我是相当安静的，他却最喜欢瞎嚷嚷，不管是在田间，草垛旁，木柴堆旁，马厩或家禽场，他到处使人看到他，特别使人听到他的声音。只有园子的事他不怎么关心，因为那是一种不出声的安静的工作。他最大的乐趣是装车、运料、锯木头或劈劈柴，斧头和鹤嘴锄从不离手；人们只听到他到处乱跑，敲敲这，打打那，扯开嗓子大声叫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干多少人的活儿，可是他一来就热闹得好象增加了十多个人。这种乱哄哄的热闹劲儿把我那可怜的妈妈给蒙住了：她认为这个年轻小伙子是帮助她料理农活的一个宝贵人材。她有意把他拴在自己身边，为此她使用了一切她认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当然，她没忘记使用她认为最可靠的那一手。

　　大家是知道我的心，知道我那始终不渝的、最真挚的感情，特别是驱使我在这时候返回到她身边的那番热情的。现在，这对我的整个生命是多么突然、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请读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吧。我所设想的幸福的未来，刹那间全都烟消云散了。我如此情致缠绵地怀抱着的那些动人的理想完全毁灭了，从幼年起我就把我的生命和她联系在一起，现在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这个时刻太可怕了！而以后的日子也是那么黯淡。我还年轻，但是使我青年时代富有生气的那种充满快乐和希望的甜蜜感觉永远离开了我。从那时起，我这个多情的人已经死去了一半。摆在我面前的只是索然无味的忧伤的余生，虽然有时在我的欲望中还掠过幸福的影子，但这种幸福已不是我原有的了。我觉得，即使我得到这种幸福，我也不是真正幸福的。

　　我是那样愚蠢，又是那样充满信心，我真以为这个新来的人和妈妈说话的语气那样亲昵，是由于妈妈的性情随和、跟任何人都非常亲近的缘故。要不是她亲自告诉我，我一辈子也猜不出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可是，她很快就以非常直爽的态度向我说明了一切，倘若我的心也往使人发怒的方面想，她那种直率态度就能增加我的愤怒。她认为这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她责备我对家里的事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还说我时常不在家，——真好象她是一个情欲非常强烈的女入，迫切要求填补所感到的空虚。

　　“啊！妈妈，”我以难于压抑的难过心情向她说，“你怎么竟跟我说这样的话呀？我对你的热爱所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报酬吗？你曾多次挽救了我的生命，难道就是为了剥夺令我感到生命之可贵的一切东西吗？我将为此而死去，可是将来你想起我的时候一定会后悔的。”她用十分平静的态度对我所作的回答，简直快使我发疯了。她说我还是个孩子，一个人是不会因为这种事而死的，她说我什么也不会失去，我们仍和以前一样是好朋友，在一切方面都还是同样的亲密。她还说，她对我的爱丝毫不会减少，只要她活在人世，它是不会终止的。总之，她的意思是让我明白，我的一切权利没有改变，我只是同另一个人来分享，而不是失去这些权利。

　　我从来没有象这时候那样深切地感觉到我对她的感情的纯洁、真实和坚定，以及我心灵的真挚和纯朴。我立刻跪在她的脚下，搂住她的双膝，泪如雨下。“不，妈妈，”我激动地对她说“我太爱你了，决不能使你的品格受到损害，占有你。对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我不能同别人分享。我当初获得这种占有时所产生的后悔心情，已经随着我对你的爱而日益增长，不，我决不能再以同样的后悔心情来保持这种占有。我要永远崇拜你，但愿你永远配得上我的崇拜。因为对我来说，尊重你的品格比占有你的身体更为重要。啊！妈妈，我要将你让给你自己。我要为我们心灵的结合而牺牲我的一切快乐。我宁愿万死，也不肯享受足以贬低我所爱的人的品格的那种快乐！”

　　我以坚持的态度遵守着我的决定；我敢说，我这种坚持的态度是和促使我采取这个决定的那种感情正相符合的。从那一刻起，我就只用一个真正的儿子的眼睛来看我所热爱的这位妈妈了。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她私下里并不赞成我的决定（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但她从来没有使用任何手段来使我放弃自己的决定，无论是婉转的言词，温情的表示，甚至巧妙的手腕，而这些都是一般女人善于使用的：它们既无损于自己的身分而终能使她们如愿以偿。眼看我不得不为自己去寻找与她无关的另一种命运，但又想象不出是哪种命运，于是我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完全在她身上来寻求我的出路。结果，我的思想是那样完全集中在她身上，以至几乎把我自己都忘掉了。我热烈地希望她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不管需要我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这个愿望吸引了我的一切感情。她虽然要把她的幸福同我的幸福分开，我却不管她愿意不愿意，要把她的幸福看成我的幸福。

　　这样，在我灵魂深处早就种下的而通过学习培育起来的善的种籽，就在我遭遇不幸的时候开始萌芽，只等逆境的刺激便会开花结果的。我这种完全无私的愿望的第一颗果实就是摆脱了我心里对于夺去我位置的那个人所怀的仇恨和妒嫉。不仅如此，我甚至愿意，并且真诚地愿意同这个青年人结为朋友；我要培养他，关心他的教育，使他认识到他的幸福，如果可能的话，使他不要辜负他的幸福。总之，我要为他而去做阿奈在同样的情况下为我所做过的一切。可是我比不上阿奈。虽然我的性情比较温和，读的书比较多些，但我既不象阿奈那样冷静和那样有耐心，也没有阿奈那种能够受人尊敬的庄重气派，而我若想成功，这种气派正是必须具有的。我在那个青年人身上所发现的优点，也没有阿奈在我身上所发现的那么多，例如：温顺，热情，知恩，特别是有自知之明，感觉自己的确需要别人的教导，并且还有一种从别人的教导中真正得到益处的愿望。而这一切他都没有。我所要培养的这位青年看我不过是一个讨厌的学究，只会空谈。他呢，则认为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由于他总是根据他做活儿的响声来衡量他自己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所以他认为他的斧头和锄头比我那几本破书有用得多。从某方面来说，他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他因此而装出的那副神气，简直能笑死人。他对待农民严如乡绅，不久他也如此对待我，最后甚至对妈妈也是这种态度了。他认为他那温赞里德的名字不够尊贵，便不再用它，自称德·古尔提叶先生，后来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而在尚贝里和在莫里昂讷——他结婚的那个地方——出了名。

　　最后，这位显赫的人物竟成了一家之主，我则变得微不足道了。当我不幸招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不责备我，而是责备妈妈；我惟恐让妈妈受到他的粗野无礼的对待，只好在他面前做出十分恭顺和唯命是从的样子。每当他以无比的得意神情执行他那劈柴工作的时候，我必须乖乖地站在旁边，作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作一个对他的高超本领老老实实的欣赏者。其实，这个小伙子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好的人；他爱妈妈，因为他不能不爱她，他甚至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感。当他那狂暴的脾气没有发作、可以和他谈谈话的时候，他也能温顺地听我们说话，并且很直爽地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蠢人，但是事后却并不因此而少做蠢事。此外，他的理解力太有限，趣味又太低级，很难跟他讲道理，几乎不可能同他友好。他既占有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还为了加点儿调料，又和一个红黄色头发的、掉了牙的老女仆发生了关系，这是妈妈非常讨厌、勉强使用的一个女仆，虽然妈妈看见她就恶心。当我觉察到这种新奇的丑事以后，真把我气坏了；但是，不久我又觉察到另一件使我更伤心的事，这件事比以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使我扫兴，那就是妈妈对我冷淡了。

　　我强使自己遵守、而她也似乎赞成的在情欲方面的那种克制，是一般女人绝不肯饶恕的，不管她们表面上装得怎么样。她们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由于她们本身的情欲不能得到满足，不如说是由于她们认为这是对占有她们这件事的漠不关心。就拿一个最通达事理、最想得开、情欲最淡薄的女人来说，在她的眼中，一个男人（即使是对她最无所谓的一个男人）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他能够占有她而却偏偏予以拒绝。这条通则在这里也不能例外：我之所以克制情欲纯粹是出于道德和爱护妈妈尊敬妈妈的缘故，但妈妈对我的那种如此强烈、如此纯真的钟爱之情，却因此而起了变化。从那时起，和她在一起，我再也感觉不到我一向认为是最甜蜜幸福的那种推心置腹的亲密关系了。她只是在对这位新来的人有所不满的时候才向我披露一下心情；在他们非常和好的时候，她就很少跟我说什么知心话。最后，她逐渐采取了一种我不在内的生活方式。我在她跟前时她也还高兴，但这对她已经不是一种需要，纵然我整天整天地不见她，她也不理会了。

　　在此以前，我是这个家的灵魂，并且可以说是过着两位一体的生活，现在还是同样的地方，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陌生和孤独了。我渐渐习惯于不再过问这个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也不理睬在这里居住的一切人；为了避免继续受那令人心碎的痛苦，我便独自呆在屋里和我的书籍为伍，再不就是到树林深处纵情大哭或长叹。不久，这种生活越来越使我难以忍受了。我感到，我所爱的女人就在眼前，但她的心已经离开了我，这只能增加我的痛苦，如果我看不见她，我的孤独感也许不会那么强烈。于是我决心离开她的家，当我向她说明我的计划时，她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热心赞助。她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女友，名叫代邦夫人，这位夫人的丈夫是里昂司法长官德·马布利先生的朋友。代邦先生介绍我到马布利先生家去作家庭教师，我接受了，于是便动身前往里昂。分别时，既没有任何懊悔的表示，也几乎没有任何惜别之感，要是在以前，只要一想到离别，我们就象感到了死亡的痛苦。

　　那时，我差不多已经有了做一个家庭教师所必需具备的知识，我想我也有作教师的才能。我在马布利先生家有一年之久，在这期间，我有了充分认识自己的时间。假如我的急躁脾气不是时常发作的话，我那温和的禀性是适于干这一行的。只要一切都顺利，只要我的操心和劳动能够发生效果，我就诲人不倦地教下去，真象个可爱的天使。但事情一不如意，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当学生们听不懂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气得发狂；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听话，我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死，当然，这决不是使他们成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的好方法。我有两个学生，性情十分不同。大的八九岁，名叫圣马利，相貌很清秀，相当聪明，相当活泼，但也浮躁，贪玩，十分调皮，不过他虽然调皮却很逗趣。小的叫孔狄亚克，外表象个傻瓜，干什么都粗枝大叶，象驴一般固执，学什么也学不会。可以想见，跟这两个学生打交道，我的任务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如果我能平心静气地耐心教下去，也许能有所成就；可是，我既不能平心静气，又无耐心，结果不但没有作出一点成绩，我的学生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我并不是不勤快，但我缺少冷静的态度，特别是不够明智。我对他们只知道用三种对孩子不但无益往往有害的方法，那就是：感动、讲理和发脾气。有时我劝圣马利劝得连我自己都感动得流下泪来，我想感动他，就好象孩子的心灵真能感动似的。有时我费尽精力同他讲道理，好象他真能听懂我那套理论似的，而且由于他有时也向我提出一些十分微妙的论据，我就真拿他当作一个明理的孩子，以为他非常善于推理。至于小孔狄亚克，那就更让我为难了。他什么也听不懂，问他什么也不回答，讲什么他也不动心，任何时候都是那么顽固，而当我被他气得发火的时候，倒是他在我身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时候贤明的老师是他，我却变成了小孩子。所有我的这些缺点，我都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我研究了学生的思想，而且研究得非常透彻，我相信我一次也没有受到他们的诡计的欺骗。但是，只知道缺点所在，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补救，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对这一切都看得很透彻，可是我完全不能防止，所以还是收不到任何效果，而且我所做的恰恰都是不应该做的。

　　我不仅在教学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也不怎么顺利。代邦夫人把我介绍给马布利夫人的时候，曾拜托她在我的举止言谈方面多加指导，使我能够活动于上流社会中。她在这上面也费过一番心思，希望把我造就成一个风流潇洒的人，不愧是她家的家庭教师；但是我是那么笨拙，那么腼腆，那么愚蠢，以致使她丧失了信心，不愿再过问我了。但是这并未妨碍我故态复萌，我居然又爱上她了。我的表现已经足以使她理会到这一点，但我不敢向她表白，而她也是不会在这方面前进一步的，后来，我发现我的叹息和目光不会有什么结果，不久我也就厌倦了。

　　我在妈妈那里时，小偷小摸的毛病已经完全改掉了，因为那儿的一切东西都归我支配，也就没有偷的必要了。再说，我给自己订立的高尚道德原则也要求我今后不能再干这种下贱的事，从那时起，我果然就一直没有再犯过。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我能克服我所受到的诱惑，不如说是由于我断绝了受诱惑的根源；我非常担心，要是再面临诱惑的话，我恐怕又会象童年时代那样去偷窃的。这一点，我在马布利先生的家里已经得到证明了。他家里到处都有可偷的小东西，但我连看都不看，我只看上了阿尔布瓦地方出产的一种名贵的白葡萄酒，在吃饭的时候我偶尔喝过几杯，觉得非常可口。这种酒稍微有点儿浑，我自以为是一个滤酒的能手，便以此自夸，主人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办了。我滤了几瓶，滤的虽然不大好，但只是颜色不佳，喝起来仍然是很可口的。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常常给自己留下几瓶，以备私下里享用。美中不足的是，我从来没有光喝酒不吃东西的习惯。怎样弄到面包呢？我没法在用餐时留下一些面包。叫仆人去买，等于是揭发自己，而且可以说是对主人的一种侮辱。自己去买吧，我又从来没有这种勇气：一位腰挂佩剑的体面人物到面包房去买一块面包，这怎么行呢？最后，我想起了一位尊贵的公主的蠢话，有人告诉她说农民没有面包吃了，她回答说：“那就叫他们吃蛋糕吧！”于是我决定去买蛋糕。可是就办这点事，也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一个人怀着这个目的走出大门，有时跑遍了全城，从三十多家点心铺门前走过，哪一家我也不敢进去。必须铺子里只有一个人时，而那个人的相貌对我还必须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才敢迈进那家铺子的门坎。但是，当我把那可爱的小蛋糕买到手，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从柜子里拿出我那瓶酒的时候，我一边自斟自饮，一边读几页小说，那是多么快乐呀！由于没有人同我谈心，边吃边看书就别有奇趣：书就代替我所缺少的伙伴。我看一页书，吃一块蛋糕，就好象我的书在跟我共同进餐。

　　我从来不是一个只图享乐什么都不管不顾的人，而且我一辈子从未喝醉过。因此，我的这些小小的偷窃也并不十分明显。可是偷窃终于自己暴露了：酒瓶子揭发了我的秘密。这件事谁也没有提过，不过，从此以后地下室的酒就不再由我掌管了。对于这种事，马布利先生的态度是很大方、很审慎的，他是个很正直的人。他的外表虽然跟他的职务一样严峻，但他的性格确实是很温厚的，他那种好心肠也是少见的。他明智而公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一个司法管辖区的长官，他甚至是很仁慈的。深感他待我的宽厚，我更加敬重他了，因此我在他家里就多待了一些日子，否则我是不会待那么久的。但是最后，对于我所不能胜任的这行职业以及我当时所处的十分尴尬的毫无乐趣的景况，我终于感到厌倦了。于是，经过一年的尝试之后——虽然在这一年当中，我已尽了一切努力——我决定不再教我的这两个学生了，因为我确信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把他们造就好。对于这一点，马布利先生本人看得和我一样清楚。但是我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动提出辞职免得使他为难的话，他自己是不会主动辞退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样过于照顾情面，我当然是不赞成的。

　　使我日益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我不断拿我当前的境况同我已经离开的那种生活相比：我不断回忆起我所留恋的沙尔麦特，我的园子、我的树木、我的泉水、我的果园，特别是我为她而生的那个女人，赋予这一切以生命的那个女人。我一想到她，一想到我们的快乐和我们的纯洁生活，一种难以抑制的烦闷心情使我什么也懒得干了。有多少次我恨不得立即动身，步行回到她的身旁，只要能和她再见一面，就是当时死去也是甘心的。最后，我再也抵抗不住那些召唤我不惜任何代价回到她的身边的迷人的回忆了。我对自己说，过去我缺少耐心，不够体贴，不够温存，假如我现在在这些方面更多给予一些，我还是能够在十分甜蜜的友谊中过幸福生活的。于是我作出了最美好的计划，而且迫不及待地立即付诸实施。我摆脱了一切，放弃了一切，马上动身，一路飞驰，我以宛似我幼年时代的那种满腔热情回到了家里，我又来到了她的跟前。啊！如果我在她的接待中，在她的眼神里，在她的爱抚中，总之在她的心里能够发现我从前曾经感受到而现在还念念不忘的那种情意的四分之一，我就会欣喜若狂了。

　　人生是多么可怕的虚幻啊！她仍然用她那无与伦比的好心接待了我，她的这种好心除非她离开人世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然而我是来追求过去的，这个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她身边呆了不到半小时，我就觉得我以往的幸福是永远失去了。于是，我又陷入了上次迫使我出走的那种令人绝望的境况中，虽然如此，我却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说实在的，古尔提叶并不坏，他看见我回来，显得很高兴，并没有什么不痛快的样子。但我从前是她的一切，而她也不能不是我的一切，现在我在她的面前竟成为一个多余的人，这我怎么能忍受呢？从前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孩子，现在我怎能在这里象一个外人似的生活下去呢？目睹可以作为我过去幸福见证者的那些东西，更使我感到今非昔比的难堪处境。我要是住在别的地方，痛苦或许会减轻一些。但是不间断地回忆那些甜蜜的往事，也会增加我对失去的幸福的伤感。空怀遗憾，满腹忧思，于是我决心恢复旧日的生活方式，除了用饭的时间外，我要一个人待着，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书作我的伴侣，并在书中寻求有益的消遣。由于我感觉到以前我所忧虑的灾难即将到来，我便绞尽脑汁从我自己身上想些办法，以便在妈妈经济来源断绝的时候，可以接济她。我在时，曾把她的家务安排得相当妥善，使它不致向坏的方面发展，但自从我走后，所有的情况全都变了。她的管家人是一个性喜挥霍的家伙。他好讲排场，喜欢好马和华丽的马车，他爱在邻人眼前显示自己是富贵人家，他继续不断地经营一些他一点不懂的新事业。她的年金借用光了，一年四季的所有收益也作了抵押，房租积欠了不少，债务越来越多。我看这项年金不久就要被债权人扣押，也可能被取消。总之，我看到前途只有破产和灾难，而且这一切的到来，时间是那么迫近，就好家我已经预见到那种种可怖的景象。

　　我那间可爱的小屋是我唯一消愁解闷的地方。由于我在那里寻求医治我那惶恐不安的心灵的方法，我也就同时在那里寻求如何防止我所预见到的灾难的方法。这样，就在我重新考虑我以前的那些想法的时候，我又给自己建起了许多新的空中楼阁。以便把我这个可怜的妈妈从她眼看就要陷入的绝境中挽救出来。我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学识和才华使我在文坛上成名，我是不能通过这条途径发财致富的。浮现在我脑际的一个新的念头却使我产生了我这平庸之才不能给我的一种信心。我虽然不教音乐了，但并没有放弃音乐，正相反，我已经研究了不少关于音乐的理论，我觉得至少在这门学问上我的知识是相当渊博的。当我想到我在学习辨认音符、尤其是在练习依谱唱歌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时，我觉得，这种困难来自音乐本身的程度并不少于来自我的主观条件，特别是考虑到，学音乐对任何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我研究音符时，我常常觉得这些音符创造得很不成功。很早我就想用数字来记录乐谱，免得记录任何一个小曲也必得画一些线和符号。我只是不知道怎样表示八度音的节拍和延长音。我重新又有了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想到这个问题时，发现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我终于获得了成功，不管什么乐曲我都可以用我的那些数码非常准确、甚至可以说非常轻而易举地记录下来。从这时候起，我就认为我的一笔大财已经到手了，于是，怀着和她——给了我一切的她——共享大财的热望，我一心只想到去巴黎，确信我的乐谱稿本一交给学士院，我就会掀起一场革命。我曾从里昂带回一点钱，我又卖掉了我的书。这样，只用了十五天的工夫，我便拿定了主意并付诸实施。最后，我心里充满了促成我这一计划的种种美好念头，也可以说我在任何时候都怀有的那同样的美好念头。就象上次带着海龙喷 水器离开都灵一样，我带着我的乐谱方案离开了萨瓦。

　　我的青年时代所有的谬误和过错大致就是如此。我以内心相当满意的忠实态度叙述了这些谬误和过错的经过。如果日后我以若干美德为我的成年时代增添光彩，我也会以同样的坦率态度述说出来，这本是我原来的计划。不过，写到这里我必须停笔了。时间能够揭开种种帷幕。如果我的名字能够流传到后世，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知道我还有什么话要说而没有说。那时侯，他们也就会知道我所以保持缄默的缘故了。
这几本充满各种错误而且我也没有时间重读一遍的小册子，足使任何热爱真理的人找到真理的线索，并向他提供通过自己的调研来掌握真理的方法。不幸得很，我觉得这些小册子似乎很难、甚至不可能逃脱我的敌人的严密监视。如果它们落到一个正派人手中几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的朋友们手中，或者落到舒瓦瑟尔先生本人手中，我还不信我身后的荣誉就没有了希望。但是，上天啊，你是无辜者的保护人，请你保佑这些证明我无辜的最后资料不要落到布弗莱、韦尔德兰两位夫人以及她们的朋友们的手里吧。你在一个不幸者的生前已经把他送到这两个泼妇手里，至少别把他这点身后的名声再让她们去糟蹋吧。

让－雅克·卢梭

第七章

　　Intus et in cute

　　在两年的沉默与忍耐之后，尽管我曾屡下决心不再写下去，现在还是拿起笔来了。读者，请暂时不要评论我迫不得已再写的种种理由：只有把本书读完之后，你才能够评断。

　　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安静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甘美的生活中流逝了，既无大祸也无大福。这种平庸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热烈却又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这种天性，难于振作却极易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困静，却又由于慵懒与爱好而回复原态；它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而好之的那种闲散而宁静的生活，离大的美德远，离大的恶行更远，因而它从不容许我有什么大的作为，无论是在善的方面，还是在恶的方面。

　　我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景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倾向，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加以拂逆了；人们将会看到，从这种事与愿违的不断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过失、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只是没有使我产生坚强的性格。

　　

　　本书的第一部是完全凭记忆写成的，其中一定有很多错误。第二部还是不得不凭记忆去写，其中很可能错误更多。我前半生那些美好的年月，都是在既宁静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成千上万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乐于不断地回忆。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我后半生的回忆是多么不同。重温这些回忆，就是重尝它们的苦涩。我很不愿拿这些凄凉的回忆来加剧我现状的辛酸，因而尽其所能予以回避；我这样做往往相当成功，以致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有的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苦痛的健忘，正是上天给我在多舛的命运中安排下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专使我回想过去的乐事，从而对我的想象力起着一种平衡的作用，因为我那惊弓之鸟似的想象力，使我只能预见到险恶的将来。

　　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为了使我在这项工作里有所遵循，我也曾搜集了一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现在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收不回来了。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感情之链，它标志着我一生的发展，因此也就是我一生经历的事件之链，因为事件是那些感情的前因或后果。我很容易忘掉我的不幸，但是我不能忘掉我的过失，更不能忘掉我的善良的感情。这些过失和感情的回忆对我说来是太宝贵了，永远不能从我心里消失掉。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写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记录，我只要象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诉诸我的内心就成了。

　　然而，十分侥幸，有这么一段六、七年长的时间，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终止于一七六0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恐怕已为数不多，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够逃过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觉——的后面，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怕读者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抹煞真理。

　　而且，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较，只有这种始终一致的真实性是共同的，而其所以较高于第一部也只由于它所叙述的事实较为重要。除此而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及第一部。我的第一部是在武通或特利城堡写的，当时心情舒畅，洋洋自得，自由自在，凡是我要回忆的往事，没有一件不是一个新的乐趣。我不断带着新的喜悦去回想它们，同时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反复修改，直到我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衰退了。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我写这第二部，只是勉力为之，心头压着无限苦楚。它给我展示出来的，尽是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尽是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恨不得把我所要说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之夜里；而我既不能不说，又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打掩护，硬着头皮做出我生来最不会做的事。我头上的房顶有眼睛，我周围的墙壁有耳朵：我被许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心绪不宁，精神恍惚，把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匆匆忙忙地写到纸上，几乎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改了。我知道，人们尽管不断地在我的周围树起无穷的障碍，他们还是怕真理从墙缝里钻出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叫它露头呢？我在尝试着，成功的希望却不多。请读者想想吧，环境如此，能不能写出动人的画幅，且给以引人入胜的色彩。因此，凡是想阅读我这一册书的人，我都要向他们预先声明，他们往下读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他们不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是想彻底了解一个人，真诚地爱正义、爱真理。

　　在我第一部结束的时候，我正怀着怅惘的心情向巴黎进发，而把我的心留在沙尔麦特。我在沙尔麦特建筑着我最后的一座空中楼阁，打算将来有朝一日妈妈心回意转，我把积蓄下的财富带回来，送到她的膝下，而且我认为我的记谱法是万无一失的财源。

　　我在里昂停了些时候，看看朋友，找几封上巴黎的介绍信，并卖掉随身带来的几本几何书。大家都欢迎我。马布利先生和夫人见到我，表示很高兴，并且请我吃了好几次饭。我在他们家里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结识孔狄亚克神父的。他们都是前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利神父给我写了几封到巴黎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封得奈尔的，另一封是给开吕斯伯爵的。这两个人和我认识后都处得很相投，特别是封得奈尔，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至死不衰，并且在促膝谈心中曾给过我许多忠告，我后悔没有很好地听从。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很久以前就相识了，他并且时常由衷地、真心实意地帮助我。这一次他热诚如故。就是他帮忙把我的几本书卖掉了，而且亲自或者托人为我写了几封很好的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会到了地方长官先生，他原是博尔德先生给我介绍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那时正途经里昂，巴吕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很好地接待了我，并且要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看了他好几次，然而，我认识了这样高的显贵——以后我还要常常谈到的——却始终未得到任何助益。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我再次见到了那位高贵、大方的佩里雄，这一回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慷慨豪爽，因为他给了我和他当年给予那好心的贝尔纳同样的馈赠：他给我付了驿车车费。我又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天下第一位心地善良而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见到了他疼爱的那位戈德弗鲁瓦，他十年来一直赡养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外，几乎一无可取，但是任何人见到她就不能不对她表示同情，离开她就不能不感到怜悯；由于她已经到了肺痨病的末期，不久之后也就与世长辞了。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是怎样的性格，最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正天性了。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戈德弗鲁瓦，你就会知道善良的巴里索是个什么人。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把一个可爱的人儿忘掉。我又见到了她，感到格外喜悦，她在我的心头留下了极其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赛尔小姐，我在第一部里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又和她再度相逢。我这次旅行，比较悠闲，因此和她相见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我也有理由相信她的心并不与我相反，但是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使我根本不能产生滥用这种信任的念头。她没有任何资财，我也是身无长物；我们的处境太相同了，不容许我们结合起来，而且我心里另有打算，根本不想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位年青的商人热内夫先生似乎很想赢得她的爱情。我在她家也见过他一两次，觉得他象个正派人，而且大家也都说他为人正派。我深信她和他的结合会是很幸福的，因此很盼望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致扰乱他们的纯洁爱情，我就赶快离开了，并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人儿幸福无量。可惜我的祝愿在尘世只实现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结婚只两三年就死了。我在旅途中一直怀念她，我当时感觉到，后来每想起她时也感觉到，为义务和道德而牺牲固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牺牲在内心深处留下的温馨的回忆，作为补偿是绰绰有余的。

　　上次旅行，我是怎样单从巴黎的不利的方面看这个城市，这次旅行，我也就怎样单从巴黎的辉煌的方面看这个城市。不过，所谓辉煌并不是指我的住所而言；按照博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朋不远的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糟透的街，糟透的旅馆，糟透的房间。然而在这旅馆里却曾住过许多杰出之士，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和孔狄亚克两位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我那时一个也没有遇到。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个破脚绅士，好争讼，一副咬文嚼字的典雅派的样子。由于他，我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我又通过罗甘先生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下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很好地接待了我。他爱学问，也有学问，但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可以做他的女儿，她容光照人，而且有点矫揉造作。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在她的面前，我的样子显得十分笨拙。她的举止随随便便，更加重了我的羞涩感，一举一动都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伸出叉子把她递来的莱谦而逊之地叉上一小块，因此当她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的时候，总是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她没有料到我这乡下佬的脑袋里也并非空无一物。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这位雷奥米尔先生在每星期五学士院例会的日子都来他家吃晚饭。他把我的方案对他谈了，并说明我有意把方案送请学士院审查。雷奥米尔先生答应了，并向学士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此事蒙该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我由雷奥米尔先生引进学士院，由他作了介绍。同一天，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就荣幸地在学士院里宣读了我早就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机关的确十分庄严肃穆，但我并没有感到象在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不太坏。我的论文成功了，并博得许多颂词，这些颂词既使我惊，又使我喜，因为我几乎不能想象，在这些院士的心目中，任何不是院内的人居然会有常识。被指定审查我的方案的委员是梅朗、埃洛和富希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之士，但是没有一个懂得音乐，至少懂的程度不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审查我的方案。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体会到，为了正确审查一个专门问题，尽管你对各门科学的知识很广博，如果你在广博之外不加上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则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而对这一门却研究得既专又深的人。对于我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莫提出来的。我刚一向他说明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它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登时就同意了。尽管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显，却只有老手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出奇的倒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而他们竟不懂每个人只应该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试验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就是人家怕这种方法如果不能通行，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我的解释是，我的方法使概念非常清楚，即使想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拿实验来证明，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来的。教了三个月，她就能用我的音符读任何乐曲，甚至能依谱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惊人的，然而没有人知道。若是别人，一定要在报上大吹特吹了；但是我，虽有若干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事物，却从来没有才能去宣扬它，借以牟利。

　　就这样，我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可是，这一次我已是三十岁的人了，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不能生活，而我在巴黎是无所凭依的。在这种窘迫环境里，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感到惊讶。我总算又紧张又劳而无功地忙过一阵了，我需要喘口气。我不仅不悲观失望，反而安于疏懒和听天由命；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吃着我那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并不取消我那悠闲的享乐，只是花费上稍微节约一些，两天只坐一次咖啡馆，一星期只去两次剧院。关于花街柳巷的耗费，我没有什么可改弦更张的，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文钱，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这我在下面就要说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总是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要从这种好学的榜样当中得出一点教益，那就是发挥我的良好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熟记在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无以为生时之用。

　　我还有一个同样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剧院的日子，下午总是经常到莫日咖啡馆去对局。我认识了雷加尔先生，还有一位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当时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见识了，而我的棋艺却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也就够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我心里想：“谁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就这样，我安逸地坐待囊空金尽；我相信，如果不是卡斯太尔神父使我从昏睡状态中摆脱出来，我是会花尽最后一文钱却依然无动于衷的。我有时上咖啡馆，就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太尔神父。他有点疯疯癫癫，但老底子却是好人：他看我这样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和学者们不跟你同调合拍，你就改弦更张，去看看女太太们吧。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经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去看看她。她为人很好，一定很高兴看到她丈夫和儿子的同乡的。你在她家里将见到她的女儿布洛勒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会很好地接待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女人仿佛是些曲线，而聪明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却永远不触及到她们。”

　　我把这种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访，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进她的房间，她就对她说：“女儿，这就是卡斯太尔神父跟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钢琴边，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钟已经快到一点了，就要告辞，伯藏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很远，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一些迹象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房里吃饭。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她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的尊敬。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去判断我，连我的服装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却颇整洁，绝不显得该是在下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绝不愿重登此程。我也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显过出来，只对伯藏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着就要走开。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这立刻产生了效果。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觉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来。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发生了兴趣。我很乐意同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她日后对我认识较深的时候，不会为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也识相，不敢卖弄聪明，因此一言不发。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安分，该是多么好啊！我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我这样笨拙，不能在布格勒伊夫人面前露一手，以证明我应该得到她的垂青，心里十分难过。饭后，我就想起我那老一套了。我衣袋里装着一首诗，是我在里昂时写给巴里索的。这首诗本来就不缺乏热情，我朗诵时更加热情洋溢，结果使他们三人都感动得流了泪。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也许是事实确实如此，我总觉得布洛勒伊夫人的眼光仿佛在对她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该跟你同席，不该跟你的侍女共餐，该没有说错吧？”直到此时为止，我心里总是不舒服，这样报复了一阵之后，我才感到痛快了。布洛勒伊夫人把她原来对我的那点好评，这时又未免提得过分了些，她认为我不久就会在巴黎名噪一时，变成一个风流人物了。

　　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她给了我一本某伯爵的忏悔录，“这本书，”她对我说，“是一位良师益友，你将来在社交场中会需要它的，不时参考参考有好处。”我怀着对赠书者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但是一想到这位贵妇人仿佛认为我有风流才华，便常常哑然失笑。我读了这本书，马上就想跟作者交朋友。我这天生的气质并未欺我：他是我在文学界所曾有过的唯一的真正朋友。

　　从此，我就敢于信赖伯藏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勒伊侯爵夫人了，她们既然关心我，就决不会让我久困穷途；我果然预料对了。现在来谈谈我是怎样登上了杜宾夫人之门的，这次登门有着十分深远的后果。

　　杜宾夫人，大家都知道，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有三姊妹，可以称之为美惠三女神：拉·图施夫人跟金斯顿公爵跑到英国去了；达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并且，不只是情妇，还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正朋友，是一个性格温柔忠厚、可爱、富有机智、特别是心情愉快、不识悲愁的女子；最后是杜宾夫人，三人中数她最美，也只有她一人不曾失足，引起别人的闲言。她是杜宾先生待客情殷所得来的代价。他在他本省盛情招待了她的母亲，母亲为了感激，就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包税官的职位和一笔极大的财产。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胳臂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上。这种接待在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这可怜的脑袋经受不住了，我慌了起来，简直不知所措；总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的慌乱似乎没有使她产生什么坏印象，她根本没有觉察出来。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著作，欢迎我，很在行地谈着我的方案，一面唱，一面自己用键琴伴奏；她还留我吃饭，让我紧挨着她就座。本来用不着这许多就能叫我如醉如痴的，我真是着迷了。她允诺我再去看她：这使我利用并滥用起这个允诺来。我差不多天天都往她家跑，每星期在她家吃两三顿饭。我有一肚子的话想向她倾诉，却总是壮不起胆。有好几个理由加剧了我这天生的羞怯。登上富家豪族之门，就是走上了亨通之路；在我当时的情况下。我决不愿冒断送这样一条路的风险。杜宾夫人尽管十分可爱，但是又严肃、又冷淡，我在她的仪态中找不出一点挑逗之意，足以使我壮胆。她的门第，当时在巴黎跟任何一家比，都算是最豪华的，座上客各界都有，如果人数稍少一点，就可以说是集各界之精华了。她爱接待一切显赫的人物，有权贵，有文人，也有美人。你在她家见到的，净是些公爵、大使、名流。罗昂公主、福尔卡尔基埃伯爵夫人、米尔普瓦夫人、布里尼奥尔夫人、赫尔维夫人，她们都可以说是她的朋友。封得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父、萨利埃神父、富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是她圈子里的人，常在她家吃饭。固然她的拘谨态度不怎么吸引年青人，但是她的宾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而在这些人当中，我这可怜的让－雅克当然也就不敢作出风头的非分之想了。我不敢说话，但又不甘沉默，所以就大胆写起信来。她把我的信一连压了两天，连提都不提。到了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给我，当面对我说了几句责备的话，语调之冷淡真使我为之心寒。我想说话，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我那一见销魂的热恋连同希望都一齐幻灭了。我在很礼貌地作了一番表白之后就又象以前那样继续和她相处，从此不再向她提一个情字，连秋波也不敢再送了。

　　我以为自己干的这件傻事已经被忘掉了，其实不然。弗兰格耶先生是杜宾先生的儿子，也就是杜宾夫人的前房儿子，跟杜宾夫人和我的岁数都差不多。他很聪明，长得也漂亮，有些野心勃勃。据说他追求他的后母，也许唯一的根据就是后母给他娶了一个很丑陋、很温和的媳妇，而且她跟他们俩都处得非常之好。弗兰格耶先生爱才，他自己也多才多艺。他很懂音乐，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交往的媒介。我常去看他，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杜宾夫人嫌我去看她太频繁，请我以后别再去了。这个委婉的请求如果在她退还我的信时提出来，倒还适当，现在事情过了八九天，又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更为奇怪的是：我并未因此而不受弗兰格耶先生夫妇的欢迎。不过，我到她家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社宾夫人又来了个意外的怪念头的话，我是会完全不再到她家去的。她请我临时照应一下她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要换家庭教师，有八九天无人照管。我这一个星期真是在活受罪，只是想到这是遵从杜宾夫人的吩咐，心里才有些快慰，才忍受了下来。这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就脾气乖张，后来几乎因此败坏了他的门第，而且终于使他在波旁岛送了命。在我照管他的期间，我的任务是防止他为非作歹，害己害人，如此而已。就这样，我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再叫我照管一星期的话，就是杜宾夫人委身于我作为报酬，我也不干。

　　弗兰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谊，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我们开始一同在鲁埃尔先生那里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一些，我从圣康坦旅馆迁居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附近，这条路直通杜宾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路。我在那儿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后转成一场肺炎，几乎病死。我在青年时代常得这一类炎症。什么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这里就不—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来，足够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后休养期间，我有工夫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软弱和疏懒；由于这种疏懒，尽管我感到心头燃烧着烈火，却还是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经常处在山穷水尽的边缘。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名字我忘记了。虽然我抱有一种成见，经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才能则缺乏自信，我还是不能不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软弱，缺乏热情，毫无创意。我有时甚至心想：“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这个好。”但是，我总是把编写歌剧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听到本行的艺术家们把这说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轻易尝试，连放胆朝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脸红。而且哪里能找到一个人肯为我提供歌词，肯劳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词就曲呢？这种作曲和写歌剧的念头在我卧病时期又浮上心头，而我在发烧昏迷的时候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写了两三支diprima intenzione（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他们也许会赞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会看到，从他的热狂中产生出了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这些音乐和歌剧的题材到我养病时期还在我脑际索回，不过比以前要平静一些。由于反复地甚至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我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试一试能不能独立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我一人包办。这已经不完全是我的首次尝试了。我在尚贝里就曾写过一部悲歌剧，题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由于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就投进火里烧了。在里昂，我又写过一部歌剧，题为《新世界的发现》，我把它念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父、特吕布莱神父以及其他人听了之后，仍然付之一炬，虽然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写了乐曲，而且达维看了这些曲子后说，有些片段可以与波农岂尼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先费了一番工夫去构思我的全剧纲要。我计划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以各自独立的三幕写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以性质不同的音乐；由于每一个题材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就给这部歌剧取名《风流诗神》。我的第一幕配以刚劲的乐曲，演塔索；第二幕配以缠绵的乐曲，演奥维德；第三幕题为阿那克瑞翁，应该弥漫着酒神颂歌的欢快气氛。我先拿第一幕试手，怀着满腔热情去埋头创作，这种热情使我第一次尝到作曲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正要进歌剧院大门，心里感到情潮澎湃，完全被万千思绪控制住了，便把买票钱放进口袋，赶快跑回去关起房门，把帘幕拉得紧紧的，不让透进半点亮光，然后躺到床上。在床上，我沉醉于诗情乐兴之中，七八个小时就把我那一幕的绝大部分构思出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斐拉拉公主之爱（因为那时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长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和豪迈的感情，使我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我真正在公主怀中度过的还要高出百倍。到了早晨，我所写成的乐曲只有很小一部分自己还记得，但是，就是这几乎被疲倦和睡意完全冲蚀掉的一星半点，也仍然能使人看出它所代表的那些乐章的气魄。

　　这次，我没有把这件工作一直搞下去，因为有别的事耽搁了。我跟杜宾一家交往很密的时候，有时也还继续去看看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勒伊夫人，她们并没有把我忘掉。近卫军大队长蒙太居伯爵先生刚奉派为驻威尼斯大使。这是巴尔雅克一手提拔出来的大使，因为他经常奔走于巴尔雅克之门。他的哥哥蒙太居骑士是太子侍从武官，与这两位夫人相识，并且也认识阿拉利神父，而阿拉利神父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我有时也见到他。布洛勒伊夫人知道大使要物色一个秘书，就介绍我去。我们接头了，我要求五十金路易的薪金。既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不撑持场面，我所要的并不算多。他却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旅费由我自备。这种条件是可笑的，我们没有法子谈拢。弗兰格耶先生又拼命留我，他的情谊占了上风。我待下来了，蒙太居先生就带着另一个秘书走了；这个秘书叫福罗先生，是外交部派给他的。他们俩刚到威尼斯就闹翻了，福罗发现是跟一个疯子共事，便掉头而去。蒙太居因为身边只有一个叫比尼斯的年青神父，只能在秘书下写写信，不能担任秘书工作，于是又找上了我。他的骑士哥哥是个精明人，对我再三劝说，暗示秘书这个职位还有些别的收益，因而把我说动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待遇。我又得到二十个金路易做路费，于是就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顺路看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方面由于战事的关系，并且想节约一点，另一方面又要到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他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从罗伯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个意外事件却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时期。在那里停泊的英国舰队检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一到热那亚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可以自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检疫所去。不过我们事先被告知，检疫所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那条路。我呢，船上难堪的暑热，狭隘的空间，既无法走动，又多蚤虱，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绝对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一样也没有，想坐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接着就把大门用大锁锁上。于是我就是在那里，任凭我自由自在地走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空虚。

　　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我的面前是一大堆公文，有朝廷发来的，也有别的大使馆发来的，凡是使用密码的他都看不懂，虽然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地都有。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办过公，平生又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先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后来我发现再简单不过了，不到一星期就把密函全部译了出来，这些函件实在都是值不得使用密码的，因为，除了驻威尼斯的大使始终是个闲职外，象蒙太居这样的人，别人连最小的交涉也不愿意托他去办的。他在我到达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写不通，所以我对他非常得力。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待我很好。他待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办馆务，而蒙太居先生到了之后，他还继续代办，直到新任熟悉馆务为止。蒙太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却忌妒别人代办，因而就讨厌这位领事。等我一到，他就从他手里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职务与名义是分不开的，他就叫我顶着这个名义。我在他身边的时期，他一直是让我以这个名义去和参议院及该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的。说到底，他不愿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人当大使馆的秘书，宁愿要一个自己的人来当，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对业务工作，经过试办一阵以后，觉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棘手。我原来怕我是个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样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他既无知又执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点知识驱使我为他、为国王做的一点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为人机巧而精明，如果他愿意的话，原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通常总是给他许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执行中自作聪明的话，这些忠告都是相当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设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口头上声明忠实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提供兵员，诱称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的，因此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谎报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的执拗和愚蠢不时地要我写许多荒唐话，做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这样，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从。可是有时我感到我的工作实在难以忍受，甚至几乎无法进行。比方说，他一定要他给国王或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虽然二者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择那么多密码，同时我还有许多信要写，也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的办法妙极了，他叫星期四就给次日要到的文件预拟复文。他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尽管我对他说行不通，荒谬绝伦，结果还是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馆的整个时期里，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诉我的几句话记录下来，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毫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凭这点材料，总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发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给他看，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点增补或修改。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消息，向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消息，给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消息，他有时还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由我在词语上稍加改动。在我送请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浏览一下给朝廷的呈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函连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名，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后一类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调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点就不可能了。他时常心血来潮临时别出心裁地往里面塞进几句话，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这种新加的荒唐语言点缀上去，而且还要美之以密码，否则就不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计，真想用密码写进一点与他所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能容许我做这样不忠实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只不过一面向他坦率进言，拼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去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实在值得从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种报答，而不象我最后所受到的那样。上天曾赋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进行修养，这种天性、教育和修养使我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正是我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来显出他们的浑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我好好地为法兰西服务——其实我对法兰西毫无义务可言，——我还不遗余力地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相当显眼的岗位上，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受到、并且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们通讯的大使们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掉的那个领事也不例外；我办的业务，我知道是原该属于他的，我顶了他的缺，心里很觉歉然，而且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实在也多于愉快。

　　蒙太居先生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会过问他的职务上的细节的，因此蒙太居就把自己的职务完全怠忽了，若不是有我，居留威尼斯的法国人就不会感觉到那里还有一位他们本国的大使。他们需要他保护的时候，他总是连他们说话都不愿听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了。从此，人们就再也看不见一个法国人跟在他后面走或者跟他同桌吃饭了——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时常主动做他所应做的事：不论是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我总是尽我权力之所及，处处为他们帮忙。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还会多做一些事。但是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我不能去见任何有地位的人，就常常不能不假手于领事；而领事呢，他有家在这里，自称是在这里定居了，有些地方就不能不敷衍，因而也就不能为其所愿为。然而，有时当我看到他畏缩不前，不敢说话，我就冒险去办些大胆的交涉，其中有好几次办成功了。有一次交涉，现在想起来还要发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戏迷之所以能看到科拉丽娜和她的姐姐卡米耶全是亏了我。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罗奈斯已经为他和两个女儿同一个意大利戏班订了合同；在他收到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不但未动身，反而悠闲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拉丽娜当时尽管还是个小孩子；却已经很能叫座了。热弗尔公爵以侍从副官长的身份写信给大使，叫他找他们父女两人。蒙太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就是说了句：“你看看”。我随即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跟开圣·吕克戏院的那个贵族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叫什么徐斯提涅尼，我请他叫徐斯提涅尼辞退维罗奈斯，因为维罗奈斯已经被法国国王聘定了。勒·布隆把我拜托他的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办得很不好。徐斯提涅尼支吾其词，维罗奈斯也没有被解雇。我生气了。那时正是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叫人教我到徐斯提涅尼的公馆。凡是看到我的挂着大使徽号的贡多拉进来的人，都吃了一惊；威尼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我走进门，叫人通报说 una siora maschera（一位戴面具的女士）请见。我一被引进去，就摘下面具，说出了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登时脸色惨白，手足无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习惯对他说，“我来打搅阁下，很抱歉。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罗奈斯的人，他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一再向你要他，可都没有效果，我来此是以法国国王陛下的名义向你要这个人的。”我的简短的致辞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转身，那家伙就跑去把他的遭遇报告了承审官员，结果挨了一顿臭骂。维罗奈斯当天就被辞退了。我叫人通知他说，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将他抓起来；结果他乖乖地动身了。

　　另一次，我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单枪匹马，几乎没有靠任何别人帮助。他叫奥利维船长，马赛人；船名我忘记了。他的船员曾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由于动武违法，船被扣留了，并且处分极其严厉，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许可不准上下船。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置之不理；他跑去找领事，领事说这跟商务无关，他不能过问。船长不知如何是好，就来找我。我向蒙太居先生进言，说他应该准许我为这件事给参议院去一份备忘录。他曾否同意这样做，我曾否提交备忘录，我都记不清了，但是我清楚记得，我的交涉毫无效果，船还是继续被扣。我就另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成功了：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插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呈文里。就是这样做，我也费了不少气力才获得蒙太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无拆检的必要，却经常在威尼斯被人拆检。我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我发现日报上的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这种非法行动，我曾敦促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不肯照办。我这次把挟嫌陷害的案件插到公文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那种好奇心来吓唬他们一下，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因为，如果真要等候朝廷复示来后才办交涉，船长早就破产了。我这样做还不算，还亲自到商船上去讯问船员。我邀请领事馆主任秘书帕蒂才尔神父同我一起去。他只是勉强来的，那班可怜虫太怕得罪参议院了。我既因为有禁令不能上船，就呆在我的贡多拉上做我的笔录，一面高声一个一个地讯问船员，发问的措辞故意引出于他们有利的回答。我本来是请帕蒂才尔神父发问并亲手做笔录，这本是他的职责所在，比我做要适宜些；他却怎么也不肯同意，不仅一言不发，连在笔录上副署都几乎不肯。我这种做法固然稍嫌大胆，然而却产生了奇效，商船在外交大臣复示之前很久就启封了。船长要给我送礼，我心平气和地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我连现成的护照费都不向法国人收，难道能出卖国王的保护来牟私利么？”他至少要请我在船上吃顿饭，我接受了，并且邀了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卡利约一同前去。这位卡利约是个聪明人，很可爱，后来任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又任代办，我在当时已经学我们许多大使的榜样，跟他相处得很亲密了。

　　当我以绝对无私的精神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在所有这一类的细节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细致周密，以免受骗上当，帮了别人的忙反而自己吃苦头，那就该有多好啊！但是在我所处的这种岗位上，稍有差错就不能不产生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出岔子，妨害公务。凡是有关我基本职责的事，我自始至终都是办得极端有条理，极端准确的。我只是在被迫匆忙翻译密码时犯过几个错误，阿梅洛先生的手下人曾抱怨过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对我的任何职守，都从来没有指出过一点疏忽之处。象我这样马虎粗心的人能做到这样也就不简单了。但是，在我负责办的私人事务中，我却有时健忘，不够细心，由于我爱公平，所以有亏总是自己吃，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绝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我只举出一件事情为例，这同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它的后果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回到巴黎的时候。

　　我们的厨师，他叫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开给鲁斯洛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用协商方式收回一点。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赖账；你要是逼他们还，他们就拖，叫那倒霉的债权人耗费时间、金钱，疲于奔命，结果或者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捡回几个子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借据，但不答应付款。闹来闹去，他最后答应付三西昆。当勒·布隆把借据送到他那里时，三西昆还没有筹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搁在那里，但是鲁斯洛的那张借据却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深知他为人正派，绝不容置疑，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张借据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这三西昆，出一张收据，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查内托知道借据丢了，两种办法都不愿接受。我就从腰包里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斯洛，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债权人协商了事，并且把债权人的住址交给了我。那个假发商知道了事件经过，便要他的借据或者是借据上的全部金额。我当时非常气愤。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单据找出来！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以上是说明借据遗失反叫债权人获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这张借据找到了，他连查内托·那尼阁下所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以收回呢！

　　我自觉对这种职务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颇有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约和我不久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有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寻点高尚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差不多总是和那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办公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不是那么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为联系的范围很广，加之又是战时，我还是免不了相当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碰到邮班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埋头研究我开始干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初期的成绩，将来可以获得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谈到我都只有说好，首先是大使，他公开称赞我工作好。从来没有抱怨我一句话，后来他发的那种种狂怒，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诉苦都没有效果，自己硬要辞职的缘故。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好。这些夸奖本来应该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质恶劣，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奖我，便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太不能约束自己，就连星期六，差不多所有文件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也不能等工作完了再出门。他钉住我，不断地催促，要把给国王和大臣的呈文发出去，在他匆匆忙忙签下字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把其他函件大部分都扔在一边，不加签署。如果函件内容只是消息的话，我还可以把它列入公报，但是如果内容与王室事务有关，就必需有人签署，这样只好由我来签了。有一个重要情报，是我们刚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樊尚先生那里收到的，我就这样办理了。那时罗布哥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加日伯爵紧急转移阵地。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退却，是本世纪最精彩的一次战略行动，欧洲人赞扬得还太不够。情报说，有一个人——樊尚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征都说明了——正由维也纳动身，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亚不路息地区，负责在那里煽动民众，在奥军到达时里应外合。蒙太居伯爵是什么也不管的，他不在家，我就把这情报直接转发给洛皮塔尔侯爵了。情报转得非常及时，波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国，也许就多亏我这个可怜挨骂的让－雅克呢。

　　洛皮塔尔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谢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秘书以及秘书对共同事业所建立的这项功绩。蒙太居伯爵贻误军机，原该引以自责的，但他却认为这番夸奖之中含有责他之意，因此对我谈起这事时很不高兴。我过去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也曾和对洛皮塔尔侯爵一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参议院有时派专差给他的大使送信，这种专差出发时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以便他必要时可以顺便寄信给他的同僚。通知一般应是前一两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只在信差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只好当他不在家时就写信寄出。卡斯特拉纳先生复信时总要提到我，多所奖饰；戎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寄信来，也是如此。这每一次都给蒙太居火上加油。

　　我承认，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我也并不躲避，但是我也不乱找机会去出风头。我觉得，只要好好地服务，企求良好服务的合理代价，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谓合理代价，也就是博得有能力评判和褒奖我的工作的人们的赏识而已。我不想说，我尽忠职守就成为大使对我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说，直到我们散伙的日子为止，他所历数出来的理由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象个样子，里面净是些流氓痞棍，使馆里的法国人总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则占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人当中，长久以来就在大使馆服务的好职员都被用不正当的手段赶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随员。这个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当第一随员了，我记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来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个恶棍，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把使馆的总务交给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宠儿，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士以及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大吃其苦。对那些坏蛋说来，正人君子的严正目光总是叫他们提心吊胆的；只此一端就足以使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了。然而这种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它变得更加残酷。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么不对的话。

　　照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里都有他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个戏院，然后由我挑选，其余包厢再由随员们支配。我出门时就拿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里，我叫侍候我的侍仆把钥匙送到我指点给他的那所房子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因为我的侍仆当着大家的面回报了办差使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对他说，“你在某点钟，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看见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后天，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使他慑伏了，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来公开向我道歉，恭顺得只有他做得出来；但是他从容不迫地想着他的办法。他一面对我卑躬屈节，一面却用那种意大利式的阴险手段对付我：他不能煽动大使辞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动辞职。

　　象这样一个混蛋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无心的冒渎时是宽厚、温和到极点的，而对预谋的侮辱则高傲而毫不宽容；他知道我在一定的场合是爱体统、爱尊严的，时刻注意对别人应有的敬重，而别人对我的敬重，我也要求严格。他就从这方面下手，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了。他把大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在馆里努刀维持住的那点制度、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都摧毁净尽。一个单位没有女人，就需要有稍严的纪律，才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端庄气氛。他不久就把我们的单位变成了荒淫放纵的场所、流氓纨袴的巢穴。他怂恿大使把第二随员赶走了，给大使阁下另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是在马尔他十字广场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伉瀣一气，既不顾体统，又盛气凌人，就是大使的房间也不那么有条有理了，而整个使馆没有一个角落能叫正派人忍受得了。

　　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单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就是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席面也布置得干净些、整齐些，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锡碟子，铁叉子。吃饭反正在家里，倒也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贡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从此，除了到参议院外，我就没有六使阁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员个个都嚷起来了。事情虽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来的，他却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不成体统的待遇，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全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余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却出于他那肮脏的灵魂，每天总给我来一个新的侮辱。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前面相形见绌，为我的职位撑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费，而我的薪金却又一文钱也省不出来。我一向他要钱，他就说他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实我的腰包，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那两个恶棍最后使他们那位头脑本来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怂恿他不断地做旧货生意，使他亏尽血本，明明是受骗的买卖，他们硬叫他相信是赚钱的交易。他们叫他花了双倍的代价在伯伦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们将多出的钱和屋主均分了。别墅里的房间都依当地的习惯镶嵌着瓷砖，饰有很美的大理石做的圆柱和方柱，蒙太居先生却花大钱，叫人把这一切都用杉木板盖起来，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的墙壁都钉上一层护墙板。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让他的见习随员佩剑，不让他的随身侍役执仗，其理由也和上述相似。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把我看作眼中钉，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忠实地为他服务。

　　他的嫌恶，他的暴躁，他的虐待，我都耐心地忍受了，只要我认为那都是性情脾气的问题，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发现他有意要剥夺我由于良好的服务而挣得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决心不再忍耐下去了。我第一次领教了他那坏心眼，是在他招待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和家属吃饭的那一次。他通知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虽然没有生气，却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饭，那末就是摩德纳公爵来馆时亲自要求我不去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我本身职位的尊严，他的要求也应该拒绝。“怎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元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是呀，先生，”我反驳说，“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官赐宴席上也有与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我的理由无法辩驳，大使却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再起争执的机会，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大使馆吃饭。

　　从此以后，他就不断地给我找些不痛快，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极力设法把属于我的职位的许多小特权都剥夺掉，让给他那亲爱的维塔利。我确信，如果他有胆子派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他通常都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又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奥利维船长案件的报告了。这案子只有我一个人参预，他在报告里却不提我，甚至连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不说那是我写的，反而说是帕蒂才尔写的，其实帕蒂才尔连半句话也没有说。他是想折辱我，讨他那个宠儿的欢心，倒还并不是想摆脱我。他也感觉到，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也不会象当时接替福罗那么容易了。福罗已经把他的为人到处宣扬开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因为参议院复文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这秘书又能为他办公文，办事务，一点不要他操心，还能在服务良好之外，再加上对他那些无用的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节地奉承。因此，他又要留我，又要整我，把我扣在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都很远的地方，没有路费回去。如果他做得温和一点，也许他会达到目的的。然而维塔利却别有用心，他要逼我下决心，结果他如愿以偿了。当我发现我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大使看我为他效力，不以为恩，反以为仇，我今后在他那里所能希望的，在馆内只有不快，在馆外只有不平，而且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到处声名狼藉，损害我固然于我不利，善待我也于我无益，我便打定主意，向他请长假，同时给他留下时间，让他另找一个秘书。他对我的辞职，不置可否，一切照常。我看情况毫无转机，他又不积极找人接手，就写信给他的老兄，详细说明动机，请他转请大使阁下准我的长假，并且说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没有回信，我开始感到为难了。但是大使最后收到了他兄长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措辞一定很厉害，因为他虽然好发傻脾气，我却从来没见过象这次发的那么凶。他先以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然后呢，不知道再有什么可说的了，便说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笑了起来，用讥嘲的口吻问他是不是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有一个傻子肯出一个埃居来买这种东西。这个回答把他气得白沫直流，他装样子要喊他的仆从来，说是要把我从窗口扔出去。直到那时为止，我都还是很镇定的，但一听到这个威胁，我也就发起火来，愤慨之至了。我奔向门口，把插销一拉，把门从里面扣起来，然后踱着方步回到他面前，对他说：“别这样，伯爵先生，你的仆从不必过问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来解决。”我的行动和我的态度登时叫他冷静了下来：他的举止显示出他的惊讶和恐惧。我看他怒气消了，就用简短的几句话向他告辞，然后，不等他答复，就去把门打开，跨了出去，昂然地从他的仆从丛中穿过。仆从们照例站了起来，看样子，与其说他们会帮他打我，倒不如说要帮我打他。我没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却立即走下楼梯，登时离开使馆，永远不再回去了。

　　我径直到勒·布隆先生家里对他说明了事件经过。他并不怎么惊讶，他知道大使的为人。他留我吃了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是临时备办的，却极精致。所有在威尼斯的有声望的法国人都在座，但大使的人一个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听了这段叙述，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当然不是同情大使阁下的。大使阁下没有跟我结账，没有给我半文钱，我只有随身带的几个路易，回程的路费都成问题。这时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手里拿了二十来个西昆，在圣－西尔先生手里也拿了同样的数目。除了勒·布隆外，我和圣－西尔先生的关系处得最深了。其余所有的人的帮助我都谢绝了。在等待启程期间，我在领事馆秘书家里住下，以便向社会上证明，法兰西这个国家并不是大使的那种种不平待遇的同谋者。大使看到我倒了霉反而受到大家欢迎，而他尽管是大使，却受到冷落，便气极了，完全失掉了理智，所作所为简直象个疯子。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去了一个备忘录，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斯神父给我的这个消息，就决定再待十五天，不照原来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动身。大家已经看到我的做法，都很赞成，我受到了社会上的一致敬佩。参议院诸公对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备忘录，认为不屑于答复，并且请领事转告我，我爱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顾虑一个狂人的活动。我照旧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他很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菲诺切蒂伯爵辞行，他不在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回了我一封极其客气的信。最后，我启程了，尽管手头拮据，却并没有留下别的债，只有上述的两笔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迪的商人的五十来个埃居，这笔欠款，卡利约负责为我清偿了，虽然后来我们常常会面，我却没有还给卡利约；至于上面所说的那两笔借款，我后来一有可能就立刻如数还清了。

　　我不能离开威尼斯而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娱乐，至少要谈一谈我居留时期所曾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读者已经看到，在我少年时代，我是很少追求这种年龄所特好的那些欢乐的，或者说，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谓的少年欢乐。我在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爱好；我的公务繁忙，使我想寻欢逐乐也不可能，但却使我对我所认为无伤大雅的那些简单的消遣更有兴味。第一个消遣，同时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游，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先生。还有一个福尔兰那地方的绅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爱的仪表，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无动于衷：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间，他的心是最和我相通的。我们还和两三个英国人相交甚密，他们都是才气横溢、知识广博，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这些先生们都有他们的妻子、女友或情妇；这些情妇差不多都是有教养的女人，大家就在她们家唱歌跳舞。大家也在她们家里赌博，但是次数很少，强烈的美感、艺术的才能、以及对戏剧的欣赏使我们感到赌博这种娱乐太无味了。赌博只是寂寞无聊的人们的消遣。在巴黎，人们对意大利音乐是怀有成见的，我本来也从巴黎带来了这种成见，但是我又从大自然那里秉受了可以破除一切成见的那种锐敏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它在知音人心里所引起的那种热爱了。我听着威尼斯的船夫曲，就觉得在此以前一直都没有听到过唱歌。不久，我又对歌剧入迷到这样程度，以至当我一心想听演唱而被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吃东西、嬉闹吵得不耐烦的时候，时常偷偷地抛开游伴跑到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关在我的包厢里，尽情享受着听歌之乐，尽管歌剧很长，也一直听到底。有一天，在圣·克利梭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还熟。嘈杂而宏亮的歌曲也不能把我吵醒。但是，把我惊醒的那支歌曲，其甜美的和声、天仙般的歌喉所给予我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又有谁能表达出来呢？当我同时张开耳朵、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多么愉快的觉醒、多么醉迷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以为身在天堂了。这支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是这样开始的；

　　

　　 Conservami la bella

　　

　　 Che si m’accende il ocr．

　　我想要这支歌曲的谱子，不久就弄到手了，并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但是纸上的曲子和心上的不一样。音符相同，情韵却不一样。这支神妙的曲子永远只能在我的头脑里奏得出来，恰如它惊醒我的那天所奏的那样。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比歌剧院的还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scuole的音乐。所谓scuole，就是一些慈善性质的学校，专门教育贫苦女孩子，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在教给这些女孩子的技艺之中，音乐占首要地位。每星期日，在四所学校的每一所教堂里，晚课时间都有圣曲，由规模很大的合唱队和乐队演奏，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师，演唱者都站在装着栅栏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我真想象不到任何东西能象这种音乐一样悦耳和动人：内容的丰富、歌声的幽雅、嗓音的美妙、演奏的准确，这一切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印象，当然踉宗教的气氛不是那么协调，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对曼蒂冈迪学校的晚课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还不仅我们两人而已。那个教堂里充满了爱好音乐的听众，就是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根据这些绝妙的标本培养自己真正的鉴赏趣味。最使我扫兴的是那道可恶的栅栏，只放出歌声，却不让我看到那些容貌足与歌声媲美的天神。我老是这样嚷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又谈起了这件事，他就对我说：“如果你是那么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的愿望是容易满足的。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要在学校里请你跟她们一起吃点心。”他一天没有践约，我就一天不让他安宁。当我走进那所关着我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著名的歌手为我—一作了介绍，她们都是我只闻其声、只知其名的。“来，莎菲……”，莎菲长得令人作呕。“来，卡蒂娜……”，卡蒂娜只有一只眼。“来，白蒂娜……”，白蒂娜长了一脸大麻子。差不多没有一个姑娘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个专会折磨人的朋友看到我惊愕难堪的苦样子，直自发笑。然而我觉得也有两三个长的还过得去，但她们都只是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我真是失望极了。在午茶的时候，人家逗她们玩，她们也都快乐起来了。通常，丑陋并不排除风韵，我发现她们都还风韵可人。我心里想：“没有心灵就不能这样歌唱，她们是有心灵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以至我出门时几乎爱上了所有那些丑丫头。我简直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课了，但是一听又使我安了心。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是美妙的，她们的嗓音太能够掩盖她们的面容了，以至于只要她们是在唱歌，我总是不管眼睛所得的印象如何，硬要把她们想象为仙子。

　　在意大利，听音乐太便宜了，只要你喜爱它，你就可以随便欣赏。我租了一架钢琴，花一个小埃居，就请了四、五个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跟他们一起练习歌剧院里最使我喜爱的歌曲。我在家里也把我的《风流诗神》里的合奏曲试奏了几段。也许它们当真动听，也许人家要奉承我，圣·克利梭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师托人向我要去了两曲。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两曲由那个绝妙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担任舞蹈。这个小白蒂娜长得很漂亮，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曾由我们朋友中一个西班牙人法瓜迦扶养，我们常在她家消磨夜晚。

　　但是，说到女人，在象威尼斯这样一个城市里，人们是不能一尘不染的。有人很可能问我：你在这方面就没有一点可忏悔的么？有的，我正要说一点呢。我将以曾经有过的那同样的坦率态度来忏悔。

　　对于娼妓，我始终是厌恶的，可是我当时在威尼斯又没有可能接触其他女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当地的人家大部分都不得问津。勒·布隆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可爱，但是不容易接近，而且我太尊重她们的父亲和母亲了，打她们的主意，连想也不敢想。我倒更倾心于一个名叫卡塔妮奥小姐的姑娘，她是普鲁士国王外交特派员的女儿，但是卡利约已经爱上她了，甚至还谈到结婚的事。他很富裕，而我却是个穷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金路易，而我只有一百个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挖朋友的墙脚外，我还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威尼斯，象我这样囊空如洗的人，是不应该乱插手去搞风流韵事的。我还没有摆脱掉我欺骗自己的那种伤身的习惯；而且我太忙，对当地的天气所引起的此种需要并不那么强烈，所以我在威尼斯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都和我过去在巴黎时一样的老实，到十八个月后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下述的两次特殊的机会外，我没有接触过异性。

　　第一次机会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给我的，在我逼他给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那些先生们都责怪我不该对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种消遣那么冷漠，他们吹嘘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媚人，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妓女能和她们相比。多米尼克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个，说他愿意带我去，保管我满意。我听到他这样献殷勤，就笑起来了；而庇阿蒂伯爵是一个年纪较大、令人尊敬的人，他又以我预料不到的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态度说，他认为我很聪明，绝不会让我的仇人带我去逛妓院。实际也是如此，我既无此意图，又无此欲望。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后还是让他拖去了。这既不合我的兴趣，又不合我的心情，更不合我的理智，甚至还违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由于一时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疑忌，也如当地人所说， Per non Parertroppo coglione（为了不至于显得太傻）。我们去逛的那个帕多瓦姑娘容貌蛮好看，甚至可以说得上美，但不是我所欢喜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撇在她家了。我打发人买了几杯冰索贝来，叫她唱唱歌，半小时后，我拿出一个杜卡托放在桌上并准备走开。但是她的心理怪得很，不付出代价就不肯接受这一个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就接受了她的代价，免得她过意不去。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梅毒了，所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外科医生，向他要药吃。三星期当中，我感到的精神不安简直无可比拟，而实际上并无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显的征候足以成为精神不安的理由。我就不能想象从帕多瓦姑娘怀里出来的人会能一无感染。就连那位外科医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我，也不能使我放心。最后他对我说明，我的体质与众不同，不易受到感染，这才使我相信了。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少做这种试验，但是我的健康在这方面既然从来没有受到损害，这也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医生的话是不错的。不过，他这种意见却从来没有使我变得轻率从事。如果我真是这样得天独厚，我也可以说我绝不曾因有恃无恐而胡作非为。

　　我另一次艳遇，虽然也是一个妓女，但不论在起因或后果方面，性质都迥然不同。我已经说过，奥利维船长曾在他的船上宴请过我，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同去。我指望会受到礼炮欢迎的，船员列队夹道迎接了我们，但是没有鸣一响礼炮。这使我痛苦万分，因为有卡利约在一起，我看他有点生气。可不是么，在商船上，身份确实比不上我们的人还受到礼炮欢迎呢，何况我觉得我做的事值得受到船长的另眼看待。我的情绪无法掩饰，因为我一向不能掩饰内心，尽管筵席很好，奥利维也尽情招待，我一上来就不高兴，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

　　到了第一次祝酒，我想总该有礼炮了吧：还是没有。卡利约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叽叽咕咕象个孩子，就暗自发笑。饭吃到三分之一，我看见一艘贡多拉越来越近了。“天哪，先生，”船长对我说，“你提防着吧，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笑话回答了我。贡多拉靠船了，只见走出一个十分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光彩照人，服饰艳丽，步履轻盈利落，三跳两跳就到了房间里。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摆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她又妩媚，又活泼，棕色的头发，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凭她那声调就够叫我晕头转向的了。她边吃边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叫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就往我怀里一扑，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那双东方型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样的热情射进我的心里，虽然先是一阵惊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感之乐很快就把我迷住了，以至于尽管有许多人看着，还是需要那个美人儿亲自使我有所克制，因为我醉了，或者毋宁说是发狂了。当她看到我已经颠倒到她所预期的程度，她的爱抚便缓和了些，但是她的火热劲儿并没有稍减。她高兴地把她那兴奋的原因（谁知道是真是假）解释给我们听，她说我长得跟托斯卡海关监督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差一点把我当作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布雷蒙，现在还在迷恋他，而她丢掉布雷蒙，只怪自己太傻，现在她就要拿我代替布雷蒙了，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中了我，以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高兴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将来她把我扔掉了，我也得和她那亲爱的布雷蒙一样，耐下性子等着。她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她把我当作她手底下的人那样摆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她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贡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让开，叫我请卡利约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就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谈了很久，我也就让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又回来了。“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用处。等你觉得腻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就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但是她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劲儿，很明显地她是把金钱看得连粪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钱，我相信是出于虚荣者多，出于贪婪者少：千金买笑，她才感到快意。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了。当我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梳桩台上有两支手枪。“哈！哈！”我拿起一支来，对她说，“这是个新式的胭脂盒子。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你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比这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带着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对我们说：“凡是我不爱的人，我对他们表示开恩的时候，我就要他们出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可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失礼，我就给谁一枪。”

　　我离开她的时候，跟她约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没有劳她久候，只见她是in vestito di confidenza（人约黄昏后的打扮），穿着一件妖艳不过的便装。这种便装只有在南欧各国才能见到，虽然我记忆犹新，也不想多费笔墨去描写了。我只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着丝线，缀着玫瑰色的绒球。我觉得这就把美丽的肤色衬得格外鲜艳。后来我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在身上是如此迷人，而居然没有传到法国，真令人不解。对于正在等待着我的那种感官的享受，我是想象不到的。我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起过拉尔纳热夫人，现在回忆起来，有时还使我如醉如痴，但是，要是和我的徐丽埃妲比起来，她是多么老丑和冷漠啊！读者不要枉费心机去想象这个迷人的姑娘的那些妩媚和风韵吧，你想来想去都会离实际太远的。修院里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艳，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动人。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温馨的享受。啊！如果我懂得把这种享受充分地、完整地品尝一下，就是一刹那也好呀！……我倒是尝到了，但是索然无味，我把一切妙趣都冲淡了，我仿佛有意要把那一切妙趣都毁灭净尽似的。大自然生我绝不是为着享受的。它在我的心里放进了欲望，渴望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却又在我的狂悖的脑子放进了毒药，毒害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描画出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就要叙述的这件事了。我此刻正努力记住我写本书的宗旨，这个努力将使我在这里厌弃妨碍实现本书宗旨的那种假道学。不管你是谁，你若是想认识一个人的话，就大着胆子把下面的两三页读下去吧，这样你就会彻底了解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跟走进爱与美的神庙里一样，我仿佛在她身上见到了美神和爱神。我绝对不能相信，如果你没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刚从最初的亲昵之中认识到她的媚态与爱抚的价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实，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烧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两腿发软了，我几乎晕倒了，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和小孩一样。

　　谁能猜到我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谁能猜到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所支配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她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贵，正如她既可爱又美好一样。王公大人都应该做她的奴隶，君主的权杖都应该放在她的脚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供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支配着她，她竟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这点才能她又不能认识，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里面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觉，把一个丑娼妇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该争夺她的人们对她生厌。”于是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个暗疾了，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里头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肌肉的鲜艳、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温馨、浑身的清洁样儿，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不但对自从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来的身体还有所怀疑，而且还顾虑我不够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这些思绪，赶在这个好时候，搅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来。徐丽埃妲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当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照镜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这种泄气绝不是由于嫌恶。她当然不难把我这阵泄气医好，驱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上真个销魂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有一只奶头是瘪的。我一惊，细细看了一下，觉得这只奶头和另一个长得不一样。我立刻就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个瘪奶头呢，因为我深信这是由于某种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这个念头转了又转，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儿，此刻抱在我怀里的，原来只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弃物，床第间的赝货。我竟傻到这种地步，居然跟她谈起这只瘪奶头来了。她先拿我这话当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轻佻的脾气说出一些话和做出一些动作来，真逗得我爱煞急煞。然而，我始终有一点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只见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裳，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却又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摇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恶的语调对我说：“查内托，lascia le donne，e studia la matematica（丢开女人，研究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来相会，她把时间推到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说我也需要将息将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是滋味，心里只惦记着她的媚姿和风韵，痛感自己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时光就那么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满的时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补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那个爱煞人的姑娘长得那么完美而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简直无法克服。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往她那里跑，往她那里飞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气质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种傲气至少是会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预先尝到一种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计地让她看看，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自己的过错。她把这一场考验给我免除掉了。我一拢岸就派贡多拉上的船夫去通报。他回来对我说，她头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的全部爱情，当我失掉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头。尽管她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爱，那么妩媚，我还是能够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实说，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两段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月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多还有一段未遂的情史。卡利约是很风流的，他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里跑厌了，便异想天开，自己也来包她一个。因为我们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议一个在威尼斯屡见不鲜的办法，由我们两人合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居然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的狠心的母亲正在设法把她卖出去。我们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这姑娘，肺腑都感动了。她是个金发美人，温柔得象只羔羊，你绝不会相信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程度很低。我们给了母亲几个钱，负责供养她的女儿。这孩子嗓子很好，为了培养她一个谋生的技艺，就给她买了一架小钢琴，为她请了个教唱的老师。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还花不到两个西昆，而为我们省下来的其他花费却不在此数。不过，由于得等到她成年。这也就未免在收获之前播种得过早了。然而，我们只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到那里去，跟那孩子天真无邪地谈谈、玩玩，我们的这种消遣也许比占有她更有意味。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还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这话一点不错！不知不觉地，我的心就依恋上那个小安佐蕾妲了，但是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感情，毫无肉欲掺杂其中，以至于这种感情越增涨，我就越不能在这里面掺进肉欲的成份。我感到，将来这孩子长大了，我要是接触她，一定会毛骨悚然，和犯了乱伦罪一样。我看那善良的卡利约，他的感情也不自觉地转到了这同一方面。我们没想到自己寻来的这许多欢乐，虽和我们原先所计划的一样温馨，而性质却截然不同。我敢担保，不管这可怜的孩子将来长得怎样美，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她的童 贞的破坏者，而相反地会成为她的童贞的保护人。我的灾难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没有让我有时间去参与这一善举，我在这件事上只能夸奖我自己其志可嘉而已。现在再回头谈谈我的旅行吧。

　　我从蒙太居先生家里出来，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为我扫除掉障碍。好让我跟我那可怜的妈妈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又太愚蠢，把这事报告了朝廷，这就使得我作出决定，亲自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作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我这个决定函报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我写了信就动身，取道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复尼翁先生待我十分优厚。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是一样；我又再度见到果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我经过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亲，心里并非不极其难过，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到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愿听我解释。开书店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对我严加指责。我对他说明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同时又避免见到继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个小酒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听到消息就奔来拥抱我。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餐，过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维亚尔回到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对他是铭感在心的。

　　我的最直接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要路过里昂一下，以便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里面装了一件金缕绣花上衣，几副套袖、大双白丝袜，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动向我建议，我就把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想抵销我的薪金而亲手写的那张满纸花账的单子上，他载明这口箱子——他称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担，曾替我付出一笔极大的运费。承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并且只依这个重量付了运费。我把这份正式证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账单上，然后就带着这些证件以及其他好几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动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个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莱，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许多东西，其中有波罗美岛，都很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迫，又有暗探钉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这部作品，这本来是需要清闲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种清闲和安静。如果有朝一日老天开恩，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宁的日子，我定要把这部作品改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编，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这桩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传到了巴黎。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机关里还是社会上的，都对大使的狂悖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的公众也有一致的呼声，尽管我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却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赔偿，连薪水也不叫大使补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国家保护，这件事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损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个荒唐鬼，既残忍又不公平，这桩公案使得他永远没脸见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只是秘书。体统，或者说，一般人所谓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因此我也就没得到任何公平处理了。我想，只要我拼命嚷嚷，公开骂这个狂人，这是他罪有应得，到最后总会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决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态时才服从。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让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是事情还是毫无进展，直到最后，我感到人家总是说我有理，而我却总是得不到公平处理，自己也失掉勇气了，便干脆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她满脑子的名位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那个态度是同她这种成见一致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离开她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也许是我生平最强烈、最厉害的一封信，从此就再也不跨进她的大门。卡斯太尔神父待我比较好些，但是透过他那耶稣会派的花言巧语，我看出他还是相当忠实地遵循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处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对自己这件事强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来又很高傲，这就不容许我耐心地忍受他这种偏私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了，我在那儿本来就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那些会友的专横和阴险，跟那位好心的海麦神父的善良纯朴太不相同，使我对他们避之唯恐不速，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只有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宾先生家里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他那时正跟杜宾先生一起，竭尽全力批驳孟德斯鸠。

　　现在就把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予以结束，以后就不再提了。在我们闹纠纷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他不应该用秘书，只应该用个管账房的录事。他果然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在我走后果然找了一个管账房的来接替我，这个管账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三万利物儿。他把他赶走了，送进了监牢，又赶走了他那些随员，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家吵闹，遭到了连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后，因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来奉召返国、革职归田的处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责之中，跟我闹的那场风波似乎也没有被忘记。不管怎样吧，他回国之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跟我结账，付我的钱了。我那时正等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口说无凭的交情账，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把这些债都偿清了，连查内托·那尼的那张借条也付讫了。本来人家这次付我的钱，爱给多少，就给多少；我还清了一切债务之后，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债头难抬，现在却是无债一身轻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我就没再听人说起过蒙太居先生，而他的死讯也是在社会上听到的。愿上帝宽宥这个可怜的人吧！他不宜于干大使这一行，正如我在儿童时代不宜于干诉讼承揽人那一行一样。然而，那也完全在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维持得象个样子的，同时，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预备叫我走的那条路上。后来我年龄大了点，凭我一人闯，也算闯出了走这条路的能力。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它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它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曾结识一个巴斯克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同时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位可爱的青年生来就具有一切才艺和一切美德，他刚完成以培养美术鉴赏力为目的的周游意大利的旅行，因为想不出再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国。我对他说，象他那样的天才，艺术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钻研科学的。为了培养对科学的爱好，我劝他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个月。他信了我的话，到巴黎来了。我到巴黎时，他正在那里等我。他的房间一人住太大，请我分住半间，我接受了。我发现他正在狂热地钻研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知识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进展神速。原来他的求知欲搅得他心神不安，却又不自察觉，这时他是多么感谢我启发了他，给他的精神提供了这种食粮啊！我在这个强毅的灵魂里发现了多么丰富的学识与品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了。我们的兴趣不同，老是争辩。彼此又都固执，所以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然而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不断抬杠，却谁也不愿意对方不是一个好抬杠的人。

　　伊格纳肖·埃马纽埃尔·德·阿尔蒂纳是只有西班牙才能产生出来的那种罕见的人物之一，可惜西班牙产生的这种为祖国增光的人物太少了。他没有他的国人共有的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报复观念之不能钻进他的头脑，正如情欲之不能钻进他的心灵。他太豪爽了，不可能记仇怀怨，我常听他十分冷静地说，任何尘俗人也不能触犯他的灵魂。他风流俊雅而不缠绵悱恻。他跟女人在一起游玩就和跟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游戏一样。他喜欢跟朋友的情妇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见他有过情妇，也没有发现他有过找情妇的念头。他心里燃烧着的道德之火从来不容许他的情欲之火产生出来。

　　他周游列国之后就结婚了。他死时很年青，留下了几个孩子。我深信，并且绝对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领略爱情之乐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个西班牙人那样对待宗教，但是内心里却是天使般的虔诚。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只见到他一个人是那么尊重信仰自由。他从来没有打听过任何人在宗教问题上有些什么想法。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无神论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人是个正派的人。他对无关紧要的意见，又固执，又顽强，可是一谈到宗教，甚至一谈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缄默了，或者只说一句：“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超逸，而对细节的注意却又发展到寸步不让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几时几刻几分分配着，预先规定用途，严格地按时工作，以至于书中的一个句子没有读完，时钟响了，他都会把书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时间都各有用途：思考、谈话、日课、读洛克、祈祷、访客、搞音乐、搞绘画，从来没有因为娱乐、欲念或敷衍别人而搅乱这种秩序，只有急待履行的义务能够搅乱他一下。当他把他的时间表写给我看，以便我也照表执行的时候，我先是发笑，最后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来不碍别人的事，也不许别人碍他的事；有人出于礼貌而打搅他，他就粗声厉气地对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却从不跟人家斗气；我常看见他生气，却从来没见过他发火。他的脾气再令人愉快不过了：他经得起开玩笑，自己也喜欢开玩笑，甚至戏言说得很漂亮。他有说俏皮话的天才。谁要是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闹闹，老远就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带微笑，在激动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话来使大家为之绝倒。他既没有西班牙人的肤色，也没有西班牙人那种所谓粘液质的气质。他的皮肤白暂，面颊红润，头发带栗色而近乎金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形体的构造正适于寄寓他的灵魂。

　　这位心灵和头脑同样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这就说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样的人了。我们相处得太好了，以至我们定下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准备过几年就到阿斯可提亚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庄上。这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在他启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那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我的灾难，他的结婚，最后是他的死亡——就把我们永远分开了。

　　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便决计不再去冒险尝试。我已经看到，机缘使我订定的那许多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就都破产了，而我又被人从开始干得那么好的外交生涯中挤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独立生活，发挥我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过去我一直把它估计得过低。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断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不受打扰，专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尔蒂纳走后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僻静的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起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路来，更能保证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慰藉在等待着我。这是上天使我在苦难生涯中尝到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于有了这个慰藉，我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苦难。这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结识，我得把结识的原委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当时我们的旅馆有一个新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约摸二十二、三岁。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他们的孩子众多。奥尔良造币厂歇业了，父亲就断了生计，后来母亲也破产了。买卖做不成，就弃商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来，靠女儿一人劳动养活全家。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她那种淳朴的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同桌的人，除博纳丰先生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修士和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几个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们的女主人自己也有过风流艳史；只有我一人说话和举止还算端庄些。别人逗那个姑娘时，我就护着她。马上，讽刺的矛头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即使我本来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同情，这种矛盾也会使我产生兴趣的。我一向主张言谈举止要端庄体面，特别是对女人。我就公开成了她的袒护人了。我看她对我的关怀也颇有所感。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和嘴里不敢明说的感激之情，也就变得越发动人了。

　　她很腼腆，我也是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是妨碍我们情投意合的，然而我们却很快就情投意合了。女主人觉察出来了，气愤之至，而她那种种粗暴的表现倒反而在那姑娘方面帮了我的忙。这姑娘在全旅馆里既然只有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便一见我出门就难过，巴不得她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们既心心相印，又气质相投，不久就产生了通常应有的效果。她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她确实没有看错。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我也没有看错。我预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爱情、尊敬、真诚，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忠厚，所以我虽然在女人面前胆子不大。却取得了美满的结果。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这种寄托使我觉得其他任何消遣都是多余的、无味的。从此，我除了戴莱丝家以外哪里也不去，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对我的工作太有利了，所以不到三个月工夫，我那部歌剧的词曲就已全部完成，只剩下几段伴奏和中音部了。这种机械工作我很讨厌，我就建议菲里多尔承担下来，将来分享收益。他来了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为了一项遥遥无期乃至没有把握的收益而埋头于这种呆板工作，他不感兴趣。他干脆不再来了，还是我自己完成了这件苦差使。

　　我的歌剧写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卖出去：这等于要我另写一部更加困难的歌剧。在巴黎，你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果弗古尔先生从日内瓦回来，曾把我介绍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我就想借他的力量来出头。德·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是拉莫的麦西那斯，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又是拉莫的谦恭的学生；而拉莫呢，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这家人家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我估计他会乐意保护他的一个弟子的作品的，因而就想把我的作品拿给他看看。但他却拒绝不看，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吃力。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就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听。并且建议替我找些乐师来演奏几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拉莫也同意了，不过还是嘀嘀咕咕的，一个劲儿说，一个人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修学会了音乐，作出曲来还能好得了。我赶快挑出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来个合奏乐手，演唱的有阿尔贝、贝拉尔和布尔朋内小姐。序曲一演奏，拉莫就以他那过甚其词的赞美，暗示这本可能是我做的。每奏一段他都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到了男声最高者那一曲，歌声既雄壮嘹亮，伴奏又富丽堂皇，他就按捺不住了，他直喊着我的名字，粗暴得使大家愕然，对我说，他方才听到的乐曲，一部分是音乐界老手做的，其余的都出自无知者之手，这个人根本不懂得音乐。有一点倒是真的：我的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合常规，有时十分出色，有时平淡无奇。一个人全靠几阵子才气，没有扎实的工夫做基础，他的作品必然是这个样子。拉莫说我是个小剽窃手，既无才能，又无美感。在场的其他人，特别是主人，却不是如此想法。黎希留先生那时侯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并且，众所周知，也常见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他听人说起我的作品，想全部都听一听，如果满意的话，还有意拿到宫廷里去演出。我的作品就在御前游乐总管博纳瓦尔先生家里，由宫廷出钱，用大合唱队和大乐队演奏了。指挥是弗朗科尔。效果惊人：公爵先生不断惊呼喝彩，而且在塔索那一幕里，一段合唱完毕后，他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卢梭先生，这是沁人心脾的和声。我从来没听到过比这更美的了。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却一言不发。拉莫虽曾被邀请，这天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里十分冷漠地接待了我，她故意贬低我的剧本，对我说，虽然起初一些浮光虚彩使黎希留先生眩惑了一下，但后来他醒悟过来了，她劝我对我这部歌剧别存什么希望。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对我说的话却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恭维了一番，似乎依然打算把我的歌剧拿到国王面前去演奏。“只有塔索那一幕，”他说，“不能拿到宫廷里去演，得另外写一幕。”凭这一句话，我就跑回家关起门来修改，三星期后我把塔索换掉了，另写好了一幕，主题是赫希俄德受到一个缪斯的启示。我设法把我的才华的部分发展过程和拉莫居然对我的才华显出的那种忌妒，都写到这一幕里去了。新写的这一幕没有塔索那幕那样奔放，却是一气呵成。音乐也同样典雅，而且写得好得多，如果另外两幕都能抵得上这一幕，全剧一定会演得很象样的。可是，当我正要把这个剧本整理完毕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又把这部歌剧的演奏耽搁下来了。

　　在丰特诺瓦战役后的那个冬季，凡尔赛宫开了许多庆祝会，其间有好几部歌剧要在小御厩剧院演出。在这些歌剧之中，有拉莫配乐的伏尔泰的剧本《那瓦尔公主》，这次经过修正改编，易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好几场幕间歌舞都换掉，词和曲都要改写。问题是难找到一个能担任这双重任务的人。伏尔泰当时在洛林，他和拉莫两人都忙着搞《光荣之庙》那部歌剧，顾不过来。黎希留先生想到了我，建议由我来担任。为了使我能更好地弄清该做些什么，他把诗和乐曲分开送给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得到原作者同意才去修改歌词，因此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客气甚至很恭敬的信。下面就是他的答复，原件见甲札，第一号：

　　

　　

　　

　　

　　

　　

　　

　　

　　一七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对我来说，这就是两条充分的理由，使我钦佩你；仰慕你。我为你很

　　抱歉，因为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一部不太值得你修改的作品上。几

　　个月前，黎希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瞬息之间拟出几场既乏味、又

　　支离破碎的戏的梗概，原是要配合歌舞的，而这些歌舞跟这几场戏

　　又很不合宜。我只好谨遵雅命，写得又仓促又糟糕。我把这个毫

　　无价值的初稿寄给黎希留公爵先生，原指望不予采用，或者再由我

　　修改一番。幸而现在交到你手里了，就请你绝对自由支配吧。所

　　有那一切，我早就记不清了。它只是一个初稿，写得那么仓促，必

　　然会有错误，我毫不怀疑你已经纠正了一切错误，补充了一切不足

　　之处。

　　

　　我还记得，在许多缺陷之中有这样一点：在联缀歌舞的那些

　　场景里，就没有提到那位石榴公主怎么刚从牢房里出来就忽然到

　　了一座花园或者一座宫殿。既然为她举行宴会的不是一个魔术

　　师，而是一位西班牙的贵人，所以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带上魔术意

　　味。先生，我请你再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请

　　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演出牢房门一开我们的公主就被人从监狱请到

　　为她特备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这一场。我深知这些都毫无价值

　　可言，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无谓的东西当作正经事去做，实在不

　　值得；但是，既然要尽可能不使人产生不快之感，就必须尽可能做

　　得合理，即使是在一场无聊的幕间歌舞中也应该如此。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

　　幸。专复即颂。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我既得到了伏尔泰先生的允许，又不必顾忌拉莫——他是一心要损害我的，我就动手干了起来，两个月就完成了。歌词方面困难不多，我只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并且我敢自信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音乐方面的工作，费时较多，困难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好几支包括序曲在内的过场曲子以外，我负责整理的全部宣叙调都困难到万分，很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极不一样，都必须联缀起来，而且常常只能用几行诗和极快的转调，因为我不愿意更改或挪动拉莫的任何一个曲子，免得他怪我使原作失真。这套宣叙调我总算整理得很成功，它音调适宜，雄健有力，特别是转折巧妙。人家既惠然让我跟两个高手结合在一起，我一想到他们两位，我的才气也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的、外人甚至于根本就不能知道内情的工作里，我差不多总是不辱没我那两位榜样的。

　　这个剧本就照我整理的那样，在大歌剧院里彩排了。三个作者之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不在巴黎，拉莫没有去，或者是躲起来了。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当然要配上与此相应的音乐。然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批评我，尖酸刻薄地说我写的是送葬的音乐。黎希留先生很公正地表示先要查一查是谁写的这段独白的唱词。我就把他送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了，手稿证明是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过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都受到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批评，得到黎希留先生的辩护。但是，毕竟我碰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作的曲子有好几处要修改，还必须请教拉莫先生。我原期待的是夸奖，而且我的确是应该受到夸奖的，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伤心极了，满怀颓丧地回到家里，累得有气无力，愁得肝肠俱碎。我病倒了，整整六个星期出不了门。

　　拉莫负责担任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定的那些修改工作，就派人来找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来代替我新写的那一个。幸而我感觉到他那手鬼把戏，就拒绝了。由于只有五、六天就要演出。来不及另写，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个序曲。这个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一种颇为新颖的风格。然而，它却得到了听众的欣赏，据我的亲戚和朋友缪沙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告诉我，音乐爱好者都很满意我的作品，听众都没有能辨别出哪是我写的，哪是拉莫写的。但是拉莫却和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勾结好了，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别人知道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作者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署名的，而这本小册子却只署了伏尔泰一人的名字，拉莫宁愿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看到我的名字和他的并列在一起。

　　我的病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就想去见黎希留先生。但是来不及了，他已经动身到敦刻尔克去指挥开往苏格兰去的部队的登陆工作。他回来时，我又偷懒，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迟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所以我就失掉了我的作品应得的名声和它应该给我提供的酬报；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疾病使我耗费的金钱，这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了，没有给我带来半文钱的补偿。然而我始终觉得黎希留先生真心喜欢我，他很赏识我的才能，可是我的运气不好，再加上拉·波普利尼埃尔夫人，这就使他的一片好心无法产生任何效果。

　　这个女人对我如此憎恨，我原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一直力求博得她的欢心，并且经常在适当的时候登门拜谒。果弗古尔先生把其中的原委点出来了。“首先她和拉莫太要好，”他对我说，“她是拉莫的公开捧场人，不容许有任何人和他竞争；此外，你生来就带了一个罪过，该让她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原谅你，因为你是日内瓦人。”说到这里，他就给我解释，于贝尔神父是日内瓦人，又是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他曾努力阻止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娶这个女人，因为他深知她的为人。结婚以后，她就把于贝尔神父恨之入骨，并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虽然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友好，”他又说，“据我看，别指望他支持你。他太宠他的妻子了，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既险恶，又有手段，你跟这一家人一辈子也搞不好的。”我一听这话就死心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愿索取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现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没有合法证明，这就对我接受遗产构成了一个障碍。果弗古尔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承洛尔姆律师帮忙，这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极需要这笔小小的资金，而事态的发展尚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后消息。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收到了报告这消息的来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我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登时我就把信放到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时还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当迟，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同时有好几种快乐，但是我可以发誓，最大的快乐还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这种克制自己的事，可以举出的不下数十次，但是现在时间匆促，不能尽述了。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我那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项双手奉上的那种幸福时代，不禁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罗掘俱穷的窘境。她寄给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诀，认为我可以用来致富，也给她带来好处。穷困的感觉已经使她心不能宽、智不能广了。我寄给她的那点钱，又成了包围她的那些坏蛋的掠获品。她一点也享受不到。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点钱分给那些无赖汉呀，特别是在当我试图把她从那些无赖汉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终归无效之后。这，我在下面要讲的。

　　光阴流逝，钱也随之流逝了。我们是两个人生活，甚至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点说，我们是七、八个人生活。因为，虽然戴莱丝无与伦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亲却和她不一样。她一看我帮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点，就把全家都找来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儿女呀、孙女呀、外甥女呀，一窝蜂都来了，只有她的长女，嫁给昂热城车马行老板的，没有来。我为戴莱丝置备的一切都被她母亲拿去供给那群饿鬼了。因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疯狂的爱情的摆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莱丝的生活能够维持得象个样儿而不奢华，能够应付急需，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归她母亲享用，而且我帮的忙还不只这一点。可是恶运者是跟着我，妈妈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缠住了，戴莱丝又被她一家人缠住了。她们两个人，谁也享受不到我为她们提供的好处。说起来也真奇怪，戴莱丝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儿，在姊妹中就数她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嫁妆，现在却是她一个人供养着父母。这可怜的孩子，长久挨哥哥们和姐姐们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现在又接到她们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打骂，现在还是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叫作戈东·勒迪克的，还比较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不过看到别人的榜样，听到别人的教唆，也变坏了。由于我常跟她们俩在一起，也就用她们间相互的称呼来称呼她们，我叫戈东“外甥女”，叫戴莱丝“姨妈”。这就是我一直称戴莱丝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也就跟着叫她“姨妈”来开玩笑。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给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虑，她依然不太赞同：她只是叹息着答应了。人们将陆续看到这种不幸的行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运上所产生的种种变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惨痛，将迫使我时常回头谈到这个问题。

　　我要在这里说一说我初次认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况，她的名字将在这部回忆录里常常出现：她原名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和包税人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先生结婚。她的丈夫跟弗兰格耶先生一样，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而对这门艺术的癖好就使得这三个人变得亲密无间了。弗兰格耶先生把我介绍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和他有时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亲切，机智，多才多艺，和她结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个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她和瓦罗利骑士同居，这骑士名声也不好。我相信，同这两个人的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虽然赋性极好苛求，却生来有些绝好的优点，足以控制或弥补做得过头的事情。弗兰格耶先生对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对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和她有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它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这里本来是不会说的。弗兰格耶先生甚至还对我说了关于这位夫人的一些很离奇的隐私。这些隐私，她自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以为我会知道，因为我没有、并且这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对任何人说起的。这种双方对我的信任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兰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深知我的为人，虽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对我还是很信任。我极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显然是辜负了她对他的爱情的。这三个人说什么，我都不给串通，十分忠实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三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能从我口里套出另两个人的秘密来，同时我对那两个女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隐瞒我和对方的交谊。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我认识了埃皮奈夫人，同时也就认识了她的小姑子，贝尔加尔德小姐，她不久之后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她，正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领我去看她的新房，并且以她那与生俱来的媚人的亲昵态度跟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非常亲切，但是我万想不到这个年青女人竟有一天会主宰着我一生的命运，并且，尽管她不负任何责任，却把我拖进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无底深渊。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我也早已和孔狄亚克神父结识了，他当时跟我一样，在文坛上是个无名小卒，但是已经具备了今日成名的条件。我也许是看出他的禀赋、认识他的价值的第一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和我来往，当我住在让·圣德尼路歌剧院附近关起房门写赫希俄德那一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面对面一起吃饭。他当时正在写《论人类知识之起源》，这是他第一部著作。写完了的时候，他很难找到一个书商肯承印这本书。巴黎书商对任何新手都是傲慢而刁难的，而形而上学在当时又很不时髦，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题材。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我给他们介绍认识了。他们俩生来就是应该彼此相投的，果然一见如故。狄德罗要书商迪朗接受了神父的手稿，因而这位大玄学家从他这第一本书得到了一百埃居的稿费——简直象是得了一笔恩赏。就连这点稿费，要是没有我，也许还到不了手呢。我们三个人住得很远，就每星期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一起到花篮饭店去吃饭。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很合狄德罗的心意，因为他这个人差不多是有约必爽的，对这个约会却从来没有爽过一次。我在这一聚会中订了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狄德罗和我两人轮流执笔。我草草编了第一期，这就使我跟达朗贝认识了，因为狄德罗跟他谈起了这件事。由于有些意外事件出来挡道，这个计划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两位作家刚刚着手编《百科辞典》，开头只准备把钱伯斯的翻译过来，就跟狄德罗刚译完的那部詹姆士的《医学辞典》差不多。狄德罗要我给这第二桩事业帮点忙，建议我写音乐部分，我答应了。他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作家都只给三个月的限期，我就在这三个月限期内很仓卒、很潦草地写成了。但是我是唯一如期完稿的人。我把我的手稿交给他了。这个手稿是我叫弗兰格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从自己腰包里掏了十埃居给他。这十埃居一直没有人还我。狄德罗曾代表书商方面答应给我报酬，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我也没有向他开口。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第八章

　　前章结束时，我必须暂停一下。随着这一章，我那重重灾难之链就以最初的环节开始了。

　　我曾在巴黎最显贵的两个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样善于处世，也免不了在那里结识几个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认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储君和他的保傅屯恩男爵。在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我又认识了色圭先生，他是屯恩男爵的朋友，由于编印了一部很好的卢梭文集而知名文坛。男爵曾邀色圭先生和我到丰特亲－苏－波瓦去住一两天，因为储君在那里有所房子。我们俩都去了。从范塞纳监狱经过的时候，我一见那座城堡，就感到心如刀割，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晚饭时，储君谈起狄德罗被拘禁的事，男爵为了引我说话，就怪那被囚者太不谨慎，我立刻为他辩护起来，其态度之激烈倒显得我太不谨慎了。这种过分的热心本是一个不幸的朋友引起来的，所以大家也都谅解，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座的还有两个德国人，都是随侍储君的。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富有机智，是储君的私人牧师，后来顶掉了男爵，成了储君的保傅；另一个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他暂充储君的侍读，等着另找职业，他的服装寒素就说明他是急需找职业的。就从那天晚上起，克鲁卜飞尔和我开始结识了，不久就成了朋友。我跟格里姆君的结识，发展得就不这样迅速：他不怎么肯露头角，绝没有后来时运亨通时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谈起了音乐，他谈得很好。我听说他能用钢琴伴奏，高兴极了。饭后，主人叫拿乐谱来，我们就在储君的钢琴上演奏起来，搞了一整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对于我，先是那么甜蜜，后来又是那么可悲。在这一点上，将来我要大谈特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听到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我不能立刻奔去看他，心里多么难过啊！我因为有些要事，无法摆脱，在杜宾夫人家里羁留了两三天，急得和等了三四百年一样，之后，我就飞奔到我的朋友的怀抱中了。真是难以形容的时刻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和圣堂的司库和他关在一起。可是我一进门，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他一个人，我一个箭步，一声大叫，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我激动和快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那个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当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之中，考虑不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来作自我表扬的态度，但是从那以后，我有时想到这件事，总觉得如果我处在狄德罗的地位，这绝不会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我发现他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城堡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现在这里已经相当舒适，还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而园林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需要有朋友陪伴，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毫无疑问，我是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也是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不管事务如何忙碌，我至多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或者一人去，或者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跟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一七四九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范塞纳堡足有两里约。我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所以我一人去时就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快快地走，好早点到达。路边的树，依当地的风尚，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一点荫凉。我常常又热又累，走不了路，就躺到地上，动弹不得了。为着走慢一点，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随身带一本书。有一天，我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读，忽然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还是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得到的印象还记得非常真切，但是详细情形自从我在致德·马勒赛尔卜先生的四封信中之一里写出之后，我就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点，值得说明一下。当我依赖它的时候，它就为我效劳，而一旦把内容付之笔墨，它就抛弃我了。所以一件事一经我写出，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个特点也体现在音乐里。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会背许多歌曲，而当我学会了读谱唱歌，就一支曲子也记不得了。我怀疑在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否还能有一支记得完整的。

　　这件事，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到范塞纳堡时神情激动得近乎发狂。狄德罗看出来了，我就给他说明了原因，并把我在一棵橡树底下用铅笔写出的一段拟法伯利西乌斯的演说词读给他听。他鼓励我把我的思想放手发挥下去，写出文章去应征。我照办了，而且从这一刹那起，我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后，我的一生，我所有的不幸，都是这一刹那的狂妄产生出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

　　我写这篇讲演，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别的著作里。也几乎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写讲稿上面。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等到我对这段文章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存到脑海里，直到能落笔写到纸上为止。但是我起床和穿衣所费的时间，使我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到拿起笔来写的时候，我拟好了的文章几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勒·瓦瑟太太来权当秘书。在这以前，我已经把她和她的女儿、她的丈夫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了；就是她，为了让我节省一个仆人，每天早晨来替我生炉子，做些杂事。她一到，我就在床上把晚上想出的文章口授给她写。这个办法，我曾继续了很久，免掉了我很多的遗忘。

　　这篇讲演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且指出了几个应该修改的地方。然而，这篇作品虽然热情洋溢，气魄雄伟，却完全缺乏逻辑与层次。在出自我的手笔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数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了。不过，不论你生来有多大才能，写作艺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到手的。

　　我把这篇文章寄出去了，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没有跟任何别人说过。自从他到弗里森伯爵家以后，我和他来往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钢琴，这就做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跟他围在钢琴旁边度过了，我们从早到晚，或者毋宁说，从晚到早，无休无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谁要在杜宾家里找不到我，准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或者至少我是跟他在一起，或在散步，或在听戏。我本来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入场券，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剧院，我也就不去了，花钱跟他一起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个剧院是他爱得入迷的。最后，有一种如此强烈的吸引力把我跟这个青年人连结起来，使得我跟他难以分离，连那可怜的姨妈我都疏远了。所谓疏远，也就是说跟她相处的时候少了些，因为我对她的依恋心情，这一辈子也没有一时一刻衰减过。

　　我的空闲时间不多，不能两头兼顾，这就格外加强了我要跟戴莱丝住到一起来的念头；我本来早就有这个念头，只是她家人口众多，特别是没有钱置备家具，这就使我把这计划一直搁了下来。这次出现了可以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利用上了。弗兰格耶先生和杜宾夫人感到我一年拿八、九百法郎不够开支，主动把我的年俸提高到五十个金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自置家具，又帮了我一点忙。我们把戴莱丝原有的一点家具也放到一起，在格勒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里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那里的住户都是些正派人。我们尽力之所能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安静地、舒适地住了七年，直到我搬到退隐庐为止。

　　戴莱丝的父亲是个老好人，十分温和，但也十分怕老婆，他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这个绰号，格里姆后来又开着玩笑从母亲头上移到女儿头上了。勒·瓦瑟太太不是缺乏才情，也就是说不是不机灵；她甚至还以有上流社会的礼仪与风度自豪呢。但是她那套诡秘的花言巧语叫我受不了；她教给女儿一些坏招，极力叫她在我面前装假，又分别地奉承我的许多朋友，挑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跟我的关系。不过，她倒是个相当好的母亲，因为这样做于她自己是有好处的，她又为女儿掩盖过失，从中得到利益。这个女人，虽然我对她小心照顾，无微不至，送了她不少小礼物，一心一意只想使她能疼爱我，但由于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她便成为我的小家庭里造成不快的唯一因素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在这六、七年之中，尝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载得起的最完美的家庭幸福。我的戴莱丝的心是一颗天使的心。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的亲密而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彼此是生成的佳偶。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乐趣是可以描写出来的话，它们会以其简单朴质而使人发笑的。我们在城外耳鬓厮磨地散步，遇到小酒店时，就阔气地花上十个或八个苏；我们当着那大窗口吃简单的晚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小椅子上，椅子就放在与窗口同宽的大木箱上。这时，窗台就是我们的桌子，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四周景物，看着过往行人，虽然在五层楼上，却能一面吃着，一面恍若置身街道。这种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几个樱桃、一小块奶饼、四品脱葡萄酒，可谁能描写得出，谁能感觉得到这种晚餐的妙趣呢？友谊啊，信任啊，亲密啊，灵魂的温馨啊！你们所配的作料是多么美妙呀！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如果不是那老妈妈提醒我们，真想不到时间已经那么晚了。但是这些细节还是撇开不谈吧，它们会显得乏味可笑，我一直就是这样说、这样感觉的，真正的享受不是言语所能描写出来的。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有过一次较粗鄙的享乐，也是我应该引以自责的最后一次那样的享乐。我曾说，克鲁卜飞尔牧师是很可爱的，我和他交往之密，不亚于与格里姆，并且后来处得也同样亲密。他们两个有时也在我家吃饭。这些便餐，虽然太简单一点，却被克鲁卜飞尔的妙趣横生、如癫如狂的玩笑和格里姆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德语腔调搞得热热闹闹的——格里姆那时还没有成为法语纯正癖者呢。我们的小饮宴不以口腹之乐为主，但是欢情洋溢足以补偿其不足，我们彼此相处甚得，寸步不能相离。克鲁卜飞尔在他的寓所里包了一个小姑娘，但是她仍然可以接客，因为他无力独自养活她。有一天晚上，我们进咖啡馆，遇到他正从咖啡馆出来，要去那姑娘家进晚餐。我们嘲笑他。他报复得非常雅致，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吃饭，转而嘲笑我们。那个小可怜虫似乎天性相当好，十分温柔，还不很惯于她那一行，有个老鸨跟她在一起，极力训练她。闲谈和畅饮使我们乐而忘形。那位好克鲁卜飞尔请客就要请得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三人先后同那可怜的小丫头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她，说他所以和她呆那么久，是故意叫我们着急，拿我们寻开心的。可是，如果他这次当真没有碰她的话，也颇不象是由于有所顾忌，因为他在搬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惭得和圣－普乐从他被人灌醉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一样，我写他的故事，正是回想到我自己的故事。戴莱丝根据某种征象。特别是根据我那种慌慌张张的神色，就看出我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为了减轻心头负担，马上就一五一十对她明说了。幸亏我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得意洋洋地跑来对她述说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从那时起，他总是一有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提起这段往事：关于这一点，他是特别不应该的，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使我对此后悔。而对我的戴莱丝的心地的忠厚，我也没有比这一次感觉更为深切的了。她嫌恶格里姆的作风甚于抱怨我的薄幸，我只挨了她一些缠绵而动人的责备，并没有发现任何愤恨的痕迹。

　　这个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头脑就有多么简单，这就够说明一切了。但是眼前又有一件事，还是值得补写出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卜飞尔是个牧师兼萨克森－哥特储君的私人牧师。一个牧师，对她说来，是那么独特的一种人物，以至她把最不相干的许多概念非常滑稽地混淆起来，竟把克鲁卜飞尔当作教皇了。第一次我回到家来听她说教皇曾来看我，我以为她疯了。我叫她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我们从此就把克鲁卜飞尔称之为教皇。我们又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作教皇娘娘贞妮。这样一来就笑得没完没了，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人硬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这是借我自己的口说——说我平生只笑过两次，这种人是不曾认识那个时代的我，也不认识少年时代的我的，否则，他们是绝不会想出这种话来的。

　　次年，即一七五0年，我已经不想我那篇文章了，忽然听说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又唤醒了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灌输到我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作起来了。从此我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虽然那糟糕的羞怯和对别人嗤笑的畏惧，阻止我立即照这些原则行事，阻止我与当时的信条公开决绝，我却从此下定决心，只等到种种矛盾刺激我的意志，自信确能胜利的时候，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

　　杜宾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谊，我都是信得过的，我同样也信得过弗兰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兰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传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这个秘密从来只能被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实上也只是我跟他们决裂之后才被泄漏出去的。单凭这一事实，人们就可以对他们作出评价：我不想推卸我所应受的谴责，我愿意接受这种谴责，但是不愿接受由于他们的邪恶而发出的谴责。我的罪过是大的，但只是一种错误：我忽视了我的义务，然而害人的念头却不曾钻进我的心头；我对于根本不曾见过的孩子的父爱自然不会强烈。但是，出卖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我们胸中的秘密公开出去，恣意败坏一个受过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依然尊重我们的朋友的名誉，这一切就不是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丑恶了。

　　我曾许愿写我的忏悔录，而不是写我的辩护书；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我向读者永远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的结婚使我觉得他母亲的家庭更加令人愉快了，因为新娘既有德又有才，是个十分可爱的少妇，而在为杜宾先生办理公文函件的人们之中，她对我似乎另眼看待。她是罗什舒阿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罗什舒阿尔夫人则是弗里森伯爵的至友，因此通过他也就成了格里姆的至友。然而，格里姆之所以能进女儿的家门，还是我介绍的。但是他们两人气味不相投，这段结识无什么结果。格里姆从那时起就一心巴结权势了，他宁愿跟母亲做朋友，不愿跟女儿做朋友，因为母亲在上流社会交游甚广，而女儿只要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朋友，不搞任何阴谋，也不想攀高结贵。杜宾夫人在舍农索夫人身上看不到她所预期的顺从，便让她独自一人在家里过着寂寞的日子，而舍农索夫人呢，她以品德自豪，或许也以出身自豪，宁愿放弃社交界的乐趣，几乎独自一人守在自己屋里，而不愿受她生来就不习惯的那种管束。这种流放式的生活加强了我对她的感情，因为我的天性使我同情不幸者。我发现她喜爱空想，寻根问底，有时带点儿诡辩色彩。她的谈吐，绝不象是一个刚从女修院办的学校出来的少妇，对于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她还不到二十岁。她肤色白皙，光泽照人。如果她讲究一点姿态的话，身段会是端庄而秀美的。她的头发金黄带灰，美得非凡，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青春时期的头发，因而搅得我心绪十分不宁。但是，我给我自己制订的、并且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予以遵守的那些严格的行为准则，保证了我不打她的主意，不受她的魅力的诱惑。整整一个夏季，我每天跟她面对面坐三、四个钟头，一本正经地教她做算术，拿我那些无穷无尽的数目字去讨她的厌烦，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风流活，也没有向她送过一个秋波。要是再过五、六年的话，我就没有那么聪明，或者说，也就没有那么傻气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真正用爱情去恋爱。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将占有我的心灵的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叹息。

　　自从我在杜宾夫人家里生活以来，我始终是满足于我的现状的，没有表示出任何要求改善的愿望。她和弗兰格耶先生一同增加我的薪金，完全出于他们的主动。这一年，弗兰格耶先生因为一天比一天对我好，就想让我再宽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波瓦依耶先生老了，发了财，想退休了。弗兰格耶先生就请我顶这个缺；为了胜任起见，我有几个星期都经常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去学些必要的知识。但是也许因为我缺乏担任这种职位的才能，也许因为迪杜瓦依耶先生——我看他似乎想另找一个继承人——不尽心教我，把我所需要的知识教得又慢又糟；那一大套故意弄乱了的账目总是不能很好地钻到我的头脑里来。然而，我尽管未能得其精微，还能略知梗概，足够把这一行干得顺顺当当的、我甚至开始履行职务了。我既管登记，又管库存；我收支现款，签收票据；虽然我对这一行既乏才能，又少兴趣，可是年龄的成熟开始叫我老实了，我决计克服我的憎恶，用全副精力来干这一行。不幸当我已开始走上轨道的时候，弗兰格耶先生出去作了一次旅行，在旅行期间，他的金库就由我一人负责了，当时库里的现款其实也不过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这项信托给我的操劳和精神不安，使我感觉到我绝不是做出纳员的材料，我毫不怀疑我在他公出时感到的那种焦躁不安促成了他回来后我患的那场大病。

　　我在我这部书的第一部里已经说过，我生下来就是半死不活的。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幼年几乎不断地患尿闭症；我的苏森姑姑负责照护我，她为保全我的生命而受的辛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她到底成功了，我的健壮的体质终于占了上风，在少年时期，我的健康完全稳定下来，以至于除了我叙述过的那次虚弱病以及稍微受热就感到小便频频使我常感不便外，我一直到三十岁都差不多没有再发过我那初期的残疾。这残疾的第一次的复发是在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旅行的劳累和那阵酷热使我患了便灼和腰痛，直到入冬才好。我接触了帕多瓦姑娘之后，以为没有命了，结果却并不曾有任何不适之处。我对我那徐丽埃妲是萦怀多于身体的戕害的，经过一度疲困之后，身体反倒比以前更好了。只是在狄德罗被捕以后，我在当时那种酷热天气下常跑范塞纳堡，结果受了热，才得了强烈的肾绞痛。打这场病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能恢复我初期的健康了。

　　在我现在谈的这个时期，也许由于为那个该死的金库搞些讨厌的工作，稍微累了一点，我的身体又垮了下来，比以前垮得还要厉害。我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惨不堪言。杜宾夫人请名医莫朗来给我诊治，他虽然手术灵敏而又精细，却使我受到难以置信的痛楚，并且始终不能用探条确诊我的病根。他劝我找达朗看，达朗的探条软些，果然插进患处了；但是莫朗向杜宾夫人报告我的病情时，说我至多只能活六个月。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就促使我对当时的处境好好地作了一番思考：我能活的日子所余不多了，为了我本来只感到憎恶的一个职务而受着拘束，牺牲掉这点余生的宁静和乐趣，该是多么愚蠢呀。而且，我已经抱定的那些严格的生活原则，和一个太不适合于这些原则的职位，怎么能调和起来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而来宣扬淡泊和安贫，这能说得过去吗？这些想法随着高烧在我的脑子里酝酿起来，盘根错节，从此再也不能从我脑子里排遣掉；在病后休养时期，我就把我在高烧中所采取的这些决定又冷静地肯定下来。我永远抛弃任何发财和上进的计划。我既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的余生，我就竭尽我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的枷锁，勇敢地做着我所认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我所需要破除的那些障碍以及为战胜障碍而所要作出的那种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量做到了，并且超过了我自己原来的期望。如果我也能和摆脱舆论的束缚一样摆脱了友谊的束缚，我一定就把我这个计划实现了——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上人所能设想的最伟大的计划，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面蔑视那庸俗的一群所谓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谬的评说，一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朋友们的摆布，让他们把我象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而这些所谓的朋友们看我独自走在一条新的道路上，便忌妒起来了，他们表面上似乎在努力使我幸福，实际上却努力使我成为笑柄。他们首先极力贬低我，以便最后达到败坏我的名誉的目的。引起他们对我忌妒的，还不是我在文坛上的成名，而是我在这里开始的那种个人生活上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锋头，也许他们还能原谅，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在行为上树立一个似乎使他们寝食不安的榜样。我生来就好交朋友，我的脾气平易而又温和，很容易产生友谊。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一直都爱我，我没有一个仇人；但是，我一旦成名，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很大的不幸；而尤其不幸的是我身边尽是自称为朋友的人，他们利用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来把我拖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我这部回忆录的后面部分将揭露这一可憎的阴谋，我在这里只说明这个阴谋的起源；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阴谋怎样结下第一个圈套的。

　　我想独立生活，就必须有个生活之道。我想出了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替人抄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什么更可靠的工作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也会做的；但是这种技能既适合我的爱好，又唯一能使我不屈从于人而逐日获得面包，我就认定了这个工作。我认为我从此不必再忧虑前途了，我把虚荣心也压下去了，于是我由金融家的出纳员一变而为乐谱抄缮人。我认为这项选择给我带来的好处很多，就毫无后悔之意，将来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丢开这一行，但一有可能，我还是要重理旧业的。

　　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所下的这个决心更易于实现了。文章一得奖，狄德罗就负责叫人把它印了出来。我还卧病在床的时候，他就写了短函，报告我文章出版的情况和它所产生的效果。短函里说：“真是直冲九霄；这样的成功还没有前例呢。”这种社会大众的赏识绝不是钻营得来，而且又是对一个无名作者，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能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自信。我对自己的才能，直到那时为止，尽管内心里有所感觉，总还是有些怀疑。我立刻看出，利用这个成功，对于我正准备执行的那个独立生活的计划，将是大有助益的；我想，一个在文坛上有点名声的抄缮人，工作大概是不会缺乏的。

　　我的决心一旦下定，就写一封短函给弗兰格耶先生，通知他这件事，谢谢他和杜宾夫人的种种盛情，并且要求他们多多帮忙。弗兰格耶一点也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以为我还在梦呓呢，便赶快跑到我家里来。但是他发现我太坚定了，无法挽回，就跑去告诉杜宾夫人，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疯了。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从服饰上开始实现我的改革，我摒除了镀金的饰物和白色的袜子，戴上一个圆假发，取下佩剑，把表卖掉，我心里异常高兴地说；“谢天谢地；我以后不需要知道钟点了。”弗兰格耶先生很客气，等了很久没有把他的金库交给别人。最后，他看我已经坚定不移，才把它交给达里巴尔先生了，达里巴尔先生以前是小舍农索的保傅，曾以《巴黎植物志》一书而在植物学界知名。

　　不管我那蔚为大观的改革是如何严峻，起初我还没有把它推广到我的内衣上来。我的内衣很漂亮，数量又多，是我在威尼斯时的行装的剩余，我对它特别爱好。由于讲究干净，我曾把它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因而就免不了叫我花掉许多钱。后来有人给我帮了一个大忙，使我摆脱了这种物质欲的束缚。圣诞节的前夕，当我的两位女总督在做晚祷，我也在听圣诗音乐会的时候，有人把阁楼的门撬开了，把里面刚洗过晾着的我们的全部内衣偷个精光，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衬衫，都是上等细麻纱的，是我内衣柜里的精华。邻居中有人曾看见一个人从公寓里出去，带了几个大包，据他们描述的模样，戴莱丝和我都怀疑是她的哥哥，他是众所周知的大坏蛋。母亲愤愤地否定这个怀疑，但是不管她怎样说，证实这怀疑的迹象太多了，所以这种怀疑一直存在我们心里。我不敢作严密的调查，因为怕发现的事实超过我所愿意知道的程度。这个哥哥从此不再到我家来了，最后完全失踪了。我怨戴莱丝的命不好，也怨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于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恳切地劝她赶快摆脱这么一个危险的家庭。这件事把我爱漂亮内衣的癖好医好了，从此以后，我只容很普通的内衣，这就跟我装束的其余部分比较协调了。

　　这样一来，我的改革算完成了，往后我只想到如何使这种改革巩固起来，持续下去；我极力把别人对我的非议以及在做本身是美好和合理的事情时怕人指责的顾虑抛到脑后。由于我的作品出了名，我的决心也出了名，这给我招来许多主顾；因而我一开始营业就相当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使我不能达到在别的情况下可能达到的那么大的成功。首先，我的身体不好，我刚害过的那场病还有些后遗症，一直没能让我恢复到原来那样的健康水平；而且我相信，我所信赖的医生叫我吃的苦，至少也不比疾病本身叫我吃的苦少。我先后找过莫朗、达朗、爱尔维修斯、马鲁安、蒂埃里，他们都很有学问，都是我的朋友，各以自己的方式给我治病，却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大大地削弱了我的体力。我越是遵循他们的教导，我就越黄、越瘦、越衰弱。我的想象力被他们吓坏了，我根据他们的药效来衡量我的病况，使我看到未死之前只有一连串的痛楚，又是尿闭，又是砂淋，又是结石。凡是能给别人减轻病痛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都只能加剧我的病痛。我发现只有达朗的探条有点效力，能够暂时减轻一下痛苦，我认为没有它就活不成，就花大钱买了大量探条存着，以备万一达朗去世，我也终身有探条可用。在八九年当中，我经常用这种探条，连同存在手边的一齐计算，我买探条的钱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很显然，这样耗钱、这样痛苦、这样难受的治疗，是不会让我专心致志去工作的，不会让一个垂死的人有很大的劲头去谋求他逐日的面包的。

　　文学方面的工作又构成了另一种分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艺卫道士就不约而同地扑到我身上来了。我一看，那么多的若斯先生连问题都没有搞懂，就想拿出大师的派头来下断语，我就拿起笔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几个，使得没有人敢支持他们。有个什么戈蒂埃先生，南锡人，是第一个倒在我的笔下的。在我写给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番。第二个就是斯塔尼斯拉夫王本人，他却没有肯跟我较量下去。承他那么看得起我，我在答复他时不得不换个笔调，我采取了一种更加庄重的笔调，但同样强硬有力；我一方面不对作者失敬，另一方面却又充分驳斥了他的作品。我知道有个耶稣会教士叫默努神父的，在那篇作品里插过手。我就凭我的判断，辨别出哪些是国王的手笔，哪些是僧侣的手笔；我毫不留情地抨击所有耶稣会派的语句，顺便还抓住了一个颠倒时代的错误，这个错误，我深信只有那神父才搞得出来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象我别的文章那样出名，但直到现在为止，在它那一类型中是篇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机会，在这篇文章里使公众知道，一个平头百姓也能捍卫真理，乃至和一个君主抗衡。同时也很难选择一种笔调，能比我为答复他而采取的笔调更高傲更恭敬的了。我总算很幸运，遇到这样一个对手，我心里对他充满着钦敬之忱，又能把这钦敬之忱向他表达出来而不失之于谄佞；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却又始终不失身份。我的朋友们为我惊慌起来，以为我巴士底狱是坐定了。这种畏惧，我连片刻都不曾有过。我完全做对了。那位善良的国王看到我的答复之后说：“我领教了，再也不惹他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受到他种种不同的钦敬和善意的表示，其中有几次我将来是要提到的；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国和欧洲平平安安地流传，没有谁再从中寻找可指摘之处了。

　　不多时以后，我又有了另外一个文敌，是我没有料想到的，就是里昂的那位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曾对我很表好感，帮过我好几次忙。我并没有忘记他，但是由于懒，就把他疏忽了；我没有把我的所有作品送给他，因为没有现成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不是了；于是他就攻击我，不过还算客气，我也答复得同样客气。随后他又进一步驳我，这就使我写出了最后一篇答复，他对这篇答复没有再说第二句话，可是他成了我最凶恶的敌人，抓住我倒霉的时候写了些恶毒的谤书来攻击我，而且为了加害于我，还特地跑了一趟伦敦。

　　这场笔战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浪费了许多抄乐谱的时间，于真理的阐扬既无多大补益，于我的钱囊更没有带来进项，当时我的书商叫比索，他付给我那些小册子的报酬总是很少，常常一点都不给。就拿我第一篇文章为例吧，我就没有得到一文钱：狄德罗是白送给他的。他为我的小册子给我的那点钱也需要等候很久，一个苏一个苏地向他要。这时候，我抄乐谱的工作不行了。我同时干着两个行业：这正是两败俱伤的办法。

　　这两种行业还在另一方面互相矛盾着，因为它们逼我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初期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我选定的职业又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人们总是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求任何人，只想生活得自由自在，乐其所乐，别的什么也不管。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全被破坏了。我的房间里总有客人，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借口来侵占我的时间。女士们耍出种种手腕邀我做她们的座上客。我越粗声厉气地对人，人家就越发盯住我。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拒绝掉呀。要拒绝就得招来无数的仇人，要敷衍就得听人家摆布。不管我怎样应付，一天里没有一个钟头时间是属于我的。

　　于是我感觉到，想过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象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愿意靠我的手艺生活，公众却不愿意。人们千方百计来弥补他们使我受到的时间损失。不久，我简直要和傀儡戏里的滑稽小丑一样，几个钱看一次了。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屈辱人、更残酷无情的奴役生活了。我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拒绝一切大大小小的馈赠。对谁也不例外。这一切做法反而招来许多送礼的人，他们要有战胜我的拒绝的光荣，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要强迫我去领情。如果向他要的话，有的人连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现在却不断来麻烦我，向我送这样，送那样，一看所有的礼物都被我退回了，为着报复，便骂我的拒绝是傲慢，是摆架子。

　　很显然，我所抱定的决心，我所要遵循的生活方式，是不合勒·瓦瑟太太的口味的。女儿呢，她虽然不计私利，却挡不住听从母亲的指导；于是，就象果弗古尔先生称呼她们的那样，这两位“女总督”拒绝馈赠就不老是象我那么坚决了。虽然她们有许多事情瞒住了我，我还是看出了一些苗头，这足使我判断出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因此我心里难过极了，倒不单是因为怕人家骂我串通作假（这是不难预料的），主要地还是因为我在家里不能当家作主，连自己也不能自主。我请求，我苦劝，我发脾气，都归无效。妈妈说我是个一辈子改不了的唠叨鬼，是个暴性子；她跟我的朋友们谈起来，便老是喊喊喳喳、窃窃私议。在我的小家庭里，对我来说，什么都是个谜，什么都是秘密；为了免得天天跟她们闹风波，家里有什么事，我连打听也不敢打听了。要想摆脱所有这许多纷扰，就得有绝大的坚决意志，而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嚷嚷，却没有行动：她们就让我干嚷嚷，她们依然我行我素。

　　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缠，这种天天找上头来的麻烦，终于使我感到呆在家里、住在巴黎是索然无味的了。当我的病痛容许我出门的时候，当我不是让熟人抱着东奔西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我想着我那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利用我经常带在衣袋里的白纸本子和铅笔，把想的东西写出一点来。这就说明，我自己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意外烦恼怎样又由于排愁遣闷的需要。把我完全打回到文学这条路上来了；这也就说明，我怎样把驱使我写作的这份恼怒郁闷之气带到了我所有的初期作品里。

　　另一件事又助长了我这种恼怒郁闷之气。我既没有社交界的派头，又不善于做出这副派头，也不惯于受这种派头的约束，而我偏又不由分说地被拖到社交场中，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采取一种我所特有的派头，免得我学一般的社交派头。我那种愚蠢而扫兴的羞涩怎么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涩既出于害怕失礼，我就决心去践踏礼俗，使我的胆子壮起来。害羞使我愤世嫉俗，我不懂得礼节，就装作蔑视礼节。这种与我的新的生活原则相符合的粗鲁的态度在我的灵魂里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化为无所畏惧的德性。而且我敢说，正因为它有这样庄严的基础，所以我这种粗鲁的态度，本来是极端违背本性的一种努力做作，竟能维持得出人意外地好和长久。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妙语使我在社会上享有愤世嫉俗之名，我在私生活中却毫无疑义地老是唱不好这个角色；我的知交和相识把我这只野性难驯的熊牵着鼻子跑，就跟牵一只羔羊一样，而且我的挖苦话也都是一些听起来刺耳却又是普遍的真理，我从来就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一句得罪他的话。

　　《乡村卜师》这部歌剧使我更加成为风头人物了。不久，巴黎就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深受欢迎。这个剧本在我的一生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故事是同我当时的交游联系着的。为了使读者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得详细谈一谈。

　　我当时认识人相当多，但是只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狄德罗和格里姆。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我所爱的人都聚到一起。我既跟他们两人那么要好，他们俩也必然很快就互相要好了。我使他们俩建立了联系，他们俩彼此相投，便互相交结得比跟我还要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格里姆，既是外籍，又是新到，需要多认识些人。我但愿能为他多多介绍。我已经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果弗古尔。我又把他引进舍农索夫人家里、埃皮奈夫人家里、霍尔巴赫男爵家里——我跟霍尔巴赫男爵几乎是不得已才结识上的。所有我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倒是极其简单的。但是他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成了我的朋友，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当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里的时候，他常请我们在伯爵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受到弗里森伯爵的任何友谊和照拂的表示。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跟格里姆非常亲密，但他对我也跟弗里森伯爵对我一样。其余的人，不论男女，凡是格里姆通过两位伯爵的关系结识上的，对我也都是如此。只有雷纳尔神父，我要把他算作例外，他虽然是格里姆的朋友，却也是我的朋友。并且当我手头拮据的时候曾解囊相助，慷慨非常。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父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某次他曾对我有过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殷勤的表示，事情虽然不大，但是我始终不忘，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个热心的朋友。关于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又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这件事就是跟这位格里姆有关的，当时他正与格里姆过往甚密。格里姆跟菲尔小姐来住了若干时日之后，突然起念要神魂颠倒地爱她，要把卡于萨克顶掉。而那位美人儿又偏要显示坚贞，谢绝了这位新来的追求者。于是这位追求者就把事情看成悲剧。想要殉情。他突然害起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怪病。他在连续不断的昏睡中度过了几天几夜，眼睛睁得大大的，脉搏正常，但是不说话、不吃、不动，有时似乎也听见人家说话，可从来也不搭腔，连个示意动作也没有。而且他既不烦躁，也无痛苦，也不发烧，躺在那儿就象死了一般。雷纳尔神父和我轮班看护他。神父健壮些，身体好些，值夜班，我值白班，从来也不会两个人都不在他跟前；一个不到，另一个就不走。弗里森伯爵慌了，就把塞纳克请来。塞纳克把他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什么事儿也没有，连药方也没有开。我为我的朋友着急，这就使我细心观察医生的神情，我看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呢。然而病人还是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汤汤水水什么都不进，只吃几个蜜饯樱桃，他咽得倒还顺利，是我一个一个送到他舌头上的。忽然一天早晨，他起床了，穿上衣服，恢复了他往常那样的生活，却从来没有跟我，据我所知，也没有跟雷纳尔神父，也没有跟任何人，再谈起过那次离奇的昏睡病，也没有提到过生病期间我们对他的照顾。

　　这件事免不了引起人言啧啧；如果一个歌剧女演员的薄情竟能使一个男子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个新鲜的故事呢。这段美妙的痴情使格里姆成了风头人物了；不久，他就被认为是爱情、友情、一切感情的奇迹。这种舆论使他在上流社会里大受欢迎，到处吃香，由此也就使他疏远了我。在他心目中，我这个朋友从来就是勉强充数的。我看他是要完全脱离我了，心里很难过，因为他那么大张旗鼓地表示出来的热烈感情正是我不声不响地对他表示的。我很乐意看到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是我不愿意他因此而把朋友忘掉。我有一天对他说：“格里姆，你把我疏远了，我原谅你。将来当你在那轰轰烈烈的成功所给你的最初的陶醉过了之后，感觉到空虚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到我这里来，你随时都能找到我。至于目前，你就别感到不好意思，一切悉听尊便；我等着你，”他说我说得对，就照我的话做了，并且做得那么自在，以至除了跟共同的朋友在一起之外，我就见不到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跟埃皮奈夫人过往密切之前，我们两个人主要是在霍尔巴赫男爵家里见面。这位男爵是个暴发户的儿子，家有巨产，挥霍得很慷慨，在家里招待些文人才士，而以他自己的学问和知识，也不愧置身于文人才士之林。他很久以来就跟狄德罗交结，而在我成名之前就曾托狄德罗介绍，要和我结识。一种天然的嫌恶之情长期阻止我接受他的盛意，有一天他问我是什么缘故，我对他说：“你太富了。”他依然坚持要和我交朋友，最后还是成功了。我的最大的不幸始终是抵抗不了人家的亲切，而我没有一次屈服于别人的亲切而自己不吃亏的。

　　另有一个相识，在我一有资格攀附时就成了朋友，他就是杜克洛先生。我第一次见他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是在会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他和埃皮奈夫人相处得很好。我们不过同过一次席，他当天就走了，但是饭后我们谈了一会。埃皮奈夫人早就跟他谈到我，并且谈到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自己太多才了，不会不爱有才的人。他对我早就颇有好感，并且邀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也早已倾慕，再加上这次见面，但是我的羞涩和疏懒一直使我没去看他，我认为单凭他垂青而自己没有一点表现，是没有资格跟他攀交的。后来我有了初次的成功，他的奖饰之词又传到我的耳中，我受到了鼓励，就去看他，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开始有了交谊，这种交谊使我始终觉得他为人可亲可爱，并且由于这种交谊，我才除了我自己内心所提供的证据之外，知道正直与节操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没有那么持久，我在这里就不提了。这些交往都是我初期的成功所带来的结果，等到好奇心一满足，交往也就完结。我本来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今天见过我，明天就没有什么新鲜可看了。然而，却有一位夫人这时要和我结识，友情比所有别的女人都维持得长久些：她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哥哥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太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看过他一次。克雷基夫人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就去看她了，她对我很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那里认识了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梭朗先生，他是《斯巴达克斯》和《巴尔恩维尔特》的作者，此后却成了我的极凶恶的敌人，而我就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除非是因为他的父亲曾很卑鄙地迫害了一个人，而我恰恰就跟这个人同姓。

　　显然，一个抄乐谱的人是应该从早到晚都忙他那一行的，而我打岔的事太多，既不能使我每日的收入增多，又妨碍我专心致志于做好我的工作，所以剩下的一点时间大半都耗费在涂错、刮错或整页整页重抄上面了。这种讨厌的生活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巴黎不能忍受，使我热烈地追求乡村。我有好几次跑到马尔古西去住几天，勒·瓦瑟太太认识这地方的助理司铎，我们就在他家落脚，安排得使主人也不至感到不便。格里姆有一次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助理司铎有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他虽然不懂音乐，但他的那部分唱词学得既快当又准确。我们在那里把时间全耗费在唱我在舍农索写的那些三重唱上面。我又根据格里姆和助理司铎瞎凑出来的一些唱词，写了两三曲新的三重唱。我不禁惋惜我在这毫无杂念的欢乐时刻所写、所唱过的这些三重唱，我把它们和我的全部乐稿都撇在武通了，也许达温浦小姐拿去当了卷发纸，但它们却是值得保存的，大部分对位都写得很好。在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兴地看到“姨妈”的心情十分愉快，而我自己也玩得兴高采烈；就是在某一次这样的短途旅行之后，我很快、很潦草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助理司铎，人们将在我的文件里看到这首诗。

　　在离巴黎更近一点的地方，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合我的口味的落脚点，那就是缪沙尔先生家里。缪沙尔先生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又是我的朋友，他在帕西置了一所风光明媚的幽居，我在那里曾度过一些十分宁静的时刻。缪沙尔先生原是个珠宝商，很通情达理，做买卖挣得了足够的资财，又把独生女嫁给票据经纪人的儿子、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以后，就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晚年摆脱买卖和事务，在生活烦扰与死亡之间安排了一个休息与享受的间歇时期。这位老好的缪沙尔先生真是个实践的哲学家，他在自建的一所惬意的房子里，在亲手经营的一个很漂亮的园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大量贝类化石，以至他那兴奋过度的想象力竟在自然界里只看到贝壳，最后他真以为宇宙都只是贝壳和贝壳的残余，整个地球也只是含贝的泥沙了。他老是想着这种东西，想着他那些离奇的发现，便越想越兴奋，这些思想最后在他脑子里简直要形成体系了，也就是说形成疯病了——如果不是死神来把他从他的朋友们手里夺走了的话。他的死，对于他的理智是个大幸事，但对于他的朋友们则是个大不幸，因为朋友们都喜爱他，在他家里小住是最惬意不过的。他死在一种最奇特而痛苦的病上。那是一个瘤，长在胃里，不断地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而人们却久久找不出不能吃东西的原因。这个瘤在把他折磨了好几年之后，终于把他饿死了。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的最后一段生活，我一想起就不由得不伤心。那时候，看他受苦的那种惨相而直到他最后一息都还不避开他的，只有勒涅普和我两个朋友了。他接待我们还是那么高兴，而他自己却已经病到这样程度：看到他请我们吃的饭食真是眼馋，可自己连吮几滴很淡的茶都几乎不可能，喝了后马上还得吐出来。但是在这种痛苦的时间之前，我在他家跟他交给的许多优秀的朋友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愉快的时刻啊！在这些朋友之中，第一应推普列伏神父。他为人极亲切、纯朴，他的心灵使他的作品生气勃勃，值得永垂不朽，他的脾气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现，毫无他给作品涂上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他是个惯得美人怜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他是在死后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相信，他把缪沙尔的思想体系扩展到整个宇宙上去了。在女人中间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那时只是个朴实的女人，还没有假充女才子呢。还有旺洛夫人，她当然不算美，但是妩媚可人，唱得象天使一般。还有就是瓦尔玛来特夫人自己，她也会唱。人虽然很瘦，如果她自己不那么自作多情的话，还是很可爱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全都宾朋，这些宾朋使我相当愉快，如果不是缪沙尔先生带着他那份贝壳迷跟我倾谈，我还会更愉快些。我可以说，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六个多月当中，我的乐趣不亚于他本人。

　　他早就认为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病体有益，劝我住到他家去服用。我为着避开都市的喧嚣，最后接受了他的意见，到帕西住了八、九天。这些日子之有益于我，主要是因为住在乡下，而不是因为服用矿泉水。缪沙尔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就寝前畅谈意大利音乐，特别是谈我们两人都在意大利看过并且十分喜欢的那种喜歌剧。夜里，我睡不着，就净想着怎样才能让法国人对这种体裁得出一个概念，因为《拉贡德之爱》根本不是这种歌剧。早晨，我一面散步，服用矿泉水，一面就仓卒地做了几句似诗非诗的歌词，配上我做诗时想起的歌曲。在花园的高处有一个圆顶小厅，我就在里面把词和曲都草草写出来了。早茶时，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和他的管家、十分善良而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拟的这三段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卜师的咏叹调《爱情感到不安便增长起来》，三是最后的二重唱《科兰，我保证永远……》等等。我绝没想到这点东西是值得继续写下去的，要是没有他们两人的喝彩和鼓励，我都要把我这点破纸扔到火里，不再去想它了；我写出的很多东西至少跟这一样好，却都被我付之一炬了。但是他们却极力鼓励我，全剧六天工夫就写完了，只欠几行诗。全部谱子也有了初稿，到巴黎只要添点儿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行了；所有这一切，我完成得那么快，只三个星期我的全剧各幕各场都誊清了，达到可以上演的程度。所缺的只是一段幕间歌舞，这是很久以后才写出来的。

　　由于完成了这部作品，我太兴奋了，渴望能听到它的演奏。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代价关起门来看到它依我的意思演出，就和当年吕利一样——据说他有一次叫人专为他一个人把《阿尔米德》演了一遍。由于我不可能有这样的乐趣而只能与公众同乐，我就必须使我的作品被歌剧院接受。可惜它属于一种全新的体裁，听众的耳朵毫不习惯，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料到，如果我把《乡村卜师》一剧再拿我的名义送去，它还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克洛解决了我的困难，他负责把作品拿去试演，不让人家知道作者是谁。为着不暴露我自己，排练时我没有到场；连指导排练的“小提琴手”都只在全场欢呼、证明作品绝佳之后，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凡是听到这部作品的人都十分满意，第二天，在所有的社交场中，人们就不谈别的事了。游乐总管大臣居利先生看过试演后，就要拿这部作品到宫廷去演出。杜克洛知道我的心意，而且认为我的剧本一拿到宫廷，就不能象在巴黎那样由我作主了，所以不肯把剧本交给他。居利恃权强索，杜克洛坚持不 肯。两人的争执变得十分剧烈，有一天在歌剧院里，如果不是有人把他们分开的话，他们俩要出去交手了。人家来找我，我就推给杜克洛先生去决定，因此还是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先生出面了。杜克洛最后认为应该向权力让步，就把剧本拿出来，准备在枫丹白露演出。

　　我最得意的部分，同时也是高老路子最远的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崭新的方式决定抑扬，与唱词的吐字相一致。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怕那些盲从惯了的耳朵听了会起反感。我同意让弗兰格耶和热利约特去另写一套宣叙曲，我自己可不愿插手进去。

　　一切都准备好了，演出的日期也定了，人们便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看看最后一次的彩排。我跟菲尔小姐、格里姆，可能还有雷纳尔神父，同乘一辆宫廷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过得去，比我原先预料的要令人满意些。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的乐队和国王的乐队合组而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烈演卜师，合唱队就是歌剧院的合唱队。我没有说多少话。一切都由热利约特主持，我不愿意把他做过的事再来检查一遍；而且，尽管我的表情严肃，在这一群人中间却羞得简直象个小学生一样。

　　第二天是正式演出的日子，我到大众咖啡馆去用早餐。那里人很多，大家都谈昨晚的彩排，入场怎样困难。有一个军官说他没费多大事就进去了，把场内情形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通，并把作者描写一番，说他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奇怪的倒是：这段相当长的叙述说得那么肯定、自然，里面却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把这次彩排谈得那么头头是道的那位先生，当时根本没有在场，因为他说他看得那么清楚的作者现在就在他眼前，而他却并不认识。在这个滑稽场面里，更离奇的是当时它在我心上所产生的效果。那个人有相当的年岁了，绝无狂妄、骄矜的态度和口吻；他的面貌显得是个有地位的人，他的圣路易勋章也说明他曾经当过军官。尽管他那么不害羞，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我对他还是很感兴趣；他在那儿大撒其谎，我在这儿面红耳赤，不敢抬头看人，真是如坐针毡；我心里在想，有没有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撒谎呢？最后，我唯恐有人把我认出来，当面给他难堪，就一声不响地赶快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后低着头打他面前走过，尽早跑了出去，这时在场的许多人还正在就他的叙述高谈阔论着呢。到了街上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我断定，如果在我出门之前有人认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来的话，单凭我在想到那可怜的人的谎言被戳穿时心里那份难过的表情，人家就一定会看出我象个犯了罪的人那样羞惭和局促不安。

　　我现在正处在平生那种最严重的关头之一，很难只作单纯的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就几乎不可能不带上一点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尝试一下，只说明我是怎样做的，出于什么动机，不加任何褒奖或谴责之词。

　　那一天，我穿着跟我平常一样的便服，满脸胡须，假发蓬乱。我把这种不合时宜的装束当作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样走进国王、王后、王室和整个朝廷都即将来临的那个大厅里去了。我跑去坐在居利先生把我领进的那个包厢里，这是他自己的包厢。这是一个在舞台侧旁的大包厢，面对着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就坐在那里。我四周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个男的，我不怀疑人家是有意把我放在那里好让大家都看见。灯一亮，我看到我这样装束，在那么多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的人们中间，就开始感到不自在了。我不免自问，我坐的是不是我该坐的地方，我的打扮又是不是恰当；我感到不安，但几分钟之后，我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对自己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是的，不错。”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也许来自骑虎难下者多，来自理直气壮者少。我自言自语地说：“我坐的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我的剧本演出，我是被邀请来的，我也正是为此而写这个剧本的，而且严格说来，谁也不比我自己更有权享受我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和我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时俗的见解低头，不久就会事事都要重新受到时俗见解的奴役了。为着永远保持我的本色，我就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因为按照我选定的职业来打扮自己而想到羞惭：我的外表是朴素的，不修边幅，但也并不腌臢肋de；胡子本身也并不脏，因为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按照时代和风尚，胡子有时还是一种装饰呢。人们会认为我可笑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经得起笑骂，只要这笑骂不是我应该受到的。”经过这一番自言自语之后，我就勇气百倍了，以至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赴汤蹈火。但是，也许是由于国王在座的关系，也许是出于人心的自然趋向，我在以我为对象的那种好奇心之中，所看到的却只有殷勤和礼貌。我大为感动了，乃至又为我自己，为我的剧本的成败不安起来，生怕辜负这样盛情的期待，因为大家都仿佛一心等着为我喝彩呢。我本来是有思想准备去对付讥嘲的，但是他们这种亲热的态度，我却没有料到，这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以至开始演出时我象小孩子一样直发抖。

　　不久我就有理由放下心来了。就演员而论，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来说，唱得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真是纯朴动人，从那时起我就听到那些包厢里响起了惊奇叹赏的窃窃私议，在这一类剧本的演出中，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呢。这种继续增高的激动情绪，很快就感染了全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这就是从效果本身来提高效果。在一对男女农民对话的那一场，这种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每句台词都听得清清楚楚：剧本和作者都沾了便宜。我听到四周有许多美若天仙的女人在嘁嘁喳喳，彼此在低声说：“真美啊。真好听。没有一个音符不打动你的心。”我把那么多可爱的人全都感动了，这种乐趣使我自己也感动得要流出眼泪来；到第一段二重唱时，我的眼泪真忍不住了，同时我注意到哭的人也并不只是我一个。我有一阵子凝神自思，回想起在特雷托伦先生家里开音乐会的那一幕。这种回忆大有奴隶把桂冠捧上凯旋者头上的那种滋味；但是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马上就充分地、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体味自身光荣的那种乐趣了。然而，我深信，在当时，性的冲动远远超过作为作者的虚荣心；毫无疑问，如果在场的都是男人，我就决不会象当时那样不断地浑身火热，恨不得用我的嘴唇去吸尽我令人流出的那些香甜的泪水。我曾见过一些剧本激起了更热烈的赞赏之情，但是从没见过这样普遍、这样美妙、这样动人的陶醉摄住了整个剧场的观众，特别是在宫廷里，又是首场演出。凡是看到这个场面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因为它的效果是空前的。

　　奥蒙公爵先生当晚打发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左右到离宫去，要我觐见国王。给我送这个口信的是居利先生，他还补充一句说，他认为是要赐给我一份年金，国王要亲自对我宣布。

　　谁会相信，紧接着这样辉煌的日子后面的那一夜，对我竟是焦灼而又尴尬的一夜呢？一想到要觐见，我首先想到此后我需要常常往外跑，当晚看戏时，这种需要已经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明天，我在长廊里或者在国王的房子里，跟所有那些显贵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走过，这种需要将会使我痛苦难当。这个毛病一直是使我避免社交，阻止我和贵妇们呆在屋里的主要原因。我只要一想到这种需要可能使我陷入的窘境，我就急得难忍，忍不住就得闹笑话，而我是宁死也不愿闹笑话的。只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此危险的畏惧心情。

　　然后我又想象到了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陛下惠然停了下来，对我说话。在答话的时候就需要准确、镇定。我这该死的腼腆，连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面前都会使我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会饶过我吗？会使我在恰当的时候讲出恰如其分的话吗？我很想既不放弃我已经习惯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口吻，同时又能表示出我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所给的荣宠深知感戴，因此我就应该在堂皇而又恰当的颂词中蕴藏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预先准备好巧妙的回答，就必须猜准他可能对我说些什么话，而且，我深信，就是猜准了，一到他面前，我预先想好的话连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万一在我慌乱之中又把我平时那些蠢话露出一句半句，我会成个什么样子呢？这种危险使我惊慌、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出这个丑。

　　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而且谁能保证年金准能发到我手上呢？又有多少交涉要办啊！又得向多少人恳求啊！为保持这笔年金，会比不要这笔年金添多少麻烦，招来多少不快。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就是采取一个合乎我的生活原则的决定，要实际，不要面子。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的人，我只以健康为理由，当天早上就走了。

　　我这一走可轰动了，遭到了普遍的谴责。我的理由是不可能被大家都了解的。众口一辞，指责我的行动是出于愚蠢的骄傲。这使任何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忌妒心得到了更好的满足。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个便笺，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自己怎样看入了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的王国里最不入调的嗓子，一个劲儿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卜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的演出将在全体公众面前证实初场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晚上九时左右，我正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准备在那里吃晚餐，忽然在门口看到一辆马车迎面而来。有个人从马车里向我拍手，叫我上车。我上去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跟我谈起年金的事，显出十分热中的样子，我简直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对这种问题会这样热中。他并不认为我不愿觐见国王是什么罪过，但认为我对年金那么漠不关心倒是罪不容赦。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打算，不关心实利倒也罢了，为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打算而不关心实利就不应该，我有责任不放弃用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谋求生活费用。由于人家究竟不能说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批年金给我，我就该提出请求。并且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弄到手。尽管我感谢他的热心，却并不欣赏他那些至理名言，我们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发生过的争吵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就偏不肯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做。

　　我们分手时，时间很晚了。我要领他上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饭，他硬不肯。我本想把我所喜爱的人都联合起来；出于这个愿望我在不同的时机作出了很大努力，要他去看她，甚至把她带到他的门口，而他却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总是不肯见他，而且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用鄙夷的语气。只是在我跟她，后来又跟他闹翻了之后，他们两人才有了交情，他才开始在说起她的时候带着钦敬的心情。

　　从那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就仿佛努力要离间我那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了，他们暗示她们说，她们之所以不能更宽裕点，全是怪我不好，说她们跟着我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他们没法叫她们离开我，答应凭埃皮奈夫人的情面，给她们找个食盐分销站、烟草公卖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拖进他们的同盟，但是杜克洛一直拒绝跟他们走。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感到了一点，但是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弄清楚。我时常抱怨我的朋友们这种盲目而多事的热忱，象我这样病魔缠身，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把我投进最伶仃孤苦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要竭力使我幸福，而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一七五三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了。在这以前，我抽空写了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象印刷出的那样，应该从头到尾都是表演的动作，而且是用一个题材贯串下去，以便提供一些有趣的场景。但是，当我把这个意见向歌剧院提出的时候，人家连听都不肯听，因此，只好照常例杂缀一些歌唱和舞蹈：这样一来，这个穿插尽管充满了许多美妙的意趣，不使正剧减色，但只取得了平平常常的成功。我把热利约特的宣叙曲取消了，恢复了我原来的那首，也就是现在印出的那首。这段宣叙曲，我承认是稍微法国化了一点，也就是说，被演员们拖得冗长了一点，然而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刺耳，而且取得的成功绝不在咏叹调之下，听众甚至觉得至少写得和咏叹调一样好。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是它的保护人。我并且声明，这将是我唯一的题献。但是我后来又征得他同意，作了第二次题献，不过，他应该认为他有了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还要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我有很多有趣的轶事可说，不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没有空闲时间在这里多讲了。也许有一天我在补编里还要谈到这些轶事。然而，尽管如此，有一则轶事我却不能不提一下，它与整个下文都可能有些关系。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参观他的乐谱。当我浏览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集子对我说：“这是人家特别为我写的，都别有风味，也适合于歌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将来也永远不会看到。你应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去。”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比我所能用的要多得多，我当然很不在意他那些曲子。然而他再三敦促，我碍于情面，就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了，改成三重唱，作科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之用。几个月后，当《乡村卜师》还上演的时候，我有一天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便立刻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对他的语架看了一眼，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那个乐曲集，打开的正是他敦促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离开他手的那支曲子。不久以后，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里正举行演奏会，我又看到那同一本乐曲集摊开在他的钢琴上。格里姆也好，任何别人也好，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支曲子；如果不是若干时日以后有谣言散布出来，说我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我也不会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那部《音乐辞典》，人们最后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

　　在演出《乡村卜师》以前的若干时候，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剧的演员，人家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唱，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他们很拙劣，而乐队当时也很糟糕，把他们演的剧本糟蹋得不成样子，然而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大为逊色，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恢复过来。法国和意大利的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这就把法国人的耳门打开了：在听了意大利音乐那活泼而强烈的曲调之后，没有一个人的耳朵再能忍受他们本国音乐的那种拖拉劲儿了；那些滑稽剧演员一演完，听众就走光了。人们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次序，让滑稽演员最后演出。那时正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站不住脚。只有《乡村卜师》还能比一比，即使在《Serva padrona》（《女仆情妇》）演出之后还有人听。当我写我那个短剧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充满了那一类曲子的，而我也是从这一类曲子当中得到了启发。但是我万万想不到有人会把我们的短剧跟那一类曲子一个一个地核对。如果我是个剽窃手的话，那我该有多少剽窃行为被揭露出来，人家又该要费多少心机去揭露这些剽窃行为啊！然而，并无其事：他们费尽心机也没有在我的音乐里找到任何别种音乐的最微小的痕迹。我的全部歌曲，跟所谓原本比起来，都是崭新的，正如我所创造的音乐的性质是崭新的一样。准要是让蒙东维尔或拉莫也来经受一下这样的考验的话，恐怕他们要被弄得粉身碎骨的。

　　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热烈的拥护者。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一派权力大些，人数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华、有天才的人。这一支人马在歌剧院里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另一派则充斥整个池座和正厅，但中心是在国王的包厢底下。当时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争论越来越热烈，就产生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打垮了。这两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是这场论争后唯一存留下来的两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们很久都认为是我写的，尽管我予以否认——被当作游戏文章看待，没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引得人家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我，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笔去描写的。那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院刚被解散，群情愤激达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所谓起义，矛头就是对着我的。这场围攻的声势是如此之大，全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忘怀。当时在宫廷里，问题只是在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小题大做实在可笑的话，御旨都要发下来了。日后人们听说我这个小册子也许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现在都还能证明，因为这件离奇的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我的自由虽然没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却没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对我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戏出门时瞒着我派人保镖，这样才使那阴谋未能得逞。歌剧院那时刚改归市当局管辖，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场券，并且做得极其无耻，竟在我入场时公开拒绝我，以致我不得不买一张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头的难堪。这种不公平的处理特别令人愤慨，因为我把我的剧本让予他们的时候，唯一的代价就是永久免费入场的权利。虽然这种免费入场是一切作者应有的权利，而且我还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但是我还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来。诚然，没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剧院出纳员就送给我五十个金路易作为酬金，可是，不但这五十个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应得的款数，而且这笔款子与入场权毫无关系，因为这个入场权是正式规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们这种做法可谓集罪恶与粗暴之大成，以致社会公众尽管当时对我的敌意正达高潮，仍然为之震惊；昨天辱骂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厅里大叫大嚷，说这样剥夺一个作家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说这个作家完全有权享受这种权利，甚至还可以要求双份权利。意大利的谚语说得真不惜，Ogn’unama la giustiziain casa d’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办法。既然对方取消了原来约定的代价，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为此写信给达让森先生，他那时正主管歌剧院那一部门，我在信里附了一份备忘录，列举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始终不得答复，也无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样。这个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怀，我对他的品质和才能始终是不大佩服的，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对他的钦佩。就这样，他们把我的剧本扣留在歌剧院而把我让予的代价强行剥夺了。弱者对强者如此，就叫做盗窃；强者对弱者如此，不过是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已。

　　至于这部作品的经济收益，虽然我只收到它在别人手里可能产生的四分之一，数目仍然相当可观，够我生活几年，并且补充我抄缮工作的不足，因为抄缮工作一直是进行得不够好的。我得到了国王的一百个金路易，又从美景宫的演出得到了蓬巴杜尔夫人的五十个金路易——在这次演出中，蓬巴杜尔夫人亲自饰科兰一角，——再加上歌剧院的五十个金路易和比索刻印剧本的五百法郎。这个短剧，一共只费了我五、六个星期的工夫，尽管我运气不好，做事又笨拙，还是使我挣到了差不多和后来《爱弥儿》使我挣得的同样多的钱，而《爱弥儿》却费了我二十年的思考，三年的劳动。不过我为这剧本给我造成的宽裕的经济条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因为它给我招来了无穷的烦恼：它是许多在很久以后才爆发出来的暗中忌妒的根苗。自从这个剧本取得成功以后，我再也看不到格里姆、狄德罗以及差不多所有我认识的文人从前的那种恳挚坦率，那种一见我就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了。我在男爵家一露面，大家就停止了一般的交谈。人们分成一小群、一个堆的，彼此窃窃私语，我一人呆在那里不知跟谁说话才好。这种令人难堪的摒弃，我长久以来都豁达对之；由于霍尔巴赫夫人和蔼可亲，始终很好地接待我，只要她丈夫的那种粗鲁的态度还能忍受得了，我就忍着。但是有一天，他竟毫无道理、毫无借口、粗暴万分地攻击我。当时狄德罗和马尔让西都在场，狄德罗一声也没有吭，马尔让西后来时常对我说，他真佩服我当时回答的那种温和态度和克制工夫。霍尔巴赫的这种失态等于下逐客令，我终于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回去了。虽然如此，我每谈到他和他那一家人，总还是怀着尊敬的态度，而他一谈起我来，却用一些侮辱性的、鄙视的字眼，开口闭口都是“那个小学究”，不用任何别的称呼，然而，他又说不出我对他或对他所关心的任何人有过任何对不起的地方。就这样，他终于证实了我当初的那些预言和担心。就我而言，我相信我上述的那些朋友是会原谅我写书的，并且会原谅我写出极好的书，因为这种光荣并非他们所不能有的，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写出了一出歌剧，更不能原谅我这出歌剧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走上这样的道路，更不能指望这样的光荣。只有一个杜克洛超脱于这种妒忌之上，他甚至对我更加友爱，并且把我引进季诺小姐家里，在那儿，正跟霍尔巴赫先生家里相反，我受到了尊重、优礼和爱戴。

　　正当歌剧院演《乡村卜师》的时候，法兰西喜剧院也在谈它的作者，不过结果稍差一点。由于七、八年来我都没有能使我的《纳尔西斯》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也就讨厌这个剧院了，觉得那些演员用法语演剧并不高明，我很想把我的剧本拿给法国演员演，而不再给他们演。我把我这个愿望对演员拉努说了，我跟拉努本来就认识，并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出色的人物，又是个作家。《纳尔西斯》很合他的意，他负责使它作为无名氏的作品演出，并在事先就送了我一些入场券，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是喜欢法兰西剧院超过那另外两个剧院的。剧本被鼓掌通过了，并且不宣布作者姓名就演出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演员们和很多其他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古桑和格兰瓦尔两位小姐饰多情女郎的角色；虽然，据我看，全剧的精神没有被掌握，但也不能因此就说绝对演得不好。不过，我对观众的宽厚是很惊讶的，并且也很感动，他们竟有耐性安安静静地从头听到尾，甚至还容许它第二次演出，没有丝毫不耐烦的表现。在我这方面，初演时就感到那么厌烦，以致无法坚持到底。我一出剧院就钻进普罗高普咖啡馆，在那里遇到波瓦西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大概也是和我一样，厌烦得坐不下去了。我在那里公开地表示了我的Peccavi（真诚的认错），谦卑地、或者说自豪地承认了我是那个剧本的作者，并且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写了一个垮了台的坏剧本而且还公开承认自己是作者，这一行径博得了大家的赞赏，而我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堪。我这种坦白承认的勇气还使自己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种补偿。我现在仍然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直说出来的骄傲，实在多于不说出来的无谓的羞惭。这个剧本，演出虽然是冷冰冰的，但能够读得下去，所以我把它印出来了。前面的那篇序是我的佳作之一，我在这篇序里，开始阐述我的许多原理，比我直到那时为止所曾阐述的要多一些。

　　不久我就有机会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作品里把这些原理彻底地发挥出来了。我记得，就是在这个一七五三年，第戎学院发表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这个大题目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很惊讶这个学院居然敢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它既然有这样的勇气提，我也就有这样的勇气写，于是我就动手写了。

　　为着自由自在地思考这个重大的题目，我到圣－日尔曼去作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莱丝和我们的女主人（她是个正派女人）以及她的一个女友。我把这次旅行看成是平生最惬意的旅行之一。天气十分晴明，这两位善良的女人负责照顾一切，掌管开销；戴莱丝和她们一起玩；我呢，不需要操一点心，到吃饭的时候就跟她们无拘无束地寻点乐趣。

　　每天其余的时间，我就钻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寻找并且找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勇敢地描写了原始时代的历史。我扫尽人们所说的种种谎言，放胆把他们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把时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诸事物的进展都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然后，我拿人为的人和自然的人对比，向他们指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了，直升腾至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正盲目地循着他们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路途前进，我以他们不能听到的微弱声音对他们疾呼：“你们这些愚顽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启你们自身的呀！”

　　《论不平等》就是这些默想的结果。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都更合狄德罗的口味，并且他为这部作品所提的意见对于我也最为有益，但是这部作品在全欧洲却只有很少的读者能读懂，而在能读懂的读者之中又没有一个愿意谈论它。它是为着应征而写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里预先就已经料定它不会得奖，因为我深知各学院之设置奖金绝不是为着征求这种货色的。

　　这次旅行和这次写作对我的气质和健康都有好处。我因苦于尿闭症而完全听任医生摆布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没有减轻我的痛楚，反而耗尽了我的精力，毁坏了我的体质。从圣－日尔曼回来后，我的体质增强了一些，自己感到好多了。我就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决心不管是痊愈还是死亡，反正不找医生不吃药，永远跟医药绝缘。这样，我就开始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门，就安安静静地呆着，一有气力走动，就走动一下。在巴黎，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这种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界中又是那么一副专断的神气，凡此种种，对我来说，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太难发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喧嚣的生活，开始热切地盼望能到乡间居住；即使我的职业不容许我长期乡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在乡间度过。有好几个月，我吃过午饭的第一件事，就是独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题材，直到夜里才回家。

　　当时我和果弗古尔来往极其密切，他为了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劝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我的身体不够好，少不了女总督的照顾，因而决定她也同往，让她母亲看家。一切都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启程了。

　　我应该记下这次旅行，因为这是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与生俱来一直毫无保留地对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我们包了一辆马车，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时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戴莱丝就表示她极其厌恶独自跟果弗古尔留在车里。每当我不顾她的恳求，还是要下车的时候，她也就下车步行。我把她这样任性的脾气骂了很久，甚至于坚决反对她下车，直到最后，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对我说明了。当我听说我这位年已六十有余，老态龙钟，有脚气病，又因追欢寻乐而断伤了身体的朋友果弗古尔先生，竟然从我们出发的时候起就想败坏一个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轻，而且还是属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好象是从云端掉下来一样。而他这种行为，用的手段又极其卑鄙，极其无耻，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钱包送给她，还拿了一本淫书给她读，拿他随身带着的那些淫画给她看，企图借此挑动她。戴莱丝气愤极了，有一次竟把他那本丑书从车窗里扔了出去；我还听说，启程的第一天，一阵剧烈的偏头痛使我没有吃晚饭就去睡了，他就利用这两人相对的一段时间去勾引她，动手动脚，简直象个色情狂，象只骚公羊，绝不象个受我信赖而又托以妻子的正人君子。多么惊人啊！这对我又是一件多么未曾料到的伤心事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友谊的魅力的全部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现在我却生平第一次感到，我不能不把友谊和轻蔑结合起来了，不能不把我的信赖和尊敬，从我所爱的并且还以为被爱的一个人身上收回来了！那个老无赖还在我面前瞒着他那卑鄙龌龊的行为呢。为了不叫戴莱丝为难，我也不得不在他面前瞒着我对他的鄙视，把他一定不会知道的那些反感放在我的心灵深处隐藏起来。你，友谊的甜美而神圣的幻象啊！果弗古尔第一个把你的纱幕在我的眼前揭开了。从那时起又有多少残酷无情的手阻止这个纱幕重新合上啊！

　　到了里昂，我就跟果弗古尔分了手，另走萨瓦那条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从离妈妈那么近的地方走过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况多么惨啊，天哪！这是怎样的堕落！她初期的那种美德怎么就荡然无存了？她是当年彭维尔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多么难过啊！我看她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只有迁地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里再三敦促她来跟我安安静静地一同生活，我愿意和戴莱丝尽毕生之力使她能享点幸福，这次我又热烈地重复这种请求，但是终归无效。她死钉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话，而她那份年金，虽然照付不误，她自己却长久以来花不到一文钱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绝对深知我分给她的钱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话，我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多分一点给她的。在我居住日内瓦时期，她到沙伯莱作了一次旅行，并且到格兰日运河来看我。她没有钱完成她的旅程，当时我身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后我叫戴莱丝拿去送给她。可怜的妈妈啊！让我把她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现再大书一笔吧。她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就只有一个小戒指了，她把它从自己的手指上脱下来戴到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立即就又把它脱下来，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时洒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的手。啊！这时正是我偿债的适当时刻啊！我应该抛弃一切而跟她走，相依为命，直到她最后一息，同甘共苦，不问她遭遇如何。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被另一份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对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对她能有点好处。我为她嗟叹，却没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内疚之中，这个内疚是最强烈、最抱恨终身的。为此，我就理该受到从那时起不断降到我头上来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愿这些惩罚能把我的忘恩负义之罪全部抵偿掉吧！这种忘恩负义是表现在我的行为上的，但是它却如此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足见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是一个志恩负义者的心。

　　在离开巴黎以前，我已经把《论不平等》那篇文章的献词草拟好了。我把这篇献词在尚贝里写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写于尚贝里，因为我想，为着避免一切挑剔，还是宁可不注明写于法兰西或写于日内瓦为好。一到日内瓦，我就沉浸于驱使我回到日内瓦的那种共和主义的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又因我在那里所受到的欢迎而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爱护，满腔沸腾着爱国热忱；但因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种宗教，从而被剥夺了公民权，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惭。于是我决心公开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都是同样的福音节，而教条内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于各人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强加解释，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只有统治者有权确定教义和这不可理解的教条，因此，公民的义务就是承认这个教条，遵从法律所规定的教义。我和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憎恶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到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稣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总之，哲学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道的公式。我既认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认为，凡是与形式和纪律有关的一切，在每一个国度里都属于法律的范围。由于这个原理——这么合情合理的、这么富有社会性的、这么和平的、却又曾给我招来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既要做公民，我就应该做新教徒，重新回到我国既定的教义。我决定这样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务会议席前去受讯问。然而圣教法令对这一点却是有明文规定的，不过人们居然愿意为我通融办理。他们指定了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个别地听我发表改宗声明。不幸得很，佩尔得利奥牧师——他对人亲切而又和蔼，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对我说，大家以能听到我在这个小集会中致词为快。这种期待叫我害怕极了，以致我用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准备好的短小的演说词，但到要宣读的时候，慌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在这个会议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学生，审查委员们替我说话，我呆呆地回答着“是”或“不是”。然后，我就被纳入教团，公民权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载入了保安税册，这种保安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饮非常全体会议，从执行委员缪沙尔那里接受誓言。对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这次对我表示的那种种感情，以及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的那种种恳挚而客气的态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离左右的好朋友德吕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别受到我自己内心倾向的驱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琐事处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或者供给他们些赡养费，然后再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来，安度余生。

　　这样一决定，我就把正经事都暂时停了下来，以便跟我的朋友们一直玩到启程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游乐当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戴莱丝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环湖游览。我们用七天时间作了这一次环游，天气是再好也不过的。我对湖那一边引起我惊叹的许多风景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就在《新爱洛伊丝》里把这些景色描写了下来。

　　我在日内瓦结识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经说过的德吕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对他的估价比他后来的表现要高些；有佩尔得利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今天是文学教授，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风，这是使我永远怀念的，虽然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就显得是个漂亮角色；有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的文章读给他听，不过没有读献词，他似乎非常叹赏；有吕兰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经常通信，早先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书；有凡尔宗教授——我对他，曾以种种事实表示我的依恋与信赖之忱，这些事实原该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事实感动的话，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样，我一作这种表示之后，他就转过脸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尔的助理和继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顶掉果弗古尔。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顶掉了；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以后又表示愿做我的朋友，当年一度为祖国增光，后来做了戏剧作家，并且想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因而就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但是在所有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艺，思想激烈，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虽然他跟我的许多最险恶的仇人都有联系，我还是一直爱他，并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做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一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的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卢克丽霞，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经过里昂，省得又碰见果弗古尔。因为我预定的计划是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阅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稿子是我委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内瓦刚认识的新交。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又可能不中国民议会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献词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怎样，然后再回日内瓦去。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这篇献词本是最纯洁的爱国热忱驱使我写出来的，却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执行委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辑里，甲札第三号。从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吕克和雅拉贝尔，我得到了若干奖饰之词；如此而已。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愤愤不平。还记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宾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代办克罗姆兰，还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当众说，国民议会应该为这本书对我有所馈赠，并予以公开褒奖，否则它就有失体面。克罗姆兰是个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险恶，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复，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这部作品为我挣得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是由我的许多朋友，接着又由公众赠给我的。后来我又失掉了这个称号，只是因为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了。

　　然而，如果没有对我的内心产生更大影响的某些动机的话，单是这个失败是不会阻止我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莱特府第原来缺少的那一翼侧的房子添建起来，为此花了很大一笔钱。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这些工程，我们顺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约的样子，直走到花园的那个大蓄水池旁。这儿跟蒙莫朗西森林紧挨着，还有一片漂亮的菜园及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子，称之为退隐庐。这个幽静而十分可爱的地点，我在去日内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见时就注意到了，我曾在兴奋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过这样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埃皮奈夫人当时对我这句话没有显得怎样在意。但是这次重来，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旧房子没有了，换了一所几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间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来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做了这件事，并且花钱不多，只从府第工程抽出一点材料和几个工人而已。旧地重游，她看到我如此惊讶，便对我说：“我的狗熊啊，这就是你的退隐地点；你自己选了它，现在是友谊把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你放弃你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无情的念头。”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曾经历过比这更强烈、更愉快的感动：我的眼泪沾满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虽然当时我没有完全被征服，却已经极端动摇了。埃皮奈夫人不愿功败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尽了方法，托尽了人，来争取我，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怂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支持她，所以最后她胜利了，使我改变了决心。我放弃了返居祖国的计划，决定并答应来退隐庐住下。她一面等房子干燥，一面忙着准备家具，等到一切齐全，开春就可以迁入了。

　　还有件事，也大有助于促使我下这个决心，那就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会在我的祖国碰到巴黎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又要不断地论战；而且在行动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胆小怕事的坏公民，别无他途。伏尔泰关于我的后一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复信里婉转说明我的种种隐忧；那封信产生的结果把我的隐忧都证实了。从此，我认为日内瓦无可救药了，而我也确实没有想错。如果我自觉有此能力的话，也许我应该去顶住那场狂风暴雨。但是我只是单独一人，又羞涩，又极不善词令，而要去对付一个目空一切、富敌王侯、既有大人先生们为他撑腰、又有口若悬河的辩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经成为女人和青年们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么来呢？我担心冒险犯难，徒劳无益，因而我听从了我的和平的天性，听从了我对安宁的爱好。这种对安宁的爱好，当年使我走错了路，今天在这同一问题上还是使我走错了路。如果我退隐到日内瓦，我能为我自己免掉许多大灾大难；可是我怀疑，即使以我这全部炽烈的爱国热忱，我又能为祖国做出什么伟大而又有益的事来呢。

　　特龙香也差不多就是在这时候到日内瓦定居的，不久后到巴黎来闯江湖，赚了大批钱带走了。他一到，就跟让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请他个别诊治，但是就诊的人太多，不容易挤进去。她找我设法。我就促特龙香去看她。他们俩就是这样，在我的介绍之下，开始有了交谊，后来他们关系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头。我的命运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一把彼此不相关的两个朋友联系起来，他们就准联合起来反对我。不过，虽然特龙香一家在他们从那时就参预的那套使祖国沦于被奴役地位的阴谋之中，个个都把我恨之入骨，这医生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内瓦后还写信给我，建议我到日内瓦去任图书馆荣誉馆长之职呢。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这番盛意没有使我动摇。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又一次拜访了霍尔巴赫先生，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尔巴赫夫人跟弗兰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内瓦时去世的。狄德罗把霍尔巴赫夫人的噩耗告诉我的时候，说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人，为此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巴赫。这件丧事使我把他一切对不起人的作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从日内瓦回来的时候，当他跟格里姆和其他几个朋友周游法国，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后来还继续去看他，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人们一知道埃皮奈夫人——这时霍尔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来往——正在为我准备住所，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头上来了。他们扬言我需要人家捧场，需要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数，让他们说去，还是我行我素。霍尔巴赫先生免不了对我还是有点好处的，他给勒·瓦瑟老头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老头那时有八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个很大的累赘，一个劲儿请我把他打发走。他被送到一个慈善机关去了。差不多一到那里，衰老之年和离家之痛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不怎么怀念他，但是戴莱丝疼爱老父，一直就抱恨终天，后悔不该让老人以风蚀之年，远离她而了此残生。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个客人来拜访我。虽然他是我的一个旧相识，这次来访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说我的朋友汪杜尔，他有一天早晨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我觉得他变得多么厉害啊！早年的风韵完全没有了，我只见他一副下流样子，使我无法跟他放怀畅叙。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也许是酒色使他变得迟钝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来是出于青春的光辉，而现在青春时期早已逝去了。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我们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往日交游的旧情又强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时代的回忆。我的青春是那么温馨地、那么诚笃地献给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现在这位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他啊。还有那幸福时代的许多小故事，在托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日，当时我是那么天真、那么酣畅地处在那两个妩媚可人的少女之间，她们对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她们的手。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怅惘；当年我是感到了一颗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荡力量的，现在我相信它们是一去不复返了。所有那许多缠绵的回忆使我为已逝的青春、为永别了的青春狂热，洒下了眼泪。唉！我对这种狂热的不幸重来又该酒下多少眼泪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还有过一件十分称心的痛快事，我领略到了它的全部纯洁意味。南锡学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几部戏剧知名，这时又在吕内维尔当着波兰国王的面演了一出剧。他在这个剧本里写了一个竟敢执笔和国王较量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博得国王的青睐。斯塔尼斯拉夫为人豪迈，不欢喜讽刺，一看有人竟敢这样在他面前评说时人，非常愤慨。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通知我说，国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学士院。我回信恳求特莱桑先生在波兰国王面前关说，为巴利索开恩。恩是开了，但特莱桑先生以国王名义通知我时，又补充说，这件事将在学士院的档案上登记下来。我又复信说。这样一来，不是开恩，倒反使一个惩罚传于永世了。最后，由于我再三恳请，总算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档案上将不作任何记载，对这种事将不留下任何公开的痕迹。在办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论是国王也好，是特莱桑也好，都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颇感欣幸。我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对一个人的尊敬，会在这个人的心灵里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贵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里已经录下了特莱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复函，原稿存甲札，第九、十及十一号。

　　我完全知道，万一我这些回忆录将来得见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迹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传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传之未来的事还多着呢。我念念不忘地写这部忏悔录的伟大目标和把一切都全盘托出的这样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心，将不容许我为某些细小的顾忌而意存规避，否则就会使我离开我的目标了。在我所处的这种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太应该对真理负责了，不能对别人再有所怜恤。要彻底认识我，就应该从我的一切方面来认识我，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别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都以同样的坦率做这两种忏悔，虽然我想对别人多加照顾，但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对任何别人比对我自己要照顾得多些。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说别人的坏处，并且非不得已时不说。在我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况时，谁还有权利对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写忏悔录绝不是为着在我未死之前发表的，也不是在有关的人们未死之前发表的。如果我的命运和这部书的命运都能由我作主的话，这部书应该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者由于对真理的畏惧而作了种种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净尽，这就使我为保留这些痕迹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后应该湮没无闻，那么我就宁愿不牵累别人，而毫无怨言地把一场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奇耻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还要存留下去，那么，我就应该努力使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但应该是按真实情况，而不是按许多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要描绘的那样。
第九章

　　我急于要住进退隐庐，等不及明媚的春季来临，住宅一收拾好，就赶紧搬进去了。这就引起了霍尔巴赫一伙的一片嗤笑声，他们公开预言，我守不了三个月的寂寞，就会羞惭满面地回到巴黎，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呢，十五年来都是如鱼失水，现在仿佛又要回到故渊，对他们开的玩笑根本没有理睬。自从我不由自主地投身到社交界以来，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我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我在那里度过的甜蜜生活。我感到我生来就是为了退隐和乡居的，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得幸福。在威尼斯，在公务纷忙之中，在外交使节的高位之中，在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在巴黎，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光彩之中，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对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的回忆经常使我分心，勾起我的愁思，引起我的嗟叹和憧憬。过去，凡是我能强制自己去做的那一切工作，凡是曾使我打起一阵阵精神来的那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天能过这种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而这种生活，我此刻正深自庆幸即将到手了。我原以为只有相当的富裕才能实现这种生活，现在我诚然没有发财，但是我觉得，以我这种特殊的地位，无需发财，很可以由完全相反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是我有点名声，有些才气；我很俭朴，那些为了不招人非议而必需的开销又都摒弃了。除此之外，我虽然懒散，可当我愿意勤劳的时候，还是勤劳的；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我抄乐谱的这个活计，名既不高，利又不厚，但是靠得住。社会上很满意我有勇气选定这个职业。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也就够维持我的生活。《乡村卜师》和我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有了这笔存项，我就不至于受穷。再者，我正在写几部作品，有希望不必向书商索取高价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收入，足够使我能从容工作，不必过分劳累，甚至还有散步的余暇。我的小家庭，一共三人，个个都有事做，维持生活并不要太大的花费。总之，我的收入是跟我的需要和欲望相称的，使我有可能按照个人志趣选定的方式过幸福而持久的生活。

　　我很可以完全走上牟利的道路，让我这支笔不去抄乐谱，而完全用来写作。以我当时已有的、并且自觉有力量维持下去的那种一飞冲天之势。只要我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我的作品就可以使我生活得很富裕，甚至生活得很豪华。但是，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会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些。企求成功的欲望纵然没有把我送进纵横捭阖的小集团，也会使我尽量少说些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我就不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东涂西抹的文字匠了。不能，绝对不能。我始终感觉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我把我写的书送到公众面前，确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计。如果我的作品被人抛弃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愿从中吸取教益，那就算他们活该。就我而言，我并不需要靠他们赞许来生活。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职业也能养活我；也唯其如此，我的书倒真能卖得出去。

　　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我离开了都市，从此就不再居住在都市中了；后来，无论在巴黎也好，在伦敦也好，在别的都市也好，几次短暂的勾留，都是路过，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都不把它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自己的车来接我们三人，她的佃户来运我的简单的行李，当天我就住定了。我发现我这小小的幽居里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是干干净净，甚至还很雅致。为这陈设费了一番工夫的那只手使这陈设在我的眼光里格外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觉得在我的女友家里作客，住在我亲自选择的、由她特意为我建造起来的一所房子里，真是乐趣无穷。

　　虽然天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大地却已经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连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驾的歌唱。我矇眬地睡了一阵之后醒来。忘记了已经迁居，还以为是在格勒内尔路呢。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我对周围的那些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先不安排我的房间，而是先出去散步。在我的住宅周围，没有一条小径，没有一片修林，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块僻壤，不是我在第二天就跑遍了的。我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你突然置身其中，就绝对不能相信这里距巴黎只有四里约之遥。

　　我沉醉于乡村景物中的几天之后，才想到应该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一如既往，我规定上午抄乐谱，下午带着我的小白纸本和铅笔去散步。我从来只有sub dio（在露天下）才能自由自在地写作和思考，所以不想改变这个方法，我打算从此就把那片几乎就在我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已经有好几部作品都开了头，现在拿起来检阅了一番。我的写作计划是相当壮观的；但是在城市的喧嚣之中，进展一直很慢。我原就打算等到纷扰减少一点的时候，稍微做得快一些。我想现在可以说宿愿是终于实现了。象我这样一个常常生病的人，又常跑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府，又常被许多没事做的好事者跑到家里来钉住不放，而且又始终如一地拿半天的时间抄乐谱，如果人们数一数、量一量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度过的那六年之中所写出的作品，我相信，他们会发现，如果我在进一段生活中浪费了时间，至少也绝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面。

　　在我已经动笔写的那些作品之中，我长久以来就在构思，搞得最有兴味，并想以毕生的精力去搞，而且，依我主观的看法，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威尼斯，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从那时起，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我的眼光又扩大了许多。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这里“最好”这个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我又看出，这个问题又极接近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两个问题不是相同的）：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呢？由此便产生：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与此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出，所有这一切正把我引导到伟大的真理上面去，这些真理有益于全人类的幸福，特别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在我最近那次旅行当中，我在我的祖国没有找到在我看来足够正确、足够明晰的关于法律与自由的概念。我曾以为，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为我的同胞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的，也是最能使他们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看得稍远一点的。

　　虽然我写这部作品已经五、六年了，写得还是不多。写这一类书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需要闲暇与安静。而且，我这部书是悄悄地写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连狄德罗也没有告诉。我生怕，对于我写书的时代和国度来说，这计划显得太大胆了，朋友们的惊慌会妨碍我的计划的执行。我还不知道它能否及时完成，赶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无拘无束地把我的这个题目所要求的一切都全部发挥出来；我深信，我既没有喜欢讽刺的脾气，又绝不想攻击别人，平心而论，我应该是无可指摘的。当然，我希望能充分利用思想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同时我始终还是尊敬我必须生活于其治下的这个政府，永远不违背它的法令；我一面十分谨慎，不去违犯国际法，另一面也不愿意因畏惧而放弃国际法所赋予我的利益。

　　我甚至还要承认，以异国之人而生活在法兰西，我觉得我的处境是十分有利于放胆说出真理的；因为我很清楚，只要继续维持我原先的打算，不在法国出版任何未经批准的东西，那么，不管我的见解如何，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出版什么作品，我在法国都无须对任何人负责。就是在日内瓦，我也不能有这样的自由，因为在那里，不管我的书是在哪里印刷的，官方都有权指摘它的内容。这点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埃皮奈夫人的邀请而放弃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我感觉到，正如我在《爱弥儿》里所说的那样，除非你是个阴谋家，否则，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书，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

　　使我觉得我的处境更加有利的，就是我怀有这样一种信心：法国政府也许并不怎样看重我，但是它即使不以保护我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光荣，至少也会以不干涉我看成是自己的光荣。我觉得，对阻止不了的事予以宽容，从而拿这种宽容作为自己的一种功绩，倒是一个很简单却又很巧妙的政治手腕。要知道，法国政府有权做的，不过是把我驱逐出境；如果把我驱逐出境，而我的书还照样能写，或许还写得更少克制，那么，倒不如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在法国写，把作者留在法国作为对作品的担保。而且，法国政府这样做，就是对国际法表示了一种开明的尊重，从而把全欧洲对它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一扫而光。

　　有些人根据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认为我的这种信任使我上了当，其实这种人很可能还是自己看错了。在后来把我吞没了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曾被用作借口，但是人们真正恨的还是我本人。他们很少把书的作者放在心上，他们要毁掉的是我让－雅克这个人。人们在我的作品里所发现的最大罪恶正是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荣誉。我们不要一步就跨到将来吧。直到现在，这个谜对我仍是一个谜，我不知道它将来能否在读者眼里揭开。我只知道这样一点：如果我公开发表出来的那些原理应该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那些对待的话，我早就成了那些原理的牺牲品了，因为，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把那些原理表现得最果敢——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一部，甚至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产生出它的效果了。然而虽不是没有人曾想跟我寻衅争吵，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想到阻止那部作品在法国印行，它在法国就跟在荷兰一样，是公开出售的。自此以后，《新爱洛伊丝》还是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同样地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这个爱洛伊丝临终时的那番表白与萨瓦副主教所表白的完全一样。《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儿》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丽》里就有了。这些大胆的言论既然没有为前两部作品激起任何流言蜚语，那么使后两部作品招来流言蜚语的当然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论了。

　　另一项工作，性质大致相同，但计划订得比较晚，它是此刻最使我关怀的，这就是圣皮埃尔神父著作的摘选。由于叙事的线索，这部书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谈到。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以后，马布利神父就向我提起这件事，不是直接提起，而是通过杜宾夫人，因为杜宾夫人也出于某种利害关系，希望我接受这个意见。她是巴黎那三、四个曾拿老圣皮埃尔神父当作宠儿的美妇人之一；虽然她不是独占对神父的偏爱，至少是和文基荣夫人一同分享这种偏爱的。这位善良的老人死后，她对他保有的那种敬爱之忱，足以使他们双方都受到尊敬，因此，如果她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拆的文稿能由她的秘书复活起来，她是会感到光荣的。这些夭折的稿子里并非没有许多绝妙的思想，但是表达得太坏了。读来令人厌倦；说来也怪，圣皮埃尔神父把他的读者当作孩子看待，而说起话来却把他们当作大人，太不注意怎样使人听懂他所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做这件工作，一则这件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于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著作的人，适合于一个以构思为苦，宁愿就其所好，注疏别人的见解而不愿自创新意的人。此外，我既然不让自己局限于阐释的任务，谁也不能禁止我有时也去思考，因而我也就可以赋予这部作品以这样一种形式：使许多重要的真理披着圣皮埃尔神父的外衣钻到这个作品里来，这比披着我自己的外衣还要妙。不过这件工作也并不轻松，需要细读、深思、加以摘录的，足足有二十三大本之多，又冗长，又混乱，充满着赘词、重复、浅薄或错误的见解，必须从中搜寻出某些伟大而美妙的思想，而这给了我以忍受这种苦工的勇气。如果我能反悔而不至有伤脸面的话，我也常想把这份苦差使摆脱掉的；但是当我接受神父的手稿的时候（这些手稿是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应圣朗拜尔的请求交给我的），我可以说是应承了要拿它来派用场的，因此，要么就把稿子还给人家，要么就得设法加以利用。我把这些手稿带到退隐庐的时候，就是作这后一种打算的，所以这也就是我准备把空闲时间用上去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思考着第三部作品，是我对自身的观察使我想起来要写的；如果我的文笔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计划的话，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可能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书籍之一；我越这样想，就越感到有勇气去着手这个工作。我们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与他们自己不甚相似，仿佛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而要写一部书；我有更新颖、甚至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说明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这些原因，使我们变得更好，更自信。因为，无可置辩，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抗一些已经形成的欲念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这些欲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时加以预防、改变或纠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一个受到诱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为他软弱了；如果他还是和前次那样坚强的话，他就不会屈服的。

　　当我一面探测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来寻求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搜集的许许多多明显的观察资料都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我觉得这些观察资料，由于它们是合乎自然科学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懂得怎样强制生理组织去协助它所经常扰乱的精神秩序，那么，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产生出来啊！气候、季节、声音、颜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嚣、寂静、运动、静止——它们都对我们这部机器产生作用，因此也就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它们都为我们提供无数的、近乎无误的方法，去把我们听其摆布的各种感情从其起源之处加以控制。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经把纲要写出来了，并且我希望，对禀性良好，真诚地爱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软弱的人们，我这个思想是准能产生效力的，我觉得用这个思想能很容易写出一部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有趣的书来。然而，这部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我一直没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许多纷扰——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专心去写，人们将来也会知道我那份纲要的命运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与我自身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

　　除了上述这些外，我从若干时候以来就思考着一种教育学说，这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这样做的，因为她丈夫对儿子的教育使她为自己的儿子非常担忧。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望取得的结果。似乎应该给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在这里还是不要过早地谈这个叫人伤心的问题吧；在本书的以后各章里，我将不得不谈到它的。

　　所有这种种计划都为我散步时提供了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面走着，一面沉思；一停步，我也就不能思考了；我的脑筋只有跟我的双脚一齐开动。然而我也曾采取预防措施，为下雨的日子准备了一个室内工作。这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辞典的材料既凌乱，又残缺，又不成样子，使这部作品几乎有重写的必要。我带来了几部为重写而需用的书籍；前此我已经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从其他书籍摘录了许多东西。这些书籍都是别人从王家图书馆借给我的，其中有几种，人家甚至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的工作，当天气不容许我外出的时候，或者抄乐谱抄厌了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编纂。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是在莫蒂埃完成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别的一些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变换工作是一种真正解除疲劳的方式。

　　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准确地执行我订的作息时间，觉得很满意；但是当明媚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频繁地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事，起先并不怎样叫我劳神，也没有怎么在意，现在就很搅乱我的计划了。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她的朋友，热心为他们效劳；她既然为朋友不惜时间，不惜精力，那么她也就理应得到朋友们对她的关怀。直到那时为止，我尽着这个义务，并不感到是一个负担；但是最后我认识到，我是给挂上了一条锁链，只是由于友情才使我感觉不到它的份量；由于我憎恶和许多宾朋应酬，我又把这锁链的份量加重了。埃皮奈夫人就利用我的这种憎恶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表面上于我方便，实际上于她更方便，这建议就是：每逢她一人在家或者差不多是一人在家的时候，她就派人来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出我是承担了什么义务。这个成约的自然结果就是，从此我不是在我方便的时候去看她，而是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她，因此我就永远没有把握能有哪天让我自由支配了。这种约束大大损害了我在此以前去探望她时所一直感到的那种乐趣。我发觉，她那么再三再四许给我的那种自由，只是以我永远不加以利用为条件的；有一两次我想试试这个自由，她立刻就派上那么多的人来打听消息，给我写了那么多的便条，为我的健康表现出那么多的大惊小怪，以至我看得很清楚，要想拒绝召之即去，只有借口病得不能起床了。这种约束非接受不可，因此我也就接受了，甚至对我这样一个最恨仰人鼻息的人来说，还算是相当甘心乐意地接受了的，因为我诚心诚意地依恋她，这就大大阻止了我感到那种与依恋并存的束缚。而她呢，就把那些朝拜她的常客不来时在她的消遣时间里所留下的空隙，不管好歹给填补起来。对她来说，这是没有多大意思的补充手段，但是她受不了绝对的寂寞，这究竟比绝对的寂寞还稍胜一筹。然而，自从她想尝试搞文学以来，自从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写出点小说、信札、喜剧、小故事和这一类无谓的东西以来，她是很有事情可做，很容易把这种寂寞弥补起来的。不过使她感兴趣的还不在写这些东西，而是要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家听；因此，一逢到她接连涂写出了两三页，她就需要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之后，至少准有两三个自愿捧场的人来听她朗读。我没有荣幸进入这种人选之列，除非是承蒙别人推荐去参加。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总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被人看作是零；而且这种情形，不仅在埃皮奈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如此，就是在霍尔巴赫先生的社交圈子里也是如此，凡是格里姆先生定调子的地方都是如此。这种等于零的情况倒使我到处都很自在，只是单独和她面对面地相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既不敢谈文学，因为文学摊不到我来评论，又不敢说风情，因为我太腼腆，宁死也不敢做老多情去招人家笑话；而且我在埃皮奈夫人身边从来也没有起过这个念头，即使我在她身边过一辈子，这种念头我也不会动一次的；并不是我对她那个人有什么嫌恶之情，恰恰相反，我也许太以朋友的身份爱她，因而就不能以情人的身份爱她了。我看到她，跟她谈话，便感到很高兴。她的谈吐，虽然在社交场中相当引人入胜，个别相对时便很枯燥；我的谈话也不娓娓动听，对她起不了什么助兴作用。往往因为相对无言太久了，很难为情，我便努力找话来说，这种谈话常使我感到疲乏，却并不使我厌烦。我很喜欢对她献些小殷勤，给她些兄弟般的吻，我觉得这种亲吻对她似乎也没有多大肉感意味。我们之间，如此而已。她很瘦，脸色很苍白，胸部一平如掌。单是这一个缺陷就使我凉了半截：我的心灵和我的感官是从来就不晓得把一个没有乳峰的女人看作一个女人的；还有不便说的别种原因，一直使我在她身边忘记她是女性。

　　我就这样下定决心，逆来顺受，不作任何抵抗了。并且我发现，至少在第一年，这种负担并不象我所预料的那么沉重。埃皮奈夫人通常几乎整个夏天都要在乡间度过，这一年却只住了夏季的一部分时间；也许是她自己的事要她多留在巴黎，也许是因为格里姆不在舍弗莱特，她便感到住在舍弗莱特不那么有意思。我就利用她不来的那些间隙时间或者虽来而客人众多的日子，来跟我的好戴莱丝和她的母亲一同享受我的幽居之乐，格外感到可贵。虽然几年来我常到乡间，却几乎尝不到一点乡村风味。历次旅行，总是和一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总是有些拘束败坏了旅行的乐趣，从而更刺激了我对乡村的爱好，我越是就近看乡村之乐的景象，就越感觉到失去这种乐趣之苦。我太厌恶那些沙龙、喷水池、人工树丛、花坛，尤其是夸耀这一切的那些讨厌鬼了。我太恨那些织花、钢琴、三人牌、织丝结、愚蠢的隽语、乏味的撒娇、无聊的小故事和盛大的晚宴了。以至当我瞥见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荆棘丛、一行疏篱、一座谷仓、一片草地的时候，当我走过一个村子，闻到香草炒鸡蛋的那种香气的时候，当我远远听到那种带有乡土风的牧女之歌的叠句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什么胭脂呀、粉黛呀、珊瑚玛瑙呀都一股脑儿叫它们见鬼去了。我吃不到家常便饭，喝不到土产醇酒，恨不得抓住厨师傅、管家老爷，打他们几个耳光，他们要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吃午饭，在睡觉的时候吃晚饭。尤其是那些仆役先生们，他们双眼盯着我的饭菜，要么让我渴得要死，要么把他们的主子的掺假的酒买给我，叫我花的钱比在小酒店里买最好的酒还要贵上十倍。

　　现在我总算得其所哉了，住在一个幽静宜人的地方，过着自由自在、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这种生活状况对我说来还是崭新的呢。在说明它在我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之前，应该重述一下我的种种私衷，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从根源上看到这些新变化的进展。

　　我始终把我跟我的戴莱丝相结合的那一天看作是固定我的精神生活的一天。我需要恋爱，因为原来可以使我满足的那场恋爱终于被那么无情地斩断了。幸福的渴望在男子的心里是永不熄灭的。妈妈老了，堕落了！事实证明她今世再也不会幸福了。既然我没有任何希望能再分享她的幸福，我只有追求我自己的幸福。我犹豫了若干时间，转了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想了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我的威尼斯之行原会使我投身公务的，如果跟我打交道的那个人有点常识的话。我这人是易于灰心的，特别是在艰巨的、要长期努力的事业上。我那次事业的失败使我对任何事业都不感兴趣了；按照我以前的信条，我总是把遥远的目标看作镜花水月，所以我决计混日子，从此过一天算一天，在生活里再也看不出任何东西能诱使我去奋发图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彼此认识了。这个善良女子的温柔性格在我眼光里显得太适合于我的性格了。我对她的这种依恋之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一切折磨的，凡是看来会使我的情意断绝的事情，从来都只使之更加强烈。她曾在我苦难到极点的时候令我心碎，而我直到写这段文章的时候，都不曾对任何人抱怨过一句。以后当我揭示她在我心上留下的疮疤和伤痕的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对她的依恋强烈到什么程度了。

　　为了不肯和她分开，我在作过一切努力，冒过一切风险，不顾命运的折磨和众人的反对，和她一同度过了二十五年之后，终于在老年和她正式结婚了。在她，既无此期待，也无此请求，在我，既无成约在先，也未许下诺言。当人们知道了我这一段经过，一定会以为有一种疯狂之爱从第一天起就使我晕头转向了，后来只不过是逐步发展，把我引到了这最后的一个荒唐举动；当人们知道还有许多原该阻止我一辈子也不和她结婚的特殊的、有力的理由时，人们一定更要以为我是爱得发狂了。那么，如果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对读者说——读者现在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我第一次见到她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点爱情的火星，我没有占有她的欲望，正象过去不想占有华伦夫人一样，我在她身上得到的肉体的满足纯粹是性的需要，而并不是整个身心的交融，你们对此会作何感想呢？读者一定会以为，我的体质与别人不同，既然我对我所最亲爱的两个女人的依恋之情里也都没有任何爱情的成分，那我就根本不能体会爱情。等着吧，我的读者啊！极不幸的时刻就要到来，那时你会发现你所想的是大错特错了。

　　我是在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这我知道；但是我必须重复。我的第一个需要，最大、最强、最不能扑灭的需要，完全是在我的心里；这个需要就是一种亲密的结合，被亲密之可能的结合；特别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我才需要一个女人而不是需要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女友而不是需要一个男友。这种离奇的需要是这样的：肉体上最紧密的结合还不够，我恨不得把两个灵魂放在同一个身子里，否则我就老是感到空虚。我那时自以为到了不再感到空虚的时候了。那个年青女人有无数绝佳的品质，使人觉得可爱，甚至那时长得也很可爱，没有一丝造作，没有一丝妖艳。如果我能象我所曾希望的那样，把她的生活也融化于我的生活的话，我原是可以把我的生活融化于她的生活的。在男人方面，我是一点也没有可疑惧的，我确信我是她真正爱的唯一男人，她那淡薄的肉欲也不曾要求她去另找别的男人，即使后来我在这方面对她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没有家庭；她却有个家庭，而这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性都与她的生性太不相同了，使我无法把它变成我的家庭。这就是我不幸的第一个原因。我是多么想把我自己变成她母亲的孩子啊！我尽了一切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而我竟不能做到。我徒然想把我们的一切利益都联合在一起，而这竟不可能。那个母亲总是自己另谋一套利益，与我的利益不但不同，而且抵触，甚至与她女儿的利益也抵触，因为她女儿的利益已经跟我的不能分开了。她和她的其他子女以及孙男女个个都成了吸血虫，偷戴莱丝的东西已经算是他们给她造成的最小的损害了。那可怜的女孩子屈服惯了，就是在侄女面前也是顺从，所以就让人家偷，听人家摆布，一声也不响。我看到我花尽了钱，提尽了劝告，都不能使她得到一点好处，真是叫我痛心。我想叫她脱离她的母亲，她总是不肯。我尊重她这种抗拒，并且因此而更瞧得起她；但是她的拒绝，到头来还是叫自己吃苦，也叫我吃苦。由于她完全忠诚于她的母亲和她的家人，她的心就向着他们，甚于向着我，甚于向着她自己；他们的贪婪虽使她破产，但远抵不上他们的指点给她带来的损害。总之，如果因为她爱我，如果因为她天性好，她还没有完全受制于他们，却至少已经受到他们足够的影响，使我努力给她的金玉良言大部分不能产生效果了；因而我无论怎样努力，我们始终还是不能合为一体的两个人。

　　在诚挚的、相互的依恋之中，我已经投进了我心灵的全部缱绻之情，而这颗心灵中的空虚却从来没有好好地填充起来。孩子们出世了，这空虚原可以拿孩子来填充的；而事实上却更糟。我一想到要把孩子们托付给这样一个没有教育的家庭，结果会教得更坏，心里便发抖。育婴堂的教育，危险性要小得多。使我作出那种决定的这个理由，比我在写给弗兰格耶夫人的那封信里所陈述的种种理由都更强有力些，然而，唯独这个理由我没有敢对她说。我宁愿对这样严厉的谴责自己少洗刷一点，以便顾全一个我所爱的人的家庭。但是，人们根据她那无赖哥哥的行为，就可以判断我应不应该——不管人家怎样说——睁着眼睛让我的孩子去受象他那样的教育了。

　　我既不能充分尝到我感到需要的那种亲密的结合，我就找些办法来补充，这些补充办法并不能填补空虚，却能减少空虚的感觉。我既找不到一个完全献身于我的朋友，我就必须有些能以其推动力克服我的惰性的朋友：所以，我珍重并加强跟狄德罗和孔狄亚克神父的友谊，我跟格里姆建立了新的友谊，并且是更亲密的新友谊，最后，由于那篇不幸的文章——我已说明其经过了——我又出乎意料地被抛回文坛，当时我本认为自己已经永远脱离了。

　　我在文坛的发轫之始，就把我从一条新的途径引到了另一个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的质朴而高尚的和谐，使我不能面对之而不动感情。不久，由于我专心探索这个精神世界，我就觉得在我们哲人的学说里净是谬误和荒唐，在我们的社会秩序里净是压迫和苦难。在我这种愚蠢的骄傲所带给我的幻觉之中，我觉得自己有资格驱散这些眩人的迷雾；我认为，要想叫人家能听从我，就必须言行一致，所以我就采取了那种离奇的行径，这种行径别人既不容许我保持下去，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也不能原谅我树了这样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最初使我显得滑稽可笑，但如果我能坚持下去，最后必然会为我赢得普遍的敬仰。

　　在此以前，我一直是善良的；自此以后，我就变成有道德的了，或者，至少是醉心于道德的了。这种醉心，是在我的头脑里开始的，但是它已经进入我的心田。在那里，最高贵的骄傲在被拔除的虚荣心的遗迹上发芽滋长。我一点也不装假，我表面上是怎样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怎样一个人。这种激昂慷慨之情，酣畅淋漓地延续了至少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当中，凡是人的心灵所能包容的伟大的、美的东西，我都能在天我交感之中体会到。我那突如其来的辩才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那种真正自天而降、燃烧我的心灵的烈火也就是从这里散布到我的初期作品里的，而这种神奇之火，在前四十年中一直不曾迸发出些微的火星来，因为它那时还没有点燃。

　　我真的变了；我的知交、我的相识都不认识我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腼腆、羞涩过于谦逊，既不敢见人，又不敢说话，人家说一句笑话就感到手足无措，女人看一眼就羞得面红耳赤的人了。我又大胆、又豪迈、又勇敢，到处显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唯其是质朴的，不但存于我的举止之中，主要还是存于我的灵魂之内，所以就越发坚定。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规和成见油然而生鄙视之心，这种鄙视之心又使我对那班具有这些风俗、箴规和成见的人们对我的嘲笑视若无睹；我用我的惊人警句压倒他们的浅薄妙语，就和我用两个指头捻碎虫豸一般。多么大的变化啊！全巴黎都传诵着我的辛辣而锋利的讥刺话，而同样是我这个人，两年以前和十年以后，却怎么也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字眼。你若是要寻找与我的本性最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我当时的那种状态就是。请大家再回忆一下，我平生常有那种短暂的时刻，这时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不是原来我自己了，这样的时刻也是要在我此刻所说的这段时间里出现的；不过这个时刻不是持续了六天、六星期，而是持续了六年，而且也许还会持续下去的——如果不是某些特殊情况来把它中止，把我还给我原想超脱的自然的话。

　　我一离开巴黎，这个大都市的邪恶景象一停止浇灌它在我身上引起的愤慨的情绪，这种变化就开始了。我不再见到人，我也就不再鄙视人；我不再见到恶人，我也就不再恨恶人。我的心本来就不会怀恨，自此就只会悲天悯人，而不再把人类的险恶和人类的苦难分别开来。这种精神状态比较温和，也远远不象以前那么崇高了，它不久就把鼓舞我达数年之久的那种热烈的激昂之情消磨净尽；不但别人没有觉察到，连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又变成畏葸的、随和的、羞涩的人了；总之，又还是当年的那个让－雅克了。

　　如果这种剧变只使我恢复原状，并且到此为止，那倒还好；可是不幸得很，它走过头了，很快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此，我的灵魂一经开动，就保持不了它的重心，老是摆来摆去，不再停留下来。这第二次剧变，我必须详细地谈谈，既然我的命运在人间绝无先例，这个时期又是我的命运的险恶的、致命的时期。

　　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既然只有三人，闲暇与寂寞就必然要加强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戴莱丝和我之间就是如此。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在树荫下度着极美妙的时刻，我从来也没有那么深切地领略到这种温馨滋味。我觉得她自己也比以前领略得更加深切了。她向我无保留地开诚相见了，并且告诉了我许多事情，都是关于她母亲和她家庭的，以前她竟有那种毅力，长久对我守口如瓶。她母亲和她家的人都曾从杜宾夫人那里受到过许许多多的馈赠。这些都是送给我的，但是那个老滑头，为了不叫我生气，干脆就暗暗收下了，供自己和其他的孩子享用，一点也没有留给戴莱丝，并且还极其严厉地禁止她跟我说起这些事，而那个可怜的女儿居然也就谨遵慈命，恭顺得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有一件事特别使我吃惊，就是我听说狄德罗和格里姆常和她们母女二人私下谈话，劝她们跟我脱离，只是因为戴莱丝执意不肯，没有成功。除此而外，我听说他们俩从此又时常和她的母亲密谈，连她自己也没法知道他们三人之间搞了什么鬼。她只知道这里面还穿插了些小礼物，有些小往来，大家都极力对她保密，她也就绝对不晓得那是出于什么动机。当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勒·瓦瑟太太很久以来就惯于每月去看格里姆先生两三次了，并且一去就谈上几个钟头，谈得那么秘密，连格里姆的仆役都经常被打发开。

　　据我判断，这种谈话的动机都不过是原来想叫女儿也参加进去的那个计划，他们答应托埃皮奈夫人替她们搞个食盐零售店或烟草公卖店，总之是对她们进行利诱。他们对她们说，我既无力帮助她们，又因为有了她们而我自己也不能有所发展。由于我只觉到这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所以也并不十分怪罪他们，只有那种神秘劲儿叫我受不了，特别是老太婆，而且她在我面前一天比一天更巧言令色，更滑头滑脑；但是这并不妨碍她不断地私下里骂她的女儿，说她太爱我，什么都对我说，说她完全是个傻瓜，不久就要吃亏的。

　　这个女人掌握了一套一举数得的伎俩：她从这个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那个人，从所有人手里收到的东西总会瞒住我。她那样贪婪，我倒还能原谅，但是她那样装假，我就不能原谅了。她能有什么要瞒住我的呢？她十分清楚，我是以她女儿和她的幸福为我自己的唯一幸福的。固然，我为她女儿做的事，也就是为我自己做的事，但是我为她做的事也还是值得引起她的若干感激的，她心里至少应该感激她的女儿，并且，她的女儿既爱我，她也就该唯爱女之情来爱我。是我把她从极度贫困中拉了出来，她是从我手里获得了她的生活资料，她那么善于利用的那些熟人，也都是由我而认识的。戴莱丝曾长久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她，现在还是用我的面包来养活她。她的一切都来自这个女儿，而她为这个女儿却什么也没做。她对别的几个孩子，每人都给了一份婚嫁费，并且为他们而倾家荡产，现在他们不但不帮她谋生，还来侵吞她的生活资料和我的生活资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把我看作唯一的朋友，看作她的最可靠的保护人，不但不把关于我自己的事对我保密，不但不在我自己的家里搞阴谋来反对我，并且还该把一切可能与我有关的事，她比我知道得早的事，都忠实地告诉我。我对她那种虚伪而神秘的行为还能拿什么眼光去看待呢？特别是她努力灌输给她女儿的那种感情我应该作何感想呢？她怂恿她女儿对我忘恩负义，可见她自己的忘恩负义该是何等骇人听闻啊！

　　所有这些想法最后使我对那个女人心冷了，以至我看到她不能不生嫌恶之情。然而我对待我的伴侣的母亲，恭敬绝未稍减，事事对她表现出近乎为子的礼貌和尊重；不过，我不欢喜跟她长久住下去，这也是事实，我的脾气是不晓得什么叫受人牵制的。

　　这里又是我生平的那种短暂的时刻之一，我看到幸福近在目前，却不能抓住幸福，而我之所以不能抓住幸福，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如果那个女人品质好，我们三人都会终身幸福的，只是最后死的一个落得可怜罢了。可是偏偏不是这样。你们看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判断我能不能使她转变。

　　勒·瓦瑟太太见我已经在她女儿心上占了地盘，而她自己失去了地盘，便努力要把这失去的地盘收回；她可不是由于爱她的女儿而对我回心转意，而是试图使她的女儿完全跟我脱离。她使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她家里的人都给她当帮手。我曾经请求戴莱丝不要叫她家里的任何人到退隐庐来，她答应了。她母亲却趁我不在家时找他们来了，事先不征得她的同意，事后又要她答应不对我讲。第一步做到了，其余的一切就容易了；你只要有一件事对你所爱的人保守秘密，你不久就会无所顾忌地把什么事都对他保守秘密。我一到舍弗莱特去，退隐庐就高朋满座，纵情欢乐。一个母亲对于一个天性善良的女儿总归是很有力量的；然而，不管那老太婆使出什么手腕，她始终不能叫戴莱丝同意她的看法，不能拖她跟她们联合起来反对我。至于她自己，她是下定决心，不肯回头了：她看到，一方面是她女儿和我，她在我们家里不过是可以生活下去而已；另一方面呢，是狄德罗、格里姆、霍尔巴赫、埃皮奈夫人，他们许得很多，也给她一点东西，她就估计跟一个总包税人的夫人和一个男爵站在一条战线上，总不会错。如果我的眼睛亮一点，我从那时起就一定会看出我是在自己的怀里喂着一条蛇。但是我那盲目的信任当时还没有一点儿改变，根本想不到一个人会打算害他所应当爱的人。我看到在我周围布置下的那成百上千的阴谋，我只晓得抱怨我所称为朋友的那些人做事太专断，据我看，他们是硬要我依照他们的方式，而不是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去谋求幸福。

　　虽然戴莱丝拒绝跟她母亲结成同盟，她却为母亲保守秘密：她的动机是可嘉的，我不想说她所做的事是好还是坏。两个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总是欢喜在一起谈天，这就使她们俩越发接近起来。戴莱丝既心挂两头，有时就使我感觉到一种孤独感，因为我已经不愿把这样在一起的三个人看成是一个家庭了。就是在这时候，我痛切地感到我当初是错了：我没有在我们初结合的时候利用爱情所给她的那种顺从去培养点她的才能和知识，这些会使我们在隐居生活中更加接近，因而也就会把她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很有意味地充实起来，不致使我们两人在对坐时感到时间太长。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人对坐就无话可谈，也不是说她在我们一同散步时显得厌烦；但是，归根究底，我们没有足够的共同见解来构成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的打算从此只限于享受方面，而我们不能老是谈这种打算呀。出现到我们眼前的事物引起我一些感想，而这些感想她却无力理解。十二年的依恋之情不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了；我们俩太相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彼此倾吐的了。剩下来的只有些闲言碎语、流短飞长、冷嘲热讽了。特别是在寂寞无聊中，一个人才感到跟善于思想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我倒不需要有这种学识就能从和她的谈话中得到乐趣，而她要能常常从和我的谈话中得到乐趣，倒需要有这种学识。最坏的是，那时我们两人想单独谈谈，还得找机会：她的母亲使我讨厌，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一句话，我在家里很不自在。爱的外表损害了真正的情谊。我们有着亲密的接触，却不是生活在亲密的情感里。

　　我一觉得戴莱丝有时找借口推辞我所建议的散步，也就不再开口了。倒也并不怪她不能和我一样乐于此道。乐趣绝不是取决于意志的东西。我知道她的心是靠得住的，这就够了。只要她能乐我之所乐，我就与她同乐；当她不能乐我之所乐的时候，我就宁可使她满足，不必求我自己的满足。

　　以上就说明了由于我的期望一半落空，因而我虽然过着一种合乎我的口味的生活，住着由我自己选定的住所，跟着一个我所爱的人在一起，却依然感到自己几乎是孤零零的。我所缺少的东西使我不能领略我所已有的东西。就幸福和享受而言，我要就是两者兼而有之，要就是一无所有。人们即将看到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细节有一述的必要。现在我再回到原来的话题。

　　我原以为在圣皮埃尔伯爵给我的那些手稿里有些珍奇的宝藏。拿出来一检查，便发现差不多只是他叔父已印的作品的汇集，经他的手注释和校订过的，另附一些不曾问世的片段。过去克雷基夫人给我看过他的几封信，使我感到他的才华比我原先所料想的要大得多，这次看到他的伦理学方面的作品又证实了我这种想法。但是一深入审视他的政治学方面的作品，我就只看到一些肤浅的见解，一些有用的、但又无法实施的方案，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一直没有能说出来的思想。人的行为是受知识指导的，不是受激情指导的。他对现代知识的高度评价使他抱定了人类理性业经改善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原则，这个原则也就是他所建议的一切制度的基础和他的一切政治诡辩的根源。这位罕见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的和他那一类人物的光荣。也许自有人类以来，他是唯一只热爱理性而无其他热爱的人。然而在他的全部学说里，他只是由错误走向错误，其原因就是他要把人们都变得和他自己一样，而不是就人们现在是、而且将来会继续是的那个样子去看待人们。他心里想的是为他同时代的人写作，而实际上却只是为一些幻想出来的人著述。

　　看到这些之后，我对我手头的作品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就感到有些为难。把作者的那些空想就这样放过去吗？那我就是做了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严格地驳掉吗？那又是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既然他的稿子是我接受了的，甚至是我要求来的，这就使我有义务要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作者。最后我决定采取我觉得最合体统、最正确、同时也最有益的办法，就是把作者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分别表达出来，并且为此而深入体会他的思想，予以阐明，予以发挥，不遗余力地使其显示出它们

　　因此，我的作品就应该由绝对分开的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用来按我方才说的那种方式阐述作者的各种方案；另一部分应该在第一部分已经生出效果之后才发表，我将在其中提出我自己对于那些方案的论断。我承认，这样一来，有时会使这些方案遭受到《恨世者》里那首十四行诗的命运的。卷首应该有一篇作者传，我为这篇东西已经搜集了一些相当好的材料，自问由我来使用是不会辱没这些材料的。我也曾在圣皮埃尔神父的晚年见过他，我对他的追怀和景仰，可以为我保证伯爵先生将不会对我评述他的叔父的方式感到不快。

　　我先拿《永久和平》来试手，这是整个集子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勤的作品；在我埋头思考之前，我鼓起勇气把神父关于这个重大题目所写的一切都不折不扣地读完了，从没有因为他的许多冗长重复之处而感到气馁。公众已经读过这部提要了，因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我对它的评论，一直没有印出来，我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付印的日子；但是它是与提要同时写出的。我由这部书又转到《波立西诺底》或称《多种委员会制》。这是一部在摄政时期写的作品，为的是鼓吹摄政王所选定的行政制度，结果这部书把圣皮埃尔神父赶出了法兰西学士院，因为书里有几句话反对在此以前的行政制度，惹恼了迈纳公爵夫人和波立尼亚克大主教。我把这部作品编完了，和前一部一样，既有提要，又有评论。但是，我就到此为止，不愿再继续下去了，这工作我原就不该开始。

　　使我放弃这个工作的那种种考虑是明摆着的，而我竟没有早日作此考虑，真不免令人惊异。圣皮埃尔神父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或者都包含一些对法国政府某些部门的批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太直率了，他发表出来而没有受到惩罚还算幸事。不过，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人们一直把圣皮埃尔神父看作一个宣教士而不把他看作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大家让他随随便便地说，因为都知道谁也不会听他的。如果由于我而使大家听他的话，问题就不同了。他是法国人，我不是法国人；我若是重复他的批评，即使是以他的名义，也会招引人家来质问我为什么管闲事。这种质问免不了有些严厉，但也并非有失公平。幸而我还没走多远，就发现我会贻人口实，决定赶快脱身。我知道，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众人之中，而且那些人都比我有势力，不管我用什么办法，我永远躲不开他们所要加之于我的祸害。在这方面，只有一件事操之在我，就是至少要使得他们想加害于我就不能不有失公平。这个原则，那时使我抛开了圣皮埃尔神父、后来又时常使我放弃一些比这更弥足珍贵的计划。那班人总是口快，看见人家倒霉就说人家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我呢，平生总是谨小慎微，不让人家在我遭难时能振振有词地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如果那班人知道我这样小心翼翼，他们一定会为之惊讶不置的。

　　这个工作一抛开，有时候我对接着要干些什么就犹疑不定，而这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时期可把我毁了，因为没有外物占据我的精力，我的思想就一个劲儿在我自己身上打转。我已经没有任何足以使我的想象力有所寄托的打算，甚至不可能再有什么打算，因为我当时正是处于万事如意的境地，我已经无可企求，而我的心灵却仍是一片空虚。唯其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境地，这种境地也就特别令人痛苦。我已经把我最缠绵的情意都集中在一个称心如意的人的身上了，而她也以同样的情意爱我。我和她一起生活着，无拘无束，甚至可说是随心所欲。然而，不论我在不在她身边，我的心头总有一种隐痛时刻不离开我。我占有她，却又感到她还不是我的；只要想到我对于她并不就是一切，我便觉得她对于我也几乎等于零。

　　我有朋友，男女都有。我以最纯洁的友情、最完美的敬意爱着他们，我企望着他们最真实的回报，我甚至根本就不曾想到要对他们的诚意稍加怀疑。然而这种友情，对我来说，却是苦恼的滋味多，甜蜜的滋味少，因为他们固执地、甚至故意地要拂逆我的一切爱好，拂逆我的志趣，拂逆我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只要我表示出想做一件只跟我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会立即联合起来，迫使我放弃这个念头。不论什么事，不管我有什么想法，他们都固执地要控制我。而我不但不想控制他们的想法，连过问都不想过问，因此，他们这种固执就更加不公平了。他们的固执成了我的一种沉重的负担，并且太使我苦痛了，以至最后我每逢收到他们的信，临打开时总是预先感到一种恐惧，而后来读信时这种恐惧又总是得到充分的证实。我觉得他们个个都比我年轻，他们动不动就给我的那些教训，倒是他们自己所非常需要的，而他们竟拿来教训我，也未免太把我当孩子看待了。我常对他们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爱我吧；此外，不要管我的事，就跟我不管你们的事一样：我所要求于你们的，不过如此而已。”在这两点当中，如果说他们曾按照我的请求做到了一点的话，那至少也不是后面那一点。

　　我有一个孤立的住所，在一个景色宜人的幽境里；我在家里可以自己作主，依我的方式生活，谁也无权来监督我。然而这种寓居却也带给我一些尽管乐于履行但毕竟是无法免除的义务。我的全部自由都只是暂时的、靠不住的；我比服从命令还要受到更大的束缚，因为我必须受我自己的意志的束缚。没有哪一天，我能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说：“我将能随意支配我这一天。”不但如此，除了要依从埃皮奈夫人的安排布置以外，我还有另一种更加讨厌的依从，就是要由社会大众和不速之客来摆布。我离巴黎虽远，却挡不住每天都有大堆闲得无聊的人来找我，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时间，便毫不顾借地来浪费我的时间。我总是在万万想不到的时候被人无情地包围着，很少能为一天订出个有意思的计划而不被一个不速之客来推翻的。

　　总之，在我最渴望的许多美好条件之中，我得不到一点真正的享受，因而我的思想又飞回到我青年时代的那些宁静的日子里，有时便叹息着叫道：“唉！这里可不是沙尔麦特啊！”

　　当我回忆我过去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时，便自然而然地考虑到我当时已经达到的那个生命阶段。我发现我已经到了迟暮之年，浑身病痛，终期不远了，而我的心灵所渴望的那些赏心乐事，几乎没有一件我曾充分领略过；我感到心里蕴蓄的那些热情，我也不曾使之迸发出来；我感到我的心灵里潜伏着的那种醉人的欲念，我不但不曾体味到，简直不曾沾到一点儿，这种欲念，由于缺乏对象，老是在心头压抑着，除了发为嗟叹以外，没有其他宣泄的办法。

　　我生来就有一个感情外露的灵魂，对它来说，生活就是爱，怎么可能直到那时为止竟不曾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我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做这种真正的朋友的人呀。我的感情是那么易于着火，我的心就是一团爱，我怎么就一次也没有以它的烈焰，为一个既定的对象而燃烧起来呢？我被爱的需要吞噬着，却从来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个需要，我眼见着就要到达衰老之门，未曾真正地生活过就要死去了。

　　这些凄凉而扣人心弦的遗想，使我怀着遗憾之情进行反省，而这种遗憾却又不无若干甘美的滋味。我觉得命运似乎欠了我一点什么东西。既然使我生而具有许多卓绝的才能，而又让这些才能始终无所施展，这又何苦来呢？我对我的内在价值有所意识，它一面使我感到受到不公正的贬低，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感觉，并使我潸然泪下，而我生平就是喜欢让眼泪尽情倾泄的。

　　我是在一年最美的季节里进行这些遐想的，那是六月天气，在清凉的丛林之下，莺声呖呖，溪水潺潺。这一切把我又投到那太富有诱惑力的慵懒状态中去了——这种慵懒，原是我生而好之的，但是前此一阵长期的激昂情绪使我养成的那种冷酷而严厉的风格，早该使我把它永远摆脱掉了。我不幸又去回想托讷古堡的午餐和跟那两位妩媚的少女相遇的情景了，那也是在这同样的季节里，环境也和我此刻所处的相似。这段回忆，唯其与天真无邪结合在一起，就使我觉得格外温馨美妙。它又把别的许多类似的回忆都勾引起来了。不久我就看到，凡是在我青年时代曾使我感到飘飘然的对象，都集拢在我的周围，加蕾小姐呀，葛莱芬丽小姐呀，布莱耶小姐呀，巴西勒太太呀，拉尔纳热夫人呀，我那些漂亮的女学生呀，一直想到那位妖艳动人的徐丽埃妲，她是我到现在还不能忘怀的。我发现我被一群天仙，被我的旧相识，包围了起来，我对她们的最强烈的欲念也不算是什么新颖的感情了。我的血沸腾起来了，劈劈拍拍地爆炸了，我的头脑，尽管发已斑白，也发昏了，于是我这个庄重的日内瓦公民，我这个严肃的让－雅克，在近乎四十五岁的年龄上，突然一下子又变成害相思病的情人了。侵袭我的那种陶醉心情，虽然是那么突如其来，那么不近情理，却又是那么持久，那么强烈，硬是要等它把我拖进那灾难重重的出乎意外而又骇人听闻的绝境，才让我醒悟过来。

　　这种陶醉，不管达到了什么程度，却还不至使我忘记我的年龄和处境，不至使我自诩还能博得美人的怜爱，总之，不至使我企图把我自童年以来就感到徒然烧毁我的心灵而不可能取得结果的烈火再传递给一个意中人。我脑子里无此希望，甚至无此欲念。我知道恋爱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充分意识到老风骚的可笑，不会让自己成为笑柄。我在青春年少时就不怎样自负风流和信心十足，临老反而再来这一套吗？我可不是那种人。而且，我爱安宁，还怕闹家庭风波；我太真诚地爱我的戴莱丝，不愿叫她看到我对别人的情感比对她的情感更加热烈而感到伤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办呢？读者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我的来龙去脉，一定早就可以猜出来了。我不能求得实在的人物，便把自己投进了虚幻之乡；我既看不出一点现存的东西值得作我的狂热的对象，我就跑进一个理想世界里去培养我的狂热，而我那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久就把这理想世界配上了恰如我意的人物。这种办法从来也没有来得这么及时，这么富有活力。在我的不间断的冥思默想之中，我畅饮着人心所从未有的那种最甜美的情感激流。我完全忘掉了人类，我创造出了一群既美若天仙、品德又超凡入圣的完美无缺的人物，都是些在尘世永远也找不着的可靠、多情而忠实的朋友。我就喜欢这样翱翔于九霄之上，置身于旁边的那许多可爱的对象之中，在那种境界里流连忘返，不计时日。我将一切其他的事都抛开了，我匆匆忙忙地吃下一口饭，就急着再跑到我那些小丛林中间。当我正要出去到那太虚幻境的时候，一看到有倒霉的凡夫俗子来把我羁留在尘世，我就掩盖不住、抑制不了我的愠怒；当我失去自制时，就给他们来了个十分生硬的、简直可以称之为粗暴的接待。这样就只有增加我愤世的名声，其实，如果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我的心的话，这原该使我得到一个恰恰相反的名声的。

　　正当我意气风发、热情奔放的时候，我又跟被绳子一下子拽回来的风筝一样，被大自然拽到原地来了，因为我旧病复发，情况相当严重。我采用那唯一可望减轻痛苦的治疗办法，也就是说，使用探条来治疗，这就把我那些安琪儿式的爱情暂时打断了。因为，除了人们在病痛的时候不能讲恋爱以外，我的想象力只有在乡村。在树荫之下才能活跃起来，而一坐到屋里，呆在房梁底下，就要凋零，就要死去。我常恨世上没有山林仙女；如果真有的话，我准会在她们中间找到一个可以寄托我的一片深情的对象。

　　又有一些家庭麻烦这时来增添我的苦恼。勒·瓦瑟太太表面上把我恭维备至，实际上却不遗余力地要把她的女儿从我手里拉走。我从我的旧邻居那里收到了几封信，说明那老婆子瞒着我用戴莱丝的名义借了好几笔债。戴莱丝是知道的，却压根儿也不告诉我。有债要还，倒不怎么叫我生气，最叫我生气的还是他们对我保守秘密。唉！我对她从来没有过任何秘密，她怎么居然对我保守秘密？一个人能对他所爱的人隐瞒一点事吗？霍尔巴赫那一帮见我一次也不到巴黎，便开始当真恐慌起来了，生怕我爱上了乡村，生怕我会傻到要在乡村里一直住下去，从此便开始制造许多麻烦；他们想利用这些麻烦，间接地把我召回到城市来。狄德罗是不愿意这么早就自己出面的，他先把德莱尔从我这边拉过去。德莱尔认识狄德罗还是我介绍的，现在他把狄德罗说给他听的那些印象转告我，而德莱尔自己还不知道此中的真正目的呢。

　　一切都仿佛不约而同地要把我从我那甜美而癫狂的梦想中硬拽出来。我的病还没有好，就收到一篇咏里斯本毁灭的诗，我猜这是作者寄给我的。这就使我不能不有所答复，跟他谈谈这篇作品。我是用写信的方式跟他谈的，这封信，如下文所说，是在很久以后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印刷出来的。

　　看到这个无论是名声还是成就都可说是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可怜人，却在苛刻地咒骂人生的苦恼，老是觉得一切都是恶，我不免感到诧异，所以订下了一个冒昧的计划，要叫他扪心自问一番，并且向他证明一切都是善的。伏尔泰表面上信仰上帝，而实际上从来只信仰魔鬼，因为他所谓的上帝，按他的说法，不过是一个以害人为唯一乐趣的恶魔罢了。这种学说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而从一个浸沉在各种幸福之中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特别令人反感，因为他自己处在安乐窝里，却竭力要叫所有其他的人悲观失望，把他自己并没有受到的种种灾难写得那么阴森可怖。我倒是比他更有资格去历数和衡量人生的痛苦的，所以我对人生的痛苦作了一个公正的审查，并且证明给他听，在所有这些痛苦之中，没有一个痛苦能怪罪天意，没有一个痛苦不是出于人对自己才能的滥用者多，出于大自然本身者少。我在这封信里，对他是十分尊敬、十分钦仰、十分慎重的，可说是极恭敬之能事。然而，我知道他自负心强。很容易感受刺激，所以不直接把信寄给他，而是交给他的医生和朋友特龙香大夫，授他以把这封信或交或毁的全权，他觉得怎样最合适就怎样办。特龙香把信转交了。伏尔泰以寥寥数行回答我说，他自己有病在身，还要照看病人，当改期另复，对问题本身只字未提。特龙香把这封信转寄给我时，还另附了一封信，表示对托他转信的人颇不佩服。

　　我从来没有把这两封信发表出来，甚至也没有拿给别人看过，因为我不爱大张旗鼓地宣扬这种小小的胜利，但是原信都还在我的函札集里（甲札，第二O及二一号）。在这以后，伏尔泰就把他答应我的那个答复发表出来了，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寄给我。那个答复不是别的，就是《老实人》那篇小说。我不能谈这篇小说，因为我没有读过。

　　所有这些分心的事，原本可以根治我那些虚幻的爱情，而这也许是天赐的一个办法，以预防这爱情的悲惨后果。然而我的恶星宿占了上风，我刚能勉强出门，我的心、我的脑子、我的脚就又走上原路了。我说原路，是就某些方面而言：因为我的思想，狂热程度稍有所减，这次是回到现实世界来了，但是我把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门类里最可爱的事物都选择得太苛刻了，以至这种精华事物之虚幻性丝毫不亚于我抛弃了的那个幻想世界。

　　我把我心头的两个偶像——爱情与友谊——想象成为最动人的形象。我又着意地用我一向崇拜的女性所具有的一切风姿，把这些形象装饰起来。我想象出两个女朋友而不是两个男朋友，因为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的例子，唯其比较罕见，也就越发可爱。我赋予她们以两个相似的、却又不同的性格；两个不算完美、却又合乎我的口味的面容；这两个面容又以仁慈、多情而更加容光焕发。我让她们俩一个是棕发，另一个是金发，一个活泼，另一个温柔，一个明智，另一个软弱；但是软弱得那么动人，似乎更足以见其贤德。我为二人之一创造出一个情人，而另一个女人又是这情人的温柔多情的朋友，甚至还有些超出朋友的程度；但是我不容许产生争风、吃醋、吵闹等情事，因为任何令人不快的情感都要我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想象出来，也因为我不愿以任何贬低天性的东西使这幅笑容可掬的图画黯然失色。我爱上了我这两个妩媚的模特儿，我便尽可能使我自己和那个情人兼朋友一致起来；不过我把他写成亲切的、年少的，另外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具有的许多美德和缺点。

　　为了要把我的人物放在一个适合于他们的地点，我就把我在旅行中所见过的最美的地方都—一拿来加以审查。但是我就找不到一个我认为足够清幽的丛林，找不到一片我认为足够动人的风景。如果我见过塞萨利的那些山谷的话，它们可能会使我满意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已经倦于创造了，它要求以一个现实的地点作为基础，并且足以引起我一种幻觉，使我感到我要安排在里面居住的那些人物的真实性。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想到波罗美岛，它们的美妙景色曾使我惊叹不置；但是对我的人物说来，我觉得这些岛上的装饰品太多，人工的雕琢太多了。而且我一定要有一个湖，我最后便选定了我的心一直萦怀的那片湖景。在命运为我限定的那个幻想的幸福范围里，我长期盼望我能在这个湖的某一部分边岸定居下来，现在我就把这一部分湖岸确定下来。我那可怜的妈妈的故乡，对我仍然具有一种魅力。山光水色既相映成趣，风景又丰富多采，那片悦人耳目、扣人心弦、荡涤胸襟的全景又辉煌伟丽，这一切终于使我作出决定，就让我创造出来的那几个青年男女定居在佛威了。以上便是我灵机初动时想象出来的一切，其余的是在以后才添上去的。

　　在一段长时期内，我就满足于一个如此泛泛的纲要，因为这个纲要已经足以使我的想象力充满可喜的对象，足以使我的心灵充满它所喜欢培育的感情了。这些虚构，由于频繁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最后就有了较多的实质，并且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在我的脑海里固定了下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起念要把虚构所给我提供的某些情节写到纸上，并且，一面回忆我少年时代所感到的一切，一面又给过去未能满足而现在仍然侵蚀着我的心灵的那种爱的欲望以出路。

　　我先纵笔写下了几封既不连贯、彼此也无关系的零散的信，而当我想把它们联缀起来的时候，时常感到棘手。有一点，很难令人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头两部分差不多全是这样写成的，不曾有任何预先想好的提纲，甚至也没有料到我有一天会想到把它们拿来写成一部正式的作品。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这两部分都是用了一些没有量体剪裁的材料事后拼凑起来的，里面充满了补自性的文字，这是其他部分所没有的。

　　正当我耽于梦幻的时候，乌德托夫人第一次来访，这是她生平来看我的第一次，但不幸，人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并不是最后的一次。乌德托伯爵夫人是已故包税人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女儿，是埃皮东先生、拉利夫先生和拉伯里什先生的姊妹，后两位后来都做过礼宾官。我已经说过我怎样在她未出嫁之前就和她认识了。自从她结婚之后。我只是在她的嫂子埃皮奈夫人家里，在舍弗莱特的宴会中见到过她。不论是在舍弗莱特还是在埃皮奈，我都曾多次和她在一起，相处好几天，我不但始终觉得她十分亲切，而且我看她对我似乎也很有好感。她相当欢喜和我一同散步；我们俩都健于步行，彼此倾谈，滔滔不绝。然而，虽然她曾有好几次邀请我去，甚至敦促我去，我从来也没有到巴黎去看她。她跟圣朗拜尔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她更加关心了，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和圣朗拜尔先生要好，我记得这位朋友当时正在马洪，她到退隐庐来看我就是为了告诉我有关他的消息的。

　　这次拜访有点象是小说的开场。她走错路了。她的车伕离开了弓背路，想走弓弦，从克莱佛风磨直达退隐庐，结果马车在山谷底下陷到泥潭里了；她决定下车，徒步走完剩下的那段路。她那细薄的鞋袜一会儿就磨破了，自己又陷到泥里，仆从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拽了出来。最后她穿着长靴到了退隐庐，大笑不止，我见到她，也陪着大笑起来。全身衣服都要换，戴莱丝就把自己的衣服拿给她，之后，我就请她屈尊吃点乡下饭食，她感到很满意。当时天色已经不早，她没有待多久就走了；但是这次会晤太愉快了，她似乎有兴趣以后再来。她实践这个计划，已是第二年的事了；但是，唉！这种姗姗来迟，并没有对我起什么保险的作用。

　　整个秋季我忙于一件人们猜想不到的事情——为埃皮奈先生看果园。退隐庐是舍弗莱特园林里各溪流的汇集点；那里有个园子，有围墙围着，沿墙都是果树，还有其他各种树木。为埃皮奈先生生产的水果，尽管给人偷掉了四分之三，还比他在舍弗莱特的那片大菜园要多。我为了不做绝对无益的住客，就负责为他管理果园，监督园丁。直到摘果的季节，一切都极顺利；但是，果子渐渐成熟，我发现丢的越来越多，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园丁向我保证说，都是给山鼠吃掉了。我就开始对山鼠作战，打死了很多，但是果子仍旧减少。我留心观察，结果发现园丁自己就是个大山鼠。他住在蒙莫朗西，夜里带着老婆、孩子来。把白天摘下藏到一边的果子都扛走了，明目张胆地送到巴黎菜市上去卖，仿佛自己有个果园似的。这个可恶的家伙，我也不晓得给了他多少好处，戴莱丝又拿衣服给他孩子们穿，他父亲讨饭，差不多就是靠我养活的，可他还是厚颜无耻，毫不费事地偷我们。只怪我们三人都不够警惕，没有加以提防；有一次他居然一夜把我的地窖子搬个净空，第二天我什么也找不到了。倘若他只是偷我，我也就认了；但是总得为果子作个交代呀，我就不得不揭发偷果子的人了。埃皮奈夫人请我把他的工资付掉，打发他走，另找一个园丁。我照办了。那个大坏蛋就天天夜里在退隐庐四周乱窜，手里拿着一根样子象狼牙棒的带铁尖的粗棍子，后面还跟着几个跟他一路货色的流氓。两个女总督被这家伙吓得要死，为着给她们壮胆，我就叫新来的园丁天天夜里睡在退隐庐；这还不能叫她们安心，我就叫人向埃皮奈夫人要了一支枪，放在园丁的房间里，跟他说好，只有在不得已时，例如，有人试图冲门或爬墙时，才能使用，而且也只装火药，不装弹丸，无非是吓唬吓唬小偷罢了。一个人行动不便，要在树林中间过冬，独自和两个胆怯的女人在一起，为了大家的安全，这当然是可能采取的最低限度的防御措施了。最后，我又弄来了一只小狗，担任警戒任务。这时候，德莱尔有一天来看我，我给他讲了我的处境，并和他一起笑着谈到我的军事装备。他回到巴黎，又拿这件事说给狄德罗取乐；就这样，霍尔巴赫那一帮知道我真的要在退隐庐过冬了。这种坚持精神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可把他们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一面打主意，想出点什么别的麻烦来叫我住得不痛快，一面就通过狄德罗，先把德莱尔给我拉走。还是这个德莱尔，他先觉得我的防御措施极其自然；后来却在写给我的信里认为这些措施都与我的原则不合，不仅可笑，而且坏透了。他在这些信里拿我大开玩笑，挖苦讽刺，尖酸刻薄，如果我当时的脾气不好的话，我会感到这是对我的侮辱。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爱慕与缠绵的情感，不容再有其他的情感钻进来，所以我只把他那些辛辣的讽刺当作是说笑话，别人觉得他荒诞的地方，我只觉得他轻薄而已。

　　由于我提高警惕，多多操心，结果把园子看得很好，虽然这年水果收成很坏，产量还是达到前几年的三倍。说真话，我为保全产品，也是不惜费尽心力的，我甚至亲自护送水果到会弗莱特和埃皮奈去，甚至亲手提篮子；我记得有一次“姨妈”和我两人拾了一个篮子，把我们压得几乎趴下来了，我们不得不每走十步就歇一歇，弄得浑身大汗才抬到了目的地。

　　当坏季节开始把我关在屋里的时候，我就想再捡起我的室内工作；但是不可能。随便在什么地方，我只看到那两个妩媚的女友，只看到她们那个男朋友、她们周围的环境、她们住的地方，只看到我的想象力为她们创造出来的或美化了的种种事物。任何时刻我都不能控制自己，狂热状态一直缠住我不放。我作过许多努力要摆脱那些虚构，但无效果，最后我完全被它们迷住了，只想努力把它们整理一下，连贯起来，写成类似小说的东西。

　　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羞于这样明白、这样公开地揭露我自己的矛盾。我已经那么大张旗鼓地建立起我那些严峻的原则，那么坚定不移地宣讲过我那些严厉的箴言，那么尖刻地骂过那些专写爱情和柔情的软绵绵的作品，现在人们突然看到我又亲手把自己放在被我那么严格批评过的作家之列，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出乎意料、更刺人耳目的事呢？我充分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我责备我自己，我为此而羞惭，为此而气愤，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把我拉回到理智中来。我完全被降伏了，非服从不可，不管有什么风险，我也得下决心去冒天下之大韪。至于我能不能使这部书出版，那就以后再说了，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设想要把它发表出来呢。

　　决心一下，我就没头没脑地钻到我的梦想里去了。我把这些梦想在脑子里反复思考，最后使它们构成了一种方案，这个方案执行的结果，人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毫无疑问，这是对我那些异想天开的念头的最好的利用。好善之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胸怀，它把这些异想天开的念头导向有益的目标，连世道人心都可能有所裨益。我那些香艳的图景，如果里面缺少那种天真无邪的柔和的色彩，便会失掉它们的全部优美。一个弱女子是怜悯的对象，恋爱能使她博得别人的同情，通常她也并不因为软弱而稍减其可爱。但是看到那种时髦的风尚，谁又能忍受下去而不感到愤慨呢？一个不贞的妻子，公开践踏自己的一切义务，认为没让丈夫当场捉获她的奸情，便是对他的一种思典，他还该衷心感激她，世上有比这样不贞的妻子的得意洋洋的劲儿更令人气愤的么？自然界中没有完人，完人给我们的教导已经离我们太远了。但是，假定一个年青的女子，生而有一颗既正直又温存的心，未婚之前让爱情把她征服了，既婚之后又恢复了精神力量，反过来战胜了爱情，又成为有德行的人，谁若是告诉你说，这幅图景就其整体来说是有伤风化而一无是处，谁就是个说谎者、伪善者，你不要听他的话。

　　除了这个从根本上跟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针对风俗和夫妻间的忠诚的目标之外，我还怀着一个较深刻的目标，即是社会协调与社会和平。这个目标，本身也许比上面的还更伟大，更重要，至少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百科全书》引起的那场风暴远没有平息，当时还正在最猛烈的阶段。对立的两派以极度的岔怒互相抨击，或者毋宁说是象疯狂的豺狼那样互相撕咬，而不是象基督徒和哲学家那样希望互相启发、互相说服、互相拉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也许双方都还缺少有本领的、孚众望的领袖来把这场斗争发展成内战，否则，天晓得，骨子里都同样有着最残酷的偏见的双方，这样一场宗教内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啊。我生来就仇恨一切宗派偏见，所以对双方都坦率地说了一些严酷的真理，而他全听不进去。于是我就想到另一个不得已的、以我单纯的头脑看来似乎是很妙的办法：就是以消灭他们的偏见为手段来缓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并且给每一方面指出，另一方面的优点和品德都值得公众的钦佩和一切凡人的敬仰。这个不够明智的计划是建立在人人皆善这样一个假定上的，却使我自己陷入我责备圣皮埃尔神父的那种错误了，所以，它产生了它应得的结果：并没有使双方互相接近，而使它们联合起来打击我了。经验终于使我感到了我的傻气；但是在这以前，我是全力以赴的，我敢说，我那股热忱是无愧于驱使我去做的那种动机的，所以我刻划了沃尔马和朱丽两人的性格，当时我内心的狂喜使我希望能把他们两人写得都很可爱，并且使两人都由于互相映衬而显得更加可爱。

　　我为我的方案能这样粗粗地定下来而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了我已经草拟的那些详细的情节上面；这些情节的整理结果就产生出了《朱丽》的前两部分。我是怀着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在这个冬季撰写和誉清这两部分的，用的是最漂亮的金边纸，吸墨用的是蔚蓝和银灰的粉末，装订分册用的是浅碧丝带，总之，我成了另一个皮格马利翁，对那两个妩媚的少女的一片痴情，简直找不到什么够风雅、够玲珑的东西来配上她们了。每天晚上，我在火炉旁拿这两部分给女总督们念了又念。女儿一言不发，感动得跟我一起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母亲根本听不懂，始终无动于衷，又找不到一点应酬的词令，只好在大家默默无言的时刻对我一再重复说：“先生，真美呀！”

　　埃皮奈夫人知道我冬天单独一人住在树林中间的一座孤立的房子里，很不放心，时常派人来打听我的消息。她对我的友情表现得从来没有这样真切过，而我对她的友情也从来没有反应得这样热烈。在这些友情的表现之中，有一件事如果不特别提出来，我就太不对了：她曾把她的画像派人送给我，并且想要我的画像——拉都尔画的，曾在沙龙里展出过的那一幅民。也不应抹煞她另一次亲切的表示，它看起来很可笑，但是由于它留给我的印象，也可见我的性格演变之一斑。有一天霜冻很厉害，我打开她派人送来的一个包裹——是她亲自为我备办的几样东西，发现有一件小村裙，英国法兰绒做的，说她已经穿过，要我改制一件坎肩。短笺的措词很感人，充满着亲热与天真。这点关怀超过了友谊，我觉得太体贴了，仿佛她自己脱下衣服来给我穿，以至我在情感激动之中热泪纵横地把那短笺和衬裙吻了足有二十遍。戴莱丝以为我疯了。说也奇怪，埃皮奈夫人对我的友情表示真是太多了，却从来没有一次能象这次这样感动我。甚至在我们绝交以后，我每次回忆起这件事也不免心头发软。我把她那张小便笺保存了很久，如果它不是和我那时的其他信件遭到同一命运的话，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虽然那时期我的尿闭症一到冬天就不让我轻松，虽然这年冬天有一部分时间我都被迫使用探条，然而，总的说来，那还是我自从居住法国以来最甜美、最安静的一个季节。在坏天气为我免遭不速之客的侵袭的那四五个月之中，我比以前和以后更能体味到那种独立、平稳而又朴素的生活，而越享受这种生活，我就越觉得这种生活的价值。当时我别无其他伴侣，只有现实中的两个女总督。想象中的两个表姊妹。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日益庆幸我明智地采取了这个决定，不顾那些看我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而不高兴的朋友们的叫嚣；当我听到狂人谋杀案的时候，当德莱尔和埃皮奈夫人在信里跟我谈到那种弥漫巴黎的纷乱和骚动的时候，我是多么感谢上苍使我远离了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啊！否则的话，社会紊乱使我已经养成的那个暴躁脾气，那些恐怖和罪恶的景象只能使它更加滋长、更加乖戾的；而现在呢，我在我的幽居周围，只看到赏心悦目、甜蜜美妙的事物，我的心完全沉醉于种种温馨的感情之中了。这是人家让我过的最后的宁静的时刻，我津津有味地在这里记下它们的历程。在随着这个安静的冬季而来的那个春天里，就可以看到我下面要写的那些灾难的胚芽开始萌发了，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灾难当中，人们将再也看不到这种间歌时间，能让我有工夫去喘息一下。

　　然而，我似乎还记得，就是在这个和平的间歇中，即使在我的幽居深处，我还不是十分安静，还不免遭到霍尔巴赫一伙的搅扰。狄德罗就给我引起了一些麻烦；除非我完全记错了，《私生子》一书就是在这个冬天出版的，一会儿我就要谈到这本书。由于后面将会讲明白的种种原因，我那时期的可靠的文件剩下的很少了，就是留下的文件，日期也很不准确。狄德罗写信向来是不注日期的。埃皮奈夫人和乌德托夫人写信也只注明星期几，而德莱尔通常也跟她们一样。当我想把这些信依次排列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摸索着，注上一些大概的日期。因此，我既不能确有把握地确定这些纠纷的开始，我就宁愿把我所能记得的一切当作整个一条写在下面。

　　大地春回，我的狂热更加高涨，我在爱火的激奋中又为《朱丽》的后几部分写了好几封信，这些信都洋溢着我写信时的那种狂喜的心情。我可以特别提出写极乐园和湖上泛舟的那两封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两封信都是在第四部分的末尾。谁读了这两封信而不心软并且熔化在促使我写出这些信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里，谁就该干脆把书合上：他是没有资格来评论感情这个题目的。

　　正是这个时候，出乎意料，乌德托夫人第二次来访。她的丈夫是近卫队军官，不在家，她的情人也正在服役，她就到奥博纳来了，在蒙莫朗西的幽谷中租了一座相当漂亮的房子。她就是从那里到退隐庐来作一次新的远足。这次出游，她骑着马，扮作男装。虽然我平生不喜欢这种蒙面舞式的乔装，但对她那种乔装的传奇风度却有些一见心倾，这一次可真是爱情了。因为这段爱情是我平生第一遭，又是平生唯一的一遭，又因为它的后果使它在我的记忆里将永远是既难忘而又可怕，所以请容许我把这件事说得稍微详细点。

　　乌德托伯爵夫人快三十岁了，根本说不上美，脸上还有麻子，皮肤又不细腻，眼睛近视，眼型有点太圆。尽管如此，她却显得年青，容貌又活泼，又温柔，老是亲亲热热的。一头乌黑的长发，天然鬈曲，一直拖到膝弯。身材娇小玲珑，一举一动都显得又笨拙又有风韵。她的禀性极自然，又极隽雅：愉快、轻率和天真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巧妙。她有的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妙语，不假思索，有时竟夺口而出。她多才多艺，会弹钢琴，舞跳得很好，还能做几句相当漂亮的小诗。至于她的性格，简直是天使一般：心肠好是它的基础，而除了谨慎与坚强以外，她一切美德都兼而有之。特别在为人方面，她是那么可靠，在社交方面，又是那么忠诚，纵然是她的仇敌，做事也不瞒她。我所说的她的仇敌，是指恨她的男人或女人，因为，就她自己来说，她是没有一颗能够恨人的心的，而且我相信我们这点相同之处曾大有助于我对她的热恋。在最亲密的友情的倾诉之中：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背后说过人家的坏话。就连她嫂子的坏话，她也从来不说。他不能对任何人掩饰她心里所想的事，甚至不能抑制她的任何感情：我深信，她就是在丈夫面前也谈她的情人，正如她在朋友面前、熟人面前、所有的人面前都谈她的情人一样。最后，有一点不容置辩地证明她那善良天性的纯洁与真诚，那就是她可以心不在焉到无以复加、轻率到十分可笑的地步，常常于无意之中说出些话或做出些事来，对她自己可谓不慎之至，但从来没有冒犯过别人。

　　她很年青的时候就被勉强嫁给乌德托伯爵了。乌德托伯爵有地位，是个好军人，但是喜欢赌博，喜欢闹事，很不亲切，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她在圣朗拜尔先生身上发现了她丈夫的一切优点，再加上许多可爱的品质，既聪明，又有德，又有才能。在本世纪的风俗中如果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原谅的话，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种依恋之情：它的持久使它变得纯正，它的效果使它受人钦仰，它之所以能巩固起来，只是由于双方的相互尊敬。

　　我猜测，她来看我，固然也有点儿出于兴趣，但更多地还是为了博得圣朗拜尔的欢心。他曾敦促她来，他相信我们之间开始建立起来的友谊会使我们三个人对这种往还都感到愉快。她知道我了解他们俩的关系，她既然能在我面前无拘无束地谈他，自然就表明她喜欢跟我相处了。她来了；我见到她了。我正陶醉于爱情之中而又苦于没有对象。这陶醉就迷住了我的眼，这对象就落到了她的身上。我在乌德托夫人身上看到了我的朱丽，不久，我就只看到乌德托夫人了，但这是具备了我用来装饰我的心头偶像的那一切美德的乌德托夫人。为了使我痴情到底，她又以炽热的情侣身份跟我谈着圣朗拜尔。多么巨大的爱情感染力啊！我听着她说话，感到自己在她身边，竟幸福得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起来，这是我在别的女人身边都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她谈着，谈着，我自己也就感动了。我还以为我只是对她的感情感兴趣呢，其实这时我自己也已经产生了同样的感情了；我大口大口地吞下这毒汁，可是我当时只感到它的甜美。总之，在我们两人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她用她对情人所表现的全部爱情，激发起我对她的爱情来了。唉！为着一个心中已经别有所恋的女人而燃烧起这样既不幸而又炽烈的爱情，真正是为时已晚，也真正是太令人痛苦了！

　　虽然我在她身边已经感到了那些异常的冲动，但我先还没有觉察到我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在她走了以后，当我开始想朱丽的时候，我才吃惊地发现，我想来想去都只能想到乌德托夫人。这时候我的眼睛睁开了，我感到了我的不幸，我为此而哀叹，但是我还料想不到这个不幸将要产生的许多后果呢。

　　我今后对她持什么态度呢？我迟疑了很久，仿佛真正的爱情还能留下足够的理智让你去深思熟虑似的。我正在举棋不定，她又一次出乎意料地来找我了。这一下我心里可有数了。伴随邪念而来的羞涩之心使得我哑口无言，在她面前直发抖，我既不敢开口，也不敢抬起头来，我心头的慌乱简直无法形容，而她不可能看不出来。于是我就决定向她承认我心里慌乱，并让她猜测慌乱的原因：这等于把原因相当明白地告诉她了。

　　如果我年青而又可爱，如果乌德托夫人后来软弱了，我在这里就应该谴责她的行为，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对她只有赞美，只有钦佩。她作出的决定是既大方又谨慎的。她来看我，是圣朗拜尔叫她来的，她不能突然疏远我而不向圣朗拜尔说明原因，因为这样就可能使两个朋友绝交，也许还会闹得满城风雨，而这是她要避免的。她本来是对我既敬重而又怀有善意的，所以她就怜悯我这点痴情，但是不予以逢迎，而是表示了惋惜，并且努力要医好我的痴情。她很乐意为她的情人和她自己保留一个她看得起的朋友。她说等我将来变得理智了，我们三人之间很可以构成一种亲密而甜美的关系，而她每跟我谈到这一点，便显得再愉快也不过的。她并不只是限于这种友好的劝告，必要时她也不惜给我一些由我自己招来的较严厉的责备。

　　我也同样严厉地责备我自己。等到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清醒了，我把话说出了之后，心里也就比较平静了。大凡一个人的爱情，被激起爱情的女方知道了之后，就变得好受些。我用来责备自己的那种力量理应医好我的爱情的，如果事实是可能的话。我把所有强有力的理由都找来帮助我扼杀我这份爱情。我的操守呀、我的感情呀、我的原则呀、可羞可耻呀、不义不忠呀、罪在不赦呀、负友之托呀，最后还有个理由：以这样的年纪，还让最荒唐的热情燃烧起来，而且对方又已经心有所恋，既不能对我的爱有所回报，又不能让我保留任何希望，未免太惹人笑话了，而且这样荒唐的热情不但不能由坚持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苦痛难堪。

　　谁能相信啊！这最后一种考虑，原该给所有其他的考虑增添份量的，却反而把它们都抵消掉了！“一段痴情，”我想，“只于我个人有害，那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我难道是个要让乌德托夫人小心提防的轻狂小生吗？别人看到我这样煞有介事的悔恨，不会说是我的殷勤、仪表和打扮在诱使她走入歧途吧？嘿！可怜的让－雅克啊，你自由自在地去爱吧，心安理得地去爱吧，别担心你的叹息会有损于圣朗拜尔。”

　　读者已经看到，我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自命不凡过。上面那种想法正合我一贯的心理倾向，它使我的激情感到安慰；这样一来，我就无保留地沉溺于激情之中了，甚至笑我那种不合时宜的顾虑是出于虚荣而不是出于理智了。对一颗正直的心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教训啊！邪恶进攻正直的心灵，从来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它总是想法子来偷袭，总是戴着某种诡辩的面具，还时常披着某种道德的外衣。

　　我既怙恶而又无悔意，不久就毫无节制地为恶了；请读者看看我的激情是怎样循着我的天性的故辙，最后把我拖下了深渊吧。最初，为了使我放心，它采取谦卑的态度，后来，为着使我放手做去，它把这种谦卑转变成为疑惧。乌德托夫人不断提醒我，叫我勿忘本分，保持理智，她从来也没有片刻迎合我的痴情，不过待我总是极其温存，对我总是采取最亲切的友谊的态度。我敢保证，如果我相信这份友谊是真诚的话，我一定也就感到满足了，但是我认为它太热烈了，不会是真正的友谊，因而我脑子里就不免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种与我的年龄和仪表太不适合的爱情，使我在乌德托夫人眼里的地位降低了，这个轻狂的少妇只是要拿我和我这过时的热情来取乐，她一定把心里话都告诉圣朗拜尔了，她的情郎恨我对不起朋友，便赞成她要弄我，两人串通一起要把我逗得晕头转向，好叫人家嗤笑我。这种愚蠢的想法曾使我二十六岁时在我所不了解的拉尔纳热夫人身边说了许多糊涂话，现在我是四十五岁的人了。又是在乌德托夫人身边，假如我不知道她和她的情郎都是不至于开这样残忍的玩笑的正派人，那么我这种愚蠢的想法倒也还是情有可原的。

　　乌德托夫人继续来拜访我，我不久也就回拜她了。她欢喜步行，我也是一样，我们在迷人的景色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爱她，又敢于说出我爱她，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如果不是我的糊涂言行毁了其中的全部妙趣的话，我当时的处境实在是再甜蜜不过了。她起先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在接受她的爱抚时会那么傻气，但是我的心从来就不会对自己所想的事丝毫有所隐瞒，所以我不久就把我的猜疑对她说明了。她起先想一笑置之，但这个办法不成功，她的笑会激起我的狂怒的，她便改变了口吻。她那种怜惜的温存真是战无不胜的。她对我说了些直沁入我心脾的责备的话，她对我那些不正确的畏惧表示担忧，我就抓住这种担忧而加以滥用，我要求用事实来证明她不是戏弄我。她明白，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够使我放心。我就越逼越紧，这一步是微妙的。一个女人已经被迫到了讨价还价的地步了，竟还能那么便宜了事。真是惊人，也许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一遭吧。凡是最缠绵的友情所能给予的，她都不予拒绝。任何足以使她失节的事，她都绝不放松。并且我很惭愧地看到，每逢她稍微给我一点好处就把我的感官烧得炽热难熬，而这种炽热在她的感官上却引不起半点火星。

　　我曾在某处说过，如果你不想给感官什么东西，你就绝不能让它先尝到一点甜头。要想知道这句箴言对乌德托夫人说来是多么不正确，要想知道她是多么能够自持，那就必须详细了解我们那些频繁的、长时间的密谈，把我们那四个月当中的热烈的密谈从头到尾都回顾一番。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四个月是在两个异性朋友之间无与伦比的亲密中度过的，而双方又都把自己限制在我们始终不曾逾越的那个范围里。唉！我体会到真正的爱情确实是太迟了，可是一经体会，我的心灵和感官为了偿付这笔拖欠的情债，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单方面的爱情尚且引起这样的狂热，那么，一个人若是处在他所爱并博得其爱情的那个对象身边，他所感到的狂喜该是多么剧烈啊！

　　但是，我说单方面的爱情是说错了，我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回报的，它虽然不是相互的，却是两方面的。我们两人都陶醉在爱情之中：她爱她的情郎，我爱她；我们的叹息，我们的甘美的泪水都交融在一起了。彼此都是多情的知心人，我们的情感太相投了，不可能没有相合的地方。不过，在这种危险的陶醉之中，她从来没有一刻忘形；而我呢，我保证，我发誓，虽然我有时被感官迷惑了，曾企图使她失节，却从来也不曾真正蓄意打她的主意。我那热情的激烈，本身就控制了这份热情。克已的义务荡涤了我的灵魂。一切美德的光辉都装饰着我心头的偶像，玷污它那神圣的形象就等于把它毁灭。我很可能犯这个罪，我在心里犯了这个罪不下百余次；但是，真正要玷污我的索菲么？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吗？不，不！我把这话对她说过千百遍了，即使我有满足欲望的权力，即使我能支配她自己的意志，除了若干短暂的狂热时刻以外，我都会拒绝以这种代价来求得快乐的。因为我太爱她了，我才不想占有她。

　　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将近一里约；在我频繁前往的旅行中，我有时也在那里住宿。有一天晚上，两人面对面地用过晚餐之后，我们就到花园里，在美丽的月色下散步。这花园的深处有个相当大的剪修过的树林，我们穿过树林去找一个幽美的树丛，树丛里还造了一挂瀑布点缀着，这是我给她出的主意。永世难忘的无邪与享受的回忆啊！就是在这树丛里，我和她坐在一片细草地上，头上是一棵花儿盛开的槐树，为着表达我心头的感情，我找到了真正无愧于这种感情的语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达到崇高的境地——如果人们可以把最缠绵、最热烈的爱情所能输进男人心灵的那种亲切而又富有魅力的东西称为崇高的话。我在她的膝上流下了多少令人心醉的眼泪啊！我又使她情不自禁地流了多少这样的眼泪啊！最后在一阵不由自主的激动之中，她叫道：“不，从来没有象你这样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象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们，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我一声长叹，就不说话了；我拥抱她——这是一次怎样的拥抱啊！但是，仅此而已。她独自一人生活着，也就是说，远离她的情人和丈夫，已经有六个月了；我差不多天天都去看她，而且爱神始终伴随着我们也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们时常先面对面地用过晚餐，然后两人到树丛深处，在那月光之下，经过两小时最热烈、最缠绵的私语之后，她又在半夜里离开树丛和朋友的怀抱，身和心都和来时一样无暇、一样纯洁。读者们，衡量衡量所有这些情景吧，我不再加半句话了。

　　人们可别以为在这种场合下，我的感官能让我安静，就象在戴莱丝和在妈妈身边一样。我已经说过，这次是爱情，而且是以其全部力量和全部狂热迸发出来的爱情。至于我不断感觉到的不安、战栗、心悸、痉挛、昏厥，我都不去描写了：人们单凭她的形象在我心头所产生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已经说过，退隐庐离奥博纳相当远，我常从安地里那一带山坡边上走过，那里的景色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一边走，一边梦想着我即将见到的那个人，梦想着她将给我的亲热的接待。梦想着在我到达时等着我的那一吻。单是这一吻，这不祥的一吻，在没有接受之前就已经把我的血点燃起来了，使我头脑发昏，眼睛发花，两膝颤抖，站立不住；我不得不停步坐下来，整个身体仿佛都乱了套，我几乎要晕过去了。我意识到这种危险，所以出门时总是力求分心，想别的事情。可是我还没走二十步，那同样的回忆，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一切后果，就又来侵袭我，绝对无法摆脱；并且，不问我用什么办法，我不相信我有哪一次能逍遥自在，一个人走完这程路。我走到奥博纳时，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简直要倒下去了，站都站不住。可是一见到她，我就完全恢复过来了，我在她身边只感到精力无穷却又不知如何使用的苦恼。我来的路上；在望得见奥博纳的地方，有一片风景宜人的高岗，叫奥林匹斯山，有时我们俩各自从家里走到这里相会。如果是我先到，当然要等她；但是这个等候又叫我多么受罪啊！为了有所自遣，我总是用我带的铅笔写些情书，这些情书，简直是用我最纯粹的血液写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能把一封情书写完而字迹依然可以辨认清楚的。当她在我们两人约定的壁橱里找到这样的情书的时候，她从中看到的，除了我写情书时那副可怜的样子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样子，特别是拖了那么久，经过三个月不断的刺激和绝望，就使我疲惫得好几年都恢复不过来，最后还使我得了疝气病，将来我是要把它，或者说，它是要把我带到坟墓里去的。我这个人的气质，也许是大自然所曾产生的最易激动、而又最易羞怯的气质。我这种气质的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爱情享受就是如此。我在人世间最后的好日子也就是如此。下面开始的就是我一生中一大串几乎从未间断的灾难。

　　在我整个一生中，人们已经看到，我的心象水晶一样透明，从来不会把藏起来的一个稍微强烈的感情隐瞒一分钟。请大家想想，要我把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长久隐瞒起来，那是可能的吗？我们的亲密关系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也不稍加隐讳，或故弄玄虚。这种亲密关系并不属于需要保密的那一类。乌德托夫人对我怀着她自觉是无可指责的最亲密的友谊，而我则对她满怀着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更清楚的正当的敬佩。她坦率、心不在焉、有点冒冒失失；我真诚、笨拙、高傲、急躁、狂热，我们就在自以为平安无事的假想中贻人以口实，远超过我们真正有什么越轨行动。我们都到会弗莱特去，我们常在那儿见面，有时甚至还是事先约好了的。我们在那里和平时一样生活着，天天并肩散步，就在那片园林里，正对着埃皮奈夫人的房子，并且就在她的窗下谈我们的爱情，谈我们的义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纯洁的计划。埃皮奈夫人就从窗口不断地窥视我们，她自以为被人欺上睑了，使用两只眼睛往心里灌足了怨气和愤恨。

　　女人个个都掌握着掩饰愤怒的艺术，特别是在愤怒强烈的时候。埃皮奈夫人脾气暴躁却又工于心计，她高度掌握着这种艺术。她佯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怀疑；她一面对我加强体贴照顾，甚至近于挑逗，一面又故意用不客气的态度和鄙夷的表示欺压她的小姑子，似乎还暗示我也鄙夷她。人们当然料到她这样做是成功不了的，但是我却受到了苦刑。我的心被两种相反的感情撕裂着，我一面被她的爱抚感动了，同时我看她那样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又感到怒不可遏。乌德托夫人的那种天使般的温和性情使得她忍受一切，毫无怨言，甚至并不因此而更不满她的嫂子，而且，她常常又是那么漫不经心。对这种事往往又那么不够敏感，所以有一半时间她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嫂子对不起她。

　　我当时太沉醉在我的狂热之中了，所以，除了索菲（这是乌德托夫人的名字之一）什么也看不见，就连我已经成了埃皮奈全家和许多不速之客的笑柄，也都没有觉察出来。霍尔巴赫男爵，据我所知，以前从来没有到舍弗莱特去过，现在就是这种不速之客之一。如果我当时就象后来那么多疑的话，我一定会猜想到，他这次旅行是埃皮奈夫人事先布置的，好请他来看一场日内瓦公民谈恋爱的把戏。但是我那时太蠢了，连大家一望而知的事我都看不见。然而我的全部愚蠢也挡不住我发现男爵比平时更高兴、更快活的样儿。他不象平常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却说无数揶揄的话，弄得我莫名其妙，瞪着大眼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埃皮奈夫人则笑得前仰后合，我还不知道他们发了什么疯呢。因为一切都还没有越出开玩笑的范围，所以，如果当时我觉察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凑上去跟他们一起开开玩笑就是了。但是事实上，人们透过男爵的那种嘲笑的快活劲儿，可以看出他眼里闪烁着一种恶意的喜悦，如果当时我就跟事后回想起来时那样注意到的话，这种恶意的喜悦也许会使我心里不安的。

　　有一天，我又到奥博纳去看马德托夫人。她常到巴黎去，这次是刚从巴黎回来，我发现她愁眉苦脸的，并且看出她曾经哭过。我不能不克制自己，因为她丈夫的姊妹伯兰维尔夫人在场；但是我一有机会，就向她表承我心头的不安。“唉！”她叹口气对我说，“我恐怕你的痴情把我一辈子的安宁都葬送掉了。有人告诉圣朗拜尔了，但是讲的不是实情。他倒能为我说公道话，但是他有点发脾气，而最坏的是他有些话又藏着不讲出来。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一点也没有瞒他，我们的关系本来是他促成的。我在给他的信上尽讲起你，就如我的心里充满了你一样；我只向他瞒住了你那种糊涂的爱情，我原是想医好你这种爱情的，而他，话虽没有说，我看出他是把你的爱情当作我的一个罪过的。有人陷害我们，冤枉了我；不过，管它呢，要么我们从此一刀两断，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就怎么。我不愿再有一点事瞒住我的情人了。”

　　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在原该充当其导师的一个少妇面前受到了她的严正的责备，自知过失，满面羞惭，真是一件难堪的事。我痛恨我自己，这种痛恨，如果不是受害者给我引起的那种亲切的同情又使我的心软了下来，也许足以把我的懦弱克服下去的。唉！我的心已经被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的眼泪渍透了，这时它还能硬起来么？这一阵心软很快就化为对告密人的愤怒了。那班卑鄙的告密人只看到一个虽然有罪却是不由自主的情感的坏的方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甚至也想象不到有颗真诚的清白的心在补赎着这个方面。至于是谁给我们来了这一手的呢，我们处在疑团中的时间也并不长久。

　　我们两人都知道埃皮奈夫人是和圣朗拜尔通信的。她给乌德托夫人挑起风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曾千方百计要把圣朗拜尔跟乌德托夫人离间开来，这种努力曾经有几次获得成功，所以乌德托夫人生怕以后又中她的计。此外还有格里姆，我记得他似乎是跟随加斯特利先生到军队里去的，那时也和圣朗拜尔一样正在威斯特法伦；他们在那儿有时能见到面。格里姆曾在乌德托夫人面前试图进攻过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格里姆大为恼火，从此就根本不和她见面了。格里姆的“谦逊”是众所共知的，他既认定乌德托夫人不爱他而爱一个年纪比他大的人，而且他，格里姆，自从跟大人物交往以来，一谈起这个人就只把他当作手下的一个受保护者，大家想想他是不是能冷静吧。

　　我对埃皮奈夫人的怀疑，在我听到我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确信了。当我在舍弗莱特的时候，戴莱丝也常来，或者是把我的信送给我，或者是照顾一下我的坏身于。埃皮奈夫人曾问她，乌德托夫人和我是不是互相通信。一听说互相通信，埃皮奈夫人就逼她把乌德托夫人的信交给她，保证她会把信重新封好，显不出被拆过的样子。戴莱丝并没有显出对这种建议是如何愤慨，甚至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只是把送给我的信藏得更紧些而已：真是提防得好啊，因为埃皮奈夫人派人在她来的时候监视她，并且有好几次竟大胆到在半道上搜她的围裙。更有甚者，埃皮奈夫人有一天表示要跟马尔让西先生一起到退隐庐来午餐，这是我自住进退隐庐以来的第一次。她趁我跟马尔让西先生出去散步的时候，和她们母女二人到我书房里去了，并且逼她们把乌德托夫人的信拿出来给她看。如果母亲知道信在什么地方，信就交出去了，幸而只有女儿一人知道，她说这些信一封也没有保留下来。当然，这个谎言是充满着正直、忠诚与宽宏大量的，若是说出真话，反而成为道地的背义行为了。埃皮奈夫人一看不能诱惑她，便努力激起她的醋意，怪她太随和、太糊涂。她对她说：“你怎么能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罪恶关系呢？如果摆在你眼前的一切你都不信，而还需要一些别的证据，那么，你就帮我的忙来找这些证据好了：你说他把乌德托夫人的信读过就撕了，好吧！你就把碎片小心捡起来，交给我，我负责把碎片拼凑起来。”这就是我的女友给我的女伴的教导。

　　所有这些企图，戴莱丝竟谨慎到把我瞒了很久；但是，当她看到我那种惶惑困窘的样子，觉得不能不对我和盘托出，好让我知道谁在跟我作对，以便采取措施，预防人家正在给我准备的那种种陷阱。我的愤慨、我的气愤是无法形容的。我不学埃皮奈夫人的榜样，跟她装假，也不想用狡计来破狡计，我完全听凭我的急躁脾气去做，再加上平素的轻率，我就公开闹起来了。人们读了下面这几封信，就可以看出我是多么不谨慎，同时这些信也足以说明双方在这一件事上的作风如何了。

　　 埃皮奈夫人函（甲札，第四四号）

　　怎么我就看不到你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为你感到不安。你曾再三答应我只在退隐庐和这里两头跑跑呀！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是让你完全自由的，而现在一星期过去了，你连个人影也不见。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你的身体很健康，我还以为你病了呢。我前天、昨天就在等候你，到现在还不见你来。我的上帝呀！你怎么啦？你现在手头又没有什么事要做，你也不会有什么苦恼，因为如果有的话，不是我自负，你早就跑来向我倾诉了。因此你一定是病了！赶快解除我这焦躁不安的心情吧，我求你。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愿这个“再见”，能给我从你那方面带来个“你好”。

　　

　　复函

　　星期三晨

　　我现在还什么都不能对你说。我在等待了解得更清楚些，反正或迟或早我一定会弄清楚的。同时，请你确信：被控的无事者将会找到一个热烈的保卫者，足以让那些诬告者后悔，不论诬告者是什么人。

　　

　　 埃皮奈夫人的第二函（甲札，第四五号）

　　你的信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把它读了又读，一直读了二十几遍。老实说，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只看出你心里感到不安和苦恼，你要等到不安和苦恼过去了以后再跟我谈。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就这样约定，好吗？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信任，都到哪儿去了？我是怎样失掉了那种信任的呢？你是对我生气，还是为我生气呢？无论如何，你今天晚上就来，我请求你。记得不到一星期前，你还答应过我不把任何事情藏在心里，有事立时就对我说呢！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信赖这个信任的……我刚才把你的信又读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但是它叫我颤抖。我觉得你心里激动得痛苦极了。我倒很想使你平静下来，可是，我既然不知道你不安的原因，我就不知道对你说些什么才好，我只能告诉你，在看到你之前，我是完全和你一样不幸的。如果你今晚六点钟不到，我明天就到退隐庐来，不管天气怎样，也不管我身体如何，因为我忍受不了这样的不安。再见，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冒险给你一个忠告，但也不知道你需要不需要，你要极力提防，极力制止不安的心情在孤寂中发展。一只苍蝇会变成一个魔鬼的，我过去常有这种体验。

　　　

　　复函

　　 星期三晚

　　只要我现在不安的心情还继续下去，我既不能去看你，也不能接受你的访问。你说的那种信任现在不存在了，你想恢复也将是不容易的。现在，我在你的殷勤当中，所看到只是你想从别人的表白中得到某种合乎你的图谋的好处；而我这颗心，对一颗开诚相见的心是极易流露的，对诡计和狡诈却要关上大门。你说你难以看懂我的信，我却从中看出你惯常的机智。你以为我真傻到相信你没有看懂那封信么？不，但是我将以坦白来战胜你的诡巧。为了使你对我更不了解，我就进一步明说吧。

　　有两个结合得好好的、彼此都无愧于对方的爱情的有情人，他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我当然料到你不知道我指的是谁，除非我把名字说出来。我猜测有人曾试图拆散他们，并且利用我来使他们两人之一产生忌妒。这种选择并不十分高明，但是对于那个坏心眼说来，似乎很方便；而这个坏心眼，我怀疑就是你。我希望这就清楚点了吧。

　　好啦，一个我最钦佩的女人，在我完全知晓的情况下，做出了那种无耻的事——把自己的心和身分给两个情人，而我也那么无耻，竟是这两个懦夫之一。如果我知道你一生中有一时一刻曾对她和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到死也恨你：可是，我要责备你的，不是你曾经这样想过，而是你曾经这样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明白三人之中你想害的究竟是谁；不过，如果你爱安宁的话，你应该担心你的成功就是你的不幸。我对某些交往感到不好，这我既没有瞒你，也没有瞒她；但起因是正当的，我要用跟起因一样正当的方式来结束这种交往，我要使非法的爱情变成永恒的友谊。从来不会害人的我，能无事地被人利用去害我的朋友们吗？绝对不能，我永远不能原谅你，我会变成你的不可和解的仇人。只有你的秘密还会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将永远不做背信之人。

　　我不相信我目前这种惶惑的心情还会延续很久。我很快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弄错了。到那时，我也许要对太对不起人的事进行补赎，而我将感到这是做了平生最大的快事。但是，你知道在我还要在你身旁度过的短时间里，我将怎样补赎我的过失么？我将做到除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事，我将坦白地告诉你社会上对你是怎样的想法，告诉你在名誉方面应该修补哪些缺口。尽管你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环绕着你，将来你看到我走了之后，你就永远向真理告别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跟你说真话的人了。

　　

　　埃皮奈夫人第三函（甲札，第四六号）

　　 我不懂你今天早晨的信，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因为那是事实。你今天晚上的信我看懂了，别害怕我会回答你。我正急于要把它忘掉。虽然我觉得你可怜，我还是不能不感到这封信使我的灵魂充满了的那种苦涩。我！对你玩诡计，玩狡诈！我！竟被指责做了无耻之尤的事！再见吧，我很惋惜你竟然……再见吧，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再见吧，我十分愿意原谅你。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好了！你别猜疑你会受到冷遇，其实你将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你尽可不必为我的名誉操心。别人怎样非议。我都毫不在乎。我品行端正，这就够了。此外，我完全不知道那两个对我和对你一样亲爱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这最后一封信为我解除了一个极大的困难，却又使我碰上了另一个并不稍小的困难。这些信件虽然往返极端迅速，都在一天之内，但是其中短暂的间隔时间也足够让我在一阵阵的怒气之中想到我的粗心大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乌德托夫人叮咛我保持冷静，让她一人去设法了结这桩公案，并且，特别在当时，要避免任何决裂，任何声张。而我呢，对一个生性就好忌恨的女人，又用了最明显、最恶毒的侮辱语言，在她心头火上加油。当然，我从她那里只能指望一封又高傲、又轻蔑、又鄙视的回信，逼得我不能再有所留恋，如果不立刻离开她的家门，我就成了一个最可耻的懦夫。幸而她的机巧超过了我的暴怒，她复信里的那种措词避免了这样的结局。然而，要么就离开，要么就立刻去看她，二者必居其一。我采取了后一步骤，同时预料到需要解释一番，而在解释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倒叫我为难起来了。怎样才能把事情应付过去而又既不累及乌德托夫人，也不累及戴莱丝呢？我说出谁的名字来谁就该多么倒霉啊！一个翻脸无情而又好搞阴谋的女人，要报复，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件件事都叫我为成为报复对象的人担忧。正是为了预防这种不幸，所以我才在信里只说到怀疑，避免提出确证。诚然，这种说法使我发的那阵脾气越发不可原谅，因为任何单纯的怀疑也不能容许我象方才对待埃皮奈夫人那样对待一个女人，特别是对待一个女朋友。但是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我办得十分得体的既伟大而又高贵的困难工作：我以承担一些更严重的过错来补赎我那些隐瞒起来的过错和软弱。而我承担下的那些过错都是我不能犯而又从来没有犯过的。

　　我无需应付我所害怕的那场舌战，我不过受了一场虚惊而已。我一到，埃皮奈夫人就跳上来搂着我的脖子，满脸热泪。这种来自一个老朋友的意外的接待，使我极为感动；我也哭了起来。我对她说了几句没有多大意义的话；她也对我说了几句更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饭已经摆好了，我们就去入席。在席上，我以为那场解释推迟到晚餐以后了，在这个等待阶段中，我的脸色很难看，因为我心里只要稍微有点不安就显得六种无主，连最不明眼的人也满不过去。我那副尴尬样子原该鼓起她的勇气的，然而她没敢这样做；晚餐后也和晚餐前一样，都没有进行什么解释。第二天也没有；在我们默默相对之中，只谈了些无所谓的事，或者由我说几句礼貌话，表示我的怀疑究竟有无根据，还完全不能断定，并且实心实意地向她保证，如果发现怀疑没有根据，我一辈子都要向她请罪的。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好奇之心，想确切地知道这些怀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么来的；因此，我们的和好，不论是在她还是在我，全都包括在见面时的那一次拥抱之中了。既然只有她一人受到了侮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我就觉得她自己都不想把事情搞清楚，更轮不到我来把事情说明白了，因此我是怎样来的，也就怎样回去了。而且，我继续跟她相处，又和以前一样，所以不久我就把这场吵闹几乎忘个一干二净，并且愚蠢地以为她自己也已经忘怀，因为她仿佛已经不再回想这件事情了。

　　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并不是我的懦弱给我招来的唯一苦脑；我还有别的一些使我同样难受的苦恼，它们却并不是我自己招来的，而只是由于有人要折磨我，好把我从孤独生活中硬拉出去。这些苦恼都是从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一帮那方面来的。自从我住进退隐庐以来，狄德罗就不断地搅扰我，有时是自己出面，有时是通过德莱尔。根据德莱尔拿我在丛林里乱跑为题给我开的那些玩笑去判断，我不久就看出他们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把隐士丑化成风流情人了。但是在我跟狄德罗所闹的那些纠纷里，问题还并不在此，这些纠纷还有更严重的原因。《私生子》出版以后，他曾给我寄来一本，我也以对朋友的作品应有的那种兴趣与注意读完了这本书。当读到他附进去的那篇用对话体写的诗论的时候，我很惊讶也很痛心地发现，里面有好些话都是攻击过孤寂生活的人的，这些话虽令人不快，却还能够容忍，但是其中有这样一个辛辣而粗暴、语气毫不委婉的论断：“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个论断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有两个意义，我觉得其中之一是很正确的，而另一个是很错误的；既然一个人自愿过孤独的生活，他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因此，根本不能说他是恶人。论断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何况作者在发表这个论断的时候，有一个正过着孤独的退隐生活的朋友，那就更需要解释了。我觉得，不论如何推测，这都是引人反感、有亏道义的：或者是他在发表这一论断时忘掉了这个孤居的朋友；或者是，如果他曾想起这个朋友，但在提出这个一般性的格言时，不但没有把这个朋友，而且也没有把那么多自古迄今在隐遁中寻求安宁与和平的受人尊敬的贤人哲士看成是可敬的正确的例外，而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有世以来第一次把他们都一笔勾销掉，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目之为坏蛋了。

　　我热切地爱狄德罗，由衷地尊敬他，并且我以彻底的信任，指望他对我也有同样的情感。但是他那股不倦的别扭劲，专在我的爱好上、志趣上、生活方式上，在只与我一个人有关的一切事情上，永远跟我唱反调，真叫我厌烦。看到一个比我年轻的人竟然用尽心机要拿我当小孩子管教，我是很反感的。他那种轻于许诺、忽于践约的习惯，也叫我厌恶。他不知有多少次约而不来，并且专门喜欢爽而又约，约而又爽，实在叫我烦恼。我每月都在他自己订好的日期白白地等他三四次，我一直跑到圣·德尼去迎他，等了一整天，结果还是一个人晚上吃闷饭，这又使我感到尴尬。总之，我心里早已装满了他再三再四对不起人的事情。这最后一次对不起我，我觉得更严重，更使我痛心。我就写信向他叫屈，但是措词极其温和，极其感人，连我自己都泪流满纸；我那封信是足以使他感动得流泪的。而他对这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呢？人们永远也猜不到。现将他的回信（甲札，第三三号）照录如下：　　

　　我的作品使你喜欢，并且感动了你，我听了很高兴。你不赞同我关于隐士的意见，你爱为他们说多少好话，你就尽管说吧，你将是世界上唯一我要为之说好话的隐士。而且，如果你听了能不生气的话；可说的话还多着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则如此等等。有人告诉我，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的信里有过一句话，一定曾叫你心里很难受，要不然我就是太不理解你的灵魂的深处了。

　　这封信的最后两句话需要说明一下。

　　在我开始住到退隐庐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似乎不欢喜这个地方，觉得住所太孤单。她这种话传到我耳朵里来了，我就提出，如果她觉得在巴黎好些的话，就把她送回去，我为她付房租，并且和她跟我住在一起一样照顾她。她拒绝了，并且向我声明，她很喜欢住在退隐庐，说乡下空气对她有好处。人们可以看到，这也是真话，因为她在乡下可以说变得年轻了，身体比在巴黎时好得多。她的女儿甚至还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真的要离开退隐庐，她心里会是很不高兴的，因为退隐庐确实是个迷人的好住处，而她又很欢喜弄弄园子，拾掇拾掇水果，现在正是得其所哉；不过，她是说了人家叫她说的话，为的是要努力把我劝回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