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

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端木赐香




简介

　　本书是对1840—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全景式解读。全书将第一次鸦片战争放在国际大背景之下，展现了19世纪中叶世界广角镜下的实力格局，详细描述了中英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战前准备、战争经过、战后的结果及影响等，使读者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希望通过这种全景式的解读，展现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加速走向现代文明，而中国却在专制愚昧中踽踽蹒跚的情景，通过此种对比来厘清鸦片战争中大清一败涂地、屡屡挨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一个皇帝的能力高低，不依靠几个臣子的忠奸与否，也无关乎民心向背，腐烂的专制制度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因。

　　本书的文字延续了作者以往作品的鲜明风格，幽默犀利，略带网络语言的调侃，让人读来酣畅淋漓。而其历史专业出身的知识背景，使她的文字十分注重史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再加上作者强烈的社会担当，使全书引人深思，余味无穷，是一部值得市场期待的历史作品。



前言：后鸦片战争时代，别扭的姿态和梦中的自慰

　　按我们的教材，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当然也有怀疑的——比如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王朝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旧秩序的衰落，而中国旧秩序的衰落至少不会早过1864年，即太平天国覆灭的那一年，所以他认定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如果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应回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则中国的近代似应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这里且不论中国的近代化起于何时何事，单论距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的学者还在研究“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中国是否拉丁化”之类的课题，这种历史的吊诡对我们不能不构成刺激：我们的现代化，何时完成？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社会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正像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唱的那样，“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一切还是老样子。

　　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事件”（滨下武志语），“剿夷”或者“讨逆”而已。道光甚至认为，英夷已达到了目标，以后再不会骚扰他了，把《南京条约》认作了“万年和约”。咸丰做了皇上，比他老子还要顽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派。对外强硬不是什么坏事，一种姿态而已，但是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强硬，被打得半死还噘着死鸭子嘴愣不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就是很大的坏事了。

　　对事件的当事人——林则徐、邓廷桢、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来讲，随着条约的签订，似乎随即就把自己作为主角参与的这次事件中的对手忘到了后脑勺，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对于对手的素质及来头，他们没有起码的探究兴趣，哪怕仅是战术上的“知彼”的要求，他们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时候依旧眯着小眼儿，甚至干脆不睁眼。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69页）耆英找到的一个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道光批曰：“可恶之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0页）真的是可恶，君臣两个探讨的结果竟然是英国人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

　　战后，也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了一丝羡慕，重点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提倡，理论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天朝无人接受；20年后，天朝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师夷”理论，但是实践上，又始终不知道所谓的“长技”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对华盛顿“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点羡慕，就坏了菜了，被时人怀疑有汉奸嫌疑。史策说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李慈铭认为徐继畲作为一个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为泰西造声势，“轻重失伦，尤伤国体”；稍后的曾国藩也认为此书“颇张大英夷”。这样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的，那它在天朝的命运就很不济了，受了20年的冷落。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年时间，清政府给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间，清政府还想白白浪费，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让太平天国玩了一把。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乃是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洋枪洋炮的威力，让天朝的督抚们大开眼界，遂认定了洋枪洋炮就是夷之“长技”，于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终于启动了，而这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20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器物，不学西方的制度，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单冀起飞，更印证了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理论。罗荣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愣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清政府的这种蒙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其的描述最为形象：“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渺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问题是，英国不挺这种警告，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可恶的是，经过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明治维新，小日本也学西方的小样，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91页）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海军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还学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绪皇上在康有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国终于开启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诉求的维新运动。而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30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对应着称寡妇了）利益，一棍子把这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之战中一举打败沙俄，这让一直打算走亲俄路线、希望联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宪政。但是，历史已经对清政府的诸般迟钝与扭捏丧失了耐心，革命派要动手了……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后来，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

　　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多几个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呢；大清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时落后，差那么一点而已；大清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筑长城的肉弹精神就行……总之，只要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历史的罪恶虽然无所谓有效与无效之追诉期，但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怜的，或者说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马克思对中国大清政权遭遇外来打击的同情，仅相当于对木乃伊遭遇风化的同情，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文明人。
　　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这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慰好久了：

　　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那样的体现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举国一战”？民众学商纣王的奴隶，举国倒戈还差不多。

　　之二：他们幻想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内中提出了类似游击战的战术：“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他的意思是，国军完全可以“游击”战了，但他没有建议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所以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民甚于防寇。据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奕经的幕僚臧纡青向奕经建议：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他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新中国的学者胡思庸，20世纪50年代写过一则《论林则徐的思想》，也遗憾大清没有用人民战争对付英夷。一看写作年代，我们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战争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所提出的战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林公这一招，顶多是兵勇壮勇战，与臧纡青一个意思。林则徐比臧纡青还要狠的一个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产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的奇效，但这并不妨碍当今的学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们的这种借刀杀人法想象为人民战争！《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把英军“牢牢”地“牵制和分割”在各个战场上。（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世界级的天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也提倡民众战争。这家伙1831年去世，他的《战争论》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为军事“圣经”。天朝的蒋琦龄、臧纡青和林则徐等人，应该无缘看到此书；马、恩、列、毛对此书都专心研究过；不知杨国桢、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过？克劳塞维茨认为，民众战争是对战争的扩大和延续，采用民众战争可以扩大力量。但他并没有忽略民众战争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话，政府可以利用民众战争，但是，大清那样一个既无民心又缺民意的极端腐败、专制的末世王朝，搞民众战争的前提条件在哪儿呢？而天朝的人民，军事上的组织和技术若能对付得了现代化的英夷，那他们费那事干吗？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之三：他们遗憾清政府罢免了林则徐这样的清官能吏。

　　他们幻想，如果鸦片战争由林青天来指挥，那么结局将可能有所改观。这种幻想乃是典型的“拿个人道德之长，来补组织与技术之短”。按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组织与技术短缺，乃中国传统政府的致命缺陷。黄先生的观点，我举三只手赞同。如果说政府有毛病，则中国某些学者更甚于政府，他们动不动就拿个人道德来填补组织和技术造成的巨大空洞。鉴于诸多原因，咱这里就不对这些史者点名了，只想点明，他们这种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则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为魏源幻想得最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老实说，魏源搞了个伪命题，“沿海守臣”和“当轴秉钧”，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则徐呢？林则徐的娘倒是生了两个儿子，但林则徐只有一个。一个娘都生不出俩林则徐来，沿海守臣与当轴秉钧又怎么可能都是林则徐呢？

　　蒋廷黻先生很厚道，顺水推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假认全国官员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则徐，然后在此基础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国文武官员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

　　说得对，据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当时他曾就福建的水师营制征询过林则徐的意见，林则徐的回复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3页）

　　林则徐都服劲了，当代一些中国学者却挤着眼睛愣是不服劲儿，煞是奇怪！至于闽浙总督颜伯焘，起初也是个大大的主战派，下车伊始，即言对英和、抚皆不善，唯有剿而已。甚至有“无敌可剿，恨敌不来之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问题是战争一开场，他老先生跑得比谁都快，净身出逃，衣服、财物都没来得及拿。过后跟张集馨闲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这让张集馨感叹老颜前后判若两人。不怨老颜前后判若两人，只怨老颜领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军的组织技术，跟林则徐一样，不服不行了。

　　虽然认定全国官员尽如林则徐也不行，但蒋廷黻先生还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罢。不过他的立足点高人一等，他说：“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蒋廷黻先生想让大清政府服输，用心良苦，认为天朝服输后就会早些开始维新。不过，果如他所言，不罢林则徐，林则徐战则必败。但是国人会不会因此而服输，则大可怀疑。因为天朝之所以为天朝，就在于它永不服输的那种执拗与蒙昧。天朝什么时候服过输？可以说，天朝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对西方不服输，西方夹着尾巴打天朝，天朝翘着尾巴挨人打。天朝头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翘在天上。这就是天朝风度！

　　战争考验的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无关，而跟体制及体制的合力有关。清政府拿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经济、中世纪的文化来对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军队、近代化的经济、近代化的文化，时间上讲，那是过去对抗未来，相当于婴儿战巨人；空间上讲，那是寡人对抗群雄，相当于只手架群狼，如此情形下，还幻想前者战败后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现在，让我们咳嗽一声，打断大家的梦境，进入那纷扰的历史现场，去观摩一下这场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对决吧！



第一章 大英与大清，不是冤家不碰头


维多利亚女王VS道光皇帝

　　1840年至1842年，大清帝国的道光皇上很郁闷。

　　拥有4亿人口、90万常备军、1000多万平方公里江山的天朝上国被一个小女人领导的蕞尔小岛上的蕞尔小国给打了，被迫签下了不情不愿的《南京条约》。这个小女人名叫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后来被称为“欧洲的祖母”；这个蕞尔小岛叫大不列颠岛，全部国土面积仅20多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一个广西省；这个蕞尔小国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称英格兰，或曰英吉利，全部人口仅4000万，陆军14万，加上用于内卫的国民军，算是有20万的常备军。

　　身为帝国法人代表，道光皇上不郁闷能说得过去吗？大清，一直以全球老大自居来着。现在可好，突然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冒出一个不知名的英吉利，频频来大清国门口骚扰；骚扰还不算，竟然带着仨瓜俩枣的人马闯进来了；闯进来还不算，还逼我大清签订一个什么劳什子条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南京条约》，我们都习惯叫它不平等条约。为什么叫不平等呢？

　　签订的程序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程序不公正。打个比方，即使您是出于好心，比如要白给我100万两白银，那也得经过我同意啊。我不同意，您愣给，俺不接您就打，逼俺接了，那就叫不平等，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嘛。

　　条约的实际内容不平等。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实体不正义。《南京条约》总计13项条款，有割地、赔款、释放英囚、赦免汉奸、大英与大清国体平行、五口通商、废除广州行商、制定新关税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如何不平等，还真不好掰扯。蒋廷黻先生曾经概括过，当时的大清不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规则，它的眼里，简直没有所谓的国际的存在。所以大清所谓的平等，就是其他国家都得在他面前装孙子，都得三跪九叩，都得认大清为老大，否则不叫平等。英国政论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句经典：“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而大清，就是动物庄园里要求更平等的那一种动物。要求不来这个更平等，对大清来讲，那不就是不平等了吗？比如通商，虽然英国流行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天赋人权，自由贸易也是人类的天赋原则，但是大清承认什么天赋人权和天赋原则啊，它只承认天赋皇权与皇权绝对的原则。比如闭关锁国、垄断贸易、明税之外交不完的杂税，那都是我天朝内政，你爱来不来，来了还嫌俺不够自由并逼俺一道跟尔自由，成何体统？买卖要双方情愿，非得与俺做生意，羞也不羞？比如释放英囚，我们古代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规矩，可你这英囚是俘虏，是放下武器的敌人，对你还讲什么人权？

　　更严重的是，大英与大清从此国体平行、官员平等；照会上凡出现道光皇上要抬格两字的尊荣，维多利亚女王也得享受；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也得按官职平行对待……

　　反了天了，大清立国200多年，哪受过这等鸟气？当时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南京条约》的抄本，割地、赔款他不怎么郁闷，他最郁闷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这一条。臣子郁闷，道光皇帝更郁闷，堂堂的大清皇上，沦落到与一个“黄毛夷妇”平起平坐的份儿上，这脸可是丢大了。可怜的道光无缘看到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海军上尉宾汉所著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如果他看到了，可能得心绞痛的，因为这个英国大兵在作战记的末尾洋洋得意地宣布：

　　“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否认中国已经俯伏在英国女王的脚下！”“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18页）

　　我晕，俯伏还不够，还俯在人家黄毛夷妇脚底下，道光皇上要吐血了！老脸往哪儿摆？还怎么好意思“皇上圣明”？

　　事实上，早在签订条约的3个月之前，道光就开始屈尊，不耻下问了。他在扬威将军奕经的折子上批了几条批语，希望他的大将军能给他一个完满的回答。有关英国女王这么个黄毛夷妇，他问得最细：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2~1753页）

　　这问题问得那是相当的弱智。问题是，这么弱智的问题，不说奕经回答不好，就是全大清的士大夫加一块，也解析不出来啊。大清遭遇大英，那是鸡遇上了鸭。

　　这些问题中，道光最纳闷的，首先就是夷妇如何做得了一国之主这等夷俗。因为大清国流行性别歧视，母鸡不得司晨，否则家国不兴。道光不知道，人家英国的母鸡司起晨来并不比公鸡弱，而且还用不着像中国的老母鸡武则天那般竖着鸡毛天天与成群的公鸡们斗智斗狠。比如维多利亚这只小母鸡坐上英国王位，就很有程序、很能拿到台面上、很具英式风度。英国在1701年通过了一个《王位继承法》，规定王位继承者必须是新教徒。该法还确立了长子继承原则和男性优于女性原则。王位根据年长顺序传给已故国王的儿子；如无子，则传给女儿；如无子女或后裔相隔很远，则传给旁系亲属或其后裔。英国没有儒家文化，没有宗法制度，不但女儿可以继承王位，就是女婿都行。只要跟王室血统沾一点边，就有希望。更关键的是，人家没有偷偷摸摸，一切都是公开的，在大家可以监督的程序下进行。当然，维多利亚之所以能混上英国王位，背后也有所谓的国情原因，那就是英国国王都得遵循一夫一妻制。不但一夫一妻，而且这一夫一妻还大都是近亲结婚，导致两口子生养不多甚至不生养或者生养了但孩子有些毛病。有那风流国王，在外面和情妇倒是生养颇多，且生养的孩子个个聪明，可英国的王位继承没有私生子女的份儿。于是乎，英国的王位继承人不但候选人稀缺，且这些候选人资质平平，很难出现圣明君主康熙、乾隆之类的天朝国货。更严重的是，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王位就轮到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身上了，玩得很玄。就说维多利亚吧，她是与乾隆同时代的那个神经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孙女，由于自己的大爷大娘们包括她自己的父亲集体不争气，不是早逝，就是无后，所以她就捡了个大笨枣，做了英国的女王。

　　相形之下，大清这方面虽然也有规则，但它的规则让人感觉拿不到桌面上来。早些时候，中国龙墩传承并行父死子及和兄终弟及两路。这种继承法很不好玩，有些乱套，于是商晚期的统治者鼓捣出一个嫡长子继承制。后来，赵匡胤和他弟弟赵光义不信邪，搞复古，闹了一出兄终弟及，后果很严重，从此，赵老大的子孙就没戏唱了不说，老兄还死得不明不白，民间都怀疑老弟拿着家伙把老兄给锤了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嫡长子继承制就非常好玩，也有不好玩的地方。比如朱元璋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没有嫡长子，就传长孙，但是人家排在老四的朱棣就愣不服劲儿，不服劲儿的结果就是取建文而代之。清朝入关前后，由于是创业的非常时期，所以这个王位的传承有些稀里糊涂，潜规则可能是实力决定屁股。到了康熙时代，皇上觉得龙墩问题得有个说法了，你说一家子在全国臣民面前你争我抢、你砍我杀的，忒不好看不说，还怎么好意思教育国民们仁义礼智信？所以就模仿大明的嫡长子继承制，立了皇太子。结果，问题又来了，康熙儿子多，大家都瞪眼守候呢，皇太子也觉得不安稳，于是，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开始了阳谋。乘乱的当口，身为老四的胤禛浑水摸鱼，居然当上了大清皇帝，这龙椅来之不易。兄弟互相残杀，血流成河，不厚道不说，还影响大国形象。有鉴于此，雍正想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具体规矩是：现任皇上秘密写下接班人的名字（是不是嫡长子倒不在乎了，择优而立），置于专门的锦匣之中，藏于乾清宫最高处一匾额之后，老皇帝驾崩前，再派专人取匣示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供匣藏身的匾上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大光明”，这四个大字乃清世祖顺治亲笔书写。老实说，把接班人的选定搞到见不得人的境界，搞到被窝里、裤裆里，搞得鬼鬼祟祟的，然后标榜“正大光明”，这种自打嘴巴、严重挑战民众智商与情商的事情，大清王朝做得面不改色心不跳，突出体现了中国政治阴阳两个层面的滑稽意味。

　　而道光本人混上皇帝岗位当然也不例外，照样是正大光明偷偷摸摸地被老皇上钦定下来的。不过倒是侧面说明，道光皇上能被选中，好歹还算是因了资质上乘。道光皇帝绵宁（绵宁做了皇上以后，改叫旻宁。因为祖父乾隆有交待，做了皇上之后，百姓得避皇上讳。而“绵”字百姓用得太多，所以须改为不常用的“旻”字，也算是对百姓的一种体恤吧）小的时候，就因智勇双全而深受乾隆喜欢了。道光6岁读书，先学四书五经，后读《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圣祖圣训》、《开国方略》等。一目十行，经史通融。不说学富五车，至少有三车半吧；不说著述颇丰吧，但仅登基前的诗文就写了40卷，出版上、中、下一套的《道光文选》应该是没问题的。8岁的时候，具体来讲是1789年，道光就出名了。当年，乾隆爷爷率领皇子皇孙们在木兰围场狩猎比武。在校射场上，爱新觉罗·绵宁连发两箭，两中靶心。皇爷爷乾隆高兴得当场下谕：小家伙如果连中三箭，就赏其皇马褂。小家伙不慌不忙，张弓搭箭，射出后又中靶心。在众人的赞叹下，小家伙收起弓箭，跪倒在皇爷爷乾隆面前。爷爷直夸这孙子不失满族家风，并故意逗问他想要什么。小家伙想要什么，心里明镜似的，但他长跪不起，就是不回话。爷爷当然知道小家伙的意思，命随行人员速赏皇马褂。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一时找不到小马褂，只好赏给小家伙一个大马褂，乾隆皇爷爷高兴地将小家伙一把抱起。这种异常的亲昵，也反映了绵宁的资质。10年之后，也就是1799年，爱新觉罗·绵宁被父亲嘉庆“正大光明”地秘密指定为皇位接班人。

　　32岁的时候，绵宁又出了一次名，当时是1813年，天理教农民叛乱。200多乱民打进了紫禁城，当时嘉庆皇帝正在木兰秋围，绵宁先行而归，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听有变，急命太监取鸟枪腰刀，在养心殿下，连毙两名乱民。另有一种说法，说太监与乱民相通，递给绵宁的鸟枪内装的是空弹。绵宁急中生智，取下衣服上的铜扣作弹，将翻墙的乱民击毙，吓得其他乱民纷纷退下。稳定局势之后，绵宁做出如下动作：

　　急草奏章，飞报父皇禁门之变情形；命关闭城门，各路官军入宫捕贼；至后宫安抚皇母，并令弟弟小心守护；亲自带兵出宫访查……

　　两天一夜之后，绵宁顺利平叛。嘉庆皇帝回来后，对皇子的嘉奖到了笔墨难宣的程度：封绵宁为智亲王，封其所使用的鸟枪为“威烈”。除了精神鼓励，还有物质奖励，给绵宁发双份工资，每年增加年薪1.2万两。

　　绵宁做了皇上以后，最大的武功是平定张格尔的叛乱。张格尔，生于中亚地区的浩罕王国。这家伙本名和卓·亚海亚，尊称“张格尔和卓”，翻译过来就是“世界的和平”。这尊称有些意思吧？在大清眼里，张格尔的祖父们都是专职的地方恐怖分子。其爷爷乃大和卓布拉呢敦，其爷爷的弟弟乃小和卓霍集占。张格尔的这两个爷爷跟道光的爷爷乾隆对着干，闹叛乱，被乾隆灭了。大和卓的儿子、张格尔的父亲萨木克在大、小和卓灭亡后出逃葱岭西边的浩罕国，清政府每年拿一万两白银，让浩罕国国王代为监视萨木克。张格尔也算是继承祖业吧，早年曾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留过学，而阿富汗受英国的控制。张格尔呢，接受英国人的顾问、训练和武器，算是大英给大清培训的第一批恐怖分子啦。他从道光登基的那一年，一直捣乱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动用了杨遇春、杨芳等老将，与张格尔结结实实地干了几次硬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把张格尔弄到北京，凌迟处死了。道光比上祖宗们，也算小有武功吧？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说道光皇上“无知无勇”，其实，道光的资质虽然不可能超过他的爷爷乾隆，但就凭上述这三件事，怎么着也算是智勇双全了。

　　可是，智勇双全的道光碰上“黄毛夷妇”维多利亚，资质再上乘，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决定了国王是个白痴，也不影响英国的国事；其两党制和责任内阁制，又决定了其实际的最高行政首脑必是全国最优秀的那个人。这种体制集中的全是精华，调动的则是全国的力量与资源，不像大清，仅是皇宫里挑个最优秀的皇子，让他一个人忙乎国计民生，来对付擅长于瞒、哄、骗的众大臣，做吴思所谓的东方式的“冤大头”皇上。

　　依现在的眼光来看，道光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即维多利亚有没有婆家，就很可笑了。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与中英开战没有关系；人家就算沦为老处女，也不至于因为情绪郁闷而拿大清开涮；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更与中英双方的国力没有关系。因为她婆家再能，也不至于给她送原子弹当聘礼。不过既然道光不耻下问了，我们还是得解释一番的。事实上，道光问此问题的时候，丫头刚刚结婚不久，正幸福得发晕呢。

　　1840年2月，维多利亚女王穿上洁白的婚纱（洁白婚纱从此流行）与自己的表兄阿尔伯特结婚。阿尔伯特乃是维多利亚舅舅家的孩子，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这表兄阿尔伯特被人誉为“流动的百科全书”，其外在的风度与内在的学识让维多利亚为之着迷。小女王在自己的日记里感谢上帝，说她“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她给自己的舅舅写信，向她显摆自己是“多么的开心，多么的幸运，多么的骄傲……拥有了阿尔伯特这么完美的丈夫”！她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良宵！我最最亲爱的阿尔伯特和我肩并肩地坐在脚凳上，他那激情洋溢的爱恋和柔情让我感到无比的爱意和幸福，这一切我想都没想过。他的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们一次次地亲吻！他英俊的容貌和甜蜜的柔情让我陶醉……有夫如此，我复何求！”她说：“他的爱情和温柔比一切都重要，每次亲吻他柔滑的脸颊，或是吻上他的双唇都是一种无上的快乐……哦！我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小女王确实很幸福：她和丈夫外出旅游；她在宫廷里开办舞会；她把贵族青年邀请过来，进行生日聚会；她与丈夫在晚餐前做小游戏，打板球或羽毛球，还跟孩子们嬉闹；阿尔伯特有时跑到外面搭猪圈，回来给她朗诵《苏格兰宗教史》，或者在她面前掂着脚尖学跳芭蕾，或者在走廊里与孩子们捉迷藏；她也可以和迈尔本首相出外骑马（这个时候，首相的妻子正和英国著名的大诗人拜伦在一块儿鬼混呢，老首相虽然对自己的老婆已构不成魅力，但是他的绅士风度却让小女王为之着迷）；每天她也需要看好多公文，需要签好多字，但是她喜欢，她乐意做这样的事。当然，女王也会和丈夫生气，有一次，两人吵架之后，女王想要和好，但丈夫闭门不出，不见女王。女王主动道歉，去敲丈夫的门。丈夫问是谁，维多利亚回答说是女王。门没有打开，又敲了几次，里面没有反应。女王明白了，马上换了温柔的腔调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你的妻子。”于是，门立刻打开了……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维多利亚既享受了做女王的尊荣，又享受了平凡女人才能拥有的那种世俗的幸福，这种尊荣与幸福，不知道光是否羡慕？他可知道，这个世界上，国王还有另一种活法，所谓人的活法？

　　众所周知，中国皇帝都不是人干的。不说其他，单说后宫的母老虎，就令一般好汉招架不住。《周礼》明确规定，天子后宫的规模应该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有名有位的，实际运作中，理论层面上，每一个宫女都是皇帝的女人，所以我们的皇帝都处于日理万机的严重的超负荷工作状态中，很不人道。晋武帝坐着羊拉的车子四处慰问他的娘子军，隋炀帝在迷楼里和她的娘子军藏猫猫。唐玄宗更是可怜，3万的干活，若一天接待一位女人的话，这3万女人得他老兄接待100年，辛苦到家了。可怜的道光帝虽然用不着陪老婆们捉迷藏，娘子军的编制也不算太超标，有名有姓有位的妃子也就十来个，但十来个也够呛啊！武松打虎打了一个，李逵在丧母的激愤情绪下，才打了4个——俩大俩小嘛。

　　1861年12月，阿尔伯特因伤寒而去世，女王“永失我爱”，这成为女王的致命伤痛。以后每逢丈夫的祭日，她都会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相同的话语：“你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的人生从此支离破碎。”她说，“世界已经死去了”，“他的观点就是我的法律”。

　　最后这句话，有些人认为太过分了。如果道光听了，可能会持同感的。这里牵涉到了道光最关心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阿尔伯特作为国王的配偶，在英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呢？这还得拿英国的法律说事。按照英国《王位继承位》，阿尔伯特娶了英国的女王，那他就是英国籍了。准确地讲，应该是英籍德侨。按照英国法律，女王的丈夫没权参与政治，连去下议院旁听议员辩论都不行。1856年，维多利亚利用自己的女王地位，又是央求，又是逼迫，要求首相引导议会通过一个决议，破格封阿尔伯特为王夫（PrinceConsort）。议会拖了一年后才同意。道光要知道，所谓的王夫，就是“现任英国女王的丈夫”，不知道会不会喷饭？

　　由上可以看出，维多利亚与道光最大的差距，就是他俩的政治生活与婚姻生活了，如果道光那种后宫生活也算婚姻生活的话。诸位会问了，两个人就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有。我觉得，两个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节俭。

　　小的时候，维多利亚总是穿同一套衣服。小姑娘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女人频繁变换服饰不仅是挥霍浪费，而且是一种不良的品行。当然，这个时候她想奢侈也没门儿，因为她出生8个月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给家里留下一屁股的债务。所以小时候的维多利亚，就是一个灰姑娘，当然成为女王后，并不意味着她就变成白天鹅了，因为小姑娘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叫美女。一般的女人，在有了条件之后，可能就要选择做珠宝首饰和美丽时装的展台了，人长得不晃眼，起码那些首饰和衣服可以晃人眼吧。但维多利亚明显缺少这种偏好，做了女王之后的她在服饰上仍然很俭朴，至于王冠上价值连城的珠宝，那仅仅是职业要求，此外别无他意。当然，维多利亚想奢侈，硬件也是有限的。英国早在中古时代，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按照这个原则，国王像其他封建庄园的领主一样，所有花费只能出自自己的领地，即自己直接管辖和经营的王室领地。对于王室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很难从中拔出一根毛来。如果他们得知，中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面向全国人民收土地税，他们会吓傻的。因为英国国王给自己的官员发工资，都得自己掏腰包。按英国的传统，英王只有在爆发战争或国内出现某种特殊情况时，才能面向全国收税。收税时，还必须向全体征税对象（这些对象的代理机构先是贵族会议，后是议会）说明征税理由，否则甭想拿到一个钢镚儿。比如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借口儿子封骑士、女儿出嫁，要求议会给自己拨9万英镑，议会大哗。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写下《乌托邦》、时仅26岁的莫尔在议会上发表了坚决反对的演讲，最后亨利七世只搞到3万英镑，羞人啊。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作为国王的他在街上见了商人小约翰的运输车队，竟不无嫉妒地说：哼，这家伙比我还有钱！当然他是白嫉妒，不能像道光父亲嘉庆那般，嫉妒和大人，就可以找个罪名把他干翻，然后独吞他的财产。至于英国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虽然被自己国内的著名传记作家描述为一只凶狠的老母鸡——“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坐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羽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竖了起来”——但老母鸡再凶，竖毛再多，也仅是对外，无法对内。伊丽莎白多次向议会要钱，议会多次不批。搞得这个童贞女王不得不缩紧裤腰带干革命，以至于她手下的大臣都嘲笑她是个小气鬼。你说议会把全国人民的钱袋子看得这么紧，英国国王不小气行吗？维多利亚做国王时，好歹可以拿工资了——“王室年俸”。这工资来之不易，需要追溯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为了剥夺国王因给军队发薪饷而具有的控制军队的权力，避免军队吃国王的奶就听国王的话的风险，议会决定对国王实行“王室年俸”制度。

　　王室年俸，英语叫做“CivilList”。“civil”是“非军事的、文官的”的意思，“list”意为“名单”，合在一起，是指“文官名单”，即从国王那儿领薪金的文官人员的名单。英国国王只负责发放办公室工作人员、法官、大使、非武装人员的工资，军队的薪饷则由议会负责。这就是王室年俸的由来。最初，议会拨给国王的“王室年俸”为70万英镑。后来，乔治二世嫌少，议会又把他的工资增加到83万英镑。维多利亚他爷爷乔治三世聪明，跟议会商量：文职人员和武职人员的工资都应该由政府来支付，如果议会同意这样做，他情愿把有关税收，例如邮政税收和“国王地产”的收入如数交给政府，议会只需要每年发给王室一笔足够王室成员生活的费用就行了。

　　议会采纳了国王的建议，同意每年给乔治三世80万英镑。这样，王室年俸就变成了一笔政府拨给王室的生活费用，而不再包括文职人员的薪金了。后来，政府发现乔治三世“国王地产”的收入每年只有8.9万英镑，感觉自己亏大了：既要支付文职人员的薪金，又要支付给国王一家80万英镑的年俸，大大地不够本儿。因此，当乔治三世死后，议会趁新君登基之际，赶紧降了工资，将王室年俸削减到每年51万英镑。维多利亚女王登位时，议会借口女王年纪尚轻，且未婚，把年俸又削减为每年38.5万英镑。可怜的维多利亚，拿的工资比爷爷、大爷们差远了不说，比后任们也差远了，那咋奢侈啊？19世纪中期，中国的1两白银约等于美国的1.5~1.6美元，而1英镑约等于5美元。如此算来，维多利亚女王年薪，大约100万两大清白银，加上其他收入——领地收入和历代英王相传下来的固定资产，顶多算是小康水准吧。当然，维多利亚女王还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全大英帝国，就女王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但是即使这样，维多利亚还是花钱有限，因为来钱有限啊！

　　我们道光爷的节俭比上维多利亚，却让人不知说啥才好。道光没有年薪，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时候的大清，年财政收入约4000万两白银，所以，理论上，道光皇上的年薪应该是4000万两白银才是。但是，这么富有的道光，居然把自己整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传说道光皇上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50两银子，可怜的皇上只好作罢；传说道光皇上想喝碗粉汤，内务府的回复是，若做那样的粉汤，得盖一厨房，需经费6万两，若常年喝，还得再加经费一万五，吓得道光再也不敢说粉汤的事了；至于道光花在衣服上的补丁费，更是远远超过了大臣们。当时，皇上穿补丁衣服，大臣们也不敢含糊，纷纷效仿，在自己的膝盖上缝块圆绸布当作补丁。比如那个三朝元老、军机大臣曹振镛就实实在在地一直陪着道光皇上穿补丁衣服来着。道光与曹振镛还就补丁及其费用交流过心得体会，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曹朝服上的补丁花了7钱银子，道光龙衣上的补丁居然花去5两银子。虽然给道光打补丁的内务府很有吃回扣、宰大户的嫌疑，但是身为一个皇上，关心一碗汤、一个补丁的价格，因价高而不敢吃一盘冰糖肘子，实在是天朝历史上百年不遇的奇怪现象。看道光皇上的肖像，一张小黄脸瘦得像猴子似的，活脱脱的尖嘴猴腮，明白底细的人应该知道，那是营养不良兼贫血，饿的啊！

　　日籍华人陈舜臣说：“对专制帝国来讲，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译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页）这里我们可以下判断了，此话50%正确。皇帝的资质确实主宰着专制国家的命运，但那是在中国的历史循环圈里。这话一旦放到国际大环境之下，放到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格局之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一句话，皇帝资质再高，整个王朝却自绝于国际主流，面对新世界、新文明的挑战，照样玩不转！

　　《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一天，道光皇上在寝宫的台阶上散了一夜的步，唉声叹气，懊恼连天。可怜的道光，他不知道，英国对中国，那可是单相思很久了！


英国对中国：单相思很久了

　　远在大清天朝尚没有诞生的时候，它未来的对手英国，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就开始“十分想念”大中国了。由于英国风行重商主义，更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在航海探险方面先行一步，各霸占了一条通往中国的航线，使得英国不得不自力更生，自找航线！

　　1573年，英国的威廉·布尔（WilliamBourne）发表《论海上霸权》一书，指出，要到中国求亲，有五条路可走：
　　一、取道好望角（这条航线为葡萄牙人所专有）。
　　二、取道麦哲伦海峡（这条航道为西班牙人所专有）。
　　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
　　四、东北航路（要通过俄罗斯）。
　　五、北极航路（要通过北极）。

　　考虑来考虑去，英国人选择了第三条航线。1577年，由大商人洛克（M.Lok）的“中国公司”（CathayCompany）出资，大探险家兼大海盗佛罗比谢尔（MartinFrobisher）任队长的探险船队出航。此次航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股东之一，亲自出资1000英镑，财政大臣、海军大臣等政府要员各出资100英镑。问题是天不佑人，他们只走到了现在的巴芬岛（BaffinsLand，加拿大第一大岛，世界第五大岛。加拿大北极群岛的组成部分。1615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巴芬是第一个成功环绕此岛航行的人，岛名因此而来），此后在寻找中国方面再也没有取得进展。女王这次可是亏大了！

　　1580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好朋友、大海盗弗郎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成为继麦哲伦之后完成环球航行的第二人。在这次历时3年的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队不仅掠夺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还袭击了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满载而归的德雷克给投资者带来了4700倍的利润。作为资助者之一，伊丽莎白女王分到了16.3万英镑的红利，这个数字略相当于当时政府一年的支出。女王这次可是赚了，并激起了再次寻找中国的信心。这位1558年继位、由于众多原因而终身未婚的老母鸡，对于寻找中国、海外赚钱那是相当的热衷，与此同时，中国的大明皇上万历正无为而治，躲在深宫不愿见人、研究长生术呢。一样的世界两样的生活，上帝在搞实验吧？

　　1583年，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Newbury）前往东方，并交给他两封信，一封致印度的莫卧尔皇帝，一封致中国皇帝。信不长，里面关键的有这么几句：“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女王的“艳信”，中国皇帝没有收到。因为纽伯里只到了印度。

　　1588年，西班牙的海上势力被英国彻底摧毁，意味着英国在寻找中国的过程中，用不着再害怕西班牙的捣乱了。随后，约翰·戴维斯（JohnDavis）3次探索通向中国的西北航道，汤姆士·甘文底斯（ThomasGavendish）做环球航行。1593年，戴维斯与甘文底斯双双渡过麦哲伦海峡，分头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结果，双双失败：甘文底斯死于归国途中，戴维斯的探险队只有1/5的人生还。

　　1596年，英国有两个商人准备到中国去，伊丽莎白女王乘机派伍德（BenjaminWood）作使臣，和他们同行。伍德此行，主要是帮伊丽莎白给中国皇帝送信。信比上次稍长了些，但基本意思没变：“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或某城贸易时，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且为我两国国君及臣民之互爱与贸易起见，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想得越来越美了，还自由出入呢。中国什么时候兴过这个？不过这次伍德没走到中国，就遇上不幸了。在好望角，一只船遇难覆没，另两艘船遇上了葡萄牙船队，战斗18天，死去很多人。幸存的人集中到仅剩的一条船上继续开行，再次遭遇覆没。好像活下来7个人，但是7个人哪里去了，无人知道，伊丽莎白致中国皇帝的第二封“艳信”再次不了了之。

　　1600年，伦敦一批商人组成东印度公司，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授予的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特许状”，他们有权在东方维持自己的船舰、海陆军等武装力量，有权宣战或媾和。从此，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馆，在中国大门外与中国商人做生意。对于这种间接接触，英国很不满意。1610年到1630年，曾有英国商人两次带来英王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但是没有一位中国人敢翻译和传递。以中国政府的游戏规则，这明摆着是做通夷汉奸，中国人谁乐意如此表现自己？活得不耐烦啊！

　　1637年，也就是崇祯十年，英国商船来到中国广州大门。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Weddell）受雇于“科亭商团”，而科亭商团里有一个大大的股东——在3年后即将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处死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入股一万英镑。问题是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喜欢英中亲密接触，对威德尔说：“中国人不许任何别的国家同他们做生意。”（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威德尔没听，带船闯到虎门，虎门地方官说，此事须请示广州，6天之后才能给予答复。威德尔嫌6天太长，并且认为这6天是中国人用来修整炮台对付他的，所以，他自行带船沿珠江上驶，中国官兵开炮阻挡，威德尔开炮还击，攻陷虎门附近的亚娘鞋炮台，大约100名英国佬登上该炮台，不但把炮台上的炮全搬到了自己船上，还升起了英国的国旗，拦劫了几只商船。最后他派了一个被俘的中国渔民去广州送信，要求通商。官府的答复是，通商可以，但是请先把炮台上的炮和渔船交回。广东总兵陈谦接了英人的贿赂，答应庇护英人在广州贸易。澳门的葡萄牙人一听，吃醋，就去举报了。结果，陈谦下监狱，英人谈判代表连同他们的财产被扣留。威德尔再次炮轰虎门，把亚娘鞋炮台给炸毁了。中国水师出战，被英国人焚毁船只5艘。两广总督张镜心调兵准备大战，但中英双方心里都有些悬，葡萄牙人一看不妙，出来说和，双方乘机借坡下驴，和了，英人被放，广州当局归还英人财货，但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英人炮轰虎门的教训，让明政府不得不下令：任何外国船，不得进入珠江口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英好不容易摸到了中国的门口，但中国政府对他们并不欢迎。张西平先生说，明清之际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大错特错矣，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英国人把中国当西施了，自是不错，但中国人从未把英国人看作是范蠡。相反，他们把英国人看作是“红毛鬼”了。英国如此摸中国，感觉是在向它表示自己的好感；中国如此被摸，感觉对方是在向自己耍流氓。双方的认识与感觉，绝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英摸到中国政府门前时，不但没有拥抱上，相反，“初恋的情人”闹起了别扭，大明宣布再也不要看到“红毛鬼”了。宣布得对，他们是再也看不到英国了，因为政府已经自顾不暇了，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率时间到了，李自成反了，大明玩完了。

　　与此同时，台湾的郑氏政权宣布对外商给予优惠，免税3年。英人一听大喜，纷纷跑台湾做生意，甚至卖军火给郑氏政权。但一者郑氏政权说话不算数，不久就借口没钱，开始征税了；二者郑氏政权对付不了清政权，于1683年灭亡。英国人不得不把“多情”的目光再次转向大陆。但是大陆政权初建，看谁都像阴谋家，海禁政策执行得更严了。英国人虽然找到中国了，但是没法建立自由贸易关系，这让他们急得团团转。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觉得社会足够稳定和谐了，就一下子开了4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另有厦门、宁波、云台山，并设四海关，专为收税。海关官员隶属户部，并受地方督抚监督，称海关监督。其中，粤海关监督掌管广东沿海各口和珠江三角洲航运及征税事宜，在西方人眼里成为清帝国最肥的官职。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海关监督才一向由满人担任。粤海关监督乃是与总督、巡抚平行而班次略后的官阶。有时候也由总督兼管，或由巡抚、将军代理。美国学者马士说，粤海关监督在他的任上，要满足三个愿望：首先要满足他北京恩主们的发财愿望，其次需要满足自己的发财愿望，第三是满足他的僚属们的发财愿望。为此，三年任期需规划如下：第一年他需弄够自己买这个官职所花的钱，第二年他要弄够自己为保此官所花的钱，第三年，职务到期，他要在卸任前弄鼓自己的腰包、挣出自己的养老保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7页）羊毛出在哪儿呢？

　　从17世纪开始，粤海关的进出口税率一般不超过货价的4%，也就是说，税率不高。但是中国海关除此之外，还要征收船钞与规礼银。船钞征收的办法是将外国商船的长度乘以宽度，按体积大小分为一、二、三等收税。办法是死的，可大清官员是活的，所谓的一、二、三等可完全由他们说了算。光量船的长度，就有两种量法。一种是船头至船尾，还有一种是从后桅之前量到前桅之后。虽然后一种量法是当时唯一合法和照例的成规，但中国的丈量员不接到贿赂是绝不按常规来的。所以双方经常讨价还价，英国人算是充分体验到了“中国情人”的中国方法！

　　至于规礼银，也叫规费。它是粤海关官吏向外国商人征收的一种私费。粤海关原先规定，外国商人需要向负责开舱、验货、丈量、贴写、放关、押船等各色海关关员交纳各种辛苦费。统一到一块，就叫规费。这种费用更有弹性，让英商叫苦不迭。

　　让英商不满的还有，他们来到广州，只能与广东的外洋行（半官方的对外贸易机构，俗称十三行，简称“洋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也就是1686年。行商名义上由清政府委派富户担任，但是这些富户须向有关官吏大量行贿才能谋得行商执照。入行时还得由几家行商或者全体行商联合作保。行商最多时数目达到二十家，少时七八家，沿明之习，名曰十三行，实际上并无定数）做生意。其他天朝百姓无权与英人接触，这叫天朝特色的垄断吧。

　　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定直接对华通商，可是考虑到广州官吏的勒索，公司大班（SelectedCommitteeofSupercargoes）出面向粤海关提出诸多条件，重要的有：
　　一、英人有同任何人做不受限制的贸易的自由。
　　二、英人有任意雇用或解雇中国仆役的自由，以及对他们自己的英国仆人的管辖权。
　　三、有为他们的商馆和船舶购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自由。
　　四、粤海关部应该保护他们不受平民和官吏们的欺侮及勒索，因为官吏每年都加收新税和勒索。
　　五、废除“百分之四”（基于出售和购买的价值）的货税征收，并且粤海关所做的一切要求或索求应和船钞同时提出并加以规定。

　　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想得也太美了，答应了他们，海关监督还咋按规划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三大心愿先富起来？还有，英国人自由与中国人接触，中国不就被“和平演变”了吗？总之，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大清政府都不会同意这些英国鬼子想出的鬼主意的。

　　1720年，外洋行的行商们联合起来，歃血为盟，成立公行组织。规定：凡属外洋进口货物，统一由公行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统一由公行划定价格代办，平均支配，不许竞争。在英商眼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垄断了，东印度公司大班极力抗议，并以断绝贸易相威胁，一年后公行制被总督废除。

　　1726年，清政府规定，各色辛苦费折一征收，洋船进口收规礼银1125两9钱6分（但据英方资料记载，英国商船不论大小均需向粤海关交纳规礼银1950两），出口船收规礼银533两8钱。上述规礼银与船钞、货税一样均需解交户部。也就是说，私费充公了。这就使得粤海关官吏还得想办法经营“自留地”。为此，东印度公司大班多次抗议，抗议无效！

　　1754年，广州建立保商制度。因为按照行商最初的规约，一个行商顶多可以承销一只洋船的一半货物，其余的由其他行商分销。但公行制被废，给广州当局的管理带来了问题：不但没人管理洋商的活动，还有碍于税收的通畅。于是，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建立了保商制度。他的考虑是，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富商，让他们给洋商做保人，政府收税方便。从此，外国商人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须是十三行中的一家，洋商的税款，保商们要担保；洋商进出口货物价格，由保商们确定；洋商、洋船、船上水手的一切行为，从买一篮水果直到一件谋杀案，保商都要负责。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于行商的勒索，这种保商制对于行商还是很划算的，发财挺容易的。而对于洋人来讲，则是大大的不乐意，他们想跟广州所有人做生意而不是被保商如此承包，同时各种名目的勒索只多不减，大班甚至扬言不再来广州做生意了，但这种吓唬对天朝并不起作用。一句话，你离了俺不能过，俺离了你，照样是天朝上国！

　　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躲开广州，在其他口子扩大贸易，他们派遣大班喀利生（SamuelHarrison）和第一个英国汉语翻译洪仁辉（JanesFlint）等组成商团前往宁波和定海做生意。两处的地方官由于外商久不来浙，自家也收不到什么油水，所以对他们非常客气友善，由此英船来浙渐多。乾隆一听，想起前朝故事——宁波曾是倭寇最严重的地方，而且乾隆还有地域歧视，对宁波人民不看好，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高宗圣训》卷281）；对英国人民也不看好，说“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清高宗实录》卷550）预防是对的，不对的是他的预防方法，因为他的预防不是增加天朝的抗疫力，而是尽量让天朝的臣民与“疫人”隔离。乾隆在地方大员的忽悠下，首先用的是经济手段，命令浙江增税一倍。没想到增税英人也不挺，继续有船前来，因为广州那边太黑了。乾隆一着急，干脆用政治手段，于1757年，规定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广州单口通商体制从此确立。

　　乾隆多的是政治头脑，缺的是经济头脑。英商前来中国购茶，江西、安徽的茶叶运到宁波最简便，就是再由宁波沿水路运到广州，也算简便。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不乐意，茶叶不经他们的手，他们没得钱赚，所以他们贿赂官方，使得茶叶出口，必得绕着弯子过广州，也就是经十三行之手。具体是这样的行程：江西、安徽、福建的茶叶先到九江集中，再沿赣江南下到大庾岭，用劳工挑过莫林关，再由南雄水运到广州。这么一来，费用要翻几番。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费用当然要摊到英商身上了。英商急死了，十三行的行商们偷着乐死了。虽然这些行商还看不到这样折腾可以增加中国运输苦力的就业面，但是他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却是能数得清的。

　　1759年，就在乾隆规定广州单口通商之后，东印度公司派遣公司的汉文翻译洪仁辉前去中国丝茶产区浙江，请求浙省当局允许英商在宁波贸易。浙江官吏当然不敢跟乾隆对着干，把洪驱逐出境。洪仁辉遂跑到天津，用中国特色的举报方式——贿赂上访，使得这封“国际举报信”递到了乾隆跟前，控告如下：
　　一、粤海关勒索陋规。
　　二、粤海关监督不准夷商禀见，使下情不能上达。
　　三、行商黎光华拖欠货银不还。
　　四、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甚吃亏受累。

　　当然，控告的同时，没有忘记请清政府开放宁波的事儿。大清君臣震惊了，天朝哪有过夷人举报天朝官员的先例？天朝毕竟是天朝，震惊之余，命钦差前往广州办案，海关监督李永标说不知道有勒索陋规之事，可能是自己的家属及下属干的。天朝认为，家人勒索即等于主人勒索，将李撤职查办，家产充公，其家人及随员中被逮治罪的达73人。对于行商黎光华，查没其原籍财产，按股均匀摊还债主。而洪仁辉本人，被清政府定一个大清版的间谍罪——“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之罪，判3年有期徒刑，弄到澳门监狱了。洪3年的徒刑给英商换回的利益是：多项陋规被撤、“西洋船”不得再称“鬼子船”。当然每船1950两银子的规礼银及值百抽六的进口税得继续上交并固定下来。在这项国际官司中，清政府最恼的不是自己的官吏贪污，也不是夷人洪仁辉的国际举报，而是帮洪仁辉写状纸的天朝百姓。政府“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整出俩汉奸来：一个叫汪圣仪，一个叫刘亚匾。前者是个徽商，据说认识洪仁辉，“领其国大班银10380两”。也没说这银子是借的还是领的工资，反正是汉奸了。但汉奸小腿儿灵活，闻风跑了。后者，刘亚匾，被逮处死了。明白了吧，借外国人的钱，拿外国人的工资，与外国人做买卖，帮助外国人举报，都叫汉奸。

　　洪仁辉国际举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感觉到单单广州一口通商还不足以防范外人，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两广总督李侍尧搞了一个《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批准后，立即公布执行。其主要精神是对英夷进行双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与规定的中国行商做买卖。除此之外，还规定：广州居民不得装修房子图谋出租给英人，中国人不准借夷人银资，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为仆役，夷人不得雇佣汉人代为送信传递消息等等。一句话，把夷人对天朝“和平演变”的危害性缩小到最低程度。

　　鉴于广州窗口的半开半闭，鉴于大清政府的扭扭捏捏、羞羞答答，鉴于广州贸易制度的诸多不便，大英就想来个正式求亲，时间选在了1787年。

　　1787年，为了冲破广州贸易制度的限制，实现与大清真正的亲密接触，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卡斯卡尔特中校（LieutenantColonelCharlesCathcart）为大使，率领英国政府使团前来中国。大使的薪金和使团所需费用均由东印度公司支付。政府给使团下达的主要任务有三：
　　一、扩大对华贸易，消除贸易障碍。
　　二、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
　　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在训令中，英国政府表示了对广州贸易制度的不满与猜忌：“在这里，市场的公平竞争被中国人的团体所破坏，我们的大班不准公开进入中国法庭，中国拒绝公正地执行其法令，我们驻广州的大班全都处于一种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境地……这些灾难是由帝国政府既定政策所致呢？还是由于对我国势力的无端疑忌抑或只是由于一个遥远省份的政府的腐败与滥用职权所引起？”（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

　　训令写得很棒，按英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国人矫情到床下多放一瓣玫瑰花都痛苦得睡不着觉，当然不适应天朝特色的生活方式了。所谓的“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天朝百姓们领教100多年了，也没见啥繁言。现在，英国政府亲自出面，要帮自己的商人们增进幸福感了，但结果很不妙，卡斯卡尔特死在了来华途中。当然这对天朝来讲，可能就妙了。因为英国一来，就搞什么劳什子自由、平等、公开、透明，麻烦大了。问题是，大清躲过初一了，它能躲过十五吗？


乾隆对乔治三世：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1793年，英国这个无赖汉又来了。大清呢？烦着呢：你到我身边，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没有任何它，哦，请你跪下，然后就滚吧……

　　1793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外交，一场著名的鸡与鸭的对话。它是大清拥抱近代文明、融入国际舞台的第一次机会，维多利亚她爷爷、那个神经后来出了毛病的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特使和副使乔治·斯当东使华来了。这时，大清皇上乃道光的皇爷爷、业已80多岁的乾隆。英明领袖VS半神经病乔治三世，会是一番什么情形呢？

　　乾隆，1735年做皇帝，1795年自动下岗，在位60年，自言不敢打破康熙爷爷做皇帝61年的纪录。自称“十全老人”、“文治武功第一人”。据说乾隆一辈子写了四万二千多首诗（被人怀疑不是秘书代写，就是侵占手下大臣版权），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应是他游西湖的咏雪的那首杰作：“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当然，乾隆数够十片之后，就数不下去了。其时，陪侍皇上的著名学者沈德潜续上了最后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遗憾的是，死后的沈德潜都没有逃过乾隆的文字狱牵连，好像是版权之争吧。据说沈德潜把本属乾隆的诗作弄到自己自费出版的诗文集里当自己的作品了，可恶之至。不过最可恶的是乾隆的文字狱。中国的文字狱，从秦始皇开始，到朱元璋达到高潮，到康熙、乾隆再创新高，最后的结果是：大清的文人都成为活死人、死活人。

　　相形之下，乔治三世就有些寒碜。1760年开始做英国国王，1820年去世。做国王的过程中，多次发生精神错乱以致难以正常上班（当时御医认为他是精神错乱，直到20世纪30年代，医学界才搞清，乔治三世所患的病是一种罕见的遗传血液病——卟啉症。表现为：思维混乱、言语失调、幻视幻听、歇斯底里）。其大儿子威尔士亲王、维多利亚她大爷，亦即后任国王乔治四世，两度在父亲精神错乱期间作为摄政王代理国务。

　　乔治三世在位期间政治方面最大的杰作也可堪称是最大败笔的，在于他力主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强硬政策，结果丢失了北美，却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完美英雄乔治·华盛顿及一大帮美式民主的奠基者。杰作是站在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而言，败笔则是站在英国当时的角度而言。北美独立，乔治三世深受打击，甚至想过引咎辞职呢。可怜的英国，不知道在中国，皇帝玩个罪己诏就能把天下臣民感动得30年内依然摸不着北。

　　乔治三世的武功在于英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地组织反法联军，驯服欧洲战狮拿破仑，并将他流放于大西洋的孤岛——圣赫勒拿岛。

　　乔治三世的文治最有意思，刚当国王不久，就一招不慎，闹出一场宪政危机。

　　乔治三世做国王后，英国议员、记者约翰·威尔克斯在其主编的报纸上多次撰文攻击嘲弄他，宣称国王不过是国内首席治安官，行使君权时不得越轨，自由乃人民的特权云云，惹得乔治三世龙颜大怒，查封其报馆，逮捕其人。伦敦民众为此示威，并焚烧了太后的模拟像。威尔克斯受审时，伦敦民众在庭外声援。法官以政府行为破坏议员权利为由，当场释放了威尔克斯，民众高呼自由并称赞法官公正！看人家这法官，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牛得能和国王扛膀子。乔治三世这边不服输，几个月后，国务大臣桑威奇认定威尔克斯几年前写的一本书《论妇女》犯有诽谤罪，决定借此狠整威尔克斯，英国民众对王家的这种秋后算账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经过几年的冲突与较量，威尔克斯先是当上了伦敦市的行政司法长官，后荣任伦敦市长。一般人对乔治三世人品方面的评价是：心地善良，生活俭朴，对家人要求严格。但是你小节再好，也抗不过人品方面放荡形骸得干脆没小节的普通记者威尔克斯，后者利用他的大节——批评精神和敢于与国王扛膀子的态度，赢得了百姓与声誉，一句话，谁让你是国王呢？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别以为你是个国王爷就挺你！

　　威尔克斯事件与乾隆的文字狱比较起来，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中英之间力量的悬殊，谁能说，不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呢？

　　乔治三世与乾隆这么一比划，个人资质明显占下风，且神经还有些毛病。我们有必要、有理由为之深思，就是这样一个资质不高的、神经有些毛病的乔治三世却在中英外交方面书写了意味深长的一笔：1793年，他派马戛尔尼来了，西方第一大国试图与东方第一大国partyparty。然而结果怎么样呢？忸忸怩怩的大清，愿意与西方第一大国拥抱吗？

　　乔治三世派来的这个使团，是英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使团。即使是整个欧洲，在此之前也从未向外界派出如此大规模的使团：5艘战舰，随员700多名。正使马戛尔尼与副使乔治·斯当东都是严格挑选、优中选优的。马戛尔尼，都柏林学院三一学院硕士毕业生，当时欧洲舞台上非常活跃、非常成功的外交家。1764年就在俄国担任特命大使，由于具有非凡的外交技巧和英俊的外貌，很得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欢心，外交成果相当的丰富。副使乔治·斯当东乃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英政府希望凭借他们的个人经验、学识和个人魅力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君臣。英国这就外行了，你就是来俩洋妞，咱80多岁的乾隆也不感兴趣啊。你马戛尔尼再会签协议，再会外交，俺大清根本没外交，根本不签任何协议，你能咋地？

　　可以说，从《马可·波罗游记》风行欧洲开始，英国就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如今，它来了。虽然它此时已取得海上霸主地位，号称日不落大帝国，但这并不影响它对中国的崇敬。英国渴望和中国结交，现在，他们自认为有这个实力了。整个英国都为这次出访兴奋地做着准备，光是准备礼品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不至于让中国人看不起，他们给乾隆带来了众多礼品，这礼品总价值达到1.3万英镑，装了整整600箱。英国人认为，这些东西是英国目前能提供的最好的“土特产”，势必能引起大清的兴趣。按乔治三世的意思，它们“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启迪”。它们是：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世界各国位置、首都、山脉和河流的地球仪，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１１０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现代炮兵装备，一套英吉利大型图册，赫哲尔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油画，热气球，车辆等等。

　　这些礼品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没甚意思，但是对大清这个睁眼瞎政府来讲，每一件礼品，就是一扇窗户，每扇窗户之后，是现代文明、现代国家的别样风情。这些礼品的集合差不多是大英把自己的科技博览会开在了大清眼皮子底下。问题是，大清这个参观者太没有职业水准了，对这开到自家门口的博览会没甚兴趣。马戛尔尼希望自己的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给乾隆最喜欢的福康安将军观看，没想到这将军不失大国风范地回复：“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陪着热气球而来的那位热气球驾驶员，也没蹭上给大清人民表演一把的机会。更跌份的是，英国人在装备这些礼品时，绝对想不到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大清帝国后来为了表示蔑视，干脆把它们“堆放在一间厕所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

　　马车两辆是马戛尔尼自己赠给乾隆的，这两辆马车在伦敦市场上都是罕见的精品。马戛尔尼后来看见了乾隆的马车，发现式样笨重且无弹簧。自思自己送出的马车，乾隆必定非常喜欢。使者同志过分多情了。第一，乾隆平时坐轿。第二，乾隆根本没试坐过特使同志送来的车。第三，乾隆即使有心试坐，那车也没法坐下中国的皇帝。因为这种马车的设计理念明显缺少东方版的等级制意识：共备四座，两座在前为御者之座，略高；两座在后为乘者之位，略低。据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的《中国游记》，当时这马车就引起了清政府一部分满人和武官的注意，曾围观过它们，并且大加讨论：

　　或谓：此种马车，实为中国前此所未见，但不知皇上将坐于何处？

　　一武员：此前面之座必为皇帝所坐。

　　另一武员：否，后面之座，上有轿式之盖，有玻璃之窗，有窗帘，有百叶窗，如果皇帝坐前，后面这么好的位置给谁坐呢？

　　一武员：皇帝坐于前，后座给皇后娘娘坐。

　　两人辩论不能自决，领着人问英国人去了，英国人的回答是：前座坐马夫，后座坐皇上。

　　中国人一听，大哗：皇帝坐后面的好位置理所应当，但是天子之前断不容车夫高坐，更不容有人背向皇帝，此车如果不把马车夫的位置改到后面，则皇帝绝不肯坐。

　　说得对，这劳什子马车，大清帝国无人乘坐。车夫坐到前面，放屁可能是小问题，可是始终给领导一个屁股成何体统啊。总之，大清皇上是不会坐这种不但没有尊卑且尊卑完全颠倒的马车的。

　　英国人一厢情愿地设想，中国人看到这些价值不菲的礼品一定会大吃一惊（马戛尔尼用手指一划点燃一根火柴的动作让围观的大臣们吓了一跳，但是也没吓出啥求知欲和良好的结果来），那么，中国人就会同意与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扩大外贸了。一句话，英国这“秋波”，送得有些吓人，想把大清吓晕呢。

　　他们想不到，大清帝国特别经吓。乾隆对英国的表扬，在现代化语境的观照下，听起来像是侮辱，说什么“英吉利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说得对，绝对是古今未有，所以，清方对乔治三世使团的接待也很排场。当时负责接待马氏一行的是直隶总督梁肯堂，77岁的老头子给英夷送去的筵席整整4桌，每桌光菜肴和水果就有48种，那鱼贯而来的食盒让这些远道而来没见过世面的日不落大帝国的臣民们目瞪口呆——这仅是一顿饭而已。后面还有7艘大船，送来的食品如下：公牛20头、羊120头、猪120头、鸡100只、鸭100只、面粉160包、大米160包、馒头40盒、茶叶14箱、小米10箱、江米10箱、白米10箱、油烛10箱、西瓜100枚、甜瓜3000枚、桃脯20盒、蜜饯20盒、水果20盒、蔬菜20盒、大条黄瓜20篓、切碎黄瓜1000块、荚豆20升……马戛尔尼及其随从们高兴坏了，他们从饭菜里看到了希望。他们当然错了，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不了解中国人的热情，把客人当饭桶。吃好是为显示我的钞票，你吃撑了我才有面子。喂饱了就没事了，抹抹嘴，请君上路吧。

　　这时的乾隆，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马戛尔尼的坚持下，他破例允许马戛尔尼在见自己的时候不用三跪九叩。不用三跪九叩，这是乾隆对英使莫大的开恩。马戛尔尼递上了维多利亚她爷爷乔治三世的国书。老皇帝对跟在后面给马戛尔尼拖衣服后摆的英国儿童托马斯·斯当东发生了兴趣。这个孩子也是12岁，恰好与道光同龄。听说在来中国的路上，就这一个孩子学会了中文时，乾隆表现了难得的慈祥。他把这个“小可怜”叫到跟前，听他说中国话，并亲手解下自己腰间的荷包赐给了这个儿童。除此之外，他还赠给使团大量的礼品，然后大清官员就暗示他们：你们该回了。

　　马戛尔尼以为事情才开头，没想到主人却宣布结束了。无奈，只好写一个说帖，重申乔治三世派给自己的任务：我们国王的意思，我就不用回去了，要留在北京，为国王代表，两国间有事，我就代表英王与贵政府交涉，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我们更为欢迎，所有船只，均可由我们代办。还有，希望中英能施行贸易自由，大清给弄个公开的税目，洋人在中国犯法，不要实行株连政策，给一片地供英商停歇等等。乾隆一看，呀嗨，原来不是来朝贡的，也不是来给我祝寿的，来耍鬼主意的。但是老皇上没生气，偏远荒国，野蛮之人，跟他们不值得生气，所以乾隆用难得的耐心，一一回绝了马戛尔尼的“殖民请求”。乾隆可谓是“中国也可以说不”的形象代表了：要求自由通商？不！要求互派公使？不！要求税目公开？不！马戛尔尼想留到北京不走了？不！要俺开门？不……

　　一系列的斩钉截铁的“不”，搞得马戛尔尼头大了，当场就站不稳了。他病倒了，感觉自己无颜面对国王乔治三世。

　　是的，放谁也感觉无颜。乾隆让马戛尔尼带回了自己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两封信（把它称作“信”，绝对是抬举英国，因为乾隆给乔治三世所谓的信，用的是天朝皇上的“敕谕”形式，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圣旨。一句话，乾隆把英国当作朝鲜那样的藩属国了，把乔治三世当作自己的臣民了，信中除了声明前述诸多“不”之外，还说了诸多牛皮哄哄的话，比如：“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再比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最后要求英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云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华事件。整个事件花费78522镑，折合白银约20余万两。

　　马戛尔尼意味着近代文明外交，他所带来的更是人类近代化的曙光。马戛尔尼在自己的使华日记里交待，曾与接待自己的大清权相和珅作过最后的交流，说，互派使臣乃日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的惯例，如果中英两国互派公使，“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通常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奈何他这种说辞，大清帝国不能接受，聪明的和珅，更是絮絮叨叨地只说些吃了没、吃好没、睡得咋样之类的废话，这让马戛尔尼非常的失望。他的失望，正好意味着大清旧政治的希望啊。与英国外交，天朝体面是一回事，天朝的统治能否继续下去更是一回事。啥叫和平演变？英国这就是和平演变。出于保护天朝统治的本能，乾隆也不会跟英夷外交的，别说平等外交，就是不平等外交，英国天天来朝贡，也不行。这一点，马戛尔尼也看出一些苗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这次事件，对大英来讲，当然是外交上的大失败，但是对大清的未来来讲，何尝不是更大的失败呢？历史在给大清机会，大英给大清打开了世界的窗户，送来了文明的阳光，但是大清自绝于世界，自绝于现代文明。更严重的是，大清的窗口倒是打开了，中国的国情让英国看了一个透彻。此次出使之后，大量有关大清的图画和书在英国面世。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了《中国游记》，并成为《每季评论》杂志中国问题方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就连那个12岁的见习侍童、当马戛尔尼被大清皇上接见时负责给他提骑士斗篷下摆的小斯当东也在17年之后的29岁时，翻译出《大清律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上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说得对，那时的英国上下，特别喜欢根据法律文件来判定全球各民族文明的高低。英国国内的报刊，一会儿说大清是个野蛮国度，一会儿说大清与土耳其人一个水准，一会儿又说大清处于文明与野蛮的中间地带，不能说不受这本《大清律例》的影响。马戛尔尼也写出了大量的日记，对中国的法律，他说，“在他们的法庭里众所周知钱是伟大的行动指南”，并认定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有这种习惯，认为它长期以来是这些国家衰败和覆灭的重要原因，其在中国未来的灾难中也将扮演类似的角色。（张顺洪：《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对华评价与态度的比较》，《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对中国的国运，他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他断言，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2页）但是马戛尔尼不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认为那样将会影响英国的商贸收入。他预言，如果中英发生冲突，中国的西藏将出现麻烦，台湾与朝鲜将脱离中国政府，俄国也会出兵侵占中国领土，中国国内将会发生暴乱。

　　这洋鬼子，看大清看得这么透，预言得又这么准，真是气人没商量！

　　马戛尔尼使华这一年，道光12岁，尽管作为皇孙他与其他阿哥乘放学的当口跑过去观看过几次，马戛尔尼也知道他们是皇孙，还看到太监撵他们去读书呢，但整个事件，几乎没在道光心里留下任何印象。正应了诗人所说的：鸟在天空中飞过，却并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对英国的礼品，乾隆表现出了相当的大国风范，一句话，看不起。他指着这些礼品笑着对他的大臣们说：“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历史不能假设，如果乾隆把这些礼品给他当时12岁的孙儿道光做玩具，那么，鸦片战争会不会发生倒值得打个问号，即使会发生，道光后来可能不会表现得那么无知，问“新疆与英国有无陆路可通”、“英国与大清国相距七万里所经者几国”等弱智问题了。

　　壮哉大清！成功地阻挡了来自大英帝国的和平演变！尽管这种胜利是短暂的，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胜利更是没有价值，但好歹使天朝这艘破船得以继续走在它的老航道上。

　　问题是英国不甘心，道光的父亲嘉庆在位时，英国鬼子第二次来到了大清的门口，送来了最后一轮“秋天的菠菜”。这是历史第二次给大清机会了。大清呢，还是让小鸟飞过天空吗？


威尔士亲王对嘉庆皇上：最后一轮“秋菠”

　　英王乔治三世虽然精神病发作了，但是摄政的大儿子，也就是维多利亚他大爷、威尔士亲王、未来的乔治四世不愿闲着，他也派人出使中国了。时间是1816 年，这年道光35 岁，正做皇太子呢，大清这时的值班人乃是道光父皇嘉庆帝。

　　嘉庆1795 年做了皇上，1830 年驾崩，做皇上的前四年，基本上是个摆设，乾隆虽然退了位，但作为太上皇仍然掌握着实权。这一点，他与威尔士亲王正好相反，威尔士亲王是因为父王的神经病于1811 年第二次发作，他正第二次摄政呢。

　　据史书记载，嘉庆天性迟钝。但是这种迟钝也仅是与其父皇乾隆相比较而言，事实上，嘉庆也不算无能的主。

　　嘉庆做皇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扳倒了父皇的红人和珅，和珅家产尽落自己皇帝腰包，典型的黑吃黑。嘉庆另一笔功劳是镇压白莲教大起义。动用十六省的兵力，历时九年，耗银2亿两，总算OK 了。嘉庆超过父皇的地方，是卖官收入略高。乾隆时，每年卖官收入300 万两白银，嘉庆时则达到400 万两，也算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材出吧。

　　乔治三世呢？神经错乱到没法理政的地步，正痛苦呢。这时实际治国的乃是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在位时间1820‐1830 年）。乔治四世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放荡，纵欲过度。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大的贡献据说是带头把靴子分了左右脚。当然，乔治四世与大清关系上最大的贡献，还是做摄政王时期，搞的这场中英外交。

　　这次使团，阵容也较豪华，上下600 人。汉语水平很高的6 人。正使，阿美士德勋爵，英王侍从官；副使小斯当东，当年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大清律例》的翻译者——托马斯·斯当东。

　　嘉庆还不到夕阳（尽管政府夕阳了，可是春江水冷鸡不知啊），缺少些“温馨又从容”的风度，坚决要求使团叩头。嘉庆谕令工部尚书苏楞额、长芦盐政广惠做好接待贡使的工作，礼部也拟定了英使在京活动的日程表。嘉庆重点谕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让阿美士德三跪九叩，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进京前就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要求接待大臣随时把英使的学习情况与学习态度奏上来。在天津，阿美士德向苏楞额表示，他对中国皇帝只能行脱帽鞠躬礼。实在不行，脱帽三次，鞠躬九次，好歹也算三跪九叩吧。问题是嘉庆没有通融的余地，跟他爹乾隆差远了。侧面说明，皇帝下皇太子，一窝不如一窝。使团抵达通州后，嘉庆派第二轮说客和世泰来了。和世泰劝阿美士德，就像妈咪劝姑娘接客似的，希望阿美士德见皇帝时要恭顺、要施礼如仪云云。

　　插图：阿美士德。像马戛尔尼一样兴致勃勃地来，像马戛尔尼一样灰溜溜地走，没带走一片云彩。

　　事实上，使团的正副使曾在叩头问题上有过讨论，政府指示能办成事不妨叩头，可中国通小斯当东说叩头也办不成事，最后大家都依了他。其实这帮鬼佬，打进天朝门口，就惹大

　　清政府不高兴了。英国政府给嘉庆的信，开头居然是什么“陛下，我的兄弟”，呸，谁跟你是兄弟啊？政府说了：“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使团呢，根本不明白所谓的天下，

　　就是人家大清。

　　谈判的结果，阿美士德仅同意鞠躬，像英国人那样单膝下跪也行，但是他拒绝把脸贴地上导致屁股撅得比头还要高的那种天朝造型，何况这个造型还得重复好几次，老实说，人家活这么大，从来还没这么丢过人呢。他辩解说，马戛尔尼见乾隆就没叩头嘛。清政府小脸一翻：谁说他没叩头来着？官员们发誓说：俺们亲眼看见来着。那口气，好像他们捉奸捉了个现逮似的。嘉庆下的一道诏书上也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看着堂堂的政府与官员翻着白眼说瞎话，阿氏一行更坚定了不叩头的决心。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为了不让马氏不叩头事件为外国人树立不好的榜样，中国官员在记载此事的时候还是写上马氏叩头了。其实对于大清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蛮夷代表来了没叩头，不只对外丢人，对内更没法交待啊。中国皇帝的尊严就在于全民的匍伏，让这些匍伏的无膝子民看见蛮夷乃直立动物，那影响多不好啊，陈康祺的《郎潜纪闻》甚至载，本来乾隆恩准马氏一行不用叩头的，但他们一见中国皇上，腿不由自主的就软了下去，“一至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简直意淫到家了，奴隶眼里，注定是目中无“人”的。

　　这次阿美士德来了，依然不叩头，影响更不好呢。于是中国官员决定做一下变通，半夜把英使们叫醒，把他们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说是皇上赐给一桌酒席（好像有特大鲟鱼），他们需得对着皇帝的空椅子三跪九叩来谢宴。这不成要饭来了么？使团坚决拒绝。据美国学者讲，阿美士德用西方礼节跪下一条腿来着，但是身后的一位天朝大臣（是哪位爱国大臣来着，我们得查查，把一个爱国志士整成无名英雄，埋没人才啊）乘人之危用手推阿美士德，希望他两腿都跌跪下去，幸亏身旁的中国通、副使托马斯·斯当东拉了一把，没让阿美士德跪下去。总之，倔驴遇上了犟牛，争吵中，居然发生了“肢体接触”。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一行人没有见着皇上就被驱逐走了。

　　托马斯·斯当东觉得冤屈。近代各国觐见仪式，自1815 年维也纳会议制定了缔约国对于接受各级使节的规定，外交使者交往行鞠躬礼是非常普通的。可是嘉庆更觉得委屈啊，几亿臣民，哪个敢不跪朕？哪几个又有资格当面跪朕？偏远夷鬼，容许你隔几年跪朕一次就够抬举尔等了。至于所谓的国际规则，别说朕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执行，你能奈我何？阿美士德此行的目的与上次的马戛尔尼没啥本质的区别，其具体要求是：争取英商在广州与当地商人自由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闯入商馆；英人有权雇佣华仆；允许一个英国人驻在北京，遇事用中文向清政府投递意见书；商馆人员有权用中文向中国官府陈述意见云云。别说他们没叩头，就是叩头了，嘉庆也不会批准的。有意思的是，使团被驱时，嘉庆跟父皇乾隆一样，让他们给英王乔治三世捎回去一封表扬信，还是那种傻大爷口气：英王诚心向化，态度恭顺，寡人深为高兴；使臣无礼，所以遣回；英国与中国隔这么远，你们来一回也不容易，以后不要再来了。英国当然不会再以这种方式来了，再来会扛着枪炮的，因为阿美士德回国后，英国国内出现了这样一种见解：对于中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进行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根本放弃贸易。马士对此评价曰：“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评断，从学理上看，英国都是属于错误方面的；同时，就中国对于处理问题所采取的一贯作风来看，也确实不是任何国家所能容忍的。”

　　说得对，英国的光棍们，已经忍了好久了！


大清在广州：防火防盗防洋妇

　　在广州，最让英国光棍们头疼的问题，除了不能自由贸易、不能自由传教之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不方便：洋女人不得进入广州！所以清政府对英国的节节抵抗，可称是作是防火防盗防洋妇。特别是后者，在广州门口闹出了诸多“洋老虎纠纷”：之一：1751 年7 月8 日，有荷兰商人老连来到广州，同时还带来三位洋女人，住到了瑞丰银行，这是中国官方记载中外国女人第一次光临广州。不知道当时的广州民众是什么反映，但是广州官员的反应却十分迅速，认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驱逐到哪儿呢？

　　广州官员给洋人想了一个好地方——澳门。规定：
　　从此凡有夷船到澳，中国海关关员先检查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即将她赶到澳门，否则不准入口经商。
　　之二：1769 年，有英商带洋女人进广州商馆住宿。得报当天，李侍尧立即派出军队和专船，把这对狗男女押送澳门！有关行商与通事，甚至衙役，统统受到严惩。
　　之三：1825 年，英国一商船出事，船上大副的妻子莫利夫人（Mrs．Morley）获救后乘帆船进入广州。得知洋女人不能进广州的章程后，她自动撤退了，真乖。
　　之四：1830 年初，英商怀特曼携妻入广州商馆，在中方抗议下，2 月11 日，该夫妇被迫迁往澳门。
　　之五：1830 年4 月，丹麦船主耶鲁尔夫（Capt．Kierulf）之妻来穗，被两广总督驱逐。与此同时，三位不知名的洋女人从澳门到广州参观英国商馆，中国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三大公害退走。
　　之六：盼狮事件。

　　可能正是由于洋女人连续受到了驱逐，才使得洋商采取了1830 年10 月4 日的举措以挑战清政府的神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新上任的大班盼狮（Baynes）公然携妻坐轿，大摇大摆目中无人的进了广州。原先洋女人来，都是悄悄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而这次洋女人进城，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坐着中国的小轿招摇而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往大里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挑衅，往小里说，这是无视中国的《防范外夷规条》。消息传出，舆论大哗；看见没看见的，都激动非凡。总督李鸿宾立即召见行商，行商伍受昌向盼狮传达了总督的命令，责令他即刻让洋女人回澳门，否则强行驱逐。同时以四百里快寄报往北京的道光皇上（四百里就是每日四百里的速度。从广州到北京，普通邮驿需时30 至35 天，四百里快递需时大约20 天，五百里快递需时约16 至19 天，至于六百里、八百里，会出人命畜命的）。

　　大班不听，回复说：“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平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

　　与此同时，英商认为广州当局的这种规定是对英国人的“极大侮辱”，向大班提出口气强硬的请愿书，指出“根据经验确定，对侮辱的屈从，只会使外国人在中国的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并呼吁趁此机会向中方交涉要求“改善对待外国人的方法”。此外，他们还联合向广东督、抚、将军和粤海关等四衙门提交了抗议书：“根据英伦法令，每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因此在谕令上所称的外国妇女是外商的妻子。公司工作人员每年需要六个月或更多的时间留在广州”，如不许携带夫人，实在不合情理，要求准许外国妇女住馆以及乘坐轿子。广东官宪认为：抗议书“文义本不明晰，词语亦多不逊”，故“严行驳斥，谕以仍遵旧制”。

　　李鸿宾比他们更绝，带军包围商馆，断绝商馆的饮食供应。大班通知英国海军司令调兵百余人，携带枪枝短炮进驻商馆。

　　盼狮一来硬的，李鸿宾就害怕了。其实英国人心里也虚。所以李鸿宾派公行通事蔡刚出面婉言开导，盼狮撤百名英兵，但大炮仍留在馆内。蔡刚如何说服的，查不到资料。大班可能永远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带自己的妻来自己工作的地方？简直是奇了怪了！大班不肯送回妻子，李鸿宾就以停止贸易相威胁，但狗掀帘子光凭嘴上的劲儿，并没有真正停止贸易。伍受昌再次出面，回来后告诉李大人，盼狮因素患痰疾，屡发未愈，现需番妇调护，恳求稍好一些，再谴令回澳。借口不赖，这洋女人在广州一住五十多天。事后，李鸿宾受到道光“任事经心”的夸奖。对洋人无奈，可是对汉奸就不能留情了。中国公行东裕洋行司事谢治安，虽由监生加捐有一个州同职衔，但平时与盼狮关系较好，这次又出借小轿给洋人及其老婆，乃是知法犯法，判监禁，以“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罪革去职衔，流放伊犁。可是还没等到流放，就死到监狱里去了。哎，在天朝，当什么都不能当汉奸哪。

　　之七：1830 年11 月，几位美国女人上商馆参观，再次引起广州骚动。

　　插图：１９世纪的欧洲女人。对清政府来讲，当时最大的公害不是鸦片，而是坦胸露乳的洋女人。

　　外国妇女为什么会成为天朝政府早期严防死守的禁品之一呢？原因不外如下：

　　一、外国女人的思想、言语、生活方式等有伤风化。其实，说有伤风化都有些低估洋女人的杀伤力了。即使是在中国自认为已走向现代化的当今社会里，中国街头上出现男女旁若无人搂抱接吻的镜头，对普通国人来讲，还不能完全接受。更别提那个时代，早熟的中国统治者、思想家们早已合谋把女人拴在了家里的炕头上，她们闲静守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非有大故（我猜所谓的大故只能是杀人啦或者地震啦）不出门，出必拥蔽其面。她们要是学了洋女人那小样儿，穿着坦胸露乳的衣服，在大街公开与男人搂抱兼啃嘴儿，天朝秩序不崩溃才怪呢。所以，小脚女人对于中国这个伦理社会来讲，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在鸦片成为天朝公害之前，天朝眼中的最大的公害乃是洋女人！

　　二、如果外国女人不能进广州，那么外国男人就不会长期赖在广州了。虽然他们常常通过贿赂手腕赖在广州不走，但是没女人陪着，他们肯定呆不长。看看，多么人性化的考虑，将心比心，中国官员也知道洋男人与洋女人两地分居受不了。于是乎澳门人口男少女多极不成比例，与一般殖民地男多女少大异其趣。据现存的1830 年澳门人口调查纪录，澳门白人：男1201 名，女2149 名。奴隶：男350 名，女779 名。有些学者认定那是由于澳门妓院的发达，他们可能忘了，澳门乃是广州洋男人们的怨妇们唯一能呆的地方啊。当然，天朝没有想到，这种人为的制造怨妇的规章制度竟为某些“懒得离婚”的洋男人提供了庇护。美籍人士张馨保说：“这个关于妇女的禁令，虽然对很多洋人来说实在可怕、不便，但少数人却表示欢迎。那个婚姻不幸的画家乔治·轩拿里（George Chinnery），当妻子从加尔各答来澳门

　　同他团聚时，就逃到广州。”

　　可惜，洋男人中这样的“妻管炎”不多，否则西方男人都跑天朝来寻求“婚姻避难”了。1831 年，鉴于洋女人频频进入广州城的“粉红色”教训，鉴于乾隆时期李侍尧大人的《防范外夷规条》及嘉庆时的《民夷交易章程》渐成具文的现实，天朝上下认为，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了，得彻底把洋女人堵在国门之外，于是，修改原先的五条章程，补充为《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经道光帝批准，正式在广州颁布执行。除了加强对广州洋人的“双规”力度之外，更把禁止番妇进入广州列为第二条，严防死守。日子如此之孬，英国的驻华商务总监们就想来个定点爆破，在广州展开了一系列的闯关活动，他们能成功吗？


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们在广州的闯关活动

　　1834 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就地改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其两千个股东的利息从此靠印度的税收来支付，东印度公司派驻天朝的大班，也就作废了。天朝的两广总督一听说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大班没了，怕广州的英商无人管理，会更加混乱。所以晓谕原大班，让他通知英国政府，火速派一个更明白事理的，前来接替大班之职，总管贸易事务。英国政府一听，是个机会，决定派遣三个商务监督驻扎中国。律劳卑（WilliamJohn Napier）为总监督。

　　律劳卑一行出发前，英国政府并不希望破坏广州贸易制度。所以给律劳卑下达的训令比较温和：
　　一、采取和善态度，不要激起中国人的反感。
　　二、处理英人在华纠纷。
　　三、不到万不得意，不要借助海陆军队。

　　但是不知英国外相装傻还是真傻，他给律劳卑下达的其他训令则是直接冒犯广州制度并与前面的训令相冲突，具体内容是：
　　一、到粤以后，以书函通知两广总督（这一条直接冒犯了广州制度）。
　　二、设法推广商业于广州以外的任何地方（也冒犯广州制度）。
　　三、设法与北京政府直接往来（干脆冒犯天朝制度了）。
　　四、除特别情形外，暂不与中国发生新的关系。如有意外，赶紧报告，等待训令。
　　五、除特别情形外，勿让兵舰驶入虎门。

　　按中国某些学者的看法，律劳卑此来，乃是“企图借此通过广东的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看来，在某些当代中国学者眼里，英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乃是一种居心不良的“企图”了。既是企图，大清拒绝与大英正式外交，便既是大清的必然选择，更是这些学者所期望的选择了。

　　律劳卑可能也没想到，他“企图”也太高了些。因为英国外相给律劳卑的补充训令本就不易完成，但他本人想得更远：“企图做超越英国政府所要求于他的事情。他公开承认他打算‘做一个名垂青史的人，打开中华帝国的广阔土地，让英国人的毅力和勤奋有用武之地’。”这个“二百五”，他也太不了解天朝的脾性了。而且他也不知道，他那英文名字William JohnNapier 被中国人给翻译得暗合了“劳苦卑鄙”的意思，就这小名，还想留给子孙后代呢。他更不知道，他在中国玩了两个月，不但把自己玩没了，还把自己的翻译、著名的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先给玩没了……

　　1834 年7 月15 日，律劳卑到达澳门。中午时刻，他向英侨宣读了英国国王的谕旨和任命书，马礼逊被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译员，年薪为1300 英镑，副领事官职。马礼逊从17 岁起就受常发的头疼病折磨，此时又患上了肝病，但还是带病上任了。而律劳卑呢，此次来中国连老婆孩子都带来了。当然，由于天朝把洋女人视作公害，所以他的老婆与孩子只能呆在澳门。按当时的天朝制度，所有外国人进广州，必需通过十三行行商代为申请，得到广东政府发放的红牌（通行证）才行。但律劳卑不管这个，他认为自己是英国的商务官员，无须执行那些旧例，7 月25 日，他带着随行人员无牌进入广州，马礼逊带病跟随（8 月1 日就“牺牲”了，带病工作，算是过劳死吧）。

　　律劳卑跟天朝官方的第一次交手，就是给两广总督卢坤写信，这信与众不同，它是以与天朝平行的方式写就的。他派遣秘书阿斯迭（J·H·Astell）带着已经翻译好的信件前往总督府投递，时间是7 月26 日。问题是按天朝规矩，夷人不得进城。7 月份南方火热的天气，阿斯迭在城门口蹲了三个小时，可是进城的官员没一个人敢给他捎进这封信，律劳卑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可天朝眼里，律劳卑私撞广州、私改禀（恳求书）为信、越过行商给总督递信、写信用汉文、信封上写有“大英国”字样……，这都是严重的侮辱天朝啊。但鉴于律劳卑不懂天朝规矩，所以总督原谅他。并命令通事与行商前去说服律劳卑按规矩来，如果办不到，通事与行商就有性命危险云云。

　　可怜的行商与通事两头作难，没有办法，率先与英夷断绝了贸易关系，以示自己不是汉奸，先保住小命再说。卢坤觉得行商们很具有爱国情操，给予表扬，并且晓谕英方，如果再不按规矩来，将断绝中英贸易。同时派三位地方官前去与英方会见，好探明英方此行目的。

　　奈何会见的双方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了两个钟头，双方都想坐上席。所以会谈毫无结果。律劳卑再生一法，向广州人民发布中文公告， 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和双方通商会使“两国相益”云云。他自认为自己说得在理，可广州人民当奴隶惯了，膝盖也跪惯了，哪见过与天朝要求平等的夷啊，所以更加反感他们。一句话，跪着的人看站着的人，咋看咋不顺眼；洞穴中人看洞外之人，咋看咋别扭。律劳卑严重的得不偿失。卢坤终于被律劳卑惹急，他认为，派大班是英国的自由，但只接受朝贡外交则是天朝的的自由，于是他宣布封舱（这也是天朝对付夷人的传统办法了），将英吉利国买卖一概停止，除谕饬各洋商遵照，将夷馆买办、通事及雇役等一概撤出外，同时规定：凡中国人卖食物给英人，一律处以死刑。并警告其他国家的商人，不得以食物供给英人，违者将遭到同样的制裁。

　　插图：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港。

　　律劳卑一看，决意动武，9 月5 日，派两只兵船开进虎门，进入珠江，并轰击虎门炮台。

　　9 月11 日，英舰竟撞入了广州城下，于黄浦抛锚停泊，与清军对峙，但陷入清军包围，进退不得。与此同时，商馆里的英国商人没吃的没喝的，更没法做生意，叫嚷不愿意开战；英商库力基甚至代律劳卑向广东当局认错，请求发给红牌，让律劳卑从广州退回澳门；律劳卑急火攻心，病了，虐疾。命兵舰撤出广州，自己也带随员前往澳门，时间是9 月21 日。离开广州时他给英国的广州商人写了一封信，遗憾自己这个驻华商务监督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权力，但他欣慰的是，英商们的利益并没受到损失。最后他在信里表示，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尊严，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9 月29 日，卢坤宣布开舱贸易，英商们总算不用再赔本了。

　　10 月11 日，忧愤交加的律劳卑死于澳门。这一切，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上天的报应了。卢坤得知消息，要求英国派识大体的人前来管理贸易，并且特别强调，派商人来，别派官员来，官员来了“有碍正事”。卢坤不知道，死前的律劳卑，给友人写信，对于他的中国对手们评价如下：中国人“在极度的愚蠢思想和道德堕落中，幻想着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全然不顾国际法的理论和实务”。说得对，可俺大清就这德性，气死你！

　　插图：律劳卑。对于律劳卑的客死他乡，大清朝应该感到骄傲。我们赶不走你，就气死你！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J·F·Davis）代理商务总监职务，由于没有接到政府训令，德庇时执行“沉默”政策，一句话，不愿意以低下的姿态与天朝官吏打交道，所以尽量不与之接触，广州当局也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存在。1835 年，罗宾生（George Best Robinson）代德庇时为商务监督，继续保持沉默态度。与此同时，英国的商人却不愿意沉默，广州64 名英商联名上书英王，对于律劳卑在广州受到的侮辱表示愤慨，认为这种逆来顺守的政策，有损国家威严，并且还会引起对英国威力的怀疑。建议国家派一支适度的、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来到中国，吓唬吓唬天朝，以建立一种符合“帝国地位”的“正经路线”！英美传教士在华主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也发文，表示声援商人行动，反对沉默路线，主张武力攻击：“中国皇帝狂妄地自认为他和他的子民都是比别国君王子民高人一等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必须对这种妄自尊大行为作坚决的驳斥和打击”，“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可以得出好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辞谦语卑的禀帖取得什么，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编辑裨治文（E·C·Bridgman）附上了自己的观点：“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负有义务的，而中国，在她与别国的关系上，是公然触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这条法则的。中国这种态度，各国可以而且必须劝谏她，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她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

　　此后不久，《中国丛报》再次著文表示：“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

　　查不到资料，不知广东大宪卢坤等是否能听到这些叫嚣，只知他们也反省律劳卑事件的教训，反省的结果，便是把门窗关得更紧了——制订了一个防夷新规八条。具体如下：
　　一、外夷护兵船不得进入内洋。
　　二、夷人枪炮及番妇不得运至广州（天朝眼里，番妇与枪炮一样危险）。
　　三、夷船引水、买办，应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得私雇。
　　四、夷船雇用民人有限额，每夷馆一间，只准用看门人二名，挑水夫四名，夷商一人雇看货夫一名，不许额外多用。
　　五、夷人在内河驶用船只，应分别裁节，并禁止闲游。在馆居住夷人，只准于初八、十
　　八、二十八三日在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游散一次，每次不得过十人。不准在外住歇饮酒等。
　　六、夷人具禀事件，应一律由洋商转呈，以肃政体。洋商不得妄用书信，自具禀词。
　　七、夷船之保商，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
　　八、夷船在洋私买税货，应责成水师查拿，并咨沿海各省稽查。

　　风声越来越紧，洋商也越来越不耐烦——1836 年2 月，英国的曼彻斯特商会向他们的

　　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说：“自律劳卑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人每日都可受到侮辱；我们的君主已经在他所派的代表律劳卑身上受到侮辱；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镑的损失。（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我们认为）如果直接与中国最高政府接触，将会比通过广州那批低级官吏之迂回而又腐化的中介更有效得多。”

　　有鉴于此，英国外相巴麦尊任命义律（Charles Elliot）担任驻广州商务总监督，取代罗宾生。义律1833 年来到中国，来华之前，曾在英国殖民部担任职务，并且充当过英属几内亚的高级殖民官员，算是一个殖民通了。由于任内负责打击阿尔及尔的海盗及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英国政府曾给他一个“奴隶保护人”的头衔。他还是个狂热的卡尔文教徒，非常看不起鸦片贸易。但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不是鸦片贸易的支持者，他都得忠实地执行政府政策，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事实上，义律仍然质疑这种贸易是否道德，但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其次才是道德家。他必需遵守的是命令而不是良心。”说得对，不管心里咋想，既做了政府官员，就得讲职业道德。在罗宾生做商务监督的时候，义律担任第二商务监督。任内，

　　他特别不满意罗宾生的沉默政策，写信给外交部，要求政府与中国重开谈判，不行就动武。二百五遇上二百五，巴麦尊这个著名的棍子外相，一看义律的信，就喜欢上了。于是他一改三个驻华商务监督的前例，只派驻一个商务监督，并让义律担任此职。

　　插图：义律（Charles Elliot）。学尽东方式的小聪明，也打不开这闭关锁国的大闸门。

　　义律接任之后，并没有马上耍二百五，而是先采取了装孙子的姿态，写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文书采用了禀帖形式。义律这种主动装孙子的姿态，远远区别于律劳卑的那种傻大爷姿态，也区别于德庇时和罗宾生那种跟天朝赌气的沉默姿态，因而受到了邓廷桢的夸奖，夸他“词意恭顺，尚属晓事”。同时，天朝17 名水手在海上遇难，被英人搭救了，义律认为，看在英人学雷锋做好事的情面上，总督会对他格外施恩的，所以给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中结尾说：“这些彼此间的慈善仁爱活动，谅会加强两国间和平与善良意愿之联系。”他没想到，邓大人不吃他这一壶，看到信中“卿卿我我”的句子更是吓了一跳，让行商转致：“该领事义律此次禀内，并不查照旧章，钦叙天朝字样，混以贵国及彼此和睦等字句，率臆禀呈，非特体制有乖，词意亦殊妄诞。” 嘱行商们，以后洋人再致禀帖，一定详加查阅，不遵体制，内容乖谬者，一律不给他们转呈。

　　蒋廷黻先生曾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此话不错，义律信里写个彼此仁爱和睦的意思，有个“两国”字眼，以邓廷桢的常识，当然是蕞尔英夷企图与天朝上国平起平坐，大逆不道了。

　　1837 年，义律对于自己利用各种小聪明争取完成外相训令的目标表示泄气，并于12 月2 日灰溜溜地离开了广州。关于争取中英平等交往一事，他向巴麦尊汇报说，看来，对天朝不动武，是不可能争取到平等待遇了。他给巴麦尊指出一条路：“由子爵阁下，禀承女王陛下的命令，致北京内阁一函，由一兵舰送往白河口，当可立即从皇帝处得到一项对于这点作让步的命令。”

　　1838 年，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Sir Frederick Maitland）奉命率领他的两只军舰到达广州。他得到的训令是：
　　第一，借以保护英国的利益，并于女王陛下的臣民或有正当理由对中国当局控诉时，加强女王陛下的监督在必要情况下所提出的一切抗议的力量；
　　第二，帮助监督，维持往来广东各海口的商船水手们的秩序。

　　军舰一来，义律腰杆子就硬了，马上不经行商，把未写“禀”字的公文递交总督，告知马他仑驾到。邓廷桢认为此禀程序不对，范式也不对，交由行商退回。

　　天朝官方拒不接待马他仑，但是心里对他有所猜疑。虎门的清兵更是截住一艘商船，查问马他仑及其家眷是否在船上。按马士的说法，船上是否有鸦片倒不是清军所关心的。马他仑得知后，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遂带舰闯虎门，逼问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他解释清楚。

　　关天培迫于英舰压力，派副将到马他仑船上，写下字据：“查其并非官谕，乃系土人妄言，倘后有此等言语，即应查办”，“其得罪贵提督言语，即如得罪本提督一也。”据《中国丛报》描述，双方是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完成这一外交事件的：关天培的名片与马他仑的名片互换了一下；关天培的副将们面带羞愧地参观了英国的军舰；双方分手时，各自的炮台和军舰互致三响礼炮。在西方人眼里，关天培所为乃是正式的道歉了，而且马他仑对这种道歉相当满意。有意思的是，中国方面的著作，很少有学者提及此事（茅海建先生是个例外），更有学者说：中国人民在正义的禁烟运动的推动下，一面搜查鸦片，一面积极参加整顿海防的自卫活动，迫使马他仑不得不退出广州。言外之意，马他仑是被中国人民吓走的。这让人感觉到很郁闷，中国人民既然具有如此这般的吓人神功，为什么不在随后的鸦片战争中继续吓人呢？更关键的是，拿什么吓人呢？



第二章 综合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


西方第一号现代工业强国VS东方第一号原始农业大国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变成世界上第一号工业强国。

　　至于为什么大英能发生工业革命，通常的解释是：英国有民主政治，还有科学革命。1640年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中叶，其民主制度已经成熟，并成为工业革命发生的政治基础。而且，除了民主政治，工业革命的发生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科学的力量，出现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包括科学体系的革命、技术发明的革命、哲学体系的革命。随便从英国历史中拨拉出几个人，就能找出一些革命代表来，他们是牛顿、瓦特、洛克、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种性质的人物，大清有一个吗？

　　大清只有清官与贪官，八股文与文字狱，明君与昏君，经年不变的牛拉犁，颤巍巍的小脚女人，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自下流的各色文人。对了，还有那吞云吐雾的大量烟民。除此之外，它还能产出什么呢？

　　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起飞于纺织行业。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织布效率提高一倍多。这导致纱线供应不上了，英国出现了纱荒。咋办呢？发明机器呗。1764年，木匠詹姆斯·哈格里夫斯设计了多轴纺纱机，并以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这种机器马上得到了改进，纱锭由8个增加到了18个、30个、100个，当大清的大姑娘小媳妇、大娘奶奶们仍然沿用宋元时期的纺车吱吱呀呀地玩单线抽丝的中国特色的每日五两的纺线杂技时，英国的纺纱姑娘们已经一个顶百个了。同志们，这就是效率啊。但是英国同志们并不以此为满意。1769年，一个名叫阿克赖特的钟表匠发明了水力纺纱机，水力代替了人力。随后其他纺织机器相继发明，实现了纺织行业的机械化生产。但这些机器的动力全是依靠水力，于是，瓦特接过了工业革命的接力棒。

　　1769年，瓦特制出了第一台蒸汽机，并获得第一项专利。随后经过多次改良，到1790年，瓦特蒸汽机已经流行全英国。瓦特的一台蒸汽机，让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更让他的祖国——英国率先起飞，成为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蒸汽机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标志，瓦特自己更是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之父”，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更关键的是，英国这样的政府，不会亏待它的任何一位科技发明者，它给这些发明者设立了所谓的专利制度，给予发明者15年的保护期，这期间任何人不得仿造。这种制度起始于16世纪，在18世纪成为普遍之事。所以，瓦特因万能蒸汽机的广泛转让、因英国的专利保护而成为富人，晚年过上了优裕的生活。

　　瓦特可以安息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们信奉的格言是：“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他把这主要之事干得很出色。但是谁能否认，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实现呢？瓦特这样的发明者发了，英国这样的政府更发了。因为工业革命，意味着欧洲一个世纪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几千年的总和。这样一对比，就显出大清国的可怜了。大清国拥有什么呢？

　　以原始的眼光看，鸦片战争前夕，大清怎么着也算是世界第一号农业大国了，最骄傲的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让统治者过着全世界帝王都羡慕的生活；人口众多，中国从古至今，最不缺的就是人口。孟德斯鸠那个法国佬分析说，中国的气候适合生孩子，中国的妇女又有着惊人的生殖能力，这种生殖能力，连战争与灾害都阻挡不住。也许，这跟中国的气候有关，跟中国女人的生殖能力有关，跟中国男人把女人当土地对待的精耕细作精神有关，跟中国人的婚姻制度和社会伦理有关，但我觉得，更跟中国执政者的经营理念有关。中国的执政者作为一个“球级地主”、作为一个高级牧羊人，他的经营理念无非是“多生孩子多种地”，导致中国人生儿育女，都跟种地一个思维了：一夫多妻制，理论上跟双季稻、三季稻、多季稻的栽种一个原理；百姓早婚早育，理论上跟种早麦一个原理；百姓自己饿得肚子嗷嗷叫还不耽误生孩子，理论上跟种旱稻一个原理。总之，多收一粒是一粒，多养一口是一口。于是，成绩就很吓人：康熙初年，中国人口大约9000万。乾隆末年，中国人口3个亿（当时全世界人口才9个亿）。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口近4个亿。友邦惊诧啊！

　　相形之下，英国的人口一直少得可怜。据阎照祥先生的《英国史》载：1541年，英格兰人口277万，1741年达到557万。1750年，人口开始增长，到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达到了889万。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人口才增到4000万。饶是这样，英国的学者还净出馊主意。1798年，英国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这家伙是个牧师，担心人口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于是呼吁大英人民要讲道德——晚婚、婚前守节、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频率等（中国的道德是：早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一夫多妻云云）。上帝有些老糊涂啊，没有让马尔萨斯出现在中国而把他提溜到了英国。英国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他们在生孩子方面，大逊风骚。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只能由中国历史来验证，那就是：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就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说：“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贫穷乃野蛮时代的遗迹之一”。

　　不穷可能吗？几千年历史长河里，中国人民净忙乎着生子种地了，生来种去，却一直解决不了人类最原始的需求——温饱，也就一直不能由半野蛮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

　　带领大清人民走向康乾盛世的是康熙，晚年的康熙，感觉国家有问题了，说：“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益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清圣祖实录》卷240）几年后又感叹：“令人民蕃庶，山巅尽行耕种，朕常以为忧也。”（《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94页）不难看出，英明君主康熙这发现跟后来的马寅初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耕地增加有限，人口却以几何级数增加，这可咋办呢？问题是，大清的皇帝们没读过经济学，更无缘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导致他们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还添油加醋，煽风点火，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超生：1712年，康熙实行了固定的人丁税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本来中国人就喜欢有事没事的生孩子，这下可好，多生孩子还用不着交人头税，大清人民就展开了生子竞赛。其结果是吓人的。这里摆几个数字吓吓大家：1812年，中国人口是33370万，土地79152万亩，人均耕地面积2.3亩。1753年至1887年，福建人口增加5.3倍，人均耕地面积由2.89亩下降到0.538亩；广东人口增加7.5倍，人均耕地由8.3亩下降到1.16亩。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那就是，中国历史随着时间愈推进，中国人民愈吃不饱。

　　土地面积不够，中国人民就精耕细作，用西方传教士的话来讲：“在最小的空间内用最简单的耕作方式养活尽可能多的人是中国的终极目标，为此，他们将土地分成小块，劳动者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比他的房子大不了多少倍的那块土地上面。”（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84页）大清人民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么一种豪迈，但他们至少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问题是，人对地皮的伺候是无限的，地皮对人的回报则是有限的。马戛尔尼使华时，中国人种地，在收获率方面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当时英国人种地是全欧洲第一，10∶1，也就是说，种一粒种子，收获10粒；中国人是15∶1，种一粒种子，收获15粒。收获虽多于英国，但是吃家更多啊。英国农民早在16世纪就可以有1/3的余粮拿出来供应市场了，大清人民哪有这福气啊。鸦片战争发生这一年，1840年，大清全国人均粮食200公斤左右。此时的英国，每个农场有一部蒸汽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人均粮食都达到了1000公斤。一句话，饿汉不知饱汉撑啊！

　　中国人民吃不饱，暂且不论，反正饿死了还有人生。关键是，人民长期吃不饱，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农户们家无余粮，积累不下剩余“资本”，既影响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更阻碍了新式投资。

　　第二，传统农业被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再也没法往前发展了。亚当·斯密认为，任何国家，都是最先发展农业的，这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天性，可称之为人的一种“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中国政府搞原始职业很在行，在14世纪就搞到了最高境界。美国学者珀金斯说，从3部中国农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性：王祯的《农书》（1313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等编的《授时通考》（1742年）。后面两部书所开列的农具清单，几乎全是前一本书的重复。品种没有增加，性能没有改变，生产技术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与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中国的评价是一致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这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和人口稠密的状况，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众所周知，始皇之后，中国历代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执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两千年的时间里，重农就重出这么一个停滞不前的水准来，令人大跌眼镜啊。但是跌眼镜的同时，应该看到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中国政府之所以重农抑商，是因为深刻明白农业对一个没有任何本质性进步的古代专制政权来讲好处多多，既收获粮食，还收获顺民（也就是老子所谓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而商业，则坏处大大的，既损耗财富，还影响社会风化和儒家的德治建设。所以政府眼里，商股多贱名，华侨多无赖。这种思想反映到外交上，只能是闭关锁国了。


那边厢的放任自由主义和这边厢的闭关锁国

　　英国15世纪至17世纪流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包含的理念大致是：一国的财富必然包括贵金属金、银等，财富就是金银；自己若没有贵金属矿场，就得通过贸易来获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出口必须超过进口。

　　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英国人开始了海外探险，开始了海外殖民与海外贸易，并在对外贸易中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更不断地出现伊丽莎白一世那样扶持海盗贸易的国家执政者，政府甚至长期执行了限制进口、奖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结果当然是很好的，在政府的保护下，英国的工商业阶层迅速成长，英国国力也迅速增强，英国先是击败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后是击败“海上马车夫”荷兰，再后来，把欧洲王牌强国法国打服帖，由一个蕞尔岛国，演变成了欧洲强国。这个时候，重商主义对英国工商业者来讲，似乎有些束缚手脚了，他们需要更广阔的天地，需要更自由的政策以施展自己的拳脚！

　　有需要，就有诞生。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是射向重商主义的第一支利箭，更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首乐章，西方学者认为它的地位不亚于同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书，称它为“产业自由宣言书”。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理论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最宽松的状态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对个人利益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鼓励竞争。他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支撑下，英国走向了放任的自由贸易。正是在这种理念支撑下，英国屡屡来叩中国的大门。问题是，这时候大清的理念正好与英国相反，它重农抑商，闭关锁国。

　　清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帆不得入海，违者置重典。一俟政局稳定，三藩解决，郑家台湾政权覆没，康熙就解了海禁，开了4个通商口岸，这种有限开放，乃是基于康熙对外洋之国的戒心，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对国内商人更是深怀戒心，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航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对于出洋水手、客商，统统实行挂牌治理——腰牌上明刻姓名、年貌、籍贯，以便于海关随时查阅。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最憎恨的不是外人，而是出外的中国人，他们才是中国封建政府最危险的敌人。雍正也明确表示，外出经商者都不是好东西：“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漂流外国人益众矣。嗣后应定期限，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也不许令其复回。”（《皇朝文献通考》卷33）有鉴于此，政府规定：无官照不得出海；出海必3年内回返，否则开除大清国籍；出洋之船不得超载，500石以上都叫超载；船上用人不得超过28名，超过28名就叫政府起疑；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看看这些措施，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英国商船都携炮走天下了，我们则只让带28把斧头！英、荷、葡政府都把海盗扶植成自己的大商人了，中国政府则把自己的小商人看作大奸民制裁呢。

　　乾隆时期，发现四口通商风险太大，于是实行了广州一口通商制。单口通商，让行商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很容易发财，动则家资巨万。但重农抑商的社会政策及思潮，让行商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身价怎么也上不去。他们夹在政府与洋人之间，就像那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麦天枢在《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中干脆把行商们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这种角色概括为“非驴非马也难以说是骡子”！至于英国商人，在《加尔各答英人日报》上不解地说：“世上竟然有如此富有又如此为世人藐视的人！”中国的国情和行商的政治地位与道德形象决定了他们其勃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不说生意风险，单说政府隔三差五的捐派与勒索就让他们承受不住，所以行商破产倒闭是经常的事儿。据西方学者统计，1807年，十三行公所向皇帝纳贡银55000两；捐军费61666两；为黄河水灾善后和镇压沿海海盗捐银127500两，向户部馈银5400两，购置西洋玩意儿贿赂京官付银200000两。总之，行商到底付出了多少额外的摊派与勒索，是没有一个确数的。东印度公司能查明的，从1807到1813年间，公所至少拿出了4988000两银子。关键的是，正如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所言：“这些款额并没有对公行中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员起到任何保护作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76页）说得对，体制有漏洞，商人们出钱再多，也难得身家安全。

　　没有财产私有的神圣，更没有人身的安全，所以中国的行商过得很不容易。中国行商苦，英国商人也苦。他们认为广州的勒索超过正税10倍。马士曾把英商最烦的事项列举如下：重税；商馆像监狱，没有人身自由；不能与中国官吏直接打交道，凡事得通过中国行商；广州一口通商；十三行垄断等等。

　　为了冲破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更为了自家商人的利益与幸福感，英国政府作出了种种努力。外交上，派出使团。广东门口，大班和驻华商务总监们轮番叫阵……

　　最后不耐烦了，英国就掏出了自己的硬家伙。大清，用什么招架呢？


那边厢的热兵器和这边厢的冷兵器

　　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双方的军事水准，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就是16世纪对付19世纪，冷兵器对付热兵器。

　　英国此时拥有陆军14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有20万。兵制则是征兵制，并且招募外籍雇佣兵（招外籍兵是欧洲国家的常例。第二次鸦片战争间，英国的军队中招了好多潮州勇；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雇佣外国人华尔等做军官，华尔等再转雇中国人做他的士兵）。军官则是经过正规军事学校培训出来的。武器装备方面，英国早已使用上各种滑膛前装火炮，计有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到万余斤；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和爆炸弹；火炮的有效射程是千米；炮车先进，大大增加了火炮的机动性能；步枪乃前装滑膛式，有效射程300米左右。至于海军，英国在1827年即把蒸汽机装在了军舰上。蒸汽轮船不受风力与水向的影响，但是蒸汽机庞重，影响火炮在舰船上的装载数量，所以这个时候的英国大小战舰计有五六百艘，一般仍使用帆力（蒸汽轮船只用于巡航、侦察、通讯等），大型战舰有2至3层甲板，分别装有70至120门大炮，炮弹重约32至68磅不等。

　　此时的大清，虽然谈不上是世界的工厂，但却是世界向往的富庶之地。问题是它的军事，被公认为处于婴儿水准！

　　大清的陆军由八旗与绿营组成。八旗兵制乃是努尔哈赤于1606年建立的，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军政一体。总兵力约18万人。与英国20万的陆军、国民军大约相当。八旗兵入关前英勇善战，入关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慢慢退化，基本上没了战斗力。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先被拉到战场上，发现不行，统治者从此依靠上了绿营兵。

　　大清的绿营兵由原明朝各省的军队改编而成，因以绿旗为帜，以营为单位，故称绿营。绿营兵一人入伍，全家在籍，世代相袭，以兵为业。问题是这些兵不务正业，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战斗力也不行了，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团勇。至于兵器，虽然18世纪的欧洲都改用了火器，但发明火药的故乡在19世纪依然全靠原始的冷兵器：弓矢、矛戟、刀斧等。

　　既然没有先进武器，那么大清的军事只有遵循人多力量大的思维了，所以大清常备军的数目维持在七八十万且官兵素质极低：军官行伍出身，大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知识；士兵训练偏重于阵式和架势，玩得好的，相当于京剧舞台上的武打小生，会翻跟头、会摆架子。至于海军（谈不上海军，水师而已），战争前夕，大清拥有外海战船890余艘，相当于大英战船的两倍。但船只的数量跟战斗力没有关系。旅日华人陈舜臣说：“在拥有坚船巨炮和经过很好训练的英国远征军的面前，中国陆海军简直就是个婴儿。”（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14页）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清军“虽然分为陆军和水师，由各省统帅指挥，但实际上没有十足的兵力。花名册上尽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就匆忙地招募市场的苦力；也举行定期军训，但重在观瞻而不讲究实际，注意搞戏剧舞蹈的剑术程式动作。每当发动大战役时，原由互相猜忌的各地指挥官分别统率而互不配合的部队必须置于一个统帅统一指挥之下，而这位统帅常常是对他所领导军队的特点竟是毫无所知的非军人。在实际战斗中，队伍很可能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结果使本国人而不是使敌人害怕他们”。（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页）

　　甚至有西方人说：“要是说在三亿中国人中找不出一支好军队，也许是对人类的莫大的污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9页）他这么说，事实上已经是对大清最大的侮辱了。

　　1832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派遣商船“阿美士德”号（Amhest）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主要成员有船长士礼（CaptainRees）、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Gutzlaff，又译郭实拉、郭甲利、郭实腊）、东印度公司职员林德赛（H.HamiltonLindsay，化名胡夏米：Hoo-Hea-mee），公司给他们下达的密令是：要“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应于向英国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达到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利于英国”；要摸清中国对西方商品的“大致需求和可以开出的价格与中国人出口货的价格以及运输方面的问题”。从密令的文字上看，胡夏米们顶多算是商业间谍，更多的是想与中国做生意。从2月份到9月份，他们游遍了中国的沿海地区，甚至经过了朝鲜、琉球，最后回到了澳门。收获是：绘制了详尽的航海图，还查知了中国的国情，最严重的是，看透了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之外，是很可怀疑的。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是一片铁；炮很脏，而且生锈了。箭挂在墙上，却没有弓，据说弓挂在对岸另一个地方……”（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343页）而郭士立在他1832年的一则日记中，对中国吴淞口的军事设防如此评价：“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郭士立甚至扬言：“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英国战舰。”（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3页）从收获上看，他们又是纯粹的军事间谍了。1835年，胡夏米甚至向巴麦尊提出了军事侵略方案。胡在致巴麦尊的信中说：“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具体编配，他建议：
　　由皇家海军提供：74尊炮主力舰1艘，500人；大型巡洋艘1艘，300人；小型巡洋舰2艘，320人。
　　由印度海军提供：三等军舰2艘，300人；武装轮船2艘，200人。
　　由加尔各答提供：武装轮船1艘，100人。
　　由国内派遣：大型巡洋舰1艘，300人；小型巡洋舰2艘，320人；陆上部队600人。
　　共计：各型船只12艘，士兵2940人。

　　信中，胡夏米强调，中国广州贸易制度是与“人道原则与理性都不相容的”，他说，“这支武装足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威信全部一扫而光。”（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建议用区区3000人来打中国，胡夏米够看不起中国了。之所以看不起，是因为看透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政府不爱自己的人民，人民也不爱政府。大清政府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它的军事指导思想重在防内而不是防外：用陆军对付国内人民起义，用水师对付海盗和奸商。大清不是英国那样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主政府、宪政政府，统治者与民的关系乃是大盗与家贼的关系，政府防民甚于防寇，宁给友邦勿给家贼，这种思维一直持续到了大清灭亡那一刻。这种情况下，大清对外的战斗力与战斗信念便大打折扣。关键时刻，它会与外来的敌人化敌为友，携手对付它自己的人民，而它的人民，更会像大清政府第一代外资白领鲍鹏那样，面对中英战争，持一种月球人的态度，向英国人表示，希望英国狠揍中国，让中国的皇帝哭哭鼻子才好。大清人民为什么如此不爱自己的政府呢？


东方式的绝对专制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大清人民不爱自己的政府，跟中国的政治制度相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大清是爱新觉罗家的天下，百姓与大清政府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终极意义上，百姓乃是政府的真正敌人，双方互相防着呢。而大英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政府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百姓在政府里给自己弄了仨代表：国王、内阁、议会，让他们替自己做事。用一句话来概括，大英是民主政治、君主立宪；大清是为民作主、绝对专制。

　　君主立宪，用大白话解释，就是君主们虚置，由那些人民选出的代表——议员、内阁、首相们去忙政事，构成了英式政治生物链：首相及其领导的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对英国选民负责，而英国选民，只对自己负责。至于英王，他仅是名义上和荣誉上的国家元首。用英国学者沃尔特·白芝浩的话来讲，英国宪法分作两部分，一是富于尊严的部分，一是富于效率的部分。英王处于宪法中富于尊严部分的首位，首相处于宪法中富于效率部分的首位。具体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英王得遵守两条原则：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所谓的“王在议会”，就是英国国王属于议会，在议会里仅有个签字权——凡议会通过的议案，英王就得毫无例外地签字。以至于沃尔特·白芝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英国的上下两院全体一致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出一份对她的死刑执行令的话，女王也只好在该执行令上签字。（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1页）那么英国女王到底是吃什么饭的？沃尔特·白芝浩说，英国没有任何真正的蓝皮书说过女王是干什么的，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知道，女王有三项权利——商量权、奖励权和警告权（therighttobeconsulted、therighttoencourage、therighttowarn）。说来说去，英国国王略相当于现代中国政府的一个名誉主席而已。所谓的“王在法下”，就是英国国王不能破坏法律。英王一切活动均需符合法律。这一原则奠定于1215年英国大贵族逼迫国王约翰所签订的《大宪章》，里面含蓄地申明了法律至上和王在法下的法则。

　　至于大清的君主专制，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领袖英明，金口玉言，出口成法，日理万机，三跪九叩，三呼万岁！这个传统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达到历史最高峰。

　　对比一下英国君主立宪制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双方的发展轨迹绝对是背道而驰的。英国那边，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这边，道路是平坦的，前途是黑暗的。英国是越来越好，中国是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完成于秦，为了巩固自己的大一统成果，皇帝们辛苦极了。为了防备家贼，始皇带头大搞中央集权，大搞勤政，搞到深更半夜不敢睡的地步……

　　相形之下，英国那边绝对没有这种滑稽风景。英国的国王，虽然由于大一统而拥有了很多权力，但王权有限：第一，受法律的限制。英吉利人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原始部落的那种朴素的民主意识得以继承下来，长期被公认的习惯法有着深厚久远的影响。随便哪个国王，都没有“朕即法律”的底气，更没有中国皇帝出口成法、金口玉言的气派。他们在一些重大场合，常常得向众人表态，自己要尊重法律什么的。第二，受教会的限制。英吉利没有统一的时候，英国教会就先统一了。英国的大主教上受罗马教皇的指派，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发挥自己的影响，所以，王权常需借助教权来显示自己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种借助，导致王权必然受到教权的制约。第三，受贤人会议的控制。贤人会议由国王主持，由贵族参加，职权范围很广：参与国家税收、外交、防务、选举、国王废立等重大活动，行使司法权，为国王提供信息等。这些职权决定了它既是国王的助手，又是国王的制约者，特别是群体表决、多数通过的原则，将英吉利的民主遗风演化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制，构成了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一个亮点。

　　13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二个亮点——《大宪章》诞生了。当时的国王约翰为了捞钱，把贵族们的兵役免除税提高了16倍，并提高了封建继承税，城市市民也被课以重税，民众愤怒了。愤怒的结果便是贵族带头叛乱，叛乱的结果是制订了《大宪章》。《大宪章》共63项条款，核心条款有：第一，国王不可擅自征税。除传统捐税外，任何赋税的征收，都得经过“全国人民的一致同意”，当然所谓的全国，并不意味着英国当时实行了普选，而是经全国人民的代表机构“大会议”的同意。第二，关于国民的权利，有关国家大事，国民具有被协商权，享受人身自由之权，享有监督国王和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利。为保证上述权利的实行，需要组织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监督工作。若委员会发现政府和国王有违法行为，可以要求其在40天内改正，否则该委员会有号召全国人民使用一切方式包括武装起义来逼迫国王改过。由此可以看出，英国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类的扯淡；英国人民有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力，但这种反抗不是改朝换代、杀父弑兄、以暴易暴、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从来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恶性循环，而是不善于破坏旧世界但却能建设出一个崭新的世界，通过逼迫国王改过而达到渐性改良！

　　英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第三个亮点乃是议会的产生。英国议会的前身乃是“大会议”，而“大会议”的前身，乃是先前所说的“贤人会议”。“大会议”形成于11世纪70年代，其主要职责是：第一，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处理王室与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作为议事与立法机构，提出建议，协助国王与王室制定政策与法律；第三，作为行政机构，处理各类事务。随着大会议政治性能的扩充，人们越来越多地称它为议会。1236年，“议会”一词见于官方文件。1237年，大会议的全体会议被政界称作了“议会”。与此同时，议会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先后进入了议会，时间是13世纪中叶。平民代表之所以能进入议会，最关键的原因乃是他们代表了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人纳税越来越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们就扛着并不高贵的身份打进了议会。1258年，英国通过了《牛津条例》，提出定期召开议会的原则。英王爱德华一世（1272—1307在位）本人直接参加议会，创立了“王在议会”的宪法惯例。从此，“议会至上”的原则深入人心。德·洛尔默（DeLolme）有一句名言常被人引用，他说：“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和把女人变成男人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四个亮点乃是上下两院制的诞生，它是伴随着议会出现的。因为在议会里，贵族与平民在一块议事，大家都感觉别扭。1332年，大家分院议事了。1342年，分院议事成了定制，意味着两院制终于形成。议会此时的职能是：第一，司法请愿。即代表民众向国王请愿，这种请愿分个人请愿与公共请愿两种。请愿书提交议会后即为议案。第二，决定征税。第三，制定法律。第四，弹劾、监督行政官员。所谓的行政官员当然也包括国王本人。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五个亮点乃是《权利法案》的通过，时间是1689年。《权利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从此开始，英国王室开始领年俸过日子啦。中国的老寡妇慈禧同志若也是领工资过日子，她敢大办生日party、大修颐和园，并且挪用海军军费吗？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六个亮点乃是两党制的产生。1679年，英国议会内部因王位继承问题大争吵。争吵中，议会形成了两大派别：政府反对派议员和保皇派议员。国王查理二世解散议会，反对派不乐意，向国王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继续讨论，所以被人称作“请愿派”。保皇派认为是否召开国会乃是国王的特权，他们如此拍国王的马屁，被人称作“嫌恶派”。“嫌恶派”骂“请愿派”为“辉格”（Whig，苏格兰骂人语，意为“强盗”、“盗马贼”），“请愿派”就回敬对方为“托利”（Tory，英格兰骂爱尔兰人的语言，意为“爱尔兰的歹徒”）。这么对骂间，英国最大的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前身——辉格党与托利党就正式诞生了。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七个亮点乃是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内阁的前身，是英国早期的小议会。内阁形成之初，国王一般指定财政大臣主持内阁会议。乔治二世的财政大臣沃波尔执政时，实行稳健外交，避免卷入战争，辉格党人对此不满，通过议会给沃波尔施加压力。沃波尔让步，于1739年宣布对西班牙作战，结果失败。议会借此攻击沃波尔，1742年，遭遇议会多次否决后，沃波尔辞职。沃波尔的自动辞职成为责任内阁制形成的标志。所谓的责任内阁，就是内阁仅向议会负责，负不起责，集体辞职，创造此宪法惯例的，正是沃波尔。

　　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第八个亮点乃是两党制下的责任内阁制的形成。鸦片战争前夕，也就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出现了第一次议会改革，虽然没有实现普选，但选民比例增加，向普选方向迈进了一步。改革还有三个附带性的结果：

　　一、托利党与辉格党分别演变为保守党和自由党（保守党的成立，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19世纪中叶罗伯特·皮尔任内阁首相时期，托利党发展成为保守党；另一种认为，托利党是于1833年改称保守党的。至于辉格党，也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认为，19世纪60年代，辉格党土地贵族的代表、保守党的罗伯特·皮尔派分子，以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组建自由党；另一种认为，辉格党是于1839年改称自由党的。我们这里都取第一种说法吧）。

　　二、一党长期盘踞政府的现象结束，两党开始轮流执政。多数党党魁理所当然地担任内阁首相，有权挑选阁员；内阁一旦失去议会多数的支持，或在大选中失败，则必须集体辞职。

　　三、英国的虚君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内阁首相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首脑，国王统而不治，只负担仪式性的任务。多数党党魁作首相，决定了英国实际的最高行政领导必须是最优秀的；统而不治的形式，决定了英国国王即使是个白痴也影响不了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这样的社会政治秩序虽然不能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却可以说是当时情况下最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皇权政治的路径选择，以历史的眼光看，其发展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秦汉时期，中国确立的是君主丞相制的政体。其主要特征是：皇帝排老大，丞相排老二。老大代表法律，老二代表法律的执行者。老大法律一下，老二就得执行，但是能找到理由的话，也可以不执行。除此之外，丞相在仪式上也享受了诸多尊荣。比如：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在朝廷上，丞相甚至有与皇上一起接受百官叩拜的殊荣。皇帝在街上遇见丞相，双方必须下车互相施礼。丞相生病时，皇帝须到相府探视等。这种政体，其实就是君相之间的扯大锯拉大锯，相当于所谓的“两极格局”：不走这极，就走那极。不是君主专制，就是宰相擅权。所以中国这些时候发生的政治故事，不是昏君—奸相的“二人转”，就是明君—贤相的“二人台”！

　　第二阶段，隋唐宋元，中国政府实行的是君主宰辅制。唐代时，丞相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丞相由原来的一二人、三四人增加到七八人，甚至十来个人。中国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弄十来个宰相，好歹也算是一种分权吧。分权后的丞相，表面上看依然很有面子，能与皇帝坐在一起，喝着茶水，讨论着国家时事。这种面子，乃中国士大夫最向往的一种境界：“三公坐而论道”。所谓的三公，乃是秦汉时期形成的一套最高行政官职。一般认为，秦及汉代前期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晚期的丞相、大司马、大司空，以及东汉的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

　　中国丞相坐而论道的自在，让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不舒服，于是他玩了个小把戏。有一天，正跟丞相们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丞相们不知是计，纷纷起身前去，预先安排好的内侍乘机把丞相们的坐椅给撤掉了，中国丞相从此就站立起来了，再也没有了坐下的资格。

　　站着就站着，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大宋的丞相们依然能跟皇帝顶牛。比如，赵普就敢跟宋太祖拧脖子，赵普要给一个人升官，宋太祖坚决不批，回宫了，赵普就在后面跟着，站在宫门口不走，弄得太祖只好依他。问题是这种故事都有个前提：丞相们的主子，是个明君！否则魏征啦、赵普啦，小命早玩完了。这种体制，把政府的稳定与秩序建立在皇帝个人的道德品性之上，不妙！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确立了绝对君主制。始作俑者乃朱元璋。朱元璋一上任就大搞个人崇拜，以擅杀枉法罪杀掉宰相李善长、胡惟庸，并以此为借口废除宰相制。元璋自己要亲自处理政事，但总得有助手，于是明代出现了内阁制度。这内阁与英国的内阁不可同日而语。明朝的内阁首辅玩得好了，就能把自己玩成实质意义上的权相；玩得不好了，不是被皇帝所玩，就是被皇帝身边的宦官所玩。依然停留在两极较量的状态，缺少英国国王、内阁、议会、选民之间的次递制衡，社会秩序仍然没有稳定可言。

　　大清入主中原后，学大明的小样儿，也搞内阁，内阁长官称为大学士，但不设首辅，就是怕出权相。内阁都干什么勾当呢？就是“票拟章疏”和“参与机务”。说穿了，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除此之外，康熙皇上还搞了个“衙门听政”。届时，皇上到乾清门上班，各部院大臣分班跪奏。跪奏完毕后，康熙把内阁大学士等高级干部留下来，君臣秘密议事，搞些“内参”什么的。比内参更邪乎的，是清朝的密折制度。直到如今，这密折制度是谁发明的，还是一个谜。有人认为原创者是顺治，有人认为是康熙。我觉得，还是康熙嫌疑大些，英明君主嘛。所谓的密折，就是受皇帝指认的官员单独向皇帝密报，由皇帝直接批谕再径发奏报人。起先，密折制度仅在皇帝亲近大臣和内务府官员之间流行，比如曹雪芹他家作为康熙家的包衣奴才，就可以密折言事，康熙甚至准许他们把乡下民谣发给他看。估计是从密折制度里尝到了甜头，到康熙后期，密折制度大大发扬光大，成为官场主旋律。地方将军、督抚、提督、总兵官、大学士、尚书、八旗都统、副都统等，都可以以这种街道婆娘的方式与皇帝咬耳朵了。这样一咬，内阁就被晾一边了，只能做半拉子秘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大清皇帝犹觉不过瘾，于是又整出了个军机处。军机处官员分作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无定额，皇帝愿意弄几个就弄几个，领班者必为满人。比如穆彰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乃军机大臣的下属。小军机无权，大军机也无权，整个军机处只供承旨书谕，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所以，中国的皇权专制发展到清朝，那是一人独上高楼，万臣匍匐其脚下，百姓不如一个毛毛虫！这种制度，能开发出人力资源来才怪呢。反映这种政府实质的典型故事乃是大宋名臣文彦博与宋神宗的一番对话。当时文彦博坚决反对神宗与王安石合伙搞的劳什子变法，关于免役之利，文彦博曾与神宗争论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神宗的话里，多少有些天下者百姓之天下的意味，这个文大人的话里，则一点没有百姓的存在。事实上，从秦到清，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一直处于牲口的份儿上。英国的那些新花样，那些做国王的规矩，做人的痛快，别说道光皇上和他的大臣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看不懂啊。距鸦片战争半个世纪之后，1896年，李鸿章出访英国，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英国议会里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老人家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对之评价说：“无甚可观”！这就是并不保守、还算与时俱进的李鸿章大人。明白了吗？大清君臣即使亲眼目睹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也绝对超不过一头猪对人类之丰臀肥乳的理解。这样说，有辱人家猪的情商与智商，但是，对于大清君臣们，实在找不到什么动物足以概括他们的愚昧与保守了，只好暂时委屈一下人家猪了。

　　现代政治面前，大清是猪。那么，现代科学面前，大清又是什么呢？


那边厢是科学的巨人，这边厢是科学的儿童

　　鸦片战争前后，就中英双方的科技水平来讲，如果说英国是科学的巨人，那么大清就是科学的儿童。艾德牧师说：“在中国，科学的每个分枝都仅仅处在幼稚的初级的探索阶段……

　　总的看来，好像只是一个发育过大的孩子，他的智力曾经受到一次突发性疾病的打击，此后直到长大成人，直到老年，知识却并未超过一个早熟的婴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中国 “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是儿童”。这个科学的儿童在人生之初，也有基本的科技经验与积累，但它们的实用性、整体性和直观经验性，决定了它们只能停留于初级阶段，永远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突破。比如：中国的罗盘，西方人用来探险，中国人则更多的用来测风水选坟茔；中国的火药，西方人用来制造火器，中国人则更多的用来放鞭炮点烟花；对于数学，西方人为数学而数学，中国人则更多的用来丈量土地测算收成；对于天文学，西方人是为了发现上帝造人的方法，而中国人是为了种地和占卜。说一句不客气的，中国历史内部，永远孕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外交上的闭关锁国；文化上的思想奴役；社会上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主旋律思潮……这些因素的集体作用下，中国直到近代，所能拥有的所谓的科技，就是那永远的四大发明，此外什么都没有。

　　相形之下，英国则是近代科学的主要策源地。1660 年，当大清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正忙着整顿官风，禁官吏私交、私宴、庆贺、馈送等“糖衣炮弹”问题的时候，英国皇家学会正式成立，里面的会员有好多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信徒，贯彻的也是培根的学术精神。中国人喜欢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四处忽悠，至如今还把这话挂中小学教室里，但似乎不懂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前进的力量，更不懂落后的知识也有向后退的力量。而且培根的“归纳法”中国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接受。所谓的归纳法，就是倡导实验调查的科学方法。其中有许多细节要求，中国人只要随便接受几项，就不会有后来的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神话出现了。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就保持了民间独立性质，会员不接受国家薪金。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英国皇家学会既不吃政府的，也不拿政府的，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遂成为此学会的最大特色，更成为英国科学进步的最大保障。

　　1661 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这个大学虽然没有牛津大学牛，但是它与牛津大学一样，在成立之初就拥有自治特权。大学拥有自治，才能拥有学术自由，拥有学术自由，才能产生大学精神。按中国一代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的理解，大学精神应该包括三项基本原则：独立的和自主的；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至于大学教员，蔡元培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蔡先生的三项基本原则，用陈寅恪的话来概括，那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个国家的大学，如果拥有了这些东西，那么它还有什么不能拥有的？牛顿的成功，首先是英国高等学府自治的成功。而牛顿的成功，随便一项都足以让他成为科学界的巨人：数学上，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光学上，他发现了太阳光光谱；物理学上，他提出了力学三大定理和万有引有定律。欧洲的知识阶层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插图：牛顿。他站在蒸蒸日上的大不列颠帝国这个巨人的肩上。

　　对于自己的成功，牛顿谦虚地表示：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说得对，牛顿时代的英国，已站在近代科学的前沿，良好的政治社会教育等条件，给科学提供了产床，而牛顿，只不过是这产床上最健壮的一个产儿罢了。

　　1727 年，英国的科学巨人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殡当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目睹了牛顿葬礼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为此感叹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牛顿的葬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一个国家对于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先进程度！

　　正当牛顿的科学改变世界的时候，大清这边的统治者，也在部分利用西方的科学呢，只可惜，利用有限。比如，利用传教士等半吊子科学家，搞西洋历法，搞地图测绘，搞治病救人。1693 年，康熙同志拉肚子，御医们想尽办法，堵不住领导的屁眼。传教士张诚献奎宁，“治洪”成功，从此皇上更喜欢传教士了，跟他们学数学，学天文。但却交待他们，这种学术，不能传给大清国民，让他们学了只能坏事。康熙作为大清皇帝，虽然有学习西方科学的自由，但是他这业余科学家，天赋再高，由于公务缠身，日理万机，夜半需用冷毛巾擦眼，注定他也只能学个半吊而不能由大清皇帝升格为大清的第一名近代科学家。特别是当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发明的手摇计算机通过传教士赠给康熙时，并没有引起康熙同志的注意，否则第一代计算机岂不出自中国？据传，莱布尼茨发现他的手摇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与传教士翻译过去的中国易经不谋而合，对中国更感兴趣了，他通过传教士给康熙写信，申请加入大清国籍，并希望帮助康熙建立大清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如何对付这件事的，我们不知，反正莱布尼茨没有成为清籍德侨，我们也没有看到大清皇家科学院的诞生，说不定康熙把他当神经病看待呢！

　　如此情形下，清英之间的差距有多远呢？

　　当两次鸦片战争都宣告结束之后，准确地说，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清建立同文馆，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做同文馆总教习的时候，这个美国佬发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科学。当时丁韪良教中国学生英语，想把发报机介绍给中国人。他乘回家探亲的时候，学习了电报的使用和操作课程，并自费买了两台发报机（一台是摩尔电码机，一台是字母拨盘机）带了回来，两台机器都很通俗易学。他请恭亲王派总理衙门的官员前来观看实验。四位官员在整个过程中一声不响，兴味索然。其中一位翰林（大清的翰林相当于现在的科学院院士）轻蔑地说：“中国四千年没有电报照样是一个大帝国。”丁韪良说：“当我拿了几件玩具给他们看时，他们倒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兴致勃勃地追逐磁鱼和磁鹅，被这种新奇的玩艺儿逗得抿嘴直笑。”由此看来，中国政府挨打之后，仍然处于儿童状态！没办法，这是一个缺少科学环境、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国度！如此三缺，科学上当然只能是儿童了。如前所说，丁韪良认为中国在科学上是儿童，在文学上，则承认我们是成人。

　　那么，我们的成人文学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呢？




那边是文艺的春天，这边是文艺的冬天


　　我倾向于认为，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中国的文人来讲，意味着两千年的冰期。漫长的冰期里，中国文人几次遭劫，变得嘛也不是了。社会的领头羊嘛也不是了，这个社会也就嘛也不是了。

　　中国文人遭遇的第一劫，乃是焚书坑儒，这是始皇同志上任后，给知识分子下的下马威。这是个很不妙的开头。除此之外，中国的这位首任皇帝还开了一个很坏的传统：以吏为师！这就造成了中国独特的“车拉牛”般的人文景观：文人的思想，由官员把关！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玩思想者的小命。

　　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第二劫，乃是独尊儒术。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导致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仁啊爱啊地忽悠，汉武就被忽悠晕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这是儒学教育与选官制度的初步挂钩，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科举入仕的标准，儒与政彻底挂钩，意味着中国士子们此后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了：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明朝时，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唯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意味着中国文人头脑的格式化彻底完成，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就这样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文人集体变成了法国科学家约翰·法布尔实验台上的毛毛虫，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儒家化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因为轨迹之外等待他们的不是松叶，而是文字狱那样的玻璃罩。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 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这一点，倒跟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有点类似。可惜的是，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中国的文字狱，从秦皇发端，到朱元璋创立高峰，到大清王朝再创高峰，大清文人们，钻到古文字堆里搞训诂，意味着大家早集体做上爬蚤了。大清的知识分子知道该干什么（训古考据兼练书法），不该干什么（少说风凉话，少发牢骚）。有那水平高的，可享受皇家宠物待遇，比如大清才子纪晓岚就给皇家做过侍读学士。乾隆在岗时，喜欢旅游，特别是六下江南，直接促进了南中国的旅游事业。这个侍读学士一时发傻，劝谏乾隆，希望皇帝老子节省些钱，乾隆一听就急了，大骂纪晓岚：“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由此可以看出，堂堂的纪晓岚，实是乾隆家的“倡优”，还不如爬蚤呢。

　　插图：纪晓岚。这个才高八斗的大学士，却不知道自由与尊严，真是时代的悲剧。

　　如果纪大学士知道，英国那边的文人，一直在争取着大清这边文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自由与尊严并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他会不会感叹自己“不幸生在大清朝”？早在大清入主中原前后，英国就闹上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议会军里一个叫约翰·李尔本的上校因呼吁民主而住进了监狱。在监狱里，李尔本也没闲着，继续撰文呼吁民主，呼吁平等，呼吁成立共和国，甚至还呼吁出版自由。这种呼吁是有效果的，首先体现在了新闻方面。1622 年，英国出现首家英文报纸《每周消息》；1706 年，英国《晨邮报》开始发行；

　　1785 年，《泰晤士报》创办；1802 年，英国《爱丁堡评论》创刊，其政治背景乃辉格党。

　　1809 年，托利党创办《每季评论》，与《爱丁堡评论》对着干。两大杂志均集中了一大批学者，背后各有一大党派支持，发展成为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家评论杂志。有两党制，还有办报自由，日子够纪晓岚们眼气了，但是英国人民并不满意，他们得寸进尺。1818 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为了鼓动人民造反争取更大自由，跑意大利写自己的浪漫诗篇去了。他说：“诗人的力量，不为人所左右，而能左右他人。”所谓的左右，说穿了就是煽动民众造反，他的伟大与浪漫，就在于此。一年之后，他煽动造反的长篇诗歌——

　　《假面的暴政游行》诞生了，他在诗中尽情地忽悠英国民众：
　　像睡醒的狮子一样站起来，
　　你们的人数多得不可征服，
　　快摆脱束缚着你们的锁链，
　　像抖掉沉睡时沾身的霜露，
　　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
　　自由是什么？而你们
　　善于回答的却是奴役。
　　因为奴役的名称本身
　　已成为你们姓名的回音……

　　英国这样一个以保守著称的民族，其诗人的浪漫主义与中国的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英国的浪漫，要的是民主与自由，乃大浪漫；中国的浪漫，具有宗教气息，乃小浪漫，仅限于“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示不再跟政府玩的小家子气和“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宗教般的幻灭感。形象地讲，中国整个国家刚被拿破仑喻为睡狮，英国那边的文人已经正告国民人人皆为睡醒之狮了。[B]这就是大清即将面对的对手，大清不败，天意何在？公理何在？

　　同年，雪莱还写下了著名的《西风颂》，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结尾：
　　把我的话语传给天下所有的人，就像从未熄的炉中拨放出火花!
　　让那预言的号角通过我的嘴唇
　　向昏沉的大地吹奏!哦，西风哟，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820 年，雪莱好友、英国另一浪漫诗人拜伦发表的诗歌是：《本国没有自由可以争取》。
　　他在诗中呼吁：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为邻国的自由战斗！
　　去关心希腊、罗马的声誉，
　　为这番事业断头！
　　……
　　为自由而战吧，在哪儿都可以
　　饮弹、绞死或受封！

　　这家伙，一副“不自由勿宁死”的气概。1822 年，这家伙因轮船事故丧生，年仅30 岁。天才早逝，令人痛扼。值得欣慰的是，雪莱从8 岁就尝试诗歌创作了，他这一生，一直是在为民主、自由而呼吁。相形之下，天朝文人即使活得有滋有味，也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小爬虫、生活中的小跳蚤、御座前的小倡优，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很没劲。1836 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英国民主运动——宪章运动开始。同年6 月27 日，英国纽卡斯尔市广场上有民众大集会，会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军乐队的带领下举着鲜艳的旗帜列队行进，旗帜上写着拜伦的诗句：
　　自由之神再一次召集大军，
　　发抖吧，你们这些暴君！
　　难道你们还讪笑这是虚张声势？
　　到头来，你们会流血而非流泪！

　　拜伦与雪莱，他们的浪漫就这样渗透到了英国民众的风骨里，铸就了大英帝国的软实力。问题是，大清那样的政府，接受不了这种西式风骨，首重的就是中外之大防。康熙英明，大力禁传天主教。1805 年，除了禁教，政府又补充，禁止西方人在中国刻书和设立学校。这是一个非民意政府的本能吧。一句话，它是靠忽悠老百姓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所以绝对不能

　　容忍异质文明前来影响这种忽悠！把中国人都忽悠醒了，不就和平演变了吗？

　　1819 年，一个名叫梁阿发的广东华侨从爪哇回到了老家。虽然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时间也有误。但总的来讲，他曾先后受雇于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Milot）做印刷工人，得此契机，他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位华人牧师，中国第一名报人。从此，不是给老乡们分发自己刻印的小册子，就是在家乡开设有洋人背景的民办学校，甚至还自己出版一份华人新闻报刊。

　　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政府的大忌，结果又是逮捕，又是烧书，又是毁版，又是打屁股的，梁阿发只能在老家广州、澳门、爪哇之间来回流窜。

　　1834 年，在华英人想出一个西风东渐的好主意，他们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郭士立鼓吹：“本会的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该会的通报宣布：“我们现在作这个实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她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我们路程的终点是遥远的，壁垒是很高的，路途是崎岖的，通道是艰巨的。因此，我们的前进可能是缓慢的。”说得对，天朝人民天然的具有“防止和平演变”的本能与觉悟，所以，他们的前进真的很缓慢。该会秘书裨治文在广州，只能在家里收养几个穷孩子对其实施“和平演变”，他收的第一个学生是个小乞丐。该会委员伯驾在自己的医院雇佣几个童工，算是临床实习西医了；该会秘书郭士立妻子在澳门收养几个穷女孩子，让她们识字读书。这些“国际志愿者”不知道，对于大清这种牧羊人来讲，对国民的要求很简单：智力上永远不要进步，体质上永远健康。而这些“国际雷锋”目前正在做的恰好是：智力上帮助大清人民进步（传授西学），体质上帮助大清人民虚弱（贩卖鸦片）。大清当然不乐意了，放哪个牧羊主也不乐意！

　　插图：洋神父和中国孩子。大清朝不仅阻止鸦片，也阻止洋神父对于几个穷孩子的“和平演变”。

　　1835 年，广州英商又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在发起的通报中，他们宣布本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看这些通告，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天朝百姓自有自己的精神鸦片——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现在可好，外国人不但往天朝输入物质上的鸦片，还输入精神上的异种鸦片——基督教，更别提独立、自由、民主等西方祸水了。天朝既要防身——禁止大家吸食鸦片，又要防心——防止和平演变，这可不是玩的。当然了，天朝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洋鬼子们遭遇的困难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招不到学生。忽悠了好几年之后，澳门才建立一所“马礼逊学堂”，第一届学生只有6个，还都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穷人家的孩子。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早期著名学生，有俩在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第一个是容闳，上学一直上到美国耶鲁大学，第二个是黄宽，上学上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所雇用的四大翻译中，有一个就是马礼逊教育会社的学生。问题是，这些名学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容闳，奔波一生，弄了一些留美学生，还都半途退学回国了。大清，它最怕的就是西风啊！西风一吹，国人皆醒，大清的统治还怎

　　么继续啊！不过，大清的统治者没想到，大清人民并没有醒来的内在动机与外在需要，他们已经睡下很久很久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睡得更沉一些。不约而同地，他们都爱上了那么一口：鸦片！



第三章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大清人民就爱这一口

　　鸦片啊鸦片，为什么大清人民就那么爱您呢？

　　八股文、小脚女人、鸦片，近代中国三大陋习。三大陋习中，八股与缠足乃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鸦片属于完整意义上的舶来品。鸦片起先是药品，后来在中外人民的“集体智慧”下，演变成天朝上下的最爱。在此前后，英国人往天朝输入过钢琴、饭叉、睡衣、玻璃、钟表甚至上帝等各种洋玩意儿，但天朝人民并不怎么接受：1674年，英国商人来华，流泪赔本大甩卖，只卖了11匹布；1699年，英国的毛织品来华，东印度公司大班发现，没有中国人想买它；刀子、钟表，赔本能卖出去一些；钢琴、刀叉，赔大本也没有人买；至于睡衣、睡帽，更卖不出去了……

　　按有些中国学者的解释，英国商品卖不出手，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但是这些学者解释不了，为什么对于鸦片，天朝人民就没有天然抵抗力了。相反，天朝人民热烈拥抱鸦片！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并不禁烟，因为英国臣民并没有迷上这玩意儿。鸦片战争前后，每年流入英国本土300箱鸦片，成为城市中下层阶级的麻醉剂。但是英国政府及民众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因为面对众多酒鬼，几个鸦片鬼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当中国鸦片正泛滥的时候，英国的海岸缉私队也没闲着，50艘快船6000名缉私队员在英伦三岛周围忙着禁酒呢。在白酒与鸦片面前，英国人选择的是前者，中国人选择的是后者。而日本，与中国同样的条件下，也没有拥抱鸦片。所以，鸦片应该还有一个民族偏好因素在内，这是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的。难不成，鸦片，天朝人民就爱这一口？

　　近代中国到底出了多少烟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黄仁宇先生说过，中国向来缺少数字化管理，所以我们只能像民间百姓分萝卜那样撮堆算：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中国有1250万人在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认为有400万人；1881年，赫德估计为200万人；1890年，有人提出为1500万；1906年，有人提出为2000万。不管具体多少吧，估计天朝百姓与鸦片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国的诗词中，甚至把鸦片称作相思草。天朝人民相信一种传说：印度在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男女捆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的鲜血流出，浇灌给罂粟。也许，这是天朝人民为自己离不开鸦片所想象出来的最佳理由吧。当然，鸦片有诸多好处，治病祛痛这是众所周知的，精神迷醉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人把它当作睡觉的催眠药、采花时的春药、延年益寿的长寿药。甚至有人认为，鸦片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除了以上原因外，鸦片在中国的风行，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天朝人民后来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凡是能种鸦片的地方，都种了。鸦片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薯和玉米：鸦片生产的利润极高，鸦片的产值和利润远高于一般经济作物，比红薯、玉米、棉花等强多了；种植鸦片的劳动强度相对来讲比较小，妇男老幼皆能干；鸦片具有货币功能，而且能够保值，这种货币，除了不会贬值外，携带起来还方便、安全，所以旅行者和商人宁愿带着鸦片上路而不愿意直接携带容易引人注目、吸引歹徒的钱银，甚至天朝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也往往携带鸦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费用。

　　我发现，中国某些学者在涉及这些层面时都小心翼翼，有些学者干脆违背市场规律，说什么鸦片与其他商品不同，不是由需求决定供应的。这种怪论之所以能出来，我估计跟学者的移情有关。也就是说，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不自觉地浸入其中，把自己整成爱新觉罗家的后代了。这些后代估计没看过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续记》。书中主人公鲁滨逊在续记里已经是商人身份了，曾经到过非洲、印度和中国，而他在中国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贩卖鸦片：“我们买了一点鸦片……这第一批货，我们拿去卖给了中国人，狠赚了一点钱；因为当时那里非常缺乏鸦片，正很需要。”笛福这个小说家，做过生意，办过报纸，住过监狱，做过记者。正是生意破产后，他才拿起了笔，而且做生意的时候只去过欧洲，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来过中国。但是，他的小说里已经反映天朝人民喜欢鸦片——需求决定供应了，所以在笛福笔下，中国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当然可悲了，英国送来恁多西洋玩意儿，中国人却独独爱上了鸦片！中国政府禁教能成功，禁鸦片却愣是禁不住！证明：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鸦片来自罂粟，而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它的原产地到底在哪儿，至今众说纷纭。好多人偏向于认定原产地在希腊。不管在哪儿吧，但首产地不在天朝，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花朵惊人的美丽，果实惊人的丑陋——坚硬的黑色小球球。谁也想不到，这丑陋的果实，能迷醉整个天朝！

　　人类最初发现罂粟医学价值的，是公元前5世纪西方医学祖师希腊人郗保克拉底斯。制造鸦片的罂粟，中国唐代（7世纪）的文献中就出现过。至于划破罂粟壳提取纯的汁浆加以炼制成鸦片的方法，最早见于王玺1488年的《医林集要》中，他做过20年的甘肃总督。马士猜测，在那里他同回教徒接触，可能学到阿拉伯的工艺和制造。16世纪，李挺的《医学入门》也描述了同样的制作鸦片的方法。在他的书中，给鸦片起名叫“阿芙蓉”，据说这个美丽的名字，是从阿拉伯语中的鸦片一词音译过来的。于是，中国对鸦片有了两种称呼，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叫鸦片；从阿拉伯语过来的，叫阿芙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鸦片，这个让天朝大触霉头的药品，倒堪称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见证，而交流的桥梁，仍然是全世界文明的使者——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了西方，同时，不经意间把鸦片传到了中国。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对阿拉伯人作任何的道德谴责。因为长期以来，鸦片在中国，只是药铺里默默无闻的一种药材。一句话，人家传播过来的是切菜刀，你要愣用它杀人或者自杀，就是自己的事儿了。

　　澳门葡萄牙人1589年的一份《陆饷货物税则例》显示，那时的鸦片是作为药材进口的：“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时。”据说有人化验过万历（1573—1620）皇帝的骨头，发现里面有吗啡，证明他是吃鸦片的。有人考证过，这个传说大半属假，但即使是真的，也顶多是一种个例。总之，养在药铺人未识，几百年里，鸦片没有成为中国百姓的流行时尚和生活方式。因为鸦片很臭，特别是某些晒制的办法让鸦片有一种尿液发酵后的味道。这种味道，挡住了不少人。因为不管是像服金丹那样直接吞食，还是和以它药煎汤服饮，没有点喜欢喝尿或者逐臭的情趣与偏好，一般人是不会尝食这种玩意儿的，所以，鸦片还不至于成为公害。直到一种绝妙的吸食方法传遍神州大地，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躺在烟榻上拿着烟枪就着烟灯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的那种场景。

　　这种享受的极致，也就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发明出来。马士说：“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人民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吸食，不但把鸦片的尿味给逼跑了，反而让鸦片发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儿！

　　我分析，吸食法在中国，应该有个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一、初级阶段是水管吸食法，水中溶入鸦片吸之，有说此种吸食方法乃波斯人发明的，有说是印度人发明的，如何传入中国，有两种说法：一说，荷兰人从它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带到了台湾，台湾又传到了大陆。一说，元世祖忽必烈远征印度带回的战利品之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为止，人家印度人食用鸦片的方法仍然是将鸦片放在饮料中，或者直接吞服，发明吸食方法的屎盆子似乎不能扣人家印度人头上！

　　二、中级阶段是就灯吸食法的发明，也是两种说法：一说，李圭的《鸦片事略》载，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为膏，镶土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几年流行各省，其至开馆卖烟”。看李圭的意思，就灯吸食，乃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但具体是谁发明，不得而知。一说，据徐珂的《清稗类钞》，乾隆年间，粤东巨富家一个小寡妇，为守节做了尼姑。但由于寂寞与苦闷，小寡妇瘫痪了，娘家亲戚多为巨富，一亲友乃是十三行行商，给小寡妇送来了下列小东西：西洋人玩的竹棍一枝，花露水瓶一个，舞会上的玻璃灯一具，还有一盒鸦片膏。小尼闲来无事，点着灯，用头上的簪子挑了鸦片膏在灯上烧，又用竹棍点了鸦片膏顶破玻璃瓶就着灯烧……就这么玩来玩去，竟然玩出了名堂：她闻到了香味，发明了烟枪吸食方法的雏形。更关键的是，多日吸食，她的瘫痪竟然好了。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一里传十里，十里传百里。如果大家经历过现代社会的地龙热和三株口服液热，对这种故事在神州大地的传播速度与传播幅度的惊人当是心里有数的。

　　我觉得，就灯吸食方法可能在康熙年代就有了，但并不普及，一般百姓也并不接受它，而小尼姑就灯吸食鸦片治好了瘫痪才是天朝鸦片一下子风行起来的最佳广告。吸食鸦片竟然能治病？太好了。想想中国人吧，从张角的符水治病，到现代气功大师的“功夫茶”，历来瞧不起病的中国人，最喜欢信这些邪了。

　　三、高级阶段是烟枪吸食法。谁第一个发明烟枪的，不得而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朝人民在有关鸦片的营销观念、工艺制作和享受情趣方面发挥到了极致：专门制作鸦片膏的作坊出来了；烟灯很快有了名牌的，比如太谷灯与胶州灯；烟枪更是品种繁多，既有供给穷人的工艺简单、实用的陶竹制品，又有供给富人的工艺复杂的镶金镶银制品；烟榻比“贵妃”牌沙发也差不到哪里去，旁边还立个点烟的男妾或者女妾，烟大爷、烟二奶们千姿百态，吞云吐雾，赛似活神仙。这种境况，跟天朝在整个国际上的状态与形象倒是比较符合的：自得其乐，自我陶醉！据天朝一个烟鬼交待，烟后是如此的舒服：“其气芬芳，其味清甜……短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增，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拂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

　　大清政府作为牧羊主当然喜欢愚民，但仅限于心智上，如果羊群们傻乐的时候，把身体弄弱了，他们就不乐意了。咋办是好呢？


禁烟的“红头文件”何其多

　　天朝的统治者当然不傻，他们认为外国人传过来的第一大公害乃是“精神鸦片”——天主教，首先禁的当然也是它。1729年，雍正发现光禁天主教不行，鸦片也是公害呢，遂颁布了禁烟命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这是天朝政府颁布的第一道查禁鸦片的谕旨。据说此时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每年不超过200箱。

　　1780年，由于吸食鸦片者日增，乾隆重申天朝禁烟法令，并且禁止烟具的输入或贩卖。真龙天子想不到，他越禁，鸦片的进口反而越厉害。

　　1796年，嘉庆帝也开始禁烟了，态度不能说不坚决，力度不能说没加大。但结果不理想：鸦片贸易由公开转入地下；鸦片价格上涨，由原先的每箱200元增加到五六百元；鸦片贸易激增，1795年至1797年每年平均进口1814箱，1798年至1799年增到年平均4113箱，1800年，鸦片进口达到4570箱。嘉庆无奈，第二次下发红头文件，禁止鸦片输入、吸食，同时禁止内地栽种罂粟。1809年，嘉庆政府又想出一主意，第三次下文件，勒令公行保商出具甘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马士对甘结本身的评价是：“甘结尽管是经常出具，但是它们却同当时的谕旨和法规一样的不老实和缺乏效力，并不更好一点，来船仍照旧携带鸦片。”（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810年，清政府在北京逮住一个烟贩。嘉庆帝为此又第四次下红头文件，着相关部门与官吏不得把此文件视作空头文件：“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1811年，嘉庆帝下第五个红头文件。这次他明白鸦片进入内地可能与官吏等脱不开干系了，文件重在惩治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文件一下，反而成了天朝官吏发财的法律凭据了。一句话，皇帝禁得越严，烟贩贿赂官员们越欢，官员们捞钱越多。

　　1813年，嘉庆得知侍卫及官吏中也有烟君子，下第六个文件，重治吸食者：侍卫官员买食鸦片，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做官奴。

　　1820年，嘉庆死，道光继位。可怜的道光继承下来的江山被马士概括为“一个荒淫而腐败的朝廷，一个无组织而贪污的政府，以及被叛乱弄成千疮百孔的帝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概括得太对了，天朝还真就是这么一回事。

　　1821年，有御史揭发鸦片都流行到山西了。道光受到震动，严申鸦片禁令。1830年，道光拿出了一个《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可怜的道光也提醒官员们不要把自己的红头文件当作一纸空文：“实力奉行，有犯心惩，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

　　新的章程刚刚批准执行，御史邵正笏上奏，说，鸦片除了进口，内地奸民都私自种卖呢。并以自己老家浙江为例，说“凡城镇乡村，无往非种植罂粟之地；而男女老幼，无一非造卖鸦片之人”。看这苗头，跟中国当年人人炒股一个景象。道光一听，吓了一跳，要求各地官员下去查禁，并给议定一个章程来。

　　1831年年初，天朝各督抚陆续向道光汇报各省的查禁情况：有四省承认有种卖现象，一省承认以前种过，现在不种了。至于省内有无兴贩之事，各省大都报有。玩花样的是河南地方官杨国桢和湖北地方官卢坤。杨国桢报“间有买食兴贩”，卢坤报的是“不能保其必无”。至于官衙属吏有无吸食者，大都报无。一省报有，但说已随时查办。山西省报“难保必无”。山西巡抚阿勒清阿和湖北的卢坤，都颇有老官僚风范，表面上说老实话，心里明显怀的是不老实，给自己预留退路呢。道光就靠这等坑蒙哄骗拐的封疆大吏统领四亿臣民和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再不日落紫禁城，天理何在？

　　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部队在镇压广东瑶民起义的战争中惨败，惨败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官军由于雨天鸦片烟管点不着火造成了士气不振，以致在出动攻击时鼓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的虚勇。道光一听大恼，把两广总督李鸿宾流放乌鲁木齐，把广东提督刘荣庆发配伊犁服苦役。刘荣庆年已七十，按清朝法律，可用罚款代替服刑，刘上书请求按律宽免，道光不准，可见真急了。

　　1833年初，真急了的道光再一次颁发禁烟令，要求各地方督抚严厉禁烟。所以张馨保认为：“鸦片腐蚀军队是道光帝决心净绝根株、取缔鸦片贸易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对天朝政府来讲，首先把鸦片当作了一个道德风俗问题——天朝继承了从周公开始即提倡的以德治国之传统，有凡事道德化的倾向，而烟害于天朝这样一个伦理社会来讲，看起来的确吓人，御史袁玉麟1836年上奏说：“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其仆，师不能训其弟……”其次，鸦片对天朝来讲，也是一个经济问题——1830年至1838年，政府8年的关税收入仅1227万两白银，而每年平均耗费在鸦片上的白银则达到1175万两。由于国家仅是道光一家的家，所以白银外流着实让他心疼，算清这个账之后，他才成为天朝禁烟最坚决的人物。

　　而在英国那边，鸦片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准确来讲，是一个利益问题。东印度公司、散商、英属印度政府及英国政府，都从鸦片贸易中尝到了甜头。鸦片战争前夕，英属印度政府在鸦片贸易上的税收，几乎抵得上印度全部收入的1/10。东印度公司用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金用于购买中国茶叶去英国本土出售，英国政府对茶叶贸易所征的税收，也抵它全部收入的1/10。其次是一个贸易自由问题。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自由贸易”这一主张，既是“英国近代产业资本家阶层独自垄断的名词，同时也是地方贸易商人为实现自身利益时使用的时髦口号”。一句话，自由贸易在当时，乃是西方社会最流行的名词与口号。就拿鸦片贸易来讲，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至于英国，1868年制定了《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了一般性限制，直到1914才真正禁止。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专利权和商业职权法案，此举意味着英国对远东自由贸易制度的建立。这一制度对中国意味着：英国人人皆可以来天朝做生意了，英国人人都可以来中国贩卖鸦片了。英国鸦片贩子们在数票子，道光也在数票子，只不过一方在数进，一方在数出而已。数进的人眉开眼笑，数出的人愁肠百结。对后者来讲，红头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情况却越来越糟，这可咋办是好呢？旧有的政治机器，真的就解决不了一个小小的鸦片？面对新问题，老革命道光不得不放下姿态，玩出了一个新动作。


道光主持的一场禁烟大辩论

　　鸦片烟的泛滥，导致了大清王朝有史以来最具有民主意味的一场辩论。当然这种民主与英国的那种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大清来讲，很难得了，300年不遇呢。

　　随着鸦片烟的泛滥，大清的官员们不管是出于公意还是出于拍皇上马屁的私意或者兼而有之吧，反正陆续有人上折建言，但尚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大辩论之前出现一个音符，算是试音吧，时间是1834年。这年，道光听说了鸦片趸船长年驻扎伶仃洋上和中国的快艇飞行出入运输鸦片的现象，遂责成两广总督卢坤和粤海关监督彭年驱逐趸船，严拿快艇。两位广东大宪向皇上上奏，认为鸦片根本无法禁绝，同时把广东士绅的民间舆论以“粤士私义”的附片夹送上去，以试探道光的态度。所谓的粤士私义，乃是广东乡绅何太青和广东学者吴兰修等一些同好提倡的弛禁观，主要思想是：赶不走趸船，即使赶，它们沿海四处乱窜，反而危害更大；既然赶不走，不如放开，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照旧收税；允许内地自种，夷人不能专利，白银就不外流了。

　　道光看了没有表态，仍旧责令他们沿旧禁加严。

　　1835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到任，到任后执行道光的严禁政策。不过似乎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他恢复了臭名昭著的早被鸦片贩子贿赂成一家的水师巡船，由水师副将韩肇庆负责。这个姓韩的特别聪明（天朝官员在贪污受贿方面很少有不聪明的，何况这活也不需要技术含量），据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载，他与鸦片贩子商量，除了收取正常的规费外，每万箱鸦片给他百箱，这样他就可以给总督交差了。甚或以师船代鸦片贩子运烟进口。最后竟以此获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花翎。水师兵人人发财，鸦片烟进口增至每年四五万箱。没有中国学者敢于肯定，这个后来与民族英雄林则徐合作禁烟因而有了光环的邓大人是这种腌臜交易的幕后主使。但是西方人士可不管这个，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邓廷桢的禁烟，仅是禁止别的船做鸦片生意，他自己有4只水师船，专用来走私鸦片。船只不够，甚至转雇英国的双桅轻艇与无篷小艇，从中收取每箱100元的运费。

　　天朝禁烟大辩论序幕的拉开，是在1836年。这年，曾与何太青、吴兰修私下开过座谈会的太常侍少卿许乃济向道光奏请弛禁鸦片。与卢坤那次言词简约的试探不同，许乃济这个奏折洋洋洒洒，慷慨建言。他说：法令愈严，官吏贿赂愈丰，禁烟是没有意义的。不如索性放开，只准以货易货，再说了，凡吸食者都是“社会上的渣滓”，皇上“大可不必顾惜”。这是马士转述的。许乃济自己的原版是这样的：“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最后他给皇上提出一个解决危机的办法：弛禁。许乃济不知道，一个弛禁的主张，让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道德分值降低不少，但马克思却因此把他评作“中国最出色的国务要人之一”。马克思甚至遗憾，大清的那个“野蛮天子”没有听从许乃济的主张。他认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依赖于对华的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于这个贸易的偷运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成为合法的贸易，同时允许在华种植鸦片，则英、印国库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马克思的意思，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讲自由贸易，但它所挣的钱，大都来自垄断。如果野蛮天子听了许乃济的意见，依靠天朝人民的堕落劲儿和吸食鸦片的劲儿，大家都吸天朝“爱国”牌的鸦片烟，至少能在经济上打败英国呢。

　　唉，如果马克思能给天朝的野蛮天子做顾问就好了。因为野蛮天子看了许乃济的折子后，心里有些忽悠，把球踢到广东去了，命两广总督邓廷桢会同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对许乃济的建言妥议会奏；广东大吏们把球再往下踢，命令公行行商们拿出一个意见来。行商们回答如下：

　　偷运鸦片不是俺们干的，都是公行以外的私商干的；以货易货可以，但要控制在我们行商手里；要完全用中国货交换鸦片，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鸦片贸易开禁，应限在广州一地进行。总之，肥水不流外人田，要弛禁，这买卖也得俺们广东行商垄断。

　　几个月之后，广东大吏们的复奏——《请准照许乃济所奏弛禁鸦片并拟章程呈览折》呈上去了，表示同意许乃济的弛禁章程，认为弛禁“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鸦片贸易限在广州，而且必须有粤海关印照，无照没收归公。广东大吏的意思很明白：肥水不能流了外人田，鸦片若开放，特区得定在俺广州。看来，广东政府也和广东行商一样不傻。

　　在此之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部给事中许球等奏请严禁鸦片并驳斥许乃济的奏折到了道光案前。

　　朱樽说：鸦片弛禁，军队则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若说只许民食烟，不许兵食烟，而兵出于民啊，还有，一旦吸上了烟，父不能诫其子，兄不能保其弟，主不能制其仆，一切就都全乱套了。

　　许球说：鸦片入关，全怨广东大吏查禁不严。如今，绝市罢关是不可能的，一旦绝之，不但有损天朝大体，且恐无以善后。弛禁也是不好的，明知道鸦片是害人之物，不但听其流行，还征其课税，堂堂天朝，太失体统了。自古制夷之法，不外是详内而略外，先己而后人，所以，严治境内吸食贩运，并将坐地夷人查拿，勒令具限，并给夷国王写信，声明，夷国民再犯，定当正法。至于边衅，现在也考虑不得了，因为英夷不揣好心，他们自己不食鸦片，专叫咱们吸，他们来咱们这里不带洋银，而专收咱的洋银，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啊，与其竭蹶于将来，不若图维于今日。

　　道光一看，后两人说得更对，就又忽悠到严禁这边了，遂下诏书到广州，让邓廷桢等严禁。道光谕旨一到，邓廷桢这老官僚才发现皇上的心思似乎不是弛禁。与此同时，越华书院的教授（中国最不缺这样的教授，咸丰之所以能把帝位的竞争对手老六恭亲王挤掉，靠的就是他的国学老师）陈鸿墀对邓廷桢说：“事关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名。百世后，青史特书鸦片弛禁某宪首请弛禁，若之何？”（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页）这话很起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邓廷桢复奏，变成严禁了。甚至提出吸烟贩烟者屡教不改就往其脸上刺字的动议。更关键的是，奏折呈上之后，邓廷桢二话不说，做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执行起了严密的禁烟措施，而且大见成效。看样子，天朝体制下，大吏们是没有原则的，跪伏在以皇上为轴心的皇权周围、顶戴永不落就是他们的最高原则！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说，难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而奸民又处处有关系网，也不好查，不如直接对准吸食者，因为没有人吸，自然就没有人卖了，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所以大家宁愿挨打也不愿断瘾。如果让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那么吸食者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意死于刑场上了。并拿夷人也重治吸食者作例。说自己查过资料，红毛人有自食鸦片者，政府集众红毛人环视，把吸者系竿子上，用大炮击入大海，故红毛无敢食者云云。又说英国也是食鸦片者以死论。所以他请皇上严降谕旨，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格杀勿论。谁吸谁不吸，不能让百姓自己告密，而是把嫌犯弄到官衙熬审，立刻可辨。这样既冤枉不了好人，也漏不掉坏人。一年之后，令居民五家互结，一家吸食，全体株连。至于各地饭店，如容留食烟之人，则照窝藏匪类治罪。大小官员逾限吸食，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子孙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云云。这封奏折是有点二百五精神，道光看了之后，感觉不错，遂再次往下传球，令各省的督抚讨论。各省督抚合计上交作文29篇。督抚们都主张严惩，但有些人觉得黄的办法有些二百五。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吸食之罪重于贩卖之罪有些说不过去，吸食之罪高于贩卖之罪，相当于自杀之罪高于他杀之罪了。琦善就明确表示反对尽诛吸食者，认为：福建、广东的吸食者十之九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我天朝以德治国，小民一命虽微，但也不能乱杀啊。琦善甚至对五户互保也有意见，认为那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邻居吸食鸦片或是深夜，或藏在卧室，出入无时，行诡秘，怎么能知道他是否买食。”督抚中也有完全同意黄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就力挺黄爵滋，并陈请具体的禁烟方策六条：
　　一、收缴烟具。考核干部时把此作为标准之一。
　　二、劝令烟民自新，将一年划为四期，限期戒烟，逾期严惩，格杀勿论。
　　三、开馆兴贩者，制造烟具者，加重处罚，限期自首。逾期不自首者及首后再犯者，不是什么好人，处以死罪，也没什么可惜的。
　　四、上级干部查发下属干部。逾期没查出来，或者对亲近者失察的，纪律处分。
　　五、实行株连，知情不报者，与正犯同罪。
　　六、为了减少冤狱，应用熬审之法。也就是疲劳战，长期熬你，旁边站俩人观察，看你犯不犯烟瘾。

　　林则徐的奏折，打动了道光：林则徐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看起来切实可行；林则徐提出了鸦片烟对国力的危害，并且给皇上算了账：吸烟者一天需费一钱，一年就是三十六两，四万万人口若有百分之一吸食，年漏银就不止万万两了。最后他警告皇帝说：“若犹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老实说，打中道光天灵盖，让他猛然醒悟的可能就是最后这两句话。现在，道光算是清醒了。清醒之后，道光停止了在弛禁与严禁之间的忽悠，摆子定在了禁烟那一格。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拿皇室人员开刀。吸烟的皇室宗亲庄亲王和辅国公被革职。其次，拿主张弛禁的许乃济开刀，下谕说：“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昨复令大学士等会议，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诛，毋贻远患。并于召见内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弛禁，殊属纰缪，著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以示惩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

　　看来天朝在非常时期的民主议政都是有限的，说得不对，或者说得不合皇上的心思了（皇上的心思是不稳定的），就是“冒昧渎陈”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罪名。“冒昧”应是奏者的自谦用语，皇上却拿来用了；“渎”是亵渎，“渎陈”估计就是“陈”得态度不对了。总之，大臣个人是玩不过大清这种流氓政府的。更要命的是，皇上耍流氓，也是皇上英明的一种表现。皇上如此英明，对臣子来说，又如何应对呢？对于这场辩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

　　关于禁烟，后世的史者，把天朝大员们分作了两派：驰禁派和严禁派。林则徐被大家视作严禁派的代表人物，琦善则被大家视作了驰禁派的代表人物。这样胡搞，琦善同志可是冤枉死了。

　　这事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是理论上的分析，一个是事实上的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天朝绝对皇权体制下，大臣是谈不上有政治主见的，组成一个与道光对着干的政治派别更是不可能的。道光时期，天朝大吏里的形象代表应是首席军机大臣曹振庸，这老曹在嘉庆朝历管吏部、工部，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道光元年被道光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一做就是十五年，直到1835 年死于任上为止。一辈子官运亨通，从乾隆到嘉庆再到道光朝一直受重用，做了三朝元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弄权，始终以皇上为核心，紧密团结在皇上周围，被人讥作是“磕头宰相”。史载，老曹门生故吏遍天下（最出名的门生就有咱书中的主角林则徐，他是林则徐中进士时的座师，林则徐一生都很尊敬他。1814年在京做官时亲自登门给曹老庆祝60 岁生日，1824 年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写诗庆贺曹老师70岁生日，1834 年在江苏巡抚任上为曹老写诗写文庆贺其80 岁生日，1835 年老曹死，林则徐写长长的挽诗寄托哀思，师生感情非浅）。大家问他做官的秘诀，他说：无它，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你说老曹就不愿意有自己的意思？问题是你愿意，皇帝他老人家就不愿意了；你有意思，皇帝他老人家就没意思了。至于大清军机处，当时（1732 年）设立的目的，就是皇上想绕过内阁办事。奇怪的是《大清会典》里根本没列此官署，它甚至不是个正式官衙。军机大臣们，被命名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或者“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说明他们都是被皇上临时指派的，高兴了叫你行走一下，不高兴了立马不叫你行走。所以军机大臣的主要业务，就是揣摸皇上的心思，皇上说东，自己好歹能说个东南角或者东北角，一下子说到西北角或者西南角上，挨皇上批评是小事，惹皇上不高兴可是大事。

　　老曹之后，道光皇上最倚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也就是1840年，道光手下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 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汤金钊6 人。这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是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 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退让，仅为“伴食”而已。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后世的学者愣把穆彰阿与琦善分作驰禁派，把王鼎与林则徐分成严禁派。这里别说琦善没自己的意思了，就是老穆作为领头羊，都不敢有自己的意思。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清史稿·穆彰阿传》还说：“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明白没？穆彰阿作为首席军机，不容易啊，他得猜皇帝的意思，猜对了有奖，猜错了打屁股。咸丰继任后，主战，所以下《朱笔罪穆彰阿、耆英谕》，斥责老穆：“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342 页）咸丰骂得好，天朝大吏都得这样玩啊。但是皇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只知道中国的枢相鼠执两端，却不知道绝对皇权体制下，他这个皇上简直就是个没谱儿的猫，宰相们不鼠执两端行吗？他们若愣要当家作主，说轻了是擅权，说重了是谋逆呢！理论这么一掰扯，我想大家就该明白了，对于鸦片，道光决定要严禁了，天朝大吏们就不敢再有驰禁的了，琦善当然不例外。

　　从事实上分析，第一要看琦善的奏折，第二要看琦善的行动，第三，看时人的相关论述，第四，看琦善从驰禁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在奏折里，琦善根本没提驰禁，他只是提出重治贩运而已，认为这才是正本清源之举。他建议重治贩运者，对于重治吸食他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吸者多贩者少，治多不治少，效果不好。而且，吸者处死，贩者咋处置呢？还有比死刑更重的刑罚吗？再说了，吸者相当于自杀，贩者相当于他杀，我们重治吸食，不重治贩运，那不是自杀之罪高于他杀之罪吗？另外他还建议对失职的地方官严加惩处。看这奏折内容，无非是严禁方法与黄爵滋有所区别而已，我们怎么好意思据此认定人家琦善就是驰禁派呢？

　　至于琦善的禁烟行动，我们也找不出人家的半点毛病来。事实上，辩论的过程中，这些天朝大吏们就都开始行动了。具体收获方面，琦善名列第二。第一名是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其治下收获烟土26 万两，第二名是直隶总督琦善，在其治下收获烟土13 万两，至于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其治下收获烟土2 万两。琦善要是驰禁派，他收3 万两就比林则徐成绩大，何必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收获那么多鸦片呢？而且，辩论结束后，具体讲是1839 年，穆彰阿在总结督抚们的议论之后主持修订了《严禁鸦片条例三十九条》。这个条例虽有漏洞，却也是集清朝百年来禁烟经验、法规的大成，更是禁烟大辩论的汇成，构成了禁烟过程中最系统的法规。这条例林则徐深表赞同。林则徐钦差被废，琦善取而代之之后，前礼部尚书贵庆以为风向要转了，遂上奏道光帝，以“乡曲愚民，似难置重典”，闽广之众被迫会铤而走险为由，要求废除此条例。对此，穆彰阿领衔上奏，以非常鲜明的态度批驳了贵庆的建议，认为新条例执行得很好。这份上奏中，琦善也签了名。

　　再看时人的评价。道光也算一个时人吧，他眼中，真正的驰禁派只有一个，那就是许乃济，这一点可在他处分许乃济的谕旨中看到。其他时人，一个是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一个是林则徐的幕友梁廷枏。魏源所有的著作中根本没提出过“弛禁派”的存在。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说：黄爵滋上奏后，“诏令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此时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梁廷枏在他的《夷氛闻记》中说：许乃济弛禁主张遭到大臣们批驳后，“举朝无继言者”。道光皇上认为没有驰禁派，林则徐的朋友和幕友也认为没有驰禁派，现代的学者，却认定琦善就是驰禁派的代表人物，岂非咄咄怪事？

　　这些学者中，有一个典型代表，值得一提。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学者萧致治。他说：“以往史学界多以对待黄爵滋意见的态度为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严禁派与驰禁派，并把这场讨论描绘成严禁派与弛禁派的一场激烈斗争。笔者也曾受过这种观点的影响，但在1984 年编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时，已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这不是一场严禁派与驰禁派的激烈斗争，而是一次围绕如何才能禁绝鸦片而展开的大讨论。”（萧致治：《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4 页）老学者还算明智，终于自己拐回来了。这让我长出一口气，按我的感觉，不需通看道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只要看一遍讨论中的那29 份奏折，就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最后，看驰禁与琦善的经济利益是否相关。有些史者言里言外透漏出，弛禁派与鸦片交易有牵连，暗示琦善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利益。这种认识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才能成立——琦善或其家属下海经商了，具体来讲，不是开着烟馆，就是做着鸦片贩子呢。因为弛禁只可以让鸦片贩子与开烟馆者得利，因为他们用不着偷偷摸摸，更用不着贿赂相关官员了，交易成本降低，顾客增多，利润空间增大。问题是那时候的天朝官员，也比较与时俱进，大家正集体瞧不起商人呢。琦善一个堂堂的天朝大吏，不至于让小舅子和二奶们沦落到下海去做所谓的生意操所谓的末业做孟子所谓的“贱人”呢。而天朝官员要想从鸦片贸易中得利，唯一的办法却是政府有严禁政策。一句话，如果鸦片不是停留在走私与违禁的状态，天朝官员何由勒索敲诈，何由收受贿赂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假设天朝当时的政策规定，娼妓业是不合法的，这时有人提倡娼妓合法化，那么反对它合法化最坚决的，肯定是天朝的公安与官吏啊。因为少了一宗大型的、持续性的罚款来源啊！这一点，国际友人马士都发现了，他说：广东官吏们发现“在禁令之下，使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征科更大的数额，而且所征款项丝毫都不必列为税收奏报”。总之，琦善如果想从鸦片贸易中得利，至少应该是个严禁派才对。问题是，作为天朝大吏，并不直接盘查商人，得利也仅是负责具体工作的那些小吏。一句话，弛禁，作为直隶总督，琦善一分利益没有（除非英国鸦片贩子一次性给他大堆英镑，可是琦善当时不至于先进到明白英镑相当于现在的美元呢）；严禁，那贿赂也供不到直隶总督琦善跟前。这就好比，摆地摊的人只需贿赂城管而不用贿赂省长一个原理！

　　现在，道光皇上下决心要严禁了，他手下的天朝大吏们也都表态同意，君臣如此上下同心，那么下一步就该采取措施严打了，道光会让谁做他的严打将军呢？


道光与林则徐，君臣之间有关禁烟的一场嘀咕

　　大辩论前后，严打成效最大的，是两广总督邓廷桢，手腕也比较狠。严打成效排第二的，乃直隶总督琦善。琦善上奏汇报的时候说，这些拿获的鸦片都是广东商人在广东购买从广东运来的。琦善奏折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838 年11 月8 日，可能正是由于他鸦片来自广东这句话以及邓廷桢那边的动静，让道光决定派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去。他选的是林则徐，宣林则徐进京的时间是11 月9 日。

　　1838 年12 月26 日，林则徐到京。从27 日开始，八天之内，道光连续八次召见，一天一次。第三天召见，道光问林则徐会不会骑马，准他紫禁城内骑马。连林则徐自己在日记中都说：“外僚得此，尤异数也”。第四天召见，林则徐骑马进内，据说道光都觉得好玩儿，特跑过去观看林则徐骑马的镜头。林则徐是南方汉人，还是读书人，骑马的可怜小样儿虽然在后人的史作中可能被夸张为雄伟英岸，但在道光这个8 岁时射箭即遭到皇爷爷乾隆爱抚、成人后又机智解决“禁门之变”、尚未完全脱掉满洲男儿气概的皇上眼里，可能就是哆嗦加忽悠了。否则道光不会在此次召见时那么富有人性的特谕林则徐：“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

　　第五天召见的时候，林则徐便乘椅子轿而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八次召见，皇帝皆着人“上毡垫”，所以林则徐的膝盖可能跪得不疼。当朝大吏，谁攀上过此等轰炸式的捆绑宠幸？时人评价为：“此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

　　据说穆彰阿同志都吃醋了：“枢相也为之动色”。据人猜测，这里面既有同僚之醋，还有满汉之醋。据说这就意味着，林则徐命运堪忧了：“有识者已为文忠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4 页）道光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小气鬼，对林则徐这个汉人这么大方，说明他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林则徐身上了。当一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成了国家命运的赌注和全体百姓的希望时，当一个官员的仕途安危沉浮与同僚的醋意有关时，那么，不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有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百姓有问题。因为，世上没有救世主，自身安全都主宰不了的封建官员更不是救世主。所以，天朝前途不妙啊！

　　插图：林则徐。当一个官员的道德与能力成了国家命运的赌注和全体百姓的希望时，问题可就大了。

　　除了醋坊情事，我更关心的是，君臣两个见面八次，每次都嘀咕了那么长时间，到底嘀咕些什么呢？很遗憾，史无记载。道光不像维多利亚那样，有写日记的习惯与爱好；林则徐虽然有着厚厚的日记，但只记见面时间和次数，根本不记谈话内容，估计都属国家机密吧。问题是这种嘀咕，永远没有解密的时候，因为官方没有记载啊。天朝不像英国那样，直接给大臣下个训令，虽然它的训令可能是前后矛盾的，但毕竟有个字据啊。堂堂的天朝，把国家大事搞成乡妇市婆那般咬耳朵的水准，影响大国形象不说，它还影响大国命运啊。搞得现在我们这些搞历史的，动不动就得用猜测作辅助。从有关奏稿与信札中，能发现君臣两个嘀咕过的有：对道光的任命，林则徐觉得事关重大，不好办，一再推辞，道光不准；林则徐向道光请示给英国国王传檄的事，道光同意，但表示，檄文必得经自己阅后再行檄发；林则徐向道光建议加强海防；道光帝把言官们陈奏广东鸦片问题的四个折子转给林则徐，让他到广东查办。至于道光给林则徐的训令精神，从君臣两个的折子及上谕的字缝里，茅海建先生猜出这么一条精神：“鸦片务须断绝，边衅决不可开。”（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1 页）这要求可是一个高难度动作。道光点将点上了林则徐，对林则徐来讲，幸也，不幸也？

　　马士对道光禁烟的评价是：“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他的诚挚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他的任务是没有希望的。凭着皇帝权力的应用，严刑峻罚的任意施行，以及一种镇压政策的采用，默从禁令可以暂时在局部地区得到——只要镇压不停止而且在那些地区可以物色到一位忠实而热诚的官员来承旨奉行的话。”（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3‐244 页）

　　林则徐就是马士所谓的“忠实而热诚的官员”。忠实而热诚的官员出现了，天朝就有救了吗？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钦差VS英国“佐罗”义律


钦差大臣林则徐驾到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发出传牌，声明此行连跟班带厨师，就10个人，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即拿下。所雇夫价、轿价均已自己发给，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便饭。跟班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需索者即刻扭送禀报，私自送物者定行特参。看来，林钦差是深刻明白官场上的潜规则的，他提前这么打招呼，是友情提醒各位同事：原先那一套，现在不要跟我玩啊。

　　天朝救星林钦差就这样下山了，虽然没有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威风凛凛大讲排场，但这种清廉，实在是另一种威风，这种威风由于在天朝体制下的稀缺而更引人注目。总之，钦差一出动，雷声四处响。广东那边，不管好人坏人，都缩着脖子等呢。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广东省全部高级干部前来迎接。他们是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海关监督豫厚庵、广东将军德克金布等。

　　到广州后的林则徐，还是首先严格要求手下，要求他们不要搞吃喝卡拿老一套。唉，百年不遇，广州人民终于大开眼界，看见一个清官了。

　　老实讲，官僚主义作风、吃喝拿要、坑蒙拐骗等封建体制下的官场弊端（吴思所谓的“潜规则”）也可以暂时消失，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这才是天朝悲剧的根源所在。

　　面对这么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洋商们也感觉到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伸长脖子等待，等待钦差大人的下一步动作。一星期之内，他们等来了一系列告示和文件。再其后，钦差的严打开始了。这严打首先从内部开始，林则徐刊行《禁烟章程十条》，大致意思是：

　　勒限两个月，让吸食者断瘾，欢迎大家举报，举报者有奖，若搜出真赃实具，被告者的全部家产奖励给举报者。下级举报上级，举报成功者，可以提拔你干部级别。百姓家门永远向兵丁敞开，兵丁可以直接进家，入室搜查烟土烟民。百姓、兵丁、学生、出洋船户之间普遍地实行五家连环互保，无人敢保者，立即拿下，实行熬讯……

　　考虑到官方力量的有限，更考虑到民对于官的畏惧，林则徐运用了地方绅士力量。在官办收缴总局之外，另设士绅办理的收缴总局。这是挺有人情味的一招，让那些一见官吏即打哆嗦的小民百姓，可以隔过衙门呈缴自首。不过其反面透露的信息更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民怕官的社会，而大清现在面对的对手，是一个官怕民的社会，两种社会体制的优劣，将在不久的将来，用战争来证明。

　　林钦差所搞的这一切，可谓是“鸦片大革命运动”。因为互保株连、奖励告密，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动静一般都很大，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场禁烟运动的涉及面。按林公所言，那是“一人之瘾，众人断之”。至于成效，最好用数字来说明。截止到5月12日，两月的运动，捕获吸毒、兴贩者1600名，收缴烟土烟膏461526两、烟枪42741杆、烟锅212口。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先富起来，或者干部级别提拔了，查不到资料。

　　“大革命”过程中，也有说风凉话的。比如穆彰阿，认为对于吸食及贩卖者治罪过重；他还认为收缴烟膏、烟具，是地方官意在邀功，希图塞职。前一个风凉话道光没听，后一个风凉话道光听了，于4月16日下旨：“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我们不能因为林则徐被奉做了民族英雄，就把所有与他意见不一的官员想当然地定性为坏蛋。不得不承认，林公的戒烟条款有峻急的一面。不得不承认，收缴烟膏、烟具，可能会沦为形式主义。这一点，连林则徐的爱国伙伴、禁烟战友邓廷桢都早就看透了。林则徐在湖广任上，曾大缴民间烟枪烟具，事情传到广州，两广总督邓廷桢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枏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当然，当林公与邓公结成战略伙伴后，后者就不会说此种风凉话了；相反，两个人同甘共苦，结下了生死情谊。同在流放期间，更是相濡以沫，互相安慰。据史家研究，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交易：林则徐在越华书院召集几百名学士搞过不具名的民意测验，叫大家填报与鸦片有干系的人等。测验结束，士子们普遍反映鸦片的泛滥乃水师包庇所致，林则徐遂准备拿水师总兵韩肇庆以下1000人开刀以平民愤，结果邓廷桢出场了。与林公密谈的结果，原准备处以死罪的韩肇庆被处以革职。邓廷桢包庇韩总兵，林则徐又包庇邓廷桢，这一点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也承认，韩肇庆“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有中国学者隐约透露，这时的广州百姓正流行给邓廷桢编民谣呢，就跟现在的手机短信似的，或者说比手机短信还可恶，直接写到了总督衙门的墙上，说什么“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莺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还说什么“何时钟室诛韩信，自昔铜山属邓通。”（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按中国传统，跟领导这样玩，怎么着也叫诽谤，邓廷桢把它叫“无根讪谤”，杨国桢先生更进一步，称其为“恶意诽谤”（似乎这个世界上还有“善意诽谤”呢）。后来，随着林、邓禁烟斗争的开展，这种手机短信传得更加热闹，邓廷桢没有办法，只好上报道光。

　　说自己禁烟太严，不利于吸食者云云。道光下发上谕，追查编造歌谣之人。邓廷桢又不好意思为了这个搞文字狱，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今天，邓廷桢在广东任上是否参与了鸦片走私与分肥，还是个稀里糊涂的事，大家也不好意思跟林则徐的革命战友较真儿，否则动机不纯不说，还有恶意诽谤之嫌。

　　对于林、邓的严禁，特别是林则徐利用广州士绅禁烟的做法，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认为很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不知是为了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还是爱国心切，中国正规的史书中把这些内容都过滤了，这种过滤让林则徐走向了理想化，俄国学者傅乐吉称之为“由几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目标一致所实现的一种理想化”。傅乐吉不讳言他对林则徐的崇敬，但他说，从清代开始，中国的研究者们在描写林则徐的时候，有关他的情况，“一切不体面的，或者看起来是不文雅的东西，都从史事记述中消失，而如果不可能抹掉，则巧妙地作一诠释，并赋予另一意思；结尾出现的履历表，不由使人想起秘密工作者的假履历”。（杜家驹：《外国历史学家论林则徐》［二］，《福建学刊》1995年第2期）不过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在时人笔记与诗文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没办法，天朝的法律与法律执行者，向来与人道无缘。这种非人道的东西，对内畅行无阻，因为大清那样的臣民社会，上下无人；对外，就难免有麻烦，因为大英人民早争取到了做人的资格。下面我们来看看林钦差的对外措施吧。

　　1839年3月18日，钦差大人有了对外的实际动作：他把伍浩官为首的十三行行商全都召了来，对他们进行训话，并发出《谕洋商责令夷人呈交烟土稿》。我们先看训话，意思主要如下：

　　第一，从前夷人来商馆，都是穿大服、佩刀剑拜候各商，甚至行商中有避而不见，等其再来才见呢。现在可好，有些行商不但不摆大爷之态了，居然孙子似的找着借口跑到澳门远迎夷商，东裕行居然还送轿给洋人大班坐，“廉耻何在”？本大臣“实为尔等羞之”！

　　第二，行商只知自己之富在于通商，转而巴结夷人。根本不知夷人之利皆天朝所予。天朝皇上一动怒，断绝贸易，各国夷人连一分钱都挣不上，更有何利于尔等？不知朝廷豢养深恩，居然导引汉奸为心腹。吃水忘了挖井人，良心大大地坏了。

　　第三，中国近来因为鸦片耗银极多，皇上责备大小官员甚是严切，行商却依然藏污纳垢，“实堪令人切齿”。鸦片入境，与行商不无干系。既然不告发，必是洋商同谋。

　　第四是吓唬：“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吓唬完后，马上给他们安排任务：赴夷馆，让洋商交出鸦片，并出具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嗣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限三日内完成。如办不好，“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一二，抄产入官”。吓人啊，行商商总、汉奸头头伍浩官在钦差训完话后当即表示“愿以家资报效”。林钦差对他的回答是：“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训过行商之后，钦差拿出那份专给夷人的谕帖——《谕各国夷人呈交烟土稿》，责令行商伍绍荣拿给洋人看，并教导他们学习和体会文件精神，限时也是三天。我替洋人们体会了一下，文件精神很丰富：

　　第一，天朝准许夷人来广州通商，让尔们发大了。这是大清皇上对夷人的恩惠。再不知错就改，天朝就要封港了。

　　第二，天朝听任夷人贩运茶叶、大黄，又是一恩。传说夷地土质坚刚，风日燥烈，夷人每天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中国的茶叶、大黄乃尔等消食通便之神药。

　　第三，天朝原先法令较宽，没怎么管过鸦片贸易，但今天“人心所共愤，天理所难容”，大皇帝也“震怒”了。念夷人系远人，“不忍不教而诛”，赶紧把鸦片呈交出来，从此做个良夷，立地成佛。

　　第四，“闻该夷平日最重一信字”，只要交了鸦片，以前的坏事就概不追究了。但洋人须出具汉夷两种字体的合同甘结，保证以后再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认罪态度好，签了具结的，本大人有奖。

　　第五，表白自己对夷情的了解程度，并且因此才做了钦差：“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知其详，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域屡次立功之钦差大臣关防。”

　　这话说得有些过了，外夷伎俩，林公哪里知道啊！不但不知道，还误导皇上，让他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

　　第六，向夷人表白自己的禁烟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你想与鸦片相始终，皇帝的意旨摆在哪里？一句话，皇上叫你撤你就得撤。

　　第七，天朝百姓跟夷人急了，那可不是玩的：“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悔改，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

　　后世有些学者据此评价林公具有较高的民本思想什么的，我觉得有些胡扯。实际上，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位对民间丁壮是放心的。琦善说“粤省民风，浇薄而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7页），认为广州百姓除了专业做汉奸者之外，其他百姓与夷也相处得不赖，不是汉奸就是准汉奸。说得也对，封建政府按以往的经验，深刻明白，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林则徐在广东招募水勇五六千人，但对他们的评价是：“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于是，厚资重赏、雇佣奖励这帮水勇前去烧杀夷人，以达到“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箭双雕之计。问题是，夷人也不是那么好唬的，英国的一个鸦片商安德森在战前向自己的政府介绍天朝国情，“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所以他建议英军出兵天朝时，一般情况下不要损害中国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页）而英国侵略军初到广东，走的也是安德森路线，在大街上贴下告示：“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这一手，把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气坏了，耆英与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况说：夷人“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蜮伎俩，尤令人愤懑胸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24页）

　　怎能不气得慌呢？天朝的实践虽然不咋的，但理论上，却大力宣传百姓的政府爱百姓，政府的百姓爱政府呢。英夷居然看穿了这把戏，愣生生地要把政府与百姓分开，何其毒也！

　　第八，要行商传谕英商，三日内交出鸦片。如果办不到，不用说，这些行商就是汉奸了，将从他们中挑出一两名，杀头抄家！

　　汉奸头头伍浩官和一帮大小“汉奸”震惊了，他们发现林大人玩的是真格的，而且这种玩法很别扭，林则徐制裁英商，手中的人质却是中国商人，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滑稽的是，在被钦差训过之后，一帮“汉奸”还真跑英人商馆去了，看来，真把洋人当成他们的保护神了。此时的商馆内，洋人们还有人在给钦差大人估价呢，认为30万两银子大约能买通。这个价格和提议被伍浩官否定了。问题是，夷人直到此时仍不相信钦差是玩真格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天朝官员从来没有玩过真的。还有，商务监督义律此时尚在澳门，商馆里的英商群龙无首，他们的体制有个毛病，那就是民主，大狗叫，小狗也叫，吵了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后来，一位美国商人站出来了，说他刚刚见了伍浩官，对方已恐惧到了极点，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他说：“要记住，由于目前的问题而丧失的财产，可以不费力地很快再赚回来。但是血一旦流了，就像泼在地上的水，那是收不回来的……目前的局势直接危及我们的同伴的生命，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虽然有时诅咒他们，但是我们决不能忍心把我们委托人的钱袋看得比他们的脑袋还重。”（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这个美国人说得多好、多人道啊。看意思，他在广州只是个代理商。现在，为了行商们的性命，他要让自己的委托人或者自己的股东们赔钱了！问题是，这么人道的好话没人听啊！

　　结果，3天期限到了，可恶的英国人还在激烈讨论，而且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所谓的民主表决程序。最后以25票赞称、14票反对、1票弃权（弃权的是美国商人金）通过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反对缴烟、拖延明确答复的建议，并指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考虑当前的局势，7天内出具报告云云。会后，他们通过行商转达了他们对于钦差谕令的回复：“钦差大臣的谕令，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同时他们都感觉到，他们必须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是绝对必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林钦差看到这份比中国官方文件还扯淡的回复，急了，于3月21日宣布，如再不交烟，他将于22日早上10日到达商馆，并将一两名行商开刀问斩。行文至此，再次感觉到行商们非驴非马的可怜状态，他们本是天朝官商，却稀里糊涂地成了钦差向洋商要挟的人质。而夷商还真挺这个，于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并邀请伍浩官、卢茂官等几个一俟钦差着急即可能先行正法的大牌行商们与会。会上，颠地持强硬态度。可怜的行商们请求先象征性地交纳一些。有夷商问他们：“你们老老实实说真话，你们真有性命危险吗？”所有的行商都老老实实地回答有。最后会议作出了决定：为挽救行商们的性命，交纳鸦片1036箱！（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之所以这么不零不整，主要原因是，洋商们是按烟货的比例摊派的。非常时期，这帮洋人都不忘他们的民主与公平。

　　22日，行商们进城，向邓廷桢汇报战绩。邓廷桢指出，靠这么些鸦片是不能蒙混过关的。同时，林则徐听南海、番禺二知县报告说，美国鸦片贩子本来是想交烟的，阻挠者乃是颠地，于是他决定逮捕颠地。命令下达给了南海、番禺二知县：“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同时正告外商：“速将颠地一犯交出，听候审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不知传话的行商们是如何考虑的，反正他们把“速将颠地一犯交出”给传达成了“召颠地氏进城”。当然，也可能是两个知县的意思，他们是地方官员，应该了解夷情，明白对待英夷，不能像对待孙子似的，或者说，不能像对待一般中国百姓似的。总之，他们把捉拿行动弄成了邀请行动。

　　颠地这个傻佬，真的以为自己接受到的是邀请，于是答应23日和行商们一块进城，但是颠地的朋友们不乐意，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要求钦差大臣盖印担保颠地能在24小时内回来。我呸，他们以为这是在他们大英呢。别说嫌犯被拘押不能超过24小时之类的文明规定天朝不具备，即使不是嫌犯，政府关你两天黑屋谁敢说半个不字？即使你在黑屋里死了，政府照样大摇大摆。所以林钦差听说夷商这一非分的要求后，友邦惊诧，闻所未闻啊。23日上午，被钦差摘了顶戴、同时项上戴了锁链的伍浩官、卢茂官两人出现在外商面前。这一手绝对是给洋人看的，问题是洋人仍然认为：颠地的安全是首要的。为此他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林钦差才不管他们的会呢，宣布，如若再不前来，将强行拘拿。是晚，整个商馆成了不眠之馆，夷人们甚至有准备后事的倾向。有意思的是，颠地以3月24日是星期天为由，拒绝和天朝官员交涉。钦差大人只好依了他，同意休假一天。这一天，虽是休假，但是洋商们哪有休闲的心情啊，闹不好就要见上帝去了。再说了，人家天朝救星这么厉害，大英的“佐罗”又在何方呢？


英国“佐罗”义律现身

　　大英那样的体制，没有什么救星，顶多出个佐罗那样的骑士。就在夷商们惶惶不安之际，他们的“佐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现了。钦差大臣3月18日给夷人发出的谕帖，义律在22日才看到抄本。他当即发出一个通知，要求所有英船开到香港，挂上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任何攻击。同时写信给两广总督：“军队、战船、火舟及其他威胁性准备的集合，事非寻常，本人深感不安，尤其是在广州商馆前面行刑的事情，既是创举，又没有得到解释，对于本省当局处理各事一向和平而公正的信念已经化归乌有，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他写信给巴麦尊，说自己“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狂动的气焰”。23日，他再次发出通知，认为广东当局最近的行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发出通知后，这个“佐罗”冒着很大的个人风险，离开澳门前往广州。当他到达广州商馆时，已是24日的下午6点，迎接他的是夷商们的一阵欢呼。义律到达商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第二件事就是亲自保护颠地，把颠地放在自己的办公室。第三件事就是让行商传话，只要钦差大臣给个盖有他钦臣关防大印的明文约定，不让他与颠地分离，他可以陪颠地进城见官。

　　义律牛，林则徐更牛。义律刚一上岸，警报就迅速传布下去了。天朝的官僚机构还很少这样高效过，几分钟之后，商馆被天朝警卫层层包围；商馆前的广场上，看不到一个中国人；商馆里的中国买办和仆役，被林则徐全部撤走。钦差还规定，凡是私自与外国人打交道，哪怕就是租屋、租船给他们，统统是汉奸，“照私通外国例治罪”。商馆就这样被戒严了。义律住宅门口，站着全体行商，行商身旁，是大群卫队，卫队手里的刀统统出鞘。除了拿行商示范外，钦差在25日还做了其他布置：防止夷商逃跑，防止夷船前来救援，防止中国奸民与夷商通信。据传，有一个中国船夫，只因带了一份欧洲文字的书信就立即被处死了。让夷商烦恼的还有生活，仆人全都撤走了，他们不得不亲自做饭，干家务。据说这些笨洋人连饭都做不好。最糟糕的是，天朝士兵在商馆外敲锣又打鼓，中式音乐伴奏下，洋人们整夜睡不安稳。义律向总督上书，为在粤英人申请护照，如果广东政府不给，那么他有理由认为本国人员和船只被天朝“强行扣留”，并且由于“当地政府所做而未予解释的那些警备步骤，他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宣布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总督把此信交给钦差，钦差看不懂这些外交语言，但是他能看到该监督用词不自量力，居然把英国与天朝并称“两国”，遂为之加了批语，说：“‘两国’称谓——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53页）

　　可以看出，英人在与天朝的所有交涉中，基本上处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中，双方谁也不懂谁。义律这方面，明显地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可天朝那方面，傲慢得不想正眼看夷人，自觉抚夷有理有据有情有义有节呢。3月26日，林钦差贴出了布告，从四个方面说明了交烟的理由：

　　第一，论天理应速缴也。他给夷商们举了好多例证，表示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凡是违反内地禁令者，大都恶有恶报，比如律劳卑闯虎门，忧惧而死，马礼逊暗中播弄，是年也死……

　　钦差啊钦差，你跟英国人讲这些，他们偷笑咱啊。英国人当然有信仰，信仰上帝，但是他们没有中国式的迷信，也没有佛教徒的因果报应思想啊。再说了，中国贪官都不信这些东东呢，如果信的话，他们也不会贪污的。拿自己都不信的东西，吓唬科技革命已经完成的英国人，人家不偷笑才怪呢！

　　第二，论国法应速缴也。皇上对外商们恩莫大焉，难道不该听从皇上的法令就像听从本国法令一样吗？

　　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是天朝的思维，这种思维，英国人没有。或者说，这种道理，是英国民众讲给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政府及议员听的。钦差拿这种颠倒的道理教导英国人，英国人当然不会听了。还有，对英国人来讲，自由贸易既是天赋权利，又是双赢之事，明明这事双方都有好处，为什么偏偏说是天朝给英人的恩典？不理解啊！

　　第三，论人情应速缴也。因鸦片而停止贸易，外商损失岂不更多？如果没有茶叶、大黄，外国人如何生存？

　　前半句说得对，停止贸易，外商是有损失，但是钦差不知道，这种损失，英国政府会用战争逼迫清政府来赔付。后半句全错，没有茶叶、大黄，英国人既不会消化不良，更不会大便不通。更需要指出的是，当初马戛尔尼使团灰溜溜地离开中国时，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他一路南下，途经中国茶区，让他“选取最佳之茶树数棵”，马戛尔尼不傻，获得茶树后，立即让随行的植物学博士精心保护，并送至加尔各答培育。这些茶树移植印度后，起初无人重视。但是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当地立即大力种植。几十年之后，当地的大茶园迅速发展，又过了几十年，华茶地位便一落千丈了。1905年，英国征收入口茶税共计800万镑，其中印度茶占60％，锡兰茶占32％，华茶仅占4％。一句话，英国人可能离不开茶，但是并不一定需要你中国的茶。当然，要求林则徐有这种超前判断力是不现实的，但是，没有茶叶、大黄便要死人，怎么说都是极端落后的判断！超越不了时代固是有理，但落后时代太多，便有些无理了！

　　第四，论事势应速缴也。举国激昂，鸦片势在必缴，一缴就能恢复贸易，并可得到奖励。

　　所谓的举国激昂，更是夸大。真正激昂的，估计只有两人，一个是道光，一个是林则徐。这是天朝体制决定的。

　　不过，林钦差的激昂，很快就出现了效果。因为义律这些外国佬，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所以他们才关了3天禁闭，就受不了了。马士曾在书里隐约发过牢骚，说夷商们“在饮食烹饪方面被迫使用那用来沐浴还嫌肮脏的水”。看样子，等不了多久，外国人就会投降的。事实上，他们投降得也特快，封锁3天，他们就投降了。3月27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劝告英商们把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交给中国政府。在他发出的通知中，最后一句必须注意：“英商财产的证明以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255页）英商们一听高兴坏了，答应交出比手中更多的鸦片，有人连路上的鸦片及在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一并报上。至于美国鸦片贩子，本与义律不沾边，但也乐意听从义律的指示，把鸦片交给了义律。当然，鸦片贩子们对义律那种模糊的政府担保的许诺并不完全放心，所以事后他们搞摊派，每缴一箱烟，摊派一元钱，如此集资两万，送给早已回国的查顿，作为他争取政府答应赔偿烟价的活动经费。

　　3月28日，义律“敬禀钦差大人”，表示要上交鸦片20283箱。林则徐一听，高兴坏了，为了表示天朝的法度，更为了兑现缴烟令中的许诺，林则徐立即派人给商馆送去200只牛羊和食物，以示奖赏。被饿5天的洋人们终于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伍浩官曾给他的英国朋友汉特偷偷送过一只腌鸡和几块面包，但这种敌后游击队的做法并不常见，洋人们可能被饿坏了。

　　收烟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林则徐修订了《收缴趸船烟土章程》，对收烟的每一个环节都作了详细规定，以防出现过去那样边收边丢、偷梁换柱之类的事。

　　4月12日，林则徐收到第一批上交的鸦片，便准许大大小小的天朝“汉奸”们可以回馆给夷人做仆人、做买办了。同天，林钦差与邓廷桢联名上奏道光，提出，待鸦片交完后，派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并要求酌量赏给缴烟者每箱5斤茶叶。林公大概也知道自己的陛下是历史上最小气的领导，所以提出茶叶所需费用不用从国库里开销，搞摊派捐款即可完成（摊派捐款乃林公的长项，1834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疏浚白茆河的河工费就都是靠他劝捐弄成的）。在另片中，他请求准许英人照常互市，原先所说的断绝其茶叶、大黄以制其命的动议暂缓执行；给英国国王照会一节，也暂缓执行云云。看样子，林公和他的皇帝直到此时仍然相信，外国人一旦离开大黄、茶叶，不只消化不良、还大便不通之类的民间传说。还有，传说林则徐3月份曾给英女王写过一信。梁廷枏的《夷氛闻纪》、夏燮的《中西纪事》和李圭的《鸦片事略》等时人笔记均说林则徐给女王致信两次，这次便是第一次了。据说，林则徐把这信复制十数份，给每一个可能开往伦敦的商船，托他们捎信给英女王。信中主要有两个意思：
　　一、鸦片与鸦片贸易乃“贵国所属各部落鬼蜮奸人私行造作，并非贵国王令其制卖”；
　　二、吓唬英国那个小女王，“天朝之所臣服万国，当然有想象不到的神威，日后不要说没有预先警告之”。

　　直到现在，学界中对这封信是否发出，持两种看法：一种是发出了；一种认为是误传，没有发出。不过，不管有没有发出，反正没有听说英国那边的女王曾经收到过此信。

　　5月2日，林则徐认为缴烟工作可以如期完成了，遂于5月4日撤销了对商馆为时已6周的封锁，除颠地等16个大鸦片贩子外，其他人都可以离开广州。5月21日，缴烟工作结束，钦差所收之烟，远远超出了义律所报之数：共计19187箱又2119袋，比义律原报的20283箱，要多出1000多袋（因为鸦片干湿不等，每箱鸦片100至120斤不等，一袋鸦片与一箱鸦片重量相当，按林则徐奏报，运输时板箱占位置，匀摆不开，边舱地方遂间用口袋装盛）。算是超额完成了缴烟任务。问题是，这种超额，只是暂时的微笑。甚至有人认为，林则徐上了义律的圈套。是义律狡猾呢，还是林则徐太老实？抑或恰恰相反？义律与林则徐，到底谁上了谁的圈套？

　　怎能不气得慌呢？天朝的实践虽然不咋的，但理论上，却大力宣传百姓的政府爱百姓，政府的百姓爱政府呢。英夷居然看穿了这把戏，愣生生地要把政府与百姓分开，何其毒也！

　　第八，要行商传谕英商，三日内交出鸦片。如果办不到，不用说，这些行商就是汉奸了，将从他们中挑出一两名，杀头抄家！

　　汉奸头头伍浩官和一帮大小“汉奸”震惊了，他们发现林大人玩的是真格的，而且这种玩法很别扭，林则徐制裁英商，手中的人质却是中国商人，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滑稽的是，在被钦差训过之后，一帮“汉奸”还真跑英人商馆去了，看来，真把洋人当成他们的保护神了。此时的商馆内，洋人们还有人在给钦差大人估价呢，认为30万两银子大约能买通。这个价格和提议被伍浩官否定了。问题是，夷人直到此时仍不相信钦差是玩真格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天朝官员从来没有玩过真的。还有，商务监督义律此时尚在澳门，商馆里的英商群龙无首，他们的体制有个毛病，那就是民主，大狗叫，小狗也叫，吵了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后来，一位美国商人站出来了，说他刚刚见了伍浩官，对方已恐惧到了极点，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他说：“要记住，由于目前的问题而丧失的财产，可以不费力地很快再赚回来。但是血一旦流了，就像泼在地上的水，那是收不回来的……目前的局势直接危及我们的同伴的生命，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虽然有时诅咒他们，但是我们决不能忍心把我们委托人的钱袋看得比他们的脑袋还重。”（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这个美国人说得多好、多人道啊。看意思，他在广州只是个代理商。现在，为了行商们的性命，他要让自己的委托人或者自己的股东们赔钱了！问题是，这么人道的好话没人听啊！

　　结果，3天期限到了，可恶的英国人还在激烈讨论，而且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所谓的民主表决程序。最后以25票赞称、14票反对、1票弃权（弃权的是美国商人金）通过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反对缴烟、拖延明确答复的建议，并指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考虑当前的局势，7天内出具报告云云。会后，他们通过行商转达了他们对于钦差谕令的回复：“钦差大臣的谕令，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同时他们都感觉到，他们必须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是绝对必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林钦差看到这份比中国官方文件还扯淡的回复，急了，于3月21日宣布，如再不交烟，他将于22日早上10日到达商馆，并将一两名行商开刀问斩。行文至此，再次感觉到行商们非驴非马的可怜状态，他们本是天朝官商，却稀里糊涂地成了钦差向洋商要挟的人质。而夷商还真挺这个，于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并邀请伍浩官、卢茂官等几个一俟钦差着急即可能先行正法的大牌行商们与会。会上，颠地持强硬态度。可怜的行商们请求先象征性地交纳一些。有夷商问他们：“你们老老实实说真话，你们真有性命危险吗？”所有的行商都老老实实地回答有。最后会议作出了决定：为挽救行商们的性命，交纳鸦片1036箱！（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之所以这么不零不整，主要原因是，洋商们是按烟货的比例摊派的。非常时期，这帮洋人都不忘他们的民主与公平。

　　22日，行商们进城，向邓廷桢汇报战绩。邓廷桢指出，靠这么些鸦片是不能蒙混过关的。同时，林则徐听南海、番禺二知县报告说，美国鸦片贩子本来是想交烟的，阻挠者乃是颠地，于是他决定逮捕颠地。命令下达给了南海、番禺二知县：“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合亟札饬拿究。”同时正告外商：“速将颠地一犯交出，听候审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不知传话的行商们是如何考虑的，反正他们把“速将颠地一犯交出”给传达成了“召颠地氏进城”。当然，也可能是两个知县的意思，他们是地方官员，应该了解夷情，明白对待英夷，不能像对待孙子似的，或者说，不能像对待一般中国百姓似的。总之，他们把捉拿行动弄成了邀请行动。

　　颠地这个傻佬，真的以为自己接受到的是邀请，于是答应23日和行商们一块进城，但是颠地的朋友们不乐意，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要求钦差大臣盖印担保颠地能在24小时内回来。我呸，他们以为这是在他们大英呢。别说嫌犯被拘押不能超过24小时之类的文明规定天朝不具备，即使不是嫌犯，政府关你两天黑屋谁敢说半个不字？即使你在黑屋里死了，政府照样大摇大摆。所以林钦差听说夷商这一非分的要求后，友邦惊诧，闻所未闻啊。23日上午，被钦差摘了顶戴、同时项上戴了锁链的伍浩官、卢茂官两人出现在外商面前。这一手绝对是给洋人看的，问题是洋人仍然认为：颠地的安全是首要的。为此他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林钦差才不管他们的会呢，宣布，如若再不前来，将强行拘拿。是晚，整个商馆成了不眠之馆，夷人们甚至有准备后事的倾向。有意思的是，颠地以3月24日是星期天为由，拒绝和天朝官员交涉。钦差大人只好依了他，同意休假一天。这一天，虽是休假，但是洋商们哪有休闲的心情啊，闹不好就要见上帝去了。再说了，人家天朝救星这么厉害，大英的“佐罗”又在何方呢？


义律与林则徐，谁上了谁的圈套？

　　直到如今，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缴烟结果还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说，林则徐上了义律的圈套；一说，义律上了林则徐的圈套。

　　前说，国内外大多史者承认。此说应该与马地臣后来给查顿的信有关，信中认为，义律的缴烟命令，乃是“远大的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直接对英国政府负责的陷阱”。（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后说，旅外华人学者谭中，写了本《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的研究》，说，林强迫英国商团交出鸦片并不是一个错招，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是如近代某些学者说的落入了英国人的圈套，而是林则徐套住了英国人。这种说法听来让人倍感惊诧，林则徐太有才了。

　　其实，清英开战，是多重博弈的结果，无所谓圈套不圈套。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整个处于“盲人骑瞎象，夜半临深池”、无知者无畏的状态中；而英国在与中国的较量中，早已看透了天朝的虚实、天朝的国情。要说套，应该是英国套天朝更符合实际。因为从结果看，这么多鸦片缴给了林钦差，相当于鸦片贩子们一次性地把鸦片（包括积压产品）批发给了天朝，同时还给了英国开战的理由。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义律在缴烟的时候，并不确定政府真的会为此而发动战争，因为大英帝国发动一场战争，需要经过好多所谓的民主程序，不像大清，皇帝一人说了算。所以在缴烟的时候，义律只是模糊地声明“英商财产的证明以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要说他有套，无非是他代表政府让鸦片贩子缴烟从而让林则徐的禁烟直接与英国政府挂上钩而已，这样说来，他的套倒更多的是套上了英国政府。马地臣的侄子后来在英国议会上作证，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手中的鸦片本就是卖出的，英国政府肯出钱，跟其他人出钱买，有什么两样呢？”（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虽然当时的义律并没敢明确表示上缴鸦片将由政府赔偿，但鸦片贩子们都认为，鸦片算是卖给英国——自己的政府了。至于自己的政府将怎么办，他们乐得看好戏。而义律本人呢，把天朝与鸦片商人的冲突搞成了中英冲突，过后也不能闲着啊，所以他得继续忽悠政府发动战争。

　　现在，咱们调转一下镜头，前去关注一下林钦差与义律的第二次过招：甘结的签订！


甘结，两大文明的冲突

　　林则徐在与义律的较量中，除了缴烟一事，还有另外一事，双方认为都很重要，闹得很僵。林公听人说过，外国人特讲信义。所以他在3月18日发给夷人的谕帖中，就要求夷人出具汉夷两字的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一有带来，货尽没官，人即正法。3月25日，被围困在商馆的许多外国商人按此要求出具了甘结，但是又声明他们对于永久禁止一切来人夹带鸦片这一类广泛而又重要的事，实在无力控制。因为林钦差要他们所具的甘结，不只是每个外商给自己个人的担保。按马士所言：“他们是要限定那时落在钦差大臣掌握中的外商们所签的字，应该不独可以约束他们自己，而且可以约束一切未来的外商，不独可以约束他们的本国人，而且可以约束一切国家的人，只要不是中国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第280页）

　　按中国的传统，可以搞株连搞互保，用黄仁宇的说法，乃是集体负责制（直到今天中国某些乡村的计划生育还沿用此制）。可是按英国的规则，哪能干这种缺德事啊。比如一船主，他要按林公的要求具结，相当于同时为他个人、他的同事、船员、船的所有人、代理人及雇员等签了生死状。按照他们的常识，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而不能对别人负责，何况天朝的法律及威逼招供的传统又是他们最惧怕的。最后他们要求具结的事由各国代表措办。林公一听，正合己愿，要签字，找代表，义律是“各国商人之首”，不正是最佳代表吗？干脆让他代表英商做个总体保证算了。所以他在4月4日弄好了甘结式样，希望义律签字。为了说明问题，把甘结原文照录如下：

　　“具甘结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脚夷商等、吆噜夷商等，为出具甘结，永断鸦片事。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贸易，渥沾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买，有干天朝法纪。今蒙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奏请大皇帝格外施恩，宽免既往之罪。其已经起空之趸船，均令驶回本国。现在义律等禀明本国主严示各商，凛遵天朝禁令，不得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并不许制造鸦片。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也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结式交给义律后，义律没有回音。除了天朝一惯训孙子的口气让义律不舒服外，更关键的是，双方的法治原则、具结规则不一致。4月6日，林钦差质问义律为何还不具结。

　　4月8日，义律回文：各国商人各具各结；按我国法令，我不能具结；现有鸦片，我尚可自当重任；具结是指向后来者，我承担不起这种责任。“其祸又不止贻及出结者，而且连累他人。则依本国明例，虽在国主尊位，尚不能令其如此，而何况在远职乎？” （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一句话，俺只代表自己，甚至俺国王，都不能代表全国商民。

　　义律一说他不当家，甚至国王也不能当家，林则徐就急了，按照林则徐的常识，国王不能当家，不代表全国人民，那不是扯淡吗？还有，当官不能给商人当家，那还算什么官，也是扯淡。比如他自己就可以让行商戴上脚铐锁链、让行商一跪六个钟头、要行商捐款供他招募水勇、着急了甚至可以要行商们的脑袋。所以他当即派广州知府传谕义律，训他太不老实：“说什么你的国王也不能令夷众听从，此言尤为悖谬，你即存心推诿，还要反诬国王的号令不行，如此不忠，何以对你国主？” （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看来又是鸡同鸭讲了。义律说的是实情，可惜钦差听不懂，不知啥叫君主立宪——以为是奸相窃权，国王大权旁落，义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更不懂啥叫自由放任主义——不知商人们如何做生意，做什么生意，英政府根本管不着，想管也得经过议会表决。立宪体制下，英国国王增加点工资都得经过议会讨论和表决，何况涉及众多商人脑袋的事儿？哪能像天朝国王那样，全天下的金银都是他的财产，全天下的官员都是他的家畜，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他的媳妇儿，放个屁都是法律文件啊！

　　有意思的是，4月5日和4月8日，外商商会曾对甘结之事加以考虑来着，但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整个局势已从商务转到了政治方面，商会怕承担责任，所以就地解散。这样，皮球就又踢到了义律那里，时间是4月21日，义律着急了：“我立刻把它撕碎了，并叫他们告诉他们的长官，要命现成，再拿具结的事情来纠缠我和他们自己，实是徒然的。在我们的门口，已经有四个多星期，不分昼夜，站着手持白刃的人们，料想他们一定奉有命令，如果我们企图逃跑，就杀掉我们……那么，何必还需要我们具结同意在未来的时期去杀掉别人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第258页）正纠缠间，河南御史步际桐上奏道光，认为具结实乃一“含混之路”，不是拔本塞源之计。道光将步际桐的原折批给林则徐看，林则徐此时被义律拒不出具甘结折磨得心烦意乱，认为夷人“犬羊之性无常”，“颇近昏迷”。他感觉得对，鸡同鸭讲，只能是这么个看法了，只是不知道背后的深层原因罢了。但林公还是固执地相信，夷人是讲信用的，外商愈是不愿意具结，愈是说明具结的重要性。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解释说，“臣等体察夷情，最重信字”。叫他们呈缴烟土时，臣就发现这一层了。义律本来禀缴20283箱，有人怀疑他们是否能践行其言呢，谁知他们反而多交了。可知夷人不肯失信，不肯失言，早有明证。为了让皇上明白夷与中国人不一样，林则徐进一步说明：“夷人最重然诺，一旦议定事情，订下期限，从不违约。其视出结之事，绝无仅有，不似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略感滑稽的是，萧致治老先生在他的书里居然是这样评价此事的：“其实，出具甘结是由中国注重信用的心理因素而演化的传统管理方式。” （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这话值得商榷，林公都认为中国人不讲信用，对着皇上大谈夷人讲诚信呢，到萧老这里居然被解释成了“中国注重信用”，真是让人喷饭。

　　林公强求具结之事，国内有人有异议，河南道监察御史步际桐就认为，具结无用。他认为，所谓的具结，即使签了，也只能防止洋人移泊近洋，而不能防其停于大海。他们送到大海上，何愁中国大量的汉奸不去接货呢？甚至梁廷枏都给邓廷桢写信说：“就使彼能具结，亦不过一虚应故事耳。”林则徐派人编译的《澳门新闻纸》中，有外国人对具结评价，他们认为林则徐所出结式，“实是令人奇异，凡肯具结者，即是好人，不肯具结者，即是走私之人。此算是从来最奇怪分别良歹之法子”。并且认定，即使具结，也是无用。原因不外是：众人皆非诚心具结，都是被大人逼的；具结之人具结之后，若犯事，也无权交出船上之人与船上之物，因为船上其他人无权上交，船上之物包括船本身更不是他的，所以，具结也无用。

　　虽然大家都说具结无用，但林则徐还是坚持上了，就是要具结，不具不行。

　　5月18日，林则徐向道光皇上汇报了收缴鸦片的胜利消息。同时附片奏请定外人夹带鸦片治罪专条，以后查禁鸦片也好有法可依。在此片里，林则徐第一次改嘴，不再说英人离开茶叶大黄即无以为命之类的话，而改说此两项货物可让英人发财，思想算是进了一大步。不过当钦差发现，自己宣布具结后英商可照常贸易之后，英国人对于天朝茶叶和大黄的收购并没有表示出自己想象中的热烈来，这让钦差很惊异。虽说英人小命用不着茶叶和大黄来维持了，但发财还是可以的啊，为什么不来发财呢？

　　5月22日，义律发出一个通知，声明：缴烟是迫不得已的；他对钦差大臣的正直与和平失去了信心；命令所有英离境，所有英船不得进广州入港口贸易；他为他的政府保留了充分的权利可取消或变更他已发布的任何命令或已承诺的任何赔款主张……

　　5月23日，林则徐要求16名鸦片贩子具结，声明离开广州后永不再来。经义律劝导，他们签了字，因为不签字，他们就没法离开。鸦片贩子中有个叫因义士的，比较滑稽。由于私带片，被逐离粤，可他旋即又在澳门与人合作，搞鸦片入口，义律于5月8日命令其离澳，因义士提出了如下抗议：
　　一、义律作为商务监督，无权干涉公海的鸦片贸易。
　　二、没有人和他对证证实，就宣判他有罪，义律监督破坏了英国宪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他找不着一个法庭可以将他被违法驱逐的情由申请救济。

　　这些可恶的英国贩子，来到天朝的地盘上还这么讲法治讲人权，一点也不入乡随俗，怪不得天朝不喜欢他们。

　　5月24日，义律带着商馆内的所有英商，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离开之前，他请求美商，为了将来大家的共同利益，最好与英商一起离开。其实他是怕美国商人取代英商拿到一年一次的茶叶合同。但美商也不傻，美商代表福布斯回答义律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和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布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我们美国公民没有女王来担保补偿我们的损失。”（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美商说得对，英商一离开广州，他们就发财了。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英商离开广州，中国有史书云：“缴烟的斗争，以英国鸦片贩子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问题是，缴烟斗争至此仅是事情的开始，并不是结束。因为林则徐要求英商具结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坚持只有具结，才能恢复中英贸易；而义律拒绝具结，宣布一切商船不得进入虎门。义律于6月5日通知钦差大臣，英船在澳门交易。钦差于6月9日回复，禁止在澳门交易，所有英船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进港，要么离境，没有中间道路可走。6月12日，英商自行集会，表示他们不赞同某些英商违背义律命令自行前往广州贸易。义律闻讯后，于6月14日作出回答，指出：“只顾自己的意见和个别的利益而把公众的主张和一般的考虑置诸脑后”是很危险的，“并且是极其可耻和恶作剧的，因为这将建立一个原则，即英国臣民不顾一切往事而对于中国政府的公正和和平，仍具有信心，并且代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人同意中国官吏和各种司法机关的传讯和判处死刑，以及更不待言的那些较轻的罪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就在同天，林公这方面发布一个布告，声明，鸦片既缴，当局已恩准英商重新开舱贸易，人家美国的两只船都进口贸易了，为何英商不进口开舱呢？6月21日，义律答复了拒绝恢复贸易的理由和自己的不满：
　　一、天朝将辜者和犯罪者一齐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
　　二、鸦片贸易受到天朝帝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而且在对华贸易中，没有一项贸易向官员们交纳各种费用能像鸦片贸易这样具有规律性。
　　三、为数区区的无法自卫的英国商人置身于粤省政府的掌握之中，实在谈不上安全。
　　四、在正义得伸而将中英贸易和一切交往置于一种两皆荣誉而安全的基础上以前，就把已往的一切侮辱和冤屈忘记了，会有损英王和英国国家威望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6月23日，林则徐和邓廷桢颁布管理外商外船新章程，向外商发出甘结式样，继续执行自己的具结贸易政策。此后，林钦差又向中外商民和澳门葡萄牙当局发出告示，指出澳门“虽滨海一隅，亦天朝疆土，岂能任奸犯科之人永为驻足乎？”宣布，敢在澳门搞鸦片贸易者，天朝将一律严惩不贷。而跟随义律抗拒具结的英国商船，和新来的英国商船，此时都积聚在九龙尖沙嘴的洋面上。林则徐怕他们销售鸦片，就派水师前去监督。义律认为林钦差此举妨碍英船接济食物，写信给佛山同知刘开域和澳门同知蒋立昂，要求他们立即撤退师船，否则酿出不幸，自己概不负责。林钦差得知后，警告义律，英船必需在五天内回国，“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惩，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可以说，林则徐与义律这对对手，一直在互相吓唬来着，义律一直拿英国发动战争来吓唬林则徐，林则徐更是拿不怕战争和所谓的“人民公愤”来吓唬义律，鸡同鸭讲，双方谁也不怕谁。只不过，义律知彼知己，知道英国在战争中的胜算；林钦差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不知道天朝面对的是全新的敌人。所以林钦差的吓唬于义律没有任何反响，五天过去了，英船没有离开；两个五天过去了，英船还没有离开……虽然义律很经吓，但在两人的初期较量中，林钦差至少在表面上是占了上风的。更何况，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给清政府制造了最后的神气呢？


虎门销烟，大清帝国“虚幻的胜利”

　　5月24日，就在义律离开广州前往澳门的当天，林则徐在虎门接到道光谕旨，准他前奏，将鸦片解押进京。5月25日，林公与邓公就开始研究北运计划了，决定走海船进京。26日，林公和邓公派佛山同知刘开域带1640箱茶叶前去澳门赏给义律，义律当然不是小孩子，拒绝接过这一粒糖豆。28日，林则徐写下鸦片进京的草稿，寄给广州的邓公，叫他过目后再上奏。他不知道，道光早改变主意了，因为刚给林则徐发下旨，就有御史邓瀛上奏说，鸦片运京诸多不便，需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如果每箱鸦片需用人二位的话，光人夫就需要四万，至于驴、骡，动则几千头，路上还容易被人偷换作弊，倒不如就地销毁的好。道光一听，也对，鸦片运京，比自己爷爷乾隆南巡的动静还要大，太浪费人力物力了，旋即下旨不必运京，对林钦差说，你办事我放心，就地销毁。林则徐接到此谕是30日，所以马上通知邓廷桢，折稿不必上奏了。31日，林则徐发出通知，就地销毁鸦片，允许沿海居民前去观赏。

　　著名的虎门销烟开始于6月3日。销烟过程中，具体的工作人员只能穿裤头上战场，结束时还得搜身。

　　前去现场观看销烟的外国人有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金（C．W．King，也有译作“经”和“京”的）和其眷属、传教士裨治文、商船马礼逊号（Morrison）船长弁逊（Capt．Benson）等十余人。不知林钦差怎么想的，反正他迟至6月13日才发出通知，允许外国人前去观看销烟。于是，金先生一行乘坐马礼逊号于6月15日下午从澳门赶到虎门。16日中午，马礼逊号在穿鼻洋停泊，靠近站头水师接待船旁边。下午，这些洋人把名片和说明参观的公开信送到站上长官手里，天朝长官迟疑了一下，说是需要请示钦差，明日中午才能答复他们。

　　17日上午，天朝一位卢姓水师军官前来接迎，说，钦差和水师提督非常欢迎金先生一行前来观看销烟，这位军官还彬彬有礼的邀请金夫人也前去观看。据说，这是鸦片战争之前史书上唯一的一次中国官员邀请番妇的记载。天朝开这么一次洋荤，敢于直面西方母老虎，不容易啊！

　　插图：虎门销烟。老百姓难得被自己的政府邀请，来参观这次“虚幻的胜利”。

　　当然，林则徐有自的考虑，既要让洋人看到天朝销烟的盛况和天朝人们销烟的决心；又要让洋人看到销烟过程中不存在舞弊和贪污中饱现象。至少，他的第二个目的达到了。林则徐为此目的，在销烟池畔的棚厂内接见了裨治文和金，会见足足进行了两个钟头。林则徐向他们申明了以后英船进港的条件，并询问英人撤离商馆的意图以及与英国女王和欧洲君主通讯用什么方式最好，表示自己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国书籍，最想得到马礼逊编的一套《英华字典》。值得一提的是，当林则徐听这些人说起英国的海军力量，特别是英国汽船之后，皱了几次眉头，并向他们宣布，天朝不怕战争。后来裨治文在《澳门月报》上发文，对林则徐的销烟工作有如下评价：“我们反复考察烧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

　　不过裨治文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林钦差的奏折中，居然变成了天朝销烟威风时的陪衬，说他们“旋至臣等面前，摘帽敛手，以表其畏服之诚”。《剑桥中国晚清史》里，则是这样描写的：“当林则徐坐在车盖下监督每日在放满石灰的海水池中烧毁大量洋药的工作时，他注视着每个好奇的外国人。外国人脱一下帽子，沮丧地摇一摇头，都被当作‘心悦诚服’的无容置疑的证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唉，原谅林公吧，他怎么知道外国人遇人摘帽是起码的社交礼节呢？又怎么知道他们看销烟时摇摇头仅是一种感叹呢？当然了，即使知道，他也得哄着道光开心，天朝的威风，不就在这种自欺之中才能存在吗？

　　虎门销烟，从6月3日，到6月23日，总共销毁鸦片19179箱又2119袋（没有烧完，收缴总数是19187箱又2119袋，四个品种的鸦片各留下两箱也就是八箱样品准备给道光皇上），其斤两实重2376254斤。这一数字，相当于1838年至1839年季风季节运往中国鸦片总额的六成左右。问题是，这边烧着，那边新的鸦片又运进来了，马士在自己的书里，如此描写1839年秋冬之际的鸦片贸易情况：“沿海一带从事于这非法交易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想比拟，甚至还要更多。价格好像荒年的物价一样，继续增高，据说在刚刚缴烟之后，在广州城里交货的每箱价格，就从五百元涨到三千元；在十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到年底降至七百元到一千二百元。……交易情形和代理商家，现在已经完全变更了。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都带有武装人员和武器，足能向中国水师挑衅。并且有不少的中国本地走私商也武装起来，借以保卫自己，反抗他们政府的官兵。结果是鸦片交易的活跃和以前一样，其安全和利润的厚实也和从前一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263页）

　　估计是需求决定供应吧，因为天朝百姓吸烟的劲头并没有因禁烟而稍减，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插图：《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奏虎门销烟一律完竣折》。道光朱批“大快人心”，真是快了他自己和林则徐两个人的心。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虎门销烟本身的历史意义，当，天朝百姓，至少是广东百姓扬眉吐气，当然，最扬眉吐气的应该是道光和林则徐。道光兴奋得连连表扬林则徐，并称虎门销烟乃“大快人心一事”。而历史上，虎门销烟更是晚风中的绝唱——天朝最后的一次扬眉吐气。然而，林则徐和天朝能笑到最后吗？


林维禧事件，东西两大文明的再次冲突

　　如果说林则徐与外商的初步较量仅限于缴烟和具结的话，那么一俟林维禧案件发生，双方的较量就进一步升级了，文化冲突的意味也更加浓厚了。

　　林维禧案件发生于销烟后的7月7日。这天，一群英国水手（义律说有美国水手，美国领事否认，而天朝方面接纳了美领事俺这边没人参与的保证，于是林维禧案件成为纯粹的中英问题）到尖沙嘴村买酒喝，不知怎么搞的，和当地村民发生了冲突，双方打起了群架，结果，中国村民林维禧因伤重而死。事发后，义律于10日跑过去就地调查，措施如下：以二百元奖赏指明打人致毙凶手的人证；一百元奖赏指明引诱生事首犯的人证；给受害者家属一千五百元的赔偿费，并加给四百元以防被人勒索；给被殴受伤的村民一百元。义律这样处理，也不知他什么意思。事实上在他到来之前，也就是7月8日，这群水手就通过中人刘亚三收买了林维禧家属。家属到底拿到了多少钱，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能查到的，乃是林维禧之子林伏超给夷人立下的一张纸据：

　　“立遵依人林伏超、母张氏、马氏、弟伏华、叔奕禧及伯叔房族亲人等，缘因父亲维禧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七）日出外讨帐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闭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林伏超母子甘心向夷人哀求，幸夷人心行恻隐，帮回丧费银些少与伏超母子并亲人等，搬父亲维禧回家，殡葬安息。此乃两家允肯情愿，日后伏超母子兄弟并叔伯房亲等，不得生端图赖夷人。各表良心，恐口无凭，故立遵依一纸，与夷人收执存照。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立遵依人男林伏超”。 （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2页）

　　7月12日，林则徐听说了林维禧案件，马上派人前去查办。查明，林维禧身上多处棍伤致死，于是钦差宣布，杀人偿命，着义律交出杀人凶犯来。义律拒不交凶，他的回复是实情尚未查出，而且，英国没有把本国人交由别国审判的法律。义律很好地执行了巴麦尊外相的口头政策。因为这个二百五外相一再宣称：世界各地任何英国公民都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不能把侨民交给当地的“野蛮法律”审判！明白了吗？英国搞治外法权，借口就是大清法律太野蛮。这借口找得不错，咱自己都知道大清法律不是对付人的，是对付牲口的。

　　林钦差也不傻，听义律拿他们国的法律说话，发现自己不学法不行了，于是着袁德辉翻译瑞士人滑达尔（DeVattell）所著《各国律例》英译本中的有关段落，并且不耻下问，着下属前去请美国医生伯驾（P•Parker）帮忙，给翻译了其中几节。据说伯驾还给林公写了一封信，认为目前中外争执的原因在于误解，要想纠正，就是订立公正的条约，就可以友好相处了。林则徐是否答复，或者根本不愿答一个夷民，已不可查。但是林则徐曾因疝病而找伯驾给自己治疗，则是有史可查的。当然这种求医是间接的，因为天朝有天规，人臣无外交，何况伯驾仅一个民办医院的民办医生呢？林钦差亲自登门找夷医看病，太掉价呢。再说了，天朝大吏生病，有谁亲自上医院找医生呢？都得医生服务上门。

　　伯驾的医院名叫“眼科医局”，所在地在十三行行商伍浩官指定的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所以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

　　林患的是疝气，伯驾想请他直接来医院看病，但林则徐坚决不干，伯驾想上门看病，林还是坚决不干，估计这是伯驾的所有患者中，最牛的一位患者了吧？伯驾的疝带需要绑到患者身上，第一次绑需由外科医生亲自绑托才行。但伯驾也知道，钦差大人“害怕同一个外国人有任何私自的接触”。可能这带子最后是由林大人家里人绑，因为伯驾说：“据报告，疝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说明林则徐绑得不是多专业。但是再不专业，也不能让夷医亲自给咱绑，这点民族气节，林则徐还是有的。伯驾还特别为林则徐制了一张病例卡，卡号是六五六五，病例卡有如下记载：

　　“林则徐，疝病，钦差大臣，前湖广总督，即今广东广西两大省。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这张1839年的病例卡应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在这个美国医生眼里，林则徐本人的疝病太普通了（中国百姓把它叫作小肠串气），天朝闭关关的病和钦差大人不见夷人的病，才是大病！伯驾想送给钦差大人一份礼物：一本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驾地球仪！林公手下人提出了礼仪问题，接受尔夷人的礼物，可以，但是你得附上一个请愿书！意思很明白，接受夷人的礼物，是我大钦差对夷人的一种抬举！伯驾一恼，算了，这礼物我不送了。

　　林钦差学过《各国律例》后，发现法理在自己一边，于是在8月2日，和邓廷桢、怡良会衔发出告示，谕令义律交凶。并宣布停留于尖沙嘴洋面的英夷，所有食物不得自行购买，须得通过通事和买办。

　　8月3日，义律宣布，他将在中国领海上设立一个“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并将于12日在一只英船上开庭。8月5日，义律写了一个说帖，送给澳门县丞，让他代禀林则徐，请天朝官员前去旁听英国的衙门是如何断案的。很遗憾的是，林则徐拒绝了。否则，由义律做法官、二十三人组成大陪审团、十二人组成小陪审团的英式法庭，可能会让林则徐大开眼界的。今天的学者公认，陪审团制是英国司法制度的核心，起始于11世纪的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当时规定每个法庭都得设陪审团。陪审员多从农村中产阶级和城市平民中产生。陪审团一身多职，既是起诉人，又是证人，还是法律执行人。其工作程序是这样的：集体起誓后向法庭检举地方犯罪分子；被控告者尽快出席受审；审理时，陪审团成员当众陈述案情，接着就被告是否有罪作出判决；最后由钦命法官根据法律量刑定罪。1352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又颁布诏令，设立起诉陪审团（大陪审团）和审判陪审团（小陪审团）相分离的制度。这种陪审制度当然在当时是比较文明和公正的，义律正是用这种制度来处理林维禧案件的。义律如此做，一是执行二百五外相麦尊的治外法权精神，二是，自认为英国的司法制度比清朝文明多了。因为直到清朝末年，英国人把天朝当作野蛮政府的理由之一，还是天朝式的司法。问题是，林钦差不看也是有理由的：一是中国内政不应由英人干涉；二是中国的法律再野蛮，也构不成英国人搞治外法权的理由；三是，堂堂天朝钦差，光从面子上来讲，就不能屈尊去看夷人的什么庭审把戏；第四，即使林则徐本人没有这么大的驾子没有这么傲慢的天朝品性，他也不能违背天朝官员不得与夷人正面接触的规定；第五，话说回来，即使林则徐看了这些洋把戏，他也看不懂啊。

　　义律组织的法庭，把五名参与殴打的水手判决如下：三人监禁六个月，罚金二十镑，两人监禁三个月，罚金十五镑，并且强调，监禁应在英国的监狱里执行。义律这一手，顺应了民意，但违背了天朝的天理国法。天朝认为杀人就得抵命，而英国认为，杀人是得受到法律严惩，但是到底是哪个杀的？而且，杀人还有个故意与失手之别。16日，义律把自己的审讯结果通知了天朝政府，但是在此之前，林钦差已没有耐心了，他认为，凶案发生之后，义律两次赴尖沙嘴查讯，居然没有查出元凶来，根本没资格做夷官了：

　　“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于是，林则徐8月15日即宣布，断绝对英商和澳门英商的食物供应，撤其买办工人，命兵丁守各处要口，对英夷实行戒严。

　　义律也是硬碰硬，拒不交凶不说，还打算退到海上，等候国内援兵到来。与此同时，林则徐也打算把英夷从澳门驱逐出去。24日，澳门当局执行林则徐的谕令，宣布驱逐英商出境。天晚上，黑•纠克号船自澳门赴香港，路上遭遇中国官方袭击。搭乘此船的一位茂斯先生身受重伤，他的左耳被切掉，并扔到他的口里，强迫他吃掉。按英方的记载，领导这次攻击的是中方一位名叫黄琮的守备。他的行动，遭到了林则徐和道光的表扬与嘉许，黄因此提职为都司；但却遭到了英夷的痛恨，my god，天朝太野蛮了，简直是食人的生番啊！25日，林则徐继续发出告示，重申交凶、恢复正常贸易等指示。26日，留澳英商及其家属男人、妇女、儿童全体离澳，登上尖沙嘴的货船上，3000多英人从此漂在海上为生。按马士的说法是“一片凄凉景象”。不过我没有被他忽悠住，心里没因这句话而产生不适当的过分的同情。英国人不够坚强，不属于吃苦耐劳的民族，受不得罪。马戛尔尼来中国，看中国码头的苦力背都驼了居然还那般恁干，羡慕得不得了。说：“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诚令人艳羡不置也。”（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一句话，中国人民勤劳朴实啊，英国人民，生在福中不知福，咱再同情他们，就是冒“拯救全球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之类的傻气了！

　　27日，林则徐向道光上奏，认为英夷在海上漂着，光淡水一项，“即足以制其命”。说得对，不只淡水一项，随便一项什么就能制住英夷。

　　8月28日，林、邓再次发出布告，声明四个意思：
　　一、无夹带鸦片者，赶紧开舱贸易。
　　二、误带鸦片者，赶紧来自首。自首后免罪。
　　三、不敢进口贸易者，赶紧回国。
　　四、殴毙林维禧之凶，赶紧交出，免致众夷受累。

　　问题是义律不吃这一壶，自我感觉，漂海上比在广州或者澳门要安全多了。

　　林则徐只好再进一步，8月31日，林则徐要发动人民群众了，他发出一项告示，昭告沿海居民备战：“群相集议；购卖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将其俘获。夷人为数甚少，自不能敌众。夷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许其饮用。但若夷人并未上岸，尔等不得擅自登舟，驶进夷船，徒生枝节，违者当予严惩。”这就是现在某些学者所希望的“人民战争的海洋”吧？官府与人民势同水火，谁跟你“海洋”啊？当然，如果奖金优厚的话，暂时“海洋”一下也是可以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马士对此告示评价说：“这告示如果在别的国家里，就是一份宣战书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71-272页）

　　因为大清在这世界上，是一个单独的国家，眼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所以其他国家也没法跟它一般见识。同天，林钦差还发出一项告示：天朝人等，敢给英船做引水者，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在林钦差的动员和当地士绅的配合下，广州、香港一片战前的总动员情形，就连香港的水井旁，也到处贴上了“此井有毒”、“食之烂肠”之类的揭帖，把义律他们给坑苦了，只好用帆布兜接雨水喝。看样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快要形成了。林公为此而骄傲，他说：“察看民情，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9页）

　　9月1日，印度总督奥克兰应义律要求派出的英舰“窝拉疑”号（Valage）在新任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该舰舰长史密斯（H.Smith）的率领到达尖沙嘴与漂泊在洋上的三十余艘英船会合。义律一看“窝拉疑号”来了，腰杆更硬了，豪气不减林公，在当天就给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写信，如果总督接纳英商及英侨留住澳门的话，他可以武力保护澳门，但葡萄牙总督按西方礼仪说了一大堆抱歉的话，说自己“不得不谢绝这种诱人的请求”。

　　战争要来了，狼快下山了，但是林公这方面，对狼的认识还远远不够。1839年9月1日，林则徐上《英人非不可制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他在此片中，对夷的作战能力作了如下描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至若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7页）林公的翻译资料中，说人家印度兵没有腿肚子，这次干脆说夷兵“腿足裹缠”，“伸不便”了。所谓的“腿足裹缠”乃是紧身裤和绑腿，所谓的“屈伸不便”，估计是西方阅兵仪式上踢腿式正步走。现在的中国兵也学那小样儿呢，腿伸得毕直，给人感觉膝盖不会拐弯。马戛尔尼使华与阿美士德使华，见中国皇上都不愿意跪拜，对动不动就下跪的天朝百姓来讲，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民间传说洋人膝盖、膝关节是有问题的。林公可能也受了此等传说的影响。

　　插图：明信片“县官审案”。想让天朝百姓不再习惯性的下跪，站直了，别趴下。真难。

　　一代民族英雄，在这些细节上，也只能这么稀里糊涂的了。更要命的是，在此夹片中，林则徐告诉他的主子，英国是绝对不敢来侵我中华的，至多不过是几只游船背着国主过来虚张声势罢了。至于义律本人，来华多年，大大的猾头，所谓的“边衅”，都是利用汉奸造谣呢，林徐劝道光帝千万不要上义律的当。

　　9月2日，林则徐和邓廷桢从香山出发，钦差大人要南巡澳门了。同天，义律发出布告，请求沿海居民，不要再往井里投毒了。9月3日，林、邓一行到达关阐，被澳门理事官领西兵一百人迎接到明清官员巡视澳门的行辕驻地——莲峰庙。《中国丛报》对林、邓一行的描写中，最惹人注意的是对钦差所率兵丁的评价：“队伍由二百名左右士兵组成，……不管是在进行中或在操演时，都极不整齐。”这种评价，难免会让人联想起日后天朝士兵的战斗力来。而林则徐对澳门的描写，更表明钦差大人对西夷认识的有限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除了诚信之外，这是林公难得的第二次夸奖夷人了）。……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看样子，林公在此时仍然信夷人腿脚不便，不善陆战呢），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见所尊则摘帽敛手为礼（林公忘了，销烟后他曾经把夷人见了他即摘帽的社交礼仪向道光报告为夷人恭顺之情的）。其发多卷，……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鬼子称号即由此来。虽然日本人不是此种丑类，但捎带着也被称作鬼子了。所以鬼子一词，先是人种称呼——长得不类我者，皆曰鬼子，后加上了政治色彩——凡我敌人，皆曰鬼子）。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妇女……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唉，林公看不习惯的夷俗太多了。不怪林公，直到今天，诸多夷俗尚没有被天朝后人看惯呢）。

　　插图：鸦片战争时期全副武装的清朝士兵。19世纪的士兵，拿着16世纪的武器。千万别把这当成是西方大片里时空穿梭的虚构情节。

　　有人说，林则徐巡幸澳门，乃是为了吓唬夷人，但是美国一些学者认为，没有起到吓唬作用。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那两个美国佬说：“虽然中国士兵武装到了牙齿，但是他们的武器只有弓箭、长矛、剑戟和火绳枪，这些都是16世纪的东西”。他们对此评价说：“这些古老的武器预示着博物馆藏品一般的中国武器与现代英国军队之间的冲突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那将是中世纪与工业革命时代的一次交战。林则徐访问澳门的时候，对这种不匹配视而不见对那些为庆祝夷人被驱逐而装饰着鲜花和丝绸的庆典拱廊，他却感到非常鼓舞”。（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3页）这俩美国佬眼真毒，居然一眼看穿天朝大吏在乎的仅是排场！

　　如果林钦差只在乎排场，那么，随后发生的战事，是否会被他整成形象工程呢？



第五章 战前热身与战争前奏


战前热身

　　1839年9月4日，九龙起了冲突，中英双方开火了。

　　冲突原因如下：义律带领5艘英船来到九龙，派一艘小船投递禀书，要求供应淡水和生活必需品，并将一张告白送交当地群众，央求他们不要在水里投毒。但是当地官员拒绝接受禀帖，按夷人的描述，双方“在那里经过了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义律不知道，夷书可不是哪个中国官员敢随便接手的，弄不好一下子就变成汉奸了，所以义律一着急，就扬言：下午两点半，如果还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将击沉任何在他面前出现的中国船只！

　　下午两点半，义律当然得不到什么肯定的答复，你以为你是谁呢？义律面对的大清，根本就是个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政府。于是，这一砖最后还是来了。

　　怎么描写这一砖呢？我很为难，因为当事双方，汇报的反差太大。

　　林则徐奏称：九龙之战，清军战死2人，受伤4人，师船稍有损失；击翻英船1艘，击毙英人至少17名。英方未称清方具体损失，只说己方受伤数人而已。双方谁在撒谎，大家各按自己的常识就能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列出几位学者的描述，供大家参考：

　　之一，杨国桢之述：英方死多人，似乎数不清，所以他写了个“击毙多人”；清方的损失，“以阵亡二人、重伤二人、轻伤四人的微小损失，取得胜利”。

　　按杨老的意思，英方至少阵亡得超过俩，否则怎么好意思说天朝一方“微小损失”呢？击毙多人，估计是受了林钦差奏折的影响。因为林公在奏折里，描写九龙之战具体情形，很具文学色彩，天朝一方，英勇奋战，可歌可泣，不是“轰击夷人多名，一时看不清楚，但见夷人急放杉板，下海捞救”；就是“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的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不是“夷人纷纷落水”，就是夷船“在漩涡中滚转”。总之，具体到数字，不是听别人说，就是听别人见，至于尸体，人家夷人都就近掩埋了，咱也看不到，咱能看到的，就是海面上的夷帽。典型的官样文章。其实天朝流行官样文章，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在对待英夷方面，如此官样，会误导皇上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道光是如何听着这些官样汇报，外交上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片面、激进，并越来越被动的。

　　之二，牟安世之述：“九龙之战，是鸦片战争的初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的第一战，这一战的胜利当然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说明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斗争精神，是何等顽强和坚定。”

　　恕我眼拙，没有从此战里看出任何深远与重大的意义。我只看见，牟先生的“胜利”二字来之不易。他说：“英国侵略者对九龙之战的失败，却一直讳莫如深。有的甚至颠倒黑白，把失败说成胜利；更可笑的是有些拾人牙慧的中国买办学者也鹦鹉学舌，硬说‘照英国方面记载，此战是中国失败的’。”（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160页）牟安世所谓的买办学者，指的是蒋廷黻先生。按牟先生的逻辑，天朝一方的记载是没有谎言与水分的，英国方面的记载，干脆就是颠倒黑白。不知牟先生是否具有清英两国政治生活的些微常识？一句话，按常识推断，当时清英双方的官员谁有必要撒谎？谁才能撒得成谎？试问，什么样的体制和社会信息结构才构成谎言的温床呢？更严重的是，若不信天朝记载，只信英方记载，这学者的政治立场就值得怀疑了，这学者就成买办了。这种逻辑也有些太吓人了吧？

　　之三，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之述：

　　“几千年来，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回面子，中国总是改写历史，此时这种修正主义的双重信念再次出现了：中国船上的司令官在给林则徐的报告中说，他们战胜了英国侵略者，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沉几艘英国船，并且毙伤了50名英国士兵。”

　　对于林则徐的九龙战报，两个美国佬如此评价：“他过于低估了对手的军事实力，对九龙战役的结果做了可笑的解释——这真是一个如意算盘。假如战争给他带来安慰，那也是幻想中的安慰：中国人想象的是双方互射弓箭的假想战，而实际上这是16世纪与19世纪的冲突。”

　　说得对，林则徐办理夷务，一直是靠假想来做的。九龙之战后，9月5日，林则徐尚未听到奏报的时候，他给怡良写信，表示自己不明白义律为什么不具结，不恢复正常贸易，他说：“然替义律设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林公不知道，义律此时也有难处啊，英国的商船并不服他的气啊，他们对封港导致的损失表示不满。九龙之战后，英船“担麻士葛”号就偷偷地前去具结了。在它的影响下，从爪哇运米的“皇家萨克逊”号也偷偷去具结了。不具结不行啊，运来的米在海上漂着，受潮长毛，谁赔啊。林公还不知道，义律此时已胃口大开了，他现在不说鸦片了，他只提安全、平等和法治，他要跟天朝来个政治总决算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不再支持鸦片贸易了。9月11日，义律命令那些集聚在香港的悬挂有英国国旗、享受英国保护的船主们对他宣誓，声明自己的船上没有鸦片。义律向他们宣布：“本监督激于迫切公务的考虑，前已言明，不得不勒令一切从事鸦片交易的英国船只即时驶离香港港口及其海岸。”同天，义律接到了本国海军高级官员的一份函件，内云：“女王陛下政府的军官对于中国沿海一带的非法鸦片交易丝毫不予协助或保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62页）

　　9月14日，义律致书澳门同知蒋立昂，要求和谈，希望双方和平相待。实际情形是，一些正常贸易的英商纷纷对义律表示不满了，因为货船一直在海上漂着，有些货物要潮烂长毛了。为国家、为义律所代表的政府而赔钱，英国商人还没这么高的觉悟，他们不干。同时，漂在海上的3000男女老幼，也确实需要解决生活供应问题。还有，一只“窝拉疑”号的到来，还不足以发动战争。义律要的是等待。问题是林则徐一看禀帖，以为义律被吓着了，把这一切解读为“懔畏之状”，所以让蒋立昂于9月20日转谕义律：新来鸦片赶紧上交；交出凶犯；洋面上的空趸船赶紧回国，被驱逐的16名英商为何迟迟不归？去黄埔贸易是可以通融的，但是你们不是说要等国王的信吗？国王信何时到达，应据实回禀。

　　9月24日，义律到澳门，与蒋立昂会晤。对于林则徐的问题，义律回复如下：
　　第一，关于鸦片，现在尖沙咀的船只，没带一两鸦片，不信请带人搜查，一经查出，货物尽行没官，英国政府绝不保护。
　　第二，关于具结，让各个商人各个伙计自行具结。一经具结，若有不守信者，大清随时驱逐。
　　第三，关于交凶。闹事之人，尚有美国人。现在尚未查出凶手。倘经查出，必按本国律例一体查办，并希望公议法例，以便以后出现类似情况可统一办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义律还提出，如果凶手是英国人，报案者可赏2000元整。
　　第四，关于趸船与16名鸦片贩子。停几天，等北风顺吹时，趸船可回。16名英商中，有一个才十几岁，还有一个没贩过鸦片，能否准许留下？
　　第五，5月份给国王写的信，回信当在明年1月左右。

　　9月27日，义律希望用一具外国水手的尸体冒充林维禧之凶交差。当然，他也学会了官样文章，说此说只是据说。估计是希望林则徐借坡下驴，自己也能借个道，有你好我也好之意。问题是他遇上的是林钦差，不好糊弄的。

　　9月28日，林则徐的回复更强硬了：
　　第一，发现鸦片仍在偷卖。
　　第二，具结上光写“货尽没官”是不行的，还得加上原来的“人即正法”。
　　第三，林维禧之凶限10日内交出。
　　第四，被驱逐之夷可回澳门收拾行李，限6天离境。再事拖延，当即拿下。
　　第五，将手头的木匠周亚全、金匠陈严有等汉奸按名查出，禀送官宪。

　　10月5日，义律回复说：16名商人，6名已走，4名正准备走，其余暂缓几日，两位非鸦片贩子，请予留居；空趸船除8只外，其余全部离去；凶犯尚未查出；具结需等国内训令。至于是否有偷卖鸦片，他愿与天朝官员一同搜查。最后他请求林钦差给他的文书用词客气些儿：“远职为英国特派官员，敬请大宪谕内不用轻慢字眼也。”

　　10月8日，林则徐向义律直接发出谕帖，提出具结与搜查合并执行，具结不用搜查，不具结，将其船只起空搜查。最后向义律说明，自己原先谕令已够客气了：“节次所谕，无非声明义理，训诲成全，有何轻慢？”（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钦差说得也是。傲慢与偏见从来是一对双胞胎。没有偏见，何来轻慢？既存偏见，当然自我感觉没有轻慢！

　　林则徐所谓的具结与搜查合并执行，其实是想玩一个中国式的圈套，他认为：搜查对英商来讲损失很大，一是时间长，有些货物等不得这么长时间，二是货物一经中国式的搜查，损失肯定大多了。所以英商们因此会自动选择具结的。没想到义律不上这个圈套，他认为具结里那句“人即正法”太可怕了，宁愿叫你折腾，浪费些时间与金钱，他也不愿选择具结。正在此时，赔钱赔不起的英商们主动找上门来了，表示他们愿意具结。林则徐一看，干脆绕过义律，不跟他交涉了，10月22日，他派广州知州余保纯直接找英商办理具结事宜。没想到余保纯这人痛快，干脆不要求英商具结了，请牌即放行。林则徐得知后，气坏了，因为他交待余保纯，缴烟、交凶、空趸船回国是3个条件，具结更是重中之重。现在一件没办，你倒给牌放行了。所以林则徐重申：夷着陆续来澳，尽行驱逐；此次不具结者，但许候查；林维禧一案中，义律手中5个嫌犯，着即交上，否则，派兵查拿。

　　10月27日，林则徐再次劝导义律具结，明白告诉他，搜查不如具结好，搜查大大的不方便：
　　第一，盘空抽验，须200天的时间，夷船不嫌时间长吗？（不知这200天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是即使400天，大家也都信，天朝效率嘛）
　　第二，搜查时需要解捆，货物必被糟蹋、抛散，造成损失。（这个大家也信，天朝式的搜查嘛，当然损失大啦）
　　第三，收验之后，须换驳船装载入口。一只大船上的货物需用五六十只驳船，一只驳船需要两人护送。你们夷人有这么多人手吗？如果没有，半路丢失货物概不负责。所以，还是赶紧具结吧。

　　林则徐这么好心，可惜义律不领情。他不但不具结，反而要阻止不听他话、私自具结做生意的英商了。

　　11月3日，清英第二次冲突，史称穿鼻之战。穿鼻之战的起因如下：英船“皇家萨克逊”号私自具结入关贸易，受到义律所率领的英国兵船“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兵舰的阻拦，“窝拉疑”号向“皇家萨克逊”号轰了一炮，义律也站在船头勒令萨克逊船长回返，这可怜的船长没有办法，只好遵命回转，就在这当口，天朝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的29艘水师巡船过来了，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幸的是，关天培船上挂有一面红旗，此乃水师提督出巡的“仪帜”，而英国海军的游戏规则，乃是无事挂白旗，开战才挂红旗的，所以英人感觉到奇怪，天朝方面怎么一言不发就跟我们开战呢？英国方面不敢迟疑，不由分说就先开了炮。

　　中国史书老是强调，英国先开的炮。其实不用强调，英国方面从来没否认过是自己先开的炮。我觉得，关键还是战果的奏报，林则徐奏折中的几个文学场面，我觉得需要像电影技术一样，作一番定格处理：
　　镜头一：关天培“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政，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事后义律也夸关天培是一个“勇敢的人”，其实，不独他勇敢，这时候天朝官兵都勇敢，为什么？退后者立斩嘛。）
　　镜头二：“适有夷炮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即赏银两锭。”
　　镜头三：夷人“纷纷滚跌入海……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有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多件，其随潮漂淌着，不可以数计。”

　　按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的描述，却是这样的：双方交火后，一艘中国船的弹药库被击中，爆炸后下沉，中国船开始害怕，之后，又有3艘中国船下沉，其他船上的船员们纷纷跳船，船队离开，只剩下关天培的旗舰，以一种自杀式的精神继续向英舰开火。他们说：“义律对于这位老人的勇气感到非常震惊，命令史密斯不要再开炮，允许这艘破损不堪的旗舰开走。”（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8页）一句话，如果不是义律对关天培的崇敬，那么这次穿鼻之战，英方就会成全关天培，让他提前成为战斗英雄呢。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没说天朝官兵谎报战果的事，只客气地说：“道光帝虽获悉发生过这次海战，但并不知道打了败仗。”（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5页）

　　茅海建说：“细心阅读双方的报告，大体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清军在此战中并不占有上风，林则徐的报告中似掺有水分。然这些水分是林则徐所为，抑或关天培所为，那就无法考查了。”（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1页）

　　不管谁造假吧，反正道光迟早会被这些天朝特色的战报弄成亢奋症的。穿鼻冲突后，中英在官涌冲突六次：
　　第一次：时间不详。战果是清胜英败。林则徐奏折里称：“打伤夷人二名，夺枪一杆，余众滚崖逃走，遗落夷帽数顶。”
　　第二次，11月4日，敌败我胜。林则徐奏折里称，夷方炮弹“不能横穿，仅从高处坠下”。所以清方拾了好多炮弹，“计拾获大炮子十余个”。至于英夷死了几人，“即闻夷船齐声喊叫，究竟轰毙几人，因黑夜未能查数”。
　　其实，不只黑夜不好查数，白天也不好查的，因为夷人都落到水里了嘛。
　　第三次，11月8日，敌败我胜。林则徐奏折里称：“把总刘明辉等率兵迎截，砍伤打伤数十名，刀棍上均沾血迹，夷人披靡而散，帽履刀鞘遗落无数。次日望见沙滩地上，掩埋夷尸多具。”
　　看样子，这次夷人好像死掉不少，但还是没查清。给人的感觉，似乎夷人那边土葬收费太高，他们纷纷来天朝抢占墓地似的。
　　第四次，11月9日，敌败我胜，“夷船……受伤而走”。
　　第五次，11月11日，官涌冲突。林则徐载“大获全胜”，在奏折里描写：“中国军队五路大炮重叠发击，遥闻撞破船舱之声，不绝于耳。该夷初尤开炮抵拒，迨一两时后，只听咿哑叫喊，竟无回击之暇……狼藉不堪。”
　　第六次，11月13日，林则徐日记载“大获全胜”。林则徐奏称：“击倒数人，且多落海漂去者。”

　　英国正式出兵前的这些冲突，顶多算是战争前的热身运动。问题是，林则徐的意识中，这就是战争了。更关键的是，这些所谓的战争在他的折子中，都是以大获全胜的面目出现的。道光看了这些奏折是什么反应呢？这些反应是否会影响他的决策呢？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

　　不管林则徐是否有意夸大战果，也不管林则徐是否受了属下的蒙蔽，总之，战报经林则徐之手，最后都来到了道光案前。道光不看战报则可，一看，二百五劲头就上来了，对夷衅的恐惧也忘到脚后跟了。对于九龙的胜利，他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曰：“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臣等不可畏葸。”给林则徐下谕说：“我兵先奋后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6页）同时，道光还对广东夷务一直不能了结，林则徐一直不能赴两江总督之任表示了不耐烦。道光的意思，直隶总督是天朝大吏第一位置，现有琦善占着；两江总督是老二的位置，乘陶澍病退赶紧转移给自己心目中的能臣林则徐。林则徐一直不去赴任，不是个事儿啊。道光的心里，广东的夷务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儿，或者说，虽是大事，但很简单，林则徐一办即可。所以道光在谕旨里告诫林则徐：“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之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贸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页）这傻皇上，受林公奏折影响，依然认定，夷人离开茶叶、大黄就无以活命的，把它当作天朝最后的王牌打出来了。傻皇上一耍二百五，林则徐就骑虎难下了。跟邓廷桢商量了一下，搞了个骑墙政策。宣布从12月6日起停止中英贸易，在此之前，英商把货物转给其他国家夷商，仍准英货具结进口；在此之后，一切英船、一切英货不得进口；鉴于英船“担麻士葛”号和“皇家萨克逊”号早已遵式具结，所以可以区别对待，准许通商。林则徐一面骑墙，一面继续上奏，虽不敢明里反对道光的二百五，但却希冀皇上能改正一下。

　　如果说九龙战报是让道光吃下的第一粒兴奋剂的话，那随后而来的穿鼻及官涌冲突“俱系全胜”的一系列战报，相当于让道光超剂量连服数粒，其亢奋程度可想而知。1840年1月2日，林则徐接到了道光谕旨：“即将英咭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凶犯也不值令其交出。”这个亢奋到极致的可怜的皇帝，看不到贸易停止的后果，他认为贸易一停，哗，世界就清静了，具结啦、交凶啦、续缴鸦片啦、恢复正常贸易啦，就都用不着了。当然他看到了关税的丧失，但这个小气鬼皇上大方地宣布：“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让林则徐感到难受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几个月来具结、惩凶、恢复中英正常贸易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而是，作为道光最宠爱的封疆大吏之一，林则徐从来没有一次性挨过这么多批评。在林则徐的奏折上，道光加了多处朱批：对林则徐“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提议表示不屑，认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林则徐保护具结商船的措施表示不同意，说：“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其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2~243页）。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无奈地遵旨出示，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就在同天，道光看林则徐迟迟不能赴两江任上，遂准了穆彰阿所奏，干脆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21日改云贵总督，26日又调闽浙总督）。并依例解除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不能怪道光头脑简单，他的二百五，是被林则徐的战报忽悠出来的，他的傻，也是天朝官员们对夷情的集体无知成就的，所以他才会简单地认为，只要断绝中英贸易，原先快乐的日子就要回来了！宣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的同时，道光就把禁烟这个皮球完全地踢给了他：“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是问。”此时的林则徐在忙什么呢？


林则徐发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天朝特色的信

　　1840年1月18日，林则徐发出《谕英国国王书》。这封信写得不容易啊。林则徐早就有写信的心思了，后来跟皇上商量之后，一度打断，所以才有1839年3月误传的所谓的致英王第一封信。按天朝惯例，凡皇帝谕旨涉及外国人的，一般由总督巡抚联衔照会该国王。鉴于天朝新定《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里有外人夹带鸦片专条，所以需要向外夷宣谕。林则徐认为，鸦片贩子主要由英美两国居多，但听说美国没有国王，没法传谕，便只好传谕英国国王了，虽然听说英国国王是个小女人，但毕竟是国王嘛。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写了致英国国王照会底稿，然后给道光批红。道光看了，觉得语句得体，同意发出。林则徐将照会底稿给袁德辉翻译成英文，又请美国商人威廉·亨德把袁德辉的英文本回译成中文，以两下对照是否有误。还不放心，他又托美国医生伯驾另译一份英文稿，再两下里对照，看是否有误。最后，在1839年的12月16日，林公破天荒地接待了一群外国人，他们是遭难英船“杉达”号（Sanda）上的人员。鉴于了解夷情的需要，林则徐对他们竟不耻下问了，态度也很亲切，虽然在自己的日记中，他照例还是要贬低他们的。该船夷生喜尔（Hill）详细记述了接待情况。这次会见，林则徐把致英国国王照会的英译本交付喜尔，让他审阅。喜尔说：“他交付一封给英国女王的函件。文辞仍旧是一贯的浮夸口气，使我不禁失声而笑。他一看见这种情况，便问是不是不合适。我们说我们所笑的，只是文辞上的几处讹误。于是他便吩咐我们将信带入里屋，在那里修改我们所发现的一切错误，并在那里进茶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喜尔为什么笑呢？这信我们现在看了也笑：

　　第一，把自家大皇帝夸得没边没沿：“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第二，摆着挖井人的姿态表扬英国国王，就像表扬孙子似的：“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

　　第三，夷商中一些坏蛋贩卖鸦片，国王请给管管，因为天朝法度很吓人的：“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第四，中英贸易中，中国货都是利人之物，英人离了断断不行；英国货都是供玩的东西，可有可无，而且还有害人之物。天朝如果不是出于公心，早关门大吉不跟你们玩了：“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也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好玩，可有可无，既非中国之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于天下公之也。”

　　第五，贵国王若能把那些鸦片产地扫除，就会有好报的，多福多子：“贵国王诚能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也。”（林则徐不知道，他写信的当口，人家小丫头尚没有结婚呢。而且后来，所谓快乐的女王、幸福的女人、延年益寿长子孙，所有这些她都拥有了——1901年，维多利亚在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外孙的亲情包围中，溘然长逝，她的寿命是82岁）

　　第六，再次吓唬英国王，配合俺大清禁烟，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最后给英国女王下令，好像面对天朝一七品知县似的：“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原文见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77页）

　　1840年1月18日，林则徐的致英王照会，托付给了英船“担麻士葛”号船主弯喇，让他带往伦敦，问题是，林公如此慎重、经历过诸多周折的这么一封唬人的信函，英国外交部拒绝接收。英国拒绝得也对，人家在天朝自有官方代表义律，而天朝政府非得托民间代表递送，傲慢程度绝对不低于天朝政府的大英政府当然不愿意接受，何况那信根本就是大爷发给孙子的，英国政府接了，相当于自认孙子了。不过，这份大爷信虽然为英国官方所拒收，但对于英国传媒，则是绝好的报料了，《泰晤士报》全文发表了此信，供英国人民开心取乐。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对此信评价曰：“林则徐苍白的语言，无力的威胁，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成为流行的喜剧，在其中，英国商人在广州的遭遇被用来取乐。他们挥舞着滑稽的、夸张的手枪，把自己打扮成海盗。在遥远的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伦敦的笑料和一种娱乐。”（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6页）唉，这或许就是文化与民族的差异吧？

　　当然，林则徐对小女王的吓唬，建立在他对夷情的判断之上。林则徐，天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夷情判断如何？基于这种判断，他又做了什么准备呢？

　　如果说九龙战报是让道光吃下的第一粒兴奋剂的话，那随后而来的穿鼻及官涌冲突“俱系全胜”的一系列战报，相当于让道光超剂量连服数粒，其亢奋程度可想而知。1840年1月2日，林则徐接到了道光谕旨：“即将英咭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凶犯也不值令其交出。”这个亢奋到极致的可怜的皇帝，看不到贸易停止的后果，他认为贸易一停，哗，世界就清静了，具结啦、交凶啦、续缴鸦片啦、恢复正常贸易啦，就都用不着了。当然他看到了关税的丧失，但这个小气鬼皇上大方地宣布：“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让林则徐感到难受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几个月来具结、惩凶、恢复中英正常贸易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而是，作为道光最宠爱的封疆大吏之一，林则徐从来没有一次性挨过这么多批评。在林则徐的奏折上，道光加了多处朱批：对林则徐“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提议表示不屑，认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林则徐保护具结商船的措施表示不同意，说：“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其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2~243页）。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无奈地遵旨出示，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就在同天，道光看林则徐迟迟不能赴两江任上，遂准了穆彰阿所奏，干脆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21日改云贵总督，26日又调闽浙总督）。并依例解除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不能怪道光头脑简单，他的二百五，是被林则徐的战报忽悠出来的，他的傻，也是天朝官员们对夷情的集体无知成就的，所以他才会简单地认为，只要断绝中英贸易，原先快乐的日子就要回来了！宣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的同时，道光就把禁烟这个皮球完全地踢给了他：“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是问。”此时的林则徐在忙什么呢？


林则徐的夷情判断、战争准备及天朝特色的野蛮

　　1840年2月15日，义律接到了外相巴麦尊发来的第十五号训令，20日，又收到第十六号训令。英国将进犯中国的消息开始传播。2月份，林则徐自然也听到了澳门葡萄牙人对英国出兵的传闻，他给澳门葡萄牙总督写信，说：“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张大其，无足深论。”

　　1840年3月24日，英舰“都鲁壹”（Druid）号抵达广东海面。林则徐的判断是：“所云尚带二三十船之语，则皆虚张而已。”

　　1840年4月26日，美国副领事多剌拿（Warren Delano）报告林则徐：本国及英国报纸载，5月份前后，英国将封锁广州港。请林则徐早日开舱，免得美商血本大亏。因为按原先惯例，洋船一般耽搁十几天甚至一月之久才让入口贸易，希望这次林公能格外施恩。

　　林则徐对此美国领事的批复是：“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大胆妄言，荒谬已极。”林则徐对多剌拿反感的是：天朝的港口，英国人怎么敢说封就封？况且美国又不是英国属国，怎么一听说英国来华，就这样着急？如果你们甘心听从英国，五月前后不来华，我们正好省去诸多麻烦，怎么竟敢用言来恫吓我？最后他警告这个美领事“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后人找不到资料，不知这拍马屁的美国领事看到这等回复作何感想！？

　　1840年6月中旬，陆续到达中国海面的英舰已有4艘。但林则徐不怕，他给道光上奏说，英国无非是武力贩卖鸦片而已。最让道光着急的是，定海失陷后，他仍然收到了林则徐发来的没事的奏折。

　　天朝一方，由禁烟而缴烟，由缴烟而具结、惩凶，由冲突而断绝贸易，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死胡同。这个结果，是违背林则徐的意愿的，他一直主张，夷要有所区分，正常贸易要展开。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结果又是他的战报推动出来的。他的个人命运，从表面上看，似乎掌握在道光手里，但是某种度上，正是他的言行牵引了皇上的决策，这就是搏弈吧。有史者认为，林则徐对敌情判断犯了严重的错误，其实，林则徐即使判断出英国要发动战争又如何呢？何况他并不是没有做战备工作，相反，他做了，而且自认为做得固若金汤。他的战备工作分两个方面：

　　一、加固海防。林则徐的海防加固，重点放在虎门了。他们在横档前海面狭窄之处，安装了两个粗大铁链制成的木排，并增建60丈平面大炮台1座，安放大炮60座。按林则徐所奏，虎门应该是铜墙铁壁了，英夷胆敢来到，准是灰飞烟灭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海防工程大约需要白银86000两。而林则徐的上级领导道光又是历史上最小气的一个皇帝，所以林则徐让行商们“自愿”捐银10万两，一句话，虎门海防没花道光一两银子。钦差虽然对夷情认识有限，但对国情及自己主子的性情，则是具认识的。

　　二、招募水勇。魏源在他的《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说，林则徐自从到了广州，“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元，赡家银六元。其费洋商、盐商及潮洲客商分捐”。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对此等兵源的概括是：“原先的匪徒、盐犯或者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这话绝对，因为林本人，对民壮的评价与这些西方学者是一个意思，不过利用他们“以奸治奸以毒攻毒”而已。看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水勇，有工资就给天朝干，一遭遣散立马转投洋人。天朝那样的体制与愚民政策下，甭指望他们有什么民族与国家观念，说穿了，他们就是奴隶，谁给钱多就给谁干。

　　英国海军上尉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对水勇招募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我们不妨观赏一下：“商馆前面的广场上搭起了棚房——或称之为兵营更为切当。广州知府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出席了，行商、盐商以及潮洲商人配侍。志在每月六元的人——因为我是不能称他们为兵的——甚或是胚胎兵，大群大群地聚集在棚房一带。广州知府前面，由吏役保持出一大片空地。志愿参军的人被引到空地上。这时，为了证明他们入新军的资格，他们必需举起一个长约五尺的双石轮，石轮两端各有一块圆形或轮形的花岗岩，总重量约有一百斤。他们要从地上双手把它拿起，举到头上，直到两臂伸直为止。我曾见过几个人达到这个姿式之后，只用一只手举石轮，保持原有姿式达数秒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

　　看样子，这是中国传统的举重比赛了，怪不得宾汉称之为“怪方式”呢。林则徐与这些举重能手们约法七章，大致要求如下：
　　1、攻敌船主要攻其头尾（不知为何不攻侧冀）。
　　2、驶近夷船头尾（这个不容易。夷船的射程总是超过天朝之船的）。
　　3、炮火能及之处，先开炮；鸟枪可及之处，兼开鸟枪；喷筒火罐能及，便喷火。十八般武器，随便上，多多益善（饥不择食罢）。
　　4、兵勇过船，见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级。留在随后统算，不可急献首级，转误要事。至于船内要物，缆绳什么的，先行砍断，则船已为我所有，何患银钱不归我所有？不许在船内先行抢货，转误杀贼功夫，违者军法惩办（这个更有趣，可见勇素质，光顾着抢功抢货，反倒耽误了正事，所以林公专门交待大家注意）。
　　5、我船斜向攻击夷船。每角抛船至多容四只，多则攻其他船去，不许聚在一处，转致凌乱（民间乡勇，组织技术不行，有些像打群架）。
　　6、瓜皮小艇，装载各种火物。一经靠近夷船，即要贴紧敲钉，将火船钉在夷船木上，点火杀人。（这个更不容易，还得临时敲钉）
　　7、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胜者必胜，各宜拚命，立功受赏，临阵退后者，即刻斩首悬竿示众。

　　看这七章约法，足可发现水勇的战斗力——那就是，没有任何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给水勇开的工资，竟然还用的是老一手，没让道光掏一分钱，而是让广州三大贸易行——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这种黑吃黑的天朝传统方式咱不作评价。单说国家的军状况，正规水师无用，不得不把希望放到民壮身上，放到民壮身上不说，居然连军费开支也临时取之于民。这样的组织，它有作战能力那就见鬼了。

　　林则徐利用水勇，主要是偷袭内外鸦片奸商。因为这个时候外国鸦片贩子给中国鸦片贩子的鸦片价格，竟然打到了三折，引诱得中国奸商兴奋不已。林则徐就派水勇出动了，战果如下：

　　一、1840年2月29日，水勇们火烧奸船。

　　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当晚，“游击马辰等四路分进，出其不意，突攻之于长沙湾，烧毁运烟济夷匪船共二十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余，焚溺死者无数。洋船带火，仓皇开避，我兵勇乘潮急还，无一伤者”。

　　林则徐的奏稿里说：此举“不惟足慑汉奸之心，亦可以寒英夷之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1964年版，第278页）不用说，这次主要逮的是汉奸，没逮住一个鬼佬，烧的船也是汉奸船。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鬼佬方面“没有损失”。

　　二、1840年5月份，在小濠海边点火。

　　据中方报告，战绩是：烧毁办艇4只，篷寮5间，拿获给夷人做饭的汉奸梁亚次等6人。

　　三、1840年5月22日，袭击英船“希腊”号。

　　据中方报告，战绩是：击伤船长和25名海员。

　　四、训练水勇放火，放火有奖。〕

　　林则徐认为，夷船最怕火烧了。所以，1840年4月8日，他在自己的奏折里，向道光说明了自己是如何训练水勇的，并许诺他们“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为此，林则徐还动用了中国国粹：“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十个小时，因而便雇佣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7页）

　　五、6月8日夜，在磨刀外洋放火。

　　据魏源载，当夜，林“以火船烧毁杉板洋船二，毙白洋人四。又有大洋船桅帆着火，弃碇驾逃，先后延烧大小匪艇十有一，擒获汉奸十有三”。

　　据林则徐奏，他找会说英语的渔民，前去与夷船假谈生意，然后火船乘机靠近放火。他的奏文，比魏源所载要更具文学的精彩性：“先后延烧大小办艇十一只，又烧毁近岸篷寮九座，其冲突窜逃各夷船，彼此碰撞，叫喊不绝，夷人带伤跳水，烧毙溺毙及被烟毒迷毙者不计其数。”

　　六、6月13日，在金星门放火。

　　去了10火船，但战绩不大，只烧毁两只小杉板小船。但魏源说，英人“自是不敢驶近海口”。

　　插图：火筏引烧夷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惜勇夫们只会三国故事里的那套火烧。

　　如果说，这些火攻中英双方打个平手的话，那么天朝在即将展开的战争中，就会马上露拙的。因为这些英船都是鸦片船，何况烧毁的更多是汉奸的船呢？即使是这样的战绩，得来也是相当不易的，林则徐对水勇，有许多奖励措施呢。连关天培的正规士兵在作战的时候，都得长官现场掏出赏银来，何况这些兼职士兵呢？所以为了充分调动民间壮勇斩杀洋人的积极性，林则徐贴出了诸多奖金布告：每杀白洋人者赏银二百元（有时是三百，有时是五百），黑洋人半之，斩首逆义律者银二万元（非常时期，价格浮动很大，义律最高标价曾达到五万元，让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直感叹，义律那五万两白银的人头价在19世纪是一个国王的价格）。其下领兵头目，以次递降（官阶每低一阶便宜五百元）。而中国汉奸，仅与黑夷同价（高时一百五，低时一百）。获兵艘者，除火药炮械缴官外，余尽充赏。夷人得知此告示后，感叹曰：my god，这个野蛮的政府“仍然把消灭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感叹“这种悬赏数额的逐级上升反映出中国人对等级制度偏爱”。（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他俩没有发现，天朝大吏们对人种歧视也有偏爱呢，黑夷人头价一般最多仅占白夷的二分之一。马士则是站另一角度分析的：“这类告示同中国悠久的习惯十分符合，中国政府对它的军队作类似这样的激励，直至十九世纪都还常见。这当然是野蛮而奸杀的举动，同那些在一个自命为文明超出任何别的国家的政府里供职的官员嘴里说的或笔下写的比起来，实在不相配合。而且这种野蛮行为也是受了激动的人民情绪忠实的反响；但是这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及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中国人是一个残暴而无情的种族，我们将来还有机会看到；但对于他们，必需由他们的行动而不是由他们的那些夸张的公告去判断，并且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也必需从他们的实际的成就而不是由他们的文明的自命来评定。”（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第297-298页）这些鬼佬，如此恶心咱天朝，不按他们的游戏规则玩，就说咱野蛮。

　　幸亏，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为天朝作了辩护，他说：“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的全部长处。……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久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按我的理解，恩格斯这番话有诸多意思：
　　第一，中国人是野蛮人。
　　第二，既然是野蛮人，那就只能按野蛮人的方式来反抗。
　　第三，它是人民战争。

　　前两个意思我同意，但是第三个我不同意，鸦片战争从天朝政府对百姓的动员到百姓被动员的程，都不足以称作人民战争。事实上，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更多的处以旁观者的位置。

　　还有，顺着第二个意思，可以发现恩格斯居然是“超限战”的最早的理论创始人，虽然他并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但精神实质已经完全具备了，也就是说，弱势的一方可以用任何手段来抵抗强势侵略者一方：我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绑架你孩子；我没有好武器，但可以给你家锅里下毒；我打不过你军队，但我可以报复你和平居民……总之，你有你的游戏规则，俺有俺的玩法。

　　最要命的是，恩格斯既然承认中国是野蛮人，可以用野蛮人的方式对付英国人，那么，他就不能谴责英国人对中国人的任何侵略方式了，对野蛮人嘛，还需要恪守所谓的西方文明规则吗？最后吃亏的还是大清，因为就组织与技术能力来讲，大英不管怎么玩都绰绰有余，大清则怎么玩都玩转。比如这个悬赏杀敌，大清始终停留在“悬”的层次而没有上升到“赏”的境界，麦天枢在他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说，直到战争结束，他也没发现哪个天朝人民得到了此等巨额赏金先富起来呢。姚薇元先生更是在他的《鸦片战争史实考》里考证：林则徐以悬赏杀敌事无成效，都不好意思向皇上奏报呢，《林文忠公政书》中干脆没有录入。

　　总之，林则徐这边所有的行动，英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林则徐虽然睁了一只眼，但另一只眼仍然闭着。他不知道，他所有的这些行动，对大清来讲，是内政，因为大清眼里，英国根本不能与大清平起平坐。但是对英国来讲，都事关中英外交。天朝以为，烟给你烧了，船给你赶跑，广州大门给你关上，你就服帖了。英国政府也许可以服贴，但是英国这样的民意政府，唯民意是瞻啊！民意不让它服贴，它就不敢服帖！


虎门销烟后，英国国内所谓的民意

　　林钦差虎门销烟的消息，于1839年7月30日传到了伦敦。伦敦的商界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要向自己的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8月7日，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代表，谒见外相巴麦尊，希望政府对中国近来的活动表示一下自己的明确意思。

　　[B]当时，英国国内谴责鸦片贸易可耻、不道德，甚至认为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侮辱的声音也不小。这是正常现象，英国有言论、结社、出版、游行等四大自由，知识分子又都有苏格拉底的遗传，善于做牛虻，以叮政府为己任。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政府何为，总有一大片反对、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所以我们这边用不着多情，以为人家就是站我们这边替我们骂的，不要高估英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他们只是借事恶搞他们的政府及政府方针、决策而已[/B]。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巴麦尊外相照样得注意，否则他这外相没有理由当下去，于是，8月17日巴麦尊外相给义律发出训令，要他写出相关报告，递呈英国政府，然后作决定。

　　8月29日，义律在4月3日写出的请求政府出兵的建议送达外交部。

　　9月16日，代表纺织工业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采取行动。

　　9月19日，查顿等人组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加紧了活动。

　　[B]9月21日，巴麦尊收到了义律的正式报告，这个二百五外相一看报告，当即表示，对付中国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B]

　　9月23日，巴麦尊致书首相迈尔本（Lord Melbourne），提出处理中英关系的六点实际问题：
　　一、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二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还是否认？
　　二、若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三、若承认这份责任，是由国会支付，还是强迫中国政府赔补？
　　四、府是否要求缔结一个条约，并要求中国政府道歉或赔偿？
　　五、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
　　六、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

　　看巴麦尊这六个问题，你这会发现，人家这外相也不是白当的。跟中国和世泰那样要求英国外交使者给中国皇帝下跪的礼部部长不在一个层面上。

　　9月24日，查顿的九人委员会组织一个三人核心小组，其中有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还有查顿本人。委员会授予他们行动权力，让他们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

　　9月27日，利物浦印度协会的代表也赶到伦敦，谒见巴麦尊外相。同天，包括查顿在内的三人核心小组与巴麦尊外相见了面，查顿把自己所带的地图、航海图给了巴麦尊，他希望外相对于即要对付的国家有个明确概念。别怪查顿积极，他既是鸦片贩子，当然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另外，他还拿了广州鸦片贩子摊捐给他的二万元活动经费呢，他不跑得欢点儿四处忽悠，那就是缺少职业道德与做人的良知了。

　　9月30日，39家曼彻斯特的商行和工厂致巴麦尊外相呈文：“我们下列签字的商人们与制造者们，都与对华贸易有很深的关系。兹因近来中国政府的侵略行为，使英国在广州的臣民们，被剥夺了自由，他们的生命遭遇了莫大的危险，他们的财产被无理地查封。……我们恭敬地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予以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政策。我们对于我政府的聪明、公正感，它对于国家的尊严的关心，深具信心。因之我们希望我们于最近期间，能得回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并且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我们对于政府能实现这些希望，深具信心。”

　　[B]老实说，看了这信，很羡慕人家的臣民。政府的存在，纯粹就是为臣民利益服务的。政府听臣民的话，臣民相信政府的能力，很和谐啊。[/B]

　　民意汹汹之下，10月1日，英国内阁召开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同天，伦敦98家商人集体上书，要求政府表明意图，早定决策。这封上书中，认定广东官方太过凶狠，侵犯了英人的人权：“在以前一切的断绝通商关系中，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地对英侨如此普遍地肆行蛮横侵犯人权。”

　　[B]我晕，天朝知道啥是人权啊。天朝只有皇权，还有官本位，跟天朝讲人权，纯粹是扯淡！[/B]

　　10月3日，布莱克本（Blackburm）城的商人也要求政府“采取迅速而果断的措施”。

　　10月4日，利兹市市长詹姆士•郝德佛斯（James Hordforth）带头在该市70多家公司与商人致巴麦尊外相的呈文上签字，向政府陈述：“在我们这区域所制造的毛织品，畅销于中国市场，数量颇为不小。这笔生意已经由于广州的事件而陷于停顿，假使这停顿延长下去，势必使工厂货无销路，造成严重的痛苦……希望政府采取有效方法，来保护我们现在的利益，并且为将来建立较为巩固的、永久的通商关系。”

　　你看人家这市长当的！

　　同日，利物浦东印度中国协会54家商人也给巴麦尊提交了呈文，他们向政府提议：“从过去中国方面对我方的妥协提议所采取的侮辱的、轻视的态度的经验看来，一切满意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除非英政府的代表，能有强有力的支持，才能保障中国政府给予一个客气的迎接。”

　　10月8日，卜赖克卜恩市34家工商业者联合致函巴麦尊，希望政府“采取断然的处置，强有力的手段，使英人遭受的侮辱，得以伸雪，所遭受的损失，得到赔偿。并将今后的对华关系，置于较以前更稳固的基础上，使商人等更有保障”。

　　10月10日，布利斯特经营茶叶贸易的商人也致巴麦尊呈文。呈文中，他们首先交待，他们从没贩卖过鸦片，只做茶叶生意，从1834年以来，他们已向政府交纳100万镑的税金。第二，他们批评政府所设立的对华商务监督一职，从1834年以来，已花去纳税人的钱大约10万英镑，但商人并没有受到其任何实益。驻华商务监督不但自身受到广东督抚轻视和无礼，而且也无力保护在华英商免受中国政府的虐待与掠夺。由此他们置疑驻华监督的职权何在。第三，申明从中国进口茶叶对增加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每年给英国政府带来总数达300万镑的财政收入。第四，谴责鸦片贸易，认为鸦片贸易让他们的茶叶贸易遭受很大的危险。广东地方政府的顽固、腐败和傲慢让茶叶贸易遭受威胁，来华的不法贩子们日渐增多，无视法律，无法无天。第五，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合法的茶叶贸易。

　　茶商的声音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多么正义，多么理性，对政府意见又多么地大啊！

　　10月18日，在近300家工商者的忽悠下，巴麦尊终于发出了他的第十五号训令，告诉义律，英国海军将于1840年3月到达中国海面，可能还有少量陆军。

　　11月2日，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等人以书信形式向巴麦尊递交了呈文。在这份呈文中，他们谈了鸦片贸易，谈了中英关系面临的困难，更谈了战争的理由、战争的目的、兵力的投入等。这份呈文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如果说英政府是民意政府的话，那么这份呈文就是一份完整的民意表达。为了说清楚英国此时的民意，咱们就得罗嗦一下了，详细列举一下这份民意清单吧。希望诸位能从这份清单中发现一些大清商民没有的东西。

　　一、关于鸦片贸易：
　　1、鸦片贸易是经英国政府最高当局批准的，“对于直接间接经营鸦片贸易的商人们，加以辱骂，是极不公道的”。
　　2、对于中国政府，鸦片贸易在条文上是违法的，但是“广州当局，上至总督，下至税吏，都与这种贸易有关”。
　　3、我们并不主张无视中国政府的正式抗议而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假设中国人坚持禁烟，那么英国商人便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英国政府不得为此种违法商人提供保护。
　　4、鸦片输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国家不能增加税收，只便宜了少数政府官吏。这是中国政府禁烟的原因之一。
　　5、假定鸦片贸易永远不能变为合法，那些冒险商人得自己为自己负责，政府不能对他们加以保护，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贸易——英国的制造品与五金，很有发展前途。
　　6、茶叶已成了全英国人口的日用必需品。原先我们用鸦片或用从别国挣来的钱来购买它，但是随着我们工业品的物美价廉，它们必定会畅销中国。所以希望政府保护。

　　看这六个意思，人家鸦片商们好像不是坏蛋啊！

　　二、关于中英关系面临的困难：

　　中英关系，若能以欧洲原则为基础就好了。“但是中国人以优越种族自居，卑视英人，因此对在华的外侨，屡加侮辱。再者，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准许外侨居住，如果他们遵守法律，皆予以保护。但中国以为外侨居住中国，是中国格外施恩，不准外侨与中国人自由往来，只片面地要求外侨遵守中国法律，但并不予以相互的利益。于外侨的商业以及社会家庭的活动，都横加干涉，极为专制。我们知道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是不易妥协的。”

　　[B]一句话，与中国这样一个半野蛮的专制国家打交道，气死人没商量！[/B]

　　三、关于中英之间的困难局面如何解决，他们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动武。他们认为，动武有很大的成绩，无论如何，得试试动武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商务监督忍受不了侮辱，必定要离开中国。
　　2、英商在中国遭受歧视，被看成劣种人，高贵的人必不愿在中国做生意，对华贸易必定沦为走私，甚至海盗。英商必以走私对待排斥，以沿海抢掠来补偿中国对其财产的没收。
　　3、英国没有其他办法，要么屈服，要么动武。
　　4、整个对华贸易史上，中英的冲突并不是鸦片。虽然它早已遭至物议，但仅是在白银外流严重之后才成了首要的问题。纵观整个对华贸易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屈服只有使危机加深，只有武力，才能强迫中国让步，否则两广总督将永远是专制的，不公道的。

　　四、关于战争目的：
　　1、必须要求中国为侮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一事道歉。只有不轻易放过这种侮辱与侵略，才能使中国对我们尊敬。
　　2、必须要求中国赔偿鸦片损失。因为这些鸦片不是英商走私时被他们收获的，而是拿驻华商务监督与英商们（不管他们是不是鸦片商）的性命来威胁，尊驻华商务监督之命，大家被迫交上去的。
　　3、战争之后，政府应与中国签订一个条约，内容如下：
　　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
　　2）英商须有与本地华人直接交易之权，反对只与行商交易。
　　3）在华经营合法贸易的英商，中国政府与官吏不得视为低贱之人。中国政府应当让他们自由地在家庭与社交方面遵照欧洲的习惯，拥有住所，妻子同居。中国当依法保护，不得横加欺侮。
　　4）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协定，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5）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系英女王的代表，应准与中国皇帝大臣，以及地方当局直接交涉，并准予居住北京或者其他商埠以保护英侨，管理商业。
　　6）在华英侨，如违反中国法律，只准将其个人处罚，不得良莠不分，混为一谈。
　　7）如中国不愿开辟商埠，应将一岛让与英国（用购卖或其他方式），英国可在岛上建立商馆。

　　五、关于兵力投入：
　　1艘英国海军最大的战舰，用来吓唬中国人（载兵400人），让他们知道英国人不是好惹；
　　1艘二等军舰（载兵300人）；
　　2艘一等巡洋舰（载兵各120人总计240人）；
　　2艘载炮28门的巡洋舰（载兵各80人总计160人）；
　　2艘小巡洋帆舰（载兵各20人总计40人）；
　　2艘较大的轮船（载兵各100人总计200人）；
　　8艘600吨级的运输船（载兵各150人共计1200人）；
　　2艘小铁甲火轮船。

　　[B]水兵共计2540人，最大的那个主力舰还可顺便运送3960人的陆战队。如此，水陆兵合计6500人。

　　看了这份兵力投入单子，替天朝悲哀，堂堂的天朝，就要栽在这区区几千人的队伍手中了。货真价实的较量就要开始了，较量的结果：不在人数而在人心；不在天朝以德治天下的羊头幌子而在体制的优劣。[/B]至于器物层面的优势——英国船坚炮利，也被林则徐“英人一仆便再也爬不起来、不善陆战”的夷情汇报给掩盖了！

　　除此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商人团体替政府考虑得真周到。他们不但考虑到军队出发时煤的装运和食物的储存，还考虑到，这支部队必需开到北京附近。如果北京的皇帝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就不必打仗了。如果不同意，就封锁沿海，并在沿岸占据一二个岛屿。打得北京皇帝服劲了，我们就要求赔偿与自由通商，得到目的后，可以把占领的岛屿归还他们。

　　这些建议和呈文，当然不是拉本德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这个商人团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有幸在资料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安德鲁•韩德森的商人写给拉本德的信。我们看看，一个英国商人，给他的商会主席提供了哪些信息和建议：
　　1、从1817年到1837年，我16次前去中国经商，希望我的经验能对目前的对华关系有益。
　　2、这个时期的头三年，英国主要对华出口棉，其次是鸦片。棉花白天交易，鸦片晚上进中国，由走私船和官船运进。鸦片按箱交钱，用以贿赂巡抚、粤海关监督和其他官吏。
　　3、我们从中国带回的商品，除了茶叶、丝、蔗糖、磁器之外，还有锌。中国禁五金出口。所以锌也是在晚上运出，有时候用官船，只不过也得贿赂当局罢了。
　　4、1821年，停在黄埔上的用来贮存鸦片的趸船命令移到珠江口外约十二里的伶仃岛。
　　5、中国当局对于呢绒与外国制造品抽税甚重，加之以公所及其他费用，导致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货物赔钱。中国方面对于英国制造品的勒索及获得银元的困难，对于鸦片入口的激增，大有关系。
　　6、鸦片入口激增，中国政府每年输出二百万银元。白银的缺乏，是中国政府激动的原因，但奸诈的中国政府却借口鸦片的毒害来达到整顿财政的目的。
　　7、鸦片贸易占整个入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二，若没有广东省当局的允许甚至鼓励，那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广东官职是有名的肥差。中国官吏宁愿降二三级，也愿意到广东来，以大发其财。
　　8、中国的法律好像是专为了帮助这些贪官向外人勒索，除此之外，既无法执行，而又极为荒谬，除事事掣肘而外，毫无用处。几乎没有一种货是只征收入口关税的，官吏们的勒索，比官税重的多。而且，自从律劳卑出使失败，他们勒索得更过分了。
　　9、1836年，巡抚突然想多勒索（这时的巡抚是祁贡，总督是邓廷桢），每箱鸦片给涨到了150块银元。钱的一部分到了水师提督（当是韩肇庆啦）手里。他每月派一只巡船到鸦片船上去核对，每箱收税一元，并且经常给一个收据。大家认为这是水师不信任粤海关监督和其他有关人员，怕自己分赃不数。
　　10、1837年，新粤海关监督豫厚庵就任，与广东巡抚严厉禁烟，抓了几个鸦片商人，目的还是多罚钱。奈何鸦片贩子嫌他们勒索过多，价钱没谈拢，于是海关监督与巡抚把他们的鸦片船捣毁，决定自己贩卖鸦片。他们造了四只船，再加上一些官船，就开始干了。于是，在广州的鸦片一度完全停顿之后，一个月中，他们就运到广州三千箱。一年之中，运到广州六千箱。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干这个，西方的鸦片船可以直接开到黄埔。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不在海上，而是直接把鸦片送到中国领土之上。
　　11、这次中国当局胆敢扣押英侨为人质，强迫他们交出价值二百万镑的鸦片。这些财产是在海洋之上，无论如何，不在中国领土之内。这种无理举动，给了我们战争的机会。
　　12、一般的意见，对于中国的实力的估计是错误的。不管过是怎样，现在的它，是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着有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谕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
　　13、大不列颠现在应当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英国有责任来惩罚中国的愚蠢，并且教训中国的统治者们，有必要遵守国际间共同承认的相互间的责任，正义是在我们方面的，胜利是必然的，而且是容易的。
　　14、动武前，英国政府应该发一个宣言，译成中文，广为发布，必定影响特大。因为一般人民并不喜欢政府，他们以为政府是外国的，事实上，确实如此，政府是满洲人的。宣言里应该说一下我们所受的侮辱虐待，要求赔偿损失及未来的安全，否则就动武。以中国人特殊的性格，不动武是不行的了。
　　15、先打到虎门炮台，俘虏中国一切高级军官，遣送一些，让他们带一封宣言，想法儿送到北京。限两日答复。再用船，带一个俘虏，直接到北京去送宣言。这样，地方官吏就不敢再使用他们最好的武器——托延了。
　　16、对于中国这样软弱的政府，勇敢地动武，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迫不得已时，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
　　17、若对中国动武，英国政府唯一的牺牲，就是晚半年拿到茶叶税。

　　素质啊，这就是素质。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看起来都比他们的巴麦尊外相素质高。如此情形之下，大清能是人家的对手吗？

　　11月4日，巴麦尊把发动战争的计划通知了海军部，并发出第十六号训令，指示义律侦查天朝情报，等候远征军到达，还是那句老话，必要时“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如果说此时的道光正准备断绝中英贸易，大耍二百五的话，那么，他西半球的对手，巴麦尊比他还二百五呢。

　　1840年1月16日，21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国会发表演说，指责中国禁烟使英商蒙受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损害了英王的尊严，宣称：“我已经并将继续对此深为影响我国臣民利益和我的荣誉尊严的事件，予以严重的注意。”小女王算是装模作样地履行了自己的国王权力。政府是否出兵、出兵的目的及军费的供给等，由内阁决定，而内阁得向议会负责。至于外相巴麦尊本人，他只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保证英国纳税人的钱，不会用来赔偿鸦片商人的损失。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意思：
　　第一，英国人民要放心，我们不会把你们的税钱乱花一文的；
　　第二，羊毛不能出在羊身上，那就得出在羊以外的其他动物身上，比如大清。

　　现在，若是去大清身上拨毛，还得有个程序。内阁算是下了决心了，可是内阁要向议会负责啊。与此同时作为执政党的内阁，还得防止在野党背后给它一口。那么，这时的在野党在干什么？议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战争前奏，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出兵中国的辩论

　　巴麦尊决定对中国出兵了。

　　慢着，他的反对党——托利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一句话，怎么着也得给执政党使个绊子啊，他说出兵就出兵，天底下哪有那样的美事啊！

　　首先使绊子的，乃是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他对执政的辉格党提交了弹劾议案。诸位可不要自作多情，以为皮尔是咱的人，至少同情咱什么的。大错！这家伙纯粹是自己玩，玩自己的对手呢！这家伙1834年至1835年做过英国首相；1841年把辉格党党魁、现任英国首相迈尔本竞争下去，自己二进宫，重新担任上了英国首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停止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了，相反，他增了兵，加大了侵略力度。所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多只眼，用第三只眼看人。下面我们来看看，围绕这一议案，英国人是怎么玩的。

　　陆军大臣考麦雷敦促将对华战争升级，他说：“我请求申明我最真诚的愿望，这场最正义的争论将会有一个胜利的结局，这不仅将鼓舞英国人的士气，而且英镑的名气也将得到提升。”

　　未来的国家首相、年仅31岁的托利党议员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反驳说：“在我看来，正义在他们（中国人）那边，这些异教徒、半开化的蛮族人，都站在正义的一边，而我们，开明而有教养的基督徒，却在追求与正义和宗教背道而驰的目标……这场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的，这场处心疾虑的战争将让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这种耻辱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现在，在贵族老爷（麦考雷）的庇护下，我们的国旗成了海盗的旗帜，她所保护的是可耻的鸦片贸易。”

　　格莱斯顿的演讲确实很精彩。他的热情，可能来自于个人感性认识，因为他亲爱的24岁的妹妹海伦因为病痛接受了鸦片酊的治疗，并对这种药物上了瘾。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气敬畏上帝、憎恨毒品，所以格莱斯顿妹妹依赖鸦片酊一事被人视作丑闻。做这番演讲的时候，他刚从意大利看望妹妹回来，妹妹戒毒失败，影响他的情绪，可能促进他反鸦片贸易的热情。当然，他的热情，更来自于在野党的位置。此时，身为托利党人，当然要反对执政党的侵华政策了。十年之后，他就脱离托利党进入辉格党了，后来他曾发表文章说：“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使政府强大，……一个软弱的反对党使我们拥有一个软弱的政府。”所以，听了他反对战争的辩论，天朝这边的人还不能自作多情，因为他跟皮尔一个姿态。他在议会里这么折腾，首先是党派之争，其次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衡，最后是为了做“国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为了政府的强大。更何况，他后来不但加入了辉格党，而且还做了人家的党魁，按英国制度，党一执政，党魁是当然的内阁首相。所以这家伙后来竟四次出任英国首相。小伙子当时太年轻，还没做上英国首相，如果做首相的是他而不是皮尔，我们就会发现，他也会象皮尔那样毫不含糊地支持外相巴麦尊对中国动武的。

　　但这就是英国的游戏规则。在野党与执政党打着玩。把对手打下来，自己继承对手的“遗志”，上来接着玩。遗憾的是，虽然格莱斯顿玩得很精彩，但托利党对辉格党的不信任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巴麦尊的辩护应该是最具说服力的。他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购买鸦片，即使我们的商人不卖，其他国家的商人照样卖，中国人照样买，那我们为什么不卖呢？说得对，咱不卖，钱都让美国佬山姆大叔挣去了，咱约翰牛心里不平衡啊！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现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侵华正副全权公使。同天，巴麦尊外相向两位公使发出了他的第一号秘密训令。同时附有《巴麦尊致海军总密函》、《巴麦尊致清朝皇帝钦命宰相书的副本》（一式三份）、《条约草案》等三个附件。这些训令与附件咱就不详细解释了，反正是要求这对堂兄弟，不打广州，直接打到大清首都附近去，痛痛快快揍大清一顿，吓唬一下大清那个野蛮天子，看他敢不敢跟咱再牛了！

　　1840年3月19日，英国下院议员正式得知政府准备征华的消息。

　　与此同时，鸦片贩子最关心的是鸦片赔偿问题。当时英国国内舆论，包括内阁中的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J&Hobhouse）也反对赔偿，鸦片贩子们只好大肆忽悠。

　　忽悠的结果，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的下院围绕中国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辩论充分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说得对，内阁都决定征华了，还辩论个啥啊。当然，如果议会真的通不过，首相有个最后的杀手锏，敦请女王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新议会若再通不过，迈尔本首相就得下台，巴麦尊外相当然跟着玩完。问题是，人家迈尔本首相运气好。现在，我们截取辩论中的一些镜头，看看英国的民主到底是咋虚伪的：

　　镜头一：

　　托利党人称：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

　　辉格党的答辩是：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

　　托利党人再称：“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们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这个发言的反对党党人，仍是格莱斯顿。他仍是在卖弄他的才情和表现自己的反对党姿态罢了。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托利党在议会辩论时，采取了反对党的立场，但一经投票表决，他们必须服从表决结果。更让人中国人泄气的是，待义律拿出《穿鼻草约》之后，不但辉格党组成的内阁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托利党也表示强烈不满。两大敌对党派居然空前统一，一致认为义律所争取到手的远远不够，英国必需扩大战争云云。虚伪吧？

　　镜头二：

　　托利党议员詹姆斯&格拉汉对战争本身没有异议，但对迈尔本首相在备战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激烈抨击。

　　巴麦尊外相对此回答如下：格拉汉指责政府处理中国问题不力，与政府在处理上是否失误毫不相干，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推翻辉格党政府。所以，格拉汉表面上在对一个无能政府进行正义的抨击，实质上却是为了夺权。

　　巴麦尊外相还提醒大家注意，中国反对鸦片贸易的真正的原因是财政，与道义或健康没有关系。

　　外相这就外行了，不理解天朝特色，大清政府就是把百姓当猪养，作为猪主，它也得关心猪们的健康不是？即使和道义没有关系，那总和健康有关系吧？

　　镜头三：

　　辩论中，有一位议员特受人尊敬，他的发言，也特引人注意。因为他两次出使大清，又在中国呆了十几年，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了。他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小斯当东，他说：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

　　“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正像我们政府文件里的括号一样，这里需要括号一下的是：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至于有没有超过五分钟，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下院这次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天之后是投票，投票的结果是：271票对262票，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达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

　　9票之差啊，看来英国的“人大代表”里，好人也不少啊，但是坏人还是多了些，多了9个。大清的命运，竟系在这9票上了，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所言：“但这并不足以安慰相距半个地球之远的清朝。”是的，没法安慰，因为就是这9票，打掉了一个五千年文化族群的全部历史自信心与民族优越感，那种内心的伤痛，无法诉诸笔墨！

　　更没法安慰的是，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认为，如果不是英国，别的国家也会来打中国的，英国只不过是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而已。

　　镜头四：虽然英国的上院仅是摆设，但同样的辩论在上院也演出了一番。时间是4月20日。上院的辩论更虚伪了，因为上院基本成了养老院帮闲院，大家仅是握握手兼鼓鼓掌罢了，有辩论也是闹着玩的。上院里有个人物需要我们注意一下，他就是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的克星——威灵顿公爵。当格莱斯顿的观点被斯坦贺布重复演讲一遍时，这个托利党阵营的70多岁的老英雄却站起来表示支持自己的对手党的政策，支持义律在广州拯救英国商人时勇敢而出色的表现，支持政府对英国商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惩罚中国。这个老家伙，为了打中国，不惜窝里反呢，跟自己的党都不保持高度一致了！

　　最后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天朝一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投票，所以他们以天朝愚民之心度大英帝国公民之腹，对于英国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在阿英的《鸦片战争文学集》里竟是如此想象的：“义律兵败回国谒见英王，请求发兵，国王一时没了主意，召集了国中官员百姓，商量这事。官场中多是要战的，生意场中多是要和的，商量了几天，没有定见。那英国城里，向有一座庙，名叫罗占士庙，香火极灵，英国男男女女都尊信的。因此，女王令大家一齐到神庙内，做了几十个纸阄，分写了‘和’字，‘战’字，当场第一个搅着是个‘战’字，接连第二、第三两个都是‘战’字，因此大家定计决战。”

　　战争，就要开始了。

　　一座庙、一个签，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是否足以代表天朝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的愚蠢表现和遗憾结局呢？



第六章 稀里糊涂的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英夷怕林则徐吗？

　　1840年6月，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中国海面。计有: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英国陆军3个团（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孟加拉志愿兵若干。

　　据茅海建先生统计，陆军共4000人，加上海军，总计约六七千人。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进行封锁。封锁之前，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J.G.Bremer）发出公告：“现奉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伯麦的公告，译成中文，按中文格式编成说帖，写在木牌上，插于尖沙咀一带的海滩上。

　　按巴麦尊的要求，虽然不让他们在广州开战，但至少在广州递送一份巴麦尊致中国钦命皇帝宰相书的英、中文本。但是义律坚持不宜于让广州中国当局最先知道英国的要求是什么。据茅海建先生推断，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是怕在林则徐的面前显得姿态低下。总之，他们没有执行巴麦尊外相的训令，懿律与义律堂兄弟俩于6月30日率领大小船舰43艘，离粤北上，仅留下“都鲁壹”号、“拉呢”号、“海阿新”号及“哥伦拜恩”号、武装汽船“进取”号继续封锁广州。

　　看意思，义律本人与林则徐有些赌气。因为按他们的游戏规则，这份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乃是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不给林则徐（当然林则徐能不能看懂最后通牒，也是个疑问，因为后来道光看了，就不大能看懂），这让林则徐特被动，以至于定海都失陷了，林则徐还在上奏，跟道光汇报，英船惧怕广东战备的严密，驶出老万山，东风扬帆而去了。等得知定海失陷后，林公又埋怨定海方面战备做得不如广东好。林公的这种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失误和辩解）影响了一些主剿派，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于1841年曾上奏要求道光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理由之一就是夷人最怕林公。其实，不是洋人怕林公，而是林公不怕洋人。1840年6月，英国封锁了广州海口，扬帆北上了。7月3日的林公还在写帖子安慰他的百姓，中心意思如下：
　　一、“英夷诡谲，凡事虚张，来兵即极多，亦不过一万余人为止。”（林公这一点倒是蒙对了，人家只来六七千人，但是他只蒙对了人数，没有蒙对现代化军队的战斗力）
　　二、“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十，直以十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这是典型的冷兵器思维，人多力量大）
　　三、英人腰腿毕直，一仆不起，建议大家奋勇杀敌，且有物质奖励。如能夺其炮位，也照炮之大小，分别给赏。（我晕，天朝正规军都对付不了的现代火器，却让百姓去缴炮。这种国难财，不是好发的）

　　鸦片战争之后，有关鸦片战争有3部著名的时人著述：《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和《中西纪事》，它们的作者魏源、梁廷枏和夏燮皆谓：林则徐在广东战备搞得好，英军才转而北犯的。他们把广东战事的失败，归因于林则徐的去职；把其他各地的战败，也归因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当然，他们在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表达得很艺术。比如魏源，在书里借别人之口说出自己的意思，他用了个“或曰”：“或曰：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子何不责江、浙、天津之无备，与粤闽后任之不武，而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敌攻敌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奏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矣。”魏源这样说，在于他先是把林则徐任内的九龙冲突、官涌冲突当作了中英之间的正式战争了，后是把英国正式开战后对广州的封锁也当作战争了。

　　抛开作者与林公的个人交情（魏源是林则徐的好朋友，梁廷枏曾做过林则徐在广州的幕友），我们不得不承认，天朝的士大夫，是有些民族情绪在内的。让他们承认天朝打不过英夷，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的这种自慰，也是值得理解的。不可理解的，倒是后世的学者，老让人怀疑他们是当时的局内人，因为他们作为后来者，在面对历史的时候，连起码的事后之明都没有，比历史中的局内人还要懵懂。这让另一些清醒的学者有些发狠，代表人物是蒋廷黻先生。他认为义律不如在广州噼里啪啦地跟林则徐干一仗，而干仗的结果，肯定是林公失败，这是不言自明的。蒋廷黻先生设想，如果林公战败，至少有两个好处：

　　第一，一下子打掉天朝神话。否则凭天朝政府那样的大唐中土意识、盛世傲慢情结和天朝百姓那样的昏庸皇帝、奸臣误国的思维模式，主流舆论总会坚持认为，义律在广州是干不过林钦差的。这就让天朝失去了反省的内在自觉，从而错失改良的历史机遇。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天朝心目中，顶多是一个地方事件，过后就忘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自觉根本没有产生。

　　第二，也让后世的学者少些自我安慰，以为个把清官，就可以凭自己的道德力量与品质特性拒英夷于千里之外。

　　蒋廷黻先生希望林公战败，希望天朝神话早日破灭，动机是好的，但是他忘了，林公战败之后，神话的信奉者们，还会给林公找到借口和替罪羊啊。被称作林则徐第二的裕谦不就战败自杀了吗？对当朝能有什么触动呢？总之，没了神话，神话的信奉者们会编织新的神话来自慰，反正始终不服，就像天朝政府直到灭亡时仍对西方那些蛮夷国家不服一样！不服就是不服，打得流鼻血也不服！这不，最后通牒来了，天朝都英勇地不接嘛！


“布朗底”号在厦门：送不出去的最后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规则

　　英国远征军把首战地点定在了浙江定海。途中，舰队经过福建厦门，遂派“布朗底”号前往厦门递交事实上的最后通牒——《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时间是1840年7月2日，其余舰队继续北上。

　　厦门乃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布朗底”号于7月2日中午驶至厦门南水道，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前来，询问来意，英方遂递交了一封信，称明天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公文。7月2日下午，“布朗底”号直接开到了厦门岛，放下一只杉板小船，悬挂白旗，让翻译罗伯聃（RobertThom，1834年来华，抵广州后很快学会汉语，并把《伊索寓言》译成汉文）前往递信。天朝守军不懂白旗规则，用火绳枪和成群的弓箭迎接他们。挂着白旗的英方杉板船，无论如何完不成自己的送信任务。

　　第二天，也就是7月3日，英方再次作出送信的努力（遗憾的是，天朝百姓不懂西方的宣战规则），罗伯聃乘小杉板船靠近时，发现岸上不但有成群的军队，同时也多了成群的围观者——当地百姓都来围观这千年不遇的热闹场面了。

　　船靠近后，罗伯聃用生硬的中国话高声喊叫，提出“不叫上岸，就要打仗”，但岸上没有人回答他。这时的天朝兵民还听不懂这类近代政治意义上的鸟语。罗伯聃举起一块方木板，试图说明自己的目的，但是迎接他的，是士兵的愤怒及抓获他的冲动，吓得罗伯聃只好离开。

　　待罗伯聃上了“布朗底”号，气急败坏的“布朗底”号便开了炮，两颗炮弹一落地，岸上便立刻倒下五六个人。岸上的人群——兵群和百姓群便轰的作鸟兽状散了！

　　中国炮台和水师船开炮还击，双方一场激战。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中国的炮很快就被英国的炮给打哑了。

　　炮声停息后，英国人再次送宣战书，这次他们想把宣战书直接贴到清军炮台的墙壁上，但遭遇失败，因为天朝士兵躲在炮台附近的房子里，用他们的火绳枪继续抵抗。

　　没有办法，“布朗底”号舰长包诅想了个绝招，把那封最后通牒放到一个玻璃瓶里，扔到了水里，希望天朝百姓捡起来，可以上交政府（一说扔在了沙滩上）。7月3号，他们离开了厦门，留下“伯兰”号军舰和一艘运输舰封锁厦门港。7月7日，他们到达舟山，与大部队会合了。

　　马士在自己的书里说，休战白旗，“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即使一位高级军官曾适当地受过指示，可是还常常发现，有些过分热情的下属不懂得应用这条新规则，因而在战斗中还是用不上去。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所表示的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99页）

　　除了白旗规则，我们还需要关心一下战果。双方对战果的汇报，仍然是有差别的。罗伯聃报告，狠狠地教训了清军，己方没有死伤。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英国方面给中国方面相当损害。天朝这边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报告则是：清军用箭射死夷人一名，用矛刺死夷兵一名，中炮跌入舱内、跌入海中的无数，英国进攻被我方击退，“狼狈窜遁”。

　　敌对双方都报告自己打了胜仗，这种双赢的战争，我们尚未见过。况且也不叫战争，不就是送个最后通牒吗？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钦差的倒下

　　7月3日，侵华远征军到达了舟山海域。远征军此次北上，第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就是舟山群岛，而定海，乃舟山群岛南端最大的一个岛屿，被英方认为是作司令部的最佳地方。

　　到达舟山后，英军立即派出轮船，到定海城南道头港附近水面进行测量。

　　定海县城，地势险要。东、北、西三面，青山环绕。城南二三里即道头港，有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乃外洋船只入口门户。道头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盘峙山、大小渠山等岛屿。清军在定海设有水师镇，共有水陆兵勇2800余人，城东南设有炮台1座，火炮8门，驻兵50名。舟山的军备被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俩美国佬认作是“可悲又可笑”。

　　英军到来，定海总兵张朝发却认为，夷船乃是被风吹得迷路了，常有的事，不用惊讶。待发现迷路的夷船很多时，他有些疑惑了，遂改嘴说：广州不能做生意，他们才来这里的，定海要变成大码头了，我们的奖金要增加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0页）

　　7月4日，英舰撞进定海水域，不知是抱了发大财的心理动机，还是国际友好的心思，定海知县姚怀祥登舰拜访了英军，并询问其来意。伯麦给他的乃是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启定海县主，速将所属海岛堡台一切投献，惟候半个时辰，即行开炮轰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9页）

　　所谓的半个时辰，乃是英方翻译错误。参考英方原件，应该是6个小时。

　　姚怀祥回去与张朝发开会，定海军政商民才知道来的不是发财的机会，而是打仗送命的机会。老实说，英夷没给定海官吏以后退之路，因为天朝官吏负有守土之责，没有投降献城的规矩，或者说，天朝政府没有给他们后退之路。所以张朝发与姚怀祥别无选择。姚怀祥与张朝发商量，还是守城要紧，他说：“夷未知我虚实，宜坚壁待外援；我兵毫无纪律，若浪战一败，城破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可怜的老姚虽然不“知彼”，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知己”。他知道天朝的士兵是稻草人，只能糊弄傻鸟，糊弄不了英夷的。据茅海建先生考证，姚怀祥在参观伯麦的军舰后，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也知道对抗将是发疯，但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尽管如此做会遭致失败。”（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8页）在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俩美国佬的书里也有此段记载，只不过翻译过来的文字略有不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姚怀祥的这种知彼功夫还是有折扣的，他可能与林则徐一样认为，英军膝盖打不得弯儿，只善水战，不善陆战，所以他开会时建议张朝发：将水陆部队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堵击，一半城中防守。没想到老张不愿与他合作，回复如下：“城非吾责，吾领水师，只知扼海口而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9页）

　　大敌当前，军政最高当局尚不合作，双方居然签订了一个奇怪的合同，也叫分片承包吧，老张包口外，率领水师督战；老姚包县城，率领陆兵督战，双方谁也不救援谁：“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这合同好滑稽。

　　7月5日，伯麦看清方仍无投降献城的意思，遂命令他的军舰开炮了。据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英国只用了9分钟，就把舟山清军战船和炮台的还击能力给摧毁了。

　　战争一开始，张朝发就受伤了，原先与姚知县的约定倒是没忘记，不好意思回定海，躺在木板上跑镇海去了。英军遂攻占定海城东南的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7月6日早上，英军攻破定海东门，发现定海已经是座空城了。虽然此时的天朝上下都仍然坚信英夷不善陆战、一跌不能复起的荒诞想法，但是他们也不打算在陆地上证明一下了。姚怀祥在此之前，派手下出城招募壮勇，当这些壮勇手持弓箭、肩扛长矛回返定海县城时，尚未接近县城便被出城的溃军冲得拔转了头、掉转了方向，一块儿溃了。士兵们聪明，跑得比较快，算是发挥了天朝人腿关节比较灵活的特长。据裕谦战后调查，天朝方面，1540名士兵参战，但战死的仅13人，受伤的也仅13人，看来天朝士兵大都属兔……当然，官吏方面就损失大了，张朝发重伤而死，姚知县虽无受伤，却在城北跳水自杀了，因为他别无选择。天朝虽然是个窝囊的政府，但是它从不宽恕它的臣子的窝囊，不成功，便成仁，是天朝没有出现之前，中国传统政府就给士大夫们定好的规矩。可怜的老姚，一直是个后补知县来着，刚刚补定海知县月余，还没尝够七品县官是个什么滋味，就这么匆匆地做了天朝烈士。姚的自杀，让英国人很是感慨。马士说：“这是一系列事件中第一件引动英国人在心理上混合着感叹、尊敬与轻蔑的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99页）

　　英军很轻松地占领了舟山岛，那个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居然做了定海县的县令（按现在的叫法，应该是伪县长了）。这个伪县长是个令人可疑的中国通，从1831年到1838年，他在中国沿海考察不下10次。当然由于他后来直接受雇于英国商人甚至英国政府，所以我们有理由把他当作英国殖民者。他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到过中国很多地方，深悉中国风土人情。连外国人都说“他很像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常认为他是一个扮作洋人的汉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此话不假。一个署名叫“赘漫野叟”的人在他的《庚申夷氛纪略》里说：“辛丑二十一年，夷尊蒲鼎喳、郭士立，统带舟师……再犯舟山……郭士立曾在台州府太平营，充经制外委之职，犯罪逋逃，不知下落，今督师而来，始知其投入外夷，已博高官，见者犹复识之，土人犹呼之为郭副爷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难道说郭士立是个归国华侨？太让人难为情了。而且这郭士立为了做一个优秀的伪县长，居然在定海附近大贴安民告示，希望定海居民回县城安居乐业，做法倒是跟刘邦别无二致，但小民们仍心有狐疑，因为他们只听说刘邦那样的中国特色的领袖为了做皇帝而秋毫无犯的故事，从没听说，英夷（归国华侨）做县令也能秋毫无犯的，所以响应者不多。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件事，让英方很是发愁：

　　第一，道光于7月26日下发搜捕汉奸令，谁卖食物给英军，谁当然就是汉奸，勒令各省兵民查拿汉奸，且查拿有奖。这让英国人的日子很不好过，定海“街上难得看见一个中国人，没有可能得到新鲜食物，城的附近看不见公鸡和母鸡，就是听得一只鸟叫，也难得再叫了。从军的非战斗人员整天在沟渠里垂钓，四周围着仆役，专等收买第一条鱼。就连蔬菜的可怜的供给都停止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页）

　　幸亏有从广东带来的汉奸布定邦，粮食一概由他到乡下采买，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有奖的前提下，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7月23日，布定邦在定海北门外为英军买肉，被当地群众发现，拿下，送往宁波。英军只好派一批印籍水手出去购买，但纷纷落网遭擒。9月25日，定海英军派出3只小船，前往崇明岛自己去寻找“新鲜食物和蔬菜”。临行前，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假如居民不肯卖给他们这些必要品时，就派一支劫夺队去夺取。居民们当然不肯卖给他们，因为这个时候的天朝政策执行得还比较到位，不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政府流亡了，英法联军从通州到北京，沿线居民可以大卖烧饼馒头（饽托），暂时学了17世纪的荷兰人（荷兰是商业至上，不管政府与哪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生意人都不管，仍随便与敌对国做生意，敌对国缺粮食，他们就卖粮食给敌对国，整个国家没人能想到荷奸和卖国这等层面，他们没这脑子，眼中只有钱），乘战争的机会大发国难财。总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定海居民们在政府高压下和邻居想发财的监视下，不敢卖食物给英国大兵，英国大兵只好抢了，农民携妻带子跑，他们就在后头开火。这就是多重博弈的结果吧。侵略者自谓文明，以为战争是政府之间的事，与民人无干，所以希望自由买卖食物。但是天朝规矩，民众必须把政府的敌人当自己的敌人，否则皆以汉奸罪处死。这就使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更野蛮的措施：抢掠！定海人民不卖粮食给英人一事，我们既不能低估人民对英夷的反感，也不能高估人民对英夷的仇恨。有限的全民皆兵，很大程度上也是天朝官吏及天朝政策逼出来的。因为大清政府不是民意政府、宪政政府，政府与百姓，本质上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后来英夷与伊里布在定海签订停战协定，专门要求：天朝不得禁止人民与英夷往来。

　　第二，从7月13日到12月31日，这支不到4000人的英军，兵员住院达到5329人次，死亡448人。住院的人大半患了发热症，死亡人数中有2/3是拉肚子。

　　第三，虐俘问题。9月16日，马德拉斯炮兵队里的安突德上尉（CaptainP.Anstruther）和他的印度老仆人私自离开营地，走向城西山间的小路，被农民发现，包围了他们。老仆人被一锄头砸死，安突德本人头上挨了一棒子，倒下后被双手反绑，嘴里塞块大东西。押解到宁波后，他被钉上了18磅重的脚镣，被关在一个从木栅外面量起来是三英尺半长，二英尺宽，三英尺高的囚笼里。9月22日，“风筝”号（TheKite）上的吉利司上校（CaptainDouglas）因乘船遇险，也被俘获，关在同样的笼子里。9月23日，“风筝”号上其他幸存者包括航海官的妻子拿布夫人（Mrs.Noble）在内也都被俘虏，当然也被关在了笼子里。至于拿布夫人，更是受到了特殊待遇，马士说，她曾经有一次被关在笼子里36个小时，而且有好几次跟她的难友们一道关在笼子里经过各乡镇游街示众，沿途受到群众的讥笑和吆喝，他们从笼子的木条中间伸进手来，扯俘虏们的头发，往俘虏身上吐唾沫，她手上的戒指不知被哪个群众顺手扯走了……英国人认为这是虐俘，但是，正如恩格斯为天朝做的辩护，既然被对方称作了野蛮人，那么就有理由以自己的野蛮方式来招待这些文明的“侵略者”。有意思的是，审讯的时候，抓获拿布夫人的人认定她是英国女王的妹妹。把拿布夫人认作女王的妹妹，对抓获她的人有利，因为奖金会大大的。至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有无妹妹、英国女王妹妹何以亲自上战场之类的问题，天朝人士竟然没有任何疑问，以至于他们竟给拿布夫人安排了一名仆人，卧室家具也和她高贵的出身相匹配，搞得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不知道啥是特权的美国佬对此感叹说：“中国人对于等级制度的重视即使在监狱中都能体现出来。”（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7页）他们也太不了解天朝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

　　英军占领舟山，正为卫生与健康问题发愁的同时，清政府更发愁。道光斥责浙江“养尊处优”，“形同木偶”，平时没准备，临事“张皇失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9~320页）

　　道光的批评是对的：
　　第一，皇帝是常有理嘛，天朝制度，没有不是的皇上，只有不是的臣子。
　　第二，天朝那样的制度下，谁不是木偶呢？君臣之间，是木偶对木偶。

　　伊里布后来曾替张朝发说话（人家已经死了，说两句好话，倒显得老伊是个宽厚人），说他进行了有效的备战工作。不过，马士考证，当时中国人丝毫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其实，就是作准备了，也是这么个结果，甚至结果比这还惨，天朝多付出几个兵的生命而已。道光对定海失陷的处理是：处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革其职，令其效力赎罪；令邓廷桢派水师赴浙江（邓廷桢把“布朗底”号送挑战书一节汇报成厦门大捷了，皇上看到了，很高兴）；令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去浙江查办。道光估算，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加上浙江水师，精兵良将合一处，收复定海将轻而易举。邓廷桢回奏，自己很想去定海帮忙，但是不能离开福建，恐英夷再犯福建呢。道光无奈，只好批准，于是，收复定海的任务就落到了可怜的伊里布头上。

　　对于林则徐来讲，定海失守，自己也有间接责任。8月3日他接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递来的定海失陷文书，马上预感到，自己要挨皇上的敲打了。所以，赶紧给道光上了一个《英船据定海拟用民众杀敌片》。片中首先婉转批评了定海的失陷在于地方守土官吏的防守不力：“英夷兵船既经来粤，即因防范严密，不敢进口滋事。”话中意思很明显，广东战备工作搞得好，把英夷吓跑了，定海战备不行，英夷乘虚而入了。林则徐片中的第二个意思，向道光提出收复定海之计，说英夷不善陆战，“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由此他向道光建议，定海可以展开人民战争：“此时定海县城甫被占据，即使城中人户仓猝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人，夷匪即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这个时候，道光还没有跟林则徐着那么大的急，9月5日看到此折时，朱批“知道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31~433页）

　　1840年8月16日，得知定海伪县令郭士立贴安民告示，要求定海居民回家安居乐业的情况后，林则徐再次向道光密奏，提交一个《密探定海情形并拟计划袭取片》，说密查定海情形，英夷技穷，写安民告示要求百姓回去安居乐业呢，正好给我们动手的机会：“与其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团勇，陆续回至该处，论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

　　问题是，道光已经不信任林则徐了。没法信任了，皇上对任何天朝大吏的信任都是有限的。何况林则徐这计划也没谱。因为按林则徐的想象，英夷在岸上，尚且不如鸡狗呢。鸡会飞，狗会趴，英夷膝盖却是不会打弯的，异种先天残疾，一仆不能复起呢。

　　1840年8月21日，道光下谕斥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93页）

　　9月18日，道光皇上看到了《密探定海情形并拟计划袭取片》，将信将疑，着伊里布查明后详奏。

　　9月24日，林则徐接到道光“看汝以何词对朕”的朱批，没有词也得想些词啊，所以上《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又附上《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重申“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同时要求到浙江前线戴罪立功，说各国看不惯英夷久已，拿300万造船炮，制服英夷绰绰有余。如果不早动手，恐患无已时，其他国家还可能效仿英夷云云。皇帝朱批：“无理，可恶”、“一片胡言”！最狠的一句话是：“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8~531页）道光的眼里，林则徐已与英夷一样可恶了。

　　唉，给中国皇帝打工，就有这么一个坏处，断绝英国一切贸易的二百五措施，本是道光的谕令。可是如今他小脸一翻，不认账了，全是林则徐的错了。道光有错，错就错在听不得真话，还耍“断绝贸易就是好”之类的二百五；林则徐也有错，错就错在他那具有天朝特色的浮夸风的战报上了，也算“亩产万斤”式的二百五吧。就在定海失陷之后，道光接到的来自广东方面的战报，仍然是节节胜利。西方人眼里，这些胜利都是林则徐“捏造的”，林则徐纯属“自欺欺人”。（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0页）最典型的例子应是关阐之战。关阐是大陆与澳门之间的界墙。关阐之战的起因乃是留在澳门的英国传教士兼家庭教师但顿在澳门海湾里洗澡，被中国守军抓住了，因为抓夷人有奖嘛。广东当局不懂近代战争规则，不知平民与武装部队有区分的必要，告示凡抓夷人必重奖，大清兵丁及百姓为了奖金，凡见夷人，不管他是兵还是民，能抓就抓。封锁广州海面的英舰得知后，当然要求释放但顿。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两广总督林则徐不但不准他们在澳门洗澡，还命令澳门葡萄牙总督驱逐住在澳门的英人。英人便先动了手，于7月17日，开炮轰击界墙旁边和界墙上的中国炮台，一个钟头之后，天朝一方界墙上的27门大炮和炮台上的17门大炮全部哑了，英军登陆，用野战炮轰击整个界墙，当地守军和壮勇5000人参加了战斗，但最后都被英军炮火远远地压到了一座庙宇附近的山坡上。英军在界墙上升起了英国国旗，放火烧毁了天朝守军的固定棚房和临时帐篷，把天朝所有大炮的火门给堵塞住，然后撤兵回澳门了。

　　关阐之战，英军无死亡，轻伤4人；在林则徐的奏报中，“炮击夷目一人，夷兵十余人，落水淹毙者不计。我兵阵亡六人，壮勇内亦伤毙三人”，英军败退云云。魏源记载的版本则是：“我守军炮沉其数小舟，伤其洋目、洋兵数十。”看样子，每次洋人死多少，都是数不清的。对此，美国佬发表感叹说：“中国人不但善于篡改历史，而且擅长捏造眼前的事情，他们向皇上报告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死许多英国人，而且击沉多艘英国船只。在这场冲突中，皇帝的许多错误决策并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基于错误的情报采取了行动。”（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1页）美国佬说得太对了，某种程度算是给道光皇上平反了。因为道光断绝中英贸易的二百五谕旨，最初完全是建立在林则徐一系列的大捷汇报之上的。

　　据魏源载，林则徐的兵勇在磨刀洋还大胜一次，英船“乘间窜遁，捞获死尸十余”。道光的回复是“贪功启衅，杀人灭口”。看来道光皇上对天朝体制下的浮夸风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当然也有怀疑的时候，比如他曾密谕兵部尚书祁隽藻和刑部侍郎黄爵滋密查厦门战况，但黄爵滋的回复，只能是按原先的战果上报，另加了两句：“夷人也有落水的，但看不清楚。”一句看不清楚，就把道光给糊弄了、打发了。何况原先的战报，就都是模糊数字“看不清楚”呢！

　　1840年9月28日，道光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下旨将林、邓革职。并命林则徐折回，邓由福建前往广东，“以备查问差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83页）

　　第一个钦差倒下了，第二个是谁呢？


英军来到了大沽口，迎接他们的是直隶总督琦善

　　8月6日，英军大部队来到了大沽口外。

　　英军到来之前，也就是8月3日，道光看到了林则徐的奏折，得知英军可能北上天津，但道光不怕，他认为他的天津固若金汤，“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命令直隶总督琦善，仍按老规矩来，英夷递交书信什么的，概不接收，“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7~338页）问题是8月9日，道光接到了琦善的奏折，得悉天津防备并不咋地，道光一下子虚了，马上谕琦善，让他交待部下：“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这个王牌木偶，终于发下红头文件了，官吏们可以接受夷书夷字了。因为定海失陷之后，英夷们继续投送那个最后通牒来着，据英方记载，他们在镇海被获准登陆，并递交了文件。但在第二天早上，这份文件又被退了回来，当地官员声称，他们不敢递呈这份文件。说得对，一是天朝不准私接夷书，二是那夷书写得太不够孙子了，谁敢给皇上看啊。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就是嫌夷书不够客气才原信掷回的，而且批评张朝发，这么狂傲的夷书你居然给我接（老乌绝对想不通，定海失守后，自己被革职竟是因为恪守天朝规矩，没接夷书，而遭遇刑部审讯。看来天朝制度没个谱，全看皇上心血来潮了）。道光这一逾祖制、破天规的行为，茅海建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守成的道光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接个夷书对天朝皇上来讲都叫大胆，都叫改革开放，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天朝官吏在办理夷务时该是多么的无所措手足了。

　　琦善接到皇上谕旨，即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问英方意图。接触详情，史无记载，现在能看到的，仅是琦善那个汇报接触情况的奏折，内云：英夷守备马他仑前来投文，“其词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法上达天听，恳求转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68页）除此之外，英夷还致琦善字据一份，夷书一本，字据里要求清方派员前去英船上接递照会一份，琦善表示自己不太明白，矛盾上交，把文件全部呈皇上，问皇上咋办。8月14日，琦善接到了皇上的谕旨：“著琦善复员查问接收，一并进呈。”8月15日，琦善派去的代表白含章接过了《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此书一递，得等皇上回话，于是，英舰就分成了6个小分队，沿海封锁。值得一提的是，琦善在递交巴麦尊之信的同时，还向道光上奏，如实汇报了英国的海军力量：“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火焰船……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

　　琦善可能数不清英舰的具体炮位数，也看不懂英舰的阶别，但英舰的威风，他是大致能看出来的，就像林则徐在澳门看到洋人的楼房很高一样。遗憾的是，琦善的这种如实汇报，竟成了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并且捎带着帮英国吓唬道光呢，中了英国炮舰政策的计谋了。仔细看琦善的奏折，绝对不缺一个天朝大吏的稳重与老练，对英舰的介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比一篇科技说明文还要乏味，所以道光看了这汇报，只批了一个字：“览”。蒋廷黻先生据此评价琦善有“知彼”的功夫。但牟安世先生认为，英国就是来吓唬我们的，所以“根本用不着琦善去切实调查”（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不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借了哪种佐料，居然可以膨胀到如此程度！

　　道光在8月19日看到了巴麦尊外相的最后通牒，于8月20日给琦善下谕：“谕以该夷所递公文，已经代为陈奏。大皇帝统驶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92页）

　　看到皇帝的诏书，让人哭笑不得。他依然自作多情地把自己当作天下共主呢，英夷也是他臣民，顶多是个洋窦娥，来他前面击鼓喊冤呢。道光如此自作多情，琦善当然也不例外，他根据道光谕旨，发出了答懿律照会，鹦鹉学舌曰：“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中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派大臣前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7页）

　　8月27日，英舰按照原先的约定，回到了白河口，可是琦善这边没人迎候，于是它们就作了强行驶入白河口直达内河的准备。就在此时，琦善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说了一大堆车轱辘话，中心意思是，钦差大臣上英舰“自来无此体制”，自己没法上英方之舰，希望英夷上岸相谈。英国呢，懿律先是答应亲自上岸，后来又怕中方的琦善没有拥有全权，自己亲自跟他谈，不对等，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最后托病不出，让副全权公使义律代办。

　　8月29日，会谈前一天，琦善派沙船向英国侵略者的舰队送粮食，计包括20头阉牛、200只羊及许多鸭和鸡，一两千个鸡蛋。端的是，敌人来了，迎接他们的是鸡啊牛啊。

　　8月30日，双方见面了。马士说：“义律大佐受到荣誉的接待”，但是讨论“很久而且激烈”，所谓的很久，是6个钟头。鸡与鸭第一次正式会见，互相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天朝制度里，只有钦命钦差，还没有全权公使，琦善手中也没有英国政府发出的那般训令及在训令精神内自由处置的弹性权力，一切都得请示北京（其实北京也没个谱，道光跟吃了摇头丸似的，一会儿主剿，一会儿主抚的）。于是英舰只好再次去海面上游荡。按琦善给皇上的回复，英夷嫌天津过热，他们要去“觅地避暑”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81页）我晕，侵略军过得好舒服，战争间隙还要在敌对方的国土上寻找避暑胜地凉快呢。负责接待的白含章对他们说，海洋上寒热相同，哪里有凉快地方呢？英人不听他的，他们甚至跑到了山海关，跟当地官员说：“因闻山海关地方，向多古迹，是以前往观看。”我晕，说是凉快，又变成旅游了。说旅游，也不全是，他们边旅游、边凉快、边工作，考察天朝战备情况。英军跟山海关的官员说：“该处只有弓箭，并未见有炮位。”该官员还算聪明，答曰：“此系密防，岂能令尔望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60页）这官员的回复会让我们想起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一个细节，宝石展览处院外的高墙上，扯着电线，竖一牌子曰：小心，此处高压。其实低压都没有，根本是个假冒伪劣。天朝的山海关，搞的也是这种防备。琦善事后向道光汇报说：“山海关一带，本所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60~361页）

　　9月12日，英舰再次回到白河。这个时候，琦善明确告诉他们：和议最好在广州举行。哄英军回到广州，这是皇上和琦善的意思。因为琦善和道光再傻也知道，不能让英夷在天朝心脏附近蹦跶，天朝心脏受不了。

　　英军们虽然不知道中国皇帝什么意思，但是，坐到谈判桌上，不用战争就达到目的，本是他们的本意，只要谈判，管它地点在何方呢。还有，考虑到季节的因素，英方认为“季节已经太晚，湾中不能进行充分而适当效果的攻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所以，他们同意回广州谈判，撤了。英军绝对想不到，他们这么一撤，又给道光打了一剂强心针，道光认为哄英军南下，是自己外交上的一大胜仗，他在伊里布的奏折上得意地表扬与自我表扬曰：“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13页）

　　这里我严重怀疑，这个傻皇上根本没读懂那份《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他以为，把林则徐一处理，英国人的冤抑一伸，哗，世界就清静了。于是，他下令革职林、邓，并交部严加议处。两广总督由琦善署理，琦善未到之前，由广东巡抚怡良暂行署理。与此同时，他命令琦善撤防：“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66页）并命令沿海督抚也酌量拆撤防兵，以节省饷糈。这个小气鬼，又心疼他的钱包了。关键的是，某些学者无视道光的谕旨，把琦善到广州后遵旨撤防的举动一概称作投降卖国。这对琦善有些不公：

　　第一，琦善尚未到任前，林则徐和怡良就遵旨撤防了，怡良在自己的奏折里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隘口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督，将各路中可能撤减者，再为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57~558页）

　　第二，要说卖国，怎么着也得首推道光皇上。其实，说败家更合适，天下本是人家道光家的。单从人情上推论，小农民都知道，放哪个家长，都不会轻易将自家地盘与财产转送给他人，哪怕是厕所、地窖、一把锄头甚至一块砖头。至于琦善这种家臣，充其量是个卖国（败家）代理人。

　　英军离开白河后，于9月28日到达定海。他们向琦善表示，在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决不放弃已经占领的定海。英国不撤出定海，收复定海的任务落到了伊里布头上，这任务咋完成呢？


天上掉下坨乌鸦粪：道光着伊里布收定海

　　定海失陷时，伊里布为两江总督。天朝封疆大吏的第二把交椅就是两江总督了。看来老伊这人有才！

　　伊里布（1772—1843），字莘农，爱新觉罗氏，镶黄旗红戴子（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子孙，系黄戴子，塔克世的旁系子孙，统统系红戴子），满进士出身，算是满人中最优秀的人才了吧。不过，人生七十古来稀，老头已经68岁了，再优秀，也应该是想当年的事了。

　　定海失陷后，伊里布得到了浙江战报，感觉形势严峻，遂以两江总督身份，在自己的任区内作了一系列军备工作。8月12日，接到道光谕旨：着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按任命时间，他是鸦片战争中的第二任钦差了，林则徐排第一），赴浙江总理浙江军务。具体任务是：渡江作战，收复定海。得，天上掉下坨乌鸦粪，掉到伊里布头上了。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知道，这活儿谁也干不好，可惜老伊不知道，即日起身，前往浙江去了。同时，福建提督余步云也被调浙江，着会同伊里布相机剿办。

　　8月28日，伊里布发出了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折。伊里布要求道光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各2000人友情赞助浙江。问题是，英军沿海游弋，广东、福建的水师应付自家地盘都嫌吃紧，又如何援派外省？闽浙总督邓廷桢婉言拒绝了道光要求他派水师援浙的命令。道光一听，是这个理，马上转谕伊里布，闽广也是战略要地，调兵调将过来，那是顾此失彼啊。伊里布闻听，直夸皇上英明。事后向道光汇报说，既然闽、广无法援浙，那俺们自招水勇吧。道光同意，后来也给他一道两难选择题：“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15页）

　　正在伊里布发愁咋收复定海的时候，英方给了伊里布一线不必浪费一兵一弹即可收复定海的希望。原因是英方的海军司令伯麦向浙江当局抗议：清方煽动民众，拒绝给养；清方虐待战俘安突德等人，要求清方立即释放他们，否则必将报复。

　　伊里布从英方对战俘的重视看出了希望。他发现，自己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1840年9月24日，伊里布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告知英方，清方可以释放战俘，但是清方的条件是：英军撤兵，献出定海县城。与此同时，伊里布向道光上奏，自己是如何密为部署收复定海一事的，但是目前的情形，似可不费一兵一饷即可收回。道光一看，大大地表扬了他一番。问题是英方态度非常强硬，只提释放战俘，绝不答应撤兵定海。

　　1840年10月2日，义律和翻译小马礼逊（JohnRobertMorrison，另译“马儒翰”，林则徐手下的翻译班子把人家译作“秧马礼逊”，也就是小马礼逊，以别于其父——前来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跟随律劳卑劳累致死的RobertMorrison。小马礼逊也算是子承父业吧，鸦片战争期间，一直给英军做翻译，1843年因疟疾死在香港，年仅29岁）赴镇海，与伊里布、余步云等面谈。面谈时英方要求释俘，中方要求归地。伊里布的家人张喜在自己的《探夷说帖》里记载了几个饶有深意的细节：

　　第一节：伊里布三番五次地向夷人诉说大清帝国对夷人的恩德：“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尔通商，尔等将何以报答。”小马礼逊回曰：“通商是两国皆好，不是专为英国。”说第一遍，小马礼逊还反驳。说第二遍，据张喜说，“彼俱语塞”。（看来，让天朝人等明白，通商乃双赢之事，还是个很遥远的事情。天朝习惯感恩，脑里被灌进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猪油。他们把自己供养的皇家当作了挖井人，从来不知道，他们自己才是挖井人）

　　第二节：英方三番五次地要求释放安突德。伊里布的回复是：你们撤出定海，回广州，我就放。英方的回答是：我们无意占定海，不释放安突德，我们不回广州。最后双方说定，安突德由中方拘押，但中方要好生看待。（余步云可能受这次谈判影响，才与伊里布的继任者、严待俘虏的裕谦搞不好关系的）

　　第三节：伊里布认为，英夷这次兴兵，还是为了通商，英方否认：“我等不为通商而来，为伤国威而来，伤我们船又伤了我们人，都是贵国大吏做的事，如何讲法？”伊里布说：“林大人办理不善，已经革职。”对方忙说：“不敢，不敢。此是贵国之事，似不与我们相干。”（看来，天朝一方真是多情了，以为英夷受了林公的欺负，搞暴力上访呢。现在人家明确表示，不跟林则徐计较，是跟天朝计较呢，可惜天朝上下全听不懂）

　　第四节：天朝一方把英夷说得“彼俱语塞”时，伊里布又加了一句：“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老头说到这种地步，既有江湖义气在内，更有一个老头子的可怜。总之，咱互相给点台阶、给些面子可好？问题是英方不愿意给他那么大的台阶。对英军来讲，驻扎在定海的士兵由于水土不服，前已述及，从7月13日到12月31日，这支不到4000人的英军，兵员住院达到5329人次，死亡448人。但是即使这样，英军也不愿意把到口的肥肉这么轻易地吐出来，他们的胃口太大了，仅仅释放战俘，他们是不乐意的。但是其他条件，伊里布又是不敢答应的，所以双方就一直处于扯皮状态之中。

　　扯皮的过程中，道光又谕伊里布：令英夷退出定海，前往广东，听候琦善查办。这个任务，伊里布办不到，因为广东谈判没有结果，英夷是不打算撤出定海的。道光的糊涂指示，让懿律也迷糊，问伊里布，是否有奉旨停战一事。伊里布老老实实地回曰，皇帝命他不得攻击。其实道光的意思是，如果英军南下，不得攻击，而不是英军盘踞定海不得攻击。但是伊里布自作主张地把皇帝的命令执行成了停战命令。于是懿律向伊里布提出3个条件：清方不得阻碍舟山与大陆的贸易；此时的舟山应视作女王属地；停止向舟山派出密探，停止煽动民众造反。

　　1840年10月27日，伊里布看英方既不撤兵，又不退地，遂派其家人张喜等以牛羊鸡鸭前往定海犒师。这一行动受到了时人的非议。伊里布还算坦诚，10月30日就向道光汇报了，说，他派张喜前往，目的乃是探听夷情。同时向皇上说明，浙江悬赏捉拿夷人的赏格，不能再执行了，这样既不伤国体，又可免启衅端。另外，他把夷人硬给他送礼品的事也向道光招了，说不收怕英夷生疑心，没法，只好收下，交粮台了，以充赏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38~539页）

　　1840年11月6日，伊里布、懿律签订停战协定。协定内容见懿律向英国舰队发出的通告：“总司令现须通知远征军队：两国谈判期间，钦差大臣及本人之间业已订立停战协定，其条款大致为：‘任何一方不得逾越所划归该方之界线，不得阻止人民往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双方在定海正式开始了和平共处。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领部分舰队离开定海，南下广东。伊里布长出了一口气，他把希望寄托到了广东的谈判上。

　　问题是，道光没有耐心等到谈判结束，爱国臣民们也等不得。各路奏章纷纷上京，指责伊里布按兵不动。其中指责最力，忽悠劲儿最大的乃是伊里布的下属、以江苏巡抚暂署两江总督的裕谦，于是道光下令，让伊里布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也有自己的拖延计。
　　1840年12月31日，他上奏说，需要购备火船。
　　1841年1月9日，他上奏说，需要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给他。
　　1841年1月17日，他上奏说，作战计划已定，只需炮、兵到位了。
　　1841年1月29日，他上奏说，炮、兵到位了，但是还得添造快船、雇佣渔艇、招募水勇。
　　1841年2月2日，他上奏说，广东谈判未果，浙江这边不敢贸然开战，免得对广东谈判不利。

　　我觉得，69岁的老头心里可能难受极了，明知清方不是英方的对手，但是这话又只能在心里憋着，始终说不得。谁敢说啊，直到如今，虽然已不是天朝臣民了，但是众多的学人还是不敢直接说出这一点啊。

　　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和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联名出奏，要求起用林则徐、邓廷桢，前往浙江会同伊里布办理攻剿事宜。

　　道光听了他们的一半意见。他不愿意起用林则徐，不愿意原谅他。但他免去了伊里布钦差大臣的职责，认为他“畏葸不堪”，株守几月，迟迟不给收回定海，著交部严加议处，仍回自己的两江总督之任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99页）同时，任命主战派里忽悠劲儿最大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钦差大臣之职，专办攻剿事宜。

　　唉，钦差大臣之职，在这个时候，已成了击鼓传霉花，谁接到手谁倒霉！中国某些学者假装对此看不懂，或者真的看不懂，所以有必要复习一下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的评论：“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说穿了，还是道光那个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致边衅的两难选择题，天朝大吏没一个能做好。天公没有给天朝降下能降服得了英夷的人才。此时没有，后来的半个世纪内也没有。不过，天公对伊里布这个老头还算体贴。撤职命令是1841年2月10日发出的，可是在2月7日，他接到了琦善由广东发出的六百里咨文，告知他英军将归还定海：“英夷已遵照缴还定海及该省之沙角，该督允为代恳天恩，准其仍前来粤通商，并请依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门之例，将广东外洋之香港地方，给予泊舟之住，业已据情代奏，嘱即收回定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伊里布一听大喜，当即向道光奏报，同时派张喜前去与英方接头。他要赶在裕谦到任之前，把舟山接收过来，否则老脸没处放啊。当时驻守定海的英军统帅是包诅，但英方翻译罗伯聃要求，中方退还的俘虏中，必须有那个之前在定海被抓的铁杆汉奸布定邦在内。最后双方讨论的条件是一面交城、一面交人。1841年2月24日，张喜没带布定邦，让定海水师提督葛云飞押着安突德与拿布夫人随后，自己先行登上了包诅之舰，英方重申交还布定邦的要求。张喜坚持不给，并且声明，英方不给定海，他就不交出安突德等人，并让葛镇台杀掉安突德。可是他没有想到，押送安突德的水师船只被夷人发现，并且把安突德等人质抢到了自己手中。这让张喜感觉很没劲。幸亏英夷此时也顾不上布定邦了，集兵出定海南门，准备第二天即启碇南下。出定海南门时，郭士立向张喜交待：“城已交还，仓内有谷，文庙内有衣服，县署内有书籍，请先生自去检点。我去后恐被匪人盗去，先生可速派人管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看来这个伪华侨县长，还真在替定海军政民生着想呢。可惜跟随张喜进城的军官们，根本没有带兵，只好慌张着去找各自的哥们儿，拉他们出来看护城内财物。第二天，英夷南下，定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完璧归清了。伊里布这老头也算如愿了。他向道光作了汇报，把接收经过写成了漂漂亮亮的军事进攻行动，没想到道光不但不表扬他，反而着了急：既然如此容易就收复了，为什么迟迟不动兵？既然动了兵，为什么让一股小夷全数撤退，本来可以消灭掉他们的啊。于是对老头的处分更严重了，如果说上一次严加议处是警告的话，这次就是记大过了，3月6日下谕：“伊里布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30页）3月28日，这个糊涂蛋皇上不知怎么搞的，想起了伊里布接英夷礼物的事儿，给新钦差裕谦下谕，着他查明“伊里布与英人有无通信馈送之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90页）4月21日道光接到裕谦回复，内云：伊里布差陈志刚，给英夷送信多次。到底有没有接受夷礼，还没查清楚，双方来往信件，要不要一一录呈？你叫我密查，我可不敢稍有隐瞒。（《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64~965页）5月3日，道光再次接到裕谦的小报告，告伊里布家人张喜到夷船探视，伊里布私接英夷赠送的洋呢3匹，哔叽10匹，洋布20匹，千里镜1件，镀金钮1盒，伊里布收了，交由粮台充贮。但夷人退走的时候，这些礼品也退还给他们了。至于张喜，听说夷人送过他礼物，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89页）道光一听就恼了（其实这些勾当伊里布当时就给皇上汇报过，但皇上现在才恼，也叫怪事），命立即把伊里布和张喜弄往北京，听候查办。后来，着睿亲王会同刑部一块儿审讯老伊，结果洋人赠送礼品的事不算事了，但伊里布庸懦无能的事没法原谅，着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98~1099页）

　　唉，第二个钦差也倒下了。

　　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第三任钦差大人吧。


天朝第三个钦差——钦差大人琦善驾到

　　琦善（1792—1854），博尔吉济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干部家庭，19岁时即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25岁擢为京堂，特派查办事件，30岁任山东巡抚，34岁时又擢为两江总督，时人皆呼之为小琦，可谓是少年得志。

　　1838年，天朝开始禁烟时，琦善已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并稳坐天朝大吏第一把交椅：直隶总督。他在直隶搞的禁烟运动，成效显著，受到道光的表扬。

　　鸦片战争发生后，英舰北上天津白河口。琦善出马，哄英军南下谈判。道光更是欣赏他了。道光认为自己片言只纸胜10万大军，琦善私下可能也骄傲了，跟人吹过自己就是这片言只纸的执行者或者什么的，反正后来有御史告他：“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并称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抵通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45页）

　　1840年10月3日，琦善大人成为第二个被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也是鸦片战争开始之后，清政府为对付英夷任命的第三个钦差。在面聆圣训后，出京南下。查不到记载，不知这次见圣，有无林则徐当初的宠荣，有无惹起穆彰阿的醋意。虽然琦钦差这次的任务不是查禁鸦片，而是“查办事件”，但是，鉴于他拿到的皇上训令与林则徐之前的训令并无本质的不同，还是那道两难选择题：“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那么，他未来的结局，将与他的前任没有本质的不同。虽然他与林钦差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林不怕边衅，采取的是激烈措施；琦善从一开始就认为不能启边衅，等做了钦差大臣，在路途上更是给伊里布写信，认为“现在办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其实，此时的天朝，没有一个大吏能玩得转这道“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悖论题，不管你是柔远还是威远。以天朝的体制与当时的国情、国力，面对英国这样全新的敌人，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有效的对应政策来，所以谁出场，谁触霉头。谁先出场，谁就先触霉头，不管你是主剿还是主抚。主剿与主抚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好歹能在历史的道德制高点上占据一席之地。林则徐倒下了，琦善能挺多久呢？

　　与上次派林钦差南下一样，只有一个人对前途表示乐观，这个人还是道光。1840年10月23日，道光收到邓廷桢的奏折，要求拨15万两军费。小气的道光严厉批评了他：“现在该夷仅只防守，并未敢四出滋扰，邓廷桢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该夷因闽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邓廷桢等所称该夷猖獗，不知在何处猖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25页）

　　看道光的意思，邓廷桢似乎借机讹他口袋里的钱大发国难财呢。还有，大吏们还是不能实话实说，英夷当然猖獗，人家都来侵略咱了，说猖獗都是往小里说了呢，但是让道光听来，汇报者简直是大逆不道。让现在的爱国志士判断，这样说肯定是准汉奸无疑。

　　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琦善于1840年11月29日到达广州。就在琦善到达广州的当天，英方出现了人事变动。正全权公使兼舰队司令懿律因染重病，辞职回国。其舰队司令之职由伯麦继任。而全权公使仅剩义律一人，琦善就与这一个鬼子打交道就行了。

　　琦善一到广州，就派张殿元、白含章、鲍鹏三人往看义律。三人中只有鲍鹏会说鸟语，琦善对其特别倚重。但是他对鲍鹏的倚重，成为他身上的一大污点，这跟鲍鹏的出身与经历有关。鲍鹏，广东香山县人，与孙中山、洪秀全都是老乡。鲍鹏自幼学习英语，放现在，怎么着也能混个“金色海龟”派，可是在那时，只能给夷人充当买办。其族叔在宝顺洋行做买办，宝顺洋行的老板是颠地。后因族叔生病回家，鲍鹏也因自己的老板回国而歇业，于是代替族叔前去宝顺洋行做事。鲍鹏好歹也算中国第一代外企白领了，像龚自珍儿子龚橙那样的，在鲍鹏面前，只能算是第二代。鲍鹏作为大清的第一代白领，挣钱不少，每年工资洋银六十，还能拿两三百不等的奖金与外快。其间还帮一个做通事的好友买过鸦片烟膏，在严打期间受到另一通事举报，遂跑到了山东。后听说林钦差派人把他族叔拿下了，但是旋即放掉，还是要捉拿鲍鹏。正巧英船北上到了山东，山东衙门急需夷务人才，所以被山东潍县知县招子庸推举到了山东巡抚托浑布面前。而琦善要奉命去广东办夷务了，可没有夷语人才，于是路过山东时，干脆把鲍鹏要到了自己手中。鲍鹏就这样阴差阳错地，由林钦差缉拿的在逃犯，变成了琦钦差的座上客。不知是个人憎恶，还是有其他原因，林钦差的大幕僚梁廷枏在自己的《夷氛闻记》里说鲍鹏是大鸦片贩子颠地的“同志”。不管他们是不是“同志”吧，反正中国历史上就没有缺过这个，文人士大夫养幸童的也不少。不过英人对鲍鹏的印象很好，说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至于林则徐，干脆呼鲍鹏为汉奸。其实，叫汉奸也不太符合实际，还是麦天枢所选的称呼贴切：“月球人”！（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为什么叫月球人贴切呢？因为天朝百姓与统治者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就不在一个战壕里。所以，1840年9月17日，鲍鹏与英军翻译小马礼逊谈到琦善南下清英和谈一事时，鲍鹏用他的流利英语说：“可以去谈一谈，我想没有人能解决这事，一定叫那个皇帝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5页）

　　这话说得很正常，也很凉快。屁股决定了脑袋，百姓们既没坐龙墩，又没坐衙门，能跟皇帝穿一条裤子，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1840年12月4日，钦差大臣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这一天，中英谈判开始。第一是烟价赔款，英方开的价格是2000万元，琦善压到了600万元。第二条是割地。英国人总是希望像葡萄牙人占据澳门那样有个自治的地盘，如果天朝不给地盘，他们就不打算归还定海了。第三条，是其他条款，包括开港贸易、给予兵饷、行商欠款、文移平行、废除行商垄断等等。这些条款中，道光的底线是惩办林则徐，恢复广州的中英通商。所以这让琦善很为难，给道光上书说，烟价没法空言解决，如果不允许他们的请求，就可能开战。他不敢说天朝打不过英国，只说：“此时若与交仗，纵幸赖圣主鸿福，而其事终于未了。”而所有的条款中，最让琦善为难的是割地，他也只好矛盾上交了，跟道光说：“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2月25日，道光收到琦善广东谈判的第一批奏折，发现英军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孙子，他们的胃口，超过了自己的想象，所以这个忽悠皇帝又想主剿了。12月30日，道光在奏折上批曰：“看此光景，该逆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17~618页）

　　这个傻皇上，自己愚昧，不知英夷安的什么心，倒说英夷反复无常，其实最反复无常的就是他自己了。林则徐就是被他的反复无常玩完的，现在，他又开始玩琦善了。叫琦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哄弄英夷的过程中，乘机干他一家伙。他也不想想，人家英夷跨过几大洋赶过来，什么时候“稍形疲惫”过呢？为了帮助琦善干一家伙，道光同时命令四川备兵2000、湖南和贵州各备兵1000，听候调遣，并命令伊里布发动进攻，收复定海。

　　琦善这边，知道割地一事不好办，所以干脆拒绝与英夷见面。12月26日，义律不耐烦了，下了最后通牒：限琦善在28日零时之前给予圆满答复，否则籍兵法办行。同天，琦善给义律诉苦，大致意思如下：自古君尊臣卑，中外一理，而俺们天朝君臣之分最严了，身为臣下，可不敢擅自做主的。答应给你们贸易码头，都怕冒渎天听呢，若苦苦相逼，我前面一直跟皇帝说你们态度恭顺就是假话了，必会重罪治我。贵大臣公使辜负我一片苦心是小事，而贵公使大臣自误好事，那多可惜啊。如果我被开了，天朝再也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样的，凡事替你们设想，好事将化为乌有，所以贵公使要好好考虑此事的轻重得失。（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一番苦口婆心，居然把义律说动了，他放下了动武的主意，于29日照会琦善，约他到澳门详谈，同时不再要求割地，而要求“寄居一所”。30日，道光收到琦善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这个忽悠皇帝已经完全忽悠到主剿了，给琦善下令：“乘机攻剿，毋得示弱。”

　　琦善于1841年1月2日回义律：给地寄居也无成例，到澳门面谈，俺不去。

　　1841年1月5日，义律让伯麦下了战书：7日前不作答复，战场上见。

　　1月6日，道光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皇上着急了，下旨给琦善：“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喻，现已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2页）

　　皇上不知道，逆夷除了不可理喻外，还不可与之打仗。皇上所谓的不可游移，更是信口胡说，等打不过了，他马上就会忽悠到主抚。就在他下旨的当天，可怜的琦善正忙着修改义律照会呢，预备第二天发出，免得英方动武。

　　1841年1月7日早上8时，英方不见中方回复，遂按原定计划，兵分三路，直扑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和大角炮台，虎门之战要开场了。


虎门之战（1）：败则败矣，但成全天朝仨英雄

　　虎门位于今广东省东莞市，处于珠江入海处，包括长约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和附近两岸地区，之所以叫虎门，乃是海中有大虎山、小虎山，珠江从中流过，故曰虎门。虎门外濒伶仃洋，内连狮子洋，乃是外洋进入广州的咽喉之地，地势十分险要。1834年律劳卑闯过虎门进抵黄埔，惹恼了道光，所以特调派关天培前来驻防。关天培于1834年底就任广东水师提督，对虎门重点设防，共构筑三道防线。1839年，林则徐曾视察虎门，对关天培战略布防深表满意。此时的虎门驻军是1.1万人。

　　虎门之战的首次战役，开始于1841年1月7日清晨，战争发生地：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和大角炮台，两角阵地现由副将陈连升率领600余名士兵增守。

　　战争开始，英舰进攻沙角、大角炮台。一阵噼里啪啦，守军溃退，炮台失守。

　　与此同时，晏臣湾的中国水师也遭遇到了攻击。英军早已知道中国水师的作战能力，所以他们只派了“复仇女神”号汽船和各舰所配属的运兵小船。作战过程非常简单，“复仇女神”号一枚炮弹过去，正砸中了中国水师在岸上的火药库。所以，战争的开始就意味着结束，中国水师船被打得落花流水。

　　第一场战斗结束了，中国共战死277人，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而英方无死亡，受伤38人。而中国官方奏报，打死夷人汉奸十数名。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说得更是邪乎：“歼敌二三百”。这事儿不能跟中方战报较真，若按照此前此后的中方战报累积一下，英方差不多快全军覆没了呢。

　　虽然清方战败了，但精神方面收获不小，出产仨英雄。

　　头两个，乃是一对父子，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举鹏。

　　陈连升（1775—1841），原籍湖北，土家族人。出身行伍，乃是清军中最有经验的老将。林则徐做钦差时，他守官涌，官涌的那6次大捷（如果可以说是大捷的话），当归老英雄。在官涌屡立战功后，被调到沙角炮台。民间版本传说，老英雄遇英军挑衅就还击，气得琦善觉得他有碍议和，几次想杀他。按马士的记载，其实就一件事情，乃是英军从舟山南下时，伊里布着他们给新任钦差大臣琦善捎一封信，告知舟山休战的状况。1840年11月21日（琦善在29日才到广州），英船“皇后”号即前来虎门送信。这艘轮船和他派下的小船虽然都挂着白旗，但虎门第一道防线，即阵守沙角炮台的陈连升还是命令放炮攻击了。老英雄当然没错，他不知道白旗规则，甚至也不知道琦善要来议和，他只知道，英船前来，即是挑衅，当然不由分说就拿大炮迎接上了。英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信给澳门当局，让他们转交琦钦差。按马士所载，琦善接到信后，立刻写信道歉，并且跟英人说，白旗规则，自己已跟官兵交待过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303页）

　　但是按中方记载，并非琦善主动道歉，而是英方要求赔罪。并由中方出具书面说明，以后见挂白旗的船只，不得开炮。但是让官员赔罪的事，琦善觉得有失天朝脸面，“亲自登舟服礼，国体攸关”，于是改由自己的随员登船致歉。

　　民间版本把这些历史扭曲一下，来证明琦善先天的投降派嘴脸。琦善在历史的天平上，是永远高不过林公了。虽然两个人在道光面前的结局一样，都失了宠，但中国历史，喜欢拿道德说事，而所谓的道德，在面对外夷时，就是个态度问题了。打不过也要打，皇上不让打也要打，或者光叫唤打，那才是个忠臣。

　　中国的百姓虽然不是肉食者，但他们喜欢看忠臣。陈连升父子的表现当是他们的最爱。沙角战争开始后，陈连升指挥炮台英勇抗战。沙角炮台快要失陷时，他要求士兵为国捐躯，自己却被飞弹当胸打倒。整个作战过程，英军未死一人，但在中国版本的传说中，陈连升亲自坐镇炮台，使用地雷及扛炮炸死敌人百余。唉，就算老英雄炸的都是汉奸吧。据茅海建先生考证，背后登陆的明明是英国的正牌陆军，可中国方面非得说爬上来的都是汉奸。魏源的书里说得更邪门，说汉奸有两千余。难道说这不是英国人打中国人，而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英国人来帮忙了？

　　接着说英雄，据民间版本，陈连升倒地，其子挺戟大呼，跃入敌中。连刺数人，血染战袍。最后连中数十刀，惨遭破腹，英雄阵亡。另一民间版本说得更邪乎，说肉搏战时，陈连升父子光用强弓就射杀二三十个敌人。而陈连升本人，更是倒地复起，用尽最后的力气，又拉个垫背的，这才壮烈死去。

　　当一个民族遭遇外侮，且雪耻无望的时候，精神英雄就会产生。天朝的第三个精神英雄，干脆不是人了。它是陈连升的坐骑，一匹黄膘马。这匹黄膘马就跟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那条狗似的，不但通人性，而且有节有义。民间传说，陈连升的坐骑，被英国人弄到了香港，但是他比主人还要坚贞不屈，“饲之不食，近则蹄击，跨则堕摇”，甚至刀砍不从。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放置于荒山。这马在山上既不吃草，也不喝水，天天朝着北面大陆的方向悲鸣。有香港人捧食给它，它才下嘴。如果弃之地上，马则扬首而去。民众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此马认为，琦善割香港给英夷了，所以拒绝地上嗟食！半年之后，此马饿死。有人写诗歌颂它，说主人是大忠臣，马是大忠马呢！

　　这里我们就不好意思说这个“节马”的故事有杜撰及想象的成分了，我们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唉，中国的爱国感情，不是寄托到《桃花扇》里李香君那样的妓女身上，就是寄托到马、狗这样的动物身上。没有办法，该争气的人不争气，大家只好乱移情了。现在，我们转移镜头，看看咱的大钦差琦善是如何在谈判桌上不争气的吧。


琦善和谈：一不小心就成了卖国贼！

　　大角、沙角之战后，英军溯江而上，围逼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计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巩固等炮台。　　

　　1841年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清方战俘，并让战俘带给坐镇威远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封信，提出和谈五条件：
　　一、沙角地方，仍归英国占据，应给为贸易寄寓之所；
　　二、以广州开港贸易，所有贸易事务，在沙角办理；
　　三、出入各货税饷，俱在沙角办理；
　　四、中方各炮台建设自今日起停工，不得稍作武备。三日内如稍有武备，即当动兵攻打；
　　五、本公使大臣素慕琦相，且诸事欲以笃实为心，今欲和琦相按前约，偿还银数，另开港口，缴还定海等。　

　　关天培这个时候的日子并不过好，大角、沙角之战后，有士兵乘机闹钱讹赏呢。关天培为了安抚士兵，典质衣物，每兵给银2元，琦善也为此拨银1.1万元，分发给关天培等人，让他们用作赏银，以激励士气。不过作为一名武官，谈判的事不归他管，所以，接到伯麦书信，他马上回复，模糊地答应英方“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伯麦接到书信，立即兵退虎门。

　　1月9日，有文武官员向琦善请战，请求大添兵力。琦善不准，只准暗中添兵五百。琦善这种只敢暗中添兵的行为为古今许多人所诟病，林则徐更是在自己的家书里痛斥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七百万银激之，牛羊鸡鸭黍米之馈激之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只得拚命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置之死地，亦要说了明白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林则徐这样说，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天朝此时的夷务颇象中国的足球。踢球的人一球不进，依了评球和看球的局外人，早进十个八个了。一句话，谁不办夷务，谁就有理，所有的人，都对义律送来的停战五条款视若无睹，看看里面的第四款就应该明白琦善为什么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添兵了。

　　所以，拜托大家给琦善那么一点点的理解。他不卖国。他没有动机更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单就从价值判断而论，任何天朝大吏对夷人还是视作尚未完全进化为人的腥膻之辈犬羊之类的。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打不过犬羊，但他们还没有先进到认为腥膻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方向，需要他热烈地拥抱去、为之投降去。事实上，他们都是捏着鼻子与英夷打交道的，世人再弱，也不至于乍遇一只强鸡悍鸭就要跟它们抛媚眼挤圈栏的。到后来打不过了，那也是假抛假挤。相当于你看见一只野猪猪，如果抛俩媚眼它就住口不吃了，你肯定要抛的，但你的心里，肯定不是想跟它做亲家，所以，这不叫投降，只能叫自保，叫策略。　

　　1月10日，英军围困虎门第二道防线上的镇远、靖远、威远等炮台（这几个炮台都在亚娘鞋山上），并破坏江面第一道木排铁链。这铁链是林则徐做钦差时安置的，共有两道，英军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坏一道，并对天朝的这种小儿科装备表示讥笑。英军放回守排士兵，让他们给琦善带口信：“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6-717页）　

　　战争一触即发，关天培、李廷钰派人到广州求援，琦善密增兵200，气得关提、李镇大哭，认为这是坐以待毙。他俩派人向林则徐汇报，林则徐的回复是：“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不将此情形，透切一奏，死后也有申冤之日，即一时不能申冤，后世亦有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页）

　　看来，人与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琦善想的是如何哄弄走这些咱打不过的瘟神，完成皇帝交待给的任务；关天培等想的是如何增兵，好打过英夷；林则徐想的是，战死乃分内之事，关键是战败的原因，死前也得说清楚。别替人背黑锅，即使当时的统治者不理解，后世好歹能扬名立腕儿。

　　琦善估算，英国人虽然说要占据沙角，但它的意思并不在沙角，但是如若虎门一失，广州必不保。广州不保，就太失算了，倒不如把夷人哄到外洋，给它一寄居之所算了。于是，1月11日，琦善派鲍鹏前往会见义律，建议以口外外洋一寄居之所，替换沙角，其余悉照原议，另行说定。义律当天即回复，以尖沙嘴、香港交换沙角。1月12日，虎门这边挂出白旗；13日，虎门增兵开始撤下。琦善要求义律在缴还定海后即开广州贸易。14日，义律同意即行备文通知定海英军撤兵，并退还沙角、大角换取尖沙嘴、香港二处。15日，琦善派鲍鹏前去交涉，提出只准英夷在尖沙嘴、香港二处中挑一处。16日，义律同意放弃尖沙嘴，但把香港一处改作了香港岛，并提议把历次谈判“汇写盟约一纸”，并请琦善面谈。

　　1月20日，等不及汇成文本文件，义律便发出公告，宣布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
　　一、香港岛及其港口割让给英国；
　　二、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
　　三、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四、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穿鼻草约》。其实，草约没有正式的文件，琦善也无从签字，但是，即使这样，琦善一辈子清名也栽了！卖国啦卖国啦！

　　菜包马甲 发表于 2012-2-2 22:21:57

　　琦善在义律发布公告的当天也向道光作了汇报，希望道光批准这个协定。而且琦善在这里还玩了一个天朝式的滑头，那就是，他仅是口头上答应义律，没有文件，更没有用钦差大臣关防。一旦皇上怪罪下来，可以处分自己，但这个口头协定完全可以被皇上推翻（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方谈判代表桂良给咸丰提出的仍是这种馊主意：牺牲俺们大臣，保全天朝体面。他们不明白，大臣的素质与诚信，才是天朝体面的基础）。义律当然不明白这一点，按他的游戏规则，天朝的钦差就是他们的全权大使，即使是口头协定，那也是应该执行的，所以，他迫不急待地亮出了他的成果。令琦善难受的是，就在当天，他收到了道光1月6日下发的“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进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的谕旨。唉，议和是议不成了，皇帝要打呢。琦善要开始倒霉了，因为他并未按照道光的意思开打，而是继续他的求和“事业”。当天，琦善就跑到林则徐寓所，与之协议。琦善的意思，还是主和，跟林力言打不过英夷。林则徐呢，悲喜交加。喜的是，皇上终于忽悠到主剿这边了；悲的是，皇上还会不会再忽悠到主和那边呢？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月21日，琦善邀他去协议，他干脆装病不去了。他这么装病算是装对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形是，谁办夷务谁倒霉！林则徐后来也明白这一点了，1843年，尚在新疆充军的他给老婆写信，说起扬威将军奕经、靖逆将军奕山、参赞文蔚均被政府初步定为斩监候（大辟），牛鉴、余步云可能也躲不过之时，林则徐对自己最先被撤、充军新疆倒庆幸起来了：“由此观之，雪窖冰堂，亦不幸之幸耳。”（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页）林则徐说得对，这些与英夷在第一线接触的天朝大吏们，早被罢早幸运！

　　22日，是中国传统的大年三十，不知道光心情如何。大年初三，1月25日，琦善大早上就爬起来，准备与义律见面。1月26日，英军已占领香港了。27日，义律终于来了。大过年的，琦善用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义律，两个人亲密接触，亲密交谈。也许是琦善再也没有了天朝一惯的傲慢，所以义律对他也挺客气。琦善坚持，香港全岛不行，只能给香港一处。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两天，没有一个结果。同在1月27日，道光下诏，要求广东与浙江方面，对英夷“痛加剿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12页）

　　1月28日，伯麦致广东水师大鹏协副将赖恩爵一份照会，内云：“本国公使大臣义，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琦，说定诸事，议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该岛现已归属大英国主治下地方，应请贵官速将该岛各处所有贵国官兵撤回，四向洋面，不准兵役稍行阻止，难为往来渔商人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1月29日，义律发出公告，规定香港政府的组织，并且宣称进入该地的中国人将按照中国法律与习惯治理，但是免除一切非刑。而英国臣民和外国臣民则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义律这是胡忽悠。既让中国人按中国法律来，又要免除其中的非刑，似乎他不知道，大清的法律条款本身就是非刑汇总似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随后又宣布，香港的中国居民乃是英王治下的臣民。（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13页）

　　1月30日，道光再次下诏，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万余军队开往广东；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河南提督杨芳为参赞，一齐前往广东，负责广东的军事。看道光的意思，是要跟英夷大干一场了。　

　　道光之所以忽悠到主剿，在于他认为，英军既然同意从天津南下就抚，就说明他们没有作战能力。既然就抚，那么就不应该要求割地赔款。割地，天朝体面何在？赔款，俺还嫌钱不够花呢！至于琦善，跟义律谈了个半拉子，骑虎难下了。1841年2月1日，义律照会琦善，原先的草约一点不能更改，否则咱们再开战。同时在香港贴出了安民告示，宣布“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

　　同天，琦善给道光上奏，先把条约草案底稿奏上，然后列举广东不堪作战之情形：“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琦善说：“会商同城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蓠难守，交锋实无把握。”总之，大家都同意，没法打了。他甚至向皇上摊牌说，请另行择派贤员前来覆勘。他表白说：“奴才始终惟为土地人民起见，断不敢稍存畏葸，尤不敢稍有欺饰。”（《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775－778页）琦善是否畏葸我不敢下断语，但是不敢稍有欺饰则是肯定的，至少对英夷的力量不敢稍有欺饰。同样的话，他可能也给林则徐说过，因为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中说琦善：“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

　　（《林则徐集&日记》，第381页）正如前面所述，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确是客观理性之言。就拿沙角、大角之战来讲，清兵表现得也相当勇敢，宾汉在自己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说到沙角，认为它是“一个很坚强很可怕的阵地”，而在战斗中，中国军队“都维持了勇敢的人的本色”。但是总有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军事力量及组织技术等现代化因素，而把导致战争的失败因素扣到琦善的主抚上。他们忘了，后来的铁杆主战派裕谦倒是没有丁点投降卖国的举动，可最后不照样兵败自杀？所以，蒋廷黻先生认为琦善有“知彼”的功夫，说得还不够，我认为，琦善不但有知彼功夫，还很有知己功夫。他给道光的这种“不欺饰”的汇报，谁能说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天朝当时的国情呢？

　　问题是，天朝的皇帝接受不了这种“不欺饰”。道光在琦善此折上朱批：“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夷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8－779页）随之，道光发出了琦善之折“显有不实”，“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79页）1841年2月9日，道光谕旨到达广东，虽然交吏部严加议处了，但还是令他戴罪立功，统辖广东官兵，准备决战。琦善一看，更得与英夷和谈了，总得等大兵来到再与英夷翻脸吧。当然这是琦善后来的自辩词，在爱国心切的人士看来，这是琦善在抓紧时间卖国呢。不过，凭良心说，琦善大人真的在拖延时间呢。2月10日，他与英夷会谈于穿鼻洋蛇头湾，一方要全岛，一方只答应岛上一处，琦善这次扯的牛皮够长了，要求给他10天的考虑时间。这时间考虑得够长的，如果琦善真是个卖国贼，他大可不必考虑这么长时间，谈判的过程中，琦善怕英夷等不及干起来，还几次装病呢。给皇上打工，不容易啊。更重要的是，按照天朝特色，大臣谈判了，即使是签了字，中国皇帝也可以翻脸不认的。所以，琦善纵有那千般卖国的心思，他也卖不动的。《穿鼻草约》，天朝政府就没认嘛。

　　不过琦善没想到，先与他翻脸的是他的同僚。就在琦善与义律亲密接触的时候，林则徐开始忽悠广东巡抚怡良，劝他向道光密告琦善。林则徐忽悠怡良，原因可能是：
　　第一，林则徐作为被贬之身，没有上密折之权了，无从弹劾琦善，只有把希望寄托到广东巡抚怡良身上。
　　第二，琦善的两广总督与怡良的广东巡抚官职平行，负有互相督政的义务。
　　第三，于公于私，林则徐与怡良都算性情相投了。

　　林则徐忽悠怡良踢琦善，主要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1841年1月7日，大角、沙角失陷后，林则徐感觉事关重大，怀疑琦善是否如实奏报，所以他建议广东巡抚怡良单衔上奏，以摆脱干系：“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杨国桢先生对林则徐此番动作如是评价：“明白地暗示怡良，起来揭发琦善独断独行，放手乞和的罪恶行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怡良虽与林则徐是好友，但作为天朝大吏，也不是随便被人当枪使的主儿，他在徘徊，他还要考虑。1841年1月28日，怡良上奏（这个老滑头，忽悠了20天），但不是揭发琦善，而是与琦善先拉开距离，撇清干系。他是这样说的：“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便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至于英夷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之事，怡良只说自己听说之后，“骇异”，“焦愤”，并会同广州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及其他高干，到琦善那儿开会协商，琦善问大家“攻剿有无把握”，“臣等均不敢谓有把握”。但他向皇帝表态，虽然攻剿没有把握，但逆夷不成体统，“除攻剿外，恐亦别无把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67-768页）

　　怡良此折意思丰富：除了撇清自己与夷务无干外，还向组织表态，打不过也得打，态度正确。但是没说琦善一句坏话，只把琦善原意汇报了，说琦善认为，现与英夷开仗，声援不足，而且，外省兵丁日久才能到达。这样利己不损人的上奏，倒也不失忠厚。至于琦善自己，对于大角、沙角炮台失陷一事早就如实上奏了，道光著交部议处，略示小惩。所以林则徐的第一次忽悠，对琦善没有任何影响。

　　第二个动作：1841年1月28日伯麦致赖恩爵的那份照会，怡良拿给林则徐看了。林则徐当即劝怡良，要他上折揭发琦善：“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60页）一句话，管夷务是琦善的事，可人民与土地却是你广东巡抚的事儿，香港乃爱新觉罗家的地盘，岂能由人臣私割？要割也得皇帝割才对，你这不是替琦善背黑锅吗？按梁廷枏所言，怡良当时听了林则徐的忽悠，还有些徘徊。这个老滑头，老处于徘徊状态中。不过凭良心说，不慎重不行啊，官场如战场，一边是皇上，一边是钦差大臣，惹恼哪个都是不好玩的。作为一个天朝大吏，怡良当然明白不能盲动。

　　第三个动作：1841年2月9日，琦善接到了被交部严加议处的谕旨。第二天，林则徐就知道了，当即建议怡良将此谕旨公布于众，说是可以鼓舞民心，激励士气。怡良没干，但是通过这个“严加议处”，他发现皇上对琦善已严重不满，便不再徘徊了，1841年2月11日，怡良发出了自己的密奏：《奏英强占香港并出伪示折》。这是个技术活。也就是说，身为广东巡抚，要告两广总督琦善，得提防着自己告自己。总之，得先把自己撇清到一边，之前，他1月28日发出的那个奏折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但这次还得重复一下，免得皇帝忘掉：“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得稍为宣露，嘱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琦善割让香港及英夷在香港贴安民告示，这么有失国体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十几天之后才告呢？怡良解释为，一直疑惑是“民间传说”呢。他以不无疑惑的口吻说：“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但现在确认了，“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而且，英夷竟“敢以天朝百姓称为英国子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3页）老实说，怡良此折写得太漂亮了，不是官场老手，写不出这么滴水不露的文章来。而且，我相信怡良在写此折之时，已能预见到事情的结局了。

　　1841年2月20日，道光收到怡良密折，其读后感可想而知，皇帝佬儿一看就着急了，下谕：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内中骂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理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图，实属丧尽天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4页）明白没？天朝官员不说假话不行吧？你要说英军大大的厉害，那么就是丧尽天良，帮英夷吓唬亲爱的皇上了。

　　1841年3月2日，道光给靖逆将军奕山下发谕旨。要求他查明琦善私与义律香港的实际情况：“琦善与义律屡次晤面谈论香港之事，彼时有无官员在旁？该夷目与琦善有无私相馈送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访，据实具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24页）看样子，道光怀疑琦善拿了英镑呢。

　　1841年3月12日道光谕旨到粤，于是，又一个钦差倒下了。琦善戴着铐子被押解进京了！这不是最后一个。

　　老实说，林则徐与怡良这次联手，干得很漂亮，把琦善干倒了。不过，怡良与林则徐不推琦善，琦善也会倒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怡良的密折，提前了琦善倒下的时间，加重了琦善倒下的速度，让琦善倒得很快很难看而已。

　　怡良做为广东巡抚，除了在林则徐的忽悠下告倒琦善外，还在林则徐的忽悠下做了另一件大事：赏格杀敌。1841年2月25日，由于琦善始终不同意赏格杀敌，遂在林则徐的忽悠下，以巡抚衔发布单衔告示，奖励大家奋勇杀敌，赏格如下：
　　缉获英夷兵船一艘100000元
　　破毁英夷兵船一艘30000元
　　缉获或破毁英夷巡船或炮船一艘比例酌减
　　缉获英夷大火轮一艘50000元
　　缉获英夷小火轮一艘25000元
　　生擒义律、伯麦、小马礼逊每人50000元
　　献出以上三人首级每颗30000元
　　缉获英夷军官每人10000元
　　献出夷人军官首级每颗5000元
　　缉获英夷兵或水手每人500元
　　献出英夷兵或水手首级每颗300元
　　缉获印兵或水手每人100元
　　献出印兵或水手首级每颗50元
　　因捕获夷人或夷船而丧命者，给家属补助300元。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怡良赏格远远高于林则徐在任时所开的价，且重点奖励捕获英夷船舰者。问题是，赏格再高，天朝的百姓也俘获不了英夷的战舰与大炮，发不了这笔国难财。百姓爱财，取之有道。偷个鸡啊鸭啊的还凑和，拖人家英国一口大炮，正规军队都拖不动，何况老百姓呢？现代战争，不是这么个打法啊！还是那句话，天朝百姓想捉个英夷扣个英船先富起来，不是那么好玩的。怡良不知道，他贴告示的当天，英军已做好了再次进攻虎门的准备工作。虎门，这次准备奉献给天朝什么样的精神原子弹呢？


虎门之战（2）：成全了关天培，一个最悲凉的英雄

　　1841年2月24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清军把虎门第二道防线——横档一线的清军阵地全部交由英军据守。清方当然不干。于是2月25日，英军开始了针对虎门的第二次战事行动。战争开始前，关天培大设疑兵计，命令一些士兵绕着炮台后的小园山不断旋转，意图给夷人造成增兵无数的印象，这种三国演义里的冷兵器招术惹得英国人报以“愉快地一笑”。直到如今还有中国学者埋怨琦善拒不增兵导致战事失败云云，可见人多力量大的冷兵器思维在中国是多么的流行。其实一个小小的炮台，炮本身不行，即使增兵到人挤人的程度，也只是徒增伤亡而已。茅海建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证，他考证威远炮台，炮位40尊，平时守兵编制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到交战时编制实是327人，另外雇勇91人。这样算来，平均是一百人守一座炮。难不成大家以为，英国打仗不用炮，专门跑炮台上跟天朝士兵摔跤、扛膀子、使绊子、掰手腕子呢？

　　具体到这次虎门之战，英军事前就侦察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所以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派出炮兵分队，携带臼炮三门，在一百五十名步兵护卫下，由“复仇女神”号轮船拖运至该岛登陆，架开了大炮。2月26日，占领下横档岛的英军，放炮轰击上横档岛。一个小时后，上横档岛的清军被压缩到了炮台内，英军遂展开登陆活动。清方阵亡三百，被俘若干，逃亡若干。上横档岛也落到了英军手中。　

　　上午11时，英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炮轰靖远、威远、镇远等炮台。一个半钟头后，镇远崩溃。

　　英舰的主攻目标是靖远，下午二时开始进攻，关天培在靖远督战，英方一阵大炮过后，关天培这边的守军即伤亡过半。关天培后来牺牲了，英国又给天朝成全一位民族英雄，而天朝人士又嗜望英雄，所以把英雄描绘得气壮山河，版本多多：

　　版本一：据《中国近代史记》和《中国近代爱国者的故事》，关天培负伤十多处，血流如注，依然镇定指挥，还替代炮手，亲自放炮杀敌。谁知突遭大雨，大炮火门透水，失去作用。关天培向琦善要求援军，琦善拒绝（似乎英军的胜利与英军军事实力无关，只与琦善一个人的态度有关），关壮士只好孤军奋战，坚持到傍晚，鲜血染红了英雄的战袍，英雄在霞光中巍然站立。目光炯炯，凝视前方，手中握着一把利剑。近身战开始了，英雄伤了左臂，但英雄用利剑杀死了不少敌人，穿过了英雄的胸膛，英雄力竭而死。还有，英雄在战争开始前，就把自己的钱财全部分给了部下（估计不是讹饷所致，而是英雄表示自己的誓死抗战决心），且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内放几枚牙齿和几件旧衣。英雄净身死亡了！

　　版本二：据《晚清祸乱稗史》，关天培死守虎门，老仆劝退，关不干。老仆跪下抱关足求退，关拔剑欲砍之，仆大哭而下。　　

　　版本三：据《夷氛闻记》，关天培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假冒伪劣武器，应了郭士立1832年日记中的那句话：中国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兵无人色，皆走。一小兵伏下，希望背受伤的关天培逃跑，关天培用刀砍他，小兵躲开了。一弹当胸至，关倒下。关虽死犹生，居然屹立不倒，把英夷吓傻　

　　版本四：据《英军在华作战记》，炮台快要失陷时，清兵纷纷溃逃，关天培手挥利剑，力斩数人，但是仍阻挡不住大家逃命要紧的热情与勇气。正砍逃兵的当口，一弹飞来，英雄中弹而死。

　　版本五：据郭成、郭伟《民族英雄关天培殉难新说》，炮台失陷了，只剩一个关天培了。义律出面劝降，并说英方会重用关天培，遭到了关天培的怒骂。劝降不成，义律开炮。并且将关公的尸体弄到自己营房，让士们都“膜拜”一番才还给咱的，最后感叹说：天朝有此义将，鸿福未艾尔。

　　这故事一看就是瞎编胡诌的中国土特产，英军要关壮士何干？难不成要过去重用为将军吗？他们虽然对天朝某些官兵誓死如归的精神表示震惊和感叹，但这些行为都是违反他们的文化理念与人生价值观的。至于义律会汉语，还是关天培会鸟语，抑或他俩找了个翻译，否则如何对话，故事中干脆没有交待。

　　版本六：据夏燮的《中西纪事》，关天培在虎门抗战非常坚决，奈何抗着的过程中，发现水师贪图回扣，所购得的弹药皆掺了沙子，导致关义士屡发不中，激愤之余，抽刀自刎。

　　这个还算可信。原因就在于，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解决不了假冒伪劣问题，大清时期的外国传教士，说他们在街上买中国人的火腿，回到住处才发现，火腿里包的是半截棍子。不过也不能全信，因为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即使弹药不掺假，也不见得能打过英夷，因为弹药质量上去了，还有炮本身呢。炮身变红，甚至自我爆炸都是可能的。不过到了电影镜头中，比如谢晋拍的《鸦片战争》，关义士干脆是引燃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

　　不管怎么说吧，关天培死了。他的死法被大家想象得壮烈一些，也算一种自我安慰吧。而且，我们的道德祭台上，又多个高大全的标本人物。

　　还是2月26日，下午4时，英军另一分队进攻巩固炮台，得手。至此，虎门第二道防线的六座炮台，全部落入英军手中。第三道防线，大虎山小虎山炮台上的守军不战而逃。

　　2月27日，英方由“加略普”号率领，出动一艘军舰，两艘运输轮船，溯珠江而上，来到了离广州仅六十里地的乌涌。镇守此处的乃湖南提督祥福，领湖南兵九百、广东兵七百。由于军防工程尚未就绪，江水暴涨，炮位多在水中，只有一炮能勉强使用。但是由于炮架太笨，沙土松软，导致炮架不能转动，其攻击力与防守力可想而知，但天朝将领还是作了令西方人尊敬的抵抗，英军驾杉板船登陆时，提督祥福、游击沈占螯、守备洪达科刀砍企图逃跑的士兵，浴血奋战，阵亡五百余人（一说六百）。当然，据中方记载，祥福率领清军，用鸟/枪就干死二百夷人（还是那句话，尽信了中方数字，几千英军早就全军覆没不只一回了）。如果说炮台抗战还算英勇的话，那么水师就不值一提了，战争一开始，四十艘水师船纷纷逃向了上游。林则徐苦心经营的乌涌阵地，半天就转手英夷。

　　乌涌之战的当天，关天培的家仆孙长庆，打着一面白旗（据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白旗）来找占领亚娘鞋山的英军，请求运走自己主人的尸体。由于英军已命俘虏把尸体就地掩埋，所以不得不把尸体重新刨出，让孙长庆一一辨认。当关天培的老仆人把自己主人的尸体带走的时候，附近的英舰伯兰号，鸣放小礼炮为中国英魂送行，“对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3月1日，林则徐听说乌涌失陷，把自己的眷属送走了，“登舟赴上游寄寓”。看来，林公心里也发毛了。

　　3月2日，英军攻陷猎德炮台，逼近省城广州。英舰在广州附近的江面上游弋，很有一番前来广州旅游观光的气象！

　　下面，该奕山、隆文、杨芳等钦点大臣出场了。


广州之战：杨芳的尿桶战术、奕山的“汉奸”观和广州府的白旗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

　　杨芳（1770-1846），字诚斋，贵州松姚人。据说“少有干略，读书通大义”，但屡试不售，才转投行伍的。估计是念得几本书，在那些二百五军官中有些学识，所以一路春风得意，因镇压白莲教与张格尔叛/乱而被封果勇候，乃清朝名将。

　　杨芳到达广州后，虎门之战已结束。而主帅奕山和另一参赞大臣隆文尚未到达。

　　3月6日，杨芳到达广州的二天，英军攻陷属广州附近的猎德、二沙尾炮台。此处离广州城东南角仅有3公里。杨芳派余保纯出面，与义律商量停战。同时上奏道光，绝口不提二炮台的失陷，只说英军前哨探至省城十余里处游奕云云。

　　3月12日，琦善被押往北京的当天，杨芳再次上奏，称乌涌之战中，清兵砍毙夷人，“多于官兵”，乌涌官兵伤亡446人，那么英夷死亡至少在447人。对于道光希望自己进剿的指示，杨芳回曰：怕不能全歼，故暂作羁縻，候奕山、隆文同到时再水陆兜剿。

　　道光一看高兴坏了，说自己“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夸自己的老将军“畅晓军务”，“先声夺人”，“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莫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候杨芳，其孰能之？”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00-902页）

　　对杨芳来讲，面对英夷，跟琦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也就是说，虽然他是老将，但他的兵器与战略，面对揭竿而起的愚昧的中国农民，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面对近代化的英国海军，他就傻眼了。特别是英船在广州的省河内外，所向披靡，炮火猛烈。七十岁的老头他看不懂啊。看不懂，只好往邪的方面想了。他认为英军必有邪术：“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页）为了以邪制邪，老将军也不要老脸了，在广州城内遍收女人马桶，因为有巫师告诉他，英夷枪炮之所以打得又远又准，确实是有妖术，如果打仗时将女人马桶向之，便可破其妖术。私下里觉得，杨芳这种战术乃是跟中国的寡妇学的。文化学者郑慧生先生在他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中说：解放前夕，中国豫西南还流行一种风俗—抢寡妇!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野男人可以抢她回家，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上女家送礼道歉，这事就算成了，寡妇虽然可以任人抢走，但是她有一件最后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女人的小裤头，最好是月经带，寡妇若当场解下这些小物件对着男人“忽悠”，那么这武器比原子弹还厉害，中国男人再光棍，再二百五，也认为沾上这些亵物就会终身倒霉，因而望风而逃。问题是英国大炮不是咱中国的光棍，不吃这一壶。杨芳将军就这样玩臭了，广州人民奉送他一首诗：“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页）

　　道光还夸自己的果勇候先声夺人呢，实际情形是，他的果勇候乃是臭声夺人！

　　3月17日，杨芳再次向道光上奏，把3月16日的凤凰岗事件，描绘成了一场大胜仗。所谓的凤凰岗事件，乃是英方的“复仇女神”号带着杉板船，打着白旗送照会来了，但是驻守凤凰岗的江西兵根本不知道白旗规则，所以开炮轰击，击沉杉板船两只，击断“复仇女神”号大桅一支，英军退走。但在杨芳的奏报里，又成了天朝一大胜仗，英夷被击毙多名，再也不敢来省河了。原谅杨芳吧，他不撒谎，若像琦善那样奏报天朝根本打不过英夷，道光就会说他“丧尽天良”。为了不被皇上斥作丧尽天良，大家除了撒谎之外，别无它法。

　　3月18日，义律率领舰队再次闯进，炮击凤凰冈，并于下午登陆，占领十三行商馆。杨芳傻眼了。不傻也不行。一天的战斗中，天朝一方丢失6座炮台，损失大炮123门，200多名官兵阵亡，英军无死亡，6人受伤。

　　3月19日，义律通过伍浩官向杨芳提议，休战通商。杨芳接到义律照会后，与怡良跑到林则徐寓所，商量了一天，三巨头决定答应义律的条件。

　　英国一方想乘战争间隙做会儿生意，天朝一方是实在打不过，双方算是一拍即和吧，于是从3月20日起恢复广州贸易。

　　3月21日，英船陆续退出广州。

　　3月30日，林则徐把自己自费雇佣的五百名福建水勇解散。

　　杨芳给道光汇报说，此乃“先通商暂作羁縻”。道光一听就急了，正像林则徐的大捷折子会让皇上亢奋一样，杨芳此前的大捷折子也会发生同样的功用啊，总之，亢奋劲儿尚未还原的皇上只能对杨芳着急了：“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一，殊不可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56页）

　　这个冤大头皇上，只能“殊不可解”了。他当然不明白，既然一打英夷对方就大败，为什么杨芳不痛痛快快地打还要羁縻个不休！

　　4月14日，奕山、隆文、祁贡到达广州，与此同时，外省调来的客军一万六千人马也陆续到齐。

　　奕山（1790-1878），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字静轩，是康熙帝第十四子、聪明过人却没有争得帝位、落个悲惨下场的允禵的四世孙，与道光排辈份，乃道光帝侄。此次前来广州，被他的道光叔叔封了个“靖逆将军”。靖逆将军离京南下时，风光极了，这一场面有幸被俄国驻北京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柳比莫夫看见了，他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我有幸看到这一美妙的场面。将军被人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坐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就有50人。……有的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需走两站路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3页）

　　怪不得三元里人民说天朝大将军金枝玉叶呢，原来说的是实情。对天朝的金枝玉叶来讲，自己的排场，自己的金玉身体才是主要的，至于战争，捱到哪里算哪里吧。奕山在路上，接到道光好几道谕旨，催他加快行程，到粤后一意进剿。但是金枝玉叶的大将军绝对没有那么傻，他在路上慢悠悠不说，走到韶关后居然停了下来，说是等新任两广总督祁贡到了，一块儿进广州。

　　靖逆靖逆，本是让奕山来打英国鬼子来了。但是这个皇家侄儿深深地明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他一到广州就发现，粤民才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逆贼。于是，他与隆文以及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联奏：“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云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94-995页）当然，粤民也不含糊，既然您说我们是汉奸，那您也是汉奸，还是大汉奸哪，所以广州的爱国士绅如此描绘奕山诸人：“大吏均无长策。奕将军到省后，诸事不问，先买洋货；隆参赞到省，收字画古董。以致行辕中出入无忌，贸易如市。”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骆秉章在自己的密折里揭露奕山：“查靖逆将军自抵粤以来，不问军旅之计，作何整顿，地势之谋，作何防堵，以及运筹决胜之策，折冲御侮之计，一无所出。惟知爱购钟表，喜买呢羽而已；惟知供应丰盛，养尊处优而已。如孩提之情性，作稚子之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新的钦命大臣到广州之后，林则徐非常兴奋。

　　首先，杨芳是他的老部下。林公做湖广总督时，杨芳乃湖南提督。杨芳一到，广州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页）林则徐更是与杨芳亲密接触，从3月5日到18日，14天之内，两人见面11次；后来嫌不济事，杨芳干脆住到了林则徐的寓所，一住就是8天。广东士绅笔记里载“杨候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卖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之事，夜则卖俏童取乐，甚至姚巡捕等将女子发，装跟班送进”。

　　其次，奕山也挺尊重林则徐。未进入广州之前，即给林公写信，约他问计。而林则徐所谓的计，共有六条，一并献给了靖逆大将军。当然这六计也新鲜不到哪里去：
　　一、堵塞水道要口；
　　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
　　三、炮位演验拨用；
　　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
　　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
　　六、夷情宜周密探报。

　　这个时候，林则徐不再说洋人一仆不能复起、不善陆战了，但是凭良心说，这六计真的是废话，说了等于没说，奕山对之未加重视（可能有些失望吧），他与隆文、杨芳对广东作了战略布署。除原有的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之外，外省到粤的万把客军也被他分派下去，加上两三千水勇，人员也不算少了。至于路上，还有四千客兵正风尘仆仆地往广州赶呢。

　　4月18日，也就是奕山到达广州的第四天，杨芳与怡良的联衔折子递到了道光案前，道光一看他们尚在“羁縻”、“羁縻”，一下子大怒，认为，既然羁縻，何必如此给你们征调军队（皇上心疼他的钱袋子啊），又何必逮问琦善（说得也是，要论投降，人家琦善就是高手啊，何必换上你们）？皇上大怒的结果，乃是将杨芳、怡良“交部严加议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55-956页）吏部议奏，革职。道光觉得他俩正处于剿办吃紧之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5月2日，道光谕旨到达广州。除了批评怡良与杨芳外，同时命令奕山“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敬威。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56-957页）

　　道光又是催，又是杀鸡的，无奈之余，奕山准备组织一次大反攻。另外部下也给他压力，说再不进攻，花的钱没法当军费报销啊。于是，奕山就开始动作了，把时间选在了5月21日的晚上。英军对广州的举动早已一目了然，白天他们要求住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务必于日落前秘密撤离广州，晚上11点，清军开炮，英方立即还击。结果是：英舰未沉一艘，中国民船却被烧掉不少。城内，清军于战斗发起时冲进商馆，希望能拿获义律，却一无所获。奕山的进攻，事先没有通知老将杨芳，部队出发后，杨芳才得知消息，急得跺脚。问题是，跺脚也晚了，清方的进攻跟儿戏一样结束了。5月22日早上，英军发起进攻广州城的战斗。

　　英国人可能已读过了中国的《孙子兵法》，所以广州之战中，他们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他们的战略目标是：城西北—西炮台—越秀山。一旦夺取越秀山，就占领了俯瞰广州城的最高点；从山上的炮台炮轰广州，不怕广州不投降。但是为了转移清方的注意力，英方派一部分兵力佯攻城西南的商馆区。

　　攻城英军共计2753人（英军人数精确到个位，就说明了其组织与技术能力，甚至还说明另外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只有大清这种既没有组织与技术能力，又无人道意识的政府，才会整出四万、三千诸如此类的模糊数字），部署如下：以英军第26团为右纵队，配炮兵20人和工兵30人，共360人，担任进攻商馆区的任务；以英军第49团、18团及水兵炮兵等2393人为左纵队，分成四个小分队，在广州西北担任主攻任务。

　　5月24日下午3时，英军右纵队在商馆附近登陆，未遭遇任何阻击。

　　右纵队登陆一个钟头之后，左纵队在“复仇女神”号拖带的三十只小船上，溯江而上，于下午六时到达登岸地点。登岸时，英军遭遇当地壮勇阻击，但湖南兵为了争功，在后面乱放排枪，击伤壮勇多名，引起自家的混乱，英军乘势占领附近一些高地。25日凌晨，英军全部登陆，直奔北门外各炮台。

　　广州城北越秀山，筑有拱极、保极、耆定、四方和东西得胜共6座炮台，由4100名贵州兵和湖北兵防守。25日上午8时，英军开始炮击拱极、保极炮台，9时半，步兵开始进攻。炮台上的清军再次展开中国人腿关节灵活、膝盖易于打弯的特长，纷纷撒丫子跑入广州城内。英军在越秀山架开大炮，居高临下，俯瞰整个广州城。

　　1841年5月26日，英军正准备攻城，发现广州城上打出了白旗，原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了，俺不打了，俺要投降。据说，这是中国官方有史可载的第一次打白旗了。奕山、杨芳、隆文打白旗，打的旗号则是为了“保全满城生灵”，才“委曲从事”的。看来，天朝官员打仗是为了向皇帝尽忠，投降则是为了爱护百姓，咋都是天朝的好干部啊！

　　1841年5月27日，《广州和约》签订。规定：清军于六日内退驻广州六十英里之外；奕山于一周内向英方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款项交清后英方退出虎门，另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元。条约中没有涉及香港问题。估计义律以为，香港已经是他们的了，不用多此一举了。

　　皇帝侄儿打白旗，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问题是，皇帝侄儿在奏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英军被打得跪地求饶呢：“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44页）

　　做叔叔的一看，发现这些夷人真的没脸没皮，于是在6月18日下谕：“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46页）

　　广州通商后，道光怨气发泄到了林则徐身上，1841年7月14日，他下发谕旨，林公被革去四品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这个糊涂蛋，以为一切都是林则徐的错，叫尔关闭中英贸易，没关闭，引来了战事，现在又重开了，这不逗朕玩儿吗？正当道光怨气冲天的时候，三元里的人民扬眉吐气了一把，成为天朝人民永远的神话！


三元里抗英的神话故事

　　《广州和约》签订的第二天，也就是1841年的5月28日，皇帝侄儿奕山发出了安民告示：“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一句话，广州百姓捉汉奸与英夷，不但没有奖金了，反而成有罪了。这里觉得，广州百姓很可怜，政府政策来回忽悠，大家想发个国难财吧，还得看时机和运气，比摸彩票还不稳定。

　　最奇怪的是，奕山这布告发得，似乎起了反作用，广州百姓不但没有安生，还搞了个三元里的故事。直到今天，三元里抗英还是个神话，首先是版本内容不一，其次是每个版本都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内在的逻辑线条和故事细节。

　　先说战争的起因。据中国方面流传，5月29日，占据广州北部炮台的英军闯入了三元里，到底干什么了，模糊。有说“肆虐”的；有说“四出骚扰，无恶不作”的；有说“刨祖坟”的；有说“调戏民妇”的。我相信后两说。《三元里乡痛骂鬼子词》里是这样说的：“扰乱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坏我祖坟，淫辱妇女。”茅海建对三元里抗英的原因作了详细考证，他说，直接原因有三：
　　一、英军开棺暴骨；
　　二、英军劫掠财物；
　　三、英军强奸调戏妇女。

　　关于开棺暴骨，据说停战协议签订后，一部分英军开进了城北的双山寺。该寺中，存放着许多外地人的棺椁，等待将来叶落归根。问题是英夷不懂中国的规矩，他们因为好奇，居然揭开棺材盖，观看里面的尸体，这就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公愤，于是被传成了刨坟掘墓。也难怪，因为中国当时没有野外考古学嘛，现在，政府组织考古队经常刨坟掘墓，百姓们并不愤怒。当然还有个前提，刨的是古代王公贵族们的坟，与普通百姓无干。一句话，英夷你欺负天朝、调戏天朝皇帝官员们可以，但是不能欺负民众、拿民众的伦理风俗开玩笑。关于英军劫掠财物，不用考证。英军买不上食物，就会去周围乡村，把村民的家禽当野兽，充分地过一番打猎瘾。按麦天枢的考证，英夷有时候也给村民丢一块银元，问题是村民养头牛，那是一家人全部的财富与生产物资，就是给两块银元也不行啊，所以，给钱不给钱都算劫掠。最后一条是关于强奸调戏妇女，有说“轮奸老妇”的，英国方面自已承认，其印度籍士兵在三元里附近有过强奸行为。但是有名有姓的，只有一个，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据说李喜遭到了英夷的“咨意调戏”。一个咨意，一个调戏，也是模糊之说。众所周知，从明朝开始，中国社会就要求女人无事不得出闺门，出必拥蔽其面，也就是说，女人上街，都得用袖子遮着自己的脸。政府主旋律虽然这样要求了，但是穷人家的女人迫于生计，就得不要脸才行。李喜作为一农妇，总得出去干活，据说是卖菜来着。不管怎么说吧，她不幸地在村外遇到了一群英国兵，不管这群兵怎么对待李喜，那怕就是“黑搂”一声打个招呼（如果是印籍兵，估计也会黑搂一声的，何况虽然同为文明古国，但印度根本没有女人见不得男人的儒家礼制呢？），在中国人眼里都可算作调戏。按茅海建先生考证，李喜的孙子韦祖在后来的调查中，对祖母受辱一事置之不提，只谈自己的祖父在抗英中的领导地位。所以，对于三元里抗英的具体原因，我们也没必要追究那么详细了。我们只需明白，政府宣布停战了，但是人民并未宣布停战，哪怕英国人秋毫无犯，三元里人民也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且他们的选择与政府无干，与爱国也无干。他们爱自己，爱自己的伦理与生活方式，这就够了！

　　至于战争的经过，按李喜被调戏说，当是当地人民打死调戏者数人，其余英军退走。三元里民众料到英军必会报复，所以在三元古庙集合，相约以庙中的“三星旗”作为指挥战斗的令旗。会后，他们分头联络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准备共同战斗。

　　按中方记载，5月30日清晨，英国远征军陆军司令郭富（有人译作“卧乌古”）亲自率领英军第26团和马德拉斯第37步兵团约六百人，分左右两路向三元里一带进犯。三元里数千义军前往英国占领的四方炮台。

　　这里矛盾就出现了，英军下山进犯三元里去了，三元里的百姓却去围攻四方炮台了，好像不接碴儿啊。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跟事后的报功与避祸心里相关。因为奕山28日的布告里，百姓主动捉拿英夷与汉奸，以军法处之；但是，如果是被动抗英，还抗了个大胜仗，自另当别论。所以我觉得还是相信英国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为好。郭富报称，5月30日中午12点，他在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发现，几里地之外有中国的非正规部队集结，他派兵前去进攻，义军撤退。当英军停止前进时，义军就鸣锣击鼓，向英军逼近，英军复进，义军复退，就这么三拉两拉，把英军拉向了牛栏冈附近。

　　按中方记载，此时，伏众四起，漫山遍野，杀声震天。英军陷入了真正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狼狈不堪。下午，雷雨倾盆，英军火药尽湿，枪打不响（可怜的印度雇佣兵，英方给他们装备的是比较落后的隧发枪，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义军乘机从两侧包抄，英军后撤。义军乘机进攻，用长予和钩镰枪刺死刺伤敌人十四名。

　　追击过程中，英军第37团的一个连（60人）被义军截至稻田中，三四十名印度雇佣兵被刀砍毙伤。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英军部分装备此枪，名叫Brunswick，也就是布伦司威克司步枪。此枪先进，乃是用雷管击发的，枪弹球形，前装药，射程330米，不怕雨天。俗称雷管枪）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久的英军狼狈撤退到四方炮台。

　　义军包围了四方炮台。

　　5月31日，英国以原先的停战协议将作废、英军进攻广州相威胁，奕山派余保纯出面，解散义军。

　　最后说一下战果：中方把战果描写得非常宏大。据茅海建先生考证，中方汇报歼敌数目，从10人、100人、200人、300人直到748人，数目不一，但常用说法是200人。而英方所报数字，据郭富报告，英国死亡5人，伤23人。当然还有人认为死7人，伤42人。就按英方所报数字，三元里人民这次抗英的战果也够大的了，联想一下关天培他们，抗了半天，英方甚至报没有损失呢。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元里人民是伟大的，伟大到远远超过政府！有关大清政府、洋人、大清百姓之间的三角关系，当时广东民众最洋洋得意的说法是：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我看了表示呕吐：拐来拐去，还是百姓怕政府嘛，与英国这样的近代民主宪政国家恰恰相反。政府的合法性，本应来自于百姓的首肯，政府的营业执照，本应由人民来颁发。再不济，也应该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首肯和颁发，如英国的君主立宪。这种首肯和颁发直接导致了政府对人民的敬畏，因为人民一不高兴了，就可以吊销政府的营业执照。而中国人民虽然着急了，也吊销现任政府，但遗憾的是，新任政府只换个招牌就上岗了，经营理念与经营方式可能不如前任，或许更不堪。所以，对大清内政外交上的这种三角关系，俺严重反感！因为专制政府深深地明白，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它真正的敌人！随着战事的发展，清政府会发现这一点。我们现代人再假装不知道这一点，套用道光那话：不知是何肺腑？实属丧尽天良！

　　6月1日，英军根据《广州和约》规定，开始撤离广州。6月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义律撤退前张贴布告，称三元里抗英为“刁抗”，认为英军撤退是对中国百姓的宽容，要求百姓“后勿再犯”。

　　三元里人民发布《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对英夷的告示表示不服劲儿。

　　细读全文，可发现诸多意思：

　　一、我皇上以德治全球，英夷乃狗邦、畜生、禽兽也，建议他们照照镜子：“我皇上体天地好生之德，容尔狗邦通商交易。尔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尔之贪利，犹畜生之贪食，不知法度，不知礼义。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何知忠孝节义，何知礼义廉耻？”（你别说，英国人还真没有忠孝节义，政府也没有德治思想）

　　二、英国离不开天朝的养育之恩和造化之功，特别是离开茶叶大黄，英国人根本无法活命：“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材，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这错别字几乎没有的告示，肯定是乡村士绅写的，说明，从皇帝到大吏再到民间知识分子，大家一个思维）

　　三、大家一致认为，英夷就怕林钦差：“尔既枉称厉害，何以不敢在任内攻打广东？”（道光真不该罢免林公的，林公不下岗，大清人民在林公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不会在百年之后而是在当时就一去不复返了）

　　四、跟道光一样，自作多情地把英夷的最后通牒想象为上/访举报信：“尔如果真有冤抑，何不早递呈辞？”（也不考虑一下，天朝官吏谁敢接这种玩艺儿。更不考虑自己平日上/访的辛苦与冤屈了）

　　五、这最后通牒很有越级上/访的嫌疑：“贪相琦善，受尔蒙蔽，代尔转达天听。”（民间义士们还是不懂国家政治，即使封疆大吏们也不知道。这最后通牒，是道光批准接收，琦相才敢接收的。在此之前，没一个敢接的）

　　六、英夷用汉奸打我天朝，不是凭自己的本事：“尔勾引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尔不过使钱哄买而已，有何长处？尔等妄称知兵，何不专用英夷交战？今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英狗之能。”（顺着这思维，后来的八国联军进中国，也非八国之能，而我天朝汉奸之功）

　　七、英夷出告示，晓谕百姓，把百姓们惹火了，天朝百姓，那可不是随便就给人做百姓的：“尔不过孽畜而已，竟敢为上宪，又妄称晓谕百姓。尔知百姓二字作何解？一派混帐，可恼之至！我们义士爷爷，尔畜牲竟敢称我百姓。”（老实说，英鬼真不知道百姓二字作何解，在天朝，百姓二字无非奴隶而已；而在此时的英国，只有公民，没有百姓。但是英夷称天朝人民不百姓，对天朝百姓来讲，就是巨大的侮辱）

　　八、真有种，咱就对着干。炮，两下对着放，枪，两下对着放。至于水战，给俺百天时间：“尔等将船退出虎门，候我百日后，造就船只，与尔海外对仗，果能胜我，方为厉害。”（天朝义民认为一百天即能在海军建设方面赶超英国，看来大跃进这样的思维，由来渐矣）

　　九、好汉不与兽斗：“我天朝鸿慈宽厚，不忍即诛，大将军金枝玉叶，诸大臣厚德君子，众官员皆忠厚慈祥，非真无能也。特怜尔等身同畜类，性本无知，岂有人与兽斗之理？故任尔猖狂。”（真是好百姓，深刻明白家丑不可外扬，为了在英夷面前大长自己的威风，把自家的官老爷们从皇上到官员，夸成了一朵花。今日读来，颇有喜剧意味）

　　十、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义士要报国恩了，否则不是人：“我们义士受天朝二百余年豢养之恩，今日若不诛尽英夷，便非人类。”　　　（这话也说得太绝，大英政府是由纳税人等豢养的，而天朝百姓却自认为自己是由政府豢养的。你说都在一个地球上，这做人境界咋就差这么远呢？另外叫唤着不诛尽英夷，誓不为人，说明挺把自己当人，那又何必用豢养一词呢？这不明摆着百姓自视为人家爱新觉罗家的家畜了吗？）

　　十一、正因为要报国恩，所以俺们不用官兵，不用国库里的钱，俺们百姓组成义民志愿者跟英夷干：“我现在全粤乡民数千百万之多，大村富厚者，接济小村兵粮饷草，亦有义士将资备器械……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说得很好，很精彩，不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既然不用官兵，养他们作甚？还有，既然战争都用不着国帑，那大家交国税何为？）

　　十二、英夷所用汉奸，都不是好人，都是天朝的垃圾，提醒英夷注意此等人的反复无常：“尔所用汉奸，皆我天朝犯法之徒，或杀人逃去，或舞文弄弊，平日极无本事，天朝所屡弃不用者，尔乃重用之，此等人乃忘恩负义之徒，既负于我，必负于尔，将来此等人在尔处从中作事，将尔杀尽，亦不可知。尔花钱勾买，养活此等人物，岂不大愚可笑？”（这也算离间计了吧？）

　　十三、买卖要人情愿，你们这样强迫通商，羞也不羞？况且俺们根本不需要与你们通商，俺们只与孙子国通商：“岂知买卖要人情愿，如今我们不愿与尔交易，尔偏要求人，羞也不羞？尔之货物，我们很不希罕，我们要买货物，自有恭顺各国同我交易，货物多得很。”（说得极对，常言说，弱国无外交，可天朝前期创造的世界奇迹则是：强国也无外交。它只要朝贡，不要外交）

　　十四、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你请人来劝俺们，俺们也不听的：“我们一言既出，万不折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尔等。就请人劝我，亦必不依，务必要剥尔之皮，食尔之肉，方知我们厉害也。”（天朝的抗外侮，老是需要抗到剥对方皮吃对方肉的程度。至于请人劝亦必不依，却是大话。余保纯出来一劝，大家就作鸟兽散了嘛。唉，还是一个官怕洋人、洋人怕民、民怕官的食物链）

　　十五、本应该用普通话的，鉴于英夷不通汉语四六级，所以只能用粗话了：“本应措辞雅驯，因畜类不通文字，故用粗俗语言，浅浅告谕。”（我觉得语言够爽，骂得英夷狗血喷头，痛快。英夷要与天朝对骂，骂不过的。天朝文章一流，骂人自然也一流）〕

　　十六、畜类赶紧悔过自首，下跪恳求，否则别怪俺不客气：“尔畜类急宜悔罪自首，而缚跪求，庶分别首从，不忍全诛。如再延缓，后悔何及。”（唉，至如今，没听说英夷那边，有谁因为这场战争而后悔的。或者，因为这场战争而给天朝道过歉的）

　　三元里的故事结束了，但三元里的故事逐渐演变为神话。有美国学者说：“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郭富）的正式报告中都没有提起。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9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8年版，第12页）还有美国学者说：“解散的乡勇们继续编织着‘三元里’大捷的神话，说有几千英军逃跑或被杀，其中还有一名将军。故事越传越神，说要不是余保纯中间干预，全部英国远征军都将被剿灭。中国人大获全胜的消息也传到皇上那里，让身边的大臣为之一振，敦促皇上扩大战果，打击夷人，这种不真实的、主观的情报给中国的决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一个三元里神话足证，大清人民很有哄自己玩的倾向，跟吸鸦片一样，在虚幻中进入神仙状态，但是出门混总有还的时候，神仙也有落地的时候，更大的不痛快在后头呢——英国要扩大战争了！



第七章 冷不丁的，战争就扩大了


英国重新洗牌：义律下岗，璞鼎查爵士上岗

　　一个《穿鼻草约》，倒下的是两个人：天朝方面是琦善，英国方面是义律。这两个对手的命运非常值得一比，天朝不承认《穿鼻草约》，认为琦善竟然敢私许香港；英国也不承认《穿鼻草约》，认为义律并没有严格按照巴麦尊的训令行事，视训令为废纸，所签的草约离政府的远征目标差远了。巴麦尊子爵为此向英国女王禀告说：“义律大佐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舰队的行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可以自由规定条款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鸦片赔款不及被勒缴的鸦片的实价，而且此远征费用以及倒闭行商所欠英商债款都毫无着落。全权公使所接奉的要为在中国的英侨获得安全保证的明确的命令并没有执行。曾经特别通知他们要保留到全部赔款付清为止的舟山岛已经匆遽地并且是莫名其妙地撤出了。甚至香港的割让还结合着一项有关缴纳捐税的条款，这样就使那个岛屿变成一个并不是英国的属地，只是像澳门一样，在大清皇帝的国土上经许可才保持着的居留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给比利时国王写信说：“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的条件。”（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07页）

　　看来，不管是天朝官员还是英国官员，给政府打工，都可能让政府不满意。不过，双方对这种官员的处置方式是不一样的。琦相被道光斥为“是何肺腑”，一下子捣向人的良心处，属道德问题；义律被女王称作“不可思议”，指向的是心理问题。道德问题，良心大大的坏了，汉奸；心理问题，回国修养吧，没有英奸之说。1841年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议决：
　　一、英国不同意《穿鼻草约》。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英国人过去所受的损害付出更大数目的赔款，并且对将来的贸易作出更大的安全保证。
　　二、舟山必须重新占领。
　　三、义律大佐必须召回，派遣璞鼎查爵士（SirHenryPottinger）前去担任全权公使。

　　正像琦善、林则徐下岗时都有些委屈一样，义律下岗也有些委屈啊。被召回国之后，他写了一个小册子，解释道：“如此众多的人指责我太关照中国人。但是我必需澄清，为了维护英国长久的荣誉和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一直都在更加关照这个无助的、友好的民族。”（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0页）他还像林则徐一样给友人写信，为自己辩护，说：“从1839年3月24日我被中国政府当囚犯拘留于广州时起，一直到1841年8月18日我被自己的政府撤职时止，我们已经扭转一千万金镑以上的贸易，开出五万多吨的英国船舶，运进中国足以使八百万金镑以上的巨款流入英国国库的这样多的货物，从中国库藏里我们取回白银约有一百五十吨，我们挡住了许多外国政府在非常不安的时期可能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许多微妙问题的急迫申诉，我们已经胜利地显示了女王的兵威，而且更明显地奠定下英人气度宽宏的性质与范围，获益是亘垂久远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问题是，义律如此表扬与自我表扬，英国政府并不领情，把义律任命到一些穷乡僻壤——百慕大、特立尼达、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流放地）——担任总督去了！也算英国式的充军流放吧。一句话，谁让你同情天朝，下手那么软呢？不过他比琦善好一点，琦善被天朝某些人士骂作了奸相，义律国内的同胞，却没一个叫他“奸使”或“英奸”呢。还算不错。

　　璞鼎查爵士在1841年5月31日得到巴麦尊外相的训令，他是唯一的全权公使，对于有关和议的每一事项都有权作出决定。但是，如果遇有必须强迫中国接受的要求，那么，在英国方面没有完全无条件同意以前，他不得干涉和阻止海陆军的行动。具体要求如下：
　　一、重新占领舟山。
　　二、和议不得在广州举行，必须在临近北京的地方举行。可以是舟山和白河口，最好是在白河口，因为它邻近北京。
　　三、对于中国的要求，请他参照原先给义律的训令。这个训令里面的条件，女王陛下政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去变更或舍弃。
　　四、英国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会对中国有利。然而，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一点并没有要求，因为他们没有要求的权利。中国政府如果愿意，完全有权利禁止鸦片的输入，英国臣民从事于违禁贸易的，其后果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
　　五、香港的用处须特别加以研究。
　　六、条约须得到中国皇帝的正式批准。
　　七、禁止中国代表用那种“妄自尊大的口气”跟我们议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326页）

　　老璞之所以被巴麦尊相中，主要原因乃是他在印度干了将近40年，是个典型的亚洲通，富于侵略经验。其经验值应该不低于中国的杨芳老将。不过，他的身份也像郭士立那样遭遇了时人的怀疑，还是那个叫“赘漫野叟”的人，在他的《庚申夷氛纪略》里说：“蒲鼎喳，宁波人，十五岁时，随父至粤贸易，夷人见之，爱其健黠，欲以重价买之，其父不舍，乃诱以赌博，其父输银巨万，夷人屡索无偿，露刃以胁之，不得已以其子折还赌债，夷人携之归国，及其长也，大见任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我晕，又是一个传说中的归国华侨，宁波的，还做了鬼子统率，领着鬼子打中国呢。

　　不管老璞是不是归国华侨吧，反正人家要打过来了。但是他没想到，他与义律还没交接呢，天朝这边就宣传说，英军全军覆没了。

　　具体时间是1841年7月21日，广东洋面发生一次飓风。为此，靖逆将军奕山与参赞大臣齐慎、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说：由于这次飓风，尖沙咀洋面夷兵船损坏3只；货船损坏3只；沉失洋银30余万；汉奸划艇40余只漂得不知去向；夷人二桅大杉板10余只被击毁；其余未漂失者损毁也不轻；夷人在岸上所搭帐房、寮篷，所修筑的码头、路、屋不是风吹无存，就是坍为平地；汉奸、夷人被淹毙者不计其数，浮尸满海，随波上下，仅夷目义律一人逃脱至澳门，余者尚未有下落云云。

　　对此天灾，奕山等人发表感想如下：
　　一、闻报之下，人人称快。
　　二、此皆我皇上至诚感神，海灵助顺啊。
　　三、夷人虽未死绝，但皆震慑天威，心寒胆裂。
　　四、这次飓风乃近年未有之事。3天之后，飓风又发作2天，比前更甚，余剩的夷船，想来更无所逃避了。

　　有意思的是，说了这些之后，奕山又奏报了我方损失：

　　近城船只也多有损坏；人口间有淹毙；我方师船被撞碎2只；把总沈家珍、外委吴殿鼎及兵丁7名被淹死。

　　也就是说，我方损失也不小，奕山等人何以好意思说此乃天公助我呢？最后，他们向道光汇报，俺们正准备派人到各神庙前拜谢天恩呢。

　　皇上看了奏折，作了重要批示：“此未见未闻之天祝，朕寅感愧悚之余，欣幸何似！”翻译过来就是：“惭愧啊，老天爷咋这么照顾俺呢？”批示之后，皇上发出上谕，奖励奕山他们大藏香二十炷，着他们好好去庙里叩头感谢天恩去，并着太常寺妥为预备，让惠亲王、睿亲王、瑞郡王、城郡王等分头到祖庙里叩头谢恩去。

　　叩头之余，皇上想到夷人差不多全军覆没了，以后恐再也不敢跟天朝捣乱了，所以给奕山发出谕旨，说：义律只身一人逃至澳门，着马上查明他藏身何处；义律船只损坏，夷人又都淹死，义律如何能只身逃回英国？如已逃至洋外，就不值追他了，若还在澳门，就设法活捉他；至于香港，既然夷人无法驻足，你们就赶紧给我收复回来吧。（《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19~1122页）

　　这个傻皇上，不是看《西游记》看多了吧？咋收复呢？“宁波华侨”璞鼎查要来报到了！香港不但收不回来，其他地盘也难保呢！

　　1841年8月10日，新的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偕同巴加海军少将（SirWilliamParker）抵达香港。巴加是英国东印度海军司令，现在来中国亲自统率英国海军，以代替原来的舰队司令伯麦。伯麦在三元里抗英的传说中，被传斩首。伯麦的脑袋被广东巡抚怡良悬赏为5万银元呢。现在，他要扛着自己还活得好好的值5万银元的脑袋与义律一道回英国了。

　　璞鼎查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英商们宣布：把国家利益置于商务利益之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表示：他心里非常想知道各位商人的愿望，希望促进他们的繁荣与福利，并且为他们的安全规划，但是现在，他的责任是，迅速而满意地结束战争。所以，他不希望任何利益和商业上的考虑阻碍他促成一个荣誉且持久的和平。他还警告这些商人，中国各地政府对停战协定可能失信，不论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还是出于北京方面的授意，反正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置于中国当局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果那样，是很冒险的，他要对中国当局采取强硬措施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从老璞的通知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与他的前任义律有着迥然不同的作风。如果说，义律与中国的琦善都是各自阵营里的婉约派的话，那么老璞与中国阵营里的林则徐一样，都属强硬派。当然，林则徐此时不在岗，但是天朝有林则徐第二，他就是裕谦同志。此是后话。

　　老璞到任后的第二件事就是向中方发出公函，通知自己的到岗。他派代表团秘书麻恭少校（MajorMalcolm）进城投递公函，广东省当局立即派出广州知府前往澳门表达敬意。老璞在印度呆过，了解中国特色，所以他拒绝接见这位阶别比自己低好多的中国官员，简派麻恭前去接见。


厦门之战，颜伯焘的花岗岩和怡良的祸水引流计

　　1841年8月21日，老璞把6艘军舰、2艘轮船及1300余陆军留在香港，他和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0艘运输船以及陆军官兵2519人北上，目标是厦门。

　　此时的厦门，正由主剿派领军人物之一、闽浙总督颜伯焘亲自驻守。

　　颜伯焘（？—1853），广东人，祖传干部家庭。1814年，颜伯焘中进士，入翰林院。从此步步升迁。1840年9月被道光任作闽浙总督，代替了被罢免的邓廷桢。颜伯焘进京后，3日之内被皇上召见5次，宠幸绝不亚于当时的林则徐。1841年初，颜伯焘离京赴任，途中遇见江苏巡抚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3个主战派碰头的结果，就是颜伯焘会同刘韵珂联名上奏，建议道光起用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攻剿事宜，因为他们太看不惯伊里布的主抚行为了。颜伯焘到任后，发现厦门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于是他亲自驻守，把厦门搞成了天朝最坚固的要塞：以花岗岩建石壁；以三点交叉火力网护卫主阵地石壁；整个厦门安置火炮471门，守军约6000名，水勇、壮勇近万名。但是道光呢，他根据广东方面的奏报，得知英军已从虎门退出，遂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于是在1841年7月28日，下令让沿海督抚将军酌量裁撤各省官兵。这个小气皇上，最担心的是自己的钱包。而颜伯焘这个人，还真不是个省钱的主战派。据茅海建先生考证，在颜伯焘到任之前，福建已花去军费50万两白银，他到任之后，要求清政府拨给他银两100万。这可心疼死道光了，下谕让老颜同志省着点花。老颜跟林则徐不一样，林则徐可以让广东行商捐款，给皇上省钱，老颜就没往这方面施展拳脚，而且，省钱怎么能让自己先富起来呢？后来老颜免职回乡时，道经张集馨任汀漳龙道的漳城，从初一到初十，每天过扛夫六七百名，初十那天，张集馨迎接老颜，发现随同他的家属、仆役、抬夫仍有3000，张集馨不明白，问当地龙溪县县令蒋令，蒋令回曰：“帅仆及营弁，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借驿站夫马，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而不为，不过驿站受累耳。”一句话，老颜的手下及家属都在学雷锋做好事，扶植民间企业呢。当然蒋令认为老颜不知，这是回护。这么大的动静，老颜若不知，简直是个智障官员了。而且，蒋令单这一次接待老颜，上下酒席就干了400余桌。张集馨跟老颜说，雨后路泥，不妨多住几天，没想到老颜真就不走了。后来蒋令偷偷地求张集馨：“老帅没有走的意思，县中供应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你想法子促使他动身起行，县里也好减负。”问题是张集馨见了老颜后，老颜说：“虽然天晴了，俺老婆的乳房问题也不大了，但是听说前方又发水了，俺还不能走呵。”没有办法，蒋令又花钱请了一个姓黄的守备，让他用法术哄得老颜出行了……老颜过境，蒋令花银万两。正好张集馨奉文裁汰乡勇，知道龙溪县的1200名乡勇有名无实，所以发文令府中裁撤。没想到县里干部跑来找张集馨，请他暂缓裁撤，原因就是，老颜过境花银万两，得从雇勇一项中找补啊。张集馨感叹说：“后来我去官离开，不知这根本不存在的乡勇到底裁撤没有。”（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67页）

　　这才是天朝本色，如此国情之下，天朝能战胜英夷，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且看厦门战事：

　　8月25日，英舰到达厦门附近。

　　8月26日早上，他们挂着小白旗，给福建水师提督窦振标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限期交出厦门：

　　“福建水师提督麾下台鉴：

　　鉴于大不列颠与中国两国之间所存在之某些争端迄未消除，签字人全权大臣及总司令奉本国国王之命，除接受去年在天津所提出之要求，因而彻底消除此等争端，并达成明确的协议之外，否则即将认为有责诉诸战争，迫使要求达到目的。然以签字人全权大臣及总司令动于怜悯之情，不愿使如许之势必死亡之军官及士兵死亡，急切请求本省水师提督放弃城池及厦门之一切堡垒，交与英国士兵，目下暂由英军驻守。水师提督如能遵行，我方当即准许内中全体军队携带其个人之武器行囊撤出，对于居民不加伤害，及至此等争端解决，而大不列颠之要求全蒙许可时，即将全部交还中国人。

　　条款如蒙允准，请于堡垒上悬白旗。

　　女王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海军少将巴加、陆军少将郭富。

　　1841年8月26日厦门港外，‘威厘士厘’号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最后通牒送达时，水师提督窦振彪本人正在外洋巡阅，而且他这一巡就是好几天，等他带领水师战船回来时，厦门早就失陷好几天了。接到战书的，乃是闽浙总督颜伯焘，他一看就明白了，挂白旗缴城？天朝没这一说，何况他又是个铁杆主剿派呢？于是他督同道员刘耀春，传令清军准备迎敌。

　　等白旗的当口，英军对鼓浪屿与厦门实施了火力侦察，随后，大部队开到。等了一个上午，不见白旗，下午，英军对厦门各个炮台开始了轰击，战争开始。下午1时，英军一部开始在鼓浪屿登陆，3时，鼓浪屿陷入敌手。下午4时，英军开始攻击厦门城，傍晚，颜伯焘与刘耀春退走，厦门陷落。

　　整个厦门之战，费时约4个钟头。总兵江继芸在士兵溃逃时投海自杀。英军官兵阵亡1人，伤16人。天朝方面没有确切数字。死的不多，但减员甚多，因为有些士兵跑走以后再也不归队了，没法计算。

　　按张集馨日记中所言，颜伯焘起初是相当地看不起英夷的。他认为，对英夷和、抚皆不好，唯有一战。他刚到任时，把重炮都排列到海口。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动，但是颜伯焘心疼银子，不造炮车。估计是按道光要求，省着花呢，或者省了归自己呢。总之，他的炮不但没炮车，而且被摆在了墙外，导致战争的当口，没法装炮药。但是老颜认为，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也？等到英船开到，清兵一见英船帆影即把炮放完了。至于颜伯焘本人，跑得比谁都快，连衣物都没顾上拿，净身出逃。后来他被道光革职，见到张集馨，聊起夷务，竟然“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看来清朝的官吏们私下里还是会说真话的。

　　厦门之战之后，道光才明白过来，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于是暂停对沿海各省的裁撤行动，急调2000江西兵援助福建，命令颜伯焘收复厦门。同时，道光还明白过来另一点，英军并不像林则徐奏报中所称的那样一仆不起，不会陆战，因为他在颜伯焘的奏折中发现“伪陆路提督郭”等几个字样，顿悟英军也会陆战，这不人家还有陆军提督吗？但陆战水准到底如何，他不清楚，他在发出的上谕中说：“夷人此次到闽，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务当激励将士，奋勇攻击，尽杀乃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61~1162页）这个傻皇上，认为英军膝关节不会打弯，猜想人家干脆没有陆军编制。现在发现人家有陆军了，又梦想在陆上把人全歼呢。一般人梦游都在晚上，这皇上白天都梦游开了。

　　9月5日，英军留3艘军舰、3艘运输船、陆军400名防守鼓浪屿，其余撤出厦门，继续北犯。

　　有意思的是，颜伯焘革职后，代替他主持闽省军务的乃是原广东巡抚怡良。怡良一见张集馨就跟他面授机宜，要求他“坚守阵地，不可挑衅英人，一旦有贪功邀名之心，则英夷就会撤浙省之兵，全跑我们福建来，那我们就是替浙江受祸了”。（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一句话，千万不要惹英夷，这样英夷只找浙江而不再回头找我们福建的事，我们就幸福安康了。我晕，天朝大吏净这么些东西，道光一个人再忙着调兵遣将瞎忙乎，又能有什么用呢？定海，可怜的定海要第二次沦陷了！


第二次定海之战与三总兵之死

　　这个时候主持江浙军务的，是原江苏巡抚、现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裕谦。

　　裕谦（？—1841），又名裕泰，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鸦片战争爆发后，主战派一方忽悠劲儿最大的，除了林则徐，当数裕谦了，茅海建先生称其为“林则徐第二”。

　　定海第一次失陷后，原钦差伊里布主张和议，裕谦坚决反对，多次向道光上奏，强烈要求收复定海。广东沙角、大角失陷后，裕谦又上奏弹劾琦善，罪名一下子就给琦善捏了5个：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制擅权、将就苟且、失体招衅。细看这个密折，能发现诸多有意思的话。比如张皇欺饰罪里，裕谦说了两个原因，一是琦善夸大英夷的力量，二是夷人到琦善的地盘，宾至如归，琦善馈送夷人牛酒，山东、浙江竟群起效之。可恨的是，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犒师时英夷欢呼罗拜。裕谦认为，英人腰腿毕直，见该国国王时都无法下拜，嘉庆年间，英夷来京，也因无法下跪而被咱驱逐，这不明摆着托浑布在说假话吗？再比如失体招衅罪里，裕谦认为，英人擅用照会，僭称公使大臣，琦善不加详察，居然称其为“贵公使大臣”，“以至外夷市侩，竟与天朝将相平行，大失国体”，倘海外各国都这样，天朝咋办呢？再说了，咱天朝在外夷面前，历来很牛的，现在独在英夷面前这么窝囊，其他大小西洋各国就会轻视咱的。“驶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自明，边患不同，但要求申国威者，必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汉奸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辈。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是贩烟匪类，琦善屡奏，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奴才受恩深重，实在不敢坐视堕入奸匪之计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4~517页）

　　道光不傻，看了这密折，感觉裕谦是个好人、能人，便实行能者多劳战略，于是，藐视英夷、最能忽悠的主剿派二号人物裕谦，便被皇上重用了。1841年2月10日，道光撤了伊里布的钦差名号，着其回两江总督任上，改派裕谦接任钦差前往浙江，会同余步云专办攻剿事宜。还是那句话，击鼓传霉花，这霉花终于落到裕谦手中了。按时间顺序，裕谦算是道光派出的第四任钦差了。

　　1841年2月27日，裕谦到达镇海大营。此时，英军已退出定海。防守定海的乃是著名的三总兵：定海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计领兵3000余人。裕谦另给三总兵增兵1800余名，拨大炮50门，还与三总兵一道视察定海，加固防备体系。新官上任三把火，除了增兵与视察，裕谦最大的一把火是向主子表态：虽然夷兵一船一心，众船一心，有进无退，咱的兵一人一心，但臣已率文武官员在关帝庙前宣过誓了：“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词，接受逆夷片纸。”（《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26页）看他的意思，这算是决绝书了，够条汉子，而英军最后也会成全他的。但是我分析他话里有话，他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前面说过，杨芳、隆文、奕山在广州投降，引起道光震怒，三个家伙找的借口就是“保全民命”嘛。于是裕谦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俺就俩字——死战，或者战死。最后他还真的这么做了。

　　裕谦身在浙江，却不忘广东战事。1841年3月11日，他给道光上奏，建议广东方面悬赏杀敌。他与林则徐、怡良等的悬赏创意不同，他所悬赏的对象，竟然包含了夷人。他说：“探闻海外各国，因英逆滋事，贸易平常，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米利坚、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与各逆相等。在天朝自不值明降谕旨令其帮助，而悬赏告示内，不妨声叙，无论兵民水勇汉奸及各国夷人，一体准其杀戮请赏字样。再出示晓谕各国，在皇帝君临天下，中外一视同仁，顺者抚之，逆者剿之。英吉利肆逆犯顺，现已调兵征剿，与尔等各国无干，尔等均准照常贸易。倘英逆胆敢恃强阻拦，致碍尔等生计，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或另用兵船，捣袭其国。”看裕谦的意思，他甚至想用三十六计里的反间计呢，希望中国一方拨弄些是非，让各夷反目成仇，自相残杀，然后中方兵勇一上，全歼丑类。这想法未免因可笑而太可爱了些。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广东方面招募水勇。他说粤东方面传有一本手抄本，叫番鬼录。里面说了，中国之人，柔弱不善战，水师军器皆不中用，惟广东岸上干粗活的那些人和水中营生之人还有把子力气，欧洲人都抵不上他们，若编为士兵，定为精兵云云。也许是为了促使皇上同意，裕谦还强调说，这些水勇，都是匪类，在广东被人称作“烂崽”。用他们去攻打夷人，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71页）

　　广东烂崽不好，那浙江本地的水勇如何呢？也不好，他对道光奏报说：“浙江之乡勇、水勇，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66页）

　　唉，这就是天朝的钦差，简直是一肚子坏水。烂崽们、水勇们若知道钦差大臣就是拿他们当炮灰玩，不知何感？反正裕谦殉国后，当朝大事褒奖，现在的史书，却没给他什么好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不过，林则徐对水勇也是这么个意思啊，所得到的好评却远远地超过了裕谦，林则徐仅是一时被贬，裕谦却只做了个永久的烈士，同是抵抗派，给人家的评价咋就差这么远呢？

　　为向江浙人民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裕谦在任内的重要动作如下：
　　一、处斩4名汉奸，传挂其首阶让士民观看。
　　二、定海上交一英国俘虏，他一反伊里布优待俘虏的政策，凌迟处死这俘虏。
　　三、取另一英国俘虏“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做自己坐骑的马缰（也许是和伊里布的合作过程中，浙江提督余步云发现优待英方俘虏会有好处，所以他建议裕谦对俘虏要好生养活，一是可以随时备讯敌情，二是可以并作别用。裕谦不听，并向皇上报告了自己的处置情况，遭到了道光皇帝的表扬）。
　　四、英军第一次占据定海，疫病死掉400多人，统统埋葬在了定海。裕谦掘其坟，戮其尸，然后弃之大海。

　　裕谦如此，可能是在激励士气吧。问题是，自己的士气没有激励出多少，却激励出了英夷的士气，福建、广东多次来咨，告诉裕谦，对于他虐待英俘一事，英夷会来浙报复的。于是他大力备战。与此同时，他还向道光建议重新起用林则徐参与浙江战事。认为林公“向为民兵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也能体用兼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40页）看来，裕谦想用林公吓英夷呢。道光还真听他的，马上令林则徐以四品职衔参与浙江战事，与余步云、刘韵珂协办镇海军营事务，虽然道光仍不愿原谅林公，余步云与刘韵珂上折言事，林公连列个名衔都不许可，但林公还是把自己整成了一军事专家，严格来讲是大炮专家。把自己从广东带来的《炮书》派上了用场，每日里演试大炮，忙个不亦乐乎。不过林公还算运气，没等到英夷重犯浙江，又在6月28日被道光下旨“发往伊犁”了。满打满算，他在镇海忙乎了一个月。离开也好，浙江战事的失败，就跟他无关了。更严重的是，他不离开，天朝的林则徐第一和林则徐第二可能同时被报销呢。

　　8月份，裕谦接到奕山、祁的咨文，得知英军将再犯闽浙。于是要求道光皇上暂停撤退江、浙两省防兵。这个小气的糊涂蛋皇上于8月19日批复如下：“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会同刘韵珂、余步云体察情形，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兵弁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不必为浮言所获，以致縻饷劳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29页）

　　傻皇上，聪明过头了，受够了中国《孙子兵法》的毒浸，只知道兵者诡道也，哪里知道西方人的游戏规则？西方从中世纪开始，就有了骑士精神，双方变脸时怎么也得先递交战书才是正当，军事上搞偷袭，武术上搞暗器，仅是咱的国粹。

　　1841年9月23日，英舰到达舟山附近，开始了侦察行动。9月27日，英军火船、军舰各两艘进入竹山门水道考察，总兵葛云飞督军发炮，据说断英军大桅一根，英军退出。英舰复进入大渠门，据说，又被守军击退。28日，英军炮击晓峰岭，并派杉板船登陆，被总兵王锡朋击退。29日，英军携带臼炮3门，登陆大小五奎山，构筑野战炮地。

　　10月1日，英军开始炮轰定海前沿，大小五奎山也发炮配合，英军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在炮火掩护下，向定海进攻。

　　左纵队进攻竹山与晓峰岭，遭遇清方的王锡朋和郑国鸿。王、郑二人拿着土枪，指挥着土炮与英夷狠干，一直干到土枪管子、土炮炮身发红不能发射为止，两人先后阵亡；右纵队遭遇总兵葛云飞。葛云飞同样打得很英勇，身上负伤数十处，最后壮烈牺牲。据民间版本，葛云飞的母亲是个拥军模范，听说儿子战死的消息后，虽然很悲痛，但她更骄傲自豪，说“吾有子矣”，这做娘的觉悟好高，算是个模范军属了！如果这个模范军属的故事可信的话，那么，另一个故事就一点也不可信了，传说，葛云飞用大炮击毙了英军统帅璞鼎查！

　　1841年10月1日下午2时，英军包围定海县城，英军登云梯入城，定海知县和守军撤离，定海再次落入敌手。定海的全部军用物资皆落入敌手，其中有36门新铸的铜炮，英军搬上自己的运输船，用它们来打天朝军队。

　　定海之战，被中方描写为浴血奋战六昼夜，也不知是咋算的，估计是从9月27日算起的吧。而按茅海建先生考证，真正的战争只有一天，也就是10月1日这一天。但是，看在三总兵阵亡的面上，我们就姑且认作是6天吧，好歹给大清一个面子。

　　主剿派守定海，定海还是难免陷入敌手。这对天朝一方来讲，包括现在的主剿派，是很不好解释的。于是，大家揪出了一个汉奸：如果不是他，定海也不至于失陷。这个人就是浙江提督余步云。据说，打到第五天的时候，三总兵曾派人到镇海，请求援助，但是余步云牵制住了裕谦，不但不给增兵，反而讥笑他们小题大做。并告诉他们，定海失守，唯他们是问。三总兵无奈，只有相约死战了。他们一死，余步云荣幸地做了烈士们的垫背：如果不是老余坏事，何致于战败啊！

　　下面，该镇海了！镇海又是谁坏的事呢？


镇海之战和钦差大臣裕谦之死

　　定海失陷之后，英军继续北上，目标镇海。

　　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战略位置十分险要。裕谦对镇海防务也做了精心筹划。在招宝山、金鸡山加筑炮台和工事，增设炮位，各炮台共设火炮86门。并在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这一手跟林则徐钉大铁链一个意思，可惜不起作用）。镇海守军，加上定海跑过来的兵，总计5000余人。裕谦将他们部署如下：余步云率兵千余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兵1500名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兵数百镇守拦口埠炮台，此炮台扼江口，且与金鸡山、招宝山互为掎角之势；沿江两岸停泊水师战船数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有暗沟，布有蒺藜；裕谦自己，领兵千余坐镇镇海县城。

　　10月8日，英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附近集结，9日完成了登陆准备。其进攻计划是：第一步炮轰金鸡山、招宝山，阻止镇海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陆两炮台。第二步水陆并进，拿下镇海。英军总兵力2400余人，分作左、中、右3个纵队。左纵队由郭富指挥，领兵1173人攻打金鸡山；中纵队505人，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攻占金鸡山；右纵队797人，由荷伯特舰长指挥，负责攻占招宝山。

　　10月10日早上，英军左、中两纵队开始攻击行动。中纵队在金鸡山东北登陆，左纵队绕金鸡山侧后登陆，清军腹背受敌，总兵谢朝恩受伤落海而死，金鸡山失陷。与此同时，英军舰队对着招宝山发炮轰击，浙江提督余步云弃台逃跑，裕谦发炮，阻拦余步云的溃逃。余步云遂掉转方向，绕道往宁波跑了。上午11时许，右纵队轻松地在招宝山登陆。居高临下，炮轰镇海城。裕谦一看大势不好，遂跳水自尽。自尽得并不干净利索，居然被手下人救起，抬着撤退了，据说吞了鸦片烟，死于途中。镇海落入敌手。

　　镇海之战，清方死亡数百人，英方死亡3名，受伤16名。英国缴获了150门大炮，有的非常落后，但也有些很先进，据说有只大炮和英国的一模一样。英方还俘虏了几十人，但是没有兵力看守他们，郭富只好下令释放他们。但是在释放之前，英国水兵调戏这帮可怜的俘虏，想剪掉他们的辫子。据说英国水兵已答应家中的妻子和女朋友，要寄些辫子给她们作留念。他们让俘虏集合，准备削发，郭富听说后，制止了他们的这种侮辱行为。英国统帅把此种行为理解为侮辱了，但是对大清士兵来讲，不只是侮辱，它还是国法问题，辫子丢了，那可能是掉脑袋的事。而且，按中国传统，男女情侣之间才互赠青丝，这些二百五英国水兵拿异国男子的辫子送给自己的情人，算哪门子事呢？真是夷人啊，一点不文明。

　　幸亏没弄成。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思考：裕谦全力抗战了，但是失败了。失败的借口，还是余步云做了汉奸。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假若道光没罢免林则徐，让他全力抗英了，那么林则徐失败后，天朝人士包括现在的一些学者，还是能找到合适的借口？没有余步云，总有佘步云吧？

　　直到今天，余步云的汉奸罪还是稀里糊涂的。他与裕谦是有矛盾，一个是处理英军战俘方面，一个是战略安排方面。裕谦死后，其家人四处忽悠，大说余步云的坏话，说他心疼一家30口之命，又说他女儿当天出阁，说战争开始时他跑得最快，说裕谦率文臣武将在关帝像前誓师的时候他借腿疾不愿下跪云云。听得道光心里直忽悠，下谕旨要求查清事实。结果当然查得稀里糊涂，道光不知信还是不信。不过道光还是把余步云杀了（1842年5月31日，道光下谕，着余步云革职，进京受讯。刑部判其死刑。1843年1月24日被执行斩决，道光给他的罪名虽不是汉奸，但说他身为一品武员，把战争当儿戏，跑得太快了，影响不好）。对天朝官员来讲，负有守土之责，城陷，自己不自杀，皇帝也会成全你的。当然此是小插曲，我们还是先看战事，英军打到宁波了——传说中的“归国华侨”璞鼎查他老家！


“归国华侨”璞鼎查他老家——宁波沦陷了

　　镇海失陷后，英国海军司令巴加于10月12日乘轮船溯甬江而上考察，发现宁波防务空虚，遂于13日早上领军舰4艘、轮船4艘，载兵700，进犯宁波。逃到宁波的余步云与宁波知府邓廷彩领清军2000多人，未作任何抵抗即逃往上虞。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宁波。所以严格说来，宁波没有发生战争。我弄个宁波之战的小标题，倒是抬举了宁波军政当局。英军是享受着伴奏乐进入宁波城的：一支皇家爱尔兰军乐队，一边进城，一边演奏《圣帕特里克日的清晨》。他们进城后，发现了宁波当局关押英国同胞的监狱和笼子。盛怒之下，他们烧了监狱，但保留下一只笼子，当作可怜的纪念，送往印度公开展出，作为野蛮的中国人的证明。

　　据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说，英方从宁波的官库里搜索到白银16万两，宁波居民以财产税及消费税的形式支付了10％的额外补偿金。璞鼎查出于战略考虑，理论上绝对禁止英国兵的个人报复行为，但是对于英国兵的实际性的掠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基本上搞了“见者有份”。巴加和郭富对此颇有怨言，他们认为，宁波之所以投降，原因就在于英军事先答应不对该城居民进行身体和财产的骚扰，这种坐视不管的政策给英国政府抹黑。璞鼎查给巴麦尊外相写信，兴高采烈地描写了宁波城内的抢劫，当然，英军抢劫之后，中国匪徒也跟着抢劫。信到英国之后，巴麦尊外相已经下台，代替他的是托利党的外相、璞鼎查哈罗公学的老同学阿伯丁，这位老同学是虔诚的高教会派的道德家，对英军在中国的抢劫行为非常厌恶。看来，老璞同志不知道宁波就是他的故乡啊，否则好歹会手下留情的！

　　璞鼎查任命郭士立做宁波的最高长官，郭士立遂找了一位中国的妓院老板——余德昌担任警察长。事实证明，余德昌做警长比做妓院老板要称职多了，遗憾的是，清政府不会给他这种机会的。他对城里的富豪一清二楚，列了一个余氏富豪榜给英方，英方可以按名单敲诈赎金。余德昌还建立了一个40人的情报网，监视大清官方与民方的动静。

　　英国人把战事进行得像旅游似的，天朝的主战派裕谦也战没了，现在的天朝，缺的是人才啊，谁来主持浙江战事呢？


扬威将军：天朝卓越的书法家、无能的军事家奕经驾到

　　英军第二次北犯，连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东南沿海一片告急声，清廷震动。言官们纷纷上奏，分析失败原因，有的认为南方军队被吓傻了，必需调北方军队；有的认为天朝军队没有跟踪敌人追剿；有的认为天朝没有层层设防；有的认为，战也不行，抚也不行；有的认为，只有妥协求和了。总之，言论纷纷，但大都是纸上谈兵，纸上爱国。不知是这些爱国言论的刺激，还是道光的赌徒心理出来了，总之，他不服劲儿，像个输了本钱的赌徒一样，决定来个总反击，“大张挞伐”，“大显兵威”。为此，他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江苏、河南、湖北、四川、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援浙江战事。

　　扬威将军奕经（1791-1853），乾隆重孙，镶红旗人。跟奕山一样，也是道光的皇侄辈。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奕经是道光的堂兄弟，老外不善于这个，把人家辈分给排错了。

　　奕经初为乾清门侍卫，后任护军统领。兵部、吏部、户部侍郎、黑龙江将军、吏部尚书及协办大学士等职。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京的禁军。”（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按现在的说法，奕经应该是个书法艺术家、皇家园林艺术家、文学家、兼野生动物园园长及皇家警备司令部司令什么的。道光让这样的人来替自己扬威，很玄。

　　奕经领兵来到苏州后，听说夷兵可不是闹着玩的，遂停止了前进，以探听夷情为名，在苏州做起了考察。考察方式就是立个大木箱，鼓励绅士士子们往里投名片，并献计献策。据说，许多青年士子为了攀上这位皇家侄儿，都辍学了。将军把他们弄到自己的队伍里，而他们也没有辜负将军的期望，在军营里举办了许多茶会、筵宴和诗社文会。当然了，据民间版本，扬威将军在苏州的考察内容是这么一回事：“在苏数十日，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督抚等无可如何。”

　　不管怎么说，在督抚们的催促下，奕经终于停止了路途上的游山玩水，于1842年1月21日到达嘉兴。此时，浙江各处兵丁有四万余人，乡勇九万余人。奕经新招的幕僚臧纡青出面了。

　　臧纡青（1795-1855），字牧庵，江苏宿迁人。从小为人豪爽，慷慨有志，好谈兵，有智略。生平简朴勤俭，布衣蔬食，并无世俗嗜好。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据说黄爵滋那个著名的严禁鸦片的奏折的出笼，就有臧纡青忽悠的功劳在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在家自招团练。奕经路过时，听说他的名声，想给他个官干干，但臧纡青拒绝了，只给奕经做了幕僚。臧纡青的建议是：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

　　看臧纡青的建议，此乃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皆民，全民游击战。奕经虽然把他的建议上奏道光，但是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并不敢照着来。还是那句老话，对天朝的统治者来讲，其真正的敌人、终极性的敌人始终是本朝人民，而不是外来的英夷。而且，奕经对民间义士的战斗力也深表怀疑，他对道光奏报说：“水勇、乡勇，或系无业游民，或系乡村笨汉，所持兵械，不过稻杈木棒，无事或可壮声威，遇敌则必先溃散，……此浙省兵丁、浙省乡勇均不可用之情形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谁能说，奕经说的不是实话呢？正规军队都不堪一击，乌合起来的奴隶又能如何呢？他们没有学商纣王的奴隶阵前倒戈就算够意思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奕经总得组织一次反攻，否则没法向皇上交待。1842年2月10日，奕经移驻杭州。据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说，在进入实际战斗前的一个月，奕经手下一位有名望的画家已经“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陆续开到了浙江前线。奕经感觉兵力差不多了，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拿下宁波、定海和镇海。原先的计划是，三万六千人攻打宁波，一万五千人攻镇海，一万水兵乘船去收复舟山。但实际上的部署则是：水路以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为主持，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伏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先埋伏下来，听候吩咐；陆路分为两支，一支二千四百人，由总兵段永福指挥，在慈溪西南三十里之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一支一千九百余人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由副将朱贵指挥，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屿埋伏壮勇三千，准备中途截击英船；余步云率兵两千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两千进驻慈溪西北的长溪岭督战；奕经领兵一千三百驻于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领兵一千二百余人驻杭州南的万松岭作后路应援。按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的说法，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真正用于攻打城镇的，只有四千人。

　　战略布署完毕，剩下的就是反攻时间的确定了。奕经早就听说西湖关帝庙最灵了，作战前亲自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过了三天，有土司带了兵前来助战，每个兵都戴有虎头帽；各路兵汇集个差不多的时候，奕经与文蔚又不失时机地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梦与签与现实合到一块儿测算，最后决定：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出兵。1842年，壬寅年；3月为阴历正月，戊寅月；29日为戊寅日；四更时为甲寅时。寅虎寅虎，八卦中寅属虎，所以这个时间便是虎年虎月虎时虎分。

　　3月10日四更时分，各路开始了进攻。

　　进攻宁波者，由都司李燕标领兵四百，潜伏宁波南门，里外配合下，冲入城内，直奔府署。途中遭遇英军反击，后退；与此同时，段永福领大军赶到西门，无人开启城门，只得爬城而入，遭阻。天亮后，撤出战斗，一路失败。

　　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者，由都司刘天保领先锋几百人进抵镇海西门，见内应已放火，遂开始冲门，奈何三次冲锋，均进不得城门；天色快明时，支路指挥朱贵的大部队尚未赶到，刘天保遂撤出战斗，又一路失败。

　　水路方面，按中方说法，由于风潮原因，当天根本没有发起进攻。四天之后，也就是3月14日由郑鼎臣指挥发起一次夜袭，无功而返。而按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的说法，进攻舟山的许多兵生来就没有坐过海船，一离开港口就都晕船了。带兵官兵怕遇到英军，在沿海来回行驶了二十多天，定期呈报假战报而已。

　　事后，宾汉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里对清兵尸体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也就是说，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我们的士兵，干脆被打扮成了老虎的样子——虎吃羊（洋）嘛!英国人不知道，天朝这次开战以来的最大的反攻，除了牺牲了诸多“虎兵虎将”之外，还牺牲掉19只猴狲呢。据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这两个美国佬说，奕经手下一度有人想出了一个致敌绝招：“找来猴子把鞭炮送到英国战船上，点火烧船。”他们说得对，天朝毕竟是天朝，人不行的时候，不是鬼出面，就是牲畜出面。马用过了，现在该猴狲上了。时人贝青乔在他的《咄咄吟》文集里详细记载了天朝军方的这次猴式畅想曲：奕经准备反攻时，任命泗州知州张应云为前营总理，命其驻曹娥江，接引宁波、镇海二城。张应云手下一人认为，英国人的火药较中国倍用硝磺，性尤猛烈，然深藏舱底，如果能给英国人烧掉就好了。于是有人说，这好办，用大猴狲，多缚花炮于背燃放之，再抛入夷船，火星四迸，万一可巧有个火星碰到火药了，那英国船不就变成粉末了么？于是，张应云派手下人买来19只猴子，进攻前，把它们带到了宁波的骆驼桥，希望它们身背鞭炮，蹦到英夷船上，引燃英夷船上的火药，送英夷上西天去。猴子是弄来了，但是怎么让猴子上得英夷的船，却成了首号战略问题。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都知道老鼠曾经开过的一次安全会议：会上，有鼠说，如果能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我们就安全了。猫还没有走过来，我们就听到了铃铛声，当下就跑，以后，猫就再也逮不住我们了。群鼠闻听，这办法不错，于是决定执行。执行的时候，群鼠发现问题了——猫脖子戴铃铛固然不错，可谁负责把铃铛给猫挂脖子上呢？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这故事，是哄孩子们玩的，鼠的智商可没有这么低。没想到，清兵这边居然亲自扮鼠，把这寓言给演练了一遍，遇到的问题当然是相同的：猴子上英船固然不错，问题是谁把猴哥们送到英船上呢。结果，兵败之后把19只猴兵带到了慈谿举人冯镕家。待反攻大失败时，兵民皆逃，也没人顾得这些猴兵了，19只猴子统统饿死在了冯家前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让人不好意思的是，清方没有弄成猴兵猴将，前面所说的俩美国佬居然表示遗憾，说：“如果这一幕发生了，那简直就是《绿野仙踪》的再现。”（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我晕，他们想看马戏团表演呢，想得美！

　　唉，猴哥们完了，天朝有史以来组织的一次看起来规模最大的反攻就这么泡汤了。奕经的幕僚臧纡青被奕经的混蛋气得左目失明，赌气回家了。下面，该英夷反攻了。

　　1842年3月15日，郭富和巴加率领三艘轮船和数十只杉板船，载兵1200余人。携带四门小炮溯姚江而上。中午，行抵慈溪以南的大西坝，留下一艘轮船和少数英兵给自己保护后路；另两艘轮船载部分兵力上驶至余姚东面，威胁清兵后路；大部兵力则在大西坝登陆，直扑慈溪南门，守军不战而逃。英军穿城而过，出北门，分路进攻大宝山。刘天保领兵五百防大保山左侧，朱贵领兵四百防大宝山右侧。刘天保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都丢失，所以稍事抵抗即溃；朱贵抵抗多时，请求驻守长溪岭的文蔚派兵支援，文蔚犹豫半天，天黑时派出兵丁三百，但为时已晚。朱贵后路被英军切断，与儿子一同阵亡，部队溃散。大宝山于天黑时被英军占领。

　　3月16日中午，英军开始向长溪岭进发，下午3时抵达。英军没想到，驻守此地的文蔚于15日夜晚就跑了，于是不费一兵一卒占领长溪岭，将工事与火药库全行拆毁后，撤出。

　　总指挥奕经一看大事不妙，带领千余兵丁渡过钱塘江，一路逃回杭州。回去后与文蔚联衔写折子向道光汇报战果，折子于3月23日传到道光案前。细看奕经与文蔚的折子，实在是太好玩了。宁波为什么没有得手呢？将军与参赞解释曰：宁波城内楼高路窄，清兵人人争先，反而导致了交通拥挤，甚至影响了兵械的施展，所以进了宁波城又退出来了。镇海为什么没有得手呢？两人解释曰：由于火攻船只未及接济，所以打进去也退出来了。至于定海一路，由于远隔重洋，干脆没有消息。折子写于3月15日，战事发生于3月10日，居然还不知道定海方面的消息，也算是天朝才会发生的奇迹了。当然，两位天朝大吏并没有忘记在折子中顺便夸奖一下汉奸们，说他们都穿着大清兵勇之衣，黑暗中辨别不清，导致清兵吃亏不少。虽然吃亏不少，但是由于人人奋勇杀敌，所以击毙夷匪四百多名。不用说，这数字又是捏造出来的。不管如何捏造，大反攻结果彻底失败却是掩饰不住的，所以道光深受震动，在折子之后朱批：“逆夷实堪发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65页）所谓的“逆夷实堪发指”，通俗的说法应是：英国鬼子气得俺头发都直立起来了！

　　3月24日，道光接到了奕经、文蔚发出的有关英夷在浙东反攻的折子。折子中重点强调了汉奸的可恶性：
　　第一，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
　　第二，汉奸不过贪洋人钱罢了，我们恐民无知，遍贴普通话和乡间俚语写出的告示，谁知月余，竟无一人前来悔罪投归。　
　　第三，最可恶的是，他们与犬羊一般的夷人站在一起，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

　　道光朱批：“愤恨何堪，笔难宣述。”（《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71页）

　　说得也是，咋说呢？打不过人家就够丢人啦，百姓居然还站在一边说风凉话、看好看，就连女人们，都顾不得什么妇德，纷纷跑出来看这百年不遇的西洋景了，天朝体面何在啊？当然，被国家大员诬成都是汉奸，浙人们表示不含糊，反诬堂堂的扬威将军是胆小鬼。据民间传说，扬威将军驻节无锡时，就有人冒充医生，在将军门口发帖子，说有壮胆丸出售，“一治大将军拥兵不进，一治各督抚束手无策，一治各武员临阵退走，一治州县官弃城不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浙江后来流传的对联，有意思的还有两幅：

　　“逆不靖，威不扬，二将军难兄难弟。波未宁，海未定，一巡抚忧国忧民。”（看来就浙江巡抚刘韵珂民间官声不错）

　　“红鬼、白鬼、黑鬼，俱由内鬼；将军、制军、抚军，总是逃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

　　写到这里，哭笑不得。不愧是天朝人民，在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等生活境况方面无能为力，但是在幽自己官员的默方面，向来是很俏皮的。这叫苦难出幽默吧？

　　奕经跑了，天朝咋收拾浙江的烂摊子呢？天朝还能不能打下去了？若打，让谁打去？若不打，让谁擦屁股去？这对道光来讲，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就在道光头疼的时候，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场了，对于浙江的烂摊子，拐弯抹角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试探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道光会听他的吗？


刘韵珂的“十可虑”和伊里布的二次出山

　　奕经咱就不说了，宗室人物，投降不投降，在敌人面前跑得快与慢，都是人家家务事，与咱无干。需要说的是刘韵珂，他与林则徐、裕谦，同属铁杆主战派大员。但三人在英舰面前的反应不太一致。林则徐没有战的机会，否则肯定是个死战派（也可称作战死派）；裕谦运气好，死战，战死；刘运气不好，眼看着他心目中最得力的战将裕谦同志自杀了，又看着奕经的反攻失败了，所以，他一下子从主战派忽悠到主和派了。当然了，聪明的大员从来都是矛盾上交的，从他自己的嘴里，是不会说出战还是和的，他给皇上列举出了十个可虑的方面，让皇上自己拿主意，余下的，就不归他管了。所以，当代一些学者把刘称作投降派是欠考虑的。折子写于3月21日，3月28日到达了道光的案前，请大家移移情，把自己当作道光，看看刘的“十可虑”是否说中了统治者的心病：
　　一、浙江清军遭遇两次打击，打怕了，打不得了。
　　二、再从西北调强兵，来不急了。
　　三、英军武器太厉害，抵挡不了了。
　　四、英军好像也挺会陆战的，腿脚好像挺利索的，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一仆不起。
　　五、清军即便在陆上侥胜，英军也会登舟而去，我们就奈何不得人家了。
　　六、英军老是巴结民众，施以小惠。现在民众不怕英军，反而担心咱官军，跟咱们没有同仇敌忾之心哪。（中国统治者最怕的就是这个，英军偶而也学着刘邦的小样儿，搞什么秋毫无犯、开仓放粮什么的，勾引民心哪，太可怕了）
　　七、咱屡败，人家屡胜。咱现在不但进攻无把握，就连防守都无把握。
　　八、由于夷兵来犯，浙江漕粮都没收上来呢。（是啊，官以食为天呢）
　　九、浙江去年遭遇雪灾，匪徒窝聚。如今，难保不会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哪。（攘外必先安内哪）
　　十、劳师费饷，没个底啊。（咱是小气皇上嘛）

　　刘韵珂除了上“十可虑”之外，还上了几个附片，其中一附片，是恳请皇上重新起用原先因抚夷而被革职充军的伊里布，说他老成持重，素为英人感戴，说他的家人张喜，也素为逆夷所倾服。若令他们主仆二人来浙江军营效力赎罪，说不定英夷就不再内犯了呢。道光当即同意了。

　　有意思的是，伊里布动身前，张喜曾交待他的主人，如果在北京蒙皇上招见，一定要向他说明夷人的实情。总之，张喜希望主人说真话。看来，张喜与夷接触时间长了，有些西化，希望实话实说呢。问题是，道光理智上接受了刘韵珂的建议，感情上可能仍然反感伊里布这个主抚派。最后，伊里布路过北京，皇帝竟然没有召见他。张喜一看情况不妙，拒绝与主人同下浙江，他说他有病。

　　除了把伊里布空调到浙江外，道光在同天，还下发谕旨，著宗室耆英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

　　4月4日，道光下谕，赏给伊里布一个七品衔，赏给咸龄一个四等侍卫衔，交于耆英手下效力。

　　4月7日，估计是怕耆英仅作为杭州将军权威不够，所以道光给他加派一个钦差大臣关防。这是天朝为对付英夷而任命的第五位钦差了！

　　4月8日，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上奏，说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借口战事，对百姓搞摊派捐款。当天道光谕内阁，说“攘外必先安内”，著各地严密查访，百姓如果真有捐款，但接无妨，但一定要严密办理，把捐款用到实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04页）攘外必先安内的发明者，是大宋的岳飞，现在，多次被道光和他的大吏们移用。关键时刻露真情，封建政权的头号敌人还是人民而不是英夷啊！

　　4月10日，道光给刘韵珂下谕，着他查明，奕经那次大反攻，究竟击毙英夷多少名？有无著名头目？据说英夷运往定海的尸身就有五船之多，是否确实，请查明奏报。看来，皇帝怀疑他侄儿奕经了。但是奕经照样谎报军情，隔三差五上报，暗攻夷人，擒黑白夷人、烧夷船云云，哄着道光不断地给一些将领发奖状，提级升干什么的。

　　道光打得有些手软心虚了，可英国那边，正打得上瘾呢。1842年4月，英军增兵，调来军舰七艘陆军七个团，兵力大增。英军增兵的原因，乃是英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1841年9月，英国首相迈尔本及辉格党下台，部分原因乃是由于英国国内对发生在中国的战争不满。取而代之的是托利党的罗伯特&皮尔。前面我们说过，托利党在野的时候，对辉格党的中国战争攻击得不遗余力。现在，他们上台了。上台之后，不但没有背离对手党的路线，相反，他们加大了侵略的力度。郭富手下的士兵一下子从3000人增加到10000人。英国增兵，对天朝意味着什么呢？


乍浦之战：满洲兵的顽强和满洲家属们的节烈

　　乍浦位于钱塘江口，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该城南临大海，东南有绵延不绝的小山作为天然屏障。原有旗兵一千八百驻防，战事吃紧时，增兵到六千（按马士载，清军八千，满旗兵一千七百人）。乍浦最高军事长官乃是副都统长喜。

　　1842年5月17日，英舰驶抵乍浦海域，随即派出火轮船开始了侦察活动。

　　5月18日，英军派出军舰七艘，载陆军二千二百余人，开始了进攻。三艘军舰对乍浦炮台炮轰，四艘小型军舰掩护陆军登陆。登陆兵分为三个纵队，历时三个钟头后，乍浦被拿下。之所以用这么长时间，原因在于城南天尊庙，由二百名旗兵在他们的佐领隆福的带领下，展现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原满洲铁骑的作战雄风。英军最后抓了五十个俘虏，其余旗兵全部作战至死，给英军以重创。整个乍浦之战，英军死亡九人，但死在天尊庙的就有七人。隆福最后自尽身亡。

　　天尊庙一失陷，整个乍浦的战斗就算结束了。长喜也自尽身亡。

　　乍浦之战，乃鸦片战争中满洲兵与英兵的第一次遭遇。按马士载：“满洲兵的顽强抵抗很使英军惊讶，这是他们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的。他们对于满洲兵的那种不是死在敌人手里，就是自戕的甘心情愿的精神也很惊异。当满洲兵不能再战斗时，他们能够死，疯狂自戮的事例是十分可怕的。家眷也不能免于杀戮——妇女杀死他们的子女，先把他们溺毙在井里，然后自己也跳下去。丈夫们勒毙或毒死他们的妻子，然后从容自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页）

　　天朝官兵这种自杀与手刃亲人的精神，英国人是绝对缺少的，见都没见过，他们当然要震惊了。奥茨特伦尼在他的《中国的战争》中如此描述：“我们进攻兵营后目睹的却是大多数比较高档的房子里的悲惨景象：女人及儿童或横躺在地板上，或吊死在椽子上，有的尸体因中毒而肿胀发黑。排外和优越感成为他们生活和政府的惯例，这种情感驱使乍浦的鞑靼即使在战败时……也从未想到过举家撤出城外以逃脱我们的追击。”对此，这位亲历者的感叹是：“尽管我们斥之为野蛮，但面对此举我们仍然肃然起敬。”（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2页）

　　据中国方面记载，清兵死亡近千，据马士记载，“中国人方面约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的尸体被他们的敌人掩埋”，不过，落在英军手里的天朝伤员和俘虏受到了很好的优待，英方释放他们时，还给他们每人发银3元。

　　当然，有些英军也没干好事，据中方记载，英夷在乍浦里大肆奸淫，且黑白有分工，白夷奸淫年轻漂亮者，黑鬼则奸淫又老又丑者。（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乍浦之战后，第五任钦差大臣耆英上一个《战无长策惟有羁縻片》，实话实说：“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而羁縻又无从措手，……臣刘韵珂愤恨之余，哭不成声，讫无良策；臣等亦皆束手，惟有相向而泣。……惟羁縻之策，行之于该逆伏处于宁波之时，较易为力；兹逆势已张，诚恐难冀驯服，即令驯服，亦必要挟多端，难以理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13页）这话翻译过来，很简单：现在打是不能打了——咱实在打不过人家，俺们只有哭的份儿了；可是抚也没法抚——英夷原先还好抚来着，可如今正在势头上，不好抚啊。总之，这个老滑头，矛盾上交，把球踢给皇上了，剿还是抚，你老人家自己决定吧，因为这事本就都是您老人家自己定的嘛。

　　现在有学者说人家道光是投降派，简直是栽赃，就大清国的所有制来讲，所有的臣民都投降了，最后仍不愿意投降的就应该是人家道光。道光就是大清国的地主，你听说过哪个地主愿意把哪怕自己房顶上的一片瓦揭下来送给陌生的过路人抑或邻居呢？翻阅一下道光朝的《筹办始务始末》，我们会发现，其实，道光他老人家还是比较经吓的，臣子们接二连三地唬他，着实让他忽悠，但他一直挺着，直到实在挺不下去为止。前面说过，刘韵珂“十可虑”奏折一上，他老人家心里就忽悠了一下。5月26日，挨耆英这么一个窝心脚，道光心情可想而知。郁闷。5月31日道光首拿浙江提督余步云出气，说乍浦清兵尚未与英夷交锋就都跑了，乃是跟余步云学的。着革其职，锁拿进京，接受审讯。至于定海、镇海、宁波、乍浦的其他逃兵溃将，着奕经一一查明，递个名单来，再有临阵溃逃者，一律军法从事，这个士气，得给我整顿起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32-1833页）但是当天，道光又挨个窝心脚，他看到了扬威将军蔫不拉叽的折子，说英夷猛得像“豕突”，自己“心悸股慄”，还说咱的防御殊不足恃，“战守两难”，建议皇上为“保全亿万生灵，设法羁縻，缓兵苟安，再图良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34页）这种接踵而至的窝心脚，实在让道光受不了，但他还是表现得很沉着，不断地发出上谕和廷寄，要求他的臣子们要镇静，要相机剿办，要速建奇功。6月4日，耆英再次上奏，告诉皇上英夷太厉害，咱们无所措手足。并汇报伊里布素为英夷敬服，所以与其密商，派其手下外委陈志刚，前去与英夷接触，英方说了，人家也不愿意打仗，只求通商。看他们的样子，很恭顺，也很感激咱。（《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45-1846页）他说的有一半是真的，英夷是否感激咱，当不得真，但英夷确实喜欢伊里布这个老头。乍浦之战后，具体来讲是1842年的5月20日，伊里布就给英方写信说：两国交兵这么长时间了，民兵死伤无数，上干天和，自以及早息事为贵，免与天怒，致有天罚。何况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至于劳师糜饷，均所不愿也。信中，伊里布婉转地表达天朝希望和议的真诚愿望。更有意味的是，他把耆英写给咸龄的札饬，也一并附递给英方了，在这封信里，耆英更煽情了，说：兵火伤惨百姓，于心不忍啊。而且人家英国人，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也是上天生育，也有父母妻子啊，当接仗之时，一死伤亡，间作异乡之鬼，使父母悬念，妻子孤苦，本大臣等心更“侧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446页）我晕，耆英以后亲自写给英夷的信，还有比这更煽情的，此是后话。

　　接下来我们看看英夷的回信吧。陆军司令郭富回伊里布：你是个好人啊，对俘虏们大大的优待，俺们这边敬仰死您老人家了。您老人家如果愿意来乍浦，俺们保证排队恭候。仗俺们也不愿意打啊，只要贵政府能答应俺们历次文书内的条款，咱就不打了。

　　有意思的是，奕经与耆英一看，英国人不但回伊里布信，而且还回那么快，方才明白英夷果真是诚信之邦。从此以后凡大小事件，皆主裁于伊老中堂。

　　伊老中堂写此信时，虽仅是个七品衔，但投降前面不分等级。耆英与奕经着伊中堂马上回信，说：都是好人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愿意打仗呢？咱们能想到一处，真是太好了，叫我去乍浦，我心里倒没什么疑虑，但通商之事，俺们内部还没议出个头绪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6-447页）

　　英方的回复是：本大臣不能与小官面叙，只不过觉得你是个诚信之人，所以才邀你来乍浦的。本大臣的文书，您好像没看懂。还有，贵大臣只言希望罢兵，却没有陈明你们的大皇帝是否愿意按照俺们此前递给琦善爵督、奕经大臣、刘韵珂巡抚等人文书内所列条款议和。另外，希望你们以慈报慈，咱们交换俘虏。最后，延战之不幸，不怨大英，但怨各位居心不行义，并不平等对待俺大英国家，所以才有此难。光这样是不能息兵的，请贵国速派全权大臣到舟山与俺的全权大臣会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448页）

　　全权大臣什么的，那可不是伊里布能管的事，但是有关战俘的事，伊里布还是能当家作主的，而且，他原先做钦差时，就因为优待英俘而尝过甜头，所以，他在回信中，重点感谢英夷释放清方战俘的事，说俺们的战俘饥有饭吃，病有医治，你们“有情有福”太讲人道啦。俺们也向你们学习，释放舟山被俘的贵国士兵十六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页）当然，天朝在表示慷别人之慨时（对内对外花纳税人的钱时从不含糊）从来都是很有风度的，给英俘的释放费翻了几番：印度兵每人给银15元，白夷兵每人给银30元。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国形象与大国风范吧？

　　6月5日，道光收到了奕经奏折，说耆英与刘韵珂正商量羁縻之事呢，此事责任重大，他们想喊我联名会奏呢。可我是带兵统领，我若与他们联名，士兵知道了，不成体统啊，更严重的是，他们因此生了怠心，以后不愿意打仗了咋办？所以皇上您还是把羁縻的事责成耆英专办吧。（《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55页）。这个皇家宗室，不愿意担“投降”的名声呢。道光还真听他的，当即密谕：奕经专管剿办（什么剿办啊，坐等皇上投降罢了），耆英专管羁縻（什么羁縻啊，投降代名词而已）。当然啦，耆英在与鬼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摸出了投降的门道，伊里布之后，他就成天朝第一号的夷务人才了。

　　6月9日，奕经上奏，汇报战斗英雄长喜的先进事迹，同时提交两个附件，一者是伊里布致英军陆路统帅郭富的照会，一者是郭富致伊里布的照会。两份照会非常有意思，伊里布说：为了通商打仗，多没意思啊；咱打得都疲了，有人乘间取利，咱俩国徒为外人笑啊，咱再傻也不能这么傻吧？贵统帅最聪明了，难道看不懂这点吗？咱不打了，行不？郭富回的是：贵大臣厚待我俘虏，我们感激死了。如你带人来乍浦，俺保证你们的安全。至于条款，不是我份内事，由俺全权大臣璞鼎查专管。他也不愿意打仗啊，如果俺们历次要求的条款你们都同意了，俺们才会歇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73-1874页）道光看后，下旨，长喜照天朝烈士惯例抚恤；伊里布提干，由七品衔一下子被提到了四品衔，当上了“署理”（暂时代理的意思）乍浦副都统。接旨后，伊里布去乍浦接印，奕经偷偷与他咬耳朵，说：“上意赏衔署职，天心大有转机。并有密旨，命我与七叔（伊里布）相机办理，不必强攻。”奕经不愧是高干子弟，知道皇上有投降的意思了。于是，他们表面上做出贞节的抵抗小样儿，背里却一心求和了，可怜的是前线那些不明政府意图的官兵们了，他们还得继续给天朝做烈士。 因为中国方面只伸橄榄枝，就是不派全权大臣，人家英国也不愿意闲着，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他们只好继续战斗了！


吴淞之战：陈化成，顿饭能吃一百二十个包子的英雄！

　　乍浦失陷后，英军略事修整，继续北上，1842年6月8日，英军来到了长江的门户——上海的咽喉处——吴淞。此时驻守吴淞的，乃是老英雄陈化成。

　　陈化成（1776-1842），号莲峰，福建人氏。历任金门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鸦片战争前，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器重。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出任江南提督，驻守吴淞口，又为两江总督裕谦所器重。牛鉴继任两江总督后，听说陈化成生活俭朴，派人每十天送白银二百五十两。陈化成不受。据说，陈化成过生日时，有人送过金字旗，被他当场下令撕毁。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埔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

　　早在1841年冬，道光就风闻英军可能进长江犯上海，所以谕令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注意长江防备。牛鉴就是牛，回道光说：英夷“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直到英军到达吴淞口的前几天，也就是1842年的6月3日，牛鉴还在向道光汇报：“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数虚词恫喝。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877页）

　　虽然牛鉴判断失误，认为英军不敢内犯长江，但他毕竟知道吴淞口作为长江第一道门户的重要性。所以，吴淞口在陈化成的主持下，在战前做的防备工作还比较到位。从吴淞镇到宝山县城六七里长的江岸上，筑有土塘，高约两丈，顶宽一丈七八尺，缺口处安有炮位，既能御敌，又能藏身，用牛鉴的话来讲，“俨然长城一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76页）

　　土塘上共安炮位154门，统称西炮台。在吴淞口东岸，有东炮台，安炮27门。整个吴淞口，由陈化成与徐州镇总兵王志元领兵2400名防守。总兵周世荣领兵五百驻东炮台，其余防守吴淞镇至宝山一线，牛鉴本人也领兵千余驻扎宝山作为后援。宝山知县领两千壮勇在东炮台后面接迎。至于上海与吴淞口之间，也设了数十尊大炮，以保卫上海。

　　6月13日、14日，英军先头部队陆续到达，开始进行侦察活动。

　　6月16日，英军分两路对吴淞口发起了进攻。一路进攻西炮台，一路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

　　英军的重点进攻方向是西炮台。陈老英雄亲自操炮迎战。牛鉴一看大事不好，三次派人持令箭要陈化成退避宝山，遭陈老英雄拒绝。牛鉴无奈，亲自领兵增援吴淞，但这个傻冒总督在战场上还要摆总督的仪仗，坐着轿子，前呼后拥，招摇过市，英军一看，马上操炮轰击。一看炮弹就在自己轿旁落地开花，牛鉴吓得钻出轿子，混进士兵队伍里，一溜烟跑了。陈化成在吴淞，腹背皆受敌，其率领的近百名清兵全部阵亡。

　　据民间版本，开战前，也就是6月15日，牛鉴曾从宝山来到吴淞，对陈化成说，英船坚炮利，咱打不过，不如开门迎接。陈化成的回答是：没事，俺经历海洋五十年了，入死出生n次了，对于现在的火攻颇有把握。愿以身当之，挫其锋，援兵一鼓而进，不足平也。

　　如此说来，牛鉴在6月16日的增兵行动应该是按陈老英雄的谋划来的。奈何牛鉴没有弄成。还有民间版本，更是把牛鉴的增兵看作是，牛鉴看到陈化成要得胜仗，前来争头功来了。头功没争成，却争先跑了，反而乱了军心。据传，陈化成临死前说了一番话，认为自己的垂成之功，败于一旦，都怨牛制使（牛鉴）。

　　一句话，中国人不能容忍自己的民族英雄的失败，既然失败了，就总得给其找个垫背的。牛鉴不幸，给英雄做了棺材板。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假设牛鉴没跑，也战死了，那么，清军会胜吗？如果不会胜，民间故事找谁给英雄做垫背呢？

　　至于英雄本人，也被神话得越来越离谱了。民间传说，夷人曾说过“不怕江南百万兵，就怕江南陈化成”；还有人说，陈化成被英夷叫作“陈老虎”。至于陈化成本人的形象，倒跟那单田芳评书里的武侠一样，会飞墙，会涉水，顿饭斗米十肉，有次地方官招待他吃饭，居然吃下一百二十个包子，至于肉与酒，则没法计数。我晕，公款吃喝也不能这么来啊。总之，民间史家为了宣传忠君爱国的主旋律，不惜把陈公描写成一个特大饭桶。不怪民间，他们只能拥有这么一种冷兵器思维了。武松打个老虎都需喝18碗酒呢，何况陈公打的是洋人呢？

　　有关陈公的死亡镜头，版本不一:

　　一说：陈公掂着佩刀与夷人干仗，一枪洞腹之后，战场上仅剩三个清兵了。他大呼刘国标，说，自己不能活了，让他快快帮忙，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扔沟里去。说完，一恸而绝。

　　一说：炮伤了陈公之足，陈公仍在指挥放炮，屹然不动，英夷大部队到，陈公又挨了七枪，北面再拜而绝。所谓的北面再拜，就是拜皇上了，忠臣形象。至于挨七枪仍不跌倒，我们在革命电影中常见，烈士形象。

　　一说：英夷登陆之后，陈公做了旗兵，奋旗直前。估计跟电影中“跟我冲”的镜头相类似，结果陈公一腿中弹，犹呼跃不止，于是又来一炮，洞胸乃仆。

　　如此情形下，陈公就是顿饭能吃二百五十个包子又如何呢？

　　据说陈化成死后，洋人拿五千元钱买陈公的尸体，不得（也不知人家买尸干啥，莫不是放到水晶棺材里供英国孩子瞻仰吧）。就连那璞鼎查在和议签订后都亲自祭奠陈公，且哭得一塌糊涂。老百姓更是家家挂陈公的像。唉，就别跟老百姓一般见识了，他们除了如此自慰，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问题是这些故事传到道光那里，道光居然起了疑心，咱官兵打得这么英勇，为什么咱城池却一失再失呢？疑惑之余，他派人去调研陈公的尸体，并把亲为陈公装殓尸体的地方官召到北京，亲自询问尸体伤情。待一切问明后，他才下旨奖励英雄，修专祠纪念！

　　英雄死了，吴淞口失陷。下一站，就是上海啦！


上海和平失陷啦

　　吴淞口一失陷，上海人民震惊了。官吏和富豪纷纷出逃，上海守军也跟着出逃。英军没费一卒一弹，占领上海。

　　在占领上海之前，英方曾向上海官方发出照会，希望对方能出一百万元的赎城费，否则他们就进占上海。问题是没人理会他们，于是英军不得不委屈大驾，亲自进了上海。时间是6月19日。

　　进了上海之后，英方还想着赎城费问题，于是在6月20日给江南提督苏淞兵备道发出了照会，说：俺们常怀仁爱之心，上海的安居良民，俺们不忍为难啊。城中所有之物，除炮位兵械之外，什么东西俺们都没抢啊。4天后，俺们就要撤退了啊，上海城俺们一点没伤害啊，所以那一百万元的赎城费，俺们还要啊。如果不早点拿出，俺们就要重打回来啊。另外这赎城费包括上海县城和松江府，一百万元，多乎哉？不多也。如果耽搁久了，一百万元就不一定够了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1-452页）

　　这帮鬼佬，谈起钱来大言不惭！

　　6月26日，英方发出告示，说，接上海奏报，已整了40万元赎城费，很好，但是俺们这边不减价，一百万就是一百万，一定要如数交清啊！

　　上海就这样和平失陷了。和平失陷，没有伤亡，赎城费也没来得及掏，和议就开始了。（但是上海人民并没有沾得便宜，南京和谈时，牛鉴从上海准备好的赎城费里，讹出50万元来，垫付到给英方的第一批赔款里去了）

　　上海失陷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0日，英方照会伊里布，夸伊里布是好人之后，强调说俺们的璞鼎查统帅从舟山来到了吴淞口，请你们赶紧派钦差大臣来，否则俺们还要打啊！俺们虽然反感战争，但是不得不战哪。因为你们始终没有说明，俺们原先要求的那些条款贵国是否遵照执行！如果咱们议和了，两国都有了体面，多好啊！

　　耆英终于放下架子，亲自回英方帖子了，他在照会中说：议和之事，原不是俺这等微末之人所能议论的啊，况且你们说要在一处地方议约，可地点定在哪里呢？你们赶紧定地点吧啊，定了通知俺们一下。

　　照会末尾，耆英对自己的议和决心表了一下态：“两国之事，天必鉴之，若不实心相待，定遭天罚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

　　我晕，天朝投降都要对天发誓了。陈化成那样的英灵，泉下有知，不知何感？英雄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大吏们却在后方与敌方眉来眼去，频送秋波，不成体统啊。6月27日，璞鼎查亲自给耆英回帖，但却是冷冰冰的眼神儿：和谈可以，但是皇上得派钦差大臣前来，而且这钦差还得是全权大臣，可以自行善定诸事，否则俺还要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1页）

　　璞鼎查这条件是高了些，您是英方的全权大臣，可中方，上有皇帝他老人家在龙橔上蹲着，哪个大臣可以全权啊。这不逼着天朝改革政治/体制、虚君/共和/、还权于民吗？想得美！

　　中方一直搞不出全权大使来，大英只好一直打下去了。


镇江之战：海龄副都统是英雄还是狗熊？

　　吴淞口失陷，道光令耆英与伊里布等由浙江驰援江苏，会同牛鉴办理夷务。同时命工部尚书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这是天朝任命的第六位钦差啦），前往天津，会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加强天津防务，以防止英军北犯。傻皇上，他不知道，英军进犯目标在长江下游。

　　两江总督牛鉴同志在吴淞之战中，表现虽然不怎么光彩，但他随后所上的奏折，却光彩夺目，很具天朝特色。他于1842年7月4日，向道光上了一个《夷焰鸱张与前不同仰求怀柔与民休息折》，内中有这么几个意思：

　　一、“该逆”（之所以称英夷为逆，还是天下一家，道光为天下共主的意思。也就是说，英夷只是造反，跟现代意义上的侵略不是一个意思）越来越厉害了。兵力倍增，还勾结“丑类”（丑类当然是指各色汉奸了），据说还想内犯天津等地呢。

　　二、“该夷”居心越来越不良了。他们攻陷定海、镇海、乍浦时，还奸淫抢掠来着，可是近来听说，攻陷上海之后，不但没杀一人，还遍贴安民告示，“居心实不可问矣”。（老实说，就凭这一点就能把道光吓傻。也就是说，统治者不怕逆贼杀人，就怕他们不杀人。如果英夷也像刘邦那个小无赖那样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天啊，那还有爱新觉罗家的天下吗？）

　　三、“该夷灭绝天理”，早该灭亡了。但因诸大臣办理未能尽善，导致他们越来越猖狂了。不过听说他们本意通商，只因大皇帝未降明谕，施以全恩，所以不肯休兵。（牛制使这话就是套皇上了。英夷只是通商，没有“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野心，所以皇上还是恩准了他们吧。但是这话他不说，他要让皇上亲口说）

　　四、英夷虽是畜类，但毕竟长个人样，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狗似的。扔尔一块肉，就会对着咱摇尾巴表示伏贴的。而且，从古到今，制夷之道，莫外羁縻：“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不伤于国体。”（这话说得好体贴，一句话，皇上打，乃是诛灭逆贼；皇上不打，也不叫投降，乃叫“耀德”）

　　道光看完折子，感觉这老牛跟伊里布一样，蜕变成主抚派了，所以他在老牛的折子上朱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41页）当然愤懑了，放哪一个小地主都愤懑。心中痛恨伊里布之类的大臣，可还得重用他们，让他们在天朝的房顶上揭瓦片以送英夷，做卖国代理。

　　问题是这会儿的英夷打上瘾了，新的全权公使璞鼎查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巴麦尊外相的训令，先打够了再说。老伊他们想休兵也不得。

　　1842年7月6日，英军大批部队驶离吴淞口，沿江上溯。所遇清军，稍事抵抗皆败走。7月17日，他们来到了镇江。

　　镇江是长江和运河的交江口，是运河的咽喉，南京（时称江宁）的屏障。西北有焦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副都统海龄领旗兵一千六百名、绿营兵四百名驻守。城内大炮多调至吴淞，所剩无几。吴淞失陷后，四川提督齐慎（新授参赞大臣赴浙防英）带江西兵千余名、湖北提督（新署江南提督）刘允孝带湖北兵千余名驻扎城外，协助海龄防守镇江。但是三方谁也不挺谁，海龄未派部队驻守金山与北固山等制高点，而是让全部旗兵收缩城内，紧闭四门，不准人民出城。谁出城谁就是汉奸，格杀勿论。

　　郭富与巴加登高视察镇江，发现城墙上居然没有士兵防守，只有城西南的半山坡上新建三座军营，遂认为清军主力已撤出城外了，进攻镇江将是小菜一碟了。

　　但是他们还是部署了庞大的进攻梯队：参战陆兵总计6915人，编为一、二、三旅和炮兵旅。第一、第三旅和炮兵旅担任主攻，进攻方向，镇江西南郊高地上的清军；第二旅担任助攻，战略任务是打向东北，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

　　7月21日，战斗打响了。第一旅、第三旅和炮兵旅打向金山，由于清军没人驻防，所以顺利登陆。登陆后，由第一旅打向清军西南坡上的清军，齐慎与刘允孝坚持数时，不支，退走。英军第三旅登岸后，沿着城墙根儿，直扑西门。

　　与此同时，英军第二旅打开了镇江北门，冲入城内后，又打向西门。

　　东西门一打通，城内旗兵与英军展开了巷战与肉搏战。

　　镇江之战，是英军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投入兵力最多，损失也最大的一次。死37名，伤127名。对于镇江之战，马士评价如下：“这个广大的帝国竟不能调遣一支强大的军队防守它境内最紧要的战略地点，充分表现了这衰老而腐化透顶的政府的行政的荒唐，实际的防守工作也表现出领导的完全缺乏。然而满洲驻防军曾经誓死应战，拚命抵抗，并且具有伟大精神的行动。五月里在乍浦所看见的那些百折不挠，英勇地自我牺牲，和残酷地杀死妻子儿女的情景，七月里又在镇江变本加厉地重演了。”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马士对满洲兵及其眷属自杀与他杀的场景，描写得过于写意过于含蓄，我们还是看看英军亲历者的描写吧：

　　“满军尽最大努力，终归失败，然后开始自杀殉职。我军看到这恐怖情形，不寒而栗。……在一所房子里，我们发现不下十四具尸体。主要是妇女的尸体”；

　　“我们继续搜索，又冲进一所大官的房子。……破门而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悲惨的景象。……来到一个天井，地上布满鲜血。在通往‘祖宗堂’的台阶上，躺着两个年轻人，身体已僵硬，样子像是兄弟。跨过尸体进入堂内，迎面见三个妇女坐在那里。一个母亲，两个女儿。在她们的脚下躺着死人的尸体，都是用刀割喉而死……这时那位母亲脸部所表现的冷酷难言的失望情绪忽然转变为轻蔑与仇恨的样子……她走到我身边，抓住了我的手臂，咬紧了牙齿，皱紧了眉头，指着尸体，指着女儿，指着她的尚不失华丽的房子，又指着她自己……我所能做的，只是制止我的士兵去刺杀刚才进来时发现的那个负伤的中国士兵”；

　　“在一座房子里，我们看见一满兵已把妻子拖到井口上，正用一把生锈的刀子要把妻子的喉管割断，而且就在那口井里，他已把所有的孩子抛进去了。为要救这妇人，我们用枪把这满兵打死。这妇人伤不重，我们给她包扎起来，并以适当护理。然而等她苏醒过来，能开口讲话时，就把我们这班胜利者骂得狗血喷头”；

　　“22日上午。……自杀事件还在发生。我和革雷在一所房子里，就看到二十具尸体，而且都是妇女。她们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亲人杀死”。（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1992年版，第359-360页）　

　　眷属死伤多少，无数；但是一千六百名驻防的旗兵基本上全报销了，所剩无几。我倾向于认为，八旗兵血统里的游牧民族的彪悍血性被战争激发起来了。但是茅海建先生非得分析说，他们的抗战，并不是为抽象之国，而是为家。说这些旗兵于镇江已“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拚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茅先生这一手够狠。某些当代爱国青年全靠这些零碎的东西给自己打气了，他来这一手，明显是给人家泄气嘛。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里，恩格斯对镇江之战的评论是：“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问题是这样的抵抗，只出现两次，一次是乍浦，一次是镇江，而且还都是八旗兵。汉兵呢？什么样前提下，汉兵才会像满兵这样抵抗呢？

　　至于副都统海龄本人，在自己的寓所里从容地搭了一个火葬堆，自/焚而死了。海大人应该是天朝最有国家机密意识的人，他的火葬堆，全是用天朝文件搭起来的　

　　道光一听说海龄死了，马上封他为战斗英雄。并且要求官员们把英雄之妻、之孙的尸体找到，建立专祠，以资鼓励。没想到事后有御史黄宗汉出面了，弹劾海龄战争中表现并不好，说，英军还没到镇江，海龄就在城里大杀汉奸了，且误杀的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人们围住了海龄，海龄竟命令士兵开炮轰击，所以，英军没攻城，内部倒先乱了套。英军听说内部乱了，才赶紧攻城的。

　　说完这些之后，黄宗汉发议论说：“此中关系乎海龄一身之节义者犹小，关系乎天下民心之好恶者甚大。”（《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55-2257页）

　　道光一听，问题大了。海龄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民间对海龄的议论，更是对他不利，有说他逃跑得比谁都快，旗兵不让他跑，要求他为国捐躯，他不听；有说他还不如他老婆，他老婆抱着孙子自杀，他才去抗战的；还有说，他是被乱民所杀，根本不是自杀的……道光无奈，只好指定江苏巡抚程裔采给调查一下。最后耆英回奏，说自己与程采裔复查过了，海龄是自杀的，至于那些传言，主要原因是，英夷逼近之时，海龄一个城门不开，不让百姓逃难，等英夷来了，百姓遭难不说，钱财也都没了。而且，海大人把十三个形迹可疑的嫌犯都当汉奸给杀了，以致于人心有些不平。不过这都是小节，海大人毕竟自杀了，与他一同自杀的，还有一子一女一妻一孙，一子被丫环救了，没死成。但是，家庭成员大都没了，所以恳请皇上还按原先的谕旨给予赏恤吧。于是皇上再次发出上谕，钦赐海大人为战斗英雄，家属给予烈属待遇，烈士本人建专祠供人纪念云云。

　　海龄身后，遭遇民间非议，据麦天枢分析，原因如下：一者是海大人在战前大杀汉奸，且不让百姓出城，得罪了百姓；二者，其他官员在镇江失陷后都没自杀，独海大人自杀了，大家不好意思，遂诬陷海大人乃他杀。三者，海大人欺负逃难者，让逃难者从士兵的枪林里走过，受过此等侮辱的人中有喜欢记笔记的民间士子。（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当然，还有人认为，这里面有个微妙的满汉矛盾，也就是汉人官民们故意往海龄这个满人官吏脸上抹黑云云。按我的分析，海大人平时估计不是什么好官，死了，赢得了烈士名，但是之前没有赢得民心，所以这烈士名声也没有传下来。也许只有天朝才会出现这等闹剧吧，这叫天朝特色。



第八章 战争的结束和战争的果实


伊里布、耆英、牛鉴与英夷：瞧不懂的媚眼与照会

　　镇江之战前，具体来讲是1842年7月4日，伊里布向璞鼎查发出照会，重申战争的坏处，甚至说英国怪不容易的，隔7万里之洋前来打仗，邻国说不定会乘其空虚前去袭击呢。至于中英之间的战争，更是“干上苍之所怒，载青史而不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

　　璞鼎查的回复是：俺愿意和谈，既然现在已来到了镇江，那就等俺们打进南京再和谈吧。另外听说你们的耆英还没被皇上封作全权大臣，没法谈啊。

　　这个时候，耆英已顾不上天朝面子啦，第二次亲自给璞鼎查发出照会，文字比第一次更煽情了：久慕芳型，只缘中国相隔，未得畅晤芝宇，殊深怅然。两国和好了200余年，只因查办烟土严禁，启兵戈，一误再误，不胜其误啊，实庸臣误事，以致如此。俺们实在没啥可说的。你们的委屈，俺们皇上不是不知，你们在俺沿海蹂躏，荼毒生民，天潢不忍坐视啊。若你们畏天命，咱们合好，老天一定会保佑你们的啊。若你们非得要打，俺也没办法，唯有静以待之了。要知道，自古以来，骄者必败，深入者难返，公使年高有德，还望三思啊。俺这信，虽然区区数字，但出于至诚，倘有欺诈，天必诛之。璞鼎查的回复是：接到广东通事送来的信，俺读了。可惜信上没有贵将军印钤，不知此信是否出自贵将军之手？两国大事，断不能以私信方式办理啊。当然了，和好俺是愿意的，但还是那句老话，你们得有钦赐全权大臣，这全权大臣有自主之权，而且完全同意我们之前的各条款要求才行。另外，我们昨天就到镇江了，准备到南京再说。如果你们能赎城自救，俺们也可以不进城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458页）

　　7月26日，巴加、郭富致两江总督牛鉴和江宁（南京）将军德珠布，说：镇江已陷，俺们要打江宁了，你们快快拿赎城费来。

　　7月27日，牛鉴给璞鼎查回信。信文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废话，我看了半天，看到如下信息：
　　第一，俺大皇上体天好生之德，视中外为一体。
　　第二，伊中堂原先因畏懦而致罪，今突然遭遇皇上重用，此中深意，你们可明白？
　　第三，百姓闻风大动，莫不结社图丁，各卫身家，就说总督我本人，也会誓死报国的啊。
　　第四，不就是给你们申冤吗？你们写个状纸给我，我呈给皇上，替你们申冤好不好？
　　第五，俺一介书生，不懂军事，自问平生，一无所长，但俺就会当官，皇上给俺以封疆重任，俺只有以一片血诚矢天日告鬼神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461页）

　　牛鉴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就是不提钱的事。7月30日，耆英再致璞鼎查，说：俺瞧不懂你们的文书啊，既然说要行和议、通旧好，又说赎城才免战，语出两歧啊。一面打仗，一面和议，不是个理儿吧。望贵公使深思。璞鼎查回曰：贵将军说瞧不懂俺们的文书，友邦惊诧啊。俺们说得够明白了，你们那边派全权大臣来，且要按英方先前所要求诸条款酌定，否则俺们政府不让俺罢兵啊。望贵将军再考虑一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3~464页）

　　这些天朝大吏也不容易，从未与鬼打过交道，英夷的照会他们瞧不懂，抛给英夷的媚眼，英夷也瞧不懂。要不咋说理解万岁呢？

　　似懂未懂之间，英军并没有停止行动。1842年8月3日，英军留一部驻守镇江，其余部队开赴江宁。8月4日上午，英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首先到达南京城外。就在当天，牛鉴致璞鼎查照会，说：皇上已明降旨了，要耆英和伊中堂办理和议之事。我们的钦差大臣就是你们的全权大臣。你们的告示之内，诸多负气不平之语，咱坐下来，有话好好说好不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其实这是牛鉴哄英人。第一，中国绝对皇权制度下，没有什么全权大臣一说。第二，皇帝7月26日降了一个密旨，给伊里布、耆英便宜行事之权。这种权略等于全权大臣吧。密旨由军机处寄发，现在还没有来到南京呢。

　　还是8月4日这天，牛鉴致郭富、巴加两份照会，在第一份照会中说：你俩和你们的全权大使好像要求不一样，璞鼎查重在要求通商，你俩似乎重在索战费。索战费误及通商，似乎不利于贵国吧。再说了，中国的制度，臣下不能挪用公款啊。希望你们不要再索战费了，咱两国从此永结百年之好，岂不美哉？估计是怕拒绝赎城费一事激怒英方，所以牛鉴在第二份照会中重新解释：有关赎城费一事，不好办。国库钱粮，俺们没权擅动。只能让绅民捐献，可是大笔银两，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措到的。若贵兵船退兵数十里之外，给俺们五六天时间，俺们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467页）

　　8月5日，牛鉴致璞鼎查两份照会，一份说：本部堂深知贵国花钱的地方多，有关赎城费，我们已凑了30万两。奈何城中富户都跑了，不好凑了。这30万俺们赶紧派人送去，如果贵军能后撤数十里，俺们还能再凑30万。一定送过去，俺决不食言。另一份说：闻听您要请俺过去面谈，俺听说之后，高兴坏了。问题是伊中堂驻扎在无锡，离这里500里远，两天内回不来。这样吧，8月6号，咱在静海寺见面吧。我就带十来个人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469页）

　　8月6日，牛鉴再致璞鼎查照会，说：老实说吧，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诸大臣不敢替你们上奏，就连扬威将军奕经也不敢替你们上奏。本部堂深念你们不远万里地来了，所以冒死替你们上奏了。所幸皇上允准了，特派耆英与伊中堂专办此事。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心，若让皇上知道，你们还在打仗，以本部堂言语不实，拿下治罪，江南百姓遭罪咱就不说了，单说你们，天朝哪个官员还肯出面为你们调停办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我晕，看牛鉴的意思，他与英方和谈，乃是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呢。还有，英方拒绝与他在静海寺面谈，他反问英方：这是不是你们国王的意思？

　　8月7日，牛鉴致璞鼎查：俺们的伊钦差明天就能到江宁啊。璞鼎查回复如下：伊钦差来了，我们当然和好，但是在他未到之前，俺们无由息兵。至于贵部堂说我们文书中有负气之语，我觉得乃贵部堂不了解情况所致。贵国欺人太甚，俺们一忍再忍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474页）

　　有意思的是，8月8日，璞鼎查照会耆英、伊里布，对中国来文内，中国皇帝字样抬写于英国国主字样之上，表示抗议。当然，他说得比较婉转，认为不过是书房之误，不是贵国官员故意为之，事虽细小，但失之一毫，差之千里，所以请贵官员谕令各书房，以后抄写的时候，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笔误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8月9日，牛鉴照会璞鼎查，说：赎城费俺们准备了60万，你们却要300万。要知道，南京是大明南京，而非大清的南京，虽然是省会，但不是通商码头，百姓们不富，不像广州与宁波那样有钱啊。本部堂见你们有和好之意，3次冒死替你们上奏皇上，你们却非得要恁多战费，俺的一片好心，被你们当作了恶意，你们非得叫俺皇帝着急，让俺重走琦善的老路吗？试问你们这样待俺，公乎不公乎？平乎不平乎？另外，赎省城一说，听起来不雅，这样吧，俺们准备送你们100万元，作为犒劳贵国官兵之资如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478页）

　　8月10日，郭富、巴加致牛鉴：两国相争，跟百姓没有关系，俺们要300万，是给贵政府要。既然不给，俺们就要攻城了啊，说恁多废话干吗。伊里布回复：耆英明天就到啊，一到咱们就商量啊。另外，俺们那个照会内，中国皇帝字样抬写于英国国主字样之上，乃是秘书书写错误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8页）

　　双方扯皮之间，其他英舰陆续来到，70余艘战舰一摆，4500名步炮兵一围，南京便乱了。有钱的要跑，没钱的也要跑，但是南京的管理者为了稳定人心，不放大家跑。当然了，有特权的，能拿到将军令箭者，便可出城门。于是，城门拥了成千上万的百姓，督抚衙门更是拥了成千上万的百姓，大家就一个意思：既然政府打不过人家，放我们百姓跑行不？而政府的意思很干脆：不行。江宁将军德珠布已经80多岁了，但家中光二奶就弄了六房。天朝官宪就有这个特点，御敌不行，但在御女方面却往往有以一当十、老当益壮的余热。大家商量御敌之策的时候，他端坐一旁，默无一语。不过，态还是要表的，说：“人死只污一片土，何惧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老家伙说得也是，天朝这帮尸位素餐的官员，死了，污一片土；不死，污一大片土！

　　8月11日，当英军摆开阵势，作出轰城的样子时，南京城门打开了，跑出来几个代表，他们打着白旗！

　　英国人一看，乐了：my god，天朝政府终于会使用白旗规则了。他们不知道，南京这个白旗打得不容易啊，因为天朝有一个人，一直在坚持抗战呢。谁呢？


道光：一个人的抗战

　　还是那句话，天朝臣民们即使投降完了，道光作为大清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不愿意投降的。可怜的道光，“投降三人组”在跟英夷抛媚眼的间隙，时不时地回过头来糊弄他，希望他尽快明白：咱大清公司的实力远远不如大英公司，你得割肉补仓。

　　1842年7月15日，皇上收到了钦差大臣耆英、参赞大臣齐慎、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江苏巡抚程矞采的联衔折子，内云：坏菜了，已打到咱江阴县了，看英夷的意思，想打到咱南京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2047页）第二天，道光发出了《密谕耆英乘间派陈志刚与英人议和》的廷寄，意思很丰富：
　　一、英夷现在有悔罪之意了，可乘机开导了。著耆英密派陈志刚代表耆英前往夷处，告知对方，我大皇帝恩威并用。夷人毁我炮台，伤我商民，我大皇帝并不计较。
　　二、终年交战，有何益处？若英夷能罢兵，我耆英必向大皇帝奏明，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
　　三、如英国只求通商，我大皇帝又何乐而不为呢？
　　四、也不必要求俺们天朝再派钦差了，耆英就可代奏的。
　　五、耆英按朕的意思回复后，英夷如有回信，著赶紧回奏皇上。但是事关机密，断不可泄露，致懈军心。（还是那句话，统治者有投降的意思了，不能让前线将士知道，国民们也不能知道）
　　六、英夷如要求忒过分，超出情理之外，俺还是抗战到底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54~2055页）

　　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婊子为什么就不能立牌坊？”看看道光的密谕，我们就明白了，婊子从来都在立牌坊的。打不过人家了，还愣不愿意承认，反说人家悔罪态度好，可以考虑与之休兵。问题是道光的底线，英国人不会同意的，双方只好继续打下去了。

　　当然了，对道光来讲，赏给英国一个香港也是不乐意的，他是一颗红心，老不死心，时刻准备抗战成功。7月19日，他给牛鉴下谕，著他倡议江苏当地士绅办团练，招义士，上保国，下卫家。（《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82页）而耆英等人陆续上奏的则是“人心震动”、“英夷猖獗”、“战守两难”，“日久更不堪设想”，皇上你赶紧拿主意云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89页）道光一听，又是谕福建、浙江、广东的督抚制造战船，又是谕麟庆制造巨木以破英船。前者是临死抱佛脚，根本不行的；后者更是传奇，道光说有人说了，用巨木，上缚引火之物，下系石块，夷船入口，咱就放木，顺流而下，击碎英船。另外，巨木两端，还可弄上铁钩，届时钩住英船，它就跑不掉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93）我晕，也不知哪个智障出的这等馊主意，道光还立马儿吩咐下去了，可谓是病急乱信邪。

　　7月20日，道光看到了江宁将军德珠布的两个折子，一折说，人家快打到南京了，咱现在缺人缺粮，“实难抵御”，“实属万分危急”。另一折说，江宁八旗缺药缺枪，实在没有办法，问问牛鉴大人吧，“该督竟属茫然”，仅说没有办法，惟有静候守城。江宁是咱根本重地，“不堪设想”啊。道光对他的回复是：你若用备用的柴薪船只，乘机纵火，焚烧夷船，那将军你的功劳就伟大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97~2098页）此后的时间，陆续有其他大臣上奏，表示南京危险，但道光一概不听。牛鉴急了，7月22日给道光上折，说：镇江马上不保了，南京危险。俺求皇上了，一旦英夷打到南京，准俺羁縻行不？道光于7月26日看到了折子，回复是：着牛鉴会同将官与绅士们同仇敌忾，如果谁出力有效了，皇上破格提拔他。至于羁縻一事，另有谕旨，着伊里布、耆英专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26页）

　　估计是被牛鉴吓着了。当天，道光发出两份密谕，一份是《密谕耆英、伊里布与英夷再商戢兵》，内中意思五味杂陈：

　　一、道光对英夷三事——要求烟价及战费、用平行礼、请滨海地作贸易，扭扭捏捏地回复如下：烟价嘛，广东已出过了，怎么能再给呢？战费嘛，你们有战费，我们就没有战费？双方都花钱的事，所以不能给。关于平行礼，倒可以通融。至于要求贸易之所，“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吧。道光不愧是天朝老大，不愧读了那么多四书五经，措辞非常得体，现在的教科书直通通地说天朝割香港给英国，措辞太不“雅训”了。应该是“暂行赏借”香港给英国，这才能体现天朝的大国风范。

　　二、为了让两位大臣放心地投降，皇帝重点交待，“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以早日实现和平，“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于事无益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27页）看道光的意思，是怕两人投降时放不开手脚呢。可怜的道光，他不知道，天朝前线大吏早都放开手脚了。对他们来讲，普遍担心的掣肘是那些身在后方的言官们，但最大的掣肘却是道光本人。要把帝国房顶上的瓦片揭给英国人，最心疼的肯定是人家皇上。不心疼的，历史上也仅限于阿斗那样的智障人士。

　　道光发出的另一份密谕是《著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上谕》。内中云：“据该夷照覆，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为疑，著耆英、伊里布剀切开导，如果真心戢兵，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朕也不为遥制，勉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

　　7月27日，道光接到镇江失守的折子，又是一番忙乱地调兵遣将。以中国这方面来讲，动静够大，够折腾了，可惜无济于事。之后，麟庆说撞英船的巨木弄好了，可以试验一下了。就连道光他儿子咸丰未来的老师、当时的吏部左侍郎杜受田都开始上奏谈破夷之技了，他提出的破夷之技，估计都是从《三国演义》里看来的。

　　8月3日，道光收到牛鉴两个奏折，一折说，英夷不敢去咱天津，但却占了咱镇江，臣恨不得“食其肉”，但无才无能，屡失城池，求皇上将俺从重治罪吧。道光朱批：“朕惟自恨无知人之明也。”另一折说，英夷头目郭富、巴加投给俺一角公文，语言粗鄙不通，内有速交赎城费，以免战祸之语，真是盗贼无赖啊。臣断不能为其所惑。他们还说了，不答应他们所有条款，他们就不罢兵。臣等的羁縻，他们也不信，说必须有皇上恩旨才行。真是猖獗啊，我也没给他们回复，不便回复啊。道光朱批“可恨之至”。他给牛鉴的回复是：相机办理，耆英办他的抚，奕经办他的战。两不耽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196~2197页）

　　这个时候，道光仍不甘心放弃抗战，可怜的皇上，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

　　8月4日，耆英给道光上奏，在一个折子中说，英夷非得咱这边出全权大臣，否则不跟咱和谈，没有办法，只好回他，咱的钦差就是他们的全权大臣。在另一折里补充说：万一和议不成，请皇上妥为预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29~2231页）皇上听了，表示愤恨之后，又是一番调兵遣将。

　　8月11日，耆英、伊里布收到了军机处转来的两份密谕，两人长出了一口气：可怜的皇上，我们终于把您老人家忽悠明白了，明白咱打不起了。

　　剩下的事儿，就是打着白旗投降了，人家说咋咱就咋吧。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英舰“皋华丽”号上，代表清政府的“投降三人组”——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政府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南京条约》。签字之后，中方代表集体到前舱去喝酒，为中国皇帝与英国女王陛下的健康而干杯，并且鸣炮致敬。完事之后，中方代表离开了，英方有如下描述：

　　“他们终于离去了，他们无疑感觉很难过，但也感觉正当的满意：他们解救了这座古城的灾难，甚至挽救了他们君主的宝座。但是中国皇帝的高于一切的统治，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说得对，天朝皇上高于一切的天下共主的自我幻觉，完全被英鬼给打破了。还是蒋廷黻先生那句话：“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上英国来做“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那一种动物了。下面看看这动物通过条约都取得了哪些“更平等”的待遇：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单从理论上讲，这条很好。英国人住中国，受中国政府保护；中国人住英国，受英国政府保护。问题是这时候的中国人民，还没有羡慕上英国的生活，不但没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去，就是英国抬着八抬大轿请咱，咱也没人去。蛮夷之邦，中国人若去了，在他们的意识里，应该是人自愿与鸡鸭牛羊住一窝去。所以从内容上讲，这款也不平等，俺不去你们那里，你们却热情地来俺这里，很不公平）

　　二、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广州一口通商制算是完了，现在，开五个口子，算是有五个特区了，加大了清政府对外改革开放的力度。而且，外商可以带着老婆进中国了，他们在中国的光棍时代，终于结束了，耶。耆英跟道光解释，原先英夷在中国不老实，原因就在于，老婆没跟着同住，他把英国的女士优先理解为女人当家作主了。道光还真信了。洋老婆都来了，有的后来甚至成了慈禧宫宴上的被邀请者，问题是也没见英夷们老实到哪里去）

　　三、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需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香港完了，给人当殖民地去了，大清这个寡娘，孩子给人抱养了）

　　四、因饮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元，补偿原价。（鸦片贩子这下满意了，他们先是把鸦片卖给义律，义律转手卖给林则徐。清政府最后给林则徐买单。这也算是对外改革开放的学费吧）

　　五、凡英国商民，在粤省贸易，向例全归额设商行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元，作为商欠之数，由中国官为偿还。 （十三行完了，他们非驴非马非公非私的垄断贸易时代结束了，以后天朝人人可以与洋人做生意了。至于十三行欠外国人的钱，政府买单吧。谁让你把十三行弄得像国营单位呢？）

　　六、钦差大臣等向英国居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１２００万元，大皇帝准为补偿。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 （英国人还不算太贪，军费只要1200万元，约合白银900万两，这个数字远远少于清政府自己的军费开支。按茅海建估算，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自己支出军费2500万两，加上民间自愿的、摊派的捐款，则已超过3000万两。英军跑了七万里，跑到咱门口打仗，花钱不到咱三分之一，说明人家英国人办事效率高，没人虚报军费，至少在这两点上，清政府得向人家学习）

　　七、以上酌定银数，共２１００万元，从18４2到1845年，分期付款。

　　八、凡系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释放。 （好政府啊，时刻惦记着三三两两的“人民”）

　　九、凡系中国人，前在英国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者，亦加恩释放。（需要注明的是，英国在完成所有的谈判后才从浙江舟山撤军，时间是1845年初。撤出舟山前，他们特别告示，占领舟山期间，凡与英国有过来往的天朝居民，天朝已答应一律免罪。如果英国撤兵后，天朝官方没有真正做到，或者对他们勒索逼迫了，大家可以找英国全权大臣上/访去。真他妈的太多情了，气死天朝政府了——中国官吏对民众不讲法治了，自有政府惩办，何劳英酋干预？这不是干涉俺内政吗？）

　　十、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从阿美士德使华时就要求的税则公开透明，现在总算实现了。而中国商人，若贩运洋货，也不必担心地方政府重税盘剥了。中国市场打开了，英国可以一路畅通的打进了。不过，人民没钱，或者不买你的货，你照样没办法。比如那个钢琴和钢叉，还有睡衣睡帽，中国人就愣不接受。鸦片倒还可以考虑）

　　十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奏明字样。（长出一口气，大英与大清，终于平等了）

　　十二、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６００万元交清，英国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关，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绑匪弄人质，英国这是搞“地质”）

　　十三、以上各条，均关议和公约，应俟大臣等分别奏明大皇帝硃笔批准，及英国君主判定后，即速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是以另缮二册，先由钦差大臣等及英国公使，盖用关防印，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完了）

　　没完。

　　条约还得道光用宝。耆英们请求他用宝时，他给自己找台阶，说这样做乃是他“珍惜黎民，勉此下策，籍此戢兵，休养生息”。同时希望耆英们“妥慎办理，不厌精细，永杜后患”，“ 为一劳永逸之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91-2392页）

　　傻皇上，把投降停战解释为珍惜黎民也还差强人意，但是，想一劳永逸则是不可能的。等他儿子接班，二次开战，这儿子还得签天津条约，甚至北京条约呢。大门既然开了，想象原先那样继续蒙头睡自己的大觉的日子，永远不会有了。

　　至于参与谈判的牛鉴大人，早在条约签订前，就被英方感动了。他在给英方的照会中说：“两接贵全权公使及贵国水陆军门覆文，阅悉之余，深佩贵全权公使朝暮思念和好之本心。且云：酌定和约，通商永久，不但赎城免战之说，可置不议，凡以先讨取赎城免战之数，并可垫入，将来议和需要之总项，非欲逼之所难，尤非令贪酷求财之心，更见公恕为怀，语之诚笃不欺，尤深佩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459页）牛鉴这照会里，意思多了：英方是真心和好的和平使者；英方不贪钱财啊，只要2100万元；英方多讲诚信啊；俺们佩服死了。

　　牛鉴大概不会猜到，和议成功，他反而倒下了。原因当然不在和议，而在原先两江总督任上吴淞与上海两地的失守。道光也算是跟他秋后算帐吧，1842年10月17日着牛鉴革职拿问，进京接受审讯（审判结果是斩监候，秋后处决。1844年被释放，备河南巡抚差委。仕途上再也没有起色）但是其他参与和议的人，都升官了。被时人评价为：“和议成八省弁兵齐奏凯，恩旨下一城文武尽升官。”就说他们这个“投降三人组”吧，伊里布授广州将军，钦差大臣，驰广东查办通商纳税事件（老伊这是第二次出任钦差了）；耆英授两江总督，留办善后。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门条约》

　　南京条约是签订了，但是关税税率及其他相关问题尚没有定文，于是双方约定在广东继续谈判。耆英留在南京善后，伊里布南下和谈。大人们辛苦了。

　　1843年1月19日，伊里布到了广州。问题是老头子既不懂国际惯例，更不懂经济，面对英国鬼子提出的花样百出的税率条文，看得眼花缭乱，心智不清。他的助手黄恩彤虽然被西方人称作“绅士”、“君子”，并赞他 “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因为他与“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但这仅是一种风度，代表不了谈判的素质和水准。

　　更要命的是，伊里布这老头快不行了。南京谈判时，老头子就是带病工作或者说带病“卖国”呢。据英方记载，会谈时，老头子看起来虚弱不堪，曾经提出让英方医生给自己看病。英方医生让伊里布派随从跟自己回船拿药，谁知道拿药的随从是个酒徒，喝醉后把药方丢了，回去后告诉伊里布，把所有的药片及药水一齐喝下，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南京条约签字的前一天，英方眼里“可怜的老人”——伊里布却是躺在谈判现场的沙发上的，老头子感谢洋大夫，说药效越猛，收效越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页）

　　据《清史稿》载，病老头到广东，见民心不服，夷情狡横，一忧愤，病更加沉重了。

　　1843年的3月4日，老头死了。总算不用关心国家大事了。道光对老头还算够意思，赐恤，追赠太子太保衔，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算是彻底为老头平了反。之前老头曾向黄恩彤密授机宜：“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可细针密缕去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页）

　　说得对，只能这么办了，这方面，天朝尚没有“细缝”的人才呢。

　　本来英方就不愿意与伊里布谈判，伊里布一死，他们马上自己点将，提出要和耆英谈判，如果耆英不来广东，他们就到南京找耆英，登门谈判。道光一听吓坏了，赶紧于4月6日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谈判。伊里布是个国际盲、经济盲，耆英当然也是，7月22日双方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简则）》在香港公布，英方主要收获是两项：

　　一、获得领事裁判权
　　什么叫领事裁判权呢？它是一种扩大的治外法权。所谓的治外法权，是指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在它国所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它是互惠的。领事裁判权则是把这种特权和豁免扩大到在该国所有的侨民，他们不管干了什么，不受当地法院审判，只受本国领事裁判。此款后遗症很多。导致民夷纠纷逐年增多，清政府焦头烂额。

　　二、固定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率
　　值百抽五，国际上最低的税率，且税率固定，清政府无权更改。还有，免征子口税。

　　10月8日，耆英与英方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粘附善后条款》，习惯被人称作《虎门条约》。英方获得的权益大致如下：

　　一、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时，英国可以一体均沾。后来的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涉中互相援引此例，可把清政府坑苦了。

　　二、英人可以在条约口岸租地建屋
　　这么一租就坏了菜了，英国租中国的地，都搞成了永租。于是租地变成了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它既是洋人的天堂，又成了中国造/反家及革命/党的政治避难所。

　　《南京条约》之后，耆英独自签了这么两个小条约，长期与鬼打交道，也与鬼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让费正清都看不习惯了，说耆英对璞鼎查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称老璞为英地密特朋友（intimate）； 向老璞表示，想收他的大儿子为干儿子；与老璞互相交换老婆的照片。

　　我查到耆英致璞鼎查的一封小信，全文如下：“正殷怀想，忽接来书，深慰远念。索取令政夫人小照，即如命奉上，远望有便寄来。愚正室早亡，兹将侧室小照付览。昨至香港，会晤德公使。望云遥想，倍忆从前。正未悉何年得晤，手肃，敬候因地密特公安，不禁驰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这封信已经有些酸了，没想到还有更酸的，耆英给璞鼎查写的另一书信，被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称作“一封情书”：“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侧。”（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7页）

　　不过别骂耆英，人家是装的。他从一开始就给道光汇报说，他是驯兽呢：“制夷之法，必须先知其性……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无寸铁，仅止以一皮袄盖于虎首，则虎即生擒矣……今若深知其性，即可以摄其心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82页）驯兽也行，特别是耆英后来的折子中，一提到英夷必说人家是“犬羊之性”，但是这些骂人的话不能让兽知道，这既是国家机密，也是耆英的隐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打不过英夷了，再次启用耆英和谈。老头子来到天津，夷人们却拿出广州失陷之后搜索到的档案，当面朗诵那些耆英背后骂夷人的句子，并且声明从此不跟耆英见面。老先生羞得无地自容，跟另两个谈判代表桂良、花沙纳一商量，夷务我也管不了了，我回京吧。是羞啊，背后骂人家是畜牲，明面上却上赶着给人家做亲家，做干爹，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做外交官不能这么虚伪不是？问题是咸丰原本就忌恨耆英在自己父皇时代的主抚，这下更有理了，认为他不待谕旨，辜负皇恩，私自回京，自找速死，着僧格林沁逮拿进京，着惠亲王会同王大臣、宗人府严讯。恭亲王报告会审结果，绞监候。肃顺上折说绞监候太便宜他了，他要是不等绞就死到了监狱里，弄一个全尸，如何是好？最后咸丰开恩，着他自尽了。时为1858年。


中美《望厦条约》

　　眼看着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美国先眼红了。美国总统泰勒派遣顾盛以特使及全权公使的名义来华。1844年2月24日，顾盛来到澳门。

　　美国国务卿致顾盛的信里，有着如此交待：“你应在一切场合中都要主张并坚持本国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中国人往往把从别国来到帝国的人，说成是向皇帝的进贡者。这种观念可能是因为英国历次使节的阔绰排场而养成的。关于你的使节，如果中国有这一类的想法，你必须立刻声明你不是来进贡的，但不必大吹大擂，也毋庸责备他人；你的政府并不向任何人进贡，也不期待任何人向他进贡；即使作为礼物的话，你的政府既不送礼也不受礼。”（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364页）

　　训令虽然这么说，但是据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载，美国还是准备了礼品的。为了不致于让清方误以为美国是在向它进贡，总统泰勒亲自制定了给大清皇帝的礼单，计有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海陆军战术、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等。（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21页）

　　顾盛刚到广州时，听说耆英一个月后才能到达广州，就安心等待。但是对于两广总督程裔采对自己的怠慢表示气愤。致两广总督程裔采的信，看着就是恐吓了：“我只能实告阁下，中国要培养好感，维持和平，不是这样做法。上次中英战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政府官员的权利而起。倘使中国政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面前，仍然因袭那些已带给它如许灾祸的陈腐的习惯，我们只有把它看作中国招引并盼望与其他西方国家战争的证据。这样的结果，合众国将会衷心感到遗憾。我们并无任何企图要瓜分中国的领土。我们的公民在中国一向保持公正与谨严的态度。”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366页）

　　看来程总督在投降卖国方面不是行家里手，最后还得耆英出面。按西方人的评价，耆英是他们眼里品级最高最值得尊敬的天朝大吏了。不知是耆英的那些情书使然，还是宴席上他往对方嘴里投糖饯梅子的功夫使然，抑或是签订条约时的痛快使然。总之，他在西人眼中，评价颇高。待耆英到位后，顾盛先献出了礼物，那些模型和书籍，“并婉转表示，象这类的知识将来对于中国会是有价值的。可是耆英表示中国业已获得和平保障，很客气地辞谢了”。《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1页》

　　不要礼物也罢，顾盛不会因为中方不要礼物而降低自己的要求，他向耆英提出两点：第一，俺要北上进京，亲自见你们的皇帝，把俺总统的要求呈献给大皇帝御览。第二，如若不让俺们满意，英国公使璞鼎查的旧样，俺们也可以模仿，则中国人民就会再次遭遇兵灾。

　　耆英一听吓坏了，战争，那是不能再打了。让他们进京见皇帝，更是不敢想象的事，夷人见大清国皇上，都不入乡随俗三跪九叩了，多伤国体，跌俺大皇上的份儿啊。那怎么办？答应人家的条件呗。所以对耆英来讲，不发生战争，不让夷人见皇帝就是胜利，至于顾盛提出的条款，倒不用仔细看了。双方于1844年7月3日在澳门界栅外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除了取得英国在《南京条约》里的诸项权益外，美国还有所突破与创新，影响大的计有：
　　一、中国人从此可以给外国人做教习，外国人可以随便采购中国的书籍。
　　二、自条约签订之日起的十二年后，得重新考虑修约。
　　三、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南京条约》里英国获得的领事裁判权仅限于刑事范围内。《望厦条约》里的领事裁判权则既包括刑事案件，还包括民事案件。并将此项规定扩大到其他外侨。
　　四、协定关税方面，《南京条约》里只说“秉公议定”，《望厦条约》里则规定，“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五、英国条约里，英国领事有保证关税征收与取缔走私的责任，美国领事则在条约里解脱了这种责任。

　　美国人太聪明了，所以《望厦条约》成了中外关系的范本，后来的法国，干脆抄袭了中美《望厦条约》。

　　事后，顾盛得意地向国务院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需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中法《黄埔条约》

　　英国与天朝打仗的当口，法国就没闲着。1841年法国政府派真盛意前来中国调查。

　　1842年6月，英军进攻吴淞口之际，法国来了两艘战舰，作壁上观。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举行签字仪式的时候，法舰舰长谢西尔要求上“皋华丽”作客，虽然受到的接待很不客气，但是这种虚心学习殖民老大哥英国的态度值得肯定。谢西尔还给当时的两广总督祁贡提建议，说英国不是好人，建议大清政府派人到法国学习修船铸炮，以备防剿，被婉拒。

　　1844年8月14日，法国公使拉萼尼来到中国澳门，随行八艘军舰，明显是来吓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这时最不经吓。耆英出面接见拉萼尼。后来他向道光皇上汇报说：拉萼尼对咱倒是挺恭顺的，此来所为何事，他并无一语，问他，他也不愿意吐露。问一个常住澳门的美国人，说是专来与咱和好的。再派人打听，有说是来与中国结约，共打英国的；有说想去天津，求见皇上呢；有说想请求咱驰禁天主教的；有以为他们是想效法英国，故意找事，想占虎门的；有说，想求皇帝恩准进京，在原先的西洋堂住下呢……总之，传闻不一，真假难分。该国贸易无多，但很强悍，一下子来了八艘兵船。

　　耆英的汇报，也是吓皇上。一吓即管用，于是，双方于10月24日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事后，耆英向道光汇报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美）二夷新例，字难免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

　　耆英此话不错，但仅仅如此，法国是不会满意的，他们还有自己的小算盘。
　　算盘一：中法双方互派公使，互通消息，互相协助。这个算盘被耆英严肃地否定了。
　　算盘二：给中国皇帝进贡天文学家。耆英的手下、中方代表黄恩彤回答如下：“我国人才辈出，推步精详”，用不着你们的天文学家。也给人家否了。
　　算盘三：游说中方，希望中方派遣使臣前去法国学习船炮技术和水战之法。拉萼尼说，英国那么厉害，都是学的俺法国，中国“重文轻武，更不讲求水战”，如果中国派人前往法国学习船炮技术，“以中国人之聪明，不出三年，可尽其妙”。黄恩彤回答说，俺们近来造的船炮，与西方已经一个水准了，再说，水战之法，惟在因地制宜，也不是你们法国所能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431页）如果这个弄成了，中国的洋务运动提前二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会不会发生，都值得怀疑了。可惜咱也给否了。

　　没有办法，拉萼尼最后向耆英摊了底牌，如果仅仅取得与英美同样的权益，那他这一趟就白来了，回去没法向自己的政府交待。他认为，法国来中国做生意的，寥寥无几。这样吧，天/主/教弛禁吧。否则他也要进京见皇帝去，并在虎门修筑兵营，或者派遣法国的天文学家进京给道光皇上打工去。总之，你们不能什么都给俺否掉。

　　据费正清说，耆英被逼无奈，含着眼泪跟法国公使说：“你劝我作出的这种让步……也许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可怜的耆英，装开小可怜儿了，但他还是代法国公使求道光了，时间是1844年11月11日，他上奏说：天/主/教是前明利玛窦传入中国的，愚民被惑入教，在所难免。不过二百余年，并未找事，与白莲、八卦等中国特色的邪/教毕竟不同，皇上能不能格外施恩，将中外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一体免罪。如此变通，夷情得以驯伏，免生枝节云云。

　　道光听了，朱批：著如所议。

　　所谓弛禁的具体内容，就是允许中国人加入天/主/教， 允许外国人前来中国传教。拉萼尼乘胜追击，认为所谓的弛禁有名无实，要求清政府发还雍正时期没收的天/主/教产。1846年，道光发出了上谕，要求：凡是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外，其原旧房屋剩存者，审查确实，还给该处奉教之人。各省地方官，如对天/主/教徒而并不为非者查拿，处分！就这样，洋教重新打进中国来了。



第九章 余音袅袅


鸦片问题

　　中英《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没有提及鸦片贸易问题。唉，这个引起战争的祸源，天朝的钦差大臣们在谈判的时候都不好意思甚至不敢提及呢。

　　首先提及这个祸源的，乃是英方谈判代表璞鼎查，时间是1842年8月26日，即《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三天。彼时，中英双方见面谈判。谈判前先开吃。据利洛的《缔约日记》载，中方上的食品太多了，英方吃了个肚儿圆，并且直感叹“人类的食量究竟有限”。耆英本人更是“为了表示致敬”，要求自己的干亲家璞鼎查爵士张开嘴，他好拿着糖饯梅子往人家嘴里扔。利洛说，耆英手法灵巧（估计是这些皇亲宗室天天在家练这招来着，我们现在的穷百姓也有练的，比如买两块钱的廉价的爆玉米花，用手抛向空中一个，然后张开血盆大口接住，自己把自己当小狗逗着玩儿），姿式却像近视眼老太穿针引线似的（技术过关，就不要挑人家的姿式了）。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璞鼎查想抗议，最后发现抗议无用，只好乖乖地张大嘴，任由耆英在他嘴门上练习投弹战术（唉，如果鸦片战争比的是往嘴里投糖饯梅子的功夫，那清政府准赢）。

　　“糖衣炮弹”过后，谈判。双方在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就《南京条约》各项条款交换了意见，一切搞定之后，璞鼎查发话了。说：“现在一切问题都圆满的解决了，我愿意就这个题目说几句话——这就是关于引起这次战争的最大的原因。”璞鼎查当然指的是鸦片贸易。不过他没想到，此话一经译出，中方代表听明白后，一致表示不愿再提这个问题。无奈，璞鼎查只好告诉他们，“这只是当作私人谈话的题目”。于是，中方代表有了“兴趣”：“他们急切的询问英国方面因何不禁止在英国属地内种植鸦片？因何不严加禁止这害人的贸易？因何对中国如此不公道？” 璞鼎查回答说：“这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并且说：“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璞鼎查一番说辞之后，中国代表们都承认他说得“言之成理”，但是一致表示大皇帝不会听从这个议论。璞鼎查为了让中国代表明白，自己这番说辞并不是为了让英方“沾什么利益”，所以他简易地讲了英国从野蛮到现在这么富足文明的简史，总结说：“英国勃兴的主要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二者使得英国强大重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3-515页）问题是，鸡遇上了鸭，天朝代表能听懂什么“自由”呢？天朝政府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不自由。

　　8月27日，璞鼎查正式向耆英提交了一件备忘录，表示希望中方对鸦片贸易采取明智态度，将鸦片贸易变成一种公开的合法的贸易。耆英以中国特色答复：“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一句话，俺也不查，你们也别明着来，咱心知肚明即可。问题是璞鼎查不喜欢这种不明不白的天朝规矩，他背后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承担走私鸦片的不道德的名声。他让小马礼逊跟中方交涉说：“名禁实不禁，名为禁烟，实则免税。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耆英听了，担心不同意，英方会别生枝节。时为广东按察使的黄恩彤给他出主意说：人家说得也对，但若据理据法的拒绝，反而给人家提供借口，不如用重税难为他们一下。于是耆英对英方说：俺也知道，名禁不如实税，但大皇帝不会同意的，中外大臣也不会同意的。且一旦开禁，那些烟贩子会自动报关纳税吗？所以，怕只怕鸦片开禁后，徒有驰禁之名，没有纳税之实，那么谁来负这个责任？担心得对，因为天朝缺少的就是管理与组织技术，如果中外鸦片贩子都偷税漏税的话，俺们对鸦片驰禁不更是做了婊子却没收到嫖金、沾了一身腥却吃不到肉肉吗？最后耆英向英方提出这么一个驰禁条件：如英国官方允为首先代交一年的鸦片税银五百万两，他便负责向道光皇上保奏其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423页）璞鼎查才没那么傻呢，本是帮你们政府出主意，敢情还得我提前替你们大清政府收税啊，想得太美了，于是不再提这个问题，鸦片贸易问题便不了了之，鸦片贸易便继续以走私的形式存在。

　　于是乎，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便长期由辫子、小脚、八股文、一夫多妻、鸦片鬼等关键词构成了。


广州的民情和天朝的两个大“粪青”

　　前面说过，伊里布老人家是被气死的。气死原因很简单，他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头是民情汹涌、坚决反对英人入驻广州城的广州人民，一头是根据《南京条约》条款、坚决要求进城的强悍的英夷。

　　伊里布是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上任的，其实在他到来之前，广州民众已跟英方较上劲了。个中原因很复杂，据我看，一是历史问题，长期以来，英夷在广州经商一直以一种装孙子的、“双/规”般的姿态进行来着，现在突然与广州人民平等了，广州人民不习惯；二是国体问题，广州地方当局认为战争及战争结果有伤国体，明面上抗不过，只好暗中怂恿民众抵抗了；三是文化问题，中国是个伦理社会，让广州人民眼中男不尊女不卑、一夫一妻、腥鸡膻羊般的洋人入住广州，广州人民感情上接受不了。四是，三元里神话故事的流传，刺激出广州民众的亢奋劲儿来了。而按马士的解释 ，则认为中国人民不懂得国际法或国际权利，而且，广州人民中的许多人得益于原先的广州一口贸易制度，现在，利益丧失了，以规费与津贴等名目捞取油水的机会也没了。所以，对洋人充满了敌意。于是，就出事了。

　　第一件事，广州人民火烧夷馆。时间是1842年11月8日。

　　据说夷馆的仆役出买零物（注意，与前述福州的民夷冲突一样，冲突的挑起者一般是洋人雇佣的中国人，这一点，颇具意味。因为据传后来上海租界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类的告示乃是中国人所为），不给钱，双方就骂上了，一旁的群众看不上，遂帮着货主骂。仆役回去请夷人，掂着鸟/枪出来，看哪儿人多往哪儿放枪，有人受伤。行道人一时驻足，哄观不散。晚上的时候，夷馆突然失火，不用说，咱中国的爱国人士干的。夷人赶紧往外搬货，百姓乘机给其糟蹋。据说这次与福州那次冲突不一样，大家只是糟蹋英方货物，没有往自己腰包里抢，表现出难得的大国风范。据梁廷枏《夷氛闻记》载，火烧得越大，百姓喊杀贼的口号声越大，远近水车救援，百姓都自觉的“挺刃而止之”，最后广州官府派兵来扑火，百姓就万人投石，弄得官兵也救火不得，于是，大火烧到了第二天上午。两广总督祈贡可怜兮兮地出面赔钱“二十六万七千元”，并斩掉十名祸首，这事儿才算完。

　　第二，广州出俩著名的“粪青”。

　　广州群情汹涌中，有两位人物特出风头。一个是林则徐的前幕僚，何大庚；一个是著名的浙江学子，钱江。两个人都是失意文人。奕山在广州时，曾向民间人士征集过破夷奇计，允诺如果行之有验，给予重赏。重赏之下，勇夫颇多，一时上条陈并要求给经费试验者颇多，奕山招架不过来，就让士绅劝捐局接阅大家的帖子。士绅劝捐局当然也无法把上帖子者一一邀入上座面商，于是把批阅的帖子悬于诸门，供大家参看。钱江认为劝捐局不够礼贤下士，骂，骂得士绅们不耐烦了，上报官府，官府出面把钱训了一通。梁廷枏对钱江的评价是：“在粤不为士夫所齿”，“所交多为不平”。看来属于“粪青”版主之类。至于何大庚，虽然曾当过林则徐的幕僚，但林则徐一罢，他就没事了，给人当书馆先生，穷极无聊。经常看见府署中的幕僚与商人有接触，总怀疑府中机密都让商人泄露给洋人了，所以“切齿裂眦”，但“怀平夷之策，卒不见用，每就江语”。（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9-140）总之，按梁廷枏的描述，江与钱乃俩标准的失意文人，依现在的眼光看来，钱有些失德，江有些失脑，一对“粪青”，臭味相投而已。针对南京条约的签订，何大庚写出一篇檄文，名叫《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拿着给两广总督祁贡看，祁贡说写得不错，拿给钱江看，钱江就说咱刊刻出来宣传吧，于是，他们自费刊刻，于1842年11月15日在广州遍地张贴，炒作得很成功，此文后来被多处转载。帖子的中心内容是：二百年来，蛮夷国家皆沾我风化，独出了个英吉利，“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禽若兽”，听说他们要占据咱海口，痛啊，“华夷未可杂居，人畜不堪共处”。与英夷不共戴天，才算有“血气”，如与英夷共土，那叫“全无心肝”。俺们百姓“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奕能谈兵”……（《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3-95页）总之，够“粪”的，大字报贴到了广州的大街小巷不说，还在大字报的后面注明：凡是胆敢揭此帖者，即系汉奸，见者即可拿获，交众纠办，读此文而感动者，虽是优隶也是忠义之士，读此文而阻挠者，虽是绅士也是贼子。望各位一定要自爱。

　　看两人的意思，谁不按他们的方式爱国，就不是好东西，甚至谁看了他们的大字报没有出现他们盼望的那种红卫兵、义和团式的亢奋反应，也不是好东西。当然，他们没有停留于文字上的忽悠，他们还有行动，一星期之后（一说11月22日，一说11月25日）他们忽悠了几千群众，到广州府学明伦堂集会，与会人士“怒目切齿于英夷”，放言要组织团练，反抗英夷。他们这么一活动，广州更沸腾了。伊里布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来到广州的，急得没有办法，3月4日，急死了。可谓是“粪青”气死“奸臣”。问题是“粪青”也没好下场。

　　4月17日“粪青”之一钱江到粤督门前请求抗英，被逮。之后，何大庚也被逮。一般的史书，只说这两个“粪青”被政府法办了，根本不提判案详情。这里不嫌麻烦，把刑部判词摘解一下：

　　一、钱江与何大庚，都是落魄穷鬼。（何是生员，也就是秀才，浙江江阴人士。年逾七十。可谓是超级老“粪青”了。钱年龄几何，不知。浙江长兴人士，是个捐纳监生。也就是说，他这秀才是掏钱买的。怪不得帖子让何老秀才写呢，估计自家写不出来）听说广东士绅团练自卫，也想搞个团练，启个兵端，弄些钱花花，闹好了，说不定能得个军功顶戴呢。遂招集无赖，捏称是按户抽丁。恐人不信，遂捏造广州府学明伦堂名目，捏造了一个粤首义民告白，刊刻散发。

　　二、钱江等人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大为地方之害。特别是这个钱江，在督府禁止他们活动之后，挺身闯入督署，说揭帖就是他干的。以为办团练抗英夷，系属同仇义举，政府不能将其办罪。（典型的“粪青”，认为他的爱国可以超越一切）他的意思很明显，以建言挟制地方政府。真是胆大刁民啊，不严惩不行了。

　　三、钱江借团练之名，向别人借得洋银650元，用于宿娼嫖妓，花用无存。（可惜嫖的不是夷妇，否则都够现代“粪青”标准了）

　　四、英夷已就抚，团练事宜，地方绅士自有办理。钱江说明伦堂之事乃是他首倡，曾与地方绅士会议。让他写出绅士之名，他又写不出，捏写出来的都是在广州的流寓人士。另问地方公正士绅，俱说不知其事，更未曾参与。明摆着，钱江这是假公济私。

　　五、何大庚着仗一百，徒三年。但听说七十岁了，可以免刑的，查实后，递送回老家算了。钱江，吊销他掏钱买的那个秀才文凭，发往新疆种地去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1页）

　　这就是俩特大“粪青”的下场。有史者称，耆英与黄恩彤惧怕两爱国义士鼓舞民心，有碍他们投降，所以捏造罪名，把他们治了。（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但是看刑部奏折，政府惩办俩粪青依据的材料，却是两广总督祁贡和广东巡抚程矞采提供的。伊里布1843年3月4日死的，耆英1843年4月6日被皇上任作钦差大臣的（耆英也跟伊里布一样，这是在鸦片战争中第二次被任命为钦差了），并于6月4日到达广州。后来汇报的时候，把火烧夷馆及钱江之流统统认作“无赖游棍”，即民间俗称的“烂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41页）由此可以看出，钦差耆英、两广总督祁贡和广东巡抚程矞采对钱江这些“粪青”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光皇上对刑部判词的朱批在1843年10月12日下发。于是，两个“粪青”，一个远流新疆，一个被打发回了老家。

　　“粪青”们缺少常识。抚夷是政府的意思，英夷入城是根据双方政府所签条约而行的。往大里说，这是缺少国际法知识；往小里说，缺少宪/政国家知识。也就是说，政府跟英夷签什么条约，人民得同意；如果不同意，人民可通过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方式表示抗议，政府不听，你也有权忽悠人民起来，吊销现任政府的执照，另换一届政府。换届不行，甚至可以革命。问题是，政府是个无脑政府，“粪青”更是无脑义士。政府德性不咋地，“粪青”德性更不咋地，所以才会上演这等插曲。

　　特撰此节，以纪念天朝两大“粪青”。以为后来者参考。


琦善的命运波折

　　1841年2月，怡良一纸密折，穿鼻草约事发，琦善被革职逮问，戴着镣铐进京了。等待他的，首先是籍没家产。

　　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报，琦善家抄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7000余两，元宝1398个，散碎银子46500余两。除此之外，据军机大臣穆彰阿奏报，琦善还有土地250多顷，每年可收租银2000余两；铺面户间若干间，每年可收房租若干……琦善的家产虽然比不上乾隆朝的和珅大人，但怎么着也算是天朝先富起来的人了，道光这下发了，这么多家产全进道光皇上的腰包了。

　　家产被抄外，等待琦善的，还有审讯。道光着奕山查办琦善与义律交通会晤之事，奕山查得稀里糊涂的。奕山与参赞大臣隆文、杨芳、两广总督祁贡联衔上奏说：根据皇上指示，不动声色地问了怡良。怡良回说，琦善与义律两次会见，只准家人鲍鹏在旁，所以如何谈论香港之事，有无馈送情形，确实不知。奕山另查问别人，也都不知。

　　无奈，只好审问琦善与鲍鹏了。5月31日，道光发出审讯琦善的上谕，著将琦善、鲍鹏交刑部并派睿亲王、荘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审讯。审讯阵容之大，规格之高，史无前例。

　　翻阅《会审琦善亲供》资料，发现审讯的内容很有意思，这里摘议几例：

　　问：此次办理夷务，将广东旧建炮台，尽被夷人占据，旋奏称该省炮位兵丁皆不可用，……如患兵丁不可用，为何不调广西兵，大张军威，何以一味迁延呢？若非皇上英明，先机烛照，调各路兵丁前往，广东早完了。（我晕，广东兵不可用，广西兵就可用？另外，审问时都不忘拍皇帝马屁，不愧是天朝刑部。也可能是几位亲王在边儿盯着的缘故吧）

　　琦善：欲先以礼晓谕夷人，故未调兵。没想到夷性犬羊，不候回文，就攻打沙角、炮角了，都怪我一时糊涂，幸亏皇上英明。（琦善认罪态度良好，糊涂一时嘛。另外那夷人都是畜牲性格，不可理喻的）

　　问：大角、沙角失陷之后，提镇将弁赴省求援，仅派数百名兵丁夜渡，唯恐夷人发觉，以致关天培阵亡，兵丁死伤无数？（不偷偷夜渡，大白天明目张胆地增兵啊，孙子兵法都给忘了啊）

　　琦善：大角、沙角失陷与关天培阵亡，其间相距一月有余。关天培驻扎三远炮台，因山后空虚，恐夷人暗袭，故把在省兵丁即夜发去，但夷人旋即退出，没有接仗。接仗时，六炮台炮位已四百余门，兵丁壮勇也增至八千九百余名。不意失守，赴援莫及，愧恨无地。（炮位不少，兵丁也不少，总不能把炮台弄成农村的集会或者是煮饺子的锅啊）

　　问：鲍鹏乃一无赖匪徒，还是前督臣林则徐擒拿的要犯，何以用他办理夷务？（这话问得好玩，按天朝规矩，学鸟语即是犯法，汉奸的干活。天朝自己没有翻译人员，琦善只能从民间寻访，民间会鸟语者，肯定是政府眼中的奸民了）

　　琦善：俺不通夷语，又恐广东的通事暗通夷人，所以才用鲍鹏的。到广东之后才听说他乃前督臣指拿的人犯。查阅案卷，仅说鲍鹏做过买办，案内既无原告等告发之人，又无证据等指证之案，所以依旧用他传话递文。（那倒是，林钦差办案，可能跟所有的传统清官一个毛病，缺少法治精神。我说你是歹人你就是歹人）

　　问：国家寸土尺地，皆当世守。何以未奉谕旨，擅予香港，是何肺腑？（意思很明白，国家的土地，只能由国家的主人皇帝钦定买卖，臣子干这个，往小里说是没资格，往大里说是谋逆）

　　琦善：横档被困，危急之中，假装允许英夷居住，但并没言明丈尺里数，亦未指对地方，且未晓谕居民……琦善受恩深重，急得没有办法了，才佯许香港的。（琦善这可是真话，他哄夷人玩呢。只是夷人不太好哄而已。如民间所言，十七的想哄十八的，想得也太美了些）

　　问：琦善与义律往来说话，情意亲密，该夷馈送琦善物件若干？琦善回送是何物件？（看意思，皇上有些吃醋了）

　　琦善：俺与夷人语言不通，不过公事羁縻，假意相好，岂敢收受馈送？亦未给过该夷物件。（我晕，琦大人是够委屈的，跟英鬼打交道，就跟妓者应付嫖客一样，总得带些职业性的面露春风吧）

　　1841年8月9日，睿亲王等上奏会审结果，没判琦善“汉奸”罪，只有一个拟大辟（斩监候），预备秋后勾决什么的。可是没有等到秋天勾决，琦善即被道光加恩释放，命赴浙江军营效力了。民间笔记载，会审时，琦善随呈奏折一扣，内皆道光皇上原先发给他的密谕，承审大臣知道内中必有皇帝示意之语，未敢开看，仍令原人持回，交琦善收存，琦善先定罪，后释放，可能与此有关。据说道光对此事“有愧焉”。（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这让我们想起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一件往事，所谓的“不抵抗”乃是蒋公给张学良的授意，且有密电云云。总之，琦善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由死罪变作活罪，由有罪变作无罪，特别是随着战事的推移，一系列的惨败会让道光体会当初琦善的良苦用心并原谅他，因为琦善搞的《穿鼻草约》比后来的《南京条约》要划算多了。于是，战事一结束，《南京条约》一签订，琦善最早被起用。1843年1月26日，道光赏琦善四等侍卫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两个月后，以二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气坏了，上折弹劾，一下子弹了三个大吏：琦善、奕经、奕山等，历数三人罪状，并重点说明公论不可违，大家都“切齿”于琦善这个“罪魁”呢。道光表示接受，收回任命，但为琦善等人辩解说：“琦善等革职治罪，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何肯诿罪臣工，以自宽解。琦善等韬略未娴，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是以弃瑕录用。予以自新。”今见该御史敢言直奏，朕也不是饰非文过之君， 讲的也是个公正，岂能因为发出了谕旨，“不便收还，自存回护耶？琦善、奕经著革职，即令闭门思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365页）单凭这段话，足可反映，道光实乃明君是也。半年之后，他就不让琦善思过了，赏其二等侍衔，充叶尔羌参赞大臣。未几，充驻藏大臣。1846年，授四川总督。1848年琦善，因实心整顿吏治营伍，受到道光皇上表扬：“四川总督谁为最好？……我看莫如琦善。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7-118页）据茅海建先生分析，所谓的“何事未曾办过”，可能包含了道光皇上对琦善办理夷务的理解。（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561页）不管怎么着吧，表扬过后是奖励，道光发还琦善的头品顶戴，不久迁其为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

　　1849年，琦善调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

　　1850年，咸丰继位，对外持强硬态度，不喜欢这些当年主抚的软骨头们，于1851年下旨，把琦善发往吉林效力赎罪，但最后并没有执行。时洪杨起事，咸丰屡易统帅而皆不能制，遂起用琦善，授河南巡抚，令其驻防楚、豫界上。琦善出山，以捐饷有功受到新主子赏识，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令其专办防务。琦善与向荣分主大江南北军事，固有败绩，但胜也不少。

　　1854年秋，琦善卒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帅帐中，也算因公殉职了，咸丰追赠其为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照总督例赠恤，谥文勤。其子孙后来混得也不错，子恭镗，黑龙江将军。孙瑞洵，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孙瑞澄，两湖总督。

　　身前，道光、咸丰都算原谅琦善了，身后，琦善该得的尊荣也得到了，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且慢，还有人不原谅琦善，那就是现在的某些史者与时人，不原谅他的结果，就是给他扣一个投降派的帽子，也算是替爱新觉罗家多情吧。琦善泉下有知，不知何感——俺跟俺主子的家事，做大清奴才都没你们的份儿，你们扯什么淡啊！


林则徐死得其时死得其所

　　1841年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40页）5月3日，他就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事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主和派琦善是倒了，广州的后任们——靖夷将军奕山、参赞隆文、参赞杨芳，那可全是奉皇命而来的主剿派。但结果很惨，广州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气首先发到了林则徐与邓廷桢身上，6月28日，道光下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屡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量，全无实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也当德威并用，控驶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55~1056页）从道光的文辞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桢的怨气，仅是嫌他所设排练费钱无用。而对于林则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衅起林则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德威并用，控驶不得宜。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源相见。想起10年前在宣南诗会上的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再想想现在的夷务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让他继续编著。之后，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魏源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愤著书，编就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60卷本，1851年刊出100卷本。按说，《海国图志》写成后，最先反应的应该是林则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不知是林则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则徐赴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儿。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了，林则徐既有治河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著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于是，道光一纸诏书，把林则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与此同时，皇帝着素来看重林则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祥符督办河工。林则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则徐甚至希望河工一完，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河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则徐论功行赏，不能重新起用，至少可以将功折罪吧。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闽、浙战事失败，林则徐的好友裕谦身亡，奕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则徐身上，大堤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谕旨也下来了：着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则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充军地：伊犁惠远城。前来迎接他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先他半年赶到的邓廷桢和伊犁参赞庆辰。在两人的陪同下，林则徐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处报了到，布彦泰给林则徐的差事是“掌粮饷处事”。但林则徐作为南人，不耐寒冷，竟致体弱多病，不能视事。在布彦泰的关照下，林则徐干脆不视公事，专作休养了，和邓廷桢等难友吟个诗、作个赋、下个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1843年8月1日，效力伊犁的邓廷桢被道光皇上加恩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私下里算计，邓廷桢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人更是力邀林则徐搬到邓廷桢原先租住的寓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召回了。林则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恩入关，而是令往南疆开荒去。能被皇上想起，并被起复使用，对林则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那就开荒吧。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则徐，着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则徐再次接到道光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1846年8月，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虽然仕路复兴有望，但林则徐病体难支，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1847年，道光又让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则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1849年10，林则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记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10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恐吓，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交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鼓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元老，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而自己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泻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17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剧毒……

　　我觉得这些猜测毫无根据。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倒让林公避免了一个坏名声，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里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

　　1850年2月25日，道光驾崩。临死前写下遗诏，其中一条认为列祖陵前都有圣德神功碑，而他不配：“在朕则何敢上批件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可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

　　是有些羞愧！

　　天朝在此之前，从来没这么丢过人！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他所谓的国力，就是人口多；所谓的以逸待劳，就是英国大老远地跑过来了，也不考虑一下清朝六百里的快递怎么能赶上英国的火车，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茅海建曾给统计过：安徽、湖北、江西、陕西、河南、四川、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广西、湖南、贵州、甘肃、广西、云南等省，少者调兵500人，多者调兵7000多人，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10万人，而内地调往沿海的5万人左右，恰好是一半。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茅海建也给推算出来了：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两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相形之下，倒是人家英国反宾为主了，据茅海建推算，英国军舰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需60天；从印度开过来，需30至40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4个月。所以，阎崇年教授说清军以逸待劳，也不成立。至于所谓的民心在我，更是阎教授自作多情。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作了终极敌人。中国政府与中国百姓的这种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们发现了。最早的代表是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1576年，他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中，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如果还不相信清政府无有民心，看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就行了。

　　战术上，阎教授分析说，英军兵力最初只来了4000人，且战线拉得太长；至于武器，也仅是比清军稍先进一些。这个分析有些好笑。英军兵力是只有4000，不是人家兵不多，而是不需要来那么多。需要的时候，人家甚至增至1万左右了呢。英军跑到中国，路途是遥远了些，但路途不等于战线，何况人家的火车、轮船完全可以弥补这些不利因素。相反，倒是大清的战线过长了，从广东到东北，全线防守，全线被动。至于武器，先进一点点就够了，人家热兵器，咱冷兵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杀伤力可不仅差一字。阎教授这样分析，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明显，可以把战败的屎盆子扣到道光本人身上，认为他过于无知，还无勇，所以让一场本来可能打胜的战争变作了败仗。阎教授甚至拿道光祖先的诸多武功来与道光相比，说道光皇帝没有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萨尔浒之战”的勇气，没有清太宗皇太极当年“松锦之战”的谋略，更没有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胸怀，这些对比让人感觉滑稽，为什么不拿道光以后的皇帝作对比呢？道光之后是咸丰，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光绪之后是宣统，难不成这些皇帝都无知无勇，所以，清朝才“偶然”地一败再败吗？


恩格斯的预言和拿破仑的失望

　　挨打不能白挨，这应该是常识。

　　对于天朝的挨打，恩格斯也用此常识来衡量，在《论英人对华的新侵略》一文中说：“那一次战争的经验华人不会白白放过”；“毫无疑义的，在军事上，英人在华人中间定会遇到自己的高材生”。

　　此言差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华人白白放过了，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收获到经验。不管是军事、政治，还是文化，以为中国会做西方的高材生，这有些一厢情愿了！天朝，应该是历史上最不善于做学生的一个国度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朝君臣得出的最大结论竟然是：西学中源。一句话，别看西夷厉害，他们那些玩意儿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都是咱玩剩的。

　　比如英军的飞炮（爆炸弹），裕谦认为中国本有此法，不过将铁弹挖空，实以火药，以配合火炮膛中大小，受药轻重，福建及浙江军需局均有制造，“不足为奇”。

　　大理寺少卿金应麟也认为，西方的船坚炮利不过是“中国之绪余”，“夷人特稍变其法”。

　　连梁廷枏那样的开明士人也认为西方的火炮舟船包括算学都是学中国的，而且他并不主张“失礼而求诸野”，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枬：《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2页）一句话，西方的火炮，都是从咱明初学的。咱现在学他们，失体太甚！古今无此理啊！

　　至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天朝人眼里，更不像话了，感觉不是人玩的：

　　姚莹评价英国王位继承制：“至其立国，自称一千八百余年，本属无稽，然国俗王死无子则传位于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后传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为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

　　耆英：“至各国虽有君长，而男女不齐，久暂不一，迥出法度之外，如英夷属女主，咪、佛二夷系属男主，英、佛之主皆世及，而咪夷之主则由国人拥立，四年一换，退位后即等齐于民。其称号亦有不同，大都剽窃中国文字，妄示夸张，夜郎自大。”（《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六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892页）

　　大清用自己的历史证明，恩格斯的预言高估了自己。天朝挨了打，不但无意做西方的高材生，还以西方的名师自居呢！

　　有一个欧洲人曾为大清吹过牛皮，吹得有些闪腰，这个人就是拿破仑。据法国政要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一书载，当年阿美士德出使大清失败，回国途中，路过一个叫作圣赫勒拿的小岛。当时的小岛上，囚禁着刚被英国打趴下的欧洲雄狮拿破仑。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被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一举打败，从此再也没有翻身。

　　虽然这雄狮已有囚徒常见的自言自语的习惯和说话自相矛盾的毛病，不过这并不妨碍阿美士德对这个曾经在整个欧洲所向披靡的英雄的敬意。路过圣赫勒拿，他要见识一下英雄。拿破仑对阿美士德本人并不感冒，但是他对遥远的东方，对中国感冒，他在小岛上，早就看了马戛尔尼使华记。他一直希望，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能替他压压英国的气势，因为正是英国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法联盟，让拿破仑遭遇了生命中的滑铁卢，并做了永远的囚徒。所以对于阿美士德使华，拿破仑同样关注。用佩雷菲特的话来讲：“阿美士德对一位震撼了欧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仑则对某天会让世界震撼的国家感到好奇。”

　　1817年6月，阿美士德登上了圣赫勒拿。两个好奇的人见面了。

　　阿美士德观察这个囚徒的环境，发现可供他跑马12英里，而且没有任何英国官员的监督。阿美士德由此发出感叹：“如果广州的英国商人和官员能享受同样的自由，他们就会把旅居地视为天堂！那就毫无必要派一个使团来为他们争取这些条件了。”阿美士德的感叹是对的。认为自由贸易乃人类天赋权利的英国商人，自我感觉在广州所受的委屈比拿破仑这个囚徒还要严重。另外拿破仑也不知道，如果他的对手换作大清，那他战败后，就是一个张格尔第二，至少是凌迟处死，哪会把你放小岛上悠然自得地做岛主啊！这就是文化的隔膜吧，站在美学的角度，就是距离产生美了。

　　当听说双方因叩头之事而闹崩后，拿破仑批评英国，认为他们要么不去，去就遵从人家的风俗。还举例说：“在意大利，即使吻教皇的骡子，也不会被人视作卑躬屈节的。”为了更大程度地恶心自己的对手，拿破仑甚至做着动作说：“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说完，他自己就先乐得哈哈大笑。

　　拿破仑对阿美士德说：“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

　　这里，战神拿破仑发生一错，对大清来讲，所谓的两亿人口早是老皇历了，乾隆末年，大清人口已经3个亿了，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接近4个亿了。但对拿破仑来讲，两亿就够多了，他对阿美士德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阿美士德向拿破仑表示：大清是个泥足巨人，不堪一击。

　　拿破仑说了一句令今天中国人无比亢奋的话：“中国是东方沉睡的雄狮，当他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

　　问题是，中国一直睡不醒啊。睡不醒的狮子，那不就是个长毛兔吗？这一点，连大清时人都发现了，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

　　佩雷菲特说，真正实现拿破仑预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不无遗憾地问：“为什么他们违背了拿破仑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呢？”问得好。为什么挨打的是师傅，觉醒的却是徒弟呢？是打得不够狠还是中国人早已没了痛感？

　　历史走到了今天，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话听来却依然是那样的刺耳：

　　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对中国这样的半开化政府，需要每隔8年或10年就狠狠地揍一顿！

　　他说到了，也做到了，但是遗漏了一点，至今没给出什么解释。他不给解释，我们自己倒是一直在解释，从鸦片战争开始起，一直解释到现在。但各种解释是否到位？是否找到了真正的病源？是否照亮了未来的路？更关键的是，面对国内外的各种解释，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理性与清醒？是否有足够的心智走出历史的泥泞？

　　理性梳理历史，是对历史最好的安慰！

　　清醒面对过去，是对未来最好的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