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全五卷_1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温斯顿·丘吉尔 目录 出版者的话 中译本前言 前言 【第一卷 1911—1914年】 第1章 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1870—1904年） 第2章 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1905—1910年） 第3章 阿加迪尔危机 第4章 在海军部 第5章 北海前线 第6章 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第7章 危机（7月24日—7月30日） 第8章 海军的动员（7月31日—8月4日） 第9章 战争：陆军渡海（1914年8月4日—22日） 第10章 入侵法国 第11章 马恩河战役 第12章 海战 第13章 安特卫普与海峡各港口 第14章 费希尔勋爵 第15章 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1914年10月、11月和12月） 第16章 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1914年11月和12月） 第17章 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 【第二卷 1915年】 第18章 西线的僵局 第19章 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第20章 选择 第21章 多格滩战斗 第22章 再次思考和最后决定 第23章 陆军进攻的起因 第24章 外围堡垒的攻克和希腊的第二次提议 第25章 新的决心 第26章 3月18日 第27章 德·罗贝克中将改变计划 第28章 德国潜艇的首次失败 第29章 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第30章 海滩战役（1915年4月25日） 第31章 登陆之后 第32章 政府的垮台 第33章 山雨欲来 第34章 苏夫拉湾战役 第35章 巴尔干诸国的毁灭 第36章 放弃达达尼尔海峡 第37章 1915年的结果 【第三卷 1916—1918年】 第38章 血的考验 第39章 法金汉的选择 第40章 凡尔登 第41章 日德兰：开端 第42章 日德兰：会战 第43章 索姆河战役 第44章 罗马尼亚的灾难 第45章 美国的介入 第46章 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第47章 在军需部 第48章 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第49章 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第50章 3月21日 第51章 高潮 第52章 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 第53章 形势的转变 第54章 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第55章 胜利 外汉人名对照表 军舰名译名对照表 【第四卷 东线战争】 前言 第1章 哈布斯堡王朝的黄昏 第2章 吞并波斯尼亚 第3章 走向深渊 第4章 皇太子遇刺 第5章 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第6章 战线与战士 第7章 宣战 第8章 动员的间隙 第9章 东线军队的集结 第10章 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战争 第11章 伦贝格之战 第12章 对东普鲁士的入侵 第13章 坦嫩贝格之战 第14章 首战马祖里湖区 第15章 第二回合 第16章 罗兹战役 第17章 东进还是西击？ 第18章 冬季会战 第19章 在达达尼尔海峡那边 第20章 华沙的陷落 第21章 对塞尔维亚的清算 第22章 法金汉重返西线 第23章 勃鲁西洛夫的进攻 第24章 俄国的崩溃 附录 索引 外汉人名对照表 【第五卷 战后】 前言 第1章 “战时魔力的消失” 第2章 民众 第3章 复员 第4章 可怜的俄罗斯 第5章 干涉 第6章 十四点 第7章 和平会议 第8章 国际联盟 第9章 未完成的任务 第10章 “三头政治” 第11章 和平条约 第12章 俄国内战 第13章 维斯图拉河的奇迹 第14章 爱尔兰的幽灵 第15章 爱尔兰协议 第16章 爱尔兰自由邦的兴起 第17章 土耳其还活着 第18章 希腊悲剧 第19章 恰纳克 第20章 世界危机的结束 附录：中东绥靖政策备忘录 外汉人名对照表 出版者的话 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还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 ——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颁奖辞 书籍的出版可目为大事者寥若晨星，此书即为其中之一。 ——《纽约时报》 真知灼见，鉴往知来，字字珠玑，在位高权重者中堪称独步。 ——文森特·希恩 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想象里充溢着英雄主义，叙述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世界大事时显得游刃有余，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作品中尚属罕见。 ——《纽约客》杂志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躁动与不安的年代。自从以机器与大都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各殖民大国及其利益集团，就开始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新的角力，最后由一个看似偶然的恐怖事件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战争，利用了人类文明从物理到化学全面的科技成果，使人深刻体会到文明的负力量。四年零三个月的战争，卷入人口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多万，许多欧洲的君主帝王消失了，摧毁了四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伟大帝国，从而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全球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力量对比。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更是长期在英国政府中身居要职，其中许多事件他都直接参与。而英国又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要国家，因此，本书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亲历性，决定了本书作为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好版本，无论是从历史学、军事学角度，还是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宝。 为了让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能够对一个世纪前的世界有较为直观的印象。我们特委托广州集成图像公司依据图书内容，选配了近200幅插图，让丘吉尔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优美文字与精彩的历史瞬间交相辉映。 作者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政治家，从他的价值观出发，自然对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敌视态度。在中文版中，我们删节了此类仅表达作者敌意和辱责的文字。但涉及到历史事件与函件时，除了个别无关叙述的字词略有删除外，保留了内涵本身，一来它们都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向上和向下都要衔接；二来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如何害怕和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运动。 中译本前言 客观事实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间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危机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后起的德意志帝国凭其经济、军事实力在欧洲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企图打破原来列强占有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格局；英法俄则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原有利益，在大战爆发后结为协约国，与三国同盟时抗。意大利在大战初保持中立，后退出三国同盟，加入协约国。说得具体一点是，德帝国企图夺取英、法、比、葡的殖民地，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还想夺取俄属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扩大在巴尔干的势力。奥匈帝国试图吞并塞尔维亚，侵占俄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英国参战的目的，为了打败德国，保持世界霸权地位，法国欲夺得德国手中的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产煤区。沙俄想摧毁德奥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势力，并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香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以便俄国海军自由进入地中海，日本想霸占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奴役中国，称霸东亚。 这场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其爆发有其必然性，但直接起因则是，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激进分子青年的刺杀。7月28日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在德帝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为了对抗奥匈帝国，立即进行全国动员。德国随后分别向俄国、法国发出要求俄国停止动员、要求法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最后通牒。但俄法置之不理，于是德国于8月1日、3日分别向俄国、法国宣战。3日当夜德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入侵比利时，实施其在战前很久早已周密制订的、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施蒂芬计划”。4日英国对德宣战，5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随后英法对奥匈宣战，不久日本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殖民地。大战期间参加同盟国的有土耳其、保加利亚；参加协约国方面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等，美国、中国于1917年参加协约国作战。大战开始后，主战场一直在欧洲，出现了三条战线：西线从北海伸展到瑞士边境，这里是英法比三国军队对德作战；东线北起波罗的海，南至罗马尼亚，这里是俄军对德奥作战；第三条是巴尔干战线，这里是奥军对塞尔维亚作战。后来战争从欧洲扩大到亚洲、非洲和美洲。 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签订停战协定止，历时四年零三个多月，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在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余万人，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固有矛盾并未通过战争和战后的巴黎和会得到解决。参加和会的列强各怀私利，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国际安全与裁军的目的并未达到，因而未能制止未来新的大战。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仍起作用，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崛起，不久再次挑起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大战也产生了另一后果：1917年引发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世界不少国家兴起了工农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革命。 以上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起因、战初、战争范围及战争直接后果作了简要的介绍。丘吉尔撰写的本书五卷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这里指出一点，丘吉尔所论述的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发展概况，验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引发战争的事实。验证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铭言的正确性：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为侵占他国的经济利益，在软硬兼施的外交、政治手腕达不到目的时，必然施出最后一招，发动战争。战争爆发似乎是偶然事件，由于奥国皇太子遇刺，但深揭知道，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70年以来利益冲突已有悠久的历史。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早就蓄谋发动一场大战，长期不遗余力扩军备战，并制订“施蒂芬计划”，这便是令人信服的实例。 尽管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但蓄意挑起和发动战争的一方，理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一场大战使3000余万人死伤，财产损失无法估量。回过头来看，行施民族激进主义或恐怖主义，难道能赞同而不予谴责么？实施这种方针的一方，通常是弱小的一方，本值得同情。但蓄意谋杀或屠杀，图一时痛快，泄心头之忿，这能解决民族矛盾吗？密谋制造事端，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当然蓄意发动战争的一方，没有借口也可以制造借口，甚至“莫须有”都可以挑起战争），引爆了战争，把国家、民众推入了战争，那末民众还有宁日吗？密谋制造事端者难道不明白吗？不把人力、物力、财力努力用于和平建设，民众有好日子过吗？把恐怖主义推崇为民族英雄主义，是否正确，后果如何？多少历史早就作出评断；今后也自会作出评断，拭目以待吧！ 本书作者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作家、政治家。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任英国首相。1900年进入国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1906年起历任殖民、贸易、内政、海军、空军、财政、军需、陆军部*大臣。为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获胜起了重大作用，在世界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席位，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2002年英国民意测验推崇丘吉尔为英国第一伟人，凌驾于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和为英国（保住）海上霸权的海军上将纳尔逊之上。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丘吉尔，出于本阶级的理念，仇视苏俄革命，视工农革命为“暴乱”，视苏维埃政权为“暴政”，一次大战后曾积极支持白俄军势力，并努力策划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因协约国不齐心，未果而终；但二次大战前丘吉尔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则积极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在1941年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时，立即声明援苏抗德；可是，在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不久，丘吉尔再次鼓吹西方联盟对抗苏联，揭开了“冷战”时期的序幕。著者的作品，除本书外，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卷；《英语民族史》4卷等。 *the war office，本书译为“陆军部”，该部只管辖不列颠海内外陆军，系一战前及一战后不久存在的一个独立机构，与海军部一起受帝国国防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领导，该词在极大多数中文文献中均译为“国防部”。 上文讲过，战争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战争如何进行，政治家、军事家在战争舞台上的如何活动，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其结果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军政要员意见分歧对战争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决策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对一次大战命运至关重要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它集中反映了丘吉尔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决策的远见——丘吉尔有大量描述。此外，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丘吉尔有独到的见解。读者，特别是军事指挥人员，或许对这些有浓厚兴趣；本书关于战斗、战役、战略的成败探讨，也颇有借鉴之处。 从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和历任内阁要职来看，从丘吉尔直接参与谋划了战略的进程来看，本书作者既是重要的当事人，又拥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且直接调用了海军部和国家档案。用丘吉尔的话说，本书的史实“经得起考验”、“不会被历史学家推翻”。因此，本书对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是难得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本书原名《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共5卷，第1—3卷，副题是：1911—1914；1915；1916—1918。这三卷主要讲述西线战争。第4卷单独叙述东线战争，并以《东线战争》为副题；第5卷副题为《战后》。原书出版已七八十年，如今，中译本为突出书的内容，将书题改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本书地图众多，由于原书出版于上一世纪20年代，当时绘制设备、制版技术远落后于现今，清晰度不足；又由于图小、一些图内文字是手写的，较难辨认，译者只得参照正文，参照有关地图册将其译出。又因为有一些图小、文字多，汉字较难植入，所以将图内译文单列在原图下面或旁侧以供参考，为求体例统一，全部地图文字都按如此处理。由此给读者带来不便，祈请原谅。 本书地图系原书所有，其他插图系中译本出版者从其他图片资料选登，选登这些图片是为了衬托文字的效果，以期读者时八九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生活、工作、战争有一些具体的印象。 丘吉尔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叙事妙笔生趣，评论大人物的功过用语巧妙、得体，写作不乏幽默感，是一个大手笔，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汉译本书时，译者、校者深感文字不易。我们尽了很大努力，力求深入理解原文，并尽量试图表述清晰达意；但译校者限于水平，译校仍会有错误或不安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供再版时修改。 上文提到过丘吉尔仇视苏俄革命，他以西方制度形成的自由、民主理念观察俄国革命及其领袖列宁制订的政策等，作者在叙述这些历史时，自然带有阶级性和个人色彩，文中有一些辱责之词，本书出版者对此略有删节。译校者相信读者对丘吉尔的观点自有鉴别能力。 吴衡康 2002年1月 前言 战争结束后10年里，我写了4卷书，这4卷书的内容被精减，现已被浓缩于本书之中了。长久以来我就希望把它们汇集成为更多公众更喜爱的形式。先前的4卷书是每隔两年出版一卷，其中内容自然有重叠之处，各卷的内容范围和篇辐大小彼此也不相同。此外，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中我们获得许多知识。在我重写整个故事时，可以更简明扼要地连贯各个事件。关于事实和故事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要作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我根据它们作出的结论。关键性的文字仍以原样完整无缺地重印。可是我删除了大量技术性的细节和一些为我自己所作的辩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现在没有10年以前那末重要了。我让故事的重要主题突出在我曾参加的特殊讨论之上。 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均根据新的知识进行更正。我必须对费希尔勋爵辞职的情况作一些与前一版书略有不同的陈述。阿斯奎斯先生在他《回忆录》（memoirs）中揭露的事实和费希尔勋爵本人传记作者对这位老迈的海军上将行为的记述，比我先前看法较少仁慈的描绘。我对在法国进行的历次大战作了更为全面的叙述，这是以值得信赖的最新信息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不能改变我根据战争中海军、陆军和政治行为等等方得出的审慎判断。 这本综合版的书，力图彻底遵循笛福《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的写作方法和素材的安排。它是一部有一条以个人缅怀往事、相当明显的线索串连而成的历史的稿件。它并不自称是一本全面综合的记事录；但是它旨在帮助人们从浩瀚的材料中整理出最关紧要的问题和最基本的结论。自始至终我要求自己忠实地和尽我的最大努力地说明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在大战将临至结束的10到12年中，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能根据掌握的充分情况，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的进程；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担任高级职务——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我本人充分相信本书提出的事实、数字和结论。原先的各卷至少已译成7种文字出版，并且曾是千百篇文章的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外界不曾有实质性的重要论点或广泛的推论，能使我希望改变我所写的内容；在向读者提供这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深信不疑，本书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 温斯顿·丘吉尔 1930年于肯特郡查特韦尔 第一卷 1911—1914年 本卷主要叙述1911—1914年欧洲史实，在剖析一战的真正起因时，丘吉尔揭示了1870年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利害冲突的历史渊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概述了邻近一战时扩军备战的状况，介绍了两大集团频繁的外交活动，旨在缔结争霸和对抗争霸的联盟。 丘吉尔把一战爆发后的1914年8月—12月，称为战争的第一阶段；描述了战争开始后德国突袭中立国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情况，随后英国渡海支援法国。此阶段法英联合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马恩河等战役，死伤数十万，徒耗生命而一无所获。描述了海战和德国海军炮轰英国沿海城市，进行骚扰的情况。最后介绍了将影响一战全局的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的关系。 前言 战争结束后10年里，我写了4卷书，这4卷书的内容被精减，现已被浓缩于本书之中了。长久以来我就希望把它们汇集成为更多公众更喜爱的形式。先前的4卷书是每隔两年出版一卷，其中内容自然有重叠之处，各卷的内容范围和篇辐大小彼此也不相同。此外，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中我们获得许多知识。在我重写整个故事时，可以更简明扼要地连贯各个事件。关于事实和故事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要作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我根据它们作出的结论。关键性的文字仍以原样完整无缺地重印。可是我删除了大量技术性的细节和一些为我自己所作的辩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现在没有10年以前那末重要了。我让故事的重要主题突出在我曾参加的特殊讨论之上。 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均根据新的知识进行更正。我必须对费希尔勋爵辞职的情况作一些与前一版书略有不同的陈述。阿斯奎斯先生在他《回忆录》（memoirs）中揭露的事实和费希尔勋爵本人传记作者对这位老迈的海军上将行为的记述，比我先前看法较少仁慈的描绘。我对在法国进行的历次大战作了更为全面的叙述，这是以值得信赖的最新信息的研究为基础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不能改变我根据战争中海军、陆军和政治行为等等方得出的审慎判断。 这本综合版的书，力图彻底遵循笛福《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的写作方法和素材的安排。它是一部有一条以个人缅怀往事、相当明显的线索串连而成的历史的稿件。它并不自称是一本全面综合的记事录；但是它旨在帮助人们从浩瀚的材料中整理出最关紧要的问题和最基本的结论。自始至终我要求自己忠实地和尽我的最大努力地说明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在大战将临至结束的10到12年中，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能根据掌握的充分情况，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的进程；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担任高级职务——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我本人充分相信本书提出的事实、数字和结论。原先的各卷至少已译成7种文字出版，并且曾是千百篇文章的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外界不曾有实质性的重要论点或广泛的推论，能使我希望改变我所写的内容；在向读者提供这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深信不疑，本书在实质性问题上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 温斯顿·丘吉尔 1930年于肯特郡查特韦尔 第1章 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1870—1904年） “在懒洋洋的夏日山丘， 伴人憩睡有淙淙溪流， 远处传来低沉的鼓声， 疑是飘自梦乡的纤声鼾声。 “低沉的隆隆声响彻远近， 亲爱的朋友奔向弹雨枪林， 在身旁通过的土路上， 士兵们在前进，却都走向死亡。” 《什罗普郡小伙子》第35页。 01.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鼎盛的岁月里，政治家习惯于谈论不列颠帝国的荣耀，并为上帝保佑我们度过如此之多的危难并把我们最终带入安全和繁荣的年代而欢欣鼓舞。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后还要遭遇最可怕的险情，而伟大的胜利尚待争取。 他们教导孩子们，伟大的反拿破仑战争是英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他们把滑铁卢和特拉法尔加战争看作是英国军队在陆上与海上作战的最高伟绩，这些惊人的胜利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这些胜利对我们海岛民族悠久而光彩的历史来说，似乎是合适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个民族一千年来从弱小的身躯起步，进入世界一流的地位。在三个不同世纪中，不列颠民族曾三次拯救欧洲免于军事统治。低地国家曾遭受三次攻击，攻击者是西班牙、法兰西王朝和法兰西帝国。不列颠曾三次运用战争和策略手段（常常是单枪匹马）一一打倒了侵略者。这些战争在开始时总是敌人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斗争总是持续多年，经历了可怕的艰险，最后总是我们获得胜利。最后这场胜利是最最伟大的，是付出最大牺牲和战胜最可怕的敌人才获得的。 的确，那是故事的结束，往往就像是书的结尾。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帝国兴起，以后如日中天、昌盛辉煌，随后发生转折，继之没落。自从伊丽莎自女王时代以来，我们三次成功地经历了一系列同样惊人的事件，但我们还得在大得多的规模上重复第四次，这似乎难以想象。但它已经发生，我们还会活着看到它。 02. 世界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参战双方都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所有现代战争均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战争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但是军队而是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参加战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政府领导人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生存处在危急关头。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同时充当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德国也受过去被她攻击过的国家所作的最后复仇的紧逼。每次违犯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受到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没有一次停战或谈判能缓和武装冲突。伤员死于战线之中，死者腐烂于土壤之下。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船中所有的人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或在泅水时溺死。想方设法用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不考虑年龄或性别。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谁。多种形式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液体燃烧剂喷射到士兵的身上。驾机战士被高空击落掉入火焰，或者在大海深处溺毙。军队的战斗力只受限于他们国家的男子的人数。欧洲和大部分亚洲与非洲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经过几年战斗，在战场上溃败和逃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族。当一切成为过去时，这些文明而有科学知识的基督教国家尽管明文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吃人肉，而这种规定是否行之有效也大可怀疑。 但是任何事物吓不倒人类英勇的内心。石器时代的子孙，经历种种艰险磨难，不断以坚忍毅力克服内心的极度痛苦，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到中世纪他们主要用自己的智慧摆脱当时的恐惧，以崇高的尊严向死亡进军。20世纪发现人类的神经系统能抵抗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面前，原始时代的较简单的人必定会崩溃。人们一次又一次熬过可怕的炮轰，一次又一次从医院走向前线，一次又一次在潜艇里忍受饥饿，他们毫不退缩地大步前进。作为一个人，他经受如此折磨仍然保持理性和同情心的光荣。 03. 20世纪开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速度，需要战争的突然发作来震醒各国并体验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几乎没有人懂得，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后面实际存在的资源——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多么巨大，几乎是多么无穷无尽。积压的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储藏同样饱满。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尤其自1870年以后，每个文明社会财富和人力的积累实际上没有受到抑制。虽然某些地方出现过阻碍这种发展的插曲，发展的浪潮虽然前进又退缩，但巨大的潮水一直在向前流动。当出现大决战可怖的信号时，人类的勇气、忍耐力、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器械能力和组织才华，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比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敢于梦想的还要大许多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积累的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聚，而且是每一个国家能增强国力的所有因素与要素的增加和聚积。教育普及社会各阶层。科学打开大自然的无限宝库。宝库之门一扇一扇被打开。阴暗而神秘的宝库一个个被照亮，一个个被开发，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入，每进入一个宝库，人们发现这个宝库至少又通向另外两个宝库。每天早晨当人们醒来时，总能发现某种新机器开始了运转。每天晚上当人们吃完晚饭时，机器依旧在运转。在所有人进入梦乡时机器也不会停止。 集体思想以相同的步伐进展。迪斯累里说到19世纪早期的情况，“在那些年份里，英国为少许人、绝少数人所享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每一年目睹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非官方的工作职位，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关心本国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责任，并懂得责任的伟大，懂得自身是这些责任的继承者。年复一年高层次的劳动者都拥有多种多样的舒适的物质享受。实质性的进步使大众艰苦生活有所减轻，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渐有了起色，他们对付某些最严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数也大量增多。 这样，当所有号角吹响时，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层都能提供解决国家需要的东西。有的献出他们的科学知识，有的献出他们的财产，有的献出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进取心，有的献出宝贵的个人英勇与无畏精神，有的献出他们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点。但是贡献最多的或最乐意的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他们拥有的只是接近于贫困的不稳定的周工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所陋室中的几件家具以及起身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对国家的爱和骄傲，他们对自己熟悉教义的忠诚，他们对是非的敏锐感觉，使他们能毫无畏惧地面对和忍受灾祸与艰难，像这样的艰难困苦是世上人们过去不曾知道的。 可是这些经历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在每一个自由国家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稳步增长；在每一个受奴役或自由的国家里，法律都规定，人们必须加入能增进和武装人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的组织或机构。民族的美德，被其统治者歪曲或误导，变成自己毁灭和普遍遭受巨大灾难的原因，远远比民族的不良习气更甚。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国、俄国或英国，这些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应承担责任呢？难道真的有地位显赫、肩负重任的人，出于他们恶念，构想出并决心去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吗？人们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后得出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原因就是少数人对世界命运的统治有缺点。有人说得好，“在人类事务中，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计划不周。”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权威也是有争论的，他们也处于舆论的气候之中，即使他们对重大问题有短暂和局部的贡献，但问题本身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其规模如此之大，细节如此浩繁，各方面的变化又如此频繁——所有这些必须充分考虑，然后人们才能宣布，战败者是否必须完全定罪，胜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还是沿着一定路线发展，无人能够使它偏离。德国顽固地、不顾一切地、吃力地向着火山口暄闹地奔去，还拖着我们大家和她一起去。但是法国是处在强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国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英国也许通过某种努力，付出某种物质利益的牺牲，作出某种既有友谊又带命令的强制性姿态，就能及时使法国和德国和解，组成重大联盟，单是依靠这个联盟，欧洲的和平与荣誉就有保障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们尽最大力量引导我们的国家经受住日益加剧的、危及和平的军备威胁，不把英国或其他国家带入战争，如果这些努力失败，我们则力争经受得起暴风骤雨，不使英国遭到毁灭。 04.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争吵的古老原因，并列举她们在几个世纪中发生多次冲突，留下多少伤痕，也没有必要评价这方或那方受到多少伤害或进行多少挑衅。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打开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有人说“欧洲失去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人口的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法国被夺走阿尔萨斯与洛林，法国被打败，因而陷入贫困与分裂，她处境孤单，而且在数量上已日益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法国人只能在暗地里独自回味自己往日的荣耀。 可是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对于倒在地上的对手的可怕的性格和不可和解的决心并不存幻想。毛奇说：“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俾斯麦更加审慎，他宁愿从未取得洛林才好。在军方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自己的明智判断力，肩负起了双倍重任，从一开始他就对每一个政策行动显示出极端的忧虑。受世界舆论和英国坚决态度的限制，从1875年挫败法国的恢复势头以后，俾斯麦运用全部权力和才能，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联盟，旨在保证德国的连续优势和保持她的征服土地。他知道，除非付出德国决不同意支付的代价，与法国的争执是无法调和的。他理解，一个可怕的民族的永久不变的仇恨将牢牢地注视着他新建的帝国。其他任何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事实。德国经不起再有别的对抗力量。1879年他与奥地利结盟。4年后这个同盟扩充为德、奥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3年用秘密盟约将罗马尼亚拉入这个系统。不但必须有保险。还必须有双保险。他最害怕的是法国与俄国之间建立反同盟；但这些扩充安排没有一项遇上这样的危险。当然，她与奥地利的同盟，如果由它自己发展，自然地会倾向于把法国和俄国拉在一起。难道他不能建立一个二位皇帝——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合的同盟吗？如果能这样，最后将有压倒一切力量和持久的安全。在6年后的1887年，俾斯麦的这个最高超的理想被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破灭了。他继续致力于——仍是放在他面前的最佳方案——与俄国的双保险条约。有了这个安排，德国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法俄侵略性联合的目标。另一方面，俄国可以消除疑虑，没有人会利用德奥同盟破坏她在巴尔干的地位。 德国设计的所有这些小心谨慎的和自作聪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在和平中享受胜利果实。此外，俾斯麦体系一直包括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意大利决不愿让自己做任何与英国作战的事情，而且如今世人皆知，意大利曾要求在三国联盟的最早秘密条文中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个联盟的早期，英国对它是完全赞同的。只得让法国去单独照料自己的创伤吧；德国支配着欧洲大陆，因而能够充分利用作为19世纪末特色的巨大工业发展的机会。德国的政策进一步鼓励法国，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慰藉，旨在使其思想离开欧洲，只是偶而促使其与英国进行不花大力气的对抗和摩擦。 这种安排使欧洲人守旧地、但却是和平地生活了20年，但这种格局随着德国力量与光辉不断增强，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而结束。铁腕宰相走了，新起来的力量开始攻击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如此长久维持下来的体系。由于土耳其人的治理不当，巴尔干和近东不断出现战争的危险。正在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在俄国的强烈反德潮流开始冲击双保险条约的结构。最后，随着德国的繁荣，德国的野心也随之增长。她不满足于欧洲霸权，还欲追求殖民地。德国已经是最大的军事帝国，她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摆脱了俾斯麦的束缚，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继伯爵任职之后的一些次要的自满的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彩烈地摒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预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的争执保持公开、不变，另一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的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岁月的推延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清楚。到1892年，整个俾斯麦政策加以防止的事情出现了，俄法两国签订了双边同盟。尽管其后果不是立刻看得出来，欧洲局势事实上改观了。从此以后，德国小心翼翼维持的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已为势力均衡所取代。两个巨大的联合体每个都配置庞大的军事资源，开始时它们尚能并存，但渐渐变得势不两立了。 05. 虽然大国结盟如此明显地变得对德国不利，但在这样的改变中，没有什么人以战争威胁德国。法国的持久不变的精神是从不放弃收复失地之梦，但是法兰西民族的普遍特性是喜爱和平，所有阶级对德国的力量强大和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 此外，法国人对俄国在纯法德的争执中的态度从来没有把握。条约的确存在，但这个条约要变成实际行动需要以德国发动侵略为前提。什么构成侵略？在两个彻底武装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方或那方成为侵略者？无论如何俄国方面有方便行事的广宽余地。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俄国是裁定人。为了与俄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德之间的争吵，要送成百万俄国人去死的关键时刻，俄国将是裁定人。沙皇的话当然是可靠的保证。试图领导俄国进入不得人心境地的沙皇，不管怎样受尊敬，也有被推翻的可能。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如果直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在他不存在时很容易改变。因此法国绝对没有把握，如果她因抵抗德国压力而引起战争，俄国会根据条约参战。 这些就是继德国占不容争议的支配地位之后的、困难平衡局面的情形。两个集团之外还有英国，她的海军稳稳地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从未遇到挑战。显然，英帝国的地位还因她支持哪个联盟将决定谁占上风的事实而增加了重要性。可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现出不愿意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一贯地保持对德的传统友好态度，同时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纠缠的冷漠超然姿态。 06. 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疏远英国是长得多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如此之多的支柱与纽带。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意图的猜疑，对法国历史性的对抗，对布莱尼姆、明登和滑铁卢战役的记忆，与法国在埃及和殖民地方面持续的纠纷，德国和英国间密切的商务关系，皇室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英帝国与三国同盟中那个主要国家间的深远联系。抑制德国新产生的殖民主义愿望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如在萨摩亚群岛），我们积极支持他们。由于完全缺乏战略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以黑尔戈兰交换桑给巴尔。甚至在俾斯麦下台之前，德国人看来不像是愉快的外交伙伴。他们似乎一直寻求赢得我们的支助，并提醒我们，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为突出这一点，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玩弄小动作设法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发生纠纷。每年德国威廉街*探察着圣詹姆斯宫廷**的动静，指望得到些好处或让步，这些好处可以使德国的外交善意再维持一段时间。每年他们对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上增加点伤害，数落英国是多么不得人心，英国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以及她找到德国朋友是多么幸运。如果撤消对她的支持，或者如果德国把势力转入敌对联盟，英国在欧洲俱乐部里将处于何种境地呢？这种表白持续了近20年，在英国外交界新的一代人的内心中产生明确的孤立感觉。 但是外交人员的这种苦恼全然不会使英国坚定的政策路线有所转向。英帝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德国的殖民扩张。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远为重要的商业联系不断在增长。在欧洲，他们彼此是最好的客户。甚至德皇于1896年为詹姆森袭击事件致电南非德兰士瓦克鲁格尔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德国政府的决定）也只迸发短暂的一阵子愤怒。布尔战争时期所有德国反英怒潮的爆发，以及组织欧洲反英同盟的多次企图，并未阻止张伯伦先生于1901年倡导与德联盟，也未阻止英国外交部于同年建议把英日同盟包括德国而成立三国同盟。在这一时期，我们与法国的严重分政至少不小于与德国的分歧，而充分的海军优势并未使这两个国家严重不安。我们对三国同盟和双边同盟采取同等清楚的立场。我们不想被人拉入大陆争吵。法国收复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大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要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只有在不列颠民族的生存真正遭受威胁时，才会促使英帝国放弃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平静与容忍的超脱态度。而德国注定要提供这种威胁。 07. 毛奇在他的军事证词中说，“在大国之中，英国必然需要一个在大陆的坚强同盟者。她找不到比统一的德国更好的、符合她所有利益而同时又从不提出海上权利要求的国家。” 从1873年到1900年德国海军公开宣布，并不存在准备打一场“对付强大海军大国的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如今在1900年德国出台了一个性质十分不同的舰队法。 这个文件的序言宣称，“为了在现存条件下保持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这样力量的一支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大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 欧洲大陆最强陆军大国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的决心，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是它完全实现，无疑将重现以前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不列颠岛国人民有极可怕含义的那种形势。 迄今为止，所有英国海军部署都根据两个大国总和的标准进行，也就是要足以超过两个比她稍次的强国加在一起的力量，在那些日子里指的是法国与俄国。增加比这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第三支欧洲舰队将彻底影响英国的生存。如果德国将建立公开表示针对我们舰队的海军，我们就不能保持在欧洲体系以外的“光荣的孤立”。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找到处在地球另一边的同样处境危险的另一个岛屿帝国。190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我们仍然较难承担如果出现与法俄两国争吵的危险性。1902年在贝尔福和兰斯多恩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明确地着手解决我们与法国的分歧。但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还是向德国伸出我们的手。我们邀请她加入我们与日本的联盟，邀请她共同努力解决摩洛哥问题。但两次邀请均被拒绝。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德国主要同情俄国；英国准备履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同时加强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状态中各大国等待远东战争的结果。结果使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感到震惊。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俄国，俄国内部的动乱使欧洲局势彻底发生变化。虽然德国势力与日本相对立，她感觉到俄国崩溃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恢复了。她在每一方面的自信心明显而立即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法国再次衰弱，眼下被孤立并陷入真正危险的境地，越来越急于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政治家对欧洲内幕独具慧眼，正确地估量了日本的战争力量，显著地获得了力量与安全。她的新盟国日本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她古老的敌人法国寻找她的友谊；德国舰队尚在建造之中，与此同时，所有在中国海的英国战舰现在能够安全地调回来。 08. 英法之间主要分歧的解决继续在进行，最后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协定有各种不同的条款，但协定的基本精神是，法国人不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对于法国关于摩洛哥的看法给予总的支持。这个协定得到英国保守势力的喝彩，在拥护者中间，认为德国威胁的思想业已生根。它也得到自由党政治家有点儿目光短浅的欢呼，把它看作是与我们传统敌人消除误解与分歧和保证普遍和平的步骤，因此它几乎得到普遍的欢迎。只有一个思想深邃的观察家发出反对它的声音，那就是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我悲哀地深信，这个协定更可能导致纠纷而不是和平。”这个不受欢迎的评语遭到英国两党从很不同的立场出发的愤怒的藐视，普遍的指责落在这位评论者的身上。 英国及其主张的一切已使自己脱离孤立，她站在反对德国一边重新出现于欧洲。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得不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以外的一个强国，这个国家决计不会屈服于威胁，必要时她有能力单独与德国作战。1905年德国做出要求把德尔卡塞***逐出法国政府的姿态，1908年装扮“身穿闪光盔甲”的幽灵准备扫平俄国，但德国不能从拥有强大舰队的海上霸主的独立岛国那里获得同样的顺从。 直到此刻，德、奥、意三国同盟从整体上说比法国和俄国强大。虽然对这两个大国发动战争对这三国来说是一个可怕的任务，但其最后结果似乎无可怀疑。可是如果英国的份量投入敌对的称盘上，而意大利从另一个称盘上撤出，那么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能肯定自己是处于较强的一边。她会忍受这种形势吗？新德意志帝国的日益增长的野心与抱负跃跃欲试。她会同意这样的处境吗？在这个处境下各国将广泛传布这样的印象（无疑很有礼貌，也许十分缓慢，但是完全肯定）：她的意志不再是欧洲的最后法律。如果德国及其皇帝会接受法国、俄国和英国早已习惯的同一类约束，愿意以同等权利生活在较自由和较轻松的世界上，那么就会万事大吉。但是德国愿意吗？她能容忍各国在她的体系之外根据独立的标准在一起开会，并只根据她们的是非曲直提出的要求，能容忍她们毫无畏惧地抵抗侵略吗？此后10年的历史将对此提供答案。 在最强的大国之间进行的这些缓慢部署和稳步武装的对抗同时，较弱帝国的衰落过程所起的作用，几乎对和平有同等危险。土耳其的各种力量很活跃，这些力量对旧政权及其种种弊病构成了威胁，而后者正是德国选择依靠的力量。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一年比一年强大，她们等待机会解放她们尚在土耳其暴政下挣扎的同胞。各国的民族情感的增长使艰难地拼凑在一起的、已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感到严重的紧张和压力。巴尔干国家还把这个趋势看作拯救同胞、恢复领土和达成统一的机会。意大利用热切的目光注视土耳其的腐朽和奥地利的动荡。从所有这些南部和东部地区看来，肯定必将发生一系列深深刺激俄国和德国的大事。 德国为自己创造了许多不利的条件，因而后来导致战争，然而从德国统治者方面来说，做出许多极端不聪明的行动却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必须使法国保持继续疑惧的心态。在俄罗斯民族——不单是俄国宫廷——衰弱时候，必须要她承受强烈的公开侮辱的刺激。那种缓慢、深刻、有克制的与英帝国的对抗，必须通过对其赖以生存的海上权力进行不断和重复的挑战使其升级。只有在当时才能形成那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德国的一个侵略行动，就会招致各国结成足以抗拒她、最后战胜她的联合力量。在愤怒情绪的积压到达极点之前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还要焦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上10年。 09. 有一个时期写这样内容的文章成为时尚，那就是议论英国政府在这10年里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日益接近的危险，或者是政府心里有一大堆秘密事务和预感到的凶兆想要完全隐藏起来不比无思考能力的国民知道。可是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分开来看没有一种是真实的；把它们合起来看则有一定道理。 英国政府和产生政府的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必须下决心防止它。但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继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所以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产生警惕。 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几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护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仁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个充满厂可怕阴影的世界，它在各种动荡中正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 ———————————— *在柏林，政府机构所在地。——译者 **英国宫廷所在地。——译者 ***德尔卡塞（1825—1923）。法国政治家和外交部长（1898—1905，1914—15），促进了英法的谅解，奠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联盟的基础。——译者 第2章 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1905—1910年） 01. 要是读者想了解这个故事和讲故事的观点，他应在因果关系的每个主要领域追随作者的思路。他不仅必须知道战争爆发时的陆海军形势，而且应熟悉导致这种形势的事件。他必须认识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他必须熟知舰队和陆军的编制以及它们在海上和陆上战略的概况；他必须不厌其烦地倾听舰船与大炮的设计；他必须扩展目光看一看现代国家集团的形成和缓慢发展的对抗；他必须把这些现象缩小到党派间的较不重要的但不能避免的斗争上，以及注视政治力量和大人物的相互影响上。 上一章的主要角色是各大国和帝国，所说的主题是各国在世界范围的平衡和联合。现在，暂时把舞台缩小到以我们的岛国为限，舞台上的角色是当时的政界人物和派系。 1895年我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有幸得到威廉·哈考特爵士邀请共进午餐。在谈话过程中，我可能话说得多了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回答说，“我亲爱的温斯顿，我漫长一生的经验使我深信，什么也不会发生。”从那时起，在我看来，发生的事情连续不断。海外巨大对抗的增长伴随着国内党争的不断加剧。发生事件的规模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事件相形见绌。当时大国间的小战争，关于表面问题的认真争论，当时要人的高尚而敏锐的智力和他们行为的适度、节制和严格的规范，都属于已逝的年代。当时我们像沿着有涡流和涟漪的平滑的河流行舟，如今我们被投入大瀑布之下，挣扎在急流险滩之中，如今回顾，那个时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遥远。 我把我们国家的暴力冲突时期定在从1896年詹姆森袭击事件开始。如果不能确定这是南非战争的前奏的话，至少也是南非战争的预兆。从南非战争产生卡叽（khaki）大选*、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国劳工呼声和随后产生的愤怒反应，以及1906年的自由党胜利。从此突然出现上议院对平民政府的猛烈攻击，到1908年底，这个自由党人占极大多数的政府已陷于实际无能为力的境地。1909年的劳合·乔治预算使那种情况改观。反过来这个措施又成为更大地激怒双方的原因，上院否决这个预算是一椿几乎无可比拟的违反宪法和政治大错。此事直接导致1910年的两次大选、议会法的通过和爱尔兰的独立斗争，这场斗争把我们国家带到内战的边缘。就这样我们经历了近20年连续不间歇的党派斗争，每次重复地伤害国家利益，每次震荡得比上次更加猛烈，每次冒更严重的危险，直到最后看来必须乞灵于军刀来冷却沸腾的热血和普遍存在的激情。 02. 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退出政界。他从1885年起担任首相兼外相，这一点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短插曲，在全部17年中，自由党从来不曾对国家大事行使过任何实际控制。他们获得短期执政只是由于40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多数。在13年期间，保守党享有100到150张同性质的选票多数，此外还有整个上议院。这样的长期执政现在结束了。改革的愿望、改革就在眼前的感觉普遍存在。这是一个时代的终止。 继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后是贝尔福先生。新首相从来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他继承的只是业已耗尽的遗产。真的，他最聪明的道路本应是体面的辞职，尽可能做到平静，最重要是越快越好。他本来可以极得体地宣布：1900年议会是在战争条件下选出的，着重解决战争问题；现在战争成功地结束了；选民的授权终止，因此他在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前必须再次由选民的意志决定。无疑这样做自由党人将会上台，但不会占有巨大的多数，而他们会面对强大团结的保守党反对派，保守党在4或5年里，大约在1907年就会重新有效地控制国家。可是欢呼贝尔福先生登上首相宝座的纯粹保守党议员全然想不到会被他们的选民抛弃，当时议会还只成立2年，任期还有4或5年。因此贝尔福先生着手处理政府事务，以宁静的漠然态度对待大量态度疏远的舆论和一直在他周围工作的敌对势力的增强。 任副职的张伯伦先生几乎无所不能，可他并不抱幻想。他以锐利的政治敏感察觉到反对执政联盟的浪潮在一直增长。他不采取中庸和谨慎的方针应付事态，受他本性激情的驱动，他采取不顾一切的对付办法。人们责备政府反动。温和保守党人和年轻的保守党人全都敦促政府趋向开明与和解。反对党有望加快取得政权，他们以愤怒的抗议开始发难。张伯伦向他们表示，包括向持怀疑或忧虑态度的朋友表示，他有可能用暴力平息愤怒，并从反动的实质中获得争取普遍胜利的方法。他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 时间、逆境和新近通过的教育法使自由党人团结起来；保护贸易或如人们所称的关税改革使保守党分裂。最后6个大臣辞职，50个保守党人明确地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些人中间有一批可以给政党带来新生力量和强大活力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政党在在野时期特别需要的力量。自由工联主义者的活动得到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辞职的间接支持，也得到统一党主要人物如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和德文郡公爵的积极支援。自从开除皮尔派保守党员以后，保守党从未承受如此可怕的损失。 但是，如果贝尔福先生没有感觉到应该在开始执政前先提出一次辞呈，如今他更不乐意让权力从他掌握中被人夺走。此外，他把党的分裂看作最糟的国内灾难，认为分裂党的责任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他以惊人的忍耐和冷静竭力保护团结的外貌，以求平息风波，并希望尽可能长久保持风平浪静。他极为细心和巧妙地设计出一系列方案，旨在使有深刻分歧的人们能说服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当大臣们辞职时，他小心谨慎地对贸易自由主义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各打五十大板，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像亨利八世一样，他于同一天斥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为他们各自都背离了他的中心，背离了他的矫揉造作的妥协方案。 在这种不愉快的形势下，贝尔福先生维持现状长达两年之久。要求大选的呼声不起作用，对他抓住职位不放的讥刺不起作用，朋友们的劝告不起作用，反对派企图迫使他进行决定性辩论也不起作用。这位首相以不变应万变、不会疲劳、沉着冷静。他继续做他的首相。他清醒的正直的内心不理会细琐小事，对他的呼吁漠然处之。如上文谈到，他在俄日战争的严重时期，采取极端坚定支持日本的政策。另一方面他拒绝所有诱惑，抓住俄国舰队在多格滩击沉我们拖网渔船的机会与俄国作战。他组建帝国国防委员会作战争准备。他完成1904年与法国的协议，关于这个协议的重大意义在上一章已有解释。但到1905年，英国政界不再关心这些事情。信任政府的程度在不断下降。保守党继续在衰退。反政府的风暴在不断增强，反垂危政权的联合力量也在不断增强。 1905年11月下旬，贝尔福先生正式向国王提出辞去首相职务的辞呈。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政府组成，并于翌年1月举行公民投票。这届政府代表因布尔战争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两翼。自由党中以杰出才干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占据了几个最重要的职位。阿斯奎斯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担任外交大臣；霍尔丹担任陆军大臣。另一方面首相本人代表自由党主张的主流，他任命罗伯特·里德为大法官。任命约翰·莫利先生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两位政治家虽不反对在南非的实际战争措施，曾不停地谴责这场战争；入阁的劳合·乔治先生和约翰·伯恩斯先生是在政见上走得更远的民主政治家。政府的信誉因值得尊敬人物参与而提高，他们是里彭勋爵、亨利·福勒爵士以及新近从印度总督任上回来的埃尔金勋爵。 1906年1月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全面滑坡。自从继改革法案之后举行大选以来，不列颠议会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变故。例如在曼彻斯特，它是各党主要战场之一，贝尔福先生和8位保守党同事落选，取代他们的是9位自由党人或工党人士。保守党人经过近20年的当权，回到下院的只有150余个席位。自由党人获得多数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100多席。两大党对对方深怀不满；对卡叽大选的错误和大选中的滥用权力感到愤懑，对中国劳工的不公正呼声提出反诉。 03. 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应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召参与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时，他依旧得到全国各地自由党人、热爱和平者、反侵略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的热烈拥戴。此时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正处于紧张时刻。当英法关于埃及与摩洛哥的协议首次公布，德国政府默默接受这个局势，既不抗议也不抱怨。德国宰相比洛王子甚至在1904年宣布，德国对该协议中任何一条都没有异议。他说。“在我们看来，这个协议是试图使用友好理解的方法，以消灭存在于英法之间一些不同观点。我们从德国利益立场出发，不反对这项协议。”但是最使德国政府严重不安的是泛日耳曼和殖民地政党的开始插足。在这个压力下，德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改变，一年后德国公开指责这个协议，并寻找机会宣称她对摩洛哥的权利。不久就出现了这种机会。 1905年早期，一个法国外交使团来到非斯。使团人员的言语和行动似乎表现出有意把摩洛哥当作法国保护国对待，因而不理会马德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摩洛哥苏丹向德国呼吁，查问法国是否得到授权以欧洲的名义说话。此刻德国能够作为国际协议捍卫者站出来说话，指出法国破坏协议。在这种指责的后面有明显的意图，也就是告诉法国，她承担不了与英国订立协议冒犯德国的后果。德国采取的行动具有最严厉的性质。有人劝德皇去往丹吉尔，在那里他一反以前的明智判断，在1905年3月31日发表由他的内阁成员选择的十分不妥协的讲话，公开向法国挑战。德国外交部广泛地传布这份演讲。4月11日和12日把两份威胁性的急件火烧火燎地送往巴黎和伦敦，要求马德里条约所有主要签字国开会。德国使用所有手段要使法国懂得，倘若她拒绝开会，后果将是一场战争；为了有双重把握，他们为这个昭然的目的派一名特使从柏林去巴黎①。 法国对战争毫无准备；陆军的状况很差；俄国更没有能力作战；加上法国又缺乏充分理由。可是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先生不愿意让步。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6月6日法国鲁维埃先生内阁几乎在炮口瞄准下一致同意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德尔卡塞先生立即辞职。 迄今为止德国取得非常成功。运用战争的直接威胁，德国迫使法国屈从于她的意志，法国牺牲了与英国谈判协定的那位部长。鲁维埃内阁真诚地寻求友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使法国免遭在此种环境下被迫参加会议的侮辱，另一方面要确保不对德国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可是德国政府决心尽可能利用他们的胜利，在开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使法国处境尴尬。会议终于于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 现在英国登上舞台，显然国内混乱没有使她失去常态和平静。她一点也不鼓励法国拒绝与会。但是，如果德国加速对法开战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与英国新近公开订立的协定，那么世人认为英国不可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指示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阿尔赫西拉斯大力支持法国。作为和平、紧缩开支和改革时期的第一个行动，他还授权开始英国与法国总参谋部的军事会谈，旨在战争发生时协同一致的作战。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反应的步骤。此后两国参谋部的关系日益亲密和信任。我们两国军人的思想明确地进入一个特殊的轨道。在军事关系中一方面不断增长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加强了相互预警。不管两国政府多么明显地申明在这些技术性讨论中两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约定，事实上两国已建立起极其强有力的纽带。 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态度使德国处于不利地位。俄国、西班牙和其他签字国站在英法一面。奥地利向德国人透露了她并不想逾越的底线。因此德国发现她陷于孤立，她以战争威胁获得的优势在会议桌上烟消云散。最后奥地利提出的妥协方案使德国能不公开丧失尊严地撤退。可是，这些事端种下严重后果的种子。欧洲分裂成两个体系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和加强。 德国感觉到有把奥地利紧密地与她连在一起的必要。她公开恐吓法国的企图，对法国公众舆论产生深深的印象。法国军队进行了迅速而彻底的改革，与英国的谅解更加强而坚定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成为走向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04. 1908年初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患病和逝世为阿斯奎斯先生执政铺平道路。这位财政大臣原是前首相的第一助手，随着首相体力的衰退，他日益挑起主要重担。他担负起实施许可证法案的责任，该法案是1908年议会会议通过的主要议案，凭借这个任务，他能博得他党内一个极端与教条主义派系的忠诚，而先前他的帝国扩张政见曾使他们与他疏远。阿斯奎斯决心使自己与劳合·乔治的民主政治才能及蒸蒸日上的声誉联在一起。因此职位顺利地从一个人手中传给另一个人手中，阿斯奎斯先生成为首相，劳合·乔治成为财政大臣和政府的二把手。新内阁像旧内阁一样，是不明言的联合政府。跟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从而形成内阁与党内多数的激进和平主义分子，以他们为一方和自由党帝国扩张分子为另一方之间保持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作为首相的阿斯奎斯先生现在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但是他的内心和同情一直向着爱德华·格雷、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边，每当他务必公开观点的重要时刻，他明确地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可是，首相不能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所做的那样，给予爱德华·格雷爵士他可能希望给予的那么多的同样有效支持。老首相的话是党内极端分子的法律。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他所说的一切。他们深信，他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所做的不会超过绝对必要，而他做必要事务时的方式决不想满足好战分子的情绪。可是阿斯奎斯先生关于布尔战争的意见很不“稳当”，他是外交大臣的终生好友，而后者甚至在顺当进入爱国大道时也徘徊不前。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怀疑，他在对外事务上采取的每一步，都受到资深的政界人士的警惕地审视。如果与法国的军事商谈不是由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授权，如果爵士的政治道德不是无懈可击，我怀疑阿斯奎斯先生是否能够开始或继续进行这样的商谈。 由于我于1904年在下院自由贸易问题上曾转而投支持反对党的票，因而工作中与劳合·乔治先生有密切的政治上联系。他是欢迎我的第一个人。我们在贝尔福先生下台前作为反对党时期坐在一起并一起行动，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政府期间工作得十分和谐，那时我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长。当我进入新内阁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时，这种合作继续着。一般说来，虽然角度不同，我们都倾向于那些主张在对外政策和军备上持遏制态度者一边。读者必须了解，这些态度与看法的区别，尽管在历届强大的英国政府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但决不会阻止政府中主要人物的和谐与愉快的关系，而我们的事务在谦恭有礼、友好和善意气氛的许多礼节中继续进行。 05. 没过多久，下一次欧洲危机就爆发了。在1908年10月5日，奥地利未作警告或谈判就宣布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帝国的这两个省份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一直由奥地利治理；合并的宣布仅仅是形式上宣告业已存在的事实。那年夏天出现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重申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而这点是她担心的，因而先发制人进行阻止。合理而有耐心的外交手段有可能保证奥地利所需要的缓和局势。的确，与最有关系的大国俄国的谈判取得有利的进步。但是突然和意外地，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在决定对俄国作适当让步之前宣布合并，从而打断了谈判。这种实质上的破坏行为公然冒犯了俄国，也轻视了俄国谈判者伊斯沃尔斯基个人。 这引起各方愤怒和抗议的风暴。根据1871年伦敦会议声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英国拒绝承认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与它同时发生的保加利亚独立宣言。土耳其大声抗议这个不合法律的行动。她的政府组织对奥地利商品的有效抵制。塞尔维亚人动员他们的军队。但是受最严重影响的是俄国。整个俄国激起的对奥深刻仇恨成为大战的次重要原因。在这次国家间的争吵中，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的个人不和也起一定作用。 英国和俄国此时要求召开会议，对已发生的事件表示无法赞同。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拒绝这个要求。塞尔维亚方面出现某种暴力行动的危险变得很剧烈。爱德华·格雷爵士清楚表示，英国在巴尔干争吵中不想被拖入一场战争，接着他努力遏止塞尔维亚，安抚土耳其和给予俄国全面外交支持。争吵继续到1909年4月，争吵以如下值得注意的方式停了下来。奥地利人决定，除非塞尔维亚承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否则他们就要下最后通牒对她宣战。在这个紧要关头，德国首相冯·比洛亲王出面干预。他坚持要俄国劝告塞尔维亚让步；大国应正式承认吞并，毋需召开会议，也不必对塞尔维亚作任何补偿。俄国打算同意这个做法，事先不通知英国或法国政府。如果俄国不同意，奥地利将在德国全面和全力支持下对塞宣战。因此俄国完全面临与奥德两国的战争，就像法国三年前一般，俄国在威胁下屈服。只有英国似在捍卫着条约和国际法的神圣性。条顿民族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它是以充满危险的代价得来的胜利。法国在经受1905年粗暴对待后，开始彻底的重整军备。此时俄国于1910年大大加强她已经庞大的军队；法俄两国遭受同样痛苦的经历，密切了三军的合作，加固了她们的联盟，并开始使用俄国的劳动力和法国的资金建造俄国西部边境急需的战略铁路系统。 06. 接下来轮到英国感受德国力量的压力了。 1909年春季，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突然要求建造至少6艘“无畏”级战舰。他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德国舰队的迅速发展以及它根据1908年海军法进行的加速扩展，这个情况引起海军部的最大焦虑。我对欧洲形势的危险仍是个怀疑论者，海军部的理由不能令我信服。在与财政大臣接触中，我立即开始察审这个计划，审核支持这个计划的理由。我们两人共同作出的结论是，建造4艘军舰的计划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我出于需要，细致地分析英德海军现在和今后的特性与组成。我不能同意海军部提出的论点，说危险的局势将在1912年来到。我认为海军部有关这个主题上的数字有点夸张。我不相信德国正在秘密建造比他们公布的舰队法所要求的更多的“无畏”级战舰。我认为，我们在主要的“无畏”级舰方面，加上新计划建造的4艘“无畏”级舰，在海军力量的差距上，能保证1912年（当时叫作危险年）时我们充分的优势。无论如何，由于海军部只要求在财政年度最后一个月（即1910年3月）开始建造第五艘和第六艘“无畏”级舰，这些不影响我的计算，因而财政大臣与我一起建议1909年应批准造4艘，其余两艘应与1910年计划一起考虑。 根据后来实际发生的事件，回顾这次争论的大批文案，毫无疑问（就有关的事实与数字而言）我们完全正确。海军部的悲观预料无论在哪方面在1912年都未实现。我们发现英国在那一年的优势是足够的。不存在秘密的德国“无畏”级战舰，也不存在德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发表大量建造舰只的不实声明。 内阁中的争吵引起政府外的强烈不安。争论过程导致气氛的骤然紧张。争论中的实际论点从未成为问题。引起整个国家真正惊恐的原因是人们第一次广泛认识到德国的威胁。最后达成奇特的解决办法。海军部要求造6艘军舰；经济学家提出减为4艘；我们最终妥协为8艘。但是8艘中的5艘在1912年“危险年”和平地过去之前尚未准备就绪。 尽管财政大臣和我在狭义上讲是对的，可是我们在命运攸关大潮中全然错了。最大的荣誉应该给予海军大臣麦克纳先生，因为他在捍卫自己的观点，并在争议中忍受他的党对他批评时所持的坚毅与勇敢的态度。在争议进行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下一次有关海军的内阁危机发生时，我们扮演的角色会颠倒过来；他也意想不到，他顽强争取的舰只，当它们最终来到时，竟会受我张开双臂的热忱欢迎。 关于在一个特定年份需要舰只的确切数字，人们所持的想法不管有多大区别，不列颠民族总体上已意识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德国计划以海军加强她无比强大的陆军，到1920年德国的海军将远远比英国目前拥有的舰队强人得多。德国1900年的海军法经过1906年修正补充；而在1906年的增补的基础上1908年又有新的增补。1904年在雷瓦尔的一篇耀武扬威的演讲中，德皇已经自称为“大西洋海军司令。”英国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开始陷入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匹敌，与谁较量，她使用海军除了我们外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一旦找到于我们不利的良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它。此外人们开始了解，以放弃针锋相对的手段试图说服德国离开她的既定路线是毫无用处的。我方建设舰只的态度优柔寡断，在德国人看来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现，因此再次证明骁勇的种族应该替代衰弱的、过分文雅的、追求和平的种族，后者已不能在世界事务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任何人目睹英德两国在英国自由党执政的头几年建设舰只的系列数字，都会感到英国置身于危险（如果不是致命）的阴谋中。 1905年英国建造4艘，德国2艘。 1906年英国削减其计划建造3艘，德国增加其计划建造3艘。 1907年英国进一步削减其计划，建造2艘，德国进一步增加计划，建造4艘。 这些数字极为重要。 无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海军的发展持续落后，英德间原有的差距将很快消失，这样的认识逐渐占有几乎每个人的头脑。 07. 现在我们看到了5年时间里德国的政策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如何最彻底地唤醒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的二国。其中两国（法国和俄国）在公然的战争威胁下已屈服于德国的意志。这两国都被一个邻国公开宣布她将不惜使用一切武力的意图所镇服。两国都感到，只有屈服才能逃脱血腥的折磨和可能发生的灾难。对未来公开侮辱的恐惧加重了昔日的屈辱感。第三个大国——没有进行战备，但岛国难以进入，而她在世界事务上不能被忽视——英国也感到有一双手正在挖其生存的真正基础。很快而且肯定，德国海军将编队整齐地出现在我们门口，它必然置我们于危险境地，只有顽强的努力以及几乎对待实际战争那么紧张的警惕才能避开这个危险。随着法国与俄国增加武装力量，英国也在同样压力下增加她的舰队。此后这三个不得安宁的国家将更密切一致地行动，以免一个接一个被她们的对手所征服。此后她们的军事部署将逐步趋于一致。此后她们将有意识地面对共同的危险。 啊！愚蠢而勤奋的德国人，工作如此努力，思想如此深邃，在自己祖国的阅兵场上大步前进和后退，钻研着超长的计算，对新发现的繁荣有激情，不满足于平凡的成功，有多少支柱支撑着你们的和平与光荣，你们别亲手不断地把它们砸烂！ 当时冯·比洛亲王的继承人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在1909年，局势的发展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英国坚定地站在法俄一边。这是实施她的传统政策，那就是反对当时最强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紧紧把握她的海军计划，指出她东方针策的明确方向，而且必须防范法国的敌意，这种敌意在她近几年的政策中决不会减轻。如果说德国把英国宣布的与法俄双边同盟的友谊，看成是法俄政策所有侵略性倾向的可怕加剧，那么站在这个同盟一边的英国越来越把德国舰队的加强和我们东方政策中对她古老权利的破坏看作威胁。双方已经有过争论。气氛极不友好和充满不信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就是这位新德国首相的继承物。 现在，他将给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的忧虑了。 ———————————— *指1900年南非布尔战争后英执政党为摆脱国内不利局势而举行的议会突击大选。——译者 ①特使为亨克尔·冯·东内斯马克亲王。 第3章 阿加迪尔危机 01. 1911年春天，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非斯。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加剧的不满，加上这个行动，引起德国政府在7月初采取突然手段。当时在欧洲金融界十分活跃的一家德国公司曼内斯曼兄弟公司宣称，他们在摩洛哥海岸的大西洋沿海地段一个港口及其腹地拥有巨大的利益。这个港口名叫阿加迪尔。德国外交大臣冯·基德伦—韦希特向法国人提出这个意见。法国政府完全理解，他们在摩洛哥获得了利益，使德国有理由在刚果河流域找寻一定的殖民利益作为补偿。另一方面德国新闻界不满意把德国以在气候温和的摩洛哥的利益去交换他们已经多得过剩的不利于健康的热带地区。牵涉的问题很复杂但在本质又极端不重要。法国人作好长期谈判的准备。就这个港口和阿加迪尔的内陆地区而言，看来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压根儿否认那里存在任何德国利益。他们说那里只有一块未被人手触及的沙湾；那里岸边没有德国产业，没有贸易机构，没有一座房屋；在腹地也没有德国的利益。这些事实只要两国可信任的代表走一趟便能容易地查明。双方都表示很愿意安排一次查明事实的走访。他们还表示急于进行有关刚果边界的讨论。 7月1日清晨，德国突然和令人意想不到地干脆宣布，德意志皇帝陛下指派其炮舰“美洲狮号”驶往阿加迪尔维持和保护德国利益。宣言发布时这条小小的兵船已经上路。全欧洲所有警钟立刻开始颤动。法国感到她面对无法解释的行动，行动背后的目的更无法推测。英国查阅了地图后开始琢磨，非洲大西洋海岸出现一个德国海军基地会对其海运安全有什么意义。英国“注意到”（水手们互相写信时经常说的术语）这个事实必须与以下情况联系起来看：即德国在马德拉和加那利群岛的活动以及从南美和南非的给养运送路线与贸易路线都在这些水域会合和经过。欧洲感到不安。法国感到真正的惊恐。当梅特涅伯爵将德国人的行动通知爱德华·格雷爵士时，后者告知他，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必须由内阁加以讨论。7月5日内阁开会后，爵士告知伯爵，英国政府不能对摩洛哥问题漠然置之，在弄清德国意图之前，他们必须持保留态度。从那天起到7月21日，德国政府一言不发。毫无疑问，英国的明白无误的姿态使德国外交部大为吃惊。随后在两国政府间出现当时称为“沉默期间”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报纸进行了剧烈的笔战，而英国报纸呈现出十分沉闷的气氛。 要从驻欧洲各国大使馆天天发来的一份份电报中，猜度德国行动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是困难的。我专心地听取内阁中对这个问题的一再讨论。德国是在找寻对法国作战的口实呢？还是她仅仅试图通过制造压力和不安定以改善其殖民的地位呢？若是后一种情况，在一段紧张时间之后纠纷无疑会得到解决，过去有过很多这种情形。大国在两边列队集合，受精心设计的外交缓冲礼节的引导和保护，相互展示各自的行列。在最前面是两个主要争执国（德国和法国），其他国家按照其资源与资格顺序以不同距离排列左右，形成了同盟国与当时开始被称之为协约国的阵营。在合适时刻，其辅佐者或支持者会发出某种含义模的言语，表示其内心状况。作为这些呼喊的结果，法国或德国会后退或前进一段非常小的距离，或者可能稍稍向右或向左移动。当重要的欧洲平衡，实际上也是世界平衡，作出这些微妙的纠正时，可怕的队伍将撤回到自己的地界，撤退时有仪式和礼节还有互相祝贺，或者彼此轻轻耳语对结果表示慰籍。以前我们见过几次这种情况。 可是，即使是这种过程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一定得想一想那些日子里这些国家相互交往的性质，她们不是棋盘上的棋友，也不是穿着美丽有褶裥的衣服在方阵舞上彼此做鬼脸的木偶，而是有动能或潜能的庞大组织，她们像行星体一样，不可能在太空中彼此接近而不产生巨大的磁反应。要是她们相距太近，电将开始闪光，超过某一点，她们可能被从限制它们的轨道上吸引到一起，引起可怕的碰撞。外交手段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样的灾难。只要在任何国家和民族心中不存在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战争目的，外交也许会成功。但是在这种严肃而微妙的接触中，任何一方的一个暴力行为将会撕碎和搅乱所有人的克制，使世界投入黑暗深渊。 我在思索，德国人对原先的英法协定有一定的不满。我们在埃及得到许多实际利益。法国在摩洛哥获得巨大好处。如果德国人感觉到这些安排损害其相对地位，没有理由说她不应该忍耐地和和善地提出和坚持她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大国中最离群和最少结盟的英国，可能施展缓和局势和减轻紧张以及促成和解的影响，当然这就是我们努力去做的事情。不过，如果德国的意图邪恶，这样做的用处极少。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说出非常斩钉截铁的话，而且要在不太晚之前说出。我们从世界政治舞台完全隐退也与事无补。倘若我们这样做，我们所有的遏制影响将消失殆尽，必然会出现敌对力量的紧张加剧。因此，我阅读开始传递怀疑心态的所有报纸和电讯，我能看出爱德华·格雷爵士平静底下日益增长的、有时是十分严重的焦急。 欧洲局势阴霾密布，由于我们自己会议室中各种力量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演而复杂化。在这里再现外面外交形势的平衡与保留的缩影。从事英国外交政策的大臣们，他们背后是显示着海上威力的巨大的三叉戟，他们完全属于政府中的自由帝国扩张派。他们受激进分子的密切监视，被迫保持平静，他们中包括受尊敬的人物如莫利勋爵和洛雷本勋爵，而财政大臣与我通常倾向他们一方。很清楚，如果某种危险状况随后发生，这种平静会容易地使得英国不可能以坚定果断的语气说话。因此，我们既不应远避危险而洁身自好，也没有能力采取果敢行动及时把危险挡开。在这样的环境中，财政大臣的态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有几个星期他没有表示他遵循什么路线的迹象，在我们多次的谈话中，他给我的任象是有时站在这一方有时站在另一方。但到7月21日早上，当我在内阁开会前拜访他时，我发觉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已下定决心。他十分清楚地看到要走的道路。他知道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怎样去做。他对我说话的要旨是我们正滑向战争。他详细谈论我们所关心的德国的令人压抑的沉默。他指出，德国目前的行为，似将英国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德国完全忽视我们强大的形象；她继续对法国施加最严厉的压力；灾难可能随即发生；要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说话，我们必须立刻就说。他告诉我，当天晚上他要出席银行家一年一度的晚餐会并对他们讲话。他想要清楚地告诉他们，如果德国想打仗，她会发现英国将成为她的对手。他让我看他准备的讲稿，并且告诉我，内阁会议后他要把讲稿让首相与爱德华·格雷爵士过目。他们会怎样说？我说，他们当然会感到十分宽慰；他们确实感到了宽慰，我也感到了宽慰。 劳合·乔治先生从政府反对派接管外交政策是一件决定性的大事。我们从此能够即采取坚定而一致的政策。那天晚上在银行家协会中，财政大臣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维持和乎的代价是：要英国放弃几世纪英勇奋斗所赢得的伟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国在她利益做关的地方任人摆布，似乎英国在国际会议上无足轻重，如果强加给我们的是这样局势，那么我要明确地说，以这样的代价换来和平，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 入伦敦城听他演讲的银行界人士，他们的内心因劳合·乔治预算的不公和预算使他们财产蒙受可怕损失而感到不宁。他们极少想到未来，所以并不理解他们听到的讲话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把这些话看作大臣关于外交事务的一次寻常的老生常谈。然而欧洲国家的大臣们却一致跳了起来。 4天以后，大约在下午5点半，财政大臣与我正在白金汉宫喷泉旁散步，后面赶上来一个信使。问财政大臣能否立刻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劳合·乔治先生突然停止脚步，转过身来对我说，“一定是为了我的演讲。德国人可能要我辞职，就像他们要德尔塞卡辞职一样。”我说，“那将使你成为英国最得人心的人”（当时他实际上不是最得人心的）。我们尽快回去，在下院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办公室里见着了他。他第一句话是：“我刚收到德国大使的信件，语气十分僵硬，我们的舰队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受攻击。我已派人去请麦克纳，叫他提高警惕！”然后他简短地告诉我们他刚刚与梅特涅伯爵进行的谈话。这位大使说，听了财政大臣演讲后，德国不再能作任何解释。他用尖刻的言词说，要是法国拒绝皇帝政府伸向她的手，为了维护尊严，德国将以一切手段迫使法国全面尊重德国的条约权利。然后他宣读针对劳合·乔治先生演讲词的一份长长的抗议书，“至少可以说，这篇演讲不能被理解为对德国讲话的警告，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报纸已经把它解释为接近威胁的警告。”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以如下方式作答是正确的，指出由于刚才读给他听的那份信件语气无礼，要对财政大臣的演讲进行解释已有损英王陛下政府的尊严。当我们正在进行谈论时海军大臣到来，几分钟后他匆匆离开去发布警告命令。 这些致命的措辞听起来十分谨慎和恰当，柔软、平静的语调和谦恭、庄重、正确估量过的、充满和平气息的文字。但就是这个德国，她是会不加警告就开炮把各国打倒在地的。所以现在，海军部的无线电报悄悄地通过以太传到战舰的高高的主桅，舰长们在甲板上踱步沉思。没有事情，根本没有事情。在20世纪想到这些真是太愚蠢和太荒唐。难道会有人从黑暗中跳出袭击和谋杀，要我们性命？难道鱼雷会撕破还未睡醒的舰艇的腹部，过了一夜到太阳升起时海军优势已不复存在？一个守卫一直良好的岛屿最后竟不能自卫？不，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文明已足以制止这种毁灭。各国间贸易与交通上的相互依赖、人们的公法意识、海牙公约、自由原则、工人政党、巨额融资、基督教慈善事业以及人类的常识使得这类恶梦不可能成真。你有把握吗？想错了真遗憾。这样的错误只能犯一次——犯一次就会遗恨千古。 伦敦市长官邸的演说使各国大吃一惊：它对德国政府更是一声惊雷。他们所有的情报曾使他们相信，劳合·乔治会是主和派的领袖，英国行动将是中立的。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现在他们意料英国内阁是绝对团结一致的，财政大臣是英国政府从所有其他人中精选出来作为英国政府中最激进的大臣来发表这个声明的。①他们不能理解，德国在英国的代表和间谍怎么会被如此严重地误导。他们的恼火，决定了梅特涅伯爵的垮台，机会刚刚成熟他就被召了回去。居住在伦敦10年的大使竟不能预测一个最有权力的大臣在这种性质问题上的行动。从上文所述情况，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对梅特涅伯爵太苛刻了。他怎能知道劳合·乔治先生将要做什么？在几个小时之前他的同事也不知道。连与他一起工作关系密切的我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在他明确地下定决心之前，他本人也不知道。 现在看来有可能，德国人在这次事件中无意挑起战争。但是他们有意要摸摸底，在这样做时他们准备走到悬崖的边缘。在悬崖边上人很容易失去平衡；轻轻一推、一阵风、片刻的晕眩，所有一切全都会使人突然落入深渊。在英国方面公开表态之前，不管德国人内心有还是没有战争的意图，但此后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 财政大臣的演讲及其引起的余波之后，德国政府不再怀疑，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把战争强加在法国头上，英国一定会对她作战。他们没有立即从其原有立场上后退，但他们尽量小心避免新的挑衅行动；他们与法国谈判的各种处理方式倾向于调和和退让。对于我们来说要估计问题的不同阶段的确切意义依旧极为困难，在整个7、8、9三个月形势继续不明朗和令人压抑。德国外交政策特性上表现出来的细微但决定性的改变难以察觉得到，与此同时就我们所知，德国境内发生的某些预防性军事措施大大增加我们的忧虑。因此，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过去，英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 迄今，作为内政大臣的我在这番事态变化中没有发挥任何特殊作用，尽管作为内阁成员我极其注意它的发展。就在此时我突然受到猛烈震惊。7月27日下午我参加唐宁街10号一个游园会。在那里碰到警察总监爱德华·亨利爵士。我们谈起欧洲的局势，我告诉他局势严重。以后他陈述，根据一个奇特安排，内政部应通过伦敦市警察局负责保卫在查坦登和洛奇山的军火库，那个军火库贮藏着海军无烟火药的全部储备。许多年来这些军火库，由几个警察守卫着，未出事故。我问他倘若一天晚上有20个德国敢死队员乘两辆汽车全副武装来到那里会发生何种结果。他说他们能为所欲为。我立即离开游园会。 几分钟后我从内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到海军部。我问谁在值班？回答是，管业务的海军大臣随舰队在克罗默蒂；第一海军大臣外出视察。当然我用有线或无线电讯很快与两人取得联系。此时有一位海军将军（不提其名）掌管部务。我要求海军陆战队立刻保护这些对皇家海军至关重要的军火库。我知道在查塔姆和朴次茅斯的兵站驻有大批海军陆战队。这位海军将军在电话回答我，海军部没有责任也不想承担这个任务；从他和语气里很清楚表明他讨厌危言耸听的文职大臣的打扰。“那末你拒绝派海军陆战队？”经过少许犹豫他回答道，“我拒绝。”我放回电话听筒改摇陆军部。霍尔丹先生在那里。我告诉他我要在当晚加强和武装在那里的警察，要求他为每个军火库增加一连步兵。几分钟内命令就发了出去，几个小时内陆军出动。到第二天海军无烟火药储备库安全了。 这是一件小事，也许我的担心没有根据。但是一旦人们开始以这个角度看形势时，就不可能考虑其他做法。四周充满和平、舒泰、心境平静的英国人的忙碌生活。街道上群集着男男女女，他们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来自国外的威胁。几乎近一千年没有外国军队登上英国的土地。英国本土的安全有一百年未受威胁。人们以充分信心和相当无知一年年一代代做生意、参加体育运动、上学校和参与党派争论。他们的所有思想都来自和平环境。他们的所有安排都是长期和平的结果。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一场大规模战争，也许就在这个居住着从世界各地来的可信任外来客人的伦敦市内，一些死心塌地的外国人可能正打算向我们所信赖的伟大武器和防卫屏障施加致命的打击，那么大多数人会表示怀疑，许多人会感到非常恼火。 我开始调查容易遭受攻击的要害部门。我找到当时帝国国防委员会助理大臣、有远见的海军上校汉基，他已经着手编制战时手册，将要害部门进行分类。该书的规划此前实际上已开始。②我进一步问到破坏、间谍及反间谍问题。我又访问了一些平平常常的用不起眼的工具默默无闻和严肃认真地工作的军官。他们告诉我关于在英国各海港活动的德国间谍和特务的情况。迄今内政大臣还必须在必要时签发许可证，检查经过皇家邮政的特殊信件。此时我签发了一般许可证，授权检查名单上特殊人物的一切来往信札，这份名单不断有所增添。这个办法立刻发现了一个由德国人出钱雇佣的英国特务组成的正规的庞大系统。这仅仅是内政部长有责任正式干预的准备工作中的很小一部分，但一旦我涉足进去，它在我心目中比其他所有事务更加重要。有7年时间我几乎很少考虑其他问题。自由政治、国民预算、自由贸易、和平、费用削减和改革——所有我们选举斗争中的战斗口号在这个新的使人全神贯注的任务前面开始显得不现实。在一个个出现在眼前的严酷现实中，只有爱尔兰仍保持着她的位置。别的大臣无疑有同样的心理经历，但我只讲我自己的故事。 这时我开始深入研究欧洲的军事形势，我阅读提供给我的所有文件。我花费许多时间参与争议与讨论。国防大臣通知他的部下告诉我想知道的任何消息。参谋总长威廉·尼科尔森爵士是我的老朋友。我与他在1898年蒂拉赫远征结束时同是威廉·洛克哈特爵士麾下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他撰写精美、雄浑有力的评论文字，鼓吹明确和坚定的原则立场。但是教给我最多知识的人是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即以后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这位军官具有很不寻常眼力与信念。他对欧洲大陆具有我认为的无比丰富的知识。他彻底了解法国的陆军。他洞察法国参谋部的机密。他曾是英国参谋学院院长。多年来他致力于一个目标，即战争如果爆发我们应立即站在法国一边作战。他确信战争迟早会爆发。军事情报的线索俱在他掌握之中。在他小小办公室四面墙上挂着巨大的比利时地图，清楚地标明德国陆军横越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每一条可以行军的道路。他的全部假日，都用来审核这些道路及周围乡村。他没法去德国详细了解情况，因为德国人对他知道得太多了。 一天晚上，德国大使——仍旧是认识10年的梅特涅伯爵——邀请我共进晚餐。我们只有两个人，他拿出德皇地窖里储藏过的著名霍克酒。我们关于德国作了一次长谈，谈到她怎样发展强大；谈到拿破仑在联合德国中扮演的角色；谈到普法战争及其如何开始和结束。我说，俾斯麦允许自己受军人逼迫割取洛林真是一大憾事，和阿尔萨斯—洛林如何种下所有欧洲军备竞赛和对立结盟的祸根。他说这两地从远古时代起原是日耳曼的省份，直到一个极度平静的日子路易十四趾高气扬地越过边界占领它们。我说那里的人在思想感情上倾向法国；他说人们的感情倾向双方的都有。我说无论如何这整个事情牢牢记在人们的心间，法国人决不会忘记失去的省份，他们绝不会停止向她呼唤。我们的谈话转向性质相似但更严重的题目。我问到他对于目前形势是否焦急？他说，人们试图把德国围起来并把她驱入网中，她可是一头强壮的野兽，要把她网起来可不那么容易。我说，她有与其他两个第一流强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的同盟，怎么能把她网起来？我们多年来常常处于孤独的地位，但并没有感到惊恐。他说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但是当你的国家经常遭受别国军队践踏、掠夺和压迫，并且只有以你军队的胸膛去抵挡入侵者的时候，你便会感到心惊肉跳。我说没有人使德国惊恐，只有每个人受德国的惊恐。 以后我们谈到海军。我说，德国试图在海上与英国对抗肯定是个大错误。德国决追不上我们。我们将建造舰只与你们成二比一的比例，若有必要还会更多，这样在每一阶段两国间的对抗会逐步升级。激进派人士和保守党人，不管他们彼此可能怎样指责，在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任何英国政府，凡危及我们海军优势它决不能存在。他说，劳合·乔治先生曾告诉他许许多多相同的意见，但是德国人并不想占有海上优势。他们想要的只是一支保护他们商业和殖民地的舰队。我问道，有一支较弱的舰队有什么用途？它只是另一个随时都会失去的东西。他说皇帝深切地眷恋他的舰队，舰队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我忍不住说，毛奇曾公开宣告完全不同的意见，说舰队是德国真正利益所在。 我记录了这些愉快的虽然小心翼翼谈话的笔记，不是因为这些话有任何重要性，而是因为有助于表明不同的观点。后来我知道财政大臣在相同的环境中说得更加明白，他说，要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受到真正的挑战，他将为它一年中筹集一亿英镑。 梅特涅伯爵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忠诚地为他的主人服务，但竭立维持和平，特别是英德间的和平。在柏林一次将军和亲王们的集会中，我听到有人说，英国舰队有一天会突然无缘无故地攻击德国。听到此话这位大使回答说，他在英国住了近10年，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他的话引起人们明显的不相信，他站起身来说他以德国官员的荣誉说这句话，他愿以他个人的荣誉保证它是实话。这些话暂时平息了集会者的议论。 缺乏思考能力的人习惯于嘲笑老式外交，并声称战争就是外交上搞秘密运作引起的。当人们看到引起大国间战争和许多纠纷的细小起因时，容易误认为是秘密外交的过失。当然这样的小事仅仅是危险疾病的症状，只有从这一点上说小事才是重要的。在症状后面存在着强大民族的利害、激情和命运。一长期的对抗以琐屑小事表现出来。从前有人说过，“大规模的骚动由小事引起，但与小事无关。”老式外交的拿手好戏是使小事情不生祸害，此外别无能耐。可是推迟战争便可能消除战争。改变环境、改变联盟、出现新的集团、新利益替代旧利益。许多可能导致战争的争吵被欧洲的老式外交手腕化解了，用梅尔本勋爵的话说，被外交手段“平息”了。世上大小国家，虽然对各自可怕的遭遇记忆犹新，如果她们能够设计出较广泛、较深刻的和平保证，将各自的家园建设在兄弟般相互依靠的、较稳固的基础上，那么她们依旧需要欧洲老式外交家的典雅态度、有礼貌和审慎的言辞、沉着冷静的举止、保密观念和慎重作风。不过这些是离题话。 8月23日，在议会休会大臣们离去后，首相非常秘密地召开帝国国防委员会特别会议。他召集与外交形势和作战任务特别有关的大臣，当然包括财政大臣。还有陆海军的重要军官。我受邀出席，尽管内政部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坐了一整天。上午由陆军发言，下午由海军发言。 军事作战局长威尔逊将军谈总参部的观点。他站在特意运来的巨幅地图边上，情绪特别激动，他披露（后来证明是极端精确的）在德奥为一方、法俄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中德国攻击法国的计划。他的讲话简介如下： 首先，德国人将以近五分之四力量对付法国，只留五分之一的力量遏止俄国。德国陆军将集结在从瑞士边界到亚深一线。他们将从右翼横扫比利时，从而绕过保护法国东部边境的堡垒防线。德军右翼的这种异常巨大的横扫行动需要利用从卢森堡到比利时默兹河的比利时的每一条道路。这样的道路有15条，也许每条路可通过3个师。比利时默兹河的流向与这些师的前进方向平行，并保护它们的右方侧翼。沿这条河有3个重要的筑有工事的航道或桥头堡。第一个列日与德国最近；最后一个那慕尔与法国最近；在两者中途是于伊堡。现在有个问题：德国人占领这些桥头堡之后是限制自己在比利时默兹河东边，并利用河流为防护屏障，还是抽出兵力，把相当大部分军队伸展其进攻矛头到默兹河以西，继续前进超越河界而不是限制在河界以内？这只是难以预料的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会根本不占据比利时默兹河以西地区吗？他们会只用骑兵掠过沿河狭长地带吗？或者他们会挥动步兵师甚至军团在河的西部进军吗？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战争来到时，他们用整整两个集团军进军。但是在当时，最恐惧的猜测也不超过一个军。 引证的最最详细的证据表明，德国人为通过比利时进军作了极为细致的准备。接近边境的大量兵营、巨大补给站、铁路交通运输网、无穷尽的专用支线，最最清楚和不容怀疑地暴露了他们的图谋。宣战后列日在数小时内即可被占领，甚至有可能在宣战以前，由从埃尔森博恩军营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的突然奔袭予以占领。那个军营此时（1911年8月）驻满军队，好奇的人们和普通的乡下人已被粗鲁地挡回或阻止他们接近军营。 面对这样的猛裂的袭击比利时会怎么做呢？没有办法可以拯救列日，不过法国军队可能及时到达那慕尔帮助防卫。至于其余地方，假定比利时抵抗入侵者的话，比利时军队将撤入安特卫普的有战壕环绕的巨大兵营和堡垒。这块广大的地区有许多横竖交叉的河流与运河，有三圈碉堡防卫，将成为比利时王室与人民的最后避难所。 对荷兰的处境也作了审视。没有人认为德国人会像横行干比利时那样蹂躏荷兰，但是德国人可能发现通过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荷兰奇怪形状的突出部分进军是十分方便的，那块突出部分按当时英国参谋部的说法称作“马斯特里赫特阑尾”。如果德国要把大部队投入比利时默兹河以西，他们肯定会这样做。 应付这个可怕形势的法国计划没有详细地告知我们，但清楚的是，他们希望以他们自己的最大规模的反攻抢先拦阻和打破德军的包抄运动。 当动员完成时双方在各条战线上可投入使用的师，数目估计如下： 法国人………85 德国人………110 有人断言，倘若有6个英国师在宣战后立刻被派往防守法军最左边的阵地，在第一次大战役中击溃德军的机会很大。要是法军知道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将会有双倍信心打仗。关于俄国力量，威尔逊将军的话有正确的预见性，他对于俄军动员缓慢的描述消除了许多幻想。那种认为德国满足于留出几乎不到20个师以抵抗俄军的想法，似乎是不可信的。但是英国参谋部认为这样的决定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久将看到忠诚的俄国和沙皇怎样找到办法作出巨大牺牲把德军的很大一部分在决定性时刻引向东方。当时无法预见这样的行动，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把它忘掉了。 在两点钟短时休会前，然有许多讨论和大量询问。当我们在3点钟复会时轮到海军部发言，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用另一幅地图评述在我们被卷入这样一场战争情况下，他认为应采取政策的观点。他没有向大家透露海军部的战争计划。他把这些计划紧锁在自己的脑海里，但是他指明作战计划包含严密封锁敌人港口的原则。人们很快就明白，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看法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海军部的想法大体上是，我们应该把作战努力限制在海上；如果我们派数量不多的陆军去欧洲大陆，它会在那以的大陆国家巨大争斗中被吞噬光。要是把我们的陆军保持在舰队上准备对德国海岸进行反击，它将迫使大量德军从其战线撤出。这个观点受到陆军将军们的猛烈抨击，没有博得人多数与会者的好评，而在关于这些军队登陆的许多细节上陆军和海军当局完全不一致。在这种关键时刻在基本问题上陆军与海军参谋部之间的严重分歧是我进入海军部的直接原因。会议散后，霍尔登先生向首相暗示，除非建立海军部委员会，使它与陆军部计划协调工作，并由它组织适当的海战参谋部，否则他不想继续负责陆军部工作。当然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此事注定很快以明确方式影响我的命运。 我认为总参谋部对法国陆军的看法过份乐观。我知道他们站在法国一边，所以担心他们的想法是一厢情愿。英国军人不可避免地热切希望见到自己的国家站在法国一边进行干预，并深信法国被德国毁灭将危及英国的整个未来，因此倾向于过高估计法国陆军的相对力量，将它的前景设想得比实际更光明。总参谋部的大多数情报来自法国。法国的总参谋部是坚定和有希望的。攻势原则是他们军事艺术的基础和法国军人的主要动力。虽然根据最可靠的情报，战前法国的陆军当全面动员时只有战前德国陆军的四分之三，但是法国下动员令后的第9天到第13天就能为战斗前线召集一支占优势的部队。法国将军抱有高度希望：大胆采取主动、猛烈进攻阿尔萨斯——洛林将起到破坏德国人小心制订的通过比利时进军巴黎的计划。这种希望反映在英国总参谋部的评估报告中。 我不能同意这些意见，因而我起草一份给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包含根据我在总参谋部得知的所有信息作出的结论。备忘录起草日期是1911年8月13日。当然其目的只是为了撕破未来的面纱、勾勒各种可以想象的前景、权衡数不清的因素、掂量无法估计的事物。可以看出，我把动员后第20天称作“法军被从默兹河一线驱逐撤退到巴黎和南部”的日子，把动员后第40天称作“德国内部和前线力量发挥到顶点”、“那时会出现决定性考验力量的机会”的日子。我乐于承认，我无意想使其成为精确的日子，而是把它们当作指引，表明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可是事实上，这些预言3年后几乎一点不差地被事实证实。 我在1914年9月2日重印这份备忘录，目的在以这样的希望鼓励我的同事，即如果关于第20天这个不利的预测得到证实，那末第40天的有利预测也会得到证实。后来确实如此。 欧洲大陆问题的军事方面 丘吉尔先生备忘录 1911年8月13日 以下备忘录是根据……已经决定在欧洲大陆使用英国军事力量的假设写的。本文不对那个决定作预见性判断。 仅定在英法俄之间存在同盟，这些国家受到德奥的攻击。 1.决定性作战将是法德间的那些战役。德国陆军在质量上至少和法军相等，而能动员军队人数为220万对170万。因此法国人必须想方设法使双方力量比较均等。找到办法要么在德国人能发挥其全部力量之前，要么在德国人竭尽全力之后。前一种情况可能在第9天和第13天之间达到；后一种情况大概在第40天时达到。 2.在动员时期的几天中，法军如果在前线与对方军力相等或暂占优势，这一事实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除非假定法国打算采取战略攻势。德国人不会选择他们不占优势的日子发动总进攻；如果法国人进军，他们立刻失去他们自己的全部内部交通联系的有利条件，他们在推进时会遇到前来增援的德军，从而丧失自己可能暂时拥有的人数上的优势。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法国人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保持守势，或者在自己的堡垒防线上或者在比利时边境后面防守；何时开始打第一次硬仗的日子，选择权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德国人一定有足够的聪明能选择最适当的日子，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被迫进行决战，除非法国方面作出某些不顾后果和没有道理的行动。 3.英国方面在谨慎研完各种进攻机会时一定要考虑到，当德军开始作有决定意义的进军时，它将有充分优势的军队作后盾，并在充分广阔的前线发动进攻、以迫使法军从比利时边境后面的阵地退却，即便法军可以守住凡尔登——贝尔福战线上堡垒群中的间隙。一连串大规模战事无疑会发生，各处的战况会有所不同，而且德军遭到重挫的可能性也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德军的进攻停止，法军兵力也不足以反攻；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可对此抱有希望。更多的可能性是，在第二十天左右法军将被从默兹河防线赶跑，撤退到巴黎和南方。所有以相反假设为根据所制订的计划太多地寄希望于命运了。 4.不排除使用4或6个英国师参与这些最初的大战的计划。这样的一支军队是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因素。它对法军的价值大大超出数字显示的力量。它鼓舞每个法国军人的士气，使得德军在用强力攻占边境时必须付出大得多的代价。但是对我们最有实际后果的问题是，在德军突破边境和入侵法国开始后将发生什么情况。法国没有能力在前线采取任何行动来成功地结束战争。她不够强大，无力入侵德国。她的唯一机会是在法国境内击败德国。就是这个问题在作出任何最后决策前应予研究。 5.德军进军经过比利时进入法国，由于下列全部或任何一个原因将被相时地削弱： 由于在攻势中免不了有较大的损失（尤其是如果德军试攻法国堡垒防线失败）； 由于在外线作战必须运用更多的士兵； 由于必烦保护他们通过比利时和法国的交通线（尤其从沿海侧冀过来的交通线）； 由于进攻巴黎（必须投入至少50万对10万兵力），包围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也需要大量兵力； 由于英国军队的到达； 由于从第13天起日益加重的俄国压力： 一般地说由于德军的行动公开后，从右侧进军造成的不利的战略形势； 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随着德军继续前进和时光一天天流逝而成正比地增加。 6.海军封锁也需要时间才能对德国商业、工业和食品价格上产生影响，如海军部备忘录所描叙的；巨大的战争日常费用的不堪重负，从德国的信誉和财政状况中反应出来也需要时间。所有这些压力将同时地和逐步地发展。（财政大臣特别注意这方面以及德国工业与经济组织的结构方面的微小变化。） 7.到第40天，德国在内部及其战线上已达到竭尽全力的境地，这种紧张状况将一天天更加严重，直到最后垮台，除非德国在法国境内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减轻重负。如果法军没有在突如其来的或险恶的战斗中被消耗太大，40天以后，力量均衡将有利于法军，而且形势会日益得到改善。因为德军将面临越来越需要胜利的进攻，但前线往往出现兵力日渐相等的形势，此时可能出现决定性力量考验的机会。 w·s·丘吉尔 02. 会议散了，忧虑沉重地压在与会者的心头。 陆军部在那些日子里忙碌着处理机密消息。无法采取最细微的公开行动。但做了每一件能事先想到的准备工作，用文件制订出了每一个细节。每个营的行动的严格时刻表或他们所称的行动图——甚至标明在哪里喝啡咖——制订并定了下来。印制了数以千计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地图。“由于威尔特郡及其邻近各郡缺水，”推迟了骑兵的调动。新闻界按严格的党派划线，言论压倒性地倾向于主张和平，没有新闻检查，没有强迫行为，觉察到了一种普遍的沉默。没有任何言论打破长期令人窒息的寂静。大规模的铁路罢工以神秘的突然性结束。劳资双方听了财政大臣推心置腹的谈话后作出了相互让步。 8月中旬我去乡间住了几天，脑子里除了战争的危险外没有任何其他思想。我处理了一些日常事务，但强烈照亮我心中的只有一个感兴趣的领域。8月30日从环绕梅尔山延展的生机盎然的乡村我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有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间也许来到了。倘若摩洛哥谈判失败，请考虑使用如下的政策： 建议与法国和俄国订立三国同盟以保护（特别是）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独立。 告诉比利时，如果她的中立遭到破坏，我们准备援助她，并将与法国和俄国缔结同盟以担保她的独立。告诉比利时，为此目的我们将采取任何最有效的军事行动。但是比利时军队务必参战以配合英国和法国军队。比利时还必须立即适当地派兵驻防列日和那慕尔。否则我们不能对她的命运负责。 向荷兰和丹麦提供同样担保，条件是她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如有必要，我们应帮助比利时保卫安特卫普，并为防守该地的要塞和军队提供给养与弹药。我们应准备在适当时刻向荷兰人施加最大压力，使她保持斯海尔德河为一切用途开放。要是荷兰人关闭该河，我们将封锁莱菌河作为报复。 对于我们，有能力封锁莱茵河至关重要，而且随着战争进行下去而越发重要。另一方面，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开始时不利用“马斯特里赫特阑尾”，他们将永远不会需要它。让我补充说明一下，我根本不相信严密封锁的那一套道理，我不喜欢海军部的说法。如果法国人派巡洋舰到摩加多尔和萨非，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在我们方面）把我们主力舰队开到苏格兰以北进入战时位置。我们的利益在欧洲不是在摩洛哥。这个举动的重要性就像我们派两艘军舰与法舰一起巡弋一样。 请告诉我你何时返伦敦；谢谢你请把此信交给首相。 我的观点在此后三年和平时期里没有改变。相反，我所见所闻使我的观点更坚定、更充实。在某些方面，如取消严密封锁计划和命令舰队进入战时位置，我能够使其实现。对于另外一些事情，如保卫安特卫普，我没有权力及时去做我相信同样必要的事情。但是我并不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凭愚蠢的冲动行事，我尽力追求基于沉思与研究的坚定信念。当我眼见自己的一些信念在那个可怕和无比动乱的时期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得到证实时，我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信念的真实性产生强烈的信心。对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从不感到怀疑，我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服或劝导他人。 03. 无论如何阿加迪尔危机终于和平地结束了。它以用外交手段抵制德国而终止。德国又一次以突然和威胁的姿态干扰了整个欧洲。她又一次对法国使用最粗暴的恐吓。她第一次使英国政治家受到直接接触战争危险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欧洲大陆人民的心头从未消失。可是法国人作出了让步与补偿。关于在西非法德领地边界的错综复杂的谈判（谣言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在两个宗主国间订立一个协定。在我们看来法国赢得相当的利益。但是法国并不特别高兴，在那些焦燥不安日子里主持工作的总理卡约先生被免除职务，其原因在当时很难领会，但从以后的事态来看便能较易理解。德国统治阶层里的紧张程度必定极为严重。德国殖民大臣冯·林德奎斯特没有来得及在协定上签字就辞职了。毫无疑问，在德皇居住的宫殿内，众多穿着光采夺目制服朝臣们的内心正充满着深刻而强烈的屈辱和仇恨的激情，而那些充满激情的人群中皇储本人是代表。世界把无限的污秽积聚在这个不幸者的身上。事实上他也许比一个普通的年轻骑兵中尉不好也不坏，他没有受过公立学校的一般教育，也不必考虑如何谋生。他具有相当个人魅力，他把魅力主要滥花在女人上，但是在黑暗的日子里他的魅力迷惑了维灵根的青年人。在高级指挥官、政府高级官员和政党领导人激情的眼光注视下和言辞的阿谈下，他已被冲昏了头脑。因此他纵身投入这强劲爱戴的潮流中，成为一股权势，或者应该说是一个权势的中心，有了这种地位，德皇也得刮目相看。德国再次着手增加自己陆海军的力量。 冯·提尔皮茨写道，“问题是我们要绷紧神经，继续大规模扩充军事力量，避免所有挑衅，而且要耐心等待，直到我们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来③，迫使英国人让我们和平呼吸。”仅仅是和平呼吸！需要多么可怕的装备来保证获得这个简单的呼吸动作！ 04. 现在我们得追述法国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1911年早期，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和法国指定的陆军战时总司令米歇尔将军为战役计划草拟了一个报告。他宣称德国肯定会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德国人的包抄运动不会限于比利时默兹河南面，而会越过它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其范围包含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他断言德国参谋部立刻使用的不只是他们21个现役军，还加上众所周知他们打算经过总动员组建的21个的后备军的大部分。因此法国应准备面对通过比利时的庞大包抄运动和一开始就包含42个军大部分的一支敌军。为迎击这个入侵，他建议法国人应该从一开始就组织和使用自己后备军的大部分。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与每一个现役编制并行建立一个后备编制，使两个单位在率领现役单位的军官的指挥下一起开上战场。使用这个办法动员起来的法国陆军力量将从13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德国入侵军将面对至少相等人数的法军。许多法国军的编制将提高到70000人，大部分的团将成为由6个营组成的旅。 米歇尔将军下一步进行部署这些部队。他建议把最大部分军队近50余万人布置在里尔和阿韦纳之间，以抗击德国包抄运动的主要兵力，他把第二大兵力30万人放在50万最大兵力的右面——在伊尔松和勒泰勒之间；他指定22万兵力守卫巴黎，这部分人也用作总预备队。其余军队沿东部边界配置。这些就是法国军队领导人1911年的计划。 这些想法与法国军事思想主流直接相反。总参谋部不相信德国会采取通过比利时作包抄运动的战略，肯定不会通过比利时的北部。他们不相信在刚开始的战斗中德国会使用他们的后备部队。他们也不相信后备队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有能力参加战斗。他们认为情况正好相反，德国人只会使用其现役部队，他们将以极快速度进攻，在穿过东部防线时法国反击部队一定要迎击并阻止他们。为了这个目的，法国人的编制应该尽可能大比例保持实际作战的军队和尽可能少比例保持后备队。怀有这个目的，他们要求制定“三年兵役法”，它保证至少可以得到两支由年轻士兵组成的完整部队。在法国参谋部里，除了参谋长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属于进攻学派，他们中间最活跃的鼓吹者是格朗迈松上校，他们热切地相信，胜利能够以一次对敌人的激烈而凶猛的突然攻击在最早一刹那夺得。 这种意见冲突决定了米歇尔将军的命运。可能是他的个性和气质与他深远而敏锐的判断力不相称。这样的差异常常损害真正的政策。在国防会议上他的同事联合成绝大多数来反对他。在阿加迪尔危机紧张期间他们的争议达到紧要关头。新任国防部长梅西米上校坚持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米歇尔的计划。这位副主席处于孤立地位，几乎其他每一个将军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不同意他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没过几天国防部长通知他，他已失去法国陆军的信任，7月23日他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政府的意图是，米歇尔的职务应由加列尼或波继任，可是波要求任命一些将级军官，而部长不接受他的请求。他的任命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表面上以他的年龄为理由，一旦提出这个借口，它对加列尼似乎更加不利，因为后者比他年纪更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选择落在霞飞将军头上。 霞飞是工程兵军官，在马达加斯加，他在加列尼麾下和在摩洛哥担当不同职务后，获得思想稳健、沉默寡言和意志坚强军人的名声，1911年担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很难找到一个人物比他更不像英国人想象中的法国人——这个人大脑袋、宽肩膀、思考慢条厮理、行动迟钝、土里土气。也不容易找到像他那种类型的人，第一眼看来就觉得不适合编织和拆散深奥复杂而庞大的现代战争之网。他是国防委员会中资格浅的委员。他从来没有率领过军队，甚至也没有在战争演习中指挥过军队大规模调动。在这类演习中他扮演交通线监察长的角色，而当时他被委派在这个岗位上做动员军队的工作。 霞飞接受这个意想不到的任命提名时感到忧虑和困惑，这是自然也是可信的。他的迟疑由于得到保证卡斯泰尔诺将军由他特别安排而消除，这位将军深谙法国参谋部的计划与理论，特别精通打大仗。因此霞飞作为法国参谋部主要提名的人和他们理论的代表而接过权力。他一直不变地忠于这个概念，三年后法国注定要遭受的巨大灾难，从那时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霞飞将军的品格适合为战争前的几个短暂法国政府提供最有用的服务。他代表并体现变动世界中的“稳定”和派系斗争世界中的“不偏不倚”。他是具有明确政治观点的“优良的共和主义者”，而不是擅长搞政治的军人或参与阴谋的军人。没有人怀疑他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也没有人能指责他牺牲天主教利益支持无神论的将军们。在政治家对今后大决战只会喋喋不休、怒气冲冲和七嘴八舌讲空话的时候，法国对这位将军无论如何有某些可以依靠的地方。在接近三年的一个接一个政府中，霞飞连着担任他的职务，我们有把握说，在局势变得日益险恶的岁月里，他在技术事务上的建议，几乎总是被任期短促的部长们所采纳。他在卡约和梅西米手下任职，在普安卜雷和米勒兰手下任职，在白里安和艾蒂安纳手下任职，当战争爆发时，他再次在维维亚尼和梅西米手下任职。 05. 最后让我们再谈谈英国的情况。 10月阿斯奎斯先生邀请我与他一起在苏格兰住些日子。在我到达那里的第二天，正当我们从海边沙地去他家路上，他十分突然地问我愿不愿去海军部。当他刚担任首相时也向我提过同一问题。这次我不再犹豫怎么回答。我的内心充满了战争的危险。我欣然接受了。我说，“当然我愿意。”他说明天霍尔丹先生来看他，我们一起谈这件事。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意已决。傍晚的夕阳映照出远处慢慢驶出福斯港湾的两艘战舰的轮廓。在我眼中，它们似乎有新的意义。 当晚，在我上床时，我在卧室中看到放在桌上的一本大圣经。我得到的消息占据在我的内心，我职位的完全改变和托付给我的任务激荡着我的思想。我想到英国的危险，她热爱和平、却考虑不周和缺乏准备；我想到她的力量与美德，想到英国提倡的良知和公道的使命。我想到强大的德国，高高耸立在其帝国光辉上，用她的深邃、冷静、有耐心、无情的分析方法进行钻研。我想到陆军在1907年布雷斯劳演习中，我曾目睹这些矫健男儿从我面前一拨又一拨地跋涉而过，想到1910年维尔茨堡四周，在山岗上以及沿马路，几千匹强壮的马拖着大炮和大批榴弹炮。我想到德国人的教育和他们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他们在科学和哲学方面颇有建树所具有的含义。我想到赖以建立德国权势的突然而成功的战争。我随意打开圣经，在第9章“申命记”中我读到： 1.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 2.那国民是亚衲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钠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3.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伏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 4.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而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 5.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 这段话看来是充满安慰与鼓励的启示。 ———————————— ①冯·提尔皮茨记述得正确，“根据他（冯·基德伦—韦希特的建议），宰相于1911年7月l日派遣炮舰“黑豹号”去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英国政府在询问理由时有许多星期不予答覆，使她完全落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结果是，在7月21日劳合·乔治发表一篇在英国内阁中草拟的演讲，演讲中他警告德国，在挑战中她将发觉英国力量站在法国一边。” ②这个工作由艾德里安·格兰特—达夫陆军中校开始，中校后来在埃纳河牺牲。 ③重点是我加的。 第4章 在海军部 01. 麦克纳先生与我以严格的礼节交换警卫。早上他来到内政部，我把他介绍给那里的官员。下午我去往海军部；他向我引见部里的委员会和主要军官以及部门主管，然后告辞而去。我知道他对这次调动很不愉快，但没有人从他的态度能猜度出来。他一走我立即召开委员会正式会议，会上秘书宣读任命我为海军大臣*的特任状，于是我根据枢密令成为“向国王和议会负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的大臣。”我将履行这个职责，并度过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4年。 我毫不拖延地致力于我认为需要立刻处理的那些头等重要的海军问题。第一，主力舰队作战计划，到那时为止，原计划根据的还是严密封锁的原则。第二，整顿其他舰队，以便提高其迅即作战力量。第三，在突然遭受攻击时有全面的防备发生意外的措施。第四，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第五，建立海军与陆军两个部门的密切合作，协调海军与陆军的作战计划。第六，进一步提高军械设计，增加我们各级新战舰的火炮力量。第七，在舰队高级司令部和海军部委员会构成中作一些人事更动。 此外，我发布了某些个人指示，这样我才能“在床上安稳睡觉。”海军军械库在海军部直接负责下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海军部除了常驻人员外要有海军军官的连续值班，这样在周一至周六、周日或节日，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候，海军部决不会无人发出警报，任何时候总有一位管军务的海军大臣在海军部大楼里或附近值班以接收警报。在我椅背后墙上，我安放了一个敞开的柜子，在后面的折门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北海海图。在这幅海图上每天由一位参谋官用旗子标明德国舰队的位置。在战争爆发以前这个惯例从未省略过一次，遮住作战室整个一边的巨大地图开始发挥作用。每天当我第一次进入办公室，我首先要看看我的海图，这已成为规律。我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了解情况，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和周围的同事对无时不在的危险保持警觉，因为我有许多其他的情报渠道。我们全都以这种精神工作。 现在我必须向读者介绍两位伟大的海军元帅费希尔勋爵和阿瑟，威尔逊爵士，他们卓绝的品质和在军舰上与海军部终身的工作，加上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充沛精力与爱国主义的影响，是皇家海军达到此时鼎盛状态的主要原因。费希尔与威尔逊两个名字一定会在本书里常常出现，因为他们在我要叙说的不寻常事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至少在10年中，采取扩大、改善或更新海军的最重要步骤是费希尔的功绩。水管锅炉、“所有的巨型炮舰”、潜艇的采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称它们为“费希尔玩具”）、普通教育方案、后备舰艇的核心水手制以及以后的——为对付与德国军舰的对抗——舰队在本国水域集中、淘汰大量战斗力很小的舰艇、1908年和1909年的大海军计划、把12英寸大炮改为13.5英寸大炮——所有这一切主要是他的贡献。 在贯彻这些意义深远的改革中，他在海军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些激烈的反对派，他引以为荣的方法就是激起反对派的强烈敌意，然后予以还击，他是很乐意回敬对方的。他要大家知道，确实他曾公开宣布，反对他政策的不论哪级军官，必定毁灭自己的职业生涯；至于那些卖国贼，也就是那些公开或秘密打击他的人，“他们的妻子将成寡妇，他们的孩子将成无父孤儿，他们的家将成垃圾堆。”他一再重复这些话。“冷酷、无情和不能有怜悯心”是经常挂在他口边的言词，许多“在海滩上”悲痛欲绝的海军将领和舰长的令人生畏的事例说明，他说到做到。他毫不迟疑地用最令人不快的言语来表述他的政策，似乎在向他的敌人和批评者进行挑战和表示藐视。他在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的逻辑学课程教材中写道，“偏爱是高效率的密诀。”偏爱在他笔下的意思是，不管资历如何，只以公众利益为准则对天赋才能进行识别和选择，但是“偏爱”这个词一直留在人们的心头。有人说军官生活“在鱼池里”——倘若不是这样他们就运气不好。他对不同意他的方案的那些人的意见与论点极为蔑视，随时随地以言词和书信狠狠地辱骂他们。 可是在皇家海军有不少具有社会势力和独立财源的军官，他们中许多人对费希尔怀有敌意。他们有接近议会和新闻界的机会。有很大一部分优秀和有才能的海军军官同情他们，尽管不赞成他们所有的做事方法。在所有反对他的人中主要的有当时海峡舰队（主力舰队）总司令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皇家海军出现了可悲的分裂，分裂遍布每一个海军中队和每一艘战舰。分成费希尔的人和贝雷斯福德的人。凡第一海军大臣提出的建议总司令都反对，在整个海军中，校级和尉级军官被促使站在这方或那方。争论涉及到技术问题和人身攻击。没有哪一方有强大力量足以压垮对方。海军部在舰队有它的支持人，舰队在海军部里有朋友，因此双方对于对方阵营中发生什么事情很快得到正确情报。要不是有很大一部分置身于两派之外的军官，他们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都拒绝参与这场斗争，那末这样造成的可悲局面很容易破坏海军的纪律。他们默默地和坚定地干自己的工作直到派系斗争的风暴过去。对于这些军官大家应该感激他们。 毫无疑问，费希尔决心做的事情十分之九是对的。他的伟大改革使皇家海军在它历史上最关键时期保持强大力量。他向海军敲响英国陆军在南非战争时期感到过的震惊。经历长期安宁不受挑战的自满后，如今能够听得到远处隐隐的雷声。就是这位费希尔，他高高举起风暴信号并召唤全体人员各守岗位。他迫使海军的每一部门审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存在问题。他提醒他们，敲打他们和诱导他们惊醒起来紧张工作。但是正当这样不停工作之际，海军成了令人不愉快的地方。纳尔逊传下来的“兄弟帮”（band of brothers）传统这会儿，只是在这会儿被抛弃了；在“兄弟帮”头领们公开表示敌意的背后，到处出现他们的追随者的恶意阴谋。 我问自己，所有这一切是否不能避免；我们能不能实行费希尔的改革，但不要费希尔的做法？我深信，费希尔被他遇到的困难和阻碍激怒，每走一步都要经过艰苦斗争，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有巨大战斗任务的政府部门中，总是肯定要有政治权威和专业权威的结合。一位强有力的第一海军大臣要施行充满活力的政策，必须有海军大臣的支持，只有后者能够支持他和保护他。他们联合起来，权威就能倍增。当他们都是有效率的因素时，每一方都可以向对方提供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帮助。两者工作协调，彼此效率都能倍增。联合力量的集中，使得派系没有活动的空间和机会。不管是好是坏，他们为海军利益一起作出的决定必定能被忠实地接受。费希尔工作的后几年是海军部由两位大臣统治的几年，不幸的是，这两位都患了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疾病。尽管考德勋爵和特威德莫思勋爵都是很有能力和很正直的杰出人物，他们从1904—08年任海军大臣时健康状况极差。此外，两者都不是下院议员，未能在议会里显示才能，也就没有能力以不容怀疑的语气宣布海军部会遵循和下院会批准的政策。当1908年麦克纳先生接任海军大臣时，出现了机会。这任大臣赋有惊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年富力强而且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并在下院获得有力的政治地位，他有能力施展立即使局势稳定的影响。可是对于费希尔来说这个机会来得太迟了。对立面的愤怒追踪着他。对立与仇恨已经发展得太深重。海军中的分裂不和继续凶猛而公开地表现出来。 这个阶段费希尔遇到一件意外小事，即是培根信件“事件”，这个事件与他这段生涯结束紧密相关。培根舰长是海军中能力量强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强有力的费希尔追随者。1906年他在查尔斯·贝雷斯福德麾下服役于地中海。费希尔要求他随时写信给他，告诉他所有发生的事情。他遵命写了些有份量、有价值的信，但是这些信会招致别人的谴责，因为信里含有对顶头上司的批评。这一点本身本来不会引起注意；但是这位第一海军大臣习惯于把有关技术主题的信件、短笺和备忘录用精心挑选的美丽的字体印了出来，目的在教导和鼓励他的忠实追随者。费希尔欢喜培根信中提出论点的说服力，他于1909年叫人把它们付印并在海军部广泛传阅。最后有一份流入对立分子手中，很快被传送给伦敦的一份晚报。第一海军大臣被指责鼓励下属对他们的顶头上司不忠。这段插曲是致命的，在1910年初，约翰·费希尔爵士离开海军部，正如大家所相信的那样，他最后退役进入上议院，虽然他成就辉煌，满载荣誉，却在欢庆声中遭到了对手的许多攻击。 当我确信要去海军部时，便立即派人去请费希尔。他正在国外享受阳光。自从1909年有关海军预算的争论后我们彼此未曾见面。他自认有义务忠实于麦克纳先生，但一俟他知道我与麦克纳互换职务的决定和我本人毫无关系时，他急忙回国。我们在赖盖特小隐修院一起度过舒适的3天。 我发现费希尔是名副其实的充满知识与灵感的火山；一旦他知道我的主要目的，他立刻进入了热情爆发状态。的确，对他来说，要他在平静的卢塞恩湖畔等待和无事可做，几个星期焦急地注视着长期不决的阿加迪尔危机，肯定是极度痛苦的，而此时他的毕生杰作，即他心爱的海军随时都会经受最大的考验。一旦他开始说话，几乎就停不下来。我问他一些问题，他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他谈这些重大问题一直是我的享受，但最有兴趣的是他促进有关舰船设计的所有工作。他还眉飞色舞地谈论海军里的将军们，但对他叙述的将军间的宿怨，听的人必须把它打个大折扣。我的意图是保持天平平衡，在大体上采纳费希尔政策同时，坚持务必停止长期敌对。 虽然对前文中所述的那些情况我已清清楚楚，但和费希尔开始谈话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召回他。但到了星期天晚上，这个人的才能与力量已使我深信不疑，此时我已几乎下定决心要做三年后所做的事情，即让他再次担任海军领导人。我怕的不是众口哓哓，这时我对此已有充分心理准备。我怕的是宿怨的复活和继续；根据他的性情很难避免争吵是很清楚的。同时我还担心他的年纪。我不能完全相信71岁老人的心境平静。第二天上午在返回伦敦途中，我真的想说“来帮助我吧”，如果他说一句希望回来的话，我肯定把这句话说出来。但是他保持适度的尊严。一个钟点后我们到了伦敦。随后我产生了其他想法，而且听到了不少主见相反的劝告，几天后我打定主意到别处寻觅第一海军大臣。 我不知道我是对还是错。 像费希尔勋爵这样多年担任高级官位，干的又是极为机密和至关重要大事的人，他与人通信数量大得似乎令人惊奇，而且内容毫无顾虑。当我为写此书和为满足写他传记的作者的要求，我将从这位将军那里收集到的全部亲笔书信打印了出来，排列稠密的打字纸达300页。大体上这些信一再重复与其一生有关的海军的主要思想与信条。虽然很容易指出信中的许多不一致和明显矛盾，但其主旨未变。这些信还呈现出逗人高兴的掩饰，点缀着贴切的有时深奥的引文、有光彩的短语和比喻，有讽刺性的笑话和歹毒的个人攻击。所有这些都是他一想到便匆促写下的，他有力的笔跟随他傲慢的思想奔腾直下。他常常把想到的事情大胆振笔疾书，有些思想是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他的汹涌浪潮般的发泄引起这么多的敌人在他后面破口大骂，这不足为怪。真正的怪事是他没有因此招来太多的灾难。是他的天赋的乐观情绪支持他承受的压力。真的，在这些年的过程中，他的书信中大量不谨慎的激烈言语在某种意义上起了对它自己的保护作用。人们渐渐相信，这是与大海的卫士身份相称的活泼型的言语，而那位年老的海军将军在他多风暴的道路上傲然前进。 在这个准备时期，对于我来说，他的信件成了我妙趣快乐的源泉。他书写得很密的8页或10页特大信纸用小珍珠别针别在一起或用丝带缚在一起，信里面包含着各种消息和决策，有种种愤怒的谴责，也有至高无上的灵感或鼓励。收到这样的信令我欣然。他给我的信件一开始就充满深情和慈父般的亲切。信以“我亲爱的温斯顿”开始，结尾通常有变化，如“成为煤灰也属于你的”，“直到地狱结冰也属于你的”或“直到木炭发芽也属于你的”。下面接着又是附言，又写上两三页富有想象力和才华横溢的内容。我每次重读这些信件不可能不对他、对他的烈火般的灵魂、他火山般的精力、他深刻的创造性思想、他猛烈的直言不讳的憎恶、他对英国的爱，产生强烈敬爱的感情。唉！当地狱结冰、木炭抽芽和友谊化作煤灰那一天，当“我的亲爱的温斯顿”变成了“大臣：我再也无法与你共事了”**，我能为记述下我们漫长而亲密的关系并未终结而高兴。 02. 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以他平时端庄朴素的风度迎接我。当然，他不会一点不知道派我来海军部的主要原因。当严格保密的我的任命最初传到海军部时，他在与其他海军大臣谈话中说，“我们将有新的上司，如果他们希望我们为其工作，我们干下去，不然，他们将找别人继续工作。”此前我只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碰到过他，我对他的看法可分两方面，一方而，基于所有对他性格的评论，我钦佩他；另一方面，我完全不同意我所知道的他的战略见解。他认为组建战时参谋部毫无必要；而我却建立了这个机构。他不赞成陆军部计划，战争发生时派陆军去法国；我认为应完善这些安排直到最小的细节。我相信，他迄今仍是严密封锁德国港口的鼓吹者。在我这个外行或陆军军人的眼中，鱼雷的使用看来已经使得这种战略成为不可能。①这些是巨大而至关重要的分歧。在他这方面他也许认为，在阿加迪尔危机中我们陷入不必要的恐慌，认为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舰队的力量与机动性，也不能正确地理解英国战略力量的真正特性。除非他的任期延长，否则他在三四个月内因年龄原因将退役；而在我这方面，我来到海军部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意图，即我要建立由我自己选择的全新委员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合作必然没有希望。 然而，此刻还是让我来描绘一下这位个性突出的海军人物吧。毫无异议，他是我曾经遇到或甚至读到的最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要求，他无所畏俱——绝对无所畏俱。不管他在指挥英国舰队还是在修理一辆老旧汽车，他会同样热衷、同样感兴趣、同样满足。从重要的职位上进入完全的退休，从完全退休再回到海军部门的顶峰，这样的变迁对他的稳定的心跳不会有任何影响。每一件工作都是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而且不存在其他事情。一个人尽其可能做好工作，不管它是大事还是小事，自然他不应要任何回报。这就是他漫长一生生活在舰船上所凭藉的精神，以他的典范作用，他把这种精神传遍海军的官兵。在许多场合，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对官兵冷漠无情。命令就是命令，不管是断送一个军官的职业生涯或者提升使他名声大振，不管命令涉及最愉快或最讨厌的工作；他对所有的诉苦、对各种各样情绪和激动，总是咬紧牙齿露出淡漠的笑容。我从未见到他的镇定受过干扰。他从不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从不放松自如。直到我倒霉的那一天为止，我从不知道我的工作在他的眼中是否得到赞许。 尽管他冷漠的态度，被人普遍称为“猛拉”（tug，因为他总是在工作，即总是在拉、曳、拖）或者称为“老过份”，但他在舰队中同样得到热情的爱戴。士兵愿意做艰苦和枯燥的工作，即使当时他们怀疑这个工作是否必要，因为这是他命令他们去做的，这是“他的作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是海军候补少尉。每个人都知道他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当时在苏丹的塔迈，我们的方阵被击破，当时他的加特林机枪的子弹打尽，人们见到他用拳头一个接个打击德尔维希持矛士兵，挥舞着断了的剑柄如同挥舞灰尘掸子。人们还说他对天气与气候明显反应迟钝。他在北海过隆冬，只穿一件薄薄的紧身短上衣，显得很舒服，而其他人穿上厚大衣还在发抖。他光着头站的热带太阳光下不会中暑。他有天生创造力的头脑和丰富的机械知识。海军中使用40年的反水雷系统和一直到被无线电报取代的桅顶信一号，两者都是他灵巧头脑的产物。他是经验丰富和技艺高超的海上舰队司令官。此外他善达表述，书面文字清晰而细致，他草拟的文件论点确切详尽，分析的范围广泛全而。从一开始他给我的印象是具有最高的品格和思想境界，但是我认为，他太多地停留在过去的海军技术上，当条件极迅速转变时接受新思想不够。当然，他还极度地固执己见和顽固不化。 经过我与他几番初步谈话后，我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我派人送给他一份组建海军战时参谋部的纪要录，它惹起明确无误的争议。他对我的意见提出有力的理由的和毫无保留的拒绝，于是我决定立刻组织一个新的海军部的委员会。海军部的大臣持有准大臣级的任命状，当然有必要将我的建议送呈首相并获得他的同意。11月5日我通知首相，鉴于阿瑟·威尔逊爵士反对海军战时参谋部的整个原则，而我则认为在1月底之前设立海军部新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此后，我在11月16日把全部建议送呈首相：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军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军大臣，帕克南海军上校为第四海军大臣；布里格斯海军少将留任原职仍为海军审计署长兼第三海军大臣。建议海军副司令海军中将乔治·卡拉汉接替法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国内舰队司令。但最重要的任命是委派约翰·杰利科爵士为海军副司令。这样他实际上已凌驾于现役军官名单上4或5名最重要高级将领，事实上成为最近将来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的人选。 这些变动的宣布（11月28日）当日深夜被议员得知时在下院引起相当轰动。除一个人外所有的海军大臣全换了新人。立刻有人质问我，“他们是辞职的还是被免职的？”等等。我简要地作了必要的答覆。此时我处于强有力的位置上，因为凡知晓阿加迪尔危机内情的那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对舰队状况担忧，而派我去海军部去作一番新的和激烈的努力，这是众所周知的。 阿瑟·威尔逊爵士与我以友好、礼貌但同时冷淡的语言分手。他对于少许缩短他的任期没有表示些微怨恨。他像以往一样好脾气和冷冰冰。只有一次他表现出最轻微的愤怒痕迹。当时我告诉他，首相有意将他的名字上呈国王请求封爵。他竭力要求不要把他的名字上报。他要这么个头衔有什么用呢？这个头衔是可笑的。然而，无论如何国王决定要赐给他功绩勋章，他最后被说服接受了。在海军部的最后一晚，他以真正“兄弟帮”方式设宴款待新任海军大臣们，然后退休回诺福克。我情不自禁难过地想起著名的坦尼尔“领航员掉了下来”的漫画。画中描绘没有经验和好冲动的德国皇帝漫不经心地注视着令人崇敬的人物俾斯麦从梯子上掉下来。可是我的行动以崇高的公众利益为动机，没有其他杂念。我以这个理由来鼓舞自己的勇气。 人们将在合适的地方看到，我还将与阿瑟·威尔逊爵士再次共事。 我来到海军部几周后，有人告诉我，在希望来见我的几个海军将级军官中有海军少将贝蒂。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有如此印象。第一，他是舰队里最年轻的将级军官。第二，当我们进攻恩图曼时，他曾率领白炮舰上溯尼罗河尽可能近地支援第21轻骑兵。第三，他曾多次见到陆军在陆地上作战，因此他有海战经验也有陆战经验。第四，他出身于骑兵世家；他的父亲曾在我自己的团里（第四轻骑兵团）服役，我刚刚参加军队时就常听人谈论他。我知道，这位将军是非常高明的骑兵，有“恋乡癖”的外号。第五，在海军中有许多关于他受到很大压力的谈论。以上这些是这个军官的名字引起我头脑中产生的印象，关于他，我叙述得很详细，是因为我有幸作出重用他的决定，这对皇家海军和对英国武装力量起很大作用。 可是，在海军部有人对他的为人对我作绝对相反的忠告。他升迁得太快了，他对岸上事务有许多兴趣。据说他的心不是完全贯注在海军上。在大西洋舰队里他曾经得到过一个适合他少将军衔的职位任命。他谢绝这个任命——在职位相对于候选人比例显得极少的时候，这是海军军官采取的非常严重的一步——其结果是今后将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任命。提供进一步的任命将是违反先例的。他已有18个月没有职务，有可能在整个3年无职务，期满之后按常例退役。 我第一次遇到这位将军时立刻否定了这些不幸的忠告。他立刻成为我的海军秘书（或如任命书当时称呼的叫私人秘书）。从此我们在相通的两间并排房间里工作，在以后的15个月里，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与德国进行海战问题。我越来越明白他察看海军战略与战术问题的角度与一般海军军官不同：在我看来，他探讨这些问题更像是士兵的做法，他在陆地战争的经验更衬托出他曾接受过海上训练这个事实。他并不仅仅是工具主义者。他不认为武器装备本身就是目的，它们只是工具。他认为战争问题应从陆、海、空三方面统盘考虑。马球运动和猎场的形势使他的思想敏捷而灵活，在尼罗河炮艇上和岸上与敌作战的不同经历丰富了他的思维。我与他一会儿从这个角度一会儿从那个角度讨论我们的海军问题，二人获得同样的愉快与好处。他完全不用技术行话进行评论，他的敏锐和深邃的洞察力越来越给我深刻的印象。 当1913年春季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空缺时，我毫不犹豫地在众多人选中任命他去这个无比重要的指挥部，即后来的著名战列巡洋舰舰队——皇家海军战略机动部队，它的指挥核心的速度与力量的高度结合一直受到海军部的关注。两年以后（1915年2月3日）当我去“雄狮号”甲板上访问他时，军舰仍残留着从多格浅滩战斗中新沾上的胜利伤痕，我从他麾下的舰长和将军嘴里听到了他们对其领导者尊敬而充满热情的陈述。我记得，当我离开军舰时，那位沉着冷静的将军帕克南抓住我的衣袖，“海军大臣，我想私下跟你说句话，”他说话时声音中充满抑制着的激情，“纳尔逊又回来了。”那些话常常在我心头浮现。 在我为战争准备舰队的努力中，有许多工作依靠巴腾贝格的路易斯亲王的指导和帮助，总的说来，他是我的主要顾问。他从1912年1月到1913年3月任第二海军大臣（当时法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的健康暂时不佳），嗣后到1914年10月底任第一海军大臣。这里有必要对这位值得注意的亲王、这位值得注意的英国水手作一些描述。他的出身导致他在大战爆发后就被罢免，从而终止了自己长期的职业生涯，正因为这一点，更有必要描述他。 路易斯亲王是英国海军的孩子。从早年起就由大海抚育。英国军舰的甲板就是他的家。他的全部兴趣集中在英国舰队。迄今为止，家庭的崇高地位帮助了他也阻碍了他的事业：在到达某一点以前，身世起支持作用，但在此以后它又是确实的不利条件。结果是40年海上服役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岸上不太愉快的指挥部度过的。人们在马耳他听到，他如何经常率领巡洋舰中队以高速度和在关键时刻进入小小的拥挤的海港，离岸剩下的空隙还不到100码，他抛下锚，测量他的锚链，然后全速后退，使军舰安全地进入恰当位置。他对陆海作战知识和欧洲大陆的知识比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海军将军多得多。他的兄弟是保加利亚的国王，在斯利夫尼察战役中表现出非常之高的军事天才。他本人精通英国海军的各方面细节，从理论到实际面面俱到。任命他为费希尔勋爵麾下我们最重要的组织中心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是受过完整训练和有成就的参谋官，具有清楚和明白易懂的讲话才能，以及日耳曼民族的那种一丝不苟和勤勉不懈的精神，我们从来不曾低估这种精神。 传闻有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他随英王爱德华访问基尔，一位德国高级海军将军非难他不该在英国舰队服务，于是路易斯王子绷起脸回答说，“先生，当我于1868年加入皇家海军时，德意志帝国还不存在。” 在我经办的事务中他扮演的角色可以作为未披露的故事记录下来。 我们第一件费力的事是建立战时参谋部。关于此事的所有细节全由路易斯亲王制订，由第一海军大臣批准。我还求助于当时在奥尔德肖特负责指挥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位将军向我提供了一些精辟的论文，论文阐述参谋组织的军事原理和在许多方面对现有海军工作方法提出令人畏惧的评论。得力于这些不同意见，我于1912年1月发表一份旨在尽可能消除对海军偏见的文件，向公众提出我的结论。 我一直不停地努力工作，为海军组建真正的参谋部。 可是这样的任务需要一代人的努力。魔仗的挥舞不能够树立高级军官的心理习惯，依靠这种心理习惯参谋班子才能有效率发挥作用。年轻的军官可以训练成才，但今后他们必须花费时间才能一步步走上海军中掌握权力的位置。专业军官意见的大部分倾向相反方向。以前没有参谋部，他们过得相当不错。他们不想要一个声称比其余人更聪明的军官的特殊阶层。在海上工作应是主要靠资格，其次靠技术才能。就这样，当我去往海军部时，我发觉那里对海军军官的专业训练一点也不重视，从来没有一个军官被责成读一本简单的有关海战的书，或者去参加极为初浅的海军史考试。皇家海军对海军文献没有任何重大贡献。关于海军力量的标准著作是由一位美国海军将军写的。②对英国海战和海军战略的最佳记述是由一位英国平民编写的。③“沉默的海军机构”并不是因为它专心致力于思索和研究才不说话，而是由于它被日常工作和许许多多日益复杂的技术压得喘不过气来才哑口无言的。我们拥有能干的行政官员、各种专业的杰出专家、无与伦比的领航员、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优良的海军军官、勇敢和投入的心；但在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大多数军官与其说是军舰舰长不如说是船长。许多麻烦事的原因就是由此产生的。要让皇家海军对战争问题和战争形势有开阔的观点，海军政策获少需要保持15年不变。没有这种观点，航海技能、枪炮操作、各种各样的工具仁义以及最忠诚的献身精神均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15年是一个长时间！而我们只能有30个月！ 03. 我已说过，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财政大臣对能为英国态度增加份量的每件事情是如何热心。但一俟危机过去，他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行动。他感觉到应该作出努力去消除可能使德国难受的任何痛苦，并就海军力量与其达成共同谅解。我们知道可怕的德国新海军法正在制订，不久行将宣布。如果德国下定决心要与英国对抗，我们必须接受挑战；但是也许有可能用友好、诚挚和亲善的商谈扭转这种灾难性的发展。我们对德国殖民扩张不抱敌意，我们甚至可以采取积极步骤促成她在这方面的希望。肯定能够做某些事情打断因盲目引起可怕后果的锁链。如果帮助德国扩大殖民范围是取得稳定局面的方法，这是我们乐意准备付出的代价。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如果我与财政大臣能携手合作，并能证明我们竭尽最大努力以求缓和海军对抗却毫无成果，那末除广泛的理由外，我认为我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内阁和下院给予必要拨款。因此我们联合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商量，然后征得首相同意，我们请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前往柏林直接觐见德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适合担当这个任务，他与德皇很熟悉而同时忠诚于英国利益。我们带去一份简短但意义重大的备忘录，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在自己的著作中④比任何人都简练地概述了它的内容：“接受英国的海上优势……不扩大德国海军计划……尽可能缩小这个计划……英国方面不阻碍我们的殖民扩张……讨论并改善我的殖民雄心……建议共同宣布，两国不参加反对彼此的侵略计划或联盟。”卡斯尔接受任务立刻启程。他在柏林只呆两天，一回来就即刻来找我。他带回德皇的一封热情友好的信和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关于德国海军法的相当详尽的声明。我们在海军部整夜贪婪地阅读这份极为宝贵的文件。文件表明，我们考虑了6年的计划（4、3、4、3、4、3对他们2、2、2、2、2、2），如今必须增加为5、4、5、4、5、4以对付他们预期的3、2、3、2、3、2。这样我们将在“无畏”级战舰和“无畏”级巡洋舰方面对德国保持60%的优势，这样我们将建造两艘对他们外加3艘中的一艘。由于德国建立第三支巡洋舰中队，我们将被迫召回在地中海的战舰，把地中海防务交给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在人员上的增加，我们不得不将拟议中兵力增加的数量再翻一番，当年增加4000人，第二年再增加4000人。 我们把这些事项提呈内阁，内阁决定应派一位内阁部长前往柏林，并选定霍尔丹先生负此重任。经两国政府初步交换意见后，国防事务大臣在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陪同下于2月6日启程赴柏林。 几个星期前我就打算在贝尔法斯特发表演讲支持地方自治法案。对这个方案的剧烈敌意在北爱尔兰省危机一触即发的首府迅速蔓延。因为曾作公开承诺，我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履行我的保证，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刺激，把开会场所从乌尔斯特会议厅改为在该市郊区树立的大帐篷里。每一方都大声宣告要以暴力和骚动相威胁，接近10000军队集中在那个地区以保持和平。我的计划是，如果在贝尔法斯特一切顺利，我第二天继续前往格拉斯哥视察几处沿克莱德河的造船厂，并就海军形势发表演讲，我要十分平易地说明我们的根本意图，旨在对霍尔丹使命作必要的支持。当我在伦敦火车站等候去爱尔兰的火车时，我在晚报上读到德国皇帝在国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宣布增加陆军与海军拨款的法案。新海军法对英国人和德国国民同样还是秘密，可是我知道它的规模和特性，并将它与陆军法案联系起来看，此刻我产生一种临近危险的强烈印象。有一句充满德国人自我宣泄情绪的话惹人注目。“保持和加强陆上与海上保卫德国人民的力量是我不变的责任和关心事，德国不缺乏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的确这话是对的。人们想起出生率下降的法国，通过她的堡垒群凝视宽广的德国土地，默默地沉思着如何对付这些“适合扛起武器的青年人”，而这些青年人德国的确是“不缺乏”的。我的思绪匆匆地跳过爱尔兰骚动的一天，暂时忘却我面临的演讲的烦恼，将思绪固定在格拉斯哥，好像此地也许能对德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威胁提供某种反击的力量。欧洲可能要再次在一个岛上找到反抗军事霸主的护卫者，这个岛屿过去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因此，在爱尔兰的磨难过去后，我在格拉斯哥说： “英国海军力量的目的的本质上是防卫性的。我们不想侵略，也从来没有任何侵略的思想，我们也不把侵略思想加到其他大国身上。但是在英国海军力量和伟大而友好的德意志帝国——我相信它有可能长久地保持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帝国——海军力量之间存在分歧。英国海军，对我们说是必需品，从某种观点上看，德国海军对他们来说在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奢侈。我们的海军力量涉及英国的生存。海军对我们是生存，对他们是扩张。……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大量的海员储备。可以采取措施比迄今认为可能的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储备；我已指示由我信任的海军专家仔细研究那部分主题。我们的储备是一项巨大资源，它源自于皇家海军和商船队，这个岛屿现在和将来从不缺乏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培育的和适合于海上服役的训练有素和能吃苦耐劳的水手。 “国外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这里不会有呜咽声，不会发出遇险信号，不会有要求帮助或救济的呼号。我们将像我们祖先那样面对未来，没有忧虑，没有狂傲，有的是冷静的和不屈不挠的决心。我们应是欢迎海军对抗推迟或缓和的第一支力量。我们应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迎接任何这样的缓和…… “如果欧洲大陆要加强对抗，我们将没有困难地迎接对抗，直到这个国家满意为止。随着海军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将不单增加我们建造舰只的数量，而且扩大我们海军力量与其他海军强国的海军力量的比率，这样随着竞争紧张程度的增加，我们的优势差距将变得更大而不是较小。因此我们要使大家明白，其他海军大国不但不能以增加努力超过我们，反而会由于我们本身采取的措施而远远落在我们的后面。” 这篇演讲在德国引起一阵相当大的喧嚷，而这阵喧嚷立刻激起国内自由党报纸很大范围的反响。看来，luxury（奢侈，费钱的）这个词译成德语时有不良含义。“luxus flotte”（奢侈舰队）在德国成了人们愤怒传告的一个词。如我预期那样，当我回到伦敦时我发觉我的同事在生气。他们对格拉斯哥情况的不满使他们对贝尔法斯特事态的祝贺话也说不出来。两天后霍尔丹先生从柏林回来，内阁召开会议听取他对这次使命的报告。可是与普遍预期相反，国防事务大臣宣称，我在格拉斯哥的演讲不但不是对他谈判的阻碍，而是最大的帮助。事实上他在前一天对冯·贝特曼一霍尔韦格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论点。他告诉这位首相，倘若德国增加建造第三中队，我们将不得不在领海内保持5个或甚至6个中队，也许从地中海调回舰只加强它们，”要是在现有计划中增加造舰数量，我们将“立即着手建造两艘军舰对德国新增加的一艘”；而为了海军，“人民不会埋怨多付一个先令的所得税。”他描述他怎样对德皇和冯·提尔皮茨亲自朗读我演讲中最重要的段落，来说明和证实他本人在上几次讨论中所说的话。就我而言他的话解决了我的问题。这只是另一个例子说明霍尔丹先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有关这个国家准备对德作战问题中扮演的英勇而忠实的角色。 霍尔丹先生亲自带回新德国海军法的真实文本。这是德皇在讨论过程中递给他的。它是一份精心制订的技术文件。霍尔丹先生在此文件由海军部专家审查之前谨慎地拒绝对它发表任何意见。现在我们要严格审查这个文件。结果更多地证实最初留给我们的不幸的印象。 3月9日我指出，根据海军部的观点，与德谈判的根本建议应是，现有的德国海军法不应该增加，如有可能还要减少建造舰只；但是情况正好相反，德国肯定有一项新法律要颁布，它将规定不但在1912年而且在今后5年内海军将有巨大的和不断的增加。实际上，五分之四的德国海军将永久性地以战争为立足点。德国政府在一年四季将随时可以动用25艘或29艘全部编入现役的战舰，”但是在目前，英国政府在领海内全部现役的战舰，即使算上大西洋舰队，只有22艘。” 因而在根本性建议上我们遇上了顽强反对的态度。然而我们也坚持不让，于是讨论转向反对侵略性计划的共同宣言问题。关于这点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如下方略：“英国将不会对德国作无缘无故的攻击，不对她奉行侵略性的政策。对德国的侵略并不是英国的目标，英国现已加入的任何条约、谅解或联盟都不是以此为目的，她也不愿成为有这种目标的任何组织的成员。”德国政府认为这个方略不够充分，通过她的大使提出如下附加条款：“因此在德国被迫进行战争时英国应至少遵守善意的中立，”或者“因此理所当然，如果战争硬加在德国头上，英国将保持中立。” 这最后条件可能使我们远离初衷，据此，在“被迫的”战争或在被说成“被硬加在”德国头上的战争中（如由奥地利和俄国争吵引起的战争），我们援助法国的权利很可能被剥夺。这肯定要被看作是协约的终止。此外，即使我们走了这一步，新德国海军法也不会撤消。最多稍加修改。谈判就这样在早阶段就成为完全的僵局。然而，我们把至少建立友好精神看得如此重要，我们又是如此希望安抚德国和满足她的愿望，以致于我们一直坚持努力达成对德国在殖民领域有利的协议。这些谈判仍在进行，几乎达成确实有利于德国的结局，可是此时战争爆发了。 04. 3月初，虽然新德国海军法仍未公布，有必要向下院提出我们的支出预算。当然，让任何暗示从我口中传出，说我们已经知道新海军法的内容，将是破坏向德皇作出的诺言。因此我不得不使我关于海军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以纯粹假设为基础：“如果德国舰队没有进一步的增加，这就是我们准备做的。要是我们听到的传说不幸证明是事实，我将不得不向议会提出补充预算，如此等等。” 在这篇演讲中，经过内阁同意，我明确地制订出决定今后5年我们海军建设的原则、以及主力舰应达到的力量标准。这个标准规定如下：只要德国坚持现在宣布的计划，在“无畏”级战舰上我们超过她60%，对于建造的每一艘外加军舰，我们以二比一的比率建造。由英联邦自治领提供的舰只是额外的，不能算在我们自己可能建造的数量之内。否则联邦自治领的努力将不产生我们海军力量的任何增加，因而可能抑制这种努力。根据这些方针我制定6年英国建舰计划，数量为4、3、4、3、4、3，对德国建舰计划不变的6个2。这些数字得到下院完全接受。我们没有把握确定德国人是否遵守向霍尔丹先生提出的削减在他们新海军法上包括的3艘外加军舰中的1艘。无论如何，这最后证明是未决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它是霍尔丹先生这次使命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在提尔皮茨的记录中这样说：“他（霍尔丹）随后又提出延迟建造3艘军舰的建议；问我们能否在12年中逐步建造它们？……他要的只是我们准备满足英国要求的象征性的表示，更多的是为了形式上的缘故……霍尔丹本人建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我们应放慢我们增加的速度，或者至少应该撤销3艘军舰中的第一艘。他自愿地以书面形式概述了我先前心中决定的作为可能让步的同一原则。因此我牺牲这艘军舰。” 因此我们“牺牲”了两艘假设的军舰，而我们本来会是5、4、5、4、5、4的增加计划最终宣布为4、5、4、4、4、4。马来亚联邦辉煌的礼物“马来亚号”把第一年的建舰数从4提高到5。 这个月晚些时候，在向议会宣布这些决定中，我公开和明确地提出“海军裁军期”建议，就英国和德国而言这些建议并无结果，但这个原则此后被世界上讲英语民族所采用： “拿1913年作为我提出供普遍考虑的这个建议的例子。在那一年里，我们担忧德国将建造3艘主力舰，因此我们必须建造5艘。 “假如我们两国都赞同那一年为海军裁军期，在误解之书中插入一张空页；假设德国那年不建造舰只，她本身可节省600万到700万英镑。但这还不是全部。在一般情况下在德国开始建造之前我们不会开始建造舰只。德国不建造3艘军舰从而英国则自动消除不少于5艘潜在的超级“无畏”舰。那将是他们能够做的超过我所预期的一个光辉的海军行动。”到4月初，可以肯定与德国实施海军裁军期的总安排已不可能。德皇通过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给我一封彬彬有礼的信表示他深深遗憾，但补充说，这样的安排只有在盟国之间才有可能。 05. 德国海军的发展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英国舰队为了安全原因必须集中在领海水域。我们被迫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只有这个措施才能得到训练有素的官兵在领海水域内组建装备齐全的第三战列舰中队。内阁决定我们必须在地中海保持强大的力量。最后由4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装甲巡洋舰编成的中队便以马耳他为基地留在地中海。内阁进一步决定，到1916年还应在地中海组建一支“无畏”级战列舰中队，其力量相等于日益增长的奥地利作战舰队。做出这些决定有深思熟虑的目的，那就是重新获得我们的完全行动自主。但是从地中海撤回战舰，即使只有几年，也是值得注意的大事。这将使我们似乎在那些水域依靠法国舰队。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在重新部署他们的军力。在德国军事力量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英国把她的全部作战舰队调到北海，法国把她的全部大型军舰驶入地中海。两国海军间相互依靠的意识急速增强。 令人惊异的是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从不担心他的政策必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甚至到战后他还写道： “为了估计我们舰队在此时给予积极外交政策一张王牌，为了估计这张王牌的力量，人们必然记得，由于我们的原因，英国将舰队集中于北海，结果使得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和远东水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终止。” 德国从这个政策上获得的唯一“王牌”是促使英国与法国日益紧密地闭结在一起。从法国和英国舰队以这种新方式部署之时起，我们共同的海军利益就变得非常重要。而法国在受德国攻击时她要求英国支援的道义上的权利——不管以前我们有过什么相反的规定——已被大大扩展。的确，我试图阻止这种必要的召回舰队，因为我担心太紧地把我们与法国缚在一起，会剥夺了我们选择的自由，而我们阻止战争的力量可能要依靠这种自由。 1912年8月，内阁决定在法国海军部与英国海军部之间应进行海军对话，就像两国参谋部间从1906年起举行的商谈一样，就在此时我向首相和外交大臣提出一份纪要，尽可能清楚地提出这个观点，即我们应尽我们最大努力保护我们自己。 1912年8月23日 首相及爱德华一格雷持士： 我迫切想要捍卫的是，在紧要关头出现时我们的选择自由以及由此产生的事先影响法国政策的力量。如果法国能够说。他们的海军撤出大西洋海岸而集中在地中海，是因为他们相信与我们一起作出的海军新部署，那末我们的选择自由就明显地会减少。说这是共同部署，那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不存在，法国人也不能作出比现在更好的部署，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单独面对德国，更不能在两个战场上支撑下去，因此他们正确地把海军集中于地中海、在那里它们可能是安全的，占有优势，并能确保与非洲的交通。说我们依赖法国以维持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法国不存在.我们也不会作出不同的海军部务。 据我们判断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即我们会出动全部陆海军力量援助法国，这时我们来说是合乎希望和正确的。但我们不要求回报。如果德国向我们进攻，法国人让我们单独战斗到底，我们不会因此而指责法国人不守信用。海军和陆军的新部署不应使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即一旦战争爆发而我们拒绝参战，我们将会受到同样的指责。 这是我的看法，我确信我与你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具体怎么执行，我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也不在乎用什么文件予以公布。但是（考虑到）如果法国能够说，“按照你们海军当局的忠告和部署，我们撤除了北部海岸的防务。我们不可能及时赶回，”那末法国掌握的用以迫使我们进行干预的武器将是多么惊人。的确（我多了一句前后不连贯的话），此刻不管写下什么都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我们只有联盟的义务而没有联盟的好处，最重要的是没有精确的权利和义务的界定。 w·s·丘吉尔 这种困难证明确实存在。海军的技术性谈判只有在如下基础上进行，即法国舰队应集中于地中海，如果发生两国都参加的战争，保证法国西部和北部海岸的责任落在英国舰队身上。如我预见的那样，法国人自然提出这一点：要是英国不参加战争，他们的北部和西部海岸将整个处于无防守状态。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个困难同时，坚定地拒绝同意让海军安排在任何政治意义上束缚我们。最后同意，如果出现战争威胁，两国政府应事先一起商量，协调他们应采取的共同行动。法国人务必接受这个立场，明确地确认海军商谈不牵涉共同行动的任何义务。这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和为他们能够做的最好方案。当时机来到，英国愿意做什么就不容怀疑了。 06. 舰队组织与陆军组织全然不同。陆军只需，小部分军人服现役。这些士兵组成以营为单位的体系，在和平时期训练士兵和守卫国土。当发布动员命令时，所有受过训练但在家过平民生活的男子在需要他们时都要应征入伍；此时或在此时之前陆军就可以打仗了。 而海军处于永远准备状态。英国海军的所有最好军舰均全额地永久地配置专职士兵（称为现役级）。因此从素质上看，海军的整个力量总是常备不懈可以使用的。甚至从数量看，几乎四分之三军舰不必召集后备兵员就能参加战斗。只有最老旧和最过时的军舰在战时要配置海军后备人员，也就是那些已离开海军恢复平民生活的人。这些过时舰只占舰队中一部分，它们像欧洲陆军一样需要“动员”。 因此动员兵力——这是所有强大陆军的基础——在舰队中只发挥很小作用。每艘真正像样的军舰永远准备着，一俟命令到达立刻开火战斗。 在我来到海军部时英国领海水域舰队的组织，似乎处在习惯于军事对称的心理状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从各中队组成时等级来看，不同中队的准备程度和效率并不明显。在与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路易斯亲王和新建的战时参谋部参谋长特鲁布里奇将军商谈中，我为舰队设计新的对称的组织。 为国内防务使用的所有舰只分作第一、第二和第三舰队，一共包括8个战斗中队，每个中队由8艘战列舰组成，加上它们随从的巡洋舰中队、小舰队和辅助舰艇。第一舰队包括1艘舰队旗舰和由“完全满员”的舰只组成的4个战列舰中队，配置全部现役级官兵，因此随时待命。为组成这支舰队有必要调来以前的“大西洋舰队”，它以国内港口为基地不再驻在直布罗陀，此前驻在地中海的战列舰以直布罗陀为基地不再以马耳他为基地。经过这样的集中由战斗力极强的舰只（“爱德华国王”级）组成的一支外加战列舰中队在领海水域随时待命。第二舰队由2个战列舰中队组成，也全面配置现役级官兵，但有约40%官兵在炮兵、鱼雷和其他学校学习。这支舰队被称为“作战满员”舰队，因为它可在任何时候投入战斗；但是要发挥它最大效率，它就必须靠拢国内港口，从学校召回空缺的水手。在以上所说6个战列舰中队，包括它们的巡洋舰中队在内每一艘新式舰和中龄舰，不允许有一个后备役军人。因此使整支海军不需要动员即可参加战斗。第三舰队由我们最老的舰只构成的2个战列舰中队和5个巡洋舰中队组成。这些中队只配置保养和维修人员，它们在出海前需要召来后备役军人。为加速第三舰队主要战列舰中队和某些巡洋舰的动员，现在组成支特殊的后备队叫作“立即预备队”，预备队官兵报酬较高，定期训练，有义务在总动员之前应召服役。 德国的远洋舰队正在增加第三个中队，因此她的常备力量从17艘增加到25艘。作为答覆我们采取上文所述的措施和因过分专门这里难以详述的其他措施，我们的常备舰队的战列舰从33艘增加到49艘，并以类似比例提高其他海军力量。经过动员德国数字可以上升到38艘；英国数字开始时为57艘，最后随着组织完成将达到65艘。 读者不可能懂得有关大战前夕舰队完成编制和动员的种种问题，除非能掌握这个新组织的含义。 07. 1912年春季我们在波特兰进行海军大集合。几十面海军将军的旗、许多海军准将的宽广长条旗和150艘军舰的三角旗一起飘扬。国王乘皇家大游艇来到，艇前面是海军部旗，中间是王旗，后桅上是表示国籍的小旗，它停留在水兵之中达4天之久。有一天舰队作长距离巡航，遇到浓雾，舰只相互间完全隔绝，整个舰队全都看不见前后左右地一起行驶，依靠不可思议的尾笛鸣响保持编队位置。似乎不可置信，竟没有一艘舰只受到损伤，然后突然间浓雾散去，能辨认远处的目标，战列舰排成的整条长线一艘艘地显现在眼前。突然见到巨大的火焰闪光，军舰发射炮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同时炮弹落处海水激起高高的喷泉。舰队返航——3个战列舰中队并驾齐驱，巡洋舰和小舰队首尾相接地排列。航速提高到20节。每艘舰只的船头出现白色泡沫的条纹。陆地近了。宽广的海湾欣然接受这些迅速移动的巨大舰队。排成队形的舰只已经.片满海湾。与我一起站在“魔女号”舰桥上的外国军官焦急不安地注视着。我们依旧快速行驶。5分多钟后舰队的前卫将抵岸。4分钟、3分钟。最后，到啦！瞧信号！一条光灿灿的旗帜从“海王星号”的升降索降落。每艘军舰的锚一起落下；它的链索通过锚链孔发出响亮的朗朗声；每一架螺旋桨在舰尾旋转。在150码内每艘舰只都固定下来。沿着直线看，这一行几英里，那一行几英里，舰只排得像尺量过一般。外国观察员惊叹得直吸气。 这些是伟大的日子。从黎明到午夜，一天接一天，人们的整个思想全被蜂涌而至的迷人和新奇的问题所吸引。整日里感到有一种力量促使人们去行动、去创建、去组织；所有海军中最有能力的军官已作好了准备，他们忠诚而热切，他们有论据，有指导，有情报；每个人感觉到一种巨大危险与我们擦肩而过；在这种危险回来之前只有极短的喘息时间；下次我们必须准备得更好。星期六、星期天和任何其他闲暇日子，我总花在朴茨茅斯或波特兰或德文波特的舰队上，或者在哈里奇的小舰队里度过。各种级别的军官都到甲板上吃午餐或晚饭，不断地讨论海战和海军管理方面的问题。 海军部的快艇“魔女号”现在主要成为我的办公室，几乎成为我的家；供我工作供我单独居住和娱乐，在战前3年中我在海上一起花了8个月。我访问大不列颠群岛上和地中海上的每一个造船坞、造船厂和海军设施以及每一艘重要的舰只。我亲自检查了每一个战略要点，每一件海军部的财产。我必须了解每件东西的模样，每件东西在什么地方，一件东西如何与另一件东西相配合。到最后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任何东西，并彻底了解我们海军事务的目前状况。 我生动地回忆起我第一次从朴次茅斯到舰队停泊地波特兰的航行。阴沉沉的下午，天色接近黄昏。就在我第一次见到舰队从暮霾中露出来时，一个朋友提醒我，“遥远处连成一线的饱受风吹浪打的军舰是伟大陆军从未见过的”，但这些军舰在他们辉煌的日子里曾“阻挡了拿破仑通往征服世界的道路”。在波特兰港口，快艇四周停泊许多军舰，整个港口因各种大小船只来来往往而充满活力，等到夜幕降落，海上和岸边千万只电灯突然发光相映生辉，由于舰只和中队彼此使用灯光交谈，每一个桅顶上的讯号灯闪闪发光。为这样的事业服务谁会不做好工作呢？当黑暗中似乎充满着战争逼近的威胁时，谁会不做好工作呢？ 想一想这些舰只，它们本身如此庞大，但在海上又如此渺小，如此容易在视线中消失。当时我们充分信任它们任务，但只有20来艘。它们是我们所有的全部。如我们想象，在它们身上寄托着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和国力。我们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我们在世界各地创立的业绩，我们忠实、勤劳、积极的人民所有的生活与安全的手段都依靠它们。如果有一天，英国舰队在遥远地方的英国港口不得不打开海水阀，让它们沉入海面之下，几分钟之内——最多半小时——世界的整个前景就会改观。英帝国将如梦一般解体；每一孤独社会团体只能各自向前挣扎；英联邦的中心凝聚力量破碎了；那些强大的省份、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个帝国，将会失去控制，沦为其他国家的战利品；欧洲在一阵突然的惊厥之后将落入条顿民族的铁拳和统治之下，落入条顿制度所具有的全部规则的统治之下。只有依靠大西洋彼岸尚未武装起来、尚无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美国单独维持人间的法律与自由了。 好好保护他们，海军将军和舰长，吃苦耐劳的水手和个子高大海军陆战队官兵；好好保护他们和忠实地引导他们。 ———————————— *海军大臣统管海军部所有事务，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海军大臣统管海军军务。——译者 **本书第32章。——译者 ①在费希尔勋爵任期中颁发的1909年战时命令中规定密严封锁德国港口。阿瑟·威尔逊爵士不向任何人透露在新条件下他所作的修改。 ②马汉海军将军。 ③朱利安·科贝特爵士。 ④冯·贝特曼一霍尔韦格《对世界大战的反省》（re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第45页。 第5章 北海前线 01. 在我来海军部以前，我从未充分意识到麦克纳先生和费希尔勋爵于1909年把军舰大炮口径从12英寸改为13.5英寸的巨大跃进为舰队立下的殊勋。大炮口径增加l.5英寸足以使英国炮弹从850磅提高到1400磅。皇家海军正在船台滑道上实际建造的舰只中不少于12艘装有这种极为出色的武器，它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发射的炮弹接近一半比德国舰队发射的最大炮弹重一倍。 我立刻设法将尺寸增大一号。此事我向在赖盖特的费希尔勋爵提起，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实现这个主张。“新海军计划中的所有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必须装备15英寸的大炮。完成这种大炮的装备等于获得海上的伟大胜利，从这个努力退缩就是对帝国的不忠。使杰克·约翰逊能击倒对手的是什么？是一记重拳！使用堆满舰上大量无用玩具大炮的那些不幸士兵而今又在哪里呢？”而且被纯技术问题挑起兴致，这头老狮子就会情绪激动、口若悬河，若非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他的模样的。我决心作出巨大努力确保获得这个值得追求的东西，但困难和风险是极大的，而回头看这件事，人们感觉到只有成功才证明了这样做是对的。扩大大炮意味着扩大军舰，而扩大军舰意味着增加成本。此外，重新设计必定不可迟疑，一俟回转炮塔准备好时大炮必须立即就绪。当时还没有像现代15英寸大炮那样的东西。没有人造过那样的东西。向13.5英寸前进本身已经是跨了一大步。这种大炮的力量已经更大，精确性已经更高，使用寿命也长得多。英国设计师能否在更大规模下以更紧凑的方式再次取得这种胜利？军械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迅速制出设计图纸。在绝密情况下与阿姆斯特朗家族相商，由他们担当设计炮任务。我与这些专家开了几次颇为担忧的会议，对于他们的科学知识我当然完全不熟悉，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是哪种人以及他们对这个任务的真正想法。他们全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点不需要是个弹道学专家也能觉察得出。海军军械署长穆尔海军少将准备为了这项工作而拿他的职业生涯作赌注。但毕竟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对13.5英寸大炮很了解。但在15英寸模型上可能产生各种各样新的压力。如果我们只造出一架试验炮，彻底加以检侧，然后再订制所有5艘军舰的大炮，这样做没有风险；但这么做我们将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5艘大舰将装着低一挡次的武器开往战线，而我们有能力给它们更好的。我们与几个权威人士商量，他们认为还是损失一年时间较为谨慎。因为，要是大炮失灵，毕竟军舰也会严重受损。我记不起任何行政决策有比这更使我焦急的。 我再次去找费希尔勋爵。他态度坚定甚至有点激烈。因而我也铁了心跳入险境。先立刻定制大炮的整个装配件。根据我们安排应在4个月内以最大努力在其他大炮之前赶造一门大炮，以便能够检验它的射程和精确度，以及根据实际射击效果计算出射程表和写出其他复杂的资料。从此时起，我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整个武器的制造，这些军舰的各个细节、乃至数千个零件都要重新设计以便能与大炮配套。设想一下，要是有一个失效会产生何等可怕的灾难！我们将难逃责任。任何错误都是不能接受的。这将完全归罪于我——“鲁莽的无经验者”，“他到那里还不到一个月就完全改变了他前任计划”，造成“这个糟透了的完全失败”，把这一年所造舰只弄得残破不堪”。我能说什么呢？更有甚者，尽管这个决策一旦开始行动就不可能取消，长期的搁置——至少14或15个月——难以避免。但是我不露出重重疑虑，我写信给第一海军大臣说，“除了战争时期，和平时期也必须冒风险，现在设计中的勇气可能在以后赢得一场战争。” 所有事情结局都很好。英国制炮科学证明是精确而可靠的，英国的制造工艺证明是名声远扬的，至今仍居领先地位。第一门大炮在埃尔斯威克工场叫作“远程猛炮”，在官方所有文件一律叫作“14英寸实验炮”。它证明是光辉的成功。它能射击1920磅重的炮弹，射程35000码；它在任何射程下都达到惊人精确的程度，不论怎样频繁的使用都不会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当然我是过份地焦虑了，但当我一年后第一次看到大炮射击，并知道一切正常时，我感觉到我仿佛被人从极可怕险境救出似的。 在战前经常出版的那些梦魇似的小说中，我在1913年读到一本大战的故事，书中令战败的英国舰队吃惊的是，德国新战舰以骇人的前所未闻的15英寸的大炮开火。当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满足，因为如今事实恰好相反。 这种大炮成为战舰最重要的武器，它是那时我们设计中所作全部更改的主要根由。从一开始起，我们计划上出现一艘装置10门15英寸大炮的战舰，因此它至少有600英尺长，舰内有装置引擎的空间，引擎能驱动战舰时速达21节，并有能力装载厚钢板、炮座和指挥塔的装甲板，厚度达到英国海军前所未有的13英寸。装甲较少航速较快，航速较慢装甲较多，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但此刻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概念。8门15英寸大炮一次舷炮齐射大致上可发射16000磅炮弹。10门最新13.5英寸大炮只能发射14000磅炮弹。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结论，8门15英寸大炮猛击的火力实实在在地大于10门13.5英寸大炮的火力。前者的优越性还不止此。炮弹尺寸越大，它容纳炸药的量增加得越多，增加的比例不完全按几何级数递增，因为还有其他应考虑的因素。但总的效率是这样，在攻击力量的猛增上毫无疑问。另一方面看一下速度。21节的速度很了不起，但假定我们能得到还要快得多的速度。假定我们能够使装在舰体内的马力，足以驱动在大炮和装甲的设置优于最重级战列舰的这种强大的军舰，并达到迄今只有轻装甲12英寸大炮的战列巡洋舰才有的速度，我们不是向海军战争注入新的要素吗？ 现在我们不谈物质领域。随着议论的展开，我逐步确立起一个程序，当然所有的程序以同步关系展开，其结果是显示出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像上文所述的军舰的那种东西，如有需要可以建造。是否需要呢？它是要建造的急需东西吗？它的战术价值足以证明增加费用和全部改变设计是有正当理由的吗？我们必须向战术领域寻找答案。 在速度上占有明确优势的军舰中队可以将自己的舰队排列成向敌人靠拢的队形，不管敌人可能怎样部署，你能隔一定间隙向敌人领头战舰加倍射击。你也可以包围它和阻挠它，从而迫使它团团打转，把它带入海湾，使其永远没有希望逃跑。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有的战役计划中，这个任务指派给战列巡洋舰。它们的速度肯定能使它们获得成功。可是我们必须想象它们也会遇到敌人的战列巡洋舰，于是它们很可能打一仗单独的战斗，暂时与主要战役不发生关系。再则，我们的战列巡洋舰，一群美丽的“猫”（人们对它们的中队不够尊敬的称呼）①与敌人最强大的战列舰比起来装甲较薄，而据推测敌人会把这种战列舰放在舰队的前面。使只有7到9英寸装甲的战列巡洋舰与有12或13英寸装甲的战列舰接仗显然是不公平的比赛，更何况战列巡洋舰的火力较弱。 可是，假设我们能使一支分舰队的速度快得足以抢占优势位置，在火力和装甲上：和任何战列舰一样强，我们几乎肯定能占有无法估计和决定性的优势。新从国内舰队司令部调来的第一海军大臣弗朗西斯·布里奇曼及其大多数主要军官肯定是这样想的。快速分队是他们战役计划的愿望。但我们能得到这类舰只吗？能把它们设计和建造出来吗？ 在这个阶段人们要求军事学院在战术盘上设计出快速分队需要的在速度上占优势的节数，以便保证这个分队能够与德国舰队周旋，就像1914年和1915年时它能做到的那样。 答案是，要是快速分队行驶速度达到25节或者更多，它便能做所有必要的事情。因此我们在速度上需要提高4或5节。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每增加一个节需要的马力数累进增加。我们新造军舰行驶速度21节。若要行驶25节到26节，它需要50000匹马力。50000匹马力意味着更多的锅炉，把它们放置在哪里？是呀，它们显然只能放在准备造第五座回转炮塔的地方。我们已经考虑到15英寸大炮增加的轰击力，所以我们可以省却建造第五座回转炮塔。 但是即使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是得不到使舰只航速达25节所需要的动力，除非使用石油燃料。 液体燃料带来的优点是无法估量的。首先是速度。在同样的舰只上，石油给予的速度大大超过煤，而且能够大大提高加速过程。它比使用相同重量的煤增加40%的舰队活动半径。它能使舰队极方便地在海上加燃料。一支燃油的舰队若有必要，在无风浪天气中能够在海上排好位置从油轮加油，不必花费四分之一的力量不断驶入海港加煤，在回港和出港的旅途浪费燃料。为军舰加煤的艰苦条件使船上水手的精力消耗殆尽。在战时，加煤夺去他们短暂的休息时间；它使每一个人极不舒服。使用石油，几条管子连接岸上或连接油轮，军舰吸入燃料几乎不需要一个人动一根手指。照料和清洁燃油炉所需要的司炉工人数不到燃煤时的一半。燃油可以贮藏在军舰空闲的地方，而从那些地方不可能取煤。随着燃煤舰只不断消耗煤，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力，如有必要，还得把炮塔上的士兵也叫来，从远处不方便的煤舱将煤运到接近锅炉的煤舱，或将煤送入锅炉，因此，也许在战斗的最紧要关头削弱了军舰的战斗效率。例如，“雄狮号”上接近100个士兵不断从事从一个钢舱到另一个钢舱铲煤，甚至看不到白天或炉火的亮光。使用油有可能使各种类型的军舰以较小的舰身或较小的费用，获得更大的火力和更快的速度。单是燃油一项就有可能实现某些类型军舰的高速，而高速对它们的战术目的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优点就是简单地从锅炉底下燃油代替燃煤而取得，如果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完全取消锅炉，使油在内燃机的汽缸里燃烧，各种优点将成10倍地增加。 我到达海军部时，我们已经建造或正在建造完全用油的驱逐舰56艘和只能以油驱动的潜艇74艘；几乎全部舰只都使用一定比例的油向燃煤炉喷射。但是我们依赖油的程度并没有造成油的供应成为海军的严重问题。额外建造大量的燃油舰，意味着我们的海军优势建立在石油上。可是在我们的岛屿上找不到数量可观的石油。如果我们需要石油，我们必须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经过海上从遥远国家运来。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供应的世界上最好的锅炉煤，这种煤出自我们自己的煤矿，稳稳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改变海军的基础，从英国煤转移到外国石油，这本身就是令人忧惧的决策，如果采用这个决策必然产生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解决所有问题都要求大量的初期费用。首先在英国必须积贮庞大的石油储备，足以使我们作战许多个月不需输入一船石油。为贮藏这些石油必须在各个海军港附近建造庞大的油罐设备。这些设备不会容易受到攻击吗？它们能受到保护吗？它们能隐蔽起来或伪装起来吗？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伪装（cameuflage）一词。必须建造油船队，用以从遥远的油田将石油越洋运到不列颠群岛，再用其他运油船只将石油从我们的海军军港运往海上的舰队。 由于用以约束我们自己的财政制度，不允许我们借入资金或得到“一次了结”的经费。每个便士必须一年一年地向议会争得。势必上升而且已受严重质疑的海军预算，又会出现明显的增加。在这些困难之外，隐约又出现难以确定的市场和垄断问题。世界石油供应在由外国控制的大石油托拉斯手中。使海军不可改变地使用石油实际上犹如“向无穷无尽的困难宣战”。浪涛汹涌、风暴遮天、浪尖白沫连片，惊涛涌向我们的避风港。我们应挺身而出面对狂风，还是应满足地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但是顶住风浪就能迎来巨大希望。如果我们克服困难超越风险，我们将能提高海军的整体力量和效率，明显地达到较高的水平：更好的军舰、更好的官兵、更大的节约、更热情的作战力——一句话，冒险的奖赏就是优势本身。领先对手一年就可能使局势改观。那末前进吧！ 1912年、1913年和1914年的三个计划使皇家海军历史上力量增加最快，但支出也最大。除了1913年战列舰令人惋惜的例外——后来也纠正过来——新造舰只中没有一艘燃煤的。潜艇、驱逐舰、轻巡洋舰、快速战列舰，全部都不可逆转地使用了石油。当决定建造快速分队时决定命运的孤注一掷就开始了。此时，与我们性命攸关的海军最好的军舰第一次使用石油而且只能使用石油。在此之后自然地决定较小舰艇也使用石油。一旦吞下骆驼，小昆虫自然非常容易吞一下去。 现在我说一下建造战列舰快速分队和使用石油的这些决定在1913年和1914年带给我的困难。我不能否认我的同僚有理由抱怨那些不能预见到的、但与他有关的特别巨大的费用支出。当时每艘战列舰的建造费用为225万英磅。“伊丽莎白”级快速战列舰费用每艘超过300万英磅。建立石油储备加上它的油罐和油轮需要费用1000万以上，显然其中一部分钱是非花不可的。不止一次我害怕被压垮。但是我有首相可靠的支持。财政大臣就其责任而言应该是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也是我最友好的同僚。因此所有的困难过去了。始终坚定地面对这些困难的海军部委员会得到了幸运之神的报答，给予我们来自仙境的奖赏，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最好希望。 一系列不间断的因果关系引导我们参加英国—波斯石油会议。第一步建立皇家石油供应委员会。邀请并劝导费希尔勋爵主持该委员会。在建立委员会同时，我们实施由海军部本身勘探石油。在弗朗西斯·霍普伍德爵士和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爵士②建议下，我立即派斯莱德将军率领一个专家委员会去波斯湾实地考察油田。这几位绅士兼任海军部在皇家委员会的代表。成功的主要荣誉应归于他们。在财政工作的后阶段，英格兰银行行长，即后来的坎利夫勋爵，以及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伯马石油公司的董事最起作用。整个1912年和1913年我们的努力一直在进行。 就这样一个环节衔接一个环节。从最初扩大大炮的愿望引导我们一步接一步走向快速分队，为了建立快速分队迫使我们使舰队的最主要部分依赖石油燃料。随后导致普遍采用石油燃料，这又导致要求普遍供应石油，又要求建设庞大石油储备库。这些项目引起庞大的费用支出和对海军支出预算的极大反对。可是这些环节是绝对不可能倒退的。我们只能奋勇前进，最后我们设法达成英国与波斯石油协定和合约，实现合约的最初投资为200万公款（随后增加到500万），这不但保证海军获得大部分石油供应，而且导致政府得到石油财产和利益的控制份额，即此一项现值几千万英镑，和导致海军部石油购买价相当低廉，这个状况至今继续存在。 可以说这个投资的已实现的和潜在的利益其总数不仅足以支付那一年建造大小舰只的所有计划和整个战争前石油燃料设备，而且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期望有天我们将有资格宣称，1912、1913和1914年下水的强大舰队（它是同期任何强国曾经建造过的最强大舰队）是不花纳税人一个便士加入到英国海军中来的。 这就是建造快速分队5艘著名战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沃斯派特号”、“伯勒姆号”、“爵士号”和“马来亚号”）的故事。它们全都用石油驱动，最少能行驶25节，装置8座15英寸大炮，具有13英寸装甲保护。这些军舰直至今天仍在舰队的15个最重要单位中服役，我们以后将看到它们在日德兰半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书的篇幅不允许我在这里详述（尽管我想做）新型轻甲巡洋舰的设计，在和平和战争期间我们为海军建造的这种军舰最终不下40艘。 02. 海军部的传统作战政策是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战争爆发时立刻严密封锁敌人的海港和海军基地，使用强有力的小舰艇组成的小舰队进行封锁，用巡洋舰加以支持，以优势的战列舰队作为后备。200年的经验使得所有海军战略家同意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第一道防卫线是敌人的海港。” 当鱼雷发明时，法国人试图建造大量鱼雷艇以便挫败这个闻名的英国策略，几年后海军部以建造鱼雷驱逐舰予以反击。这种驱逐舰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舰身足够大，可以在大多数天气下留在海上，并能在足够长时间中穿过海峡作战；另一个是它们的炮较大，足以打沉或控制法国的鱼雷艇。因此，尽管鱼雷的出现，我们仍保持使力量较强的小舰队留在敌人海军基地附近的能力。与此同时，沿英格兰南海岸，在我们庞大海军设施邻近有一系列设置防鱼雷工事的海港，这些海港能为我们的实际上没有出海的战列舰及其他支援舰只提供安全、严密和方便的驻地。 本世纪初，我们潜在的敌人第一次由法国转为德国。我们的海军战略前线从南海岸转移到东海岸，从海峡转移到北海。可是尽管敌人、前线和战场变了，英国海军战略的健全原则仍继续有用。我们防御的第一线还是敌人的海港。海军部政策仍旧是以较强的小舰队严密封锁那些港口，适当地用巡洋舰和最后用战列舰队加以支援。 不能期望我们对这个新前线的安排能迅速地达到与许多世代的战争在海峡中逐渐形成的安排有相同的完善程度；就我们海军基地而言，当大战开始时我们尚在转变过程中。但更严重的是这种转变对我们驱逐舰的效用产生了影响。不像过去那样在跨越海峡20或60英里处作战，并有近在身边安全港口的支援舰船，现在要它们穿过240英里海面，在黑尔戈兰湾作战，没有比泰晤士港或福斯港更近的可供支援它们的战列舰队停泊的合适基地。尽管如此，海军部继续坚持他们的传统战略原则，而他们的作战计划直到1911年依旧考虑一俟宣战立刻严密封锁敌人港口。我们建造驱逐舰使其具有增加抗海上风浪的特性和巨大的火力优势。另一方面，德国人却坚持法国人的概念，即将鱼雷艇作为攻击我们大军舰的手段。我们在驱逐舰建造中主要依靠火力的巨大优势和抗海上风浪的特性，而他们则依赖鱼雷和良好天气条件时的高速度。但是我们的驱逐舰现在必须在北海作战，远得多的距离大大减少它们的效率。横跨海峡时它们可以分两班换防，现在则要求它们分三班横跨北海。因此在任何特定时间可使用的战斗小舰队只有总数三分之一而不是以前的二分之一。敌人能在任何时候以全部力量进攻这三分之一。为了从国内基地出发执行我们的老战略政策，应要求我们的小舰队在数盘上至少是德国小舰队的3倍也许要4倍。我们没有这个优势，也不可能有这个优势。 因此，从1905年前不久与法国签订协议起，直到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海军部计划占领一二个德国岛屿。目的是在岛上建立海外基地，战争开始后我们的执行封锁任务的小舰队可以在那里补充给养和供人员休息。随着战事延伸，那里将发展为我们海上力量的前沿要塞。使用这个方法海军部仍可实施他们传统的战争政策，即把敌人的小舰队和轻型舰艇逼入他们的港口和保持不变的严密的封锁。 德国人也想到我们的这些计划。他们大大地增加黑尔戈兰的防御工事，他们还在像弗里西亚群岛那样认为可能成为我们目标的岛屿上一个接一个建筑堡垒。与此同时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潜艇。潜艇不但使得占领和保持海外基地更加困难——某些权威人士坚决认为不可能——，而且它威胁毁灭我们的巡洋舰和战列舰，而没有它们的不停支持，我们的小舰队会被敌人的巡洋舰轻易击破。 这是1911年10月份时的形势，当时紧接阿加迪尔危机我便就任海军大臣，着手组建海军部新的委员会。鉴于我们当时没有驱逐舰的数字优势足以制服潜在敌人的领海内的敌人驱逐舰，也没有力量以重型舰只支持我们的小舰队，还考虑到在种种情况下攻占现在已经设防的敌人岛屿的困难和危险，我们立即着手彻底修改那个作战计划，在征得军舰上主要指挥官的完全同意后，代之以1912年海军部作战命令规定的远距离封锁政策。远距离封锁政策的采取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必要。它不暗示海军部方面否定进攻性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而只是遇到无法解决的实际困难时暂时放弃这个原则；海军部的意图是，在宣战之前和以后应该尽所有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准确地预见到，封锁从北海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德国与世界的商业联系几乎将被完全割断。我们预期由这样的封锁产生的经济与财政压力将致命地伤害德国进行战争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压力将迫使德国舰队驶出来，不是在它自己的防御水域，而是在军舰数量上处于极大不利的公海上作战。我们相信，我们能继续享有完整的制海权，同时也不会危及我们海上交通，不危及我们陆军的调动，并能消除不列颠群岛受敌人入侵之虞。此时人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条件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我们自己有不会缩减的优势，敌人有不断增加的压力。就海面上所有舰只而言，肯定在战争头3年中，这些预期将为事实所证实。 根据这些作战命令，舰队作了战略性的部署，把主力舰队布置在斯卡珀湾，对着丹佛海峡设置驱逐舰的包围圈，由较老旧的战列舰支援，由一定的布雷区保护，从而封锁北海的出口。这些结论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以后的历届海军部委员会都没有在重大布置上背离这些结论。英国海军使用这种手段夺得并保持住对世界所有海洋的有效控制。 03. 威胁英帝国的一切危险中，没有一件可与对舰队的突然袭击相提并论。如果舰队或舰队的主要部分受到意外的或无准备的打击，由此我们的海军优势遭到破坏，那末我们就被战败了。除非万能的征服者*发慈悲，否则无限的灾难就会加在我们的头上。近年来我们已经见到，一些得到完全胜利的国家对已被击倒在地的敌人是如何缺乏同情心。英国如果被剥夺海军防护，它很快就会因挨饿而完全屈服于征服者的意志。她的帝国将被肢解；她的联邦自治领、印度和大量亚洲与岛屿属地将被剥夺或者转让给胜利者。英国的边上将建立一个充满敌意、完全武装的爱尔兰共和国；陷入无助境地的英国人民，将肩负估计会压碎他们社会制度的难以承受的赔款，即便他们实际是没有沦落为爱德华·格雷爵士尖刻话中所说的“被强国征召的附庸”。现在那种给子德国的较不严酷的条件，如果给予英国，足以一下了永远毁灭这个帝国。利害关系非常之大。如果我们保持海军防御能力，我们就安全，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命运都更牢靠；如果海军防御失败，我们将遭到不可避免的彻底毁灭。 那末，德国人策划毁灭英国舰队达到何种程度？根据他们邪恶的品格来看，有必要假定他们在考虑战争问题，我们必须估计他们以何种方式进行攻击？当然，倘若德国无意打仗，这些推测仅仅是梦魇。可是如果她有打仗的意图和打算，显然不难从与法国或俄国纠纷中找到借口，制造战争无可避免的形势，并在对她最有利的时候制造这种形势。弗雷德里克和俾斯麦挑起的战争表现出极不寻常的急速与突然，这是普鲁士国家惯于对其敌人进行攻击的方式。欧洲大陆一直是一座火药库。仅仅一颗可怕的火星便可能引起巨大爆炸。我们见过1870年法国的遭遇。我们见过疏于预防于1904年带给阿瑟港外俄国舰队的灾祸。现在我们又知道1914年比利时的遭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8月1日德国决定向法国提出的要求：在德国攻击俄国时如果法国希望保持中立，她必须把凡尔登和图勒的要塞交给德国卫戍部队作为担保。 因此很明显，“飞来横祸”的危险决不是幻想出来的。然而，人们不能合理地期望某种预兆吗？也许在大国之间在进行某种纷争值得海军部特别警惕。我们可能希望得到敌人陆军与海军调动的情报。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交易所会出现金融混乱，表明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能因此指望在受到任何打击之前有一星期的通知、3天的通知或至少24小时的通知吗？ 在欧洲，大国的庞大陆军相互对峙，她们有一种对付突然袭击的自动预防措施。在军队动员之前不会发生决定性的事件，而动员军队至少要两星期时间。例如，法国的出色防御能力不打一场大战役不可能被制服，在此时间法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就能动员起来经受住压力。但英国海军享受不到这样的保证。海军不需要动员就能使用全部现代军舰相互攻击。他们只要升高蒸汽和把炮弹运到大炮跟前就可打仗。可是在这种无情的事实之外又出现鱼雷的威胁。单就炮火而言，我们的主要危险是舰队在分散状态时遭到打击，舰队的主力被摧毁，而敌人却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损坏。但是有了无线电报大大减小了这种危险，无线电报能立即指示分散军舰驶向共同会合点，在实现集中之前避免战斗。此外，炮火是双方都可玩的游戏。人们不能想象舰队的主力会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进入对方射程之内。但鱼雷本质上是突然袭击或甚至是背信弃义进行攻击的武器，千真万确的是，一艘海面舰艇的鱼需要使用10倍力量才能对付艘潜艇的鱼雷。 显然存在界限，超越界限就不可能保卫自己。这不是简单的特别提防几个星期的事情。英国海军在和平时期必须过普通生活。它一定得有巡航和演习，有它的离队和重新装备时期。我们的海港向世界商业开放。要绝对保证防卫：可想象的最坏的背信弃义行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而说，即使背信弃义的攻击也不容易发生，因为它需要不同岗位上大量人员的合作，需要启动大量复杂的器械。帝国国防委员会经过认真争论后作出规定，海军部务必不可断定，如果德国人认识到胜利与失败的区别，他们会停止在和平时期不警告或没有借口地攻击我们的舰队。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遵守这个准则，我相信我们基本上遵守了这个准则。当然我们每天都要思考英国舰队的位置与条件并与德国舰队作比较。我习惯时时出其不意询问工作人员如下问题以查察我们的准备工作，“如果与德国的战争今天开始会发生了什么？”我总能得到这样的回答，意思是我们在舰队的任何部分开赴战场之前我们有力量完成兵力的重大集中。在我们知道德国远洋舰队处于冬季重新装备之前，我们舰队的巡航会不远到西班牙海岸。当我们举行大演习时，我们十分注意安排加煤与休假，以便能保证我们有能力应付在某个时候可能来到的打击。我知道，在我所描述的这个阶段，直到宣布战争为止，英国舰队不可能遭到德国海面舰只的突然袭击，也不可能在分散或分隔状态下遭到打击。在和平时期敌人试图以潜艇攻击停泊在海港岗位或在海上演习的英国海军中队，或者在预计进行演习的区域布雷是难以完全预防的；但这样做的成功很可能只是部分的。而且，我不相信德国海军部、政府或皇帝会想出如此卑鄙奸诈的办法。虽然要尽可能地努力防止最坏的可能性，但我自己确信，引起争吵的原因将伴随经济危机和市场萧条一起出现，而后紧跟着宣战，或者紧跟着战争行为与宣战同时发生，后者有可能发生得略微早一些。实际上确实发生的事情与我认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 04. 在战时，对于敌人将做什么和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是完全难以预料的事情。然而一旦你处在战争中，任务是明确和高于一切的。关于敌人或未来，不管你怎样推测，你自己的行动却被限制在实际界限之内。放在你面前的只有一定数目的供选择办法。同时，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在那里理论不断受到经验的纠正和束缚。由此产生的事实积累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下一个决策。 可是，假设整个战争过程被带出现实境界进入想象领域。首先假设的是，你必须认定在任何情况下肯定要发生战争；其次，当战争来到时你的国家将参加战争；第三，你将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进入战争，全体国民将及时团结起来充满信心，并在不太晚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样，实际上思索过程变为推测性的。有必要进行的每种假设，面对未来的黑幕又升起不同密度的新幔帐。在和平时期爱思索的陆海军军人的生活中满是这样一些经历——在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使人分心的事物中，在许多混杂的假设中，尽力地找出实际上在某一天将发生的事情和在那一天结束前为解决那件事找到实际上必须做的事情。而此时，四周那些权力较大和常常智力较高的人都把爱思索的人看作出谋划策的恶棍，或者最好也只是把他看作耍玩具的、而且是耍危险玩具的大孩子。 在战争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能做的大部分事情是试图估计和预测对德战争爆发时和最初几个星期里英国将遭遇什么事情。要看得更远就为人力所不及了。若试图看得更远些，那只能使任务复杂化；以至于超出人的心理承受力。思路分叉得太快时，有时会问，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海战？那末情况将会怎样？谁将在大规模陆战中获胜？没有人能回答。显然首要的事情是作好准备；不要被敌人偷袭；要集中力量；不要分散挨打；要使最强大的舰队尽可能及时处于最好的作战位置，具备最好的条件，那末如果战争来到，人们便能够以坚定的信心等待结果。因此，重要的是防止突然袭击，更重要的是防守分散；最重要的是在进行海上决战时增加可使用舰队的力量。 可是假定敌人不打海战，假定陆上战役不是一下子能决定胜负，并且假定战争进行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而是几年。那末当时判断这些事情就容易得多，当每个人都很警觉，都清醒和积极，保证能采取必要的步骤，而目有采取步骤的时间，那末下判断就容易得多。任何阶段都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困难或危险。第二年的战争问题必须用第一年的战争经验去对付。第三年的战争问题必须以第二年观察和理解得到的结果去对付，等等。 因此，我代表我主持到1915年5月底的海军部委员会断然拒绝针对1917年和1918年发生事情的所有指责。这些年出现的教训不会使我变得愚蠢。不用对我说什么如果德国人在战争前3年像他们在战争开始后3年那样建造潜艇，英国早就完蛋了；或者说什么如果英国在1914年8月就拥有我们一年以后才有的陆军，那末本来不会有战争。每种环境引起每一种其他环境。英国能允许德国在和平时期建造庞大的潜艇，明知其目的在于击沉我们没有武装的商船队来饿毙和毁灭这个岛国吗？德国会等到英国建成一支强大的义务兵陆军来帮助法国然后再攻击她吗？ 必须在摆正与当时环境的关系上（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上）才能判断每一件大事。 ———————————— ①包括“雄狮号”、“猛虎号”“玛丽女王号”和“皇家公主号”。 ②海军部条约司司长。 *指1066-1070年征服英国的诺燮底公爵威廉一世。——译者 第6章 爱尔兰和欧洲均势 01. 在1913年整整一年内我遭受了石油供应日益增加的困难。现在我们充分使用石油作为舰艇的唯一动力，包括所有最新和最主要舰只在内的大部分舰队。海军部委员会和战时参谋部极度担忧我们的油料储备。第二海军大臣约翰·杰利科爵士竭力争取达到预期储备规模的极大增加。战时参谋长不但关心储备的数量，而且担心使用如此易爆物作为战舰燃油的可能危险。最后，费希尔勋爵领导的皇家委员会受海军部惶惶不安的驱动，表示他们将争取拥有相等于4年预期战争的消费量的储备。战争消费量本身是由海军参谋部根据最大方的尺度估计出来。建立石油储备的费用无论如何是极为巨大的。石油不但要在垄断市场购买，而且必须建造油罐这样大型设施和必须为此目的购买土地。虽然这种油料储备一旦建立，不论为民用、为军用，显然似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是国家资产，但是不允许我们把它当作资本支出，必须全部列入当前的预算支出。与此同时，财政部和我在内阁中的同僚对海军费用之大越来越感到气愤，费用成为争论重点主要由于我贸然着手燃油战列舰的建造和任性地增加舰只的大炮口径以及它的速度和装甲。因此一方面我受到不断增加的要求加强海军装备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对增加费用支出的坚决抗拒。我们的海军力量夹在这些压力之中左右为难。 我就这样必须整年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拒绝皇家委员会和我的海军顾问们提出的、而我认为是过份和浪费的要求；另一条是向财政部和内阁不懈地谋求必要的资金供应。我还得十分小心，不要使打算在一条战线提出的论据让另一条战线上的对手知道。 我们的所有财政开支由于物价上涨和海军装备的越益复杂和精致而扩大，到1913年底，新的一年的预算支出首先必须呈交财政部，而后必须呈交内阁，至此财政开支的困难达到了顶峰。 我们与财政部进行的初步讨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到11月底将全部问题提交内阁。接着是将近5个月的极端紧张的争论。在这段时间里海军预算支出成为内阁14次全体和延长会议讨论的主要和常常是唯一的主题。从一开始，我发现自己几乎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不打算放弃任何实质上重要的主张，尤其是关于战列舰计划，决不背离已经计算出来和宣布的海军力量标准，因为它是整个对德政策的基点。内阁在1912年决定在地中海保持与奥地利同等的力量，其中4艘“无畏”级战舰正在稳步地建造。但是，这个问题因有希望得到3艘加拿大“无畏”级战舰而变得复杂。加拿大政府规定这3艘军舰应是60%力量对比以外添加的军舰。我们曾正式宣布这此军舰是英国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这个保证，罗伯特·博登爵士在加拿大卷入了剧烈的党派斗争。现在清楚，由于加拿大参院作出决定，这些“添加的”“不可分割的”军舰在下一年不下水，而我不得不要求1914—15年计划的战列舰至少有三艘应该早日下水。这点要求内阁批准极为困难。到了12月中旬，在我看来可以肯定我必须辞职。海军政策的基础受到挑战，大臣级的批评者一直争论不休，他们特别熟悉海军部业务，精通问题的每一个细节，有权得到每个要点上的正确消息。可是，由于首相的态度保持不偏不倚，所以处理问题没有导致实际的破裂。有几次大家表达了全体一致的坚决反对意见，此时首相便中止讨论以免作出与海军部相反的决议。到12月中旬，这样讨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他决定延期讨论，整个问题直到1月中旬再议。 在这个供大家反思的间隙，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当1月中旬我从法国南部回到英国时，我的几个最重要的同僚告诉我，他们认为海军部问题在重大实质上有所好转。可是争论以极大势头重新展开。我们连续不断地从海军部抛出文件和论据，详细论述受到挑战的每一个新论点。 同时，政府中争论引起了报界的反响。早在1月3日，财政大臣在接见《每日记事报》（daily chronicle）记者时对军备费用支出的愚蠢深表遗憾，尖锐地提到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因经济问题而辞职，并表示意见说，世界的现状与前景从来没有像目前那么和平。自由党与激进派的报纸对经济问题开始大声起哄，反对海军部的相当强大的运动在下院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中形成。可是议会很快重新开会，爱尔兰问题开始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地方自治议案的热烈拥护者并不急想看到由于海军部整个委员会的辞职而导致政府力量的削弱。我们已经在党派斗争中受到极为沉重的压力，以致一个大臣的缺点便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没有人希望我在默默无闻中消失。可怕的海军动荡的前景加上爱尔兰紧张局势令人忧虑。为了增强我自己与我伙伴的力量，我积极参与爱尔兰争论；在此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整个2月份和部分3月份在没有任何一方让步的状况下过去了。 最后，由于首相不可动摇的耐心以及他的牢固而沉默的支持，海军支出预算基本上按原样地得到通过。在所有这些争吵不息的几个月中，我们只被削减海港防御用的3艘小型巡洋舰和12条鱼雷艇。提交议会的预算数为5250万英镑。我们为获得这场胜利不得不在有关未来问题上作出某种一般性保证。我同意在合适的石油储备条件下，允诺下一年预算支出有相当份量的缩减。 但是下一年来到时，没有人一定要我履行这个承诺。 02. 1914年春季和夏季欧洲显得特别平静。自从阿加迪尔危机后，德国对英政策不但合适而且体谅。在整个纷争的巴尔干会议过程中，英、德的外交政策在协调中进行。外交部逐渐形成的长期不信任，虽然没有消失但有明显的改善。那些习惯于提出警告的人，至少开始感觉到需要修改他们以前的判断。代表德国外交政策的那些知名人物，似乎第一次成为可以与其对话和可以与其共同行动的人。巴尔干难题的和平解决为彼此间信任感提供了理由。几个月里我们谈判了最敏感的问题，虽曾局部濒临破裂，但并未出现破裂。如果有任何大国想要制造战争，肯定有大量机会可资利用。德国似乎愿与我们和平相处。虽然国外的军备以加速度不断增加，虽然德国已在征收5000万的资本税，使得那些有耳可听的人们听到警钟长鸣，但是清晰的乐观主义情绪掠过英国政府和下院的心头。似乎还有一种前景，那就是双方重要人物之间发展起来的个人善意和相互尊重在未来可能发挥有用的作用；有些人期望英国和德国的更广泛联合，抛弃对对方友好国家和联盟的偏见，有可能一起使欧洲敌对的两个阵营和睦相处，给予所有严重不安的国家以安全与公平的可靠保证。海军对抗当时已不再是摩擦的原因。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连续第三年根据方案和宣言实施一系列计划。德国从1912年初起没有进一步增加其海军。就主力舰而言，可以肯定我们不会被他们赶上。 03. 欧洲形势出奇的平静与国内党派斗争上升的激烈程度形成明显的对照。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之间的争吵，其强烈的痛苦与仇恨大部分是由于爱尔兰事务引起的。按照议会立法机制，当地方自治法案肯定即将通过成为法律时，厄尔斯特（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各郡便公开准备武装抵抗。他们这样做得到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与鼓励。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雷德蒙特先生、狄龙先生、德夫林先生等——以忧虑的心境注视爱尔兰北部形势的日益严重。但是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些人，这些人的凶猛好斗和暴力行为是无法形容的；而爱尔兰议会党方面的每一步温和行动或姿态都会激起激昂的愤怒。在这些困难中，阿斯奎斯先生的政府想方设法寻觅解决的途径。 从1909年最早讨论地方自治法案起，财政大臣与我一直主张在由郡选择或某种类似程序的基础上实行北爱尔兰分治。我们都碰到这样的令人困惑的论点，即这样的让步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但是直到此时毫无结果。现在时机业已来到，地方自治问题已经达到它的最高顶点，内阁成员普遍同意，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证北爱尔兰的分治，我们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此到3月份我们通知爱尔兰领导人说，政府已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激烈抗拒。他们说他们有力量在任何时候驱逐政府，他们将从自由党本身内部得到有力的增援。毫无疑问，爱尔兰领导人担心（甚至认定）法案的任何削弱会导致法案本身和他们被爱尔兰人民抛弃。但是，面临无可怀疑的事实，即政府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因害怕失败和垮台而退缩，他们让步了。他们构想出修正方案，它保证北爱尔兰的任何一个郡有权在联合王国连续两次大选之后通过投票退出地方自治法案。不可能有比这更有力的实际保护措施了。修正方案维护了爱尔兰统一的原则，但是它明确表示，除非新教徒集中的北部，见到都柏林议会在至少5年期间确实经受考验后，而表示自由意志的同意，否则决不能达成统一。 这些建议在议会宣布后立刻遭到保守党反对派傲慢的拒绝。然而，我们把这些建议收录在法案文本中，迫使爱尔兰党投票赞成这样做。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前进了，可以实施法律对付所有向它挑战的人。我个人的观点一直是，我决不胁迫厄尔斯特服从都柏林议会，但我会做所有必要的工作不准厄尔斯特阻止爱尔兰其余人拥有他们向往的议会。我相信这个主张是健全而正确的，为支持这个主张，我肯定准备以必要的不论什么手段维护英王和议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威。我于3月14日在布拉德福德作了表达这个意见的讲话。 大家都希望英国政治领导人一定不要再次让自己相互（或受追随者）刺激、鼓动和驱使，陷入党派偏见，双方的派性玷污了1914年，而派性本身仅仅是为权力而长期连续出价和反出价的结果，这点在上一章中已间接提到。不参与这种权力竞争的人不能理解政界人士遭受的压力之大，也不能理解他们本性中每一个动机（不论是好是坏，或不好不坏）全被引向为取得胜利而作进一步斗争。大量人群都顺从党派偏见和追随党派斗争（好像这是争取奖品的斗争），他们情绪激动，他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摄取猎物受阻，他们则急速爆发愤怒，对政敌表示不信任和轻视；错误的观念相互交替，强制执行誓言，盲目追随忠诚，赞扬配合暴力，冰冷的蔑视，对诚实失望，向每个妥协建议高呼“背信弃义”，与追随者保持忠诚关系的愿望，认为己方正确的意识，认为对方行动粗暴不合理的观念——所有这些相互加在彼此身上的行为与反应，达到危险的极点。落在群众后面就是无用和低能，不忠实，不勇敢；站在群众前面，即使只是指挥他们和引导他们，常常会激起暴烈行动。在某个阶段把争吵限制在言词和法律范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武力这个最后仲裁者和最后的清醒者可能突然冲上舞台。 北爱尔兰人继续作准备。他们宣布自己建立临时政府的意图。他们继续发展和训练军队。他们非法甚至武装输入武器。不需要多说，各种同样的征兆开始在民族主义者中间表显出来。招募了数以千计的志愿人员，并以种种努力去获得武器。 随着所有这种危险迹象的增加，爱尔兰北部的小型军事据点，特别是那些包含武器库的据点成为陆军部特殊关切的对象。驻贝尔法斯特军队的态度也是陆军部最关心的对象。爱尔兰新教徒从来不伤害皇家部队。有把握认为，军队同他们是友好的。可是政府发现自己的权威在整个东北乌尔斯特被完全破坏。在这种环境下陆军和海军的事先防范必不可少。3月14日当局决定用小量增援部队去保护卡里克弗格斯和某些其他地方的军火库，同时我们预期爱尔兰大北方铁路会拒绝装运军队，便作好准备从海上运送部队。当局也决定调动在阿罗萨湾巡航的一支战列舰中队和一支小舰队到拉姆拉什，从那里它们能很快到达贝尔法斯特。人们认为，皇家海军的广受欢迎和影响力，即使在陆军失败时也可能产生和平解决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一件事得到授权。可是陆军司令官们眼见自己面对的是极可能引起内战的形势，他们根据根本不可能的假设——爱尔兰新教徒军会激烈抵抗英军并对他们开火——开始研究一个性质更加严重的计划。 这些军事措施尽管规模有限，但可能产生的后果在陆军军官中引起极大的忧虑，当3月20日爱尔兰总司令和其他将军对在卡勒集会的军官发出耸人听闻的呼吁，要求军官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履行宪法责任，但遇到普遍的拒绝。 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在议会激起无比愤怒，摇动了国家的基础，保守党人指责政府阴谋屠杀忠于乌尔斯特份子，屠杀只是由于陆军的爱国主义才没有成功。自由党人回答说，反对党公开卷入反叛的准备工作，正在寻求颠覆宪法，并通过宣传唆使军官（不是军队）不对国家效忠。争吵间歇地在4月、5月和6月继续进行，我们读到记录不能不怀疑，我们的议会制是不是坚强得能经受住激情爆发的震撼而生存下去。德国间谍报告而德国政治家相信，英国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逐步走向内战，不再需要在欧洲局势中把她视作一个要素，这不令人惊讶吗？他们怎能辨认出或估量出深藏在狂风暴雨之下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心世界呢？ 在整个5月和6月，党派之争继续以最刺眼的形式进行，但在表面之下两大党之间和解谈判已在持续举行。这些谈判导致最终于7月20日由国王发出召唤令，召集保守党、自由党和爱尔兰各党领袖在白金汉宫开会。 04. 6月底，英国海军同时访问克龙斯塔特和基尔。几年来英国与德国海军的最精良军舰第一次在基尔并排停泊，周围是各种班轮、游艇和游乐船只。双方协议不准打听不适当的技术问题。双方举行了各种比赛、各种盛宴、各种演说。这里有阳光，有皇帝。军官和士兵亲如兄弟，在水上和在岸上相互款待。他们一起臂挽臂地在好客的城市漫步，以充分的好意在集体食堂和舰上餐厅用膳。他们一起为在驾驶一架英制水上飞机时蒙难的一位德国军官的葬礼上脱帽致哀。 在这些喜庆日子里，6月28日传来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的消息。皇帝接到这个消息时正驾船出海。人们看得出他情绪激动地上岸，当晚取消其他安排离开基尔。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常常试图回想起当年7月那些日子里的印象。处于灾难边缘的世界显得五彩缤纷。由王公权贵们统治的国家和帝国巍然挺立在各方，长期的和平为这些国家累积了巨量财富。这一切全固定在看来很安全的一支巨大的悬臂梁上。两大欧洲阵营相互对峙，它们身披全副盔甲，闪闪发光和叮当作响，但带着平静的凝视的目光。一种彬彬有礼、谨慎而和解的、总之是诚实的外交手腕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电讯中的一句话、大使的一席言、议会中意义含糊的片言只语，似乎足以调整日常交往中这个庞大结构的平衡。但每句话值得考虑，甚至窃窃私话也要注意，点一下头可以表示一个意思。这个以平衡联合和同等军备为准则而建立的对更加复杂和更加棘手的暴力行为进行的核查和反核查的非凡体系，究竟能使我们获得世界安全与普遍和平吗？这样集合的、这样结伙的、有这样关系的欧洲，它会联合成一个共同而光荣的机体，并能获得和享受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由大自然与科学共同给予的丰厚礼物吗？日落时分的旧世界看上去歌舞升平。 但是人们感觉到有一种奇怪的倾向。有些国家不满足于物质富足，无休止地热衷于国内或国外倾轧。在宗教衰落中不适当地高涨起来的民族热情，用猛烈的然而是掩蔽着的火焰在几乎每个国家的表面下燃烧。几乎使人们认为世界甘愿受苦。可以肯定说到处的人们渴望冒险。所有各方的军事准备、预防措施和反预防措施已经达到高峰。法国有她的三年制兵役法；俄国有她的日益伸展的战略铁路。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新近受到萨拉热窝炸弹的严重打击，成了过度民族主义压力和极度腐败的牺牲品。意大利与土耳其对峙；土耳其与希腊对抗；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反对保加利亚。英国因党派倾轧而分裂，看来几乎可以不把她放在眼里。美国在3000英里以外。德国5000万资本税扩充了武器装备，她的陆军扩展已经完成，基尔运河就在那个月里向“无畏”级战列舰开放，很久以来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国际舞台，如今她的凝视突然变成怒目而视。 05. 1913年秋天，当我根据下一个预算反复思考明年的海军部政策时，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个备忘录，建议为了节约起见我们删去1914—15年的大演习，代之以动员发展第三舰队。动员全部皇家舰队的后备力量以及所有后备军官在第三舰队的军舰上进行一周或10天的训练，实施他们在战时会碰到的整套作战方案，并以此对整个动员制度作一次真正的测试。接着在当年的晚些时候又把整个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在正规训练之外又在第一舰队军舰上作一星期的动员训练。 路易斯亲王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并于1914年3月18日向议会提出计划。在执行这些命令时没有在任何方面与欧洲形势相结合。试验性动员于7月15日开始。虽然并无法律规定强迫后备队人员应召报到，但普遍反应热烈，有多达2万名后备人员来到海军兵站。就这样我们的全部动员在海军史上第一次经受实际测试和彻底检查。海军部专门派出军官在每一个海港察看动员过程，以便报告存在于动员制度中的每一个缺憾、缺点或故障并加以纠正。路易斯亲王与我在查塔姆亲自视察动员过程，全体后备人员扛着他们的个人用具来到指定的军舰上。第三舰队全部军舰装足煤开动蒸汽机驶向斯皮特黑德海峡集中。7月17日和18日在这里举行海军的盛大检阅。这是世界史上曾经见过的无可比拟的海军最大集合。国王本人亲自出席检阅每一等级的军舰。19日早晨，整个舰队出海进行种种不同的演习。这个舰队的每艘军舰甲板上彩旗飞扬。挤满了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军乐齐奏，它们足足花了6个多小时以每小时15节的速度驶过国王乘坐的“皇家游艇号”，此时头上的海军水上飞机和陆上飞机不断盘旋。可是此时，在国王及其在场的大臣们心里最紧迫考虑的也许不是眼前英国庄丽雄伟舰队纵列行进的壮观景色，也不是欧洲大陆咄咄逼人的、甚至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而是威胁着要把不列颠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的、发狂似的、肮脏的、悲剧性的爱尔兰争吵。 军舰一艘接一艘渐渐在天际消失。它们将开始一次远航，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更要遥远。 第7章 危机（7月24日—7月30日） 01. 星期五上午内阁长时间开会反复讨论爱尔兰问题。白金汉宫的会议破裂。分歧与对抗似乎和以往一般剧烈与无望，但是如此命运攸关问题所系的双方争论观点的差距却意想不到的细小。争论主要出现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的界线上。爱尔兰各党派在它们失去理性的战斗中能够驱使它们各自拥护者拼命向前。就在解决这一簇簇简陋教区的问题上，此刻打乱了大不列颠的政治前途。北部不愿意同意这一点，南部不愿意同意那一点。双方领导人希望局势稳定下来；但双方带领他们的追随者向前走到他们敢走的极点。双方似乎不能退让一英寸。与此同时，爱尔兰问题的解决必须与英国党争的立刻中止一起进行。双方迫切呼吁其领导人实行团结与合作的方案，也就是劳合·乔治先生于1910年提出的方案，必须公诸于世。另一方面，如果调停不成功，则意味我们必然会投入完全像内战那样冲突的深渊，任何人均无法想象，因此内阁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寻找解决僵局的出路，艰苦地巡逡在弗马纳区和蒂龙郡泥泞的小道上。人们原以为4月份发生在卡勒平原上和贝尔法斯特城的事件会剧烈震惊英国的舆论，会形成团结局面，足以使爱尔兰的各党派安定下来。显然团结的局面没有达到。显然双方还要把冲突进一步进行下去，在各自退让之前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后果。自从拜占廷帝国蓝党与绿党纷争以来，党派的倾轧很少达到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地步。看来即将发生强度无以复加的震动。 内阁的争论最终达不到一致，在它将要散会的时候，大家听到爱德华·格雷先生以平静庄重的声调念一份刚从外交部送来的文件。它是奥地利给塞尔维亚的照会。在他念了几分钟之后我才能把心思从刚结束的令人生厌和使人困惑的争论上收了回来。我们全都十分疲惫，但渐渐随着他的话一句接一句飘来，在我头脑里形成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份照会显然就是最后通牒，而且是现代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后通牒。随着读声继续，人们听得出，这样的照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或者说，这样的照会不管怎样委曲地被接受也不可能满足侵略者的欲望。弗马纳区与蒂龙郡教区慢慢隐没在爱尔兰的迷雾与动荡之中，一种奇特的光亮，立即开始以感觉得到的速度慢慢变化，落在欧洲地图上并不断扩大。 我一直对阅读战争怎样落到不同人头上的记述有极大的兴趣。当最初印象突然闯入他们心头，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势不可挡的可怕事件的魔爪正向他们生命伸来，当时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我连最小的细节都不会嫌烦，我相信只要这些记述是真实的和非造作的，它们对子孙后代就会有一定的价值和经久的兴趣。因此我要简短地、精确地记录我当时的经历。 大约在6点钟我回到海军部，我对许多年来帮助我工作的朋友①说，现在存在真正的危险，可能发生战争。 我对形势感到震惊，扼要地写出在我心中想的一系列工作要点，要是形势没有好转，这些要点就必须一一照办。我的朋友在随后的好些日子里把这些要点放在身边当作核对要领，在它们得到解决时一项一项将其勾销。 1.第一和第二舰队。休假和部署。 2.第三舰队。装足煤和补给品。 3.地中海调动。 4.中国部署。 5.海外巡航舰的伪装掩蔽。 6.商船自卫的军火。 7.巡弋小舰队。部署。 休假。 完成。 35特大海岸炮。 8.立即储备。 9.旧战舰驶往亨伯湾。小舰队驶往亨伯湾。 10.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军舰。 为外国建造的舰只。 11海岸守卫。 12.油库的高射炮。 13飞机准备就绪。飞艇和水上飞机。 14.德国间谍。 15.军火库和其他易受伤害部门。 16.爱尔兰军舰。 17.潜艇部署。 第二天（星期六）早晨我与第一海军大臣讨论目前形势。但从眼前看我们还无事可做。但在过去3年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充分的准备。 试验性动员业已完成，除了直属后备队外，所有后备人员已经得到酬劳金动身回家。但全部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已全面作好作战准备，并集中于波特兰港，它们将在那里呆到星期一早上7点钟，然后第一舰队将以中队为单位分散作各种不同的演习，而第二舰队的军舰驶往它们的国内各军港，让多余的水兵退伍。因此在星期一早上以前，海军部无线电天线杆上瞬间发到“铁公爵号”旗舰的一个命令，足以把我们主要舰只留在一起。如果到那时没有命令传来，它们将开始分散。但在它们分散后的24小时期间，若有需要可以在24小时内把它们再次集中；但如果在48小时内没有传来命令（也就是到星期三早上），那末第二舰队的军舰将开始让他们多余的士兵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查塔姆上岸，不同的炮兵学校和鱼雷学校将重新开课教学。如果在命令到达前另一个48小时已过，（也就是到星期五早上），一定数量的舰只将驶入船坞重新装备、修理或暂时搁置。这样在这个星期六早上，我们至少有4天时间让舰队听候调遣。 上一个晚上（星期五），晚饭时我碰到巴林先生。他刚从德国来到这里。我们是邻座，我问他关于局势的看法如何。听了他所说的开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他来此不是肩负愉快的使命。他说局势很严重，“我记得老俾斯麦去世前一年告诉我，有一天欧洲大战会因巴尔干该死的蠢事而爆发。”他的这句话可能不幸被言中。这全要取决于沙皇。如果奥地利惩罚塞尔维亚，沙皇会怎样做？几年前那里本来没有危险，因为沙皇非常担心自己的皇位，但是现在他再次感觉到自己皇座较前稳固，此外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事情都会让俄国人感到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倘若俄国向奥地利进军，我们必然进军；要是我们进军，法国必然进军，英国将如何做？”我不能多说什么，只是说假定英国必定什么也不做将是个极大错误，我又说英国将在事情出现时判断它，然后作出决定。他以十分诚挚的语气回答说，“假设我们必须与俄法交战，假设我们打败法国但不要她在欧洲的任何东西，不要她一英寸领土，只要一些殖民地作为赔偿。这会使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吗？假设我们在事先就作出担保，如何？”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一套，即英国要待事情出现再加判断，认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置身事外，将是错误的。 我挑了个适当时机将这番谈话报告爱德华·格雷爵士，下个星期早期，我又将此事向内阁报告。继巴林先生向我提出关于德国不谋求法国领土，但企求殖民地作为赔偿的建议后，星期三他又从柏林正式打电报给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但遭到立即拒绝。我毫不怀疑，巴林先生直接受命于德皇，负有找出英国将怎么做的使命。 巴林先生记录了他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英国的印象。他写道，“即使一个本领平庸的德国外交官也能容易地理解英国和法国，她们曾尽力确保和平和阻制俄国发动战争。”编辑他回忆录的编者在加注中说：“在伦敦的人们确实认真地关心奥地利的照会，英内阁希望保持和平的程度，可以从他们分别时丘吉尔几乎热泪盈眶地对巴林所说的话中看出（作为一个例子），当时他说：‘我亲爱的朋友，不要让我们走向战争。’” 我计划与我的家人在克罗默过星期天，我决定不改变我的计划。我在电报局布置个特别报务员，以便保证昼夜连续值班。星期六下午，消息传来说塞尔维亚已经接受最后通牒。我上床时有一种感觉，认为事情可能平静过去。如本文所述，我们以前有过这么多的惊恐。好多次乌云升起，密布、吓人、不断变化；好多次黑云散去。看来我们要脱离战争危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塞尔维亚接受了最后通牒，奥地利会作进一步要求吗？如果战争爆发，它能被限制在欧洲的东部吗？例如法国和德国能站在一旁让俄国和奥地利去解决她们的争端吗？那末往前再走一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显然存在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爱德华·格雷爵士有充分时间着手采取和解性的手段，如去年在解决巴尔干纠纷中证明十分有效的办法。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国海军正处于从未有过的良好状态或拥有从未有过的巨大力量。也许对它的召唤不会出现，如果出现，那现在正是最佳时候。从这些反复思考中得到慰藉，我安宁地睡着了，没有召唤来打扰那个夜晚的平静。 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打电话给第一海军大臣。他告诉我，谣传奥地利不满足于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但除此之外没有新的事态发生。我要求他12点钟再来电话。我躺在沙滩上与孩子们玩耍，海潮退后有细流流向大海，我们筑坝阻拦这些细流。天气非常之好，北海水面上阳光闪耀，直到遥远的地平线。在海天互相融合的那条地平线之外有什么呢？沿着东海岸，从克罗默蒂到多佛尔，在不同的海港里停泊着我们驱逐舰和潜艇的巡航小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在波特兰军港的防鱼雷堤后面等待着英国海军大量军舰。在东北方远处，在我们面前大海的对面，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德国远洋舰队巡弋在挪威海岸外。 到12点钟我再次与第一大臣通话。他告诉我来自不同国家首都的好几条消息，没有重大新闻，但每条都增加了形势的严重性。我问他所有后备役人员是否已经打发走了。他告诉我他们都走了。我决定返回伦敦。我告诉他我将在9点钟去看他，同时他应做必要的不论什么事务。 路易斯亲王在海军部等我。形势明显地越来越坏。星期日报纸的号外表明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首都充满紧张与激动。第一海军大臣告诉我，根据我们在电话中的谈话他已通知舰队不要分散。4个月后在我接受他辞呈的信中我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在那悲伤而痛苦的时刻公开为他证明，我们大规模海军动员的第一号命令就是他那忠诚的手签发的。 我然后去见爱德华·格雷爵士，他租了我在埃克尔斯顿广场33号的房子。除了外交部威廉·蒂勒尔爵士外没有他人和他在一起。我告诉他我们正把舰队聚集到一起。我从他言谈中知道他心目中的形势极其严重。他说在真正严重的危机到达以前有大量事情尚待我们去做。但他压根儿不喜欢这件事开始的方式。我问他要是我们公开说我们正使舰队集合在一起，对事情有所帮助还是正好相反。他和威廉·蒂勒尔竭力主张我们应尽可能早宣布这个消息，这样做可能具有使同盟国清醒和使欧洲镇定的效用。我回到海军部，叫来第一大臣，起草为形势所必要的公报。 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刊出如下布告： 英国海军的措施 给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的命令 不准演习调动 今日凌晨我们接到海军大臣如下声明： 命令集中在波特兰的第一舰队现在不得为演习调动而分散。第二舰队所有舰只以接近于足额的兵员留驻在国内各港口。 星期一开始举行第一次讨论欧洲形势的内阁会议，以后每天一次或一天两次继续开会。人们希望内阁这个时期的意见动态的详细报导或早或迟将汇编成册公诸于世。当然，任何人都可以要求维护和平，或要求加入一场正义而且必需的战争，他们肯定没有必要为自己提出真诚的忠告感到羞愧。同时，唯一的可能是，不破坏宪法精神，使用最一般的措辞议论发生的事情。 内阁保持最大的平静。至少有四分之三成员已下定决心不让英国被拖入欧洲的争吵，除非英国本身遭到攻击（这不大可能）。持这种心态的那些人往往相信：首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不会打起来；其次，要是真的打起来，俄国不会干预；第三，要是俄国干预，德国不会出手参与，第四，他们希望如果德国打俄国，法国和德国一定有可能彼此保持中立，互不打仗。他们不相信，如果德国打法国，德国会经过比利时进行攻击，或者如果她真的这么做，比利时会殊死抵抗；务必记住，这个星期的全部进程说明，比利时不但从未向担保的大国要求支援，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她希望不受干扰。所以这里有六七种立场，没有一种立场是无懈可击的，也没有一种立场可以提出最终的证据，唯一能提出的证据就是事件发展本身。直到8月3日星期一，比利时国王才直接呼吁法国和英国的支援，这事件一出现使绝大多数大臣联合起来，使爱德华·格雷爵士能够在当天下午向下院发表演讲。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我的看法非常简单。首先，事实证明外交形势没有发生在海军形势之前，在德国能知道我们会不会参战以前（有可能在我们自己已经作出决定之前），我们的主力舰队应该进入战位。其次，还要指出，如果德国攻击法国，她一定通过比利时进攻，她所做的一切准备全为这个目的，她不会也不能采取任何别的战略或走任何别的道路。我坚决相信这两件事情。 每天11点钟后有漫长的内阁会议。从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电报像流水般涌入。爱德华·格雷爵士一心投入艰巨的双重斗争：（1）阻止战争，（2）如果战争发生不遗弃法国。我以崇敬的心情注视他在外交部的活动和他在会议上的冷静态度。这两项任务随时在相互起作用。他必须试图使德国明白我们决不置身事外，同时又不能使法国人与俄国人感觉到我们已加入他们的阵营。他必须在所做事情中有内阁与他同心合力。我们一起在内阁工作的许多岁月中和在更早时候我阅读他在外交部所拟的电报，我认为我已学会理解他与人讨论和争论的方法，也许我可以描述这些方法而不至于冒犯他。 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入研究之后，这位外交大臣习惯于在重要争论中选择一个或两个要点，以他的全部智谋与毅力加以辩护，这些要点是他的重点防御区。外国的战斗时紧时松，要是这些要点到夜暮降临仍旧在他掌握之中，他的斗争就胜利了。所有其他论点耗尽了，而这些关键要点留了下来。经过他选了又选的这些要点证明是不可推翻的。它们特别适合防护。明智的和公正的人们自然接受它们。爱国的辉格党人、英国绅士、公立学校学生的思想感情全都联合成为一条阵线，起来保卫它们，如果它们保持住，整个阵线就能保持住，包含许多有争议的论据。 危机一开始，他紧紧抓住欧洲会议的计划，为此目的，他使用一切可以想象的努力。他的计划是，使各大国到英国同意的任何一国首都一起开会争取和平，如有必要，对破坏和平者以战争威胁之。倘若开成这样的会议，本来可以消除战争。只要同盟国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就能即刻缓和紧张局势。只要柏林和维也纳有和平意愿，本来能够没有困难地摆脱越来越迫近我们的可怕的罗网。可是在外交沟通和外交策略的背后，在徒劳无功的建议与反建议之间，在沙皇与德皇的煽动干预之下，流动着有明确军事目标的暗潮。随着将遭厄运的国家临近悬崖，罪恶的战争机器已经启动，甚至已经不再受外力控制。 外交大臣的第二个基本点是英吉利海峡。不论发生什么，倘若战争爆发，我们不能允许德国舰队到达海峡来攻击法国港口。这种局面是英国不能容忍的。每个参与决策的人从我们讨论的很早阶段起就同意这一点。另外，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法国也应负起这些道义上的责任。此外没有任何交易。有关的所有安排（如同上文业已解释的）都在前边特别加上一项声明，规定在受到威胁时除了一起商议外双方并不承担进一步的义务。但是事实仍旧是整个法国舰队留在地中海，只有少数巡洋舰和小舰队保卫法国的北部海岸和大西洋海岸。与那次海军力量重新部署同时，虽则不是按照这个部署和依靠这个部署，我们将全部战舰集中国内，只有一些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为保护英国利益留在地中海。法国人按他们自己责任心作出他们的决定，不受我们方面的任何影响，而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却得到了加强国内战线的好处。不管我们怎样否认承担义务，但到紧要关头，我们能够光荣地站在一旁，眼看没有防卫的法国海岸在我们主力舰队眼皮底下和射程之内受德国“无畏”级军舰的蹂躏和炮轰吗？ 然而在我看来，在讨论的初期，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会作出让步以换取我们不参加战争，无论如何他们要使得头几场陆上战役中没有我们；当然可以肯定他们会这样做。我过去和现在一贯深信，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与独立，我们不能允许德国的侵略行为将法国征服。从最早时候开始，我始终集中注意我们对比利时的道义责任，我坚信德国人一定不可避免地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这个阶段我觉得比利时不很强大。我认为她不大可能抵抗。我认为比利时将作一些正式抗议而后投降，星期二（28日）与我共进午餐的基奇纳勋爵也表示同意这一观点。在列日和那慕尔郊外有可能放上几枪，然后这个不幸的国家会在占压倒优势力量之前低下头来。也许甚至在她们之间达成秘密协议，允许德国人自由通过比利时。否则德国为何做了所有这些准备——沿比利时边境建造巨大的军营、多少英里的铁路专用线、错综复杂的铁路网？在比利时的态度这个重大问题上，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有可能会出差错吗？ 我们不能预见星期天和星期以及随后那个星期里在比利时发生的那些令人惊奇的事件。我了解比利时这个国家，我们与她在刚果和其他问题上一直有许多分歧。我在已故国王利奥波德的比利时身上看不到阿尔贝特国王领导的英雄国家。不管比利时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生存处于危急关头的法国，法国的陆军根据我的判断肯定不如将进行攻击的那些军队，她的毁灭将使我们单独与耀武扬威的德国对峙。此时法国在逆境中学会了维护和平，处处谨慎小心，追求彻底的民主政治，过去她已被夺走两个富饶的省份，将要遭受占压倒优势的暴力的最后毁灭性打击。只有英国能恢复平衡，能保卫世界的公正。不管其他任何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一个星期以后，每一颗英国人的心为小小的比利时而燃烧。为了拯救比利时，劳动者们纷纷离开农舍赶往兵站，他们没有学过打仗，但他们的血管里却流动着民族的不屈的精神。但在此时，人们所想的不是比利时而是法兰西，解救比利时和各种条约的约束是不列颠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光荣责任，如英国政府一贯申明的那样；也就是在这个依据上我个人与其他人一起，表明了我的立场。 现在我想检查另一个问题：若是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早期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是否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早期指的是什么时候？假设在阿加迪尔危机以后或者在1912年新德国海军法公布之时，外交大臣冷静地建议与法俄两国缔结正式同盟，并在同盟成立以后为贯彻军事条约而强制组建一支适合于我们的责任和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军队；假设我们像一个统一民族那样采取这个行动，谁能说那样就阻止了或加速了战争？但是联合采取这个行动机会何在？当时的内阁决不会同意这类举动，我怀疑四位内阁大臣是否会赞成。假设内阁对它意见一致，下院也决不会接受他们的引导。因此外交大臣将不得不提出辞呈。 他鼓吹的政策将遭受谴责或者强烈的驳斥；随着驳斥将是绝对否决所有这些非正式的准备工作和否决不承担责任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正是建立三国同盟防御力量的基础。因此，爱德华·格雷爵士若在1912年采取这样的做法，后果只会使英国瘫痪，使法国孤立，增添德国的优势和力量。 现在再假设，在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之后，外交大臣向内阁建议如此来处理问题，即德国若攻击法国或侵犯比利时领土，英国就向德国宣战。内阁会同意这样一种做法吗？我不相信它会同意。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星期一就这样说，要是德国进攻法国或比利时，英国将向她宣战，是否还可能有时间挡开大灾难？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商榷余地的。但是现在我们对当时柏林事态的了解可以表明，即使当时的德国政府也深深受到他们先前行动的约束。他们眼见英国精心策划的公告，说舰队正在集中。这件事至少是严重而沉默的警告。在这种印象促使下，德皇一回到柏林，就在同一个星期一及随后几天作出巨大努力，使奥地利恢复理智，借以防止战争。但是他从来不能抑制发生的事情，又抵制不了种种思想的感染。不管情况如何，我可以肯定，倘若爱德华·格雷爵士真的发出刚才提到的那种最后通牒，内阁必将分裂；我还相信，到星期三至迟到星期四下院必定驳斥他的行动。世上没有比德国的行为更能将不列颠民族推向战争。倘若英国在德国的行为之前采取最后通牒的行动，那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这比我们所持的谨慎态度更坏，因为这种态度可以让我们国家团结一致地投入战争。星期三或星期四以后为时已经太晚。等到我们可以发出坚定的警告时，发出警告的时机肯定已经过去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与法国的协约以及从1906年起出现的双方陆海军商谈，令我们陷入使我们只有同盟的义务、却没有同盟好处的一种境地。一个公开的联盟，倘若能在较早的时候和平缔结，它会在德国人内心起抑制作用，或至少能改变他们军事上的如意算盘。而现在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援法国，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可是事实上，从谈判的内容而言，我们对法国的帮助似乎不很肯定，以致它对德国人所起的影响没有它应起的大。此外，反过来说，如果法国处于侵略位置，我们不会有同盟者的明确权利去影响她用和解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由于法国的侵略心态使战争爆发而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将被指摘为遗弃盟国。倘若法国被打败，无论如何我们将遭受极为严重的危险。 然而并不需要节制法国态度。为公正地对待法国，需要明确声明，法国政府在这个可怕关键时刻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她毫不犹豫地同意能带来和平的每个建议。她有意回避每种形式的挑衅行为。她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全把掩护的部队撤退到边界后相当远的地方。面对不断集合的德军，法国推迟她的动员直到最后时刻。直到德国直接要求她取消与俄国缔结的条约并放弃俄国，法国才接受挑战；即使她答应德国要求，如我们现在知道，她仍会碰到进一步的最后通牒，要求她让德国军事占领图勒与凡尔登要塞，作为她保持中立的担保。法国从来没有任何机会让自己逃脱磨难。甚至愿作懦夫愿受侮辱也救不了她。德国人已下决心，不论什么原因爆发战争，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以打败和占领法国作为首要任务。德国军事首脑渴望发出战争信号，对战争结果有充分把握。法国只能无效地乞求怜悯。 她没有乞求。 我对这时形势思考越深，我越相信我们走的是展现在我们和任何英国内阁面前的唯一实际可行的道路；我深信，走这一条道路比采取其他行动阻力要小。 02. 听了星期一的内阁讨论并研究了电报以后，我在当晚向全体总司令发出如下绝密警告： 1914年7月27日 这不是警报电报，但欧洲政治形势使得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之间的战争决非不可能。根据这个看法请准备注意可能的敌对军舰，并考虑你们指挥下皇家海军军舰的部署。措施是纯预防性的。不必向非必要人员传达。保守最大的机密。 星期二（7月28日）早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发出如下备忘录，他当天在页边加注作为答覆复： 1914年7月28日 1.看来扫雷舰应悄悄地集合在某个适当的地.点，以便战列舰移动时加以护送。与舰队一起北上。 2.给我一份你建议的存煤位置和取煤措施的简短说明。已执行。 3.我推测“火鸭号”与“猎狗号”现在将加入各自的小舰队。是。 4.应考虑泊在爱尔兰海岸的所有军舰在动员时即可使在接到警报电报时应驶往它们的战位，不得稍有延迟。命令已发出。 5.应悄悄地动员“胜利号”，使她作好准备，率领可利用的驱逐舰堵住在中国的德国旗舰。德国重型巡洋舰在中国海域的位置不妨碍这个任务的完成。请审查并报告这次动员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利条件，然后我们能讨论在目前情况下此事是否值得进行。去中国的中队必须能在警报电报发出和必须采取大行动之前集中。没有“胜利号”，我敌之间的优势差距不大，从其他战位的军舰增援缓慢难行。外交部同意便立刻执行。应立刻在香港集中。 6.你应考虑“格本号”在波拉的位置是否能证明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舰队是正确的。会议决定“不能证明”。 7.昨天，与首相磋商后，我个人与帝国总参谋长一起布置，要求对军火库与贮油罐实施更加严密的保卫以防坏人破坏和空袭。这些措施现已执行。请参阅所附帝国参谋长来信和我的的复信。你应指示作战司司长从陆军邵取得已作了什么工作的详细信息，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生疏漏，须作必要的说明。亲自与帝国参谋部的军官一起解决。 8.应要求空战司司长报告昨天集中在泰晤士河口湾附近飞机的正确位置。并进一步说明正在采取什么措施以促使空军与负责防空炮火的陆军邵门之间取得完全了解。如要避免发生事故，这点有特别重要性。已做。登记薄。 w.s.丘吉尔 海军部于29日星期三正式发出“警报电报”。同一天我从内阁得到授权实施“预防时期”规则。奥特利、汉基和一般说来整个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现在要经受考验。结果发现他们的工作在各个方向都很彻底、很全面，紧急措施开始在全国上下引起公众惊讶。海军军港变得空旷，桥梁有人保卫，汽轮接受登船检查，守卫者沿海岸严阵以待。 我们的战争安排包括对建造中舰只的精心方案。1912年曾采取措施使这方案长期有效直到如今。其原则是战争开始头3个月应集中一切努力完成定在头6个月中完成的舰只，其他完成日期较远的舰只推迟建造。这个措施保证在.战争爆发早期几个月中有最大可能的优势，使我们在对付较远可能发生事情之前，有时间了解它是哪一种战争以及如何发展。当然这个方案包括在英国为外国建造的所有舰只，在这种舰只中有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战列舰、为智利建造的3艘小舰队指挥舰、为希腊建造的4艘驱逐舰和为巴西建造的3艘小型重炮舰。还有别的重要舰只，包括1艘智利和1艘巴西战列舰以及1艘荷兰巡洋舰，这几艘军舰直到很迟才完成。土耳其的战列舰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只有7艘“无畏”级战舰的优势，所以不能没有这两艘很好的战舰。我们更经不起眼见它们落入敌方手中有可能用来对付我们。要是我们把它们交付给土耳其，情况将是它们与“格本号”一起组成一支敌对力量，如要监视它们，英国则需要不少于5艘“无畏”级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这样，英国军舰数字不但没有增加两艘反而减少3艘。土耳其战列舰中的1艘（“雷沙迪埃号”）当危机开始时由阿姆斯特朗船厂正在泰恩河上建造，实际上已经完成。500多名土耳其水兵已经到达准备接收，他们居住在泰恩河上他们的汽轮中。他们如果登上军舰，不理会造船厂的工人，升起土耳其的国旗，这将是巨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势必造成极为困难的外交局面。我决定不冒危险，7月31日我下达书面命令，以足够的陆军卫队登上这艘军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让土耳其人上舰。这个行动的深远意义我将在下章中叙述。 读一下德国官方历史，看看他们对我们备战工作的了解程度，这将很有趣。 7月28日下午6.20，柏林收到发自德国海军武官的如下电报： “海军部没有发布军舰调动的消息。第二舰队保持满员。设在海军基地的学校关闭；采取初步措施召回请假人员。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第一舰队仍在波特兰，一支潜舰小舰队离开朴次茅斯。据臆断海军部正在悄悄地为动员作准备。” 当天稍晚时候，他又发来如下电报： “如已有电报报告，英国舰队正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准备。概括言之它们的分配如下：第一舰队集合在波特兰。原驶向直布罗陀重新装备的战列舰“柏勒罗丰号”已召回。第二舰队的军舰俱在基地；它们全都满员。海岸旁的学校没有重开。第二和第三舰队的军舰已上足煤，备足军火与供应品，俱在它们的基地。由于训练了后备人员（刚完成），第三舰队能比平时更快地配置人员，这些人员有或多或少的经验。在48小时内即可配齐，这是泰晤士报说的。驱逐舰和巡航小舰队以及潜艇，有的已在它们的战位，有的正在驶向战位的途中。不再准假，请假的军官和水兵业已召回。 “在海军基地和船坞人们奔走忙碌；此外还采取了特殊预防措施，所有船坞、军火库、油库等处均有卫兵守卫。船坞中船只修理工作速度加快，大量工作在夜间进行。 “报纸报导地中海中队已离开亚历山大港，据说它将留驻马耳他。 “所有军舰和中队均得到命令随时准备出海。 “外表保持完全平静，因此有关舰队的令人吃惊的报导不引起忧虑。 “舰只调动过去一般由海军每日公布，从昨天起已停止公布。…… “以上准备工作是海军部独立进行的。不管是谁的命令其结果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德国海军武官的电报说明他本人消息极为灵通。如我在上一章已经提到，三年前我任内务大臣时签署了开拆某些人士信件的一般授权令，这个授权令揭露了存在于所有军港的正规特务网络，这些小特务主要是接受德国津贴的英国人。如果我们逮捕他们，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其他人便会接替他们。因此我们认为，较好的办法是侦察出他们后让他们自由自在。（这样做，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日常通讯——由我们小心地发送——中看到这三年内他们向柏林的给钱主子都报告些什么，我们也完全知道何时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直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反对让德国政府知道整个海军正在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的确，除了细节外，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把形势看得多么严重是符合我们希望的。但是现在到了拉下帷幕的时间了。我们不再让那些人传送信件，几天后按照给内务部的通知，所有这些为了每月几个英镑而出卖祖国的小叛徒们统统锒铛入狱了。德国人要一下子组织别人取代他们决非易事。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详细叙述。早在7月28日星期二，我觉得舰队应进入战位。它必须立即秘密地进入战位；它必须向北行驶，因为德国的海军或陆军当局会尽最大努力避免与我们冲突。如果舰队这样早出发，就不必经过爱尔兰海峡向北行驶。它可以通过多佛尔海峡和北海，这样英格兰岛一天也不会没有掩护。而且走这条路线既可以节省燃料又可以节省时间。 因此在星期二上午10时光景，我将这个意见告诉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他们表示衷心的赞成。我们决定舰队应在29日早晨离开波特兰，算好出发时间让舰队在晚上黑暗中通过多佛尔海峡，这样它可以不露灯光高速穿越这些水域，并以最大的警惕心驶向斯卡帕湾。将此事告知内阁令我担忧，因为有被错误地认为是可能破坏和平机会的挑衅行为。把英国舰队在领海内从一个港口调动到另一个港口告知内阁是不寻常的。因此我只告诉首相，并立刻得到他的批准。命令相应地发给乔治·卡拉汉爵士，他出乎意料地得到通知，舰队由副司令率领出发，他本人则由陆路经过伦敦前往，以便我们有机会与他面商。 海军部致国内舰队总司令 1914年7月28日，下午5时发出 明天星期三，第一舰队离开波特兰去斯卡帕湾。目的地除海军将官与指挥官外一律保密。如在海军部时对你们要求的那样，由海军中将任指挥率第二中队，从波特兰出发的路线是先向南行进，然后来一个中等弧度转折驶向多佛尔海峡。各中队在夜间熄灭灯光驶过海峡，在向北行进途中须从沙洲的外侧通过。“阿伽门农号”留在波特兰，第二舰队将在那里集合。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这支庞大的舰队率领着它的小舰队和巡洋舰，一个中队跟着一个中队缓慢地驶出波特兰军港，几十座宏大的钢铁城堡穿过有雾的闪光的海面赶它们的路，像巨人低下头作焦急的思索。随着夜色降临，我们还可以把它们描写为，18英里连续的战舰在一片漆黑中以高速行驶通过狭窄的海峡，驶往北方无垠大海，它们担负着保卫祖国自由与荣誉的责任。 虽然会推理的德国海军部似乎并没有获知英舰运动的消息，否则它有可能并有时间布下潜艇或水雷的陷阱。当30日星期四早晨在每日参谋例会上，旗舰报告她自己与全部舰队已驶至北海中心区域时，我们都以非常满意的心态交换会意的目光。② 德国大使立刻为这次舰队调动向外交部表示不满。根据德国官方海军史，他是在30日晚上向他的政府报告的。当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作如下回答： “舰队的调动丝毫没有进攻性质，这支舰队不会接近德国水域。” 德国军史作者补充说，“但是，这支舰队的战略性集中，随着她转移到苏格兰港口，实际上已经完成。”这是正确的。我们此时处于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控制事态发展的位置上，难以看出对手如何从我们手中夺去这个优势。在宣战前或在宣战的同时德方使用鱼雷突然袭击的恶梦，无论如何永远过去了。我们至少能在10天以前就理解这点。倘若战争来到，没有人会知道到哪里去找英国舰队。在浩瀚的荒凉大海的某个地方，在我们群岛的北边，存在这个强大的组织，它时而这样巡航，时而那样游弋，隐藏在浓雾和风暴中。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们能从海军部大楼与它们讲话。国王的军舰现在正在海上。 ———————————— ①指马什先生和现为詹姆斯爵士的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 ②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得知费希尔勋爵在办公室，我请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事情，看得出他非常高兴。 时时出现愚蠢的报导，说这次舰队的北遣是据费希尔的建议做的。据费希尔勋爵所写书中的正确记载，他与我的会见是在30日。舰队实际上通过多佛尔海峡是在前一个晚上。我认为有必要把事实写下来，宣战以前在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上，我唯一的海军事务顾问是第一海军大臣。 第8章 海军的动员（7月31日—8月4日） 01. 内阁完全同意爱德华·格雷爵士发出的每一份电报和他处理危机的方法。但是如果外交大臣的努力失败和欧洲大陆战争开始，还是有大部分人会坚决拒绝考虑英国以武力干预。于是，当可怕的一周即将过去和战争爆发成为不可避免时，如此长久地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治机体的破裂似乎有可能迅速来到。这一周我在官方圈子里度过，见到的几乎全是内阁同僚和海军部同事，穿过皇家骑兵卫队来往于海军部大楼与唐宁街之间。每天来到的电报表明欧洲的局势日趋黯淡，内阁会议在日益紧张中结束。我拉动了使海军组织相继进入全面准备状态的种种不同杠杆。务须时刻记住，如果能保住和平，我们就不得不向由自由党控制的下院为这些惹起虚惊的耗资巨大的行动逐一进行辨解。一旦下院认为形势并不危险，那就必然进而认定英国参与欧洲大陆斗争本来就是犯罪性质的发疯。但是经常把内阁的主要讨论导入纯技术渠道是实际上办不到的。因此对我来说，有必要为当时必须要做的许多事情承担奇怪的招人反感的责任。我还必须考虑政府机构的破裂。根据国会议员的报告与信件来判断，下院的态度似乎最捉摸不定。 星期四晚上，我通过f.e.史密斯先生①认识了几个北爱尔兰统一党领导人。我告诉史密斯先生欧洲形势的日益严重和欧洲到处增加军备。我告诉内阁没有达成最后决定，和我曾收到一二位有影响的统一党人的信，他们在信中强烈抗议，反对我们被拉入欧洲大陆的战争。我要求知道史密斯与他的朋友在这个极端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他即刻回答说，他本人毫无保留地站在法国与比利时一边。他与集聚在爱德华·古尔丁爵士在沃格雷夫家里的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等人商量后给我送来一份书面保证，第二天星期六我让阿斯奎斯先生看了这个书面保证。 在内阁会议上我要求立即召集舰队预备役官兵，完成海军的准备工作。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根据是德国海军正在动员，我们必须同样做。对于海军组织动员的事，消息灵通的内阁成员经过尖锐争论后认为，这个步骤对我们国家安全而言并无必要，因为动员只影响舰队内的一些最老的军舰，而我们海军主力已经作好作战全面准备，舰队已经进入战位。我回答说，这些固然是实情，但我们需要第三舰队的军舰，特别是较老的巡洋舰，以完成我们作战计划中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可是我未能成功地取得同意。 星期六晚上我独自在海军部进餐。每隔一会儿就有国外电报放在红色盒子中送来，盒子上印有指定在预警时期使用的“小组委员会”专用标志。电报来得相当频繁，读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电文后留给我头脑里的印象是，还存在和平的机会。奥地利同意召开会议，沙皇与德皇间传递亲切的个人呼吁。在我看来，根据我按次序读一连串电报的印象是，在最后时刻爱德华·格雷爵士可能成功地挽救了局势。在大国之间迄今未放一枪。我不知道陆军与舰队能否将动员状态保持一段时间，若不遇上战斗而后再复员。 当另一个外交部盒子来到时，我几乎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展开电报读到了“德国向俄国宣战”。电报没有别的内容。我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从花园边门进入唐宁街10号。我在楼上首相的起居室找到他；与他在一起的有爱德华·格雷爵士、霍尔丹勋爵和克鲁勋爵，可能还有别的大臣。我说，尽管与内阁决定相左，我打算明天早晨立即动员舰队，我愿在次日上午对内阁负全部个人责任。首相感到自己受制于内阁，所以，没有说一句话，但从他神态中清楚表明他完全同意。当我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一起走下唐宁街大门的步阶时，他对我说，“你知道我刚刚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告诉坎邦我们将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我回到海军部立刻发出动员的命令。我们没有合法权力征召海军预备役官兵，因为鉴于内阁决议没有向国王提呈公告，但是我们有很大把握舰队士兵会毫不犹豫地服从召集令。这个行动于星期日上午获内阁批准，几个钟点后国王公告发布了。 需要作另一个痛苦的决定。乔治·卡拉汉爵士指挥国内舰队已经延期一年，到10月1日结束，业已宣布到那时由约翰·杰利科接替他的职务。而且我们的安排还规定，若有战事约翰·杰利科爵士应担任副司令职务。第一海军大臣与我和乔治·卡拉汉爵士（在他30日北上经过伦敦时）开了一个会。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决定如果战争发生，有必要立刻任命约翰·杰利科爵士任总司令。我们恐怕乔治·卡拉汉爵士的健康和体力担当不了即将加在他身上的极度紧张的任务；在欧洲战争的情况下，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约翰·杰利科离开伦敦，携带密封的命令去舰队，指示他在打开密封时就接过舰队的指挥权。8月2日晚上我们想到战争不可避免，便打电报给两位海军将军，把海军部的决定通知他们。对于乔治·卡拉汉来说，在这样关键时刻他必须交卸职权自然是一个残酷打击，他的抗议得到实际上所有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主要将领和约翰·杰利科本人的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更换舰队指挥也是严重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贯彻我们认为正确的决定，而且一小时都不耽误。约翰·杰利科爵士在8月3日晚接过指挥权。刚办完接交仪式，他几乎立刻收到海军部命令，命令舰队于4日白天出海。 星期日内阁几乎整天开会，到午餐时分看来好像原来占多数的人让步了。目睹这么多能干的同僚悲哀和恐惧的神色是令人痛苦的。但是人们能做什么呢？在午餐间歇时间，我见到在这种非常时刻表现出十足岩石精神的贝尔福先生，我得知统一党领导人态度软化，正式以书面向首相保证他们无条件的支持。 我回到海军部。我们打电报给舰队总司令： “今天8月2日2.点20分，交给法国和德国大使如下照会：‘英国政府不再允许旨在攻击法国海岸和法国船舶的德国军舰通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 “准备对付突然袭击。” 同时事态的发展时影响舆论。当内阁在星期日早上开会时，我们就听到德国军队侵犯卢森堡大公国的消息。当天晚上，德国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第二天比利时国王的呼吁来到，要求负担保责任的大国维护有关比利时中立地位的条约的神圣性。这最后一着是决定性的。到星期一，阿斯奎斯先生同僚中的大多数人认定战争已不可避免。星期一早上在不同气氛中重新讨论，似乎可以肯定将有许多人提出辞呈。 星期一上午内阁会议散会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就当天下午去议会做报告中的重点与一般语调获了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正式批准业已完成的舰队动员和陆军的紧急动员。在向德国提交最后通牒和对德国宣战问题上没有作出决议，更不用说派军队去法国了。任何一次内阁会议未作出过这些最重要的决议。它们是受形势所迫，仰赖首相的权威才通过的。我们去往下院聆听外交大臣的报告。我不知道我们同事中哪一位提出辞呈或者战时政府的构成将是什么样的。议会方面的表现是惊愕而不失坚定。没有人能够误解它的意图。爱德华·格雷以尽量温和的语调做报告。为了不为将来的谴责留下把柄，他告知议会德国人愿意遵从英国的要求，不派德国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他以低沉的语调展开演讲，对进入战争这个沉重的话题进行了从容不迫的阐述。当他讲毕就座时已拥有议会压倒多数的支持。他和我都不愿在议院长时间逗留。一到外面我问他“现在该怎么办？”他说，“现在我们要发给他们最后通牒，在24小时内停止入侵比利时。” 有几位大臣还紧紧抓住希望，认为德国会顺从英国的最后通牒，制止她的陆军向比利时猛冲。这就像要阻止山崩和终止下水时正滑在半途中的大船一样困难。德国已与俄国与法国交战，可以肯定她将在24小时内也和英帝国作战。 在内阁紧张讨论的全过程，人们心中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争论必须在这些讨论结束时开始。必须说服议会、整个国家和自治领。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论据是令人信服的，反应必然是有价值的，我对此从不怀疑。但是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政治任务等待着我们，我在内心中仿佛不仅看到了拥挤的下院，而且看到举国上下人民到处召开令人生畏的集会，要求全面而迅速地证明，以人民的名义采取的惹火烧身的行动是正当的。但这样的担心很快消失了。当会议室的大门打开、大臣们来到户外时，不列颠民族已满怀古老的勇武之气沸腾了起来。整个帝国已迅速地拿起了武器。 “人们见面时交换情绪高涨的神色， 他们跨着比平时更大的步伐， 朋友们赶快祝贺他们的朋友， 在他们经过时宿敌也要敬个礼。”② 02. 与此同时，在地中海正在上演有强烈趣味的戏剧，它最终证明有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战争爆发，压到一切的最为重要的是法国与德国陆军交战将产生极大的震撼。我们知道法国人指望把他们来自北非的最优秀军队全部放在战线上，每一名士兵都是必需的。我们还得知，他们打算把北非军队在法国舰队的一般保护下（没有单独的护航舰队或护航体系）以运输船队能装载的最快速度运过地中海。法国参谋部计算，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大部分军队能越海过来。布置在长长的运输船队与奥地利舰队之间的法国舰队为安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但是在地中海有这么一艘军舰，其速度大大超过法国海军的每一艘军舰，她就是“格本号”。在地中海可以与“格本号”在速度上比赛的重型舰只只有3艘英国战列巡洋舰。看来由于“格本号”可以任意在300或400英里的战线上选择任何一点作战，它将容易地躲开法国战列舰中队，不理会或超过法国的巡洋舰，突入运输船队，一条一条地击沉满载官兵的这些船只。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这艘军舰被派到地中海执行的正是这个任务。为此，作为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早在7月28日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建议增派战列巡洋舰“新西兰号”去增援我们的中队。几天后，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法军总司令韦·德·拉佩雷雷海军上将采取了一种运送军队的护航办法。8月4日他谨慎地推迟载运军队直到他能布置足够的护航力量。可是这个计划改变没有通知我们海军部。 7月30日我叫人取来过去给地中海指挥部的作战命令，并与第一海军大臣对它们作全面研究。这些在1913年8月发布的命令必须考虑到政治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其中包括：英国只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及奥地利作战，或与德国、奥地利及意大利作战。可能英国和法国结盟对上述对手中一个、二个或全部作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简言之，如果英国单枪匹马对付全部三国同盟，我们暂时必须放弃地中海，集中力量于直布罗陀。在其他各种情况下，我们的集中地将是马耳他，要是法国是我们的盟国，我们的战舰中队将与她的中队联合进行决战。现在看来有必要向地中海总司令发布更特殊的信息和指示。 海军部致地中海总司令 1914年7月30日 如果战争爆发而英国和法国参战，现在看来可能的是意大利将保持中立而希腊可能成为盟国。西班牙将对我们友好，也有可能与我结盟。可是意大利的态度难以肯定。特别重要的是在我们弄清意大利何去何从之前，你的中队不要急于与奥地利的军舰进行战争。你的首要任务是用掩护的方式帮助法国舰队运送他们的非洲军队，如有可能应与单独的德国快速军舰特别是“格本号”作战，此舰可能对军队运送构成威胁。什么时候你可以与法国将军商议，我们将用电报通知你。除非与法国舰队联合才可进行决战，否则在这个阶段不要与对方的优势军力作战。你中队的速度足以使你能选择战机。在战争开始时你必须珍惜你的力量，我们希望以后能增援地中海。 对这些指示，第一海军大臣与我完全意见一致，这些指示给予总司令在指挥海战中作指导；它们警告他不要和奥地利舰队打未成熟的孤立无援的仗，此时我们的战列巡洋舰和巡洋舰将面对奥地利的“无畏”级战列舰。这些指示告诉总司令帮助法军运送他们的非洲军队，并且告诉他怎样帮助法军，也就是“用掩护的方式和如有可能应与单独的德国快速军舰特别是‘格本号’作战。”只要英语可以用作传达思想的工具，我们运用的话似乎表达了我们想说的意图。 伯克利·米尔恩爵士相应地于7月31日给我们答覆，他说他将集中部队作好准备，以便支持法国舰队保护运送兵员，他正确地舍弃我们在东地中海的贸易，让它那里自己设法应付。他完成了这些布置后要求我们准许他与法国将领进行磋商。这个要求直到8月2日才予批准，那天下午7点6分我给全世界我们的舰队总司令发了如下电报： “形势非常严峻。准备迎击突然袭击。假设英国决定成为法国对付德国的同盟者，你们可以与你们所在地法国高级军官联络进行协同作战。 当天早些时候，我本人和第一海军大臣用姓名首字母签字发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如下电报： 必须用两艘战列巡洋舰跟踪‘格本号’。亚得里亚海的进口必须派巡洋舰和驱逐舰把守。你自己留在马耳他附近。据信，意大利将保守中立，但你尚不可完全指望这点。” 8月3口上午12点50分我又亲自草拟一份电报发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强调“格本号”比所有其他目标有更大的重要性。 “把守亚得里亚海进口应继续下去，但‘格本号’是你的目标。盯住她，跟踪她到她去的任何地方，准备在宣战时行动，宣战看来不但可能而且将已迫在眉睫” 8月4日凌晨，我们高兴地得到地中海总司令给海军部的如下消息： “‘无畏号’和‘不倦号’跟踪‘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到北纬37°44东经7°56。” 我们的回电是： “非常好。打住她。战争迫地眉睫。” （这点现在执行） “要将‘格本号’强行阻挡，以免她干扰法国运兵行动。” （这点等待及早证实） 然后我向首相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报告了地中海形势和关于我想给予更多指示的愿望。他们几人均表同意，但是首相认为应向内阁报告这些情况，并要求内阁批准，内阁会议立即召开。由于这个原因，我赶往内阁前又发出如下电报： “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船，你应立刻进攻她，但事先你应向她发出公正的警告。” 可是内阁正式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在最后通牒期限届满前我们不应采取战争行动。英帝国道义上的完整决不可在这庄严时刻为了击沉一艘军舰而受到损害。 当然，“格本号”没有攻击法国运输船队。事实上，虽然我们在当时不知道这点，她已离开法国运输船队的航路驶往他处，当时‘无畏号’和‘不屈号’目睹她远去。但是，即使她攻击运输队，英国内阁的决议也将阻止我们的战列巡洋舰进行干预。这个决议明显地带有更严厉的非遵守不可的否决含意，即如果她没有攻击法国运输船队，即使当她处于我们火力控制下的时候也不准向她开火。我不能破坏这个决议。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几乎不曾想到，这种可尊敬的克制精神要我们和全世界付出多大代价。 由于内阁的这个决议，第一海军大臣根据我的指示由海军部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全体军舰 8月4日下午2点5分 英国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将于8月4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午夜12点届满。在那个钟点以前不准采取战争行动。到那个钟点，海军部将发出开始对德作战的电报。 对地中海“无畏号”和“不倦号”的特别附言： 撤销对“无畏号”和“不倦号”所作的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船队可向其开火的授权。 几乎与此同时我收到第一海军大臣送来的备忘录： 海军大臣，8月4日 鉴于意大利宣布中立，建议致电地中海总司令，通知他和叮嘱他严格尊重此事，不准军舰驶近意大利海岸6英里以内。 b. 考虑到在这决定性时刻，如果发生偶然小事引起与意大利的麻烦将是多大的灾害，我批准第一海军大臣的预防措施，我用书面作答： 8月4日 照你的意见办理。外交部应将此点通知意大利政府。 w.s.丘吉尔 于是，下午12点55分海军部发给地中海总司令如下电报： 意大利政府已宣布中立，你应严格尊重其中立，不允许陛下政府的任何军舰进入意大利海岸6英里以内。 这样一来，如后来事实表明，肯定不可避免地使捕捉“格本号”的任务变得复杂；但并没有复杂到完全无法执行的程度。 下午我将如下备忘录送交参谋长和第一海军大臣： 1914年8月4日 我推测你们已将我们的意向通知法国海军部，并与法国舰队建立了各方面的最密切合作。如果尚未做到，应立即完成。 w.s.丘吉尔 根据我的备忘录，参谋长发给所有海军基地如下电报： “你们可以与在你们驻地的法国军官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这个漫长夏天的整个下午，3艘大型军舰（有追赶的有被追赶的）在紧张而令人难受的平静中在地中海水域劈浪冲刺前进。“格本号”随时都可能遭到1万码距离以内16门12英寸大炮的轰击，射出的炮弹可达其本身金属重的3倍。在海军部我们忍受焦急等候消息的折磨。 大约5点钟，路易斯亲王说天黑前还有时间击沉“格本号”。面对内阁的决议我不能出声。除非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否则任何事情都不能为践踏内阁权威提供充分理由。我们希望第二天击沉她。她能到哪里去？看来波拉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她唯一的躲避所。根据国际法，她去任何其他地方都会被扣留。土耳其人严密地保守他们的秘密。随着夜晚的阴影降落在地中海上，“格本号”增加速度到24节，这是我们两艘战列巡洋舰能行驶的最大速度。可是她进一步增速。我们早已知道她能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达到特别高的速度，甚至高到26或27节。凭借这一点，她摆脱了不受欢迎的伴侣，渐渐消失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中。 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再谈有关她的事情。 03. 下午5点50分我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全体军舰。 致全体军舰的电报。开战电报将在午夜发出，授权你们开始对德作战。但考虑到我们的最后通牒，他们可能决定在任何时候开火。你务必为此作好准备。 现在，经过前10天的紧张和震动，我们海军部的人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和间歇。所有决议全已实行。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已经发出，当然肯定会被拒绝。战争将在午夜宣布正式开始。就我们能够预见的范围内，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俱已就绪。动员是彻底的，每艘军舰都在战位上；每个兵员具在岗位上。在全世界各地每一个英国舰长和将军都警惕着，他们只等待信号发来。那末将发生什么呢？似乎下一步行动取决于敌人。他将做什么？他贮藏着某种意想不到的致命武器吗？某种长期计划和完善的可怕产品，随时准备在我们头上爆炸吗？我们在外国海域的军舰已经记下它们的德国对手的特征了吗？要是能这样，到了早晨在远洋一定会发生多次巡洋舰的战斗。电报从我国海岸的不同海军基地源源而来，报告军舰的移动和见到敌人舰只的谣传。就在呼唤理智的声音将被炮声淹没之际，电报纷纷从欧洲使领馆传来。在海军部的作战室，我坐着等待消息，人们能听到时钟的滴答作响。从议会街传来人群含糊不清的说话声，但声音听来在远处，世界显得十分寂静。为生存斗争的喧哗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废墟与死亡般的沉默。我们将在地狱中醒来。 我有一个奇特的感觉，好像在等待选举的结果。竞选的骚动似乎结束，选票正在点数，几个钟点后即将宣布结果。你只有等待，但等待的是什么结果！虽然我职位赋予的特殊责任使我（在其他众人中间）必定要在所有有关战争准备中提高警惕和走在前面，但如在这几页文字中所表明，我敢说，在战前这些岁月中，我在从属性的职位上，从来没有故意地或乐意地损害过和平解决的机会，并尽我最大努力在有机会的时候尽可能建立英德之间的良好关系。感谢上帝我能在这个时候也感到，我们国家并没有有意挑起这场战争。即使我们在处理这次可怕危机上犯了一些错误，尽管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在内心最深处我们能说，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做。德国看来是低头向前猛冲并下定决心奔向她自己的毁灭。如果这是她一直有意要做的事情，如果这就是最近5年中时刻真正威胁我们的危险，如果这是在战争最终爆发以前时刻挂在我们头上的危险，那末让它现在发生不是更好吗？现在德国已使自己如此无望地站在错误的一方，现在我们已有了准备，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现在法国、俄国和英国已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 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带领法国海军将领一起来到海军部，客人们为在海峡和地中海的双方舰队合作匆匆赶来协商细节安排。他们是优秀的军人，态度十分严肃。与这些法国军官接触使人们感到这场危机确实关系到法国的生死存亡。他们谈到马耳他为法国舰队提供基地问题——为了这同一个马耳他，我们与拿破仑打了许多年的仗，它的确还是1803年战火复燃的借口。“马耳他是战争的根源！”圣·海伦娜岛上的拿破仑做梦也想不到，在法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候，法国居然可以得到这个地中海巨大基地供她支配使用，而当时拿破仑凭着自己的战略本能认定这个基地的地位至关重要。我对法国将领说，“就像它是土伦那样去使用马耳他。”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缓慢过去。 现在，经过若干世纪，古老的英国再次在反对最强大君主和主宰的战斗中站在前列。在保卫欧洲自由和公众权利中她必须再次投入艰难危险的航程，只在有星星的指引下，经过未经探测的水域，驶向未知的海岸。“历史上饱受风暴打击的船只”将再次成为欧洲大陆暴君征服世界的障碍。 现在是晚上11点——德国时间12点钟——此时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届满。海军部的窗户在温暖的夜空中完全打开。纳尔逊曾在这个屋子里接受过命令，如今就在这同一屋子里聚集一批人数不多的将领和舰长以及一群职员，手提铅笔等待着。沿着林荫路从王宫方向传来许多人汇合歌唱“上帝保佑吾王”的声音。在这深沉声浪之上突然出现大本钟的钟声；随着第一下钟声的嗡嗡声消失，一阵人群行动的沙沙声掠过屋子。体现“对德作战开始”的战争电报发往全世界悬挂白色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军舰和机构。 我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去往内阁办公室，向聚集在那里的首相和大臣们报告命令已经下达。 ———————————— ①伯肯黑德勋爵。 ②德赖登，《奥古斯都挽歌》（threnodia augustalis）。 第9章 战争：陆军渡海（1914年8月4日—22日） 01. 英国以前所未有的最强大军事帝国的面貌进入战争，从战略上说是声势壮观的。她巨大的舰队消失在岛国一端的薄雾里。她的人数不多的陆军匆匆地在岛国的另一端离开祖国。这两种景象在无知者眼里英国似乎放弃了她本身的全部防御手段，并将她无保护的海岸暴露给敌方的突然进攻。可是根据最可靠战略原理，这两种行动不但保证了我们自己的安全而且拯救了我们的协约盟国。宏大舰队到达战位，从此可以无可辩驳地断言获得了海洋的控制权。正规军在关键时刻到达法军战线侧翼最重要的位置。要是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能达到这个水平，今天我们将生活在更轻松的世界上。 02. 有关参战引起的分歧，由于决不仅限于内阁中起作用的强烈舆论逆流而更加严重，这股逆流主张，如果我们参战，应由海军单独参战。一些有巨大势力和影响的人物——他们以后在这场斗争中始终不倦地努力工作，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此时却坚决反对派遣一个士兵在欧洲大陆登陆。如果不是万事准备就绪，如果不是计划业已完善，如果这个计划不是唯一的计划，如果不是所有军事部署艰苦地围绕这个计划安排，谁敢说此时不会出现致命的犹豫不决呢？ 8月5日下午首相在唐宁街召开非常战时会议。我记不起以前有过类似的任何集会。参加者包括与参战政策有突出关系的大臣、海军与陆军的首脑、全体高级军事指挥官，此外还有基奇纳勋爵和罗伯茨勋爵。要求对如下问题作出决议：我们应怎样进行刚开始的战争？为陆军部说话的那些人了解他们自己的心理，所以是团结的。根据可以公正地称为霍尔丹计划的方案，主张立刻派遣全部英国陆军去法国。那位大臣在陆军部8年任期内所作的一切导致这个方案的制订，并为这个方案而牺牲。把4或6个师的步兵（配置必要的骑兵）在动员令下12或14天内布置在法军战线的左翼，同时以由他组建的14个本土师捍卫本岛，以上就是方案的大概。根据这个方案，在陆军元帅尼科森和弗伦奇的援助下霍尔丹集中了全部人力和有限的资源。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案，但它是适合实际的方案。方案的制订经过坚持的探索和勤劳而细致的研究。它相当地反映出志愿制度产生的战时效果，以最有效和大胆的方式应用于决定性的要害目标；而制订的动员计划、铁路网络图、时刻表、基地和仓库的组织以及供应安排等等（可以写满许多卷书），规定和保证了方案的彻底而协调的执行。一个在此重要时刻倾注了全部精力的指挥官，现在终于被选中了。留下来要做的一切是实施这个决定和发出行动的信号。 此时我代表海军部提出报告，说明我们每一方面的动员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所有军舰都已在战位上。我们将放弃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所有讨论中一直提出的那个要求，即应在英国保留两个正规师以防备敌人的入侵。就海军部而言，不单4个师而是整个6个师也即刻可以出发；我们可以提供运输他们的舰船，他们离开后我们能保卫岛国的安全。皇家海军承担了这个巨大任务。 然后讨论转到应将这些陆军派遣到什么地方。罗伯茨勋爵询问，有没有可能为便于攻击将英国陆军放置在与比利时陆军连接处，即在入侵德军的侧翼和后方。从海军部的观点看来，我们不能保证在多佛尔海峡的敌人一侧完成如此巨大部队的海上运输，只能保证已经到达战位的英法联合小舰队警戒线内侧的海上交通。此外，陆军部没有为这样的紧急情况制订计划。现有计划集中考虑与法军的整体合作，不管合作在什么地方进行。就是这些没有别的。 另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英国远征军应该集中在向前多远的地方。有几位高级当权人士谈到英军的动员开始得比法军迟3天的事实，主张把英军集中在亚眠周围，以便第一个战役打响后进行插入攻击。但到会议快结束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主张出兵的人也发表了他们的主张。会议的经过使我们感到，我们必须以法国参谋部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帮助法国。 03. 宣战后我第二次去内阁开会时，发觉我有了新的伙伴。在过去7年中莫利勋爵一直坐在首相的旁边，而我一直坐在莫利勋爵的旁边。好多次我从经验丰富的邻座用铅书写的智睿短句中得到诙谐幽默的告诫，他超群的有魅力的殷勤好意为我们辛劳的工作增添光彩。有一个星期天他对我谈到决心，他说，“如果必须有决心，我不是具有决心的人。我只会妨碍那些像你这样必须担负巨大任务的人。”现在他去世了。在他的座位上坐着基奇纳勋爵。坐在我左边也是一个新人——新农业大臣卢卡斯。自从南非战争时我就认识他，当时他失去一条腿。谁认识他便会喜欢他。他开朗、快乐、易感动的品性，他诙谐、讽刺但决非不礼貌的语调，他令人高兴的风度，他不由自主的微笑，使他的朋友都喜欢与他接近，他有许多朋友，我是其中之一。内阁中他年轻，他是他周围宝贵精神财富和快乐的继承者，他似乎已迷住了其他人。 这两个人后来死在敌人之手，年轻的大臣在高空与敌人搏斗牺牲；年老的陆军元帅溺毙在冰冻的海洋中。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告诉围坐在会议桌旁的20位政治家，在这个平凡的英国内阁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将死于他们刚刚宣布的战争中，他们将有何感想。我认为他们会因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他们同胞、朋友和儿子遇到的危险而感到骄傲和宽慰。 04. 在8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基奇纳勋爵还未担任战时国务大臣，但我知道他的任命即将发表。当时兼任战时国务大臣的首相不可能担负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繁重的部际事务，他要求两位大臣商议解决。因此首相邀请基奇纳勋爵担负陆军部大臣的职务，这位陆军元帅肯定无论如何不想谋求这个职位，但他没有选择只能接受。 我与基奇纳勋爵的关系不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恩图曼战场上。当时作为21轻骑兵旅的中尉，我被派回司令部向总司令口头报告挺进的德尔维希军队的状况。他曾因我年轻，严肃地不赞同我做这项工作，并曾设法阻止我到苏丹战场服役，得知我成功地到达苏丹时感到气愤。这是第一眼见到我之前不喜欢我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我详细记述他的性格和他指挥的几次战役，写了厚厚两册，完全以忠实于批评公正的精神表达。我第二次见到他已是12年以后了，那是1910年，有人为我们正式介绍，并就陆军演习问题作了简短交谈。1912年在马耳他会议上我对他稍有了解，此后我们经常碰头，谈论帝国国防的主题。在这些交往中，我发觉他比我早年印象和听别人说起的要容易接近得多。在战争开始前一周里，我们曾两三次共进午餐和晚餐，我们讨论了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所有可能性。当他被任命为战时国务大臣时我很高兴，在战争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以密切而友好的关系一起工作。他不断就他工作的政治方面同我磋商，并在军事问题上对我日益信任。海军部与陆军部的事务非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战事初起的整个头10个月中我们几乎每天进行个人磋商。我无法忘记，当1915年5月离开海军部时，我同事中第一个（是一个例外）和唯一一个前来作礼节性拜访的就是这位工作负担过重的巨人，他的非难曾是我青年时代使我仓惶失措的经历之一。 05. 众所周知，动员起来的英国陆军是由6个正规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组织良好的远征军。此外还有两个步兵师——第七和第八师——必须从整个帝国各地警卫部队中征集，或者由留在国内的远征军的多余部队组成。还决定从印度调动两个师，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土著人。在这些无疑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后边，有14个本土师和13个骑兵旅，不列颠群岛的防卫必然交托给他们。这些部队很少训练，配有少数大炮，但由有远见的和有知识的人士组成，他们不等到危险时刻来临就把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目标。在6个月或有人认为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使这样的军队发挥作用。 现在基奇纳勋爵在与我们共事后第一次在内阁中用军人的语言宣布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预言性的道理：每个人期望这场战争短暂；可是战争是无法意料的，现在我们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样的战争不可能在海上结束或单独使用海军结束。它只有以欧洲大陆的几场决战来结束。在这些决战中英帝国必须按照她的重要性与力量的比例承担她的一份责任。我们必须准备把几百万陆军投入战场并准备维持作战若干年。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承担我们对协约各国或对世界的责任。 内阁会议以缄默的同意接受这些话；我相信，如果基奇纳勋爵继续要求根据需要必须实行全国普遍兵役制，他的要求也会得到同意。但是他只满足于提出召募志愿人员，第一步组建6个新的正规师。这个办法远不如组建以本土军基干官兵为基础的志愿部队，这种部队的每一个单位在后继阶段中能成两倍或成4倍地增加。可是这位新的战时国务大臣对英国本土军制度知之不深和缺乏信心。这种部队的名称本身对他说来是一个障碍。在1870年战争中，他参加卢瓦尔战役（也许是勒芒战役），在这个战役中托付给法国本土部队守卫的最主要阵地丢掉了，造成整个部队的失败。他几次对我说起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在他的心头铸成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徒劳地对他解释组成法国和英国本土军的部队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法国的本土军是从他们最后服役期征募的上年纪的人；英国的则是精明而热情的强烈爱好从军的青年。他们都是本土军，在他看来最终都一样。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增加了他的原本已是巨大任务的困难。他亲自着手组建基干官兵，成立“基奇纳军”6个师的第一个师，而后是12个师的第一个师，最后是24个师的第一个师。此时应募者潮水般向他涌来，人数达10万之多。完成这个临时凑成部队的巨大功绩必然属于当时奇迹之一。 反对强制征兵的议论无疑有它的说服力，这个议论很快又因两件事情而加强，一件是压倒数量的志愿者，另一件是缺乏武器与装备。除了正规军拥有的微小储备外，武器与装备确实没有多余。我们的军队规模很小，因而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同样很小。没有步枪，没有大炮；数量不多的炮弹与枪弹供应开始立刻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告罄。即使采取最好办法，在能够开辟来源，甚至是中等规模的新供应来源之前，肯定需要许多个月时间。人们现在第一次知道，造一支步枪比造一门大炮的时间更长；而步枪成了最迫切需要的武器。我们只有把木棍发给聚集在招募站的热切的人们。我搜索舰队和海军部仓库，凑集了另外3万支步枪，这确实意味着战场上多3万个士兵，在军舰上只有海军陆战队有步枪；水兵的最后一招，像旧时那样必须信赖他的短弯刀。 当基奇纳勋爵组建他第一批6个新陆军师之初和大量应募者蜂涌而来之前，我送给他皇家海军师，他高兴地接受了。战前，我们预见到海军在动员时将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兵站里，而我们出海的任何战舰中没有空缺容纳他们。因此1913年我向帝国国防委员会建议组建3个旅，一个由海军陆战队组成，其他两个由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人员和皇家舰队预备役人员组成。我们打算用这些旅在战争早期阶段支持国内防卫，因而从可以使用的人力资源中组建基干队伍。海军陆战队旅实际上已经存在，很清楚早在筹建新军之前这3个旅就已做好作战准备。海军志愿人员焦急地想到舰上服役，此刻他们以深深的妒忌和无限的忠诚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啊，对于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改变证明是命运的决定。这群勇士中战后很少有未受伤活下来的。至于他们英勇行为将在历史上英名永留，即使在这熙熙嚷嚷的时代也为人们所牢记。 06. 德国大使的离任和8天后奥地利大使回国注定要由我安排。所以在8月5日早上我派我的海军秘书胡德上将穿卜制服去德国大使馆，希望知道我们用什么方式能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感到满意和方便。尽管在法国和英国大使离开柏林时受到德国暴民的侮辱甚至攻击，我们仍以一丝不苟的谨慎态度从事工作，保证对那些我们要负责的人奉行得体的礼节。利希诺夫斯基亲王记录了他所受到的礼遇，我们的行为似乎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我写了如下通知： 1914年8月13日 “兹有海军秘书胡德持此函前来，他奉命帮助你舒适而方便地作海上旅行。如果此时你需要任何帮助，我希望你通知我。 虽然可怕的事态发展把我们两国的古老友谊撇在一边，由多年的个人交往产生的尊敬与关心不会从你的英国朋友心头逝去。” 奥地利大使要求是否可派船将他直接送到的里雅斯特，并要求将这个照顾赐给一些居住伦敦而现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的奥地利平民。我随后安排多达200人登上了大使的船只。我有把握说，采取这些措施我是按照英国尊严所需要的规则行事。 07. 按照建立海军部的国王特许状和议会的命令，海军大臣向国王和议会负责海军部的一切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海军大臣本人把技术和专业管理的责任委托给杰出的水手。但是他不能由此减轻他本人理论上或实际上的责任；他应对发生的一切事情负责；每件灾难他都难辞其咎。胜利的光荣理应归于取得胜利的司令官；失败或处理不当的责任必须由海军部承担，国民的谴责主要落在海军大臣身上。 那末，为政治或议会理由而任命一位没有权威性专门知识的文官大臣怎样履行其职责呢？很清楚这取决于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军大臣的性格、脾气和能力。他们两人必须协同面对迅速、连续、复杂的重大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全心全意的一致，那么国王必须在首相建议下挑选另外两人。我对自己的职责是这样理解的：我要为所有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结果负完全责任。根据这种精神，我对每一件已开展或已提出的工作，实行密切而全面的监督。此外，我对整个海军领域要求行施无限的建议和倡议权，所有发号施令只需取得第一海军大臣的同意。凡是我所做的无论对错，我希望人们在这个基础上判断我的功过。实际上困难比想象的少。的确，经历了长时期无休止的危机和紧张，这部机器运行得很平稳。 战争开始时，身为海军上将的德国海军大臣冯·提尔皮茨，发觉自己在战略上和准战术上对舰队的控制被完全切断，处境极端严重，以致他宣称“他不懂海军的作战计划。”他被限制只能做一些纯粹的行政工作。由于要负责行政工作，他失去了大本营皇帝随从的地位。最初由冯·波尔领导的海军参谋部在皇帝身边有眼线，能收到符合皇帝意愿的最高层的暗示。因此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处境极不愉快。海军参谋部尽一切可能不使他与皇帝接近，劝皇帝拒绝他闯入最高圈子的努力。受整个国事担子重压的皇帝随时给参谋部下指令，口授未经仔细考虑的言语，这些言语嗣后又要作为不可抗拒的权威去执行。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把海战最初几个月德国舰队陷于瘫痪状态归因于这些事态。据他所说，这种情况使德国失去在最有利条件下打最重要战役的机会，实际上未经一战听凭制海权落入英国人手中，因而英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大陆。如果说我们解决海战难题的办法不完整，我们的敌人也同样如此。 08 我们知道的国内水域的海军优势差距，此时比此后战时任何时候都小。1914年8月1日集中在北方战位的主力舰队包括24艘属于“无畏”级战舰或更强的军舰。此外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停泊在昆斯敦，守卫着大西洋海岸，2艘“纳尔逊勋爵”级巡洋舰与海峡舰队在一起，另外3艘战列巡洋舰在地中海。德国人实际上动员了16艘同样级别的军舰。①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尽管我们认为他们还准备了其他2艘甚至3艘军舰，实际上这不大可能，这些就是他们的最大力量。所幸的是，每艘英国军舰已准备齐全处于完善状态。没有一艘在修理。当前即可投入战斗的军舰的力量是我们24艘对敌方确定的16艘和可能的19艘。但这些数字并不是作为整体的英国舰队的全部物质力量，更没有算入英国军舰的火力。英国舰队除“无畏”级战舰外，还有8艘“爱德华国王”级军舰，这8艘军舰显然优于余下来的8艘德国军舰。即使不提这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的信心，事实肯定是，单就我们多5艘至8艘“无畏”级战舰而言，我们就占了明确的数量优势。就巨大舰队必须预计的意外不幸事件和机械故障百分比来说，我们与敌人没有很大差距。我们因没有准备而遭受突然袭击引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对于只看表面现象的观察家来说，他从多佛尔或波特兰悬崖上往下看由六七艘军舰组成的战列中队，它们躺在底下远处就像微小的模型，显然他会对依靠它们的不列颠世界的基础感到忧心忡忡。如果英国海上官兵的智慧与勇气不是我们相信的那样；如果建造这些庞大军舰工艺不是充分可靠和精湛；如果我们水上官兵的航海技能和炮术低下；如果意外发生可怕的怪事或错误，那末双方的战斗力量可能旗鼓相当了。 人们对英国海军期望之高是容易理解的。要是德国海军要打一次大仗，现在战争开始时是最好的机会。当然，德国海军部知道我们可以使用的是什么军舰和我们已把舰队进行动员、集中起来和游弋在海上。即使他们认定不寻常的事实，即我们的“无畏”级战舰的每一艘全都准备齐全，它们中没有一艘出毛病，在德国人看来它们经受的是以最多27对16的优势与德国舰队作战——根据他们的观点这是巨大的差即。当观察扩展到整个舰队时差距还要巨大，但这种差距与6个月后、12个月后或更迟些时候他们将面对的差即相比还是很小的。因为看一下这两支对立舰队即将得到的增援力量，就能看到除了完成我们自己的舰只外，我们可以征用在我们船坞中为外国建造的战列舰。因此我们在3个月里就有7艘大战舰，6个月里有12艘大战舰一定能加入我们的主力舰队。对比之下对方能指望的3个月里只有3艘，6个月里只有5艘，这样3个月后的平衡表上为34对19，6个月后为39对21；这还没有算入在地中海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在太平洋的3艘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这艘军舰若有需要，我们显然能将它调回英国。 那末此刻是德国最有利的时机；此刻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机会。这不就是战略时机吗？难道德国人不以为运送英国陆军去法国是海军部最郑重贯注之事吗？在这个关键时刻的一次胜利，即使是一个部分的胜利，也要比其他任何时候的胜利更有成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42艘德国商用巡洋舰只需片刻就能出动，就能在大海上展开攻击，我们以后需要一艘一艘地击沉它。尤其重要是，干扰和推迟英国为大力增强陆上兵力而运送陆军，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效果吗？德国参谋部信奉短期战争，他们把所有赌注下在增强陆上力量的最大努力上。德国舰队为什么不参战，为什么不在最关键时刻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发挥作用呢？它能放在其他什么用途上呢？ 因此我们在海洋上寻找战机。我们期望作战，我们追求作战。关于两国海军彼此正在接近并准备在海上进行决战的消息，会受到我们舰队真正满意的欢迎，和受到海军部沉着的接受。我们不能把我们主力舰队派往黑尔戈兰湾布满水雷和潜艇聚集的区域。但如果敌人提供在任何条件下的战机，而且这个条件不至于使我们处于严重劣势，它也会被我们立刻接受。 事实上，海军部的清醒的信心有相对力量计算为基础，计算的可靠性是不容德国参谋部怀疑的。甚至作战鼓吹者的冯·提尔皮茨也在书中（第356页）写道：“反对立即作战的原因是，当战争爆发时整个英国舰队由于试验性动员已做好作战准备，然而我们只有现役的几个中队作好准备，”德国官方海军史说，“英国……由于采取试验性动员和随后的各种措施获得大范围的军事优势，尽管英国也由此必然引起纷扰与不安……但这种优势是德国不能抵消或赶上的。”德国参谋部认为，即使这是检验力量的最好机会，但是它还是极危险甚至没有成功希望的机会，所以不值得一试；于是他们的舰队一直隐藏在港口里过不光彩的日子；这样无疑使英国为海上任务而继续和大量地消耗资源，德国则取得间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不会对整个战争进程施展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等待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立刻发生任何大事情。没有打大仗。英国主力舰队一直留在海上，德国舰队没有离开它躲藏的海港。巡洋舰也没有活动。在哈里奇海岸外布雷的一艘德国布雷舰被“安菲翁号”率领的驱逐舰小舰队追逐并击沉；而“安菲翁号”在归途中经过德国雷区时触雷爆炸。此外逗留在广阔和狭窄海面上的大炮没有打破沉寂。可是在这个沉寂时期，从一开始起英国海军就不受挑战地统治着整个世界。所有在外国海面的德国巡洋舰已消失在浩瀚大海中；所有德国商船从英国显然要参战的最早一刹那起已逃往中立国的港口。潜在的以商船为目标的驱逐舰8艘中有7艘甚至一炮未发就躲起来不敢露面。德国在波罗的海以外的海上贸易从8月4日晚上起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在几天踌躇后，英国的大批商船在保险率不超过6%的政府担保的鼓励下开始出海，甚至在欧洲大陆双方主要陆军接触之前，英帝国整个大洋交通以最大规模继续进行。到8月底保险率已降到6%，此时海军部能够宣布，被认为对海上贸易构成威胁的42条德国班轮中，有11条被解除武装，拘留在美国的海港里，由英国巡洋舰在领海外监视着；6条在其他中立国海港避难，它们在那里不是被拆除设备就是受到监视；14条在德国港口，有封锁线紧紧围住，6条作为战利品落在英军手里；只有5条下落不明，这5条船的命运将在后文再叙。 当时有一些悲观预言，这些预言曾经是许多争议和文章的题材。例如说，我们商船在各大海洋将被德国袭击者攻击；为保护商业需要增加几十艘英国巡洋舰；英国商船一旦在安全港口就不想出海冒险。这切没有一件真正实现过。可以把这种情况解释为警报已经解除。战前几年里主要占据在我们心中的海军三大危险——第一，舰队遭突然袭击危险；第二，水雷的危险；第三，海上贸易的瘫痪——就像船只疾驶过后的巨浪离我们滚滚远去。 自从上一次英国海军接受任务迎接最大紧急挑战以来，100多年过去了。如果从现在起再过100年，再遇到同样环境，海军能显示出同等程度的准备，我们就没有理由埋怨我们的下代，就像他们没有理由埋怨我们一样。 09. 现在应回过头来谈谈地中海的状况。 德国司令官苏雄海军上将在深暗的夜色中把我们跟踪的巡洋舰远远抛在后面，匆匆赶往墨西拿，8月5日早上他率领“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起到达目的地。正如我们现在知道，他当时已经收到德国海军部前一天上午1点35分从瑙恩发来的电报。此电报告诉他至关重要的情报。电文说德国和土耳其间已缔结同盟，指示他立即前往君士坦丁堡。关于这个同盟条约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得到的所有报告完全是不同的意思；直到很迟我们才知道此时土耳其的态度。 一到墨西拿，“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开始从德国运煤船加煤。加煤时间占了当天一整天和一整夜以及第二天（6日）大半天。在“格本号”再次启动前整整过去了36个小时。与此同时守候在墨西拿海峡南部出口的我们的轻巡洋舰”格洛斯特号”于8月5日下午3点35分报告伯克利·米尔思爵士说，她收到的无线电讯号表明“格本号”必定在墨西拿。 英国总司令已乘他的旗舰“不屈号”于8月4日午夜后离开马耳他海峡，于8月5日上午约11时他已把他的3艘战列巡洋舰和2艘轻巡洋舰聚集在西西里与非洲海岸中间潘泰莱里亚岛外海面上。②根据他的著作叙述③，他在4日已知道德国邮轮“将军号”留在墨西拿听从“格本号”的支配。因而他相信5日一整天“格本号”、“布雷斯劳号”和“将军号”都在墨西拿。他的判断是对的。 伯克利·米尔恩的一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需要加煤。他派她去比赛大。这是一项重要的决定。考虑到他相信“格本号”在墨西拿，考虑到他打算由他自己带2艘战列巡洋舰在向北的航道上守候，某些权威人士认为，让第二艘巡洋舰在马耳他加煤才是明智的预防措施。马耳他的设备可靠而现成，而且.从那儿驶往墨西拿南边出口附近，很容易与在亚得里亚海口的特鲁布里奇海军少将会合，这也是那位少将所期望的。④如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这样他有2艘战列巡洋舰在北边出口守候，1艘在南边出口守候。但是总司令决定把3艘战列巡洋舰合在一起由他自己指挥，并在西西里西端撒丁岛和比赛大之间巡弋。这样一来南边出口完全向“格本号”敞开；如果她向亚得里亚海行进，看来很可能要使特鲁布里奇少将面对一场严峻的战斗。 5日下午5时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收到“格洛斯特号”在下午3点35分发来的信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此刻他在西西里以西约100英里。可是他继续带了2艘军舰在西西里与撒丁岛之间巡航，迟至8月6日晚上他给“不屈号”的命令仍旧是在那里附近与他会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认为，把3艘巡洋舰全放在这个位置上是实施海军部7月30日有关帮助法军运送他们非洲陆军最有把握的办法。这样做无疑是实施这个命令的一个办法，这位海军上将在他的书中也说明使他采取这个办法的理由。他说，如果他想拦截“格本号”，由于她较快的速度使他必须站在远处时时注意她的接近。他争辨说，把他的全部力量以这种方式布置在“格本号”和法国运输船队中间，如果她试图攻击她们，这就是捕捉她的最佳机会。他于4日晚些时候把这些有目的的布置报告海军部，海军部对报告的唯一评论是“应保持对亚得亚海的看守，其双重目的是防止奥地利军舰由此出来和德国军舰由此进去。”4日非常迅速找到“格本号”（虽然在公海上）给海军部有这样感觉，即在现场的这位海军上将已掌握了局势，不需要进一步指示。 可是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没有成功地与法国海军将领联系上，虽然他用无线电作过多次尝试，并派“都柏林号”带信去比赛大但都无结果。他不知道法国舰队或法国运输船队在哪里。他又没有将这个情况告诉海军部。在海军部方面于8月4日向所有军舰发出同意与法方立即开展商谈的电报后，便想当然地认为在地中海的双方总司令正在协调行动。因此他们没有向法国人要情报，法国海军部也没有主动地提供情报。向巴黎的询问得出这样的事实，即法国当局已改变计划，海上已没有了运输船队。各方在这件事情上都有某种程度的错误。 与此同时，英国在罗马的大使一俟电报线路有空，设法告诉海军部“格本号”在墨西拿。这个消息直到8月5日下午6点才到达伦敦。海军部将消息未加评论地（虽稍拖延）转给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此时他已经从其他来源知道此事。批评海军部在得知“格本号”在墨西拿时没有立刻命令英舰跟踪她进入海峡，这是很公允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因为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没有告诉我，因为我本人没有参与关于严格尊重意大利中立地位电报的倡议和起草，所以在我思想中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事。如果有人将此事告诉我，我会即刻同意的。这决非一椿小事，成功的后果完全值得冒使意大利人恼火的风险。事实上，海军部未征求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意见已经允许军舰通过海峡追赶“格本号”。等到得知她未受拦阻地向南逃走，已为时太晚。 遵照从德国发来的命令，苏雄海军上将率领的“格本号”与“布雷斯劳号”终于加足了煤，他下定决心，在8月6日下午5时未经战斗在奏乐声中驶出墨西拿港口。他预期一离开意大利领海肯定会遭遇至少一艘可能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从事实来看，他知道，他的所在位置英国总司令在若干小时前已了如指掌，这个推断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幸的是，如上边已说，英国3艘战列巡洋舰中的每一艘正忙着做其他的事情。因此当德国海军上将绕过意大利南端向东驶去时，其联合力量与速度令他害怕的仅有3个对手已远远落在后面。 还有守卫亚得里亚海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中队。这个中队由4艘装备良好的军舰组成，她们是“防御号”、“勇士号”、“爱丁堡公爵号”和“黑王子号”。这个中队受特鲁布里奇少将指挥，在他麾下还有8艘驱逐舰，从马耳他来的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其他2艘驱逐舰也将加入这个中队。关于这位军官活动的事实有必要再说一下。 根据假设——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格本号”将驶往波拉，特鲁布里奇将军已作好准备截住她。直到他从“格洛斯特号”那里得知“格本”转向南方，一直朝东南方向驶去，这就要求他作出新的决定。他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处得到离开他战位的命令。他一直希望得到1艘战列巡洋舰。可是特鲁布里奇将军决定自行负责地行动。8月6日午夜后8分钟（即8月7日零点8分）他命令所属4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以全速向南行驶，目的是截住“格本号”。他还向刚与另外2艘驱逐舰从马耳他驶来与他联合的“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发出信号，请她在前方拦住“格本号”。他把这个决定报告总司令。因此到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有16艘英国军舰向“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扑去，而她们所处的位置很可能在天亮后短时间内截住敌人。但是到早上3点50分，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和由于没有从伯克利·米尔恩爵士那里得到命令或回答，特鲁布里奇将军开始相信，他难以希望在黎明时暗谈亮光的有利条件下与“格本号”作战，而在明亮日光下和广阔海面上作战，他的4艘军舰将一艘接一艘被“格本号”击沉，因为敌舰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持在英舰9.2英寸大炮射程——16000码——之外。有些海军军官认为，这种想法太极端了。其实，“格本号”要想在这样长航程中依次击沉英国全部4艘装甲巡洋舰，那末她有限的弹药必须运用得非常巧妙。⑤此外，如果“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与英舰接仗，很难相信参战的16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中竟没有一艘能接近她们，用大炮或鱼雷攻击她们。所有驱逐舰全都能接近敌舰，并能找到机会进行攻击。德国方面能一次应付这么多的对手将是惊人的功绩。可是这位英国将军得出结论是，“格本号”是“一个强大对手”，根据他从总司令那里得到的教诲，他不能与这个对手交战。就因为这个结论，他遭受了英国海军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于是不再想拦截“格本号”，让巡洋舰和驱逐舰掉转方向，在上午10点光景进入赞特岛海港，准备重新承担在亚得里亚海的守卫任务。“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要求批准进行白天攻击但遭到拒绝，她们试图在天亮前截住“格本号”，但在黑暗中找不到目标。 图01、格本号的逃跑 解释 d：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 g：“格洛斯特号”跟踪“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 m：米尔恩率领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两艘轻巡洋舰。 t：特鲁布里奇率领4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 x：8月6日午夜和7日凌晨的状况。 时间表 5日上午零时8分，米尔恩离马耳他去默里迪恩（东经10°）。 5日上午5时，“格本号”到达墨西拿。 5日上午11时，“不屈号”、不倦号”、“大无畏号”、“都柏林号”、“韦茅斯号”、“查塔姆号”在潘泰莱里亚海外会合。“都柏林号”被派去马耳他加煤，然后率领两艘驱逐舰与特鲁布里奇会合；“大无畏号”派去比赛大加煤。米尔恩率“不屈号”、“不倦号”、“韦茅斯号”和“查塔号”驶向默里迪恩（东径10°）。 6日下午5时，“格本号”离开墨西拿。 7日晨零时8分，特鲁布里奇决定截住“格本号”向南行驶。 7日正午，米尔恩到达马耳他。 5日上午1时15分，收到开始对德作战的命令。 5日下午3时35分，“格洛斯特号”报告“格本号”在墨西拿。 7日晨3时51分，特鲁布里奇转向驶入赞特岛海港。 7日下午4时40分，“格洛斯特号”离开马塔潘角，接到命令放弃对敌的顽强追赶。 6日上午7时30分，米尔恩离开他的巡航路线驶往东方。 6日下午10时45分，“格本号”转向东南方向驶去。 因此到8月7日早上6点钟，已是地中海最快军舰的“格本号”正循着没有阻碍的航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它比以往任何一艘军舰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去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 因此除了两艘轻巡洋舰“都柏林号”和“格洛斯特号”——这两艘巡洋舰碰巧由两兄弟指挥——外，所有驶往或能驶往有效距离内的英国战舰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如我们已经看到，“都柏林号”（舰长约翰·凯利）尽她的力量使自己横跨在敌人的航道上，并昼夜与敌人作战；“格洛斯特号”（舰长w.a.霍华德·凯利）不怕极度危险以最顽强的精神紧紧盯在“格本号”的后面，直到那天下午很迟的时候在总司令直接命令下才放弃追赶。 在“格本号”逃跑整个事件中，人们似乎看到了恶运的影子，这种恶运在以后阶段更大地破坏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可怕的“如果”越来越多。如果我7月27日第一次想到派遣“新西兰号”去地中海的念头实现；如果8月4日下午我们能对“格本号”开火；如果我们较少关心意大利的中立地位；如果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派“无畏号”去马耳他加煤而不是去比塞大加煤；如果海军部在5日晚上知道“格本号”在哪里时直接向伯克利·米尔恩下命令；如果特鲁布里奇少将在7日夜半时分不改变他的想法；如果“都柏林号”和她的两艘驱逐舰在6日深夜7日凌晨截住敌人，那末“格本号”的故事将到此为止。可是如事实表明，以后“格本号”还有一次逃脱灭亡的机会。这个机会虽然为时尚远，但是命运却时刻准备破坏这个机会。 8月8日凌晨1点钟，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命令已经在马耳他集合和加足煤的3艘战列巡洋舰出发，以中等速度向东行驶以追踪“格本号”。就在这个时刻，命运驱使一个平时无可指责和小心谨慎的海军部职员发出向奥地利宣战的电报。对奥作战的密码电报未经任何授权便漫不经心地发出了。这个错误几小时后得到更正，可是第一份电报于8月8日下午2时到达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手中时，他正在西西里与希腊间的半途上。他得到的原始命令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与奥地利开战，他首先应在马耳他附近集中他的舰队。为忠实执行这些指示，他命令军舰掉头，放弃对“格本号”的追踪。在叫他重新承担追踪任务的命令到达时，24小时已经白白损失了。可是“格本号”本身也停了下来。苏雄海军上将犹豫不决地逡巡在希腊群岛附近，设法弄清土耳其人是否准许他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他在德努萨浪费了36个小时，并被迫几次使用容易被截获的无线电报，直到10日晚上他才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灾祸也就随之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土耳其人和东方人的头上。 10. 从8月9日到22日，英国陆军渡过海峡。这段时期我们忧心忡忡。我们面对种种最可怕的可能性。我们的海岸有可能遭受军事攻击，以便阻止我们的陆军渡海或把渡过的陆军召回；或者敌人海军袭击海峡切断我们的运兵路线；或者集中潜艇攻击那些满载我们军队的船只。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开始大规模海战，或者独立进行，或者与上述攻击联在一起。这是一段心理极度紧张的时期。 掩护陆军渡海的海军部署在官方战争史和其他军事作品中有全面描述。多佛尔海峡以北航道由巡洋舰中队和由哈里奇与泰晤士出发的小舰队巡航。多佛尔海峡由多佛尔警戒区的英国和法国驱逐小舰队以及由凯斯海军准将统率的潜艇小舰队严密守卫。在这些力量后面有8月7日建立的海峡舰队，它由第五、第七和第八战列舰中队的19艘战列舰组成，现在已全面动员。根据在波特兰的伯尼海军上将命令，这个舰队已集合完毕，巡航在海峡的西端，从多佛尔警戒区起，其距离由舰队指挥官认为方便而定。海峡的西部入口由其他巡洋舰中队守卫。 在渡海的头几天，渡过海峡的军队人数不多，但从12日到17日有大量陆军渡海。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的主力舰队留在它的北方战位上，甚至允许向北巡航到奥克尼群岛，但是8月12日杰利科海军上将得到命令重返北海，舰队向南巡航进入有效的附近位置。 在运兵最频繁的3天里（8月15、16和17日），黑尔戈兰湾被潜艇和驱逐舰严密封锁并在霍恩礁和多格滩之间得到了整个主力舰队的支援。在这3天里我们向德国海军提供公海上作战的机会，当时引诱他们作战达到了最高潮。但是在近海除了偶而出现的潜艇外，没有迹象表明敌人海军力量的存在。 一切进行顺利。没有一艘船沉没，没有一个人溺毙；所有安排都得到最平稳和精确地执行。陆军的集中比约翰·弗伦奇爵士原来许诺朗勒扎克将军的日期提前3天完成；⑥整个巨大作业做到最好的保密，以致到8月21日晚上英国骑兵巡逻队与德军接触前几个钟点，在比利时的德国第一军司令冯·克卢克将军还收到最高指挥部发来的如下情报： “英军在布洛涅登陆以及他们从里尔向前挺进的消息务必加以考虑。据信英军尚未开始大规模登陆。”⑦ 3天后全部英国陆军打响了蒙斯战役。 ———————————— ①德国海军上将舍尔著作，第13页。 ②原书第145页上的地图。 ③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格本号”的逃跑》（the flight of the goeben）。 ④《官方海军史》（official naval history），第60、61页。 ⑤在福克兰群岛海域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使用12英寸大炮对付对方的8.8英寸大炮，她们用尽接近四分之三的弹药才击沉两艘较弱的敌舰。单枪匹马的“格本号”使用11英寸大炮对付对方9.2英寸大炮，要想击沉对方4艘军舰谈何容易。 ⑥朗勒扎克将军，《法国战争的计划》（le plan de campagne francais），第110页。 ⑦冯·克卢克将军，《向巴黎进军》（the march on paris）.第38页。 第10章 入侵法国 01. 从8月1日起欧洲各国陆军都在动员。几百万士兵沿着公路和铁路涌流，穿过莱菌河各个大桥流动，从俄罗斯帝国最遥远的省份上火车，从法国南部和北非向北奔跑，大量军队在调动或战斗行列在行军。陆上忐忑不安，可是海上却一片寂静。但有一种暴风雨来临前漫长而令人窒息的时间停顿的感觉。战士们以处处小心和最严格的保密进入他们的岗位；除了在列日和贝尔格莱德——在首先遭进攻的小国家内——大炮轰鸣声和地图上未标明的边界线上急行军发出嘈杂的声音外，在善恶大决战的最早两星期中，一种奇怪的沉闷笼罩着欧洲。 开始的不仅是第一次而且是无比巨大的战争危机。从8月18日起到9月中旬，7个参战国的经过最严格训练的军队在公开战争中用充足弹药彼此轰击。他们有勇于作战但缺乏经验的激情；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由于经历了一个世代和平的缘故。在这可怕的一个月中，参加战斗的部队和死伤的人数比这场战争的任何一个整年都多。事实上有两个危机——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在规模和剧烈程度上每一个危机都超过以后发生的任何一次危机，两个危机相互发生影响。 战争出现了对德国来说早已预见和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两线作战的情形。对付这个局势德国制订了施蒂芬计划。德国主要努力针对法国，德国把超过八分之七的陆军布置在西线。在40个德国军团中留出不到5个保卫德国东部省份以对付俄罗斯帝国的进攻。施蒂芬计划把全部赌注下在通过比利时迂回进军入侵法国上，以击溃法国陆军。为了用一切手段加强这种作战方法，冯·施蒂芬将军决心在其他各方面冒一切危险和作出一切牺牲。他准备让奥地利人首当其冲，承受俄国陆军从东方的攻击，让东普鲁士遭受俄国军队的蹂躏，甚至让俄军到达维斯图拉河也在所不惜。施蒂芬准备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被法军成功地入侵。在进攻和践踏比利时，即使因此迫使英国宣战，对他来说这只是他主要战略思想的必然结果。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抗德军从北方进入法国的心脏，并在随后6周中击溃法军，随之占领巴黎和最后完全打败法国。在他看来，在这6周内任何别的地方决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阻止这个最高目标的实现，战争便在胜利中结束。 时至今日没有人能说施蒂芬计划是错误的。可是施蒂芬死了，他在德国参谋部的继承人忠实、坚决、一致地执行他的计划——但由于谨慎起见而有某些保留。这些保留却产生了致命的结果。这位伟大军事指挥家的侄子毛奇指派保卫德国西部边界的军队比施蒂芬原计划多了20%，指派入侵法国北部的军队却少了20%。面对俄国入侵东普鲁士危险，他进一步削减进攻法国的力量。因而可以看出，运用五分之四施蒂芬计划的兵力正好失败，使我们存活到今天。 02. 我们知道，威尔逊将军在1911年8月的英国内阁会议上曾多么精确地预测到真正的德国施蒂芬计划，他是多么几乎正确无误地测出德国用于进行大迂回运动的是多少师的数字。霞飞将军担任总司令导致法国军事思想的重新确立，在霞飞指挥下法国总参谋部制订出新的计划，对这个计划他们严守秘密，他们称它为“第17计划”。 第17计划规定用法国4个集团军沿梅斯河两岸向东和向北发动总攻，用最后留下来的集团军放在它们中央的后面作为后备。制定这个计划的人坚信法国的右翼能深深插入阿尔萨斯和洛林，他们顽固地不相信，法国的左翼会被德军通过比利时在默兹河以西迂回包抄。这两种想法被最早的几场战事完全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从战争开始的最早时候起就很清楚，英国总参谋部1911年起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德军通过比利时，也许沿比利时默兹河两侧进行巨大的迂回运动。德国人除非为了极端重要的军事行动，否则他们为什么眼睁睁地先把比利时而后把英帝国推入他们的敌对面呢？此外，有他们长期准备的证据：军营、铁路和铁路支线。在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亨利·威尔逊爵士领导的英国参谋部对这些证据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最后，有越来越多非常精确的报告说，德军右侧有庞大的军队调动，进入比利时沿默兹河两岸前进。8月第一个星期结束前，法国左路军（第5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将军发出大声警告：如果他执行指定给他的任务，根据命令向东北方向进攻，他的左翼当然还有他的后方就要受到威胁。到第二个星期结束时，德军右翼出现越来越多的军队，这使法国高级司令部再也不能加以否认，于是他们采取了对付这种形势的缓慢而不充分的措施。不过，在一个步兵集团军和一个骑兵师在8月13日攻入阿尔萨斯后，霞飞将军开始以右翼的两个集团军攻入洛林，处于中央的几个集团军几天后跟踪进攻。直到18日晚上，朗勒扎克将军及其左路军（或第五集团军）仍然根据命令向东北推进。3天后这支军队转攻为守，抵御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进攻。它被迫来了一个全面的左转弯。 正如米歇尔将军和亨利·威尔逊爵士3年前的预言，德军通过比利时作大范围的迂回运动。他们几乎一下子把34个军团投入战斗，其中13个左右的军团是后备役编制。在总共200万进攻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中，只有70万是现役士兵，130万是后备役军人。抵御进攻敌军的霞飞将军只能召集130万军队，其中现役士兵也是70万人但后备役军人只有60万。另外有120万法国后备役军人立刻响应国家的号召，他们挤满兵站，但没有装备，没有武器，没有干部，没有军官。结果是在战争爆发时德军人数超过法军，在整个战线上为3比2。由于德军节省了左翼的兵力，他们希望以压倒的优势力量在右翼作迂回运动。双方在沙勒罗瓦的兵力为3比1。 在战术方面霞飞将军和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法国，人们称那批人的名称）一直在犯一个极大的错误。法国步兵上战场穿着兰裤子和红上衣，在平地上十分显眼。他们的炮兵军官穿黑色与金色的制服，目标更是特别清楚。他们的骑兵以荒唐可笑的盔甲而自豪。进攻的教条上升到宗教狂热的高度，它激励所有士兵，而事先知道的现代步枪和机关枪的性能却不能约制士兵的行动。为此他们将接受一个意想不到的残酷的教训。 战事从20日开始，当时法军右翼的两个集团军前进到梅斯以南。他们遇到前方准备充分的德军防御工事的抵抗，而从要塞出发的经过辐射状公路和铁路运来的巴伐利亚军猛烈攻击他们的左翼。向北朝阿尔隆进军的法国第三集团军在8月22日晨雾中惊慌地遭遇德军，有四、五个师在营地附近就失去了师长。沿战线各处只要一发现德国人就发出冲锋的信号。“法兰西万岁！”、“拼刺刀！”、“向前冲！”勇敢的军队在团级军官英勇率领下（军官牺牲的比例更大）随着雄壮的战斗怒吼向前冲。法兰西民族在传统上以这种精神著称。有时这种没有希望成功的猛攻伴随着雄壮的马赛曲，飘荡于离德军阵地600、700甚至800码处。虽然是德国人入侵，发动进攻的更多是法国人。身穿红蓝色制服的长条形尸体零乱地散布在留有庄稼残茬的田野上。冲突沿整个战线全面展开，普遍存在反冲锋。在边界上的重大战役中，其范围之大和情况之可怖，现在的英国人很难想象。有30多万法国官兵伤亡和被俘。 这些灾难预示左翼或北翼的法军和英军即将遭受更大危险。法国第五集团军费极大力气刚完成桑布尔河上的部署，英军经过强行军刚到达蒙斯邻近地区，就遭到通过比利时进行迂回运动的占压倒优势的德军的进攻。朗勒扎克将军和约翰·弗伦奇爵士两人正打算发动猛烈攻势，法军司令部相信能将迂回运动的德军右翼击退。英军指挥部以有保留的信心接受这个指导。朗勒扎克深知霞飞的态度已完全背离了实际，并以傲慢不信任的态度注视着即将来到的灾难。但是朗勒扎克也绝对想象不到德军进行包抄的份量和席卷气势。左翼的两个集团军因朗勒扎克和约翰·弗伦奇爵士各自执行及时撤退——英军根据弗伦奇爵士自己的独创的行动和依仗受过专门训练的英国步兵的最顽强的抵抗和强大的步枪火力——才逃脱这场灾难。有人指出，朗勒扎克将军的性格当然还有他对他左边英军的忠诚有许多缺点。不过，他正确把握当时形势和紧迫的时间，果断地决定撤退，因而获得法国对他的感激。遗憾的是他忘记把撤退的决定告诉协约伙伴英国。 03. 有关他们的总计划，法国人自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国家的生存正处于危急关头。英国内阁和陆军部都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基奇纳勋爵在多久以后才有人专门告诉他。我认为他得到法军司令部的秘密不可能达到使他能估量整个前线发生一切的程度。如果他知道一切，他没有说出任何语言表明这一点。当然，他知道所有可以让人知道的我们自己军队的形势以及大量与这个形势相关的敌我军力。 8月23日夜间，我与基奇纳勋爵谈了一次话。我们知道已发生了重要战役，我们的士兵在整天作战；但是他没有收到新的消息。他有点悲观。作战地图拿了出来。比利时默兹河以西聚集着大量的德国师。大致上看得清，它们正在实施对英法军战线的左翼的包围。在那慕尔枢纽前面也同样展开的整个巨大的迂回运动，但似乎不能牢固地连接上。他心里有一个在法国进行反击的伟大计划——给伸长、绷紧、合围的手臂的上方，在肩膀上狠狠一刀，看来将使包围圈裂断或使它致命地陷于瘫痪。他说德国人，“他们在进行巨大的冒险。谁也不能阻止一支训练良好的军队会做的事情；但是假如法国人能在这里切断它”。他从那慕尔划一个朝向西北有力的箭头，“可能轻而易举地使德国人有自己的规模更大的色当。”我对奥斯特利茨方面战事的第一阶段持乐观看法，由于奥地利人把他们的左翼延伸和扩展很远，达到特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的村庄，那里当年拿破仑曾蹲伏一时为跃进普拉岑平原作准备。但是法国还有一位拿破仑吗？他曾在99年前行军经过沙勒罗瓦。还有另一位吗？德国人会像奥斯特利茨的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吗？无论如何，我们忧虑地但充满希望地进入睡眠。 第二天早上7点，我坐在海军部寓所的床上摆弄我的照相机，此时卧室的门开启，基奇纳勋爵出现。这些日子他还没有穿上军装，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他头上戴着一顶常礼帽，他用手取下帽子，手里还握着一张纸片。他在门道上停了下来，此时不等到他说话我就一下子知道事情不妙。尽管他的态度相当平静，但是他的脸色不同平时。我下意识地感觉他的脸部扭曲、苍白，好像被拳头打过一样。他的双眼比往常转动得快。他的声音也有点嘶哑。他的外形高大。“坏消息，”他沉着地说，把纸片放在我的床上。我读了电报，它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发来的。 “我的军队大致在穿过蒙斯的东西一线上与敌人整天作战，敌人的进攻在天黑后重新开始，但我们顽强地坚守阵地。我刚才收到法国第5集团军将级指挥官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他们的军队已向后撤退，那慕尔已经陷落，他正开始在从莫伯日到罗克普瓦一线建立防线。因此我下令撤退到瓦朗谢讷—隆格维尔—莫伯日一线，现在在建立防线，要是敌人紧追不舍，这将是一场困难的战斗。我记牢你正确的指示中有关必要时撤退的方法和方位。 “我认为目前最须注意的是阿夫雷的设防。” 在我读到那慕尔三字之前我对电报不十分重视。那慕尔失守！一天之间那慕尔被占领——尽管有一旅法军加入比利时守军一起防守。我们显然面对新的事实，面对新的价值标准。如果坚强的堡垒会像几缕雾汽在早晨阳光下消散的话，那末对事物判断的许多标准必须修正。人们的思想基础摇晃了。至于就战略位置而言，很清楚合围的手臂不会在前述的肩膀处断开，而且将收缩、包围、碾碎对方。包围圈将在哪里停止？哪一个无防御的海峡港口？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约翰·弗伦奇爵士说，“在阿夫雷设防”。以前的决战、乐观的进军和期望中的反击，已转变为“在阿夫雷设防”、“要是敌人紧追不舍军队将很难撤退”——一种令人不安的转变。当时在我们之间的交谈大部分早已忘记，但是基奇纳在我的房门外走道上内心不安的那种怪异形象使我终生难忘。这就像逃亡中的老约翰·布尔！* 稍后在10点钟时我会见海军将领，他们都对海峡旁这些港口十分担心。他们从未和陆军部一样认为法国陆军十分优越。他们认为，这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证实了他们的担忧。有人提出，无论如何我们应弄清三面有海环绕的科唐坦半岛的周围情况，作为储藏武器的适当处所。今后的英国陆军可以从那里拯救法国。必须在阿夫雷设防！我们已经指望依靠瑟堡和圣纳泽勒了。 现在谈谈那些撤退的日子。我们见到右翼法军守住他们自己的阵地，而所有中央和左翼的法军尽可能迅速地向南大步退向巴黎，同时我们自己的5个师①好几天里简直处于毁灭的险境。在海军部我们收到把整个陆军的基地从阿夫雷转移到圣纳泽勒的要求；我们必须应付这个复杂的场面。撤退的过程一天天继续。一股看来无法抗御的强制力迫使勇敢的法国陆军后退。为什么不停下来？他们永远不能扭转局势了吗？如果法国不能救自己，谁也救不了她。 我个人希望入侵的浪潮将消失其汹涌的势头，我在三年前的备忘录上指出，我相信除非法军在边境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击溃，否则到第40天左右会出现进行决战的机会。为了鼓励我的同僚，我复印了这个备忘录，于9月2日散发给所有内阁成员，指出我从来不相信边境战斗能决定胜利，我一直预期在战争爆发20天左右时法军将被迫撤退，但是尽管如此，仍有很大希望取得胜利。我没有办法衡量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军事力量，除非进行最粗略的估算。 在这个高潮时刻，俄国的压力开始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为了他们投入战争时具有的崇高的热情和忠诚，必须将荣誉呈献给沙皇和俄罗斯民族。单凭俄国处理其军事问题的缓慢做法，在完成他们整个庞大动员工作之前，会让俄国军队立刻从边境撤退。但俄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在提前动员之外，不仅向奥地利军发动猛烈进攻，而且还攻入德国，虽然俄军精华在东普鲁士几次巨大而激烈的战役中很快被打败。可是他们进攻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司令部的中枢神经受到打击。8月25日德军右翼有两个军团和一个骑兵师从法国撤出。到8月31日基奇纳勋爵能够打电报给约翰·弗伦奇爵士：“据昨日报告32列火车的德军从西部战场撤出以迎击俄军。② 东方发生了什么？俄国人以汇集的两支北方军攻入东普鲁士，一支军队由伦嫩坎普夫率领，从维尔纳沿波罗的海海岸进军；另一支军队由萨姆索诺夫率领，从华沙向北进攻。德国将东普鲁士的防御托付给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他约有5个半军的兵力，必须抗击两支军队的两面夹击，每支军队的兵力都与他相等。普里特维茨向前推进，以便在东部边境附近阻挡伦嫩坎普夫，8月20日开始打响贡宾嫩战役。那天的战事未分胜负，尽管德军明显在素质上占优势。到晚上，普里特维茨得到华沙方面俄军进军的警报，这支军队威胁他撤退的路线，他急忙停止贡宾嫩战役，打电话给德军在卢森堡大本营的毛奇，告诉他面对占压倒多数的俄军，他必须退到维斯图拉河，由于河水过浅，他甚至不能保证守住这条战线。他惊慌的举止突出了消息的严重。毛奇挂断电话，当即决定就地罢免他的职务。他打电报给名叫鲁登道夫的少将，后者是高级参谋官，在攻占列日的战役中崭露头角；他还打电报给冯·兴登堡将军，后者是声誉显赫的退役司令官，电报要求他们在东普鲁士保卫德国人的家乡。毛奇进一步敦促奥地利军总司令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为了解救东普鲁士的危险形势加紧奥地利军的进攻。此时赫岑多夫怀着重重忧虑没有用他的全部兵力向前推进，迎击俄军入侵的浪潮，一周后他在称为伦贝格的200英里战线上被打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急速赶往东普鲁士，在那里他们发现由于普里特维茨的杰出参谋官霍夫曼将军的正确决策，形势已大部恢复。他们到达后设法调动一切因素，这些因素在5天后导致了坦嫩贝格战役的可怕结果。 04. 8月25日夜，德国高级司令部得到了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西部广大战线各处传来的都是好消息。法军到处的进攻全遭失败或者往后撤退。此时，毛奇觉得他可以处理东线的局势了，自从5天前收到普里特维茨关于贡宾嫩的惊慌失措的电话报告以来，东线的局势一直令他忧心忡忡。毛奇相信法国大局已定，军队决战肯定会以德军的迅速胜利而告终，于是便将目光转向东方。由于俄军入侵东普鲁士举国哗然。德皇因“我们可爱的马祖里湖”受蹂躏而震怒。现在是派部队增援东方的时候了。命令作战局局长塔彭制订计划，从西线调运6个军团到那里，从右翼、中央和左翼各抽2个军团。然而抽调力量最好不要允许超过你能给的兵力。这6个军团中有4个此刻正在激烈作战或追歼敌人。看来立刻可以抽出的只有2个军团。这2个军团正处于迂回运动中的德军右翼。在作战计划的设计详图上，这2个军团是准备用于围攻那慕尔的，他们已经穿过比利时边界，聚集在比洛先遣部队的后面。现在不再需要围攻那慕尔了，它几乎在第一批重型榴弹炮齐射声中陷落。它已在德军手中，准备围攻的2个军团似乎没有任务。于是把它们给了、在马林堡的鲁登道夫.其余的以后再调遣。 图02、德国1914年的进军 ~~~~德军前进极限线；······德军右翼极限线； amiens亚眠；antwerp安特卫普；belfort贝尔福；belgium比利时；brussels布鲁塞尔；eperney埃佩尔奈；epinal埃皮纳勒；france法国；germany德国；guise吉斯；lecateou勒卡托；liege列日；lorraine洛林；luxemburg卢森堡；metz梅斯；mls英里；mons蒙斯；moselle莫瑟勒河；namur那慕尔；nancy南锡；nery内里；paris巴黎；r.aisne埃纳河；r.marne马恩河；r.meuse默兹河；r.rhine莱茵河；r.seine塞纳河；rheims兰斯；switzerland瑞士；thioville蒂水维尔；toul图勒；verdun凡尔登；villers-cotterets维莱科特雷 因此塔彭着手办理军队调动审批手续。鲁登道夫在坦嫩贝格之战的前夕被无限难以预料的事物所折磨，此刻立即得到最优秀德国军团中的2个，其中包括一个正规的警卫师。这种礼物对任何一个将军都是一种诱惑。它对于具有鲁登道夫性格的人是一种特别的诱惑；可是十分奇怪的是，他的高度智力和广阔视界的目光为他提供充分的保护，使他能够抗拒这个诱惑。虽然他在东普鲁士正在获得他喜欢的每一样东西，包括（不是无关紧要的）他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可是他仍能保持他受过训练的观点看待总的形势。他说，他当然喜欢有这两个军团，但是它们无法及时到达参加东线作战，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事中起作用，无论如何西线的形势决不能因为他的缘故而发生危险。鲁登道夫在个人历史上有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事绩，但它们业已褪色甚至已经磨灭；这里的一个将是历久不灭的事绩。可是决定是毛奇作出的，这两个军团的位置正好处在德军右手打出闪击的鞭梢上，它们的位置恰到好处，本可以非常容易地跟随大军进军，一边前进一边弥补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缺口。它们现在以德军极高的效率登上火车，赶700英里路程去维斯图拉河。 在下一个星期的7天里，事情发展继续对德国有利。在法国的所有德军紧追在撤退的法军和英军后面，以人能做到的最大速度前进；此时从东线又传来坦嫩贝格的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德皇处于德国参谋部描绘的“高呼万岁的心态”。他相信不单有把握取得胜利，而且有把握摆脱战争，他催促各地区司令官，由他们去督促军队。可是毛奇的心态似乎经历了一种变化。朗勒扎克军队在吉斯的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巴伐利亚军在他们攻打南锡前沿法国堡垒线上被击退死伤惨重，克卢克发觉与他交战的英军出乎意料的坚强，尽管他们在德军前后退，但他们在蒙斯、勒卡托、内里和维莱科特雷不但使德军遭受重大伤亡，而且使德国总参谋部内心产生可怕的军力强大的印象——所有这一切使离开他们铁路线尽头站越来越远的德军在普遍欢乐之中混杂了一些慢慢增强的忧虑。德国总参谋部焦急的首脑发问，这些敌军真的被打败了吗？“战事结束了吗？”“俘虏在哪里？”“缴获的枪炮在哪里？”“被击溃的部队在哪里？”事实上随着8月份血腥的最后几分钟的过去，德国最忧心忡忡的人就是最知道实情的人。 与此同时霞飞怎么样了？我们没有所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内心因他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与受挫而产生反应的记录。这些人组成霞飞的随从，把他围起来与主要指挥官隔绝，使他不知道他们计划的彻底失败。但我们确实知道霞飞像乔治二世在代廷根战役时一样，保持平静、无动于衷和坚定的风度，休息一会儿，“没有恐惧也不发表意见”。显然他必须做些事情以制止形成包围势态的德军右翼。于是在25日当边境战事的结果见分晓时，大本营发出的“第二号指令”指出：“业已证明执行已设计的攻势策略是不可能的，进一步的战事应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即在我们的左翼，在第4、第5集团军、英军和东线调来的新兵力的汇集处集结大军以便恢复进攻。而其他军队当前任务是遏制敌人的战争努力。”为实行这个目的，一个新的法军第6集团军（由能力极强的莫努里将军统率，他不久被一颗子弹打瞎了眼睛）在最后5天里在亚眠周围建立。组成这个集团军的部队用火车迅速从东部堡垒线运来，它们是迪巴伊军、卡斯泰尔诺军，以及必须公正地加上萨拉伊军，这些军队第一次发现和揭示了战壕中使用现代武器的威力。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政治对军事领域的干预情况。迄今为止霞飞及其核心圈拥有伟大领袖人物的、只有国王或皇帝才享有的无限决定权。但是边境的失败对文官的权力产生令人沮丧的刺激。就在8月25日同一天，原是军人但转入政界的陆军部长梅西米派一位军官去霞飞司令部，并带去如下命令：“如我军不能获得胜利，如我军被迫撤退，应命令至少3个现役军团组成的部队进驻巴黎筑有工事的兵营以保护巴黎安全。”m.梅西米在战争中作为议员和军人有充分证据说明其勇敢与决心；但是这次在他背后有更大的人物。事实上这个行动的目的在于暗示，在新任命的巴黎卫戍司令和负有接替霞飞将军的“可能的继任人”使命的加列尼将军身上找到了法国的救星。 “青年土耳其党人”憎恶这个干预。我们可以料想，他们已注意到这位可能的继任人加列尼出现在首都重要部队的司令这个职位上，对霞飞将军 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这个命令是必须执行的。几乎在几个小时内即将被新部长取代的梅西米挥舞着宪法权威，这种传统可以在1793年可怕日子里的雅各宾公安委员会那里找到，所以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必须找到所要的军队。从哪里去找呢？从东部堡垒线再也抽不出人。从北部撤退的军队里肯定同样抽不出人。那末我们只能指望在左翼聚集的莫努里的部队了，这支混合的部队是一些被打散的正规军，一些在最初战斗中失败受创的后备师！如果我们必须在巴黎留住一支军队，如果政府坚持这么做，那末尽责的只有这些人，这些人就是军队！然而，就在莫努里的军队开始在亚眠四周集中的时候，立即有命令让它全体撤退。可是形势发展的盲目力量注定它要开向巴黎，在那里成为加列尼的利剑。 ———————————— *布尔·约翰（约1562—1628年）英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管风琴师，天主教徒，1613为躲避迫害逃到安特卫普。——译者。 ①第4师（按到达次序为第5）在勒卡托战役开始时到达战场。 ②官方史22号附件，第473页。 第11章 马恩河战役 01. 随着德军滚滚南下，巴黎像一条巨大的防波堤隐约地出现在他们前面。敌人的首都不但是法国的心脏，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垒。它是错综复杂的铁路蛛网的中心。大量军队可以在任何方向通过人行小道几乎无限量地进入。任何人不用正式的围攻不能指望进入巴黎。德国大炮此时还部署在安特卫普前线。要前进到巴黎两侧，德国人还没有军队；要进入巴黎，德国人此刻还没有这种大炮。那末该干什么呢？他们必须在巴黎和凡尔登之间进军——攻占凡尔登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并保卫他们的两翼，防止从这两大堡垒城市发出的进攻，继续向前推进以击溃法国野战军。肯定这也是经典性的传统！毛奇——不是如今这个毛奇，而是已去世25年的大毛奇——不是宣称过“方向：巴黎！目标：敌人的野战军！”吗？ 8月31日正午法军勒皮克指挥官带着他的中队外出侦察，从古尔奈附近阿龙德发来报告说，敌军克卢克第一军漫长的纵队折向东南朝贡比涅进军而不是继续向巴黎进发。这个消息第二天得到英国与法国飞行员的证实。到9月2日夜幕降落时，此刻到达巴黎北边附近地方的莫努里将军的第6军报告，在桑利斯—巴黎一线之西没有德军。就是根据3日又被英军飞行员证实的这些消息，加列尼采取了行动。 人的头脑肯定未曾想到这样的设计，人的手肯定未曾在棋盘上下过这样的棋子。几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事件拼凑在一起了。第一，有加列尼这么一个人在负责任。他固定在堡垒中不可能走上战场，因此要把重大战役引到他身边。第二，他手上有武器——莫努里军。给加列尼这支军队的一个目的是：保卫巴黎；如今他要为另一个目的使用这支军队，即在战场上作决定性的调动。把这支军队调拨给他本是违背霞飞意愿的，但它将证明是霞飞获救的手段。第三，遇上了机会：克卢克不直线前进，他热切地追逐英军和法军，他相信英军已溃不成军、法军已士气低落，在他经过巴黎扑向掌握莫努里军的加列尼时，他的整个右翼和后方显露出来。请看，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如没有其他两个，就失去意义。这些因素相互依赖；它们都在这里出现，现在全都具备。 加列尼在一刹那间理解当时的处境。他惊叫道：“我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它太好了，不像是真的。”但是它是真的。每个小时都有证实的消息来到。他因激情而颤动。到3日他即刻命令莫努里军部署在巴黎的东北方，在48小时内部署完毕，使军队在5日打击克卢克连同他率领的在他们右肩框胛骨后边的整个德军挺进线。但这样布置远远不够。急速临时拼凑的莫努里军，它本身在这样规模的形势下能做些什么？加列尼必须掩护英军；他必须推动霞飞协力作战。3日晚上8点半，他书面要求霞飞批准他已经命令莫努里军执行的这个行动，并竭力主张巴黎和凡尔登之间的全部法军在他发动攻击时同时进行总攻。 霞飞和他的司令部在那天到达奥布河畔巴尔。组成精心策划的参谋机器的许多单位有两天一直在移动，现在在一个新中心安顿下来。我们一定不可认定霞飞和他的助手终日不思考事情。在有经验的观察家看来事情很明显，如果有流动部队坚强地保卫凡尔登和巴黎的堡垒群，德国入侵军大批地簇拥向前会在这两个城市之间形成宽广的新月形地带；这就为法军总攻造成机会。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不知怎的注意及此。在原则上他们和加列尼是一致的。从撤退开始霞飞就说过，“在我的两翼有包抄的有利位置时我将发动进攻。”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才有这种条件呢？这是刺痛人的话。在这些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但没有出作决议或方案，而且还发出与这种计划不一致的重要命令。 加列尼的信使于3日晚到达奥布河畔巴尔，第二天整个下午，虽然莫努里军出发进入准备好的阵地，加列尼万分焦急地等候佳音。4日下午他乘车出发去默伦，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派英军合作。请记住，加列尼在马达加斯加时霞飞曾是他的下属，而且他又是正式指定的霞飞的继任人。他所想的不但是巴黎周围的当地形势，他还为整个法国着想，他的举止表现出有作战天才的自发信心。可是弗伦奇正率部队在外地。他的参谋长默里接待了这位巴黎军事总监。他们的谈话既漫长又有些空洞。 一个下属的法国将军对英军指挥部建议进行新的绝对重要的战役，是一个不合事宜的举动。9月2日约翰·弗伦奇爵士写信给霞飞提议，如果法军改变方向，在马恩河展开大规模战役，英军将投入战斗，以考验一切事物；霞飞的回信说，“我不认为在这个时候（目前）考虑以我们全部军力在马恩河上作一次决战是可能的。”这位统率人数不多、疲惫不堪的军队承受了最大苦难的英国将军禁不住一阵寒噤。他迅速反应过来，记起自从蒙斯战役开始经历的一切，他突如其来地得出了一个不是不可原谅的结论：法国人已丧失信心，不再认为他们自己有能力重新发动攻势——无论如何在未来若干时间内是如此。迄今为止他的盟军能做的只是拒战、战败和撤退。就他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而言，他们的所有计划似乎全归失败。他知道政府要离开巴黎迁往波尔多。他看到在霞飞第二号指令中提到的撤退最后限制线远远在他此刻所处位置的后面。在弗伦奇的建议被谢绝之后的日子里，弗伦奇无法从内心排除这样的念头，即法军抵抗有总垮台的可能性。的确事情明摆着，根据德军不屑进攻巴黎的事实，可以知道他们的目的在于击溃法军。要是他身处德军司令部，他就会知道在这个紧要时刻毛奇信心十足地期望将法国大军赶往瑞士，或者，如果鲁普雷希特能够突破南锡和图勒之间的防线，就能把法军赶到他们自己的东部堡垒线的后面，从而很快地迫使他们总投降。要是他被允许得知法军司令部的秘密，他就会知道霞飞曾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线城市，把巴黎让给来到的第一支德军；霞飞还同时命令萨拉伊将军放弃凡尔登；只是由于梅西米的阻挠和萨拉伊的顽强坚持才阻止这两大灾难成为既成事实。人们真的不能责备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我们知道，因为他的首长不在，他出于怀疑而不执行巴黎军事总监的公认未经授权的方案。无论如何他临时允许制止英国军队向南移动，并转过身来开向一条在相当后面的防线。 与此同时，4日早晨在奥布河畔巴尔的霞飞接到加列尼昨夜发出的信。整个上午他沉思此事，到正午他用电报准许加列尼如他建议那样使用莫努里军，但加上明确条件，即不应攻击马恩河以北、只能攻击马恩河以南的敌军。稍后他打电报给此刻指挥法国第5集团军的弗朗谢·德斯佩雷，问他什么时候能准备完毕参加总攻。弗朗谢在4日下午4时回答，他能在6日早上进行攻击。这个回答在5—6点之间到达霞飞手里。但以后3个钟头他什么也不干。他未作决定；他未发命令。 加列尼在近8点钟时从默伦回到巴黎。他离开他的司令部已有5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霞飞对他的信的答覆已到。总司令的明确条件即莫努里军只能攻击马恩河以南不能攻击马恩河以北使他心神不安。他还听到其他令人难受的消息。他收到亨利·威尔逊（默里的助手）的电报说英军继续后撤；紧接着他又收到驻英军司令部的法国联络官于盖上校的电报，得知约翰·弗伦奇爵士对他建议的回答是：“考虑到形势的不断变化，在决定进一步行动之前最好对形势再加研究。” 现在是9点钟，显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有军队在天亮以前将继续撤退。就他所知而言，他得到的仅仅是准许他使用莫努里军作孤立的侧面进攻。加列尼走到电话机旁。他打电话给霞飞。总司令接电话。2人交谈。由于法军总司令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他的命令，霞飞的地位大大在加列尼之上；但现在几乎是个人接触，加列尼与他的旧下属至少以平等的地位说话；而霞飞出于道义，克服他的妒忌心和上下级礼节观念，感觉到这位勇敢同志的强烈而明显的指导作用。他同意加列尼可以在5日攻击马恩河以北的敌人。他随即回到他重要军官小圈子，下令于6日进行决战。不幸的是他的迟疑和先前耽误产生了其他情况。我们从上边引述的时间，可以明了这些至关重要命令从计划到译成电码，到达时把电码译成文字要花多长时间。在命令发出前已近午夜时分。这些命令事实上还不如复制抄件由军官乘汽车赶速度快。最近的福煦在午夜1点半收到他的命令。弗朗谢和约·弗伦奇爵士直到3点以后才得知重要的决定，接到命令时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向南行军。 不过，现在骰子已掷下去了。那天的著名命令已经发出；从凡尔登到巴黎令人激动的百万大军向后转，把100万把刺刀和1000门大炮指向入侵的敌人。马恩河战役开始了。 02. 总的看来，人们必定认为马恩河战役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战役。在那里搏斗和冲击的基本军队当然远远超过曾发生的任何战争。说马恩河战役决定世界大战的命运也是正确的。6次其他重大危机沿着各民族走过的苦难道路上留下它们荒凉的遗迹，有理由争辩说这些危机中的任何一个可能至少部分地改变马恩河战役的决定。协约国军可能在其他场合被打败，德国可能从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和平。如果在1917年法军被打垮，英国海军没有扼杀潜艇战，美国没有参战，那末今天和明天的学者阅读的将是不同的历史书籍和不同的地图。但在马恩河战役以后德国再也没有获得绝对胜利的机会。他们骄傲的军国主义所有要求决不再有可能得到完全正确的证明。对科学力量的支配决不再能成为德国永久的优势。在随后可怕的几年中世界和交战大国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民族还拼命战斗，但他们在不同环境和较低水平上进行战斗。屠杀和炮轰在增加，但军队的士气和军事冲击力绝不如以前。到1915年底英国是一个勇于作战的强大国家，整个英帝国惊醒起来整顿它的力量。到1916年底，德国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弱点。1917年美国被拖入战争。事情很明显即使法国完全被征服，英国和美国从长期来说能够打败德国。德军若在马恩河战役获胜，本来可能在6个星期中结束战争；德国皇帝和他的20个小国之君以及他们的封建贵族，本来可能为他们世世代代创立不可战胜军事力量的传说。 我们必须记住，9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参谋部深信，他们在东线取得胜利，有种种理由相信在一周之内他们将俘虏或击溃在西线与他们对峙的所有军队。根据广泛报导，10日那天毛奇向他主子报告不佳的事实“德国在这场战争中输了。”形势显然出现了巨大的改变。某些巨大而神秘潜力完全发挥出来，那个使子孙后代疑惑不决，使那些经过大灾难活下来的人感到惊奇的问题，它是什么？ 在当时，没有人为原因着急。每个人面对每个钟点、每个星期新的危险，他们只关心结果。德军入侵法国停止了。“山崩似的火与钢”不但停止，而且向后急退。德军不可战胜的担忧消散了。现在有充分时间让全世界进入战争，甚至对于最爱好和平、最没有准备的国家也有时间把自己转变为军火库和兵营。当然这就够了。所有人弓背低头为战争劳累；协约国中受过教育的人都不怀疑最后结局是怎样，在德国的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很少有人怀疑最后结局是怎样。我们决不再需要担心关于法军在别国军队前整体投降的这种想法。从最坏处着想，也会有会谈、谈判、讨价还价、互相妥协和争论不休的和平。 03. 自从战争开始，就开始进行艰辛的研究。大量出版物——官方的、非官方的和反官方的——开始出版。这些刊物收集了无数事实。但是有非常多的事实被引证，有少数极端重要的事实被隐瞒。这些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争论中，有多种辩解理论得到热烈拥护；为付出代价而烦恼的世界满足于获得可靠的保证，即法国人在马恩河战役中打败了德国人。 法国官方历史登载着9月5日午夜为止事态的谨慎叙述。根据它的叙述（对加列尼颇具偏见）马思河战役到6日才开始，对于事情发生的情况法国军事史家绝口不谈。从9月5日晚到1915年1月在他们的书中是一片空白。显然，对立学派专业意见的辩论，对事实及其评价的激烈争论，对杰出人物感情的尊重，导致编年史家略去他们记叙中这段最重要的情节，到他们认为可以顺利书写的时候再写下去。 图03、马恩河战役1（反攻，1914年9月6日） amiens亚眠；barsur aube奥布河畔巴尔；bavarlians巴伐利亚军；belfort贝尔福；british英军；britsh英军；bülow比洛；chalons沙隆；compiegne贡比涅；crown prince皇太子；crown prince rupprecht皇太子奋普雷希特；d. of wuttenburg符腾堡公爵；decastelnau德·卡斯泰尔诺；de l’angele德朗勒；detit morin小莫兰河；dubail迪巴伊；epinal埃皮纳勒；f.desperey f.德斯佩雷；flank guard侧翼卫队；foch福煦；fortified cities设防城市；forts堡垒；french法军；germans德军；grand morin大莫兰河；hausen（saxons）豪森（萨克森）；kluck克卢克；maunoury莫努里；meaux莫；melun默伦；metz梅斯；miles英里；nancy南锡；paris巴黎；r.marne马，霉河；rheims兰斯；rhein-marne莱茵—马恩运河；sarrail萨拉伊；st gond圣贡；thioville蒂永维尔；toul图勒；verdun凡尔登；vitry维特里；vosges mts孚日山脉 就我们根据法国人对起始情况的叙述来判断，他们认为那次战役的范围是从巴黎到凡尔登。而德国人的记述与他们自己的方案相吻合，他们认为这次战役从巴黎右边绕过凡尔登转角伸延到孚日山脉。德国人认为他们全部7个集团军参加了马恩河战役；法军只有5个集团军连同一个英国集团军投入这个战役。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双方中任何一方的观点，13或14个集团军的战斗，每一个军由一个巨大城市的成年男性人口组成，每小时全都以惊人的数量消耗粮食、物资、军火、财富和生命。我们也务必记住，法军和英军在当地作战，他们的储备和给养可以由当地供给；德军急速推进，远远离开他们的后方组织和铁路终点站。法军有完善的交通线，有向这一方向的和向那一方向的；德军尚未修复他们急行军中造成破损的公路和桥梁。法军在内线作战；德军要绕过设防的凡尔登转角。马恩河战役就是在这种形势的基础上开始的。 与以往任何战役相比这次的战斗不大像一个战役。比较起来被杀或受伤的人很少。军队没有立下伟大公认的战功，没有公认的与这次重大战事相应的轰动。沿着200多英里战线，疲乏的受战争折磨的军队进行松驰而绝望的战斗；然后在一刹那间一方突然产生自己的力量不如对方和它在这场战事中失败了的印象。但是引起这种难以抑制的心理反应的细节原因是什么呢？我只能尝试着提供大家还不完全明确的整个链条的几个环节。 对马恩河战役的流行看法以为，它是法国对德国的大反攻，像美洲豹扑向入侵者咽喉，像插上激情与欣喜的翅膀向前猛攻，这些与事实真相截然不同。撤退在凡尔登与巴黎间的法军要花相当时间转变方向。这些庞大沉重的队伍只有经过好几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有效地倒转它们的移动方向。就在法军转过身来开始前进时，他们就碰上追赶他们的德军。他们极其镇定地立刻停了下来向德军开火。德军在他们枪弹前纷纷倒下。这是逆向的边界战斗。当德国入侵者停下来用机枪和大炮向他们扫射时，法军不再是在马赛曲声中疯狂往前冲，形势反了过来。这是努力前进的德军第一次感觉到法国炮兵的可怕威力。倘若法军在边境上就这样做；倘若他们一开始就使用现代武器对付敌人血肉之躯，今天世界的图像可能有多么大的不同！ 当9月4日晚上霞飞结束与加列尼的谈话时，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实际上已稳操胜券。虽然此前法军屡战屡败，蒙受极为痛苦的损失，并一天天后撤，但他们仍然是巨大、未被打垮的高质量的战斗部队。虽然英军以高速度后撤，并损失了15000官兵，但战士们知道他们与人数多一倍的敌人作战，而且给予德军重大伤亡。特遣部队和增援力量已经到达。他们正处于向上的转折点，肯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力量。虽然德军在西线有78个师，英法军只有55个师，但是这种优势远远不足以达到他们想望的最高目的。按施蒂芬计划对“胜利保票”的规定是用97个师专门对付法国，而且在这些师中有71个师执行通过比利时的迂回攻势。毛奇用在西线上的军队少了19个师，用在庞大迂回攻势上少了16个师。从这些师中他又抽调2个军团（4个师）去东线。他还认为不值得阻止英国远征军继续横渡海峡的运输。根据德国海军史记载，“参谋部首脑亲自回答说，海军不应允许进行这样的战争，否则将与我们的利益相抵触。如果西线的陆军在与法军和比利时军作战的同时应付16万英军，这甚至对我们有利。”由此可知在霞飞作出决战的决策时，力量的天秤已经对协约国大大有利。 与法国官方记述的相反，战役是从5日开始的，当时莫努里军在乌尔克河与敌人接仗。让我们加快讲述那里的状况。 冯·克卢克军向南进军，擦过巴黎边上时目睹埃菲尔铁塔。他的5个军团中的一个担当侧卫。天空万里无云。1点钟光景侧翼军团突然与从巴黎向它大步前进的法军遭遇。为了试探进攻者的力量，德军开始攻击。顷刻之间剧烈战斗爆发，范围不断扩展。法军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德国侧翼卫队被击败。德国军团遭受严重损失后退7英里。来自巴黎的进攻势头越来越凶猛而持久，其背后有越来越大的后继力量。暮色渐浓。被打败的德国将军希望第二天早晨运气好转，没有向克卢克作报告。但是一个德国飞行员注意到地下的战斗和意想不到的战线位置，他向陆军司令部作了报告。直到当天午夜时分，克卢克才得知他所指望的盾牌已被打碎。直到此时他才记起毛奇的命令，即在主要进军中要把法军赶入瑞士，克卢克和比洛的大军本应建成有防护能力的侧翼，以防止从巴黎出发的攻击。但他不但没有保护德军行军线，他的侧翼反而让人撕开一个大口子。4小时后天将破晓！ 因此克卢克没费更多的周折便召回了作为他的主力的两个军团，嘱咐他们再次渡过马恩河，在他被打败的侧翼卫队的北部布防；由于6日莫努里攻击的压力继续存在，他随即命令最后的一支部队——左翼的两个军团——在48小时内行军60英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决心不使北部受侧翼包抄，不使他的交通线被切断。克卢克本来十分快捷地向南推进，设法找到被打败英军的残部，现在他突然完全转过方向，使全军面向西方，阻挡莫努里军继续从巴黎发起进攻。但所有这些措施需要时间，直到9日上午克卢克才进入新的阵地，准备以优势兵力攻击莫努里，并把他赶回巴黎的城防工事。与此同时战事在继续进行。 与克卢克战线相邻的是比洛。比洛也记得他下令组织侧翼卫队，以防止从巴黎发起进攻。此外克卢克军团的撤退使他的右翼完全暴露在外。因此比洛在枢轴上旋转。他的右臂缩回来。他的左臂向前伸展，在6日、7日、8日和9日4天里，他筑成面向巴黎的阵地，几乎与过去的阵地成直角。看了下边示意图的任何人都能看出，不论克卢克还是比洛现在他们的左翼都暴露在外，易受从南方向他们过来的协约国军的进攻。我们知道英军和法国第五集团军（弗朗谢·德斯佩雷军）已在5日早上回过身来向前进军。这仅仅是开始。克卢克和比洛不但暴露出左翼易受强大部队的攻击，而且在他们之间开了个可怕的豁口，豁口有30多英里宽，其中除骑兵外没有堵阻的部队！的确骑兵的人数极多，有两个骑兵军——由克卢克指派的马维茨军和由比洛指派的里希特霍芬军——但还是只有骑兵而没有共同的指挥官！可怕的豁口仅用外皮蒙上！我们可以想象，在卢森堡的德军高级司令部在地图上眼见这个怪现象逐渐而不可阻挡地出现时的感觉。“如果我们只有两个军从主要战线后边向前进军，这里就是他们适合的地方，现在就是他们适合的时候。”“我们怎么使用去围攻那慕尔的两个军？”“噢！是的，我们派他们去维斯图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要走多远的路程呢？”“他们现在从700英里外80节火车下来。”德皇很可能惊叫，“毛奇，毛奇，还我军团！” 如果排成长行的现代军队的庞大机体发现在其队伍中有个宽广豁口，拿不出后备部队把它堵住，它们不能像几个连或几个营那么彼此从一边侧着移动靠拢。它们只能以前进或后退来缩小豁口。用哪个办法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察看在漫长战线的其余部分发生了什么。 德国入侵部队开始在极左处进行包抄时，鲁普雷希特亲王发现他无法突破图勒与埃皮纳勒间的防线。法国堡垒的重武器，准备严密的阵地和顽强的迪巴伊军与卡斯泰尔诺军给进攻部队大量杀伤后阻止了他和他的巴伐利亚军。他从梅斯出发时拖拉着巨型大炮，运输这些炮花了许多时间。现在别的地方也需要大炮。因此鲁普雷希特于9月8日报告上级说，他无法攻破特鲁埃沙尔姆，他实际上停顿不前。在凡尔登东北，萨拉伊面对德国皇太子的军队。这里堡垒的炮火也给对方沉重打击。以相当的距离绕凡尔登边缘进军的皇太子队伍受不少损伤并被阻拦不能前进。其次说一说符腾堡公爵和冯·豪森将军的部队。前者遭遇德朗格勒部队的阻挡，后者在圣贡沼泽周围遇到福煦将军部队的抵抗。 在整个中央地段，战斗是混乱的、模糊的、至少可以说是非决定性的。在比洛军的左边（此刻与比洛军一起的还有近半数的豪森军），黎明时分向福煦军发起大规模的血白刃战。德军宣称这次进攻获得成功。一个福煦军团的前哨基地和突出部队肯定被迫后退；但是法国野战炮的主要阵地安然无恙，继续其毁灭性的轰击。每个人都记住福煦断断续续的话：“我的侧翼被迂回；我的中心后退，我要攻击！” 3支德军试图直接冲击法军失败了。法军尽量避免进行攻击，只满足于杀伤敌人，虽然这很难说是一个有意作出的决定。大体上说，德国皇太子、符腾堡公爵和冯·豪森将军的军队到9月8日在萨拉伊、德朗格勒和福煦的前面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法军和德军战线的中心彼此紧靠形成完全的均势。我们目击了堑壕战产生的剧痛。 图04、马恩河战役2（克卢克和比洛处境，1914年9月5日—8日） bristh英军；bülow（sccond army）比洛（第2集团军）；chateau thierry蒂耶里堡；corp、no—s │││ & c军团编号（│││等）；coulommier斯库洛米耶；detit morin小莫兰河；epernay埃佩尔奈；fere champcnoise费尔尚普努瓦斯；foch fifth sep.福煦9月5日；foch 8th sep（ninth army）福煦9月8日（第9集团军）；fortification防御工事线；franchet desperey （fifth army）弗朗谢德斯佩雷（第5集团军）；frcnch法军；germans德军；grand morin大莫兰河；guard侧翼卫队；kluck（first army）克卢克（第1集团军）；la fert é s.jouarre拉费泰苏茹瓦尔；manoury （sixth army）莫努里（第6集团军）；meaux莫；mile、英里；moutmirrl蒙来赖；nanteuil楠特伊；ourcq乌尔克河；paris巴黎；r.marne马恩河；saxons萨克森军；sep.5，9月5日；sep.6-8，9月6—8日；sep.8，9月8日；sezanne塞扎讷；st gond圣贡；the gap豁口；verdun 60 m.凡尔登60英里。 但是此时那个豁口情况又如何？我们切不可忘记那个豁口。那个豁口还张开着。它宽30英里在德军右翼的两个军团之间。现在坚定地大踏步进入这个豁口的是英军加上法国第5集团军（弗朗谢部）的右翼。在进军中，这5个英国师以他们自己5个骑兵旅和1个法军骑兵师为前导。他们继续大步前进。德国飞机看到5条15英里长的黑色毛虫吃掉白色的大路。飞机报告“大量英军前进。”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现在只有1个骑兵军，其他军队已被比洛调走；只剩6个营步兵和在后方远处的一个受重创的步兵师。这点军力不可能阻止或有效拖延12万职业军队的进军。需要跨过3条河流或溪涧；需要清理4条草木丛生的山脊。可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这个楔子敲进这个豁口。随着这支大军每前进一小时，每前进一英里，比洛和克卢克战略上的局促不安越加沉重。迄今为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德国骑兵和步兵被气势汹汹的英国使用步枪的骑兵赶回，这些骑兵有迅速集合的刺刀和大炮支持。可是在整整4天中英军损失近2000人。这次进军所起的作用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 英军进入这个豁口并不是出于某人的天才指挥，而是一系列混乱的事件促使他们自然地进入这个位置。当他们前进时，豁口就在他们前面，在整个战线中这里是抵抗最小的路线。沿着豁口他们钻进去、冲进去，豁口导向德军右翼的战略要害。完全是天意和盲目的命运注定，这支英国军队尽管精力不太旺盛，但仍然实现具有决定性的运动。英军继续前进，自从蒙斯出发以来以鞭子和叫喊追逐他们的怪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洛发现他的右翼受法国第5集团军迫向后退却，而他自己与右边克卢克的联系由于英军挺进不断地被切断。克卢克刚刚布置有利阵地与莫努里作战时，他发现自己的左翼和左翼的后方发生危险并成为敌军可以进攻的弱点。 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首先反映在比洛和克卢克司令部的地图上，地图上记载着有关供应、安全、甚至至少让两支军队三分之一的人逃出险境的数以百计的详细资料。此种忧虑的严重，不由自主地一件件暴露出来，清楚地表明最高权力中心的恐俱。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谈谈（这是我们的特权）在卢森堡的皇帝指挥部。时间是9月8日早晨。集合在那里的权贵要人由于没有接到他们已成习惯的每小时一次的胜利消息而感到惊恐。相反却来了鲁普雷希特被迫停滞不前的报告。接着送来截获的霞飞5日的作战命令。全部法军已发起攻击！皇太子说他被钉住了。他报告说：“我们只能有极其微小的前进，我们受大炮轰击伤亡惨重。步兵简直被炮火包裹。没有办法向前推进。我们能做什么呢？”符腾堡公爵和豪森也以同样语调说出同样的遭遇，不同的只是他们还受到刺刀的攻击。至于比洛和克卢克，人们只要看地图就知道了，不需阅读他们所写的战术报告，因为飞机和其他方面的报告证实了他们承受的战略上的痛苦。在这里宽敞的房间内召开着高级会议，会议在命令声、敬礼和足跟马刺咔嚓声的气氛中进行，这里远离战线炮轰和绝望、肮脏和混乱，这里完全汇集和记录了入侵法国的庞大德军所承受的压力的种种结果，就像市场崩溃时期华尔街的股市行情收录器。每分钟价值都在变动。最高权力单位蜷缩在新的位置上。9月3日隐约出现的胜利希望被8日失败报告所取代。这是鲜血造成的、而不是纸上空谈的事迹。 颇有功绩的德军中级军衔参谋官鲍尔上校向我们描述那里的情景： “绝望的慌乱情绪严重地控制了全军，更正确地说控制了大部分领导人。最高指挥部出现了最糟糕的局面。毛奇完全垮了。他坐着，脸色苍白地盯看地图，木然没有一点感觉，成为一个灰心丧气的人。冯·施泰因将军（毛奇的副手）肯定地说，‘我们务必不要失去思考的能力，’但是他并不负起责任。他本人也没有信心，说话中流露出他的感觉‘我们说不清局势将怎样发展。’塔彭（作战部长，上文曾提到他）像平时那么平静，他认为失败根本不是他的过错；现在也不至于完全失败，因为他没有失去思考能力。但他没有做任何事。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听不到重要的消息。” 鲍尔就是这么说的！ 现在每一件事情都要毛奇作决定。毛奇是谁？他是这个伟大名字的影子，他是老陆军元帅的侄子，曾是他的副官。他是一个普通人，应该说他是一个侍臣，一个在和平时期的宁静日子里奔走于宫廷为皇帝中意的人。这种人不会与君王闹别扭，他知道怎样克制自己的个性，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好脾气、无害的、值得尊敬的普通人。这个命运不佳的人砰地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严酷的、无情的浪潮，在这种猛烈的撞击下历史上最伟大人物也可能退缩！ 图05、马恩河战役3（德军撤退，1914年9月） 他怎样做几乎没有什么疑问。一份简单的给所有各军并通知每个师的电报，“如果你们不能前进，便筑工事坚守，vestigia nulla retrorsum（不可让出一寸占领土地），”似乎这样可以稳定形势。可是此时只有英军知道（根据布尔战争经验）现代武器在防御中的威力。法军才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享受到令人鼓舞的经验。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军人知道，事实上200英里前线中的30英里豁口只是为进入它的进攻者设下的陷阱。几乎在顷刻之间它变成不是胜利而是危险的突出点，变成交叉火力和从两翼反击的巨大目标，成为进一步进攻的最坏地方。 德国参谋部的军官建有密切的小团体和兄弟会，使德国士兵与其长官的关系，犹如17和18世纪耶稣会会员具有的罗马天主教会教士与红衣主教之间的同样关系。他们说自己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特殊从属关系，他们以较高的才智使用人力与物力，这种才智来自他们的知识和组织。在9月8日午夜光景，毛奇把他的观点或心态告诉了这些军官之一的情报局长亨奇上校。这两个人现在都死了。没有一个人留下他们对话的记录。我们只知道谈话以后发生的事情。亨奇上校登上他长长的灰色汽车，沿着整个战线行驶，在军队的每一个司令部停留一下，最后天黑时分到达比洛的司令部。他见到担任那个军团参谋官的他的兄弟。他与兄弟深谈良久。彼此同意如果确实发现英军大批渡过马恩河长驱进入比洛与克卢克之间的豁口，比洛应与右翼和中央的其他德军一致退向埃纳河。亨奇抽出很短一段时间与老比洛作个人谈话，我们得知，这次谈话相当悲观。他当晚睡在比洛司令部，翌日早上7点起床，而要到9点才有人叫醒老人；他再次与总参谋部的军官谈话。很清楚，此时他们正在考虑昨天送来的报告，英军的先头部队无疑正在渡过马恩河。因此昨夜确定的形势已经成为现实。比洛“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通过他的参谋官进行指挥，下令第二集团军撤退，到时候他进入他的司令部办公室。 亨奇知道第二军在干什么，继续赶他的路。在到达克卢克司令部前他碰到一些麻烦。他必须穿过可怕的豁口，他的汽车被大量撤退的德国骑兵堵塞。他还遭到一次英国飞机袭击，陷入他所描述的“恐慌”事件中。直到正午后他才到达克卢克司令部，在此地他再次只与参谋官打交道。他根本没见到克卢克。他告诉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屈尔，由于现在知道英军长驱进入那个豁口，比洛的军队即将后撤。但是根据亨奇说，大约两小时之前，屈尔已发出撤退的命令。依旧健在而且写了一本厚厚著作的屈尔承认，撤退的命令是由他的下属（现亡故）用电话传达的，可是这位下属误解了他的意图。他宣称亨奇给他确切的命令，要克卢克的军队退向埃纳河，试图把全部责任推在这个人身上。 1917年由鲁登道夫下令对这个著名插曲进行调查时，证明亨奇上校没有责任。后来弄清楚，毛奇给他的任务简而言之是弄清楚撤退是否必要，若有必要，协调5支德国军队的后退行动。为此以最高指挥部名义给予他完全权力。可是仅仅是口头上给予他完全权力！屈尔与亨奇之间的斗争由屈尔与他在坟墓中的对手继续下去。屈尔宣称撤退的命令是明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请求以书面方式得到这个至关重要的命令，而且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克卢克，等到克卢克知道此事已有几个小时过去了。 不管情况如何，成为战争失败焦点的亨奇当时来回穿过整个德军战线。在外出旅行中他收集了一些坏消息，同来后他又发布了致命的命令。他使用给予他的权力连续命令德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撤退到埃纳河一线或与那条线相一致的地段。他只是在一个地方遭到反对。受多番嘲弄的德国皇太子亲自接待了毛奇的使者。面对撤退的命令，他要求书面文件，否则拒绝服从。所有亨奇的命令全是口头的，而且全都传达给参谋官。在这里他直接接触到了第一位司令官。于是他说“他将有从卢森堡发出的正式命令。”这命令是第二天用电报发来的。 就这样结束了马恩河战役。在撤退开始以前，渡过马恩河的唯一协约国军是英军。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沿着从凡尔登到巴黎的整个战线，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根本没有向前推进。在福煦以左和弗朗谢以右的一些法军实际上是向后退。协约国军唯一不断推进的部队是英军。他们在9月5日至8日的4天时间里向北推进了4英里以上。但是为了不使读者认为这个断言带有民族虚荣心，让我首先赶快重复一遍，当英军掉过头来时，它知道在与敌人接触前它比其他部队有更远的路要走；其次当它遭遇敌人时，它发觉基本上只有骑兵挡住至关重要的豁口。事实仍旧是，它摸索着进入德军的要害。 就这样，一连串难以预见和无法控制的事件几乎在开始时就决定了陆上战争的命运，除此之外留下的只是4年丧失理智的屠杀。我们不知道冯·毛奇将军是否真的对皇帝说过“陛下，我们打输了战争。”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毛奇具有对政治事件大于军事事件的预知能力，他在9日晚上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事情进展不顺利。巴黎以东的战事对我们不利，我们将不得不为我们造成的破坏付出代价。” 第12章 海战 01. 现在我必须叙述最及时来到的光辉片断，在这整个片断中我们享受最大的好运。我坚持在黑尔戈兰湾对德军发动一次小规模攻击的希望导致我与海军准将蒂里特与凯斯的会谈，前者指挥号称“哈里奇打击力量”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后者是也停泊在哈里奇的潜艇队的指挥官。8月23日凯斯准将亲自打电话到海军部找我，他建议：“黎明前开始从接近敌人海岸的近海发动一次组织严密的进攻。”24日我在办公室主持会议，出席的有凯斯和蒂里特准将以及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 两位准将此时草拟的计划又简单又大胆。自从战争开始的最早时候起，我们的潜艇就悄悄航行于黑尔戈兰湾。他们现在在三周时间里积累了关于敌人布置的精确情报。他们知道敌人习惯于组织一支由两艘巡洋舰护卫的驱逐舰队，这支舰队每天夜里在黑尔戈兰湾以北巡逻，天亮后不久由第二支小舰队接替，这第二支小舰队巡航的范围要小得多。他们建议我们使用两支最好的驱逐舰小舰队和两艘轻型巡洋舰，夜间从哈里奇出发，刚天亮前到达黑尔戈兰湾北部海岸离叙尔特岛不远的某一点。从这一点他们开始从左手出发沿海巡逻，若遇到外出的敌人小舰队就攻击它把它赶回去，然后一起排成横列长线，向西朝回家路线航行以迎击返航的德国小舰队，若有可能加以击沉。参加这次作战计划的还有两个分队的6艘英国潜艇，以便攻击出海的德国重型舰只，当时停泊在亨伯河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和“新西兰号”作为这次行动的支援力量。 总之这些就是这几位军官建议并经第一海军大臣批准的计划。作战行动确定在28日。当这些意图告诉约翰·杰利科爵士时，他立即提议派3艘战列巡洋舰和6艘轻巡洋舰以增加支援力量。他还指派戴维·贝蒂爵士亲自出马。结果获得的成功远远超出海军部的希望，并对此后整个海战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28日黎明，蒂里特将军的小舰队在“曙光女神号”与“无惧号”率领下达到它们的攻击点。希尔将军一发出“冲入黑尔戈兰湾”的命令，我们就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近陆地的天气雾气越来越浓。黑尔戈兰湾炮台开始轰击，但不生效力。德国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由于潮水退去在下午1点前无法驶过外亚德沙洲。只有在巡航的或近在易北河或埃姆斯河的德国轻巡洋舰能援助他们的小舰队。接着发生小舰队和轻巡洋舰之间的混乱、分散的和长时间的一系列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4点钟。在全部交战时间中，英国轻型舰在敌人最隐秘的和防范最严密的海域中横冲直撞。 可是发生的情况和计划的不一样。主要由于海军部参谋工作的过错而产生的不幸，通知凯斯和蒂里特准将关于贝蒂将军率领外加战列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共同参战的情报未能及时到达；贝蒂将军也不知道英国潜艇开展活动的区域。由于产生了几件使人尴尬的事情，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错误。无论如何好运一直在我们这边，初次袭击加上坚决进攻使我们平安地通过难关。德国轻巡洋舰加快支援他们的小舰队，并在试图隔断我们舰队的希望驱动下，向英国战列巡洋舰冲来。贝蒂将军不但不顾水雷与潜艇的危险，而且不顾遇上强敌的风险，以非常的大无畏精神率领他的舰队深入海湾。两艘敌人巡洋舰（“阿里阿德内号”和“科隆号”）被英舰“雄狮号”和“皇家公主号”的巨大炮弹打得粉碎；第三艘巡洋舰（“美因兹号”）被英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击沉。其他3艘（“妇女颂号”、“施特拉斯堡号”和“斯德丁号”）艰难地逃回基地，人员死伤甚众。1艘德国驱逐舰被击沉。其余驱逐舰在混乱和薄雾中逃走，虽然有几艘已被击伤。 当天捷报传到海军部，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十分担心“曙光女神号”。她的输煤管被一颗炮弹打碎，她的航行能力降至7或8节。可是她还是平安无事地回到泰晤士河。 没有一艘英舰被击沉或严重受伤；我们人员阵亡的不超过35人，受伤的约40人，尽管在德国海军上尉托伦斯的笔下说，“英舰尽最大努力在海上打捞幸存者。”①224个德国兵，许多身受重伤，在极危险的环境下被驱逐舰“猎狗号”上的凯斯准将救起并带回英国。有1000多德国人，包括小舰队司令和驱逐舰准将，在这次战斗中死亡。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儿子是这次俘虏兵之一。但是比这些看得见收获重要得多的是产生在敌人士气上的效果。德国人不知道我们有缺点的参谋工作和我们所冒的风险。他们所看到的是英军在最大胆进攻战中毫不犹豫地敢冒使用轻型舰艇以及最大舰只的风险，并能未受损伤地撤退。他们感受到的就像德国驱逐舰冲入索伦特海峡，他们的战列巡洋舰向前猛冲到英国海军航空基地时我们会感觉到的那种想法。这场战斗的结果意义深远。从此以后英国海军的威望沉重地盖住了德国的海上雄心。产生在德皇心中的印象是决定性的。因而希尔说：“对战列舰队施加的限制一直存在”。冯·提尔皮茨说得更加明确：“……8月28日那一天，不论是它的事后影响还是它的伴随后果，对我们海军工作是个灾难性的日子……皇帝不愿有这种损失……皇帝颁发命令……在接见波尔后（在这种场合我通常不受召见）限制了北海舰队总司令的主动行为；要避免军舰的损失，舰队出去和任何较大的行动必须事先经陛下批准，”如此等等。由于冯·提尔皮茨抗议“这种钳制政策，”……“从那天以后，皇帝和我之间突然出现疏远，这种感觉逐渐增加。” 德国海军的确被钳制住了。从8月到10月除了个别潜艇和布雷艇做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外，海军的活动全部停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的力量不论在海上进攻还是在港口防御都稳定而迅速地增加。 这次海军战斗的消息传到处于胜利黎明前黑暗时刻的法军和英军，此消息向各处撤退中的军队公布。 02. 8月的一个下午，英国内阁中出现奇怪的景象，受尊敬的自由党政治家们坐下来精心和蓄意策划，商讨夺取世界各处德国殖民地的计划！一个月以前，那些在场的大多数人曾怀着恐惧与厌恶不去考虑此类想法！我们的海上交通主要依靠迅速消除这些德国巡洋舰的基地或避难所；此外，由于比利时大部分已遭德国陆军的蹂躏，人人觉得我们必须为她的最终解放取得抵押品。于是我们拿出了地图和铅笔，将整个世界搜寻了一遍，原则上批准成立6个独立的远征队，并将计划送参谋部研究和执行。一位雄心勃勃的有经验指挥官在战争爆发时已经入侵德国殖民地多哥兰。现在我们提议与法军联合进攻喀麦隆——一个远为重大的任务。博瑟将军已宣布他打算入侵德属西南非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希望立刻夺取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及德国其他属地。最后授权组建一支英、印远征军攻击德属东非。这最后一项远征行动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远未完成，结果归于失败。在海洋上依旧有德国巡洋舰到处搜索的时候，在同一时候向四处派远征军的运输任务又是落在海军部身上的另一组责任。 9月中旬以后我们开始投入最紧张的工作，遮盖作战室一整面墙的巨幅世界地图，此刻呈现出异常的情形。多达20项分散而艰巨复杂的事业与任务完全依赖海上力量，且在世界不同部分同时进行。②除了上边提到的远征外，从帝国各地为法国所需要的军队提供护送，和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内护送本土防卫义勇军以取代正规军，这些巨大任务也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这个任务很快还要加重。 着手为皇家海军师组织3个海军旅和其他师属军队是容易的；但在很早时候我就发觉创建炮队为我能力所不及。的确我们可以在美国定购100门野战炮，可是训练和配备炮兵不可也不应与军队的主要准备工作分开进行。我的军事参谋官奥利万特少校在这方面有非常高明的想法，这个想法立刻产生有深远意义的结果。他向我提议，要求基奇纳勋爵从印度运来12个英国炮兵连，建立一个皇家海军师炮队，将本土炮兵连给予印度作为交换。当天下午我将此事向基奇纳勋爵提出。他似乎对这个想法极为吃惊。他问，内阁会怎么说？如果印度政府拒不同意，内阁会强迫他们吗？内阁会吗？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支持他吗？如此等等。当晚我必须外出，去北方访问舰队，舰队停泊在苏格兰西海岸尤湾。48小时后当我回来时，我去拜访基奇纳勋爵士，问他事情进展如何。他高兴得笑容满面。他说，“我不仅仅去拿12个炮兵连而是31个炮兵连；我不仅仅去拿炮兵连，我要去拿若干个营。我将去拿39个营，我将送他们本土师——3个本土师——作为替代。你必须立刻准备好运输工具。”我们对这种有助于我们斗争前线的前景表示由衷的满足后，我说我现在可以为皇家海军师指望有12个炮兵连了。他说，“我打算把他们全归我自己”；他搓着双手露出十分高兴的样子。因此让海军师再次处于被冷落地位，它不得不只能像步兵部队那样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大大增加我们的运送工作，读者现在必须考察一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形势。 当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在外国基地有如下几艘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瑙号”、“埃姆登号”、“纽伦堡号”、“莱比锡号”在中国；“柯尼希山号”在东非和印度洋；”德累斯顿号”、“卡尔斯鲁厄号”在西印度群岛。所有这些军舰航速快并有现代装备，它们中每一艘在被击毁前曾使我们受到严重伤害。还有几艘炮舰：“兀鹰号”、“行星号”、“彗星号”、“努萨号”和“公猪号”，它们中没有一艘可以忽视。此外，我们预期德国人会试图派多达40艘快速武装商船出海袭击商船，然而，我们的安排如前所述，成功地阻止了他们全部船只离开海港，只有5艘除外。在这5艘中最大的“威廉大帝号”在8月26日被英国“高空飞行者号”（舰长布勒）击沉；“特拉法尔加角号”于9月14日被英国武装商船巡洋船“卡尔马尼亚号”（舰长诺埃尔·格兰特）击沉，击沉前这两艘无装甲船曾进行壮烈的战斗，其他3艘几个月后在中立国港口避难被扣留。我们为防止敌人巡洋舰和武装商船攻击我们海上贸易的安排从一开始就取得极大成功，在本卷所述的几个月内敌人每一艘舰船均陷于完全无能为力境地，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扣留在海港内。 然而，有人说我们在外国海域上必须要有更快速的巡洋舰，特别是我们一定得有比任何一艘德国巡洋舰更快的军舰，要把它作为我们做事的目标，这是公正的批评。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尔斯鲁厄号”在战争爆发时就给我们猎取舰只的机会，而在印度洋上的“柯尼希山号”早几天就被我们发现。可是在宣战之前我们的军舰的速度不够快，无法与前者交战，也无法与后者保持近距离接触。如同我们将看到，几乎每一艘这种德国巡洋舰在被我们制服前都伤害过我们的海上力量，不但有商船而且有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击沉了我们的“蒙茅斯号”和“好望号”；“柯尼希山号”突然攻击并击毁“佩格瑟斯号”；“埃姆登号”击沉俄国巡洋舰“泽姆丘格号”与法国驱逐舰“火枪号”。的确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海军部在战争爆发时安排的主导原则是为了与整个德国海军打一仗决定性的战役，尽可能加强领海水域的警戒。为达到这个目的，把外国基地的需要减到绝对最小程度，只能应付国外各个战场上的个别舰只。舰队在快速轻巡洋舰上较弱，我的主要工作是建造尽可能多的这类军舰。可是像“曙光女神号”那样的军舰还没有一艘送往舰队。因此我们不愿意让每一艘轻巡洋舰离开国内水域，但觉得舰队没有这种海上骑兵在战术上是不完整的。要紧事情先做的原则和集中力量于决定性战役中对付敌人主力的原则，这两项是压倒一切的，因此重要的和已经认可的次要要求只能推迟得到满足。现在必须看一看世界其他部分的麻烦事情。性质很严重。 这类麻烦事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印度洋出现的更多。在7月31日“柯尼希山号”被发现和在她急速离开后，成为所有军队调动和商业活动严重的全神贯注的对象。另一艘德国快速巡洋舰“埃姆顿号”，战争爆发时在中国基地，9月中旬时也出现在印度洋海面，它野心勃勃且胆大妄为，开始对我们的商船造成很多严重的损失。这些事件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8月底我们已从帝国所有驻军要塞和防地集合了第7师的主力部分。9月份时两个英国和印度师连同外加的骑兵全部近5万人已经渡过印度洋。最主要的还有以本土军的炮兵连和步兵营交换在印度全部英国步兵和炮兵的计划，以及组建27师、28师和29师正规军的计划。还必须将新西兰分遣队护运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与25000名澳大利亚军一起等候运往欧洲。与此同时必须护运加拿大军的先头部队约25000余人横渡大西洋。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防卫北海主要任务和不断地运送特遣队、增援部队和供应物资渡过海峡之外的增加任务。此时敌人的舰队完整无损，我们可以想象它们在等候攻击的时机；而敌人的巡洋舰继续在海上捕捉牺牲品。为了加强我们的巡航力量，我们已武装24艘班轮并编入现役作为辅助巡洋舰船，并对54艘商船配置防御性的武器，在准备中的还有另外40艘合适的船只。为了减轻印度洋上的紧张局势和把轻巡洋舰解脱出来去做追逐消灭敌人的固有工作，我建议使用我们老旧的战列舰（“老人星”级）作为海运的护航舰。9月份我发布命令，整个印度洋上护航制度应置于正规两周一班的基础上，并利用3艘旧战列舰把“达特茅斯号”、“查塔姆号”和“黑王子号”解脱出来。 除了使用这些旧战列舰护航外，我们还在8月底派遣另外3艘旧战列舰出海用作我们巡洋舰的集合点，以防德国重型巡洋舰冲出封锁线，就这样派“光荣号”去哈利法克斯，“阿尔比恩号”去直布罗陀和“老人星号”去佛得角基地。我们的海军史有许多良好例子说明使用起保护作用的战列舰能给予巡洋舰以更多安全和防御优势——事实上战列舰成为浮动堡垒，较快的舰只围绕它能做机动灵活的动作，而且能在它的掩护下撤退。这些战列舰还在各海洋基地上保护运煤船和供应船，没有它我们所有的巡洋舰系统就会出毛病。随着战争发展，读者将看到进一步运用的这个系统的情况。 太平洋上的局面也很复杂。我们在那里的海军中队由“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以及轻巡洋舰“雅茅斯号”组成。这个阵容恐怕不是两艘强有力德国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对手。可是我们曾在1913年设计一个节约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把为智利建造的两艘战列舰中的一艘“凯旋号”从智利那里买过来以免在日俄战争爆发时落入俄国人之手，动员扬子江上炮舰的水手充当该舰的官兵，把它作为母舰使用。一旦“凯旋号”正式编入现役，除了速度外我们对敌人的优势是压倒性的，我们可以专注国内方面的重要事务，不必担心是否要增援中国基地了。早在7月28日，我建议第一海军大臣对“凯旋号”进行谨慎的动员，把对中国中队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条军舰身上；这一点相应地及时实现了。从那里向南5000英里是澳大利亚中队，它由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和两艘性能极佳的现代轻巡洋舰“悉尼号”和“墨尔本号”组成。单凭“澳大利亚号”本身肯定能打败“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虽然利用行驶不同的航路，这两艘军舰中的一艘有可能躲过被击毁的命运。因此，当决定命运的信号出现之前，对太平洋形势的最后一次审视并不让我们产生紧迫的忧虑。 在战争爆发时，远东的法国装甲巡洋舰“蒙卡尔姆号”和“迪普莱号”以及俄国轻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和“泽姆丘格号”都由英国指挥，因此明显地增加了我们的优势地位。几天后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事情。日本对德国的态度顿时成为一种猛烈威胁。在英日条约中没有条款能使我们有资格要求日本的支持。但是在战争经历还不满一星期时，事态变得很明显，日本民族没有忘记在中日战争结束时他们被迫离开阿瑟港时的环境和影响。现在他们表示要坚决彻底清除德国在远东的全部势力和利益。15日日本对德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7天之内无条件交出海军基地青岛。日本人表达这个要求使用了19年前德国敦促他们离开阿瑟港的语言。作为答覆德皇要求他的臣仆抵抗到底，德国官兵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孤立地面对敌人压倒性力量，他们仍坚决服从德皇的命令。 日本参战使我们能利用中国中队加强我们在其他战场的优势。我们命令“纽卡斯尔号”横越太平洋，在那里我们的两艘小的旧军舰（“阿尔及利亚人号”和“剪嘴鸥号”）正被德国轻巡洋舰“莱比锡号”追逐处于危境之中。我们把“胜利号”连同一支小小的分遣队派去参加日本人对青岛要塞的攻击。总的安排由英日海军部共同作出，而对整个北太平洋的责任，除加拿大海岸外皆由日本承担。 西太平洋战舰，①战舰的下划线近似表明此舰的比较值；②只包括参加作战的那些日本海军舰只。 上一页上所列的表格（西太平洋战舰）说明战争爆发时西太平洋对峙力量的状况。即使没有日本的军舰或日本人背后拥有的巨大储备，协约国的优势力量也是压倒对方的。可是双方必须进行的比赛决不是像外表看来那么不平等。它的确还是古老的狐狸与鹅的比赛。两艘力量强大的德国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加上两艘轻巡洋舰组成快速和可怕的现代巡洋舰中队。我们的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能赶上它们也能单独地设法打败它们。“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仅仅能勉强追上它们，在我们看来，与它们作战有成功的良好前景，但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如果使“凯旋号”与“弥诺陶洛斯号”和“汉普郡号”在一起，在战斗上根本没有风险，但要迫使敌人与他们作战几乎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轻巡洋舰中“雅茅斯号”、“墨尔本号”、“悉尼号”和日本的“日前号”既能捉住又能击毁“埃姆登号”或“纽伦堡号”。我们的较旧轻巡洋舰“狐狸号”和“邂逅号”能与“埃姆登号”或“纽伦堡号”作战，在自身被击毁前有机会击毁或至少严重击伤它们。但我们这两艘军舰速度较慢无法赶上它们。我们其余巡洋舰只能与较强军舰联合对敌作战。使用我们的海军力量，在两艘法国巡洋舰和两艘俄国轻巡洋舰以及日本军舰的援助（下文将描述援助程度）下，海军部必须保护太平洋上全部军队调动、护航任务和海上贸易。即： 从新西兰护航到澳大利亚。 从澳大利亚护航亚到欧洲。 护运英国远东卫戍部队到欧洲。 护运印度军队接替英国远东卫戍部队。 运送远征军去萨摩亚。 运送远征军去新几内亚。 所有这一切还不包括保护继续进行的一般贸易不受干扰的任务。因此太平洋德国海军司令冯·施佩上将就不乏攻击的目标。他只是一会儿躲藏一会儿出击。太平洋的浩瀚无垠和它的星罗棋布的岛屿为他提供躲藏之处。一旦他消失了，谁能说出他将在哪里重新出现？另一方面，他的行动有相当大的阻力，对他这个中队的活动寿命有某种不确定的限制。青岛被封锁，他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唯一基地断送了。他没有办法使他的舰只进入船坞，没有办法因战斗或行驶的需要进行认真的修理。现代军舰的磨损是相当厉害的，军舰离开码头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为找寻目标作长时间的全速或高速行驶将很快耗尽军舰的使用寿命。这种军舰是花瓶里的花，很好看但必然会死，如果不经常换水会很快枯死。此外，加煤过程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海军部的广大组织在每一个港口最密切地注视每一吨煤和每一条可能的运煤船。买煤和运煤船的行动是泄露内情的线索，很可能由此招来追捕者。德军舰本身的安全和扰乱我们的能力同样依赖其不定的行踪。但是行踪不定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运煤船的行动或者被截获的无线电报所暴露。但是没有无线电报怎能使运煤船驶往会合地点？在太平洋只存在5个德国无线电台，分别在雅浦、阿皮亚、瑙鲁、拉包尔和安古尔，战争爆发两个月内全被我们捣毁。此后还存在的只有德国军舰上的无线电台。使用舰上电台发任何一点信号至以太，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就是冯·施佩将军所处的形势。 海军部存在的问题也是微妙而复杂的。我们的全部行动都笼罩在严重潜在危险的阴影之下。你可以制订引起惊恐的计划，它表明冯·施佩可能在几乎任何地方带着他整个中队出现。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强大得足以在每天每处守候他。因此我们要末权衡可能性进行冒险，要末减少我们行动和事务到很低限度。绝对安全意味着有点像绝对瘫痪，何况停滞或灾难引起的抗议呼声同样是猛烈的。我们经仔细考虑决定甘冒风险推进我们的事业。毕竟海洋对我们和对冯·施佩同样无边无际。海军部作战室里的世界地图20英尺宽30英尺长。这是海员用的地图，它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广大区域占地图上300平方英尺。在这幅地图上，普通面纱别针的头那么一点代表在晴天从一条船桅杆上望出去能看到的全景。船只彼此错过的可能性肯定极大。 如前所述，英海军的中国中队在香港动员和集中，澳大利亚海军在悉尼动员和集中。当英国对德宣战时，冯·施佩将军在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岛。从香港和悉尼到波纳佩岛的距离均约为2750英里。虽然日本尚未参战，这位德国将军不敢尝试回到青岛，因为这可能引起与英海军的中国中队直接作战。他只敢行驶远到拉德罗内斯群岛（德属），他在那里等候“埃姆登号”护送他的供应船从青岛驶来，于8月12日与他会合。他指派“埃姆登号“进入印度洋袭击商船，他自己转而向东驶往马绍尔群岛。8月22日他派遣“纽伦堡号”去檀香山取情报和发电报，并割断加拿大与新西兰间的电缆，约定于9月8日与他在圣诞岛再次会合。此时他是处在太平洋的中心位置。 除了一份报告说他于8月9日在加罗林群岛加煤外，海军部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此后他在我们眼前完全失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确切的消息。可是海军部参谋部的、经海军上将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对此事进行特殊而深入的研究）认可的研究结果认为，他将去马绍尔群岛，以后最大的可能是去往南美洲西海岸，或者绕过合恩角返回欧洲。这个说法及支持它的复杂精细的推理证明是正确的。大体上这是我们最主要假设，虽则我们决不能依赖这个判断并一直等待出现不愉快的袭击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该研究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 早在8月2日，新西兰政府——帝国中领先者——深信战争不可避免，几次提议加强军事力量和打击敌人。因此战时参谋部作战司建议占领萨摩亚和捣毁那里的敌人无线电台；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向我推荐这项措施并认为是可行之举。到8月8日新西兰发来电报说，如果海军能提供护航，攻击萨摩亚的特遣队能在8月11日出发。参谋部赞同这个意见，认为澳大利亚中队足以控制“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当天我表示同意。商定的安排是，远征队应在努美阿威或在驶往那里的途中会合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和法国巡洋舰“蒙卡尔姆号”。 从澳大利亚攻击德属新几内亚的另一支远征队也由联邦政府组织。“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不知去向使在那些水域上的所有行动笼罩上带有危险的某种微妙气息。但是大家认为轻巡洋舰“墨尔本号”③和“悉尼号”能保护联邦的新几内亚远征队向北行驶，把航路保持在巴里尔礁内侧，在它们驶往外海前，这支护航队已有“澳大利亚号”和“蒙卡尔姆号”加入，因为到那时这两艘军舰早已完成为新西兰远征军护航去萨摩亚的任务。我们认为超过一切重要的是，这些远征军一旦登陆占有德国殖民地，他们得自给自足，因为港口里不应留下质量差的战舰来支援他们。原因除了难以抽调它们外，还因为这类战舰容易成为两艘巨大德国巡洋舰的牺牲品。 8月30日占领萨摩亚，9月10日捣毁在瑙鲁的无线电台。澳大利亚远征军9月9日登上战列巡洋航“澳大利亚号”，两天后平安到达拉包尔。 现在我们必须为澳大利亚军去欧洲提供护航，他们预定在9月27日离开悉尼去阿德莱德港，在那里他们将与新西兰远征军及其护航队以及澳大利亚舰队（“澳大利亚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会合，这个舰队一旦为新几内亚远征军护航完成后立刻前来。此前，我们在为澳大利亚军护航的最初建议中，负担这个责任的是“澳大利亚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以及新西兰的小巡洋舰，在没有全部联邦舰队情况下，为保护联邦军安全，我们作了安排，即由“弥诺陶洛斯号”加上日本“伊吹号”和“日前号”向南到新不列颠群岛。 9月中旬新西兰远征队应该驶往阿德莱德。“澳大利亚号”及其僚舰仍旧耽搁在新几内亚，有些迟误的原因是德军抵抗造成的。新西兰对于她的远征军去往澳大利亚的前景感到极大不安，因为没有比两艘p级巡洋舰更好的护航舰。他们指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危险，据9月14日报告它们已离开萨摩亚。海军部的看法是，这两艘德舰极不可能知道计议中的新西兰远征军，更不可能知道远征军启航的日子；为在新西兰海域进行攻击，它们必须从赤道以北加煤基地远程驶来，而且实际上必须由它们的运煤船伴随同来，从而大大降低它们的速度和妨碍它们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部预见新西兰护航队在航行的最早阶段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不能在这个阶段提供进一步的保护，并表示这样的意见，即应该承担这个风险。对于这个决定新西兰政府于9月21日表示服从，决定新西兰护航队应于25日启航。可是与此同时。重新出现的德舰“埃姆登号”在孟加拉湾的英勇事迹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公众自然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我们对原来观点不抱先入之见，决定设法驱除这种恐惧。 24日消息传来，新几内亚远征军成功地克服了所有阻力，于是我们决定将计划作如下改变：“弥诺陶洛斯号”和“伊吹号”去往威灵顿护送新西兰军去阿德莱德，而“澳大利亚号”和“蒙卡尔姆号”从新几内亚护送辅助舰只和较弱军舰到巴里尔礁内侧后，应去马绍尔群岛搜索“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因为它们似乎有可能驶向那里。这个决定改变了为澳大利亚军护航的舰队的构成。它们横渡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保护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托付给悬挂日本战旗的军舰。这个历史事实应是在太平洋上作战的友好的协约国家间存在良好意愿的外加证明。 与此同时，“埃姆登号”在孟加拉湾的劫掠与破坏在继续。22日她出现在马德拉斯的外海上，她炮击缅甸公司的油轮，在被炮台赶走前有几发炮弹落在马德拉斯城内。这个插曲以及前此的加尔各答—科伦坡商业航线被干扰以及孟加拉湾内几乎每天有商船被击沉造成了广泛的惊恐。10月1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一份备忘录，除别的事项外特别提出在印度洋大规模集中力量对付“埃姆登号”。这次集中的力量包括“汉普郡号”、“雅茅斯号”、“悉尼号”、“墨尔本号”“日前号”（日本）、“泽姆立格号”和“阿斯科尔德号”（俄国）、“普赛克号”、“皮拉姆斯号”及“夜莺号”，总共10艘，大约在一个月内就能大见成效。 10月15日我再次提出： “‘悉尼号’应护送澳大利亚军然后再搜寻‘埃姆登号’。” 下文即能见到，这一着击中要害。 03. 尚待做的是把加拿大陆军运越大西洋，多达25000名受过相当教育的、其中部分经过专业训练的志愿军人在圣劳伦斯登上31条受护运的轮船，船队还包括两艘船，一艘装载纽芬兰远征军，另一艘装载从百慕大来的一营英军。海军少将威姆斯带领一个轻巡洋舰中队担任实际护航责任，但是船队的根本保护由距离较远力量更大的组织提供保证。我们整个舰队的所有巡洋舰中队在挪威海岸和苏格兰海岸之间分布成两行以防止德国快速军舰的突然袭击，而大舰队本身留在海上支持运输船队的北上。由海军少将霍恩比指挥的北美中队监视出没在纽约港附近的德国武装巡航商船。命令两艘老的战列舰“光荣号”和“威严号”在远离船只常走航道的会合处迎接护航船队，在“兰开斯特号”上的霍恩比少将本人伴随它们经过整条航路的第一部分。最后，从大舰队遣派“皇家公主号”在大西洋中途迎接护航船队，从而防止可能悄悄地穿过约翰·杰利科爵士巡航的广大区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的行动对任何人保密，甚至不向加拿大政府提供这个信息，尽管他们对军队运输自然会产生忧虑。 护航舰队于10月3日启航，10天后安全到达英吉利海峡峡口。计划使加拿大军队于朴次茅斯下船，在那里已为他们做好一切安排。但是就在他们预定到达那一天，据朴次茅斯防卫小舰队报告有一艘德国潜艇出现在瑟堡外的海面上，并看到另一艘潜艇在怀特岛外的海面上。此时，我们坚持不管有什么军事上的麻烦，也要把整个护航队驶入普利茅斯。10月14日这支庞大舰队装载第一批军队东向越过大西洋停泊在普利茅斯海湾。 经过这次重大事件，帝国军队集中的最初行动已经完成。它们包括运输相等于5个师的军队从印度到欧洲，再从英国运输3师本土军去替代他们；从英帝国所有驻军要塞和堡垒运来召集的第7师和第8师，再从本国和印度运去相应的替代人员；运输大约2个师的军队从加拿大到英国；最后——虽然到12月份方才完成——运输约2个师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埃及。这样集中的后果是，即刻可以使用的正规军增加了5个英国正规师（第7、8、27、28、29师）和2个英国和印度师的增援力量，以支持我们战争开始时的6个正规师；到11月底我们在法国的陆军增加到大约13个师，他们训练精良有长期服役的经验。此外4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师在英国和埃及完成他们的训练，被认为其准备已达到相当先进状态，超过留在英国的10个本土师和基奇纳勋爵正在征募的24个师的新军。虽然所有敌人巡洋舰依然未被控制，整个海上运输事业在进行中未出任何事故，未损失一艘舰艇或一条生命。 04. 在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里，霞飞元帅打电报给基奇纳勋爵，询问可否派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去敦刻尔克增援当地驻军，使敌人错误地认为在这个区域不但有法军还有英军。基奇纳勋爵问我，海军部是否愿意帮助此事。我回答说，如果他能派一些本土军骑兵保护部队驻地，我同意派一个旅。他派了一个团。就这样我被导入（虽然决非不情愿）一系列直接和必须亲自处理的较细碎事务之中，这些事务消耗我的时间和思想，很可能——尽管我声称不会——打乱我对整个形势的看法。我建立一个小小的班子处理这件事，班子里奥利万特上校是推动工作的灵魂。根据他的建议我们从伦敦街头征集50辆公共汽车，以便使海军陆战队尽可能机动灵活。我们很快便让英国分遣队惹人注目地展现在伊普尔、里尔、图尔奈和杜埃。虽然参与这些小规模行动的那些人，最初在阿斯顿将军领导下，随后当将军健康不佳时在帕里斯将军领导下冒了许多危险，但是海军陆战队或本土军都没有发生不幸事故。他们在总计划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没有遭受损失和灾难。一个月后，当约翰·弗伦奇爵士军队的先头部队到达附近地区时，我怀着真正的宽慰心情将这个分遣队移交给总司令，卸去了我虽然是次要的但仍感累人的忧虑。 05. 这一章以好运与成功开始但是必然以不幸告终。最早的战争命令是按适合战争爆发的形势设计的。它们以我们相信是最佳排列方式把棋子放在棋盘上，今后布局凭经验加以修正。根据这些安排，第3舰队的第7巡洋舰中队由“酒神女司祭”级老巡洋舰组成（“酒神女司祭号”，“欧亚卢斯号”（旗舰）、“克雷西号”、“阿布基尔号”、“霍格号”），她们以诺尔为基地，“以保证装甲舰在北海的南部进路和海峡东端入口处随时畅通，并从哈里奇支持在那个区域活动的第1和第3小舰队。”这些小舰队的目的在于“使54纬度线以南地区没有敌人的鱼雷艇和布雷艇”。巡洋舰队“支持小舰队执行这些任务，并与它们一起密切注视敌人战舰和运输船只，以便可以在最早时刻报告它们的行踪。” 于是这种十分必要的巡航一天天保持下去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现在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下已有6个星期了。在战时做任何重复的事情都是危险的。如果你不一再重复地做同一事情，那末你做许多事情可以安然无恙。 处理舰队及其中队的日常活动不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的职责只是执行总的监督。我观察和听取每一种有用的迹象，我有许多不同的信息来源。9月17日在视察大舰队时，我听到一个军官使用的词语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他说的是“活诱饵中队。”我查问它是什么意思，有人告诉我它指的是在明显连续的平静中巡航在狭窄海面上的这些旧巡洋舰。据此我检查了这个地区的整个局面。我把这个事情与蒂里特和凯斯准将讨论。第几天早上我向第一海军大臣寄去如下备忘录： 1914年9月18日 大臣，第一海军大臣，用于狭窄海面活动的海军力量应该有能力作小规模战斗，不需要投入大舰队。为此目的，这支海军力量应得到驻在希尔内斯的第二舰队两艘或3艘战列巡洋舰或战列舰的有效支持。那里是我们拥有的受到飞机和驱逐舰最有效的巡逻保护的锚地。这些军舰可以停泊在水栅后面，当我们意欲攻击时随时可以出海。战列巡洋舰更为可取。 “酒神女司祭”级战舰不可继续巡航这条路线，这类战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冒这样的风险。狭窄海域是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应由少数性能良好的现代军舰守卫。 “酒神女司祭”级战舰应驶往海峡的西边进口，把贝瑟尔的战列舰和以后的威姆斯的巡洋舰抽出来用于护航及其他任务。 最早的4艘“曙光女神”级战舰应加入狭窄海面的小舰队。 我看没有充分理由把现在熟悉它们工作的这些小舰队与北方的小舰队交换防地。 由于“m”舰交付使用，它们应组成独立的半小舰队开往北方配合大舰队作战。 “艾尔弗雷德国王号”应卸除任务，进行彻底修理。 路易斯亲王立即表示同意，向参谋长发布命令作必要的军力重新部署。对此我很满意，确信发布的命令将在最短时间内实施，我心头的石头放下了。可是就在这个命令实施之前发生了灾祸。 在等待新制度实施时，海军部战时参谋部继续执行旧制度。秋分时节的气候非常不好，以致指挥“酒神女司祭”级军舰中队的将军命令驱逐舰小舰队返港。这位军官建议单独以巡洋舰继续在多格区域巡航。海军部战时参谋部在原则上默许这些安排，但在19日指示他注意第14号浅滩： “多格浅滩巡航不需继续下去。气候太坏驱逐舰不能出海。安排巡洋舰注意第14号浅滩。” 这份关于日常工作的电报当然不经我过目。但是它未经过战时参谋部慎重考虑是不会发出去的。在波涛汹涌的险峻海面上，大风是这些狭窄海域的特色，这种环境对潜艇极为不利，它只能在极端困难和不完善条件下进行窥察。人们相信赶我们驱逐舰入港的恶劣气候也是阻挡敌人潜艇袭击的重要保护。 因此海军部及其将领同意让巡洋舰在没有它们的小舰队情况下留在海上。如果天气好转，打算让蒂里特准将的一支小舰队在20日早上去那里与巡洋舰会合。可是20日海上依旧白浪滔天，由“无惧号”率领的小舰队不得不折回哈里奇。就这样整个19日、20日和21日让3艘巡洋舰“阿布基尔号”、“克雷西号”和“霍格号”在狭窄海域保持守望，没有一个小舰队加以保护。“欧亚卢斯号”旗舰在20日必须返港为军舰添煤。乘坐此舰的将军嘱咐下属特别小心，然后让高级别的舰长指挥中队。他们在此时并不比在其他时候有更多的理由会受到攻击。相反，德国舰艇向北行动的谣传使得整个大舰队出海向南彻底搜索，直到弗兰伯勒里德与霍恩礁之间一线。在发给这些巡洋舰命令与20日开始的海军陆战队旅从多佛尔到敦刻尔克行动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这几艘巡洋舰只是执行其寻常任务，这种任务由于频繁的重复已变得很危险，无论如何它们很不合适执行这种任务。 一俟21日天气开始平静，蒂里特谁将率领8艘驱逐舰再次出发去第14号浅滩，到22日破晓时已经行驶了许多里程。随着海浪消退，潜艇的危险重新出现。可是那3艘巡洋舰没有前来迎接它们的驱逐舰，反而缓慢地驶向北方，以不到10节的速度直线行进，无疑就像它们以前常做的那样。与此同时一天天变得更大胆的一艘德国潜艇悄悄地沿荷兰海岸南下。上午6点30分才天亮不久，“阿布基尔号”被鱼雷击中。25分钟内这艘旧军舰倾覆。舰上的一些小艇在爆炸时被击碎，几百名水兵在海水中游泳或紧紧抓住沉舰，她的两艘僚舰以纯朴的骑士精神急忙去帮助下沉的军舰。她们在沉舰的数百码处完全停住，放下所有小艇拯救幸存者。就在这个时候她们本身也被同一艘潜艇击沉，先中弹的是“霍格号”，然后是“克雷西号”。这3艘军舰上2000多人中只有800人获救，1400多人遇难。这3艘军舰本身没有很大价值：她们属于第3舰队最老的巡洋舰，对于至关紧要的敌我力量差距并无很大影响。但是像所有第3舰队军舰一样，她们几乎完全配置后备役官兵，大部分人是成家的男子；舰上还有年轻的奥斯本军事院校学生，为安全起见把他们安置在人们认为不会参加巨大战役的这些军舰上。这次残酷的生命损失，虽然比起陆军承受的损失来还是小的，但确是战争中海军的第一次严重损失。这次事故大大刺激和鼓舞德国潜艇的冒险精神。这位造成灾难的指挥官（韦迪根海军上尉）被欢欣鼓舞地宣称为民族英雄。当然，用他自己的手毁灭1400条生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件特殊性质的插曲，可是如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没有活得长久来享受他那听了令人忧郁的名声。强烈的批评风暴对着海军部，自然，批评集中对准我。“这就是一位文官大臣干预海军作战和推翻有技术有经验海军将领的判断造成灾难的一个事例。”一本恶毒的小册子的作者④把他的著作尽力地流传于伦敦有势力的小圈子，毫不迟疑地以最直接方式提出这个指责，⑤这个指责在整个英国新闻界以无数含沙射影的语言一再重复。可是，我认为不可能进行任何解释或回答。 我敦促海军部对这次悲剧事件的责任开展最严格的调查。由此建立的调查法庭开始工作。法庭发觉那天巡洋舰所处位置的责任可归因于海军部作战参谋部19日的电报（上文已引用）。第一海军大臣认为这是下属法庭对海军部的非议；但在我看来，批评是公允的，它应该有效。可是，这样的结论还远远没有达到全面彻底。人们期待的结论是，指挥巡洋舰中队的高级别军官自行判断自己任务的危险性，尤其是当任务不断重复不变时更应如此。当他们服从收到的命令时应明白地对海军部提出眼前不满意的状况，而不是一天天一周周地继续下去，直到上级的干预或可悲事件的发生。人们还指望在中队的战术行为中应遵照寻常的预防措施。此外，虽然促使“霍格号”和“克雷西号”拯救下沉的“阿布基尔号”的同志的念头是慷慨的人道精神，可是他们做了最不聪明和更可能增加生命损失的事情。他们本来应该立刻向相反方向驶去，在最早机会出现时放下救生艇。 我将这些问题提交两个月后来到海军部的费希尔勋爵；但是他简洁地回答说，“大部分有关军官领取半薪；他们还是留在那里好；没有可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有用目标。” ———————————— ①见希尔将军著作，第52页。 ②见本章后插图。 ③后来“墨尔本号”由“邂逅号”接替。 ④作者是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先生。 ⑤吉布森·鲍尔斯先生写道，“9月22损失了‘阿布基尔号’，‘克雷西号’和‘霍格号’，有1459名官兵死亡，其原因是，海军将军、准将和舰长提出警告，丘吉尔先生一概拒绝，直到从如此进行的巡航中召回她们已为时太晚，因此她们注定成为积极活动的敌人的鱼雷牺牲品。” 第13章 安特卫普与海峡各港口 01. 德国人希望以一次大决战击溃法国陆军，从而在一次打击下结束战争，自从这一目的明确失败时起，此前他们理所当然地不予重视的所有次要的和附带的目的就具有巨大的重要意义了。随着激情下降，实实在在的事物便重新得到它们的价值。“军队”和“国家”的斗争未能作出决定性胜负，于是“地方”恢复了它们的重要意义，地理而不是心理开始成为战线的主要目标。现在巴黎无法获得，海峡港口——敦克尔克、加来和布洛涅——依然未筑防御工事，最后安特卫普，与潮水退去时在军事上有价值的地段重新显露出水下浸过的岩石。 现在开始了战争的第二阶段。法军把德军从马恩河推到埃纳河，他们发觉没有能力以正面进攻把德军赶得更远，他们继续伸展左翼，希望侧面包抄敌人。争取最早到达海洋的比赛开始。法军开始把军队从右翼调往左翼。在战线后面从南锡挺进的卡斯泰尔诺部队急冲冲地撞入皮卡第战役，它力争绕过德军右翼，结果使自己深入得太远，超出了法军的左翼。福煦的部队，一个个军团接连乘汽车或火车延展在阿图瓦的战线；但环绕这支部队左侧的部分还重叠着大量冯·马维茨的德军骑兵师，这样便形成了袭击与反袭击。双方军队进入战斗时都投入了所有的人员和火炮，不停的炮击不断朝北和朝西移动，不断向大海移动。 纠缠在一起的双方军队在什么地方达到海边？在海岸线的哪一点上？哪一方的军队能绕过另一方军队的侧翼？是在敦刻尔克的北边还是南边？或者在格拉沃利纳、加来或布洛涅的北边还是南边？不，还要向南，甚至可以达到阿布维尔？一切都由总是在流动的战斗的冲动来决定。但作为最高目标，作为协约国一个安全而攻不破的侧翼，即最前沿的、最勇敢的、最宝贵的、光芒夺目的安特卫普，它能够坚持抵抗吗？安特卫普的价值相当于所有其余的港口，而且为所有其余港口提供保护。 安特卫普不仅是比利时国家唯一的堡垒，它也是协约国战线在西端的真正左翼。它保卫着一连串的海峡港口。它威胁德军在法国的两翼和后方。它是英国陆军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在对方敏感的必不可少的交通线的出入口。安特卫普未被占领时，德军想前进到海岸，想攻击奥斯坦德、敦刻尔克、加来和布洛涅看来是不可能的。 德军最高司令部在马恩河战役失利后开始整顿和改革军队，从此占领安特卫普便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如我们现在所知，9月9日下午有人催促德皇下令攻占那个城市。28日前协约国对此一无所知。比利时军和德军一直沿堡垒线成对峙状态，没有发生重大的包围战或攻城战。但到28日德军突然向安特卫普外围线开火，使用17英寸榴弹炮发射超过1吨重的炮弹。 比利时政府几乎立刻发出合理的警报信号。英国情报机构报告表明，德军认真地围攻安特卫普，他们作战目的不是意在使比利时军全神贯注或保护交通线的佯动。从布鲁塞尔来的情报说，德皇已下令占领那个城市，这次行动可能要牺牲几千条生命，但是命令必须服从。还报告大批德国后备部队正在列日附近集合。从所有这些报告看来，很明显从敦刻尔克出动的我们英国小小的海军陆战队、公共汽车队、装甲车、飞机等等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已不再需要对付德国乌兰的巡逻队或突袭部队了。大批敌军正逼近海岸地区，我们靠虚张声势办法一直占有里尔和图尔奈已不再能支持下去。 比利时野战军约有8万余人，加上大约7万的要塞部队。比利时陆军4个师保卫着安特卫普防御工事周边的南部，用第5师作为后备，有一个力量较弱的师守卫特尔蒙德。有一支约3600人的骑兵师驻在特尔蒙德西南，保卫安特卫普和海岸间的交通线。根特有一些志愿兵防守。 10月1日晚上，我们的大臣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爵士报告，德军攻击并击毁了两个主要安特卫普堡垒并占领堡垒间比利时军的堑壕，但比利时军仍坚守内特河两岸。基奇纳勋爵此时表现出支持先遣队和实施解救安特卫普的强烈意愿，并为此目的使用尚在英国的正规军，只要法军最终能协力合作。他已派遣炮兵和参谋军官去被围攻的城市。10月2日天刚黑不久，他促使爱德华·格雷爵士致电法国政府力劝他们积极干预。他说他们答应派遣的法国本土师力量不足，安特卫普形势非常严重；如果法国愿派军队，英国愿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要是霞飞将军在两三天内在法国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其结果可以解救安特卫普；倘若不能，那末除非他现在就派遣若干正规军，否则就得考虑安特卫普的沦丧。” 直到此时我一直没有以任何方式卷入此事。当然基奇纳勋爵收到或发出的所有电报我几乎能即刻读到，并始终注视局势的发展。我热烈地赞成他为解救安特卫普所作的努力，我也完全分担了他的忧虑。我每天见到他。但是我没有个人的责任，也没有直接关系。此时我的印象是安特卫普形势严重，但没有即刻的危险；那个地方肯定能再坚守两周；同时通过基奇纳勋爵的努力和影响使法国发起重大战役，将使该地得到解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在10月2日—3日离开海军部约18个钟头。 我应霞飞将军要求，计划在10月3日访问敦刻尔克，处理有关派往该地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分遣部队的事务。2日晚11点钟，我在离伦敦约20英里处，正在去多佛尔途中，当时我乘坐的专车突然停住，没有任何解释便返回维多利亚车站。到达时有人告诉我，要我立刻去基奇纳勋爵在卡尔顿花园的住宅。到那里已近午夜，我发现除基奇纳勋爵外还有爱德华·格雷爵士、第一海军大臣和外交部的威廉·蒂勒尔爵士。他们给我看我们驻比利时公使弗朗西斯·维利尔斯10月2日下午8点20分从安特卫普发出10点到达伦敦的如下电报： 政府已决定明天离开这里去奥斯坦德，这次行动是根据有国王出席的最高战时委员会作出的一致建议采取的。国王与野战军一起撤退，由先遣部队先行，明天开始向根特方向进发以保护海岸线，他们希望最终与协约国军协同作战。王后也将离开。 据说这个城市将坚守5或6天，但当朝廷与政府离去，抵抗延长这么久似乎极不可能。 我知道，我的同僚惊愕地得知这个消息后，对此讨论了半个小时。形势变坏得这么快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安特卫普这个巨大要塞和城市拥有三道堡垒线和泛滥的海水，有整个比利时野战军的保卫（人数上肯定不少于在附近地区的全部德军），竟可能在48小时内瓦解，在我们所有人看来不但可怕，而且不能理解。当法国和英国为解救该市的准备正在进行，当相当大的生力军无疑有效地聚集在海峡两边之际，和霞飞将军甚至能答应基奇纳勋爵电报要求之前，竟发生这种事情，的确太可怕，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在迷惑和痛苦的心绪中你看我，我看你。在最后几个小时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比利时人如此绝望？我们在那天下午收到达拉斯上校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还说：“昨夜形势未变，德军没有向前推进。报导的德军大屠杀激起比利时人的斗志，他们打算在圣凯瑟琳堡邻近发起反击。”而现在下午10时的电报却宣布立刻撤离和即将发生的陷落！ 在嗣后年份里回顾这个可怕时期最初的大震动的那些人，很容易以事后锐利的目光和后来积累的经验对当时所做的和未做的事情作出深明事理的判断。常常有一个有力的理由使人们不做任何事情，尤其是不亲自做任何事情。但是对于午夜在基奇纳家里碰头的几个大臣来说，很显然有责任弄清楚当拯救安特卫普的措施可能就在手边时是不是有充分理由丢掉安特卫普。我强烈主张我们不应不作斗争就让步；我们决定联合给f.维利尔斯如下电报： 1914年10月3日上午12点45分 安特卫普的重要性有理由让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直到决定在法国进行重大战役。我们正努力从主力部队分一部分兵力帮助你们，如果可能，我们将从这里派出更多的增援力量。同时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明天将到达你们那里支持防御。我们强烈主张你们作进一步斗争坚决守住城市。即使短短几天或许便可以使局势改观。我们希望政府有可能留下来，野战军有可能继续战斗。 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想到，在对当地局势不是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力劝比利时政府坚持抵抗，这种违反他们深思熟虑判断的主张是危险的，即使援军部队不成问题，在给定的日期和明确保证之前我们还有大量事务有待安排与决定。我们面临困难的抉择：要末在极仓促时间里和在不完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有深远重要性的决定，要末完全相反，顺从地让安特卫普落入敌人手中。 在这种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决定是，了解总的形势的某位当权者应迅速去安特卫普，到那里查明情况确定应作哪一种抉择。由于我已经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敦刻尔克，这个任务就交付给我；奇纳勋爵表达坚决的愿望要我去；第一海军大臣同意我外出时部务由他单独负责。此刻是早上1点半。我即刻去维多利亚车站，上了在那里等候我的专车，再次出发去多佛尔。在我离开基奇纳勋爵前几分钟，他接到对他10月2日电报的回电。法国外交部长允诺毫不延迟地将派配备炮兵与骑兵的两个本土师去奥斯坦德以救援安特卫普。除此之外在主战场上法军将向前推进。得到这个消息后基奇纳勋爵专心投入英国援军的集中和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0月3日上午1点15分打电报给比利时政府说，丘吉尔于3日早上到达，要求他们将最后决定的执行推迟到那个时候。收到这个电报比利时战时委员会在3日黎明时开会，暂停执行撤离那个城市的命令。 02. 我直到下午3点后才到达安特卫普，立刻拜访比利时首相。布罗克维尔先生是精力特别旺盛、思想和言词特别清晰的人。在决定不向无理侵略屈服的关键时刻，他应该为比利时国家掌航舵。他精确地向我解释当时形势。德·吉斯将军（要塞司令官）同时补充他的看法。外围堡垒一个接一个被攻破。德国庞大榴弹炮的5或6枚炮弹足以击坏堡垒的基础，炸死即使在最深掩体里的守军，并炸裂大炮的炮床。现在内线堡垒在遭受同样的攻击，想不出什么办法阻挡堡垒以大约一天一个的速度被摧毁。军队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这主要由于他们为协约国冒这么大风险而协约国没有丝毫援助的迹象，长期来全凭他们独自支撑之故。每种物资——枪炮、弹药、探照灯、电话、掘战壕工具——奇缺。城市的水供应被切断。在城市巨大人口中出现许多德国同情者的谣言。任何时候前线可能在巨型大炮轰击下被攻破，而这种炮轰此时仍在进行。但这些仅是危险的一半。比利时民族的生存和荣誉不取决于安特卫普，而依仗于军队。丢失安特卫普是灾难性的；如果再失去军队将是致命的。由于严格地解释中立的含义，斯尔德河已被封锁。唯一的撤退路线是与荷兰边界和海岸线平行的一条危险的侧翼通道。两个比利时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正竭力把德军从这唯一的撤退路线赶走。可是压力在增加，登德尔河一线也不再安全可靠。如果根特在比利时军队平安撤退前陷落，那末前途只有毁灭。 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决定第一步撤退到斯尔德河左岸称作有堑壕营地的地方，也就是说向他们的右边撤退；第二步朝同一方向经过根特向协约国军的左翼靠拢。这些命令由于接到英国政府电报而暂停执行。 我于是说明基奇纳勋爵的计划，说出可用于支援比利时军的英法军队数字。我强调坚守这个城市，尽可能长久地延缓德军前进，放弃撤退军队的想法。我指出，临海侧翼作战的结果尚未最终决定，但我们的大军一天天接近比利时。我问，提到的援军如果确实派出，是否能影响他们的决定。他们回答说，这是一个新情况，要是这种帮助来得早一点，事情可能就会是另种样子。即使到现在，如果比军的撤退路线得到根特附近的协约国军保护，他们准备继续抵抗。于是，在他们的同意下我起草了一份给基奇纳勋爵的如下电报： 安特卫普，1914年10月3日下午6：53（下午9：45收到） “经双方确认，我与首相布罗克维尔先生作如下安排，比利时政府现在进行一切准备至少抵抗10天，并尽一切力量采取每个步骤。3天之内我们要明确说明我们能否为援助他们发动大规模陆上战争以及何时可能实施。如果我们在3天之内不能给他们大量支持的满意保证，他们有完全自由（如他们认为合适）放弃防卫。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们愿撤走野战军，我们（虽不能发动大规模战争）将派遣掩护部队到根特或撤退路线上的其他地方，帮助他们野战军撤退。如此，他们尽全力保卫安特卫普时损失的一切物资，我们在帮助他们撤出时将尽可能补偿给他们。 “而且，我们同时以各种较小方式帮助他们局部防御，如枪炮、海军陆战队、海军旅等等。 “我提出的条件都是实际的，以避免不惜任何代价承担我们不能实行的责任；同时避免匆促说明我们能派出什么部队进行大战。如你第7号电报（给达拉斯上校）指出，你能够做得比这好得多，并在3天之内给予确定的允诺，但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比利时政府和军队应立即重新振作投入保卫祖国的事业。 “此刻敌人进攻的压力很大，不彻底的应付办法是不适用的，但首相通知我，他们相信能坚持抵抗3天，很有把握他们能坚持6天，他们将努力争取10天。 “如果采用这样的安排，将有必要的时间平静地解决问题。 “两千名的海军陆战队将于今晚到达。 “我将在这里停留到明天。 “我将此电报读给比利时首相听，他说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但应得到现在正在召开的大臣会议的正式批准。 “如果你确认这些建议可行，望给海军如下命令：立刻派两个海军旅（别去刚入伍新兵）经过敦刻尔克进入安特卫普，携带5天口粮和200万发子弹，但不带篷帐或许多辎重。 “他们何时可到？”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早上在等待伦敦的回答时，我外出检查前线。繁茂树叶遮蔽的乡村绝对平坦；头顶上隐约显现新月形的德国系留汽球；不断的炮轰；看不到步兵的攻击的迹象；疲劳和沮丧的防守部队。要得到一个清楚的看法，从而懂得实际在进行的是何种战争，这非常困难。可是我们终于能够到达真正的大水泛滥地区，再外边就驻扎着敌人。由于水有1英尺深，双方都不可能在这里挖掘战壕。比利时哨兵蹲伏在灌木丛后面。此刻没有步枪射击，但有许多炮弹在头顶空间穿越，飞向比利时防线。 虽然德军在安特卫普的炮火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后来在西线目击的大规模炮轰相比较，但它肯定是猛烈的。比利时军的战壕又宽又浅，对于疲乏和往往缺乏经验的军队来说，很难起保护作用。随着我们从大水边缘沿着石铺大路往回走，看到了大路两边可怕的景色，巨大的三四颗齐发的炮弹带着浓烟在几个掩蔽工事内或在其附近一起爆炸。而支援部队正以相当紧密的队形爬入工事。每个突出的建筑物——庄园、塔楼或风车房——不断地遭到轰击；榴霰弹沿着道路爆炸，道路左边半英里外一处树林环绕的建筑物，看起来有一块块白色斑点。至少需要2或3天时间建造标准的胸墙或建造合格而且抽干了水的的堑壕或射击掩体。在此之前起作用的主要是围拦和房屋；而无效的战壕仅仅是引诱炮弹的目标。 在尚不知道真正的大战以前，安特卫普战事提供一个攻击部队一般不采用正规包围战，先使用排炮轰击，然后以井然队形通过永久性堡垒线的事例。一个继一个堡垒被2或3门大型榴弹炮轰塌；一条接一条浅战壕被野战炮弹扫清。小心翼翼地跟在这些钢铁足印之后，人数不多、训练粗糙、品质低劣的德国步兵，成群地摇摇摆摆地向前进入“欧洲第二坚固的堡垒”。 随着德军炮火接近这个城市，炮弹开始每天落在新的地区，从他们被毁的家逃出的乡下人沿着道路可怜地慢慢移动，人群中散布着掉队士兵和伤员。安特卫普本身保持着奇特的平静。日光照耀下的街道上到处是怀着忧郁心情倾听远处炮轰声的人们。这个富裕的文化古城的尖塔和柱廊，沿斯尔德河高大宽广的仓库，“有各种各样现代设施”的豪华饭店，一般的富足与文明的生活气息，给人以与即将发生的事实截然相反的宁静安全的印象。它是一座昏睡状态的城市。 直到4日早晨海军陆战队才到来，立刻进入战线。当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们时他们已在利尔郊外与德军交火。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德军士兵逐推进或飞快冲过街道。海军陆战队从阳台上用机枪扫射。步枪的闪光和机关枪口有节奏地发出的成串火光，在猛烈爆炸声和子弹呼啸声中照亮了战争场面。 在汽车中20分钟，我们回到暖和与光亮的欧洲最好饭店之一，饭店里陈设完美的餐桌和服务周到的侍者一切与平时一样！ 03. 4日早上收到英国政府给我的答覆，我立刻把它转给布罗克维尔先生： 基奇纳勋爵致海军大臣 “为解救安特卫普，我将如下安排远征部队： “英军 第7师18000人、炮63门，由卡珀将军指挥。骑兵师4000人，炮12门，由宾将军指挥，于10月6日和7日到达泽布吕赫。海军分遣队8000人已到那里，由阿斯顿将军指挥，又海军和陆军重炮及分遣队业已派出，随后将通知总部参谋部。 “法军 “本土师15000人，合适配置火炮及两个中队，由鲁瓦将军指挥，10月6—9日到达奥斯坦德。燧发枪海军陆战队旅8000人，由海军少将罗纳克指挥。总计53000人。人数大体上正确。” 上午10点30分路易斯亲王也发来一电： “海军旅于下午4点在多佛尔登船去敦刻尔克，他们将于下午7、8点钟间到这达那里，所带给养和军火如你来电中所示。” 现在问题进入纯粹行动阶段。安特卫普能抵抗敌人攻击坚持到法国和英国援军到达吗？其次，如果能坚持，那末在安特卫普和根特的9或10个协约国师能遏止德军直到每日从南部向前推进的主战场大军左翼与他们会师吗？在那种情况下，在西部的协约国军战线可能慢慢移动经过安特卫普、根特和里尔，所有这一切在几天里，甚至在几个小时里就要开始。 从双方参战军队人数上判断，协约国军获胜的机会似乎较大。从纸面上看，协约国军的人数几乎是敌人两倍。可是比利时军有太长时间没有援助和慰问。他们依赖的堡垒天天被击毁，敌人性能优越大炮凶狠和不停的轰击，他们对后撤路线的担忧，自从开战以来他们遭受的残酷的损失和打击，摧毁了他们的信心，耗尽了他们的力量。 当务之急是维持安特卫普的防御，顶住整个南边战线遭受的敌人不断的炮轰。在河后边的阵地能够筑成强固的工事。它在许多方面潜在地要比伊塞尔防线坚强，两周后这同一支比利时军，尽管又遭受进一步的损失和打击，但他们沿伊塞尔防线进行了最顽强最光荣的抵抗。可是面对显然无法抵抗的炮击而产生的沮丧和孤独感，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与此同时，援助急速向前，海军陆战队已经来到前线。铁甲列车装载海军炮和英国水兵于4日早晨参加战斗。当天晚上两个海军旅到达敦刻尔克，预定在5日晚上进入安特卫普。在比利时参谋部的特别要求下，他们散布在比利时各个师中间，以便给比利时士兵以鼓励和援军立刻就到的保证。 英军第7师和第3骑兵师带着路易斯亲王命令，不顾敌人潜艇，大胆渡过海面，从6日早晨起在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上岸。法军在阿夫雷登船，罗纳克将军及其8000燧发枪水兵①已登上火车去敦刻尔克，只要安特卫普能坚守…… 与此同时也必须记住，约翰·弗伦奇爵士秘密地从埃纳河抽调出一支英军，绕过法军战线后边到达圣奥梅尔，打算袭击里尔，打击德军右翼。每天大量德军被阻拦在安特卫普之前，这有助于掩护弗伦奇的军队下火车和部署，增加其成功机会。但是形势对比利时军也变得日益严重，如果德军成为重大战役的胜利者，比军就有与协约国军隔绝的危险。 这种可怕形势引起人们的忧虑与不稳定情绪，原因是比利时首脑人物的态度，此外是德军实际进攻危及安特卫普防线和精疲力竭的守军。但比军固有的坚决与冷静使抵抗延长了重要的5天，虽然安特卫普的防线在有效援助到达前被攻破，比利时野战军安全地撤出，这是值得注意的成就。 国王与王后在这些紧张和不幸日子里的态度是庄严的。作为一名庄重、镇静的军人，国王主持国务会议，激励军队和指挥官，在王国的废墟中保持不可征服的尊严，这种印象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同时基奇纳勋爵和路易斯亲王继续从伦敦发出必要的命令。 现在我觉得突然意想不到地深深卷入可能还要继续一段时间的、非常可怕和极端严峻的当地危险局面。我还要为这个城市遭受炮轰和将皇家海军师的那些没有经验的、部分装备的和训练不全的几个营卷入战斗负直接责任。我感到有责任要将事情负责到底。另一方面，让海军部没有一个大臣是不对的。于是我于4日致电首相，提出让我负正式的军事责任率领在安特卫普的英军，并正式提出辞去海军部大臣的职务。这个意见未被接受。后来我得知，基奇纳勋爵书面提出意见，认为我应该辞职，但是相反的意见占多数。我当然没有理由对他们这样做感到遗憾。政府通知我准备派亨利·罗林森爵士来这个城市，在他到达前要求我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办好。 10月5日是个继续战斗的日子。形势每小时都有波动。当天晚上我去设在利埃尔路上的帕里斯将军司令部，目的是请他指挥即将到达的其他两个海军旅。这条路上的炮弹爆炸现在更频繁。在我步出汽车时榴霰弹在头顶上爆炸，把一个人击倒在我脚下。当与将军围着村舍桌子讨论时，整幢房屋因附近炮弹爆炸而不停地震动，爆炸的闪光照亮窗户格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帕里斯将军从海军部代表手中接过皇家海军师的指挥权。他注定要掌握这个师来建立如此之多的荣誉，直到3年后在战壕中可悲地受伤。这是大战中一位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行使的最重要的指挥权。 5日战斗的总结果提高我们的希望。1个营的英军和9个营的比利时军的反击把敌人赶了回去。以前丢失的所有阵地重新占有，内特河防线几乎重新建成。午夜在比利时军司令部，我在那里看到吉斯将军收到从各方面打来的令人高兴的电话。但是敌人成功地守住了过河的立足点，似乎可以肯定他们当夜就会搭桥。因此吉斯将军决定在夜幕掩护下作进一步的反击，希望把敌人全部赶过河去。 我上床前已是2点钟，近4天时间里我一直以极小间隔在会议上、在前线、在不明确但有直接责任的环境中活动、思考和做事。可以肯定形势有所改善。内特河防线实际上未受损伤，正面前线未被攻破。海军旅比我希望的迟一天即明天早上就可到达。部队从陆路和海道加快前进。所有不同的个人和机构现在认准同一道路，为同一目标工作。法国与英国、海军部与陆军部、比利时政府与比军司令部全都面朝同一方向。罗林森明天将到达，我的任务将结束。但是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此刻我十分疲倦，深沉地熟睡几个小时。 战斗整夜在继续，但在9点钟前得不到明确的报告。在比利时军司令部他们告诉我，昨晚比军攻击受挫，而德军反攻激烈，比军非常疲倦，沿内特河情况不明。帕里斯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参加激战。海军旅业已到达下了火车，现在正开往战线上指定的阵地。但是战线在哪里？把这些受部分训练和装备低劣的军队放入战壕是一件事，使他们参与流动作战的战术是另一件十分不同的事。他们带着步枪和大量弹药坚守在战壕里，很难将那些热情而坚定的人赶走。但是他们不善于机动作战。在我看来他们应等待一下，到我们弄清楚前线发生什么情况再采取行动。帕里斯将军与他的旅正与敌人短兵相接，没有办法接过整个部队的指挥权。因此我有必要发出个人的命令。我坐汽车去比利时司令部，告诉吉斯将军这些新到的军队必须有固定的作战阵地，如果作零星的流动战那就浪费了。我建议叫他们留在比原来指定地近4英里的地方，把那里作为正在后退比利时军的支持和重新集合线。他认为这个办法聪明合理，于是同意了，我亲自去察看，促使这个命令完全执行。 人们离开城门时伤兵和逃难者的人流拥挤不堪，这不利于作战。敌人野战炮的炮弹经常落在大道上和村子里，那些地方昨天还在射程以外。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到哪里是逃难者人流的终点和追赶者的人潮的始点。无论如何到大约正午时分，3个海军陆战队旅与比利时后备军集合在一起，大步行进在孔蒂什至弗雷姆德一线的安特卫普至利埃尔的大道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等待下一步发展，预期会遭到立刻的攻击。使我们稍感轻松的是，德军没有打扰3个比利时师的撤退。他们在积蓄力量，调集并再次使用他们作为主要依靠的无情的大炮。由于没有出现德国步兵也没有开始密集炮击，海军各旅依次地向前移动，在与敌人停止前进处较近的地方建立阵地。我留在利埃尔大道的战线上。大约5点钟时亨利·罗林森爵士在这里与我相遇。 可以预料，将军对局势采取坚定的观点，一点也不愿意放弃关于已受严重压力的安特卫普正面和交通线问题的争论。事实上我发现在这个军官身上（我认识他已有多年）有一种天生的、直觉的、反对默从敌人意志的反抗心理，这在军人中是最有价值的品质。这种思想感情也可在前英国驻比利时武官布里奇上校身上发现，他从约翰·弗伦奇爵士那里来到此处。7点钟时在王宫召开由国王主持的战时会议上，我们申明英国政府有准备和有能力并准时和全面地履行我们两天前作出的保证。但是比利时首脑人物深信，即使沿内特河一线的安特卫普正面可以恢复，但是它们的交通线已非常危险，所以他们必须毫不迟延地恢复3天前中断的军队撤到斯尔德河左岸的行动。他们认为，在那里能与英法任何援军会合，同时保证他们自己安全地撤向根特，他们已于9月4日派1个旅增援根特。我们不必与他们的观点争论，事情的发展表明他们是对的。罗林森将军与我于当晚一起离开这个城市，经过焦急地驱车赶路（在路上听到许多谣言）后，我在奥斯坦德登上“关注号”回英国。 比利时野战军离去后，此后对安特卫普剩余战线的防卫留给守堡垒的部队，比利时第2师和英国3个海军旅，坚守他们的战线，抵御相当于超过5个德国完整师的敌人。它们是第5后备师、第6后备师、第4混成海军陆战师、第26师、第37师以及第1巴伐利亚战时后备旅。 7日午夜德军将炮队向前推进，开始轰击安特卫普城和内线堡垒，堡垒在炮火中倒塌，大量平民连夜外逃，在四周大火的照耀下越过斯尔德河桥到空旷乡村，再沿着大道走向根特或进入荷兰。敌人的攻击不断进逼，大家认为该城的壁垒的防守熬不过8日晚上。比利时师和英国海军旅当晚撤出安特卫普，平安渡过斯尔德河，开始由公路和铁路撤退去根特和奥斯坦德。两个英国海军飞行员②施出回马枪，经长途飞行后炸毁了停在杜塞尔多夫库棚内的一架齐柏林飞艇，并轰炸了科隆火车站。德军巡逻队采取许多预防措施后于9日傍晚进入安特卫普，10日躲避在一个幸存堡垒中的有勇气的市长宣布投降。 04. 该市的抵抗延长了5天。那末是否为法军与英军，争得时间将自己的左翼放置在那个要塞上，并阻止德军沿安特卫普—根特—里尔一线到达沿海地区？这不但取决于当地的战斗，而且取决于一系列标志着向海滨赛跑的翼侧延伸战役的结果。要是法军在佩罗讷附近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英军在阿尔芒蒂耶尔那边和邻近里尔地方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本来会展现这个前景。法国高层权威人士作结论说，从法军战线中央和右翼向其左翼的一次更迅速因而无疑更大胆的部队转移，“看前面60公里而不是25公里”，和总的说来在马恩河战役胜利之后，立即更有力地向德军作翼侧包抄，以及在埃纳河俘虏敌军，本来很可能阻拦敌人不使其到达海滨，甚至可以把他们挤出被占领法国的大部分。可是事实上法军与英军未能运用军力成功地包抄敌人的侧翼。阿尔贝战役，拉巴塞战役和阿尔芒蒂耶尔战役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不能到达佩罗讷和里尔，战线只是向西北延长。守住安特卫普本该是犒赏主力军胜利的最有价值的奖品。抵抗的时间越长他们失败的影响越小。在安特卫普的任何事情取决于向南进军的胜利，可是这个胜利未能获得。不过现在可以看清，我们的努力取得值得注意程度的成果。 安特卫普的陷落使包围它的军队腾出手来。1个德国海军陆战队师在10月开入该市③，其余德军各师已经向南和向西进军进行追逐，希望截住比利时军。但是一场突然袭击等待着他们。 9日晚，渡过登德尔河的德军在梅勒和梅雷尔贝克与法国燧发枪海军陆战队遭遇，10日那天他们发觉面对不知力量多大的英国正规军，后者的巡逻队从根特出来探索着道路向前迎击德军。第7师和第3骑兵师根据10月4日英比协议第4条登上战场。从根特出发的英军、法军和比利时军就这样威胁了德军重要的左翼，而后者正企图切断北至荷兰边界的协约国军队的运动。 面对不肯定的军队人数，面对海上登陆的种种可能性，德军停下来集中他们的力量。他们知道英军上力已离开埃纳河。它在哪里？它将在何处重新出现？如此有信心地屹立在他们进军道路上的这些英国正规军是什么部队？12日当德军认为已强大得足以向根特进军时，整个比利时野战军已平安地通过危险地点，只有一个中队被德军截住。在这种复杂的战斗中胜利的德军变成旁观者。 在9日—10日夜里只有力量较弱的那部分德军冒险越过洛克伦干扰安特卫普军的撤退。比利时第二师和英国3个海军旅中的两个平安无损地渡过难关。可是为后边那个旅安排铁路和其他工具的命令却被误解了，大约有两个半营的极度疲乏的军队由于一个命令的误传有几个小时迷失路途，被引导越过荷兰边界，对于当时复杂的环境，只有知道他们困难的那些人才有资格作出评判。 在英国政府决定援助安特卫普的时候，正确估计在比利时北部的全部德国野战军为4或5个师。但在该市投降前和英军仍在根特时，开始显露出德军巨大而出乎意料的力量，从安特卫普陷落时起这支德军是对付协约国军左翼的，其目标是加来。除了已完成任务的攻城军和威胁安特卫普交通线的部队外，在德国新组建并集中在比利时的德军不少于4个新军团（第22、第23、第26和第27军团），它们已经可供使用。从10月10日到10月21日，与这支可怕军队对峙的只有疲劳的比利时军、燧发枪海军陆战队和英国第3骑兵师及第七师。德军小心翼翼地进军，也许是由于他们不能肯定英军在哪里以及英军的意图，德军还害怕英军可能从滨海侧翼发动对德军右翼的进攻。但不管怎么解释，事实依旧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获得伊塞尔和永远光荣的伊普尔的胜利。 简单地检查一下日期我们就能知道协约国事业逃脱的危险有多么巨大。安特卫普在比利时野战军最后1个师离开该城24小时后陷落。如果比军撤离发生在10月3日或4日，该市就会在4日或5日被放弃。这样就没有在根特的英军第4军④或燧发枪海军陆战队掩护比利时军撤退。假设比利时军没有援助也能平安撤退，这样的行军就会使他们与他们的追赶者德国人于10日同时到伊塞尔。那末在伊塞尔的情况就什么都不一样了。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就不能在阿尔芒蒂耶尔以北与敌军交战直到15日。他在圣奥梅尔下火车等等事情在19日以前就不能完成。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与他的第1军团也就不能在21日以前到达伊普尔以北战线。如果围城德军在5日就完成任务腾出手来，在已有大量增援部队跟随下立刻前进，那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拯救敦刻尔克，也许还有加来和布洛涅。敦刻尔克的失守是肯定的，加来和布洛涅也是有可能陷落的。事实上需要这10天时间，我们赢得了10天时间。 05. 下一步我们必须毫不间歇地对付强大德军向海峡各港口的进攻。德军从围攻安特卫普撤下来的6个师以及英国和法国参谋部无论如何意想不到的幽灵般出现的新编8个师，以双排波涛之势滚滚向南前进。比利时军忧郁的队伍成群后退沿海岸去往伊塞尔。罗林森将军率领第7师和第3骑兵师熟练地摆脱庞大德军（当时不知道有多么庞大），在每个地点逗留到最后一刻而没有与敌军打大仗。他在10月15日到达伊塞尔的附近。⑤与此同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的部队在圣奥梅尔下火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他正在绕过德军右翼，穿过阿尔芒蒂耶尔趋向里尔，他给风暴即将从头顶来临的罗林森发布紧急命令，叫他协同前进占领梅嫩。意图解救安特卫普的法军和法国增援军的先头部队竭力试图堵住罗林森军和比利时军之间的空隙。堤坝被打开，大股洪水开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从拉巴塞邻近地区起到伊塞尔河口的滨海地区形成一条单薄的、组织不严密的、但却是连续的、新的协约国战线。这条与敌军实际战斗中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的战线现在将打响西线的第三大战役。 这些事态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涉及海军部。罗林森的军队在强大优势敌军前所处的地位是危险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准备用船只接他们回来。我们辛劳地尽可能从毁损的比利时抢救一切。必须召回皇家海军师重新装备，重新组织和重新恢复中断的训练。海军部派遣的工具——飞机、铁甲列车、装甲车、运输汽车等——在前几个星期中，我曾用来掩饰重要海岸地区的无设防情况，这些工具现在可以全部归新到的英军支配。 10月16日霞飞将军致基奇纳勋爵如下电报： “现在战争扩展到奥斯坦德和向前推进的敦刻尔克防线之间的北海海岸，两支协约国海军参加这些战斗以支持我们的左翼和使用远程大炮轰击德军右翼是很重要的。海军司令官此时应通过敦刻尔克长官与福煦将军协同作战。” 我们立即接受这个任务。 第一海军大臣致约翰·弗伦奇爵士 1914年10月17日 因天气不好炮舰延期到达，但从18日凌晨起将在合适位置上。同时8艘驱逐舰将在17日下午4时与5时之间到达侧翼，两艘侦察巡洋舰1个钟点后到达。已嘱咐它们与在尼乌波特码头的布里奇上校联系。 我们将于明天派装有8门12英寸大炮的两艘战舰去敦刻尔克近岸锚地以保护堡垒及其海岸通道。 我们立即着手支持协约国军左翼的工作。我把这个需要第一流军官的工作委托给此前一直担任我的海军秘书的胡德将军。现在他在多佛尔司令部任职，我任命奥利弗将军接替他的职务。18日3艘前巴西炮舰——改名为“亨伯河号”、“默西河号”、“塞文河号——由4艘驱逐舰护航来到敦刻尔克，开始了一系列比利时海岸的海战。 找到大量不同级别舰只以保护陆军侧翼并不困难。除3艘炮舰外，从多佛尔调来的多艘驱逐舰已随时可以使用。还有许多旧战列舰，这些军舰在一定潮位时能泊在合适位置进行轰击。此外还有侦察级军舰，现成可用的有7艘，新近全都重装了性能极好的4英寸炮。但是海军部的弹药储备单纯以海战需要为基础，海战是难得发生的，而且也不是所有军舰都能在海战中存活下来。一星期接一星期炮击比利时海岸的德军阵地，也许要连续几个月，这使得对我们弹药贮存的需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不得不主要根据军舰发射弹药的等级来选择军舰，即选择那些能够用完旧弹药的军舰以及价值极小、以致我们不吝惜用尽它们全部弹药的军舰。随着10月份行将结束，我们搜尽了各个码头，征集所有装有任何种类大炮的每一条小军舰。甚至最小的有炮的辅助舰，40年舰龄的250吨炮艇也都被部队征用，于是利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使炮轰继续保持下去。 显然这种战斗必定会继续下去，尽管有潜艇的不停攻击。此外我们必须准备向德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作突然攻击。我们信任蒂里特海军准将率领的“哈里奇打击力量”，它能在德舰进攻时保护我们，或者在敌舰回程时予以惩罚。17日，德国人既想伤害对方，又怕遭受打击，左右为难，他们打破所有军事教科书上戒律，从埃姆斯派出4艘小驱逐舰的微薄力量沿荷兰海岸南下，它们几乎立刻被准将击溃，参战的英舰有轻巡洋舰“大胆号”和驱逐舰“长矛号”、“伦诺克斯号”、“军团号”和“忠诚号”。 从10月中旬起德国人能够看到大海。泽布吕赫最早被占领，其次是奥斯坦德，嗣后一英里接一英里的沙丘和高尔夫球场以及海岸上悦目的欢乐别墅都被入侵的战争吞噬。在第一次与新的力量对等交手中，这个陆上怪物犯了几次鲁莽的错误。显然由于对军舰炮火威力的蔑视，德国人在露天海滩上部署大炮，向我们的侦察舰和驱逐舰开火。这种实验只作了一次就收场。一个瑞典作家斯文·黑丁博士此时在德国陆军中，他吹捧他们，卑躬屈膝倒在他深信是世界征服力量之前，他描写了最好的奥斯坦德饭店餐厅中的情景。房间里挤满刚刚开到的入侵军的饥饿军官，全都坐下来享受美餐。 “一艘驱逐舰刚离开其余舰只，它与海岸平行，尽可能接近岸边，全速驶往奥斯坦德。不久另一艘驱逐舰出现，跟在第一艘的后面。它们想做什么，这些恶棍？听得到人声说话声——这是件绝顶放肆的行为，竟像这样驶到我们鼻子底下。显然它们在侦察，但多么傲慢无礼！他们必然知道我们占领着奥斯坦德！噢！它们怀疑在内港有潜艇和驱逐舰，想知道能否从外边侦察任何事情！……令人震惊的傲慢。两门小型德国炮急忙抬起炮管。‘它们要开炮？’我问。‘噢，是的，它们准备开炮。’……第一发炮弹射了出去……德国炮弹立即爆炸，两艘驱逐舰掉过头来朝向港口同时开炮。它们的大炮似乎正对着我们发出闪光。”…… 结果突如其来。曾是“欧洲最优雅场所之的”这家餐厅被炸成冒烟的毁灭与死亡的废墟。 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就是以此种方式第一次进入彼此较量。 06. 同时，沿伊塞尔河的战斗开始。再次阅读这些天来来往往的简短而重要的电报，我再次感到战事在继续，精疲力竭的比利时军拼命地抓住尚在祖国手中的最后几英里土地，保护在菲尔讷枪林弹雨中的他们无所畏惧的国王与王后；法国军队急匆匆赶来，但数量很少；英勇的海军陆战队员手持燧发枪壮烈战死，幸存者不到五分之一；我们的小型军舰噗噗地沿海岸行驶，水地下有潜艇的攻击，岸上每天有重型炮弹的轰击；大水缓慢地上升，仁慈的起保护作用的大水一小时又一小时、一英寸又一英寸地在模糊的比利时战线与向它扑来的残酷怪物之间上升；我们的军队一直在人数差别悬殊的情况下作战，10天，20天，30天，从伊普尔到阿尔芒蒂耶尔，没有任何增援，没有得到一个士兵或一支滑膛枪。每天晚上布里奇斯上校从菲尔讷比利时军司令部与我通电话，每天晚上我们都感觉到，这可能是他从那个地点最后一次打电话。只是在非常缓慢地接近10月底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觉得法军和比利时军已牢牢掌握了伊塞尔战线，因而约翰·弗伦奇爵士能写下“德军决不能再向西推进”这个结论。但接着又发生3个星期的极其痛苦的恶战，此后伊普尔的最终结果才表明有利于英军。 07. 我觉得，我们有权把安特卫普片断看作这场为海峡各港口而战的巨大战役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作为时已晚的努力，延长该市的保卫，那末以后整个事态进程就会不同，但不会较好。若没有在安特卫普争取到的时间，若不是匆促指定救援安特卫普的英军和法军提前到达，协约国军趋向滨海地区的冲力——已经比需要的小——必定会明显地减弱。可是与德国右翼军进行的大规模战斗是完全会同样地出现的。也许会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在哪里？当双方军队安定在战壕里，有4年多时间他们不再从那里作较大移动，界线划在哪里？在最好情况下能确保海域防线——格拉夫兰—圣奥梅尔—艾尔一线。敦刻尔克及其良好海港将成为破坏我们海峡交通线的潜艇的另一个巢穴；加来则会蒙受不断的炮击。这些祸害的复杂情况——我们极少能预料到——必然会可怕地影响在法国的整个协约国军的以后的命运。 如果果真这样——历史必然宣告如此——负责援救安特卫普的人们没有理由为他们的努力感到羞耻。危险与难以预料遍及战争的所有军事行动中。声称基奇纳勋爵或其他任何人预见到由10月4日决定产生的所有后果是没有根据的。发生的事实与希望和预期大不相同。但是在大战中，很少有以如此有限的军力和如此微小的损失获得如此重大的结果，像给予这个几乎孤苦零丁的事业那样；现代史上不曾有过灵活、速捷和令人惊讶的那种水陆两栖作战的例子，这种力量值得注意，这种力量只有英国掌握，但她又常常忽视那种力量。 ———————————— ①代替第2本土师派往。 ②指挥官马里克斯和斯潘塞—格雷。 ③在安特卫普，德、法、英三个大国在进攻和防御中都使用了战争爆发时建立的海军旅，这也许是对海军重要意义的承认，但当时并未意识到。 ④人们这样称呼雷林森的部队。 ⑤人们常把第7师的沉重损失归因于他们试图解救安特卫普。可是事实上这些损失直到与大军会合以后才开始出现。 第14章 费希尔勋爵 01. 上一章中记述的所有焦虑与不安在我们对舰队的全神贯注面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的确，比利时海岸上的军号声及士兵行军的杂乱声与我们首要任务的紧张压力相比，有时简直是一种宽慰。万事取决于舰队，同样在10月与11月里，舰队为自己的生存基础感到不安。那里停泊着强大的舰只，舰上从司炉工到司令官每个人随时准备殉职；个人的恐惧没有立足之点。然而，站在顶层这个观察角度上，人们有一种新的和惊心动魄的感觉。大舰队感到焦急。她除海洋外找不到休息的地方。试想一下，她是至高无上的，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最后支柱，是无人敢向其挑战的最优秀的机器，她的威力遍及全球——可是现在她对自己不再有信心。一种想法已经使人相信：“德国潜艇正跟在我们军舰之后进入海港。” 在南海岸没有人会关心此事。你能走到波特兰防波堤里边，把出入口关得严严实实。在东海岸不存在那种绝对封闭的海港。但是人们相信斯卡帕受潮流保护不会受潜艇攻击。敌人的驱逐舰如果愿意冒长时间大白天穿过北海航程的极严重风险，无疑能攻击斯卡帕；但是我们一直相信，没有人能驾驶一艘潜艇在水下穿过错综复杂的涡流水道。现在突然之间大舰队开始见到斯卡帕湾内的潜艇，有两三次发出了警报。10月17日达到顶点。大炮轰鸣，驱逐舰在水面行驶，整个庞大舰队匆促和愤怒地驶往大海。 当然在斯卡帕湾从未出现过一艘德国潜艇。在整个大战时期没有一艘德国潜艇引起这个水道的恐怖。近11月底有一艘潜艇在入口处外部被击毁，当时环境对敌人仍然是个谜团。1918年11月在大战恰好结束时，德国舰队已不再效忠德皇，有一艘由试图挽救自己荣誉的军官驾驶的德国潜艇，作了最后拼死的努力，但遭毁灭，所以没有一艘敌人潜艇曾穿入大舰队的基地。过去我们曾担心过，怕潜艇可能攻击停泊在军港内的、人员在其上休息的军舰。1914年冬天情况确实极为严重，潜艇足以摧毁军港内每个舰队，因此舰队提出停泊在自己的港口要有安全感。 直到1914年9月底前，没有人认真考虑战时敌人潜艇进入我方战时港口攻击停泊着的军舰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潜艇必须面对极大的困难，它必须在浅水和错综复杂的航道中前进到达河口湾或小港湾，一直在水底行进只有通过潜望镜向前方偶而一瞥；其次在这样前进时还要躲避负责守卫与监视许多英里宽的港湾入口的巡逻舰艇；第三，敢冒未知的和不可能知道的各种各样可怕的水雷与障碍物，可以假设这些防御物会在水道中越来越多。人们认为这些防御物确实有效。根据事后知道的情形回顾这些事实，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还没有文字记录的事例说明曾有一艘德国潜艇穿入任何英国战时港湾。英国的潜艇在冒险精神上肯定不比德国潜艇差，从战争最早时候起，我们的潜艇便游弋于黑尔戈兰湾；但没有一个英国潜艇军官实际上试图进入德国战时港湾或实际上驶入易北河、亚德河、威悉河或埃姆斯河的河口。最接近此种雄心壮志的是英国潜艇无数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这是12月底开始的霍尔布鲁克指挥官的英勇业绩。为完成这个业绩，潜艇能从距达达尼尔海峡口几英里的地方出发，沿超过两英里宽的极深航道潜行，一次又一次连续在水下航行，进入马尔马拉海。这在难度上可不能与进入英国战时港口或河口相比；但也要到潜艇作战能力有极大增加后才能实现。 8、9月份里，海军部作了最紧张的努力以增加我们对苏格兰和东海岸的基地的保护，如装备大炮、设置警戒舰、布置障碍物、准备水栅、置放鱼雷网。但是设计这些防御措施以防危险，主要不是针对潜艇，而是针对敌人驱逐舰向停泊的舰队或中队的正规攻击，或者其次防止在舰队短期离港时敌巡洋舰对基地的袭击。直到9月中旬或月底，关于战时条件下潜艇威力的知识和证据掌握得越来越多时，人们才形成这么一种想法，即德国潜艇实际上有可能进入我们的北方战时港湾——如福斯湾、克罗默蒂湾和斯卡帕湾。一旦这种想法生了根，它就成为重要的先入之见。预防鱼雷艇横冲直撞的措施显然不足以阻止可能在水栅下潜行和躲过防御炮火的潜艇。 潜艇危险是一种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并未实现的危险。6个月后形势变化。潜艇指挥官的雄心和技巧有很大增长，先前从未想象过的各种可能性连续地出现在眼前。但是到此时潜艇必须面对种种不同的障碍。等到我们相信潜艇的实用价值时，其实用价值已经消失了。 可是，在1914年10月时潜艇的威胁似乎十分真实。到处临时凑合的水栅和障碍物还没有完成或者只装置一部分，而潜艇的危险开始在舰队和海军部人们的心里已完全形成。此时无计可施，只能等待水栅和障碍物的建成，同时使舰队尽可能远地离开有危险的航路。只有在海洋上时舰队才真正觉得安全。在那里，航行在广阔的海域里大舰队才恢复她的活力；但这个方法要使军官、士兵和机器承受巨大的紧张和劳累，并消耗大量燃料。 9月30日约翰·杰利科爵士写信给我，论及总的舰队位置。他指出，德国在外海潜艇上领先于我们，我们一直预期现代海战的初步阶段是小型舰艇之战，使大型军舰完全离开北海，直到小型舰艇的威胁降低，这些都是经常在讨论的问题。他认为，放弃大型军舰的有利位置，让它们在潜艇出没的海面冒险等于自杀。他的意见是，潜艇只有十分有限的活动范围，不能损害我们的海上贸易（在这个时候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也不能帮助他们自己的军舰进入对方港湾。他因此建议在北方远处使用战列舰队，分散布置拦截商船。我们没有足够的巡洋舰用以布置双重警戒线，而这对在昼短和夜长时期阻止所有船舶是真正必需的。他说，在夜间通过警戒线十分容易，因为它的大概位置能很快得知，不会有很多改变。但是在没有潜艇危险的海面上有战列舰队进行帮助，人们的心情要稳定得多。这就有必要放弃战列舰向南运动的想法。他建议我们自己的潜艇以及法国潜艇应部署在德国潜艇可能经过的航路上。他强调为拖网渔船安装无线电装置的重要性。他希望我将此信让第一海军大臣过目，并想知道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是否会批准采取措施，建立拖网渔船巡航以及他利用大舰队有效地封闭北海北端进口的办法。他在信末催促加速斯卡帕湾的潜艇防卫工作。 在我从安特卫普回来那天，我写信给他，表示完全同意： 为了尽可能确保舰队的休息与安全，保持舰队军舰航行与作战的最高效率，你正确地提出只能偶尔使用比斯卡帕湾和尤湾更远的锚地；但是你的这个意见应正式提出。你不需担心由于撤退你将失去促使德国战列舰队作战的机会。如果真能做到上述几点，这将符合几个明确的战术目的：例如，掩护进攻部队登陆，打开向北的封锁线以便让老旧战列巡洋舰进入贸易航路，或者只是为了打一仗大仗以取得海上决定性优势。在前边两个目的中你将有时间转变方向，在敌人军事行动完成前迎击或拦击他们；在第三个事例中，他们的希望与你的相同……。 有关锚地问题，你只要提出你的意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配备防潜艇网、灯光和大炮，配置在你希望使用的地方，这些配备应有变化，绝对安全更多地寄托在大舰队活动的不确定性上，而不是在任何特定地点的任何消极或固定防御。我们必不可被导致为保持五六个半防御状态的描地而浪费资源，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组织能动的防御，如警戒舰、拖网渔船、巡逻艇、扫雷舰、有拖拉装置的驱逐舰和海上飞机，当舰队在海洋上时这些防御物能够活动，并为接纳舰队准备新的休息地。 使用部分战列舰队或偶尔使用整个战列舰队以时时补充北部封锁是你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因此，你的大部分时间必须花在海上巡视，而巡视应该做到尽可能实用。这里再提一下，任何固定不变的活动位置都将是危险的，过一段时间后，即使你在遥远的北方海域，也会把潜舰攻击的危险引到你的身边。 这些总的结论在随后几个月里成为我们政策的指针。但随着10月份慢慢消逝我们的不安逐渐加重。紧张的形势在发展。10月17日约翰·杰利科爵士打来电报说，据报一艘德国潜艇在昨天下午5时进入斯卡帕湾。虽然他认为那个报告不实，但他立即命令整个舰队出海。他紧急呼吁设置潜艇障碍设施，因为他“目前没有安全的基地，军舰加煤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地转变加煤锚地，这就严重地打乱了供应的组织。”18日他说，斯卡帕湾在潜艇防御设施安装之前不能使用。19日他询问海军部，他应在斯卡帕湾冒潜艇威胁之险呢还是让舰队转移去苏格兰或爱尔兰西海岸“离彭特兰河口湾300多英里”的遥远基地。他还说，“不能绝对肯定地说潜艇已在斯卡帕湾以内，虽然第4驱逐舰小舰队指挥官确信皇家海军舰艇“敏捷号”在海湾内受到射击，我的意见是在潮水涨平时潜艇不难进入海湾。” 另一份十分严重的警报几乎同时到达，它是戴维·贝蒂爵士发来的。他写道： “一种感觉逐渐控制了舰队，即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水雷和潜艇的威胁证明在天天加大，对付和打败它们的手段尚未出现。我们正被逐步挤出北海，被赶出我们自己特定的栖息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根据很清楚的事实，在战争爆发两个半月之后我们没有了有一定安全程度的能加煤、补给、装修和修理的基地。这意味着困难。……补救的办法是选定并加固一个基地，使基地不受潜艇的攻击；如我曾经指出，我坚决相信这点可以做到。…… “我想你对我的完全了解，足以知道我不会无缘无故大喊大叫。舰队现在完整无损。我们讨厌从基地逃出去，其后果是可能看见的。我们对处境很不满意。可是士气高涨，信心更高。如果我不知道你根据迅速掌握的事实细节和想象力能悟出一些道理，我不会这样写的。” 无论如何，与此同时海军部特别是第一和第四海军大臣从9月底起就一直在辛劳地设计和拟订必要的保护结构。由于不寻常努力的结果，第一种设施已经接近完成，到10月20日路易斯亲王已经有条件打这样的电报给总司令： “斯卡帕湾的防御设施将于10月24日离开海军船坞。” 02. 根据海军部的授权，总司令于10月底率舰队撤退到爱尔兰北海岸作数日休息和炮击练习。运气非常不好，舰队到达斯威利湾外海刚好与在那些海域活动的一艘德国布雷舰同时。那艘布雷舰没想到打击舰队，也没想到英国战舰会出现在那些水域。它的目标是利物浦的贸易航路，可是瞄准乌鸦的一枪却打下一只鹰。 10月27日路易斯亲王急匆匆走进我的房间带来严重消息，他说“闯将号”在斯威利湾以北遭水雷或鱼雷击中，恐怕正在下沉。当天下午总司令来电报竭力主张作一切努力不使这个事件公诸于众；当晚在报告“闯将号”沉没中他重复希望为这次损失保密。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有很大困难，但我允诺向内阁报告此事，同时我于10月28日半夜12点半打电报给总司令： 我确信你根本不会因“闯将号”事件而泄气。我们十分幸运经过三个月战争没有损失一艘主力舰。我原以为到此时我们会损失3到10艘，由于你经久不衰的警惕心和技能，我们才能如此顺利。陆军也坚守着整个战线，但是至少已有14000人死伤。很快将使海港的状况令你满意。别忘了提出你所需要的一切。” 从军事标准来衡量，“闯将号”是我们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损失。它是极重要舰只之一，像它这么好的军舰在那个时候从未超过6艘或7艘，那艘军舰是朋友和敌人进行战略上分析的依据。当我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为损失此舰保密的时候，会议上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主张，如果有人知道我们在掩盖损失将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消息必然会立刻泄露，德国人也许已经知道。对这个意见我答复说，没有理由不让德国人为他们自己搜集情报，在他们得知“闯将号”沉没时他们会宣布这个消息，那时我们很容易地向公众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保守秘密的道理。我引证日本人在1904年有效隐瞒战列舰“屋岛号”在阿瑟港海外损失的事实。倘若约翰·弗伦奇爵士损失1个军团，就要尽一切努力隐瞒起来不让敌人知道，那末为什么海军没有同样的自由呢？基奇纳勋爵有力地支持我；我们的意见最终被内阁会议接受。 海军部要求报界不要提到此事。几家报纸勉强地依从。有几百人已经知道此事，包括驶经这艘正在沉没军舰的“奥林匹克号”班轮的乘客；在英国的德国间谍在几天内肯定会将消息传往德国，无论如何，关于沉舰的长篇报道连同真实照片次日会由邮班发往美国，消息从那里又会即刻用电报传到德国。可是我们的态度一直保持不变，十分仔细地注视德国报纸，寻找表示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最细微迹象。与此同时某些报纸认为这个办法很聪明，即它们写文章和短讯，文字中多次提到“闯将”字眼，同时对我备加指责。我觉得有必要发表秘密呼吁，这个文件在报业委员会忠诚努力的帮助下取得一些效果。结果，在德国海军部得知“闯将号”沉没的消息时已有5个星期过去了。甚至到那个时候他们一点也不相信他们不是谣传的受害者。 舍尔海军上将说： “英国人成功地在相当长时间内为这艘大型战列舰的损失保密，这个损失是我们使两国海军力量均等努力的一次重大的成功。……英国人的行为在所有方面都受有利于他们的军事目的考虑所驱使。……在“闯将号”这件事情中，我们只能赞许英国人不向敌人暴露弱点的态度，因为有关对方力量的精确情报在决策时有决定性的影响” 03. 我记不起在其他时期压在我身上的战争重担比1914年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更加沉重。8月份人们预期会发生大规模海战和第一次陆上大战役；但是我们的行动方针是明显的，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我们还有待决策。整个9月份受马恩河胜利影响。但在10月份和11月份难堪的境遇再次降临在我们身上。在陆地上与可怕的和显然有不竭力量的怪物作搏斗有被打败的感觉，在海洋上和在港湾里关于舰队会受潜艇攻击的一系列不断折磨人的忧虑统统压迫着我的心。无时不存在世界的某地出现某种灾难或其他事故的可能性。没有一天不存在冒各种风险的必要性。 我自己的地位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三艘巡洋舰的损失已经被人任意地归因于我的个人干预。我被指责为粗暴地否决海军大臣们的建议和随意地派遣舰艇中队驶向毁灭。安特卫普变成猛烈指摘的原因。人们几乎以为由于我的干预造成了该市的陷落。使用这些未受专业训练的人充当海军旅战士受到普遍的谴责。海军旅的三个营在荷兰被扣留被说成完全由于我不可原谅的愚昧造成的巨大灾难。关于“洞中挖出老鼠”这样句不愉快的语句——想法足够正确，事实也没有错——是我在利物浦一次精神不佳的演讲中顺口溜出的话，却被紧紧抓住，枷锁示众。这些是报纸上与我的名字有关的唯一主题。我在海军部的工作事实上公众是不知道的。议会对我的攻击没有一次给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尽管几年来已习惯于被羞辱，我还是感到不友好的和怨恨的激流向我涌来。人们开始意识到这股激流有可能容易地造成一个实际结果。幸运的是没有许多时间供人们过多地考虑这些非议。 海军部是在威严地要求公众予以信任的状况下进入战争的。试验性动员与欧洲危机在时间上的巧合，被普遍认为是经过周密的设计的。以后一个接一个悲观预言被曲解为，说我们将不知不觉受敌人攻击，德国商船改装的驱逐舰将在海洋中四处搜索，说我们的航运、贸易和粮食供应受到威胁，但这些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得到群众广泛宽慰的确认。我们安全地将陆军运往法国和在黑尔戈湾成功的海战被认为出色成就而得到喝采。可是出现了最初几次不幸事件，喜欢发表意见的圈子里就充溢了不同的声调。3艘巡洋舰的损失是在战争失利时有能力垄断舆论声音的那些人改变态度的转折点。随着打一仗突出大规模海战希望的破灭，就开始听到埋怨的声音，“海军在干什么？”时间一星期继一星期过去，英国海军的庞大机器似乎看不见又听不到，人们产生失望的感觉也许无法避免。有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我们原本应该一开始就进攻和摧毁德国舰队。指出源源不断的军队和供应运往法国，或几乎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英国全世界贸易是徒劳无益的。听了敌人宣传后，再要解释使人们相信护运增援部队和远征队从帝国各地穿越每一个大洋的行动是错综复杂的，或要阐明使人相信不可能找到德国舰队进行战斗的理由，那是办不到的。我们小小的陆军拼命战斗，在英国人眼里他们扮演与法国陆军同样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我们强大的海军——世界上最强大的——显然处于一种惰性状态，只有间或发生灾难时才有所变更。 吃过面包很快就忘记。以有效预防措施和预见性挡开危险，这从不被记住。因此海军部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这样受到人们不体谅的判断。对于我这个看到危险、做准备对付危险和战胜危险的人来说，对于我这个对过去怀有深刻的感激、对将来有绝对信心的人来说，这些不满的表现只是由于缺乏理解和耐心，在当时的普遍紧张压力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可以原谅的。可是这种不满是令人不平静，不容易对付。问题又不能公开或在议会中辩论。没有人愿意提出正式控告；也没有人能够全面答复而不损害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默默地忍受所有这些挑剔。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在海上出现一定的损失在所难免；在每次这样的事件中人们很容易断言有人犯了大错误。在大部分事例中情祝的确如此。成千艘军舰游弋在海上，有成千种真实的或潜在的危险每天威胁着它们，必然会发生意外事故和错误。不论发生了多少次不能推诿说命运的事故和意外的错误。几十艘军没有一个小时不冒无法预防的风险，没有一个小时海上指挥官不遇上新奇而困难的问题，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在战争中受过这种考验。我们偶而犯了错误甚至造成损失令人惊奇吗？“又一次海难，500人淹死。海军部在做什么？”虽然陆军在巨大战役的混乱中一直弃守溃退，成千上万人常常不必要地和错误地被派去送死；同时英国在海卜的每次军事行动和贸易运输直没有遇上大的阻碍。 这种吹毛求疵的基调对路易斯亲王产生了严重的新情况。在我们成功的动员和进入战争的最早激情中，没有人对他的父母有所评论。但是现在俱乐部和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开始产生一连串署名和匿名的信札，以各种不同方法并常常使用激烈言词抗议一个日耳曼血统的人充任第一海军大臣的重要职位。这种做法是残酷的，但不是不自然的。我以焦急和苦恼的心情眼见广泛疑虑的迅速增长。我也从偶而听说的话中推断得出，这种气氛对第一海军大臣变得很明白。于是他慢慢处于会招致不满的地位：他必须承担日常的巨大责任和风险，但没有他绝对必须得到的公众信任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肯定时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故。因此，当接近10月底路易斯亲王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时我并不惊奇。他以无怨的尊严作出这种牺牲和以自我谦让作为他给予英国和皇家海军的伟大和忠诚服务的报偿，无愧为一个水兵和亲王。现在我必须找一位他的后任，我的内心已经转向一个人，仅有的一个人。 费希尔勋爵习惯于偶而上海军部来，我留心察看他以便判断他的身体力量和精神上的警觉性。看来两者都不成问题。有一次，当他猛烈抨击他认为起阻碍作用的某人时，他愤怒得发抖以致似乎身体里每根神经和血管将会破裂。但是他庄严地经受住这种紧张，他离开时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即他是一架在他那个上年岁的年龄段上具有燃烧和搏斗精神与体格力量的可怕的机器。我从来就一点也不害怕与他一起工作，我认为我很了解他，长久来保持平等的关系和宪法规定的上级权威，因而我们能一起经历任何困难，我于是在谈话中告诉他亲王辞职之事，但没有作任何承诺，很快我看出他强烈地热衷于掌权，强烈地受到发表意见和执行使命的那种感觉的鼓舞，于是我决定不再拖延时间便采取行动。我找首相，向他提出种种论点，我据此得出结论，即费希尔应当回海军部，是与我一起工作的唯一合适人选。我还提出阿瑟·威尔逊爵士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我完全知道对于费希尔的任命在许多部门有强烈、自然和合理的反对意见，但是我已经形成我自己的坚定信心，我决定除非我能公正处理此事，否则我不再留在海军部，所以到最后不管是好是坏我如愿以偿。 重新召回费希尔勋爵进海军部的决定极为重要。尽管以此一直有争论，他是纳尔逊以后最杰出的英国海军军官。他思想上的独创性和秉性上的自发性使他不必恪守各种常规。他的天赋深厚而真实，尤其是他胜任处理大量军务。他体格魁伟，不畏任务繁重。 可是他已有74岁。如同在与时间作斗争的巨大城堡中，硕大中心建筑物城堡主塔安然无恙地高高耸立，似乎会永远存在。但是外围建筑物和城垛早已倒塌，城堡专横的主人只生活在特殊的一套房间和走廊里，他与这些住处有终生的亲昵关系。要是他与他的同行阿瑟·威尔逊爵士迟生10年，英国海军在大战爆发时的管理不论在海军部还是在海上本来会达到最高的完善境界。战争造就的新人物——贝蒂、凯斯、蒂里特——还没有获得本来会使他们在最危急形势下被海军接受的权威。费希尔和威尔逊比他们同代人活得长，高居在他们后一代海军将领之上。这两位伟大的老人和饱经风霜的老水手，他们有半个多世纪英勇地面对战争和海风，当我还在摇篮中时他们已经是在海上漂浮的舰长，现在海战的专业指导权托付给他们了。 但是很清楚，对我来说我对这两位舰队司令所知甚深，在过去三年里有很多机会耳濡目染他们的观点。我们参谋机器的日常组织将必然有所改变。这就有必要更换战时参谋部的参谋长。海军从斯特迪将军身上能看到敏锐的智力和可贵的实际能力，他能以最大的技巧和决心处理他的军舰和中队事务以及指挥它们作战。可是他不是费希尔勋爵能满意地在最高执行中心与之共事的人。幸运的是在同意此人的继任人上没有出现困难。 从安特卫普战役起，奥利弗将军一直是我的海军秘书。战前那一年里他曾是海军情报局局长。在这个职位上我必须不断依仗他（如依仗在他之前的托马斯·杰克逊上校）取得有关英德海军力量争论所根据的所有事实和数字。他在事情细节上的精确性和忍受持续而高强度精神劳累的能力是非常的。他思维精确，言词清晰，而且知识渊博。他作为海军军官的条件是无可挑剔的。他曾是阿瑟·威尔逊爵士的航行指挥官，海军里人人知道1901年海军操演中这两个人怎样指挥海峡舰队的故事，他们将舰队从爱尔兰以北的拉斯林岛海外穿过爱尔兰海峡在浓雾中驶往锡利群岛，既见不到陆地又看不见灯光，彼此都不想和对方说一句话。第三天浓雾突然散去，舰队惊讶地看到了锡利群岛的面貌，此时舰队已在航路上抛锚。 当费希尔勋爵向我提出由奥利弗将军任参谋长，作为交换将他的个人助手德·巴托洛梅海军准将担任我的私人秘书时，我十分高兴。这样每件事开端不错。我们改组了战时领导小组，小组每天至少开会一次，包括海军大臣，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奥利弗将军和德·巴托洛梅准将（最后这个名字代表海军军官中较年轻的一派），加上极为难得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爵士。亨利·杰克逊爵士也经常受邀出席，但不是十分频繁，以免把外加的责任压在他身上。 04. 除1914年11月这个艰难月份的心神苦恼外，还有入侵的恐惧紧紧抓住陆海军当局。陆军部认为前线的暂时平静能使德军抽出大量训练良好的军队——如有必要可达25万人——入侵英国。基奇纳勋爵指示进行全面防御准备，费希尔勋爵精力精沛地投入这项任务。如读者已经知道，虽然我对此事意存怀疑，但觉得进行预防完全正确，无论如何要增加对我们海岸和本土防御部队生命的关心。因此我让自己压制在整个最高阶层出现的激动，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加速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派第三战列中队驻在福斯，调第二舰队到泰晤士，将旧“威严”级战列舰安置在东海岸各港口，布置用作堵塞的船只沉入水道，把水雷安放在我们无防御港湾的口子上使其在适当的时候爆炸；此时整个海岸的海陆空防御力量有节奏地一起活动。陆军的安排因下面事实变得复杂：经过充分训练用以击退入侵者的几个师把它们的步枪借给正在训练的那些师，这些步枪必须集中和再分配，成为应付最紧急情况时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竟衰落到使用这样应急措施的地步！可是德军保持绝对静止；11月20日前几天特别有利于夜间登陆的潮水与月亮的条件，并未被利用，于是那种即将发生某种大事的感觉逐渐在我们心头消失。 05. 费希尔勋爵以爆发的精力投入建造新军舰。他将英国的所有造船师和造船企业聚集在他的身边。有4或5天光荣日子里他几乎每分钟都感到高兴，他交给我建造潜艇、驱逐舰和小型舰只的计划，其规模之大超过我和任何我的顾问认为可能的程度。施瓦布先生此时正好返回美国途经英国，我们邀请他来海军部，他承担建造24艘潜艇——12艘在加拿大建造，12艘在美国建造——这一大批潜艇将在难以置信的6个月短时间内完成。我为提前交货设置重奖。这些重大的谈判完成了，嗣后的工作由伯利恒钢铁公司这个庞大组织以惊人的细致周到和准时开始进行。一天晚上，费希尔勋爵、施瓦布先生和我坐在海军部八角形桌子的周围，对潜艇合同作良久讨论后，我们问施瓦布先生：“你有对我们有用的其他任何东西吗？”他于是告诉我们，他有4个回转炮塔，每个炮塔上装2门14英寸大炮，这些炮塔准备装在当时在德国为希腊建造的希腊战列艇“萨拉米斯号”上，几乎已经完成。我们专心研究了这个问题，我有了一个想法。读者一定能记起我们为巴西建造的三艘小型铁甲舰，虽然当时任何人都看不出它们有任何用途，在战争爆发时我决定把它们接过来。在比利时海岸的战争中显示出它们的价值。我向费希尔勋爵建议，我们应购买这种14英寸回转炮塔，并建造铁甲舰把它们装上。将军对这个计划很高兴，几小时后他就与他的造船师关在小房间里设计铁甲舰。我们很快就着手制订建造铁甲舰的庞大方案。 1914年秋天，根据费希尔推动而制订的各种计划，我们开始建造如下巨大舰队，全部应在1915年底完成。 这是一支了不起的一应齐全的新海军，当两年多后真正德国潜艇攻击开始时它成了对海军部的神助。新海军以这样的规模建立是费希尔勋爵的天才和精力对国家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费希尔在他漫长一生中，也许从未有过比这次以巨大努力建造新舰队的经历更愉快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怎样把战争思想注入一艘军舰中。造舰引起他生命中的最大热情。这里所有的英国造船厂全在他的调度下，所有的财政壁垒全部拆除。 战列巡洋舰“击退号”和“声誉号”，尤其是轻战列巡洋舰“英勇号”、“激烈号”和“荣耀号”的建造是我4个月后同意的，当时的环境等到讲述它们的时候再谈，必须说它们是一位老人的孩子。尽管这些军舰拥有此前军舰从未曾兼有过的许多非凡的品质，但它们的骨架很轻；海军根据新的战争条件要求它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需要结构的力量和装甲。不管怎样，它们的父母亲总是深深爱它们，当有任何诋毁污辱它们的质量时，他总要以最大的热情给予维护。 在11月和12月我怀着对第一海军大臣的最大钦佩心情主持这个工作的全过程，但在支出费用上有点担忧。我对战争将延长到1915年以后并不感到满意，我不希望从陆军那里抽调他们可能需要的人员或物资。直到1915年4月，当时俄国的战败作为决定性因素已成为定局，我才认可战争期限会延长到1916年12月31日，并同意制订增加新建造舰只的计划，时间限在这个日子以内。同时我尽我最大努力满足费希尔勋爵。我一再向他指出，根据某些观点来看，在战争结束12个月前建成的军舰要比在战争结束1个月前建成的军舰价值大12倍，并不间断地主张，最近建成的军舰必须决不能让其受损害。但是他的欲望很难满足。一天中他会设计一艘主力舰的草图。一周中他会贪婪地看一份计划，回来要求建造更多的舰只。我建议他应该制造一门珍宝般贵重的18英寸的实验炮，我一提出他立刻接受。他大声叫道，“我将把它放置在轻巡洋舰上，舰速40节。你可以随心、随时、随地使用这种大炮轰击。”这就是他的主题；但是他的“装甲是一种幻想吗？”他的理论又怎样？然而我尽我所能支持他。他对的时候比错的时候多得多，而他的魄力和生命力，就像他的一艘以最高速度奔驶的巨舰，使海军部颤抖。 06. 费希尔勋爵的年纪和他现在承受的极大的紧张状态有必要使他过一种十分小心的生活。他寻常在8点以后不久去睡觉，在4点或5点之间甚至更早精神振作地醒来。在早晨几个小时里，他以最大努力处理大量事务，书写数不清的信件，决定当天应做之事。的确，他做事的方法与诗人布莱克的箴言密切相符：“早上思考；白天行动；傍晚进食，夜里睡觉。”可是我从未听到他使用这个语录。随着下午临近，早上惊人的精力逐渐下降，在夜间的阴暗中，老将军巨人般的力量常常明显地耗竭。而且，单以体力和精神力量观点来看，他的努力是令人吃惊的，这种力量使我——如此接近地观察他——对他充满了景仰和慰藉。 我稍稍改变我的日常生活以适应第一海军大臣的日常生活。我寻常早上迟起个点头，有人在8点而不是7点叫我，如有可能中饭后再睡一个钟头。这样就能使我连续工作到清晨1点钟或2点钟，无论如何不会感到疲倦。这样我们形成整个白天和晚上有人几乎不睡觉的值勤。事实如费希尔所说，“十分接近一座永远不停的钟。”不论白天与黑夜每个小时都有电报来到海军部。如有必要，很少有一个钟点不能由我们中这个或那个醒着的人作出即刻的决定。 从业务观点看，这种安排也方便。海军大臣在上床前处理完与他有关的每件事，三个钟头后第一海军大臣致力于他的事务。我在8点醒来时察看他黎明时所做的工作。先前我从未见到海军部的工作节奏这样有力和这样准时。 我们之间有协议，不论谁在采取重要行动时，除非先前已经达成一致，一定得与对方商量。对这个协议我们两个严格遵守。我们就这样第一次形成对海战全过程的绝对坚强控制和中央权威，我们准备把我们的意志贯彻于整个舰队和所有海军行政机构，并保持我们自己不受外来的干预。长期以来我习惯于用红墨水写我的备忘录。费希尔习惯于使用绿色铅笔。引用他的话说，“这是左舷和右舷的灯光。”只要左舷和右舷的灯光一起照射，什么都进行顺利。我们已建成联合体，当它保持完整时，它不会被国内的阴谋或海上的敌人推翻。 第15章 科罗内尔和福克兰群岛（1914年10月、11月和12月） 01. 如上文已有叙述，德国远东总司令冯·施佩将军率领“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于6月最后一个星期从青岛启程，①在紧接英国宣战后的8月5日，据报告这两艘强大的军舰在靠近所罗门群岛之处。根据随后的报告说，它们于8月7日在新几内亚，9日在卡罗林群岛加煤。此后它们消失在有无数岛屿的浩瀚的太平洋，没有人能告诉它们将在何处重现。随着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过去，我们对它们状况的关心越来越大，越来越紧迫。以加罗林群岛为中心，我们可以画出半径日益加大的圈子，搜索它们可能突然出来进行攻击的许多地点。我们相信德舰以最节省燃料的速度——四分之三速度——或以全速行驶，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的圈子有所变化；他们可能行驶的速度取决于吸引他们的潜在目标的性质。 我们已经看出，这两艘德舰大概所在位置，其神秘莫测性，怎样影响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护航队的行动，并迫使我们作出紧急的决策。我们知道这种不肯定性怎样笼罩着从新西兰到萨摩亚的小小远征队，当它安全到达并占领该岛时我们有多么高兴；一俟军队和物资登陆时，我们多么迅速地——神助似的迅速——一下子将所有舰只调离萨摩亚近岸锚地。最后当5个星期过去没有德舰出现的任何迹象时，我们对整个形势又作全面的审核。现在她们完全可能去往麦哲伦海峡或南美的西海岸。澳大利亚的护航现在由性能更好的护航舰队提供。萨摩亚锚地已不见一艘英国军舰，旧战列舰已上路去印度洋保护护航船队。德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麦哲伦海峡对我们更有害处。此外，我们认为有迹象表明德舰在智利海岸加煤。有谣传说在麦哲伦海峡有德舰的一个燃料基地，我们正在辛劳地寻找它。可以肯定沿南美西海岸仍有德国的贸易活动。 因此，9月14日海军部给南美军事基地指挥官克拉多克海军少将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克拉多克海军少将，皇家海军“好望号” 9月14日下午5.点50分 德国人正在恢复南美西海岸的贸易，“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很可能到达西海岸或麦哲伦海峡。 集中强有力的足以对付“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一个中队，把福克兰群岛建成你们的加煤基地，并留出足够的军力对付“德累斯顿号”和“卡尔斯普厄号”。 “防御号”将从地中海前来加入你的舰队，“老人星号”现在正在去阿布罗柳斯群岛途中。②在“防御号”到达之前，你应至少保持1艘郡级军舰和“老人星号”与你的旗舰在一起。 当你有占优势力量时，应立即使用中队搜索麦哲伦海峡，随时准备返航保护普拉特河，或者根据情报向北搜索远至瓦尔帕莱索，摧毁德国巡洋舰和破坏德国贸易…… 两天后所有的不确定性连同我们为此产生的焦虑烟消云散，得到消息说9月14日“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在萨摩亚海外出现。那里它们没有猎取的目标。空旷的近岸锚地嘲弄它们的力量。英国的国旗在岸上飘扬，新西兰的防守部队十分强大，不容任何登陆部队从防御工事前面向他们吼叫。看到他们殖民地如此命运，德国巡洋舰向那里政府的建筑物开了几炮后驶向大海。 一周后，9月22日，她们出现在帕皮提，向该岛炮击，炸毁半个市镇，击沉港内法国小炮舰“热忱号”。她们在当天早上离开，向北驶去。以后直到30日才听到她们的消息，嗣后的寂静再次笼罩着巨大的太平洋深处。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在地图上画出我们的圆圈。无论如何在几周内我们不需操心这两艘军舰。因此海军部于9月16日致电克拉多克将军，告诉他新的形势，他现在不需要集中他的巡洋舰，但要立刻攻击德国在麦哲伦海峡和智利海岸的贸易。 有两个星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10月4日“沙恩霍斯特号”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被苏瓦的无线电台听到，也被新西兰惠灵顿电台听到。根据无线电信号，看来这两艘军舰在马克萨斯群岛与复活节岛之间的航路上。显然在她们心中有一个南美计划。我们用如下电报将消息告诉克拉多克将军： 海军部致克拉多克海军少将（10月5日） 从收到情报看，“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似乎正在设法穿过南美洲。“德军斯顿号”可能为她们作侦察。你务必准备与她们全体作战。“老人星号”应与“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在一起，联合进行搜索敌舰和保护贸易。 8日克拉多克将军回电（12日收到）如下： “没有警报。恭敬地建议，如果敌人的重巡洋舰和其他舰只集中在南美西海岸，这就需要在东西海岸有足够强大的英国海军迫使其进行作战。 “因为不这样，如果从东南海岸派出力量集中的英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被敌人躲过（这点不是不可能的），从而落在敌人后面，敌人就能依次摧毁福克兰、英吉利湾和帕布罗柳斯加煤基地，没有办法阻止它们，而英国军舰由于缺煤不能追上敌人，敌人有可能达到西印度群岛。” 同日他发来报告证明“德累斯顿号”在南美海域的电报（11月收到）： 关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情报收到。10月7日再次访问奥兰治湾的“好望号”发现证据，9月11日“德累斯顿号”在那里，有迹象表明“纽伦堡号”、“德累斯顿号”和“莱比锡号”可能与“沙思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会合。我打算把军舰集中在福克兰群岛以避免力量分散。我已命令“老人星号”驶往那里，命令“蒙茅斯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在再次查明德国巡洋舰所在之前不要驶往较瓦尔帕莱索更北的海域…… 关于海军部第74号电报，“防御号”是否归我指挥？ 这是一份重要的电报。它表明有很大可能性敌人正聚集力量意图一决雌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显然也必须集中力量。现在我察看10月5日参谋部的电报，觉得它在重点上不够明晰，也就是为战斗而集中的问题。为了不出差错，我在10月12日收到的克拉多克将军电报的背面写上如下备忘录： 第一海军大臣： 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军舰最好彼此间保持在支持距离以内，在麦哲伦海峡和在福克兰群岛都一样。在关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目前的不肯定状况未弄清之前，推迟实行南美西海岸的巡航。 眼下这两艘敌舰而不是贸易是我们追逐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必不可失去它们的行踪。 w.s.丘吉尔 第一海军大臣当天晚上在纸上加上“已办”字样。 10月14日我与第一海军大臣讨论正在发展的整个形势，依照寻常的惯例，我在谈话之后把我认为在我们之间已决定的事项写成备忘录送到他那里。 第一海军大臣： 从我们的谈话中我理解你为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提出的部署如下： （i）克拉多克将“老人星号”、“蒙茅斯号”、“好望号”和“奥特期托号”集中在福克兰群岛。 （2）派“格拉斯哥号”四处寻找和进攻“莱比锡号”，并保护南美西海岸贸易，向北远到瓦尔帕莱索。 （3）“防御号”与“卡那封号”会合，组成由里奥为起点的大贸易航路上的新战斗中队。 （4）“阿尔比恩号”加入在开普的总司令旗舰，保护吕德里英湾远征队。 以上安排得到我的完全批准。 请你命令参谋长草拟一份声明，指出这些部署完成的日期，以及“沙思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能到达各自活动范围的最早日期。 我推测克拉多克将军完全知道“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有可能在17日或紧接17日之后到达他的邻近海域；如果不能强大得足以发动攻击，他将尽最大努力在等待增援军舰到达之前跟踪敌舰。 同时发给克拉多克将军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克拉多克海军少将（10月14日） 赞同你为联合作战，集中“老人星号”、“好望号”、“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 我们已命令“卡那封号”上的斯托达德去蒙特维的亚，担任该地以北的高级海军军官。 我们命令“防御号”与“卡那封号”会合。 他还负责指挥“康沃尔号”、“布里斯托尔号”、“奥拉马号”和“马其顿号”。 “埃塞克斯号”留在西印度群岛。 18日克拉多克将军发来如下电报： “我认为有可能的是，‘卡尔斯鲁厄号’一直赶往西方，打算与其他5舰会合。我深信形势将使我能进行一场战争，但害怕在战略上由于‘老人星号’的原因我们中队的速度不能超过12节。” 因此很清楚，直到这天那位将军完全打算把力量以“老人星号”为中心集中，尽管他的中队的速度会下降到12节。根据官方资料，“老人星号”能行驶16到17节，实际上在作战中她能行驶15节半。 现在让我们考察正在发展的形势。③“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正在驶近美洲南海岸。在途中她们可能与轻巡洋舰“莱比锡号”、“德累斯顿号”和“纽伦堡号”会合。这个中队完全由快速现代军舰组成。两艘大巡洋舰是战斗力很强的军舰。她们每艘装8门8英寸的炮，成对安装在上层甲板上，其中6门炮能向两边船舷射击。这两艘军舰长期进行海外服役，所以在人员配置上完全使用最高级的德国海员；她们事实上只是在近期才出名，列为整个德国海军中射击最优秀的军舰。与这两艘军舰及其辅助轻巡洋舰相对应，克拉多克将军有“好运号”和“蒙茅斯号”。“好运号”是来自第三舰队的性能良好的旧军舰，两端装有9.2英寸炮，在舰体中部有一个16门6英寸炮的炮组。从她下水的年份来说，她的航速特别快，达到23节。她的官兵主要由后备役人员组成。虽然有良好的火炮瞄准手，但不能期望在炮击效率上她能与英国或德国海军中配置最佳人员的军舰相比。“蒙茅斯号”是无数郡级军舰之一，对于这种军舰费希尔常常猛烈抨击，她们是速度快装甲轻的大型军舰，她只装有1个14门6英寸炮的炮组，这些炮中有9门能左右射击。这两艘英国装甲巡洋舰在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交战中获胜的机会极少。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都无法纠正力量的不均等，更不要说射击效率了。如果进行战争，只有最大的好运才能拯救她们免遭灭顶。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海军部开始担心“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有可能到达南美基地时，我们就派遣1艘主力舰增援克拉多克将军。我们最初的意向是派“大无畏号”从达达尼尔海峡前去，有一个时候她在去往南美途中已经到达直布罗陀，可是当时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加剧，使它不得不返回达达尼尔。由于我们认为在当时从大舰队抽调不出1艘战列巡洋舰，没有办法只能派去1艘旧战列舰；到9月底“老人星号”已经从阿布罗柳斯礁石群岛出发穿越南大西洋。 有了“老人星号”，克拉多克将军的中队安全了。“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决不敢冒险进入她4门12英寸大炮决定性射程以内。冒这个险就等于在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使自己有可能遭受极严重的伤害。这艘旧战列舰装有厚重甲板和巨炮，她事实上是l座堡垒，在这些水域中所有我们的围绕着她的巡洋舰能获得绝对安全。就是为这个原因，海军部于9月14日发去电报：“至少使‘老人星号’和1艘郡级舰与你的旗舰在一起。”10月5日再次致电：“‘老人星号’应与‘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在一起。”就是为这个原因，我很高兴地读到克拉多克将军的电报：“已命令‘老人星号’去福克兰群岛，在那里我打算集中军舰以免力量分散，”对此我写了备忘录：“在这种环境中，英国军舰最好彼此在支持跟离以内，在麦哲伦海峡或在福克兰群岛附近都一样”；就是这同一原因，海军部于10月14日发去电报：“赞同你为联合作战集中‘好望号’、‘老人星号’、‘蒙茅斯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 的确“老人星号”的速度事实上只有15节半，只要我们的巡洋舰必须带着她，她们就没有希望抓住德舰。“老人星号”能做的切是阻止德舰抓住和击沉她们。但是那不是故事的终止；那只是故事的开端。当德舰在越过太平洋漫长的航程抵达南美的海岸后，她们必须加煤和补充供应品；她们势必试图找到某个地方以便让运煤船能碰上她们、让她们能获得整修及补给。一旦她们的所在地被我们1艘轻巡洋舰发觉或者由岸上单位报告，它们行踪不定的状态就告结束。我们能立即集中力量从四面八方攻击它们。日本战列舰“肥前号”和巡洋舰“idzumo号”以及英国轻巡洋舰“纽卡斯尔号”正向南越过北太平洋向南美海岸驶来——这支舰队力量也不能抓住“沙恩霍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但它们力量巨大，不怕这两艘德舰的攻击。在南美东海岸有斯托达特海军少将的中队，他的军舰包括强有力的现代装甲巡洋舰“防御号”、两艘郡级巡洋舰“卡那封号”（7.5英寸炮）和“康沃尔号”、轻巡洋舰“布里斯托尔号”以及武装商船巡航船“马其顿号”和“奥拉马号”。一旦我们知道敌舰中队在哪里时，一声令下这些军舰全能集中起来共同攻击它们。与此同时只要克拉多克将军使中队与“老人星号”保持在支持距离以内，他就能安全地沿智利海岸向北巡航，盯住行驶中的德舰，如果她们试图攻击，英舰可以后退到战列舰身边。“好望号”和“蒙茅斯号”一起行驶，其设计速度不大会亚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而这2艘德舰一直长期漂泊在海上。因此，克拉多克将军可以保持监视德舰、扰乱她们，逗弄她们，并把她们引向“老人星号”。此外，他还有轻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它在速度上远优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在力量与速度上都胜过在那里的任何1艘德国轻巡洋舰。 因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不能为海军部承担任何责任。战争的第一条规律是集中优势力量作决定性的战斗和避免力量分散或纠缠于细碎事务上。根据电报，这位将军表明他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海军部的命令明确地同意他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断言。所以我们不担心克拉多克将军中队的安全。如果克拉多克将军集中他的力量在南美西海岸巡航中完全失去德舰的踪迹，如果德舰向南擦过他的旁边并通过麦哲伦海峡或绕过合恩角，在某个秘密海湾加燃料，然后来到由里奥为起点的大贸易航路，那将会出现更紧张、更严峻的形势。在这条航路上德舰将发现斯托达特将军，他的中队当集中时虽然在速度和力量上比德舰略占上风，但相差不是很多。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10月12日的备忘录上不赞同克拉多克将军在西海岸向北运动，我宁愿他留在麦哲伦海峡附近，在那里他既能堵住“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道路，又能机动地与斯托达特将军的中队会合。然而，我对10月14日海军部电报传达的决定仍感到满意，我等待事态发展。 突然在10月27日从克拉多克将军那里发来一份使我困惑不解的电报： 克拉多克海军少将致海军部 “好望号”，10月26日下午7时，在海上 10月7日收到海军部电报。鉴于搜索敌人的命令和我们对早日成功的热切希望，我认为 由于“老人星号”的慢速度，要找到和击毁敌人中队是不可能的。 因此命令在蒙特维的亚的“防御号”收到命令后来与我会合。 使用“老人星号”承担护送运煤船的必要工作。 此时我们正处于第一海军大臣职务变动的剧痛中，我正全神贯注于因费希尔勋爵的任命而产生的环境与反对意见。若不是因为这件事，我确信我会对这句不祥的电文“使用‘老人星号’承担护送运煤船的必要工作。”作出更为强烈的反应。事实是我以备忘录方式通知海军秘书奥利弗将军，原文如下： “这份电报非常含糊，我不懂克拉多克将军的意图与希望。” 克拉多克10月29日的回答消除了我的疑虑： “西海岸的形势看来安全。如果‘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向北驶去，她们将最终遇到向南驶来的‘idzumo号’、‘纽卡斯尔号’和‘肥前号’并被迫向南遇上‘格拉斯哥号’和‘蒙茅斯号’，这两艘军舰速度快，能盯住她们并迫使其向南行驶遇上‘好望号’和‘老人星号’，此两舰彼此应保持在支持距离以内。” 在我内心开始滋生的隐约恐俱——即也许这位将军会出海打仗而不以“老人星号”带头（我认为这太不可能了，以致没有把它写在纸上）——这才平息下去。当然，他有可能在“老人星号”50英里前面调度舰只，但在开战前仍靠近她。派遣“防御号”与克拉多克将军会合会使斯托达特将军无望地势单力薄。果然未过几小时，10月29日斯托达特将军的抗议电报来到。但是海军部参谋部业已回答克拉多克将军，根据我们的所有决定“防御号”要留在东海岸归斯托达特将军指挥，以保证南美的每一边有足够的力量。 但是不论这个答复还是随后发的任何电报都没有到达克拉多克将军。他已经实行他自己的决定。他没有等待“防御号”来到（即使我们能把她派给他），并把“老人星号”留下来保护运煤船，他已经沿智利海岸北上。但是尽管他以行速太慢为理由把攻不破的“老人星号”留在后面，但他却把速度并不见得更快、而且武器装备十分低劣的巡洋商船“奥特朗托号”带在身边。她的装备如此低劣，不适合战斗，也不适合逃跑。 他于10月27日下午4点从巴耶纳尔海外发来如下电报（11月1日上午4点33分收到）： “你的第105号电报收到。截获德国邮件。‘蒙茅斯号’、‘好望角号’和‘奥特朗托号’在巴耶纳尔加煤，‘格拉斯哥号’在科罗内尔邻近巡航，以拦截德国军舰然后与旗舰会合。我打算加煤后率中队继续秘密北上，在看不见陆地的航路上行驶。在未获进一步通知前，电报继续发到蒙特维的亚。” 他10月29日中午发来的电报（11月1日上午7点40分收到）如下： “在进一步通知前，给克拉多克海军少将、‘好望号’、‘老人星号’、‘蒙茅斯号’、‘格拉斯哥号’、‘奥特朗托号’的邮件请送往瓦尔帕莱索。” 在后一份电报中间把“老人星号”包括在内。似乎表明，这位将军的意图即使不是实际集中，也打算与“老人星号”一起行动。这些是从他那里收到的最后两份电报。 10月30日费希尔勋爵就任第一海军大臣。一俟他来到海军部，我就带他到作战室与他一起仔细观看大地图上我们这个庞大组织里每一艘军舰的位置和任务。看了两个多钟头。关键重点显然在南美海域。谈到克拉多克将军的态度，我问道，“你以为他会不用‘老人星号’而试图与敌人开战？”他没有作明确的回答。 11月3日清晨，我们得到第一份德国军舰的可靠消息。 瓦尔帕莱索总领事致海军部（11月2日下午5点20分发出，11月3日晨3点10分收到。） 智利商船船长报告，11月1日下午1时他在塔尔卡瓦诺以北约62英里卡兰萨角海外5英里处被“纽伦堡号”扣留。几个军官留在船上45分钟。另外两艘德国巡洋舰分别停泊在西边约5和10英里处。船长相信其中一艘是“沙恩霍斯特号”。10月26日下午1时，“莱比锡号”来到马斯阿富埃拉岛，舰上有官兵456人、炮10门，18天前她离开加拉帕戈斯群岛。有另一艘不知名的巡洋舰与她在一起。她们购买了几条牛，当天离去。10月29日有人在南纬33度西经74度处见到一艘不知名的战舰向科金博驶去。 海军参谋部长久等待的至关重要的消息终于来到。明确查明了冯·施佩将军的中队在南美西海岸。他没有如一般认为可能的那样悄悄地绕过合恩角与克拉多克将军掉臂而过。目前看来斯托达特将军的处境完全安全。有长长的南美半岛横在他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之间，他已不再需要把“防御号”留在身边。可以让她参加克拉多克的中队，为我们希望出现的早期海战助力。审核这个新形势后我们向斯托达特将军发去如下电报： （11月3日下午6点20分发出） 让“防御号”尽可能快地加入美洲西海岸的克拉多克将军中队。收到后告知。 这份电报由斯特迪将军、费希尔勋爵和我本人签上姓名的首字母。 我们还致电克拉多克将军，再次重申关于“老人星号”的命令： （11月3日下午6点55分发出） 已命令“防御号”尽快加入你的中队。“格拉斯哥号”应找寻或接触敌舰。你应与“格拉斯哥号”保持联系，并集中包括“老人星号”在内的你中队的其余舰只。重要的是你应尽早与“防御号”联合，并使“格拉斯哥号”和敌舰保持接触。敌人以为你在科尔科瓦多湾。收到后告知。 可是我们已经是无的放矢了。 02. 11月4日早上7时当我打开我的公文匣时，我读到如下电报： 麦克林，瓦尔帕莱索，致海军部 （1914年11月3日下午6时10分发出） 刚从智利海军将军那里得知，德国海军将军说，星期日日落时分，在阴在恶劣的气候中他的军舰遇上“好望号”、“格拉斯哥号”、“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双方交火，约一个钟头战斗后“蒙茅斯号”倾覆并沉没。 “好望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在黑暗中撤走。 “好望号”着了火，听到一声爆炸，据信她已沉没。 “格奈泽瑙号”、“沙恩霍斯特号”和“纽伦堡号”是在交战的德国军舰之中。 所发生的故事，就能够知道的情况而言，现在已为大家所熟悉；在正式历史上已全部发表，这里只需作一下概述。德舰到了智利海岸，在一个孤岛上加了燃料，得知英国轻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在科罗内尔，冯·施佩将军决定试图切断她的出路，怀着这个目的他率领整个中队于11月1日向南行驶。幸运的是“格拉斯哥号”及时离开港湾。几乎与此同时克拉多克将军开始他的大举北进，希望抓住“莱比锡号”，因为“格拉斯哥号”屡次收到“莱比锡号”发出的无线电讯号。克拉多克将在两点半钟与“格拉斯哥号”重新会合，于是整个中队以约15英里间隔横列地向北行驶。大约4点半时，看见北边有几艘军舰的浓烟，4点3刻时，“格拉斯哥号”能辩认出“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瑙号”和一艘德国轻巡洋舰。“老人星号”在近300英里以外。如今还有时间躲避作战吗？时间无疑是有的。“好望号”和“蒙茅斯号”正常速度分别为23节和22.4节，那天如两舰一起行驶肯定可达21节。“格拉斯哥号”能行驶25节以上。“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的正常速度为23.2节和23.5节；但她们长时间在南部海洋上游弋远离港口。根据克拉多克将军当时掌握的情况，他可以稳当地定该两舰的速度为22节。恶劣的天气同等地降低双方的速度。如果他立即掉头转身，由于处于宽广洋面，一下子就使敌人处于尾追位置。他只能每小时被敌舰追上一节。当4点45分“格拉斯哥号”看到敌舰时，最近的装甲舰约在20英里以外。而当时，不到两个钟头太阳就要下沉。不到3个钟点黑夜就要降临。 但是“奥特朗托号”可能是个难题。她只能行驶18节，而在交战时迎浪行驶只能走15节。他竟把这样一条质量不好的慢船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派她与“格拉斯哥号”一起充当前锋。她在看到敌舰的时候只有17英里距离。假定冯·施佩将军的军舰能行驶22节，因迎浪减去3节为19节，他每小时能赶上“奥特朗托号”4节。在追赶时他可能因夜幕渐浓用长射程炮火射击她。以那种情况下英国中队会因她而放慢速度，减少自己获得安全的机会。这一点也许使克拉多克将军感到不妥。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尽管受“奥特朗托号”的拖累，事实上要是克拉多克试图这样做他还是能够容易地和肯定地避免作战的。在被对方看到的时候，冯·施佩将军的航行速度只有14节，要提高到全速必须再燃烧两个锅炉。此外他的军舰是分散的。集中并提高速度要花去短促黄昏的1个半钟点，在这个时间里英舰实际上原可增加与敌舰的距离。而且，在福克兰群岛的追逐和战斗中“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在气候良好时达到的最大速度不超过20节。因此他原本可以安然离去的。 可是克拉多克将军心中没有进一步的打算。他马上决定攻击。“格拉斯哥号”一瞧见敌舰，她回转身来驶向旗舰，在她前面是“蒙茅斯号”和“奥特朗托号”都以全速往回驶。但是克拉多克将军在5点10分命令中队集中，不是集中于离敌人最远的旗舰“好望号”，而是集中于虽然迅速撤退仍离敌最近的“格拉斯哥号”。6点18分他向遥远的“老人星号”发信号示意：“我现在要攻击敌人。”战斗的决策注定了他的命运，更严重的是注定了中队的命运。 引用一下“格拉斯哥号”的航海日志，“英国中队向左转4分，一起朝向敌人，意欲围住她们并迫使其在日落前进行战斗，此举若能成功将使对方处于极大不利位置，因为英国中队正处于敌舰和太阳之间。”德国海军上将轻易地避开这个策略，他将舰队面向陆地，排成至少有18000码的长行。现在双方中队向南行驶，中队中各舰航线稍稍靠拢——英舰在朝大海一边，落日在她们的后面，德舰更接近陆地。现在开始了战争中最伤心的海战。那两个中队里的官兵，离家如此遥远，在这种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彼此面对着面，他们中十有九人注定死亡。英国官兵就死在那个晚上；德国官兵死于1个月以后。到7点钟太阳落在地平线下，不再有照人眩目的阳光，德军将军下令开炮。英国军舰背对落日余辉显出她们清晰的轮廓，而德舰在智利海岸阴暗的背境上很难被人看得清楚。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有利条件。海浪很高，“蒙茅斯号”和“好望号”上主甲板6英寸炮必然受猛烈撞击的浪花的很大影响。德舰的炮组全都在上层甲板上以现代方式装置，它们不受与恶劣气候相应的不利条件的影响。不均等的比赛历时不到一个小时。德舰的一次最早的齐射也许打哑了“好望号”前面的9.2英寸大炮，在整个作战时间内这门炮没有发射。她与“蒙茅斯号”很快着火。黑夜来到海浪更加凶猛，“好望号”在一声巨大爆炸后只成为一个发光的斑点，不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蒙茅斯号”处于绝对的无助状态但拒绝投降，被“纽伦堡号”击毁，像“好望号”一般沉入大海，下沉时她的旗子依旧飘扬。无装甲的商船“奥特朗托号”没有作战能力，正确地保持距离，消失在黑暗中。只有小小的“格拉斯哥号”在凶猛的炮火齐射下奇迹般地逃脱了出来，她继续战斗，直到在惊涛骇浪的黑暗的大海上只剩下她一艘军舰。两艘下沉的英舰没有幸存者，从舰长到水兵全都罹难。德舰没有损失一条生命。 引用“格拉斯哥号”随后的报告： “在整个战斗中，官兵的行为完全值得钦佩。完美的纪律与镇静态度在受到大量炮火射击而无力作适当还击的令人难受的环境下依然如故。士兵的表现完全像在进行战争实习；当看不见目标时火炮瞄准手主动地停止封击，没有炮火的迹象。“格拉斯哥号”的军官和全体水兵的斗志完全没有被所处逆境所削弱，这般军舰可以很快恢复到她能参加今后对同一敌人战斗的条件，这是我们全体一致的愿望。” 如同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这些话完全兑现。 03. 现在我们必须迎接新的形势。我们的中队从目前状况看来完全破裂，冯·施佩将军现在暂时控制了南美海域，他拥有多种选择的机会。他可以折回太平洋，重复执行使我们饱受挫折的神秘战术。他可以沿南美西海岸北上，去往巴拿马运河。但执行这个选择，他有与向南驶来的英日中队进行战斗的可能性。当然他也可能不遭遇她们，如果遇上了，他也能够躲开作战，因为他的军舰速度较快。他可以绕过弯去东海岸截断主要贸易航道，如果这样做他必须准备与斯托达特将军作战；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和担风险的战斗。斯托达特将军有3艘装甲舰用来对付2艘德国装甲舰，他的3艘装甲舰中包括“防御号”，她是1艘比德国2艘军舰更新更好的军舰，装有4门9.2英寸和10门7.5英寸的大炮，是我们战斗力最强的装甲巡洋舰之一。最后，冯·施佩可以横渡大西洋，在途中可能袭击福克兰群岛，并出人不意地到达南非海岸。在那里他将发现正在全力进攻德国殖民地的联合王国政府的远征军，而他的到达将是最不受欢迎的。镇压了叛乱的博瑟将军和斯马茨将军就要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重新进攻德属西南非，络绎不绝的运输长龙将很快装载远征队及其供应物资从开普敦流向吕德里茨湾。随后如果不这么做，冯·施佩将军可能沿非洲海岸北上，全面打击去往喀麦隆远征队的整个船队，而船队完全没有保卫自己的手段。 我们必须面对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在许多点的任何一点上准备防止突然打击；由于我们资源庞大，保护它们的重负变得极为沉重。第一步是恢复南美水域的局势。这件任务肯定需时1个月。在这极大需要前面，我的思想突然转到设法从大舰队抽调1艘战列巡洋舰，她与“防御号”、“卡那封号”、“康沃尔号”和“肯特号”会合，这将给予斯托达特将军以压倒敌人的优势。 1914年11月4日 作战处处长。 1.如果“达特茅斯号”和“韦茅斯号”今日下午启程以全速行驶，她们要多长时间分别到达蓬塔阿雷纳斯、里奥或阿布罗柳斯？ 2.提出下列行动所需时间： （a）“肯特号*”到达里奥和阿布罗柳斯所需时间？ （b）“澳大利亚号”单独地或与“蒙卡尔姆号”一起经马卡达群岛到达加拉帕戈斯所需时间？又“idzumo号”和“纽卡斯尔号”与她们会合所需时间？ （c）日本第二南方中队替代在斐济的“澳大利亚号”所需时间？ （d）“防御号”、“卡那封号*”和“康沃尔号*”分别达到蓬塔阿雷纳斯所需时间？ （e）“无敌号”*到达阿布罗柳斯、里奥、蓬塔阿雷纳斯所需时间？ （f）“肥前号”和“浅间号”到达加拉帕戈斯或埃斯奎莫尔特所需时间④？ w.s.丘吉尔 但是我发现费希尔勋爵的想法更加大胆。他要从大舰队抽出2艘战列巡洋舰增援南美基地。更有甚者和更成问题的是他还要抽出第三艘战列巡洋舰——“皇家公主号”——去哈利法克斯而后去西印度群岛以防冯·施佩通过巴拿马运河。应当派军舰去增援这是绝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哪些舰省得出来。我们焦急地衡量一下我们在国内水域的力量，注意到“猛虎号”即将加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新战列舰“本鲍号”、“印度女皇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已准备就绪即可服役。我们立刻向总司令下达如下命令： （1914年11月4日下午12.点40分） 命令“无敌号”和“不屈号”立刻装足煤以全速驶向贝里港。国外军务紧急需要她们。“无敌号”司令官和旗舰舰长调至“新西兰号”；“新西兰号”舰长调到“无敌号”。已命令“猛虎号”以全速前来听你的指挥。请给她必要的命令。 约翰·杰利科爵士得体地应付突如其来的情况，不说一句话便把两艘战列巡洋舰拨出。她们受命沿西海岸驶往德文波特为她们的南方航程安装必要装备。我们擒获冯·施佩的第二个计划现在设想如下： （1）如果他穿越太平洋；将由以苏瓦为基地的保护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日本精锐第一南方中队对付他。该中队有如下舰只组成：“kurama号”（战列舰）、“筑波号”和“ikoma号”（战列巡洋舰）、“日前号’和“yahagi号”（轻巡洋舰）。在苏瓦还有“蒙卡尔姆号”和“邂逅号”。另外一个强大的日本中队（4艘军舰）以加罗林群岛为基地。 （2）如果他沿南美西海岸北上，迎击他的有“澳大利亚号”（从斐济来）、“肥前号”、“idzumo号”、“纽卡斯尔号”的英日中队准备在北美海岸外组成。 （3）如果他绕道去南美东海岸，则命令“防御号”、“卡那封号”、康沃尔号”、“肯特号”在蒙特维的亚海外集中，加上“老人星号”、“格拉斯哥号”和“布里斯托尔号”。要等到与“无敌号”和“不屈号”会合后再与他作战。此后将“防御号”派往南非。 （4）要是他靠近开普基地，有“防御号”和“弥诺陶洛斯号”（在我们得知冯·施佩到达南美海域后从澳大利亚护航队调来）等着他，加上旧战列舰“阿尔比恩号”和轻巡洋舰“韦茅斯号”、“达特茅斯号”、“阿斯特里亚号”和“海厄辛思号”。联合王国远征任务推迟14天。 （5）要是他穿过巴拿马运河，他将遇上西印度群岛中队的“皇家公主号”以及“贝里克号”和“兰开斯特号”还有法舰“孔代号”。 （6）警告喀麦隆将船帕藏在河道上游他达不到的地方。 （7）要是他设法穿过南大西洋向回家航路进发，他将进入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组建的由德·罗贝克将军指挥的新中队区域，该中队包括旧战列舰“复仇号”、强装甲巡洋舰“勇士号”和“黑王子号”以及“多尼戈尔号”、“高空飞行者号”还有后来的“坎伯兰号”。 这样，为了策划击毁5艘战舰（其中只有2艘装甲），有必要使用近30艘战舰（包括21艘装甲舰，大部分都由优质金属制造），这还不包括强大的日本中队和法国军舰或武装商船巡洋船，最后那一种船只用于侦察十分有效。 我致电日本海军部，宣告我们在南大西洋为对付德国中队作新的集中，并建议“纽卡斯尔号”、“idzumo号”、“肥前号”和“澳大利亚号”在北美海岸外集中，“浅间号”完成拘捕或击毁“兀鹰号”后与她们会合。我提出日本中队应去斐济取代“澳大利亚号”，以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备德国军舰回来。为对付“埃姆登号”，我提出日本中队不向东航行，应向西去往苏门答腊与荷属东印度群岛邻近水域，以便封锁每一个进出口，做到直到东经90度没有德舰躲藏之处。日本海军部的态度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 同时，需尽可能为克拉多克将军中队残余的军舰提供安全保护并增援军舰。命令“老人星号”、“格拉斯哥号”和“奥特朗托号”在蒙特维的亚海外与“防御号”会合；命令斯托达特将军把“卡那封号”和“康沃尔号”召集到那里，并使这支军力集中在他的旗舰指挥下；命令“肯特号”从塞拉利昂经过阿布罗柳斯加入斯托达特的中队。通知福克兰群岛总督防备德国巡洋舰的可能袭击。得知“老人星号”因连续急驶导致锅炉出毛病，我们不得不再次命令她去福克兰群岛。嘱咐她在斯坦利港找一个良好泊位，以便她的大炮能控制海港入口，准备对付敌舰炮击、保卫自己和等待命令。 在外部各海域对英国海军储备力量的紧张压力，除了海军作战的主战场外，现在达到最大程度，这点可以从如下大概项目部分地反映出来： 联合对付冯·施佩，30艘军舰。 搜索“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8艘军舰。 除上述军舰外，为全面保护贸易，40艘军舰。 印度洋上护航任务，8艘军舰。 在达达尼尔海峡封锁土耳其—德国舰队，3艘军舰。 保卫埃及，2艘军舰。 执行较小杂务，11艘军舰。 总计102艘各级军舰。 我们确实再也找不到一艘能使其发挥有用作用的任何种类的军舰。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得到缓解。 10月30日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发现“柯尼希山号”躲藏在德属东非的鲁菲吉河上，这个消息使我们马上有可能使用两艘同等价值的军舰钉死她，并解放了其他舰只。11月9日更好的消息来到。读者能记起“悉尼号”和“墨尔本号”为什么目的与目前驶越印度洋的澳大利亚护航队在一起。8日那天，在护航队前面巡航的“悉尼号”收到从科科斯岛上无线电台发来的电报，说有一艘陌生的军舰正进入海湾。以后科科斯岛再也没有信息。据此大型巡洋舰“伊吹号”加快速度，升起日本战旗，要求指挥护航队的英国军官允许她追赶和攻击敌舰。但护航船队不能没有这个强大的保护力量，于是把个任务给予“悉尼号”。9点钟时她见到“埃姆登号”，澳大利亚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海战开始。战斗只能有一个结局。100分钟后“埃姆登号”搁浅，成为燃烧的一大堆扭曲的钢铁，整个印度洋绝对安全和自由了。 考虑到这艘军舰给予我们的所有损害并没有违反人道或我们理解的海战法，我们发出如下电报： 海军部致驻中国中队总司令 1914年11月11日 “‘埃姆登号’的舰长、军官和水兵有权利享受降军的礼遇。除非你们知道任何相反的理由，应允许舰长和军官保留佩剑。” 可是这些战争礼节常常得到无礼的回报。 印度洋上敌舰的肃清解放了所有搜索“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的那些军舰。现在没有军舰伤害澳大利亚护航队了。大部分护航的军舰撤走。“埃姆登号”和“柯尼希山号”已有了着落，而冯·施佩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命令“弥诺陶洛斯号”以全速驶往开普。所有其他军舰通过红海进入地中海，鉴于那里土耳其入侵埃及迫在眉睫，她们的到达极受欢迎。 与此同时“无敌号”和“不屈号”已到达德文波特。我们决定将离开参谋长职位的斯特迪将军应在“无敌号”上升起他的旗子，指挥南美基地，他应全面负责对冯·施佩的一切战斗。我们以最大忍耐等待他和他的军舰离开。一旦军舰进入修船厂，就会出现上百种需要。 11月9日，当费希尔勋爵士走进我的房间时，把如下电报放在我的台子上： 德文波特修船厂主管将军报告，“无敌号”和“不屈号”装修完成的最早可能日期是11月13日午夜。 我立刻对修船厂的延期表示极大不满，并问费希尔，“我应给他一个处罚吗？”或说了类似这个意思的话。费希尔拿起电报，他一看电报就惊叫，“星期五13日，选了个什么样的日子！*”于是我草拟并签署如下命令，这个命令成为福克兰战役的直接起因： 海军部致总司令，德文波特 军舰准备于11日星期三启程。战争的实际状况需要她们，修船厂的安排必须与之相符合。如有必要修船工人应随舰出海，待有机会时回来。你有责任将这些军舰在彻底高效状况下快速派遣出航，收到后告知。 w.s.丘吉尔 结果军舰在关键时刻启航。她们于11月26日在阿布罗柳斯加煤，在那里她们加入斯托达特将军的中队（“卡那封号”、“康沃尔号”、“肯特号”、“格拉斯哥号”、布里斯托尔号”和“奥拉马号”）。中队派遣“防御号”去开普后，她们在看不见陆地的海洋上航行而且没有使用无线电，于12月7日夜间到达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在那里她们发现在泻湖里的“老人星号”，她按照海军部的指示准备保卫自己和这个殖民地。她们立即开始加煤。 04. 在科罗内尔取得胜利后，冯·施佩将军表现出一位勇敢绅士的尊严。他不以瓦尔帕莱索德国殖民地的热情欢呼为意，也不谈论建筑在战死者之上的胜利。他对自己的危险不抱幻想。他谈起人们献给他的鲜花时说，“它们可以用在我的葬礼上，”总的说来，他的行为会使我们认为，德国人不能救起任何英国幸存者不是由于缺乏人道精神，而这个想法已为英国海军所接受。 在瓦尔帕莱索住了几天后，他和他的军舰再次消失在蓝色的大洋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引导他袭击福克兰群岛，也不知道在取得胜利后他的下一步计划将是什么。据推测他希望破坏这个没有防御工事的英国加煤基地，从而使他自己在南美海域的地位危险较小。无论如何他是在12月6日正午，从麦哲伦海峡率5艘军舰向东出发；12月8日8点他的领航舰（“格奈泽瑙号”）看到了福克兰群岛的主要海港。几分钟后一个可怕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德国人的眼前。在地岬后面耸立着的是一对三脚桅杆，在清晰的空间显然可见。看一眼就足够了。它们意味着肯定的死亡。⑤天空晴好，从舰顶望去四周的地平线扩展到30或40英里。没有希望取胜，没有机会逃脱。一个月前另一个海军将军和他的水兵曾遭受同样的苦难经历。 05. 那天下午5点，我正在海军部房间里工作，奥利弗将军拿着电报进来。 它是福克兰群岛总督发来的，电文如下： “施佩将军率他的全部军舰今晨天明时来到，现在与斯特迪将军正在加煤的全部舰队鏖战。” 我们曾遇到过许多次令人伤心的突然袭击，所以电报中最后几个字使我感到脊椎骨一阵颤战。尽管我们在各方面占优势，我们是不是在毫无准备情况下在锚地上遭到突然攻击和重创？“电报能是这个意思吗？”我对参谋长说。他说“我希望不是。”我看得出，我的想法虽然不是认真地认为是这样，他听了也感到不安。可是两个钟点后，门房再次推开，这一次严峻而阴沉的奥利弗面容带着有点像裂嘴而笑的模样。“先生，一切都好；她们全葬身海底。”的确，除一艘例外，其余全是这样。 06. 当见到远方天际的德国领航舰时，斯特迪将军及其中队的确实正在加煤。根据收到的情报，他深信德舰在瓦尔帕莱索，他意欲第二天出航，在敌舰绕过合恩角之前抢先绕过。在最早看到敌舰到他能升火出航以前两个多钟点过去了。第一批炮火是从内港泥涂固定位置上的“老人星号”12英寸大炮发射的。“格奈泽瑙号”不断向前靠近。直到她看到致命的三脚桅杆，于是她立刻转身带领她的轻巡洋舰以全速逃走去与她的分队会合。几分钟内整个德国中队以最大速度向西驶去。10点钟，“肯特号”、“卡那封号”和“格拉斯哥号”已经启航，斯特迪将军乘“无敌号”驶离港湾，后面跟随“不屈号”和“康沃尔号”；同时那些轻巡洋舰（其中包括“布里斯托尔号”）都开足马力尽可能快地紧随其后。 德国中队全部5艘军舰现在可以看清，约在15英里以外，舰体落在水平线以下。总追逐的命令已发，但稍后，将军考虑到天时尚早时间宽裕，他调整速度，战列巡洋舰只保持约20节速度。然而，这个速度足以赶上德舰，敌舰长期在太平洋上逗留，一直未进港口，一起行驶时不能超过18节。尽管如此，“莱比锡号”还是开始掉队，在1点不到几分钟时“不屈号”在16000码外向她开火。冯·施佩面对自己的军舰有一艘接一艘被消灭的危险，他作出肯定符合海军最好传统的决定。他发信号给轻巡洋舰叫她们逃往南美海岸，以后他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回转身面对追赶者。随后发生的海战优势在英国方面。德国将军不止一次试图靠近距离，在近距离中使他猛烈的辅助性5.9英寸火炮发挥作用。英舰则竭力保持刚好远的距离，不使这批火炮发挥效力，并以12英寸大炮向敌舰倾泄炮弹，可是在这种长距离战斗中，要击毁德国巡洋舰得花相当时间和大量弹药。“沙恩霍斯特号”连同她的将领和全体人员在下午4点17分下沉，她发给僚舰的最后信号是拯救自己。“格奈泽瑙号”在无望的劣势下以最大的坚毅继续战斗到6点钟，当时在绝对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她打开海水阀，在大洋冰冷的海水下失去踪影，只有她的旗子依旧飘扬。英舰冲向沉舰地点，放下可以使用的每一只救生艇，但只能救起200名德国官兵，其中有许多因受冷水过大刺激在第二天死去。当“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沉没后，“不屈号”每门12英寸大炮只留下30发炮弹，“无敌号”只留下22发炮弹。 与此同时，英国其他巡洋舰都选择一艘逃跑的德国轻型舰只为目标，于是接着发生一系列追逐战。“肯特号”（舰长艾伦）以一阵超过以往纪录，据说甚至超设计速度的急驶赶上和击沉了“纽伦堡号”。“纽伦堡号”拒绝投降，随着她船头的下沉，胜利者能看到她翘起船尾上有一群人举手向德国国旗告别。“莱比锡号”被“格拉斯哥号”和“康沃尔号”击沉。只有“德累斯顿号”单独逃走。她于3个月后在马斯阿富埃拉近海锚地被英舰追到击沉。 德国巡洋舰在外海的战争就此结束。除了“卡尔斯鲁厄号”（她有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来知道她于11月4日因内部爆炸而沉没）和“德累斯顿号”（很快被找到击毁）外，世界各大洋上再没有任何德国战舰。从战争开始起到获得这个结果止共花了4个月时间。这个结果的意义深远，同时影响我们在地球每一部分的地位。各处的紧张压力得到缓解。我们所有的事业，不论是战争还是商业，在每个战场上都进行顺利，没有丝毫阻碍。24小时内我们向几十艘英舰发出命令，叫她们返回国内水域。我们第一次知道拥有比敌人多得多的某些级别军舰、良好训练海员和各种海军供应物资，并作好了充分利用它们的准备。公众虽然满足于这场把敌人彻底击溃的胜利，但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个胜利对整个海军形势的巨大重要性。 科罗内和福克兰群岛直接参战的军舰 注：对比值旨在便于读者对叙述理解。作为大致分类是有用的，但这些数字只是近似值。 ———————————— ①本章末的军舰表对整个本章有参考作用。 ②巴西海岸外的阿布罗柳斯礁石岛是我们在这些海域的秘密加煤基地。 ③本章末的军舰表很有用处。 ④有星号的军舰最后参与福克兰群岛海战。 *星期五与13日重合，西方人认为最不吉利的日子。——译者 ⑤只有“无畏”级战舰才有3脚桅杆。 第16章 炮轰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1914年11月和12月） 01. 我们的情报机构赢得世界范围的盛誉，它们受之无愧。我们在战时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成功地戳穿敌人的图谋。陆军和海军情报人员一次又一次的预测正确无比，这使朋友吃惊，使敌人恼怒。海军情报局接连三任局长托马斯·杰克逊海军上校、奥利弗海军少将和最后一位雷金纳德·霍尔海军上校都是情报工作中的佼佼者，他们连续地建立和扩展一个有效和健全的组织。其他还有一些人——一份光辉的人员名单——他们的名字甚至到现在还是保密为好。我们有关德国海军活动的情报主要来自（1）在中立国和敌国，特别在德国的特工人员的报告；（2）以高度警惕性深入潜伏在黑尔戈兰湾的我们潜艇的报告：（3）我们对德国无线电信号的特殊研究。我们有一段时间从中得到巨大好运的帮助。 1914年9月初，德国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失事。几小时后俄国人打捞起一个淹死的德国下级军官的尸体，在他的胸前那双死后僵硬的手紧握着的是海军密码本和旗语通讯手册以及北海和黑戈尔兰湾详细的方格地图。9月6日俄国海军武官来看我。他收到来自彼得格勒的电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俄国海军部在这些密码本和旗语通讯手册的帮助下至少已能破译德国海军电报的一部分。俄国人认为，作为主要海军强国，英国海军部应当有这些册子和地图。如果我们能派一艘军舰去亚历克山德罗夫，俄国负责这些册子的军官将带它们来英国。我们即刻派去一艘军舰，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路易斯亲王与我从我们忠实盟友手中收到这些沾有海水污渍的无法估价的文件。我们立刻建立了一个组织，研究德国无线电讯和翻译收到的电报。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海军教育处长艾尔弗雷德·尤因爵士，他为海军部破译情报等工作所作贡献是第一流的。这个工作非常复杂，因为密码当然是电报保密方法的唯一要素。但是在11月初开始，我们的军官逐渐成功地翻译出德国海军电报的各个可辨识的部分。它们大部分属于例行公事性质。“我们的1艘鱼雷艇将于下午8点驶往第7号方格”等等。但是仔细地收集这些片语只字，就能提供一个信息体系，根据它，能相当精确地了解敌人在黑尔戈兰湾的部署。可是德国人一再改变他们的密码和关键码，所以只有偶尔我们才能了解它们。随着战事的持续，电码变得越来越可疑，设计的手段完全无法理解。可是这种情报来源保持下来，它显然有非常巨大的价值。 德国的官方史本身表明，德国最后对此事消息灵通（第194页）：“即使我们怀疑英国海军部掌握了德国舰队编制的整个密码体系，但从彼得格勒传出的可靠消息扫除了我们的疑心，它表明当‘马格德堡号’在奥登肖尔姆海外搁浅后，舰上的秘密文件都摔到舰外，被俄国人捡走传送给他们的盟国。” 最后，主要通过奥利弗将军的远见，我们在1914年8月开始建立定向电台。因而把我们测定敌舰位置的手段提高到无与伦比、的确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我们可以使用连续定位的办法测出使用无线电设备的任何敌舰的航线。 舍尔说，“英国人通过他们的‘定向电台’收录信息，这种电台已在使用，但是我们在很晚时候才开始使用它……有了这种电台，英国人在指导作战上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因为只要对方一发出无线电信号，他们就得到非常精确的敌人所在位置的信息。在巨大舰队中，分散的军舰相离甚远，她们间的通讯极端重要，绝对终止所有无线电通讯，这对任何舰队的行动都是致命的。” 可是在收集情报和估量情报以及从情报得出真谛之间常常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信号一经发出，特定军舰的无线电音符我们就能听到，在某个时候某个航道将会射出灯光，军舰在行动，系列的舰只在活动，航道浮标指出，上锁的门打开了——所有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初一看它们都似乎仅仅是寻常的活动。但是把一项一项活动放在一起可能导出惊人的发现。总之，所有这些暗示，不管其源自何处，全是阿瑟·威尔逊爵士专门研究的主题，他负有庄严的责任就这些暗示向我们战时领导小组提供意见。 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之前北海一直保持安静。那天7时许，阿瑟·威尔逊爵士来到我的房间，要求与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作一次直接会晤。几分钟后我就把他们叫来，于是他解释说，他研究了关于敌人的情报，表明有可能即将发生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牵涉敌人的战列巡洋舰。也许——虽然还无确实证据——敌人会对我们沿海进行攻击。他明确地说，德国公海舰队似乎与此无关。发觉的迹象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在论点上还有漏洞。但听了阿瑟·威尔逊分析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把臆断与推测当作确有其事，我们应该行动。我们决定不动用整个大舰队。过去由于斯卡帕湾的无保护状态把大量巡航任务施加在舰队身上，现在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磨损机器和凝汽机。此外，每次派遣巨大舰队出海都会招来潜艇与水雷的风险，除非确有必要，我们对舰队的使用加上一定的限制。 这个决定总司令不持异议，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来，限制是有很多遗憾的。但必须记住，海军部据以行动的情报从未经过检验；看来有极大的猜测性。不管有什么价值，情报都排除了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出现的可能。因此我们立刻命令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连同一个轻巡洋舰中队和一个驱逐舰小舰队升火，以规定的速度和规定的时候出海，使她们能地第二天早上天亮时处于拦截敌人的位置上。发给哈里奇舰队蒂里特准将的命令是叫他去雅茅斯外海上，发给凯斯准将的命令是把我们可用的8艘外海潜艇布置在泰尔斯海灵岛外海上，以防止敌人向南袭击。并命今海岸部队加强警惕。① 海军部致总司令 1914年12月14日，下午9点30分发 刚刚收到可靠情报表明，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伙同一些驱逐舰在星期二凌晨离开亚德河，于星期三夜间返回。根据情报，战列舰显然很不可能出动。 敌舰将有时间达到我们的海岸。 立即派战列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在一个战列舰中队（最好是第二中队）支持下于今晚离开基地。 在星期三早晨天明时，她们应到达某一点上，在那儿她们能确保拦截归来的敌人。 蒂里特与他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努力在英国海岸外与敌人接触，追踪敌人并随时向将军报告情况。 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第一巡洋舰中队包括4艘战列巡洋舰和5艘轻巡洋舰，可能还有3个驱逐舰小舰队。 收到后告知。 海军部致蒂里特准将，哈里奇号 1914年12月15日，下午2点5分发 明天天刚亮时德国战列巡洋舰、巡洋舰和驱逐有极大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海岸外。 派一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在北欣德灯船附近海面巡航。派第二艘m级驱逐舰从午夜到早上9点在从北纬53°东经3°5’起的15英里长的南磁极线上巡航。 这2艘驱逐舰的任务是注意和报告敌人行踪，并信任她们自己逃逸的速度。 要是天气太坏，她们可回哈里奇。报告她们的船名。 第一和第三小舰队连同所有可用的轻巡洋舰在明天天亮前巡弋在雅茅斯海外，准备驶往据报敌人可能前来的任何地方，不管是从北方来还是从南方来。 她们的任务是与敌人接触，跟随他们并向第二战列舰中队的海军中将和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的海军中将报告敌人的位置。 第二战列舰中队、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第三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中队在早上7点半将处于北纬54°10’东经3°位置上，准备切断敌人退路。 如果发生战斗，你的小舰队和轻巡洋舰必须努力与我们的大舰队在一起，对付敌人的驱逐舰。 要是天气太坏对驱逐舰不利，就单独使用轻巡洋舰，令驱逐舰返回。收到后告知。 在采取了所有认为必要的措施后，我们怀着疑惑不决的但充满期望的奇特心情在36个小时里等待星期三早上发生的事情。12月16日早上大约8时半，我正在洗操，当时房门打开，一位军官从作战室持一份海军电报匆匆进来，我用湿手一把抓过电报。上面写着“德国战列巡洋舰炮击哈特尔浦。”我惊叫地跳出浴盆。我对哈特尔浦深表同情，还夹着乔治·温德姆先生称之为“打算报复的止痛剂”的情绪。我顾不得擦干身躯就穿上衣服，跑下楼去作战室。第一海军大臣刚刚从隔壁住所来到。一直睡在作战室里，连白天也很少离开的奥利弗在地图上标出有关位置。受这次攻击影响的沿海岸所有海军电台发来的电报，以及从我们在邻近的军舰截获敌人的电报可以互相印证，电报以每分钟2到3份的速度涌入。海军部也发布消息，使各舰队和小舰队不断得到我们知道的全部信息。 每艘舰艇现在全部派遣出海或者开始行动。命令从福斯来的第三战列中队（“爱德华国王”级）阻止敌舰向北逃逸。作为进一步预防措施，大舰队本身最终也要出动（虽然，这个措施不大会及时实施，除非德舰被赶到北方很远的地方）。命令蒂里特准将及其被称为哈里奇打击力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去与指挥第二战列舰中队的和拥有拦截力量的高级将领乔治·沃伦德爵士会合。可是天气对驱逐舰来说过于狂暴，只有轻巡洋舰才能在海上行驶。最后，在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最新驱逐舰“猎狗号”上的凯斯准将受命与另一艘驱逐舰“喷火龙号”一起，从他在泰尔斯海灵岛海外的基地率领他所属的潜艇进入黑尔戈兰湾试图打击归来的敌舰。 在当时，炮轰不设防城市对我们还是新鲜事，但此事到现在还有什么要紧呢？从战时地图上看得出一艘艘德国战列巡洋舰在约克郡海岸大炮射程以内，而向东150英里，在这些军舰与德国国土之间，组成第二战列中队的英国4艘战列巡洋舰和6艘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正在预定的正确位置上行驶，她们精确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巡洋舰中队和小舰队的随伴和先导下，这个由我们最新军舰组成的舰队，全都配备当时海上最重型的大炮，在晴朗天气能有效地守卫和保护近100英里的战线。黎明将显露出对峙双方的状况，此时只有一件事能使德舰从占压倒优势力量的手掌中逃脱被歼灭的命运。当巨大的炮弹击中哈特尔浦与斯卡伯勒的小屋，给毫不提防的英国家庭带去残酷的痛苦与毁灭之际，海军部作战室众人思想只为一件事情焦虑。 “能见度”一词具有邪恶的含义，此刻它相当良好。沃伦德与贝蒂二人的视域接近10英里，近海岸处实际上正在进行7000码距离的炮击。天气迹象没有什么不好的征兆。上午9点德舰炮击终止，很快驶往看不见陆地的地方，无疑她们正在回家的航路上。我们吃早饭时心情焦虑不安。要想确实得到这个巨大奖品——歼灭德国战列巡洋舰中队，它的损失将使德国海军受到致命的无法恢复的伤残——要想在一片迷雾中运筹帷握，这是令人痛苦的磨难。同时，电报与电话把哈特尔浦与斯卡伯勒的不幸传播到英国各地，到10点半当内阁战时委员会开会时，消息被谣传扩大，使人们产生激动。人们直接了当质询我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海军在干什么和海军准备做什么？回答时我拿出海图，说明当时英国和德国海军力量的各自位置，我解释说若有中等的能见度，我们希望战斗将在正午时分发生。这个宣布使全体人员感到惊奇，委员会休会到下午再开。 10点半时海军部得知敌舰正在离开我们的海岸，我们相应地通知沃伦德将军： “敌人可能向黑尔戈兰湾回去。你应避开雷区把握方向以便切断其归途。” 可是此时不祥的电报已开始来到。沃伦德的视线很快只有7000码，贝蒂只有6000码；离海岸较近的轻巡洋舰的电报已经提到5000码；稍后发来信号只有4000码。与此同时双方没有接触。正午过去了，一会儿1点钟过去了。天气越来越坏。显然雾幕正降落在北海之上。军舰彼此通话时报告能见度低到3000码和2000码。费希尔和威尔逊庄严的脸庞上虽看不到情绪激动，但人们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燃烧着火。我试着做别的工作，但精神集中不起来。从我们舰队听到含糊的信息。她们显然与敌人相距极近。在浓雾中摸索，军舰只有在2000码以内才能分辨对方。我们听到沃伦德命令他宝贵的军舰穿过约克郡海岸外已探明的德国人布下的雷区，他显然想要努力接近刚在视线以外和手指尖以外的某种东西。然后我们突然听到率领轻巡洋舰的古迪纳夫海军少将报告，他已向3000码距离的德国轻巡洋舰开炮。人们的希望迅速上升。一旦接触开始，它不会引起其他一系列事件吗？近距离混乱的前景不会使海军部害怕。他们唯一害怕的是让敌人逃走。甚至第二战列中队通过雷区完成海军部提出任务的行动报告也在绝对寂静中收到。 1点半光景，阿瑟·威尔逊爵士说，“看来敌人在离开我们。”可是此刻发生一种可怕的新情况。1点50分时我们得知德国公海舰队在海上。直到正午这个大舰队默不作声。一旦她作声，我们就要作必要的计算，这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就能认出并确定她的所在。事实上她已经驶入北海好多路程。德国舰队的出现（我们当时认为她是来支持德国战列巡洋舰的），完全改变了力量的平衡。我们的10艘大型军舰加上她们的轻型中队和小舰队，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而且也是最快捷的海军力量。不存在能立即赶上她们和超过她们的相等的德国海军力量。在另一方面，她们不能与德国公海舰队对抗。德国战列巡洋舰还与她们的舰队分开150英里，在我们看来，我们军舰开始与德国战列巡洋舰在当时严重的浓雾天气中进行追逐战，可以想象地会导致与敌人海军主力的突然遭遇。这当然不是海军部所希望的。我们即刻警告我们的中队。 海军部致第二战列舰中队和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 下午1点50分发 （急电） 公海舰队出动，今日下午零点30分在北纬54°38’东经5°55’②。因而不要向东走得太远。 这些邪恶的可能性像我们早些时候的希望一般很快消失。公海舰队不像我们想象那样驶往大海，而是长时间留在海湾外，现在又退了回去。 下午3点钟我过去告诉战事委员会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我再次穿过骑兵卫队阅兵场时我的心多么沉重。我回到海军部。战时领导小组重新集合在我房间中八角形桌子周围。冬日黄昏的阴影业已降临。此时阿瑟·威尔逊爵士以他寻常的态度说，“噢，你们瞧，敌人离开了，此刻他们必定在那里，”他指向海图，海图上参谋长每15分钟标出敌人的位置。很明显德舰已避开我们的拦截军舰，甚至已与我们接触的德国轻巡洋舰也在浓雾中逃逸。沃伦德将军在他随后所作的报告中说，“他们在一次雨暴中出来，在另一次雨暴中消失。” 现在已近8点钟。 那末全都过去了？我问起我们的潜艇。凯斯准将已把潜艇从最早泊位集中，此刻正向德舰撤退航线靠近。可是敌人航线是否会进入限定的范围内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情。于是阿瑟·威尔逊说，“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凯斯的‘猎狗号’和‘喷火龙号’与潜艇在一起。今晚德国战列巡洋舰进入海湾时，他也许能决定对她们发起进攻。他可能发射1枚甚至2枚鱼雷。”派这2艘不结实的驱逐舰连同其勇敢的准将以及忠实的官兵，远离基地接近敌人的海岸，毫无支援地进入这强大德舰及其保护军舰与小舰队的虎口，看来的确是孤注一掷的举动。一段长时间无人说话。我们全很了解凯斯。然后有个人说，“这简直是送他去死。”还有人说，“最不愿意我们考虑这件事情的人就是他了。”又有一段长时间沉默。然而，阿瑟·威尔逊爵士已写就如下电报： 下午8时12分 “我们认为当军舰进入时黑尔戈兰湾和阿姆鲁姆的灯塔将发光。你的驱逐舰在早上2点左右可能得到攻击机会，或者在以后，视给你的机会而定。” 第一海军大臣点头同意、参谋长拿起电报，沉重地站起身走出房间。然后我们转向日常工作，并决定关于发生的事情怎样告诉公众。 两天以后，当我在海军部我的房间里接见凯斯将军时，我说，“那天晚上我们给你发出一份可怕的电报。我想不到还能再见到你。”他说，“一直到我快到家时才得到电报，这真可怕。我等了3个钟点希望有这样的命令。我几乎想由自己负责这样做，”他继续没有必要地责备自己。③ 02. 到此，我已叙述了12月16日的这个事实片断，完全根据当时海军部作战室的情况和我们当时对事件的了解。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所发生的实际事实。④没有人知道德舰将攻击我们海岸的哪一点；有500英里长的海岸线密布可能要防卫的目标，很难有某种解决办法。可是总司令发布命令，选择黎明时的位置，正确理解敌人的计划。在执行这些命令中，第二战列中队（6艘军舰）和战列巡洋舰中队（4艘军舰）加上第三巡洋舰中队、一个轻巡洋舰中队及一个小舰队从斯卡帕、克罗默蒂和福斯南下，在16日早上5点30分天亮前2小时到达多格滩南部边缘。这里是北海的中心，几乎在从哈特尔浦到黑尔戈兰的一条线上。英国驱逐舰队的先头屏护舰队与德国驱逐舰和轻巡洋舰开始交火，当白天来到，她们看出一艘德国大型巡洋舰是“罗翁号”。⑤接着发生战斗，我们的几艘驱逐舰被炮弹击中，德舰向东退去。于是贝蒂将军率领他的战列巡洋舰开始追赶“罗翁号”。约9点钟时他与沃伦德将军接到海军部的消息把他从追赶中叫回去，消息说德国战列巡洋舰炮轰哈特尔浦及稍后的斯卡伯勒。所以英国军舰立刻掉头向西并排成长列驶往英国海岸，似乎很有可能拦住德国战列巡洋舰。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迷惑不解“罗翁号”与德国轻型舰只在早上这么早的时候在多格滩边缘干什么。她们这种军舰不适于处在这么容易暴露的位置上，而所处位置又不能对袭击英国海岸的德国巡洋舰有任何帮助。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原来“罗翁号”及其巡洋舰和驱逐舰是德国公海舰队先头屏护舰队的一部分，公海舰队全部出海，共有3个中队，还有大量辅助军舰和小舰队。公海舰队司令冯·因格诺尔将军在15日晚上黑幕下降后（下午4点和5点）和16日黎明前从库克斯港驶出，大胆驶往多格浅滩以支持他的巡洋舰，这些巡洋舰在冯·希珀将军率领下已经接近英国海岸。要是冯·因格诺尔将军如他原来打算那样继续向前，他的侦察舰本来会在那天早上8—9点钟清晰明亮的天气中在北海的这一部分见到由此南驶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和第二战列舰中队。两者遭遇几乎是肯定的。那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冯·提尔皮茨将军宣称，这是天赐的、绝无仅有的、对德国有利的、力量差异巨大的战役。他在几星期以后写道，“12月16日，德国的命运握在因格诺尔手中。每当我想起此事我内心激情沸腾。”我们以后还要分析他的这个断言。现在先让我们继续说一说发生的事情。 冯·因格诺尔将军那一天出海行驶这么远，已经超出了德皇指令范围。他呼吁德皇终止在黑尔戈兰湾战事（8月28日）后发布的“钳口命令”，但近日遭到拒绝。德皇最近发布救令的要旨是，“舰队务必后退，避免可能招致重大损失的战斗。”而现在这支舰队在一个12月的黎明前的黑暗中竟离开海湾深入北海的中部。突然大炮的闪光映入眼帘，英国驱逐舰报告与德国屏护的巡洋舰交火，屏护舰队后退，驱逐舰追赶——此时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冯·因格诺尔认为自己在黑暗中有受鱼雷攻击的危险。因此到5点30分左右，他使整个舰队旋过身来，向东南方向驶去，6点刚过，德皇限制性的指令使他越来越不安，他既不知道我们中队的存在又不知道他自己中队的所在。正如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正确选择的语言那样，他“只好调转尾巴回家，让袭击他的军舰摸不着头脑。”即使如此，6点钟时两支舰队相距只有约50英里，而它们的轻型舰只发生了接触！德国第二中队司令舍尔说，“我们未考虑成熟地转向东—南—东航线使我们失去了按我们事先计划与敌人某些舰艇分遣队作战的机会，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对的。” 但是，至于沃伦德和贝蒂将军，没有人强制他们打这样一场战争。他们的中队在巡洋舰与驱逐舰的屏卫下舒适地行动。在这部分海域，此时天气相当晴朗平静。在他们进行猛烈战斗之前本来就知道面对的是什么力量。试图以6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尽管她们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军舰）与公海舰队20艘战列舰作战是没有理由的。也没有任何必要。英国第二战列舰中队集体航行时速度为20节，她们在强力顺风时可以21节速度逃走，冯·因格诺尔的军舰中只有6艘的速度与她们相等。至于战列巡洋舰，任何德舰都追赶不上她们。离开英国大舰队独自行动的这支海军力量把安全寄托在她们的速度上。因而沃伦德和贝蒂将军能够拒绝与德国舰队作战，这样做当然是他们的责任。还要考虑在海上与德国舰队在一起的大量驱逐舰，以及在黑暗和恶劣天气中的危险。这个关键时刻的形势，如我们现在知道那样，有充分理由需要深思熟虑。他们之所以没有作出不利的决定，是因为先前有鲁莽经历的教训。12月16日事件受到8月28日经验的保护。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的第二阶段。全体4个英国中队连同她们的小舰队，在9—10点钟之间正驶向英国海岸。德国袭击海岸的巡洋舰完成了她们的炮轰，以最高速度试图回家。在约克郡海外德国人在战争早期布置了两个巨大的雷区，我们查明它们的区域，把它们视作防止袭击的保护，并改善这两个雷区，增布了一些水雷。在这两个雷区之间，在惠特比和斯长伯勒对面有一个约15英里宽的空隙。约翰·杰利科爵士在远处的“铁公爵号”上思考整个局势，他形成的意见是，敌人或者试图向北逃逸，在雷区内侧沿我们海岸北驶，更可能向东行驶径直通过惠特比和斯卡伯勒对面的空隙。他命令福斯的第三战列中队封锁空隙的北边，这个部署很快实施。10点10分他发信号给乔治·沃伦德爵士，告诉他惠特比对面雷区空隙的位置，并说：“敌人极可能从那里驶往外海。”沃伦德和贝蒂将军根据这个假设进行部署，事实上这个假设猜中了德国人正在做的行动。 因此到11点，4艘德国战列巡洋舰——有她们的轻巡洋舰在60英里前独立开道——以最高速度向东朝黑尔戈兰湾驶去。与此同时，我们全部4个中队向西以磅礴气势直接向她们驶去。两支舰队之间的距离大约为100英里，它们以每小时超过50英里的合计速度相互靠拢。在我们舰队航线前方有一条由南向西的多格浅滩沙洲，沙洲上水深不够，不论是英国或德国的战列巡洋舰难以越过。因而英国的席卷向前的舰队分散——贝蒂和轻巡洋舰走沙洲的北面，沃伦德率战列舰和第三巡洋舰中队走沙洲的南面。这意味我们前进航线会有一定程度的迂回。而且，天气变得极坏，浓雾笼罩，海浪汹涌。此时在贝蒂之前侦察的我们轻巡洋舰中队已通过浓雾与雨暴看到德国轻巡洋舰。我们处在最南边的轻巡洋舰“南安普敦号”开炮，敌舰回击。“雄狮号”舰上官兵的希望上升了。正在这个地方，正在她们期待的时候，出现了敌人的屏卫巡洋舰。显然敌人的主力在她们后面，也许在后面不远处。可是此时厄运插了进来。 另外3艘英国轻巡洋舰看到“南安普敦号”向南驶去，她们也朝那个方向加入战斗，“伯明翰号”开火了。这可不符合贝蒂将军的希望，他希望在他预期接近敌人的战列巡洋舰时，必须有他的侦察舰留在他的前面。当时失去她们的危险非常之大，因此他命令他的轻巡洋舰回到她们的战位。退回的信号不是指名发给2艘去与敌舰交战的军舰，而是普遍地对轻巡洋舰中队，而为执行这个命令“南安普敦号”和“伯明翰号”脱离了与德国巡洋舰的战斗回到舰队排列的各自位置上。德国轻巡洋舰向南驶去，消失在浓雾中。与她们的接触就这样失去了。 可是与此同时，双方的战列巡洋舰继续迅速彼此接近。12点15分冯·希珀将军得到他轻巡洋舰的警告说，敌舰就在他前面近处，他也稍稍改变航向朝向东南方。贝蒂将军继续他的航向前进直到12点30分，此时两支战列巡洋舰队只有25英里距离，而且迅速地靠近。⑥然而此刻又出现厄运！德国轻巡洋舰向南偏斜离开贝蒂的前进路线，与沃伦德前面的第三巡洋舰中队遭遇。双方再度交火，敌人的巡洋舰再次消失在浓雾中。她们报告冯·希珀，在这条路线上也有阻挡的军舰。据此，在12点45分他作“四分之三向左转”（我使用了一个骑兵术语），向北逃去。但是这样躲避方法本身不足以救他。如果贝蒂将军再有一刻钟时间保持他原来航线，一系列决定性战斗必定会在1点之前开始。但是请看后来发生的情形。 12点30分贝蒂将军在与德国轻巡洋舰发生第二次接触时收到乔治·沃伦德爵士发来的信号，“看到敌人巡洋舰和驱逐舰。”因此贝蒂的结论是德国战列巡洋舰已经溜过他的身边向南逃走。健全的原则是以不惜任何代价守在敌舰与敌巢之间，除了据此行动之外，他还来个急转弯，循他的来路也就是向东回驶了3刻钟。1点15分听到敌人战略巡洋舰折向北方，他也转身向北，可是一直没有再次接触。冯·希珀成功地绕过我们中队的北侧逃逸。他的轻巡洋舰在极阴沉可怕的天气中通过第三巡洋舰中队，有几次实际上看到沃伦德战列舰，终于逃出兜捕。 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盲人游戏。 图06、作战行动，1914年12月16日。 for high sea fleet dec.15，12月15日公海舰队；3rd battel squadron，第3战列舰中队；a+b=warrender and beatty，a+b=沃伦德和贝蒂；a=warrender，a=沃伦德；allied submarines，协约国潜艇；b=beatty，b=贝蒂；c=german battle cruisers，c=德国战列巡洋舰；d=german light cruisers，d=德国轻巡洋舰；daylight dec.15，12月15日白昼；daylight dec.16，12月16日白昼；dogger bank，多格滩；fearless，“无惧号”；general rendezvous，全体会合点；hartlepool，哈特尔浦；longitude 5° 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东经5°；midnight，午夜；mine field，雷区；noon situation，正午形势；north sea，北海；scarborough，斯卡伯勒；situation before dawn，黎明前形势；skirmicher，小冲突；tyrwhitt，蒂里特；whitby，惠特比；x=the hight sea fleet，x=公海舰队。 剩下还得说一说英国潜艇的活动。到3点30分凯斯准将从泰尔斯海灵海外海底基地集合了4艘潜艇，并按照海军部命令去往黑尔戈兰湾。最终他成功地把3艘潜艇部署在黑尔戈兰湾的南边，一艘部署在北边。这艘单独的潜艇在内史密斯指挥官指挥下，在17日早晨发现自己处于攻击后回来的冯·希珀中队及小舰队的中间，她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朝战列巡洋舰发了两枚鱼雷，但没有击中目标。 这些就是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浦袭击的片断。我们能告诉公众的一切都登在12月17日晨报发布的如下公报上。 海军部，12月16日下午9点20分 今晨德国巡洋舰队在约克郡海岸举行示威，在示威过程中她们炮击了哈特尔浦、惠特比和斯卡伯勒。 为此目的德国人使用了一些最快的军舰，她们在海岸上逗留了约1个钟头。她们受到我们在那里巡航的军舰的攻击。 一俟报告有敌舰出现，英国巡航中队努力试图切断她们的退路。在被英舰发现时，德舰以全速退走，在浓雾的带助下她们成功地逃逸。 双方的损失微小，但全面报告尚未收到。 海军部借此机会指出，对不设防城市或商业港口进行这种性质的示威虽然不难，但要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且这种军事行为毫无军事意义。 这种行为给平民的生命和私人财产造成损失，是极可痛惜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此修改正在执行的总海军政策。 海军未能阻止或至少未能报复对我们海岸的这种攻击，自然引起许多愤慨。海军部在干什么？他们全都睡着了？虽然遭炮轰的城市以极大坚毅的精神忍受他们的苦难（死伤平民近500人），但不满情绪散布广泛。然而，我们不能说一句解释的话。我们必须沉默地忍受同胞的责备。为了避免泄露我们的军事秘密，我们决不能说出我们的舰艇中队在哪里，以及德国进行攻击的巡洋舰曾经离开毁灭有多近。我们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作为我们行动依据的各种迹象已为发生的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依靠的情报来源显然是值得信赖的。下一次我们至少会有一般的能见度。但是会有下一次吗？德国的海军将领必定知道他们曾十分接近强大的英国军舰，但她们是哪支舰队，或者她们在何时或者离他们有多近，这些可能是个谜。至于她们怎样到那里不也是一个谜吗？从另一方面说，德国对可憎的英国城市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战争鞭打感到欢腾，这可能怂恿他们作第二次尝试。甚至我们自己报纸对此事表示的愤慨，对德国作继续尝试也有助益。人们只能希望最美好的。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军计划和秘密一直深藏在无法探测的缄默中。 03. 此刻检查一下由北海海军形势提出的一些较广泛的战略含义是合适的。 德国海军编年史家习惯于使用尖刻言词强调战争开始时英国舰队未能成功地攻击德国海军的情况。他们描述鼓舞德国海军的尚武激情和他们不断而迫切求战的热忱。舍尔将军谈到，早在1914年8月2日，他指挥的德国第一中队的同事敦促他当天晚上穿过基尔运河在威廉港与舰队的其余部分会合，唯恐等到天亮将会太迟。他描写人们狂热地把德国军舰内部每一方木雕和图画卸下，以便更好地准备作战。他不无嘲弄地承认，英国人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令他吃惊。考虑到德国舰队在战争的头4个月龟缩在有坚强防御工事的河口和港湾内，在雷区和潜艇保护下一直保持纹丝不动，对照起来，这个老练水兵描述这种心态似乎有点勉强。 如果德国人真的相信，我们会派大舰队通过他们的雷区，在他们的战时港口与他们作战，他们必然把我们的智力看得太低。这样的做法只会丧失掉英国舰队，在几个小时内导致我们的毁灭。在黑尔戈兰湾、叙尔特岛或博尔库姆岛海外作无意义的示威，也不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的。舍尔与提尔皮茨都写到，好像我们只有出现在这些岛屿外才能迫使德国公海舰队出海进行决战。但在同时有人告诉我们，给予德国海军的命令是，在英国舰队由于不断的微小损失而元气大伤、达到双方力量相等前不要进行决战。那末怎么可能因为英国战舰与德国岛屿上的炮台互射，就会使德舰出海在力量悬殊状况下打仗呢？对德国人来说，一个合理得多的办法是白天派潜艇，夜间派驱逐舰用鱼雷攻击出海的英舰，并设置水雷区以防她们回来。用这种方法德国的“力量相等政策”似乎会有很好实现的机会；人们可以相信，英国舰队的这种行动会完全符合德国人的希望。除了让英国舰队炫耀地和愚蠢地在德国海港外边巡航很快耗尽力量外他们还能希望什么呢？ 我们也渴望打一仗；但不是愚人之战，甚至也不是势均力敌之战。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和只有在确保胜利的条件下作战才是我们的责任。此外，虽然德国军舰泊在港湾，我们牢牢掌握并完全享有制海权。在战争爆发时，从斯卡帕湾作战基地出动的英国舰队把德国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绝。这本身就是一种头等强烈的攻势行动。如果德国人有胆量和有能力，他们早就进行预防了。我们必须把陆军运往法国和从英帝国各部分集合我们的军力。这些陆军要派往陆上的最主要的战斗前线。阻绕这种运输肯定是德国及其海军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徜若英国陆军受阻拦达不到法国左翼的阵地，谁能说战争不可能在马恩河战役中结束？但是德国海军获得德国总参谋部正式和明确的同意，在它的雷区和防御工事后边静待，不作反应，此时公海上的世界事务和战争事务都在英国的掌管之下。 古罗马的蓬佩季乌斯·西洛对马略说，“要是你是伟大将军，下来打仗。”马略著名的回答是，“要是你是伟大将军，使我违背我的意志和你打仗。”事实上这是海战第一阶段过去后海军部直接面临的问题。英国舰队能选择的海军攻势的明显形式是，尝试并使用各种措施促使敌人舰队驶出它们的港湾并迫使它们接受战斗。远距离封锁除了它本身对战争的巨大影响外，也是对敌人最高档次的挑衅。另一个不断的挑衅是军队与供应物资源源不绝流向法国。的确皇家海军的这些职能如此重要，他们对德国舰队的挑战是如此直接和持续，以至整个战争时期盛行于海军部的观点就是满足于这些成就，不希望有更多的行动。一旦海战的第一阶段过去，外海廓清，就不能将这个战略看作完全满足需要。除了在有利条件下作战，否则不让主力舰队冒风险外，应当坚持研究如何使用压力迫使敌人出来进行一场海战，从而引起海战高潮的各种设计和方式。如果敌人不愿出来冲击封锁线，应该不停地使用辛勤、坚毅的设想力来寻找其他有效的挑衅手段。然而，司令部的将领们和海军部有影响的权威人士以远距离封锁与保护运输线为满足。他们努力聚集尽可能多的军舰，增加一个接一个分队，一个接一个小舰队，然后认为他们已做了所有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当外界不时指责他们缺乏活力时，他们总是以不使大舰队处于险境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来回答。 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不是故事的终点。他们有责任创造或发现不使大舰队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的某种攻势计划，或者迫使德舰应战，或者以某种引人注意的方法帮助协约国陆军减轻他们的一些压力。一个文官大臣决不能强迫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他能建议、鼓励和支持。但是要是他们保持不动，他也就无能为力。 那末什么办法能使德国舰队怀着作战意图驶出港湾呢？封锁未能刺激她们；运送陆军不能引诱她们；在德国海岛外的不解决问题的示威未必能诱使她们出来。必须创造和处置某种事情，当处置它时将立刻使德国难以忍受，使她决不能泰然自若地承受它；这件事如此重要，如此刻不容缓，如此生命攸关，以致使她不管自己的舰队处于劣势也必须立刻作战。军事史有许多事例表明，司令官迅速进军敌国并占领守军的要害阵地，迫使敌军以后为此猛冲猛打。这是战略进攻有利因素和战术防御有利因素的结合。这种形势在大战中的法国以极大规模重复出现，在那里入侵的德军依靠防御，而被入侵的法军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向敌人的铁刺网和机关枪发起进攻。怎样把如此简单的陆军概念运用到海战上？我们能用什么办法迫使德国海军在我们选定的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条件与我们作战呢？这种研究在英国海军思想中应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04. 1914年8月19日，经首相同意，我与俄国政府保持联系，目的在于不断引起对波罗的海战略重要性的关注。我指出，如果英国海军部得到波罗的海的海上控制权——或者通过一场决定性大战的胜利或者通过对基尔运河的封锁——就有可能让俄国陆军登陆去迂回但泽—托伦一线的侧翼和后方，或者从北方攻击柏林，或者进攻基尔运河，把德国舰队赶往大海。对于这些俄军发动的战事的一部或全部，英国海军部对必要部队的运送、护航和登陆愿负责任。俄方8月24日给予的答覆中原则上接受：他们认为提出的登陆行为可靠可行而适宜，只要总的军事形势有利于它的实行。 3个月后，费希尔勋爵来到海军部，这些思想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第一海军大臣深信，控制了波罗的海以及随后让俄国陆军在整个无防卫的德国北方沿海地区自由行动，对敌人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以后出版的厚厚备忘录中，他以有把握的洞察力说到此事。波罗的海无疑是海军进攻的最佳目标。当我给他看我与俄国政府就此主题的来往信件时，他对此想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12月的讨论中，一次有他在场的战时会议上，我向与会同僚谈论的、后来常常被他提到的话，即海战有三个阶段。“第一廓清外海；第二，封锁德国舰队；第三，进入波罗的海。”但是所有这些，说比做要容易许多。第二阶段有时阻挡了第三阶段，要等到第二阶段达到目的，第三阶段才能开始。第二阶段本身是一场比当时其他战争影响更大和危险更大的战争。为了封闭黑尔戈兰湾，有必要猛攻和占有一个或几个德国岛屿，而这有极大可能引起英德舰队之间的决定性海战。要看到此类事情的后果的确是十分困难的。真的，它是可能发生的最大的海战。这个初步决定性阶段的困难非常大，以致海军部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使当掌握最大力量优势时也不敢大胆面对它。 让我们想一想阻挡所有其余军事行动的这个首要军事行动究竟是什么。 在我于1907年与费希尔勋爵最早会晤中，他曾向我解释海军部在与德国作战中的计划是尽可能早地占领博尔库姆岛，作为我们小舰队和封锁德国河口的近海中队的前进基地。我对这个观点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刘易斯·贝利将军也牢固地持有这个想法。1913年，站在年轻海军将领最前列的这位军官被叫来检验在战时实行占领并守住这个岛屿的各种方法，同时考虑新的因素将怎样影响这个问题。新的因素是令人畏惧的：即航空器、潜艇和远程大炮。但是它们在军事行动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程度对双方既起有利作用，也起阻碍作用。我们也研究了叙尔特岛，此岛可作为攻占的另一个对象，或者说可能两岛一起占领。我们把德国各河口和所有岛屿都制成十分细致的凸雕模型。贝利将军的报告与计划在参谋部档案里可以找到。在战争开始时不可能使用这些计划。袭击一个岛屿需要我们至少有三四个正规的精锐步兵旅，虽则占领后警卫它使用较少的兵力就足够了。从法国主要战线不可能抽出这些军队。此外，如同大家已经明了，海军在战争爆发之初有大量事情要做，如确保海洋控制权和运送陆军渡海。 路易斯亲王原则上赞成这个计划。阿瑟·威尔逊爵士认为这个计划可行，在他对海战的最初看法中，甚至想要实行更危险和更少成果的炮轰和猛攻黑尔戈兰湾。⑦当费希尔勋爵来到海军部时，他依旧在原则上赞成攻击博尔库姆岛，但和其他每个人一样，他理解这种军事行动的重大性质与后果。它几乎相当于即刻进行海上决战的手段。在该岛被我们占领一周之内，在登陆行动更可能仍在进行之际，整个德国海军必然会倾巢而出，抵御这个致命的战略进攻以保卫祖国。准备战略进攻是那些重大项目之一，基本上是在绝密中进行，细节不断得到完善，只有当环境允许作重大决定时才可启用。费希尔勋爵和我完全同意指示作战参谋部在11月份审核贝利将军主张海外进攻的计划，指望在1915年某个时期采取行动。1月7日在费希尔的支持下，我获得战时会议原则上对这个军事行动临时性批准，如果当环境认为有必要时执行。 可是，虽然第一海军大臣的战略构想以进入波罗的海为中心，虽然他在原则上赞成夺取博尔库姆岛作为起始行动，我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实实在在的、建设性的和献计出谋的精力，而这种精力在他的事业的其他时期和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事情中，都表现得非常充分。我认为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要使这次军事行动获得成功必须作出重大决定性的和担风险的步骤。他大量谈到博尔库姆岛，谈到它的重要性和攻占它的困难，但他没有给予参谋人员保证彻底探索这个计划所必需的强烈专业动力。相反，他以泛泛谈论四处布放水雷使北海无法通过，从而阻止德舰进入，同时把英国舰队主力集中在波罗的海。我无法相信他这个办法能给我们必要的安全。首先是我们没有5000枚以上的水雷，而需要的却是几万枚水雷，这在今后许多个月中是无法供应的；即使我们有足够水雷，有什么方法阻止德舰从容不迫地一边打捞水雷一边通过雷区？除非我们用我们的舰队守卫雷区。 因此，虽则第一海军大臣继续泛泛宣扬进入波罗的海，我坚持努力集中注意力于猛攻和占领博尔库姆岛所需要的实际措施，借此或者封住德国舰队，或者促使它出来战斗。在这项任务中，我不但对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部说明我的主张，而且对总司令说明我的意见。要是我发现（作为我努力的结果）在海军舆论中有任何实在的反应，我本来能把这个问题提到能作出决定的地方去。但是实际上非但得不到这样的反应，我反而发觉一股持续而明显的不情愿情绪，这种情绪随着逐渐看清问题的细节而变得更明白，它表现为精神涣散和完全缺乏积极努力。毫无疑问，海军的本能是反对冒这种风险。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空谈进入波罗的海毫无意义。 1914年12月21日，由于我这方面对各种小规模布雷计划的长期争论和抗拒的结果，我写给第一海军大臣如下一张纸条： 海军形势的主要关键是用武力夺取和武力保卫一个海外基地，从那个基地出发，我们的c级潜艇和重型火炮驱逐舰能日日夜夜封锁黑尔戈兰湾；围绕这个基地和为了这个基地将发生海上和陆地的殊死战斗，直到敌人彻底毁灭。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能制订这样一个既生动又有说服力的计划。此前我们的形势有如我告诉你的和你刚才说的那样，只能是等待被打被踢，并茫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 12月22日我再次写给他如下短简： 关于波罗的海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你必须首先堵住这一边。你必须占领一个岛屿把德舰堵在里边，或者按照威尔逊所说，你必须截断运河或打碎水闸，或者你必须在一次决战中挫败他们的舰队。 散布水雷无法取代上述这些办法。 第一个实际步骤是物色一名指挥官，他赞成这个伟大事业，他具有专业技能和贯彻事业的个人决心。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由刘易斯·贝利完成。 炮舰有许多个月无法准备就绪。与此同时我们有不少旧战列舰可以方便地组成炮击中队。阿瑟·威尔逊爵士竭力主张，海上的有效轰击要求作紧张的炮术训练和实际练习，旨在指挥和协调军舰的火力达到最高的程度。因此我们建议在1915年前几个月里组建一个特别中队，当炮舰来到时，这个中队最终可用于巨大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用于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陆军所需要的支援。12月份在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和我一致同意下，将刘易斯·贝利从大舰队中的第一战列舰中队司令位置上调去担任在诺尔的第5战列舰中队（“敬畏”级军舰）当司令，意在使这个中队成为将来轰击舰队的核心，其司令成为1915年海军进攻的领导人。读者将看到这些希望被多么轻率地否定。 ———————————— ①见原书第267页的地图。 ②即黑尔戈兰以西约80英里。 ③必须解释清楚，在那些日子里，与驱逐舰尤其与潜艇的无线电通讯没有像后来那样完善。因此早晨把“火鸭号”安置在潜艇队与哈里奇中间以传达信息。她后来在下午得到带潜艇进入敌人海湾命令后，重新与凯斯准将会合，暂时那条通讯线也断了。 ④这次作战的整个情形在英国官方海军史上有极细致的描述，那些对它的细节方面有兴趣的人似可研究书中极好的插图。整个故事如此复杂，一般读者如果不研究作战图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努力使大家了解大致要旨——w.s.丘吉尔。 ⑤见原书第267页地图上的“黎明时形势”。 ⑥见原书第267页地图上的“正午形势”。 ⑦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大舰队》（the grand fleet）一书中，错误地把这个想法归因于我。我从来不是它的提倡者，只是把阿瑟·威尔逊爵士的意见放在总司令及其军官们面前，请他们评论。 第17章 土耳其与巴尔干各国 01. 没有任何国家像土耳其那样如此固执地投入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已经奄奄一息。意大利在1909年使用海军力量入侵和并吞的黎波里，在这个省份内至今仍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战争。1912年时巴尔干诸国拔出宝剑指向她们古老的征服者和暴君。伦敦条约中战败的土耳其帝国割让重要省份和许多岛屿，瓜分战利品成为巴尔干胜利者中间流血的新原因。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对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来说，依旧是勾引其野心和满足其要求的最美好的战利品；在所有一切战利品中君士坦丁堡作为最高目标熠熠生辉。虽然土耳其帝国咄咄逼人的危险来自巴尔干诸国的复仇和野心，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土耳其内心对俄国的恐惧。俄国和土耳其水陆相连，从黑海西海岸伸展到里海有1000英里共同边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撒丁岛），只有在强大的英国（迪斯累里政府）领导下于1878年保持土耳其帝国免于崩溃，君士坦丁堡免于被征服。虽然，在巴尔干各盟国内讧之前，保加利亚军已从西边挺进到君士坦丁堡大门口，但来自北方的危机感依旧在土耳其人思想中占压倒其他一切的地位。 在这些矛盾之外，还要加上与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对抗。库尔德斯坦人和广泛分布的亚美尼亚民族感情疏远。凡五六百年来与土耳其帝国打仗的或遭受土耳其奴役之苦的各个民族或种族，从四面八方以无比仇恨和渴望的目光，凝视着这个给他们如此沉重和永久苦难的垂死帝国。惩罚和偿还的时间近在目前；唯一未决的因素是欧洲的外交，特别是英国外交能将清算之日推迟多久。土耳其帝国迫在眉睫的崩溃像奥地利帝国逐步腐朽与瓦解一样，出于非人力能控制的力量，它们的垮台松散了整个东欧和东南欧的基础。变化是激烈的、巨大的、无法估计的，而且是不可抗拒和近在身边的，它影响2000万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制度。 就是在此时和如此的背景下，德国举兵经过比利时入侵法国，所有的其他争执都根据这个首要斗争而重新调整其位置。在这场大震荡中丑恶的、蹒跚的、衰朽的和一贫如洗的土耳其将会有什么遭遇？ 她得到在英国人看来似乎是历史上曾经给予任何政府的最优惠的赠予。她得到保证，只要她保持中立，就能使她所有的领土绝对完整。她得到这个保证不但基于她的朋友法国和英国的权威，而且基于她的敌人俄国的权威。法国与英国的担保将保护土耳其免受巴尔干诸国尤其是希腊的侵扰；俄国的担保无限期地中止了来自北方的逼近的威胁。英国的影响主要能平息和肯定能推迟阿拉伯的长期起义运动。协约国认为，它向这个衰弱而危机四伏的国家提出的建议不可能比这个更公正了。 但是图画还有另一面。在土耳其帝国腐朽结构内部和在它表面政治事态底下，潜伏着各种人和各种思想的凶猛而有目的的力量。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灾难把这些力量组成一个隐蔽的、缓慢燃烧的、将是异常的烈火，沿博斯普鲁斯海峡所有大使馆（一个除外）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深知内情的土耳其人在1915年写道，“在这段时期内（大战前几年），整个土耳其人民的未来都由一个委员会在作极其细致的审查。”① 泛土耳其委员会接受1907年的英俄协议，这个协议是与土耳其最无利害关系的、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及朋友的大国，与土耳其的古老和无情的敌人的大国之间明确的同盟条约。因此，该委员会深信，在即将来到的欧洲大战中到别处寻找帮助。他们计划在单一土耳其人基础上建立一个土耳其，也就是土耳其农民的安纳托利亚。这个计划在1913年看来仅仅是一个空想。这个计划认为，使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阿塞拜疆的波斯人省份和俄国里海另一面的土耳其人省份（土耳其人种发源地）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土耳其人联合是民族统一的理想；使土耳其向里海盆地扩展。这个计划包含反对神权政府，使教会与国家关系发生激进改变，让“虔诚基金会”的捐款移作国家世俗的需要以及要求专业宗教阶级严格遵守纪律。它还包含新近在土耳其实现的惊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学改革。穆斯塔法·凯末尔事实上在执行一个15年前决定的计划，他很可能参与这个计划的制定，这个泛土耳其计划的中心点是利用德国使土耳其摆脱俄国的威胁。许多年来德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冯·比伯斯泰因以高明的手法一直在暗中点火。 在紧急时刻若土耳其最前哨没有一位实干家的事实，泛土耳其计划可能永远是个梦境。一个未来的土耳其拿破仑，在他的血管里涌腾着战士的血液，他个人的意志、虚荣心和诡计注定要使土耳其帝国走上最大胆的冒险道路。受德国训练的但有土耳其本性的陆军中尉恩维尔“把他的帽子摔过篱笆”（摘录他本人的话）是1909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信号。伙同他的一小撮青年土耳其朋友组成联合进步委员会，他曾勇敢地面对所有聚集起来的敌人。当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时，就在的黎波里的沙漠里恩维尔英勇作战；当巴尔干同盟的军队逼进到查塔尔雅线时，恩维尔决不绝望。1912年当时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先生说，“阿德里安堡决不归还土耳其。”但恩维尔在一个月内进入阿德里安堡，该地今日已为土耳其所有。大战爆发后，恩维尔和他的伙伴塔拉特以及能干廉洁的财政部长贾维德控制了土耳其国务。在他们之上：装点门面的是苏丹和大维齐尔*；但这三个人及其追随者无疑掌握实权，在这批人中间恩维尔在全部行动中是爆发力量。② 土耳其领导人对俄国参加一场混乱而激烈大战能力的估计远远低于西方协约国对沙皇力量的估计。他们深信德国集团将在陆上赢得战争，俄国将受严重创伤，而跟着会爆发一场革命。土耳其将在德国胜利时刻获得高加索的人口与领土，至少能在几个世代里挡开俄国的威胁。在长时间的初步讨论中，德国答应土耳其在同盟国胜利时满足其对高加索的领土要求。这个应允决定了土耳其的政策。 在土耳其人的生活及其领土野心的每一个领域中，泛土耳其人政策都体现在一个明确的战争计划中。这个计划要求土耳其控制黑海作为它的基础。不论何时发生大战——他们确信大战必然发生——俄国在德奥两国掌握之中，泛土耳其人意图入侵和征服高加索。控制从君士坦丁堡到特拉布宗的海路，对从特拉布宗推进到埃尔祖鲁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土耳其必须建立一支海军。人民捐款于1911年和1912年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开始，甚至普及到整个伊斯兰地区，规定捐款的钱用于在英国为土耳其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这两艘战舰中至少有一艘到达君士坦丁堡就可以成为整个土耳其战争计划的依据。1914年7月在土耳其领导人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两艘军舰能及时到达吗？显然可能性很小，第一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雷沙迪埃号”应于7月份完成；第二艘几星期后竣工。土耳其在俄国领土内奥尔蒂、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周围的土耳其特工已经忙碌地布置居民中大多数的穆斯林土耳其农民贮藏玉米作物，以便土耳其军纵队有可能挺进乔鲁河谷扰乱俄国后方。7月27日土耳其提出订立德土之间反对俄国的秘密攻守同盟，这个提议立刻为德国接受，于8月2日签字。7月31日下令土耳其军队进行动员。 可是此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然情况。英国采取明确抵抗德国的态度。英国舰队以战斗行列出海。7月28日我为英国海军征用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我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英国海军。在英国舰队中加上两舰土耳其“无畏”级战舰看来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在海军部中就我所知，英国没有人知道土耳其的图谋或这两艘军舰在他们图谋中将发挥的作用。我们把这两艘军舰建造得比我们以往知道的更好。我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为征用土耳其军舰受到某些方面的批评。有人把由此在整个土耳其激起的愤怒与失望说成是改变局面的原因，促使土耳其加入反对我们的战争。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失望的内在原因。征用两艘军舰非但不使土耳其成为敌人，几乎使她成为同盟者。 土耳其人还保留着一个希望，那就是“格本号”。如上文所述，这艘快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驻泊在地中海西部，根据和平时期命令要去亚得里亚海的波拉港整修。这艘军舰本身就足以控制黑海的俄国中队。德国人将把“格本号”派往君士坦丁堡吗？她将到达那里吗？就在这个时候英国致德国最后通牒连同英国决定宣战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务实派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改变了地中海的局势。“格本号”能逃脱大海上众多英国小舰队和巡洋舰中队还有3艘力量更大虽则速度稍慢的英国战列巡洋舰之手吗？8月3日晚上当恩维尔得知“格本号”奉命向北逃往亚得里亚海的波拉港时，他的焦虑与担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立刻找来俄国武官列昂捷夫将军，把一切先前计划抛置脑后，包括昨天与德国签订的协定，他向这位吃惊的军官建议以各种条件建立土俄同盟，条件包括土耳其在西色雷斯提供补偿。不管是因为德国人已意识到，除非“格本号”努力设法来到君士坦丁堡，泛土耳其者决不会原谅他们，或者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格本号”已是他们战争计划的一部分，此时（8月3日）提尔皮茨将军正向当时在墨西拿加煤的“格本号”发出新的命令，嘱其驶往君士坦丁堡。在发生众所周知的事件后，“格本号”于10日到达达达尼尔海峡，经谈判后被允许进入马尔马拉海。 此刻恩维尔恢复了信心。因为控制黑海的任务可能落在土耳其人身上。鉴于英国海军的至高优势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无防卫状态，与英国敌对非同小可。此外，意大利竟意想不到地脱离三国同盟。因此对土耳其来说，看一看在陆上即将发生的大战，尤其是俄国战线的战争结果会怎样，这样做可能是谨慎的。与此同时土耳其陆军的动员可以不显眼地进行，它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有正当理由。因此接着出现一段土耳其犹豫和观望的时期，时间持续了约3个月，她扮演两面派的角色。我能记起在所有重要的政策领域，英国政府得到的情报与土耳其人一样完整。阅读这段时间我们从君士坦丁堡所有渠道收到的电报，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判断，觉得土耳其的态度是令人奇怪的。所有协约国一会儿因大维齐尔和内阁中值得尊敬元老们的友好保证而鼓舞，一会儿因土耳其人拒绝扣留和解除“格本号”的武装而愤怒，总的说来被许多互相矛盾的声音弄得困惑不解，于是相信土耳其没有确定的政策，有可能争取这个国家也有可能失去这个国家。当恩维尔在11月份作为所有泛土耳其力量的代理人，指使“格本号”和土耳其舰队对俄国黑海港口进行未受挑衅的攻击时，这个时期结束了，就这样土耳其野蛮地投入战争。 02. 土耳其的局势只能与巴尔干的总形势作比较来判断；除非一直记住战前巴尔干历史中主要事件，否则便难以理解总的形势。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率先对土耳其发起了胜利的进攻。当时她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攻击土耳其帝国最精锐军队，而希腊军和塞尔维亚军则横扫防守力量较弱的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打了最大的战役并遭到最重损失的保加利亚军最后被阻挡在君士坦丁堡之前。她转过身来，看到几乎整个征服的领土都在她的同盟者手中，这些领土的归属在战前已在这四个好战的小国之间用条约规定下来。但是阿德里安堡尚未投降，依照条约规定，塞尔维亚军援助保加利亚军，在攻克阿德里安堡的战斗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都利用由于需要攻下阿德里安堡因而延长了战争这个论点，作为拒绝履行战前条约重要部分的理由，同时她们仍保持占有所有征服地区作为她们的所有物。保加利亚人对这个要求以暴力作出迅速回答。他们攻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但被两国人数更多的军队打败；正在这极端衰弱和失败时刻，罗马尼亚人又从另一边侵入，由于罗马尼亚没有参与对土战争，有生力军可供战斗。与此同时土耳其军在色雷斯进军，在恩维尔帕夏率领下收复阿德里安堡。就这样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终结时，保加利亚不但被夺走从土耳其夺来的几乎全部领上（被希腊和塞尔维亚完全瓜分），而且甚至她本土多布罗贾省也被罗马尼亚从她那里夺去。继驱逐土耳其人之后发生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以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为一方和以保加利亚人为另一方犯下了可怕的凶残暴行，他们之间留下一条血河。 在这个关键时刻，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保加利亚人以更深沉和更不顾切的决心考虑其命运。他们以往所有的牺牲归于无用，甚至比无用更坏。他们征服的果实反而增加了他们对手的收获。他们被罗马尼亚从背后捅了一刀，而且遭到罗马尼亚的敲诈，对后者他们并不曾有任何挑衅。他们目睹大国（带头的是英国）使用毫不客气的语言禁止土耳其人回到阿德里安堡。他们眼睁睁看着不但萨洛尼卡甚至卡瓦拉被希腊人抢走。他们眼见新近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主要居住着保加利亚人种的大片地区，进入同样可憎的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奴役之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保加利亚军队依照国王斐迪南的旨意，“卷起军旗”退伍，等待扬眉吐气的日子。 这个好战而强大的保加利亚，有她的惯耍阴谋的国王和勇敢的农民军队，他们沉思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不公正的现状中，这个国家就是1914年和1915年巴尔干占支配地位的因素。 03. 1914年8月19日，当时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先生得到国王康斯坦丁批准令人惊讶地宣布，将希腊所有的海陆军资源从需要它们的时候起正式交给协约国处理。他还说，这种奉献在特殊意义上说是给予英国的，因为她的利益与希腊的利益不能分解地结合在一起。他说，希腊的资源不多，但她能动员25万军队，而她的海军和港口可能有一定的用途。这个崇高的奉献是在一切十分不肯定的时候，甚至在法国的主要战役开始之前作出的，它大大吸引我的注意。毫无疑问，一方面它使我们冒土耳其成为我们敌人的风险，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另一方面希腊的陆军和海军是有份量的要素；希腊陆军和舰队与英国地中海中队的联合，可以提供解决达达尼尔海峡困难的最迅速有效的手段。加利波利半岛此时由脆弱的土耳其军占领着，人们知道希腊参谋部已准备好占领这个半岛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此外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土耳其正走向对我们的战争。她对“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行为继续是公开的欺骗。德国手中这两艘军舰存在于马尔马拉海，她们是向君士坦丁堡中立地位施加决定性压力的手段。如果我们不打算获得土耳其诚实的中立，那末让我们作出取舍，把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拉到我们这边。我们不能让她们站在我们一边吗？我们不能使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组成巴尔干联盟吗？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务必不可两头落空。 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经过非常焦急的考虑后，促使内阁拒不接受希腊的建议。无疑他有充分理由担心，与希腊结盟意味着立刻与土耳其可能还有与保加利亚作战。他担心这会使希腊处于险境而我们又没有能力保护她。他最最担心的是不要以得罪俄国的方式鼓励希腊反对君士坦丁堡的雄心，最后，他希望与大维齐尔和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中立派领袖人物有密切和亲善关系的路易斯·马利特爵士最终能保持和平。当然，英国大使用来为和平而努力的技巧和毅力是无与伦比的。就这样，在战争爆发时，我们一直保持与法、俄共同提出的宽厚而慷慨的诺言，即保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作为回报，她应保持忠诚的中立。我自然遵从内阁的决定，但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大。我仍继续工作，希望有一个巴尔干联盟。 9月初似乎出现很大的可能性，即在德军向巴黎推进的影响下，不管我们做什么，土耳其将与我们和希腊作战。我立即开始准备对付目前事态，安排召开海军部代表和陆军部军事作战处代表的会议，制订由希腊军队夺取加利波利半岛的计划，目的在于使英国舰队可以进入马尔马拉海。讨论的结果估计需要军力6万人，这个数字看来完全在希腊兵力资源之内，接着通过我们驻希腊海军使团团长马克·克尔海军少将的中介与希腊政府进行商谈。希腊参谋部以赞成的姿态看待联合军事行动，但宣称保加利亚必须以全部军力同时进攻土耳其；他们不愿接受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保证。 9月6日韦尼泽洛斯先生告诉我们驻雅典公使，他不怕土耳其单独从陆上发起进攻，因为希腊参谋部相信有能力对付这种进攻。希腊政府已收到索非亚坚守中立的明确保证，但它不信任这类保证。可是希腊政府满足于保加利亚政府在土耳其军队进攻希腊时因侵犯保加利亚领土而提出正式抗议的行为。然而，如果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联合而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占领，形势将极端严峻。对于这一点我在当天以书面向外交大臣指出，一个俄国军团将容易地从阿尔昌格尔、或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者在得到日本同意后从阿瑟港出发进攻加利波利半岛。“夺取加利波利半岛支付的代价无疑很大，但此后不再有与土耳其的战争。一支5万人的精良陆军和海军，就能结束土耳其的威协。” 但是寻找陆军不等于找到陆军。爱德华·格雷爵士送给我他当天清早收到彼得格勒来的一份电报作为答覆，电报说，鉴于大量德军从西线转移到东部战场，俄罗斯正从亚洲和高加索征集每一个可以得到的壮丁，她在高加索只留下一个集团军。根据彼得格勒的电报判断，除非希腊能割让领土来安抚保加利亚，否则希腊将不得不单独负起战争的大部分重担。格雷爵士在我的备忘录背面又加上一段话，“从圣彼得堡来的电报你可以看出，在对付土耳其军事行动中俄国不能相助。除非在法国的局面有转机，我看不到地中海方面有良好的前景。” 只有实实在在地研究这个问题才显出它的巨大困难。为了不使人们认为我低估了与土耳其作战的严重性，我得提醒大家，我早就深信土耳其迟早总要攻击我们，我还一直相信德军入侵法国会被迫停顿下来。这两项假设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我并不自以为我的观点最英明，我只让它接受历史的判断。从这种观点产生的政策，当然在这个紧要关头会将塞浦路斯给予希腊，以补偿她将卡瓦拉给予保加利亚。要向塞尔维亚施加最大压力，使她在莫纳斯提尔问题上向保加利亚让步。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成功我不表态。 到9月9日，土耳其人对“格本号”与“布雷斯劳号”的态度变成公开地向我们挑衅，以致有必要撤走英国海军使团，他们在那里随时受到德国人和土耳其主战派的傲慢无礼的对待。任命我们驻土耳其海军使团团长林普斯少将指挥监视达达尼尔海峡的中队是我的主意，发出的命令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因为有人认为让刚刚不当土耳其舰队教练的那个军官担任这个职务很不适当。这无疑是一个有分量的观点，但为遵从这个观点，我们在这个命运攸关时刻失去了这位将军的众多有利条件，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土耳其人，他了解达达尼尔海峡连同它所有的潜在价值。这是一条长锁链中的一个小环节。这一环节中断将产生延误，我必须作出的新安排。 9月21日我打电报给负责马耳他海军船坞的海军中将卡登，请他就任达达尼尔海峡外的中队司令，舰队增加“无畏号”和两艘法国战列舰，其唯一任务是击沉驶出达达尼尔海峡的不管其挂着什么旗帜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 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尽管因以后发生不利事情而稍有逊色——制止了近东事态的发展。土耳其暂时平静下来，她对希腊的威胁态度稍有收敛。然而这个形势相应地使得雅典加入欧洲战争的急迫心情也冷了下来。从9月中旬起，整个巴尔干的局势再度从危机四起到迟疑不决。然而，从根本上说形势依旧凶险。 只要有机会，我继续越来越起劲地竭力推行联合巴尔干各国政策，不管在土耳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背离这个观点，但是读者应理解在内阁中占主导地位的其他论点：忠诚希望不要把战火蔓延到尚未遭受祸殃的地区；英土争端导致印度的危机；我们1914年可怕的军事衰弱；基奇纳勋爵表示希望，在两个印度师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以前尽可能保持东方安静；在不引起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怀疑与妒忌的前提下，赢得希腊、特别是赢得国王康斯坦丁支持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后是大家怀疑——应该承认疑心很大——如果协约国在主战场无法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或对巴尔干半岛不进行强大的干涉，保加利亚和斐迪南国王会不会离开条顿阵营？ 当我把这些问题与爱德华·格雷爵士倾谈时，他最愿意谈最后一点。“在保加利亚相信德国不会打赢这场战争之前，她不会因我们答应将其他民族领土给她而改变初衷。”法国北部被德军迅速侵占，法国政府撤退到波尔多，安特卫普的陷落，兴登堡对俄军的巨大胜利，所有这一切极大影响了保加利亚人，使他们怀有与土耳其人相同的心态。英国没有陆军，派不出一个兵，甚至送不出一支步枪，只有她的海军和金钱，在近东起不了什么影响。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提出的要求直接与斐迪南国王和康斯坦丁国王的野心相抵触。在全体巴尔干诸国中，只有一双慧眼，只有韦尼泽洛斯的天才能分辨这场战争的根本道德问题，公正地衡量参战双方的相对力量和正确估计两者的真正价值——德国陆军的胜利和英帝国的海军力量，后者正在缓慢积聚其潜在的无穷无尽的资源。 因此协约国继续等待和寄希望于君士坦丁堡，日子悄悄地飞快过去。 到10月中，我们得知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正在进行。我们还从秘密来源得知，奥地利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已得到恩维尔的庄重保证，土耳其将在近期加入对协约国的战争。10月底我们在苏伊士运河那边的前哨基地因面对日渐集结的土耳其军队而必须撤退；最后约在10月27日，“布雷斯劳号”与土耳其巡洋舰“哈米迪埃号”以及一个驱逐舰分队，“格本号”尾随在后，驶入黑海，在29日和30日炮击俄国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击沉一艘俄国运输船，袭击了敖德萨港口，放鱼雷击中一条炮艇，最后实际上摧毁了新罗西斯克及其贮油罐和所有港口中的船舶。 据此，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立即要求离境护照；英国外交部于10月30日下午8点15分在历数对土耳其人的不满后，特别提到他们入侵西奈半岛和他们对“格本号”的错误措施，发出要求放弃此种行为并在12小时内斥退德国陆军和海军使团的最后通牒。 俄罗斯在最后通牒期满时对土宣战；英法大使偕同俄国大使于11月1日离开君士坦丁堡——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正展开科罗内尔战役。与外交部保持一致，在最后通牒期满之日英国海军发出开始战争的命令。11月1日我们两艘驱逐舰进入士麦那湾，击毁一艘大型土耳其武装快艇，这艘快艇携带水雷停泊在防波堤旁；当天晚些时候卡登将军得到指示，在最早的合适时候远距离炮击达达尼尔海峡外部堡垒。这次炮击在11月3日晨实施。两艘英国战列巡洋舰在土耳其大炮射程以外开炮，炮弹落在欧洲一边的塞代尔巴赫尔和海勒斯角的炮台上。法国战列舰向亚洲一边的库姆卡利和奥卡尼赫炮台开炮。一共开了约80炮，造成土耳其堡垒的相当损失，防守堡垒的土军和德军死伤数百人。 这次示威式炮击的理由经详细讨论。理由简单并不重要。一个英国中队等候在达达尼尔海峡已有数月。与土耳其已经宣战。这就自然地应向敌人开炮，就像向前线敌军开炮一般。这就有必要精确地知道土耳其大炮的有效射程和军舰能接近封锁堡垒入口的条件。有人说这次炮击是鲁莽之举，因为它必然使土耳其人有了防备，导致他们加强防护力量。从宣战起敌人稳步改善海峡的防卫组织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这次炮击促进对方改善防御的过程达到什么程度纯属猜测。3个半月后（1915年2月19日），当卡登将军再次炮轰这些堡垒时，加利波利半岛完全没有防御准备，依旧荏弱地把守着；小量海军陆战队就能够不受抵抗地前进，进入毁损不堪的堡垒，并到达堡垒以外相当远的地方。 此刻我们必须为即将发生的土耳其进攻埃及作好准备。由“黑王子号”、“爱丁堡公爵号”和“勇士号”组成的第一巡洋舰中队，有的用于海上护航任务，有的保护亚历山大或塞得港。甚至在科罗内尔战斗的消息到达之前，越来越紧张的资源缺乏使得有必要以老旧较小的军舰来替代这些优良的军舰。现在急于要求她们在佛得角群岛附近组成战斗中队，作为对付冯·施佩的第二联合舰队力量的一部分。还允许她们在此后尽可能早的时候归属于大舰队的总司令麾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非常迫切地要找到一支新的和令人满意的海军力量以保卫苏伊士运河，防止迫在眉睫的土耳其进攻。10月31日发现并堵住“柯尼斯山号”在其巢穴之中，解放了搜索此舰的3艘军舰中的2艘。但是这还是不够的。11月9日击毁“埃姆登号”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它使我们解脱出受束缚的力量，这种解脱正发生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印度洋现在廓清了。从东印度来的战列舰“速捷号”立即接到命令驶往运河。先前搜索“埃姆登号”的快速巡洋舰“格洛斯特号”、“墨尔本号”、“悉尼号”、“汉普郡号”和“雅茅斯号”受命立即返航，经过红海进入地中海。 我搜索各大洋，寻找每艘可以使用的军舰。在11月的第二和第三星期，“速捷号”以及上面提到的中队和小舰队连同法舰“鲨鱼号”和俄舰“阿斯科尔德号”一起进入运河保卫埃及。可是事实证明土耳其人的进攻只是试探性质。面对军队和军舰，他们虚幌一招后便退入东部沙漠去积聚力量了。 在这段时间里，大规模的澳大利亚护航工作一直稳步地进行，运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即“安扎克军团”，越过太平洋和印度洋去往法国。我们做好了准备，若有必要改道驶往开普敦。但在护航队到达科伦坡前，博塔将军和斯马茨将军已镇压了南非的叛乱。因此澳大利亚军和新西兰军在“伊吹号”和“汉普郡号”的护航下继续驶向欧洲。到11月底他们的运输队进入运河。由于土耳其入侵埃及的威胁依旧存在，有极大需要派坚定和值得信任的军队驻守埃及。12月的第一天，基奇纳勋爵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开展中，命令全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苏伊士上岸，目的有二，一是在那里完成他们的训练，二是保卫运河运输线。 04. 此刻我们可以暂时搁下土耳其的局势。德国人对土耳其的掌握一天天加紧。土耳其各民族的灾难随着她军事组织的改善而加剧。在“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大炮下，君士坦丁堡生活于怀疑、分裂和物资缺乏之中。海峡之外的英国中队保持沉默的监视。希腊对英国的态度感到困惑，为韦尼泽洛斯与康斯坦丁国王的争吵而苦恼，8月份时候的高昂决心已不复存在。塞尔维亚不屈地与奥地利军队搏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念念不忘过去，以专注的关心彼此注视。在埃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训练每星期都有进步。 就这样，随着令人惊叹的世界戏剧中的这一幕行将结束，我们已经看到下幕的场景正在布置，下一场的演员正在集合。从地球最远的各端，军舰和军人正向地中海东部接近和聚集，以便实现普通人还不理解的命中注定的事情。各大洋已经廓清德国军舰，从而解放了我们的舰队，澳新军团到达埃及建立起陆军的核心，我们有了进攻土耳其帝国心脏所需要的海陆军。西线的僵持局面——那里现在一切都冻结在冬天战壕之中——同时也提供喘息时间和征集更多军队的可能性。澳大利亚军各营以不倦的步伐踏着埃及松散的沙漠地。霍尔布鲁克司令在他英勇的潜艇中潜行在恰纳克雷区之下，并在达达尼尔海峡咽喉部位击沉一条土耳其运输船。与此同时，远方的朴次茅斯船坞的海军船厂工人正日以继夜辛劳地在“伊丽莎白王后号”上装备15英寸大炮和旋转炮塔。然而迄今为止，所有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不成熟的、无目标的和各管各的在进行着。大量机会中的任何一个，过去可能指出，现在仍可能指出，但最终结果却达到完全不同的方向。没有制订计划，也没有人作出决议。但是新的思想在萌动，新的可能性进入眼帘，新的力量就在手边，我们用这些迎接正大步向我们走来的新的危机。俄国这台强有力的蒸汽压路机是苦难的法国和衰竭的比利时的希望，现在她正在倒下。她的陆军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搏斗，但在他们勇敢战线的后面，衰弱、匮乏、组织混乱的可怕迹象已明显地暴露在焦急的政府和议会之前。冬天已到，它把俄国紧紧束缚住。不可能与她的协约国接触，不可触从协约国那里得到帮助。冰封住了白海。德国人掌握了波罗的海。土耳其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现在只需要俄国发出求救的呼声，使现在空虚的东西重露生机，使现在毫无意义的东西重新具有意义，可是迄今无呼声传来。 05. 读者已经了解1914年9、10、11月份的特点就是，海军部日益紧张地储备力量。读者必然懂得，作者为了叙述方便有必要分章节谈论每一次紧张状况与危机，其实许多事情是在所有战场同时发生的，而每一次发生的紧张状况是累积的和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到11月份达到紧张的不寻常顶点，这个顶点不能再延长，也不可能再超越。 值得花一点时间细察一下整个形势。第一，去法国的军队和供应品的运输从未停止，这对我们的陆军是至关重要的。在运输的高潮中出现比利时海岸的军事行动和敌人迫近海峡港口以及发生伊普尔—伊塞尔大战的长时间危机。第二，敌人的全部巡洋舰无一损失，大批武装商船仍在外部海洋自由活动，每一条船都威胁无数地点和海域，需要有比她们多5—10倍的军舰在她们未被捕获时搜索她们和保护运输。与此同时为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运送军队进行大规模护航和从全世界各地集中英国的正规警卫部队；不少于6次各自独立的远征，即萨摩亚、新几内亚、德属东非、多哥兰、喀麦隆和德属西南非的远征正在进行或者正处于关键阶段。除这些行动外，因爆发对土战争还要加土进攻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的军事行动。 为完成这些紧要任务我们不得不从大舰队抽调舰只，组成不下于3个重要的舰队。在战争爆发时处于完整状态的大舰队，由于以后有效力量的减少，要求人员与装备分批轮换休整。同时，潜艇威胁已形成严重问题，而在我们心中又夸大其程度。虽然竭尽努力以求我们的舰队在北方港口得到安全，但完成各种措施需要许多星期的时间，在这个阶段人们的焦虑继续存在。这种种情况的背后是德国舰队，我们务必假设，它知道我们正处于紧张状态，于是暗地里准备在任何时刻向我们的最大决心挑战。在漫长的冬夜里，本土没有固有的正规军，当时训练不充分的本土部队以及基奇纳新组建的未成熟的军队，使人们又产生了敌人入侵的恐惧；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否定入侵的可能，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采取一整套预防措施。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人们不止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海军部将被迫紧缩其职责和在一个时期里将某些重要利益委诸天命，以便确保那些至关重要的基本利益。在我们刚刚经历的大事件中，可以这样断言，在这几个月里，我们满足了每一个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保卫了所有的海洋，运送了每一次远征队，把每一个运输船队安全送达，完成了驻法国的我们陆军和比利时军的所交给的任务。不论何时我们海军的主力始终这样部署，即如果敌人胆敢挑战，我们决不拒绝战斗。 随后，整个世界的紧张局势突然放松。德国巡洋舰和攻击商船的驱逐舰一艘继一艘不是被堵住就是被击沉。庞大的护航船队及时到达，远征部队安全登陆。各个海洋相继得到廓清。我们港口的护卫障碍设施业已完成，对付潜艇的多种办法正在实施。各种等级的、最高品质的新的军舰开始大量增援舰队。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被遏止。南非的叛乱被剿平。入侵的危险——若说存在的话——随着本土军和新编陆军的效率提高而一天天缩小。海峡各港口的重大战事以我方获得决定性和光荣的胜利而结束。最后，福克兰群岛战役结束，海洋的廓清任务完成，除了由陆地包围的波罗的海与黑海以及黑尔戈兰湾防御区外，德国国旗很快便不再在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军舰上飘扬。③ 随着12月份过去，一种难以形容的轻松感偷偷地笼罩了海军部。我们没有祸患地、几乎没有事故地完成了从和平到战争的大转变。战前经常缠扰我们而我们为之作好准备的所有风险，或者被挡开，或者被克服，或者从未发生。没有发生遭受袭击事件，舰队已作好准备。陆军已经及时达到主战场，令人满意地留在那里。水雷危险已经克服。我们认为我们有对付潜艇的办法，而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们确实制服了潜艇。敌人破坏贸易的所有计划以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恐惧已不存在。英国与协约国的贸易在全世界不停顿地继续进行；英国的贸易额和粮食已得到保证；战时保险费率下降百分之一。随着战争发生后第一个圣诞节的临近，我们内心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对最后胜利有绝对信心。 在准备和设计上占全部优势的强大敌人发动了攻势，但到处被迫停顿，现在轮到我们进攻了。主动已转移给我们强大的两栖部队，时间和手段都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将在何时何地实施攻击由我们说了算。我们相信大舰队的力量足够大；加上迄今为止遍布外海的大量中队，它们现在组成一个额外的大舰队，有能力参与最大规模的海战，总之不会累及我们海军主力的基础。 但是这些成就的获得只能作为新的和更紧张努力的序幕。海军部则满足于最初和最危险阶段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放松自己，苟安地求得安全与克服危机，这确实是可耻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现在是以陆军的斗争——也许是决定性的，但肯定是最艰巨的——来衡量我们份量的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加快对德军开展意想不到和不能预见的攻势，使他们遭受连续袭击，处于危机接危机、打击接打击的境地，直到最后垮台。 而且，同样是德国人，当执行自己计划时他们是世上所有敌人中最可怕的；而当他们被迫顺从对手的计划时最容易惊惶失措。让一个德国人有时间制订他的巨大、耐心、精确的计划，做好他的缓慢、彻底、有无限远见的准备工作，等于招致最可怕的风险。以意想不到的行动把他弄得惊惶失措，挫乱他专致的思想，打破他的自信心，吓唬他的精神，破坏他的计划，肯定是不但光荣而且审慎的途径。 06. 海战的第一阶段就叙述到这里结束。英国任务的第一部分在陆上和海上完成。巴黎和海峡各港口获救了，各大洋的敌人廓清了。英帝国的全部国力肯定能转化为战争力量，用以压在敌人身上。在英帝国作好准备前德国已没有机会打倒法国；在英帝国的全部力量能运用于战争前已没有机会使法国瘫痪。最高主动权由日尔曼国家转移到协约国。战争物资储备之多几乎无法度量，军舰、兵员、军火和战争器械的多样性无法形容，这些如今一个月一个月地稳步流入我们的手中。我们用它们干什么呢？各种战略方案供我们充分自由的选择。我们选择哪一个？我们应该使用加强了的舰队和1915年强大的新军去迂回日耳曼军在波罗的海的右翼，还是迂回他们在黑海和巴尔干的左翼？或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战士冲向沙袋、铁刺网和混凝土，正面进攻在法国的德军防线？我们应该作最大努力与我们俄罗斯盟国保持直接联系还是听凭她陷入危险的孤立境地？为了缩短战争，我们应该采取决定性行动，引导和促使现在置身战争以外的北方和南方的小国进入战争？或者我们应该沉重缓慢地稳步向前，攻击在我们前面最近的敌人？我们的陆军应该只在佛兰德的泥泞土地上艰苦作战还是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战场？我们的舰队应该一直满意于它们已经赢得的伟大实在的战果，还是应该以新的不竭的大无畏精神挡开未来的风险？ 随着这个故事向前进入新的阶段，这些重大的问题的答案将先后出现。 ———————————— ①特基亚·阿尔普，《土耳其人与泛土耳其理想》（turkish and pan-turkish ideals）。1915年首先用德文出版。 *grand vizier指伊斯兰国家的高层官僚。——译者 ②我个人碰巧认识所有这三个人。我在1910年德军演习中遇见恩维尔。1909年当我与伯肯黑德勋爵访问君士坦丁堡时，塔拉特和贾维德都是接待我们的主人。 ③“德累斯顿号”和两艘武装商船巡航船多存活了几个星期，但完全不能活动。 （第一卷完） 第二卷 1915年 1915年是一战的第二阶段。法英发动香槟战役、阿图瓦战役、伊普尔战役、洛斯战役。在新武器——机枪和大威力火炮——面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军事思想——正面进攻、冲锋、击退敌人防线——失败。西线除生命消耗外，并无收获。战事陷入僵局。英国发明坦克和使用烟幕，仅取得有限进展。 英海军握有制海权，但主帅思想保守，海战不利，未有积极成果。 在本卷中，丘吉尔提出战略决策——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对国际力量的组合和对整个大战有决定性的影响。但由于军方多数领导人对此缺乏理解和支持不力，一再延误战机，十多次坐失稳操胜券的良机，最后则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陷入危机。 第18章 西线的僵局 01. 对于协约国目标及整个世界来说，1915年注定是个灾难深重的年头。当时，战火虽已熊熊，但尚未失控；坐失控制战火之良机，这是1915年铸成的大错。自此，战火四处漫延，直至燃尽方息。自此，事态的发展已大大逸出人们意识选择的范围。政府与个人全都遵顺这场悲剧的节律，在绝望的暴力中蹒跚而颠踬地向前，并以越益扩大的规模相互屠杀和浪费资源，直到造成的创伤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这种创伤一个世纪也无法消失，可以想象地证明，它对当今文明是灾难性的。然而，在1915年1月，糟糕的局面尚未不可收拾。事态发展本来可以掌握在人类手中，本来能够以正义和成果累累的胜利来结束一切，从而避免使全世界筋疲力尽，避免使各国山河破碎，帝国崩溃，欧洲毁灭。 事实却非如此。人类无法轻易逃脱这场人类将自己卷入的灾难。自尊处处受羞辱，无处得到满足。惊人的成就达不到光辉的和谐，战士的牺牲得不到应有的奖赏。胜利的代价如此昂贵，其结果几乎与失败无异。胜利者甚至得不到安全。从来没有“紧跟伟大的和平二字之后的平静。”①争斗的大震动之后，紧接的必然是战后一段时间虚弱无力的混乱。高尚的希望、深切的战友情谊和光荣的勇气在各国只能导致失望、希望幻灭和一蹶不振。各国人民遭受的痛苦与贫困可能制止战争，战败国的崩溃可能平息战火，但是他们的怨恨仍未缓和，他们的争执依旧得不到解决。有史以来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全面的胜利，却未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未能消除导致新战争的危险。 02. 随着旧岁逝去，主要参战国之间在西线形成了陆、海战场的僵持局面。德国船队龟缩在防备森严的海港内，英国海军部欲诱其出港，却束手无策。战壕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续到海边，运动战已毫无可能。海军将领们完全信仰封锁策略；而陆军将领们则寄希望于消耗战，甚至更迫切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在世界战争史上，修建这么一条延绵不断的战壕，可谓绝无仅有。350多英里长的防御工事由数百万大军严密防守，有数千门大炮予以支持，从瑞士前线延伸至北海。在10月与11月当这些防线尚薄弱之际，德国的军队试图突破。他们损失惨重。法国与英国的总指挥部还得到命令，必须用铁刺网与战壕架设机枪严守阵地。 鉴于现代火力的威力，40余年来正面进攻的方式已被放弃。在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使用相当大兵力于某一翼进行广阔迂回的战术。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同样采用此种战术。在辽阳，黑木将军的部队从俄军左翼发起攻击；在穆克丹，乃木将军的部队专门从阿瑟港调出，攻击俄军右翼。正面进攻如果得不到侧翼迂回的配合，肯定代价高昂且有失败的可能。然而此刻，在法国与佛兰德，在战史记载中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两翼迂回的战局。迂回运动这一最古老的战术已不可能实行。中立地区与大海阻挡了战线的进一步延伸，各路大军近在咫尺，虎视眈眈，却一筹莫展。 在这种形势下，法军最高指挥部协同英军再次求助于无望的正面进攻战术，尽管它已被以往的痛苦教训所丢弃。同时，自日俄战争以后，现代兵器的火力已成倍增强，而且与日俱增。再者，由于使用了铁刺网，为摧毁它，炮轰的时间就需要延长，有效地防止了突袭的机会。在那段时期，法国战场上根本不可能进攻得手；战线中央无法突破，又无两翼可供迂回。面对这种僵持局面，兵法已无能为力；将领们及其参谋部除了正面进攻已经无计可施，而正面进攻却是他们的经验与训练所无法接受的。他们除了打消耗战别无良策。 战争唯消耗战最为血腥，谋略唯正面进攻最为下策。由于法英两国军事当局采取这两种残酷的应急办法，在连续三年中消耗了他们国家中男子的精华。但消耗战造成的残酷屠杀对交战双方不是均等的。1915年、1916年与1917年英法为其进攻付出的代价，几乎每次都大大超过取防守态势的德国，总的代价肯定远高于德国。情况不是一命抵一命的交换的对等。英法军队往往需要牺牲两条甚至三条性命才能消灭一个敌人，严酷的数字最终证明，协约国到最后仍有数百万牺牲者的差额。职业军人以此种教条驱使勇敢而且服从命令的热血青年献身沙场，这在后代人看来不仅可怕而且不可思议。 这是数百万人的受难、受伤残或灭绝的真实故事，是整整一代中所有最杰出最高尚者牺牲的真实故事。今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便是这些可怕事件的继承者。然而，避免这场屠杀，缩短这场灾难时间的办法是始终存在的。战线两翼原本可以找到迂回的地区；防线原本可以利用其他计策将其突破.这些计策原是可以找到的和仁慈地实施的，这不需要违背任何军事艺术的原理，只需要真正理解军事原理并根据实情正确运用。 03. 取胜之道在于杀伤与策略。将领对策略贡献越大，他就越显伟大，他要求的杀戮就会越少。把“消耗战”奉为至上的理论，与历史相抵触，为自古以来为名将所不屑。被认为军事艺术中的杰作的战役，几乎无一不是具备战术变化的战役，通过这些战役将领们得以英名卓著，而敌人常发现打败自己的是某种新奇的应急手段或计策，是某种奇特的、迅速的、意想不到的突破或计谋。在许多此类战役中，胜方遭受的损失总是微小的。伟大的将帅不仅需要广博的常识，丰富的推理能力和想象力，而且需要一点巧妙的花招，一点创新和一点奸诈，从而迷惑敌人、击败敌人。军事领导人之所以能得以重用，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些能确保胜利、避免杀戮的天斌，而他们的军事艺术也正是因此而被人推崇备至。如果他们的军事艺术只是一种单纯的生命交换、最后清点死伤人数的沉闷过程，那末军事领导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大降低。 04. 战争中有多种策略，有一些只发生在战场上。有些策略发生在敌人两侧，或后方的远处。有时间策略战、外交策略战、机械策略战、心理策略战；所有这些策略虽远离战场，但对战场上的胜败有着至关重大的影响，其目的无非是寻找避免纯粹的屠杀，完成主要使命的较容易的途径。越着眼于高处，政治与战略的区别就越小。在最高层，真正的政治与战略是一件事。将结盟的国家拖入战场的策略，其功劳不亚于打赢一场大仗。若能用安抚或威慑吓服手段使某个危险国家保持中立，其价值高于抢占一个战略要点。可悲的是，我们在战争开始时缺乏一个交流中心，用以确定这些不同的相对价值从而适当处理。协约国军政要员在1915年1月召开过一次冗长的会议，那次大会原本可以让我们免遭难以估算的不幸。依靠通信解决不了问题。首脑人物必须聚集在一起，计划必须要协调一致。而事实却相反，协约各国各行其是，只是或多或少把消息通知别的国家。各国的陆、海军都是各自作战。战争问题应视作是一个整体问题，但却被来自许多不同的互不相关的观点扯拉。战争不知道法、俄和英国间的明确分界线，不知道陆、海空三军种间的分界线，不知道取得胜利与获得同盟之间的区别，不知道供应人员与战斗人员的区别，不知道宣传与战争机器的区别，事实上战争只是在一段特定时期发挥作用的所有力量与压力的总和，而它却被零星地在处理。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思考、指挥与行动在达到甚至是不很完整的统一之前，人们接受数年残酷教训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完全根据结局来评判战争初期的人们。教训与苦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那些最不善于汲取教训的人并不是遭受苦难最深。 05. 如果说西线已形成完全的僵局，东线的战况却日趋吃紧。笔者有必要简短回述一下东线的情况。 1914年8月，德国人实际上集中其五分之四的兵力对付法国，而留守东线阻挡俄军的兵力只有几个师，人们怀有极大希望，这一点微弱兵力将被俄军击溃或被迫撤退，德国会因此而遭受来自东面的不断入侵。在马恩河战役前的最困难时候，我们已不得不考虑巴黎陷落与沿卢瓦尔河进行拼死抵抗的前景，此时我们能安慰自己的是相信俄国大军会席卷但泽，席卷布雷斯劳，向前进入德意志帝国的心脏。我们指望东线不断增大的压力可以缓解西线的局势，可以迫使德国撤回入侵的军队以保卫本土。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星期里，由于沙皇忠诚的指挥和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奋勇精神，俄军迅速攻入东普鲁士。我们知道这场攻势触及了德国总参谋部的神经，促使他们在马恩河战役前的危机时刻从德国右翼的比利时撤出了两个军团。俄国这场攻势是否对战争的胜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有待商榷。如果确实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等到这一代忘恩负义的人都离开人世之后，应该对沙皇及其士兵表示崇敬。 但是俄国人为此辉煌成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双方军队在东线一交火，人们便发现俄军虽然骁勇虽然势众，却远远不能与指挥有方、讲究科学、纪律严明的德军相匹敌。由20个骑兵师与步兵师组成的伦嫩坎普夫集团军和由15个师组成的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迎击14个德国师。德军规模虽小却是一支可靠的劲旅，其统帅便是刚占领列日初露锋芒的兴登堡少将，当时他还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将与历史上名将并列。经过两场恶战，即坦嫩贝格战役（8月25—31日）与马祖里湖区战役（9月5—15日），萨姆索诺夫集团军被击溃，十万将士或阵亡或被俘，而伦嫩坎普夫集团军也遭重创。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的大胆配合使得两支实力强于他们的大军在两周稍多一点时间内被击溃。此事令世人非常震惊，以致对此的唯一解释似乎是有人叛国投敌。然而，历史强调的是结果，而当时我们面对的是这些事实。 即便俄国军队起初士气高昂和装备完善，也不是德国人的对手，但对付奥匈帝国的杂牌军，俄军却呈现出绝对优势。尽管在北方的坦嫩贝格与马祖里湖区两次战役中均遭失败，俄军仍旧攻入了加利西亚，在辽阔的土地上进行了一连串混战之后，俄军在称为伦贝格战役的战斗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这场胜利掩盖并且部分抵消了北方战场上的灾难。事实上，由于法、英两国对加利西亚之战的胜利大肆渲染报道，东普鲁士战场上的灾难便被人淡忘了。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向溃败的奥地利军队伸出了救援之手，帮助他们加强与重整防线。随即开始降临东线的冬季战事。在波兰与加利西亚的泥泞雪地里，俄军与对手进行着奋勇拚搏，漫长的防线随着运气的好坏而时进时退。马恩河战役后德军在法国的形势以及10月与11月期间朝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大幅度推进，已不允许他们撤出西线军队增援东线。一贯强硬的鲁登道夫组织了首次对华沙的进攻，但结果却证明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尼古拉大公顽强机智地挡住了他，波兰的冬天困住了进攻的德军，其境遇难以形诸笔墨。此时，德军再次展现出可靠的素质与高超的指挥，他们不止一次几乎被数众的敌军围困，但每次他们都能凭借严格的军纪与决心杀出重围。面对奥地利人，俄军依旧步步进逼。1914年11月，尼古拉大公仍能计划向前推进，穿越西里西亚，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 但是此时厄运.却不期而至。俄军参战时备有5000门大炮，500万发炮弹。在头三个月的战斗中俄军每天平均发射45000发炮弹。而俄国的工厂每月生产的炮弹数量不超过35000枚。到了1914年12月初，原先储备的炮弹还不到30万枚，仅仅是一个星期的需求量。正当俄国陆军需要炮兵大力支援之际，他们的大炮却突然无声无息了。步枪的短缺也同样严重。经过头三个月不停拚杀混战，550万支步枪中已有100多万支或丢失、或被夺走、或被损坏。到了年底，已有135万俄军战死、受伤或被俘。俄罗斯帝国的兵营里挤满了强健的壮丁。80万受过训练的新兵正整装待发奔赴前线，但是武器却发不到他们手中。俄军的炮兵连全都没有了炮弹；俄军的战斗力被削弱了三分之一。要补充炮弹必须等好几个月；要供应足够的步枪以弥补每天的耗损，则需要等更长的时间。此时的俄军已陷于残废瘫痪的境地，只得等待与忍受来自对手的报复。这就是开战之后第一个圣诞节前夕俄国及其协约国面临的局势。 在俄军总部，英国政府派驻了一名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代表：诺克斯上校。这位上校在11月和12月期间揭露并汇报了上面叙述的这些情况。陆军部长苏霍姆里诺夫将军可以盲目乐观、昧着良心坚持；彼得格勒的参谋部可以声称“军火的消耗速度并不足担心，”以此回答霞飞将军9月底表示的忧虑，尼古拉大公本人可能由于专心于具体作战指挥而没有意识到他脚下的大地已开始晃动；但是俄国政府的可怕秘密已被诺克斯无情发现与揭穿。他撰写了一系列一目了然、铁面无私的急信，向英国政府披露了现状。1914年的最后几周里，我们的周围已是险象环生。 俄军在可能性的重新武装之前仿佛随时有可能被击垮。西线依旧维持着僵局，霞飞依旧坚持“je lesgrignote”（蚕食政策），他的参谋部还在策划春季向德军防线发起正面进攻，此时有不竭兵源和粮食资源的俄罗斯，却有可能完全崩溃，或被迫单方面媾和。如果那样，日耳曼大军的整个重量转瞬便会全部落到已倍受压迫的法军与没有准备的英国陆军身上，协约国必定会长期处于虚弱无力、不敢出战和撤退的境地。 人们无法评估这一阶段的灾难事件。东线虽然表面上有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但是该防线与西线大不相同。防线的距离要长得多，通讯状况也差得多。防线的两端防守薄弱，任何决定性进攻都可能使防线向后凸出或崩溃。俄军在几乎没有炮火支援，机枪寥寥无几，步枪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能守住他们的防线？而且，正当俄国的悲惨处境日渐明显、各类武器弹药不断减少之际，土耳其又向俄国发起进攻，迫使俄国在11月份在高加索建立新战线，抵御前进的土耳其军队。 然而，俄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即国土辽阔。幅员辽阔为俄军撤退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而明智而及时的撤退又为俄军确保生死效关的喘息空间。正如1812年一样，俄军可能再一次安然无恙地退入帝国的腹地，同时始终在他们防线前拖住大量的敌人。入侵者有可能再一次被诱入俄国的辽阔大地，而同时全世界的工厂可以开工生产武器，以供应和装备俄军。形势虽然糟糕，但不见得不可收拾。只要在艰难困苦面前俄国人的意志力不被击垮，只要俄国人能受鼓励追求胜利，只要俄国与西方各协约国能建立亲密持久的联系，那末，在1915年年底前她完全可以恢复元气。 就在这个基础上1915年的战略与政策可以单独研究。 06. 战争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因为其规模巨大而改变。中欧各国的战线从北海到爱琴海，又断续地延伸到苏伊士运河以东，但是这条战线与一支小部队横跨地峡构筑的战线从原则上说毕竟并无两样。只要法国被视为一个孤立受制的舞台，完全的僵局就会存在，入侵德军的防线就无法被击破或包抄。但是如果我们纵观战争的全局，这场大战就像一次战役，英国海军一旦发挥海上威力，协约国就有机会开展意义深远的迂回运动。这种迂回运动规模宏大、运作复杂，其本身相当于整个战争。它需要庞大的陆军，从任何其他战争看，其数量也可算相当大的。它有赖于海军力量，它要求有属于它自己的完整的外交政策。 每当法国的最高统帅部抱怨敌军两翼无懈可击时，日耳曼帝国的两翼实际上已脆弱不堪。由此可见，1915年初的战争局势有三大特点：其一，作为主要的中心舞台的法国形成僵局；其二，在俄国被压垮之前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僵局；其三，在两翼运用两栖作战与施展政治谋略，有摆脱这一僵局的可能性。 07. 说到此处，我们不妨看一下战线的两翼。 北翼的居民由多个小民族组成，他们不仅强劲，而且有教养。所有这些民族都慑于德国的强大，与德国有多方面的联系；但他们全敏锐地知道，德国的胜利将使他们降为征服者的附属国；比利时遭遇的命运令他们不寒而栗。荷兰已动员起来全副武装，担心地守卫着她的边疆。丹麦是通往波罗的海的必由之路，当时实际上毫无防守。挪威与瑞典对俄国的忧惧不亚于对德国的忧惧。如果不能对这些国家提供海陆防卫并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那末就不应该促使其中任何一国卷入战争。但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德国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荷兰军队不可低估。荷兰的一些岛屿可以为英国海军提供无比可贵的战略优势。丹麦可以为英国舰队打开通往波罗的海之门；而协约国控制波罗的海就意味着可以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如此一来，封锁就完全形成，整个德国北部就时常面临着俄国从海上入侵的威胁。 南翼方面更值得注意。位于此处的塞尔维亚人发挥英雄气概，曾两度击退奥地利入侵者。而位于此处的土耳其向协约国才宣战不久，就表现出她既虚弱又不团结，而且组织紊乱。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好战国家，即希腊、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她们由于憎恨不久前的战争，从第四国保加利亚分裂出去；但是这四个国家都是土耳其与奥地利的天敌，同时又是英国的传统朋友。这四国共拥有正规军达110万之多（塞尔维亚25万，希腊20万，保加利亚30万，罗马尼亚35万）；他们的全部军事人力的资源当然更多。他们摆脱了土耳其人几个世纪的压迫。只有在土耳其与奥地利受损害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扩张。塞尔维亚已经为生存对奥地利作战；罗马尼亚觊觎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保加利亚对阿德里安堡、埃诺斯—米第亚一线，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同时，希腊则眼见其大量同胞依旧忍受着土耳其的奴役，在土耳其帝国的一些最美丽的省份与岛屿上主要居民都是希腊族人。如果能诱导四个国家忘掉内部争吵，共同参加由英国领导的反土耳其与奥地利的战争，土耳其肯定会迅速垮台。土耳其与其盟国的联系便会被完全切断，她将被迫在1915年寻求单独媾和。巴尔干联盟便可在次年集中全部力量直捣奥地利的南部。如果我们认为土耳其帝国的战斗力大致为70万人，那末这70万敌对力量应该抹掉，同时我方再增加近100万巴尔干军队，这将意味着在对德国与奥地利的力量对比上我方增加了约170万军队，亦即我们将减少70万反对我们的军队，增加100万我们一方的军队。争取这种战斗力的转移无疑是军事上的首选目标。 而且，巴尔干国家携手进攻土耳其，意大利对此不会漠不关心，这也是肯定的。我们知道，意大利对协约国目标，尤其对英国极为友好。她也是奥地利的宿敌，并对巴尔干半岛、土耳其帝国以及土耳其岛屿有巨大兴趣。英国如能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大显身手，意大利完全可能成为协约国的一流盟友，带着约200万大军直接加入大战。 08. 两栖突袭或入侵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将占压倒优势守方的攻击力量及时运抵目的地，以及能否给予进攻部队比敌人更快的持续增援。在这场进攻中，防守方处于大为不利的地位。即便出征部队已经登船出海，人们依旧难以断定突袭地点会选在何处。虽然中欧各国在内线作战，但这种优势抵不过海军所具有的优越机动性。例如，1915年英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将25万军队（如果能获得那么多军队）送往地中海东岸的合适地点，所需时间之短与运送相等数量的德国军队或奥地利军队一样。而且，地点的选择直到最后一分钟对敌人来说始终是个谜。毫无疑问，敌人无疑知道我方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登船出海。但他们无从得知部队是要北上或是南下。情况不明自然也就无法事先精密安排。两栖进攻部队可以制订多个计划，直到最后时刻再决定使用哪一个。进攻部队可以声东击西，可以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可以充分运用战争中已知的虚虚实实的战术。因此如果防守一方加强了北翼的力量，那就转而攻击南翼，反之亦然。因而，防守一方实际上只有等到挨打后才知道该做什么。此时，只有到此时才能将部队运往战场。即便道路畅通无阻——南翼的道路不畅通——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无法将大量的军队与补给运往一个新战场并组织作战的。在战争的间歇期，海上入侵部队能有何作为？他们能占领哪些土地？能夺取哪些阵地？能构筑什么样的防御工事？能积存多少军火弹药？他们能击败或消灭多少地方武装？他们能与谁结成同盟军？所有这些都是在1915年春夏之际有等我们抉择的问题。 随着战争的进展，机会不断减少，困难不断增加。到了战争的后期，为确保南方战场速胜而必需的军队规模已超越精疲力竭的英国商船的运输能力。甚至两栖部队的海上作战能力也是有限的。由于负担日益加重和不断遭受攻击与损失，两栖部队的局限性渐渐明显。但是，1915年还是它拥有压倒性的力量，有绝佳的机会。 在此斗争关键时刻，军方事实上制定了两个使用海上力量摆脱西线死伤累累僵局的伟大方案。两个方案均为了攻入并控制被陆地包围的水域，这些水域保护了日尔曼军队的两翼。这两个方案的实施可以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并将我们的东方盟友从可怕的孤立中解脱出来。两个方案均会对一批中立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两个方案若是成功，都将大大消耗日耳曼帝国的资源。我们是否应求助于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典，或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我们是否应突破波罗的海的狭长地区或在君士坦丁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而进入黑海？ 09.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行动方案不仅对于执行者而且对于制定者都具有风险。为此人们要作出规模巨大的紧张努力和付出一定的代价。对于这些风险、努力和行动的代价必须与不行动的危险与后果作比较。英国舰队突破波罗的海或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被认为“不安全”或不实际而遭到否决，入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计划或派一支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或加利波利的计划因“不完善”而遭到指责，但是读者一定还记着发生在洛斯—香槟、索姆与帕斯琴德尔的几场血腥杀戮；读者一定还记着1917年和1918年3月21日发生在长波雷托几乎致命的灾难；读者一定还记着俄国的崩溃、革命和退出战争；读者一定还记着1917年潜艇战造成的可怕灾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找通往胜利捷径的所有计划（采用突然的和复杂的策略或计谋）才能单独有效地提出来。 但是，要了解本文所揭示的这两个复杂而又争议方案的关键，应先将某些实际前提予以阐明。如果这些前提能获得理解与认同，其余也就能顺理成章地被接受，每种思想也有其合适的位置和正确的关系。因此，我将这些前提归类如下： 陆上作战。 1.决战战场系指在任何特定时间可取得重大结果的战场。主战场系指主力部队或舰队集结的地区。这种地区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是决战战场。 2.如果不能从正面或中央突破敌军，就应从其侧翼迂回。如果侧翼位于海边，就应依靠海军力量开展两栖战术进行迂回。 3.应选择防守最薄弱的战略点展开攻击，而不要攻击防守最严密之处。 4.面对敌对联盟，一旦确定无法击败其中最强者，并且确定最强者没有最弱者不能继续存在，那么就应该攻击最弱者。 5.不可轻易发动陆地攻势，除非已具备了展开攻势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人数优势、出其不意、军火充足或机械装备充足。 海上作战。 1.若非为了海上决战，主力舰队不得为任何目的冒险。 2.海战决策应尽早作出。 3.海军应积极运用其多余力量援助陆军。 整个战争时期我自始至终以这些基本原则为指导。当然，这些原则与占主导地位的军事观点背道而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海军实情。事态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证实这些原则的正确，这必须由他人判断，但是战争的历史将提供许多事例，说明这些原则被战斗双方所采用或摒弃，以及这些原则被采用或被摒弃之后所产生的后果。 ———————————— ①鲁珀特·布鲁克写的最后的一行意义极为深刻的语句。 第19章 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 01. 战争初期海上与陆上均形成僵局，这里既有战略原因，也有同等重要的机械原因。由于水雷与鱼雷的威胁，最强大的舰队也丧失了攻击能力。由于使用了机枪，最强大的陆军也无法推进。军舰在进入攻击阵地时被水下爆炸击沉，士兵在进攻时被连续的子弹射倒。这就是造成我们困惑的祸害根源。把军舰关在港湾内以避免这个海上的祸害，为了消除阻碍陆上进攻的祸害，白白耗费了无数人的生命与斗志这些都是徒劳无益。机械造成的威胁只有以机械的手段予以消除。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较强的舰队与较强的陆军将重新获得其固有的进攻权利。在做到这一点以前，海军与陆军都将受挫，大家都将遭殃。这就是战争问题的关键，1914年末之后，这已成为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一事实，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变得同样简单。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免鱼雷继续祸害军舰，以免士兵们不必要地裸露着胸膛去对着机枪的扫射。一枚鱼雷或水雷可以将船底炸出一个大洞，由机器射出的无数串子弹中的任何一粒都可以穿透人体致人死命，这个十分明确的祸害和令人深恶痛绝的事实，不容半点忽视。要想进行战争和赢得胜利，就必须克服它。这个说起来似乎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它在好几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被两大军事阵营内的许多头面人物轻蔑地拒绝和不予理会。 简单说一说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在船体与逼近的鱼雷之间或在人体与逼近的子弹之间隔上一块薄薄的钢板。 这就是1915年的战争与1915年的世界的一大秘密。但是当时几乎无人相信它。这个至关重要的天赐的无价之宝躺在尘土上，每个人都看得到，然而几乎所有的重要负责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见到它的那些人——士兵、水手、飞行员与平民百姓，他们是另一类人，难以左右正统观点，他们必须进行一场漫长而吃力不讨好的斗争才能转变当局观念，促使当局采取行动。他们终于成功了。海军当局较早开始采取行动，对于陆军来说，这个过程更为痛苦。铁甲舰与“裹皮船”或“硬壳船”是防雷舰队的先锋，而坦克则是防弹部队的先锋。一旦解决了这两项发明在应用上的困难，较为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将可以恢复其由于新器械发展而被剥夺了的攻击力。但是，当铁甲舰、“硬壳船”与坦克被设计、制造出来并被摆在海、陆军统帅的眼前时，它们的用途却大多被荒置了。铁甲舰——其原型无疑是很不完善的——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从来也没有被用作海军攻击力量的一部分。坦克在数量上足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之前，便无远见地暴露给敌人。尽管如此，坦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发挥作用。 与寻求海、陆进攻方法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大主题便是烟幕弹。用人造烟雾将某一区域遮盖住，以便当兵员或军舰通过或占领这一区域时敌人无法找到射击目标，这是第二种，十分简单而且显而易见的应急办法。烟雾与钢板可谓是情同手足。它们相辅相成，大显身手。 烟雾之后又发展出一种更加邪恶的武器——毒雾；这种烟雾不仅阻挡视线，而且损害眼睛，这种烟雾不仅使机枪手瞎眼，而且使他窒息而死。 所有这些想法在1914年结束之前已经萌发。 02.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英国海军部就奉命承担保卫英国免遭空袭的责任。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命令以敦刻尔克为基地的飞行中队，驻扎在比利时与法国沿海，以攻击敌人可能在入侵领地上建造的齐柏林飞艇或飞机库。这就导致组建装甲车中队，以保护我们海军飞机可能需要使用的前沿基地。敌人深受装甲车之苦，便挖断了公路，我立刻寻求各种办法填补坑坑洼洼的公路。与此同时，装甲车数量开始剧增，但是正当它们随着数量增多而开始显示威力时，双方战壕线的两端已经延伸到了海边，不再有任何开阔空间可供装甲车运动，两冀也已无迂回余地。由于我们已无法绕过战壕，显然只有从战壕上方越过去了。于是，我们去敦刻尔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考虑从上方越过。随后我们又考虑采用装甲车，再往后我们才想到了坦克。在1914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这条因果链正处在这个环节上。 自从海军上将培根从海军退役之后，他便一直担任考文垂兵工厂的总经理。1913年我把这家工厂保留下来，它占我们重炮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以后分配它生产一些快速战列舰上使用的15英寸大炮与炮塔使它充满生气。战争爆发后几天，我收到培根上将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设计出一种可以通过公路运输的15英寸榴弹炮。我对这一惊人的宣布产生了兴趣，便派人把他召来。他劲头十足、充满信心地谈起了战争中大炮的普遍作用，并且特别做了预测。他认为现有的堡垒经受不住现代大炮或榴弹炮的轰击，这类大炮的威力实际上比在建造之初所设想的要可怕得多。我饶有兴趣地听着，而在随后的两周里，起先是列日的堡垒，接着是那慕尔的堡垒均被德国的攻城大炮摧毁。我又派人将培根召来，对他说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我问他能否为英国陆军制造重型榴弹炮，又问他需要多久能交货，他回答说他能在5个月内制造出第一门15英寸的榴弹炮，其后每两个星期便交付一门。因此我建议陆军部订购10门。 主管军需的冯·多诺普将军对制造这种“新奇大炮”的想法颇感犹豫，怀疑这种大炮是否能造出来，或造出来是否有用。但是基奇纳勋爵却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于是立刻发出定单。我许诺培根上将，假如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榴弹炮组装起来，他可以在法国亲自指挥使用这些大炮。这项重大的应急任务由此得到了保障，事实上直到那慕尔陷落之后才定制第一批这种大炮，在新沙佩勒战役中开始使用。 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大炮的设计与进展情况，从一开始我就得知，那种大炮连同炮弹与炮床在战场上要拆散移动，需用8辆巨型履带牵引运输，这些炮车的图形极具启发意义，当10月份培根将军领我看这些运炮履带车时，我立即问他这些履带车是否能带着大炮与炮手越过战壕，如果不能，他是否能制造出这样的炮车。这次讨论产生的结果就是培根上将的新设计。1914年11月初，我吩咐他制造一个供实验用的样品，同时将计划提交约翰·弗伦奇爵士与基奇纳勋爵。1915年2月13日，由于样品表现出符合要求，我便吩咐定制30辆。到1915年5月这些装有桥形结构车辆的第一辆接受陆军部的试验。当时它被否决。原因是它无法从4英尺高的坡上驶下来，也无法穿越3英尺深的水域（即便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一辆坦克能达到这个成绩），它还无法完成其他一些极其苛刻、令人实在恼怒的测试。然而，在这次测试之前，我30辆定单已经取消，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提供的更好的设计方案。从而大战期间首次试图建造能跨越战壕的战车或所谓“坦克”的努力就这样告终了。 第二次试图制造坦克并说服军方采纳的过程如下： 此事与上述的事情毫无关系，大约在10月中旬或下旬，派驻法军总部担任官方联络官的e.d.斯温顿上校，也意识到与预见到生产这类武器的必要性。他向汉基上校提到这个计划①。到了12月末，汉基上校写了一篇论文，阐述这种武器和其他一些机械装置的必要性。他把这篇文章散发给内阁中负责战争事务的各位成员。 读了这篇文章，我便联想到给培根将军下达的指示，于是1月5日我给首相写了一封信，在此我要摘录其中一些重要段落： 短期内用小小的装甲外壳将一批蒸汽履带车装备起来，这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车里面可以坐人，可以安置机枪，而且可以防弹。如夜间使用，炮火不会对其有任何影响。由于装有履带，它可以十分容易地越过壕沟，车身的重量可以捣毁所有铁刺网。这样的车子秘密地准备40或50辆，夜间将它们带入阵地，它们定然能够冲入敌人的战壕，利用机关枪和车顶扔出的手榴弹，将一切障碍物摧毁，将战壕扫平。它们可以为英国的增援步兵提供许多冲锋的掩护.点。然后它们可以继续向前攻击第二道战壕。为此须付出的代价是微小的。如果这项试验不成功，那又能造成多大损害？显然，若早有明智之举，这样的工作在两个月前就应该开始做。现在当然应该干了。 护罩显然是另一项早该大规模开始做的试验。要问哪种护罩最好，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制作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护罩；有的适于手持，有的适于穿戴，有的适于护轮。如果目前的泥泞地妨碍牵引机护罩发挥作用，第一场霜冻便能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有鉴于此，我已在一个月前命令根据海军航空部队能做到的是最好设计制造20套车轮护罩。这批护罩很快将竣工，如果有必要，可以用作试验。 第三件应该大规模系统使用的武器就是人造烟雾。我们可以制造小型烟雾筒，这种烟雾筒点着之后能产生大量的黑色浓烟，浓烟可以随意停止或释放。与此紧密相关的其他几件事我已引起你的注意，由于这些事步及机密，信中我就不再一一陈述。 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德国人可能正在制造或准备制造所有这些惊人的武器，以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发现自己遭受到全新式样的进攻。一个由军官工程师与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该长期设在陆军部里构想各种方案和审查各种建议。我要在此重申：在多数情况下事先不可能进行长时期的试验。如果某些武器要拖到符合需要才能制造出来，那末生产这些武器就必须与试验这种武器同步进行。这样做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浪费了一笔小钱。 在接到我1月5日写的信之后过了两、三天，阿斯奎斯先生亲自将信放在基奇纳勋爵面前，敦促他立即对信中所言之事展开研究。基奇纳勋爵完全赞同我的计划，于是将计划交给了军械署。这种处理实际上断送了第二次制造坦克的努力，这项计划就这样被体面地埋进了陆军部的档案堆里。 我不知道写给首相的信最后结果如何，也不知道陆军部采取了什么措施；但是我的印象是，我们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军事当局完全不相信制造这种机器的可行性与这种机器制造出来之后所具有的价值。然而，每当海军部与政府公务的巨大压力提供机会时，我总要时常考虑这件事。因此，1915年1月19日我给空军署署长送去一份备忘录，指示他以蒸汽压路机进行某种实验，目的在于利用压路机自身的重量压毁敌人的战壕。对于机械我当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所以只能提供一些建议性意见，负责筹措资金，下达进行各项实验的命令。这场特殊的实验（汉基上校在他12月28日的文章中提到此事）由于机械上的缺陷而失败，但是无疑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助于装甲军军官及与此相关的专家们达成共识，它为进一步寻求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提供了想象力。 为了生产与运用这种以后被称为“坦克”的车辆，进行了三次相互完全没有联系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由于机械缺陷或官员阻挠而付诸东流。这种僵局很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法国的军事当局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也没有对这类武器提出要求；文职部门或其他部门提出的这类建议全都被陆军部否决了。接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便开始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埋头处理海军部的重要公务。然而，指挥装甲车中队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其本人又是讨论这类话题的中心人物，于2月17日邀请我吃饭，旨在见见装甲车中队的几位军官。席间话题转入越野装甲车辆，赫瑟林顿少校也属于这个装甲车中队，并了解已经进行的几次实验，他对这件事发表了语气强烈、颇有见地的观点，主张建造前所未有的陆地战舰。 通过这次谈话，回家后我决心立即下达紧急命令，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动我历来深信不疑的项目。于是我指示赫瑟林顿少校递交他的计划，他当时的设计是一个安装在直径为40英尺*巨大轮子上的平台。两天后我将他的计划转交给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敦促他拿出大量精力与他在机械方面的才智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此外，在第二天，即20日，我还召来海军主任建造师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②，那天下午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我当时生病，会议便在海军部我的卧室里举行。会议的成果是根据我的命令组织一个海军部陆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担任主席并直接向我汇报，我督促他们最紧张地、不遗余力和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从1915年2月20日该委员会成立，直到1916年8月坦克在索姆河战役中问世，这之间有着不间断的因果关系。 3月20日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向我汇报工作，他负责的委员会研究出了两种类型的车辆，一种靠大车轮行驶，另一种靠履带行驶，这两种车辆都比赫瑟林顿少校最初设想的要小许多。我立即以备忘录要求他将时间与花费估算出来。 得到数据之后，3月26日我负责订购18辆这种车辆，其中6辆是车轮式的，12辆是履带式的，这种车辆当时被称为陆地战舰。 我因此对这笔7万英镑的公款开支承担了个人责任。我没有让海军部领导班子与我分担这个责任。我没有通知陆军部，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我插手这个领域，此时我知道军械署对这类想法很不以为然。我也没有通知财政部。 将这么一大笔款项用于如此冒险的一个项目，而且陆、海军方面的任何高层专家均未肯定过这个项目的优点，这可是一个不是开玩笑的重大决定。更何况这件事完全在我这个部门的范围之外，也不在我的权限之内。如果事实证明坦克彻底流产，不能为军方接受或不能在战争中使用，如果我因此事而遭到议会委员会质询，如果我被指控将公款滥用在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上，并且从未就此事征求有关军事部门的专家意见，我将无法替自己找到有效的辩护词。我的辩护词只能是严酷的战争形势与我的个人信心——我相信有必要打破僵局以便生产这种车辆。但是只有当这种车辆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的辩护词才能有效。 可以听到普遍的评价意见是，能够运载大炮与士兵、能够越野过沟以及翻越其他天然障碍物的装甲车辆，并不是什么新奇想法。t.g.韦尔士先生在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实际上囊括了所有这方面的想象力。而且，战争的历史从最初就充满了用以攻打堡垒或工事的这种机械。运用这种想法的基本原理也是相当明白的。当时，防弹装甲经过各道硬化工艺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内燃机提供动力已经问世。履带系统也已广为人知并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构成坦克的三要素在原理上已是唾手可得，想法付诸实现只是举手之劳。 然而，有两点必须要区分清楚： （a）首创与支持导致坦克诞生的行动的责任； （b）除主要原理外解决设计中的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的功劳。 这些贡献是完全独立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说坦克是被“发明”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此人发明了坦克”。但是确实有过明确下令制造第一批坦克的时间，确实有过根据这个命令设计出一辆有效坦克的时间。 我认为在技术上完成这个计划是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负责。若没有他的高度权威与精湛的专业知识，这个计划不可能获得成功。在他的指导下，威廉·特里顿爵士和威尔逊少校在修改设计与制造过程中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但是我批准使用这笔公款的依据是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的天赋与知识和他作出机械困难均能得到解决的保证。无论他说某件事能办到或办不到，某个机械问题可以绕过去或直接解决掉，我都相信他，正如在前一个项目中我相信培根上将一样。只要他说某件事办得到，我就准备承担风险与责任，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并赋予必要的权力。我只与他一个人打交道，他也只从我这儿接受命令。 其他一些人，诸如斯温顿上校与t.g..塔洛克上尉，都了解了制造坦克的构想，在1915年1月曾向陆军部提出特别建议。然而，这些人没有足以成事的权力，他们的努力全都因上司的阻挠而不了了之。他们的不幸在于无权调度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或无法说服有权力调度资源的人。 1915年5月底我离开海军部之后，这项事业再度面临重大威胁。新组建的海军部领导班子四人中有三人是旧领导班子的成员。有了新任第一海军大臣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支持，他们似乎认为，这笔已经发生大约4500英磅的开支是不合适的，完全不合海军部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我当时卷入的事物普遍持否定态度，并建议终止合同，取消整个项目。然而，坦尼森—考特先生始终忠实于我委任他的使命。他警告我，海军部即将作出的决定，或许已经作出的决定。因此，作为内阁战时委员会成员的我亲自向新任海军大臣贝尔福先生呼吁。贝尔福先生在听取我的呼吁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应该继续建造一辆试验用坦克。虽然只有一辆保留了下来，但是它证明是“坦克之母”，1916年1月在哈特费尔德公园展览时，成为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使用的坦克的真正模型，成为大战中作战的所有重型坦克的样本和理论上的原型。 03. 我在1月5日写给首相的信中有一个段落谈到烟雾的使用并提到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此事值得一提。 1914年9月上旬，中将邓唐纳德勋爵（著名海军上将科克伦的孙子）在与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中提到他祖先传下来的制造烟幕以及利用有毒却不一定致命的浓烟把敌人赶出阵地的各种计划。邓唐纳德勋爵写道，“基奇纳勋爵立即告诉我，他认为这些方法对于陆战毫无用途，既然这些方法是由海军上将发明的，我最好还是去海军部讨论这些方法。”③于是有人介绍邓唐纳德勋爵给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后者于9月28日会见他。第二海军大臣的态度基本上是赞成的，他写道（9月29日），“我与路易斯亲王谈了此事，他认为你最好去见丘吉尔，但不要对他提及我们。”我曾在邓唐纳德勋爵的旅里服役，参加过南非的莱迪史密斯城的解救战役，因而我立即约见了他。对他的想法我顿时产生了兴趣，便要求看一看杰出的科克伦传下来的计划。邓唐纳德勋爵考虑了几天之后给我的答复是：他觉得国家的危难使他最终决定公布他珍藏了一生的秘密。10月中旬，他把这些历史性的文件带给了我，这些文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一度交由英国政府处理。在文件的扉页上这位海军老将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对于帝国的智者一语已足：在敌垒上风，点燃大量硫磺，所有堡垒尤其海上堡垒在浓烟笼罩下，能使敌人不抵抗而投降。”读者被其赞美话所迷住，无疑引起对它的重视，并立即了解其全部含义。我刻不容缓地派人请来了第一海军大臣（巴腾堡的路易斯亲王），与他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我当时千方百计探索这个主题，但又不能泄露秘密。首先我求助于阿瑟·威尔逊爵士，他讲求实际和具有创造性的智力，似乎特别适于担当此任。然而，结果却被否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邓唐纳德勋爵不断向我提出基于他祖父思想的一些出色的建议，我在发出了进行试验的决定性命令后继续秘密地努力寻求有能力的专业人员的认可。10月，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此方法的成功使用主要取决于有利的风向.……从荷兰海岸到柏林的风向统计资料表明，（从西面）吹来的风远比吹自相反方向或指南针东区的风更为经常，11月、12月、1月以及2月期间尤其如此。…… ……装载硫磺的船只应该由戴防毒头盔的人员指挥与操作。…… 对数英里长的战壕的进攻，则应对敌方战线分段施放硫磺和烟雾，介于中间的几段不施放硫磺只施放烟雾，以便使敌人大炮看不到目标。 毫无疑问，邓唐纳德勋爵在那时候完全掌握了毒气与烟雾战术的整个概念，他是直接从其祖父的文件中取得这种办法的。现代化学为这些概念提供了可怕的可能性。使用有害或有毒烟气是国际法明确禁止的。因此，我们不能使用这种武器，除非敌人首先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是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中，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一想到德国的化学与德国人的才智，我就益发不安。由于很难得到陆军或海军高层的支持，而且我也没有精力思考这些额外的问题，于是我只能另想他法。1月份，我建议邓唐纳德勋爵将他祖父的方案拿给汉基上校审阅，3月21日，我命令围绕这项研究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委员会，邓唐纳德勋爵任委员会主席。然而，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背离业已接受的战争法。 我与委员会的工作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在有限领域内，我们也要受国际法和国家政策的限制，所以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但是到了4月10日，我在写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信件中已能这样说： 我见到了在我命令下进行的惊人的制造烟雾的实验。这是一种结构十分简单、轻便可携的金属圆锥形容器，高3英尺、底部宽6英尺，借助重力将苯输入底部。喷在圆锥体表面上的一层油可以产生浓烟，你只需拧紧燃料供应的开关就能瞬间关闭烟雾。 我是为了海战的目的研制这种武器的，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越来越相信它对于你正在进行的那种战争也同样重要。如果风向有利，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彻底笼罩整块区域，使敌人的炮兵与步兵失去目标。你可以用它遮蔽一个村庄或一段战壕，直到你的士兵端着刺刀实际上指着敌人。你也可以用它在关键时刻掩护一支骑兵大队，到达决定性的地点。 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悍然违背战争法，在进攻中首先使用了毒气，第二次又在伊普尔战役中使用。德国人的愚蠢罪行最终注定招致严厉报复，因为其对手在风向上享有利地位，而且在科技上最终也略高一筹；但是其对手出于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 04. 有关坦克，还有一段故事需要追述，因为我颇希望这件事能载入史册。1915年11月我在即将以目前的环境中辞职，退出内阁，加入了驻法英军，我自以为给他们带去了一件好礼物。这件好礼物就是战斗与胜利的概念；我知道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会满怀友情仔细研究我提出的建议。所以，到达司令部之后我草拟了一份文件，日期是12月3日，题为“改变方式的进攻”，这份文件后来印给帝国国防委员会。我将文件交给约翰·弗伦奇爵士，随后又交给他的后任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些“改变方式的进攻”中的第一个摘录如下： 履带车 履带车这类车辆可以用于摧毁敌人的铁刺网，控制敌人的火力。英国已有大约70辆即将竣工，等待验收。这些车辆要么不用，要用就必须一起使用。它们应秘密布置在整条进攻线上，每隔两、三百码布里一辆。在进攻前10分钟或15分钟，它们应通过最佳路线推进到前边空旷地带，在准备进攻的地.点穿越我们的战壕。它们能逾越任何普通的路障、沟渠、防护墙或战壕。每辆履带车携带两、三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并且装备火焰喷射器。除非被野战炮迎面击中，否则它们将势不可挡。到达敌人的铁刺网区，它们将转向左面或右面，与敌人的战壕平行前进，扫平敌人的胸墙，并以略微蛇行的路线碾碎敌人的铁刺网。在战斗中，由于履带车十分接近敌人的战线，所以对方大炮对它们也无能为力。通过这样造成的突破口，持盾步兵可以奋勇前进。 如果使用大炮清除铁刺网，必须在几天前就要宣布进攻的方位和即将开始的时间。但是依靠履带车，在铁刺网清除之后进攻几乎就可以立即展开，也就是进攻可以赶在敌人进行增援或采取任何特殊防卫措施之前。④ 履带车实际上能够逾越敌人的战壕，并且继续推进切断敌人的交通壕；但是目前没有必要急着走这步棋。以后可一步一步走。一旦敌人的前线落到了我们的手中，为履带车寻找深入推进的最佳点就容易了。履带车什么样的坡都能爬。简而言之，它们是移动的机枪扫射塔和铁刺网碾毁机。在海军使用的鱼雷网切割器的前端装上引导器可以帮助收集铁刺网，这种方法被证明十分成功。切割铁刺网并把它缠绕起来的这种机器颇为壮观，只有亲眼目睹人们才会相信。切割机的操作像是自动割捆机收割庄稼。只要提前三、四天通知堑壕作战部门，该部门便能进行示范演习。 在当前季节，发起上述形式的进攻显然需要霜冻天气，在黑暗无光下进行突然袭击。履带车面临的障碍有两种：其一是防卫雷区、定向地雷以及埋在地下的炮弹等；其二是隐藏在胸墙后的野战炮。如果这种方式的进攻奏效，下一步还可以设计新的办法。这些履带车在没有真正运抵法国之前是无法完全估量其威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借助冬天的漫漫黑夜，我们不仅能够占领一条战嚎，而且能够连续占领数条战壕。当履带车进入敌人的阵地，敌人的大炮就更难以朝它们开火，随着混乱的加剧，敌人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些移动物体的位置并瞄准它们。白天它们会成为活靶子；⑤但是，如果到白天情况全已变样，它们即便无法撤退，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们能够带领步兵一起进攻，起到引导进攻和确定进攻路线的活动据点的作用。 进攻时运用履带车的计划直到1917年11月第一次康布雷战役中才付诸实施。根据随后几年的经验能够查出首次使用履带车的许多问题；但是它可以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主要基础。3个月后，即1916年2月，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曾亲眼见过“坦克之母”的早期试验的斯温顿上校，开始着手制定详细的大规模坦克战计划，即便如此，最高指挥部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学会如何按照坦克最初设想的特性使用坦克。在这段时间，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错误全都犯了，这说明对坦克缺乏了解。在索姆河战役中，尽管我提出了抗议，阿斯奎斯先生和劳合·乔治先生也提出了更为有力的反对，首批20辆坦克还是被鲁莽地暴露给了敌人。巨大的出人意料和突然打击的优势就这样白白送掉，而此时坦克数量很少，它的效能还在试验阶段，坦克兵也几乎未受训练。仅仅为了夺取几个已变为废墟的村庄这么一个小小目的，就将坦克这个无价概念泄露给了德国人。如果这个概念能够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得到整体运用，它定能赢得一场伟大而辉煌的胜利。不幸中的万幸，各国的高级军事当局的思想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次泄露并没有引起德国指挥部的注意。虽然充满新奇而恐怖的坦克已不再是幽灵；但是我们至少在1917年没有遇到大批德国坦克。 那一年，还出现英国的坦克进一步被误用的情况。他们未能在干燥天气、在未受炮击没有弹坑的地面上、在容易使用坦克进行突然袭击的地区一下子全部使用坦克，而是把它们作为步兵辅助物三三两两地投入帕斯琴德尔的沼泽地与弹坑地里。敌人已对这种零零散散使用坦克的方法习以为常，何况坦克自身已陷入泥泞动弹不得。事实上到1917年末，英国陆军中的许多高层单位几乎已经认定坦克毫无用处，那些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人又开始老调重弹，对这种非专业的应急手段大加指责。幸运的是，坦克的滥用以及由此德军的失败，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产生同样的印象，敌人又一次错失良机，未能“用我们自己的石头”砸我们的脚。 德军使用俘获的英国坦克（图略） 尽管两年前就已开始论证，尽管坦克部队的军官不断呼吁和争辩，直到帕斯琴德尔战役之后坦克才有显露身手有机会。它们终于可以大打出手了。它们终于获得机会表明，它们无须开炮惊动敌人便能够摧毁铁刺网，从而恢复了现代战争进攻的突发性。1917年11月20日开始的康布雷战役应归功于宾将军指挥有方。虽然在坦克运用上有些迟缓和犹豫，但是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几个小时便获得胜利，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然而，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利用战果的准备，接下来的结果令人失望，几天后甚至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直到1918年，烟雾与坦克的配合以及用烟雾掩护坦克群的挺进，坦克才在战场上被实际采用。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那末每辆坦克便都能具备自己施放烟雾的功能，所有坦克战都将在人造烟雾下进行。但是康布雷战役之后，坦克确立了自己的名声，于是，在整个1918年它们成了敌我双方的法宝，成了英军、法军和美军进攻时的决定性武器与特色。 ———————————— ①即后来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莫里斯·汉基爵士，此时他任战时会议秘书。 *似有误。——译者 ②即以后的尤斯塔斯·坦尼森—德恩考特爵士。 ③见唐纳德伯爵备忘录（未出版）。 ④这段文字是新添的。 ⑤我低估了它们对付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能力。 第20章 选择 01. 新年降临时海军部正面临风雨欲来、变幻莫测的局面。我们见到海军中将贝利怎样调离大舰队，奉命前去指挥在诺尔的第五战列中队，这个中队怎样成为一支特训炮击舰队的核心，其目的是期望发展海军攻击的手段。中将从北方回来，把他从原来指挥“无畏”级战舰改为指挥“敬畏”级战舰中队，他一点也不觉开心。正如大多数水兵一样，他仍留恋大舰队；但是他还是以历来养成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他从海军部那里获准率领中队进入英吉利海峡巡航。在海军部为他安排的小舰队护航下他于白天穿越多佛尔海峡，12月31日一整天在波特兰海外进行演习。小舰队护送他过海峡后，在黄昏时分离开他返回多佛尔，白天没有发生不详事端。天黑以后军舰向西拐入海峡行驶，凌晨两点已接近斯塔特。海上刮起风浪，但天上依旧是月光皎洁。当时的航速为10节，航线笔直，而不是曲曲折折。在海峡水面游弋的一艘德国潜艇，由于波涛翻滚，月光下居然没有被发现。潜艇随即朝位于舰队末尾的舰只“敬畏号”发射了一枚致命的鱼雷。两个半小时后，这艘军舰沉没，舰长劳克斯利与500多名官兵牺牲——这是各级官兵崇奉的最高纪律与献身精神。 这个噩耗是在元旦那天传到海军部的。费希尔勋爵对指挥中队的方式大为恼怒。要求中将所做的解释，难令其海军上司们感到满意。从个人以及从更深的原因上说，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决定解除他的司令职务。于是我委任他管理格林尼治学院，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① 为了了解总的形势并制定春季计划，我们作了种种努力。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发布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要求我们关注对战争局势普遍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关注俄国主要支柱正日趋衰竭，关注巴尔干半岛的局势，需要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以便将希腊与保加利亚拉入协约国。汉基上校也提供了一份内容充实颇有预见性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在达达尼尔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两份文件全都指出，近东地区是1915年我们采取主动行动的真正场所。念了这两个文件的清样之后，我在12月31日向首相呈交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我们的结论也并不矛盾。 宣战时我就想要进攻加利波利。……同时困难在增加。……我认为战时会议在下周应连续几天每天开会。隔一周开一次会的讨论，对什么问题都不会带来有效的结果。 1月2日我收到基奇纳勋爵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你一定看了布坎南有关俄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电报；若没看，菲茨杰拉德将给你送去。 你是否认为，海军采取行动能够阻止土耳其（人）宁愿君士坦丁堡防御力量空虚而将更多的军队运入高加索？ 随这封信菲茨杰拉德上校给我送来了电报，其中下列摘录有重大意义： 本周初俄国人在高加索的处境令人焦虑，土耳其人展开的包围运动严重威胁俄军的安全。高加索军总司令急切要求增援，许多高加索军队正在对付德国人，但是大公已通知总司令他必须设法像他那样挺住。…… 然而，大公要求基奇纳勋爵利用海军或陆军在其他地区展开一次针对土耳其人的佯攻，然后将消息传开；在他看来，土耳其人很容易突然改变行动计划，这个消息可以促使土耳其人撤出一部分在高加索与俄军战斗的军队，从而缓解俄国人的处境。② 大公补充道，即便基奇纳勋爵无法援助，他仍将坚持目前计划。 那天较晚时，基奇纳勋爵又亲自来海军部见我，我们详尽讨论了发自俄国的电报以及海军能否给予援助。在土耳其战场上所有可能供选择的办法我们都提到了。我们俩人都还记得11月份我们曾讨论过从埃及袭击加利波利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也都清楚地看到进攻君士坦丁堡成功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如果在下一阶段认真进攻，有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可能，那末现在仅仅为了佯攻而惊动他们，将是极大的莽撞之举。我阐述了这个观点，并建议寻找其他途径帮助俄国人。对此见解基奇纳勋爵并无异议，但是他再一次坚定表明他已没有多余的军队，所以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义务。这次谈话我没有记录，但是在同一天（1月2日）基奇纳勋爵送来的第二封信可以证实我的回忆。 基奇纳勋爵致丘吉尔先生 1915年1月2日 我认为我们无法非常认真地帮助高加索的俄国人。 土耳其人显然正在将其大量军队从阿德里安堡撤出，使用他们增援对付俄国人的军队，或许会通过黑海运送军队。 在高加索与波斯北部，俄国人处境困难。 我们没有军队去任何地方登陆。在士麦那佯攻毫无好处，或许会引起屠杀基督徒。我们在亚历山大勒塔已经尝试过，再来一次不会有多大效果。叙利亚海岸也不会有效果。 帷有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佯攻也许能起阻止土耳其增援部队东进的效果。正如大公所言，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同时能把消息立即传开，效果将尤其显著。 几个月内我们无法作好大干一场的准备。 同一天，无疑是他与我谈话的结果，基奇纳勋爵通过外交部向彼得格勒发去如下电报： “请谕向大公保证，我们将采取行动展开针对土耳其人的佯攻。然而，我们担心我们设计和实行的任何行动不太可能严重影响敌人在高加索的数量或导致他们撤军。” 这份电报让我们承担了向土耳其开展某种佯攻的义务，但是在佯攻的方向、性质或规模等方面我们没有承担义务。这是回答一个倍受压迫协约国的要求所能说的最简短的话。 第二天上午（1月3日），费希尔勋爵出面了。他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读了内阁的各种文件以及俄国的电报，而且对我和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也一清二楚。他现在寄给我的信十分重要。此信完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信中文风紊乱，但丝毫不影响其观点的犀利与深刻。我认为费尔希勋爵从未采取过或表达过，与最初确定的那些基本原则相冲突的行动或观点。他始终赞成制定大规模计划以对付土耳其人，也赞成联合巴尔干各国。他始终相信保加利亚是这一地区形势的关键所在。他始终准备冒险把老式的战列舰作为大规模海军、陆军与外交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庞大计划未能实施不是他也不是我的过失。 1915年1月3日 尊敬的温斯顿，汉基已经通知我，战时会议将于下一个周四开会，我以为这次会议将如同一场九柱戏！每人都会怀揣一个方案，一个木柱倒下会碰倒边上的木柱！我认为进攻土耳其是站得住脚的！——但只有马上进行！然而这一点却做不到！我们宫廷式的委员会要休会直止两周后的星期四！（注意：我们上一次开会是什么时候？取得了什么结果？？？） 我们将作出的决定无非是徒劳无益地炮轰达达尼尔海峡，这样的炮轰只会白白耗损“不倦号”上那些无法更换的大炮，也许军舰本身也需要更换了。上次的炮轰带来什么好处？有没有从高加索赶走一个土耳其人？那儿的战争照样进行！你需要一个人决断！我的土耳其方案如下： 一、任命现在的军雷主任w.罗伯逊爵士为远征军司令。 二、立即用英国本土军取代约翰·弗伦奇跨士指挥的所有印度兵与75000名能吃苦耐劳的军队（如同你所提议的那样），然后派遣这支表面上去保卫埃及的、远征土耳其的军队登船！尽一切可能从马赛出发！直接在贝西卡湾登陆，在进攻海法和亚历山大勒塔的埃及英军来到之前仍应保持先前的假象。考虑到亚历山大勒塔拥有难以估价的伊甸园的油田，应该真正占领它，那里有铁路直接通达。我们赶走盘踞在亚历山大勒塔拥有大量土耳其特许权的德国人——那里是英国的头号敌人冯·比伯斯泰因元帅的最后一个舞台！ 三、在我们进军贝西卡的同时，希腊人进军加利波利，保加利亚人进军君士坦丁堡，俄国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进军奥地利（你自己说过这些！）。 四、同时让斯特迪率领“威严号”级军舰与“老人星号”级军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上帝保佑他！ 但是正如伟大的拿破仑所说，“迅速”——否则——“失败”！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团体做成过大事！你需要一个人决断！ 你的费希尔 费希尔的整个方案从未有过最小机会付诸实施。他建议委以重任的威廉·罗伯逊爵士可能会强烈反对这个方案。无疑如他自己所描述，他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决定性战场上。从约翰·弗伦奇的麾下撤出印度军团和75000名能吃苦耐劳的军队，用本土师团替换他们，这可能会遭到抵制，问题会严重到在全体参谋支持下总司令提出辞职。霞飞将军和法国政府可能会明确表示抗议。费希尔勋爵在第三点中谈到了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罗马尼亚人，准确表达了每一个人想要的做法。对于世界的这一地区来说，这显然是最高目标。问题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与此点相关，费希尔勋爵的第四点给我有深刻印象。他在这里建议使用老式的战列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这却是第一次。 这一系列有份量的表述感动了我。我认为我发现在我一直抱着极大希望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个方针上大家的意见有巨大会合。赞成它的议论已成压倒多数。现在政界、海军和陆军的最高权威人物显然已准备全力以赴。劳合·乔治先生的所有主张和影响似乎都投入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领域。虽然他的方法不同，但他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奥地利与土耳其——是相同的；他的所有论点对两种方法都同样适用。通过与贝尔福先生的谈话，我了解他也对在东南战场上可能取得成功军事行动的有利因素有深刻印象。最后，外交部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当然对此颇感兴趣。在这件事情上意见取得很大统一。在这件事情上似乎终于获得了行动所需要的足够动力与团结。但是有切合实际的计划吗？我决心找出这样的计划。1月3日，在费希尔勋爵的积极支持下，我与专门研究这个战场从而为我们献计出谋的亨利·杰克逊爵士谈了一次话后，我给正在达达尼尔海峡负责指挥的卡登中将发去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海军部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3日 海军大臣提出咨询如下： 你是否认为单用军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 有人认为可以使用装配防水雷器的老式战列舰，以运煤船或其他商船作为防水雷和扫水雷船在前面开道。 结果的重要性将证明，付出严重损失是正当的。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这一切都是试探性的。在那个阶段，我甚至没有对进攻土耳其的总原则作出表态。我想权衡各种条件，以便确定制订这样的计划，事实上要求怎样的支持。当时，正如上一章中所说，我们的事务因正在讨论的两项计划而复杂化，一项是陆军沿着海岸挺进，另一项是封锁泽布吕赫。 我仍旧在煞费苦心地考虑北方战场，考虑博尔库姆岛与波罗的海的情况。1月4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写了一张便条，就有关第二天要在战时会议上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了一下看法。“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们最好听听别人对土耳其方案的意见。我不惜派遣10万军队，以求获得巴尔干半岛的巨大政治后果。”…… 同一天他答复说，“占领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海军优势和获取黑海的小麦至关重要，所以我认为，汉基上校的土耳其行动计划极为紧要，刻不容缓。”③ 如果能获得战时会议以巨大规模和必要干劲与决心大力推进，我们则毫无疑问可以齐心协力、满怀热忱地开展南方的两栖行动计划。 1月5日，卡登中将的答复到了。他的答复值得注意。 卡登中将致海军大臣 1915年1月5日 关于你本月3日电报，我认为达达尼尔海峡不能迅速攻克。 调动大量军舰和展开持久战可以攻占达达尼尔海峡。 那天下午，在战时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进攻土耳其和在近东进行佯攻。每个人似乎都对它的有利因素很热心，大家饶有兴趣地听我念完了卡登中将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前景，即在不承担新的大规模的军事义务的前提下，以决定性方式影响东方局势；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借此我们既可以帮助大公，又不必仅仅为了一次佯攻而浪费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机会。回到海军部后，我发现参谋长奥利弗上将和亨利，杰克逊爵士都赞同利用持久战逐步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想法。我与亨利·杰克逊爵士进行了一次谈话，那天，他为那个问题做了完整的备忘录（几天后我念了他的备忘录）。亨利·杰克逊爵士反对任何急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努力，但是他谈到11月3日的短期炮轰起到了一定作用，一步一步地削弱堡垒的想法引起了他的兴趣，尽管需要陆军紧随和完成海军的进攻，尤其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于是参谋长、研究这个特殊战场的将军，以及负责指挥的将军在原则上取得了明显的一致。分散在遥远的不同环境中的军官们表示了一致意见之后，我深有感触，因此，1月6日我给卡登中将发去电报如下： 海军大臣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6日 你的观点已获此地高层权威人士的同意。你认为能取得什么成果，需要什么兵力以及如何运用兵力？请来电详谈你的看法。 1月8日战时会议又召开了一次会，长时间讨论了东方战场的形势。研究了各种不同条件，基奇纳勋爵发表意见赞成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他告诉战时会议，达达尼尔海峡似乎是一个最合适的军事目标，因为陆军可以与舰队合作发起进攻。他估计15万人足以夺取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在进行具体研究之前他保留他的最后意见。他不提供部队，而且清楚表明没有部队可供使用。因此，他的贡献是，而且有意成为纯粹理论上的。 1月11日，卡登的详细方案到了。这个方案的细节主要是由一名非常能干的海军陆战队军官——戈弗雷海军上校（中将的参谋之一）——和“不屈号”上的一名大炮专家俩人制定的。我在此将所有要点列举出来。 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a）完全铲除入口处的防御工事。 （b）铲除海峡内的防御工事直到包括凯佩茨据点的8号炮台。 （c）铲除恰纳克狭窄段的防御工事。 （d）清除通过布雷区的通道，经狭窄段向前挺进，铲除狭窄段上的堡垒，最后向马尔马拉海进军。 ……需要兵力：12艘战列舰，其中4艘装备防水雷器；3艘战列巡洋舰——进入马尔马拉海时应有2艘可以使用、3艘轻巡洋舰、一艘小舰队领航舰、16艘驱逐舰、1艘补给维修船、6艘潜水艇、4架水上飞机及其运载舰“福德号”、12艘扫雷舰包括4艘快速扫雷舰、1艘医疗救护船，在泰内德斯岛需要6艘运煤船，2艘军火供给船。以上兵力已将损失考虑在内。 行动细节： 水上飞机频繁侦察必不可少。 （a）对堡垒实行间接炮轰，在有效射程内则进行直接炮轰完全铲除目标；摧毁入口处的鱼雷管和控制布雷区的大炮；清扫布雷区。 （b）战列舰以扫雷舰开道进入海峡，然后朝上游行驶，直到可以将8号炮台摧毁的位置。 （c）由战列舰定位，战列巡洋舰从加巴山朝堡垒猛烈炮击，在有效射程内直接炮轰将堡垒彻底铲除。 （d）战列舰以扫雷舰开道进逼狭窄段。首先从加巴山炮击22号、23号、24号堡垒，由水上飞机对22号堡垒定位然后直接火力攻击。清扫狭窄段的布雷区，用直接火力铲除纳加拉堡垒，然后继续由扫雷舰开道朝马尔马拉海进军。 在（c）阶段弹药消耗会很大，但是若供应充足结果应能成功。如果“格本号”从纳加拉出动增援，（b）阶段的难度会大大增加。除非潜水艇的进攻获得成功，否则就得从加巴山调来或直接增派战列巡洋舰。 军事行动所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敌人经受炮轰后的士气；取决于主要由德国人训练的守备部队的顽强程度，还取决于天气的好坏。目前大风频繁。完成所有军事行动大约需时一个月。 将会消耗大量弹药。要准备需要的大致估计数量。 任务完成后中队部署：在马尔马拉海，2艘战列巡洋舰、4艘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1艘小舰队领航舰，12艘鱼雷艇驱逐舰、3艘潜水艇、1艘供应船只和1艘弹药船、4艘扫雷用运煤船。 其余兵力用于保持海峡开放以及保护扫雷艇完成扫雷任务。 这个方案令所有看过的人印象深刻。方案之详尽令我耳目一新。我的电报曾仔细考虑了，属于有组织“速攻”性质的某些问题，应与费希尔勋爵的关于让斯特迪上将率领“老人星”级战列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取得一致。我将电报的副本立即送交首相及其他一些人，让知情者对它进行自由讨论。第一海军大臣与参谋长似乎赞成这个方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对其技术上的完备提出过丝毫质疑。例如，在四五个各自有一套技术班子的海军权威人士中没有人在私下里说，“这个方案荒唐。军舰不能与堡垒战斗”，或对方案的细节进行批评。相反，他们均认定它为极吸引人，是颇有希望的建议；在海军部的秘密圈子里已产生一种十分清晰的赞成这个军事行动的见解。就在此时，战时参谋部提出了一个建议，对这个问题肯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伊丽莎白女王号”——在5艘快速战列舰中她排行第一——配备了15英寸大炮，此时已准备完毕。决定让她去安全而平静的地中海水域进行射击演习和校准火炮。她实际上已接到命令开往那里。现在参谋部又建议她应该去达达尼尔海峡试验舰上的巨炮，而且指出她可以在远离土耳其堡垒射程之外开炮。这种情况我以前没有碰到过，一经提出，其重要性便显而易见。大家都觉得正面对一个新的事实。而且，“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争论产生了累计效果。卡登中将从未梦想得到她。我们以前的讨论和他的详细方案都没有想到她能提供的帮助。 02. 作为我们讨论的结果，此刻我要求参谋部制定具体的方案和指示，同时，我还大概举出这次军事行动显然可以使用的舰艇。 1月12日 战时国务大臣， 第一海军大臣， 参谋长， （1）按提议那样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我军强大得足以击败土耳其舰队的海军中队到达马尔马拉海，这将是最最重要的胜利，它将改善东方整个战局中我们的优势。 （2）有可能提供卡登中将所需兵力而不削弱领海所需要力量的最低优势。领海内有如下军舰： “大洋号”、“速捷号”和“凯旋号”（已经在或派往这一水域）。 “复仇号”和“老人星号”（从大西洋调来）。 “阿尔比恩号”（从好望角调来）。 “恺撒号”和“乔治王子号”（从直布罗陀调来）。 “胜利号”、“火星号”、“辉煌号”和“汉尼拔号”（已经奉命在国内拆卸）。 “伊丽莎白女王号”（已经被派往立布罗陀装配大炮）。 “不屈号”（奉命赴地中海接替“不倦号”）。 “不倦号”（已在此地）。 由此可见，除了四艘已奉命拆却的主力舰外，所有其他主力舰都不离开领海。 （3）上述兵力还未将在场的四艘法国战列舰与六艘据报告可使用的其他军舰计算在内…… （4）军事行动可以于2月1日开始，由“伊丽莎白女王号”对入口处的堡垒进行远程炮击。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的效果明朗化之前，没有必要展开全面进攻。为使计划顺利实施，一切安排都应秘密协调进行，水上飞机和辅助船只及时供应。卡登中将负责指挥。…… 相应制定具体方案。 w.s.丘吉尔 费希尔勋爵批准了这份草案，后来（2月9日）他又亲自在舰队名单上添加了两艘准无畏级战列舰“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这大大加强了力量，同时降低了在相同程度上大舰队的最低优势。 1月13日，我将计划送交战时会议。我24小时前已将卡登中将的电报交该会议的主要成员传阅，当然包括首相和基奇纳勋爵。 基奇纳勋爵认为这个方案值得一试。他说，如果炮击被证明无效，我们可以放弃。费希尔勋爵和阿瑟·威尔逊爵士都在场。他们没有发表意见，我自然以为他们都同意了。会议一致通过了决定，并以如下奇怪的形式记录在案： 海军部应立即考虑在亚得里亚海的卡塔罗或其他地区采取有效行动的可能性，旨在（尤其）对意大利施加压力。 海军部还应在2月份准备一支海军远征队，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炮击并夺取加利波利半岛。 会议休会之后，我征得费希尔勋爵的同意给卡登中将发去如下电报： 海军大臣致卡登中将 1915年1月15日 在昨天的内阁战时会议上第一海军大臣和我提交了你的计划，在原则上获得通过。 2月15日以前提供你所要求的兵力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觉得没有困难。 我们完全同意你采取德国人在安特卫普所使用的方法，将坚垒一个一个逐步铲除的计划。 我们提议将此次军事行动委托给你。 德·罗贝克将军也许会成为你的副手。 我们开始行动越早越好。 你将很快接到部里的正式命令。 继续完善你的计划。 03. 我现在着手与法国政府商谈此事，除了商讨其他问题外，地中海的指挥权应当重新调整。我概述了我们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并作补充如下： 鉴于此次作战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海军部并不希望此时对地中海那个部分的局部指挥权做任何变更。然而，海军部希望法国战列舰中队以及法国潜艇、驱逐舰和“福德号”水上飞机运载舰能在一位法国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与我们进行合作。 在将此照会送交法国海军武官之前，我特意要求首相、基奇纳勋爵、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第一海军大臣和参谋长在文件上正式会签。这种预防措施对于处理极端重要事务是合适的，这样做使以后不会产生误解至关重要。 我给尼古拉大公也送去了同样的通报。 不难看出，这个方案的形成及其详尽细致的内容，从其性质上说纯粹是海军的和专业性很强的精心策划。利用远程炮击逐个清除堡垒的方法是卡登中将及其参谋部的炮兵军官提出的。接受这种想法并研究和批准其细节的则是亨利·杰克逊爵士及海军参谋部。不管是对还是错，这是一项由海军制定的方案。同样，海军部的执行细则纯粹由参谋长及其助手拟定。我概述了由我们管辖的全部老式战列舰资源。但是参谋部提议增加“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由此舰增加的所有附属设施。正是由于第一海军大臣的建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中又增添了另外两艘最强有力的军舰“纳尔逊勋爵号”和阿伽门农号”这个方案的专业概念完整性没有受到任何外行或文职人员的干涉或损害。 我这样写丝毫不想减轻或推卸责任。我的意图不是在那里。我没有也没有能力制定这个方案。但是当方案由海军当局制定出来经高级技术权威人士修改和认可并由第一海军大臣批准之后，我便抓住这个方案将它送上执行之路；以后我又竭尽全力支持这个方案。当别人提不出新的理由却削弱或改变他们的主意时，我便牢牢地使方案符合先前的决定，为了协约国的共同利益，我扎扎实实地使方案得到切实试验。 04. 关于倡议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方案的第一阶段的叙述，就到此为止。关于文件本身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这项计划在当时主要的海军权威人士与战时会议的成员中讨论了20天。在海军部，它是我们秘密圈子里激烈争论的问题。直到此时，所有意见都是赞同这个方案的，还没有出现反对它的声音和提出反对它的论点。澳大利亚官方史的作者认为，用下面这段结论来概括这段历史是正确的： “于是，由于丘吉尔过多的想象力，由于外行对大炮的无知，由于年轻人热情说服了头脑迟缓的老年人，加利波利悲剧终于发生。” 我历来对于澳大利亚人民具有一种庄严的责任感，所以我希望他们为自己去研究事实真相，不要满足于如此粗糙、不精确、不完整和带有偏见的判断。 ———————————— ①刘易斯，贝利海军中将在战争后阶段完全证明他具有令人信服的崇高品质，这一点人人皆知。 ②重，点号是我加的。 ③“计划”这个词不大正确。汉基上校提出是对土耳其战场的重要性的一般评价。 第21章 多格滩战斗 01. 1月中旬，在政府上层的秘密圈子里表现出对海上形势的不安。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的书中描述，在这关键时刻，他认为大舰队的情况特别虚弱。在他写给第一海军大臣的信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计算出来数字，这些数字表示发生大战时英、德两国海军的相对力量。他说英国的几艘无畏级战舰正在进行常规整修；另外两艘，“君主号”和“征服者号”，由于碰撞而暂时瘫痪了。他又搬出了去年11月形成的那套理论：德国人秘密地采用火力十分强大的大炮装备其最新的战列舰。去年11月他提到有4艘军舰装备了14英寸的大炮，而此时增加到6艘军舰装备了15英寸大炮。说德国有此种变化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情报保证能正确得知，这些军舰在什么日期离开船坞开始活动，因此，敌人完成如此巨大的建设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不得不批驳这些论点以及其他性质同样令人吃惊的言论，为此特别建立了一个由第三海军大臣领导的委员会，以平息因相信德国出现这种大规模重新武装而产生的忧虑。 总司令的另一个要求也让我十分为难。他对驻扎在福斯湾的战列巡洋舰表示极度担忧，希望能将她们撤往克罗默蒂，以便更靠近主力舰队。如果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将失去有效手段对付德国人袭击我们沿海。12月16日敌人曾袭击了哈特尔浦和斯卡伯勒，倘若他们故伎重演，我们将无能为力。克罗默蒂距离黑尔戈兰湾与斯卡帕距离黑尔戈兰湾同样远，贝蒂上将和战列巡洋舰撤退到这么遥远的一个泊地，看来我们将毫无必要地陷入无助的境地。说实话，我宁愿整个战列舰队全都南下进驻福斯湾。但是，即便做不到这一点，我也要强烈反对将战列巡洋舰撤离这一在战略上可遇上敌人快速舰的要地。因此，1月20日我给第一海军大臣送去一份备忘录： 战列巡洋舰应该聚集在一起，如此我们便可时常保持一支强大力量，足以击败德国的所有快速军舰。如果将战列巡洋舰调往克罗默蒂，她们将鞭长莫及、无法保卫英国的海岸。克罗默蒂到黑尔戈兰湾的距离与斯卡帕到黑尔戈兰湾的距离相同。因而我以为不能分散她们或将她们调离福斯湾，除非贝蒂上将报告说他发现该处航行条件有危险。 第二天早上，关于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涉及大舰队实力的事情，我和费希尔勋爵作全面的讨论，他同意我所持的观点。于是，我在21日下午给参谋长送去一份备忘录： 战列巡洋舰应该和目前一样集合在福斯湾，除非贝蒂上将报告说，该处航行条件有危险。……依此行事。 这种忧虑的反映在战时会议表现出来。1月21日首相写信通知我，他要在28日召集战时会议开会，他希望邀请约翰·杰利科爵士出席会议。我意识到海军部四周再一次掀起逆流。我认为，当我们的力量正处于吃紧之时，当各种迹象表明敌人活动很可能出现之际，让约翰·杰利科爵士离开舰队来伦敦出席战时会议是不对的。因此我拒绝召约翰·杰利科爵士来伦敦。 02. 年初德国海军参谋部与德国皇帝举行了一次商谈，结果是对德国舰队施加严格限制。德皇的这些决定的后果是，冯·因格诺尔上将把最强大的第三战列舰中队派往波罗的海训练，这支舰队由“恺撒斯号”和“柯尼希斯号”组成。然而，他打算让驻扎在北海的舰队先开展一次有限的军事活动。由于天气恶劣，这项活动一拖再拖。到了1月中旬，他和德国海军参谋部得出结论，英国海军即将展开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已经听说在贝尔法斯特建造假军舰，于是便将此事与另一个计划联系了起来，即我们打算将阻塞船驶入黑尔戈兰湾几条河的河口。他们兴奋激动了好几天，并处于高度准备状态。19日上午，一架德国水上飞机在黑尔戈兰湾60英里外发现了“众多向东行驶的英国军舰，其中有数艘战列巡洋舰，四周还有近百艘小船”。他们当时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封锁行动。实际上这只是一次由哈里奇港驱逐舰与潜艇小舰队在战列巡洋舰支持下的例行侦察。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德国人得到的情报表明，英国舰队的大批军舰靠近了他们的海岸线，但随后又退走了；由此冯·因格诺尔得出结论，阻塞行动已被放弃或者无论如何被推延了。20日他立即解除了特别警戒，并于21日命第三中队穿越基尔运河，驶往波罗的海演习。这些相互矛盾、互不连贯的决策被别扭地写入了德国的官方历史①。 戒备状态普遍解除之后，按照德军总司令在他的报告和战时日记中规定的指导方针，在北海采取进攻行动变得比以前更为消极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就在此时天气开始转好，参谋长埃克曼中将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弥补恶劣天气时的无所作为。于是，在1月22日他向总司令以书面提出下列建议： “如果明天的天气依旧像今天下午和晚上一样，派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前往多格滩是很可取的。不需要特别准备，明天早上给高级军官和侦察舰舰发一道命令就够了。 “夜间出发，午前到达，晚间返回。” 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 “冯·因格诺尔上将立即意识到这个建议与刚刚规定的指导方针相矛盾，他在报告页边写道：‘只有当舰队一起行动时我才赞成军舰出海。可惜目前做不到这一点。’” 然而他却批准了。…… 第二天上午10点25分下述命令通过无线电报发给冯·希珀少将*： “由高级军官侦察队选派的第一、第二侦察组，即驱逐舰和两支小舰队的高级军官前往多格滩侦察。他们今晚天黑后离港，明晚天黑后返回。” 03. 23日，费希尔勋爵得感冒卧床休息，尽管有种种观点分歧，他在杰利科事件上一直很坚定，支持我。于是我到与海军部大楼毗连的拱门楼看望他。我们就各类问题愉快地谈了很长时间。当我回到海军部我的房间时，已经接近中午。我还没坐稳，房门被突然打开，阿瑟·威尔逊爵士未加通报就闯了进来。他盯着我看，眼神透出一道光芒。他身后是奥利弗，手中拿着海图和罗盘。 “海军大臣，这些家伙又出来了。”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我们让贝蒂去那儿还来得及。” 我们一封接一封发出了下列电报： 海军部致海军舰队（t）准将②哈里奇。取消z方案。今夜需要你掌管的所有驱逐舰与轻型巡洋舰。派驱逐舰去希尔内斯护航一事取消。 海军部致“雄脚号”中将罗赛斯。所有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与远洋驱逐舰立即做好出航准备。等待进一步命令。 海军部致大舰队总司令。第一、第二和第四战列舰中队、巡洋舰与轻型巡洋舰准备今晚天黑后出航。 发完电报，阿瑟爵士简单解释了他根据被截获的德国电报（我们的密码员已将电文破译）和一些其他情报（他是搞情报的老手）得出的结论。所有德国快速军舰将在天黑时出海，英国海岸显然要遭到袭击。我的同僚们接着开始致力于为英国军舰确定会合地。海图和罗盘经纬度圈立刻表明，只有贝蒂从福斯湾出动、蒂里特从哈里奇出动才能在德舰袭击和逃逸前拦截她们。大舰队在第二天下午之前不可能到达现场，驻扎在克罗默蒂的任何舰只也到不了该地。然而，对于贝蒂和蒂里特来说，他们的军舰有时间白天在多格滩附近会合。威尔逊和奥利弗在海图上已经标出敌人的可能行动路线，事后证明他们标出的路线几乎完全精确。他们根据猜测的德舰航速用罗盘一小时一小时地测定敌人航线，直到他们到达我们海岸。然后他们又画出贝蒂和蒂里特从福斯湾和哈里奇出发拦截敌人的路线。我们的意图是，英国军舰拂晓时在敌人后面约10英里某处相遇和会合，或者在敌人向西过去半小时之后随即在敌人和其老巢之间相遇和会合。我们还讨论了是否应冒更大的风险，即让我们的军舰在更靠东的会合点集结。这样做可以更加确保处在敌人与其老巢之间，但是如果大气变得多雾就更有可能找不到敌人；回想起12月16日发生的事情，后一种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因此，集结时间与地点被确定为第二天，即24日清晨七点，在北纬55°13’、东经3°12’，此处离黑尔戈兰湾180英里，几乎在黑尔戈兰湾和福斯湾形成的一条直线上③。下面这份电报分别发给斯卡帕的大舰队总司令、第三战列舰中队布雷德福上将、罗赛斯的战列巡洋舰司令贝蒂上将以及哈里奇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司令蒂里特准将：④ 4艘德国战列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将于今晚出航前往多格滩侦察，可能将于明晚返回。罗赛斯的所有可使用的战列巡洋舰、轻巡洋舰与驱逐舰应驶往北纬55°13’、东经3°12’的会合点，明晨7时到达。（t）准将率领哈里奇的所有驱逐舰和轻巡洋舰于清晨7时在上述会合点与“雄狮号”上中将会合。如果（t）准将在穿越敌人行进路线时发现敌人，应对其发起进攻。除非万不得已，不许使用无线电电报机。本电文发给国内舰队总司令、“雄狮”中将、第三战列舰中队中将及（t）准将。 计算与讨论花去了将近一个小时，而第一海军大臣对所发生的一切却还一无所知。于是我让阿瑟·威尔逊爵士和参谋长将海图和电报稿送往拱门楼，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将电报立刻发出。费希尔勋爵对提出的决策表示满意，随之就采取了行动。 读者可以想象那个漫长的下午和晚上时间充满了何等紧张的情绪。我们无法与任何人分担这个秘密。那天晚上我出席法国大使招待米勒兰先生的宴会，他当时任法国陆军部长，为一项重要使命来伦敦。我们感觉到有一层绝密的与内心沉重的、全神贯注之事的薄膜，把我们与聚集在这里的高贵客人隔开。在12月份，我们几乎没有可信的情报来源。一切都捉摸不定。看上去甚至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现在心里压着这么一件大事，只有一个念头主宰着头脑——黎明的战斗！这是历史上两支强大超级无畏级战舰的第一次战斗。同时还有一种令人震颤的感觉，仿佛眼见被猎捕的动物正一小时一小时地朝陷阱悄悄靠近。 04.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我们便已起床忙碌起来，等到门外天色明亮时，费希尔、威尔逊、奥利弗和我都已经来到作战室。各个部门平时值夜班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下班。突然，像命定一样必然，像阅兵一样准时，从舰队截到的电报送到了我们面前。这是第一轻巡洋舰中队发给“雄狮号”（贝蒂）和“铁公爵号”（杰利科）的电报： （上午7：30发出，上午8：01收到） 急电。发现敌人。北纬54°54’，东经3°30’。向东行驶。包括战列巡洋舰和巡洋舰数目不详。 两分钟之后： 急电。北纬55°24’，东经4°15’。发现敌人，包括巡洋舰、驱逐舰、战列巡洋舰和轻巡洋舰，朝东南与正南之间方向行欲。 于是，敌情再一次得到证实！ 在海军部的安静的屋子里分分秒秒地跟踪着一次海上大战的具体细节，人的精神经历中不可能注入比这更多的冷酷刺激。在远处蓝色的大海上，在格斗的军舰上，在大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中，历史事件的片断正一幕幕地展现在肉眼前。那里有最强烈的战斗感觉；那里有战斗的愤怒；那里充满紧张、默默经受肉体与精神苦楚。但是在白厅只有钟在滴答走动，一些沉默不语的人匆匆走进来，将铅笔写的纸片搁在别的同样沉默不语的人面前，他们或在画线条或在潦草计算，不时地用手指指点或者压低嗓音简短地评说几句。电报一份接着一份，间隔只有几分钟，有人在收到并译出时顺序经常颠倒、意思也常常含混不清；在这些之外在头脑中一直有一幅图象时常在闪烁变化，环绕这幅图象在每个阶段想象力会冒出希望或悲剧的闪光。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总司令 （上午8：00发出，上午8：20收到） 敌人军舰改变航线转向东北。 “雄狮号”致总司令 （上午8：30发出，上午8：37收到） 发现敌人4艘战列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驱逐舰数目不详，方位南61、东11英里。我的位置北纬54°50’、东经3°37’。航向南40东，速度26节。 总司令致第三战列舰中队 （上午9：00发出，上午9：18收到） 朝黑尔戈兰湾方向行驶。 蒂里特准将致总司令 （上午9：05发出，上午9：27收到） 第一与第三小舰队在战列巡洋舰后。2英里。 总司令致第三战列舰中队 （上午9：20发出，上午9：28收到） 支援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作战。 “雄狮号”致总司令 （上午9：30发出，上午9：48收到） 正与敌战列巡洋舰交火。距离16000码。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雄狮号” （上午10：08发出，上午10：18收到） 敌人派最后面的一艘战列巡洋舰离开舰队。我被赶走。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雄狮号” （上午10：21发出，上午10：27收到） 我正与敌人保持接触。 第一轻巡洋舰中队致总司令及“雄狮号” （上午10：15发出，上午10：59收到） 敌人飞艇，方位东南南。 将近一个半小时我们没有听到“雄狮号”发电报，这段时间里也许她与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正在激战中。约翰，杰利科爵士显然也感觉到这种压迫性沉寂的重量。 总司令致“雄狮号” （上午11发出，上午11：09海军部收到） 你在战斗吗？ 随后又是20分钟的沉寂，感觉似乎要长得多。然后，到了11点37分，终于传来了电报，这个电报不是从“雄狮号”或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发来的，而是指挥第二战列巡洋舰中队的高级军官发给总司令的： 与敌人战列巡洋舰猛烈交火。北纬54°19’、东经5°05’。 有人说，穆尔正在报告：“雄狮号”显然遭重创。 这时我的心里浮现出一幅纯粹无关的画面。我回想起曾多次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追悼会：人群、军服、覆盖着英国国旗的灵枢、还有哀乐，贝蒂！这个场景至少不是真的；但是，天呀，的确太真实了！“雄狮号遭重创。” 05. 现在该逃避一下作战室的紧张气氛，去看一看海上的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