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西夏史
简明西夏史 前 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 共同创造的历史。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各个 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在10 至13 世纪期间，先后与宋、 辽、金鼎立，统治近200 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境内的以党项 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 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社会经 济和文化，为开发祖国的大西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兴起、 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是一面镜子。学习研究西夏史，不仅可以使我们全面去了解、 掌握我国古代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还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四个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有益的借鉴。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是不 言而喻的。 我对西夏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从1981 年开始的。这一年的8 月，我 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参加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聆听了有关 专家的高论，参观了西夏皇陵和宁夏博物馆珍藏的西夏文物，从而对西 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我一面学习西夏文，搜集有关史料，给 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西夏史和辽宋西夏金元史史料学，一面对西夏史的 一些问题展开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不仅发表了20 余篇文章，而且 还编出了西夏史讲义。可谓教研相长，相得益彰。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之 上，吸收有关专家的一些科研成果编撰而成的。 如众所知，由于元人修辽、宋、西夏、金史时，不给西夏写分量可 观的纪传体专史，致使西夏公私史料湮灭亡佚，现存的足资佐证的关键 性的史料，不仅贫乏而且分散，从而给撰写该朝历史带来一定的困难， 加之本人地处西北边陲，学术情报闭塞，功力不深，水平有限，谬误之 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在撰写的过程中，为了使我能够比较全面了解国内外研究西夏学的 概况，甘肃省图书馆高士荣同志在百忙中按照图书分类法编了《西夏史 文献目录》；孟凡秀、蔡华等同志及时手抄写了书稿；人民出版社张秀 平同志提出过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校系有关领导给予不少热情的鼓励 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蔚 1994 年5 月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第一章 总 论 一、12 世纪前后的中国概况 12 世纪前后的中国境内，与西夏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在其东南地 区有宋、北部地区有蒙古诸部，东北地区有辽，西部地区有高昌等小国， 其南部地区有吐蕃和大理。 下面就这些民族政权林立的概况作一简要的叙述。 公元960 年（建隆元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 剧，夺取了后周政权。接着，在后周初步统一的基础[柴荣去世前，已夺 取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市）、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成 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和南唐的14 州60 县]之上，采用“先南 后北”的战略方针，在将近20 年（960—779 年）的时间里，先后于960 年平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李筠和扬州李重进，962 年（建隆三年）平荆 南（南平），964 年（乾德二年）平后蜀，971 年（开宝四年）平南汉， 975 年（开宝八年）平南唐，979 年（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从而在相 当大的范围内完成了统一，结束了自中唐以来的方镇长期割据混战的局 面。 北宋时期的统治地盘，“东南际海，西尽巴楚，北极三关（指雁门 关、宁武关、偏头关），东西（宽）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长）万 一千六百二十里。”①有关专家据此推算，北宋疆域大体上为250 万平方 公里。① 北宋在相当范围内进行统一后，随即强化了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 列旨在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从而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唐 代的基础之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宋代垦田数量大体上在700 万顷至750 万顷之间，为汉唐的2 倍。手工业方面，唐代矿冶有186 所， 北宋增至271 处，同时产量也有提高，唐中叶，铜的产量为60 万斤，宋 仁宗、英宗时增加为697 万斤，比唐增加了近12 倍。商业方面，唐代旧 的城市厢坊制度（居民居住区与贸易区严格分开）已被打破，而代之以 新的厢坊制度，工商业者面街而居，随地经营，标志着宋代商品经济的 高度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民族 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积累尖锐起来。北宋仁宗时，由于土 地兼并严重，赋税不均，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从而促使阶级矛盾激化， 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处处蜂起”，“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如一伙”②。 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日益发展。仁宗时，元昊称帝 建国，与辽结成联盟，不断侵宋，使宋在军事上连续失利。加上国家财 政出现赤字，国库空虚，积贫积弱之势，日趋严重。所谓“民力殚竭， 国用乏匮”，③“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④正是这种积贫积弱形势的写 ① 《宋史》卷85，《地理志》。 ① 袁震：《宋代的户口》附表三，《历史研究》1957 年第3 期。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4，《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丙戌。（以下简称长编）。 ④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照。 北宋统治者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处于“体弱势危，可忧可惧” ①的情况下，虽然先后推行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但都以失败而 告终。这种局势，发展至徽、钦之时，随着统治者的腐朽，阶级矛盾与 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王朝犹如一幢将倾的大厦，摇摇欲坠，岌岌可 危，终于在女真兵马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辽是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国家。其统治地盘，“东至于海，西至金 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② 辽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三传至穆宗耶律述律（951—969 年），明 显开始了它的封建化，至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 年）统治时期，大 体上完成了封建化。这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从生产关系看，社 会上存在着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立。一方面，农民的土地被封建地主 所占有；另方面，农民逐渐变为农奴，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从政治制 度看，统治者采用汉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各种封建的典章制度日益完 备。从社会经济看，畜牧业逐渐衰落，农业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统治者 完全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凭借着政治权力强迫各族劳动人民，按照耕 地交纳租税，交纳布帛、房钱、农器钱以及其他杂税，并从事各种无偿 劳役。而从事畜牧业者则要给统治者供应军马，交纳丁口和牲口税。这 一封建化过程的完成，是契丹族发展史上的界碑，对于我国北部边疆地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和促进的作用，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 见的。 随着辽王朝的封建化和国力的增强，宋辽之间也多次发生了激烈的 较量。公元1004 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圣宗为了缓和 国内矛盾，转移人民视线，以及掠夺更多财富以巩固其统治，主动挥师 南下侵宋，结果宋胜辽败。在宋军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和约， 史称“澶渊之盟”。按照和约规定，宋每年要给辽赠纳绢10 万匹，银10 万两。这对改善辽国的财政状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关系形成了暂时的稳定局面。辽统治者 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比较重视采纳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科 学文化，从而加速了农业和文化的发展，缩小了宋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 差距。 但到12 世纪初期，随着辽封建化的加深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统治 者也日趋腐朽，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如垄断 土地，检括户口，等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起义不 断，加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使辽王朝的统治 迅速走向崩溃的深渊，至天祚帝时，终于经不住内忧（民族起义）、外 患（宋金联合攻辽）的夹击而灭亡了。 高昌在回鹘（今维族）人迁去之前，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农业 基础较好，回鹘人迁去之后，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开始过着比较稳 定的定居生活。 由回鹘人所建立的高昌，其最高统治者称亦都护，又称阿萨兰（意 ①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② 《辽史》卷37，《地理志》4。 为幸福之王），推行封建中央集权统治，首都喀喇和卓（今新疆吐鲁番 东），其极盛时的统治地盘，“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 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①境内有汉、回鹘、南突厥、北突 厥、大众慰、小众慰等民族。有的经营农业，有的经营畜牧业。无论农 业、畜牧业均颇发达。农业方面，盛产五谷、棉花、葡萄、蚕桑等等。 水利灌溉也颇发达。“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灌田园，作 水磴”①。畜牧业方面，其“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 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②手工业产冶金、琢玉、 丝棉纺织及酿酒技术，均达到了相当水平。 自10 世纪至12 世纪期间，高昌的使节和商人，络绎往来于辽、宋 之间。他们用马匹、药物、香料，交换宋、辽的金银和各种产品。辽在 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设有“回鹘营”，作为回鹘人的住 宿区。宋在秦凤路设“市易司”，专门管理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北少数民 族贸易。市易司的收入，每年达2000 万贯以上。 高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要冲，当时波斯、印度、阿拉伯及东罗马商 品，通过高昌转输到中原地区，从而促进了中原王朝同这些国家的经济 文化交流，起了中转站的积极作用。 吐蕃于唐咸平年间（869—877 年）所爆发的奴隶和各族人民起义， 沉重打击了吐蕃统治阶级，结束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并进入了封建农 奴制时期。 12 世纪的吐蕃，虽然已经进入了封建农奴制时期，但其发展极为缓 慢，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封建主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吐蕃本部有拉 萨阿里、亚泽及雅龙觉阿四个王系对立。在今青海东部至今甘肃甘南一 带的汉藏地区，还建立了唃厮罗地方割据政权。 唃厮罗（996—1065 年），出身于吐蕃赞普之后，他所建立的地方割 据政权所控制的地区，据零星史料记载，大约东至秦州，北临夏国，西 过青海，南界蛮夷①。用沈括的话来说：“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 地，东西二千余里”。②具体地说，大致包括宋代的熙州（今甘肃临洮）、 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 湟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叠州（今甘肃迭部）、 宕州（今甘肃岩昌县）和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其政治中心则在青 唐（今青海西宁市）。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居板屋”，兼营畜牧， “以毡为幕”。盛行佛教。如青唐城，广建佛祠，“城中之屋，佛舍居 半”。③ 在唃厮罗统治期间，无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均获得了较 大的发展。 农业。经由青唐城北的湟水两岸，土壤肥沃，水利灌溉发达，生产 ① 《宋史》卷480，《高昌国》。 ①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② 《宋史》卷490，《高昌国》。 ① 张方平：《乐全集》卷22；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2。 ③ 李远：《青唐录》，见陶宗仪《说郛》卷35。 粮食较多。如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处的粮食积蓄，就可供1 万 军队十年之用，反映了河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畜牧业。出产马、牦牛、羊等，其中以马的产量最多。宋每年需马 量最高时为4 万余匹，最低时为2 万余匹。这些马匹几乎全部都依赖吐 蕃各部落供给。 手工业。境内有专门制造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行业，如铁甲制造业、 铜器制造业、银器制造业和采盐业，等等。这些手工业除了能生产一般 农牧民所需要的日用品外，还能制造质量较高的贡品，如铁甲、铜印、 银枪、银装椅等。 商业。唃厮罗统治时期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 唃厮罗政权的首府——青唐城里，就居住着“四方往来贾贩之人数百 家”。①“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 以故富强”。② 除青唐之外，邈川、喀啰（今青海乐都东北）、嘉木卓（今青海乐 都东北）等地，也都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10 至12 世纪，吐蕃与宋、回鹘的关系十分友好。吐蕃与宋的朝贡贸 易十分突出。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唃厮罗一次送给北宋马达582 匹。自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至哲宗元符元年（1098 年）91 年中， 唃厮罗共向宋进贡39 次。进贡的物品有马、金、银、珍珠、玉石、象牙、 犏牛、乳香、硇砂、银枪、铁甲、铜印、银装交椅等十余种，但其中主 要贡品为马匹。③同时，吐蕃与回鹘贸易也很频繁，回鹘商人到青唐鄯州 （今青海乐都）贸易的很多。 公元937 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继南诏之后所建立的大理国，是 我国西南边疆的封建国家。其统治地盘以洱海四周地区为中心，统治着 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统治者段思平，虽然继承了南诏的一切制度， 但同南诏相比，其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方面，注意兴修水利， 开辟了许多梯田。手工业方面，制铁、制毡、织绫等手工业相当发达， 所制的剑锋利精美。 大理同宋王朝不仅在政治上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经济上进行着 频繁的贸易。大理以刀、甲胄、弓箭、披毡、药材等交换宋的手工业产 品。由于朝贡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有利可图，“进奉实利于贾贩”。 ①因此，他们经常向宋朝贡。如公元1076 年（宋熙宁九年），“遣使贡 金装碧玕山、氇罽、刀剑、犀皮甲鞍辔”。②政和七年二月，“至京师， 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③在大理向宋输出的 物品中，尤以马为大宗。大理每年向宋供给数以千计的马，宋金战争爆 发后，大理的马成了宋朝军用马匹的重要来源之一。 大理和宋的文化联系也很密切。汉文成为大理的通用文字，汉文书 ① 李远：《青唐录》，见陶宋仪《说郛》卷35。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以上进贡次数、物品，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 ① 《宋会要辑稿》第197 册，《蕃夷》4 至59。 ② 《宋史》卷488，《大理国》。 ③ 《宋史》卷488《大理国》。 籍在大理广为流行，宋曾赠送给大理很多儒家经典和其他书籍。 大理佛教十分盛行，寺庙遍布全国，有“妙香国”之称。 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 年），大理被忽必烈所灭，不久，建立云南 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 以上是12 世纪前后中国境内民族政权林立的简要概况。这一简要概 况说明： 第一，有宋一代是我国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扩展时期，12 世纪前后 中国境内林立的民族政权，尽管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宋朝的影响下， 水平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均已进入了封建制阶段， 并且根据各自的国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封建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其基本特征的。而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是以一家一户（或一帐）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为 其基础的。而小农经济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上述民族政 权，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经济文化联系（诸如朝贡贸易、在 边境设立榷场、和市等等），但这些交往和联系，并不足以影响其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占的支配统治地位。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的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12 世纪前后中国民族政权林立割据的经济方面的原 因。 第三，在上述民族林立的割据政权中，以宋朝的疆域最大，封建经 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真可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繁荣昌盛， 在众多的民族政权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在唐末以来，分裂割据日益 缩小，大统一的趋势日臻成熟的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本应在全国范围内 完成更大规模的统一，但由于赵宋王朝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积贫积 弱之势早在真宗之时即已形成，顾此失彼的内忧外患，严重削弱了赵宋 统治者的实力，无力进一步彻底消灭当时中国境内的割据势力，相反， 经过激烈的民族冲突和较量，出现了辽、宋、夏、金的新的割据均势， 这种均势，大体上维持了300 余年，最后被元朝统治者所打破，出现了 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统一。 西夏正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称帝建国的。① 二、西夏的国名及其立国长久的原因 “大夏”——这是元昊立国时的自称。为什么要国号“大夏”呢？ 因为赫连勃勃，曾于东晋末年所谓“五胡乱华”之时，在今宁夏一带建 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元昊国号大夏，显然与此有关。 “西夏”——这是宋朝对它的称呼。为什么称大夏为西夏呢？因为 西夏在宋朝的西北方，习惯上称之为“西夏”。从西夏同宋辽官方的往 来文书看，他们之间还有以下一些自称和互称。如西夏自称“西朝”， 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则称宋为“南朝”， 宋有时称辽为“北朝”①。这种称呼，显然是为突出三国鼎立的地理方位。 “白上国”（■）——西夏语音译为“痝■领”，也译作邦泥定。 白上国是义译。在西夏文碑铭、经典和诗歌里，经常出现“白上国”或 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 ① 田况：《儒林公议》。 白上大夏国”（■）或“大白上国”（■）之称。为什么称“白上”？ 中外史学界学者曾对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 一，“白上”指的是白河之上。所谓白河，即四川、甘肃两省交界的白 水，也叫白龙江。白河上指其上流。《西夏赋》云：“黔首石城漠水边， 赤面父冢白河上”。“赤面父”，即“猕猴种”。因党项羌自称“猕猴 种”，其发源地当在白河之上，故称“白上国”②。 其二，“白上国”即“尚白国”。因为汉文的“上”与“尚”相通， “白上”就是“尚白”，即崇尚白的颜色。西夏统治者为什么要崇尚白 的颜色呢？因为尚白是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固有的风俗习惯。不仅 党项族尚白，就是与西夏为邻的一些少数民族，诸如女真、蒙古、吐蕃 以及中亚的一些民族也都崇尚白的颜色，“以白为好”。同时“尚白” 还为了适应当时立国的政治需要（对外摆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姿态），以 及随着党项统治者的日益汉化，很自然地会采取汉族的五行学说。由于 西夏在宋西边，西方属金，金为白色，金为五行之首，故曰白上③。上述 两种意见，各持一端，虽然都已讲了一番道理，但因其未能举出较多的 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加以佐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因此，该问题仍然是 一个有待于发掘新的史料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番”、“番国”——党项人自称。如西夏《凉州碑》中凡提及党 项人多称“番”。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也称番。 “梅那国”——如榆林窟15 窟墨书西夏文题记云：“梅那国番天子 国王大臣官律菩萨，当为修福”。这里的“梅那国”可能是藏族对党项 族的称呼。 至于“唐兀”、“唐古特”，那是后来蒙古人对党项人的称呼。 西夏立国，如果自1038 年（宋宝元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景 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算起，至1227 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 末主■（音贤）被蒙古所灭，首尾190 年。如果上溯至唐末拓跋思恭因 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靖难军节度使，建立夏州地方政权的 公元881 年（唐僖宗中和元年），则其立国为347 年。如果将它同辽、 宋、金的立国时间作一比较，辽立国为210 年（916—1125 年），宋立国 为320 年（960—1279 年），金立国为120 年（1115—1234 年）。即比 辽长137 年，北宋长27 年，比金长227 年。 西夏立国为什么如此长久呢？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地形险要，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是西 夏赖以立国，并能长期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 宋人蔡襄在谈到西夏的险要地形时指出：“西虏之地亦多险隘”。① 西夏境内北有阴山与狼山，西有贺兰山，西南有祁连山，东南有六盘山， 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直贯其中，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更是依山带 河，形势雄固，至于靠近宋朝边境的横山，“延袤千里??其城垒皆控 险，足以守御。”② 西夏境内的河西走廊和黄河河套的一些地区，如甘州（今甘肃张 ②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计有前苏联学者聂历山和我国学者罗福成，等等。 ③ 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静如、吴天墀诸先生。 ① 《蔡忠惠公文集》卷19，《论不利攻战》。 掖）、凉州（今甘肃武威）以及兴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 州（今宁夏宁武西南）等地，宜农宜牧，水利素称发达。为西夏的粮仓 和良马的产地，是西夏赖以立国重要经济区域之一。 西夏统治阶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选拔人才，注意培养人才， 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国家对外职能。这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 重要原因。 对人才的尊重、选拔和重用，突出表现在景宗元昊之时。元昊除了 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内延揽人材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 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 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①，对于在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 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执却蕃官，获吾将帅， 多礼而不杀”。②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 用者放在恰当的位置。“昊贼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善于用人，此中 国之患也”。③ 在尊重知识，重用人才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特别注意通过兴建学 校培养人才。元昊时创建蕃学，乾顺时创建“国学”（汉学），仁孝时 进一步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学校，尤其重视小学幼儿教育。由于西夏统治 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培养了大批人才，缩小了汉族同 党项族在文教方面的差距，从整体上提高了西夏国家的文化水平。 西夏统治阶级不断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改革，使上层建筑适应经 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西夏立国长久的根本原因。 在西夏统治者中有许多富有革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的人。如景宗元 昊，“更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①建国之前即着手在官制、兵制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进一步对中央官制 和礼乐等进行革新，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教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同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开发西 北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以及境内其他各族的友好相 处，是西夏立国长久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西夏是个小国，人力、物力，同辽、宋、金相比，处于劣势， 加上对外战争频繁，因此，经常处于高度警惕的临战状态，庄重自强， 奋发进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劣势为优势，由弱小变为强大。这 种情况，正如北宋史学家王称所指出： “大抵国大有所持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 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 以为‘中国’之患欤？”② 一语道破了西夏立国长久的原因。 民族政权林立，辽、宋、金在不同时期，互相攻伐，抵消实力，尤 其是西夏的邻邦宋朝，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是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 ②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332，《边防门·欧阳修上仁宗论庙筭三事》。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① 《西夏书事》卷18。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2。 西夏立国长久的外部原因。 西夏立国时，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存着众多的民族政权，但是 举足轻重的，足以互相抗衡的为辽、宋、金和西夏，在辽、宋、金鼎足 而立的时期里，北宋在1004 年（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以前，同 辽发生过多次战争，金在太祖阿骨打时，发动了大规模的对辽战争，此 后，金对宋进行了长达110 年之久的战争。这些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其 结果是吃掉了大辽，灭亡了北宋，削弱了南宋和金，这对西夏进一步发 展、壮大和巩固，无疑是一个外部的有利条件。 此外，西夏统治者善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及辽、宋、金的强弱形势， 决定联合谁，孤立谁，打击谁。正如金史作者所指出： “（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音面， 背离）乡（倾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① 即使对待已经确定的敌国，也往往是战争与和谈两手交替使用。如继迁、 元昊统治期间，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联辽抗宋，推行“远交近攻”之 策，但联辽的结果，只能得到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故有 时又讨好宋朝，希望能得到它的“岁赐”。正如宋人李纲所指出： “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 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 不常，莫能得其要领”②。 总之，西夏统治者利用外力但不完全依赖外力，采取战争与和谈两手交 替使用的灵活外交路线，对于延长西夏的寿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③ 三、西夏的疆域及其境内民族的分布 西夏的疆域有一个逐步发展、扩大和巩固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 它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到宋初李继 捧归宋。在这期间，夏州统治者僻居一隅，仅有夏、银、绥、宥等四州， 而且这数州之地，还因为李继捧献于宋而一度化为乌有。 第二个时期，为李继迁统治时期。李继迁叛宋自立后，经过20 年的 惨淡经营，终于迫使宋真宗归还银、夏、绥、宥等州故土，同时伺机用 武力夺取了宋朝的一些地区，使重建的夏州地方政权统治地盘有所扩 大。其具体疆界为： “东薄银、夏，西并灵、盐，南趋鄜、延，北抵丰、会，迤逦 平夏，幅员千里”①。也就是说，占有黄河套的大部分地区。 第三个时期，为李德明统治时期。德明继位之后，在对宋、辽保持 友好的同时，竭尽全力经营河西，先后用武力夺取了甘州、凉州，“扩 疆数千里”②。使夏州地方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宥、灵、 盐、甘、凉八州之地。此时西夏的统治地盘，“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赞》。 ② 戴锡章：《西夏纪》卷28，跋文引李纲话。 ①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乙亥。 ② 《长编》卷15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③同继迁时期的疆域相比， 扩大了几倍，为元昊的立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时期，为景宗元昊时期。在这时期里，由于元昊彻底统一了 河西，使疆域扩大为20 个州。据李焘所载： “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 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 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① 《宋史·夏国传》所记与此大同小异，仅在威龙二州之间少一怀州。这 反映了西夏疆域的初步奠定。 第五个时期为崇宗乾顺统治时期。乾顺利用宋金战争激烈的大好时 机，先后用武力攻占了宋朝的震威城、西安州、定边军、府州、西宁州 等地，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迫使金朝把陕西北部地区，以及青海东部 地区的乐州、积石、廓州等地，割让给西夏，从而把西夏疆域扩大到建 国以来从未达到的规模。清人吴广成在评论乾顺开扩疆土时指出： “乾顺当绍圣乖方，靖康厄运。始则谋生豕突，继则利享渔人， 不特义合、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盖摧坚者难 为功，拉朽者易为力也。”② 概括地阐述了乾顺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扩土的实况。 第六个时期为仁宗仁孝统治时期。这是西夏疆域的最后奠定时期。 这时西夏比较稳定地统治着22 州，面积约2 万余里。其具体分布的情况 是： “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 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 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 曰积石”。① 22 州大体上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 蒙古的部分地区。以上是西夏比较牢固地长期占领的基本地区。 此外，西夏还实际领有静州、胜州、龙州、韦州、西安州、府州等 地。据吴天墀先生考证，至少实际领有32 州②，但究竟实际领有多少州，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西夏统治的疆域内，其主要民族的分 布情况如下： 党项（也叫党项羌）：是西夏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该民族大体上 分布于今甘肃、陕西北部、宁夏全部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在黄河河套内） 一带。西夏皇族——鲜卑拓跋部，就是凭借着党项人的力量而建立政权 的。 汉族：分散在西夏境内，主要居住在城市及其近郊。 吐蕃：即藏族。主要分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洮州（今甘肃临 ③ 曾巩：《隆平集》卷20，《西夏传》。 ① 《长编》卷120，仁宗景■四年十二月。 ② 《西夏书事》卷3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附录二，《西夏州名表》。 潭）、河州（今甘肃临夏）、兰州、叠州（今甘肃迭部）、宕州（今甘 肃宕昌）到宗哥（今西宁市以东大小峡一带）、青唐（今青海西宁市） 等地。 此外，在宋夏两国交界的一些地区，诸如仪州（今甘肃省华亭县）、 渭州（今甘肃平凉）、泾州（今甘肃泾县）、原州（今宁夏固原）、环 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秦州（今甘肃天水）以及河 套内无定河流域的银州、夏州等地，均有吐蕃居民分布。同时，这一带 的吐蕃有生户与熟户之分。即所谓“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 深山僻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① 回鹘：即维吾儿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西北部的甘州（今甘肃张掖）、 瓜州（今甘肃敦煌）一带。其人口仅次于党项羌。 此外，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黄河沿线，还有鞑靼、吐谷浑（当时 叫吐浑或者退浑）和契丹人，他们也都是西夏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家庭 里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指出：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居住在西夏境内的各民族，他们长期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共同开发着祖国的西北地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西夏历史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社会性质 西夏史如果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到末主■ 被蒙古所灭为止，首尾347 年（881 年—1227 年）。如果将这347 年划 分一下发展阶段的话，那么，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段落和八个小的 阶段。 第一个发展段落，自公元881 年（唐僖宗中和元年）至1032 年（宋 仁宗明道元年，夏显道二年），首尾152 年，大体上经历了第九世纪末， 第十世纪，第十一世纪初期，总计一个半世纪。这是党项拓跋部建立夏 州地方割据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②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又 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881 年至982 年（宋太宗太平 兴国七年），首尾102 年。即自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 银、绥、宥四州，至李继捧将四州八县之地奉献给宋太宗，从而中断了 夏州地方政权。在这期间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尽量利用军阀之间的割 据混战，从中渔利，进一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982 年至1031 年，首尾50 年。这是李继迁 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与德明初步统一河西时期。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 背宋自立，联辽抗宋，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迫使宋朝统治者归还了四 州八县之地。其子德明继立，一方面同宋友好，保境息民，发展社会经 济；另方面竭尽全力初步统一河西，从而为元昊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发展阶段，自公元1032 年（宋天圣九年，夏显道二年）—— 1086 年（宋哲宗元祐元年，夏天安礼定元年），首尾55 年。大体上经历 ①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了11 世纪中期和后期，约半个多世纪。这是西夏国家建立和巩固时期。 也是宋夏战争最频繁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也可以分为两个小的发展 阶段。第一个小阶段，自公元1032 年至1048 年（宋仁宗庆历八年，夏 天授礼法延祚11 年）。首尾17 年。这是景宗元昊创建西夏国家的时期， 也是西夏封建制确立的时期。在这期间，元昊首先用武力彻底统一了河 西，接着称帝建国，确立典章制度，确定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同时进 行侵宋抗辽战争，并获得胜利。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048 年至1086 年首尾39 年。这是西夏国家 的巩固时期。在这期间，西夏国家经历了外戚专政（没藏氏擅权与梁氏 擅权）和对外战争（辽夏战争与宋夏战争）的严峻考验，统治者采取了 诸如加强皇权、增官职，重用汉人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西夏国家得到 了巩固。 第三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086 年至1206 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夏 襄宗应天元年）首尾121 年。约当11 世纪末期，12 世纪、13 世纪初期。 这是西夏国家的繁荣昌盛时期，也是西夏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和完善的时期。这个大的段落，可分为两个小发展阶段。第一个小阶段， 自公元1086 年至1139 年（宋绍兴九年，夏大德五年）首尾54 年。这是 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进入初步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 里，崇宗乾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改变过去“尚武重法”的 立国方针为“尚文重法”的方针。他内兴改革，外抗宋朝侵扰，利用辽 金、宋金之间的矛盾，开疆扩土，将西夏的疆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139 年至1193 年（宋光宗绍熙四年，夏乾 祐二十四年），首尾55 年。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国内比较安定，加上仁 孝继续推行“尚文重法”的路线，对内实行改革，发展生产，振兴文教， 励行节约，及时粉碎外戚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对外同宋金保持友好 关系，从而使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使西夏国家进 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第四个发展段落，自公元1193 年至1227 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 二年）首尾35 年。约当13 世纪初期。这是西夏社会矛盾日益积累加深， 西夏国家走向衰亡时期。这个段落可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 自公元1193 年至1205 年（宋开禧元年，夏元庆十二年），首尾13 年。 这是西夏由盛转衰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桓宗纯祐一方面继续推行崇 宗乾顺既定的立国方针，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但此时的西夏 面临着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同时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激化，社 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些，说明西夏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夏 叶中衰，于是乎始”。① 第二个小阶段，自公元1206 年（宋开禧二年，夏襄宗应天元年）至 1227 年（宋宝庆三年，夏宝义二年）首尾22 年。这是西夏国家走向灭亡 的时期。这个阶段经历了襄宗安全（5 年），神宗遵顼（13 年），献宗 德旺（3 年），末主■（1 年）的统治。在这个阶段里，统治阶级内部矛 盾更加激化（突出地表现在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斗争尖锐、 激烈，以及皇位更替频繁，每隔5 年更换一个）。从襄宗安全开始，执 ① 《西夏书事》卷42。 行了一条附蒙侵金的错误的对外路线。侵金的结果，元气大伤，终于在 蒙古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而寿终正寝了。①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下列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 为西夏没有经过奴隶制，而是从氏族公社制直接过渡到封建制。持有这 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党项内迁后，其社会便开始了由氏族公社制向私有 制的过渡阶段，即向部落联盟过渡。宋初，自继迁至元昊建国，为党项 社会由氏族公社所有制向封建所有制转化的时期。元昊建国后，西夏已 过渡到封建制。② 第二种意见认为西夏社会是从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而发展到封建 制。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党项社会何时进入氏族制奴隶制和封建制 的问题上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党项羌自公元6 世纪前后已处 于氏族制走向瓦解的原始社会末期；自7 世纪70 年代内迁后，在定居内 地的300 年中，党项社会已进入了以家长奴隶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社会。 同时也积累了封建制因素。自五代、宋初，尤其从继迁开始，加快了封 建化的步伐。元昊建国标志着西夏进入封建制阶段。同时，西夏封建制 又可细分为领主制（即采邑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大体上自李继迁到 元昊建国完成为领主制阶段，元昊之后至仁宗仁孝时期为地主制阶段。① 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直到宋朝时期党项族才由氏族部落制逐步发展 为奴隶制，并进而建立了党项奴隶主国家，元昊建国是“产生于氏族公 社废墟上的奴隶主国家”。一直到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社会 才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②封建制在夏国占据统治地位。 关于西夏的社会性质，我赞同西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而是由原始 公社制直接转变为封建制的观点。 西夏社会的发展，就其性质而言，大体上以元昊称帝建国为界碑。 元昊建国前的党项社会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建国以后为封建制。就其建 国前的社会而言，又可分为内徙前的与内迁后的党项社会。 内徙前的党项社会：自公元6 世纪末至7 世纪初期（隋及唐初）， 党项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一时期的党项羌人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 部的草原上。他们过着“牧养■牛、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时 的党项社会，土地为公社集体所有，男子由于在生产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而成为公社里的主要成员，妇女在生产中起次要作用而降为从属的地 位，父权制明显取代了母权制。男子地位的提高与妇女地位的下降，突 出表现在婚姻问题上盛行收继婚制，“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妇” ③。这种婚姻制度的盛行，表明妇女可以作为家族或家庭的私有财产，由 具有家长权力地位的男性及其子弟去继承，说明当时党项社会处于原始 氏族公社末期。这一时期，在党项羌居住的地区内，随着畜牧业的发达， 人口的增加，产生了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 复分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这些部落各有地分，“不相统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分期》——兼谈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甘肃社会科学》1992 年5 期。 ②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5 期。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139—165 页。 ②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 册，书前《说明》，及正文第四章。 ③ 《旧唐书》卷298，《党项传》。 一”①，“习尚武，无法令、赋役”，②“各为生业”③，也就是说这些部 落尚未形成部落联盟，产生阶级，过着相当原始而落后的生活。 内迁后的党项社会：自7 世纪中叶到元昊立国之前。这是党项社会 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转变的时期。7 世纪中叶以来，党项羌由于 受到吐蕃的侵扰，先后迁到了今甘肃陇东、陕北横山以及夏州以北、河 套一带居住。这一带为汉人长期休养生息之地，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过的 地区。党项羌人与当地汉人杂居，采用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金属生产 工具及水利灌溉设施，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加速了党项社会的发展。 这一时期，一方面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仍然保存了公社集体 所有制的形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在那里，财产仅仅是为公社的财产而存在，单独的成员本身 只是一块特殊土地的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是不继承的，因为财 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 直接成员的个人”。④ 无论畜牧业或农业均是被约束在公社内部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进行小生 产；另方面，作为社会生产的负担者依然是公社的广大成员。公社成员 的个体家庭往往定期分有小块土地，有少量的私有财物。在公社内，除 了具有自由身份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奴隶，他们 主要从事家内劳动。由于奴隶数量较少和主要用于家内劳动，这就决定 了党项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大可能转变为奴隶制。 在党项内迁后的近300 年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畜牧业的发达以 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也有所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例，他 们以“善马劲羊”及其副产品，去换取汉族人民的谷物、绢帛、武器、 旗帜、铜铁、生产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自唐至五代党项同中原王朝的马 贸易十分频繁。后唐明宗时，下令于沿边“置场市马”，在成交的马贸 易中，以“党项马最多”。除沿边榷场贸易外，一些党项“大姓之强者”， ①还通过朝贡的方式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以便从中捞到好处。 那些党项“大姓之强者”，为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贪欲，在积极 开展内外贸易的同时，还强化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军事组织， 对外进行武装掠夺。他们把掠夺当做一种原始劳动，和对外贸易的补充 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 “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② 在频繁的对外掠夺中，广大的农、牧民为了避免外来掠夺战争所带来的 灾难，不得不依附于那些拥有军事实力的“大姓之强者”，受其庇护， 在其占有的土地上进行放牧和耕作，供其役使和剥削，从而同部落大姓 之间建立了封建隶属关系。这种在“行将崩溃的氏族公社的躯壳之内所 ① ② 《新唐书》卷221，《党项传》。 ③ 《隋书》卷83，《西域·党项传》。 ④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11 页，马克思原注，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① 《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162 页。 孕育的封建依附关系”①，发展至李继迁、李德明时，随着私有制的发展， 阶级对立的加深和部落联盟的建立，便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关系。因此， 自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中经德明到元昊建国之前，是西夏社会自原 始公社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即封建制的萌芽时期。 就其建国后的社会性质而言，又可分为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 和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封建制的确立与巩固时期：公元1038 年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 夏国的建立，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正式形成与确立。 为什么说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形成与确立呢？ 第一，从生产关系看，党项部落贵族占有土地和牲畜。这些部落贵 族同牧民之间的关系，是封建性的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 如前所述，早在继迁重建夏州地方政权前后即已存在和发展。这些部落 贵族对于汉人和“熟户”所采用的剥削方式是“计口赋粟”②，或者征取 贡赋（牲畜），即剥削方式完全是封建性的。 第二，从上层建筑看，在诸如官制、礼乐等很多方面模仿唐宋。史 载： “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典 则唐也。”③ 这种政治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而设置的。 第三，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需要，西夏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学说， 不遗余力地实行汉化。 西夏封建制之所以迅速形成，除了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为 主），还与其外界环境对它的影响分不开的。西夏自李继迁叛朱自立至 元昊立国之时，其新的占领地区，如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 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以及河西走廊的许多州县，均为汉族聚 居之地，早已盛行封建制。党项人既已进入该地居住，必然要在多方面 受到先进汉人的影响，加速封建化的进程。因为占领后的社会性质总是 要受占领对象约束的。 此外，西夏的邻国诸如北面的契丹，西部的回鹘，西南的吐蕃，东 南的北宋，都早已是封建制的国家，西夏处在这些国家的包围之中，受 其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事。 但元昊建立的国家，就其社会实质而言，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宗法封 建领主制的国家。其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第一，元昊所建立的封建统 治，是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态为其基础的。封建领主各有一份领 地。而领地制的形成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林立的历史条件是密不可分 的。元昊称帝建国时，出于“兴法建礼”，即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 需要，将大大小小的部落贵族，纳入封建的尊卑有别的隶属关系之中。 这些部落首领，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占有使用氏族公社的部分土地， 并习以为常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成为既得利益者，新的最高统治者 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承认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使之合法化，对 ① 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载《甘肃师大学报》副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 年第5 期。 ② 《宋史》卷491，《党项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于那些缺少土地的部落首领，则让他们用部落村社的名义，重新占有一 定数量的土地和畜群，役使部落属民进行生产。这样，他们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便转变为占有一定领地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土地 所有制的形式仍然残存着。 其二，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仍然被保存下来。这是一 种以帐为单位的征兵制。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其种落兵， 谓之一溜”。①这说明元昊称帝建国后虽然封建制已经形成确立，但属于 比较低级的宗法封建领主制，它保存了残存着原始氏族制时期的许多落 后的东西。 封建制进一步发展时期：自崇宗乾顺开始至西夏灭亡，为地主制取 代了领主制的时期。为什么说自崇宗乾顺开始领主制已经发展成了地主 制呢？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突出表现在乾顺、仁孝时对 后妃的册封和大力推行封王制度。如乾顺时封庶弟察哥为晋王，宗室子 弟仁忠为濮王，等等。仁孝时期的“官阶封号表”，所列封号名称为七 个等级，说明西夏后期封建等级森严，统治者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 十分完备。 （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如众所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加强，是封建皇权同封建领主分裂割据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结果。因 此，中央集权的加强，意味着领主制的衰落和地主制的兴起。在君权的 支持和庇护下，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将更加巩固，力量日益壮大， 并最终取代封建领主。 （三）自乾顺开始，于宋夏沿边之地，大规模地兴城筑寨以设防， 在军事上采用阵地战同宋对垒。这种军事上的变化，与西夏社会已由领 主制过渡到地主制，出现新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五、西夏的历史特点 西夏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所谓“蕃汉联 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 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 着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国家的阶级压迫实 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 之时，即已初见端倪。公元982 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踞银 州（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北80 里），在“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 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 州郡”。①其联合统治的机构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官 职，由11 人组成，其中汉姓3 人，党项羌姓4 人，鲜卑拓跋姓2 人。这 种蕃汉联合统治的特点是以蕃为主，以汉为辅，以及实授与预署并行， 但以实授为主。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其统治机构所设之官， ① 《西夏纪》卷8。 ① 《西夏书事》卷4。 除了继续设有都知蕃落使、左、右都押牙、刺史等之外，还新设有行军 左司马、右司马指挥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等等②。总人数仍 为11 人，但以汉为主（其中汉姓8 人，蕃姓3 人）；取消预署，均为实 授。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之时已初具规模。从其所设官 制的情况看，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模仿宋朝官制（如中央机构仿宋 设二十四司）、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设立官职； （二）采用一套官职，两种官称；（三）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12 人，仍 以汉人为主（汉占其七，蕃占其五）；（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 均为党项人。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事的重要性，把军队当做他们的 命根子。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 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的发展看，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许多不同之 处。如毅宗谅祚时新增了各部尚书、侍郎??等官，蕃号官称也增加了 诸如昂摄，昂星??等新的内容，乾顺亲政后，仅用汉官官称，不用蕃 号官称①，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即上品、中品、下品、 末品、和不入品等，表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 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下列两种因素所造 成。第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 鞑靼、吐谷浑等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 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 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与政治， 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 权。 第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 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 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 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与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 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 式只能是蕃汉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 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②，其比较稳定的长期存在的州郡为22 州。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1/2 强，但却是辽的2 倍①。（辽为万余里） 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22 州大体上有三种 经济状况。第一种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如西夏都城、州、县治所及 其附近地区，为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水 平较高。如凉州无论畜牧业和农业都很发达，居住在那里的吐蕃部落， ② 《西夏书事》卷8。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 年《西北史地》第2 期。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参阅《宋史·食货志》和《辽史·地理志》有关宋、辽疆域的记载。 “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②。至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 屏障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不仅农业发达，其文化水准也很高。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③。 第二种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如西夏东面的横 山，“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④。此外，西夏的天 都山、马衔山一带，也属于这类地区。 第三种是一些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地区。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 大北部地带，均属于这类地区。这类地区的居民主要靠从事游牧业和狩 猎业维持生活，是西夏最落后的地区。 西夏经济除了呈现着发展不平衡性外，对外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 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 重的依赖性。如周世宗显德元年（954 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入朝， “彝殷恶其职与己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世宗拟停止对夏州的 贸易，并遣使持诏切责，“彝殷惶恐，撤兵谢罪”①。彝殷屈服于周世宗 经济制裁的压力，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 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 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宋司马光在评价西夏经济上依赖宋朝 时指出：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 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 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事中国时无以异故也”②。 由于西夏同宋贸易获得好处，从而使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性明显减轻，又 由于经济上“资用饶足”，“公私无乏”，因而在政治上变成为“似恭 似慢”，不卑不亢了。 建国后西夏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虽然一度有所减弱，但由于西夏经 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影响，因此这种依赖性不可避免 地将会长期存在。并突出表现在对宋朝“岁赐”与“和市”之上。史载：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 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③。 绝“岁赐”、禁“和市”，西夏物价飞涨，生灵穷困，反之，“始有生 理”，两相对照，说明了西夏对宋经济依赖的严重性。 西夏不仅在经济上对宋朝存在比较严重的依赖性，而且对金朝也存 在着一定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之上。金先后于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① 《西夏书事》卷2。 ②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0，《论西夏札子》。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①。西夏通过 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与官商交易”②，从而获得必要的 生活用品。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 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兹以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为例。宋末元初的史学家 马端临云：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 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 服”③。 元昊在对宋战争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之所以主动要求纳款称臣，“亟亟 屈服”，固然原因颇多，但与西夏在经济上对宋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有 着很大的关系。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要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 年元昊建国至1227 年末主■灭亡，首尾190 年。在这 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 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也多次兵戎相见。在同邻国 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 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91 年（1038— 1128 年），双方和平共处仅26 年，其余75 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在 这漫长的时间里，总计战争15 次。其中比较著名规模较大的战役计有元 昊时期的好水川之战，三川口之战，定川砦之战。惠宗秉常时期的灵武 之战和永乐之战，以及徽宗时期宋夏争夺横山地区的斗争。 长达75 年的战争，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如下特点：战争时断时续， 中间呈间歇状态；其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以及宁夏 南部地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但两国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 与“回赐”也很少间断；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 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至襄宗安全统治时期，夏金双方 又发生了长达13 年（1210 年8 月—1223 年7 月）之久的战争。在13 年 里，双方大小战争约25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为4 次，平均每年2 次。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 的战争。蒙夏战争首尾23 年（1205 年3 月—1227 年7 月）先后爆发了8 次重要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 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唃厮罗5 次兵戎相见（元昊时2 次，谅祚时3 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3 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首先，它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 惨遭屠戮，流离失所。史载：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徙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西夏书事》卷38。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使本国人民不得安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至 于宋朝人民，受害更大，死伤惨重。“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亡 失太半”①，说明战争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的灾难超过西夏人民。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元气大伤， 由强变弱，最后因无力抵御蒙古的进攻而灭亡。蒙西战争的结果，使西 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②，“耕织无时，财用并乏”③。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 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 颇贫之”④。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交易”，使西夏本来就比较 脆弱的社会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间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 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 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 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所谓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渊源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即 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以吸收汉文化的养料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 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汉合时掌 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 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 人不崇。若此者语言不通故也”。又云：“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西夏字、音乐、绘画、建 筑、雕塑等方面。如西夏字的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 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音乐深受唐宋影响，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主要来源于中原， 其次来源于吐蕃；军制的最小单位为“抄”，由“正丁”和“负赡”组 成。这种“正丁”和“负赡”，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①。至于 监军司的设立，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境地区建立的军 镇组织”②，十分类似；服饰：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 ① 《折继闵神道碑》，转引自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①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③ 《西夏书事》卷41。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 ① 参阅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5 期。 ② （匈）乌瑞著、荣新江译：《KHKO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 1986 年第4 期。 红结绶”③，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同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之 上。一些著名的回鹘僧人在元昊、秉常时期，先后负责主持佛经的大规 模的翻译，对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统治者早在李继迁时，就注意吸收儒学有识之士为己用，至元 昊时，除了注意搜罗儒学有识之士加以重用外，还将一些儒学著作翻译 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西夏儒学经过毅宗谅祚，惠 宗秉常及崇宗乾顺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已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乾 顺、仁孝时大力振兴学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种学校（包括小学、 太学、内学，等等），同时注重发展科举制度。通过兴学，发展科举， 遵孔读经，不仅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还为元朝统治者储备 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辽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佛教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广修寺庙和佛事活动的频繁之上。 西夏佛寺极为普遍，“名存异代唐渠古，云锁空山夏寺多”①。这是 对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水利发达、广建寺庙的生动写照。至于 西夏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到处都有。有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有 的则属新建。在众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兴州的戒台寺、高台寺、 承天寺、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庙外，还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据 有关专家统计，西夏在占领瓜、沙后，对莫高、榆林两地石窟，大约重 修和改建了70 余座。这些石窟为西夏各个时期各阶层的善男信女们顶礼 膜拜，从事宗教活动的佛教圣地，对于宏扬佛法，宣传佛教的唯心主义 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姓信仰 佛教，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者与日俱增。正如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记载： “亲戚大小，性气不同，或做佛法，修盖寺舍，诸佛菩萨，天 神地p 祇，璎珞数珠??供养烧香??入定诵咒，行道求修”②。 这是对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动写照。我们从中看到了西夏百姓从事 各项佛教活动的盛况①。 六、西夏的历史地位 西夏在我国古史中究竟应该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种观点持否 定态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云： “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 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 然不过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财货之殷富， 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② 马氏不仅从经济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历史地位，而且全盘否定了中唐以 ③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7；李梦阳：《夏城漫兴》。 ②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参阅拙作：《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民族研究》第2 辑。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案语》。 后所有统治过河西地区的一切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作用，这种带有严重 民族偏见的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与上述观点相反，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去评价西夏的历史地位、程度不同地肯定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 贡献。如王忠先生认为： “西夏的兴起并不完全是消极和反动的历史逆流。在祖国各族 人民互相融合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党项族作为一个历史的 力量是有贡献的”③。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史学家对西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似乎都主张应 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究竟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进行肯定，则仍然是一个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对于该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肯定。 第一，西夏所进行的局部统一，为祖国西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和 文教的昌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并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一定的基 础。 西夏自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 其疆域也在不断扩展，至景宗元昊时领有22 州，方圆约2 万余里。至仁 宗仁孝时至少实际领有32 州，方圆超过2 万余里。（详前） 西夏之所以能逐步统一西北大部地区并非偶然，而是“番汉杂处” 的西北各族经过近200 年的长期自然同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自唐 末开始，一直到明初，为我国第三次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 期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而世居西土“恩信孚部落”的 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利用党项羌的力量，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政治 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一带经济文化 发展接近内地的基础之上，逐步消灭异己而最后完成的。 西夏的局部统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为元王朝的空前大统一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历史的实践表明，没有唐末五代的大动荡，大分化 及其局部统一，就不可能有宋初的统一；同样，没有辽、宋、西夏、金 的局部统一，及其又冲突又融合，以及漠北草原上的强大的蒙古部落， 异军突起，去打破宋、西夏、金三足鼎立的割据均势，也就不可能有元 朝的空前大统一。 第二，西夏的立国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夏对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突出表现在西夏农业的发展上。西夏 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为兴州、灵州、凉州、肃州等地，其次为横山、天 都山和马衔山一带。 西夏农业的成就概括地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即采用汉族比较 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知识。其农业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农 民所用生产工具并无二致；牛耕的普遍使用。其牛耕用二人抬杠，一人 扶犁进行操作。与内地汉民完全一样；水利灌溉发达。西夏统治者，除 了注意修复旧渠之外，还修了一些新渠，如“昊王渠”等；开垦荒地。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毗邻之处，即用侵耕宋地的 办法，去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其侵耕之地计有宋河东路麟州（今 ③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3 期。 陕西省神木县北）屈野河及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一带。侵耕的结果，激 化了宋夏矛盾；生产了大量粮食。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 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①，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采用汉人先进生产 技术，因此，西夏生产了大批粮食。这些粮食除食用部分外，被储存于 公私粮窖之中。西夏粮窖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见于记载， 此后，随着农业的发展，这种粮窖越来越多。粮窖的增多，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 西夏农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首先，西夏农业的发展， 使党项族从内迁前的逐水草而居，“不知稼穑”②，到建国前的逐步农耕 化，以及建国后农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这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次，由于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 繁荣，从而增强了西夏的国力，使西夏有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西夏与 辽、宋、金之所以能够长期鼎立，原因固然很多，但与西夏农业的发展， 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通过公私贸易，加强了西北边疆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 而丰富了边疆、内地各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宋夏边界的安 宁。 宋夏的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计有定期朝贡，在宋夏沿边之处 设立固定的贸易机构——榷场，以及次一级的商场——“和市”，此外， 还有“窃市”，即宋夏沿边军民的私下交易。 宋夏文化交流，自宋输入西夏的计有佛经、“九经”（指《书经》、 《诗经》、《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 语》、《孟子》）、宋历和时服，等等。自西夏输入宋的属于物质文明 的计有神臂弓、夏人剑，等等。 宋夏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宋夏双方起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用之一，给宋夏两国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对于比较落后的 西夏来说，作用更大。正如范仲淹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所指出： “大王之国，府用或阙，朝廷每岁必有物帛之厚赐，为大王 助。? .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①。 作用之二，是对于互通边情，维护宋夏边境安宁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宋通过沿边互市，以缯锦换取蕃部马，可以“利戎落而通边情”，反 之，如果取消互市，就会引起边境蕃部“猜阻不安”，很难维持边境安 宁。 作用之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丰富了宋夏人民的生活。正如宋臣 苏辙指出：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 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① 表明西夏人通过至宋首都及宋夏沿边和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获益良 多。西夏人民获利如此，宋朝内地尤其是沿边人民得此经济交流好处，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隋书》卷83，《党项传》。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9。 ① 苏辙：《栾城集》卷39，《论西夏事状》。 概可想见。 其历史作用之四，是西夏文教昌盛，不仅为西夏自身培养了大批文 武人材，而且为元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有用人才。西夏在文教方面富有 成效的努力，对于提高西夏境内各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作 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夏立国之前，主要通过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以及吸收宋朝投奔 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去建立其统治机构。如李继迁时既引“张浦为谋 主”，又“纳灵州叛人郑美”②，授以指挥之职。立国之后，元昊除继续 采用上述办法外，还开始设立蕃学与汉学，即通过兴办学校去培养人才。 乾顺时通过同时兴办蕃学、国学，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仁孝时，除 了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兴办学校外，还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人才。 由于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就创建学校，振兴文教，尤其是经过乾 顺、仁孝时期对文教事业的发展，因此，至西夏末期，人才辈出，不仅 自身不乏人才，而且为元初蒙古统治者储备了不少人才。 西夏灭亡后，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西夏人，活跃在元代的历史舞台 上，充当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重要官员。这样的西夏人到底有多少？ 据有的同志初步统计，见于记载的约有370 余人③，说明西夏人才之盛。 西夏知识分子活跃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对于蒙古人的汉化，以及 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和促进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正如陈登原先生 所指出：“西夏人才，初虽有资于宋，其后亦卓然有所自己，并曾启迪 金源，蒙汉文化混合，西夏与有力焉”①。 ② 《西夏书事》卷6。 ③ 参阅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①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2 册，第407 页《西夏》。 第二章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 夏州地方政权的割据 第一节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党项的兴起 西夏是党项人于公元11—13 世纪期间建立的国家。党项是羌族的一 支，因此，史书上也称之曰党项羌。“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 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①。羌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之 一。它长期生息、繁衍、活动于我国的西部地区。早在远古时期，羌族 与华夏族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在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关于 羌族的记载。东汉时，羌族以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为其活动中心， 南到蜀郡（今四川雅安西）、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县），西北接鄯善（今 新疆鄯善县东南）、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其部落虽多（约150 余），但各不相统属，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魏晋以后，羌族势衰，其中一部分被吐谷浑所征服，一部分臣属中 原王朝，另一部分则逃入四川西部的深山野谷之中。“西羌微弱，或臣 中国，或窜山野”②。 唐初，党项羌势力范围有所扩展。“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 西接叶护（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界春桑（在今 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邻吐谷浑（其统治地盘在今青海 省北部、甘肃省南部一带，活动中心地区则在青海湖附近），有地三千 余里”①。他们按照自氏族分化出来的家族结为部落，并以家族的姓氏作 为部落的名称。在众多的族姓中，比较显赫著名的计有细封氏、费听氏、 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族姓。八大族姓中又 以拓跋氏最强，在整个党项羌中起着领导的作用②。这时的党项羌各部 落，仍然各自分立，不相统属。 公元584 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党项羌有千余家愿意归顺隋王朝。 公元585 年（开皇五年），其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请求定居旭州（今 甘肃省临潭县境），文帝任他为大将军。 公元590 年（开皇十年），党项羌进攻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 被隋军打败，纷纷表示愿意降附③。公元623 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党 项羌派遣使者，请求内附，唐在其地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和恭州（今 四川丹巴县东）。唐太宗统治期间，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人民安居乐 业。公元627 年（贞观元年），党项羌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 唐朝统治者在其居住境内设置轨州（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藩县 境），由细封步赖担任州刺史。在细封步赖的带头下，其它党项羌首领 也跟着响应，纷纷率部落归唐。唐在境内设置崌（ju 据，今四川茂汶羌 ① 《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 《新五代史》卷74，《党项传》。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新唐书·党项传》记载与此同。 ③ 《隋书》卷83，《党项传》。 族自治县）、奉（今四川理县西北）、岩（今四川松潘西北）、远（今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境）等四州，仍以其各部首领为州刺史。 公元631 年（贞观五年），太宗派遣使者“开其河曲地为六十州， 内附者三十四万口”①。 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关系密切，结为姻亲。 公元634 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叛唐，太宗派行军大总管李靖率军进 攻吐谷浑，拓跋赤辞率军屯狼道峡（今甘肃迭部县境），协助浑王伏允 作战。不久，赤辞战败于肃远山，伏允也因党项羌人民和家族厌战，兵 败请降。唐政府于其居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 个羁縻州。这些羁 縻州的位置大体上在松州西北一带的四川、青海和甘肃3 省的邻接地区。 唐政府任命这些归服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②。并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 督，赐李姓，都督府的治所设在松州。 二、党项的内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唐朝初年，早已进入西藏地区的羌族——■牛部和苏毗部，渐趋统 一，并建立了吐蕃奴隶主政权。唐太宗时，吐蕃灭吐谷浑，势力更加强 大。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四出侵掠，散居于今甘肃南部和青海省境内的 党项羌诸部，因为不堪吐蕃的掳掠和压榨，请求内徙，唐玄宗让他们迁 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并把原来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 州，对他们妥善安置，任命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西平公。其原来 聚居之地旋即被吐蕃占领，没有迁徙的党项羌人，接受吐蕃统治，并被 改称为“弭药”①。 8 世纪中叶，唐王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拓跋守寂出兵助唐平叛有功， 被提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 公元764 年（代宗广德二年），河北副元帅朴固怀恩起兵反叛，并 煽诱党项浑奴刺入寇作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鉴于散居灵（今宁夏回 族自治区灵武县）、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 羌，其聚居之地与吐蕃邻接，并不断滋生骚乱，为了对他们进行隔离和 拆散，于是表请将党项羌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夏州 （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同时，将静边州都督府迁置银州境内。 代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及时召集党项羌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 光、拓跋乞梅等入朝，厚加赏赐，让其安抚部众，及时迁徙。拓跋乞梅 居庆州，因为庆州位于陇山（六盘山）以东，所以史书上将由他领导的 党项羌部落叫做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州、夏州，因为夏州以北属于今 内蒙伊克昭盟地区，“登城一望，则平沙漠漠无林阻”②，加上该地区是 南北朝时赫连勃勃所建夏国的辖地，俗称平夏，所以由他领导的党项羌 ①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②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羁縻州》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 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① 据新、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吐蕃称未迁徙的党项羌人为“弥药”。另据《宋会要辑稿·蕃夷》6 之1 记载，西夏建国后，吐蕃及于阗称西夏为“缅药”即（“弥药”），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药” 一词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大了。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上》，引《延绥镇志》。 部落也以地得名为平夏部。后来建立西夏国家的皇室显赫大姓——拓跋 氏，就是出自这个平夏部。 除了东山部落、平夏部落之外，还有一批党项羌人迁到绥州（今陕 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居住。党项羌人第二次迁徙定 居之后，由于吐蕃继续向东北侵扰，被迫于公元765 年（唐代宗永泰元 年）以后，一度向东迁徙到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县，辖境在今山西三川 河、湫水河流域），以便“依水草”而居，由于当地“永安城镇将阿史 那思昧，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①，因此，他们又返回黄河西岸地区， 即回到了银州、夏州一带。 党项羌徙居内地以后，“其所业无桑事”，专以畜牧为生，从其社 会发展阶段看，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均已产生，因 此，部落之间表现出喜好劫掠和战争。史载： “党项羌其类意气不等，因聚党为兵相伐，强者有其马、牛、 羊、骆驼。其后支属更仇杀，辗转六、七十年，莫能禁”②。 除互相攻掠外，他们还在唐朝统治者面前，互相指斥，将责任推给对方。 “比者或有剽劫，必推南山（部落），南山有寇扰，亦指平夏（部落）。 既相排斥，互说短长”③。唐朝统治者面对着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斗争，不 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有意从中火上加油，制 造矛盾，以便于他们进行分化统治。如在对待“南山党项”与“平夏党 项”的矛盾问题上，有意识地贬责南山而抬褒平夏。如当时最高统治的 诏令有云： “南山党项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平夏党项素 闻为善，自旬月以来，发使安抚，尤其忠顺，一如指挥，更不猖狂， 各守主业”④。 这种一褒一贬，对少数民族进行分化统治的办法，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 惯用伎俩，是激化民族矛盾的一项重要原因。 唐朝统治者对党项羌在进行分化统治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党项羌人 民的经济封锁和剥削。如公元787 年（贞元三年），一些地方官对“内 附诸夷??竞致侵削，藉其蹄角齿毛之异，廉者半价而贾，贪者豪夺”①。 有的“或强市其牛马，不酬其直”②。有的边将“失于绥辑，因缘征敛， 害及无辜”③。在唐的经济封锁和地方官的剥削压迫下，党项羌人民忍无 可忍，被迫纷纷起义。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 年）年间，灵州、 盐州等地发生了党项羌部落起义，给统治者以较大的打击。唐朝统治者 为了平息这些起义，曾多次派遣官吏，进行安抚。如唐武宗以侍御史崔 君会、李鄠和郑贺分别为灵州、延州（今陕西延安市）、麟州（今陕西 神木县北）等地安抚使，及时进行安抚。而对于那些安抚无效的起义， ① 《唐会要》卷89，《党项羌》。 ② 《全唐文》卷737，沈亚之：《平夏》文。 ③ 《大唐诏令集》卷129，《洗雪平夏党项德音》。 ④ 《太唐诏令集》卷130，《平党项德音》。 ① 《全唐文》卷649，元稹：《授王王琬银州刺史制》。 ②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③ 《全唐文》卷700，李德裕：《赐党项敕书》。 则派大军围剿。如公元850 年（宣宗大中四年），“（党项）内掠邠、 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栻讨之，羌乃破殄”④。 唐王朝与党项羌内迁前后的关系，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有 时甚至兵戎相见，但从总体上和主流方面去看，仍然是友好的和密切的 臣属关系。其所以如此，与唐王朝对党项羌所采取的总政策——怀柔、 安抚，有着很大的关系。党项羌同唐王朝基本上保持着密切友好关系， 这对党项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二节 西夏拓跋氏的族源 在阐述了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的兴起、迁徙、定居及其与 中原王朝的关系之后，紧接着有必要以一定的篇幅谈一下建立西夏王朝 的拓跋氏的族源问题。 西夏皇族——拓跋氏究竟出自何族，是西夏史中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究的问题。对于该问题，国内外学者曾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争论， 但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其 族源出自鲜卑，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夏拓跋氏与羌族同源。如果将两种意 见加以比较，似乎第一种意见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它能找到较多的确凿 根据。 首先，唐宋辽元明的有关记载，说明了西夏拓跋氏与拓跋鲜卑同出 一族源。 唐人林宝早在元昊立国前200 年，就已指出： “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 .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 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岘今 任银州刺史”①。 拓跋守寂是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泰之子，与拓跋乾晖、拓跋澄岘均为西夏 拓跋氏的成员，“东北蕃”意为鲜卑。说明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 出一源。说明元昊自称是元魏的后代，并非高攀冒认、伪造祖先历史， 而是有所本和有据可寻。 宋人有关记载颇多。《宋史·宋琪传》云： “自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称平夏拓跋，盖番姓 也。自麟、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谓之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也”。 所谓“拓跋，盖番姓也”，“野利，羌族之号”，说明在宋琪眼里，平 夏拓跋不是羌族，而是属于“东北蕃”，即出自鲜卑拓跋，而野利属于 党项羌族之大姓，两者不容混淆，应该严格加以区分。 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也认为西夏拓跋氏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一 源，称西夏拓跋氏，出自“北番”。这一看法与唐人林宝，北宋宋琪完 全相同。 《辽史·西夏外纪》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 元人修《辽史》虽然参考的著作颇多，但其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史料却是 耶律俨编修的《皇朝实录》。耶律俨是汉人，本姓李，赐姓耶律，在辽 ④ 《唐会要》卷98，《党项羌》。 ① 《元和姓纂》卷10，《拓跋》。 朝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地位很高的耶律俨，作为一 代史官，对于辽的友邦西夏的历史，自然比较熟悉。既然《辽史·西夏 外纪》的撰修，主要本于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那么，它的西夏拓跋 氏“本魏拓跋氏后”的观点，当属可信。 元明两代均有关于西夏拓跋氏的记载。如《李世安墓志》云：“公 西夏贺兰山于弥部人。”①《元史·李恒传》云：“其先姓於弥氏，唐末 赐姓李，世为夏国主。”李世安、李恒均为西夏王族拓跋氏的后代。两 条史料均提到“於弥”。何谓“於弥”？据王静如等先生的考证，“於 弥”乃“嵬名”之异译②。何谓“嵬名”？宋代不少文献如李焘《长编》 等，均认为是元昊所改西夏国姓。”自号嵬名称吾祖”。但欧阳修却认 定元昊所改为“元氏”。“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 改元曰：“康定”③。欧阳修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德高望重，所言当有 所本，应为可信。据此推之，“嵬名”一词，似应为“元”之西夏语音。 如果此推断可以成立，联系“嵬名”（於弥）姓氏，早在“唐本赐姓李” 之前，即已存在（同时西夏赋亦可印证），那么，元昊并非改姓，而是 恢复旧姓。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位于今宁夏回乐县西北的贺兰山，历史上 曾居住着鲜卑族和“於弥”部人①，那么，西夏拓跋氏出自元魏，源于拓 跋鲜卑之说，则又是可信的。 其次，从西夏统治阶级的自述看，除元昊上表自称“臣祖宗本出帝 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②，以及赍宋嫚书：“况元昊为众所 推，盖循拓跋之远裔”③外，还有南院宣徽使罗世昌撰《夏国谱·序言》： “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固以旧姓为拓跋氏”④。一般的家族和部族，对于 自己祖宗的族系，总是记忆犹新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夏统治者的 自述，宋、元、明的有关史实互相印证，有力地说明西夏皇族出自元魏 拓跋鲜卑。 第三，拓跋鲜卑流为党项羌别部。前面已经提到党项羌内有8 个著 名的部落，其中八部之一的拓跋部为党项羌中最强和最重要的一支。但 这个拓跋部并非党项羌里原来就有的部落，而是外面迁徙进来的。正如 明代宁夏的学者胡汝砺所指出：“夏本拓跋魏之后，流为党项别部”⑤。 那么，这个拓跋部又是怎样流进党项羌中来的呢？据有的史学工作者考 证，其流入的过程大体是这样：拓跋鲜卑原居于我国东北额尔古纳河东 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公元1 世纪，拓跋鲜卑乘蒙古高原上 的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势力衰颓之机，南下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 带。到2 世纪初期，辗转迁徙到今河套、阴山一带。公元3 世纪中叶， 拓跋鲜卑中的一支，迁到了河西地区，并建立了南凉政权。公元414 年 ① 《吴文正公集》卷42。 ② 王静如：《西夏国名考》，载《西夏研究》第1 辑。 ③ 《归田录》卷1。 ① 《太平环宇记》卷36：“贺兰山在县（回乐县）西北，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民族”。 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④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⑤ 《嘉靖宁夏新志》卷6，《拓跋夏考证》。 （晋义熙十年），西秦灭南凉，秃发（拓跋）鲜卑一分为二，先后归服 于吐谷浑政权。此时，党项之名虽已出现，但只是属于吐谷浑政权中的 一个部落。 隋末，吐谷浑在隋王朝的打击下，曾一度被逐出以青海湖为中心的 驻牧地，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诸部，乘吐谷浑势衰之机，向东迁徙， 并吸收了宕昌、邓至、白狼等部羌人，形成了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 党项部落联盟。这时，吐谷浑乘隋末战乱，又重返青海湖驻牧地。但此 时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已成为各自为政，各有自己领地的政治实体。此后， 党项羌各部在拓跋氏的领导下，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发生关系，一步步 发展成了西夏国家①。 第四，从拓跋部与羌族的关系看，自从拓跋部流进羌族之后，在此 后领导群羌建立西夏国家的过程中，既有合作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对 立的一面。这突出表现在西夏统治者往往把皇族拓跋氏，同一般的“羌 人”、“羌户”、“羌部”对立起来。如宋太宗“谓继捧曰：‘汝在夏 州用何道制诸部？’对曰：‘羌人挚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②。 十分显然，如果西夏拓跋部与羌是同一族源，就不会产生这种对立状况。 第三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一、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 公元873 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或其稍前，拓跋思恭占据宥州 （今陕西靖边县东）。唐开元二十六年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 海勃湾一带建宥州，宝应后废，唐宪宗元和九年五月复置，距旧州城300 里。元和十五年移治长泽，即今鄂托克旗东南城川古城。874 年（僖宗乾 符元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巢大起义。880 年（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 攻入长安，建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建立了农民政权。唐僖宗逃到四 川，号召各道节度使出兵合围长安。881 年（中和元年），宥州刺史拓跋 思恭，响应僖宗号召，亲自率领夏州党项和其它少数民族军队数万人与 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相约会师鄜州（今陕西富县），共同镇压起义。同 年四月，夏绥银节度诸葛爽投降黄巢，僖宗命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 夏绥银留后。 拓跋思恭与陕西凤翔郑畋等四节度联军进攻长安（今陕西西安）， 死伤甚众。七月，思恭屯东渭桥（今陕西西安市东），黄巢派朱温、尚 让迎击。八月，思恭遣弟思忠与战，死于阵中。思恭率军退至富平（今 陕西富平县东北）。十一月，黄巢部将孟楷乘唐各节镇观望不前之机， 率军袭击富平。思恭战败，退回夏州。十二月，思恭缮甲训兵，重整旗 鼓，请求出兵再战，僖宗传令嘉奖，赐其军号曰定难，并催促他及早率 军入见。 公元882 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命宰相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 行营都统，以思恭为京城南面收复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四月，思恭再次出兵，受王铎节制。八月，思恭率领8000 精兵，不断对 ① 参阅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4 期。 ② 《宋史》卷285，《夏国传上》。 起义军发起进攻，受到僖宗的进一步重用，晋升为京城四面收复都统， 权知京兆尹事。 公元883 年（中和三年）四月，拓跋思恭随同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 兵攻进长安，黄巢退出长安。七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镇压黄巢起义有 功，任命他为夏州节度使，加太子太傅，晋爵夏国公，并且再一次赐姓 李①。从此，夏州拓跋氏自称李氏，夏州地区也因此而获得了定难军称号， 统辖银、夏、绥、宥四州，这个领地的范围，大体上在今内蒙古自治区 伊克昭盟南部毛乌素沙漠南沿、长城线以北之地，无定河穿流其境。至 此，雄据一方的夏州地方政权也就正式建立了。 二、五代时期夏州地方政权的发展 唐僖宗虽然借助方镇的力量，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起义，但 方镇割据的局面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激烈。 公元885 年（光启元年），中尉田令孜为了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 铁之利，派邠宁节度使朱玫率领鄜州之兵同夏州拓跋思恭的军队会合， 共同讨伐王重荣，双方大战于沙苑（今陕西大荔县南）和鄜州，夏兵战 败。 公元886 年（光启二年），朱玫与王重荣、李克用等联兵犯长安， 田令孜奉僖宗逃至凤翔（今陕西凤翔），四月，朱玫进逼凤翔，十月， 百官奉襄王李熳即皇帝位，改元建贞。僖宗命山南诸镇及夏州兵讨伐， 拓跋思恭率军至绥州（今陕西绥德县），闻李煴失败，回师夏州。 公元888 年（文德元年），拓跋思恭利用方镇混战之机，出兵攻占 鄜、延，以弟思孝知留后，表请僖宗封其弟为鄜、坊、丹、瞿等州观察 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公元895 年（乾宁二年），拓跋思恭卒，其子仁祐早死，孙彝昌年 幼，由其弟思谏为定难军节度使，此为拓跋氏世袭节度之始。同年三月， 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请致仕，荐弟思敬自代。唐昭宗以思孝为太师，致仕， 思敬为保大留后，旋授节度使，后徙武定军。 公元906 年（天祐二年）九月，静难节度使杨崇本率兵攻打夏州。 拓跋思谏请朱全忠发兵援救。全忠派遣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救援，大败杨 崇本入侵之军。 公元907 年，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杀唐末帝李柷（zhù祝），自 立为帝，国号梁，建都汴（今开封市），史称后梁。同年五月，朱温鉴 于拓跋思谏表示愿意臣服，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公元908 年（后 梁开平二年）十一月，思谏卒，由思恭孙彝昌继位。909 年（开平三年） 二月，彝昌为其部将高宗益所杀，三月，夏州诸将杀高宗益，推举彝昌 族父蕃部指挥使李仁福为留后，朱温授李仁福为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 使。 公元910 年（开平四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勖，因不满意李氏 投靠其敌人梁太祖朱温，与岐王李茂贞率兵合围夏州，朱温派兵援救， 夏州围解。十二月，朱温为了笼络李仁福，给他加官晋爵，先授检校太 保同平章事，后又进封为陇西郡王。公元922 年（龙德二年），晋王李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4。 存勖攻梁，仁福献战马500 匹以示助梁。923 年（龙德三年）晋王李存勖 灭后梁，称帝，国号唐，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史称后唐。 后唐政府建立后，李仁福因曾助梁同李存勖作战，怀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派人到洛阳表示愿归顺后唐，后唐为了拉拢雄据夏州的李氏以为 己用，册封李仁福为朔方王①。 公元933 年（后唐长兴四年）二月，仁福死，子彝超继为定难军节 度使。 在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期间，后唐统治者表面上对他表示重视和信 任，实际上很不放心，既害怕他潜通契丹，又担心他吞并河朔和南侵关 中。因此，一直等待时机将他消灭，现在仁福去逝，时机已到。唐明宗 为了消灭这一隐患，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发布了将彝超和彰武 （治所在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即将彝超自夏州调到延州为 延州留后，安从进自延州调至夏州为夏州留后。并以武力为后盾，派邠 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军5 万，前往接受夏州。彝超决心保卫夏州。他一面 上书明宗，讲明不愿迁镇的理由，一面调集党项羌和所谓“诸胡”（西 北各少数民族）骑兵万人守城抵御。夏州城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 城，城墙以“蒸土筑之”①，坚如铁石。彝超命“四面党项部落万余骑， 薄其粮道”，使后唐军队“死者甚众”②。在唐兵厌战，粮运受阻，人民 要求停止战争的情况下，明宗下令撤军，并授予彝超检校司徒、定难军 节度使。彝超也因此继续称臣纳贡。 夏州统治者粉碎了后唐政府的吞并阴谋，这在拓跋部发展的历史上 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这次斗争的胜利表明，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中原王朝动辄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迫少数民族地 方政权就范的局面已被打破，经过这次较量，使夏州地方政权看到了自 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独立发展和进一步建立国家的 可能性。 第二，使拓跋部首领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发生变化。过去对中原王朝 俯首称臣、唯命是从，自此之后，开始“傲视中原，阴结叛臣”①，积极 参加对中原王朝对抗的活动。从表象上看，与各中原王朝虽然仍旧称臣 纳贡，但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 第三，对于提高夏州李氏政权在党项羌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威望起 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935 年（后唐清泰二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后避 宋太祖父弘殷名讳，改殷为兴）继掌夏州政权。 公元936 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沙陀部人石敬瑭，勾结契丹， 率军攻入洛阳，灭后唐称帝，国号晋，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 晋。石敬瑭为了笼络夏州统治者，授李彝殷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出帝 时又加彝殷为检校太师。 ① 《新五代史》卷40，《李仁福传》。 ① 《册府元龟》卷438，《将帅部·无功条》。 ② 《旧五代史》卷132，《李彝超传》。 ① 《册府元龟》卷166，《帝王部·招怀四》。 公元943 年（后晋天福八年），七月，绥州刺吏李彝敏与夏州衙内 指挥拓跋崇斌密谋攻袭夏州，机密泄露，彝殷首先捕获拓跋崇斌，斩首 示众，接着出兵进攻彝敏，彝敏逃至延州，出帝命捉送夏州，令彝殷斩 之，同时任命李仁裕权知绥州州事，绥州之乱得以逐渐平息。 944 年（后晋开运元年）正月，晋出帝对其主子契丹称孙不称臣，对 此契丹极为不满，大兴问罪之师。李彝殷率领蕃汉兵4 万余人，自麟州 渡过黄河进攻契丹西境，为后晋牵制契丹效犬马之劳。 公元946 年（开运三年），后晋为契丹所灭。第二年石敬瑭部将太 原节度使沙陀部人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公元948 年（后汉乾祐元年），隐帝为了笼络夏州统治者，授李彝殷为侍中。同 年三月，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与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一同叛汉，派兵 扼守潼关（今陕西潼关），称秦王。派人持蜡书重币至夏州，希望彝殷 出兵相助，彝殷应其所请，出兵相助。隐帝派枢密使郭威率领大军，包 围叛军，彝殷见大势已去，为了保存实力，下令撤军，返回夏州。 公元949 年（乾祐二年），后汉隐帝为了使夏州李氏为其所用，以 静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地划归李彝殷，并任命他为中书令。 公元951 年（后周广顺元年），后汉邺都留守郭威与侍卫步军都指 挥使王殷，举兵攻入开封，杀死隐帝。郭威即帝位，国号周，建都汴， 史称后周。同年，郭威加封彝殷为陇西郡王，954 年（显德元年）又封他 为西平王，但彝殷对此不予理睬，反而遣使奉表归服北汉。955 年（显德 二年），周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以该州防御使折德 扆（yi 音椅）为节度使，彝殷不满德扆与己并为藩镇，以兵塞路，不许 通行。周世宗遣使责问，彝殷恐惧，被迫撤兵，公元957 年（显德四年） 彝殷见后周势力日益强盛，于是又弃北汉而附后周。 自拓跋思恭被唐僖宗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晋封夏国公，建立了名符 其实的夏州地方政权以来，经过唐末五代，传至彝殷，历经六代，总计 74 年（881—954 年）。在这期间夏州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不断寻找新的靠 山，同中央政府搞好关系，帮助中央政府“平叛”，以及利用方镇混战 之机，看风使舵，帮助一方消灭另一方，从中渔利，从而不仅使自己站 稳了脚跟，而且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加强， 此外，地盘也有所拓展，如增加了静州，等等）；另一方面，夏州统治 者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发展生产，征收赋税，任命官吏，俨然独立 王国。这种情况正如后唐明宗所指出：“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 远，久属离乱，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①《宋史》作者在评论 夏州统治者割据称雄时也指出： “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②/TITLE> 这种评价，当为平允和中肯之论。 第四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中断 一、北宋初期的夏州地方政权 ① 《册府元龟》卷166，《景王部怀招第四》。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公元960 年（建隆元年）元旦，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军事政 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国号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市），史称北宋。同 年正月，李彝殷听说赵匡胤已即皇帝位，派遣银州防御使李光■奉表入 贺，同时为了讨好太祖，避匡胤父赵弘殷的讳，改殷为兴，太祖表示赞 赏。 同年三月，北汉刘钧结联代北（今山西代县北）诸部兵马攻掠黄河 以西地区，太祖命各节镇出兵，共同抵御，彝兴遣从弟彝玉率夏军抵达 麟州，北汉率兵退出，彝兴派人向宋告捷。 公元962 年（建隆三年）四月，李彝兴得知宋太祖因进行统一战争， 需要战马，遣使献良马300 匹，太祖为了嘉奖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 礼品，并亲自打听彝兴的腰围尺寸。他召见夏使问道：“汝帅腰围几何？ 使言：‘彝兴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③！玉带制成， 遣使赠送，彝兴十分高兴。968 年四月，李彝兴献■牛一头于宋。 967 年（乾德五年）九月，李彝兴卒。太祖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辍 朝3 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命其子行军司马李光■权知州事。十月， 又授光■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68 年（开宝元年）十月，夏州所属蕃部寇掠宋边境，宋通远 军使董遵诲派军平息，李光■派遣使者表示谢意。公元970 年（开宝三 年）九月，绥州刺史李光琇卒，羌族乘机作乱。李光琇之子李丕禄逮捕 带头叛乱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余党散去。李光■命丕禄暂代知州 事，并上奏朝廷，太祖命以李丕禄为绥州刺史。 公元972 年（开宝五年）三月，李光■得知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 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①，解除方镇大将权力，用文臣代替武将的 建议，内心惶恐不安，于是派遣使者入贡方物，并要求让他入朝觐见太 祖，不许。 公元975 年（开宝八年）五月，北汉刘继元招诱夏州统治者一同攻 宋，遭拒绝，于是恼羞成怒，派军1 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银州，未能 攻下。光■奏知朝廷，八月，太祖调兵遣将分五道讨伐北汉。李光■出 兵配合作战，先后攻占天朝、定朝两关，破吴堡寨（今陕西吴堡县北）， 斩首700 级，获牛羊铠甲数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公元976 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太祖赵匡胤死，太宗赵光义即 位，因避光义讳，改光■为克■，太宗鉴于克■击北汉有功，加检校太 尉。 公元978 年（太平兴国三年），五月，李克■卒，其子继筠袭定难 军节度使之职，太宗为了表示哀悼，辍朝2 日，赠侍中。 公元979 年（太平兴国四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征讨北汉，继筠 为了配合太宗，命银州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蕃汉军队渡过 黄河，进入太原境内，以壮宋军声威。公元980 年（太平兴国五年）十 月，李继筠卒，弟继捧继位。 自公元960 年至980 年期间，宋太祖一方面用武力消灭十国的割据 势力；另一方面在同西北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诸如夏州李氏、府州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 折氏的相处中，充满着和平共处的友好气氛。如宋夏之间政治上互通贡 使，军事上互相支援，因此，这个阶段的宋夏关系是良好的。这种良好 关系的出现，原因固然颇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宋太祖对西北 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很大的关 系。 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呢？简单 地说，就是“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①。具体地说，就是以其为众所推 的少数民族首领，统管其原来的州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 袭。史载： “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 其便宜处置??”②。 说明这些“豪酋”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种 内外有别的政策，大体上早在唐太宗之时就已推出，五代相袭，赵匡胤 加以沿用。这已被上述北宋初年的宋夏关系发展的史实所证明。 二、李继捧献地归宋与太宗取消夏州地方政权 如众所知，宋太祖赵匡胤自爬上皇帝宝座之日起，即采用各种手段 （包括使用武力）全力以赴地消灭方镇割据势力，但在消灭内地的方镇 割据势力比较顺利，而在处理边疆地区如同夏州李氏地方政权时，却感 到十分棘手。为什么感到棘手呢？因为第一，夏州政权是一个长期雄视 一方的，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具有较高威望的所谓“恩信孚部落”的具有 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的割据势力，如果处理不好，必然要激化宋同 党项之间的民族矛盾；第二，夏州地方政权割据一隅，经过唐末五代的 发展、壮大，实力雄厚，如果使用武力，并不能稳操胜券；第三，找不 到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理由和藉口。因为夏州统治者“世笃忠贞，虽为 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①。 正当宋太宗对夏州地方政权感到棘手之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作 为继承人却因其从父李克文反对而发生问题。“宗族携式，继捧不当承 袭，请遣使谕令人觐”。公元982 年（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继捧亲率 族人入朝，并“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四州八县”②。 太宗当即表示接受，并亲自召见继捧于崇德殿，厚加赏赐，赐白金千两， 帛千匹，钱百万。同时，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对其昆弟夏州蕃落 指挥使李克信等12 人，一一加官晋爵。 同年九月，权知夏州李克文来朝，太宗设宴于崇德殿，任命他为澧 州刺史，赏赐钱物很多。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往谕绥州刺史李克宪， 克宪随使者一同进入首都汴京，授单州刺史。此外，还赏赐李克文、克 宪宅第于汴京，让他们永远离开夏州。太宗的上述种种措施表明他决心 将割据300 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权，和平地加以取消。 但宋太宗不是去调解夏州统治者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夏州地 ① 《宋史》卷318，《张方平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 ① 《宋史》卷253，《论赞》。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酉。 方政权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这种做法， 与宋太祖赵匡胤所制定的对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因其 酋豪，许之世袭”相矛盾，既然允许其世袭，怎么可以又随意加以取消 呢？ 第二，如前所述，夏州统治者“世有战功”，且无负于宋。在此情 况下，赵宋统治者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 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而是一面献地归宋，一面却暗中 与继迁勾结反对宋朝，太宗不察真伪，而是贸然采取取消其统治的行动，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实证明，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党项 族内一些具有野心的酋豪叛宋自立，“使中国（宋朝）有后顾之忧”①。 从此，北宋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一场由李继迁领导的，旷日持久的旨在 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了。 第五节 夏州地方政权的重建 一、李继迁背宋自立及其统一党项羌诸部 李继迁生于公元963 年（乾德元年）二月，其高祖李思忠在镇压黄 巢起义中战殁，唐僖宗赠宥州刺史，曾祖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祖父 李彝景，父李光■于后晋、后周之际，相继袭任银州防御使之职。幼年 的李继迁即“擅骑射”，长大成人后，“勇悍有智谋”②。有一次他率领 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一只猛虎出现在他面前，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骑 退入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也因 此在党项羌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公元974 年（开宝七年）李光■授 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捧入朝献地，宋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夏州发 遣李氏族人赴京之时，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均持反对态度。继迁与其谋 士张浦及其族人商量对策。继迁道： “吾祖宗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 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 继冲认为： “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 绥、银，可以得志”。 张浦的意见与此相反。他说： “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 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 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 未为晚也”①。 经过辩论，继迁采纳了张浦的计谋。恰在这时，太宗派遣使者已至银州， 于是继迁诈言乳母死，需葬于郊外，将所有兵器藏于丧车之中，与其家 ① 《宋史》卷258，《曹伟传》。 ②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3。 族亲信数十人，逃至“善水草，便畜牧”②的地斤泽（离夏州东北300 里， 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并以此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 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斗争。 如何统一党项羌诸部，使其形成拳头共同抗宋呢？当时摆在李继迁 面前的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其有利条件是“西人以李氏素著 恩德”①。可以说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在群羌中实力最强，威望最高，并 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拓跋部所建立的夏州地方政权，一直得 到中原王朝的承认，以及宋太宗错误地接受继捧献地，为李继迁找到反 宋的藉口，等等。其不利条件是党项羌诸部“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 摄”②，“族帐分散，不相君长③。也就是说，党项羌内部还处于一种无 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同时，这些分散的党项羌部，鉴于宋朝的强大和 继迁力量的弱小，在反宋与拥宋的问题上，往往徘徊观望，犹豫不决， 首鼠两端。因此，要将他们统一到李继迁的旗帜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 的事。李继迁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尽快地统一党项羌诸部，果断地采 取了如下对策和措施。 1.宣传祖宗功德，争取酋豪支持。李继迁在地斤泽树起反宋旗帜后， 利用“戎人不忘李氏”④，“（李氏）世泽长存，人心思旧”，以及羌人 “宗贵种”的心理状态，“出其祖彝兴像（应为思忠像），以示戎人， 戎人皆拜泣”⑤，并对豪酋道： “‘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 乎’！众曰：‘诺’”⑥。 这种利用祖辈威望，宣传恢复祖业，以笼络人心的做法果然奏效，史称 “族帐稍稍归附”⑦。 2.在经济上为党项族谋利益。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 盐和白盐。由于其质量优于宋朝解盐，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争相购 买。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政府为了从经济上制裁继迁，下令“沿边粮 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①。盐禁 数月，“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②。继迁为了迫使宋朝开禁， 鼓励蕃族44 首领，引骑13000 人，入寇环州石昌镇，环州知州程德元企 图用武力将他们赶走，但无济于事。“因诏弛盐禁，由是部族宁息”③。 表明李继迁率领党项羌最终获得了反经济封锁的胜利。 3.与酋豪联姻。雍熙初年，继迁为了同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大族建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本末》卷46，《水洛城》。 ④ 《西夏书事》卷3。 ⑤ 《西夏书事》卷3。 ⑥ 《宋史》卷485《西夏传上》。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宋史》卷268，《王显传》。 ② 《西夏书事》卷5。 ③ 《文献通考》卷334，《四裔考》。 立反宋联盟，主动向他们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 妻之”④。继迁通过联姻，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继迁复结婚于帐族之酋 豪，凡数年，渐已强盛”⑤。 4.以武力征服不愿归顺的部落。灵州睡泥族首领岸逋不服继迁统 治，“继迁以兵掠其七百余帐”⑥。居住于黄河以南的泥中族“旧皆内附， 继迁诱之叛，不从，数以兵侵略。”该族首领名番俄，皆移尹遇，崔保 罗等，因族帐屡遭摧毁，被迫“徙居黄河北避之”⑦。 由于继迁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了统一大部分党项羌的 目的。史载： “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TITLE>兵势 寝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子山、贺兰山、西陇山内 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首领■逋不肯下??。”① 这说明除了少数党项羌部落未能统一外，大体上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 府州（今陕西府谷）、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西南到环州（今 甘肃环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一带，西到黄河两岸的贺兰山下， 北到黄河河套北端的绝大部分党项羌部落，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二、加强组织管理机构，初步建立蕃汉联合统治 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同时吸收其它民族 上层参加的蕃汉联合统治，早在继迁袭据银州之后，即已开始。史载： “（继迁）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 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 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 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也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 其余除授有差”②。 这说明李继迁所建立的统治机构初步具有蕃汉联合统治的雏型，此后的 西夏统治机构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调整而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建立蕃汉联合统治的同时，李继迁还建置州城、创建军制、建立 官制，以及重用儒学有识之士。史载： “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 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 士，渐行中国之风”①。 这些，说明李继迁的反宋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恢复祖宗基业，继续僻居一 隅，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地盘，为创建西夏国家而开基立业。 “观此作为，志实非小”②。 ④ 《西夏书事》卷4。 ⑤ 彭百川：《太平事迹统类》卷2。 ⑥ 《西夏书事》卷5。 ⑦ 《西夏书事》，卷6。 ① 《西夏书事》卷5。 ② 《西夏书事》卷4。 ①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② 同上。 三、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宋战争 李继迁对宋战争，自公元982 年至1003 年，首尾22 年，大体可以 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982 年（太平兴国七年）至986 年，首尾5 年。 即自李继迁奔地斤泽到降附辽朝。这是李继迁对宋战争的准备阶段。在 这个阶段里，李继迁在军事上处于守势。 公元982 年十一月，继迁利用地斤泽的有利地形，竖起反宋旗帜， 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对宋战争。由于这时的力量对比为宋强夏弱，因此， 往往被动挨打。如公元984 年（雍熙元年），继迁遭到夏州知州尹宪和 都巡检曹光实的偷袭，“斩首五百级，烧四百（《宋史·太宗本纪》作 一千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③。公 元986 年（雍熙二年）五月，李继迁与宋将王侁战于浊轮川（今陕西神 木县北），大败，损失士卒5000，继而又遭遇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 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死的死、散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几乎丧失殆 尽。为了重振旗鼓，积聚力量，继迁及时采取了两项对策：第一，联辽 抗宋。继迁在对宋的斗争中连连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难以抗宋，他 与其部下计议道： “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北方耶 律氏（指契丹）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①。 公元987 年（雍熙三年）二月，继迁派张浦为使臣，“持重币至契 丹请附”。②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 韩德威建议道： “河西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抗刘汉，致大军援 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③。 辽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 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 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 李继迁”③，并赠马3000 匹。继迁与辽结盟联姻，对西夏与辽都有好处。 对继迁来说，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慑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 输牲畜者日众”④。对辽来说，“既得继迁，诸夷皆从”⑤。 第二，秘密联合李继捧共同反宋。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已被加 官晋爵，但其归宋并非本意。宋太宗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 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授李继捧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名 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图继迁。继捧深感进退两难，于是派人暗中 与李继迁相勾结。继迁为了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契 ③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同上。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③ 《辽史》卷12，《圣宗本纪》。 ④ 《西夏书事》卷4。 ⑤ 《辽史》卷82，《耶律德威传》。 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附辽反宋，继捧心 动，表示愿意投靠契丹。契丹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 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李继捧附辽与继迁联手 反宋，使继迁如虎添翼。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下，出兵攻占绥、银、庆、 原（今甘肃镇原县）诸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虽然，这些被攻占的 州县不久在宋军的强大反攻之下，得而复失，但却大大增强了李继迁的 声势。 第二阶段：自公元987 年（雍熙四年）至公元991 年（淳化二年） 首尾5 年。即自李继迁攻取夏州至降服于宋。这是继迁进行试探性进攻 的阶段。 公元987 年（雍熙四年）二月，李继迁乘宋辽交兵的大好时机，出 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忠率兵3 万出战，继迁于夏州西北的王庭镇（今 内蒙古乌审旗西南）设伏以待，“大败守忠兵，追及城门而止”①。 公元990 年（淳化元年）十月，李继迁又一次对夏州发起进攻，未 能攻下，恰在这时，党项羌内部发生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潜相 携■”②，即偷偷相约背离继迁。宋朝利用其内部不稳定，派重兵进行反 击。继迁走投无路，请降于宋，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 第三阶段，自公元992 年（淳化三年），至995 年（至道元年）， 首尾4 年。即自攻占银州至袭击清远军。这是继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进 行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继迁虽然没有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行动， 如公元993 年（淳化四年）四月，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使，率军入 寇庆州。公元995 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边诸州，但 其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积粟练兵，为夺取宋朝西北的军事重镇 ——灵州做好准备工作。 第四阶段，自公元996 年（至道二年），至1002 年（咸平五年）， 首尾7 年。即自继迁开始围攻灵州，至灵州失守。这是继迁竭尽全力攻 占灵州的阶段。 灵州之战：灵州位于兴庆府的南面，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其 地形险要，“大河抢流，群山环拱”①，“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 路上游，扼西陲要害”②。灵州为宋朝咽喉，“西北要冲”③，“西陲巨 屏”④，其地域辽阔，宜农宜牧。“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 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⑤。灵州文化发达，人材辈出，“文臣武将， 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⑥。争夺灵州对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 义。对继迁来说，如能攻占灵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 ① 《西夏书事》卷4。 ② 《西夏书事》，卷5。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② 《西夏书事》卷7。 ③ 《宋史》卷266，《李至传》。 ④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⑤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戌午。 ⑥ 《嘉靖宁夏新志》卷3，《学校》。 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⑦。对宋朝来说，如能守住灵州，“则足以 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⑧。如果灵州失守，“则缘边诸郡皆不可 保”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灵州的战略意义极端重要，宋朝政府为了守住该地，早就做了 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裴济为灵州知州 兼都部署，让他在那里“谋缉八镇，兴屯田之利”①，积粟练兵，长期固 守；自陕西关中等地运去大批粮食，如太宗命白守荣、马绍忠率领兵护 送陕西刍粮，“分三番抵灵州”②；让大臣就灵州弃守的得失利弊展开辩 论。史载： “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弃之，以 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 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③。 但实际上大臣们发表的意见，并非只有上述三种。经过激烈的辩论，宋 政府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固守灵州”，推行“联蕃制夏”之策。 即联合凉州吐蕃、甘州回鹘，以及贺兰山的大凉、小凉和秦陇以西诸戎④ 等等，要求他们配合宋政府讨伐继迁；增兵灵州。如公元1001 年（咸平 四年）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张凝为副都部署，率领 步骑6 万，增援灵州⑤。 正当赵宋君臣在灵州弃守问题上犹豫不决，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 行动迟缓之时，李继迁早已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 夺取灵州的战斗。 李继迁夺取灵州的战争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996 年（太宗至道二年）。这一年的五月，李继迁率 领1 万余人，进攻灵州。宋太宗为了守住灵州，“躬自谋度，未尝宁息” ①。他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 灵州。命李继隆出兵环州，范廷召出兵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王超出 兵夏州，丁罕出兵庆州，张守恩出兵麟州，但进军的结果，因“请将失 期，士卒困乏，相继引还”②。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虽然未能成功，但由于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 乱，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③。说明继迁首次攻取灵州未 能达到预期目的。 ⑦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⑧ 《宋史》卷205，《杨亿传》。 ⑨ 《宋史》卷277，《刘综传》。 ① 《宋史》卷308，《裴济传》。 ② 《宋史》卷277，《宋太初传》。 ③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④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5 册，《方域》21 之16。《宋史》卷6，《真宗本纪》。《长编》卷53，咸平 五年十二月己巳。《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未。 ⑤ 《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12 月甲午。 ① 《长编》卷40，至道二年9 月己卯。 ② 《宋史》卷283，《夏竦传》。 ③ 《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第二次是公元997 年（至道三年）。这一年的十月，李继迁再次进 攻灵州，被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但这次战争仅见于《宋史·真宗本 纪》，《宋史·杨琼传》、《宋史·夏国传》均不见于记载，可见其规 模不大。 李继迁鉴于两次攻取灵州失利，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对灵州的进攻， 而将他的主力用于扫清灵州外围的战斗，即夺取清远军与怀远城。 李继迁于公元1001 年（咸平四年）九月，攻占清远军，接着又于同 年十月攻占怀远城。从而使灵州陷入孤立无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第三次灵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002 年（咸平五年）。这年三月，李 继迁下令“大集蕃部”，包围灵州，并切断灵州粮道，灵州危在旦夕。 知州裴济亲写血书，十万火急，派人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军讫不 至，城遂陷”①。知州裴济以身殉职。 继迁攻占灵州后，鉴于该地地形险要，决定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 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 灵州之战之所以以夏胜宋败，原因之一，是宋军素质下降，缺乏破 敌帅才。正如知代州柳开所指出： “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 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②。 说明灵州之战，宋方之所以失败，与士兵缺乏训练，以及朝廷缺乏运筹 帏幄的谋臣和决胜千里之外的猛将，有着很大的关系。 原因之二，灵州地理位置对宋军固守极端不利。知制诰杨亿上疏在 评价灵州地利时指出： “（灵州）盖朔方之敌墟，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邈绝诸华， 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③。 这种无险可守，在地理上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城，即使守将有三头六臂， 也是无法长期固守下去的。 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偿存恤以激励将士。正如李继和在奏疏中所指 出： “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 忧家属之窘匮，外忧奸邪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 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欲其奋不顾身，令出 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尝未厚、恩未深也。尝厚则人无顾内之忧， 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①。 如果能厚偿存恤，本可以激励灵州官兵奋勇抵抗，众志成城。但灵州粮 道断绝，士兵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要想守住灵州，只能是一 种幻想。 灵州之战对于宋夏双方大体上有如下作用与影响。 第一，灵州之战是李继迁由弱变强的转折点。“灵州初临于赵保吉， ①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 ② 《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二月。 ③ 《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 ① 《宋史》卷257，《李继和传》。 从此西夏遂成强敌”②。 第二，使一些党项羌人对宋怀有二心，时叛时服。“自灵武失守， 绥银割弃，中国所得役属者不过河外诸小羌，余皆心怀去就，叛服不常” ③。 第三，使宋沿边的一些熟户转向继迁。“今朔方陷没，所虑缘边蕃 族中有从来二心者，因此转更扇惑熟户，改令向背，贼迁因而乘之，为 患非浅”④。 第四，使宋退保环庆，设防关中。由于灵州失守，关中受到威胁， 宋政府只好“益兵备关中”⑤，并于永兴军设正副都总管来统帅关中军队。 第五，使贡路断绝。如回鹘向宋朝贡，“路出灵州，交易于市”， 但这条贡路却因继迁攻占灵州而中断。“自是数年，回鹘不复朝贡”⑥。 关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性质，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 为“西夏的兴起有封建王朝内部地主阶级分裂割据的性质，也有民族起 义和农牧民起义的性质。只承认前者必然要否定各族人民反民族压迫和 反封建剥削的正义性。反之，过份强调后者，又将忽视少数民族地主阶 级野心家制造分裂割据的罪恶”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继迁的抗宋斗争有 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是一场正义的战争”②。 我认为李继迁所进行的对宋战争纯粹是一场具有封建王朝内部统治 阶级分裂割据性质的战争，并无正义之可言。 首先，李继迁所处的时代是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迅速过渡的时 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决不是什么为了反对 赵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而进行的自卫战争，而是代表党项封建农牧主贵 族的利益，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战争。其具体目的有二：其 一，为了“兴复故土”，“成霸王之业”。前者表现在向太宗上表：“乞 取残破夏州，奉拓跋氏祭氏”③。后者表现在继迁攻占灵州之后，立即改 州为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然后统一河西， 向东发展，同宋争霸。“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 成王霸之业”④，表明李继迁对宋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已经感觉不 够的领土，同宋、辽争霸天下。其斗争实质是宋夏两个统治集团为争夺 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剥削权益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区别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标准，要看它是掠 夺性的战争还是非掠夺性的战争。“凡是掠夺性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凡是反掠夺性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①。在李继迁对宋的长期斗争中，我们 ② 《朔方道志》卷2，《舆地志·总论》。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⑤ 《宋史》卷324，《石普传》。 ⑥ 《宋史》卷210，《段思恭传》。 ① 王忠：《论西夏的兴起》，载《历史研究》1962 年第5 期。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载《宁夏大学学报》1981 年第4 期。 ③ 《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 ④ 《西夏书事》卷7。 ①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讲演提纲》，载《八路军军政杂志》1 卷9 期。 一方面看到了宋朝统治者血洗党项族帐的掠夺压迫情况。如环庆路部署 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 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②；但另方面，李继迁对宋同样奉行 了一条“寇掠”的错误政策。“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 侵掠诸民，焚积聚”③。在近20 年中，继迁掳去宋朝沿边人口、牛羊以 万计。既然李继迁所进行的战争是一场掠夺性的战争，当然谈不上有什 么正义性，而是一场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性质的斗争。 第三，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 么样的作用。“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 非正义的”④。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争，不仅使宋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 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民的利益，对党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馈饷 劳扰，民不堪命”⑤，“蕃部被役者怨”⑥，“死亡创痍者相半”⑦，“银、 夏州民衣食稍丰者并西徙。蕃落数年荐饥，道■相望，下多咨怨”⑧。这 些，充分说明李继迁所领导的对宋战争，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夏州地方 政权，使党项族自立于民族之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 并不具有正义性，更谈不上是一场具有农牧民起义性质的战争。 四、发展社会经济 李继迁在积极用武力扩张已经不够的领土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的发 展，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李继迁统治时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首 先，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十分重视。李继迁在攻取灵州时，就注意“缮 城浚濠，练兵积粟”①。他一面集中优势兵力围困灵州，一面命令士兵就 地屯种。“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辟之”②。其具体 的屯田情况是： “（继迁）以五万骑攻城（指灵州城），城中兵不出战，据其 山川险要，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大定 间，为屯田计，垦辟耕耘，骚扰日甚”③。 据此可知，其屯田性质为军屯，目的在于长期围困灵州，并最终夺取灵 州。 其次，对水利灌溉也很重视。灵州旧有秦家、汉延、唐律三渠，继 迁鉴于“去岁（指公元1002 年）伤旱，禾麦不登”，下令修筑黄河堤坝， “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④。 ②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丁酉。 ③ 《长编》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 ④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138 页，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 ⑤ 《西夏书事》卷1。 ⑥ 《西夏书事》，卷5。 ⑦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⑧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① 《宋史》卷279，《周仁美传》。 ②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③ 《西夏书事》卷7。 ④ 《长编》卷54，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此外，李继迁为了满足其统治境内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物质 生活的需要，在未经宋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于赤沙（今宁夏盐 池县西北）、骆驼路（今陕西神木县北），“各置会贸易”⑤，这里的“会” 是一种定期市场。赤沙、骆驼路（一作口）“为灵夏二州蕃族屯聚处”。 李继迁置“会”的作用有二：其一，可以引诱宋朝沿边熟户归服自己。 “于是归者日众，中国（宋朝）禁之不止”①；其二，对于加强宋夏经济 文化交流，改善其境内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攻占凉州 李继迁攻占灵州之后，声威大振，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断向外扩 展，宋真宗在此形势下，派张崇贵等与继迁议和，“割河西银、夏五州 与之”②。至此，李继迁梦寐以求的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 宿愿，已完全实现。但恢复祖宗基业，并非李继迁的最终目的，其最终 目的是不断扩充疆土，建立西夏国家，与宋辽争霸。因此，继迁在攻占 灵州后，旋即东攻麟州，未能攻下，于是回军西向，跨过黄河，越过贺 兰山，向凉州进军，从而揭开了宋夏争夺河西走廊战争的序幕。 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县。唐时置凉州，五代时号称西凉府，宋因之。 凉州居住着吐蕃各部，其文化素养较高。“且西凉蕃部多华人子孙，倒 会汉言，颇识文字”③。北宋统治者鉴于“蕃部族盛兵多”，其军事力量 比较强大，为了“藉西凉为腹背攻制”④，早已与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 结成联盟，并派丁惟清为西凉知府，与吐蕃首领共同治理西凉，从而加 强了对西凉的管理，使潘罗支成为李继迁的劲敌。 李继迁为了拔除这个钉子，比较顺利地一举攻下凉州，采用了声东 击西的战略战术。即集中兵力于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北）， 扬言自骆驼口、车廂峡等路进攻宋朝的环州、庆州，而暗中却将他的军 队开往凉州。正如宋真宗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必攻略西蕃而声言入寇 者也”①。这一着棋果然出奇制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公元1003 年（咸平六年）十一月，李继迁进攻西凉府，杀知府丁惟 清，并改府为州。 李继迁攻占凉州，对于巩固夏州地方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 种作用，正如吴广成所指出： “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 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②。 说明凉州也同灵州一样，对西夏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李继迁攻占凉州之后，不免志骄意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凉州吐 蕃六谷族大首领潘罗支，联合者龙族，事先设下埋伏，然后伪装愿意归 ⑤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子。 ①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③ 《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 ④ 《宋会要辑稿》第195 册，《方域》21 之21。 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月癸未。 ② 《西夏书事》卷7。 降，并请继迁亲自前去受降，继迁与其谋士张浦等商议是否接受投降。 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有诈。他道： “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 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 但继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反驳道： “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有？况/TITLE>杀降 不详，尔勿疑，以阻向化之心”①。 继迁推诚不疑，欣然前往，结果遭到伏兵的突然袭击，大败奔回，“至 灵州界三十井死”。时为公元1004 年（景德元年）正月二日，终年42 岁，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其统一河西的未竟事业，由其子德明、孙元 昊相继完成。 六、对李继迁的评价 总之，继迁初步统一党项羌诸部，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以及 发展商业贸易，对于巩固重建的夏州政权，使党项羌族自立于民族之林，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境内人民的生活，无疑起了重要的历史作 用。 至于继迁代表党项农牧主的利益，为了满足他们对土地和财富的贪 欲，不断对宋发动掠夺性的战争，既给宋朝沿边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 党项人民带来了危害，因此，是应当否定的。当然，从总体上看，李继 迁的一生还是功大于过，在西夏的历史上，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 人物。 第六节 西夏立国基础的奠定 李德明为继迁妻野利氏所生，小字阿移，生于公元981 年（太宗太 平兴国六年），卒于公元1032 年（仁宗明道元年），享年52 岁。史称 德明“深沉有器度，多权谋”③，“精天文，通兵法”①。公元1004 年（真 宗景德元年），德明嗣位，时年23 岁，称定难军留后。李德明在位虽然 时间不算太长（仅29 年），但由于他执行了一条保境息民，发展生产， 同辽、宋友好，以及统一河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使西夏社会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从而为西夏国家的建立进一步制造了条件。 一、与宋缔结和约，保境息民 公元1005 年（真宗景德二年）春，宋政府在同李继迁长期进行战争 后，决心改变对西夏实行“姑务羁縻，以缓战争”②的方针，即实行罢兵 息民，以财货爵禄笼络西夏统治者，并主动向德明提出了媾和条件： “许德明以定难军节度、西平王；赐金帛缗钱四万、茶二万斤 （按此数有误。据吴天墀先生《西夏史稿》增订本408 页—409 页的 ① 《西夏书事》卷7。 ② 参阅拙作：《论李继迁》，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第1 期。 ③ 《西夏书事》卷8。 ① 《西夏书事》，卷9。 ②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庚申。 分析与考证，准确的数字应是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 斤）；给内地节度俸；听回图往来；放青盐禁，凡五事。而令德明 纳灵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卫；送略去官吏；尽散蕃汉兵 及质口；封境之上有侵扰者禀朝旨，凡七事。” 即宋保证做到封德明为王，给他金帛缗钱等五项，同时要求德明做 到归还灵州，遣子弟宿卫等七条，作为交换条件。这些条件德明同意其 中大部分，“惟以子弟人质及纳灵州为难”，因为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 和以子弟入质，因此，真宗也就取消了向西夏开放青盐的禁令。“故亦 禁如旧”③。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于公元1006 年（景德 三年）九月，正式签订了和约。 这个和约的签订并非偶然，从西夏方面看，德明之所以同意签订和 约，原因有三：第一，与夏州政权因李继迁长期对宋战争而陷入困境有 着直接的关系。“贼境艰窘，惟劫掠以济，又藉夏、银、宥州民之丁壮 徙于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①；第二，与继迁临终遗嘱有关。“李 继迁兵败，为潘罗支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嘱其子德明必归宋曰：‘一 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卒，德明纳款”②。说 明同宋和解是继迁临终前就已商议好的既定方针。德明同意签订和约， 只不过是对那个既定方针的贯彻执行，即所谓“表守遗言，誓修职贡”③ 罢了；第三，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有关。由于“澶渊之盟”的订 立，使西夏暂时失去了政治上的声援。如果德明继续对宋战争，将会使 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随亦内附”④。 从宋朝方面看，这个和约的条款，虽然是宋方主动提出，但并非一 帆风顺。如知镇戎军曹玮就曾提出反对意见。曹玮上疏云： “继迁擅河南地二十年，边不解甲，使中国西顾而忧。今方其 国危子弱，不即擒灭，后更盛强难制。愿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 明送阙下，复以河南为郡县，时不可失”。 只因“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寝其书不报”⑤。也就是说，当时宋真宗已 经定下了同西夏和解的决心才算作罢。因此，这个和约的签订，是宋主 和派战胜主战派的产物。 景德二年的和约，是宋夏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和约。这个和约给夏州 地方政权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它对医治李继迁所造成的战争创 伤，巩固夏州政权，以及发展社会经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同宋缔结和约后，德明为了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夏州政权， 一方面接受宋朝对他的加官晋爵，当一名“不侵不叛之臣”①。如公元1006 年（景德三年）十月，“宋以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俸 ③ 《宋史》卷466，《张崇贵传》。 ① 《长编》卷55，咸平六年九月壬辰。 ② 《宋史》卷282，《向敏中传》。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④ 《宋史》卷281，《论赞》。 ⑤ 《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辛亥。 ①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38，《横山疏》。 如内地”②。德明欣然接受；另方面，德明一刻也没有忘记主动向辽讨封， 同辽继续保持联盟关系。“辽夏遣金吾卫上将军肖孝诚赍玉册金印，册 为尚书令、大夏国王”③。同宋缔结和约，接受其册封，可以通过朝贡贸 易等途径，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而同辽继续结成联盟，接受辽的册 封，不仅可以得到辽的政治上的声援，增加对宋讨价还价的砝码，而且 对于消除其统治境内少数民族因继迁之死而产生的观望、惊疑之心，也 起了一定的安定作用。史载： “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守 言：‘国家疆宇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继迁）被害，蕃人惊疑， 若不假北朝（辽）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宁献 方物契丹，以请册封。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待保 宁加礼回’”①。 表明德明主动讨封，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内外形势的需要。 德明在接受宋辽册封的同时，为了稳定其内部，还加强了他的统治 机构，尤其注重对军事指挥机构的健全。史载： “以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 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刘仁勖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都知 蕃落使，白文寿、贺守文都知兵马使，何宪、白文赞为孔目官，郝 贵、王旻等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 使，其余升赏有差”②。 从这份对官吏任命、安置的名单看，不仅可以看出德明对人才的重视和 重用，而且还能看出其苦心经营的具有蕃汉联合统治性质的夏州地方政 权，在继迁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二、西攻回鹘，南击吐蕃 李德明在其统治期间，一方面十分注意其内部的安定，搞好同宋辽 的关系；另方面，为了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还竭尽全力西攻回 鹘，南击吐蕃，为夺取河西走廊地区而“经谋不息”③ 回鹘又称回纥，即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北宋初年，回鹘可分为甘 州、沙州、西州数种，其中以甘州回鹘地近西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市 北）回鹘是河西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其族分布范围较广，并有一支精 锐的军队。“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①。 境内水草丰美，宜农宜牧，除盛产良马外，还产玉器、镔铁、剑甲、琉 璃器等，早为继迁、德明所垂涎和觊觎。 德明为了夺取甘州，先后五次调兵遣将，简要战况如下： 公元1008 年（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德明命张浦率领骑兵数千攻打 甘州，其可汗夜落纥（一作隔）出兵抵御，张浦不能取胜。同年三月，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8。 ② 《西夏书事》卷8。 ③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 《宋史》卷490，《回鹘传》。 又命万子等军主率领本族之兵，准备偷袭甘州，不料中了回鹘的埋伏， 死伤惨重，惟万子军主落荒遁走。 公元1009 年（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德明再派张浦率领精锐骑兵2 万攻打甘州，可汗夜落纥亲自率军抵御，双方相持近半月，甘州守将翟 符守荣乘夜突然袭击，张浦大败而回。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攻打甘州， 因白天见恒星，占卜不吉，大惧而还。 公元1028 年（天圣六年）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独引兵袭破回鹘 夜落隔可汗王，夺甘州”②。 由于“甘州城为边徼重地”，形势险要。“东据黄河，西阻弱水， 南跨青海，北控居延”，因此，德明取之，如虎添翼。“今德明得之， 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③。 在德明攻下甘州后，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王贤顺，深感西夏势 力强大，于公元1030 年（天圣八年）主动“以千骑降于夏”④。 南去吐蕃，占领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征服河西的又一重大军 事行动。 公元1004 年（宋景德元年），凉州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用假投 降的妙计，使继迁中箭身死。不久，潘罗支也被党项部落迷般嘱部和日 逋吉罗丹部所谋杀。潘罗支死后，吐蕃大首令折逋游龙钵等率部归服德 明，但六谷部首领厮铎督（潘罗支弟）继续与德明对抗，在这种形势下， 一场夏州统治者与厮铎督争夺凉州的战争便成为不可避免了。德明出兵 攻打凉州，首尾三次，战况如下： 公元1007 年（宋景德四年）九月，德明亲自率兵屯境上，准备攻打 凉州，结果由于甘州回鹘增援凉州，厮铎督早已严阵以待，只好收兵作 罢。 公元1011 年（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德明派军校苏守信率军攻打西 蕃乞当族，厮铎督会合吐蕃各族共同抵御，苏守信大败而还。 公元1016 年（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派兵 攻占凉州，掳掠吐蕃族帐100 余，斩首300 级，并夺走了很多马匹。 公元1032 年（明道元年）九月，德明命元昊攻打凉州，“回鹘势孤， 不能拒，遂拔其城”。①至此，德明从回鹘手中最终夺取了凉州。 德明攻占凉州比夺取甘州的战略意义似乎更大。清人吴广成指出： “西凉南界横山，西通西域，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 德明立国兴、灵，不得西凉，则酒泉、敦煌诸郡势不能通，故其毕 世经营，精神全注于此”②。 德明对甘州、凉州的用兵，首尾26 年（公元1007—1032 年），虽 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夺取 甘凉，便可“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从而大大加强了夏州政 权的军事实力；其次，夺取甘、凉，降服瓜州王贤顺，从而扩大了统治 ② 《宋会要辑稿》第190 册，《方域》8 之29。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0。 ② 《西夏书事》卷11。 地盘，初步征服了河西，为其子元昊进一步彻底统一河西，称帝建国，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发展社会经济 自德明与宋议和到元昊称帝建国前的30 多年里，由于西夏有一个相 对的和平环境，加上德明对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因此，西夏社会经济得 到了较大的发展。 首先，德明时期的西夏农业同继迁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仁 宗时，范仲淹在其著名的《答赵元昊书》中指出： “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忝云合”①。 说明德明时期，西夏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农耕化的道路 上大大迈进了一步。 其次，通过向宋朝朝贡，一方面可以得到大量回赐，同时利用朝贡 之便大搞贸易活动。“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②。在德明统治期间，“贡 献之使，岁时不绝”③”自公元1005 年（真宗景德二年），至公元1029 （仁宗天圣七年）15 年间，进贡十次（其中景德三年四次，景德四年二 次）。其贡品主要是马，其次为骆驼；宋朝回赐主要为器币，其次为袭 衣、金带等最高统治者生活用品①。 德明所遣贡使，除在宋首都开封公开进行正当贸易之外，还非法贩 卖私物，逃避税收。“赵德明进奉人挟带私物，规免市征，望行条约”② 这些贡使一入宋境，便在其来往路上，以马同当地老百姓进行贸易。 “夏进奉使入边，辄鬻其所乘马，边人以价值贱，争市之，于是使者带 马日多”③。这种未经许可的贸易，对当地居民的骚扰时有发生。“夏州 贡使，在道市物颇扰民，真宗诏所在有司严示约束”④。 除朝贡是一种变相贸易外，在宋沿边离西夏较近之处，还设有固定 的贸易场所，叫做榷场。如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 年），保安军榷场 刚一建立，德明便迫不及待地“请许蕃民赴保安军榷场贸易，从之”⑤。 反映了西夏同宋发展贸易的迫切性。 除了公开进行榷场贸易外，德明还派人于宋夏边境偷偷贩卖违禁 品。如公元1009 年（大中祥符二年），“德明多遣人赍违禁物，窃市于 边”⑥。当时宋朝规定的违禁品计有青盐、铜铁、钱币、粮食、书籍，等 等。 德明不仅大力鼓励支持西夏人同宋进行公开的和非法的贸易，而且 ①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 ②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③ 《西夏书事》卷11。 ① 参阅《宋会要辑稿》第199 册。《蕃夷》七之六。《长编》卷65。《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西 夏书事》卷10、11。 ② 《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乙未。 ③ 《西夏书事》卷10。 ④ 同上书，卷9。 ⑤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⑥ 《长编》卷71，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己卯。 对于途经西夏境内的西域和各国东来的贡使和商人，进行勒索和邀劫。 如“回鹘土产，珠玉为最。帛有兜罗绵、毛氎（die 迭）、狨（同绒róng） 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wònō袜纳）脐、硇砂；香有乳香、 安息、笃耨。其人善造宾铁刀、乌金银器。或为商贩，市于‘中国’（宋 朝）、契丹之处。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 人苦之”①。这种恶劣的勒索行径，迫使西域商人取道青唐（今青海西宁 市），大食贡使改行海道，从而对河西走廊的中西交通，起了终止和破 坏的作用。 德明时期宋夏贸易的兴盛，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首先，通过 贸易，积聚“赀财无算”②，为进一步建立西夏国家，创造了一定的物质 条件；其次，通过贸易，实行了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提高党项民族乃至 整个西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对于西夏的汉化（即封建化），无疑都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立元昊为太子 李德明用武力开疆扩土，初步统一了河西，又利用其统治境内比较 安定，发展了社会经济，在此大好形势下，德明开始讲究排场，注重享 乐，名义上虽然还没有当皇帝，但实际上却在尽力将自己装扮成至高无 上的统治者的形像。 李德明早在公元1008 年（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为了迎接安置宋朝 使者，开始修建驿馆，于“绥、夏各建馆舍，恭伺王人”③。两年之后， 即公元1010 年（大中祥符三年），在契丹册封他为夏国王的情况下，德 明役民夫数万于傲子山（在今延川西），大修宫室，“绵亘二十余里， 颇极壮丽”①。公元1019 年（天禧二年）十月，德明鉴于怀远镇（原属 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形势险要，“怀远西北有贺兰山之 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灵州）为其障蔽”②，于是派贺承珍督役民夫， 筑城徙居，大建门阙、宫殿、宗庙、官署等等，改称兴州，并以此为都 城。怀远城的修建，为此后西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优 越的地理条件。 李德明在大修宫室，营建新都的同时，“大赦国中”③并于公元1028 年（天圣六年）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册立为太子。立元昊 生母卫慕氏为后。同时为元昊向辽请婚，辽兴宗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 下嫁元昊。并给其父继迁上尊号曰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至道广德光孝皇 帝，庙号武宗。公元1013 年（大中祥符六年），李德明出行延州境北的 ■子山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俨然中原帝王气派，即使宋朝使 者到来，也毫无顾忌。史载： “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輶始出钱馆，已更 ① 《西夏书事》卷15。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③ 《西夏书事》卷9。 ① 同上。 ② 《西夏书事》卷10。 ③ 《西夏书事》卷5。 赭袍，鸣鞭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④。这些，充分说明李德明 虽然名义上还没有称帝，但在实际上已经过了皇帝的瘾。 公元1032 年（明道元年），十月，德明卒，葬于嘉陵。元昊称帝后， 追谥其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妣卫慕氏曰惠慈敦爱皇后。 五、对李德明的评价 德明生当西夏由原始公社制直接向封建制激剧过渡时期，在西夏人 民饱受战争灾难的形势下，坚决同宋议和，休兵息民，努力发展农业生 产，争取同宋开展各种渠道的贸易，从而发展了西夏的社会经济，积聚 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多少改善了西夏人的生活。至于夺取甘 州、凉州，初步统一河西，不仅扩大了统治地盘，而且由于获得了吐蕃 健马和回鹘精兵，从而壮大了军事力量。这些，对于党项族自立于民族 之林，把夏州地方政权进一步发展成为西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人吴广成在评价李德明时指出： “德明当西凉大创之后，诸戎叛涣之初，??表守遗言，誓修 职贡，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羊、缯帛，彼此各受其利，塞垣之 下有耕无战逾三十年，殆所谓识时务者耶。迨使俸赐既赡，兵力亦 完，然后东战契丹，南扼苍耳，北城怀远，西拔甘、凉，粟支数年， 地扩千里，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 夜郎自大乎？呜呼！虽曰偏据，亦云伟矣”①。 吴广成这段言简意赅的评语，对于作为西夏立国的奠基人——李德 明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党项民族进步和西夏社会发 展的措施所进行的赞扬，大体上不失为平允和中肯②。第三章 西夏国 家的建立 第一节 “尚武重法”立国方针的确立 一、元昊其人 元昊生于公元1004 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五日。其母为惠慈敦 爱皇后卫慕氏。元昊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据王静 如先生的考证“理”应为“埋”）。因此，“嵬埋”二字，意即“珍惜 富贵”。元昊长相英俊，身长5 尺有余，“圆面高准”，即圆圆的脸蛋， 高高的鼻子。“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①。案上常 置法律著作，供随时翻阅之用。对于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 一类的兵书，更是手不释卷，潜心研读。元昊平时爱穿白色长袖衣，头 戴黑冠，身佩弓矢。出门时乘骏马，前用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 张青色伞盖相随。另有百余骑兵前后左右护卫、警戒，以防不测。 元昊24 岁时被立为太子。当太子时，就表现出野心勃勃。他劝其父 德明背宋自立。德明告诫道： ④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① 《西夏书事》卷11，《论赞》。 ② 参阅拙作：《略论李德明》，载《兰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1 期。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 元昊不以为然，争辩道： “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 为？”① 元昊父子的这番争论，意义重大。因为它牵涉到夏州地方政权向何 处去的问题。当时摆在德明、元昊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宋 称臣纳贡，仍旧割据一隅，维持夏州地方政权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条是 叛宋自立，同宋辽争霸，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走自己独立发展的 道路。尽管这种道路，风险很大，前途未卜，但是元昊还是大胆地选择 了后者。 二、“尚武重法”方针的确立 元昊在决定背宋自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紧接着遇到的第二个 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立国方针去治理这个国家？在该问题上明显存 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用夏变夷”，即所谓“化民成俗， 道在用夏变夷”，也就是说，应当变更党项民族固有的习俗，用中原王 朝——唐宋治理国家的那一套办法去治理西夏国家。 但这种意见遭到了以“多学识、谙典故”的野利仁荣为代表的另一 种意见的驳斥。在野利仁荣看来，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 确定立国方针，而不能照搬中原王朝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 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采用“尚武重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内 容，用野利仁荣的话去概括，就是“严以刑偿”，“以兵马为先务”， “教民以功利”②。这一立国方针得到了元昊的赞同和采用。 究竟元昊为什么要赞同并采用“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呢？具体地 说，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驾御酋豪的需要。如众所知，元昊代表党项农牧主贵族及其 他各族上层的利益，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其统 治核心，及其所掌握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的。这些部落“酋帅皆有地分， 不相统摄”①。他们拥兵自雄，“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②。他们在 各自的范围内长期过着自给自足，孤立闭塞的牧畜生活。这种闭塞落后 的经济生活往往具有较大的保守性。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党项农、 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矛盾的加深，这些酋豪为了维护本身的阶级利益， 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最高统一体”的国家，拥戴一个“恩信孚部落” 的党项杰出人物，出任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元昊称帝建国后， 向宋仁宗所上的奏疏和嫚书之所以喜形于色和出言不逊，“元昊为众所 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有何不可”？③就是以那些党项酋豪的积 极支持，撑腰打气为其背景的。 同时，作为西夏国家的皇帝——元昊，为了获得这些酋豪显贵的拥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书事》卷16。 ① 《魏书》卷101，《宕昌传》。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5 月甲戌。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护和支持，往往千方百计地笼络他们，同他们联姻，将他们安插在中央 和地方的要害部门，让他们掌握着各种权力。至于军事大权，自中央到 地方几乎全部被这些酋豪显贵所掌握。 但这些长期盘据一方，政治上比较保守的拥兵自雄的酋豪，并非个 个俯首听命，元昊为了驾御他们，让他们效忠于自己，不能不于“案上 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④，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对 于那些居心叵测胆敢抗命的酋豪，则严惩不贷。所谓元昊“峻诛杀，数 诛诸部大人且尽”①；并非完全由于元昊生性多疑好杀，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酋豪，同以元昊为代表的主张革新，“更 祖宗之成规，邈中朝之建置”②，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 而激烈的矛盾斗争。 总之，从驾御酋豪需要的角度去考察，元昊之所以赞同“尚武重法” 的立国方针，实质上是为了承认诸党项酋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 法地位。一方面，对于那些表示愿意效忠于自己的酋豪，尽量加以笼络 和重用；另方面，对于那些怀有二心的酋豪，则绳之以法，甚至大开杀 戒，以儆效尤。 第二，稳定其统治的需要。“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③。元昊统 治期间，其境内的民族约有七种（详总论），在这些民族中，尤其是河 西走廊的吐蕃、回鹘族，虽然被元昊用武力征服，但其酋豪仍然怀有二 心，时刻梦想着联宋复辟。史载： “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 秦川，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国王 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舅也。自李氏取西凉， 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讨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④。 这表明元昊虽然统一了河西，但因长期割据于此的回鹘、吐蕃势力，仍 然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其酋豪居心叵测，局势很不稳定。在境内民族 成分复杂，民风强悍的情况下，如果不实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 那么，要想巩固其统治，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同宋辽抗衡争霸的需要。元昊立国时，四周民族政权林立。 其北有大辽，西有高昌、于阗、龟兹，南有吐蕃、大理，东有宋。尤其 是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均处于 执牛耳的领先地位。元昊早在被立为太子之时，就树立了同宋辽争霸、 逐鹿中原的思想和抱负。尽管元昊有此雄图，如果不以武立国，推行“尚 武重法”的立国方针，不要说同宋辽争霸将会成为泡影，就是要得到宋 朝承认，也将成为不可能。随着西夏同宋、辽矛盾的激化，一旦同宋、 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更是无法稳操胜券，更不要说大获全胜了。 第二节 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④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6。 ④ 《西夏书事》卷15。参阅《宋史》卷258，《曹琮传》。 公元1032 年（宋明道元年）后，元昊为了称帝建国，做了一系列的 准备工作。 一、改姓立号 元昊废除了中原王朝唐、宋的赐姓——李、赵，改用党项姓“嵬名”， “李、赵赐姓不足重，自号嵬名称吾祖”①。同时，元昊更名曩霄，自称 兀卒。“兀卒”为党项语译音，意为“青天子”，以示同宋朝皇帝—— “黄天子”相区别。 公元1032 年，为宋仁宗明道元年。元昊采纳开国谋臣杨守素“要必 建元表岁，以示维新”②的建议，借口宋明道年号犯了其父德明的讳为理 由，下令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但刚改年号不久，发现开运为后晋出 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年号，于是又再改元广运。从此，西夏开始使 用自己的年号。 二、建官制 元昊建国前，西夏官制比较简单，仅设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 指挥使、团练使、刺使等职。这些模仿中原王朝的官职，分别由帐（一 家一户为一帐）、族的较大首领充任。到元昊时，由于统一了整个河西， 疆域拓大，其统治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 地方万余里”①。同时，境内民族较多，元昊根据这种状况，为了适应称 帝建国的需要，其中央机构模仿宋朝官制，设立文武两班。皇帝之下设 有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 御史台管理监察弹劾。开封府（借用宋首都开封地方政府之名，实指管 理西夏首都兴庆府衙门）。翊（音奕）卫司（相当于宋朝的殿前司）管 宿卫、戍守及侍卫扈从，官计司管官吏人事调动和补阙。受纳司管仓储 保管和收支。农田司管农田水利和粮食平粜（音跳）事务。群牧司管马 匹饲养、繁殖和交换等。飞龙院管御马供养等。磨勘司管官吏考察和升 降。文思院管供御仪物及服饰制造。蕃学与汉学是党项贵族子弟及汉官 子弟学习文化的教育机关。其任务是为西夏国家培养急需的人材。 中央官职，自中书令、枢密使、御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都可 由党项人和汉人担任。 在中央机构的官职，除了有如上述的汉官名称，还有党项语名称， 即史书上所谓的“蕃号”名称。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 吕则、枢铭、领卢、昂星、谟箇、芭良、鼎利、春约、祝能、印吴、广 乐、叶令吴箇、令能、庆唐、磋迈、昂聂、令逊、程谟、吕厄、僚礼、 创祐、阿克泥、德明，等等。 在西夏官制问题上，有的西夏史专家认为，西夏官制除了由党项、 汉人均可担任的汉官之外，还有一套仅限于党项才能充任的“专授蕃职” ① 《西夏书事》卷11。 ②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①，即存在着两套官制，两个系统。 我认为西夏官制，是一套官制，一个系统，而不存在两套官制，两 个系统。其理由如次： 第一、主张西夏官制的汉官、蕃官两套官制的同志，主要依据是《西 夏书事》卷11 上的那段话： “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 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 这段话关键的一句是“而其专授蕃职? .”。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 把蕃职理解为专门给党项人设立的蕃官蕃职，因为只有党项人才能担 任，所以叫做“专授蕃职”，按照这种理解，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两套官 制两个系统的结论。另一种把“蕃职”，理解为“由党项人担任的官职， （但）以蕃号命名”②。结果得出了一套官制，一个系统的结论。但两种 理解显然以第二种比较正确和科学。因为从全文的内容看，吴广成只说 官分文武班，并未明确指出其官分为汉官和蕃官两套官制。我们如把“专 授蕃职”理解为只有党项人才能担任的蕃官蕃职，则与史实不符。因为 西夏的蕃官蕃职并非只有党项人才能担任。如公元1054 年（夏福圣承道 四年，宋嘉祐元年）西夏派遣到宋朝的告哀使者是祖儒嵬名聿则和庆唐 徐舜卿，其中庆唐为蕃号官称。徐舜卿为汉人，说明蕃官并非党项人所 专授。同时，党项人可以兼任汉官。如党项人嵬名济乃任夏西南都统。 西南都统为汉官。党项人可以兼任汉官以及汉人也可以担任蕃官的史 实，说明了“蕃官”为党项人的“专授蕃职”的不可信，表明蕃官与汉 官本是一套官职两种名称罢了。 第二，西夏的一些蕃官如领卢等明显是汉官的党项语音译。史载： “夏人遣使入贡，僭汉官移文于州，称其国中官曰枢密，（程） 戡止令称副使不以官，称枢密曰“领卢”，方许之”①。 这里“领卢”就是枢密的西夏语音译。 第三，作为研究西夏的基本史料，如李焘的《长编》、《辽史·西 夏外纪》、《金史·西夏纪》都只说“官分文武班”，并未说官分蕃官、 汉官两个系统。 第四，西夏仁宗仁孝时，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 事门》记载西夏官制时，仅罗列了一套汉官，并未记载汉官之外，还有 一套蕃官。既然当代人记载当代人之事没有留下蕃官的记录，那么，蕃 官作为一套与汉官并列而存的官制，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第五，西夏与辽、金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按理在他们的交往 中，西夏派往辽、金的使者应该出现蕃号官名，但西夏蕃官却不见于《辽 史》和《金史》的记载。 第六，在夏宋交往过程中，西夏使者并非自始至终都用蕃号官称。 这种蕃号官称，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1042 年（夏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庆历二年）。但到公元1099 年（宋哲宗元符二年， ①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 册，第四章《西夏兴亡》；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第201—202 页。 ② 钟侃等著：《西夏简史》，第二章第一节。 ① 《宋史》卷292，《程戡传》。 夏永安元年）乾顺亲政之后，西夏蕃官不再出现于汉文的记载①。 当然，关于“蕃号”官称，是一个不易搞清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除了少数几个知道它的含义外，大部分至今很难作出解释。其中有些虽 是汉官的党项语音译，有的则不一定是严格的官职称谓的党项语音译， 而是党项贵族首领一种封号或尊称的称呼。如“谟宁令”，汉译为“天 大王”。而野利仁荣被称为“谟宁令”，后官居太尉，十分显然，“谟 宁令”不是党项语音译明矣。 元昊所设立的中央官职，至公元1039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 宝元二年），又有所发展。其中央机构增加为十六司，用来管理政务， 又设“尚书令”以总理庶务。 元昊将地方机构分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通判，县设县令等官。 公元1036 年（夏广运三年，宋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占瓜、沙、肃诸 州，为了加强这一带回鹘、吐蕃的管理，还设立了特别的机构——郡和 府。“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②。这里的郡兼理军 民。至于宣化府，则是一种管理少数民族的宣抚机关，用以妥善处理鹘、 吐蕃等少数民族事务。 元昊在设置西夏官制之时，虽然参考了宋朝官制，“其设官之制， 多与宋同”③，但并非完全照搬。同宋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 宋为一套官职，一种名称。西夏虽然也是一套官职，但却有汉蕃两种名 称；（二）宋朝官职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自中央到地方均用汉人担 任。而西夏担任汉官者，既有汉人，也有“蕃人”；（三）一些官职名 称与宋名同而实异。如中书令，北宋虽设，但很少真正授官（主要是赠 送），形同虚设，到南宋时干脆废除；西夏的中书令有职有权，但位于 宰相之下。大约相当于宋朝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乾祐二年） 夏五月，以斡道冲为中书令??百僚师贰之。未几，任为相”①；（四） 宋朝的地方官为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有府、军、监，西夏虽然也实行 州县两级制，但在一些比较麻烦的地区还设有专门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 郡和府；（五）宋朝实行官、职、差遣的分离，西夏则完全摒弃了这种 混乱的制度；（六）宋朝官员享有优厚的俸禄，西夏虽有俸禄，但并不 优厚。 三、定兵制 公元1036 年，元昊在彻底攻占河西地区以后，即着手完善改革各种 军事制度。 西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兵制。 这是一种征兵制。这种兵制的特点是以部落为单位，一个部落就是一支 武装力量。征兵时以帐（一家为一帐，相当于一户）为单位派征。大体 上男年满15 岁叫做成丁，要服兵役。每2 丁征取1 人为“正军”，每4 丁中抽2 人随军服杂役，叫做“负担”，一个负担叫做“一抄”。每个 ① 参阅拙作：《西夏蕃官刍议》，1985 年《西北史地》第2 期。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7。 正军需用二个“负担”。由“正军”与“负担”共同组成的“抄”，是 军事组织的最小单位。所征之兵由各部落首领管带，“各将种落之兵， 谓之一溜”②。 西夏军队的装备，规定凡属“正军”，配给“长生”马、骆驼各1 匹，死了要赔偿；团练使以上：配给帐1 幅，马1 副，箭500 枝、马1 匹，骆驼5 匹。此外，还发给“旗、鼓、枪、剑、棍、棓（同棒）、粆 袋（粆音shā，粆疑为“■”之异体字。■即炒米、干粮之类）、披毡、 浑脱（水上交通工具）、背索、鍬、钁（同镢jué，刨土工具）、斤、斧、 箭牌，铁爪篱等兵器和军需品；刺史以下：无旗鼓，每人骆驼1 匹，箭 300 支，兵3 人。无帐幕，住在用木架支撑覆盖着毛织物的“幕梁”之中。 一般士兵规定3 人住一“幕梁”①。 元昊厘定军制之时，重点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除了组织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还增加了“族外 兵”。所谓“族外兵”，指的在被俘掳的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军 队，取名为“撞令郎”，让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样可以减少党项军 队的伤亡。 第二，健全军队指挥机构，加强中央对地方驻军的领导。元昊为了 便于对军队的管理和调遣，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 界，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立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 驻地。其军名和驻地如下： 左厢： 神勇军司——驻夏州弥陀洞（今陕西榆林县东南，一说在明堂川）。 祥祐军司——驻石州（今陕西米脂西北确切地说早期应在绥州，后 期移至石州）。 嘉宁军司——驻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 静塞军司——驻韦州（即威州，今宁夏同心县境）。 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在兰州的东北面，实际应在兰州南 面的定西城）。 右厢： 卓罗和南军司——驻兰州黄河北岸喀罗川侧。 朝顺军司——驻贺兰山区克夷门（一说在天都山）。 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 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今甘肃敦煌）。 黑水镇燕军司——驻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 白马强镇军司——驻娄博贝（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泰兰，一说在 盐州，即宁夏盐池县北）。 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 每个监军司都设有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各一员，由中央任命党 项贵族充任。监军使之下设有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官，分别由 党项人或汉人充任。 第三，除健全军事机构外，还建置了如下兵种： ② 戴锡章：《西夏纪》卷8。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铁鹞子”——又叫“铁林”，西夏最著名的骑兵。这种骑兵约有 3000 人，分为十队，每队300 人，队有队长，担任队长的“皆一时之悍 将”①。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元昊除了用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护 卫外，还用它来作为冲锋陷阵的“前军”。这支骑兵装备精良，乘善马、 重甲、刺斫不入；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坠②。 “擒生军”——一种在战争中专门俘掠生口的军队，计10 万人。 “卫戍军”——由党项贵族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 的军队，计5000 人。“另选豪族善弓马5000 人，号‘御园内六班直’， 分三番宿卫”③。每人每月给俸米2 石。 此外，还有泼喜军。此为西夏的炮兵部队，只有200 人。“陟立旋 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拳”①。可知这种炮兵所发出的炮弹为石块。 西夏军队总数为50 余万人，其兵力的具体部署大体上是这样：以首 都兴庆府为中心，面向四周邻国：自河北到午腊蒻（音弱）山驻兵7 万 以防辽；自河南洪州（今陕西省靖边县南）白豹、安（西安州）、盐州、 罗落、天都山、惟精山一带驻兵5 万，防备宋朝的环、庆、镇戎、原州 的军队；左厢宥州路5 万人，防备宋朝的鄜、延、麟、府；这两地是专 一防宋的。右厢甘州路驻军3 万人，专防西（吐）蕃、回纥（鹘）。 以兴庆府为中心，西北至贺兰山，南至灵州，各驻军5 至7 万人。 即贺兰山5 万，灵州5 万，兴庆府7 万。从而形成了一条三角线的防御②。 这是西夏兵力部署的重点。 此外，在边防部队中，几乎都配备了战斗力很强的横山羌兵，被称 之为“山讹”，是边防军中的主力部队。 西夏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过宋朝兵制的影响，但主要是根据本 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大体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征兵制。成年壮丁二丁抽一，并编入军籍。宋朝虽然实 行过征兵制，但主要是募兵制。 第二，全民皆兵。正如宋人滕甫所指出：“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 举国皆来”③。 第三，寓兵于农。西夏军队除了“铁鹞子”、“擒生军”、“卫戍 军”、“侍卫军”、“泼喜”等为常备军队之外，还有大量的召之即来 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从事生产、训练，战时由部落首领点集出征。 第四，监军司分管民户。如左厢神勇分管民户2 万余，宥州监军司 分管4 万余，灵州监军司分管1 万余①，等等。 第五，军队训练有素，军容整肃。史载： “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 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 ① 周春：《西夏书》卷3，《开国诸臣》。 ② 范镇：《东斋记事》卷2。 ③ 《西夏书事》卷12。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 ① 郑刚中：《西征道里记》。 其整肃如此”②。 这同宋军“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③的状况成了显明的对比。 第六，军队指挥机构严密，布防合理。在全国设十二个军区（监军 司），分区防守，而把重点放在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 边界。既拱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 四、其他措施 此外，元昊还采取了诸如秃发、建都兴庆、定官民服饰、整理西夏 文字、设立蕃学院和汉字院、建立蕃学、改革礼乐等措施。 公元1032 年（夏显道元年）三月，元昊向其统治境内的党项人发布 秃发令。即推行党项传统发式，禁止用汉人风俗结发。元昊首先带头秃 发（即剃光头顶），然后强令党项人秃发，限期3 日，有不执行命令者 “许众杀之”①。也就是说，对于不愿秃发者，任何人都可以将他处死。 但西夏秃发，并非自元昊始。早在李德明时即已存在。这从1965 年发掘 宁夏石嘴山市属于李德明时期的西夏城址，出土文物有秃发状瓷人头 像，即可佐证。该瓷人头像除头顶施褐色釉外，其余均施白釉②。 公元1033 年（显道二年）五月，升首都兴州为府，更名兴庆，并调 动民伕在兴庆府大兴土木，营建殿宇，扩建宫城。兴庆府的规划布局、 建设特点，几乎完全依照唐都长安、宋都汴京。 在官民服饰上，元昊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关系，元昊采用法律的形式 确定官民的服装式样，规定文官戴幞头，着靴，穿紫色、红色衣服。武 官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和间起云的金帖、银帖纸冠， 等等。其服饰穿紫色旋襴衫，下垂金涂银束带。无官的庶民百姓，只准 穿青绿色衣服，贵贱等级分明。至于元昊自己的服饰则是“衣白窄衫， 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③。 公元1037 年（夏大庆元年），元昊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语 言，命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它系统化、规范化，编撰 成12 卷。这就是史书上说的“蕃书”，一般人称它为西夏文字。 同年，元昊还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但对其中的蕃字院尤为重视， 由野利仁荣负责主持。汉字用于同宋朝往来的文书，同时与“蕃字”并 列，由“汉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字用于吐蕃、回鹘、张掖、交河， 同时与汉字并列，由“蕃字院”官员负责撰写。蕃汉二字院的设立，扩 大了西夏文的使用范围，对于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 的作用。 与此同时，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用西夏文翻译《孝 经》、《尔雅》、《四言杂学》等书，选拔党项和汉官子弟入校学习， 学成之后，经过考试，量才录用。 在礼乐方面，元昊认为唐宋礼乐制度过于繁琐，为了适应当时的政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③ 欧阳修：《上英宗论河西可攻四事》，载《诸臣奏议》卷35，《边防门》。 ① 《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咀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 年第1 期。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治需要，一反德明采用唐宋礼乐的作法，“令国中悉用胡礼”。在“吉 凶嘉宾、宗祀、燕享”各种场合里，“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 为一音”①。他在对野利仁荣解释改革礼乐的理由时指出：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 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②。 这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大胆简化礼乐制度，充分体现了元昊的务实精 神。 以上是元昊称帝建国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从这些准备工作看，尽管 元昊在恢复党项民族传统，提倡民族意识方面，做了种种努力，而且衣 冠文物、礼乐器用等方面有许多标新立异之处，一些典章制度，结合本 国国情，多少有所改革，有所创新，但从总体上和实质上去考察，只不 过是中原王朝典章制度及其封建文化的翻版。正如宋臣富弼所指出： “得中国（宋朝）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 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①。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元昊称帝建国时，党项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制，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其经济基础已经是封建性的，那么，它的上层 建筑，也就不可能不模仿唐宋，属于封建性的。何况元昊统治的地区是 中原王朝控制过的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呢？ 第三节 称帝建国 一、西郊称帝 公元1038 年（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元昊先在兴庆府的南郊， 高高筑起祭台，接着于十月十一日在幽雅的乐曲声中，在众大臣的陪同 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西夏国家正式成立。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 法延祚元年。这年元昊30 岁。 元昊即位后，为了迅速组成能够体现蕃汉联合统治的强有力的政权 机构，及时任命了一批官吏。史载： “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 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逋克成、赏都卧■、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 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②。 元昊任命官吏的名单，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所任官员总数12 人，汉占其7，蕃占其5。表明元昊时期的 蕃汉联合统治，其人员的构成仍以汉人为主，这点与继迁时相反，与德 明时大体雷同。第二，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这表明 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军队牢固地掌握 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权。 元昊称帝后，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 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①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同年十一月，元昊仿效宋朝皇帝，派大臣潘七布、昌里马乞率领兵 马护驾，亲诣西凉府祀神。 公元1039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正月，元昊派遣 使臣给宋仁宗上表章，阐述其祖先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称帝 建国的合法性，要求北宋朝廷承认他称帝建国。其表文云：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 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 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 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之封， 显蒙于割裂。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 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 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 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 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 孝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 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 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 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①。 这表章实际上是西夏立国的宣言。表文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说理明白。 夏国使臣带上表章，经延安辗转到达开封，面呈仁宗，仁宗当然不 予承认。但夏国的存在，并不以宋仁宗的态度为转移，一个朝气蓬勃的 “大夏”国家，已岿然屹立在宋朝的西方，并日益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元昊的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是党项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确立，它对我国 多民族历史的发展，将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二、西夏立国的必然性 西夏的立国并非偶然，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从以下几个方面 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西夏境内分布的各族，包括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几乎一无 例外地都受过吐蕃王朝的统治，西夏统治的地区也大部分是吐蕃王朝统 治过的地区。在吐蕃王朝兴盛时期，各族首领虽然诚惶诚恐，俯首听命， 各族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但在侵掠四邻，尤其是富饶的汉族地区时， 其首领固然可以从中得到较多的掠获物。就是其士卒和部民也多少得到 一些好处。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各族虽然已经摆脱了吐蕃王朝的控制和 压榨，但因地小兵弱，各自为政，加之不断互相残杀掳掠，抵消力量， 无法扩大财富和荣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有今不如昔之感。因此， 他们怀念旧王朝，怀念过去得到的利益。他们力图通过“立文法”去逐 步加以恢复。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到西夏立国前，各族首领差不多都把“立 文法”作为向往和奋斗的目标。其所以如此，因为“文法成，可以侵汉 边，复蕃部旧地”①。“立文法”将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三月乙巳。 西夏国家的建立，正是适应其统治境内各蕃族部落强烈要求“立文 法”、建立国家的愿望的。元昊在立国之前劝父德明“勿事中朝”，认 为向宋称臣纳贡，“所得俸赐”不能满足人口日益增多的各部落的物质 需要和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因此，他主张“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 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从而达到“上下俱丰”②的目的。元昊对 其父德明所说的那番话，正好反映了其境内各蕃族部落，要求在初步统 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国家的愿望。 第二，西夏国家的产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 西夏立国前，横亘于宋夏接壤地带，自仪州（今甘肃华亭县）、渭 州（今甘肃平凉县）、泾州（今甘肃泾原县）、原州（今甘肃镇原县）、 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至灵州、夏州，主要居住着吐蕃族。同时还居 住着党项、羌、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这一带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发展 不平衡。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其 中党项、吐蕃还有所谓生户和熟户的区别。史载： “大约党项、吐蕃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入州城者 谓之熟户，居深山辟这，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③ 这些蕃族有自己的地主阶级，在蕃汉杂处（尤其是“熟户”与汉人杂居 者更多）的情况下，往往发生蕃汉地主争夺土地和农奴的现象。如范祥 在秦州“括熟户田”①，就是汉族地主利用政治权力对蕃族土地的一种暴 力掠夺。 宋政府除了掠夺蕃族的土地外，还推行其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 政策。如宋政府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②。环州 知州翟继思派人到诸蕃部族帐催督熟户和买粮草，“催督者恣为奸欺， 诛求数倍，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③。蕃族由于不堪忍受宋政府的民族 歧视和民族压迫，往往奋起反抗。如秦州“蕃酋药家族作乱，知秦州李 参平定之”④。即使暂时没有叛乱的，对宋也往往离心离德，如环州“蕃 情常怨”⑤，泾原的康奴、灭减、大虫族“常有叛心”⑥。说明西夏的兴 起与立国，正是这种蕃部对宋离心力日益发展的结果。 至于河西地区，元昊虽然用武力征服了甘州、沙州回鹘和凉州的吐 蕃，但他们一有机会就阴谋复辟，企图东山再起。如沙州回鹘，在曹琮 的引诱下起兵反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反映了河西走廊民族矛盾的 尖锐性和复杂性。“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民 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 总之，元昊代表蕃汉农牧主的利益，为了镇压广大农牧民和少数民 族酋豪的反抗，解决蕃汉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引诱宋夏沿边蕃族脱离 ②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③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① 《宋史》卷330，《傅求传》。 ②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③ 《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五月丙寅。 ④ 《宋史》卷330，《李参传》。 ⑤ 《宋史》卷285，《陈执中传》。 ⑥ 《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 宋朝，归顺自己，都需要树立旗帜建立国家，强化国家机器。 第三，累世经营的基础。西夏自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以来， 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意保存实力，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尤其经过继 迁、德明两代的惨淡经营，不仅发展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强了军事实力， 扩大了统治地盘。正如元昊的策士杨守素所云：“国家累世经营，规模 宏远”①。元昊就是在继迁、德明相继奠定的基础之上正式建立西夏国家 的。 第四，具备了立国的外部条件。从宋朝方面看，如众所知，宋太宗 虽然用武力统一了江南，但却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南北两个王朝 的对峙形势，在此情况下，宋朝统治者只好竭尽全力整顿内部，把注意 力放在消灭方镇割据，强化中央集权之上。但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 由于军队的过分集中，使宋朝的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如对辽八十一仗， 只有一次获胜），加之实行“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知兵”。 士兵缺乏训练，从而使军队素质下降，在此情况下，宋政府既不能御敌 于国门之外，也不能有效地组织力量一举歼灭入侵之敌，结果只有屈膝 求和，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以“岁币”的形式拱手奉献给自己的敌人。 至于同宋对峙的辽王朝，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南下侵宋， 使日益尖锐的宋辽矛盾更加激化。 宋辽矛盾的加剧，给西夏统治者以可乘之机。早在李继迁、李德明 时，即利用此矛盾“联辽抗宋”，甚至结为姻亲，“共谋寇难，缓则指 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犄角为倚，首尾相应”②。夏辽结盟、共同 抗宋，使宋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即所谓“一身二疾，不可并治”③。这 种对西夏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构成了元昊立国的外部条件。 第五，西夏的立国是西北地区长期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结果。中唐 以后，全国方镇割据林立。夏州李氏淹有银、夏、绥、宥四州，青唐唃 厮罗割据于河湟，吐蕃占有凉州、肃州，回鹘据有甘州。汉人张义潮、 曹议金先后割据于瓜、沙二州。这些割据势力经过长期冲突、融合之后， 其境内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已经部分完成了自然同化于汉族的过 程，无论其经济和文化都已基本上接近于内地的先进地区，并且逐步采 用封建生产方式。元昊正是在这种经过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蕃汉杂处的 土地上称帝建国的①。 三、建国后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元昊建国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元昊建国前，曾仿照宋朝官制，建立 了一套适合西夏国情的官制。公元1039 年九月，元昊以中书省不能统理 日常事务为由，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其职掌是“考 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②。同时，又将宋朝的二十四司改为十六司，“设 ① 《西夏书事》卷11。 ②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③ 《宋史》卷325，《刘平传》。 ① 参阅拙作：《关于元昊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宁夏大学学报》1996 年第1 期。 ② 《西夏书事》卷13。 十六司于兴州，以总庶务”③。十六司隶属尚书省。西夏官制至此日臻完 善。 元昊所设的十六司名称，据仁宗仁孝时党项人骨勒茂才《蕃汉合时 掌中珠》记载，除设有中书、枢密府外，还没有经略司、正统司、统军 司、殿前司、皇城司、三司、内宿司、巡检司、陈告司、磨勘司、审刑 司、农田司、閤门司、群牧司、受纳司、监军司等带司的机构①。也就是 说，如果加上属于地方的监军司机构，正好为十六司。此外，与司同级 但不带司名的中央机构，还有大恒（汉）历院，宣徽、工院、马院、承 旨，等等。这记载虽属于中晚期官制，但也能从中看出元昊所设十六司 及其整个官制的梗概。 第二，确立朝贺仪式。元昊即位后，其宫廷中的朝贺仪式，除“于 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其他仪式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必要的更动。 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起居”为九日。“凡六日、九日则见 官属”②。朝贺之时，由宰相（必须由党项人担任此职者）领班，文武百 官依次序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凡大臣朝拜时执笏不端，行立逾 矩，有失礼仪者，要受到处罚。 另外，元昊还暗中派人潜入宋境，用重金购买被宋仁宗释放的宫人③ 数人，养在自己宫中，以便从他们那里了解大宋“朝廷刑赏，宫闱阴事④”， 作为制定西夏宫廷规章管理制度参考之用。 第三，培养和重用人材。元昊为了巩固其蕃汉联合统治，除了通过 大力兴办蕃学，培养人材外，还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 识分子，文臣武将。正如宋臣富弼所指出： “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TITLE>归， 如此数人，自投于彼。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以为 谋主①。 在元昊所重用的文臣武将中，其中对元昊的所作所为影响较大者，当推 张元、吴昊。 张元、吴昊原名叫什么？一些研究西夏史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二 人原名久佚”②，或“无从考查”③。其实，吴昊原名虽不可知，但张元 原名为源，似乎有据可寻。李焘《长编》云： “诏陕西都部署司，令张元弟侄张起，张秉彝，张仲经等往塞 下，诱接张源。候还日，优与恩泽??。仍以秉彝为华州长史，仲 经为文学”④。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宋史》卷10，《仁宗本纪》云：“（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女二百七十人”。按：《长编》作二 百七人。 ④ 《西夏书事》卷13。 ① 《长编》卷124，仁宗宝元二年九月丁巳。”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42 页，注17。 ③ 白滨：《元昊传》68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④ 《长编》卷127，仁宗康定元年六月乙未。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张元兄弟二人，均以一字为名，曰源曰起。他有两 个侄儿，均以二字为名，曰秉彝，曰仲经。秉彝，仲经并未因张元投奔 西夏而立即罢官，仍然担任华州“长史”和“文学”的职务。另外，清 人周春《西夏书》云： “元初名源，字雷复”⑤。 不仅肯定他的原名为源，而且还指出了他字雷复。 张元、吴昊祖籍为宋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人。他们年轻时胸怀坦荡， 性情豪放，尤其是张元，常“以侠自任”⑥，并做了一些助人为乐、行侠 仗义之事。 张元、吴昊与姚嗣宗“相友善”，而且都少年气盛，颇有才华，“负 气倜傥，有纵横才”①。当时盛行科举制度，张元、吴昊也像其他许多知 识分子一样，本想十年面壁寒窗，一步一步地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等 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们在科场上却一再碰壁。“累举 进士不第”，“落魄不得志”，心中积满了怨气。“无以自伸”，因此， 他们经常借酒消愁，“托兴吟咏”。如张元作咏鹦鹉诗云：“好着金笼 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②。以此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 他们在科场失败之后，并不甘心醉生梦死，幽游度日，老死空林。 时值元昊图谋称帝建国，宋西北边防吃紧，他们决定投笔从戎，投奔到 宋边帅大营，谋个一官半职，报效国家。他们来到边帅驻地，边帅虽然 召见了他们，但在是否留用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张元、吴昊见此情况， 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径走西夏”。等到边帅觉察，派骑兵追赶，未 能赶上，只好表奏姚嗣宗为其幕僚。 张元、吴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夏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市）。 他们在城外一家酒店整天饮酒，故意将其姓名改为张元、吴昊，在酒店 墙壁之上大书“张元，吴昊来此饮酒”。他们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被 兴庆府的巡逻兵看在眼里，于是出其不意地将他们捉拿去见元昊。元昊 先问他们为何要擅自来到夏国，接着又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大胆地犯讳称 元称昊？二人大声回答道：“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③时元昊虽然 称帝建国，但给大宋的表章仍用宋的赐名——赵。元昊闻此，张口结舌， “竦然异之”①，决定给他们授以官职，加以重用。 张元、吴昊自1037 年（宋景祐四年）投奔夏国，到1044 年（夏天 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十二月，张元去世，首尾8 年。在这期 间，他们对元昊大政方针的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史称“夏人以 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②。说立国规模多二人导 之，似乎查无史据，但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则有史可据。“西夏曩宵 ⑤ 周春：《西夏书》卷3，《臣传·张元吴昊》。 ⑥ 《闻见近录》12 页，知不足斋本。 ① 洪迈：《容斋三笔》卷11，《记张元事》。 ② 陈鹄：《耆日续闻》卷6。 ③ 岳柯：《桯史》卷1，《张元·吴昊》。 ① 岳柯：《桯史》卷1，《张元·吴昊》。 ② 王仁俊：《西夏文缀》卷1。 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③。事实上张元不仅煽动元昊叛 宋自立，而且还鼓动元昊夺取宋朝领土，亲自为元昊规划过入寇宋朝的 总方略。 “国有征伐，辄参机密。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 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宋朝）一身二疾，势难 支矣”④。 可见，联结契丹，夹击宋朝，先取宋关中之地，然后直捣长安，这便是 张元为元昊所规划的入寇宋朝总方针。这个方略，完全符合元昊的“小 则恣行寇掠，大则侵夺封疆”的早已胸有成竹的构想。元昊称帝建国后， 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宋战争，正是在这一入寇总方针指导下进行的⑤。 第四节 宋夏战争 一、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原因 公元1038 年元昊称帝建国，按理元昊也应像我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 那样，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 的社会经济上，但元昊没有这样做，而是立即发动了一连串的对宋战争， 其中大战三次，使西夏人民蒙上了深重的战争灾难。 为什么元昊在立国不久即发动对宋战争呢？ 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6 册西夏专章在分析宋夏战争的 起因时指出： “新建的夏国，处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这不能不和宋、辽 发生冲突。” 由于这种分析过于简略，我们无法从中看出这次战争的必然性。实际上， 元昊之所以发动对宋战争，并非偶然，而是既有内因又有外因。 从西夏方面去看，有以下四点：首先，由于党项贵族的贪欲所引起。 元昊立国前后，随着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新兴的农、牧 地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对财富日益增长的贪欲，扩大其已经感觉不够的 领土，需要发动一场旨在掠夺扩张的战争，这从元昊劝其父德明“勿事 中朝”，背宋自立即可看出。这是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二，在“国中数有叛者”①的情况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视线，消 灭异己，提高国威，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也需 要同宋决一雌雄。至于宋仁宗对待元昊的错误做法，则直接加深了宋夏 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如前所述，元昊称帝建国后，曾上表要求宋朝承认 他所建立的西夏国家，但宋仁宗不但不予承认，反而采取了粗暴的敌视 态度。史载： “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 即为定难军节度使”①。 ③ 《容斋三笔》卷11，《记张元事》。 ④ 《西夏书事》卷17。 ⑤ 参阅拙作：《张元、吴昊事迹考评》，1982 年《西北史地》第2 期。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129，《西夏一》。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这种做法，不但无补于解决日益紧张的宋夏关系，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 成为元昊发动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 第三，具备了发动战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西夏自德明以来，社 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禾 黍云合”②的丰盛景象；另方面，西夏通过同宋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 正如韩琦、范仲淹所指出： “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 货所归，获中国（指宋朝）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 为乱”③。 说明德明以来通过贸易所积聚的财物，为元昊发动战争做好了物质上的 准备。 第四，张元、吴昊的图谋和策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爆发起了火上添 油的作用。张元、吴昊是怎么鼓动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呢？史称： “（张元、吴昊）以刘元海、苻坚、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 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④。 在张、吴的策动下，元昊不断兴兵侵犯宋朝边境。“朝廷困西兵十二年， 皆二人之力”⑤。 从宋朝方面去看，宋自真宗之后，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到了仁 宗、英宗之际，更是“因循姑息”①、“群盗蜂起”②、内外交困，国防 空虚。这种情况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 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从表象上去 看，宋朝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二、宋夏陕西之战 所谓宋夏陕西之战，指北宋仁宗年间，发生在陕西境内的著名三川 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砦之战。下面对这三次规模较大的战役分别 加以阐述。 1.三川口之战 公元1040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元昊 集中了10 万人马的优势兵力，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所谓三川口， 在今陕西省安塞县东，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的汇合处。这次战 争的激战地点虽然在三川口，但元昊的主攻目标却在延州。延州（今陕 西延安）是宋朝西北的边防重镇。元昊为什么要选择陕西延州作为主攻 目标？这得从宋夏两国的国界说起。在西夏南部边界与宋毗连相接之 处，有一条横山山脉。该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在东到麟州（今 ②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 ④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⑤ 张端义：《贵耳集》卷中。 ① 《宋史》卷302，《鱼周询传》。 ② 《宋史》卷320，《余靖传》。 ③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陕西省神木县北）、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境），西至原州（今甘肃镇原 县）、渭州（今甘肃平凉）2000 余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宋夏天然 分界线，称为“山界”。自元昊建国之后，宋夏两国均沿着横山一线积 极布防。元昊为了突破宋军防线，经过多次试探性的进攻和派人侦察， 终于摸清了宋朝整个西北边防的情况。宋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 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后设环庆路），边砦排列甚密，且有宋宿将刘 平、赵振等把守，加上“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①，很难打开缺口；泾 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后设泾原路），壁垒坚 固，屯兵颇多，尤其是戍守于这一带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②，元 昊以此为突破口，也不能稳操胜券。至于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 甘肃临夏西南）一带，有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并与宋结成联盟，牵 制西夏。唯有陕西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后置鄜延路，延州 即为该路的治所）。“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士兵 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③。加上延州知州范雍怯懦无谋，延 州外围金明寨守将都巡检李士彬贪暴愚顽，部下怨声载道。相比之下， 是元昊比较理想的和稳操胜券的突破口。 这次战役，西夏由元昊亲自担任总指挥，宋方由延州知州范雍负责 全面防守。 这次战争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小阶段： 第一小阶段为计取金明寨。元昊要想攻占延州，必须首先拿下延州 北面的重要军事据点——金明寨。镇守金明寨的将领为党项族首领金明 都巡检使李士彬。士彬是一位勇猛过人的宿将。他率领的18 寨羌兵，近 10 万人。被延州人称为“铁壁相公”。是一支只可智取，不可硬拼的劲 敌。元昊为了拔除这颗钉子，大体上采取了如下对策：首先行反间计， 试图借宋人之手，轻取李士彬首级。他派人捎书信、锦袍、金带投置金 明县境上。书信大意是说同李士彬相约叛宋。不料该反间计被鄜延副都 部署夏随识破。当有人怀疑李士彬对宋不忠时，夏随即辩解道：“此夏 人行间耳，士彬与羌世仇。若有私约，通赠遗，岂使众知耶”？① 其次，行诱降之计。反间计失败后，元昊暗中派人到金明寨，许以 高官厚禄，劝其投降。不料士彬斩使拒降，此计又成泡影。 第三，行诈降之计。元昊先遣党项部众诈降李士彬。士彬将此事禀 知延州知州范雍，并建议将这些请降者迁徙到南方，范雍命厚赏金帛隶 属于士彬麾下，于是继降者络绎不绝。这等于在士彬营垒里安上了定时 炸弹。于是元昊又派衙校贺真到延州诈降，很快取得范雍信任。贺真到 金明与诈降士彬的党项部众取得联络，随时准备内应。 第四，行骄兵之计。元昊命夏军将士与李士彬的军队相遇时，故意 不战而退。并扬言道：“我等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地也”②。士彬闻 之，果然喜形于色，更加骄横，不可一世。遇部下偶有过失，则严刑拷 ① 《西夏书事》卷13。 ② 同上。 ③ 《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 ① 《宋史》卷290，《夏随传》。 ② 《西夏书事》卷13。 问，弄得部下怨声载道。 公元1040 年正月，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用猝不及防的突击战 术，出兵包围金明，并发起猛攻。原诈降的士兵，群起响应。当时李士 彬居黄堆寨，闻敌至急忙披挂准备迎敌，向左右索马，随从牵弱马让其 骑坐，无法冲出包围，被内应者执送元昊，其子李怀宝也一同被擒。 第二小阶段为决战于三川口。元昊攻占金明之后，乘胜进攻延州。 延州故城丰林县，其城为赫连勃勃所筑，故又名赫连城。延河直贯其中， 将延州一分为二。因其城墙依山而筑，故易守难攻。时延州城内只有钤 辖内侍卢守勤率领的士兵数百人。可谓兵力单薄，孤城难守。延州知州 范雍为了守住该城，急忙发出檄令，要求驻在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率 兵增援延州。刘平率领3000 士卒用了4 天时间自庆州赶至保安军，按照 原定计划应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会合，一起向土门进军。这时接到范 雍援救延州檄令。急忙昼夜倍道兼行，刘平军在前，石元孙军继后。行 至三川口以西10 里处安下营寨，并遣骑兵先趋延州夺门。 范雍在檄调刘平、石元孙增援延州的同时，还命令鄜延都监黄德和， 巡检万俟政、郭遵等各将所部前来与刘平、石元孙会合。于是五将合步 骑万余，结阵向东行5 里至三川口。此时的宋军已完全陷入元昊预设的 埋伏圈内。西夏军队列阵包围攻击宋军，刘平指挥宋军奋力迎战，杀声 震天。激战中主将刘平左耳右颈受伤，宋军怯战。元昊抓住战机，乘日 暮以轻骑兵袭击宋军，宋军不能抵御。时黄德和居后阵，见宋军退却， 便率部先遁，宋军大溃，郭遵率部队奋力拼杀，战死。刘平率残卒且战 且退，退至西南山下，设七道栅寨固守。入夜，元昊派人向寨中问道： “主将安在”？刘平命令宋军不准答应。夜四鼓之时，元昊命士兵围寨 大呼：“如许残兵，不降何待”！①黎明，再一次派人大声呼叫道：“汝 降乎！不然当尽死”②。刘平令士兵自山后发起攻击。不幸战败，与石元 孙同时被俘。三川口之战以夏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第三小阶段为元昊被迫撤军。元昊于三川口大捷之后，即集中主力， 准备进攻延安城。知州范雍见援军被歼，孤城难守，举止失措，在绝望 中求神庇祐。延安被围困了一个星期未能攻下。此时，元昊得到一连串 夏军战败的消息，宋麟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砦主张岊袭破浪黄、党 儿二族，军主敖保被杀，并代钤辖王仲宝率军进入贺兰山谷。蕃将逻逋 被宋军战败于长鸡岭。加上正遇天降大雪，朔风怒号，寒气袭人，夏军 缺少御寒衣物，无心再战，在此情况下，元昊下令撤军，延安之围被解。 2.好水川之战 公元1041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二月，元昊再一 次发动对宋进攻。这次主攻的目标是属于秦凤路的渭州（今甘肃平凉）。 而双方的决战地点则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又名甜水河，在今宁夏隆德 县北。川水自东而西流入葫芦川，全长约60 余里）。这次战役宋方的最 高司令官为夏竦，西夏方面仍然是元昊。 战前双方的态势大体上是这样：西夏方面元昊自撤离延州之后，将 大军驻扎在金明，打算以金明为基地，在扫清后路之后，再一次发动对 ① 《宋史》卷325，《刘平传》。 ② 《西夏书事》卷13。 宋_________的进攻。五月，元昊率军进攻金明以北200 里处的塞门砦，塞门砦主 内殿承制高延德、兵马都监王继元，在坚守5 个月之后，因粮尽援绝而 率众弃城逃走。元昊率军截击，王继元战死，高延德被俘。接着，元昊 乘胜攻占安远寨，并分兵夺取栳栳、黑水等砦。从此，元昊控制了横山 以南至延州一带的大片地方。宋西北边防因失去屏障而更加易攻难守 了。 宋朝方面，三川口战败的消息传到北宋朝廷时，满朝文武大臣为之 震惊，手足无措，但经过一阵震惊之后，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宋夏对垒的 严重性，决心改弦易辙，积极布防，采取了如下应急对策和措施。 首先，宋仁宗撤换了败军之将范雍，将他贬知安州。对临阵逃脱的 黄德和处以腰斩之刑，枭首于延安城下，对于三川口战役中的有功和阵 亡将士，则封官进爵。如赠刘平为忠武军节度使兼侍中，石元孙为忠正 军节度使兼太傅（其实，刘平、石元孙并未阵亡，而是束手就擒，详前）； 李士彬为宿州观察使，子怀宝为右千牛卫将军。 其次，调整边帅人选。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 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措置陕西的军事防务。同时让 他们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即由夏竦负责全面指挥，范仲淹具体负责主持 鄜延路，韩琦主持泾原路。在对西夏的战略问题上，韩、范2 人主张是 各不相同的。韩琦主张应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范仲 淹则主张先巩固自己的防务，然后进取绥、宥，占领茶山、横山，认为 只要能控制这一战略地带，就能有效地阻止西夏的侵扰活动。但宋仁宗 采纳了韩琦的主张。 第三，积极备战。如增募兵员，收括驴马，在陕西境内普遍修筑城 池。甚至在潼关设防。参知政事宋庠“请于潼关别添使臣兵甲，严设守 备，诏如其请”①。同时，打算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准备随时放弃关中。 第四，遣使联络青唐唃厮罗，促其出兵助战，牵制西夏。如宋政府 先派左侍禁鲁经，前往邈川联系唃厮罗，“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 二万匹”②。相约出兵灭亡西夏后，即予高官厚禄。“如能有心荡灭得吴 贼，即当授卿银、夏等州节制”③。并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出使青唐，“见 唃厮罗授以爵命”①。企图用爵禄笼络唃厮罗，让他为宋王朝牵制西夏效 力。 尽管赵宋统治者进行了种种的积极备战，但丝毫也不能阻挡元昊新 的军事进攻。 公元1041 年二月，元昊亲自率领10 万大军自天都山出发，深入宋 境准备同韩琦统领的泾原路主力决战。这时韩琦正在高平（今宁夏固原 北）巡边，听说元昊率领大军经三川砦已经到达怀远城（今甘肃平凉以 北），于是急忙赶到镇戎军，集合军队数万，交大将任福带领。同时命 耿傅任参谋。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 都监王珪各率所部，在任福的指挥下，并力抵御夏军。为了确保对夏战 ① 《宋会要辑稿》第185 册，《兵》27 之26。 ② 《宋史》卷492，《吐蕃传》。 ③ 《宋会要辑稿》第199 册，《蕃夷》6 之3。 ① 《梦溪笔谈》卷25。 争的胜利，韩琦召见任福面授机宜。他要求任福率军趋怀远城向西到德 胜砦，向南到羊牧隆城，迂回敌后，以逸待劳据险伺机伏击，断其归路。 临行前，韩琦再三嘱咐道：“苟违节制，有功亦斩”②。 元昊到怀远城，谍报宋大将任福带兵北来，于是命令大军利用夜色 朦胧，向西南方的羊牧隆城推进，在羊牧隆城南、瓦亭川东山地摆好阵 势，等待任福的到来。 大将任福和先锋桑怿、参军耿傅等率领轻骑数千，越过六盘山，到 达笄头山西麓时，遇上镇戎军西路巡检常昆、巡检内侍刘肃与夏军战于 张家堡南，旋即参加战斗，斩首数百级。夏军弃马、羊、骆驼假装败北， 桑怿、任福从后追赶。 当晚，任福、桑怿军屯好水川，朱观、武英等军驻笼头山北的笼络 川（为好水川支流）。两军隔山相距5 里，约明日会兵川口、全歼夏军。 伪败的夏军，故意保持四五里的距离，引诱宋军追赶。任福不知是 计，分兵两路，朱观军在北，任福军在南，沿好水川穷追不舍。一直追 到笼竿城北，进入了夏军的包围圈，这才发现已经中了元昊的诱兵诡计。 任福、桑怿等为了冲出包围圈，率军沿好水川西行，出六盘山，在 距羊牧隆城5 里处准备布阵应敌时，有士兵自路旁拾得五、六只泥盒， 封闭严实，内中有跳动的声音。任福命士兵打开，但见百余只悬哨鸽子 腾空而起，盘旋于宋军之上。元昊知宋军中计，决定采用分割包围的战 术消灭宋军。命将军克成赏率领洪州所部5 万人马包围驻扎在南山东面 的朱观、武英等部宋军。自己率领亲军与窦惟吉所率领的灵州部队包围 任福、桑怿、刘肃等军。任福等率军决一死战。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 军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渐渐不支。任福下令突围，宋军左冲右突，未 能破围而出。桑怿、刘肃力竭战死。任福被夏军团团围住，身中十余箭， 小校刘进劝福投诚自免，福叹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① 于是挥动四刃方铁锏，挺身决斗，身上血流如注。接着，左面部又中一 枪，福无法继续战斗，以手自扼咽喉而死。其子怀亮也战死。 在任福军被围困的同时，朱观、武英的军队也在东面被包围。两军 隔山虽然只相距5 里，但却失去任何联系，彼此不知对方情况。夏军分 左右两翼包围朱观、武英，幸好王珪率领4500 步兵从羊牧隆城增援，渭 州都监赵津率领2200 骑兵自瓦亭堡增援，才摆脱被围的困境。 当四将合兵一处，向夏军阵地发起攻击时，元昊率西面大军自背后 杀来。宋军顿时因腹背受敌而大乱。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 宋军死伤7 万，惟副将朱观率领1000 余人，退守一处围墙之内，四向纵 射，等到夜幕降临，夏军退去，因而得以保全下来。 这次战争，宋军损失惨重，任福以下几十名将校全部战死。败报传 到朝廷，群臣交章弹劾夏竦，宋仁宗撤去了夏竦的总指挥之职务。韩琦 上章自劾，被贬至秦州任知州。同时，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 王珪、赵津、武英、桑怿等皆赠官，以示褒奖。 这次战争，张元也跟随元昊参与机谋，战斗结束后，张元奉命于界 上寺壁题诗云： ② 《宋史》卷312，《韩琦传》。 ① 《宋史》卷325，《任福传》。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①。 诗的下面写着“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该诗虽然 是对夏竦、韩琦的挖苦及对宋朝的蔑视，但也反映了西夏君臣的踌躇满 志和喜形于色。 3.定川砦之战 公元1042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元 昊再一次发动了对宋朝较大规模的战争。这次战争的主攻目标为镇戎军 （今宁夏固原）。决战地点在定川砦。定川砦在镇戎军西北面。“西控 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赵林砦二十里，西南仪 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山砦五十里”②。表明该砦形势险要。 战前双方态势：西夏方面，好水川之战以后，元昊将他的军队驻扎 在天都山。在那里经过几个月的休整补充之后，旋即转攻属于河东路的 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和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由于宋军死守，进行 顽强的抵抗，未能攻下。于是转攻长州（今陕西府谷县北）。在攻克丰 州后，再回师围攻麟、府二州。元昊派兵绝其粮饷，断其水源，使二州 朝不保夕，幸好宋并代钤辖张亢来到府州，与张岊兵合，防守麟、府二 州。并接连打了胜仗，才使二州转危为安。 宋朝方面，自好水川战败之后，宋政府完全采取守势。为了加强西 北防务，宋政府将陕西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相当于今 天的军区）。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 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边缘招讨使，分区守防，各专其职，负 责各路军事。 四路之中，以泾原路为薄弱环节。原因是由于该路“川平原阔”①， 无险可守。正如泾原安抚使王尧臣所指出： “至陕西，见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则不 然??。盖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虽 有城寨，多居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②。 这就是元昊接连发动对宋战争，每次都选择了泾原的原因。 至于这次元昊选择泾原路，除了地势对他有利之外，还因知渭州王 沿，既不熟习边事，又无军事指挥才能。选择这样的地方为突破口，是 比较理想的。 公元1042 年闰九月，元昊的宰相张元建议进军路线可定为自天都山 出发，向南攻占镇戎军，然后经渭州东南深入关中地区。张元道： “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 使不得出 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①。 元昊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天都山点集兵马10 万，分东西两路进军。一路 出刘璠堡（今宁夏海原西南），一路出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北）。分 ① 《西夏书事》卷15。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18，《边防门》。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② 《长编》卷139，庆历三年正月丙子。 ① 《西夏书事》卷16。 进合击，会师镇戎。 渭州知州王沿闻夏军自天都山倾巢出动，急忙派泾原路副总管葛怀 敏率兵据瓦亭砦阻击夏军。按照王沿的原定布置，葛怀敏应在第背城安 营扎寨，诱敌深入，伺机进击。葛怀敏率领缘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等4 将至瓦亭砦未遇夏兵，于是便不按王沿的部署，擅自领兵向养马城进军。 同时，镇戎军统领曹英，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镇戎军都监 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也领兵前来会合。此时谍报元昊军已进入镇 戎军界，部将赵珣对怀敏道： “贼远来，利速战，其众数倍，锐甚。为今之计，且以奇制之， 宜依马栏城布栅，扼贼归路，固守镇戎以便饷道，俟其衰击之，可 必胜。不然，必为贼所屠”②。 但葛怀敏不听，下令兵分四路。向进、刘湛出西水口，泾原路都监赵珣 出莲花堡（今甘肃隆德西），曹英、李知和出刘璠堡。葛怀敏率领一支 军出定西堡，四路并进，会师定川砦（固原北、葫芦河西）。 葛怀敏的这种军事部署，正好是元昊所希望的。因为元昊为了诱敌 深入，已在定川砦做好了埋伏的一切准备，单等怀敏主力的到来。 元昊为了全歼宋军，还派军烧毁定川砦后面定川河上的木桥，断绝 宋军退路。又派人断绝流入定川砦的水道，使宋军无水可饮。 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元昊亲率优势夏军，将屯集于定川砦的葛怀 敏军队重重包围，分割歼灭。元昊先以锐兵冲击葛怀敏中军，被击退。 接着，向曹英军发起攻击，忽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曹英军阵乱溃败， 向西南砦内逃避。葛怀敏军见此情况，也争相强奔入砦。元昊抓住战机 挥军掩杀，宋兵自相践踏，曹英受伤，怀敏被士兵蹂践得一度昏死过去， 良久方苏。幸好此时赵珣骑兵赶到，杀退夏军，怀敏等才得以进入瓮城 之内。 当天夜晚，元昊派士兵手持火把到城墙外西北角向惊魂未定的葛怀 敏喊话：“尔得非部署听上点阵图者耶？尔善屯军，乃入我围中，今将 何往”①？夜一更天，葛怀敏召开军事会议，让诸将商议向何处突围，最 后决定“结阵走镇戎军”②。 葛怀敏率军退至长城边上，不料壕路已被元昊截断，这才发觉又陷 入元昊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宋军遭到夏军的四面攻击，葛怀敏及诸将 曹英等16 人皆战死。宋士兵 9400 余人，马600 余匹，均成了元昊的战 利品。葛怀敏子宗晟与郭京、走马承受王昭明、赵政等还保定川。 元昊取得定川砦大捷之后，紧接着率领大军直捣渭州。攻破栏马、 平泉（今甘肃平凉境）2 城。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最后满载而归。 元昊在胜利进军途中曾张贴榜文，告谕关中军民。令张元做露布，有“朕 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一种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跃然纸上。 当定川砦之战宋军惨败的消息传到首都汴京之时，宰相吕夷简感到 ②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①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闰九月癸巳。 ② 同上。 震惊，慨叹道：“一战不如一战，可骇也”①。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西夏对宋战争三战三胜，战果辉煌，但在胜利 之后，西夏并未乘胜追击，攻占关中地区，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是什么 原因呢？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认为： “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 渊、石勒之才也”②。 这显然不是中肯之论。实际上，那是由于元昊的行动受到下列各种因素 的制约。 从西夏方面看，首先，人民不让元昊将这场不义战争继续打下去。 如前所述，元昊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大量掠夺财富，以满 足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的贪欲，但战争的结果，“所获不偿所费”③，不 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沉重的兵役和徭役 将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宋朝关闭边境榷场，停止和市贸易，使 西夏人民“饮无茶，衣帛贵”④。深感今不如昔，“国中为‘十不如’之 谣以怨之”⑤。在“上下困乏”⑥，元昊“知众之疲，闻下之怨”⑦的情况 下，是不会贸然向关中进军的。 其次，西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痕，矛盾重重，也不允许元昊继续 打下去。 元昊立国之初，为了获得党项贵族的支持，在对宋战争的一些决策 问题上，往往召集部落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但随着元 昊独断专行的加强，必然要使元昊同党项部落首领之间矛盾的激化。元 昊为了发展中央集权，对于那些反对者往往“峻诛杀”，“左右用事之 臣有疑必诛”①。这样做固然可以大权独揽，集权中央，但当“诸部大人 且尽”②之时，元昊也就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困境，无力进兵关中，只好罢 兵求和了。 从宋朝方面看，陕西边防的加强，有力地制止了元昊进一步的军事 进攻。这首先表现在军事实力的加强。史载： “（元昊）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 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③。 四路驻扎中央禁军近20 万，加上地方弓箭手和蕃兵约有30 余万，这对 元昊的牵制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从根本上改变了指挥人才庸懦无能的状况。通过三大战役的 锻炼，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军事指挥人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② 王夫之：《宋论》卷41，《仁宗》。 ③ 《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 《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丙子。 ⑦ 《长编》卷136，庆历三年正月乙卯。 ① 《西夏书事》卷17。 ②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③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 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以枝梧 （抵抗）矣”④。 说明战争锻炼了陕西边将和人民，并从中涌现出了不少战将和勇士。 第三，增加了陕西边防的经济力量。通过招募弓箭手，屯田养兵， 且耕且战，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部分解决了陕西驻军的兵饷粮运 问题。欧阳修指出： “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敕宣毅、保捷 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 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 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臣服”①。 说明宋在陕西的屯田，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人工的藩篱和屏障，对于阻止 元昊的进兵关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西夏同其邻国——吐蕃的关系看，据有今青海省东部和甘南一带 的唃厮罗政权，虽然父子分裂，各据一块地盘，势力不如从前，但仍与 宋结成联盟，对元昊进兵关中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自元昊梗命，终 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罗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②。 从西夏的盟邦——辽国看，当时辽夏关系已经恶化，辽不再支持西 夏继续对宋战争。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宋夏战争期间，辽乘机向宋提出 割让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和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以南十县之地。宋 朝虽然没有割让土地，但答应每年增加银10 万两、绢10 万匹。辽得到 这经济实惠后，反过来劝西夏停止对宋战争。从而激怒了元昊，引起两 国关系的恶化。在辽夏关系恶化，西夏失去辽的政治声援的情况下，如 果继续对宋战争，那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的。 此外，从统治者经常采用的两手——战争与和平，究竟哪一手对元 昊有利呢？显然，继续战争前途未卜，后果不堪设想。结束战争，同宋 签订和约，“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①。西夏将能从宋朝那里获得诸 如银、绢、茶叶以及榷场和市贸易等经济利益。同时，对西夏恢复战争 创伤，发展社会经济也是非常有利的。 三、夏胜宋败的原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国力，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西夏为小国 寡民；论兵力，宋仁宗时有军队125 万，而西夏仅有50 余万。无论从版 图、人力、物力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 却是夏胜宋败，其原因是什么呢？ 元昊在发动这场战争时，西夏刚刚建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 统治者充满着革新和务实精神。他们立官制、定军制，扩大军队来源， 健全军事指挥机构，并集军权于中央，从而较好地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指 挥功能，军队数量虽然不如宋朝，但军队的质量和指挥方面却占有明显 ④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① 《文献通考》卷15，《兵考》。 ② 《宋史》卷295，《孙甫传》。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的优势。 宋朝与此相反。“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②，举国上下，“人情玩习 而多务因循”③，“天下空虚，全无武备??体弱势危，可忧可惧”④。 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宋朝军队的数量虽多，但质量不如西夏。宋臣丁度 对比宋夏军队的质量时指出： “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不如也。隘险倾侧，且 驰且射，中国之技不如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如也” ①。 这种三不如的结论，尽管很不全面，但仍不失为平允和中肯的。 战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是西夏赢得这场战争的有力保证。元昊 战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彻底摧毁河西地区的割据势力，以便全力同宋对垒。公元1034 年（宋 景祐元年，夏广运二年）元昊出兵击败回鹘，彻底完成河西统一，这对 于进一步同宋决一雌雄，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用兵中原无后顾 忧矣”②。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割据于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的吐蕃唃厮罗“制 其后”，出兵攻打兰州诸羌，向南攻占马衔山等地，筑城留兵镇守，以 便“（断）绝吐蕃与中国相通之路”③。 于宋夏沿边山险之地，大修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 入寇之谋”④。 派遣使者深入宋地，名义上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实际是“欲窥河东 道路”⑤，即打探由宋河东入侵的路线。 为了孤立宋朝，争取宋境内的党项羌背宋，里应外合，“阴诱属羌 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导”⑥。说明元昊的暗中策反在一些 地区取得了成功。 及时召开党项部落酋长会议，讨论入寇宋朝方略，同他们歃血盟誓， “（相）约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门寨、赤城路三道并入”①。对于那 些反对者严惩不贷，“诸酋有谏者辄杀之”②。 总之，元昊战前所做的充分准备工作，同宋朝处于“我无边备”③的 被动挨打状况，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宋方的种种失误是西夏获得胜利的根本 ②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 ③ 《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壬寅。 ④ 《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亥。 ①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 ④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⑤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⑥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① 同注③。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原因。 西夏方面作为指导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元昊，自幼熟读兵书，心娴 韬略，年轻时即带兵打仗，长期的战争锻炼使他成为西夏历史上最杰出 的指挥者。他结合西夏国情摸索出一套克敌制胜的用兵之法。宋人将它 概括为“包藏变谲，图全择利”④，“先谋而后战，啬财用，爱惜人命” ⑤，他的这一套，为此后的西夏统兵者所遵循。“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 昊之法”⑥。 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表现在同宋对垒的战略方针之上。 欧阳修云： “（元昊）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 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 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 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 如此相待，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 调■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此兵法所谓不 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自初僭叛，媪书已上，逾年不出，一 出则其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不杀，此其凶谋所畜， 皆非仓卒者也”①。 可见，元昊对宋战争确有一套灵活的多变和比较完整的方略。 其次，突出表现在对陕西三次战役的正确指导之上。元昊是怎样正 确地指导这些战争呢？根据宋人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为时出偏师，先发制人。元昊根据当时宋朝西北边防线自东 至西长达2000 余里的特点，时出偏师以困扰之，使宋朝分兵处处设防， 防不胜防。司马光把元昊的这种战术叫做“先发制人之术”。并认定这 种战术是从周世宗那里学来的。元昊之所以常常获胜，就是因为运用该 战术使宋由逸变劳，西夏则化劳为逸，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夫兵分 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 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②。 其二，为主动有次，先易后难。正如集贤校理余靖所指出： “臣观贼昊虽曰小羌，其实黠虏。其所举动，咸有次序。必先 剪我枝附，坏我藩篱，先攻易取之地，以成常胜之势??此乃贼知 先后之计也”③。 试举例以证之。如金明寨离西夏最近，其守将李士彬骄傲轻敌，故用诈 降之计，里应外合以取之。接着，见丰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形势孤 立，援兵难集，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出兵攻取。后来又发觉泾原路将 帅庸懦无能，于是率大军深入宋地，接连获胜。 其三，为择有利地形以深入，据胜地以诱宋师。在择有利地形方面， ④ 同上。 ⑤ 赵汝愚：《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⑥ 《诸臣奏议》卷140，《边防门》，张舜民：《论进筑非便》。 ① 《长编》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 ② 《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③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 如元昊三次亲率大军深入宋地，一不从秦凤路，二不从环庆路，三不从 鄜延路，唯独选择泾原路，就是因为该路地势平坦，“略无险阻”①，有 利于西夏骑兵的进攻，且地当要冲，一经突入，势难阻挡。 在择胜地设伏以诱宋军方面，元昊所指导的陕西三次战争，都是因 为运用了该战术而取胜的。正如宋臣王尧臣所指出： “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败之由，皆为贼先据胜地，诱致 我师，将佐不能守险击归，而多倍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 战，贼始纵铁鹞子冲突，继以步奚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 此主帅不思应变以惩前失之咎也”②。 这段平允而中肯的分析，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其四，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宋军。就宋朝在陕西布防所投入 的兵力，及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看，宋最多时为40 万，西夏为10 万。 也就是说宋军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但就每次战役宋夏双方集中的 兵力看，西夏在数量上又往往占了绝对的优势。如好水川之战，西夏并 兵一路而来，集中了10 万军队，而宋由于战线太长，处处设防，兵力分 散，总共集中不到2 万人。三川口之战和定川寨之战，西夏军队同样占 了压倒的优势，在“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③，众寡悬殊，强弱 势异的情况下，加上宋军骄傲轻敌和将领的贪功冒进，宋军的失败就成 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为及时刺探情报，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元昊早就重视 对宋朝各种情报的搜集，尤其注重派遣间谍刺探宋朝军情。正如宋臣田 况所指出： “自古用兵，未有不用间谍而能破敌者也。昊贼所有谍者，皆厚其 赏赂，极其尊宠，故窥我机宜，动必得实”① 间谍所得情报对于元昊制定对宋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无疑起了重要的作 用。 与西夏的情况相反，宋朝指导战争的失误和弊病较多。主要有以下 四个方面： 其一，为命将非人。从指导三次战争的最高司令官看，范雍、夏竦、 韩琦、范仲淹等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当 行阵，为士卒先”②。其中尤其是范雍、夏竦很不称职。史载： “范雍在延州，屡贪小利，贼遂激怒其众，执以为辞”④。 范雍的贪功生事，为元昊的入侵宋朝找到了藉口，可谓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继范雍之后的夏竦，除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好 色和享乐。正如台谏交章抨击时指出： “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 ① 《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②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七月癸丑。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乙亥。 ①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戌。 ② ④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已。 常出巡边，置侍婢中军帐下，几至军变”③ 真可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从具体负责指挥冲锋陷 阵的将校看，他们虽然出身戎武，但同样是一些庸碌无能“暗懦险贪”① 之辈。如参加三川口之战的宋将刘平“勇而无谋”②；负责好水川之战的 大将任福“论其才力，只一卒之用”③；具体指挥定川寨之战的宋将葛怀 敏，更具“以善承迎得虚誉”④，“猾懦不知兵”⑤。由于参与作战的宋 方将领大多“空疏阘茸”之徒，“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⑥。 其二，为兵不习将，将不知兵。正如宋臣韩琦所指出： “（陕西）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 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 至败恤”⑦。 以未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屡战 屡败，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为兵分势弱，互不应援。由于陕西边防战线太长，需要扼守 要冲的地方很多，因而兵分势弱，被动挨打。韩琦、范仲淹在论述这一 弊病导致战争失败时指出： “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 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 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或忽 而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 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① 他们的精辟分析，可谓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即使已经集中的军队，大敌当前，其领兵将领也往往互不为援，从 而导致战争的失败。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军政的腐朽。 其四，为不察彼己，如坠云雾。在宋夏的间谍战中，宋方间谍由于 无厚赏，所得情报多不真实。因此，指挥作战的将领对西夏的真实情况 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耳目闭塞，几乎成了盲人瞎马，如坠云雾之 中。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军之所以贪功冒进，其原因固然 颇多，但与领兵主将对元昊设伏以待的情况一无所知，不无关系。 以上仅就宋夏双方指导战争的得失利弊去分析夏胜宋败的原因。如 果我们再从每一次战役去做更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就能找出更为具体的 原因。如定川寨之战，从宋朝指挥方面去看至少有如下失误： “定川之败，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离开 远堡北，不入镇戎军，由西南直移养马城，二失也。自养马城越长 ③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三月乙巳。 ① 《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戊申。 ② 《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戊午。 ③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丁酉。 ⑤ 《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癸卯。 ⑥ 《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甲寅。 ⑦ 韩琦：《安阳集》甲集，《家传》卷2。 ①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见贼不能尽死，四失也”②。 四失之所以产生，固然与统兵将领葛怀敏“贪功冒进”有关，但更主要 的是由于他暗于知兵所造成。 四、战争的后果和影响 这场战争给宋夏双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由于三大战役都发 生在宋朝陕西境内，在战争中西夏统治者又实行屠掠政策，因此，这场 战争对西夏的影响较小，而对宋朝的影响最大，后果也最严重。 这场战争对宋朝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呢？ 首先，它加重了宋朝全国老百姓的负担。据司马光奏称： “及元昊背恩，国家发兵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 淮，占籍之民，无不萧然，苦于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才五 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①。 其中尤以关陕和四川人民负担最重。“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 运刍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②。四川人民除了承担层出不穷的科■外， 还有和买绢等额外负担。“两川和买绢给陕西，而蜀人苦于烦敛”③。 其次，陕西人民蒙受了屠杀和焚掠等空前的战争灾难。即以陕西鄜 延路为例，史载： “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边、栲栲寨，破五龙川，边民焚 掠殆尽”④。 至于宋夏沿边党项羌熟户，经过多次战争的烧杀强掠，“亡失太半”⑤， 而没有遭到屠杀的也往往迁徙他处，致使陕西人口锐减。 第三，宋朝国库空虚，公私匮竭。随着西夏入侵宋朝规模的扩大， 陕西驻军的增多，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包括钱帛粮草）。史载： “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 百五十一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 十三万。”① 这是庆历三年（1043 年）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王尧臣，取陕西路 用兵前后岁收支财用“会计以闻”的数字。该数字表明：陕西用兵后的 军费开支，比用兵前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二。如此众多的军费开支，除了 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外，大部分要由中央和其他地区调拨。由于数量太 大，供不应求，国家积聚的财物有限，结果必然要造成国库空虚，民穷 财尽，国家元气大伤。 第四，加深了宋朝阶级矛盾的激化。由于宋夏陕西之战加重了老百 姓的负担，使宋朝本来就很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宋臣富弼在将陕 西之战前后农民起义概况作一对比时指出：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① 《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②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壬戌。 ③ 《宋史》卷304，《曹颖叔传》。 ④ 《宋史》卷311，《庞籍传》。 ⑤ 《温国文正公集》第38，《横山疏》。 ① 《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己未。 “臣伏思西贼未叛以前，诸处虽有盗贼，未尝有敢杀戮官吏者。 自四五年以来，贼入州城打劫者，约三、四十州。向来入城，尚皆 暮夜窃发，今则白昼公行，擅开府库，其势日盛。??今张海、郭 邈山等数人，惊扰州县、杀伤吏民，恣凶残之威，泄愤怒之气”②。 在张海、郭邈山等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西京诸州的农民起义相继发生。 “襄、邓、唐、汝、光、随、均、房、金、商、安、郢等十余州，尽见 盗贼”，一时农民起义“遍满天下之渐”③。大有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之 势。 总之，宋夏陕西之战，加大了宋朝的积贫积弱之势，加深了阶级矛 盾。仁宗年间，自庆历三年十月至庆历四年五月的“庆历新政”之所以 产生于宋夏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偶然。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 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目击赵宋王朝由于长期因循守旧，不思更 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 宋夏三大战役，对西夏来说，虽然达到了掠夺邻国财富，消灭异己 （如山遇惟亮等因反对入侵宋朝，被元昊用乱箭射死等），迫使宋朝承 认他所建立的大夏国家的目的，但总的来看仍然得不偿失。这场战争不 但加重了西夏老百姓的负担，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严重 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有点集，人多失业”①，“黄鼠食稼， 干旱”②。反映战争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用兵以来，牛羊已悉卖契 丹”③。反映战争严重影响了西夏的畜牧业。榷场关闭，“互市不通”④。 反映战争中断了宋夏手工业产品的交换和商业贸易。这些，同德明时期 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了明显的对照。德明加速了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元昊在刚刚立国之初，在西夏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之时，却使西夏人民 卷入战争的漩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⑤ 五、宋夏战争的性质 关于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的性质，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它是 一场反抗宋朝民族压迫的自卫战争。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因 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这个观点对不对呢？我以为是 很成问题的。实际上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其性质是非正义的。其理 由如次： 第一，这场战争对西夏来说，自始至终是一场掠夺成性的战争。史 称： “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故贼不患不能 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掳人畜，劫掠财货??。”① ② ③ 《长编》卷143，庆历三年九月丁丑。 ① 《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巳。 ② ③ ④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⑤ 参阅拙作：《试论北宋仁宗年间宋夏陕西之战》，载《宁夏社会科学》1987 年第4 期。 ① 《宋史》卷292，《王尧臣传》。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的目的，除了用武力迫使宋朝承认他所建立的西 夏国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扩大 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 第二，发生在陕西的三次大战，每次都是元昊主动挑起的。他在经 过一番战争准备之后，总是先发制人，发动对宋军的进攻，然后屠掠而 行。因此，元昊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是什么自卫者，而是入 侵者、掠夺者。 第三，宋人也认为曲在元昊。北宋著名的史学家苏辙在评价这场战 争时指出： “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 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后，虽捐躯中野，不以为怨，兵民 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宋朝）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 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 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 怒，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已 之兵也”②。 苏辙以时人对战争是否支持为标准，对比元昊时期的对宋战争与宋神宗 的五路伐夏，认为前者曲在元昊，后者曲在宋廷，可谓言之成理，持之 有据，当不失为中肯之论。 六、宋夏和约的缔结 元昊在对宋战争中，虽然屡战屡胜，但由于西夏是小国寡民，人力、 物力有限，连年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史称： “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 之谣以怨之”①。 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新建的封建政权，不如乘战胜之威，以胜利者的 姿态，向富裕的宋朝提出缔结和约，通过谈判，从中捞到经济上的好处。 元昊在三川口之战获胜后，就向范仲淹作出和平姿态，他一面“使 人于泾原乞和”②，同时又释放宋塞门砦主高延德，让他回到延州，转达 其希求和平的愿望。范仲淹也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和平是有条件 的，只有元昊同意宋方提出的要求，和平才会到来。他写信给元昊道： “高延德至，传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请于中国，甚善。?? 大王果然以爱民为意者，言当时之事（指称帝建国），由众请莫遏， 以此谢于天子，必当复王爵，承先大王保国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称 大王之贤。? .况宗庙有先大王誓书在，诸路之兵，非无名而举， 钟鼓之伐，以时以年，大王之国，将如之何！他日虽请于朝廷，恐 有噬脐之悔，惟大王择焉”③。 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即恢复和平的条件是取消皇帝称号，依旧向宋称 臣纳贡。否则，只有继续战斗下去，一旦宋胜夏败，那时再向宋朝提出 ② 《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③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戊寅。 取消帝号和称臣，以换取和平，那就成为不可能而后悔莫及了。因为条 件苛刻，加上元昊又取得了好水川的胜利，态度强硬，只好暂时作罢。 庞籍知延州后，宋政府处境艰难，曾密令庞籍寻求媾和途径，“会帝厌 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①，公元1042 年九月爆发的定川砦之战，宋 朝又遭失败，更加迫切需要和平，西夏因“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②， 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于是双方又恢复了和谈联系。公元1043 年， 元昊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文贵到汴京（今开封市）进行和谈，因 西夏方面坚持元昊“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 称臣”③，未能得到宋朝同意，接着宋仁宗派邵良左，张士元、张子奭、 王正伦前往西夏首都兴庆府商议，“且许册为夏主”④，因元昊不肯让步， 和谈未能取得进展，于是元昊再派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到汴京 继续谈判，这样，双方你来我往，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 和约终于成立。 宋夏和约议定后，元昊于公元1044 年（庆历四年）五月，向宋进“誓 表”（接受议和的保证书），而宋仁宗也给元昊颁降了“誓诏”。同年 十二月，宋朝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 张士元为副使，前往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夏国主印”，至此， 完成了宋夏和约的全过程。 宋夏和约的主要内容，根据《长编》、《宋史·夏国传》等有关史 书的记载，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六条： （一）夏主对宋称臣，奉正朔（按指循奉宋朝所颁历法）。 （二）宋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领土。 （三）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绵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总 数为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包括净赐二十万，回赐五 万五千） （四）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及高平砦，（宋属镇戎军， 在今宁夏固原）但不通青盐。（即西夏青盐不得远销宋境）。 （五）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 追逐。 （六）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听筑城堡。 六条主要内容，除了第四条对双方有利，西夏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尤其 是第三条宋朝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换取了什么呢？西夏对宋称 臣，奉正朔，而这点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西夏名义上虽 然对宋称臣，但他们在实际上照样称帝，国号大夏，设置州郡，“自置 官属”①，一切同宋朝几乎没有差别。正如宋臣韩琦、范仲淹所指出：“（元 昊）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②。“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③。 ① ② 《宋史》卷311，《庞籍传》。 ③ ④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寅。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第四节 辽夏战争 一、战争的起因 西夏同辽的战争是辽夏矛盾长期发展恶化的必然结果。元昊时期辽 夏矛盾发展和激化，大体上由下列四种因素所造成。 第一，元昊同兴平公主不睦，引起辽的不满。早在元昊被立为太子 之时，其父李德明为了加快称帝的步伐，孤立宋朝，获得辽的支持，继 续同辽结盟，主动为元昊向辽圣宗提出求婚，辽圣宗欣然许诺。但不久， 辽圣宗去世，联姻之事暂时被搁置起来。公元1031 年（辽景福元年，宋 天圣九年）十二月，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随即将其姐姐兴平公主嫁给 元昊。元昊也因此被封为驸马都尉，晋爵为夏国公、西夏王。 但元昊与兴平公主婚后很不和睦。公主生病，元昊不去看望，也不 向兴宗报告。兴平公主因忧伤过度，闷闷不乐而死。当辽兴宗得知姐姐 因元昊冷落忧愤而死后，十分恼怒，立即派北院承旨耶律庶带了诏书责 问元昊，对元昊极为不满。 第二，在夏宋战争中，元昊因惧怕辽兴宗因兴平公主之事，背夏联 宋，“南北合兵”夹击西夏，尽量讨好辽国。如将截获宋押送冬装俘虏 与冬装献给辽国，以便继续维持辽夏结盟的关系。同时，元昊根据盟约 互相支持的精神，主动请求兴宗发兵攻宋，以便配合他的军事行动。但 此时的辽兴宗已与元昊貌合神离。他表面上答应出兵，实际上只集兵幽 州，不再前进，元昊对此极为不满。 第三，在同西夏毗邻的辽境内居住着许多党项部落。这些部落，随 着西夏国力的强盛，有的举族附夏，从而使辽夏边界的民族问题日益复 杂起来，成为辽夏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公元1043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 六年，辽重熙十二年）八月，辽境内夹山一带的党项部落岱尔族起兵反 抗，辽屡次派兵镇压，不能平定，于是请求元昊出兵协同会剿，结果镇 压了这次反抗。但辽兴宗却独吞了全部掳获之物，从而加深了元昊对他 的怨恨，并伺机报复。此后，元昊不断出兵深入辽境，劫掠财物，同时 引诱辽境内夹山南部地区的党项部落叛附夏国。当辽兴宗得知辽节度使 党项人屈烈等叛附夏国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使者要求元昊归还，被元昊 拒绝，从而使辽夏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四，元昊对辽违背盟约，单独与宋和好，接受宋朝每年所增绢、 银极为不满。正如曾经多次出使辽朝商办此事的富弼所指出： “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宋朝），前年（指公元 1042 年，庆历二年九月），契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 国所益之币（指宋每年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与辽），因此有隙， 屡出怨辞”①。 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元昊因辽违背盟约，独自得到宋朝的好处而迁 怒于辽，则是很自然的事。 第五，在辽夏关系出现裂痕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辽为了在经济上 ① 《长编》卷151，庆历四年八月甲午。 制裁元昊，下令禁止夏使在辽境“私市金铁”②，甚至禁止夏人到吐谷浑 和党项人居住之地购买马匹。为了使其经济制裁行之有效，辽兴宗又下 诏“禁约诸蕃，令沿边筑障砦防遏之”③。 公元1044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辽重熙十三年）五月，辽境内 的党项族再一次起兵叛乱。兴宗派辽南面招讨罗汉奴领军镇压，元昊出 兵救援，杀死了辽招讨使萧普达等，兴宗大怒，下令调集诸道兵马讨伐 夏国。双方剑拔弩张，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上述辽夏主要矛盾的发展看，辽夏之战的实质，在于争夺对西北 诸党项部落的统治权。正如宋臣欧阳修所指出：“（辽兴宗）与元昊争 夹山小族，遂至交兵”①。 二、战争的经过 公元1044 年十月，辽兴宗在做好讨伐夏国的一切准备之后，亲率骑 兵10 万，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以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 马步军大元帅，率领骑兵7000 出南路，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领骑兵6 万出北路，东京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师为后应。辽三路大军渡过黄河，长 驱直入西夏境400 里，未遇夏军拦击。此时辽兴宗将其主力驻扎在得胜 寺南壁，而元昊率领的左厢夏军则屯聚于贺兰山北。兴宗命殿前副检点 萧迭里同先锋获卫经宿直古迭纵兵掩击。元昊率军迎战，辽军锋不可挡， 夏军抵挡不住，大溃。 元昊率军退守贺兰山中，因考虑到辽兵势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决定暂行缓兵之计。派遣使者到辽军中向兴宗奉表谢罪请降。兴宗对此 犹豫不决。韩国王萧惠从容进言道： “元昊忘奕世恩，萌奸计，车驾亲临，不尽归所掠，天诱其衷， 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②？ 辽兴宗同意萧惠的意见。命萧惠主动对元昊发起进攻，元昊率军迎敌， 辽军不断增援，士气正盛。为了避其锋芒，元昊命令夏军向后撤退100 里，每退30 里便烧掉了那里的房屋和粮草，并一连退了3 次。辽军所到 之处，人无粮，马无草，无法再战。辽兴宗在此焦土政策的压力下被迫 答应许和。但元昊却乘辽军人疲马饥之时，纵兵突击萧惠大营。萧惠率 军应战，元昊败退，辽军乘胜追击。正当夏军处于危急之时，突然狂风 大作，飞尘蔽日，天昏地暗，辽军大乱，元昊率军乘机掩袭，萧惠军败， 自相践踏而死者不可胜计。元昊乘胜向驻扎在德胜寺南壁的辽军主力发 起进攻，辽军大败，俘掳辽国大臣数十人，驸马萧胡覩被活捉，兴宗狼 狈逃脱，其出征夏国随身携带的器服车骑成了元昊的战利品。 元昊在反败为胜的情况下，遣使同辽讲和。为了表示讲和的诚意， 对俘获的辽国驸马萧胡覩破例免其“劓鼻”①之刑。不久，在辽兴宗的请 ②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③ 《西夏书事》卷16。 ① 《长编》卷155，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② 《辽史》卷93，《萧惠传》。 ① 《西夏书事》卷7。 求下，“以胡覩来归”②，将他放回辽国。至于辽军战俘元昊将一部分用 于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另一部分献给宋朝，显示西夏对辽的胜利。 但宋仁宗只接受元昊上表，拒绝接受所献辽俘。 由于这次战争双方的决战地点在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 史称河曲之战。 三、夏胜辽败的原因及其对辽的影响 河曲之战最终以夏胜辽败而结束，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由于双方指挥上的差异所造成。 元昊在敌强我弱，辽兵锋不可挡的形势下，先求和以示弱，接着以 退为进，实行清野焦土之策以挫其锋，然后乘其人困马乏、军心涣散之 机，全力出击，一战而胜。这种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调动有方的指挥 艺术，与辽兴宗的胸无成竹、优柔寡断，调度无方，一味只知硬打硬拼 的打法，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清人吴广成所指出： “曩霄此举，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时辽主以十万众直逼贺 兰，志吞平夏，而曩霄乞降以骄其师，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 困马疲，成功一战，而乘其全胜之势，即作请和之举，使契丹不得 不从。与前之款宋者若出一辙，岂非玩二国于股掌之上乎？然宋之 许和，尚有契丹为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与和耳。其不竞更出宋 下矣。噫！”① 这虽未对比出两者指挥上的差异，但指出元昊因势利导，指挥灵活的艺 术却是很正确的。 第二，与夏军训练有素，实践经验较丰，辽军缺乏临战经验有关。 北宋大臣欧阳修指出： “臣谓北敌昨所以败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骤战而逢劲敌 尔”②。 元昊所统帅的夏军，因经过对宋战争的锻炼和洗礼，不仅士气旺盛，而 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这对于久未参加战争锻炼缺乏临战经验的辽兵 来说，当然是“劲敌”。加上辽方指挥不当，其被“劲敌”战败，似乎 是很自然的事。 这场战争对辽国来说，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正如欧阳修所指出： “（辽）累战累败，亡失人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 怒。往时北人杀汉人者罚，汉人杀北人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 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北人亦以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 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③。 这说明，第一，由于对夏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必然要加重人 民的负担。老百姓因诛敛无度对辽统治者极端不满，引起了汉人和北人 的怨怒；第二，激化了民族矛盾。由于在辽夏战争中诛敛无度，不仅引 起汉人的怨怒，而且还使在辽统治下的女真、渤海人，离心离德，“所 ②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 《西夏书事》卷17。 ②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③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在离叛攻劫”①。 第五节 党项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 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原因 在元昊建立西夏国家之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即已存在。元昊称帝 建国后，这一矛盾日益发展激化起来。究其发展激化的原因，大体上有 以下几点： 第一，元昊遇事独断专行，破坏党项部落贵族的军事民主主义制度， 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在元昊建立西夏国家前后，其社会生产关系虽然占主导地位的是封 建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的残余，史载： “（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 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②。 这说明元昊在称帝建国之前，遇事尚能与部落首领们商量，充分听取并 采纳他们的意见，仍然保存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的制度。 随着西夏国家的建立，封建经济的确立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元 昊开始独断专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听不进臣下和诸酋的意见。如公元 1038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七月，元昊与诸族豪酋歃 血盟誓，相约分三道侵宋。在侵宋问题上，不允许诸酋给他提不同的意 见，“诸酋有谏者辄杀之”①。 第二，与元昊“多猜忌”、“峻诛杀”，杀戮太滥有关。史称： “性凶鸷、猜忍”②。“曩霄用兵多诡计，其左右任事之臣，有 疑辄诛杀之??而国中数有叛者”③。 “元昊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元昊所部有叛者，为元昊所诛” ④。 显然这种因“猜忌”“有疑”而任意诛杀，必然导致滥杀，对于统治阶 级内部矛盾的激化，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元昊后期的生活腐化，沉湎酒色，不问政治，大权旁落。为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创造了条件。 二、统治集团内部的四次重大斗争 1.同卫慕氏的斗争 卫慕族是银州、夏州一带党项大族。早在元昊为太子时，其生母卫 慕氏被德明册封为皇后。元昊称帝建国后，也就很自然地被尊称为皇太 后。卫慕族首领山喜，野心勃勃，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以皇太后为靠 山，于公元1034 年（开运元年），密谋杀害元昊。机密泄露，“元昊沉 ① 《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 ③ 《东都事略》卷129，《西夏》。 ④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 山喜族于河，进鸩弑卫慕氏”⑤。即连他的母亲也用药酒毒死。当元昊打 算弑其母时，他的妃子卫慕氏（元昊表姐）责以大义，元昊不听。为了 斩尽杀绝，又杀死了他的妃子卫慕氏及其所生之子。说明元昊为了巩固 手中的权力，六亲不认。 2.同山遇惟亮的斗争 山遇名惟亮，弟惟永，从弟惟序，均为元昊心腹股肱之臣。惟亮、 惟永分掌左右厢兵，位高权重。公元1037 年（大庆二年）七月，当元昊 召集党项诸豪酋于贺兰山会盟，准备侵宋之时，惟亮从容进谏道： “中国（指宋朝）地大兵多，关中富饶，环庆、鄜延据诸边险 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宋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 所售，一、二年间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藩臣，岁享赐遗之厚，国之 福也”①。 元昊听罢，心中恼怒，顿时产生了除掉他的念头。为了孤立山遇惟亮， 用高官厚禄威胁山遇惟序道： “汝首山遇（惟亮）反，吾以山遇官爵与汝，不然俱灭族矣”②！ 惟序不忍伤害手足，将元昊对他说的那番话全部给惟亮说了。惟亮走投 无路，决心投奔宋朝。惟亮派心腹持密信同宋金明巡检李士彬取得联系， 然后动员母亲一起奔宋。其母80 多岁，不愿同行，拖累惟亮，希望临行 时纵火烧死她。惟亮无法只得遵从母命，然后挥泪带着妻子野利罗罗、 儿子阿遇及亲属22 人，及随身携带珍宝、名马，急匆匆向宋金明寨而去。 当惟亮等人行至宋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地界时，保安知军朱吉， 立即将此消息禀告延州知州郭劝，郭劝疑惟亮降宋有诈，当惟亮到达延 州之后，不容惟亮分辩降宋原委，将他逮捕，由监押韩周率兵押送惟亮 等人回夏国。韩周与元昊取得联系，相约在宥州城外的镊移坡交还惟亮。 元昊命令将惟亮父子绑在山坡上，然后用乱箭射死。惟亮被害后， 在对宋问题上，无人再敢提反对意见，元昊也就更加为所欲为，很快称 帝建国了。 3.同野利兄弟的斗争 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是元昊又一心腹股肱重 臣。2 人分统明堂左厢与天都右厢之军。旺荣号称野利王、遇乞号称天都 王。2 人有谋略，善用兵，所统“山界”（指横山地区，因宋夏以横山为 界，故称山界）军队，战斗力很强，素以善战著称。元昊发动的三川口、 好水川之战所采用的诱敌深入，设伏以待的战略战术，就是出自野利兄 弟。宋朝边师对2 将恨之入骨，屡欲图谋去之而后快。他们为了达到此 目的曾经采用过如下对策： 第一，行刺。如陕西经略判官田况，希望朝廷不惜美官重贿“阴募 死士，陷胸碎首”①，以便去贼之手足。但此法因2 将防卫森严，一时难 以得手。 第二，招降。如鄜延经略使庞籍曾经两次派人招降野利旺荣，传递 ⑤ 《西夏书事》卷11。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长编》卷122，宝元元年九月。 ①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戊。 书信。史载： “（庞籍）令知保安军刘拯为书，赂蕃部破丑使达旺荣，言旺 荣方总灵、夏兵，倘阴图内附，即当以西平茅土分册之。而泾原路 王沿、葛怀敏亦遣僧法淳持书及金宝以遗遇乞”②。 但旺荣不但不接受招降，反而将计就计，命令浪埋、赏乞、媚娘等3 人 到青涧城种世衡处诈降。当然，精明的种世衡不会轻易上当，同样识破 其诈降阴谋。 第三，用间。即采用挑拨离间元昊同2 将的关系。青涧种世衡物色 了一位行间人物。此人姓王，名崧，字光信，因出家为僧，人称王和尚。 王崧奉世衡之命，只身1 人来到野利旺荣住所，呈上世衡书信，从容对 旺荣道： “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汉心，命为夏州节度使，俸月钱 万缗，旌节至已，趣其归服”① 同时呈上枣子和龟，即喻以“早归”之意。旺荣得此书信，十分恐惧， 不敢隐瞒，立即报告元昊。元昊命将王崧囚于地牢，并开始“疑刚浪凌 （即旺荣）贰己”②。他暗中派遣心腹将领假为野利旺荣所遣，去见种世 衡。世衡没有立即召见使者，让被俘的夏国奸细辨认，证实他们为元昊 心腹将领。世衡将计就计，立即召见使者。故意在使者面前痛骂元昊， 盛赞野利旺荣降服朝廷，弃暗投明的义举。同时，厚赠使者，对使者道： “为吾语若主，速决毋迟留也”③。使者将上述情况如实禀告元昊，元昊 不辨真伪，下令夺野利旺荣兵权，不久将他杀害，又将旺荣全家斩尽杀 绝。 种世衡用反间计，借元昊之手杀了野利旺荣之后，接着又精心策划， 进一步除掉野利遇乞。 野利遇乞驻天都山，与元昊乳母白姥不和。白姥怀恨遇乞，经常在 元昊面前蓄意中伤。她诬告遇乞巡边深入宋境不归，意在叛变投敌，元 昊因此将信将疑。种世衡探知该消息后，立即布下疑阵，在遇乞宝刀上 做文章。由于遇乞是元昊的心腹大将，屡立战功，元昊曾赐给宝刀一口。 种世衡以美官重赏收买党项人苏吃曩想方设法盗回宝刀。接着，世衡令 人散布谣言道：天都王野利遇乞被白姥诬陷死。他将要亲写祭文在边境 上祭吊。祭文“多述野利与天都相结有意，本朝惮其垂成”①。世衡将祭 文写在木板上。正当世衡派人在边境上焚烧纸钱，进行祭吊之时，被夏 国巡逻兵发现，并迅速赶到祭吊地方。宋人故意丢下祭文、祭具、银器、 宝刀等物，然后逃之夭夭。夏巡逻兵将这些遗物献给元昊，元昊大怒， 下令夺遇乞兵权，并赐自尽。 4.同没藏讹庞等人的斗争 没藏讹庞是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的哥哥。野利遇乞被杀后，其妻逃 到三香家尼姑庵中为尼，元昊将她接回宫中与之私通，被宠妃野利氏发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①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③ 《嘉靖宁夏新志》卷6，《遗事杂志》。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6，《遗事杂志》。 现，元昊命没藏氏搬到兴庆府的戒坛寺中，仍出家为尼，继续与元昊私 通幽会。元昊经常带她出猎。公元1047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二月 六日，没藏氏于出猎途中生下一子。因其驻地营帐安扎在两岔河边，故 取名为宁令两岔。“宁令”为党项语欢喜之意。谅祚为两岔之谐音。毅 宗谅祚之名盖源于此。谅祚出生后，寄养于没藏讹庞家中，没藏讹庞也 因其妹没藏氏得宠被元昊提拔为国相。 在谅祚出生之前，元昊已立宁令哥为皇太子。宁令哥为元昊宠妃野 利氏所生，其相貌酷似元昊，元昊对他十分宠爱，立为太子后更是有恃 无恐，娇惯放纵。 宁令哥逐渐长大成人，元昊本打算为他娶党项大族没■皆山之女为 妻。但元昊见她貌美，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宁令哥之母野利氏， 因失宠口出怨言，被元昊所废，打入冷宫，不准相见。这时的元昊只知 尽情享乐。他在天都山（宁夏固原县西北）修造雄伟壮丽的行宫，带着 没■氏在那里吃喝玩乐。又在兴庆府作避暑宫，面积长达数里，又在贺 兰山东侧造离宫，里面亭台楼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宴游其中”①。他 不愿过问军国大事。让国相讹庞去管理。 没藏讹庞见元昊迷恋酒色，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于是与其妹密谋 策划，除掉宁令哥，立谅祚为太子。他深知太子宁令哥有废母夺妻之恨， 从中挑唆宁令哥去刺杀元昊。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宁令哥刺杀元昊未 遂，元昊必然要杀宁令哥，如果刺杀得手，更可以弑君之罪捕杀宁令。 不管哪种结果，宁令都可除掉。然后再议立谅祚为太子，则便成为既合 理又合法的事了。 太子宁令哥经没藏讹庞的挑唆，决心刺杀元昊。他暗中联络野利族 人浪烈等，等候行刺时机的到来。 公元1048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正值元宵佳节， 元昊与诸妃整天饮酒作乐。深夜，当元昊酩酊大醉，被侍从扶入宫中就 寝之时，但见宁令哥手执利剑，怒气冲冲闯入宫来，对着元昊面部便刺， 元昊躲闪不及，被削去鼻子。宁令哥在慌乱中逃出，躲进没藏讹庞家中。 果然，没藏讹庞以弑君之罪捕获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一同处死。 元昊鼻子被削，又气又恼，因流血过多，到第二天便与世长辞。时 年46 岁。谥曰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 三、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实质和影响 通过对上述四次重大斗争的考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以下几 点。 第一，事出有因。如元昊同卫慕氏的斗争，是因为山喜图谋不轨， 同山遇的斗争，是因为山遇反对元昊入寇宋朝方略，同讹庞等人的斗争 是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人。至于元昊同野利兄弟的斗争，也并非全是由 于元昊多疑而中了庞籍、种世衡等人的离间诡计。因为在种世衡等人施 离间计之前，元昊同野利氏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当元昊宠爱新皇后没■ 氏，冷落野利氏时，便引起了旺荣、遇乞兄弟的不满。 ① 《西夏书事》卷18。 “元昊出其妻，旺荣兄弟怨望”①。尤其是野利遇乞，更是牢骚满腹， 散布不满。他对部下道： “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没移女，乃为修内（指营建天 都山离宫）”②。 元昊闻此怨言，当然要产生恶感，恶化同野利兄弟的关系。宋人在此矛 盾的基础之上，施离间计，激怒元昊处决野利兄弟，则起了火上加油的 作用。 第二，矛盾斗争形式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如元昊同山喜的斗争， 体现了皇权同外戚篡权的矛盾，元昊同山遇的斗争，体现了在对宋问题 上的反宋派与拥宋派之间的矛盾。至于元昊同宁令哥、没藏讹庞的斗争， 从表象上去看，似乎是元昊父子之间的斗争，但在实际上却体现了皇权 同相权的矛盾。其斗争形式之所以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是由立国前后 复杂的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第三，斗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山喜密谋杀害元昊，没藏讹庞挑唆 宁令哥刺杀元昊，固然是为了夺取最高统治权力，就是元昊同山遇惟亮 和野利兄弟的斗争，从实质看，归根到底也是权力之争，元昊同山遇惟 亮的斗争，是为了巩固皇权，消灭异己，是进取与保守之间的较量。至 于杀野利兄弟，则是与元昊为了集中军权的需要相适应的。 第四，应恰当估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影响。元昊所进行的四次统 治阶级内部斗争，其中以杀野利兄弟的影响最大。宋人沈括在评论这次 斗争的影响时指出： “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至不能军”①。 由于沈括未能举出“君臣猜贰，至不能军”的事实，因此，他对这次斗 争的影响，显然夸大其词，有失偏颇。 事实上，元昊杀野和兄弟，虽然在当时震动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对夏国军队的领导。但西夏军队并未因为失去野利兄弟而“不能 军”。相反，夏国军队照样行使它的对外、对内职能。如众所知，公元 1043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九月，野利兄弟遇害，但就在这年的九 月，元昊派夏兵侵扰辽属党项部族，并诱其叛辽。可见沈括所云“至不 能军”，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四、对元昊的评价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 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无 庸置疑，元昊是西夏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对于这样一位伟人，我们应该 对他进行怎样的评价呢？ 综元昊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肯定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局 部统一河西地区，为以后元朝全国的大统一所做的奠基工作；肯定他确 定各种典章制度，奠定立国规模，进而建立西夏国家，使党项族自立于 民族之林的历史功绩；肯定他主持整理、推广西夏文字，组织人力翻译 ① 《长编》卷167，皇祐元年十一月丙申。 ② 《西夏纪事本末》卷17，《宁令弑逆》。 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13，《权智》。 佛教和儒家经典，对西夏文化所做的贡献。 对元昊发动的对宋战争，因其性质是掠夺性的不义战争，应当否定。 至于对辽战争，因属自卫性质，应当肯定。 对于元昊所进行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从其实质看，反映了皇权的 集中与部落酋领分权的矛盾，进取与保守之间的矛盾，是权力之争。由 于该斗争对于维护和巩固西夏国家的统一，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此， 应当基本肯定。 对于元昊大开杀戒“有疑必诛”，“峻诛杀”的举动，不能认为他 生性好杀，简单地孤立地加以否定，应当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联系当时政治、经济的实际，从理论上加以具体的阐释和说明。 至于他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沉湎于酒色，并因此丧生，应当否定。 总之，元昊的一生有功有过，功大于过，无论在西夏历史上和在中 国古代的历史上，都是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 第四章 西夏国家的巩固 第一节 没藏氏擅权与辽夏战争的再起 一、没藏氏专政 公元1048 年正月，元昊逝世。临死前遗嘱由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 以诺移尝都为首的诸大臣主张按照遗命办事，但没藏讹庞坚决反对。他 道： “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 诺（一作■）移尝都挖苦讹庞说： “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有夏土， 则亦众所愿也。” 讹庞分辩道： “予何敢哉？夏国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今没藏 尼娠，先王之遗腹，幸而生子，则可以嗣先王矣，谁敢不服”①。 众人迫于讹庞的权势，只好同意。于是立未满周岁（一说2 岁或3 岁） 的谅祚为皇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讹庞自为国相，以诺移尝 都等“三大将分治其国”①，自己则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至是，权益重， 出入仪卫拟于王者”②。 公元1056 年（夏福圣承道四年）十月，太后没藏氏荒淫无度，被宠 臣李宗贵刺死，讹庞失去靠山，为了继续控制谅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 谅祚为后，讹庞以国相兼皇帝岳丈，手中权力更大，“自是诛杀由己， 臣民咸畏之”。③ 公元1059 年（夏奲都三年，奲she 同“奢”），谅祚12 岁，开始 参与国事。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2 人之妻，曾为谅祚幼年时期的乳母， 受到谅祚的宠爱。他们参与朝政，并将大臣的一些议论及时转告谅祚， 没藏讹庞对此极为不满，借口高怀正放高利贷，毛惟昌穿元昊龙盘服， 图谋不轨，将2 人逮捕杀害谅祚试图劝阻，但讹庞不听。表明此时西夏 的权力完全控制在讹庞手中。 二、辽夏交兵 辽国君臣自从河曲之战失败后，时刻不忘兴师复仇，“思雪前耻”。 尤其是辽兴宗耿耿于怀，“欲起倾国之兵讨之”④。为了使大举伐夏能够 稳操胜券，兴宗一方面下令通报丁口，精募甲兵，日夜教练”⑤，及时作 些准备工作；一面派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⑥目的在于 争取宋朝政治上的声援。 ① 《长编》卷126，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① 《宋史》卷288，《程琳传》。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④ 《西夏书事》卷18。 ⑤ 同上。 ⑥ 《辽史》卷20，《兴宗本纪》。 公元1048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 月，元昊英年去世，其 子谅祚以冲龄即位，实权掌握在国相没藏讹庞手中。“谅祚幼弱，强臣 用事。”①辽兴宗见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已到，于是再一次兴师侵犯夏境。 公元1049 年（夏延嗣宁国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7 月，辽兴宗亲 帅大军讨伐夏国，以天齐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先锋，韩国王萧 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汉王贴不为副都统，率兵渡过黄河，向今河套地 区推进，并迅速占领西夏的唐隆镇（今陕西神木县）。九月，萧惠将兵 沿黄河南进，声势浩大，“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②。由于萧惠轻敌“不 备”，夏军乘机猛攻，大败而逃，“追者射惠，几不免，军士死伤尤众。” ③十月，辽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兵进入西夏右厢贺兰山地区，与 夏军激战，大获全胜，俘获元昊妃没■氏和夏臣家属数十人。 这次战争之后，双方还发生过一些规模不大，互有胜负的战争。具 体战况如下： 公元1050 年（夏天祐垂圣元年，契丹重熙十九年）二月，没藏讹庞 命大将洼普、猥货、乙灵纪率军攻辽的金肃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 旗北），被辽将耶律高家奴、耶律仆里笃所击败。三月，没藏氏命观察 使讹都■率兵屯河南三角川（今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南），与辽殿前 都点检萧迭里得率领的轻骑兵激战，讹都■兵败被俘。五月，辽兴宗命 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宣新等率军乘胜进攻西夏首都兴庆 府。没藏氏闭城坚守，不敢出战。六月，辽兵攻占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音浩特北），“尽发廪积而还”①。 这些战争实际上是第一次规模较大战争的延续。 上述1048 年7 月至1049 年6 月间发生的辽夏战争，虽因互有胜负， 难以分出谁是胜利者和谁是失败者，但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和力量的消耗 上去估量这场战争，那么，辽属小胜大败（因第一次战争萧惠等所率领 的主力被消灭，损失惨重），应为失败者，西夏相反，实为小败大胜。 应属胜利者。正如《辽史》作者所指出： “（兴宗）狃于一胜，移师西夏，而智勇俱废，败亦随之。岂 非得不偿所亡，利安在哉？”② 说明辽败夏胜的结论，早为史家所公认。 这次战争之所以夏胜辽败，原因有二：其一，由于辽军将领的骄傲 轻敌所造成。史载： “明年，帝复征夏国。（萧）惠自河南进，??既入敌境，侦 候不远，铠甲载于车，军士不得乘马。诸将咸请备不虞，惠曰：‘谅 祚必自迎东驾，何假及我？无故设备，徒自敝耳’。数日，我军未 营。候者报夏师至，惠方诘妄言罪，谅祚军从阪而下。惠与麾下不 及甲而走。”③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辽史》卷93，《萧惠传》。 ③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辽史》卷93，《论赞》。 ③ 《辽史》卷93，《萧惠传》。 这说明辽军将领萧惠等的骄傲轻敌，给夏军指挥者“出其不意，攻其不 备”以可乘之机。 其二，与西夏军事指挥者比较能够正确指导战争，以及实战地形对 西夏有利不无关系。 “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 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十掣肘大国，盖亦襟带山河，有以助其 势尔！”① 这虽然说的是元昊、谅祚时期从整体上去看败宋败辽的原因，但也 适用于这次辽夏战争。 对于这次战争的性质，清人吴广成评判道： “是时两国交兵，殊无义战”。②/TITLE>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因为辽为了报南壁之仇 而主动挑起战争，西夏完全出于自卫。谁是谁非，谁正义，谁非正义， 昭然若揭。 此外，在这次战争中，由于辽军的烧杀抢掠，使西夏人民饱尝战争 灾难。如西夏东北的军事重镇（被喻为夏州藩屏）——唐隆镇，“自经 契丹残破，族帐逃之”③。人民惨遭浩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兴宗发 动对夏战争的非正义性。 第二节 毅宗谅祚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公元1061 年（夏奲都五年）四月，谅祚与讹庞儿媳梁氏私通，被其 子发现，讹庞十分恼怒，阴谋杀害谅祚，梁氏向谅祚告密。谅祚用计擒 获讹庞及其子，并杀之。随后，又杀皇后没藏氏，另立梁氏为皇后。至 此，没藏氏专政结束，谅祚开始亲政。 毅宗谅祚亲政后，为了巩固西夏国家的统治，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 措施。 一、改蕃礼为汉礼，提倡汉文化 公元1061 年十月，谅祚令在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用汉礼。并派遣 使者到宋朝去请求“欲以汉仪迎侍朝廷使人。许之”①。 同年，谅祚上表，贡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 元龟》及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谅祚又求尚主，以昔 尝赐姓，不许”②。 公元1063 年（夏拱化元年），谅祚改用汉姓，仍用唐朝赐姓——李 氏。 谅祚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适应其封建经济日益发展的 需要和统治阶级日益汉化的需要。它对加速西夏社会的封建化，无疑起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西夏书事》卷19。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① 《长编》卷195，嘉祐六年十一月己巳。 ② 《长编》，卷196，嘉祐七年四月己丑。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增官职，用汉人。 谅祚时期西夏中央官制，基本上承袭了元昊立国初期的制度，但在 该基础之上做过如下一些增益。史载： “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 昂聂、昂星、漠箇、阿尼、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 丁弩诸号”③。 从而使西夏中央官制比元昊时期更加完备。 在调整官职的同时，谅祚还十分重视使用汉族知识分子，尤其重用 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的知识分子。公元1065 年（夏拱化三年），谅祚在 攻掠宋秦凤路时，俘掳汉人苏立，授以汉官。陕西延安文人景询犯罪叛 逃夏国，谅祚爱其才，以他为学士，参与国事。谅祚对他们非常亲近和 优厚，史载： “（谅祚）收纳中国人（指宋人），与之出入，起居亲厚，多 致中国物以娱其意，此非庸人所及。”① 谅祚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的举动，是他倾慕汉文化思想在行动上的反映， 与他改蕃礼为汉礼的行动是相一致的。 三、调整监军司 公元1062 年（夏奲都六年）五月，谅祚对元昊时期设立的监军司进 行部分调整，主要更换一些监军司的名称，同时设一个总的管理各监军 司的机构。其所调整更换名称的监军司有： “谅祚以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 军司为神猛军，更于西平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② 谅祚依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也是一种倾慕汉化的表现，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他的革新精神。为此，受到了因循守旧的宋朝统治者的诘问。 “谅祚举措，近岁多不循旧规，恐更僭拟朝廷名号，渐不可长。乞择一 才臣下诏诘问，以杜奸萌。从之”。③ 谅祚对监军司的部分调整，可以使地方军政分开，文武官员互相牵 制，对于加强西夏中央集权、巩固西夏边防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划地界，复榷场 西夏与宋麟州交界地带，有七十里之地没有设置堡垒屏障。其地位 于屈野河西。由于土地肥沃，“田腴利厚”①。没藏讹庞为西夏国相时， 曾令民侵耕这一带土地，“以所收入其家”、“宴然以为己田”。②公元 1055 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所侵耕地距屈野河只有 ③ 《西夏书事》卷20。 ① 《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 ② 《西夏书事》卷20。 ③ 《长编》卷196，嘉祐七年6 月癸未。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西夏书事》卷19。 20 里。公元1059 年（夏奲都三年，宋嘉祐四年），讹庞进占屈野河。次 年，讹庞迫于宋朝停止陕西、河东和市的经济压力，表示愿意把屈野河 西田20 里退还给宋朝，但宋朝不许。总之，由于讹庞侵耕屈野河宋地， 使西夏与宋麟州交界一带老百姓很不安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谅祚亲 政后，于公元1061 年（夏奲都六年，宋嘉祐六年）派吕宁（蕃号官称） 拽浪撩礼与宋朝议定，恢复旧界，在边界设立寨堡，双方人民不得再在 边地耕作。地界划定后，公元1069 年（夏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又 进一步恢复榷场，通互市。 第三节 南侵吐蕃诸部，东掠宋朝边境 一、南侵吐蕃诸部 所谓吐蕃诸部，系指唃厮罗统治下的河湟及甘南一带的吐蕃各部 落。西夏对吐蕃的攻略，早在景宗元昊之时，即已开始。为什么西夏要 攻略吐蕃呢？这得从河湟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说起。由于河湟一带， 地形险要，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汉武帝以来即为一些少数民族诸如 先零羌、北凉、西秦、吐谷浑、吐蕃等首领“互相争逐”①之地，因此， 自李德明攻占厮铎督统治的凉州后，唃厮罗统治的河湟地区也就成为宋 夏必争之战略要地。宋朝为了推行“联蕃制夏”之策，曾多次派出使者， 如刘涣等人，不惜用丰厚的爵禄与赏赐（如宝元元年十二月，宋任命唃 厮罗为保顺军节度使，每年支出大彩1000 匹，角茶1000 斤，散茶1500 斤），去笼络唃厮罗，使之与宋结盟，“出兵助讨西贼”。②景宗元昊为 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千方百计地企图用武力消灭唃厮罗。公元1034 年 （宋景祐元年），元昊命苏奴儿率兵25000 去攻打唃厮罗，结果，夏军 “败死略尽，苏奴儿被执。”③同年，元昊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河湟地区， 唃厮罗鉴于众寡悬殊，难以抵敌，一面坚守鄯州不出，一面派人打听元 昊虚实。唃厮罗打听到元昊渡河时，在水浅之处插上标帜，于是偷偷派 人将标帜移植水深之中，等到双方决战结束，元昊大败而归，士兵仓皇 从有标帜之处渡河撤退，“溺死十八九，所掳获甚众”。④此后，唃厮罗 还多次用奇计打败了元昊，元昊再也不敢深入其境，同他交锋了。 谅祚统治期间，由于西夏收纳了唃厮罗的叛降之人，加上夏辽关系 恶化，辽与吐蕃结为姻亲（唃厮罗之子董毡娶契丹公主为妻），因此， 西夏同吐蕃的战争比较频繁，但主要战争只有三次。 公元1058 年（夏奲都二年）四月，唃厮罗属下吐蕃部落首领揆罗部 阿作率众来投，没藏讹庞给他授官，使居边境要地。六月，讹庞以揆罗 部阿作为向导，率兵围青唐城，被唃厮罗战败，酋豪6 人被俘，丧失马 匹和骆驼很多，“因降陇逋、公立、马颇三大族”。 公元1062 年（夏奲都六年）八月，唃厮罗第三子董毡杀契丹使者， 与辽绝交。谅祚见有机可乘，派兵攻青唐城，又被唃厮罗战败。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4，《西宁镇》。 ② 《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癸卯。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宋史》卷492，《吐蕃传》。 公元1063 年（夏拱化二年）五月，夏州党项贵族邈奔见吐蕃势盛， 夏国屡败，以陇、珠、阿诺等三城叛降唃厮罗，因得不到唃厮罗的礼遇 和重用，九月又逃回夏国，请谅祚出兵收复三城。谅祚发兵万人出战， 不胜，收降丁500 余帐而还。 二、东掠宋朝边境 谅祚同唃厮罗较量，损兵折将，于是转而联结吐蕃以抗宋，企图通 过入寇宋朝边境，掳掠财物获得好处。 公元1064 年（夏拱化元年，宋嘉祐八年）二月，宋河州刺史王韶攻 占熙河，降服洮河以西吐蕃各部落，西使城（今甘肃定西县西南）首领 禹藏花麻不愿归服，但又无力抵抗秦州钤辖向宝的武力攻掠，于是以西 使城及兰州（今皋兰县）一带的土地献给西夏。谅祚大喜，立即派兵支 援禹藏花麻，协力抗宋，同时将宗室女嫁给他，封为驸马。 公元1064 年（夏拱化二年，宋治平元年）七月，谅祚借口宋朝官僚 有意侮辱夏国使节，打算点集军队攻入宋境。宋泾原副总管刘几探知该 情况后，报告暂代秦凤经略使陈道古，请派兵加强防守，不听。于是谅 祚乘机派兵10 万，分别攻入秦凤路、泾源路，驱胁归宋的党项熟户80 余族归夏，杀宋弓箭手数千，掠人畜以万计。 公元1065 年（夏拱化三年，宋治平二年）正月，谅祚派兵万余人深 入庆州（今甘肃庆阳市），进攻王宫城，被宋鄜延路经略使孙长卿击退。 三月，命右枢密党项尝粮出兵攻宋保安军顺宁砦（今陕西志丹县北）， 围攻半月，无功而还。十一月，谅祚派兵攻宋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县） 同家堡（原为党项生户居地）“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① 公元1066 年（夏拱化四年，宋治平三年）九月，谅祚亲自率兵数万， 攻入庆州之大顺城（今甘肃庆阳县北），大顺城被围3 日，未能攻下， 谅祚亲自督战，宋用强弩射夏军，谅祚中箭受伤，夏军无心恋战，纷纷 败退。 公元1067 年（夏拱化五年，宋治平四年）三月，谅祚派遣使者向宋 神宗“献方物谢罪”②，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侵扰宋境。神宗答应同 夏讲和，赐西夏绢500 匹，银500 两。五月，夏绥州监军司嵬名山，被 部下李文喜（汉族）等胁迫，以绥州（今陕西绥德县）降宋。谅祚派兵 争绥州，战于大理河，失败。绥州失守后，谅祚加强银州驻兵以备宋。 十二月，谅祚卒，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谥曰昭英皇帝，庙号毅宗， 墓号安陵。 三、对毅宗谅祚的评价 谅祚在西夏国家面临没藏氏专权，和辽兴宗入侵的严峻考验的情况 下，诛讹庞，败辽兵。同时为了适应夏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废蕃 礼，用汉礼，增官职，用汉人，调整监军司，划地界，复榷场等一系列 的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从而使夏转危为安，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这 些措施表明谅祚保持了乃父元昊革新进取的精神，对于西夏社会的发展 ① 《西夏书事》卷21。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和西夏国家的巩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谅祚代表 党项贵族的利益为扩充疆土，掠夺邻国财富而发动的对外掠夺战争，以 及“凶忍好淫，过酋豪大家，辄乱其妇女”，①则应当否定。正如清人吴 广成所指出： “谅祚生未周龄，突遭大故：三将分治，势比连鸡；母族专权， 形同卧虎；守贵难生肘腋；契丹兵入贺兰；家声贻墙茨之羞，国事 等棼丝之乱。斯时李氏箕裘，岌岌乎殆哉！而数载之后，即能亲揽 大政，坐收兵权。见契丹之强则事之，侦讹庞之叛则诛之，遵大汉 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 能及者。惜其杀没藏，立梁氏，好色灭伦，不特君道有乖，即贻谋 亦未善也”②。 评价历史人物除了要从总体上全面地、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外，还要看 他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正如列宁所指出：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 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东西”③。 由于吴氏在评价谅祚时，不仅能比较全面地和一分为二地肯定其政 绩，指出其缺点，而且在评判其政绩时，着重指出谅祚继承了元昊的诸 多建树，却在不少地方超过了他。如改蕃礼为汉礼，求赠儒家经典，大 力提倡汉文? .，等等，“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因此， 他对谅祚的评议，不失为中肯之论。 总之，从谅祚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仍然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第四节 母党梁氏专政及其倒行逆施 一、梁氏母党集团的形成及其倒行逆施 谅祚病逝后，其子秉常即位，年方7 岁，由其母梁太后垂帘听政， 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同时，重用党项贵族都罗尾集团和罔萌讹。“萌 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乙逋）、萌讹皆以幸倖进”①。这样，便组 成了以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他们把持着夏国最高军政大权，排斥异 己，为所欲为。 梁氏集团掌握军政大权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措施，使西夏 国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公元1069 年（夏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八月，梁氏向宋上表，请 求废汉仪，改用蕃礼，神宗许之。她的这一做法，引起一些党项贵族和 汉官的不满。元昊弟嵬名浪遇，精通兵法，“最老于军事”，②谅祚时曾 任国相，时为都统军，“以不附诸梁罢其官，并其家属徙之”。③梁氏对 浪遇的排斥、打击，反映了皇族与后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烈斗争。 ① 《西夏书事》卷21。 ② 《西夏书事》卷21。 ③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 卷页149—151。 ① 《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② 《梦溪笔谈》卷25，《杂志》。 ③ 《西夏书事》卷23。 梁氏在排斥异己的同时，还大力提拔乙埋的子弟为官，使其“并居近要， 于是诸梁权日甚”④，从而使梁氏母党集团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二、发动对宋战争 梁氏母党集团，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为了转移 国内人民的视线，大举入寇宋朝边境，穷兵黩武。 公元1069 年三月，梁氏向宋朝上表，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回绥州， 宋神宗不许。四月，梁氏以此为理由，派兵进攻宋秦州，破刘沟堡，宋 将范愿战死，损失士卒数千人。九月，又借口宋神宗禁止宋边民与夏民 私市，致使夏国货用缺乏，发兵攻打庆州，大掠人户而还。闰十二月， 梁乙埋亲自率兵攻顺安、绥平、黑水等寨（均在今陕西绥德县境），围 绥德城（宋收复绥州，筑城后改名绥德），由于绥州守将郭逵防守得法， 未能攻下，夏兵只好撤退。 公元1070 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宋熙宁三年）五月，西夏再一 次攻打庆州，大败宋兵。八月，梁氏点集国中全部兵力，倾巢出动，深 入宋环庆路，攻大顺城、柔远砦、准安镇等地，庆州守将郭庆等领兵出 战，大败阵亡①。吐蕃董毡乘夏国空虚，率兵进入夏国西境，梁乙埋被迫 退兵。 公元1071 年（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宋熙宁四年）元月，宋以知青 涧城种谔为鄜延钤辖，命诸将皆受种谔节制。种谔为了夺取宜农宜牧的 夏人赖以为生的横山地区，率领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并在啰兀之北 大败夏兵，同时派兵2 万筑啰兀城（位于无定河边，托定故县北之滴水 崖）。种谔在啰兀筑城，派兵把守，等于在西夏的战略要地，打进了一 个楔子，使以梁氏为首的西夏统治集团感到恐慌，“自是夏人日聚兵为 报复计”②。 种谔筑啰兀城的同时，又派兵进筑永乐川、尝逋岭二寨，分遣都监 赵璞、燕达等“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 四寨”①。种谔一连串的筑城寨之举，使梁氏集团十分恼怒。二月，梁乙 埋调集十二监军司的全部兵力发起反攻，攻顺宁寨，围抚宁，连败宋军， “于是新筑诸堡悉陷，将士千余人皆没”②，夏军乘胜夺回了啰兀城。 由于连年对宋战争，引起夏国人民严重不满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在 此情况下，梁氏被迫于五月遣使与宋议和。九月，派阿泥（蕃号官称） 嵬名科荣、吕宁（蕃号官称）焦文贵由延州入宋，索取绥州，宋朝不许。 第二年七月，夏宋议定，以绥德城外20 里为界，各立烽堠。 第五节 梁氏幽禁秉常与宋朝五路伐夏 一、梁氏幽禁秉常 公元1076 年（夏大安二年），秉常已满16 岁，应该亲自过问朝政， ④ 《西夏书事》，卷22。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15，《神宗本纪》。 ① 《宋史》卷286，《夏国传下》。 ② 同上。 但实权仍为梁太后所掌握。 公元1080 年（夏大安六年）一月，秉常在皇族的支持下，下令取消 蕃礼，恢复汉礼，但因梁氏集团的反对，只好作罢。 公元1081 年三月，夏将李清劝秉常“以河南归朝廷”③，以便借宋 朝的力量削弱梁氏集团的势力。秉常表示赞同，并准备派李清到宋朝联 系。不料机密泄露，太后与萌讹密谋，先捕杀李清，接着“幽秉常于兴 州之木砦”①。梁氏母党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开后，秉常旧时亲党和用事诸 酋豪“各拥兵自固”，与梁氏对抗，“国内大乱”②。宋君臣得知该消息 后，认为是“兴师问罪”③的大好时机。同时，宋神宗“久欲用兵收灵武” ④。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宋夏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二、宋朝五路伐夏 1.战争的起因及简要经过 公元1081 年（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六月，宋神宗藉口梁氏幽 禁秉常，“忽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及梁氏背信弃义，侵宋边 疆，“暴驱兵众，直犯塞防”，为此，他决定“兴问罪之师”，与夏国 军民，“共诛国仇”⑤，下令兴师分五路大举伐夏。宋神宗以熙河经制李 宪为统帅，对五路将领及兵力作了如下部署：由宦官李宪总领熙秦七军 及吐蕃首领董毡领兵3 万出熙河；宦官王中正率领河东兵6 万出麟州（今 陕西神木县北）；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93000 出绥德；外戚高遵裕率领 步骑87000 出环庆。 这次宋神宗出兵的意图很明确，决心也很大，即要求将士齐心协力， 领兵将领“不惜爵赏，鼓励三军士气”⑥，一举荡平西夏。按照宋军原来 的作战计划，总的作战方略是分进合击，“五路之师皆会灵州（今宁夏 灵武县西南）”①。具体战术由泾原、环庆两路会师先取灵州，然后攻打 兴州，河东、鄜延两路到夏州会合，先攻取环州，然后直捣兴州。至于 董毡所率的吐蕃军队，“若赴兴、灵道路阻远，即领全军过河（黄河）， 攻取凉州”。②意在从侧面牵制夏国右厢军队，配合五路主力攻取兴州。 刘昌祚率领5 万人马，首先开人夏境，到达堪哥平磨哆（chi 侈）隘 口，与夏统军国母弟梁大王接战，大败夏军，“斩获大首领没罗卧沙、 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小首领二百一十九级，生擒首领统军姪纥多埋 等二十三人，斩二千四百六十级”③。接着，乘胜进军，抵达灵州城下。 由于刘昌祚受高遵裕节制，遵裕唯恐昌祚独立大功，命令他暂时不要攻 ③ 《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① 《西夏书事》卷25。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③ 《宋史》卷333，《俞充传》。 ④ 《宋史》卷312，《王珪传》。 ⑤ 《宋大诏令集》卷235，《招谕夏敕牓》。 ⑥ 《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会要辑稿》第175 册，《兵部》八之二四及二五。 ③ 《宋会要辑稿》第175 册，《兵部》八之二五。 城，但等遵裕的军队到达之后，夏兵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夏人决黄河 七级渠水淹灌宋军，同时派兵断绝宋军粮道，宋军饥寒交迫，加上水淹， 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撤退时高遵裕的87000 人，只剩下13000 人。种 谔率领的93000 人马，从陕西绥德城出发，沿无定河西进，连续攻占了 银州、石州、夏州等地，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加上大雪纷飞，士兵饥寒 相逼，撤退时仅剩3 万人马。王中正所部6 万人马，从麟州出发，沿无 定河北进，进入沙湿地区。前进十分艰难，到宥州奈王井时，也因军粮 缺乏，士卒损失约2 万人，被迫撤军。至于统帅李宪所率领的熙、秦7 军和吐蕃兵3 万，于九月间在攻占古兰州之后，接着向东攻占龛谷（今 甘肃省榆中县境内），获得大量窖藏粮食及武器，“分兵发窖取谷及防 城弓箭之类”①。十日，率军至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馆库” ②，打败西夏统军仁多■丁，擒获士兵100 人。鉴于前线宋军接连失利， 于十一月间班师回原驻地。 2.夏胜宋败的原因 公元1082 年（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正月，宋神宗下令追究这 次战争失败的责任。高遵裕责授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 正、刘昌祚并降官。五路伐夏，以宋方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 点： 第一，神宗命将非人，使这次战争缺乏卓越的富有军事才能的统帅 来正确指导这次战争。当神宗打算用宦官李宪、王中正为统帅时，宋臣 孙固反对道： “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士大夫孰肯为用。??今举兵五 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③ 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也反对任用宦者为帅，但神宗未能采纳这种意见。直 至五路伐夏失败之后，神宗才认识到自己命将非人的错误，他对孙固说： “若用卿言，必不至于此”。④/TITLE> 在答文彦博的手诏说： “朕涉道日浅，昧于知人，不能图任将帅，以天赐可乘之机， 上为祖宗殄灭一世仇，深为厚颜。??”⑤ 此时的神宗虽然已经幡然悔悟，但大错已经铸成，只有望洋兴叹了。 第二，战略部署有失允当。这次战争，神宗采用五路并进，分进合 击的战略方针。但该方针一出笼，就有人提出异议，并指出了它的危险 性。如宋臣赵咸指出： “诸路之帅，皆欲直趋兴州，覆其巢穴，臣等以为进兵深入， 西贼引避，迁其居民，空其室庐，实有深计。盖使我军进无所得， 退无所恃，食乏兵疲，然复邀我归路，自当坐致困弊。”① 战争的实践证明了赵咸议论的正确性。当宋军进入夏境，五路并进 之时，由于宋军行动迟缓，各路互不统属，显得力量散慢，给西夏以可 ① 《宋会要辑稿》第179 册，《兵部》一四之一八。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甲申。 ④ 《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乙丑。 ①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乙丑。 乘之机。西夏统治者最初针对宋军五路并进的态势，采用分路全面防御 之策。史载： “梁氏闻汉兵四出，分遣诸监司兵，委大帅梁永能总领拒之。 永能折作三溜，一以当路，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未定，伺隙 突击，又于通道堑绝山谷设为阻险，守备甚谨”。② 处处设防的结果，由于兵单力弱，招致了诸如米脂砦、高川石峡、磨哆 隘、龛谷等一连串阻击战的失败，但西夏统治者并未气馁，他们及时接 受教训，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作战方针。史载： “梁氏问计于廷，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不须拒之， 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 无食，可不战而困也’。粱后从之。”① 由于及时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断敌粮道，集中优势兵力同敌作 战的正确方针，终于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转失败为成功。 第三，宋军缺乏统一指挥，领兵将领未能协同作战，也是失败的重 要原因。 按照宋神宗的要求，宋军将领应当服从李宪的统一指挥，各路大军 应当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但进军的实际情况却是各自为战。五路人马 除刘昌祚与高遵裕两军先后攻抵灵州城下外，其余各路均不能按期出兵 和到达目的地。如种谔所率之军，按照原定计划，本应从鄜延西进，会 师灵武，但“谔迂枉不进”②，竟率师至银州、石州和夏州，迁延时日， 无功而还。同时，将领之间互相猜忌。如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受外戚 高遵裕节制，昌祚攻占鸣沙川，逼近灵州城下，城门未及关闭，先锋几 乎夺门而入，但高遵裕嫉妒刘昌祚独立大功，“驰遣使止之??命按甲 勿攻。”③由于忌贤妒能，坐失战机，遵裕围灵州城十八日，不但未能攻 下，反被夏人挖开七级渠水所灌，军溃南遁，狼狈不堪。 3.战争的性质及其对宋夏的影响 这场战争的性质，对宋来说是一场掠夺性的不义战争，而西夏则是 防御性的正义战争。其所以如此，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 从宋夏军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看，其性质很清楚。由于赵宋统治者发动 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夺取“陷没百年”①的银、夏、绥、宥诸州， 一举荡平西夏，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民族歧视和民 族屠杀的“杀人夺地”②的政策。因此，西夏人必然要奋起反抗宋朝的入 侵。至于北宋军民对这场不义战争，也采取不支持和不合作的态度。如 负责这场战争转运粮草的李稷，驱迫民伕运粮，“民苦折运，多散走， 不能禁”③。即以逃亡拒运的方式表示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抗议。同时，那 些亲身参加这场战争并从灵州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不仅怒不可遏地活 ② 《西夏书事》卷2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335，《种谔传》。 ③ 《宋史》卷349，《刘昌祚传》。 ①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② 《长编》卷405，元祐二年八月丙子。 ③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甲申。 埋了平时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军官，“士卒乃敢攘夺公私之物，至剥 夺军官衣服，生埋掩之。”而且“自去巾栉辫发诈为蕃兵，追夺财物， 军器什物，弃毁满野。④即用实际行动表示强烈反对这场不义的战争。 其次，一些看问题比较客观的赵宋臣僚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的非正义 性。如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 皆是彼田”⑤。苏辙也认为神宗熙宁以来的对夏战争（包括这次战争）， “曲在朝廷”⑥，等等。这场战争甚至连亲身参加战争洗礼的环庆帅高遵 裕的机要秘书、主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也持不赞成的态度。他作灵武诗 云： （一）“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二）“青铜峡西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 由于张舜民用诗的语言抨击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使他受到 了谪迁降职等处分。“坐谪监邕州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彬州 酒税”①。 这次战争给宋夏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和影响。 对宋来说，损兵折将，劳民伤财，不但未能打垮夏国，反而使边患 更多。正如大臣富弼所说： “灵州之役，中国竭公私之力以事诛讨，未能大创西人，而使 其得吾士马，取吾器械，收吾金帛粮食以贻北敌，借兵求援，其为 边患，岂非反增强悍乎”②？ 一语道破了宋朝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对西夏来说，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阻止宋军实现一举灭亡西 夏的战略目标，“悉其精锐，渡河保兴、灵”③。造成前线空虚，使宋军 顺利占领银、石、夏、宥诸州，并控制了横山北侧的废城和旧砦，从而 使横山境内200 里地区的老百姓不敢耕种。同时由于战争，宋朝罢岁赐， 绝和市，造成物价飞涨，人民流离失所。“虏中匹帛五十余千，其余老 弱转涉，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④说明这场战争同样给西夏带来了很 大的危害。 第六节 宋夏永乐之战与秉常复位 一、永乐之战 灵武之战失败后，总统五路的败军之将李宪不甘心失败，向宋神宗 “上再举之策”。他鉴于灵武之战分兵的教训，建议这次会合各道军队， ④ 《长编》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癸亥。 ⑤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53，《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札子》。 ⑥ 《栾城集》卷38，《论兰州等地状》。 ① 《宋史》卷347，《张舜民传》。 ② 《西夏书事》卷26。 ③ 《东都事略》卷127，附录五《西夏传》。 ④ 《宋文鉴》卷55，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 然后攻其必救之地。具体做法应该集中主力于泾原一路，然后边进军边 筑堡障。“自西宁寨进置堡障，直抵鸣沙城（今宁夏中卫县境），以为 驻兵讨贼之地，如此，则灵州不攻自拔，河外贼巢必可扑灭”①。另外一 些大臣如种谔、沈括等则极力主张经营横山，巩固和扩大占领范围，并 最终夺取横山地区。种谔经营横山的建议是从银州筑城开始，其次迁移 宥州于乌延，然后再修筑夏州、盐州、会州和兰州。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使“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 灵，可以直覆巢穴”②。沈括经营横山的建议，更为简单明确，那就是在 夏州西八十里筑古乌延城。神宗表示赞同，派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 舜举往相其事。由李稷负责兵饷粮运，又令沈括率兵同往经办。禧至鄜 延与沈括商议，改变主意，上疏请先城永乐。永乐接宥州，附横山，距 故银州城25 里，北倚山，南临无定河，三面皆绝崖而无水泉，种谔对此 提出异议，认为筑永乐城非计，但徐禧不听。公元1082 年（夏大安八年， 宋元丰五年）八月，徐禧发蕃汉军民用了14 天的时间筑完永乐城，赐名 “银川寨”。同时命曲珍率领800 士兵戍守。徐禧、沈括、李舜举等皆 还米脂。因为永乐地处险要，西夏发兵以死争之。“夏兵二十万屯泾原 北，闻城永乐即来争”③。徐禧闻报，留沈括守米脂，自己同李舜举、李 稷赴援，及到永乐，夏兵倾国而来，禧以兵万人，列阵于永乐城下，部 将高永能，请乘夏兵尚未列好阵势之时出击，徐禧不听。夏人以铁骑（即 著名的“铁鹞子”骑兵）渡无定河，有人建议乘其“半济击之”①，禧又 不听。夏军渡无定河，大败宋将曲珍，将永乐城重重包围。夏兵切断水 源，士兵绞马粪汁为饮料，渴死大半。沈括、李宪闻讯赶来救援，因受 夏兵的阻击，无法到达。时天下大雨，夏人环城猛攻，永乐城被攻陷。 这次战争，宋方损失惨重。“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 夫二十余万”，连统兵主帅徐禧也不能幸免。“（徐）禧、（李）舜举、 运使李稷皆死于乱兵”②。 这次战争之所以惨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徐禧的妄谋轻敌和坐 失战机而造成。 二、秉常复位 秉常囚禁以来，梁太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转移国内人民 视线，连年发动对宋战争，结果“岁赐”与“和市”两绝，物价飞涨， 老百姓因负担无休止的兵役和徭役，不能进行正常生产（横山边民更是 不敢耕种），生活饥寒交迫，对梁氏集团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在这种 情况下，梁太后与弟梁乙埋商议，决定让秉常于1083 年（夏大安九年） 闰六月，正式复位。 但秉常复位后并未掌握实际权力。实权仍掌握在梁太后和梁乞逋③手 ① 《宋会要辑稿》第186 册，《兵部》二八之二六。 ② 《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 ③ 《宋史》卷334，《徐禧传》。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梁乞逋，绝大多数史籍作梁乙逋。惟沈括《梦溪笔谈》作梁乞逋。据西夏陵区正献王墓出土的西夏文残 中。梁太后一面遣使与宋通好，称臣纳贡。宋朝也因此恢复西夏岁赐； 另方面，为了继续掌握军权，稳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梁乙埋仍然不断 对宋用兵，骚扰和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百姓。 公元1085 年（夏大安十年）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乞逋自立为国 相，继续与梁太后结成死党，把持着西夏最高军政大权。这样，梁氏集 团与保皇势力之间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了。 公元1086 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七月，秉常卒，年26 岁，庙号惠 宗，墓号献陵。 碑■，应该译作梁乞逋。“后之舅梁乞逋等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转引自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 第五章 西夏国家的繁荣 第一节 母党梁氏擅权和对宋战争的继续 一、梁氏擅权 秉常因梁太后与乞逋内外用事，忧愤而卒。其长子乾顺继立，年方3 岁，尊母梁氏为昭简文穆皇太后。夏国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后族梁氏（梁 太后及其弟梁乙埋之子梁乞逋）皇族嵬名阿吴和皇族仁多保忠等三大家 族手中。由梁太后、梁乞逋总揽全国大权，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分掌兵 权。三大家族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但左右政局的仍为梁氏家族。在梁 氏家族中，尤其是梁乞逋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以乾顺母 舅的身份，仗着“一门二后”的国戚关系，“独专国政，日与中国（宋 朝）抗衡，缘边悉被荼毒”。他残酷迫害秉常的亲信大臣，甚至“潜谋 篡夺，刑赏自专”①。他的这些倒行逆施行为，引起了本族一些酋豪的不 满，与他同床异梦，离心离德。“梁氏擅权，族党酋渠多反侧顾望”②。 二、对宋沿边诸州的攻掠 梁乞逋鉴于统治集团内皇族与外戚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为了 转移矛盾，对宋沿边诸州发动了一系列的掠夺性的战争。 公元1087 年（夏天仪治平二年，宋元祐二年）七月，梁乞逋矫乾顺 之命，派卓罗监军司都统仁多保忠率兵攻泾原，遇宋泾原总管刘昌祚领 军阻击，不战而还。八月，梁乞逋命十二监军司军队会合于天都山，同 时相约吐蕃族首领阿里骨配合攻宋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 临夏西南）。阿里骨率兵15 万，围攻河州，失败。梁乞逋派军数万增援。 与宋军激战，败还。九月，又派仁多保忠率兵10 万，围攻泾原，泾原总 管刘昌祚卧病不起，知军张之谏不敢出战，仁多保忠命士兵焚庐舍，毁 冢墓。庆州知州范纯粹遣副总管率兵至曲律山，纵兵击破党项族帐，斩 首千余级，俘虏老弱妇女数百人，仁多保忠闻讯后，急忙解围而去。 公元1086 年（夏天仪治平三年，宋元祐三年）正月，梁乞逋率兵侵 府州，被守将钳宗翌击败。三月，又率兵袭击德静砦，被守将张诚击退。 四月，派兵攻塞门砦（今陕西安塞县北），因闻宋兵攻石堡砦（今陕西 志丹县北），破洪川砦（今陕西靖边县西南）而被迫撤兵。七月，梁乞 逋入侵兰州，攻龛谷寨，杀宋军数百人。 公元1089 年（夏天仪治平四年，宋元祐四年）二月，梁乞逋因国内 饥荒，民不聊生，无法点集军队，于是派遣嵬名善哩贡马请和。十一月， 宋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夏归还永乐之役的宋朝俘虏，宋将葭 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塞给夏国。 公元1090 年（夏天祐民安元年，宋元祐五年）六月，梁乞逋攻占质 孤、胜如二堡，并将二堡毁废。八月，夏派使者请求宋朝归还横山、兰 州以南的砦堡，宋哲宗答应了夏国的请求。 公元1091 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宋元祐六年）四月，梁乞逋发兵10 ① 《西夏书事》卷29。 ② 《宋史》卷328，《安焘传》。 万，攻熙河通远军，围定西城，毁沿边所筑护耕七堡，杀掠居民以千计。 八月，梁乞逋攻打宋土门堡（今陕西安塞县北），杀鄜延都监李仪。接 着，又派兵攻打泾原、怀远砦（今宁夏固原县南），围城5 日而去。九 月，梁乞逋发兵15 万，扬言要攻环庆、鄜延等路，实际上攻打河东路的 麟州、府州一带，杀掠蕃汉居民，驱掳牲畜，焚烧庐舍。诸砦守将皆不 敢与战，惟横阳堡守将孙贵，多次以奇兵袭击获胜，迫使夏军撤退。 在梁乞逋入侵宋朝边界的同时，河西塔坦利用西夏空虚，率部袭击 贺兰山以北的罗博监军司（指白马强镇监军司、驻地娄博贝），劫杀人 户千余，掠牛羊孳畜万计。梁乞逋闻讯急忙回师救援。十一月，宋环庆 经略使章楶（jie 音节）命都监张存率兵入韦州（在内蒙古河套东部）， 攻安州川、霄柏川诸处，蕃部被杀者千余人”①。 公元1092 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宋元祐七年）正月，梁乞逋在辽大 将萧海里驻兵宋北部边境、对宋起牵制作用的情况下，派兵攻绥德城， 以重兵压泾原境，大肆掳掠50 余日而还。 三月，梁乞逋于韦州静塞军司点集军队，打算进攻环州、庆州。环 庆四路经略使章楶侦知夏国边砦每砦不过800 余人，而且人马羸瘦，不 堪一击，命大将折可适率泾原骑兵8000 人，进攻韦州（内蒙古河套东部）， 夏兵大败而逃。死首领2 人，士卒死伤无数，丧失甲马千计。 七月，梁太后为了挽回败局，企图大举攻宋，为了得到辽的声援， 派遣使者请求出兵协助攻宋，辽道宗不许。 十月，梁太后亲帅10 万大军，进攻环州和永和诸塞，围城7 日，不 克而退兵。知庆州章楶在梁太后将攻环州之时，命骁将折可适率领1 万 精兵潜伏于洪德砦，切断夏军退路。当梁太后军路过洪德砦时，促不及 备地遭到伏兵的袭击，夏军大败，梁太后几乎被活捉，人马死伤不可胜 计。 公元1093 年（夏天祐民安四年，宋绍圣元年）四月，梁乞逋一面遣 使谢罪请和，一面乘宋沿边无备，纵兵分道进犯延、鄜二州，大掠党项 熟户而去。 三、梁氏的败亡 梁氏统治集团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不断发动对宋战争，使宋夏两国 边界人民饱受战争灾难，“悉被荼毒”。梁乞逋每得宋朝岁次金帛，就 在众大臣面前夸耀道：“嵬名家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同时 为了美化对外战争，给自己脸上贴金混淆视听，自我夸耀道：“吾之连 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群臣因害怕他的权势，敢 怒而不敢言，只好听之任之。梁乞逋自恃功高，“潜谋篡夺”①，连梁太 后都不放在眼里，这就必然要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环庆之战， 梁乞逋请求将兵出战，梁太后不许，从而引起了梁乞逋心怀不满，矛盾 逐步发展到白热化。 公元1094 年（夏天祐民安五年，宋绍圣元年）十月，梁乞逋的“叛 状益露”后，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率兵出其不意地将其 ① 《西夏书事》卷29。 ① 《西夏书事》卷29。 逮捕处死，并杀了他的全家。 梁太后处死了梁乞逋后，独揽夏国军政大权，继续入侵宋朝边境。 公元1096 年（天祐民安七年，宋绍圣三年）二月，梁太后鉴于宋朝 罢诸边划界，派兵攻绥德城东面的义合堡，大掠而还。三月，派兵数万 围塞门砦，相持数日，因闻鄜延经略使派兵增援，只好撤兵。八月，派 兵入侵宋德靖、宁顺二砦，因中泾原宋将张蕴的埋伏而大败，损失士兵 数百人。 十月，梁太后以夏宋连年划界未定，夏国“于境内立数堡以护耕， 而鄜延出兵悉行荡平，又数入界杀掠，国人共愤”①为藉口，亲率50 万 人马，分三路入寇。东自黑水、安定堡 （今陕西子长县西北），西自 顺宁、招安砦（今陕西安塞县西北），中自塞门、龙安砦（今陕西安塞 县西北），大举入侵鄜延路。梁太后意欲首先以重兵攻下延州，然后南 掠鄜州。见延州防备固若金汤，于是转攻金明砦。梁太后与其子乾顺亲 自指挥督战，宋军大败，金明砦被攻占。宋兵2800 人，除5 人逃脱外， 其余全部战死或被俘，“城中粮五万石、草千万束皆尽”②。即被夏兵抢 运走。 公元1097 年（夏天祐民安八年，宋绍圣四年）四月，宋知渭州章楶 会合熙河、秦凤、环庆、鄜延四路军队，在葫芦河川修筑城堡，以便控 扼有利地形，阻止夏国南侵。梁太后闻讯，急忙派兵前往袭击，被章楶 率兵击败。修筑完毕，赐名“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县北）。由宋将郭 成率兵防守。宋修筑平夏城后，接着又于沿边要害之地继续修筑了一些 堡塞。如熙河守将王文郁等筑汝遮为安西城，知太原孙觉筑葭芦城，等 等。由于这些相继进筑的城堡多为沿边膏腴之地，因此，引起夏国党项 贵族酋豪和汉族地主的议论纷纷。他们制造反宋舆论道： “唱歌、作乐田地，都被汉家占却”。“（宋人）夺我饭碗” ①梁太后见有机可乘，于是准备点集全国军队，夺取这些地区。 公元1098 年（夏永安元年，宋元符元年）十月，梁太后为夺取宋进 筑的沿边堡塞，与乾顺计议道：“平夏视诸垒最大，郭成最知兵”②，兵 法攻其坚则瑕自破。于是选择平夏城作为攻坚目标。梁太后亲自将兵40 万，自没烟峡迅速赶赴平夏城，声势浩大，连营百里。梁太后命用夏国 建造名曰“对垒”的战车攻城。每次使用百辆，载数百人，填沟壕而进， 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围城13 昼夜，死伤1 万余人。由于宋将郭成守城 有方，未能攻破。一夕，忽起西北风，吹折战车，夏兵不战自溃。梁太 后率领残兵，“惭哭嫠面而遁”③。 公元1099 年（夏永安二年，宋元符二年）乾顺年满16 岁，按理应 该让他亲政。但“梁氏专恣，不许主国事”④。辽道宗对梁太后一向十分 厌恶。梁氏曾多次派使者向辽请求援助，都未允诺。加上夏所上表章往 往出言不逊、流露了对辽国的不满。道宗忍无可忍，于是派遣使臣至夏 ① 《西夏纪事本末》卷27，《平夏初城》。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宋史》卷350，《郭成传》。 ③ 《西夏书事》卷30。 ④ 《西夏书事》卷31。 国，用毒药酒将她杀死，从而结束了13 年之久的梁氏专政的局面。 第二节 乾顺立国方针的转变及其 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一、立国方针的转变 梁太后死，乾顺在辽的支持下，开始处理政务。乾顺亲政后，根据西夏 国情的变化，将景宗元昊以来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转变为 “尚文重法”的方针。“国中建学养贤，不复尚武”①。尽管一些大臣如 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等，上疏对该方针提出异议，认为应当“既隆文治， 尤修武备”，但“乾顺善之，不能用”②。 那么，乾顺为什么要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呢？这是由当时 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所决定的。 从经济上去看，西夏自元昊建国之时，即已确立了封建制经济，至 乾顺时，这种封建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封建经 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巩固，封 建农、牧主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地剥削着广大的农、牧民。而一些有钱 有势的大官僚、大农牧主，往往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对贫苦农牧民进行 暴力掠夺。如乾顺时晋王察哥“广起第宅，横征多诛求”③，“有园宅数 处，皆掠之民间者”④。 从政治上看，代表着传统保守势力的专擅朝政的母党外戚集团，与 代表着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帝党之间长期深刻的矛盾和斗争，至此已 告一段落。乾顺在位期间，除结束外戚梁乞逋集团把持朝政的局面外， 对于国内手握重兵的心怀叵测的悍将，及一般强横难制的部落酋豪，也 取得了实际的控制权。前者如废夺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的兵权。后者 如当时有一个号青面夜叉的酋豪，久为夏国患，乾顺命李显忠率领3000 军队“昼夜疾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①。这些措施，对于加强中央集 权，巩固西夏国家的统一，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军事上看，乾顺即位后，宋夏军事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宋朝自灵武之战失败后，对西夏推行李宪的“进筑之策”。何谓“进筑 之策”？就是选将练兵，训练出多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然后伺机深入 西夏，每夺一地就在那里修筑堡塞，同时推行“降者纳质厚赏，各令安 土，拒者并兵急击”②的剿抚兼施、降其众之策，以此来瓦解夏国军民的 斗志，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李宪“进筑之策”的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大体上自公元1096 年（哲宗绍圣三年）秋，至公元1099 年（元符 二年）冬，宋在陕西、河东一带建州一，军二，关三，城九，寨二十八， ① 《西夏书事》卷32。 ② 《西夏书事》卷32。 ③ 《西夏纪》卷23。 ④ 《西夏书事》卷24。 ① 《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② 《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堡十③。尤其是与宋接壤的西夏南部地区，丧师失地更为严重。 乾顺在“中国建城砦，数遭掩击，部族离散，归汉者益众”④的极端 不利的军事斗争形势下，也“仿中国制，于东北沿边多树砦栅”，即仿 效宋朝大筑堡砦。 同时，在军事上注意吸收宋朝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究竟宋朝 有何长处？而夏国又有何短处呢？对此，晋王察哥进行了十分精辟的论 述： “自古行师，步骑并利。国家用‘铁鹞子’以驰骋平原，用‘步 跋子’以逐险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铁骑难施；若值神臂弓， 步奚自溃。盖可以守常，不可以御变也。夫兵在审机，法贵善变， 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标牌， 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之短，易中国（宋朝）之 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乾顺是其策”①。 这说明乾顺的“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体现在军事上，并非只讲文治， 不要武备，而是根据新的军事斗争形势，及时吸收宋朝在军事方面的一 些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以便迅速改变夏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处境。 乾顺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一方面给西夏社会带来了一个 相对的和平环境，对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 作用。另一方面也给西夏国家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 其后果之一，是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必然要提倡“以儒 治国”，实行以仁孝治天下，而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大臣，有可能讲“仁”， 讲“君臣之谊”，一再忍辱退让，从而导致内乱的发生。乾顺之子仁孝 统治期间，其岳丈任得敬篡权窃国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仁孝一再 忍辱退让的结果。 其后果之二，是使夏国“军政日弛”②。使一贯尚武，民风强悍的党 项民族，随着汉化的加深逐渐变为一个文弱的民族，抵御外侮的能力减 弱，最后经不住蒙古人的强大军事进攻而寿终正寝了。 二、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乾顺在“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指引下，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封建统 治的措施。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依附辽朝，与宋和解 乾顺之所以能够结束母党梁氏擅权和亲主国政主要是依靠辽的力 量，获得辽道宗支持的结果。因此，乾顺掌握夏国权力后，进一步依附 辽朝，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公元1099 年（夏永安二年，辽寿昌五年）二月，乾顺应辽的请求派 兵帮助辽国平息了拨思母、达里底等部起义。接着，派南路都统军嵬名 律令到熙河向宋请和，哲宗不许。乾顺派使者请辽出面调和。三月，辽 派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去宋朝，为宋夏和解，宋哲宗以 ③ 《宋史》卷85，《地理志》。 ④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夏国“狡诈反复”①，仍不允诺。但乾顺并未因此放弃与宋议和的希望。 九月，乾顺派使者向宋上谢罪表。谢表承认夏国侵扰宋朝边境，是由母 党梁太后和梁乞逋所挑起。“始则凶舅擅其命，顿生衅端；继复奸臣因 其权，妄行兵战”，现在母党梁氏擅权已经结束，“母氏薨阻，奸人诛 窜”，②希望能够得到宋朝的谅解，恢复和平友好的关系。“追列祖之前 猷，特赐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贡，获绍先盟”③。宋哲宗同意议和修好。 十一月，乾顺派遣令能（官名）嵬名济等向宋朝上誓表，誓表再次谴责 母党梁氏侵宋罪责难逃。“两经母党之擅权，累为奸臣之窃命，频生边 患，增怒上心，衅端既深，理诉难达”。保证今后严戒缘边首领官吏， 不再滋扰宋朝边境。“谨当饬疆吏而永绝争端，戒国人而常遵圣化”④。 宋赐夏银器500 两、衣著500 匹，“岁赐”照旧。 公元1100 年（夏永乐三年，辽寿昌六年）十一月，乾顺派汉宫殿前 太尉李至忠，秘书监梁世显去辽朝入贡，并再一次请婚。辽帝问乾顺为 人如何？至忠回答说：“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①。辽帝点 头称善。 公元1103 年（夏贞观三年，辽乾统三年）辽天祚帝许婚，并于1105 年，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乾顺”②。此后，辽夏关系更加密切。 2.实行分封，巩固皇权 乾顺亲政后，及时总结了外戚擅权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皇权，相 应采取了两项措施，那就是解除一些领兵贵族的兵权和采用汉人的分封 制度。 梁太后擅权期间，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曾为梁太后入侵宋边境出 谋划策。公元1099 年四月，乾顺藉口梁太后之死是由他俩所造成，下令 处死二将。同年闰九月，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等领兵10 万，援助吐蕃 围攻湟州，败还。1103 年，宋熙河帅王厚奉宰相蔡京之命，招诱仁多保 忠，乾顺闻讯，便以仁多保忠“与国有隙，欲叛降宋”③为藉口，设计将 他调到都城解除了他的职权。仁多氏与嵬名氏、梁氏同为当时的三大家 族。梁氏败亡，仁多保忠又被解除军职，皇族嵬名氏的权力大大加强， 乾顺的皇权也就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解除领兵党项贵族兵权的同时，还对嵬名皇族宗室大加分封。西 夏封王见诸文献记载，最早始于何时？一些西夏史专家认为始于乾顺， 其实，应为景宗元昊之时。据宋人笔记记载： “其（唃厮罗）子瞎毡，摩毡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毡素依首领 成俞龙为谋主。俞龙复纳女于元昊子宁令，伪号梁王者”①。 说明早在景宗元昊之时，已经采用了汉人的分封制度。至崇宗乾顺时， ① 《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西夏纪事本末》卷29，《辽人救援》。 ④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西夏纪》卷22。 ①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为了适应巩固皇权的需要对嵬名皇族成员，进行较大范围的分封。 公元1103 年（夏贞观三年）九月，乾顺封其庶弟察哥为晋王。由于 察哥“性雄毅，多权略”②，精通兵法，智勇双全，是西夏皇室中难得的 具有谋略的大将，因此，乾顺让他掌握兵权。 公元1120 年（夏元德二年）十一月，乾顺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 次子仁礼为舒王。景思是惠宗秉常的功臣。当秉常被囚时，曾成功地防 止了罔萌讹等对秉常的暗害。因此，他是与母党梁氏对立的皇室贵族。 其子仁忠、仁礼通蕃、汉文字，善长文学。乾顺根据其父的功勋及二人 的才能，量材录用，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 此外，据1957 年发掘的西夏皇陵一○八号墓，墓主嵬名惠安，早在 乾顺亲政之前，就被封为“梁国正献王”③。 乾顺时的分封制度，由于它仅限于皇室成员，因此，对于加强皇权， 维护夏国的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分封范围的扩大（由同姓扩 大到异姓，尤其是扩大到外戚）及被封割据势力的强大，也就对皇权逐 渐产生了离心力，出现了诸如乾祐年间分裂夏国的西平王之乱。 3.建立国学，用人以资格进 西夏自元昊建国来，便开始注意重用汉人知识分子，吸收汉文化。 谅祚即位后进一步改蕃礼为汉礼，大力推广汉文化，但总的倾向仍然是 重蕃学，轻汉学。尤其是梁氏擅权期间，由于废汉礼而使汉学也随之衰 落。乾顺亲政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巩固皇权培养大 批封建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必须建立国学。公元1101 年（夏贞观 元年）八月，御史中丞薛元礼有鉴于此，上疏建议乾顺“以儒治国”， 兴办国学（汉学）。乾顺及时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于蕃学外，特建国 学，挑选皇室贵族子弟300 人，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 量才录用。 乾顺建置国学，提倡汉文化，是他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不可 或阙的关键性措施。尽管该措施导致夏国“兵政日弛”，引起大臣谋宁 克任等的反对，他们主张“既隆文治，尤修武备①”。但乾顺未与采纳。 乾顺的这一做法是对的。因为谋宁克任的主张，反映了要求保存西夏旧 俗，继续凭借武力进行对外掳掠的党项酋豪的利益，是与当时西夏封建 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的。 同时，国学的建立，加速了党项民族的汉化（封建化），促进了西 夏文化的繁荣。这一积极的作用，也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乾顺在注意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官吏的任用。公元1112 年 （夏贞观十二年）正式公布按照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 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擅长文学的人则特别优先予以任用 “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①。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乾顺在用人方 面的革新精神。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载《西夏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10 月版。 ① 《西夏书事》卷32。 ① 《西夏书事》卷32。 第三节 以法治军，颁行《贞观玉镜统》 俄罗斯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Л·K·科兹洛夫从我国 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盗走的西夏珍贵文献——《贞 观玉镜统》②是一本属于军事方面的法典③。该法典是崇宗乾顺贞观年间 （1101—1113 年）用西夏文雕板印刷出版的。该书采用“蝴蝶装”，刻 印文字工整秀丽。目前，保存下来的有三个以上的版本，总共73 面，残 缺不全。尽管该书残缺颇多，很不完整，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到乾顺 时期以法治军的简要概况。 一、乾顺时期颁行《贞观玉镜统》的原因 《贞观玉镜统》之所以颁行于乾顺亲政之后的贞观年间，并非偶然，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推行“尚文重法”立国方针的要求。乾顺在“尚文重法”立 国方针的指引下，虽然将夏国建设的重点，开始向振兴文教和发展社会 经济方面倾斜，但“尚文重法”并非不要武备，而是在武备问题上更加 精益求精。即不是一味去讲求军队的数量，而是需要提高军队的质量（包 括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制定或者在旧有的军 事法规的基础之上，重新修订一部行之有效的军事法典，作为以法治军 的依据，于是该书便应运而生。 第二，与当时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有关。所谓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 是指乾顺即位初期，宋夏在军事上较量的结果，夏军接连失利，尤其在 夏国的西南地区丧师失地严重（详前）。在此情况下，为了重振军威， 收复失地，也需要颁行军事法典，以法治军，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第三，旧有军事法规必须更新。如众所知，景宗元昊在其立国之前， 曾以“兵法勒诸部”，并对过去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兵制，进 行过一些改革，但他所确定的兵制和实行的兵法，到乾顺时期，已经80 余年。时过境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国情、民情和军情，必须根据 新的情况，改弦易辙，重新做出新的规定，在旧的军事法典的基础之上 制定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军事法规。 二、《贞观玉镜统》的主要内容 西夏文残本《贞观玉镜统》全文除序言外，尚有一至四篇。其序言， 因残缺太多，难以窥其全豹。从其残页谈到过去的军律（如“赏罚律”） ② 该书的名称，过去译作《贞观玉镜统》或《贞观玉镜鉴》，近来有的学者为它正名，认为应当译作《贞 观玉镜将》，其实，译作统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书名西夏文第5 个字可译为‘将’或‘统’；第二， 统的含义有统理、统论、统制、统领、统军??等等；第三，西夏文将军二字也可以译为“统军”。因此， 将书名译为“贞观圣明的将兵法”与译为“贞观圣明的统兵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③ 关于该书的性质，过去一些中外学者都认为是军事法典，但近来有的学者却认为它是兵书，不能叫做军 事法典。其实，称它为军事法典也是可以的。因为第一，何谓法典？《辞海》云：“搜集同一性质之法规 所成之制定法，谓之法典。”也就说，只要将同属军事方面的一些成文规定汇集在一起，就可叫法典；第 二，该书的内容既有军政方面的规定，也有赏罚方面的规定，而且大部分内容是后者，主要内容决定性质， 因此，认为它是一本军事法典，似乎也是无可非议的。 虽“轻重分明”，难以适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和军情，“如今，□ 性忠奸不同，行军不易，功难明□?? ①”来看，显然是在解释编纂《贞 观玉镜统》的原因和目的。第一篇《军政篇》是有关军政制度的规定。 第二篇《功篇》是关于各种军功奖赏的规定。第三篇《罪篇》是关于各 级军官和士兵触犯各种律条处罚的规定。第四篇《进胜篇》是关于各级 军官和士兵立大功奇功奖赏的规定。 从第一篇至第四篇现存的目录和正文看，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以 分为军政制度和军律两个部份，下面就这两个部份的主要内容分述于 后。 1.关于军政制度 该书第一篇集中谈了军政制度，其他几篇也有谈军政制度的。其内 容大体上有如下几项： 甲、关于如何选将任职。第一篇目录云： “共命将职，有诏旨，行文书”。（第1 条） “统印信，主律令者”（第2 条） 也就是说，选任诸如正副将军、正副行将、正副佐将等一类的军职，必 须由上一级几个方面的统兵官，共同研究决定，然后上报中央经皇帝批 准，颁布诏旨、印章、符牌，下达正式文书，才算完成选任将职的全过 程。 乙、关于军队人员的构成和军官职级 在元昊定兵制之时，见诸汉文史籍的军队人员的构成比较单纯，只 有正军和负瞻两种。正军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负瞻是随军杂役，其任 务是负责筹备粮食和供战马食用的饲料，并负责将这些粮料运到军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情、民情和军情的变化，到乾顺时，军队人员的构 成，逐渐复杂起来。据该书第二章记载： “将处役[人]、辅军、私人杀[敌]人”。（第28 条目录） “虞人[获]官赏赐”。（第64 条目录） “刑徒、苦役减刺[字]”。（第75 条目录） 说明西夏军队最迟到乾顺之时，其人员的构成，除正军、负瞻外， 还有“私人”（指军职人员的亲友子弟及民间有材勇者）、“役人”（指 仆役）、“虞人”（向导）、“刑徒”、“苦役”，等等。这些人员以 “私人”地位较高，“役人”次之，“刑徒”、“苦役”又次之。这些 人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西夏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等级关系在军队中 的反映。 按照规定，上述成员中的“私人”、“役人”必须紧紧跟随将军参 加战斗，如果在战斗中立有奇功（指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 鼓、金在1500 件以上者），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赏赐，而且可以晋升为 军卒，至于“刑徒”和“苦役”，也可以立功减轻刑期（第二篇第75— 77 条）。这些规定显然有利于调动上述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从整体上提 高军队的战斗力。 关于军官职级，该书第三篇第3 条规定： “将军等在敌地域里，没有分头行进，而是去自己想去之处； ① 陈炳应译：《贞观玉镜将·序言》，载《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7 月版。 要会战，聚处地名、时日已著明令，各自约齐[届][时]都去，其中 一将军准时到达；另一将军懈怠迟[到]，至会[合]地点时日，没有 去时，先时到达的将军与敌军遭遇、战斗，[有]胜[或]败时，功罪 在于将，由将承担。损失兵马时，损失大小多少? .，一律乃迟到 将军之罪，[其]官、职、军皆具失去，列入不主事官之列。若先到 将军未遇战事，则迟到将军的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丢失。” 这段规定告诉我们：第一，至迟在乾顺时，西夏军队中的军官职级， 有官、职、军和司位。这里的“军”似乎应指军籍或军中职衔、“司位” 可能相当于宋朝的差遣。这四种职衔，在宋朝军队中早已存在，说明西 夏的军官职衔深受宋朝的影响；第二，存在主事官与不主事官两种不同 类型的官。所谓“不主事官”，应指大小统兵等主事官以外的杂官和幕 僚等，这在宋朝军队中早就存在；第三，文中的官，应指官资。因为西 夏文官字，其义为官，音为资，两者通用。在宋朝资作为考察官员，以 备升迁的依据，差遣官任满一期便可以加一资。一个官阶分为若干级， 每一级就是一资。宋军军功赏官分为“转官”和“转阶级”两种，因军 功而升官的称为“转官”，因军功而升军职的称为“转阶级”，西夏将 两者合而为一，均为“加官”，也就是转官，即转资。西夏军官们的升 降，往往以官为主，如步骑佐将立奇功（指俘获人、马、甲、胄、旗、 鼓、金等1500 种以上），可加官10 级，正首领立奇功，可加官12 级， 军卒立奇功，可加官15 级。反之，因罪过受罚则要降官。如将军“因未 往相助，具减10 官”（第3 篇第4 条）。正副将军虚报俘获数量自1 件 至500 件减3 官，500 件至1000 件减五官，虚报数量越大减官越多，当 虚报至2000 件以上至2500 件时，“则官具减半”，2500 件至3000 件时， “官、军、职皆免掉，贬为“底（层）官”。（第四篇第9 条） 西夏官阶级数究竟有多少？史无明文记载，但西夏为小国寡民，人 力、物力、财力有限，其官阶级数，肯定比宋、金要少。宋的武官官阶 最多时高达50 以上。如徽宗政和年间，“自太尉至下班祇应，凡五十二 阶”①，金朝官阶据《金史·百官志》记载，文官为42 阶，武官为36 阶。 除了对上述两个方面的大问题做了相当详细的规定之外，还对作为 军队指挥信号的旗、鼓、金以及行使统兵权的将军与最高统治者派来进 行监督的察军（即监军）作了种种规定。由于该书有关这两个问题，仅 存目录，正文荡然无存，详细内容无从知晓，只好暂付阙如了。 2.关于军律 西夏军律可分为赏赐律与罚罪律两大门类。现将其主要内容分述于 后。 赏赐律。该书关于赏赐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第二篇和第四篇。从这 两篇的存目和正文看，其内容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定。其 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关于立大功奇功的标准。其律令规定凡能“挫敌军锋”，大 败敌军，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1500 件以上者，才算立了大 功奇功，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赏赐。反之，凡是俘获数量在1500 件以下 者只能算立了一般军功，按照其“[俘获]、[的]物品、数量领取官赏” ① 《宋史》卷169，《职官志》。 （第4 篇第1 条）。 （二）对军官如何论功行赏。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战斗中，人、 马、甲、胄、旗、鼓、金各有得失时，原则上可以互相抵销。“将军等 行进到敌地域中去，??（与敌）战斗时不能相挫败，兵马各自撤退时， 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者，功罪可相抵”（第2 篇第5 条）； 若得超过失，可以得赏，但必须超过“一百种以上”方能领取。反之， “[若]功超[过][罪]一百种以下到一百种的，勿得功”（第二篇第2 条）， 即不能论功行赏。当失多于得时，一般来说，要受到应有的处罚。但有 一种情况例外，即将军经过殊死战（斗），或能深入敌境，尽管得不偿 失，仍可以按其俘获之物的种类及数量计功给赏。 其二，当正副将军并肩战斗，若能既挫敌军锋，又能俘获敌之人、 马、甲、胄、旗、鼓、金，两功相等时，“当取最高那种”，即按赏赐 最多的那项领赏，不能两赏俱得。但如果将军亲手杀死敌人，“则获前 功外，上述杀敌功亦可得”（第2 篇第7 条），即两赏可同时领取。 （三）对立了军功的刑徒、苦役如何行赏。律令规定： “刑徒、苦役减刺［字］［之］功”。（第2 篇75 条目录） “刑徒等功作半减[刑]期”。（第2 篇76 条目录） 也就是说，凡刑徒、苦役立了军功，其功应按常人一半计算，减刺 字或减刑期。 赏赐律的具体规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凡符合这五个方面条件之 一者均可论功行赏。 （一）克敌制胜者。包括挫敌军锋，大败敌人者。“将军、行将（私 人）等??挫敌军锋，私人[可]［成］[为]军卒，挫敌军锋□□当得官、 军赏赐”。（第4 篇第8 条）；攻城战斗中首先登上敌人城头陷城者。 “登[敌]城上［者］，初为杂官，若无官等，顺次加官”。（第2 篇第 63 条）；在战斗中杀死敌军一人以上者。“杀一人以上，一律加一官， 当得二十两银碗，衣服一袭七带，五两银腰带一条，茶、绢五十[份]， 等等”（第2 篇第3 条）；将军在战斗中将敌将打下马，让别人将其杀 死者。“将、行将亲手［击］倒［敌］人，又令杀之”（第2 篇第17 条 目录）也可论功行赏。 （二）打败仗时能立军功者。包括英勇断后，使全军撤退者；在战 斗中将领败阵，但护卫、队人能挫敌军锋者，前者从将军到私人都可得 到奖赏，后者仅限于护卫和队人。 （三）俘获各类战利品者。第2 篇第12 条规定： “与敌战斗中，获铠甲、马、旗、鼓、金，俘虏首级、小孩、 妇女等者，计将军、行将、佐将等之一应功数中”。 表明战利品有两类，一类为军用物资——铠甲、马、旗、鼓、金等；另 一类为人，包括首级（死口）、妇女和儿童（活口）。 （四）揭露弄虚作假者。第3 篇第29 条规定： “正副将被诸人所告属实时? .告者可加二官，前所纳首[级] 的赏赐与首［级］价等数若干，告者具得。” 即用加官和给予赏赐的手段，鼓励人们去揭发虚报俘获物、杀敌数量、 以及买卖首级等腐败现象，从而达到澄清军队吏治的目的。 （五）虞人有功者。凡虞人带路有功，可“[获]官赏赐”（第2 篇 第64 条目录）。 其奖赏之物，大体上有如下几类：（一）提升官资。其具体升官办 法是按功劳的大小和原有官职官资情况，升1—15 级。凡立有同样的军 功，原来没有官资或官资少者升的资级就多，反之，就少。如立同样的 军功，将军只加 7 级，士兵则可加 15 级；（二）为物质奖。包括银锭 和生活用品——银碗、衣服、茶叶、丝绸等物。前者如佐将以上立大功 奇功者赏银一锭，后者如立一般军功者可得茶8 斤—400 斤，丝绸7 匹— 400 匹，银碗7 两—100 两，等等。凡立大功的军官，其职务较高者，可 得金碗、金腰带、银鞍鞯和高级纺织品，等等；（三）为特殊奖。即对 立大功奇功者赏给军直。所谓军直，即军中服杂役之人。而且官级越高 赏赐的数量越多，相同的军功，将军可赏赐70 名，而一般军卒只能赏赐 30 名；（四）为精神奖。即给予某种荣誉称号。如第4 篇第10 条规定， 对立有军功，未能加官的“正副行将、游监、佐〔将〕、正首领、应监、 小首领、帐主、押队、军卒等，当获勇捷［称］[号]等。” 罚罪律。该律也同赏赐律一样，既有原则性的规定，也有具体的规 定。其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处罚败军之将。有两种情况：其一，正副将军一同参加 战斗，因虞人引导失误，造成人、马、甲、胄、旗、鼓、金等损失，应 根据最后落实的功罪情况，“一应计算，按正副高下承担”（第3 篇第7 条），即分别处罚，正重副轻；其二，将军虽然杀了敌人，但军马战败， 其功罪又不能相抵，应根据“所犯何罪，按律承担”（第2 篇第8 条）。 （二）如何处罚阵亡将领的随行人员。如第三篇第21 条规定： “正副将军阵亡时，护卫、首领、押队、亲随等四人具杀，满 门充牧、农人。队人一律杖二十，面上刺字，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将军阵亡，其随行人员要分担全部责任，受到严厉的处罚。但 这指的是一般情况，如遇特殊情况，诸如“因树倒、石迸、中飞箭、路 坏等而坠死时，所部护卫不计罪”（第3 篇第15 条），即免于处罚。 （三）将军阵亡，其子弟能否继承其职衔和赏赐。一般来说，将军、 行将、佐将在战斗中阵亡，其子弟应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 赏赐，但如果是由于“不敢战而逃，因而被杀的”，其子弟在本军，则 不准继承其官、军之职和所得战功赏赐。如果其子弟“在别军，刚健可 用，挫敌军锋，大败敌军，又先越过城头陷城者，则具得官、军”（第3 篇第16 条），即可继承其官、军之职。 （四）严惩弄虚作假者。所谓弄虚作假，即指虚报斩获敌军首级， 或买卖首级。第3 篇第29 条规定：正副将军“若[虚][报]一个首级以上 的，则一律减二官，罚三匹马。卖与首级者有官者减一官，罚一匹马。 军卒杖十三”。 罚罪律的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现分述 之。 （一）在战争中不战而逃者，包括正副将军及其跟随者——役人、 辅军、私人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如第3 篇第2 条第22 条规定，对于 不战而逃的副将军，首先让正将军代行其职。然后捉拿归案，并及时将 其罪行报告“世界”（朝廷），听候处置。至于其跟随者役人、辅军、 私人等“丢下将军，逃避战斗败北时，具杀”。即要处斩。 （二）将军懈怠迟到，延误战机者。有两种情况：其一，将军不能 按规定时间到达事先确定的会合地点，如果先到的将军，已经与敌遭遇 战斗，那么，迟到者“［其］官、职、军具失”，如果未发生战斗，则 迟到者“官减去一半，司位、职等具失”（第3 篇第3 条）；其二，两 将军相约，于同一天分头行动，“但其中一将军懈怠，到其日不行动， 则降三官，罚五匹马”（第3 篇第8 条）。 （三）各级统兵官在战争中丧失人、马、甲、胄、旗、鼓、金者， 只要亡失一分以上，就要受到降官罚马的处分，亡失越多，处罚越重。 “亡失五分以上，则正将军一律处以极刑，副将军的[官]、[军]、[职][具] 失，贬入低层官”（第3 篇第6 条）。 （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者。包括虚报俘获数量者。如正副将军 虚报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等一种以上，便要受到惩处，而 且数量越大，所受处罚越重，虚报2500 种至3000 种的，“官、军、职 皆免掉，贬为底〔层〕官”，虚报3000 种以上的，“一律处以极刑”（第 3 篇第9 条）；察军，司吏徇私舞弊及检查不严者，按规定，在战斗中所 斩获的敌军首级，要经过察军、司吏等“共同看验加封”，如果察军司 吏等不验实便对虚报的首级加封，“一首以上，一律［处］[置]。察军 司吏等有官而无军卒的，处以极刑”（第3 篇第27 条），即判处死刑。 （五）察军擅自离开将军者。按规定察军在行军战斗时应当紧紧跟 随将军，形影不离。如果在战斗中擅自离开将军，又对战事不了解者， “则处以极刑，满门充军”（第3 篇第28 条）。 其处罚手段，由轻到重大体有以下七种： 1.罚马。将军、行将、佐将等在战争中触犯多种刑律时，一般都要 罚马，最少要罚2 匹，最多时要罚10 匹。 2.减免官、职、军、司位。将军、行将，佐将在战斗中因为犯有诸 如会合迟到、亡失兵马等罪行，则要根据情节轻重、官职高低，部份或 全部减免其官、职、军、司位等职衔。 3.逮捕、夺军权。如正副将军不战而逃，便要收其兵权，逮捕监禁， 听候发落。 4.杖刑和刺字。察军、护卫、主旗鼓者、司吏、军卒等因触犯刑律， 在判处其他刑罚的同时，往往要判答杖和刺字（面上、前额、后额）之 刑。 5.罚作苦役。根据所犯罪行情节的轻重，决定罚作苦役的时间，情 况轻的罚作苦役的时间较短，反之，则较长。其刑期1—6 年不等，6 年 以上者极少。 6.终身监禁。如正副将主旗、鼓、金者阵亡，旗鼓各亡失一件，其 护卫便要判处杖20，面上刺字和终身监禁。 7.死刑。凡属情节严重者一般都要判处死刑。如主旗、鼓、金者， 在战斗中丢失旗、鼓、金，自己跑回来的，便要处死。① 三、《贞观玉镜统》的特点和实用价值 《贞观玉镜统》不是一般适用于军队平时驻防训练用的兵书，而是 ① 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7 月版。 在宋夏军事斗争形势对西夏不利的严峻情况下，由西夏国君乾顺下令组 织官员修订、颁行，供西夏军队作战时使用的军事法典。修订该法典的 意图，旨在以法治军。即一方面对那些奋勇杀敌，立有军功的官兵予以 种种奖励，另方面对那些虚报战功、徇私舞弊、不战而逃、玩忽职守的 不逞之徒，给予应得的惩处，以正压邪，从而整顿西夏军队的军纪、军 风，使西夏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编 一本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便于记忆、运用，赏罚适中，具有一定灵活 性等特点的军事法典。而《贞观玉镜统》正好是具备这些特点的军事文 献。 下面就该书的特点问题略作考察。 第一，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如众所知，见于宋曾公亮等撰的《武 经总要》一书的宋朝军律，范围颇大。其具体律令可谓全面琐细。举凡 平时驻扎训练、后勤供应、下营列队、烽火信号、调兵手续、擒获敌军 奸细、泄露军事秘密、使用间谍? .等等；战时排阵、下寨、军容整肃、 临阵失马、换马，追逐敌军远近、守城、围城不固，贪争财物而不杀敌， 入敌境烧杀抢掠，乱杀俘掳，争夺俘掳? .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宋 朝军律相反，西夏军律仅就战时集结、行军、打仗等方面，一些最重要 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其范围要小得 多。它要求军官和士兵只需记住：英勇杀敌，挫敌军锋，攻城陷城，注 意俘获敌人的人、马、甲、胄、旗、鼓、金和妇女、儿童，尤其是敌团 练总管、左官等重要人物，保护好自己的人、马、甲、胄、旗、鼓、金 和妇女、儿童，保护好各级将领，听从主将号令，先报告而后行，各自 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不可贪功冒功等等内容就行。西夏流行四言杂字， 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的基本精神编为四个字一句的顺口溜，那就可以进 一步压缩简化为如下几句： “人人奋勇，战斗为务。挫敌军锋，攻城破城。保存自己，俘 获敌人。保护首领，服从命令。不贪冒功，忠实为先”① 事实证明，军律规定得越繁琐，越难以执行，因为繁琐的哲学总是要灭 亡的。西夏军律删繁就简，重点突出，注重实用性的革新务实精神，与 元昊等统治者所倡导的革新、务实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赏罚比较适中。即无过重过轻的赏罚。兹以罚罪律为例。《贞 观玉镜统》中的罚罪律总数为32 条，但处死刑的只有七个方面，而《武 经总要》中的罚罪律共有72 条，几乎条条都是‘斩’，似乎只有斩才能 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用夏宋相同的罪行加以比较，其处罚也比宋轻。 如对于会战或者召开军事会议无故迟到者，宋律规定为‘斩’，西夏只 免去其官、职、军，或官减半，免去司位、职，罚马10 匹。对无故不救 援者，宋律规定“全队部皆斩”②，西夏只处理其正副将军，减官或罚马， 而不罚其他人。相形之下，孰轻孰重，哪个合理适中，昭然若揭。 第三，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相对的合理性。 其灵活性，如将军违反命令未能按时进军，本应处罚，但如果是由 于半路上与敌人发生遭遇战，或下大雨雪雾，或向导迷路，或避敌哨探 ① 《西夏书事》卷12 载元昊对野利仁荣道：“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 ②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4，《制度·罚条》。 等客观原因所造成，则“勿量将军罪”（第3 篇第8 条、10 条）。 其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对官、兵赏罚的物品之上。对立有军功者往往 赏以自宋朝得来的奇缺物品——丝绸、茶叶、金银，对犯有罪过的军人， 往往罚以本国出产丰富的马，而且只对拥有大量马匹的军官才罚马，至 于仅有少量马或者根本没有马的军卒及其他成员，则不罚马。表明西夏 军律能从本国的国情、民情的实际出发，不强人之所难，因而具有较大 的合理性，而这点也正是宋朝军律所缺乏的①。 由于《贞观玉镜统》具有上述特点和优点，因此，该书是一部具有 较高实用价值的军事法典。 第四节 抗宋援金与疆域的扩大 一、抵御宋朝的侵扰 公元1100 年（夏贞观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宋哲宗赵煦死，其 弟端王赵佶（ji 音吉）继位，是谓宋徽宗。宋徽宗在位期间，政治上极 端黑暗和腐朽。他以蔡京为宰相，同时重用朱■、童贯、李邦彦、梁师 成、王黼等，让他们共同辅佐朝政，作威作福，时人号称“六贼”。他 们倡导“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之说。对内大兴土 木，广建宫室。在苏杭设“应奉局”，搜集奇花异石，大搞“花石纲” 之扰。又置“城西括田所”，肆无忌惮地掠夺老百姓的土地。对外，则 好大喜功，加紧对西夏的侵扰。 公元1104 年（夏贞观四年，宋崇宁三年）五月，陕西转运副使、知 延安府陶节夫派兵攻占夏石堡砦并筑城以戍守。“石堡以天涧为隍，可 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乾顺得知石堡已为宋朝所夺， 惊谔道：“汉家取我金窟埚”①！迅速派骑兵争夺，被陶节夫战败，斩获 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六月，知河中府钟传派遣折可适率领锐骑出萧关， 进抵灵州川（今宁夏灵武县南山水河）。由于夏兵仓猝无备，战败，俘 获蕃民甚多。十月，乾顺向宋请和，希望节夫转达宋廷，遭拒绝。又杀 近边西夏牧民，乾顺大怒。会集四监司的军队，突入宋泾原路，包围平 夏城，杀钤辖杨忠，又攻入镇戎军，“杀掳数万口”②。 公元1105 年（夏贞观五年，宋崇宁四年）正月，乾顺遣枢密直学士 高端礼向宋朝贡，并请宋撤回入侵西夏的军队，宋徽宗不许。二月，宋 派兵攻打银州。夏监军驸马兀移率兵赴援，至蒿平岭（今陕西米脂县境）， 遇宋将韩世忠与战，世忠“跃马斩之，敌众大溃”③，银州城被宋军占领。 五月，经制环庆、泾原、河东边事的宋将陶节夫，鉴于宋“既得石 堡，又城银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顾盼中。横山之地，十有七八，兴州 巢穴浅露，直可以计取”④，于是向徽宗上疏，陈述进一步夺取兴、灵之 策，徽宗和宰相蔡京均表赞同。命于西部边境储粮备战，准备大举伐夏。 ① 参阅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7 月版。 ①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②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③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④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乾顺闻之，急忙调兵遣将。首先，主动发兵攻宋顺宁砦，被鄜延路第二 副将刘延庆击败；接着，攻打湟州以北的蕃市城，又被辛叔宪等所击退。 十二月，乾顺再一次派李造复、田若水至辽求援，辽派枢密副使入宋， 请宋罢兵，并归还所侵夏国的领土。宋朝不许。公元1106 年（夏贞观六 年，宋崇宁五年）二月，辽派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南院枢密使牛温 舒出使宋朝，再一次替西夏请求归还失地，几经交涉，宋同意归还崇宁 以来所侵西夏地。六月，宋夏议和罢兵。宋废银州为银川城，罢五路经 制使，乾顺遣使分别至辽、宋表示谢意。 但历代统治者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从来是根据需要，两手交替使 用，往往“以和议佐攻战”①，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腐朽统治集团，当然 也不会例外。由于徽宗、蔡京等开疆扩土，好大喜功，对西夏用兵的既 定方针未变，因此，宋朝同意议和，是以退为进，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 对夏战争做好准备。果然，7 年之后，徽宗以童贯总统永兴、鄜延、环庆、 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最后全部夺取夏横山 地区的战争。重要战役如下： 古骨龙之战：公元1115 年（夏雍宁二年，宋政和五年）正月，童贯 命熙河经略使“西州名将”②刘法将步兵和骑兵 15 万出湟州，秦凤经略 使刘仲武率兵5 万出会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境），童贯率中军主力驻 扎在兰州，为两路声援。刘仲武率兵至清水河（今甘肃永登县境）筑城 留兵戍守，自己撤回秦凤驻地。刘法率兵抵达古骨龙（今青海乐都县北）， 与夏右厢军展开激战，夏军大败，“斩首三千级”③。战后，刘法在此修 筑震武城，派兵戍守。 臧底河之战：公元1115 年九月，王厚、刘仲武再一次会合泾原、鄜 延、环庆、秦凤四路宋军，进攻臧底河（今陕西定边县西北）惨败，“死 者十四五，秦凤路三将全军皆殁”①。王厚害怕宋廷追究战败之责，贿赂 童贯不向徽宗奏报。同年冬天，乾顺派兵大掠萧关而去。公元1116 年（夏 雍宁三年，宋政和六年）二月，都统制种师道率领陕西、河东等七路10 万大军，再一次进攻臧底河城，原拟十日攻克，围攻至第八日，因夏兵 守备十分坚固，未能攻破，宋军开始懈怠，种师道下令，凡是攻战不卖 力气，无论军官和士兵立即处斩，“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立斩之，死 于军门”②。于是宋军皆奋力攻城。安边巡检杨震率领壮士带头首先登上 城墙，接着，宋兵跟着攀垣而上，夏兵惊慌溃逃，城被攻克。 仁多泉之战：公元1116 年二月，童贯命大将刘法、刘仲武会合熙、 秦军队约10 万人马，进攻夏仁多泉城（今青海门源县东南），围攻三日， 未能攻下。守城夏兵坚守待援，终因援兵未至而请降。“法受其降而屠 之，获首三千级”。 靖夏城之战：公元1116 年十一月，乾顺为了报复仁多泉战之仇，发 兵大举进攻宋将种师道所修筑的靖夏城（今宁夏同心县南）。当时天气 ①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五》。 ②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同上。 ② 《宋史》卷335，《种师道传》。 晴朗，好久没有下雪，夏兵先以数万骑绕城而走，使尘土飞扬，士兵对 面看不见，然后暗中由城壕挖地道而入，“城遂陷，复屠之而去”③。 震武城之战：公元1118 年（夏雍宁五年，宋重和元年）二月，乾顺 乘宋熙河、环庆、泾原等地发生地震，人心慌乱之机，派兵从善治堡入 围震武军。震武即童贯所筑的古骨龙城。该城知军孟明出兵应战，身受 重伤，正在危急之时，熙河帅刘法率兵增援，夏兵被迫解围而去。 统安城之战：公元1118 年六月，乾顺见宋朝推行李宪的进筑之策， 不断修筑堡寨，蚕食西夏领土，也仿效宋朝于癿六岭（今甘肃冷龙岭） 宋夏交界处，筑割牛城（今甘肃永登县西）屯重兵防守，作为夏国东南 防卫的屏障。童贯命廓州防御使何灌由肤公城（今青海西宁市西南）乘 夜出兵偷袭，城破，改名统安。 公元1119 年（夏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三月，童贯命熙河经略使 刘法率兵攻取西夏兴州、灵州等地。刘法鉴于深入夏国心脏地区的时机 尚未到来，不愿冒险进兵，童贯强迫道：“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王所， 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①？刘法不得已，只好率兵二万至统安城， 与乾顺弟晋王察哥所帅步、骑兵发生遭遇战。察哥将他的军队列为三阵， 以阻挡刘法的前军，同时，另派一支精锐骑兵登山绕到刘法军后面进行 夹击。双方激战7 小时，前军杨惟忠、后军焦安节、左军朱定国等皆战 败。士兵饥寒交迫，战马多渴死。刘法利用夜色朦胧逃走，大约走了70 里，至盍朱峗，被夏兵发现，随后尾追，坠崖折足被杀。宋损失人马 10 万，“贯隐其败，以捷闻”②。察哥见刘法首级，对其部下说： “刘将军前败我于古骨龙、仁多泉，吾常避其锋，谓天生神将， 岂料今为一小卒枭首哉！其失在恃胜轻出，不可不戒。”① “恃胜轻出”，一语道破了这次战争夏胜宋败的原因，察哥乘胜围震武 城，童贯命刘仲武、何灌率兵救援。当宋援军未到、震武城危在旦夕之 时，察哥本来可以一举攻下该城，但他却对部将道：“勿破此城，留作 南朝病块”②。并主动撤兵解围而去。 四月，童贯命种师道、刘仲武、刘延庆率领鄜延、环庆的军队出萧 关（今宁夏同心县城南），“取永和寨（今宁夏同心县城南），割沓城 （今宁夏同心县北），鸣沙会，大败夏人而还”③。至此，夏国境内的横 山地区全部被宋所夺取。 六月，乾顺在宋夏连年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双方都感到十 分困敝的情况下，主动向宋请和，徽宗表示赞同，下令六路罢兵。 二、援辽抗金 11 世纪中叶，当北宋王安石进行变法时，世居于我国长白山、黑龙 江、松花江一带的女真族，勃然兴起。到12 世纪初期，生女真完颜部的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② 《宋史》卷486，《童贯传》。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同上。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 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为了反抗辽对女真各部落的剥削和压迫，摆脱辽 的统治，于公元1114 年（辽天庆四年，夏雍宁元年，宋政和四年）九月， 树起了反辽旗帜，发动了一系列的抗辽战争，并接连获得胜利。公元1115 年（辽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至此， 出现了宋、辽、西夏、金四国割据鼎立形势。在辽金对抗的情况下，宋 朝政府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采取了“联金灭辽”的方针，西夏由于与 辽早已结为姻亲，自然要采取援辽抗金的政策。 公元1122 年（金天辅六年，辽大保二年，夏元德四年）三月，金将 斜也、斡离不等攻辽西京（今山西大同），乾顺派5000 兵马增援，刚出 夏境，听说金将宗雄（原名谋良虎）已攻破西京，遂还师。五月，辽天 祚帝耶律延禧因对金战争失利，走保阴山，乾顺命大将李良辅率兵3 万 前往救援，至天德军境，金都统娄室先命突撚补攧率骑兵200 迎战，被 李良辅击败。接着，命阿土罕再一次率领同样数量的骑兵迎战，因中埋 伏又败。阿土罕仅以身免。娄室见两次小战失利，于是亲自率兵与李良 辅战。娄室军出陵野岭，登高瞭望，见“夏人恃众而不整，方济水为阵” ①，于是娄室抓住战机，急忙派人通知斡鲁率军前来增援。同时，将他的 军队分为二队轮番出战，双方战于宜水（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南）河畔。 在娄室、斡鲁两军的夹击下，夏军战败。金兵乘胜追击，“追至野谷， 杀数千人；夏人渡涧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胜计”②。 公元1123 年（夏元德五年，辽大保三年，金天辅七年）正月，乾顺 派兵屯于可敦馆为辽声援。金将宗翰遣娄室戍朔州（今山西朔县），“筑 城于■德山西南二十里”③，用以阻止西夏军队援辽。三月，辽天祚帝耶 律延禧，在金兵的沉重打击下，西逃至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 五月，乾顺知天祚帝驻跸之地离夏国很近，“遣使请临其国”。天祚帝 为了感谢乾顺，也廉价地给了他一个封号。六月，“遣使册李乾顺为夏 国皇帝”④。当乾顺准备迎接天祚帝到夏国避难之时，金国元帅宗望已“至 阴山，以便宜与夏国议和”①。他奉太祖阿骨打之命，派遣使者带上他的 亲笔信向乾顺提出，如果天祚帝到夏国，能够擒获送金，并能向金称臣 纳贡，那么，金国就将辽的西北一带割让给夏。乾顺见辽国大势已去， 眼看就要灭亡，为了同金王朝建立新的宗主关系，也就同意了金国提出 的条件。 三、依附金朝，扩大疆域 公元1124 年（夏元德六年，金天会二年）正月，乾顺派遣使者向金 上誓表，并明确要求实行割地诺言。其表云： “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宗翰承制，割 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禄泺之西，以赐之”②。 ① 《金史》卷72，《娄室传》。 ② 《金史》卷71，《斡鲁传》。 ③ 《金史》卷72《娄室传》。 ④ 《辽史》卷29，《天祚皇帝本纪》。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同上。 具体地说，即将天德军、云内州、金肃州、河清军（今内蒙古东胜县北） 及武州（今山西五寨县）等地割让给西夏。当金兵攻取辽武州后，却将 它交给宋朝，从而引起了夏宋之间的武力冲突。七月，乾顺出兵夺取武、 朔等州。宋宣抚使谭镇命李嗣本率兵迎战，双方各不相让。十月，乾顺 遣使至金，“论宋所侵地”，金太宗的答复是：“已命西南、北两路都 统府从宜定夺”。“所谓西北、西南两路都统者宗翰也”③。也就是说已 将此公案交给宗翰去妥善处理。 公元1125 年（夏元德七年，金天会三年）一月，天祚帝逃至应州（今 山西应县）新城，被金将完颜娄室所俘获，辽亡。金灭辽后，稍事休整， 旋即以宋收纳辽降将张皼■为藉口，发动了侵宋战争。十一月，金兵分 东西两路，长驱南下，东路由斡离不（宗望）率领，自平州（今河北卢 龙）攻燕京（今北京）。西路由粘罕（宗翰）率领，自云中（今山西大 同）攻太原。两路虽然由于遭到太原军民的顽强抵抗，屯兵于坚城之下， 但东路因燕京守将郭药师的投降并充当向导，很快渡过黄河，直逼汴京 （今河南开封市），汴京危在旦夕。但腐朽的北宋王朝并未因此而加强 防御，相反，却给西夏争城夺地，扩大疆域以可乘之机。 公元1126 年（夏元德八年，金天会四年）西夏按照割地的许诺，派 兵攻取天德等州及河东八馆地带。四月，夏出兵攻占宋震威城（今陕西 榆林县境，距府州300 里）杀宋知州朱昭。同月，“袭取天德诸城”。 九月，攻取兰州东北的宋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十月，出兵攻宋麟 州建宁砦，杀宋守将杨震。十一月，发兵攻宋怀德军（平夏城）。“怀 德，与西安、镇戎相犄角，应接萧关”①，因其在军事上比较重要，乾顺 曾派兵3000 攻取，但被泾原第十将吴玠所败。这次鉴于西安州已被攻占， 怀德孤立无援，故再发兵攻取，知州事刘铨被杀。十月，乾顺进一步派 兵围攻天都、兰州诸堡寨，掳杀人畜而还。至此，宋朝推行李宪进筑之 策在夏国边境进筑的城堡，又重新回到了西夏的手中。 但夏国按约所攻占的天德、云内等州，旋即被金国元帅兀术，以出 猎为名所偷袭占领。乾顺派兵至金质问，金朝理屈词穷，于公元1127 年 （夏正德元年，金天会五年）三月，被迫将陕西北部地区割让给夏国， 用以抵偿天德、云内。同时规定以河为界。金夏两国在陕西划定的具体 疆界是： “自麟府路洛阳沟东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 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过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 萧关至北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自此直距黄河，依见今流 行分熙河路尽西边以限封域”①。 概括地说，即东自黄河西岸，南以米脂、萧关、会州一线为界。 乾顺通过外交途径，获得陕西北部大片地区之后，接着，又用武力 夺取宋朝城寨，不断扩大其疆域。 公元1128 年（夏正德二年，金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九月，乾顺 ③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 《西夏书事》卷34。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派兵攻占定边军（今陕西吴旗县西），“悉取其诸堡砦”②。 公元1129 年（夏正德三年，宋建炎三年）七月，乾顺发兵攻取德靖 砦（今陕西榆县南）守将耿友谅，“仅以身免”③。 公元1136 年（夏大德二年，宋绍兴六年）七月，又取西宁州（青海 西宁市）“守将弃城遁”④。 公元1137 年（夏大德三年，宋绍兴七年）九月，乾顺派遣使者“以 厚币如金，表乞河外诸州”。金将乐州（青海乐都县）、积五州（青海 贵德县境）、廓州（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黄河北岸）割给夏国。 公元1139 年（夏大德五年，宋绍兴九年）三月，乾顺得知府州知州 折可求被金将撒离喝用毒酒害死，府州无主之机，“遣兵乘间取其城”⑤。 乾顺经过不断扩展领土，至此已将西夏疆域扩大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规模。 四、对乾顺的评价 乾顺亲政后，依靠辽朝外援，结束梁氏母党专政的局面；顺应历史 发展的趋势，根据夏国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及时转变立国方针，内兴改 革，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外抗强敌，抵御宋朝侵扰； 利用辽金和宋金之间的矛盾斗争，从中渔利，扩展领土，“不特义合、 葭芦侵疆尽复，而西宁、湟、鄯亦入版图”①。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加强西 夏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总之，乾顺在西夏历史上是一个有为之君，是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 历史人物。 第五节 仁孝时期的番部起义与 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 一、哆讹领导的番部起义 公元1139 年六月，乾顺卒，享年57 岁，谥曰圣文皇帝，庙号崇宗， 墓号显陵。其长子仁孝即位，时年16。仁孝即位之初，便发生了西夏历 史上著名的番部起义。 这次起义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 由于党项贵族日趋腐化，加强对各族人民压迫剥削所造成。 党项农牧主封建贵族，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汉化的加深，日 益腐化堕落，加紧对老百姓的搜刮与压榨。如乾顺的庶弟晋王察哥掌握 着夏国的军政大权，“贿货公行，威福自用”①，“广起第宅，横征多诛 求”②，“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者”③。虽已年逾古稀，仍是姬妾成 ② 《西夏书事》卷34。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西夏书事》卷35。 ①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36。 ② 《西夏书事》卷23。 群，尽情享乐。至于一般党项贵族也上行下效，“悉以奢侈相高”④。统 治阶级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必然要加深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人 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激起反抗。 其次，饥荒、地震加深了被压迫者的贫困和灾难。 仁孝即位不久，由于农产品的歉收，夏国境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民间升米百钱”⑤。公元1143 年（夏大庆四年）三月，首都兴庆府发 生强烈地震，震期较长，“逾月不止”。人畜房舍损失严重，“坏官私 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同时，夏州发生地裂，黑沙如泉涌出，堆 积如山丘，“林木皆没，陷居民数千”⑥。七月，又出现了严重饥荒，人 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唯一的出路只有铤而走险了。 公元1143 年七月，威州（今宁夏中卫县东）大斌族，静州（今灵武 县北）埋庆族和定州（宁夏平罗县）箎（音chī）浪、富儿等族先后起义， 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他们“四行劫掠直犯州城”⑦。各州县抵挡不住 起义军的进攻，“连章告急”。朝中臣僚几乎一致主张迅速调集大军进 行镇压，惟枢密承旨苏执礼提出异议。他说： “皆本良民，因饥生事，非盗贼比也。今宜救其冻馁，计其身 家，则死者可生，聚者自散。所谓救荒之术，即靖乱之方。若徒恃 兵威，诛杀无辜，岂可以培养国脉乎”①？ 即主张招抚。因为起义者本来是良民，并非盗贼，如果用武力镇压，那 就是良莠不分，有伤国家元气。仁孝采纳了统治者惯用的两手。即一面 发榜招抚，开仓赈济，“命诸州按视灾荒轻重，广立井里赈恤”②，一面 命西平都统军任得敬统领大军进行镇压。由于阶级力量对比众寡悬殊， 各支起义军相继失败。但定州箎浪、富儿两族恃险拒守，顽强抵抗，任 得敬于夜间发兵偷袭，“擒其首领哆讹诛之”③。至此，起义全部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西夏统治阶级。迫使西夏 统治者采取了一些诸如免去灾区人民租税等，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 关系的措施。从而使西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到天盛年间，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繁荣昌盛。 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 西夏封建生产关系萌芽于继迁时代，成长于德明时期，至元吴称帝 建国时占了主导地位。至仁孝时，又获得了明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明显存在着五种土地所有制。第一种土地所有制是所谓“国 有”。即以西夏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所有。西夏早在惠宗秉常时即于 ③ 《西夏书事》卷24。 ④ 《西夏书事》卷34。 ⑤ 《西夏书事》卷35。 ⑥ 同上。 ⑦ 《西夏书事》卷35。 ① 《西夏书事》卷35。 ② 同上。 ③ 同上。 新占领地区，如兰州龛谷川等地设有“御庄”、“御仓”。西夏皇室除 了直接掌握着大量的“御庄”、“御仓”之外，还掌握着国内大量的闲 田、旷土。这些闲田、旷土，遍布西夏“山谷”，显然是属于国有的性 质。 西夏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大约在仁宗 仁孝时制定的西夏文《新法》规定： “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①。 说明西夏的土地所有制，从其性质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不是国 君所有，就是个人所有，而国君又是最大的所有者。 第二种土地所有制是贵族地主所有。所谓贵族地主，包括党项贵族 （其中又包括诸王、外戚、党项官吏）、汉族士人、吐蕃族首领、回鹘 上层，但以党项贵族为主。其土地来源有二：第一，为国君的赏赐。如 仁宗仁孝时制定的《新法》规定夏国所有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 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②。说明夏国的土地原则上都应属于国君所有。 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国君有权将它赏赐给大小贵族使用。 由于长期占用，他们也就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了；第二，依仗权势霸占。 毅宗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讹庞，惠宗秉常时期的梁乞埋，他们都曾驱使 夏民在军队的保护下，侵耕宋朝边地，将收入据为己有。 第三种是僧侣地主所有。西夏佛教发达，广建寺院，加上统治者崇 奉佛教，因此，寺院经常受到皇帝和统治阶级的大量布施。布施的内容， 除财物外，还有土地和劳动力。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载： “浚西夏中兴、汉延、唐徕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 分垦”。“诏谕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占民田”。 这里的中兴即兴庆府。说明西夏王朝的首都兴庆府，由于是佛教的中心， 寺院经常得到赏赐，因此，产生了僧侣地主阶级。由于僧侣地主在经济 上形成了一股兼并势力，发展到元初，出现了僧侣地主将汉延、唐徕渠 一带的良田据为己有，甚至冒占民田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夏僧侣在占有劳动力方面，如公元一○九五年建立的《重修护国 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崇宗乾顺布施凉州护国寺的大批财物中，有所谓 “官作四户”。说明寺院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皇帝的赏赐。 此外，僧侣们还设有质坊、放高利贷、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残酷地 剥削压迫着西夏广大贫苦农、牧民。 第四种为一般地主（农、牧主）所有。其土地来源主要通过买卖而 来。“财产无数，更卖田地”①。说明土地买卖之风盛行。《天盛改旧新 定律令》明确规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合法性。 第五种为个体农、牧民所有制。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生 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并有权出卖。一些个体农民通过垦荒成为一小块土 地所有者则是很自然的事。此外，晋王察哥“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 者”②，察哥既能攘民园宅，说明存在着拥有园宅的个体农牧民。在土地 ① 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1 月出版。 ② 转引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84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1 月版。 ① 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② 《西夏纪》卷24。 买卖风行的情况下，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牧民随时都有可能破产。 如“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①。“蕃部岁饥，以田 质于弓箭手，过期辄没”②。这里的“属羌”蕃部虽然其居地在宋边地， 但因其与夏境邻近，因其民族与社会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因此，可以推 知西夏沿边个体农牧民的破产情况。 （二）存在着封建的剥削形态。封建社会通常见到的两种剥削形态 西夏都存在。其剥削形态之一为食物地租。当时，私人地主牧取地租。 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每亩收取地租的数额及采用分成制等。至 于劳役地租，谅祚时没藏讹庞曾强迫驱使西夏农、牧奴自带耕牛、农具， “计欲尽耕屈野河西之田”③，让他们无偿为之代耕代牧，将收获物据为 己有。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劳役地租。在这里封建贵族地主凭借着 权势霸占着大量的肥沃土地，用“公田”、“公地”的形式与农牧奴耕 种，与数量很少的“私田”、“私地”相区别。 同时，西夏官府也同宋朝一样徵收赋税。如公元一一四三年（夏大 庆四年），西夏发生强裂地震，仁孝立“赈济法”，下令受灾地区减免 租税。 仁孝时期封建生产关系之所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由以下原 因所造成。 第一，哆讹领导番部起义的推动。经过这次起义，使夏国统治者从 中吸取教训，从而对上层建筑作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从而使生产关 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基本相适应。 第二，封建制同奴隶制残余以及原始社会残余长期斗争的结果。 第三，金国全力南下侵宋，加上此时西夏已依附于金，从而使西夏 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统治者得以全力发展封建经济，调整不合理的 生产关系。 第六节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的措施 随着西夏生产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某些 相应的变化。仁宗仁孝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接受哆讹等起义的教 训，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振兴文教，厘定法律等等旨在加强封建统治的 措施。 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封建御用人才 仁孝为了大力发展西夏教育，培养大批御用人才，扩大统治基础，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措施如下： 1.大兴汉学 仁孝时，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元1143 年六月， 下令于各州县设立学校，“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这同崇宗乾顺的 国学人数相比，增加了10 倍。同时在宫中设立贵族小学，“凡宗室子孙 ①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② 《宋史》卷328，《蔡挺传》。 ③ 《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五月庚辰。 七岁至十五岁皆得入学”①。并选拔教授给学生上课。公元1144 年（夏 人庆元年），立大汉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仁孝“亲释奠，弟子 员赐予有差”②。此外，还建立内学，“仁孝亲选名儒主之”③。 2.发展科举制度 公元1146 年（夏人庆三年）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 科，于是取士日盛”①。立唱名法，说明仁孝时期，也像宋朝一样，设有 进士科进行考试。凡是经过皇帝殿试被录取的进士按规定要宣布名次， 名曰唱名，又叫传胪。至于童子科究竟何时设立？从人庆四年复设童子 科，似乎是从仁孝开始，但从西夏蕃汉教授斡道冲“五岁以尚书中童子 举”②推算，说明西夏童子科，早在崇宗乾顺之时即已设立。 3.树立儒学偶像 公元1146 年（夏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 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③。唐时曾封孔子为文宣王，仁孝进一步封 孔子为帝，说明西夏尊儒、崇儒之风同中原王朝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 及。 4.继续购买儒家典籍 随着西夏学校数量的增多，开科取士的频繁，广大知识分子需要阅 读大量儒家典籍。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仁孝派遣使者到金朝“请市儒释 诸书，金主许之”④。西夏统治者之所以不到宋朝购买儒释书籍，因为南 宋偏安江南，与西夏关系隔绝，只好向金求购。 5.阐释儒家经典 仁孝时，不仅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 的一些著作的义理进行阐释。如精通五经的蕃汉教授斡道冲就曾“译论 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十筮，断以国字书之，行于国中”⑤，对 于结合西夏国情，比较准确地宣传儒家学说和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仁孝还设立翰林学士院，于翰林学士院内，设有翰林学士、 翰林待制和翰林直学士。“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①。此后，出任翰 林学士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 由于仁孝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为西夏国家培养了大批 有用人才，并因此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夏国多才，较昔为盛”。 二、完善中央和地方机构 公元1162 年（夏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将中书、枢密院移到宫廷 内门之外，以备顾问。仁孝的这种作法，被史家称之为励精图治之善政。 ① 《西夏书事》卷35。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③ 《西夏书事》卷36。 ① ② ③ ④ ⑤ 《西夏书事》卷36。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清人吴广成指出： “仁孝励精图治，恐见闻未及，将中书、枢密院移置内门外， 以便顾问，则上无勿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夏政之善可知矣”②。 这种评价不失为中肯之论。 地方机构仍然采用州（府、军）、县（城、堡、砦）两级制，地方 官职设有州主、通判、正听、都案③等官。 同时，仁孝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还进一步将政 府机构分为五等司，其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大小高低，依下条所列实行。 上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 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门司、御 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 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 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 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 军、宣威军、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 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 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 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 边中转运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啰、南院、西院、肃州、瓜 州、大都督府、寺庙山。 地边城司：□□、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 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合乐、年晋城、定功 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 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作首饰 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 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 泥寨、夏州、绥州。”① 这说明西夏的中央、地方统治机构，自元昊定官制以来，经过多次调整 和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 此外，大约撰成于仁孝时期的西夏文刊印“官阶封号表”，其中央 纵横栏书皇帝称号和帝位继承人；次书封号名称，分上品、次品、中品、 下品、末品、第六品、第七品；还书有皇后、公主及嫔妃封号；诸王封 号（南、北、东、西院王）。国师封号，大臣（枢密、中书等）封号， 以及统军等封号。这反映西夏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 上的封建等级也日益严密了。 ② 《西夏书事》卷36。 ③ 《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载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典籍集成》甲编 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 年出版。 三、厘定法律与改革礼乐 仁孝在“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指引下，对于厘定西夏法律的工作 十分重视。他组织专门官员参加修订，最后完成了一部比较系统和完备 的法典，名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因该法典每页版口上方都有“律 令”二字，故可简称为《开盛律令》。“改旧新定”，顾名思义是对旧 有律令的重新修订。其所以要重新修订，该书前面的颁律表讲的很清楚， 因为旧律有“不明疑碍”处，为了使律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有针 对性，条文更加明晰，便于贯彻执行，故需要重新加以修订。 参加修订该法典的官员，据颁律表可知总共有19 人。其主持者为北 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参加者有中书、枢密院宰辅要员及中兴府、殿前 司、閤门司等重要官员，可谓实力雄厚，阵营强大，表明西夏统治者对 改旧新定律令工作的高度关注。 《天盛律令》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现存律令 全文约20 余万言，共20 卷，1264 面，其中基本完整的有9 卷，残失一 部份的有10 卷，第16 卷全部散失。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 民法、经济法、军事法。该法典不仅参考了唐、宋中原王朝的法典，吸 收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如“十恶”、“八议”、“五刑”，等等； 而且结合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军情，在诸如行政法、经济法、军事法等 很多方面，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该法典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加丰 富、更加充实、更加切合实际，使之在某些方面（如畜牧业、军制、民 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点①。 与此同时，审理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审讯办法也日益完备。仁孝时期 的党项学者骨勒茂才所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云： “莫违条法，案检判凭，依法行遣，不敢不听，恤治民庶。人 有高下，君子有礼，小人失道，失其道故。朝夕趋利，与人斗争。 不敬尊长，恶言伤人，恃强凌弱，伤害他人。诸司告状，大人嗔怒， 指挥扃（jiōng 窘）分，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医人看验， 踪迹见有。知证分白，追干连人，不说实话，事务参差，枷在狱里， 出与头子。令追知证，立便到来，子细取问，与告者同。不肯招承， 凌持打拷，大人指挥。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身， 不敢毁伤也，如此拷打，心不思惟，可谓孝乎？彼人分析，我乃愚 人，不晓世事，心下思惟。我闻此言，罪在我身，谋知情人，此后 不为。伏罪入状，立便断止”。 这段长篇累牍的说教表明：（一）西夏确有比较完整的诉讼和审讯办法。 我们从这看到了自案件发生，被害人告状，都案派人检验现场，拘捕犯 人和传知情人作证，直到审问明白、犯者伏罪，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判罪 等整个审理案件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宋朝相比，也大体雷同；（二）西 夏刑法惩治镇压的对象，也同宋朝一样，是那些“与人斗争”，“不敬 尊长”，所谓犯上作乱的失道“小人”。至于那些所谓秉礼“君子”， 刑法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适用。连“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官 样文章，也不见于字里行间；（三）西夏统治者一面大力宣传儒家的说 ① 参阅史金波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译注说明》，载《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5 册。 教，向老百姓灌输忠孝等封建思想，要老百姓安分守己。一面严刑峻法， 使两者紧密结合，从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两手——牧师与 刽子手的职能。即用法律镇压老百姓的反抗，用儒家说教安慰被压迫者 的灵魂。 仁孝在组织人力撰修西夏法典的同时，还对西夏的礼乐进行改革。 公元1145 年（夏人庆二年）仁孝令乐官李元儒按照汉族乐书，参照西夏 制度，对西夏乐书进行重修。至公元1148 年（夏人庆五年）五月修成， 赐名“新律”①。 四、提倡直言纳谏，崇尚节俭 公元1155 年（夏天盛七年）九月，仁孝到贺兰山狩猎，路上他骑坐 的骏马失足受伤，仁孝大怒，下令要杀死修路之人。其尚食官阿华从容 进言道： “田猎非人主所宜，今为马多杀，贵畜贱人，岂可闻于四境乎” ②？ 仁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事后将这番话告诉皇后罔氏，罔后为了提 倡直言，赐阿华以银币，以示奖励。 在提倡直言的同时，对那些刚直不阿的大臣尤为重用。公元1171 年 （夏乾祐二年）五月，仁孝用直言敢谏的斡道冲为中书令，以后又让他 担任国相。此外，仁孝还以“性严毅，守政不阿”①的翰林学士焦景颜兼 任枢密都承旨。“骨鲠有风裁”的热辣公济为御史中丞。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贵族的汉化日益加深，其生活日益 腐化奢侈。尤其是夏国的世禄之家，“悉以奢侈相高”②，这对夏国经济 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公元1163 年（夏天盛十五年）五月，仁孝下令“大 禁奢侈”③。对于那些受贿的官吏，则亲自写信批评教育。舒王仁礼“监 军韦州，私受民钱，遣书责之，勉以官箴，仁礼辄还所受”④。 仁孝的上述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公元1183 年（夏乾祐十四年） 八月，斡道冲卒。道冲为国相十余年，但“家无私蓄，卒之日，书数床 而已”⑤。此外，中书令濮王仁忠，其弟舒王仁礼，生活上都堪称节俭。 仁礼卒，“家无担石储，仁忠悉以廪奉给之，己与家人日粗粝而已”⑥。 这说明仁孝推行求直言，禁奢侈和官吏受贿等措施，对于澄清夏国 的吏治，使政治比较清明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七节 任得敬分裂夏国 ① ② 《西夏书事》卷36。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西夏书事》卷37。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西夏书事》卷36。 ⑤ 《西夏书事》卷38。 ⑥ 《西夏书事》卷36。 一、任得敬窃取夏国军政大权 任得敬原是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西）通判。夏兵攻西安州， 他率领军民投降，被任命为权知州事。公元1137 年（夏元德三年）四月， 任得敬为了在政治上向上爬，将年方17 岁的女儿乔装打扮，献给乾顺为 妃，被提升为静州防御使。接着，为了让其女晋升为皇后，不惜贿赂芭 里祖仁，让他在乾顺面前盛赞任妃的贤德，不久，其女果然被立为后， 得敬则被提升为静州都统军。公元1140 年（夏大庆元年）十二月，任得 敬因镇压哆讹等领导的番部起义有功，被授为翔庆军，封西平公。 公元1147 年（夏人庆四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请求入朝，妄图掌管 中枢权力。御使大夫热辣公济进谏道：“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 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不异乎”①？中书令濮王仁忠也认为不 可。因此，仁孝没有表示同意其入朝。但任得敬并未因此罢休，他用金 银珠宝贿赂晋王察哥，察哥果然向仁孝进言，让他入朝。公元1149 年（夏 天盛元年）七月，得敬被任命尚书令，不久升为中书令。 公元1156 年（夏天盛八年）察哥死，任得敬晋升为国相，从此大权 独揽，无所顾忌。他千方百计地发展私人势力“广植私党”②。第二年六 月，以弟得知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荣为兴庆府尹，侄纯 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这样，以任得敬为首的 任家党已经形成。他们窃据夏国军政要职，滥用职权，贿赂公行，为所 欲为，引起群臣的愤懑。 公元1160 年（夏天盛十二年）三月，任得敬进一步逼仁孝封他为楚 王，出入仪仗如同皇帝。公元1165 年（天盛十七年）五月任得敬准备进 一步篡权，提出“欲以仁孝处瓜、沙，己据灵、夏”。于是，“役民夫 十万，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司所为宫殿”①。任得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 众大臣的不满。御史中丞热辣公济上疏弹劾任得敬“专恣日甚”，“擅 权宠作威福”，请及早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②。 二、任得敬分裂夏国及其失败 公元1170 年（乾祐元年）五月，任得敬进一步胁迫仁孝分割夏国， 仁孝被迫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划分给任得敬。并派左枢密使浪讹进 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去奏报金国，代得敬请求封册。金世宗征求群臣意 见，尚书令李石等认为“事系彼国，我何予焉，不如因而许之”。但世 宗以为不可。他说：“有国之主，岂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逼夺， 非夏王本意”③。于是拒绝册封，退还贡物。八月，任得敬因遭金国反对， 便秘密派人与南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取得联络，相约夹攻金人。虞允文 所派的密使被夏兵捕获。仁孝发觉任得敬图谋不轨，“疑其有异”于是 在金朝支援下，命弟仁友等立即逮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同时，又用计 ① 《西夏书事》卷36。 ② 《西夏书事》卷37。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同上。 ③ 《金史》卷134，《西夏传》。 将任得敬及其党羽捉拿归案，“得敬以谋篡伏诛”④。 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失败后，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 升为国相，夏国也因此转危为安。 三、任得敬分裂夏国的原因及其与没藏氏、梁氏专权的异同 任得敬分裂夏国是西夏历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崇 宗乾顺以来推行“尚文重法”以儒治国路线方针所招致的后果。“尚文 重法”固然可以促使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党项族的文化水平，但 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的加深，党项贵族也就日益 “以奢侈相高”，贪图安逸享受，逐渐失去昔日“俗习功利，尚忠勇”①， 能骑善射的武风，变成一个文弱的统治者，从而使夏国统治力量削弱， 给任得敬这样的汉人军阀拥兵分国以可乘之机。 从性质上看，任得敬分裂夏国，与没藏氏专权、梁氏专权，虽然同 属外戚干政，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但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分 析，则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其一，谅祚统治时期的没藏氏专政，与秉 常统治时期的梁氏专权，是属于党项族内皇室集团与后族集团之间的矛 盾斗争，而这次以仁孝为代表的统治者，同“非我族类”②的以任得敬为 代表的任家党之间的斗争，多少体现了党项贵族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 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番汉联合统治内部番汉之间的矛盾；其二， 无论没藏氏还是梁氏，均是利用“孤童幼弱”去窃取军政大权的。而任 得敬分裂夏国是利用仁孝的忍辱退让，软弱可欺；其三，无论没藏氏和 梁氏擅权，均有母后做靠山。而任得敬专权分国，太后任氏，不但未予 支持庇护，相反，曾多次进行劝止。“得敬恃权，多行不法，太后屡戒 不听，且以盛满为忧”③。并因为忧伤过度而卒。 总之，通过对任得敬分裂夏国事件的分析，不难看出仁孝时期虽然 西夏社会经济文化十分昌盛繁荣，但此时的统治阶级已经从进取走向保 守，军事力量开始变弱。党项贵族日益走向腐化堕落，在其繁荣昌盛的 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 四、对仁孝的评价 仁孝即位初期，虽然由于自然灾害和西夏农、牧主对人民封建剥削 的加重，激起了哆讹等领导的番部起义，但仁孝却能及时接受起义教训， 采取了诸如放粮赈饥、减免租税等安抚措施，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 有利于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采取安抚措施的同时，仁孝继续推行“尚 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内兴改革，外和宋金，振兴文教，崇儒学，禁奢 侈，厘定法律。使夏国“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盖几轶辽、金而 上下之矣”①！这些，我们应当充分肯定。 至于任得敬分割夏国，仁孝不能辞其咎，因为这与仁孝的一再忍辱 ④ _________《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西夏书事》卷36。 ③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38。 退让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总之，仁孝是西夏历史上一位值得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第六章 西 夏国家的衰亡 公元1193 年（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仁孝卒，年70。谥曰圣祖皇帝， 庙号仁宗，墓号寿陵。长子纯祐立，时年17 岁，是为桓宗。 桓宗纯祐是西夏历史上“能循旧章”的“善守”之君。在他统治期 间，竭力奉行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的方针，并且收到了“四郊 鲜兵革之患，国无水旱之虞”①的较好效果。但此时的西夏已经由盛转衰。 “夏叶中衰，于是乎始”②。这时的漠北蒙古异军突起，正在打破西夏、 金、宋的割据均势。因此，蒙古的强大，严重威胁着夏国的安全。加之， 自襄宗以后，皇位更替频繁，以及统治者由附金和宋转为附蒙侵金，削 弱了夏国的力量，因此，自桓宗开始，夏国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已 经初见端倪，每况愈下。 第一节 纯祐被废与蒙古入侵 一、纯祐被废与安全自立 公元1196 年（天庆三年）十二月，仁孝弟越王仁友卒。仁友在挫败 任得敬分裂夏国的斗争中立有军功，因此，其子安全上表请表彰其父之 功，并让他承袭王爵。纯祐不许，并将他降封为镇夷郡王，安全因此怀 恨在心，伺机篡位。 公元1206 年（天庆十三年）正月，“天资暴狠，心术险鸷”的安全 在纯祐母罗太后的支持下，“废纯祐自立”，改元应天。三月，纯祐“死 于废所”①，年30，谥曰昭简皇帝，庙号桓宗，墓号庄陵。七月，罗太后 遣使至金，上表道：“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②。请求 金朝予以册封。金朝遣使询问废立原因，罗氏再一次上表请封。这样， 金主才答应册封安全为夏国王。安全继续依靠金国，抵御蒙古的入侵。 二、蒙古的兴起及其对西夏的入侵 公元11—12 世纪，在蒙古高原的辽阔土地上，居住着塔塔儿部、克 列亦惕部、翁吉剌惕部、汪古部、乃蛮部、斡亦剌惕部、蔑儿乞部、林 木中的百姓、蒙古部等9 个部落。史书上将这9 个部落统称之曰“蒙古 诸部”。 这些部落长期以来，互相侵犯和混战，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从而出现了结束这种混战的历史要求。公元12 世纪末至13 世 纪初，蒙古部的杰出首领铁木真，在被蒙古贵族推选为汗之后，随即着 手于蒙古高原的统一。他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首先消灭了蔑儿乞。 接着消灭了塔塔儿，然后又打垮了克烈部、乃蛮部，剩下的部落望风归 ① 《西夏书事》卷39。 ② 《西夏书事》卷42。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同上。 降，从而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之后，于1106 年（夏天庆十三年，蒙古成吉思 汗元年）于斡难河即汗位，建立蒙古国家。全蒙古贵族给他上尊号为成 吉思汗①，建都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建立蒙古 国家不久，便发动了西征和南侵。而南侵的矛头首先对准作为金国的屏 障——夏国。 蒙古的侵夏战争，早在桓宗纯祐统治其间即已开始。公元1205 年（夏 天庆十二年），铁木真在消灭乃蛮部后，为了追击逃亡的亦剌哈桑昆， 率领骑兵向西夏进军。三月，蒙古军攻破西夏的吉里寨②。并纵兵掠瓜、 沙诸州。“纯祐不敢拒”③。蒙古兵退后，纯祐修复被战火摧毁的城堡， 并将首都兴庆府改为中兴府。 公元1207 年（夏应天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年）九月，成吉思汗借 口西夏不纳贡，再次发兵攻占西夏的兀剌海城（一作斡罗孩城，位于阴 山西，狼山北）。夏右厢诸路兵奋勇抵抗。蒙古兵攻掠5 个月后，因军 粮匮乏，于次年二月退兵。 公元1209 年（夏应天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四年），成吉思汗亲率大 军自黑水城（哈剌和托）北兀剌海关口突入夏境。夏襄宗以其子承祯为 元帅，领兵5 万奋力抵抗，蒙古兵发起猛烈的攻势，夏兵大败。副帅高 逸被俘，不屈而死。四月，蒙古军再攻兀剌海城，俘获夏太傅西壁讹答。 七月，蒙古军乘胜进抵中兴府的外围要隘——克夷门。该处地形险要， “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④，夏襄宗派嵬名令公为统帅，领 兵5 万迎敌。夏军初战获胜。双方相持两月，蒙古兵乘夏兵懈弛之机， 设伏以待，遣游兵诱战，夏兵战败，嵬名令公被俘。克夷门险隘被攻占， 蒙古兵进抵中兴府城下。 中兴府陷入重围，夏襄宗亲自登城激励将士守御。蒙古兵见中兴府 一时无法攻破，于是引黄河水灌城，城中居民淹死极多。襄宗遣使向金 求援，金文武臣僚主张立即发兵夹击蒙古。金主卫王允济却说：“敌人 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①，拒绝出兵。中兴城垣被水淹浸，即将倒塌； 适逢外堤溃决，水势四溃。“蒙古兵眼看也遭水淹，于是主动撤兵。撤 退时，释放西壁讹答入城招降，“夏主纳女请和”②，蒙古兵解围而去， 并放回嵬名令公。 第二节 夏金战争 一、夏金关系的破裂 自公元1124 年（夏元德六年，金天会二年），夏金议和，西夏依附 金朝，到公元1210 年（夏皇建元年，金大安二年）夏金关系破裂，双方 ① 成——强固有力，吉思——多数，汗——皇帝。意为大多数人强有力的皇帝。 ② 有的书认为在河套之北，也有的认为不是，待考。 ③ 《西夏书事》卷39。 ④ 《西夏书事》卷40。 ① 《西夏书事》卷40。 ② 《元史》卷1，《太祖本纪》。 维持了86 年的宗主关系。在这期间，两国虽然偶尔也兵戎相见，如公元 1190 年（夏乾祐二十一年，金明昌元年）十二月，仁孝因夏金贸易问题 发生矛盾，发兵侵金岚州（今山西岚县北）和石州（今山西离石）等地， “大掠人畜而还”③，但从总体上去看两国基本上维持了互通有无，互相 支持的友好关系。 公元1210 年（夏皇建元年，金大安二年）八月，夏襄宗发兵万余骑， 攻打金葭州（今陕西佳县境）从而意味着两国关系的破裂。其破裂的原 因有二：第一，蒙古围攻中兴府，夏襄宗向金求援，金拒不出兵相救。 这是夏金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第二，西夏统治阶级已从贪图安逸保守 发展到腐化堕落。在国内生产停滞，社会矛盾激化，以及蒙古连年入侵 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必须对金实行经济掠夺，来满足党项贵族的贪 欲，于是附蒙侵金。这是夏金关系破裂和战争的根本原因。 二、遵顼即位与夏金战争 公元1211 年（夏光定元年）七月，齐王遵顼（xū音须）废襄宗安全， 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是为神宗。八月，安全死，年42，谥曰敬穆皇帝， 庙号襄宗，墓号康陵。遵顼父彦宗因反对任得敬擅权而被贬斥于凉州。 任得敬分裂夏国失败后，彦宗复入朝为马步军太尉，不久病死，谥齐忠 武王。遵顼“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祐廷试进士，唱名第一” ①。遵顼因廷试高中，袭封齐王，后又升为大都督府主，统领军队，自立 为帝，时年49 岁。 1.遵顼附蒙侵金 神宗遵顼即位不久，便派兵万骑围攻金东胜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 克托），金派西南路马军万户纥烈古鹤寿救援，围乃解。十一月，遵顼 利用蒙古兵攻金中都之机，发兵入侵金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和邠州（今 陕西邠县），进围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县），金派韩王引兵救援，夏兵 解围而去。 公元1212 年（夏光定二年，金崇庆元年）三月，金主动册封遵顼为 夏国王，但遵顼仍然推行附蒙侵金政策，发兵攻金葭州（今陕西佳县）， 被金延安路兵马总管完颜奴婢所击退①。 公元1213 年（夏光定三年，金至宁元年）六月，夏发兵攻破金保安 州（今陕西志丹县），进围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县），被知庆阳府蒲察 郑留所击退。八月，攻破金邠州。十一月，遵顼乘金朝内乱，发兵攻会 州（今甘肃省靖远县东北）为金都统徒丹丑儿所败。十二月，发兵万余， 攻破巩州（今甘肃陇西县）。 公元1214 年（夏光定四年，金贞祐二年）七月，夏左枢密使石庆义 勇派遣使者持书到四川，约宋制置使董居谊发兵夹击金朝，董居谊恐其 有诈，未向南宋朝廷报告。八月，攻庆原、延安诸州。 公元 1215 年（夏光定五年，金贞祐三年）一月，攻金环州，不克。 十月，夏发兵8 万攻破金临洮府（今甘肃临潭县西南）。复攻金绥德境 ③ 《西夏书事》卷38。 ① 《西夏书事》卷39。 ① 《金史》卷13，《卫绍王本纪》。 内的克戎、绥平等地，以失败而告终。 公元1216 年（夏光定六年，金贞祐四年）九月，夏蒙联军攻金延安、 代州等地。进围潼关，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鲁虎战死，潼关失守。 十一月，遵顼发兵4 万乘胜攻金定西城，被金元帅右都监完颜赛不所败， 夏兵死2000 余人，马 800 匹、器械无数。十二月，金朝发起反攻，兵分 二路，一路由右监军陀满胡土门和延安总管古里甲石化率军进攻西夏盐 州、宥州和夏州。另一路由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塔不也率军 攻威（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境）、灵、安、会（今甘肃靖远县东北） 等州②。遵顼分兵抵御，金兵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公元1217 年（夏光定七年，金兴定元年）一月，遵顼发兵3 万配合 蒙古兵攻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大败。夏兵退至宁州（甘肃 宁县），又被金将庆山奴的伏兵所击败。时成吉思汗准备西侵中亚大国 花剌子漠，要求西夏派兵出征，被遵顼拒绝。十二月，成吉思汗再次出 兵围攻中兴府，遵顼因蒙古的突然进攻惊慌失措，让太子德任留守中兴 府，自己则逃至西凉避难，直到蒙古兵退，才又回到中兴府。 遵顼附蒙侵金，不仅没有从中捞到好处，相反，由于蒙古不断向西 夏征兵和入侵，使西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遵顼有鉴于此，为了缓和同 金的紧张关系，主动写信要求同金议和。恢复边地互市，但遭到金朝拒 绝。公元1219 年（夏光定九年，金兴定三年）二月，遵顼因联金不成， 派遣枢密都招讨使甯子宁至四川与宋守将商议联宋侵金。宋利州路安抚 使丁焴（yù音育）复信表示同意，但宋兵并未按约出师。公元1220 年（夏 光定十年，金兴定四年）一月，甯子宁再一次写信询问。五月，宋四川 安抚使安丙复信，议定宋夏同时出兵侵金，以夏兵野战，宋兵攻城。 同年八月，夏发兵万人攻占金会州，守将乌古伦世显投降。金宣宗 命陕西行省遣使同夏议和，遵顼不许。九月，夏发兵20 万，由枢密院甯 子宁率领围攻金巩州，宋安丙派张威、王仕信率兵攻下定边城，与夏军 会于巩州城下。金行元帅府事石盏合喜率兵迎战，夏兵大败，副将刘押、 甲玉被俘，被迫退军。十月，宋安丙再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从。 夏联宋侵金得不偿失，蒙古又向夏国征兵。公元1221 年（夏光定十 一年，金兴定五年）三月，蒙古木华黎率军，由东胜州渡过黄河途经夏 国攻金，要求夏国出兵配合，遵顼派塔哥甘普率军5 万归木华黎指挥。 十月，木华黎命石天应率军进攻葭州，金守将王公佐战败逃遁。木华黎 乘胜攻绥德，要求西夏增兵，遵顼又派大将迷仆领兵来会。十二月，金 会合诸番族兵准备讨伐夏国，遵顼得此情报，发兵数十万分三路攻金龛 谷砦及定西积石川等，金边境所受战争破坏严重。公元1222 年（夏光定 十二年，金元光元年）十二月，蒙古约夏兵自葭州（今陕西佳县）攻金 陕西，夏兵与金兰州提控唐括昉所率的军队战于质孤堡，大败。 公元1223 年（夏光定十三年，金元光二年）一月，蒙古木华黎率兵 围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夏派步骑10 万从木华黎攻城，夏兵见围 攻失利，不经蒙古同意，擅自撤兵。 四月，遵顼派太子德任率兵侵金。德任进谏道：“彼兵势尚强，不 若与之约和”。遵顼反驳道：“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 ② 《金史》卷134，《西夏传》。 强之有”①？德任见遵顼根本听不进意见，拒绝率兵出征，连太子也不愿 当，一心想出家当和尚。遵顼大怒，将德任幽禁于灵州，另派将率军侵 金。七月，遵顼出兵万人攻占金积石州（今青海省贵德县境），大掠而 还。十月，成吉思汗为惩戒凤翔之役夏兵未经许可而偷偷撤兵，派兵攻 积石州，围困半月，闻金朝出兵抄其后路，才自行撤退。时夏国境内兴、 灵等州春旱，“饥民相食”②，在死亡线上挣扎。但遵顼不顾夏国人民的 死活，仍然一意孤行，集十二监兵司的兵力，围攻金巩州（今甘肃陇西）， 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劝阻道： “天人之道，理自相通。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 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 口拑。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 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 . （请）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服，危者得安”③。 由于梁德懿完全站在太子德任的立场说话，对于忠言逆耳的遵顼来说， 当然听不进去。梁德懿并因此而罢官。 神宗的附蒙侵金政策，使夏国遭受蒙古的沉重压榨和威胁，引起了 夏国人民和大臣的强烈不满。同时，成吉思汗对遵顼的亲蒙表现也很不 满，多次派人命令他退位。在这种形势下，遵顼于公元1223 年（夏光定 十三年）十二月，被迫宣布退位。传位于次子德旺，是为献宗。自己当 太上皇，从而使夏金战争告一段落。 2.夏、金战争的严重后果 夏金战争首尾13 年，大小战役计25 次，平均一年就有二次，其战 争次数的频繁，在夏国历史上实为罕见。两国虽然交战频繁，但双方照 样派遣使者。“（西夏）侵掠边境，而通使如故”①。 这次战争的性质，金方是正义的，夏方是非正义的。 这次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其后果之一，是“精锐皆尽， 两国俱敝”②。也就是说，夏、金两国的军事力量因这场战争而大大削弱， 加上两国均已精疲力尽，从而为蒙古的灭夏、灭金创造了条件。 后果之二，是使夏金两国人民饱受战争灾难。如公元1223 年六月， 西夏发兵侵金陇安军，到处烧杀抢掠，“掠民五千余口，牛羊杂畜数万 而去”③。至于西夏，“自兵兴之后，败卒旁流，饥民四散”④，说明西 夏人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 后果之三，是使西夏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在夏金战争之前，夏金 于两国边境诸如兰州、环州、保安、绥德等地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此 外，西夏还通过派往金朝的使者，在金的首都指定地点（会同馆）进行 贸易，从中获得好处。自夏金关系破裂后，金朝关闭榷场，停止夏使在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③ 《西夏书事》卷41。 ①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② 同上。 ③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④ 《西夏书事》卷42。 京都的贸易。如公元1212 年正月，遵顼派使者到金，按照惯例，应“互 市于会同馆”。正当夏使准备进行贸易之时，金主卫绍王却下达逐客令。 “金主禁之，令夏使速回”①。金朝停止同夏国的商业贸易，加重了西夏 在经济上的困境。 后果之四，是使周边邻境的少数民族乘虚入侵。公元1211 年（夏光 定元年，金大安三年）黑塔坦王王白厮波（其祖先与女真同类，分黑白 二种）因“渐并诸族地”而日益强盛，利用夏金战争之机，起兵攻略河 西州郡，襄宗安全率兵与战，大败，“掠西夏之伪公主而去”②，安全遣 使答应称臣纳贡，黑塔坦才退 第三节 蒙古的进攻与西夏的灭亡 一、献宗联金抗蒙 公元1124 年（夏乾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九年）二月，德旺听说成吉 思汗征西域未还，派遣使者“阴结漠北”，即与漠北诸部落联络，组成 抗击蒙古的联盟，用以牵制抵御蒙古的入侵。五月，成吉思汗自西域还， 闻夏国联合漠北诸部图谋不轨，“契丹人和唐兀人乘他不在的时机变得 倔强，动摇于降叛之间”①，于是亲自率兵进攻沙州（今甘肃敦煌县东）。 攻了一个多月，未能攻下。九月，命蒙古大将木华黎之子索鲁等，从金 国战场率兵攻打银州，守将塔海出战，大败被俘，夏兵死伤数万，俘获 生口、牛、羊数十万。在德旺遣使请降、并许以质子的情况下，索鲁才 停止对西夏的进攻。 德旺经过蒙古的这次沉重打击后，决心改变附蒙侵金的国策。十月， 采用右丞相高良惠联金抗蒙之策，遣使者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等与金议 和。第二年八月，夏金达成和议：夏以兄事金，奉国书称弟，各用本国 年号，双方互相支援。但此时的夏金两国，经过战争，均已兵虚财尽， 即使联合抗御，也无法阻止蒙古大军的进攻，夏、金的灭亡只是时间的 问题。 二、蒙古的进攻与西夏的灭亡 公元1225 年（夏乾定三年，蒙古太祖二十年），成吉思汗自西域回 到漠北，屯兵秃剌河（即土拉河）和黑林旧营（后名和林，即今乌兰巴 托），闻德旺纳其仇人赤腊喝翔昆和不派遣质子，决定大举伐夏。公元 1226 年（夏乾定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10 万自北路侵入夏境。二月，攻入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兀剌海等城。蒙 古大将阿答赤率军与畏兀儿亦都护配合，进攻沙州，夏守将籍辣思义伪 降，设伏以待。阿答赤几乎被擒。蒙军吃了败仗以后，全力强攻，籍辣 思义率兵顽强抵抗，蒙古军于夜间挖地穴攻城，夏兵在地穴中纵火，蒙 军死伤惨重。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坚战，沙州城被攻下。 五月，进军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成吉思汗派人招降肃州守将， ① 《西夏书事》卷40。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牧塞》；《西夏书事》卷40。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64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遭拒绝，城破。同月，太上皇遵顼卒，年 64，在位 13 年，谥曰英文 皇帝，庙号神宗。六月，蒙古军乘胜进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北）， 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在成吉思汗的诱降下，准备投降，被副将阿绰等杀 死。阿绰率军民奋力抵抗，城破，阿绰等战死。七月，蒙军攻破西凉府 （今甘肃省武威县），守将斡扎箦（音则zé）战败投降。至此，西夏的 河西地区，几乎全部为成吉思汗所攻占。 是月，德旺见蒙古军连陷城邑，锋不可挡，忧悸不知所措，不久病 死，年46 岁，在位4 年，庙号献宗。由其弟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音 现xian）继位。此时的夏国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了。 八月，成吉思汗率军越过沙漠，至黄河九渡，攻占应理（今宁夏中 卫县）等县。十一月，进攻灵州。■命大将嵬名令公率军10 万前往救援， 蒙古军渡过黄河，发起攻击，嵬名令公率军迎战，夏军大败，灵州陷落。 德任被执，不屈而死。这次战争，夏军主力被歼，死伤惨重。“[唐兀惕] 人被杀死者为[蒙古人]死亡数的十倍”①。 蒙古军攻下灵州后，乘胜自盐州川向中兴府推进，试图一举攻占首 都，灭亡夏国。 公元1227 年（夏宝义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一月，成吉思汗留 一部分军队攻城，自己亲率大军南下，渡过黄河，攻下积石州，进入金 国境内。二月，攻占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等州。 中兴府被蒙古军围困，外援断绝，右丞相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励 将士”，日夜拒守，积劳成疾。臣僚们劝他自爱，他感叹道： “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①？ 高良惠带病抗蒙，于四月间病死。闰五月，成吉思汗回师隆德，避暑于 六盘山，派遣使者察罕去中兴府劝降，被■拒绝。 中兴府被围困半年，粮尽援绝，军民多患病，加上六月里发生强烈 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再也无力抵抗下去。夏帝■遣使乞降。“以 备贡物，迁民户”为理由，请给一个月的宽限时间，方能“自来朝谒”②。 成吉思汗表示同意。这时成吉思汗在清水县（甘肃清水）行宫身患重病， 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如果夏帝■献城投降，可将他连同城内军民全部杀 掉。六月，夏主■率文官李仲谔、武将嵬名令公等奉图籍出降。七月， 帝■族人随同蒙古军行至萨里川，成吉思汗卒，蒙古领兵诸将为了防止 夏帝生变，将他杀死，夏亡。西夏自元昊建国，至■亡，传10 帝，196 年。 三、夏蒙战争的特点与西夏灭亡的原因 夏蒙战争发生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纵观这次战争的历史进程，大 体上有如下明显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较长。这次战争首尾23 年（1205 年——1227 年）。 蒙古灭金首尾23 年，灭宋46 年。也就是说持续的时间虽然比不上宋， 但与金持续的时间却完全一样。其持续的时间之所以较长，首先与西夏 ①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1 卷，第2 分册，第318 页。 ① 《西夏书事》卷42。 ② 《西夏纪》卷28。 经过100 多年的发展，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同蒙古比较）及一定 的军事力量分不开的；其次，与其险要地形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学校 的振兴与科举的发展，为西夏培养了足够的有用人才，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其持续时间的长短，是由双方的政治、 经济、军事以及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等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二，战争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整个战争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自公元1205 至1209 年首尾4 年，为成吉思汗对西夏进 行试探性进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蒙古军先后攻西夏吉里寨、兀剌海 城、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结果以襄宗安全纳女求和而结束。通过围 攻上述地区，一方面纵兵四掠，掠夺西夏大量牲畜、人口和财富，以补 蒙古军需之不足；另方面，显示了其军事力量的强大，从而迫使西夏统 治者同其联合，共同侵金。 第二个阶段，自公元1210 年至1223 年，首尾13 年。这是成吉思汗 利用盟邦关系胁迫西夏共同侵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夏金关系破裂， 互相攻伐，兵戎相见，蒙古也把金朝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在这个阶段里 蒙夏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因此，也可以称之为蒙夏战争的间歇阶段。 第三个阶段，自1224 年至1227 年首尾4 年。这是蒙古全力灭亡西 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夏金虽然恢复了联盟关系，但经过长期战争， 元气大伤，均已处于灭亡的前夕，即使联合抗蒙，也无力阻止蒙古的军 事进攻而逃脱灭亡的命运。成吉思汗利用这一有利的战机发动了一系列 的旨在灭亡西夏的战斗。首先，他亲率大军，夺取河西走廊，切断西夏 右臂，然后攻占河套地区，扫清外围，为攻占西夏首都做好准备。接着， 一面出兵包围首都兴庆府，一面亲率大军夺取河湟地区，切断西夏退路。 最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兴庆，迫使帝■走投无路，宣布投降。 蒙夏战争持续23 年，表明西夏并非不堪一击，但战争的结果是蒙古 兼并了夏国，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蒙古统一兼并西夏有它历史的必然性。 如众所知，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方镇割据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政治上的大动荡、大分化，总的趋势是分裂 割据局面日益缩小，统一的局面日益扩大。这种统一的趋势发展到辽、 宋、金、夏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加强，以及民族政 权力量的消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当时在众多的分裂割据 足以互相抗衡的民族政权中，辽早已被宋金联合所消灭。剩下的夏、金 和宋，其统治阶级均已腐朽，政治腐败，生产发展停滞不前。只有兴起 于漠北的蒙古，由于其统治阶级富有朝气和拥有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 克的骑兵，因此，打破割据均势，次第消灭割据势力的历史任务，很自 然地落到了“灭国四十”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肩上，则是很自然的 事。 第二，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为蒙古的灭夏打开了爆破的 缺口。夏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是皇位更替的频繁。西夏 从蒙夏战争爆发至亡，首尾23 年。23 年之中，更换了4 个皇帝，差不多 每隔5 年就要更换一个，表明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达到 了何种程度。此外，西夏统治阶级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 究竟应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和斗争，也为蒙古的灭夏 创造了条件。 第三，西夏统治者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西夏灭亡的极其重要的 原因。由于西夏在蒙古的胁迫下，采取了附蒙侵金的错误决策，不仅使 自己失去了友军，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消耗了国力、军力，使自己由 强变弱，无力抵御蒙古强大的军事攻势而灭亡。 第四，蒙古成吉思汗灭夏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是西夏灭亡的又一 重要原因。成吉思汗根据西夏首都在东部，兵力部署内重外轻东强西弱 的情况，在军事上采取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先弱后强，先扫清外围， 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腹地的战略方针，以及在争城夺 地之时，采取攻坚与诱降并用，但以攻坚为主，诱降为辅的战略战术的 成功运用，使蒙古的凌厉军事攻势，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西夏的心脏，从 而表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导灭夏战争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和高超 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艺术。与此相反，西夏在军事指挥方面，始终缺乏正 确的对蒙作战的战略战术。在蒙古的强大军事进攻面前，表现为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处处被动挨打。 第四节 西夏遗民 西夏灭亡后，其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究竟到哪里去了？这是一 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根据有关史书记载， 考古资料和调查访问的材料看，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元为官 西夏亡国后，一部分党项统治阶级降元，他们在元朝继续为官。据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统计，在元朝为官者有60 人。据汤开建同志的统 计为229 人①。元朝在划分四个民族等级时，将他们划为第二等，属于“色 目人”。他们在元朝为官，无论初期、中期、和后期，我们都能列举出 其姓名。元朝初期比较著名的有湖广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夏皇室李惟 忠之子。侍御史斡玉伦徒是西夏李仁孝的宰相和学者斡道冲的曾孙。翰 林学士高智耀，是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中兴路兴民总 管朵儿赤，其父斡扎箦，世掌西夏国史，其本人因经营西夏营田有功， 得到忽必烈的嘉奖，“宁夏府屯田成功，升其官脱（朵）儿赤”①。元朝 中期，最负盛名的则有历事四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担任过中 书平章、左丞相、右丞相等官的乞台普济（史氏）。他是武宗海山的保 育人，又是帮助武宗平叛和夺取帝位的大功臣。最后因功封庆国公、安 吉王。武宗时官拜正议大夫、同知太原府事、江南湖北道廉访使的杨教 化，宁夏人，因迎立武宗有功，也有较大的影响。元朝后期，西夏遗民 在政府各级机构任职上有较大的比例。据汤开建同志的统计，在中书省 里西夏人担任要职者12 人，在枢密院里为官者8 人，御使台里任职者14 人，宣政院供职者4 人。在中央地方机构里为官者中影响最大的为余阙。 余阙的先世为武威人。其父沙剌藏卜，官庐州（今合肥），余阙为其三 ① 《元代西夏人物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① 《元史》卷17，《世祖本纪》。 子。元统元年（公元1333 年）赐进士及第，参加过宋、辽、金史的编修， 以文学名。元末在合肥为官，后任淮南行省右丞都元帅，奉命驻守安庆， 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②。江淮红巾军包围安 庆，余阙率军战败，自杀于安庆莲花塘。死后，封夏国公，谥忠宣。著 有《青阳先生文集》③。 二、留居西夏本土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仍然留居西夏河西故地。公元1302 年（元 大德六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西夏字） 大藏经3630 余卷，“施于宁夏、永昌等路”①，即西夏的兴州（今宁夏 银川市），永昌路即西夏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这说明留居于河西兴 州、凉州一带的西夏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三、投金 西夏灭亡后，一部份西夏遗民被金朝统治者安置在河南唐（今泌 阳）、邓（今南阳）、申（今信阳）、裕（今方城）一带，给田耕种， 并派专人管理。《金史·西夏传》云： “先是夏使精方匦匣使王立之来聘，未复命，国已亡，诏于京 兆安置，充宣差弹压，主管西夏降户。正大八年五月，立之妻三十 余口至环州，诏以归立之，赐以币帛，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 乞不仕，居申州。诏如所请，以本官居申州，主管唐、邓、申、裕 等处夏国降户，听唐、邓总帅府节制，给上田千亩，牛具农作云”。 这里的所谓西夏降户，除汉民外，显然还包括一部份党项人。从给田耕 种看，这些党项人早已汉化，熟悉农耕技术，属于以农为业之民。 四、迁徙 1.迁至四川木雅地区 这是一支从事畜牧生产的西夏人（以党项为主）。他们于西夏亡国 后，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出阿细、班佐、沿金川河谷南下，经过 丹巴、乾宁等地约数千里长途跋涉，到达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 区，并在此过着定居的生活。这部份西夏人曾建立过地方政权。当地藏 民将该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即“西夏王”。因西吴即西夏的对 音。“夏”与“下”为同音字，“下”字古音读“虎”，因此，西夏被 念为西吴。该地方政权与元朝并存不悖。明初，当朱元璋攻打盘据于四 川重庆一带的明玉珍时，曾出兵助讨，立有战功。至成祖永乐六年（公 元1408 年）被封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至清 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 年）嗣斩而绝”①。该政权首尾470 余年。 2.迁至山西居庸关与河北保定 公元1345 年（至正五年）建造于居庸关洞壁的六种文字石刻，参予 ② 《青阳先生文集》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③ 《元史》卷143，《余阙传》。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1。 ① 参阅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原载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中国学典馆出版单行本。 该工程的纳麟及主持西夏文译写的智妙咩布和那征师均为党项人，说明 西夏灭亡后，一部份党项人迁居于此。 1962 年9 月，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保定城北韩庄发掘的西 夏文“胜相幢”，建于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 年），幢之所记西复人， 包括建幢者，寺院主持，西夏文书写者，死僧名姓，“更重要的是记出 助缘随喜的八十多个西夏人。这八十多人中，包括男女、僧俗、姓名、 法号、复姓和单名。他们都属于蕃姓之列。所谓蕃姓，即西夏以党项羌 为主的非汉人姓氏”②。这说明西夏灭亡后，有一大批西夏人迁到河北保 定并定居于此。 ② 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载《考古学报》1977 年第1 期。 第七章 西夏的社会经济 要了解西夏的社会经济，必须将它放在中国古代中世纪辽宋西夏金 时期的整体发展阶段去考察。因为它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一时期是中原先进生产方式向周边少数民族扩展的时期。此时的 宋朝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无论从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是财 富积累的情况去看，均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在宋朝的影响下，辽、夏、 金和西北的高昌、回鹘、龟兹（均在今新疆境内），和西南的吐蕃、大 理，都先后进入了封建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同中原地区的差 距正在日益缩小，或者接近。西夏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农业为主，手 工业、商业所占比重不大。现分述于后。 第一节 西夏的畜牧业与狩猎业 一、畜牧业 畜牧业是党项人传统的生产部门，也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党项人长 期从事畜牧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后，随着放牧地区的扩大，畜 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西夏）以马羊立国”①，因此，西夏 统治者对畜牧业的组织管理非常重视。在中央机构的十六司中，设群牧 司来统一管理全国的畜牧业。 西夏立国后，在“东据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①的比 较广阔的版图内，存在着许多天然的牧场。以走廊著称的包括今敦煌、 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在内的河西陇右地区，自古即为著名的牧区。位 于河西走廊东部的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皇祐三年（公元1051 年） 三月，辽兴宗三路伐夏，“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骆驼二十万， 牛五万。”②说明凉州畜牧业兴旺发达的盛况。仅次于凉州的“瓜沙诸州， 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③。至于山丹的马营滩，自古就是天然的牧场， 西夏曾在这里设皇家马营，专门培养供皇室用的优良品种。解放后，在 这里设有山丹军马场，专门培养军用马匹，并培养出优良品种——山丹 马。 西夏的另一牧区为河套地区。它包括河套南部的银、夏、盐等州及 河套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阿拉善额济纳旗一带。这一带盛产马、骆驼， 牛、羊的数量也很可观。如成吉思汗命孛鲁“攻银州，克之，斩首数万 级，获生口、马、驼、羊、牛数十万”④。至于盐池、中卫所产骆驼，其 毛织软而暖，为纺织上品及出口佳品。 此外，贺兰、永宁、宁朔、平罗、惠农、同心等地区的人民，多以 畜牧为生，其羊毛品质甚佳，为西夏出口的大宗传统商品。 本世纪70 年代发掘的西夏皇陵和西夏省嵬城址，出土的石马和大量 ① 《东坡志林》卷3。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7。 ② 《长编》卷168，皇■二年三月庚子。 ③ 《西夏书事》卷32。 ④ 《元史》卷119，《孛鲁传》。 的羊、牛、骆驼及其它畜骨，说明畜牧业在西夏社会经济中所占的重要 地位。 二、狩猎业 除畜牧业外，还有原始的狩猎业。主要分布于西夏山区、沙漠和半 沙漠地区。西夏对宋辽的贡品中有兔鹘、沙狐皮、犬、马等。其兔狐皮 显然是猎获之物。公元990 年（宋淳化元年）三月，李继迁遣使至契丹 贡“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①。一次进贡一千张沙狐皮， 表明其猎获物数量之多。 西夏的狩猎业，不仅是传统的生产部门，而且还是西夏最高统治者 与部落酋豪商议军事，练兵打仗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如元昊“每举 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 其长”②。这种狩猎业即使到了西夏的中后期，封建经济获得比较充分发 展之时，也从未间断。如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云：“吾朝立国西陲， 以狩猎为务”③。仁孝在位期间，经常到贺兰山狩猎。说明狩猎业始终是 西夏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和统治者习武的重要措施。 第二节 西夏的农业 一、农业发展的段落划分及主要农产品 农业为西夏“赖以为生”的又一重要的经济部门。在西夏中央政府 设立的十六司中，就有专门管理农业的“农田司”，表明统治者对农业 部门的重视。西夏的农业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党 项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到继迁攻占灵州之前，在这期间，夏州 统治者虽然占有河套地区无定河两岸的银、夏、绥、宥诸州，但这些地 区并非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除宥州产粮较多外，“每岁资粮，足取洪 宥”，其余地区“地不产五谷”①。因此，农业在社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 位。 第二阶段，自继迁占领灵州、兴州、到元昊攻占河西走廊之前。这 是西夏农业获得明显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兴、灵二州，地 处黄河冲积平原，水利发达，宜农宜牧，为历代屯垦，振兴农业的理想 之地。如灵州“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 战之地”②。今天被誉为“塞上江南”的银川及银川南面的大部分地区， 包括在兴、灵二州之内。由于兴、灵二州农业得到了发展，生产了较多 的粮食，除供当地居民食用外，还可以用来救济灾民。如公元1110 年（夏 贞观十年，宋大观四年）秋，瓜、沙、肃三州大饥，“乾顺命发灵、夏 诸州粟赈之”③。除兴、灵二州农业发展比较突出外，在宋夏交界的沿边 ①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1，《外国贡进礼物·西夏国贡进物件》。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③ 《西夏书事》卷32。 ① 《宋史》卷325，《刘平传》。 ②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 ③ 《西夏书事》卷32。 地区，由于德明同宋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从而使这一带的农业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所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④。正 是这种发展的客观写照。 第三个阶段，自元昊占领整个河西走廊，“尽有河西之地”⑤，称帝 建国，到仁孝统治时期。这是西夏农业发展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西夏 的主要农业区有三，一为兴、灵、洪、宥诸州；二为河西走廊的甘州、 凉州和肃州。历代统治者曾在此兴置屯田，并收获了较多的粮食。如公 元684 年（唐中宗嗣圣元年），仅甘州一处就积谷40 万石，获粮26 万 石。西夏统一后，甘州、凉州等地，不仅畜牧业发达，同时，还是粮食 生产的重要基地，如凉州不仅水草丰美，为放牧理想之地，而且农业也 颇发达。三是与宋（后期与金）毗连的边缘地区。即宋臣吕大忠所说的 “东则横山，西则天都山、马衔山一带”①。这里所说的横山，当指横山 的北部地区。因宋夏以横山为界，称为“山界”。大体上“横山以北， 尽为西夏所有”②，以南则为宋有。“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③。即 不仅出产良马，还是西夏粮食重要产地之一。由于该地产粮较多，因此， 入侵宋朝的军队，往往就粮于此。“缘边与贼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 来入寇，则科率粮糗，多出其间”④。 第四个阶段，自桓宗纯祐至西夏灭亡，为西夏农业的衰落时期。这 个阶段里，西夏外患频仍，“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 乏”⑤。夏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当然谈不上振兴农业了。 农产品，据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其农产品有麦、大 麦、荞麦、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等。据《辽史》记载，“土 产大麦、荜豆、青稞? .（等等）”⑥，说明西夏的主要农产品有小麦、 大麦、稻子、青稞和荜（bì必）豆，等等。从事农业操作的多数为汉人。 从西夏的全境来看，农作物种植面积不大，收获量远远满足不了老百姓 的食粮需要，一旦遇到战争，他们一般只能以大麦、荜豆、青麻子等物 充饥，如遇到灾荒，老百姓只能靠采撷杂草或野菜充饥。正如宋臣曾巩 所指出： “其民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wūtí无堤）； 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条子、 白蒿、碱（jiǎn 减）松子，以为岁计”。① 如果遇到严重的战争和灾荒，老百姓在“衣食并竭，老幼穷饿，不能自 存”②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等着西夏统治者自产粮较多之地运粮赈 ④ 《长编》卷130，庆历元年正月。 ⑤ 《西夏书事》卷12。 ① 《长编》卷466，元祐六年九月壬辰。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奥地考》。 ③ 《宋史》卷355，《种谔传》。 ④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5 月甲戌。 ⑤ 《西夏书事》卷42。 ⑥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 曾巩：《隆平集》卷20，《西夏传》。 ② 《西夏纪》卷17。 济，或者移民就食。如果国内无粮可运，那就只有贷粮于宋了。 二、农业发展的概况 尽管西夏老百姓的食粮不丰，但由于西夏人民在近2 个世纪中，经 过艰苦卓绝的生产斗争，以及西夏统治者对农业的惨淡经营，还是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现将其农业发展的简要概况，分述如下： 1.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 其生产工具，据《文海》记载，计有犁、耙、锹、耧、镰刀等。据 《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则有犁、铧、耙、镰、锹、镬、杴（音谦）、 子耧，等等。这些农具均为木柄铁器所构成，与宋朝境内的汉族农民所 用的生产工具基本一致。说明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宋朝差不多。正如 宋臣庞籍所指出：“（西夏）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①。 2.牛耕的普遍使用及牛品种的改良 如《蕃汉合时掌中珠》明确记载了牛耕；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有二 牛抬杠，一人扶犁进行耕田的“牛耕图”；贺兰山下的西夏皇陵已发掘 的101 号陪葬墓内有鎏金铜牛。这些，说明西夏人已普遍使用牛耕，其 二牛抬杠，一人扶犁的耕作方法，与内地汉民完全相同。 在培养改良新的耕牛品种方面，如凉州居民，到附近山上捕捉野牛， 加以驯服，然后让该公牛“和一般的母牛交配”。这种经过杂交培养出 来的新品种，“比任何其他品种的牛都更耐劳，? .比普通的牛驮载较 重的东西，工作效力提高二倍以上”②。说明新品种牛的素质，同原来的 牛相比提高了许多。 3.发展水利灌溉，建立比较广泛的水利网 西夏统治者在发展水利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对过 去保存下来的古渠进行了疏浚和修复。西夏古渠主要分布在兴州和灵 州。其中最有名的古渠是兴州的汉源渠和唐徕渠。汉源渠长320 里，唐 徕渠250 里，有几十条支渠与之相连，“皆支引黄河”③，“支渠大小共 六十八，计田九万余顷”。④在灵州则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 等古渠，与兴州的汉源、唐徕相连，也有支渠数十，构成了兴、灵二州 的水利灌溉网。在甘州、凉州一带，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疏浚河渠，引 水灌田，“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①，所谓诸河指的是居延、鲜卑、 沙河及黑水，等等。而在这些河流之中，又以甘州境内的黑水最为著名。 西夏仁宗仁孝曾于此河之上建桥，并立有“黑水河桥敕碑”②。该河灌溉 着甘州一带的良田，使其旱涝保收。此外，在西夏所辖的横山境内，山 岳绵亘，河流错综，其著名的河流有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川 等，灌溉着沿河一些州县的农田。“绥银以大理、无定河为灌溉”③。 ① 《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二月辛已。 ②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57 章，《凉州王国》。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元文集》卷50，《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参阅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1 期 ③ 《西夏书事》卷9。 在修复古渠的同时，还开凿了新渠。相传在今宁夏青铜峡至平罗一 带，修筑了一条著名的新渠——“昊王渠”，也叫“李王渠”。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西夏还曾出现过专门修渠筑堤的技术熟练的 “水工”。如元顺帝至正年间，欧阳玄作《至正河防记》云： “两岸（东西）埽（有岸、水、龙尾、栏头、马头等埽）堤（有 剌水、截河、护岸、缕水、石船等堤）并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 徵自灵武；作东埽者汉人水工，征自京畿”④。 这条材料虽然距离西夏修渠灌溉的时间较长，但它间接地反映了早在西 夏统治期间，灵武一带确实存在着修筑渠堤的具有专门技术的“水工”。 西夏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好水利灌溉事业，还专门制定了有关水 利灌溉的规章制度。如仁宗仁孝年间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具体规 定了水渠的组织管理及水的使用办法。其管理水渠的基层组织管理者有 渠头、渠主、渠水巡检、伕事小监，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 负责巡视监察和修理水渠。律令规定： “诸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伕事小监等，於所属 地界当沿线巡行，检视渠口等，当小心为之。渠口垫版、闸口等有 不牢而需修治处，当依次由局分立即修治坚固。若粗心大意而不细 察，有不牢而不告于局分，不为修治之事而渠破水断时，所损失官 私家主房舍、地苗、粮食、寺庙、场路等及佣草、笨工等一并计价， 罪依所定判断。”① 可谓任务明确，责任重大，不可丝毫麻痹大意，玩忽职守，否则就要受 到法律的惩处。 其二，负责管理放水灌田。其具体律令规定： “唐徕、汉延及诸大渠等上，渠水巡检、渠主诸人等不时于家 主无理相□、决水，损坏垫版，有官私所属地苗、家主房舍等进水 损坏者，诸人告举时，其决者之罪及得举赏、偿修属者畜物法等， 与蓄意放火罪之举赏、偿畜物法相同。” “宰相及他有位富贵人等若殴打渠头，令其畏势力而不依次放 水，渠断破时，所损失畜物、财产、地苗、佣草之数，量其价，与 渠头渎职不好好监察，致渠口破水断，依钱数承罪法相同。? .（诸 人）若行贿徇情，不告管事处，则当比无理放水者之罪减二等。又 诸人予渠头贿赂，未轮至而索水，至渠断时，主罪由渠头承之，未 轮至而索水者以从犯法判断。渠头或睡，或远行不在，然后诸人放 水断破者，是日期内则主罪由放水者承之，渠头以从犯法判断。若 逾日，则主罪当由渠头承之。”① 这些规定表明，西夏政府要求管理放水者及放水之人，必须遵守下列原 则：即不得无理决口放水；严格按照排定的放水次序进行；定时放水， 不得逾期；水法面前人人平等。如规定放水依次进行，即使是当朝宰相 也得遵守，如“不依次放水”，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提倡尽职尽责、廉 洁奉公，杜绝徇私舞弊，贿赂公行。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西夏水法的严密、 ④ 《元史》卷66，《河渠志》引《至正河防记》。 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5，《灌渠门》。 ① 同上。 合理和要求比较全面。 4.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西夏统治者鼓励人民开垦荒地，见于西夏文记载的有《天盛改旧新 定律令》。该律令规定： “诸人无力种租地而弃之，三年已过，无为租庸草者，及有不 属官私之生地等，诸人有曰愿持而种之者，当告转运司，并当问邻 界相接地之家主等，仔细推察审视，于弃地主人处明之，是实言则 当予耕种谕文，著之簿册而当种之”②。 这里“无力种租地而弃之”及“不属官私之生地”，即汉文史籍中经常 见到的所谓“抛荒地”和“无主荒地”。凡属这类荒地，只要履行一定 的手续，如“告转运司”、“著之簿册”，等等，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耕 种，而且三年之内，免交租佣草，三年之后，再根据土地的优劣，苗情 的好坏等情况，决定交纳“五等租”中的哪一等地租。“令依纳地租杂 佃次第法纳租”①。 西夏统治者在鼓励开垦无主荒地的同时，还大力提倡耕种租地的农 户，去开垦其租地邻近的闲田旷土。其具体律令规定： “诸人地册上之租地边上，有自属树草、池地、泽地、生地等 而开垦为地者，则可开垦为地而种之”②。 即要求“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对于这类闲散土地，其纳租情况，与 “无主荒地”大体相同。即三年之内免征，三年以后，每亩“纳三升杂 谷物，佣草依边等法为之”③。这些鼓励垦荒的规定，对于西夏农业的发 展，无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夏开垦荒地，见于汉文记载的多数在宋夏沿边之处。即用侵耕宋 地的办法，达到扩大耕地面积的目的。“夏人既称臣，而并边种落数侵 耕为患”④。这种侵耕之事，时有发生，其中以宋河东路麟州（今陕西神 木县北）屈野河遭受侵耕最为严重，时间也较长。景宗元昊建国之后， 鉴于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⑤，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 动老百姓耕垦寨旁大约十余里范围内之田。毅宗谅祚时，没藏讹庞在军 队的保护下，进一步“放意侵耕”这一带的土地。宋朝为了阻止夏人侵 耕，不惜采用经济制裁措施。史载： “经略使庞籍言：‘西人侵耕屈野河地，本没藏讹庞之谋，若 非禁绝市易，窃恐内侵不已。请权停陕西缘边和市，使其国归罪讹 庞，则年岁间可与定议。’诏禁陕西四路私与人贸易者”①。 即采用禁绝“和市”的非常手段，迫使西夏停止侵耕。 除了侵耕屈野河地之外，崇宗乾顺时，还侵耕了大理河东一带的土 地。“（夏人）常于夜间直至大理河东葭芦境上，侵耕旷地，昼则却归 ②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5，《取闲地门》。 ① 同上。 ② 同上书，《租地门》。 ③ 同上。 ④ 《西夏书事》卷36。 ⑤ 《西夏书事》卷35。 ① 《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二月甲戌。 本界，经略使禁之，不能止”②。同侵耕屈野河地不同之处是前者明火执 仗，依靠武力强行耕种，后者乘着夜间月色朦胧，越过边界偷偷耕种， 使宋人无法禁止，只好听之任之。 西夏侵耕宋地事件的发生，虽然起了激化宋夏矛盾的作用，但也反 映了西夏统治者对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的重视。 西夏开垦荒地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 的。正如宋人范育所指出： “臣尝究知夏国之闲田，弥亘山谷，动数百里，未悉垦辟”③。 表明西夏尚未被开垦荒地的数量还是较多的。 5.公私粮窖储存了较多的粮食 由于水利的兴修，各地农田及时得到了灌溉，“岁无旱涝之虞”④。 加上牛耕的普遍使用，开垦荒地，采用汉人先进生产技术，因此，西夏 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具体表现在公私粮窖储存了大批粮食。建粮窖储粮， 并非西夏独有。如唃厮罗统治下的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地区的吐蕃族 也置窖储粟。“河州羌率众三万于敦波，欲复旧地，守约度洮水击破之， 取窖粟食军”⑤。不仅吐蕃人建窖储粮，而且金人统治下的沃州（今河北 赵县）民间也有窖粟。“沃州刺史完颜僧家奴奏：‘田琢军二千五百人， 官廪不足，发民窖粟，犹不能赡’”①。西夏建窖储粮始于何时？从有关 记载看，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即已出现。如公元1002 年（真宗 咸平五年）泾原部署陈兴与秦翰等率兵袭击继迁所部康奴族，“穷其巢 穴，俘老幼，获器畜甚众，尽焚其窖藏。”②此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种储粮的公私窖藏越来越多。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西夏著名的粮仓粮 窖，有夏州境内的德靖镇七里平和桃堆平。七里平有谷窖大小百余所， 粮约8 万石；桃堆平的“国官窖”，“密密相排，远近约可走马一直”③； 灵州西南的鸣沙川（一作鸣沙州）的“御仓”，窖储米多至百万石。它 是西夏黑山威福监军司军粮供应地；陕西葭（jiā加）芦、米脂地区的“歇 头仓”，“（其）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珍珠山，七宝山， 言其多出禾粟也”④。被夏人誉为“金窟埚”的石堡城，“夏人窖粟其间， 以千数”⑤。位于今甘肃定西县南的西市城，谅祚曾在此“建造行衙，置 仓积谷”⑥。至于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是西夏后方著名的储粮地。 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 年）新筑的定边城，本是西夏的领地。该地“川 原厚运，土地衍沃，西夏昔日于此贮粮”⑦。 ② 《西夏书事》卷16。 ③ 《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丙午。 ④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⑤ 《宋史》卷350，《张守约传》。 ① 《金史》卷102，《田琢传》。 ② 《宋史》卷279，《陈兴传》。 ③ 《长编》卷319，元丰四年十一月辛巳。 ④ 《宋史》卷176《食货志》。 ⑤ 《宋史》卷348《陶节夫传》。 ⑥ 《西夏纪》卷13。 ⑦ 《宋会要辑稿》第190 册，《方域》8 至27。 除了上述公私粮窖储存了大批粮食外，西夏境内还有所谓“御庄”。 该“御庄”坐落在兰州附近的龛谷城及质孤、胜如二堡。公元1081 年（宋 元丰四年）九月，宋军统帅李宪向兰州进军，曾发掘西夏龛谷川的粮窖， 取其积谷。史载： “大军过龛谷川，秉常僭号御庄之地，极有窖积，及贼垒一所， 城甚坚固，无人戍守，惟有弓箭铁杆极多，已遣逐军副将，分兵发 窖取谷及防城弓箭之类”①。 这里所谓“御庄”，即皇室建立的庄园。从粮窖附近有堡垒一所， 及大量弓箭铁杆等武器看，表明西夏统治者为了防止仓储被盗和监视生 产者劳动，防止其逃跑，派有一定数量的士兵戍守。兰州附近的智孤、 胜如二堡也有“御庄”。“智固，胜如川，伪号御庄”②。其地“平沃， 且有泉水可以灌溉，古称榆中”③。这些粮窖、御庄的建置，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西夏农业的发展概况。 第三节 西夏的手工业 一、手工业发展概况 西夏手工业分官营民营两种，但主要由官府掌握，手工业中的重要 部门和具有较高工艺技术水平的熟练工匠，大都由官府控制着。其产品， 主要不是用于商业交换，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下面就 西夏的一些主要手工业略作介绍。 1.毛织业 由于畜牧业在西夏统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牲畜皮毛原料相当丰 富。因此，毛织业成了居民比较普遍的家庭副业。其纺织生产工具，从 已发现的考古文物看，主要有木刮布刀和石纺轮。表明其工具相当原始。 其主要产品有氆氇（音普鲁）毛褐、毡、毯等。同时还制造衣服、被单、 巾帽、袜之类。在这些产品中尤其是西夏首都兴庆府出产的驼毛毡，“为 世界最丽之毡”①。由于毡毯是当时的名贵上品，因此，成为西夏对外贸 易的主要商品。在驼毛毡中又以白骆驼毛制作之毡最优良，“商人以之 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②。 2.兵器制造业： 西夏矿产比较丰富。其种类有蓝靛、盐、碱、硝、煤、铁等。谚云： “塞上天府了不得，出产仁（枸杞）、黄（甘草、黄芩）、蓝 （蓝靛）、白（盐、硷、硝等）、黑（煤、铁等）”。 其中铁用以制造兵器和农具。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兵器的制造，并把它 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该制造业的原料，一部分出自国内。如元昊曾在 夏州东境设铁冶务，此为夏国“出铁制造兵器之处”②。其铸造兵器的锻 ① 《宋会要辑稿》第179 册，《兵》14 之18。 ② 《长编》卷444，元祐五年六月辛酉。 ③ 《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丙午。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 卷，第72 章。 ② 《范文正公集·年谱补遗》。 ② 《范文正公集·年谱补遗》。 炼之声，曾为宋使所闻。史载：德明卒，宋吊祭使杨告在宴会厅上，闻 其东屋后若千百人锻声。告阴知其有异志，还朝秘不敢言，未几元昊果 叛”③。又如横山东部的茶山地区也产铁矿。“西贼所恃，茶山铁冶竹箭 之府”④。另一部分来自宋辽，即由出使辽宋使者冒禁多方购买。如公元 1033 年（辽重熙二年），“乙酉，（辽）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①。但 更多的是来自宋朝，正如宋神宗时张方平所指出：“边关重车而出，海 舶饱载而回”②。这些从宋朝运回之物大部分为各类铜钱，此外，西夏还 于宋夏边境以盐易铁钱。“夏人茶山铁冶既入中国（宋），乏铁为器， 闻以盐易铁钱于边”③。说明西夏在宋攻占茶山之后，其铁的来源更加依 赖于宋。 其冶炼技术比较先进。安西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锻铁图，采用竖式 风箱，一人坐于竖式风箱旁边鼓风炼铁，两人手持铁锤，密切配合，轮 番在铁砧上锻打铁制工具。 所造兵器种类，一般为箭、枪、剑、铠甲、斧、刀等。其著名兵器 如下： “战车”——名叫“对垒”，可以载人填壕而进，是一种攻城的先 进武器。 “旋风炮”——装置在骆驼鞍上，可以发射拳头大的石弹，是一种 十分精良的武器。 “铠甲”——宋臣田况在《兵策》中赞美西夏“铠甲”的质量时指 出：“今贼（指西夏）甲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④。 “神臂弓”——被宋人誉为“最为利器”⑤，约于神宋熙宁年间传入 宋朝。向宋朝献神臂弓的人究竟是谁？沈括认为李定所献，而朱弁则认 为是李宏所献。该弓的具体制作情形是“以厌（音掩）为身，檀为绡， 铁为枪镗，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因为其射程既远且深，可以射 240 步至300 步，“能洞重扎”①，神宗下令依样制造。南宋高宗年间， 抗金名将韩世忠所造的“克敌弓”②，就是仿照西夏神臂弓制造的。 夏人剑：为一种随身佩戴的西夏宝剑。这种宝剑在宋朝享有很高声 誉，被誉为“天下第一”③。宋朝最高统治者以及文人学士，往往以得到 该剑为荣。宋钦宗曾“佩夏国宝剑”④，后来将它赏赐给王伦。文学家苏 轼见此剑，“极欣赏”，并请晁补之为其作歌，内有“试人一缕立褫魄， ③ 《宋史》卷304，《杨告传》。 ④ 《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壬戌。 ① 《宋史》卷304，《杨告传》。 ② 《辽史》卷18，《兴宗本纪》。 ③ 《宋史》卷185，《食货志》。 ④ 《长编》卷132，庆历元年甲戌。 ⑤ 朱弁：《曲洧旧闻》卷9。 ① 《梦溪笔谈》卷16，《器用》。 ② 洪迈：《容斋三笔》卷16，《神臂弓》。 ③ 宋太平老人撰：《袖中锦》，收《学海类编》集余4。 ④ 《宋史》卷371，《王伦传》。 戏客三招森动容”⑤。即见血封喉，见血不治之意。说明该剑不仅外表美 观，而且犀利无比。 3.采盐业： 盐的主要产地在盐州和灵州。盐州计有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 池等四盐场。灵州则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 乐池、弘静池等七盐场。这些盐场主要产青盐和白盐。青盐品质纯净， 以稍带青绿色而得名，其质量比白盐更佳。 此外，在西安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的碱隈川还出产红 盐和白盐，但其产量和质量都比不上兴、灵二州的青白盐。 西夏统治者在中央机构三司中设盐铁使专管盐铁，说明对采盐业的 重视。西夏统治者之所以重视采盐业，因为它是西夏政府重要财源之一。 如元昊时“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① 西夏青白盐除了供西夏人民食用外，主要用于同宋、辽、金进行官 方贸易，其中运往宋关中地区最多，并以此换回大批粮食。由于西夏青 白盐的质量优于宋朝的解盐，价格也比解盐便宜，深受宋朝沿边人民欢 迎，“以青盐价贱而味甘，故食解盐者殊少”，宋政府鉴于“解盐之利 日渐侵削”②，为了保证解盐的畅销，往往“峻青白盐之禁? .重为法以 绝之”③。即禁止奸商私自贩卖青、白盐至宋，谋取暴利。 4.印刷业： 西夏印刷业颇为发达。自元昊建国后，统治者为了学习吸收汉族的 先进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教育，除了大量搜购汉文典籍外，还用夏汉 两种文字雕印书籍，成为风气。为了发展印刷业，西夏政府还设置一种 官府出版机构——“刻字司”。1957 年，北京发现寿亲养老新书，牌子 刻着“西夏揆文书院”重刻字样，反映西夏存在着揆文书院的出版机构。 除官府出书外，私人和学校也可能刻印书籍。 西夏刻书种类繁多，计有佛经、诗、文、小说、格言、谚语、文字、 音韵、法律、医术、日历、卜筮、咒文、以及用西夏文大量翻译的汉文 书籍，诸如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小说、兵书、医书、版画，等等。 在这些刻书中以佛经数量最多。西夏统治者建国伊始，即大力提倡宗教， 为了祈求所谓“福利”、“功德”，往往大量刻印佛经，如公元1189 年 （乾祐二十年）夏仁宗仁孝就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念佛诵咒经之机， 散发蕃（西夏）汉《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10 万卷，汉《金刚普贤行诵 经》、《观音经》等5 万卷。其中《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施经发愿文 中有“镂板斯经”之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刻书业的发达。 5.陶瓷业： 西夏陶瓷业，除少量高级瓷器自宋朝输入外，大部分为自己烧造。 从考古出土的陶瓷看，西夏烧制的瓷器产品计有白瓷碗、白瓷盘、酱色 瓷碟、玉壶春瓶、瓷砚、瓷人头像、白瓷碟、白瓷高足碗、白釉瓶、酱 黑釉瓷碗等的碎片和酱褐釉剔花瓶等。这些瓷器虽然不乏佳作，如1956 ⑤ 晁补之：《鸡肋集》。 ① 包拯：《包孝肃奏议》卷9。 ② 《长编》卷146，庆历4 年正月庚子。 ③ 《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月丁亥。 年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敏盖村发现的酱褐釉剔花瓶两件，瓶身刻有牡 丹花纹，造型凝重大方，是西夏陶瓷工艺中的佳品①，但大多数瓷器，胎 质欠细腻，器形单调，技术上比不上宋瓷。 6.砖瓦业： 瓦为建筑的基本材料，西夏民间房屋，俱为木柴结构，不用砖瓦， 但皇宫官署，贵族官僚邸宅，均用砖瓦建筑。随着砖瓦需求量的增多， 西夏后期统治者对砖瓦生产十分重视，设“砖瓦院”机构来专门管理砖 瓦生产。从建国后对银川市西夏帝陵区的发掘遗物看，建筑材料实物有 砖、瓦、鸱吻、龙头、兽头，等等。砖有条砖、方砖两种；瓦分板瓦和 筒瓦，其中筒瓦有青灰和琉璃二种；而琉璃瓦又有深蓝与深绿两种颜色。 当有兽面纹与花卉纹、虎头纹滴水等等。鸱吻有绿琉璃和青灰二种。这 些砖瓦等建筑材料，均为就地烧制，这从陵区东部边缘发现的数十座西 夏砖瓦和石灰窑址可以看出。 7.玉器加工业： 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沙州一带。如公元1004 年（宋景德元年）四 月，“曹宗寿遣使以良玉名马来贡”。公元1050 年（宋皇祐二年）“沙 州骨笃末似婆温等来贡玉”①。这些贡玉虽然没有新疆和阗玉那样有名， 但它证明河西走廊沙州、肃州一带产玉并有玉器加工业。 8.金银制造业： 西夏统治者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在其中央的十六司机构 中，设有文思院，专门管理金、银、犀、玉等高级用品的制造。从1958 年以来出土的大批金银器看，表明西夏手工业匠人比较熟练地掌握了 铸、锻、焊、抛光、切削、钻孔、鎏金等工艺技术。如1976 年，宁夏灵 武发现的一批银器中，有曲腹钵、敞口碗、盒等，造型轻巧，外表光莹、 厚薄均匀。有的器底有线雕卧牛图案，有的钵、碗内底有墨书西夏文， 注明器物重量②，等等。 此外，西夏手工业还有造纸业（西夏统治者曾设造纸院来管理造纸 业）以及作为家庭副业的酿酒业（采用蒸馏酿酒法），等等。 二、手工业生产者的身份 西夏手工业无论官营、民营其生产者都不是奴隶。以凉州手工业者 为例，如《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文最后，将刻碑，修塔工匠的名字 诸如任遇子、刘狗儿，等等，与官员、僧侣并列刻于碑上，说明其匠人 的身份属于一般的老百姓。至于民营手工业者的身份，《马可波罗游记》 云： “（凉州）当地居民经营商业和手工业”①，既然从事手工业者 为一般“当地居民”，其非奴隶明矣。 第四节 西夏的商业 ① 《内蒙古文物古迹简述》第59 页。 ① 《宋会要辑稿》第198 册，《蕃夷》5 之3。 ② 《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 年第12 期。 ① 陈升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51 章，《凉州王国》。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西夏的商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西夏 商业分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两类，现分述之。 一、国内商业 西夏国内商业的有关史料，不仅缺乏而且零星。但仅从有限的材料 中也能看出国内商业的概貌。 1.城市商业 西夏国内商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凉州修护国 寺感通塔碑》云： “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众 匠率职，百工效技”。 反映了远道而来的客商、工匠、官僚地主、香客②云集武威的盛况。 同时，一些城市商人，为了获取厚利，往往不辞劳苦到外地经商。 如西夏《瓜州审判案》残卷记载瓜州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裂用， 诸处为贩”。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为了使他们的每笔生意一本万利， 避凶趋吉，往往借助占卜。如武威地区发现的西夏文卜辞中有“辰日买 卖吉”，“戌日得倍利”③，等等。 在频繁的贸易活动中，往往因为发生侵夺伤害之事，而诉诸法律。 《瓜州审判案》残卷，记载公元1071 年（夏惠宗国庆二年），西夏瓜州 地方官管理审判因商贾买卖牲畜，交换缯帛，以致发生了侵夺伤害的案 件。残卷上记录有“今更间种异头裂伤”、“侵马者、夺马者”、“侵 马驴已卖许四□缯量三十二? .”，等等。反映了瓜州地方在频繁的交 换中，个人的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那些受害者，被迫到 地方官那里去告状，以便借助法律去惩治为非作歹之人。 国内商业市场交易的商品最常见的计有粮食、布、绢帛、牲畜、肉 类，等等。如在宋夏战争期间，由于“岁赐”、“和市”断绝，物价飞 涨、价格昂贵，“今贼中尺布可直钱数百”①，“一绢之值，为钱二千五 百”②，“匹帛至直十余千”③。仁孝时，国内饥荒，“民间升米百钱”④。 在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被柯兹洛夫盗走的文物中有一幅“肉商图”， 画一位卖肉者嘴里咬着屠刀，卷起衣袖，正在割切羊肉，而在另一家店 里，一人正在宰鸭，旁边放了很多被杀死的鸭子。这是黑城屠宰商经营 肉类的生动写照。 2.高利贷与典当业 随着国内商业的发展，西夏境内的高利贷和典当业也活跃起来。 西夏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富商大贾和布衣百姓，都放高利贷。如毅 宗谅祚统治期间，“牙头吏史屈子者狡猾，为众贷谅祚息钱，累岁不能 ② 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载《文物》1981 年第4—期。 ③ 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载《考古》1974 年第3 期。 ① 《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壬寅。 ② 《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 ③ 《长编》卷405，元祐二年九月丁巳。 ④ 《西夏书事》卷35。 偿”①。其臣“（高）怀正贷银夏人”②。他们往往因为放高利贷而成为 暴发户。所谓“腰缠万贯、身着贵服，必靠放债”③，正是对这些暴发户 的写照。 放债还本付息，一般以钱作为借还的支付手段。如甘肃武威下西沟 ■发现的汉人欠款单：“李伴初欠钱叁贯伍百文。刘的的欠钱贰贯贰佰 伍拾文”④。 至于典当，其本利多为粮食大麦、小麦，抵押品则为衣袄、皮毯、 马毯、白帐毡等物品。这从英人斯坦因得自黑城的西夏天庆十一年（公 元1204 年）典麦契残卷15 件，即可证明。现根据陈国灿同志的复原， 试录一契于下： “[天庆十一年五月]初三日，立文人兀女浪粟，今[将][自己] □□袄子裘一领，于裴处[典到大麦][五]斗加三利，小麦五斗加四 利，共本利大麦[一石][三]斗五升。其典不充，限至来八月[一日不 赎来时]，一任出卖，不词。 立文人兀女[浪粟]（押）知见人讹静[□□]（押）⑤ 这里所书的契指代写借约。契中[ ]内的文字为陈国灿考订补充之内 容。立文人即借债人，知见人即证人。裴为放债者姓。借债人的抵押品 为“袄子裘一领”，说明借债必须有实物作抵押。这类残契反映了西夏 农村高利贷的猖獗和国内商业的畸形。 西夏统治者在高利贷猖獗的情况下，为了不让广大农、牧民因借债 而迅速破产，从而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他们有针对性地颁布了一些法 律条文，对放债与借债者作了种种规定与限制，企图将西夏的高利贷和 典当业纳入法制的轨道。如仁宗仁孝时期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就 有关于高利贷和典当业的许多条文，其中关于高利贷的具体规定，大体 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借债人必须按时还债。如果到期无故不还，将要受到法律的 惩处。“因负债不还给，十缗以下，有官罚五缗钱，庶人十杖，十缗以 上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 （二）放债人不得任意收取利息，应按政府法定的利率收取。即钱 “一缗收五钱以下”，粮“一斛收利一斛以下”，也就是说最高利率为 放一收一，本利相等，“本利相等后，不允取超额”，更不允许利上加 利。“不允在应算利钱谷物中收取债偿”。 （三）借债人无力还债时，第一，应放宽还债限期。“（借债人） 无所还债，则当依地程远近限量，给二三次限期，当使设法还债”；第 二，可让其做工偿还。“可令出力典债”，“以工力当分担”；第三， 不可强迫借债者用帐房、牲畜、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偿还。 “诸人欠他人债? .不允以强力将他人畜物、帐舍、地畴取来相抵、违 者徒一年”。更不允许将借债者的家属作抵押。“借债者不能还时，当 ①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5，《神宗经制西夏》。 ② 《长编》卷162，庆历8 年正月辛未。 ③ 霍升平等译：《西夏箴言集锦》，载《民族艺林》1988 年第1 期。 ④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的一批西夏遗物》，《文物》1978 年第8 期。 ⑤ 陈国灿：《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的复原》，《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 催促同去借者，同去借者不能还，则不允以其二种人之妻子、媳、未嫁 女等还债价”①。如果不执行该规定，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很明显，这 些规定的基本用意，在于稳定广大农、牧民的个体经济，保证封建政府 的税收来源，从而使西夏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二、对外贸易 西夏对外贸易，在公元1126 年（宋钦宗靖康元年，夏崇宗乾顺元德 八年）以前，主要是与宋贸易，其次是与辽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进行贸 易。1127 年（宋高宗建炎三年，夏正德元年）以后，则以金为其主要贸 易对象。由于金朝统治下的北部中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 夏、金贸易对于西夏社会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性显然比不上北宋时期的 宋夏贸易。 1.夏宋贸易 西夏同中原王朝的贸易，早在唐末五代之时即已开始。当时的夏州 地方政权，据有银、夏、绥、宥等州，其党项拓跋部主要从事畜牧业， 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同中原王朝进行贸易，“夏州虽产羊马，博易资货 悉在中土”①。宋朝建立后，夏州统治者为了同宋朝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 关系，主动向宋提供战马。“彝兴闻北汉兵常扰麟州，知中国需马，遣 使以良马三百匹入献”②。此后，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两国间的经济交 往更加频繁，方式更加多样，并对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 夏宋贸易明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公元960 年（建隆元年）至 公元1003 年（咸平六年）首尾43 年。这是西夏贸易的初期阶段。这个 阶段，由于李继迁发动对宋战争，因此，宋夏贸易时续时断。这阶段的 主要方式是朝贡贸易。战争之初，太宗下令禁止与夏州政权通商贸易， 从而使继迁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为此，继迁上表卑词祈请：“王者无外 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济资用”①，太宗允诺。于是继迁接连向宋 贡马与骆驼。公元994 年（淳化五年）七月，继迁“遣牙校贡马”。八 月，又“遣从弟延信贡骆驼名马? .太宗召见延信，面加抚慰，厚赉遣 还”②。公元995 年（至道元年）一月，继迁“遣左押衙张捕以良马骆驼 来贡③。公元998 年（咸平元年）四月，继迁遣弟宥州团练使继瑗来贡骆 驼名马”④。 除朝贡贸易之外，继迁为了满足党项族对农产品的需求，还鼓动党 项商人大搞青白盐走私活动，用青白盐换取宋朝谷物。当时宋夏处于战 争状态，关系紧张，宋朝为了用经济手段制裁继迁，采用郑文宝的建议， 下令禁止陕西人民不得私市青、白盐，违者定死罪。但这一政策不利于 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3，《催索债利门》。 ①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壬申。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491，《党项传》。 ② 《西夏书事》卷5。 ③ 《宋会要辑稿》第199 册，《蕃夷》7 之13。 ④ 同上。 解决宋夏矛盾，相反，激起了党项族的反抗，“戎人乏食，相率寇边， 屠小康堡，内属万余帐亦叛”⑤，同时，由于便宜的青、白盐被禁止，而 解盐价贵，引起关陇一带的老百姓不满，“境上骚扰”⑥，文宝建议降低 盐价，保证供应食盐，结果人民的愤懑虽然缓和了，但宋政府却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亏损课税20 万贯。最后，宋朝只好被迫取消盐禁。 此外，继迁还“于赤沙、骆驼路各置会贸易”⑦，以补朝贡贸易之不 足。同时，由于继迁发兵夺取宋朝西北军事重镇灵州，宋对西夏也就采 取更加严厉的经济封锁，宋夏贸易也就再一次中断。 自公元1004 年（景德元年）至1038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 宝元元年）首尾35 年，为宋夏贸易中期阶段。这是宋夏贸易的繁荣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李德明同宋朝保持了比较友好的关系，加上统治境 内的农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对宋贸易十分活跃。其贸易方式显 著增多。 朝贡贸易：同第一阶段“德明进奉频仍”①比较，这阶段的朝贡贸易 大大增多。史称“贡奉之使，道路相属”②。现将这阶段的朝贡情况列表 如下： 从下表可知德明时期的朝贡贸易总计14 次，比继迁时期的二次增加 了5 倍。反映了德明时期朝贡贸易次数的频繁。 这种频繁的朝贡，至少有两大裨益：第一，向宋贡马、驼等物，可 以换取宋朝按物估值的相应回赐。以贡马为例，公元1010 年（大中祥符 三年）十月，凉州厮铎督与潘失吉遣使贡马，“厮铎督马三匹，估直百 七十贯，潘失吉马三匹，百一十贯”，鉴于二人“与诸蕃不同，常宜优 奖，所进马每匹赐银五十两，失吉马共赐百五十贯”③。吐蕃贡马估值如 此，西夏当然不会例外；第二，可以在指定的地点“市所须物”④，或卖 掉带来之物。“岁遣人至京师贸易，出入民间如家”⑤，“使者一至，赐 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⑥，西夏贡使所卖之物主要是些什么呢？ “赵德明进奉人使中，卖甘草，苁蓉甚多”⑦，表明所卖者多为土产药材。 榷场贸易：即在宋沿边距离西夏很近的地方设立固定的贸易场所。 宋政府设有勾当官和榷场指挥使等来专门管理，以便稽查出入货物，进 行大宗贸易，同时，榷场有牙人评定货色等级，兜揽承交。另设有税务， 征收商税。征税方式，“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夏自收蕃客税例”①。 宋政府为了获取榷场贸易的利润，不惜向榷场大量投资。如公元1075 年 ⑤ 《宋史》卷277，《郑文宝传》。 ⑥ 同上。 ⑦ 《长编》卷51，咸平五年正月甲子。 ① 《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癸丑。 ② 《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庚申。 ③ 《宋会要辑稿》第195 册，《方域》21 之23。 ④ 《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癸丑。 ⑤ 《苏子美集·赠太子太保韩公行状》。 ⑥ 《长编》卷404，元祐二年八月戊戌。 ⑦ 《宋会要辑稿》第140 册，《食货》38 之29。 ① 《文潞公文集·御批绥州边事》。 （熙宁八年）“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犀珠直二十万缗于榷场贸易，至明 年终偿其值，从之”②。 入贡时间贡使姓名贡品种类及数量回赐物资料来源 景德二年（公元 1005 ）九月八日 白文寿《宋会要辑稿》第 199 册《蕃夷》7 之16 景德三年（公元 1006 ）五月一日 贺守之等同上 景德三年六月 七日 贺永珎同上 景德三年七月马50 匹袭衣、金 带、器币 《西夏书事》 景德三年十一 月十三日 御马25 、散马100 、 骆驼300 头 《宋会要稿》第 199 册《蕃夷》7 之16 ，《长编》 卷64 景德四年（公元 1007 年）六月二 十一日 马500 匹、骆驼200 匹、用于谢给俸■ 袭衣、金 带、器币 《宋会要辑稿》第 199 册《蕃夷》7 之16 、《长篇》 卷65 景德四年六月 二十一日 马500 匹（《长篇》 卷65 作150 匹）助修 庄穆皇后园陵 《宋会要辑稿》第 199 册《蕃夷》7 之16 、《宋史》 卷485《夏国传上》 大中祥符4 年 （公元1011 年） 四月九日 马鞍马、器 币、银帛、 茶 《宋夷会要稿辑》 第199 册《蕃夷》 7 之18《西夏书事》 卷9 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二月 白文美方物《西夏书事》卷10 天圣七年（公元 1029 年）十二月 马70 匹佛经一藏《西藏书事》卷11 在德明的请求下，宋政府于景德四年首先于保安军置榷场。接着于 天圣年间增置镇戎军榷场和并代路和市。《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 舶法》云： “天圣中，陕西榷场二，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次一级榷场）， 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 .。 庆历六年，复为置场于保安、镇戎二军”。 一些有关西夏史的专著和文章，都认定德明时期宋朝仅设置了保安军榷 ② 《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 场，至于镇戎军榷场，则认为到元昊称臣之后才正式建置。但根据该材 料的后文：“天圣中，陕西榷场二”，以及“复为置场于保安、镇戎二 军”看，说明镇戎军榷场早在天圣年间就已设置。故其行文到元昊时， 很自然地要用“复为置”3 字。 除经双方同意设立的榷场之外，德明还拟单方面设立榷场，但因宋 朝反对和阻挠，未能成功。“（德明）筑堡于石州浊轮谷，将建榷场， 诏缘边安抚司止之”③。 宋夏榷场贸易货物品种繁多。如保安军榷场进行的“官市”货物， 属于西夏方面的有以下几类：（一）牲畜（马、羊、骆驼等），此为大 宗商品；（二）毛织品（毡毯、毛褐等）；（三）药材（麝脐、羱羚角、 大黄、枸杞、甘草、柴胡、苁蓉、红花等）；（四）其他（青盐、■砂、 玉石、蜜蜡、翎毛等）；属于宋朝方面的，主要有：（一）丝织品（缯 布、罗绮等）；（二）日用品（瓷、漆器等）；（三）其他（香药、姜、 桂等）。至于“官市”以外的商品种类不受此限。“其非官市者，听与 民交易”①。 和市：即次一级的商场。宋人叫和市。其交易规模较小。如公元1026 年（天圣四年）二月，由于德明的请求，仁宗同意“置西界和市场”②。 此后，又相继于河东路、陕西路沿边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 虾麻、折姜等地设有和市。 窃市与走私：所谓窃市，即于宋夏边境偷偷贩卖违禁品。如公元1009 年（大中祥符二年）“德明多遣人赍违禁物，窃市于边”③。当时宋政府 规定的违禁品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青盐：由于西夏青盐比宋朝解盐价廉物美，深受宋朝沿边人民欢迎， 但宋朝早在太宗统治期间为了从经济上制裁李继迁，曾将青盐列为禁卖 品。宋夏媾和时，真宗曾打算开禁，但因德明不愿归还灵州及纳质，因 此，青盐仍被列为禁卖品。 铜铁：为传统禁品。早在宋太宗时，即规定铜铁，“不得阑出番界 及化外”④，德明时自然不能例外。 钱币：也为传统禁品。早在宋太祖时即严禁铜钱出塞外，“诏吏民 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⑤。 粮食：公元1008 年（大中祥符元年）六月，西夏绥、银、夏三州干 旱，灾情严重，需要从宋购买粮食以济饥荒。“边臣以闻，真宗诏榷场 勿禁西人市粮，以赈其乏”①。“勿禁西人市粮”，只是暂时开禁，一旦 灾情消失，粮食就会继续成为禁品。 书籍：并非所有书籍都禁止，所禁为九经书疏以外的书籍。“诏民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② 《宋史》卷9，《仁宗本纪》。 ③ 《长编》卷71，大中样符二年三月己卯。 ④ 《宋史》卷185，《食货志·坑冶》。 ⑤ 《宋史》卷180，《食货志·钱币》。 ① 《西夏书事》卷39。 以书籍赴沿边榷场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②。 除了窃市违禁品外，宋沿边少数民族，还往往利用到西夏探亲之机， 大搞走私贸易。“延庆二州熟户，其亲族在西界，辄私致音问，潜相贸 易，夏人因以为利，中国（宋朝）察其奸，不许”③。 尽管宋朝政府对于窃市与走私均严加禁止，但实行的效果很差。“官 吏疏慢，法禁日弛，夏人与边民贸易，日夕公行”④。 总之，这一阶段宋夏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略无猜情， 门市不讥，商贩如织”⑤的空前盛况。 自公元1038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至公元1226 年（夏崇宗乾顺元德元年，宋靖康元年），首尾188 年。这是宋夏贸易 由盛转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宋夏时战时和，因此，两国贸易时 通时断，不能朝着正常贸易的方向发展。 公元1038 年，元昊称帝建国，宋仁宗不予承认，元昊决心用武力迫 使宋朝承认，宋在准备应战的同时，下令断绝同西夏的一切贸易往来。 “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 羌交易”⑥。宋朝单方面停止贸易，对西夏人民和党项贵族经济生活产生 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元昊多次派遣使者请求恢复互市，但都被宋朝拒 绝。公元1044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十月，宋朝在三 战三败的情况下，同意与夏议和，经过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和议。十一 月，宋政府重新开放保安军与镇戎军安平寨榷场，“许蕃民咸赴贸易市” ①。公元1047 年（庆历七年），为了便于双方贸易，将保安军榷场迁至 宋夏交界的顺宁寨。 在重新恢复榷场的同时，次一级的和市也相继恢复或建置。如公元 1074 年（熙宁七年）正月，河东经略都转运使，“乞罢创置吴堡，其宁 星（一作银星）和市，依旧开通，从之”②。此外，在陕西沿边一带的久 良津、金汤、白豹、虾■、折姜等地均设有和市，听民贸易。和市的物 品计有生绢、白布、杂色、罗绵、被褥、臈、茶、青盐、乳香、羊、等 等。 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根据公元1044 年（宋庆历四年，夏天授礼法 延祚七年）10 月所达成的宋夏和议规定：“（夏）使至京，就驿贸卖”③， 而且必须“官主贸易”④。但宋朝统治者在执行该和议条款时，往往根据 各个时期宋夏关系的好坏及其贡使的表现而有所变通。如公元1088 年（宋 元祐三年，夏天仪治平二年）宋哲宗规定，夏使除了可以在宋首都开封 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外，还可以于沿途州军变卖其货物。“夏人入贡， ② 《宋会要辑稿》，第140 册《食货》38 之28。 ③ 《西夏书事》卷10。 ④ 《西夏书事》卷19。 ⑤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⑥ 《宋史》卷186，《食货下·互市舶法》。 ① 《宋会要辑稿》第140 册，《食货》38 之28。 ② 《宋会要辑稿》第140 册，《食货》38 之28。 ③ 《长编》卷153，庆历四年十二月乙未。 ④ 《宋史》卷315，《韩亿传》。 将货于沿路州军估价出卖者，先以封桩钱借给，仍责原估贾人等同一季 度变卖”⑤。公元1110 年（宋大观四年，夏贞观九年）宋徽宗对西夏等 国的入贡使者在首都开封贸易，又作了补充规定。即只能在指定的地点 进行官方贸易，其随行人员，不得“私有交易”，如果违反，“使臣不 觉察者徒二年，引伴官与同罪。”① 至于西夏，除了需要认真履行宋朝统治者有关贡使贸易的种种规定 外，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西夏国家在因战争而时断时续的有 限的朝贡贸易中，捞到最大的好处。为此，他们对其贡使及其随行人员， 作出了许多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如规定正副贡使、内侍、閤门、官之卖 者等人所属私物，“不许由官驼负之”；官私货物应当分开出售，不可 鱼龙混杂。“所卖官物及所载私物等，当分别卖之而勿混”；严禁以私 物调换官物，违者严惩不贷。“不许以官之好物调换私之劣物。倘若违 律，调换者及相与调换者等，一律计其官私物等价而无高低，则徒二年。 若价格有高低而致官亏损，则量其因私获超利几何，以偷盗法判断；官 私物在出卖之前，可根据当地市场价格及所卖物之优劣，商定一个出售 的竞争价格”，为了使己物出卖能获更高的利润而“随意加价出卖”， 那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当量所加之数，依枉法贪赃罪法判断。”② 除了上述贸易渠道外，还有大量的“窃市”（私市）。所谓“窃市” 即在非正式市场和其他不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的贸易，也就是司马光所说 的“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③。尤其是在宋夏战争期间，这种“窃市” 的盛行，从宋政府屡次下令禁止得到佐证。如公元1069 年（夏乾道二年， 宋熙宁二年），七月，“令陕西四路河东路经略司应■边有西界和市处， 严切止绝，边民不得将货物私相交易”①。但这种规定只是一纸空文，严 禁的结果，“私易殊无畏惮”②。 宋夏战争严重地影响了宋夏正常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朝贡贸易所受 影响最大。公元1066 年6 月，毅宗谅祚举兵攻大顺城，宋“止其岁赐银 帛”。公元1092 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宋元祐七年），西夏攻熙河、兰 岷、鄜延诸路，及麟府二州，宋朝再一次停止岁赐，禁绝榷场、和市。 当然，宋朝的这种经济制裁的措施，对宋夏贸易的影响是暂时的，而且 不可能使宋夏贸易完全中断。如徽宗统治时期，宋夏争夺横山的战争十 分频繁，但宋朝允许西夏朝贡仍达8 次之多。 2.夏辽贸易 夏辽贸易，同宋比较规模要小，其贸易的渠道有二：一为朝贡贸易， 二为市场贸易。 朝贡贸易：西夏自继迁叛宋附辽开始向辽朝贡，至乾顺时辽天祚帝 亡国，总计向辽朝贡24 次，其中继迁9 次、德明3 次、元昊4 次、谅祚 ⑤ 《长编》卷419，元祐三年闰十二月。 ① 《宋会要辑稿》第199 册，《蕃夷》7 之43。 ②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8，《与他国买卖门》。 ③ 《长编》卷365 元祐元年二月辛酉。 ① 《宋会要辑稿》第140 册，《食货》38 之28。 ② 《宋会要辑稿》第140 册，《食货》38 之33。 6 次、秉常1 次、乾顺1 次③。所贡物品主要有马、驼、牛、羊，其次有 锦绮、苁蓉、■石、井盐、沙狐皮、兔鹘、犬子④，此外，还有金佛及佛 经等。如公元1067 年（辽咸雍三年，夏拱化五年）毅宗谅祚“遣使进回 鹘僧、金佛、梵觉经”⑤。辽回赐西夏之物有犀玉腰带、细衣、马、羊、 弓箭器仗，细绵绮罗绫、衣著、酒、果子⑥，等等。辽为了接待西夏贡使， 于上京、中京城内设有夏使招待所。史载： “（上京城）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 待夏国使”①。“（中京皇城）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 来宾馆待夏使”②。 西夏使者进入辽境后，一刻也没忘记同辽国的老百姓做生意，“（于） 沿路私相市贸易”。所市物品包括西夏急需的铜铁。但自公元1033 年（夏 开运元年，辽重熙二年）以后，铜铁成为禁品，这年的十二月，禁夏国 使沿路私市金铁”，公元1063 年（夏拱化元年，辽清宁九年）“禁民鬻 钢于夏”③。 市场贸易：辽在西京西北的天德、云内、银瓮（wèng 翁）口和云中 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léng 棱）坡等地设置交易场所，开展对西夏、 鞑靼的对外贸易，但禁止铁器交易。“契丹时亦置市场，唯铁禁甚严”④。 与此同时，夏辽边境也存着“窃市”。《辽史·耶律唐古传》云： “（唐古）严立科条，禁奸民鬻马于宋、夏界。因陈弭私贩， 安边之要。太后嘉之，诏边郡遵行，着为令”。⑤ 由于辽宋、辽夏边界和市马匹之风盛行，因此，迫使辽朝统治者不能不 靠“严立科条”加以取缔。 3.夏金贸易 自宋金联合灭辽之后，金便成了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两国贸 易渠道主要有以下二种。 贡使贸易：自夏金通和建立友好关系之后，两国使节即往来频繁， 金朝派遣使者至西夏以世宗、章宗两朝最盛，西夏派遣使者至金以仁孝、 纯祐时期最多。如仁孝时，西夏派往金朝的使者高达142 次，平均每年3 至4 次，最多的1 年为5 次。而金朝的回聘使者则以世宗最多，高达34 次。同宋及高丽比较，仅次于宋而多于高丽①。夏金通过聘使往来，各将 自己的土特产及贵重的物资献给对方。西夏对金的贡品有“礼物十二床， 马十二匹，海东青七，细狗五”②。除了上述贡品外，仁孝时，还向金献 ③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④ 《契丹国志》卷21，《西夏国进贡物件》。 ⑤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⑥ 《契丹国志》卷21，《西夏国进贡物件》。 ① 《辽史》卷37，《地理志》。 ② 《辽史》卷39，《地理志》。 ③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④ 《大金国志》卷13，《海陵炀王上》。 ⑤ 《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 ① 《金史》卷60、61、62，《交聘表》。 ② 《金史》卷134，《西夏纪》。 本国所造百头帐”③，而金对西夏的回赐则有衣服、币帛、银、绢、貂裘 （无则代以银、帛）、绫罗、帛布、金带、银束带、鞍辔、书匣、诏匣， ④等等，夏使进入金境，立即抓紧时机进行贸易。“使人入境与富商相易” ⑤，到达首都后，又在指定的范围内做生意。如金规定：“（夏）使副往 来，听留都亭贸易”⑥。史载： “（金章宗）谕有司，夏国使可令馆内贸易一日。尚书省言， 故事许贸易三日，从之”⑦。 这里的都亭指金首都之都亭和会同馆。会同馆不仅是夏使贸易之地，甚 至有的金朝外戚也到那里做生意。“（兴定初），夏使贺正旦，互市于 会同馆，外戚有身贸于其间者”⑧。 榷场贸易：金灭北宋后，西夏与南宋由于在地理上的隔绝，在经济 上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从而使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依赖性的西夏经济， 不能不依赖于金，同金开展较大规模的榷场贸易，这是夏金榷场贸易兴 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公元1141 年（夏大庆二年，金皇统元年），金熙宗应夏仁宗仁孝的 请求，置榷场以通互市。首先开放的为云中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 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地榷场。这些榷场曾是辽与西夏的贸易点，金不 过在辽榷场的基础之上予以恢复和拓大。同时，在陕西沿边的一些地方 诸如东胜、净、环、庆、兰、绥德、保安等州及来远军①等地，恢复宋夏 旧榷场，或建立新榷场。西夏对金输出的商品主要是大牲畜马，如金世 宗大定三年（公元 1163 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②，尤其在战争期 间的需要量很大。如金太宗时，曾要求西夏供马万匹。其次，为珠玉（珍 珠、玛瑙、琥珀、犀角、软玻璃等）和药材（柴胡、苁蓉、红花、大黄 等）。金对西夏输出的计有铜器、铁器、瓷器、丝、帛、纸、书，等等。 西夏商人与金的贸易中，有些商品诸如硇砂和田玉等，并非西夏所 产，其产地在西域各国，因此，西夏不过是这些商品输入金朝的中转站， 起了金与西域各国经济联系纽带的作用。金之榷场划归户部管理，一般 规模较大，管理较严，获利颇丰。“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 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③。 但上述榷场并非常设不变，史载： “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 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 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场。筑于绥德州复置一场’”①。 ③ 《北行日记》卷上。 ④ 《金史》卷38，《礼志·定夏使仪注》。 ⑤ 《金史》卷134，《西夏纪》。 ⑥ 同上。 ⑦ 《金史》卷9，《章宗本纪》。 ⑧ 《金史》卷115，《聂天骥传》。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② 《金史》卷50，《食货志》。 ③ 同上。 ① 《金史》卷50，《食货志》。 说明榷场的兴废，往往要受到两国关系的是否友好相处，边境是否安宁， 以及是否有利可图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4.转手贸易与掠夺贡使商旅 西夏和邻境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贸易关系。西夏统治者经常用宋朝 的“赏赐”，尤其是茶叶，用以换取西南边境少数民族的羊只，然后再 转卖给宋、辽、金等国，从中牟取暴利。 由于西夏社会虽然立国伊始，封建制便已确立，但仍然存在着家长 奴隶制和原始制的残余，因此，其统治者对物质财富掠夺的欲望，有增 无减。当时的回鹘商人到辽、宋进■■■，“往来必由夏界，夏国将吏 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③■■■天竺（今印度）国的进奉僧途经夏境也 遭到西夏统治者的扣留和勒索。史载： “先是（天竺）僧善称等九人至宋京师，贡梵经、佛骨及铜牙 菩萨象，留京三月，仁宗赐束帛遣还。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 贝叶梵经，不得，羁之，由是西域贡僧遂绝”④。 途经河西走廊的丝路被西夏统治者中断之后，西来的贡使和商旅只好另 辟新路。这条新路就是经过流沙迷漫的柴达木盆地，到达鄯州（今青海 西宁市），然后自鄯州沿着湟水而到达宋朝的秦州（今天水市）。这是 中西交通的著名的丝路古道，被称之为“吐谷浑路”。这条路在公元4、 5 世纪时曾经繁盛一时，现在再一次得到恢复。由于唃厮罗对西来贡使和 商旅采取了保护的措施，不少西来的商旅在鄯州大做买卖，从中得到了 不少好处。“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①。 至于大食的贡使和商人，由于宋朝的劝告，也不再经过西夏控制的 河西走廊，而绕道海上至宋。总之，西夏统治者中断经由河西走廊的中 西交通，固然给西来的贡使和商人带来了绕道跋涉的艰难，但同时也使 自己蒙受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损失。这是西夏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三、西夏的货币 随着西夏商业的发展，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货币大体上有两类：一 类是本国铸造的西夏货币；另一类是从宋、金进口的货币。本国铸造的 货币最早为景宗元昊时天授通宝（汉字书），最晚的为神宗遵顼时的光 定元宝（汉字书），除献宗德旺和末主■两代未铸钱外，其余各朝均铸 有货币。其中又以仁宗仁孝时铸造得最多。仁孝时还设有通济监的机构 进行铸造。据清人吴广成记载： “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 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 价辙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 铸天盛永（应为元字之讹）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 ② 《金史》卷134，《西夏纪》：“（大定十二年）上谓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 有用也’。乃减婴保安、兰州榷场”。 ③ 《西夏书事》卷15。 ④ 《西夏书事》卷12。 ① 《宋史》卷492，《吐蕃传》。 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①。 据此可知，仁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需要设立专 门机构铸造数量较多的货币，来满足日益发展的商业流通的需要。 西夏货币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西夏文钱，计有毅宗谅祚时的“福圣 宝钱”（西夏字作“■■■■”），谅祚或乾顺时的“天祐宝钱”（西 夏字作“■■■■”），惠宗秉常时的“大安宝钱”（西夏字作“■■ ■■”），桓宗纯■时的“天庆宝钱”（西夏字作“■■■■”），等 等。另一种为汉文钱，计有元昊时期的“天授通宝”，秉常时期“元德 通宝”，仁孝时期的“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纯祐时的“天庆元 宝”，襄宗安全时的“皇建元宝”，神宗遵顼时的“光定元宝”，等等。 由于西夏缺乏铜、铁，从而使其货币的铸造受到限制，其所铸的有 限货币，是无从满足其市场的需要的，必须自宋金进口大量的货币。这 从西夏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大量的宋、金货币得到佐证。 西夏货币除大量铜钱外，还有少量的铁钱和银币。 总之，由于西夏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绝对的支配统 治地位，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限，因此，其货币的铸造与发行，自然要 受到很大的制约，这是西夏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 ① 《西夏书事》卷36。 第八章 西夏的文化 第一节 西夏文化与河陇文化 关于西夏文化的来源，在原苏联的学者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 即认为西夏文化是“源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是“独立发展起 来的，自成一体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 “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①。我们在研究任何国家文 化的来源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本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状。其次，要 考虑其周边邻国文化对它的影响，而不是远离本国的什么文化影响；第 二，这种看法与实际历史情况也是不相符合的。 如前所述，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 但以汉文化为主，正如北宋大臣富弼所指出：“得中国土地，役中 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 车属，行中国法令”②。所谓汉文化，一般指中原王朝——唐宋文化，实 际上汉文化还包涵汉末以来的河陇文化。 何谓河陇文化？概括地说，是指河西陇右地区所保存的中原学术文 化。所谓河西，即泛指黄河以西地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 年）曾置 河西节度使，为开元、天宝年间的十节度之一。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河 西走廊，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所谓陇右，即泛指陇山以 西，新疆乌鲁木齐以东，以及青海东北部地带。这里的陇右概念“即晋 秦州之地，介于雍凉间者”①。 河陇文化，早在东汉末年即已存在，发展至前凉张轨时，明显进入 了它的兴盛时期。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指出： “（河西）自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窦融、张轨， 乘时多难，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兴，亟归版图，而轨遂割据累世， 其后，又有吕光、秃发、沮渠之徒，迭据其土，小者称王，大者僭 号。盖其地势险僻，可以自保于一隅，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 故五凉相继，虽夷夏不同，而其所以为国者，经制文物，俱能仿效 中华，与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难流徙者多往依之，盖其风土可 乐而此”②。 这种兴盛的势头大体上持续到中唐以前。 河陇文化具有它独有的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在公立学校沦废的情况 下，主要通过家世代代相传；特点之二是本地学术世家同外来儒学英才 相结合；特点之三，是具有显著的地域性。 河陇文化在我国历史上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地说作用有二： 第一，它是隋唐制度三大渊源之一。所谓三大渊源，即渊源于魏、齐、 梁、陈和魏、周。三源之中，尤其是北魏、北齐与河西文化有着密不可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 卷本第655 页，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②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②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分的关系。北魏统一河西，拓跋焘对河西儒士“皆礼而用”③，其典章制 度明显受了河西文化的影响。“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 移保存于凉州—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 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魏、齐之源， 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①；第二，保存延续了中原文化。秦凉诸州西北 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 度，承前启后，继续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②。 河陇文化发展至安史之乱以后情况如何呢？史学家马端临云： “唐自安史之乱，西北土地皆不能如旧? .独西陲沦于吐蕃， 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数百年中华衣冠之地，复变为左衽不能自拔。 虽骁悍如元昊，所有土地过于五凉，然不过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 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财货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时。是以北事辽， 南事宋，仅足以自存。然则凉州之地，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 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沦荒者复数百年，谓唐之土地而过 于汉者，非要终之论也”③。 在马氏看来，自汉至初唐数百年间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之地，由于“自 夷变夏，”民殷物阜，文化发达，为河陇文化的兴旺发达时期，但自中 唐以后，河西地区由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割据，“自夏复 变为夷”时这一带的经济和文化破坏很大，“沦荒者复数百年”，河陇 文化因此中断，应当否定。这种带有民族偏见的看法，显然与当时的历 史实际不相符合的。实际上河西陇文化自唐安史之乱经五代至宋，并未 因吐蕃、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而中断，相反， 为他们所继承。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指出： 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攻陷河西 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虏。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 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虏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尤念 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 改。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 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州通于中国，其 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之州犹称唐官，数来请命”①。 这说明自安史之乱至五代之时，河西地区的文化并未“自夏变夷”，显 然当地人民在语言方面有所变化，但在衣着和官制等方面同中原王朝仍 然保持了一致性。 西夏统一河西等地之后，同样并未中断河陇文化，其统治者为了适 应其封建化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学②，宏扬了佛学。使儒 学和佛学成为加强其统治的不可或阙的两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 柱。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 ①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 ②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③ 《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 ①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 ② 参阅拙著：《略论西夏文化同河陇文化的关系》，载《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出版。 第二节 西夏的儒学 一、儒学兴盛的原因 元人虞集在为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作画像赞时指出： “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 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 遗像斯在，国废时运，人鲜克知”①。 虞集的这段赞语，不仅讴歌了西夏儒学大师斡道冲宏扬儒学的历史功 绩，而且还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西夏人尊儒、崇儒、把孔子当作偶像崇拜， 以及学习研究儒家经典，领会宣传其基本思想和精神，早已蔚然成风。 西夏儒学，早在李继迁、李德明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时，便得到了 统治者的重视。如李继迁叛宋自立后，注意招抚受过儒学教育的汉人知 识分子为其所用。“（何）宪灵州人，保吉（继迁）破州城时得之，爱 其才，使掌兵? .”②。李德明时，曾“潜没中官”和“曲延儒士”，表 明他在继续推引继迁的崇儒用儒政策，并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 西夏建国后，其儒学经过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 顺诸帝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时，便盛况空前，建树突出。西夏儒学之 所以日益兴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适应西夏社会封建化的需要。如众所知，西夏社会发展至景 宗元昊之时，已经进入封建制阶段（尽管还存在着奴隶制，甚至原始社 会的残余）。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均已封建化的情况下，西夏统治者 为了维护封建农牧主的既得利益，巩固已经确立的新的封建尊卑贵贱等 级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使西夏统治长治久安，迫切需要一种“有补治 道”③的学说，作为官方哲学，为其统治服务，西夏儒学因此应运而生， 并日益发展和繁荣昌盛。 第二，培养封建御用人才的需要。元昊建国伊始，为了解决急需的 人才，曾大力兴办蕃学，把蕃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但实践证明， 通过蕃学培养人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不高。“士皆气矜，鲜廉 耻，甘罗文纲”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的供不应求和提高人才 的素质，必须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吸取儒学营养，将发展汉学，开科取 士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大批培养符合封建者需要的御用人才。 第三，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西夏统治者所确立的蕃汉联合统治的 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以党项贵族为主体，联合汉人地主、僧侣地主以及 各族上层，残酷剥削和奴役广大贫苦农牧民的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 各族贵族、地主与牧主，同广大农牧民的矛盾，是西夏社会的主要矛盾， 或者称之为基本矛盾。这时基本矛盾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仁孝时， 日益尖锐激化，具体表现在其统治境内发生了威州大斌、静州埋庆，庆 州箎浪、富儿等族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西夏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斡公画像赞》。 ② 《西夏书事》卷8。 ③ 《元史》卷125，《高智耀传》。 ① 《西夏书事》卷31。 其蕃汉联合统治，单纯依靠军事镇压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 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去麻痹劳动人民，征服人心，而大力振兴儒学， 宣传儒家思想，正好能起这样的作用。 第四，历史的经验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告诉西夏统治者，凡是统 一过北方的少数民族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等等，为了使其统治 长治久安，无不尊儒、崇儒、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大力宣扬三纲五常、 忠孝节义等思想。要求官吏、士人和老百姓，均能以此为其行动的准绳。 正如仁孝时期御史中丞薛元礼所指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 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 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①。 说明西夏统治者十分注重吸取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尊儒崇儒的经验教 训。 第五，原有的儒学基础。所谓原有的儒学基础，指的是汉末以来的 河西、陇右文化被西夏所继承。由于西夏继承了河陇文化，其原有儒学 基础较好，因此，得以获得长足的发展，日益兴盛和繁荣。 二、西夏儒学发展的段落划分及其简要概况 西夏儒学的发展，从景宗元昊称帝建国，到末主■灭亡，大体上经 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景宗元昊时期。即自1032 年元昊被立为太子，到1048 年元昊去世，首尾17 年。这是西夏儒学正式建立时期。在这个阶段里， 元昊在建立官制的同时设立了蕃学和汉学，作为学习文化和培养人才的 教育机关。从表面上看，似乎蕃学与汉学并立，但实际上元昊将蕃学放 在首位，作为重点扶持。具体表现在元昊以博学多才在西夏享有很高声 誉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为什么 元昊要特别重视蕃学？有一种看法认为主要是以“胡礼蕃书”同宋对抗。 但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从表象上看，元昊创建蕃学，同下令秃发，改姓 立号等措施联系起来似乎是以“胡礼蕃书”同宋抗衡。但通过现象看本 质，其主要目的和真正用意则是“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 其所长，以牧其用”①。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缺乏的人才 问题。 元昊除了创建蕃学、汉学外，还组织人力翻译诸如《孝经》等儒学 著作，重视吸收外地儒学英俊，使本地儒学英才（诸如杨守素、张陟、 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钟鼎臣等）与外来儒学英俊（如张元、 吴昊等）相结合，他们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出谋划策。 第二阶段，为毅宗谅祚，惠宗秉常统治时期。即自公元1048—1086 年，首尾38 年。这是西夏儒学获得进一步传播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谅祚比较倾慕汉文化，因此，在尊儒、崇儒方 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改蕃礼为汉礼、增设官职，重用汉人，以及仿 照宋朝制度改监军司为军等旨在加速汉化的措施。其中对宋朝投奔过来 ① 《西夏书事》卷31。 ① 《西夏书事》卷31。 的失意知识分子，尤为重用。如宋朝延安人景询投奔西夏，“谅祚爱其 才，授学士”②。 为了扩大加速儒学在西夏的传播，谅祚还以朝贡的方式，用马换取 宋朝的儒家经典。史载： “谅祚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 诏赐九经，还所献马”③。 所谓九经，指《易》、《书》、《礼记》、《春秋》、《孝经》、《论 语》、《孟子》、《周礼》。这些儒家经典著作的传入，对儒学在西夏 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惠宗秉常在位期间，虽然其本人倾慕汉化，对于“中国制度，心窃 好之”，并曾“令国中悉去蕃礼，复行汉礼”①，但由于大权旁落到梁太 后及其弟梁乙埋及乙埋之子梁乞逋手中，实际上是个傀儡，加上梁太后 反对汉化，因此，在他统治近20 年里，儒学停止不前，谈不上有什么建 树。 第三阶段，为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统治时期。即自1086 年到1206 年，首尾120 年。这是西夏儒学大发展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由于崇宗乾顺、仁宗仁孝的大力提倡，西夏儒学获 得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兴学校，学生人数不断增 多，大力发展科举制度，封孔子为文宣帝，继续购求儒家典籍，并将它 翻译成西夏文。对其中一些经典进行注释，以及设立翰林学士院，来安 置那些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等等。 桓宗纯祐在这段期间，大体上保持了仁孝时期儒学兴盛的势头。他 曾多次开科取士，量才录用。如权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 学名授翰林学士”②。被录取的进士中最有名的是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 顼。遵顼“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③。 即中了头名状元。在纯祐统治期间，通过兴办学校，发展科举所培养的 人才，质量较高。如公元1203 年（天庆十年）九月，西夏派往金朝贺天 寿节的使臣，宣德郎高大亨，“与兄大节、大伦并奉使金国，金人号为 三俊”④。 第四个阶段，自襄宗安全到末主■。即自1206 年—1227 年，首尾 23 年。这是西夏儒学的衰落时期。这个阶段在科举方面，开科录取进士， 虽然仍在坚持，如公元1225 年（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 进士及第”①，但学校兴办的很不景气，尤其在西夏即将灭亡之际，由于 受到战争的影响，很多学校校址和学宫遭到破坏。以学宫为例，如蕃汉 教授斡道冲死后，“仁孝图其像以祀学宫，俾郡县遵行之”②。但各郡县 ② 《西夏书事》卷21。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西夏书事》卷24。 ② 《西夏书事》卷41。 ③ 《西夏书事》卷39。 ④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42。 ② 《西夏书事》卷38。 所建学宫，因受蒙夏战争的破坏，所剩无几。“后夏亡，庙学尽坏，惟 甘州仅有其迹，凉州有殿及庑焉”③。西夏境内的学宫残破如此，其儒学 因受战争的影响而日益衰落，概可想见。 三、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西夏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汉学与蕃学并存，互为补充形式。自元昊 建国伊始，就既办蕃学，又兴汉学，但以蕃学为主。这种重蕃学轻汉学 的局面，持续到乾顺仁孝之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党项人汉化 的加深，及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汉学的重视程度，逐渐超过 了蕃学。尽管历代西夏统治者在重视蕃学、汉学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 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始终不渝地推行蕃学、汉学并存的方针，即使在 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汉学日重的情况下，蕃学也并未取消。其所以如 此，因为第一，为了适应党项人与汉人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需要。 西夏统治者要想较好地解决该问题，除了编撰出版诸如《蕃汉合时掌中 珠》一类的字典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既兴汉学，又兴蕃学， 为党项人汉人提供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场所；第二，蕃学与汉学 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西夏文与汉文的关系那样，“论末则殊，考本则 同”①。 其特点之二，是儒学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西夏儒学的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和复杂而曲折的历程。 如崇宗乾顺亲政后，其大臣在是否要振兴儒学建立国学问题上，就展开 过针锋相对的论争。御史中丞薛元礼认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 .今承 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 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可得乎？”② 因此，他主张以儒治国，建议兴办学校。但御史大夫谋宁克认为：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 .且吾朝立 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 熏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 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③。 即反对以儒治国和振兴儒学。虽然乾顺根据当时的国情，权衡利弊得失， 最后采纳了薛元礼兴办国学（即汉学）的建议，但它反映了统治者在是 否要振兴儒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矛盾斗争。 同时，这种矛盾斗争，在西夏历史上并非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 力振兴儒学，兴办学校，发展科举，但外戚任得敬却上疏反对道： “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在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 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芋，縻禀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 ③ 《西夏书事》卷38。 ① 《蕃汉合时掌中珠·序言》。 ② 《西夏书事》卷31。 ③ 《西夏书事》卷32。 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①。 这种倒行逆施的建议虽然未被仁孝采纳，但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在是否要 振兴儒学，推行以儒治国的方针问题上矛盾斗争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西夏儒学的历史作用大体上有以下三点： 第一，促使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导致兵政日益废弛。景宗元昊称 帝建国时确定的立国方针为“尚武重法”。但这一立国方针，到崇宗乾 顺亲政后，随着西夏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儒学的振兴，转变为“重文 尚法”，以儒治国的方针。这一方针的转变，使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 变为愈来愈文弱，军队素质因此下降，军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时， 终因军政废弛而寿终正寝了。 第二，对于维护西夏的统一，防止夏国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种作用突出表现在仁宗仁孝之时，一些刚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 敬的斗争上。仁孝时外戚任得敬擅权专作威福，欲与仁孝分治西夏国家。 一些饱学儒学经典，怀着满腔忠君爱国思想的大臣，不顾个人安危，挺 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专横跋扈图谋不轨的罪恶和阴谋。史载： “（热辣）公济骨鲠有风裁，见得敬专恣日甚，抗疏言：‘得 敬为国懿亲，擅权宠，作威福，阴利国家有事以重己功，岂休戚与 共之谊？请赐罢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诛之。仁孝恐为所害，今 致仕归。得敬奸谗，举朝多为折挫，敢与相是非词气不挠者，惟公 济与焦景颜、斡道冲而已”①。 这说明通过西夏儒学的振兴，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思想，已经深 入人心，成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在儒家学说和思想的熏陶下，产生了一 批像热辣公济那样的直言敢谏的骨鲠之臣。他们对权臣任得敬所作的斗 争，对于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国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中央集 权，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过一百多年的兴办学校，发展 科举，到仁宗仁孝时已从一个人才缺乏的国家，变为人才充足的国家。 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称赞。史载： “金主遣宿直将军温敦斡喝来横赐，仁孝使枢密都丞旨梁元 辅、中书舍人赵衍为馆伴。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 使回，称夏国多才，较昔为盛”②。 从“元辅有口才，议论风生，斡喝不能难”看，说明西夏人才质量之高， 同金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夏通过振兴儒学，不仅为其自身培养了足够的人才，而且还为元 朝统治者储备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为元朝统治者所用，对蒙古人的汉 化，以及蒙汉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③。 第三节 西夏的宗教 ① 《西夏书事》卷36。 ① 《西夏书事》卷37。 ② 《西夏书事》卷36。 ③ 参阅拙作：《略论西夏的儒学》，载《兰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3 期。 一、建国前党项人的宗教信仰 党项人在迁入西北地区前，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对“天”的崇拜。史 载： “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①。 其所以对“天”进行崇拜，这是由于党项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 当时他们还处于原始社会早期阶段。因为生产十分落后，人们的思维能 力很弱，他们对诸如风、雷、雨、电的产生，日、月、星、宿的变化， 草木的生长荣衰等自然现象，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抗拒，认为这些现象 是“天”支配的结果。“天”是一种有意志，有生命力，能够主宰世间 一切，左右人们生产、生活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因此，必须崇拜它，定 期祀它。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现形态是自然崇拜。 党项人自迁入西北地区的庆州、银州、夏州一带以后，他们已由自 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据北宋沈括的记载： “盖西戎（即西夏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 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②。 《宋史·夏国传》说“笃信机鬼，尚诅祝”。 在党项人的心目中，神鬼先知先觉，神通广大，主宰一切，但他们 有着明确的分工。据西夏文字典《文海》的记载，神主善，叫做“守护”。 神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大神、护羊神，等等。鬼主恶，叫做“损 害”。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等等。对于主善的庇 护人类的神应当尊崇、供奉、祭祀、祷告，对于主恶损害人类的鬼，则 应用迷信的方法驱逐和诅咒。 党项族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为多神信仰，是与党项社会的发展 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党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项社会也由早期向晚期 过渡，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相应有所提高，从笼统崇拜天，到崇拜各种具 体的自然现象，并将它加以人格化，使之变为具有生命的和意志的自然 神，这在认识上是一种深化的表现。 西夏对多神的信仰，在其建国之后仍然存在。如公元1038 年，元昊 称帝后，曾“自诣西凉府祠神”①。公元1176 年（夏乾祐七年）仁孝曾 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仁 孝在祭告的碑文中，以九五之尊，凌驾于诸神之上。“敕镇夷郡境内黑 水河上下，所有隐现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 神等，咸听朕命”②。在仁孝看来，皇帝受命于天，应当主宰一切（包括 诸神在内），其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 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相适应的。 党项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时，还崇尚巫术。在党项人的宗教活动中， 巫占有重要的地位。党项人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巫是 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其手眼通天，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巫 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如何驱鬼、咒鬼？其法，挖一坑，将“鬼” ① 《隋书》卷83，《党项传》。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② 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1 期。 送入坑中，同时在坑边咒骂，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去祸。另据《宋史》记 载： “不耻奔遁，败三日，辄复至其处，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 招魂’”③。 说明“杀鬼招魂”，是西夏人在战争中经常施行的一种巫术。 巫术的职责之二是占卜。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占疑难。占卜在党 项人的日常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夏统治者出兵作战，往往先 占卜以问吉凶，然后决定进止。《宋史》载： “每出兵则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髀骨以求兆，名‘炙勃焦’； 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数，谓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祝 之，又焚谷火布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不 利；四，以矢击弓弦，审其声，知敌至之期与兵交之胜负，及六畜 之灾祥，五谷之凶稔”①。 这说明党项人的占卜形式多种多样，它不仅用于军事，而且渗透到党项 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夏除了盛行党项族的占卜术外，还从中原王朝传入了易卜。如西 夏学者斡道冲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在国内广为流行。另外， 甘肃省武威下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西夏文占卜辞，采用的是以天干地支 计时日的占卜方法。如“寅后日变甲时安，巳后日变丁时安，申后日变 丑时安，亥后日变（癸）时安? .”②这种方法明显受到汉人占卜的影响。 二、西夏佛教 1.佛教兴盛的原因 公元1007 年（宋景德四年）李德明母罔氏下葬，要求到宋山西五台 山修供10 寺，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至五台山，这表明至少自德明开始， 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西夏建国后，由于元昊等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日 益兴盛起来。西夏佛教之所以兴盛，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夏统治期间，战争比较频繁。灾难深重的西夏人民，为了 摆脱战争苦难，寻找精神寄托，比较容易信仰佛教。“边塞之干戈偃息， 仓箱之菽麦丰盈”①。反映了西夏人民希望停止战争，天下太平，五谷丰 登的美好愿望。 第二，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高度重视。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带头信 仰。 西夏立国后，其统治者鉴于党项族信仰的“天”，“鬼神”和巫术， 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充满着阶级对抗和民族矛盾经常 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要想加强对老百姓的思想控制，使其统治长治 久安，必须大力提倡佛教。在西夏最高统治者中，有的如开国之君元昊， 不仅带头崇信佛教，而且还通晓浮图（即佛学）之学。为了发展佛教， 他曾广搜舍利（传说中佛涅槃火化后的骨殖），妥为安置，规定每一季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同上。 ② 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3 页。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2，《寺观》。 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届时烧香礼佛，即不惜用 行政命令来强制官民崇信佛教。其他统治者如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 宗乾顺、仁宗仁孝，等等，也都大力提倡佛教，带头信仰佛教。这对西 夏佛教的发展兴盛，无疑起了加速的作用。 第三，邻国的影响。西夏东面是宋，南面为吐蕃（西藏），西面为 回鹘（高昌），这些都是有着深厚佛教文化基础的邻国，西夏不能不受 它们的影响。兹以吐蕃的影响为例，如众所知，西夏佛教分为禅宗与密 宗两派，其中以禅宗的势力较大。但传入河西地区的佛教，主要是藏传 密宗。该教派与禅宗不同，可以娶妻婚配。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云：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 茜根染衣光如霞， 却召瞿昙作夫婿。 这里的“瞿昙”泛指僧人。它说明河西佛教与藏传密宗的渊源关系。此 外，西夏佛教还深受中原佛教及高昌佛教的影响。 第四，原有的基础。西夏佛教也同儒学一样，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逐步发展起来的。以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为例，在西夏统一之前，河西 地区长期为回鹘、吐蕃以及汉人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所割据。这些割据政 权在其统治境内均大力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归义军政权所控制的沙州莫 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佛教最盛。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调动人力和物力，大修佛窟、佛塔和佛寺，从而使这一带的佛教文 化发扬光大。 2.佛教发展的概况 西夏统治者在发展佛教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建树： 1.加强组织管理。西夏佛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 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天 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其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二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 司和出家功德司。这二个机构在西夏五等机构中属第二等，即“次等司” ①，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设功德司副使为 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 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仁宗仁孝时，在诸功德之 上，还增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如《凉州重修护 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职有“提举”、“僧 正”、“僧副”、“僧监”，等等。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杂字》 官位第十七中记僧官以下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僧职，正好与碑 文中出现的僧职互相补充和印证。 2.广建寺塔。西夏境内佛寺极为普遍。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比 比皆是。“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 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这说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至 于新建佛寺虽无详细记载，但其数量不会很少。下面就西夏境内的一些 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 《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 著名寺庙略加介绍： 戒台寺 在兴庆府，景宗元昊妃没藏氏曾在此出家为尼，号没藏大 师②。其具体建置时间和寺址，无从考定。 高台寺 公元1047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元昊建于兴庆府东 15 里。与高台寺同时建立的有佛塔，寺塔高数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 并译为国书（西夏文）。 承天寺 公元1055 年（夏福圣承道三年），毅宗谅祚母后没藏氏“役 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③。所谓“承 天”，即“承天顾命”之意。该寺建成后，皇太后、皇帝亲临听讲佛经， 从而提高了该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感应塔与护国寺，公元1093 年（夏天祐民安三年），乾顺鉴于凉州 感应塔与护国寺年久失修，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感应塔寺庙。 第二年完工，乾顺下令剃度僧侣，赏赐钱物，作大法会，并树碑以资纪 念。该碑记载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崇奉的盛况。所立感应塔碑文是西夏 字和汉字同时并列的刻石。 卧佛寺 公元1102 年（夏贞观二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 福，在甘州修建卧佛寺。“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 西夏永安元年建”。卧佛寺由党项僧嵬名思能建议，崇宗乾顺所修。“李 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 造■奥，阖境贵贱耆老，愿信无间，号之为国师”①。嵬咩，即嵬名，为 党项皇室族姓。其所以名曰卧佛寺，与当地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挖出古 卧佛像3 尊，献给乾顺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西夏在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寺庙和佛塔。 黑城，位于河西走廊北部，是西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它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有关佛教的遗址遗物。在黑城内外，不仅幸存佛塔寺庙遗址20 余座， 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木雕经板等等。说 明该地既是僧人念经、老百姓烧香礼佛之处，也是刻印佛经之地，从而 证实了黑城佛教的兴盛。 3.重修和改建寺窟。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县）和 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县），属于西夏另一类型的寺庙建筑。莫高窟建于 鸣沙山崖，其对面为著名的三危山，两山之间的大泉河横贯其中。榆林 窟开凿于踏实河两岸的陡崖峭壁之上，两地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 元5 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石窟，中经隋朝、唐朝和宋朝，已凿石窟数千。 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后，即对两地石窟进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222 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 窟也是将唐代壁画重新改绘而成。据统计，在 莫高窟、榆林窟500 多个寺窟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洞窟的过去认为莫高 窟和榆林窟各占4 座。但经1964 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同志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 座。其中莫高窟77 座，榆林窟11 座。 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生产、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① 《甘州府志》卷5，及卷3。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题记可分为西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两种，其中以汉文题记最多。从 题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夏僧俗人等前来朝山礼佛，诵 经念咒、烧香求福及修整寺庙的发愿文字。如莫高窟285 窟西夏文题记： “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庙烧香”。第二类为供养人题榜。如榆林窟第 29 窟，其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像，像前 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 军司官员。第三类为一般游人题款。这些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真实而生 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前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是研究 西夏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其具体内容包括西夏 纪年、国名、地名、官制、封号以及西夏姓氏（60 多个），西夏语言文 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肃北的5 个庙都存在 着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县城西南50 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内发现 一批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在宁夏固原县则有须弥山石窟、石窟 中有谅祚奲都年号的题记。 4.输入佛典。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请购佛经。 公元1030 年（宋天圣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献马70 匹作 为工值，“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①。公元1034 年（宋景祐元年，夏广 运二年）十二月，谅祚又派使者去宋献马50 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 赐之”②。公元1058 年（宋嘉祐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谅诈， 他所赎求的大藏经、经帙、签牌等，均已及时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 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①。公元1062 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 毅宗谅祚请购赎大藏经，宋仁宗应其所求，并及时命印经院印造。“候 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②。公元1072 年（宋熙宁五年，夏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贡马，“赎大藏经，诏赐之 而还其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动向宋请购，有时宋朝也主动赐予。如公元1055 年（宋至和二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四月，“赐夏国大藏经”④。 5.翻译与校勘佛经。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 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校勘佛经。其所指 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如景宗元昊时主持 译经的著名国师有白法信，惠宗时的国师白智光，西夏晚期译经的蕃汉 法定国师，等等。法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参予译经的僧人。西夏统治 者组织人才在首都兴庆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 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 ① 《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 《长编》卷115 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20，《谅祚淫狡》。 ② 王珪：《华阳集》卷18，《诏夏国主乞续大藏经诏》。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32 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 将其译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间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祐民安 元年（公元1090 年）先后用半个多世纪（53 年）的时间，译成佛经362 帙，820 部，3579 卷。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 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如科兹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约8000 种西夏文 刊本和写本，其中约占80％的佛经，有的译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 精力放在校经之上。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源文记载： “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经”指宋朝输入的《开宝藏》。“北 经”指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均为汉文大藏经。以南、北 两种藏经版本为底本来进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仁孝不 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 大量的佛经经过翻译、校刊、刻印成西夏文佛经之后，广为散布。 一方面为西夏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另方面促使了西夏造纸业的 发展。如黑城刻印佛经用的就是当地造纸厂造的纸。 6.延请高僧弘扬佛法。公元1159 年（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 者到西藏，延请迦玛迦举系教派始祖松钦巴。松钦巴因故未来，但派其 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 并组织力量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此外，还延请了一些回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如首都兴庆府的承天 寺就延请回鹘僧讲经说法，演绎经文，“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①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购置 佛典，翻译佛经，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 姓信仰佛教，从事诸如作佛法、盖寺舍、烧香礼佛、诵经等各种佛事活 动，也就日益广泛普遍起来。 3.佛教对西夏的作用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佛教在西夏的广为传 播，它对统治阶级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使西夏广大劳苦大众看不清统 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动本质，它要求劳动人民忍受各种苦难，多多行 善。要求他们深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从而掩盖 社会矛盾，引导人民脱离现实斗争。在西夏统治近200 年漫长的时期里， 以党项为主体的各族，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之所 以很少发生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西夏统治者善 于笼络各族上层，经常注意调整民族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以及文献记 载不全，等等），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西夏统治者充分利用佛教 去麻痹老百姓的思想、限制遏制人民的反抗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发展佛教的过程中，西夏统治者延请回鹘和吐蕃高僧到西夏讲经 说法，翻译佛教经典，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夏同新疆、西藏之间的文化 交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提高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同时，西夏佛教的发展，对西夏艺术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如众所知，佛教的发展，需要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绘画、雕塑、书 ① 《西夏书事》卷19。 法、建筑等等）进行广泛的宣传。而各种艺术形式在宣扬、服务于佛教 的过程中，同时丰富、发展了自己。由于西夏统治者和虔诚的佛教信仰 者，对佛教艺术的高度重视和提倡，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从而使西夏佛教艺术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促使西夏艺术发 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三、其他宗教 西夏统治者除了大力提倡佛教外，对其他宗教也采取兼容的政策。 据有关文献记载，在西夏境内曾流传过道教。《文海》解释“仙”字为 “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史称： “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①。 这里所谓“辟谷”，即不食五谷而食药物以求成仙。宁明为元昊太子， 太子带头信仰道教，说明道教在西夏有相当的影响。公元1081 年，宋朝 五路伐夏，当宋军逼近灵州，夏人纷纷逃难，“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 ②。这里僧道相提并论，说明灵州一带道教势力与佛教不相上下。此外， 黑水城的出土文物，诸如《易经》残本，晋人郭象所注《庄子》残本， 宋人吕惠卿所著《吕观文进庄子外篇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 经》，以及有人头像图解的骨相图，等等，都足以说明西夏道教在理论 上的根底及其在西夏宗教中的不可忽视的地位。 至于黑水城南城外，发现有一座伊斯兰教寺庙，虽然难以确定究竟 是西夏还是元朝遗物，但即使是元朝遗物，也很难排除它受过西夏伊斯 兰教影响的可能性。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着唐古忒省（即敦煌） “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 和回教徒”③。甘州城人民大多数信奉佛教，也有一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 徒。“基督教在该城建筑了三座宏伟壮丽的教堂，而佛教徒根据全省信 徒的需要，建筑了更多的庙宇庵堂”④。这说明西夏末和元初，在沙州和 甘州一带，与佛教并存的还有景教和伊斯兰教，尽管它的势力远远不及 佛教势力之大。 第四节 西夏文字 一、西夏文字的创制 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以及由谁创造的，因有关文献记载相互牴 牾而产生歧异。一种意见认为创自李德明时期。如《辽史·西夏纪》云： “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制蕃书十二卷， 又制字若符篆”。 这里的所谓“蕃书”，当指西夏文。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 《宋史·夏国传》云： ① 《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② 《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庚午。 ③ 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0 章，《唐古忒省》，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④ 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4 章，《甘州城，偶像的特徵》。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 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与《宋史·夏国传》记载大体相同，即认为是元昊时期由元昊本人所创 的文献，还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曾巩的《隆平集》。另 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虽然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但创造者为野利遇 乞。该书卷25 记载： “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 至是献之”。 在西夏文创造时间问题上，应以元昊时期为可信，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上引《辽史》的那段记载，显然是将元昊误为德明，（原文 “子德明”应作“孙元昊”）不足为据。 第二，一些少数民族在其称帝建国之前，往往先制文字，西夏也不 例外。元昊称帝后，给宋仁宗所上的表章有“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 证明西夏文字确为元昊时期所创。 第三，据西夏人写的《妙法莲华经序》记载： “此后，凤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制文字、翻 译经典? .”① 所谓凤角城皇帝就是元昊。这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西夏文字创制于 元昊时期。 关于西夏文字是谁创制的？无论认为元昊所创，或者遇乞所创，都 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并非某一个杰出人物所能恁 空想出来的。它来源于劳动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它的产生和形成有一 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它的真正的创造者只能是劳动人民。实际上 很不规范的和比较原始的西夏文字，在元昊建国之前，即在民间已经产 生和流传。元昊的功劳只不过命野利仁荣将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 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形式予以公布，在全国推行。 二、西夏文字的结构 保存到现在的西夏文约有6000 余字。从形体上看，乍视和汉字很相 象，都是方块字。但仔细熟视与汉字并不相同，其字体繁冗，结构复杂， 状“类符篆”。从笔画看，西夏字太多在10 画以上，常用字中6 画以下 仅占总字数的1％左右。 西夏文字，也像其他任何一种文字一样，尽管构造复杂，但仍是有 规律可循的。最早探索西夏文字构造的，是我国著名学者罗福苌（cháng 音长）。1914 年，罗福苌从俄国学者伊凤阁手中获得《掌中珠》，进行 研究，著《西夏国书略说》。他用汉字“六书”法，即象形、指事、会 意、形声、假借、转注法去分析西夏文字，并概括出西夏字的一些偏旁 和部首。罗福苌的研究，开我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的先河。 外国学者沿着这一研究方向进行研究，成绩显著的有日本的西田龙 雄。1966 年，西田龙雄著《西夏语之研究》。该书将西夏文字分为基本 文字和派生文字两种，指出两种文字有五种结合关系。同时还将西夏文 字分解，归纳出329 种文字要素。此外，还概括出一些西夏字部首，将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西夏时期编纂的各种字典，包括《文海》、《音同》、《蕃汉 合时掌中珠》、《义同一类》、《圣立义海》、《五音切韵》，等等的 发现与公诸于世，尤其是《文海》的刊布，给专家们对西夏文字结构的 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西夏人所著的《文海》，是一部 最系统最全面的西夏文辞书。该书以声、韵为经纬对西夏字进行归类， 对每一个字的形、义、音都有详备的注释。1983 年出版的史金波、白滨、 黄振华所著《文海研究》一书，他们除了对《文海》进行校刊、汉译、 编索引外，还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文海》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史金波同志对西夏文字结构特点的分析，读之令人 耳目一新。通过《文海》对西夏字的研究，我们清楚看到了西夏字构造 的规律。 西夏文字的构成可分为单纯字与合体字两大类。 单纯字一般笔画较少，因为它构成新字的机会较多，是组成文字的 基础。单纯字又可分为两种：即表意单纯字。多记录常用词，用固定的 字义。如■（人）。■（一）■（手）■（小），■（老），■（上）， ■（圣），■（女），等等。这些字构成新字的比例最大。表音单纯字， 通常为借词，地名，人名和佛经真言注音。如■（吃）、■（下）、■ （居）、■（嵬），等等。这些单纯字也是构成新字的成分之一。 合体字包括合成字、互换字和对称字三类。 合成字是由2 个字、3 个字，有的甚至由4 个字组成一个字。组字时 一般只用一个字的一部分，如左部、右部、上部、下部、中部；有时也 用一个字的大部分或全体。组合方式有60 余种。合成字还可分为会意合 成。即会两字或三字之义为一义。如■（水）、■（土）合成■（泥） 字。■（膝）■（手）■（行）成合■（爬）。音意合成，即两字合成 一字时，其中一字起标音作用，它与合成字同音；另一字起表意作用， 它与合成字字义有关。如■（吃）■（做）合成■（工匠）[吃]。这种 音意合成字，与汉字中形声字类似。以上两类合成字占西夏字总量的80 ％左右。成为西夏字的主干。音兼意合成，有一部分字，不仅表意字与 被解释字字义有关，其表音字也与该字字义有关。如■（木）■（渡）[■］ 合成■（船）［■]，这里的“木”表示“船”的质料，“渡”表示船的 用途。而“渡”字和合成字“船”同音，“船”成为“渡”字的引申意 义。反切上下字合成，即一个字由两个字合成，这两个字正是合成字的 反切上字和下字。换句话说，就是合成字的读音恰是这两个字中第一个 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合而成。如■（虚）■（耶）合成■（胁）。 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字，仅占西夏字总数的0.5％左右，是西夏字构造中一 种特殊现象。间接音意合成，即一个字由两个字合成时，一字表意，另 一字不直接表音，而是把它译成汉语后，由该汉字的音起标音作用。如 ■（汉）〔■〕■（城）合成■（姓）［汉]。长音字合成，即以发音与 之相应的西夏字和意义为“长”的西夏字共同组成之字。如■（阿）■ （长）合成■［阿长呼］。 互换字是把一个字中的两个部位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新组成的字和 原来的字往往在字义上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常连起来共同组333 成一个词或词组。这类字在西夏文中占有相当比重。这种字有几类互换 法。左右两部分互换。如■（指）■（趾）■（悔）■（改）。中间不 动，左右互换。如■（斫）■（断）。上部不动，下部左右两边互换。 如■（藏）■（匿）。左边不动，右边的两部分互换。如■（逃）■（服）。 右边不动，左边两部分互换。如■（缩），■（皱）。大部不动，一个 侧角的两部分互换。如■（水）■（鱼）。 对称字是西夏文中另一种合体字，即一个字的左右两部分相等。这 类字往往有双之意。如■（唇），■（双），■（分）等。有的字除左 右两边相等外，中间还有一竖。如■（称），■（中），■（畦），等 等。 此外，在西夏文中还有少量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如■（人）字 象人形。■（虫）字象多足的虫形。后者如■（丝），象一条虫在小屋 内，指示蚕茧的形状①。 三、西夏字与汉字的异同 党项族与汉族是古老的兄弟民族，西夏文化源远流长，它受汉文化 的影响很深，因此，作为西夏字不可能不受汉字的影响。尽管西夏在创 造文字时没有袭用现成的汉字，而且尽量避免与汉字雷同（实际上所造 西夏字无一与汉字相同）。但在造字原则，文字结构、文字笔画、字体 形态、书写规则等方面，都未能摆脱汉字的影响。因此，研究两种文字 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夏文化的渊源。 西夏字同汉字的相同之处是两种文字都属表意文字，但同时都有表 音成分，其意符与音符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标志，位置都不固定；两种 文字都属“形体方整，类八分”的方块字，其笔划都有点（■）横（一） 竖（丨）撇（丿）捺（丶）拐（■）提（■），等等。在构成方法上， 西夏字的含意合成字，音意合成字同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类似；两种 文字的一些形体和不同部位上都有笔划变通现象；两种文字都有楷、行、 草、篆四种书体；两种文字的同音字都很多，每群同意字常用一个字作 为代表；两种文字在注音时都常用反切方法，有平、上、去、入四声的 区别。 其不同之处，西夏字比汉字更繁复，其笔划较少结构简单的字比汉 字少得多。同时西夏字超过20 画的字也较少；西夏字斜笔（撇、捺）字 较多，但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西夏文会意合成字比汉字里的会意字多， 其音意合成字（与汉字中的形声字相似）比汉字形声字少；西夏字类似 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构成的字，其比例比汉字大，同时更有 系统性，拼合感更强；西夏文在构字时普遍省形、省声（即用两个或两 个字以上的字构成一个字时，无论是作意符还是作音符，都可以只用一 个字的一部分），其省去的部分并不固定，而汉字构字时，省形，省声 是个别现象。西夏字每一个字的各个部分（包括上、下、左、右中大部、 全体）都可以代表这个字去组成新字。因此，它没有汉字那样明显的偏 旁体系；西夏文中的音意合成字（类似汉字形声字）的表意部分不表示 物形，而汉字形声字的义符往往与物形有直接关系；西夏文音意合成字 大多与组成它的表音字同音，而汉字形声字中仅有10％左右的字与声符 ① 史金波：《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载《文海研究》，1983 年出版。 同音，其余的只是发音相近或有一定的关系①。 四、西夏文字的应用和流传 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对夏国的政治和文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其意义重大，被元昊“尊为国字”，下令“凡 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①。所谓“尽易蕃书”，即一律用西夏字。由于 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字作为应用文字在西夏境内便迅速广泛推广流行 开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记事，都用西夏文字作为书 写工具。各种佛教经典（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族儒学典籍的 翻译，无不应用西夏文作为其有力的工具。 同时，西夏学者用西夏文撰写的著作虽然大部分已经散失，但还是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如西夏人撰写的字典、辞书，保存下来 的就有以下一些： 《音同》亦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也是 现存最早的字书。全书6000 余字，按声母分成九类：重唇音、轻唇音、 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每类再 分为同音的若干小节，无同音字的独字分别列于各类之后，每一字下都 有简单的注释。该书成书于崇宗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 年）十月十日， 为西夏中叶的作品。 《蕃汉合时掌中珠》为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 年）西夏人骨 勒茂才编写。该书共50 页，以事门分类。作者在每一词语条目旁都列有： 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汉字注音，汉译文的西夏字注音，检阅极为方 便。该字典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必备的工具书，也是目 前初学西夏语文的入门工具书。 《文海》是一部大型西夏文韵书，编纂体例兼有汉字《说文解字》 和《文韵》的长处。作者在每一字条下进行三种注释，即首先以四字解 释文字构成，接着，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最后，以反切注音。该书是 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 此外，还有《要集》，一种按事门分类的西夏文字典；《五音切韵》， 一部编制西夏语韵表和韵图的韵书；《圣立义海》，一部包罗甚广的词 书；《义同一类》，一部大型同义词典，等等。 西夏学者除了编写了各类字典辞书之外，还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的 汉文典籍。其中属于儒家经典的有《论语》、《孟子》、《孝经》，等 等。属于类书的有《类林》，译自汉文类书，是中国历史人物分类故事 集。唐于立改撰，共10 卷，原本早已失传。据传世残本可知西夏文本有 10 卷50 篇，刻于乾祐十二年。属于兵书的有曹操、李莹、杜牧所注《孙 子》译本残本。及《六韬》、《黄石公三略》，等等。属于政论书的有 唐朝吴竞编撰的《贞观政要》，名为《贞观要文》。属于历史的有春秋 诸国史汇编《十二国》，等等。 在翻译和注释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有著名学者斡道冲。他曾译《论 语注》，并作《解义》20 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①。 ① 参阅史金波著：《西夏文化史》，第一章《西夏文与西夏语》。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①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在用西夏文翻译的著作里，其中数量最大的是译自汉、藏文佛经。 而用西夏文书写、镌刻的碑文、题记，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具有较高的 文物、史料价值。至于用西夏文铸刻的印章、牌符、钱币等，更是琳琅 满目，不胜枚举，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西夏文字自创造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 个世纪。西夏自1038 年建国， 到1227 年灭亡，这中间西夏文从未停止使用过。西夏灭亡后，西夏文继 续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和使用。蒙古称西夏为河西，因此，西夏文被称 为“河西字”。公元1302 年（元大德六年），在杭州大万寿寺完成了雕 刻的河西字《大藏经》有3620 余卷，并由僧官主八印造三十多藏，施送 西北各地寺院“流通供养”。这说明西夏灭亡 16 年之后，西夏文还在 西北地区使用和流传。公元1345 年（元顺帝至正五年），完成的居庸关 过街塔洞壁的六体文字（西夏文、汉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文、回 鹘文）碑，其中有西夏文两大咒和《如来心经》、《造塔功德记》。党 项人中书平章政事纳璘参加此项工作。而党项僧人智妙酩部和那征师则 是主持西夏文译写者。这说明西夏灭亡后的118 年，居住在今山西居庸 关一带的党项人中还流行着西夏文字。 但居庸关六体石刻并不是西夏文字流行的最晚时间。公元1502 年（明 孝宗弘治十五年），有一批西夏人在今河北保定建立西夏文经幢（chuā ng 床，刻有佛号或经咒的石柱）。由此可知，西夏文自使用到终止，至 少有500 年以上的时间。 第五节 西夏的科学 一、天文与历法 有关西夏天象的记载，大体上始于公元982 年（宋太平兴国七年）。 是年二月“月犯井鬼”，何谓井鬼？“史记天官东井舆鬼，雍州之分， 新唐志夏州东井之分”①。因此，所谓“月犯井鬼”，其国主兵，即天象 预示着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将要起兵反叛宋朝。这虽然是无稽之谈， 但却是“书西夏天象始此”①。据有关史书记载，自继迁叛宋，至西夏灭 亡，有关天象特殊变化的记载，诸如日食的发生，星宿的孛犯，以及彗 星的出现，约60 余次。西夏统治者认为这些特异的自然现象是天神对人 类吉凶祸福的预示和警告。如公元1030 年（宋天圣八年）火星入于南斗。 西夏谣言四起：“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②。德明畏惧，被迫迁居贺 兰山，并祈祷解灭。公元1040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 正月，“日有食之”③，日西先出现一珥，谋臣杨守素认为这种日食现象 预示着军事的胜利，并力劝元昊攻取延州。元昊果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旨 在夺取延州的军事行动，发生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公元1097 年（夏天 祐民安八年，宋元符元年）八月，天空出现彗星，时母党首领梁氏正调 兵遣将，准备攻打宋泾原路，见彗星出现，以为不吉，于是下令放散人 ① 《西夏书事》卷3。 ① 同上。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③ 《西夏书事》卷13。 马。崇宗乾顺“仿中国制，减膳避殿，下罪己诏，大赦，改明年元曰永 安”④。 尽管西夏统治者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一些天象做了迷 信的分析和解释，但他们对天文的观测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据有关 文献记载，西夏有分析、解释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这 表明西夏设有司天监的专门机构，及专职人员观测天文。由于长期对天 象的观察，从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天文知识。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 珠·天相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月、星、辰。如对星象的记载，将 天空分为东、西、南、北4 个方位（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每个 方位有7 个星宿，总计有角、亢、底、房、心、尾、箕、斗、牛、女、 虚、危、室、壁等28 宿。此外，对气象的记载也比较详备。如风有和风、 清风、金风、朔风、黑风、旋风；雨有膏雨、谷雨、时雨、丝雨；云有 烟云、鹤云、拳云、罗云、同云，等等。当然，西夏的天文学知识并非 自己的独创，而是一方面继承中原王朝的天文学知识，同时结合自己的 观测体验而形成的。 在西夏天象的记载中，其中有些科学资料诸如水灾、旱灾，地震， 等等，对后人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如《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记载公 元1092 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大地震，震坏了该地的感应塔。这一 记载为我国地震学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受到了有关专家的重视。 西夏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历法。公元1001 年，宋司天监参考 以前历法，制成“仪天历”，应德明之请，颁赐西夏。“德明时行中国 仪天兴注历垂三十年”①。这是西夏使用宋朝历法的最初记载。公元1023 年（宋天圣元年）八月，宋制成“崇天万年历”，打算颁行西夏，但“未 及颁而曩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②。元昊设“大恒历院”的机构， 掌管历法的编制和颁行。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历法的重视。但西夏自己制 定了哪些历法？无从查考。从留下的实物看，未见纯西夏文编制的历书， 但有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如黑水城出土，现藏于俄国的五种西夏历 书中，就有西夏文、汉文合璧书写。至于出土于黑水城现藏于大英博物 馆的成于公元1047 年（天授礼法延祚十年）的与一般历书不同手写西夏 历书残页，采用表格形式。其中表示月分、星宿、节气、干支和数目的 字，分别用西夏文或汉文书写。西夏立国后，除了使用番汉合璧历书外， 仍然奉行宋朝颁赐的历书。如公元1045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宋庆 历五年）十月，元昊行宋仁宗颁赐的“崇天万年历”。公元1065 年（夏 拱化三年，宋治平二年），宋颁赐夏国“历日一卷”①。公元1085 年（夏 大安十一年，宋元丰八年），宋神宗向秉常颁赐“奉天历”。在西夏奉 行宋历问题上，有一种看法需要纠正。香港林旅芝先生云： “（夏）始终奉行宋历，德明时行中国仪天历，元昊称帝后， 则奉行仁宗颁赐之崇天万年历”②。 ④ 《西夏书事》卷30。 ① 《西夏书事》卷18。 ② 同上。 ① 王珪：《华阳集》卷18，《赐夏国主历日诏》。 ② 林旅芝：《西夏史》，第十三章《夏之政制及文化》，第281 页。 其实，西夏并非自始至终奉行颁赐之宋历，而是于公元1132 年“停行中 国历”。停止的原因是由于西夏已归附金朝。“故事每于上午孟冬受中 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③。当然， 西夏在被迫停止使用宋朝颁施的历法后，在一些地区仍然采用以干支记 时日的中原汉历。如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人庆二年（公元1145 年） 的西夏汉文历书残页，同中原以干支记时日的历书大体一致。这种历法 可能为西夏“大恒历院”所编。 二、法律 西夏在元昊立国之前，尚无成文法律。遇有民事纠纷，“诉于官， 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④。 元昊建国后，为了确立西夏的典章制度，对宋朝的各种制度的调查研究， 引以为鉴，尤为重视。如宋仁宗放宫人207 人“悉任所之”。元昊得此 消息后，“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 纤悉具知”①。元昊不仅“明法律”，而且十分重视法治。他于“案上置 法律”，又以“兵法勒诸部”②，推行一条“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这 表明至少在元昊时西夏已有成文的法律。 西夏法律发展至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似乎更加成熟和完善。如 崇宗乾顺的贞观年间，为了以法治军，编撰了一部有着较高实用价值的 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乾祐二十一年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 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了诉讼程序，主要是诉状，官府表示愿意授理， 然后逮捕犯人，追查证据。对于拒不招供的犯人，严刑拷打，直至犯人 伏罪、定罪，才算结束审判的全过程。 仁孝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针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发 展的新情况，有必要对旧的法典重新进行增修，于是《天盛改旧新定律 令》大型西夏法典应运而生。该法典是一部根据本国的国情，参照宋朝 政书编修的西夏政治制度的法令的汇编。编撰该法典的目的是“为民取 则，为世除恶”③。它是在前代和当代法典的基础之上修改增补而成的。 “臣等（立法官）参照诸新旧律典，勘订（这些典籍中）种种不明、不 妥、不适之处，造福民庶”④。该法典全书计20 章，2600 多面（缺第十 六章），1600 条。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姓名。表明该法典参考过宋 代政书体例编修而成的。该法典对西夏人的生活作了全面的规定，对西 夏国家机关作了相应的介绍。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西夏政府又从实际出 发，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编成《新法》一书。 除了上述法典外，至神宗遵顼时，还编撰了《光定猪年新法》。 以上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此外，还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一些具体法 ③ 《西夏书事》卷34。 ④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 《西夏书事》卷13。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 ③ 李仲三汉译：《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出版。 ④ 同上。 令。如仁孝针对哆讹领导的起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曾制定过“赈济 法”。针对巩固边防的需要，制定“戍边法”（从出土的《乾定二年黑 水守将告近禀帖》可以看出）。以上编纂法令的情况表明，西夏统治者 在注意文治（以儒治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法律的镇压，注重法治。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崇宗乾顺以来，推行的立国方针，是一条“尚文重法” 的路线。 三、史学与地理学 西夏统治者对史学比较重视。尤其注重对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从 仁宗仁孝时开始，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纂修国史。著名的番 汉教授斡道冲，本是汉族，其先祖世居灵州，德明时迁居兴州，几代都 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公元1161 年（夏天盛十三年），仁宗仁孝设立 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命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 负责修《李氏实录》。据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记载：“庆阳李司 寇家有西夏实录”，其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公元1225 年（夏乾定 二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20 卷。可惜这些史 学著作均已散亡湮没。 在注重修史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重视对地图的绘制。公元1046 年 （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元昊派使臣杨守素带上表章和详细地图，向 宋朝献出卧贵庞等九城砦，并以此换回越界至宋境内的400 余党项人户。 杨守素所献地图，其地名系用西夏语标注，其所献之地，在宋人看来， 本属宋朝领地，西夏人绘制时仅在地图上改易蕃语名称而已。此外，黑 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还有关于西夏州城的记载。 在对本国地理重视的同时，对邻近王朝的地理也给予了应有的注 意。仁孝时宣德郎李师白曾三次出使金朝。出使时对金国的山川形胜， 民情风俗，细心观察，并作记录。回国后著《奉使日记》3 卷，从而丰富 了西夏对金国的地理学知识，但该书散佚未传。 四、医药学 西夏立国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项人生病无医药，往往求佑 于神明。“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①。建 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提高，广泛使 用来自宋朝的中医、中药学。20 世纪初，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有《治 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1971 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写本药方残 页，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所列药名有中药牛膝、莨菪子等数种。其煎 法为“好好煮，频翻动”。其服法为“于空腹时，每次十粒，温水送下” ②。这种药方、煎法服法与传统的中医并无二致。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 新定律令》记载，西夏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③。 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西夏人因殴斗伤、残或致死引起 诉讼时，要请“医人看验”作为分析案情的依据，表明西夏在崇宗乾顺 ①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②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10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③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时，可能已经有了法医。西夏《文海》“扎针灸”下注云：“此者病患 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①。表明西夏除了使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外， 还采用针刺治病之法。 西夏人所患的常见疾病，据《文海》记载，有痉挛、疝气、疹痘和 癞疥。其中尤以癞疥为一种十分普遍而可怕的疾病。何谓癞、疥？西夏 《文海》“癞”条释云：“此等癞疮也，人头牲等出癞也，人身上则为 疥”②。 在病理学方面，西夏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血 脉不通所致。如《文海》“脉阻”条释云：“此者疾也，患血脉不通之 谓”③；第二，由于传染所引起。如恶疮就是由传染所致。《文海》“（染） 传”条释云：“此者传染也、传病也，染恶疮等之谓”④。第三，认为“四 大不和”所致。《文海》“病患”条释云：“此者患病也，? .四大不 和也”⑤。何谓“四大”？按照佛典的解释，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 此四大如不调合，则生疾病。这表明，由于西夏佛教的盛行，因此，佛 典中的关于疾病的一些观点，已经渗透到西夏医学理论之中。 由于西夏的医药学知识，主要来自宋金，因此，其医药水平不如宋 金。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金。仁孝时，权臣任得敬患 病，久治不愈。仁孝遣使至金“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 银牌往焉”⑥。桓宗纯祐时，其母患病，纯祐遣使至金求医，“诏太医判 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①。这说明西夏的医疗水平不如宋金。 第六节 西夏文学艺术 一、文学 党项族早在吐蕃奴隶主王朝统治之时，曾用藏文记录过有关本民族 古老的传说。在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之后，由于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造诣较高，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这突 出地表现在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给中原王朝用汉文书写的表章之上。 如公元955 年（宋至道元年）六月，李继迁为向宋朝索取夏州而写的表 章，其中有云： “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边陲；迨僖庙勤王，再忝国姓。历五代 而恩荣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并戴天，情深拱极。? .臣虽 拓跋小宗，身是荩臣后裔。十世之宥，义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 继绝。聿维夏州荒土，羌户零星，在大宋为偏隅，于渺躬为世守。 祖先灵爽，应恋首邱；明发私怀，敢忘宗土。恭惟皇帝陛下，垂天 心之慈爱，舍兹弹丸；矜蓬梗之飘零，俾以主器。诚知小人无厌， ① 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第523 页。 ② 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505 页。 ③ 《文海研究》第504 页。 ④ 同上，第511 页。 ⑤ 同上，第475 页。 ⑥ 《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 同上。 难免僭越之求，伏祈圣主宽仁，远降哀全之诏，曲成靡既，再造莫 酬。? .”② 该表章层次分明，文字优美，逻辑清楚。将索取夏州之理讲得明白。 元昊建国后，由于西夏统治者重视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注意尽 量吸收周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从而将西夏文学的水平 大大提高一步。元昊称帝时给宋所上表章，首先对其祖先歌功颂德，接 着揭示其称帝建国的必然趋势，最后恳请仁宗予以册封，愿意同宋永远 保持友好交往的睦邻关系。全文约380 字，但却给人以气势磅礴，一气 呵成，文字洗练优美之感。 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反映在文学上有了 长足的进步。首先，文学的地位大大提高。公元1112 年（贞观十二年）， 在遴选官员审查资格时，规定对于精通文学的知识分子，优先提拔为官； 其次，这一时期不仅散文佳作增多，而且产生了一些优秀诗歌。公元1139 年（大德五年）四月，大臣高守忠家生有灵芝，群臣认为是一种祥瑞徵 兆，上表向皇帝祝贺。“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李仁宗和之”①。 并将歌词刻在石碑上以资纪念。《灵芝歌》的全文不见记载，1975 年清 理西夏陵区仁孝陵碑亭遗址时，发现《灵芝颂》的部份内容残碑。其中 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②等语句。每句为 4 字，二句一韵，给人以文雅秀美的感觉。虽是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但也 反映了作为西夏最高统治者的文学功力。 除君臣互相酬和的宫廷诗外，还有大量老百姓创作的诗歌汇编成诗 歌集。如《新集金粹掌置文》是长达千字的五言诗。由文学家梁德育汇 集的《新集锦合辞》是一本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 如“水珠不沾者体法，人身无祸者德忠。无德富贵天中云，非道贮财草 头露”③。就是富有哲理性的诗句。在西夏诗歌集中，还有赞颂西夏祖先 的《颂祖先诗》，颂扬造字师野利仁荣的《颂师书》以及劝导容忍的宗 教诗《忍教搜（寻）颂》和劝善性的诗文集《三世属明言集文》、《贤 智集》，等等。 同时，西夏谚语也很有特色。如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的谚语有 云： 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 智慧才富。 公元1176 年梁德养编辑的《谚语》有云： “钟爱美观，不会雄强；严守礼节，不会英勇。 狼吃东西，留下余食，贼偷东西，留下痕迹。” 这些谚语也与诗歌一样，往往富有哲理性。 二、音乐 党项羌人喜爱音乐，但他们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在很长一段时期 ② 《西夏书事》卷5。 ①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② 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出版。 ③ 转引自史金波著：《西夏文化》第139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他们仅有琵琶、萧笛等，而以击缶为节。在使用这些乐器时，他们 最长于吹笛。他们所吹的笛叫羌笛，其音调悠扬婉转，久负盛名。唐宋 之际，我国汉族诗人非常欣赏，经常在诗词中提到它。唐代诗人王之涣 的乐府《出塞》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宋仁宗 时，身任边防司令官的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有“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些，说明扣人心弦的羌笛有着深远影响。 西夏音乐源远流长，它深受汉族音乐的影响。早在唐朝晚期，僖宗 曾赐给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驾，大驾用1530 人，法驾781 人，小驾816 人，“俱以金钲（zhēng 征）、节鼓、（gāng 刚）鼓、 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篥（觱音必bì）、 桃皮、笳、笛为器”①。这里的“大驾”，“法驾”，本是封建帝王享用 的“乘舆”之制，作为夏州节度使也享用此制，而且乐队人数达到3000 人以上，令人难以置信。但它反映了党项族此时已经接受中原汉族音乐 的影响，党项统治者从此有了自己的人数较多乐器较全的乐队。在唐朝 音乐的影响下，党项族音乐历经五代至宋，相隔100 多年。“其音节悠 扬，声容清厉，犹有唐代遗风”②。李德明统治期间，随着党项人的汉化， 在礼仪、官制、音乐方面，继续保持向中原王朝学习的劲头。“其礼文 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③。元昊建国之后，从西夏的实际出发， 第一次对西夏音乐进行改革。元昊认为中原王朝的那套‘音节悠扬，声 容清厉’的比较繁复的音乐，已不适用于充满战斗精神的党项民族。他 说： “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 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④。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下令“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令 于国中有不遵者，族”⑤。 西夏音乐经过元昊更张之后，早已不是唐末的遗音。但任何文化都 是一定观念形态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必须适应当时的经 济基础，音乐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西夏封建经济的发展，党项族汉化 的加深，西夏音乐到仁宗仁孝期间，再一次发生了变革。公元1148 年（人 庆五年）仁孝命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汉族乐书，参照本国制度，修定乐 律，“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①。李元儒等也因此升官。经过这次改革， 西夏音乐由于吸收了较多的汉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 了。 西夏音乐不仅深受汉族的影响，而且不少汉化较深的党项羌人，还 能直接唱汉族歌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任职鄜延时，曾 作过几十首“凯歌”，令他的士兵歌唱，其中一曲云： “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2。 ③ 同上。 ④ 《西夏书事》卷12。 ⑤ 同上。 ① 《西夏书事》卷36。 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②。 这里的羌人，指宋夏沿边的党项羌等少数民族。不仅宋夏沿边的党 项羌人能唱汉族歌曲，而且在西夏境内的党项羌人，也大都能唱汉族歌 曲。尤其是对北宋中期的著名文学家柳永所作的词，几乎家喻户晓，人 人爱唱。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③。说明汉族诗词和歌曲在西 夏流传甚广。 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音乐，还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蕃汉 乐人院》属“末等司”④。该机构的设立，表明在西夏存在着两种音乐， 即蕃乐与汉乐并存。自立国后，经过100 多年发展的西夏音乐，其乐器 种类很多，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的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 琴、筝、箜篌、管、笛、萧、笠、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 等。表明蕃汉乐人所用乐器，已经相当齐全了。 由于西夏音乐，吸收汉、吐蕃、回鹘等众多民族音乐之长，逐渐形 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深得汉族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的喜爱。公元1083 年（元丰六年），宋神宗召见宋夏边境投降的蕃乐人42 人，“奏乐于崇 政殿”①。表明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西夏音乐，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反 过来给予宋朝以影响。 西夏音乐不仅影响四周邻国，而且对元代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 推动促进作用。蒙古灭夏后，西夏音乐，经过高智耀的推荐，为元朝所 采用。元朝统治者在其政府机构中设有昭和署（后改名为乐府署）管理 河西（即西夏）乐人，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夏音乐的重视。 三、绘画与书法 西夏绘画大体上可分为壁画、木板画和岩画等。所谓壁画，指的是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玉门的昌马石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 的马蹄寺石窟，银川的须弥山圆光寺石窟，内蒙古的百眼窑石窟中的壁 画。在这些石窟的壁画中，保存得最集中和全面反映西夏早、中、晚期 壁画特点的则是莫高窟和榆林窟。 莫高窟的西夏壁画以西夏早、中期最多。其画法继承五代、宋初的 壁画传统，人物很少创新，但花饰图案却相当精美。如莫高窟三○一窟 顶部的团龙藻井（窟顶装饰图案）中央为团曲龙形，四角配以朵云，构 图立意新颖。此外，如保相花图案、交技卷草图案都勘称精美。至于有 一种波状卷云纹边饰（以一条波浪式的藤蔓为主干，两侧派生出像忍冬 草形的卷云纹），因为构图简单朴素，成为西夏广为流行的装饰图案。 莫高窟的人物壁画，数量较多。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四○九窟东壁 的王者供养像。该像身高167 厘米，头顶高冠，身着龙袍，腰束玉带， 手持长柄香炉。前立一童子，高70 厘米，服饰华丽，当为王者眷属。男 像后有侍从7 人，其身材大约只有王者的一半。作者试图以身材的大小 来表现人物的尊卑富贱的差别，但这种画法却违反了现实生活，充其量 ② 《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 ③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3。 ④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 《宋会要辑稿》第102 册，《职官》22 之33。 只不过是一幅迎合封建统治阶级意识的人物画。 与莫高窟的人物画相反，榆林窟的人物画精品较多。如第二窟的壁 画《水月观音》构思巧妙，造型杰出，画技精湛，为世人所倾倒。该画 继承了中原的传统画法，它将人、神融为一体，将山水和人物有机地结 合，运用勾描皱擦、点染等技法，使画面达到了很高的意境。 除《水月观音》为世人交口称赞之外，榆林窟第三窟的《千手千眼 观音像》也很有特色。它反映了西夏的现实生活。在观音像的法光中左 右对称地画有《打铁图》、《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此 外，还绘有锹、镐、锄、犁、耙、斧、锯、锛、剪尺、规等农业手工业 生产工具。这些画给我们再现了西夏社会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较多场景， 从而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的经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 榆林窟内的西夏供养人像，也有其特色。如第二十九窟西壁画有供 养人群像。其壁画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窟主和他的眷属 都以西夏文题记标明官职、姓名、身份。从供养人的长像及其所穿衣服 和冠履，可知当时西夏人的长像和衣着，同时可以与有关史料相印证。 如所画供养人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高大，则与《宋史·夏 国传》所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完全吻合。至于西夏文题记， 则为我们提供了党项姓氏及西夏官制等方面的历史资料。 总之，西夏壁画既继承了中原绘画传统，又吸收了高昌回鹘的画法， 同时还接收了吐蕃佛教密宗绘画的影响，加以融合贯通，从而在构图、 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绘画风格。正如谢稚柳 所指出：“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①。 西夏木版画，在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盗走的西夏文献中，保存了一些 木刻板佛画，其中以佛、菩画像较多。此外，在甘肃武威西郊的西夏墓 里发现了29 块木板画，其板画内容有重甲武士、男女侍从、牵马人以及 家禽、家畜等。这些木板画构图简练，线条流畅，不同人物具有不同的 神态，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画家的深厚功力。 岩画分布于当时西夏的东部，即今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 中。该地有许多岩画，其中有些属于西夏时期。岩画的内容有羊、马、 太阳、磨盘和骑者等。岩画画风朴实、粗犷、构图简单。可能为受汉文 化影响较深的西夏牧民所作。此外，在银川西面的贺兰山中也发现了岩 画数处，有的画面与带有佛教内容的西夏文字相毗邻。西夏岩画虽然是 一种比较原始的绘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比较落后的处于社会低层 的西夏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种活的原始民族文化遗存，是西夏绘 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份。 西夏书法可谓字体秀美，书法精湛。由于西夏文字与汉文文字性质 近似，因此，其书写方法如执笔、用笔、点划、结构、分布等与汉字大 体相同。 如同汉字书法一样，西夏书法，也分为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 种类。但以楷书、行书最多。西夏楷书如柏林图书馆藏《妙法莲花经》 字体俏劲有力，气韵隽秀，刚柔相济，堪称西夏书法精品。列宁格勒所 藏《佛说宝雨经》，墨书小楷，书法婉丽遒逸，工整秀美。行书在日常 ①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 应用文字和部份佛经中使用较多，其特点是书写随意自然。 草书也广为流利，其代表作有《孝经》，其字划简约流畅，结构均 匀自然。篆书，如西夏陵园的寿陵碑额，所刻之字笔划匀称畅达，结构 严谨整齐，字形方正典雅，类似汉文小篆。至于西夏官印用的篆字，笔 划屈曲折叠，填满印面，疏密得中，变化较多，庄重美观，类似汉文九 叠篆文。 书写工具，在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曾发现两支竹笔。如写本《孟子》 字体粗黑整齐，刚健有力，显然是用这种竹笔书写的。 四、雕塑与铸造 西夏雕塑品种颇多，内容丰富。计有石雕、木雕和竹雕，并有许多 精品。 西夏陵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其中尤以雕龙栏柱为上乘之作。该浮 雕以二龙戏珠为题材，凸雕出两条龙在云雾中翻腾戏珠的生动形象。该 浮雕图案，布局匀称，结构严谨，造型美观，显示了作者高超的雕刻技 巧。陵园中出土的大石马，长130 厘米，重350 公斤。通体圆雕，其比 例适宜，刀法细腻，是石雕中的代表作。园陵中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脸 形方长，高鼻深目，颧骨较大，留八字须，面带微笑，栩栩如生，是西 夏雕刻艺术的精品。此外，西夏陵园出土的五座人像石碑座，其雕像以 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从而反映了西夏底层劳动人民不堪 压迫的艰难处境。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古庙遗址出土的木雕菩萨像，端庄安详，神 态怡然，端坐于佛龛之内，其左有宝瓶，右有顽童，嬉戏自乐，富有生 气。武威西郊林场出土的木缘塔，共四个，其中一塔由座、身、顶、刹 四部组成，呈八角形。各部均由小木板雕凿卯榫相接合。制作精巧，造 型稳重。 西夏陵区出土的长方形竹雕，在长7 厘米，宽不足3 厘米的竹子内， 却雕刻有人物、庭院、假山、花树，等等，雕刻精细，形象生动。 至于泥塑，在西夏寺庙里，几乎到处都有，十分普遍。莫高窟四九 一窟佛座南侧的西夏供养天女的彩塑一铺，雕出了一个额宽腮小，高鼻 梁，面带美丽微笑的少女形象。内蒙古自治区黑水城遗址附近的一所古 庙里出土的25 尊彩塑像，包括佛像、菩萨像、男女供养人像、力士像、 化生童子像，等等，运用了写实与艺术夸张相结合的手法，着力表现了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所塑各种人物姿态各异，真实自然，活灵活现，具 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彩塑因其成就很好，堪称西夏彩塑艺术中的上乘 之作。 西夏铸造作品中的精品，首推西夏陵园一○一号墓出土的，现陈列 于宁夏博物馆中的鎏金大铜牛。该铜牛为尊卧式，长120 厘米，重188 公斤，模制浇铸成型，腹内空心，外表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这 种集美术、模型、浇铸、鎏金等多种技艺于一身的大型金属铸造，显示 了西夏高超的艺术水准。西夏统治者在中央十六司中设有“文思院”， 专门掌管制造统治阶级享用的各种工艺品。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工艺制造 业的高度重视。虽然设该机构的目的是为皇室统治者奢侈生活服务，但 在组织上加强了工艺制造的管理，对工艺制造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所藏的两盒铜符牌，为青铜 所铸，圆形，牌身直径为15 厘米和14.7 厘米。符牌上刻有西夏文“敕” 字及“敕然马牌”四字。铸作细腻平滑，线条刻划流畅，属于铜铸中的 精品。 内蒙古临河县西夏城址出土了一批金器，其中莲花盏托1 件，金佛1 件，金碗2 件，以及双鱼柱形作柄的指剔、雕刻人物、花朵耳饰等，制 作精巧，刻工精细，表现了西夏金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第七节 西夏的社会风俗 一、尚武与复仇 作为西夏国家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一个勇敢、骠悍，“俗尚武”① 的民族。唐僖宗时，发生了黄巢大起义，党项首领拓跋/TITLE>思恭率兵 助唐，攻打义军。义军将领朱温尚让率众涉过渭水，思恭命弟思忠还击， 两军战于渭桥（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桥面上有铁鹤，“思忠射之没 羽，贼骇走”②，即簇射入鹤羽之中，义军见之竟惊骇而走。这一记载， 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党项人的善射和思忠的膂力过人。夏州政权 的重建者李继迁，是一位“勇悍有智谋”③的首领。一次，他率领十余骑 出猎，途中遇一猛虎，他让随从躲入树林中，只身张弓引箭，一发射中 虎眼，由是番部威服。西夏开国之君元昊，不仅在立国方针问题上，主 张“尚武重法”，而且是一位“遇战斗勇谋为诸将先”的率兵作战的首 领。他每次出兵前，都要率部落酋长狩猎，并征求他们对作战方略的意 见。由于他有勇有谋，因此，在对宋对辽战争中，总是大获全胜。“元 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④。不仅西夏的一些有为之君， 有勇有谋，而且有些母后，也能征惯战，不让须眉男子。毅宗谅祚之母 没藏后，曾多次指挥对宋作战。乾宗乾顺之母梁太后，更是多次挂帅， 率兵入寇宋朝边境。公元1098 年（夏永安元年）十月，梁太后鉴于宋朝 在边境连筑城堡，决定亲自率军40 万进攻宋平夏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县北），连营百里，使用高车“对垒”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 息”①，士卒死伤惨重，总共打了13 天攻坚战，未能攻下，最后粮尽退 兵。 党项人的尚武之风，连同他们的诚恳、朴质、团结互助的美德一直 保持到西夏灭亡以后。元末党项人余阙在其《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 一文中指出： “予家合肥，合肥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 有身长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 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招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 ①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② 《西夏书事》卷2。 ③ 《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 ④ 《宋史》卷488，《夏国传下》。 ① 《西夏书事》卷30。 予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②。 这种民风和美德，是维持党项民族团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党项人之所以具有尚武精神并非偶然，而是与党项人生活条件有着 直接的关系。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自远古以来生息在辽阔的青 藏高原上。由于这一带地势险峻，气候多变，霜雪期长，属于高寒地带， 恶劣的地理环境，使党项人锻炼成为习劳耐苦，健壮勇敢“能寒暑饥渴， 长于骑射”③，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西夏立国之后，由于西夏同其邻国 关系紧张，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加之统治者为了同宋辽争霸， 需要以武立国，因此，党项人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强悍民风， 得以延续下去，并成为西夏立国长久的因素之一。金臣斡特剌云：“西 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①。所谓崇尚旧俗，就是崇尚党项族“自 为儿童则习骑射”②的尚武风习。崇尚这种旧俗，虽然是为了适应党项部 落的保守心理和习惯，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在客观上却多少起了延缓 西夏寿命的作用。 崇尚复仇，是党项人的又一传统习俗。这种习俗比较普遍，是羌系 民族的共同风俗。西夏谚语有云：“吃十袋美果也得报仇，有十个女儿 不算有后”③。史载： “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 而后复常”④。 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复仇。如仇家有凶丧则不可复仇。如果仇家的 力量大于自己，那么，就动员妇女去烧毁仇家庐舍，仇家因“敌女兵不 祥”，自然要“退避三舍”，任其烧毁房屋。如果双方愿意和解，可用 鸡、猪、犬血和酒装入髑髅之中痛饮。并发誓道：“若复报仇，则谷麦 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⑤。另外，党项人在战争中如果战败， 那么，3 天之后，再到其战败地点“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⑥。 或者埋草人于地下，众人放箭射之而还。 二、居所与服饰 党项族的居室，随着其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演变着。在党项族迁入西 北之前，其居室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的需要，构造比较简单。建室的主 要材料来源于牦牛毛和羊毛，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俗皆土著， 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①。这种居室实际上是 用毛毡覆盖着的木支架帐篷。因此，当时人们在统计党项人户时，往往 以族帐为单位。这种帐篷游牧流动时，便于搬迁，定居时也可改为“栋 ② 《青阳先生文集》卷4。 ③ 曾巩：《隆平集》卷20。 ① 《西夏书事》卷20。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38，《横山疏》。 ③ 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十六字箴言”，载《民族艺林》1988 年第1 期。 ④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⑤ 《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⑥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①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宇”。这种“栋宇”的内部情况如何呢？史载： “西戎（指西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 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② 说明栋宇之内，有三间屋并列，中间为供神明之用，左右两间才是人居 住的地方。 党项族迁居西北后，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一部分党项人开始过 定居生活。因此，党项人的居室，除毡帐外，新增了土屋和瓦屋。“民 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③。西夏各族所居土屋，还可以从 已发掘的遗址得到印证。1964 及1965 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庙 台公社南约一公里处，发掘的西夏德明时所建的省嵬城遗址“除南城门 址发现少量的砖、瓦等建筑材料外，遗址中未见砖瓦”④，表明城内居民 的住房绝大部分为土屋。 至于砖瓦建造的房屋，非一般老百姓所能建造，而且数量较少，这 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由于党项人从事畜牧业，因此，其衣着多为皮毛制品。他们头戴毡 帽，身穿毛织布衣或皮衣，足穿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刀等 物。他们所穿的毛皮制成品《蕃汉合时掌中珠》有明确的记载。如上身 穿的计有皮袭短靿、长靿、褐衫，等等。 “衣皮毛”，虽是党项族的传统服装，但这仅限于党项一般牧民， 至于统治阶级，由于受中原汉族穿着的影响，早已穿起轻软华丽锦绮服 装了。这种锦绮服装的来源，一是来自宋朝的“岁赐”。宋朝为了满足 西夏统治者的需要，每年都要派专人“押时服赐夏国”①。如公元1078 年（元丰元年）十月，神宗命“閤门祗候赵勘押赐仲冬时服至，秉常以 番书附之入谢”②。二是通过榷场和市贸易得来。通过贸易获得锦、绮、 绫罗之类的丝织品。然后加工成华丽的服装。 但统治阶级的服饰并非一成不变。元昊建国时，为了在穿着上同宋 有别，突出本民族的特点。对文武官员及老百姓的服式做了如下具体规 定： “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 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 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皁 地绣盘毯子花旋襴，束带。居庶青绿，以别贵贱”③。 这表明西夏文官服饰因袭唐宋，武职装束与唐宋有所不同。同时还注意 “以衣冠彩色别士庶贵贱”④。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西夏是封建性质的国 家，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等级森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需要从各 方面（包括服饰）去区别尊卑贵贱的。 ② 《梦溪笔谈》卷18，《技艺》。 ③ 《隆平集》卷20。 ④ 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 年第1 期。 ① 《西夏书事》卷24。 ② 《宋史》卷350，《周永清传》。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④ 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30，《元昊拒命》。 元昊以后由于存在着“汉礼”和“蕃礼”的变化，因此，西夏人的 服饰也相应地起着某些变化。如毅宗谅祚改用“汉礼”，经宋同意，西 夏改用汉族衣冠。惠宗秉常时，母党梁氏专权，下令废汉礼，复蕃礼， 其服饰当然也要相应起些变化。 同时，西夏服饰除了同一时期的服饰有所变化外，各族之间服饰有 别，一个民族的各阶层服饰有别，男女老幼的服饰有别，各行各业的服 饰有别，一年四季的服饰有别。据《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 除了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毛皮服装外，还有袄子、■襴、袜肚、汗衫、布 衫、衬衣、裙、裤、■、腰绳、背心、领襟、鞋、韈、冠冕、凉笠、暖 帽、耳环、绵帽、耳坠、脘钏、冠子、钗锦，等等。而夏文《杂字》则 记载了男服26 种，女服19 种。总之，西夏服饰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既受汉族和吐蕃等族服饰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应当将它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三、婚姻与丧葬 党项族的婚姻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隋唐之际，由于党项处于原 始社会末期阶段，因此，党项人明显保存着原始群婚的习俗。史载： “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 甚，然不婚同姓”①。 这种婚姻风俗，不仅限于党项族，很多民族都有。这是一种原始的婚姻 习俗。 党项人自定居西北，尤其在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之后，随着社会 生产的发展，其婚姻盛行明媒正娶之制。《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 云： “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 .嫁与他人。 送与■房，亲家翁□，并诸亲戚，尽皆聚集。儿女了毕，方得心定。” 武威出土的《杂字》中则有“送女索妇，来到家中”之语。表明党项族 进入封建社会后，也与汉人一样实行明媒正娶。 党项贫民百姓，盛行一夫一妻制，至于有钱之家，尤其是皇室贵族， 则为一夫多妻制。如李继迁连娶豪族之女为妻，李德明三娶，元昊七娶。 乾顺的庶弟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①。这与中原王朝 的皇室贵族大臣妻妾成群并无二致。西夏有钱之家，一般要娶多少妻妾？ 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叙述甘州的婚俗时指 出： “一般人可以娶二、三房妻室，甚至还有更多的。但有些人却 比较少，完全根据男人维持妻妾的能力大小而定。因为他们的妻子 不但没有丰厚的嫁妆，相反，还要分享丈夫的牲畜、奴婢和金钱。 结发妻子在家庭中享有比较优越的地位。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不贞 或其他不法行为，或自己感到厌恶时，可以随时休弃她们”②。 ①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 《西夏书事》卷36。 ②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44 章，《甘州城婚姻的风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年2 月 版。 这表明西夏有钱人家娶妻妾的数字视财力而定。所娶妻妾，第一位比较 尊贵，其余处于无权的任人摆布的地位。马可波罗的上述记载，应为西 夏末期的情况。 西夏婚姻一方面因受汉族的影响，盛行明媒正娶之外，另方面还实 行本民族比较自由的婚俗。“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 之问”①。男女双方自由相爱到感情极深的时候，往往发生情殉之事。如 何进行情殉呢？男女手牵着手，一口气跑到深山穷谷无人之处，“并首 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②。双方亲属找到尸首后，并 不痛哭流涕，而是用彩色丝绸包裹其身，外面裹上一层毡，用羊绳捆好， 然后选择一个峻岭，在上面搭一个一丈长的木头架，将尸体安放在架上 宰牛致祭，双方族人在木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③。西夏男女追求 性爱自由，甚至不惜情殉，还可以从西夏谚语得到印证。其谚语云：“同 日死，命不惜，同睡寝，仍照旧”④。这种奇特的风俗说明什么呢？它反 映西夏在男女关系上并不像汉族那样重视封建礼教。其婚姻性爱，同汉 族相比还是自由的。 党项羌人死后采用火葬，源远流长。如唐时党项羌人“死则焚尸， 名为火葬”⑤。火葬后似乎还要建坟，如西夏文宫廷颂师云：“弥药（指 党项人）祖坟白河上”，表明西夏祖先死后建坟。以上两条史料反映党 项族在其未内迁之前，即游牧于四川、甘肃、青海之时的葬俗是既焚尸 又建坟墓。 党项人内迁之后，继续实行焚尸，然后将骨灰埋于山洞或石穴之中。 如公元1003 年（宋咸平六年）李继迁“寻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 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①。同时，似乎已经出现土葬。 公元1004 年（宋咸平七年），继迁死，子德明嗣位于柩前，后来又将其 父用土埋葬于贺兰山西南麓。 西夏建国以后，党项羌的火葬传统继续被保留下来。但此时的火葬 习俗已与佛教的火化融合为一，构成了一种礼仪繁缛和铺张浪费新的火 葬形式。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西夏沙州（今敦煌）一带信仰佛教的 居民进行火葬时指出： “葬礼一般在城外举行，实行火葬。灵柩送出城外时，在必经 之路，每隔一段距离，必须建造一种独木的棚屋，装饰彩绸，作为 临时停柩的地方。每逢灵柩停下时，不管时间长短，都必须摆上酒 食，停一站摆一站，直到棺材到达目的地为止。他们以为这样做， 能够让死者的灵魂得到休息，恢复疲劳，有力气跟着前进。同时， 他们在殡葬过程中，还有一种风俗，用某种树皮制作的纸，为死者 绘制大批的男女马匹骆驼、钱币和衣服图形、和尸体一起火化。他 们以为死者在阴间将会享受纸片上所画的人物和器皿。在举行殡葬 ①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 ② 同上。 ③ 《西夏纪事本末》卷10，《元昊僭逆》。 ④ 霍升平、杨秀琴译：《西夏箴言集锦》“十二字箴言”，《民族艺林》1988 年第1 期。 ⑤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 ① 《西夏书事》卷7。 仪式的时候，所有乐器全部击响起来，霎时间吵闹喧嚣震耳欲聋”② 这种火葬的特点是灵柩与尸体一起火化，而且礼仪也比党项羌人最早的 火葬要繁缛得多。 至于西夏皇室和显贵大臣，死后并未采用简陋的火葬，而是采用奢 侈壮丽的墓葬。西夏皇帝的陵墓集中于贺兰山的东部，其陵墓制度系“仿 宋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①。据《宋史·夏国传》载，自继 迁开始，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共9 个皇帝，其坟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等 陵。西夏陵园基本上是仿效唐宋陵园，但规模较小。从已发掘的八号陵 和一○八号墓去看，其陵园平面布局紧凑，月城在内城南面，改变了外 城包围内城的格局，陵台台基呈八角形或圆形（唐宋皇陵呈方形）；陵 台在墓室后部，不起封土作用；墓室形制中，墓道敷设木椽，用圆木或 木板封闭甬道，周壁敷设护墙板，而不用砌砖，这些，都是西夏皇陵不 同于唐宋皇陵之处。 ②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40 章，50—1 页。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3，《李王墓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