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东风吹世换
《几度东风吹世换》 作者：琉璃锺 [同作者作品] 红妆期待篇 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乱世红颜蔡文姬的一生 〔文／嫣红1969〕 几年前，在欧洲出土了一座古墓，里面埋葬的是一个古代日耳曼女郎。根据出土墓碑的记载，女郎死得时候很年轻，她可以说是殉了自己的爱情。她喜欢一位勇敢壮实的猎人，地主的儿子却霸占了她。后来，地主的儿子随军出征，失去了音信，别人都认为地主的儿子已经生还无望，欢天喜地的女郎嫁给了倾心已久的猎人，两人开始了幸福温馨的生活。地主的儿子活着回来了，他陷入了疯狂的愤怒，他拉开弓箭，射死了与妻子恩恩爱爱的猎人，也掐死了妻子心中的希望。女郎悲痛欲绝，她要为猎人报仇血恨，地主的儿子狠心向妻子下了毒手，他给妻子灌下了毒酒，这位日耳曼女郎从此静静躺在冰凉的土地上，身边流过了无数的时光。德国人凭吊这位美丽的日耳曼女郎，为她的不幸遭遇而悲伤。但是，看在中国人眼里，这位古代日耳曼女郎那有半点淑女的模样？她贪图富贵，不守妇道，丈夫生死未卜，就公然琵琶别抱，投入野男人的怀抱。她的丈夫不究其过，放她一马，她竟想为奸夫出头，只落得横尸地上的下场。 德国人为她流下了眼泪，这眼泪感动于爱情的力量，在中国人看来，她正是杀夫未遂的潘金莲形象，武松会把她挖心挖肝、刨空肚肠。无独有偶，在近代中东地区，对付这样的女人也是出于同一种思想。挖出一个大坑，将赤身裸体的淫妇赶了进去，沙土埋住了女人的身体，留在外面的是女人的头颅。一辆牛车过来了，车上装满了石头，群众拿起石头，向淫妇砸去，女人的头颅很快变成了一堆泥肉。这种残酷场景可以说明中东女人谨守规矩，其实只是畏于刑罚的严酷。没有了这种严酷的刑罚，也就没有了伴随这种刑罚的独特现象。 汉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的时代，男人关注自己的疆土远胜于关注女人的私处，汉族男人霸气横溢，征战四方，他们的视野是如此的海阔天空，他们的胸怀是如此的雅量高致，产生了令后世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魏、蜀、吴三国的正宫皇后都是再醮妇人，这与后世汉族男人的处女崇拜简直大相径庭，南辕北辙，这种时代风尚下的蔡文姬生逢其时，渡过了丰富而绚丽的一生。她在需要父亲的时候，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好父亲。她在需要丈夫的时候，先后有三位关怀备至的好丈夫，她在需要子女的时候，能够依靠子女的侍奉，善终于乱世，她实在是个享尽幸福的女人，只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美丽博学的蔡琰，字文姬，陈留郡国人，是东汉名儒蔡邕的几个子女之一，从小受到了那个时代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完全没有后世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靠着弱化女人来衬托男人，这是后来汉族男人越来越窝囊的原因。蔡文姬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之下，“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加之容貌美丽、气质高雅，最终成为汉魏时期的一代名媛。 戏曲中曾有一出著名的《琵琶记》，唱得就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蔡伯喈。讲得是蔡邕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被当朝丞相慧眼识珠，成为当朝丞相的东床佳婿。蔡邕的家乡遭到灾荒，他的发妻赵五娘偕同公公婆婆，前往京城寻访亲人。他们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赵五娘让公婆吃米，自己吃糠，婆婆怀疑赵五娘背着自己吃好的，偷窥之下，发现赵五娘吃的是糠。这时赵五娘的唱词是，“那糠呀，与米是一处飞”，公公婆婆深受感动，坚持与媳妇一起吃糠，不久就双双暴亡。赵五娘卖掉一头秀发，才能将公公婆婆勉强下葬。随后，她抱着琵琶，一路卖唱，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了负心郎。《琵琶记》编得感人肺腑，对照史实，却是一派胡言。东汉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科举制度，也不存在什么状元郎。当世对蔡伯喈的评价是，他德行醇厚，为世人所景仰。“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曾经有仇家企图加害于他，“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仇家“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汉朝，真是一个充满真情真义的时代。 蔡邕精通经史典籍，工于隶书，长于音律，他的家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沙龙，也是那个时代的高级图书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个时候的曹操出入蔡府，除了羡慕蔡府的满室藏书，对清丽高华的蔡文姬自然倾慕有加。“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这是曹丕在《蔡伯喈女赋序》中的描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曹操也是才高八斗，不然何以写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汉末至五代，是中国门阀制度一统头脑的时代，一位名门之女，身价往往高不可攀。唐初山东士族的女儿，嫁娶索要的聘礼相当于当时一位宰相三年的俸禄（还要不吃不喝），这个价钱足以娶上十几个平民百姓的女儿，但是人们对高门士族的女儿却越发趋之若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种族进化的表现，一个素质优秀的母亲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前途和命运，古代社会的教育极不普及，母亲的品德和学养往往塑造了儿子的形象，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高素质的母亲会生出高素质的儿子，高素质的儿子会带给一个家族无限的希望。汉朝时期有一位名人身材矮小，常感自卑，为了改良品种，他娶了身材高大的妻子，贤德的妻子培养出了名垂青史的儿子。这种自觉的改良和进化曾使大汉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汉男人成为世界上最英武最帅气的男人。 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校定《六经》的谬误，将正文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成为流传后世的“熹平石经”，前往观摩的人络绎不绝，每天停在那里的马车就有一千多辆，蔡邕的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蔚然大家，成为当时偶像级的人物。 他得罪了当权的宦官，被迫流亡，曾长期避祸于泰山羊家，他的女儿也成了羊家的媳妇，后来生下了一对出色的儿女。生下的男孩叫羊祜，是三国时期著名的美男子和军事将领，羊祜去世后，敌人的阵营哭声一片，百姓自发为羊祜建庙立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史称“堕泪碑”。生下的女孩名叫羊徽瑜，长大后嫁给司马师为妻，史称景献羊皇后，“后母陈留蔡氏，汉左中郎将邕之女也”。晋武帝司马炎曾奖赏羊祜的功劳，羊祜请求晋武帝加封自己的表弟蔡袭（也就是蔡文姬的侄子），蔡袭得到了关内侯的爵位，按照血缘辈份，他把蔡文姬叫做姑妈，羊祜把蔡文姬叫做姨妈。 年轻时代的蔡文姬，就对音乐有着很高的敏感和天赋。她的父亲能听出琴曲中最微小的错误，她则能隔着墙壁听出父亲弹琴时弄断了哪根丝弦。她的父亲能制作闻名中外的焦尾琴，她则能听出弹琴之人当时的心情。“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16岁的蔡文姬出嫁了，开始了她一生中第一次婚姻。她的丈夫卫仲道出身河东大族，熟读经史，与蔡文姬琴瑟和鸣。不幸天妒良缘，婚后一年，卫仲道就因病去世。那个时代的女性，还不兴为夫守节之说，蔡文姬返回娘家，恢复了悠闲自在的小姐生活。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董卓焚烧洛阳，荼毒百姓，无恶不作。偏生他想扬名于后世，极力笼络文人儒士。他将蔡邕一日之内连升三级，封为左中郎将。后来王允设计，董卓伏诛，蔡邕有感于董卓的厚待，前去抱尸痛哭，王允勃然大怒，“董卓是一国贼，险些倾覆汉室，蔡邕身为汉臣，就该同仇敌忾。而他竟敢为私恩忘大节。今天杀了董卓，蔡邕如此伤痛，这足以证明他是董卓的同党”。蔡邕请求“黥首刖足”，留下有用之身，完成汉史的编写，士大夫也多方营救，想挽回蔡邕的性命。太尉马日磾恳求王允，“蔡邕是旷世之才，熟知历史，如果能续写汉史，当成为一代大典。他素有忠孝之名，所坐之罪并无实证，杀他不怕让举国百姓失望吗？”王允回答，“昔日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史记》这部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让这个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不仅无益于圣德，还使我们在书中蒙受他的讥讽”。马日磾见王允杀心如铁，万分伤痛，他对别人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蔡邕死于狱中，王允也很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坚持不肯赦免董卓旧部，董卓部将李榷、郭汜攻破京城，夷其家族，只有王允兄长的两个儿子逃出生天。董卓旧部中的胡羌兵抢走了蔡文姬，把她带到了南匈奴，她成了南匈奴左贤王的王妃，这一年，她大概是二十三岁。 蔡文姬所在时代，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南匈奴内附汉朝，胡羌兵不过是董卓部队中的狗腿子，随着董卓部队劫掠京城，如果单独以游牧部落的身份作乱，早被汉军打得上天入地。他们就象英国皇家军队中的尼泊尔雇佣军，虽然英勇善战，却总是正宗英国人眼中的二等公民。三国时代，胡人军队只能充当交战各国的帮凶身份。 “胡人宠我兮生二子”，蔡文姬成了左贤王的心肝宝贝，她自恃文化的优势，把男人发自内心的真情片片凌迟。她和左贤王的婚姻被视为抢婚，但华夏先人，哪一个的祖先不是经历抢婚，“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抢婚的男方，几天不点烛火，以防女方家人的报复。汉魏时期的汉族男女，也有不少是在进洞房的时候才看清配偶的长相，这样的婚姻能否天长地久，也很值得怀疑和思量。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袁绍落败，中原初定，曹操缓过一口气来，就想到了流落南匈奴的蔡文姬。此时，蔡文姬已在胡地呆了十二年之久，和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儿子。曹操以周近为使，带上黄金千两和白壁一双，向匈奴索要蔡文姬，这时的蔡文姬不会只有一种选择，她可以拒绝曹操的好意，她可以长留丈夫和儿子的身边，但她选择了归汉。“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鼙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这才是她无法适应的，就象现在的上海美女不会留恋非洲部落酋长夫人的位置，她不会把一个虎背熊腰的匈奴勇士当成一生的知音，她不想穿胡人的裘皮衣赏，她不想喝带着腥味的羊奶，她不想吃带着膻气的羊肉，她更看不惯胡人的野蛮无礼。在匈奴，父亲死了，儿子继承除了亲生母亲之外的所有女人，哥哥死了，弟弟马上成为嫂子的夫君，这对于汉朝一代大儒的千金小姐来说，再过十二年，也无法适应这里的观念。就算丈夫宠爱她（她懂那么多的诗书），儿子依恋她，也无法改变她精神上的俯视，就象一个琴师在倾心弹琴，听琴的唯一听众却在自顾自地挠脚丫子，琴师会感到内心莫大的失落和痛苦。 “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她终究是个女人，难以割舍自己的亲生骨肉，难以割舍异族丈夫十二年来的恩情，但是她下定决心之后，就终身不顾，再也不来这里看一眼她的异族男人，再也不来这里看一眼越长越高的儿子，任凭他们的眼泪滑落在风沙大漠之中。 以前看过日本电影《人证》，有感于人性的真实和残酷。剧中的女主人公在二战以后，曾和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同居，并和他生下一个黑皮肤的混血儿。后来黑人士兵带着儿子回美国了，日本也从废墟中崛起，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女主人公幸运地嫁入富豪家族，成为一个风情万种的贵妇。女人的黑皮肤儿子来到了日本，执意要和母亲相认，母亲再三劝说无效之后，为了不让自己身败名裂，毅然向亲生儿子下了毒手，她的匕首刺进了儿子的胸膛，也拷问了观众的灵魂深处，黑人是日本人眼中的贱民，黑人的儿子是日本女人的耻辱。曹操没有叫人带回蔡文姬的儿子，是因为她的匈奴儿子是汉族男人心中的耻辱。 曹操把蔡文姬嫁给了屯田都尉董祀，这是他为蔡文姬挑选的白马王子，董祀文采斐然，英俊挺拔，是姑娘们眼中的理想对象，对于历尽沧桑的蔡文姬来说，却是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诗虽如此，曹操不会认为她鄙贱，董祀也不敢把她当作鄙贱。 婚后不久，董祀就因贪污犯了死罪，大雪寒天，蔡文姬披散着头发，赤着双脚，赶到魏王府去向曹操求情。蔡文姬的兄弟姊妹尚在，董祀就是被曹操杀掉，她还有亲人可以依靠，况且依着曹丞相的个性，杀掉她一个男人，还会为她另选夫婿。蔡文姬如此着急董祀的生死，也许说明了她真心喜爱这个比她年轻的丈夫。她向曹操跪下磕头，“大王的好马成千上万，大王手下的武士多得象树林，只要派出一名武士，一匹好马，追回判罪文书，就能挽回我丈夫的生命”，一向杀人不眨眼的乱世枭雄竟然网开一面，为着蔡文姬的恳求，一笔勾销了董祀的死罪，还给蔡文姬送上头巾鞋袜，以防她生病着凉，比之蔡文姬在匈奴抛夫弃子，反而显得男人更为长情。 曹操一直惋惜蔡府的藏书遗失于战火，希望蔡文姬能够重新整理成册。蔡文姬凭着记忆写出了四百多篇，让才华横溢的曹丞相看得十分满意。曹丕与蔡文姬也是亦师亦友，互相切磋，才女的家如同往日的蔡府，成为新的文化沙龙。钟繇学习蔡邕的笔法，自成书法大家，他又带出卫夫人，卫夫人又带出王羲之，终于集大成于《兰亭集序》，达到书法艺术的巔峰。丁廙写出了《蔡伯喈女赋》，文辞华美，极尽赞扬，想必当年也是沙龙的座上常客。“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蔡文姬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长大后也嫁给了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司马师被后来的晋朝追封为景皇帝。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由于《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的影响，蔡文姬的痛苦被文人无限地放大，蔡文姬的幸福被文人无限地缩小，因为后来的文人以为女人的天空除了丈夫就是儿子，其实女人同样渴望出人头地，渴望名扬四海，渴望留取丹心照汗青，她们同样喜欢一种感觉，那就是被别人崇拜，尤其是被懂行的男人崇拜。 “散朗”才女谢道韫 〔文／ooooooops〕 但谈魏晋风度，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到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无不拿阮籍嵇康来说事。即使金庸先生笔下的黄药师，也动不动就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自居。阮籍嵇康固然是风采绝代，谈得太多了也未免让人生厌，而这里要说的千古第一奇MM谢道韫，文才自然直追阮嵇，虽是女子，胸襟风度也丝毫不弱他们，沉着静气更是犹有过之，可惜在中国数千年男人粗暴的话语霸权之下，这位MM平淡而又精彩的一生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被冷冰冰地夹在《晋书·列女传》中，实在令人觉得不公之至。 【（一）】 说起中国数千年来MM的命运，其实一直是相当的悲苦。自古而来，MM最为人所关注的当然是容颜，四大美女个个国色天香，谈论他们的话题千古不绝，但她们的下场一概很惨。如果西施MM真的如传说一样最终能与范蠡携手共游西湖，那是唯一的例外。男人们每论及此，无不感叹红颜薄命，其实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导致薄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汉武帝的贵妃李夫人是深通此理的。李延年那首著名的佳人歌写的就是这位贵妃，“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光看歌词就可以想象这位李夫人当年的绝世艳光，武帝对她宠爱得也是无以复加。后来贵妃重病卧床，武帝心如火焚，几次去看望她，她却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无论武帝如何苦心相劝，她始终借口未加梳妆不肯相见，终于气得武帝拂袖而去。贵妃的妹妹对此深深不解，问她，“你不是想死前托付兄弟让皇帝照顾吗，为何始终不和他见上一面反而惹得他不高兴？”这位通透世情的贵妃一面叹息，一面说了句让全天下MM寒心了两千多年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她因病重而形容憔悴，若让武帝看到，纵使嘴上不说，心中也难免嫌恶，倒不如就此不见，给武帝留一个最后的完美印象。贵妃死后，武帝果然大恸不已，追念起她倾城倾国的容颜，遂擢拔其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后来这个李广利将二十万大军，西出玉门关数千里征讨大宛国，获汗血宝马而回，武帝亲自在未央宫设宴接风，恩眷之隆，一时无双。 MM们当然也有不甘沦为男人摆设的，她们要么在不归的权利之路上浴血搏杀来个母仪天下，要么就在男人们最引以自傲的文学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两条路通常都是荆棘遍布，权倾一时的女性如吕后，武则天在后世的史书上被污得一塌糊涂；以文采自负兼之自身姿色了得的名妓如柳如是，苏小小，李香君，薛涛，吸引众多才子到底是靠了自己的容貌还是自己的才学固然不免要打个问号，就是真正意义的女文人如李清照，所写的词也只是一味哀苦为主。 至于宋后那些列女传变成“烈”女传中的节妇贞女们，有因为过河时被男人搀了一下就把自己胳膊砍断的，有剜自己身上的肉做麻辣火锅孝敬公婆的，也有丈夫去世后把自己活活饿死的，这些MM让人惊诧莫名，实在不知该作何评论才好。 其实MM们大可不必气苦，也不必因娇艳的容颜如朝露般易逝而叹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丽无疑是可以穿越时空的。千古奇MM谢道韫正是如此，她就像一颗绝世明珠，无论积淀了多厚的历史尘埃，却仍不须丝毫拂拭，风采也自能淡淡地施放出来。 【（二）】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题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 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等到谢道韫年长的时候，自然嫁入了门当户对的王家。这不能不说是她一生悲剧之根源。男怕进错行，女怕嫁错郎，古今皆然，睿智如谢MM也终于不免。一次道韫回家探亲，怏怏不乐的神态到底让他叔父谢安看在眼里。谢安很奇怪，问她道，“王家名门世族，王凝之（谢道韫的丈夫）也算是青年才俊，何以不快至此？”道韫怅然道：“一门叔父，有阿大中郎。我的兄弟中也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王郎相比你们天上地下啊。”谢安长长叹了一口气，再也无话可说。 这是谢道韫在数说本门的英才。道韫的父亲，安西将军谢奕本身是个风流了得的才士，那个留下千古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的枭雄桓温，对谢奕极其欣赏，尊称其为方外司马。谢奕向来潇洒不羁，曾有一次席间追着桓温喝酒，桓温不胜酒力，躲到自己内室，不料喝高了的谢奕不依不饶，追他一直追到内室，在桓温夫人惊诧已极的目光下逼着桓温把酒喝完，结果自己先醉倒在他们家的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门叔父中阿大指谢安，何等人物就不多说了。中郎指西中朗将谢万，手握重兵，威震一方，他一直刻意模仿谢安的风度，只是心胸始终不及。在谢道韫的（堂）兄弟中，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封是谢万的儿子谢韶的小名，曾任车骑司马。胡是谢朗的小名，做官曾至东阳太守。羯就更了不得，他就是谢道韫的亲哥哥谢玄，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中的主帅，把骄狂不可一世的大秦天王苻坚的百万人马打得落花流水，当真有再造社稷之功。末是谢川，也颇有文才，只是早夭。 谢道韫拿谢氏一门彦秀作比，其实她夫家王家人才之胜，丝毫不下谢家。谢道韫的公公是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和谢安交谊甚厚，也相互仰慕的紧。王羲之的书法古今独步，《兰亭集序》，《丧乱帖》都是千古流传的书法极品，当然他远不只是书法家这么简单，当时朝中王羲之和谢安号称一时瑜亮，只是王羲之向淡之心比谢安更胜，早早地归隐了。王徽之是谢道韫的小叔，王羲之的第三子，向来卓荦不羁。他当桓温的参军的时候，终日只是喝酒胡混，桓温的弟弟桓冲实在看不过眼，问他，“你到底是负责什么的？”，徽之答道，“管马”，桓冲问，“你到底管几匹马？”，徽之曰，“不知马，何由知数”，桓冲又问，“你的马死了几只？”，徽之对道，“未知生，焉知死！”，气得桓冲几乎倒仰。徽之留下千古佳话的是这样一段故事：一天徽之望着皎洁无边的月色，一边喝酒一边吟咏左思的《招隐诗》，登时忆起老朋友戴逵。只是戴逵的家相隔甚远，也顾不得了，马上划着小船往戴逵家中奔去，谁知终于在夜半赶到了他的家门口，徽之又转身回去了，旁人问他什么原因，他只留下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乘兴而行，兴尽而反”。徽之的弟弟王献之，少有盛名，风流为一时之冠。谢安对他相当看好，认为王谢的后辈中人以他为第一，提拔他作长史。王羲之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小时候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就猛地从背后抽他的笔，他每次都能稳稳不动，他就知道这个儿子不仅继承了自己的衣钵，其后必有大成。后来王献之的书法固然是不亚其父，他能在墙上写方丈大字的绝技，连他父亲也不禁叹服。王献之尽心朝政，殚精竭虑，年纪不大就累成重病，徽之和他一向兄弟情深，得知消息后找到巫师情愿自己一死以延长弟弟的生命，巫师摇头苦笑，你自己也命不久长，还顾得了别人？王献之很快病死，徽之奔丧，却一滴眼泪也不流，只是在灵前弹琴以慰弟弟在天之灵，谁知哀伤得老是弹不出调子，一怒之下他把琴摔得粉碎，大喝道，“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子敬是王献之的字）。不久他自己因悲伤过度，呕血身亡。徽之和献之的兄弟情谊，比起一起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只怕毫不逊色。 只是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相比以上这些隽秀人物就失色得多了。当然作为王羲之的次子，他家学渊源，甚工草隶，又先后出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实非庸才，但同时他是一个狂热的五斗米教教徒，整天只会对着天师的牌位焚香祷告，估计没心思和谢MM花前月下，恩爱缠缱，谈诗论文就更不用提了，难怪道韫闷闷不乐。不过在王家阴冷沉闷的漫长岁月里，也有偶尔阳光明媚的日子。 他的小叔王献之作为一代才士之冠，经常召集文苑中顶尖的人物来家里清谈。所谓清谈，大抵类似于今天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之类的东西，总有一人开题，一些人补充，一些人辩驳，最后来个总结陈词。魏晋时代的人对清谈的狂热是今人不可想象的，但凡数人聚到一处，总是要高谈阔论一番。（古风已矣，今天GG们聚在一起时不是搓麻将就是狂打CSJ。）王献之诚然是才杰出众，但有时候高手实在太多，集中火力攻他一个，他也免不了舌头打结，这时候一直在旁屋倾听的谢道韫就差丫鬟悄悄递给他一张纸条，上书“欲为小郎解围”。于是王献之暗暗称奇之余，叫人垂下一方青帘，谢道韫在帘后接着他们的话题侃侃而谈，不到一柱香的功夫，在座客人无不面红耳赤，理屈词穷，再也说不出话来。 谢道韫这一精彩的表演，让我想到了金大侠《倚天屠龙记》中紫衫龙王MM手执长剑在光明顶冰湖上划了个圈儿，紫衣飘飘，肤白胜雪，登时倾倒了无数明教英雄的情形。不过紫衫龙王到底是虚构，谢道韫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想来当时在座的江东才子们除了对她的谈吐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外，对这个青帘背后的窈窕身影也是一见倾心吧。个人一直以为谢MM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嫁错了人，但并没进错门，隐隐觉得她和王献之才是真正一对，可能他们的年龄按当时的观点不大般配，只是这在奇事层出不穷的魏晋也根本算不了什么。王献之一生婚姻也相当不顺，早年娶的是出身另一个名门郗昙的女儿郗氏，青梅竹马，感情深笃，后来出于家族的政治原因被迫离婚另娶了新安公主，等到他临死的时候家人问他此生还有何心事未了，他说，“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就凭这一句话也足算是一个情深义重的好儿郎。 【（三）】 谢道韫在王家平淡地过了数十年，此时东晋王朝也快走到了它的尽头。先是三大强藩王恭、殷仲堪和桓温的小儿子桓玄联手清君侧，朝廷花了天大的工夫才策反名将刘牢之，暂时盖住了这场叛乱。谁知道另一场大祸突然扑面而来，那就是晋末著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起义是正统教科书的说法，其实就是邪教叛乱。当时的中央政府太过幼稚，看到五斗米道教的势力逐渐坐大，以为随便诱杀了教主孙泰便没事了，结果惹出一场滔天巨祸。孙泰的侄儿孙恩纠集教众从舟山岛起兵，一路直扑会稽而来。 孙恩的这场暴动，和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等大有不同，那些起事都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孙恩根本就是在死中求活，唯其如此，才更加惨酷。每到一处，他们先是放火烧光民房，然后用刀剑胁迫老百姓入伙，又不让他们带着小孩走，逼着妇女把婴儿往海里面扔。孙恩也知道自己这般胡闹未必活得长，所以干脆分外疯狂，杀人当真连踩死只蚂蚁都不如。每次屠杀之前，孙恩倒是向将死的人喊出了心里话，“你们先到天堂去吧，我随后就来陪你们。” 当时会稽的太守正是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这位迂腐得可爱的家伙开始死活不相信教徒们已经反了，后来终于相信了却并不急于调兵，只是朝天师牌位多添了几柱香。谢道韫劝谏了丈夫几次，王凝之一概不理，谢MM也只好学起了她叔父谢安的“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亲自招募了数百家丁天天加以训练。要命的是王凝之连人事都不好好尽，孙恩大军冲进来的时候，偌大的会稽城连官军都没有几个，王凝之只顾自己仓皇出逃，在城门附近被对方截住，糊里糊涂地丢了脑袋。 这时候谢道韫巾帼英雄的本色就现出来了。她听说丈夫和儿子都在混战中被杀，当场哭昏倒地。醒来后迅速镇定了下来，不慌不忙地组织家丁保护好家眷，缓缓撤退，她自己抱着外孙坐着轿子亲自断后。刚出街口，就与敌军相遇，家丁们顷刻间被杀散，她走出轿子，指挥着几个丫鬟仆妇杀敌。敌人猝不及防，倒是被娘子军砍倒了几个。不过丫鬟们也终于也被杀散，从来只会执笔的谢MM干脆拿起钢刀亲自搏杀，竟也杀倒了两个，终因气力不济被缚。众人把她和她的小外孙推到孙恩跟前，望着这个刚杀了她丈夫儿子的大仇人，她侃侃陈词，丝毫不见慌乱。不知道发髻垂散，满脸血污的谢道韫以一种怎样震慑人心的风度把这个素来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弄得心虚，下令暂时把她推到一边。然而孙恩对杀小朋友一向兴趣盎然，不肯放过她的小外孙刘涛，谢道韫挣扎着走了过来，平静地抗辩道：“他是刘家的后人，跟我们王家没有关系，你要杀他，先杀了我。”奇迹再一次发生，孙恩被她观音菩萨般的宁静慈祥再次震慑，也为她的慷慨陈词动容，下令放了祖孙二人，让他们自便。 读史至此我倒是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魏晋风度的领军人物阮籍嵇康碰到这种情况如何？阮籍面对晋武帝司马炎并不过分的威胁就只知道喝酒避祸，他的男儿气到底有多少实在是个问题。嵇康到底打过几天铁，身板是结实得多了，临刑前尚能有板有眼地弹上广陵散一曲，气度也算非凡。不过面对这些比刑场刽子手凶恶十倍不止的大魔头们，他能否保持沉着的风度已经难说，至于临危仍然指挥若定，甚至拿着钢刀和敌人亲斗，那就更免谈了吧。 其实也难怪，谢MM的这种让魔王孙恩都为之气夺的静气是直接传自她叔父谢安的，阮籍嵇康他们哪里学的到？当年淝水大战时前秦百万雄师雄据长江边，苻坚甚至喊出了投鞭断流的狂妄口号，压力之大更胜三国的赤壁，身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丞相谢安却浑然没把他们当回事，井井有条地做好各项安排之后，就和子侄辈们整天喝酒下棋。临开战前一夜还在和人赌棋，趁别人根本无心应战，谢安还一口气连赢了几栋别墅。等到谢道韫的胞兄谢玄等人一战而溃敌百万大军，特大喜讯传来，他仍在和人下棋，喜报只草草看了一眼，扔在一边继续下，和他下棋的人急得神经都要崩溃，忙问前线战况到底如何。谢安这才慢吞吞地说，那些小儿辈们到底把敌人赶跑了。 谢安的此等做派，后世不免讥之为矫情。其实在当时那种令人绝望的实力对比下，怎么打倒是其次，首先在心理上不能输给对方。谢安此举正是在安定人心，所谓做最好的准备，接受最坏的命运。不管怎样，谢家后代精英辈出，但我看来，包括谢MM自己说的谢门四大才子“封胡羯末”在内，真正学到谢安这种从容不迫的绝世镇定气度的只有谢道韫自己一人而已。 古来对何者为大丈夫一向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后来成了大丈夫的标准，但我个人总觉得这个标准有在道德上刻意拔高的嫌疑而宁愿采用苏轼在《留侯论》中的定义，“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之谓大丈夫。这两点说起来容易，作起来极难。那些整日只知道谈玄论道的闲人们，整天把救国杀敌的调子喊得天高的文人们，真正外敌突然入侵的时候，反而乱得一塌糊涂。粗鲁的武将们倒是不怕，他们个个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天大的事也未必惊得动他们，只是他们的脾气都不太好，别说无故加之，就是少不如意就要闹翻天。自古真正做到这两条的大丈夫，也只有留侯张良、谢安等寥寥数人而已，谢道韫一个小女子居然也有大丈夫的相当风范，实在是让无数自称男子汉的GG们汗颜。 【（四）】 大乱稍平，谢道韫又回到了会稽。物是人非，此情此景纵然宁静淡泊如谢MM也不免黯然以至泪下。从此时开始，谢道韫矢志守节，足不出户，只是打理本府内务，闲暇时写诗著文。正如天妒红颜一样，天也照样妒才女，谢MM才气惊人，自然不免寡居终身。其实这样也好，我看当时的人物也还真没人配的上她。不久后，魔王孙恩总算是履行了他的诺言，被官军逼到海里淹死，到天堂找那些他曾经杀过的人了，谢MM终于大仇得报。经过这一场动荡，东晋王朝终于断了最后一根大梁，不久就被桓玄篡位，再往后出身北府军的刘裕起兵杀死了桓玄，但晋终于更彻底地被刘裕的宋所取代。 虽然也是节妇，谢道韫和一般凡夫俗子眼中的节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会稽太守刘柳也是一个雅量非凡的人物，久慕谢MM的才名，专程到她家求见。即使在思想开通的今天，一个有身份的男人明晃晃地打着仰慕的名义到寡妇家做客，不被人笑骂脑壳坏掉就是被人戳烂了脊梁骨，回家还免不了要和母老虎格斗一番。这等妙事也只有在不拘礼法的魏晋才能见到。谢道韫也是久闻刘柳的才气，粉黛不施，素衣素袍，坦然出来和刘柳相见。她先从自己的身世谈起，慷慨流连，哀而不伤，然后感谢刘柳的造访，殷勤致意，词理圆到。刘柳谈了片刻就告辞，出门后叹道，“巾帼中这样的人物今古罕见，只要瞻察言气，已经是让人心形俱服了。”谢MM也有言，“自逢丧乱，夫死子亡，一直郁郁，直到遇到此人，光听其言语，也足让人心胸大开。” 这段惺惺惜惺惺的会晤，比阮籍跑到一个素不相识的MM的葬礼上大哭一场精彩的实在太多。其实阮籍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根本找不到类似谢MM这样的红颜知己吧。 谢道韫的后半生写了不少诗文，汇编成集，流传后世，无一篇不脍炙人口。相比同样是未亡人的女文人李清照，谢MM的胸襟气度就宽广得太多。可能早期在王家苦闷无聊的日子里，谢道韫也写过类似李MM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感伤诗文。但她到底经过家国惨变，后期的风格更沧桑沉郁，直指人心，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愁苦。而李清照的词终究只是一路哀歌到底。 其实古来为文，真正能打动人的不过是一个“情”字。很多样板文章做得格律工整，花团锦簇，独独缺少了情而让人望而生恶。李清照的作品虽然以愁为基调，未免有些黯淡，但是这种真诚的愁，也比其他矫柔造作的东西要好得多的多。南朝大文人庾信早年只写宫廷里用的艳文，和徐陵齐名，号称徐庾体。少年名盛，风流为文，想必对自己的作品自负的很吧。后来因侯景之乱，南朝涂炭，他自己也流亡到了北国。和谢MM一样身逢家国剧变之后，他文章的风格变成了练达苍劲。庾信后来在著文时融入了自己的满腔悲愤苦情之后就陆续写出了《哀江南赋》、《枯树赋》等传世名篇，终至大成。估计早年写的文章他此时再看一定会羞得低下头吧。谢MM的诗文创作历程，大致和庾信相仿。 【（五）】 无论怎样的风流都难免被雨打风吹去。我们这些后生小辈，也只能从古书中仰慕先人们的风范了。一套厚厚的二十四史，以气势磅礴论当然是《史记》，老成敦厚自然是《汉书》，文笔高妙首推《三国志》，喜欢八卦的不妨读《魏书》，其作者向来有揭人阴私的癖好，喜欢神话的可以读《南史》，一个人打一百多个的夸张战绩在里面屡见不鲜。我个人最喜欢读历史的两极《晋书》和《明史》。每读明史，在外表的一片温暖祥和之下总不觉吹来一阵阵寒骨的阴风，于是赶紧再去读上一段晋史，让多少有点明媚的阳光化掉这股戾气。这种三明治似的读法不免有些怪异，但是我喜欢。 说起历史，很多爱国者极度推崇大汉天朝，提起陈汤的豪言壮语“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激动得不可自抑，甚至在选择最愿意回到的十个古代时期中首选汉武帝与匈奴全面开战的那段时日。其实如果你不是汉武帝本人，不是那些渴望踩着无数平凡士兵的尸骨升迁的将军的话，老实说不回去也罢。武帝准备和匈奴开战，几乎家家养马，弄得民不聊生。他为了应付战争的浩大开支，任用酷吏，专卖盐铁，搜刮天下，同时尊崇儒术，也为了保证前线的兵源，将全国所有不好好种田的人，如牢里的囚犯，黑社会组织，小商小贩，街上的混混，甚至赘婿（就是上门女婿，天阿，他们又得罪谁了？？）统统发往北方前线。在当时那种恶劣的战斗环境下，生还者当真十中无一。武帝打得最高兴的时候，民怨也沸腾到了极点，有识之士指出当时的天下已经和秦二世的没什么两样了。还好武帝没有彻底胡涂，及时发了《罪己诏》公告天下，修改了一些政策，算是把一场来日大乱平了下去。 我就对大汉雄风什么的没有兴趣，对江山一统的思维模式也无好感。总觉得大一统的真正得益人多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当然可以藉此刻碑作传，名扬后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我看多给他们一些适彼乐土的机会只怕比什么都好。因此相比武功赫赫，开疆扩土的秦皇汉武，我倒是更欣赏那些魏晋时代质朴率性的风流人物。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中竟然真的有这样一代天真烂漫，至情至性，敢爱敢恨，敢怒敢笑，无拘无束，将人性自由的一面发挥到极至的精灵。不知什么时候起，祖先们慢慢失去了这些灵性，整天只知道磕头作揖，唯上是从，历史也开始变得格外肮脏起来。一直到今天，想一想所谓的魏晋风度到底在我们身上还能剩下些什么，就不免有些悲哀。 在这些藏在古书中万分可爱的精灵中，依稀看到这样一张张久违的笑脸：阮籍，嵇康，潘岳，谢安，王羲之，王献之，陶渊明……当然其中也有本文的主人公，千古第一奇MM谢道韫。他们一起轻歌曼舞，说着笑着，慢慢地离我们的视线越来越远，古乐声中称颂一时的魏晋风度也终于杳杳而不可闻。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历史上的女舞蹈家 〔文／秦大路〕 每当大路读到金庸笔下的段誉以轻灵曼妙的凌波微步屡屡躲避敌人的追杀时，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这绝世的舞姿，本应放在语嫣身上才合适，却被段誉抢了先。一个养尊处优腼腆胆怯的公子哥儿，在失魂落魄的逃生之际，岂能将一神仙般的精妙舞步，使的轻盈飘逸，进退自如？万万不能！这也只能是武侠作家的杜撰了。“凌波微步”来自曹植的《洛神赋》，赋中说洛神宓妃“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今人如若见到宓妃“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舞姿，恐怕所有人都会象曹植一样，对宓妃的“华容婀娜”，早已“令我忘餐”，进入梦幻境界而三月不知肉味矣。 所以这世上最美的舞蹈，须得女子来完成。男子虽然有时也舞，但大都是剑舞之类，不过是上阵冲杀的延续，劲道有余而美感不足。而且往往是酒后狂舞，桌椅碟筷，乱成一片。要么就是以舞蹈之名来行刺，乱了艺术的境界。譬如楚汉相争时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这样的范例。幸好刘邦的奸细项伯从项羽那边跳了出来，此人艺术境界更差，却声称要把单人舞变成双人舞来助兴。项伯顶住了项庄的一阵狂砍，才保住了刘邦一条性命。刘邦取得天下后，部下武将更是变本加厉，动不动酒后舞剑。一次宫廷盛宴后，这群醉醺醺的武人对刘邦说：“老大，弟兄们今天高兴，能不能舞一会剑？”刘邦也是粗人，说：“好，大家一块来热闹。”武者毕竟不是舞者，于是，只见宫殿内噼里啪啦，一片狼藉，连宫殿的柱子都被砍断了一根。后来大臣叔孙通制订了朝仪，禁止了这些不成体统的行为后，朝堂之上才算有了规矩。可见男子一舞，特别是武人一舞，从艺术的角度看，境界低的就无迹可寻了。这可是史书明确记载的事儿，不是大路胡诌。 除了剑舞，古时男子在大型的登基、祭祀等活动时还从事一些动作古怪的集体舞表演。比如周天子的著名大型乐舞“八佾（yi）舞”，8人为一佾，八佾共64人（好象有一个ID叫八佾舞）。随着叮叮当当的青铜乐器的奏响，这些男子缓慢整齐的开始舞动身架，表情凝重，举止有度，动作整齐的象现在大型体育比赛开幕式上的集体操表演。估计当时的人也不一定爱看。但它是天子“礼乐”的重要组成，是王权的象征。周天子可以有八佾舞，诸侯、大夫和士人只能是六佾、四佾、二佾这样递减下去。有胆子大的臣下乱了法度，越级在自家后院偷偷跳起了八佾舞，被上头拉去砍了脑袋。渐渐地，对周王朝这类并不好看的简单舞蹈和不动听的原始音乐，人们参与的热情越来越低，到了春秋时代，随着东周王朝的没落，就完全没有人玩了。于是孔子大叹“礼崩乐坏”。 舞蹈一经女子参与，便从一件鲁直之物变成一颗绚丽明珠。如诗经里的《简兮》有这样的内容，“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这时，舞和美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可是战国和秦朝时期，所有人都忙着打仗，舞蹈再美也没人看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所以这个时期没有什么著名舞蹈传世，也没有什么著名舞蹈家名世。 汉朝有两位非常著名的舞蹈家，一个是戚夫人，一个是赵飞燕。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是历史上著名的舞蹈家，擅长表演“翘袖折腰”之舞。甩袖和折腰是她独有的绝技，动作花样繁复，婉转玲珑。舞时只见两只长袖凌空飞旋，娇躯翩转，甚至具有视觉韵律美。每当月夜降临，皇宫里众人酒兴正浓，刘邦击筑而歌，戚夫人伴以楚舞，为当时一大胜景。可惜这位一流的艺术家结局极惨。刘邦死后她为恶妇吕后所不容，被吕后这个“人渣”活体肢解为“人彘”，惨不忍睹，把当时的皇帝都吓出神经病来。读了唐朝诗人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黄泉白骨不可报，雀钗翠羽从此辞。君楚歌兮妾楚舞，脉脉相看两心苦。”再联系她的遭际，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潸然落泪。古今中外，对美丽最仇恨的，往往就是丑恶。譬如吕后之于戚夫人，慈禧之于珍妃，黑心皇后之于白雪公主，便是明证。 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也是历史上名气很大的舞蹈家。她原名叫赵宜主，自小身轻如燕，一阵清风吹来，便有翩翩欲飞之态，故当时的人称她为飞燕。久而久之反而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本名了。这样的人天生就是舞蹈家，舞艺自然十分精湛。她曾开创了一种十分绝妙地舞步，称为“踽步”。走起踽步来，赵飞燕“若人手执花枝，顫顫然”，妙不可言，风也会为之一醉。据传她善行吐纳之术，会通过控制呼吸来减轻体重，能在人手掌托起的水晶盘上翩翩起舞。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她就是舞林传说中的掌上舞蹈家。吐纳之术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一个人如果能作掌上舞，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太瘦了。或许汉成帝觉得赵飞燕的掌上舞过于象杂技而不是真正的舞蹈，或许汉成帝原本并不喜欢过于骨感过于瘦小的女人，后来赵飞燕渐渐的被冷落了。不甘寂寞的赵飞燕开始偷偷交男朋友，给汉成帝戴了不少绿帽子。到底多少顶谁也不知，总之在真实的数字上再加上一个更大的数字是史学家们的专长。 南北朝时代北齐后主高纬的贵妃冯小怜，是一位奇女子。她出身侍女，自小接受过规范的歌舞训练，舞蹈水平在高纬的后宫无人可比。她有一项本领，就是可以把舞姿和按摩技巧结合起来。这种超级马杀鸡三温暖外加艳舞的手段果然把高纬迷的神魂颠倒。冯小怜是个天生的尤物，据说她的身材凹凸有致，曲线玲珑，十分性感。由于冯小怜身材实在太好，高纬觉得不拿她来创收实在可惜，于是就让小怜在大殿里玉体横陈，摆出各种妖媚体态，供臣下参观。当然这是要收门票的，价格远远高于张惠妹演唱会的门票。冯小怜对高纬也体贴备至，就在北齐快要亡国的当口，为了安慰情绪低落的高纬，竟然组织了一个宫女脱衣舞团，在高纬面前大跳脱衣舞。高纬看的很高兴，开心地说：“这是忘忧舞呀！”当然我说的这些，除了冯小怜的美貌和善于歌舞外，很可能统统不是事实，而是文人的杜撰。因为文人历来喜欢在一个亡国帝王背后找出红颜祸水的源头，并添油加醋地把这股红颜祸水弄的浑浊无比，以此来彰显自己“找到了答案”的“智慧”。“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总有一股祸水”，对这种逻辑我向来是怀疑的。 舞蹈发展最为灿烂的时期是伟大的唐代。无论哪个方面，唐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完美的时代。唐初，以武功定天下、文德绥海内的唐太宗将《秦王破阵乐》制成大型乐舞，据说有128名乐工模拟当年秦王李世民征战天下的战阵，披甲执戟。此舞变化多端，每种变化中包含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等舞蹈动作，与《秦王破阵乐》音乐节拍相应。据说此舞表演时所有观众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文武百官山呼万岁，跪倒一片，纷纷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当年玄奘在印度讲经时，印度的戒日王问及中国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歌舞，他说：“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玄奘随即口若悬河，盛赞了唐太宗统一华夏、四海宾服的功绩。当讲到《秦王破阵乐》的雄壮歌舞时，戒日王听得十分神往，当即表示：“我当东面朝之”。 《秦王破阵乐》属于大型武舞、健舞。这类舞蹈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另外一种非常著名的由女子来完成的健舞，是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杜甫小时候在河南郾城曾见过公孙大娘的表演的剑器舞，五十多岁的时候又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表演，十分感慨，写下了著名诗篇《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罐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剑器舞讲究舞者“柔姿雄装”，也就是说，舞者必须要有窈窕的身段和姣美的长相，穿上武服以后，一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英姿飒爽令人为之倾倒。草圣张旭，未出名时有幸观看了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二话不说，回家闷头思考了好几天，终于豁然开朗，书法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能“挥毫落纸如云烟”，笔法里隐隐然有公孙大娘的舞姿在里面，张旭终于成为书法大家。 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初时曾宠爱一位叫江采苹的女子。江采苹最拿手的舞蹈绝活是惊鸿舞。初见玄宗时江采苹表演了一段惊鸿舞，只见她白衣胜雪，舞姿翩翩，缓时如白云飘过，迅时如惊鸿飞起。唐玄宗是个大行家，竟然也看的目瞪口呆。后来江采苹大受宠幸，被封为梅妃。玄宗在她的宫里种满了梅树，每当梅花盛开时节，梅妃在宫中随着笛声翩翩起舞，如惊鸿般轻盈，微风吹来，梅花缤纷落下，梅妃的舞影翩跹其中，众人早就看的痴了。 然而这一切，随着杨玉环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随着《霓裳羽衣曲（舞）》的面世，擅长惊鸿舞的梅妃已被唐玄宗抛到了脑后。唐代乐舞的最高颠峰之作就是《霓裳羽衣曲（舞）》。《霓裳羽衣》由唐玄宗创作乐曲，杨贵妃表演舞蹈。《霓裳羽衣》有三阙。第一阕是：“骊珠散迸入拍初，惊云翻袂影，飘然回雪舞风轻，飘然回雪舞风轻。约略烟蛾态不胜。”第二阕是：“珠辉翠映，凤翥鸾停。玉山蓬顶，上元挥袂引双成，萼绿回肩招许琼。”第三阕是：“音繁调骋，丝打纵横；翔云忽定，慢收舞袖弄轻盈，慢收舞袖弄轻盈，飞上瑶天歌一声。”从文字里就可以看出来，此曲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正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所说，“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白居易似乎有暗恋杨贵妃的迹象，因为只有这种激情才能促使他写出《霓裳羽衣歌》和《长恨歌》这样流传千古的诗篇。 皇家经常表演《霓裳羽衣曲（舞）》这样的大型乐舞，民间也有自己的舞蹈，例如盛行一时的自娱性歌舞《踏歌》，就是民间的佳作。歌舞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引领下很快成了一种举国时尚。开元年间，宫廷曾组织元宵佳节盛大庆祝活动，几千人参加《踏歌》表演，载歌载舞，这种狂欢连续三日，盛况空前。李白曾经写过的《赠汪伦》里就提到过这种踏歌舞。当时李白即将坐船离开，忽听到老朋友汪伦从远处赶来的声音。只见汪伦一边用高亢的嗓音唱着类似于“送战友，踏征程”这样的歌子，一边迈着“蓬嚓嚓”“蓬嚓嚓”的轻快舞步，踏歌而来。李白大受感动，眼睛一酸，双眼皮发软开始开闸泄洪，泪水滂沱而出。稍待镇定，迅速提笔写下了四句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正如好诗被唐人作尽，自唐以后，中国古代的舞蹈也开始走向没落。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美轮美奂的舞姿，被上古时代一网收尽。进入中古时代以后，中国便和轻灵曼妙的舞蹈绝缘。自五代时起缠足之风盛行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便再也没有真正的舞蹈家了。因为女子一旦缠足，如何能表现出汉之长袖、唐之霓裳的炫妙舞姿？三寸金莲，立足尚且不稳，走路还要扶墙，还能舞否？所以才有了苏东坡因见不到汉唐时的舞蹈，而开始想象月宫里嫦娥仙子的舞姿，进而发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慨叹。 上苑桃花朝日明——记唐朝文德皇后长孙氏 〔文／玉搔头〕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一阕《春游曲》飘荡在春光烂漫的桃花林深处，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以我来看，《春游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了一种隐喻。上苑桃花明媚鲜妍的意象和“出众风流旧有名”的自负自信，都指向盛唐不老的红颜，她们以自己的明艳照亮了整个时代。所以，我才会选择桃花下一个少女啭呖呖的天籁之音来作为一段叙述的开篇。作为七律，它似乎有失粘之嫌。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形式上的自由——近体诗的格律还在摸索之中，还没有经沈、宋之手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桃色的面颊、嫩柳的腰身、律动的春情……短短的诗行里写满了一个时代的无限春意——那是乐府的流风余韵，是尚未褪尽的民间情趣。 林间放歌的少女是长孙氏。 正史后妃传的记叙是从太穆皇后窦氏，而不是长孙氏开始的。但是，太穆皇后早在丈夫李渊被贬涿郡时就崩逝了。那时候，天下是属于隋王朝的。所以，严格地说，她不属于那个由她的丈夫和儿女开创的朝代。太穆皇后和唐朝的联系是由祔葬、尊号等礼仪性元素构成的；再有，就是为人夫者、为人子者的无尽追忆了。 长孙氏才是唐宫里为人记取的第一红颜。 长孙一支出自北魏拓拔氏。因为是宗室之长，所以他们以长孙为姓，是真正的虏姓。自长孙氏的高祖大丞相、冯翊王长孙稚以降，长孙裕、长孙兕、长孙晟，累世显宦，但总体上看，整个家族的运势看起来似乎略有走低的态势。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长期对突厥进行分化、离间和策反，是葬送突厥霸业的功臣。不过，后人更多是记住了大漠里、苍穹下，他在沙钵略可汗面前一箭双雕的英姿……长孙氏就是这么一位传奇人物的女儿。 按照《新唐书》“后妃传”的说法，长孙晟是听从他的兄长通道馆学士长孙炽的劝说将女儿许配给李世民的。因为他们从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劝抚突厥女的行为中看到了一种教人肃然起敬的睿智与大气，相信这样的女人一定能造就与众不同的儿子——他们是对的。 但是，两唐书的“高士廉传”都将长孙氏许嫁李世民归功于传高士廉。在长孙晟去世后，长孙氏和她哥哥长长孙无忌不堪忍受异母兄长的冷遇，跟随母亲离家投奔舅父高士廉。如果与李氏的联姻发生在大业五年以后，那倒确实更有可能是出于高士廉的主张。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怎么说，长孙氏都将永兴里舅父家当成自己的娘家，而不是那个不能给她们孤儿寡母以温暖的长孙家。长孙氏归宁舅父家时，高士廉的一个妾媵曾在她下榻的房舍外看见一匹两丈高的马，鞍勒皆具。高士廉请筮者针对这个现象进行推演，得到《坤》之《泰》的卦象。史书上记载的灵异事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筮者对长孙氏的论断：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总结，而不是预言。这八个字与其说由推算得来，不如说是从长孙氏的生活中总结而来。因为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在兄弟阋墙渐露端倪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因为她从不专横地干预政局，却又能很有分寸地对政治施良性影响；更因为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即将和丈夫一起奔赴玄武门的将士得到了长孙氏亲切的慰勉；因为各种原因开罪于皇帝的大臣和宫人得到她的庇护；她将出生不久就失去母亲的豫章公主视同己出，甚至宽恕了曾经虐待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壮举，是温馨细节的集合，都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这远比所谓的灵异更能表达长孙氏。灵异在实实在在的主妇生活的比照下黯然失色，因为它们不过是对长孙氏一生的事后肯定，并将其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而已—— 那个桃花林里自由自在地歌唱的灿烂少女很快就隐没在遮天蔽日的历史深处了。在我们的视野中日渐清晰和明亮起来的，是长孙氏厚德载物的母性形象，是使人如坐春风的端庄笑容。 我们不曾因先天的相貌丑陋而鄙视任何女性，那只能证明我们有远比相貌丑陋的内心。但是，当西晋皇后贾南风丑陋的脸上出现如此丑恶的表情时，我们会意识到，那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厄运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里去经历礼崩乐坏、家破人亡的苦楚。在眼前闪回的，是羊献容的无可奈何、冯妙莲的淫荡表情和潘玉奴、冯小怜、张丽华艳丽无伦但并不能使人感到安宁的面庞。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这位强悍的皇后没有为短暂的和平作出多少贡献。相反，她的短视却成了隋朝覆灭、天下再一次分崩离析的远因。 当凝视历史的目光不再囿于将从一时一事，而是将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收入眼底，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长孙氏主妇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李靖纵横江南漠北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魏征朝堂上的犯颜直谏，甚至比李世民空前绝后的霸业宏图更具有历史意义。那是琐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磅礴大气，是风诡云谲后的波澜不惊——它标志三百多年颠沛流离的真正结束。以贾南风的丑陋开始，结束于长孙氏的美好，两张迥然不同的女性面庞之间，是中国风起云涌的大分裂时期。 现在，风和日丽的贞观时代在一个贤惠女性操持家务的纤纤素手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就象《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得到实践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当空般的朝廷，和风拂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象桃花般灿烂开放的无限生机。放眼处，桃红柳绿，人间正是三月天。 ——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对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太子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贞观一朝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长孙氏就是那美好灵魂在历史过程中的绝好载体。这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来自于她并不算多的具体事迹，但又超越于具体事迹而成为历史的阅读者阅读历史时心头所弥散的美好感觉——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 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李世民对魏征的意见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就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弥留之际，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这是她给臣子最后的关怀，也是一个女性最后一次温婉地给予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用自己的一生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使我们在男性无情的政治世界中感受到温柔力量的力度。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那些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使我们相信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朝廷拟制了家庭的结构，却不能真正地拟制家庭的温馨。不仅不能，弥散在朝廷之上的冷酷空气反过来还消解了家庭内原有的温馨：杀兄、杀弟、杀妻、杀子……恐怖的血色可以模糊天然血缘，就更不能指望拟制的血缘能抗拒朝廷的血腥本色了。 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长孙氏以后，政治生活中母性缺位。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父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他们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来表现自己，却对社会进化的总体方向一无所知；他们自怨自艾，却又自高自大；在肉体上受虐，却在精神上施虐于君父；甚至变态到把棺木也当成了政治表演的道具了。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那是在暗示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么？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鲜卑人有“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风俗。武照也为自己在云冈石窟凿了一尊卢舍那佛像。不过，我认为刻意雕凿出来的佛陀与女皇形似而已。你看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有平静地下垂的眼睑里流露着俯视苍生的怜悯目光——那分明是长孙氏的神态，透着武照所不可能有的平和。就象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我关于长孙氏是贞观朝的象征而李世民是其核心的说法，正可以借这神与超人的比喻从另一个侧面进行重申。 在这柔美端庄的历史形象前我久久地驻足，不忍离去，试图通过反复揣摩来发现她的缺陷，她最终没有成为神的原因。除了为长孙安业脱罪外，长孙氏的一生似没有留下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即使是这唯一的瑕疵，也有着让人谅解的理由。长孙安业是长孙氏的异母兄，有嗜酒无赖的名声。父亲死后，他便将年幼的长孙氏兄妹逐出家门。但长孙氏以德报怨，对他相当亲厚。在追查一次谋反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义安王李孝常曾酝酿过宿卫兵叛乱。身为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也卷入了这个阴谋。这可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但长孙氏还是流着眼泪在天子面前求情。长孙安业最终被流放巂州，免于一死。 我们无意赞美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尽管它蕴涵了为儒家所倡导而又最难做到的“恕道”。长孙氏以非常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伤害过她的人的宽恕。但我非常感谢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它让我们知道，长孙氏也有自己的弱点：要么是割舍不下手足亲情；要么是过分地爱惜名声，生怕人们将长孙安业伏诛归因于她的报复。弱点的存在，生动了长孙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为过分的完美而显得虚假，给了她属于凡人的生气，不再是那个伫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绝伦的冰冷石像。 那点生气在贞观十年烟消云散。 哀伤的李世民在宫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层观。这样他就能登上高处，凝视昭陵——那终将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现在埋葬着他所爱的人，埋葬着他的爱情。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低声诉说的，更不是洒金笺上浓墨涂写的，是峥嵘岁月里携手走来的，甚至是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 《旧唐书》告诉我们“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这段记载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之间围绕帝位展开的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在杨文干之乱、张亮事件和投毒事件相继发生后，谁都可以看出兄弟阋墙注定要以鱼死网破来收场了。从定制上看，秦王府的甲士至多与齐王府相当，肯定少于东宫。加上唐高祖倾向于太子，长安城那些在事前表面中立的力量随时可能站到太子一边。由于傅奕星谏是最后时刻提前到来，李世民并没有时间来详细规划政变。他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突袭来作最后一搏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玄武门用最快速度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并进入宫中控制唐高祖就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当有限的力量被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玄武门后，秦王府，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妾侍家眷实际上已经被李世民抛弃了。在获悉主人遇袭后，东宫和齐王府的甲士对秦王府发起了泄愤式的攻势。只是由于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果断放出囚犯协同防守，李世民那些对严峻局势懵懵懂懂的如花美眷才避免了玉石俱焚的下场。但是，李世民不想抛弃长孙氏。在这么一个凶险时刻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也许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可是，看来他是打算与长孙氏生死与共了。同样，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长孙氏也是带着毒药和同生共死的决心守侯在他的病榻前。她与他的一生藤树相依，不可分离。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宫里的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献陵，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长眠之所。也就是说，魏征有意将两种情感放到了对比和对立的位置上来了。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女人是爱琴海蓝色波光深处用轻柔曼妙的歌声引诱来往船夫触礁溺水的海妖西林丝；是把爱人化为兽类的喀尔克；她是目光所及将一切都化为顽石的蛇身女妖美杜莎。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婀娜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并且几乎是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她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完全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由男性来主导的，牺牲了女性生命的自在。就如波伏娃所指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掉由诗意、美和爱情编织的面纱，女性受压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再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历史舞台上的男主人公，破坏他的正面形象；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再也不是那么生气勃勃了，而最没有生气的部分则物化为长孙氏亲自编写的十卷《女则》。时间会抽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感情，使之最后完成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从真切的感受变为空洞的念想。但这还是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这种疑虑在长孙氏在世的时候，应该不曾有过。但这只能归功于长孙氏的妥协与退让。是她的退让和内敛维系着男性世界内心底里的平和。事实上，男性所派给女性的角色，也只有在女性做出长孙式的屈从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 但是，千年里只有一个长孙氏呀。 现在，长孙氏正安静地长眠于昭陵的地下，再不能抚慰他们的心灵。但李世民对她的思念还在。他们害怕天子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重视女性、重视情爱的样板，他们害怕…… 立在高处极目远眺，暮色苍茫。重重云烟淡化了长安的喧嚣，掩住了终南山的翠色，也隔断了遥遥相对的两个人。只有夕阳的最后光亮被上苑的云烟演绎成桃花的颜色。那是转瞬即逝的桃花呀，被晚风带着满天摇曳，带走了曾和我们偶然邂逅的短暂春天。风里巍然矗立的层观，观照出男性的虚弱和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状态的脆弱，于是它很快就被拆毁了。一个过份圆满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 李世民的元后长孙氏在立政殿一暝不视后，李世民曾想让杨氏主馔中宫，来填补她遗留下来的空缺。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以直言进谏而名垂青史的大臣魏征坚决的反对。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被填补的空缺。 关于杨氏，史书上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片段：“恭仁……从侄女为巢剌王妃”、“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在杨师道的墓志铭也刻下了“姪以淑德华宗，怀芳淑掖”的字样。它们点明了杨氏的社会关系。那是她与男性世界的联系。忽略的，是她本身：她长什么样？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怎么感受的……所以我们无从拿她本身来和长孙氏比较。不过，我们还是很清楚，她绝对不是长孙氏的替补。 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我们了解到杨氏出身隋朝宗室，是观王杨雄的后裔。她的叔父还是唐朝的中书令。不仅背景不逊色于长孙氏，在出阁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齐王李元吉，也就是巢剌王的王妃，杨氏曾和长孙氏是妯娌，有着大致相等的身份。但是玄武门事变改变了这一切。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李氏兄弟阋墙最终发展到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伏兵宫门，射杀了太子李建成。但是他也在树林里落马倒地。就在李元吉要用弓弦勒死李世民的紧要时刻，尉迟敬德的长箭洞穿了他的身体。那声霹雳弓响是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巨大偶然性在玄武门的空气中掠过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如果利箭的准头偏了那么一点，如果勒住李世民脖子的弓弦已经收紧，如果……但所有的假设都被那破空有声的利箭一一刺破。杨氏和长孙氏曾变幻莫测的相对位置被箭头牢牢地钉住了：现在，长孙氏凤冠巍巍地站在了光彩照人的新天子李世民身旁；而杨氏混迹于那队被籍没的罪孥中，蓬头垢面地走进了掖庭宫黯淡的庭院。 李世民杀死了杨氏的丈夫，用她丈夫鲜血淋漓的头颅趋散了那些还在围攻秦王府的甲士，在稳定了局面后又杀死了她年幼的孩子们。杨氏则作为政变的附带成果被这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性占有了，象一个物件一样，还不如物件。物件易手并不必然会降低它自身的价值，而杨氏却在所有权人的转换之间无可挽回地贬值了。 长孙氏离开了人世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将杨氏曾经失去的可能性在十年以后又还给她。但是，使她高贵过的齐王妃身份现在成为她晋位中宫的最大障碍。男权社会容忍了手足相残和野蛮占有，却不容许它们被推到历史舞台高照度的聚光灯下。在杨氏真实的人生故事中，李世民扮演了一个霸占弟妇的角色。这多少损害了他在更宏观的历史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所以，杨氏的人生必须被肢解成看起来不相干的前后两段，掩耳盗铃式地使人们忘记那个在太极宫承雨露天恩的杨氏就是齐王妃，或者干脆把她隐藏起来。但是，齐王妃的耀眼身份使杨氏前半生难以被掩盖，于是人们试图掩盖她的后半生。掩盖她的后半生，才能掩盖或淡化李世民霸占弟妇的恶行。任何象样的封号都会使这个女人曝光，更遑论母仪天下的皇后了。所以，杨氏只是李世民欲望的对象，而不能摆脱她物化的地位。因为男性欲望是杨氏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注定要蜷缩在寂寞深宫的某个角落里，没有封号，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可以标志其独立人格的身份，哪怕这种人格其实并不真正独立。 魏征在劝阻李世民立杨氏为后时说： “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这是整个男性世界的声音。他们将她看成拖累名声的赘物，损害盛德的利器。比起那个在灿若云霞的桃花林里踏歌的长孙氏，杨氏在男性目光中的历史形象黯淡、班驳，有着擦拭不去的污渍。她是巢王妃，是李世民的弟妇，她是与李世民的不伦恶行紧密相关的女人。因此她象征着恶行恶德，是天子华丽的衮龙袍袖口的斑斑点点，粘着玄武门的血污，却散发出淫荡的气息……难道不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没有了夺人妻、杀人子的瑕疵而“比德唐、虞”了么？难道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不能凭借他的天纵神武和虚心求治而比德唐、虞？魏征实在是将旧道德中皇帝新衣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他没有想到，杨氏还有显赫的亲族，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儿子曹王李明。 于是，一个几乎被掩藏起来的女性还是违背魏征心意地留下了她经过的痕迹…… 册立杨氏为皇后没有下文，贵妃韦珪应该成为长孙氏身后后宫地位最尊贵的女性。因为，按照唐制皇后之下有四位妃子：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都是正一品。贵妃排名列前，而且韦珪早在贞观元年就得到册封。由她来代行皇后的职权，统摄后宫，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和杨氏一样，这个部分行使长孙氏之职的女性也曾有过一段凄惨的婚姻经历。韦珪是京兆杜陵人。在隋唐时有个“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谚就是用离青天不过区区一尺五来形容长安城以南的韦、杜两姓门第之高华。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是北朝名将，曾以玉壁之战中惊人的防御能力名动天下。可能因隋朝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曾随从韦孝宽参与打败尉迟迥的相州之役，两家素有渊源，韦珪初嫁李子雄的儿子李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隋炀帝流连于东南的繁华的时候，曾经被他视为心腹的李子雄竟然在长安犯事被捕。也许是预感到被押送扬州后难逃一死，李子雄在路上潜逃了。走投无路的他去投奔同为关陇贵族的杨玄感，走上反叛的道路。大业九年，杨玄感兵败。作为谋主的李子雄父子双双被杀。隋末变幻无方的风云使韦珪在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令狐德棻在为韦珪撰写的墓志里为尊者讳，没有提到她先嫁李珉一事。似乎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女性面对坎坷命运的无奈、无助，但它被有意地省略了。整个墓志中最让人动心的句子描绘了韦珪的美貌： “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已经育有一女的寡妇能使惯看美色的秦王李世民一见倾心，足见她当得起墓志上的瑰丽辞藻。也正是这如花的容颜使她走进深宫，走进一段新的生活。李子雄一家与李唐皇室同姓，但没有什么渊源，韦珪幸运地避免了杨氏的尴尬处境。当时，人们对她的改嫁倒没有更多的非难，不象明朝的大臣会在朝堂上煞有介事地对天子高谈“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 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驾崩后，韦珪随着儿子纪王李慎离开了长安，在安逸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不是所有的妃子都有韦珪那种幸运。李世民的另一妃嫔阴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男性世界权力斗争的阴霾。两个家族绵延了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将她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苦涩不堪。阴家是武威望族，她的曾祖父阴嵩、祖父阴寿、父亲阴世师几代人与李家一样都是北朝和隋朝的显要人物。原本同殿为臣的两个家族在隋朝末年的纷争中却成了对立的两派。事情应该追溯到唐高祖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由于事起仓促，唐高祖的幼子李智云没有能逃出隋军的追捕，被押送到长安。时任左翊卫将军的阴世师处决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此阴、李两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为了破坏李家的风水，阴世师派人寻到了唐高祖五庙茔域之所在，掘坟毁庙。遭此大难的唐高祖痛哭流涕，怀着切骨的仇恨挥师长安。阴世师没有能阻挡一个正在崛起的势力不可遏止地破城而入。阴家在城破后遭到了同样血腥的报复。除了他的儿子阴弘智因为年幼免死外，阴家的男性无一幸免，为即将覆灭的隋朝殉葬。阴世师的女儿也就是在这时候被籍没秦王府，成了李世民诸多妾侍中的一个，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被封为齐王的李祐。但王府和后宫相对平静的生活还是没有让阴氏摆脱两个家族的是非纠葛。 那个从屠刀下逃过了一劫的阴弘智在潜伏了十几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机会的机会。外甥就是他复仇的工具。阴弘智利用了齐王李祐轻躁的个性，鼓动他借出任齐州都督的机会造反。这确实是颇为狠毒的一招。用李世民的儿子来对付李世民。无论成功与否，对李唐皇室都算一个打击。但是，这也是一次没有指望的冒险。缺少实力，缺少时机，甚至连一个象样的借口都没有。大凡藩王对抗朝廷需要的一切，齐王李祐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要利用叛变的突然性，袭取诸如金陵、洛阳一类的通都大邑来号召天下，却忙着封官、行赏、缮甲兵、修宫殿……所以，反叛只不过揭开了阴家悲剧的又一幕罢了。 齐王府长史权万纪离开李祐时，被射杀在路上；齐王府典军韦文振离开李祐时，也被射杀在路上；齐州的官员与百姓抛家弃子、夜缒出亡的时，李祐就只能坐困围城，用最后的狂欢来麻醉自己。一夜醒来，齐州城外已是大军压境…… 李祐被赐死在内侍省，同党四十四人也全部伏诛。 深宫里的阴氏对阴谋当然茫然无所知；她知道的，只是结局。儿子死了，仅有的兄弟也死了，人世间再没有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因为株连，阴氏被贬为嫔。这是一个还算宽仁的处置。不过，对她来说，这已经无所谓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被了无生意的日子所置换。金屋清冷，那却是她了却残生的地方。没有人陪伴她；有的，只是亲人舞蹈的鬼魂！ 在李世民的后宫里，还有另一个杨氏。她的一生在史书上被归纳为四个字“杨妃生福”。连她的封号，我们也是通过他儿子赵王李福的墓碑上《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才知道：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我们猜测，贵妃的封号是杨氏死后追封的，因为按照唐制，贵、淑、德、贤四妃各一人，而贵妃韦珪似乎从未改封、降封或被废；我们还可以猜测……但总归只是猜测而已。《赵国杨太妃碑》还深埋在泥土里，只有它可能证实或证伪我们的猜测。关于这个女人的更多情节，则埋在永不见天日的更深处——它们就应该埋在那里——杨氏在玄武门失去了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韦珪是在洛阳；而阴氏失去的，是生她的男人和她所生的男人——男性世界能给她们的，除了冰冷的死亡，就是肝肠寸断的苦痛和此后长久的麻木。黑暗的地层，正是死亡的栖息之处。 让我唏嘘的，不是无处不在的死亡。那是男性也必须面对的，甚至还更残酷。我为这些女性面对命运时的无事可做，无话可说而心有戚戚焉。她们都是生活在男性故事里的女性。即使在别人的故事里，她们也不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节。作为一个背景式的物件被推出事件过程，却被卷入事件结局，就象一树梨花，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地开在贞观朝的春天里，苍白、柔美而脆弱，还是要把自己交给不可预见的风。 我们知道，还有一位杨妃藏在了紧闭的宫门后面。她是隋炀帝的女儿，是吴王李恪的母亲。了解了她的不凡出身，我们也就了解了一段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伤感；了解了她的儿子，我们才了解她最深的痛。由于一度成为太子的候选人，吴王李恪遭到了很深的猜忌。为了捍卫亲外甥唐高宗李治的帝位，长孙无忌罗织罪名，将他送上了刑场。面对死亡，悲愤的李恪手指苍天，发出了最怨毒的诅咒。可这并不能挽救他自己。我不知道这位与两个朝代都有不解之缘的女性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所以，我希望她死在永徽三年以前。那她就可以不用直面儿子的鲜血和这无可留恋的红尘万丈了。 还有燕氏，她的母亲相信她如果不是女儿身，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还有韦尼子，她的人生归宿是太宗别庙崇圣宫的青灯黄卷；还有蒋王李恽的生母王氏、代王李简的连姓氏都没留下的生母…… 风停后，庭前落满血色褪尽的花瓣。 不曾开启的门里，贞观朝的妃嫔们把她们的悲喜都藏进了寂寞的宫闱，只在纱窗后面木然地注视着人生的黄昏落日。人生残缺；比她们的人生更残缺的，是她们的故事。因为，女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经典论述轻视为一种非论题。无论女性角色成功与否，经历又是如何地跌宕起伏，她也只会被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处理。没有留下多少故事的她们无法填补长孙氏身后的空白。相反，她们证明了空白的存在：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女性，她不仅仅是故事，甚至标志着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桃花，更是桃花外一片完整的历史天空。她走后，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女性世界。我无法用一个人物来标志这瓦砾般的时期，就只能很含糊地将它称为“后长孙时代”。 能在后长孙时代拥有自己故事的，只有徐惠了。 徐惠是一个早慧的女性，出生才五个月就会已经能牙牙学语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似乎昭示了人物的属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旧唐书》“徐惠传”约一千四百字，而她的语言就占了近三分之二篇幅，形象地说明她是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 徐惠四岁就能背诵《论语》、《毛诗》，手不释卷，遍涉经史，成为一个在书籍中淬炼智慧的女性。当她进入李世民的后宫时，天子正沉湎于大兴土木、远征高丽。看起来，他是想用更频繁的大动作来填满一生的最后时光。喧嚣与浮躁后面的血汗却被他大意地忽略了。于是，这个藏在他后宫的才女想到要用手中的笔将他点醒。这件事情本来一直是长孙氏来做的。所以，在掖庭宫的无数佳丽中，只有徐惠最接近长孙氏。但也只是接近而已。 阅读那篇使徐惠留名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我们不能不欣赏她的立论、辞藻，还有效果。在天子的晚年，能真正起到规劝作用的话语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也看到，长孙氏的娓娓道来在徐惠那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氏的言简意赅被衍变为徐惠的长篇大论。她象长孙氏那样身在后宫，却必须象魏征那样去谈论。不再是夫妇家人间的促膝谈心，也少了点人生伴侣的心有灵犀，却多了点君臣进言与纳谏的拘束。更进一步说，她可以象长孙氏和魏征那样去言说，却无法象长孙氏庇护魏征那样去维护超越于言语外的准则。长孙氏之于时代的重要性不在于她扮演了逆批龙鳞的角色，而在于她母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徐惠囿于自身的经历，也囿于身份和所处时期的局限，无法达到这个境界。长孙氏至善至美的大气，在这里退化为徐惠智慧的游魂。就象孔子思想上的浑然天成，到孟子那里一变而为睿智明快的思辩。也许更加地复杂和切中肯綮，气象上却是大不如前了。徐惠少了长孙氏的格局，也就无法取代后者与李世民形成新的互补性的平衡。 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总归无法与长孙氏比肩。 但是，她们对待死亡的态度都是像似的。在太宗驾崩后，徐惠追思不已，最终因为哀伤过度而在隔年，也就是永徽元年香消玉陨。这个才华横溢的女性陪伴天子度过他的，也是她的最后岁月。她仿佛就是为此而生似的。我们记得，长孙氏也曾衣系毒药在丈夫的病榻前昼夜相守。九成宫一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的政变里，李世民深夜擐甲出阁，长孙氏不顾左右劝阻，坚持要扶病跟从。结果，她的病情因为意外的折腾大大地加重，最后撒手人寰。 两个女性的死亡都带着自我献祭的意味。在这种相似的背后，是她们对男性世界的同样姿态：补充性的，也是奉献式的。这种性别分工既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历史空间，同时又被政治体系不断强化。遵循这种性别逻辑的女性可以获得男权社会的首肯。操控着话语权的男性为她们留下了历史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故事的女性和没有故事的女性，不过是从两个侧面来证明，女性作为第二性归属于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形态。 站在“后长孙时代”的飞舞白花中细数那些藏在金屋里的红颜，不能不有别样的感慨： 巢王妃杨氏有过取得长孙氏名位的机会，但终于还是失去了；贵妃韦珪取得了长孙氏的职权，但始终没能名至实归；吴王生母有高贵背景，而徐惠有高人一筹的智慧。但最终，谁也没有取代长孙氏的历史地位。长孙氏偶然地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方，那生死与共的过去是任何人所无法重现的；而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完美诠释又必然地赢得了整个男权社会的肯定。正是这偶然与必然，共同造就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孙氏。 反过来看，在兼有美貌与智慧、背景的诸多女性中，竟然没有长孙氏的候补，这本身就说明长孙氏和她所代表的完美状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传统男权社会中，两性的和谐，即便这种和谐以女性的屈从为代价，也只是刹那间的事。男权政治在给这样或那样的女性伤害以后，也没有带给男性以真正的、长久的完满。 …… 细数红颜，也就是在细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人生。我很想将贞观朝后宫妃嫔的故事讲得更精致，更跌宕些。但是，史书在这一段有太多的留白，以致于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靠凭空虚构来丰满我笔下的女性形象。于是，我想象，我是一个过路的人，在长孙氏死了，连“后长孙时代”也行将结束的时候，来到这里，只看见梨花满地，和两扇紧紧锁闭的宫门。 单身女公爵——玉真公主 〔文／中国的金枝玉叶〕 唐玄宗有两个同母妹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两个公主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自愿做了女道士。 说起唐朝女道士，读过杂史野史的都知道，在民间，其另一个名称就是高级娼妓，比较有名的如鱼玄机。当然，“娼妓”的说法过于简单化了。唐朝女权思想走强，一部分女孩不愿意嫁人，宁愿单身，过更为自由更多选择的爱情生活。“女道士”就是比较体面的身份掩饰。“女道士”可以自由地接待男客，宛如沙龙的女主人。还有一些女孩是借“女道士”的身份躲婚，躲一年半载的，再重新配人。 皇家的女孩，有些不同，她们是有特殊身世的人。 玉真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她的童年，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玉真公主出生不久，就没了母亲。那时候，武则天对自己立的太子，从来都不信任，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儿子踢下台。武则天的婢女团儿，接受收买，诬陷太子的刘皇后和德妃，说她们经常半夜三更在屋子里做咒蛊，诅咒武则天，武则天就派人将太子的后妃杀死在后宫，然后抛尸。那时候，玉真公主只有二三岁左右。唐玄宗当皇帝后，多次探寻他们兄妹三人的亲生母亲——德妃的葬身之处，都没有结果。 金仙和玉真两姐妹成长的时候，恰好是宫廷斗争最错综最血腥的时候，最积极参政最飞扬跋扈的公主，恰好下场最惨。可以想见，这些她们都耳闻目睹。姐妹俩又没了母亲的庇护，在宫里更是处处留心，尽量远离这些复杂的人事。她们姐妹俩，在年幼时——可能十一二岁，就开始慕仙学道，向往静修的生活。玉真公主，很像《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她说：“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就是说宁肯放弃一部分公主的待遇，只求延命。浮华生活是短暂难保的，还不如多活几年——甚至长生不死——那时很多学道的人，相信这一点。 金仙公主二十三岁左右，玉真公主二十岁左右，姐妹俩一起向父亲唐睿宗提出要出宫做女道士。古代女子是很难挺到这个岁数还不出嫁的，所以有人推测，她们都曾嫁过人，但并不愿意过婚姻生活，等到父亲唐睿宗一当政，她们就立刻提出离婚，过她们幼时就愿意过的生活。 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主要是怕委屈了两位公主。但公主很坚决，她们提出为“母亲祈福”的理由。这大概使皇帝想起了她们横遭不测的可怜的母亲，的确是孤魂野鬼，需要超度。另外，他对两位公主从小学道的习性，应该是很了解的。 那年春天，正是播种的新绿时节，在长安城附近，有两项大工程动工了。每天都有上万的农民，被迫放下农事，前去造观。这两座公主道观的模样史无记载，但肯定非常壮丽。《旧唐书》上，一些大臣难免跑到皇帝那里表达不满，说：“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大臣认为学道应该淡泊，就像老庄那样，不应该动用这么多财务和人工。皇帝表面上接受意见，但并没有停止造观的进度和削减费用。 经过一年多的修建，两位公主住进了“璇台玉榭，宝象珍龛”的华丽道观。同时入住的另有不少皇家乐团的退休歌舞女郎，还有一些退休宫女。道观俨然是一座女子宫殿。还模拟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修建了人工山水景致。公主的服侍用度，依然按照皇家待遇——甚至更高，是按照仙女的标准。唐诗上有“知有持盈玉叶冠，剪云裁月照人寒”的句子，持盈就是玉真公主的名字，她有一顶玉叶冠，是无价珍宝，“时人莫计其价”。每到清风朗月之夜，道观里都传出笙磬的清音，歌舞女郎在人工山水里，上演着仙游的人间戏剧。两位公主的生活，比出嫁的其他公主要自在逍遥很多，俨然是单身女公爵。 姐姐金仙公主推荐的方士，在朝廷惹了一些麻烦。她自己死得早，感情生活不祥。唐玄宗执政的时候，对妹妹玉真公主更加宠爱。玉真公主经常云游，她在王屋等山，拥有多处道观，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还有别馆、山庄、旧居等等。在公主周围，方士和文人时常出没。很难让人相信，这么一位年轻入道，行动自由的公主，是没有感情生活的。 《太平广记》上记录唐玄宗曾经向张果提亲，要把公主嫁给他。这个张果，身份甚是奇怪：他是仙人，就是八仙中的张果老。但是他不老，还相当年轻，自称出生在尧帝时代。当然，如果真有张果老，他得道成仙，从远古活到唐朝是理所当然的。唐玄宗说：“张果啊，我们家公主，从小就特别仰慕你。你终于显形了，我们真是有眼福啊。现在我郑重宣布：把公主嫁给你！” 张果说：“我考虑一下。”然后他就消失了——不是神话中的隐身，是逃得不见影了。 这事如果是真的。恐怕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张果，是个年轻方士。说得难听一点，很可能是个骗子。他经常在皇帝和公主身边出入，搞怪做法：比如自己打落牙齿，敷上自带的粉红色药膏，过一会儿牙又长出来了，很像卖假药者的魔术。他和公主的关系非常亲密，不然做为女方家长的唐玄宗，也不会那么积极地去提亲。这个蹊跷的年轻张果老逃掉之后，也没有人追究，对于跟“仙人”做亲家，皇家这边本来就信心不足。 不久，在玉真公主的生活中，出现了另一个人——李白。李白结婚不久，就到长安谋求仕途，期间曾经住在玉真公主的小别墅里。如果唐朝的小报发达的话，这事可以上头条了：“浪漫大诗人和金枝玉叶爆婚外情”“皇家女道士和大诗人在京城同居”，或者还有后续报道：“李白怒斥狗仔队，称与公主只是普通‘道’友”“公主称自己正在外地仙游，李白入住别墅之事，只是收容普通香客”……当然，李白当时的名气和后世不能比，即使唐朝有小报，也不会渲染这桩事情。而且，玉真公主比李白大十岁左右。 不过，假如探询一下李白的行迹，而且按八卦杂志的作风别有用心地罗列，再捕风捉影地叙述，李白和玉真公主的交往，很有些绯闻可以挖掘，而且都非常劲爆哦： 这位据说是古西凉国国王的后裔，来自中亚细亚的富商的公子，显然相貌和中原人有很大不同，很有可能带有混血男子的特质。他不只有惊人的酒量，而且谈吐豪爽迷人，听他说话，仿佛看见春花在他的齿牙间绽放，叫做“粲花”。凡见过他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他迷倒。他自称“太白金星”投胎转世，有点迷信的古代人，总有七八分相信。 李白娶了退休宰相的女儿之后，就进入了名媛的社交圈子。第一任妻子死后，他又娶了另一位退休宰相的女儿。李白通过妻子，结识了很多贵族妇女，也认识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顺便说一句，李林甫的家风开放得不得了，六个女儿，都活泼风流。他家客厅，专门为女儿们开了窥视窗，只要有单身男客来，女孩们就躲在后面评头论足，给自己挑情人。李腾空后来也做了女道士。 李白在仕途上，完全走的是外戚路线。非世袭贵族出身的青年，只能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在名媛和贵妇那里找门路。李白为这些名媛，写了一些赞美诗。没有什么意思，李白在赞美女性方面，辞藻单调。无非是“红颜”“素手”，然后云呀花呀形容一番。看不出有什么诚意。 李白三十岁以后的人生，跟玉真公主都有若隐若现的联系。第一次“入住玉真公主小别墅”，李白遇到一位张驸马，本指望这位驸马到皇帝那里说好话，谁知，驸马跑去皇宫，不知说了些什么，皇帝反而不理李白了。李白悻悻地回了老家。但他和玉真公主一直有交往。玉真公主喜欢往名山访道求仙，炼丹磕药。李白恰好在少年时也喜欢这个。玉真公主去过的名山，从李白诗里看出，他大都去过的。十二年后，李白终于通过玉真公主的力荐，被唐玄宗召进宫中。这位大诗人喜得“仰天大笑出门去”，自信“我辈岂是蓬蒿人。” 起初，唐玄宗对玉真公主的这位密友，非常客气，甚至亲自拿调羹给他夹菜。后来宰相李林甫进谗言，李白不久就被“赐金放还”——看样子皇上永远也不想用他了。李白在朝廷并不是高官，仅仅奉命写点赞美诗而已。李林甫为什么要狠狠地中伤李白，很费猜测，据说是看不惯李白的“狂狷”，“狂狷”是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问题，仅仅是因为他爱喝酒，还是有更多原因，不得而知。三流电视剧的编剧，肯定要把李白和大奶子杨贵妃扯在一起。若是如此，李白的结局就是当庭杖杀，而不是赐金放还了。其实公主推荐的人，名声都不太好，一般人觉得他们是“吃软饭”的，重用不得，给点钱打发掉算了。 总之李白彻底丧失了做官的热情和希望，专心地把自己培养成神仙了。 玉真公主晚年在安徽敬亭山修炼，李白也住在安徽，他曾经七上敬亭山，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晚年的李白，没有了愤怒，只有超脱和淡泊。公元762年，玉真公主死于敬亭山，终年71岁。同年，李白病发，在敬亭山下的安徽当涂县去世，终年62岁。 “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李白《玉真仙人词》 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耐读 〔文／殊心慈〕 在亡国之人悲凉的末世情怀中，灯影桨声的秦淮河已是无限伤心地，如记忆中的坟茔，荒草漫芜，而无处凭吊。曾在此与柳如是结下佳话的明末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数野史笔记里，仿佛就作为一块笑料存在着： 清兵入关后，柳如是让他蹈水殉国，他试了一下水说：“不行，水凉。”他写给柳如是的《催妆诗》被世人当做艳诗嘲讽“谦益愈放废”了；清廷招他北上做官，他就答应了，动身那天，柳如是特地穿上象征“朱明”的红袍为他送行，把钱谦益和同行的降臣们羞的无地自容；经清廷朝议返乡后，和柳如是坐船出游，被砸得满船都是砖头瓦块；七十多岁时，他被恶名摧煎地要寻死，柳如是嘲讽他“现在才想死，晚了！”…… 初知“秦淮八艳”的故事，最喜欢的是李香君，侯方域投清后李香君与他毅然决裂，死前遗言“国土已亡，悬棺而葬”，真是亮烈难犯的扬眉女子。而柳如是虽然也性情刚烈，和李香君相比还是太弱了，感觉她之所以包容了钱谦益的一切，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欢场女子对“救风尘”的男子心存的一份恩情。 直到看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和其他一些资料，才觉得柳如是其实更是“通权达变，大义凛然，苟利家国，生死以之”的女中丈夫。南宋洪迈曾这样评价女子英烈：“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王书奴曾称赞柳如是“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歌可泣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到的。”河东君柳如是当是受之无愧。 国难当头时，南明小朝廷的文武官员们骑墙望风“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无耻丧德400年后的今天仍让后人齿冷心寒，不说也罢了……既同样在去国怀乡的悲凉与屈辱中苟活下来，应该说钱谦益作为东林领袖不得已的变节，避免了江南文化界更大的浩劫。晚年的钱谦益更是在柳如是的鼓励下倾尽家产资助反清力量，秘密策划反清的战略。可惜得不到人们的丝毫原谅，生前故后，毫无尊严，墓碑上甚至连名都不敢刻，只有“东涧老人之墓”几个字，“孤坟接蒙叟，鬼唱夜为邻”。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钱谦益的这首《后秋兴》表明了他心迹与寂寞，他的痛苦忧欢应是都在柳如是心上，患难夫妻其实更象是知己。柳如是写给钱谦益的信是如此耐读，字里行间透着一份看尽浮华的淡定情长： 〖“古来才子佳妇，儿女英雄，遇合甚奇，始终不易。如司马相如之遇文君，如红拂之归李靖，心窃慕之。” “自悲沦落。堕入平康。每当花晨月夕，侑酒征歌之时，亦不鲜少年郎君、风流学士绸缪缱绻，无尽无休。但事过情移，便如梦幻泡影，故觉味同嚼蜡，情似春蚕。年复一年，因服饰之奢靡，食用之耗费，入不敷出。渐渐债负不赀，交游淡薄。故又觉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累，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一意焚修，长斋事佛。” “自从相公辱临寒家，一见倾心，密谈尽夕。此夕恩情美满，盟誓如山，为有生以来所未有，遂又觉入世尚有此生欢乐。复蒙挥霍万金，始得委身，服侍朝夕。春宵苦短，冬日正长。冰雪情坚，芙蓉帐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不意山河变迁，家国多难。相公勤劳国事，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从此分手，独抱灯昏。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偕隐林泉，以娱晚景。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了此一生，愿斯足矣。”〗 这么幽微清丽的文字，这么朝暮绵长的思念，这么一往无悔的爱与悲悯，在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日子里，他们的年纪仿佛是倒过来了。只是“相思枫叶丹、一帘风月闲”的儿女情事同家国天下相比，实在太微末渺小了。钱谦益死后多年，柳如是以自杀来解决钱氏家族的矛盾，是她最后“以死谢君心”的方式。钱谦益与发妻合葬，柳如是则孤坟独葬于虞山脚下，因为她只是钱谦益的妾。 他还能听到她的心底的倾诉吗？ “一见倾心、盟誓如山、冰雪情坚、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柳如是最有名的诗是崇祯14年与钱谦益同游黄山时所做： 〖旌心白水是前因，觑浴何曾许别人？ 煎得兰汤三百斛，与君携手祓征尘。〗 “我们的因缘是前世注定的宿约，今生理应携手，或许还许有来世吧！” 钱谦益的回赠是“试听同声山乐禽，何如交响频迦鸟”。 佛经《正法念经》上释说频迦鸟：“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妙音”。 知己之音，应是如此。 她的书体效仿唐代书法家虞世南和褚遂良，但毕竟芊芊女子，秀美有余，力道稍欠。 柳如是传世的画作很灵气，带有清新雅致的文人意趣。同包括柳如是在内的这些秦淮女子相比，南明有多少士人不配落墨，如沈起凤所说：“儿女一言，英雄千古，谁谓青楼之中无定识哉？” 〖“顾横波词史，自接黄石斋先生后，有感于中，志决从良。后为明故兵科给事中龚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顾谓龚若能死，己请就缢。龚不能用，有愧此女也。”《菽园赘谈》 “葛嫩，字蕊芳。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军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喷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板桥杂记》 “苏妓某，当乙酉国变，语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买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忽顾影感叹，置觞投深流中，不及救。”《枣林杂俎》 “马姬字守真，小字元儿，以善画，故湘兰之名独著。所居在秦淮胜处，喜轻侠，时时挥金以赠少年，步摇条脱，每在子钱家勿顾也。王伯谷叙其诗云：‘轻钱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诺如丘山，红妆季布。”《列朝诗集》 “方芷，秦淮女校书，有慧眼，能识英雄……无何国难作……方芷厉声曰：奈何草间偷活，遗儿女笑哉！”……引匕首刺喉而死。李香君闻其事，叹曰：“方姐，儿女而英雄者也，做事不可测，乃如是耶？”《谐铎》〗 红颜素心 〔文／江南砚台〕 【一】 苏州是水做的城市，奢靡也不声张，颓废却看着热闹，一心一意过日子的态度，透着世故，却不拒人千里之外。可在青楼，交际场上的无拘无束，分寸自然在那里，看你是不是懂得，风尘也是妩媚，养心就是结缘，总是红尘堆里打滚，淡定出一点素心，是亲手为心上人巧手做羹，南塘的鸡头糯软而有弹性，这就对了。可碗边绣着金边，瓷器是好的，总看出不是日常家用的大方，这是风尘里的精致，要的，就是一抹胭脂红。 明代苏州出状元，一个个峨冠博带，气象森严，没运气有才学的，象唐寅，脂粉堆里混迹着，有银子少风月的富贾，直接就去了山塘，那里是酒池肉林，画舫深处，妓者如云。到晚明，已经畸形到末世光景，总之老爷你开心吗？开心就喝老酒喝老酒。三百年后候孝贤电影《海上花》里的对白，已经是俗套了。据说，晚明清初时期，江南一带的娼妓业非常发达，形成了金陵、苏州及至后来的上海三大中心，而苏州尤甚。做生意的姑娘们为此很开展了一番竞争，最后苏州帮光荣胜出。中国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在长江以南黄河更南的广大地区，当时首屈一指的风月之地归了苏州。苏州多名妓，名妓还是妓，三、四百年前的这些性工作者非常敬业，将这个古老行业的服务水准上升到空前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文化，是琴棋书画，是吟诗作文，是清歌曼妙，是婀娜舞蹈。为了赢得声誉，她们即使最一般也最形而下的做法，也是别出心裁，姑娘们以及站在他们背后饱经世故的男人，共同创造了一种出前所未有的美味佳肴，号称“船菜”“船点”，是靠精致时鲜的特产原料，到位的火候，匪夷所思的创造精神，再加上点心灵的东西，最后若无其事的，慢慢的，一道一道的，端出来，这样有杀伤力的兵器对付男人是足够了，如果只是为了单纯去征服一条舌头，真是悲哀的事情啊。肉体交易在泥金屏风的背景下似乎成了余兴节目，大家都这么熟了，都谈到了文化冲突士林气节这样深的境界了，你就真好意思啊？ 真是害人。 【二】 历史上，一些苏州名妓无论怎么光彩照人，赢得各种社交场合的众口赞誉，有人居然羡慕她们获得了涂抹历史进程的机缘，她们其实都是平凡人，首先是女人，其次是职业妇女，只不过她们从事的职业，让她们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一点的世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她们操一口嗲气的吴侬软语，皮肤细腻，体态柔软，眉目清秀，征服的，却只是青楼天井里不大的那点空间，说她们可以掌控男人来到达什么目的，姑娘们会笑的花枝乱颤再白你一眼，“不帮耐讲哉，奇出怪样格”。 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赛金花，她们会一致同意，她们所操的古老职业是在苏州起步，获得专业提升，之后在秦淮河边，只不过是想多拉点生意，尽管在后人看来，她们几乎都成了政治家。这些苏州穷人家里出来混社会的姑娘们，每天精心打扮自己，最后，被历史打扮的字正腔圆，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还是她们的老前辈薛素素可爱些。 【三】 薛素素，苏州人（一说嘉兴），生卒年不详，主要事迹考为万历年间，有人推断，她大概生于1552年即嘉靖三十一左右，如果属实，那她的童年时代就不会太平，正遇见江南一带倭乱。薛素素还有一个名字很不错，叫薛五，有点江湖浪子码头行走的意思。 余怀《板桥杂记》云：“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松、重泽、来宾，称一时之盛事。”南京在洪武朝就辟十六楼，一直是烟花声色不断之地。“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罍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板桥杂记》） 薛素素成年后坠入风尘，长期寓所南京。在南京的时候，风月场里还真没多少绝色的，所以《画史》有记载说：“京师妓女王雪箫号文状元，崔子玉号武状元。而薛素素才技兼一时，名动公卿。都人士或避席自觉气夺。”能让大男人为之“气夺”的，要么是荆柯，要么就是美丽了。 明胡应麟《甲乙剩言》说：“京师东院本司诸妓，无复佳者，惟史令吾宅后有薛五素素姿态艳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地，以右手从背上反引其身以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朱彝尊说薛素素有十能：诗、书、画、琴、弈、萧、驰马、走索、射弹……她是明代唯一有史料可查的女棋手；她的刺绣技艺出神入化，当时的文人李曰华题薛素素刺绣《花里观音》说：“薛素能挟弹调筝，鸣机刺绣，又善理眉掠鬓。人间可喜可乐以娱男子事，种种皆出其手。然花繁春老後，人情不免有綠陰青子之思。姬無可著力，今又以繪法精寫大士，代天下有情夫婦祈嗣，此又是於姬已分上補一段大闕陷也。乃歡喜以贊日：惠女春风手，百花指端吐。菩萨观花中，自然结真果。（《珊瑚网》） 这是美女才女侠女集一身了，她也的确自称女侠，在当时金陵烟花里排的上头名。英姿婀娜的薛素素，让好色之徒不免惊艳，比如董其昌。据说隆庆二年（1568），董其昌还没中进士，在嘉兴当教书先生，对她一见倾心。“见而爱之，为作小楷《心经》，兼题以跋。”高僧与名妓在打哑谜了，薛素素未必如何。不过以后的董其昌不得了，史书说他行情大涨，“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所谓名妓，照例能诗。薛素素有《南游草》、《花琐事》等诗集，可惜都散失了。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王士禄的《然脂集》中存二十余首。薛素素写诗有时候故意老气横秋，口气是老儒而非美人： 〖少文能卧游，四壁置沧州。古寺山遥拱，平桥水乱流。 人归红树晚，鹤度白云秋。满目成真赏，萧森象外游。〗 《独斟》是美人喝酒的情形，禅机以外，有了女子的气息： 〖香尝花下酒，翠掩竹间扉。独自看鸥鸟，悠然无是非。（其一） 好鸟鸣高树，斜阳下远山。门前无客过，数酌自酡颜。（其二）〗 她还是很好的画家，写自己心事，随意渲染，才情出众。 薛素素不久就艳名大著，风头之健，甚至传到了蛮荒的四川大山里，《众香词》云： 〖（素素）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峒。彭宣府深慕好之。吴人冯生自谓能致素素，费金钱无算。久之，语不雠，宣尉怒羁留十余年乃遣。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世所希有也。〗 这个姓冯的大概也是骗子，借口拉皮条骗土司的银子而已，可无论如何，这么优秀的姑娘，即使是妓女，照样有人喜欢。于是，她嫁给沈德符做了小妾。沈德符是有钱的世家子弟，也是很好的作家，近代《云自在龛随笔》讲了他们的故事： 〖（素素）南都院妓，姿性澹雅。工书，善画兰，时复挟弹走马，翩翩男儿俊态。后从金坛于褒甫玉嘉有约矣，而未果。吾郡沈虎臣德徐竟纳为妾。合欢之夕，郡中沈少司马纯甫、李孝兼伯远偕诸名士送之。姚叔祥有诗云：“管领烟花只此身，尊前惊送得交新。生憎一老少当意，勿谢千金便许人。含泪且成名媛别，离肠不管沈郞嗔。相看自笑同秋叶，妒杀侬家并蒂春。”褒甫恨薛之爽约及沈之攘爱也。〗 这已经是三角恋爱了，而抢先一步娶了素素的沈德符。似乎也没高兴太久，两个人最后还是分手了。 【四】 沈德符曾在《敝帚斋余谈》里，大骂一个人无耻虚伪，生活作风败坏，这个人就是王穉登： 〖今上辛巳壬午间，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风流，为政守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充牣。〗 王穉登把妓女作为社交手段，性贿赂官员，这样阴私之事沈德符都要揭发张扬，如此深仇大恨，当然事出有因。在他的另一著作《万历野获编》里，他也嘲笑王穉登造假古董骗钱的勾当： 〖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总之是不共戴天了。沈德符如此态度背后，答案很可能是因为薛素素。王穉登与薛素素交情不浅，而吃醋的男人总是小气的。 《明史》说王穉登“四岁能属对，六岁善擘窠大字，十岁能诗”，是才子，社会上他钻营的也不坏，是“青词宰相”袁元峰的门人，袁元峰很欣赏他，举荐他做官但没成功，后来徐阶掌权了，王穉登就断了仕途念想，一心写诗。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诗人，王穉登得到过众多前辈称许，“尝及征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 王穉登风流韵事也多，对花界之事烂熟于心，津津乐道，曾对冯梦龙讲过很多这方面的见闻，“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富饶，而平康亦极盛，诸妓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十二金钗来历，大约最早出自于此。 王穉登是大诗人，薛素素、马湘兰是女诗人，大诗人遇见女诗人，自然亲近，而马湘兰最痴情，万历甲辰秋，当时王穉登都快年过七十了，“湘兰自金陵往，买酒为寿，燕饮累月，歌舞达旦，为金阊数十年盛事。归未几而病，然灯礼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七矣”，这事情为后世耻笑。 他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每人一个砚台，希望她们加强学习，提高文化，不料若干年后，他送给薛素素的那方砚台，竟成了最著名的一桩悬案。 此砚就是著名的“脂砚”。 【五】 万历元年，苏州砚匠吴万有制作了一方端砚。王穉登看它小巧可爱，尤其里面一点胭脂晕特别娇媚，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将这方小砚买下。吴万有问刻什么砚铭呢？王穉登即兴想了几句，关照他刻上： 〖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 砚台自然是要赠给薛素素，诗暗写素素小字“润娘”，是画兰花的能手，这味道在已经三十九岁的王穉登来说，是香艳，而后面“素卿脂砚王稚登题”的铭文，就有共同进步的意义在里面了。王穉登懂得女人，知道光送银子还不够，礼物要高雅得体才称心。这砚台属端砚里的上品，后人描述，此砚小才盈握，“砚质甚细，微有胭脂晕乃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周边镌柳枝，旧脂犹存。”那应该不是磨墨，而是调胭脂用的了，砚盒也精致，“珊瑚红漆盒，制作精致……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者。” 此后，“脂砚”身世颇曲折离奇。据考证，康熙五十五年，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从曹寅的门人处打听到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便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了脂砚送给曹寅。曹寅败，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于砚侧刻“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曹雪芹写作《石头记》，曹天佑以“脂砚斋”之名做点评，薛素素的这方砚台从此越发传奇。 曹家彻底潦倒后，脂砚进了北京一家名“燕轩斋”的当铺，接着就到了收藏家端方手里。端方携带脂砚入蜀，于绵阳被乱箭射死，此砚流落到四川藏砚家方氏手，从此一度消声匿迹。 1953年10月，重庆大学教授、金石家黄笑芸在重庆一旧货摊上，再次发现了脂砚。按旧货摊老板出价，他花25元钱买下此砚，由好友戴吉亮带至北京请张伯驹先生鉴定。张伯驹时任吉林省博物馆馆长，考证此砚确实是薛素素的旧物，并以1200元（一说800元）的高价买下收藏于吉林博物馆。 1963年春节，张伯驹携此砚去天津，请周汝昌观赏品评。1963年夏，故宫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脂砚尚在。 三年后，“文革”乱世开始，脂砚由外地展出返京时，居然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砚台主人薛素素的下落，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记，“中年长斋礼佛，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家，为房老以死。”所谓房老，指妾之年长色衰者。 红颜迟暮，素心问谁。 蜀中才女黄峨 〔文／小窗容膝〕 〖积雨酿轻寒， 看繁花树树残。 泥途满眼登临倦。 云山几盘， 江流几湾， 天涯极目空肠断。 寄书难， 无情征雁， 飞不到滇南。 ——黄峨《黄莺儿》〗 清人叶申芗在《本事词》自序中赞叹道：“改山抹微云之韵，灵出犀心；吟花啼红雨之篇，巧偷莺舌。折来官柳，真蜀艳之可人；插满山花，羡严卿之侠气。”这段话是在评论宋代歌伎词曲，涉及到四个女子。 “改山抹微云”的是杭州的琴操。秦少游《满庭芳》的句子“画角声断谯门”偶然被人误唱为“画角声断斜阳”，琴操将错就错，即席将该词全部改韵而唱，自然妥贴，一气呵成，为一时之佳话。“吟花啼红雨”的是成都的陈凤仪，她自制《洛阳春》送太守张方平，其中有佳句：“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我最喜欢的是下半阙：“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休要镇长相守。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非常明快爽直。“折来官柳”的则是一个佚名的蜀妓，她在送别情人时也是自创词调，因里面有句子“折尽市桥官柳”，后人便为这个词牌取名“市桥柳”。“插满山花”的是天台营妓严蕊，她在岳霖面前作词自陈，口占《卜算子》，最后两句是：“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四个女子或随口吟唱，或自度词曲，莺声燕语，争奇斗艳，展示了山川灵气所赋予的兰心蕙质。有意思的是，四个才女分别是四川和江南各占一半。宋高宗曾感叹：“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如果把这个“士”改称“才女”，也是可以成立的。 “蜀女多才”是古人经常说的话。《鉴戒录》说：“吴越饶营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蜀中自古就出才女，卓文君白头吟怨，王昭君琵琶抒恨，薛校书花笺赋别，黄崇嘏男装酬志。五代时两徐妃能作宫词百首，花蕊夫人更是名动天下。降至宋代，江南文风大盛，但四川犹能与之分庭抗礼。开头提到的四个才女也能体现这一情况。而且两地才女有着不同的气质，以陆游身边的女子为例，唐婉唱和陆游的《钗头凤》柔婉哀艳，自是传颂不绝。而陆游在四川的时候还有一妾，有一次陆游回来晚了，见她不高兴，忙陪笑哄她，她却作了一首《鹊桥仙》回应：“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纯用口语，轻快俏皮，别具风味，让人忍俊不禁。虽然与唐婉的词风格迥异，但也可以并立千秋。 然而到了明代，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明代开始，才女层出不穷，蔚为大观，闺媛、名妓争先恐后地涉足文学，成为近古文学一道新艳的风景线。考诸明代才女籍贯，我们会发现，她们十有八九都出于江南，尤其是环太湖的苏州、湖州、常州等地。有明一代，无论经济，抑或人文，真是名副其实的“地陷东南”！而过去号称女子多才的蜀地，却找不出几个才女来，杨慎的妻子黄峨几乎就是唯一的亮点。 因明代四川文化本身就大大落后于江南，与之对应的才女稀少，似乎也并不奇怪。真正奇怪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人却依然津津乐道于蜀女多才。绍兴徐渭作杂剧《女状元移花接木》，写成都女子黄崇嘏女扮男装做官扬名；苏州李玉作杂剧《眉山秀》，写苏小妹与秦观争才；绍兴孟称舜的杂剧《娇红记》，写眉州通判之女王娇娘和成都表哥申纯的爱情，更是被列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如果说，他们还主要写明代以前的蜀中才女，那么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则直接对明代四川才女进行评述： 〖“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至今两川风俗，女子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别处，岂非大段怪事？”〗 按照他们的说法，明代蜀中才女应该很多，可实际情况是，今天流传下来的明代四川女性文学作品非常少，完全不能和江南相提并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文人说话往往不经大脑，那些江南才子道听途说，夸大其词，把蜀女多才现象加以了渲染；另一方面，可能是四川离全国统治中心比较偏远，地理上的闭塞，使很多女子的名字和作品湮没不存。四川历代知名文人数量在全国比起来都不多，但质量却很突出，其实，如果没有数量上的规模，是不可能有质量上的出类拔萃的。那些让世人惊叹的蜀中文豪，都是走出盆地才名扬天下的。没有走出盆地的四川文人则不为世人所知。而古代女人深居简出，“可怜不遇知音赏，零落残香对野人”，更容易被埋没。明清之际的战祸也使四川明末之前的典章文物扫地一空。在张献忠肆虐蜀地的时候，川东就有女子以极快的速度在壁上题写长诗表志，在那乱世长夜中留下了一抹稍纵即逝的灵秀之光。 从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家庭可以看出当时四川似乎应该存在过一批才女的。杨慎的母亲黄氏就知书能文，在杨慎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他作诗；杨慎的原配张氏也能诗。张氏逝世后，杨慎续娶黄峨，更是成了明代著名的才女。正如前所说，没有数量上的规模，也不会有历史上的巧合，不可能明代四川仅有的才女就偏偏让杨慎遇到了！只能说，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战祸的影响，很多闺媛芳名和作品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烟中了。黄峨几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尤其值得珍惜。 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人，是工部尚书黄珂的女儿。杨慎是在原配张氏去世后娶的黄峨，而黄峨出嫁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了，在古代可谓少见的晚婚。新都杨家老宅有一株石榴，夏季一树繁花，艳丽无匹。黄峨由石榴不开于春季而盛于夏季，想起了自己迟迟才婚嫁的经历，于是写了一首《庭榴》： 〖移来西域种原奇，第一绯英上苑枝。 不到秋深丹结实，独于夏午艳垂枝。 已嫌桃李开何早，略笑芙蓉发亦迟。 万点落霞明照眼，彩衣金屋正相宜。〗 字里行间流动着一个新婚少妇的自信与喜悦之情。杨慎和黄峨志趣相同，琴瑟和谐。文人夫妻唱和酬答一直被传为佳话，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夫妻在历史上却寥若晨星。明代夫妇均有作品流传于世的，只有杨慎和黄峨、林子羽和张红桥、叶仲韶和沈宛君、沈君庸和张倩倩等几人而已。而杨黄二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杨慎被称为“明词第一”“当代词宗”，黄峨则在《明词综》里的女性作者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后来的徐渭就非常羡慕杨慎夫妇一个“著述甲士林”，一个“才艺冠女班”，甚至因此“深愧夫余妇之憨戆”。徐渭因此将黄峨作品刊行于世，“并愧夫海内之妇之憨戆者”。徐渭以五代时的四川才女黄崇嘏为原型创作杂剧《女状元》，不知是不是也是因黄峨有感而发？ 他们夫妻俩的生活在“大礼仪”之争中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杨慎被廷杖后贬谪云南。夫妻俩从北京乘舟南下，一路相依相伴直到湖北江陵。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分手，黄峨独自回蜀，杨慎孤身南迁。风烟散尽，江涛呜咽，两人执手江边，流泪眼望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杨慎写了好几首诗词记述当时的情景，如《江陵别内》写道：“同泛洞庭波，独上西陵渡。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黄峨也填了一首越曲《斗鹌鹑》： 〖分手东墙，送君南浦。 目断行云，泪添细雨。 载恨孤舟，戛愁去橹。 厮看觑， 两无语。 当时也割不断那样恩情， 今日个打迭起这般凄楚。〗 这一次唱和，也就奠定了黄峨后来的创作路子。黄峨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曲词占了大部分。徐渭读后，惊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甚至这个轻狂自负的江南才子公开表示“余为之左逊焉”。黄峨的曲词，几于无篇不佳，《黄莺儿》（积雨酿轻寒）更是传遍海内，脍炙人口。王世贞声称，杨慎收到这篇作品之后，又仿效赵明诚的作法，连和了三首，“皆不及也”。于是杨慎半是惭愧半是得意地写诗说：“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 然而《曲律》卷四“杂论”却对《黄莺儿》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议论，说“恨无闺阁婉媚之致，余疑为升庵代作”。且不说拿有无“闺阁婉媚之致”来决断是否为女子所作很机械可笑，就黄峨而言，她本身就性情严整，闺门肃然，杨慎也非常敬惮，她的作品是不会去故作婉媚之致的。况且黄峨在新都老家主持家务，长夜无眠；杨慎在永昌谪所屈指归程，度日如年。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里，黄峨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媚态柔姿，而且诗不多作，作了也不存稿。即使家族里的子侄辈也很难看到。所以黄峨和历史上的才女一样，传世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但仅她寄给杨慎的一些长句小词，就已经博得艺林传诵，足可名垂芳史。 黄峨和杨慎在江陵分手，杨慎黯然去了云南。一年后，杨慎得知父亲杨廷和生病了，立即奔赴家乡，用了十九天时间赶回新都。杨廷和与黄峨见到杨慎，顿时喜从天降。杨廷和心情快慰，病也很快痊愈了。杨慎在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云南的时候，杨廷和让他把黄峨一同带走，以便照料他的生活。于是黄峨也随同入滇，两人于远在天末的地方，做一对无拘无束的逍遥夫妻，若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又何必做官，甚至不用返乡，可以在历史上书写一段最奇妙最美丽的佳话。 后来，杨廷和去世，杨慎和黄峨回蜀奔丧。杨廷和曾贵为“定策国老”，但“大礼仪”事件余波所及，退休家居的杨廷和也被革职为民。他去世后，黄峨考虑到皇帝性情难测，力排众议，用庶人礼安葬了杨廷和。后来果然有人想趁机再度中伤杨家，多亏黄峨的先见之明，使小人终于无机可乘无从下手。 杨家是个大家族，杨慎又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杨廷和去世后，杨慎在家住了几个月，把黄峨留在家乡主持家政，自己孤身回到云南。虽然此后杨慎还不断返乡探亲，但毕竟和黄峨聚少散多了。锦江梦残，古僰道远，一年又一年的怅然南望，绿窗下，竹几上，只有寂寞的云根笔和清冷的薛涛笺陪伴黄峨度过无数不眠之夜，织就了长长的相思。 花开花落，春去春回，杨慎和黄峨在期待和思念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然而嘉靖皇帝至死也不肯原谅杨慎，作为明代在位和寿命都较长的皇帝，他的相对长寿，却成了杨慎夫妻的宿命和悲剧！到后来，杨慎早已不求做官，只求返乡。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即依照法律，“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由于杨慎与黄峨聚少散多，黄峨又体弱多病，一直没有子嗣。在年近半百的时候，为了早日还乡，杨慎只好先后娶了云南人周氏和北京人曹氏，两个妾室各为杨慎生了一个儿子。但直到最后，以子代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反倒两妾和大儿子同仁都先于杨慎去世，给杨慎晚年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杨慎和黄峨也是在当时算相对寿命较长的，都活了70多岁，可以说，完全是永远团圆的梦想在支撑着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费长房缩不尽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黄峨笔下的句子成了他们夫妻命运的写照。杨慎最终孤独地病逝于谪所。黄峨闻讯后没有被击倒，甚至没有哭，没有喊，而是用一种不寻常的冷静面对现实。她竟然坚持“徒步奔丧”，顽强地走到泸州！到了杨慎灵柩前，黄峨仿刘令娴《祭夫文》自作哀章，哀礼备至，此时才痛痛快快地发声大哭，闻者无不泪下。时人都认为，相比杞梁之妻（孟姜女），黄峨徒步迎柩，名震四方，更贤淑，更坚强，也更悲壮！再不用无望地等下去，也不用对这个乖戾的社会抱以希望，黄峨扶送棺柩，携带杨慎妾曹氏留下的孤儿宁仁回到了新都老家，把杨慎葬于其祖父杨春的墓旁。 前人叹息：黄峨既贤淑又通文艺，兼有孟光和易安之长，可惜命运的作弄，使她未能尽展其才。穆宗皇帝即位后，杨慎不仅官复原职，而且黄峨也受封，但这些虚名对心如古井无波的黄峨来说又有何价值？宁仁的儿子都能应门奔跑的时候，年迈的黄峨有一次回娘家遂宁探亲，侄孙七人想带她去附近的广德寺散心。黄峨坚持不去，说：“我虽然老了，出行无所谓，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寡妇。”旧时评论赞美黄峨“平生守礼如此”，其实与其说黄峨是在守礼，倒不如说她已对尘间世事不萦于怀和无限淡然。 黄峨大约和杨慎享年相同，都是七十二岁以上。去世后也是合葬同穴。在四川历史上的著名才女中，黄峨的人生似乎最为平实，她不像卓文君那样冲动得惊世骇俗，不像薛涛那样生活得自由自在，不像黄崇嘏那样勇敢得离经叛道，而且也不像花蕊夫人美丽得惊天动地，因此黄峨的命运中也就少了很多跌宕起伏的传奇，这大概正是她较少被人提及的原因了。但黄峨独持家务、徒步迎柩的人生，却使她在众女中显示出独特的坚忍和从容并具的气质。 前人赞叹：“吾蜀于明代，有二列女甲于全国，曰黄宜人、秦良玉是也。”正因为有了黄峨，明代四川女性文学不仅避免了交白卷的尴尬，而且还自有其独特的地位。新都桂湖的秋月虽然清冷寂寥，但毕竟照亮了四川一个时代的夜空。 精华欲掩料应难——历史上薄命女子 〔文／小窗容膝〕 唐开元年间，朝廷命宫女为边军将士赶制了一批棉衣。有一个士兵在分到的短袍中发现了一首诗：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 战袍经手做，知落阿谁边？ 蓄意多添线，含情共著棉。 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 显然，这是一首大胆向士兵表达爱意的情诗。这个士兵不敢隐瞒，同时也许也是为了能找到写诗的女子，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主帅，主帅又进呈唐玄宗。唐玄宗把诗遍示宫中，说：“写诗作者不必隐瞒自己，我不会怪罪的。”这时走出一名宫女，坦然自陈，口称死罪。唐玄宗既怜其才，又悯其心，当即将她嫁给了得到诗的那个士兵，表示：“我要让你们今生结为夫妇。”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圆满而感人的，当时许多将士都为之泣下。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在佳丽三千的皇宫里，昭阳日影难移，撒盐羊车不来，得到皇帝宠爱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如果没有嫁给那个士兵，该宫女很可能就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寂寞日子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而她之所以能抓住这个关乎一生幸福的机会，一是缘于她的勇敢，二是因为她拥有作诗的才华。 人说红颜薄命，好像越是美丽的女子，人生就越加坎坷。另外，才命也两相妨，一个又美丽又富有才华的女人，命运更加让人担心。该宫女只是一名皇帝从未注意过的女子，可见多半是来自极其普通的家庭。美貌、多才，而又决非豪门闺秀的古代女子，当她们在无助无依的绝望境遇中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时，才华往往成了最后的赌注。 这样的薄命女子，除了宫女外，大多非妾即妓，或者流落在外，环境非常冷酷乃至凶险。她们身上的压力和内心的悲苦是外人很难体会的。如著名的“红叶题诗”的故事，唐僖宗时期，宫女韩夫人把诗题在红叶上，顺着御沟流出去。诗云：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她希望红叶带着她的愿望流到外面的人间。那么与人间一墙之隔的皇宫在她心里是什么呢？是仙界，还是地狱？不得而知。士人于佑偶然拾到红叶，又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与谁？”他也把诗写在红叶上，在御沟的上游顺水流到宫中，却恰好为韩夫人拾到。后来皇帝将宫女三千人赐于各官，于佑得到权贵韩泳的帮助，与韩夫人结为夫妇。两人偶然间发现了彼此珍藏的红叶，顿时又惊又喜，方知天心之巧，造化之奇，“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应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不过在《流红记》中，韩夫人毕竟只是写诗寄托自己的心事，她的命运主要靠离奇的巧合，而不是自己的才华改变的。相比之下，章台柳氏的歌咏才真切地表现了乱世佳人的挣扎。 唐代佳人柳氏本是李生的爱姬，但她却看上了李生的好友韩翊。李生慨然撮合了他俩。后来在柳氏的劝勉下，韩翊省家，两人暂时分开。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中，柳氏独居长安，为了避祸，她剪发毁型，寄迹法灵寺。韩翊投靠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作书记。大乱勘定后，他派人到长安寻找柳氏，在带给她的碎金子口袋上写了一首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诗呜咽，答之曰：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 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谁知就在他们即将团聚的时候，为唐王朝平叛有功的藩将沙吒利听说柳氏貌美，用武力将她抢走。这时侯希逸当了左仆射，韩翊跟着他一起来到京师，才知道柳氏已被强人夺走。韩翊如堕冰窟，从此几乎就没笑过。有一天同僚在酒楼相会，唯独韩翊一人向隅闷闷不乐。席间有一个叫许俊的人，平时以侠客自任。他听说了章台柳的故事，竟立即仗剑单骑冲进沙吒利的府上，诡称沙吒利得病急召柳氏。见到柳氏后，许俊给她看了韩翊写的字条，然后挟带她飞马奔回。韩柳两人握手涕泣，如在梦中。这件事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很多人都没有回过神来。 由于沙吒利手握雄兵，韩翊和许俊赶紧找侯希逸求助。侯希逸马上向皇帝上书汇报，在自责管教不严之后，大力赞美韩翊和许俊的为人处事，痛骂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很快皇帝的判决下来了，柳氏归还韩翊，同时为了安抚沙吒利，朝廷赏了他二百万钱。 安史之乱后，参与平叛的藩兵居功自傲，很多人都不敢惹。但在章台柳的传奇中，从皇帝到许俊，都站在了韩翊和柳氏的一方。无论是许俊的冲动，还是侯希逸的咒骂，都那么的让人感动。此时的皇帝应该是唐肃宗吧，和唐玄宗一样，他的决定也充满了人情味。韩翊后来成了唐朝有名的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和柳氏的故事是唐代士人最动人的爱情之一。 唐代是诗歌的天堂，唐人的诗意人生也强烈地影响了后世。到了元代，一个流落尼庵的宦门女子王氏就化用过开篇所说的那个开元宫女的诗句“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写了一首《临江仙》： 〖少日风流张敞笔，写生不数黄筌。 芙蓉画出最鲜妍。 岂知娇艳色，翻抱死生冤。 粉绘凄凉疑幻质，只今流落谁怜？ 素屏寂寞伴枯禅。 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 王氏是真州富家子弟崔英的妻子，随丈夫赴温州永嘉做官。在船过苏州的时候，舟人顾阿秀眼馋崔家的财产，于是把崔英一伙都杀了，崔英苦求留个全尸，被绑住手脚扔到水里。顾阿秀只留下王氏作儿媳妇。王氏假意答应，捉空逃走，跑到一个荒僻的尼姑庵削发为尼躲了起来。 可笑强盗顾阿秀杀人越货伤天害理，却还常到寺庵里随喜。贿赂菩萨饶恕自己的丑行，或者干脆就是希望保佑自己继续做坏事，这些都是中国人喜欢干的事情。王氏偶然间看到顾阿秀捐给尼庵的芙蓉屏，正是自己家里的旧物，而且还是丈夫崔英的手迹。于是泫然泪下，不能自已，在上面题了这首《临江仙》。 很快，芙蓉屏被退居吴门的御史大夫高纳麟得到。而崔英也没死，由于水性好，他当时泅水得免，后来又投身高公门下。高公详细了解了这桩案子，派人把王氏接到家与夫人同住。经过高公的大力经营，最终将顾阿秀等人一网打尽。 此时，崔英和王氏还没有见面，不知对方存亡。高公要在崔英上任之前为他做媒，崔英说：“糟糠之妻，同贫贱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单身到彼，迟以岁月，万一天地垂怜，若其尚在，或冀伉俪之重谐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别娶之言，非所愿也。”也真不愧是痴情男子。于是高公叫出王氏，拿出芙蓉屏，指着上面的《临江仙》说：“我要为你们结今生缘。”这一场坚贞夫妻的悲欢离合，让满座为之掩泣。 和这些遭遇不幸的女子相比，另一类薄命红颜青楼女子的处境更加尴尬，由于地位低贱，他们更是经常处于无助的境遇里。要想出名，除了过人的容貌外，琴棋书画往往也是必修的技能。这些女子中不乏冰雪聪明者，学习诗词可以显示她们的脱俗高雅，多少能冲淡些人们印象中倚门卖笑的妓女形象。因此历代均不乏能诗会词的青楼女子，有时候，能写首好诗词，甚至能改变她们的命运。 青楼女子并非全是逢场作戏，“识尽千千万万人，终不似、伊家好”，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有的痴情女子就会千方百计抓住机会。宋人李之问在京城眷恋妓女聂胜琼。分手的时候，聂胜琼写了一首《鹧鸪天》挽留他：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 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李之问看了之后，感动不已，于是又留了半年，但终于还是回去了。他在老家的妻子偶然从他的行李中看到这首词，非常赞赏。于是这个爱才而大度的妻子竟筹集金钱，到京师把聂胜琼赎出带回家。可见这首词感人之深，直到现代，琼瑶女士写电视剧“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主题曲，还直接化用这首词的句子：“梅花开似雪，红尘如一梦。枕边泪共阶前雨，点点滴滴到天明。” 另一种情况是，青楼女人阅人多矣，能清楚地看穿男人的本质，所以有时她们想从良不是为了哪个男人，而只是想获得人身自由。如被诬下狱的南宋台州官妓严蕊对岳霖念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在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颇能代表了这类女子的真实心声！阅尽繁华，历经劫难，她们真正向往的并非与哪个男子双宿双飞的神仙日子，而是“山花插满头”的朴实简单的生活。最终严蕊也因为这首词脱籍，远离了是非之地。 成都府官妓尹温仪本为良家子流落平康，为了脱籍，她在宴席上献《玉楼春》一词： 〖浣花溪上风光主，燕集瀛洲开幕府。 商岩本是作霖人，也使闲花沾雨露。 谁怜氏族传簪组，狂迹偶为风月误。 愿教朱户柳藏春，免作飘零堤上絮。〗 也打动了贵人，“即判与落籍”。一说尹温仪是在官员面前脱口而出一首《西江月》：“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情性风流。良辰开宴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记得南宫唱第，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玉殿瑞烟浮，名在甲科第九。”这首词作者有争议，其实并不是一首好词，不如前面的《玉楼春》，但词的写法很值得玩味，她为了脱籍，直接了当吹捧对方，不掩饰不乞怜，目的专一而明确，反倒有一种爽快干脆的风韵。 还有一类女子不在青楼，也非宦门，而是普通平民，亦没有遭遇太大的劫难，只是偶尔犯错。情急之中，当场作诗词也能改变她们的窘迫处境。 宋代元夜放灯，皇帝也常常出去与民同乐。有一年，宋徽宗在元夜向观灯的仕女赐酒。一个女子悄悄地把盛酒的金杯藏在身上想带走，结果被士兵抓住，带了皇帝面前审问。可能这只是一个家境极为普通的市民女子，偶尔想贪小便宜，结果被暴露在大众广庭、众目睽睽之下，不知内心有多尴尬呢！但这个女子非常聪明，她面对询问，即席填了一首《鹧鸪天》：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 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结果宋徽宗哈哈大笑，以为此事为太平风流佳话，不仅把金杯赐给了这个女子，而且还派卫兵把她送回家。 当然，在绝望境遇中，这些女子写诗填词并非都是为了求救或乞怜，更多的只是寄情。因为她们所处的环境太过冷酷，才华并不是都能改变其多舛的命运。 清道光年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沿江人民流离失所。一个小姑娘带着弟弟乞讨到一座荒村私塾。恰好老师不在，小姑娘向学生借笔题诗： 〖沿门乞食施恩少，仰面求人受辱多。 欲赋归来归不得，临流怅望涕滂沱。〗 写完她挥泪携弟而去。老师回来后发现这首诗，询问学生，立即跑出去追她们，却怎么也找不到。第二天，才听人说这姐弟二人都死在了一条河里。 她们之所以无力改变那种绝望得让人窒息的境遇，往往是因为她们力量太过弱小，她们的敌人又是那么的强大。元末淮安女子刘翠翠从小入学，和同学金定互相爱慕。长大后，翠翠向父母表示要嫁给金定。尽管金家穷刘家富，但翠翠父母还是答应了，择日迎婿入门。本来这是一桩美满幸福的人间姻缘，但两人婚后不到一年，张士诚起兵高邮，部下随意掳掠妇女，翠翠也被一个什么李将军抢走。后来张士诚又向蒙元投降，于是道路交通开始恢复。金定辞别双方父母，发誓要找到妻子。他一路寻至湖州，终于来到李将军的府上。刘翠翠嫁给金定的时候才十七岁，此时已经二十四岁，被李将军霸占七年以上。金定谎称姓刘，是翠翠的哥哥。于是李将军让他们相认，并留金定在府上作记室。纳兰性德的词句：“一生一世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大概最能表现两人此时的心情。 在李将军家里，金定只见了刘翠翠一面。荏苒数月，西风送凉，金定写了一首诗：“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得再看。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虽易见时难。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雾阁云窗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写完后藏在棉衣里让仆人带给翠翠，请她拆洗缝补。翠翠领会其意，拆开衣领，发现了这首诗，偷偷吞声哽咽，也回了一首诗：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 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 长使德言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 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 金定得诗后知道翠翠以死相许，但今生毕竟无望。于是一病不起，弥留之际，李将军才让翠翠去看了他最后一眼。埋葬完金定后，翠翠也很快染病卧床。临死前，她请求李将军把她葬在金定墓侧。李将军终于做了唯一的一件善事，将两人都葬于道场山麓。人称“金翠墓”。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罕见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完全的写实手法，最真实的战乱中普通人的命运！没有侠客帮助他们，没有贵人扶持他们，更没有神仙拯救他们，他们是那么无助，那么绝望，那么的无从反抗！他们的诗篇没有带来奇迹的出现，拥有的依然只是冰冷的命运。 遗憾的是中国人并不喜欢这种太悲剧的故事，而是热衷于破镜重圆的爱情传奇。即使这个故事，后来还被人加了蛇足，说什么张士诚李将军一伙被诛杀后，刘翠翠的父亲一路寻访过去，在道场山麓看到了两座坟丘。晚上，金定和翠翠的鬼魂出现，和父亲洒泪相认。不过尽管荒谬，这个被附加的结尾毕竟反映了人们善良的愿望，至于张士诚之流，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其为人了，如果他能夺取江山，那才是怪事。 至于青楼女子，因诗词而跳出苦海的也是极少数。运气好的，能碰到苏轼这样的风雅好人，为她们写词托人落籍，“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去。但更多的女子，即使有才华，也博不回情人的回头，换不来别人的帮助，甚至还受到文人的取笑。明末名妓郑如英文采之美在当时青楼女子中是出类拔萃的，如她的《浪淘沙》： 〖日午倦梳头，风静帘钩。 一窗花影拥香篝。 试问别来多少恨？江水悠悠。 新燕语春秋，泪湿罗绸。 何时重话水边楼。 梦到天涯芳草暮，不见归舟。〗 清丽幽婉，秦淮名妓罕有能匹。可恨孔尚任著名的《桃花扇》中，为了衬托李香君等，竟把郑如英写成无盐丑女、瓦巷陋姝，而且一字不识，只会插科打诨，说些粗鄙不堪的话，完全是个丑角。文人做事之轻薄随意可见一斑。 当然，也有因才华被人赏识的青楼女子自己却不珍惜不自爱以致酿成悲剧的。明末金陵名妓杨宛就因才貌出众，被湖州茅元仪娶回家。茅元仪很喜欢这个才女，也非常尊重她。然而杨宛风流成性，竟背着茅元仪有外遇。茅素以豪杰自诩，并不约束她。茅元仪死后，国戚田弘在普陀山进香期间看上了杨宛，而杨宛也以为国戚可以依靠，于是带着自己的值钱东西逃奔田弘。可惜田弘不比茅元仪怜香惜玉，他把杨宛当婢女使唤，杨宛苦不堪言后悔莫及。未几，田弘又死了，杨宛又准备投奔刘东平。这时天崩地裂，处处战火。杨宛化装成丐妇逃难，在野外被乱兵所杀。可怜这位游离于几个男人之间的乱世佳人，最终死于非命。 杨宛因才华为人所重，她天资聪颖而性格轻浮，才学未能大成，不过清词隽语在她作品中时有所见，如《阳关行》下半阙： 〖你在高高照，犹苦缺。 况空闺里，深深闭，人难接。 莫不侬孤零，累得西风咽。 落叶纷飞散，还有聚时节。〗 清末词学大家况周颐读到这首词时击赏不已，认为是挚至之语。确实，这样的句子没有丝毫文人气息，和故作闺音的男子作品不一样，完全是女子口吻写女子心绪。挣扎于无情人生的末世红颜、薄命才女，其心灵的幽微曲折处，是我们很难完全洞悉的。 叶小鸾那只断玉搔头 〔文／漂泊京城〕 曾经很矫情的认为，咖啡馆适合听流行音乐，诸如欧美的流行歌手，奇形怪状的乐队和组合；茶馆适合听怀旧音乐，比如卡彭特，比如惠特尼；同样的道理，咖啡馆适合读一些很洋派的书刊，诸如《达芬奇密码》、《挪威的森林》等等，而茶馆非常适合读那些飘满红尘往事的国文经典，比如《旧时月色》、《国史大纲》等等。叫一壶西湖的雨前新茶，要两个杯子，一个杯子斟满酽酽浓茶，另一个杯子空空的等待，读书读到拍案叫绝的当儿恰好进来一位喜书的朋友，真是天底下莫大的幸福。 有一天我在丰台南路的一家茶室翻阅俞曲园《春在堂随笔》，卷三里有一则轶闻：“前明才女叶小鸾，许嫁张氏，婿家以枣茗为谢，俗所重也。茗中乃有断玉搔头一支，大惊，密弃之，后果未婚而夭。”曲园先生是俞平伯的先人，一生著述等身，这位道光三十年的进士以一句“花落春仍在，雁去秋未来”一鸣惊人，深得当时鼎定东南的曾国藩赞赏，他写的叶小鸾恰好是我心仪已久的明代奇女子。史书载，“小鸾工诗文词曲，雅擅丹青”，后人评价小鸾说：“诗则与古人查上下，间有差胜者；词则情深藻艳，宛约凝修，字字叙其真愁，章章浣其天趣，成风散雨，出口入心，虽唐宋名人，亦当避席。”纵览小鸾身后遗编《疏香阁遗集》，才情是有的，天分是有的，但止烟花三月少女闺秀尔，难以忝列诗词大家之辈，后人的种种评价大都言过其实，似乎好奇和新奇掩盖了公正和公平，似乎自古以来佳人难觅永远是人们夸赞的口实。事实上，叶家共有三姐妹，小鸾在叶氏三姊妹中行次末席，她的大姐叶纨纨、二姐叶小纨，文才皆不在小鸾之下。叶纨纨著有诗集《芳雪轩遗集》，叶小纨则有杂剧《鸳鸯梦》传世，都是文采斐然，一时瑜亮。 叶氏三姊妹中，小鸾生年最短，只活了一十六岁，并且死在大婚前五天的夜里，也算是早夭。小鸾传世的遗物不仅仅是她的诗文，还有一块惹人遐思的眉子砚，据说是她订婚时舅舅送的贺礼。书载：“此砚长三寸，宽二寸，厚半寸余，面有犀纹，形状腰圆，砚池宛若一弯柳眉，故名眉子。”叶小鸾得到此砚兴奋之状不可言表，写了二首七绝托工匠镌于砚背，这里且录其一：“素袖轻笼金鸭烟，明窗小几展吴笺，开奁一砚樱桃雨，润到清琴第几弦。”小鸾逝后，眉子砚也悄然失落，不知去向。关于这块珍贵的眉子砚，古董行儿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说是此砚非百年不出！果然，小鸾身后第一个百年，眉子砚现身杭州，被袁枚品玩，后来流传到羊城。第二个百年，眉子砚历尽神秘旅程，灵心回归，又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杭州郊区的袁浦，被王寿迈在冷摊遇见，王本来是冲着一块旧砚买回，回到家中清洗却见到砚背的铭文和小鸾的印章，惊得半喜半疯。为了保存眉子砚，以防贼人巧取豪夺，王寿迈把砚寄放到苏州著名的藏砚楼里，那里不仅有徐姓主人驻守，还有家丁守卫，大可放心。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眉子砚放进楼里不期月，藏砚楼突然燃起一场撩天大火，等到火熄楼坍，眉子砚早无踪影。有人说江洋大盗防火打劫，有人说徐家主人自己焚楼。 如今第三个百年之期堪堪满过，天下多少慕古者对这块世间不二名砚孜孜以求，期待在桌案上红袖添香，看16岁的叶小鸾吴侬细语深情款款，拈着湖笔在碧纱窗下写：“丝丝杨柳拂烟轻，总为愁人送别情。” 我读书向来喜欢穷追考据，对曲园老人说的“玉搔头”三字着实想不出出处，茶馆除了香茗开水，就是果品点心，没有史书可查。正急得抓耳挠腮，帘子一挑，雅然进来一位女士，是我的书友，在附近的华侨大学讲古典文学。我急忙起身拜迄，说了疑问，斟上香片盖好盖子静等说教。不满40岁的张老师先道一声惭愧，习惯性的推推眼镜，细声细语的说：“玉搔头是玉簪的别称。传说汉武帝宠爱乐师李延年的妹妹，是为李夫人。有一天李夫人偎在武帝怀里作乐，好比时下女孩子用头发搔男友的耳朵吧；武帝被她弄的刺痒，顺手从李夫人头上拔下玉簪搔头，竟惹得其他妃嫔宫女纷纷购买玉簪，一时玉价飞涨。嗯，这就是玉搔头了。” 哦，我长吁一口气，忙说：“听君讲史，茅塞顿开，不亦乐乎！张老师您喝茶，您喝茶。” 张老师缓缓点头，端茶掀盖，突然大惊失色，茶杯豁朗一声跌在桌上，茶水滚得满桌。古旧的大漆桌面上，蒸腾的袅袅热气中，赫然一只半截的碧玉搔头幽幽的泛着青光。 历史上美女能换什么？ 〔文／东南一箫〕 在中国历史上极长的一段时间里，女子地位低下，被当作物品，卖来卖去，换来换去。姿色好一点的，卖换的价值高一点，姿色差一点的，价值低一点，没有姿色的，几乎就没有价值。这虽然是历史的悲剧，却也是残酷的事实。 在动荡年月里，美女的价值有时高得不可想象——象西施，换来的是越国的复兴和霸主地位。象王昭君，换来的是北方边境的长期安宁。象貂婵，换来的是汉朝名义上的延长。还有唐朝的文成公主，明末的陈圆圆…… 动荡年代不说也罢，在和平年代，美女又能换来什么呢？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略见一斑。 曹操的几个儿子，在历史上都是大名鼎鼎的。其中一个叫曹彰，在《三国演义》里曹操称为“黄须儿”的。此人既为贵胄，性格又倜傥豪迈。有一次，他偶然在路上看见一人骑着一匹俊马。那马大约不是汗血宝马，也是踏雪乌骓什么的，总之神俊无比。曹彰一见，立即喜欢得了不得，缠着马主就要买。谁知那马主也爱此马，无论曹彰出什么价，总是不肯卖。最后马主被缠不过，竟提出除非你拿老婆来换。这曹将军倒也没凭自己势力巧取豪夺，竟依了他，将自己的一个美妾换了这匹马。 唐朝有个著名诗人叫张籍，此人诗写得好，性格也风流蕴籍，喜好养花植卉。一次，他到一个贵侯家去。那贵侯知道他喜欢名花，就带他看自己家的一株山茶花。当时正值茶花盛开时节，那树上花开朵朵，粉白嫩红，花大如盎。张诗人看了，迷醉无比。回到家里，寝食不安，只想将那花放到自己家里，可以日夜观赏。这时，一个叫柳叶的美妾，见他魂不守舍，前来问他有何心事？张诗人一见，忽然计上心头：那贵侯早听说喜欢美色，何不就拿柳叶去换？果然，他将此意和那人一说就成。于是美妾柳叶就换来了一株山茶花。 明朝时，有位名士叫朱吉士，他的爱好是藏书，尤其喜欢宋版书。一次，他听说苏州一故家有宋版的《后汉记》，上面并有陆放翁等人的手评，端的珍稀无比。他托人去说，那人久闻他有几个艳丽的婢妾，竟指名要一美婢才肯换。不用说，朱先生一口答应。那美婢临行时，题诗于壁云：“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先生见诗后想起此女平时的情义，又后悔不已，不久竟恹恹死去。 到了晚清，有一个著名的印人黄士陵，大号“黟山人”，他藏有东汉的古镜一方，珍贵无比。当时他在广州收了一个学生，免不了将此镜在学生面前展示一番。谁知那学生见了此镜爱不忍释，竟然想出一计：示意家中一个漂亮丫头去勾引老师。黄山人客中寂寞，这丫头又娇俏可爱，竟忍不住做了一点事。事后这丫头就催促他去向主家提亲。黄山人向那学生问身价，学生当仁不让，提出以那汉镜交换。于是双方各遂其愿。 呵呵，历史上的美女是如此际遇，当今的美女看了不知有何感慨？ 历史喟叹篇 夫子之心昭如日月——解析临终孔子涕下之原因 〔文／老砍〕 鲁哀公十年，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一年后，孔子才结束周游列国之行，自卫返鲁。 大约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也去世了。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鲁国西郊，一只奇特的动物，被一个砍柴百姓打死了。 冉有奔告孔子：“有个马鹿样的东西，头上长着肉角，是什么怪物啊？”夫子急问：“它还在吗？我要去看看。”孔子往而视之，确定为麒麟。 麒麟：麋身、牛尾、马蹄，头上一角有肉。本来不是中原一带所产，它只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会出现。麒麟不踩小动物，不踏青苗，行有规矩，游必有方，故称仁兽。 贵人身处无道之世，易被小人所害。高贵的麒麟被卑微的人打死，这也是不祥之兆。孔子看着死去的麒麟，叨念：“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要来”，边说边用衣襟擦拭泪眼。 也就在这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让孔子赞叹，并寄托无限希望的颜回也死了，年三十一岁。“噫！天丧予！”孔子发出这样的哀恸。 鲁哀公十五年，卫国发生内乱，多年来随侍孔子，共度险急的子路恪守“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忠义，勇赴危难，被对方剁成肉酱。年六十三岁。“噫！天祝予！”孔子发出这样的哀恸。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一天，病中的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遇见子贡来看望自己，孔子说：“子贡啊！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接着唱起歌来：“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着唱着就流泪。告诉子贡：“天下失去道义很久了，无人能尊崇我追求的大道。”夏人死了棺椁放在东厢的台阶，周人死了棺椁放在西厢的台阶，殷人死了棺椁放在厅堂两柱之间。前日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是殷商之后啊。“过七天，孔子就死了。 太山，是周王朝。梁柱，是周王朝分封的各路诸侯。两者之间信赖、稳定、统一的政治契约关系荡然无存了，文化催裂，中原荡荡。哲人萎乎！象孔子这样的贤明智慧者，真的是越来越衰微了！ 孔子晚年，西狩获麟，亲人、弟子死去，不仅是人生苦难和残酷的见证！夫子打心底里感到这个世界他是无能为力了。 “子贡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掩不住悲壮凄凉的情怀，及对弟子深情依恋。孔子曾忆当年和弟子周游列国的峥嵘岁月否？现在物转人非，弟子已逝，孔子也要死了！ “夏人死了棺椁放在东厢的台阶，周人死了棺椁放在西厢的台阶，殷人死了棺椁放在堂屋的两柱之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是殷商之后啊。” 其实，孔子对自己的身世早就知道，别人也知道。在古代注重血源关系，注重慎终追远的礼仪之邦，一个人要想弄清楚自己的祖先并不太困难。 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厘子病危，临终前告诫儿子孟懿子：“孔丘，是圣人后代。他的先祖弗父何继位做宋国国君，后来让位于弟弟厉公。到正考父这代，历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恭敬，所以正考父在鼎铭中载称：‘第一次鞠躬受命，第二次弯腰受命，第三次俯首受命。即便卑微到顺墙根急行的时候，也不敢抛弃内心之敬重；我在鼎中煮盛饘粥之食以度日。’如此恭俭的正考父啊。听说圣人后代，虽不一定权倾当世，但必有贤德之人出现。今孔丘年少好礼，他不就是贤德之人吗？我死后，你一定要以他为师。” 孟厘子说的圣人后代，就是微子后代。微子，是纣同父异同母的哥哥，数次谏告纣荒淫无道而不被纳。微子无奈大势已去，和殷纣王的叔父箕子，王子比干告别：“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循。”意思即各自谋行志向而不失先王之道。 仁人志士面对现实，选择有所不同，但都不改操行。逃不是因为生，留也不是因为死。两者都是为“道”。最后，纣投箕子于大牢，刨比干之心。 孔子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说的就是这样啊！ 周武王打败殷商后，向箕子垂询政治。把朝鲜封给他，免行君臣之礼。 武王崩，周公奉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削平叛乱，让微子代承殷商之后，祭祀祖先，并重新分封宋国给微子。 《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说的就是这样啊！ 只有武王成周如此贤明之君，才能让灭亡国家香火不绝。微子这样屈命存志之仁人，才能保殷商之后。 宋国到王偃之时，就不行了。残暴无道，四处征伐，草菅人命。齐愍王与魏、楚三家联合灭宋，瓜分领土。宋就此败灭，孔家也辗转来到鲁国。 孔子生命最后时刻，以特别方式：梦，表达了自己的慎终，对祖先的追远。孔子丧礼，兼采夏人、殷商人、周人。“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以彰明夫子一生之努力。 回望历史，是兴衰荣辱、善恶美丑一并存在的事实，展望未来，是浩浩荡荡的大融合。面对现实，无论辗转何方，社会大变革的洪流把人冲得多远，道义是可以追寻的，对过往历史、文化、生命的尊重和感念，不是辩解，是品德。 孔子所涕，非涕肉体之生死，而涕大道之废，哲人之无。肉体，终归是要灭亡。一代又去，一代又来。然追寻永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田横五百壮士的随想 〔文／秦大路〕 楚汉相争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最光彩夺目的明星人物无非是项羽和刘邦了，前者亲手埋葬了秦帝国，后者则建立了帝祚久长的汉帝国。除了项羽刘邦这样的帝王级历史明星，萧何、张良、韩信、英布、范赠等一干文臣武将也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然而司马迁的《史记》除了为上述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之外，并没有忘记记录一些虽无重大影响力，但其言行获于当世并为后人称道的人物。 在这些并无盛名的人物里，有一个人和他的追随者群体，象流星一样悲壮，以他们殉道般的史诗般的行为，在历史的浩缈夜空里划出了短暂微弱却动人心魄的光芒。这个人和他的追随们就是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 田横是出身战国齐国的王族。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趁秦末大乱复兴故国，田儋、田荣曾相继自立为王。田氏三兄弟有很高的人望，秉承战国养士之遗风，史称“齐人贤者多附焉”。 后来田儋死于秦将章邯之手，田荣也被项羽击败后被杀。田横聚集了数万齐国逃兵，继续与楚战斗。项羽进不能胜，退又不甘心，兵力被陷在齐。后来田横趁项羽与刘邦争战之际，夺回了大量齐国的城邑，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己为相，独揽国政，既不朝楚，也不附汉。 刘邦派著名的儒生郦食其去游说齐归汉。郦食其凭借三寸不滥之舌，列举了天下大势和各种利害得失。郦食其的游说很成功，田广和田横同意归顺刘邦，并撤去了守备。这时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兵一卒便为刘邦得到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非常不满，立即出动大军攻打已经准备投降的齐国。齐国君臣大怒，田横以为刘邦不讲信义，欺骗了自己，便烹杀了郦食其。兵败于韩信后，田横率众向东逃到了梁国，投靠了彭越。 西汉统一后，田横由于杀了刘邦的重臣郦食其，十分害怕刘邦的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今山东即墨县东北）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知道田横三兄弟早年起兵定齐，他们在齐人中的威信很高，齐贤能者多有归附。刘邦担心这些人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于是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我烹煮了陛下的使臣郦生，现在听说郦生的兄弟郦商为汉将，我很恐惧他会报复，所以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与众人在海岛上度过一生。 刘邦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一面命令郦商不得为乃兄复仇，并下诏天下，如果有伤害田横和他的从人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继续前往海岛赦免招降，说：“田横来，分封可以大至封王，小至封侯。不来，就派大兵诛灭！” 也许是为了让部下免遭屠戮，田横带两名从客随同汉使西行去见刘邦。走到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他找了个机会对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一起称王道孤，如今他为天子，我成亡命之虏，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天子现在要见我，不过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这里离天子所居的洛阳仅三十里，你们赶快拿着我的头去见天子，脸色还不会变，尚可一看。”说完就拔剑自刎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首级后，流下了眼泪，他说：“田横自布衣起兵，兄弟三人相继为王，都是大贤啊！”随后派了二千兵卒，以诸侯的规格安葬了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刎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十分感慨，并由此认定田横的门客都是不可多得的贤士，便再派使者前去招抚留居海岛的五百人。五百壮士从汉使那里得知田横的死讯，也都相继“蹈海”自杀了。这个海岛后来就叫作田横岛。 田横和他的部属们不屈不挠的信念和行为不仅惊动了当时，而且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笔下的典故与主题。自古齐鲁多豪杰，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既传奇又感人。前秦至汉初是个令后人神往的时代，天下每每有舍生取义的故事发生。然而，那个时代又是充满义和不义的时代。 刘邦在逃难中三番五次把儿子和女儿推下马车的时候，他不记得义为何物。他心里装的也许只有“天下”两个字。项羽横扫中原的时候，他早已把诸侯盟约抛在脑后，他心里想的，也许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豪迈。 自古以来肉食者们经常宣扬的一些所谓的伦理纲常和煌煌大义，往往只是用于约束芸芸众生的行为和思想，他们自己，则享受着另一种规则。正如经常为一些“XX精神”题字的领导们，他们热衷于掀起学习这种精神的高潮，但在他们的身上丝毫看不到这种精神的影子的。 田横虽是一方割据诸侯，但曾有功于刘邦。楚汉相争期间，田横和彭越曾经是后方抗击项羽的主力，他们使项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的局面，使项羽始终无法全力对付汉王刘邦。刘邦定天下后，彭越做为有功之臣受封梁王。田横虽从未归附过刘邦，但凭借其抗击项羽的功劳，获得侯爵以上的赏封完全是可能的。况且刘邦急需安抚天下，不会因骊食其的死而一时加害田横这个在齐地众望所归的人物。 所以摆在田横面前的就是利与义、生与死的选择。如果择生趋利，他和随从门客们不但免受杀戮，而且衣食无忧，体体面面的做官。况且田横毕生的敌人并非刘邦，而是曾坑杀过大量齐人的项羽。可是他最终做了慷慨赴死的选择。田横的死，有舍身取义的意味。似乎有宁死不屈、不愿以臣者事刘邦的英雄气概。但根据其前后言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田横对归顺刘邦最大的顾虑就是他曾以酷刑杀害了骊食其。骊食其堪称张良第二，屡屡以奇谋良策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田横当然有理由怀疑品行并不好的刘邦会如何摈弃前嫌来“善待”自己，更别说将来同殿为臣时要面对骊商眼里不断投射过来的仇恨。鸟尽弓藏的事情后来果然发生了，若干年后彭越竟被以谋反为由跺成肉酱分送给各地诸侯。彭越后来的遭遇足以证明田横的忧虑是正确的。 田横临死前的一番话至为悲壮，堪与伍子胥的“此头须向国门悬”相提并论。不管是什么理由促使田横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的这种决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推崇的一种生命价值取向的观念。那时人们也会认为生命诚可贵，但比生命价更高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自由，而是义。孟轲曾经提出，当生与死、义与利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仁人志士的选择应该是舍生取义。然而真正的舍生取义，历史上几人能够？ 悲壮的序幕一经拉开，就无法停止。两个从未曾留下任何姓名的从客，尽管事先接受了刘邦的封赏，但他们还是毅然在田横下葬的墓前自杀。紧接着是岛上众人的集体自尽。田横的死，缘由是一种对义或气节的坚持，也可能是一种无法面对故国灰飞烟灭的无奈和绝望。而五百壮士的死则是因为田横，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五百壮士的死和田横的死是不同的。 战国时养士成风。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这种传统延续到了田横的年代，这五百壮士应该就是田横的门下食客。田横向来有“义高能得士”的美名，所以直到齐国为韩信所灭，田氏家族大势已去，依然有众多的门客愿意跟随田横。 虽然向来门客的构成良莠不齐，但是，从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辈，到智伯的门客——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再到慷慨悲歌的荆轲，这些门客们与他们的主人之间实际上结成了一种牢固的生死与共的关系。士人对养士的权贵期望很高，要求他们必须能“知人得士”，不但要求他们在物质方面善待自己，而且要求权贵们能善于识人用人。另一方面要求主人要尊重自己，“仁而下士”，绝不能“以其富贵骄士”。 这么一来，基于这种礼遇，门客士人对主人的回报往往也是非常丰厚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里的知己，不是别人，正是指供养他们的权贵豪强。士人中有的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完成这种回报。不过象这种五百多壮士集体自杀的情形在历史上倒是很少发生。 关于五百壮士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被骗出海岛，走在半道中得知田横的死讯，在拜祭田横墓后，在墓前集体自杀。也有人考证说这些人后来和田横的弟弟一道隐居于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更有离奇的说法是，这批人驾舟渡过太平洋，逃到美洲，在那里定居繁衍。在美洲还发现了“田人墓”。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离奇，不足为信。 现在我们无法得知这五百壮士的社会成分，根据刘邦许以重诺的做法来看，这些人应该都是具有相当才能的人。他们中也许有文人也会有游侠，也可能有一些掌握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沽名钓誉混口江湖饭的闲客。 在这个故事的大结局里，人人都很悲愤，人人都很绝诀，人人都很超脱，悲壮的气氛到处在萦绕、在弥漫，谁都无法拒绝这个集体决定，谁都无法彻底撇清自己，这不是一个个人抉择，所有曾经活跃的个体思想立刻凝固冰封。此时此刻，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侠精神在这个小岛上轰然划上了一个巨大的句号。这种精神从此刻起悄然绝迹，后世不再。 太史公在《史记·田儋列传》中称赞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太史公从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里总结出高节与义气，他进而感叹天下擅画者，为何不以田横与五百壮士的故事作为绘画题材呢？他的这个愿望在两千年后由绘画大师徐悲鸿实现了。徐悲鸿作《田横五百壮士》，或许就是受了太史公的启发，他借这一画题表明一种乱世不屈的精神气概。 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对后世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甚至象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在上中学时曾经为班级的《同学录》作序，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当然叶剑英是个成功者，他后来成为“周武三千”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然而，在对田横和五百壮士故事感佩之余，现代人也许会多了一层疑问。中国向来不缺乏慷慨悲壮的英雄。高风亮节、视死如归之士古来多有。但中国一直缺乏另外两类英雄，一类是为寻求真理和社会进步殉道的英雄，另外一类是平凡的坚韧如圣徒般的平民英雄。这两种英雄行为在历史上既不为人称颂，也不为人效仿。 正如顾准先生所言，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而缺少“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追求真理和自由的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曾经有过那种圣徒般坚韧的平凡英雄，但现在的人们却不怎么记得他们了。清末有这么一位乞丐，他乞讨一生，晚年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数千贯铜钱在家乡办起了一所义学，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收了50多个学生，不受任何学费。 山东巡抚张曜后来闻知他的义行，亲自召见了他，并下令免征义学的各种赋税，另赏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朝授以“义学正”名号终于认可了他的努力。但他将所得赏赐悉数投入办学事业，前后一共办了三所义学，自己仍然靠乞讨过活，过着简朴得近于低贱的生活。后来贫困中死去。死时依然是个乞丐身份。 这个人就是武训，他只是个小人物。中国的历史上从不缺乏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却缺乏这种如圣徒般的小人物。他们理应和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一道，受到人们的敬意。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如果田横他们当年选择了活下去，他们最终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局呢？ 〖田横吟 有子有子曰田横，远祸避刘循海中。 齐之义者人五百，决然抛家竞相从。 是时刘季坐金殿，惧名服威谋相见。 至则封侯言凿凿，否之天兵必来犯。 为全诸君遂就途，执手相诀泪模糊。 登舟但望眉月小，吞声还顾叶岛孤。 重重行行咸阳近，就中酸楚谁复问？ 秦鹿逋亡竖子庭，英雄何堪北面认！ 转从二客细叮咛，但将头颅传至京。 诀复诀兮毕复毕，我自凛凛万古生。 言毕挥刀砉然落，竟将眼目撑欲破。 二客含悲敛金函，直入帝闼呈玉座。 当庭四目难凝持，恨不相逢未死时。 向使山东无项羽，纵义博仁复谁及？ 诏赐侯爵赏二客，二客茫茫捧函下。 但将主人埋土中，竟从主人死墓外。 噩息一日传海中，斯时翰海降悲风。 五百壮士殷殷拜，遮天巨浪滚滚倾。 田横一死齐无士，愿将此生随君去。 数尽海岛五百人，一并挥刀做一处。 呜呼！千载之下嗟复嗟，伫立无言兮暮云渡。〗 两个命中注定要饿死的人 〔文／钟澈〕 当你飞黄腾达，如日中天之时，当你将高官厚禄稳稳当当地坐在屁股底下，日饮醇酒，夜抱美人之时，突然有个人跑到你面前，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命中注定要在贫病交加中饿死。”那么你会如何反应？必定会雷霆大怒，甚至摘下头上的乌纱帽狠狠地向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砸去，对吧？ 但汉朝“文景之治”之时，却先后有两个人遭遇到了上面的事，并且，他们最后也确确实实地饿死了。 第一个是邓通。他原来是个黄头郎，即御船水手，除了行船之外也没有什么才识。后来，因为皇帝的一个梦，使他时来运转，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汉文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腾空而起，离九宵天不过咫尺，却力量未足，欲上未上，刚巧来了个黄头郎在他足下一推，使他得以上登天界。文帝高兴之时看了这黄头郎一眼，见他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 第二天，文帝念念不忘这个梦，便召来所有黄头郎，让他们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走过。轮到邓通时见到他正好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又“邓”与“登”同音，便认定邓通将是助他登天之人，将他留在身边，作为应梦贤臣。后来邓通又一再升官，直至上大夫。 文帝既宠爱邓通，便召入一个有名相士为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竟说邓通样貌欠佳，将来难免贫穷，甚且饿死。文帝大怒，说：“欲通致富，有何难处？”变将蜀郡的铜山赏赐给邓通，准他自得铸钱。从此，邓通的富豪甲于天下。 邓通对文帝自然感激得五体投地。后来文帝背上长了一个疮痈，直至溃烂，邓通竟自愿向疮痈中吸出脓血，毫无难色。文帝又令太子吸痈血，使太子狼狈不堪。太子于是恼羞成怒，对邓通怀恨在心。 后来文帝病死，太子即位（即汉景帝），便罗织罪名，将邓通没收财产，逮捕入狱，后邓通虽得出狱，但已两手空空，又捱得一两年，便在贫病中饿死。 邓通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而另一个被饿死的人物周亚夫的功业，则是靠自己打下的。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名臣周勃的儿子，后来封为河内太守，驻兵细柳以拒匈奴。文帝出巡细柳时见其军纪严明，十分欣赏，便将他升为中尉。后来文帝病危时曾对太子（即后来的景帝）说：“周亚夫缓急可恃，将来如有变乱，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 景帝即位刚刚三年，就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便任命周亚夫掌管全国军马。周亚夫指挥得当，仅用三个月便将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平定下去。 但周亚夫在平乱时因顾全大局不救梁国，以致得罪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后又因功高震主，且性格高傲，致为景帝所不容。 景帝为试探亚夫，便设了一计。他请亚夫吃饭，饭桌上只摆一块大肉，却无匙箸。亚夫等了很久，忍不住了，便喝令左右“可取箸来”，左右受景帝所嘱，不予理睬。景帝冷笑着对亚夫说：“难道这样你还不满足吗？”亚夫一时性起，竟负气而走。 后来亚夫之子恐父亲年老，预备后事时买了甲盾五百具为护丧仪器，结果被告偷买禁物，意图不轨。景帝就将亚夫逮捕入狱。亚夫在狱中又受廷尉讥讽，竟五日不食，气竭而死。 汉初最有名的相士——老妇人许负曾为亚夫相面，说亚夫口旁有直纹入口，必致饿死，至此她的预言全部应验。 邓通与周亚夫尽管情迹相差很大，但都是得宠于文帝，致死于景帝。汉景帝的刻薄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能为现任皇帝所赏识，却不能结好于皇位继承人，以致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人，他们的悲剧一个接一个地上演。 当然，从中得到的更有广泛意义的启示是，人生无常，富贵如浮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务必保持一颗平常心。 读了这些故事，我赶快跑去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口旁没有直纹入口，我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食古不化的改革家——王莽 〔文／郑骁锋〕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 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只有八九千人的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手里还剩下多少实力。臣下也很清楚，就平日里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居然都想劫了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自己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有些弱智的宝贝外，好象还没有谁象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一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的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他们的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们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们同声吟诵的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泣得象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在两千年来都是为了他的谋篡，——家天下的时代，来自身边的阴谋篡位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而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是主要因为谋篡：搞王莽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之间的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君主导演了这种闹剧，一时也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鲜血，简直是顺理成章民心所向。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列传”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自己儿子为了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大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象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王莽全力以赴的改制，把他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汉书·王莽传》）〗 从诏书上，我分明可以感受，对权贵们愤慨之极的王莽，忧郁而又怜悯地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 五均六管，用国家对工商业的统筹统制，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这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可以使我体会，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但事实是每个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的，王莽在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天大典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他的改制彻底失败了，而且败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快，还惨。 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改革，社会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无法抹煞每个个体的能力差异。当初的起跑线定得再整齐再公平，不用多久，跑步的人们就不得不拉开距离。跑在前面的能抢先得到给养，获得给养的跑得越快。于是，跑得越久，距离一定拉得越大。 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起来，纠结起来，象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展，树根在底下暗暗的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重叠，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涨耸。于是，天地间其他柔弱的花花草草们在其间枯黄委靡了。 如果说筚路蓝缕的改革是为人类日益强大的力量寻找着发泄的方向去开创美好的未来，象开垦蛮荒的土壤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象引导着洪水一泻千里奔流入海；那么危机四伏的困境里的改革，就是为了天地间万物都能有个生存的起码条件，而对已经成林的这些大树们做一些剪枝疏根的工作。否则枯死的花花草草堆积多了，不知什么时候一点火星就可能把所有的一切烧得干干净净，再参天的森林也得化为灰烬。 但这修剪势必要遭到大树们竭力的反抗。换个比喻，就是从虎口里夺回一些肉，分给其他饿以待毙的小猫小狗小动物，老虎勃然大怒张牙舞爪是必然的反应。 所以改革不同于从头开始的蓝图和计划，在空地上建设一座高楼的难度远远小于拆掉一溜民房平出一块空地。再厉害的赌神抓到一副烂牌打起来也总是恨不能重抓一次的。 如果想搞好这种改革，我想只有两种办法： 一、把能从改革中得到利益的人发动起来，由下而上让他们自己来呼应、来贯彻决策者制订的每条改革措施； 二、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用强大的威权，力求做到以头使臂，以臂使掌，以掌使指，一直到底都不把政策执行走样。 中国的悲哀就是毛泽东之前，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走第一条路的，改革一直是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过程。 改革的执行者永远是大树的枝叶，老虎的爪牙，每次改革都无异于与虎谋皮。 所以对于改革，决策者应该充分考虑人性的险恶，千万不可寄希望于儒生们天真的“仁”、“善”，得对自己的臣下有充分的认识。很多时候，改革的基层执行者往往起的是相反的作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借着冠冕堂皇的改革口号为自己谋利，——夺了虎口的肉，塞进了自己的嘴巴；拔了一株大树，随即在原地为自己又栽了一株。更可恶的是，他们顺便把身边的苦苦挣扎的花花草草拔了个干干净净。他们本质也是老虎和大树啊。 这还仅是来自自身阵营的威胁，更不用说还有满地决不善罢甘休的吃人的恶虎了。当改革的力度雷霆万钧势不可挡时，恶虎们会装得俯首帖耳笑容满面，比猫还乖巧，甚至会帮着出主意想办法。但只要一转身，它们又会在黑暗里磨牙砺爪悄悄地积蓄着反攻的力气。稍有漏隙，它们就煽风点火东挑西拨，时不时看准机会反过来利用改革再捞一把。等到风声一变，它们将会毫不犹豫地长啸一声凌空搏噬。 改革的过程，就是权术和力量殊死较量的过程，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往往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倒改革家头上了。 所以第二条路有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在强权失去控制能力之前必须收到改革的成果，才能取得改革得利者的拥护以加强和继续自己的事业。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帮他忙。”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遗臭万年下场。 因此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对改革的成功与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目标不妨定得远大一点（而目标往往是极其美好极其真诚的，——真正一心想做个昏君的帝王应该是没有的），但步骤必须切实，稳妥。很多时候步子实在不能迈得太大。还得让人们一边不怎么费力的赶着路，一边能顺手在路傍的果树上摘几个果实。 但就象病人很难做到为自己开膛破肚动手术那样，靠自身是几乎永远不可能斫尽恶树的，因为自己的根也牢牢地连在一起。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剁了自己的手和脚的，再成功的改革，也不过疏一些根，砍一些枝，杀几只虎，强挽一下这个没落的趋势罢了。 封建史上没有一个已经开始没落的王朝是能凭改革重新焕发青春，创出一番比开国时更大的辉煌的。 对病体合理的医疗调养，也许能延缓寿命，乃至恢复健康，但再健康的人也一样会衰老，再健康的人也不能长生不死。希腊神话里的西齐弗，耗尽了全力想把巨石推回山顶，结局却是注定的下坠。 到了无处可坠之时，真正彻底的改革就自动来到了，——那就是革命。愤怒的野草终于用自己绝望的生命燃起了大火，烧尽了所有的森林和虎豹豺狼：就象地球再来一次冰川时代，就象中毒得无可救药的计算机重新安装，一切从头再来。 革命才是最彻底的改革，束手无策的改革者现在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在仇恨和杀戮中按着它自己的轨道酣畅淋漓地进行。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一株株幼苗在废墟上又重新发芽，成长，争夺有限的养分…… 多少年来，世界就这样前进着。多少年来，无数伟大的思想家苦苦探索着走出这个怪圈的路。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 他相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自己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这副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幻——他的御殿几乎天天是灯火通宵。 他是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的以为自己是再世的周公了。他不是靠着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理论一步步走上了人间的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就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已经报来，祥瑞纷纷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象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象把匈奴该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象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绞尽脑汁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们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怎么还顾得上百姓呢？连自己的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里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呢。他们简直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后来倒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在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是的，很快，真的很快。 就在哭天后，还不到两个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 大臣们跑了一大半。 宫门外，浓烟滚滚，金鼓喧天。 “活捉王莽！” “别让他跑了！” “吃王莽的肉去啊！” 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擂木一下下狠狠地撞击着死命撑住的宫门，灰尘簌簌而下。利箭飞蝗一般四处呼啸着。御林军丢盔卸甲，有不少还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贪婪地盯着王莽，眼睛射出绿色的光。宫女嫔妃们哭叫奔走，地下死尸纵横，血流成河。 大殿里，连仅有的几根白发都掉了个精光的王莽重新盛装了，身穿绀色的龙袍，齐齐整整地系好了玺韨，手执着那把据说是舜帝用过的匕首，向着天上北斗星的方向颤巍巍地端坐着，嘴里喃喃自语： “上天给了我德行，汉兵能拿我怎么样呢？” 一时间，他又把自己当成说过类似话的先师孔子了，铁青憔悴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血色。 只是他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声音微弱得很。 三国中的君子 〔文／班布尔汗〕 常言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如细论起来，实在有些未被人的天性。少年人朝气蓬勃，涉世未深，充满幻想，心灵纯洁，喜欢替天行道，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哥们义气，对于《水浒》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好汉，是一定极其向往的。而老年人，经历很多，对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研究了一辈子，难免有些遗憾，看看《三国》里的明争暗斗，奇谋诡计，很能够“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倒也不失为一件快事。这么一句“常言”，倒让这两部名著少了很多应该看他们的读者。 但是，如果以社会的道德来说，这句常言，却也有些道理。少年人有好冲动的毛病，要是看了《水浒》，学学鲁智深之类倒是无妨，可要是学着李逵之流一时兴起便“拿着板斧排头介砍去”，毫无理由的乱使用暴力，可就麻烦了。就如香港的《蛊惑仔》系列火爆中学校园的时代，还真有成群的中学生学着陈浩南拿着片刀互相乱砍。而老年人饱经风雨，对于实践的很多事都已经看得很淡，有些“不相信神圣”了，再看了《三国》的尔虞我诈，难免不会“老奸巨滑”，坏了德行。 《三国志》在史书中只能排在中流，但因为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倒是我最爱看得史书之一，而因为总喜欢乱世的历史，便对“前三国时代”比较留心，所谓“前三国”，就是指十常侍乱政到赤壁之战这一段历史，各路诸侯打成一锅粥，勇将谋臣层出不穷，要比后三国时代，就那么几个厉害主角斗来斗去，看起来更有兴味。 最近又翻了翻《三国志》，更详细的看“前三国”，对几个以前没有留意过的人认真读了读，颇有一些心得，便更加感叹“老不看《三国》”实在是很有道理。 这个人，是三国这段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历史中难得的君子，难得的“仁者”，而却又都是在三国这个大赌场上最先被淘汰出局的人。 此人名叫刘虞，字伯安，东汉皇室成员，出自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东海恭王刘强一支，是东海恭王刘强的六世孙。不是熟读三国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但在前三国时代，他也委实风光过一段，并在众多东汉皇室旁支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 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官任丹阳太守。但是，他并没有靠祖父的荫蔽，年轻时只在郯县任户曹小官，官任郎中，之后由于讨伐黄巾贼和乌丸有功，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在前三国时代，各路诸侯都是靠着镇压黄巾军或是抵抗少数民族入侵而积攒起自己的势力的，不过，刘虞讨伐叛逆的手段却与别人颇有不同。例如，平定张举、张纯的叛乱，就几乎是兵不血刃。 史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觽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觽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 首先是联络外敌，之后又自称皇帝，布告四方，攻城略地，不可一世。这样的强人，非得勇冠三军，用兵如神的人不能破之。而刘虞自当官以来，一直是以政事为重，军事并不是他的所长。但是“朝廷以虞威信素着，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就要派他平乱，刘虞忠于汉室，自然也就迎难而上，可是，他到任之后，却并不是马上整饬军马，准备打仗，而是“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这看起来有点书呆子气，却是刘虞高超的政治眼光所作出的决定，因为“二张”的作乱，打得旗号，就是说“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明白的说汉朝的命数到头了，这也是利用人们对于汉室威信的不信任，而刘虞所作的，就是要恢复朝廷在老百姓和少数民族之中的威望，这绝对是对叛军的致命打击。之后，刘虞又看清二张作乱的主力是乌丸贵族，便“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乌丸贵族对于东汉朝廷一向还是服膺的，只是听了内奸的撺掇，才来趁火打劫，一看朝廷并不是快不行了，而且要动真格的，便来个顺坡下驴，首先“撤股”，把二张卖了。刘虞再来个“又设赏购举、纯”，二张便只有落得个“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的下场。 立了这样的大功，“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刘虞成了各地汉室宗亲中最为显赫的一个，威望也与日俱增。到了董卓把持朝政的时候，为了笼络于他，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之时，董卓杀害了联军盟主袁绍的叔叔袁隗，又让刘虞“复征代袁隗为太傅”。不过，幽州里首都洛阳甚远，对这些封号都是“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刘虞也没有理会这些，当各路诸侯都在争夺地盘、名位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所作针对的措施，不是去扩展领地，而是“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一个边远荒蛮之地，逐渐成为河北地区的经济军事要地，可刘虞自己，身居三公高位，坐拥百万庶民，却是“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以至于“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相对于其他诸侯，有了点地盘就穷奢极欲，刘虞无疑是极为异类了。 具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这样的人，若在治世，即使不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也会如海瑞、于谦之类成为“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典范，为人所敬仰。但是，在天下分崩的乱世，需要的却是智勇双全，行事不择手段的枭雄，只要能够成就王霸之业，什么规矩和道德都是不用遵守的。刘虞这样的君子，在这段历史里，就成了拘泥于小节的“笨伯”，在他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也开始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征讨董卓的联军开始内讧的时候，刘虞作了几件事，无一不是君子仁臣的所为，但也开始了他步向死亡的路途。其一，就是“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众多实力派要拥立刘虞位皇帝，取代那个被董卓玩于鼓掌之中的汉献帝。这事对于刘虞来说，可谓有利无害，首先，他是汉室宗亲，又位列三公，称帝的合法性是比较充足的，其次，是别人拥立他为帝，既是事有不测，首先倒霉的是袁绍、韩馥等人，他自可以再回到幽州，再次，一旦成功，刘虞就是光武帝第二，好处是自不待言的。 但是，刘虞极为决绝的拒绝了，把那些让他当皇帝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按封建社会的伦理，作为“纯臣”，面对这种诱惑，不但要拒绝，而且一定要极为坚决，最好就是要打骂对方一顿。可是，在乱世当中，就要婉转一些，不要过于得罪人，刘虞这一骂，得罪的人可就多了，日后他的无所依傍，就从这时开始。 接着，拥立他为帝不成，“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这就更过分了，不错，尚书之职应该朝廷封受，可现在朝廷是这般光景，何必这么计较？君不见多少人占了地盘就“自领”官职？可刘虞不但不自领，反而把劝他的使者给杀了，得罪人算是到了家。 自然，对外结怨，内部如果稳固，也还可自保，可刘虞的“眼里不揉沙子”，却使得祸起萧墙。 与刘虞屡屡发生冲突，并最后结果刘虞的，就是著名的“白马将军”公孙瓒。这公孙瓒在《演义》里因为刘备的关系被写成正面人物，而在历史上是在不怎么样。“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公孙瓒喜欢侵扰百姓，与刘虞的爱民正好针对。如果是枭雄，这根本不算什么，百姓值多少钱一斤？能有公孙瓒这样的勇将辅佐，才是重要的。可刘虞却是认为“民为重”，倒和公孙瓒闹翻了。 可最后让他们彻底敌对的导火索，还是在拒绝称帝之后“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闲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可是“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这时候“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公孙瓒两面三刀的枭雄气质，刘虞本要迎接皇帝，不但被袁术破坏，反而看到公孙瓒算计自己，对公孙瓒就完全看作是敌人了。接着，又因为刘虞不许公孙瓒连年与袁绍作战，导致“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 公孙瓒不但侵扰百姓，而且劫夺刘虞送给少数民族的礼物，既破坏安民政策，又破坏对外邦交，对于刘虞来说，公孙瓒这样的罪行，上奏朝廷无效，除了与他针锋相对的打仗，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于是，“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君子被激怒了，但愤怒的君子还不失君子本色，“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 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不伤及无辜，犯了兵家大忌。“兵者，凶器也”，只要用兵，就不能心慈手软，曹操攻徐州，动不动就屠城，才吓得陶谦军无斗志，要不是后院起火，徐州唾手可得。打仗如果顾及平民生死，就会束手束脚，如果敌方再无所顾忌，失败就难免的了。看看当年日军侵华和现在的美军攻伊，就知道有顾忌和无所顾忌的区别了。 战争初期，对于刘虞极为有利，首先是兵马比公孙瓒多，其次“瓒时部曲放散在外”，如果全力攻城，公孙瓒必死无疑，可是，“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都打起来了，还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虽不失君子仁者所为，却无法克敌。 战场上你死我活，你不能克敌，敌人就要想法子克你了。久经沙场的公孙瓒于是“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一下子“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公孙瓒“宜将剩勇追穷寇”，“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 刘虞落在了公孙瓒手中，自然是难免一死，而死前却也受尽屈辱，先是罪名定的窝火，竟然是“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这可真是冤枉，可没办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在刑场上，公孙瓒居然说：“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这是在临死前都要拿刘虞寻开心，当时“时旱埶炎盛”，自然不会有风雨，于是“遂斩焉，传首京师”。虽然，不但常山相孙瑾、掾官张瓒等“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而且“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但刘虞还是死了。 可怜刘虞一代君子，就这么死在了在三国中各方面能力都只能在中流的公孙瓒手中，辛苦经营的幽州也归了公孙瓒，他欲保护黎民，可因为他的死，倒让黎民又受了多年战乱之苦，直到曹操打败袁绍，评定了河北，才安定下来。其时，已经是刘虞被杀害十余年之后了。 这样的君子下场如此凄惨，向对于那些视万民如猪狗的枭雄的成功，《三国》给人的正面的教谕实在是不多，难免让人认为宽厚仁和会遭到失败，残忍阴险才能成功，若以这样来看，不但“老不看三国”，少也是不宜看三国的。 龙沙独行者——班超 〔文／六朝人物〕 公元33年——耶稣基督巡游传教并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班超充任了兰台令史。 这个职位对班固可以说适得其所，但对班超而言，抄书修史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的文牍工作，一天突然投笔而起，发出“大丈夫当效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的感慨。然而他却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嘲笑。在一群书生中间，这个“燕颔虎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的关西大汉就象羊群里的骆驼般格格不入。没多久，他受别人的牵连被免了官——可能这又是他疏放的个性造成的后果。 这段短暂的文官生涯对他来说远非愉快，失去了也并不遗憾。可是，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希望的落空，年华的流逝，未来的渺茫，这些不可能不使他苦闷。当他在洛阳繁华街道上徘徊时，一个相面师预言他将封侯万里之外，在那个崇信命运的年代，这给了他一点安慰，可他却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一定有很多人生不逢时，在平庸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班超要比他们要幸运多了。在他满四十岁时，机会终于敲门了。 秦始皇扫平关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以后，立刻兴建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这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围墙既是划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分界，同时也是一道心理分界。它是这个“中央帝国”的院墙，而对墙外的蛮荒之地，这位千古一帝并没有兴趣。秦帝国很快就崩溃了，继承了它全部遗产的汉帝国，也继承了它的自满，这是一片辽阔的文明的乐土——东南临大海，西北极大漠，甚至可说，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对于“中央帝国”的人们来说，除了不时来侵扰的游牧民族，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 然而匈奴人的兴起和不断侵扰，使汉王朝有了了解外界的要求。汉高祖刘邦曾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险些全军覆没。此后的数十年，汉朝只能通过和亲和防御抵挡匈奴人的汹汹来势。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这种被动的形势才有了根本改变。在出动大军向匈奴发起反击的同时，汉武帝派出张骞，向未知的西方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盟国——大月氏。 张骞历经艰险，十几年后才回到国都，他未能完成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使命，但带回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消息。中原人从此知道大漠的另一边有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城邦林立，民族众多，那里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风俗和信仰，不同的特产和宝藏。从此，汉人将这片土地称为“西域”。 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在匈奴故地上建立了州郡，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西域成了冒险者的乐土，他们成群结队西行，去博取功名和利益。然而匈奴人并不甘心放弃这片过去的属地，各国叛降不定，西域大地百年间闪耀着剑与火的光芒。 西汉王朝最终获得了胜利，建立都护，将这块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划入帝国的版图。但这种统治还并不牢固，随着西汉王朝的很快衰落，中原陷于一片战乱，西域再次落入匈奴的役使之下。 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王朝，立都洛阳，史称东汉。但他关注的是扫灭各处的割据势力，对经营远在天边的西域即无力量也无兴趣，他给予前来朝拜、并要求保护的西域各国使节丰厚的赏赐，但告诉他们：汉王朝无法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保护，如果他们不能抗拒匈奴，那么可以选择臣服。 又过了几十年。终于，匈奴人的一再袭扰使汉明帝忍无可忍，况且，国力的强盛已经为攻击匈奴提供了条件，他任命两位功臣之子——窦固和耿秉担任这次大反攻的正副统帅。 班超加入了远征军——他的先父班彪曾长期为窦氏家族出谋划策，这种特殊关系使窦班两家缔结了长期的渊源。 他的官职是假（代理）司马，一个参谋副官之类的角色。这种身份所能得到的表现机会是不多的。但他抓住了机会：在追击西撤的匈奴时，他获准率领一只小部队攻击伊吾——这是一个汉朝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达百年的战略据点——斩俘极多，这次胜利显示了他的勇敢和才能。 匈奴远遁，汉军转而争取西域各国脱匈属汉，班超成为使节之一，被派往鄯善。 这是一项充满艰辛的使命，他们跨过天山，穿过千里无人，现在以“雅丹地貌”闻名于世的死亡沙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风蚀现象使这里的地貌呈现出千奇百怪、阴森可怖的形态，犹如一具具巨龙的骨架，因此，这片沙漠被汉人敬畏地称作“白龙堆”。他们除了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还要对付匈奴残余力量和当地强盗的不时袭扰，而他们要去拜访的是一些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的国家——这些国家动荡不宁，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他的下属又是一群桀骜不驯的战士和戍边抵罪的罪犯，想赢得这些人的爱戴和绝对服从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使团的首脑似乎不是班超，而是从事郭询——在建立大功之后，班超还是要看此人的脸色，事后，公认的第一功臣班超晋升为军司马，而郭询却成为东汉王朝首位西域副校尉，后来死在三国叛乱中。从这些证据看，当时，班超的身份只是带队武官。 在这种环境下，他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在鄯善（古称楼兰，2000年后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古城遗址，轰动世界）他们与匈奴使团遭遇了。匈奴人显然比他们更有影响力，鄯善人更惧怕更近、更残酷的匈奴人，这个国家一直在汉与匈奴的夹缝里艰难的生存，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可是局势已经由不得他骑墙了。他正在向匈奴那一边滑去。 一切似乎已不可收拾，汉朝使团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班超做出了冒险的决定。尽管他的部下把这视为自杀，但他激励起他们的勇气，他告诉他们：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死得毫无价值，而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前进攻。 在月黑风高之夜，他率领部下突袭了匈奴人并将其全歼，尽管他的兵力还不足对手的三分之一。 血腥的胜利震摄了鄯善国王，他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忠属于汉朝的道路。 这一行动同样震动了汉军统帅部和汉朝皇帝。皇帝亲自下令嘉奖班超，晋升他为军司马，并指示他继续完成使诸国归附的使命。 他谢绝了增派给他的部下，因为他知道陌生的异域，靠的是威信、智慧和果敢，如果这些不能奏效，一旦遇到危险，更多的人数只能意味着更多的牺牲。他仍旧率领着经历激烈战斗而毫发无损、已经完全诚服的三十六名部下继续西行。 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这里，但还是有人发出挑战，于阗国师要求以他的坐骑祭祀神灵。 班超再次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作为回应：砍下国师的头摆在国王面前。于阗国王并非甘心做匈奴的忠实属国，他只是缺乏抵抗的信心，现在，班超给了他信心。 在疏勒，他派外表文弱而精明干练的军官田虑劫持了敌国龟兹扶持的傀儡国王，并立旧王室的一个年轻人为王，这个新国王被命名为“忠”。 他不吝于显示铁腕，更懂得如何争取人心，相对匈奴人的残酷和贪婪，他表现出仁慈和宽容。他没有杀被废掉的疏勒王，而只是把他逐回龟兹。 刚柔并济的手段增添了他的威望。于阗和疏勒都是天山南麓的大国，他们投向汉朝使周围其它国家也都归于汉朝的管辖之下。 安定并没持续多久。汉朝大军班师后，匈奴人卷土重来，他们的三个仆从国也加入了战争，新任西域都护被杀，残余的汉朝留守部队被围困在最后的据点里。恰在这时，汉明帝驾崩使王朝陷入慌乱，大臣们为该不该出兵救援而争吵不休。一个英勇的将军苦守西域最后的据点半年后才得到援救，只率领十三名幸存者撤回玉门关，通往西方的道路再次断绝了。 被隔绝在疏勒的班超得到撤退的命令。他刚刚收服的国家顿时陷入绝望，可以想象，匈奴人一定会严厉惩罚他们的不忠。他们挽留班超和他的部下，这个人代表着唯一的希望。 面对着亲自拉住他马缰的于阗王，班超决心留下。在以后的漫长征战中，于阗成了他最忠实的同盟。他回到疏勒，这里一片混乱，几个城邑已公开背叛，他迅速召集一支军队消灭了叛乱者，使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以后的四年，他与年轻的疏勒王忠艰难抵抗着敌对国的进攻。并抓住机会，击破匈奴的仆从国宿墨。这一胜利使他看出匈奴的力量已经衰弱，于是向遥远的汉王朝上了一份奏章。 在这份致皇帝的报告中，他没有过多提及固守四年的艰辛，而是分析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西域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出只有坚持西汉“取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方针，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为了坚定皇帝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掩盖了他所面临的的困难，这使他在未来付出了代价。 隔绝五年后，这份奏章使王朝知道班超还在坚持并控制着相当大的地域，汉章帝感到鼓舞，派出一千名援军支援班超，这些人由班超的同情者徐干率领，有些是义勇兵，有些是罪犯。 援军壮大了班超的军力，这是他所获得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此之前，他只能依靠西域各国的军队打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现在他可以拔除插在疏勒和于阗之间的钉子——宿敌莎车了。 可是，正当他率领各国联军向莎车进攻时，他一手扶植的疏勒王忠在康居的诱惑下背叛了。葱岭之外的康居人也前来援助叛军。三面受敌，班超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次他又使用了外交手腕，重金贿赂大月氏出面，说服康居退兵，忠的部队也随之退往康居。几年后，忠回到疏勒，企图夺回王位。为除掉班超，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可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圈套在等着他，忠输掉了这场游戏，被班超杀死。 忠的背叛使班超明白他的功业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他缺少可靠的同盟，缺少足够强大并服从的军队，唯一的指望是汉朝皇帝的信赖——而这一希望也正在受到威胁。 一个胆怯的使节为了躲避危险，编造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不思报效国家的谣言。（这倒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深入一些了解班超的感情生活——显然，这个“爱子”就是后来他事业的继承者班勇，而“爱妻”很可能不是汉人，而是疏勒或于阗人，或者是那些被他征服国家的战争俘虏。）幸好，当朝天子章帝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位贤君，他驳斥了这个使者的谣言，并把他派到班超手下效力。班超并没有惩罚这个谣言制造者，而是又把他送回京城。他对属下解释：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而如果留这么个败事有余的人在身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尽管他以宽容解决了这次危机，但是为了堵住朝廷内部对他的的诽谤，他不得不赶走了妻子，他生活中极少的温情也被剥夺了。他只能是战无不胜，令人生畏和无懈可击的。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苦闷。 即使在那个崇尚边功的时代，班超也是孤独的。后人评论：其用兵倚重谋略，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以弱胜强。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他的汉人直属部队最多时也不足两千人，他只有依靠西域各国对他的信赖，这种信赖不会是永久的和无条件的，他不能失败，甚至不能为胜利付出惨重代价，他必须更多凭借计谋而不是武力，因此他很少通过惨烈的战斗打击敌人，而是不惜屡屡使用诈术，但他又必须在欺诈与诚信之间找到平衡。在战争中他和他的骨干部队冲锋在前，而在分配战利品时对各国十分优厚，这使他的勇猛、智慧和公正赢得各国军队的尊敬。 现在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征服和胜利。他巧妙地设计打败强大的敌人联军，攻陷莎车，威震西域。 班超的胜利使一直与汉王朝保持友好的大月氏感到不安，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要求迎娶汉公主。在班超看来，“和亲”是一件屈辱的事，他甚至没有请示朝廷就回绝了要求，大月氏以此为借口，出动七万大军向班超发动攻击。 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结仇并不符合汉朝的利益。班超没有正面迎战，而是坚壁清野，并出奇兵截断了龟兹支援大月氏的粮道。得不到给养的大月氏军陷入困境，只好谢罪请归。这场不战而屈人的胜利使班超的声望达到顶峰。一直与汉朝作对的龟兹难以继续抗拒，向班超投降。班超因其平定西域的功绩被任命为新的西域部护。他将都护设在龟兹，命令他的助手长史徐干镇守疏勒，使这两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安定下来。 现在，他终于可以着手消灭匈奴的最后三个仆从国——焉耆，危须和尉犁。二十年前，正是这三个国家杀死西域都护，使汉王朝蒙羞。到了它们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班超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联军，浩浩荡荡开向焉耆。 联军涉水突破三国的沼泽地带的防御阵地，包围焉耆。为了避免惨重的伤亡，班超再一次使用诈术，俘获三王，将他们押到过去都护罹难处斩首，人头送往洛阳报捷。联军在三国掠抢十天——这是史籍中记载的班超部队的唯一暴行，这不太可能出于班超的本意，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是对三国为敌多年的惩罚，也许是他必须以此作为对各国的酬劳。等这场浩劫终于结束，班超在此驻留半年，直到秩序恢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已经全部在汉王朝的统率之下。第二年，汉皇帝下诏表彰班超“出入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的丰功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封侯万里”的预言成为现实。 班超的雄心未必至此为止，他把目光又投向了远方。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向远在天边的大秦——古罗马帝国派出自己的使节。 使节甘英跋涉万里，穿过中亚辽阔的土地，直至地中海东岸。可是，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这位勇敢的旅行者退缩了。在听取安息人关于航行的巨大困难和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报告后，甘英决定返回。 这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成为现代学者们不休的话题。也许是安息人为了垄断丝绸之路巨大的中转利益而故意设置障碍，也许是漫长的跋涉使甘英感到厌倦，也许是久居中原的汉人对海洋的天生隔膜，也许大秦真的太远了，以至于他不再相信真的可以到达……人们设想，如果东西两大文明在那时相遇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局面，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改变，然而，这一切都被一片现代人看来只是一个“洗澡盆”的并不宽阔的海阻挡了。 也许甘英在归途中会为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忐忑不安，然而此时班超已经不会怪罪他了。他已经七十岁了，衰老和多年征战的伤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变得疲惫和柔弱，一直渴望远方的眼睛开始回望故乡。 他再次向皇帝上奏，说衰老和病弱使他已无法履行职责，他还表示了对中原和亲人的思念。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前回到故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求生入玉门关。”在奏章的最后，他请求允许幼子班勇随外国使臣入京，让这个生长异域的年青人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对于朝中的君臣，班超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离开洛阳已经太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没见过他。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就是西域的一部分，就像雪山或沙漠那样，理所当然地将永远存在下去。 现在，他们才醒悟到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也会衰老，并且已经衰老。年轻的皇帝很受感动，但他害怕没有班超的西域又将陷入混乱，于是班超不得不又等待了两年，在他和家人一再请求下，他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 班超告诫他的继任者任尚——一位在与羌人作战中功勋卓著的将军——西域民情复杂，易散难聚，而他能依靠的部下又往往是些道德并不完美的人，不要过多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制造矛盾，苛刻和严厉不如公正和宽容更有效。 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三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开始他的奋斗。那时这条路荒凉冷寂，到处隐伏着战乱和危险。而现在，兵营、驿站和烽火台守望着的大道上，商贾络绎，一片和平景象。昔日随他西行的部下已经消靡殆尽，归途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仅如愿进入了玉门关，而且回到了京城洛阳。这里繁华一如昨日，然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物是人非——他的大哥班固已经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于牢狱，妹妹班昭也寡居多年，而当朝天子已经换了两个。 他得到英雄的礼遇，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禁卫军弓箭兵团司令官。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他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班超去世了。 继任者任尚把班超的忠告当作老生常谈，这个迷信武力的将军，很快就为他的贪暴（这位败军之将后来因为贪污过甚掉了脑袋）蒙受了耻辱。短短五年内，西域全境叛乱，玉门关的大门再次关闭，西域又一次失去了。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风流放达宁馨儿，颓墙覆没虚华梦——王衍清谈误国的背后 〔文／残阳下的菊花〕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一代枭雄桓温从江陵出兵北伐羌族首领姚襄。迢迢洛水，夏日炎炎，他正值豪情万丈，志在恢复中原故土，登上大船的高楼，面对着满目创痍的河洛大地，不禁发出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幕僚、记室陈郡人袁宏辩护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王夷甫就是西晋时的太尉，大名士王衍。桓温对王衍的批评是十分尖锐和刻薄的，日后，后世皆以王衍清谈误国。袁宏为王衍辩护，桓温脸色为之一变，恐怕胡子都直了，生气地说：“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用来比喻袁宏，座下宾客，大为失色。桓温枭雄本色，尽显无遗。 也由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桓温喜欢把过错推委到别人身上，既然大将军志在恢复中华，就应该奋起一搏，消灭胡虏，而不应该在此聊发感慨，以今非古。后人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无处望神州，桓元子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桓温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再次出兵北伐中原，攻打慕容鲜卑建立的燕国。桓温在枋头遭遇人生中最残败的教训。桓温对这次惨败深感耻辱，于是把罪责都推到袁真头上，上奏免去袁真的官职，贬为平民，同时罢免冠军将军邓遐。袁真遭遇桓温的诬陷，上表朝廷又不答复，于是占据淮泗重镇寿春叛乱，投降燕国，请求鲜卑骑兵的支援。东晋真是赔了夫人有折兵，以后百年光景，基本上对北方采取守势。 桓公有两句名言，千古流传。其一“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他想干出晋文王司马懿，晋景王司马师之类的霸业，但从他上面的一些言行做法看来，和晋朝的两位开国远祖差太远了。桓温的从事，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晋景王司马师为人所称道的一点，就是把失败的责任都揽为自己所有，作为自己的过错。即便是军队失败了，但也收买了人心。” 桓大将军毕竟语不惊人誓不休，接下来又来了句豪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简直就是帅呆了，我向来钦佩桓将军的直率。王衍同志生前乃西晋鼎鼎大名的清谈专家，在当时已经极富盛名，经过桓温的宣传，又背上了清谈误国的万古骂名，真可谓，既流芳，又遗臭了。王衍先生能够达到桓温先生的两个标准，真是死而无憾了。 人性本就是异常复杂的，特别是王衍生在魏晋变乱的大环境。倘若他生在太平盛世，那么他将以立言者的身份流传于世。乱世，往往折射出的是人性的真善丑恶。他的不幸，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但更多，是自身的原因。究竟在困顿，灾难面前，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做法。是保全自己，像见风驶舵的钱谦益那样效忠新朝，苟全性命。还是为了道义牺牲自己，像少年英雄夏完淳那样慷慨就义，引吭高歌。至今中国社会都无法在两者当中找到平衡点。王衍就是一个可悲、可叹、可笑的矛盾例子。晋朝，是个门阀社会，王衍的家庭出身是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王衍在辈分上虽然和日后东晋王朝的顶梁柱——王导，王敦是同族同辈人，但属于较远的宗亲。正因为门第高的缘故，王衍凭借着祖上的恩萌，是不愁出路的，日后更凭借自己天生丽质，后天修为，得以名躁一时，风魔海内外各族同胞，成为新一代名士偶像。 俗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魏晋时代，国人好识鉴，往往可以从一个人孩提时代的动向，就可以预示其未来的走向。广东话云：“三岁定八十。”估计就是从那个时候继承发展而来的。 也许是事后诸葛，后人牵强附会吧，一些识鉴预测，精确到让人可怕的地步。 总角之年，现代的孩童还在幼儿园流鼻涕，打麻雀的时候。西晋的王衍小朋友就已经独自前往山涛伯伯家作客了。只见那孩童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好一个伶俐小子。俊俏得让阅人无数的山涛都呆住了，居然惆怅许久，目送这个孩子离去。叹息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兒！（谁家的老太太，生下如此英俊美好的儿子呀！）” 少年王衍生活在西晋歌舞升平，崇尚清谈的和平岁月，世人多夸耀他的风采卓越，风度翩翩，有个成语就出自于世人对他的赞美——白玉麈尾。王衍夸夸其谈的时候，动情处，拨弄着散发贵族气息的麈尾扇子，柄尾用白玉装饰。时人惊叹他白皙的手儿，竟然如同玉柄一般洁白无暇，难以分辨。美若处女的纯洁美，真可套用在距今约两千年前的青年吗？ 风流倜傥的外表，潇洒自如的气度，再加上早年和竹林七贤的交遇，王氏宗亲的“兄弟怡怡，宗族欣欣”的融洽，客观上也捧红了王衍。有人去拜见王衍，看见王戎、王敦、王导在座，往另外的屋子一看，又看见了王诩和王澄，回去之后，他对人说：“今天到王衍家里去，满目都是琳琅珠玉。”可见王氏一门，名士风流，真有家风遗传。 日后在东晋政坛呼风唤雨的大将军王敦，从小和王衍就混得很熟，与当时的名士谢鲲，庾凯，阮咸，并称为王衍的四友，对这位族兄自然推崇有加，时常赞叹王衍哥哥在众人之中，就如同那瓦砾中的珠玉，无论去到哪里，都那么出众。 王导品叹他族兄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高耸挺拔，巍然屹立。）”由此可见，王衍不仅容貌阴柔，更有七尺男儿的伟岸。 但毕竟当时王导和王衍毕竟都是小字辈，辈分上属于渡江名士。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鼎鼎大名的王戎，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名士，也是王衍的堂兄。王衍少年时期，毕竟招人喜爱，何况是王戎的小堂弟。王戎曾经对晋武帝叹息道：“要找到能和王衍相比的，只有到古人中找了。”王戎只差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后不见来者，经此宣传。王衍的名声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远，远播四海。 但是，无论再美好，艳丽的荣誉，都不如山涛送别王衍时的下半句：“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啊！”日后，王衍的卑劣表现，不幸言中。魏晋是个崇尚老玄清谈的时代，是追求名士风流的时代，是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而这一切，集中见载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史学大师钱穆不太赞同将此书列为小说家言，而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魏晋的历史特性，而应该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史书，因为其记言记事，均非为虚构。而钱大师讲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往往将只根据《世说新语》。以一些言语片段，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人物，进而烘托出时代的背景，今人余世存所编的相同体裁的《非常道》，我个人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只可惜一些言论被删节了。要了解魏晋人物，了解那时代的风骨，是无法绕开《世说新语》的，吾一友常曰此书是魏晋行为艺术的平面图，甚是有趣。 王衍，可谓《世说新语》的大红人了。《世说新语》实在是给足了王衍面子，里面许多佳言美行都出自王衍，虽言辞是秀容的，但后人的批判是无情的，下场是唏嘘的。 王衍十四岁那年，曾经拜访过他的堂舅羊祜，一个仁厚诚信，德高望重的大君子。当时他父亲出派外地任军职，时常派人回来禀报军情。王衍当时认为使者报告不清，便亲自拜访时任尚书仆射的羊祜。言辞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身边人的惊叹王衍十分清雅，善辩。丝毫不屈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之下，羊祜不大赞同此位少年的话，王衍居然把衣袖一抖就走了，还是个性情中人哩。羊祜回头对兵客说：“王衍将以盛名居高位，然而伤风败俗的，一定是这个孩子。”《资治通鉴·晋纪一》是这样记载的。美少年王衍，以其聪明智慧，华丽佳言，在清谈界横空出世，真可谓士而优则谈。 关于这段逸事，《世说·识鉴第七》和正史的记载不太一样，当时的宾客，依旧是开头那位山涛伯伯，又一次夸耀这个美少年，说：“生下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和王衍一样吗？”羊祜语味深长地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洛阳自古就是个薈萃才子佳人的名所。西晋毕竟也有过几十年的承平时代，当时的名士喜欢到风光旖旎的洛水边游玩，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风雅之士王衍的身影。回来后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王夷甫回答：“裴頠善于谈论玄学义理，滔滔不绝，意趣高雅；张茂先谈论《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戎评论延陵、子房，也是高深玄远，深刻透彻。”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衍的清谈重玄。魏晋正始年间，何晏喜好老庄学说，与夏侯玄、荀粲、山阳人王弼一道，竟相讨论玄理，崇尚虚无学说，认为儒家《六经》是圣人的糟粕，且当时何宴依附曹爽等人，权高一时，天下士大夫争着效仿他们，惟恐落后时尚潮流，并因此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名士把轻浮放纵当作是美好的事情。 当时，司马家族正忙着篡曹氏的江山，平灭吴蜀的大业。但毕竟这是欺负孤儿寡母的结果，对曹氏绝对是逆臣贼子，无法言忠，只好以孝道治天下，以虚伪的孝顺之道堵塞百姓之口，标榜名教。 在中华浩浩历史长河里，礼崩乐坏的时代，往往就是战乱不堪，政治斗争激烈的时代，所以魏晋，乃至整个六朝，儒学的地位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江山易主的政治是异常污浊和黑暗的，嵇康作为曹氏的姻亲，却没有实权，但却依然站在司马氏的对立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最后被被杀，悲歌一曲广陵散，壮烈谢幕。阮籍，行为也十分荒诞，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居然饮酒作乐，可是他内心是悲苦的，最后，吐了几升鲜血，当时险些因为不孝而被治罪。这是对司马氏孝治天下虚伪面目多么无情的嘲弄啊！个人认为，竹林七贤，惟有此两人才是真正放达逍遥的，本质上，他们才是真正有风骨的士大夫，只是他们用了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对抗这个浊世，给动乱不堪的魏晋时代，送来了缕缕清风！而非他们自甘堕落。其余五人，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后代史书站在正统的角度，往往对此两人扣上了败坏名教的恶名。可真正无耻的，破坏礼教，摇摆不定，却是王戎、王衍的清高之徒。 王衍当时非常推崇何宴的理论，王衍已经位列名士领袖，因而崇无尚虚已经为当时舆论的主流。裴頠针对当时的主流思想，发表了《崇有论》，内容虽然不长，但是就不一一转载了。他指出了当时天下将要大乱的根本，即为“无”。具体来讲即官员居其位，不为其事，好虚名，放弃了廉洁的操行，不讲道德。特别西晋王朝贪污腐败，崇尚侈华的风尚，尤其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借鉴。山涛，堂堂晋尚书当时利用职权之便，大肆侵占官府稻田，贪污的事情，天下皆知，有过却不惩罚，连所谓超然的大名士都如此，当时的道德风气之堕落可想而知。因崇尚奢靡而闻名的大富豪石崇，他的发家，居然是在外地当官的时候，派遣官军明目张胆地抢劫商人，获取财物，自古官匪一家，真是可以在其中找到朔源了。 王衍虽无首倡崇无风气的罪恶，但绝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裴頠虽没有明确指出王衍败坏社会风气，但很明显是在指桑骂槐。“贵无”派和“崇有”派在当时有一场讨论，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崇有”论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王衍毕竟能说会道，精通善长玄理，能言善辩，往往不以道理为优先，而是以辩论为能事。所以清谈，后人常常讥讽为空谈。然而裴先生无法改变当时已经形成的风气。 王衍由于少年时期，羊祜的预言，怀恨在心，再加上堂哥王戎险些被羊祜军法处置，两兄弟对羊将军极尽诋毁之能事，言谈之中多次诋毁羊祜。晋人皆曰：“二王当国，羊公失德。”名士当时的舆论力量真是恐怖。只是世上，正义，公道，也许被一些丑陋的意识形态所压制，扭曲，但总会有一天会被平反的，羊祜必定会流传千古，王衍，王戎，他的两个叔伯外甥，于言，美好无比，于德，恐怕只为竖子罢了。杜甫曾经叹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羊祜，百姓心中为他立了道德的墓碑。 王衍言谈虽然飘渺玄虚，精彩绝伦，但不过是信口雌黄之辈。古代的造纸术并不发达，用的是黄纸，如果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改。王衍好发言论，但往往随口而出，老庄之学，本来就是崇虚的，王衍前后矛盾，错误的地方相当多，别人指出来了，他随手就改正，继续辩论下去，可见他的清谈，根本就不以讲理，而是纯属以辩术压制他人，展现自我的手段罢了。 崇尚黄老学说的西汉汲黯，假如遇上了披着“无”字外衣的师弟王衍，是否会气得说不出话来。汲黯当官，正是因为小事不管，只把握大的方向，遂使东海大治。汲黯素以憨直著名，常常和张汤这样善于玩弄法律的酷史，以及公孙弘这些义理精通的儒者辩论，但常常败下阵来。他气得瞪眼睛吹胡子，说：“你们只以辩论巧诈来获胜，但道理始终是道理，不是辩出来的。”汲黯虽也崇“无”，却无为而无所不为，虽不善辩论，但始终不改变自己对正义真理追求的执着。在古代，德才兼备，那么就是圣人，德大于才，就是君子，才大于德就是小人。古人非常清楚一点，作为一个官僚，首先应有为国为民的胸怀，才能行善，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一代清谈宗师王衍，作为清谈界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经常组织一些座谈会，弘扬清谈文化，老玄哲学。从王衍的一些表现和言论，大概可以推测出王衍在当时名士界的行事和方针。 裴遐娶了王衍的女儿，婚后第三天，女婿们都来拜见岳父大人，当时的名流和王裴两家的子弟们都来了。郭象也在座，带头和裴遐清谈。郭象才华横溢，开始几度交锋，也没能畅快。随即郭象铺陈夸张，洋洋洒洒，裴遐慢条斯理，陈说自己的见解，精微深刻，四座的人无不赞叹称快，王衍也十分惊奇，对大家说：“诸位不要谈了，否则就会受到我女婿的围困了。” 可见王衍，选取女婿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但是毕竟人和人的相处，也无法做到和每个人都和睦相处。王衍从不和庾敳交往，庾敳在和他讲话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卿”，相当不礼貌。王衍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说。”庾敳说：“你可以以‘君’称呼我，我也可以以‘卿’称呼卿。我用我自己的叫法，卿用卿自己的叫法。”两个大老男人，在“卿卿我我”，不知诸君看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虽然王衍有个裴家的女婿，但因为一些政见和观点，和裴家的人物关系不大融洽。 王衍和裴邈的兴趣不同，很不爽王衍对自己的任用，但也没办法。于是他就故意到王衍那里破口大骂，要求王衍答应自己的要求，想以此也让王衍受到指责。王夷甫不动声色，慢腾腾地说：“白眼儿终于发火了。”真是够雅量的。王衍比裴頠大四岁，作为传统的儒家人士的裴頠写过《崇有论》批评过爱好清谈的风气，因而两人并无私下来往。一次名士聚会，有人对王衍说：“裴令公的名望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吧？”王衍就称呼裴为“卿”，裴頠说：“这就可以成全你的高雅志趣了。”反刺得高！ 王衍能言善辩，而且喜欢赞誉人，在当时也捧红了许多名士，而那些名士也往往投李报效，从而聚集了一班同志，相辅相承。集中反映在《世说新语·赏誉第八》里面。 王戎再一次夸耀他小弟，说：“王衍仪态高雅清醇，就像玉树琼林，天生就是超脱世俗的人物。” 有人问王衍：“山涛的义理怎么样？可以和谁媲美？”王衍回答：“山伯伯从不以善清谈自居，虽他不读老庄，却时常听到他的吟诵，倒是符合老庄的旨趣。”毕竟山涛夸耀过自己的容貌，礼尚往来呀。 王衍说：“看到裴令公聪明豁达，超凡脱俗，见识卓绝。如果死可复生，一定和他为伍。”也有人说这是王戎说的。我也相当赞同是王戎所说的，毕竟二人是政见不合，再观王衍对羊祜的诽谤，可能性不大。 王衍又曾感叹道：“我和老友乐广清谈，没有一次不觉得我的语言烦琐。”知道自己罗嗦了吗？ 弟弟王澄叹道：“阿兄外表像道人，只是锋芒太露。”王衍回答说：“我的确不如你平和宁静。”王衍就是个性情张扬、锋芒毕露的语言专家。 王衍对乐广说：“名士没有多少人，自然应该让王澄评价一下。”放眼宇内，恐怕能被王衍称为名士的，恐怕只是他身边的小圈子吧？ 王衍说：“郭象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滔滔不绝，乐令先生更清楚是谁。 王衍眉飞色舞地评价：“闾丘冲比满奋、郝隆更出色。这三个人都是优秀人才，闾丘冲最先显贵。” 王衍把王承比作乐广，所以王坦之在为他撰写的碑文中说：“当时人们把他和乐广相提并论。”怎敢不遵守清谈界宗师最高指示？ 王衍以上言论，都归类进比较正面的文学、方正、雅量、赏誉类别。 当时为他自己博取了巨大的名声。也因此渐至高位，引起朝野人士的倾慕，而他崇尚的清谈玄学风气就更加兴盛了。王衍父亲是王乂，晋朝平北将军，爷爷王雄，东汉幽州刺史。好一个高干子弟，中国古代的婚姻，盘根复杂，讲究门当户对，再加上王衍的美姿容，自然得到许多出身高贵的女性青睐，也因为自己的家世，得与许多达官贵人攀上亲戚。 王衍的妻子是个相当有个性的妇女，也留下许多经典的段子。 王衍的妻子郭氏可不是一般人，而是又矮又黑又丑的贾南风皇后的表妹，凭借着这层关系，郭氏提前进入了更年期，却无所顾忌。估计是母系的家族遗传吧，郭女士和她表姐一样性情暴烈，贪得无厌，爱管别人的闲事。王衍性格毕竟比较软弱，管不了。当时他的同乡，幽州刺史李阳是京城的侠客，就像汉朝的楼护，郭氏欺软怕硬，有点怕他。王衍屡次规劝郭氏，并且说：“不只是我说你不好，李阳也说你不好。”郭氏才有所收敛。王衍名士风流，口若悬河，竟然受制于家里一中年悍妇，叹。 他老婆如此贪婪，但王衍却是个典型的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之士。王衍常常憎恨他妻子的贪婪，他的口中从未说过钱字。他妻子想试试他，就让婢女把钱缠在床边，让他不能通过。夷甫早晨起来，看到床上的妨碍他通行，就呼唤婢女道：“把这个（阿堵物）东西拿开！”经过王衍的嘴里加工过的“阿堵物”，也变成了一个成语。当时西晋社会腐败奢靡，贪污贿赂都是公开地进行，南阳人鲁褒曾作《钱神论》讽刺这种社会风气，王衍果真是崇无，钱财毕竟身外物哦。 家有悍妻，王衍却不能制。他弟弟王澄十四五岁的时候，看到嫂子贪婪，并且让婢女在路上挑大便，有辱门风。于是王澄进行劝阻，并对她说不能这样。郭氏大怒，对王澄说：“以前你老母快挂的时候，把你这小子托付给了我，你老母却没把我托付给你。”说完，天生蛮力的母老虎居然抓住平子的衣襟，要用棍子打他。王澄一看情势不对，心想：“好男不与女斗。我，我打不赢你，我还跑不赢你吗。”王澄好不容易才脱离魔爪，脱离虎口，跳窗逃跑了。 王衍虽然娶了这个悍妇，但却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书上说他曾经拒绝国舅爷杨骏的婚姻，后来转而娶了贾南风舅家的女儿，原因是他鄙夷杨骏的为人。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王衍还是有相当政治智慧的，他预见到杨骏没有高望，而且又排挤了司马宗亲参与政治，将来必定无法协调自己和各势力的利益冲突，所以装疯，避开了这桩亲事。反而获得了不攀高贵的美名，为晋武帝所知，不能不说是王衍一个聪黠之处。 后来，杨骏被族灭，而王衍却在政坛上平步青云，娶了郭氏，此裙带关系，功不可没。王衍后来把一个大女儿，比较漂亮，所以嫁给贾后的伪弟贾谧，把另外一个小女儿王惠风嫁给愍怀太子司马遹，既和皇后家巩固了关系，和皇室也攀上了亲，王衍是当时最大的获益者。但是却埋下了一丝隐患。太子娶了王衍的小女儿，心中有些怨恨，而同时贾谧仗着南风的淫威，居然对堂堂太子有些不恭敬，日后太子被废，此事可谓导火索。 但王惠风，却全无父亲王衍面对逆胡的造作卑微的猥亵，而是以烈妇重情女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王惠风历代皆称许其贞婉有志节。太子被废之后，被幽静在洛阳西北的金墉城，王衍请求让自己女儿和太子离婚，以避免祸害。愍怀太子挺岐嶷之姿，天性聪颖，王惠风也爱上了这位容貌俊秀的王子，有了很深的感情。惠风大哭而归，呼天抢地，行人都为之落泪。废太子到了许地，遗书一封给惠风，自称无罪被诬的心迹，情真意切，却无法改变局势对有情人的拆散。匈奴刘曜后来攻破洛阳，俘虏了王惠风，将她赐给部将乔属，这个五大三粗的胡将将要娶她。惠风拔起剑来，抗拒满脸胡渣的乔属，大声斥责：“我是太尉公的女儿，堂堂皇太子妃，绝对不会给你这造反的胡贼所侮辱。”年纪轻轻的可人儿，却成了历史悲剧的注脚。 八王之乱，一个亲王接一个亲王的脑袋亲吻了地面，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即便是竖子也可以成名，也给了王衍政坛生涯新的转机，甚至把他推上了人生的最高顶点。 王衍，幸运地降生在六朝第一门第琅琊王氏的得意子弟，南齐王僧虔曾经在一封信谈及王家子弟的出路：“王家门中，优者或龙凤，劣者或虎豹”也就是说王家的子弟，靠着祖上的庇萌，差的也可以获得一官半职。 因此王衍要步入政坛，不见得是什么难事。王衍少年时代，颇有抱负，想要效仿战国张仪、苏秦，凭借外交才干闯出一番天地，因而好谈纵横之术。晋代，中国边境，夷戎问题十分尖锐，正值多事之秋，有人推荐他担任辽东太守，以舒展王衍的拳脚。王衍可是个贵族哥儿，说是很在行，可是要他面对着东北地区苦寒的气候，强悍的异族骑兵，雄才大略全都忘光了。坚持不就，不再谈论边境战事，平戎大策，从此吟诗作对，故弄玄虚，不再过问世事，全无班超投笔从戎的果敢坚毅。而为世人所讥讽。 父亲后来去世了，很奇怪的是，王衍似乎对钱财天生就不敏感。当时有许多人送旧，王衍把钱都送给了亲朋戚友，不多久，家资全无，自己搬到洛阳西边的田园闲居。毕竟是贵族公子，哪里担心无事可做，不久就担任太子舍人，尚书郎。后来出任元城令，每天以清谈为第一要务，有空就出去巡逻巡逻，倒也乐得清闲，后来累迁至中庶子，黄门侍郎的小朝官。 贾后发动宫廷政变，驱逐杨骏，进而杀死楚王司马玮，大权独揽，同时重用自己的亲戚贾模，贾谧等人，但也起用一些德高望重的旧臣，局势还算稍微安定。王衍也因为和郭家、贾家的姻亲，担任尚书令的高位，老友南阳乐广也担任河南尹，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接踵而至，这个时候就更加将心思用在现实事物以外的抽象道理之外，在当时声名显赫，朝野人士，引其为风尚，“有无”之争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但是这样舒适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赵王伦废杀贾南风，和他的手下孙秀掌握了朝廷大权，而王衍在太子被废的时候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太子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太子妃，希望岳父大人王衍可以协助审理，还其清白，王衍屈于贾后的权势，却隐匿不报，不久太子被害。王衍自以能够免祸，可是却犯了众怒，王衍无情，让女儿的婚姻成了政治斗争的殉葬品。在赵王司马伦上台之后，被人所弹劾，秋后算帐，原因就在于他志在苟免，而无忠蹇的节操。因而被禁锢终身，不能再当官了。乱世辩善恶，八王之乱的跌宕起伏，所折射出王衍的品德行径，逐渐和他风流名士的雅名有所相悖。 司马伦这时，居然胆大包天，把白痴皇帝晋惠帝尊为太上皇，篡位登基，引发更大的王族内乱。王衍毕竟有识鉴的能力，知道这赵王司马伦是个愚昧无能的草包，所能依仗的只是孙秀之类的小人，迟早会失败，又在家装傻，砍伤了一个无辜的婢女，又一次得以免祸。司马伦不久被废黜。新的洗牌又开始了。赋闲在家的王衍也复出了，再战江湖。 随即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当时齐王乂自以为有匡复之功，因此专权自恣，公卿们都跑着去巴结齐王，王衍却只是长揖而已，因病而被罢免。齐王后来被张方活活用火烧死，连张方的士兵也难过得落泪。王衍此时韬光养晦，因为八王之乱远未结束，因为择良木而栖，等待时机，等待明主。八王之乱远未结束，王衍还是被授予了一些显赫的官职，从光禄大夫当到尚书右仆射。 在当时的职务已经相当于宰辅。 八王之乱，宗族势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残，长达16年的灾难，中原地区荆棘满布，尸横遍野，五胡趁中原空虚，长驱直入，加深了百姓的困难。司马越最终结束了八王之乱，却接下了烂摊子，时常忧虑，此时，他想到的是王衍一类，在当时享誉全国的名士，希望能够振兴晋室江山。终于，王衍登上了人生的颠峰时刻，盛极而衰，距离他身败名裂的最后结局，当然也不远了。 王衍已经看出中原的时局已经病入膏肓了，向司马越提议说：“中原已经乱了，应该选取文武坚修的人才镇守军事要地。”于是以王衍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王衍告诉他的弟弟们：“荆州处于长江上游，青州有依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二位出镇地方，我留在朝廷，里外结合，可以称得上狡兔三窟了。”这话当时广为流传，王衍自私自利的本质，开始为天下有识之士所鄙夷，后来又被载入史册，背负万古骂名。但他也曾说过：“现在皇室衰弱，如果让弟弟们镇守齐楚之地，外可以建立霸业，内可以匡复皇室，所以要看两个弟弟的表现了。” 日后，王衍的安排对东晋偏安政权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澄，行迹比他哥哥还要放骇的任诞名士，出镇荆州之前，询问策略，虽然语言华丽锋芒，但却没有什么安定一方的策略，大伙都相当失望。王衍等人送他赴任，毕竟王衍的面子大，送的人很多，在路上见到有一只不知好歹的鸟在叫，王澄于是脱掉上衣，直捣雀巢，旁若无人，神情泰然。国家动乱如此，还有心思搞鸟。无怪乎刘琨叹息：“卿外表看起来好象很爽朗，而实际上内心霸道刚强，用这样的方式在乱世中生存，很难避死。”王澄居然无语了。 王敦则表现出其豪爽，但不失缜密的一面。王衍问他有无什么大策，他沉稳地回答：“应当随机应变，不可以提前预告。”日后，开创江东一方大业的人，正是王敦！ 至于王衍和江左管夷吾——王导的事迹，史书上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也蛮有趣。 王衍曾托一个族人办事，过了一段时间还没办。一次两人在宴会相遇，王衍借机对他说：“最近我让你办的事，怎么还没办？”没想到那族人听罢大怒，随即举起盒子朝他脸上扔去。王衍一句话也没说，洗了洗后，整理一下自己的美姿容，居然就牵着王导的手一起乘车走了。在车里，王衍照着镜子，面带桃花，从容地对王丞相说：“你看我的眼光，竟看到了牛背上。” 王导家本琅琊，而为东海国后参东海王越军事。琅邪王司马睿，与王导素相亲善。王导也知道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王导有复兴国家的志向，王衍何尝就没有？ 王衍把自己的一些宗亲派到地方去镇守，而在朝廷内大规模使用当时的名士。太平盛世，也许他们能够以风度称著，成为和平时代的锦上之花。但战乱四起，时代需要的是纵横乱世的枭雄，勇冠三军的良将，运筹帷幄的统帅。 至于王衍任命官员的标准，有一则非常著名的小故事。阮瞻拜访王戎，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此乃玄之有玄的哲学问题。阮瞻脱口而出：“将无同。”道出了儒道殊途同归的道理，王戎感叹许久，居然就因为这三个字而征辟他当官，人称“三语掾”。王衍在许多思想上都推崇他堂哥的见解，因此亦雅重之。 自此，朝廷充斥着放达荒诞的奇人异士，倒不如开成个专门研究老庄哲学的研究院算了。内忧外患，似乎浑然不知。局势对晋朝越发不利了。匈奴刘渊横行河东，羯族石勒骚扰中原，汉人王弥四处流寇，中外交通即将隔绝。和异族武装相持了几年之后，晋室虽偶有胜绩，但声势却更加衰弱了。东海王司马越面临着众叛亲离，哀愁气愤而死。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一支凄凉绝望的队伍向东方艰难地前进。王衍被推为主帅，却无挥斥方遒的风发，而是一脸愁容。 王衍想把位置推让给襄阳王司马范，但是司马范也不接受，无奈之下，只好独力承担西晋王朝存亡的大业，率领司马越的军队和灵柩东归。王衍一生都违拗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见风使舵，却从来不敢独当一面，好谈务虚，没有男子汉为国建功立业的责任感，实际上也注定了他在乱世中，沦为卑微的苟且之徒。也上演了遗臭万年的历史闹剧。 石勒，虽然是羯胡首领，但却是五胡十六国中少有豪爽、有见地、仁厚的君主。他虽从未读过书，但是却喜欢听人讲书。他在少年时代，和王衍有过一面之缘。石勒十四那年，随同乡人行贩洛阳，长啸登上东门，王衍见到认为此人非常奇特，看着左右，说：“看看这个小胡儿，我看他的声音和外表，他将会有奇志，恐怕会成为天下的祸害。”王衍马上奔赴官府带兵抓拿石勒，但石勒已经远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石勒和王衍在命运中又将重逢。 石勒派遣轻装骑兵追赶晋朝的东归大军，在苦县宁平城截获了他们，大败晋军。晋朝军队虽然有十几万，但这几年被异族军队打怕了，因此都已成为惊弓之鸟，石勒指挥骑兵包围这支庞大的队伍，晋朝军队来不及反击，就自相践踏起来了，王衍身为主帅，没有任何军事才能，使担负着西晋王朝最后的希望的生力军，全军覆没，尸体堆积地如山，血流成河，无一人幸存。太尉王衍被生擒，遭遇被俘命运的还有大量的皇室宗亲和公家卿士。 石勒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落魄贫困的胡儿，而是披坚执锐、勇猛过人的胡军统帅。而王衍却沦为他座下囚徒。石勒命令俘虏们坐在帐幕下，询问晋朝失天下的原因。王衍身陷敌手，不改清谈家本事，巍巍道来，详尽地诉说晋朝衰败的来由，并说制定国家政策的人不是自己。况且自己少年时代没有当官的意愿，不关心世间实务，后来侥幸当官，也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并夸耀石勒文成武德，应该自行称帝。王衍已经五十六岁了，风采依旧。石勒欣赏王衍鹤立鸡群的风流典雅，但此时却十分鄙夷他的为人，之前有些飘飘然的石勒也听不下去了，喝道：“你名望天下著称，位极人臣，作为朝廷中的少壮派，一直当到了头发花白，怎么能说没有当官的志向，祸害天下的人，正是你的罪责！”命令左右侍卫把王衍押解出去，听候发落。 当时何止王衍一个人为自己开脱，那些衣裳华丽，风度翩翩的贵族士大夫，此时，哪个不是弯下自己高贵的躯体，取悦以往自己所鄙夷、视为奴婢的胡人。反而襄阳王司马范神情庄重，威武不能屈，回头叱呵他们：“今天的事，何必多说？”一身凛然正气，威武不能屈，不愧是司马宗室中以勇猛著称的楚王司马玮的儿子，为八王之乱中名声扫地的司马家族挽回了不少面子。 王衍在这次战斗中，要担负起最主要的责任。石勒对幕僚孔苌说：“我在天下奔走，走过许多地方，但还没有见过这种人，是不是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孔苌劝阻道：“这些都是晋朝的王公，终究不会为我们效力。”石勒长叹一声：“话虽如此，到底还是不能用刀釜使他们身首异处。 萧萧的夜晚，寂静得只有夏虫的哀鸣。王衍孤独一人，知道自己命运将绝，万念俱灰，此时，四面的大墙崩塌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吟出了自己最后，最沉重的忏悔： “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五十六岁的艳丽人生，结束在沉重的排墙之下。终王衍一生，虽然爱慕虚华艳丽的言谈，在学术上没有经国的才能，更无救国济世的军事才华，依赖自己的相貌和口才取盛名。这是王衍的个人能力问题，是小节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大臣都有杰出的文武才能吧，终观王衍的一些政治安排，对后来东晋王朝的偏安局面还是有相当贡献的。石勒取得宁平大胜之后，又剖开司马越的棺材，焚烧司马越的尸体，义愤填膺地说：“扰乱天下的正是这个人，我替天下人报仇，焚烧他的尸骨来祭告天地。”石勒虽不读书，但对历史，却有着惊人的见解，一语中的！我看《资治通鉴》，从白痴皇帝开始，一直到司马睿建立东晋小朝廷，看到的大多是司马家族内部血腥残忍的自我摧残，各个地方势力互相倾轧斗争，军阀自行其是，而王衍，在里面的记载并不多，多数是王衍官职的升迁。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投机分子参与其中，并非首恶，将误国的罪名加在他一人身上，未免太极端了吧。清谈风气，形成已经很久，王衍推进这项风气的，是难辞其疚的，而且王衍性格自私自利，蝇营狗苟，软弱怕事，但这和王衍的能力一样，也是小节问题。 王衍真正应该被千夫所骂的是，他最后拙劣的政治表演闹剧。文天祥是这样评价王衍的：“王衍劝石勒，冯道朝德光。”文天祥，作为宋末激励过民族气节的英雄，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宋朝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读史有得，给予王衍汉奸的定位，把王衍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因为于大节，他有所亏。 古语云：“君子杀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这是儒家大义。王衍尊崇老庄哲学，想超脱于祸害之外，却还想享受盛名的虚荣，是以自保其身第一，匡复宗稷为第二的政治原则行事的。在八王之乱，五胡乱中华的时代，高大俊朗的王衍居然演变成区区小人，谄媚外族首领，以求获得赦免，想当汉奸却不得，让自己生命随着崩墙而陨落，面对曾经想杀害自己的鉴赏专家王衍的无耻，石勒对他算是仁至义尽的了。前有王衍，后有冯道，遥相呼应，交错辉映。 魏晋的历史距离我们好几千年，我们研究来有什么意义。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打开电视，新闻宣传的都是我国经济现状的可人，在史学界，更有盛世修清史的壮举，荧幕回放施琅大将军的攻陷台湾的盛况，诚然，我们国家是处于上升期，民族在这个世界是非常有希望腾飞的。只是，每个社会都有每个社会的隐患。今天我国的吏治情况，有领导人也痛心地指出十羊九牧，但这么多官员，都多少个是真正干事的有多少？今天我们的官员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宣传着那套空虚，只存在于预言中的悬幻理论，又何尝不是清谈？今天我们痛斥社会风气的败坏，贪污腐败的盛行，又何尝不是西晋王朝的翻版呢？王衍可是著名的清谈家，说起理论也是一套套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贪污，对钱财视入粪土，也可算是个大清官了。 误西晋国的是，整个国家疯狂性地陷入对一些虚无理论的盲目崇拜和追求，话语权为一些集团所操纵，既得利益集团贪污腐败盛行，浮夸成风，同时太子党在中央和地方的争权夺利，可怜，可悲，可笑，可怜的王衍却一个人承担了非议。 近来一些民族问题定位较为敏感，这是历来中国历史界的忌讳，但我认为还是要做出一些适当的改变，将来我们会否批判石勒破坏民族团结，不与汉族士大夫领袖王衍的合作，破坏了反抗西晋封建统治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教育又如何说服自己，要我们做国家的忠臣，民族的孝子呢？王衍是个清高之人，生活在尚且拥有血性男儿刘琨、祖逖的尚气时代，依然做了汉奸，我恐怕将来国家有危难的时候，汉奸会更多，而且会比王衍更卑劣。 殷鉴不远，在夏后世！ 满城尽带黄金甲 〔文／兰井村人〕 小时候，炎夏消暑的乐事之一，是去听远房的一个舅公讲故事。老人长得慈眉善目，脸色红润，头上落一层淡淡的薄霜，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布衣衫解开来露出弥勒佛一样的肚子，手摇一把蒲扇，开口便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所讲的三国、说岳大都忘了，倒是说唐里的一段小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大意是说某人因欲造反被官兵追捕藏于一座古庙中，长老知其乃煞星下凡，一直殷勤相待。这人有一把天授神剑，此剑杀人八百万血流三千里。此人每日在寺中练剑，定于某年某月于试剑起事，叫寺里僧人尽行回避。长老思来想去，藏于寺外年久心空的一株大树内。这人因受寺僧款待，不忍在庙里下手，一路行来见路边一颗大树，决定拿大树试剑，不料一剑下去只见人头落地，鲜血喷天，费尽心机东躲西藏的长老竟第一个成了刀下冤魂。当时因贪听故事，此人是谁不感兴趣也不曾记住，只是替那长老可惜。 这段故事一直以童年记忆的形式在我心中留存了二十多年，其出处与来历从不曾查证，只是把它当成一种鲜活的民间传说而已。最近读宝文堂书店出版的《残唐五代史义传》，第四回云“黄巢藏梅寺起手”，所述内容与儿时听来的几乎一模一样，这才知道那个故事的主人公竟是写下杀气腾腾的诗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 关于黄巢的知识最早来源于中学历史教科书，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是“唐末著名农民起义领袖”，这个抽象枯燥的历史结论与那个写下《不第后赋菊》和民间传说中的生动形象相比，实在是苍白无味得多了。 古人云：不为无益之事难遣有涯之生。又值盛夏，酷暑难耐，无生意需要打点，也无权位需要钻营，正好有黄巢一段故事觉得甚是有趣，遂乐得钻进故纸堆，回到千余年前，去打探一番这位乱世枭雄的诗与人生，也不啻于圣叹所说的平生不亦快哉事吧。 公元873年，李唐王朝的第15任当家人唐懿宗寿终正寝，关系到天下太平黎民生计的大位被他的第五个儿子李俨收入囊中，历史上称之为唐僖宗。与所有的帝王家事一样，皇位的归属充满了争夺、阴谋与杀戮，但在宦官田令孜的精心运作下，这个过程总的来说还算平和。田令孜这个人，算得上僖宗的开裆裤朋友，虽自小就被阉了，但并不妨碍他和僖宗一起耽乐游玩。僖宗即位后，他就从一个和孙悟空在天宫里的职位差不多的弼马瘟立即晋升为神策军中尉（相当于首都警备区司令），很快又一路坐直升飞机爬上了总督三省六部的高位，可以称得上文官的班头，武将的领袖。新旧唐书都把田令孜归为乱世的佞臣，痛陈了他的种种劣行恶迹。不过有怎样的皇帝就有怎样的臣子，因为唐僖宗也实在不怎么样，史书上说他有些愚傻，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智商不高，相当于北方的二傻子，四川自贡方言所称的卡子。他虽位居九五之尊，实际上被田令孜玩弄于鼓掌之间。这个老弟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称得上超级无厘头。他不但喜欢声色犬马，斗鸡打毬，而且还是一个超级赌徒。他曾令田令孜的兄弟陈敬瑄等四位高官赌球，赌注是西川节度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他还经常与诸亲王斗鹅，一只鹅的输赢达五十万钱之巨。江山社稷落到这样一个败家子手里，后果确实很严重。更何况，唐王朝在此之前已经遭受了安史之乱、李希烈叛乱这样的重拳打击，表面上虽然还是一派莺歌燕舞，但内瓤子却尽皆上来了，抗击打能力实在有限。 第一个出拳的人是王仙芝，这个以贩私盐为业的小生意人，在公元874年秋天率众三千人在河南长垣县首先发难。他发表檄文批评政府说“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稍微解读一下这篇反政府言论就不难看出，这位老兄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一定深受官僚作风、政府的苛捐杂税和乱收乱罚之苦，盐是再也卖不下去了，一气之下就拉了一帮兄弟干起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营生。恐怕连王仙芝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貌似强大，其实不过是一只纸老虎。875年5、6月，仙芝带领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弟兄们连克两州，队伍也壮大到一万多人。当然，官军也不是白吃干饭的，876年，王仙芝的队伍在山东临沂第一次受挫，只能化整为零，转向河南淮北一带打游击。有趣的是，指挥官平庐节度使宋威这个家伙找不到仙芝的部队，以为仙芝等已死了，于是向朝庭报喜，害得皇帝和一帮臣子空欢喜了三天。没想到三天后，州县奏报仙芝他们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了。对此，《新唐书》有如下搞笑的记载：“威因奏大渠死，擅纵麾下兵还青州，君臣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贼故在。” 行笔至此，黄巢该登台表演了。其实，黄巢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是领衔主演了，大约在875年6月间他就率部数千人入股了仙芝的队伍。这激动人心的一天可能在他五岁时吟出那两句菊花诗那一刻起，注定迟早都要来临的。因为这两句诗，黄巢还差点挨他父亲的老拳，关于这件事，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是这样说的：“巢五岁时，侍其翁与父为菊花诗。翁未就，巢信口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花。’父怪，欲击之。”不知黄巢的父亲是因为他抢了翁的风头不尊敬老人还是由于他的诗涉嫌敏感话题才要打他。因为“总首”“天赐”云云从一个五岁的孩子口里说出来，大人肯定难免有些惊恐。如果我们作后一种解读的话，那可以说黄巢这孩子从小就生了反骨。 其实黄巢并不想拿自己的脑袋去铤而走险，他本来是安心仕途的。他的家境还算不错，巧合的是，他家也是卖盐的（更巧的是老蒋的爹也干这买卖），应该是小康之家。即便按照现代的阶级分析观点来看，他也不具有天生的革命性。他想过的日子是一朝金榜题名，封妻荫子的生活，这一点从他多次参加万恶的科举考试就可以看出来。但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此路不通，他每次都名落孙山。对此，黄巢这个有志青年十分郁闷。 你不妨展开想像的翅膀回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朝首都长安。一个菊花盛开的秋日，落第士子黄巢，这个屡试不中的科举复读生，这个不得志的年轻人，借酒浇愁，形单影只地踯躅于市井繁华的街头，那里美女如云，高官无数，但却没有他的前途，没有他的立锥之地。醉眼朦胧中，他看见了那些怒放的菊花。刹那间，儿时的记忆被满腹的愤懑激活了，那颗尘封的种子在心中蓬勃生长，于是那些肃杀的诗句如一把寒光四射的利剑刺向大唐王朝的心脏。九百多年后，一个名叫洪秀全的落第青年几乎复制了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他不是写诗，而是利用上帝之手给另一个王朝狠狠地刺了一刀，差点让它毙命。 关于这个故事，野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是面对天下将乱的危局，僖宗问群臣有何高招。田令孜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这回倒是出了个好主意，他恳请皇上开文武二选场，选取天下文人勇士，教他为官为将，去当消防队员。僖宗这猪脑子里也没什么好法子，只得应允。选来选去，武举状元竟是黄巢。但僖宗见黄巢分明长得像一个外星人：“身长一丈，膀阔三停，面如金纸，眉横一字，牙排二齿，鼻生三窍”，这个早被声色犬马淘虚了身子的病秧子皇帝立即吓破了胆，龙颜大怒，下令将黄巢扫地出门，永不录用。黄巢当然很生气，后果也非常的严重。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想当僖宗这个败家子几十年后不得不重蹈他先祖唐明皇的覆辙，率领一帮吃得脑满肠肥的文武大臣在艰难的蜀道上仓皇奔逃时，一定后悔得想哭：曾经有一个可以重整大唐江山的武将摆在我面前，因为貌丑，我不待见他，现在失去了我才追悔莫及。如果上苍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对那个叫黄巢的人说，兄弟，好好干，大唐王朝就看你的了。 长话短说，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黄巢到底还是反了。经过大约5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死人无数，血流成河，公元880年隆冬，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不得不代表政府给这个盐贩子的后代低下他高贵的头，率领文武百官亲到霸上迎降。史书记载说，黄巢入长安时，盔甲耀眼，旌旗蔽天，英姿飒爽，威武雄壮，好一幅“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壮观场面！胜利的成果来之不易，中间差点因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毁于一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事情出在王仙芝身上。这个同志因为阶级局限性，也因为小富即安贪图享乐，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在幕僚的怂恿煽动下，竟然答应接受朝庭的招安，为了区区一个左神策押衙监察御史的虚职就要出卖一起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阶级兄弟。黄巢愤怒了，不但把王仙芝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捉住痛打了一顿。因为这一打一骂，朝庭剿抚并用的阴险之计才没有得逞，实在是险啦。 闲话一笔，卓吾老子是我素所敬慕之人，一生特立独行，但他在《残唐五代史义传》第五回“黄巢杀进长安城”的回末批语中说：贼陷两京，天子奔走，此正臣子奋不顾身之日。……举兵讨贼，虽未成功，然志亦可嘉。这就俗了，天子与所谓的贼，如孪生兄弟，成者王侯败者寇，老百姓都懂的道理，难道他不懂？可见他还是满脑子的封建正统思想呀，我为卓吾老子惜。 还是接着说黄巢。黄巢是人不是神，他也会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分析起来大致有三条。首先是自己没有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忙着称王称帝，赏官封爵，广置后宫。《新唐书》有如下记载：“陷京师，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宫女数千迎拜，称黄王。巢喜曰：‘殆天意欤！’”，并住进了大坏蛋田令孜的府第。第二条，军纪松驰，扰民招怨。军队进城后，开始纪律还可以，但没过几天就变样了，《新唐书》说：“甫数日，因大掠，缚棰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第三条，封建王朝决不甘心于拱手让出大好河山，侍机疯狂反扑，又加上出了像朱温这样手握重兵的投机变节份子，内外夹击，黄巢前后在长安呆了不到一年，就不得不离开，这一走就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再也没有卷土重来。 谈到黄巢的失败，历史学家乌廷玉先生在《唐朝史话》中用现代的革命观点总结说：“黄巢虽然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其统治很不巩固。因为数十万农民军进了长安以后，没有继续向周围发展革命势力，过去的占领区，大部分放弃。大齐政权的势力，西到龙尾坡，东至潼关，东北抵同州，东南控制商、邓。因此，首都长安实际在唐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粮食来源非常困难。”归根到底黄巢还是犯了“流寇主义”的错误。 至于黄巢的最后归宿，正史上说是自杀于山东莱芜的虎狼谷。民间也有传说黄巢最终杀出重围，但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这让人想起几百年后的兵败九宫山的李自成。难道历史真如尼采所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风云激荡之后，烟云散尽，黄巢留传下来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的诗，更确切地说，是一句诗：满城尽带黄金甲。 《全唐诗》收录了黄巢的三首诗，据考证其中一首《自题像》是元稹的诗窜入，也就是说可以确定黄巢存世的完整的诗只有两首，而这两首都是写菊花的。除广为人知的《不第后赋菊》外，另一首《题菊花》这样写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我认为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是五岁时那首没有完成的作品的延续，也是《不第后赋菊》的早期版本。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三首诗其实是同一个声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童年时期的话语就气度不凡初显心性，但还留有一个五岁孩子童言无忌天真烂漫的神态；《题菊花》明显可以看出那个长大了的孩子经历世事后的不平与抑郁，但结尾部分很响亮，信心十足，满怀憧憬与希望；《不第后赋菊》则是彻底绝望后的愤怒宣言，利剑出鞘，寒气逼人。一场不可避免的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与唐王朝的厮杀，借菊花之口下了最后的战书。 梅兰竹菊，菊花位列岁寒四君子之一，历来被作为高节品格远离市俗的象征。古人以菊花入诗的，可以搜出几大箩筐，但其意指功能一般没有超出传统所界定的范围。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即便岑参的“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借菊花抒发的是感时伤怀之情，但隐含的也是诗人对那种故园赏菊的和平生活的怀念。如果将菊花的意象以中药作比，那它的药性应该是其味甘，其气温，其性淡，一般的医生都作为温补调剂之用，这基本上是大家共守的原则。但有一个人是另类，是叛逆，这个人就是黄巢，他笔下的菊花意象完全颠覆了传统，行的是摧城杀伐之功。 何以高洁淡雅的菊花在黄巢笔下就有了这样寒气逼人的杀伐之气呢？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诗言志。按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阐述的天地生人“赋气说”，黄巢这样的人应该是秉承了清浊二气应劫而生的，自然与一般的人不同。正是所谓的“器大者声必宏”，一开口就不同凡响。老杜向来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自诩的，但这已不是语言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关涉到生命的气度和境界。刘邦有多少文采？但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贾岛无论捻断多少根胡子怎么推敲也是写不出来的。朱洪武肚子里有几滴墨水？但他的“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辉”，决非寻章摘句的雕虫之辈所能吟哦。而黄巢也是有帝王之气的人，他的这股气又不能通过出将入相这样的平和通道舒散消解，写成诗就杀气袭人，化为行就必然血流千里了。 时光倒退80余年，公元801年，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孟冬野终于考中进士，他骑着马行走在花团锦簇的长安城里，像个老玩童一样写下了一首喜气洋洋的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几十年后的秋天，一个不走运的年轻人屡试不第后写下了另一首萧杀的诗，唐王朝就在他这首诗里走进了萧瑟的秋天。仅仅过了二十余年，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大唐帝国就在分崩离析的战乱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成为一具供后人凭吊瞻仰的历史尸身。 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唐后主李煜的跌宕人生 〔文／阿拉表〕 〖菩萨蛮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 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千百年来，多少饮食男女引此为知己。但凡这种艳词本来就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大家喜闻乐见。虽然大家也都认为还是亲历的更好。但古代和现在一样，总有做人的不如意。甚至只是借助他物来满足也会有许多君子出来反对。这些已经亲历的人总是看不起其余人。并制造种种障碍。 而当朝皇帝，一国之君，南唐李后主毅然冲破千百年俗见，祭出皇家秘闻来，亲自操刀写就大内艳情录以飨众生。 这爱民如子的皇帝将其活泼的后宫生活写成词，传颂天下。这是年轻唐皇的快意之处，在很久以后，在汴梁，在喝下那杯鹤顶红之前，他还回忆起这些可爱的日子，泪如雨下。 后主的宫女们清楚的记得当年的场景，那是多么富丽堂皇的宫殿，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当然还有那么多美女。但回忆起自己时，宫女们都有些难以启齿，多数人的意见是皇帝是个“御女狂”，是个荒淫的皇帝。后宫佳丽何止三千。以一个后唐计，数量骇人。而且也不象她们以前知道的那样，毯子抱了送去就行。变着法子折磨人，后主说需要淫荡效果，但有宫女更正说，是香艳效果，后主是个有情调的人。从最初出场的衣服密不透风，一路下来，半遮半掩，一袭轻沙，若隐若现，再到登峰造极的金莲。他懂得什么是美。为了追求朦胧美，追求飘逸的仙境效果而上穷碧路下黄泉。是执着的是真挚的。虽然后宫对丝绸的需求，一度造成国库空虚。可皇帝也不是浅薄的人。期间全裸的造型也有，可皇上说了，他是个有艺术追求的国君，岂可助长此等肉欲之风。说到这话，宫女们笑了。于是众宫女在欲擒故纵上下足了功夫。后主一高兴就写了很多的词。听那些穷书生说终于也修炼到了欲说还休的地步。 也有些白发宫女和白发老臣说，南唐后主这人是有点暴露癖，喜欢给别人看自己的后宫生活，虽然可以褒称做与民同乐。但毕竟是一国之君，代天立命，难道天都是这么赤条条的吗？宫女说，感到自己和皇上两人做的事怎么可以讲出来。对比先皇，真该羞愧自杀。而大臣说，同样是三朝元老重臣不能阻止皇上那样做，实在是该投江。之后是“天厌之，天厌之……”。 老臣心有余悸地说，幸好离露阴癖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恰恰是国人最关注的，因为有这个发展的趋势。每个人都在下班之后相互问询，“今天皇帝陛下写了没？”有不少人连夜排队守候在宫门口，等待皇上的新作。 史料记载：“时南唐举国香艳，人放后主词入怀中，称：一日有隐香，二日始觉春至，三日而振。”（但万不可以过两周，衣服穿那么多天怎么着也该臭出来了。） 坊间偶尔有些出自民间的词，但关键之处多半也是窃用了后主的词眼。这些书生，他们没见过“金缕鞋”，故而写出来的词都有种跳跃感，从野花的枝一跃到了豪奢的牡丹花朵，一可回头发现那还是一朵牵牛花。又象鸡窝找到金凤凰，完事之后才发现那还是一只老母鸡。这样的感觉谁也不能说没感觉但此间的评论家认为不宜多看。 不是没有大臣劝过皇帝陛下，譬如有一位大臣上奏说，陛下，你这样做实在不对呀。后主说，不要跟我说什么龙体不龙体的，朕都听烦了。大臣战战兢兢地说，我儿子看了陛下的词，天天寻死觅活要给他派一个象词里那样的女侍。陛下，他才七岁呀。后主勃然大怒，自己管教无方还怪朕！ 但此事被皇上在《唐帝词选》的序里披露后。数以万计的人们围住大臣的官邸，足足有三天三夜。并有节奏的喊口号，格式与“×××，下课！”差不多。声势震瓦。吓得该大臣一个月不敢上折子，逢人便自谦“罪臣如何如何”。并上午门发表一篇《罪臣××感天动地谢罪书》向全国人民谢罪。在扔完两车臭鸡蛋后愤怒的人群才渐渐散去。 对此一位前朝的隐士仔细分析了整个事件后发现：皇上日理万女并不辞辛劳不求代劳亲自写下千古传颂的词篇不仅仅是御女，更是御民的需要。 自古国人中最难搞的就是读书人，仗着自己识字，耍清高。难倒了许多国君。可在国君李煜的政策下，这些人被收的服服帖帖。 首先，当朝国君也是个文化人，能写词，实力非同小可。虽然这点很容易隐埋在香艳的表面之下。其次，读诗词，重要的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后主的词就要求人们做到这一点。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象现在那样累死累活写上几百万字的小说。然后把18禁的场面描写的仔细来仔细去的。对一年四季在小茅庐中冬三九夏三伏黄卷青灯暮鼓晨钟皓首穷经已经敏感到能对着“女”字自爽了的书生来说。当唐主的香艳词一出笼。简直就是救人水火。一个“一向偎人颤”就掀起了一次不小的浪潮。导致青楼楚馆的生意锐减。社会治安得到平伏，其中性犯罪减少99%。 大部分书生们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有一位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在想象中得到满足总比没有满足好。所以要感谢皇帝给他们一个想象的支点。更何况，想想看，要是爱民如子的皇上不说有金缕鞋这个东西，谁知道那有多刺激。要是皇帝不说沙衣有多透有多诱人，谁知道原来内衣也是一门学问。要是皇上对这类后宫生活只字不提，谁还能如此真切地意淫娘娘、宫女。更别提把自己设想成皇帝那样，御女无数。而这些陛下都白纸黑字给大家说明了，谁还怀疑咱们的皇上不把自己（每个读者）当自己人呢。一想到这个，众人寝食难安，这么多宫女，这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啊。该多少年才能把所有方式都穷尽呢？怎么也不能对不起皇帝陛下，纷纷掀开裤裆，敬礼并大呼“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以谢皇恩。 不过问题也是有的，有些人看多了词，日思夜想，便试着在乡野村姑找点感觉，虽绝没敢以常日里见到的那些乡野村姑比作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本以为吹灯拔蜡，就是与奴家调情了。可惜别的都好想象，只是进程到了内衣上，这就出了破绽。那位宫里的奴家就算长相不如何可此刻灯也吹了。重点的是“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光滑的丝绸，比肌肤更加令人心颤。（其实不少人真正羡慕的是那身丝绸而已。）乡野村妇全部粗麻棉布。一摸到麻里不叽的内衣，便令情调大跌。 未几，那些妇人们想出了道道，纷纷跑去种桑树养蚕。几年后丝绸大丰收，为江南的丝绸业地位奠定了基础。日后那些“物质决定精神论者”是万万不肯承认丝绸的发展真实原因是由于它的性感。更不肯承认以昏庸著称的李煜一手促成丝绸业的发达。等到人们开始穿上丝绸时候，他已是宋的亡国君了。不但见不到盛况，这些政绩也都被赵匡胤窃取。公然宣称在其统治下，“国朝的文化与经济正经历着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其中丝绸产量处于历史最高。同比增长300%。这一切都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皇帝陛下的领导下取得的。朝廷的英明政策使得原南唐子民痛定思痛并迅速调整心态投入新时期的农业建设。” 不久之后，后主也已经被赐毒酒而死。再也见不到后主那肆意汪洋充满想象力的文笔，有一阵子，全体原南唐国民非常非常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温习后主的遗作。直到宋朝廷搬来临安，总算恢复了几分梦回唐朝的感觉。那种夜夜歌舞，亭台楼榭的。繁华往事被勾起，竟感化了当朝的皇帝。宋徽宗终于练成了瘦金体。为此他耗费了大半青春。此体一出，国人又是一怔，但这是后话了。 但往事是无法磨灭的，尽管后主的词已被禁，但每逢佳节，那些念他的词长大的不管是当上了官的和没有当上官的，一面心摇神荡想起过往艰苦岁月，忆苦思甜，竟至性致勃勃，一边又回忆起他们的国君的词。不止一回的焚香更衣在案头摆上国君的词和最诱人的丝绸。又一次掀开裤裆…… 只是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皇帝其实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彻底的行为艺术家。不但是书生不能理解，隐士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李煜可以不要做“御女狂”、不要做“暴露狂”、不要做“自己人”、不要做“御民者”、不要做“丝绸农业家”、甚至不需要国人的“纪念”。他只需要人们发现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纯粹的行为艺术家。 不被理解是悲壮的，因此，当喝毒酒那一刻，这位艺术家终于流下了眼泪。翻开中国的古诗词，最杰出的两大词人居然都姓李，一个是宋时遭受乱世流离之苦的李清照，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 但凡中国人，但凡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些，一首低吟浅唱的《虞美人》，便可名传千古，让后世人都记住他——这位遭逢灭国之痛，却才情绝世的南唐后主。但也是这首哀唱亡国之痛的词，让李煜丢掉了脑袋。翻开李煜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到：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漫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李煜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别为一格。又通晓音律，精别雅郑，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以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这便是这位才绝一代的文人皇帝的短促一生，也是可叹可怜复可悲的一生。 李煜的词，前期绮丽柔靡，有“花间”习气，虽是天然风流，但终究了少了生活的感受，文学价值稍低。李煜后期词作，因为有了切身之痛、灭国之苦，词风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是绝代之佳作，正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终成为一代词作大家，奠定了其在中国词坛的“王”者地位。并且，为后来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和谐，天下间更无人能及了。这样的一位帝王，本应治国治世，却是政治失败，文坛传名，对他来说，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若他泉下有知，是否要说一声：“只愿错生帝王家！” 评价其人，是否以一句“亡国之主，词坛之王”来衡量？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好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千年之后，再看后主，仍要为他的文采绝倒。亦为他留一声叹息。 布衣干政的悲剧 〔文／夏双刃〕 明末今种诗云：“从来天下事，只在布衣中。”今种便是屈大均的僧名，他还写过两句诗“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当时明室颠覆，一些仁人志士不忘国恨家仇，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皆隐姓埋名，等待时机。顾炎武更是远赴代北，开荒拓田，以为起事肇基，真是将他的“经世致用”学说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不仅明末，也不止是末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不乏这种胸怀大志的布衣。“士”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现象，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春秋时有智退秦师的弦高，战国时代更有崛起于民间却主宰天下的苏秦、张仪。先秦精彩的士人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由于秦代以后的中国更多奉行压制文化的中央集权，布衣之志就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惘惘不平之气反倒是成就了众多的文学家，如李白、陆游等。 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 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 〔文／丛珺〕 柳永出生在官宦世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样，以为他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娱乐圈浪子。 其父柳宜先是在南唐做官，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副职，宋灭南唐，他先是在沂州费县做过县长，后复通过宋太宗雍熙二年领导干部公选（科举）为进士，官至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哥哥柳三复、柳三接和他都以文名著，时文化圈中称其哥仨为“柳氏三绝”；三复、三接都是参加公开选拔领导（科举考进士）以硬本事考出来入仕的。柳永的五个叔叔全都是官场中人，官至副部级以上的就有两位。 从柳永的家世来推断，他在历史上似乎不应该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一个终身都与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浪子。以至于在封建时代，搞得连敢给他作传的人都没了——“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皆缘于柳永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我们现代人对他形象的错误认识，则缘于我们对那时歌伎这一职业的错误认识，其时的歌伎，绝非目下的“小姐”，相当于现今的歌手。柳永那时的职业，相当于21世纪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柳永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敢担保票，他绝对红透两岸三地，名扬新马泰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圈子。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柳永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在那个年代，娱乐业人士不吃香。柳永也想走进官场当个领导，他为此也一直努力奋斗着。在柳永的人生中，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早一点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而提拔重用，但这一切都因他自身言论的不谨慎，而使得这种机会丧失了。他很年轻时，便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公选拔考试，志在必得的他却意外落榜。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件事，我以为这是上天对年轻气盛的柳永的一次善意提醒：“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在为人做事方面尤其需要低调”。“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一向自负的柳永对公选失败除了是想不通，还是想不通！满腹的牢骚于是化成一首《鹤冲天》的歌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的年轻气盛和狂傲在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公选失败后的压抑心情得以十分痛快地发泄。这一过程，大有散打相声李伯清大师关于他乘汽车经典语言的气势：“你不搭，老子还不坐！”很多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来却用一生的精力和努力来还这份“语言债”。同样，就是因了这次的一时口舌之快，柳永后来的仕途变得坎坷多舛。三年后，柳永再次参加公选。这一次笔试顺利过关，可是入围者名单送到宋仁宗手里，最高领导朱笔轻点，一下子就把柳永的名字抹掉了，还不无讽刺的说道：“何须浮名，且去填词！”柳大师写的歌词原来早已传到皇帝耳里。本来宋仁宗也还算是个流行歌曲追星族，可你这柳大词人的歌词内容写得太狂妄了点。 也不知道当时柳永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想来他会重重的赏给自己几耳光吧！就为自己一时之快，断了仕途，多不划算。关键是最高首长对自己印象不好，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就很难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给你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能决定你前途命运的主要领导。一旦不好的印象形成，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许得等到领导易人。柳永当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郁闷之极，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都泡在青楼中，与当时的众多女歌手打成一遍。你宋仁宗不是说“且去填词”吗？皇帝是金口玉言，我就以“奉旨填词”自奉，于是圈子里便迅速传开了“奉旨填词柳三变”大名。三变是柳永原名，就是因了宋仁宗的这次“领导干部选拔政审不过关”事件，他才改名永以示明志，表明自己在公选这件事上是持“一次不行、二次再来、直到公选当选为止”的态度。 历史上的文人多是苦命人，柳永也不例外。虽说参加公选领导不成功，但生活还得继续，日子还得过。柳永只好回归老本行，继续在娱乐圈子里混，为诸女歌手们写词作曲为生，颇有几分现在摇滚歌手的潇洒风度。那个时代音乐人在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是远远赶不上21世纪的音乐人们，尽管有很多女歌手因唱柳永的原创歌曲而红透半边天，但于柳永而言，这改变不了他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那个时代没文联，没音乐家协会，他找不到政治归属；那个时代稿费低，没版权，他赚不到更多的钱。就只好靠那些记情的女歌手们的资助，聊以度日。 众多当红女歌星都是因唱柳永写的歌而走红，柳永在北宋仁宗时代的音乐圈子里名声大振，对许多尚未走红的女歌手而言，要想在流行乐坛里闯出点名气来，只有凭籍演唱柳大腕写的歌才能在唱片发行量上有所突破。几代歌手同唱柳永写的歌，于是柳永写的歌曲，在北宋仁宗一朝便出现“凡有井水处，皆能诵柳词”的盛况，以现时度之，有点象出租车、公交车和所有公共场合都不约而同地放着“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一样，大有刷新流行歌曲发行量纪录的趋势。 就在这个流行歌曲创作、演唱和推广过程中，柳永与诸多的女歌手们彼此间结下了非比寻常的交情。当然，跟21世纪的流行歌坛一样，音乐制作人与歌手之间发生点什么，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更何况象柳永这样的圈内名人，他要想和诸女歌手发生点什么关系，在我想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费点力气的事罢了，这从当时圈子里流传的“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说法便可窥豹一斑。柳永在其时的娱乐圈内绝对是少女杀手级的人物。 娱乐圈里的走红，并没让柳永放弃参加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的宏伟理想，柳永又先后两次参加公选。抑或是仁宗忘记了柳永曾经“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牢骚，抑或是仁宗“皇帝肚里能跑飞机”，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张唐卿榜进士。这一次是真的考中了，当时的柳永47岁，从此后，柳永便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活。可能是由于原先就给主要领导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中了进士的柳永一直未在重要位置上执过政，从历史记载看，于仁宗景祐年间在睦州任过推官，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曾在定海的晓峰盐场做过盐官，这一经历，从柳永自己所作的《鬻海歌》诗中也可以看出。柳永从公选中榜后，便被外放到东南一带来做地方官，但从没出任过一方的封疆大吏，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一直都是任副职或部门负责人。 柳永一生中，最大的官也就是任过屯田员外郎。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许是他父亲以前在工部工作时留下了较深的人脉，柳永外放辗转了一圈，回京后居然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上班，屯田是工部的一个司，员外郎相当于工部屯田司的副司长。从这点看，柳永在做官方面，比他父亲的官差得太远了。在屯田员外郎任上，入内都知史某可怜柳永“久困选调”，乘天上出了吉祥星象而仁宗高兴时，叫柳永献词应制，柳永撰《醉蓬莱》一词。交到仁宗手里，一看开头有“渐”字就不高兴，再看到后面有“宸游凤辇何处”的语句，与中央钦定的真宗悼词暗合，更觉不快；再往后又看到“太液波翻”，便气着说：“为什么不说波澄呢？”便把柳永所献之词掷到了地上。柳永因想讨好最高首长却表错了情、说错了话，而导致不再被最高首长提拔重用了（《渑水燕谈》）。 柳永经此政治一劫后，再怎么想咸鱼翻身也回天乏术，这一次是彻底对仕途绝望了。哀莫大于心死，在郁闷和潦倒中，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一代走红大江南北的大词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一个副厅级干部，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当时政府在民政和老干部工作方面可能做得很差，最后柳永只得依靠“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直到现在，学界还在争论柳永的坟墓究竟在襄阳、枣阳、仪征还是镇江？好在柳永的儿子柳涚（字温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高中进士，曾官至著作郎和陕西司理参军，为老柳家在做官一途扳回了些面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便过了近千年。千年后的今天，柳永却以冯煦评“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以及苏轼评“不减唐人高处”的一种伟岸姿势站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说说袁崇焕 〔文／江上苇〕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吃过草，也没有挤过奶，流过血。 可是的确有人流过血，而且不只是流血。 当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铁骑在努尔哈赤的统帅下西服蒙古，东平朝鲜，以区区六万人大败号称四十万的明朝辽东经略使杨镐的部队，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失败，他们麻木地批着公文：某某总兵放弃地私逃，杀；某某巡抚不屈殉节，追封三级；某某经略使损兵折将，斩首，传首九边……总之，逃了的杀，死了的奖，打的都是死人官司。但是有一天，北京城的大小官员们突然发现面前的公文自己不会处理了——宁前道袁崇焕上报，宁远大捷，杀敌数万，击毙敌人最高统帅努尔哈赤！这种诧异恐怕比我们听见中国队6：0击败巴西队还要让人受不了。头头们所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复查，有没有搞错呀你丫的？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历史的事实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让他撤退，他牛脾气上来了：“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我的官职是宁前道，宁远就是我葬身之处！结果努尔哈赤十几万百战百胜的大军，愣是攻不下几千人驻守的小小的宁远城，大汗怒了，亲临前线指挥，被红衣大炮打伤，不治而亡。 当大明朝的头头脑脑们终于相信这一切确实不是梦后，那种兴奋劲简直没法说了。天启皇帝大奖功臣，此次大捷，全赖朝中各位爱卿领导有方，寡人重重有赏，钦此！皇帝没有食言，朝中那些连宁远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大员们个个都捞到点油水不说，连魏忠贤一个刚出娘胎的侄孙都封了个伯爵，据说是如果没有魏公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宁远一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这就是逻辑，打了胜仗是魏公公领导有方，打了败仗是前线指挥官们贯彻方针不力。既然如此，那个小小的宁前道叫什么袁崇焕的，功劳也就是一般般了，赏他个辽东巡抚拉倒（事实上，当时辽东全境几乎都在后金的控制下）——反正这种官没有人敢做，便宜他算了——钦此，大家快谢恩啊！ 金庸先生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广东蛮子不要命的倔强，认死了的理，几十头牛都拖不回来。袁崇焕拿身家性命赌来的宁远大捷，成了朝中大员们进身的阶梯。自己仅仅当了个辽东巡抚，他倒是没什么想不通的：辽东巡抚虽然不是什么美差，还随时有性命危险，但总算是方面的负责人——这就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满清大军铩羽而归，当上了大汗的皇太极和兄弟们总结，认为明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袁崇焕善于守城，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和明军野战。数年后，后金十几万大军再度西进辽西走廊，进攻袁崇焕把守的宁远、锦州。然而这次攻势最后却以在锦州城下野战输给明军告终。从此，明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辽东的恢复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这个时候，袁崇焕却因为和后金商讨议和的可能被朝廷撤了职。自南宋以来，中国人就耻言议和，仿佛只要谈议和就是秦桧，只要谈抗战就是岳飞似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袁崇焕的时代，明朝的问题在于内部，事实上，明朝的灭亡被今天的人认为是财政的破产而非军事的失败：万历初年明朝的正常岁入是四、五百万两左右，可是自从努尔哈赤举兵以来，由此而引发的“三大饷”等加派后来竟征到了二千多万两，如此涸泽而渔，国家怎能不亡？袁崇焕统率的蓟辽军区，就经常搞到没有粮饷的地步，甚至因此发生了士兵哗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用一年二十万两银子换来暂时的喘息机会（何况对方还有相应数目的回赠礼品，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方稍占便宜的经济贸易，和南宋的岁币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迫使皇太极对明朝称臣，把敌对性极强的“后金”国号改成了比较中性的“清”，应该说在外交上还是成功的。），稳定辽东的局势，何必一定要花每年六百万的辽饷（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维持费用）？南宋的局面是可战而不战，明末的局面是不可战而战，天下事哪有生拉硬扯的对号入座？因为做的事太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袁崇焕只好回老家呆着了——尽管还有不少人又凭着宁锦大捷升官发财，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袁崇焕身上踩上几脚。 直到崇祯当了皇帝，才又想起袁崇焕的好处，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皇帝年轻气盛，问袁崇焕多少时间可以恢复全辽，袁崇焕答道，五年。下来之后，同僚们担心他把话说得太死，五年以后万一没有克服全辽，皇帝责问起来怎么办？可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皇帝连五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再度入侵，他们不敢碰袁崇焕，绕过辽西走廊，从大安口、遵化一带突破长城防线，直抵京师。袁崇焕帅所部九千骑兵星夜入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与满清铁骑大战数场，稍微稳定了战局。就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在当时的明朝方面的记录和当时老百姓们的街谈巷议中，千夫所指地说袁崇焕是奸细，是叛徒，直到清人编撰《明史》，把满人自己编辑的档案《太宗实录》拿出来参考修订，才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骄傲的胜利者可没有替明朝皇帝圆谎的理由。让我们看看这个“奸细”在大明皇帝的黑牢里都做了些什么吧！袁崇焕被皇帝逮捕后，所部官兵大为惊骇，纷纷逃散。袁崇焕却在牢里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的劝部将祖大寿、何可刚带部队回来，打退清兵，保卫大明朝的江山，“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天下有过这样的“奸细”吗？ 满清兵在以袁崇焕所部为首的各路勤王军的打击下，撤出了长城一线。可是皇帝最终还是没有放过袁崇焕。皇帝有皇帝的考虑：你现在是没有反，但我已经把你抓起来了，放你出去岂不是说我抓错了？崇祯皇帝没有认错的勇气，不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在煤山上吊的时候，他的遗诏里也是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虽然缺德，惹得老天爷发了火，但这都是大臣们不中用害得我这样的。厚脸皮的皇帝把大明朝灭亡的责任全推到了大臣们的头上，不知道他所谓“诸臣尽亡国之臣”里，有没有算上袁崇焕的一份？而且，现在抓都抓了，脸也撕破了，放出去你不反也得反了。所以，只能是一个“杀”字。于是大明朝中央政府诏告天下说这次满清入寇，纯系袁崇焕勾结所致，并以里通外国、意图谋反等莫须有的罪名寸磔处死了袁崇焕。“寸磔”就是每隔一寸剐上一刀的意思，就是常说的“千刀万剐”。 英雄的悲哀，不在于死，而在于为自己的民族流尽了鲜血，居然被当作这个民族的叛徒。当袁崇焕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他长叹不已，两年前他出关督师前，对皇帝的顾虑，现在不幸都成了事实，“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刑场外面无数的老百姓在朝他吐口水，在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他——因为皇帝说他就是叛徒。《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是这样记载当时的场景的：“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胆大是因为无愧，谁能比他更无愧呢？ 老百姓吃袁崇焕，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怨恨，毕竟在这个麻木的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觉悟到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感情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地步。仅仅是因为袁崇焕那莫须有的叛国罪名，使得士大夫们把吃人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并竭力为“吃人”而辩护。然而书呆子说得武断了一点——大多数掏银子买人肉的人，恐怕不是出于基于民族感情的仇恨。几年后，崇祯皇帝又剐了一个和国仇家恨没有一点关系的倒霉家伙郑缦，《明季北略》的记载是这样的：“炮声响后，人皆跻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也。”杀人的炮声响后，围观的人都踮着脚尖看希奇。看完了拍拍屁股回家，还嫌不够刺激。一路上热热闹闹都是买人肉回去治病的。这一次修史的书呆子终于兔死狐悲，看不惯了，发了句牢骚——TMD，读了几十年书，居然被人当成人参甘草吃掉了！ 吃人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但是吃袁崇焕就合法合理，因为他是“叛徒”。袁崇焕的性命就是巩固皇帝个人尊严和威望的人血馒头。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揣度袁崇焕在刑场上曾想过些什么了，但我想他一定想不到，竟然是他的敌人们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在一百五十年后为他平了反。《明史列传·袁崇焕》评价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岁月啊，你真是会捉弄人，连胜利者的王朝都过去一半了，时间已经长得无法让当事的人去后悔，只能让后人们在异族的铁蹄下去细细品味历史的悲凉了。 袁崇焕的人头是他身上唯一还成形的东西，这倒不是大明王朝特意的恩典。本来皇帝是想把“叛徒”袁崇焕的首级“传首九边”的，就是分别送到边境上的九个重镇如大同、宁夏等地去示众。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部下佘先生冒着灭九族的危险偷走了人头，从此北京广渠门外多了一座孤零零的坟丘和一个守墓的家族，这一守，就是十七代人。 袁崇焕是死了，可是历史还在继续。 清朝人给他修了祠堂，解放后毛主席也同意要修葺。但是一九六六年的“史学革命”中，香火不旺的袁祠也在劫难逃。“革命”精神使然，还仅仅只是挖平了坟丘；听说埋的人头是黄金的，就是挖地三尺了。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民族，当然也能够掘袁崇焕身后墓。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曾有过多少罪恶啊？！袁崇焕在生前死后都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不知道他对这个他曾经无限热爱过的民族会不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袁崇焕的人头又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当了一回楔子，害得李老先生差点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守了十七代墓的佘家老太太终于也要哭着搬出去了——文物管理部门准备修缮袁祠，对外开放。袁崇焕又要用他的人头冢去换门票，养活几家老小。毕竟是商品经济时代了，要向袁督师表达敬意，不破费一二十块大洋看来是不可能了。 袁崇焕吃的固然不是草，但他挤出来的，恐怕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言及的奶和血。 可惜的是，墓已经平了，穴已经填了，棺椁也已经挖掉了，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考证，极为精准的在原来的地方用水泥倒一个，甚至于真的用黄金做一个人头当噱头。 崇祯子孙们的结局 〔文／班布尔汗〕 在诸多亡国之君中，恐怕很难再找出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是在殚精竭虑、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用死来宣告自己王朝的覆灭。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想尽办法救国而不为自己的家族考虑后路的末代皇帝。曾经与朋友们谈起明之亡，也曾对此大惑不解，即使崇祯自己爱面子到了极点，不肯被人笑作临阵脱逃，但怎么也应该让太子到南京暂避，这样的话，北京即使陷落，他自己即使在煤山自尽，作为陪都的南京也可以立即以太子为中心建立名正言顺无可争议的“救亡政府”，何至于有什么“福、潞之争”以及多次的“北来太子案”？ 可是，崇祯皇帝除了好面子之外，最大的弱点就是多疑，很难想象在他心中有什么人是可以信任的，包括他的儿子。自己不去南京是因为面子，而不让儿子去南京，就是多疑——他害怕自己成为李隆基第二，万一要是北京没有失守呢？已经16岁的儿子要是在南京自立为帝，奉自己为太上皇，把自己架空，该怎么办？所以，在担心北京难保玉石俱焚的焦虑中，崇祯皇帝死死拉着他三个儿子与自己一起坐等着北京沉没在农民军的汪洋大海——很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可事实就是如此。 九门相继落入敌手，崇祯可以把皇后、妃子、公主们杀死或赐死，自己也可以一死殉国，但对于三个儿子，总还是存着他们能够逃出去重振社稷的希望，便把他们交给心腹太监们让他们想办法逃出去。但这个太晚的决定并没有挽救皇子们的命运，那些平常里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们可没有什么赤胆忠心，面对北京到处都是农民军的情况，他们或是把皇子扔在街上让他们自生自灭（这还算是仁慈），或是干脆拿着皇子去向大顺军请功，于是，他们全都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取自《甲申核真略》和《定思小纪》的说法）。 李自成并没有立即杀死他们，而是带着他们去征讨打着“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旗号来和他作对的吴三桂，为的是以皇子来要挟吴三桂——李自成自然不会知道吴三桂后来对南明永历帝的所作所为，否则的话绝不会想出这个主意。在山海关，李自成被吴、满联军击败，接着一败再败，三位皇子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摆脱了大顺军，走上了各自不同但最后殊途同归的路。 说“殊途同归”，是因为三位皇子虽然相差了几十年，但最后都死在满清朝廷手中。 先说皇长子，也就是太子朱慈烺，他的身份最尊贵，运气和遭遇也是最差。从大顺军中逃出后，可能是因为要寻找亲人，他回到了已经落入满清的手中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寄居在了周家。并和自己的妹妹，那个被崇祯帝砍掉一只胳膊的长平公主重逢，兄妹俩抱头痛哭。然而周家人都是势力小人，哪里会保护安置这位烫手山芋？太子的舅舅周绎出面要刚安顿了两天的太子马上走人。在乱军当中吃够苦头的太子早就一肚子怨愤，再见到这些臣子加亲人的不忠不义，哪里还压得住火？与自己的舅舅大吵起来，以至于双方拳脚相加，终于惊动了邻里和巡捕，周奎见已瞒不住，便把自己的外孙子举报了。 清摄政王多尔衮无端的抓住了大明王朝的真命天子，按说应该是喜出望外，可事实上明太子的落网并不那么简单，无论是杀是留都很麻烦。作为外来入侵者，满清一方面为了收买人心可以礼葬崇祯皇帝，可以善待所有不再抵抗的人，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一统中原的障碍决不会手软。可明太子正好处在这两中态度的矛盾当中，若是留着他，明朝的忠臣义士就会心怀希望的打着他的旗号前赴后继。可如果杀了他，满清精心炮制出来的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多尔衮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很快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那就是——让人指出太子是假的，以冒充太子之罪将太子杀掉。于是，一场“认证真伪太子”的闹剧上演了。首先是亲人指认，太子外公周奎和舅舅周绎自然领会了摄政王的意图，一口咬定太子是假冒的，长平公主坚持说是真，被周奎打了一个耳光后也不敢再说话。原太子的侍奉太监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指认是真，马上被处死，剩下的也就承认是假。连曾经是太子老师的原内阁大学士谢升也指出是假。虽然太子当众说，谢先生，某年某月某日，你讲书时说过某事，现在还记得吗？弄得谢升哑口无言，怏怏而退。但结果已经出来了，太子是假的！还有人上表坚持说是真的？好办，杀！一气杀了十五个争辩的大臣，终于没人敢说话了。太子在被压上断头台的时候也许明白了，他原本来北京时看到满清礼葬他的父皇，以为也会厚待他，可父皇受到礼遇是因为死了，而自己是活的。他终于连以一个前朝太子的身份去死的机会都没有了。（以上史实出于《石匮书后集》和《甲申传信录》） 皇三子定王朱慈灿，一直以来下落不明。到康熙18年三藩之乱快要平息时，定远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在湘中抓获了一帮乘乱招兵买马的草头王，审问后发现他们还有同党，是一个还俗的和尚，自称叫朱慈灿。抓获后，发现供述的情况与真正的皇三子情况极为相像，与顺治8年、12年、13年、16年和康熙12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义诸多皇三子大不相同，完全有可能是真的朱慈灿。这回，清朝政府可比刚入关的时候成熟多了，康熙皇帝像弹灰一样漫不经心的说道：“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便决定了这位“朱三太子”的命运——以一个打着太子旗号的混混的身份杀掉。（《八旗通志》和《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载） 最小的皇四子永王朱慈焕应该是兄弟姊妹中最幸运的一个，在大顺军中与两个哥哥失散之后，与一位姓毛的将领逃到了河南，种了一年地。后因为清政府清查“流贼”，姓毛的逃走，他只能一个人流浪，后在凤阳遇到了一位前朝姓王的给事中，老给事中念及皇恩，将他收养在家，并改姓为“王”。在王给事中去世后，朱慈焕又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在浙江遇到了一位前朝姓胡的官员，这位胡大人也是个心念故国的人，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朱慈焕以余姚王士元为名靠教书为生，到了康熙47年，他已经七十五岁，并且组成了有一妻一妾，六子三女一个孙子的大家庭。他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守口如瓶，但作为明朝皇室的嫡系子孙，他最终也没能摆脱那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按皇家的传统，在为所有的儿子取名时以“和”字排辈，最后一字都为带有土部的怪字。这些举动逐渐为人们所注意，一位念一和尚在浙东起义时便打着他的旗号，终于使这位隐藏了几十年的前明龙种遭到了灭顶之灾。化名王士元的朱慈焕全家被捕，他的妻妾和女儿都自缢而死，男性家人无一漏网。朱慈灿否认自己参与造反，他对主审官说：“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吾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做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叛乱者，必先占据城池，集屯粮草，招兵买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话说得合情合理，而且也确实没有他参与造反的证据，可是，他承认了自己是前明皇子，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康熙皇帝又玩起了多尔衮的那一套，拒不承认朱慈焕的真实身份。清廷九卿审讯之后奏报：“朱三供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14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朱三名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 所有明末清初的史籍都记载崇祯第四子并没有在崇祯14年亡故，而已经事过60多年的老太监且不说是真是假，即使是真，又如何认得当年的皇子？可惜，杀机已现，断难挽回，这些连康熙自己都骗不了的证据就把“王老先生”朱慈焕全家送上了黄泉路，朱慈焕凌迟处死，所有子孙除死于狱中的，全部斩立决。（以上载于《鸡林旧闻录》和《清圣祖仁宗实录》） 至此，崇祯皇帝的子孙彻底被消灭，而且全都是以不是他的子孙的名义被消灭。清朝皇帝一直在高唱举逸兴绝，善待前朝帝裔，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宽仁大度和守礼好古，康熙皇帝还表示过：“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受以职衔，裨其世受祀事。”但当真的前明后裔出现的时候，便开始“叶公好龙”了，都聪明的用不承认身份的办法来食言，我是说过要保护善待你，可是你不是你，所以我杀你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统治者历来都用这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伟光正，我是说过要虚心纳谏，但你说的不是忠言，是诽谤今上，所以你得死；我是说过要人人平等，但你是敌人，所以不能用平等来对待你；我是说过要提倡清廉，但你清廉是在沽名钓誉，所以我要整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承诺所标榜的经常改变，而伟光正是不会改变的。 倒霉的钦差大臣 〔文／张泳〕 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咸丰皇帝心急如焚，派出名将林则徐担当钦差大臣出征剿灭，林则徐本来在拉肚子，连日行军病情加重，出师未捷身先亡，不幸死在了半路上。皇帝只好再派钦差大臣，此人叫李星沅，湖南湘阴人，几个月前皇帝召见朝中文武官僚，李星沅表现不错，除了陈述自己为官的政绩外，还流露出浓郁的仁爱之情。正是他的仁爱被咸丰看中，派人给正在家中为母亲做寿的李星沅送了几支东北长白山特大人参，以示皇恩，同时请他出山。 李星沅的仁爱之心，从他对前任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朝廷一帮京官对郑祖琛颇多微词，指责他“老朽昏庸，畏事苟安，尤好佞佛，粉饰太平”，奏折递到皇上，咸丰看了大为震怒，要将郑祖琛罢官，流放新疆。或许是惺惺相惜，李星沅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严厉。郑祖琛在官场上周旋了45年，一层层阶梯向上攀援，官至巡抚并不容易，结局却是以70多岁高龄流放西域，到那荒无人烟的沙漠上去等死。这样的时候，需要有人站起来为他说说话。 要为他说话，首先得弄清一些基本事实。调来卷宗一读，发现郑祖琛确实有几分糊涂。广西太平县有个叫王淑元的同知，为官清正廉洁，在百姓中口碑不错。王淑元的祸事，起源于他缉盗擒贼。风高月黑之夜，一帮盗匪偷袭县城，撬门扭锁，大肆抢劫，末了还放火烧毁了几间民宅。王淑元此时正在太平县城巡视，听说来了盗贼，从床上鱼跃而起，带领手下兵勇追出城门，是夜一共活捉了十名盗贼。 谁知道郑祖琛下狱审案，盗贼齐声喊冤，说是第一次偷东西就被捉住，70岁的老母亲在家可怜云云。郑祖琛平生信佛，心肠慈悲，将十名盗贼一起放了。结果盗贼得势更狼狈，发誓要报复王淑元。他们纠集大队人马袭击太平县城，王淑元和他15岁的儿子被活活生擒。盗匪将这对父子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场地，用刀架在他儿子脖子上，要他交印。王淑元不理睬，盗匪手起刀落，儿子脑袋落地。王淑元亲眼看到此情景，心如刀绞，破口大骂，又被盗匪一顿恶打，拿绳子捆绑起来，布条堵住嘴巴，押着往城外走。途中经过一条河，过渡的当口，王淑元从船上一跃而起，跳入河中投水自尽了。 李星沅掩上卷宗，仰天长叹，身在官场却又心向佛门，是郑大人不幸的根源。身为同僚，李星沅不想落石下井，相反在这种关键时刻，他打算拉前任巡抚一把。在一次向咸丰皇帝上奏折的时候，李星沅提起笔来，在落尾处加了这么一句：“已革巡抚郑祖琛，熟悉情形，请旨允其暂留随营差遣委用……”李星沅没能遂愿，在随谕旨传下的封片上，皇帝亲批了一行蝇头小楷：“速遣已革广西巡抚郑祖琛离营回藉。” 为郑祖琛送行那天，李星沅多喝了几口酒，目送郑祖琛乘坐的轿子沿着河道走了一段，绕过一片树林，消失在远方村落的烟霭之中，李星沅心中升起无尽的感慨：但愿老天保佑，不至于落到郑巡抚的下场。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身在官场，很多事身不由己，由于战事连连失利，加之官场同僚间相互制约，不久他就吞金自杀了。李星沅是聪明人，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深谙其中的玄机与杀机，在皇帝尚未来得及追究之前，选择死亡无疑是最好结局。咸丰果然没多作追究，依照惯例，予以饰终之典。 李星沅之后，受命钦差大臣的先后有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结局都不美妙，不是被清廷革职问罪，就是直接被太平军斩首。这些走马灯一般上任的官员，曾经长久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是面对太平军，他们的命运犹如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间从云端跌入泥淖。这些清廷官员以自己的跌落和殒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医多不治龙——从《德宗请脉记》看光绪之死 〔文／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龙”。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骙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一、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1908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内，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1908年8月12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1908年9月3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二、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1]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言讫如飞而去。〗 《申报》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2]〗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 当时西医早已传入，但有清一代，除康熙外，其他君主都不大相信西医，光绪医疗过程中亦有过“西法调治”之说，可惜浅尝辄止。御医力钧兼通西医，其脉案却累遭皇上驳斥。 以光绪的高级囚徒境遇，其用药也确有被忽视的情况，曾令他大动肝火：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峻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与我吃，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药。”奎唯唯照办。〗 在慈禧降旨实行“医改”的同一天，光绪也交下太医院医方二百余纸及病略一纸，并有谕旨： 〖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今日勿开，以五日为限。〗 光绪在内廷的医疗环境中煎熬多年，此刻想搞一点“民主集中”，类于今日之会诊，要求“尽言无隐”。这可能是他自戊戌变法失败被囚以来，运用“天字第一病号”的特殊身份，所推动的一点微小改良。可悲的是，前者尚属救国图存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只是为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后挣扎。 圣上的病和大清朝一样难治，问题也在于病家讳疾。“两宫”则各有忌讳，令医家依违其间，不敢畅所欲言。杜钟骏初次请脉时，光绪问他：“你瞧我脉怎样？”答曰：“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杜大夫深知：“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杜大夫当时应对机智，点水不漏。待到八月初八光绪要新御医们评议太医院的医方得失，这六人却一齐犯了难。大家群推齿高望重的陈秉钧（莲舫）主稿，陈“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众人皆不赞成，于是又有如下磨合： 〖（杜）乃谓众同事曰：“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则摘他人之短，无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医获咎，贻将来报复之祸，吾所不取。”陈君曰：“予意欲南归，无所顾忌。”予曰。“陈君所处，与我辈不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不能不取稳慎，我有折衷办法，未悉诸君意下如何？案稿决用陈君前后不动，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前医矛盾背谬，宜暗点而不明言。”众赞成，嘱拟作中段，论所服之药热者如乾姜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如大黄枳实；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应有尽有，可谓无法不备矣。无如圣躬病久药多，胃气重困，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众称善，即以公订方进……〗 一怕得罪两宫，二怕太医报复，三怕牵连保举人，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已经决定了治疗的结果。陈莲舫入宫早于他人，深知积弊，已不打算敷衍下去，因而“无所顾忌”；其他人受本省长官保荐而来，有人事上的牵扯，则不得不有所顾忌。中医历来注重调和，最后只好请杜大夫来当“甘草”，既以“应有尽有”粉饰以往的谬误，又把问题推给病家的“病久药多”，正所谓：面面俱到，不可救药；体制如此，皇上必死。 这时的大清朝，已如同光绪一样行将就木。为挽救覆灭的命运，朝廷于两年前宣布了“预备立宪”；这一年的8月27日，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对于重病中的光绪而言，无异是一针政治上的强心剂，七天后他公然对太医院医方提出了抗议。这种内外的互动虽十分微弱，却也在死水面上掀起了几缕微澜。 自同年6月起，《申报》就不断披露光绪的病情、脉案，颇类今世国家元首临终前之“病情公告”。这在当时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闻自由”，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杜钟骏记述了宫廷中对此的反映： 〖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禄，嘱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调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匮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胃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谓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 号称满官“开明派”的端方真会裹乱，竟在皇上病入膏肓之际提倡“医疗民主”，引来各地儒医、郎中们的“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这些隔靴搔痒之举，只落得慈禧“一笑置之”；亦曾有人上书指摘用药不当，已入内廷供奉的新御医们，当然也不会买这些同行冤家的帐。 【三、医龙治国，气数两终】 依靠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即便延长了医疗周期也是徒劳。头班两医官请脉两月，药石罔效。转眼到了太后“万寿”前夕，内务府大臣奎峻向杜钟骏透露：“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11月10日（夏历十月十七日）夜，杜钟骏忽被急急传召入宫请脉，告以“皇上病重”。他赶到瀛台涵元殿，只见光绪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杜大夫诊脉之后，知道病人行将不起，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此时周景焘等已先后请脉，焉有不知大限将至之理，但未敢明说，皆以“棘手”等语搪塞。杜钟骏一语道破，立即引起内务府大臣继禄的恐慌： 〖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辈亦担当不起，最好回明军机，两不负责。”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按：即载沣、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回：“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来，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回：“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 在作出“两不负责”的处置之后，光绪病情大渐，“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逐渐进入弥留状态。朝廷连发两道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3]“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4] 大约由于丸药不如汤药容易识别成分，明清两代又都发生过君主因服丹药而殒身的故事（万历死于“红丸”，雍正的死因也与“炉火修炼”有关），因此“皇上病笃之际，皇太后有谕曰，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后来慈禧弥留时，医官施焕欲用乌梅丸，“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于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 11月14日（夏历十月廿一日）光绪驾崩后，“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次晨召施、吕二君（施焕、吕用宾）请脉，约二小时之久，施、吕下来，而皇太后驾驭西归矣。”据说慈禧曾发过“我不能先尔死”的毒誓，如今她笑到了最后。这对母子君臣的一世恩仇，就此永远了断。三年后，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帝祚龙脉，也被辛亥革命斩绝。 征召地方名医进京请脉，不能不说是对太医院垄断地位的一点突破。但名医入宫成为御医之后，不仅受内廷体制的制约，还有太后、大臣、同僚乃至光绪本人的牵制干预，最终无所作为，眼睁睁看着三十八岁的“万岁爷”盛年崩逝。三天后，地方举荐的名医们被降级留任，太医们则革职戴罪效力。 《德宗请脉记》由小见大，从医家的视角昭示后人：帝王之家富有天下，医疗条件全国第一，但如果死守体制不变，人人不敢负责，再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真龙天子。 医道亦如国道：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瞻前顾后，弊病交摧；病入膏肓时才想起改良，名医束手时还不许说出真相。封建王朝的体制“向来如此”，光绪焉得不死，大清焉能不亡？ “生于末世运偏消”，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主张政治改革的君主，光绪饮恨而终的命运令人扼腕；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早在十年前就已错失，覆灭是无法挽回的。晚清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光绪的命运，就是大清的国运。 历史上的武训其人 〔文／秦大路〕 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1】 武训是清末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以示朝廷对他创办义学来训导贫苦学生的支持和鼓励。 武七自小家境贫苦，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然而在当时，就武七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 14岁后，武七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了领工钱的时候，大户人家伪造了一本假帐，欺武七不识字，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气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场，在破庙里一连三天不食不语。思量之余，武七方悟以往受尽欺辱，皆因吃了不识字的亏。他又想，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标，武七便以贯穿其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目标。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旷古未闻，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乞丐，不图名，不为利，抱有这样的大志，固然值得佩服，然而，这个志向对他来说是不是过于“远大”？可以实现么？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2】 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虽有人质疑武训受赏黄马褂一事的真伪，但武训为朝廷隆重嘉奖、为时人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清王朝当时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这使得武训和他的事迹倍受当世瞩目。根据《清史稿》宣统本纪的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除了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外，梁启超先生还专门为他撰写了十分精彩的《兴学节略》，以资表扬。梁文中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文中最后总结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梁启超乃当时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又是知识界泰斗，在他的倡导下，武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瞩目。张默生《异行传》里也专有义丐武训一节，宣传他的事迹。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茸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解放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人物，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纪念会。两次纪念活动前后呼应。对于推广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即1951年《武训传》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清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甚至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敌占区里，武训都是正面的、被赞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这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尽管他是个文盲加乞丐，他的独醒和先觉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也许过于质朴和简单。 本质上，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尽管任何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武训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 当时没有人会把武训精神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行乞来办学才是武训精神的真谛。事实上，人们把当时一切对教育有所助益的义举和做为都称赞为具有武训精神的行为，并把那些竭尽全力推动民族教育的人称为武训式的人物。 【3】 有一本书，名为《武训先生画传》，后来直接促成了电影《武训传》的诞生。《武训先生画传》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泽于1938年绘制而成。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1943至1945年间，曾印刊至第六版，并译成英文对外出版发行。1944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电影中的武训将由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国共相争时期，孙谕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这个剧本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经过了数次大的修改。 根据1986年孙瑜先生的撰文《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其中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当时上海电影管理处的一位领导看了剧本以后说：“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于是，电影开始的镜头从清末的武家庄变成了解放后（1949年）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这个小学校正举办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由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用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语调，对底下一群新中国的小学生们开始讲解武训老人的故事。尊照领导的指示，影片必须“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做了一番总结陈词：“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调定了以后，影片里的各种艺术形象也做了改动。武训在清末的社会里原本是一个苦大而仇不深的贫苦乞丐，在《武训传》电影里，武训完全变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戏份，另外还特意增加了武训被地主阶级的帮凶“狗腿子们”毒打的情节。后来在中南海给领导放映的时候，周恩来特地要求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尽量符合武训当年实际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荧幕形象周大，这个周大和《洪湖赤卫队》里那个头脑简单、只会蛮干的游击队长刘闯有些相象。周大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条农民起义道路。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周大对武七说：“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农民起义给他留下的印象都是败亡的结局，武训说：“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领过咱们堂邑、寿张、阳谷等县的王伦，他们都是杀人魔王啊，最终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就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周大被武训说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 这段对话和情节很自然的成为后来《武训传》受批判时非常重要的罪状之一，这里且按下不表。电影里还有一段重要对话。参加农民起义后的周大对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同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会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则是排满。可见不同的内容面对不同的解读者的时候，会被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涵义。同样，武训和周大的这个对话在后来被认为是发轫于社会底层的改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一次交锋，影片“错误的鼓励了兴办义学的改良主义的进步意义竟然远远高于受压迫民众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 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根据孙瑜先生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当时，影片还在中南海专门放映给中央首长看，看完后，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影片公映后观众和知识界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类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专门在报纸上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表示要把“武训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4】 历史飓风起于青苹之末。虽然电影《武训传》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文艺作品，虽然报纸上发表的各界对《武训传》的各种好评也不过数十篇，虽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训传》已经度过了平静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后，一场暴风骤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节拍迅猛袭来。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篇社论不谛是一个旱地惊雷。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大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相呼应。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踊跃参加，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年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重头戏继续上映。几乎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营影业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时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名称。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旧貌换新颜”。悲哉！叹哉！从此武训这个名字便只能出现在黑名单上了，“但愁前路无知己，今后谁人能识君？” 很明显，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而且执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决策者的意图。《武训传》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并且它在拍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牺牲原著和武训本人真实经历的修改，尽管如此，它还是逃脱不了被政治“版砖”迎头痛击的命运。 这场政治“大片”的演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高潮继续向前推进着。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的文章吹捧江青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当过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当他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他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当地干部赶紧对他耳语：“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后来调查组再问时，老人便说：“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谁了，牵连了武训，害了他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我们可以从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训传》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训传》大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口诛笔伐，但在后来运动中，口诛笔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为主要的手段。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命运，实际上从《武训传》大批判开始，就早已经注定了。 十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5】 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大路借来做为此文的结尾。 “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人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忆李陵 〔文／蒹葭从风〕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李陵 李陵是当权者手中的一枚被遗弃的棋子。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帝王却在等着他战死，所以，他的命运其实没有什么多余的选择。不过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老是和赫赫有名的陇西名将李家过不去？ ——题记〗 李陵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军人家庭，从出生起就注定背负祖先那沉甸甸的光荣与梦想——他的先祖是千里追杀并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的秦将李信，他的祖父是让匈奴为之胆寒的飞将军李广，他的父亲是曾经怒击天子信臣韩嫣受到汉武帝赏识的李当户，他的叔叔是率领数百骑兵横贯匈奴数万大军的郎中令李敢…… 陇西李家真是一个被诅咒的家族。看看李家的人都是些什么下场吧：李陵的爷爷飞将军即使有国际知名度，可又有什么用？终其一生也没有遇上和匈奴单于正面交锋的机会，因为一个平常的军事上过失在悲愤与失望中自刎；李广去世后，李家唯一因军功封侯的李蔡（李广的从弟）获罪自杀；李陵的叔叔李敢从小随李广出征，骁勇过人。对父亲的死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是卫青在出征时部署不公造成，血气上来竟然失手打伤了卫青，卫青并没有对外张扬，但和李敢一样血气的霍去病却不干，一次陪天子的围猎中，从背后放出致命一箭，最有李广遗风的李敢就这样倒下了，没有倒在匈奴的马蹄下，却死在了同胞的暗箭中…… 汉武帝喜欢用自己人是出了名的——外人不放心啊。卫青：皇后卫子夫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去病：卫皇后和卫青大将军的外甥；他们相继过世后还有另一个大舅子来接替，就是李广利：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尽管他要比卫青、霍去病逊得多…… 所以，李陵，他肩负着光复李家将门的使命，要完成几代人渴望完成的目标，军人需要的是铁血和荣誉。他的想法其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了，他的年龄又能世故到哪去呢？最后出征前他只有27岁。 人们对其的感情是痛恨还是同情？抑或二者兼有？李陵之争自古皆有，为什么对他的定位这么难？是啊，难怪有人说，如果试图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忠奸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李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典型。毕竟，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汉奸”这一称号的人。 古文惜墨，关于李陵的记载不算太多：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此时的李陵的已经是个少年有为的职业军官，前途光明，长风破浪、直济沧海似乎近在眼前。然而，“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在这次战斗中，李陵被分配给贰师将军李广利管后勤辎重。显然，汉武帝信任的是他的亲属，单以李陵的才能和气魄，惟领军冲锋陷阵恐怕比较适合发挥他的特长，何况，在他血管里流动的是好多代的军人血液，真正的职业军人只钟情于沙场。打个比方，在别人激战的时候，你任命巴顿将军去看管某个安全的仓库试试？我要是李陵我都郁闷死了？他的血又怎能不沸腾？汉武帝说：这次发的兵多，是不能给你骑兵了，报国心切却又不谙世故的李陵血气一上来，就向汉武帝“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甚至还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说实在的，这股气势和霍去病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没有人家的历史际遇好啊。 汉武帝在惊讶的同时或许也有一些赞赏，心想那就不妨试试看，权当实验品好了，毕竟李陵只是一个分量并不重的角色，即使牺牲掉了也不是那么可惜——很多时候，在你眼里重于生命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就轻若鸿毛。 武帝让强弩都尉路博德作为李陵的接应，但路博德上了一封别具深意的奏疏：“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猜疑的武帝“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之下命令李陵出军的同时撤回了接应的部队。天汉二年秋，李陵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带着光荣与悲壮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这应该在汉武帝的意料之中。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的消息，汉武当然知道，但他懒得为其劳师接救，竟然为了让李陵尽快战死，了结这件事，“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不久，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 李陵的五千步兵击退了匈奴八万人马，他短暂的军事人生已经闪耀出辉煌的光芒，多少给人一点安慰。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实乃无奈之举。李陵很可能当时心存一念，效仿赵破奴的假降，期望有一天率部归汉，汉武帝大概也想到了，曾派人去接应，但谁知竟找了一个李广利的亲信、李广的仇家公孙敖。公孙敖回来就说，李陵降了，还替匈奴练兵呢。把李绪说成李陵，有意还是无意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赤胆忠心的李陵未能如愿，全家被诛，为他说话的也获了罪……李陵的心碎了，永远地碎在了长城北岸。 我的脑海中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大漠的流沙，草原的长风，李陵的身影被血色的夕阳浸泡。惨烈的战斗后，他终于放下了武器，放下了军人看作生命的尊严。我要是他，那最后一场战斗的场面必然永远定格在心里。 李陵在匈奴住下了。这二十五年究竟是怎么过的？哦，对了，据说前六年是在亡命中渡过——他杀了大阏氏宠爱的李绪，就是那个让他被冤枉的倒霉鬼。李陵此举多半是找出气筒，不过，这六年也一定不好过，比在贝加尔糊边牧羊的苏武好不到哪去。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关心李陵在他的后半生到底是怎么过的……无所事事，苟且其百死之身？还是平淡地做了他的右校王？他和匈奴的居次过的好吗？他们的混血孩子们会说汉话吗？（似乎在哪本不大可靠的书上看到：今天外蒙有一支部族，自称李陵的后代，真伪待考。）他和汉人打过仗吗…… 说到汉匈战争，史书记载他仅参加过一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浚稽山就是当年李陵最后与匈奴决战的地点。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再加上那场足以让他刻骨铭心一生的战争，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是再熟悉不过了；以五千步兵对峙八万匈奴人马的汉将李陵，这次以三万对三万，就算长年赋闲、疏于兵事，也不见得退化得这么快。“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寥寥数语，未作任何猜度平叛，有心人自己去想像吧。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八岁的汉昭帝继位，三公辅政（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知道李陵的遭遇和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几番起伏，故国如梦，李陵苦笑了：“丈夫不能再辱。” …… 元平元年（前74年），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真正大汉名将的李陵终于病死在遥远的蛮荒之地，实践了他“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李陵的名字在我心里是和“悲”字相连的。悲什么？悲壮？不是；悲愤？不是；悲惨？更不对……不过每次都有一股强大的悲从心底腾起。 悉数李陵之悲： 其一，一生的抱负理想被彻底颠覆，成为李家最大的悲剧，陇西将门李氏自此被历史的大河吞噬。唯一安慰的是——好了，从此李家再不会有人被诅咒了…… 其二，效忠无门。自古为人臣者，都知道自己是当权者手里的棋子，并不以为怪。不过李陵这颗棋子，没下几步就被莫名其妙地牺牲掉，连舍卒保车的份儿都没有。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人等着他战死，好悔棋走下一步；他遗传了祖辈的军人豪情，但连“飞鸟尽、良弓藏”的经典模式都没有轮到…… 起三，连续栽在自己人手里：李广利的故意为难、路博德说不清楚意图的算计、叛徒军侯管敢的出卖、公孙敖的恶意诬陷、武帝的苛刻与无情——杀陵全家，连为他说了几句话的太史令也因此受了腐刑。漠北苦寒之地也不过如此啊。 其四，就得问李陵自己了。诅咒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诅咒他永世不得安心。李陵就是这样。前半生的抱负与追求已经颠覆、理想无情破灭，他将在固有价值观和现实冲突中煎熬。 回族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李陵可不是理直气壮地选择了这样的正道的，汉人的心最微妙，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伦理良心的煎熬——特别还有一个刚烈的苏武在不断刺激他。 我牵挂李陵，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选择战死或自尽，如果他选择了一了百了，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其实也正是汉武帝为他设定的归宿；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降作他国臣民，就像明末的洪承畴，破罐子破摔那倒也简单。 然而李陵都没有，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极为尴尬的路，似乎是为了让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但这条路对他而言前不得后不得，至为难行……不过，在那个铁血大义的年代，我从他的身上，隐约看到了一点难得一见的生命之光。 有一本写李陵的小说，它的结局我比较喜欢，借来给我做个收尾：李陵的好友苏武还朝后，宦海沉浮是经不起了，于是归乡赋闲，茕茕一人，以编卖藤筐糊口，打发残年。那是一个阴雨的秋夜，凉意甚浓，苏武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一张小帛条，是今早卖筐时候一个年轻的胡人塞给他的，由于招呼别的客人，没来得及和他说什么。苏武昏花的老眼终于努力辨出：“先父李陵六月丙寅于姑居水病逝”。苏武沉默了一会儿，喉咙里呼噜了几声，流下两行浊泪…… 王韬的挫折人生经历与近代知识分子命运 〔文／沧浪云〕 吴中之地，风景秀丽。一望无垠的碧绿水田，蜿蜒不息的涓流，以及古朴典雅的建筑，构筑成一幅安宁祥和的江南画卷。而古镇甫里（今江苏甪直镇）便是这美丽画卷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甫里地区不仅拥有着迷人的风光，而且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汇聚之处。自唐以降，皮日休、苏东坡、赵孟頫、高启、刘基、归有光、吴梅村等名人大家都曾在此生活或隐居过。可以说，甫里镇自古以来便是地杰人灵之地。 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一位在近代中国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在这个江南古镇诞生了，他就是王韬。不过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 从出生那天起，王韬便开始自己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概而括之，他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显得那么偶然而必要，构成了他多采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向传统说“GOOGBYE”】 王韬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其科场失意，而后被迫佣书西舍的经历，从此之后，这名乡间秀才开始摆脱封建文化大磁场的吸引，成为一颗充满新思想的离子。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时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权的唯一途径，也是衡量他们才能大小的唯一社会标准。一个读书人要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本事，或者要想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就必须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王韬出生于诗书之家，从小就饱受封建传统文化观念、价值观的熏染，同时在父辈们的重振家业的督促下，不得不沿着科举的道路向上攀登。 王韬少年时期十分聪慧，17岁便将秀才揽为囊中之物。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坐船前往金陵应试。金陵乃六朝金粉之地，而十里秦淮更是商女云集之处，到处是一派灯红酒绿、腐化奢靡的气象。王韬一行恰巧投宿在秦淮河钓鱼巷龚家，周围尽为青楼欢娱场所，弦管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氛围令王韬等人早已心猿意马，一点儿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了。不久，他们便将圣贤文章远远地抛到一边，一同走街串巷，寻花问柳去了。 临考前的放纵作乐只会带来名落孙山的结果，这无论对于王韬本人还是其他家族成员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家之后，王韬变得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他一见到笔墨、书籍一类的东西便心惊胆颤，好多天都呈现出精神恍惚、似醉非醒的状态。 然而，贫困的家境不容许王韬终日呆在家里唉声叹气了，弱冠年纪的王韬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20里远的锦溪教书补贴家用。在锦溪，王韬的生徒只有二三个幼童，教书所得收入少得可怜，这更加重了他消沉悲观的情绪。于是他和周围一大堆同样是科场失意的乡间秀才们整日里与酒为伴，消磨时光，纵饮成风。王韬贪恋杯盏可以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在三更半夜叫妻子起来为自己“剪冰芹烹雪水”以作斗酒之用。 酗酒不仅给王韬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而且他放荡不羁的纵饮也招致乡里众人的反感。应当说，王韬的放浪形骸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其怀才不遇之后内心苦闷和压抑的一种外在的宣泄。如果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发生变化，王韬也许就如同中国历代千千万万个落魄文人一样终生沉沦下去。恰恰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古镇甫里的宁寂，也为众多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迥异于科举仕途的谋生手段。王韬也因此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涡流中，他的一生也由此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不管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渐渐地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而西方国家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打开了几个缺口，也就是《南京条约》中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随之涌进的就是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它刺激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般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使上海与周边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纽带开始断裂，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从而促使众多失去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农民开始前往上海寻求新的谋生途径。源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王韬开始踏上闯荡上海的历程。 1849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王家生活的经济来源失去了保障。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全家生计的担子。起初，王韬仍旧希望通过在甫里教书来维持日常开销，但是“设馆授徒”所得收入无论如何都不能填饱一家老小三代人的肚子，况且，1849年江南大灾，米价暴涨，更进一步加重了王家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一局面，王韬只有外出寻求其他的赚钱门路。恰巧此时上海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需要一名中文助手，派人邀请王韬赴书馆工作。已被贫穷逼上绝路的王韬出于无奈，在短暂的思索之后，终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 初来乍到，王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一名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熏染的文人，他离乡赴沪，帮助传教士译书，是违背自己长年来所信奉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他的这种“卖身事夷”的举动也必然会招致家乡亲戚朋友们的指责，一时间“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另一方面，墨海书馆的薪金毕竟比在家乡教书丰厚，况且家庭负担沉重，也不容许他有别的想法。因此，王韬只能忍受暂时的困顿，沿着这条被封建士人们所不耻的道路走下去。价值观念与生存需求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王韬的内心如同火烤针刺一般，异常得痛苦。 许多事情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随着翻译工作的日益深入，王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和体会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真实差距。这些都促使他开始放弃夜郎自大的姿态和陈腐守旧的观念，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其思想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把西方人视作野蛮未开化的人种，而是把他们看成同中国人一样的文明种族。另外，他还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在著作中一再呼吁中国人应当留心西学，放下盲目自大的心态，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的十三年时光，是他从一个乡间落第秀才向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人转变的最初阶段，为他成为维新思想的宣传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和精神磨练的机会。 【二、跟世界拥抱】 王韬的第二次人生挫折更是极具戏剧性，他有意作了封建社会的叛徒，无意间却化为新世界的宠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填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的亏空，巧立名目，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盘剥勒索。为了反抗清廷的横征暴敛，穷苦百姓们揭竿而起，掀起了绵延不绝的武装暴动。1851年1月，洪秀全借用西方天主教教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太平军北征东讨，一路高歌猛进，很快便占领南京，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而在王韬居住的上海，也爆发了由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 正在清政府为应付内乱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侵入北京，将“苦命天子”咸丰皇帝赶到了热河。而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们更是向侵略者屈服，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内忧外患激发了王韬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也令他早年怀有“大丈夫生当成功立业”的志向再度复活。他接连上书清朝大吏，系统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困境的主张，以期能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得到赏识提拔的机会，一展个人抱负。 然而，他的一封封书信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面对清政府的冷遇，不甘寂寞的王韬实在是心又不甘，于是他将矛头一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了一次冒险活动——充当起太平军谋士的角色。 王韬与太平军发生接触，并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起先王韬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仇恨，只是一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敌对阶级武装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要是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讲，王韬祖上和他自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骤然衰败，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卖身事夷”的经历更是他对既得利益集团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受朝廷恩典的幻想的破灭，他原先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胆起用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再度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乘胜追击，举兵东征，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1860年8月，李秀成部下蔡元隆、郜永宽诸人部队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先锋直逼英法租界，几乎上海已是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地主、富贾商人们视太平军的到来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纷纷典当财产、举家仓皇向北方逃难。而王韬却在此时反其其道而行之。既然得不到清政府的垂青，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的陪葬品，何不来一次政治赌博，向太平军示好。更何况与他经历相似、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一起共事过的洪仁玕，如今已跃升成为太平天国的干王，总理朝政，权倾一时。这令王韬羡慕不已，同时也对太平天国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产生了好感。 1861年冬天，因为老母亲病危，王韬回乡探视。当时甫里正处于苏福省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王韬便有机会与太平军官员进行接触。通过地方乡官的介绍，王韬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权献计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希望他看后能够转交给忠王李秀成。 可惜的是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策略已定，加之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军务繁忙，把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军营之中，没来得及将此书进呈给忠王。所以实际上王韬的再次上书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后来。1862年4月4日，清军副将熊兆周率领部队并联合洋枪队会攻上海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刘肇钧抵挡不住，带军败退。清军在占领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立即上呈中央。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要求迅速缉拿王韬，严加查办。 得知遭到通缉的消息后，王韬先是潜伏于昆山乡间，密而不出。后来在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的帮助下，派人把王韬接回上海暂避风头。不料王韬的行踪被清廷察觉，很快就有衙门差役到墨海书馆捕人。慕维廉等人又将王韬送到更安全的英国领事馆内。这个时期的王韬显得着实狼狈，终日里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而老母亲也在此时撒手西去，自己却不能亲自为其收殓送终，这件事情也令王韬抱憾终生。他的不幸遭遇恰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摆脱了清政府的追捕。王韬为自己的这次“越轨”举动付出了远离故土、流亡异域的惨痛代价。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逃至香港之后，王韬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发达。 后来的欧洲之行更使他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洗礼，这在他思想发展历程上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禁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王韬失去了旧的一切，却与新的世界相拥抱。他终于完成了个人思想质的飞跃，转变为一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透过王韬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在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路途是多么的遥远，打通中西间交流通道的努力又是多么艰辛。要么作为别人鄙夷的“留学生”，如容闳；要么成为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汉奸”，像郭嵩焘；要么狼狈不堪的沦为流亡海外的通缉犯，这正是王韬的道路。在一个缺乏合理平等开明人性化文化传播制度和习惯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往往会被拘束在传统文化的茧壳里面，即使偶尔会有新文化的逸入，也难以长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的文化大树。只有炮火、奴役才会使人们惊醒，促使大众开始了解外界，像王韬这样得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各种机缘巧合才促使一个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出现。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谁会踏上沦落天涯的苦命之途？因而，很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落伍于时代，甚至逆潮流而动，自身虽然有原因，但是，最应该被诅咒应当是可恶的文化专制制度，毕竟人们头脑中的种种观念都是通过制度的途径移植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也算是在文化单向流通中的幸运儿。 历史解读篇 隐藏在正史后面的阴谋论 〔文／马伯庸〕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杀费文伟的那个郭循，其实是个有来头的人。姜维在进攻西平的时候，将任魏中郎的郭循捉获，后来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足见此人用心良苦，先以恭顺态度取得蜀国的信任，然后再企图刺杀刘禅。最后虽然刘禅没杀掉，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最后连魏国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郭循的费祎刺杀行动，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出手的时机，都拿捏的非常准确。很明显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的。无论如何，这都并非是一起偶然事件。在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最初将他带进蜀中的人，恰好正是姜维，而郭循的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死士的行为模式：他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两条证据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郭循出于自己的想法（刺杀汉主），也答应与姜维合作，于是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协议。郭循一面表面上表示恭顺，并得到了左将军的高位与高层的信任，一面暗中伺机刺杀汉主（这个想法姜维也许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会认真去阻止）。当他发现机会实在太少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信新附太过”的政界一把手费文伟，而这正是姜维的初衷。结果岁末大会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西晋一次盗墓事件说起…… 〔文／悍马狂飙〕 这是一部在地下沉睡了500多年的史书，当战国时代魏国的那位史官在用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冷酷的笔触写下这部史书的时候，他必定不会想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却成了颠覆儒家主流史学话语的惊世之作。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也有种说法为太康元年或者咸宁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有人盗掘魏国古墓，结果发现了一大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统计有十几万字，这就是对后世学术史有重大影响的“汲冢书”，西晋政府相当重视，派一批学者进行了整理研究，从这批竹简中整理出来的就有这部著名的《竹书纪年》。 这部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了从皇帝到战国魏襄王20年（前299）之间的历史，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编年体通史。其记载能与甲骨文、金文、《史记》、《春秋》等多方面的资料相印证，真实可信，并且能够纠正现存史书的谬误，如《史记》中关于战国年表中的混乱错误，后世史学家通过《竹书纪年》重定年表，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不可或缺的主要依据。《竹书纪年》的出土和整理，还刺激了晋代史学的发展，编年体史书大量出现，比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等等，史学彻底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在南朝时成为独立的学科，《竹书纪年》在晋代这一学术转变中与有功焉。 然而更大的意义是：《竹书纪年》的发现，是对以儒家历史观为根基的春秋——左传——国语系统和后世的《史记》——《汉书》系统的一次重大颠覆（《史记》作者司马迁虽然并非儒家，但其历史观受儒家影响至深却是事实）。根据《晋书·束皙王接列传》记载，与后世儒家经典大异的有：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是对儒家的上古史学体系的一次八级地震般的颠覆。原先被儒家形容得穆穆雍雍、和谐谦让的所谓“禅让”，竟然是“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其实这也不是儒家的谎言第一次被揭穿了：“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难》） 商代的伊尹是有商一代著名的辅臣，儒家的历史评论中是这样描写他的：新继承王位的太甲不听伊尹的劝谏，暴虐乱德，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自己摄政，后来太甲悔改从善，于是伊尹将他迎回而授之政（《礼记·缁衣》）。伊尹也就这样成了贤相忠臣的典范。然而《竹书》一下揭穿了这个天大的谎言：伊尹想篡位自立，于是监禁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的太甲找机会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将一个篡位谋政的枭雄说成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儒家史学在这里简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没有人怀疑，以厚黑学闻名于世的李宗吾就对儒家的史学体系提出过质疑：“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仅仅用“礼崩乐坏”来解释恐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真实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依照我的理解，或许有部分原因正是对自己“春秋笔法”的某种愧疚。 欧阳修自负“上法春秋”，在《新五代史》唐本纪上赫然写着“契丹立晋”，成了后世的笑柄，春秋笔法误人，一至于斯。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这是儒家史学观给传统史学带来的恶果之一。 《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我们考察一下思想潮流的转变趋势就会得出答案。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名士们看到《竹书纪年》会有多么高兴，早在出土整理的过程中，许多的晋代学者，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自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儒家思潮已经在魏晋时期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玄学与印度佛教大兴其道，《竹书纪年》恰恰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又给了儒学的历史系统一记闷棍，此后三百年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竹书纪年》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顺利得以传承，直到唐中期以前，儒家思想虽有起色，但更吸引士人的无疑还是禅理精深、体系严密的佛学，《竹书》自然可以流传，但自从韩愈举起“道统”的大旗之后，儒学复兴，“起八代之衰”，在宋儒吸收了佛教严密的论证方法之后，儒学在宋代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虽有矛盾，但在维护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本目的上则肯定是一致的。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追寻《竹书纪年》的流传与亡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本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著作在历史中的浮沉，让我们反思史学在儒家独白话语体系中有意模糊甚至歪曲的历史真相，为后人修史、探索历史的真实带来启迪。 把人放到油锅里 〔文／吴越之水〕 据说地狱的第九层是油锅地狱，把人放进油锅里反复的煎炸，看你下辈子还敢不敢作坏事。听起来很吓人的，不由的想起炸油条时的情景，仔细一想也无所谓，现在人一死就烧成灰了，灰飞烟灭而已。再说真到了天堂也未必舒服，见了熟人免不了要寒暄几句，对方说恭喜恭喜，你说同喜同喜，各自心里却在嘀咕：他凭什么到天堂来。 虚构中的事情暂且不提，历史上确实有把人放进油锅中炸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宋朝，被放进油锅中的人叫曹纳。宋朝人王铚在他的《默记》中记载了这件事，王铚是读书人用的是文雅的语言，叫做“烹之”。 这件事还得从曹纳的叔叔曹利用说起。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战时，契丹和宋朝议和谈判，宋方的态度是每年给契丹一些银子，权当送钱免灾，曹利用是宋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曹利用请求真宗给个底价，真宗说，当然越低越好，实在没办法一百万也行。曹利用一路辛苦和舌战契丹就不说了，单说双方达成意向之后曹利用返回澶州准备向真宗汇报。当时，真宗正在帐篷里用餐，不好打搅，曹利用就在外面等着。真宗得知使者回来了，急切的想知道最终答应每年给契丹多少两银子，就让一个小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说这是国家的头等机密，只能当面讲给皇上听。真宗听了小太监的会话还是等不及，让他再去问问，那怕只是个大概。这回曹利用给小太监出了个哑谜，伸出三个手指头贴在自己的脸蛋上。小太监回去后是这样猜测的：三个手指头贴在脸蛋上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一听这个数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说：太多。一年三百万是有些多，不好向祖宗交代。真宗转念一想又说：如果能够了结了这件事，一年给他们三百万也行啊。 真宗的这些话传到帐篷外面，曹利用听得一清二楚，心中暗喜，自己最终侃下的价钱肯定会让龙颜大悦。真宗吃完饭后立即召见曹利用，问到底给契丹多少消灾钱。曹利用要卖卖关子，他做自我批评说臣有罪，答应每年给契丹的银子和绢数量太多。闻听曹利用这番话，真宗更是揪心，急着问：具体是多少？曹利用理直气壮的高声回答：三十万，十万银子二十万绢。真宗那叫高兴啊，三十万只是三百万的十分之一，以大宋的能力不过是小小的意思。曹利用从此便受到重用，逐步升官直至枢密使。 真宗死后，仁宗皇帝年幼，皇太后刘氏和仁宗共同主政，曹利用先是屡次驳了太后的面子，又得罪了一些宦官，因而被人惦记上了。他的侄子曹纳就成为整倒曹利用的突破口。 曹纳这个人花心，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和自己府中的一个丫环好上了，他老婆当然不愿意，就找了个人家将这个丫环嫁了出去。虽说这丫环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了，但毕竟人还在，曹纳也就心不死，时不时的跑到丫环的新家去，丫环的丈夫气的不行。这天，曹纳又到了丫环家中，当时他里面穿着一件儿黄色的小夹襖，这就坏事了。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宋朝太祖皇帝就是在陈桥“黄袍家身”的，丫环的丈夫一看机会来了，就使出一招绝杀技，跪在曹纳面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曹纳一时不知所措，呆呆的站在那里，被闻声赶来看热闹的的人围了起来，整了个人赃俱获。 在当地监军的宦官知道这事后，飞马赶到京师报告说，曹纳身穿着黄袍接受他人的跪拜，这分明是在和他叔叔曹利用一起图谋不轨。于是就在锅中到进油烧热了，把曹纳拉进油锅中炸了。 曹利用也因而受到牵连，在流放的路上被迫上吊自尽。 有人看见过刘太后亲笔写的条子，上面说：“曹利用与其侄儿谋反事，理分明也，须早杀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宋史》曹利用传中说，曹利用之死“人多冤之”。 这种刑法在古时候叫做“镬亨”，《汉书·刑法志》中说：“秦用商鞅……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镬烹这种酷刑是把人放进锅中去煮，但曹纳却是被放进油锅中去炸。在平日的印象中宋朝是个文质彬彬的社会，多姿多彩的宋词，夜放花千树的正月灯会，马行街灯火照天的夜市，种类繁多味道鲜美的小吃，太庙寝殿夹室中那块刻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石碑。甚至在对外交往中也是以谈为主，不像汉、唐那样强犯汉者虽远必诛。真个是“郁郁乎文哉”哈。 提到“郁郁乎文哉”，不由想到南宋时的一件趣闻。杭州有一个地方的乡村教师给学童们讲《论语》，把其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这些小学生便牢记心上认为这是正确的。等到一个老学者前去纠正谬误，告诉学生们应该念“郁郁乎文哉”时，反倒把学生吓跑了。 潘美其人 〔文／远去的牧歌〕 北宋初年，与辽国军队作战的宋军主帅名叫潘美。这个人物，在一些戏曲小说中是以反派角色出现的。直至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潘美是个奸臣，而且是陷害杨家将致杨老令公杨业于死地的卑劣小人。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西边是杨家湖，传说是宋朝杨家将天波府旧址，东边是潘家湖，开封人认为是宋臣潘仁美府第旧址。杨家湖水色碧绿清澈，潘家湖混浊污臭，据说就是因为杨家将世代忠良而潘美是个奸臣。 潘美的资格甚老，周世宗柴荣为开封府尹时，他已是柴荣的手下。周世宗即位后，补供奉官。后来以功迁西上阁门副使。出监陕州军，改引进使。 这个人年轻时颇有志向，“尝语其里人王密曰：‘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他投靠后周政权，与当时同为青年将领的柴荣、赵匡胤等人交情甚厚。 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对潘美委以重任。他担心“陕帅袁彦凶悍，信任群小，嗜杀黩货，且缮甲兵，虑其为变，遣美监其军以图之。” 潘美果然不负赵匡胤的重托，以“单骑往谕”，进入陕军营帐，颇有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气概，用三寸不烂之舌，向袁彦等人晓以大义，“天命既归，（尔等）宜修臣职”，袁彦被潘美打动，心悦诚服，跟随潘美入京朝拜赵匡胤，以示效忠。 潘美不费一兵一卒，为赵匡胤解决了心头之患。赵匡胤喜不自胜，对大臣们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开宝三年，宋军征岭南，潘美为主帅，率大军长驱至广州，斩敌数万计，擒获南汉皇帝刘鋹，“送京师，露布以闻。” 宋灭南唐时，潘美为主帅之一，曾亲“率精锐以短兵接战……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很多人认定潘美是奸臣的原由来自于致杨业战死的一场战役。 实际上对杨业之死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不是潘美。 宋太宗雍熙3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主、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又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护军。与辽兵接战于朔州。 其时辽兵势大，不可硬攻，但护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取。他命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以为不可，说道：“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王侁拒绝了他的建议，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王侁还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王侁显然对杨业存有蔑视之心，他敢于这样蔑视杨业、嘲弄杨业也是有来由的。 杨业原是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刘崇的宠信，赐姓刘，归降大宋后才恢复原来的姓名。 看来宋朝军队中也讲出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杨业之类由敌方阵营归降过来的将领理所当然地要被嫡系所排挤，所蔑视。 杨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服从。他知道此番出征如蹈死地，将行，对潘美等人流泪而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 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 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宋史中说：“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 过了一会，前方探子来报，说是杨业被辽军打败，便带兵撤离。潘美虽加阻止但态度不够坚决。 业力战，果至谷口。望见无人。 其实此时杨业与辽军鏖战，自午至暮，部众已伤亡大半，原以为有人接应，谁知到了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最后力尽被俘，其子延玉阵亡。 杨业悲愤莫名，杨业自投降宋朝后，一心愿为大宋建功立业。却屡屡遭受排挤，一个忠臣，或者想当忠臣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上司和同僚的理解，耿耿此心无处可表，反而被他们所害。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杨业真正是心碎欲裂。 杨业被俘后叹息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辽国将帅都劝杨业投降，被杨业拒绝，绝食三日而亡。 后来民间戏曲、小说说杨业当时是头撞李陵碑而死，李陵是汉朝大将，也因主帅陷害，孤军作战，被匈奴大军包围，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以为李陵尽节阵亡，为他立碑纪念。但不久，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汉廷，汉武帝恼羞成怒，将李陵的家属尽行诛杀，太史公司马迁说了几句为李陵辩解的话，也惨遭腐刑。 杨业与李陵遭遇相同，但是杨业宁死不降，其境界又不知超出李陵几许，民间舆论将他和李陵的故事放在一起，更突出了杨业事迹的悲壮。 杨业死后，宋廷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宋史·杨业传》），评价相当高，并给杨家以丰厚馈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令杨家其余六子都入朝为官。 杨业之死死得壮烈，确实让人感到痛惜。 潘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是如果说把责任全部都归于潘美，这也与事实不符。 这是因为王侁——这个造成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人，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随军护军，负有直接对皇帝提供军情的特权，而不是统帅的下属，潘美对他只能尊重，这也是导致潘美指挥失误的重要原因。 再从潘美和杨业二人的身份和关系看，似乎也难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个人恩冤。潘美是开国元勋，是赵宋王朝建立一代基业的最基本骨干。这样的人物，要说对他宋王室怀有逆志，于大敌当前，自毁长城，陷害自己属下的大将，那是难以想象的。 据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潘美此人为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如《随手杂录》、《默记》中记载，赵匡胤夺取皇位初入宫时，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之，宫女答道：“是世宗的幼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潘美在旁不语，赵匡胤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 潘美于是向赵匡胤要求自己来收养这个孩子，把他抱回了自己家中，改姓潘，取名惟吉，赵匡胤后来也不问，潘美也不复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也在朝为官。 潘美对已经失势的世宗之后存保护之心，可见此人天良尚存。因而说潘美是奸佞之人理由并不充分。现在所说的潘美是个奸臣，仅仅是“戏说”而已，“戏说”是“戏说”，历史是历史，这两者应该区分清楚。 但是潘美是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资格的军事统帅，他应该知道孤军出战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且此行的主要任务只是接应南归民众，没有必要贸然与敌交锋。 杨业的死，虽然出于王侁的胡乱指挥，但潘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发一言。而当杨业出发后，作为主将的潘美，不遵守救援杨业的约定，更不制止王侁等人的擅自行动，自己也随王侁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潘美的作为，有人认为应该从他的嫉妒心理去理解，杨业是位骁将，素有“天下无敌”之称，其在北汉时，就为赵匡胤、赵光义等器重，太宗千方百计将他收服，对他“密封橐装，赐予甚厚”，以杨业“老于边事”，将守防边关重任交予他，他与辽军交战，屡战屡胜，“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业的功绩遭到了宋军中不少将领的妒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潘美素以能攻善战自翊，现在来了一位副手却是“天下无敌”，光彩盖过了自己。 嫉妒是一种低贱的情感，常常会扭曲一个人的心灵。 嫉妒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使他感到自卑和不安全，因而不排除在他潜意识中有让杨业出丑，借此贬低杨业阴暗的一面。这时的潘美仿佛与昔日保护世宗之后的潘美；单刀赴会说服凶悍的陕帅袁彦归顺的潘美；英姿勃发统率大军，平定岭南和江南的潘美判若两人。 可见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优秀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 宋军回朝后，王侁、潘美等人为逃避责任，还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杨业之妻折太君与儿子杨延昭难抑悲愤，将王侁、潘仁美以陷害忠良之罪名告下御状，宋太宗准状，下旨治罪，将王侁、刘文裕罢官，“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但潘美这个人过去对宋朝的建立功劳甚大，他和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私交甚好，赵光义对潘美公然偏袒，仅仅予以贬官三级的处分，而且第二年就官复原职，这样的处分明显不公。当时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民间舆论更没有放过潘美，在以后民间流传的小说和戏剧中，潘美的故事越编越多，潘美被描写成为一个无德无能、阴险无耻的小人。民间甚至传说，他的后代都愧为潘姓，而改姓为冯。 不过查阅《宋史》，有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潘美不在其中，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被说成是奸臣完全是民间舆论的力量所致。这一方面说明当局的处分不公，自有民间的舆论来偏正，而不以史书是否记载为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宋一代，对民间舆论的管制还是比较宽松，对这些毁谤大臣，议论朝政的舆论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一味禁杀打压。 蔡京无反骨 〔文／沙封〕 【一】 《水浒》中的蔡京，我把他当作奸臣、政客来看。但他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一个宋朝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 蔡京在《水浒》中，出场很少，但“生辰纲”、“花石纲”这些事件，他都是源头端坐的那个人。这个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四落四起）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1126）流放病卒于潭州。令人琢磨的是，在蔡京死后三十五年却与岳飞等同一诏书而平反昭雪，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算为落叶归根。施耐庵将这个人物隐写，放在幕后，让蔡京在后来读者的感受里，就如一条隐身在暗处的老黑鱼，让人有高深莫测之感。 然而，后人倾向性在那里，不光是在《水浒》里，官修正史是元朝的《宋史·蔡京传》，野史杂乘是《大宋宣和遗书》、《金瓶梅》等，蔡京总是个祸国殃民的“粉面奸臣”，生前为“太平宰相”，死后却骂为“六贼之首”，这几部书足以使蔡京声名狼藉，遗臭万年。后人从蔡京的书法作品中，不能读出他的阴险奸诈。但是，人们还是用蔡襄代替了蔡京。明书画鉴别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即蔡襄）耳……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由此可见，蔡京说在当时还是比较得到认同的。 以人品论书，我认为很值得商榷。在我看来，书艺受性格影响远大于受品格的影响。 从蔡京的书迹中雄健的用笔和大格局的结体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应该是相当果断、豪迈的，沉着冷静又不失激情，是宋朝的一代枭雄，软弱无能、沉溺艺玩的宋徽宗被他及另几个人操纵着，像演皮影戏一般；无能的宋徽宗需要强有力的手下为他办事，所以他会控制不了局势。 在赞叹蔡京玩味皇家的同时，也不禁为他遗憾：同样身处外患内忧，作为朝廷重臣，曹操能成就千秋风范，而你蔡京却为何沦为人们耻笑的之千秋罪人呢。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吧。 【二】 蔡京一入相，宋朝的丧钟敲响了。激愤的岳飞写出“靖廉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并不能挽救这个政权的肌体千疮百孔，病入膏肓。 何谓“小人”？《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周而不和”、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好行小慧”等等，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百分百的真理。 《听禽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徽宗早在登基之前即对作为诗人和书法家的蔡京充满敬仰。在泱泱大国的冗琐政务中和皇家与官员的复杂关系里，蔡京游刃自如，让宋徽宗感觉不到国家和民众的压力；而蔡京这种人对皇帝不构成威胁，又能投其所好，对上善窥人主之意、曲意逢迎，对下善弄权术、驾驭僚属，充分彰显他在天子脚下的办事能量。蔡京对赵佶大脑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赵佶的过失，从不说一句使赵佶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因此能把赵佶玩弄于股掌之上达二十年之久。他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敌手（如梁山首领）时才露出毒牙。 蔡京在任首相的20几年里，位及人臣，先后四起四落，屡罢屡起。好像宋朝缺了他，就不能正常运转一样。但政客注定只是政客，蔡京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注定他会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这种觅食趋饵的动物本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好的原始动力。政客的政治信念在哪里？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为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喷填赝，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璜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然而这一套，面对宋江方腊却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宋徽宗朝代，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体系逐渐形成燎燃之势，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政权玩垮了，亡国了。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腐败堕落一旦成为社会风气，就像完全失控的下降物体，速度加快，直到政权毁灭。其时，经济命脉上是一片血流不止的创口，自身无法止血结茧，直到血液流尽。蔡京高俅这帮人是献媚脸的大肚耗子，面对皇家的衰落，他们是不会有一点怜悯之心，而口下留情的。 政客和政治家都会追求权力，但对权力的使用恰恰本质上不同。政治家以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一定的道德水准和人类的高贵情操，用手中的权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政客则恰恰相反。自我实现匡时济世，那真是些蒙骗人的鬼话，人生的快乐尽在升官享乐中，因此蔡京高俅害你时，林冲还指望他哪一天良心发现吗。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在大战梁山战役中，蔡京高俅童贯的力量数度合作，这不是政治力量的综合，而是趋利忘义者的组合，让后人看到一个政权肌体腐烂的状态。 在蔡京身上，你看不到鲜明的政治立场，认势不认人，改革派、保守派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其他官员都因时间短促，不能办到，只有开封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又是蔡京，以最快的速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在这么一张蛛结的大网中，蔡京、高俅各处一方，大肆搜刮钱财。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就让晁盖拥有了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的物质基础，可见那是多大一笔钱财。蔡京以采办花石纲为名大肆搜刮天下，直接导致方腊起义，可见给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 政治清明的治世是蔡京惧怕的，国家和政府政令不修，使他们有空子可钻；但他又不喜欢世乱，因为宋江这样的草莽就会起来造反，“替天行道”，所以，借着保卫皇家的理由，对宋江方腊的镇压从来是不遗余力。 《水浒》中蔡府宅院连戴宗都想像不出来，不过我们可以从蔡九知府的回忆中感觉出蔡府的气势宏大。蔡京的两处宅子占地几十亩，在家里天天饮宴，宴请宾客非常气派，要做一碗羹就杀死鹌鹑数百只。一次他留讲义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1300多贯。蔡京又给徽宗大办花石纲，奇花异石，熙宁变法积下的钱粮靡废一空。 一士大夫妾，自言曾在蔡府司厨。夫家一日请她做包子，却作不来，原来她是在蔡府包子厨师中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可见分工之细。蔡京晚年想找一个好老师教其孙子辈，请得新进士张先生，张先生跟蔡京的孙辈们说，你们只要学逃跑一项就行了，别的不必学，你们的父祖辈以奸佞和骄横败坏天下，不久天下将陷于大乱，那时你们只有抱头鼠窜，才可幸免一死。学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孙子们把老师的话传给蔡京，蔡京听了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老师，并向他讨教救助之法。老师说，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最多不过起用人才，改往修来，以补万一，但已经晚了。尚有一丝良知和理性的蔡京听了，为之垂泪，知其所言皆实话。 蔡京儿子蔡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高八斗，深得徽宗喜爱，一日徽宗做上联“相公公相子”，小蔡立刻答到，“人主主人翁”。“主人翁”大概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蔡京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平宰相，中间三度罢相，却都东山再起，最后成为他对手的就是这个蔡攸。 宋江发配江州，“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得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都叫他做蔡九知府。”据史，蔡京只有八个儿子，所谓蔡九属于杜撰，但这杜撰显然有针对性，按清人程穆衡《水浒传注略》等著述的说法，蔡九就是影射蔡京最小的儿子蔡绦。 “蔡九”后来进入中央，红火过一阵。宣和六年蔡京第四次被起用为宰相，已年近八十，老眼昏花，政务实际上都由蔡绦决定。蔡绦上朝时带数十名随从，百官和侍从都对他毕恭毕敬，“由是恣为奸利，窃弄威柄”，行贿的人挤破门槛。小说中的蔡九近乎痴呆，被黄文炳拨弄得团团转，历史上蔡绦肆无忌惮，专权蛮横，宰臣白时中、李邦彦变成跟班，与他不和的长兄蔡攸趁机揭发，徽宗将“蔡九”撤职。 江州劫法场时，蔡九知府毫发未损，蔡京下台后，蔡攸等伏诛，“蔡九”被流放到了白州（今广西博白），他写了一本书记述朝廷掌故和琐闻轶事，因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就命名为《铁围山丛谈》，是宋代重要的史料笔记。但后世学者不以人废言，仍推《铁围山丛谈》为“说部中之佳本”。 【三】 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中的蔡京，在朝廷上和江湖中都能覆手翻云，并可躲过无数次的刺杀，竟然让现在的年轻人怀疑他是不是武学高手。但是，结算的时刻还是在他有生之年来到了。金兵来了，赵桓登台，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认为将国家弄到现在这般地步的，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为恶，不杀蔡京，不足以平民愤。 蔡京终于走到头了，百姓虽然没有看到蔡京“脖子一凉，人头落地”，但他们有自己泄愤的方式，那就是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上，“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王明清《挥尘后录》） 皇家还是能左右这个五朝重臣，蔡京到底是没有反骨，以他的眼光，足以看透当时国家的趋势。他是奸臣，奸在扰乱国家政体，贪图私欲，却从未有过揭竿而起的雄心，终不过是个奸诈的奴才罢了，于是，他的下场注定改变不了。《宣和遗事》载：蔡京“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当时，蔡京已经逃到毫州（今安徽毫县），他身边还带着三个宠姬，一个叫慕容，一个为邢氏，另一个为武氏。就在宋钦宗下诏流放蔡京之时，开封城披金兵团团围住，他们指名索要蔡京的三个宠姬，钦宗便下诏派人到毫州领人。奴才只会事前蒙骗，此时他没有刘邦项羽“取而代之”那大丈夫气概，也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政客仅仅是政客，如果蔡京有政治家的魄力，如曹操般狭天子以令诸侯，或仿效宋太祖那样黄袍家身，不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临别之际，老态龙钟的蔡京老泪纵横，作诗云： 〖为爱桃花三树红， 年年岁岁惹春风。 如今去逐他人手， 谁复尊前念老翁。〗 蔡京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住在城南的东明寺内，回想起往日的威势豪华，又看着眼下的凄凉无助，不由感慨万千，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词。词云： 〖八十一年住世， 四千里外无家。 如今流落向天涯， 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 彤庭几度宣麻。 止因贪恋此荣华， 便有如今事也。〗 似乎感到后悔，后悔欲壑太深，还是后悔没有索性造反？但已经晚了。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 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当时人常用的“太师青”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千万钱财丧失殆尽，给自己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蔚村之谜——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文／草鱼子〕 最近在研读晚明史间隙，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叫“蔚村”的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明清之际“娄东四友”中的陈瑚和陆世仪。 当年陆世仪和陈瑚有感于中国下层社会之“无治”，先后致力于经世。所谓下层社会之无治，主要指最基本的政府单位是郡县，行政指令终于县府，难以下达，这对当时日趋市场化的江南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来说，是很不合时宜的。用老马的话说，上层建筑根基不牢固，几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有民变或兵变，社会立即处于崩溃的边缘（有趣的是，几百年后的老毛也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这一现象，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封建”，他们认为战国时期，一郡即一国，故国可富足，而治郡后，郡由流官治理，人员流动太多，故各任官员均无法放手抓地方建设，乃至地方缺乏组织力，不如恢复些许封建之治（这对郭沫若的胡说八道倒是辛辣的讽刺）。 但比较陆世仪和陈瑚在此方面的见解，虽黄顾声誉卓著，却颇有不如。 陆和陈都主张，在村级单位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陆把这种自治称为“联社”，他在他的《思辨录辑要》中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甚至进一步说到“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这就说到了“联社”的基本组织规模了。陆对于他的这一想法在《治乡三约》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 〖“乡约者约一乡之人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 在此，陆对传统的乡约制度提出了大胆的革新建议，主张将乡约务实化、实事化，具体就是更关注民生，将过去那种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乡约制度变成一个兼顾日常经济、社会及治安的实用型组织。关于陆世仪对乡约制度的其他革新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了，最可惜的是陆本人没有机会实践这些想法，好在陈瑚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因为陈瑚找到了蔚村。 据传，陈瑚在明朝败亡之后，逃到一个叫“蔚村”的小村落避难，“蔚村在昆（明）城东北三十里，地远而僻，水道纡折，无乡导则不得入焉”（陈瑚《蔚村八胜诗同石隐寒溪桴亭作》），可见这是个极佳的避难场所。 因为地处偏僻，陈瑚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中实践他和陆世仪的改革计划，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秋。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陈在蔚村建立了四会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只能从陆世仪的遗作中找到，“确庵（陈瑚）与蔚村结四大，大会之中又分四小会，一讲会，与同志讲《易》，一忏会，以合蔚村奉佛诸公，一乡约，以和村众，一莲社，以联诗文之友。”有趣的是，这里的“忏会”，其作用和西方社会的教堂极为相似。 总的来说，陈瑚在蔚村的作为以“孝悌、力田、为善”为主。“讲会”名义上是针对“同志”，实际上是完全开放式的，由陈瑚邀请同道中人在蔚村开坛结缘，讲经论道。时值1648年，江南初定，陈的不少好友被邀至蔚村讲学，于是“讲会”实际成了陈瑚实施启蒙运动的主要场所，陆续前来开始讲座的学者有王石隐、钱蕃侯、曹尊素等。 光听讲是不够的，为了让村民巩固所学，陈瑚还让村民记“日记”，通过日记考验村民们近期获得了多少进步。同时，陈瑚还编撰了一些道德标准，供村民自我审查。为了照顾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陈瑚使用的文字非常浅白，几乎已经与现代白话文没什么两样，如： 〖“如何是孝……这个恩真是天高地厚，如何报答。只是随你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早晚殷情服侍……倘或父母所行有不是处，须要委曲解劝，使父母心中感悟……这都是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谱，这部光谱不但体现了古人的不朽智慧，更能一直联系到今天，联系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并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另一个或许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性的选择。 在蔚村埋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发展的秘密。所以，在今天寻找蔚村的下落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下落不仅是指蔚村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指中国之传统思想光谱的未来走向，知道我们曾经如何走过，也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 张居正与何心隐 〔文／山涵秋隐〕 何心隐，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放弃科举，接受泰州学派思想，致力社会改革，进行理想社会实验，曾被捕入狱。因参与弹劾严嵩，事泄后改名换姓，逃到南方。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宁死不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五伦中最重师友。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政治家。万历年间任相时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推行一条鞭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何心隐的公开反对。 闲翻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其卷二齿豁条云：予尝有言，豪杰无平交，真人无知己。近世以来，如张江陵必杀何心隐，而心隐自谓必有江陵之缚。夫心隐何如人耶？当其面面相觑，不闪一谈，一恢弥天之网，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渊，驯其机彀。目精相喻，肝胆尽出，心隐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宽不得一筹，所谓真人之知己，非耶？ 说张居正与何心隐是“知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可仔细想来，这话却大有意味。“知己”这词照字面来讲，无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还在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何、张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心隐便预言：张“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中国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看来这倒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知己有德，士愿为之死；另一种则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于死，张居正与何心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何心隐到底是否死于张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杖杀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然而心隐临死前对王之垣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其实，便是认定张居正为祸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而何心隐是为了讲学办学耗尽家财也不惜的，他办的宗族学校也许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张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于动手，那当然不必亲自出马。清人金植《不下带编》卷一有云：“况他人耶？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众矣！”这的确堪称警语，好像是王阳明说过的吧，“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这在平民百姓恐怕还不至于出什么危险，可是在操纵权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么邪念或者恶念，那也许就真是“行了”，此无他，“代之者众矣”，张居正能不负一点责任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的才干在明代可称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张居正是也”，其万历新政之有功于国也是史有定评。然而他在小节上是不无可议的，《明实录》称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实情，有时他的手段还相当辣。屈杀一个何心隐，在他当然只是一个小节问题，所谓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隐这一面看，这样说就未免太不公平，因为你的小节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说，我们求知己，若是遇上一个表里澄澈、推诚相见、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是生命，虽说只有一次，也不必宝贝得舍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个有力的知己，今天与你诗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节”出了问题，弄得你胆颤心寒，那倒不如先就采取作揖主义，敬而远之，彼此不知的好。张居正和何心隐都是封建时代的人，这封建时代还真有些够呛的事，当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够知趣（趣者，趋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为知己死”的。 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聊斋《公孙九娘》中的于七一案 〔文／殊心慈〕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的开篇笔底平易微澜下，实有汹涌，于七是蒲松龄的同乡，前明武举人，满清定鼎天下后，于七在家乡召众起义。明史学家LYNN·A·STUVES说：“根据史实，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处能逃过兵祸的侵袭。”国势危殆之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明代朝廷大员身上最先成了一句空话，自行溃败，望风披靡，“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倒是来自全国各地民间自发的抵抗一直风起云涌，而揭竿斩木对抗铁甲兵骑无异于以卵击石。于七的起义最终被镇压，接下来的连坐诛杀让胶东大地哀鸿遍野，人烟杳迹。尽管满清残酷的文字狱让史家和文人噤若寒蝉，但骇人的历史至今仍透过零星的文字滴血，如袁枚《子不语·人面豆》记述“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蒲松龄另有《鬼隶》“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国殇背后是万千黎民的家难，蒲公在《公孙九娘》中继续写道：“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为之一空。”比起在扬州、江阴屠城后枯骨无葬的惨况果然“慈悲”。故事的开篇如此沉痛，继续铺陈的却是爱情故事： 十年后，一个莱阳书生来到济南祭奠在于七案里死难的亲人，暂住在寺庙下院。晚上，一位少年来拜访，竟是当年也枉死在于七案的同乡朱生，莱阳生惊怖不已，朱生说自己虽然已经是鬼魂，但怀旧事、念故人，让莱阳生安心，这次来是想托他主媒，把同样是鬼的莱阳生的外甥女嫁给自己，并邀请莱阳生来到自己所在的村庄。 这个庞大的村庄实际上是埋葬于七案死难者的乱坟岗，死者的鬼魂如同生者一样生活，莱阳生在这里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她自幼丧母，由莱阳生夫妇抚养长大，十五岁才回到自己家，于七案中和她父亲一起被押解到济南，父亲被处死后，她惊吓而死。如今骨肉至亲得以相见，却阴阳两界，莱阳生与甥女不由相对啜泣，莱阳生对她说了朱生求婚的事，甥女有默许之意，正说着话，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走进屋里，忽见生人，忙转身回避，甥女拽住她，说是自己的舅舅，不需相避，甥女介绍姑娘名叫公孙九娘，栖霞人，是自己的好友，还是位善诗词的女学士。言谈间，莱阳生见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的娟娟静美，不觉心动。 待九娘走后，甥女觉察出莱阳生的心意，主动提出要为二人牵红线，莱阳生高兴之余又担心人鬼有别，甥女说他与九娘本有宿契，不用多虑，并约好五天后再见。五天后，莱阳生随朱生重回鬼村，见到甥女盛装打扮的迎接他，知道她已经和朱生完婚，甥女告诉莱阳生已经把他求婚之意向九娘的母亲说了，老夫人非常高兴，但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远嫁，希望莱阳生能入赘。 这天晚上，莱阳生与九娘举行了婚礼，洞房花烛下，公孙九娘向丈夫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于七之乱中冤死：她和母亲一同被押解京城，走到济南，母亲被折磨死了，她绝望自杀。枕上追述往事，九娘哽咽不能成眠，口占两首绝句：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 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 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 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状染旧罗裙。〗 弱质无依的女子，生命如浮花浪蕊消逝，遗恨人间的九娘知道眼前的幸福并不能长久，一天，她凄然地对莱阳生说：“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世得所依栖，死而不朽。”夫妇合葬是我国古俗，如《诗·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白居易《赠内》“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公孙九娘期望莱阳生能把她的骨殖带回家乡，待莱阳生百年后合葬在一起，让她的亡魂终有所“归”。这是情深义重的重托，莱阳生承诺一定做到，九娘说：“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她落着泪拿出一双罗袜给莱阳生以示长决，催促他尽快离开。莱阳生凄然走出来，久久徘徊着不忍离去。 经过朱生家，他失魂落魄地叩响了大门，朱生和甥女出来迎接他，惊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莱阳生惆怅多时，把九娘的话告诉了二人，甥女说即便九娘不说这番话，自己也会说的，这里不是人间，不可以久居，说完泪下不止，莱阳生唯有含泪与夫妇二人作别。回到寓所，莱阳生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天亮后去找九娘的墓，才发现忘记询问墓地的标志。夜里他再次回到鬼村，却不见往常的村落，月光下唯有千坟累累，他怅然展开手中的罗袜，一阵幽风吹过，罗袜瞬间断缕成烟。 回到家乡半年，莱阳生仍不能释怀，他重返济南故地，期望能有所遇，走到南郊，天色已晚，只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忽见遥见坟岗之间隐约站着一个女子，模样有些象九娘，莱阳生忙骑马赶过去，果然是，他下马招呼，九娘却转身就走，就象从不认识他一样，莱阳生试着再走近些，九娘脸色震怒，她抬起衣袖遮住了自己的脸，莱阳生连连呼唤：“九娘，九娘！”却始终听不到九娘回答，她的身影早已如轻烟般散去。 …… 无从知道九娘的衣袖遮住的是否是一双泪眼，蒲公的行文到此为止，下笔温厚如他却这样苦心写出了聊斋故事中最残忍的结局，叹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说完，叹人间本无忘川。灾难深重的年代，通往鬼蜮的路上无从折返，万千无辜的死者没有人做传。会心者，为之噎，为之咽，遂无言。 千古谁识鸿门宴 〔文／菜九段〕 《项羽本纪》是《史记》之最为精彩的篇章，而其中的《鸿门宴》一节尤以刻画传神脍炙人口。由于此后楚汉相争，项不敌刘，使后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项羽因妇人之仁，且欲沽名钓誉，从而在鸿门宴上失去了一举结果日后最大政治对手刘邦的最佳机会。但这种貌似有理的识断只是基于刘项争斗的结局而言，并不符合事发当时的局势，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倾向显而易见。若充分考虑到刘项关系的背景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就会对项羽放弃这种“机会”另眼相待。笔者以为，鸿门宴为刘项交锋的第一回合，时局背景极其复杂，其杀气的炽盛与平息均与刘项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就事论事，就大局而言，在刘邦服输的情况下，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楚军深入敌国，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一、刘、项关系的基点及冲突之深意】 刘、项同为楚军将领，在项梁任统帅期间，两人曾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曾一同攻秦于城阳、濮阳、定陶、雍丘、陈留等地，协同作战期间，两军将士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刘、项的融洽关系也由此而奠定。项梁败死后，刘、项相约退保彭城，拱卫楚都。在这种重大战略决策关头，两人进退一致，足见相互间非常默契。按刘邦的说法，他与项羽有兄弟之约[1]，时间应该是在两人退保彭城之后，也只有在这个短暂时期，两人才有机会相聚在楚怀王心的朝中。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别踏上灭秦之路，直到鸿门宴时才重新见面。由于两军经常合作，刘、项对对方的部属大概也不陌生。鸿门事件就是由刘邦部下曹无伤的密报而引发，曹与项或原本认识。而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溃败，眼看就要被楚将丁公活捉，情急之下，刘邦开口讨饶，丁公也就放刘邦一条生路[2]。项羽失势后，楚军将领包括项氏族人成批投奔刘邦，靠的正是这种彼此捻热的老关系。刘项间的上述渊源是广为人知的，但两人间另有一要害关系恐怕容易被忽略，即刘邦是从秦嘉、景驹部投靠项梁的，靠着项氏的兵源支持才得以羽毛丰满，终成气候[3]。到鸿门事发时，虽然这段早期经历已成为历史，但在实力声望都远远超出乃叔的项羽心目中，这种早期形成的关系基调已在无形中决定了刘项关系的现实与未来形式。而鸿门宴的发生与结局，基本上就是这种基调的偏离与回归过程。 鸿门宴之前，项羽已发布命令，要剿灭刘邦。从表象上看，是曹无伤搬弄是非，说刘邦欲王关中。殊不知这正是项羽的一块心病。按楚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灭秦号令[4]，刘邦确实有在关中称王的权利，而这正是项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不能容忍的事实。项羽率领楚军精锐在黄河以北降服了秦军野战主力，令天下诸侯归心。鸿门事发时，项羽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而身为楚将的刘邦也名正言顺地归其领导。如果让旧秦的关中之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如约落入刘邦之手，就意味着项羽的战功要大打折扣，意味着项羽的宏图大志（详见后文）要成为泡影。对此，项羽显然不会甘心。在与秦军决战前，项羽杀了惧敌畏战的楚上将军宋义，自命为假上将军。当时他的部下都说：“立楚国者，将军家也。”[5]此话正中项羽心态。日后，分封天下时，项羽声称：“怀王者，我家项梁所立耳。”[6]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作为项氏利益的当然代理人，项羽决不会听任靠项氏发迹的刘邦称王关中。所以，他一听曹无伤的告密，便勃然动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7]。其实质是，刘邦当时的地位及行事方式已大大偏离了刘对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刘项之间原本存在的战友情份及融洽关系都挽救不了冲突的爆发。 面对项羽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也猛然醒悟到自己与项氏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在他托项伯转告项羽的言辞中，就有“臣之不敢倍德也”[8]之辞，似指这种深层关系。可见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刘项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项羽发出了要求遵从历史的信号，刘邦除了屈服之外，别无选择。站在项羽的立场，因为刘邦听懂了项羽的信号并遵从之，刘项关系算是基本理顺。在此前提下，再谈杀掉刘邦，则既非项羽所愿，也为情势不容。 【二、形势转换及刘邦的对策】 刘邦的屈服非常明智，他与项羽力量悬殊过大，而且刘邦的“王关中”企图确实犯了众怒。军事解决了章邯部后，项羽统率的诸侯联军已将关中视为囊中之物。刘邦先取关中对联军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无疑是一场毁灭性打击。如刘邦不肯将关中之地拱手相让，联军上下将同仇敌忾，必灭刘而后甘。这就是鸿门宴之前的联军心态及刘邦的处境。 曹无伤的告密并非凭空捏造。楚怀王心的号令天下皆知，刘邦入主咸阳后，又将怀王之令告布秦人，以安民心。不仅如此，刘邦还企图独占关中，他派出兵将扼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队进入，然后又招募秦人从军，使其军力从破武关前的数万人，增至十万人，企图以力抗拒诸侯[9]。到了项羽击破函谷关，兵临城下欲以武力解决时，刘邦才不得不收敛起王关中之心，唯求自保。看来怀王的许诺及秦关的险阻都保不住已到手的果实，甚至生命都大有可虞，只有刘邦的机变才能救他自己。 至于项羽要以武力解决“王关中”问题，刘邦也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直到项伯欲救张良时才知道。函谷关被破，项刘两军冲突在即的势态就出现了。曹无伤卖主求荣之举即表明了刘邦阵营中的惶急之象。军力悬殊使刘邦看不到一点胜机，恰好项伯的到来给刘邦带来了希望。刘邦的机变也由此得以施展。刘邦的第一个步骤是笼络项伯，约为姻亲，以期其卖力为己开脱。仅靠口头转达是不够的，还得写一通书信才显得郑重。在交兵在即的当口，也只有项伯这样为项羽亲近的人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刘邦这步棋非常见功，项伯确实为刘邦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在鸿门宴上以身蔽翼刘邦，阻止项庄行刺；其次，在分封时为刘邦多争取到一郡之地[10]；最后，还阻止了项羽杀害刘父的企图[11]。 刘项隔阂既成，就决非第三者从中斡旋所能化解，必须要刘邦亲自当面解释才能补救。于是，就上演了震烁古今的鸿门宴。 因刘邦欲王关中而派军扼守函谷关，项、刘两军之间便含有了较深的敌意。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求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解释，尽管充满危险，却也是不得己而为之。当此之际，刘邦的全部依靠便是早先的战友情份。有关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司马迁只记载了一句开场白，辞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仅寥寥数语，但非常厉害。这段话首先照顾到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再及无意立下大功，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离奸”事实。战友情份原本存在，毋庸置疑，引发二人对立的乃是刘邦先行入关的新局面。对此，刘邦仅用战略分工及无意中建功便将自己已遭猜忌之处全部撇清。有此一说，项羽便或多或少能容忍刘邦得头功之事。鸿门宴上，刘邦绝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其余未见于史的言论，多半是亟言其对项氏的忠诚，以期平息项羽心中的杀机。须知，项羽对刘邦立头功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刘邦的重新效忠，就表明了要把名义上受其领有的关中之地拿出来供项羽发落。项羽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再要对刘邦动武，就显得无理之极，且在政治上得不偿失。 前面说过，在刘邦欲将关中据为己有的前提下，视关中为囊中之物的项羽联军自然会同仇敌忾与刘邦争夺胜利果实。一旦刘邦自愿放弃本应该归其享有的权利，则联军的斗志也必然会松懈。历史没有交待刘邦曾向诸侯军晓谕已决定放弃关中权利之事，但两军近在咫尺，又相互捻熟，刘邦要行游说也是极方便的事，且这种可能性极大。从历史的有关记载中或可看出刘邦这样做的蛛丝马迹。如樊哙在鸿门宴上责备项羽的话与刘邦对项伯之言及项伯开说项羽之辞如出一辙即可为证。樊哙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3]刘邦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14]樊哙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5]刘邦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6]樊哙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17]项伯曰：“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8]上述言辞明显地掩盖了刘邦欲王关中拒诸侯入内的事实，又如此一致地义正辞严，显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缘故。而这些用在项羽面前洗刷刘邦的言辞，也完全可以拿到联军中广为传布，以正视听。项伯可能已经为刘邦这样做了，刘邦也可以派出部下到联军中宣传，甚至随刘邦赴宴的百余随从也可在项羽军营内大肆宣扬。一旦这种对刘邦的洗刷在项羽部队中扩散开来，那么，无论是对刘邦部动武，还是对刘邦本人动武，都不能得到联军甚至楚军的全力支持。这种前景，刘邦知道，项羽也知道。因此，樊哙所说“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9]的前景，确实令项羽慎重对待杀刘问题。道义上的压力决非可以忽略不计。 【三、项羽的立场及其对策】 由于刘邦拱让了关中之地的主宰权，项羽所面临的形势已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剿灭刘邦已不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根据项羽日后的行动推断，此时项羽有两大宏愿，其一为灭秦社稷宗室以泄愤，其二为总揽天下之权。任何事情，包括对刘邦的处置在内，都应以不妨害此两事为度。项羽“才气过人”[20]，他自然知道刘邦的不同凡响之处。经过鸿门宴前的诸般风波，兼之项羽已动过杀机，刘项关系已不可能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模式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如以此为意的话，确实应该按范增的策划，将刘邦杀了干净。但杀刘是有代价的。后人根据刘项相争的最后结局，或者对此代价视而不见，作为当事人项羽则无法不正视这种代价的沉重存在。此代价即为，由杀刘引发的关中大乱。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须知，秦亡之后，天下的两支精锐为由刘邦和项羽分别统领的楚军。虽然项部更加强大，但刘部也是百战之师，其实力不容低估。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邦的归顺。而这与当初欲剿灭刘邦竟毫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刘邦不归顺，则灭秦宗室及总揽天下之权均无从着手。至此不难看出，项羽欲灭刘邦也罢，欲纳刘邦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两大宏愿，绝不允许节外生枝。何况刘邦的归顺，使得刘项关系与项羽心目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未消除。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而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 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绝非泛泛。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局势面前，项羽不杀刘邦是否应认作为失策，其答案当不难发见。以上识论当否，还望有识予以指正。 「附注： [1][5][7][8][11][12][13][14][15][16][17][18][20][21][24][25][26]参见《项羽本纪》。 [2]参见《季布栾列传》。 [3][4][6][9]参见《高祖本纪》。 [10]参见《留侯世家》。 [1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22][23]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补注： 《汉书·高帝纪》有“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之说，《资治通鉴》引用《汉书·萧何曹参传》萧何平息刘邦怒气的说辞。后人以为刘反对项封己蜀汉。其实萧何的这些话，不见《史记》，当属传说之一种，司马迁没有采用，是因为其不可信。」 千秋悲风话夜长，谁信骷髅亦有王——忆赵括 〔文／蒹葭从风〕 我相信，论起战国时一位叫赵括的人，对很多人来讲，对其印象最深之处或许就是他对一个成语的巨大贡献。“纸上谈兵”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虽然大家有时并不去关心赵括那个时代离纸的发明还有多远。 再深入一点或许会想起赵括的父母。二老皆小有名气——在那个名将堪比河沙的时代，他的父亲赵奢在《史记》《战国策》等书中，与彼时的五星级将星白起田单乐毅等并列，并留下了阏与大捷、平原征税等光辉故事；他的母亲则跻身《列女传》，成为中国古代历历可数的女子典故之一。而他本人——军人赵括，他一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挥战争，就葬送了他年轻的生命，葬送了赵国数十万军人的生命，同时也葬送了赵国的百年气运。于赵括，若不是多年以后一个“纸上谈兵”的千古笑柄，或许他就会这么淡淡消失在史料中。 一场在世界战争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战，按理说，双方统帅的个人资料或许比这场战争更受瞩目，而这号称战国史上第一大战、世界古代战争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长平大战却是例外。当然，秦军主将武安君白起不用说，这位一生未有过败绩的，斩敌不下160万（我曾想象过160万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正在嗑瓜子，就一小堆数了数……后来发现，160万颗瓜子在我面前已经可以堆成一个麦垛了，若是160万颗头颅呢……）的天生战神，他一生征战岁月详细，人生大致轮廓清晰。而他在那场战争中的对手，赵军主将马服君赵括，除了被“秦兵射杀”寥寥几字外，连他到底死于何处都成了历史谜团。 始皇焚毁六国典籍，其中也包括赵史。虽后世《史记》《资治通鉴》等略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所以，即使曾经的血雨腥风再动人心魄，如今也无从得知了。我不知道我们对作古之人的好恶之评传统始于何时，但很显然，大家是知道“死者长已矣”这个道理的，不论你如何指摘，古人自是不会跳出与你辩驳一番，比如关于赵括的“纸上谈兵”，显然不是时评——可为何如今人们就深信不疑了这个来自纸张发明的若干若干年后，一个如同玩笑般的指评呢？我承认自己没有史学天分，原因是我每每煮酒，总剥除不了个人的情感色彩，更有关心“污点”或者悲剧人物的嗜好。我写过李陵，写过李广，写过金日磾……可是，惟有写赵括的时候，第一次掉了眼泪。说来也好笑，那些寥寥数语的史料中，我的这些眼泪都不知道落在哪一句好。 长平之战，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秦赵之间的一场重大兵争。历时三年，死伤人数将近百万。战局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此战在世界古代战争史上也首屈一指。 秦赵之战，或许在冥冥中就无可避免。秦人大出天下，采用范雎的“远交近攻”，矛头自然首先指向东邻的三晋。三晋之中，惟赵最强。自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内修国政，外扬军力，合纵六国，翦灭三胡，拓地千里。经过惠文王刚交于孝成王之手时，赵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不可小觑的一方。 长平之战始于战前两年的上党之争。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记述，秦昭王四十五年（西元前264年），武安君白起伐韩之野王，于是“野王降秦，上党道绝”。此举可谓蛮横得明目张胆，如同断人之颈项而令身首分离，上党断绝了与韩国本土的维系，乃成国土之外的一处孤岛。而后，秦又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然后，上党郡守冯亭“献上党于赵。上党民走赵。”显然，韩国献上党于赵的动机十分微妙。可以看作韩国从感情上宁赵非秦，可以看作韩国意欲试探与赵为盟的把握，当然最应该看到，此举有将祸事转嫁于人的味道。但于三晋合盟的机遇、战略地位的优势、赵国的颜面勇力，以及坐收不劳之利等各种诱惑之前，赵孝成王犹豫了，问题就此而起。赵国面对主动呈现的土地城邑，不免要展开一番思想斗争与口舌之辨—— “圣人甚祸无故之利。”赵王的叔父平阳君赵豹首先发表意见。 “人乐吾德，何谓无故？”赵孝成王不甘地问。 “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这时，孝成王另一位叔父平原君赵胜开口。 或许是因为这位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三朝老臣的叔父太有威信，或许是正中赵王之意，总之不久，平原君及虞卿、蔺相如等前往上党郡，颁布赵王诏令：封郡守冯亭为华阳君，食邑三万户。十三名县令亦各自封侯，领食邑三千户，其余官吏亦论级封赏，就连一郡吏民都赐爵三级，各赏六金。赵国决定接受上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上党与否，这场争战都在所难免，既然如此，那么还犹豫什么呢？ 赵使进驻上党未久，不可一世的秦国迅速还以颜色。前260年，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兵出宜阳攻韩国堠氏，以防韩魏援赵，同时也是掩护大军侧翼；另一路由秦左庶长王龁率领，兵出安邑，以风驰电掣之势直取上党。于是赵国急忙迎战。不久，老将廉颇调率赵军主力四十多万由邯郸西下，经滏口陉穿太行，过壶口关进入上党腹地，在与上党成犄角之势的长平安扎下来。秦军攻下河东，与赵的角逐不外乎两条道可走，一是取乌岭，空仓岭一线的西麓，一是取羊肠阪，天井关（天门）一线的南麓。但不论哪条道，长平都是战略绝境，无可避免。 这之后，赵孝成王做了一件让天下大跌眼镜的事，这事也为长平的结局埋下了祸根——没有听从虞卿的告诫而执意遣郑朱使秦，欲与之议和。而秦国已为此战注下血本，自然不愿轻易放弃，于是很热情地接待赵使并到处宣扬，让全天下都知道了赵使在咸阳的消息。赵国等于自绝了后路——连你自己的态度都暧昧如此，还有哪个国家会傻呼呼地出头相拼？ 赵王请和之事未成，而秦赵在长平的对峙也已四月有余。秦军或有小胜，夺二鄣四尉，斩赵裨将（即副将）茄。秦赵之战的必然，早在众人意料之中，但众人或许未曾料到这注定的对抗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初赵国认为，秦远道而来，有后援辎重之忧。而赵有主场之利，应对以疲敌之计。于是主将廉颇坚守壁垒屯兵不出，准备以时间来消耗秦军的战力。在廉颇这一战略决策下，双方不断增兵加码，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各自屯兵五六十万，犹如两人赌博拼酒，谁也不肯折服。此时，双方皆已举国为战。三年陈酿，一朝触发，始于一场中小争端，而告终于旷古大战。这样的结局，或许赵与秦都不曾料到。 这之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秦国急于开战，于是反间计令赵换将：“‘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件事，很多人会作为赵括无能的有力佐证——看，人家怎么不造谣李牧或者乐毅呢？不就是想找软柿子么？不过实际分析，当时对秦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希望一名没有实战经验且容易进攻的赵将，第二，谣言也要惟妙惟肖，即这名赵将必须能让赵王动心——假如流言中鼓动的是蔺相如或者虞卿楼缓等文士，即使全邯郸都在嚷嚷起哄，赵王想都未必会多想。彼时的赵括，应该小有些名望的，刚承袭了马服君爵位，饱读兵书才华横溢，于军中多有名望，还因此被称为马服子（在那个时代被称为某子的绝非一般水准），但赵括却未曾有过独自领军作战的经验，所以，秦人也不可能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既然不知，又哪里来的“欺软怕硬”的说法呢？ 在史书中，赵括的身影匆匆一现：“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再下来，就是“赵将括母”故事了。在这段记述里，父母二人对赵括都拥有如出一辙的，惊人的预见性。父母对子女的评价，常常会有烙印般的效果，有时架空设想一下，如果是我是赵括，生在这样一个环境，恐怕会长成一个很自卑的人。没有看到史料上有关赵括在长平之前独自领军的记述，想必他当时很年轻，也许有点像刚毕业的军校高材生。理论丰富而无甚实战经验，其实这不足为奇。虽说知子莫若父母，但像上述这般情形，也实在太有戏剧性了。 当时强烈反对换廉颇的主要是蔺相如，这位廉颇的刎刭之交曾做过一个刻薄的比喻，这件事记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明朝刘如孙根据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朝野犹夸纸上兵”。后来，人们便引申出“纸上谈兵”这个成语，那千年前的作古之人，倏忽间摇身一变，即成了只会空谈教条，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同义词。这个标签从此长烙在了那个模糊的面孔上。 如果说赵王换将仅仅是受秦国流言的影响，那么历史就太单纯了。实际在当时，一方面，廉颇在王龁的猛攻下眼看不支；另一方面，廉颇作为军将，他只从战局出发，只认打胜仗，而将国家拖入泥淖的战略问题却没有在他的考虑之中。赵国，那时已经也拖不下去了——此时两国军力较量早已上升为国力拼争。若说秦国军力与赵不相上下，那么秦的国力就可以说几倍于赵了。秦尚求速战，于赵就不欲么？且在这三年间，秦国也早已建设和巩固好了后援辎重路线，而且也将武安君白起出山的计划列上了日程。其实，到长平大战的决战前，赵国最初的赵主秦客优势已然丧失殆尽。而且后来事实也证明，最终死于后援辎重问题的，正是号称有主场之利的赵国。 在那个时候，换将既已成定局，谁在此时可以堪当重任？李牧太过年轻，且胡人大犯北彊，他不得脱身；平原君虽有将材，而年事已高；自齐国公主出身的赵威后薨逝后，齐国英雄安平君田单虽仍高踞赵之相位却实际被冷落。且田单本人曾与赵奢论兵，其理论水平似乎还不如赵奢口中的赵括，因而田单最多坐镇而不可督军；望诸君乐毅武功闻于诸侯，但那时他已称病不出多年。这位迟暮英雄与白起，彼时代最耀眼的两颗将星注定失之交臂…… 赵括，就是这个冥冥中注定的角色。他出身公族，名将世家。生于军人世家的将领大多有一个特点，有时也是弱点——那就是天生的慷慨壮烈，因为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光荣与梦想。比如李陵，二十七岁的李陵对天子豪迈说道：“无所事骑（无需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于是，他率领五千步兵踏上了不归路，实践了自己“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赵括大抵也是如此，他的公族身份令他于国命责无旁贷。他的军人血液让他对战争无可推却。于是，在这样一个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他慷慨上任了。不晓得他是否在邯郸城外的驿口说了什么豪言壮语，不晓得他是否也在沁水边“风萧萧兮沁水寒”了一番……总之，一切都只能猜测——历史，留给那年轻上将军的出镜率实在太少了。 军人赵括，他接手了一场或许不该去接手的战争，历史经他的手，为一场注定了结局的冗长故事画上了句号。 赵括到长平后，调整部署，重设幕府，严明军纪，并对廉颇任上的人员有所裁撤。顺便说一下，其实我本人对廉颇并没有什么好感，他一生的战功不算卓著，称得上的就是畿邑、防陵、安阳等几场，且给人的印象也是好勇冲动，比如“负荆请罪”“尚能饭否”等典故。所以，可以想象，他或许好用同他一般的血勇非谋之人，另外可以想到，他所用的人也必然是廉颇主义的坚决拥护者，赵括若要在日后的征战中不被掣肘，也只有如此。但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插曲，廉颇帐下八位旧部与上将军赵括意见不合发生摩擦，这八人以集体自裁的方式表示抗议。这些烈士被后人视为义士，还使得此地多了两个地名——“八义山”与“八谏水”。这件事引起赵营不小的震动，也给整个战局带来一丝不祥的味道。 赵括最初与王龁交战，一连有些小胜，夺回了一些失地。但这时，秦武安君白起秘密入军，大决战，就在眼前了。 《史记》与《资治通鉴》中平淡地录了决战的经过：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秦将白起“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名将白起用了一个并不算出奇的战术，但是在勇悍无比的秦军将士的经营下，一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成功地将赵军一切为二，将主力包围在小东仓西北、丹水东北及百里石长城西南所组成的一个边长四十里的三角地带。另一路没有主将的长平、晋阳、皮牢的赵军则拼命向赵括靠拢。此时，秦昭王赶忙亲临河内，做全民参军总动员，结果“河内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然后，秦昭王又让穰侯魏冄从陶国对邯郸加强攻势，使赵国无法调兵援救长平。司马梗军、王龁军也在河内新军的协助下全力遮绝赵军粮援，阻击赵军合拢。当时，整个河东战场的形势应该十分危急，整个战场几乎就是冲与堵的世界，只要秦军有一路被突破，秦军就会满盘皆输。 赵括被围后，一直率领将士奋力作战。他将主力分为四路，轮番突围，同时也等待救援。这时赵国也急忙斡旋着，四处嫁公主质公子，但因为有之前与秦议和的暧昧信号，加上秦国的外交威胁，各国基本坐视不管，比如“赵人乏食，请粟于齐，齐王弗许”。 赵军在断粮的情况下，漫长地等待、突围、等待……一直坚持了四十六日。这时，一些绝望并饿极了的士卒终于丧失人性：“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这个关头，主将赵括终于决定以死相拼。若不是抱着殉国的念头，一军主将是不大会亲自上阵肉搏的。而赵军这位上将军终于“出锐卒自博战”，后被秦军射杀。然后，“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惜墨如金的史料中，这么不经意的一笔也足让人唏嘘：“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这将是怎样一个场景？那个断粮将近两个月军队的年轻将领，他那枯瘦的身躯纵然跃出营垒，披头散发，满目血丝，手握长剑向敌人厮杀而去……突然，两支弩箭飞速射来……就这样，赵括死了，死在他一生唯一的一场指挥战中。之前他没有像乐毅那样明哲保身，也没有像廉颇那样“稳健”消磨，他只是用他那年轻的锐气、军人的宿命，以及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实战锤炼的智慧与才华，匆匆殉葬了一场历史的必然。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啊？历时三年，双方参战兵力不下百万。若从白起后来对秦昭王“秦卒死伤过半”的论述中，推测赵卒至少应有相当的死伤率，那么此战中湮灭的生命也有将近百万。这百万的生命下，战争结果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胜负本身，既然是一场超越了胜负的战争，那么对其意义的评估自然也不应该只限于胜负本身。白起若是一位真正的军人，那么他会对秦昭王说：这场战争，死伤过半，多数将领战死，其实秦军未胜，赵军未败，唯一不同的是，赵括死了，我还活着…… 的确，整场战争，秦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其国力消耗使得秦人东进的步伐不得不减缓。而这些代价，显然不是在廉颇任上创下的。若赵括真的只是“纸上谈兵”的庸材，他又怎会使他那一生未有败绩的对手——战神白起得到如此重创？赵括死了，赵军降了，但是在战略上，赵括却消耗掉秦国的大部分有生力量。若非如此，便不会有邯郸之战的胜利——两年后（前258年2月），秦五大夫王陵领兵包围了赵都邯郸，以图灭赵。赵国军民同仇敌忾，打响了艰苦卓绝的邯郸保卫战。最终在赵国军民及信陵君等他国义军的共同努力下退了秦军，上党，终于复归赵国。上党重归这一天，不知长平谷地的带血长风，是否稍有舒缓？永远长眠于那片土地的故将赵括，是否也可以泉下一笑？比文字更有说服力的历来是出土实物。而今，位于现在山西高平的长平之战一号尸骨坑的发掘，算是我国近年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就了。从那些狰狞残破、身首分离的尸骨中，从那些嵌在胸骨或者胯骨中的三棱箭镞中，依稀窥得一鳞半爪的当年血腥。 1951年4月20日，在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发现了一具男性骨骼和一把随身佩剑。尸骨的胸膛内有二枚扁型三菱青铜箭头，经分析，箭头是典型的秦制弩箭。从箭头方向看，是从背部射入体内。从牙齿磨灭面分析，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骨骼加肉体分析，身高在1.75cm左右。而他腰间右侧的佩剑，剑长52厘米，格卫宽5厘米，重610克，青灰色长锷，无绿锈斑，坚韧锋利，格卫两面为“虎头纹”和“兽形纹”，铸工考究，纹刻深明清晰，剑刃有撞击痕迹。只是，这剑却无铭文以佐证身份。 而高平民间也有一个传说：赵括死于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传说虽然不等于史实，但毕竟虚实相杂，不可摒弃。据说，“老背坡”的意思是“老兵背着赵括来到此坡”。《泽州府志》《山西通志》记载：“赵括乘胜追至秦壁，即今省冤谷也，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赵兵既入，战不利，筑垒坚守……后括自出搏战为秦射杀之。”《东周列国志》和《泽州府志》的记述类同：“赵括追造秦壁，西北十余里”。当时长平治所在今王报村，从此计算“西北十余里”，正是今釜山地夺掌村一带。按照《高平县志》中赵括追秦兵的记载：“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根据地形分析，只有釜山乡地夺掌村符合其条件，它的确形如布袋，也能容下数十万兵马作战。 但那具两千多年前的尸骨与佩剑，究竟属于哪一个鲜活的生命，已不好论断了。我悲哀地望着他那茫然空洞的眼眶，他却若有所思着不暇与我对视，恍若隔世之后，我只好遥想他当年的目光和面容了——其实，历史有时候留一个悬念也挺好。 古长平在今高平市城北10公里的长平村，春秋时称泫氏，战国时改为长平。相传，华夏始祖炎帝生前就活动在泽潞盆地，逝世后葬于羊头山东南的庄里村。而这个有着美好传说的地方更浓重的却是2300年都没法抹去的阴霾。许多地名、村名都是长平之战的产物，如箭头村、参军村、围城村、哭头村、空仓岭、将军岭等。围城村，相传为赵军被秦军围困而得名；赵庄村，相传长平大战后，此地成为一片废墟，当地赵国百姓为使子孙后代不忘赵国，遂将此地改名为赵庄；谷口村，相传是白起坑杀赵军的地方，因此，谷口村又名杀谷、哭头、省冤谷，甚至，谷口村有一种风味小吃“烧豆腐”俗称“吃白起”，连煎带煮，然后再大口啖之，何其快也…… 位于高平市城西5公里处，有一座奇特的骷髅王庙，现骷髅王庙为清代遗迹，庙内还塑有赵括夫妇像，但据说它为唐玄宗始建。李隆基作潞王时至此，见白骨遍野，头颅成山，触目惊心，遂“择其骷骨中巨者，立像封骷髅大王”，以祭奠那四十万悲凄的孤魂野鬼。为骷髅立庙，在讳言死事的传统文化中算是特立独行了。很多年以后，明代有一位诗人于达真路过这里，他写道： 〖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 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 赵将空余千载很，秦兵何意再传亡？ 居然祠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 后世的文人说话总是相对容易轻松的，不过，或许只有见识过战争的人，比如李隆基，方能理解那些千古的苦涩和哀怨。长平那带血的风已经远去了两千多年，可那些骷髅，他们黑洞洞的眼眶还在定定地凝望，在里面，有鲜活的记忆，有不散的怨念，有永远无法忘记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 〖千秋悲风话夜长，几夕丹水忆秋凉。 由来纸上总归谑，谁信骷髅亦有王？〗 历史闲情篇 闲话闲人 〔文／愚人〕 我有过闲得极度无聊的时候，就不免想起了那些远在天边的闲人朋友，这时候我自己差不多也成了闲人，准确地说，是有了做闲人的条件，但倘若我在美国一望无际西部大平原一座小城市的华屋里，或者在国内一座陌生城市的旅馆里，没有当地的闲人朋友聚在一起，却还是当不成闲人。 看过一些以“闲人”命名的现代小说、随笔，或者这些书里描述的闲人，总觉得仍然不象真资格的闲人。以前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闲人》，那里面的主人公沃斯美尔金，也就是作者想赋予闲人称号的人，在我看来，无非是一个很悠闲，富有的小地主，空闲时间很多，有很多无聊，因此就想出了建造一间澡堂，里面放着一张沙发，可以长时间躺在沙发上泡澡，舒舒服服地打发时间，然而还不是咱中国文化意义下的闲人，因此我疑心西方社会里，无论是中世纪，还是近现代，究竟有没有那样的闲人？我所知道的老美朋友，总是匆匆忙忙地工作，闲暇时间固然不少，却也是匆匆忙忙地玩耍，即使长时间失了业，躺在海滩的躺椅上喝可克，闲固闲矣，但仍然没有资格当中国文化意义下的闲人。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里，“闲人”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往往带有自嘲，比如某人说：“我成了闲人”，可能是说，那人原来是有职有权的官儿，现在单位上搞整改，把他整下来，位置让给了梯队新人，于是只好成天泡在办公室里喝茶，读各种各样的报纸磨时间，他心不甘，想为社会主义多发挥一点光和热，便发牢骚了；用在他人身上，却多少带有羡慕，比如说某人：“他是个闲人”，可能说那人清闲而又不为生计操劳，我们却还要每日辛苦工作，下班回家忙不完的家务事。 闲人，按字面意思讲，就是闲散之人，闲适之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二爷，被妙玉嘲弄为“富贵闲人”，便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成日里锦衣玉食，斗鸡走狗，属于闲人阶层里的上等。属于这等人里的还有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贵肯定不贵了，富也谈不上，但志向之高洁，修养之深厚，却是贾宝玉等纨绔子弟望尘莫及的，要不然为什么二十四史的隐逸传会连篇累赘地记载他们的事迹？两汉之交隐居富春江的严子陵算一个，五代北宋之交隐居华山的陈抟算一个，北宋时隐居杭州孤山的林逋算一个，至于富贵闲人，多倒是多，可青史大约不想为他们留下位置。 有些史书上没有痕迹的闲人，似乎名气没有上隐逸传的大，却仍然受到当时高级知识份子的推崇。比如现在叫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就在《梦溪笔谈》里称赞一个叫杜五郎的农民，“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那杜五郎的事迹惊动了当地县官亲自去拜访，那人很谦虚地对县官说：“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县官问他为啥不出门？他却说出了门的，指着门外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县官问他靠什么维生？他说靠卖药，但时有不济，“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问平时呆在屋里干些啥？答：“端坐耳，无可为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传教士达摩先生面壁十年的记录。问看书吗？答二十年前攻读过一本书，当时也颇喜欢书中议论，现在也忘了。县官观察到杜五郎“气韵闲旷，言词精简”，于是结论到：“有道之士也！” 这样的闲人已经不是简单的“闲”了，换句话说，他的闲不是一般的闲人闲得出来的，业已闲出了“道”。难怪沈大学问家听说这件事以后，“不觉肃然”。确实该肃然，就凭杜氏三十年足不出户，又不是植物人，或者瘫痪重病在床的，好端端一个正常人，古今中外，有几人能及？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抗非典，搞自我隔离，呆在图书满室的屋里，外加电话、电视、还可整日上网聊天，才两个星期就坐不住了。 然而，无论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也好，富贵闲人也好，都不是传统社会主流意义下的闲人。主流意义下的闲人是被迫当的闲人，是为生计所迫只好权作的闲人。历代文献小说里这样的人很多，成为一类非常典型的传统社会里的人物。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如，早期的有齐威王的优人淳于髡、汉武帝的优人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帮闲，以滑稽诙谐讨武帝喜欢，虽然地位不低，但也不算很富足，武帝赐他吃肉还得捎带些回家，弄得衣服上浸满了油迹，可见依然是靠当闲人在讨生活。类似的还有《水浒传》里的高俅，靠踢得一手好毽讨还是太子时徽宗皇帝的欣赏，后来徽宗即位，他也平步飞升，由闲人而当上了太尉。《红楼梦》里的贾政，身边就跟着一大堆宾客，陪着贾政聊天，尽拣最好听的奉承话，说得贾政满心舒服，被称为清客相公，眼睛盯着贾家有钱有势，除了蹭上几顿油大，更宏伟的目标是，倘若贾政有一天能官拜总督、巡抚一级的大官，他便可以成为贾政的幕府宾客，随之而入仕。可惜贾政运气不佳，官终于没能做大。《儒林外史》里的权勿用，景兰江也属于这类，吟诗作赋的水平比贾雨村差点，所以只能陪娄三公子一类混球装假斯文，官是别指望当了，因为娄三公子自己都没官可做，但饭还是可蹭来吃的，被称为“打秋风”，虽然一次酒后失态，被巡夜差役铐了去，到底人不算坏。坏的是《金瓶梅》里的应伯爵，依附于西门庆，给西门庆打烂条，想方设法霸占良家妇女。逮至近代，李吉人小说《大波》里的吴凤梧，从川边（今四川省甘孜依藏族自治州）巡防军一个管带（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下来，时时往满清四川总督衙门里的处级干部黄澜生公馆里钻，也是最会凑趣，陪着黄澜生摆龙门阵，无非想在省县衙门里谋个吏员干干。 不管怎么说，这些闲人的经济条件还不算太差，牙祭可以靠帮闲去蹭，家里总还有粗茶淡饭吃的，只是寡油少盐罢了。吴凤梧虽然埋怨天天吃“豆腐干炒韭菜”（一道有名的四川家常小菜），但豆腐干炒韭菜毕竟还下饭。等而下之者，是鲁迅笔下的阿Q、小D、王胡，穷得来不但常常揭不开锅，而且连个象样的窝都没有，却仍然属于闲人群落。他们闲的功夫在晒太阳，在太阳下面比赛捉虱子，这自然是为了节约能量，俗话说得好：“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这类穷苦的闲人在闲人队伍里占了最大多数，农村里尤其多。如果改革开放前你下过乡，准会有这样的印象，村头总有几条汉子在那里懒懒地晒太阳，一见着异乡人进村，他们会呆呆地望着你半天，这些人正是新社会农村里的闲人。 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一个新开辟的“湖”，其实是一个大型堰塘里划船玩。那天下午两点钟时，发现湖边土坡上有个戴草帽的农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上船，整个划船过程里，他都望着我们的小船。到了六点过钟，当我们下船时，他还坐在那个土坡上望着我们，等到坐上长途汽车后回首土坡，暮色中土坡上一动不动的黑色背影，还是那黑色的椭圆形草帽阴影，衬托着天边的红霞，成了一幅绝妙好图。这位新时代农村里闲人的闲功当然赶不上杜五郎，但也不错了。 《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条里，把南宋首都临安的闲人队伍分成六类。一、食客，其中最本分，也最不象闲人的是所谓“馆客”，专门给富贵人家的子弟当启蒙教师。其他的则能陪主人谈古论今、吟诗作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在今天看来，他们不是中小学教员，便是艺术、体育界的专业人士，那时却只能依附在富贵人家作食客。二、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门门懂，样样不精，所以一事无成，只好陪富豪子弟“游宴执役，甘为下流”。三、四、五等谓之“闲汉“，干的多是为人写请柬一类营生，或者为生意撮合交易，比较差的，则为妓女拉皮条。至于第六类，就是街头的泼皮和地痞。 《梦梁录》没有列出女闲人于其中，是不是女的就没有闲人了？有！不但有，还大大地多。《水浒传》里为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拉皮条的王婆就是。王婆比较典型，她代表了一大类诸如三姑六婆这样的女闲人，这些女闲人中水平比较高的是跳神巫婆一类，专为人怯病除灾，收取钱财，许多尼姑本质上也属于这类人，高级者奔走在达官贵人的深闺绣户之间，为吃斋信佛的太太小姐培训理论知识，或者担任心理医生。职业女闲人则是媒婆，就是现在的婚介所的工作人员，那个嘴巴可以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一般的女闲人则在左邻右舍、三亲四戚间串门，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头，明清话本小说里描写的这类女闲人很多。 由此观之，闲人是吾国传统社会里一大特色，是中国文化里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用正统的西方阶级斗争学说去分析我国古代社会，往往忽视了闲人的存在，最多把《梦梁录》里的第六类列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范畴，把一、二类归入地主阶级的附庸知识分子阶层里，道理不是没有，但却忽略了一、二、三、四、五、六类闲人，还有女闲人的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一个“闲”字。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做文章，好象同样也可以按照《梦梁录》那样去定义西方的闲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闲人的中国特色？ 问题出在产生闲人的渊源不同。如《梦梁录》所论，闲人的概念肇始于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三千人，皆客矣。”孟尝君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养食客者，有个叫冯欢的，家贫，听说孟尝君好客，便去依附他，他从要房住，要鱼吃，到要车坐，孟尝君都一一满足了他，可当他进一步提出要孟尝君给他一个家时，孟尝君不高兴了。孟尝君靠自己的食邑养三千食客有困难，就叫他去催收以前在薛地放的债，可他一到薛，便把债契一把火烧了，孟尝君大怒，把他召回责问，他指出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孟尝君建立爱民的形象，孟尝君听了后懂得了冯欢为他营造形象的苦心，便请他原谅。后来他说动了齐王恢复对孟尝君的信任，而就在孟尝君在齐王面前失宠之时，那三千宾客都不辞而别，只有冯欢一个人在危难时候帮助了孟尝君，孟尝君这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冯欢烧债契的先见之明，可见食客里还是有真才实学的。战国时候，养食客的不止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他们都养有上千人的食客。这些食客都是他们在政治斗争时的爪牙、谋士，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以后，养食客的风气扩大到大商人，如吕不韦，到一般的大官僚，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只不过人数大大减少。减少的原因在，不象战国时期，王侯都有大的食邑，其经济条件足以支持庞大的食客群，后来的大官僚养食客的经济来源，少数来自自己的俸禄，多数来自朝廷的拨款，最多也不过象曾国藩那样养几十人而已，这样的食客组被称为“宾幕”。宾幕的形式推而广之，便是有钱人家里的三、五个清客相公，功能上则退化为富贵人家子弟找乐子、凑趣、出主意，当然，待遇也相应减少到蹭饭吃了。 由于原始食客大部分闲着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象孟尝君的食客冯欢那样，平时养尊处优，关键时刻看贡献，这样的习性被后来的闲人继承了过来，这才有了一个“闲”字。“闲”字到了两汉以后，靠老庄学说，又有了理论深度，于是闲人便闲得心安理得，闲得越发有水平了。 穷苦的闲人往往是历朝造反时的积极分子，即使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依然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的农会就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后来解放初期土改时组织农会斗争地主，这些人也踊跃参加，他们闲得家徒四壁，甚至上无片瓦，却有的是空闲，如何不踊跃参加农会？所以后来进入农会领导班子的也就比较多。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里清理多吃多占，所谓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基层干部中，就有许多是解放前的闲人，其实把他们的搞腐化说成是阶级敌人拉下水实在是冤枉，那时地主富农在农村形同罪犯，有何资本来拉拢他们？他们之所以丧失革命意志，主要还是一个“闲”字在作怪。 解放后食客风气表面上消灭了，因为没有哪个人敢养食客，而且也养不起食客，但闲人的作风并没有绝迹，如果环顾周围的朋友中，或许你能够找到几个古代闲人的影子。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里的马大姐便是其中之一，马大姐退休在家以后在街道闲着无事，无事便找闲事，闹了许多笑话。比马大姐还要闲的是胖子潘大庆，一个在社会上鬼混的京师青年，似乎是闲人马大姐养的一个闲人，有事没事往马大姐家里跑，嘴里爱唠叨什么：“咱有钱人！”但“有钱人”常来马大姐家，目的还是一个蹭饭吃。 我有一些高中同学也特爱串门谈天，虽说不是专门蹭饭，但闲谈的时间却特别充裕，有时可以谈上三天三夜。长夜清谈，却略无倦色。那时侯大家钱都不多，谈饿了就去小面店各付各的帐吃碗小面，然后继续开谈。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艺术，从科学到玄学，从历史到女人，总之，无所不谈。我曾经加入过这样的清谈小组，不能不承认在这些闲人活动里得到过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内中几个同学，天生的会凑趣，你任何专业，任何业余爱好的话题，他都能接上，还能够不失时机地启发你的表现欲，使你从谈话里感到自己的价值而快乐，他们真正有古闲人遗风也！后来太忙，加之在外地工作，也就自动脱离了准闲人的组织，但我仍然怀念那时虽然穷，却也快乐的闲人时光。最近十多年来，闲人同学们又创造了新的活动方式，那便是“同学会”。前年的同学会是庆祝高中毕业几十周年纪念，曾经向在美国的我发过邀请函，我自然无法赴会。后来听说大家租了一所渡假村在里面聚谈了两天两夜，而渡假村的钱是一两个大款同学付的，再也不是过去那样各付各的帐的窘境了，似乎其他人都成了大款同学的食客一般，复古也真复到了家。 古典的闲人生活于我虽然绝了缘，然而，……和这个论坛上大多数人一样，有了网，却又以虚拟的面目变成了信息化时代的闲人，谁说不是呢？ 春日怀想录 〔文／梁惠王〕 一提起古文，很多人就要说唐宋八大家，我也曾拿了他们的文章苦读，却死活读不出感觉。简直是青菜豆腐，寡淡无味。明朝的后七子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我真想跟他们握手，泪眼婆娑地从咸咸的嘴里迸出三个字：“知音啊！” 古文里除了一些先秦经典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汉代的诏令了。读《汉书》的时候，每每遇到诏令，就有抄写和背诵的冲动，借用五四散文家们的口吻来感叹，就是“那是怎样朴茂渊雅的文章啊”，除此之外，我会觉得没有什么词可以表达我的心情。“朴茂”这个词也是跟吕思勉这个老头子学来的，他虽然“博学”，却不够“鸿词”，胸中的单词量真的不大，读他的《经子解题》，谈到他自己喜欢的文章，他除了“朴茂”，还是“朴茂”。唉，也许真的只有这个词是最恰当的罢。虽然我想说，学者们读书固然很多，但是一碰到表达的时候，反比不上不学无术的“文学家”们，后者把无说成有的本领那真是天生的。 今天温经累了，又翻翻笔记，有一本笔记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七歪八倒的，我自己都有些脸红。你们知道，我的钢笔字是很牛比的，迄今为止我还没碰见一个熟人比得过我。有的人敝帚自珍，说我的不如他（她）的，其实他们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我的字要是不认真写，也是很烂的。比如这些字就比较烂，但那文章却极好，都是汉代的诏书，是我以前为了背诵的方便而特意抄录的。我抄书，一度因为有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实践了这么久，我才要学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句“我看不见得”。当然，好文章抄撮在一起，的确读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怀疑那句俗语的真正意义在此。 这些诏书我曾经读得很熟，差不多都能背诵，现在竟也生疏了。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年轻的时候，宋词能背数千首，同一个词牌多的就能背几十首，甚至别人念一首词的前几句，我就知道它的词牌名。真是看不见的“财富”啊，那时我认为这些“财富”可以保存到死，“金城汤池，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也”。可是没想到现在也忘了十之七八，记性真不可恃！“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不服老不行。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怀疑这句话他老人家也是在老之将至的时候说的。 慨叹了一声，开始温习。读下去，停住了，文帝元年春天的一篇诏书很有意思：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节，古代人看见草木生长的样子，觉得它们应该很快乐，如果抛开阴阳五行哲学不管的话，这些看法还是很有想象力的，简直有点像童话。既然草木都这么快乐，有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过得这么糟糕，实在有点不应该。所以诏书里说要给这些过得糟糕的人发点救济品，让他们和草木起舞，也快乐起来。《诗经》里说：“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这是人艳羡草木无知无识，不像他们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但我要说一句，这虽然是诗，看法却稀松平常，溢不出我们大多数人的联想之外。反不如本应庄敬严肃的诏书更有性灵之趣了。 读到这里，于是我不读了，决定放下书本去踏青，看看草木畅茂，其乐只且。 好名的汉文帝 〔文／梁惠王〕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一代明君，后世士大夫们提起他，脸上无不露出一副温情脉脉的神色，显得非常陶醉。他们认为这样的君主才是封建社会罕有的亮色，足为楷模。说老实话，这点的确应该承认，文帝是比较贤明的君主，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可笑弱点，就是过于爱好声名，有时甚至达到了虚假的地步。 一个人爱好声名，看似是件好事，实则也很难说。较早的时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只要能留名竹帛，无不想实现而甘心焉。所以有钱的就铸个把大鼎，把大名往上刻；没钱而又自负其才的，或者去当门客，或者去当刺客。如果有老母要赡养，不得已躲在闾巷里屠狗杀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自己也以为是污点，说出来都惭愧得不行。王侯们铸鼎留名的动机既然不纯，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大。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民众喜欢的是青天大老爷包拯这种类型，因为他能帮我们伸冤报仇，解决吃饭穿衣这类实际问题。所以相对包青天而言，那些铸鼎自娱的王侯将相，我们顶多艳羡一下，感慨自己不能到达那位置罢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声名实质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暴君秦始皇也爱惜声名，他对声名的理解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他认为自己“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可至万世而不朽，因此到处刻石，“光垂休铭”。而老百姓却觉得“天下苦秦久矣”，恨不能和他同归于尽。所以说，爱惜声名并不能让人一定做好事，还得首先要分清“好名”和“臭名”。秦始皇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是臭名昭著的行为。后世的桓温大概知道了，但是他说“不能流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破罐子破摔，他的意思是你看着办罢，反正我不能白活这一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好歹得向后世证明一下，我不是没存在过，我“活过，恋爱过”，还有——造反过。如果桓温当初反叛成功，他可能就被谥为太祖高皇帝了。就像曹操，干的不也是篡位的事吗，可人家被响当当地谥为魏太祖，在《三国志·魏书》里神气活现地排着首位。 当然，汉文帝不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情况，他是很能分清好名恶名的，而且始终坚决地向着好名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也很有智慧，能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坐稳皇帝的位置，并使国势蒸蒸日上，很不简单。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既打击了权臣，又削弱了诸侯王势力，还留下了仁厚的名声，手腕实在高明。但是他好名显然好的过了，有时候不但是好名，甚至是死要面子，显得有点虚假。 文帝本来是刘邦的庶子，在代国当一个小小的国王，能当上皇帝完全是撞了狗屎运，所以开始接到长安的征书还不敢答应，好不容易被中尉宋昌劝服，去长安上任，群臣劝他立太子，他假惺惺地说：“诸侯王和功臣们的子弟这么多，何必一定立我的儿子，如果我真的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人家一定以为我忘记了贤德之人而私爱自己的儿子，这不是为天下百姓忧虑的做法啊。”好像显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想学尧舜禅让天下了。实际上怎么样呢？文帝对皇位的继承并非很洒脱，在有司的劝告下，他马上喜滋滋地立了自己的长子刘启为嗣，而且把在诛除诸吕的斗争中功劳最大的两个宗室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黜落，仅仅割了齐国的两个郡，分别分封他们两人为城阳王和济北王了事。而先前功臣们是答应事成后封刘章为赵王，封刘兴居为梁王的，只不过文帝听说刘章和刘兴居起初想拥立他们的哥哥齐哀王刘襄为皇帝，心里大为不满，才故意贬低他们的功劳。济北王刘兴居因此一直心怀不满，后来听说文帝亲自率兵北击匈奴，长安空虚，还趁机发兵叛乱。文帝听到消息，立即回兵长安，派棘蒲侯柴武平叛，济北王兵败自杀。文帝如果不在意皇位，又何至于气得人家济北王发兵造反呢？所以他开始推辞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摆出一副要传位给其他贤能的架势完全是为了沽取虚名，假模假式。 也许有人会说，仅仅通过这件事来判断文帝好虚名的话，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家文帝也有可能因为当时局势紧张，权臣在侧，不得不摆出一副像尧、舜学习的姿态，并不是好名。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应该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文帝有时候表现出来的“仁”是表面现象。 那是和淮南王刘长有关的事了。刘长是刘邦最小的儿子，从小得到吕后的庇荫，非常骄横。文帝即位后，他自以为和文帝血缘最亲，更是有恃无恐。每年从封地入朝时，文帝给他面子，让他和自己同车打猎。这厮却给点颜色就开染坊，开口闭口称文帝为“大兄”，要知道文帝虽然是他哥哥，但毕竟是皇帝，普通老百姓有家人之礼，但皇帝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天下大计，家事都是公事，虽然是兄弟，也得按规矩来，哪能这么没礼节的。文帝心里早就烦他了，碍于要保持一副“兄弟怡怡”的样子，只好强忍不快和他虚与委蛇。刘长愈发得意，竟擅自椎杀了高祖时的功臣审食其，理由是审食其在他亲生母亲遭难时没有援助。幸好文帝也讨厌审食其，审食其在楚汉相争的时候，一直是吕后的心腹，后来当郎中令，出入代表吕后传诏，几乎架空了丞相，也因此一致被朝臣们厌恶，他死了可谓大快人心。所以文帝这次赦免了刘长。 从此，刘长变本加厉，愈加嚣张，竟然派人私通匈奴和闽越，终于被文帝抓到了造反的证据，下诏将刘长流放蜀郡严道的邛邮。哪知刘长虽然酷暴，性情却非常刚直，从南面诸侯一下子变为阶下囚，身份的转换落差太大，一时想不开，在流放的路上绝食而死。文帝听到消息，一下子慌了神，悲哭起来，我们大概以为文帝是良心发现，对弟弟的死很伤心罢，其实完全想错了。他抽泣地对曾经劝谏过他的大臣爰盎说：“我因为没有听从你的话，搞得现在有杀弟的名声，真是后悔莫及啊，呜呜。”原来他是怕自己有“杀弟之名”，要知道仁厚是他一向自诩的啊，他之能当上皇帝，也是靠这个名声，怎么能说毁就毁了呢？到这时候，爰盎还有什么办法，只好赶紧拍马屁说：“陛下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以毁名。” 文帝两眼放光，马上追问：“哪三条，快说快说。”爰盎说：“当年陛下为代王时，太后久病，卧床三年，陛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如果没有经过陛下亲口尝过，陛下不会把它献给太后。遥想春秋时的大孝子曾参，他不过是个泥腿子，他都力不能及啊，而陛下以诸侯王之尊做起来却轻而易举，这难道不伟大吗，此为其一；当年诸吕掌权，功臣专制，陛下从代国来长安，形势非常凶险，就算古代的勇士孟贲、夏育都会脸色震恐，而陛下却浑若无事，这难道不光荣吗，此为其二；陛下来到长安，住在代国驻长安的办事处，群臣要陛下即皇帝位，陛下朝着西方谦让了三次，朝着南方又谦让了两次，古代有个泥腿子叫许由的，尧把天下让给他，他只谦让了一次就竖子成名了，陛下却让了五次，这难道不高尚吗，此为其三。何况陛下并不是真想杀淮南王，只不过沿路的官吏没有照顾好，让他饿死了。这跟陛下毫无关系，陛下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 其实爰盎拍马的本事并不高，整段话简直是胡编乱造。因为那三条只有第一条确实可以证明文帝做得不错，其他两条则都是凑数。文帝当时来长安固然有些勇气，但事前不但中尉宋昌给他分析过，说刘氏宗族强，大臣不敢造反，朝廷外不但有宗室诸侯王，朝廷内还有宗室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肯定没问题。之后文帝还专门占卜，得到了吉卦。就算这样他还不放心，又派舅舅薄昭专门去长安和太尉周勃接洽，双方交换过意见，确认是真心拥戴他为皇帝，这才出发来到长安的。而且他一入未央宫，马上把郎中令和卫尉换成了自己的人，牢牢控制了京师的兵权，根本说不上有多么勇敢。至于第三条夸他谦让为帝，就更好笑了，既然他冒着危险也要来长安当皇帝，还谦让什么？那不过是一种礼仪，或者说是姿态，不要说他老爸刘邦当初即位时也这样干过，就包括以后强迫汉、魏禅位的曹丕、司马炎哪个没来过这么一套？史书上说爰盎好“直谏”，在我看来是个惯常见风使舵的小人，他曾当过吴王刘濞的相，明明知道刘濞有造反迹象，但怕遭到刘濞暗害，偏偏报告长安说刘濞安分守己得要命，人品显然是有问题的。晁错为皇室计虑，是个不折不扣的忠臣，却被爰盎这个伪善的家伙害死，真要令人长叹一声：“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但是文帝听完爰盎这番巧佞之言后，马上破涕为笑，史书上写的是“上意乃解”，真是春秋笔法。文帝一听自己的名声不会受损，立刻就不悲伤了，可见他对兄弟的死是心不在焉的。他问爰盎下一步怎么办。爰盎说：“把那些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官吏斩了以谢天下就是了。”文帝马上照办，于是那些淮南王经过的沿途郡县官吏就成了维护文帝“仁爱”名声的替死鬼，真是冤哉枉也。之后他又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全部为列侯，表示自己的仁厚。他心里这块石头大概是彻底放下了。 不过虽然如此，民间仍然流传儿歌，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到后，叹道：“难道天下百姓真的认为我贪图淮南王的土地而杀害弟弟吗？”又把城阳王迁徙到淮南，统治淮南原来的土地，过几年干脆把刘长还活着的儿子又分别立为淮南王、恒山王和庐江王，搞得忠臣贾谊为此上书劝谏，说希望文帝不要因为好虚名而为后世留下祸患。因为淮南王的儿子一旦当了王，长大了之后一定会思量为父亲报仇，给天下带来动荡。但是文帝不听，淮南王刘安终因造反自杀。这可以说是文帝慕虚名而带来的后患。 除了政治声名之外，文帝还比较喜好文化声名。大才子贾谊以博学鸿词闻名，文帝虽然欣赏他，实际上暗地里也在和他较劲。他曾经把贾谊贬到外地当官，过几年又召回长安，在宣室促膝长谈，以为可以搞个辩论赛什么的，哪知说了没几句，发现自己插不上嘴，仍只有竖着耳朵听的份。而且贾谊讲得太生动了，他听得入迷，不知不觉的连身子都往前倾侧，生怕耳朵里漏了一个单词。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诗评论过这件事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责备文帝不明事理，问鬼神之事而忽略百姓疾苦。这真是腐儒之谈，要知道这世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纯粹不计功利的学问，文帝问问鬼神，想探究自然世界的奥秘，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中国不就因为一直缺乏这种探究纯粹学问的精神而导致落后的吗？ 辩论赛变成讲座，这显然是文帝逆料不及的，所以虽然开始听得过瘾，但在贾谊走后，文帝还是免不了目眩良久，怅然若失，叹道：“唉！我好久没有见到贾谊，自己以为学问可以超过他了，哪知他妈的还是比不上。”虽然很沮丧，但至少透露他一度是把能省的时间都省下来，相当用功学习，企图超过贾谊的。这样等贾谊来夸奖他的时候，就可以得意洋洋地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谈恋爱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的。”保持刻苦学习的优良作风，这对一个身边美女如云的皇帝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他本来做好了充分准备才把贾谊召回，谁知结局是这样。于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文帝立刻又把贾谊贬到梁国，当梁孝王的太傅，贾谊就死在梁国，再也没有回来。有时候我想，如果贾谊能像爰盎那样偶尔拍拍文帝的马屁，不要把才华展露得太嚣张，文帝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贬到外地做官。 总之，文帝爱好声名是件好事，只不过他有时过于追求这个罢了。我把他的这些细节放大，并不是吹毛求疵，想掀起什么右倾翻案风潮。文帝是个相当不错的皇帝，这我是承认的。至于谈到他过分热衷声名而近于虚伪，不过是一种纯粹探究学问的态度，我想大家都会理解的。 千古风流一坛子醋 〔文／萧让〕 有唐一代，女权高涨，前有唐太宗下诏鼓励寡妇再婚，甚至以此考核官吏的政绩，惹得后世程朱理学诸夫子大骂他其身不正还要教坏天下人，后有武则天女主临朝，宜都内人公然进谏劝她近贤臣，远小人，以使政权稳固，千秋万代后“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妾之愿在此”。如此颠覆伦常的话，大约只有在唐代，才可以正儿八经地说出口^_^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高官显宦的惧内之风，几乎代代不绝，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初唐名相房玄龄了。 话说某次太宗临朝已毕，房玄龄逡巡不去，一问方知房夫人在家里发脾气，希望能讨得一方圣旨命令房夫人不准生气，然后他才敢回去。太宗皇帝实在有些吃惊，他知道房玄龄惧内却不知道他惧内到这个程度，于是这位生性八卦兼精力旺盛的皇帝决定为自己的宠臣出口气，誓要助他重振雄风。于是特地赐房玄龄美姬，老实的房玄龄自然是不敢要的，皇后出马劝说房夫人，自然也是不听的。太宗于是动用起对外交往中无往不利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赐她鸩酒：“你要不准他纳妾，就死了算了！”（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乃遗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谁知道房夫人二话不说，接过来就喝。自然，太宗还不至于如此草菅人命，所谓的鸩酒，本是一坛浓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吃醋典故了。 这桥段常被放进电视剧中作为搞笑调料，《大唐名相》（写魏征的那部电视剧）就描述房夫人喝了“毒酒”之后突然悔悟，要求该美姬好好照顾房玄龄云云，咳咳，这也未免太低估了房夫人，更令这位女权主义的先驱失色不少。事实上是太宗皇帝当场给惊得倒抽一口冷气，掉头就走：“此等女子我尚畏之，何况玄龄。”至此，天可汗陛下亲手导演的这出驯悍记就这么虎头蛇尾的了结了^_^ 书上关于太宗的反应就到此为止，不过我想太宗回宫后看到长孙皇后想必是百感交集以至于越看越喜爱的。他爱的女子也爱他，这已经很难得，比如他儿子李治，便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爱他还爱得有分有寸恰到好处，不象房夫人这般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更难得。话又说回来，连太宗这样经历过尸山血海的人都骇倒当场，也实在也很难怪房玄龄惧内。 然而房玄龄之惧内并非一以贯之，考房玄龄之发迹，原自四十八岁时仗策军门追随太宗开始，而房夫人则是他起自寒微时的结发妻子。据《新唐书》记载，一次房玄龄病重将死，嘱咐夫人：“我死之后，你还年轻，不必为我守寡，好好地对待你将来的丈夫。”（观此语，房玄龄亦多情人）房夫人大哭，竟剜了一只眼睛出来，立誓不嫁。房玄龄大为感动，病愈之后即礼之终身，不再纳妾。 这段记载看得我大为感动，不知道后人为何一味渲染吃醋的典故，却绝口不提房夫人的剜目明志。为了安慰病重的丈夫可以血淋淋的剜出一只眼睛来，情真如此，要求丈夫的专爱不惜饮鸩自尽，性烈如斯，房夫人也算得上奇女子了，足以值得房玄龄敬之重之，以至于畏之的。你若不想她伤心以至于再闹出流血事件，便不该不敢再拂逆她的心意。是故房玄龄之惧内，实在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如云在青天水在瓶那么NB（natural beautiful）的。 相形之下，房玄龄以降的那些惧内名人便不免低了一个档次： 如唐高宗，怕老婆怕到可以将江山拱手送人，有水平。 他的儿子中宗更有水平，绿帽子戴了一大堆，还帮情夫数钞票，最后居然还让老婆给毒死，晕倒！ 玄宗倒是个不惧内的主儿，宰相杨国忠却是个妙人儿，有回外出，妻子乘机与人私通怀上小孩，等他回来大大方方的对他说：“你走了很久我真是想你得紧，夜夜梦到你，所以就怀上了。”杨国忠倒也知趣得很：“这都是你我夫妻情深所致。”一点也不怪罪她。现在有几个男子有这样的“胸怀”呢？ 梦回唐朝。 虽然男士们想必是对此不以为然的，哈哈。 “风度得如九龄否？”——闲话唐代宰相风度 〔文／萧让〕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历代中秋咏月的佳作不胜枚举，我独爱此句，感其意境之雄浑高远，方知何谓盛唐气象。皓月当空，天青海碧，也不禁想起此诗的作者，被誉为“文中之帅”的开元名相张九龄来。 张九龄，以诗文和风度名动一时，为人正直而有责任感，一心“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典型，一度和玄宗也曾君臣相合，共创开元盛世，然终不敌李林甫之巧言令色善事人主，在其口蜜腹剑下败下阵来。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玄宗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秋天给张九龄送去一把扇子，暗示已经用不着他了。然张九龄虽被罢相，其翩翩神采仍让玄宗念念不忘，其后每逢荐引公卿，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好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一语道破唐代对士人品貌的推崇。唐代以科举取仕，但科举高中并不等于就能马上当官，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考核的标准有四条： 一曰身，谓体貌丰伟。头一条就是要求风神俊朗，可见帅哥在唐朝实在很占便宜。而相貌太过丑陋的人是不能做官的，大概觉得有伤国体，很丢士大夫颜面。 二曰言，言辞辩正。要能言善辩，哑巴、口吃患者、说不了两句话就被人驳得哑口无言的，统统不合格。这一条有点歧视残疾人，唐人也自有道理：作为一方父母，笨嘴拙舌吞吞吐吐，如何能民众心悦诚服？ 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 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地方长官处理民事纠纷最后结案宣判的时候要写判词，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必须用对仗工整的四六体骈文，称为骈体判，既要引经据典符合法律条文，还要文采斐然琅琅上口，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判词。白居易文集里的《甲乙判》就是他宦海生涯里处理案件的判词总汇，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且幽默风趣不悖人情道理，后人称“百读不厌”。唐人之善化生活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故此唐代的政治家也多是书法家和文学家，只因这样的取仕标准，没两把刷子，是拿不下来的^_^诚如《容斋随笔》所言：“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精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散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茌语、堂判犹存。”中唐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以风度、书法和文章取仕渐渐成为主流，这在名列百官之首的宰相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多善属文工书，优雅从容，温柔敦厚的士大夫品派，俨然成型，是之谓宰相风度，尤以元和诸相为最。 据唐人笔记《幽闲鼓吹》记载，侍郎潘炎的妻子一次宴请儿子的同僚，遍阅诸人，独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潘夫人不禁赞叹：“此人气质大异常人，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此后，人们便以惨绿少年作为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的代称。时光荏苒，昔日的翩翩少年杜黄裳果然荣登宰甫，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诸处叛乱，令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元和中兴，以此为始。唐之藩镇割据，自代宗时形成，德宗发动平藩之战，反引发朱泚之乱，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宪宗元和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部将刘辟作乱，满朝文武都以西蜀险固，不宜生事，准备依旧例予以承认，唯独一介书生杜黄裳强烈反对，坚请讨除。他举荐高崇文为帅，又奏请不再让宦官做监军，使高崇文得以放手施为，鹿头山八战八胜，活捉刘辟，平定西川。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心，于是奏请剪平藩镇，还政中央，整肃朝纲，纪律风气，为之一张。史称杜黄裳通达权变，有王佐大略，虽为相日短，比不上裴度的政绩彪炳，也没有武元衡那样悲壮的结局，故此可能给人印象不深，然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朝廷不再对藩镇妥协退让，诚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贤相。然而和他政治上的强硬立场相反，生活中的杜黄裳雅澹宽仁，一次生病，庸医误诊，将他整治得死去活来，别说是高官显宦（一般来说越是高官越怕死的说），就算一般老百姓，拔错一颗牙恐怕也会气得当场跳起来，何况象他那样给治丢了半条命的。杜黄裳却仍是一以贯之的淡然处之，始终不曾责骂加罪，可见他的修养和德行。 杜黄裳之后拜相的武元衡，是一位极温雅沉静彬彬有礼的书生，晚唐著名诗人，诗风雅正，音韵清朗，切合音律。据正史所载，武元衡每有新诗出，必被好事者谱入歌曲，广为传唱。张为曾做《诗人主客图》分元和诗人为六派，各有主人一人，升堂、入室、及门等宾客若干，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与白居易齐名，刘禹锡尚在其下，可见其影响力。高崇文虽有平蜀之功，然善治军不善治蜀，宪宗于是让武元衡代他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走的时候满载军资金帛伎乐古玩而归，“蜀地几为之空”。武元衡到任之后选贤才，安黎民，抚蛮夷，为政廉明，生活节俭，政绩卓著，中外同钦。然而蜀地自韦皋以来已养成了诗酒花韵召伎宴饮的官场习气，即席赋诗对于文采风流的武元衡来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持身甚正的他并不真喜欢这种浮华风气，《新唐书》说他“雅性庄重，然淡于接物”，就是说他不喜欢应酬。从那句“满堂谁是知音者”的宴饮诗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片觥筹交错中武元衡那温和有礼而又有些寂寞的微笑。一次宴席上，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淡淡一笑，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终不让宴会不欢而散。 然而，谁若以为他的温文尔雅是怯懦无用，他的彬彬有礼是软弱可欺，那就错了。这个清雅俊逸如鹤一般的男子，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失礼，但任何压力都不能让他低头。元和三相，以他的性格最为倔强刚烈，是朝廷里最为强硬的主战派。得宪宗信任拜相之后，所有兵事都由武元衡主持，平定浙西节度李锜之乱，又力主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强藩相互勾结，又重金贿赂朝廷大臣，互为呼应，武元衡承受着极重的压力，却从不为所动，一力主战，声色俱厉，决不对强藩退让半步。对于杜黄裳，藩镇想过贿赂，对于武元衡，就只有诋毁和攻击。在一切政治手段均告无效之后，元和十年，武元衡被藩镇派遣的刺客刺杀身亡。武元衡之死，极为惨烈悲壮，唐书描述如下： 〖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々，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 武元衡是唐朝我最喜欢的宰相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那悲剧性的结局吧。他的诗作以瑰奇艳丽著称，唐诗中色彩最浓烈的诗作就莫过于他的那首“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末句色彩对比之强烈感性，常常让我想起他温和的微笑和悲情的结局，想起飞腾的火焰和淋漓的鲜血，昭示着生命的壮烈与不屈。他终以自己的生命为献祭，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与武元衡同时遇刺的还有宰相裴度，他戴的扬州毡帽救了他一命（据说此后扬州毡帽风行一时），不少大臣慑于暴徒之残忍猖狂，提议放弃淮西用兵，并且罢免裴度。但是宪宗力排众议，不但不免裴度，而将他擢为宰相，全力主持淮西军务。 裴度，晚唐著名政治家，曾为武元衡幕僚，受其影响很深。面对着强藩的暗杀威胁和朝廷内主和派的诸多牵制，裴度毅然肩负起平藩的重任。淮西之战自元和九年始，终于元和十二年，为宪宗平藩战事中之时间最长者。在这次战争中，裴度起的是总指挥的作用。参战将领虽不乏当世名将，但是都没有能力统筹战局，门户观念很重，难于团结。所以前期官军的战绩是不乐观的。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这时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进行已经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裴度立下生死状，自请去前方督战，取消宦官监军，全力支持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有了李朔雪夜入蔡州城擒吴元济的传奇。讨伐淮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各地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也有犹豫观望的，在宪宗的支持下，裴度或游说或讨伐，终于平定各地大小藩镇，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元和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韩愈曾撰碑文，以淮西的胜利裴度应居首功。李朔不服争功，谦和的裴度当即找人另撰碑文以李朔为首功，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为传颂的始终是韩文，在天下人的心里，自有他们的评判。 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三度拜相，又被五次排挤出朝廷。宪宗去世后，好不容易解决的藩镇问题在穆宗朝又再度出现。穆宗不能给与裴度强有力的支持，诸宰相不是与之通力合作，而是不断的拉后腿。在累战无功的情况下，又是裴度再度出马，主持削藩。穆宗贪玩不理朝政，但在裴度打理下政局尚可支持。敬宗被宦官刘克明谋害，又是裴度出面收拾残局，诛杀刘克明，拥立文宗继位。晚唐宦官当道，人臣趋奉，如元稹等都奔走门下以求闻达，唯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朋党相争之时，他也不拉帮结派，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正因他抑权宦，无朋党，因此屡遭排挤，但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一身系天下安危数十年，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 裴度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享年70余岁，一生平藩镇，黜权奸，斗宦官，远朋党，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的风度，正史野史都记载很多，更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热门题材，至今流传的传统剧目中，仍有《裴度还带》这一出。裴度不信术数，不好服食，经常和人家说：管它是鱼肉还是果蔬，有了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宋代宰相常常都有一段“身外之物不足贵，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从吕蒙正拾千金而不动心，吕公著失重宝而不变色的这类轶事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唐人那洒脱豁达的流风余韵。 然而今天我们谈起宰相风度，不仅仅在于他们面目的俊秀，风度的优雅，更在于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那铁石般的意志和宽厚的心胸。为国家、为公义，一往无前，九死而无悔，对于个人的名利荣辱，却是淡然处之，毫不萦怀。武元衡受辱于小吏，裴度让功于李朔，但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即使面对着藩镇强权和死亡的威胁，也铁骨铮铮绝不后退半步。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增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千载之下，读来仍然震撼人心。而这种笑看生死的择善固执，并不是后世小气文人的迂腐斗气，他们确有经世之才，救世之功，这才是最重要的。必要以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为背景，才能凸显其与酸文腐儒的不同。在其位需谋其政，身为宰相，一身系天下安危，首先应对国家尽责，对百姓尽心，在此基础上的淡泊和谦让，才分外让人感叹。 因此让玄宗赞叹不已的张九龄的宰相风度，对于百姓来说，又是另具一番意义：不在于他的千古文章，不在于他的翩翩神采，而在于他刚直不阿的耿介风骨，以及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怜惜岭南百姓翻山越岭的艰难，张九龄奏请将秦时的梅关古道从原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拓凿成一条宽阔平坦可供四马并行的车马大道。此后千余年，梅关古道一直是连接中原与岭南，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最重要通道和纽带：南北货物经此流通，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得以相连。今日韶关等地仍有风度楼、风度路、风度堂等，据说俱为纪念“九龄风度”而立。而最能体现“九龄风度”的，应该还是梅关古道上的那副对联吧： 不必定有梅花，聊以志将军姓氏； 从此可通粤海，愿无忘宰相风流。 当豺狼咬死了羊 〔文／尘埃不见〕 豺狼咬死了羊。这句话是唐朝时某驿站的一位服务生说的，选择其做标题是因为可以引出几个有趣的故事。 长寿元年（公元六九二年），武则天下令禁屠杀及捕鱼虾。 这个具有慈善意义禁令的范围仅限于低等动物，人不包括在内。因此就不好意思对人家讲我们也曾辉煌早在一千多年前唐朝的一个皇帝就是动物保护主义者。 不许杀生显然给餐饮业带来沉重的打击，也影响到很多人生活。一个被武则天亲手提拔的官员就抱怨说，今断屠杀，鸡鱼猪驴俱不得吃，空吃米面，如何得饱。这个人是很爱吃肉的，每当让厨子做肉饼时都要叮嘱少放葱多加肉，时人管他叫缩葱侍御史。 吃肉难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怎么解决？经典著作《易传》中指出：变则通。一变通对策就出来了。 有一件事发生在娄师德身上，娄师德应该算是武则天依重的大臣之一，也是武周时期少有的能够全身而终的将相之一。他曾经告诫将要出任代州刺史的弟弟：别人吐到你的脸上，不要擦掉任其自然干掉。颇似西方那条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迎上去的准则。武周时期另一个能够全身而终的宰相是狄仁杰，而狄仁杰能够当上宰相就是娄师德极力推荐的。 有一次娄师德从东都出发去外地视察，当时他官居御史大夫，是御史台的一把手，三品大员。御史台是国家监察机构，经常要到各地去检查有无违法乱纪的人和事。 天色将晚，娄师德到一个驿站住宿。驿站是国家设立的招待所，官员入注按其品级享受相应的待遇，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相同的。吃饭的时候服务生端上来一盘羊肉，作为监察机关的领导，娄师德当然知道有禁屠令，也知道违反圣上的禁令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便严肃的追问： 圣上严令禁止杀生，为什么还有羊肉。 服务生回答说： 是一只豺狼咬死了这只羊。 豺狼咬死的羊当然和人杀生无关，至于是不是真的，娄师德心知肚明，因此他说： 这只豺狼很有眼色。 接下来的事更有趣，服务生又端上来一盘鱼，娄师德照例要质问： 圣上严令禁止捕鱼，为什么还会有鱼。 服务生也照例回答： 是一只豺狼咬死了这条鱼。 这个答案具有明显的逻辑性错误，被称作“宽厚清慎”以唾不拭干教人的娄师德也不由得训斥起服务生： 短智汉，应该是水獭咬死了鱼。 短智的直译应该是智力不足，就是现在的缺心眼，与之相比，知书达理的娄师德所说的理由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古人有“獭祭鱼”一说，讲的是水獭经常会将捕得的鱼摆在水边上，像人类祭奠时摆上乾肉一样，既然如此，人们在水边上拣到死鱼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看到这大家就会明白，“四菜一汤”之类规定自古以来就不怎么灵。 说完了官员再谈谈餐饮业，餐饮业讲的是经济效益，是要挣钱的，你不让他用肉很多菜就失去了味道。唐朝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发达的，但我估计绝大多数人还远没有达到吃腻了大鱼大肉而去品尝山野菜的地步，下馆子少不了点上几个荤菜，再说据现代人推测会有不少豪杰侠客一边吃着肉一边留意着身边的动静随时准备腾空跃起长剑出鞘，因此如何尽快走出禁屠令所造成的困境，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餐饮业想出的办法是：将各种肉煮成浓浓的肉汤，再用这种肉汤来烹饪菜肴。咱们国家传统烹饪中有一种叫做高汤的用料，一般来说是用土鸡、火腿、春笋、猪筒子骨、瘦猪肉丁熬制而成，味极鲜，绝非那种水中加了鸡精的汤。这种高汤产生于何时我不太了解，但武周时期餐馆里所煮的肉汤无疑是一种上品汤。肉汤煮好之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用罗网过滤，将汤中的肉块过掉以避嫌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总会有过滤不净的现象，端上桌的菜肴中时会有肉块出现，对于违反法令的事经营单位是不负责解释的，问得急了就回答说：罗漏。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一种情景，一桌吃家中有人夹到唯一的一块肉后对众人说，承让，承让，本人叨得一块罗漏。虽不及大快吃肉，也算是吃出一些情趣。 武则天对于禁屠一事不像官员们那样严厉，这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民间的说法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法令是由她那里出来的，她就是释法的权威。 作为皇帝的武则天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违令的现象是有所了解的，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以告密为己任，争相向皇上反映情况。 当时一个叫张德的官员喜得贵子，私自杀了一头羊办喜宴，前来赴宴的同僚中有一个人姓杜名肃，七碟子八碗吃了个壕满沟平后又往怀里揣了一个羊肉馅饼。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有一道中华传统小吃就是羊肉馅饼，不知道是不是打唐朝传下来的。 杜肃揣走一个馅饼不是为了回家慢慢品尝，而是将这件事汇报给了皇上。第二天上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得了一个儿子，这是个喜事。 一句关怀的问候，令张德和在场的官员浑身发冷，这意味着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私房之内发生的事都被人监视着，任何隐私都有可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果然，令张德担心的事出现了，圣上追问其从哪里搞来的肉。张德只剩下走坦白从宽叩头服罪这一条出路了。 武则天的话应该是出乎张德的意料，她说朕禁止屠宰，但是对于喜事和丧事是不加干涉的。 话说到这里，张德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更精彩的还在后面。武则天接着说：不过你以后请客吃饭也要有选择，别什么人都往家叫。说完拿出杜肃检举张德私自吃肉的奏表让大家看。 至于那个吃人家饭还砸人家家的杜肃，史书上记载的是：举朝唾其面。 唾面表示的是蔑视与侮辱，战国时期的赵太后就说过：“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往人脸上吐口水这种事发生在足球场上是会受到重罚的。 闲话三皇五帝 〔文／莫邪82〕 以前提起“三皇”这个名词时，常被搞得晕头转向一头雾水，因为从古至今各种典籍里对此的记载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汉的纬书里说是天皇、地皇、人皇，《春秋运斗枢》里说是伏羲、神农、女娲，《帝王世纪》中又说是伏羲、神农、黄帝……但是我最初记下的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奉为圭臬的还是语文课本上的一条注释：伏羲、燧人、神农。编者毅然决然的语气，就好像在告诉人们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当时年幼无知，还没有聆听过孟老夫子“尽信书不如无书”超然智慧的教诲，于是对此说奉若至明深信不疑，每每在其他书里看到祝融、女娲之类的说法便洋洋自得，以为发现了作者的无知，后来才沮丧地发现，原来无知的是自己。 但不管怎么说，能进入“三皇”大名单的人物无疑都是上古时期最负盛名智慧超群的领袖人物，通过描述他们功绩的传说，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处处充满了神怪色彩而且众多相互抵牾之处，但这恰恰正是一个民族在解释他们肇兴之初的历史时必然产生的结果。上古的神话传说也许并不可靠，但我们总能从中捕捉到一些事实的影子，并在脑海中重构出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态图和史前不同文化阶段的特征。而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也大抵成了后世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一个民族如果缺乏了这种浪漫和美丽，他们最初的历史将是苍白的。 和“三皇”一样，“五帝”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不过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好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说法更为人们所熟知，在这里也就以此为基础略谈一下吧。 先说说黄帝。他老人家的大名想必每个中国人都如雷贯耳。几千年来，他早已代替了造人的伏羲和女娲被人们推崇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高高地供奉在了神龛上。而与三皇相比，黄帝身上的神异色彩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不同凡响首先就体现在出生上：“黄帝……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於寿丘”。司马迁平平淡淡的一句“黄帝者，少典之子”显然让后人十分担心，为了避免埋没这位老祖宗的丰功伟绩千秋大业，让我们今天有幸看到他出生的“真相”，这段话赫然出现在《史记》正义中。 但这也怪不了谁，总结一下人们对自己顶礼膜拜的圣人们的描述，我们很容易发现，圣人出生之前，他们的母亲看到天文奇观或梦到神仙怪兽的几率总会大大提高，当然，也有不少的圣人要可怜巴巴地在娘胎里待上个三年五载（但待的时间长了好像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事，比如《东周列国志》里那个在老妈肚子里闷了整整四十年的褒姒）。除此之外，圣人们通常还要从小到大都显得与众不同，比如在描述皇帝出生时表现得相当克制的太史公就很快在下文中让他没几天就学会了说话，也是五帝中的帝喾，则“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基本接近怪胎一类。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将这些圣人描述成怪胎的同时，通常还不忘了把他们深深憎恨的与圣人对立者渲染成一个怪兽。 黄帝的一生多姿多彩，忙碌不堪。那个时代，诸侯相互侵伐，各部落之间争霸不休，黄帝的有熊部落处在实力雄厚的神农部落和九黎部落之间，腹背受敌，于是他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原则，先在阪泉之野击溃了炎帝姜榆罔，然后挥师西进，与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于涿鹿之野展开大战。这是中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一次大战，后来的人们用极端浪漫的思维把它描述成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之搏。于是，我们在这场大战中看到了风神雨神九天玄女甚至指南车，不由得对祖先们惊人的智慧深感崇拜。搞笑的是现在有人竟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奇妙的想法，认为此次大战其实是史前的一次星际战争，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蚩尤成了智能机器人，玄女应龙成了宇宙飞船，蚩尤坟上的赤气成了外星人在寻找黑匣子，让吾辈为自己贫乏的想象力深感惭愧。 擒杀蚩尤以后，黄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他的统治期间，不但东征西讨，保境安民，而且创造了众多伟大的发明，譬如舟车、算术、兵器、音律——但是从考古学的发现我们得知，至少在八九万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懂得了区分音阶和调整音高。尽管有关黄帝传说中的这些功绩都未必属实，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当世之时，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食可裹腹、衣可敝体的简单物质保障，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史在这个时候遇到了第一次大发展的契机。 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自豪的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但我们会奇怪的发现，这里的炎帝竟然排在了黄帝的前面。从各种传说与记载看来，似乎并不足以令人景仰且后来被黄帝征服了的姜榆罔是无法胜任这个位置的。也有人认为史书上“欲侵陵诸侯”的炎帝其实是蚩尤，因为蚩尤曾打败姜榆罔，按当时的习惯他完全有可能在夺取战败方一切物质遗产的同时将炎帝这一称号也据为己有，但由此推论而认为“炎黄”之炎帝实指蚩尤则比姜榆罔的说法更不具说服力。所以，不少人又更愿意相信，“炎黄子孙”中的炎帝其实是指比黄帝更早五百年的神农氏，但若如此论，伏羲燧人等何以处之？真是论点种种，不一而足。很多时候，前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成了千古之谜，后人考据索引，探幽寻微，发思古之情，暗砭当世之事，真真是乐在其中。 黄帝驾崩后，葬于桥山。至于其具体过程，某些无比尊敬和崇拜他的后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描述：黄帝在位的第一百个年头，跑到桥山去铸鼎，鼎成之日，突然天降黄龙，黄帝便和随行的几十号人一同乘龙而去，只剩下一堆福薄命浅仅仅抓到龙须而跌落回地的人沮丧的埋葬了黄帝留下的衣服，成了今天的黄帝衣冠冢。 黄帝升天，颛顼即位。这个名气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君主实在没能给人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他所做的比较有名的一件事大概就是逼令九黎族禁绝巫教，顺从黄帝族教化并且引起共工怒撞不周山。这时早已沉寂了几百年的女娲又冒了出来，用五色石补天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她遗漏下的一颗顽石后来吸取日月精华灵异大增，然后跑到恋恋红尘中悠悠逛逛转了一圈，留下了一段千古共叹万人同嗟的悲剧故事。 除此之外，颛顼帝还有一个不算是什么功绩的“功绩”，那就是他在位期间颁布了一项足以让当时的大男子主义者额手称庆，让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气得脸色发紫的规定：天下所有的女人在路上碰到男人时都要恭恭敬敬的让路，否则将被发配边荒。这位伟大的君主受了什么刺激想出了这么一条荒唐的政策我们无从获悉，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女人的日子已经不是那么好过了。 颛顼死后，他的侄子帝喾接替了帝位。像他的叔叔一样，帝喾也被后世的学者们冠以了英明伟大的帽子，但估计许多人翻遍史书也没有发现他到底伟大在哪儿。如果一定要说他对中国历史有什么重大的贡献，可能生出商周两朝的始祖勉强算是一条吧。但是真要较起真来，我们又会发现，他的次妃简狄是吞了玄鸟蛋生下了契，元妃姜原是踩了巨人的脚印怀上了弃，所以这个两朝始祖的父亲好像也只是个挂名的。（远古时代的历史就是这样，读史书的记载，有些东西一眼就看出是胡扯，其他的就不知虚实多少了。在这方面考古学意义重大，只可惜目前连夏的存在还无确证，任重道远啊。） 在帝位上庸庸碌碌了几十年后，帝喾逝世，他的儿子姬挚代立。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昏君没掌几年权就发现形势不妙，于是非常聪明地带着群臣跑到唐部落禅位给他的弟弟伊祁放勋。就这样，五帝之中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尧帝闪亮登场。 尧帝即位后安抚百姓、会盟万国，并且根据日月星辰创造了历法。但是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还是为自己的子民选择了一位伟大圣明的继承人——舜。为了考察舜，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这里有个问题，尧是黄帝的五世孙，而舜是黄帝的九世孙，按后来的宗法礼教这场婚姻里混乱不堪的辈份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因为他们是圣人，人们只有对此含混不清一略而过，即便要说，那也是圣人特有的而常人不可企及的英明决定。 尧也当了近百年的首领（真不知那时的人是怎么养生的），但在他在位的后半段，大权基本上都已移交给女婿舜。按照儒家学派的说法，君子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奇怪的是，儒者们热烈推崇的大圣人舜却似乎刚刚做到修身，就进行不下去了。众所周知，他的家庭里，继母阴狠刻毒、异母弟卑劣可鄙，连亲生的老爹都失心疯。不过圣人终究是圣人，舜对爹娘无耻的迫害不仅不以为仵，反而孝顺如故，于是这一做法受到后世道学家们热烈的追捧，并把他的“孝感动天”放到了“二十四孝”的首位。老实说，我看“二十四孝”的时候，除了郭巨埋儿之类变态的行为外大部分还是能够接受的（你可以说里面神怪色彩太浓，但那些孝子们的精神大多无可厚非），但对我们伟大的舜帝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孝行却始终是疑惑不解，更奇怪的是尧帝居然因此而动了重用他的念头。 舜帝掌权后举“八元”、“八恺”，流放“四凶”，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威望建立了一个强大有序的政府，同时，和他的老岳父一样，他也在晚年将政权痛快无比地交给了一个被大家认为道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 尧舜禅让之说历来流传甚久，并被儒家学派一而再地津津乐道。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非常小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两个事件时，就很容易发现不少疑点。比如舜的“举十六相、去四凶”，无异于扶植亲信、排除异己；尧被架空后像软禁一般看着女婿大权独掌，发号施令；而后来舜退位之后也逃难似地跑到了荒远的苍梧，并死在那里。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不知所以然，如果偏要坚持所谓的“禅让说”，我们只能解释为尧有自闭倾向而舜是个旅游狂。 当然这是按照后来的生活水平说的，如果按韩非的说法，那时的君主根本就是标准的劳动模范，吃粗粮咽野菜、住茅屋穿兽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披星戴月、劳碌一生，在韩非子绘声绘色的描述下，禅让制披着的光鲜夺目的外衣立刻被撕得粉碎。 尧舜禅让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今天已经不可得知，但不管你愿意相信哪种说法，都不得不承认，人们把退位让贤当作最正统的说法决不是偶然的，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圣人去尊崇和膜拜，如果这种圣人不存在，那就要制造一个。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回顾完这段遥远的上古史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那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好像生活在一个安逸平静的人间天堂里，这与其说是一段真实的存在，不如说是后人寄托的一种愿望。三皇五帝时代已经太遥远了，所以人们愿意相信一切美好的说法，在一人独尊的君主集权时代，追慕一下先人高尚的情操或以亡国暴君的下场作为警戒大概是约束君主行为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了。到这里，有件事算是明白了，颛顼和帝喾为什么英明伟大？因为他们勤政爱民啊，所以即便在位期间没什么大功业，用这一点来教育后世君王们也足够了。 舜帝禅位后，夏王朝的开创者禹接过了权杖。十三年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帝位，按咱们历史课本的说法，这叫奴隶社会的开端。通过一些书籍的描述，不少人对奴隶主的残酷和野蛮不寒而栗。但人性中贪婪的成分是自古就存在的，当利益开始冲突而又无法调和时，斗争甚至流血就无法避免，因此，这种表面上从乐园走向地狱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必然。 怕老婆的历史 〔文／六朝人物〕 怕老婆的男人们，你们并不孤独。 古代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按照古圣先贤的设计，女人只有“三从”的份儿：从父、从夫、从子。不过中国人又素有“柔弱胜刚强”的哲学观念，不知是不是因此，怕老婆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 据袁枚考证，怕老婆——“惧内”——始于专诸。他引《越绝书》称：“专诸与人斗，有万夫莫当之气，闻妻一呼，即还，岂非惧内之滥觞乎？” 《越绝书》的记载是这样的：伍子胥看见专诸正要跟很多人打架，妻子出来叫他，马上乖乖回家了。子胥很奇怪：一个有万夫莫当之气的大汉，怎么会被一个女人拿住？专诸告诉他：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后来专诸被伍子胥推荐给吴公子光（阖闾），刺杀吴王僚，自己亦当场被杀。这个专诸真称得上“铁血柔情”了，他那段表白，也给后世怕老婆的男人提供了很不错的“理论根据”。 但这肯定不是怕老婆的源头。那位为博爱姬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拿国家大事开玩笑的周幽王，能说不怕老婆么？ 其实还有更早的：传说，舜是黄帝的后裔，他的父亲瞽叟当然也是，可是这位“黄帝子孙”实在昏的不像话（他的名字就是“瞎老头”之意）。因为宠爱后妻和小儿子象，怎么看舜都别扭，三番五次地想杀死舜。他要是不怕老婆，为什么要跟亲生亲养的好儿子过不去呢？ 男人为什么怕老婆？清朝小说《八洞天》中，作过有趣的阐释和分类：怕老婆种类有三，也就是“势怕”、“理怕”和“情怕”。 “势怕”又有三：一是畏妻之贵，仰其伐阅；二是畏妻之富，资其财贿；三是畏妻之悍，避其打骂。 “理怕”亦有三：一是敬妻之贤，景其淑范；二是服妻之才，钦其文采；三是量妻之苦，念其食贫。 “情怕”亦有三：一是爱妻之美，情愿奉其色相；二是怜妻之少，自愧屈其青春；三是惜妻之娇，不忍见其颦蹙。 概括一下，原因就是：因能力或地位低下而怕、因愧而怕、因爱而怕。 还有一个奇妙的现象：越是两头（处境特别好或特别坏），越怕老婆。 生活困窘的男人怕老婆好理解，他们本来就有娶不到老婆的危险，好歹娶到了，又要防着老婆跑掉，而且让人家跟着受穷，自己也没有不怕的底气，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例子。 最穷、也最怕老婆的，当属赘婿了——今天的“入赘女婿”的日子多数也不好过，但比起古代来，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天堂了。 古代的赘婿，地位等同于奴隶，据贾谊说：赘婿的由来是商鞅变法的结果，为了鼓励人口增长（也就是增加为国君打仗的“炮灰”），商鞅厉行小家庭制，男人长大必须离开父母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家产可分，穷人没法独立成家，只好给别人当赘婿。其实，《史记·滑稽列传》就记载淳于髡“齐之赘婿也”，《战国策》更说姜子牙也是“齐之逐夫”。可见赘婿的历史很古老，商鞅变法不过是以国家机器强力推行，是这一现象更为普遍而已。 因为赘婿是“卖身为奴”，地位极其低下，妻子犹如奴隶主，呵斥打骂，都是常有的事，想不“惧内”，简直难比登天。更悲惨的是，赘婿们没有任何家庭权利，当牛做马一辈子，等到老而无用，往往被一脚踢出，连儿女都不承认他们。在家庭中如此，在社会上更甚，每到全国战争动员时，被征发的几种人中就少不了赘婿。 另外一极——达官贵人——怕老婆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也很正常，这个级别的男人都很注意影响，都很要面子，这个软肋一旦让人家拿住，也只有乖乖听话，如果这男人的地位是靠老婆的裙带关系得到的，那就更没跑了。 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个流氓皇帝，可谓六亲不认，可是他也怕老婆——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家闲逛的时候，老婆就能遥控他——他像孙猴子，老婆像如来佛，不管他到了哪里都别想出人家的手掌心。而且这个老婆是多么给他留面子呀：不说自己有跟踪追击的本领，反说他头上有五彩祥云缭绕。后来老婆又作了项羽好几年人质，他也不能不觉得有所愧疚，而且吕家为他打江山也很卖命，很立了一些功劳。 刘邦年岁大了，开始宠小老婆，但他也知道：小老婆是斗不过大老婆的，于是打算自己出面废了太子，让小老婆的儿子继位，也让吕后联合大臣抵制了。刘邦越来越害怕，只好在临死前跟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姓者不得封王。他也不想想：自己都不敢得罪的吕后，大臣们怎么得罪的起。 但是老流氓的这一手还是有效果，刘家天下后来没有姓吕，原因就是他埋下的这颗地雷。 汉家天子中，怕老婆冠军一定是汉成帝，这个平庸的皇帝遇到了致命克星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这对姐妹中名气大的当然是姐姐，“燕瘦”还是中国美女的一个标准类型。但这位姐姐其实只不过是个风流成性的大花瓶，真正的“尤物”还是妹妹赵合德。在她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强力攻势下，老实的汉成帝只有乖乖认输的份儿，听任这对姐妹给他带了无数顶绿帽子。最后还稀里糊涂地死在了合德床上。 东汉男人稍微松了口气（班昭的《女诫》就诞生在这个时代），可是好景不长。魏晋时期，蔑视礼教，妇女再次扬眉吐气。 晋惠帝是个傻瓜，他的老婆——皇后贾南风尽管又黑又胖又矮，可是威风的不行，自己乱搞不说，还引起了“八王之乱”，把江山都给玩丢了。 到了东晋，男人的处境也并不更好些。东晋第一位“风流宰相”王导，养了个小老婆。这天正在高谈阔论，突然有人来报大事不好，他“包二奶”的事被老婆知道了，正在赶来问罪。王导赶紧飞快地赶着牛车逃避。 ……飞快地赶着牛车？是呀，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当然，你的疑问也没有错：牛车能“飞快”到哪里去？所以王总理很着急呀，麈尾（当时绅士们的文明棍，类似拂尘）也当了鞭子用，偏偏车辕很长而麈尾很短，牛屁股够着很费劲，自己急的要命，旁人笑的要死。后来有人编了个段子，建议将来要给他加九锡，有两种东西是一定要给的：短车辕、长麈尾。 桓温平定西蜀后，也以权谋私，养个小老婆。大老婆是位公主，金枝玉叶，脾气也火爆得很，知道消息，带领数十个侍女丫鬟，提着明晃晃的刀杀将过来。平时威风八面、连皇帝都“不尿”的桓大司马声都不敢出。幸亏小老婆实在可人，竟叫大老婆不忍下手，还说：真是美人儿，我见犹怜，何况那个老东西！ 谢家也有怕老婆的光荣传统，谢安本打算一辈子卧居东山的，但老婆受不得这个寂寞，闹得很凶，谢安不得已出来作官，周旋于桓温门下，受了不少窝囊气。后来又摊上前秦大举进攻，要不是运气极好，拣着了“淝水之战”这个大便宜，“亡国罪人”是当定了。 到了曾孙谢朓，家运已经败的差不多了，但这个传统可是发扬光大。谢朓的妻子是大将王敬则的女儿。皇帝猜疑王敬则要谋反，派了个平东将军，打算办他。王敬则也明白：“东边除了我还有谁？还不是‘平’我！可我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联络员到了谢朓这里，要求他共同行动。一边是皇帝，一边是老丈人，谢朓左右为难是可想而知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最终他倒向了皇帝，出卖了老丈人。王敬则仓促起兵，终因众寡难敌失败。 乱子平定后，皇帝赏谢朓之功，迁尚书吏部郎。可能是因为终究不能无愧于心吧，谢朓连连上表辞让，皇帝不许。还有人说风凉话：这么芝麻绿豆大的官，有让的资格吗？谢朓“小人”是没跑了，名誉受损是当然的，更糟的是后院还起了火。谢朓的妻子恨死了这个出卖父亲的白眼狼，“常怀刃欲杀朓”，吓得“清发小谢”天天不敢回家。谢妻这样做，立场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是这股敢爱敢恨的劲儿值得佩服，不愧是将军的女儿。 与此同时，北方男人也是“水深火热”。西晋末年，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后，原来汉人颇为得意的妇人之道被冲得七零八落，妇女们未免有点扬眉吐气。俗语云：北朝嫁妇，先教使妒。男人原有的纳妾等“正当权利”，至少被剥夺了一半。 男人怕老婆，以隋唐为最。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给这个时代注入了漫漫胡风，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颇有“当家做主”之态，十分“妒悍”。 不但普通人怕，连皇帝也怕。而最著名的“母狮子”恐怕要算独孤皇后了。中国历史上，共有三位独孤皇后，即北周明敬皇后、隋文献皇后和唐元贞皇后（丈夫李昞即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她不能算真正的皇后，而是儿子发迹之后追认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她们是亲姐妹，她们的父亲“三朝国丈”就是西魏北周宰辅独孤信。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即使“宋氏三姐妹”也无法与之比肩。这里要说的是“独孤三姐妹”中的老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 史称：独孤皇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知书达理，就是奇妒无比，结果是“帝甚宠惮之”。“宠惮”这个词很有意思：又爱又怕。与后来的武则天一样，她也争得了跟皇帝同样的地位，“宫中称为‘二圣’”。但她比武则天要温柔一些：隋文帝每次上朝，她总是同辇而进，不过她并不与皇帝共同听政，而是待在后阁里，派宦官在一旁监督，一旦认为皇帝有什么失当，马上递条子。退朝后，再一起返回寝宫，很有些“双宿双飞”的浪漫和温馨。 不过她这样做，除了要做“贤内助”，更重要的原因是看着皇帝，不让他乱来。这个防范措施效果很好，“后宫莫敢进御”。 但就是把皇帝当贼一样防着，也难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隋文帝不知怎么觅得一个空档，偷偷“幸”了“有美色”的尉迟迥的孙女。独孤皇后发觉后，怒不可遏，趁着隋文帝听朝的机会，杀死了这个“狐狸精”。 隋文帝这回真生气了，可是天子一怒，不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是离家出走：“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馀里”，看样子连皇帝都不想干了。这下大臣慌了，高颎、杨素赶忙追赶，扣马苦谏。隋文帝委屈得要哭：“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一不留神，道出了一句千古名言——据说，这就是“自由”一词的最早出典。高颎劝慰：“陛下怎么能为了一个女人，连江山都不要了呢！”这种时候，恐怕也只能说这样的话。好说歹说，闹到半夜，总算把皇帝劝了回来。独孤皇后也知道这回闹大了，痛哭流涕地认错，隋文帝的面子找回来了，高颎、杨素在一边活稀泥，大家还热热闹闹地喝了一顿酒，“极欢”，那个可怜的尉迟美人就算是白死了。 但是高颎没有想到，他那句劝解的话却已经留下了祸根——独孤皇后是很不容忍被人轻蔑地称为“一个女人”的——后来他就死在独孤皇后手里。 进入唐朝之后，一世英雄的唐太宗李世民偏有一个窝囊儿子李治，偏又是这个儿子继承了皇位，而且他偏偏还娶了世界上最强悍的女人，于是，皇帝惧内故事又在唐朝有了更辉煌的续篇。李治的贤内助表现更加出色，心也更黑，手更辣，不仅管皇帝的后宫，而且大模大样地把手伸到了前台，替高宗皇帝管了天下，连上朝都要并排坐，“朝中并称二圣”，甚至在丈夫死后，公开做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这就是武则天。当然，到了这个境界，就不止是丈夫怕了，天下所有男人都得怕。 唐中宗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老三，前两个哥哥都让母亲弄死了，他能活下来也很不容易。说起来，这恐怕还是因为他性情懦弱、没什么本事。 可是“没用”救得了他一时，救不了一世。他老婆韦后也想做第二个武则天，不但专权，还给他绿帽子戴，中宗却只好装聋作哑。说起来，这个怕还是有些动人的：当初他倒霉的时候，韦氏陪他度过了艰难岁月，可谓患难夫妻。李显很感动，对韦氏许愿：“等我重见天日，你想干什么我都不管。”他还真是说到做到，老婆也真不拿他当回事，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韦后把情人武三思叫到宫里，两人坐在御床上玩“双陆”（赌博游戏），一边打情骂俏，中宗呢？可怜巴巴地在旁边给他们算账。这不管怎么说都太过分了。 结果宫中的乐人臧奉就敢在酒宴上当着他的面唱道：“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也是著名的‘惧内高手’，外号‘裴怕婆’），内里无过李老。”大家呵呵大笑，韦后还赏了臧奉。至于中宗笑得是不是有点苦，不得而知。 就是这么老实听话的皇帝，韦后终于还是觉得碍眼。于是中宗这倒霉蛋，虽然逃脱了母亲的毒手，却窝窝囊囊地死在了另外最亲的两个女人——妻子和女儿手里。 另一位因为怕老婆而被人公然取笑的唐代皇帝是唐肃宗李亨。其实李亨倒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包羞忍辱了十多年，好歹保住了继承人的身份，趁着安史之乱，逼死杨家兄妹，抢了老子的皇位，算是老谋深算的“无毒不丈夫”了。可是他就怕老婆张良娣（后来做了张皇后），以致也被老百姓编段子取笑：“张后不悦上为忙。”——张后不高兴，皇帝就急得上窜下跳。怕的原因挺复杂：一方面是感激——张良娣可是跟着他担惊受怕过来的，而且还在坐月子，就已经在为战士们缝衣服了；另一方面是这个女人的个性和意志可比他要强得多。这个怕也是有些动人的，但是结果却很坏：为了怕得罪这个老婆，他把自己的好儿子都杀了。 俗话说：楚王好细腰，四方多饿死。皇帝老儿“率先垂范”，“怕老婆”一时蔚然成风。“吃醋”的典故便源自唐代名臣房玄龄之妻。高宗时的吏部尚书杨弘武，经常给些莫名其妙的人授予官职。唐高宗觉得有些不像话了，问他怎么回事。杨弘武倒也老实，回答说：我的老婆韦氏特别凶悍，昨天特意嘱咐让我给人家这个官职，我不敢不给，否则后患无穷。还有个陆慎言，在做县令的时候，老婆朱氏，居然公开替他治理县境，心贪手黑，老百姓称之为“胭脂虎”。唐代杂记说：“大历（代宗年号）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俨然成为了一时风气。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唐末。宰相王铎出镇抵御黄巢，却带着小妾。大老婆闻讯追来。王宰相慌了神，忙问幕僚：夫人北至，黄巢南来，何以安处？ 幕僚慢吞吞地答道：不如降黄巢。 作皇家驸马攀龙附凤，对男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作驸马也是个苦活儿，而且很有职业风险。所以唐玄宗时的道士张果（也就是后世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说：娶公主，甚可畏。 有出老戏叫《打金枝》，讲的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借酒壮胆，痛打老婆升平公主的故事。 升平公主嫁到郭家后，不改往日金枝玉叶的做派，动不动颐指气使。郭暧十分不满，但碍于身份，平日倒也不敢造次。这天郭暧多喝了几杯，跟升平公主拌起嘴来，有道是“酒壮怂人胆”，他吐出句大逆不道的话来：你老爹是皇帝怎么样？我老爹还不稀罕作！ 这可不得了，公主立即回到娘家找自己的爹爹代宗皇帝去哭诉。幸好皇帝还明白，说：人家说的也没错呀，要是你老公公真有那个心，咱家的天下早没了。 郭子仪知道儿子闯了大祸，连忙把郭暧捆到皇宫请罪。代宗安慰他：不哑不聋，不作家翁。小夫妻闹闹别扭，不是什么大事。最后，在皇帝和郭子仪的调停下，小夫妻才和好如初。 这个郭暧为天下所有惧内男人出了口恶气，结果也皆大欢喜。不过别的驸马爷可就没这样的好运了。唐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都养有男宠，做她们的丈夫，除了忍气吞声，简直毫无办法。 其实早在东汉，就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子。西域英雄班超的长孙班始，尚阴城公主，成为东汉驸马，然而就是这场攀龙附凤的婚姻注定了他的不幸命运。阴城公主（汉顺帝的姑妈）骄横无耻，不但公开淫乱，还对班始百般侮辱，班始到底是英雄的血脉，忍无可忍，拔刀杀人。结果被腰斩，连带他的同胞兄弟姐妹也都被杀弃市。 房遗爱是唐初名臣房玄龄的二儿子，又娶高阳公主，作了李世民的驸马，算得上风头无限的贵胄了，可是他的不幸正在于此。他老婆与和尚辩机私通，还生下儿子，为了换取他的“谅解”，另外给他找了两个美女作为“补偿”。太宗知道后大怒，腰斩辩机。可是高阳公主好像就是喜欢和出家人一块体会“几宗罪”的快感，又搭上了和尚智勖等数人。不但如此，房玄龄刚死，高阳公主就闹着要求丈夫和大哥遗直分家，弄得不可开交，影响极坏，兄弟两个都被贬官。老弟怨恨皇帝，卷入了谋反阴谋；老哥怨恨老弟，马上予以揭发。房遗爱被抓后为了活命，又咬出吴王李恪，结果是玉石俱焚，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唐高宗“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 有道是“德风草偃”，王公贵族如此，普通老百姓也是上行下效。唐朝的婚姻观念很开放，《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跟现在的“感情破裂”完全一样。当然，唐朝到底还是男权社会，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但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男人还在离异书上写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从这个“一别两宽”看，男人也很有些“解放了”的轻松感觉。 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当时的地方官正是著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这位素以刚正倔强著称的大儒自然很看不过去，于是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大意是丈夫是好男人，媳妇不是好女人，“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倖甚多”。最后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判决离婚，任这个女人改嫁。 唐朝灭亡，又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男人们——野心勃勃的军阀和残暴粗鲁的大兵——再次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让男人又怕又爱的女人也并未绝种。 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位妓女，男主角是一个大兵，这是一个古代版的“美女和野兽”的故事。妓女侯小师艳名远播，一个小军官是她的常客，但是真正的男主角不是这个小军官，而是他的跟班王景。这个地位低下的大兵没有享受艳福的机会，但却把侯小师记在心中。这场动人的单相思有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如果“结局”真的是“结局”的话）：后来王景不断立功、不断升迁，直到成为石敬瑭的大将。石敬瑭即位时，为了笼络他，要给他一些赏赐。王景这回“终于可以说了”，表示别的都不要，只要求娶侯小师为妻。石敬瑭哈哈大笑：已经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了，居然要个婊子！不过儿皇帝还是成人之美，把侯小师赏给了他。 “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言情小说一定会这么结尾，可惜生活不是言情小说。尽管王景一片痴情，尽管侯小师妇随夫贵，作了国公太太，可是侯小师还是看不起这个土里土气的大兵。她不但移情别恋，还把王景的金银倒贴给情夫。王景呢？却“知而不怪”，真不知是该佩服他的一往情深，还是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到了宋朝，我们还可以见到这种流风余韵。此时出现了与“吃醋”堪称双璧的“狮吼”。 “狮吼”的典故，源自苏东坡嘲弄好友陈季常的诗：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陈妻柳氏，郡望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苏东坡人很好，才很高，就是比较风流，陈季常的老婆柳氏生怕把丈夫带坏了，不怎么给他好脸。于是苏赋诗一首，本不过是发发牢骚、开开玩笑，却没想到“苏子文章天下闻”，陈季常从此名闻遐迩，成了怕老婆的典型；柳氏更成为领先时代一千年的“女权主义者”。 南宋以后，理学发达，“怕老婆”不再是主流了，但还是有人怕。据“厚黑教主”李宗吾考证，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一个怕婆汉。 戚继光统兵数万，威名赫赫，却每闻老婆大人驾到而惶惶不可终日。部下皆愤愤不平，纷纷表示要为大帅摆平这个泼妇。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发誓欲杀之。未己，夫人至，见大帅，昂然曰：“唤我何事？” 戚大帅色变汗下，曰：“请夫人阅兵”。 清朝野史也记载了一段怕老婆轶事： 勤果公张曜，为一时名将，勋名赫然。其妻“美而才”，他是个老粗，“就夫人学，执业如弟子。夫人时诃骂之，公怡然也，后遂通知文史”。后任山东巡抚，与属吏辄言其夫人之能，还问大家：“汝等畏妻否？”有人答以不畏，巡抚大人正色曰：“汝好胆大，妻乃敢不畏耶？”这位张大帅怕老婆，看来是“理怕”——服妻之才。 最有意思的怕，当数“怜妻之少”了。当然能做到这步的男人，往往有权有势有钱，可是再怎么样，也没法子“向天再借五百年”。自己鸡皮鹤发，精力不济；少妻青春年少，娇艳可人，“老夫”一来心虚，二来气短，难免不百依百顺。有一曲《桂枝香》，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此类男人的模样：“爱她娇面，怕她颜变。为甚俯首无言，慌得我意忙心乱，看春山顿锁。春山顿锁，是谁触犯？忙陪欢脸，向娘前，直待你笑语还如故，才教我心儿放得宽！” 借曲谈史二则 〔文／秦大路〕 古人云：“王道举，礼乐兴”。如今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倒是很顺应这个说法。“王道”与“礼乐”并举共兴，古今皆同此道。这种盛世荣光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2005年春节晚会的大舞台上挂了一副气势恢弘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为：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下联为：纵横九万里，锦绣中华兴未来；横批为：盛世大联欢。这幅对联是否为佳作且不去论他，单就其包藏宇内、舍我其谁的气势，足以让不少人热血彭湃一番。当然，热血彭湃之后，曲终人散之后，“恺撒的归恺撒，洒家的还洒家”（大路一朋友语），现实立即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因而，所谓盛世的华舞乐章，有如大餐豪宴，偶尔为之尚可，毕竟不能让人酌饮经年。自古以来，庙堂礼乐，往往相伴于王朝的兴亡轮替，并不能逃出“此时兴，彼时落”的宿命。而真正能够长久的是那些百代流传的如丝之琴瑟，若馨之筝鼓。譬如《梅花三弄》，譬如《十年埋伏》，两百年前有人听，两百年后仍然会有人听。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响。这个人就是“竹林七贤”中最有影响力的名士——嵇康。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当时司马氏与曹魏争权，“性烈而才俊”的嵇康，站在曹魏一边，对司马氏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对司马氏集团的抵触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前262年，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斩首。 嵇康曾被钟会指责为“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他的独立不羁，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记载，“嵇中散（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即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以为师”，司马昭也不允。为了铲除异己，司马氏早已族灭了曹爽、何晏等八家名门望族，如何会对嵇康这个名士下不了手呢？ 《广陵散》虽“声调绝伦”，但历来有人批评《广陵散》“最不和平”，“愤怒躁急”，有所谓“臣凌君之象”。想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以此曲来抒臆积郁于胸中的不平。曾著有《声无哀乐论》的嵇康，一向主张音声来源于自然的本质，而与喜怒哀乐等主观情感无关。嵇康临刑时，神气不变。但曲为心声。不知嵇康面对大辟之刑时如何在“怫郁慷慨”处，表现出“雷霆风雨”和“戈矛纵横”的气势，从而以此曲作为对强权的最后反抗？ 千年后重听此曲，不能不念及聂政，不能不遥想嵇康。 【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四、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王徽之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桓伊为此很是不平。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使晋武帝甚有愧色。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官署办公？”他回答说：“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桓冲又问：“官府里有多少马？”他回答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桓冲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不知生，焉知死？”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们的必修科目。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五、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项羽。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立即被项羽烹杀。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秦亡之后，天下纷争。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反叛四起了。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发兵。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楚歌声”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也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而如今，刘邦携天下之众，而自己众叛亲离。战乱日久，天下人心思定，势易时移，时局已非当年八百江东子弟起兵抗秦可比。项羽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朱光潜說：“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決和毅力把它们坚持到底。”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许这才是项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 【六、江月何年初照人——《夕阳箫鼓》】 《夕阳箫鼓》是一首琵琶文曲，又名《夕阳箫歌》，此外还有《浔阳琵琶》、《浔阳夜月》、《浔阳曲》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有人认为《夕阳箫鼓》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如《浔阳琵琶》的曲名，即取自《琵琶行》中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事实上《夕阳箫鼓》的意境与《琵琶行》有较大差异。史上更多人认为《夕阳箫鼓》的音乐内容和其展示的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改编自《夕阳箫鼓》管弦乐曲，更是直接取名为《春江花月夜》。 《夕阳箫鼓》的曲情基本来自《春江花月夜》的诗情。《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在初唐算不上是著名诗人，甚至不入《旧唐书》人物列传。《旧唐书》只是在贺知章的列传里简略的提到了张若虚。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一起被誉为吴中四士。贺知章是初唐著名诗人，张旭是书法大家，两人都是杜甫“饮中八仙”诗中的绝顶人物。相比之下，张若虚的名气远远不及与贺知章和张旭。《全唐诗》里只有两首张若虚的诗，除《春江花月夜》外，另外一首为《代答孤梦远》。 张若虚虽不著名，但他拥有这首被后人称为“孤篇冠全唐”的《春江花月夜》，足以使他在初唐至盛唐那个天才辈出的年代里占有一席之地。《春江花月夜》本为乐府旧题，属乐府清商曲，据说此曲为陈后主叔宝所创，在隋唐时较为流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格调与境界远在同题的宫廷诗之上。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此诗一开始便立意高远，气势雄浑。从春江到海潮，从江树到花林，从月升到月落，从现实到梦境，张若虚给世人描绘出一副似幻似真的图景，苍茫深阔，静谧优美。“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四句，历来被认为包含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用闻一多的话来说，“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没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此诗结尾有游子思归、离愁别恨等情绪，虽略显感伤，仍不减大气。 奇怪的是，从唐、宋到明代前期，各家诗评很少关注此诗，自然也无人承认它是一篇旷世杰作了。自明代以后的唐诗选本里才开始收录这首诗。明代钟惺在《唐诗归》中评价道：“浅浅说去，节节相生，使人伤感，未免有情，自不能读，读不能厌，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真化工手。”清代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中说此诗“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感。其自然独绝处，则在顺手积去，宛然成章。”清末王闿运在《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中评此诗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春江花月夜》的评价极高。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认为，该诗一脱宫廷空洞艳体之诗风，“清除了盛唐的路”，为雄奇壮美的一代盛唐诗风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启承作用。因而，“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闻一多进而称之为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春江花月夜》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标志性诗作，兼具初唐气度和盛唐气象。博大，进取，宽容，唯美，已经成为唐朝的一种“时代气质”。身处初唐与盛唐前期的张若虚，其作品不自觉流露出时代的“脉象”，这是很自然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近来“盛世”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正如本篇引言内指出，春节晚会舞台上的大对联中的“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即是一例。有人甚至撰文提出，中国历史上共出现过三个盛世，即汉初盛世、唐初盛世和康乾盛世，并暗示中国即将进入中国历史上第四个盛世。 大路看来，康乾盛世是不可以和汉唐盛世相提并论的。汉朝和唐朝的盛世，中国领先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而康乾时代，清朝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有值得称道的表现，老百姓的生活也较为丰足，但国家发展水平已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另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唐朝灿烂的文化相比，康乾盛世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黑暗的时代之一。遍观有清一代，人们的思想和文化变得极为僵化而守旧，不见半点雄浑豪放的诗情，不见多少流传后世的大作。清朝的悲剧性结局难道与康乾盛世时的自我封闭、文字狱、思想禁锢毫无关联么？ 《春江花月夜》只有一首，唐朝只有一个。《夕阳箫鼓》的琴声阵阵传来，绘声绘影，《春江花月夜》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尽现于眼前，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之万千气象。 〖附：春江花月夜 （唐）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七、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渔樵问答》】 《三国演义》开篇词中的几句“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做古曲《渔樵问答》的妙解。 《渔樵问答》是一首古琴曲。存谱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写的《杏庄太音续谱》（1560年）。萧鸾解题为：“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近代《琴学初津》说此曲：“曲意深长，神情洒脱，而山之巍巍，水之洋洋，斧伐之丁丁，橹声之欸乃，隐隐现于指下，迨至问答之段，令人有山林之想。” “令人有山林之想”固然不假，但此话并非正解。虽然此曲有一定的隐逸色彩，能引起人们对渔樵生活的向往，但此曲的内中深意，应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及“千载得失是非，尽付渔樵一话而已”。兴亡得失这一千载厚重话题，被渔父、樵子的一席对话解购于无形，这才是乐曲的主旨所在。那么，他们的对话中到底蕴藏了什么玄理呢？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北宋一部奇书《渔樵问对》。琴曲《渔樵问答》与《渔樵问对》也许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前者通过渔樵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而后者则试图通过简洁的对话对世界做出根本性的哲学解释。《渔樵问对》的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渔樵问对》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子问、渔父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者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父，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父之口。在书中，渔父已经成了“道”的化身。 渔父做为“圣者”与“道”的化身，由来已久。《庄子·杂篇·渔父》中曾记述了孔子和一个渔父的详细对话，对话中渔父对孔子大段阐述了道家的无为之境，孔子叹服，尊称渔父为“圣者”。 屈原所著《楚辞》中的《渔父》一章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边，看起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问屈原为何流落于此。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而被放逐到这里。渔父劝屈原该看破世人世事，不必“深思高举”。屈原不听，执意欲“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莞尔而笑，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歌子远去。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 历史上最有名的“渔”的代表是东汉的严子陵，早年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李太白曾有诗云“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清代王士祯《题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历史上“樵”的代表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常常上山打柴，靠卖薪度日，后妻子因忍受不了贫困而离开了他。有人说“樵”有禅意，这种说法待考。 中国自古以来有渔樵耕读的说法。民间的屏风上常画有渔樵耕读四幅图。渔图和樵图画的分别是严子陵和朱买臣的故事。耕图和读图画的分别是舜教民众耕种的场景和战国时苏秦埋头苦读的情景渔樵耕读是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四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不同价值取向。其中渔为首，樵次之。如果说耕读面对的是现实，蕴涵入世向俗的道理。那么渔樵的深层意象是出世问玄，充满了超脱的意味。 《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尘世间万般滞重，在《渔樵问答》飘逸潇洒的旋律中烟消云散。这种境界令人叹服，然古往今来几人能够？虽向往之，实不能也。 〖附：《渔樵问答》之对话内容 《渔樵问答》也是一首琴歌，由琴伴唱。这里录歌词如下： 渔问樵曰：“子何求？” 樵答渔曰：“数椽茅屋，绿树青山，时出时还；生涯不在西方；斧斤丁丁，云中之峦。” 渔又诘之：“草木逢春，生意不然不可遏；代之为薪，生长莫达！” 樵又答之曰：“木能生火，火能熟物，火与木，天下古今谁没？况山木之为性也当生当枯；伐之而后更夭乔，取之而后枝叶愈茂。” 渔乃笑曰：“因木求财，心多嗜欲；因财发身，心必恒辱。” 樵曰：“昔日朱买臣未遇富贵时，携书挟卷行读之，一且高车驷马驱驰，刍荛脱迹，于子岂有不知？我今执柯以伐柯，云龙风虎，终有会期；云龙风虎，终有会期。” 樵曰：“子亦何易？” 渔顾而答曰：“一竿一钓一扁舟；五湖四海，任我自在遨游；得鱼贯柳而归，乐觥筹。” 樵曰：“人在世，行乐好太平，鱼在水，扬鳍鼓髡受不警；子垂陆具，过用许极心，伤生害命何深！？” 渔又曰：“不专取利抛纶饵，惟爱江山风景清。” 樵曰：“志不在渔垂直钓？心无贪利坐家吟；子今正是岩边獭，何道忘私弄月明？” 渔乃喜曰：“吕望当年渭水滨，丝纶半卷海霞清；有朝得遇文王日，载上安车赍阙京；嘉言谠论为时法，大展鹰扬敦太平。” 樵击担而对曰：“子在江兮我在山，计来两物一般般；息肩罢钓相逢话，莫把江山比等闲；我是子非休再辩，我非子是莫虚谈；不如得个红鳞鲤，灼火新蒸共笑颜”。 渔乃喜曰：“不惟萃老溪山；还期异日得志见龙颜，投却云峰烟水业，大旱施霖雨，巨川行舟楫，衣锦而还；叹人生能有几何欢。”〗 【八、胡笳本自出胡中，响有余兮思无穷——《胡笳十八拍》】 以文采武功来看，曹操应该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一个连魏武都欣赏倍至的人物，虽是女流，理应属绝顶人物。此人就是蔡琰。 做为通晓音律的天才，她给后人留下了《胡笳十八拍》琴歌，名列十大古曲。文学方面，她留下了《东都赋》，《胡笳十八拍》，《悲愤诗》等杰作。郭沫若这样称赞《胡笳十八拍》，“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郭沫若还称《胡笳十八拍》，“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而《悲愤诗》，近人以为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相提并论。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蔡琰之父蔡邕，为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和音乐家。蔡邕所著《琴操》一书，曾对《高山流水》、《广陵散》等名曲在后世的广为流传贡献甚巨。《后汉书·列女传》称蔡琰“博学而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在父亲的熏陶下，蔡琰自幼爱好音乐，并有较深的造诣。《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中说，“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 蔡琰的一生十分悲惨。早年其父蔡邕因上书抨击朝政获罪而被流放。遇赦后，由于宦官仍然把持朝政，蔡邕担心被陷害，不敢回洛阳。就这样，蔡琰随着父亲亡命江湖十二年。蔡琰十六岁时嫁给河东卫仲道，不幸丈夫早死，蔡琰只好回到娘家居住。董卓被诛后，蔡邕由于t叹息董卓的命运，为司徒王允所不容而被杀。兴平年间（公元194－195年）天下大乱。战乱之中，蔡琰为匈奴所掳，身陷南匈奴，为匈奴左贤王妻达十二年之久，并生有两个小孩。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得知早年的好友蔡邕之女蔡琰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将蔡琰赎回，而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这段史实，被后人称为“文姬归汉”。蔡琰归汉后，悲叹自己命运多舛，如今虽然安定，母子却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在这种处境下，蔡琰写下了流传于世的《胡笳十八拍》。 在曹操的安排下，蔡琰后来再嫁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了死罪。时值严冬，蔡琰“蓬首徒行”（即赤足），登门丞相府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而哀楚，当时满堂公卿名士，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我很同情你，可是判决文书已经发出，该如何是好？”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派快马把判书追回，免了董祀的死罪。并命人取过头巾鞋袜为蔡琰换上。 后来曹操问蔡琰，“听说夫人家早年藏书甚多，战乱中都已丢失，不知还能回忆起来多少？”蔡琰答道：“早年先父留下的典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大概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回家后把能记起来的各卷书亲自写出来，送去与曹操的藏书核对，结果基本没有错误和遗漏。可见蔡琰才情之高。 同时代的丁廙写了篇《蔡伯喈女赋》，其中内容为：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矅鲜。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语言；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云。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曳丹罗之轻裳，戴金翠之华钿。羡荣跟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 正如赋中最后两句“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所述，蔡琰的晚年相对平和安定。曹丕曾为丁廙这篇赋作《蔡伯喈女赋序》，序中描述简略的提到了文姬归汉，“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 蔡琰生逢乱世，早年家门不幸，再加上自己一生三嫁，其命运甚为坎坷。也许苦难是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源泉，正是这些旁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使得蔡琰给后人留下了传世杰作。她的成就，她的才情，丝毫不弱于建安七子。介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的陋规，《后汉书》中蔡琰不被单独列传，这使得她无法与同期其他历史人物并列。她的事迹也不入《儒林》、《文苑》等列传，而是被列于《后汉书·列女传》，篇名为“董祀妻”。《后汉书·列女传》中关于蔡琰的文字不多，但评价极高，说她“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蔡琰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因而她通晓汉、胡音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她在该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胡箔十八拍》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南宋灭亡后，全中国的汉人都做了亡国奴。南宋遗民诗人汪元亮为身在狱中的文天祥弹奏《胡笳十八拍》，以抒山河破碎之“无穷之哀”。这一时期，《胡笳十八拍》在前南宋的旧臣逸民间很快流传开来。根据《琴书大全》的记载，此曲引起了空前的共鸣。有人说，“怊怅悲愤，思怨昵昵，多少情，尽寄《胡笳十八拍》。”并出现了如“拍拍《胡笳》中音节，燕山孤垒心石铁”和“蔡琰思归臂欲飞，援琴奏曲不胜悲”等感怀旧国的诗句。 《胡笳十八拍》只是一首琴曲，虽表达的是悲怨之情，但也是“浩然之怨”。宋亡后，也许正是有这类流传广泛的“不胜悲”、充满“浩然之怨”的曲子，才有了“心石铁”的坚持到底，从而使种族和文化的血脉不绝于缕，不断延续下去。八十多年后，当抗元的兵戈纵横于江南江北的时候，种族与文化终得以重生。 【九、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汉宫秋月》】 《汉宫秋月》本是一首琵琶曲，后改编为二胡曲。《汉宫秋月》虽列十大古曲之一，但乐曲的历史并不长。乐曲要表达的主题不是很具体。不少相关文章对此曲解题时都模糊地称，此曲旨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幽怨悲愁的情绪。有的文章称，此曲细致地刻画了宫女面对秋夜明月，内心无限惆怅，流露出对爱情的强烈渴望。 《汉宫秋月》很可能与《汉宫秋》有一定的关系。而《汉宫秋》是一出元末杂剧，作者是马致远。《汉宫秋》讲的是王昭君和亲出塞的故事。 汉初时开国元勋多为布衣出身，而后妃、宫女也多出身微贱。基于这一传统，汉朝的宫女与嫔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每一位宫女都心存梦想，即有朝一日能获得被皇帝宠幸的机会。然而王昭君在宫中深居数年，却连皇帝的影子都没见过。 葛洪的《京西杂记》中介绍了一则在后世广为流传的故事。宫廷画师毛延寿因向王昭君索贿不成，就在王昭君的画像上点了一颗痣，使王昭君的相貌显得比较普通。由于宫女太多，汉元帝只凭借画师呈上的画像上来选择宫女。这样一来，原本拥有惊人美貌的王昭君就淹没在众多的宫女里了。此为野史，不足为信。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王昭君之所以自愿远嫁匈奴，是由于“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与其在宫中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让青春年华年复一年的老去，不如远赴异域。所以听说和亲的机会后，王昭君果断的毛遂自荐。然而，皇宫内的生活虽然孤寂，倒也平静，匈奴所居之地是草原大漠，未来如何，谁也不知。李白有诗云：“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杜甫显然很同情王昭君，他写下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诗句。而做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认为昭君出塞不是件坏事，写诗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王昭君出塞时，是否充满了悲怨情绪，后人已无法得知。无论如何，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人生选择。虽然这是一次政治婚姻，但王昭君的想法也许并不复杂，并非抱有为“汉匈两族世代团结友好”的目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强行解读了。 后来昭君在匈奴生了两个儿子。呼韩邪单于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欲娶昭君。父死后，子可娶继母，兄死后，弟可娶其嫂，这本是胡俗，在匈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昭君觉得难以接受，于是上书汉成帝求归，成帝敕令其可以不尊汉习从胡俗，昭君后来只好服从。唐代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却说，昭君誓死不愿改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于是，“昭君乃吞药而死”。难道历史上的“昭君怨”就是源自这等讹传？ 昭君的结局还算圆满。前一段正在热播的《汉武大帝》汉朝和亲送去的宫女倩儿被匈奴烧死。虽然是虚构的情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宫女命运的悲惨。 宫女之怨是个传统话题。汉乐府中有不少关于宫女之怨的题材，如《玉阶怨》，《昭君怨》，《昭君悲》等。后来甚至形成了专门描述后宫的诗体，名为宫词。唐朝张祜的一首五言绝句《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即是描述宫女的佳作，写出宫女积郁难遣的深怨。唐朝诗人王建、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都曾做过《宫词》百首。 宫女身居深宫，不得自由，日久自然生怨。另一方面，西汉辞赋家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曾感叹：“女无美恶，入宫见妒。”三千嫔妃和宫女，整天想的事情是向皇帝一人争宠，怎能不妒。然《汉宫秋月》中的幽怨并非小家碧玉式的、弱不禁风的闺怨。汉代宫娥身材健硕，能陪皇帝骑马、打猎，宫内活动受到的限制也较后世皇宫为少。因而她们怨则怨矣，本身并不幽闷纤弱。 汉代宫女中也有不怨的。有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讲汉代有一个宫女名叫元宵，做得一手好汤圆。她每天极为想念家里的父母姊妹。她的诚心感动了皇帝，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汉武帝批准家家户户做汤圆，点灯笼，允许娘娘宫女出宫与民同乐。那一天，元宵在自己的灯笼上写着“元宵”两字，带着自己做的汤圆出宫，与家人团圆。 且把遥远年代里的幽怨抛在一边，听《汉宫秋月》，品十五元宵，岂非快哉？ 【十、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阳春白雪的典故来自《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何士民众庶不怎么称誉你啊？宋玉说，有歌者客于楚国郢中，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当歌者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当歌者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技巧，即“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三数人而已。宋玉的结论是，“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等歌曲越高雅、越复杂，能唱和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即曲高和寡。 当然宋玉与楚王的这番讨论的目的不是谈论歌曲本身，而是强调雅与俗的巨大差距，并为自己的才德不被世人承认而辩解。宋玉进而说“鸟有凤而鱼有鲲”，自然非凡间俗物可比。宋玉说，“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最后，宋玉引出了自己的结论，即“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宋玉的意思是，但凡世间伟大超凡者，往往特立独行，其思想和行为往往不为普通人所理解。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中指出，《宋玉答楚王问》中明明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即有客人在郢中唱歌。而不是郢人在唱歌，更不是郢人善唱歌。沈括认为，郢中为楚国旧都，“人物猥盛”，之所以和者寥寥，是由于不知道或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宋玉以此自况，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以郢人不熟悉阳春白雪这样的曲子而指责他们，这不是很荒谬么？沈括还指出，阳春白雪典故中的一些细节后来被错误的解读和传播，例如，善歌者都被称为“郢人”，而原文的意思是郢人不善歌。 阳春白雪这个典故说明了不同的欣赏者之间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欣赏的人就越少。不得不承认，这种差异又和欣赏者的主观趣味有很大关系，有时很难得到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西晋葛洪在《广譬》一书中所指出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对于听惯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当然无法理解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的高贵雅致。从这点来说，古今并无太大区别。今人欣赏音乐，大都是“入耳为佳，适心为快。” “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不能离开“雪唱”和“俗情”的。任何音乐似乎越通俗，支持者也越众。这和今天票房收入最好的往往是流行歌曲演唱会是一个道理。当然高雅的艺术自有其价值，时代愈久，愈弥足珍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试图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统一起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统一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在极左的年代里阳春白雪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而下里巴人也成了政治的附庸。 阳春白雪虽然被指高雅艺术，但不少资料对古曲《阳春白雪》解题时时，都称它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很显然这是在“阳春白雪”四个字的字面上解题了。阳春白雪的典故和琴曲《阳春白雪》年代相隔太远，已无音乐上的关联。 《阳春白雪》曲倒是很有可能与元代的散曲有关。元代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是一本著名元代散曲集。元曲在曲韵及格律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阳春白雪》中收录的白仁甫的《驻马听》中有这样的句子，“白雪阳春，一曲西风几断肠。”可见元代已有阳春白雪这支曲子。 至于元代令人“几断肠”的《阳春白雪》曲，如何演变为今日轻快流畅的乐曲，已非大路所能参透。言犹未尽，此处且做“留白”，与众友共赏析。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文／东南一箫〕 祖谚云：无独有偶，是真的么？西哲云：历史上重复出现的事情，往往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也是真的么？ 闲来翻史书，竟发现吾国史上有不少事例，足证话之不虚。在下试举几例，以飨同好。 【1、李斯陆机同咏叹】 李斯乃秦朝开国丞相，面对初初大一统的广袤华夏，他力推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又统一度量衡，于国于民，功莫大焉。不期后来被赵高诬陷谋反而被判腰斩并夷三族。临刑时，李斯哀思大发，对儿子说：啊，当年我和你们一起牵着黄狗，去家乡东门外逐兔射雕，是何等自由爽快啊。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啊！ 陆机则是三国东吴名将陆逊的后人，吴亡入晋为官。陆机文名极著，诗文并茂，却在晋末“八王之乱”中被成都王司马颖聘为都督，带领二十万大军去打仗。结果打了败仗，又被人诬陷，遭司马颖杀害。临死前，陆机仰天叹道：啊，我江南家乡那翱翔在云端的美丽仙鹤啊，我再也听不到你们嘹亮清越的鸣叫声了！ 相隔五百年，两人临死前的哀叹如此相似，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在建功入世和追求自由之间的矛盾心理和两者皆失时的幻灭心态。 【2、宋襄徐禧均仁义】 宋襄公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公元前637年，宋国与楚国交战于泓水。楚强宋弱，宋将建议宋襄公趁楚军渡河一半时先行攻击，宋襄公道：吾乃仁义之师，用兵当堂堂正正，岂能偷偷摸摸搞小动作么！待楚军轻轻松松渡完河，又从容不迫在河边排兵布阵时，又有将军建议趁楚军尚未布成阵势攻击之，又遭宋襄公轻蔑拒绝。后来的结果是尽人皆知了。宋襄公这一举动，被后世伟人称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确实是贻笑万年。 徐禧则是宋朝神宗时人，官居御史中丞。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大宋朝与西夏在西北边境屡起战事，延州市长沈括请求朝廷在边境新筑一城，以巩固边防。朝廷派徐禧前往总督此事。城造好，西夏即前来进攻。有将军建议趁敌军尚在行进未及摆好阵势时，我军先攻击之。谁知千年前宋襄公的灵魂钻进了徐禧的头脑，使他大言道：你懂得什么！我们是堂堂王师啊，要给那些野蛮人做个榜样啊，怎能去进攻尚未摆好阵势的军队呢！当西夏兵渡河来攻时，又有人建议趁他们没有全部渡完赶紧进攻，徐禧又不听。结果西夏军从容渡完河，立即猛烈进攻。大宋军队几万人全军覆没，新造的永乐城市也只能让别人去享乐了。 兵凶战危，必须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采取一切手段，争取胜利，这是任何兵书上都有的道理。如果说宋襄公时国人还淳厚，还未完全理解战争的残酷，经过千年岁月，又有例在先，而饱读史书的徐禧还会做出如此蠢事，真是只能令人扼腕兴叹了！ 【3、弱国无外交，宰相人头送】 魏齐是战国时魏国丞相。战国时有名的范雎曾差点被他折磨死。后来范雎到了秦国，三言两语后竟得秦王信任，当了秦国丞相。当时秦国强大，隐隐已有并吞六国之势。当了丞相的范雎就对魏国人说：快把你们丞相的头斩下送来，否则就要灭你魏国了！魏齐听了害怕，逃到赵国。谁知秦又威胁赵国，魏齐只得再逃回魏国。魏国竟无人敢见他。魏齐怒而自杀。结果头被赵国人拿走交给秦国。堂堂魏国，无力保护自己宰相，而任他的头被人拿去献与敌国，已是一大奇事。 谁知千年之后竟发生了又一件类似的事情。公元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韩侂胄为宰相，主持兴兵北伐，欲收回被金人占领多年的土地。谁知战事不利，反而丧师失地。朝野一片恐惧，赶紧派人与金人谈和。金人挟战胜之威，提出五条议和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宋朝将宰相韩侂胄的头割下送来，否则还要兴兵南下！宋人恐慌之下，想到当年宋高宗被金兀术赶到海上，几乎亡国。这种恐怖的事怎能让它再发生啊，还是委屈侂胄同志一下吧。于是竟发动了一场政变，将韩侂胄抓住杀死，然后乖乖将其头送给金人。 国家第二把手的宰相的头都能割下来送给敌国，这种国家真是可怜啊。这种怪事也只有我们这种伟大国家才会发生吧。 【4、窦婴勇于自任，萧衍鹦鹉学舌】 窦婴是汉景帝时大将，汉武帝时曾为宰相，爵拜魏其侯。窦婴的好朋友灌夫，因为触犯了当朝宰相田鼢，被判死刑。窦婴知道后，挺身而出要去为灌夫辩冤。夫人劝他说：得了吧，他得罪的是丞相田鼢，这田鼢可是太后的弟弟皇帝的舅舅啊，肯定是无法救的啊，没的还要搭上你呀。窦婴道：大不了免了我的侯爵吧。侯爵是我得来的，现在我自己送出去，又有什么可恨的！结果灌夫没救出，窦婴还真把自己也搭上了。 萧衍则是南北朝时梁朝的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他以狂热信佛并三次入寺为僧而闻名。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原从东魏叛逃过来的大将侯景起兵叛乱。两个月之后，侯景的八千人马直打到首都建康。围城三个月，终破京城。萧衍得知后，安卧龙床，说：国家是我得来的，现在又从我手里失去，又有什么可恨的！ 窦婴是朋友义气，为救好友，主动准备抛弃一切荣华富贵。萧衍则是起先不以叛乱为事，城被围后又自恃有全国几十万军队会来勤王，直到叛军冲进皇宫，知道无可救药了，才故示超然的说此以自我解嘲。真是话语虽同，情景非一，不可同日而语啊！ 【5、项羽高歌猛进，传芳折戟沉沙】 西楚霸王项羽在反秦战争中创造的破釜沉舟战例是人人皆知的。公元前207年，项羽率军去救被秦军围困的河北巨鹿。大军渡过黄河，项羽令全军每人带三日干粮，然后将渡船全部凿沉，把烧饭的锅子全部打碎，以示拼死一击，决无退路。结果三天之中连打九仗，大败秦军。 两千多年后的1927年8月，惨遭北伐军打击的北洋军阀“五省联帅”孙传芳，纠集了北洋军最后的军事力量约十万人，攻下徐州，又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孙传芳为示拚死一击，兵无退路，也令全军带几日干粮，将所有船只遣回北岸。谁知几万大军仅打到南京城外的龙潭火车站一带，就遭李宗仁、何应钦等指挥的军队阻击。双方激战一星期，结果北洋军全军覆没，孙传芳仅以身免。 哦，孙大帅啊孙大帅，为什么不把船凿沉而要派回去呢？谁不知道现代通信发达，派回去再叫回来方便啊。你不敢象项羽那样不给自己留后路又带头拼命在前，徒然学人家个形式，有什么用啊。 【6、大家都作壁上观】 项羽的破釜沉舟一战之前，秦国的大军已经围困巨鹿城达三个月之久。在项羽之前，已有陈余、张敖及其他诸侯军队十余支前来救赵。但这十余支军队因畏惧秦军，谁也不敢上前，都扎营在巨鹿外围，互相观望，看秦军围攻巨鹿。直到项羽的军队渡过黄河，向秦军展开进攻，他们仍然在作壁上观，直到楚军击溃秦军。 这十余支军队的不作为，成就了项羽的霸业。没想到七百多年后，又有十余支军队前来勤王，又是大家都作壁上观，结果葬送了一个皇帝，断送了一个王朝——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萧衍及其梁朝。上面说过，侯景用八千兵叛乱，打到建康，围攻内城三个月。长长的三个月里，堂堂大梁朝竟没一兵一卒来救？非也！非也！当时也有湘东王萧绎、邵陵王萧纶、司州刺史柳仲礼等十余支共计十多万军队前来勤王。不过他们到了战场，先后与侯景打了几次小仗，失败后，竟然大家都不敢再动，远远地作壁上观，一直看到侯景打破他们的京城。 呵呵，十余万军队远远围在外围，象看猢狲变把戏一样看别人进攻他们的京师和皇宫，就是不动手，真是天下一大奇观啊！和七百年前救赵的那些军队相比，他们更值得千古留名啊。 【7、尧舜之道好学么？】 尧舜是古时相传的圣人。据说尧舜时民风淳厚，犯罪的人极少，也没有监狱。有个别人犯罪，不过是画地为牢，那人就乖乖待在那空地上，不会越界限一步。 狄仁杰，大家都知道是武则天时的宰相。但他更出名的乃是他惊人的破案断案水平，据说连西方人都认为他比福尔摩斯高明。狄仁杰在洛州当司马时，有一年除夕，他看到监狱里的囚犯因为思家都在哭泣。狄仁杰动了恻隐之心，想学尧舜一次。于是召集犯人，对他们说：“今夕释诸君归家，请于明正二日归来。”囚徒们感激涕零，纷纷对天发咒一定按时回来，于是都脱械放去。两天后，果然全部回来，一个不少。 尧舜谁不想学啊。一千二百多年后的民国时期也有人想学啊。1931年，国民党徐州军人监狱监狱长是一个叫俞永仁的人。这年除夕，他看到监狱里的犯人个个脏兮兮的一副可怜相，忽然心血来潮，召集了300多犯人，跟他们侃了一通做人贵在自觉，尧舜自在心中的道理。然后宣布放假半天，让大家出去理发洗澡，轻松干净地回监狱来过年。天将黑时，俞带着狱警在门口恭侯囚犯，却直到半夜也没一人回来。 噫！东南一箫不敢评价这桩两现事，欢迎各位高人发表高见吧。 这些稀奇古怪的两现事，诸位看得过瘾么？历史上其他的两现甚至多现事应该还有吧，大家有兴趣，都去找找吧，这也是一桩有趣的益智游戏哪。 青蛙与虫子 〔文／琉璃锺〕 闲聊一下西施、虞姬、卓文君、明妃（王昭君）、绿珠历史上这五位女子。这五个女子除卓文君外她们所选择的男人全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所说的“臭男人”，唯独卓文君所选的男人则是只头号青蛙。手边有本《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漓江版的，那里面是这样解释青蛙的：古代中国相信青蛙蛋随露珠从天而降，所以人们更习惯把青蛙叫做“天（田）鸡”（“天上的公鸡”）。由此观之，那些臭男人不过是供公鸡嘴边佐餐的虫子而已。 先说西施所选择的两个男人勾践和范蠡。勾践此人的情商可谓是天下第一。《韩非子》里面说，勾践在命运低谷之时，时刻侍候在夫差身边，供夫差使唤。一次吴王夫差身体小恙，听说勾践懂医术，能够从病人的大便品尝出所患的是何疾病。于是夫差就把勾践叫到面前，让勾践品尝一下自己的大便。勾践二话没说，马上照办。结果自然感动了夫差，于是就放勾践回国（这一放无异于是放虎归山），身边只留下美人西施来伴驾。回国以后的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三千越甲可吞吴”。懂相术的范蠡说勾践“长颈鸟喙”，像这样长相的人只能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同享福。范蠡把这些想法与好朋友文种私下交流，文种不信，终于在吴国灭亡以后，一日，文种突然收到勾践赐予的一把宝剑，并且从旁人嘴中得到勾践的口谕。大意是“你文种当年为了要灭吴国，曾经给我献了七条计策。我勾践只用其中的三条，就大功告成了。现在我赐予你一把锋利的宝剑，希望你用这把宝剑把你的其他几条计策带给九泉之下的先王。”文种听后只得从命，而此时的范蠡早就化名为“陶朱公”与西施携手经商在江湖之间了。至于美人西施的结局，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西施与范蠡历尽艰难终于走在一起，过上了王子公主式的幸福生活。另外一种说法是西施因为知道范蠡如红楼梦里面的贾雨村具有“贪酷”之病，运用职务之便贪了不少钱。而这些钱恰恰是以后经商而发家的原始资本。在一个伸手看不见五指的深夜，地点范蠡和西施乘坐的小舟上。范蠡乘西施不备，把她推下水中。事后对人以“我的爱妻一天不幸失足落水而死”之类的话而搪塞过去。这个说法见《墨子》和清朝小说集《豆棚闲话》。 项羽虽有异相即“重瞳”，但为人小家子气，完全没有大政治家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度风采和战略眼光，成语“沐猴而冠”颇能说明这一点。曾经在项羽手下效力过的韩信看的非常明白，他说，“项羽这个人舍不得把高官厚禄赏赐给有功之臣的，跟着他干革命，没有奔头。”当项羽一败涂地，连身边的虞姬也自刎在他的面前。林黛玉《五美吟》里面专门有咏虞姬的一首。大意是说，虞姬自刎在楚霸王的面前实在是比后来韩信彭越英布无辜被刘邦吕后杀害有先见之明的。（“断肠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说汉元帝刘奭是“臭男人”的原因主要在于他自身政治才能的缺乏，因而导致大权旁落在没有卵子的宦官手中，从此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明末遗民大儒王夫之说此人是“基祸之主”，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其人“柔仁好儒”、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且生活与清朝的道光帝一样节俭朴素，但大节有亏，别的方面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可惜辜负王昭君的“捐躯报主”的一厢情意，这样的男人能不是“臭男人”？ 最后再说一下石崇。此人不仅与如今的暴发户一样醉生梦死歌舞升平挥霍千金如粪土，更重要的是此人与红楼梦里面的恶人孙绍祖一样罪大恶极罪不容诛。这里从《世说新语》里面举一个例子便足以证明此人本性凶残无比。有一次，石崇请客，酒席上石崇让侍女作陪。这个作陪是有条件的，如果客人不笑，作陪的侍女就没命了。偏偏这个客人故意不笑，这一下来导致石崇一气杀了几个侍女。这人身边的丫鬟绿珠最后下场坠楼而亡，实在不能不令人生悲。 究竟谁是善于择主（偶）的女子呢？答案就是：卓文君。那个被她看中的司马相如可是男人中的头号青蛙。当初她与相如初识的时候“新寡”，是风流倜傥的相如用“绿绮琴”（古代四大名琴之一）弹奏一曲《凤求凰》：“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重新点燃卓文君昔日的青春激情，那感觉对于卓文君来说，真乃“久旱逢甘雨”。所以才有了她不惜舍下富有的家庭优越条件，心甘情愿地与司马相如私奔的一幕，从而演绎出文君当垆的佳话。这个司马相如在文学造诣上确实不寻常，连鲁迅也说，在西汉的文坛上只有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两人可足道。司马迁好像除了编编史书以完成家父重托外，另外写点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类的辞赋。而相如就不同，直接用辞赋参政，讨论国是，颇有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的气魄。面对当时社会上层的糜费奢侈之风，司马相如不失时机的上《子虚赋》，皇帝看了，龙颜大悦，当即就赏给他做中郎将。后来当司马相如得知皇帝爱好狩猎，就连夜上《上林赋》以表忠心。皇帝见了大喜，马上给相如升官，“拜为孝文园令”。尤其当皇帝晚年时，“好仙道”，相如就不失时机地上《大人赋》，让皇帝看后有飘飘欲仙的感觉，那滋味就一个字——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相如临终之际做了篇歌颂泰山以寄托其自身政治理想的文章： 〖湛湛青天覆盖着大地， 如洗白云在天空停留。 及时雨滋润万物生长， 欣欣向荣郁郁葱葱， 巍巍高耸的泰山啊， 它在期待君王登蹑。〗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男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青蛙型和虫子型。青蛙型的男人以司马相如为代表。侠骨柔肠、童心慧眼这八个字正是他为人的写照。自幼“学击剑”，可谓其侠骨也；当他与卓文君面临着感情危机的紧要关头，相如见卓文君所作《白头吟》后方能回心转意，从而消除二人情感隔阂重归于好，此举可谓其柔肠也。至于童心慧眼，观其所作之文，自不必说。如果说青蛙型的男人是块美玉，那虫子型的男人就是又臭又硬的顽石，甚至比顽石还不如，烂泥也。这种男人所秉承的文化传统是种脸皮厚、心肠黑、胆子大而不知荣耻的权谋文化，失掉“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前行”（歌德名言）审美指向，污浊肮脏卑鄙阴险精于暗箱操作而见不得阳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希望这种男人越来越少才行。 故史堆里的十大蠢货 〔文／耶律休哥〕 【1、东汉——涿郡太守张丰】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半割据的渔阳太守彭宠起兵攻打刘秀委任的幽州牧朱浮，次年，涿郡太守张丰亦反，自称天上大将军，与彭宠联合。 建武四年（公元28年）5月，刘秀命建义大将军朱祜、建威大将军耿弇、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率大军讨伐张丰，很快削平叛乱，生擒张丰。据历史记载，这个张丰很喜欢方术，曾有道士说他有天子之命，还用“五彩囊裹石系于其肘”，云“石中有玉玺”，张丰信以为真，才起兵造反。等到上了刑场，他还不甘心，对周围的人说：“肘石有玉玺。”大家一起把石头捣碎，里面什么也没有，张丰方知受骗，仰天长叹说：“当死无恨！” 耶律休哥曰：在动乱年代，有野心未必是坏事，我们似乎并不能过分责备张丰，何况在有关历代帝王的记载中，都不乏什么“五彩霞光、异香满室”之类的谀词，但张丰实在太不争气了，虽有野心却不堪一击，最后害人害己。那位拿张丰开涮的道士，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骗子之一，可惜张丰没法申请立案侦查了。 【2、东汉——南昌尉梅福】 在历史上，梅福算不得什么人物，所谓南昌尉也就是警察局长之类的芝麻官，但他的名字却一再见诸于史书。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他曾与匡衡（就是凿壁偷光的那位）联名上书要求“封孔子世为汤后”。公元前14年，梅福又上表章，提醒皇帝应广揽贤士、虚心纳谏，并警惕权臣“势隆于君”。当时的汉成帝荒淫好色，外戚专权，梅福可能是预见到某种危险，所以才贡献愚忠，但皇帝根本没有采纳。梅福的奏章洋洋数千言，其中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这样的警句，“资治通鉴”全文照转，也说明了司马光的重视。 令人惊奇的是，梅福的结局相当出乎意料，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2年，梅福知道王莽必将篡夺汉朝江山，于是突然有一天抛妻弃子，“不知所之”。稍后，又有熟人在会稽郡见到了梅福，他已经更名改姓成为守城的门卒了。 耶律休哥曰：从梅福的奏章来看，他应是一位非常忠于汉朝的志士，但即使如此，一介平民的他似乎也犯不着因为王莽篡汉（还没有成为事实）而逃之夭夭。如果为了保全“名节”，尽可以选择公开的抗争，甚至效法荆轲、聂政亦无不可，无非一死而已，可梅福二者皆不取，偏偏抛妻弃子，逃到会稽去看守城门，不仅愚蠢而且不可思议。 【3、春秋战国——燕王哙】 公元前320年，刚刚继位的燕王哙任命子之为丞相，子之掌握朝政，遂又有觊觎国君宝座之意，他通过有名的策士苏代、鹿一毛游说燕王哙效法前人禅让，而燕王哙居然动了心，公元前316，他把王位让给了子之。公元前314，太子平不服，命将军市被起兵攻子之，而市被打不过子之，反而把太子平给杀了，燕国内乱，给齐宣王造成了可乘之机，他派兵进入燕国，平定了动乱。后来，赵国派公子职入燕，立以为王，就是著名的燕昭王。 耶律休哥曰：真的很难说燕王哙是一个蠢货还是一位先知先觉的大贤，不过在那个民主选举还没有诞生的时代，燕王哙即使想让位，也没有现实可行的办法，所谓“骑虎难下”就是这个道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说得最明白。不顾实际，只图虚名，必致天下大乱。事实上，正是由于燕王哙让位，齐燕结仇，才导致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 【4、唐朝——汝州别驾李元平】 李元平，唐朝奇人，他在军事史上比套用古法作战的房琯更为有名的笨蛋。此人本是湖南判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被中书侍郎关播认为是奇才，推荐给唐德宗，愣说有将相之才。当时，正值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唐德宗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擢元平为汝州别驾，知州事。这个李元平也不含糊，到任后立即招募工匠修理城墙。李希烈秘密派遣壮士应募执役，先后累积数百人，李元平一点没发觉。建中四年（公元783年）1月，李希烈命部将李克诚率领数百骑兵突至城下，城内应募者同时响应，活捉李元平。李元平为人眇小、无须，见到李希烈后惊慌恐惧，“便液污地”。李希烈破口大骂：“盲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 耶律休哥曰：平时胡吹大气，临事百无一能，李元平是一个典型，至于“便液污地”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其实现实生活中这类草包到处都是，令人奇怪的却是，在上位的人偏偏就是喜欢这种色厉内荏的家伙，以致于闹出不少笑话。 【5、唐朝——染坊供人张韶】 这是一段颇为戏剧性的历史，荒唐得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长安有一位卜者叫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是好朋友，苏玄明对张韶说：“我给你算了一卦，你命中注定要坐上金銮殿，跟我一起饮宴。当今皇帝喜欢踢球打猎，经常不在宫中，我俩起事一定成功。”张韶深以为然，就和苏玄明勾结染坊工人中无赖者百余人准备叛乱。 一天夜晚，苏玄明、张韶和手下用草车载着兵器混入银台门，杀死守卫，直接冲向宫庭，当时皇帝正在清思殿打球，闻警后仓皇逃走，投奔神策左军。左神策中尉马存亮出迎，把皇帝保护起来，同时命大将康艺全率骑兵讨伐。这时的张韶可谓春风得意，他登上清思殿，坐御榻，与苏玄明同食，高兴地说：“真像你说的哦！”苏玄明大惊说：“难道这就算成功了？”张韶这才想起叛乱的后果，于是和他的同党四散逃走。康艺全和右神策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夹击，将那些工人全部包围，张韶、苏玄明及其同党全部被杀，死者狼藉。 耶律休哥曰：张韶与东汉的张丰简直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货色，野心勃勃而又愚蠢透顶，他仅凭苏玄明一人之言，就决定起兵造反，事先没有一点计划，赶跑了皇帝就在金殿上“享用御膳”，智商之低令人咋舌。至于张韶手下的那些染坊工人更是匪夷所思，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跟张韶去干这种必然要掉脑袋的事情？难道他们以为自己是云台二十八将？ 【6、五代十国——后蜀枢密院事王昭远】 历史上自比诸葛亮的人不少，但像王昭远这样无耻而无能者却不多。王昭远本是无赖小儿，靠奉承后蜀的孟昶取得高位，他还不满足，宋太祖乾德二年，他劝说孟昶派使者联络北汉，共同举兵灭宋，孟昶居然同意，后因使者在途中叛逃宋朝，宋太祖遂决意灭蜀。 11月，宋朝派忠武节度使王全斌、武信节度使崔彦进、枢密副使王仁赡、宁江节度使刘光义、枢密承旨曹彬等人率领步骑兵六万伐蜀。孟昶听说后，命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李进为副招讨使，率兵拒战，并对王昭远说：“今日之师，卿所召也，勉为朕立功！”王昭远此时仍非常狂妄，以方略自任，始发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饯之城外。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若定，自比诸葛亮。酒酣，攘臂谓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在宋军的打击下，王昭远三战三败，狼狈逃窜到利州，焚毁桔柏津的桥梁，留部将守剑门，自己逃到汉原坡。 宋军追到后，赵崇韬还想召集军队最后抵抗一下，而王昭远却据胡床不能起，赵崇韬战败，被擒，王昭远脱下甲胄仓皇逃跑，投奔东川，藏匿民舍中，被追兵活捉。 耶律休哥曰：史书中常提到所谓妄人，王昭远就是典型代表，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后蜀偏安一隅，无非是因为中原多事，无暇它顾，王昭远何德何能，非要愚不安愚，向强敌挑衅，最后上演一幕“带汁诸葛亮”的闹剧，真是典型的蠢货。 【7、宋朝——京洛招抚使郭倪】 公元1206年，宋朝出兵北伐，任命郭倪为京洛招抚使，这个郭倪还真走运，出其不意攻下金国边境重镇泗州。宋军四道并进，统帅郭倪攻宿州（今安徽宿州）；大将李爽攻寿州（今安徽凤台）；皇甫斌攻唐州（今河南唐河）；王大节攻蔡州（今河南汝南）。但结果却败得很惨，四道相继失败。金军分九路渡过淮河追击，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今江苏仪征），扬言造舰渡江，宋朝上下震恐。 最初起兵时，郭倪议论自负，莫敢撄者。岳飞的后人岳珂曾在“桯史”中记载一件事：“一日，（郭倪）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盖意以孔明自许。……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法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座，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 耶律休哥曰：想当初，郭倪出师泗洲，大获全胜，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宋朝上下也以为是诸葛亮再生，谁料想金军主力一到，立刻连战连败，成了缩头乌龟，至于“议论自负、莫敢撄者”，不过又一个赵括而已。 【8、清朝——两广总督长麟】 乾隆时期，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未能达成使命而返，回国时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长麟会面，长麟想吸烟，马戛尔尼从衣袋中掏出一个磷瓶，点燃一根火柴递给他，长麟非常惊异，他不明白马戛尔尼为什么能把火藏在衣中，认为是一种魔术。马戛尔尼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耶律休哥曰：其实，马戛尔尼和长麟很熟，从法国人佩雷关于马戛尔尼的著作中也可看出，他对长麟的评价并不低，也许在西方人眼里，长麟只是故步自封的天朝的一个缩影，然而长麟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无知和愚蠢，却成就了马戛尔尼最无情的论断——衰败的中华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个论断催生了最无情的侵略。 【9、东晋——孟昶】 讨伐桓玄时，孟昶随刘裕起兵，也算北府兵的老人了，他素有料事如神之名，曾力排众议劝刘裕北伐南燕，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北伐未归，卢循、徐道覆在南方起事，连败何无忌和刘毅，人情恟惧。刘裕从北方归来后，将士多病，建康战士不盈数千。循既克二镇，战士十馀万，败还者争言其强盛，孟昶、诸葛长民准备保护皇帝逃跑，刘裕不许。当初，何无忌、刘毅出征时，孟昶曾预料其必败，不幸而言中，现在又说刘裕必败，大家深信其言。孟昶屡请弃守建康，刘裕坚决不准，说：“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窜伏草间苟求存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孟昶见刘裕不听，又认为必败，于是愤而求死。刘裕劝他：“卿且申一战，死复何晚！”孟昶不想死于卢循之手，于是上表说：“臣裕北讨，众并不同，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封表毕，仰药而死。 耶律休哥曰：历史上，孟昶料事如神，这不仅使他享有智者之名，也使他对自己的判断过分自信，因此当刘裕准备与强大的卢循决一死战时，孟昶吓破了胆，他以一死来逃避自己制造的可怕预言，然而不信邪的赌徒刘裕最终赢了，砸了孟昶作为预言家的金字招牌。 【10、东晋——泰山贼王始】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当时统治山东的南燕突然爆发了一场叛乱，一个叫王始的泰山人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皇帝慕容德命令桂林王慕容镇讨擒之。临刑之际，有人问王始父兄何在，王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尔！”王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耶律休哥曰：不得不为王始的敬业精神而击节叫好，他时刻以一个皇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人生艰难唯一死”，王始死不改口，也算一条愚蠢的好汉。 「注：本榜所列的“十大蠢货”主要是那些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之辈，对于天生的智障人士如西晋惠帝司马衷之流，则不在讨论之列。」 弃子 〔文／言吾弃金〕 10年前，我一个朋友教我下围棋，后来我迷上了，那个教我的朋友现在我可以让他五个子。然而，生存的问题常常困扰着我，至今我成不了个职业的围棋手，也谈不上有段位的业余棋手，这10年里只是让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弃子”。 “下棋”也称“对弈”。“弈”是围棋最古老的称谓。在先秦典籍中屡见，“围棋”一词却少见，迄今所知关于围棋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通过最早的文字记载可知围棋起源于春秋中叶之前的中国。有“教养”的古人同时能精通琴、棋、书、画、剑。棋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教养有素，这里的“棋”，指的是围棋，可见古人对围棋的重视程度。 高手下棋都会弃子。勾践一定是个围棋高手，他会“弃子”。西施也成了他“弃子”中的一子，最终越国能称霸一时。 勾践越王二十四年，勾践亲率大军攻吴，吴军屡战屡败，夫差派人求和，也想“弃子”，当然勾践不会上当。夫差这时候方明白自己贪图近利吃子的后果，悔误杀伍子胥这个中坚力量，觉得到阴间都没脸见伍子胥，异常羞愧，对大臣王孙雄说：“你拿衣裳挡住我的脸，我没有颜面去见伍子胥呐！”说完就自杀。 自刘邦开始后的历代明君和枭雄肯定都是围棋高手，他们善于“弃子”。刘邦应用了“弃子”解了白登之围后，再次把自己的公主们嫁往匈奴，采用了和亲政策确保汉初的平安和换取了汉初的短暂繁荣。到了汉武帝就开始收回“弃子”的利益。刘彻拳头硬，他姑奶奶的老是把身边的女人送给人家当老婆这还了得？！男人就得金屋藏娇！试想没有他许多的姑奶奶的牺牲他能金屋藏娇吗？ 传说汉元帝是挥泪弃子，王昭君嫁的时候他才看到美若天仙的昭君，丢了魂后的元帝怒气就发泄到那个宫庭画师，把他碎尸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算得上能“弃子”的高手。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盛行围棋。魏以曹氏家族、“建安七子”为代表，曹操围棋水平也是可以和高手相媲美。曹袁官渡之战，曹操命将辎重弃置路上，又命骑兵解鞍放马，引诱文丑，文丑明显是业余棋手，他的棋艺同曹操相差太远了，最终整条大龙都给杀了。 刘备这老小子也是算个会弃子的高手，长坂坡一围他为了赢得赵子龙，假装把阿斗摔到地上，最著名的是他说“兄弟如手足，老婆象衣裳”。这家伙几招“弃子”后就换取了西蜀。东吴围棋风靡一时，名手辈出，也就出现了对局的记录，这就是围棋史上有名的“吴图”。相比之下，孙权的棋艺要略高一筹。先借荆州给刘备，他把自己的骨肉妹妹嫁给了刘备这老小子，让关云长都麻痹大意，误以为东吴象个小孩，后来出现了走麦城的惨剧。 在没落的君王中，阿斗和李后主的棋艺来说，阿斗肯定要高出许多。他的一招“乐不思蜀”保全了生命，并求得安乐。而李后主思念“雕栏玉砌”惹来了杀身之祸。 女人中，围棋冠军应当是武则天。据说武则天亲手杀了自己亲生的女儿而嫁祸于王皇后。这一招“弃子”登峰造极。 亚军非叶赫那拉氏莫属！她能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喂别人，这样的女人当然能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割香港、《马关条约》等，也是她“弃子”的招数，只是几招是迫于无奈，因此只能位居亚军。 与蜀国人打交道 〔文／孟庆德〕 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忠义”。对于整个三国中“忠义”对时代发展的影响，因为本人水平及对三国了解的局限性，我不做论述，在这里简单说说本人对蜀国发展直至灭亡过程中“忠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浅显理解。 首先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忠义”对于蜀国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刘备仍然是一个市井小民之时，他就慨叹自己身为汉室尊亲却不能为光复汉室而效力，此为他对国家之“忠”，也因为他的慨叹，迎来了当时同为普通平民的张飞的嘲笑，在经过刘备解释后，张飞方理解刘备慨叹乃是因为自己不能“尽忠”，从而心生敬佩，最后刘关张三人结为兄弟。可以说他们三个人之所以能够结为兄弟，那是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有为国尽忠的气节。 之后三个人从不起眼的小官做起，始终团结一致，最终一步一步打出了自己的天空，在这个过程中，“义”是关键。在古代，人与人的相交非常重义，虽然为结拜兄弟，但是胜似亲兄。之后兄弟三人曾失散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并没有磨灭他们三人的感情，反而长久的思念让三人感情更加深厚。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关羽，曹操有恩与关羽，最后竭力挽留，但是依然没有留住，关羽所想的只有护送嫂嫂早日与大哥团聚，所以才有了过五关斩六将的绝唱。最终三人团聚，在这个阶段子龙也溶入了他们之中，同时也收留了一些忠义之士！之后形势不断发展，三顾茅庐，诸葛亮感动于刘备的忠义和真诚，最后出山。在诸葛的辅助下，三分天下形式逐渐形成，并且蜀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忠义”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忠义而网罗了一批志士仁人，因为忠义大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最终奠定了蜀国的基础，完成了魏蜀吴的鼎立之势。 “忠义”在一定程度上都被看成是褒义的，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本人觉得，在三国发展历程中，忠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过一定的负面作用，当然我的理解可能比较片面，下面简单谈谈。 我想先从华容道说起。普遍认为华容道是诸葛知道关羽肯定不会杀曹操，故而专门派关羽前去，一来曹操若死，不利于三足鼎立之势的彻底形成，二来借此杀杀关羽的锐气。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关羽之所以不杀曹操，也是因为关羽的“义”。因为曹操早年毕竟曾收留过关羽，而且确实对关羽不薄，而关羽为人正直又非常重义，因此在当时，他最终还是放走了曹操。假如把关羽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调换一下，结果必然不是这样，历史也许也会重新改写。 再次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和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其实起初，甚至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羽和张飞都不是特别信服诸葛的，这一来与他们俩的性格有关，二来还是得从“义”说起。刘关张是结拜弟兄，却胜过亲兄，在他们的思想境界中，蜀国君主是刘备，因此他们永远都要团结在一起，保卫蜀国的江山，其实任何人和刘备的关系都无法与关张同刘的关系相比。因此蜀国很多将帅谋士在一定程度上都感觉自己和刘关张之间总存在一定的隔阂，用隔阂这个词可能有点过。这也是导致蜀国人才培养不足的一个原因，同样是“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在后续事态的发展中不断得到证明。因为诸葛觉得不管自己多有才华，还是敌不过一个“义”字，所以才不只一次的故意让关张出差错，当然所有的差错均在诸葛预料之中，这也是诸葛迫不得以，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的一种方式，毕竟国家要发展光靠打是不行的。 时光不待人，任何英雄在时间的长河里都会逝去。关羽夜走麦城，结束了自己可称辉煌的一身，从此蜀国的形式也开始发生转变。身为结拜兄弟，怎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死去？“义”从新在这里发出了光芒，然而却也是这个光芒让蜀国蒙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张飞为兄报仇心切，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能奈何？最后驰骋疆场大半身，杀落英雄无数的张飞竟然死在了两个无名小卒手中，唉哉翼德！！刘备如何能忍受自己两个兄弟遭人毒手的痛苦，于是率大兵出征，不管诸葛如何劝阻都无法说动刘备，因为此时刘备明白，结拜兄弟，怎么可无义？不料却让人来了个火烧连营800里，败的何等惨烈，何等悲壮？痛哉玄德，悲哉玄德！！桃园三英雄从此陨落，这些事件的发生，如何能与“义”脱离干系？ 我们让时光继续推移。刘备兵败后，白帝城托孤，把蜀国的希望寄托在了诸葛先生身上，而且明确对诸葛说如果阿斗无能，可取而代之。当然至于这点，我们可以认为刘备如此说是为了让诸葛更死心塌地的辅助刘禅。我觉得刘备在死前是最他这一身最英雄、最聪明而且最有远见的时候，他清楚的认识到了“忠义”在他说的这些话后将要起到的重大作用，而且洞悉了马谡的华而不实。这个时候也感觉到刘备其实真的并非凡人，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之后诸葛的确尽心尽力为蜀国的发展而努力，仔细品味诸葛先生的《出师表》你就能被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忠义精神所感动。诸葛为了实现光复汉室，复兴蜀国的先帝遗志，六出祁山，然而有几次正当战事报捷之时，却收到了刘禅在奸人驱使下调诸葛回师的诏书。本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诸葛却还是依诏回师。我为诸葛不只一次的惋惜，诸葛先生啊，你为何？其实就是一个“忠”字，身为人臣，尤其有先帝托孤之命，怎可不从？一个“忠”字能让诸葛先生放弃国家的大局，只为服从君命，可见“忠”字效力何等之大？面对没有什么作为的阿斗，在有先帝遗命的情况下，诸葛还是没有按照遗命来做，为何？“忠”也！！ 蜀国最后灭亡了了，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谁能完全否认“忠义”在其灭亡过程中起的作用呢？ “忠义”，这个中华的传统美德，为蜀国的成立三足鼎立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同时又因为蜀国君主将帅对“忠义”较偏执的理解而逐步使蜀国走向了下坡，最后直至灭亡。 文中我只是通过本人对三国的一些理解，浅显谈了一些“忠义”思想对蜀国的影响。虽然“忠义”思想在三国发展中在正反两个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并没有否定“忠义”思想的意思，在中国的传统道德里，我觉得“忠义”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任何东西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要看积极面多还是消极面多，从整体而言，“忠义”思想还是积极的。说这些是怕读者误解我的意思。 闲话金圣叹 〔文／孟庆德〕 金圣叹是个淘气的，淘气淘惯了，正因为这样，临刑前一天才弄出一封信，信中说：“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 金圣叹是淘气的，孙悟空也是淘气的，金圣叹一支笔舞得有意思，孙悟空一条棒也耍得好玩，金圣叹扬“水浒”抑“西游”，没和孙悟空多说几句，让人有些遗憾。 金圣叹是个看得开想得开的人，把他和孙猴子放一起胡说一下，想他不会怪罪。孙悟空的淘气是天生有点猴性，金圣叹的淘气可能是心中有一些自由的冲动，不用多了，当年天下有三分之一金圣叹式的人，中国今日可能有趣得多。 孙悟空有些淘气，但他有一个长处，他好像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他并不太在意人性的弱点，在普通人那里，他似乎并不把自己放到高处，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多出些什么，虽然他真有些本事。孙悟空心怀很大，不是故意的大，是无意的大，这就真大。但他对那些装神弄鬼的却不买账，偏要拿他们开心，让他们露出点什么。 金圣叹好像也有些平民意识，他在《不亦快哉》中写过：“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而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或尚得少留共饮酒耶？不亦快哉！”他在《不亦快哉》中还写道：“做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不亦快哉！”金圣叹批“水浒”，注重“《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向前推进一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人各有性格，金圣叹喜欢这个不同。金圣叹论忠恕，可能和圣人有些不同，他是这样说的：“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金圣叹对《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皆寄予同情，他说：“《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或许，这并非“水浒”作者之意，恰恰是金圣叹借“水浒”说话。 金圣叹重“水浒”而轻“西游”，也许是太注意文字了，他自己便说：“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金圣叹到底是金圣叹，搞文学批评的时候很能抓着个理儿，他说《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不像《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更让“西游”作者生气的，可能是这句：“《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为说“水浒”好，金圣叹拿《庄子》、《史记》来比。有人认为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金圣叹认为，一个看似放浪，一个看似雄奇，其实庄生、《史记》之文皆精严，而“水浒”之中也有线索，拽之通体俱动。金圣叹拿《庄子》和《史记》为“水浒”增重，可能已使一些轻视稗官野史的人有些不高兴，可是他往前更进一步，把刚刚用过的东西扔掉，把“水浒”向更高处举起，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这样说了可能还不解渴，他在“批水浒”的序文中干脆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可以说眼睛还盯在文学上，说“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无形中却好像暴露了些什么，这暴露未必是不小心，很可能是书生文人的忍不住，心中有了些东西，终于还是要说出来。 有人说金圣叹死于“哭庙案”有些冤，但总观他的言行，若是从掌权者角度来看，却又不冤，这话或许是有些道理的。金圣叹说“格物”，说“忠恕”，把梁山大部都解放了，却对宋江这个梁山上的“皇帝”不喜，借批“水浒”之机甚至有些咬牙切齿地说：“《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不仅这样，金圣叹更把一支笔伸向梁山之外，金圣叹托自己为“水浒”作者的知音，他的一些言语若让“水浒”作者知道了，很可能会吓一跳，或许不敢承认自己有过金圣叹所说的一些意思。金圣叹批《水浒传》第一回开篇即说：“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紧接着，金圣叹还说：“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可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 金圣叹淘气。可以这样想象，金圣叹越写越兴奋，越写越泛出许多想法，他的笔写滑了，兴致勃勃之间有些控制不住，说不定还有些手舞足蹈，这时候，他可能把许多利害都忘了。由此可以猜想，金圣叹虽对仕途不是太有兴趣，但他对《西游记》不太喜欢，可能并不全为文学，而他批“水浒”，可能说出了许多“水浒”作者心里所没有的，作为一个读过书的男人，可能总是脱不了有政治情结。 金圣叹淘气。要争真性情，要争真人，提醒人们要学会欣赏不同的性格，有这样的见识，又把这些意思说出来，已经很不容易。更有甚者，金圣叹对“盗贼犬鼠”皆能欣赏，对“乱自上作”却偏偏不恕，这气淘得可也就不小了。金圣叹淘气，但是，金圣叹毕竟还是被古时候许多东西淘洗过的，他的淘气不会有孙悟空打上灵霄宝殿那样的意思，他思想中可能根本没有这种成分，基本上还是希望上面好自为之。《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金圣叹也不会做陈胜吴广，有柯平先生撰《金圣叹的面目》，末尾一段是这样：“据可靠记载，金圣叹临终前将事情变局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帝王身上。他刑场豪言壮语的另一个版本是‘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免耳，不然，死矣。’（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一）从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喊叫顺治名字这一细节也可看出，即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对作为自己读者兼知音的皇帝本人仍然充满感遇之情。” 陪司马迁散步 〔文／赶路秀才〕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夜，月明星稀，晚风徐来。赶路秀才与司马大师依例江边散步，大师阔步在前，秀才伴随于后。） 【（一）“大禹治水”】 秀 才：大师，今日弟子应邀以家长身份至学校听教师讲课，所授课题为“大禹治水”，弟子愚钝，教师所讲多有不解，还请大师点拨。 司马迁：请讲。 秀 才：授课教师云：“先古时期，黄河流域洪水泛滥成灾。人们苦于水患，热切希望加以治理。尧帝时，鲧受尧的委派负责治水，鲧治了九年洪水仍然泛滥不息。至舜帝时，舜看到鲧治水无状，更处罚鲧，把鲧流放到羽山，结果鲧就死在那里。舜又令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深知人民的疾苦，他欣然接受了任务，禹当时刚刚结婚才四天，但他毅然告别了新婚的妻子，踏上了治理水害的征途。禹认真地察看了地形，吸收了前人失败的教训，废弃了过去一贯采取的堵塞方针，采用了疏导的办法。他日夜辛劳地带领着百姓疏通河道，开渠作坝，把河水引入大海。在长达十三年的艰苦岁月中，大禹曾三次路过自已的家门口，都没进去看一下，与群众一起节衣缩食，同甘共苦，最后，终于治服了洪水。大禹治水成功后，舜见禹是一个有德有才的人，便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他。” 司马迁：嗯。 秀 才：教师又道：“禹为了拯救饱受水灾的苦难百姓，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是古代一位舍小家为大家，一心为民造福的英雄。” 司马迁：？ 秀 才：弟子反复研读大师的《史记》，大师在“史记——夏本纪第二”中言：“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司马迁：喏。 秀 才：如大师所言，禹受舜帝之命治水，因禹父鲧治水不力受诛在先，禹居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不入，非不欲也，实恐违帝命受诛，不敢也。 司马迁：然。 秀 才：我朝五十六年，凡授“大禹治水”课者，莫不作“大禹一心为民造福，三过家门而不入”之言。如是，敢问大师，莫非是您老当年笔误？ 司马迁：吾言出有据。 秀 才：今人误读乎？ 司马迁：…… 秀 才：？？？ 司马迁：可作“与时俱进”解也。 秀 才：谢大师教诲。 【（二）“纣是个智勇双全的英雄”】 秀 才：大师，您在“殷本纪第三”中写道：“帝纣资辨捷疾，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弟子望文生义，解作：纣天资聪慧，能言善辨，体格强壮，英武无比。 司马迁：纣是个人材。 秀 才：您尚言：纣“爱妲已，妲已之言是从。” 司马迁：纣是个好夫君。 秀 才：您又道：“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司马迁：纣能歌善舞，初通声乐，是个好票友。 秀 才：您还说：“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 司马迁：纣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不错。 秀 才：您接着又说：“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 司马迁：纣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他建造了我国第一所野生动物园。 秀 才：您说：他“慢于鬼神。” 司马迁：纣是最早的无神论者。 秀 才：您还说：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为长夜之饮。” 司马迁：纣是“驴友”之父，美食之王；是天体主义者，“三陪”倡始人。 秀 才：您又道：“九候有好女，入之纣，九候女喜淫，纣怒，杀之。” 司马迁：纣在床塌宫帏之内比较传统。 秀 才：您还写道：“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 司马迁：纣很有商业意识，公平交易，恪守信用，不以上压下，不强取豪夺。 秀 才：您对纣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周武王于是遂率诸候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司马迁：壮哉纣。宁死不降，羞杀汪氏也！（摸摸光下巴，作溜须状） 秀 才：如此，纣，真英雄也！（窃笑） 司马迁：这个么，这个…… 秀 才：封他做个“袅雄”如何？ 司马迁：甚合吾意。 秀 才：哈哈…… 【（三）褒姒不好笑】 秀 才：大师好。弟子近日重习“周本纪第四”篇，深感您对周幽王与褒姒的描写故意闪烁其词，设下迷局，弟子以为，此系大师私心所致。 司马迁：试道所以。 秀 才：世所周知，绝世美女褒姒不好笑。何以不好笑，却无人知晓。 司马迁：是吗。 秀 才：褒姒出场，您先讲了个有关她身世的玄妙故事：“夏后帝启在位时，夏的国运已经衰微，一日，二条神龙落在夏帝启的宫庭前对启说：‘我们二个是褒国先君。’启很惊慌，用占卜来决定是杀掉、赶走、还是留下，卜的结果是要把龙的唾沫收藏起来才吉利。于是夏帝启‘布币而策告之’，龙更留下唾沫不见了，启命人将唾沫用木椟收藏了，夏灭亡后，木椟传给殷，殷亡又传给周。传了三代无人敢打开。一直到了周厉王时，厉王打开了这个木椟，结果龙的唾沫流到院子里，且怎么也弄不掉。后来厉王用女子裸体噪之，唾沫更化作玄鼋潜入后宫。正巧有个小宫女迎面遇上这只玄鼋，这个小宫女长大成年后奇怪地未婚而孕，宫女生下女婴后很害怕，偷偷把她扔到了路旁。这时已是周宣王时代，有小女孩唱儿歌：‘山桑弓，箕木袋，亡周之祸害。’宣王也听到了这首歌，恰巧有一对夫妻在卖山桑做的弓和箕木箭袋，宣王命人去捕杀他们，夫妇二人在逃亡的路上，看见了被小宫女扔掉的女婴，出于怜悯收养了她并一起逃至褒国，这个女婴长大后就是褒姒。再后来，褒国国君珦因向周幽王进谏获罪。褒国为了营救珦，遂向幽王进献美女褒姒。” 司马迁：嗯。 秀 才：您在《夏本纪第二》曾经写道：“夏帝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褒氏。”那么，弟子总结：褒姒是前朝夏帝禹的分封国——褒国国君（二龙）的化身，殷灭夏，周灭殷后，夏的封国褒国的处境一直不好，到了周幽王时，褒国国君被幽王扣押，美女褒姒更被进献给周幽王以营救国君。 司马迁：继续。 秀 才：作为夏帝禹的封国褒国之先君（二龙）投胎后化身的褒姒，在褒国蒙难、君主被拘时，为了营救自已的国君，被迫蒙受屈辱委身于“敌国”国君周幽王，幽王虽然宠爱她，甚至为她废了皇后，改立太子，但这些又岂能让身为“亡国奴”的褒姒开颜而笑。 司马迁：是笑不起来。 秀 才：当幽王色迷心智，为搏褒姒一笑，竞不惜欺骗众诸候，点燃敌人来犯时才能点的烽火，害得各路诸候兴师动众，徒劳往返，褒姒见此情景，不由—— 司马迁：——笑了。 秀 才：呵呵。褒姒见此景象，不由心生亡周妙计，思及复仇有望，终于开怀大笑。 司马迁：心生何计灭周？ 秀 才：籍此鼓动幽王“数举烽火”，使幽王失信于众诸候，孤立幽王，再秘密策动对幽王恨之入骨的申候，与缯国、犬戎一道趁机攻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脚下。 司马迁：是么。 秀 才：申候杀了幽王后，与诸候一起立自已的外甥——原废太子宜臼为周平王，自已则“虏褒姒”而去，回自已的封地申国英雄伴美人去了。 司马迁：…… 秀 才：大师故意隐去褒姒为国复仇一节，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使后人晒笑幽王，原因是大师祖上与周幽王有仇。 司马迁：何以见得？ 秀 才：大师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在《周本纪第四》载：周太史伯阳，在幽王二年见山川地震，即言：“周将亡矣”，并解释说：“亡不过十年”；幽王三年，褒姒入宫，太史伯阳又边读史边说：“周亡矣”；后，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太史伯阳又摇头晃脑说：“祸成矣，无可奈何”。敢问大师，周太史伯阳食周之奉，周既有难，未偿挺身而出，反数次下此毒咒，何也？ 司马迁：…… 秀 才：大师著文向来惜字如金，却为褒姒身世泼墨如水，皆因褒姒阴计亡周，事后又随申候而去，未始一而终，大师不肯直赞，故设下迷障，供后人惴想。徙及周太史伯阳，大师既为先人讳，又难以尽讳，固不如尽推幽王—— 司马迁：唉，——先祖周太史伯阳，亦曾受刑—— 【（四）“项羽这小子”】 秀 才：司马大师，今日适逢我朝建国五十六年国庆，籍此普天同庆、万民共欢之际，弟子却想起史上一位悲情人物，今天且聊聊他如何？ 司马迁：不知所指何人。 秀 才：西楚霸王项羽。 司马迁：那可是位真英雄。 秀 才：但大师您却未肯正眼瞧他。 司马迁：尔切不可狂议。 秀 才：弟子亦“言出有据”。 司马迁：据由何出？ 秀 才：秦二世元年，陈涉首反大泽，项羽追随季父项梁，趁乱杀会稽守起兵，拥立楚怀王，联合刘邦与秦抗争。其时，楚怀王与众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后，刘邦先破秦入咸阳，但惧于项羽的实力比自已强大，刘邦不敢贪功，旋退兵霸上。数日之后，项羽兵至，杀秦降王子婴，屠咸阳城，烧秦宫室。随后，项羽废除楚怀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分封天下土地于王侯将相，刘邦亦被项羽封为汉王。 司马迁：当是时，项强刘弱。 秀 才：至此，秦灭，项羽的“西楚王朝”建立。 司马迁：吾已如实作纪。 秀 才：不错，您在“项羽本纪”篇确曾论及项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候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并叹其“五年卒亡其国”。 司马迁：八年之间，号令三嬗。 秀 才：您在“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分封诸候、自立为西楚霸王时写道：“汉之元年四月，诸候罢戏下，各就国”；在“高祖本纪”亦记有“四月，兵罢戏下，诸候各就国。汉王之国。”弟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您明明写的是刘邦（汉王）跟各路诸候一样接受西楚霸王所封去封地就职，何以又特意用“汉之元年”作纪年？刘邦称帝，该是五年之后。 司马迁：…… 秀 才：您在《史记》中作有“十表”，其九篇为“年表”，独“秦楚之际”为“月表”，可见“楚”在历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 司马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 秀 才：您在《史记》十二篇“本纪”的“篇目”中，分别用“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作称，独独在“项羽本纪”篇目，您不以“西楚霸王”相称，而是直呼项羽其名，足见大师对项羽的渺视。 司马迁：吾写项羽“力能扛鼎，所战披靡；钟情虞姬，慷慨悲歌，不肯过江东——” 秀 才：您更写他血屠咸阳、火烧秦宫、杀秦降王、坑秦降卒二十万；您还借说者之口骂项羽“沐猴而冠”。 司马迁：唉，项羽这小子—— 秀 才：大师一叹，却令西楚霸王项羽一朝，至今不知何处！ 【（五）“在流氓堆里混，我不做流氓我行吗我！”】 秀 才：大师，竭了这么多天没聊，今晚咱师徒俩给大伙演段小品如何？ 司马迁：呵呵，好啊，怎么演？老夫也正想轻松轻松。 秀 才：我演高祖刘邦，大师您就演您自已。现在开始？ 司马迁：嗯哪。 “刘邦”：（一脸怒容）司马小儿，你混蛋！ 司马迁：弟子——哦不——高——高祖何出此言？ “刘邦”：你骂我爹是王八。 司马迁：？（茫然） “刘邦”：你说我娘是破鞋。 司马迁：？？ “刘邦”：我被你弄得人不人兽不兽成了野杂种！ 司马迁：没，没，没有啊—— “刘邦”：挣大你的田鸡眼瞧瞧，这是什么：“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姣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司马迁：（胆战心惊）你爹在野地里看到正在跟你娘交合的可是神龙呀。 “刘邦”：神你个头神！还有，你说我赊帐不还，骗酒骗色。 司马迁：那卖酒的王媪、武负家里，不是年年大年三十用您打的白条当纸钱烧了祭祖么？ “刘邦”：靠。那沛令的朋友吕公宴客，狗眼看人低，非要按送的礼金多少排座次。我刘季身为亭长，为官清赚，自然没有银子进贡，可我也不能坐在堂下不是？ 司马迁：那你也不能为了混顿酒喝，诈称“贺钱万”两，害得你未来的老丈人巴巴地赶到大门外来迎接你。 “刘邦”：嘿嘿。 司马迁：当年你请一老父相命，人家说你长得“贵不可言”，你高兴得屁颠颠地许愿说“诚如父言，不敢忘德”，你当了皇帝以后报答了人家吗？ “刘邦”：我，我这不是找不到他嘛。 司马迁：哼，你找了吗？ “刘邦”：…… 司马迁：你打了败仗，被项羽追得落荒而逃，你怕车上坐的人多跑不快丢了自个小命，居然把亲生儿女推下车，你，你—— “刘邦”：我那是情况紧急，不得已而为之。 司马迁：你老爹被项羽抓了，项羽要把他蒸了下酒，你居然说烧熟了分你一碗！ “刘邦”：项羽这臭流氓！不过，我那老爹他也不待见我。 司马迁：你还是个胆小鬼。 “刘邦”：哈哈，我刘季不怕天不怕地，不敬爹娘不爱子，我胆小？ 司马迁：人家项羽要和你单挑，你怎么不敢应战？ “刘邦”：项羽小儿一介莽夫，跟老子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何需老子亲自动手。 司马迁：（冷笑）项羽这莽夫放的那枝冷箭可是差点要了您的命。 “刘邦”：（咬牙）流氓，王八！ 司马迁：呵呵，你骂霸王是流氓，可后人都说您才是流氓的老祖宗。 “刘邦”：操！在流氓堆里混，我不做流氓我行吗我！ 【（六）好人孝惠帝】 （上回书中，秀才大义灭师，揭发老司马在帖子“史记”中有意挑起争端，不但对网友刘邦实行了人身攻击，还问候了网友刘邦的父母，此事恰被奉旨巡坛的论坛斑主撞见，当即封了老司马的发言权，谓：顶风犯科，封马骇猴！呜呼，司马之口既已被钳，秀才今日只得独角一戏也。） 孝惠帝者，高祖刘邦次子，为吕太后所出。 当年刘邦被项羽追杀，逃命途中为减少乘车重量，三次亲手将孝惠、鲁元兄妹推下车去，虽三次都被随车的滕公救起，但在孝惠心里却已深深刻下人性善恶二重天的印记。 孝惠幼时，随生母吕后居于沛中，出入于田陇之间，行耨地牧猪之事。曾有过境老父为之相，言于吕后：“夫人所于贵者，乃此男也。”是时，老父亦为高祖相：“君相贵不可言。”及后，刘邦反于沛，出彭城，奔咸阳，入蜀、返洛，征战有年。初，孝惠随母吕后留守于沛，时受楚军追搅，惶惶度日。 刘邦南奔北突于外，伴于君侧的是战时夫人戚姬，戚姬生子如意，刘邦偿言：“孝惠仁弱，不类我，如意类我。”戚姬则常在刘邦面前啼哭，要刘邦废掉太子孝惠，改立如意为太子，只因张良等大臣力争，孝惠才得以保住太子之位。 高祖十二年，刘邦驾崩，太子孝惠袭位，吕太后专权。吕太后“为人刚毅”，为刘氏定天下、诛异已出了大力，如今既得独尊，其刻毒、狭隘之本性更彰显无遗。 刘邦素宠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吕后怨之已久，刘邦既崩，吕后更谋召如意入宫以图害之，如意亦知太后意，恐，孝惠获知此事，立即亲自出迎如意霸上，执如意手入宫，饮食起居无离其侧，太后欲杀如意，却也一直没有机会。然太后杀心既起，又焉能止之？一日，孝惠早晨出门练射，如意年少贪睡未起，太后闻讯急使人持鸩灌之而亡。 早年差点顶替孝惠做了太子的如意既死，吕后的目标又转向老冤家戚夫人，这回吕后的手腕更绝，直接将戚夫人砍断手脚，挖去双眼，用火灼掉耳朵，灌之哑药，使其居于厕中，命名为“人彘”。吕后又特意带孝惠去参观她的杰作，孝惠开始并没有认出“人彘”是谁，待吕太后告之“人彘”即为戚夫人时，孝惠顿时啕嚎大哭，并由此生了一场大病。孝惠病中，使人告太后：“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从那以后，孝惠就不再听政。 第二年，孝惠的异母长兄齐王肥入宫贺寿，孝惠以兄礼事之，请之以上座。吕后闻讯大怒，令置鸩二杯，召齐王肥入宴敬酒为寿，孝惠闻之，抢先一步举杯欲饮，吕后见状，气急，亲手夺过酒杯泼鸩于地，齐王肥由此得生。 七年，郁郁不欢的孝惠帝英年早逝，发丧之日，吕太后干嚎无泪，众大臣皆奇之，倒是年方十五的张良之子辟疆看出内中奥妙，对丞相说：“太后就孝惠一个独子，今崩，哭而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问：“何解”，辟疆说：“孝惠帝的儿子都未成年，太后对你们这班老臣心存畏惧，丞相不如趁机请求太后拜吕氏兄弟为将，并入宫辅助朝政，如此既可让太后安心，亦可使老臣们免于祸端。”丞相依辟疆计而谏，太后心头一宽，眼泪也就哗啦啦流下来了。 吕太后主政后为了巩固权位，大肆“王吕氏、诛功臣”，其处事既强且悍，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也算是个“明主”，高祖刘邦若泉下有知，亦当自叹弗如，只是苦了好人孝惠。 由是观之，好人不为帝，为帝非好人。莫如斯言。 （纯属戏谈，谬言多多，只可笑砸，不可细究。） 读野史笔记三则 〔文／青藤雪个〕 （这个是从一个明清笑话集中看来的，原文很短，我把它扩充了。） 【胡说八道之神仙也科考】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吃完了糖官儿，骑着扫把上了天，去向玉皇大帝汇报工作去了。这灶王爷家家都有，住在各家厨房的抽油烟机上面，是一家之主，不过户口本儿上没他。也不属于暂住户口，您什么时候见过警察来您家查户口时问您说：“嗨，你好，我们是来查户口的，您家灶王爷在家吗？”从来没有吧？ 在神仙里面，灶王爷的地位是最低了，因为家家都有，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金子多了不值钱。所以灶王爷在神仙里面是最没身份的，连个专车都没有。每年只能上天一次，去的时候骑的都是扫把，老规矩，小孩子是不可以骑扫把的，因为那时灶王爷的专车，小孩子要是骑了扫把，被灶王爷看到了，轻的烂裤裆，重的一辈子取不上媳妇儿。所以说神仙再小，那都是不能得罪的。 话说灶王爷来到了天上，立马被玉皇大帝接见了。要说灶王爷是个小神仙，玉皇大帝是不屑一见的，不过这几年天宫搞活动，要接触群众，多听听下面的意见，反对官僚主义，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所以玉皇大帝以身作则，就接见了灶王爷。 灶王爷很是兴奋，忐忑不安的来到了玉皇大帝面前，毕恭毕敬的站在那里。玉皇大帝很亲切的让他跪在那里，问他：“人间什么事最苦呀？”灶王爷想了想，想起高考的时候，全家出动，没人在家做饭，饿他了三天，每年都是这样，他早就想向天宫建议废除高考了。可是以前没有机会向玉皇大帝汇报，这次可算是逮到机会了。于是灶王爷就回答说：“高考。” 玉皇大帝很奇怪，问为什么。灶王爷说：“高考可苦了，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全家提心吊胆的，为了一个人能考好，全家都来做奴隶，要是考不上，那就像天塌了下来。好不容易考上了，又为了没钱上苦恼。所以说高考最苦了。”“嗯，你说得有道理，你认为天上什么事最乐呢？” 灶王爷想起每年在凡间，整天受烟熏火燎的，可是八仙什么事不做，在天上人间游来玩去，还在电视上做广告，又拍电视剧，搞得一个个声名远扬，进门有小蜜，出门有奔驰，人模狗样的。于是就回答说：“天上的八仙最乐。”玉皇大帝“哼”了一声，说：“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玉皇大帝回到宫里，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在天宫的地位最高，八仙怎么能比自己还快乐，不行，得杀杀他们这种邪气，让他们知道天上谁最大。怎么样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呢？对了，让他们参加高考。 玉皇大帝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觉，他想象着八仙作难的样子，心里就感到十分惬意。第二天一早，他就让他的秘书嫦娥起草了一个文件，下发到天庭各个部委。 文件说：为了端正天庭的风气，更好的走向未来，为了提高天庭神仙们的素质，加强领导阶层的文化性，知识性，从即日起，在天庭实行能力认证考试。考试合格者取得神仙资格，不合格者罚到天厕去打扫卫生。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先从八仙开始搞试点，从八仙的考试中，取得经验，为以后的天庭神仙们全面的考试最准备。特委托魁星为主考官，太上老君为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件下发到八仙手里，八仙们正在人间拍电视连续剧《八仙和嫦娥——不得不说的故事》，一听说要考试了，一个个忧心如焚。聚在一起，商量怎样应付这个难关。 他们来到香格里拉大酒店，直奔总统套间，八仙在人间很是有名气，追星族遍地都是，这次他们没有心思理会影迷们，一个个化了妆赶了过来，在路上，吕洞宾还差一点被一个影迷认出来。 汉钟离因为身体胖，来得晚了，他一进屋，见其他七位都是兴高采烈的，好像是胸有成竹，一点也不发愁。汉钟离奔到冰箱旁，拿了一罐可乐，一口喝完，打了一个饱嗝，问：“诸位，你们都有办法啦？” “那当然了！”曹国舅说：“我刚才给俺姐姐王母娘娘打了个电话，说俺是皇亲国戚，俺要是考得好，别人会说俺有内线，俺要是考不好，又会侮辱了俺姐姐的名声，为了避嫌，俺姐姐已经向玉皇大帝建议，让俺回避一下，玉皇大帝已经同意了。” “我靠，你真有本事。那你呢，铁拐李。”铁拐李说：“俺是个残疾人，天庭有优惠政策，要对俺放宽标准，可以免试，考试委员会已经通过了。” “倒，老吕，你不会也免试吧？”吕洞宾捋了捋胡子，笑着说：“不会，俺不这样，不过俺已经上报了天庭，俺经常出国讲学，在国外是有名的客座教授，国外的几家大学已经把聘请俺的信件上交到天庭出国办了，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天庭特准俺不参加这次考试。” “老张，你呢，你咋办？”张果老笑眯眯的说：“俺已经超过年龄了，俺已经向天宫老龄委递交了申请，不参加这次考试，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加快天宫领导层的年轻化建设。玉皇大帝已经同意了。” “小韩，你有啥高招？”韩湘子整了整西装，理了理领带，说：“俺没问题，俺年轻，再加上俺有个好家教，通过这次考试没问题。”“好家教？谁呀？”韩湘子撇了撇嘴：“这都不知道？俺叔叔韩愈呗。” “小蓝，小何，别光顾着谈恋爱，你们打算怎么办？”蓝采和说：“俺的花篮是不离手的，到时候俺在花篮里放个笔记本电脑，准备抄过关。仙姑和她干娘王母娘娘打过招呼啦，为了尊重女性，这次仙姑先不参加考试，玉皇大帝已经同意了。” “你们都有办法，那我怎么办呀？” 吕洞宾说：“你和魁星不是老乡吗，你去找找他不就得了？” 汉钟离急忙买了些天宫没有的东西，坐着火箭上了天宫，直奔魁星的家里，向魁星说明了来意。魁星想了想，说：“我要是把我这个神笔借给你，又怕你不会用，这样吧，现在天宫考试委员会缺一些办公用具，你以个人的名义买了，给老君送去，让老君特许你可以开卷考试，这样不就结了？” ※※※ （这个记得是明人的笔记小说里的，时间长，记不清出处。） 【刀客】 站在我面前的老人，个子很高，黝黑的面容上，有着刀子刻一般的皱纹。他的脑袋很光，在太阳下，有一种摄人的光辉。可是，他只有一只耳朵。 耳朵是被刀客割掉的。他说，语气里竟有一种豪气。 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附近有一帮刀客。那天，刀客到我们村子里来抢东西。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拿出了一些财物，希望刀客们收下后，可以平安的离开。结果，刀客们收下了财物，却在我们村子里住下了。说要歇息一些日子。 过了几天，他们说要走了，在我们的村口磨刀，我那时小，站在旁边看，旁边有好几个小孩子。大人们都不敢过来，只有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危险，站在那里好奇的看着。 刀客把刀磨好了，对着太阳看了看。我至今还记着那一天阳光的样子，很刺眼的。在我以后的日子里，从没有再见过这样刺眼的阳光。 刀客看完了他的刀，转过头来看着我们小孩子，他迷缝着眼，还在微笑，突然，他一把抓住了我，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揪住了我的左耳，挥了一下刀子，割了下来。 老人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当时，我吓得都不会哭了。 那个刀客把我的左耳丢在地上，用脚跐了一下，又一脚把它踢到一边，旁边有一条狗，愣了一下，一口吞了下去。这时，我才想起了哭。 在我的哭声中，这个刀客大笑着，把刀插进了鞘中，上马走了。 这时候，大人们才过来了，看着我的样子，他们说：活该，谁让你去看的。 在同村人的耻笑中，我慢慢的长大了。 我有六个兄弟，在我长大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的保姆。天幸他们都很爱我这个大哥，他们的温情，使我愤怒的心，安慰了许多。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我最小的弟弟也已经十八岁了。刀客们每年都要来我们的村子里要钱，那个割我耳朵的刀客，现在是他们的首领。 那天，刀客们抢走了我家的猪和羊，我最小的弟弟去阻拦，被他们一刀鞘拍在了地上，我拦住了要冲上去的其他兄弟们，上前向刀客们赔礼，他们也给我了一刀鞘，昂首上马走了。 弟弟们怒视着我，在他们的眼里，我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年后，我和弟弟门去山上伐木，一年的时间，他们都成了棒小伙，胳膊和常人的小腿一样粗。 年底时，我们回到了家里，那帮刀客又来了。这一次，他们看上了我的六弟，要他和他们一起去做刀客。他们在我家的堂屋里喝酒，等着回话。六弟竟然想去。我的父母不敢阻拦，在屋里偷偷哭泣。我劝他不要去，他竟然说：看你那窝囊样子，我不想和你一样。听到这话，我愣住了。 我来到门外，越想越生气，我从铡上取下了铡刀，怒冲冲的来到刀客们喝酒的屋外，一脚踹开房门，进屋里抡刀就劈，那个带头的刀客抬手挡了一下，我一刀就把他的胳膊砍了下来，鲜血溅在了他旁边其他的刀客身上。刀客们都愣了，有一个竟然吓的尿了裤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拔刀。 我提着刀，怒视着他们，喘着粗气。 刀客们向我跪下了，发誓再也不敢做刀客了。然后就走了，留下了他们的马和刀。 从此，我们这里就没有了刀客。 其实，这帮刀客只是好吃懒做，他们结集一起，只是为了壮胆。这件事后，就有人上门提亲了，我和弟弟们很快就都结婚了。人们看到我时，眼光里竟是害怕。 ※※※ （这个故事出自明人的笔记，很简略，我扩充了。） 【读书人里的侠客】 鼓打三更了。 张岷崃坐在桌前，呆呆的看着跳动的烛光，心里盘算着怎样替耿随超开脱罪责。耿随朝是他的同年，担任户部主管草场的官员，前几天草场突然失火，把草料全部烧光了，朝廷下令将他关押在监牢里，过几天就会有锦衣卫来提他上京。 耿随朝的夫人带着孩子来求他，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来替自己的丈夫开脱。可是张岷崃作为一个小小的县令，在朝中又没有靠山，他能有什么办法呢？可是朋友的性命又不能不救。 在同年里面，张岷崃以气度和见识著称。完全没有那些同年们的迂腐习气。滑县的强盗很多，在张岷崃来以前，每天都有人来告状说被强盗抢劫了。前几任的县太爷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被免了职，所以就没有人再愿意来滑县任职了。张岷崃候补了五年，才得到了这个烂差使。 烛火爆了一个火花，张岷崃醒过神来，这时家人高章进来了，说：“太爷，天不早了，夫人请您呢。” 张岷崃站起了身。向里屋走去，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对高章说：“刘相回来了没有？你明天找他一下，让刘相来见我，我找他商量一些事情。你也下去休息吧。” “是，太爷。我明天一早就去找刘县尉。”高章应道。 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照在县衙的明镜高悬的大匾上。衙役们都出去处理公务去了，只有张岷崃和高章在大堂翻看以前的卷宗，前几任的县太爷没有什么能力，只顾和强盗斗法了，没有能力处理这些民间的纠纷，案件已经堆了一大堆了，上面积满了灰尘。 高章一边清理一边说：“太爷，前几位也太差劲了，您看看这些案卷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还没有处理。” 张岷崃笑着说：“他们都使一心照顾自己的乌纱和捞钱，那有工夫顾百姓的死活，如果不是他们纵容那些强盗，和强盗勾结一气，滑县能有那么多的强盗吗？我刚上任，强盗们不了解我的脾气，估计还在观望，说不定过几天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忽然，从门外来了领个人，长的壮壮实实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穿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的。高章迎上前说：“两位有什么事情？告状吗？” 红脸的人没有回答，从怀里掏出一个名片递给高章。高章接过拜帖，双手递给张岷崃。 张岷崃看了两人一眼，打开拜帖，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拜帖上写的是锦衣卫。张岷崃赶紧站起身来，拱手对这两个人说：“有失远迎，两位大人恕罪。” 红脸的人笑着说：“哪里哪里，在下没有通知张大人，还望张大人恕罪。我们两人来是为了耿随朝的事情来的，有锦衣卫的密文，请大人到内室讲话。” 张岷崃走到堂下，向两个人拱手说：“敢问两位大人高姓大名？” 红脸的还礼道：“在下姓任名敬，我这位兄弟姓高名阳。” 张岷崃说：“久仰久仰，请两位大人室内说话。请。” 任敬和高阳走上前来，亲热的拉着张岷崃的手说：“张大人，请带路。” 张岷崃觉得有些奇怪，以前的锦衣卫都是目中无人，鼻孔朝天的主儿，今天怎么这样随和？奇怪。 进到内室，张岷崃请他们坐到炕上，吩咐高章上茶。 三人坐下后，任敬捋着胡子笑着说：“张大人来的滑县，可准备有什么动作治理这里吗？” 张岷崃站起身说：“下官准备观察一些时候，再作道理。” “哦，张大人老成持重，这是应该的。”高阳一直没有说话，这时站了起来，走到窗户旁，任敬突然奇怪的笑着说：“张大人不认识我们吧？” 张岷崃应道：“是啊，下官无缘拜见两位大人。” 高阳突然一步跨到张岷崃的身边，从怀里掏出匕首，架在张岷崃的脖子上。张岷崃愣住了：“大人，这是做什么？” 任敬笑着说：“我们不是锦衣卫，我们是霸上来的，想找张大人借一些金库的金子。不用太多，五千两就够了，我想张大人不会拒绝吧。” 高阳抓着张岷崃的胳膊，用匕首比划了一下：“我们要是顺利得到到金子，就放了你，要是得不到金子，嘿嘿，你就别想活了。” 张岷崃稳了一下神，慢慢的坐下，从容的说：“哦，原来如此。你们只是为了得到金子，不是来报仇的。呵呵，这个好说，金银乃身外之物，我不会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的。会给两位的。不过两位已经自称是锦衣卫的大人了，为什么要暴露身份呢？若是有人在外面听到了，两位就不好脱身了。” 任敬点了一下头，说：“张大人说得有理，是我们考虑不周。不过没关系，你在我们手里，谅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赶快让人把金子拿过来，你要是敢声张，就要你的命。”任敬说着就从桌子上掰下一块木头来。张岷崃看了看任敬的手，微笑着说：“好功夫，两位不必着急。我只是要和两位说明一下。金库里的金子，在不同的人手里保管，如果一个个的去找来，恐怕有人起疑心，这样的话，恐会另生枝节，对两位不利。” 任敬看着张岷崃说：“你说应该怎么办？拿不到金子，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张岷崃沉思了一会，说：“县城里富户很多。这样吧，我向他们借贷，凑够五千两黄金给你们，这样你们得到了金子，公库里的黄金没有损失，我也保全了性命，保住了官职，我再想办法还他们的钱就是了。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两位觉得如何？” 任敬和高阳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还是大人想得周全，这样金库里没有丢失，上面也不会追查，我们就可以安心享受了，嗯，好主意。” 张岷崃说：“那我就叫家人去叫这些富户来怎样？” 任敬说：“好！” 张岷崃说：“请你们那位去外面叫我的家人高章进来。” 任敬胬了一下嘴，高阳走了出去。过了一会，他和高章一起进来。 张岷崃对高章说：“你去叫刘相进来，我给他交代一些事情。快一些，是急事。” 高章答应着退了出去。 任敬看着张岷崃说：“张大人很有胆气呀，不象以前的那些当官的，胆小如鼠，看到这架势，早就吓瘫了。” 张岷崃微笑着说：“不敢。” 这时，门外有人回话：“太爷。刘相求见。” “进来吧。”张岷崃应道。 刘相推门进来，看到屋里的两个人，愣了一下，张岷崃说：“这两位是锦衣卫的大人，来给我帮忙来了。京里有人陷害我，这两位大人想帮我解决这个困难，需要五千两金子。” 刘相吐了吐舌头：“太爷，你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呀！” 张岷崃说：“城里的富户多，你去帮我找他们去借，我给你写个名单。” 从刁民到土豆 〔文／押沙龙〕 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这样谈下来结论当然是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圣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圣人又说了：“人人可以象我一样，当圣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过是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都攒下来，用来养浩然正气，结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给皇上进谏有精神了。浩然正气，养着方便又实惠。”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不信人性善简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张海迪。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那么，清朝没有律师却有夹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领导对老百姓的智商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道德水准估计过低呢？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堤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那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碰上了端坐在夹棍从中的知县老爷，众刁民全然没有脾气，只能任打任夹。说让你纳粮你就纳粮，说让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说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你交粮人家还不收，说下班了，还把你着急够呛，大家急不是怕缴不上粮，国库受损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这小子逾期没缴，先别缴了，说你呢说你呢，先别忙着缴了，上来夹一棍子再缴。你去告人家欺负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伙的：好，发回重审，看老爷不夹死你个龟孙！ 这个时候，其实这窝官和一个成功的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这窝官的算计和黑社会的算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两样，都是怎么从这帮子刁民身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对黑社会与官的界定有时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东西能夹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的搜括效率还远在盗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骂倒这些贪官。把大家剃了个秃瓢的官有的时候还是宝贝，百姓一时还舍不得放他走。有个记载说：一个贪官离任，可愁坏了一众百姓，大家都叹气说：好不容易喂肥了一个，现在又要换个空肚鸭来了，可如何了得？ 当然，大家最怕的还是流寇。因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样，他们是一锤子买卖，都是宁愿杀羊不愿剪羊毛的主儿。天下大乱的时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祸害，当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这个好光景就是杀羊的变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时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杀人了，改拿棍子夹人，众绵羊一起叹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象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象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上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农业帝国最害怕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偏又最喜欢入侵它，都想来分点土豆吃吃。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或者说土豆力），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把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这些布裁剪成范思哲西服，结果也未必会有两样。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8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当继续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羔羊一个土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