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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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是还没有转化为能动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此外，不言而喻，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G=422镑，G'=500镑。如果422镑资本中有一部分是作为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基金，作为货币储备而存在，那末，它是打算用来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部加入循环，而为此它也足够用了。准备金却是78镑剩余价值的—部分；它只有在422镑资本的循环不是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时，才能进入这个循环过程；因为它是积累基金的一部分，而它在这里的作用并没有使再生产的规模扩大。这是关键。从财务报表上来考察，可以比较现金存量与未分配利润的变化。
　　货币积累基金已经是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存在；从而，已经是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
　　把简单再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总括在内的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P…W'—G'. G—W=A+Pm…P(P')
　　如果P=P，后一个G就=G'-g；如果P=P'，后一个G就大于G'-g；这就是说，g是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古典经济学用来考察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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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W'—G'—W…P…W'。
　　W'不仅是前面两种循环的产物，而且是它们的前提，因为，只要生产资料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另一些处在循环中的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一个资本的G—W就已经包含另一个资本的W'—G'。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煤炭、机器等等，就是采矿业主、资本主义机器制造业主等等的商品资本。其次，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已经指出，还在G…G'第一次反复时，还在货币资本第二个循环完成之前，不仅P…P循环，而且W'…W'循环就已作为前提存在了。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主张“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背景。他们认为，物化在煤炭和机器中的死劳动也“创造”价值，且这部分“创造”出的价值理当归资本家所有。其实马克思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死劳动完全是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尽管多半是从不同的工人那里。
　　如果再生产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终点的W'就大于起点的W'，因此，终点的W'应当用W"来表示。
　　第三个形式和前两个形式的区别如下：第一，在这里，是以包含两个对立阶段的总流通来开始循环，而在形式I中，流通为生产过程所中断，在形式II中，包含两个互相补充阶段的总流通，只是再生产过程的媒介，因此是P…P之间的媒介运动。在G…G'中，流通形式是G—W…W'—G'=G—W—G。在P…P中则相反，流通形式却是W'—G'. G—W=W—G—W。在W'…W'中，流通形式与后一个形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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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循环I和II的反复中，即使终点的G'和P'是更新的循环的起点，它们产生时的形式也会消失。G'=G+g和P'=P+p重新作为G和P开始新的过程。但是在形式III中，即使循环以相同的规模更新，起点W也必须用W'来表示，而这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在形式I中，只要G'本身开始新的循环，它就作为货币资本G，作为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待增殖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由于在第一个循环中实行的积累而增加，变得更大了。但不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是422镑还是500镑，都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它是单纯的资本价值。G'不再作为已经增殖的即包含剩余价值的资本，不再作为资本关系而存在。它要在过程中才增殖价值。P…P'也是这样；P'总是要作为P，作为要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继续执行职能，使循环更新。——相反，商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资本价值开始，而是以商品形式上增大了的资本价值开始，因而它一开始就不仅包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因此，如果简单再生产以这种形式进行，在终点就会出现一个和起点上一样大的W'。如果一部分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循环，在终点出现的虽然不是W'，而是W"，—个更大的W'，但下一个循环会再次以W'开始，不过和前一个循环相比，那是一个更大的W'，它用更大的已经积累的资本价值，因此也是用较大的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开始它的新的循环。在所有情况下，W'总是作为一个商品资本(=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来开始循环。
　　在一个单个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作为W的W'，不是这个资本的形式，而是另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资本的形式。第一个资本的G—W(即G—Pm)行为，对这第二个资本来说，就是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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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通行为G—W=A+Pm中，A和Pm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卖者手中，即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出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的商品。对于在这里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买者来说，只要他还没有购买它们，只要它们还是作为别人所有的商品，和他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对立，它们就只执行商品的职能。在这里，Pm和A只是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互相区别的：如果Pm是卖者的资本的商品形式，Pm在它的卖者手中就=W'，就能成为资本；而A对工人来说却始终只是商品，要到买者手中，作为P的组成部分，才成为资本。炼钢厂的资本家可以将其产品——钢坯作为商品直接卖给轧钢厂的资本家，使之成为轧钢厂的生产资料；也可以以钢坯为资本自己办轧钢厂。而工人不能以劳动力为资本去“雇佣”生产资料。即使是知识分子，即使劳动力是通过高科技的形式表现，也做不到这一点。事实上，高科技项目的形成除了知识外，还需要一定的资本。可以拿着创意直接融资的情形非常罕见，而且到头来大部分的回报要归风险资本所有。
　　因此，W'决不能作为单纯的W，作为资本价值的单纯商品形式来开始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它总是一个二重物。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它是P执行职能的产物，在这里是纱，而作为商品来自流通的P的要素，即A和Pm，只是作为这种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第二，从价值的观点看，它是资本价值P加上P执行职能时产生的剩余价值m。
　　只有在W'本身的循环中，W(=P=资本价值)才能够并且必须和W'中的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部分，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分离，而不管这两部分实际上是能够分离，如纱，还是不能够分离，如机器。一旦W'转化为G'，它们就总是可以分离的。
　　如果全部商品产品，同例如我们的10000磅纱一样，能够分割为独立的、同类的部分产品，从而W'—G'行为能够表现为一系列依次完成的售卖，那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就能够在剩余价值实现之前，因而在W'全部实现之前，作为W发挥作用，从W'中分离出来。
　　在价值500镑的10000磅纱中，8440磅的价值=422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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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分离的资本价值。如果资本家先卖掉价值422镑的8440磅纱，这8440磅纱就代表W，即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W'中除此以外包含的剩余产品1560磅纱=78镑剩余价值，可以在以后进入流通；资本家能够在剩余产品的流通w—g—w进行之前，完成W—G—W=A+Pm。
　　或者，如果他先卖掉价值372镑的7440磅纱，然后卖掉价值50镑的1000磅纱，他就能够用W的第一个部分补偿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c)，用W的第二个部分补偿可变资本部分v即劳动力，然后照上面一样进行。
　　但是，如果这样逐次出卖，循环的各种条件又允许这样做，资本家就可以不把W'分为c+v+m，而在W'的任何部分上进行这种分割。
　　例如，作为W'(10000磅纱=500镑)的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7440磅纱=372镑，本身可以再分为：价值276.768镑的5535.36磅纱，这部分纱只补偿不变部分，即补偿7440磅纱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只补偿可变资本；价值58.032镑的1160.64磅纱则作为剩余产品，成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卖出的7440磅中，他能够用按价格313.968镑卖出的6279.360磅纱补偿其中的资本价值，而以剩余产品1160.64磅的价值=58.032镑，作为收入花掉。
　　资本家还同样能够把1000磅纱(=50镑=可变资本价值)分割开来，并按照同样的方法卖出去；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代表1000磅纱中的不变资本价值；价值5.000镑的100磅纱代表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价值42.200镑的844磅纱补偿1000磅纱中所包含的资本价值。最后，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代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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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的剩余产品，并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消费。
　　最后，他还能把余下的价值78镑的1560磅纱，在卖出以后，照如下方式分割开来：用卖出的价值58.032镑的1160.64磅纱，补偿1560磅纱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用卖出的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合计1316.64磅纱=65.832镑，补偿全部资本价值；最后，243.36磅剩余产品=12.168镑留作收入花掉。
　　正如纱中存在的每一个要素c，v，m都能再分割为相同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样，价值1先令=12便士的每一磅纱也可以分割为：
　　　　c=0.744磅纱=8.928便士
　　　　v=0.100磅纱=1.200便士
　　　　m=0.156磅纱=1.872便士
　　————————————————
　　　c+v+m=1　磅纱=12　便士
　　把上述三部分出售的结果加起来，就和一次把lOO00磅纱卖掉的结果一样。
　　不变资本：
　　　　第一次卖：5535.36磅纱=276.768镑
　　　　第二次卖： 744.00磅纱= 37.200镑
　　　　第三次卖：1160.64磅纱= 58.032镑
　　———————————————————
　　　　　合　计　7440 　磅纱=372　镑
　　可变资本：
　　　　第二次卖： 744.00磅纱=37.200镑
　　　　第二次卖： 100.00磅纱= 5.000镑
　　　　第三次卖： 156.00磅纱= 7.800镑
　　————————————————————
　　　　合　计　　　1000 磅纱=50 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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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价值：
　　　　第一次卖：1160.64磅纱=58.032镑
　　　　第二次卖： 156.00磅纱= 7.800镑
　　　　第三次卖： 243.36磅纱=12.168镑
　　————————————————————
　　　　　合　计　　1560 磅纱=78 镑
　　总计：
　　　　不变资本：7440 磅纱=372 镑
　　　　可变资本：1000 磅纱=50 镑
　　　　剩余价值：1560 磅纱=78 镑
　　——————————————————
　　　　合　计　　10000 磅纱=500 镑
　　W'—G'本身不过是10000磅纱的出售。这10000磅纱和其他一切纱一样是商品。买者关心的是每磅一先令或10000磅500镑的价格。如果他在交易时注意价值的构成，那只是因为他怀着诡谲的企图，想证明每磅可以按低于一先令的价格来卖，而且按那种价格，卖者还是会做一笔好生意。但是他所买的量，是取决于他的需要；例如，如果他是织布厂主，那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在织布厂内起作用的资本的构成，而不是取决于卖纱给他的纺纱厂主的资本的构成。W'一方面要补偿制造它用掉的资本(或者这种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充当剩余产品，用于剩余价值的消费，或者用于资本积累；二者的比例只存在于用10000磅纱作为商品形式的资本的循环中。这种比例与卖本身无关。此外，我们在这里假定，W'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因此，这里涉及的只是它由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对于W'来说，即对于在这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中生产资本必须由以补偿的职能形式来说，出卖时价格和价值是否不一致并且在什么程度上不一致，当然具有决定的意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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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里考察单纯形式区别时，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
　　在形式I G…G'中，生产过程出现在资本流通的两个互相补充又互相对立的阶段的中间；在终结阶段W'—G'出现以前，它已经过去了。货币作为资本先是预付在各种生产要素上，由这些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这种商品产品再转化为货币。这是一个完全的营业周期，其结果是可以用于一切东西的货币。因此，新的开始只是有了可能。G…P…G'可以是在一个单个资本从营业退出时，结束这个资本的职能的最后的循环，也可以是一个新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最初的循环。在这里，一般的运动是G…G'，即由货币到更多的货币。
　　在形式II P…W'—G'—W…P(P')中，总流通过程跟随在第一个P的后面，发生在第二个P的前面；但它的顺序和形式I中相反。第一个P是生产资本，它的职能是生产过程，即随之而来的流通过程的先决条件。相反，结束的P不是生产过程，它不过是产业资本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再存在。而且它是资本价值在最后流通阶段转化为A+Pm，转化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结果，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是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不论是P还是P'，终结时会再次出现在必须重新执行生产资本职能，完成生产过程的形式上。运动的一般形式P…P是再生产的形式，它与G…G'不同，不表示价值增殖是过程的目的。因此，这个形式使古典经济学更加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好象就是要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要使产品去交换尽可能多样的其他产品，一部分用于生产的更新(G—W)，一部分用于消费(g—w)。在这里，由于G和g只是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所以，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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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过程也显得简单和自然，也就是说，具有浅薄的唯理论的自然性。于是有人以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其实，这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同样，在考察商品资本时，利润有时被忘记，在说到作为总体的生产循环时，商品资本不过作为商品出现；而在说到价值的组成部分时，商品资本则作为商品资本出现。当然，积累也是用和生产一样的方式来表达的。
　　在形式III W'—G'—W…P…W'中，循环由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开始，并且和形式II P…P中的顺序相同；然后出现的是P，并且它和形式I中一样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循环以生产过程的结果W'结束。在形式II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单纯的再存在P结束，同样，在这里，循环以商品资本的再存在W'结束；在形式II中，资本在它的结束形式P上，必须使过程作为生产过程重新开始，同样，在这里，在产业资本以商品资本形式再出现时，循环也必须用流通阶段W'—G'重新开始。循环的这两个形式都没有完成，因为它们都不是用G'即已经再转化为货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来结束。所以，二者都必须继续进行，因而都包含着再生产。形式III的总循环是W'…W'。
　　第三种形式和前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只有在这种循环中，表现为价值增殖的起点的，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原来的有待增殖的资本价值。在这里，W'作为资本关系是起点，并且作为这种关系，对整个循环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个循环还在自己的第一阶段就既包含资本价值的循环，也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而剩余价值，即使不是就每一个循环来说，而是就平均来说，必须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经过w—g—w流通，有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的要素发挥作用。
　　在W'…W'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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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进行的条件。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包括全部的个人消费。因此，全部消费——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W'的循环的条件进入这一循环。生产消费(其实也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因为在一定界限之内，劳动力是工人个人消费的不断的产物)是由每个单个资本自己进行的。个人消费——除了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只是作为社会的行为，而决不是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行为包含在这个循环中。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这是因为，没有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但这一点并不能作为资本家“应当”享有剩余价值的理由。
　　在形式I和形式II中，总运动都表现为预付资本价值的运动。在形式III中，表现为全部商品产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成为起点，并具有运动着的资本即商品资本的形式。只是在这个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以后，这个运动才分成资本的运动和收入的运动。在这个形式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一方面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另一方面分为再生产基金)，同任何单个商品资本的产品的特殊分配一样，已经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
　　在G…G'中，包含有循环扩大的可能，这要看g中有多大的量进入更新的循环而定。
　　在P…P中，P能够用相同的，也许更小的价值来开始新的循环，但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例如，各种商品要素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变得便宜时就是这样。反之，价值增大的生产资本也可以代表物质规模缩小的再生产，例如各种生产要素变得昂贵时就是这样。这对W'…W'也是适用的。
　　在W'…W'中，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在这个循环中在第二个W上，它重新表现为前提。如果这个W还没有生产或再生产出来，循环就被阻止；这个W必须再生产出来，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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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作为另一个产业资本的W'再生产出来。在这个循环中，W'是作为运动的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因此，它总是存在着。它是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条件。
　　W'…W'还由于另一个要素而同形式I和形式II相区别。这三种循环的共同点是：资本开始循环过程的形式，就是它结束循环过程的形式，因此它又处在开端的形式上，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开端的形式G、P、W'，总是资本价值(在形式III中还包含它的增殖部分，剩余价值)进行预付的形式，因而对循环来说是资本价值原有的形式；结束的形式G'、P、W'，总是循环中的前一个与原有形式不同的职能形式的转化形式。
　　因此，I的G'是W'的转化形式；II终点上的P是G的转化形式(在I与II中，这种转化都是由商品流通的简单行为，由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换位引起的)；III的W'是生产资本P的转化形式。不过在III中，第一，这种转化不仅关系到资本的职能形式，而且也关系到它的价值量；第二，这种转化不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位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式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始极的形式G、P、W'，是各相应的循环I、II、III的前提；在终极上复归的形式，是由循环本身的形态变化序列所引起的，因而是受它制约的。W'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的终点，只是以该产业资本的不属于流通的形式P为前提，而它就是这个P的产品。G'，作为I的终点，作为W'的转化形式(W'—G')，以买者手中的G为前提，G存在于G…G'循环之外，由W'的出售引入这个循环，变成这个循环自己的结束形式。同样，II的终点P以A和Pm(W)为前提，A和Pm存在于循环之外，通过G—W，作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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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形式并入这个循环。但是，撇开终极不说，单个货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货币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单个生产资本的循环也不是以生产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在形式I中，G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在形式II中，P也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产资本，但是形式III以W两次存在于循环之外为前提。一次是在W'—G'—W=A+Pm循环中。这个W，只要它由Pm构成，就是卖者手中的商品；只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商品资本；即使不是，它也在商人手中表现为商品资本。另一次是w—g—w中的第二个w，它也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以便能被人购买。总之，A和Pm不管是不是商品资本，都和W'—样是商品，并且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w—g—w中的第二个w，也是如此。因此，如果W'=W(A+Pm)，它就有商品作为自己的形成要素，并且必须在流通中用同样的商品来补偿；w—g—w中的第二个w，也必须在流通中用另一些同样的商品来补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卖者手中的一切商品都必然是商品资本。它们在商人手中仍旧是商品资本，或者，如果原来不是商品资本，到商人手中也就变成商品资本。或者，它们，例如输入品，必然是补偿原有商品资本的商品，因而只是给了原有商品资本另一种存在形式。
　　构成生产资本P的商品要素A和Pm，作为P的存在形式，具有和它们在不同的商品市场上被搜集时不同的形态。它们现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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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了，在这种结合中，它们就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只有在这个形式III中，W才在循环自身之内表现为W的前提，因为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循环是由W'(只要它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就不管它是否由于剩余价值的加入而增大)转化为各种形成它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开始的。但这种转化包括全部流通过程W—G—W(=A+Pm)，并且是它的结果。在这里，W是在两极上，但这个由外部从商品市场通过G—W取得W形式的第二极，不是循环的终极，而只是它最初两个包含流通过程的阶段的终极。它的结果是P，然后P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W'不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果，而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才表现为循环的终结，具有和始极W'相同的形式。相反，在G…G'和P…P中，终极G'和P却是流通过程的直接结果。因此，这里的前提是，只是在终结时一个场合的G'和另一个场合的P已经在别人手中。既然循环是在两极之间进行，一个场合的G和另一个场合的P——G作为别人所有的货币存在，P则作为别人的生产过程存在——都不表现为循环的前提。而W'…W'却以W(=A+Pm)是别人所有的、别人手中的商品为前提，这些商品由作为先导的流通过程引入循环，转化为生产资本，然后W'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再成为循环的结束形式。
　　但是，正因为W'…W'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W(=A+Pm)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并且Pm还包括各种其他资本，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包括机器、煤炭、润滑油等等)，所以，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仅看作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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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补偿一切单个企业的生产资本，另一部分进入不同阶级的个人消费的运动，那末，我们就把W'…W'看作社会资本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运动形式。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路等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国家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时，这个运动还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决。在考察微观经济现象时，必须假定一些问题已经在宏观经济中解决，这些宏观问题是无法从微观经济的研究中得到解决的。
　　W'…W'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只形成运动始极的一部分，因而运动一开始就表明是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通常部分作为收入花掉，部分要用作积累要素)的运动。只要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已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个人的消费也就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了。其次，个人的消费包含在内，还由于起点的商品W，是作为某种使用物品存在着；而每一种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物品，不论它的使用形式决定它要用于生产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个人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二者，都是商品资本。G…G'只表明价值方面，表明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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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过程的目的；P…P(P')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用相同的或增大的生产资本(即积累)来进行的再生产过程；W'…W'既然在它的始极上已经表明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所以一开始就把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包括在内；生产消费和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不过表现为W'…W'运动的一个分枝。最后，因为W'可以在不能再进入任何一个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上存在，所以，这一开始就已经表明：W'的由产品部分表现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要看W'…W'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的形式，还是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独立运动，而必然占有不同的位置。这个循环的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这个循环已经超出它作为一个单纯单个资本的孤立循环的范围。
　　在W'…W'公式上，商品资本即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总产品的运动，既是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的前提，又受这种循环的制约。因此，要把握住这个形式的特征，仅仅指出，W'—G'和G—W这两个形态变化，一方面是资本形态变化中职能上确定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是一般商品流通的环节，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弄清楚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错综关系，以及它同总产品中决定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的错综关系。因此，在分析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时，我们主要是用前两个形式作为基础。
　　W'…W'循环也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形式，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是从收成计算到收成。公式II是由播种出发，公式III则是由收成出发，或如重农学派所说，前者是由“预付”[avances]出发，后者是由“回收”[reprises]出发。在形式III中，资本价值的运动，一开始就只表现为总产品量的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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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而在形式I和II中，W'的运动却只是一个孤立资本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
　　在公式III中，市场上的商品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前提。因此，如果专门注意这个公式，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就好象都是来自商品流通，只是由商品构成。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
　　因为在W'…W'中总产品(总价值)是起点，所以这里表明，撇开对外贸易不说，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本化的部分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才能进行；因而也表明，既然一年的生产是下年的生产的前提，或者说，既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能够在一年之内和简单的再生产过程同时进行，所以剩余产品就立即在那种能使它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提高了的生产率只能增加资本物质，而不增大资本价值；但以此它也就为价值增殖形成追加的材料。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真正作用。
　　W'…W'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P…P形式，来和G…G'(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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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如果用Ck代表总流通过程，这三个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I)G—W…P…W'—G'
　　(II)P…Ck…P
　　(III)Ck…P(W')。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总的考察，那末，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在形式I中，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表现出来了。形式II是以P即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开始的。在形式III中，即使运动以同样规模反复进行，循环也是以已经增殖的价值开始，而以重新增殖的价值结束的。
　　就W—G从买者方面看是G—W，G—W从卖者方面看是W—G来说，资本的流通只是表示普通的商品形态变化，而我们在考察这个形态变化时(第l卷第3章第2节)阐明的关于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形式方面，而是考察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实际联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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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我们把各单个资本的循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部分运动来实际地考察它们的联系，那末，这种联系就不能用货币和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来说明了。
　　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如果把这种回转中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因此，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作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末，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W'…W'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象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它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我们的考察曾经假定，资本价值是按照它的价值总量全部作为货币资本，或作为生产资本，或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例如，我们假定422镑首先是全部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最后又全部作为商品资本，即价值500镑(其中有78镑剩余价值)的纱。在这里，各个不同阶段会分别形成中断。例如，当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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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保持货币形式时，也就是说，在购买行为G—W(A+Pm)完成以前，全部资本只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并执行职能。一旦它转化为生产资本，它就既不作为货币资本，也不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了。它的全部流通过程就会中断，另一方面，一旦它处在两个流通阶段的一个阶段上，不论是作为G还是作为W'执行职能，它的全部生产过程也同样就会中断。这样一来，P…P循环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周期更新，而且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同样表现为它的职能即生产过程的中断；生产将不是连续地进行，而将发生间断，只有经过一段由流通过程的这两个阶段完成得快慢所决定的长短不定的时间，生产才能重新进行。例如，中国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他只是为私人顾客劳动，如果没有新的订货，他的生产过程就会停顿。
　　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A+Pm。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
　　但是，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例如，在10000磅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并转化为货币(不论是支付手段，还是购买手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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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只是计算货币)时，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则代替纱出现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已经由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从而开始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在第一个10000磅纱转化为货币的同时，以前的10000磅纱则已经进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阶段，由货币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这样，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就同时处在它的一切循环阶段以及和各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对第一次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部分来说，W'…W'循环才开始，而对作为运动中的整体的产业资本来说，W'…W'循环则已经完成。货币是一手预付出去，另一手收进来。G…G'循环在一点上的开始，同时就是它在另一点上的复归。生产资本也是如此。
　　因此，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只是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在这里，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因此，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体系内，产品不断地处在它的形成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又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因为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取决于资本家的资金，并且对每个产业部门来说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单个产业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现有资本的量决定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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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但是，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例如，如果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W'—G'停滞了，商品卖不出去，那末，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W'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每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殊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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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并列，是由于它们的相继进行而引起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处在这种形式中，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就各个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中断。第一，价值总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以不等的部分分配在各个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第二，这些部分可以按照所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即按照资本投入的特殊的生产领域，进行不同的分配。第三，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不论是由于自然条件(如农业、捕鲱鱼等)，还是由于习惯(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上)，连续性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在工厂和矿山中，过程是最规则地、最划一地进行的。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这种差别，不会引起循环过程的一般形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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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性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首先是单纯的运动形式，所以对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就不去考虑了；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资本的运动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这是针对股市泡沫来说的吗？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获得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性。
　　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这个形态变化序列，包含着在循环中变化了的资本价值量和原有价值的不断比较。如果说价值对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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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力量即劳动力的独立性是在G—A行为(劳动力的购买)中开始的，并在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的，那末，价值的这种独立性就没有在这个循环中再表现出来，在这个循环中，货币、商品和生产要素只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互相交替的形式，过去的价值量是和现在的已经变化的资本价值量相比较的。
　　贝利否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价值独立性，而把它看作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幻想，他说：
　　“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
　　他这样说，是为了反对对不同时期的商品价值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只要把每个时期的货币价值固定下来，就仅仅是在不同时期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消耗的比较。他的这种看法是由他的总的误解产生的。他认为，交换价值=价值，价值形式就是价值本身；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不是能动地作为交换价值执行职能，从而在实际上不能互相交换，那末，它们就是不能互相比较的。这样，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到，只有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不同阶段(决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相继进行的)保持着它自身的同一性，并且和它自身进行比较，它才作为资本价值或资本执行职能。“交换价值=价值”的看法与“重量=质量”的看法一样荒谬。尽管重量与质量的单位都是千克，但一个物体的质量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变的，而其重量则会随着重力加速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为了纯粹地考察循环公式，仅仅假定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不够的，还必须假定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以P…P形式为例，我们把生产过程范围内会使某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贬值的一切技术革命撇开不说；把生产资本的各种价值要素的变动对现有商品资本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反作用(如果有商品资本的储备，它的价值会因此提高或降低)也撇开不说。假定W'，10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了；8440磅=422镑，补偿W'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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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资本价值。但是，如果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提高了(我们这里把单纯的价格波动撇开不说)，那末，要全部补偿生产资本的要素，这422镑也许就不够了，而必须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束缚起来。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跌落了，情况就会相反，货币资本就被游离出来。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如果用标准差的大小代表干扰的大小，那么Whalen提出的预防性货币需求模型，虽然有点其它方面的瑕疵，但与这里的观点相吻合。参见《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的划分》。
　　这里要附带指出：生产要素的价值一有变动，G…G'形式同P…P和W'…W'形式之间就会显示出差别。
　　在G…G'这一最初作为货币资本出现的、新投入的资本的公式中，如果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了，那末，开办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需要花费的货币资本，就会比价值降低以前少，因为生产过程的规模(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一定量劳动力所能掌握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只会影响价值增殖的量)。反过来说，如果形成生产资本要素的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提高了，那末，开办一个具有这样规模的企业，就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在这两个场合，受影响的只是新要投入的货币资本的量；如果新的单个产业资本的增加在某一生产部门是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的，在第一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过剩，在第二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被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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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和W'…W'循环，只有在P和W'的运动同时就是积累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追加的货币g转化为货币资本时，才表现为G…G'。如果撇开这点不说，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对上述两个循环的影响，就会不同于对G…G'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再把这种价值变动对于已经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反作用撇开不说。在这里，受到直接影响的，不是原来花费的资本，而是处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是处在第一次循环中的产业资本，因而是W'…W=A+Pm，即商品资本向它的由商品组成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在价值降低(或价格降低)时，可能有三种情况：再生产过程以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这时，原有货币资本的一部分被游离出来，从而发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但没有发生现实的积累(规模扩大的生产)，即没有发生先于和伴随这种积累的由g(剩余价值)到积累基金的转化；或者是再生产过程以大于过去的规模扩大，如果技术的比例允许这样做；或者是原料等等有较大的储备。注意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的积累的区别，还要注意金融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纸币货币资本的积累的区别。
　　在补偿商品资本的要素的价值提高时，情况则相反。这时，再生产就不能再以正常的规模进行(例如工作时间会缩短)；或者为了维持原有的规模，就必须使用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束缚)；或者如果有积累的货币基金，那它就全部或部分地用来维持原有规模的经营，而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也是货币资本的束缚，不过在这里，追加的货币资本不是来自外部，来自货币市场，而是来自产业资本家自己的资金。
　　但是，在P…P和W'…W'中，可能发生会引起变化的情况。例如，我们的棉纺业主存有大量棉花(就是说，他的生产资本的一大部分是棉花储备)，他的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就会因棉花价格跌落而贬值，相反，在棉花价格上涨时，他的生产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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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会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他把大量资本固定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例如固定在棉纱上，那末在棉花跌价时，他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从而一般来说，他的处在循环中的资本的一部分就会贬值。在棉花价格上涨时，情况则相反。最后，在W'—G—W=A+Pm过程中会发生如下的情况：如果W'—G即商品资本的实现发生在W的要素的价值变动之前，那末，资本就只会按照第一种情况中所考察的方式受到影响，也就是在第二流通行为G—W=A+Pm中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价值变动发生在W'—G完成之前，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棉花价格的跌落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相应的跌落，反之，棉花价格的上涨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的上涨。投入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所处的情况不同，它们所受的影响也可以极不相同。——货币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同样可以由流通过程持续时间不同，也就是由流通速度不同引起。但是，这是在考察周转时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时G…G'和循环过程其他两个形式之间所显示的实际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G—W=A+Pm流通阶段中，构成生产资料Pm的商品的很大一部分本身是别人的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因此，从卖者的观点来看，就发生了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相反，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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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正象商品资本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执行货币职能；在这里，货币是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全球化”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G—Pm行为一旦完成，商品(Pm)就不再是商品了，而成为产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本P的职能形式上的存在方式之一。但是，商品的来源因此也就消失了；它们只是作为产业资本的存在形式而存在，并且合并到产业资本中去。不过，为了补偿它们，就必须再生产它们，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它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第二，进入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商品(也包括可变资本在付给工人之后为了再生产劳动力而转化成的必要的生活资料)，不管其来源如何，不管生产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已经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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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资本的形式，以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面前；商业资本，按它的性质来说，包括一切生产方式的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因此是以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个人为前提。如果这种消费者自己就是生产消费者，是产业资本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生产资料，那末，也会发生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订货等形式)直接出售给其他许多产业资本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每个产业资本家就是直接的出售者，就是自己的商人；在出售给商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在解释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某些方面时，有时假定商业存在，但在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作一般分析时，我们假定是直接出售，没有商人作中介，因为商人的中介会把运动的各种因素隐蔽起来。在这里，忽略商人中介的存在是理论分析上的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对所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时，都可以忽略商人中介的存在。比如，有些人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药方建立在直接出售给消费者个人的前提上就不合适。
　　我们来看看西斯蒙第，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有些天真：
　　“商业动用的资本是相当可观的，但乍一看来似乎并不构成我们曾详细论述其运动的资本的任何部分。在呢绒商栈房中堆积的呢绒的价值，初看起来似乎和年生产中富者为使贫者劳动而付给贫者的工资部分无关。然而，这种资本只是补偿我们前面讲的另一个资本。为了清楚地理解财富的发展，我们已经从财富的创造一直谈到财富的消费。例如，生产呢绒所用的资本在我们看来总是一样的；在和消费者的收入进行交换时，它只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成了工厂主的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工人生产新呢绒时的工资的形式，成了工人的收入。
　　但是，我们立即发现，为了大家的利益，最好使这个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可以互相补偿，假如10万埃巨足以保证工厂主和消费者之间的全部流通，最好把这10万埃巨在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平分。工厂主只要拥有三分之一的资本，就能进行他拥有全部资本时才能进行的活动，因为他现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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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制造出来以后，可以比他寻找消费者时快得多地找到商人来购买。批发商的资本也可以快得多地用零售商的资本来补偿……预付的工资总额和最后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应成为资本的利润。自从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分别执行他们的职能以来，这种利润就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了，而完成的工作是一样的，虽然需要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需要三个资本部分，而不是一个资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l卷第139、140页)。——“一切<商人>都是间接参加生产；因为，既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那就只有在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之后，生产才能算完成”(同上，第137页)。
　　在考察循环的一般形式时，总的说来，在这整个第二卷中，我们所说的货币，是指金属货币，不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单纯的价值符号(只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东西)和尚未阐明的信用货币。第一，这是历史的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信用货币还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第二，这个进程的必然性，在理论上由以下的事实得到了证明：图克等人过去对信用货币的流通所作的一切批判性的说明，迫使他们不得不再三回过去考察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事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金属货币既能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也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这第二卷中一般只谈它的前一种职能形式。
　　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单个循环过程的一部分的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只代表一般商品流通范围内的一个行为序列，那它是由以前(第l卷第3章)已经阐明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大，也就是说，每个单个资本经过它的商品或货币的形态变化序列越快，同一货币量(比如500镑)就越是使更多的产业资本(或商品资本形式的单个资本)相继进入流通。因此，货币越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也就是说，例如，在一个商品资本由它的生产资料补偿时越是只需要支付抵账后的差额，支付期(例如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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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期)越短，同量资本价值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越小。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办法。另一方面，假定流通速度和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必须作为货币资本流通的货币量，就由商品的价格总额(价格乘商品总量)决定，或者，假定商品的总量和价值已定，就由货币本身的价值决定。
　　但是，一般商品流通的规律，只有在资本流通过程形成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时，才是适用的，而在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形成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时，却是不适用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最好考察具有不间断联系的流通过程，这样的流通过程表现为两个形式：(II)和(III)。
　　作为一般的流通行为的序列，流通过程(不论是W—G—W，还是G—W—G)只是代表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序列，其中每一个形态变化又包含着别人的商品或和商品相对立的别人的货币方面的相反的形态变化。
　　商品所有者方面的W—G就是买者方面的G—W；商品在W—G中的第一形态变化，就是表现为G的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在G—W中则适得其反。因此，既然资本家执行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职能，从而他的资本对别人的商品来说执行货币的职能，或者对别人的货币来说执行商品的职能，那末，关于一个商品在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和另一个商品在另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的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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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说明，对于资本流通也是适用的。但是，这种交错并非同时就是资本的形态变化交错的表现。
　　第一，我们知道，G—W(Pm)可以代表不同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交错。例如，棉纱业主的商品资本棉纱有一部分要由煤炭来补偿。他的资本的一部分处于货币形式，要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而生产煤炭的资本家的资本却处于商品形式，因而要转化为货币形式；同一个流通行为在这里表示两个(属于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的相反的形态变化，也就是表示这两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序列的交错。但是，我们知道，G转化成的Pm，不必是绝对意义上的商品资本，也就是说，不必是产业资本的职能形式，不必是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是在其他社会形态下生产出来的东西。这里总是一方面的G—W，另一方面的W—G，但并不总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其次，G—A，劳动力的购买，决不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因为劳动力固然是工人的商品，但只有卖给了资本家，才变为资本。另一方面，在W'—G'过程中，G'不必是转化了的商品资本；它可以是商品劳动力转化成的货币(工资)，或者是独立劳动者、奴隶、农奴或公社所生产的产品转化成的货币。
　　第二，即使我们假定世界市场的全部生产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对于在一个单个资本流通过程内发生的任何形态变化所起的职能上确定的作用来说，也决不要求这种形态变化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上代表相应的相反形态变化。例如，在P…P循环中，W'转化成的货币G'，从买者方面看，可以只是他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如果商品是消费品)；或者在G'—W'=A+Pm中(因而这里进入的是已积累的资本)，对Pm的卖者来说，G'可以仅仅作为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而进入他的资本流通，或者它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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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入花掉而根本不再进入他的资本流通。
　　因此，社会总资本——单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只是独立执行职能的组成部分——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怎样互相补偿的问题(无论说的是资本还是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的简单的形态变化的交错得到说明，这种交错是资本流通行为和其他一切商品流通所共有的，这里需要用另一种研究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满足于使用一些空洞的词句，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词句不过是包含一些不确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只是从一切商品流通所具有的形态变化交错中套用来的。现在有太多的由空洞的词句构成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经济学理论。似乎只要认识几个字就有资格提出一套经济学理论要别人接受。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出去。例如，我们把苏格兰低地的现代租地农场主和欧洲大陆的旧式小农比较一下。前者出售他的全部产品，因而必须在市场上补偿它的全部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后者则是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等。
　　据此，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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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人们根据同样的理由，似乎也可以把自然经济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作为对等的东西，和这两种经济对立起来。都有哪些自然经济的形式呢？
　　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考察第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就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
　　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从而，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必须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再进入产生它的经济中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并且如我们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它的价值出卖的。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充分表现的主要原因，是直接的农业生产者并不是雇佣工人。不过，由于农业人口太多，一些农业生产者游离出来成为雇佣工人。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此外，不是把生产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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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现代庸俗经济学由此而习惯了因果倒置，只是满脑袋里的东西由生意经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本能，从而虽然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但对单个的资本家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利用价值，还不如会计记账法。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对商品价值的供给，总是大于他对商品价值的需求。这里的需求，包括工人的需求。这是因为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需求构成工人的工资，而工人的工资形成工人的需求。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他实际上必定是“贱买贵卖”，但是，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所购买的价值较小因而较廉价的商品，转化为价值较大因而较贵的商品。他之所以卖得贵，不是因为他的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是因为所卖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
　　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
　　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微观和宏观一致。
　　就资本家仅仅是产业资本的人格化来说，他自己的需求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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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他对Pm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小于他的预付资本；他所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小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因而，比他所供给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还要小得多。
　　至于他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是由可变资本对总资本的比例，即=v:C决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按比例来看，这种需求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增长得较少。他对Pm的购买越来越大于对A的购买。
　　既然工人把他的工资几乎全部转化为生活资料，并且最大部分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间接地也就是对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v，丝毫也不会更多(如果工人把他的一部分工资储蓄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撇开一切信用关系，——那就是说，他把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贮藏货币，就这部分来说，他不作为需求者即买者出现)。资本家需求的最大界限C=c+v，但他的供给=c+v+m；因此，如果他的商品资本的构成是80c+20v+20m，他的需求就=80c+20v，因而从价值上看，比他的供给小1/5。他所生产的m量的百分比(利润率)越大，他的需求同他的供给相比就越小。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从而间接地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随着生产的发展，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越来越小，但是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按每日计算，他对Pm的需求总比他的资本小。因此，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在价值上必然总是小于用等量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生产而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产品。至于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资本家，而是许多资本家，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假定他的资本是1000镑，其中不变部分=800镑，那末，他对所有这些资本家的需求=800镑；这些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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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每1000镑(不论他们每人各占多少，也不论他们每人所有的量在他的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总共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利润率不变时，总是1200镑；因此，他的需求只是抵销他们的供给的2/3，而他自己的总需求，从价值量来看，只是=他自己的供给的4/5。
　　现在，我们还必须附带提前考察一下资本的周转。假定资本家的总资本为5000镑，其中4000镑为固定资本，1000镑为流动资本；按照上面的假定，这1000镑=800c+200v。他的流动资本必须每年周转五次，他的总资本才会每年周转一次；这种关系在现代财务报表的分析中体现出来了吗？这时，他的商品产品=6000镑，比预付资本大1000镑，由此又得出了和上面一样的剩余价值的比例：
　　5000C:1000m=100(c+v):20m。可见，这种周转不会改变他的总需求对他的总供给的比例，前者仍然比后者小1/5。
　　假定他的固定资本每十年要更新一次。因此，他每年要提出1/10=400镑作为折旧费。这样，经过一年，他还有3600镑固定资本+400镑货币的价值。如果需要修理，并且这种修理不超出平均程度，那末，修理费用仅仅是他以后才进行的投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好象他在确定他的进入年商品产品中的投资价值时已经预先把这种修理费用计算在内，因而已经包含在1/10的折旧费中了。(如果事实上修理需要在平均程度以下，那就会成为他的利益；如果在平均程度以上，那就会成为他的损失。但是，这种得失对同一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整个阶级来说，是会互相抵销的。)总之，虽然在他的总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每年的需求仍然=5000镑，等于他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但是，这种需求对流动资本部分来说是增大了，对固定资本部分来说则是不断减少。
　　现在我们来谈再生产。假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g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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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把原来的资本量C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时资本家的需求和供给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这时没有生产过剩。但是，从他的资本的运动来说，就不是如此；作为资本家，他的需求只相当于他的供给的4/5(按照价值量)；1/5是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是花在他的个人需要或享受上。
　　因此，他的计算用百分比表示如下：
　　　　　　　作为资本家，需求=100 供给=120
　　　　　　　作为享受者，需求=20　供给=—
　　　　　　　——————————————————
　　　　　　　　　　　合计需求=120 供给=120
　　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而是享受，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但是，这个假定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的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
　　为了积累资本，他首先就要从流通中取出从流通中流到他手里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达到扩大旧企业或分设新企业所需的金额以前，使它作为贮藏货币去增加。只要货币贮藏继续进行，它就不会增加资本家的需求；货币停止流通；他为提供的商品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了货币等价物，但并没有为这个货币等价物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当前中国政府要扩大内需，不应强迫老百姓消费，而应把目标放在贮藏货币的大款们和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身上。就贮藏货币而言，这些人虽是少数，但比老百姓的作用大得多。当然，如果要迫使老百姓更多地向纯粹的雇佣工人转化，掏空老百姓的腰包也是必要的。
　　这里撇开信用不说；例如，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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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流通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阶段的运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问和流通时间之和。
　　生产时间当然包括劳动过程期间，但劳动过程期间并不包括全部生产时间。首先我们记得，一部分不变资本存在于机器、建筑物等等劳动资料中。它们会在不断重新反复的同一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直到寿命终结为止。劳动过程的周期性中断，例如在夜间，虽然会使这些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但劳动资料仍然留在生产场所。劳动资料不仅在执行职能时属于生产场所，在它不执行职能时也是属于生产场所。另一方面，资本家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以便生产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照预定的规模进行，而不受每日市场供应的偶然情况的影响。原料等等的这种储备，只是逐渐地在生产中消费掉。因此，在它的生产时间【生产时间这个名词在这里要在能动的意义上(广义上)去理解。在这里，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不是指生产生产资料所需的时间，而是指生产资料参加一个商品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时间。——弗·恩·】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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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时间之间，就产生一种差别。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一般包括：1. 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时间；2. 生产过程中断，从而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职能中断的休止时间；3. 生产资料作为过程的条件虽已准备好，即已经代表生产资本，但尚未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
　　以上所说的那种差别，都是指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领域内的时间和它停留在生产过程内的时间之间的差别。但是，生产过程本身也会使劳动过程从而使劳动时间发生中断，在这个间歇期间，劳动对象听任物理过程对它发生作用，而没有人类劳动参加进去。在这种场合，虽然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了，但生产过程从而生产资料的职能却继续下去。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许多制造厂(例如制革厂)中听任化学过程发生作用的劳动材料，就是这样。在这里，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二者的差，就是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这个超过部分总是由以下的事实产生的：生产资本潜在地处在生产领域内，但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执行职能；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
　　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准备好的那部分潜在生产资本，如纺纱厂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价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闲置的资本，虽然它的闲置是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的职能，是在预备阶段保存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个阶段上劳动过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变贵，但它是生产劳动，并且形成剩余价值，因为这种劳动同一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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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雇佣劳动一样，有一部分是没有报酬的。在整个生产过程的正常中断期间，即生产资本不执行职能的间歇期间，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由此就产生了使工人在夜间也劳动的欲望。(第1卷第8章第4节)——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必须经历的劳动时间的间歇，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但它促进产品的完成，成为产品生涯的一部分，是产品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现代企业管理通过追求零库存来尽力减少这个不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但根据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既然这个过程要占用资本一个时期，增加了资本的“节欲”，那么就应当给资本带来回报，并且不应当减少它，正好与企业管理的实际相反。所以，现代庸俗经济学只是对外替资本家进行歪曲宣传而已，对资本家内部并无实际用途。装置等等的价值，按照它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转移到产品中去；产品是由劳动本身安置在这个阶段中的，这些装置的使用是生产的条件，正如一部分棉花变成棉屑，不加入产品，但仍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是生产的条件一样。另一部分潜在资本，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于生产过程有规则的休止才中断自身职能的劳动资料，——由生产的缩减、危机等等引起的不规则的中断，是纯粹的损失，而根据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因为资本具有边际产出。——只加进价值，不加入产品的形成；它加进产品的总价值，由它的平均寿命决定；它会丧失价值，因为它在执行职能时和在不执行职能时都会丧失使用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虽然不同，但不是相互独立的。
　　最后，即使劳动过程中断，但继续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再现。各种生产资料在这里被劳动本身安置在某些条件下，让它们自己经过一定的自然过程，其结果是产生某种有用的效果或改变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当劳动把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实际有目的地消费时，总是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里，不论劳动必须借助劳动资料不断作用于劳动对象，以产生这种效果，还是劳动只需给个推动力，把生产资料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生产资料由于自然过程的作用，无需再加劳动，自己发生预想的变化，情况都是如此。
　　不管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各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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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只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处在现实生产过程的预备阶段；或者是它们本身的职能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过程休止而中断；最后，或者是生产过程本身造成劳动过程的中断，——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都不起劳动吸收器的作用。它们不吸收劳动，也就不吸收剩余劳动。因此，当生产资本处在超过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生产时间时，即使价值增殖过程的完成和它的这种休止是不可分离的，生产资本还是不会增殖。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因此，生产时间总是指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因而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尽管它也包含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是潜在的，或者也进行生产但并不自行增殖。这里不考虑垄断。
　　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存在的。资本的两个流通过程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式，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影响如下的事实：这些过程，作为流通过程，是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如果我们考察循环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总资本价值每次都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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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那就很清楚，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并且生产过程的更新根据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资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末，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因此，产业资本家愿意将缩短流通时间所带来的好处，转让一部分给帮助他缩短流通时间的商业资本家。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而这种持续时间的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以极不相同，因而对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极不相同。但是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也就是流通时间对资本增殖过程的作用。它把这种消极的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的结果是积极的。并且因为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就更是抓住这个假象不放。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科学的经济学也不免受这种假象迷惑。如果说，在科学的发展中总难免受种种假象的迷惑，那么当时代的发展已经揭露假象的时候，还紧紧抓住假象不放，这种“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现代庸俗经济学有时为了避免被揭穿老底也承认自己不是科学的，但它同时却坚决不承认其它的经济学可能是科学的，从而表明它前面的承认只是虚晃一枪。以后也会表明，这种假象由于下述各种现象而根深蒂固：1、资本主义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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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计算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消极的原因被当作积极的原因，因为对于那些处在只是流通时间不同的各种投资领域的资本来说，较长的流通时间成了价格提高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成了利润平均化的原因之一。如果资本家因此而追求较长的流通时间，那就是上了庸俗经济学的大当了。2、流通时间只是周转时间的一个要素；而周转时间包含生产时间或再生产时间。由周转时间引起的事情，好象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3、商品要转变为可变资本(工资)，先要转化为货币。这样，在资本积累上，商品转变为追加可变资本是在流通领域内，在流通时间中发生的。因此，由此产生的积累，好象也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不管按这个序列还是那个序列，总是要通过W—G和G—W这两个对立的阶段。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也分成两个部分，即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在分析简单商品流通(第1卷第3章)时已经知道，W—G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也占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作为货币，价值处在随时可以转化的形式。作为商品，它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取得这种可以直接交换，从而随时可用的形式。可是，问题在于：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在它的G—W阶段上，它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生产资料也许在市场上还没有，还必须生产出来，或者要取自远方市场，或者它们的通常供给出现了障碍，价格发生了变动等等，总之，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情况在G—W这个简单形式变换中看不出来，但会使流通阶段的这个部分耗费的时间时而较长，时而较短。象W—G和G—W可以在时间上分离一样，W—G和G—W也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购买市场和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不同的市场。例如就工厂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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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者和推销者甚至往往是不同的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流通当事人似乎显得比生产当事人更必要。因为，商品卖不出去就几乎为零。再生产过程包含资本的两种职能，因而也包含这两种职能有人代表的必要性，不管是由资本家自己代表，还是由雇佣工人，即由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然而，这并不是把流通当事人和生产当事人混淆起来的理由，正如不是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同生产资本的职能混淆起来的理由一样。流通当事人必须由生产当事人支付报酬。不过，如果说互相买卖的资本家，通过这种行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那末，即使他们的营业规模使他们能够或必须把这种职能委托给别人，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有些营业中，采购者和推销者的报酬，是用利润分成的办法支付的。他们的报酬是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消费者只有作为生产当事人给自己生产了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或者要末凭法律证书(例如作为生产当事人的股东等)，要末靠个人服务，从生产当事人那里占有了这种等价物，他才能支付这种报酬。
　　W—G和G—W之间存在一种区别，这种区别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形式区别无关，而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生的。不论是W—G，还是G—W，就它们本身看，都只是一定价值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但是，W'—G'同时是W'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实现。G—W则不是这样。因此，卖比买更为重要。正如在不能卖空的股票市场中投机，只有卖价高于买价才能赚钱。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如果投机者手中有两只股票，一只当前价高于买进价，另一只当前价低于买进价。那么，投机者在选择需要卖出的股票时，应当对这两只股票同等偏好才是“理性”的。尽管卖出前一只股票意味着实现账面的盈利，而卖出后一只股票意味着落实了账面的亏损，但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前一只股票的价格虽然已经上涨但还可以再涨，而后一只股票的价格虽然已经下跌但还可以再跌。这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股票价格的波动存在偶然性，或者虽然承认存在偶然性，但却不承认偶然性会向必然性回归。于是，尽管他们发现现实与他们的理论不一致，但却不肯承认理论的错误，而是指责现实。参见De Bondt, Werner F. M., and Richard Thaler, 1985. 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ct? Journal of Finance, 40 (3), 793-805.G—W，在正常条件下，对于表现为G的价值的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行为，但它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导论，而不是它的补遗。
　　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使商品资本的流通W'—G'受到一定的限制。商品会自然消灭且没有任何边际产出。因此，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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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没有按照它们的用途，在一定时期内，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卖掉，它们就会变坏，并且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丧失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将丧失。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也就是由同种或别种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才是恒久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而使用价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从而由此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它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变换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以便在一种新的使用形式上继续存在。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它的物体的这种不断更新才能够保持。商品不同，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在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经过的时间，可以长短不等；因此，它们能够以长短不等的时间，作为商品资本停留在W—G流通阶段，作为商品经受长短不等的流通时间，而不致消灭。由商品体本身的易坏程度所决定的商品资本流通时间的界限，就是流通时间的这一部分或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赶快卖掉，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狭窄，它的销售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的物理性能对于它作为商品的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越大，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这种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随着产销地点的距离由于运输工具的发展而缩短时，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而一种物品的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人口稠密的地点，甚至能够为这样一类产品，如大啤酒厂、牛奶厂生产的产品，造成较大的市场。如果存在一种使商品不容易变坏的加工方法，那么它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显然，如果商品在产地销售，且流通时间远小于商品变坏的时间，那么保鲜加工将没有任何意义。)。但它会由于扩大了空间流通领域，从而扩大了市场来导致生产的增加，而资本家则愿意将由此而增加的好处，转让一部分给这种保鲜加工者，从而看上去就象保鲜加工者增加了商品的价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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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 第六章
流通费用
I、纯粹的流通费用
1、买卖时间
　　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同时就是资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的这种形式转化进行的时间，从主观上，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再生产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资本家进行买卖，在市场上奔走的时间，也是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并不体现价值创造。即使这种行为由雇佣工人完成，或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劳动者自己完成，都不体现价值创造，它只是表明劳动者被限制在非劳动的行为中无法去创造价值。所以，商人的出现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所节省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成为商人创造的，尽管商人要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价值。
　　{因为我们假定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所以，这些行为只是指同一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只是指一种状态变化。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价值量在买者和卖者手里都不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它的存在形式。如果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转化了的价值的总额仍旧不变；一方面的增加，就是另一方面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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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形态变化W—G和G—W，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交易；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生意人碰在一起，就象“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一样。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里事情并不因双方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而发生变化。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象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对象的价值量一样。但律师却因此而获得收入。如果将律师的收入作为服务业的收入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将是十分荒谬的。这种劳动对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即对于包含着流通或被包含在流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它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例如，要把煤炭当作燃料来用，我就必须使它同氧气化合，为此，必须使它由固体状态转化为气体状态(因为在燃烧的结果碳酸气中，煤炭处于气体状态)，也就是使煤炭的存在形式或状态发生物理变化。在进行新的化合之前，结合为固体的碳分子必须分离，碳分子本身必须分解为单个的原子。这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的消耗不转化为热，而是热的一种扣除。因此，如果商品所有者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那末，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因而，他们总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力图把这种事情留到节日去做。例如，隔一段时间，来一次赶集大会。前面关于煤炭燃烧的例子不是很好。倒不如用本人小时候生煤炉子的例子。那时，为了生火做饭，需要先烧煤炉子。为此，先在煤炉子中放些木柴，然后用纸点燃木柴，再放上蜂窝煤，即要用木柴燃烧的火点燃蜂窝煤。这时会产生大量的烟尘，要用烟筒来引导烟和空气流通，待烟尘小了，蜂窝煤就算点燃了，这时就可以拿走烟筒，放上锅烧水煮饭了。用于点燃蜂窝煤的木柴的燃烧，就没有用于直接的烧水煮饭。
　　当然，资本家手里的商品交易具有的规模，不会使那种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促成价值的形式变换的劳动，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即使职务转移了，就是说，产业资本家并不亲自从事那种“燃烧劳动”，而把它变为由他们付酬的第三者的专业，也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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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体的奇迹。这些第三者当然不是因为爱上资本家的美丽的眼睛而让他们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一个地主的收租人或一个银行的差役的劳动不会使他们所收的租或成袋地运往另一银行的金币增加分毫，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关系的。}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至今仍有争议。应当说，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不创造价值。比如，理发的劳动成果，对被理发的人，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应当算是创造价值。但一个地主的收租人的劳动的确不创造价值。
　　对于使别人为自己劳动的资本家来说，买卖成了一种主要职能。因为他按巨大的社会的规模占有许多人的产品，所以，他也得按同样的规模出售这些产品，然后重新把货币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这也使得推销员比生产人员更重要，收入也更多。和以前一样，买卖时间并不创造价值。错觉是从商人资本的职能产生的。但是，在这里，即使对这个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考察，事情本来就很清楚：如果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现在这种职能由于分工，由多数人的附带工作变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变为他们的特殊行业，那末，这种职能的性质本身还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商人(在这里只是看作商品形式转化的当事人，只是看作买者和卖者)可以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它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各种商业费用虽属必要，但应看作是一种繁重的负担。”(魁奈《经济表的分析》，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71页)——在魁奈看来，商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利润”，即竞争迫使他们“降低的他们的报酬或收入……严格地说，不外就是直接出售者和消费购买者的损失的减少。但是，无论我们把商业本身简单地看作是与运输费用无关的交换，还是把它看作是和运输费用结合在一起的交换，商业费用损失的减少，并不是现实产品，或者并不是由商业引起的财富的增长”(第145、146页)。“如果没有什么中介费用，商业费用总是由得到买者支付的全部价格的产品出售者负担。”(第163页)“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是工资的支付人，商人是工资的领取人。”(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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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简便起见(因为我们以后才把商人当作资本家和商人资本来考察)，我们假定，这种买卖的当事人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W—G和G—W活动上，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因此，他以此为生，就象别人靠纺纱或制药丸为生一样。他执行一种必要的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含非生产职能。他和别人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他的作用，不是使一种非生产职能转化为生产职能，或使非生产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如果这种转化能够通过职能的这种转移来完成，那真是奇迹了。他的作用宁可说是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不仅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只是一个雇佣工人，他的报酬尽可比较优厚。不管他的报酬怎样，他作为一个雇佣工人，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无偿地劳动的。他也许每天干了十小时而得到八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他从事的两小时剩余劳动，和他的八小时必要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虽然由于这八小时必要劳动，社会产品有一部分转移给他了。第一，和以前一样，从社会的观点看，一个劳动力在十小时内耗费在这个单纯的流通职能上。它不能用于别的目的，不能用于生产劳动。第二，社会对这两小时的剩余劳动没有支付报酬，虽然这种剩余劳动已经由提供这种劳动的这个人耗费了。社会并没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额的产品或价值。但是，这个人所代表的流通费用减少了五分之一，由十小时减为八小时。社会对以他为当事人的这一现实的流通时间的五分之一，没有支付等价物。但是，既然这个当事人是由资本家使用的，资本家会由于未对这两小时支付报酬而减少他的资本的流通费用，而这种费用是对他的收入的扣除。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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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为他的资本在价值增殖上所受的消极限制缩小了。当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耗费在买卖上的时候，这种时间或者是在他们的生产职能的间歇期间耗费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生产时间的损失。当今世界，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十分发达，于是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第三产业也能创造价值。实际上，大部分第三产业是不创造价值的。第三产业的“产值”虽高，但它是通过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社会产品转移到第三产业来实现的。这种转移的实现，一是由于巨大的社会生产规模和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巨额的非生产费用；二是不平等交换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或一个国家内的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不平等交换。
　　无论如何，用在买卖上的时间，是一种不会增加转化了的价值的流通费用。这种费用是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所必要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是流通当事人，那末，他同直接的商品生产者的区别只是在于，他的买卖规模较大，因而他作为流通当事人执行职能的范围较大。一旦他的营业范围使他必须购买或者能够购买(雇用)雇佣工人来充当他的流通当事人，事情的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必须以某种程度耗费在流通过程(就它只是形式转化来说)上。但是，现在这种耗费表现为追加的资本支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仅仅在流通中执行职能的劳动力。资本的这种预付，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相应地缩小预付资本生产地执行职能的范围。这就好象是把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一种机器，用来买卖产品的其余部分。这种机器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虽然能够减少在流通中耗费的劳动力等等，但不参加生产过程。它只是流通费用的一部分。
2、簿记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此外，簿记又耗费物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这里的情况和买卖时间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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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控制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在这里，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只是这样一种物品的名字，这种物品的观念的价值存在固定为计算货币，——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征形象。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例如农民；只有资本主义农业，才产生使用簿记的租地农场主)，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这种职能和他执行这种职能所消耗的劳动资料，如纸张等等，都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的追加消耗。这种消耗是必要的，但是既要从他能用于生产的时间中扣除，又要从那种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参加产品和价值的形成过程的劳动资料中扣除。【在中世纪，我们只在修道院中发现农业的账簿。但是，我们知道(第1卷第343页)，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职。由于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就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劳动力，是从生产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簿记人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记账员的情况相同。】不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不再是许多小商品生产者的职能，而是一个资本家的职能，是一个大规模生产过程内部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独立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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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种职能就其本身来说，也就是在它独立出来以前，不形成产品和价值，那末，分工，这种职能的独立，并不会使这种职能形成产品和价值。如果一个资本家新投入资本，他就必须把一部分资本投在雇用记账员等等和购置簿记用品上。如果他的资本已经执行职能，处在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那末，他就必须使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通过转化为货币，不断再转化为记账员、事务员等等。这部分资本是从生产过程中抽出来的，它归入流通费用，归入总收益的扣除部分。(专门用于这一职能的劳动力本身也包括在内。)簿记类的服务业也不创造价值。
　　但是，簿记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或劳动时间的非生产耗费，同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只是由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而产生，是由这个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产生。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这就要求强化国有企业的财务审计，和会计信息的披露。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
　　我们这里谈的，只是由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所产生的流通费用的一般性质。这里用不着考察这些流通费用的各种详细形式。但是，这些属于价值的纯粹的形式转化的范围，从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的流通费用形式，在单个商品生产者那里只是转瞬即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要素，是同他的生产职能并行或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形式在表现为巨额的流通费用时，却可以令人触目惊心，在单纯的货币收支上，一旦这种业务作为银行等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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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企业的出纳员的专门职能而独立和大规模集中，我们就看到这一点。要牢记的是，这些流通费用不会因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
3、货币
　　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它的价值观念地存在于价格中，这个价格丝毫不改变它的现实使用形式。但是，某些商品，如金和银，执行货币的职能，并且作为货币专门留在流通过程(也作为贮藏货币、准备金等等留在流通领域，虽然是以潜在的形式)，这纯粹是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过程的产物。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从而必须取得货币形式，因为商品总量，即社会财富中执行商品职能的部分不断增大，所以，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准备金等等职能的金银量也不断增大。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因为一般说来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金和银作为货币商品，对社会来说，是仅仅由生产的社会形式产生的流通费用。这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随着商品生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它是社会财富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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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一国内流通的货币，是该国资本的一定部分，这部分完全从生产用途中抽出来，以便促进或提高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因此，为了使金充当流通手段，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这就好象为了制造一台机器，以促进任何另一种生产，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一样。”(《经济学家》第5卷第520页)】这种牺牲在发达的经济中可以通过纸币、电子货币和记账货币的形式而大大减少。但黄金仍然作为世界货币而被各国贮藏。
II、保管费用
　　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的生产性质只是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又可以是单纯的费用，是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但是正因为这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他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这种情况已经来源于以下事实：这些费用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领域，对不同的单个资本来说，有时也是不同的。这些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会按照各个资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要追加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创造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本身的量，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则取决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额。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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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保险服务业也不创造价值。
1、一般储备的形成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间，产品形成商品储备。商品资本，作为市场上的商品，从而作为储备形式的商品，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处在过程中的、其循环正被考察的资本本身的商品产品；另一次相反是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商品产品，这种产品必须出现在市场上，以便被购买，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当然，后面这种商品资本可能只是根据订货生产的。如果这样，在它被生产出来以前，就会发生中断。然而，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资本还包括对劳动力的购买，在这里，货币形式只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形式，这种生活资料的大部分，工人必须在市场上找到。我们在本节后面还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下面这一点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个资本价值已经转化为商品产品，现在必须出售，再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在市场上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那末，商品资本形成储备的状态，是市场上的一种违反目的的非自愿的停滞状态。出售越迅速，再生产过程就越流畅。W'—G'这一形式转化的停滞，会妨碍要在资本循环中进行的现实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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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妨碍资本进一步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对G—W来说，商品不断存在于市场，即商品储备，却是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新资本或追加资本得以使用的条件。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对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付给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据柯贝特对1841年9个月期间小麦储存费用的计算，数量的损失占1/2%，小麦价格的利息占3％，仓库租金占2％，筛选和运输的费用占1％，卸货的费用占1/2％，共计占7％，或者说，在每夸特小麦价格50先令中占3先令6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140页])按照利物浦市商人向铁道委员会提出的证词，1865年谷物储存的(纯)非生产费用，每月为每夸特2便士，或每吨9—lO便士。(《皇家铁道委员会》1867年，证词第19页第331号)】
　　可见，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产生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不属于生产领域，所以算作流通费用。这类流通费用同第一节所说的流通费用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在任何情况下，为保存和保管这种商品储备而耗费的资本和劳动力，总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抽出来的。另一方面，这里使用的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必须从社会产品中得到补偿。因此，这些资本的支出所产生的影响，就象劳动生产力降低一样，因而，要获得一定的有用效果，就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这是非生产费用。社会性的劳动生产力降低会增加单个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这种增殖是非生产费用加入商品价值的结果。
　　如果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流通费用，只是产生于现有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间，就是说，只是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只是由于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因此必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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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货币)，那末，这些流通费用和第一节所列举的流通费用的性质就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商品价值在这里被保存或者增加，只是因为使用价值，产品本身，被置于一定的、需要有资本支出的物质条件下，并且必须经历那些有追加劳动作用于使用价值的操作。相反，商品价值的计算，记载这一过程的簿记，买卖交易，却不会在商品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上发生作用。这些事情只是同商品价值的形式有关。因此，虽然在我们假定的场合，花费在储备(在这里是非自愿的)上的非生产费用只是产生于形式转化的停滞和必要性，但是，这些费用和第一节所说的非生产费用仍然不同，这些费用的目的本身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而是价值的保存，而价值存在于作为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中，因而只有通过产品的保存，使用价值本身的保存，价值才能得到保存。在这里，使用价值既没有提高，也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受到了限制，它被保存下来。在这里，商品中存在的预付价值，也没有增加。但是，加进了新的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现在要进一步研究，这种非生产费用在什么程度内，产生于一般商品生产和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有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什么程度内，为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而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取得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要想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经济理论中汲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益的东西，就需要这样思考问题。
　　亚·斯密曾提出一种荒诞的见解，认为储备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相反，现代经济学家，例如莱勒，则断言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西斯蒙第甚至认为这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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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
　　实际上，储备有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虽然就绝对量来说，三种形式的储备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
　　不言而喻，在生产是直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交换或出售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社会产品全部不采取商品形式，或者只有很小的部分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商品形式的储备或商品储备只是财富的很小的、微小的部分。但是，消费基金，特别是真正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基金，在这里相对地说却是很大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古代的农民经济。在那里，产品的绝大部分正因为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所以不形成商品储备，而直接转化为备用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它不采取商品储备的形式，并且正因为这样，亚·斯密就认为，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不存在储备。亚·斯密把储备的形式同储备本身混淆起来了，并且以为，社会历来就是干一天吃一天，或者等到明天去碰运气。【储备的形成，并不是象亚当·斯密想象的那样，只是由于产品转化为商品，消费品储备转化为商品储备而产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在自给自足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产的时期，引起了生产者的经济的非常剧烈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近，还保存着“大量储存丰年很贱的谷物的习惯”(《答复。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下院1867年》第1部分第230、231页第74号)。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对棉花、黄麻等等的需求的突然增大，使印度许多地方稻田的面积大大缩小，米价上涨，生产者纷纷出售过去的存米。加上1864年到1866年稻米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的空前输出。因此，就产生了1866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单是在奥里萨省就夺去一百万人的生命。(同上，第174、175、213、214页，以及第3部分《关于比哈尔饥荒的文件》第32、33页，这个报告强调过去的存米的外流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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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而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看第1卷第23章第2节)，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生产资料，不仅由这种劳动资料构成，而且还由各加工阶段上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力由于协作、分工、机器的应用等等而提高，逐日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加。这些要素必须预先在生产场所准备好。因此，这种以生产资本形式存在的储备的规模是绝对增大的。要使生产过程流畅地进行，——不管这种储备可以逐日更新，还是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更新，——就要在生产场所不断准备好更多的原料等等，比如说要多于一天或一周的消耗量。过程的连续性，要求它的各种条件的存在不致因为在逐日购买上可能遇到中断而受影响，也不致因为商品产品逐日逐周出售，从而只能不规则地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而受影响。不过，生产资本显然可以以极不相同的规模潜在地存在或形成储备。例如，纺纱厂主必须准备好够用三个月的，还是只够用一个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到，这种储备虽然绝对地增大了，但是可以相对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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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取决于各种条件，而这一切条件实质上不外就是，要使必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有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这些条件越不具备，从而供应越没有保证，越不规则，越缓慢，生产资本的潜在部分，即生产者手中等待加工的原料等等的储备就必然越大。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经典的存货模型，没有考虑到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以概率论的方式加上这种可能性可以得到一个改进的模型。这些条件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水平，因而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反比。因此，这种形式的储备也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依照现代庸俗经济学惯用的数学模型的方法，建一个反映这种“反比”的模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多，理论更先进。
　　这里表现为储备减少的现象(如莱勒所看到的)，部分地说，只是商品资本形式的储备即真正商品储备的减少；因此，只是同一个储备的形式变换。例如，如果本国每天生产的煤炭量，从而煤炭生产的规模和能力很大，纺纱厂主用不着储存大量煤炭，就可以保证他的生产连续进行。煤炭的源源不断的有保证的供应，使这种储备成为不必要。第二，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从矿山不断向纺纱厂运输煤炭所需的费用，同利用较便宜的运输为较长时期供应较大量煤炭所需的费用相比，也许是更贵的。以上考察的这两种情况，都发生在生产过程本身。第三，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有影响。纺纱厂主在棉花、煤炭等等的储备的更新上越不依赖于纱的直接出售，——信用制度越发展，这种直接依赖性就越小，——为保证既定规模的连续的棉纱生产不受棉纱出售上偶然情况的影响而需要的这种储备的相对量，就可以越小。第四，许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较长的生产时间，农业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这样。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补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如果在产业资本家手中这种储备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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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那不过表明，它在商人手中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增加了。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存放在港口的进口棉花可以迅速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这样，工厂主就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对较小的规模更新它的棉花储备。不过，这时作为商品储备存放在利物浦商人手中的棉花的数量就要相应地增大。因此，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而莱勒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而就社会资本来考察，储备形式的产品量，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必须为比如说一年准备好的储备量，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而减少。如果有大批轮船、帆船往来于英美之间，英国的棉花储备更新的机会就会增多，因而必须在英国国内存放的棉花平均储备量就会减少。世界市场的发展，从而同种物品供应来源的增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物品会从不同国家和在不同时期一批一批地运来。
2、真正的商品储备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样。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还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即使生产规模相同，产品中大得不可比拟的部分是作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从而任何商品资本，它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要它不是从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因而在这个间歇期间处在市场上，它就是商品储备的要素。因此，商品储备本身(即产品的商品形式的独立和固定)，即使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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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的形式变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储备在商品形式上所以增大，是因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储备形式上减少了。这只是储备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如果商品储备同社会总产品相比，不仅它的相对量增大，而且它的绝对量也同时增大，那末，这是因为总产品的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或寻找销路的产品量，必然增大。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固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储备也增大。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不象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表现的那样直接。国内计划经济时代使用“产值”这个指标，是因为包产包销。后来，再使用这个指标就不合适了，因为没有卖出的产品还没有实现其价值。但是，如果已经卖出去的产品仍然是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存在时，也不能算作实现了价值。这一点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因此，将其误算作已实现价值的指标体系也是不合适的。
　　最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过活，他们的工资按周领取，逐日花掉，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作为储备的生活资料。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整个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所有这些因素，都来源于生产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必须完成的形式转化。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用：需要有贮存产品的建筑物、容器等等；还要根据产品的性质，耗费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以便防止各种有害的影响。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这些支出，总是构成物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在资本主义形式上，这些支出就是资本的支出，——它们不进入产品形成本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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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产品的一种扣除。他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的。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管费用，不管社会产品成为商品储备的要素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也就是由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转化所造成，也不管我们把商品储备只是看作产品储备的一种特殊形式。产品储备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即使它不具有商品储备形式这种属于流通过程的产品储备形式，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要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
　　如果资本家已经把他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转化为产品，转化为一定量现成的待售商品，而这些商品还堆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那末，在这个期间不仅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会停滞，为保管这种储备而用于建筑物、追加劳动等方面的支出，也会形成直接的损失。如果这个资本家说，我的商品存放了六个月没有卖出去，在这六个月期间，为了保管这些商品，不仅使我的这样多的资本闲置起来，而且使我花掉了x量的非生产费用，那末，最后的买者就会嘲笑他。买者会说，这算您倒霉！除了您以外，还有另一个卖者，他的商品前天刚生产出来。您的商品是陈货，放了那么久，不免多少有些损坏。因此，您应该比您的对手卖得便宜些。——不管商品生产者是他的商品的实际生产者，还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商品的实际生产者的代表，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生存条件。他必须把他的物品转化为货币。他由于把物品固定在商品形式上而支出了非生产费用，这只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和商品的买者无关。买者不会对他的商品的流通时间实行支付。在发生现实的或设想的价值革命的时候，资本家会有意把他的商品从市场上抽回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捞回那笔追加的非生产费用，要看这种价值革命是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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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投机是否成功。但是，价值革命并不是他的非生产费用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储备的形成就是流通的停滞，由此引起的费用就不会把价值加到商品上。另一方面，没有流通领域内的停滞，没有资本在商品形式上的或长或短的停留，就不会有储备；也就是说，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就象没有货币准备金，就不会有货币流通一样。因此，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如果这种必要性对资本家来说不是出现在W'—G'上，那对他来说则是出现在G—W上；不是出现在他的商品资本上，但出现在另一些为他生产生产资料并为他的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上。
　　不管储备的形成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不管商品生产者是有意保持储备，还是因为流通过程本身的状况阻碍商品的出售，使他的商品形成储备，问题的实质好象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弄清自愿储备和非自愿储备的区别，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有益的。非自愿储备是由流通停滞造成的，或者同它是一回事，而这种停滞是商品生产者无法知道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自愿储备的特征是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卖者力图尽快地使自己的商品脱手。他不断把产品当作商品来兜售。如果他把产品留着不卖，这个产品也只是商品储备的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要素。对他来说，商品本身仍旧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并且只有抛弃商品形式，取得货币形式，然后才能起这种承担者的作用。
　　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满足需求量。这里要把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计算在内。为了满足比如一天的需要，市场上的商品必须有一部分不断保持商品形式，另一部分则流动着，转化为货币。在其他部分流动时停滞的部分，会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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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本身的减少一样不断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卖掉。因此，在这里，商品停滞要看作是商品出售的必要条件。其次，储备量要大于平均出售量或平均需求量。不然，超过这个平均量的需求就不能得到满足。这部分需求可视为随机性因素造成的。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后来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但马克思已经把握了这门学科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储备因为不断消耗，所以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归根到底只能从生产中得到，只能从商品的供应中得到。这些商品是否来自国外，是与问题无关的。更新以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为转移。在这个期间，商品储备必须够用。至于储备不是留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而是经过了从大商人一直到零售商的各种各样的储藏库，这仅仅改变了现象，而并不改变事情本身。从社会的观点看，只要商品没有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本的一部分就仍旧处于商品储备的形式。生产者本身为了使自己不直接依赖于生产，为了保证自已有一批老顾客，总想保持一批与平均需求相适应的存货。购买期限是适应于生产期间的，商品在它能够由同种新商品替换以前，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形成储备。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
　　必须记住，对W的生产者来说，W'—G'可以已经完成，虽然W仍然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本人想把他自己的商品保存在仓库内，直到把它卖给最后的消费者，他就必须使二重的资本发生运动，一次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次是作为商人。对商品本身来说，——无论是作为单个商品来看，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来看，——储备的费用不管是由生产者自己负担还是由从A到Z的一系列商人负担，事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既然商品储备不外就是储备的商品形式，这种储备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生产中，在它不是作为商品储备存在时，是作为生产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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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生产基金)或者作为消费基金(消费资料的储存)存在的，所以，保管这种储备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储备费用，即用于这方面的物化劳动或活劳动，不过是社会生产基金或社会消费基金的保管费用的一种变形。由此引起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只是把这种费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为这种费用对不同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储备费用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扣除，虽然它是社会财富的存在条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条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产生的形式时，也就是，只有在这种表面上的停滞是流动本身的形式，就象货币准备金是货币流通的条件一样时，这种停滞都是正常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不让位给后面涌来的生产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滥起来，商品储备就会因流通停滞而扩大，就象在货币流通停滞时，贮藏货币会增加一样。在这里，不论这种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费用仍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在完全是由形式产生，也就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而产生，并且是由于这种形态变化发生困难而产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因为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而且二者都是流通的停滞，所以，这些现象可以互相混同，加上对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已经转移到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过程发生了停滞，但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仍然能够畅通，所以，这些现象更可以使生产当事人本身感到迷惑。如果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储备的规模也会扩大。商品储备会同样迅速地被更新和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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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经济现象间的因果顺序要理清。由于现象的混同，因此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必须非常小心，否则极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储备费用包含：1、产品总量的数量减少(例如，储存面粉时就是这样)；2、质量变坏；3、保管储备所需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III、运输费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考察流通费用的一切细目，如包装、分类等等。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象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但是，运输费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必须简短地加以考察。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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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国，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表现为产生流通费用的原因，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这表明运输业创造价值或参与价值创造。后一种价值追加，就象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示同样的现象。在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成反比。这个规律，象适用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也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死劳动和活劳动量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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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力就越大；反之亦然。【李嘉图引用萨伊的话，萨伊认为商业由于运输费用而使产品变贵或提高价值，是商业的一种天惠。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的产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另一个消费地点；因此，它使我们能够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李嘉图对这段话评论说：“确实如此，但是这个追加价值是怎样加到商品上去的呢？是在生产成本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已经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能算作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09-310页)】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但是，引起变化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物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的相对程度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防护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在这里，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形成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如，英国铁路的货物分类卷帙浩繁，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倾向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样的运输上的困难和理所当然的骗人借口。
　　“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一定容积的包装箱>值11镑，现在由于产业进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2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果由运河运输，那就更贵了。铅细工使用的玻璃和玻璃商品在以北明翰为中心的50哩的地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10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输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玻璃真的弄破了，铁路公司并不赔偿。”
　　其次，运输费用追加到一个物品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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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按照和物品价值成正比对物品抽税的特别理由。古董花瓶和同样式样的普通花瓶的运输成本是一样的，但由于前者的价值大，铁路大王们收取的运输费用也多。产业家和商人对这一点的怨言，在上述报告每一页的证词中可以反复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由于运输积聚(规模扩大)，使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它使耗费在商品运输上的那部分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增加，首先因为把一切产品的绝大多数转化为商品，其次又因为远方的市场代替了当地的市场。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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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 第七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等于它的流通时间和它的生产时间之和。这就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的形式预付时起，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同一形式时止的一段时间。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总是预付价值的增殖，不管这个预付价值采取它的独立的形式，即货币形式，还是采取商品形式，因而它的价值形式在预付商品的价格中具有仅仅观念上的独立性。在这两个场合，这个资本价值在它循环时都要经过不同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价值自身的同一性，是在资本家的账簿上或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得到证实的。
　　无论我们是考察G…G'形式，还是考察P…P形式，这两个形式都包含：1、预付价值已经作为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并且已经增殖；2、预付价值通过它的过程之后，又回到它开始过程时的形式。预付价值G的增殖和与此同时资本之回到这个形式(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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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G'形式中是一目了然的。但在第二个形式中情形也是这样。因为P的起点是生产要素即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的存在。这个形式包含这个价值的增殖(W'和G')和回到原来的形式，因为在第二个P中，预付价值重新取得了生产要素的形式，即它原来预付时的形式。
　　以前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第1卷第21章)
　　(I)G…G'、(II)P…P和(III)W'…W'这三个形式有如下的区别：在形式II(P…P)中，过程的更新，即再生产过程，表现为现实的，而在形式I中，只表现为可能的。但是二者和形式III相区别的是：预付的资本价值——无论它采取货币的形式，还是采取物质的生产要素的形式——是出发点，因而也是复归点。在G…G'中，复归点是G'＝G+g。如果过程以同一规模更新，G就重新成为出发点，g则不进入过程，而只是表示G作为资本已经自行增殖，已经生产了一个剩余价值g，但是把它抛开了。在P…P形式中，以生产要素P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同样是出发点。这个形式同样包含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如果进行简单再生产，同一资本价值就以同一形式P重新开始它的过程。如果进行积聚，P'(按价值量=G'=W')就作为已经增大的资本价值开始过程。但是，资本价值虽然比以前大了，过程仍然以原来形式的预付资本价值开始。相反，在形式III中，开始过程的资本价值不是预付的资本价值，而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处在商品形式上的总财富，预付资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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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最后一个形式对第三篇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要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在考察资本周转时，这个形式是不适用的，因为资本的周转总是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预付开始，并且总是使循环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它预付时的形式。至于循环I和循环II，那末，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剩余价值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抓住前者；而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产品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就应该抓住后者。
　　经济学家既不区分不同的循环形式，也不分别考察它们和资本周转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考察G…G'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支配着单个资本家，从而也就支配着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即使货币只是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成为出发点，这个形式也对他的计算有用。另一些人则从生产要素形式上的支出出发，一直考察到收回，但是对收回的形式是商品还是货币则闭口不谈。例如：
　　“经济周期……即整个生产进程，是从支出时起，直到收回时为止。在农业中，播种期是它的开端，收获是它的终结。”(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安多佛和纽约版第81页)
　　另一些人则从W'(形式III)开始：
　　“生产交往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一旦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环就完成了。起点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并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说，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把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货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这一系列运动的循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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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个过程。单个循环在资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段落，也就是一个周期。在G…G'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这个货币资本重新通过包括资本再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在内的形式转化序列。在P…P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生产要素的形式上，这些生产要素形成资本新的循环的前提。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周转的定义。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包含着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间隔时间，包含着资本生活过程的周期性，或者说，包含着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
　　把可以加速或缩短单个资本的周转时间的个别冒险行为撇开不说，资本的周转时间在不同的投资部门是不同的。
　　正如工作日是劳动力职能的自然计量单位一样，年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转的自然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的自然基础是，在温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祖国，最重要的农产品都是一年收获一次。
　　假定我们用U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u表示一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n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末n=U/u。举例来说，如果周转时间u等于3个月，那末n=12/3=4；资本在一年中完成4次周转，或者说，周转4次。如果u=18个月，那末n=12/18=2/3，或者说，资本在一年内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2/3。如果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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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转时间等于几年，那末，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数来计算。
　　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他必须预付他的资本，以便使它增殖并回到它原来形式的时间。
　　在进一步研究周转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我们要考察两种新的形式，这两种新形式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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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 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I、形式区别
　　我们在第一卷第六章已经看到，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形成的产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作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掉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时为止。
　　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
　　一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生产资料在它保持着进入劳动过程时的独立使用形式的期间，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执行职能。完成的产品，从而已经转化为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就脱离生产过程，作为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相反，劳动资料一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再离开。它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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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劳动资料在执行职能时，也就是在损耗时，把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资料中，也就是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不变资本价值就总是固定在它里面，而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五年磨损掉，另一台十年磨损掉，那末，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同一时间内对前者计提的折旧也是后者的两倍。
　　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这部分资本价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样要进行流通。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但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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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
　　一部分生产资料——即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产品在它本身的流通中，也使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流通。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被全部消费掉，因此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它们在执行职能时不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使用形式。因此，在它们执行职能时，资本价值没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即实物形式上。这部分辅助材料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加入产品的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材料的职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产领域之内，——这种情况曾经使象拉姆赛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混淆了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错误地把这部分生产资料列入固定资本的范畴。
　　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即原料等等，由此部分地取得了以后能够作为消费品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真正的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时，从而在它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象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我们说过，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彼此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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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的。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同时也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价值固定在这种形式上。它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
　　决定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固定资本性质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独特的流通方式。这种特别的流通方式，是由劳动资料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在生产过程中充当价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产生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又是由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特殊方式产生的。
　　我们知道，同一个使用价值既作为产品从一个劳动过程出来，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劳动过程。一种产品之所以变为固定资本，只是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而产品本身刚从生产过程出来时，决不是固定资本。例如，一台机器，作为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或商品，属于他的商品资本。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里，即在生产上使用它的资本家手里，才成为固定资本。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资料固定性的程度随着劳动资料的耐久性的增加而增加。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这个价值量中由劳动资料在反复劳动过程中转给产品的部分之间的差额，就是由这种耐久性决定的。这种价值转移进行得越慢，——而价值是在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每次反复中由劳动资料转移出去的，——固定化的资本就越大，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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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这个差额一旦消失，劳动资料的寿命就完结了，它的价值也就和它的使用价值一同丧失。它不再是价值的承担者了。因为劳动资料和不变资本的其他任何物质承担者一样，只是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价值的程度，把它的价值转给产品，所以很清楚，它的使用价值丧失得越慢，它在生产过程中越耐用，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期间就越长。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有的生产资料，例如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等，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但从价值转移来看，因而从价值的流通方式来看，是和劳动资料一样的，因此，它们也是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即存在形式。上面说过的土壤改良就是这样。这种改良把化学成分加到土壤中去，它的作用会延续若干个生产期间或若干年。在这里，价值中还有一部分在产品之外，继续以它的独立形式或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价值的另一部分则转给产品，因而和产品一起流通。在这个场合，不仅固定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加入产品，而且这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即实体，也加入产品。
　　撇开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这一根本错误不说，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在概念规定上所以陷入混乱，首先是由于下述原因：
　　他们把劳动资料在物质上具有的某些属性，看成固定资本的直接属性，例如象房屋具有的物理不动性。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证明，其他—些本身也是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具有相反的属性，例如象船舶具有的物理可动性。
　　或者，他们把那种由价值流通引起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和物质的属性混同起来，好象那些就本身说根本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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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内才成为资本的东西，就它们本身说天生就可以是具有一定形式的资本——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我们在第一卷第五章说过，不管劳动过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每一个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都分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二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成为资本，成为前一篇所说的“生产资本”。这样，这个以劳动过程性质为基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区别，就以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再反映出来。只是因为如此，那种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东西，才成为固定资本。如果按照物质属性，它除了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之外，还能执行别的职能，那末它是不是固定资本，就要根据它的职能的不同来决定。牲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
　　有的生产资料较长期地固定在反复进行、但是互相联系、连续不断、因此形成一个生产期间——即制成一个产品所需的全部生产时间——的劳动过程中，单是这种固定存在，就和固定资本一样，要求资本家进行相当长期的预付，但是并不能使他的资本变成固定资本。例如，种子不是固定资本，而只是原料，它差不多要有一年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一切资本在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时，都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管它们的物质形式、职能和价值流通方式如何，也都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的种类不同或预期的有用效果不同，资本的这种固定存在，在时间上是长短不等的，但这并不造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由于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下一个定义有困难，罗仑兹·施泰因先生就认为，这样加以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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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劳动资料，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或准备执行生产职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例如机器；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在这里，劳动资料在它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固定存在，同时也为它们的可感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一种劳动资料，也可以在物体上不断变更位置，不断运动，然而却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例如机车、船舶、役畜等等。在前一场合，不动性不会使劳动资料取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在后一场合，可动性也不会使它丧失这种性质。不过，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为了利用这一部分资源，就只能对该国进行投资，即使投资收益归外国投资者所有。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这部分价值也就在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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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它以实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价值不断减少，而它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增加，一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尸体脱离，转化为货币为止。在这里，生产资本的这个要素在周转上的特征显露出来了。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但是，它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使用形式，是和商品再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分别进行的，确切地说，是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期间决定的，即由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的时间决定的。假定一台价值10000镑的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间是10年，原来预付在这台机器中的价值的周转时间也就是10年。在这10年内，它不需要更新，而以它的实物形式继续发生作用。在这个期间，它的价值一部分一部分地，作为用它不断生产出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值而流通，这样逐渐转化为货币，最后直到10年结束时，全部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一台机器，也就是完成它的周转。在这个再生产时间到来之前，它的价值先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
　　生产资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于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变资本要素构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构成。
　　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第1卷第5章)表明，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一样，——是作为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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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价值，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而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进产品，或者说，实际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其次，一部分辅助材料，如充作燃料的煤炭、用于照明的煤气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消费掉，但不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而另一部分辅助材料以物体加入产品，并成为产品实体的材料。不过，这一切差异，对流通来说，从而对周转的方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辅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它们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这个价值也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它的周转不象固定资本的周转那样被中断，而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全部循环，因此，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
　　至于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组成部分，那末，劳动力是按一定时间购买的。一旦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过程，它就构成他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仅把它一天的全部价值，而且还把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加到产品中去；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个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在劳动力比如说按一周购买并且发生作用之后，这种购买必须按习惯的期限不断更新。劳动力在执行职能期间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到产品中去，这个等价物随着产品的流通转化为货币。要使连续生产的循环不致中断，这个等价物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再转化为劳动力，或者说，不断地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完全的循环，就是说，必须不断地周转。
　　因此，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完全转移到产品中去(我们在这里总是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同产品一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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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通过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断并入生产过程。所以，不管劳动力和不变资本中非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就价值的形成来说是多么不同，它的价值的这种周转方式却和这些部分相同，而与固定资本相反。生产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部分和投在非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部分——由于它们在周转上的这种共同性，而作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我们以前讲过，资本家为使用劳动力而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实际上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等价形式。就这一点说，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考察周转时，问题却在于形式。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形成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地消费的，是劳动力本身，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是工人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以便把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商品的资本家，把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购买他的商品的人是用生活资料支付给他的。即使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是用生活资料，即用实物支付的，但在今天来说，这是第二步的交易。工人按一定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并且双方约定，他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取得这个价格的一部分。这只改变支付的形式，但不会改变他实际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这个事实。即使支付的是小额股票，也是如此。与工人节省部分开支，去购买少量股票没有什么差别。即使工人掌握了少量股票，仍然需要不断地出卖他的劳动力，仍然要给资本家大量提供剩余价值。这与工人持有工人合作工厂中的股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个第二步的交易不再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作为商品的买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在第一步的交易中，工人是商品(他的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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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者，资本家则是商品的买者。这种情况，和资本家用另一种商品来替换他的商品，例如用铁来替换他卖给铸铁厂的机器完全一样。因此，和固定资本相对立而取得流动资本的规定性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不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资本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由于它的周转形式，取得了这种和不变资本某些组成部分相同，但和它的另一些组成部分相反的性质。
　　投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只是为制成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而预付的，它要和由固定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生产规模相适应。现代庸俗经济学将这种比例关系解释成替代关系，似乎减少原材料(棉花)的数量而增加厂房的面积可以保持同样的产品(棉纱)数量。这个价值全部加入产品，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售又全部从流通中，并且能够重新预付。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借以存在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形成和出售成品所需要的量，从流通中取出，但它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再购买，通过由货币形式到生产要素的再转化，而实行替换和更新。和固定资本要素相比，它们一次从市场被取出的量是比较小的，但必须更加频繁地再被取出，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的预付是在较短期间内更新的。这种不断的更新，是通过把它们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的产品的不断出售来进行的。最后，它们不仅在它们的价值上，而且在它们的物质形式上，不断地完成形态变化的全部循环；它们不断地由商品再转化为同种商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在把它自己的价值加进产品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加到产品中去。因此，剩余价值也和成品的其余价值要素一样，不断地被成品带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资本价值的周转，而不是和它一起同时周转的剩余价值的周转，所以，暂且撇开后者不说。现代财务报表制度是按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设计的，难以真正体现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周转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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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而周转之所以不同，又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而不是由于它们在产品价值的生产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有独特的作用。最后，价值转给产品的方式——从而这个价值通过产品而流通的方式和通过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在原来的实物形式上更新的方式——之所以有差别，又是由于生产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形式有差别，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另一部分只是逐渐消耗掉。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相反，这种对立，对产业资本的其他两种存在方式来说，也就是，不论对商品资本还是对货币资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这两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不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怎样执行资本的职能，怎样顺利地流通，它们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够变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但是，因为资本的这两种形式存在于流通领域，所以，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亚·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错误地把它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一起列入流动资本这个范畴。实际上，它们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但不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2、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在固定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内，流动资本周转多次。生产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品制成并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期间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规定。它的价值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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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必须仍旧束缚在继续保存下来的旧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则被完成的产品带入流通，而完成的产品的流通，却同时会使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流通。
　　3、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为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全部一次预付的。因此，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资本借以固定的生产资料本身，则一次从流通中取出，以便在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并入生产过程，不过在同一时间之内，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不需要再生产。它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继续参加投入流通的商品的形成，但并不从流通中取出自身更新的要素。因此，在这个时间内，它们也不要求资本家重新预付。最后，投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在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不是在物质上，而只是在价值上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循环，并且这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的一部分不断地作为商品的价值部分而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但不由货币再转化为它原来的实物形式。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
　　4、要使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流动资本的各种要素就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一样，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这样固定下来的流动资本要素，要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生产资料是通过同一种新的物品，劳动力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购买)；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它们存在的整个期间内，本身既不更新，它们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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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辅助材料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是当旧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完成的产品的形成上用掉时，总是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这只是由于劳动力的购买的不断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员的变动。相反地，同一建筑物、机器等等，却在流动资本反复周转时，在反复进行的相同的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
II、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在同一个投资中，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在铁路上，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建筑物、站台、水塔、高架桥、隧道、地道和路基，总之，凡是在英国铁路上称为技术工程的东西，多年都不需要更新。最易磨损的东西是轨道和车辆。
　　最初修建现代铁路的时候，有一种看法很流行，并得到最优秀的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的赞同。按照这种看法，一条铁路可以百年不坏，铁轨的磨损极不明显，以致从财政和实用两方面都不必加以注意；当时估计，好的铁轨的寿命为100—150年。但不久表明，铁轨的寿命平均不超过20年，当然这要取决于机车的速度、列车的重量和次数、铁轨本身的厚度以及其他许多次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是否也与高估了航天飞机的使用寿命有关？在某些火车站，在大的交通中心，铁轨甚至每年都有磨损。大约在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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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采用钢轨，费用比铁轨约大一倍，而耐用时间却长一倍多。枕木的寿命为12—15年。至于车辆，货车的磨损要比客车的磨损大得多。机车的寿命，按1867年的计算，是10—12年。
　　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车的次数成正比(R. C. 第17645号)。【凡引语标有R. C.字样的，都是摘自《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听取的证词记录。提交议会两院》1867年伦敦版。——问答有编号。编号也附在这里了。】速度增加时，磨损增加的比例大于速度增加的平方；就是说，列车的速度增加到两倍时，磨损则增加到四倍以上(R. C. 第17046号)。国内的火车提速不提价，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还是另有原因，比如车速并没有提高而只是减少了停靠车站和停靠时间？
　　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铁路养路费的多少，主要不是取决于铁路交通引起的磨损，而是取决于暴露在大气中的木、铁、砖、石等物的质量。严寒冬季一个月给铁路造成的损害，比整整一年的铁路交通所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理·普·威廉斯《铁路的保养》，在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报告，1867年秋。)
　　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用。原来值40000镑的车厢和机车，10年之后，通常可以用30000镑买到。因此，即使使用价值没有减少，也必须把这些物资由市场价格所引起的25%的贬值计算在内。(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20页])
　　“涵洞桥不会按它们现在的形式更新。”
　　(因为现在这种桥的形式已经改良。)
　　“对它们进行普通的修理，去掉和替换某些部分，是不适宜的。”(威·布·亚当斯《公路和铁路》1862年伦敦版[第136页])
　　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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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在这个形式上结束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于是，有人认为灾祸也是有益的，甚至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当然这是指那些不会降到他自己身上的灾祸。
　　这种损耗(无形损耗除外)是固定资本通过消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这种转移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程度进行的。
　　这种损耗部分地是这样的：固定资本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这段时间实行全部预付；过了这段时间，就要全部替换。就活的劳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再生产时间是由自然本身规定的。它们作为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换。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
　　固定资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进行周期的或部分的更新。在这里，必须把这种部分的或周期的补偿与营业的逐渐扩大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种组成部分构成的，但这种组成部分耐用时间不一样，因而要在不同期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例如，车站上的铁轨要比别处的铁轨替换得快些。枕木也是这样。按照拉德纳的计算，在五十年代，比利时铁路上的枕木每年更新8%，因而在12年内全部更新了。因此，这里的情形是这样：一个金额比如说是为10年而预付在一定种类的固定资本上。投资是一次完成的。但是，这个固定资本的一定部分，其价值加入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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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并且和产品一起转化为货币，因而这一部分每年都要以实物形式进行补偿，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原来的实物形式。投资是一次进行的，实物形式上的再生产只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正是这一点使这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而与流动资本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机器的情形特别是这样。前面我们关于一个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寿命所说的，在这里对于作为这个固定资本一部分的同一台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来说，也是适用的。日本人则力图使机器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相同，以便一次全部更换，减少修修补补的维护。
　　关于在局部更新中企业的逐渐扩大问题，我们要指出如下几点。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根据平均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要进行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种规律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指将固定资产的折旧金拿去扩大生产。一个企业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以多大规模进行这种逐渐的追加，其次，必须积累多大数量的准备金，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把它再投入企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当然都部分地取决于该企业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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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取决于改良的性质和机器本身的构造。例如在铁路建筑上，一开始就很注意这一点，这可以用亚当斯的话来证明：
　　“全部构造必须符合蜂房构造的原理，这就是要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一切过于牢固的、本来就很匀称的结构都是不好的，在扩张时非拆毁不可”(第123页)。计算机程序设计所采用的模块式结构，也是为了便于扩张。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侧面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如果原地皮上有其它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就可能必须拆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适宜的侧面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活动时的千差万别的情况、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如果考虑到这种浪费，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种增长率的计算只计算了新盖的房子的价值，而没有相应扣除为了盖新房子而拆毁的旧房子的价值。这里且不说这种增长率的计算还可能有的浮夸水份。
　　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如畜牧业。
　　固定资本需要有各种特别的维持费用。固定资本的维持，部分地是依靠劳动过程本身；固定资本不在劳动过程内执行职能，就会损坏。(见第1卷第6章和第13章：机器由于不使用而引起的磨损。)因此，英国的法律把那种不按国内习惯耕种租地的行为明确地看作破坏。(伍·阿·霍德兹沃思律师《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1857年伦敦版第96页)这种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劳动的无偿的自然恩惠。而且劳动的保存力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保存劳动材料的价值，把这种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它不把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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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去，但通过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通过保存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而保存其价值。因此，资本家拿出资本给工人使用，应当就象他将资本存于地窖中那样，得到等量的回报，而不应包含剩余价值的获取。事实上，如果他将资本存于地窖，是会受到某种损失的。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还要求有直接的劳动支出。机器必须经常擦洗。这里说的是一种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追加劳动，机器会变得不能使用；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和生产过程不可分开的有害的自然影响的单纯预防，因此，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机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不言而喻，我们计算固定资本的正常寿命时，是以它在这个期间内正常执行职能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为前提的，正象说人平均活30年时已经把洗脸洗澡也考虑在内一样。这里说的，也不是对机器所包含的劳动的补偿，而是为使用机器所必需的不断的追加劳动。这里说的不是机器所做的劳动，而是加于机器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机器不是生产的当事人，而是原料。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虽然不进入作为产品来源的真正的劳动过程，但是属于流动资本。这种劳动在生产中必须不断地耗费，因而它的价值也必须不断地由产品价值来补偿。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属于流动资本中要弥补一般非生产费用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按年平均计算，分摊到价值产品中去。我们说过，在真正的工业中，这种擦洗劳动，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无偿地完成的，正因为这样，也往往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就成了大多数事故的根源。这种劳动不计算在产品的价格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是无代价地得到了它。另一方面，资本家也由此节省了机器的维持费用。这种费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体来支付的，这是资本自我维持的秘密之一。现代庸俗经济学有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这两个概念，但既然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享有剩余，那就表明这种剩余既不来自消费者也不来自生产者(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生产者是所谓的厂商，即资本家)，因此，这种剩余如果不是来自上帝，就只能来自辛苦的工人。事实上，这些秘密构成工人对于机器的法律要求权，甚至从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看，也使工人成为机器的共有者。中国有句古话，叫“刑不上大夫”。资产阶级的法律也不会将其调节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同样地用于调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有些生产部门，机器必须离开生产过程才能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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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因此，擦洗不能是附带进行的工作，例如机车就是这样。在这些生产部门，这种维持劳动列入经常费用，成为流动资本的要素。一台机车至多行驶三天就要回车库进行擦洗；锅炉必须冷却后再进行擦洗，以免损坏(R. C. 第17823号)。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这种支出不包括在原来预付的资本内，因此，它不能或者至少不总是能通过固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弥补。例如，假定固定资本的价值＝10000镑，它的全部寿命＝10年，那末，10年后全部转化为货币的这l0000镑，只补偿原来投下的资本的价值，而并不补偿这期间在修理上新追加的资本或劳动。这是追加的价值组成部分，它也不是一次预付的，而是根据需要分别预付的，它的不同的预付时间自然是偶然的。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
　　机器等等的个别部分所受的损伤，自然是偶然的，因而由此造成的修理也是偶然的。但是从这中间可以分出两类修理劳动，它们都多少具有固定的性质，并且是在固定资本寿命中不同的时期进行的。这就是幼年期的病患和中年期以后更多得多的病患。例如，一台机器的构造不管怎样完美无缺，但进入生产过程后，在实际使用时就会出现一些缺陷，必须用补充劳动来纠正。另一方面，机器越是超过它的中年期，因而正常的磨损越是增多，构成机器的材料越是消耗和衰老，使它维持到平均寿命的末期所需要的修理劳动就越频繁，越多。正象一个老年人，为了防止不到时候就死去，心须比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支付更多的医药费。因此，修理劳动虽然有偶然的性质，但仍然会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在财务管理上要注意这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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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所述和机器修理劳动的一般的偶然性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方面，用在修理上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实际支出，和造成这种修理的必要性的情况本身一样，是偶然的；必要修理量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另一方面，在估计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时，必须肯定固定资本始终保持在工作状态中，这部分地是由于擦洗(包括清扫场地)，部分地是由于必要时进行的修理。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通过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追加支出而追加的价值，不能在实际支出的同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例如，一个纺纱业主不能因为这个星期坏了一个轮盘或断了一根皮带，就在这个星期以高于上个星期的价格来出售纱。纺纱的一般费用，不会因为一个工厂发生这种事故而起任何变化。所以，不能象现代庸俗经济学所称的那样，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办法来确定生产规模。这是因为，即使整个市场价格不变，从而边际收益不变，但边际成本都可能由于企业内部的偶然性因素而变动。一个随机的变量(边际成本)是不能与一个确定性变量(边际收益)直接相等的。在这里，和在所有的价值决定上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平均数。经验会把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在平均寿命期间遇到的这种事故和所需要的维修劳动的平均量表示出来。这种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寿命期间，并以相应的部分加进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超出平均支出的部分将得不到补偿。
　　这样得到补偿的追加资本，虽然支出的方法不规则，但也属于流动资本。因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每一个较大的工厂，除了真正的工厂工人，还雇有一批工程师、木匠、机械师、钳工等等。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上需要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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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按平均计算决定，并按照这个计算，不断形成产品的价值部分，虽然这种支出实际上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从而也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加入产品或固定资本中去的。这种投在真正修理上的资本，从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既不能列入流动资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资本，但作为一种经常支出，算作流动资本较为合适。
　　当然，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账簿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但会影响基于簿记内容的各种数量分析。但重要的是指出，在许多生产部门，常常把修理费用和固定资本的实际损耗按以下方法合在一起计算。假设预付的固定资本为10000镑，它的寿命为15年；每年的损耗为666 2/3镑。但现在损耗只按10年计算，就是说，每年有1000镑，而不是666 2/3镑，作为固定资本的消耗加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去；这就是说，为修理劳动等项保留了333 1/3镑。(10年和15年都只是为举例而假定的。)因此，要使固定资本经用15年，就要在修理上平均支出这样多的金额。这种计算方法，当然不会妨碍固定资本和投在修理上的追加资本形成不同的范畴。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例如，人们曾假设，轮船的维持和替换的最低预算费用每年为15％，从而再生产时间＝6 2/3年。在六十年代，英国政府每年按16%补偿“半岛东方公司”这笔费用，与此相当的再生产时间是6 1/4年。在铁路上，一台机车的平均寿命为10年，但加上修理费用，每年的磨损则规定为12 1/2%，寿命因此减为8年。客车和货车，每年的磨损按照9％计算，因此寿命规定为11 1/9年。
　　在房屋及其他对所有者说来是固定资本并作为固定资本出租的物品的租约中，法律都承认正常损耗和临时性修理的区别。前者是由时间、自然影响和正常使用本身引起的，通常由所有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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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后者是在房屋正常寿命和正常使用期间为了保持房屋完好而不时需要的，通常由承租人负担。修理还分小修和大修。大修是固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局部更新，所以在租约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时，也由所有主负担。例如按照英国法律：
　　“按年租赁房屋的承租人，在不用大修就能做到的限度内，只承担使建筑物不透风雨的义务，一般说来，只负责可以称之为小修的修理。甚至在这方面，也还要考虑到，开始租赁时建筑物有关部分的已使用的年限和一般的状态，因为承租人没有义务用新的材料去替换旧的已经损耗的材料，也没有义务赔偿那种由时间和正常使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贬值。”(霍德兹沃思《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第90—91页)
　　对于由异常的自然现象，火灾、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所作的保险，和损耗的补偿及维修劳动完全不同。保险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必须按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进行，——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
　　事实上，为补偿所需要的资本，只有极小部分是货币准备金。这个资本的最重要部分，是用于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这种扩大部分地是现实的扩大，部分地是属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各生产部门的正常范围。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在作安排时要考虑到，主顾的工厂每年在扩大，而且一部分工厂不断地需要全部的或局部的再生产。
　　按照社会平均数来决定损耗和修理费用时，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差别，甚至对那些属于同一个生产部门、数量相同而且所处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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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条件也相同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机器等等在一个资本家手里可以使用到平均时期以上，在另一个资本家手里却不能使用这样长的时间。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高于平均数，另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低于平均数，如此等等。但是，由损耗和修理费用决定的商品加价，却是一样的，都是由平均数决定的。因此，一个资本家由这种价格追加得到的，比他实际追加的要多，另一个资本家则要少。这种情况，和其他一切造成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家在劳动力剥削相等时获得不等利润的情况一样，使人难于理解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现代庸俗经济学有意或无意地将这种平均利润率规律本身带有的随机性波动视为资本家的所谓“企业家才能”的贡献。
　　真正的修理和补偿之间、维持费用和更新费用之间的界限，带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例如在铁路上，关于某些支出属于修理还是属于补偿，应当算在经常性支出内还是算在基本投资内，总是争论不休。把修理费用记入资本账户，不记入收入账户，是铁路公司人为地提高股息的人所共知的手段。对这种手段的滥用是股票市场发生种种财务丑闻的一个原因。但在这方面，经验也已经提供出非常重要的依据。例如，在铁路寿命初期追加的劳动，
“不算作修理，而必须看作是铁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该记入资本账户，因为这种追加劳动，不是由磨损或者运行的正常影响造成的，而是由铁路建筑原来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引起的”(拉德纳《铁路经济》第40页)。
　　“相反，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那种为获得收入必然会产生的贬值记入每年的收入账户，而不管这个数额实际上是否支出。”(凯利多尼亚铁路调查委员菲兹莫里斯上校的论文，发表于1868年《货币市场评论》。)
　　在农业上，至少在还没有采用蒸汽作业时，要区分固定资本的补偿和维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现有器具<各种必要的农具、其他工具和经营器具>颇为完备但不是特别多的地方，人们常常根据当时情况的差别，按原始资本15—25％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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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来大致平均地估计器具每年的磨损和维持。”(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年德骚版第137页)
　　拿铁路的车辆来说，修理和补偿是根本分不开的。
　　“我们保持着车辆的总数。不管有多少台机车，我们都保持这个数目。如果有一台机车由于时间太久不能使用了，而新造一台比较有利，我们就动用收入来制造一台新的。旧机器剩下的材料的价值，我们当然记入收入账户……剩下的东西总是相当多的……车轮、车轴、锅炉等等，总之，旧机车留下许多东西。”(丹·古奇，大西铁路公司董事长，R. C. 第17327、17329号)——“修理就是更新；对我来说，‘替换’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一个铁路公司既然买进一节车厢或一台机车，就应当把它修理成永远可以使用的东西。”(第17784号)“机车的费用，我们按每英里8 1/2便士计算。我们用这8 1/2便士就永远维持住机车。我们更新我们的机器。如果你们要购置一台新机器，那末，你们花费的钱就比必须花费的要多……在旧机器上总会有几个车轮，一个车轴，或别的可以利用的零件，使我们可以更便宜地制造出一台和全新机器一样好的机器。”(第17790号)“我现在每周生产一台新机车，就是说，和新机车一样好的机车，因为它的锅炉、汽缸和车身都是新的。”(阿奇贝尔德·斯特罗克，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R. C. 1867年第17823号)
　　客车也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机车和车厢不断地更新；有时安装一个新轮，有时新添一个车身。运动着的、因而磨损得最厉害的部分，会逐渐地更新；这样，机车和车厢可以进行一系列这样的修理，以致有些机车和车厢一点旧材料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来……甚至在旧车厢或机车完全不能再修理的时候，也还有一些部分可以用在别的车厢或机车上，永远不会从铁路上完全消失。因此，投在车辆上的资本是处在不断的再生产中；在整条铁路重新铺设时，对路基来说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次完成的事情，对车辆来说，却是年复一年地逐渐完成的。车辆的存在是连续的，因为它处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之中。”(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15、116页)
　　拉德纳在这里以铁路为例所说明的这个过程，对单个工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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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适用的，但它可以形象地说明，在一个整个产业部门之内，或者，从社会规模来看，甚至在整个生产之内，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是怎样不断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修理互相交错地进行的。
　　这里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狡猾的经理们为了获得股息，可以在怎样广阔的界限之内玩弄修理和补偿这两个概念。按照以上引证的理·普·威廉斯的报告，英国各个铁路公司多年以来按平均计算，曾从收入账户扣除如下的金额，作为路基和建筑物的维修费用(按每年每英里铁路计算)：
　　伦敦—西北线……………………370镑
　　米德兰线…………………………225镑
　　伦敦—西南线……………………257镑
　　大北线……………………………360镑
　　郎卡郡—约克郡线………………377镑
　　东南线……………………………263镑
　　布莱顿线…………………………266镑
　　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线…………200镑
　　这些差异只有极小极小的部分产生于实际支出的差别；它们几乎完全是由计算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有的把各项支出记在资本账户，有的记在收入账户。威廉斯直截了当地指出：
　　“之所以记入较小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高股息；之所以记入较大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已经有了较大的收入，能够负担这种开支。”内部人控制问题。而且不是激励机制可以解决的，因为激励机制恰恰是要得到高股息，而不是保存足够的再生产资本。
　　在若干场合，损耗，从而它的补偿，实际上是一个小到近于零的量，所以，只有修理费用需要计算。下面引证的拉德纳关于铁路上的技术工程的一段话，一般也适用于运河、船坞、铁桥和石桥等一切这类坚固耐久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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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坚固的工程经过时间的缓慢的影响也会引起损耗，但这种损耗在较短时间内几乎是看不见的；然而，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例如数百年，甚至那些最坚固的建筑物，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或局部的更新。这种看不见的损耗和铁路其他部分的较易察觉的损耗相比较，类似天体运动中的长期差和周期差。时间对于桥梁、隧道、高架桥等等相当坚固的铁路建筑的影响，可以作为长期损耗的例子。较快的和较为明显的、可以在较短期间内通过修理或替换而恢复的损坏，则与周期差相似。即使相当耐久的建筑物的表面，有时也会遭到偶然的损伤。对这种损伤进行的修补，也包括在常年的修理费用中。但除开这种修理不说，这些建筑物也不会不受年龄的影响；总有一天，它们的状况会使重建成为必要，尽管这个时间还很遥远。诚然，从财政和经济方面来说，这个时间也许离得太远了，不必在实际上加以考虑。”(拉德纳《铁路经济》第38、39页)
　　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所有这类非常耐久的工程，就这种工程说，预付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不能按损耗逐渐地补偿，而只能把维修的年平均费用转移到产品价格中去。
　　我们已经讲过，为补偿固定资本的损耗而流回的货币，大部分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尽管如此，对每个单个资本家来说，仍然必须为要经过若干年才一下子到达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设置折旧基金。固定资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再生产。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换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随便一个货币额都行，必须有一个一定数量的货币额。
　　如果我们只在简单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考察这个问题，完全不考虑以后才加以阐述的信用制度，那末，运动的机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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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卷(第3章第3节)已经指出，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而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或直接流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金的职能，但是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却在不断地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那种必须作为贮藏货币大量积累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在购入固定资本时一次投入流通。这笔货币本身在社会上又分为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固定资本的价值，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以折旧基金的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通过这种折旧基金，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又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那个曾经为购置固定资本把贮藏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并使它离开自己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贮藏货币。这是社会现有贮藏货币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分配，它交替地充当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先是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然后又作为贮藏货币离开流通货币的总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它的发展必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行的，——这种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过不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而是在另一些使用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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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第九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我们知道，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是按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间周转的；我们又知道，同一企业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根据它们的不同的寿命，从而不同的再生产时间，又各有不同的周转期间。(关于同一企业的流动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见本章末的第6点。)
　　1、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计算方法见后。如果问题只是不同的期间，那末，计算它们的平均数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
　　2、这里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进入生产过程的流动资本，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它就必须通过产品的出售，不断用实物来补偿。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象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补偿的这种必要性，再生产的期限，对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来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如前所述，寿命较长、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资本，有一部分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补偿一次，用实物加到旧的固定资本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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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资本，补偿只能在寿命终结时一次进行。
　　因此，必须把固定资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转化为周转的同种形式使它们只有量的差别，即周转时间的差别。
　　如果我们用P…P即连续生产过程的形式作为起点，这种质的同一性是不会发生的。因为P的某些要素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另一些要素则不必如此。但G…G'形式无疑会提供周转的这种同一性。例如有一台价值10000镑的机器，寿命为10年，因而每年有1/10＝1000镑再转化为货币。这1000镑在一年之内，由货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又由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它象我们在这个形式下考察的流动资本一样，回到它原来的货币形式，而这1000镑货币资本，年终是否再转化为一台机器的实物形式，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计算预付生产资本的总周转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就是周转的终结。我们总是把价值看作是以货币预付的，甚至在价值的这种货币形式只是以计算货币出现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
　　3、由此可见：即使预付生产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再生产时间从而周转时间包含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固定资本构成，但是，由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反复周转，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
　　假定固定资本＝80000镑，它的再生产时间＝10年，这样每年有8000镑回到货币形式，或者说，固定资本每年完成它的周转的1/10。假定流动资本＝20000镑，每年周转5次。这样，总资本=100000镑。周转的固定资本＝8000镑；周转的流动资本=5×20000＝100000镑。因此，一年内周转的资本＝10800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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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预付资本大8000镑。资本的1+2/25周转了。
　　4、因此，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是和它的实际再生产时间，或者说，和它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现实周转时间相分离的。假定一个4000镑的资本每年周转5次。这样，周转的资本是5×4000＝20000镑。但每次周转终结时回来而被重新预付的，是原来预付的4000镑资本。它的量，不会因为它重新执行资本职能的周转期间的数目而改变。(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说。)
　　因此，用第3点的例子来说，按照假定，年终回到资本家手中的有：(a)一个20000镑的价值额，它重新用作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b)一个8000镑的价值额，它由于损耗从预付固定资本价值中分出，同时，这个固定资本仍然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不过价值已经不是80000镑，而是减为72000镑了。生产过程还要继续九年，那时，预付固定资本才结束自己的寿命，不能再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执行职能，而必须替换。因此，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例如在上述场合，就是一个包含十个年周转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十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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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这是否意味着危机的周期与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相一致或有关联？这一点是可以由实证研究来检验的。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5、关于周转的计算方法，我们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在一些生产部门内，全部预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或流通多次；在另一些生产部门内，预付资本一部分在一年内周转一次以上，另一部分则没有这么频繁。资本家必须按照他的全部资本经过他的手或周转一次所需要的平均期间，来计算他的利润。假定某人把资本投入某种营业时，一半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十年更新一次；四分之一投在工具等等上，两年更新一次；其余四分之一投在工资和原料上，一年周转两次。他的全部资本为50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年的支出如下：
　　50000/2=25000美元(10年)＝2500美元(1年)
　　50000/4＝12500美元(2年)＝6250美元(1年)
　　50000/4＝12500美元(1/2年)＝25000美元(1年)
　　　　　　　　　　　　1年＝337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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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一次的平均时间是16个月……假设有另一种情形：总资本50000美元的四分之一是10年流通一次，四分之一是一年流通一次，其余二分之一是一年流通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支出如下：
　　12500/10＝1250美元
　　 12500＝12500美元
　　25000×2＝50000美元
　　1年的周转额＝63750美元。”
(斯克罗普。见阿朗佐·波特尔编《政治经济学》1841年纽约版第142、143页)
　　6、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同一个斯克罗普在同一处[第141页]还说：
　　“工厂主，农场主，或商人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流通得最快，因为如果他对工人每周支付一次，这种资本就可能由于他每周的卖货或结账所得的进数每周周转一次。投在原料和商品储备上的资本流通得没有这样快，它每年或许周转两次或四次，这要看买进原料和卖出商品之间所需的时间而定，这里假定资本家是以相等的信用期限进行买和卖的。投在工具和机器上的资本流通得更慢，因为它平均也许要5年或10年才周转一次，也就是才消费掉，才被更新，虽然有不少工具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就已经不能使用了。投在例如工厂、店铺、栈房、谷仓等建筑物和投在道路、灌溉工程等上的资本，看来几乎是根本不流通的。但实际上，这些设施完全和上述各项一样，会在它们协助生产进行的时候消耗掉，并且必须再生产出来，以便生产者的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差别只在于：它们比其他各项消费得更慢，也再生产得更慢……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也许要20年或50年才周转一次。”
　　在这里，斯克罗普把那种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而在流动资本某些部分的流动中引起的差别，和那种由资本性质引起的周转混为一谈。他说，工资必须每周用每周的卖货或结账所得的进款来支付。首先这里要指出，就工资本身来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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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差别，因为支付期限有长有短，即工人不得不给予资本家的信贷的时间有长有短，也就是工资的支付期限有一周的、一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等等。这里也适用我们以前已经阐明的规律：“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也就是要一次预付的货币资本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见第1卷第3章)
　　其次，加入每周产品的，不仅有在生产产品时由一周劳动加进的新价值的总量，而且有在一周产品上所消耗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产品中包含的这个价值，和产品一起流通。通过这个产品的出售，它获得货币形式，并且必须重新转化为同一些生产要素。这一点既适用于劳动力，也适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但我们已经知道(第6章第II节)，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生产资料的储备，这种储备在不同生产部门是不相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就流动资本的这个要素的不同组成部分(例如煤炭和棉花)来说，也是不相同的。因此，虽然这些材料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但是不需要不断重新购买。重新购买的次数多少，要看现有储备量的大小，要看储备可用多久。由此引出储备和购买成本最小化的问题。至于劳动力，这样的储备是没有的。投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和投在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是一起再转化为货币的。但是，货币一方面向劳动力和另一方面向原料的再转化，是分开进行的，因为这两个组成部分的购买期限和支付期限是不同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生产储备，在较长的时期购买一次；另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在较短的时期例如一周购买一次。另一方面，资本家除了生产储备之外，还必须有成品的储备。撇开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不说，比如说，有一定量商品是要按订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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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商品的最后一部分正在生产的时候，已经制成的部分则堆在仓库内，直到订货全部制成。只要流动资本的某些要素必须在生产过程的一个准备阶段(例如木材的干燥)上比其他要素停留得久些，就会在流动资本的周转上产生其他的差别。
　　斯克罗普这里提到的信用制度，和商业资本一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会使周转发生变化。按社会规模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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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 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因为在他看来，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是唯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也只是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他也就认为，资本一部分是每年周转一次，另一部分是多年(十年)周转一次。重农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偶然把这种区别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资本，应用于一般产业资本。年预付和多年预付的区别对社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斯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规定上来。
　　这两种预付的区别，只有在预付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时才产生。这种区别唯一地只是存在于生产资本中。所以，魁奈不把货币算在原预付内，也不把它算在年预付内。作为生产预付，即作为生产资本，这两种预付是同货币和市场上出现的商品相对立的。其次，在魁奈那里，生产资本这两种要素的区别，正确地归结为它们加入成品的价值的方式不同，从而归结为它们的价值随着产品的价值一起流通的方式不同，并从而归结为它们的补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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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的方式不同，因为一种要素的价值是一年全部补偿的，而另一种要素的价值是在较长时期内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的。
　　亚·斯密的唯一进步是上述范畴的普遍化。在他那里，这些范畴已经不仅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而且涉及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因此，不言而喻：从农业中得出的年周转和多年周转的区别，被周转时间的不同这个一般的区别所代替，因而，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一次以上的周转，而不管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是一年，是一年以上，还是不到一年。这样，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作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
　　斯密一开始研究就采用的粗浅的经验主义方法，立即产生了糊涂观念：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国富论》1848年阿贝丁版第2篇第1章第189页)
　　那些使价值可以投入，以便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给它的所有者提供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投资部门一样，是不相同的，而且是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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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这是资本可以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问题。如果问题这样提出，那就还会进一步引伸。它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价值即使不作为生产资本投入，究竟怎样会对它的所有者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例如，作为生息资本，商人资本等等执行职能。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分析的真正对象十万八千里了。这里的问题只是：把不同的投资部门撇开不说，生产资本分割为不同的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周转有什么影响。
　　亚·斯密紧接着说：
　　“第一，一个资本可以用于耕种，制造，或购买货物，再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在这里，斯密只是告诉我们，资本可以用于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因而，他只是谈到不同的投资部门，并且谈到象商业这样的部门，在这些部门，资本不并入直接生产过程，因而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这样，他就把重农学派在阐明生产资本的区别和它们对周转的影响时所依据的那个基础抛弃了。他甚至立即以商人资本作为例子，虽然这里的问题只是关于生产资本在产品形成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又引起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中的区别。
　　他接着说：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这样使用的资本”！但是，斯密说的是投入农业，投入工业的资本，并且他以后还告诉我们，这样投入的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因此，用这种方式投入资本，既不会使资本变为固定资本，也不会使它变为流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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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他想说的是：用来生产商品并把这种商品卖掉而取得利润的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之后必须卖掉，并且通过出售，第一，必须由卖者所有转为买者所有，第二，必须由它作为商品的实物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因而，如果它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对他——保持原状，它就会对它的所有者毫无用处？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不过是：同一资本价值，从前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以属于生产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现在却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以两个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因此，已经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了。而以上所说，既适用于以原料和辅助材料，即以流动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也适用于以劳动资料的消耗，即以固定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因此，我们没有朝着阐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方面前进一步。
　　接着又说：
　　“商人的货物在没有卖掉而换得货币以前，不会给他提供收入或利润；而货币在没有再换得货物以前，也是如此。他的资本不断地以一种状态离开他，以另一种状态回到他那里，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流通或连续的交换，才能给他提供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流动资本。”
　　亚·斯密在这里规定为流动资本的东西，就是我要称之为流通资本的东西。这种资本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即处在属于以交换(物质的变换和所有者的变换)为媒介的形式变换的形式，因而是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是和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即生产资本的形式相对立的。这不是产业资本家用来划分他的资本的两种特殊种类，而是同一预付资本价值在它的生活过程的循环中不断重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不同形式。亚·斯密把这一点和这样一些形式区别混为一谈，——这同重农学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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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这些形式区别，是在资本价值的流通中，在资本价值依次经过各种形式的循环中，当资本价值处于生产资本形式时产生的，并且正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按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形成过程，按不同的方式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产生的。我们以后将会看到，把生产资本和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根本混同起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和预付在流动资本上的资本价值一样，都通过产品来流通，都通过商品资本的流通而转化为货币资本。区别只是产生于这个事实：固定资本的价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的，因此，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补偿，以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流动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是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的资本价值(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由他非常拙劣地选择的例子就证明了。他所用的例子是那种根本不属于生产过程，而仅仅留在流通领域，仅仅由流通资本构成的资本，即商人资本。
　　用一种根本不是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资本作为例子来开始，是多么荒谬，这由他自己的话就立即说明了：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但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正象他以后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由生产资本本身内部的本质区别产生的区别。在亚·斯密的头脑里，一方面是重农学派所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中所经过的形式的区别。这二者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
　　但是，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变换，价值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单纯转化，怎么会产生利润，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说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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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这里是以仅仅在流通领域内运动的商人资本开始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一点；我们先听他关于固定资本是怎么说的：
　　“第二，它<资本>可以用来改良土地，用来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或者用来购买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每个手工业主或工厂主的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他的劳动工具上。可是，这个部分在一些行业中是很小的，在另一些行业中是很大的……但是，一切这样的手工业主<如裁缝业主，制鞋业主，织布业主>的资本的更大得多的部分，或者作为他们的工人的工资，或者作为他们的原料的价格来流通，而且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把他对利润的源泉所下的幼稚的定义撇开不说，弱点和混乱立即从下面一点暴露出来：例如，对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主来说，机器是产品，会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因此，用亚·斯密的话来说是
“会卖掉，会更换所有者，会进一步流通”。
　　因此，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机器似乎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了。这种混乱仍然产生于斯密把下面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由生产资本不同要素的不同流通方法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另一种是由同一个资本在生产过程内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流通领域内却作为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产生的形式区别。因此，在亚·斯密看来，同样的东西，按照它们在资本生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既能够作为固定资本(即劳动资料，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又能够作为“流动”资本，商品资本(即离开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执行职能。
　　但是，亚·斯密一下子改变了他区分资本的全部基础，这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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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几行开始全部研究时所说的话相矛盾的，特别是和这样的论点相矛盾的：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就是说，作为流动资本或作为固定资本。因此，按照这个说法，这里是互相独立的不同资本的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资本可以或者用于工业或者用于农业。——但是他又说：
　　“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
　　现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再是不同的独立的投资，而是同一生产资本的不同部分，这些不同部分在不同投资部门形成这个资本总价值的不同部分。因此，这种区别是由生产资本本身的适当的分割产生的，因而也只适用于生产资本。但是，商业资本只是作为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说法，又是和这一点相矛盾的，自相矛盾是一切庸俗经济学的固有特点。因为亚·斯密自己说：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其实，这种资本是仅仅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并且作为这样的资本总是同生产资本，即同并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相对立，而正因为这样，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对立。
　　在斯密所举的例子中，把“劳动工具”规定为固定资本，把投在工资和原料(包括辅助材料)上的资本部分规定为流动资本(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因此，他的出发点首先只是劳动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劳动力(劳动)和原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工具。但是，它们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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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它们上面已经耗费了一个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价值额。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方式。为什么把一部分称作固定的呢？因为
“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劳动工具上”。
　　但是，另一部分也会固定在工资和原料上。而机器和
“劳动工具……这一类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
　　以采矿业为例。采矿业是完全不用原料的，因为劳动对象，例如铜，是一种自然产物，它是首先要通过劳动去占有的。这种首先要去占有的铜，是过程的产品，只是在过程结束以后才作为商品或商品资本流通，这种铜不是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价值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投在这种铜上。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其他要素，劳动力和辅助材料(例如煤炭、水等等)，也同样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煤炭被完全消费掉，只有它的价值加入产品，正如机器等等的一部分价值加入产品一样。最后，工人和机器一样，仍然独立于产品铜之外。只有工人通过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现在是铜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例子中，生产资本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没有转手(“更换所有者”)，或者都没有进一步流通，因为它们都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因此，在这里，还有什么流动资本呢？按照亚·斯密自己的定义，在采铜业上使用的全部资本只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
　　相反，我们以另一种产业为例。这种产业使用原料，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还使用辅助材料，它在物体上加入产品，而不象燃烧的煤炭那样只在价值上加入产品。构成产品例如棉纱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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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会和产品棉纱一起转手，并从生产过程进入消费过程。但是，只要棉花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所有者就不会把它卖掉，而是对它加工，把它纺成棉纱。他不会把棉花脱手。或者用斯密的极其错误而又庸俗的话来说，他不会“通过卖掉，通过更换所有者，或者通过流通”而获取任何利润。他不让他的材料流通，就象不让他的机器流通一样。这些材料完全和纺纱机、厂房一样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当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煤炭、棉花等形式上，就象固定在劳动资料的形式上一样。区别只是在于：比如一周棉纱生产所需要的棉花、煤炭等，会不断地在一周产品的生产中完全消费掉，因此必须由新的棉花、煤炭等来补偿；就是说，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虽然总是同一种类的，但是要不断地由同一种新的物品组成，而同一台纺纱机，同一座厂房，却会在许多周的生产上继续发挥作用，无需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没有它们，生产过程是不能进行的。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无论是固定的或流动的，作为生产资本，都一样同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对立。
　　劳动力也是这样。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劳动力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同样一些劳动力，和同一些机器一样，在较长的时间内是由同一个资本家使用的。在这里，劳动力和机器的区别，并不是在于机器一次全部买下(在分期付款时，情形就不是这样)，工人不是一次买下，而是在于工人耗费的劳动全部加入产品价值，机器的价值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产品价值。
　　斯密在说明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把不同的规定混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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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他把产品即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中通过的、以商品的转手为媒介的纯粹形式上的商品形态变化，同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的物体上的形态变化相提并论；在这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同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混为一谈。他举的流动资本的例子，是商人资本。商人资本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是属于商品流通的形式变换W—G—W。但是，流通中的这种形式变换，对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来说，具有这样的意义：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因此，这种形式变换使产业资本的职能具有连续性，使生产过程成为连续的生产过程，即再生产过程。整个这种形式变换是在流通中进行的；正是这种形式变换使商品实际上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相反，生产资本在它的生产过程中通过的形态变化，却是属于劳动过程的形态变化，它是生产要素转化为要生产的产品所必需的。亚·斯密停留在这个事实上：一部分生产资料(真正的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用他的错误说法：“给它们的所有者提供利润”)，并不改变它们的实物形态，只是逐渐损耗，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材料)却发生变化，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变化来完成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使命。但是，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只是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区别的起点，而不是这种区别本身，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同作用同样存在于一切生产方式，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和这种不同物质作用相适应的，是向产品的价值转移，和这种价值转移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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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又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进行的价值补偿；而只是这一点才形成这里所说的区别。因此，资本成为固定资本，不是因为它固定在劳动资料中，而是因为它投在劳动资料上的价值的一部分，在另一部分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流通时，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中。
　　“如果它<资本>被用来获得未来的利润，那末，要获得这个利润，他<所有者>就必须或者保留它，或者放弃它。在前一个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个场合，它是流动资本。”(第189页)
　　在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利润的粗浅的经验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普通资本家的看法中得出来的，是和亚·斯密自己的较为深刻的内在的见解完全矛盾的。在产品的价格中，不仅材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已经得到补偿，而且劳动工具因磨损而转移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也已经得到补偿。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利润的源泉。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不管是通过产品的出售全部一次补偿，还是通过产品的出售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补偿，所改变的只能是补偿的方法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点——价值的补偿——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里的基础是这种普通的看法：因为剩余价值只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的流通而实现，所以它也只是通过出售，通过流通而产生。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利润产生的不同方法，只是对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也就是对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最后，这个区别不是从劳动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引出的，不是从生产资本本身的职能引出的，而是被认为仅仅对单个资本家具有主观上的意义，在单个资本家看来，资本的一部分是在这种形式上有用，另一部分则是在那种形式上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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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魁奈却从再生产过程和它的必然性本身引出这些区别，为了使过程连续进行，年预付的价值必须每年由年产品的价值全部补偿，相反，基本投资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必须经过许多年，例如十年，才完全补偿，从而完全再生产出来(由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可见，亚·斯密是远远落在魁奈的后面。
　　因此，在亚·斯密的固定资本的定义中仅仅剩下一点：固定资本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同在它帮助下制造的产品相对立，不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它的形态，而会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一直到不能使用为止。他忘记了，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断以它们的实物形式(作为劳动资料，材料和劳动力)和产品相对立，和作为商品流通的产品相对立。他也忘记了，由材料和劳动力构成的部分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就劳动力来说，它必须不断重新购买(不象劳动资料那样是按照它的全部使用时间购买的)；就材料来说，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不是同一些东西，而总是同一种新的物品。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假象，好象固定资本的价值不会流通，虽然亚·斯密在前面已经说明，固定资本的损耗自然是产品价格的一部分。
　　在谈到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他没有着重指出，这种对立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流动资本是生产资本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必须全部由产品价值补偿，因此，必须全部参加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固定资本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流动资本同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时所采取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混为一谈。但是，这两种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既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又是它的流动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二者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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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最后，由于那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认为固定资本保留在生产过程中而产生利润，流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进入流通而产生利润，而且由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流动部分在周转中具有同一形式，所以，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上的本质区别就被掩盖起来，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更加隐蔽了。在流动资本这个共同的名称下，这个本质区别被抹杀了。以后的经济学走得更远，它认定，作为本质的东西和唯一的区别的，不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对立，而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因为流动资本的量比固定资本的量更频繁地随产量的多少而变化，就将这种流动资本称为可变资本，妄图偷换经济科学中的可变资本的概念。
　　亚·斯密在刚刚说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两种特殊的投资方式，按各自本身考察都会提供利润之后，又说：
　　“任何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本的帮助，都不会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流动资本给它们提供加工的材料，给使用它们的工人提供给养，那是什么东西也生产不了的”(第188页)。
　　由此可见，以上所说的“提供收入”，“取得利润”等等的意思就是：资本的两个部分是产品的形成要素。
　　亚·斯密然后举了如下的例子：
　　“租地农场主投在农具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固定资本，投在他的雇工的工资和给养上的那部分资本是流动资本。”
　　因此，在这里，他正确地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归结为生产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的流通和周转。
　　“他从前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保留在自己手里；他从后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卖掉。役畜的价格或价值，和农具的价格一样，是固定资本”；
这里又是正确的，因为区别是同价值有关，而不是同物质要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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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役畜>的给养，和雇工的给养一样，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的方法，是保留役畜，而卖掉它的给养。”
　　租地农场主保留牲畜的饲料，不把它卖掉。他把它用来饲养牲畜，而把牲畜本身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区别仅仅在于：用来饲养役畜的饲料会全部消费掉，必须不断通过从农产品或它的出售取得新的牲畜饲料来补偿；牲畜本身却只是随着一头一头不能干活而替换。
　　“不是为了役使，而是为了出售才买来肥育的牲畜的价格和给养，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任何商品生产者，从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都出售他的产品，出售他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这个产品就既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也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相反，他的产品现在处于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形式。肥育的牲畜在生产过程中是执行原料的职能，不象役畜那样是执行工具的职能。因此，它作为实体加入产品，而它的全部价值也和辅助材料{它的饲料}的价值一样，加入产品。因此，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出售的产品，即已经肥育的牲畜，在这里和它的原料，即尚未肥育的牲畜，有相同的自然形式。这是偶然的事。同时，斯密本来应该从这个例子看到，使生产要素中包含的价值规定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是生产要素的物质形式，而是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
　　“种子的全部价值也是固定资本。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
　　斯密所作的区分的荒谬，在这里暴露无遗了。按照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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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种子不“更换所有者”，就是说，如果种子直接从年产品中补偿，从年产品中扣除，它就是固定资本。相反，如果把全部产品卖掉，而用其中一部分价值来购买别人的谷种，它就是流动资本。在一个场合，“更换所有者”；在另一个场合，没有“更换所有者”。在这里，斯密又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了。产品是商品资本的物质承担者。但是，当然只有实际进入流通、而不直接再进入自己作为产品出来的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产品，才是这样。
　　不论种子直接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扣除，还是把全部产品卖掉，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换成向别人购买的种子，在这两种场合，都只是补偿。通过这种补偿，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在后一种场合，种子，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在前一种场合，它只是在簿记上当作预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它总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它被完全消费掉，以便完成产品的生产，并且它必须全部由产品补偿，以便再生产成为可能。
　　“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仍旧是分开的。”(第1卷第6章)
　　生产资料在产品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一种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相对保持独立的形态，另一种是生产资料改变或全部丧失独立的形态。这个区别属于劳动过程本身，因此，对没有任何交换，没有商品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例如，家长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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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需要的劳动过程来说，也是存在的。这个区别被亚·斯密歪曲了，这是因为：1、他塞进了和这里完全无关的关于利润的规定，说什么一些生产资料在保持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另一些生产资料在丧失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2、他把一部分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和属于产品交换、商品流通，同时包含流通中的商品的所有权变换的那种形式变换(买和卖)混为一谈。
　　周转包含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一部分产品直接被他自己重新用作生产资料，那末，他就好象是把这部分产品卖给自己的卖者了，而在他的账簿上事情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因此，再生产的这一部分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而是直接进行的。但是，这样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是补偿流动资本，而不是补偿固定资本，只要 1、它的价值全部加入产品；2、它本身在实物形式上全部由新产品中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
　　亚·斯密接着告诉我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列举了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即物质要素，好象这种规定性是这些物品在物质上天然具有的，而不是由这些物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一定职能产生的。然而，他在同一章(第2篇第1章)中指出，虽然某种物品，例如，一所保留下来供直接消费的住宅，
“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因此会对他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决不会给公众提供收入，不会对公众执行资本的职能。全体人民的收入决不会因此增加一丝一毫”(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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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这里，亚·斯密说得很清楚，资本属性并不是物品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固有的，而是一种职能，物品是否承担这种职能，要看情况而定。但对一般资本适用的，对它的部分也适用。
　　同样的物品是构成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还是构成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什么职能。例如牲畜，作为役畜(劳动资料)，是租地农场主的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相反，作为肥育的牲畜(原料)，却是租地农场主的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属于直接的消费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劳动场所，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在许多场合，同一些劳动资料，可以时而充当生产资料，时而充当消费资料。
　　从斯密的见解产生的错误之一，是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看作是物品固有的性质。劳动过程的分析(第1卷第5章)已经指出，劳动资料，劳动材料或产品的规定，是随着同一物品在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而改变的。而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规定，也是建立在这些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从而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一定作用的基础上的。
　　其次，斯密在列举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时，清楚地表明了他把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仅仅对生产资本(生产形式的资本)才适用、才有意义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的区别，另一种是生产资本和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具有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区别。在同一个地方(第188页)，他说，
　　“流动资本包括……处在各该商人手中的各种食品、材料、成品，以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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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流通和分配所必要的货币。”
　　事实上，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看到，这里和以上所述的相反，又把流动资本同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也就是同两种根本不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等同起来。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不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因此，预付在材料(原料或半成品)上并且实际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只是和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列在一起发生作用。他说：
　　“社会总资本自然分成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即最后部分，是流动资本，它的特征是，只有通过流通或更换所有者才提供收入。流动资本也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是货币……”
　　但货币从来不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形式，它始终只是资本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式之一。
“第二，是屠宰业主、畜牧业主、租地农场主……所拥有的食品储备，他们希望通过出售这种食品而得到利润……第四即最后部分，是已经制成但还在商人或工厂主手中的产品。”——“第三，是完全没有加工或多少加过工的服装、家具和建筑物的材料。这些材料尚未加工成服装、家具和建筑物，还留在农场主、工厂主、绸布商、木材商、木匠以及砖瓦制造业主等人的手中。”
　　第二项和第四项包括的，不外是那些作为产品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卖掉的东西；总之，它们现在作为商品从而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按它们所具有的形式和在过程中所占有的位置，它们都不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而不管它们的最后用途如何，就是说，不管它们按照它们的目的(使用价值)最后是进入个人消费还是进入生产消费。第二项中的产品是食品；第四项中的产品是其他一切成品，因此它们本身又只是由已经完成的劳动资料或已经完成的消费品(不同于第二项中的食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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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在这里还说到商人，这又暴露出他的混乱。只要生产者把他的产品卖给商人，这个产品就不再是他的资本的形式。当然，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尽管它在别人手中，而不在它的生产者手中，它仍然是商品资本；但是，正因为它是商品资本，所以它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
　　在任何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生产中，产品都必须作为商品来流通，就是说，必须卖掉，这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只是为了使生产者能够生活下去。从而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生产者剩余中还应当包含所谓的消费者剩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还要加上一点：在商品出售时，也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产品是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出来的，因此既不是生产过程的固定要素，也不是它的流动要素。
　　此外，斯密在这里还自相矛盾。成品，不管它们的物质形态或使用价值如何，不管它们的效用如何，在这里都是商品资本，都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的资本。处在这种形式的成品，并不是它们所有者可能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这决不妨碍它们在出售之后，在买者手中，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或者是流动组成部分，或者是固定组成部分。这里表明，一度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出现而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同一些物品，在离开市场后，就可能执行或者可能不执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或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
　　棉纺业主的产品棉纱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是他的商品资本。它不能再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既不能作为劳动材料，也不能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不过，在购买棉纱的织布业主手中，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成为其中的流动组成部分之一。而对纺纱业主来说，棉纱是他的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承担者(撇开剩余价值不说)。机器也是这样，作为机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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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厂主的产品，它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是他的商品资本；只要它停留在这个形式上，它就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如果把它卖给一个使用它的工厂主，它就成为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即使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能够部分地重新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把它生产出来的过程，例如煤炭用于煤炭的生产，但是，用来出售的那部分产品煤炭，恰恰既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而是商品资本。
　　另一方面，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根本不能成为生产资本的某种要素，既不能充当劳动材料，也不能充当劳动资料。例如，某些生活资料就是这样。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还是商品资本，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承担者；至于这些产品是哪一种资本的价值承担者，那要看在生产它们时使用的资本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要看这种资本的价值全部一次转移到产品中去，还是一部分一部地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斯密的第三项中，原材料(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一方面并不表现为已经并入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表现为社会产品由以构成的使用价值的特别种类，只表现为和第二项、第四项所列举的其他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生活资料等等并列的商品的特别种类。另一方面，这些原材料又确实是被当作并入生产资本的材料，从而被当作生产者手中的生产资本的要素。这里的混乱在于：这些原材料一方面被理解为在生产者(“农场主、工厂主”等人)手中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在商人(“绸布商、木材商”)手中执行职能，而在商人手中，它们只是商品资本，不是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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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斯密在这里列举流动资本的要素时，实际上完全忘记了只对生产资本适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相反，他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即两种属于流通过程的资本形式同生产资本相对立，不过，他也只是不自觉地这样做的。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亚·斯密在列举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时忘记了劳动力。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在斯密那里，流动资本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但只要劳动力在市场上流通，它就不是资本，不是商品资本的形式。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也不存在所谓的人力资本。至少这一概念对劳动力本身不适用，而只对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适用。工人不是资本家，虽然他把一种商品即他自己的皮带到市场上去。只有在劳动力已经出卖，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是说，只有在它不再作为商品流通之后，它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作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它是可变资本，就投在它身上的资本价值的周转来说，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因为斯密在这里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起来，所以他不可能把劳动力列入他的流动资本的项目内。因此，在他那里，可变资本以工人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的商品即生活资料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形式上，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价值才被认为属于流动资本。但是，并入生产过程的，是劳动力，是工人本身，而不是工人赖以维持的生活资料。诚然，我们讲过(第1卷第21章)，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本身通过他的个人消费进行的再生产，也属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单个的孤立的生产过程。斯密列入固定资本项目内的“获得的有用的才能”(第187页)，相反地却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雇佣工人的“才能”，而且雇佣工人已经把他的劳动连同他的“才能”一起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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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的一个大错误，是把全部社会财富分成 1、直接消费基金；2、固定资本；3、流动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就得分成 1、消费基金，它不构成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部分，虽然它的某些部分能够不断执行资本的职能；和2、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的一部分执行资本的职能，另一部分则执行非资本或消费基金的职能。在这里，一切资本不是固定的，就是流动的，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就象哺乳动物不是雄的，就是雌的，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只适用于生产资本的要素；而在生产资本要素之外，还有相当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它们处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资本，也不可能流动资本的形式。
　　因为除了由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本人不经过买卖，直接以实物形式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以外，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社会生产的总量是作为商品资本在市场上流通的，所以，很清楚，从商品资本中取出的，既有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和流动要素，又有消费基金的一切要素。这实际上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首先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虽然它们的使命是以后充当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同样，劳动力本身虽然不是作为商品资本，但也是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
　　亚·斯密不懂得这一点，因而产生了新的混乱。他说：
　　“在这四个部分中”，
——即“流动资本”的四个部分，实际上是两种属于流通过程的资本形式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四个部分，由于斯密把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又从物质上来区分，两部分就变成四部分了，——
“有三个部分——食品、材料和成品——或者一年，或者在比一年或长或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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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照例从流动资本转为固定资本，或者转为供直接消费的储备。任何固定资本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并且需要不断靠流动资本来补充。一切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它们由以制成的材料和制造它们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它们也需要有流动资本用来对它们进行经常的维修。”(第188页)
　　除了不断由生产者本人重新作为生产资料直接消费的那部分产品以外，下面这个一般论点是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作为商品来到市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作为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而不管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实物形式，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必须或者能够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执行职能，还是只能充当个人消费而不是生产消费的资料。一切产品都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所以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一切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要素，都必须通过它们作为商品的购买再从市场上取出。这个平常的道理当然是正确的。因此，它既适用于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也适用于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既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资料，也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材料。(斯密在这里又忘记了，生产资本的某些要素是天然存在的，不是产品。)机器和棉花一样是在市场上购买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任何固定资本最初都来源于流动资本；斯密得出这个结论，只是由于他把流通资本和流动资本即非固定资本混同起来。此外，斯密也自相矛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机器作为商品是流动资本的第四部分。因此，说它们来源于流动资本，这只是意味着：它们在执行机器的职能以前，执行过商品资本的职能，但是从物质上说，它们是来源于它们自身；就象棉花作为纺纱业主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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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要素，是来源于市场上的棉花一样。但是，如果说斯密在进一步的叙述中，根据制造机器需要劳动和原料，就从流动资本得出固定资本，那末，第一，制造机器也需要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第二，生产原料同样需要机器等等固定资本，因为生产资本总是包括劳动资料，但并不总是包括劳动材料。他自己接着说：
　　“土地、矿山和渔场在它们的经营中，既需要固定资本，又需要流动资本”，
——就是说，他承认，生产原料不仅要有流动资本，而且要有固定资本，——
“并且<这里他又犯了新的错误>它们的产品不仅补偿这些资本并取得利润，而且补偿社会上一切其他的资本并取得利润。”(第188页)
　　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产品为一切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但是它们产品的价值并不补偿一切其他社会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只补偿它们自己的资本价值(+剩余价值)。这里，在亚·斯密身上使人不禁又想起重农学派。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下面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由只能充当劳动资料的产品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迟早总会——如果不是生产出来毫无用处，不是卖不出去——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只要这些产品不再是商品，它们就必然会象原来已经预定的那样，成为社会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的现实要素。
　　这里出现了一个由产品的实物形式产生的区别。
　　例如，一台纺纱机，如果不是用来纺纱，不执行生产要素的职能，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那它就没有使用价值。不过，纺纱机是可以移动的。它可以从出产国输出，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地卖掉，换成原料等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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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香槟酒。这样，它在出产国只是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而决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即使在它出卖之后也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相反，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只能在该地利用的产品，例如厂房、铁路、桥梁、隧道、船坞等等，以及土地改良设施等等，却不能把它们的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它们是不能移动的。它们或者没有用处，或者在卖掉以后，必须在生产它们的国家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搞投机而建造工厂或改良土地，目的是要把它们卖掉，对他来说，这些物品是他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按照亚·斯密的说法，是流动资本的形式。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物品要成为不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归根到底就要在本国，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不过，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移动的物品本身一概都是固定资本。它们，例如住宅等等，可以属于消费基金，因而根本不属于社会资本，虽然它们是社会财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素。用斯密的话来说，这些物品的生产者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获得利润。因此，它们是流动资本！这些物品的使用者，它们的最后买主，只有把它们用于生产过程，才能够利用它们。因此，它们是固定资本！
　　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但不管怎样，这些物品在它们所在的国家内，必须或者闲置不用，或者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工厂主A可以把工厂卖给工厂主B而获得利润，但这并不妨碍工厂和以前一样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买卖工厂与买卖商品是不一样的。国内某经济学家将出卖国有企业与出卖国有企业生产的彩电相提并论，就不大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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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同土地不能分离的劳动资料，虽然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能够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不形成他的固定资本的要素(对他来说，固定资本是由他用来建造房屋、铁路等等的劳动资料构成的)，但必然预期要在本国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固定资本必然由不能移动的物品构成。船舶和机车只有通过运动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它们不是对它们的生产者，而是对它们的使用者来说，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另一方面，有些东西确实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从生到死都在生产过程中，一经进入就永不离开，但它们却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例如，用于生产过程中使机器运转的煤炭，用于厂房内照明的煤气等等，就是这样。它们是流动资本，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物体上和产品一道离开生产过程，作为商品来流通，而是因为它们的价值全部进入在它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从而必须全部由商品的出售来补偿。
　　在最后引用的亚·斯密的那段话中，还应该注意下面这句话：
　　“制造它们<机器等等>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
　　重农学派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正确地列入和“原预付”相对立的“年预付”。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是把劳动力本身，而是把付给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用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工人的给养“)表现为租地农场主使用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和他们独特的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由劳动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正象原料、劳动工具等不变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完全一样)，只是等于付给工人的为维持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能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理论本身使他们不可能发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如果劳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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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生产它本身的价格外)生产剩余价值，那末，它在工业中也象在农业中一样，生产剩余价值。但是，按照他们的体系，劳动只在一个生产部门即农业中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不是由劳动产生，而是由自然在这个部门的特殊活动(帮助)产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看来，农业劳动和其他种类的劳动不同，是生产劳动。
　　亚·斯密把工人的生活资料规定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1、因为他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这种混同被他以后的经济学家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他就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不言而喻，在社会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工人的生活资料和非工人的生活资料一样，材料也和劳动资料本身一样，必须由商品资本提供。
　　2、重农学派的见解混到斯密的分析中去了，虽然这种见解，是同他的阐述的内在部分即真正科学的部分相矛盾的。
　　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劳动力包含在内。)只有在这个形式上，预付资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代替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的劳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产资本的其他要素，同原料和役畜的生活资料是没有区别的。斯密以此为根据，效法重农学派，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把它们相提并论。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生活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本其他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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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样，只能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它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可能多于它原有的价值。生活资料和原料、半成品等等一样，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固定资本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资料(至少对支付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来说)全部消耗在它参与制造的产品中，从而它的价值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而固定资本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预付在劳动力(或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现在只是在物质方面，而不是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方面，同生产资本其他的物质要素相区别。这部分生产资本只是由于它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一部分(斯密统称为“材料”)一起归到流动资本的范畴，而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另一个归到固定资本范畴的部分相区别。
　　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反，和产品物质形成要素的一部分(原料等等)一样具有流动性，这种情况和资本的可变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同不变部分相反的作用绝对无关。问题仅仅在于，这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必须用什么方式以流通为媒介，由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更新、从而再生产出来。劳动力的购买和再购买，属于流通过程。但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才会由一个已定的不变的量，转化为一个可变的量(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资本家)；并且始终只是由于这一点，预付的价值才转化为资本价值，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如果象斯密那样，不是把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而是把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价值，规定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那就不可能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这部分资本是和投在产品物质形成要素上的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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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一定义，被掩埋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就周转来说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这种掩埋由于不是把劳动力，而是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而最终完成。至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用货币预付还是直接用生活资料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后一种情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自然只能是例外。【亚·斯密怎样阻碍自己去理解劳动力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他象重农学派那样把工人的劳动和役畜的劳动相提并论的下面这句话来证明，他说：“不仅他的<租地农场主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第2篇第5章第243页)。】
　　这样，由于亚·斯密所下的流动资本的定义，被确定为对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这是重农学派的定义，但没有重农学派的前提，——他就幸运地使他的后继者不可能理解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部分。他本人在别处作过的更深刻和正确的阐述并没有取胜，他的这个谬误占了上风。以后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认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在于，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且还认为，流动资本的本质的定义在于，它是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资本。由此自然就得出了劳动基金的学说，所谓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劳动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定全部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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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李嘉图
　　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到第三卷才谈。
　　但是，原来的糊涂观念一开始就表现为下面这种轻率的并列：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
　　试问，这两种资本是什么？回答是：
　　“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柯布与道格拉斯能够将这两者对产出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著名的柯-道生产函数。参见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倘若这种结合的比例只有一种可能，那么柯布和道格拉斯的回归分析就会由于完全共线性而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显然认为劳动力与固定资本之间是“比例”关系，而不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替代”关系。这是李嘉图比柯布和道格拉斯等现代庸俗经济学家高明的地方。
　　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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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方面把流动资本同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不是从价值增殖过程——不是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得出的，而是从流通过程得出的(斯密的旧有的混乱)，就出现了双重错误的规定。
　　第一，把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组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后一种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差别；相反，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而在考察流通过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期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只涉及资本预付的期间。如果我们不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构，而是从已有的现象出发来考察，那末，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合而为一了。当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进行分配时，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例如固定资本的不同寿命)和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从而也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的流通)，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发生同等的作用。
　　第二，从流通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材料和工资，即流动资本。但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即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第1卷第23章第2节)来说，在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中，是劳动资料多，劳动材料少，还是劳动材料多，劳动资料少，这是毫无关系的，一切都取决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比例。反之，从流通过程来看，也就是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来看，一定价值量的流动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劳动材料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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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同样是没有关系的。从一个观点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归在同一范畴，而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相对立。从另一个观点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归在一起，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声不响地保留着的那种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就会站不住脚。李嘉图有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被柯布和道格拉斯排除了。参阅文献同上。
　　这里必须指出，用政治经济学的话来说，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是按不同的期限预付的，这要看他例如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工资而定。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工人按一周，一个月，或三个月，把他的劳动预付给资本家的，这要看他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得到一次工资而定。如果资本家是购买劳动力，不是事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按每日，每周，每月，或每三个月给工人预支工资，那才谈得上按这个期限进行了预付。既然他是在劳动已经持续数日，数周，数月之后才支付，不是购买劳动，不是按劳动要持续的期间支付，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颠倒。工人以劳动形式对资本家的预付，竟然变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对工人的预付。至于资本家只有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根据制造产品所需的时间的长短，也根据产品流通所需的时间的长短，——才能够实现产品本身或从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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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收回它的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那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而且我们常常看到，资本家已经得到商品的预付款了，也就是已经预先实现产品本身的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了，也还要等工人完成产品之后一段时间才支付相应的工资。有时即使已经将产品卖出去，并且收回货币了，也要拖后很久才支付工人的工资。商品的买者想怎样处置商品，这和卖者毫无关系。资本家购买机器时，不会因为他必须一次预付机器的全部价值，而这个价值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流通中流回，就能用较便宜的价钱得到这台机器。资本家购买棉花时，也不会因为它的价值会全部加入由它制成的产品的价值，从而全部一次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而对棉花支付较高的价钱。
　　让我们回过来谈李嘉图。
　　1、可变资本的特征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因此它本身是不变的)资本部分，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假定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虽然在这里工资是等于、大于还是小于劳动力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和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而劳动力不仅再生产它自己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即原来不存在的，没有用任何等价物买来的价值。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这个具有特征的属性，使这部分资本作为可变资本而和不变资本完全不同。如果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只是从流通过程来考察，这样它就作为流动资本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固定资本相对立，那末，这个属性就会消失。这一点已经由下面的事实表示出来：这时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就会在流动资本项目内和不变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部分合在一起，而和不变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部分相对立。在这里，剩余价值，也就是那个使所投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就完全被忽视了。同样，下列事实也被忽视了：由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是新生产的(从而也是实际再生产的)，而由原料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却不是新生产的，不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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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再生产的，而只是维持、保存在产品价值中的，因而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现在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观点看，区别就仅仅在于：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因此，一般地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留到补偿。另一方面，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原料等等)的价值却全部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全部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就这一点来说，从流通过程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一定量预付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得到的再补偿。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还是一次进行。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被抹杀了。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区别(而商品流通当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价值有关)；而共有一种特别的流通方式的，是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的这种做法，即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混同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并且不加批判地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沿用这种做法。在现代资本家所使用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及无形资产等，其中固定资产的含义与固定资本差不多，但属于固定资本的土地使用权则算作无形资产。而流动资产则除了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外，还包含非生产资本的流通资本，如货币和已经生产出来尚未销售出去的产品，及一些债权等，但不包括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大概是因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常常是由工人预付的，只好以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等名目归于负债而非资产。这种会计学是建立在资本家个人的感受上，而不是正当的经济理论分析之上。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不加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全部一次地通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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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区别开来。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
　　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密的这种混同，对李嘉图来说，不仅比对以后的辩护论者更加令人烦恼(对他们来说，混淆概念并不是什么令人烦恼的事)，而且比对亚·斯密本人更加令人烦恼，因为李嘉图和斯密相反，更合乎逻辑地、更鲜明地阐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维护亚·斯密的内在部分，而反对亚·斯密的外在部分。
　　这种混同是重农学派所没有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只关系到资本(专指农业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再生产期间；他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持的见解，则是他们理论中一个和这种区分无关的部分，而且是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要点提出的。他们不是从资本本身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是认为只有在资本的一定生产领域即农业中才形成剩余价值。
　　2、在可变资本的定义中，——从而对任何一个价值额转化为资本来说，——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变的)价值量同创造价值的力相交换；用一个价值量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自行增殖相交换。资本家无论是用货币还是用生活资料付给工人，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的规定。这只是改变资本家所预付的价值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场合，这个价值以货币形式存在，由工人用这个货币自己到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在另一个场合，它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供工人直接消费。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以用货币付给工人报酬为前提，就象它一般地说以用流通过程作为媒介的生产过程为前提，从而以货币经济为前提一样。但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从而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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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产生于工资的或投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货币形式，也不是产生于它的实物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是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劳动资料固定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耐用程度，也就是取决于一种物理属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料损耗得快还是慢，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长还是短，要根据它的耐用程度而定。但是它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决不是仅仅由于这种耐用的物理属性。金属工厂中的原料，和用来进行生产的机器一样耐用，并且比这种机器上的某些由皮革、木头等等构成的部分更为耐用。尽管如此，用作原料的金属还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也许用同一金属制成的执行职能的劳动资料则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同一种金属在一个场合归入固定资本项目内，在另一个场合归入流动资本项目内，并不是由于物质的物理性质，并不是由于金属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相反，这种区别是由金属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产生的，它在一个场合是劳动对象，在另一个场合则是劳动资料。
　　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平均地说，要求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不断重新地在反复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它的物质较为耐用是由它的职能规定的。但是，它由以制成的物质的耐用性本身，不会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同一种物质，如果是原料，就成为流动资本；而在那些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的经济学家看来，同一种物质，同一台机器，作为产品是流动资本，作为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
　　虽然使劳动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不是它由以制成的耐用的物质，但是它作为劳动资料所起的作用，要求它由比较耐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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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因此，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的物质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使它具有固定性的大小程度也不同，因此和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仅仅从流动资本的观点加以考察，也就是和固定资本对立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既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那末，就象劳动资料的物质现实性是它的固定资本性质的重要基础一样。自然会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物质现实性，得出它的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然后再由可变资本的物质现实性规定流动资本。
　　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资本家用死的、物化的劳动来和它交换，把它并入他的资本，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价值才转化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资本家并不出卖这种自行增殖的力。这种力和他的劳动资料一样，始终只是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决不象他所出售的成品那样，是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当作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是作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立，同样，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也不是作为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相一致；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这二者都是作为物的因素和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相对立。不把工人当人看，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特点之一。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二者都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相对立。或者，如果这里指的是那种影响流通过程的物质差别，那末，这种差别只是：从价值(它不外是已经物化的劳动)的性质和从发挥作用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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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外是正在物化的劳动)的性质中得出，劳动力在它执行职能期间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力方面表现为运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劳动力的产品方面，在静止的形式上，表现为已经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力发生作用之后，资本就不再是一方面由劳动力和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现在是加到产品中的价值(+剩余价值)。为了使过程反复进行，产品必须出售，由此得到的货币要不断地重新购买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资本。于是，这就使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一样，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
　　相反地，如果把流动资本的这个次要的、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所共有的规定，看作是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看作后者的本质规定的，是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全部转移到由于消费了劳动力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而不象固定资本那样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必须全部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那末，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物质上也就必然不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而是由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也就是由进入工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资本构成，即由生活资料构成。这样，固定资本是由损坏得较慢，因而可以补偿得较慢的劳动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则是由必须补偿得较快的生活资料构成。
　　然而，损坏快慢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
　　“工人消费的食物和衣服，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建筑物，他劳动时使用的工具，都是会损环的。但是，这些不同资本的耐用时间却大有差别：蒸汽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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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耐久，船比工人的衣服耐久，工人的衣服又比他所消费的食物耐久。”
　　在这里，李嘉图忘记说到工人居住的房屋，他的家具，他的消费工具如刀叉器皿等等，它们都具有和劳动资料同样的耐久性。同一些物品，同一类物品，在这里表现为消费资料，在那里表现为劳动资料。
　　按李嘉图的说法，区别就是：
　　“有的资本损耗得快，必须经常再生产，有的资本消费得慢，根据这种情况，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
　　他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种区分不是本质的区分，其中不能划出明确的界线。”
　　这样一来，我们又幸运地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在他们看来，“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就是消费时间上的区别，因而，也就是所使用资本的再生产时间上的区别。不过，在他们那里成为社会生产上的重要现象，并且在《经济表》中和流通过程相联系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了一种主观上的区别，如李嘉图自己所说的，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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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区别。
　　既然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只在于它的流通期间，既然前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后一部分由劳动资料构成，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只是损坏得快，而且前者本身在损坏的快慢上也是不同的，所以，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任何独特的区别，就自然都被抹杀了。
　　这一点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完全矛盾的，和他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也是完全矛盾的。他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一般只是限于说明，同量资本投在不同生产部门时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比例对价值规律会发生什么影响，并且由这种情况引起的工资涨落对价格会发生多大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有限的研究中，他也由于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犯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他的研究是从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出发的。这就是：1、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可以列入流动资本项目内，所以，对流动资本本身的规定，特别是对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之所以列入这个项目内的条件，就作了错误的阐述。2、把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这一规定，同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那一规定混同起来。
　　本来很清楚，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是流动资本这一规定，是一种次要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它在生产过程中的独特的区别被抹杀了；因为根据这个规定，一方面，投在劳动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等等上的资本具有同等意义；使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而为一的这个项目，完全忽视了那种同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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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的区别。另一方面，投在劳动上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这两部分资本虽然互相对立起来，但是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的生产，而是它们仅仅在不同的时间内把它们既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都是在于，投入商品生产过程的既定的价值，不管是工资、原料的价格，还是劳动资料的价格，怎样转移到产品中去，从而怎样通过产品而流通，通过产品的出售而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得到补偿。这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怎样”，在于这个价值的转移、从而流通的特殊方式。
　　预先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用生活资料支付，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格这个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在工资用货币支付时，显然，货币本身不会以生产资料那样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就是说，不会象生产资料那样，不仅使价值，而且使物质都进入生产过程。而如果把工人用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直接作为流动资本的物质形式和原料等等一起列入一个项目内，并和劳动资料相对立，那末，这就使事情具有另一种外观。一些物品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去，而另一些物品即生活资料的价值则在把它们消费掉的劳动力中再现，并通过劳动力的作用同样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同样都是生产中预付的价值在产品中的单纯再现。(重农学派信守这一点，因此否认工业劳动会创造剩余价值。现代庸俗经济学以为，长期利润为零。)例如，威兰德在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话中说道：
　　“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再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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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去的资本价值，都同样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幸运地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就完全被掩盖起来。
　　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例如，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这个定义，是一个引起矛盾和混乱的经院式的定义。我们在论述劳动过程时(第1卷第5章)已经指出，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究竟是充当劳动资料，充当劳动材料，还是充当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它们当时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的职能。同样，劳动资料也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固定资本：第一，生产过程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而生产资料一般地说是资本，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即社会性；第二，劳动资料以一种特殊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否则，它们仍然是劳动资料，而不是固定资本。同样，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虽然不是劳动资料，但是如果它按照和大部分劳动资料一样的特殊方式来转移价值，那它也成为固定资本。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如果认为生活资料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具有成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属性，那末，“维持劳动”，也就成为这种“流动”资本的性质了。于是，就以为生活资料要不是“资本”，它就不能维持劳动力。其实，生活资料的资本性质，恰恰使生活资料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即通过别人的劳动来维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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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活资料本身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工资以后，——那就会进一步得出结论：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工人的人数和一定量流动资本的比例。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爱用的论点，事实上，工人从市场上取得的生活资料量和资本家占有的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量，取决于剩余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比例。
　　李嘉图和巴顿一样，到处都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关系，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关系。我们以后会看到，这种混同怎样使他对利润率的研究走上歧途。
　　李嘉图还把在周转中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等同起来：
　　“还必须指出，流动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前者把小麦播在地里，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收回；后者把小麦磨成面粉，制成面包卖给顾客，一周之内就能自由地用他的资本重新开始同一事业或开始任何别的事业。”
　　在这里，具有特征的是：小麦——虽然它作为谷种不是充当生活资料，而是充当原料——第一，是流动资本，因为它本身是生活资料，第二，是固定资本，因为它流回的时间要经过一年。然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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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产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并不只是流回的快慢，而且是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一定的方式。
　　亚·斯密造成的混乱，引起了如下的结果：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被混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区别。例如，同一台机器，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是流动资本，并入生产过程时，则是固定资本。在这里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种资本会比另一种资本更为固定或更为流动。
　　2、一切流动资本，都和投在工资上的或要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等同起来。约翰·斯·穆勒等人就是这样。
　　3、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在巴顿、李嘉图等人那里，已经同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最后完全归结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例如在拉姆赛那里就是这样。在拉姆赛看来，一切生产资料，原料等等，和劳动资料一样，是固定资本，只有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才是流动资本。但是，正因为作了这样的归结，所以就不可能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真正区别。
　　4、最近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例如麦克劳德、帕特森等人，他们用银行伙计的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一切事物，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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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 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的工作日一样长，比如说十小时的劳动过程。在一个部门，每天，每周提供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一台机车。在一个场合，产品具有可分离的性质，每天或每周都重新开始同样的劳动。在另一个场合，劳动过程是连续的，包括好多个每天的劳动过程，它们互相结合，连续操作，要经过较长时间才提供一件成品。尽管每天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是一样的，但生产行为的持续时间，即为提供一件成品，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市场，从而使它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却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和这里的问题无关。即使两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完全相同，上述差别也还会存在。
　　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而且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也会发生，因为所要提供的产品的规模有大有小。建筑一所普通住宅比建筑一个大工厂需要的时间少，因而需要的连续劳动过程也少。制造一台机车需要三个月，制造一艘装甲舰则需要一年或数年。谷物的生产需要将近一年，牛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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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需要几年，木材的生产可长达12年到100年。一条农村土路也许几个月就可以修好，而一条铁路却要几年才能建成；织一条普通地毯也许需要一周，而织一条戈比林壁毯则需要几年，等等。因此，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在现代财务分析中，常常将某个企业的财务周转指标与该行业的同类平均指标相比较。这样做是考虑到不同行业有其行业特点，但是也要注意，同一行业中也存在不同的情况，不宜盲目比较。
　　显然，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时候，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假定机器纺纱厂和机车制造厂使用同量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相同，资本的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分割也相同，最后，工作日一样长，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也一样。其次，为了把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并且和当前问题无关的一切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假定，棉纱和机车二者都是按照订货生产的，而且在成品交货的时候得到贷款。一周以后，纺纱厂主交付棉纱，收回他投入的流动资本和包含在棉纱价值中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在这里，我们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能够重新用同一个资本去重复同一个循环。这个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周转。机车制造厂主却必须在三个月内，每周都把新的资本投在工资和原料上，并且只有过了三个月，机车交货以后，在此期间为制造同一个商品而在同一个生产行为中逐渐投入的流动资本，才再处于一种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循环的形式；同样地，机器在这三个月内的磨损对他来说这时才得到补偿。所以，一个是一周的投资；另一个是一周投资的十二倍。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一个人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必须是另一个人的十二倍。
　　每周预付资本相等，在这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无论预付资本的量有多少，这个资本在被重新用来经营，用来反复从事相同的经营，或开始另一种经营以前，在一个场合，仅仅是预付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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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场合，则预付十二周。
　　周转速度的差别，或单个资本在同一个资本价值又能在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或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起作用以前所必须预付的时间长短的差别，在这里，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
　　假定制造一台机车或任何一台机器要花费100个工作日。对纺纱厂和机器制造厂所使用的工人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同样是一个非连续的(可分离的)量，按照假定，是由100个依次进行的、各自分开的十小时劳动过程构成。但对产品即对机器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却是一个连续的量，一个1000个劳动小时的工作日，一个单一的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这种由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联系的工作日构成的工作日，我称为劳动期间。我们讲工作日，指的是工人每天必须耗费劳动力，每天必须劳动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我们讲劳动期间，指的是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互相联系的工作日的数目。在这里，每个工作日的产品只是局部产品，它每天继续被加工，到一个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结束的时候，才取得完成的形态，成为一个完成的使用价值。如果象现代庸俗经济学所主张的物品或死劳动也创造价值并且此价值应归资本家所有，那么工人在第1个工作日所完成的局部工作所物化的死劳动将参与第2个工作日的价值创造，并且作为第2个工作日的活劳动的对立面，为资本家谋取利益。以此类推，工人在前99个工作日所完成的局部工作所物化的死劳动将参与最后第100个工作日的价值创造，并且作为第100个工作日的活劳动的对立面，为资本家谋取利益。而且由于在99个工作日中物化的死劳动要远远多于在1个工作日中物化的死劳动，于是工人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所得就应当远远小于其在第一个工作日的所得，除非最后一个工作日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第一个工作日创造的价值。这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决不会同意用极低的价格卖掉前99个工作日的生产成果，也就是说，不会承认最后一个工作日创造了大部分的价值，虽然白痴会以为让他吃饱肚子的是最后一口饭，但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白痴。同时，工人的工资在这样的两个工作日中并没有什么差别。可见，资本家还是感觉到了死劳动的价值只是在堆积和转移，而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出于维护他自身的阶级利益，不会对这一点予以公开的承认，反而要求其在经济学方面的代理人——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构造一套颠倒黑白的说辞。
　　因此，社会生产过程的中断、紊乱(例如发生危机)，对于具有可分离性质的劳动产品和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联系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在一个场合，今天的一定量棉纱、煤炭等等的生产，不必由明天的棉纱、煤炭等等新的生产接续起来。但船舶、建筑物、铁路等等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不仅劳动会中断，而且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也会中断。如果工程不继续进行，已经在生产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白白地耗费。即使以后工程恢复了，它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也会不断损坏。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那一口饭才具有较大的功效。由于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联系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的抗风险能力较弱，风险较大，因而在一般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对其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要略高于对具有可分离性质的劳动产品的投资的平均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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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劳动期间，固定资本每天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层层堆积起来，直到产品完成。这里同时也显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实际重要性。固定资本是为较长时间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也许要经过许多年才有更新的必要。蒸汽机是每天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棉纱这种可分离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中去，还是在三个月内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机车这种连续生产行为的产品中去，这对购买蒸汽机所必需的资本支出毫无影响。在一个场合，它的价值是零星地，比如说，每周流回一次，在另一个场合，却是比较大量地，比如说，每三个月流回一次。但在这两个场合，蒸汽机也许要经过二十年才更新。蒸汽机的价值在每一个劳动期间经过产品出售而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只要每个期间比蒸汽机本身存在的期间短，同一台蒸汽机就会在若干劳动期间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
　　预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就不是这样。为这一周购买的劳动力已经在这一周耗费掉，并且已经物化在产品中。它必须在周末得到报酬。这种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支出，在三个月内必须每周重复，但这部分资本在这一周的支出，并不能使资本家在下一周不购买劳动。每周必须有新的追加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如果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资本家每周零星地支付工资，他仍然需要有支付三个月工资的能力。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也是这样。劳动一层层堆积到产品中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已经耗费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不断转移到产品中去，不过，是转移到未完成的产品中去，这种产品还不具备完成的商品的形态，所以还不能流通。由原料和辅助材料一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资本价值，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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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制造产品时所应达到的有用效果，使劳动期间有长有短。根据这个期间的长短，必须不断追加流动资本(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这个流动资本中，没有任何部分处于可以流通的形式，因此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用来更新同一经营。相反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相继作为正在形成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固定在生产领域内，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但是，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因此，生产时间的延长，和流通时间的延长一样，会减慢周转的速度。然而目前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延长。例如，第一周预付在劳动、原料等等上面的资本，和固定资本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一样，在整整三个月期间，束缚在生产领域，并入一个正在形成但尚未完成的产品中去，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
　　第二，因为生产行为所必需的劳动期间要持续三个月，实际上这个期间只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劳动过程，所以，必须不断地每周都有一些新的流动资本加到以前投入的部分中去。因此，相继预付的追加资本的量，随着劳动期间的延长而增加。
　　我们曾经假定，在纺纱业和机器制造业中投入同量的资本，它们按相同的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按相同的比例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工作日也一样长，总之，除劳动期间的持续时间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第一周，二者的支出是一样的，但是纺纱业主的产品已经可以出售，并且可以用所得的货款购买新的劳动力和新的原料等等，总之，生产可以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机器制造厂主却要在三个月以后，在他的产品制成以后，才能把第一周用掉的流动资本再转化为货币，用它来重新开始经营。这就是说，第一，所投资本量相同，但回流不同。第二，虽然纺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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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器制造业在三个月内使用同量的生产资本，但对纺纱业主和机器制造业主来说，资本支出的量完全不同，因为在一个场合，同一资本很快就更新，因而能够重新反复相同的经营；在另一个场合，资本的更新则比较缓慢，因而在更新期限到来以前，必须不断地把新的资本量追加到旧资本量中去。因此，不仅资本一定部分的更新时间或预付时间长短不一，根据劳动过程的长短来预付的资本量也大小不等(虽然每天或每周使用的资本相同)。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和下一章所要考察的情况一样，预付时间可以延长，而预付资本量不必因此按比例增加。资本必须为较长的时间而预付，而且一个较大的资本量要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
　　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例如，在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要分期垫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是按照房屋的生产过程的进度，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他的职业是为市场建筑整排的房屋或市区，就象单个资本家作为承包人从事铁路建筑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怎样使伦敦的房屋建筑业发生变革，可以用1857年一个建筑业主在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词来说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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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青年时代，房屋大都是定造的，建筑费用在建筑的某些阶段完工时分期付给建筑业主。为投机而建筑的现象很少发生；建筑业主这样做，主要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工人经常有活干，而不致于散伙。近四十年来，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定造房屋的现象是极少有的。需要新房屋的人，可以在为投机而建成或正在建筑的房屋中，挑选一栋。建筑业主不再是为顾客，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和任何其他产业家完全一样，他必须在市场上有完成的商品。以前，一个建筑业主为了投机，也许同时建筑三四栋房屋；现在，他却必须购买(也就是大陆上所说的，通常以九十九年为期租用)大块地皮，在上面建筑一二百栋房屋，因此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人的财产二十倍到五十倍。这笔基金用抵押的办法借来；钱会按照每栋房屋建筑的进度，付给建筑业主。一旦发生危机，分期垫款就会停止支付，整个企业通常就会停顿；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现在，任何一个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几乎整个贝尔格雷维埃和泰伯尼厄以及伦敦郊区成千上万的别墅，都是用估计有人需要房屋这种投机办法建筑起来的。(《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第1部分摘要，1857年证词第5413—5418、5435—5436号)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部分并没有考虑到这种“估计有人需要”而进行的生产。从而，作为其核心理念——均衡的大厦，也是建立在这种并不可靠的“估计”的沙滩上。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完全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才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但不言而喻，生产上的预付资本是否属于它的使用者，这对周转速度和周转时间是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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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
　　有些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例如，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造船技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但是，这些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流动资本预付时间的改良，通常与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可以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大批工人，并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在这里，周转时间由于预付资本的增加而缩短了。在所有这些场合必须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更多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指挥下结合起来。
　　劳动期间的缩短通常和在较短时间内预付更大的资本联系在一起，这样，预付资本的量就随着预付时间的缩短而增加。因此，这里必须注意，撇开现有的社会资本量不说，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对它们的支配权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已达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当信用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时，它就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缩短。同样的现有社会资本量，可以有不同的积聚程度。而这种积聚程度又受到信用和无政府状态的极大影响。从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均衡只是偶然的和瞬时的，不均衡则是必然的和几乎时时的。
　　在有些生产部门，劳动期间不管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总是由一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所以不能用上述方法来缩短。
　　“较快的周转这一用语，对谷物种植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一年只能周转一次。至于牲畜，我们只要问：两年生和三年生的羊，四年生和五年生的牛的周转是怎样加速的？”(威·瓦尔特·古德《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各种谬论》1866年伦敦版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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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必须预先准备现金(例如为了缴纳赋税、地租等固定费用)，就用下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严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出售和屠宰尚未达到经济标准年龄的牲畜；结果也就引起了肉类价格的上涨。
　　“那些过去主要是饲养牲畜的人，在夏季供应中部各郡的牧场，在冬季供应东部各郡的牲畜栏……这种人已经因谷物价格的波动和下跌而变得贫困不堪，所以很高兴能够从黄油和干酪的高价中得到好处；他们每周把黄油拿到市场去卖，以抵补日常开支，又用干酪从采购商(干酪一旦可以搬运，他就把它运走，价格当然由他决定)那里取得垫款。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农业要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支配，所以，以前从制奶地区送到南方去饲养的小牛，现在往往出世不过八天到十天，就在北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及其他邻近的各大城市的屠宰场被大批宰掉。如果麦芽不上税，那就不仅租地农场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的幼畜可以养得大些和重些，而且没有养母牛的人，也可以用麦芽代替牛奶来饲养小牛了；目前幼畜奇缺的情况，也就可以大大避免了。现在，如果我们劝这些小租地农场主饲养小牛，他们就会说：我们很清楚，用牛奶饲养小牛是合算的，但是第一，我们必须垫现钱，这我们办不到；第二，我们要等很久，才能把钱收回，而制奶可以立即把钱收回。”(同上，第11、12页)
　　如果资本周转的延长对英国的小租地农场主已经有这样大的影响，那就不难理解，它在大陆的小农中间必然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
　　随着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增加，也就是随着制成可流通的商品所必需的时间的增加，从固定资本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就会堆积起来，并且这个价值部分的回流会延滞下来。但是，这种延滞不会引起固定资本的新的支出。机器总是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不管它的磨损的补偿以货币形式流回得慢还是快。流动资本却不是这样。不仅资本必须按照劳动期间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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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束缚在较长的时间内；而且新的资本必须不断预付在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延滞的回流对于这两种资本的影响也不同。不管回流是慢是快，固定资本总是继续发挥作用。而流动资本则相反，如果它束缚在未出售或未完成的即还不能出售的产品形式上，同时又没有现成的追加资本，使它在实物形式上实行更新，那末在回流延滞的时候，它会失去执行职能的能力。
　　“当农民要饿死的时候，他的牲畜却正上膘。雨下得很多，牧草长得很茂盛。印度农民在肥牛旁边快要饿死了。迷信的戒律对个人来说好象是残酷无情的，但有保存社会的作用；役畜的保存，保证了农业的继续，这样也就保证了未来生计和财富的源泉。在印度，人的补充比牛的补充容易，这听起来似乎是残酷而悲惨的，但情况确是如此。”(《答复，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第4号第44页)
　　把这种情况和《摩拏法典》第十章第六十二节的一句话比较一下：
　　“为保存一个僧侣或一头母牛而无代价地牺牲生命……可以保证这些出身卑贱的种族得救。”在落后的社会里，人不如牛；在“先进”的社会里，人不如机器等一切具有价值的物品，除了其本人以外。这就是某些人的经济学原理。
　　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照料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供一定的用途，却是可能的。贝克韦尔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以前，英国羊，象直到1855年法国羊一样，不满四年或五年是不能宰的。按照贝克韦尔的一套方法，一年生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迭奚勒·格兰居的租地农场主贝克韦尔，由于精心选种，使羊的骨胳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的这种羊叫做新莱斯特。
　　“饲养牲畜的人现在用以前养成一头羊的时间，可以养成三头来供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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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而且这种羊长肉最多的部位发育得更宽大浑圆了。它们的全部重量几乎纯粹是肉。”(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版第20页)
　　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只能按极不相同的程度适用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不会抵销不同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差别。再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由于采用新工具机，制成一台机车所必需的劳动期间可以绝对地缩短。但是，如果由于纺纱过程的改良，每天或每周提供的成品更迅速地增加了，那末，制造机器的劳动期间，同纺纱的劳动期间相比较，还是相对地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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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但是反过来，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是劳动时间。
　　这里指的不是受劳动力本身的自然界限制约的劳动过程的中断，虽然我们说过，只是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等等在劳动过程休止时闲置不用这一情况，就已经成为超出自然界限来延长劳动过程和实行日夜班劳动的动机之一。这里指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但受产品的性质和制造产品的方式本身制约的那种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例如，榨出来的葡萄汁，先要有一个发酵时期，然后再存放一个时期，酒味才醇。在许多产业部门，产品要经过一个干燥过程，例如陶器业，或者，把产品置于一定条件下，使它的化学性质发生变化，例如漂白业。冬季作物大概要九个月才成熟。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劳动过程几乎完全中断。在造林方面，播种和必要的预备劳动结束以后，也许要过100年，种子才变为成品；在这全部时间内，相对地说，是用不着花多少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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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大部分生产时间内只是间或需要加入追加劳动。前一章已经指出，必须有追加资本和劳动加入已经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这种情况也会在这里发生，不过有时间长短不一的中断。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预付资本的生产时间由两个期间构成：第一个期间，资本处在劳动过程中；第二个期间，资本的存在形式——未完成的产品的形式——不是处在劳动过程中，而是受自然过程的支配。这两个期间是否有时会互相交错和互相穿插，对问题没有任何影响。劳动期间和生产期间在这里是不一致的。生产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是，产品只有到生产期间结束以后，才能完成、成熟，因而才能从生产资本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所以，资本的周转期间，也要根据不是由劳动时间构成的那段生产时间的长度来延长。如果超过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不是象谷物的成熟，橡树的成长等等那样，由固定的自然规律决定，那末，资本周转期间就往往可以通过生产时间的人为的缩短而或多或少地缩短。例如，用化学漂白法代替草场漂白法，在干燥过程上采用更有效的干燥机。又如制革业，旧的方法将鞣酸浸入皮内，需要六个月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新的方法使用抽气机，只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49页])关于仅仅由自然过程占据的生产时间可以人为地缩短问题，铁的生产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生铁炼钢史，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在这100年间，炼钢法由1780年前后发现的搅拌炼铁法，变为现代贝氏炼钢法和以后采用的各种最新方法。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了，不过固定资本的投资也相应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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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美国的鞋楦制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子。在这里，相当大一部分非生产费用之所以耗费，是由于木材要储存18个月才能干燥。这样，制成的鞋楦以后才不会收缩、走样。在这期间，木材不经过任何其他劳动过程。因此，所投资本的周转期间不仅决定于鞋楦制造本身所需的时间，而且也决定于木材放在那里等待干燥的时间。木材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停留18个月，才能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这个例子同时还说明，由于不是在流通领域内发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全部流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时间可以多么不同。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我们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冬季作物平均九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象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只有牛奶、干酪等副产品，可以在较短的期间继续生产和出售。而劳动时间却象下面所说的一样：
　　“考虑到气候和其他有影响的情况，德国各地的工作日数目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劳动期间：春季期间从三月中或四月初到五月中，约50到60个工作日；夏季期间从六月初到八月底，约65到80个工作日；秋季期间从九月初到十月底，或到十一月中或十一月底，约55到75个工作日。至于冬季，要指出的只是那些要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各种劳动，例如运输肥料、木材、货物、建筑材料，等等。”(弗·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年德骚版第160页)
　　因此，气候越是不利，农业劳动期间，从而资本和劳动的支出，就越是紧缩在短时期内。以俄国为例。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区，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可以想象，假如俄国欧洲地区的6500万人口中，竟有5000万人在必须停止一切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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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冬季的六个月或八个月中无所事事，俄国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他们也因而有精力四处侵略。除了有20万农民在俄国的10500家工厂劳动，农村到处都发展了自己的家庭工业。有些村庄，那里所有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织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彼得堡等省份，情况更是这样。附带说一下，这种家庭工业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迫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了；例如，织工使用的经纱和纬纱，由商人直接供给或者通过包买主得到。(《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5年第8号第86、87页节录，希望当今中国的驻外使馆也有类似的报告，以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习别人的长处，促进双方的经贸往来。并希望这种报告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得到。)在这里可以看到，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样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副业又怎样成为当初以商人身分挤进去的资本家的据点。后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我们以后会看到，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销，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
　　在大部分真正的工业部门，采矿业、运输业等等，生产是均衡地进行的，劳动时间年年相同，撇开价格波动、生产停滞等等反常的中断现象不说，进入每天流通过程的资本的支出，是均衡地分配的。同样，在市场关系的其他条件不变时，流动资本的回流或更新，也是均衡地分配在一年的各个时期。但在劳动时间只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的那些投资部门，流动资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个不同时期是极不均衡的，而回流只是按自然条件所规定的时间一次完成。因此，如果生产规模相同，也就是说，预付流动资本的量相同，和那些有连续劳动期间的生产部门相比，这些生产部门就必须为更长的时间一次预付更大量的资本。在这里，固定资本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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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在生产中实际执行职能的时间也显然不同。由于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有差别，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使用时间，当然也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不断发生中断，例如在农业方面，役畜、农具和机器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固定资本由役畜构成，在饲料等等方面需要的支出，不干活时和干活时需要的支出一样，或几乎一样。至于死的劳动资料，它不使用也会造成某种贬值。因此，产品一般说来就会变贵，因为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是按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而是按固定资本丧失价值的时间计算的。在这些生产部门，固定资本的闲置，不管是否同日常费用结合在一起，都是它的正常使用的一个条件，如同纺纱业会损失一定量的棉花一样；在按正常技术条件进行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非生产地、但又是不可避免地要支出的劳动力，都和生产支出的劳动力一样计算。每一种改良，只要会减少在劳动资料、原料和劳动力上的非生产支出，也就会降低产品的价值。但同时有助于扩大生产，增加产品的数量。
　　在农业中，既有较长的劳动期间，又有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之间的巨大差别。关于这一点，霍吉斯金说得对：
　　“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虽然在这里他没有把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区别开来}，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人的命运。”(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47页注)
　　在农业中，有些方法，一方面使工资和劳动资料的支出在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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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比较均衡地分配，一方面使周转缩短，比如进行多种作物的生产，从而能在全年获得多种收成的情况，就是如此。但这些方法都要求增加预付在生产上的即投在工资、肥料、种子等等上的流动资本。有休闲地的三圃制改为没有休闲地的轮作制的情况就是这样。弗兰德的间作制也是这样。
　　“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砂土地带有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象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
　　除了根茎植物，在这方面还可以种植三叶草和其他饲料植物。温室大棚使得原来冬季不适宜田间生产的地方在冬季也可以进行生产，并能抗拒一定的天气灾害。
　　“农艺一旦达到转向园艺的程度，当然就要求有比较大量的投资。在英国，一公顷土地的投资按250法郎计算。在弗兰德，我们的农民也许会认为，一公顷投资500法郎都太少了。”(艾米尔·德·拉弗勒《论比利时农村经济》1863年布鲁塞尔版第59、60、63页)
　　最后，我们以造林为例。
　　“木材生产，同大多数其他生产的区别主要在于：木材生产靠自然力独自发生作用，在天然更新的情况下，不需要人力和资本力。其次，即使是人工更新，人力和资本力的支出，同自然力的作用相比，也是极小的。此外，在不长庄稼或种庄稼实在不合算的土壤和地方，森林还是可以茂盛生长的。但是，造林要成为一种正规化的经济，就比种庄稼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因为面积小，就不能合理地采伐森林，几乎不能利用副产品，森林保护就更加困难，等等。但是，生产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它超出私人经营的计划范围，有时甚至超出人的寿命期限。为购买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资本，”
{在公社生产的情况下，不需要这种资本；问题只是在于公社从耕地和牧场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业生产}
“只有经过长时期以后，才会获得有益的成果，并且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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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对有些种类的树木来说，需要150年才能完全周转一次。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十倍到四十倍。因此，没有别的收入、不拥有大片森林地带的人，就不能经营正规化的林业”(基尔霍夫，第58页)。但他们可以把别处的森林作为活树储备，而把本地的森林伐光，然后再转战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资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前面引用的基尔霍夫的那段话中，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
　　“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十倍到四十倍。”
　　这就是说，一次周转需要十年到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中国由私人负责的山林经营，都是见效快的果林，而不是需要150年生长期的树林。而且经营中国山林的私人大多是农民而不是资本家。
　　畜牧业也是这样。一部分牲畜群(牲畜储备)留在生产过程中，另一部分则作为年产品出售。在这里，只有一部分资本每年周转一次，如同固定资本——机器、役畜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虽然这个资本是较长时间内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因此会延长总资本的周转，但在范畴的意义上，它并不是固定资本。
　　这里所说的储备——一定量的活树或活畜——相对地说是处在生产过程中(同时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按照它的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在正常的经营中，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储备总是处在这个形式上。
　　另一种储备也对周转发生类似的影响。它只形成可能的生产资本，但是由于经营的性质，必须有或多或少的量积累着，因此必须在较长的时间内为生产而预付，尽管它只是逐渐进入现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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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例如肥料，在运到地里以前，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谷物、干草等等以及用在牲畜生产上的饲料储备，也属于这一类。
　　“相当大一部分经营资本，保存在农场储备中。但是，如果不是适当地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妥善保存这些储备，它们的价值就会多少受到损失。甚至仅仅由于管理不善，农场的一部分产品储备会全部损失掉。由于这个缘故，对粮仓、草料房和地窖的管理，要特别小心；储存室必须经常关好，还要保持清洁和通风，等等。粮食以及其他保管着的收获物，要经常适当地翻一翻；马铃薯和萝卜，要防止霜冻，防止水浸和腐烂。”(同上，第292页)“在计算农场本身的需要，特别是饲养牲畜的需要时，必须按产品数量和用途进行分配，因此，不仅要考虑到满足需要，而且要考虑到留有适当的储备，以防万一。一旦发觉不能完全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需要，首先要想到，能否用别的产品(代用品)或比较便宜的东西来弥补不足。例如，干草缺乏时可用根茎植物掺上秸杆来弥补。总之，要始终注意各种产品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并且由此确定消费。例如，如果燕麦比较贵，豌豆和黑麦比较便宜，就可用豌豆或黑麦代替一部分燕麦来喂马，而把由此省下的燕麦卖掉，从中得利。”(同上，第300页)
　　以前在考察储备形成的时候已经指出，必须有一定量的、或大或小的可能的生产资本，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定量的要用在生产上的生产资料处于或大或小的储备状态，以便逐渐进入生产过程。同时还指出，对一定的企业或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种生产储备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经典的存货模型中，这种生产储备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采购成本和仓储成本的大小。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必须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最低限额，从而对于资本预付时间的长短，对于一次预付的资本量的大小，都会产生影响。这个资本量因此也会影响周转，但它取决于流动资本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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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储备形式上的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既然这种停滞是由迅速补偿的可能性的大小，由市场情况等等决定的，那末，它本身也就受流通时间，受流通领域内的情况的制约。
　　“其次，手工工具、筛、篮、绳、车油、钉之类的用具或附件，越是不容易在近处马上买到，就越是要储存起来，以备随时替换。最后，每年冬季都应该仔细检查全部用具，并立即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理。而这些用具的储备一般说来应有多少，主要看当地情况而定。附近没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比当地或附近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要有更多的储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一次购置大量必需的储备品，只要选择了适当的时机，通常是能够由于买得便宜而得到好处的；当然，流动的经营资本会由此而一下子被抽去一个较大的金额，这在企业经营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基尔霍夫，第301页)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可以有种种极不相同的情形。有时，流动资本在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前，已经处在生产时间内(鞋楦制造)；有时，流动资本在通过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后，仍然处在生产时间内(葡萄酒、谷种)；有时，生产时间间或有劳动时间插进来(农业、造林)；有时，能流通的产品的很小一部分进入常年的流通，而大部分仍然处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造林和畜牧业)；流动资本必须以可能的生产资本形式投入的时间的长短，从而，这个资本一次投入的量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种类(农业)，部分地取决于市场远近等等，总之，取决于流通领域内的情况。
　　我们以后(在第三卷)会看到，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等人企图把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的生产时间说成和劳动时间是一致的，结果导致多么荒谬的理论。而这种企图本身又来源于对价值理论的错误应用。
　　我们以前考察的周转周期，是由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因为这个周期包括或长或短好几年，所以它也包括固定资本的若干的年周转或一年内反复进行的周转。
　　在农业中，这样的周转周期起因于轮作制。
　　“租期的持续时间无论如何不能短于采用轮作制所需的周转时间，因此，采用三圃制总是按3年、6年、9年等等计算的。在采用有全休耕地的三圃制时，同一块地，在6年中，只耕作4次，在耕作年度内，轮种冬季作物和夏季作物，而且，在土质所要求或许可的情况下，还轮种小麦和黑麦，大麦和燕麦。不同种类的谷物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产量有多有少，各有不同的价值，并且按不同的价格出售。因此，同一块地的产量在每一个耕作年度是不同的，周期的前一半<前3年>也和后一半不同。甚至各个周期的平均产量也各不相同，因为产量不仅取决于土质，而且还取决于当年的气候，价格也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以整个周期为6年的平均收获和平均价格来计算一块地的产量，我们就得到周期前一半和后一半的一年的总产量。但是，如果只按周期的一半即3年来计算，情形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时总产量也会不同。由此可见，在采用三圃制时，租期至少要定为6年。但是，租佃者和出租者总是很希望把租期确定为基础租期的若干倍{原文如此！}，也就是说，在采用三圃制时，不定为6年，而定为12年、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采用七圃制时，不定为7年，而定为14年、28年。”(基尔霍夫，第117、118页)
　　{在这里，手稿中写着：“英国的轮作制。这里要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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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我们以前考察的一切情况，引起了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的周转期间的差别，从而也引起了资本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的差别。这些情况都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发生的，例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劳动期间的差别等等。但是，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它的生产时间和它的流通时间之和。因此，不言而喻，流通时间的长短不一会造成周转时间，从而造成周转期间的长短不一。只要拿两个不同的投资作比较，假定其他一切影响周转的条件都相同，只是流通时间不同，或者，考察一定量资本，假定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已定，劳动期间已定等等，只是流通时间是可变的，那末情况就显得清清楚楚了。
　　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是由出售时间，即资本处在商品资本状态的期间构成的。流通时间，从而整个周转期间，是按照这个时间的相对的长短而延长或缩短的。由于保管费用等等，追加的资本支出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出售成品所需的时间，对同一个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家来说，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它不仅对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量来说，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各个独立的资本即实际上只是投入同一个生产领域的总资本的独立部分来说，也是极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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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一个单个资本的出售期间，随着市场情况的一般变动或者随着特殊生产部门的市场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那些会使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期间产生差别的情况，即使它们单个地发生作用(例如，假定一个资本家有机会比他的竞争对手卖得更快，或者比另一个资本家采用更多的方法来缩短劳动期间)，同样会使处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周转产生差别。
　　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如果商品按订货生产，就要停留到交货的时候；如果不是按订货生产，那末，在商品运往市场的时间上，还要加上商品在市场上等候出售的时间。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或向不同的市场移动的同一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由于移动而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轮船，缩短了商品的移动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商品到达远近港口的时间。相对的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往往是缩小了。不过，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一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还会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此外还应指出，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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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便宜得多。当时火车有了较大的发展，而汽车还不行。)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不仅交通工具的数量增多了，比如说，许多条船同时驶向同一个港口，好几辆列车在相同的两地之间同时沿着不同的铁路线行驶，而且例如货船在一周内，按不同的日期，依次由利物浦开往纽约，或者，货车在一天内按不同的钟点由曼彻斯特开往伦敦。当然，在运输工具的效率已定时，绝对的速度——因而流通时间的这个部分——并不会由于最后这种情况而发生变化。但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可以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起运，这样，它们可以连绵不断地到达市场，不需要在实际运出以前，作为可能的商品资本大量堆积起来。因此，资本的回流也就每隔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发生，以致有一部分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商品资本流通。由于回流在若干连续的期间之内发生，总流通时间就缩短了，因而周转也缩短了。首先是运输工具的运行次数增加，例如，一方面，一条铁路的列车次数，随着生产地点生产的增加，随着它变为较大的生产中心而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是面向现有的销售市场，也就是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港等等的。另一方面，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因为资本周转是由流通时间决定的)，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市场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同时，生产地点和销售地点的位置还会移动和变迁，因为交通工具发生变化，二者的相对位置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一个生产地点，由于处在大路或运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另一个生产地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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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因此，运输工具的变化，在商品的流通时间，买和卖的机会等方面造成地点差别，或者使已有的地点差别再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对资本周转的重要性，可以从各地工商业代表和铁路公司的争吵中得到证明。(例如，见前面引用的铁道委员会的蓝皮书。)
　　因此，凡是按其产品性质来说主要靠在当地找销路的生产部门，例如啤酒业，在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会得到最大规模的发展。在这里，由于资本周转更为迅速，一些生产条件(例如建筑用地等等)的昂贵就部分地得到补偿。
　　如果从一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末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
　　商品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运载过程的相对长度，不仅会在流通时间的第一部分即出售时间上引起差别，而且也会在第二部分即由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也就是购买时间上引起差别。以运往印度的商品为例，运一次要历时四个月。假定出售时间等于零，也就是说，假定运去的商品是订货，货物一交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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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代理人就得到货款。送回货币(在这里，不论以什么形式送回都一样)又要历时四个月。因此，同一个资本要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重新开始相同的经营，共需历时八个月。由此引起的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海外贸易，象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
　　“1847年的危机，使当时的银行业和商业能够把印度和中国的汇兑习惯<这两国和欧洲之间的汇兑期限>由发票后十个月，减为见票后六个月；二十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票后四个月，或者作为第一步先减为见票后四个月。帆船从加尔各答经由好望角到伦敦，平均不到90天。见票后四个月的汇兑习惯，等于比如说150天的时间。现在通行的见票后六个月的汇兑习惯，就等于比如说210天的时间。”(1866年6月16日《伦敦经济学家》)
　　而另一方面：
　　“巴西的汇兑习惯，仍然是见票后两个月和三个月；安特卫普<向伦敦>发出的票据，以发票后三个月为期，甚至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向伦敦发出的票据，也要以三个月和更长的时间为期。由于一种默契，商人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即使不能在为商品开的票据到期之前，也能在票据到期时实现他的商品。因此，印度票据的汇兑习惯并不过分。印度货物在伦敦出售，通常定为三个月。如果还把出售所需要的一些时间算进去，它的实现不能少于五个月，而从印度买货直到在英国货栈交货，平均又要经过五个月。这样，就要有一个十个月的期间，而为这种商品开的票据的期限，却不超过七个月。”(同上，1866年6月30日)“1866年7月2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的伦敦五家大银行和巴黎贴现银行发出通告说，自1867年1月1日起，它们在东方的分行和代办所只买卖见票后不超过四个月的票据。”(同上，1866年7月7日)
　　不过，这种缩减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再取消。(从那时起，苏伊士运河已经使这一切改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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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商品流通时间的延长使销售市场上价格变动的风险增加了，因为能够发生价格变动的时期延长了。因此，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对产业资本家来说，不仅加快了资本周转，而且减少了投资风险。
　　流通时间的差别，一方面个别地出现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之间，一方面也出现在由于不立即支付现款而有不同支付习惯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这种差别是由买和卖的支付期限不同引起的。这一点，对信用制度来说很重要，但这里就不再谈了。
　　周转时间的差别也是由供货契约的范围引起的。契约范围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一同扩大。作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易的供货契约，是一种与市场即流通领域有关的业务。因此，由此引起的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由流通领域引起的，不过这种差别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生产领域，而且把所有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在现金支付的情况下也影响生产领域。例如，煤炭、棉花、棉纱等等是可分离的产品。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是，如果纺纱厂主或者采矿业主接受一项供应一定量产品的契约，这个产品量需要一个比如四周或六周连续进行的工作日的期间才能生产出来，那末，对资本预付的时间来说，就完全象在这个劳动过程中采用了一个四周或六周连续不断的劳动期间一样。当然，这里要假定，全部订货必须一次交清，或者全部交清以后才能得到货款。因此，单个地考察，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是，这种成品量毕竟只是契约规定的供应量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订货的已经完成的部分不再处于生产过程中，那末，它仍然只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存放在栈房里。
　　现在我们来考察流通时间的第二段时间：购买时间，或者说，资本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时间。在这期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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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或短或长的时间停留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因而，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地处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尽管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要素构成的。例如，某一个企业的全部预付资本中，必须有n×100镑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这样，n×100镑的所有组成部分要继续不断地转化为生产资本，而这个货币额却又不断地从流通、从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的流入得到补充。因此，预付资本的一定价值部分，不断地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即处于不是属于生产领域，而是属于流通领域的形式。
　　我们说过，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而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
　　其次，关于商品的购买，我们说过(第6章)，购买时间、原料主要供应地距离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
　　大批原料按或长或短的周期投入市场，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发生类似的影响。例如，在伦敦，控制着羊毛市场的羊毛大拍卖，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而棉花市场由一个收获期到下一个收获期，虽然不总是均衡地，但大体上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更新的。这类周期决定这些原料的主要购买日期，并且特别会对于使资本按或长或短的期间预付在生产要素上的投机性购买发生影响，就象所生产商品的性质会对于有意地使产品在或长或短的期间保留可能的商品资本形式的投机性行为发生影响完全一样。
　　“农民多少也得是个投机家，所以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留下自己的产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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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接着说了一些一般的原则。
　　“但是产品的销售，主要还取决于人、产品本身以及地点。一个老练而走运并且有足够的经营资本的人，如果在价格非常便宜时，把他获得的收成存放了一年，是不会受到责备的。反之，一个缺少经营资本或者根本不会投机的人，就只想得到通常的平均价格，因而一有机会，就非推销出去不可。羊毛存放一年以上，几乎总是要带来损失，而谷物和油料作物的种子，保存几年，也不会损害它们的特性和质量。象油料作物的种子、忽布花、起绒草这类产品，通常会在短时期内大涨大落，所以，在价格远远低于生产价格的年份，把它们保存起来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有些东西每天需要有维持费用，如肥育的牲畜，或者，有些东西容易腐烂，如水果、马铃薯等等，那就千万不要耽误出售。在有些地方，一种产品在一个季节的平均价格最低，而在另一个季节的平均价格又最高。例如，有些地方，谷物的平均价格，在圣马丁节前后比在圣诞节到复活节要低。还有一些产品，在某些地方，只是在一定的时候才行销，例如有些地方的羊毛市场上的羊毛就是这样，在那里，过了时候，羊毛生意通常是清淡的……”(基尔霍夫，第302页)
　　货币是在流通时间的后半段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在考察这一段时，我们不仅是考察这种转化本身，不仅是考察由出售产品的市场距离决定的货币回流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要考察预付资本有多大一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货币资本的状态。
　　撇开所有的投机不说，需要购买多少那些必须不断作为生产储备来存放的商品，这取决于这种储备更新的时间，从而取决于那些本身又受市场条件决定的、因而对不同的原料等等来说也是各不相同的情况；因此，这里必须随时一次预付大量的货币。按照资本周转的时间，货币流回有快有慢，但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其中一部分，即再转化为工资的部分，同样不断地经过较短的期间再支出。但是，另一部分，即要再转化为原料等等的部分，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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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的期间积累起来，作为准备金，或用于购买或用于支付。因此，它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尽管它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数量是变化不定的。
　　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另一些情况——不管它们发生在生产过程还是流通过程——怎样使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以货币形式存在。但是应该指出，经济学家总爱忘记，企业所需资本的一部分不仅不断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而且这一资本的各个部分不断地同时具有这三种形式，尽管这些部分的相对量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学家爱忘记的，特别是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部分，虽然正是这种情况对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十分必要，因而这种情况本身在实践中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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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在这一章和后面的第十六章，我们要考察周转时间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
　　假定有一个商品资本，比如说是一个9周劳动期间的产品。我们暂且不谈由固定资本的平均损耗追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和在生产过程中追加到产品中去的剩余价值，这样，这个产品的价值就等于生产这个产品时预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工资和生产这个产品时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假定这个价值=900镑，这样，每周的支出是100镑。在这里，周期的生产时间同劳动期间一致，因此也是9周。不管我们假定的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产品的劳动期间，还是一个可分离的产品的连续的劳动期间，只要一次运到市场上去的可分离的产品的量要花费9周劳动，情况都一样。再假定流通时间持续3周。那末，整个周转期间就要持续12周。在9周完了以后，预付生产资本转化成商品资本了，但是它还有3周留在流通期间内。因此，新的生产期间要到第13周开始时才开始。生产要停顿3周，或者说，要停顿整个周转期间的1/4。不管我们假定这3周期间是出售产品平均所需的时间，还是假定这段时间要由市场的远近或由所出售的商品的支付期限来决定，情况也都是一样。每3个月中，生产要停顿3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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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一年中要停顿4×3=12周=3个月=年周转期间的1/4。因此，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只有两种办法可行。
　　或者是缩小生产的规模，使900镑足以在第一个周转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内使劳动继续进行。这样，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束以前，第二个劳动期间，从而第二个周转期间，在第10周就开始了，因为周转期间是12周，而劳动期间是9周。把900镑分配在12周，每周是75镑。第一，很清楚，一个这样缩小的企业规模，以固定资本规模的变化，总之以企业设备的缩小为前提。第二，这种缩小究竟有没有可能，也还成问题，因为按照不同企业中生产的发展，投资有一个标准最低限额，达不到这个限额，一个企业就没有竞争能力。这个标准最低限额本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因此不是固定的。但是，在每一次的标准最低限额和不断扩大的标准最高限额之间，有许多中间阶段，形成一个允许有极不相同的投资程度的中位。因此，在这个中位界限以内，也会发生缩小的现象，缩小的界限就是每一次的标准最低限额本身。——在生产遇到障碍，市场商品充斥，原料涨价等情况下，可以在固定资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时候，通过限制劳动时间的办法，比如说只劳动半天，来限制流动资本的正常支出；同样，在繁荣时期，又可以在固定资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时候，一方面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使流动资本异常扩大。对事先已经预计到这些变动的企业来说，可以一方面采用上面的方法，一方面同时使用大批工人，并且和动用后备固定资本例如铁路的后备机车等等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以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这种异常的变动就不予考察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假定价格固定，销售没有半点障碍，资本家按利润最大化选择了生产规模和相应的固定资产，并固定了生产量，以致于除非调整固定资产量，就不能调整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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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在这里，同一个流动资本的支出必须分配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是分配在9周，而是分配在12周。因此，在每一段既定的时间里，都有一个已经减少了的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由100减少到75，即减少1/4。在9周的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减少的总额=9×25=225镑，即900镑的1/4。但是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仍然是3/12=1/4。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要使生产在已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内不致中断，如果要使生产同时地、一周一周连续地进行，而这样做又没有特别的流动资本可用，那就只有缩小生产规模，减少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办到。现代庸俗经济学只考虑消费者的预算约束，而不考虑生产者的预算约束。大概是以为资本家总是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本。这样一来，就违背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资本稀缺论。这样为了使生产在流通时间内继续进行而游离出来的流动资本部分和全部预付流动资本之比，等于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前面已经指出，这里说的只适用于这一类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劳动过程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因而不象农业那样，要在不同劳动期间投入不同的资本额。
　　反过来说，如果企业的性质排除了缩小生产规模的可能性，从而也排除了减少每周要预付的流动资本的可能性，那末，只有追加流动资本才能使生产连续进行。在上例是追加300镑。在12周的周转期间内，要相继预付l200镑，300镑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就象3周是12周的四分之一一样。在9周的劳动期间结束以后，资本价值900镑就由生产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形式了。这个资本价值的劳动期间已经结束，但是下一个劳动期间不能用同一个资本来更新。当这个资本在这3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它所处的情况，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象它根本不存在一样。在这里，我们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因此假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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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只用他个人的资本来经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在完成了它的生产过程以后，要在流通过程停留3周，但这时有追加的投资300镑在执行职能，因此生产的连续进行不会中断。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下述各点：
　　第一，最初预付的资本900镑的劳动期间，9周以后就结束了，这个资本不再经过3周是不会流回的，即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才流回。但是，一个新的劳动期间会用追加的资本300镑立刻重新开始。正因为这样，生产过程才能连续进行。
　　第二，原有资本900镑的职能和第一个9周劳动期间结束后新追加的资本300镑(它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结束后，就直接开始第二个劳动期间)的职能，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截然分开的，或者至少能够这样分开，但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过程中就互相交叉起来。
　　让我们把问题说得具体些：
　　第一个周转期间12周。第一个劳动期间9用，其中预付资本的周转，在第13周开始时完成。最后3周有追加资本300镑执行职能，并且开始第二个9周的劳动期间。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13周开始的时候，已经有900镑流回，并且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周转。但是第二个劳动期间，由于追加300镑，在第10周就已经开始了；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劳动期间由于这300镑而完成了三分之一，300镑已经由生产资本转化为产品。因为只要再有6周就结束第二个劳动期间，所以流回的900镑资本只有三分之二，即只有600镑，能够加入第二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这样，原来的900镑就有300镑游离出来，和第一个劳动期间的追加资本300镑起相同的作用。在第二个周期期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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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末，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了。投在其中的资本900镑在3周以后流回，也就是在第二个12周的周转期间的第9周末流回。在3周流通时间内，有游离资本300镑加入。资本900镑的第三个劳动期间，就是用这300镑，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7周，或一年的第19周开始。
　　第三个周转期间。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9周末，有900镑重新流回。但是第三个劳动期间已经在前一个周转期间的第7周开始了，并且已经通过了6周。这样，它只要再持续3周。因此，在流回的900镑中，只有300镑加入生产过程。第四个劳动期间填满这个周转期间的其余9周。这样，在一年的第37周，就同时开始了第四个周转期间和第五个劳动期间。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定：劳动期间为5周，流通期间为5周，因而周转期间为10周；一年按50周计算，每周的资本支出是100镑。这样，劳动期间需要有流动资本500镑，流通时间也需要追加资本500镑。劳动期间和周转时间如下：
　　┌────┬──────┬─────┬──────┐
　　│劳动期间│　　周　　　│　商品(镑)│　回流时间　│
　　├────┼──────┼─────┼──────┤
　　│　　1 　│　　1—5　　│　　500 　│　　第10周末│
　　│　　2 　│　　6—10　 │　　500 　│　　第15周末│
　　│　　3 　│　　11—15　│　　500 　│　　第20周末│
　　│　　4 　│　　16—20　│　　500 　│　　第25周末│
　　│　　5 　│　　21—25　│　　500 　│　　第30周末│
　　　　　　　　　　　　　　　　　　　　　　　依此类推　
　　如果流通时间=0，因而周转期间等于劳动期间，那末一年内周转的次数就等于劳动期间的次数。在劳动期间为5周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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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次数=50/5=10，周转资本的价值=500×10=5000。表中假定流通时间为5周，因此每年也生产价值5000镑的商品，但其中的1/10=500镑总是处在商品资本的状态，要经过5周才能流回。这样，到年终，第十个劳动期间(即第46—50劳动周)的产品，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一半，因为它的流通时间要算在下一年的最初5周。
　　让我们再举第三个例子：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时间为3周，劳动过程中每周预付100镑。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6周。在第6周末，有600镑商品资本，它在第9周末流回。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7—12周。在第7—9周，预付了300镑追加资本。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其中300镑，在第10—12周预付。因此，在第12周末，有现金300镑；有商品资本600镑，它在第15周末流回。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3—18周。在第13—15周，预付了上述的300镑，然后流回600镑，其中300镑是在第16—18周预付的。在第18周末，有现金300镑；有商品资本600镑，它在第21周末流回(有关这个情况的更详细的叙述，见本章后面第II节)。
　　因此，9个劳动期间(=54周)生产了商品600×9=5400镑。在第九个劳动期间结束时，资本家有现金300镑，商品600镑，但这些商品还没有完成它们的流通时间。
　　比较一下这三个例子，我们就发觉，第一，只有在第二例中，500镑资本I和500镑追加资本II会依次交替，因此这两个资本部分的运动总是分别进行的。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作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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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假定，即假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形成周转期间的相等的两半。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不管周转期间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不相同，这两个资本的运动，正象在第一例和第三例中那样，从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就互相交叉。追加资本II与资本I的一部分结合起来，成为第二个周转期间内执行职能的资本，而资本I的余额游离出来，执行资本II原来的职能。在商品资本流通时间内发生作用的资本，在这里不是原来为这个目的而预付的资本II，但它具有和后者相同的价值，并且在全部预付资本中形成相同的部分。
　　第二，已经在劳动期间执行职能的资本，在流通时间闲置下来。在第二例中，资本在5周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在5周流通时间内闲置下来。因此，资本I在一年内全部闲置的时间是半年。于是有追加资本II在这个时间内出现。拿当前的例子来说，资本II也会闲置半年。但是，必需用来保持流通时间内生产的连续性的追加资本，不是由一年内流通时间的总量或总数决定的，而只是由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决定的。(当然，这里假定全部周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在第二例中，所需的追加资本是500镑，不是2500镑。简单地说，这是由于以下事实：追加资本和原来预付的资本一样加入周转，因此，也完全和后者一样由它的周转次数来补偿它的数量。
　　第三，如果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也不会改变这里考察的情况。当然，总周转期间会因此延长，但是劳动过程不会因为周转的这种延长，需要有追加资本。追加资本只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劳动过程中因流通时间而引起的空隙填补起来；因此，追加资本应当保证生产不受流通时间引起的干扰的影响。那些由特殊的生产条件引起的干扰，则用别的方法去排除，用不着在这里考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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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业，只是断断续续地、靠订货来进行生产，因此，在各个劳动期间之间可能发生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追加资本的必要性也就相应地消失了。另一方面，就大多数季节劳动的情况来看，回流时间又有一定的界限。同一个劳动不能用同一个资本在下一年进行更新，如果这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在这个期间还没有结束的话。但是流通时间也能比从一个生产期间到下一个生产期间的间隔期短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就会闲置，除非它另有用途。
　　第四，为一个劳动期间而预付的资本，例如第三例的600镑，一部分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投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储备上，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一部分投在可变的流动资本上，投在劳动本身的报酬上。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的那一部分，可以不按相同的时间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例如整个劳动期间用的原料可以不必都准备好；煤炭可以每两周购买一次。但是——因为这里还是把信用除外——这部分资本，不以生产储备的形式供人利用，就要以货币形式供人利用，以便需要时转化为生产储备。它丝毫不会影响这个为6周而预付的不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的大小。另一方面，——把应付意外支出的货币储备和用来排除干扰的真正准备金撇开不说，——工资要按较短的期间支付，通常是每周一次。因此，除非资本家强迫工人按较长时间预付他的劳动，否则支付工资所必需的资本就要以货币形式准备好。所以，资本流回时，一部分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付劳动报酬，而另一部分可以转化为生产储备。
　　追加资本完全要象原有资本一样进行分配。但是这个资本和资本I的区别(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在于：它不参加资本I的第一个劳动期间，但还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的整个期间内就必须预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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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自己的劳动期间内供人利用。在这个时间内，这个资本至少可以有一部分已经转化为不变的流动资本，为整个周转期间预付。这个资本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取得这个不变的流动资本形式，或者说，在这种转化成为必要以前，有多大一部分保持追加货币资本形式，则部分地取决于一定生产部门的特殊生产条件，部分地取决于当地的情况，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等等价格的波动。这里撇开了信用关系，否则还会部分地取决于信用体系的状况。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另一方面，至于资本II中要预付在工资上的那部分，它总是按照各个较短劳动期间已经完成并支付报酬的程度，逐渐转化为劳动力。所以，资本II的这一部分，要在整个劳动期间内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直到它由于转化为劳动力而参加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的时候为止。
　　因此，为了把资本I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加资本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
　　在资本由于流通时间而需要分割成两部分，即第一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资本和流通时间所需的补充资本，而这种分割不是由于投资的增加，而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缩小所造成的场合，不论在以生产储备形式预付方面，还是在以货币储备形式预付方面，都同样会发生上段所说的情况。和生产规模相比，束缚在货币形式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就增加得更多。
　　总的说来，资本这样分为原有生产资本和追加资本，其结果就是：各个劳动期间有不间断的连续性，预付资本的一个等量部分作为生产资本不断地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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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是500镑。因为劳动期间=5周，所以全年按50周计算，就有10个劳动期间。因此，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产品是lO×500=5000镑。从生产过程内直接地、不间断地发生作用的资本——一个500镑的资本价值——的观点来看，流通时间好象完全消失了。周转期间和劳动期间互相一致了；流通时间则=0。
　　相反地，如果500镑资本照例会因5周的流通时间而中断它的生产活动，以致要在包括10周的整个周转期间结束以后，才重新具有生产能力，那末，在一年的50周内，我们就只有5个10周的周转；其中有5个5周的生产期间，也就是说有25个生产周，总产品等于5×500=2500镑；有5个5周的流通时间，也就是说总流通时间也是25周。在这里，如果我们说：500镑资本一年周转5次，那末，显而易见，这500镑资本在每个周转期间的一半期间内，完全不是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它总共只有半年在执行职能，而另外半年根本不执行职能。
　　拿我们的例子来说，500镑补充资本会在这5个流通时间内加入，因而这个2500镑的周转就增长为一个5000镑的周转。但是现在预付的资本不是500镑，而是1000镑。5000除以1000等于5。因此，周转次数不是10，而是5。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计算的。但是，当说到1000镑资本一年周转5次时，在资本家的空虚的头脑中，流通时间就从记忆中消失了，于是形成一种混乱的观念，好象这个资本在依次进行的5次周转中，不断地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是，我们说这1000镑资本周转5次时，其中就包括着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事实上，如果1000镑真的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就应该是10000镑，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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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5000镑。但是要使1000镑继续处在生产过程中，也就必须预付2000镑。对于周转这个机构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如果考察存货中产成品的周转(率)就不会使流通时间从记忆中消失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资本论》对现代财务会计报表制度和财务分析方法进行改革，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握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体现存在着的问题，促进生产经营活动的改进。
　　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在周转期间的两部分即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时，或者，在劳动期间大于或小于流通期间时，在周转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别；其次，应该研究，这对资本束缚在货币资本形式上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假定，在一切场合，每周的预付资本是100镑，周转期间是9周，因此，为每个周转期间预付的资本=900镑。
I、劳动期间等于流通期间
　　这种情况虽然实际上只是偶然的例外，但是必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这里关系表现得最简单、最明了。
　　两个资本(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I，和在资本I的流通期间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II)在它们的运动中会互相交替，而不会互相交叉。因此，除了第一个期间以外，这两个资本各自只为自己的周转期间而预付。假定周转期间和以下各例一样，都是9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就各为4 1/2周。于是我们得出如下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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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表
资本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
│　I. 1— 9　　　　│　　1—4 1/2　│　　450　　　 │　4 1/2— 9 │
│ II. 10—18　　　 │　10—13 1/2　│　　450　　　 │ 13 1/2—18 │
│III. 19—27　　　 │　19—22 1/2　│　　450　　　 │ 22 1/2—27 │
│ IV. 28—36　　　 │　28—31 1/2　│　　450　　　 │ 31 1/2—36 │
│ V. 37—45　　　　│　37—40 1/2　│　　450　　　 │ 40 1/2—45 │
│ VI. 46—(54)　 　│　46—49 1/2　│　　450　　　 │49 1/2—(54)│
【属于第二周转年度的各周，都放在括号里面。】
资本I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
│　I. 4 1/2-13 1/2 │　　4 1/2- 9　│　　450　　　 │　10-13 1/2 │
│ II. 13 1/2-22 1/2│　13 1/2-18　 │　　450　　　 │　19-22 1/2 │
│III. 22 1/2-31 1/2│　22 1/2-27　 │　　450　　　 │ 28-31 1/2　│
│ IV. 31 1/2-40 1/2│　31 1/2-36　 │　　450　　　 │ 37-40 1/2　│
│ V. 40 1/2-49 1/2 │　40 1/2-45　 │　　450　　　 │ 46-49 1/2　│
│VI.49 1/2-(58 1/2)│　49 1/2-(54) │　　450　　　 │(55-58 1/2) │
　　在这里，我们假定一年为51周。在51周内，资本I通过了六个完整的劳动期间，生产商品6×450=2700镑。资本II在五个完整的劳动期间内，生产商品5×450=2250镑。此外，资本II又在一年最后的1 1/2周(第50周中间到第51周末)生产商品150镑。——51周的总产品为5100镑。就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来说，因为只有在劳动期间生产剩余价值，所以总资本900镑好象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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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5 2/3次(5 2/3×900=5100镑)。但是，既然我们考察实际的周转，那末，资本I是周转了5 2/3次，因为在第51周末，它还要有3周才能完成第六个周转期间；5 2/3×450=2550镑。而资本II只周转了5 1/6次，因为它才完成了第六个周转期间的1 1/2周，也就是还有7 1/2周要列入第二年；5 1/6×450=2325镑。所以，实际的周转总额=4875镑。比前面的5100镑少了225镑。这是因为资本II少周转了5 2/3-5 1/6=1/2次(1/2×450=225镑)。
　　让我们把资本I和资本II作为两个互相完全独立的资本来考察。它们在自己的运动中是完全独立的；这两个运动互相补充，只是因为它们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直接互相交替。它们可以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属于不同资本家的资本。
　　资本I已经通过五个完整的周转期间和第六个周转期间的三分之二。到年终时，它处于商品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的正常的实现还需要3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能进入生产过程。它执行着商品资本的职能：它流通着。它只通过了最后一个周转期间的2/3。这个情况可以表达如下：它只周转了一次的2/3，它的总价值只有2/3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周转。我们说450镑在9周内周转一次，也就是说300镑在6周内周转一次。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忽略了周转时间的两个特别不同的组成部分的有机关系。说预付资本450镑已经周转5 2/3次，这种表达方式的精确意思只在于：资本已经通达过了五次完整的周转，但第六个周转只通过了2/3。另一方面，周转资本=预付资本的5 2/3倍，用上例来说，就是=5 2/3×450镑=2550镑；这种说法的正确就在于：如果这450镑资本没有另一个450镑资本来补充，那末，它实际上必须有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处在流通过程中。如果周转时间要用周转资本的量来表达，那它就总是只能用一个现有价值的量(实际上就是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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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品的量)来表达。不是全部预付资本处于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状态，这一情况表明：其中只有一部分处于能够从事生产的状态，或者说，为了要处于连续生产的状态，资本必须按照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的相互比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不断处于生产期间，另一部分则不断处于流通期间。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同一个规律：不断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量由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之比决定。
　　在我们假定为年终的第51周末，资本II有150镑预付在未完成产品的生产上。另一部分则处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原料等等——的形式，也就是说，处于能够作为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形式。还有第三部分是处于货币形式，这部分至少足以支付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3周)的工资，不过这种工资要到每周周末才支付。这部分资本，在新的一年开始时，也就是在一个新的周转周期开始时，虽然不是处于生产资本的形式，而是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能参加生产过程，但是在新的周转开始时，仍然有流动的可变资本，即活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力虽然在劳动期间(比如说每周)开始时购买并被消耗掉，但是它的报酬要到周末才支付。在这里，货币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它作为货币仍然留在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劳动力，货币要转化成的商品，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因此，同一个资本价值在这里是双重出现的。所以在资产负债表的右侧负债栏内要列入“应付工资”项，以消除对资产的重复计算。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劳动期间，那末
　　资本I生产　　6　×450=2700镑
　　资本II生产 5 1/3×450=2400镑
　　　合　计　 5 2/3×900=5100镑
因此，全部预付资本900镑，在一年内就有5 2/3次作为生产资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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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至于是450镑不断地处在生产过程，另外450镑不断地处在流通过程这样互相交替，还是900镑先有4 1/2周在生产过程，再有4 1/2周在流通过程执行职能，这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周转期间，那末，
　　资本I的周转额是5 2/3×450=2550镑
　　资本II的周转额是5 1/6×450=2325镑
　　因此，总资本的周转额是5 5/12×900=4875镑。
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资本I和资本II的周转额之和除以资本I和资本II之和。
　　应该指出，资本I和资本II，即使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也只是预付在同一个生产领域的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因此，如果这个生产领域内的社会资本只是由I和II构成，那末，对同一个私人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I和II适用的计算，也同样适用于这个领域的社会资本的周转。进一步说，社会总资本投在任何一个特别生产领域内的每一部分，也可以这样计算。不过归根结底，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不同生产领域内的周转资本额除以这些生产领域内的预付资本额。
　　其次应该指出，正象同一个私人企业的资本I和资本II，严格地说在这里有不同的周转年度(因为资本II的周转周期比资本I的周转周期晚开始4 1/2周，因而资本I的周转年度比资本II的周转年度早完成4 1/2周)一样，同一个生产领域内的各个不同的私人资本，也是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开始它们的营业，从而也在一年的不同时间完成它们的年周转。但是我们以上对资本I和II所使用的平均计算法，在这里也足以把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的周转年度，还原成一个相同的周转年度。
299
II、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资本I和资本II的劳动期间和周转期间会互相交叉，而不会互相交替。同时这里还发生资本游离。这种情况是以上考察的场合所没有的。
　　但是和以前一样，无论如何下述情况不变：1、全部预付资本的劳动期间的数目，等于预付资本两个部分的年产品的价值之和除以全部预付资本。2、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两个周转额之和除以两个预付资本之和。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这样考察这两部分资本，就好象它们是在完成彼此完全独立的周转运动。
　　我们再假定每周要在劳动过程内预付100镑。劳动期间持续6周，每个劳动期间都需要预付600镑(资本I)。流通期间3周；因此，周转期间和以前一样，是9周。在资本I的3周流通期间内，资本II300镑加入。如果我们把二者看作是彼此独立的资本，那末，年周转的图表如下：
第II表
资本I 600镑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
│　I. 1- 9　　　 　│　　1-6　 　　│　　600　　　 │　7- 9　 　 │
│ II. 10-18　　 　 │　10-15　　 　│　　600　　　 │ 16-18 　　 │
│III. 19-27 　　　 │　19-24　 　　│　　600　　　 │ 25-27　 　 │
│ IV. 28-36　 　　 │　28-33　 　　│　　600　　　 │ 34-36　 　 │
│ V. 37-45　　 　　│　37-42　 　　│　　600　　　 │ 43-45　 　 │
│ VI. 46-(54) 　 　│　46-51　 　　│　　600　　　 │　(52-54) 　│
300
追加资本II 300镑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
│　I. 7-15　　　 　│　　7-9　 　　│　　300　　　 │ 10-15　 　 │
│ II. 16-24　　 　 │　16-18　　 　│　　300　　　 │ 19-24 　　 │
│III. 25-33 　　　 │　25-27　 　　│　　300　　　 │ 28-33　 　 │
│ IV. 34-42　 　　 │　34-36　 　　│　　300　　　 │ 37-42　 　 │
│ V. 43-51　　 　　│　43-45　 　　│　　300　　　 │ 46-51　 　 │
　　生产过程全年不间断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两个资本，I和II，完全分开。但是，为了要表明它们是分离的，就得把它们之间的现实的交叉和交错的现象划分开来，因此也要变更周转次数。按照上表，
　　资本I的周转额是5 2/3×600=3400镑
　　资本II的周转额是5×300=1500镑
　　因此，总资本的周转额是5 4/9×900=4900镑。
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现实的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同上表中的各个期间不是绝对一致的。上表主要是为了表明，这两个资本，I和II，是彼此独立的。
　　事实上，资本II没有任何特别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可以同资本I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分离开来。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期间为3周。既然资本II只有300镑，它就只能填补一个劳动期间的一部分。情况就是这样。在第6周末，有一个600镑的产品价值进入流通，并且在第9周末以货币形式流回。而资本II在第7周开始时发生作用，满足下一个劳动期间第7—9周的需要。但
301
是按照我们的假定，在第9周末，劳动期间只通过了一半。因此，在第10周开始时，刚则流回的资本I600镑重新发生作用，以其中的300镑填补第10—12周所必需的预付。第二个劳动期间就此结束。有一个600镑的产品价值处在流通中，它在第15周末流回；同时又有300镑原有资本II的资本额游离出来，可以在下一个劳动期间的前一半即在第13—15周执行职能。在此以后，又有600镑流回；其中300镑就足够用到这个劳动期间结束，另外3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因此，情况如下：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l—9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6周。资本I600镑执行职能。
　　第一个流通期间：第7—9周。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7—15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7—12周。
　　　　前一半：第7—9周。资本II300镑执行职能。第9周末，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资本I)。
　　　　后一半：第10—12周。资本I有300镑执行职能。资本I的另外300镑游离出来。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13—15周。
　　　　第15周末，有600镑(半数由资本I，半数由资本II构成)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三个周转期间：第13—21周。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3—18周。
　　　　前一半：第13—15周。游离出来的300镑开始执行职能。第15周末，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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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半：第16—18周。流回的600镑中，有300镑执行职能，另外300镑再游离出来。
　　第三个流通期间：第19—2l周。
　　　　在第21周末，又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在这600镑中，资本I和资本II现在是不可区分地融合在一起了。
　　按照这个方式，到第51周末，一个600镑的资本已通过八个完整的周转期间(I：第1—9周；II：第7—15周；III：第13—21周；IV：第19—27周；V：第25—33周；VI：第31—39周；VII：第37—45周；VIII：第43—51周)。但是因为第49—51周恰好是在第八个流通期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必须有300镑游离资本加入，以维持生产的进行。因此，在年终时，周转的情况如下：600镑已经完成了八个循环，周转额为4800镑。此外，最后3周(第49—51周)的产品，还只通过一个9周循环的三分之一，所以在周转额上只能作为它的资本额(300镑游离资本)的三分之一即100镑计算。所以，当51周的年产品=5100镑时，周转资本仅仅是4800+100=4900镑；全部预付资本900镑周转5 4/9次，因此和第I节所讲的情况相比就稍微多一些。
　　在当前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劳动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2/3，流通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1/3，因此，劳动时间是流通时间的简单倍数。现在要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是否也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种资本的游离。
　　我们假定劳动期间=5周，流通时间=4周，每周的资本预付是100镑。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1—9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5周。资本I=500镑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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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流通期间：第6—9周。第9周末，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6—14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6—10周。
　　　　前一段：第6—9周。资本II=400镑执行职能。第9周末，资本I=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后一段：第10周。在流回的500镑中，有100镑执行职能。其余4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11—14周。第14周末，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到第14周末为止的一段期间(第11—14周)，上述游离出来的400镑执行职能；于是从以后流回的500镑中，只需要100镑就可以满足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1—15周)的需要，以致还有400镑要游离出来用于第四个劳动期间。同样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反复发生；每个劳动期间开始时，都有400镑出现，足够满足前4周的需要。第4周末，会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其中只有100镑为最后一周所必需，其余400镑则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我们再假定：劳动期间是7周，资本I为700镑；流通期间是2周，资本II为200镑。
　　在这种场合，第一个周转期间是第1—9周，其中第一个劳动期间是第1—7周，预付700镑，第一个流通期间是第8—9周。第9周末，7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8—16周，其中包含第二个劳动期间，第
304
8—14周。其中第8周和第9周的需要，已经从资本II得到满足。在第9周末，上述的700镑流回；其中500镑到这个劳动期间(第10—14周)结束时被用完。2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第二个流通期间是第15—16周；第16周末，又有700镑流回。从此以后，相同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反复发生。前两周的资本需要，从前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200镑得到满足；第2周末又有700镑流回；但是劳动期间还只剩下5周，以致只能再消费500镑；因此，总有2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由此可见，在假定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场合，无论如何，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一个货币资本游离出来，它的量和那个为流通期间而预付的资本II的量相同。就以我们举的三个例子来说，资本II在第一例=300镑，在第二例=400镑，在第三例=200镑；与此相适应，在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资本，分别为300、400、200镑。
III、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我们首先再假定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其中劳动期间为3周，可供支配的资本I=300镑。流通期间为6周。这6周需要600镑追加资本，我们又把它分成两个资本，每个300镑，各填补一个劳动期间。这样，我们就有三个300镑的资本，其中总有300镑用于生产，有600镑处在流通中。
305
第III表
资本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
│　I. 1- 9　　　 　│　　1-3　 　　│　4- 9　 　 │
│ II. 10-18　　 　 │　10-12　　 　│ 13-18 　　 │
│III. 19-27 　　　 │　19-21　 　　│ 22-27　 　 │
│ IV. 28-36　 　　 │　28-30　 　　│ 31-36　 　 │
│ V. 37-45　　 　　│　37-39　 　　│ 40-45　 　 │
│ VI. 46-(54) 　 　│　46-48　 　　│　49-(54) 　│
资本I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
│　I. 4-12　　　 　│　　4-6　 　　│　7-12　 　 │
│ II. 13-21　　 　 │　13-15　　 　│ 16-21 　　 │
│III. 22-30 　　　 │　22-24　 　　│ 25-30　 　 │
│ IV. 31-39　 　　 │　31-33　 　　│ 34-39　 　 │
│ V. 40-48　　 　　│　40-42　 　　│ 43-48　 　 │
│ VI. 49-(57) 　 　│　49-51　 　　│　(52-57) 　│
资本II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
│　I. 7-15　　　 　│　　7-9　 　　│ 10-15　 　 │
│ II. 16-24　　 　 │　16-18　　 　│ 19-24 　　 │
│III. 25-33 　　　 │　25-27　 　　│ 28-33　 　 │
│ IV. 34-42　 　　 │　34-36　 　　│ 37-42　 　 │
│ V. 43-51　　 　　│　43-45　 　　│ 4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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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情形和第I节所讲的情形十分相似，区别只在于现在不是两个资本而是三个资本互相交替。各个资本并不互相交叉或交错；每一个资本都可以分别予以考察，直到年终。如同第I节所讲的那样，在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同样没有资本游离。资本I在第3周末全部预付出去；在第9周末全部流回，而在第10周开始时重新执行职能。资本II和资本III也是这样。有规则的、完全的交替排除着任何资本游离。
　　总周转的计算如下：
　　资本I　 300镑×5 2/3=1700镑
　　资本II　300镑×5 1/3=1600镑
　　资本III 300镑×5=1500镑
　　总资本　900镑×5 1/3=4800镑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准确的倍数；例如，劳动期间为4周，流通期间为5周；相应的资本额：资本I=400镑，资本II=400镑，资本III=100镑。我们只列举前三个周转。
第IV表
资本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
│　I. 1- 9　　　 　│　　1-4　 　　│　5- 9　 　 │
│ II. 9-17　　 　 │9、10-12　　　│ 13-17 　　 │
│III. 17-25 　　　 │17、18-20 　　│ 2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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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I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
│　I. 5-13　　　 　│　　5-8　 　　│　9-13　 　 │
│ II. 13-21　　 　 │13、14-16　　 │ 17-21 　　 │
│III. 21-29 　　　 │17、18-20 　　│ 25-29　 　 │
资本III
┌─────────┬───────┬──────┐
│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通期间(周)│
├─────────┼───────┼──────┤
│　I. 9-17　　　 　│　　　9　 　　│　10-17　　 │
│ II. 17-25　　 　 │　　　17　　　│ 18-25 　　 │
│III. 25-33 　　　 │　　　25　　　│ 26-33　 　 │
　　在这里，资本III没有独立的劳动期间，因为它只够用一周，所以当它的劳动期间和资本I的第一个劳动周互相一致时，就发生资本交错的现象。不过，正因为这样，在资本I和资本II的劳动期间结束时，都有一个与资本III相等的量100镑游离出来。如果这个资本III填补了资本I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和以后各个劳动期间的最初一周，而且在这最初一周结束时，全部资本I400镑又流回，那末资本I的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就只有3周时间，与此相应的资本支出是300镑。这样游离出来的100镑，足够用于紧跟着的资本II的劳动期间的第一周；在这一周末，全部资本II400镑流回；但是，因为这个已经开始的劳动期间只能再吸收300镑，所以在这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又有100镑游离出来；依此类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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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并且这个游离资本正好和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在所研究的一切情况中，我们都假定，在这里考察的任何一个企业中，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全年不变。如果我们要确定流通时间对周转和预付资本量的影响，这个假定是必要的。实际上这个假定并不是无条件适用的，而且往往是完全不适用的，不过这对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整个这一节里，我们只考察流动资本的周转，没有考察固定资本的周转。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同固定资本无关。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资料等等，只要它们的使用时间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长，只要它们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继续发生作用的时间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长，因而等于流动资本周转期间的n倍，那末，就只形成固定资本。不管这个由流动资本周转期间n倍形成的总时间长短如何，为这个时间而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这部分生产资本，都不会在这同一时间内重新预付。它继续以它的旧的使用形式执行职能。区别只是在于：按照流动资本每个周转期间的单个劳动期间的不同长短，固定资本把它的原价值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转移到这个劳动期间的产品中去；按照每一个周转期间内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的那部分价值就或快或慢地以货币形式流回。我们在这一节论述的对象即生产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的性质，是由这个资本部分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流动资本，在完成它的周转以前，即在它转化为商品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由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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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是不能用于一个新的劳动期间的。因此，为了使第一个劳动期间立即由第二个劳动期间继续下去，资本必须重新预付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并且它的量要足够填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所形成的空隙。正因为这样，流动资本的劳动期间的长短，对劳动过程的经营规模，对预付资本的分配以及对新的资本部分的追加，都发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一节所要考察的。
IV、结论
　　根据以上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A、为了使资本的一部分能够在其他部分处在流通期间的时候不断处在劳动期间，必须把资本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犹如不同的独立的私人资本，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互相交替。1、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间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时候；2、在流通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同时又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从而流通期间=n倍劳动期间，而n又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一个部分游离出来。
　　B、另一方面，在下述情况下，(1)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但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的时候，(2)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全部流动资本从第二个周转起，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一部分不断地、周期地游离出来。并且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和总资本中为流通期间预付的那部分资本相等；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的时候，则和那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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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C、由此可见，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的现象必然是例外。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此，大体说来，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概率为零。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
　　其次很清楚，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在B(2)的场合，这是因为全部预付资本增长了；在B(1)的场合，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流通期间的长度增加了，因此，在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这两个期间没有均匀的比例的场合，周转期间也会增长。
　　在前一个场合，比如说我们每周必须投资100镑。六周的劳动期间就需要600镑，三周的流通期间就需要300镑，合计900镑。这里不断地有300镑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每周投资300镑，那就有1800镑用于劳动期间，900镑用于流通期间，因此，周期地游离出来的，就不是300镑，而是900镑。
　　D、一个比如说900镑的总资本必须分成两部分，如上所述，600镑用于劳动期间，300镑用于流通期间。这样，实际投入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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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那一部分，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由900镑减为600镑，从而，生产规模也缩小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300镑执行职能，只是为了使劳动期间连续不断，以致全年的每一周都能有100镑投入劳动过程。
　　无论是600镑在6×8=48周内起作用(产品=4800镑)，还是全部资本900镑投入6周的劳动过程，然后在3周的流通期间闲置不用，抽象地说，都是一样的。在后一个场合，它在48周的时间内，有5 1/3×6=32周起作用(产品=5 1/3×900=4800镑)，而在16周内闲置不用。但是，固定资本在闲置16周时损耗更大，必须全年支付的劳动更昂贵，尽管它在一年中只有一部分起作用。撇开这些不说，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看来，劳动生产力的范围很广。难怪有人说，领导干部是第一生产力。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游离资本，即实际上暂歇的资本，就会看到，这个资本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不断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我们仍然用上述例子来说明：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期间3周，每周投资100镑。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的中期，即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其中只有300镑投入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因此，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300镑游离出来。这300镑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假定，1/3投在工资上，2/3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在流回的600镑中，有200镑以货币形式用于工资，而有400镑处于生产储备的形式，处于不变的流动的生产资本要素的形式。但是，因为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后一半，只需要这个生产储备的一半，所以，另外一半在3周内就处于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即处于超出一个劳动期间所需而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不过资本家知道，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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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这一部分资本(=400镑)中，他只需要把一半=200镑用于当前的劳动期间。因此，他是立即再把这200镑全部地或者只是部分地转化为多余的生产储备，还是为了等待比较有利的市场情况而使它们全部地或者部分地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这就要看市场情况而定了。另一方面，不言而喻，投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200镑要保持货币形式。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以后，不能把它象原料那样储存在仓库里。他必须把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并在周末支付报酬。因此，在300镑游离资本中，无论如何，这100镑要具有游离的即并非这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可见，以货币资本形式游离出来的资本，至少要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部分；它的最高限度可以包括全部游离资本。事实上，它是不断地在这个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来回变动。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构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
　　我们假定，在上述例子中，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为2周，假定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而是营业兴旺或支付期限缩短等等的结果。在劳动期间投入的600镑资本，就比原来必需的时间提前一周流回，因此，在这一周内它是游离的。此外，和以前一样，在劳动期间的中期有300镑游离出来(600镑的一部分)，但不是游离3周，而是游离4周。因此，在货币市场上，有一周有600镑，有4周而不是3周有300镑。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和一个资本家有关，而且和许多资本家有关，并且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期间发生，所以市场上就有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出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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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在条件许可的地方生产就会扩大；靠借贷资本来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象供给增多一样，缓和了货币市场，或者说，最后，对这个机构来说已经变成多余的金额，最终也会投到货币市场上去。一方面生产扩大了，另一方面货币增多了，利率下降了。但这时生产的扩大并不是利率下降的结果。这两者是同时或相继出现的，但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由于它们都与第三者(营业兴旺或支付期限缩短等等)相关造成的。
　　因为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到2周，从而周转期间由9周缩短到8周，全部预付资本的1/9就成为多余的了；6周的劳动期间现在用800镑就可以象以前用900镑那样继续不断地进行。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100镑，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就会停留在货币资本状态，而不再作为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部分执行职能。当生产在规模不变和其他条件(例如价格等等)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时，预付资本的价值额就由900镑减为800镑；原预付价值的100镑余额，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
　　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造成的过剩。流通中现有的货币量——不论大小——都对这点毫无影响。
　　相反地，假定流通期间延长了，例如由3周延长到5周。那末，预付资本的流回，在进行下一个周转时，就会延迟2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的最后部分，由于预付资本的周转这个机构本身而不能继续进行。只要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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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经营规模——可能缩小，正象在上述场合生产过程可能扩大一样。但是，要使这个过程按照同样规模继续进行，预付资本就必须为流通期间的全部延长的时间增加2/9=200镑。这种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只要流通期间在一个或更多的大生产部门延长，这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除非这种影响为其他方面的反作用所抵销。在这种场合，同样显而易见：这种压力和上述的过剩一样，既和商品价格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也和现有流通手段的量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
　　{在整理这一章准备付印时，碰到的困难不小。马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尽管他在留下的一大包练习本中，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各种计算方法。各种计算方法的知识，和商人日常的实际计算的习惯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在前面印的各个表格中，我只保存了最简单的和计算正确的部分，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以下的理由。
　　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把一件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我指的是他所说的货币资本的“游离”。在上述的假定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不管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例如何，也就是不管资本I和资本II的比例如何，在第一个周转结束以后，照例经过一段和劳动期间的长短相等的间隔时间，就会有一个劳动期间所必需的资本——也就是有一个同资本I相等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流回到资本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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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劳动期间=5周，流通时间=4周，资本I=500镑，则在第9、14、19、24、29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流回。
　　如果劳动期间=6周，流通时间=3周，资本I=600镑，则在第9、15、21、27、33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600镑流回。
　　最后，如果劳动期间=4周，流通时间=5周，资本I=400镑，则在第9、13、17、2l、25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400镑流回。
　　在流回的货币中，对于当前的劳动期间来说是否有或者有多少是多余的部分，从而要游离出来，是没有关系的。假定生产按照当前的规模不间断地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货币，也就是要有货币流回，而不管它是否“游离”。如果生产中断，游离也就停止。
　　换句话说：的确有货币游离出来，从而以货币形式形成一种潜在的只是可能的资本；但是，这个结果，不仅在本文详细叙述的各种特殊条件下发生，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发生，规模也比本文所说的要大。就流动资本I来说，产业资本家在每个周转结束时所处的地位，完全和企业开始时一样：资本家手头一下子又会有全部流动资本，可是只能逐渐地把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
　　本文的要点在于论证：一方面，产业资本的一个可观的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得货币形式。这个论证，至多不过由于我加的这个注得到了加强。——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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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价格变动的影响
　　以上我们一方面假定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另一方面假定流通时间缩短或延长。现在，我们反过来假定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变，生产的规模不变，但另一方面假定价格有变动，也就是说，假定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的价格下跌或上涨，或者前两种要素的价格下跌或上涨。假定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格，和工资一样，都下跌一半。这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每周的预付资本就不是100镑，而是50镑，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需要的预付资本就不是900镑，而是450镑。首先，预付资本价值就有450镑作为货币资本分离出来，但是生产过程按相同的规模和以相同的周转期间继续进行，周转期间也和以前一样分成两部分。年产量也不变，不过它的价值减少了一半。这种伴随着货币资本供求上的变动的变动，既不是由于流通的加速，也不是由于流通货币量的变化。正好相反。生产资本各种要素的价值或价格下跌一半这一情况，首先会引起这样的结果：为这个仍旧按相同规模继续经营的企业X而预付的资本价值减少了一半；既然企业X首先是把这个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也就是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所以，该企业X投入市场的货币也只有原来的一半。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量将会减少，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下跌。这是第一个结果。
　　第二，原预付资本价值900镑的一半=450镑，本来会(a)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b)一部分以货币资本形式，一部分以生产资本形式，一部分以商品资本形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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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并列存在，而现在将从企业X的循环中分离出来，因而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出现在货币市场上，作为追加的组成部分在货币市场上发生影响。这样游离出来的450镑货币所以会作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并不是因为它在企业X的经营上变成多余的货币，而是因为它是原有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作为资本继续发生作用，而不应该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来使用。使它作为资本发生作用的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把它作为货币资本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生产规模(把固定资本撇开不说)也可以扩大一倍。这样，用同一个预付资本900镑就可以经营一个规模扩大一倍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本各种流动要素的价格上涨了一半，每周需要的就不是100镑，而是150镑，因此，每一个用转期间需要的就不是900镑，而是1350镑。要使企业按相同的规模继续经营下去，就需要有450镑追加资本。按照货币市场的状况，这种情形会相应地对货币市场产生或大或小的压力。如果人们都要求得到货币市场上一切可供支配的资本，那就会为争夺可供支配的资本而发生激烈的竞争。引起利率的上升。如果这种资本还有一部分闲置不用，它就会相应地加入到活动中去。
　　也可以有第三种情况，即在生产规模已定，周转速度不变，流动的生产资本各种要素的价格也不变时，企业X的产品价格下跌或上涨了。如果企业X所提供的商品价格下跌了，该企业不断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的价格，就会由600镑减为比如说500镑。因此，预付资本价值的六分之一，不从流通过程流回(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在这里不予考虑)，却在流通过程中丧失了。但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或者价格不变，流回的500镑就只够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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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600镑的5/6。因此，要使生产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就必须支出100镑追加的货币资本。
　　相反，如果企业X的产品的价格上涨了，商品资本的价格，就会由600镑提高到比如说700镑。它的价格的七分之一=100镑，不是从生产过程产生，也不是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而是从流通过程流出的。既然预付资本价值可以在流通过程中丧失或增加，那么资本家很容易以为其利润来自流通过程。但这只是知其然，如果要知其所以然，就需要追究流通过程中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与下跌的根本原因。但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只需要600镑；因此，就有l00镑游离出来。
　　在第一个场合，周转期间为什么会缩短或延长，在第二个场合，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在第三个场合，所提供的产品的价格又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对这些原因的探讨，不属于我们至今研究的范围。
　　但是，下述各种情况属于这个范围：
　　第一种情况：生产规模不变，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不变，流通期间从而周转期间发生变动。
　　按照我们在举例时的假定，由于流通期间的缩短，需要的全部预付资本减少了1/9，全部预付资本就由900镑减为800镑，有l00镑货币资本分离出来。
　　企业X仍然在6周内同样地提供价值600镑的产品；因为该企业全年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在51周内将会同样地提供价值5100镑的产品量。因此，就该企业投入流通的产品量和产品价格来说，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就产品投入市场的期限来说，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所以有100镑分离出来，是由于流通期间缩短了，现在只用800镑预付资本就能够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以前却要用900镑。这100镑分离出来的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存在。但它决不代表必须不断以货币资本形式执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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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预付流动资本I=600镑中，有4/5=480镑要不断投在生产材料上，1/5=120镑要不断投在工资上。这就是说，每周有8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20镑投在工资上。资本II=300镑也必然要同样分割，以4/5=24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1/5=60镑投在工资上。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所以，价值600镑的商品产品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即一旦售出时，其中就能够有480镑转化为生产材料(生产储备)，而120镑则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付6周的工资。在流回的600镑资本中，至少有这120镑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更新和补偿，因而必须不断地作为以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而存在。
　　现在，如果300镑周期地游离3周，而且有240镑为生产储备，60镑为工资，由于流通时间缩短，其中又有100镑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并且完全离开周转这个机构，那末这100镑货币资本形式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数额只有1/5是由周转中周期地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构成的。而其中4/5=80镑已经为具有同等价值的追加的生产储备所代替。这种追加的生产储备以什么方式转化为货币，实现这种转化所需的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流通时间的缩短一旦成为事实，上述600镑中就不会有480镑而只会有400镑再转化为生产储备。其余80镑则将保持货币形式并和上述用于支付工资的20镑合起来，形成一个100镑分离出来的资本。虽然这100镑会因600镑商品资本被人购买而从流通中产生，并且，现在因为它不再投在工资和生产要素上而从流通中取出，但是不要忘记，它处于货币形式，就是重新处于它最初投入流通时的同一形式。开始时，有900镑货币投在生产储备和工资上。现在要使同样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只需要800镑。因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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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有100镑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100镑以前就周期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生产资本的形式，但是，这种潜在状态本身是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条件，因为它是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100镑了，因此它就形成新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
　　这100镑既然不再是该企业使用的预付货币资本的一部分，现在它就在事实上从流通中退出。但是这种退出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再由这个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W'—G—W，加快了一周，在这个过程内发生作用的货币的流通也加快了。它会从流通中退出，是因为它不再为资本X的周转所必需。
　　这里我们假定，预付资本为它的使用者所有。如果资本是借来的，这也不会引起什么变化。流通时间缩短了，他只需要借入资本800镑，而不是900镑。100镑还给贷方，仍然会形成新的货币资本100镑，只不过是在Y手里，而不是在X手里。其次，如果资本家X通过赊购得到价值480镑的生产材料，以致他自己只用120镑货币预付工资，那末，他现在赊购的生产材料，就可以减少80镑，这对提供信贷的资本家来说会形成多余的商品资本，而资本家X方面还是会把20镑货币分离出来。
　　追加的生产储备现在减少了1/3。以前，它在追加资本II300镑中，占4/5=240镑，现在，只=160镑；也就是说，它是2周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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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3周的追加储备。它现在是每2周而不是每3周更新一次，但也只是为2周而不是为3周储备。这样，购买，例如棉花市场上的购买，就比较频繁地以比较小的量反复进行。因为产品的量不变，所以从市场上取出的棉花的量也不变。不过这种取出在时间的分配上是不同的，并且时间会长一些。例如假定一个场合是3个月，一个场合是2个月；棉花的年消费量为l200包。在前一个场合：
　　1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900包
　　4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600包
　　7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300包
　　10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0包
在后一个场合：
　　1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1000包
　　3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800包
　　5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600包
　　7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400包
　　9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200包
　　11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0包
因此，投在棉花上的货币要晚一个月才全部流回，即不是在十月，而是在十一月。如果预付资本的1/9=100镑，由于流通时间缩短，从而也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如果这100镑又是由支付周工资的货币资本中周期地多余出来的20镑和作为一周生产储备而周期地多余出来的80镑组成，那末，就这80镑来说，工厂主方面多余的生产储备减少了，棉花商人的商品储备就会相应增加。同一棉花，作为生产储备堆在工厂主仓库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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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短了，作为商品堆在棉花商人货栈里的时间就长了。
　　以上我们假定，企业X的流通时间的缩短，是由于X更迅速地出售了他的商品或者更迅速地得到了货款，在赊卖的场合，是由于支付期间的缩短。因此，这种缩短是由商品出售过程的缩短，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W'—G，即流通过程的前一段的缩短造成的。这种缩短，也可以由流通过程的后一段G—W造成，因而由资本Y，Z等等——它们向资本家X提供流动资本的生产要素——的劳动期间或者流通时间的同时变化造成。
　　例如，如果采用旧的运输方法，棉花、煤炭等等由生产地点或存放地点运往资本家X的生产场所需要3周，那末，X的生产储备的最低限度至少必须够用3周，直到新的储备到达。棉花、煤炭在运载时不能作为生产资料来使用。相反地，它们这时是运输业及其所使用的资本的劳动对象。它们对煤炭业主或棉花出售者来说，还是处在流通中的商品资本。如果采用改良的运输方法，运载时间缩短到2周，那末生产储备就可以由3周的储备变为2周的储备。因此，预付在这上面的追加资本80镑就会游离出来，为工资而预付的追加资本20镑也会游离出来，因为周转中的资本600镑会提前一周流回。
　　另一方面，如果提供原料的资本的劳动期间缩短了(前面几章已有过这样的例子)，因而原料有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实行更新，那末，生产储备就可以减少，由一个更新期间到另一个更新期间的间隔也可以缩短。
　　反过来，如果流通时间从而周转期间延长了，那末，预付追加资本就成为必要的了。这要资本家自己拿出钱来，如果他有这笔追加资本的话。但是在这种场合，它还是要作为货币市场的一部分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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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形式被使用；为了使它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就必须去掉它的原来的形式，例如，股票要出售，存款要提取，因此在这里也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不然，就要借款。至于说支付工资所需的那部分追加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的，因此，资本家X就从他那方面直接施加压力于货币市场。就投在生产材料上的部分来说，这种情况只有在必须支付现金时，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通过赊购得到，那就不会对货币市场发生直接影响，因为在这种场合，追加资本是直接以生产储备的形式，而不是一开始就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的。如果贷方把从X那里得到的票据再直接投到货币市场，进行贴现，等等，这就会间接地，经过第二者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但是，如果贷方利用这张票据来偿付一笔比如说要以后才偿付的债务，那末，这个追加的预付资本既不会直接地也不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
　　第二种情况：生产材料的价格发生变动，其他条件不变。研究价格变动对货币市场的影响。
　　以上我们假定，900镑总资本要以4/5=72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1/5=180镑投在工资上。
　　如果生产材料的价格下跌一半，六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产材料就不是480镑，而仅仅是240镑。就追加资本II来说，不是240镑，而仅仅是120镑。资本I就由600镑减为240+120=360镑；资本II由300镑减为120+60=180镑。总资本由900镑减为360+180=540镑。因此，有360镑分离出来。
　　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900镑资本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规模继续进行，这一部分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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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下跌不是由于偶然的情况(特大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而是由于提供原料的部门的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那末，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加，成为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可供支配的资本的一个绝对的追加，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由生产力提高导致的通货紧缩会导致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加，相应地可能会有利率下降。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是连续的，从来这样分离出来的每一个便士都可以立即用来使生产有些微的扩大。
　　第三种情况：产品本身的市场价格发生变动。
　　在这种场合，如果产品价格下跌，资本会丧失一部分，从而必须由货币资本的新的预付来补偿。卖者的这种损失可以使买者得利。如果产品的市场价格只是由于偶然的行情变化而下跌，以后又提高到它的正常的水平，那买者就会直接得利。如果价格变动是由反应到旧的产品上的价值变动引起的，而且这个产品又作为生产要素再进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在那里相应地把资本游离出来，那买者就会间接得利。在这两种场合，X损失的资本，——为了补偿这笔资本，X对货币市场施加压力，——可以由他的营业伙伴作为新的追加资本提供出来。这样一来，发生的只是资本转移。
　　反过来，如果产品价格上涨，X就能从流通中占有一个不是他所预付的资本部分。这部分资本不是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有机部分，因此，如果生产不扩大，它就会成为可分离的货币资本。因为这里假定，产品要素的价格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以前已经确定，所以，在这里，一个现实的价值变动只要发生反作用，比如说，使原料的价格随后上涨，它就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在这种场合，资本家X就会由于他的作为商品资本正在流通的产品和他现有的生产储备而得到利益。这种利益会向他提供一个追加资本。要按照生产要素的新的已经提高的价格继续经营他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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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他现在就必须有这种追加资本。
　　或者，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X的产品是另一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他这一方所需要的作为追加资本的东西，就会在另一方作为游离资本分离出来。一方之所失，就是另一方之所得。从而货币市场不受影响。如果第二、三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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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I、年剩余价值率
　　假定有一个2500镑的流动资本，其中4/5=2000镑是不变资本(生产材料)，1/5=500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
　　假定周转期间=5周；劳动期间=4周，流通期间=1周。这样，资本I=2000镑是由1600镑不变资本和400镑可变资本构成的；资本II=500镑，其中400镑是不变资本，100镑是可变资本。在每一个劳动周内投入500镑资本。在一年50周内，生产出50×500=25000镑的年产品。因此，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资本I=2000镑，每年周转12 1/2次。12 1/2×2000=25000镑。在这25000镑中，有4/5=20000镑是投在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有1/5=5000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相反，总资本2500镑则周转25000/2500=10次。
　　生产中耗费的可变流动资本，只有在它的价值借以再生产的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投在生产中的不变流动资本(生产材料)——它的价值是作为产品的价值部分再现的——也是这样。这两部分——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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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部分——的共同点，以及它们同固定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它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通过商品资本而流通，即通过作为商品的产品的流通而流通。产品的一部分价值，从而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产品即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总是由固定资本的损耗构成的，即总是由固定资本在生产中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构成的。但是，区别在于：在流动资本(=流动的不变资本+流动的可变资本)若干周转期间的一个或长或短的周期中，固定资本继续以它的旧的使用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而每一次周转都要求补偿以商品资本形式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全部流动资本。流通的第一阶段W'—G'，对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和流动的可变资本是共同的。在第二阶段上，它们分开了。商品再转化成的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储备(流动的不变资本)。由于生产储备的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购买期限，这些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材料可以早一些；另一部分则可以迟一些，但是，它们最终会全部转化为生产材料。由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的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储备，以便逐渐支付并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的报酬。这部分货币构成流动的可变资本。然而，这两部分中不论哪一部分，每次都要由资本的周转，即资本转化为产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而全部得到补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前一章撇开固定资本不说，而把不变流动资本和可变流动资本的周转分开和放在一起加以考察。
　　对于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来说，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把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当作似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这就是说，我们把和它一起周转的不变流动资本也撇开不说。
　　预付的是2500镑，年产品的价值=25000镑。但是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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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可变部分是500镑；因而，这25000镑中包含的可变资本=25000/5=5000镑。5000除以500，得出周转10次，和总资本2500镑的周转次数完全一样。
　　年产品的价值不是除以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的价值，而是除以预付资本的价值(在这里，不是除以400，而是除以500，不是除以资本I，而是除以资本I+资本II)，这样一种平均计算法，在这里，在仅仅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场合是绝对精确的。以后我们会知道，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种计算法并不是完全精确的，正如这种平均计算法一般来说并不是完全精确的一样。这就是说，这种计算法对于资本家的实际目的来说已经够精确了，但它还不能精确地或者适当地表现出周转的一切现实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也就是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并且已经并入产品的剩余价值完全撇开不说。现在，我们却要把注意力放到这部分价值上面来了。
　　假定每周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生产100%的剩余价值=100镑，那末，在5周的周转期间内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就会生产一个500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半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
　　如果可变资本500镑产生500镑剩余价值，那末，5000镑就生产10×500=5000镑的剩余价值。但是，预付的可变资本是500镑。我们把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之比，称为年剩余价值率。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5000/500=1000%。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比率就会知道，年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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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率，等于预付可变资本在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乘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次数(它和全部流动资本的周期次数是一致的)。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在这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也=500镑。因此，一个周转期间的剩余价值率=500m/500v=100%。这个100％乘以一年周转的次数10，得5000m/500v=1000％。
　　这里说的是年剩余价值率。至于一个已定的周转期间内取得的剩余价值量，那末，这个量等于这个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这里=500镑)乘以剩余价值率，在这里是500×100/100=500×1=500镑。如果预付资本是1500镑，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1500×100/100=1500镑。
　　这个一年内周转10次、一年内生产剩余价值5000镑，从而年剩余价值率=1000%的可变资本500镑，我们称为资本A。
　　现在，再假定有另一个可变资本B，是5000镑，它为全年(这里就是为50周)而预付，因此一年只周转一次。其次，我们假定在年终时，产品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得到支付；就是说，产品要转化成的货币资本，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流回。在这里，流通期间=0，周转期间=劳动期间，即=1年。和上述的情形一样，每周都有可变资本100镑处在劳动过程中，因而50周会有可变资本5000镑。又假定剩余价值率同样=100%，也就是说，假定在工作日长度相等时，有一半时间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如果我们考察5周，那末，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剩余价值率=100%，因此5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500镑。在这里，按照假定，被剥削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都恰好和上述资本A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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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每周生产剩余价值100镑，从而50周内，投入的资本50×100=5000镑，会生产剩余价值5000镑。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上述的场合一样是5000镑，但是年剩余价值率完全不同。在这里，年剩余价值率等于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除以预付的可变资本：5000m/5000v=100％，而在上述资本A的场合则=1000%。
　　资本A和资本B每周都支出100镑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程度或剩余价值率同样=100%；可变资本量也同样=100镑。被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一样；剥削量和剥削程度在两个场合也一样；工作日一样，并且以同一比例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年内使用的可变资本额一样大，都=5000镑，它们推动着同量的劳动，并且从这两个等额资本推动的劳动力榨出同量的剩余价值5000镑。但是，A的年剩余价值率和B的年剩余价值率的差额是900%。这是因为资本B后5周使用的500镑可变资本在前45周一直闲置，并没有发挥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作用，而其在前5周使用的500镑可变资本则在榨取了一次剩余价值之后在后45周一直以价值堆积的存在方式被束缚在已生产的产品部分中，没有进一步发挥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作用。在一年之内资本B的各个部分都只榨取了一次剩余价值，而资本A则榨取了10次剩余价值。从而，加快资本周转的意义较前面几章更加突出。
　　这个现象当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剩余价值率不仅取决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某些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不可理解的影响；这个现象实际上也是被人这样解释的，并且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来，——尽管不是在它的这个纯粹的形式上，而是在它的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年利润率形式)上，——还使李嘉图学派陷入完全的混乱。
　　只要我们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实际上把资本A和资本B放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这个现象的奇异之处就会立即消失。而只有可变资本B在和资本A相同的时间内被全部用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这些相同的条件才会产生。
　　这时，资本B5000镑就要在5周内投入，每周投入1000镑，全年就是投入50000镑。按照我们的假定，剩余价值也就=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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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周转资本=50000镑，除以预付资本=5000镑，得出周转次数=10。剩余价值率=5000m/5000v=100%，乘以周转次数=10，得出年剩余价值率=50000m/5000v=10/1=1000％。因此，A和B的年剩余价值率现在一样都是1000%，但B的剩余价值量为50000镑，A的剩余价值量为5000镑，所生产的两个剩余价值量之比现在也和两个预付资本价值B和A之比一样，都是5000:500=10:1。然而，资本B也在同一时间内推动了10倍于资本A所推动的劳动力。
　　生产剩余价值的，只是劳动过程中实际使用的资本。一切有关剩余价值的规律，包括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量由可变资本相对量决定的规律，也只是适用于这种资本。
　　劳动过程本身是用时间计量的。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在这里，我们为了清楚地说明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假定资本A和资本B的一切条件相等)，一个劳动周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作日构成的。或者，在一个工作日=10小时，一周=6个工作日时，我们还可以把一个劳动期间，比如说，这里是一个5周的劳动期间，看成是一个300小时的工作日。但是这个数字还必须乘以每天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一起雇用的工人人数。如果这个人数是10，一周就=60×10=600小时，5周的劳动期间=600×5=3000小时。因此，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和工作日的长度相等时，只要同一时间内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同等价格的一个劳动力乘以劳动力的人数)相等，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量也相等。
　　我们回过来谈我们原来的例子。在A和B两个场合，每周等量的可变资本100镑在全年的每周中被使用。因此，在劳动过程中真正执行职能的所使用的可变资本是相等的，但是预付可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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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完全不等。对资本A来说，每5周预付500镑，每周使用其中的100镑。对资本B来说，在第一个5周的期间要预付5000镑，但是每周只使用其中的100镑，因而5周只使用500镑=预付资本的1/10。在第二个5周的期间，要预付4500镑，但是只使用了500镑，依此类推。为一定期间而预付的可变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即实际执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只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参加那个期间内由劳动过程占有的阶段，也就是只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在劳动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在可变资本的一部分被预付，只是为了在以后时间被使用的这段间隔时间，这部分可变资本对劳动过程来说等于没有一样，因此，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也没有影响。例如，资本A500镑。它是为5周而预付的，但是每周只有100镑相继加入劳动过程。在第一周使用了其中的1/5；4/5是预付的，但没有被使用，尽管它必须为以后4周的劳动过程储备好，因而必须预付。
　　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那些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只有在它们使一定期间(例如1周、5周等等)内实际能够使用的可变资本量发生变化时，才影响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一切会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总起来说，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或者由劳动期间的差别决定，或者由流通期间的差别决定，或者由二者的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资本A和资本B在相同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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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以相等的剩余价值率使用等量的可变资本，它们就一定会在相同的期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而不管在一定期间内使用的可变资本和在这同一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多么不同，也不管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多么不同。这种比例不同，不会和那些已经阐述的有关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相矛盾，反而会证实这些规律，并且是这些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表面的矛盾经不起深入的分析。而现代庸俗经济学恰恰习惯性地纠缠于表面的矛盾之中，其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将其解释不了的现象归因于当事人的非“理性”。其实，非理性的恰恰现代庸俗经济学的那些并不深入的分析。
　　我们考察一下资本B的第一个5周的生产阶段。在第5周末，有500镑被使用，被消耗了。价值产品=1000镑，因此剩余价值率=500m/500v=100％，和资本A完全一样。至于资本A的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一同实现，而资本B的剩余价值却不和预付资本一同实现，这件事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这里的问题只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剩余价值和在它的生产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计算资本B的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5000镑中在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使用掉、因而消耗掉的部分的比率，而是计算它和这个全部预付资本的本身的比率，那末，我们就会得出500m/5000v=1/10=10%。因此对资本B来说是10%，而对资本A来说是100%，为前者的十倍。在这里，如果有人说，等量的资本推动着等量的劳动，劳动又以相同的比例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而在剩余价值率上却有这种差别，这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相矛盾的，那末，回答很简单，看一看实际的比率就可以得出来：在A那里，所表示的是实际的剩余价值率，即在5周内可变资本500镑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可变资本500镑的比率；在B那里则与此相反，所用的计算方法既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无关，也和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率的规定无关，因为用可变资本500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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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剩余价值500镑，不是同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对比起来计算，而是同一个5000镑的资本对比起来计算，这5000镑中的9/10，即4500镑，和这500镑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无关，相反，只是要在以后的45周内才逐渐执行职能，因此，它对我们在这里仅仅考察的第一个5周内的生产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在这个场合，A和B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根本不成问题。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资本B和资本A的年剩余价值率。对资本B来说，是5000m/5000v=100%；对资本A来说，是5000m/500v=1000%。两个剩余价值率之比还是和以前一样。原来是：
资本B的剩余价值率/资本A的剩余价值率=10％/100%，现在是：
资本B的年剩余价值率/资本A的年剩余价值率=100％/1000%，
10%/100%=100%/1000%，所以，比例还是和以前一样。
　　可是，问题现在倒过来了。资本B的年率5000m/5000v=100%，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种有关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率的规律，完全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外表上也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在一年之内预付并生产地消费的5000v，生产了5000m。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上述的分数5000m/5000v=100%。年剩余价值率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是相一致的。因此，这一次和前面不同，不是资本B，而是资本A呈现出需要说明的变例。
　　在A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是5000m/500v=1000%。在B的场合，500m这个5周的产物按预付资本5000镑计算，这5000镑中有9/10不是使用在它的生产上的；在A的场合，5000m却按500v计算，这500v仅仅是5000m的生产上实际使用的可变资本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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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5000m是在50周内生产地消费的5000镑可变资本的产物，而不是在5周内消费的500镑资本的产物。在B的场合，5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按为50周而预付的资本计算，这个资本是5周内消费的资本的10倍。在A的场合，50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却按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计算，所以，这个资本不过是50周内消费的资本的1/10。
　　500镑的资本A，从来不会超过为5周而预付。它会在5周末流回，能够在一年的进程中通过10次周转而10次更新同一个过程。由此得到如下两个结论：
　　第一，预付资本A，只是不断在每周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那部分资本的5倍。相反，资本B在50周内只周转一次，因此必须为50周而预付，它是不断在每周使用的那部分资本的50倍。因此，周转改变了为一年的生产过程而预付的资本和能够不断在一定生产期间例如一周内使用的资本之间的比例。因此，在B的场合，5周的剩余价值不是按这5周内使用的资本计算，而是按50周内使用的、为前者lO倍的资本计算。
　　第二，资本A的5周的周转期间，仅仅是一年的1/10，因此一年包含10个这样的周转期间，在这些周转期间，500镑的资本A会不断地被重新使用。在这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等于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乘以一年周转期间的数目。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500×10=5000镑。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就=5000/10=500镑。事实上，虽然500镑不断被重新使用，但为任何一个5周而预付的资本，从来都不过是同一个500镑。另一方面，就资本B来说，5周内固然只有500镑被使用，为这5周而预付。但是，由于周转期间在这里是50周，所以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不是等于那个为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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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预付的资本，而是等于那个为50周而预付的资本。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而不是决定于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因此，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5000镑的剩余价值，不会大于每年周转10次的资本500镑的剩余价值。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本来就是每年周转10次的资本的10倍。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从而和这部分资本相等的年产品部分或年支出部分，——就是一年内实际使用的、生产地消耗的可变资本。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A和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B一样大，又在同一价值增殖条件下使用，二者的剩余价值率相等，那末，二者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相等；因而，——由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相等，——按年计算的剩余价值率，用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表示，也必然相等。或者概括地说：不管各周转的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如何，它们各自在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总是由各该资本在各平均劳动期间(例如，平均每周或每天)内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来决定的。
　　以上所述是根据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和决定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
　　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看一年内周转的资本/预付资本(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可变资本)的比率所表示的是什么。这个分数表示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周转次数。
　　就资本A来说：一年内周转的资本5000镑/预付资本500镑；
　　就资本B来说：一年内周转的资本5000镑/预付资本5000镑。
　　在这两个比率上，分子都表示预付资本和周转次数的乘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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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500×10；在B为5000×1。或者说，预付资本和按年计算的周转时间的倒数的乘积。对A来说，周转时间为1/10年，它的倒数为10/1年，所以500×10/1=5000。对B来说，则是5000×1/1=5000。分母表示周转资本乘以周转次数的倒数或周转资本除以周转次数；对A来说是5000×1/10；对B来说是5000×1/1。
　　两个在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各自推动的劳动量(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和)在这里是相等的，因为周转资本本身是相等的，它们的价值增殖率也是相等的。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表示出：1、预付资本和一定劳动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率。假定象在资本A的场合那样，周转次数=lO，每年50周，周转时间就=5周。可变资本必须为这5周而预付；所以，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必须是一周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5倍。这就是说，在一周内，预付资本(在这里是500镑)只有1/5能被使用。但对资本B来说，周转次数=1/1，周转时间=1年=50周，所以预付资本和每周所使用的资本的比率是50:1。如果资本B要和资本A处于同样的比率，它就必须每周投入1000镑，而不是100镑。——2、因此，资本B要使用资本A的10倍(5000镑)，才会推动等量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才会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推动等量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从而也会在一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不外表示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和同一期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或者说，表示这个期间使用的可变资本所推动的无酬劳动的量。这个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与已经预付但还没有使用的那部分可变资本完全无关，因而也与一定期间内预付的资本部分和同一期间内所使用的资本部分的比率完全无关，即与这种对不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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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由于周转期间不同而发生变化和具有差别的比率完全无关。
　　相反，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只有在这样一个唯一的场合，才会和实际的表示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相一致。这个场合就是：预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因此，预付资本和一年内周转的资本相等，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一年内为生产这个剩余价值量而使用的资本的比率，同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比率相一致，相符合。
　　A、年剩余价值率等于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预付可变资本。但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实际剩余价值率乘以剩余价值生产上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年剩余价值量生产上所使用的资本，等于预付资本乘以它的周转次数。我们把周转次数称为n。公式A就转化为：
　　B、年剩余价值率等于实际剩余价值率×预付可变资本×n/预付可变资本。例如，资本B的年剩余价值率=100%×5000×1/5000或100%。只有在n=1时，即在预付可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从而，和一年内使用或周转的资本相等时，年剩余价值率才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相等。
　　我们称年剩余价值率为M'，实际剩余价值率为m'，预付可变资本为v，周转次数为n，则M'=m'vn/v=m'n；从而M'=m'n，在n=1时，M'只是=m'，即M'=m'×1=m'。
　　其次，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总是=m'n，也就是等于一个周转期间内消耗的可变资本在这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际比率，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或乘以它的以年为单位计算的周转时间的倒数。(假定可变资本每年周转10次，它的周转时间=1/10年，周转期间的倒数就=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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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可以得出：在n=1时，M'=m'。在n大于1时，也就是说，在预付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以上，或周转资本大于预付资本时，M'就大于m'。
　　最后，在n小于1时，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周转的资本只是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周转期间超过一年时；M'就小于m'。
　　让我们考察一下最后这个情况。
　　我们保持上例的所有前提，只是假定周转期间延长到55周。劳动过程每周需要有100镑可变资本，因此一个周转期间需要有5500镑，每周生产100m；所以，m'和以前一样是100%。周转次数n在这里=50/55=10/11，周转时间为1+1/10年(假定一年为50周)=11/10年。
　　M'=100%×5500×10/11/5500=100％×10/11=1000/11%=90 10/11%，
即小于100%。实际上，如果年剩余价值率是100％，那末，5500v就必须在一年内生产5500m，而为此需要11/10年的时间。5500v在一年内只生产5000m；因此，年剩余价值率=5000m/5500v=10/11=90 10/11％。
　　可见，年剩余价值率，或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可变资本(和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不同)的对比，决不仅仅是主观的对比，这种对比是资本的现实运动本身所引起的。对资本A的所有者来说，年终流回了他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此外，还得到了剩余价值5000镑。预付资本的量，不是用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量来表示，而是用周期地流回到他手里的资本量来表示。不管资本年终一部分是作为生产储备存在，一部分是作为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存在，不管资本又用什么比例分为这些部分，都和我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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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问题无关。对资本B的所有者来说，流回了他的预付资本5000镑，并且加上5000镑的剩余价值。对资本C(即最后考察的5500磅)的所有者来说，一年内生产了5000镑剩余价值(投资为5000镑，剩余价值率为100％)，但是，他的预付资本年终还没有流回，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年终也还没有流回。
　　M'=m'n表示，对在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适用的剩余价值率，即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要乘以预付可变资本的周转期间或再生产期间的数目，或者说，要乘以可变资本更新它的循环的周期的数目。
　　我们先在第一卷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在第一卷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讲过，资本价值总是预付的，而不是花掉的，因为这种价值通过它的循环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后，会再回到它的出发点，而且由于剩余价值而增殖。这表明资本价值是预付的。从它的出发点到它的复归点所经历的时间，就是它的预付时间。资本价值经过的、用它从预付到流回的时间计算的整个循环，形成资本价值的周转，而这个周转所经历的时间形成一个周转期间。如果这个期间终止，循环结束，那末，同一个资本价值就能重新开始相同的循环，因而也能重新增殖价值，即生产剩余价值。如果可变资本，象资本A一样，在一年内周转10次，那末，同一个预付资本在一年的进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是和一个周转期间相当的剩余价值量的10倍。
　　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来说明这种预付的性质。
　　一年内周转10次的资本A，在一年内预付了10次。它对每一个新的周转期间来说，都是重新预付的。但是同时，资本A在一年内预付的从来不过是这同一个资本价值500镑，在我们考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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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资本A实际上支配的从来不过是这个500镑。一旦这500镑完成了一个循环，A就用它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就象资本按照它的本性要保持资本特征，就只有不断地作为资本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一样。它从来不过是为5周而预付。如果周转延长了，资本就会不够。如果周转缩短了，一部分资本就会多余。这并不是预付10个500镑的资本，而是一个500镑的资本在相继的一段一段期间内预付10次。因此，年剩余价值率不是按一个预付10次的资本500镑或5000镑计算，而是按一个预付一次的资本500镑计算。这就好象一个塔勒流通了10次，虽然它起了10个塔勒的作用，但它始终只是一个处在流通中的塔勒。它经过每次转手，到人手里仍旧是一个塔勒的价值。
　　同样，资本A每一次流回时，甚至年终流回时，也表示它的所有者使用的始终只是同一个500镑的资本价值。因而，每次流回到他手里的，也只是500镑。所以，它的预付资本从来不会多于500镑。因此，预付资本500镑在表示年剩余价值率的分数中就成了分母。以上我们得到的年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是：M'=m'vn/v=m'n。因为实际剩余价值率m'=m/v，等于剩余价值量除以生产这个剩余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以我们能够用m/v代替m'n中的m'，而得出另一个公式：M'=mn/v。
　　这个500镑的资本，由于周转了10次，并且它的预付已经更新了10次，所以已经起了一个相当于它的10倍的资本5000镑的作用。这就好象一年流通10次的500个塔勒，和每年仅仅流通一次的5000个塔勒起着相同的作用一样。同样地，前者在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只是后者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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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第1卷第2l章)
　　在我们的例子中，资本A有10个5周的周转期间。在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500镑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每周有100镑转化为劳动力，所以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束时，就有500镑耗费在劳动力上面。这500镑原来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一部分，现在不再是资本了，它们已经以工资形式付出。工人又把它们付出去，以购买生活资料，从而消费了价值500镑的生活资料。因此，这样一个价值额的商品量消失了(工人例如以货币等形式节省下来的东西，也不是资本。即使是以小额股票的形式节省，也不是资本。这是因为工人无法因此而不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这里的量变还没有达成质变。)。这个商品量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地消费的，不过它会把劳动力，即资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保持在能够发挥作用的状态中。——其次，这500镑对资本家来说，已经转化为同一价值(或价格)的劳动力。劳动力被他生产地消费在劳动过程中，而在5周末就有了一个1000镑的价值产品。其中一半(500镑)是为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的可变资本的再生产价值。另一半(500镑)是新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5周的劳动力——资本的一部分由于转化为劳动力而转化为可变资本——也耗费了，消费掉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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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生产地消费掉的。昨天发挥了作用的劳动并不是今天发挥作用的劳动。它的价值，加上它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是作为一种和劳动力本身不同的东西即产品的价值而存在的。但是，由于产品转化为货币，其中和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相等的那部分价值就可以重新转化为劳动力，因而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用那种不仅是再生产出来的、而且是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是否雇用同一些工人，即同一些劳动力的承担者，这种情况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可能在第二个周转期间不雇用原先的工人，而雇用新工人。并声称原先的工人的物化劳动会与新工人的活劳动一起创造价值，然后“理直气壮”地拿走一大部分新创造的价值，但并没有转给原先的工人，而是中饱私囊。
　　因此，事实上在10个5周的周转期间内依次耗费在工资上的资本，不是500镑，而是5000镑。这种工资再由工人耗费在生活资料上。这样预付的资本5000镑被消费了。它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依次并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也不是价值500镑，而是价值5000镑。它不仅再生产它本身的价值=5000镑，而且超额生产剩余价值5000镑。第二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和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不是同一个500镑的资本。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消费掉了，花费在工资上了。但是，它由一个新的可变资本500镑得到补偿，这个可变资本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并且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因此，这个新的货币资本500镑，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新生产的商品量的货币形式。资本家手中会再有一个相同的货币额500镑，也就是说，除了剩余价值以外，他手中的货币资本和他原来预付的货币资本正好一样多，这种情况掩盖了他使用一个新生产的资本的事实(至于商品资本中补偿不变资本部分的其他价值组成部分，那末，它们的价值不是新生产的，而只是这个价值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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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再说第三个周转期间。显而易见，第三次预付的资本500镑，也不是旧的资本，而是一个新生产的资本，因为它是在第二个周转期间内而不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一个商品量的货币形式，即其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商品量的货币形式。第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已经出售。其中和预付资本可变价值部分相等的价值部分，已经转化为第二个周转期间的新的劳动力，生产了一个新的商品量，这个商品量再次出售，其中一部分价值形成第三个周转期间的预付资本500镑。
　　在10个周转期间内，情况就是这样。在10个周转期间内，每5周都有一个新生产的商品量(其价值只要是补偿可变资本的，都是新生产的，而不是象不变流动资本部分那样只是再现的)投入市场，以便新的劳动力不断地并入生产过程。
　　因此，预付可变资本500镑周转10次达到的结果，不是这个500镑的资本可以生产地消费10次，就是说，不是一个够5周使用的可变资本可以在50周内使用。相反，在这50周内，使用了10×500镑的可变资本，而500镑的资本总是只够5周使用，在5周结束以后，必须有一个新生产的资本500镑来补偿。以上所述，对资本A和资本B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区别就从这里开始。
　　在第一个5周期间结束时，B和A都预付了并且耗费了可变资本500镑。B和A都把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转化为劳动力，这个价值从这个劳动力新生产的产品价值中得到一个和预付可变资本价值500镑相等的部分作为补偿。对B和对A来说，劳动力不仅以一个等额的新价值补偿了所耗费的可变资本500镑的价值，而且还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是一个数量同样大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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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但是，对B来说，补偿预付可变资本并把剩余价值加到它的价值上的价值产品，不是处在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上。对A来说，却是处在这个形式上。B在第一个5周内，随后又依次在每5周内耗费的可变资本，虽然由新生产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得到了补偿，但是不到年终，不会具有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它的价值确实以一个新的价值补偿了，即更新了，但是，它的价值形式(在这里，是指绝对的价值形式，它的货币形式)并没有更新。
　　因此，必须象为第一个期间一样也为第二个5周的期间(并且一年内依次的每个5周的期间都是这样)准备好下一个500镑。因此，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必须在年初就准备好5000镑作为潜在的预付货币资本，虽然这5000镑实际上在一年内是逐渐耗费而转化为劳动力的。
　　相反，对A来说，因为预付资本的循环即周转已经完成，所以补偿价值在第一个5周结束时，已经处于能够在5周内推动新的劳动力的形式，即处于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A和B在第二个5周的期间都要消耗新的劳动力，并且都要为支付这种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一个新的资本500镑。用第一个500镑支付的工人的生活资料已经用掉了，无论如何，它的价值因此就从资本家手中消失了。现在是用第二个500镑来购买新的劳动力，来从市场上取出新的生活资料。总之，耗费的是一个新的资本500镑，而不是旧的500镑。但是，对A来说，这个新的资本500镑是以前耗费的500镑所重新生产出来的补偿价值的货币形式。对B来说，这个补偿价值却是处在不能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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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上。这个补偿价值是存在的，但不是处在可变资本的形式上。因此，要使下一个5周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就必须有500镑追加资本处在这里必不可少的货币形式上，并且预付下去。所以，A和B在50周内耗费了同样多的可变资本，支付了同样多的劳动力的报酬，消耗了同样多的劳动力。但是，B必须用一个等于它们的总价值的预付资本5000镑来支付。A却可以依次用每5周内生产的补偿价值(为每5周而预付的资本500镑的补偿价值)的不断更新的货币形式来支付。因此，在这里预付的货币资本，决不会大于为5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也就是说，从来不会大于为最初5周而预付的500镑。这500镑足够全年使用。因此，很清楚，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实际剩余价值率相等时，A和B的年剩余价值率必然和它们一年内为推动同量劳动力而必须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的量成反比。A是5000m/500v=1000%，B是5000m/5000v=100%。但是，500v:5000v=1:10=100％:1000%。
　　区别来自周转期间的差别，即补偿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价值能重新作为资本，从而作为新的资本来执行职能的期间的差别。对A和B来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会在同一期间补偿同样的价值，也会在同一期间增殖同样的剩余价值。但是，对B来说，虽然每5周补偿500镑的价值，加上500镑的剩余价值，然而这种补偿价值尚未形成新的资本，因为它不是处在货币形式上。对A来说，旧资本价值不仅由新资本价值得到补偿，而且它还恢复货币形式，因而在新的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形式上得到补偿。
　　补偿价值转化为货币，从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预付形式的迟早不同，显然是一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完全无关的事情。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和劳动剥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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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件事情会影响为在一年内推动一定量劳动力所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因而，会决定年剩余价值率。现代庸俗经济学竟然不考虑这种周转期间长度及其变化的影响，就直接推导所谓的“均衡”。
III、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一个工人每周需费一镑，工作日=10小时。A和B一年内都雇用100个工人(100个工人每周需费100镑，5周就需费500镑，50周就需费5000镑)，每一个工人在每周的6天中劳动60小时。因此，100个工人每周劳动6000小时，在50周内劳动300000小时。这个劳动力已经由A和B一手占有，因此不能再由社会用在别的目的上。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相同。其次，A和B的各100个工人每年都得到工资5000镑(200个工人合计得10000镑)，并且从社会取走相当于这笔金额的生活资料。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又相同。由于工人在两个场合都是每周得到报酬，所以他们都是每周从社会取走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在两个场合也都是每周把货币等价物投入流通。但是，区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一，A的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不象B的工人那样，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实际上是对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从企业开办后的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它已经是工人本身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劳动力的价格加上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工人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劳动的报酬就是用这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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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品来支付的。而B却不是这样。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里，货币虽然是他的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但是这个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报酬，不是用这个劳动本身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这个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支付。这种情况要到第二年才会发生，那时，B的工人的报酬才用他自己前一年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来支付。
　　资本的周转期间越短，——从而它的再生产期间在一年内更新的间隔时间越短，——资本家原来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就越迅速地转化为工人为补偿这个可变资本而创造的价值产品(此外，还包括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就越少；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因为他可以越是多次地用工人自己创造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来不断重新购买工人，并且推动他的劳动。
　　在生产规模已定时，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以及全部流动资本)的绝对量，按照周转期间缩短的比例而减少，年剩余价值率则按照这个比例而提高。在预付资本的量已定时，生产规模会随着再生产期间的缩短所造成的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扩大，因而，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随着这种提高而增加。总的说来，根据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由于周转期间长短不同，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为了推动同量的生产流动资本和同量的劳动而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量是极不相同的。
　　第二，——这和第一点区别有联系，——B的工人和A的工人一样，也是用那个在他手中变成流通手段的可变资本，来支付他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费用的。例如，他不仅从市场上取走小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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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一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来补偿小麦。但是，和A的工人不同，B的工人用来支付并从市场上取走生活资料的货币，不是他在这一年内投入市场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因此，他虽然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提供货币，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后者用得到的货币购买的商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相反，A的工人却提供了商品。因此，在B的场合，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B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是，在一年内没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末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贷来补偿。——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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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末，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象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的现象。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象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后备军被吸收了，这一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很低的水平。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手稿上，这里插入了下面这个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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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在B的场合，企业先从市场上取走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造成各种物质要素供应紧张，需求过剩。然后，又供应大量的物质产品造成供给过剩，需求不足。这大概是造成社会经济活动波动的主要原因。
　　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的产品所必要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性质，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通常投入市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习惯本身也以生产规模作为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才具有偶然性。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在价格降低时，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抢在前面。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看作是真正的物质基础。
　　例如，英国的棉纺织品或棉纱要卖给印度。假定出口商人把钱付给英国棉纺织厂主。(出口商人要在货币市场情况良好时，才愿意这样做。如果工厂主自己要靠贷款来补偿他的货币资本，情况就已经不妙了。)出口商人后来在印度市场上出售他的棉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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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他的预付资本则从印度市场汇回。在流回之前，事情就同在劳动期间延长的场合下，要使生产过程按已有规模继续进行，就需要预付新的货币资本完全一样。工厂主用来付给他的工人的报酬的以及更新他的流动资本的其他要素的货币资本，不是他所生产的棉纱的货币形式。只有在这个棉纱的价值已经以货币或产品的形式流回英国时，情况才能是这样。和劳动期间延长的场合一样，这种货币是追加的货币资本。区别不过在于：预付这种追加货币资本的，不是工厂主，而是商人，并且商人或许也是靠贷款得到这种追加货币资本的。同样，在这个货币投入市场以前或与此同时，不会有追加产品投入英国市场，可以让人们用这个货币去购买并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所以，如果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它就一定会和上述劳动期间的延长引起一样的结果。
　　其次，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由于信用制度造成的，而不是由贸易造成的，特别是在有回头货运回英国的场合下。它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度，但是，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久又要把它的银块送回英国。
　　向印度的出口贸易和从印度的进口贸易大致平衡是可能的，虽然后者(除了棉花涨价这一类特殊情况)的规模是由前者决定的，并受前者刺激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差额，可以看起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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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或者只是显出偏向这方或那方的微小的摆动。但是，危机一旦在英国爆发，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织品堆积在印度(就是商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这方面说，也就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在英国，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品的存货，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到货款。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第三，至于所使用的流动资本本身(可变流动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由劳动期间的长短引起的周转期间的长短，会产生这种区别：在一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一个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产品供给，例如煤炭生产，服装业等等。在不是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这样，至少在一年内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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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以上我们知道，即使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周转期间的差别也会引起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
　　但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必然又会有差别，而且只要剩余价值率不变，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会有差别。
　　我们首先要指出，资本A(用前一章的例子)有一个经常的周期的收入，因此，除了企业开始的那一个周转期间以外，它自己一年内的消费，是靠它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偿付的，而不是由自己的基金预付的。相反，在B的场合，却由自己的基金预付。虽然B在同一期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和A相等，但是，这个剩余价值还没有实现，因此，既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消费。就个人消费来说，已预期到靠剩余价值来偿付。这方面的基金必须预付。
　　不容易分类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为固定资本的维修所必需的追加资本，现在也可以得到新的说明。
　　对A来说，这部分资本——全部或大部分——不是在生产开始时预付的。它无需资本家拥有，甚至不存在也行。它通过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即直接作为资本来使用，而由企业本身产生。在一年之内不仅周期产生而且周期实现的剩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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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可以偿付维修等等必要的支出。因此，按原有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本，就在营业中，通过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由企业本身产生出来。这对资本家B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上述资本部分必须是原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在A和B两个场合，这部分资本在资本家的账簿上都作为预付资本出现。它确实也是预付资本，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它本来是按一定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但是，这部分资本究竟用什么样的基金预付，会有巨大的区别。对B来说，它实际上是原预付资本或者所支配的资本的一部分。而对A来说，它却是作为资本使用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况告诉我们，不仅积累的资本，而且连一部分原预付资本，也可以仅仅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一旦信用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例如，A向银行家C借贷开办企业或者在一年内经营企业所需要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他一开始就没有充足的资本来经营企业。银行家C借给他一笔款子，这笔款子不过是产业家D、E、F等等储蓄在他的银行里的剩余价值。从A的观点看，这还不是积累的资本。但对D、E、F等等来说，A无非是一个把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代理人罢了。
　　我们已经在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看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小部分地进行，如使用一部分剩余价值来从事改良，这种改良或者只是提高所使用劳动的生产力，或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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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加强对劳动的剥削。或者，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要追加支出流动资本(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面)，就足以扩大生产规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资本；这样，固定资本每天使用的时间只是延长了，而它的周转期间则相应地缩短了。或者，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有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就可以在原料上进行投机，干各种靠原预付资本所干不了的事情，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周转期间的数目增加，引起剩余价值在一年内更加频繁地实现的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这时既不能延长工作日，也不能进行个别改良；另一方面，整个企业的按比例的扩大，只有在一定的、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这部分地是由于需要增加企业的整个设备，如建筑物，部分地是由于需要扩大耕地，如农业；此外，还必须有大量的追加资本，而这种追加资本只有靠剩余价值的多年积累才能取得。
　　因此，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外，还进行着货币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攒起来，这部分货币资本只有达到一定数量以后，才会作为追加的能动的资本执行职能。
　　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但是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很明显，当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频繁，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时，新的货币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投入货币市场的比例也会增加，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会重新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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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扩大生产。大概是由于几乎可以将每一分钱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所以在现代庸俗经济学中不存在积累的问题，其生产函数是连续的，即生产规模可以一分一厘地扩大。
　　这种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所能采取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货币贮藏的形式。这种货币贮藏可以是在与贵金属出产国直接或间接进行交换时得到的追加的金或银。只有用这种方法，一个国家的货币贮藏才可以绝对地增加。另一方面，这种货币贮藏可能只是——这是多数情况——从国内流通中取出的、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已取得货币贮藏形式的货币。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还可能只是价值符号，——这里我们还是撇开信用货币不说，——或者只是由法定证件确认的资本家对第三者的索取权(法律证书)。不管这种追加货币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它是未来的资本，它就是资本家对社会未来的追加的年生产所持有的追加的和备用的法律证书。
　　“实际积累的财富的总量，从它的数量来看……同它所属的社会的生产力比较，不管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是同这个社会的仅仅几年的实际消费来比较，也是如此，所以，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生产力以及它们未来的自由发展方面，而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放在那种引入注目的单纯的积累的财富方面。在所谓的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只是法律证书，对社会未来的年生产力的索取权，即在不完全的措施或制度下产生并且永久化的法律证书……这些东西<物质东西的积累或实际财富>只是用作手段，让它们的所有者去占有那些要由社会未来的生产力去创造的财富，但由于分配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不用任何暴力，就会使他们逐渐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如果借助于合作劳动，那就会在几年内使他们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威廉·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第453页。——该书于1824年第一次出版。)
　　“社会的实际积累，同人类的生产力相比，甚至同一代人在仅仅几年内的日常消费相比，无论就数量或作用来说，都占极小的比例。人们很少注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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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理由很清楚，但是影响极为有害。每年耗费的财富，因使用而消失了；它只是暂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在人们享受它或者消费它的时候，才给人留下印象。只是慢慢地耗费掉的那部分财富，家具、机器、建筑物，却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老年，一直出现在我们眼前，好象是人类努力的永久纪念碑。由于占有了公共财富中这个固定的、耐久的而只是慢慢地耗费的部分——土地和原料(人们在它上面劳动)，工具(人们用它来劳动)，房屋(人们劳动时可以有所遮蔽)，——这些物品的所有者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就控制了社会上所有实际参加生产的工人的年生产力，尽管这些物品，和这个劳动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相比，是这样微不足道。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有20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平均每人的消费额约为20镑。合计约有4亿镑的财富，这是每年消费的劳动产品。这些地方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12亿镑，或者不超过一年内劳动的产品的三倍；平均分配，每人有资本60镑。我们这里考察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相当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这个总资本的利息，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大约足够维持全部人口一年中的两个月的生活；全部积累资本本身(如果能够找到买主)，在他们不从事劳动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他们整整三年的生活！在三年结束时，他们就会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他们不得不饿死，否则，就只有变成那些曾经在这三年内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人的奴隶。就象三年同健康的一代的寿命(比如四十年)相比一样，实际财富的数量和重要性，甚至最富有的国家的积累资本，同它的生产力，同仅仅一代人的生产力相比，也是如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他们在同等安全的合理的制度下，特别是借助于合作劳动，可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他们靠这种有缺陷的、令人沮丧的不安全的权宜之计实际会生产出来的东西！……为了使这个表面上巨大的现有资本，或者确切地说，为了使借助于这个资本取得的对年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和独占权，在强制分配的现状下保持下来，并使之永久化，这整个可怕的机构、连同它的恶习罪行和不安全的痛苦，就都要永久化。不先满足必要的需要，就不能有任何积累；而且人类愿望的巨流是追求享受；因此，在任何时候，社会的实际财富的数量，相对地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生产和消费的永久的循环。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以占有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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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因此，对这些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国民的劳动的年产品约有三分之一，现在是在公共负担的名义下，从生产者手里夺走，被那些不给任何等价物(即不给任何对生产者具有等价意义的东西)的人非生产地消费掉……人们总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在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象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然而，正是这种永恒的消费，不仅是一切享受的条件，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年产品的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和维持这个现有的分配方式相比，整个人类不断反复发生的贫困或昌盛，被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他们要永远维持强权、欺骗和冒险的结果，把这叫做安全。还把它叫做自由、民主。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安全，人类的全部生产力就毫不怜惜地被当作牺牲品了。”(同上，第440一443页)
　　把甚至阻碍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的那些干扰撇开不说，再生产只能有两种正常的情况：
　　或者是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
　　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
I、简单再生产
　　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期中周期地生产的和实现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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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
　　产品的价值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另一部分由产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加上产品中消耗的不变资本所形成的那部分价值构成，这一情况绝对不会影响作为商品资本不断进入流通，而又不断从流通中取出，以便作为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总产品的数量，也绝对不会影响它的价值。撇开不变资本不说，这种情况只会影响年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甚至在简单再生产中，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而不是以产品形式存在。否则，它就不可能为了消费而由货币转化为产品。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到货币的转化，在这里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使事情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说，假定进行流通的只是金属货币，即作为实际等价物的货币。
　　按照以上已经阐明的简单商品流通的规律(第1卷第3章)，一个国家现有的金属货币量，不仅要够商品流通使用。它还必须够应付货币流通的变动，这种变动部分地由流通速度的变化，部分地由商品价格的变动，部分地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或作为真正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比例的差别和变化而产生。现有货币量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但货币总量总是等于作为贮藏货币而存在的货币和作为流通货币而存在的货币之和。这个货币量(贵金属量)是社会逐渐积累起来的货币贮藏。这个货币贮藏因磨损而消耗掉的部分，必须象别的产品一样，每年重新补偿。实际上，这是通过本国一部分年产品和金银出产国的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或间接交换进行的。但是，这种交易的国际性质，把它的简单过程掩盖起来了。因此，为了把问题表现得最简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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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就必须假定金银的生产是在本国进行的，从而，金银的生产在每一个国家都形成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
　　把那种为制造奢侈品而生产的金银撇开不说，每年生产的金银的最低限量必须等于因每年货币流通而磨损的货币金属。其次，如果每年生产和流通的商品总量的价值额增大了，但流通商品的已经增大的价值总额及其流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货币贮藏)所需的货币总量，并没有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扩大(也就是更经常地不用实在货币，而由买卖双方实行抵账)而被抵销，那末，每年的金银生产也就必须增加。当价值额的增大使得对金属货币的需要超过了金银生产可能增加的上限时，纸币等价值符号的盛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必须每年用在金银的生产上。
　　因为这里假定的是简单再生产，所以从事金银生产的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只限于金银每年的平均磨损以及由此引起的金银每年的平均消费的范围；他们的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每年都被他们消费掉，其中没有任何部分转化为资本，他们把这一剩余价值直接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对他们来说，货币形式就是产品的实物形式，不象其他生产部门那样，是产品的转化形式。
　　其次，说到工资，即预付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这里，它也不是由产品的出售即产品转化为货币来补偿的，而是由产品来补偿的，因为这种产品的实物形式一开始就是货币形式。
　　最后，说到贵金属产品中与周期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不论是与不变流动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还是与一年内消费的不变固定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情况都是如此。
　　我们首先在G—W…P…G'形式上来考察投入贵金属生产的资本的循环或周转。既然G—W中的W不仅由劳动力和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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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构成，而且也由在P中只耗费一部分价值的固定资本构成，那末，很明显，产品G'这个货币总额就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加上投在生产资料上的流动不变资本，加上损耗的固定资本价值部分，加上剩余价值。如果这个总额少于后者的总和，而金的一般价值又不变，这种矿山投资就是没有成效的，或者，如果这已成为普遍情况，金的价值和价值保持不变的商品相比，将来就会提高。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因此，投在G—W中的货币额将来就会减少。
　　我们首先只考察预付在G上，即G—W…P…G'的起点上的资本的流动部分。我们看到，一定额货币为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和购买生产材料而预付，投入了流通。但是它不会通过这个资本的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以便重新投入流通。产品在实物形式上已经是货币，不需要通过交换，通过流通过程，才转化为货币。它在从生产过程进入流通领域时，不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要再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是作为货币资本，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要重新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消耗的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而是通过产品本身的实物形式补偿的；因此，不是通过它的价值以货币形式再从流通中取出，而是通过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补偿的。
　　假定这个流动资本=500镑，周转期间=5周，劳动期间=4周，流通期间只=1周。货币一开始就必须为5周一部分预付在生产储备上，一部分准备好，以便逐渐支付工资。第6周开始时，流回400镑，游离出100镑。这种情况会不断反复下去。这里，和以前一样，在周转的一定时间内，100镑不断处于游离的形式。但是，这10O镑和其余400镑完全一样，是由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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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在这里，每年周转10次；年产品=5000镑的金。(在这里，流通期间不是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而是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
　　对任何另一个在相同条件下周转的500镑资本来说，不断更新的货币形式，都是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的转化形式。这个商品资本每4周投入流通一次，通过它的出售，也就是通过周期取出原来加入过程的货币量，而不断重新再取得货币形式。相反，在这里，在每一个周转期间，一个新追加的500镑的货币量从生产过程本身投入流通，以便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生产材料和劳动力。这个投入流通的货币，不是通过这个资本的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的，而是靠不断地新生产的金量增加的。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并且和上面一样，假定它=100镑。在普通的商品生产中，这100镑在10次周转中已经足够不断地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在这里，在货币生产中，这个金额也足够了。但是，在每5周内用来支付劳动力报酬的流回的100镑，不是这一劳动力的产品的转化形式，而是这个不断更新的产品本身的一部分。金的生产者直接用他的工人自己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付给他的工人。因此，每年这样投在劳动力上并且由工人投入流通的这1000镑，不是经过流通回到它的起点的。
　　其次，说到固定资本，在企业开办时需要耗费较大量货币资本，因而，这种货币资本投入了流通。和一切固定资本一样，这种固定资本只是在若干年内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但是，它是作为产品金的直接部分流回的，而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变成货币流回的。因此，它逐渐保持它的货币形式，不是由于从流通中取出货币，而是由于积累了一个相应部分的产品。这样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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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不是为了补偿原来为取得固定资本投入流通的货币额而逐渐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额。它是一个追加的货币量。
　　最后，说到剩余价值，它同样等于新产品金的一部分，它在每个新的周转期间投入流通，按照我们的假定，被非生产地花掉，用以支付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费用。
　　但是，按照我们的假定，全年生产的金——它不断地从市场上取出劳动力和生产材料，但没有从市场取出货币，而是不断地用追加的货币供给市场——只是补偿一年内磨损的货币，也就是，只是补足社会上始终以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这两种形式(虽然二者的比例不断变动)存在的货币量。
　　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律，货币量必须等于流通所需的货币量加上处于贮藏形式的货币量，后者随着流通的缩小或扩大而增加或减少，同时特别要为支付手段形成必要的准备金。在支付不能互相抵销时，商品价值必须用货币支付。至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也就是说，无需商品的卖者花费什么，这绝对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假定生产者都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的独立的所有者，从而，流通发生在各个直接生产者本身中间。把他们的资本的不变部分撇开不说，和资本主义状态相类比，他们的年剩余产品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a只补偿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另一部分b部分地花费在奢侈品上，部分地用于扩大生产。因此，a代表可变资本，b代表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分割对他们的总产品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的大小不发生任何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的商品量的价值不变，因而，所需的货币量也不变。在周转期间的分法相同时，生产者也必须拥有同样的货币准备金，也就是说，必须总是在货币形式上拥有同样大的一部分资本，因为按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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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他们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可见，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这对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量绝对没有影响。
　　一个反对图克，坚持G—W—G'形式的人，质问图克：资本家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显然，这里的问题不是剩余价值的形成。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个唯一的秘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所使用的价值额不是靠剩余价值来增殖，那它就根本不是资本。既然按照假定它是资本，所以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的存在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仅假定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且同时还假定投入流通的一部分商品量是由剩余产品构成的，因而它代表的价值不是资本家在把他的资本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的价值；因此，假定资本家在把他的产品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了一个超过他的资本的余额，并且从流通中再取出这个余额。
　　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比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形式上已经从流通中取出的生产资本，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个余额从何而来，没有说明，或不能理解，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事实)。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很明显，为什么不仅资本家A，而且资本家B、C、D等等都会通过商品交换，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比他们原来预付和反复重新预付的资本价值更大的价值。A、B、C、D等等不断地以商品资本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一个比他们以生产资本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更大的商品价值，——这种行为和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是多方面的。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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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分配一个和他们各自预付的生产资本的价值额相等的价值额(即各自从流通中取出生产资本)；同样，必须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分配这样一个价值额，这个价值额是他们从各方面以商品形式并作为各自的超过生产要素价值而形成的商品价值余额投入流通的。
　　但是，商品资本，在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它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被耗费以前，必须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乍一看来是很难的，不论是图克，还是别人，直到现在也没有作出回答。
　　假定以货币资本形式预付的流动资本500镑，不论它的周转期间如何，都是社会即资本家阶级的全部流动资本。假定剩余价值是100镑。那末，整个资本家阶级怎么能在只是不断地投入500镑时，又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600镑呢？
　　在货币资本500镑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后，这个生产资本会在生产过程内转化为600镑的商品价值，因此，处在流通中的，不仅有一个与原预付货币资本相等的500镑的商品价值，而且还有一个新生产的100镑剩余价值。
　　这个追加的100镑剩余价值已经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通过这个行为，不会为这个追加的商品价值的流通提供任何追加的货币。
　　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辞来回避这个困难。
　　举例来说：至于不变流动资本，很明显，它不是全部同时投入的。在资本家A出售他的商品，从而他的预付资本取得货币形式时，买者B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反地取得A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形式。由于同一个行为，A使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再取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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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B则使他的资本再取得生产形式，使它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一个货币额，在这个两方面的过程中，和在任何一个简单的购买W—G中一样执行职能。另一方面，A在把他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时，向C购买，C又把这个货币付给B，依此类推。这样，过程就好象说明了。但是：
　　我们阐明的关于商品流通中的流通货币量的所有规律(第1卷第3章)，决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发生变化。
　　因此，如果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社会的流动资本等于500镑，那末，已经考虑到：一方面，它是同时预付的金额，但另一方面，这个金额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却多于500镑，因为它交替充当不同生产资本的货币基金。因此，这种说明方法，是以货币已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应该说明的，正是这个货币何以存在。
　　其次，有人会说，资本家A所生产的物品，是由资本家B个人消费的，即非生产地消费的。因此，B的货币使A的商品资本货币化，这样，同一个货币额既使B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又使A的流动不变资本货币化。但是，在这里还是直接以应当答复的问题已经解决为前提的。这就是，B从哪里得到用来偿付他的收入的货币？他自己怎样使他的产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货币化？
　　再次，有人会说，A不断预付给他的工人的那部分流动可变资本，是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到他手里的；其中只有一部分，不断交替地保留在他自己手里，以支付工资。而在支出和流回之间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在工资上付出的货币，除了其他用途以外，还可以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但是，我们知道，第一，这个时间越长，资本家A必须不断准备好的货币储备量也必然越大。第二，工人会支出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因此相应地会使商品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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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因此，同一个货币，既以可变资本形式预付，又相应地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只要指出一点：整个资本家阶级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非生产人员的消费，是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同时进行的；因此，在工人把货币投入流通的同时，资本家为了花费作为收入的剩余价值，也必然要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必须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刚才所作的说明，只会减少而不会消除这个必要的货币量。
　　最后，有人会说，在第一次投入固定资本时，总是把大量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若干年内，由投入的人再从流通中取出。难道这个金额不足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吗？——对于这种说法，必须回答说：也许在500镑的金额(也包括作为必要准备金的贮藏货币)中，已经包含着把这个金额作为固定资本来使用，即使不是由投入这个金额的人使用，也会由另外一个人使用。此外，已经假定，用来购置作为固定资本使用的产品的金额，也已经对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进行了支付，而问题恰好在于，这个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已经得出来了：当一个x×1000镑的商品量要流通时，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不论这个商品量是否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这个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决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在货币的流通速度等等其他条件已定的情况下，要使x×1000镑商品价值流通，总需要有一定量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同这个价值有多少归这个商品的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问题完全无关。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末，它和总的问题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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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独特问题的假象。这就是：货币投入流通的起点在这里是资本家。工人为了支付他的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的货币，起初就是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存在的，所以，原来就是作为劳动力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并且，资本家把原来对他构成不变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货币也投入流通；他是把这个货币作为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支出的。不过，除此以外，资本家就不再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起点了。可是，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是不为他们服务，而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至于剩余价值不是全部留在产业资本家的钱袋中，而是必须由他和别人共分，这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问题在于他怎样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而不在于由此取得的货币以后怎样分配。在我们考察的场合，仍然把资本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唯一的所有者。至于工人，我们已经说过，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说，工人只是第二步的起点，资本家才是第一步的起点。起初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当工人为了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时，已经在完成它的第二个流通。
　　因此，资本家阶级是货币流通的唯一起点。如果他们为了支付生产资料的费用需要400镑，为了支付劳动力的报酬需要100镑，那末，他们就把500镑投入流通。但是，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是一个等于100镑的价值。如果他们只是不断投入500镑，又怎么能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600镑呢？无中不能生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从流通中取出他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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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没有投入流通的东西。
　　这里撇开下面一点不说，即在周转10次的情况下，也许有400镑的货币额，就足以使价值4000镑的生产资料和价值1000镑的劳动流通，而其余的100镑也足以使1000镑的剩余价值流通。货币额和由此流通的商品价值的比例，同这里的问题无关。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同一个货币流通好几次，那就必须有5000镑作为资本投入流通，还需要有1000镑，以便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不管后面这个货币是1000镑还是100镑，问题仍然是它从何而来。无论如何，它是超过投入流通的货币资本的部分。
　　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乍看起来，确实好象是一种怪论。但是请注意，他们不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因此，这不是他们预付的，虽然他们是这种流通的起点。
　　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比如说一个租地农场主，现在开办一个企业。在最初一年内，他预付了货币资本，比如说5000镑，用以支付生产资料的费用(4000镑)和劳动力的报酬(1000镑)。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他占有的剩余价值=1000镑。上述5000镑已经包括全部他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货币。但是人必须生活，而不到年终，他一点钱也拿不到。假定他的消费额是1000镑。这是他必须有的。他固然会说，他必须在第一年内预付这1000镑。但是，这个预付——这里只有主观的意义——不过表示，在第一年，他必须掏自己的钱袋，不能用工人的无酬的生产来偿付他的个人消费。他不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预付。他把它花掉，把它作为他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来支付。这个价值是他以货币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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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花费，投入流通，而以商品价值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他已经耗费了这些商品价值。因此，他已经不再和这些商品价值发生任何关系。他用来支付这个价值的货币，作为流通货币的要素而存在。但是他已经以产品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了这个货币的价值，于是这个价值也和它借以存在的产品一起被消灭。他已经不再存在了。但在年终，他会把6000镑的商品价值投入流通，把它出售。因此，流回到他手里的有：1. 他预付的货币资本5000镑；2. 货币化的剩余价值1000镑。他曾经把5000镑作为资本预付，投入流通，而现在从流通中取出6000镑，其中5000镑作为他的资本，1000镑作为他的剩余价值。使后面这个1000镑转化为货币的，不是他自己作为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而是他作为消费者投入流通的货币，这些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它们现在作为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流回到他手里。这一行为以后会每年反复进行。但从第二年起，他所花费的1000镑，就始终是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即货币形式。他每年花掉这些货币，这些货币每年又流回到他手里。也就是说，将剩余价值货币化的是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但这只适用于这里的简单再生产情形。
　　如果他的资本在一年内的周转次数增多，那也决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时间的长短会发生变化，因而他为了个人消费必须投入流通的超过预付货币资本的金额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
　　资本家把这些货币不是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但是，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也在于他能靠自己占有的资金生活到剩余价值流回的时候。虽然工人也可买些股票，但他不能靠这些股票带来的剩余价值生存，而必须同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工人买不买股票只是量变，还不是质变。
　　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所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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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也就是说，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非生产地消费掉。
　　我们以上假定，贵金属的全部生产(假定=500镑)只够补偿货币的磨损。
　　生产金的资本家以金的形式占有他的全部产品，其中有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也有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一部分社会剩余价值，是由金构成的，而不是由在流通中才转化为金的产品构成的。这部分本来就是金，它投入流通，以便从流通中取出产品。在这里，无论工资即可变资本，还是预付不变资本的补偿，都是如此。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投入流通的商品价值，大于他们预付的货币资本(多了剩余价值)，那末，另外一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价值，大于他们为生产金而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也是多了剩余价值)。如果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从流通中抽出比他们预付的更多的货币，那末，那部分生产金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更多的货币。在现代以纸币为主体的信用货币的制度下，情况又是如何？
　　尽管这个500镑产品金的一部分是金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但是整个这个金额只是用来补偿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至于其中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的剩余价值货币化，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的其他价值部分货币化，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把金的生产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事情也决不会发生变化。在A国，社会的劳动力和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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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转化为产品，例如，价值500镑的麻布，这个产品被运到B国，以便在那里购买金。在A国这样使用的生产资本，和它直接用于金的生产时一样，不会把任何和货币不同的商品投入A国的市场。A的这个产品由500镑金来代表，仅仅作为货币进入A国的流通。这个产品所包含的那部分社会剩余价值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对A国来说，决不以货币以外的形式存在。虽然对生产金的资本家来说，只有一部分产品代表剩余价值，而另一部分产品则补偿资本，但是，除了流动的不变资本外，这个金有多少补偿可变资本，有多少代表剩余价值，完全取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流通的商品价值中各自所占的比例。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资本家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虽然这个部分不断地被他们花费在个人消费上，并且由于新产品的出售被他们重新取得，——一般说来，正是这种买和卖，使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得以在他们自己中间流通，——但是社会剩余价值还是有一部分(虽然比例是变动的)以货币形式放在资本家的钱袋中，和一部分工资至少在一周的某几天以货币形式留在工人的钱袋中一样。而且这部分社会剩余价值，并不限于原来构成生产金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而如上所述，决定于上述500镑产品一般说来按什么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决定于要流通的商品价值按什么比例由剩余价值和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构成。
　　但是，不是存在于其他商品中，而是存在于同其他商品并列的货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只是在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为实现剩余价值而进入流通的限度内，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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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比例不断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处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另一部分货币，却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要素，而是以前在国内积累的货币量的要素。
　　按照我们的假定，每年生产的金500镑，正好只够补偿每年磨损的货币。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到这500镑，而把每年生产的商品总量中靠以前积累的货币进行流通的部分撇开不说，那末，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能在流通中找到自己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是因为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每年以金的形式生产出来。这对于500镑金产品的其余部分即补偿预付货币资本的部分来说，也是适用的。
　　在这里应当指出两点。
　　第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不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花掉的剩余价值，还是他们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本，实际上都是工人的产品，也就是从事金生产的工人的产品。这些工人不仅把作为工资“预付”给他们的那部分金产品重新生产出来，而且把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重新生产出来。最后，至于只补偿金生产上预付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它也只是由于工人的每年的劳动，才能以金的形式(一般来说，以某一产品的形式)再现出来。在企业开办时，它原来是资本家以货币形式付出去的。这个货币不是新生产的，而是社会的流通货币量的一部分。但是，只要它由新的产品，由追加的金补偿，它就是工人的年产品。资本家方面的预付，在这里也只是表现为一种形式，因为工人既不是他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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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生产时又不支配其他工人所生产的生活资料。
　　第二，至于同每年补偿500镑无关的，部分地处于贮藏货币形式，部分地处于流通货币形式的货币总额，那末，它的情形，即它原来的情形，也必然和这500镑每年出现的情形完全一样。在这一节的末尾，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这一点。我们先在这里谈其他几点意见。
　　我们在考察周转时已经知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周转期间的长短的变化，按同一规模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货币流通必须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才能适应周转期间延长和缩短的变化。
　　我们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其中包括工作日的长度、强度和生产率不变，只有价值产品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不论前者增加，后者减少，还是相反，前者减少，后者增加，这都不会对流通货币量发生任何影响。即使流通货币量没有任何增加或减少，这种分配的变化也是会发生的。让我们特别考察一下这样的场合：工资普遍提高，因而——在假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普遍降低，此外，同样按照假定，流通商品量的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场合，必须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即执行这种职能的货币量，当然会增加。但是，可变资本执行职能所必需的货币量增加多少，剩余价值就恰好会减少多少，因而，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也会减少多少。实现商品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和这个商品价值本身一样，并不会因此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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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商品的成本价格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提高了，但是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依然不变。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改变的只是商品生产价格分为工资和利润的比例。
　　但是有人会说，可变货币资本的支出增加(当然假定货币价值不变)，意味着工人手里的货币手段量增加。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工人方面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产生的结果是，商品价格会提高。——或者有人会说，如果工资提高，资本家就会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在这两种场合，工资普遍提高，都会引起商品价格的提高。因此，无论用哪一个方法去说明价格的提高，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都必然会增加。这是今天仍盛行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
　　对第一种说法的回答是：由于工资提高，工人对需求，特别是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增加。他们在极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者说，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了对原先不属于他们消费范围的物品的需求。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的突然的大规模增加，无疑会立刻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结果是：在社会资本中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将增大，用来生产奢侈品的部分将缩小，因为由于剩余价值的减少，由于资本家对奢侈品需求的减少，奢侈品的价格将会跌落。反之，如果工人自己购买奢侈品，他们工资的提高——在购买奢侈品的范围内——并不会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只会使奢侈品的买者发生变换。奢侈品归工人消费的数量比以前增加，而归资本家消费的数量则相应地减少。如此而已。经过几次波动以后，就会有和以前价值相同的商品量在流通。——至于各种暂时的波动，那末，它们造成的结果不外是把原来在交易所干投机事业或在国外寻找用途的那种用不上的货币资本投入国内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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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第二种说法的回答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随意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那末，即使在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工资也就永远不会提高。如果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象他们现在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任何提高作借口，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那末，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反对工联。现代庸俗经济学不仅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割裂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否则就应该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理论引入其关于资本家与工会的工资博弈模型。参见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硬说因为对奢侈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是由于资本家用于这方面的购买手段减少，从而他们的需求减少)，所以资本家可以提高奢侈品的价格，这是供求规律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应用。如果发生的不只是奢侈品购买者的变换，即工人代替资本家，——而如果发生这种变换，工人的需求就不会引起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因为工人既然把增加的那部分工资花费在奢侈品上，就不能花费在必要的生活资料上，——那末，奢侈品的价格就会因需求减少而降低。结果是从奢侈品的生产中把资本抽走，直到奢侈品的供应减少到和它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已经变化的地位相适应的程度为止。随着它们生产的减少，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会再提高到正常的水平。一旦这种收缩或这种均衡过程发生了，在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就会不断地从奢侈品的生产部门中抽出资本，把这些资本追加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一直到需求满足时为止。然后再出现平衡，而整个过程的结果是，社会资本，从而货币资本，会按不同的比例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进行分配。同时总体的价格水平并没有提高。
　　全部非难都是资本家和向他们献媚的经济学家的恐吓。说得好。当前中国的改革正面临这种扩张私人资本势力的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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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种恐吓提供借口的，是以下三个事实(而恐吓就在于对这些事实形成原因的歪曲)：
　　1、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是：如果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提高，——不论价格总额的这种增加是发生在同一个商品量上，还是发生在一个已经增大的商品量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货币的量就会增大。因此，结果和原因相混了。工资随着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而提高(虽然按比例提高的现象是罕见的，仅仅是例外)。工资提高是商品价格提高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
　　2、在工资部分提高或者说局部提高的情况下，即工资仅仅在个别生产部门中提高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产品的价格可以因此发生局部的提高。但是，就连这一点也取决于许多情况：例如，在这些部门，工资不是特别低，因而利润率也不是特别高；这些商品的市场不会因价格上涨而缩小(因此，它们价格的提高，不需要它们供给的预先缩减)，等等。
　　3、在工资普遍提高时，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在可变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上涨，但在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下跌。
　　简单商品流通的研究(第1卷第3章第2节)已经表明，虽然在任何一定量的商品的流通中，这一定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货币从一个人手中消失，必然会在另一个人手中出现，因此，不仅商品首先到处互相交换或互相代替，而且这种代替还以货币的到处沉淀作为媒介，和货币沉淀同时发生。“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流通不断地把货币象汗一样渗出来。”(第1卷)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同一个事实是这样表现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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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资本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一部分剩余价值同样以货币形式不断地处于它的所有者手中。
　　撇开这一点不说，货币的循环，即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作为资本周转的要素，是一种和货币的流通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现象。货币的流通表示货币经过一系列人的手而不断地离开起点(第1卷)。不过，资本周转的加速本身就包含着货币流通的加速。
　　首先，就可变资本来说：如果一个500镑的货币资本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每年周转十次，那末，很明显，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使十倍于它的价值额=5000镑流通。它每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流通十次。流通货币量的这同一个部分在一年内十次付给工人，而又十次被工人用来支付。如果在生产规模不变时这个可变资本每年周转一次，那末，就仅仅进行一次5000镑的流通。
　　其次，假定流动资本的不变部分=1000镑。如果这个资本每年周转十次，那末，资本家在一年内就会把他的商品，从而把商品价值的不变流动部分卖出十次。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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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在一年内就有十次从它的所有者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就是这个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十次换位。其次，资本家每年购买十次生产资料：这又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流通了十次。产业资本家用1000镑货币卖出价值10000镑的商品，又买进价值10000镑的商品。由于1000镑货币的二十次流通，就使20000镑的商品储备得以流通。
　　最后，在周转加速时，实现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也会流通得更快。
　　但是，反过来，货币流通的加快，不一定包含资本周转的加快，因而不一定包含货币周转的加快，也就是说，不一定包含再生产过程的缩短和它的更新的加速。
　　只要用同一货币量完成较大量的交易，货币流通就会加快。在资本再生产期间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货币流通的技术设施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其次，有货币流通但它不表现实际商品交换的那种交易，例如交易所里的买空卖空等等，可以在数量上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全不要货币流通。例如，在农场主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时，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就不会有货币流通，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就是资本的所有者时，产业资本家和债主之间也不会有货币流通。
　　至于贮藏货币最初如何在一个国家里形成，这种贮藏货币又如何为少数人所占有，这个问题无需在这里进一步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工人的报酬是用货币支付的，并且实物报酬一般已转化为货币报酬——只有在国内现有的货币量足以适应流通和由流通决定的货币贮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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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比较深入和充分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前提，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必须先有充足的贮藏货币，然后才开始有资本主义生产。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十六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供给货币材料，那末，一方面以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没有该产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货币，另一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不需要事先由产品转化为货币。
　　要转化为货币的追加商品会找到必要的货币量，因为另一方面要转化为商品的追加的金(和银)可以不通过交换，而通过生产本身投入流通。
II、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如果积累以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形式发生，那末很明显，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首先，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只是它的用法不同而已。
　　但是，现在由于有了追加的生产资本，就会有追加的商品量作为这个资本的产品投入流通。与此同时，为实现这个追加商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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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一部分追加货币也会投入流通，不过以这个商品量的价值和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相等为限。这个追加的货币量是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预付的，所以会通过资本的周转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因此，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还是一样。流通商品量的价格总额之所以增加，并不是因为—定量商品的价格已经提高，而是因为现在流通的商品量大于以前流通的商品量，而这个差额又没有为价格的降低所抵销。要取得这个具有较大价值的较大的商品量所需要的追加货币，就必须或者更多地节约流通货币量，——要末使支付等等互相抵销，要末加速同一个货币的流通，——或者把货币由贮藏形式转化为流通形式。后一点不仅包括闲置的货币资本转而执行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也不仅包括已经作为准备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在对它的所有者执行准备金的职能的同时，对社会来说实际上是处在流通中(例如不断地贷出的银行存款)，从而执行着双重的职能；而且还包括节约停滞的铸币准备金。
　　“货币要作为铸币而不断地流动，铸币就必须不断地凝结为货币。铸币的不断流通，以铸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顿下来成为铸币淮备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为流通的条件，这个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经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铸币变货币、货币变铸币的这种不息的转化，亚当·斯密这样说道：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须经常准备一定数额用于购买的一般商品。我们知道，在W—G—W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G—W分裂为许多次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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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因此G的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而停留。货币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的铸币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总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货币的这个第一种转化，仅仅是货币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版第105、106页。——和货币相对立的“铸币”，在这里是指仅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而不执行其他职能的货币。)
　　如果采用所有这些方法还不够，那就必须进行追加的金的生产，或者——其结果一样——用一部分追加产品同贵金属出产国的产品即金直接地或间接地进行交换。现在是用出口商品与美国特种纸印刷产品即美元进行交换，而交换来的美元并不用于国内的流通。用于国内流通的是印刷量大增的人民币。
　　每年耗费在金银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总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非生产费用，会相应地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一定量实际财富，不能供社会利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或者生产扩大程度不变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机器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或者是因为大部分社会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此会在没有实在的货币的参与下完成，或者是因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货币量的作用能力会提高。服务业的主要作用是减少非生产费用，而不是创造价值。
　　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甚至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没有信用制度，就没有市场经济。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支配或使用货币资本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对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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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进一步说明，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现在要考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生实际的积累，即没有直接扩大生产规模，但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会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作为货币准备金积累起来，以便以后转化为生产资本。
　　只要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是追加货币，事情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货币可以只是从金的出产国进口的多余的金的一部分。这里应该指出，为进口金而用去的国民产品已经不再存在于国内了。它为交换金而运往国外了。
　　反之，假定国内的货币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已经积累和正在积累的货币就是从流通中流出来的；只是它的职能改变了。它从流通的货币转化为逐渐形成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了。
　　这里积累的货币，是已经出售的商品的货币形式，并且是对商品所有者来说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假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积累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是相应地卖而不买。
　　如果只是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局部现象，那就不需要作什么说明了。一部分资本家把出售产品所得的一部分货币保留起来，不用它从市场上取出产品。相反，另一部分资本家却把他的除了不断的、为生产经营所必要的货币资本以外的货币全部转化为产品。作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投入市场的那部分产品，是由生产资料或可变资本的现实要素(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它可以立即用来扩大生产。因为这里不是假定，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币资本，另一部分资本家则把剩余价值全部花掉，而只是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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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进行积累，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从事实际的积累，即扩大生产规模，实际扩大他们的生产资本。即使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币、另一部分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是交替进行的，现有的货币量仍然足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此外，单方面的货币积累，也可以不用现金，而只是用债权的积累来进行。
　　但是，如果我们的前提不是资本家阶级的局部的货币资本积累，而是它的普遍的货币资本积累，那末，困难就会发生了。宏观与微观的区别。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所购买的全部物品，等于他们的工资的总和，等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通过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工人阶级，这些货币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因此，他们的可变资本再取得了货币形式。假定可变资本的总和=x×100镑，即等于一年内使用的(不是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这个可变资本价值根据周转速度在一年内要预付多少货币，与现在考察的问题无关。资本家阶级用这个x×100镑资本来购买一定量的劳动力，即对一定人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是第一次交易。工人用这个金额向资本家购买一定量商品，因此，同一个x×100镑又流回到资本家手里，这是第二次交易。而这是不断反复进行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用x×100镑购买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更不用说购买代表资本家阶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工人用这x×100镑总是只能购买社会产品中的这样一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和代表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相等。
　　这种全面的货币积累只是表示追加的进口贵金属在各单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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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不管分配的比例如何；撇开这个情况不说，整个资本家阶级要怎样才能把货币积累起来呢？
　　他们全体都必须出售自己产品的一部分，而不再购买。至于说他们全体都有一定的货币基金，作为他们购买消费品的流通手段投入流通，其中又有一部分从流通中再回到他们每个人手里，那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货币基金恰恰是作为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造成的流通基金存在的，而决不是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存在的。
　　如果按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为了以后的使用而积累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有以下几项：
　　1、银行存款。银行实际支配的，是一个较小的货币额。这里仅仅在名义上积累了货币资本。实际积累的，是货币索取权，它们之所以会转化为货币(在它们一旦转化为货币时)，只是因为在提取的货币和存入的货币之间出现平衡。在银行手中掌握的货币相对地说只是一笔很小的金额。这笔很小的金额好象指的是银行的自有资本。
　　2、公债券。这根本不是资本，而是对一国年产品的债权。
　　3、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
　　在所有这些场合，都没有货币的积累，而是一方面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实际的货币支出。至于这个货币究竟由它的所有者支出，还是由其他人，由他的债务人支出，这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贮藏货币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结果，或者是流通停滞的结果(这时会有比通常更多的货币量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或者是由资本周转决定的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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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贮藏货币仅仅是暂时以潜在的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用来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因此，如果一方面从流通中取出了以货币形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把它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那末，同时会不断地把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除了追加的贵金属在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外，从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货币形式的积累。产生剩余价值的是生产资本而不是货币资本，因此货币资本的积累最后要转化为物质的生产资本的积累。但随着再生产的扩大，流通和积累的货币的需要量也会相应增加，因而金银的产量(在现代社会是纸币的印刷量)也要相应增加。
　　对于年产品中以商品形式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所说的，也完全适用于年产品的其他部分。后者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货币。这个货币量，和每年生产的代表剩余价值的商品量一样，属于资本家阶级。这个货币量最初是由资本家阶级自己投入流通的。它通过流通本身不断地在他们中间重新分配。和一般铸币流通一样，这个货币量的一部分会在这个或那个地方停滞下来，而另一部分则不断流通。关于这种积累的一部分是否有意形成货币资本，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
　　在这里把下面这种现象撇开不说：由于流通中的各种冒险行为，一个资本家夺取了其他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夺取了他们的一部分资本，因此，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上发生了片面的积累和集中。例如，A攫取的并作为货币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可以是B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不会流回到B的手里。从微观的角度讲，这种攫取也只有这种攫取才体现了A的“企业家才能”(现代庸俗经济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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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导言
I、研究的对象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周转。
　　无论我们考察的是G…G'形式的循环，还是P…P形式的循环，直接按生产过程P本身始终只是这个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前一种形式中，它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在后一种形式中，流通过程表现为它的媒介。它的不断更新，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不断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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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场合，都以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不断地重新完成各种转化的条件，是资本交替地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条件。
　　但是，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媒介作用的买和卖。
　　因此，各个单个资本综合而成的社会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资本本身的循环：2、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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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本的循环也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因为剩余价值构成商品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工资的支付。但是，这个剩余价值和工资耗费在商品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节，虽然至少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本书第一卷，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过程，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我们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需要考察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和卖。
　　在本卷的第一篇，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卷所考察的劳动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
　　在第二篇，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周转来考察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怎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种形式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决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长短不同的各种情况。我们还指出了，循环期间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第一篇主要是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式，而第二篇研究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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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特别是货币资本表示出一种在第一卷里没有讲过的特性。在这里揭示了一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一定量资本的大小不等的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周转的条件，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和更新，以便使一个定量的生产资本能够不断地执行职能。
　　但是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资本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II、货币资本的作用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篇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在这里研究一下，就是说，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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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货币资本显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连续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数。为消除流通的停滞而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正是由于这两点，所谓的“知本”受制于货币资本。
　　关于第一点。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二重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同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在这里，就单个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后者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但是正如第一卷已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生产的规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并入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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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劳动力的报酬相同时，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如果货币资本随着这种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即如果工资提高)，那末，它也不是和这种剥削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增加了，而无需追加货币资本。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末，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同一些劳动资料，也就是同一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每天的使用时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无需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这时，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快了，可是它的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来。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要素不一定是价值要素。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并不是真正的分配理论。首先，其中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价值要素，否则从事夜间生产的企业至少要将其新创造的价值分配给电的发现者和电灯的发明者。其次，商品交换不是商品分配。在劳动力是商品的社会里，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与原材料供应商从购买其原材料的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一样，都只是他们所提供的商品的价格，而不是企业收入的分配额。
　　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凯里推算出，土地所有者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为使土地具有现在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资本或劳动。(当然不提从土地掠夺去的生产能力。)根据这种算法，对单个工人就必须按照整个人类为把一个野蛮人造就成一个现代的机器工人所花费的劳动，来支付报酬了。正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这样说：如果把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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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的一切没有报酬的、但已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转化为货币的劳动计算一下，那末，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已经一再以高额的利息偿还了，土地所有权也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不包含资本价值的追加支出，当然首先只是增加产品的量，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除非它能够用同量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从而把更多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形成新的资本材料，从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
　　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关于这一点，如第一卷已经指出的，这部分地是通过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实现的，而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量，从而表现这些价值的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并不需要绝对地增大。单个资本的量可以通过这些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来增大，而它们的社会总额并没有增大。这只是改变各个单个资本的分配而已。
　　最后，上一篇已经指出，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的生产资本。
　　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那末，购买一定数量的以商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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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这些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是确定的。或者说，要预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价值形式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的。
　　关于第二点。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每年都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或购买货币，以补偿磨损掉的铸币。不言而喻，这对社会生产的规模相应地是一种削减。但是，至于那个部分地充当流通手段，部分地充当贮藏货币的货币价值，那末，既然它已经存在，已经取得，它就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自然源泉并存。不能把这种货币价值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它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但这以货币依旧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为前提。
　　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推动生产资本所必要的货币资本量也就有大有小。我们还知道，周转期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就要求增加那种在货币形式上潜在的或暂歇的资本。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所决定，因此，不是由这个生产过程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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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由于国际贸易顺差越大意味着不向国内市场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的生产所取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越多，从而不是顺差越多越好。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但这个劳动时间应当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为了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多少需要有市场上的竞争和度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只是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只能购买消费品，而不能购买资本品，不能向货币资本转化。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起的，那末，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由一般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第一种情况，即要预付的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不会由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形式——不论是金属货币、信用货币、价值符号或其他等等——而消除。第二种情况也决不会由于通过哪一种货币媒介或通过哪一种生产形式取走劳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不把等价物投回流通，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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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I、重农学派
　　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达到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均衡。上一年度的收获，当然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总产品的一部分，——它和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作为使用物品，是过去一年劳动的新的结果，——同时只是以同一实物形式再现的原有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不流通，而是留在它的生产者租地农场主阶级手里，以便在那里重新充当资本。魁奈还把一些无关的要素包括在年产品的这个不变资本部分中，但是他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这要归功于他的有限的眼界，即认为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领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是唯一的真正生产的领域。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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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究们也还是如此。再到现在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部分学究们也是如此。至于另一部分的学究们则只是为了能吃上牛排，未必相信那一套。然而在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产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物品，而且也创造它们的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是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生地是生产领域，不是流通领域。在作为以流通为媒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承担者的三个阶级中，“生产”劳动的直接剥削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和那些剩余价值的单纯占有者区别开来了。
　　还在重农主义体系的全盛时期，这种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就已经一方面引起了兰盖和马布利的反对，另一方面引起了自由小土地所有制的辩护者们的反对。
　　亚·斯密在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上的退步之所以更加明显，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不仅对魁奈的正确分析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例如把魁奈的“原预付”和“年预付”普遍化，说成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且在某些地方，完全重犯了重农学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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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了证明租地农场主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资本家生产更大的价值，他说：
　　“没有任何等量资本，比租地农场主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数量更大的生产劳动。不仅他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这对雇工是一个多么好听的赞语啊！}在农业中，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虽然自然的劳动不需任何费用，但是它的产品，和费用最大的工人的产品一样，仍然具有它的价值。农业中最重要的工作，看来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自然的肥力，——虽然它也这样做，——不如说是要使用自然的肥力来生产对人类最有用的植物。杂草丛生的原野，往往可以提供和精心耕作的葡萄园或庄稼地同样多的植物。栽培和耕作往往更多地是调节而不是促进自然的能动的肥力；并且在完成这一切劳动之后，总会留下许多工作让自然去做。因此，农业中使用的工人和役畜<！>，象制造业中的工人那样，不仅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价值，或等于使用他们的资本连同资本家的利润的价值；而且还再生产一个更大得多的价值。除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之外，他们还经常再生产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地租可以看作是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各种自然力的产物。地租多少，要看设想的各种自然力的大小而定，换句话说，要看设想的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为肥力而定。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它很少少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而常常多于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制造业中使用的等量生产劳动，决不可能引起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自然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人做的；并且再生产必须始终和实行再生产的当事人的力量成比例。因此，投于农业的资本，与制造业中使用的任何一个等量资本相比，不仅推动数量较大的生产劳动，而且按照它所使用的生产劳动的量，把一个更大得多的价值，加到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去，加到该国居民的现实财富和收入中去。”(第2篇第5章第24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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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斯密在第二篇第一章中说：
　　“种子的全部价值，在本来的意义上，也是固定资本。”
　　因此在这里，资本=资本价值；它以“固定”的形式存在。
　　“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第186页)
　　在这里，局限性在于，斯密没有象魁奈已经看到的那样，看到不变资本价值以更新的形式再现出来，因而看不到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只是为他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多提出了一个例证，而且是一个错误的例证。——斯密把“原预付”和“年预付”换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进步之处在于“资本”这个名词，他使资本这个概念普遍化，摆脱了重农学派特别注意把它应用于“农业”领域这种情况；退步之处在于把“固定”和“流动”理解为决定性的区别，并且坚持不变。
II、亚当·斯密
1、斯密的一般观点
　　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第42页上说：
　　“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地租>之一，或三者全体；并且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去”；【为了使读者对“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一语不致迷惑不解，可以用下面这几句话来说明亚·斯密本人是怎样解释的：例如，在海鱼的价格中，没有加入地租，而只加入工资和利润；在苏格兰玛瑙的价格中，只加入工资。他说：“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贫民以在海滨捡拾各种色彩的通称苏格兰玛瑙的小石子为业。石雕业主付给他们的小石子的价格，只由他们的工资构成，因为地租和利润都不形成这种价格的任何部分。”】或者，象他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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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3页上说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
　　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的”或“一切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一学说，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他还说：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那末，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第2篇第2章第190页)
　　亚·斯密就是这样把一切个别考察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分解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之后，他还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把第四个要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来达到的。
　　“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可以列入消费储备的部分，即用于生活和享乐而不侵占资本的部分。他们的实际财富同样不是和他们的总收入，而是和他们的纯收入成比例的。”(同上，第190页)
　　对此我们评述如下：
　　1、亚·斯密在这里显然只是考察简单再生产，而不是考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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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他所说的只是为维持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支出。“纯”收入等于年产品——不管是社会的还是单个资本家的年产品——中可以加入“消费基金”的部分，不过这个基金的数量不能侵占执行职能的资本。因此，个人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都有一个价值部分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利润或地租，而是分解为资本。
　　2、亚·斯密借助“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这个名词游戏，背弃了自己的理论。单个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或所谓的国民一样，得到商品产品来代替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这个商品产品的价值，——它可以表现为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比例部分，——一方面补偿用掉的资本价值，因此形成收入，或按原来的用词，就是形成《Revenue》(《revenu》是动词《revenir》的分词，意思是“回来”)，但要注意，这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几个价值组成部分，它们“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收入。按照这种观点，全部产品的价值，无论是单个资本家的还是全国的，都会形成某个人的收入；不过一方面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是与此不同的“收入”。因此，在把商品价值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时除掉的东西，就又从后门——通过“收入”这个名词的双重含义——引了进来。但是，只有那些已经存在于产品中的价值组成部分，才能够被“收入”。资本要作为收入拿回来，它就必须事先被用掉。
　　亚·斯密还说：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要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不时遇到的损失以外，总还要有些剩余。只有这个余额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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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资本家把利润理解为必要的资本支出？}
　　“人们所说的总利润，往往不仅包括这个余额，而且也包括为补偿这种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第1篇第9章第72页)
　　这不过是说，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必须形成一个生产保险基金。这个保险基金是由一部分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就这一点说，剩余劳动直接生产资本，就是说，直接生产那种要用在再生产上的基金。至于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等等(见以上引文)，那末，用新的固定资本补偿消费掉的固定资本，并不是什么新的投资，而仅仅是旧资本价值以新的形式更新。至于固定资本的修理，亚·斯密把它也算在维持费用之内，那末，这种费用也应算在预付资本的价格中。资本家无需一次支出这种费用，他只是根据资本执行职能期间的需要逐渐地支出，并且可以用已经赚得的利润支出，这个事实并不改变这个利润的源泉。产生这个利润的价值组成部分，只是证明，工人既为保险基金，也为修理基金提供剩余劳动。
　　然后亚·斯密告诉我们说，要从纯收入即特殊意义上的收入中，排除掉全部固定资本，也要排除掉维修和更新固定资本所必需的全部流动资本，实际上就是要排除掉一切不是处于用作消费基金的实物形式的资本。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价格{即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和产品{这种劳动体现在其中}二者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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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第2篇第2章第190、191页)
　　亚·斯密在这里碰上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在前者的商品产品的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和工资总额相等，即和为购买劳动力所耗费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就它的物体形态说，是作为这种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一定部分而存在的。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形成他们的收入，但是他们的劳动，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别人生产出可供消费的产品。因此，这些产品本身并不形成用来提供社会消费基金(“纯收入”只能在其中实现)的那部分年产品的任何要素。这里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工资是如此，生产资料价值中在利润和地租的范畴下作为剩余价值(首先)成为产业资本家的收入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如此。这些价值组成部分也存在于生产资料中，存在于不能消费的物品中；它们在转化为货币之后，才能在第二类工人所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取出一个同它们的价格相当的数量，转入它们的所有者的个人消费基金。但是，亚·斯密尤其应该知道，在每年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中，有一部分和在这个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也就是和这个生产领域内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不仅由于它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而且也由于它的资本职能，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形成“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关于第二类工人，即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亚·斯密的规定是不十分确切的。他说，在这种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产品，二者都加入直接消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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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即作为工资得到的货币>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
　　但是，工人不能用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作为他的工资支付给他的货币来过活；他要使这个货币得到实现，即用这个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这种消费资料，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他自己生产的商品构成。另一方面，他自己的产品，也可能是只供剥削劳动的人消费的产品。
　　亚·斯密这样把固定资本从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之后，接着说道：
　　“虽然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这样必须从社会的纯收入中排除掉，但维持流动资本的费用却不是这样。在流动资本由以构成的四部分即货币、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中，我们讲过，后面三部分有规则地从流动资本中取出，或者转化为社会的固定资本，或者转化为用作直接消费的储备。不用来维持前者{固定资本}的那部分可供消费的物品，则全部加入后者{用作直接消费的储备}，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这三部分流动资本的维持从社会纯收入中减去的数量，不外就是年产品中必须用来维持固定资本的部分。”(第2篇第2章第191、192页)
　　不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加入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加入用来形成社会消费基金的那部分年产品，这种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而已。但重要的是接下去说的一段话：
　　“一个社会的流动资本，在这方面来说是和单个人的流动资本不同的。单个人的流动资本完全要从他的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纯收入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但是，每个单个人的流动资本虽然都是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然而决不因此就必定要从社会的纯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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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掉，它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小商人店里的全部商品，虽然完全不可能列入供他自己直接消费的储备，但可以是另一些人的消费基金。这些人用他们由别的基金得到的收入，有规则地为他补偿这些商品的价值，并且加上他的利润，既不致引起他的资本的减少，也不致引起他们的资本的减少。”(同上)
　　这样，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
　　1、任何单个资本家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以及为再生产(他忘记了固定资本的职能)和维持固定资本所必需的流动资本一样，也要从他的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因此，他的商品产品中补偿他的资本的部分，不能分解为任何形成他的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2、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形成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和任何单个固定资本都形成社会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完全一样。
　　3、社会流动资本虽然只是各单个流动资本的总和，但具有一种和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不相同的性质。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永远不能形成他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即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部分)，可以同时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或者象斯密前面说过的那样，没有必要因为有这部分资本，就要从社会的纯收入中减去一部分年产品。亚·斯密这里叫做流动资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每年生产的、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他们的这种年商品产品，全部由可供消费的物品构成，从而形成社会纯收入(包括工资)得以实现或支出的基金。亚·斯密举例说明时，本应该选择堆放在产业资本家仓库内的大量货物，而不是选择小商人店里的商品。
　　如果亚·斯密把他先前在考察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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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在在考察他称之为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涌现出的一些思想片断综合起来，他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I、社会年产品是由两个部类构成的；第一部类包括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包括消费资料。二者必须分别加以论述。
　　II、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的总价值，分成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价值部分，只是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而只是以更新的形式再现的资本价值；第二个部分，等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等于该生产领域内资本家付出的工资的总额。最后，第三个价值部分，形成这个部类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的源泉。
　　第一个组成部分，按亚·斯密的说法，就是在这个第一部类中所使用的一切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部分，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显然要从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可能成为纯收入的一部分”。它总是作为资本，而从不作为收入执行职能。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单个资本家的“固定资本”都和社会的固定资本没有区别。但社会年产品中由生产资料构成的其他价值部分，——因而也是作为这个生产资料总量的相应部分而存在的价值部分，——固然同时形成一切参与这种生产的当事人的收入，即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租。但是对社会来说，它们不是形成收入，而是形成资本，虽然社会的这个年产品只是由该社会所属各单个资本家的产品的总和构成。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性质，大部分只能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即使那些是必要时可以作为消费资料执行职能的部分，也是要作为新生产时的原料或辅助材料来用的。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即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不过不是在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而是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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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在第二部类资本家即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者手中。它们为这些资本家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资本(指的是不转化为劳动力，从而不是由这个第二部类工人的工资总额构成的那部分资本)；而这个用掉的资本，现在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处在那些生产这种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手中，从它这方面说，也就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又形成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其收入的消费基金。
　　如果亚·斯密的分析达到了这一步，那末，离全部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差无几了。他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因为他已经指出，社会全部年产品由以构成的商品资本中的一种商品资本(生产资料)的某些价值部分，虽然形成从事这种生产的单个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但并不形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种商品资本(消费资料)的价值部分，虽然对它的单个所有者即在这个投资领域内活动的资本家来说，形成资本价值，但只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仅就以上所说已经可以得出：
　　第一，虽然社会资本只等于各单个资本的总和，社会的年商品产品(或商品资本)等于这些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的总和；因而，虽然商品价值之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适用于各单个商品资本，也必定适用于并且结果也确实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商品资本，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
　　第二，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也不仅有工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有新的不变资本价值的直接生产；虽然工作日只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工人用来补偿可变资本，事实上就是为他的劳动力的购买生产一个等价物，而另一部分由工人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等等)。就是说，每天在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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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其价值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是实现在新的生产资料上的，这些新的生产资料用来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不变资本部分。
　　主要的困难——绝大部分已经由以上的说明解决了——不是发生在对积累的考察上，而是发生在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上。因此，亚·斯密(第2篇)和他以前的魁奈(《经济表》)，每当研究社会年产品的运动和它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时，都是从简单再生产出发的。
2、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v+m
　　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而且我们确实也能够把利润和地租还原为一个我们叫做m的共同单位。这样做是亚·斯密所明确许可的，这可以由以下的引文来证明。在这些引文中，我们首先撇开一切次要之点，也就是撇开一切同这一教条——商品价值完全是由我们用v+m来表示的要素构成——似乎相背离或实际相背离的东西。
　　在制造业中：
　　“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他们的雇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材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第1篇第6章第40、41页)——“虽然制造业者{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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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业主预付的，但实际上业主并不花费什么，因为这种工资的价值连同利润，通常保留在有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物品的增大了的价值中。”(第2篇第3章第221页)
　　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雇主}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或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第2篇第3章第223页)。
　　亚·斯密在刚才引述的这一章中明确地说：
　　“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自然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分，首先用来补偿资本，更新那些已经从资本中取出的生活资料、原科和成品；另一部分则用来形成收入，——或是作为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另一个人的土地的地租。”(第222页)
　　只有一部分资本，即为购买生产劳动所耗费的那部分资本，象亚·斯密刚才所说的那样，同时又形成某人的收入。这部分资本——可变资本——先是在雇主手中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然后又为生产工人自己“形成收入”。资本家把他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转化为劳动力，并且正是由此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转化，不仅这部分资本，而且他的全部资本，才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的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资本家只是在表面上预付劳动力的购买价格，因为它的价值已经事先由工人提供给他了。
　　亚·斯密告诉我们制造业中产品的价值=v+m(这里的m=资本家的利润)后，又告诉我们说，在农业中，工人除了
“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的消费或雇用他们的{可变}资本以及资本家利润的价值”以外，“通常还会超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再生产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第2篇第5章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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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这件事，和我们这里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之前，必然在租地农场主手里，即在产业资本家手里。它在成为某个人的收入之前，必然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亚·期密那里，地租和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是由生产工人在不断再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即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同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所以，地租和利润是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在亚·斯密那里，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v+m。
　　一切商品(从而年商品产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加地租这个教条，在斯密著作中时常表露的内在的部分里，甚至采取了这样的形式：每一个商品从而社会年商品产品的价值=v+m，=投在劳动力上的并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价值加上由工人通过他们的劳动追加的剩余价值。
　　亚·斯密得出的这个最后结果，同时向我们泄露了——见后面——他对商品价值可以分解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片面分析的来源。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同时是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不同阶级的不同的收入源泉这种情况，却和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量的规定，以及它们的价值总和的界限，都没有关系。
　　亚·斯密说：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任何其他一种收入，最终地都是从其中某一个派生出来的。”(第1篇第6章第43页)
他这样一说，就把各式各样的混乱堆积在一起了。
　　1、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首先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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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和那些原始的收入相对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的派生的收入的承受人，是靠他们作为国王、牧师、教授、娼妓、士兵等等的社会职能来取得这种收入的，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职能看作是他们的收入的原始源泉。
　　2、正是在这里，亚·斯密的可笑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首先正确地规定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然后证明这些组成部分形成同样多的不同的收入源泉之后【这一句话，我是照手稿逐字抄录下来的，虽然就现在的联系来看，它好象和上下文有矛盾。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将会在后面第四项《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中得到解决。——弗·恩·】，在这样从价值引出收入之后，他又反过来，使收入由“组成部分”变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而这在他那里是占主导地位的见解，——这样一来，他就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便之门。(见我们的罗雪尔的著作。)
3、不变资本部分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斯密企图用什么魔术，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
　　“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这个价值组成部分的起源，和这个部分付给土地所有者并以地租形式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毫无关系，就象其他价值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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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起源，和这些部分作为利润和工资形成收入的源泉毫无关系一样。
　　“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他还加上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seem，确实是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说亚当在举例上的特别不幸。谷物价值之所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因为役畜消费的饲料被看成是役畜的工资，役畜则被看成是雇佣工人，因而雇佣工人也就被看成是役畜。】
　　这全部价格，即它的量的规定，和它在三种人中间进行的分配绝对无关。
　　“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他指的是工资}和利润。”(第1篇第6章第42页)
　　这些就是亚·斯密用来论证他那令人惊异的学说所说的一切原话，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他在所举的例子中承认，谷物的价格不仅由v+m构成，而且也由生产谷物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即由一个不是被租地农场主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构成。但是，他说，这一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一样，也分为v+m；不过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此外，还分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本身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引导我们由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又由另一个生产部门到第三个生产部门。商品的全部价格“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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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遁辞，否则他就得证明，价格直接分解为c(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v+m的商品产品，最后会由这样一类商品产品来补偿，它们全部补偿“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但他们本身相反地只需花费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就能生产出来。如果这样，后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就直接=v+m。因而前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c+v+m(c代表不变资本部分)，也就最后可分解为v+m。亚·斯密自己也不相信，他用苏格兰玛瑙采集者的例子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证明。照他的说法，这种采集者1、不提供剩余价值，而只生产他们自己的工资；2、不使用生产资料(但是他们也使用篮子、口袋以及其他装运小石子的容器这类形式的生产资料)。这种证明可以用极限来说明。因为，若c可以分解为c1+v1+m1且c1　　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亚·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他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转化为劳动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大于这个资本本身的价值。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亚·斯密说，这是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把一个价值加到他们所加工的物品中去，这个价值除了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形成一个等价物之外，还形成一个不归他们而归他们的雇主所得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但是，这也就是他们所完成并且能够完成的一切。一天的产业劳动是如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在一年当中推动的劳动也是如此。因此，年社会价值产品的总量，只能分解为v+m，分解为一个等价物和一个追加价值，前者工人用来补偿作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而耗费的资本价值，后者工人必须作为这个资本价值的超额部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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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他们的雇主。但商品的这两个价值要素同时又形成参与再生产的不同阶级的收入源泉：前者形成工资，即工人的收入；后者形成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被产业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保留在自己手里，另一部分则被作为地租让出，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既然年价值产品除v+m之外不包含任何其他要素，那末，还有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简单再生产。既然年劳动的总量分解为再生产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劳动，那末，生产那个不是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的劳动，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情况有如下述：
　　1、亚·斯密是用雇佣工人加进(adds)劳动对象中去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加进“材料”中去的劳动量，因为他所考察的是那种本身就是加工劳动产品的制造业；但这丝毫也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工人加进(这个《adds》是亚当的用语)一物中去的价值，和这个被加进价值的物在这种加进之前本身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毫无关系。因此，工人以商品形式创造了价值产品；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这个价值产品一部分是他的工资的等价物，因而这一部分由他的工资的价值量决定；工人必须根据这个价值量的大小加进或多或少的劳动，以便生产或再生产一个和他的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工人还要超出这样决定的界限，加进更多的劳动，为雇用他的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无论是完全保留在资本家手中，还是有一部分由资本家让给第三者，都绝对不会影响这个由雇佣工人加进的剩余价值的质的规定(它毕竟是剩余价值)和量的规定(大小)。它是价值，和产品价值的任何其他部分都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工人为此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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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且以后也不会得到任何等价物，相反地，资本家不付等价物就占有这个价值。商品的总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总价值的一部分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于工资的价值，即它是工资的等价物。因此，第二部分，即剩余价值，也必然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于产品总价值减去其中作为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即等于生产商品时创造的价值产品超过其中所包含的等于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而形成的余额。
　　2、每一单个工人在一个单个产业企业内生产的商品是如此，一切生产部门合在一起的年产品也是如此。一个单个生产工人一天的劳动是如此，整个生产工人阶级所推动的年劳动也是如此。这个年劳动把耗费的年劳动的量所决定的总价值“固定”(斯密的用语)在年产品中，而这个总价值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年劳动中工人阶级用来为他们的年工资创造等价物，事实上就是创造这个工资本身的部分决定的；另一部分是由年劳动中工人用来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追加的部分决定的。因此，年产品中包含的年价值产品只由两个要素构成：工人阶级取得的年工资的等价物和为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年剩余价值。但年工资形成工人阶级的收入，年剩余价值额则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因而二者代表年消费基金的两个相对的部分(这个观点在说明简单再生产时是正确的)，并且在年消费基金中得到实现。这样一来，就没有为不变的资本价值，为那个以生产资料形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再生产，留下任何地盘。前面的阅读笔记所提到的极限过程，不是在一年内完成的，而是要一直上推到人类历史的起源。所以，与亚·斯密的观点并不一致，而与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不矛盾。但是亚·斯密在他著作的序论中明确地说，商品价值中一切作为收入执行职能的部分，和用于社会消费基金的年劳动产品是一致的：
　　“全体人民的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或者说……供给他们年消费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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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是怎样的？说明这一点是本书前四篇的目的”(第12页)。
　　并且，序论的开头第一句就是：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都是这样一个基金，它最初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总是要末由这个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要末由用这个产品从别国购进的物品构成。”(第11页)
　　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亚·斯密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从而赶走了年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这种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观点的另一个错误上：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每年生产的商品的总额，即全部年产品，是过去一年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这一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社会地使用的劳动已经在各种有用劳动的一个枝杈繁多的系统中耗费。只是因为如此，在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才得以保留在它们的总价值中，而以新的实物形式再现出来。因此，全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但年产品价值只有一部分是当年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
　　因此，既然亚·斯密在上述的引语中说：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都是这样一个基金，它最初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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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就是片面地注意到单纯的有用劳动，诚然，这种劳动使这一切生活资料取得可以消费的形式。但是，这里他忘记了，如果没有前几年留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帮助，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形成价值的“年劳动”，无论如何也没有创造它所完成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他忘记了，价值产品是小于产品价值的。
　　固然我们不能责备亚·斯密，说他在这种分析上并不比他所有的后继者高明(虽然在重农学派那里已经可以看到正确解决问题的苗头)，但是，他却继续迷失在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关于商品价值，他的“内在的”见解不断和他的在广度上占优势的外在的见解纠缠在一起，但他的科学本能还不时让内在的观点一再表露出来。
4、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每一个商品(从而年产品)中只形成工资等价物的那部分价值，等于资本家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即等于他预付的总资本中的可变组成部分。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提供的商品中新生产的价值组成部分，把预付资本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收回。不管这种可变资本是不是在这种意义上预付的，即资本家在产品尚未完成以供出售之前，或在产品虽已完成但还未被资本家卖掉之前，就用货币支付了产品中属于工人的份额，不管他是不是用他通过出售工人所提供的商品已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给工人，也不管他是不是通过信贷已经预先得到这个货币，——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家都要支出以货币形式流到工人手中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又在他的商品的这样一个价值部分上占有这个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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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价值部分上，工人重新生产出商品总价值中属于他自己的部分，换句话说，生产出自己工资的价值。资本家不是用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而是用货币把这个价值部分支付给工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预付资本价值的可变组成部分，现在已处在商品形式中，而工人则以货币形式取得了他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
　　因此，当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中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而执行职能，并通过这种力的耗费，作为新的价值以商品形式重新生产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预付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即新生产！——的时候，工人也就把他所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耗费在生活资料上；耗费在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的各种资料上。一个和可变资本相等的货币额，形成他的所得，他的收入，这种收入能持续多久，要看他能够在多长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雇佣工人的商品——他的劳动力本身——在并入资本家的资本，发挥资本作用时，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另一方面，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以货币资本形式支出的资本，在劳动力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则起收入的作用。
　　在这里，几种不同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亚·斯密并没有加以区分。
　　第一，属于流通过程的几种行为：工人把他的商品即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资本家购买这个商品所用的货币，对资本家来说，是为增殖价值所使用的货币，也就是货币资本；它不是被花掉，而是被预付。(这就是“预付”——重农学派所说的《avance》——的真正含义，这和资本家从哪里弄到这笔金币完全无关。资本家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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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支付的每一个价值，对他来说都是预付，而不管他是事前支付还是事后支付；它是为生产过程本身预付的。既然预付与事前支付的含义不同，那么以前提到的工人常常将劳动力预付给资本家的说法就不确切。)这里发生的情形，只不过是任何商品出售时发生的情形：卖者交出一个使用价值(在这里是劳动力)，而以货币形式得到它的价值(实现它的价格)；买者交出货币，而得到商品本身，——在这里就是劳动力。
　　第二，在生产过程中，所购买的劳动力现在形成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工人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这个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实物形式，而和这个资本的处在生产资料实物形式上的要素相区别。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耗费他的劳动力，把一个价值加进被他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中，这个价值等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以商品形式为资本家再生产资本家以工资形式预付或要预付给他的那部分资本；为资本家生产这部分资本的等价物；也就是说，为资本家生产一个他在购买劳动力时能够重新“预付”的资本。
　　第三，因此，在出售商品时，商品出售价格的一部分补偿资本家预付的可变资本，从而既使资本家能够重新购买劳动力，也使工人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
　　在一切商品买卖中，如果只是考察这种交易本身，那末，卖者用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干什么，买者用买到的使用物品干什么，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如果只是考察流通过程，那末，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为他再生产资本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的购买价格获得的货币则形成工人的收入，这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人的交易品即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量，既不会因为它形成他的“收入”而受到影响，也不会因为他的交易品在买者使用时为这个买者再生产资本价值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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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即这种商品的适当的出售价格——是由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本身在这里又是由生产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也就是维持工人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以工资成了工人赖以生活的收入。
　　亚·斯密所说的(第223页)，是完全错误的：
　　“维持生产劳动所使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资本家}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
　　资本家用来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货币，所以能“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他由此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而只有这样，他的资本才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我们应当分清：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人力资本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可以说人力资源，因为同样是劳动力商品，有的商品因为包含了更丰富的资源而售价较高，即可以得到较高的工资。在工人能不断地反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工人的收入；在它卖掉之后，在资本家手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劳动力在这里起双重作用：在工人手中，它是按价值出卖的商品；在购买他的资本家手中，它是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力。但是，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货币，是工人在把自己劳动力交给资本家使用之后，是在劳动力已经在劳动产品的价值中实现之后，才得到的。资本家在支付这个价值之前，已经取得了它。因此，不是货币执行双重职能：首先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然后又作为工资。而是劳动力执行了双重职能：首先是在劳动力的出卖时作为商品(在应付的工资约定的情况下，货币只起观念的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时它根本不需要在资本家手中)；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即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把那个应支付给工人的等价物支付给工人之前，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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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经以商品形式把这个等价物提供出来了。因此，资本家用来支付工人报酬的支付基金，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工人把得到的货币又花掉，以便维持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整体来考察——给资本家维持一种工具，只有靠这种工具，资本家才能够仍旧是资本家。
　　因此，一方面，劳动力的不断买和卖，使劳动力永远充当资本的要素，由于这一点，资本就表现为商品的创造者，即具有价值的使用物品的创造者，其次，由于这一点，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就由劳动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断地生产出来，也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地创造出用来对他进行支付的资本基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不断出卖，成为工人维持生活的不断更新的源泉，于是，他的劳动力就表现为他取得自己赖以生活的收入的能力。在这里，收入只不过意味着通过不断地反复出卖一种商品(劳动力)而占有价值，而这些价值本身仅仅是用来不断再生产出这种要出卖的商品。亚·斯密说，对工人自己创造的产品中的一部分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付给他一个等价物，这部分价值成为工人收入的源泉。就这一点说，斯密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改变商品的这部分价值的性质或大小，就象生产资料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它本身的价值，一条直线作为三角形底边或椭圆直径并不改变它本身的性质和长短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正如那些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仍然是不受上述情况的影响而决定的。商品的这部分价值，既不是由作为一个构成这部分价值的独立因素的收入组成，也不分解为收入。虽然这个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新价值，形成工人收入的源泉，但是他的收入并不反过来形成他所生产的新价值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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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在他所创造的新价值中支付给他的那部分的量，决定他的收入的价值大小，而不是相反。这部分新价值形成他的收入这一点，只是表明这部分价值变成什么，表明它的用途的性质，而和它的形成无关，就象和任何其他价值的形成无关一样。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资本的边际产出，实际上最多只是指资本从总产品中攫取的边际份额。这种份额并不是由资本的所谓产出形成的，也与它的形成无关。假设我每周收入十塔勒，这个每周的收入的情况，既不会改变这十塔勒的价值性质，也不会改变它们的价值量。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是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等于再生产他的生活条件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这个情况是这种商品(劳动力)的特征，但并不比以下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特征：役畜的价值是由维持役畜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是由生产这种生活资料所必要的人类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亚·斯密在这里遭遇的全部不幸，都是“收入”这个范畴造成的。在他那里，不同种类的收入就是每年生产的、新形成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而反过来，这个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分解成的两部分，——他购买劳动时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另一个也属于他但不费他分文的价值部分即剩余价值，——则是收入的源泉。可变资本的等价物重新预付在劳动力上面，就这一点说，形成工人的工资形式的收入；另一部分，即剩余价值，因为不必为资本家补偿任何预付资本，可以由资本家用在消费资料(必需品和奢侈品)上，作为收入消费掉，而不形成任何种类的资本价值。取得这种收入的前提是商品价值本身，而商品价值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区别，对资本家来说，只在于其中一部分是为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等价物，另一部分则是超过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二者都不外是由在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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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支出的、在劳动中推动的劳动力构成的。它们都是由支出——劳动的支出——构成，而不是由收入构成。
　　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不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这是一种颠倒。由于这种颠倒，商品价值好象是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将其解释为所谓的要素收入。这各种收入在斯密看来是互不影响地决定的，而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收入的价值量加在一起决定的。但是现在要问，被认为是商品价值源泉的各种收入，它们各自的价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就工资说，它是可以决定的，因为工资是它的商品即劳动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可以由再生产这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决定。但剩余价值，或者在亚·斯密那里确切地说是它的两个形式，即利润和地租，又怎样才可以决定呢？在这方面，亚·斯密只是说了一些空话。他时而把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工资和利润)说成是商品价值或价格由以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时而——并且往往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又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分解”成的两个部分。但这就是反过来说，商品价值是事先既定的，这个既定价值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收入形式，归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的人所有。这个说法和价值由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说法，决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任意确定三条不同直线的长短，然后用这三条线作为“组成部分”，构成同这三条直线之和一样长的第四条直线；另一方面如果我取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为了某种目的把它分成也可以说“分解”成三个不同的部分，那末，这两种情况决不是同一程序。在前一个场合，线的长短完全随构成此线的那三条线的长短而变化；在后一个场合，线的三个部分的长短一开始就由它们是一条一定长度的线的各个部分而受到限制。数学工具的一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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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抓住亚·斯密叙述中的正确部分，即包含在社会的年商品产品中(象包含在任何一个单个商品中，或日产品、周产品等等中一样)的、由年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也就是用来重新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加上资本家能够——在简单再生产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他的个人消费资料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其次，如果我们又注意到，亚·斯密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即耗费劳动力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即以有用的、合乎目的的形式耗费的劳动混为一谈，那末，全部概念就归结为：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劳动的产物；从而年劳动产品的价值或社会的年商品产品的价值，也是劳动的产物。但是，因为一切劳动都分解为：1、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工人只为购买他的劳动力时预付的资本再生产一个等价物，2、剩余劳动，工人通过这种劳动为资本家提供一个后者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的价值，也就是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所以，一切商品价值也就只能分解为这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因而最终地作为工资形成工人阶级的收入，作为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至于不变资本价值，即在年产品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末，虽然亚·斯密说不上(除了用一句空话，说资本家在出售他的商品时把这个价值算到买者的账上)这个价值怎样加入新产品的价值，但是，既然生产资料本身是劳动的产物，这部分价值本身最终地也只能由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构成，由必要劳动的产物和剩余劳动的产物构成。如果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末，这也并不妨碍它们“最初”(如果我们对它们追根究底的话)在另一个人手中——虽然是在以前——是可以分成这两个价值部分的，也就是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收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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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的。
　　这里包括一个正确的观点：事物在社会资本即单个资本的总和的运动中的表现，和它从每个个别考察的资本来看的表现，也就是从每一单个资本家角度来看时的表现，是不同的。对每一单个资本家来说，商品价值分解为1、不变要素(斯密所说的第四要素)，2、工资和剩余价值之和，或工资、利润和地租之和。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斯密的第四要素即不变资本价值，就消失了。
5、总结
　　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形成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个荒谬的公式，在亚·斯密那里，是来源于下面这个似乎较为可信的公式：商品价值分解为这三个组成部分。但是后一种说法，即使假设商品价值只能分成所消费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和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错误的。不过，错误在这里又是建立在更为深刻而真实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生产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然后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只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一个要素来执行职能。这个属于流通的交易，即劳动力的卖和买，不仅引出生产过程，而且也决定生产过程的独特的性质。使用价值的生产，甚至商品的生产(因为这种生产也可以由独立的生产工人进行)，在这里只是为资本家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分析生产过程时已经知道，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怎样决定着 1、每天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2、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部社会的和技术的形式。正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价值(不变资本价值)的单纯保存，预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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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劳动力的等价物)的现实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事先和事后都没有为之预付任何等价物的价值)的生产三者互相区别开来。
　　虽然剩余价值——超过资本家预付价值的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和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一种行为，并且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的要素。
　　先导的行为是流通行为：劳动力的买和卖。这种行为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
　　但同时，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或价值生产分为预付价值的再生产和不补偿任何等价物的新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丝毫也不影响价值实体本身和价值生产的性质。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例如，一个农奴在六天当中耗费了劳动力，他劳动六天。这种耗费的事实本身，不会因为他例如其中三天是在自己的田里为自己干活，另外三天是在地主的田里为地主干活，而发生变化。他为自己干的自愿劳动，和为地主干的强制劳动，同样都是劳动；如果我们对他这六天的劳动从它所创造的价值或从它所创造的有用产品来考察，那我们就看不出他这六天的劳动有什么差别。差别只涉及一点：在六天劳动时间内，农奴的劳动力在一半时间内的耗费和在另一半时间内的耗费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情形也是这样。
　　生产过程消失在商品中。在商品生产中耗费了劳动力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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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表现为商品的物的属性，即商品具有价值的属性；这个价值的量，是由所耗费的劳动的量来计量的；商品价值不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也不由任何别的东西构成。如果我画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那我首先是用那种按照某些不以我为转移的规则(规律)的画法“生产”(当然只是象征性地“生产”，这一点我事先就知道)一条直线。如果我把这条线分成三段(为的是再和我们当前的问题相适应)，这三段的每一段仍然是直线；由这三段线构成的整个这条线，并不会因这种分割而变成和直线不同的东西，例如某种曲线。同样，我在分割一条一定长度的线时，也不能使它的各段线之和比未分割的原线长。因此，未分割的原线的长度，也不是由各段线的随意决定的长度决定的。相反，各段线的相对量一开始就受到由各段线构成的原线的长度的限制。
　　在这方面，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和独立劳动者或劳动者公社或奴隶所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差别。但在我们这个场合，全部劳动产品及其全部价值是属于资本家的。和任何其他生产者一样，他先要把商品卖掉，使它转化为货币，才有可能完成进一步的行为；他必须把商品转化成一般等价物的形式。
　　我们考察一下转化为货币以前的商品产品。它全部属于资本家。另一方面，作为有用的劳动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它完全是过去的劳动过程的产物。它的价值却不是这样。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商品时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以新形式再现的价值；这部分价值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因为生产资料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就具有这个价值，这是和这个生产过程无关的；生产资料是作为这个价值的承担者进入这个过程的；进行更新和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个价值的表现形式。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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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形成他所预付的在生产商品时消费掉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它原先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现在则作为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这个现在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就必须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转化为它原来的、由生产过程和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这个价值的资本职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价值性质。
　　商品价值的第二个部分，是雇佣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它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是决定了的，是和劳动力所要进入的生产过程无关的；在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它在流通行为中，即在劳动力的买卖中已经固定下来。雇佣工人通过执行他的职能——耗费他的劳动力——生产出一个与资本家为使用他的劳动力应支付给他的价值相等的商品价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这个价值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货币形式把它支付给工人。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只是他应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这部分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商品价值，它和剩余价值一样，都是由劳动力的以往的耗费构成的。同样，这个事实也不受下述情况的影响：资本家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对工人来说，采取收入的形式；由此不仅劳动力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雇佣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但是，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并不构成全部商品价值。在二者之外，还有一个余额：剩余价值。这个价值，和补偿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一样，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凝固的劳动。不过，它并不需要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即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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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花费分文。这种情况实际上使资本家能够把这个价值全部作为收入消费掉，除非他要从中取出某些部分，转给另外的参与者，比如作为地租转给土地所有者，这时，这些部分就形成这种第三者的收入。这同一情况也就是我们的资本家所以要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但是，无论是他原来猎取剩余价值的善良意图，还是这种剩余价值后来被他和其他人作为收入用掉，都不会影响到剩余价值本身。它们改变不了剩余价值是凝固的无酬劳动这一事实，也改变不了剩余价值的量，这个量是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决定的。
　　但是，如果亚·斯密想要象他所做的那样，在考察商品价值的时候，就研究商品价值的不同部分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那很清楚，当某些部分执行收入的职能时，另外的部分同样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按照他的逻辑，这些部分也应该称为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或商品价值分解成的部分。
　　亚·斯密把一般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劳动一开始就是雇佣劳动，因此，
“有用的和生产的工人的人数到处……都和用来使他们就业的资本的量成比例”(序论第12页)。
　　总之，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因此，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也直接与这种考虑相一致：一方面这个价值在什么程度之内只是所花费的资本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它在什么程度之内是“免费的”、不补偿任何预付资本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这个观点加以互相比较的各部分商品价值，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它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地转化为“一切价值的源泉”。进一步的结论是，商品价值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或“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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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收入，这样一来，不是收入由商品价值组成，而是商品价值由“收入”组成。但是，正如商品价值或货币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商品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性质或货币作为货币的性质一样，商品价值后来执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收入的职能，也并不改变商品价值的性质。亚·斯密所要研究的商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它除了包含生产商品时消耗的资本价值，还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本应该先分析这个生产过程，从而分析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本身又是商品流通，所以，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就要撇开这个生产过程，事先分析商品。亚·斯密有时“内在地”抓到了正确的东西，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也只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在分析商品资本的时候，才考虑价值的生产。
III、以后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原理》第163页)
　　事实上，李嘉图完全接受了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分解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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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问题是，1、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2、李嘉固把商品价格分解为这些组成部分。因此，价值量是前提。他假定各组成部分之和是一个定量，并以它为出发点，而亚·斯密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深刻的见解，总是事后由各个组成部分相加得出商品的价值量。
　　拉姆赛反对李嘉图，他说：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74页)
　　拉姆赛所说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它虽然用来制造处在加工过程中的商品，但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第59页)
　　亚·斯密把商品的价值，从而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分解为单纯的收入，但是他反对从这种论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全部年产品都可以被消费掉。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
　　萨伊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资本预付就是或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和纯产品；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纯粹是主观上的，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版第2卷第64页)。“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工资在这里充当“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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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施托尔希在原则上也接受亚·斯密的学说，但发现萨伊对这一学说的实际应用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应该说是不变资本}，那末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构成一个国家的{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47、150页)
　　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不变资本部分的存在，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的，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价值只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并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萨伊他才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是：
　　“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解释。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截然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片面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他惯有的妄自尊大，重复亚·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甚至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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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I、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形成它的分数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末，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那些共同的特征。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W'—G(g)—W(w)…P…W'。这个流通公式，在这里，消费必然会起作用；因为起点W'=W+w，即商品资本，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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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在G—W…P'…W'—G'循环和P…W'—G'—W…P循环中，资本的运动是起点和终点：这一运动自然也包括消费，因为商品，即产品，必须出售。但是，只要商品已经出售，这个商品以后变成什么，对单个资本的运动是没有关系的。相反地，在W'…W'，运动中，正是要通过说明总产品W'的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这里，总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以流通为媒介的消费过程。再加上金融，就构成与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分析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假定，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把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然后，通过在商品市场上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这个假定了。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是物质的东西，那它们就同用来和它们交换并由它们来补偿的单个成品一样，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过程发生，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究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如果价格同价值发生偏离，这种情况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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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任何影响。虽然单个资本家这时分到的价值份额将不再和他们各自预付的资本成比例，不再和他们每人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成比例，但总起来说，进行交换的仍然是同一产品量。至于价值革命，那末，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生的，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作是对保持不变的价值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价值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经证明，那末，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资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执行着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被另外的价值取而代之。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这种生产过程，在任何场合，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本的过程。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形式分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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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既然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没有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是一种奇怪的假定，另一方面，生产条件在不同的年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那末，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一个抽象。前提是：一定价值的社会资本，今年和去年一样，再提供一样多的商品价值，满足一样多的需要，虽然商品形式在再生产过程中可能改变。但是，只要有积累，简单再生产总是积累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就简单再生产本身进行考察，它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减少，而使用价值量不变；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变，而使用价值量减少；价值量和再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也可以同时减少。这一切就在于，再生产不是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后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这一切都只能涉及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量的方面，但不涉及它们作为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或作为再生产出来的收入在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II、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
　　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I、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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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
　　II、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的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大的生产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各自使用的全部资本，都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大部类。
　　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
　　1、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身构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
　　2、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工具、建筑物、役畜等等，流动不变资本：生产材料，如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加入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
　　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c，是和生产上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不一致的。诚然，生产材料会全部消费掉，从而它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但是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会完全消费掉，因而只有这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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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其余部分继续存在，并且和以前一样，继续执行职能，虽然它的价值由于逐年损耗而减少；在我们考察产品价值时，继续执行职能的这部分固定资本，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是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价值之外而和这个商品价值并存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这一点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已经作了说明(第1卷第6章)。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暂时撇开那里使用过的考察方法。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讲过，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失去的价值，会转移到在损耗期间生产的商品产品中去，不管这个固定资本在此期间是否有任何部分由于这种价值转移而得到实物补偿。相反地，在这里，在考察社会总产品及其价值时，我们不得不撇开，至少是暂时撇开固定资本在当年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不会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偿。从而造成两大部类的生产逐年有不同的“均衡”比例。在本章的后面有一节，我们将专门论述这一点。
　　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要以下列公式为基础，其中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并且假定价值增殖率m/v=100%。数字可以表示几百万马克，几百万法郎，或几百万镑。
　　I、生产资料的生产：
　　资本…………………4000c+1000v=5000，
　　商品产品……………4000c+1000v+1000m=6000，
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
　　II、消费资料的生产：
　　资本…………………2000c+500v=2500，
　　商品产品……………2000c+500v+500m=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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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概括起来说，全年总商品产品：
　　I、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II、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总价值=9000，按照假定，其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
　　现在，如果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这里全部剩余价值都是非生产地消费掉)的各种必要的交换，并且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流通，那末，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1、第II部类工人的工资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中，这种消费资料掌握在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手里，补偿预付的500v，并代表500m。因此，第II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将在第II部类内部同第II部类的产品交换。这样，就有(500v+500m)II=1000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2、第I部类的1000v+1000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即用于第II部类的产品。因此，它们必须同第II部类产品的其余的、数量与他们相等的不变资本部分2000c交换。为此，第II部类会得到数额相等的生产资料，得到体现第I部类的1000v+1000m的价值的第I部类产品。因此，就有2000IIc和(1000v+1000m)I从计算中消失。
　　3、还剩下4000Ic。它们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I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要通过第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就象(500v+500m)II要通过第II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或通过第II部类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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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暂时说到这里，这些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下的叙述。
III、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I(v+m)和IIc的交换
　　我们从两个部类之间的大宗交换开始。(1000v+1000m)I——这些价值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要和2000IIc，即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交换。通过这种交换，第II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2000从消费资料形式再转化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变资本可以重新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对于价值增殖来说作为不变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换，第I部类的劳动力的等价物(1000Iv)和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1000Im)，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二者都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一种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
　　但这种互相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换的媒介，同时也使这种交换难于理解，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必须一再表现为货币形式，即表现为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同时进行经营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论它们属于第I部类还是第II部类，可变资本都必须以货币形式来预付。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在劳动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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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产过程之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资本家对工人进行了“预付”)，但是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却是在约定的期限，在劳动力已经在使用价值的生产上消耗掉之后。就象产品价值的其余部分一样，产品价值中仅仅作为在劳动力报酬上支出的货币的等价物的那部分价值，即产品价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也是属于资本家的。在这部分价值中，工人已经把他的工资的等价物提供给资本家了。但是，只有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即把商品卖出去，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才能重新成为他的货币资本，可以为购买劳动力而重新预付。
　　因此，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已经支付给工人1000镑(我说“镑”，只是为了表示它是货币形式的价值)=1000v，以偿付第I部类产品中即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中已经作为v部分存在的价值部分。工人用这1000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同等价值的消费资料，这就把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第II部类的资本家再用这1000镑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价值1000的生产资料；因此，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价值=1000v，由原来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货币，现在可以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重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货币资本会再转化为劳动力，即转化为生产资本中最重要的要素。这样，由于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一部分商品资本的实现，他们的可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m部分和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另一半交换时所需要的货币，它可以按不同的方式预付。实际上，这种流通包括两个部类的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无数个别的买和卖，而这种货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来自这些资本家，因为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量，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或者是，第II部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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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本家可以用他的和生产资本并存的货币资本，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或者是相反，第I部类的一个资本家把用于个人支出而非资本支出的货币基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正如前面第一篇和第二篇中已经指出的，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我们假定，——比例如何，对我们这里的目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的一半由第II部类的资本家预付来购买生产资料，以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另一半则由第I部类的资本家为消费而支出。这样，第II部类预付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从而(连同上述来自第I部类的工人的1000镑)用实物补偿它的不变资本的3/4；然后第I部类拿由此得到的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从而使第I部类由m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的一半，完成w—g—w流通，这就使第I部类的这部分产品实现为消费基金。通过这第二个过程，500镑也就作为货币资本回到第II部类资本家手中，而同他的生产资本并存。另一方面，第I部类预期到它的商品资本中还作为库存产品的m部分的一半要出售，因而，在此以前，就支出货币500镑，来购买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第II部类又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从而用实物补偿了自己的全部不变资本(1000+500+500=2000)，而第I部类则使自己的全部剩余价值在消费资料中实现。总计起来，价值4000镑的商品的交换，通过2000镑的货币流通来进行。其所以是2000镑；只是因为按照我们的叙述，全部年产品是作为几大部分一次进行交换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这一情况：第II部类不仅已经把它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还使它为购买生产资料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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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到流通中去的500镑也回到它那里；同样，第I部类不仅再一次以货币形式得到它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可变资本，即可以再直接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而且，除此以外，第I部类预期到它的资本中的剩余价值部分会出售而先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500镑也流回到它那里。但是，这500镑流回到它那里，不是由于已经用掉，而是由于它的商品产品中承担着一半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以后会出售。
　　在这两个场合，不仅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由产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即它唯一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同样，不仅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部分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部分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即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第II部类为购买生产资料而预付的500镑货币资本，——它是在相应的、补偿这500镑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出售以前预付的，——也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其次，第I部类为购买消费资料而预先用掉的500镑也流回到它那里。如果第II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中的不变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以及第I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中的剩余价值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会分别流回到它们那里，那末，这只是因为一个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投入流通以外，另一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以外，各以500镑货币投入了流通。最后，他们通过各自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彼此付清了各自的款项。他们在自己商品的价值额以外作为这种商品交换的手段投入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各自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的比例，从流通中回到他们手里。他们并不因此增加分文。第II部类原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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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消费资料2000+货币500；它现在和以前一样，有生产资料2000和货币500。同样，第I部类也和以前一样；有剩余价值1000(以前由商品，生产资料构成，现在已转化为消费基金)+货币500。——总的结论是：产业资本家为了促成他们自己的商品流通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无论是记在商品的不变价值部分的账上，还是记在存在于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在它作为收入花掉的时候)的账上，总是按照各个资本家为货币流通而预付的数额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问题，那末，对第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在他们把可变资本用在工资上以后，可变资本首先以工人向他们提供的商品的形式存在。资本家已经以货币形式把可变资本作为工人劳动力的价格支付给工人。就这一点来说，资本家对他们商品产品中等于以货币形式支出的可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支付了报酬。因此，他们也是这部分商品产品的所有者。但是，他们使用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不是那部分工人阶级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买者；那部分工人阶级是第II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它要通过工人的购买，转到工人所必需的而又买得起的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即转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只有当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这种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它才通过迂回的道路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
　　由此得出结论：在简单再生产中，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IIc，也就是第I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I(v+m)=IIc。也就是达成“均衡”的条件。但在自由竞争、无序生产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恰好达成这一“均衡”条件呢？而且这里还没有涉及更复杂的不是每年都要更新的固定不变资本的更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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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第II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在第II部类商品产品的价值中，v+m这一组成部分还要加以研究。考察这个组成部分，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无关。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每个单个资本主义商品产品的价值分为c+v+m的这种分割，即使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媒介，在什么程度内同样也适用于全部年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I(v+m)和IIc的交换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我们以后对第I部类年商品产品中Ic的再生产的研究来解决。既然II(v+m)以消费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既然第II部类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给工人的可变资本，总的来说要由工人用于消费资料，既然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商品价值的m部分实际上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那末，显而易见，第II部类的工人用他们从第II部类的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资，买回他们自己产品中与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价值的数量相当的一部分。因此，第II部类的资本家就把他们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完全好象他们付给工人的只不过是一种价值符号。一旦工人通过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但属于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来实现这种价值符号，这种价值符号就会回到资本家手中，不过，这种符号在这里不仅代表价值，而且也在它自己的金身或银身中具有这种价值。指金属货币。如果是纸币就仅仅代表价值，而本身不具有这种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是通过工人阶级作为买者和资本家阶级作为卖者出现的过程而流回的，关于这种回流，我们以后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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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细地研究。这里要考察的，是另外一点，这在涉及可变资本怎样流回到它的起点时，必须加以说明。
　　年商品生产的第II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但是，按它们的产品来说，可分成两大分部类：
　　(a)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虽然就其质量和价值来说，往往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不同。一个是在高级商场购买，一个是在地摊上购买。为了这里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分部类概括为必要消费资料这个项目。至于象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就行了。
　　(b)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就前一个项目来说，很明显，为了生产该项目的种种商品而预付的可变资本，一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到第II部类中生产这些必要生活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家(即IIa的资本家)手中。他们按照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数额，把必要生活资料卖给他们自己的工人。尽管各有关产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并且通过这种交易流回的可变资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对第II部类资本家的整个分部类a来说，这种回流是直接进行的。这是靠工人支出的货币直接提供流通手段的流通过程。而分部类IIb的情况却不同。我们这里考察的价值产品的整个部分，即IIb(v+m)，是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Iv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因此，这一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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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那种回流，不能直接进行，而是象Iv一样，必须间接进行。
　　例如，就象前面我们对整个第II部类所作的假定那样，假定：v=500，m=500；但可变资本和与之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如下：
　　分部类a；必要生活资料：v=400，m=400；这样，一个由必要消费资料构成的商品量的价值是400v+400m=800，或者是IIa(400v+400m)。
　　分部类b：奢侈品，它的价值是100v+100m=200，或者是IIb(100v+100m)。
　　IIb的工人得到了他们劳动力的报酬100货币，比如说，100镑。他们用这些货币向IIa的资本家购买数额100的消费资料。IIa的资本家再用这些货币，向IIb购买商品100。从而，IIb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在IIa，通过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工人的交换，已经有400v又以货币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此外，他们的产品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有四分之一转到了IIb的工人手中，以此换取了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IIb(100v)。
　　现在，如果我们假定，IIa的资本家和IIb的资本家，把他们的收入按相同的比例，分别用于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假定二者各以收入的3/5用于必要生活资料，2/5用于奢侈品，那末，分部类IIa的资本家以其剩余价值收入400m的3/5，就是说240，用于他们自己的产品即必要生活资料；以2/5=160用于奢侈品。分部类IIb的资本家也按同样的比例，来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100m，以3/5=60用于必要生活资料，以2/5=40用于奢侈品。后者是在他们自己的分部类内部生产和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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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IIa)m得到的奢侈品160是这样流到IIa的资本家手中的：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在(IIa)400m中，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100，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等额的(IIb)v相交换，此外，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60，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IIb)60m相交换。总计如下：
　　IIa：400v+400m；IIb：100v+100m。
　　1、400v(a)由IIa的工人消费掉，它们就是IIa工人的产品(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工人从他们自己那个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那里购买这些产品。因此，货币400镑，即资本主义生产者作为工资付给自己的工人的可变资本价值400，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用这些货币重新购买劳动力。
　　2、400m(a)中与100v(b)相等的部分，即剩余价值(a)的1/4，是这样在奢侈品中实现的：(b)的工人从他们那个部类(b)的资本家那里得到工资100镑，他们用这100镑购买m(a)的1/4，即购买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商品；a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奢侈品=100v(b)，即所生产的全部奢侈品的一半。这样，b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回到这些资本家手中。他们可以重新购买劳动力，并由此重新开始他们的再生产，因为整个第II部类的全部不变资本已经通过I(v+m)和IIc的交换而得到了补偿。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劳动力所以能够重新出卖，只是因为他们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产品，会被IIa的资本家取走，列入自己的消费基金，也就是变成了货币。(这同样适用于第I部类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和I(v+m)交换的IIc，既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也由奢侈品构成；通过I(v+m)而更新的东西，既包括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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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们现在来谈a和b之间的交换，这里只是指两个分部类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解决了a的可变资本(400v)和一部分剩余价值(100m)，以及b的可变资本(100v)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两个分部类资本家在花费他们的收入时的平均比例，是2/5用于奢侈品，3/5用于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除了已经用于奢侈品的100，整个分部类a还有60要用于奢侈品，按照同一比例，b也有40要用于奢侈品。
　　因此，(IIa)m是这样分配的：240用于生活资料和160用于奢侈品=240+160=400m(IIa)。
　　(IIb)m是这样分配的：60用于生活资料和40用于奢侈品：60+40=100m(IIb)。后面的40，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的剩余价值的2/5)中拿出来消费的；用于生活资料的60，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剩余产品60和60m(a)相交换而得到的。
　　因此，我们可以为第II部类的全体资本家列出以下公式(其中分部类a的v+m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分部类b的v+m以奢侈品形式存在)：
　　IIa(400v+400m)+IIb(100v+100m)=1000；通过运动，按下列公式实现：500v(a+b){在400v(a)和100m(a)中实现}+500m(a+b){在300m(a)+100v(b)+100m(b)中实现}=1000。
　　我们对a和b的实现，分别进行考察，就会得出：
　　(a)v/400v(a)+m/(240(a)+100v(b)+60m(b))=800
　　(b)v/100m(a)+m/(60m(a)+40m(a))　　　　=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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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简单起见，假定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同(顺便提一下，这并不是必要的)。这样，在v(a)=400时，不变资本=1600，在v(b)=100时，不变资本=400。因此，关于第II部类的两个分部类a和b，我们会得出下列公式：
　　(IIa)1600c+400v+400m=2400
　　(IIb)400c+100v+100m=600
总计：
　　2000c+500v+500m=3000。
　　与此相适应，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要和2000I(v+m)交换的2000IIc，其中有1600用来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有400用来交换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因此，2000I(v+m)本身也会这样分割：(800v+800m)I作为a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1600；(200v+200m)I作为b的奢侈品的生产资料=400。
　　不仅真正的劳动资料，而且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在两个分部类中，有很大部分是相同的。至于I(v+m)全部产品的不同价值部分的交换，那末，这种划分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上述800Iv还是200Iv，都由于工资用在消费资料1000IIc上而实现。因此，为支付工资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流回时，也会在第I部类各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即按照相应的比例再以货币形式补偿他们各自预付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至于1000Im的实现，那末，在这里，资本家也会均衡地(按照他们的m的大小比例)从IIc的整个后一半=1000取出具有消费资料形式的600IIa和400IIb；因此，为IIa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600c(IIa)取出480(3/5)并从400c(IIb)取出320(2/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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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IIb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600c(IIa)取出120(3/5)并从400c(IIb)取出80(2/5)=200。总计=1000。
　　在这里，无论对于第I部类还是第II部类，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都是随便假定的。这个比例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及它们的分部类之间相同，也是随便假定的。只是为了简单起见，这里假定比例相同。即使假定比例不同，对问题的条件和它的解决方法，也绝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
　　1、年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创造的新价值产品(分成v+m)，等于年劳动的另一部分生产的产品价值所包含的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c。假如前者小于IIc，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就不能全部得到补偿；假如前者大于IIc，余额就不能利用。在这两个场合，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都会被违反。
　　2、在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年产品中，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v，在它的获得者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时，只能在一开始体现着IIa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中实现。因此，投入奢侈品生产的v，必须等于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生产的、m中和它的价值量相适应的部分，因而就必然小于这整个m，即小于(IIa)m。只是由于这个v在这一部分m中实现，奢侈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所预付的可变资本才能以货币形式回到他们手中。这个现象和I(v+m)在IIc中的实现是完全类似的；只是在这里，(IIb)v是在和它价值量相等的那一部分(IIa)m中实现的。既然全年总产品实际进入以流通为媒介的年再生产过程，所以这些比例关系在全年总产品的每一次分配中，都具有质的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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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m)只能在IIc中实现，IIc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能更新它作为生产资本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IIb)v只能在(IIa)m的一部分中实现，而(IIb)v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能再转化为它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言而喻，只有在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果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例如IIb的资本家不是靠信用从别处取得用于v的货币资本时，上述情况才适用。相反地，从量的方面说，年产品各部分之间的交换，只有在生产规模和价值关系保持静止状态，并且这些严格的比例关系不会由于对外贸易而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才能按上述比例进行。因而，“均衡”是偶然的，概率为零的。而不均衡是必然的，概率为1的。
　　如果有人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说什么I(v+m)分解为IIc，而IIc分解为I(v+m)，或者用他的更常见也更荒谬的说法，说什么I(v+m)形成IIc的价格(或价值，他称为“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而IIc形成I(v+m)价值的整个组成部分，那末，同样也可以说并且必须说，(IIb)v分解为(IIa)m，或者(IIa)m分解为(IIb)v，或者说(IIb)v形成IIa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也是一样：剩余价值分解为工资，即可变资本，而可变资本形成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谬论确实可以在亚·斯密那里看到，因为在他看来，工资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商品价值又是由它所包含的工资(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决定的。他专心注意资本主义基础上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所分成的部分，即v+m，以致完全忘记了，以不同实物形式存在的等价物，无论由有酬劳动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对于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为生产它们而花费的劳动是一样多的；他还忘记了，尽管A的商品是一种生产资料，B的商品是一种消费资料，尽管这些商品出售以后，一个是作为资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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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执行职能，而另一个则进入消费基金，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即作为收入来消费，但这对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同样是没有关系的。单个买者如何使用他的商品，这不是商品交换的问题，不是流通领域的问题，也不涉及商品的价值。在分析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时，必须研究该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确定用途，即消费因素，但这绝不会影响上述问题。
　　在上面所考察的(IIb)v和(IIa)m的一个等价部分的交换中，以及(IIa)m和(IIb)m之间的进一步的交换中，完全不必假定，资本家——不管他们是IIa和IIb的单个资本家，还是作为各分部类的资本家整体——是按同一比例在必要消费品和奢侈品之间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一个可以在这种消费上多用一些，另一个可以在那种消费上多用一些。有不同的“效用”函数，但由于价格已定，因此边际效用必须相同。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前提只是：一个和全部剩余价值相等的价值额在消费基金中实现。因此，界限是已定的。在每一部类之内，有的人在a上多用一些，有的人在b上多用一些；但是他们可以互相补偿，以致a和b这两个分部类的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按同一比例参加这两类物品的消费。类似庸俗微观经济学中的“典型”概念。但在那里，“典型”妄图融合完全不同的资本家和工人，因而并不典型。而这里只包含资本家中的一类。价值关系——a和b这两类生产者在第II部类的产品总价值中各自所占的比例部分，从而提供上述产品的各生产部门间一定的量的关系——在每一具体场合，都必须是已定的。只有为举例而规定的比例，才是一种假定的比例。如果作另一种假定，也不会使各种质的因素发生变化，只有量的规定会改变。但如果由于某种情况，a和b的比例量发生了现实变化，那末，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会相应地改变。
　　从(IIb)v在(IIa)m的一个等价部分中实现这一点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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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结论：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IIb)v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因而在IIb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他们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供给，——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越是要取决于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以销定产。
　　每一次危机都会暂时减少奢侈品的消费。危机使(IIb)v到货币资本的再转化延缓和停滞，使这种再转化只能部分地进行，从而有一部分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另一方面，必要消费资料的出售也会因此停滞和减少。这里完全撇开不说那些同时被解雇的非生产工人(工人并非都是生产工人)，他们由于为资本家服务而得到资本家奢侈支出的一部分(这些工人本身相应地也是奢侈品)，特别是在必要生活资料等等的消费方面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盛行期间，情况正好相反。在这个时期，货币的表现在商品中的相对价值已由于其他原因(并不是由于现实的价值革命)而降低，所以商品的价格不依商品本身的价值为转移而提高。这是劳动价值理论受到攻击的原因之一。但其它的价值理论虽然能够解释某种价格现象，但其不能成功解释的现象要比劳动价值理论多得多。不仅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此外，他们还会参加这类必要消费品的消费，其中绝大部分通常只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才是“必要”消费资料，而这些又会引起价格的提高。某些商品的价格变动，是由于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动。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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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供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如一百年后的某位自我感觉最好并以扩大内需为自身成就的中国总理。——弗·恩·】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II(v+m)在IIa和II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IIc在(IIa)c和(II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
　　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虽然攫取剩余价值是单个资本家的动机；但是，剩余价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这里最终只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实际上，问题表现得更复杂，因为掠夺物——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会作为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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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
　　根据上面的阐述，不同部类的生产者之间的流通，按下列公式进行：
　　1、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
　　　I、4000c+1000v+1000m
　　　II、………… 2000c……+500v+500m。
　　IIc=2000的流通已经完成，它已经和I(1000v+1000m)相交换。
　　暂且把4000Ic撇开不说，这样，在第II部类内部还有v+m的流通。现在，II(v+m)在IIa和IIb两个分部类之间的分割如下：
　　2、II500v+500m=a(400v+400m)+b(100v+100m)。
　　400v(a)的流通在它自己的分部类内部进行；由此得到报酬的工人，用这些报酬向他们的雇主即IIa的资本家，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
　　因为两个分部类的资本家都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3/5用于IIa的产品(必要生活资料)，2/5用于IIb的产品(奢侈品)，所以a的剩余价值的3/5，即240，在分部类IIa内部消费；同样，b的剩余价值的2/5(以奢侈品形式生产和存在)，也在分部类IIb内部消费。
　　因此，在IIa和IIb之间有待交换的是：
在IIa方面：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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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Ib方面：100v+60m。它们正好彼此相抵。IIb的工人，用他们得到的货币工资100向IIa购买数额100的必要生活资料。IIb的资本家，也用他们的剩余价值的3/5=60，向IIa购买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IIa的资本家因此也得到了必要的货币，以便象上面假定的那样，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2/5=160m，用于IIb所生产的奢侈品(100v和60m；100v是作为补偿所付工资的产品留在IIb的资本家手中的)。其公式如下：
　　3、IIa、(400v)+(240m)+160m
　　　　 b、…………………100v+60m+(40m)，
括号内的数额，只在各分部类内部流通和消费。
　　预付在可变资本上的货币资本，只有对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IIa的资本家来说，才是直接流回的，这种情况不过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一般规律由某些特殊条件而引起变化的一种表现，按照这个规律，商品生产者预付在流通中的货币，在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会回到他自己手里。由此顺便可以得出：如果站在商品生产者背后的是一个货币资本家，这个货币资本家又把货币资本(这个字最精确的含意就是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预付给产业资本家，那末，这种货币的真正复归点就是这个货币资本家的钱袋。这样，虽然货币在流通中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但大量的流通货币却属于以银行等形式组织和积聚的货币资本部门。这个部门预付资本的方法，规定资本要不断以货币形式最后流回到它那里，虽然这种回流还要以产业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作为媒介。
　　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值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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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上。”(第1卷第3章)
　　例如，在IIc和I(v+m)之间的流通中，我们假定，第II部类为这个流通预付了500镑货币。大的社会的生产者群之间的流通，分解为无数的流通过程，其中，时而这群生产者，时而那群生产者，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从而把货币投入流通。把个别情况完全撇开不说，这已经由生产期间的差别，从而由不同商品资本的周转的差别决定了。现在，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同等价值额的生产资料，第I部类再向第II部类购买500镑消费资料；这些货币因此又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后者绝不会因为这种回流而更富有。它首先把500镑货币投入流通，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然后又出售500镑商品，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额的货币；这样，500镑又流回来。事实上，第II部类投入流通的是500镑货币和500镑商品=l000镑；它也从流通中取出了500镑商品和500镑货币。为了使500镑商品(I)和500镑商品(II)相交换，流通所需要的只是500镑货币。这样，谁预付货币来购买别人的商品，谁就会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重新得到货币。所以，假如第I部类首先向第II部类购买500镑商品，然后再向第II部类出售500镑商品，那末这500镑将回到第I部类那里，而不是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第I部类投在工资上的货币，即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地的，而是间接地、通过迂回的道路以这个形式的。而第II部类的500镑工资，却直接从工人那里回到资本家手中，就象在同一些人彼此交替地作为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不断对立，反复进行买和卖时货币总是直接一样。第II部类的资本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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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这样，他就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只是由于这种流通行为，即对资本家来说仅仅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通行为，资本家才能作为产业资本家，而和作为他的雇佣工人的工人相对立。但是，起先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售者出现的工人，后来会作为买者，作为货币所有者，而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投在工资上的货币，也流回到资本家手中。只要商品的出售不包含欺诈等等，而是商品和货币进行等价交换，那末，这就不会是资本家借以发财致富的过程。资本家并不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先用货币，后用商品；一旦工人把货币换成资本家的商品，资本家的货币就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资本，即预付在工资上的货币，在货币流通本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得不挣一文吃一文，不能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长期的信贷(现在工人的收入虽然高一点，但因为为了让资本家能够卖出商品而分期付款消费，故也没有什么积蓄可以用来支持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长期的信贷)，这样，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周转期间尽管有差别，可变资本却要在某一短期内，例如一周，即在比较迅速地反复的期限内，同时在社会的无数不同地点，以货币形式预付(这个期限越短，通过这个渠道一次投入流通的货币总额相对地说也就越小)。在每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这样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而由于同一个货币在流回起点之前，要流过各种渠道，作为无数其他的营业的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所以更是这样。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考察I(v+m)和IIc之间的流通。
　　第I部类的资本家预付1000镑来支付工资，工人就用这1000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同一些货币再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于是第I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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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回到他们手中；同时，第II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的一半，由商品资本的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第II部类的资本家再预付500镑货币，以便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资料；第I部类的资本家把这些货币用于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从而这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II部类的资本家重新把这些货币预付，以便使他的已经转化为商品的不变资本的最后四分之一，再转化为它的生产的实物形式。这些货币再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并重新用来向第II部类取得同等数额的消费资料；500镑因此又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现在，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以前一样，拥有500镑货币和2000镑不变资本，但是，后者已经由商品资本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5000镑商品量的流通是用1500镑货币来完成的；就是说，1、第I部类付给工人1000镑，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2、工人用这10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3、第II部类再用这同一些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因此，第I部类又重新得到1000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4、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5、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6、第I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7、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因此，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这500镑是第II部类在商品形式的2000镑以外另行投入流通的，而它没有为这500镑从流通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这里的叙述，和前面(第444页)的叙述，略有不同。前面，第I部类也把一个独立的数额500镑投入流通。在这里，却只有第II部类为流通提供追加货币材料。但是，这并不改变最后的结论。如果从第4步开始，第I部类将在第3步中重新得到的1000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挪用来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然后第II部类再用这10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那么全部流通只需1000镑货币就可完成。——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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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交换是这样进行的：
　　1、第I部类支付1000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即购买商品=1000镑。
　　2、工人用他们的货币额1000镑的工资，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1000镑。
　　3、第II部类用它从工人那里得到的1000镑，向第I部类购买同等价值的生产资料，即商品=1000镑。
　　因此，1000镑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
　　4、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500镑。
　　5、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500镑。
　　6、第I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500镑。
　　7、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500镑。
　　所交换的商品价值总额=5000镑。
　　第II部类在购买时预付的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结果是：
　　1、第I部类的资本家拥有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1000镑，这是他最初预付到流通中去的；此外，他还为他个人的消费，以他自己的商品产品的形式支出了1000镑；就是说，他所支出的是由于出售价值额1000镑的生产资料而得到的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所必须转化的实物形式，即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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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通过消费得到了维持，进行了再生产，并再作为它的所有者唯一的商品而存在，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就必须出卖这种商品。因此，也就再生产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2、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得到了实物补偿；同一个第II部类预付在流通中的500镑，也回到它那里。
　　对第I部类的工人来说，流通是简单流通W—G—W：W(劳动力)—G(1000镑，第I部类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W(价值1000镑的必要生活资料)；这1000镑把以商品形式，即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货币。
　　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过程是W—G，是他的一部分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即再转化为他们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料。
　　当第II部类的资本家为购买其他部分生产资料而预付G(500镑)时，他们已经预期(理性预期？)到在IIc中还以商品(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将转化为货币形式；在第II部类用G购买、W被第I部类出售这样一个G—W行为中，货币(II)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W(I)通过W—G行为，转化为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并不代表第I部类的资本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而只不过是用在消费资料上的货币化的剩余价值。
　　在流通G—W…P…W'—G'中，一个资本家的第一个行为G—W，是另一个资本家的最后一个行为W'—G'(或其中一部分)。使G借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W，对W的卖者(他要把这个W转化为货币)来说，究竟是代表不变资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可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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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是和商品流通本身完全无关的。
　　至于第I部类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v+m，那末，第I部类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它投入的货币。第一，它的1000镑可变资本回到它那里；第二，它出售价值500镑的生产资料(见上述第4项交换)，从而它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然后(第6项交换)再出售价值500镑的生产资料，即它的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从而把剩余价值全部以货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因此，相继进行的是；1、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1000镑；2、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货币=500镑；3、剩余价值的另一半转化为货币=500镑；所以总计有1000v+1000m转化为货币=2000镑。尽管第I部类(我们以后还要考察的作为Ic的再生产媒介的各种交换除外)只把1000镑投入流通，它从流通中却取出了多一倍的货币。当然，货币化的(即转化为G的)m一旦用在消费资料上，就立即再转入别人(II)手中。第I部类的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取出的价值，只等于他以商品形式投入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剩余价值，就是说，资本家没有为它付出分文，这一点绝不会使这种商品价值本身有任何改变；因此，只要我们说的是商品流通中的价值交换，那末，这一点就是毫无意义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当然和预付资本在它的转化过程中所通过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是会消失的。正是这个“消失”解决了从产品中取出的货币额怎么能大于为支付成本而投入的货币额的问题。它所持续的时间，仅仅是第I部类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和接着发生的第I部类的货币转化为第II部类的商品这二者之间的间歇时间。
　　假定周转期较短，或者，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投入流通的货币流通较快，为了使交换的商品价值流通，只要有较少的货币就够了。如果相继进行的交换的次数已定，这个货币额总是由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或价值总额决定。这个价值总额由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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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比例如何，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假如第I部类的工资每年支付四次，就是4×250=1000。因此，有250镑货币，就足以完成Iv—(1/2)IIc之间的流通，以及可变资本Iv和第I部类的劳动力之间的流通。同样，假如Im和IIc之间的流通用四次周转来完成，那也就只需要250镑；所以，总起来说，要完成价值5000镑的商品的流通，只需要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或货币资本。这时，剩余价值不是分两次，每次有一半转化为货币，而是分四次，每次有1/4转化为货币。
　　假如在第4项交换中，不是第II部类，而是第I部类作为买者出现，把500镑货币用于同等价值量的消费资料，那末，以后是第II部类在第5项交换中用这500镑购买生产资料；第I部类在第6项交换中则用这500镑购买消费资料；第II部类在第7项交换中再用这500镑购买生产资料；最后，这500镑回到第I部类那里，就和在前一种情况下回到第II部类那里一样。在这里，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是通过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在私人消费上支出的货币而实现的。这个货币代表了预期的收入，即预期从待售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中得到的收入。这个剩余价值的货币化，不是由于这500镑流回而实现的；因为，除了具有Iv商品形式的1000镑以外，在第4项交换结束时，第I部类还把500镑货币投入流通。我们知道，这是追加的货币，不是出售商品所得的货款。如果这个货币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那末，第I部类只不过因此再得到它的追加货币，并没有把它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化，只是通过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Im的出售而实现的，而这个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每次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要看出售商品所得的货币经过多久才被重新用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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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第I部类用追加的货币(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这个货币被第I部类用掉了，为此它得到了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这个货币因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500镑商品而第一次流回；因此，这个货币是作为第I部类所出售的商品的等价物流回的，但是，第I部类没有为这种商品付出分文，它构成了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这样，该部类自己投入流通的货币，使它自己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同样，第I部类第二次(第6项交换)购买时，得到了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假如第II部类(在第7项交换中)不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那第I部类实际上就是为消费资料支出了1000镑，——把它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消费掉了，——也就是500镑以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形式，500镑以货币形式消费掉；不过，它还有以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形式库存的500镑，而另一方面花掉了货币形式的500镑。
　　反过来，第II部类把它的不变资本的四分之三由商品资本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其余四分之一则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500镑)，事实上就是转化为闲置的货币，或职能中断的和待用的货币。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第II部类就必须把再生产的规模缩小四分之一。——但是，成为第I部类的负担的生产资料形式的500，并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它是代替500镑预付货币留在那里的，这500镑货币是第I部类在它的1000镑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之外所占有的。作为货币，它们处于随时可以实现的形式；作为商品，它们却一时卖不出去。由此可见，在这里，简单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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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得到补偿——只有在第I部类最初放走的500只金鸟飞回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当一个资本家(在这里，我们指的仍然只是产业资本家，他们同时是其他所有资本家的代表)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时，对他来说，这些货币已经完结，已经走尽了尘世的道路。如果它再流回到他手中，这仅仅是因为他借助于商品，即靠他的商品资本，从流通中取出了货币。全部年产品的每一个要素的价值，即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对他来说，和他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对他来说=商品资本)的价值一样，都可以分成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形成全部商品产品的各个要素)的货币化，同时也就是全部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定部分的货币化。所以，在这个场合，说资本家自己把那些使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即得到实现的货币投入流通(在他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的时候)，这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些货币，而是一定的现金额，这个金额和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或其相等部分)相等。
　　实际上，这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企业是在当年开办的，资本家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几个月，才能从自己的企业收入中取得货币供他个人消费。但他不会因此而使他的消费停止片刻。他预期到剩余价值会到手而自己预付货币(不管这些货币是从他自己的钱袋，还是通过贷款从别人的钱袋取得的，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因此也就为以后将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预付了流通手段。相反地，如果营业早已正常进行，那末支出和收入就会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但是，有一点，即资本家的消费，是不间断地进行的。这种消费是因预期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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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到手而进行的，而消费量也要按照通常的或估计的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算。非常“理性”的预期。商品每出售一部分，当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实现一部分。如果在全年内，所生产商品的销售量只够补偿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或者，如果价格下跌，以致在出售全部年商品产品时，只能实现其中包含的预付资本的价值，那末就会明显地暴露出，上述货币是因预期到未来的剩余价值会到手而用掉的。没有预期到风险的存在。如果我们的资本家破产了，他的债权人和法庭就会调查他因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私人支出，是否和他的企业规模，是否和这种企业一般的或正常的剩余价值收入保持适当的比例(是否进行了理性的预期)。
　　但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为了使他们的剩余价值实现(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流通)就必须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个机构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如果说，为实现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而必需的货币，首先要工人阶级自己出资预付，那才是奇谈怪论。但是，单个资本家总是以下列形式实行这种预付：起买者的作用，支出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或者预付货币来购买他的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或者是劳动力，或者是生产资料。他付出货币，总只是为了换取一个等价物。他把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只不过是采取和预付商品一样的方法。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起流通的起点的作用。
　　现实的过程被两种情况所掩盖：
　　1、商业资本(它最初的形式总是货币，因为商人本身不生产任何“产品”或“商品”)和货币资本，会在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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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的资本家的经营对象出现。
　　2、剩余价值——必然总是首先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分成不同的范畴。作为这些范畴的承担者出现的，除产业资本家以外，还有土地所有者(就地租而言)、高利贷者(就利息而言)等等，同时还有政府和它的官吏，食利者等等。这些家伙，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是作为买者出现的，因为他们使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他们各自也把“货币”投入流通，产业资本家则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货币。这时，人们总是忘记，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

VI、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
　　现在留下还要研究的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4000Ic。这个价值等于第I部类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再现的价值并不是在第I部类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而是当年以前作为不变的价值，作为生产资料既定的价值，进入这个生产过程的。它现在存在于第I部类的整个那部分没有被第II部类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保留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他们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价值的2/3。关于生产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出售他的商品产品，把它转化为货币。当他把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时，他也就把他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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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货币了。然后，他用这个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再向别的商品的卖者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或是把他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一种可以重新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而现在，这样假定就不行了。第I部类的资本家包括生产生产资料的全体资本家。此外，留在他们手中的商品产品4000，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社会产品不能和任何别的部分交换，因为年产品中已经不存在可以和它交换的任何别的部分。除了这4000以外，年产品的其余部分已经全部作了安排；一部分为社会的消费基金所吸收，另一部分用来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第II部类所有能够用来和第I部类交换的东西已经全部交换完毕。
　　只要我们注意到，第I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本身的物质要素构成的，困难就很容易解决。这里出现的现象和上述第II部类出现的现象相同，只是方面有所不同。在第II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因此，其中由这种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来计量的部分，可以由它本部类的生产者消费。在第I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容器、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立即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如果它进入流通，那也是在第I部类内部流通。在第II部类，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由该部类的生产者个人消费掉，而在第I部类，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却由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上消费掉。
　　第I部类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是在第I部类的一部分商品产品=4000c中再现的，而且是以实物形式再现的，这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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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产品能立即再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第II部类，3000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1000)，直接进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另一方面，这个商品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2000)，不能再进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生产消费，而要通过和第I部类的交换来进行补偿。
　　相反地，第I部类的6000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2000)，不会进入而且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也不能进入它的生产者的个人消费。它倒是必须首先和第II部类交换。另一方面，这个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4000，却处在这样一种实物形式上，这种形式的不变价值部分——如果把第I部类的资本家看作整体——能够直接再作为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换句话说，第I部类的全部产品是由这样一些使用价值构成的，这种使用价值按照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能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发生作用。因此，在这个价值6000的产品中，1/3(2000)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其余2/3则补偿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
　　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资本群构成。它们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有若干被投入铸铁厂，有若干被投入煤矿，等等。每个这种资本群或每个这种社会的群资本，又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首先，社会资本，比如说7500(可以用百万等等来表示)，分成不同的资本群；价值7500的社会资本分成各个特殊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被分别投入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价值，按照它的实物形式，部分地由各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构成，部分地由它们的经营所必需的、具有相应的熟练程度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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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构成，这种劳动力由于分工，并按照它在每个个别生产部门承担的劳动的特殊性，而各不相同。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又由投入该生产部门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的总和构成。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第I部类，也适用于第II部类。
　　至于说第I部类中以它的商品产品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那末，它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当作产品生产出来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者，甚至就是它那一个企业)。例如，谷物进入谷物的生产，煤炭进入煤炭的生产，铁以机器形式进入铁的生产，等等。
　　当构成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I部类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第I部类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第I部类，但不是进入第I部类的这个部门，而是另一个部门。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第I部类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它们自己的生产场所，进入另一个生产场所，因而，互相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和第II部类剩余价值的情况相似)，第I部类的每个资本家按照他作为这4000不变资本的共有者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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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资本主义的，那末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I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这正是投入产出表所要表达的)，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VII、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再生产的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即等于第II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再生产的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第I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用收入法与用产出法的结果相同。其所以必然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
　　整个社会工作日分为两部分：1、必要劳动；它在一年中创造1500v的价值；2、剩余劳动；它创造1500m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这两个价值之和=3000，等于这一年生产的3000消费资料的价值。因此，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总工作日在当年生产的总价值，等于社会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社会剩余价值，等于当年的全部新产品。
　　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这两个价值量是一致的，第II部类的商品即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绝不因此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部类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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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来的。这两个价值量一致，是因为在第II部类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第I部类新生产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因此，I(v+m)能够购买对第II部类的产品生产者来说代表着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这就表明，为什么尽管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产品价值分成c+v+m，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产品的价值却可以分成v+m。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IIc在这里等于I(v+m)，社会产品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通过交换来互相交换它们的实物形式。在这样交换以后，IIc就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I(v+m)则再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正是这种情况，使亚·斯密断言，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v+m。这种看法，第一，只适用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第二，其所以适用，并不是指这全部价值都是第II部类生产的，因而它的产品价值等于第II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第II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指：II(c+v+m)=II(v+m)+I(v+m)，或者说，因为IIc=I(v+m)。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社会工作日(即整个工人阶级全年耗费的劳动)和每个单个工作日一样，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虽然这种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同样也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可变资本价值即工人用来购买他自身再生产的资料的那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可以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也就是用来生产那种专门供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从而在伴随而来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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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能的产品的。按照我们的假定，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一个3000的货币价值，其中只有1/3=1000是第II部类生产的，这个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即生产那些最终实现社会全部可变资本价值和全部剩余价值的商品。因此，按照这个假定，社会工作日的2/3是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虽然，从第I部类的单个资本家和工人的观点来看，社会工作日的这2/3，完全象社会工作日的其余的1/3在第II部类那样，仅仅用来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考察也一样，——社会工作日的这2/3，只是生产那种正处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或已经耗费掉的不变资本的补偿物。个别地进行考察，虽然工作日的这2/3生产的总价值对它的生产者来说只等于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但工作日的这2/3不生产可以使工资或剩余价值花费掉的那种使用价值；它生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
　　首先必须指出，无论在第I部类还是在第II部类，社会工作日没有任何部分是用来生产这两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并在其中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它生产的只是追加的价值2000I(v+m)+1000II(v+m)，这个价值是追加到不变资本价值=4000Ic+2000IIc中去的。以生产资料形式生产的新价值，还不是不变资本。它不过要在将来作为这种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第II部类的全部产品，即消费资料，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的实物形式来考察，是第II部类所耗费的三分之一社会工作日的产品。它是这个部类所使用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如织布劳动、烤面包劳动等等的产品，也就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执行职能时所生产的产品。相反，第II部类的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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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价值部分，只是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上，再现在新的实物形式即消费资料的形式上，而以前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它的价值通过劳动过程，从它的旧的实物形式转移到它的新的实物形式上。但是，产品价值的这2/3的价值=2000，并不是在第II部类当年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产生的。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第II部类的产品是新执行职能的活劳动和现有的、作为这种劳动的前提的生产资料(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物化条件而在其中实现)的结果。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也完全一样，第II部类的产品价值=3000，是由社会工作日新追加的1/3所生产的新价值(500v+500m=1000)和一个不变的价值构成的。在这个不变的价值中，物化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在我们所考察的第II部类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完结的社会工作日的2/3。第II部类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在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中表现出来。它存在于一定量的消费资料中，其价值为2000=2/3社会工作日。消费资料是这部分价值借以再现的新的使用形式。消费资料的一部分=2000IIc，同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I(1000v+1000m)相交换，事实上也就是并不形成当年劳动的任何部分而在本年以前已经完结的2/3总工作日，同本年新追加的2/3工作日相交换。当年社会工作日的2/3，不能既用于不变资本的生产，同时又为它们自己的生产者形成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除非把它们同每年消费的消费资料中一个包含着本年以前而不是本年耗费和实现的工作日的2/3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是当年的2/3工作日同在本年以前耗费的2/3的工作日的交换，是当年的劳动时间同本年以前的劳动时间的交换。过去的死劳动与现在的活劳动的物化结果相交换。过去的死劳动靠后来不断物化的活劳动来保存价值。这样，下面这个谜就可以得到解释：尽管整个社会工作日的2/3不是用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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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实现可变资本或剩余价值的物品，而相反地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以补偿当年所消费的资本，但为什么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却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简单说来就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他们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第II部类产品价值的2/3(构成全部年产品价值的2/9)：从价值方面考察，是本年以前已经过去的一个社会工作日的2/3的产物。
　　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社会产品之和，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固然是当年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当这种劳动本身被看作有效的、具体的劳动，而不是被看作劳动力的耗费，不是被看作形成价值的劳动时，才是这样。前面讲的一点，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加到它上面的、用它来进行操作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但是，反过来，如果当年的劳动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资本与劳动两者不可偏废。

VIII、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就总产品价值9000和它分成的各个范畴来说，对它们的分析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更多的困难，不如说困难是一样的。
　　在这里，全部社会年产品包含三个以一年为期的社会工作日。每一个这种工作日的价值表现都=3000；因此，总产品的价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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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3×3000=9000。
　　其次，在一年的生产过程(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过程的产品)开始以前，在整个这个劳动时间中已经结束的：在第I部类，有4/3工作日(价值产品4000)，在第II部类，有2/3工作日(价值产品2000)。总计是两个社会工作日，其价值产品=6000。因此，4000Ic+2000IIc=6000是表示在全部社会产品份值中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资本价值。
　　再次，第I部类新追加的社会年工作日的1/3，是必要劳动，或者说，是这样一种劳动，它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1000Iv，并支付第I部类使用的劳动的价格。同样，第II部类的社会工作日的1/6是价值额为500的必要劳动。所以，l000Iv+500IIv=1500v，半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是当年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前一半即由必要劳动构成的那一半的价值表现。
　　最后，在第I部类，总工作日的1/3(价值产品=1000)是剩余劳动；在第II部类，工作日的1/6(价值产品=500)是剩余劳动。二者合起来构成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另一半。因而，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为1000Im+500IIm=1500m。
　　因此：
社会产品价值的不变资本部分(c)：
　　生产过程开始以前耗费的两个工作日，价值表现=6000。
当年耗费的必要劳动(v)：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1500。
当年耗费的剩余劳动(m)：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1500。
年劳动的价值产品(v+m)=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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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产品价值(c+v+m)=9000。
　　所以，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
　　不变的、仅仅再现的那部分价值，等于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的新的价值产品即v+m，等于由消费资科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总工作日(其价值表现=3000)似乎全部耗费在消费资料=3000的生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3000=1500v+1500m，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本价值=6000则以一种和消费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似乎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种新产品的生产上；相反，这整个工作日似乎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第II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消费资料生产(第II部类)上的那部分年劳动大2/3。年劳动只有1/3耗费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这个年劳动的2/3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也就是耗费在第I部类。第I部类在这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等于第I部类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第II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现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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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补偿。因而，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也等于第I部类+第II部类的新价值产品之和，或者II(c+v+m)=I(v+m)+II(v+m)，所以等于年劳动以v+m形式生产的新价值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I)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I)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消费资料(II)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个总价值，等于第I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4/3和第II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2/3的价值表现，也就是总共等于两个总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因此，就社会年产品来说，困难在于：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中去的新价值v+m是以消费资料形式来表现的，而这个不变价值部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生产资料——来表现。因此，就价值方面来考察，就出现了一种假象，好象所消费的产品量的2/3，会以新的形式，作为新的产品重新出现，而不需要有任何社会劳动耗费在它们的生产上。就单个资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每个单个资本家都使用一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这种劳动把它特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例如，某个资本家是机器制造业主，他在当年耗费的不变资本=6000c，可变资本=1500v，剩余价值=1500m；产品=9000，比如说，这个产品是18台机器，每台=500。在这里，全部产品是由相同的形式，由机器构成。(如果是生产多种产品，那就要分别计算。)全部商品产品，是当年在机器制造上耗费的劳动的产物，是同一种具体劳动和同一些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产品价值的不同部分表现为相同的实物形式：12台机器包含6000c，3台机器包含1500v，3台机器包含1500m。这里很明显，12台机器的价值=6000c，并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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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2台机器只体现那种在机器制造开始以前已经耗费掉的劳动，而不体现在机器制造中耗费的劳动。为生产18台机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会自行转化为12台机器；但是，这12台机器的价值(它本身由4000c+1000v+1000m构成)，等于18台机器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总价值。因此，机器制造业主必须从18台机器中出售12台，以便补偿他已经耗费的不变资本，这些资本是再生产18台新机器所必需的。相反地，虽然所使用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机器，但劳动的结果却说成是：一方面有6台机器=1500v+1500m，另一方面有价值额6000c的铁、铜、螺旋、皮带等等，即机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而这些东西，大家知道，制造机器的单个资本家本人是不生产的，他要通过流通过程来进行补偿。如果这样说，问题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初看起来，社会年产品的再生产好象就是按照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进行的。
　　单个资本——即社会资本中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产品，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有资格在商品世界成为可以流通的一环。它是否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那部分价值，是否具有那种使它可以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这是一件毫无关系的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就会通过买和卖，再转化为它的物质生产要素的形式，不变资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够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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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以能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在产品中再现的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其次，个别地考察，资本家通过新追加的劳动，只是生产他的产品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而不变价值部分是由于新追加劳动的具体性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料，用来补偿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它只生产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它既不分解为可变资本，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社会的补偿资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要用来实现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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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IX、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等于9000=6000c+1500v+1500m；换句话说，6000再生产出生产资料的价值，3000再生产出消费资料的价值。所以，社会收入(v+m)的价值，只是总产品价值的1/3，全体消费者即工人和资本家能够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出和并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也只是具有这1/3的价值额的商品，产品。另一方面，6000=2/3产品价值，却是必须用实物来补偿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数额的生产资料必须再并入生产基金。施托尔希看到了这一点的必要性，但是不能够证明它：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34、135、150页)
　　但是，亚·斯密在提出这种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的荒谬教条时，不仅采用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形式，似乎全部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加剩余价值，或者按他的说法，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利息)加地租。他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消费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直到现在，这还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科学的一种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个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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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这个教条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式说明的。随便举一种商品为例，如亚麻衬衫。首先，亚麻纺纱业主必须向亚麻种植业主支付亚麻的全部价值：亚麻籽、肥料、役畜饲料等等的价值，加上由亚麻种植业主的固定资本(如建筑物、农具等等)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加上在亚麻生产上支付的工资，再加上亚麻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最后还加上亚麻由产地运往纺纱厂的运输费用。然后，织布业主不仅要把亚麻的这个价格偿还亚麻纺纱业主，而且要把由机器、建筑物等等，总之，由固定资本转移到亚麻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以及在纺纱过程中消费的一切辅助材料、纺纱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等等，偿还给亚麻纺纱业主；其次，漂白业主也是这样，他还要加上织成的麻布的运费；最后，衬衫厂主，要把全部价格支付给所有那些以前只向他提供原料的生产者。而在衬衫厂主那里，又继续追加价值：一部分是在衬衫缝制过程中以劳动资料、辅助材料等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一部分是其中耗费的劳动加进的衬衫缝制工的工资的价值和衬衫厂主的剩余价值。现在，假定这全部产品，衬衫，最后值100镑，并且假定这是社会在全部年产品价值中在衬衫上耗费的部分。衬衫的消费者支付这100镑，也就是支付衬衫中包含的一切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亚麻种植业主、纺纱业主、织布业主、漂白业主、衬衫厂主以及全部运输业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每个儿童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往下又说：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应当说：一切消费资料的价值，即进入消费基金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可以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额，确实等于在商品中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部分)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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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追加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全体消费者能够支付这个价值额的全部，因为尽管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c+v+m构成的，但是，一切进入消费基金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最大限度也只能等于分解为v+m的那部分社会产品价值，也就是等于由当年耗费的劳动加到原有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价值——中去的价值。但是，说到不变资本价值，那末，我们看到，它是按照两种方式由社会产品量来补偿的。第一，是通过生产消费资料的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说法，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以价值2000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2000IIc，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形成不变资本价值。因此，虽然这种产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要用于消费的，但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自己却不能消费它。另一方面，2000I(v+m)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生产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它们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这些物品本身的价值是不能消费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个4000的价值额，而在交换之后和在交换之前一样，其中的一半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半只形成收入。而不是每一半都既作为资本(对一方)，又作为收入(对另一方)，以致于既有4000收入，又有4000资本。——第二，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用实物来补偿，一部分是通过第I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一部分是通过每个单个企业中的实物补偿。
　　关于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只有把消费者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即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者，才是正确的。但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地消费，那无非是说，这一部分必须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如果我们把总产品的价值9000分为6000c+1500v+1500m，并把3000(v+m)只作为收入来考察，那相反就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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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可变资本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似乎资本只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了。这是因为，原来表现为1500v的东西，现在已经分解为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即工人阶级的收入，它的资本性质因此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拉姆赛曾经得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由固定资本构成，但是，他所说的固定资本是指不变资本，是指一个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量，而不论这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如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等等。他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流动资本不是在生产上直接起作用的，对于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一个条件……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的要素。”(拉姆赛，同上，散见第23—26页)
　　拉姆赛还对固定资本(他是指不变资本)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劳动＜即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的任何一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的生产，但不能维持工人生活的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第59页)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了亚·斯密种下的祸根。在他那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中了。拉姆赛所说的不变资本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他所说的流动资本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一样，都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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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全部年再生产，当年的全部产品，是这一年有用劳动的产品。但是，这个总产品的价值大于这个总产品中年劳动即当年耗费的劳动力借以体现的那部分价值。当年的价值产品，即当年以商品形式新创造的价值，小于产品价值即全年形成的商品量的总价值。如果从年产品总价值中减去当年劳动所追加的价值，我们得到的差额不是实际再生产的价值，而只是以新的存在形式再现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在它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由于在当年社会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持续时间有长有短，这个价值形成的日期可以有早有晚，它可以来源于去年生产出来的或前几年就已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无论如何，它是由本年以前生产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当年产品中去的价值。
　　如果用我们的公式来说明，那末，前面所考察的各种要素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以及在第II部类内部进行交换以后，就得出：
　　I、4000c+1000v+1000m(后面这2000在消费资料IIc中实现)=6000。
　　II、2000c(通过和I(v+m)的交换而再生产)+500v+500m=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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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额=9000。
　　当年新生产的价值仅仅包含在v和m之中。所以，当年价值产品之和等于v+m之和=2000I(v+m)+1000II(v+m)=3000。当年产品价值中其余的一切价值部分都只是转移的价值，是从年生产所消费掉的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来的。除了这3000价值，当年劳动没有生产任何其他价值；这3000就是当年劳动的全部年价值产品。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00I(v+m)将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为第II部类补偿2000IIc。在第I部类耗费的那三分之二年劳动，就重新生产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重新生产出这个不变资本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实物形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当年耗费的劳动的三分之二，创造了在和第II部类相适应的实物形式上实现的新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社会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以便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上所花费的不变资本价值。似乎(个人)消费资料中的所有价值部分都是当年新生产的。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象西尼耳【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42—343页)——“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同上，第342页)——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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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此外，野蛮人由于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例如，象泰罗所说的，他往往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制造一支箭。这里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野蛮人不是在工厂里造弓，而工业是在工厂里进行的。不知这种区别是否是由于所谓的“交易成本”造成的。
　　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难，即对现实联系的理解(对于现代庸俗经济学来说，则不存在这种困难。如果理论联系不了现实，那么问题在现实而不在理论。这是因为理论是理性的，因此不能联系理论的现实就是非理性的，是问题之所在。)，求助于这种流行的看法：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反过来说也一样。这种看法，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如果使它具有普遍意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种看法包括对在年再生产中进行的全部交换过程的根本误解，也就是对这种部分正确的东西的事实根据的误解。)
　　现在我们把这种看法的部分正确的东西所依据的实际关系概述一下。这样，我们同时也就揭示了对这些关系的错误解释。
　　1、可变资本在资本家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在雇佣工人手中则作为收入执行职能。
　　可变资本首先作为货币资本存在于资本家手中；当资本家用它来购买劳动力时，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要它以货币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它就只能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既定价值，所以它是一个不变量，而不是一个可变量。它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这正是因为它可能转化为劳动力。它在抛弃货币形式以后，在转化为劳动力，并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过程中执行职能以后，才成为现实的可变资本。
　　在资本家那里最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货币，现在在工人手中作为他的工资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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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工资转化为生活资料；所以，这些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这种收入是工人靠不断反复出卖他的劳动力得到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简单事实：买者(这里指资本家)的货币从买者手中转到卖者(这里指劳动力的卖者，即工人)手中。这并不是可变资本执行双重职能，既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又作为工人的收入；而是同一个货币先在资本家手中作为他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当资本家把它转化为劳动力时，它就在工人手中充当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同一个货币在买者手中有一种用途，在卖者手中有另一种用途，这是一切商品买卖都有的现象。
　　经济学辩护士们把这个问题歪曲了。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流通行为G—A(=G—W)，即从买者资本家方面把货币转化为劳动力，仅仅注意A—G(=W—G)，即从卖者工人方面把商品劳动力转化为货币，而暂时不考虑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就会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们说：同一个货币在这里实现了两个资本；买者即资本家把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活的劳动力，并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另一方面，卖者即工人把他的商品——劳动力——转化为货币，并把货币作为收入来花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不断地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以便维持他的劳动力；因此，他的劳动力也就是他的商品形式的资本，并且是他的收入的经常来源。其实，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而不是他的资本。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及其学术代理人不断鼓吹(穷人的)财产权，实际上是要巩固和保护(富人的)资本权。劳动力是他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唯一商品，它只有到了买者即资本家手中，才作为资本(可变资本)起作用。在那些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经常被迫不断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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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把自己出卖给第三者，这就证明他是一个“消极”资本家，因为他不断出卖“商品”(出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奴隶由第三者把他作为商品一次永远地卖出去，但奴隶也是资本家，因为这种商品——劳动奴隶——的性质是，它的买者不仅每天迫使它重新劳动，而且每天还要给它生活资料，使它能够不断地重新再劳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西斯蒙第和萨伊给马尔萨斯的信。)
　　2、这样，在1000Iv+1000Im和2000IIc的交换中，对一方是不变资本的东西(2000IIc)，对另一方就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从而就是收入；对一方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2000I(v+m))，从而也就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不变资本。
　　我们首先来考察Iv和IIc的交换，并首先从工人的角度加以考察。
　　第I部类的总体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价值1000；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以工资形式用货币支付给工人的。他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消费资料。第II部类的资本家对工人来说仅仅是商品的卖者，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即使工人是向本部类资本家购买，例如在上述(第450页)500IIv的交换中，情形也是这样。他的商品即劳动力所完成的流通形式，是单纯以满足需要、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的商品流通：W(劳动力)—G—W(消费资料，第II部类的商品)。这个流通过程的结果是：工人把自己作为供第I部类的资本家使用的劳动力来维持，并且为了继续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他必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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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重新反复这一过程A(W)—G—W。他的工资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会作为收入花掉；并且对全体工人阶级来说，它会不断再作为收入花掉。
　　现在，我们再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Iv和IIc这同一个交换。第II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是由消费资料构成的，因而是由那些供每年消费的物品构成的，也就是由那些用来实现某些人(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第I部类的总体工人)的收入的物品构成的。但是，对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来说，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2000)，现在是他的生产资本的不变资本价值所转化的商品形式，这个生产资本必须从这个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以便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来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所完成的是，他把以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一半(=1000)卖给第I部类的工人，从而使它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转化为不变资本价值IIc的前一半的，不是可变资本Iv，而是货币，这个货币在和劳动力交换时，对第I部类来说是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它落到劳动力的卖者手中，对后者来说它不是资本，而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也就是要作为消费资料的购买手段花费掉。另一方面，从第I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货币=1000，也不能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执行职能。它仍然只是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货币形式，它还要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或流动组成部分。因此，第II部类用它从第I部类的工人，即它的商品的买者那里得到的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1000生产资料。这样，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总额有一半以实物形式更新，这种形式的不变资本价值可以再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要素来执行职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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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流通形式是W—G—W：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货币1000—价值1000的生产资料。
　　但是，W—G—W在这里是资本的运动。W卖给工人，就转化为G，这个G转化为生产资料；这是从商品再转化为这个商品的物质形成要素。另一方面，就象第II部类的资本家对第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仅仅充当商品的买者一样，在这里，第I部类的资本家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也仅仅充当商品的卖者。第I部类最初是用要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1000货币去购买价值1000的劳动力；因此，他得到了他以货币形式付出的1000v的等价物；这个货币现在属于工人，工人用它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品；第I部类要能够把这样流入第II部类的钱柜的货币收回，就只有通过出售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商品，再把这个货币捞回来。
　　最初第I部类有一个货币额=1000，要作为可变资本部分执行职能；这个货币额由于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执行可变资本部分的职能。但是，工人为第I部类提供的，是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价值6000的商品量(生产资料)，其中1/6或1000(按价值来说)，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的等价物。和以前在货币形式上一样，现在在商品形式上，可变资本价值也不是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它只有在后来转化为活的劳动力之后，并且只有当这个劳动力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才能执行这种职能。作为货币，可变资本价值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但是，它是处于一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的形式。作为商品，这同一个可变资本价值也只是可能的货币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出售，而在这里，也就是通过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价值1000的商品，它才能再恢复原来的货币形式。在这里，流通运动是：1000v(货币)—价值10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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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价值1000的商品(可变资本的等价物)—1000v(货币)；即G—W…W—G(=G—A…W—G)。插入W…W中间的生产过程本身不属于流通领域。它不会在年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互相交换中出现，虽然这种交换包含着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的再生产，既包含着不变要素的再生产，也包含着可变要素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交换的一切当事人都只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或者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卖者出现；在这种交换中，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资本家则交替地作为买者和卖者出现，而在一定界限内，只作为商品的买者一方，或作为商品的卖者一方出现。
　　结果是：第I部类再以货币形式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这个价值部分只有从这个形式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也就是说，第I部类再在唯一可以实际作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可变要素来预付的形式上，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另一方面，工人为了能够再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他现在必须先再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现。
　　说到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500IIv)，那末，只要我们把该生产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过程，看作是在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和第II部类的总体工人之间进行的流通过程，这个流通过程就是直接进行的。
　　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预付500v来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在这里，总体资本家是买者，总体工人是卖者。然后，工人用他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作为买者去购买他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家在这里是卖者。工人用所生产的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即商品形式的500v为资本家补偿了他在购买工人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现在，资本家以商品形式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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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原来在转化为劳动力之前以货币形式拥有的同一个v。另一方面，工人在货币上实现了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当他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把这些货币作为收入来购买自己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时，他就再把这些货币实现了。这是工人的货币形成的收入同工人自己以商品形式再生产的资本家的商品组成部分500v的交换。因此，这些货币作为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在这里，等价的货币形式的收入价值，补偿了商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
　　资本家不会因为他把等价的商品量卖给工人以重新取走他在购买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而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先付给工人500，此外又把他迫使工人生产的价值500的商品量无代价地付给工人，那他实际上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反过来说，如果工人只为资本家生产价值500的商品，作为他的劳动力价格500的等价物，那末，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之后所处的情况，就完全和在这种交易之前一样。但是，工人再生产了一个价值3000的产品；由于他把在生产上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化为新的产品，他保存了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即保存了在生产上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000；此外，他又把1000(v+m)的价值加到这个既定价值中去。(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阐述了这样一种看法，似乎资本家发财致富，是指他由于500货币的回流而取得了剩余价值。本章第XIII节将进一步论述这种看法。)
　　由于第II部类的工人购买了价值500的消费资料，因此，刚才还为第II部类的资本家以商品形式拥有的价值500IIv，就再以货币形式，即原来预付的形式回到II的资本家手中。这种交易的直接结果，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出售一样，都是既定价值由商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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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通过这种交易流回到它的起点，也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如果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这500货币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商品，然后又以价值5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那末，同样也会有500货币流回到他手中。这500货币只不过是用来交换价值1000的商品量，并且根据前面说过的一般规律，它将流回到为交换这个商品量而把货币投入流通的人的手中。
　　但是，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500货币，同时也是已经更新的货币形式的可能的可变资本。为什么是这样呢?货币从而货币资本之所以是可能的可变资本，只是因为它可以转化为劳动力；而且只有在它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限度内，才是可能的可变资本。500镑货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与此同时，第II部类的劳动力也回到市场。二者各自回到对极，——从而500货币不仅作为货币，而且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再现，——是受同—过程制约的。货币=500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是因为资本家把价值500的消费资料卖给了第II部类的工人，也就是，因为工人用他的工资维持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属的生活，从而维持了他的劳动力。工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和继续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必须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因此，这500货币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同时也就是劳动力作为可以用这500货币购买的商品流回来或者保留下来，从而也就是这500货币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流回来。
　　说到生产奢侈品的部类IIb，它的v即(IIb)v的情况是和Iv的情况相同的。为IIb的资本家更新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的货币，经过IIa的资本家之手，迂回地流回到IIb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工人是直接向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者购买生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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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还是向另一类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以致货币要经过后一类资本家之手，才迂回地流回到前一类资本家手中，这毕竟是有区别的。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他们在能买的时候才买。而资本家，例如在1000IIc和1000Iv的交换中，就不是这样。资本家不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最大限度地增殖他的资本就是他的动机。因此，如果出现某些情况，使第II部类的资本家感到更为有利的，不是立即更新他的不变资本，而是在较长的时间内至少能部分地把他的不变资本保持在货币形式上，那末，1000IIc(货币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时间就会延迟；因此，1000Iv恢复货币形式的时间也会延迟，而第I部类的资本家只有当他还拥有准备货币的时候，才能够按原有规模继续经营，正如一般地说，要使营业能够继续不断地进行，不管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流回得快还是慢，货币形式的准备资本都是必需的。不知现代庸俗经济学如何理解这种时快时慢的迂回过程在达成所谓的“均衡”中的作用。
　　如果要研究当年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交换，那末，也要研究已经过去的年劳动的结果，即已经结束的那一年的劳动的结果。以这个年产品作为结果的生产过程已经完成，已经过去，已经化为它的产品，因此，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进行的或同时进行的流通过程，可能的可变资本到现实的可变资本的转化，即劳动力的买和卖，就更是这样了。劳动市场已经不是我们看到的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在这里，工人已经不仅出卖了他的劳动力，而且在剩余价值以外，还以商品形式提供了他的劳动力价格的等价物；此外，他也把他的工资装进了钱袋，并且在交换中，他只是作为商品(消费资料)的买者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年产品必须包含再生产的一切要素，必须再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特别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即可变资本。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就可变资本来说，这个交换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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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通过花费他的工资和消费他购买的商品，来维持和再生产他不得不出卖的唯一商品——他的劳动力；就象资本家为购买这个劳动力而预付的货币回到资本家手中一样，劳动力作为可以和货币交换的商品也回到劳动市场上来。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微观理论讨论了消费和(消费品的)生产，而没有讨论资本品和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在这里，特别就1000Iv来说，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方面有货币形式的1000v，相反地，在第I部类的工人方面则有价值1000的劳动力，这样，第I部类的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交换过程的一个结果。
　　另一方面，第I部类的工人花费掉工资，从第II部类那里取得价值1000c的消费资料，从而这1000c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商品=1000v，使这1000c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因此，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再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
　　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经过了三次转化。这些转化在年产品的交换中，或者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只是隐约地表现出来。
　　1、第一个形式，是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的货币形式1000Iv。这种转化本身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中并不表现出来，但是，它的结果却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第I部类的持有1000货币的工人，和第II部类的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就象第II部类的持有500货币的工人，和处在商品形式上的价值500IIv的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完全一样。
　　2、第二个形式，是可变资本实际发生变化，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唯一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创造价值的力代替了和它交换的既定价值，这个形式完全属于已经完成的生产过程。
　　3、第三个形式，即可变资本通过生产过程的结果证实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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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可变资本的形式，是年价值产品，所以，在第I部类那里=1000v+1000m=2000I(v+m)。它原来的价值=1000货币，现在代替它的是一个两倍于它的价值=2000商品。因此，商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1000，也只是可变资本作为生产资本要素所创造的价值产品的一半。商品形式的1000Iv，正好是第I部类原来预付的、用作总资本的可变部分的货币形式的1000v的等价物。但是，它们以商品形式存在时，只是可能的货币(只有通过出售才变为现实的货币)，所以，它们还不是直接的可变的货币资本。它们最后会通过商品1000Iv卖给IIc，并且通过劳动力作为可购买的商品、作为货币1000v可以转化的物质立即再现，而成为这样的可变资本。
　　在这一切转化中，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始终持有可变资本。1、开始是作为货币资本；2、然后是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要素；3、再后是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以商品价值的形式存在；4、最后是再以货币形式存在，这些货币所要交换的劳动力再同这些货币相对立。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手中的可变资本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而不是既定量的价值；但是，因为资本家总是在工人的劳动力已经在或长或短的一定时间发挥作用之后才把报酬支付给工人，所以在他支付报酬以前，他在自己手中已经有了劳动力所创造的它本身的补偿价值加上剩余价值。
　　因为可变资本总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会转化为某人的收入。相反地，商品形式的1000Iv，在卖给第II部类的时候会转化为货币，同时也就用实物补偿了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
　　分解为收入的东西，不是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不是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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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00v。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劳动力，就不再作为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这和任何另一个商品出售者的货币一样，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某一个出售者的商品，就不再代表任何一种属于他的东西。工人阶级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在他们手中进行的交换，不是可变资本的交换，而是转化成货币的劳动力价值的交换，这完全如同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产品(2000I(v+m))的交换只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的交换和工人无关一样。但是，资本家——特别是他的理论解释者，即政治经济学家——却难以摆脱这一幻想：已经支付给工人的货币仍然是他的即资本家的货币。如果资本家是金的生产者，那末，可变价值部分——即补偿他购买的劳动的价格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本身直接以货币形式出现，所以，不需要通过迂回的道路流回，就可以重新作为可变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但是，说到第II部类的工人，——如果我们把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撇开不说，——那末，500v本身是以那种供工人消费的商品形式存在的，这种商品是由工人——作为总体工人来看——直接向购买他们劳动力的总体资本家再购买的。第II部类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绝大部分供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构成的。但是，工人以这种形式花费掉的，不是可变资本，而是工资，是工人的货币，这些货币正是由于在这种消费资料中实现而使可变资本500IIv再以货币形式回到资本家手中。可变资本IIv和不变资本2000IIc一样，是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出来的，二者同样不会分解为收入。在这两个场合，分解为收入的都是工资。
　　但是，由于工资作为收入花掉，所以一方面是1000IIc，而通过这种迂回道路还有1000Iv，另一方面是500IIv，恢复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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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形式，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后者来说，部分是直接流回，部分是间接流回)恢复了货币资本形式，这在年产品的交换中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XI、固定资本的补偿
　　在阐述年再生产的各种交换时，遇到如下的巨大困难。如果我们以问题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来说明，就会得到：
　　(I)4000c+1000v+1000m+
　　(II)2000c+500v+500m=9000，
最后分解为：
4000Ic+2000IIc+1000Iv+500IIv+1000Im+500IIm=6000c+1500v+1500m=9000。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只要是由真正的劳动资料(生产资料的一个特殊种类)构成的，就由劳动资料转移到劳动产品(商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继续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而且是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只是劳动资料的损耗，即它们在一定期间持续执行职能时逐渐损失的价值，才作为借助于劳动资料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要素再现，才由劳动工具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因此，就年再生产来说，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要考察的只是固定资本中那些寿命在一年以上的组成部分。如果它们在一年之内就不能使用了，它们就要全部由年再生产来补偿和更新；因而这里研究的问题从一开始也就和它们无关了。至于机器以及其他具有比较耐久形式的固定资本，则会发生而且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整个建筑物或机器的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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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寿命很长，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器官却必须在这一年内全部进行补偿。这些部分器官，与那些必须在一年内补偿的固定资本要素属于同一个范畴。
　　商品的这个价值要素绝不能和各种修理费用混为一谈。如果商品出售了，这个价值要素就会和别的要素一样货币化，即转化为货币；但是，在转化为货币以后，它和其他价值要素的区别就出现了。为了开始商品的再生产(总之，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过程成为持续的过程)，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必须用实物来补偿；在商品生产上消耗的劳动力，同样也必须用新的劳动力来补偿。因此，通过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必须不断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即使比如说在一定期限内购买较大数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形成了生产储备，以致在一定期间不需要重新购买这些生产资料，因而，在这种储备用完以前，出售商品所得到的、用于上述目的的货币可以积累起来，这部分不变资本会暂时成为已经停止执行能动职能的货币资本，那这种情况也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变化。这不是收入资本；这是停留在货币形式上的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必须不断更新，虽然这种更新的形式，就流通来说，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重新购买，即生产资料借以更新、补偿的流通行为，可以在较长的期限内进行，这时是一次投入大量货币，而且由相应的生产储备来补偿；或者这种流通行为可以在一个又一个的短期内进行，这时是迅速地连续地支出少量货币，而生产储备也较少。由此引出库存理论。这一切都不会使事情本身发生任何变化。劳动力也是这样。凡是生产在一年内以相同规模连续进行的地方，已经消耗的劳动力就要不断由新的劳动力补偿；凡是劳动带有季节性或在不同期间需要不同劳动量的地方，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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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中，那就要相应地有时购买大量劳动力，有时购买少量劳动力。相反地，出售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当它使等于固定资本损耗的那部分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时，是不会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是补偿这种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的。它在生产资本旁边沉淀下来，保留它的货币形式。这种货币沉淀反复发生，直到年数不等的再生产时期结束为止，在这个再生产时期，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已经通过商品出售而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的总和来补偿。接着，这些货币就用来对固定资本(或固定资本的要素，因为固定资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寿命)进行实物补偿，从而对生产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进行实际更新。可见，这些货币是不变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即固定部分的货币形式。因此，这种货币贮藏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贮存。只有在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新的要素，以便补偿它的寿命已经完结的要素的时候，它才失去货币贮藏的形式，从而再能动地进入以流通为媒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当前中国的银行的存款中有多大部分属于这种货币贮藏？对于这样贮藏的货币是否一定要想法将其逼出或引诱出它的贮藏处？
　　就象简单的商品流通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的交换也不能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单纯的、直接的互相交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会在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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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假如生产是公有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公有的生产不一定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公有的生产也需要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对这一点的确定更适宜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从而，我们可以在企业内进行公有的生产，而在企业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最后通过税收等手段来进行一定的调控，既防止过度无序的竞争，又保持竞争力；既维护公有的生产资料，又不剥削和压迫劳力。)
　　现在，我们再回到基本公式。第II部类是：2000c+500v+500m。在这里，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等于价值3000；在构成这个商品总额的不同商品要素中，就价值而言，任何一个要素都分解为2/3c+1/6v+1/6m；或者用百分率表示，分解为66 2/3c+16 2/3v+16 2/3m。第II部类的各种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在这些商品中，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也可以有所不同；固定资本部分的寿命，从而它逐年的损耗，或者说，由它按比例地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是不同的。但是，这些都是和这里的问题无关的。说到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我们只是指第II部类和第I部类之间的交换。在这里，第II部类和第I部类只是在它们的社会的、大量的关系中互相对立。因此，如果对第II部类的一切生产部门进行综合考察，第II部类的商品产品中c这一部分价值的比例量(这对我们现在考察的问题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平均比例。
　　构成总价值2000c+500v+500m的各种商品中的每一种商品(它们大部分是同一商品种类)，其价值都是=66 2/3%c+16 2/3％v+16 2/3％m。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每100单位的商品，无论它是属于c，还是v，还是m。
　　2000c借以体现的商品，其价值可以再分为：
　　1、1333 1/3c+333 1/3v+333 1/3m=2000c，
同样，500v可以再分为：
　　2、333 1/3c+83 1/3v+83 1/3m=500v，
最后，500m可以再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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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1/3c+83 1/3v+83 1/3m=500m。
　　把1、2、3的c相加，就会得到1333 1/3c+333 1/3c+ 333 1/3c=2000。同样，333 1/3v+83 1/3v+83 1/3v=500，把m相加，也是这样。全部相加，就会和上面所说的一样，得到3000总价值。
　　因此，第II部类的价值3000的商品量所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价值，都包含在2000c中；而500v和500m却连它的一个原子都不包含。这对于v和m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换句话说，第II部类的商品量中整个代表不变资本，从而能够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或它的货币形式的那一部分，都存在于2000c中。因此，一切和第II部类的商品的不变价值的交换有关的事情，都不超出2000IIc运动的范围；并且这种交换只能在它和I(1000v+1000m)之间进行。
　　同样，对第I部类来说，一切和它们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交换有关的事情，也不超出对4000Ic的考察范围。

1、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
　　如果我们现在从下列公式开始：
　　I、4000c+1000v+1000m
　　II、…………　2000c　+500v+500m，
那末，商品2000IIc和同等价值的商品I(1000v+1000m)交换的前提是：2000IIc全部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第I部类所生产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组成部分；但是，后者借以存在的商品价值2000包含着补偿固定资本的价值损失的要素，这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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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不需要立即用实物来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一个总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每一年都是固定资本的终年，固定资本时而需要在这个或那个单个企业，时而需要在这个或那个产业部门进行补偿；对同一个单个资本来说，总会有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固定资本需要补偿(因为固定资本各部分的寿命不同)。如果我们考察年再生产，——即使是原有规模的年再生产，也就是说，把一切积累撇开不说，——我们也不是从头开始。我们考察的是许多年中的一年，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刚诞生的一年。因此，投入第II部类的各种各样的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也会有不同的年龄。就象在这些生产部门从事生产的人每年都有死亡一样，每年也有许多固定资本在当年到达寿命的终点，必须用积累的货币基金实行实物更新。所以，在2000IIc和2000I(v+m)的交换中就包含着2000IIc由它的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到它的实物要素的转化，这些实物要素不仅由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而且也由固定资本的实物要素，如机器、工具、建筑物等等构成。因此，2000IIc的价值中要用货币来补偿的损耗和正在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是完全不适应的，因为固定资本每年都有一部分必须用实物来补偿，但有一个前提，即在前几年，第II部类资本家手中已经积累了这种转化所必需的货币。不过，这一个前提既适用于前几年，同样也适用于当年。
　　在I(1000v+1000m)和2000IIc的交换中，首先要指出，价值额I(v+m)不包含任何不变的价值要素，因而也不包含任何用以补偿损耗的价值要素，即不包含由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转移到v+m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的商品中去的价值的要素。相反地，这种要素却存在于IIc中，并且正是这种因固定资本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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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要素的一部分，不需要立即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实物形式，而是首先要保留在货币形式上。因此，当I(1000v+1000m)和2000IIc交换时，立即遇到了困难：第I部类的2000(v+m)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用它的全部价值额2000要和以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存在的等价物进行交换，而另一方面，消费资料2000IIc却不能以它的全部价值额来和生产资料I(1000v+1000m)交换，因为它的价值的一部分——等于固定资本中有待补偿的损耗或价值损失——必须首先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而在我们仅仅考察的当年再生产期间，不再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但是，使商品价值2000IIc所包含的损耗要素借以货币化的货币，只能从第I部类取得，因为第II部类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而是要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才能得到报酬；因为按照前提，I(v+m)要购买2000IIc的全部商品额；所以第I部类必须通过这种购买，使第II部类的那个损耗部分转化为货币。但是，按照以前阐明的规律，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将回到后来把等量商品投入流通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第I部类在购买IIc时，显然不会既把商品2000付给第II部类，此外又把一个额外的货币额一次永久地(不再通过交换的行为回到自己手中)付给第II部类。否则，对商品量IIc的购买就会高于它的价值。如果第II部类在用它的2000c交换时，实际得到了I(1000v+1000m)，那末，它对第I部类也就不再有所要求，而在这个交换中流通的货币将回到第I部类那里还是第II部类那里，要看二者当中是谁把货币投入流通的，也就是说，是谁首先作为买者出现的。同时，在这个场合，第II部类就要把它的商品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额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而我们的前提是，商品出售以后，这个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不会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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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再生产期间由货币再转化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实物形式。因此，如果第II部类把价值20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而向第I部类购买的商品却不到2000，比如说，只有1800，第II部类就会得到一个货币差额。这样，第I部类只好用货币200来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II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I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作为存货，以便第II部类需要时可以立即销售。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因此，如果存在平衡(均衡)，只能是动态的平衡。这样，一个困难只是为另一个更麻烦得多的困难所代替。
　　因为这个问题提出了特殊困难，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为政治经济学家研究过，所以我们要逐个考察一切可能的(至少看起来是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确切地说，一切可能的提出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先象前面一样，假定II把2000卖给第I部类，但是，只向第I部类购买商品1800。在商品价值2000IIc中，包含着为补偿损耗而以货币形式贮藏的200。所以，2000IIc的价值分成两部分：1800要和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相交换，200为了补偿损耗而要(在2000c卖给第I部类之后)保持货币形式。或者，按其价值来说，2000IIc=1800c+200c(d)。在这里，d=损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察下列的交换：
　　I、1000v+1000m
　　II、1800c+20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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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I部类用为支付工人劳动力报酬而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1000镑购买消费资料1000IIc；第II部类用同一个1000镑购买生产资料1000Iv。因此，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用这个货币在下一年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即用实物补偿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可变部分。——其次，第II部类用预付的400镑购买生产资料Im；Im用同一个400镑购买消费资料IIc。这样，第II部类预付在流通中的400镑回到了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但只是作为已售商品的等价物回到他们手中。第I部类预付400镑来购买消费资料；第II部类再向第I部类购买400镑的生产资料，从而这400镑流回第I部类那里。到此为止，计算如下：
　　第I部类把1000v+800m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此外，它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作为工资的1000镑以及用来和II交换的400镑。交换完成以后，第I部类有：货币形式的1000v，800m转化为800IIc(消费资料)，还有400镑货币。
　　第II部类把商品(消费资料)1800c和货币400镑投入流通；交换完成以后，它有：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1800和货币400镑。
　　现在，我们在第I部类方面还有200m(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在第II部类方面有200c(d)(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
　　按照假定，第I部类用200镑购买价值200的消费资料c(d)；但是第II部类把这200镑抓住不放，因为200c(d)代表损耗，所以不必立即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因此，就有200Im不能出售；第I部类的有待补偿的剩余价值，就有1/5不能实现，不能由它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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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和原有规模的再生产的前提相矛盾；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可以说明200c(d)怎样转化为货币的假设；相反地，这表示这种转化是无法说明的。由于无法论证200c(d)怎样转化为货币，所以假定，正是因为第I部类不能把自己剩下的200m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才切望把它转化为货币。如果把这一点理解为交换这一机构的正常活动，那就等于假定，为了使200c(d)按时转化为货币，每年都要有200镑从天上掉下来。货币资本家提供货币作为缓冲。
　　如果Im不象在这里那样，以它原来的存在方式出现，即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组成部分出现，从而不是作为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售才能在货币上实现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出现，而是在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手中，例如，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作为地租或在货币贷放者手中作为利息出现，这种假设的荒谬性就不那么明显了。但是如果产业资本家不得不作为地租或利息转让给剩余价值的其他共有者的那部分商品剩余价值，长期不能通过商品本身的出售而实现，那末，地租或利息的支付也就终止。因此，土地所有者或食利者也就不能作为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用自己的花费来使年再生产的一定部分任意转化为货币了。全体所谓非生产劳动者，如官吏、医生、律师等等的支出，以及其他以“公众”的身分为政治经济学家“服务”，以便说明他们所不能说明的问题的那些人的支出，也具有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在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两大部类之间，不是直接进行交换，而是有商人做中间人，靠商人的“货币”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也是无济于事的。例如，在当前的场合，200Im归根结底要卖给第II部类的产业资本家。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商人之手，但是最后一个商人，就其和第II部类的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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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处境——按照假设——是和第I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最初的处境相同的，也就是说，商人同样不能把200Im卖给第II部类；而这个购买额的停滞，使第I部类不能更新同样的过程。
　　由此可见，即使撇开我们真正的目的不说，也完全有必要考察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形式(排除一切插在中间使事情模糊不清的障碍)，以便摆脱各种虚伪的遁辞，因为当我们直接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作为分析对象时，这些虚伪的遁辞就会造成一种似乎它们是“科学的”说明的假象。正中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要害。
　　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它永远排除了关于200IIc(d)是靠第I部类预付的货币来实现货币化的这一假设。
2、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
　　上面考察的假设否定以后，就只剩下这样的可能性：除了用货币补偿损耗部分以外，还用实物补偿寿命全部完结的固定资本。
　　我们在前面已经假定：
　　(a)第I部类用来支付工资的l000镑，被工人花费在同等价值额的IIc上，即用来购买消费资料。
　　至于在这里1000镑是第I部类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这只是说明有这个事实。有关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用货币支付工资；然后这些货币被工人花费在生活资料上，而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来说，当他们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时，这些货币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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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通手段来使用。当然，这些货币可以经过许多渠道(小商人、房主、收税人以及工人本身所需要的医生等等非生产劳动者(如果医生是非生产劳动者，那末制药工人是生产劳动者吗？如果医生亲自配药呢？但是，如果我们将医生也视为生产劳动者，那么是不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疾病越流行，医生的“劳动”越大，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越高，经济也越发达？))，因此只有一部分直接从第I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这种流动可能或多或少发生停滞，所以资本家方面必须有新的货币准备。在研究基本形式时，这一切将不予考察。
　　(b)前面假定，在一个场合第I部类还预付400镑货币，向第II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在另一个场合第II部类又预付4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这样假定是必要的，否则，假定第I部类的资本家或第II部类的资本家都只是单方面地把商品交换所需的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去，那就未免专断了。因为前一小节已经指出，必须抛弃这样一种荒谬的假设，即第I部类会把追加货币投入流通，使200IIc(d)转化为货币，所以，显然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更荒谬的假设：第II部类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商品中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得以转化为货币。例如X先生的纺纱机在生产中失去的价值部分将作为棉线的价值部分再现；他的纺纱机一方面在价值或损耗中失去的东西，应该在另一方面作为货币在他手中积累起来。现在假定，X向Y购买比如说价值200镑的棉花，这样就把200镑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去，Y用同一个200镑向X购买棉纱，这200镑在X手中则成为补偿纺纱机的磨损的基金。这无非是说，不管X的生产情况如何，不管生产的产品和产品的出售情况如何，他还要有200镑留在身边，以便自己偿付纺纱机的价值损失，也就是说，除了他的纺纱机损失的200镑价值以外，他每年还必须另外从自己钱袋中拿出200镑货币加进去，以便最后能够购买一台新的纺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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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假设的荒谬性仅仅是表面的。第II部类是由许多资本家构成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处在再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期限中。对一些资本家来说，固定资本已经到了必须全部用实物更新的期限。对另一些资本家来说，它和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距离。对后一类资本家的全体成员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固定资本不需要实际再生产，即不需要用实物来更新，或者说，不需要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补偿，而它的价值要相继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前一类资本家则完全处于企业开办时的那种情况(或部分地处于那种情况，这一点和这里的问题无关)。那时，他们带着货币资本来到市场，一方面要把它转化为(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则要把它转化为劳动力，即可变资本。他们现在也和当初一样，要把货币资本再预付到流通中去，因此，既要预付流动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也要预付不变的固定资本的价值。
　　因此，假定第II部类的资本家为了和第I部类进行交换而投入流通的400镑有一半是来自第II部类的这样一部分资本家，他们不仅必须用自己的商品来更新他们的属于流动资本范围的生产资料，而且必须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而第II部类的另一半资本家却只要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无须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那末，认为流回的400镑(只要第I部类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它就会流回)在第II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之间有不同的分配，是完全没有什么矛盾的。这4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但不是流回到原来那些资本家手中，而是在该部类内部进行不同的分配，即由该部类的一部分人手中转入该部类的另一部分人手中。
　　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除了最后用他们的商品来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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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生产资料外，还把200镑货币转化为实物形式的新的固定资本要素。他们这样花掉的货币，就象企业开办时一样，只是要在许多年内才作为这个固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中相当于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相继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里。
　　而第II部类的另一部分资本家，并没有用200镑从第I部类取走任何商品，第I部类却把第II部类的第一部分资本家为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所用的货币支付给他们。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在已经更新的实物形式上再拥有他们的固定资本价值，另一部分资本家则还要在货币形式上积累固定资本价值，以便将来用实物来补偿他们的固定资本。
　　在前面的各种交换完成以后，要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的，就是有待双方互相交换的商品余额了：在第I部类那里是400m，在第II部类那里是400c。【这里的数字又和前面假定的不一致。但这不要紧，因为这里只涉及比例关系。——弗·恩·】我们假定，第II部类预付400货币来交换这个价值800的商品。400的一半(=200)，无论如何必须由曾经把200货币作为损耗价值积累起来，而现在要把它再转化为它的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的那一部分IIc支出。
　　正如第II部类和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分解的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以用第II部类或第I部类的商品本身的特殊的比例部分来表现完全一样，不变资本价值中还无须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而暂时还要以货币形式逐渐积攒起来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这样表现。在这里，第II部类的一定量商品(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余额的一半=200)，只是通过交换而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这个损耗价值的承担者。(第II部类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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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资本家，即用实物来更新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可能已经用商品量——这里只表现为它的余额——中代表损耗的部分来实现它的损耗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对他们来说，仍然有200货币要实现。)
　　至于在这个余额的交换中由第II部类投入流通的400镑的另一半(=200)，则用来向第I部类购买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这200镑的一部分可能由第II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也可能只由那部分无须用实物更新固定价值组成部分的资本家投入流通。
　　因此，用这400镑从第I部类取走：1、仅仅由固定资本要素构成的价值200镑的商品；2、仅仅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流动部分的实物要素的价值200镑的商品。就第I部类应卖给第II部类的商品来说，第I部类卖掉了它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但是，其中五分之一的价值，即400镑，现在是以货币形式留在第I部类那里。而这个货币是货币化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必须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因此，第I部类用这400购买第II部类的全部商品价值=400。从而这个货币在它取出第II部类的商品时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现在，我们假定有三种情况。我们把第II部类中需要用实物补偿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1部分”；把第II部类中以货币形式贮存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2部分”。这三种情况分述如下：(a)仍然作为余额以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400，有一个份额为第1部分和第2部分(假定各占1/2)补偿不变资本的一定量的流动部分；(b)第1部分已经把他的全部商品出售，所以，第2部分还有400要出售；(c)除了承担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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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200外，第2部分已经把全部商品出售。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以下几种分配情况：
　　(a)第II部类还有商品价值=400c在手中，第1部分有100，第2部分有300；而在这300中有200代表损耗。在这个场合，第I部类为了取出第II部类的商品而现在送回第II部类那里的400镑货币中，就有第1部分原来投入的300，也就是说，其中200货币用来从第I部类取得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要素，100货币作为它和第I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而第2部分在这400中只预付1/4即100，这同样是作为它和第I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
　　因此，在这400货币中，第1部分预付了300，第2部分预付了100。
　　但是，这400是这样流回的：
　　流回到第1部分的，是100，即只等于它预付货币的1/3。但它获得了价值200的更新了的固定资本来代替其余的2/3。为了购买这个价值200的固定资本要素，它已经把货币付给了第I部类，但是以后没有出售任何商品。就这个货币来说，第1部分和第I部类相对立，是仅仅作为买者，以后没有再作为卖者。因此，这个货币不能流回到第1部分；不然，它得到的固定资本要素就是第I部类赠送的了。——就它预付的货币的最后1/3来说，第1部分是先作为买者来购买它的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第I部类再用这同一个货币向它购买它的价值100的商品余额。所以，这个货币流回到它(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手中，因为它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以后，立即又作为卖者出现。如果这个货币不流回来，那第II部类(第1部分)要得到价值100的商品，就得先把100货币，然后又把100商品付给第I部类，也就是把它的商品赠送给第I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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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了。
　　而流回到投入100货币的第2部分的，是300货币。100流回来，是因为它先作为买者把100货币投入流通，现在又作为卖者把这些货币收回；200流回来，是因为它只作为价值200的商品的卖者执行职能，而没有作为买者执行职能。就是说，这个货币不能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所以，固定资本的损耗是用第II部类(第1部分)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时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补偿的；但是，这个货币不是作为第1部分的货币，而是作为属于第I部类的货币来到第2部分手中的。
　　(b)按照这一假定，IIc的余额是这样分配的：第1部分拥有200货币，第2部分拥有400商品。
　　第1部分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商品出售，但是200货币是它的不变资本中必须用实物更新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转化形式。所以，在这里它只作为买者出现；它所得到的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第I部类的具有固定资本实物要素形式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第2部分最大限度(如果第I部类没有为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预付任何货币)只需要把200镑投入流通，因为就它的商品价值的一半来说，它只作为卖者向第I部类出售，而不是作为买者向第I部类购买。
　　400镑从流通回到第2部分手里；其中200回到它手里，是因为它作为买者预付了200，当它作为200商品的卖者时，又把这200镑收回。还有200回到它手里，是因为它曾经把价值2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但没有因此再从第I部类取得商品等价物。
　　(c)第1部分有200货币和200c商品；第2部分有200c(d)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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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一假定，第2部分无须预付任何货币，因为和第I部类相对立，它不是作为买者执行职能，而是仅仅作为卖者执行职能，从而它必须等待人家向它购买。
　　第1部分预付400镑货币，其中200是为了和第I部类互相交换商品，其余200则作为单纯购买手段向第I部类购买。它用后面这200镑货币购买固定资本要素。
　　第I部类用200镑货币向第1部分购买200商品；第1部分为这个商品交换而预付的200镑货币因此就流回到它那里；第I部类再用另外200镑(也是从第1部分得到的)向第2部分购买200商品；第2部分的固定资本损耗因此就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
　　假定在(c)这个场合，为交换现有商品所必需的200货币，不是由第II部类(第1部分)预付，而是由第I部类预付，那也不会使事情有任何变化。如果是第I部类先向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购买200商品，——假定后者也只有这个商品余额要出售，——这200镑就不会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因为第II部类的第2部分不再作为买者出现。但是，在这里，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有200镑货币要用来购买，此外还有200商品要用来交换，所以总计有400要用来和第I部类进行交换。于是，有200镑货币从第II部类的第1部分回到第I部类。如果第I部类再用这个货币向第II部类的第1部分购买200商品，那末当第II部类的第1部分向第I部类购买400商品的后一半时，这个货币就回到第I部类。第1部分(II)只是作为固定资本要素的买者花了200镑货币；因此，这个货币不再回到它那里，而是用来使第II部类的第2部分的商品余额200c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用于商品交换的200镑货币，并不是通过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而是通过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流回到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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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类那里。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有代替它的400商品的价值400的商品等价物；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还有为交换800商品而由它预付的200镑货币。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I、1000v+1000m
　　II、　2000c　，这种交换所遇到的困难(由于I(1000v+1000m)=II(2000c)，这里的困难通过第II部类内部的货币分配由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易过程的自动调整就可解决。较大的困难出现在II(1800c+200d)时。)，可归结为如下的余额交换所遇到的困难：
　　I、…………400m
　　II、(1)200货币+200c商品+(2)200c商品，说得更清楚些，这种余额交换就是：
　　I、200m+200m。
　　II、(1)200货币+200c商品+(2)200c商品。
　　因为第II部类第1部分的商品200c和200Im(商品)交换，并且因为当400商品交换时流通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一切货币都流回到预付者(第I部类或第II部类)手中，所以，这个货币作为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要素，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这里所研究的问题的要素。或者换一种说法：假定在200Im(商品)和200IIc(第II部类第1部分的商品)的交换中，货币只是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因此它也不是作为狭义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那末很清楚，因为商品200Im和商品200IIc(第1部分)价值额相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就和价值200的消费资料相交换，货币在这里只是观念地执行职能，任何一方都无须为支付差额而实际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只有当我们把商品200Im和它的等价物即商品200IIc(第1部分)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双方去掉时，问题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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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这两个彼此相抵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额去掉后，就只需要交换一个余额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即：
　　I、200m商品。
　　II、(1)200c货币+(2)200c商品。
　　这里很清楚：第II部类的第1部分用200货币购买它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200Im；因此，第II部类的第1部分的固定资本得到实物更新，第I部类的200剩余价值也由商品形式(由生产资料，即固定资本的要素)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购买消费资料；对第II部类来说，结果是：第1部分用实物更新了他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第2部分则有另一个组成部分(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组成部分)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每年都这样继续下去，直到这个组成部分也得到实物更新。
　　在这里先决条件显然是：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这个固定组成部分，即按自己的全部价值再转化为货币，因而每年要用实物更新的固定组成部分(第1部分)，应该等于第II部类不变资本中另一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也就是等于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而其损耗(即转移到所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价值损失)先要用货币来补偿的那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因此，这样一种平衡，好象就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的规律了；换句话说，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一方面要提供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提供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所以，劳动在第I部类的分配比例必须保持不变。
　　我们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前，要先考察一下，当IIc(1)的余额和IIc(2)的余额不相等时，情况会怎样。可以是前者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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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小于后者。让我们依次考察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I、200m。
　　II、(1)22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在这里，IIc(1)用200镑货币购买商品200Im；第I部类用同一些货币购买200IIc(2)，即必须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这个固定资本组成部分因此转化为货币。但是，货币形式的20IIc(1)不能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
　　只要我们不是把Im的余额定为200，而是定为220，从而以前从2000I中不是取出1800，而只是取出1780来进行交换，看来这种弊端就可以消除。这样，我们就得到：
　　I、220m。
　　II、(1)22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IIc第1部分用220镑货币购买220Im，然后第I部类用200镑购买200IIc(2)商品。但是这时在第I部类方面就剩下了20镑货币，即只能保持货币形式，而不能用于消费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只是使困难由IIc(第1部分)转到了Im。
　　另一方面，我们假定IIc第1部分小于IIc(第2部分)；这样，我们就得到：
第二种情况：
　　I、200m(商品形式)。
　　II、(1)18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第II部类(第1部分)用180镑货币购买商品180Im；第I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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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第2部分)购买同等价值的商品，即180IIc(2)；因此，一方面，有20Im不能出售，另一方面也有20IIc(2)不能出售；总计有价值40的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
　　假定第I部类的余额=180，也无济于事；这样，第I部类固然没有剩下余额，但IIc(第2部分)却仍然有余额20不能出售，不能转化为货币。
　　在第一种情况下，IIc(1)大于IIc(2)，从而IIc(1)方面有一个货币余额不能再转化为固定资本；如果假定Im的余额=IIc(1)，在Im方面就会有同等数量的货币余额不能转化为消费资料。
　　在第二种情况下，IIc(1)小于IIc(2)，从而在200Im和IIc(2)两方面都出现货币不足，都出现同样的商品过剩；如果假定Im的余额=IIc(1)，在IIc(2)方面就会出现货币不足和商品过剩。
　　我们假定Im的余额总是等于IIc(1)——因为生产是由订货决定的，并且再生产也不会因为第I部类今年多生产一些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固定组成部分，明年又多生产一些它的不变资本流动组成部分，而有所改变，——那末，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当第I部类用Im来购买第II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时，Im才能再转化为消费资料；所以，第II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不是被消费掉，而是由第II部类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只有靠第I部类自己付出货币来解决，但这个假定已经被我们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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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IIc(1)大于IIc(2)，那末，为了使Im中的货币余额实现，那就要有外国商品输入。如果IIc(1)小于IIc(2)，那相反地就要把第II部类的商品(消费资料)输出，以便IIc的损耗部分在生产资料中实现。因此，在这两个场合，都必须进行对外贸易。由此转入宏观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考察规模不变的再生产时，虽然假定一切产业部门的生产率，从而，这些部门商品产品价值的比例关系都保持不变，但是，刚刚讲到的这两种情况，即IIc(1)大于IIc(2)或者小于IIc(2)，对规模扩大的生产来说，总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规模扩大的生产的条件下这两种情况毫无疑问都会出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外贸顺差一直增加，是否意味着当时中国的生产现状属于IIc(1)小于IIc(2)的情况。

3、结论
　　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一般应当指出：
　　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不仅生产规模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前提下，如果IIc的固定要素比去年有更大一部分已经寿命完结，从而有更大一部分要用实物更新，那末，还在死亡途中的、在死亡期到来以前暂时要以货币形式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必然会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因为按照这个前提，在第II部类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部分之和(以及价值额)是保持不变的。但是，这会引起下列情况。第一，如果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较大部分由IIc的固定资本要素构成，它的相应的较小部分就由IIc的流动组成部分构成，因为第I部类为IIc生产的总额保持不变。如果其中一部分增加了，另一部分就减少；反过来也是一样。而另一方面，第II部类的生产总额也保持不变。但是，在第II部类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即第II部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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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的流动要素)减少时，这又怎么可能呢?第二，恢复货币形式的固定资本IIc中有较大一部分流到第I部类，以便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所以，除去单纯为了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投入流通的货币，还会有更多的货币流到第I部类；这些货币，不成为相互间的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只是单方面地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但同时IIc中承担补偿损耗价值的商品量将会按比例减少，从而第II部类中无须和第I部类的商品交换而只须和第I部类的货币交换的商品量也会按比例减少。所以，会有更多的货币作为单纯购买手段从第II部类流到第I部类；而对第II部类来说，第I部类单纯作为买者向它购买的商品则较少。因此，Im——因为Iv已经和第II部类的商品交换——会有较大的部分不能转化为第II部类的商品，而是要保留在货币形式上。
　　有了以上的阐述，对于相反的情况，即对于一年内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中寿命完结而要再生产的部分较小，损耗部分较大的情况，就无须再进一步考察了。
　　因此，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即使规模不变的再生产都不会有稳定的“均衡”，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更不会有稳定的“均衡”了。
　　一句话：在简单再生产和各种条件不变，特别是劳动生产力、劳动总量、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在寿命完结的(有待更新的)固定资本和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起作用的(只是为了补偿其损耗而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不是不变，那末，在一个场合，尽管需要再生产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但需要再生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也会增加；因此，第I部类的生产总额必须增加，不然，即使把货币关系撇开不说，也会出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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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足的现象。
　　在另一个场合，如果需要用实物来再生产的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的比例量减少，从而只须用货币进行补偿的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会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尽管需要由第I部类再生产的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需要再生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却会减少。因此，或者是第I部类的生产总额减少，或者是出现过剩(就象前面出现不足一样)，而且是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过剩。
　　诚然，在前一个场合，同一劳动可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强度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弥补第一个场合的不足；但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总不免会有劳动和资本从第I部类的某个生产部门移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并且，每一次这样的移动，都会引起暂时的紊乱。其次，第I部类(由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不得不用较多的价值来交换第II部类的较少的价值，因而第I部类的产品就要跌价。
　　在第二个场合则相反，第I部类必须压缩自己的生产，这对该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危机；或者第I部类提供的产品过剩，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危机。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
　　在两个场合，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在第一个场合，是使第I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在第二个场合，是把过剩的商品销售掉。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从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危机将可能在更广的范围以更大的规模爆发，或者由某些国家(一般是发达的强国或地区)转移到其它国家(一般是不发达的弱国或地区)爆发。
　　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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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象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补救性需求。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应当成为政府的一种经济职能。
　　这个关于固定资本的例子，在再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在固定资本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如果说，均衡是不存在的或即使存在也是极不稳定的，在他们今天的继承人看来也是有点新奇的。
XII、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要素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那就是金和银的年再生产。金和银如果仅仅作为制造奢侈品或镀金等等的材料，那也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不必在这里专门提起。但是，它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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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材料，从而作为可能的货币，是起重要作用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里只是把金当作货币材料。
　　根据较早的统计资料，每年金的总产量等于80万—90万磅，价值约110000万到125000万马克。而根据泽特贝尔的统计，从1871年到1875年，每年平均只生产金170675公斤，价值约47600万马克。其中澳大利亚约提供16700万马克，美国提供16600万马克，俄国提供9300万马克。余额则分别由不同国家提供，其中每个国家提供的数额都在1000万马克以下。同时期，银的年产量将近200万公斤，价值35450万马克。其中墨西哥约提供10800万，美国10200万，南美6700万，德国2600万，等等。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有美国是金和银的生产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金以及绝大部分银都是从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南美和俄国得到的。
　　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金矿移到我们现在要分析年再生产的这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假定正常的年再生产规模已定，那也就是假定，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而不影响价值关系，也就是不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互相交换的价值关系，同样也不影响每一部类的产品价值所能分解成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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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也就是在这里要把金看作年再生产的直接要素，而不是看作通过交换从外国输入的商品要素。
　　金的生产和一般金属生产一样，属于第I部类，属于包括生产资料生产的部类。我们假定，每年生产的金=30(这是为了简便起见；和我们公式中的数字比较，这个数字实际是过高了)；这个价值可分解为20c+5v+5m。20c要和Ic的其他要素交换(这一点以后再考察)；但是，5v+5m(I)则要和IIc的要素即消费资料交换。
　　至于5v，每一个生产金的企业，首先都要从购买劳动力开始；但不是用自己生产的金来购买，而是用国内的一部分储备货币来购买。工人用这5v从第II部类那里取得消费资料；然后第I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比如说，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价值2的金作为商品材料等等(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2v以早已属于流通的货币的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的金生产者那里。如果第II部类不再向第I部类购买材料，那末第I部类就把它的金作为货币投入流通，来向第II部类购买商品，因为金可以购买任何一种商品。差别仅仅是，第I部类在这里不作为卖者，而只作为买者出现。第I部类的金开采者总是能够把他们的商品卖掉的；他们的商品总是处于可以直接交换的形式。
　　假定一个纺纱业主把5v支付给他的工人，为此，这些工人除了向他提供剩余价值，还向他提供产品纱=5。这些工人向IIc购买价值5的商品；IIc用货币形式的5向第I部类购买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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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以货币形式流回到纺纱业主手中。相反，在前面假定的场合，Ig(我们用它表示金生产者)用早已属于流通的货币把5v预付给他的工人；后者把这些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而在这个5中，只有2从第II部类回到Ig手中。但是，Ig还是象纺纱业主一样，能够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因为他的工人已经向他提供了价值5的金，他把其中的2卖掉，把3仍然保留金的形式，所以只要把它铸成铸币【“大量的金块……由金开采者直接送到旧金山的铸币厂。”——《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79年版第3部分第337页。驻外使节就应当这样收集大量资料，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公开这些资料，以供国人借鉴。】或把它换成银行券，他的全部可变资本不用进一步以第II部类作为媒介，就可以直接再以货币形式在他手中出现。
　　但是，就在年再生产的这个最初的过程中，实际属于或者可能属于流通的货币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曾经假定，IIc购买2v(Ig)作为材料；3则由Ig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在第II部类的范围内支出。所以，新的金生产所提供的货币量中，3留在第II部类那里，没有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按照假定，第II部类对金这种材料的需要已经满足。3是作为金的贮藏而保留在第II部类资本家手中的。因为3不能构成它的不变资本的要素，因为第II部类早已有足够的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还因为这个追加的、和II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3g，除了作为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在IIc之内不执行任何职能(它只能在IIc(1)偶尔小于IIc(2)的时候，按它们之间相差的程度，补偿损耗的要素)，另一方面，商品产品IIc也是除了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全部要和生产资料I(v+m)交换，——所以，这些货币无论是以必要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还是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必须全部由IIc转移到IIm。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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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就要有相应的商品价值由IIm转移到IIc。结果是：一部分剩余价值要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
　　如果每年生产的金按同一比例继续作为材料使用，在第二再生产年度，就会再有2流回到Ig那里，再有3用实物进行补偿，即再在第II部类作为贮藏货币游离出来，如此等等。但资本家并不甘心闲置资本不去剥削，所以扩大再生产是必然的。在现代纸币与金融时代，企业(资本家)不再持有货币，如果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就是将其存入商业银行内作为生息资本，而商业银行会将这些货币贷出去，贷款人买了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后，这些货币又会由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销售者送回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会再将其贷出去。如果没有中央银行规定的存款保证金，理论上这些货币会在社会上做无穷尽的循环。最后，中央银行成了全社会的货币存放处。
　　说到可变资本，则资本家Ig和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要不断预付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以便购买劳动。就这个v来说，要向第II部类购买商品的，不是资本家Ig，而是他的工人；因此，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资本家Ig会作为买者出现，即没有第II部类的主动就把金投入第II部类。但是，当第II部类向他购买材料，并且必须把它的不变资本IIc转化为金这种材料时，(Ig)v的一部分，就按流回到第I部类的其他资本家手中的同一方式，由第II部类流回到Ig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就会直接用他的产品，也就是用金来补偿他的v。但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v有多大部分没有从第II部类流回到他那里，已在流通的货币(即从第I部类流到第II部类但不再流回第I部类的货币)就会有多大部分在第II部类那里转化为贮藏货币，为此，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会有多大部分没有用于消费资料。因为不断在开发新的金矿或重新开采旧的金矿，所以，Ig以v形式投入的货币中总有一定比例是新的金生产以前已有的货币量的一部分，Ig通过自己的工人把这些货币投入第II部类，而且，只要这些货币没有从第II部类流回到Ig那里，它们就会在第II部类那里形成贮藏货币的要素。
　　但是，说到(Ig)m，那末，Ig在这里却能够不断作为买者出现；他把自己的m以金的形式投入流通，为此从流通中取出消费资料IIc。在第II部类那里，有一部分金用作材料，因此它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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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C的现实要素执行职能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它就作为保留货币形式的那部分IIm，再形成货币贮藏的要素。由此可见，——这里把以后将要考察的Ic撇开不说【手稿中没有关于新生产的金如何在第I部类不变资本范围内进行交换的研究。——弗·恩·】，——简单再生产虽然不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积累，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但是还必须包括货币贮存或货币贮藏。并且因为这种现象每年不断重复，所以，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作为出发点的前提也就得到了说明：再生产开始时，就有一个在数量上和商品交换相适应的货币资料存在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即使扣除了由于流通货币的磨损而损失的金，这样的贮存也还是会发生的。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生产的年代越久，所有资本家积累的货币总量也就越大，从而每年新生产的金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比例也就越小，虽然按它的绝对量来说，这种增加可能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再一次回过来概括地讲一下对于图克的责难【见本卷第366页。】：既然归根结底必须把资本家阶级本身看作是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的源泉，每个资本家怎么能够从年产品中取出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呢？
　　我们把前面的阐述(第17章)归纳一下，作为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1、这里唯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个前提不会因为一部分商品价值由剩余价值构成而受影响。假如全部生产归工人自己所有，从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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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劳动只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那末，流通的商品价值量也会保持不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商品价值量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保持不变。所以，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只是：这全部商品价值借以进行交换的货币从何而来?——而绝不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我们再一次回过来说一下，当然，每个单个商品都是由c+v+m构成的，所以，对于全部商品量的流通来说，一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货币额使资本c+v流通，另一方面需要有另一个货币额使资本家的收入即剩余价值m流通。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的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和他们的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是不同的。后一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现有的货币量中，从而总的来说，社会现有的货币总量中，有一部分货币是为了使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道，每一个开办新企业的资本家，在营业开始以后，都能把他为维持生活而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再捞回来，作为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的货币。但是一般说来，全部困难有下面两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只是看作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作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和享受者，那末，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投入流通，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手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资本家阶级以收入的形式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那就好象他们为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就好象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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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白白地占有和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由货币流通引起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每个资本家都不是消费他的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这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而是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已有。但是，流通的机构已经表明：当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他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这个货币额。因此，如果资本家不仅从商品市场取出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他的消费基金，而且他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也同时流回到他手里，那就很明显，他从流通中取出这些商品时没有付出等价物。虽然他为这些商品支付了货币，但这些商品并不需要他花费分文。问题的关键。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为了取得不需要我花费分文的剩余产品，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白白地取得了这个商品。这种交易的不断反复，也改变不了下列事实：我不断取出商品，并且不断占有这一镑，虽然为了取得商品，我会暂时和这一镑分手。资本家不断把这些货币作为不需要他花费分文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来收回。
　　我们已经讲过，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社会总产品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v+m，就是说，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部年产品流通；因此，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价值3000的消费资料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价值9000的全部年产品流通。实际上这是亚·斯密的见解，而由托·图克加以重复。对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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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量和全部社会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抱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自己是怎样说的。
　　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人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一般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多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了。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这个“至少”真妙!}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如此等等。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托·图克评论说(散见《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版第34—36页)：
　　“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一切交换，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加工制造等中间过程的各个阶段，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归结为资本转移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必有这样的前提，而实际上也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在大多数交换中，在转移的时候，要有银行券或铸币的实际转让——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转让……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额决定，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认为，图克只是断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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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商人的交换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换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受亚·斯密的观点。因此，对他的流通理论专门进行批判，就是多余的了。
　　2、每一个产业资本在开始的时候，都把用来购买全部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但只是在若干年内逐渐通过出售其年产品再把它收回。所以，它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资本每一次要用实物更新时，这种现象都重复发生；对要用实物更新自己的固定资本的一定数量的企业来说，这种现象每年都重复发生；每当固定资本进行维修或者部分更新时，这种现象则部分地重复发生。可见，一方面是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投入的货币，另一方面则相反。必须全面地考察现实的过程，也就是遵循经济科学的现实逻辑。
　　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不同)较长的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期间不断把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一部分用来支付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报酬，一部分用来购买要消费的生产资料；所以，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消费资料是一部分由花费自己工资的工人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一部分由一刻也不停止消费的资本家自己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而同时这些资本家起初并没有把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投入市场。在这期间，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就会使商品价值(包括其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当股份公司等等进行为期很长的工程事业时，如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建筑船坞、大的城市建设、建造铁船、大规模农田排水工程等等，这个要素将是十分重要的。当前中国一方面有大量商品的净出口，另一方面又扩大内需新建大型工程，所以社会中的货币存量惊人(纸币发行量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而且是在电子技术加快了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储蓄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是，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此大量的货币存量不应该放在银行，要想法把它们从银行里挤出来，去进一步购买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而在早些时候，城乡居民储蓄只有4万亿人民币时，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银行里的大量存款是笼中虎，从银行里出来会造成破坏。
　　3、当其他资本家(撇开固定资本的支出不说)从流通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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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多于他们为购买劳动力和流动要素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时，生产金银的资本家(撇开作为原料使用的贵金属不说)，也只是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从流通中取出商品。不变资本(损耗部分除外)、大部分可变资本和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家自己手中积累的贮藏货币除外)，都作为货币投入了流通。
　　4、一方面，固然有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对于这种现象和其他现象，重要的是掌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的一样。
　　另一方面，并不是再生产过程的一切运动都以货币流通作为媒介的。总生产过程的要素一旦购齐，总生产过程就会脱离流通。其次，生产者本人直接再消费的一切产品，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也是如此。农业工人的实物报酬，也属于这一类。
　　可见，年产品借以流通的货币量，是社会原有的，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个货币量不是当年的价值产品，但是，用来补偿已经磨损的铸币的金是例外。在价值符号占主导货币的时代，货币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虽然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货币也能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而且历史地看，它实际也是这样执行职能的，虽然在这个基础上信用制度及其机构的某些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在阐述时假定只有贵金属货币的流通，假定在这个流通中又只有现金买卖这一最简单的形式。
　　这样假定，不单单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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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经表现在：图克及其学派以及他们的反对派，就银行券流通问题进行论战时，不断被迫再回到单纯金属流通这一假定上来。他们不得不事后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很肤浅，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出发点在分析中就成了次要点了。
　　但是，对于这种以自然形式表现的货币流通——它在这里是年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的最简单的考察，就已经表明：
　　(a)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前提下，从而在雇佣劳动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货币资本显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可变资本借以预付的形式。雇佣劳动制度越发展，一切产品就越要转化为商品，因此，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产品全都必须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的阶段。流通货币量必须足以使商品转化为货币；并且，这个货币量的大部分是以工资形式提供的，是以这样一种货币形式提供的，这种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由产业资本家为支付劳动力报酬来预付，而在工人手中多半只是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执行职能。这和自然经济完全相反，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在奴隶制度下，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起着固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作用，它只是随着奴隶一生的能动期间的消逝，逐渐得到补偿。所以，在雅典人那里，奴隶主通过在产业上使用他的奴隶而直接取得的利益，或者通过把奴隶租给别人在产业上使用(例如开矿)而间接取得的利益，只是被看作预付货币资本的利息(和折旧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中产业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固定资本的损耗看作他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和补偿完全一样。对出租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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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房屋、机器等等)的资本家来说，通常也是这样。单纯的家庭奴隶，不管是从事必要的劳役，还是仅仅用于显示排场，这里我们都不予以考察，他们相当于现在的仆役阶级。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甚至在美国，在实行雇佣劳动制的北部各州和实行奴隶劳动制的南部各州之间的中间地带已经变成替南部各州豢养奴隶的地带，因而在那里投入奴隶市场的奴隶本身成为年再生产的要素以后，时间一长就感到这不能满足需要，还要把非洲的奴隶贸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下来，以便充实市场。
　　(b)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在年产品交换中自发地流出和流回；固定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量一次预付，它们的价值在多年期间相继从流通中取出，因而它们通过每年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和它并行的、以每年新的金生产为基础的货币贮藏)而逐渐地再以货币形式构成；由于商品的生产期间有长有短，货币预付的时间也长短不等，因而在货币可以通过商品出售而从流通中取出以前，必须事先不断地重新把货币贮藏起来；仅仅由于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距离不同，预付时间也会长短不等；同样，按照各个企业以及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单个资本家的生产储备的状况或相对量，流回的数量和期间各不相同，从而不变资本要素的购买期限也各不相同——在再生产年度发生的所有这些现象，自发运动中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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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
　　此外，还要加上在其他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按原有规模继续进行生产的企业和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使用数量不等的劳动力的企业(如农业)之间的区别。
XIII、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产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妄到不加思索的特点(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对此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常常认为一些事情是“显然的，只要你想一想就行”。见《股利政策可能是无关的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44-149页。)，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为例来说明。这个人，甚至李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作家”(《原理》第333页)。
　　这位卓越的作家关于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和总流通过程作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1、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
　　2、他们把产品卖给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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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积蓄除外。
　　3、他们把产品卖给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39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时，互相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400镑，那末，只要每一个分享这400镑的人把自己那一部分卖给别人时贵25％，这400镑或许就会变成500镑了。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样做，所以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500镑的货币量来使400镑的商品价值流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400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情愿借助于价值500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使价值400镑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完全撇开不说：假定这里已经有“他们的一部分利润”，从而一般来说，假定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但德斯杜特恰恰要向我们说明，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为了使这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量之所以产生，似乎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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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检察官布雷济希”的秘密——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乏]。
　　2、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预付给工人——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这些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
　　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把比如说100镑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100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100镑货币额，流回到他们手里，那末，他们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但是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显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100镑。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l00镑货币，他们用这100镑购买劳动力。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100镑货币生产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价值100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100镑商品卖给工人，收回了100镑货币。因此，资本家再占有l00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100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如果这100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末，他们首先就要为工人的劳动把l00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100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最多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100镑货币的，工人为什么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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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钱生产商品，而被迫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这100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象德斯杜特那样的有才华的思想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德斯杜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样的解答。无论如何，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由于先支出100镑货币额，然后再收进这100镑货币额而致富，也就是说，怎么会由于这100镑货币的回流而致富。这个回流，只是说明为什么这l00镑货币没有丢失。他告诉我们，资本家发财致富，
“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因此，资本家在他们和工人的交易中也一定会由于他们按过高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工人而致富。妙极了!
　　“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中。这些人{为购买产品}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资本家}为生产这些产品在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240页)
　　这样一来，是资本家把100镑工资支付给工人，然后他们按120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中的不仅是100镑，而且还有赚得的20镑?这是不可能的。工人只能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100镑工资，那末，他们就只能用100镑购买，而不能用120镑购买。这就是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另外的途径。工人用100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80镑的商品。因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20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20镑财富，因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20％，或者说，是迂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了20%。
　　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付给工人80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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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价值80镑的商品，资本家阶级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途径，因为德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足够的工资”(第219页)，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能力，要足够“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180页)。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就是“产业的死亡”(第208页)，所以，看来这不象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家阶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80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80镑，他们为交换这80镑，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80镑的商品。所以这80镑的回流并不能使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100镑货币，但是为交换这100镑，却将价值80镑的商品卖给工人，那末，他们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正常工资要多25％，但为交换这些货币而向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25%。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象就是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末，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有闲资本家来说，就都不存在什么利润基金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第一项和第三项说到的剩余价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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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因为在这里，
“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古老的社会内，用来支付工资的基金……几乎是一个常数”(第202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们先付给工人100镑货币，然后为交换这100镑货币而向工人提供80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25％的货币额即用100镑使80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25％。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100镑作为工资，然后为交换这100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人80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一程序再预付100镑。因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100镑货币，为交换这100镑却提供80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80镑货币，并为交换这80镑提供80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地、无益地多预付25％的货币资本。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3、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有闲者>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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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200镑。他们把比如说100镑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100镑，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有闲资本家，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的资本家。因此，他们必须把100镑货币支付给这一伙人。我们现在假定，这一伙人从这一笔钱中要用80镑供他们个人消费，用20镑来购买仆役等等。他们用这80镑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80镑的产品脱手时，这80镑货币，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名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的4/5，流回到他们手中。其次，仆役阶级，即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20镑。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20镑的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20镑的产品脱手时，就有20镑货币，或他们作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的最后五分之一，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产业资本家为了支付地租、利息等等而转让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流回到他们手中；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半=100镑，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雇佣工人之间分配这100镑的问题引进来，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显然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他们的地租和利息，总之，剩余价值=200镑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是由产业资本家以100镑货币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100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他们就把100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取走100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就又流回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象德斯杜特幻想的那样，是产业资本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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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200镑；其中100镑是货币形式，100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原价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100镑货币，但却失去了100镑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掉了100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100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先付出100镑货币，然后再把这100镑货币作为100镑消费资料的代价收回来，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等等，那末，就不会有l00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没有把100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地表现为：在价值200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价格。相反地，这种价格会使利润减少。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为自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但是，如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现象为媒介的产品分配混为一谈，那就会造成这样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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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第246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前面，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业家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工人一样。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20％。在这里，有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100镑，或者还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按比如说120镑的价格，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20镑。这时，又怎样计算呢?他们白白付出100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付给他们的100镑货币，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己的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100镑是损失。但是，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20镑。这20镑是收益。在100镑的损失中，除去这20镑收益，仍然有80镑的损失，所以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他们财富的损失变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使用，因为当有闲者每年只收入100镑货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120镑货币。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80镑的商品，来换取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在这个场合，他们象以前一样，仍然要以地租、利息等形式白白付出80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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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对有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于卖者的善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要求120镑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100镑。
　　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一方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242页)，
说产业资本家
“用他们的资本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他们的资本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第246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第242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现代庸俗经济学“发明”了新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235页)
　　德斯杜特对货币流通怎样成为社会再生产和消费的媒介这个问题作了这样详细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
　　“这就是财富这个永动机所完成的事情。虽然人们对这种运动很不理解{确实如此!}，但是把它称为流通是恰当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并且总是回到它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进行生产的地方。”(第239、240页)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卓越的作家”，法国研究院院士，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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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尔菲亚哲学协会会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他甚至还这样谦虚地告诉读者，这全部光辉是从哪里来的。这就必须读一读他的原文：
　　“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第242、243页)
　　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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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一卷已经指出，单个资本家的积累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把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追加的实物要素。这个增大的资本，在生产的下一个循环内，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在单个资本上发生的情况，也必然会在全年的总再生产上出现，正象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我们已经看到，在单个资本的再生产中，单个资本的已经损耗的固定组成部分相继沉淀为贮藏货币的现象，也会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表现出来。
　　假定一个单个资本=400c+100v，年剩余价值=100，那末，商品产品=400c+100v+100m。这600转化为货币。在这个货币中，400c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100v重新转化为劳动力，此外——假定全部剩余价值都积累——100m通过和生产资本的实物要素相交换，转化为追加的不变资本。这里要假定：1、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个货币额或者足以增加正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或者足以开办一个新的工业企业。但是，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在开始这个过程以前，即进行实际积累和扩大生产以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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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向货币的转化和这个货币的贮藏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2、假定事实上生产在以前已经按扩大的规模进行；因为要使货币(即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这些要素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即使这些要素不是作为成品来买，而是按订货制造，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只有在它们存在以后，并且无论如何只有在对它们实际进行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后，也就是说，在它们原来正常的生产已经扩大以后，才会对它们进行支付。它们必须是可能存在的，也就是在它们的要素中存在的，因为，只要有订货的刺激，即在商品存在以前预先购买，预先出售，它们的生产就可以实际进行。于是，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因为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并不是多印些钞票，就能扩大再生产的。
　　例如，资本家A在一年内或多年内把他相继生产的那些商品产品卖掉时，就把作为剩余价值承担者的那部分商品产品即剩余产品相继转化为货币，也把他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本身相继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逐渐贮存起来，就形成一种可能的新的货币资本。其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它可以并且要用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但是，事实上他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并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所以，他的活动起先只是从流通中相继取出流通的货币。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情况：他这样妥善保藏起来的流通货币本身，在进入流通之前，曾经是另一个货币贮藏的一部分。资本家A的货币贮藏，即可能的新的货币资本，如同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货币一样，不是追加的社会财富。但是，从流通中取出的、因而以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可以是以前的贮藏货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是工资的货币形式，它可以曾经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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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或其他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曾经使某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部分或收入进行流通。这些货币同样不是新的财富，就象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货币不会因为它每天周转十次，实现十个不同的商品价值，就不只是它原有的价值的承担者，而是它的十倍价值的承担者一样。没有货币，这些商品还是存在，并且，无论货币周转一次或周转十次，货币总是货币(或者还由于磨损而减少)。只有在金的生产中，在金产品包含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时候，新的财富(可能的货币)才会被创造出来；并且，只有全部新的金产品进入流通，它才会增加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货币材料。
　　虽然这个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不代表追加的新的社会财富，但是由于它贮存后所要执行的职能，它还是代表着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以后我们会知道，除了由于剩余价值的逐渐货币化外，新的货币资本还可以由其他方法产生。)
　　货币所以会从流通中取出，并且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是因为商品在出售以后，没有接着进行购买。因此，如果把这种做法看成是普遍进行的，那就似乎难于看出，买者应该从哪儿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必须看成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单个资本都能够处于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想为贮藏货币而卖，但是没有人要买。
　　假定年再生产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流通过程是直线进行的，——这是不对的，因为除了少数例外，这个流通过程总是由许多互相对流的运动构成的，——那末，就必须从只买不卖的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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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生产者开始，并且假定所有其他的人都卖给他。这样，全年的社会总剩余产品(全部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就会转到他手中，而所有其他的资本家则在自己中间按比例地分配他那种天然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即他的剩余价值的天然的金的化身；因为金生产者的产品中要用来补偿他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那部分已经被束缚了，已经被使用了。在这种场合，金生产者以金的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唯一的基金，所有其余的资本家都要从中取出他们的年剩余产品借以转化为货币的材料。如果是在纸币时代，难道所有的剩余产品要卖给印钞票的中央银行？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就价值量而言，必须和先要蛹化为货币贮藏形式的全部社会年剩余价值相等。这种假定如此荒谬，最多有助于说明普遍同时形成货币贮藏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说明再生产本身——金生产者方面的再生产除外——并不能前进一步。
　　我们在解决这个表面的困难以前，要把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和第II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区别开来。我们从第I部类开始。
I、第I部类的积累
1、货币贮藏
　　显然，投在构成第I部类的许多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投在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部门内的不同的单个资本，都会由于它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由于已经经历的执行职能的时间不同，——完全撇开它们的规模、技术条件、市场关系等等不说，——处于剩余价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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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转化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无论这种货币资本是要用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还是要用来创立新的工业企业(这是扩大生产的两种形式)。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也就是用通过剩余价值的货币化而贮藏起来的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即追加的不变资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种作用。
　　例如，A卖给B(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600(=400c+100v+100m)。他已经卖掉商品600，换成货币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这100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100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货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一开始也不是生产的增长。资本家的活动，在这里，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100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来。这种做法不仅在A方面发生，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还有其他资本家A'、A''、A'''，都同样热衷于这种货币贮藏。因此，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象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须注意，远在商品流通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以前，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已经产生了货币贮藏；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它处于实际流通中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会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和同样的货币贮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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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现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在这里，生利的意思就是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A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I部类内部的流通这种场合，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和总产品的实物形式一样，是第I部类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在B、B'、B''等等买者手中，它将会变成什么，将会执行什么样的职能。
　　在这里，首先要记住一点：尽管A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B、B'、B''等等就能够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这个场合，这种商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和它的用途来说，是要加入到B、B'等的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中去的。A有储蓄，就意味着B在投资。所以，不能单纯地因为储蓄较多，就认为投资不足。关于这一点，等我们涉及剩余产品的买者B、B'等时再谈。
　　我们在这里附带指出：和以前考察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年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换，也就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必须同时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资本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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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它的不同形式：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其前提决不是接着以卖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买，或者接着以买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卖，以致事实上，象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只有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我们知道，固定资本一经投入，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则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我们又已经知道，IIc的固定资本(IIc的全部资本价值转化为在价值上与I(v+m)相等的要素)的周期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IIc中要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部分的单纯的买，与此相适应的是Im的单纯的卖；另一方面是IIc中要沉淀为货币的固定(损耗)价值部分的单纯的卖，与此相适应的是Im的单纯的买。在这里，交换正常进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IIc的单纯的买，按价值量来说，和IIc的单纯的卖相等；同样，Im对IIc第1部分的单纯的卖，也和IIc第2部分的单纯的买相等(第520—521页)。不然，简单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一方面的单纯的卖，必须由另一方面的单纯的买来抵销。同样，这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Im中A、A'、A''的货币贮藏的部分的单纯的卖，和Im中B、B'、B''要把贮藏货币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本要素的部分的单纯的买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于买者后来作为出售同等价值额的卖者出现，卖者后来作为购买同等价值额的买者出现，所以，货币会流回到在购买时预付货币的、在重新购买之前先已出售的那一方。但是就商品交换本身、就年产品的不同部分的交换而言，实际平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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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但是，既然发生的只是单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并且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决定了这种单方面的形态变化，——所以，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销。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所以，现代庸俗经济学所强调的“均衡”，只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诡辩性质。这种均衡，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即使达到也绝不是稳定的，而是稍纵即逝的。
　　我们还知道，在Iv和IIc的相应价值额交换时，正是对IIc来说，第II部类的商品最后由第I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所补偿，所以在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方面，他的商品的出售是事后以第I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的购买作为补充的。这种补偿是会发生的；但是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他们的商品转化中并不是互相交换商品。IIc把他的商品出售给第I部类的工人；第I部类的工人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IIc相对立，而IIc则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I部类的工人相对立；IIc用他这样得到的货币，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相对立，而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则用Iv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IIc相对立。只是由于出售这种商品，第I部类最后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重新再生产出它的可变资本。如果第I部类的资本用Iv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II部类的资本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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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它在劳动力的购买上就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I部类的工人相对立。如果第I部类的工人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即生活资料的买者)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那末，他们就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他们的劳动力的卖者，和第I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
　　第I部类的工人要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用不变资本IIc的实物要素来补偿——这一切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用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媒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
2、追加的不变资本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对于它的占有者，第I部类的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他们用不着按任何方式预付货币或商品，就可以得到它。预付(avance)，在重农学派看来，就已经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上实现的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第I部类资本家预付的，不外是他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们保存了不变资本；不仅用一个新创造的具有商品形式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为他们补偿了可变资本价值；而且，工人还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相继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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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I)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A、A'、A''(I)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了。如果我们只考察第I部类方面的再生产的价值量，那末，我们就仍然处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因为没有使用追加资本来创造这个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剩余产品)，也没有使用比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耗费的更多的剩余劳动。在这里，区别只在于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的形式，只在于它的特殊的有用方式的具体性质。它是用来生产Ic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IIc的生产资料的，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前提是第I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即用在第II部类的商品上；所以，它只不过是由那种以自己的实物形式重新补偿不变资本IIc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I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I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I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I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I部类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A、A'、A''(I)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不需要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而创造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潜在的追加资本的生产，在当前的场合(因为我们将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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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追加资本还可以按完全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外是表示生产过程本身的现象，即生产资本的要素在一定形式上进行的生产。
　　因此，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许多点上的大规模生产，不外是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的多方面的生产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生产资本的形成本身并不是以产业资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货币支出为前提的。
　　A、A'、A''等等(I)方面的这个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向潜在的货币资本(贮藏货币)的相继转化，是由他们的剩余产品的相继出售引起的，因而是由没有购买作为补充的反复进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出售引起的，这种转化是靠反复从流通中取出货币以及形成与此相应的货币贮藏来完成的。这种货币贮藏，——金生产者是买者的场合除外，——决不包含贵金属财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为止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职能的改变。以前，它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现在则作为贮藏手段，作为正在形成的、潜在的新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和一个国家现有贵金属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在价值方面或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那末，下列二者也就越大：
　　1、A、A'、A''等等手中的剩余产品形式的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和
　　2、A、A'、A''手中的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量，即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如果说，象富拉顿这样的人，不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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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普通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的机构。
　　如果由资本家A、A'、A''(I)直接生产和占有的剩余产品是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虽然它要到B、B'、B''等等(I)手中，才实际以这种资格执行职能，——那末，当它还处于蛹化成的货币的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得以存在的基础。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参加遗产分配的家庭成员，等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
　　剩余产品的卖者A、A'、A''等等(I)取得的剩余产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这个生产过程除了在简单再生产上也需要预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外，并不以进一步的流通行为作为前提，其次，他们因此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并实际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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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追加资本，相反地，B、B'、B''等等(I)的情况却不同。1、A、A'、A''等等的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等手中才实际作为追加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我们暂且把生产资本的另一个要素，追加的劳动力，即追加的可变资本撇开不说)；2、这种剩余产品要到达B、B'、B''等等手中，还需要一种流通行为，即他们必须购买这种剩余产品。
　　关于第一点，这里应当指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潜在的追加不变资本)虽然是由A、A'、A''(I)在当年生产的，但是要到下一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够实际在B、B'、B''(I)手中作为产业资本执行职能；关于第二点，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流通过程所必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既然B、B'、B''等等(I)生产的产品本身重新以实物形式进入同一个生产过程，不言而喻，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就会相应地直接(没有流通作为媒介)转化为他们的生产资本，并且作为不变资本的追加要素进入这个过程。但是，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没有把A、A'等等(I)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撇开这些不说，那末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和A、A'等等一样，通过出售各自的剩余产品，形成了他们的货币贮藏，而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目标：现在他们以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应当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是在这里兜圈子了。问题仍然是：B等等(I)以前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我们从考察简单再生产中已经知道，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必须有一定量货币，以便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在简单再生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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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了。A等等和B等等(I)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这时货币是金身、银身，还是电子身已不重要。
　　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变)，既要足以适应能动的流通的需要，也要足以适应贮藏货币的储备的需要。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前提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也是必须具备的。不过贮藏货币的职能在这里是不同的。现有的货币量也必须更大，1、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产品(新生产的贵金属和生产者自己消费的少量产品除外)都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所以必须通过蛹化为货币的阶段；2、因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商品资本的量及其价值量，不仅绝对地增大，而且无比迅速地增大；3、因为日益增大的可变资本必须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4、因为新货币资本的形成和生产的扩大同时并进，因而它们的货币贮藏的材料必须是现成的。正是由于这种货币材料的不足，才导致原本是为了解决贵金属货币使用不便的缺陷而出现的信用货币向不能与贵金属兑换的纸币的转变，导致二战后西方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的崩溃。——以上所述，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即金属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阶段，是完全适用的，那末，对于仍然以金属流通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的最发达阶段，也是适用的。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商品价格。纸币的供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构不断地忙于用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小限度，这样，整个机构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加。这种机会同样存在于金融衍生产品中。
　　把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用作能动资本的B、B'、B''等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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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彼此购买和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的部分剩余产品)。在正常的情况下，为剩余产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按照B等等为他们各自的商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的同一比例流回到他们各自手中。如果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那末，在这里只是当买和卖彼此不能相抵时才支付差额。但是重要的是，各处都象这里一样，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销，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
3、追加的可变资本
　　因为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追加的不变资本，所以现在要转入考察追加的可变资本。
　　在第一卷，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我们在第一卷还论述过，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这里要讲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因此，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
　　金生产者能够把他的一部分金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来积累；只要达到必要的数量，他就能够把它直接转化为新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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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而不必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产品；同样地，他能够直接把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要素。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他就必须找到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或者象以上说明的那样，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存货而生产，然后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场，或者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订货而生产。在这两个场合，都是以生产的实际扩大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产品为前提的；在前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实际存在的，在后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潜在地存在的，是能够供应的。
II、第II部类的积累
　　以上我们假定，A、A'、A''(I)是把他们的剩余产品卖给也是属于第I部类的B、B'、B''等等。现在我们假定，A(I)把他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是由于把剩余产品卖给第II部类的B。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发生，只是因为A(I)把生产资料卖给B(II)以后，不接着购买消费资料，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这方面进行的是单方面的卖。IIc所以能够由商品资本的形式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只是因为不仅Iv，而且至少Im的一部分，和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IIc的一部分相交换；而现在，A把他的Im转化为货币，是由于这种交换没有进行，相反地，A把通过出售他的Im而从第II部类得到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不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IIc。因此，在A(I)方面虽然形成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但是另一方面，B(II)却有同等价值量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被凝结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不能够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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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形式。换句话说，B(II)的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而且首先是他的这样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由于这部分商品卖不出去，他就不能把他的不变资本全部再转化为生产形式；因此，就这部分商品来说，发生了生产过剩，这种过剩阻碍着这部分商品的再生产，甚至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因此，在这个场合，A(I)方面的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虽然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转化成货币的形式，但是，就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本身来看，它在这里是简单再生产的现象，还不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现象。I(v+m)——无论如何，m的一部分——最终必须和IIc交换，以便IIc的再生产能够按不变的规模进行。A(I)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B(II)时，虽然已经以实物形式向B(II)提供了不变资本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但是同时，由于他从流通中取出了货币，没有接着以买补充他的卖，他就使B(II)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部分卖不出去。因此，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都同样包括在内，——那末，A(I)把剩余产品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就是表示，B(II)的具有同等价值量的商品资本不能再转化为生产(不变)资本；这不是表示潜在的规模扩大的生产，而是表示简单再生产受到阻碍，也就是简单再生产不足。因为A(I)的剩余产品的形成和出售本来是简单再生产的正常现象，所以就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下述各种互为条件的现象：第I部类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所以从第II部类的观点来看，就是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第II部类的商品储备搁置起来，不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对第II部类来说，就是相对的生产过剩)；第I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II部类的再生产不足。第I部类已经将足够的生产资料卖给第II部类，第II部类应当可以进行再生产。只是第II部类前一次生产的商品尚未卖完，手中的货币短缺，难以再次向第I部类购买同样规模的生产资料。第I部类的货币积累导致其在下一次循环中产品难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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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点，不必多谈。我们只要指出，在说明简单再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前提是，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是作为收入花掉的。但是，事实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则转化为资本。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实际的积累。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因果倒置。这种将积累视为节欲的幻想仍然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现在，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第II部类的积累。
　　IIc方面的第一个困难，即怎样由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化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是与简单再生产有关的。让我们采用以前的公式：
　　(1000v+1000m)I和
　　2000IIc交换。
假如第I部类的剩余产品的一半，即1000/2m或500Im，再作为不变资本并入第I部类，留在第I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就不能补偿IIc的任何部分。它不转化为消费资料(在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场合，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这部分流通中发生的，是实际的互相的交换，也就是双方的商品换位，这不同于以第I部类的工人作为媒介的1000IIc由l000Iv进行的补偿)，而要在第I部类本身内作为追加的生产资料来用。它不能同时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完成这个职能。资本家不能既把他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花费在消费资料上，同时又对这个剩余产品本身进行生产消费，即把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因此，和2000IIc交换的，已不是2000I(v+m)，而只是1500，即(1000v+500m)I。这样，500IIc就不能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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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第II部类的生产(不变)资本。于是第II部类就会发生生产过剩，过剩的程度恰好与第I部类生产已经扩大的程度相适应。第I部类的实物积累导致第II部类的生产资料不足，第II部类的再生产应当是不足的。同时，由于500Im没有与相应的IIc交换，因此，第II部类前一次生产的商品也没有卖完(生产过剩)。与前一种情况不同的是，第II部类贮藏的货币量不变，而第I部类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减少500。如果第I部类资本家手中有500货币，可以购买剩下的IIc。这样，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消费不变，实物积累500，货币减少500；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商品全部卖完，手中多出500货币，相应的再生产用的生产资料减少500。第II部类的生产过剩也许会这样严重地反应到第I部类上，以致第I部类的工人用在第II部类消费资料上的1000，也仅仅是部分地流回，因而这1000也不是以可变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这时应当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应当将这种变动推演到再生产和再再生产的结果上，比如按同样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比例，以便更清晰地考察最后的结果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第I部类的资本家将会发觉，仅仅因为他们有扩大再生产的企图，就连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会受到阻碍。这里还要注意，第I部类事实上只有简单再生产，公式中列举的要素只不过为将来的扩大，比如说下一年的扩大，进行不同的组合罢了。
　　有人可能企图回避这个困难，认为放在资本家仓库中、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500IIc，远远不是生产过剩，相反地，它代表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要素，这个要素一直被我们忽视了。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储备必须在许多点上积累起来，因此，必须从流通中取出，这部分地是为了有可能形成第I部类的新货币资本，部分地是为了使逐渐消耗的固定资本的价值暂时保留在货币形式上。但是，因为在公式的表述中假定，一切货币和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只是处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存在商人、货币经营者、银行家，也不存在只消费而不直接参加商品生产的阶级，所以，在这里，必须在各该生产者本人手中不断形成商品库存，以便使再生产这个机器继续运转。因此，第II部类的资本家仓库中的500IIc代表的，是消费资料的商品储备，有了这种商品储备，就能使再生产中包含的消费过程连续进行，在这里也就是从一年过渡到下一年。在这里，还处在卖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手中的消费基金，不能在今年用光，以致明年从零开始；即使是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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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到明天，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商品库存——虽然它的数量会有变动——必须不断地重新形成，所以我们第II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拥有货币准备资本，使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他们的生产过程，尽管他们的生产资本一部分暂时要凝结在商品形式上。按照假定，他们是把全部商人业务和生产业务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必须拥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这种资本在再生产过程的各项职能由各种资本家独立执行时是处在商人手中的。
　　我们对于上面这种说法的反驳是：1、这样的商品储备及其必要性，对第I部类和第II部类所有的资本家来说，都是适用的。把他们作为单纯的商品卖者来看，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卖的是不同种类的商品。区别只是微观上的。第II部类的商品的储备，是以第I部类的商品先有储备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忽视了一方面的这种储备，也就必定忽视另一方面的储备。但是，如果我们把两方面都考虑到，问题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2、如果在第II部类方面，今年结束时给下一年留下了商品储备，那末，同样在第II部类方面，今年开始时也从上一年得到了商品储备。因此，在分析年再生产时，即把再生产还原为它的最抽象的表现时，我们必须把这二者都扣除。我们既然把全部生产列入今年的生产，那也就把今年转到下一年的商品储备包括在内，但是，也就在另一方面把今年从去年得到的商品储备扣除，因此事实上是以一个平均年度的总产品作为我们分析的对象。——3、我们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并没有碰到这里所要回避的困难，这一简单事实就证明，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只是由于第I部类的各要素之间(就再生产来说)有了不同的组合，没有这种组合的变化，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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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现在我们按照下列公式来考察再生产：数学是表达和分析经济规律时必备的工具。
　　公式(a)
　　　　I、4000c+1000v+1000m=6000
　　　　II、1500c+376v+376m=2252
　　　　合计=8252。
首先要指出，年社会产品的总额8252，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9000。我们尽可以假定一个大得多的总额，比如说，一个增大十倍的总额。但这里选择一个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也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对一定量商品来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数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这一点永远结束了詹姆斯·穆勒和赛·贝利之间关于资本积累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第一卷(第22章第5节)已经从另一个观点加以论述，这就是在产业资本量不变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的作用有无扩大的可能。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
　　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时，我们对公式的表述可以不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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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b)
　　　　I、4000c+875v+875m=5750
　　　　II、1750c+376v+376m=2502
　　　　合计=8252。
这样，这个公式似乎是为简单再生产而列出的，以致于剩余价值全部都作为收入花掉，而没有积累起来。在(a)和(b)这两个场合，年产品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只是在(b)的场合，它的各种要素在职能上有这样的组合，使再生产必须按照相同的规模再开始，而在(a)的场合，却已经有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b)的场合，(875v+875m)I=1750I(v+m)和1750IIc交换时，没有余额，而在(a)的场合，(1000v+1000m)I=2000I(v+m)和1500IIc交换时，却留下一个余额500Im，供第I部类进行积累。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公式(a)。假定第I部类和第II部类都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即把它转化为追加资本的要素，而不是作为收入花掉。因为1000Im的一半=500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积累起来，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投入，也就是说，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本，所以，只有(1000v+500m)I作为收入花掉。因此，IIc的正常的量在这里也只有1500。对1500I(v+m)和1500IIc之间的交换，无须再研究，因为它作为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已经阐明了；对4000Ic，也无须再考察，因为4000Ic为重新开始的再生产(这一次要按扩大的规模进行)而进行的再组合，同样也作为简单再生产的过程阐明了。
　　在这里唯一要研究的，是500Im和(376v+376m)II。一方面要考察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各自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两个部类之间的运动。因为我们假定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有一半要积累，所以在这里应该有188转化为资本，其中有1/4=47要转化为可变资本，以整数计，可以说有48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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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4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
　　我们在这里碰上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对通常的见解来说，必然显得奇怪，因为按照通常的见解，一种商品总是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或者说，商品总是要和货币交换，而这个货币又总是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140IIm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因为它们用商品Im中具有同等价值额的部分来补偿。不言而喻，Im要同IIm交换的部分，必须由生产资料构成，这种生产资料或者既进入第I部类的生产，也进入第II部类的生产，或者只进入第II部类的生产。这种补偿之所以能够进行，只是由于第II部类方面的单方面的买，因为全部有待我们考察的剩余产品500Im，都要用在第I部类的积累上，因此，不能用来同第II部类的商品交换；换句话说，第I部类的这些剩余产品不能同时既用来积累，又用来消费。因此，第II部类必须用现金购买140Im(但是，如果500Im不能用来同第II部类的商品交换，那么第II部类即使有钱也买不来140Im。即使考虑第I部类的500Im不能全部作为不变资本，要按比例拿出100转化为可变资本，从而必须与100IIm相交换，那么第II部类还有40Im的缺口。)，但是这样用掉的货币，不会因为以后第II部类把它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而流回到它那里。如果能够扩大对第I部类的销售，则未必。并且，在每年的新生产中，只要这种生产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种过程就是不断反复发生的。对第II部类来说，为这个目的所需要的货币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呢?
　　但是，第II部类对于新货币资本的形成——这种形成伴随着实际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实际积累的条件，实际上首先表现为简单的货币贮藏——好象是一块不毛之地。
　　首先，我们有376IIv；这个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货币资本376，会由于第II部类的商品被人购买而不断地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过，这样不断反复离开起点又回到起点(资本家的钱袋)的现象，无论如何不会增加在这个循环里面流转的货币。因此，这不是货币积累的源泉；这个货币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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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流通中取出，以便形成贮藏起来的、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
　　但是且慢！这里就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吗?
　　我们不要忘记，和第I部类相比，第II部类具有这样一个优点：第II部类所使用的工人，必须再向第II部类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第II部类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向自己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出售商品的卖者。因此，第II部类资本家能够：
　　1、简单地把工资压低到它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这是他们与第I部类资本家的共同之处。因此，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就有一部分游离出来，并在同一个过程的不断反复中成为第II部类的货币贮藏的一个正常的源泉，从而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一个正常的源泉。偶然靠欺诈取得的利润，当然和我们这里考察的正常的资本形成的问题无关。但不要忘记，实际支付的正常工资(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决定可变资本的量)，根本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好心肠才支付的，而是在一定关系下不得不支付的。因此，这种说明方法就被排除了。如果我们假定376v是第II部类所耗费的可变资本，我们就不应该为了说明一个新碰到的问题，而突然偷偷地改变我们的假设，这倒是(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常用的手法。说他们只预付350v，而不是376v。
　　2、另一方面，第II部类作为总体来看，如上所述，比第I部类还有一个优点：它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再向自己的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提供了十分明显的实例，证明可以怎样利用这个优点，可以怎样在名义上支付正常的工资，事实上却一部分用实物工资制，一部分用伪造通货的办法(也许还不受法律的处罚)，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应的商品等价物的情况下再夺回来，换句话说，再偷回来。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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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点，要列举若干恰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找找现代的例子。)但是，这种做法，正好是第1点所讲的同样的做法，只不过伪装了一下，而且是迂回曲折地进行的。因此，这种做法要和前一种做法一样被排除。这里讲的，是实际上支付的而不是名义上支付的工资。
　　我们知道，在对资本主义机构进行客观分析时，不能利用这个机构所具有的某些特别的污点作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在对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时，也不宜利用它们所具有的某些特别的与现实有所出入的假设前提作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当然，前提是这些假设的目的与马克思在这里所做的一样只是为了排除不必要的干扰，而不是故意歪曲现实。但奇怪的是，攻击我的大多数资产阶级批评家竟大喊大叫，似乎我比如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假定资本家支付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他们大都不是这样做的)，这就冤枉了这些资本家!(在这里不妨用赐给我的宽宏大量引一段谢夫莱的话。)
　　因此，要达到上述目的，用376IIv是不行的。
　　但是，用376IIm，似乎更不行。在这里，只有同一部类的资本家互相对立。他们彼此出售和彼此购买他们所生产的消费资料。这种交换所必需的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在正常的进程中，这种货币必须按照各有关当事人预付到流通中的数量，流回到他们各人手里，这样才能始终不断地重新通过同一轨道。
　　要从流通中取出这种货币以形成潜在的追加的货币资本，看来只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是，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欺骗另一部分资本家，用这种方法夺取他们手中的货币，以表明前者具有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赋予的“企业家才能”。我们知道，新货币资本的形成，不需要先增加通货，而只需要把某些方面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即使可以把货币偷来，以致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可以和另一部分资本家的直接的货币损失结合在一起，那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不过第II部类中受骗的那一部分资本家会生活得差一些，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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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代表的IIm的一部分，直接在第II部类转化为新的可变资本。这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将在本章的结尾(第IV节)加以研究。
1、第一例
(A)简单再生产的公式
　　　　I、4000c+1000v+1000m=6000
　　　　II、2000c+500v+500m=3000
　　　　总额=9000
(B)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开端公式
　　　　I、4000c+1000v+1000m=6000
　　　　II、1500c+750v+750m=3000
　　　　总额=9000
　　假定在公式(B)中，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即500被积累。因此，首先，(1000v+500m)I或1500I(v+m)要由1500IIc补偿；这样，第I部类留下的是4000c+500m，后者要用于积累。(1000v+500m)I由1500IIc来补偿，是简单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这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已经阐明了。
　　我们假定，500Im中有40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100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要在第I部类内部资本化的400m的交换已经阐明了；它们能够直接并入Ic；这样，第I部类是：
4400c+1000v+100m(最后一项要转化为100v)。还有被资本家消费掉的500m。
　　第II部类方面为了积累的目的，要向第I部类购买100Im(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后者形成第II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而第II部类为这个目的而支付的100货币，就转化为第I部类的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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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样，第I部类的资本是4400c+1100v(后者以货币形式存在)=5500。
　　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现在是1600c；第II部类要运用这个资本，就必须再投入50v的货币来购买新的劳动力，从而使他的可变资本由750增加到800。第II部类这样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共计150，要由该部类的剩余价值来偿付；因此，在750IIm中，只剩下600m作为第II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在划分如下：
　　　　II、1600c+800v+600m(消费基金)=3000。
在消费资料上生产的150m，在这里已经转化为(100c+50v)II。它将以它的实物形式，全部进入工人的消费：如上所述，100为第I部类的工人(100Iv)所消费，50为第II部类的工人(50IIv)所消费。事实上，因为第II部类的总产品要以积累所必需的形式制造出来，所以增大了100的剩余价值部分要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再生产实际是按扩大的规模开始的，第I部类的可变货币资本100，就会通过他们的工人的手，流回到第II部类；第II部类则把商品储备中的100m转给第I部类，同时又把商品储备中的50转给本部类的工人。
　　为积累的目的而改变的组合，现在表述如下：
　　　　I、4400c+1100v+500消费基金=6000
　　　　II、1600c+800v+600消费基金=3000
　　　　总计同上=9000。
　　其中，资本是：
　　　　I、4400c+1100v(货币)=5500
　　　　II、1600c+800v(货币)=2400
　　　　合计=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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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生产时则是：
　　　　I、4000c+1000v=5000
　　　　II、1500c+750v=2250
　　　　合计=7250。
　　如果实际积累现在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说，如果用这个已经增加的资本实际进行生产，在第二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I、4400c+1100v+1100m=6600
II、1600c+800v+800m=3200
　　合计=9800。
　　假定第I部类继续按同一比例进行积累，550m作为收入花掉，550m积累起来。这样，首先1100Iv要由1100IIc补偿，其次，550Im也要实现为同等数额的第II部类的商品，合计是1650I(v+m)。但是，第II部类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只=1600；因此，其余的50，必须从800IIm中补充。如果我们在这里首先撇开货币不说，那末，这个交易的结果如下：
　　I、4400c+550m(要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此外还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650(v+m)，在商品IIc上实现。
　　II、1650c(如上所述，其中的50是从IIm中取出来追加的)+800v+750m(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但是，如果第II部类的v和c保持原有的比例，那末，投入50c，就还要投入25v；这又必须从750m中取出。因此，我们得出：
　　II、1650c+825v+725m。
　　第I部类的550m要资本化；如果保持以前的比例，其中440就形成不变资本，110就形成可变资本。这110势必要从725IIm中取出，就是说，价值110的消费资料将由第I部类的工人消费，而不是由第II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因此，后者也只好把他们不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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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110m转化为资本。因此，725IIm就只剩下615IIm。但是，第II部类把110这样转化为追加不变资本时，他们还需要有追加的可变资本55；这就必须再从他们的剩余价值中取出；从615IIm中减去这个数额，就只剩下560，供第II部类的资本家消费。所以，在完成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转移以后，现在的资本价值是：
　　I、(4400c+440c)+(1100v+110v)=4840c+1210v=6050
　　II、(1600c+50c+110c)+(800v+25v+55v)=1760c+880v=2640
　　合计=8690。
　　如果要使事情正常地进行，第II部类就必须比第I部类积累得快，因为如果不是这样，I(v+m)中要与商品IIc交换的部分，就会比它唯一能与之交换的IIc增加得快。从目前的数据(第I部类的资本从5000、5500增长到6050，第II部类的资本从2250、2400增长到2640)还看不出这一点。
　　如果再生产是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下一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I、4840c+1210v+1210m=7260
　　II、1760c+880v+880m=3520
　　合计=10780。
　　如果剩余价值划分率不变，第I部类首先就会把1210v和剩余价值的一半=605，合计=1815，作为收入花掉。这个消费基金，又比IIc大55。这55要从880m中取出，这样就剩下825。55IIm转化为IIc时，又要从IIm中扣除相应的可变资本=27 1/2。留下消费的是797 1/2IIm。
　　第I部类中现在要资本化的是605m，其中484转化为不变资本，121转化为可变资本，后者要从IIm中扣除，IIm现在是=797 1/2，扣除后剩下的是676 1/2。因此，第II部类会把121再转化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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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为此，还需要有可变资本60 1/2；这同样要从676 1/2中扣除，剩下用于消费的只是616。
　　这时的资本是：
　　　　I、不变资本4840+484=5324。
　　　　　可变资本1210+121=l331。
　　　　II、不变资本1760+55+121=1936。
　　　　　可变资本880+27 1/2+60 1/2=968。
　　合计：
　　　　I、5324c+1331v=6655
　　　　II、1936c+968v=2904
　　总计=9559，
年终时的产品是：
　　I、5324c+1331v+1331m=7986
　　II、1936c+968v+968m=3872
　　合计=11858。
　　我们重复这种计算，把分数去掉，就得出下一年结束时的产品：
　　I、5856c+1464v+1464m=8784
　　II、2129c+1065v+1065m=4259
　　合计=13043。
　　再下一年结束时的产品是：
　　I、6442c+1610v+1610m=9662
　　II、2342c+1172v+1172m=4686
　　合计=14348。
　　在五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期间，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总资本，已经由5500c+1750v=7250，增加到8784c+2782v=11566，也就是按100:160之比增加了。总剩余价值原来是1750，现在是2782。已经消费(当年消费)的剩余价值，原来在第I部类是500，在第II部类是600，合计=1100；但是在最后一年，在第I部类是732，在第II部类是745，合计=1477，因此，是按100:134之比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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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例
　　现在假定有年产品9000，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这时，把分数改成整数，年产品就会划分如下：
　　I、5000c+1000v+1000m=7000
　　II、1430c+285v+285m=2000
　　合计=9000。
　　现在假定，第I部类的资本家只消费剩余价值的一半=500，而把其余一半积累起来。这样，(1000v+500m)I=1500要转化为1500IIc。但是因为在这里IIc只=1430，所以要从剩余价值那里补进70。285IIm减去这个数额，还留下215IIm。于是我们得出：
　　I、5000c+50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500(v+m)。
　　II、1430c+7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285v+215m。
　　因为在这里70IIm直接并入IIc，所以，为了推动这个追加的不变资本，就要有一个可变资本70/5=14。这14也要从215IIm中扣除；剩下的是201IIm，因此我们得出：
　　II、(1430c+70c)+(285v+14v)+201m。
　　1500I(v+1/2m)和1500IIc的交换，是简单再生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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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在有积累的再生产中，I(v+1/2m)不是单单由IIc来补偿，而是由IIc加IIm的一部分来补偿。
　　不言而喻，既然把积累作为前提，I(v+m)就大于IIc，而不象简单再生产那样，和IIc相等；因为1、第I部类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并入自己的生产资本，并把其中的5/6转化为不变资本，所以，它不能同时又用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来补偿这5/6；2、第I部类要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II部类进行积累时所必需的不变资本提供材料，就象第II部类必须为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提供材料完全一样，这个可变资本应当推动由第I部类自己用作追加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我们知道，实际的可变资本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因此，追加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劳动力构成的。第I部类的资本家不必象奴隶主那样，为了他们将要使用的追加劳动力，向第II部类购买必要生活资料的储备，或积累这种必要生活资料。工人自己会和第II部类进行交易。但是，不妨说，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追加劳动力的消费资料只是他们势必要有的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维持手段，因而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他们(这里指第I部类资本家)自己的直接活动，只是贮存为购买追加劳动力所必需的新的货币资本。一旦他们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们的资本，货币对这种劳动力来说，就成为第II部类商品的购买手段，因此这种劳动力必须找到现成的消费资料。
　　附带说一下，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货币的方式，对劳动力借以实现这种货币的第II部类商品，总是感到不满意。于是，他们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例如，英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秘书德鲁蒙德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据他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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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一种刊物}在1879年十月底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中写道：
　　“工人在文化方面跟不上发明的进步。许多物品他们已经买得起，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物品创造任何市场。{每个资本家当然都愿意工人购买他的商品。}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工人不应该象那些赚钱同他一样多的牧师、律师和医师一样，希望得到同样多的舒适品。{这种律师、牧师和医师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得到许多舒适品！}可是工人不这样做。问题始终在于，怎样用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来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这不是容易的问题，因为他的全部奢望没有超出缩短劳动时间的范围。蛊惑者总是煽动他去争取这种事情，而不诱导他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79年伦敦版第404页)
　　延长劳动时间，好象就是使工人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秘密。为了要成为资本家商品的一个合理的消费者，工人首先——但是蛊惑者阻止他这样做！——就要让他的资本家用不合理的、有损健康的方法消费他的劳动力。不过，资本家又是怎样理解合理的消费呢?这表现在他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而且在各式各样的实物工资中还包括供给工人住房。这样一来，资本家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了。
　　正是这位热中于通过种种资本主义尝试来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心地善良的德鲁蒙德，在同一个报告中还谈到洛厄尔—劳伦斯公司的模范棉纺织厂。工厂女工的供膳宿舍和宿舍，属于拥有工厂的股份公司所有；这些宿舍的女管理员是为该股份公司服务的。股份公司制定了女工管理规则，任何女工均须在晚上十点以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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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但是这个制度的精华是：公司所设的特别警察在附近巡逻，以防有人违反宿舍规则。晚上十点以后，任何女工都不准出入宿舍。任何女工都不准在股份公司所属地区以外的地方住宿。地区内的每一所房屋，每周给公司带来十美元左右的租金。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合理消费者是何等幸福：
　　“在许多设备最好的女工宿舍里，都备有钢琴。在织机上连续劳动十小时的女工，与其说需要真正的休息，不如说需要调剂单调的生活，因此，至少在她们中间，音乐、唱歌和舞蹈起着重要的作用。”(第412页)
　　但是，使工人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主要秘密，还在下面这一点。德鲁蒙德先生曾经访问过特纳·福尔斯(康涅狄格河畔)的制刀工厂。股份公司的主任会计欧克曼先生告诉他，美国的餐刀制品已在质量上胜过英国制品，接着又告诉他：
　　“在价格上，我们也要胜过英国；现在我们已经在质量上领先了，这是公认的；但是我们必须有较低的价格；只要我们的钢的价格便宜了，我们的劳动也便宜了，我们就会有较低的价格！”(第427页)
　　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这就是提高工人地位，使他成为合理的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实质，只有这样，工人才可以为一批由于文化和发明的进步而使他买得起的物品创造—个市场。
　　因此，就象第I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II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II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I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II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大部分时，它就既为第I部类又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如果改成“它就既为它自己又为第I部类进行积累了”，就可以发现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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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I(v+m)必须=IIc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II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II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I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
　　我们回过来讲刚才考察的情况，这种情况有这样一个特点：IIc小于I(v+1/2m)，即小于第I部类产品中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部分，因此，在和1500I(v+m)交换时，第II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产品=70，会立即由此实现。至于1430II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总是要由同等价值额的I(v+m)来补偿，这样，第II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有可能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进行考察。但是补充的70IIm就不是这样。那种对第I部类来说仅仅是以消费资料补偿收入，仅仅是为消费而进行商品交换的事情，对第II部类来说，就不象在简单再生产中那样，仅仅是它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而是直接的积累过程，是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由消费资料的形式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形式。如果第I部类用70镑货币(为了剩余价值的转化而保留的货币准备金)来购买70IIm，如果第II部类不用这个货币购买70Im，而把这70镑作为货币资本积累起来，那末，这70镑虽然不是任何再进入生产的产品的表现，但总是追加产品的表现(正是第II部类的剩余产品的表现，追加产品是这个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但是，这样一来，第II部类方面的这种货币积累，同时就是生产资料形式的卖不出去的70Im的表现了。因此，第I部类会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是同第II部类方面的再生产不同时扩大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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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把上面这点撇开不说。在从第I部类出来的货币70，还没有通过第II部类方面购买70Im，而回到或者只是部分地回到第I部类时，货币70会在第II部类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充当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商品的互相补偿使货币再流回到它的起点以前，这对双方的任何交换来说，都是适用的。但是，在事情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货币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只是暂时的。在一切暂时游离的追加货币必须立即能动地作为追加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信用制度下，这种仅仅暂时游离的货币资本可以束缚起来，例如，可以用在第I部类的新的企业上，而它本来应该实现停滞在第I部类的其他企业中的追加产品。其次，应该指出：70Im并入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同时要求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增加14。这种增加——象第I部类剩余产品Im直接并入资本Ic一样——是以第II部类的再生产已经具有进一步资本化的趋势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第II部类再生产包含着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
　　我们说过，在第二例中，如果500Im要资本化，9000产品为了再生产的目的，必须按照下面的方法来划分。我们在这里只考察商品，而把货币流通撇开不管。
　　I、5000c+50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1500(v+m)消费基金=7000商品。
　　II、1500c+299v+201m=2000商品。总额为9000商品产品。
　　资本化的过程如下：
　　第I部类中要资本化的500m，分成5/6=417c+1/6=83v。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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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83v会从IIm中取出一个同等数额，用来购买不变资本的要素，并且加到IIc中去。IIc增加83，就要求IIv也增加83的1/5=17。因此，在交换之后我们得出：
　　I、(5000c+417m)c+(1000v+83m)v=5417c+1083v=6500
　　II、(1500c+83m)c+(299v+17m)v=1583c+316v=1899
　　合计=8399。
　　第I部类的资本已经由6000增加到6500，即增加1/12。第II部类的资本已经由1715增加到1899，即增加近1/9。这里才体现出第II部类的增长较快。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年的再生产在年终得到的资本是：
　　I、(5417c+452m)c+(1083v+90m)=5869c+1173v=7042。
　　II、(1583c+42m+90m)c+(316v+8m+18m)v=1715c+342v=2057
第三年结束时得到的产品是：
　　I、5869c+1173v+1173m。
　　II、1715c+342v+342m。
　　如果第I部类和以前一样，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那末，I(v+1/2m)=1173v+587(1/2m)=1760，大于1715IIc的总数，多了45。因此，这个差额必须通过同额的生产资料转给IIc来抵销。这样，IIc就会增加45，从而也要求IIv增加1/5=9。其次，资本化的587Im，也是分为5/6和1/6，即分为489c和98v；这98要求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再增加98，这又要求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再增加1/5=20。因此，我们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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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869c+489m)c+(1173v+98m)v=6358c+1271v=7629
　　II、(1715c+45m+98m)c+(342v+9m+20m)v=1858c+371v=2229
　　总资本=9858。
　　因此，三年的扩大再生产，使第I部类的总资本由6000增加到7629，第II部类的总资本由1715增加到2229，社会的总资本则由7715增加到9858。如果用数学符号而不是数字来表示，可以考察此循环的极限性质。
3、积累时IIc的交换
　　可见，在I(v+m)和IIc的交换上有不同的情况。
　　在简单再生产时，二者必须相等，必须互相补偿；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正象前面说过的，简单再生产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
　　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假定第I部类的积累率=1/2mI，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这里有三种情形：
　　1、I(v+1/2m)=IIc。因此，IIc小于I(v+m)。必须总是这样，否则第I部类就无法积累了。
　　2、I(v+1/2m)大于IIc。在这个场合，要完成这一补偿，就要把IIm的一个相应部分加进IIc，使IIc的总额=I(v+1/2m)。这里的交换，对第II部类来说，不是它的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而已经是积累，即它的不变资本已经增加了用以交换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种增加同时包括第II部类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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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本身的剩余产品中取出一部分相应地增加它的可变资本。
　　3、I(v+1/2m)小于IIc。在这个场合，第II部类没有通过这种交换全部再生产它的不变资本，所以必须通过向第I部类购买，才能补偿这种不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第II部类可变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为它的不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购买在原有数量上全部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第I部类中仅仅积累追加货币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家，却已经通过这种交换完成了这种积累的一部分。
　　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I(v+m)=IIc。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相容的(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追求的“均衡”也是同资本主义生产不相容的)，虽然这并不排斥在10—11年的产业周期中某一年的生产总额往往小于前一年的生产总额，以致和前一年比较，连简单再生产也没有。不仅如此，在人口每年自然增殖的情况下，只有在人数相应地增加的不从事生产的仆役参与代表全部剩余价值的1500的消费时，简单再生产才会发生。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即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事实排斥了IIc=I(v+m)这一可能性。不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积累中，仍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的一系列生产期间进行积累的结果，IIc不仅与I(v+m)相等，而且甚至大于I(v+m)。这就是说，第II部类的生产过剩了，而这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恢复平衡，其结果是资本由第II部类转移到第I部类。——如果第II部类自己再生产一部分不变资本，例如在农业中使用自己生产的种子，那也不会改变I(v+m)和IIc的关系。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中，IIc的这个部分和Ic一样，无需加以考察。如果第II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I部类，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I部类提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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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销，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不受干扰的考察，那末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或者说，二者不能在交换时互相抵销。如果Im/x是Im中作为第I部类资本家的收入花掉的部分，那末，I(v+m/x)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IIc；但是，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约束条件。
　　应该指出，在关于积累的这个阐述中，就不变资本是在它参与下生产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来说，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得到精确的说明。新积累的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只是逐渐地、周期地、按照这些固定要素的不同性质而以不同的程度加入商品资本的；因此，在原料和半成品等等大量进入商品生产时，商品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流动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资本这二者的补偿构成的。(鉴于流动组成部分的周转，象以上这样阐述是可以的；因此，可以假定，在一年之内，流动部分以及由固定资本转给它的那部分价值周转十分频繁，以致所提供的商品的总额，在价值上和进入年生产的总资本相等。)但在机器生产上只用辅助材料而不用原料的地方，劳动要素v就必然会作为商品资本的较大的组成部分再现。在计算利润率时，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与固定组成部分周期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的多少无关。但是，对周期地生产的每个商品资本的价值来说，只是按照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由于消耗而把价值平均转移到产品本身中去的程度，把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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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补充说明
　　对第II部类来说，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I部类金生产者用来和II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v+m。只有在金生产者积累剩余价值或把它转化为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从而扩大他的生产时，他的v+m才不会进入第II部类。另一方面，只有金生产者自己这方面的货币积累最终导致扩大再生产，金生产中不是用作收入而是用作金生产者的追加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才进入第II部类，在那里形成新的贮藏货币，或提供新的手段，使它能向第I部类购买，而不需要直接再向第I部类出售。从来源于金生产的I(v+m)的货币中，要扣除一部分金，用作第II部类的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原料等等，总之，用作它们的不变资本的补偿要素。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中，会在以下场合出现暂时形成的货币贮藏的要素：对第I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Im的一部分单方面地、没有相应的购买而卖给第II部类，并且在那里作为第II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对第II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第I部类方面为了取得追加的可变资本，也这样做；其次，是在这种场合，即第I部类作为收入花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能和IIc互相抵销，以致IIm有一部分被人买去，转化为货币。如果I(v+m/x)大于IIc，IIc为了它的简单再生产，就不需要再用第I部类的商品，来补偿IIm中已经被第I部类消费的部分。问题在于，在第II部类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这种交换只能是IIm的互相交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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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我们知道，第II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IIm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正如第I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Im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只要指出，第II部类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积累，以及每个单个生产部门中的每个单个资本家的积累，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问题就已经可以得到说明了，如果作相应的变动，这也完全适用于第I部类。一方面还处在货币贮藏、只卖不买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已经处在实际扩大再生产、只买不卖的阶段。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首先是投在追加的劳动力上；但是这种劳动力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有追加的、供工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人购买生活资料。同这些人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从他们手里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货币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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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序言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当1885年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卷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等等，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进行的。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卷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担负了最后审核的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不容推卸校订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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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象我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象十六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这些先生们在今天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中国的追随者——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及其门徒。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所以，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卷。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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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卷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出严重的症状，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持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划去，因为在那些地方，象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本卷用花括号{}——编者注)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在这个手稿里面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部实现，这对一个初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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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这些地方保持原样，因为它们可以表明作者打算将来进行加工的意图。
　　现在谈一下详细情况。
　　对第一篇来说，主要的手稿只有大大压缩才能使用。这份手稿一开始全是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数学计算(构成本卷第3章)，而我们这个第一章阐述的题目，却是到后来才附带说到。这里有两个各有对开纸八页的修改稿的开头部分可供利用，但不是始终都写得很连贯。现在的第一章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编成的。第二章采自主要的手稿。可用于第三章的有一系列未完成的数学计算，此外还有一整本差不多已经完成的、在七十年代写成的笔记，用方程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把第一卷的大部分译成英文的我的朋友赛米尔·穆尔，为我整理了这个笔记，他作为剑桥的一位老数学家，担任这项工作是更合适得多的。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摘要，有时也利用主要的手稿，编成第三章。第四章只有一个标题。但是，因为这一章研究的问题即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极为重要，所以由我亲自执笔写成，因而全章的正文都放在括号内。从这里我又发现，第三章的利润率公式实际上需要作一些修改才能普遍适用。从第五章起，对本篇其余部分来说，主要的手稿是唯一的来源，虽然在这里也还必须作很多的变动和补充。
　　以下三篇，除了文字上的修订，我几乎可以完全按照原来的手稿进行编辑。少数几处，大多是关于周转的影响的地方，曾经过加工，以便和我补写的第四章一致起来；这些地方也都放在括号内，并且标上我的姓名的缩写。
　　主要的困难在第五篇。那里讨论的也是全卷最复杂的问题。正当马克思写这一篇时，上面提到的重病又一次发作了。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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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可以提供轮廓，以便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起初我曾试图象对第一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过的那样来编辑这一篇，即把空白补足，对只有提示的片断进行加工，使这一篇至少可以接近于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那个样子。我至少这样试了三次，但每一次都失败了，由此丧失的时间就是出版推迟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我看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这样做，我就得涉猎这方面的全部浩瀚的文献，而最后搞成的东西，就不会是马克思的著作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样，我就在1893年的春天完成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这一篇涉及金融学，本身应当可以单独成一卷。
　　在各章中，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四章大体上已经完成。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需要对引证的材料加以取舍，并且把从别处发现的材料补充进去。第二十七章和第二十九章几乎完全可以照原稿付印，第二十八章有些地方则必须重新组织。但真正的困难是从第三十章开始。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句、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删节编成的，在别处也有这样的做法。第三十一章写得又比较连贯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二十三个企业主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特别是关于货币和资本、金的流出、过度投机等等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的关系的见解，都在这里用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了。马克思打算批判地讽刺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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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里暴露出来的关于货币市场上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我经过多次尝试以后，相信要整理好这一章是不可能的；不过，在衔接得上的地方，我还是利用了那些材料，特别是马克思加了评注的那些材料。
　　接着是衔接得相当好的、由我收在第三十二章内的东西。但紧接着这部分的，又是一批议会报告的摘录，谈到各种各样和这一篇有关的问题，其中夹杂着作者或长或短的评语。在快要结束时，这种摘录和评语越来越集中在货币金属和汇兑率的变动问题上，最后又是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补充说明。相反地，《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一章(第36章)却写得很完整。
　　我把所有这些从《混乱》起的材料，除了在前面使用过的以外，编成了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五章。当然，我不得不插入很多话使之衔接起来。在这些插入的话不只是具有形式的性质时，我都清楚地标明是我加的。我用这个方法终于成功地把作者所有的同这个问题多少有关的论述都收进本文了。删去的不过是摘录的一小部分，它或者只是重复别处已经说过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在手稿中没有进一步阐述的地方。
　　论述地租的一篇写得完整得多，尽管也决没有完全整理好。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第四十三章(在手稿中是地租篇的最后一部分)发觉有必要把全篇提纲简略地重述一遍。这对编辑来说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手稿是从第三十七章开始，接着是第四十五章至第四十七章，然后才是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四章。最大量的工作，是由于级差地租Ⅱ的各个表以及发现在第四十三章中本来应该研究的这种地租的第三种情形完全没有研究而引起的。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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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最后，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不过也只是初稿，必须先把无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才能付印。最后一章只有一个开头。在这一章，同地租、利润、工资这三个主要收入形式相适应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工人，以及由他们的存在所必然产生的阶级斗争，应该当作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产物加以论述。这种结论性的总结，马克思通常总要留到快付印的时候再作最后的校订，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必然的规律性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现实的例证。
　　本卷的引文和例证，和第二卷一样，比第一卷少得多。引自第一卷的话都注明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页码。手稿中凡是引证以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叙述的地方，大都只记下姓名，引文本身则要到最后整理时补入。我当然只好让它保持原样。引用的议会报告只有四个，但是每个都利用得相当多。这四个报告是：
　　1、(下院)《委员会报告》第八卷，《商业危机》第二卷第一部，1847—1848年，证词。——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7—1848年。
　　2、《上院秘密委员会关于1847年商业危机的报告。报告1848年刊印。证词1857年刊印》(因为在1848年刊印被认为时机太不成熟)。——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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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它们是下院委员会关于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有时也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或1858年。
　　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只要有可能，我就着手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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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我不得不和那些自以为已经“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因而大喊大叫的先生们约定，我让他们有机会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我要他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但是，那些当时从主观原因或客观原因出发，但照例决不是从科学原因出发，把这个善良的洛贝尔图斯吹捧为经济学上的特大明星的先生们，毫无例外地没有作出回答。今天经济学上的特大明星们也是由于非科学的原因而被吹捧着。相反地，另外一些人倒认为值得下点功夫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威·勒克西斯教授在批评本书第二卷时(《康拉德年鉴》第11卷1885年第452—465页)提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不想给予直接解决。他说：
　　“如果我们对不同种类的商品单个地进行考察，如果它们的价值必须等于它们的交换价值，而它们的交换价值必须等于它们的价格，或必须和它们的价格成比例，那个矛盾〈即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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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他看来，那个矛盾只有在以下的场合才可能解决，那就是：
“放弃用劳动来计量各种商品价值的做法，而只考察商品生产的整体，只考察它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工人阶级从总产品中只获得一定的部分……落到资本家手里的另一部分，照马克思说来，形成剩余产品，也就是……剩余价值。然后，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成员把这全部剩余价值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配，但不是按照他们所使用的工人的人数，而是按照各人所投的资本的量进行分配；而且把土地也作为资本价值计算在内。”马克思所说的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单位决定的观念价值，和价格并不一致，但可以“看作是一个移动的起点，由此达到实际价格。实际价格则以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为条件”。因此，有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高于观念价值的价格，另一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低于观念价值的价格。“但因为剩余价值的损益会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互相抵销，所以，剩余价值的总量同一切价格都和商品的观念价值成比例时一样。”
　　我们看到，问题在这里远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已经含糊地、肤浅地，然而大体上正确地被提出来了。象作者这样沾沾自喜地以“庸俗经济学家”自居的人能达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同我们后面将要说到的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论述比较一下，这简直令人惊奇。诚然，这位作者的庸俗经济学有点特别。他说，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当然可以得出资本的利润，但没有理由强迫我们这样去理解。正好相反。庸俗经济学有一种至少是似乎更有理的说明方法：
　　“资本主义的出售者、原料生产者、工厂主、批发商、零售商，由于每个人都高于买价出售，因而都按一定的百分比提高商品本身的成本价格，都能从他们的营业中获得利润。只有工人不可能实行类似的追加价值的办法。工人在资本家面前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他只好按照等于劳动本身费用的那种价格出卖劳动，也就是为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出卖劳动……因此，这种价格追加对于那些作为买者的雇佣工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总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资本家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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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多动脑筋，就可以看出：这种对于资本利润所作的“庸俗经济学的”说明，实际上会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相同的结果(结果相同，但理论不同。因此，如果想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某个理论时，就必须排除其它理论也有同样结果的情形，否则这种“证明”就没有什么力度。这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常犯的错误。)；勒克西斯所说的工人所处的“不利地位”，完全和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工人都是受欺诈的，因为每个非工人都可以高于价格出售，而工人则不能；就象在英国这里人们曾经在杰文斯—门格尔的使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庸俗社会主义一样，人们也尽可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至少同样似乎有理的庸俗社会主义。我甚至推测，如果乔治·肖伯纳先生知道这个利润理论，他就会双手抱住它，一脚踢开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然后在这块岩石上重新建立起他的未来的费边社教堂。
　　但是实际上，这个理论不过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一种改写。这全部追加的价格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工人的“总产品”。而且是因为“劳动”这种商品，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必须低于价格出售。因为，如果一切商品都有一种共同的属性，即可以高于生产费用出售，如果唯独劳动是例外，总是只能按照生产费用出售，那末，劳动也就正是低于这个庸俗经济学界作为常规的价格出售。由此落到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手中的额外利润就在于下面这个事实，并且归根到底只能是来自下面这个事实：工人在再生产他的劳动的价格的补偿物以后，还要生产他没有得到报酬的产品——剩余产品，无酬劳动的产品，剩余价值。勒克西斯在用语的选择上是非常慎重的人。他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过，上述见解就是他的见解。如果这是他的见解，那就很清楚，我们这里碰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庸俗经济学家，即象他自己所说的，在马克思的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白痴”的那种人；而是一个伪装成庸俗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伪装成庸俗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一些现代庸俗经济学家门墙之外的俗家弟子也以此而自我标榜。问题在于什么是“伪装”？为什么要“伪装”？“伪装”的实际后果是什么？至于这种伪装是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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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是无意识的，那是一个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的心理学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不妨研究一下，象勒克西斯这样一个无疑很聪明伶俐的人，怎么竟然一时也会替复本位制这种荒谬的主张辩护。
　　第一个真正试图回答问题的人，是康拉德·施米特博士，见他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狄茨出版社1889年斯图加特版)。施米特试图把形成市场价格的细节既同价值规律又同平均利润率协调起来。产业资本家从他的产品中首先得到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物，然后又得到他没有支付任何报酬的剩余产品。但是，要得到这个剩余产品，他必须把他的资本预付到生产中；也就是说，他必须使用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才能占有这个剩余产品。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这种预付资本就是他为了获得这个剩余产品而付出的社会必要的物化劳动的量。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每个产业资本家。因为按照价值规律，产品是按照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并且因为对资本家来说，制造他的剩余产品的必要劳动，就是那种已经积累在他的资本中的过去劳动，所以，剩余产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资本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而不是按照实际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这样，每个资本单位所应得的份额，就等于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总和除以所使用的资本的总和。因此，相等的资本在相等的期间内会提供相等的利润，而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把剩余产品的这样计算的成本价格即平均利润，加到那个有酬产品的成本价格上，并按照这个已经提高的价格来出售这两个产品，即有酬产品和无酬产品。这样，尽管施米特认为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按照价值规律决定的，但平均利润率还是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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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构思非常巧妙，完全是按照黑格尔的模式作出的，但是它也和多数黑格尔式的构思一样，是不正确的。如果价值规律对平均价格也直接适用，那末，剩余产品同有酬产品就没有区别，二者都必须按照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已经消耗在它们上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价值规律从一开始就同那种由资本主义思想方法产生的见解相反。按照这种见解，构成资本的那种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不仅是一定数额的现成的价值，而且因为它作为生产和利润形成的因素，也形成价值，所以是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的源泉(当前一些所谓曾长期研究过《资本论》的国内经济学前辈们所提出的“新”价值理论，正是转回到这一早已陈旧到腐朽地步的观点。)；价值规律则确认，只有活劳动才具有这种属性。资本家期望按照自己资本的量的比例来取得相等的利润，因而把他们预付的资本看作是他们利润的一种成本价格，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如果施米特利用这个想法，借此来把那个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价格同价值规律协调起来，那末，他就把价值规律本身抛弃了，因为他把一种完全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想法，作为共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合并到这个规律中去了。这个想法在今天的表现之一，就是有些人主张所谓的“社会”劳动创造价值。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和活的劳动一起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价值规律就不适用了。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不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施米特的论证就同价值规律不相容。
　　施米特在问题已经临近解决的时候走上了这条岔路，因为他认为，他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一个数学公式，来证明每一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符合价值规律的。数学公式并不能表明一切，否则经济学就只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而已。不过，虽然他在这里，在已经接近达到目的的地方，走上了歧途，他那本小册子的其余内容却表明，他多少懂得从《资本论》的前两卷中得出各种进一步的结论。在此之后，直到今天，又有谁多少懂得从《资本论》的三卷中得出各种进一步的结论呢？对于前人一直未能说明的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马克思在第三卷第三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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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正确的说明，而施米特独自发现了这种说明，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他还说明了商业利润来源于产业剩余价值，并提出一系列关于利息和地租的论述，从而预先说出了马克思在第三卷第四篇和第五篇中所阐述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属于他的荣誉。
　　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新时代》1892—1893年第3期和第4期)，施米特试图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归结为：平均利润率是由于竞争形成的，因为竞争使资本由利润不足的生产部门转移到有超额利润的生产部门。竞争是利润平均化的重大原因这种看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说明不了这里存在的问题。但是，施米特试图证明，利润的这种平均化就是，生产过多的商品的出售价格归结为社会按价值规律能为这种商品支付的那种价值尺度。为什么这样做也不能达到目的，这从马克思在本卷所作的说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继施米特之后，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3卷第793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要符合经济科学的三大逻辑！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我们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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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还会引起种种异议的枝节问题撇在一边，立即转入问题的核心。理论告诉这位作者，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成正比，而经验却告诉这位作者，在平均利润率已定时，利润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成正比。法尔曼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利润只是一个习惯现象(他的意思是说，利润只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且和这种社会形态同生共死)；利润的存在只同资本联结在一起；当资本强大到足以获得利润的时候，由于竞争，它就只好为自己获得一个对一切资本来说都是相等的利润率。没有相等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生产形式的前提下，在利润率已定时，每一单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量，只能取决于他的资本的量。另一方面，利润是由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构成的。在这里，在数量上取决于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又怎样转化为在数量上取决于所需资本量的利润呢？
　　“这只是由于：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最大的一切生产部门，商品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也就是说，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即c:v最小的那些生产部门，商品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只有在那些c和v的比率代表一个平均数的生产部门，商品才按照它们的真正价值出售……各个价格和它们各自的价值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是对价值原理的否定呢？绝对不是。因为当一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时，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就按相同的程度降低到价值以下，所以价格的总额仍然和价值的总额相等……‘归根到底’这种不一致就消失了。”这种不一致是一种“干扰”；“不过，在精确的科学上，人们从来不把可以估计到的干扰看成是对一个规律的否定。”
　　我们把第九章的有关段落同这一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法尔曼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他这篇如此重要的论文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冷遇却证明，法尔曼甚至在这种发现以后，仍然需要有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十分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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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人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总是害怕碰钉子。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及其门徒不怕碰钉子，因为他们总可以在他们所把持的所谓的一流核心刊物上相互吹捧他们的胡说八道。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法尔曼使他的发现处于不完善的形式，而且是他对于马克思的叙述的理解和他自己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对这种叙述提出的一般批评，具有不可否认的缺陷。
　　凡是有机会在难题面前出丑的时候，总是少不了苏黎世的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先生。他告诉我们说(《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2卷第352页及以下各页)，整个问题要由相对剩余价值来解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相对增加为基础。
　　“不变资本的增加以工人的生产力的增加为前提。但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增加(由于使生活资料便宜)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所以，在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中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部分之间就形成直接的关系。不变资本的增加，表示着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因此，在可变资本不变而不变资本增加时，剩余价值必然增加，这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在第一卷的上百个地方说了正好相反的话；尽管这种断言，即硬说马克思认为在可变资本减少时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不变资本的增加成正比，令人如此吃惊，以致无法用任何议会辞令来形容；尽管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写下的每一行都证明，无论是相对地说还是绝对地说，他既毫不理解绝对剩余价值，也毫不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尽管他自己也说：
“乍一看来，好象在这里我们真是处在一大堆的不合理现象中”，
顺便提一下，这是他整篇文章里唯一的一句老实话。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天才发现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不禁要为此而给马克思以死后的颂扬，并且把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这一派胡言说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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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证据，证明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体系，是多么深刻多么有远见”！
　　但是，接着就更妙了，沃尔弗先生说：
　　“李嘉图也曾断言，相等的资本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利润)，同样，相等的劳动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按量计算)。问题是：一个怎样同另一个协调一致呢？可是马克思不承认问题的这种提法。他无疑已经(在第3卷中)证明，这第二个论断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它甚至同他的价值规律相矛盾，因此……应该干脆推翻。”
　　于是他要研究，在我们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错了，是我还是马克思。当然他不会想到，陷在错误当中的是他自己。
　　如果我对这番高论哪怕再多说一句话，那就是在侮辱我的读者，就是没有完全看透这种可笑的场面。我只补充一点：他过去曾经大胆地说，“马克思无疑已经在第三卷中证明了”什么，他现在又同样大胆地乘机散布一种所谓教授中间的流言，说什么康拉德·施米特的上述著作，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怂恿下”写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啊！大概在您生活和活动的那个世界里，公开向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把答案私下告诉自己的朋友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我也乐于相信，您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这一篇序言可以向您证明，在我来往的世界里，人们是不需要干这种卑鄙的勾当的。
　　马克思刚一去世，阿基尔·洛里亚先生就赶紧在《新文选》杂志(1883年4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首先是错误百出的传记，接着是对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的批评。在那里，他以这样一种自信态度伪造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态度让人推测出他抱有巨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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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同一个洛里亚先生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居然把他在1883年曾经如此完全并如此有意地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宣布为自己的发现，而使同时代人大为惊奇。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在那里已经被降低到十分庸俗的水平；而且历史的证据和事例充满了连四年级小学生都不应当犯的错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这本书证明，政治状态和政治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在相应的经济状态中找到说明这样一个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在1845年作出的，而是洛里亚先生在1886年作出的。至少，他曾经幸运地使他的本国人相信了这一点，自从他那本书用法文出版以后，又幸运地使某些法国人相信了这一点。直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从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把他偷来的孔雀羽毛拔光以前，他满可以在意大利大摇大摆地自称是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历史理论的创始人。
　　但是，这不过是洛里亚先生的手法的一个小小的标本。他还向我们保证：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马克思即使认识到谬误本身，也不会在这些谬误面前停下来，等等。他用一系列类似的无耻谰言欺骗读者，要他们相信马克思也是象洛里亚一样的野心家，也象这位帕多瓦的教授一样，为了获得一点小小的舞台效果而玩弄同样小小的下流的骗人花招。我们在今天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洛里亚先生。在这样干了之后，他现在可以向读者泄露一个重大的秘密了，同时，他也就使我们回到利润率的问题上来。
　　洛里亚先生说：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洛里亚先生在这里把它和利润等同起来)的量，取决于它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但是，这是同事实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利润不是取决于可变资本，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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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总资本。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第1卷第11章)，并且承认，从表面上看事实是同他的理论相矛盾的。但是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要自己的读者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关于这个续卷，洛里亚以前已经对他的读者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甚至没有闪过写这个续卷的念头。现在他扬扬得意地喊道：
　　“可见，我过去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说过，马克思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但这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这样说来，现在谁要是不相信马克思和大名鼎鼎的洛里亚一样善于玩弄科学骗术，那他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总之，我们已经知道，在洛里亚先生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同利润率普遍相等这个事实绝对不能相容的。现在第二卷已经出版了，我在那里公开提出的问题正是同这一点有关的。假如洛里亚先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谨慎的德国人，他大概会觉得有些难为情吧。然而他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南方人，出生在气候炎热的地方，他尽可以断言，在那里，不结冰【双关语：“不结冰”的原文是《Unverfrorenheit》，也有“厚颜无耻”的意思。——译者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条件。利润率的问题公开提出来了。洛里亚先生已经公开宣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现在要超出自己的能力公开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奇迹出现在《康拉德年鉴》(新辑第20卷第272页及以下各页)上登载的一篇评述施米特的上述著作的文章中。在他从施米特那里知道了商业利润怎样形成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件事会使那些以较大部分资本投在工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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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资本家得到利益，所以，非生产<应当说商业>资本能够从这种受益的资本家那里强行索取较高的利息<应当说利润>，因而在各个工业资本家中间造成一种均等现象……比如说，如果工业资本家A、B、C在生产中各使用100个工作日，而使用的不变资本分别是0、100和200，并且100个工作日的工资包含着50个工作日，那末，每个资本家就得到50个工作日的剩余价值，利润率对A来说是100％，对B来说是33.3％，对C来说是20％。但是，如果第四个资本家D积累了300非生产资本，凭此向A抽取40个工作日的价值，向B抽取20个工作日的价值作为利息<利润>，资本家A和B的利润率就都会下降到20％，和C的一样了。D有资本300，获得利润60，这就是说，利润率也是20％，和其他几个资本家一样。”
　　大名鼎鼎的洛里亚用这种惊人的手法，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在十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可惜，他并没有把秘密泄露给我们：这种“非生产资本”究竟从何处得到权力，使它不仅可以从工业家手里抢走他们的超过这个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而且还把这些额外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就象土地所有者把租地农场主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塞进自己的腰包完全一样。按照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商人向工业家征收一种同地租完全类似的贡赋，并由此形成平均利润率。当然，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商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只有从内心深处瞧不起全部经济学的写作冒险家，才敢于断言商业资本具有一种魔力，能够在一般利润率尚未形成以前，就把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全部超额剩余价值吸取过来，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地租，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同样令人惊奇的断言是：商业资本能够发现那些拥有恰好只和平均利润率相等的剩余价值的工业家，并且它引以为荣的是，不要任何代价，甚至不要任何手续费，就替这些工业家销售产品，以使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这些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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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者们的命运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究竟是什么样的魔术师才能想得出马克思需要玩弄这样一种可怜的把戏！
　　但是，只有当我们把洛里亚同他的北方竞争者们，例如同那个也不是昨天才出名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相比较的时候，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才放射出他的全部光辉。在这位意大利人旁边，沃尔弗先生甚至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也多么象一条汪汪叫的小狗啊！和这位高贵的厚颜无耻的大师相比，沃尔弗先生是多么笨拙，我几乎想说是多么谦逊啊！这位大师就是用这样的厚颜无耻断言：不言而喻，马克思不多也不少，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恰好和他洛里亚先生自己一样的自觉的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并且马克思明明知道不能也不打算写一个什么续卷，但每当陷入困境时，总是欺骗公众，说要在一个续卷中完成他的理论！极端狂妄，混不下去时又象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今天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及其门徒比得上。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体现着这二者的典型的统一。
　　最后，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引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纽约的乔治·斯蒂贝林医学博士先生，也发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答案。因为它是这样简单，所以在大洋两岸都没有人愿意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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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认。对此他非常恼火，于是写了数不尽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在大洋两岸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平。虽然有人已经在《新时代》上指出他的全部答案是以一个计算上的错误为基础的，但他毫不在乎，说什么马克思也曾有过计算上的错误，但是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那末，就让我们看一下斯蒂贝林的答案吧。
　　“假定有两个工厂，用相同的资本进行相同时间的作业，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同。假定总资本(c+v)=y，再用x来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率上的差。对工厂I来说，y=c+v，对工厂II来说，y＝(c-x)+(v+x)。因此，工厂I的剩余价值率=m/v，工厂II的剩余价值率=m/(v+x)。我把总资本y或c+v在一定时间内所增殖的全部剩余价值(m)叫作利润(p)，就是说p=m。这样，工厂I的利润率是=p/y或m/(c+v)；工厂II的利润率同样是=p/y或m/[(c-x)+(v+x)]，即同样是m/(c+v)。因此，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相等，时间相等，但活劳动的量不等时，由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会产生出一个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乔治·斯蒂贝林《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纽约约翰·亨利希版)
　　尽管以上的计算很巧妙，很清楚，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向斯蒂贝林博士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工厂I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恰好等于工厂II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关于c、v、y和x，也就是关于计算上的其他一切因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它们对这两个工厂来说都是相等的，但关于m却只字不提。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他用代数符号m来代表这里的两个剩余价值量，就得出它们是相等的。相反地，因为斯蒂贝林先生直接把利润p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所以这一点正好是他应当加以证明的。这里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这两个m相等，每个工厂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总资本相等时，也生产同样多的利润量，如果是这样，斯蒂贝林先生就是从一开始把他应当证明的事情当作前提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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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工厂比另一个工厂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是这样，他的全部计算就都站不住脚了。这种手法仍然在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的手上玩弄着，其中有人还获得了所谓的经济学（非经济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参见余斌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4月版。更为可悲的是，这些现代庸俗经济学家的追随者们还要为这一手法辩护，认为它是正当的、必然的。如果斯蒂贝林先生生于今天，他很可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不会为没有人愿意予以承认而苦恼。
　　斯蒂贝林先生不辞劳苦，不惜工本，在这种错误计算的基础上，作出了堆积如山的计算，公之于众。我可以向他作出令人放心的保证，几乎他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所要证明的事情。本批阅者同样可以作出保证，几乎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有“无关论”都是错误的(其中，资本结构无关论和股利政策无关论已遭批驳)，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这些无关论本来打算要证明的事情。例如，他对1870年和1880年美国的国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确实证明了利润率的下降，但他对于这个事实的说明却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始终不变的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来加以修正。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三卷的第三篇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固定的利润率”，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也同斯蒂贝林博士所说的正好相反。斯蒂贝林博士先生的用意显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全部研究的结果是：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尔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读到这个第三卷，他们就会对于他们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满意了。
弗·恩格斯
1894年10月4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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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在第一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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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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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末，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
　　例如，假定生产某一商品耗费500镑资本：其中劳动资料的损耗20镑，生产材料380镑，劳动力100镑；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这样，产品价值就等于400c+100v+100m=600镑。
　　减去100镑剩余价值之后，还剩下500镑的商品价值，而这500镑只是补偿已经耗费的资本500镑。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相比之下，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还包含所谓机会成本，即资本与来历不明的利息率的乘积。
　　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工人自己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成为执行职能的并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资本家是实际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我们把成本价格叫作k，W=c+v+m这个公式就转化为W=k+m这个公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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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
　　因此，把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归结为成本价格这个范畴的办法，一方面，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歧义之所在。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因为，既然W=k+m，那末k=W-m。另一方面，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决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资本家账簿上的项目。这个价值部分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发生实际的影响，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
　　但是，成本价格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形成或同资本的增殖过程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知道商品价值的600镑的5/6或500镑，只是所耗费的500镑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此只够买回这个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我们由此还是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形成商品成本价格的这个5/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也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形成剩余价值的最后1/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不过，我们通过研究将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本价格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价值生产本身的一个范畴。
　　我们再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假定一个工人在一个社会平均工作日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一个6先令=6马克的货币额，那末，500镑预付资本=400c+100v，是1666 2/3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其中1333 1/3个工作日结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400c中，333 1/3个工作日结晶在劳动力价值=100v中。因此，在已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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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率为100％的情况下，生产这个新形成的商品，需要耗费的劳动力=100v+100m=666 2/3个十小时工作日。
　　其次，我们知道(见第1卷第7章)，新形成的产品的价值600镑由两部分构成：1、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400镑不变资本的再现价值；2、新生产的200镑价值。商品的成本价格=500镑，包含再现的400c和新生产的200镑价值的一半(=100v)，也就是包含两个来源完全不同的商品价值要素。
　　由于在666 2/3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的劳动的有目的的性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400镑，就由这些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去了。所以，这个旧价值是作为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再现出来的，而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它之所以作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存在了。因此，所耗费的不变资本，是用它本身加到商品价值上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来补偿的。可见，成本价格的这个要素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是商品价值中那个用来补偿所耗费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形成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因为它是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因为生产资料花了这么多的费用。
　　成本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666 2/3日的劳动，形成一个200镑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中的一部分，只补偿100镑预付的可变资本，或者说，只补偿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格。但是，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决不会参加新价值的形成。在预付资本中，劳动力是作为价值计算的，而在生产过程中，它是作为价值形成的要素执行职能的。在预付资本中出现的劳动力价值，在实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中，为形成价值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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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自身所代替。
　　商品价值中这些合起来形成成本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只要所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或者所耗费的可变资本部分发生价值量的变化，就会显示出来。假定同样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或不变资本部分由400镑提高到600镑，或者相反，由400镑降低到200镑。在前一个场合，不仅商品的成本价格会由500镑提高到600c+100v=700镑，而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600镑提高到600c+100v+100m=800镑。而后一个场合，不仅成本价格会由500镑降低到200c+100v=300镑，而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600镑降低到200c+100v+100m=400镑。因为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会把它本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值将会随着这个资本价值的绝对量的增减而增减。反过来，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量劳动力的价格由100镑增加到150镑，或者相反，减少到50镑。虽然在前一个场合，成本价格会由500镑提高到400c+150v=550镑，而在后一场合，成本价格会由500镑降低到400c+50v=450镑，但在这两个场合，商品价值还是保持不变=600镑；在前一个场合=400c+150v+50m；在后一场合=400c+50v+150m。预付的可变资本不会把它自身的价值加到产品中去。铜制的钉子比铁制的钉子价格高，是因为铜的价格高于铁，但如果制钉童工的工作效率与成年工一样，用工资更高的成年工并不能提高钉子的价格。相反地，在产品中代替可变资本出现的，是一个由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可变资本的绝对价值量的变化，只要仅仅表现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就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的绝对量，因为它并不改变由活动的劳动力创造的这个新价值的绝对量。相反地，这种变化只会影响新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数量关系，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另一个组成部分则补偿可变资本，从而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别有用心地指出，通货膨胀(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劳动力价格）造成的，从而妄图打击工人争取自身权利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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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价格的两部分，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400c+100v，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商品价值中补偿预付资本的部分。
　　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个实际的情况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地方，除了其他方面，还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或者说，表现为工资(第1卷第17章)。因此，预付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表现为在工资上耗费的资本，表现为一个用来支付在生产上耗费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资本价值。例如，假定一个十小时的社会平均工作日体现为一个6先令的货币额，那末，100镑预付可变资本就是一个在333 1/3个十小时工作日内生产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这个在预付资本中出现的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它为活的劳动力所代替。拿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为100％，那末劳动力就会在666 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掉，从而把一个200镑的新价值加入产品。但在预付资本中，这100镑可变资本表现为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或者说，表现为666 2/3个十小时工作日内完成的劳动的价格。100镑除以666 2/3，得3先令，这就是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格，它是5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
　　如果把预付资本和商品价值二者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得到：
I、预付资本500镑=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资本400镑(即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劳动上耗费的资本100镑(即666 2/3个工作日的价格或工资)。
II、商品价值600镑=成本价格500镑(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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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镑+耗费的666 2/3个工作日的价格100镑)+剩余价值100镑。
　　在这个公式中，在劳动上支出的资本部分和在生产资料(例如棉花或煤炭)上支出的资本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用来支付一种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而决不在于前者在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中，从而在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起着职能上不同的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正象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已经有目的地用掉了。同样，在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666 2/3个工作日的价格或工资，也象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再现出来，这也是因为这个数量的劳动已经以有目的的形式耗费了。我们只看到完成的现有的价值，即加入产品价值形成中的预付资本的各个价值部分，但看不到创造新价值的要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全部500镑的成本价格，现在取得了双重意义：第一，它是600镑商品价值中用来补偿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500镑资本的组成部分；第二，商品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成本价格存在了，也就是说，已经作为预付资本存在了。资本价值之所以作为商品的成本价格再现出来，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已经作为资本价值耗费掉了。
　　预付资本的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消耗在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上，这一情况只是决定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再买回这些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相反地，就成本价格本身的形成来说，只有一个区别会显现出来，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用我们的例子来说，20镑算作劳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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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损耗(400c=劳动资料的损耗20镑+生产材料380镑)。假定这个劳动资料的价值在商品生产之前=1200镑，那末，在商品生产之后，它就以两种形式存在：20镑表现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在会计上称为折旧。1200-20镑或1180镑表现为仍归资本家所有的劳动资料的余下的价值，换句话说，不是表现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要素，而是表现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要素。和劳动资料相反，生产材料和工资却在商品的生产中全部消耗，因此，它们的价值也会全部加入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我们讲过，预付资本的这些不同组成部分，就周转来说，采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
　　因此，预付资本=1680镑：固定资本1200镑+流动资本480镑(=生产材料380镑+工资100镑)。
　　但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只=500镑(固定资本的损耗20镑，流动资本480镑)。
　　商品成本价格和预付资本的这种差别只是证明：商品的成本价格仅仅是由商品的生产上实际耗费的资本构成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不敢涉及这个差别，因为追究下去，其理论基础的荒谬性会一览无遗。
　　在商品的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是1200镑，但这个预付资本价值在生产上只丧失了20镑。因此，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只有一部分在商品的生产上消耗掉。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则全部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在商品的生产上全部消耗掉了。而这无非是证明：所耗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和所耗费的流动资本部分，会按照它们各自价值量的比例，同样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只是来源于商品的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预付的固定资本1200镑只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丧失的20镑，而不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丧失的1180镑也加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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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值。
　　因此，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种差别，从成本价格的计算来说，不过证明成本价格从表面上看是由耗费的资本价值形成的，或者说，是由资本家自己在耗费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上付出的价格形成的。另一方面，从价值形成来说，在劳动力上支出的可变资本部分，在这里，在流动资本这个项目下，显然和不变资本(即由生产材料构成的资本部分)等同起来。这样，资本的增殖过程的神秘化也就完成了。【这个事实在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能够引起什么样的混乱，我们已经在第1卷第7章第3节，以纳·威·西尼耳为例，加以说明了。】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商品价值的一个要素，即成本价格。现在我们必须看看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首先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但是，因为成本价格等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并且不断地再转化为所耗费的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所以，这个价值余额就是商品的生产上耗费掉的并且会从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资本的价值增加额。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虽然剩余价值m只是产生于可变资本v的价值变动，因而本来只是可变资本的一个增长额，但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它同样也成为所耗费的总资本c+v的一个价值增加额。c+(v+m)这一公式——它表示m的生产是由于预付在劳动力上的一定的资本价值v转化为一个流动的量，即一个不变量转化为一个可变量——也可以用(c+v)+m来表现。在数学上这两个表达式相等，在经济科学上这两个表达式截然不同。在生产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500镑的资本。在生产完成以后，我们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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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500镑的资本加上一个100镑的价值增加额。【“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v这个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结果，因此，v+m=v+△v(v加v的增长额)，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500，现在变成了590。”(第1卷第7章第1节)】
　　但是，剩余价值不仅对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是一个增加额，而且对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也是一个增加额；因而，不仅对用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补偿的所耗费的资本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而且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全部资本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1680镑的资本价值，即在劳动资料上支出的1200镑固定资本(其中只有20镑的损耗加入商品价值)，加上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支出的480镑流动资本。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我们有了生产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1180镑，加上一个商品资本600镑。把这两个价值额加在一起，这个资本家现在就占有了一个1780镑的价值。从这个价值减去全部预付资本1680镑，就剩下一个100镑的价值增加额。因此，100镑的剩余价值，对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部分500镑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对所使用的资本1680镑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
　　现在对资本家来说很清楚，这个价值增加额来自用资本进行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来自资本自身；因为它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才存在，而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并不存在。首先就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来说，好象剩余价值同样来自所耗费的资本的不同价值要素，即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要素和由劳动构成的价值要素，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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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素同样都加入成本价格的形成。它们同样都把自己的作为预付资本存在的价值加入产品价值，而并不区分为不变的价值量和可变的价值量。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暂且设想一下，全部所耗费的资本完全由工资构成，或者完全由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就很清楚了。这时，在前一个场合，商品价值就不是400c+100v+100m，而是500v+100m。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500镑，就是生产商品价值600镑所使用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它形成全部产品的成本价格。但是，这个成本价格的形成，即所耗费的资本价值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过程，是我们在这个商品价值的形成中所知道的唯一过程。至于这个商品价值中剩余价值组成部分100镑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并不知道。在商品价值=500c+100m的第二个场合，情况也完全一样。在这两个场合，我们都知道，剩余价值是由一个既定的价值产生的，因为这个价值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预付的，至于是以劳动的形式预付，还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所以能形成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于它已经被消耗，从而形成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正是就它形成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说，它形成的不是剩余价值，而只是所耗费的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而，就它形成剩余价值来说，它不是靠它作为所耗费的资本的特有属性，而是靠它作为预付资本，从而作为所使用的资本的特有属性，来形成剩余价值的。因此，剩余价值既由预付资本中那个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生，也由预付资本中那个不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生；总之，同样由所使用的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产生。总资本在物质上是产品的形成要素，不管它作为劳动资料，还是作为生产材料和劳动，都是如此。总资本虽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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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在物质上总是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虽然只是部分地参加成本价格的形成，但会全部参加剩余价值的形成。不管怎样，结论总是：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边际产出，而工资则是劳动的边际产出。考虑到工人常常是预付自己的劳动，因此即使我们同意按所谓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但既然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则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工人也应当同资本的其它部分一起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而不是仅仅得到工资。这或许是社会主义时期真正可行的股份合作制的理论基础。在这个理论中，工资对于工人，就象折旧对于资本一样，是不能算作报酬的。如果用马尔萨斯的粗浅的说法，这个结论还可以更简短地表达为：
　　“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
　　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只是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因此，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就因为它是用来生产利润的，换句话说，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而资本是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这就是现代企业的由来。没有企业生产，只有市场交易，是产生不了利润的。企业的性质在于追逐利润，而不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谓的节约交易费用。显然，即使没有交易费用的节约，甚至交易费用还有所增加，但只要有利润，就可能有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科斯的理论的核心，其实是要把剩余价值归因于交易费用的节约，否定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从而否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资本主义制度而辩护。如果我们把利润叫作p，那末，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因此，我们在这里最初看到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因为成本价格的形成具有一种假象，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必然变成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总资本引起。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我们知道，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它的价值。因为W=k+m，所以k=W-m。只有m=0，公式W=k+m才会归结为W=k，即商品价值=商品成本价格。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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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不会发生的，就正常情况或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所谓均衡情况而言。虽然在特殊的市场行情下，商品的出售价格可以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甚至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以下。
　　因此，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那末，利润就会被实现，这个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也就是等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即使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得到利润。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即使它低于商品的价值，也总会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总会获得利润。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价值=600镑，成本价格=500镑。假定商品按510镑、520镑、530镑、560镑或590镑的价格出售，它就分别低于它的价值90镑、80镑、70镑、40镑或10镑出售，但从它的出售中仍然可以分别得到10镑、20镑、30镑、60镑或90镑的利润。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显然会有无数的出售价格。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越大，这些中间价格的实际活动余地也就越大。从而在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的混乱也越大，并给所谓的“企业家才能”提供了容身之处。
　　这不仅可以说明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等等。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也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
　　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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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作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况且，商品的成本价格还是资本家自己为了生产商品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因而是一个由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决定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资本家看来，在商品出售时实现的价值余额或剩余价值，似乎是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而不是它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因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好象不是通过商品的出售来实现，而是从商品的出售本身产生的。关于这种错觉，我们在第一卷第四章第二节(《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托伦斯等人在把这种错觉看成政治经济学超过李嘉图的一个进步时再次提出的那种说法。
　　“自然价格由生产费用构成，或者换句话说，由生产或制造商品时的资本支出构成，它不可能包含利润……一个租地农场主为耕种他的田地支出了100夸特谷物，而收回120夸特，这20夸特就是产品超过支出的余额，就是他的利润；但是把这个余额或利润叫作他的支出的一部分，却是荒谬的……一个工厂主支出一定量的原料、工具和劳动所需的生活资料，而获得一定量的成品。这个成品，同为了获得这个成品而预付的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相比，必须有一个更大的交换价值。”
　　托伦斯由此得出结论说：出售价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利润的产生是由于：消费者
“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付出的部分，大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不大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死劳动与活劳动。
　　实际上，超过一个定量的余额，不可能成为这个定量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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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而，利润，商品价值超过资本家的支出的余额，也不可能形成这个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除了资本家预付的价值，再没有任何别的要素加入商品的价值形成，那末我们就不明白，怎样会从生产中得出一个比加入生产中的价值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怎样会从无中生出有来。但是托伦斯只是用从商品生产领域转移到商品流通领域的办法，来逃避这个无中生有的创造。托伦斯说，利润不可能从生产中产生，否则，它就包含在生产费用中了，因而也就不是超过这个费用的余额了。拉姆赛反驳说，如果利润不是在商品交换以前就已经存在，它也就不能从商品的交换中产生出来。互相交换的产品的价值总额，显然不会通过产品的交换而改变，因为这个价值总额本来就是这些产品的价值总额。它在交换以后同它在交换以前是一样的。这里应当指出，马尔萨斯直接以托伦斯的权威意见作为根据，虽然他自己对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这个问题，提出过不同的解释，或者不如说没有作过什么解释，因为所有这类议论，实际上和当时流行的燃素有负重量的说法，完全是一路货色。现代庸俗经济学也是这路货色。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尤其是所谓的学者和他们的学生。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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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由于不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这个小农在今天一定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高材生。现在的资本家给少数学者以高于工人的酬金，让他们给自己做策划之类的课题，也是既剥削了学者的剩余劳动，同时又让学者鼓吹资本主义的好。对于这类学者及其得意学生，以后可以用“巴尔扎克小农”这个名词称呼之。
　　有一种糊涂观念以为，商品的成本价格构成商品的现实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于商品高于价值出售产生的，因而，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也就是等于在它上面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加上工资，商品就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现代庸俗经济学还要加上一个资本的机会成本，即资本不进入生产过程，而是全部存入银行(如果银行不安全，存款有风险，那就购买无风险的国债)可以得到的利息(但是，如果所有的资本都进入银行，那么利息又从何而来呢？)。而利息率是部分地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部分地受中央银行(在美国，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人为调控的。从而在现代庸俗经济学那里，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与其相等的商品价值，部分地由中央银行的官员确定，部分地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确定。这种糊涂观念，被那个惯于用科学招牌来招摇撞骗的蒲鲁东吹嘘为新发现的社会主义秘密。把商品价值归结为商品成本价格，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民银行的基础。以前已经指出，产品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可以表现在产品本身的各个相应部分上。例如(第1卷第7章第2节)，假定20磅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其中24先令代表生产资料，3先令代表劳动力，3先令代表剩余价值，那末这个剩余价值就可以表现在产品的1/10=2磅棉纱上。如果这20磅棉纱按照它的成本价格即27先令的价格出售，那末买者就可以白得2磅棉纱，或者说，商品就是低于它的价值1/10出售的；但是工人仍然提供了他的剩余劳动，不过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棉纱生产者提供，而只是为棉纱的购买者提供。认为只要一切商品都按各自的成本价格出售，结果实际上就会和一切商品都高于各自的成本价格但按各自的价值出售一样，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即使劳动力的价值、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到处相等，不同商品的价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也仍然会由于在生产这些商品时预付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而极不相等。【“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资本论》第1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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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利　润　率
　　资本的总公式是G—W—G'；这就是说，一个价值额投入流通，是为了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的价值额。这个更大价值额的产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更大价值额的实现过程，是资本的流通。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他的个人消费。看来资本家真的在“节欲”，因为一方面他没有将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用于个人消费，另一方面，他往往又没有生产可以直接供其消费的商品。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这一切组成部分同样地预付出去，不仅是为了再生产预付资本，而且是为了生产一个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余额。他只有使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同活劳动相交换，即对活劳动进行剥削，才能把这个价值转化为一个更大的价值。但是，他只有同时预付实现这种劳动的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也就是说，他只有把他所占有的一个价值额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形式，才能对这种劳动进行剥削；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还在前面第一卷就已经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现代庸俗经济学却认为，是由于劳动者缺乏经营能力，或他们自身的财富不足以表现他们有足够的经营能力，以及是由于他们不愿承担风险只想拿“固定”的工资，才使得他们成为雇佣工人。完全是不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一派胡言。见《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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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使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能对劳动进行剥削，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使不变资本增殖，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从而在其雇用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的心目中)，这两种资本就完全混同在一起了。而且，因为他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以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利润率可以不变，然而它可以表示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产品中由资本家支付的一切价值组成部分，或者由他投入生产的这些价值组成部分的等价物，都属于产品成本。单是使资本保存下来，或者说，按原有的量再生产出来，就必须使这些成本得到补偿。
　　商品包含的价值，等于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的总和则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而对资本家来说，商品成本只由他所支付的物化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商品包含的剩余劳动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虽然它同有酬劳动一样，需要工人付出劳动，并且它同有酬劳动一样创造价值，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加入商品。资本家的利润是这样来的：他可以出售他没有支付分文的某种东西。在资本家没有支付分文的东西中，除了工人的无酬劳动之外，还包含其它一些东西：比如，自然力、大企业的规模效应等。这些东西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被资本家所霸占。至于资本家对市场的垄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平等交换等等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则源于其它弱势资本家手下的工人的无酬劳动。剩余价值或利润，恰恰就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或者说，就是商品包含的劳动总额超过它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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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酬劳动额的余额。因此，不管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用分数m/C来表示，其中C表示总资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m/v不同的利润率m/C=m/(c＋v)。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或关系。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这种相反，正是现代庸俗经济学首要的研究方式。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通过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质的东西。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的形式即利润，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揭示看不见的本质，才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至于单个资本家，那末很清楚，他唯一关心的，是剩余价值即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和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而对这个余额和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关系以及这个余额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不仅不关心，而且掩盖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为了这个利益，他直接和间接地雇用和“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庸俗经济学家。
　　虽然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得到实现。由于这个余额在现实中、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实现到什么强度，都要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因此这个余额更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它来自流通过程。在这里没有必要说明，如果一个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出售，那只是发生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分配；这种不同的分配，即在不同个人之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率的变更，既丝毫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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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大小，也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在实际流通过程中，不仅发生着我们在第二卷已经考察过的各种转化，而且这些转化还同现实的竞争，同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的买和卖结合在一起，以致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他本人实现的剩余价值，既取决于对劳动的直接剥削，也取决于互相诈骗的行为。这种互相诈骗的行为，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鼓吹的资本家(企业家)的经营行为，是所谓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的应有之义。在现代庸俗经济学家看来，因为这种行为能给企业带来效益，促进企业的发展，所以工人应当为此而给资本家(企业家)以剩余索取权，即容许他们肆意榨取剩余价值。
　　在流通过程中起作用的，除了劳动时间，还有流通时间，它也限制着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量。此外，还有另一些来自流通的要素，也会对直接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二者不断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从而不断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征分辨不清。以前已经说过，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一般价值的生产一样，会获得新的规定；资本会经历它的各种转化的循环；最后，它还会从它的可以说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外部的生活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对立的不是资本和劳动，而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又是单纯作为买者和卖者的个人；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的进程中会互相交错，好象二者同样地决定着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互相对立的最初形式，会由于一些看来与此无关的关系的干扰而被掩盖起来；剩余价值本身也好象不是占有劳动时间的产物，而是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成本价格因此也就容易表现为商品的固有价值，结果利润就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内在价值的余额。
　　诚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性质会不断在资本家的意识中出现；在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时谈到的资本家对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求等等，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1、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也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会不断转化为流通过程，就象流通过程会不断转化为生产过程一样，因此，关于生产过程中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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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利益的源泉，即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点隐隐约约的感觉，但至多不过表现为一个和下述看法同样合理的要素，按照这种看法，已实现的余额，好象来源于不以生产过程为转移而由流通本身产生的运动，也就是属于资本而又不以资本对劳动的关系为转移的运动。难怪连现代经济学家如拉姆赛、马尔萨斯、西尼耳、托伦斯等人也直接用流通的这些现象来证明：资本在它的单纯物质存在上，与它同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它成为资本)无关，是一个与劳动并列而且不以劳动为转移的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2、在既包括工资，也包括原料价格、机器磨损等等的成本项目下，无酬劳动的榨取，只是表现为成本中某一项支付上的节约，只是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支付上的减少；就象由于买进的原料比较便宜或由于机器磨损减少而得到节约完全一样。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话说，就象契约数目的减少而得到交易费用的节约一样。因此，剩余劳动的榨取，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质；它同剩余价值的独特关系也被弄得模糊不清了；正如我们在第一卷第六篇已经指出的，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形式这一点，又大大促进和助长了上述这种情况。
　　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超额价值(利润)的源泉，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不过，剩余价值借助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从这种颠倒的关系出发，甚至在简单的生产关系内，也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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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歪曲的意识正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拼死要抓住的东西。
　　我们研究李嘉图学派就会知道，把利润率的规律直接表现为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或者相反，完全是一种荒谬的尝试。在资本家的头脑中，这两个规律当然是没有区别的。在m/C这个表现中，剩余价值是按照为生产它而预付的总资本的价值计算的，总资本在这个生产中一部分完全被消费掉，一部分只是被使用了。实际上，m/C这个比率表示全部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这就是说，按照剩余价值的概念上的、内在的联系和性质来说，这个比率表示可变资本的变动量和全部预付资本量之间的关系。
　　总资本的价值量本来同剩余价值量没有任何内在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就总资本的物质要素来说，总资本减去可变资本，也就是不变资本，是由实现劳动的物质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构成的。要使一定量劳动实现在商品中，从而形成价值，就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劳动的量和需要追加这个活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之间，按照追加劳动的特殊性质，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关系。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在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和生产资料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假定生产工资的必要劳动每天为6小时，那末工人为了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为了创造100％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劳动12小时。他在12小时内用掉的生产资料比6小时内用掉的多一倍。但是，他在6小时内追加的剩余价值，同6小时或者甚至12小时内用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后者的价值在这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重要的只是技术上必要的量。原料或劳动资料不管贵贱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它们具有所要求的使用价值，并且和要被吸收的活劳动保持一个技术上规定的比例就行了。如果我知道，1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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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纺掉棉花x磅，值a先令，我当然也就知道，12小时纺掉棉花12x磅=12a先令；这样，我就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12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价值的比例，就象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6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价值的比例一样。但是，活劳动和生产资料价值的比例，只是在a先令充当x磅棉花的标志时，在这里才能成立；因为，一定量棉花有一定的价格，因而反过来，只要棉花价格不变，一定的价格也能够作为一定量棉花的指数。如果我知道，为了占有6小时剩余劳动，我必须要别人劳动12小时，也就是说，我必须为12小时准备好棉花，并且我又知道12小时所需要的这个棉花量的价格，那末在棉花价格(作为必需量的指数)和剩余价值之间就间接地存在着一个比例。但是反过来，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原料的价格中推断出比如说1小时(不是6小时)能够纺掉的原料的总量。因此，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c+v)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
　　如果剩余价值率已知，剩余价值量也已知，那末利润率所表示的，就只是它实际所指的东西，即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计算法，也就是用总资本的价值计算，而不是用和劳动相交换的、直接产生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计算。但在现实中(也就是在现象世界中)，事情正好相反。剩余价值是已知的，然而是作为商品出售价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已知的；这个余额的来源依然是神秘的：是来自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剥削，是来自流通过程中买者所受的欺诈，还是同时来自这二者？其次，已知的，还有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即利润率。用全部预付资本价值来计算出售价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很重要、很自然的，因为总资本增殖的比率，或者说总资本的增殖程度，实际就是这样找到的。如果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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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利润率出发，那末就根本不可能推论出这个余额和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部分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将会看到，马尔萨斯在试图走这一条路来探寻剩余价值的秘密以及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部分之间的独特关系的秘密时，作了多么滑稽的表演。利润率本身所表明的，不如说是这个余额对同样大小的各个资本部分的同样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就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区别，只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显示出来。而这个区别所以能够显示出来，也只是因为余额的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作为一个简单的量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来计算。在余额的这第一个形式上，全部流动资本会加入成本价格，而固定资本中却只有损耗会加入成本价格。第二，作为这个价值余额和预付资本总价值的比率来计算。在这里，全部固定资本的价值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一样加入计算。流动资本在这两个场合都以同一方式加入计算；而固定资本在前一个场合，以一种和流动资本不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在后一个场合，却以相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因此，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在这里就不能不认为是唯一的区别了。
　　因此，当这个余额从利润率中，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再反映自身时，或者换句话说，当这个余额通过利润率进一步表示出自己的特征时，它就表现为资本在每年或在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创造的、超过资本本身价值的一个余额。
　　因此，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分析才能使剩余价值从利润中脱壳而出。在剩余价值中，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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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这时，剩余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神秘化了，好象它来自资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质。
　　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组织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
　　在这一篇中，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是不同的；相反地，利润和剩余价值被看作是同一个数量，只是形式不同。在下一篇我们会看到，外表化的过程将进一步发展，并且利润在数量上也将表现为一个和剩余价值不同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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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正如在前一章的末尾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这里，和在这个第—篇全篇一样，假定一定量的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额，和这个资本在—定流通期间产生的剩余价值总额相等。因此，我们暂时撇开以下的事实：这个剩余价值一方面分成各种派生形式，即资本利息、地租、赋税等等；另一方面，在多数场合，它和按照一般平均利润率占有的利润是不一致的。由此产生了无数的问题和错误的认识。关于一般平均利润率，我们将在第二篇加以讨论。
　　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我们仍然沿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各种符号。总资本C分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生产一个剩余价值m。我们把这个剩余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m/v叫作剩余价值率，并且用m'来表示。这样，m/v=m'，因而m=m'v。这个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同可变资本相对比，而是同总资本相对比，就叫作利润(p)，而剩余价值m和总资本C的比率m/C，就叫作利润率p'。这样我们就得到：
p'=m/C=m/(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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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m的上述的值m'v代替m，我们又得到：
p'=m'v/C=m'v/(c+v),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用如下的比例来表示：
p':m'=v:C；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利润率p'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m'，因为可变资本v总是小于C，即v+c之和，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之和；不过要把v=C这种唯一的、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情形除外，也就是要把资本家完全不预付不变资本，不预付生产资料，而只预付工资的情形除外。
　　此外，在我们的研究中，还要考虑到一系列对c、v和m的大小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他因素，因此要简略地提一下这些因素。
　　第一是货币的价值。我们可以假定，货币的价值到处都是不变的。
　　第二是周转。我们暂时完全不考虑这个因素，因为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我们要在以后的一章中专门进行考察。{在这里，我们只是先提出一点：公式p'=m'v/C，严格地说，只是对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年剩余价值率m'n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m'，这个公式也适用于年周转；在这里，n代表可变资本一年内周转的次数(见第2卷第16章第I节)。——弗·恩·}
　　第三，还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已经在第一卷第四篇详细讨论过了。但它对利润率，至少对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也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象我们在第一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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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章中说过的情形那样，这个单个资本用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的生产率来进行工作，按低于同种商品的社会平均价值的价值来提供产品，因而会实现一个额外利润。但这个情形在这里仍然不予考虑，因为在这一篇，我们还是假定各种商品是在社会正常的条件下生产，并且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场合都假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事实上，投在一个产业部门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定比率，总是表示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一旦这个比率的变化不是由不变资本的各个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的价值变化或工资的变化引起的，那也就表示，劳动生产率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c、v和m这几个因素的变化同时也包含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于是，如果按所谓的不变价值计算，那么，我们很难在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或商品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考察c、v和m的变化。
　　其余三个因素，即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工资的情况，同样如此。它们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我们已在第一卷详细论述过了。因此，很清楚，虽然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总是假定这三个因素保持不变，但是v和m的变化同样可以包含着它们的这几个决定要素的量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一下，工资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同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对它们的影响是相反的；工资的增加会减少剩余价值，而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则会增加剩余价值。
　　例如，假定有一个100的资本，使用20个工人，在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总工资为20的条件下，生产一个20的剩余价值。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20v+20m；m'=100％，p'=20%。
　　假定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但工资不增加。这样，20个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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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值产品，就由40增加到60(10:15=40:60)；因为支付的工资v保持不变，所以剩余价值就由20增加到40。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20v+40m；m'=200％，p'=40%。
　　另一方面，如果每天劳动仍旧是10小时，而工资由20下降到12，那末总价值产品仍旧是40，但分配情况不同了；v减少到12，余下的28就是m。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12v+28m；m'=233 1/3％，p'=28/92=30 10/23％。
　　由此可见，工作日的延长(或劳动强度的相应提高)和工资的降低，都会增加剩余价值量，从而会提高剩余价值率；相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增加则会降低剩余价值率。所以，如果v因工资的增加而增加，这并不表示劳动量增加了，而只是表示劳动量的报酬更高了；在这个场合，m'和p'就不会提高，而会降低。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工作日、劳动强度和工资的变化，一定会使v和m以及它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从而也会使p'，即m和c+v(总资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同样很清楚，m和v的比率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劳动条件中至少有一个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在这里正好可以看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的运动及其增殖之间的特别的有机联系，以及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区别。就价值形成而言，不变资本所以重要，只是在于它具有的价值。在这里，对价值形成来说，1500镑不变资本究竟是代表1500吨铁(假定每吨1镑)还是代表500吨铁(每吨3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究竟体现为多少实际材料，对价值形成和利润率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增减和这个资本所代表的物质使用价值的量不管成什么比率，利润率同这个价值总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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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方向变动。
　　可变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重要的，首先不是在于可变资本具有的价值，不是在于它所包含的物化劳动，而是在于这个价值只是可变资本所推动的但没有在可变资本中体现的总劳动的指数。这个总劳动和在可变资本本身中体现的劳动即有酬劳动的差额，或者说，总劳动中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可变资本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小的时候，就越大。假定一个10小时的工作日等于10先令=10马克。如果必要劳动即补偿工资或可变资本的劳动=5小时=5先令，那末，剩余劳动就=5小时，剩余价值就=5先令。如果必要劳动=4小时=4先令，那末，剩余劳动就=6小时，剩余价值就=6先令。
　　因此，只要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或者不如说，这个指数的尺度本身已经发生变化，那末，剩余价值率就会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发生变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这种不同，与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是不一致的，应当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
　　现在我们把上述的利润率方程式p'=m'v/C，应用到各种可能的情况上来。我们依次变更m'v/C中各个因素的值，并确定这些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系列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况看作同一个资本的依次变化的作用条件，但也可以看作同时并存于不同产业部门或不同国家、为了比较才列在一起的不同的资本。因此，如果把我们所举的某些例子理解为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先后出现的状态，这样显得勉强或实际上不可能，那末，只要把它们理解为互相独立的资本在进行比较，这种指责也就可以消除了。如果象现代庸俗经济学做实证研究那样，把它们加总到一起，从而抹杀其中的区别，那我们就什么结论也得不到了。
　　因此，我们把m'v/C这个乘积分成两个因素，m'和v/C；我们先把m'当作是不变的，研究v/C的各种可能变化的作用；然后把v/C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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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数当作是不变的，使m'发生各种可能的变化；最后，我们假定一切因素都是可变的，并列举所有的情形，由此推出利润率的各种规律。
I、m'不变，v/C可变
　　我们可以为这种情况——它又包含许多派生情况——提出一个总公式。假定有两个资本C和C1，它们的可变组成部分分别为v和v1，剩余价值率同为m'，利润率分别为p'和p1'——这样：
p'=m'v/C；p1'=m'v1/C1。
　　现在使C和C1相比，v和v1相比。例如，假定分数C1/C之值=E，分数v1/v之值=e，这样，C1=EC，v1=ev。用所得之值，代替上述p1'方程式中的C1和v1，我们就得到：
p'=m'ev/EC。
　　把上述两个方程式变成比例，我们就可以由这两个方程式引出第二个公式：
p':p1'=m'v/C:m'v1/C1=v/C:v1/C1。
　　因为以同数乘除分子和分母，分数的值不变，所以我们可以把v/C和v1/C1化为百分比，也就是，使C和C1各=100。这样，我们就得到v/C=v/100和v1/C1=v1/100，我们还可以把上述比例中的分母去掉，于是就得到：
p':p1'=v:v1；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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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何两个以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发生作用的资本来说，利润率之比，等于按各自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这两个公式，包含着v/C的变化的一切情况。
　　在分别考察这些情况之前，还要指出一点。因为C是c和v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因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通常都用百分比来表示，所以一般地说，假定c+v之和也为100，也就是用百分比来表示c和v，是比较方便的。在我们不是要确定利润量，而是要确定利润率时，不管是说一个15000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12000，可变资本3000，生产一个3000的剩余价值，还是把这个资本化为百分比，结果都是一样：
15000C=12000c+3000v(+3000m)
100C= 80c+ 20v(+ 20m)。
　　在这两个场合，剩余价值率m'都是=100%，利润率都是=20％。
　　当我们拿两个资本作比较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拿上面那个资本同另一个如下的资本作比较：
12000C=l0800c+1200v(+1200m)
100C= 90c+ 10v(+ 10m)，
　　在这两个场合，m'都是=100％，p'都是=10%，而用百分比的形式来同上面那个资本作比较，结果就清楚得多。
　　相反，在我们考察同一个资本的变化时，百分比形式就很少应用，因为这个形式几乎总是把这些变化掩盖起来。如果一个资本由百分比形式
80c+20v+20m
变为百分比形式
64
90c+10v+10m，
那末，我们就看不出，这个变化了的百分比构成即90c+10v，是由v的绝对减少引起的，还是由c的绝对增加引起的，还是同时由二者引起的。要看出这一点，我们必须有绝对的数字。而在研究下述的各个变化情况时，整个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80c+20v变为90c+10v，是由于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不变，如12000c+3000v变为27000c+3000v(百分比形式是90c+10v)；或者由于不变资本不变、可变资本减少，如12000c+3000v变为12000c+1333 1/3v(百分比形式也是90c+10v)；或者由于二者都发生变化，如12000c+3000v变为13500c+1500v(百分比形式还是90c+10v)。我们现在正要依次研究这些情况，因此，尽管百分比的形式十分方便，我们只好放弃不用，或者只是把它当作次要的形式来使用。
1、m'和C不变，v可变
　　如果v的大小发生变化，那末C要保持不变，C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c，就要和v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假定C原来=80c+20v=100，现在v减为10，C就只有在c增加到90的时候，才能仍旧=100；90c+10v=100。一般说来，如果v变为v±d，即v加上d或减去d，那末，c就必须变为c-(±)d，即必须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样才能符合当前这种情况的各种条件。
　　同样，当剩余价值率m'不变，但可变资本v变化时，剩余价值量m必然发生变化，因为m=m'v，而m'v的一个因素v已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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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同的值。
　　这个场合所假定的各种前提，使我们在原方程式
p'=m'v/C
之外，又由v的变化，得到了第二个方程式：
p1'=m'v1/C
其中v变为v1，现在应当求出由此而引起变化的利润率p1'。
　　这个利润率可以由如下的比例求出：
p':p1'=m'v/C:m'v1/C=v:v1。
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和总资本不变时，原利润率和由可变资本的变化而产生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原可变资本和变化以后的可变资本之比。
　　假定资本原来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是：
I、15000C=12000c+3000v(+3000m)；现在是：
II、15000C=13000c+2000v(+2000m)；
在这两个场合，C=15000，m'=100%，I的利润率20%和II的利润率13 1/3%之比，等于I的可变资本3000和II的可变资本2000之比，即20%:13 1/3%=3000:2000。
　　可变资本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我们先拿一个增加的例子来说。假定一个资本原来的构成和发生作用的情况如下：
I、100c+20v+10m；C=120，m'=50%，p'=8 1/3%。
　　现在，可变资本增加到30；按照前提，要使总资本保持不变，仍然=120，不变资本必须由100减少到90。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仍然是50%的情况下，就必须增加到15。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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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II、90c+30v+15m；C=120，m'=50%，p'=12 1/2%。
　　我们首先假定工资不变。这时，剩余价值率的其他因素，工作日和劳动强度，也必须保持不变。因此，v的增加(由20增加到30)，只能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二分之一。这样，总的价值产品也将增加二分之一，由30增加到45，分配的情况和以前完全一样，2/3作为工资，1/3作为剩余价值。但在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却由100减少到90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情况：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与不变资本同时减少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吗?
　　在农业和采掘工业中(在这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从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是容易理解的)，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和在它的基础上——就不是和不变资本的减少，而是和不变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c的上述那种减少只是由于价格的下降造成时，单个资本也只有在十分例外的情形下才能完成由I到II的转变。但就投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农业部门或采掘工业部门的两个独立资本来说，一个场合比另一个场合使用更多的工人(从而使用更大的可变资本)同时却使用价值更小或数量更少的生产资料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什么叫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呢？难道可变资本的比例增大，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吗？
　　但如果我们抛弃工资不变的假定，用工资提高二分之一来解释可变资本由20提高到30，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同数工人——比如说20个工人——用同量或不过略为减少的生产资料继续工作。如果工作日不变，比如说仍旧是10小时，总价值产品也就不变；它仍旧=30。但这30必须全部用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30；剩余价值就会消失。可是我们的前提是剩余价值率不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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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样仍旧是50%。这只有在工作日延长二分之一，即延长到15小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时，20个工人在15小时内会生产一个45的总价值，一切条件都符合了：
II、90c+30v+15m；C=120，m'=50%，p'=12 1/2%。
　　在这个场合，和I相比，20个工人不会使用更多的劳动资料，即工具、机器等等；只是原料或辅助材料必须增加二分之一。因此，在这些材料的价格下降时，按照我们的前提，由I转变到II，从经济上看，甚至对单个资本来说，也是能够做到的。资本家由于他的不变资本贬值可能遭受的损失，至少会由较大的利润(由于工作日的延长)，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
　　现在，我们假定可变资本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样，我们只要把上面的例子颠倒过来，把II当作原来的资本，由II转变为I。
　　II、90c+30v+15m变为
　　I、100c+20v+10m，
很明显，这种颠倒不会使那些规定双方利润率及其互相关系的条件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在不变资本增加时，v因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三分之一而由30减少到20，那末，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现代工业的正常情况：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数较少的工人使用数量较大的生产资料。这个运动必然和利润率的同时下降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卷第三篇加以论述。
　　但是，如果v因同数工人按较低的工资被雇用而由30减少到20，那末在工作日不变时，总价值产品会仍旧=30v+15m=45；既然v下降到20，剩余价值就会增加到25，剩余价值率就会由50％增加到125%，而这是和前提相违背的。为了符合我们所规定的条件，按50％的比率计算的剩余价值，相反地必须下降到10，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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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总价值产品必须由45减少到30。这只有在工作日缩短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样，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和上面一样：
100c+20v+10m；m'=50%，p'=8 1/3%。
　　不用说，在工资减少时劳动时间又这样缩短的情况，实际上也许是不会发生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利润率是许多变数的函数，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变数怎样对利润率发生影响，我们就必须依次研究每个变数单独的影响，不管这种孤立的影响对同一资本来说在经济上是不是容许发生。但是，如果一项研究涉及现实里不容许发生的情形，就必须指明一点。
2、m'不变，v可变，C因v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场合和上述场合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在这个场合，c不是在v增加时以同额减少，或在v减少时以同额增加，而是保持不变。但是，在大工业和农业的目前条件下，可变资本只是总资本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因此，在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由可变资本的变化决定时，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也是比较小的。我们再从这样一个资本出发：
I、100c+20v+10m；C=120，m'=50%，p'=8 1/3%。
现在假定它变为：
II、100c+30v+15m；C=130，m'=50%，p'=11 7/13%。
与此相反的可变资本减少的情况，又可以由II再转变为I来加以说明。
　　各种经济条件本质上和上述场合一样，因此，无须重述。由I到II的转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降低二分之一；对100c的利用，II式需要的劳动，比I式多二分之一。这种情况在农业中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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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手稿中这里有一句话：“以后再来研究这种情况同地租有什么联系。”】
　　不过在上述场合，总资本因不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或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而保持不变；而在这里，在可变部分增加时会有追加资本被束缚，在可变部分减少时会有原来使用的资本被游离。
3、m'和v不变，c可变，因而C也可变
　　在这个场合，方程式
p'=m'v/C变为：p1'=m'v/C1，
把两边共有的因素去掉，就得到如下的比例：
p1':p'=C:C1；
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可变资本部分也相等时，利润率和总资本成反比。
　　例如，假定有三个资本，或同一个资本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I、80c+20v+20m；C=100，m'=100%，p'=20%；
　　II、100c+20v+20m；C=120，m'=100％，p'=16 2/3％；
　　II、60c+20v+20m；C=80，m'=100％，p'=25%；
那末就会得到如下的比例：
20％:16 2/3％=120:100；20%:25％=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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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m'不变时v/C的各种变化，我们前面提出的总公式是：
p1'=m'ev/EC；现在它变为：p1'=m'v/EC，
因为v没有变化，所以因素e=v1/v在这里变为=1。
　　因为m'v=m，即剩余价值量，又因为m'和v都保持不变，所以m不会因C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剩余价值量在变化以后，和在变化以前一样。
　　假定c减为零，p'就会=m'，利润率就会等于剩余价值率。
　　c的变化，可能由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单纯价值变化引起，也可能由总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即由该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引起。在后一种情况下，随着大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用上面的例子来说，要求按照由III到I，由I到II这样的顺序来转变。一个以20为报酬但生产价值40的劳动量，最初使用了价值60的劳动资料；当生产率提高但价值不变时，所使用的劳动资料起初增加到80，然后增加到100。生产率下降，则要求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同量劳动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就会减少，生产就会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可能在农业、采矿业等部门发生。信息技术的革命对这里的分析有何影响？
　　不变资本的节约，一方面会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会使资本游离，因此，对资本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以及不变资本要素(特别是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以后【见本卷第92-154页。】还要进行详细的研究。
　　在这里又表明，不变资本的变化，不论是由c的物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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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或减少引起，还是由c的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价值变化引起，都同样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4、m'不变，v、c和C都可变
　　在这个场合，上述利润率已经变化的总公式
p1'=m'ev/EC
也是适用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从这个公式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a)如果E大于e，也就是说，如果不变资本的增加，使总资本增加得比可变资本快，那末，利润率就会下降。如果一个80c+20v+20m的资本变为170c+30v+30m的构成，那末m'仍旧＝100%，尽管v和C都增加了，但v/C会由20/100降低到30/200，利润率也就会相应地由20%降低到15%。
　　(b)只有e＝E，也就是说，只有v/C这个分数在表面上发生变化，但其值不变，也就是说，只有分子和分母以同数乘除，利润率才会保持不变。80c+20v+20m和160c+40v+40m二者的利润率显然都是20%，因为m'仍然=100%，而v/C＝20/100＝40/200在这两个例子中，都代表相等的值。
　　(c)如果e大于E，也就是说，如果可变资本增加得比总资本快，利润率就会提高。如果80c+20v+20m变为120c+40v+40m，利润率就会由20%增加到25%，因为在m'不变时，v/C＝20/100已经提高到40/160，由1/5提高到1/4。
　　如果v和C按相同的方向变化，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待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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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变化，好象二者在一定程度以内，按相同的比率变化，以致在这个程度以内，v/C保持不变。超过这一点，二者之中就只有一个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较为复杂的情况化为上述一种较为简单的情况。
　　例如，如果80c+20v+20m变为100c+30v+30m，那末，只要这种变化在100c+25v+25m的程度以内，v和c，从而v和C的比率，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这个程度以内，利润率也会保持不变。我们现在可以把100c+25v+25m当作出发点；我们使v增加5，即增加到30v，C也就由125增加到130，这样我们就得到上述的第二种情况，即只有v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C的变化。利润率原来是20％，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增加了5v，现在就提高到23 1/13％了。
　　甚至在v和C按相反的方向在数量上发生变化时，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化为一个较为简单的情况。例如，我们再从80c+20v+20m出发，使它变为110c+10v+10m的形式，而当变化还在40c+10v+10m以内的时候，利润率会仍旧是20％。把70c加到这个中间形式中去，利润率就会下降到8 1/3%。这样，我们也就把这个情况再化为只有一个变数c变化的情况了。
　　因此，v、c和C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观点。它最后总是化为只有一个因素可变的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v和C在数字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大，但它们的物质要素发生了价值变化，因此v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劳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量，c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生产资料的已经变化了的量。但甚至这个唯一剩下的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包括在上述范围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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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80c+20v+20m中，20v原来代表20个工人每天10小时劳动的工资。现在，假定每个人的工资由1增加到1 1/4。这样，20v已经不能支付20个工人的报酬，而只能支付16个工人的报酬。但是，20个工人在200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40的价值，而16个工人在每天10小时内，也就是在总共160个劳动小时内，将只生产32的价值。扣除20v作为工资，在32的价值中，就只剩下12作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会由100%降低到60％。但是按照我们的前提，剩余价值率必须保持不变，因此工作日必须延长1/4，即由10小时延长到12 1/2小时；20个工人在每天10小时内，即在200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40的价值，16个工人在每天12 1/2小时内，即在200小时内，也会生产相同的价值，80c+20v的资本，现在也和以前一样，会生产20的剩余价值。
　　反过来，如果工资降低，20v可以支付30个工人的工资，那末，m'要保持不变，工作日就要由10小时缩短到6 2/3小时。20×10=30×6 2/3=200个劳动小时。
　　至于在这些相反的假定下，c究竟在什么程度以内可以在其价值的货币表现上保持不变，但又能代表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了的生产资料量，我们实质上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极其例外的场合，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
　　至于c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变化会增加或减少这些要素的量，但不会影响c的价值额这种情况，那末，只要这种变化不会引起v的数量变化，它就既不会影响利润率，也不会影响剩余价值率。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v是与c所代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而非价值成比例。因此，如果c的价值不变，但数量变化，v就会变动，除非工资的变化能够巧合得使其不变。
　　至此，我们已经把我们方程式中v、c和C各种可能的变化情况都列举出来了。我们看到，在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时，利润率可以降低，不变，或提高，因为v和c或v和C的比率稍微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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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使利润率发生变化。
　　其次，我们看到，v的变化到处都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达到，m'要保持不变，就会成为经济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c的每一个单方面的变化，也必然会达到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达到，v就不能再保持不变，所以对v/C一切可能的变化来说，都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m'也就必然会变为可变。现代庸俗经济学很少注意到，其所运用的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是否存在界限。在m'变化时，我们方程式中各个变数的这种互相作用，还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就来研究m'的各种变化。
II、m'可变
　　如果把方程式p'=m'v/C变为另一个方程式p1'=m1'v1/C1(其中，p1'、m1'、v1和C1表示p'、m'、v和C的变化了的值)，那末，我们就为各种不同剩余价值率下的利润率，求得一个总公式，而不管v/C是不变的，或同样是可变的。这样，我们就得到：
p':p1'=m'v/C:m1'v1/C1，
由此得到：　　　p1'=(m1'/m')×(v1/v)×(C/C1)×p'。
1、m'可变，v/C不变
　　在这个场合，我们有两个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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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v/C；p1'=m1'v/C，
在这两个方程式中，v/C是等值的。因而可以得出如下比例：
p':p1'=m':m1'。
　　具有相同构成的两个资本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它们的剩余价值率之比。因为在v/C这个分数中，重要的不是v和C的绝对量，而只是二者的比率，所以，这适用于具有相同构成的一切资本，而不管它们的绝对量如何。
80c+20v+20m；C=100，m'=100％，p'=20％
160c+40v+20m；C=200，m'=50％，p'=10％
100％:50%=20%:10%。
　　如果v和C的绝对量在两个场合是相等的，利润率还和剩余价值量成正比。
p':p1'=m'v:m1'v=m:m1。
例如：
80c+20v+20m；m'=100%，p'=20%
80c+20v+10m；m'=50％，p'=10%
20％:10％=100×20:50×20=20m:10m。
　　现在很清楚，就构成的绝对数或百分比相同的资本来说，剩余价值率只有在工资或工作日长度或劳动强度不等的情况下，才能是不等的。假定有三种情况：
I、80c+20v+10m；m'=50％，p'=10％，
II、80c+20v+20m；m'=100％，p'=20％，
III、80c+20v+40m；m'=200％，p'=40％，
总价值产品在I式是30(20v+10m)，在II式是40，在III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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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这种情形可以由三种方式引起。
　　第一，工资不等，因而20v在各个场合表示不同的工人人数。假定在I式是按1 1/3镑的工资雇用15个工人劳动10小时，生产30镑价值，其中20镑补偿工资，10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降低到1镑，就可以雇用20个工人劳动10小时，因此生产40镑的价值，其中20镑补偿工资，20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再降低到2/3镑，就可以雇用30个工人劳动10小时，生产60镑的价值，其中除去20镑工资，还剩下40镑剩余价值。
　　在这个场合，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变，工作日不变，劳动强度不变，但剩余价值率因工资变化而变化了。只有这个唯一的场合才符合李嘉图的如下假定：
　　“利润的高低恰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政治经济学原理》，载于麦克库洛赫编《李嘉图全集》1852年版第l章第3节第18页)
　　第二，劳动强度不等。这时，比如说20个工人用相同的劳动资料，在每天10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某种商品，在I式是30件，在II式是40件，在III式是60件。每件商品除了耗费在其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都体现着1镑的新价值。因为在每个场合都要有20件商品=20镑来补偿工资，所以剩余价值在I式是10件商品=10镑，在II式是20件商品=20镑，在III式是40件商品=40镑。
　　第三，工作日长度不等。如果20个工人在劳动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在I式每天劳动9小时，在II式每天劳动12小时，在III式每天劳动18小时，那末，它们的总产品之比30:40:60，就等于9:12:18，而且，因为工资在每个场合都=20，所以剩余价值又分别是10，20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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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以相反的方向，劳动强度的提高或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长或缩短会以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率，从而在v/C不变时，影响利润率。
2、m'和v可变，C不变
　　在这个场合，下面的比例也是适用的：
p':p1'=m'v/C:m1'v1/C1=m'v:m'v1=m:m1。
　　利润率之比，等于相应的剩余价值量之比。
　　在可变资本不变时，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意味着价值产品在数量上和分配上发生了变化。v和m'同时变化，也总是包含价值产品分配上的变化，但并不总是包含价值产品数量上的变化。这里可能有三种情况：
　　(a)v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化；例如：
80c+20v+10m；m'=50％，p'=10％
90c+10v+20m；m'=200％，p'=20%。
　　在这两个场合，价值产品是相等的，因而，提供的劳动量也是相等的；20v+10m=10v+20m=30。区别只是在于：在前一个场合，20作为工资支付，10是剩余价值；而在后一场合，工资只有10，因而剩余价值是20。这是当v和m'同时发生变化时，工人人数、劳动强度和工作日长度都保持不变的唯一场合。
　　(b)m'和v也按照相反的方向，但不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化。这时，或者是v的变化占优势，或者是m'的变化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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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0c+20v+20m；m'=100%，p'=20％
II、72c+28v+20m；m'=71 3/7%，p'=20%
III、84c+16v+20m；m'=125%，p'=20%。
　　在I的价值产品40中，有20v支付工资；在II的价值产品48中，有28v支付工资；在III的价值产品36中，有16v支付工资。价值产品和工资都变化了；但是，价值产品的变化，意味着提供的劳动量的变化，因而，或者是工人人数的变化，或者是劳动时间的变化，或者是劳动强度的变化，或者是三项中一项以上的变化。
　　(c)m'和v按照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时，一种变化会加强另一种变化的作用。
90c+10v+10m；m'=100%，p'=10%
80c+20v+30m；m'=150%，p'=30%
92c+8v+6m；m'=75%，p'=6%。
　　在这里，三个价值产品也是不同的，即20、50和14；而每个场合的劳动量大小上的这种差别，又可以化为工人人数、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的差别，或者化为一个以上的因素或所有这些因素上的差别。
3、m'、v和C都可变
　　这个场合不会提供任何新的观点，可以用II即m'可变这一节中求得的总公式来解决。
——————
　　可见，剩余价值率大小的变化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会产生下列各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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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果v/C不变，那末p'和m'会按照相同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80c+20v+20m；m'=100%，p'=20%
80c+20v+10m；m'=50％，p'=10%
100%:50%=20%:10%。
　　2、如果v/C和m'按照相同的方向变化，即m'提高，v/C也提高，m'降低，v/C也降低，那末p'会比m'按照更大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80c+20v+10m；m'=50％，p'=10%
70c+30v+20m；m'=66 2/3％，p'=20％
50％:66 2/3％＜10%:20％。
不是比较实际的比值，否则上面的不等号要反向；而是比较“:”前后的增长速度。可以用现代数学来更好地表达。
　　3、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v/C比m'按照更小的比率变化，那末p'会比m'按照更小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80c+20v+10m；m'=50%，p'=10%
90c+10v+15m；m'=150％，p'=15%
50%:150％＞10％:15％。
　　4、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v/C比m'按照更大的比率变化，那末，尽管m'降低，p'还是会提高，或者尽管m'提高，p'还是会降低。
80c+20v+20m；m'=100％，p'=20%
90c+10v+15m；m'=150%，p'=15％
m'由100％提高到150％；p'由20％降低到15%。
　　5、最后，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恰好按照相同的比率在大小上发生变化，那末，尽管m'提高或降低，p'还是会保持不变。
80
　　只有最后这个情况还需要作一些解释。前面在论述v/C的变化时，我们看到，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同一个利润率可以以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但是在m'不变时，v和C的比率上的任何一种变化，都足以引起利润率的差别，而在m'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时，v/C就必须以恰好相应的程度，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才能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这种情形，就同一个资本或同一国家的两个资本来说，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例如，有一个资本
80c+20v+20m；C=100，m'=100%，p'=20%，
假定工资下降，只需要16v而不需要20v就可以雇到同数工人。这时，就有4v游离出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到：
80c+16v+24m；C=96，m'=150%，p'=25％。
　　现在p'要和以前一样=20%，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120，从而不变资本就必须增加到104：
104c+16v+24m；C=120，m'=150%，p'=20%。
　　这种情形，只有在劳动生产率随着工资下降而同时发生变化，因而要求资本构成发生这样一种变化的时候，或者在不变资本的货币价值由80增加到104的时候，总之，只有在各种条件仅仅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事实上，m'发生变化，但不同时引起v的变化，因而也不引起v/C的变化，这种 情形只有在十分特定的情况下，即只有在那些仅仅使用固定资本和劳动，而劳动对象则由自然界提供的产业部门，才是可以设想的。
　　但是把两个国家的利润率作比较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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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相同的利润率，实际上多半表现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因此，从所有以上五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率降低或者提高，利润率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降低；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不变。至于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可以提高、降低或者不变，这一点我们在第I节已经讲过了。
——————
　　可见，利润率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百分比来表示资本的构成，因为变化发生在两个资本部分中的哪一个部分，是无关紧要的。
　　两个资本的利润率或同一个资本在两个连续的、不同的状态下的利润率，
　　在下列情况下，是相等的：
　　1、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也相等。
　　2、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剩余价值率也不等，但是剩余价值率和按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m'和v)的乘积相等，也就是说，按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m=m'v)相等，换句话说，在这两个场合m'和v两个因素互成反比。
　　在下列的情况下，是不等的：
　　1、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但是剩余价值率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剩余价值率之比。
　　2、剩余价值率相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3、剩余价值率不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也不等。这时，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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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等于m'v的乘积即按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之比。【在手稿中，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差数(m'-p')，还可以看到各种极为详细的计算。这种差数具有各式各样的有趣的特色，它的运动显示出这两个比率越来越远或越来越近的各种情况。这些运动还可以用曲线来表示。我没有把这个资料编入，因为它对本书的直接目的不怎么重要，对那些想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读者来说，简单地指出这一点也就够了。——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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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周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影响，已经在第二卷作了说明。这种影响可以简述如下：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售出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的形式闲置起来；在实际生产剩余价值即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中发生作用的资本，总是要减去这个部分，而所创造和占有的剩余价值，也总是要按相同的比例减少。所以，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
　　第二卷已经详细说明，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但是，因为利润率表示的，不过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参加剩余价值量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这样的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我们以前在第二卷第二篇对剩余价值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利润和利润率，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不过，我们要着重指出几个要点。
　　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如果这不会同时由于添置昂贵的机器等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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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从而不引起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的降低，那末利润率就必然会提高。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贝塞麦、西门子、吉耳克里斯特—托马斯等人新发明的炼铁炼钢法，就以较少的费用，把以前需时很长的过程缩短到最低限度。由煤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茜草生长需要一年，然后还需要让茜根长几年，等茜根成熟，才能制成染料。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五十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十二个月(见第2卷第235页)，现在已经减少到十二个星期左右。1825年到1857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工具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到90%，因而失去了这两个危机策源地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商业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商业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要把总资本的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纯粹地表示出来，我们就必须假定，互相比较的两个资本的其他一切条件是相等的。所以，除了要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相等，还特别要假定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假定资本A的构成是80c+20v＝100C，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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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0％，资本每年周转两次。这样，年产品就是：
　　160c+40v+40m。但是在求利润率时，我们不是按周转的资本价值200来计算40m，而是按预付资本价值100来计算。因此，p'＝40%。
　　让我们用这个资本和资本B＝160c+40v＝200C比较一下。资本B有同样的剩余价值率100％，但每年只周转一次。这样，年产品就和上述的年产品一样是：
　　160c+40v+40m。但在这个场合，40m要按预付资本200来计算，利润率只有20％，所以只有资本A的利润率的一半。
　　由此可见：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如果在互相比较的两种情况中，资本构成不相等，或剩余价值率不相等，或工作日不相等，或工资不相等，那当然会造成利润率的进一步的差别，但这些事情同周转无关，所以也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而且这些事情已经在第三章研究过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卷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中考察过了。那里指出，一个每年周转十次的可变资本500，和一个剩余价值率相等、工资相等、但每年只周转一次的可变资本5000，会在这个时间内占有同样剩余价值。
　　我们假定资本I是由固定资本10000(它每年损耗lO％=1000)、流动不变资本500和可变资本500构成。剩余价值率100％，可变资本每年周转十次。为简便起见，我们在以下所有例子中都假定，流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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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大多也是这样的。因此，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100c(损耗)+500c+500v+500m＝1600
每年周转十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1000c(损耗)+5000c+5000v+5000m＝16000，
　　C＝11000，m＝5000，p'＝5000/11000=45 5/11%。
　　我们现在假定有资本II：其中固定资本9000，每年的损耗1000，流动不变资本1000，可变资本1000，剩余价值率100%，可变资本每年周转五次。因此，可变资本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200c(损耗)+1000c+1000v+1000m＝3200，
周转五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1000c(损耗)+5000c+5000v+5000m＝16000，
　　C=11000，m＝5000，p'＝5000/11000＝45 5/11％。
　　我们再假定有资本III，其中完全没有固定资本，只有流动不变资本6000和可变资本5000。剩余价值率100%，每年周转一次。因此，一年的全部产品就是：
　　6000c+5000v+5000m＝16000，
　　C＝11000，m＝5000，p'＝5000/11000＝45 5/11％。
　　因此，在以上三个场合，我们有相同的年剩余价值量＝5000；并且，因为以上三个场合的总资本相同，即＝11000，所以也有相同的利润率45 5/11％。
　　但是，如果上述资本I的可变部分不是每年周转十次，而是每年只周转五次，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周转一次得到的产品就是：
　　200c(损耗)+500c+500v+500m＝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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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年产品是：
　　1000c(损耗)+2500c+2500v+2500m＝8500，
　　C=11000，m=2500，p'＝2500/11000=22 8/11%。
　　利润率下降了一半，因为周转时间延长了一倍。可变资本从5000v降至2500v，意味着资本家减少了对工人的雇佣。实际上，如果只是由于低频率的大笔订货取代了以前高频率的小笔订货，使得资本家的周转由每年10次减为5次，而销售量并没有减少一半的话，那么资本家可以仍用5000v，每次周转1000v。这样一来，只要资本家增加1000C(=500c+500v)的投入，仍可获得5000m，利润率p'＝5000/(11000+1000)=41 2/3%。马克思在这里的计算结果针对的是资本无法增加从而导致固定资本空耗，产出同时萎缩的情况。由于增加不到10%的资本，可以将利润增加一倍而利润率的增加也将近一倍，因此，资本家一定会借债，从而体现出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重要性。
　　因此，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可变资本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乘以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如果我们把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叫作M，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剩余价值叫作m，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叫作n，那末，M=mn，年剩余价值率M'＝m'n。这一点已经在第二卷第十六章说明过了。
　　不言而喻，利润率的公式p'＝m'v/C＝m'v/(c+v)，只有在分子中的v和分母中的v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分母中，v是总资本中平均作为可变资本用于工资的整个部分。在分子中，v首先只是由下面的事实规定的：它曾经生产并占有一定量的剩余价值m；而剩余价值和v的比率m/v，就是剩余价值率m'。只是通过这样的途径，p'＝m/(c+v)这个方程式才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p'＝m'v/(c+v)。现在，分子中的v要进一步加以规定：它必须和分母中的v，也就是和资本C中的整个可变部分相等。换句话说，p'=m/C这个方程式，只有在m是指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时候，才能够没有错误地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p'＝m'v/(c+v)。如果m只包括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末m=m'v固然还是正确的，但这个v在这里，就比C＝c+v中的v小，因为它比投在工资上的全部可变资本小。但是，如果m比v周转一次得到的剩余价值大，这个v的一部分，甚至它的全部，就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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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发生作用，先是在第一次周转中，然后又在第二次周转中，以及后来的周转中发生作用；所以，生产剩余价值并代表所付工资总额的v，就比c+v中的v大，因此计算也就不正确了。
　　要使年利润率的公式完全正确，我们必须用年剩余价值率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即用M'或m'n代替m'。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剩余价值率m'——或者让C中所含的可变资本部分v——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n，由此就得到p'＝m'nv/C。这就是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
　　但是，投在一个企业中的可变资本究竟有多大，在绝大多数场合，连资本家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在第二卷第八章看到，并且以后还会进一步看到，资本家认为他的资本中唯一的重大差别，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如果资本家不把那个以货币形式留在自己手里的流动资本部分存入银行，而是放在自己的钱柜中，他就会从这个钱柜取出货币来支付工资，也会从这个钱柜取出货币来购买原料和辅助材料，把这两项记在同一个现金账户内。即使他为所支付的工资开立一个特别的账户，这个账户到年终时所记下的也是支付的工资总额，是vn，而不是可变资本v本身。要确定这个v，他必须进行一种特别的计算。关于这种计算，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
　　我们仍用第一卷曾经说过的那个拥有10000个走锭精纺纱锭的纺纱厂为例，并且假定该厂1871年4月某一周的统计数字适用于全年。包含在机器中的固定资本是10000镑。流动资本没有举出；我们假定它是2500镑。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但是这种估计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总是必须假定没有信用业务，因而没有别人的资本可供长期的或暂时的利用。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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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来说，每周产品是由机器损耗20镑，预付的流动不变资本358镑(租金6镑，棉花342镑，煤炭、煤气、煤油10镑)，在工资上支出的可变资本52镑和剩余价值80镑构成，因此：
　　20c(损耗)+358c+52v+80m＝510。
　　可见，每周预付的流动资本＝358c+52v＝410；它的百分比构成＝87.3c+12.7v。按全部流动资本2500镑计算，就是2182镑不变资本和318镑可变资本。因为一年的工资总支出等于52镑的52倍，即2704镑，所以318镑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几乎正好周转8 1/2次。剩余价值率为80/52＝153 11/13%。根据这些要素，把m'=153 11/13，n＝8 1/2，v＝318，C＝12500这几个数值代入p'＝m'nv/C公式，我们就可以算出利润率如下：
　　p'＝153 11/13×8 1/2×318/12500＝33.27%。
　　我们用p'＝m/C这个简单的公式来验算一下。一年的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等于80镑×52＝4160镑，除以总资本12500镑，得33.28％，同上面的结果几乎相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利润率，只有用暂时特别有利的条件(棉花价格非常便宜，而棉纱价格又非常高)才能说明，实际上，这样高的利润率当然不能在全年维持下去。
　　p'＝m'nv/C公式中的m'n，如上所述，就是第二卷所说的年剩余价值率。在上述例子中，它等于153 11/13%×8 1/2；用准确的数字来说，就是1307 9/13%。因此，有一个叫作比德曼的人，看到第二卷一个例子中提出的极高的年剩余价值率1000%，感到十分惊奇，但他在这里看到这个从曼彻斯特活生生的实践中举出的事实，一个超过1300%的年剩余价值率，也许就会平静下来了。在高度繁荣的时期，——当然，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再经历这样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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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的年剩余价值率，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关于现代大工业中资本的实际构成的例子。总资本分为12182镑不变资本和318镑可变资本，合计12500镑。用百分比表示，就是97 1/2c+2 1/2v＝100C。总资本只有四十分之一的部分用来支付工资，但这部分每年周转八次以上。
　　因为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想到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计算，所以，统计学家对于社会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几乎完全闭口不谈。只有美国的国情调查，才提供了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提供的情况，即每个生产部门所支付工资的总数及其所获利润的总数。尽管这种资料令人怀疑，因为它只是以工业家们自己的未经核实的报告为根据，但它仍然极为宝贵，是我们掌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资料。在欧洲，我们太温和了，没有要求我们的大工业家也这样暴露事实。今天的中国比那时的欧洲还不如，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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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I、概论
　　在可变资本不变，因而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报酬都一样，——会相对地降低不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这里也是把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开不说)。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管用来工作16小时，还是12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工作日的延长并不要求在不变资本的这个最花钱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资本的价值，由此会在一个较短的周转期间系列中再生产出来，因而，这种资本为获得一定利润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缩短了。因此，甚至在额外时间支付报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比正常劳动时间支付较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都会提高利润。因此，现代工业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一个主要动力。【“因为一切工厂都有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所以，这些机器能够工作的时数越多，利润就越大。”(《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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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日不变时，这种情形就不会发生。这时，要剥削一个较大的劳动量(在这里我们把工资的减少或工资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的情形撇开不说)，就必须增加工人人数，同时还要按一定的比例增加固定资本即建筑物、机器等等的数量。或者，在劳动强度增加，或劳动生产力提高，总之，有较多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时候，在那些使用原料的生产部门中，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的量会增加，因为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更多的原料等等被加工；其次，同数工人开动的机器会增加，因而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也会增加。因此，剩余价值的增加，会引起不变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剥削的增加，会引起用来剥削劳动的生产条件的费用的增加，从而会引起资本支出的增加。这样，利润率从一方面说会由于这种原因而降低，虽然从另一方面说会提高。
　　有整整一系列经常的非生产费用，不论工作日长短，都是几乎一样或完全一样的。500个工人在18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用，比750个工人在12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用要少。
　　“一个工厂工作10小时和工作12小时的经营费用几乎是一样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第37页)
　　国税、地方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常雇人员的工资、机器的贬值和工厂的其他各种非生产费用，都不会因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化；生产越是减少，同利润相比，这些费用就越是增加。(《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19页)
　　把机器和固定资本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再生产出来的持续时间，实际上不是由它们的单纯的存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和被使用的整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如果工人每天必须做苦工18小时，而不是12小时，那末，一周就会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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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一周就会变为一周半，两年就会变为三年。如果额外时间没有报酬，工人就会在正常的剩余劳动时间之外，每两周再白送一周，每两年再白送一年。这样，机器价值的再生产也会加快50%，并且只要平常必要时间的三分之二就行了。
　　在研究这个问题以及研究原料价格的变动情况(第6章)时，为了避免问题的不必要的复杂化，我们总是假定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是已定的。
　　在论述协作、分工和机器时，我们已经指出，生产条件的节约(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条件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的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发生作用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而不是由一批互相没有联系的，或最多只是在小范围内互相直接协作的工人以分散的形式消费。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它们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传动机的费用，不会和传动机所带动的工作机的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机机身，也不会和它用作自己的器官执行职能的工具的数目的增加，按比例变得更贵，等等。其次，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这不仅指真正的工场，而且也指仓库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样。其他生产条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会仍旧不变。
　　但是，这种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节约，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共同工作，即劳动的社会结合这一重要条件为前提的。因此，这种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正如剩余价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一样。甚至在这里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的不断改良，也完全是由大规模结合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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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生产所提供的和所允许取得的社会的经验和观察产生的。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的节约。但是，除非进行牵强附会的定义，否则这里的生产条件的节约是不能算作交易费用的节约的。应当承认，企业的存在的确在某些方面节约了交易费用(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反而增加了交易费用，比如以前由一个手工艺人完成的工作，后来分为多个工人完成，每人只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为此不得不增加建设流水线的费用和运作流水线的成本)，但节约交易费用根本不是企业存在的理由。倒是生产条件的节约有可能是企业存在的理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产条件的节约能够提高利润率，但并不能带来利润。同样地，交易费用的节约也不能带来利润。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费用的节约。只有超额利润，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平均劳动条件(即大部分同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中不包括这些条件和费用的节约时，这种节约才能带来一定的超额利润。而这个超额利润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
　　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那么废料的价值就来源于对原料费用的降低。有人因为旧货有价值就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真是可笑。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如果剩余价值已定，利润率就只能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减少来提高。就不变资本加入商品的生产来说，唯一要考虑的，不是它的交换价值，而是它的使用价值。如果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已定，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发展的水平已定，亚麻在一个纺纱厂内能够吸收多少劳动，就不是取决于亚麻的价值，而是取决于亚麻的数量。同样，一台机器对例如三个工人提供的帮助，不是取决于这台机器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作为机器的使用价值。在技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上，一台性能差的机器可能很贵，而在另一个阶段上，一台性能好的机器可能很便宜。
　　资本家比如说因棉花和纺纱机变得便宜而得到更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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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当然，不是纺纱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机器制造业和植棉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现在，要使一定量的劳动物化，从而占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在劳动条件上只需要较少的支出了。占有这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费用减少了。一个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给其它行业的资本家带来益处。所以，资本家天生是一个阶级，而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
　　我们已经说过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节约。还有一种节约是所谓的学习曲线，即工人之间的配合会越来越默契，工人个人的技能也会越来越熟练，总的效率会大大提高。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要素)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上产生的节约。但在这里，应该立即提到机器的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就是：1、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铁代替了木材；2、由于机器制造的改良，机器便宜了；这样，不变资本固定部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同的程度增加；3、那种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殊改良，例如蒸汽锅炉的改良等等，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讲到；4、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
　　凡是使机器从而全部固定资本在一定生产期间内的损耗减少的事情，不仅会使单个商品变得便宜(因为每个商品都在它的价格中再现归它负担的损耗部分)，而且会使这个期间内相应的资本支出减少。修理劳动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计算时就要包括在机器原来的费用之内。这种劳动会因机器更加坚固耐用而减少，这会相应地降低机器的价格。
　　所有这一类节约，在大多数场合仍然只有在存在着结合工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并且往往要在较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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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还要有较大规模的结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是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它们的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便宜程度，取决于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商品的便宜程度不仅是有它作为生产资料参加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有它作为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仍然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因此，不能因为资本家的某些好处不是来自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而否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的事实。分析资本家的行为，一定要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出发，而不能单看单个的资本家。资本天生是一种社会力量而非单个的力量。
　　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不是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工人的集中和他们的大规模协作，从一方面来看会节省不变资本。同样一些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等用于大规模生产所花的费用，比用于小规模生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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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说要少一些。动力机和工作机也是这样。它们的价值虽然绝对地说是增加了，但是同不断扩大的生产相比，同可变资本的量或者说同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相比，相对地说却是减少了。一个资本在本生产部门内实现的节约，首先是并且直接是劳动的节约，即本部门内工人的有酬劳动的减少；而上面所说的那种节约，却是用最经济的办法，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上，用最少的费用，来实现对别人无酬劳动的这种最大限度的占有。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在这里，要注意两点：如果c的价值＝0，那末p'就＝m'，利润率就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但是第二，就对劳动本身的直接剥削来说，重要的决不是所使用的剥削手段的价值，不管这些剥削手段是固定资本，还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就机器、建筑物、原料等充当劳动吸收器，充当劳动从而剩余劳动在其中物化或借以物化的手段来说，它们的交换价值多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这里，唯一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数量要适合在技术上和一定量的活劳动相结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要合乎目的，因此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的优劣。优质材料留下的废料比较少；因此，为吸收同量劳动所需要的原料数量也会减少。其次，工作机遇到的障碍也会减少。这甚至会部分地影响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原料差，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在支付的工资不变时，这会减少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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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这还会大大影响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有时候，偷工减料并不能得到多少好处，反而失去信用。我们在第一卷已经说过，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更多地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而不是所使用的劳动量。
　　因此，资本家狂热地节约生产资料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结合工人的纪律。这种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中是多余的，正如现在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已经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一样。另一方面，这种狂热也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搀假上。这种搀假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降低的一种主要手段，因而也是使利润率提高的一种主要手段；这里还要加上这些生产要素以高于它们在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出售这种情况，这是欺骗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特别在德国工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工业有一条基本原则：讨好顾客的办法是先送给他好样品，然后给他次货。不过这些属于竞争的现象，和我们这里无关。
　　必须指出，这种由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费用的减少而引起的利润率的提高，同发生这种现象的产业部门是生产奢侈品，是生产会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还是生产生产资料本身，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谈到剩余价值率时才是重要的，因为剩余价值率本质上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工人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假定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是已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何，——这个比率决定利润率，——完全取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而决不是取决于不变资本的构成要素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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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料的相对便宜，当然并不排除它们的绝对价值额的增加；因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绝对数量，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部分地只是生产资料作为结合工人的共同生产资料起作用和被消费的结果，所以这种节约本身就是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产物；但是部分地又是那些为资本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把总劳动和总资本对立起来考察，而不仅是把资本家X所使用的工人和这个资本家X对立起来考察，这种节约就再表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区别不过是，资本家X不仅从他自己的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而且也从其他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利益。然而对资本家来说，不变资本的节约表现为一个和工人相异化、和工人绝对不相干的条件，工人和它完全无关；其实，资本家始终很清楚地知道，他用同样多的货币能够买到多少劳动的问题，确实同工人有点关系(因为在资本家的意识中，他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就是这样表现的)。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这种用最少的支出获得一定结果的方法，同劳动所固有的其他力量相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固有的力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并标志着它的特征的一种方法。
　　这种看法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事实的外观是和它相符的，因为当资本关系使工人处于和他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相外化和相异化的状况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把内在联系隐藏在这种状况中了。
　　第一，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生产资料，只代表资本家的货币(正如兰盖所说，罗马债务人的身体，代表债权人的货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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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只和资本家有关，而工人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和生产资料接触时，只把它们当作生产上的使用价值，当作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因此，这个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和工人究竟是干铜活还是干铁活一样，丝毫不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当然，正如我们以后将会指出的那样，当生产资料的价值增加，因而利润率降低时，资本家就喜欢把事情说成另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政府在其行为方式上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学术研究上习惯于双重标准，常常自相矛盾的原因。
　　第二，只要这些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时是劳动的剥削手段，这些剥削手段的相对的贵或贱同工人无关，正如嚼口和缰绳的贵或贱同马无关一样。
　　最后，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工人实际上把他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为一个共同目的的结合，看成是一种和自己相异化的权力；实现这种结合的条件，是和他相异化的财产，如果他不是被迫节约这种财产，那末浪费一点，对他说来毫无关系。而在属于工人自己的工厂，例如在罗契得尔的工厂中，情况就完全两样。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应当将恒产赋予工人，而不是强迫工人的人。因为，被迫的节约总不如自觉的节约。
　　因此，几乎用不着说，当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得到改良，从而提高了利润率时，社会劳动的这种普遍联系，就表现为某种和工人完全相异化的东西，事实上它也只和资本家有关，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购买和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至于他不过是用本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购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因此他只有无偿地占有了本部门工人的产品，才能支配其他部门工人的产品，那末，这是一种被流通过程等等幸运地掩盖起来的联系。
　　此外，因为大规模生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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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于是，按照所谓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要不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就只有将工人作为资本家的私产就象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产一样才行。
　　因为工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象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这一切在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都能看到。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商业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单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而这正是发生在所谓产权明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见，产权理论亦行之不远。当今中国的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也就是另一方面使一些贪官获得的东西。当今中国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灰色收入，已不亚于当年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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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如果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末，只有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由于竞争？)，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会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
　　我们在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必须注意如下的区别。如果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增加了，它的价值额也随之增加了，那末，这首先只是表明更多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里。然而正是在一个人手里使用的资本量的这种增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此相适应，被使用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大，但相对地减少，——使不变资本的节约成为可能。从单个资本家来看，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必要支出的数量增大了；但就所加工的材料量和被剥削的劳动量来说，这种支出的价值却是相对地减少了。
　　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对这一点作简要的说明。我们从最后一点，也就是从生产条件的节约说起，因为生产条件同时又是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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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
　　“在煤矿主之间……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矿山劳动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年4月21日》第102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一旦这个竖井堵塞，连一个出口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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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把流通过程和过度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是从劳动的社会性质产生的，所以，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也正是由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的。就这方面说，工厂视察员罗·贝克提出的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
　　“怎样才能最好地防止这种由共同劳动造成的儿童生命的牺牲呢？这整个问题是值得郑重考虑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57页)
　　工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
　　早在1855年10月，莱昂纳德·霍纳就抱怨说，尽管横轴的危险已经不断为事故，而且往往是为死亡事故所证明，而安全设备既不用花许多钱，又丝毫不妨碍生产，但许多工厂主仍反对关于横轴应有安全设备的法律规定。(《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第6页)工厂主在反对这种法律规定和其他法律规定时，得到了那些不拿报酬的治安法官的竭力支持。这些治安法官本人大多数都是工厂主或是工厂主的朋友，而这类案件要由他们来判决。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判决的呢？首席法官坎伯尔在谈到一件向他上诉的这类判决案时说：“这不是解释议会法令，简直是废除议会法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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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11页)——在同一个报告中，霍纳还谈到，许多工厂在开动机器时没有预先向工人发出信号。因为在未开动的机器上总是有些事要做，所以总是有手和手指同机器接触，这样，由于没有信号，就不断发生事故。(同上，第44页)当时工厂主为了反对工厂法，在曼彻斯特组织了一个行业团体，名叫“争取修改工厂法全国协会”。1855年3月，这个协会按每马力交会费2先令的办法，筹集了一笔超过5万镑的基金，以便在工厂视察员提出控告时为协会会员支付诉讼费用，并为协会出面进行的诉讼支付费用。目的是要证明，如果为利润而杀人，那末，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格拉斯哥一家公司利用自己工厂的废铁，为它的全部机器装上安全设备，总共花9镑1先令。这个公司使用110马力，如果它加入上述协会，就要交纳会费11镑，比全部安全设备的费用还多。但是，这个全国协会1854年显然是为反对那条规定必须安装这类安全设备的法律而成立的。在1844—1854年这整个时期，工厂主对这条法律丝毫未予注意。根据帕麦斯顿的指令，工厂视察员现在通知工厂主说，这条法律今后必须切实执行。工厂主立即成立了这个协会。该协会的许多非常著名的会员本身就是治安法官，并以这种身分来执行法律。1855年4月新任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表示政府愿意满足于一些几乎只是徒有其名的安全设备，而全国协会甚至连这一点也愤怒地加以拒绝了。在几次不同的诉讼中，著名工程师威廉·费尔贝思，用他的名誉作赌注(只要替资本家说话，自然就会有各种来自资本方面的名誉，当今中国的一些人也开始深谙此道并由此成为著名学者和风云人物)，以专家身分来替资本的节约和资本的受到侵犯的自由进行辩护。工厂视察长莱昂纳德·霍纳，受到了工厂主各式各样的迫害和诽谤。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闻自由、民主和法制。好莱坞应当拍一部关于莱昂纳德·霍纳的电影，这比它那些人物电影要有意思得多，但好莱坞永远也不会拍这样的电影，除非是为了诽谤莱昂纳德·霍纳先生。
　　但是，工厂主在促使皇家法院作出判决以前一直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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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皇家法院的解释，1844年的法律并未规定离地七呎以上的横轴要有安全设备。他们终于在1856年依靠伪君子威尔逊-派顿——一个用宗教装璜门面而随时准备为讨好钱袋骑士去干肮脏勾当的虔诚者——通过了一项在当时情况下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议会法令。这个法令事实上剥夺了工人的一切特殊保护，它让工人在受到机器的伤害时向普通法院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在英国诉讼费用很高，这纯粹是一种嘲弄。高额的诉讼费用是维护资本的特权所必须的，是资本法制和资本民主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又对专家鉴定作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规定，使工厂主几乎不可能败诉(从而帮助资本家豢养了大批律师)。结果是事故急剧增加。视察员贝克发现，在1858年5月到10月的半年中，事故比前一个半年，就增加了21％。在他看来，全部事故的36.7％是可以避免的。诚然，1858年和1859年同1845年和1846年相比，事故的次数显著减少了，即减少了29％，而且是在受到工厂视察制度监督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20%的情况下减少的。原因何在呢？现在(1865年)，引起争论的问题解决了，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新机器。这种新机器本身已经装了安全设备，由于它不要工厂主支付额外费用，他们当然乐于采用。此外，有几个工人因失去手臂经法院判决获得大笔赔偿费，并且这个判决还得到最高一级法院的批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30日》第31页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4月》第17页)
　　以上说的是用以防止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因直接操作机器而造成生命危险和四肢残废的那种保护设备的节约。
　　室内劳动。大家知道，空间的节约，从而建筑物的节约，使工人拥挤在狭小地方的情况多么严重。此外，还有通风设备的节约。这两件事，再加上劳动时间过长，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以下的例证摘自《公共卫生。1863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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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报告》；这个报告是本书第一卷中屡次谈到的约翰·西蒙医生编写的。
　　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而共同劳动大规模地在室内进行，并且在那种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生产着想的环境下进行，也就是说，工人在同一个工场里大规模地集中，一方面是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特别的预防措施作为补偿，也是造成生命和健康浪费的原因。现代庸俗经济学不研究这“另一方面”的问题。
　　西蒙医生提出了一条规律，并且用大量统计材料加以证明：
　　“一个地方靠室内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第23页)原因是通风设备差。“不管什么地区，只要那里一个重要的行业是在室内经营的，那里工人死亡率的增加，足以使整个地区的死亡统计带有一种特色，即死于肺病的占绝对多数。这条规律也许在整个英国都没有例外。”(第23页)
　　1860年和1861年卫生局调查了在室内经营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死亡统计表明：就同等数量的15岁到55岁的男子来说，如果在英国农业地区因肺结核和其他肺病引起的死亡数为100，在以下几个地方的死亡数是：考文垂死于肺结核的为163，布莱克本和斯基普顿167，康格尔顿和布莱得弗德168，莱斯特171，利克182，麦克尔士菲尔德184，波尔顿190，诺定昂192，罗契得尔193，得比198，索尔福和埃士顿—安得—莱因203，里子218，普雷期顿220，曼彻斯特263。(第24页)下表提供了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这个表按性别分别列出每10万个15岁到25岁的人中死于肺病的人数。表上所列举的地区，只有妇女在室内经营的产业中工作，而男子却在各种劳动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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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　区　　　　│　主要产业　　　　│每10万个15岁到25岁　│
│　　　　　　　　　│　　　　　　　　　│的人中死于肺病的人数│
│　　　　　　　　　│　　　　　　　　　├────┬─────┤
│　　　　　　　　　│　　　　　　　　　│　　男　│　　女　　│
├─────────┼─────────┼────┼─────┤
│伯克汉普斯泰特　　│草辫业(女工)　　　│　　219 │　　578　 │
│莱顿—巴扎德　　　│草辫业(女工)　　　│　　309 │　　554　 │
│纽波特—帕格奈耳　│花边业(女工)　　　│　　301 │　　617　 │
│陶　斯　特　　　　│花边业(女工)　　　│　　239 │　　577　 │
│尤　维　耳　　　　│手套业(主要是女工)│　　280 │　　409　 │
│利　克　　　　　　│丝织业(主要是女工)│　　437 │　　856　 │
│康　格　尔　顿　　│丝织业(主要是女工)│　　566 │　　790　 │
│麦克尔士菲尔德　　│丝织业(主要是女工)│　　593 │　　890　 │
│有益健康的农村地区│农业　　　　　　　│　　331 │　　333　 │
└─────────┴─────────┴────┴─────┘
　　在男子参加工厂劳动较多的丝织业地区，男子的死亡率也较高。男女两性中因肺结核等引起的死亡率，在这里揭露了报告中所说的如下事实：
　　“我国丝织业大部分是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经营的。”
　　但正是在这个丝织业中，工厂主却以他们的企业卫生条件特别好为借口，要求13岁以下的儿童劳动特别长的时间，并且这种要求还部分地得到许可。(第1卷第8章第6节)
　　“到目前为止考察过的各种工业，也许没有一种比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裁缝业的情况更坏的了……他说，各个工场的卫生状况是大不相同的；但几乎所有的工场都十分拥挤，空气很不流通，对健康极其有害……这样的房间必然很闷热；如果再点起煤气灯来，例如在雾天或冬季傍晚的时候，温度就会上升到80度甚至90度<华氏，＝摄氏27度到33度>，使工人汗流浃背，使水蒸气凝结在玻璃窗上，以致水珠不断往下流，或从天窗上滴下来，工人只好打开一些窗户，尽管他们这样做不免要受凉。——关于伦敦西头最大的16家工场的情况，他作了如下的描述：在这些空气很不流通的房间内，每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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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的空间最大是270立方呎，最小是105立方呎，平均每人只有156立方呎。有一个工场，四围都是走廊，光线只能从上面进来，有92人到100多人在干活，点着好多盏煤气灯；厕所就在工场旁边，而每人所占的空间不超过150立方呎。另有一个工场，设在光线只能从上面照进来的小院里，象狗窝一样，只有一个通气的小天窗，有五、六个人在里边工作，每人只占空间112立方呎。根据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1990年重排本)》，一英尺=0.305米。因此，100立方呎只有2.83726立方米，112立方呎相当于一个高1.8米，直径只有1.499米的圆柱形空间。如果双臂横向伸展的长度等于身高的话，那么一个身高只有1.5米的矮个子女人都无法伸展双臂原地转一圈。考虑到整个空间不可能非常均匀地分布，那么在这种场所真是转身都相当困难。”并且“在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这种条件非常恶劣的工场内，裁缝工人通常每天要劳动12—13小时，有时要连续劳动15—16小时。”(第25、26、28页)
┌─────┬────────┬────────────────┐
│　雇工人数│产业部门和所在地│　　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　　　　　│
│　　　　　│　　　　　　　　├────┬─────┬─────┤
│　　　　　│　　　　　　　　│25—35岁│35—45岁　│45—55岁　│
├─────┼────────┼────┼─────┼─────┤
│　958265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　　　　　│　　　　　│
│　　　　　│　农业　　　　　│　　743 │　　805　 │　1145　　│
│　22301男 │伦敦的裁缝工人　│　　　　│　　　　　│　　　　　│
│　12377女 │　　　　　　　　│　　958 │　　1262　│　　2093　│
│　13803　 │伦敦的排字工人和│　　　　│　　　　　│　　　　　│
│　　　　　│　印刷工人　　　│　　894 │　　1747　│　　2367　│
└─────┴────────┴────┴─────┴─────┘
(第30页)
　　必须指出，并且实际上已由卫生部门的主管人员、报告的编写人约翰·西蒙指出，报告中列举的伦敦25—35岁的裁缝工人、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的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这两个行业中，伦敦的业主从农村招收大批青年人(也许到30岁为止)当学徒和“见习生”，也就是让他们进一步学手艺。这些人使计算伦敦产业人口死亡率所依据的雇工总人数增加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伦敦的死亡人数，因为他们留在伦敦不过是暂时的；如果这个期间他们得了病，他们就回到农村的家里去，如果死了，就在那里进行死亡登记。就年纪较轻的工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就使伦敦人口的这一年龄的死亡率根本不能成为衡量产业不卫生状况的尺度。(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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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字工人的情况同裁缝工人相似。对他们来说，除了缺少通风设备，呼吸有毒的空气以外，还要加上做夜工。他们的劳动时间通常是12到13小时，有时是15到16小时。
　　“煤气灯点着后，室内非常闷热……此外，往往还有铸字房的烟雾，机器或下水道的恶臭，从楼下侵入，使楼上的空气更加污浊。下面房间的热气使天花板发热，增加了楼上房间的温度。如果房间矮，煤气消耗量大，那就是很大的祸害。而在楼下装有蒸汽锅炉、整个房屋闷热得难受的地方，情形就更坏……一般说来，通风极差，完全不足以在日落之后把热气和煤气燃烧的产物排除出去。很多工场，特别是原来作为住房的工场，情况尤为悲惨。”“有些工场，特别是印刷周报的工场(这里也雇用12岁到16岁的少年)，工人几乎要接连不断地劳动两天一夜；而另一些承担‘急’件的排字房，星期日也不让工人休息，他们每周的工作日是7天，而不是6天。”(第26、28页)
　　我们在第一卷第八章第三节曾经谈到女时装工过度劳动的情形。她们的工作场所，在这个报告中，由奥德医生作了描述。即使有时白天情况好一些，但是煤气点燃以后，这种工场就变得又热又臭，很不卫生。在34家较好的工场中，奥德医生发现，每个女工平均占有的空间如下：
　　“4家在500立方呎以上；4家是400—500立方呎；5[家是300—400立方呎；5家是250—300立方呎；7家]是200—250立方呎；4家是150—200立方呎；9家只有100—150立方呎。即使在其中最好的几家，要持久地工作，空气也不足，除非那里有完善的通风设备……即使通风良好的工场，天黑以后，由于必须点燃很多盏煤气灯，也还是太闷热。”
　　下面是奥德医生关于他曾经访问过的一家由中间商人开设的小工场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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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1280立方呎的房间，上班的工人有14名，每人所占的空间为91.5立方呎。这里的女工都显出疲劳憔悴的样子。她们的工资，除茶水外，每周7—15先令……劳动时间是上午8时到下午8时。这个小房间里挤着14个人，通风很差。只有两个可打开的窗户和一个已经堵塞的烟囱，此外没有任何专门通风设备。”(第27页)
　　这个报告在谈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
　　“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一年中大约只有4个月，但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这在很多场合一度引起公众的震惊和愤慨；在这几个月中，她们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14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17—18小时。在其他季节，也许要在工场干10—14小时；在家里劳动的，通常要干12或13小时。在女大衣、披肩、衬衫等成衣业中，工人在共同的工场内干活的时间，包括使用缝纫机的劳动在内，要少一些，大多不超过10—12小时；但是奥德医生说，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带回家里去完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两种过度劳动，往往都是强制性的。”(第28页)
　　约翰·西蒙在这页的一个脚注中指出：
　　“传染病协会的秘书拉德克利夫先生，有特别多的机会考察第一流成衣店女工的健康情况，他在每20个自称‘完全健康’的女工中，发现只有一个是健康的；其余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体力疲惫、神经衰弱以及各种各样由此引起的机能失调。他所列举的原因，首先是劳动时间过长。他估计，甚至在淡季，每天至少也劳动12小时；第二是工场过分拥挤，通风很差，煤气灯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食物不够或太差；以及对住房是否舒适漠不关心。”
　　英国卫生局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工人要坚持他们在理论上的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他们干什么活时，都要在他的责任所及的范围内并由他出钱使这种共同劳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并且，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得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不管立法者设想的意图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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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们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第29页)——“毫无疑问，要划一条准确的界限，确定雇主在这个界限内应该服从的法规，会有一些小小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在原则上，保护健康的要求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在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而造成的无限的生理痛苦中，不必要地萎缩和缩短了。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要大胆表示这样的希望：劳动的卫生条件应当普遍地置于适当的法律保护之下，至少要保证在一切室内工作场所安装良好的通风设备，并且在每一个按其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卫生的劳动部门，要尽量地限制那种对于健康特别有害的影响。”(第31页)现在有人提出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为了缓解压力应当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可是当前的青壮年，特别是在私营企业打工的人又是怎样的一个境遇呢？难道要用不断出生的人口，就象“伦敦的业主从农村招收大批青年人”那样，来缓解当代青壮年所受的苦难么？
III、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莱·霍纳在他的1852年10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詹姆斯·奈斯密斯的一封信，其中谈到：
　　“关于我提到过的<蒸汽机>体系的那些改变和改良所引起的动力的巨大增长，公众知道得很少。我们这个地区<郎卡郡>的机器动力，大约有四十年一直处在怯懦的和充满偏见的传统的压迫下，现在我们幸运地得到了解放。近十五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从1848年起>，冷凝式蒸汽机的操作方式已经有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改变……结果是……同样的机器可以完成大得多的工作量，而耗煤量却显著减少……这个地区的工厂采用蒸汽力以来，许多年内，人们一直认为，冷凝式蒸汽机的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活塞冲程约220呎，也就是说，一台活塞冲程5呎的机器，按规定每分钟只能旋转曲轴22次。人们认为，让机器转得更快，是不合适的；并且因为全部装置是和活塞运动的这种每分钟220呎的速度相适应的，所以许多年来，这种缓慢的和受到无理限制的速度，一直支配着整个生产。后来，由于碰巧有人不知道这种规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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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于一个大胆的革新者的倡议，试用了更大的速度，结果非常顺利，这个先例就被人模仿起来；人们让机器——用当时的说法——摆脱缰绳，并且改换了传动装置的主轮，使蒸汽机每分钟能完成300呎以上的活塞冲程；而机器装置保持原来的速度……这种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普遍采用了，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由同一台机器得到较多的可供利用的动力，而且因为飞轮的力矩更大了，运动也更有规律了。在汽压和冷凝器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加快活塞的运动，就得到了更多的动力。例如，如果我们对一台在活塞冲程每分钟200呎时有40马力的蒸汽机，作适当的改变，使之在汽压和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把活塞冲程增加到每分钟400呎，那末，我们就能得到恰好两倍的动力；并且因为汽压和真空度在两个场合都没有变，所以机器各部分的紧张程度以及发生‘事故’的危险，在速度增大时都不会显著增加。所不同的只是：蒸汽的消耗与活塞运动的加速成比例或者近似成比例地增加。此外，轴承或摩擦部分的磨损略有增加，不过这几乎不值得一提……但是，要用加速活塞运动的办法从同一台机器得到更多动力，就必须在同一个蒸汽锅炉内烧掉更多的煤，或采用一种汽化能力较大的蒸汽锅炉，总之，必须产生更多的蒸汽。这一点也做到了，就是在‘速度加快的’旧机器上安装一个能产生更大量蒸汽的锅炉。这就使这些机器所作的功，在很多场合增加100％。大约在1842年，康瓦尔各矿山蒸汽机非常便宜地产生动力的方法，开始引人注意；棉纺业的竞争，迫使工厂主在‘节约’方面寻找利润的主要来源；康瓦尔蒸汽机每小时每马力耗煤量的显著差别，和伍尔夫双缸蒸汽机的异常经济的效果，也使我们这个地区把节约燃料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康瓦尔蒸汽机和双缸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小时耗煤3 1/2磅到4磅，而棉纺织业的机器一般每马力每小时耗煤8磅到12磅。这种显著的差别，诱使我们这个地区的工厂主和机器制造业主采用类似的方法，去达到象康瓦尔和法国所获得的那种异常经济的成果。这种成果在康瓦尔和法国早就屡见不鲜，因为那里煤炭价格高昂，工厂主不得不尽量限制他们企业中这项极高的费用。这造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果。首先，在以前利润很高的时候，很多锅炉的上半部分露在外界的冷空气中，现在用厚毡，或用砖和泥灰等材料包盖起来，这样，花那么多钱产生的热就不易散失了。汽管也用同样的方法保护起来，汽缸也用毡条和木头包住。其次，采用了高汽压。以前，安全阀在它承受的压力达到每平方吋4磅、6磅或8磅时就开放；现在人们发现，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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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到14磅或20磅……就可以大大地节省煤炭；换句话说，工厂的工作可以用少得多的耗煤量来完成……有资金和胆量这样做的人，都采用增加汽压、使之极度‘膨胀’的办法，并使用构造适当的蒸汽锅炉，这种锅炉提供每平方吋30磅、40磅、60磅或70磅压力的蒸汽；这样高的压力，一定会把旧派工程师吓倒的。但是，因为提高汽压的经济成果……很快就可以用镑、先令、便士这种明显的形式表示出来，所以，在冷凝式蒸汽机上安装高压锅炉，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实行彻底改革的人，采用了伍尔夫蒸汽机，并且大多数最近制造的机器，都采用了这种蒸汽机。这种蒸汽机有两个汽缸，从锅炉进入其中一个汽缸的蒸汽，由于压力超过大气压力而产生动力，但这种蒸汽不会象以前那样，在活塞的每一个冲程之后跑掉，而是转入另一个容积大约大三倍的低压汽缸中，并且在那里完成进一步的膨胀之后，导入冷凝器中。人们在这种机器上得到的经济效果是，提供一马力，每小时只耗煤3 1/2磅或4磅，而旧式机器要耗煤12磅到14磅。一个巧妙的装置，可以使伍尔夫双缸体系即高低压联合机，应用到现有的旧机器上，从而提高机器的功能，并同时减少耗煤量。最近8—10年，人们把高压机和冷凝机结合起来，使高压机用过的蒸汽转入冷凝机，来推动冷凝机，这样做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这个办法在许多场合都很有用处。”
　　“要准确估计以前的那些蒸汽机在作了某些或全部这种新的改良之后所增加的功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确信：现在从一台重量与过去相等的蒸汽机，至少平均可以多得50％的效能或功；并且在很多场合，同一台在每分钟速度限制为220呎时只提供50马力的蒸汽机，现在可以提供100马力以上。冷凝机应用高压蒸汽所得的巨大的经济效果，以及为了扩大企业而对旧蒸汽机提出的高得多的要求，最近三年来，促进了管状锅炉的采用，由此蒸汽生产的费用再一次显著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23—27页)
　　以上关于发动机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传动装置和工作机。
　　“近几年来机器改良的迅速发展，使工厂主能够不增加动力而扩大生产。由于工作日缩短，必须更节约地使用劳动。大多数经营得法的工厂，都在不断考虑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办法。由于本地区一位开明人士的好意，我对他的工厂所雇用的工人的人数和年龄，所使用的机器，从1840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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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支付的工资，有所了解。1840年10月，他的公司雇用600个工人，其中有200个未满13岁。1852年10月，他只雇用350个工人，其中只有60个未满13岁。但是在这两个年度里，运转的机器数相等(极少例外)，并且支付的工资额也相等。为什么支付的工资额也相等？只是一种巧合吗？运转的机器数相等并不意味着产出量也相等。”(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58、59页)
　　机器的这些改良，只有在它们被安装在适宜的新厂房中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谈到机器的改良，我必须指出，首先在建造适于安装这种新机器的工厂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步……我把最低的一层全部用来并纱，把29000个并纱锭全部安装在这里。单在这个车间和库房，我至少节省了10％的劳动。这种节省，与其说是并纱方法本身改良的结果，不如说是机器集中管理的结果；并且，我已经能够用一个传动轴来推动同样多的纱锭，所以，和别的公司比较，我节省了60％到80％的传动装置。此外还可以大量节约机油、润滑油等等……总之，有了完善的工厂设备和改良的机器，我少算些，也节省了10％的劳动，并且还大大节省了动力、煤炭、机油、油脂、传动轴、皮带等等。”(一个纺纱厂主的证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9、110页)
IV、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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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1863年10月的工厂报告中提到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租地农场主不愿种植亚麻和很少种植亚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在加工亚麻的时候留下……很多废料……在加工棉花时废料比较少，但在加工亚麻时废料却很多。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处理，可以使这种损失大大减少……在爱尔兰，亚麻通常是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以致损失28％到30％。”
　　这种损失，用较好的机器就可以避免。因为留下来的麻屑这样多，所以工厂视察员说：
　　“有人告诉我，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去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同上，第140页)
　　关于废棉，我们在下面谈到原料价格变动的时候再讲。
　　毛纺织业比亚麻加工业经营得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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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进行再加工，过去一向认为是不名誉的事情，但是，对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再生呢绒业来说，这种偏见已经完全消除。毫无疑问，废棉加工业很快也会作为一个符合公认的需要的生产部门，而占有同样的位置。三十年前，破烂毛织物即纯毛织物的碎片等等，每吨平均约值4镑4先令；最近九年，每吨已值44镑。同时，需求量已如此增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因为有人发明一种能破坏棉花但不损伤羊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呢绒的制造，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平均质量较好的毛织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l07页)
　　这种再生羊毛，在1862年底，已占英国工业全部羊毛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81页)“消费者”的“巨大利益”，不过是他的毛料衣服只穿到以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破，穿到以前六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薄。
　　英国的丝织业所走的也是这样一条下坡路。从1839年到1862年，真正生丝的消费略为减少，而废丝的消费却增加了一倍。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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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帕尔曼蒂耶曾经证明，从一个不是很远的时期以来，例如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的磨谷技术大大改善了，同旧磨相比，新磨几乎能够从同量谷物中多提供一半的面包。实际上，巴黎每个居民每年消费的谷物，原来是4瑟提埃，后来是3瑟提埃，最后是2瑟提埃，而现在只是每人1 1/3瑟提埃，约合342磅……在我住过很久的佩舍，用花岗石和暗色岩石粗制的磨，已经按照三十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现在，人们用拉费尔特的优质磨石来制磨，把谷物磨两次，使粉筛成环状运动，于是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便增加了1/6。因此，我不难明白，为什么罗马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和我们每天消费的谷物相差如此之多。全部原因只是在于磨粉方法和面包制造方法的不完善。我看，普林尼在他的著作第十八卷第二十章第二节所叙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也必须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罗马，一莫提面粉，按质量不同，分别值40、48或96阿司。面粉价格和当时的谷物价格相比这样高，其原因是当时的磨还处在幼稚阶段，很不完善，因此磨粉费用相当大。”(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80、281页)
V、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作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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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或作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
　　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以上所述，从经常观察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新的证明：
　　1、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关于这点，可以参看尤尔和拜比吉的著作。
　　2、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工厂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工厂相比，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都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现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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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I. 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在这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剩余价值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为了研究纯粹状态下的情况，这个假定是必要的。不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仍然可能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原料价格的波动而收缩或膨胀，以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可能增加或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量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在这里也要把这个现象作为偶然情况排除在外。如果机器的改良和原料价格的变动同时影响到一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或影响到工资的水平，那末，只要把1. 不变资本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和2. 工资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综合在一起，结论就自然可以得出。
　　但是总的说来，在这里也和以前一样，必须指出：如果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或由于原料价格的波动而出现了变化，那末这些变化即使完全不影响工资，因而完全不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也总会影响利润率。这些变化会改变m'v/C中C的大小，从而改变整个分数的值。因此，在这里，和考察剩余价值时看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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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这些变化发生在哪些生产部门，这些变化所影响的产业部门是否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或者这种生活资料生产上所用的不变资本，都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阐述也同样适用于奢侈品生产发生变化的场合，而这里所说的奢侈品生产，是指一切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是必需的那种生产。
　　在这里，原料也包括辅助材料，如蓝靛、煤炭、煤气等等。其次，如果机器也被列入这个项目，那是因为机器本身的原料是由铁、木材、皮革等等构成的。因此，机器本身的价格也会由于制造机器所用的原料的价格波动而受到影响。如果构成机器的原料或机器运转时消费的辅助材料发生价格波动，从而引起机器价格上涨，利润率就会相应地下降。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我们在下面研究原料的价格波动时所说的原料，既不是指制造作为劳动资料来执行职能的机器所用的原料，也不是指机器使用时所用的辅助材料，而只是指加入商品的生产过程的原料。在这里，只有一点必须指出：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铁、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财富，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生产率，并且是一个不以工资的高低为转移的决定利润率的要素。
　　因为利润率是m/C或＝m/(c+v)，所以很清楚，一切使c的大小，从而使C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东西，即使在m和v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利润率发生变化。但原料是不变资本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产业部门，也有原料作为辅助材料或机器组成部分等等加入，这样，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会相应地影响利润率。如果原料的价格降低了，降低的数额＝d，那末，m/C或m/(c+v)就变为m/(C-d)或 m/(c-d+v)；因而利润率就提高。相反，如果原料价格提高了，那末，m/C或m/(c+v)就变为m/(C+d)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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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v)，因而利润率就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高低和原料价格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原料的价格波动时产品出售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即使完全撇开供求关系，原料价格的低廉对工业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可以看出，即使撇开对外贸易由于使必要生活资料便宜而对工资产生的任何影响，对外贸易也会影响利润率。这就是说，它会影响工业或农业中所使用的原料或辅助材料的价格。由于人们对利润率的性质和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的独特区别一直理解得很不完全，因此，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强调由实际经验得出的、原料价格对利润率的显著影响，而在理论上却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托伦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象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一般原理，而不承认比如说世界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
　　因此很清楚，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合理地建立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和废除谷物关税一样，是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主要目标，他们也特别关心废除棉花关税。
　　我们可以拿面粉在棉纺织业上的使用为例，来说明一种并非真正的原料，而是一种辅助材料但同时又是主要食物的价格降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837年，罗·海·格莱格已经计算过，当时大不列颠棉织业使用的100000台动力织机和250000台手工织机，每年浆纱消费的面粉达4100万磅。此外，。漂白等工序所用的面粉，又等于这个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样消费掉的面粉的总价值，按照他的计算，在最近十年内，每年等于342000镑。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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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的面粉价格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谷物关税迫使工厂主多付出的价钱，仅面粉一项，每年就有170000镑。根据格莱格估计，1837年这样多支付的价钱至少有200000镑。他还说到一家公司，每年为面粉多付的价钱就有1000镑。因此，
“大工厂主、精打细算的实业家都说，谷物关税一旦废除，每天劳动10小时就足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第98页)
　　谷物关税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关税也废除了。但是这个目的刚一达到，工厂主们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劲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了。此后不久，当十小时工厂劳动终于定为法律时，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企图普遍降低工资。
　　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全部一次加入由于它们被消耗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而固定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只是按其损耗的程度，因而只是逐渐加入产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利润率是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总额决定(不管其中有多少已被消费都一样)，但是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然而很清楚，市场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单个商品的价格，并和这个价格的涨落成反比，——虽然我们只是顺便提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我们仍然假定，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由竞争引起的价格波动在这里仍与我们无关。因此，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成品价格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提高，也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因此，同商品按其价值出售的情况相比，利润率在前一场合会下降得更低，在后一场合上升得更高。
　　其次，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仍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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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因此，对使用原料的产业部门来说，也就是对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产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正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关系，即吸收一定量的劳动需用更多的原料，也就是表现为，比如说，一个劳动小时内转化成产品即加工成商品的原料量不断增加。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原料的价值会在商品产品的价值中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原料会全部加入商品产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在总产品的每一部分中，由机器磨损形成的部分和由新的追加劳动形成的部分会越来越小。由于这种下降运动，另一个由原料形成的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增长起来，除非由于制造原料本身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料价值相应减少，以致这种增长被抵销。
　　其次，因为原料和辅助材料完全同工资一样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地从产品的每次出售中全部得到补偿，而机器只有磨损部分才需要补偿，并且首先是以准备金的形式补偿，——每次出售是否都为这个准备金提供它的一部分，事实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是假定全年的出售能够为这个准备金提供相当于一年的份额，——所以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如果出售商品所得的价格不够补偿商品的一切要素，或者不能使生产过程按照同它的技术基础相适应的规模继续进行，以致只有一部分机器能够工作，或者全部机器都不能按通常规定的全部时间工作，那末，原料价格的提高就会缩小或是阻碍全部再生产过程。
　　最后，废料所引起的费用和原料价格的波动成正比：原料价格提高，它就提高；原料价格下降，它就下降。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界限。1850年《工厂视察员报告》就已经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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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原料价格上涨造成的重大损失的一个根源，即废料造成的损失，除了实际经营纺纱业的人以外，谁都不加以注意。有人告诉我说，棉花涨价时，纺纱业者增加的费用，特别是生产次等纱增加的费用，比因涨价而多付出的费用还要多。纺粗纱时产生的废棉达到15％以上；因此，按照这样的百分率，在棉花每磅值3 1/2便士时，每磅的损失是1/2便士，当棉花的价格上涨到每磅7便士时，每磅的损失就增加到1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17页)
　　但是，当美国南北战争使棉花的价格上涨到近一百年来闻所未闻的高度时，报告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废棉的价格和废棉在工厂里作为原料的重新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用印棉代替美棉所造成的废棉的损失。这个差额大约是12 1/2%。印棉加工时的损失为25％，因此，纺纱业者在这种棉花上付出的费用比他所付出的价格实际上还要多四分之一。当美棉每磅值5便士或6便士时，废棉造成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每磅的损失不会超过3/4便士；但是，现在棉花每磅值2先令，由废棉造成的损失每磅已达6便士，这种损失就非常严重了。”【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有错误。废棉造成的损失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这个损失就印棉来说固然是25％，但这里说的是美棉，其损失只有12 1/2％到15％，这个百分率在前面美棉价格为5便士到6便士时已经准确计算出来了。不过，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最后几年，输入欧洲的美棉的废棉所占的百分率，也往往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弗·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6页)
II. 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因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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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只好由我们来续。尽管如此，标题中提到的几种现象，还是可以在这里概括地考察一下。首先，它们互相之间有联系；其次，它们同利润率和利润量有联系。它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量(它实际上和剩余价值量是同一个东西)的增减都是不以剩余价值量或剩余价值率的运动为转移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必须对它们进行简略的考察。
　　能否一方面把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另一方面把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当作不同的现象来考察呢?
　　首先要问：我们怎样理解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增值和贬值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外就是指：现有资本由于某些共同的经济情况(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了，也就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撇开它所使用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增殖不说，在价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们把资本的束缚理解为：如果生产要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产品总价值中的一定部分就必须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各种要素。我们把资本的游离理解为：虽然生产在原有规模的限度内继续进行，但产品总价值中一个一直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可以自由支配，成为多余的了。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束缚和收入的游离或束缚不同。假定一个资本C的年剩余价值＝x，由于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便宜了，现在用x-a就能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享受品等等。因此，收入的一部分(=a)就会游离出来，它可以用来扩大消费，或者再转化为资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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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反之，如果需要用x+a才能继续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必须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限制，或者把以前用作积累的收入部分(＝a)现在当作收入来花掉。
　　增值和贬值，既可以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也可以发生在可变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当它们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发生在固定资本上面，或者发生在流动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
　　被当作不变资本来考察的有：原料和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我们把以上这些通称为原料)，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和原料价值的高低成反比。这个规律对于新投入企业的资本来说，是无条件正确的，在这种场合，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撇开这种新投入的资本不说，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另一个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一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存在，需要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作为货币(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存在，需要再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最后，第三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其中一部分具有生产资料的最初形式，即原料、辅助材料、从市场上买来的半成品、机器以及其他固定资本，另一部分是正在制造的产品。增值或贬值在这里怎样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先撇开全部固定资本不说，只考察由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正在制造的商品和已经制成并投入市场的商品所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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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原料例如棉花的价格提高了，用比较便宜的棉花制成的棉制品——半成品(如棉纱)和成品(如棉布等等)——的价格也会提高；同样，尚未加工的库存棉花和正在加工的棉花的价值也会提高。由于反作用，这种棉花现在代表着更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加在有它作为组成部分的产品上的价值，超过它本身原有的价值，也超过资本家为它支付的价值。
　　因此，如果在原料价格提高时，市场上已有大量现成的商品(不论已经完成到什么程度)，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提高，现有资本的价值也会随之提高。生产者手中储备的原料等等也是这样。这种增值，可以补偿单个资本家，甚至资本的整个特殊生产部门由原料价格提高引起的利润率下降而遭受的损失，甚至补偿之后还有余。在这里，我们不去详细研究竞争的影响，但是为了完整起见，可以指出：1．如果库存的储备原料相当多，就会对原料产地发生的价格提高起相反的作用；2．如果市场上现有的半成品或成品严重积压，就会阻碍这些成品和半成品的价格按照它们的原料价格的比例上涨。
　　如果原料价格降低，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这会使利润率提高。但市场上现有的商品、正在制造的物品和储备的原料都会贬值，从而对同时发生的利润率的提高起相反的作用。
　　当营业年度即将告终，原料必须重新得到大量供应的时候，就农产品来说，也就是在收获之后，生产领域和市场上的储备越少，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的全部研究都是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是实际价值变动的表现。但是，因为这里研究的问题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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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对利润率的影响，所以，这种波动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价格的涨落不是由于价值变动，而是由于信用制度、竞争等等的影响造成时，这里的阐述也是同样适用的。
　　因为利润率等于产品价值的余额和全部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所以，由预付资本贬值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是和资本价值的损失结合在一起的，同样，由预付资本增值造成的利润率的降低，也可能和资本价值的增加结合在一起。
　　至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那末，这方面发生的增值，特别是和建筑物、土地等等有关的增值，离开地租学说是无法阐明的，因而不是这里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贬值，以下所说却具有普遍的意义。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具有强烈的作用，那时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因而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的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它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在拜比吉那里找到。资本家的惯用伎俩——降低工资——在这种场合也会施展出来，所以这种不断贬值的作用，是和凯里先生的和谐一致的头脑中梦想的情况完全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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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机器、建筑设备、一般固定资本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至少它们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时，由于这些固定资本再生产方法上的改进，类似的贬值现象也会出现。这时，机器等等的价值的降低，不是因为有更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等等迅速把它们排挤掉，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贬值，而是因为现在能够用比较便宜的方法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往往要到第一个所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所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的原因之一。这第二个所有者因为用便宜的价钱把企业买过来，这是资产重组热的原因。所以一开头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
　　在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那些会提高或降低产品价格的原因，也会提高或降低资本的价值，因为资本本身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谷物、牲畜等这类产品构成的。(李嘉图)
　　现在还需要谈一下可变资本。
　　如果劳动力价值的提高，是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者，反过来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了，——而可变资本的增值和贬值不外就是这两种情形的表现，——那末，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和这种增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减少，和这种贬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是，和这种现象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可能有别的情况——资本的游离和束缚。这些情况，上面还没有研究，现在必须简略地谈一谈。
　　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格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那末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就会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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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投入的资本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这个资本在执行职能时具有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它可以用比过去少的货币，推动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样，无酬劳动部分就靠牺牲有酬劳动部分而增加。但是对于已经发挥作用的资本来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且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还会游离出来。这个部分过去被束缚起来，形成一个经常的部分，如果企业要按原有规模经营，这个部分就要从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中扣出，投在工资上面，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现在，这个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因而可以当作新的投资来利用，——或者用来扩大同一企业，或者用在另外一个生产部门。
　　例如，我们假定每周雇用500工人原来需要500镑，现在只需要400镑。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价值量都＝1000镑，那末，在前一种情况下，每周的剩余价值量就＝500镑，剩余价值率500/500＝100%，但是，在工资降低之后，剩余价值量为1000镑-400镑=600镑，剩余价值率600/400＝150%。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对于一个用400镑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在同一生产部门开办新企业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结果。但是对一个已经经营的企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的贬值，不仅剩余价值量由500镑提高到600镑，剩余价值率由100%提高到150％；而且还会有100镑可变资本游离出来，可以再用来对劳动进行剥削。因此，不仅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剥削同量劳动，而且由于有100镑游离出来，同一个500镑可变资本可以比以前按更高的剩余价值率剥削更多的工人。
　　现在，看看相反的情形。假定雇用的工人是500，原来的产品分配比例是：400v+600m＝1000，因而剩余价值率＝150%。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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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所得为4/5镑＝16先令。如果由于可变资本的增值，现在500工人每周要花费500镑，那末每个工人的周工资就＝1镑，而400镑就只能雇用400工人。因此，如果雇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多，我们就会得到500v+500m＝1000；剩余价值率就会由150%降低到100％，即降低1/3。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唯一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降低了。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降低。例如，假定c＝2000，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000c+400v+600m＝3000。m'＝150%；p'＝600/2400＝25%。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000c+500v+500m＝3000，m'＝100%；p'＝500/2500＝20%。反之，对于已经投入的资本来说，就会产生双重结果。用400镑可变资本，现在只能雇用400工人，而且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是100％。因此，它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只有400镑。其次，因为价值2000镑的不变资本要有500工人来推动，所以400工人只能推动价值1600镑的不变资本。因此，要使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不让1/5的机器停下来，那就必须增加100镑可变资本才能和从前一样雇用500工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原来可供支配的资本束缚起来。这就是说，本应用来扩大生产的一部分积累，现在只好用来填补亏空，或者，原定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那个部分必须追加到原有的资本中去。结果，可变资本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0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减少了100傍。为了雇用同等数目的工人，需要有更多的资本，而每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却减少了。
　　由可变资本的游离产生的利益和由可变资本的束缚造成的损失，只有对已经投入的、因而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利益和损失这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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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降低，以及利润率的相应的、但决不是按比例的变动。
　　刚才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束缚，是可变资本各种要素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贬值和增值的结果。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工资率不变时，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那末可变资本也能游离出来。反之，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末也能发生追加可变资本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资本，现在作为不变资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起了变化，那末，这固然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但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增值或贬值，不变资本也可能被束缚或游离。撇开这一点不说，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了，同量劳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因而可以推动更多不变资本，那末，不变资本才有可能被束缚(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情形除外)。如果生产力降低了，那末，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生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农业上，这时同量劳动要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更多的种子、肥料或排水设备等等。如果由于各种改良、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一个价值较小的不变资本能够发挥以前一个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那样的技术作用，那末，即使没有贬值，不变资本也能游离。
　　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看到，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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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辅助材料则特别重要。只要机器一般还能工作，必须用来补偿机器磨损的那部分价格，不妨说是在观念上加以计算的；这部分价格，不管是在今天或者明天，不管是在资本周转时间的哪一个阶段上得到支付，即用货币来补偿，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原料却不是这样。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末，在扣除工资以后，它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的变化不定等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在这里，由于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年景的好坏等等，同量劳动可以体现为极不相等的使用价值量，因此，一定量的这种使用价值会有极不相同的价格。如果价值x体现在100磅商品a中，那末一磅商品a的价格＝x/100；如果价值x体现在1000磅商品a中，那末一磅商品a的价格＝x/1000，如此等等。这就是原料价格波动的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完整起见才提到它，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不属于我们这里考察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象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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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的运费；2．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性质，也许要在一年以后，产量才能实际增加起来；3．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起来，废料会更经济地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有原料作为要素加入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下降了，因此对原料价格产生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所引起的动荡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频繁，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价格变动，特别是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由于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原料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原料生产的扩大，又使人们从遥远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原料供给，而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又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而且是在原来的高价下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突然跌落下来，那末，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原料价格的突然跌落，会阻碍原料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条件最有利的原出产国，会恢复它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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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这也许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复，但毕竟是恢复。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但是，在机器等增加以后生产借以进行的基础，——这个基础在经过若干波动后，应当成为新的正常的基础，新的起点，——也由于上一次周转周期中发生的过程而显著扩大了。但是这样一来，在一部分次要的原料产地刚刚开始增长的再生产，会再次遇到严重的障碍。例如，我们可以从出口统计表看出，近三十年来(到1865年为止)，当美棉生产减少时，印棉生产就增加，但此后又突然地并且比较持久地减少下去。在原料昂贵时期，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例如，1848年棉价提高以后的曼彻斯特就是这样。爱尔兰亚麻的生产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但是，直接的刺激一旦过去，“在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而不是象那些协会那样，力图提高各原出产国的生产能力，而不管这些国家当时能够提供产品的直接价格如何)这个竞争的一般原则一旦重新取得统治地位，人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超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弗·恩·】在这方面，资本家的迷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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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工厂视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再三表示惊讶不已。好年成代替坏年成，当然也会使原料便宜。这个情况除了对需求的扩大产生直接影响以外，还会作为一种刺激对利润率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影响。上面所说的机器等的生产逐渐超过原料生产的过程，这时会按更大的规模重演。要真正改良原料，使它不仅按需要的数量，而且按需要的质量来提供，例如，要由印度来供给达到美棉那样质量的棉花，那就要求欧洲存在着持久的、不断增加的和经常的需求(把印度生产者在他本国所处的经济条件完全撇开不说)。但是，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不过是跳跃式的，有时突然扩大，然后又急剧缩小。所有这一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都可以根据1861—1865年的棉荒来进行很好的研究，那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即再生产上最重要要素之一的原料有时根本没有。其实，在供给充足时，如果这种供给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价格也可能提高。不然的话，就可能是原料真正缺乏。在棉业危机中最初出现的，是后面这种情形。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用下面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摘录的例子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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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提到的从英国工厂报告中摘录下来的那些例证：
　　“营业情况好些了；但是随着机器的增加，旺季和淡季的周期缩短了。这样一来，对原料的需求增加了，营业状况的波动也更为频繁了。……目前，在1857年恐慌之后，不仅信任恢复了，而且恐慌本身看来也几乎完全被人忘记了。这种好转是否能持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原料的价格。据我看来，已经有若干迹象，表明在某些场合已经达到最高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制造业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直至最后完全不再提供利润；例如，我们考察一下精梳毛纺织业利润较厚的年度1849年和1850年，就会看到，英国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3便士，澳大利亚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4到17便士，1841—1850年的十年间，英国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4便士以上，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7便士以上。但是在不幸的1857年年初，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已经涨到每磅23便士；同年12月，在恐慌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跌到18便士；但是在1858年又涨到现在的价格21便士。同样，英国出产的羊毛的价格在1857年年初为20便土，4月和9月涨到21便士，1858年1月跌到14便士，此后又能到17便士，因此，它比上面提到的那十年的平均价格每磅贵3便士……据我看来，这表明：或者近似的价格引起的1857年的破产已被人们忘记；或者出产的羊毛刚好够现有的纱锭消耗；或者毛织品的价格将会持续上涨……但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看到，纱锭和织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运转速度上增加了好几倍；其次，我国羊毛对法国的输出也几乎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了，然而国内外饲养的羊的平均年龄却越来越短；因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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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迅速增加，畜牧业者希望尽快把他们的家畜变成货币。因此，我常常感到忧虑的是，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把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资本投入这样一些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成败取决于那种只有按照一定的有机界规律才能增加的产品的供给……一切原料的供求状况……似乎可以用来说明棉纺织业方面的许多变动，以及1857年秋季英国羊毛市场的状况和跟着发生的商业危机。”【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象贝克先生那样，用原料和成品之间的价格不平衡来说明1857年的毛纺织业危机。这种不平衡本身不过是一种征兆，而危机却是普遍的。——弗·恩·】(罗·贝克《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第56—61页)
　　约克郡西莱丁区精梳毛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是1849—1856年。那里，该行业雇用的工人，1838年为29246人；1843年为37000人；1845年为48097人；1850年为74891人。这个区使用的机械织机，1838年为2768台；1841年为11458台；1843年为16870台；1845年为19121台；1850年为29539台。(《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60页)精梳毛纺织业的这种繁荣，在1850年10月，已开始出现凶兆。副视察员贝克在1851年4月的报告中，在谈到里子和布莱得弗德的情况时说：
　　“近来营业状况很糟糕。精梳毛纺业主正迅速失去1850年的利润，大多数织布业主的情况也不太妙。我相信，目前停工的毛纺织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同时，亚麻纺绩业主也在解雇工人，让机器停下来。纺织工业的周期现在实际上很不稳定；我想，我们不久就会认识到……在纱锭的生产能力、原料的数量和人口的增加之间没有保持比例。”(第52页)
　　棉纺织业的情形也是这样。刚刚引用的1858年10月的报告中说：
　　“自从工厂的劳动时间固定以来，一切纺织业的原料消费量、生产量、工资量，已经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比例计算法……我引用布莱克本市现任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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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恩斯先生最近关于棉纺织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其精确地提出了该地区的工业统计材料：
　　‘一实际马力可以推动450个自动纱锭及其预备装置，或推动200个环锭精纺纱锭，或推动15台幅宽40吋的织布机以及卷绕、整经和刷浆的机器。一马力在纺纱时需要2 1/2个工人，在织布时需要10个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为每人每周10 1/2先令多一点……加工出来的平均支数，经纱为30—32支，纬纱为34—36支；假定每周每个纱锭产纱13盎斯，那末每周总共是824700磅，消费棉花970000磅，或2300包，花费28300镑……我们这个地区(布莱克本周围五英里以内)每周消耗的棉花为1530000磅，或3650包，花费44625镑。这等于联合王国全部棉纺业的1/18，全部机械棉织业的1/6。’
　　因此，按照培恩斯先生的计算，联合王国棉纺业纱锭的总数为28800000个，要使这些纱锭充分开工，每年需要棉花1432080000磅。但是在1856年和1857年，棉花的进口额减去出口额后只有1022576832磅；因此，必然会缺少409503168磅。培恩斯先生好意地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我。他认为，根据布莱克本地区的消费量计算的棉花常年消费量是偏高的，因为不仅纺纱的支数有差别，而且机器也有优劣之分。他估计联合王国每年消费的棉花总量为10亿磅。但是，如果说他估计对了，确实有2250万磅的供给过剩，那末看来供求现在已经接近平衡了；这还没有把培恩斯先生所说的正在他自己的地区安装的、并且据此判断显然也会在其他地区安装的追加纱锭和织机考虑在内。”(第59、60、61页)
III. 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前史(1845—1860年)
　　1845年。棉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棉花价格很低。关于这一点，莱·霍纳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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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八年，我没有看到过象去年夏秋两季那样活跃的营业时期。特别是棉纺业。整整半年，我每周都收到报告，说工厂有了新的投资：或者是建立了新的工厂，或者是一些闲着的工厂找到了新的承租人，或者是正在生产的工厂扩大了，安装了新式的马力更大的蒸汽机，增加了工作机的数量。”(《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10月》第13页)
　　1846年，怨言开始出现了。
　　“很久以来，我就从棉纺织厂主那里听到了对营业不振的十分普遍的怨言……最近六周有些工厂开始缩短劳动时间，通常是每天劳动8小时而不是12小时；这种情况看来还在发展……棉花价格大大上涨……成品的价格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比棉花涨价以前低了。最近四年间棉纺织工厂大量增加，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市场上成品的供给也急剧增加；在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两个原因合起来必然引起利润下降；但它们实际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因为一方面棉花的供给近来已经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对成品的需求又减少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10页)
　　原料需求增加和市场商品充斥，二者自然是齐头并进的。——附带说一下，当时产业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停滞，并不限于棉纺织业区。布莱得弗德梳毛区的工厂1836年只有318家，1846年已有490家。这个数字远没有表示出生产的实际增加，因为原有的工厂同时也显著扩大了。亚麻纺绩业的情况尤其如此。
　　“这一切在最近十年都多少助长了市场商品过剩，现在的营业停滞大部分必须归咎于此……在工厂和机器如此急速增加之后，自然会出现营业不振的状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30页)
　　1847年。10月发生了货币危机。贴现率8%。在此以前，铁路投机和东印度公司证券投机已经失败。但是：
　　“贝克先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详细材料，说明最近几年来，对棉花、羊毛、亚麻的需求由于有关工业的扩大而增加了。他认为，对这些原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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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些原料的供给远远低于平均数的时候，几乎足以说明这些生产部门现在的营业不振，而无须再提货币市场的紊乱了。我本人的观察以及我从内行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都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在贴现还容易按5％或更低的百分率进行时，这些生产部门的营业都已经十分不振。相反，生丝的供给是充足的，价格也公道，因此营业活跃到……最近两三个星期，这时，货币危机毫无疑问地不仅影响到丝织业主本身，而且还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主要顾客，即时装制造业主。看一下官方发表的报告，就知道棉纺织业最近三年几乎增加了27％。结果，用整数来说，棉花由每磅4便士上涨到6便士，而棉纱由于供给增加，只略高于原价。毛纺织业1836年开始扩大；此后，它在约克郡增加了40％，在苏格兰增加得更多。精梳毛纺织业的增加更大。根据计算，它在同时期内增加了74％以上。因此，羊毛原料的消费很大。麻纺织业自1839年以来，在英格兰大约增加了25％，在苏格兰增加了22％；在爱尔兰大约增加了90％。由于这个缘故，同时亚麻又歉收，原料每吨上涨了10镑，但纱价却每绞下跌了6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47年10月》第30、31页)
　　1849年。自1848年最后几个月起，营业好转了。
　　“亚麻价格很低，几乎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有适当的利润。这就促使工厂主把营业继续进行下去。毛纺织厂主年初一度非常繁忙……但我担心，委托销售的毛纺织品往往代替实际的需求，虚假繁荣即充分就业的时期并不总是真正需求的时期。几个月来，精梳毛纺织业的状况特别好……在这个期间开始的时候，羊毛价格特别低；毛纺业主都是按照有利的价格买进的，而且买进的数量也确实很大。当羊毛在春季拍卖中涨价时，毛纺业主已经由此得到了利益，而且，因为对成品的需求很大、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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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又把这种利益保持住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页)
　　“如果看一下这三四年各工厂区营业状况的变化，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承认，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扰乱生产的根源……但是，新添机器的惊人的生产力，不是会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新的要素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43页)
　　1848年11月，1849年5月和夏季，直到10月，营业越来越兴旺。
　　“集中在布莱得弗德和哈里法克斯的以精梳毛纱为原料的行业，尤其如此；这个行业的扩展从来没有接近过现在的规模……在棉纺织业中，原料的投机和原料供给的不可靠所引起的紊乱和波动，早就比任何其他生产部门更大更经常。目前，这里正堆积着粗糙的棉织品的存货，这使小纺纱业主感到不安，并且已经使他们受到损失，他们之中已有很多家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第64、65页)
　　1850年。4月。营业还很活跃。有一个例外是：
　　“棉纺织业中已有一部分由于粗纱和重磅棉织品的原料供给不足，大为萧条……有人担心，精梳毛纺织业由于最近增添了很多机器，会引起类似的反应。按照贝克先生的计算，单是1849年，这个生产部门的织机的产量，就增加了40％，纱锭产量增加了25％到30％。而且还在按相同的比例继续增加。”(《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54页)
　　1850年。10月。
　　“棉花价格继续……使这个工业部门的营业显著不振，对那些生产费用大部分由原料构成的商品来说，特别是这样。生丝价格的猛涨，也使这个工业的许多部门营业不振。”(《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14页)
　　按照这里引用的爱尔兰皇家亚麻种植协会的报告，在其他农产品价格低廉时，昂贵的亚麻价格，保证了第二年的亚麻生产显著增加。(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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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年。4月。大繁荣。
　　莱·霍纳说：“十七年来，我因职务关系，对郎卡郡工厂区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现在这样普遍繁荣的景象；一切部门都异常活跃。”(《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第19页)
　　1853年。10月。棉纺织业萧条。“生产过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第15页)
　　1854年。4月。
　　“毛纺织业虽然不活跃，但所有工厂都充分开工；棉纺织业也是这样。精梳毛纺织业在过去整整半年情况完全不正常……麻纺织业由于克里木战争的影响，从俄国得到的亚麻和大麻供给减少了，因而遇到了困难。”(《工厂视察员报告。1854年[4月]》第37页)
　　1859年。
　　“苏格兰麻纺织业的营业状况依然不振……因为原料少而且贵。我们的主要供给来源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去年那里收成不好，这就给苏格兰地区的营业带来有害的影响；相反，在制造许多粗麻织物上逐渐代替亚麻的黄麻，价格既不特别贵，数量也不少……在丹第，约有一半的机器现在改纺黄麻。”(《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第19页)——“由于原料价格高，亚麻纺绩业还远远谈不上有利，当其他一切工厂充分开工时，我们却看到好些加工亚麻的机器停工的例子……黄麻纺绩业……情况比较令人满意，因为近来这种材料的价格已经跌落到更为适当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第20页)
1861—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棉荒。生产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而中断的明显例子
　　1860年。4月。
　　“至于营业状况，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告诉各位，虽然原料价格高昂，但
145
是除丝织业以外，一切纺织业最近半年情况一直很好……某些棉纺织业区已经登广告招收工人，并且从诺福克及其他农业郡把工人招来了……每个工业部门似乎都很缺乏原料……唯一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就是缺乏原料。在棉纺织业中，新建工厂的数目，现有工厂的扩建以及对工人的需求，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到处都在寻找原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第57页])
　　1860年。10月。
　　“棉、毛、亚麻纺织业区的营业状况良好；据说，爱尔兰的营业状况一年多来甚至非常好，如果原料价格不高，情况还会更好。亚麻纺绩业主似乎比以往更迫切地希望修建铁路，来开发印度这个补充的原料产地，并使它的农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以便最终……使亚麻的供给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第37页)
　　1861年。4月。
　　“目前营业已经不振……少数棉纺织厂缩减了劳动时间，许多丝织厂只是部分开工。原料昂贵。几乎在每一个纺织业部门，原料价格都超过了广大消费者能够负担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1861年4月》第33页)
　　现在很清楚，1860年棉纺织业已经生产过剩；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以后几年还可以感觉到。
　　“1860年生产的过剩商品，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被世界市场吸收掉。”(《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27页)“1860年初棉纺织品在东亚市场上的不振状态，已经反过来对布莱克本的营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布莱克本平均有三万台机械织机几乎专门为这个市场生产棉织品。因此，在棉花封锁的影响可以感觉到以前好几个月，对劳动的需求在这里已经受到了限制……这种情况使许多工厂主幸运地避免了破产。只要仓库有存货，存货的价值就提高了。因此，在这样一次危机中本来不可避免的可怕的贬值现象得到了避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lO月》第28、29、30页)
　　186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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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时候以来，营业已经大为不振……很可能，许多工厂将在冬季几个月大大缩减劳动时间。诚然，这是预料得到的……完全撇开那些曾经中断我国通常的美棉进口和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原因不说，由于最近三年生产的急剧增加和印度、中国市场的紊乱，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劳动时间必然要缩减。”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第19页)
废棉。东印度棉(苏拉特棉)。对工人工资的影响。
机器的改良。用淀粉和矿物代替棉花。淀粉浆纱
对工人的影响。细纱纺纱业主。工厂主的欺诈
　　“有一个工厂主写信对我说：‘至于对每个纱锭的棉花消费量的估计，您肯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下的事实：在棉花昂贵时，每一个生产普通棉纱(比如说40支以下，主要是12—32支)的纺纱业主都尽量纺细纱，就是说，原来纺12支的，改纺16支，原来纺16支的，改纺22支，等等；而用这种细纱织布的织布业主，会上很多的浆料，来使他的棉布达到通常的重量。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1/4磅棉花和2 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匹5 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27页)
　　“还有人对我说，织布工人认为他们患病日益增多的现象，要归咎于浆料，这种用在东印度棉纺成的经纱上的浆料，不象从前那样完全是面粉做的。可是，这种面粉代用品据说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会显著地增加织物的重量，使15磅棉纱在织成布后重20磅。”(《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63页。这种代用品，是一种名叫中国瓷土的滑石粉，或名叫法国滑石的石膏。)——“由于用面粉代用品浆纱，织布业者<这里指工人>的收入就大为减少了。这种浆料使棉纱重量增加，但也使它变得硬而脆。每一根经纱在织机中都要通过所谓的‘综框’，而综框内坚韧的综丝使经纱保持正确的位置；浆硬了的经纱会不断地把综丝拉断。每断一次，织布工人都要花五分钟时间去修理；现在，织布工人进行这种修理的次数，至少相当于以前的十倍；而织机在劳动时间
147
内所织的布自然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同上，第42、43页)
　　“在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莫斯莱、奥尔丹等地，劳动时间整整缩减了三分之一，而且每周还在继续缩减……在劳动时间缩减的同时，许多部门又降低了工资。”(第13页)
　　1861年初，郎卡郡某些地方的动力织机织工举行了罢工。有些工厂主宣布要降低工资5%—7.5%；工人坚持工资率要保持不变，但劳动时间可以缩减。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于是罢工就发生了。一个月后，工人不得不让步。现在他们得到了两个结果：
　　“除了工人最后同意降低工资以外，许多工厂现在还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第23页)
　　1862年。4月。
　　“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工人的痛苦大大加深了；但在产业史上工人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沉默退让和这样的容忍克制，来忍受如此突然如此深重的痛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4月》第10页)——“目前完全失业的工人的比例数，看来并不比1848年大很多，那时笼罩着一种普通的恐慌，但是已经足以促使惶惶不安的工厂主去编辑一种类似现在每周发行的关于棉纺织业的统计资料……1848年5月，曼彻斯特全部棉纺织业工人中有15％失业，12％做短时工，70％以上做全日工。1862年5月28日，15％失业，35％做短时工，49％做全日工……在邻近地区，例如斯托克波尔特，半失业和全失业工人的百分比更高，充分就业的百分比更低”，因为那里纺的纱比曼彻斯特的更粗。(第16页)
　　1862年。10月。
　　“根据最近的一次官方统计[1861年]，联合王国有2887家棉纺织厂，其中有2109家在我的管区(郎卡郡和柴郡)。我知道，在我的管区内的2109家工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只雇用少数人的小厂。但当我发现这个数字是多么大时，我吃了一惊。392家即19％，使用的动力(蒸汽或水)在10马力以下；345家即16％，使用的动力在10到20马力之间；1372家使用的动力是20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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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更大一些……很大一部分小工厂主——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不久以前自己还是工人；这是一些对资本没有支配权的人……所以，主要负担落在其余三分之二的人身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18、19页)
　　根据同一报告，在郎卡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中，当时充分就业的有40146人，占11.3%；半就业的有134767人，占38%；失业的有179721人，占50.7%。如果在这里去掉有关曼彻斯特和波尔顿的统计数字(那里主要纺细纱，这种部门受棉荒的影响较小)，那末情况就更不妙，就是说，充分就业的占8.5％，半就业的占38%，失业的占53.5%。(第19、20页)
　　“加工好棉还是次棉，对工人来说是有重大区别的。本年头几个月，工厂主使用了可以廉价买到手的一切棉花，企图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工厂，这时，大量次棉进入了以前通常使用好棉的工厂；工人工资的差额很大，引起了多次罢工，因为现在按原来的计件工资，工人每天得到的工资已经不能勉强维持生活了……在某些场合，由于使用次棉，工资差额甚至在做全日工时，才达到总工资的一半。”(第27页)
　　1863年。4月。
　　“今年，棉纺织业工人中能充分就业的将只稍多于二分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第14页)
　　“现在，各工厂都不得不使用东印度棉，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使机器的速率必须大大减低。最近几年曾用一切办法来提高机器速率，以便同一台机器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速率的减低既影响工厂主，也影响工人；因为多数工人都是按计件工资领取报酬的：纺纱工人按纺成的棉纱的磅数领取报酬，织布工人按织成的棉布的匹数领取报酬；甚至对另外一些按周领取报酬的工人来说，工资也因生产减少而减少。根据我的调查……和我得到的有关今年棉纺织业工人工资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同1861年的工资水平相比，现在工资平均降低了20％，有些地方降低了50％。”(第13页)——“工资额取决于……加工材料的质量……就所得的工资数额来说，工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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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10月>的状况，已经比去年同时期好得多。机器已经改良，工人对原料的性质更了解了，工人对他们在最初不得不努力克服的困难，也已经比较容易对付了。学习曲线。去年春天，我去过普雷斯顿的一个缝纫学校<为失业者设立的救济机关>；有两个少女前几天被送到一个织布厂去了，工厂主原答应她们每周可以挣4先令，但她们请求再回学校，并且抱怨说她们在织布厂每周挣不到1先令。我还接到了关于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的报告……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的工人，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多么仁慈！>。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几个月，好些地方，自动走锭精纺机看管工的周工资是5—9先令，织布工人周工资是2—6先令……现在情形好多了，虽然大多数地区的工资还是减少了很多…除了印棉纤维较短，成分不纯，还有一些原因使工人的收入减少。例如，把大量废棉掺到印棉中去，现在已成惯例，这自然会给纺纱工人增加更多困难。因为纤维短，纱条从走锭精纺机牵伸出来并加拈成纱时容易断。走锭精纺机也不能那样正常地运转……一个织布女工也由于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纱线上，往往只能看管一台织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管两台以上……在许多场合，工人的工资减少了5％，7.5％或10％……在多数场合，工人都必须尽力对付原料，争取能按普通工资率得到报酬……织布工人有时还必须克服另一种困难，这就是要他用坏原料织出好布来。如果工作达不到要求，就要受到扣工资的处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41—43页)
　　甚至在做全日工的地方，工资也少得可怜。棉纺织业工人对任何一种公共工程，例如挖沟、修路、碎石、铺砌街道，无论哪里需要他们，都愿意干，为的是由此得到地方当局的救济(其实这是对工厂主的救济，见第l卷)。整个资产阶级的眼睛都盯着工人。如果对工人提出了微薄不堪的工资，而工人拒绝接受，救济委员会就把他的名字从救济名单上勾销。这是工厂主老爷们的黄金时代，因为工人要想不饿死，就只好按照对资产者最有利的任何价格去做工。而救济委员会总是充当工厂主的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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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工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得到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房租。
　　“在这一点上，救济委员会卡得很严。一旦给了工人工作，他们的名字就立即从救济名单上勾销，所以，他们只好接受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拒绝工作……那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徒有其名，而工作却异常艰苦。”(同上，第97页。)
　　工人愿意从事任何一种根据公共工程法令安排的劳动。
　　“组织劳动就业的原则，各个城市极不相同。但是，即使在户外劳动不是绝对当作试工的地方，这种劳动得到的报酬，要么只有普通的救济费那样多，要么多一点也有限，结果这种劳动实际上还是一种试工。”(第69页)“1863年的公共工程法令试图消除这个弊病，使工人能够作为不依赖别人的短工取得日工资。这项法律有三重目的：1．使地方当局＜在取得中央济贫局局长的同意后＞能够从国库贷款委员会得到贷款；2．使各棉纺织工业区的城市的改善比较容易进行；3．使失业工人获得工作和适当的报酬。”
　　到1863年10月底为止，按这项法律批准的贷款，已达883700镑。(第70页)实施的工程，主要是挖下水道，修筑道路，铺砌街道，修建自来水厂的蓄水池等等。
　　布莱克本委员会主席汉德逊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在目前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中，再没有比本区失业工人乐于接受布莱克本市政当局按公共工程法令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这件事，更使我感动和高兴的了。那些从前在工厂充当熟练工人的纺纱工人，现在是在14呎或18呎深的地方充当挖排水沟的短工，很难想象出还有比这更为鲜明的对比了。”
　　(他们做这种工作，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每周可以挣4—12先令；这笔“巨款”，竟然往往要用来维持八口之家。市侩老爷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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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双重的利益：第一，他们以特别低廉的利息获得了资金，来改善他们的乌烟瘴气的、无人过问的城市；第二，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比正常工资率低得多。)
　　“工人已经习惯于几乎是热带的气温，习惯于更需要技巧和准确性而不需要体力的那种劳动，习惯于得到比现在多一倍，有时多两倍的工资。而这样的工人现在愿意接受给他安排的工作，就表现了他们十分令人尊敬的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在布莱克本，人们几乎在每一种可能的户外劳动中受过考验；挖掘很深的泥泞的粘土，排水，碎石，修路，挖掘14呎、16呎、有时20呎深的下水道。他们经常站在10—12吋深的泥水里，而且总是要忍受潮湿寒冷的气候，就潮湿寒冷的程度来说，这种气候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有过之无不及。”(第91、92页)——“工人的态度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愿意接受这种户外劳动并且努力去完成。”(第69页)
　　1864年。4月。
　　“各地区都可以偶尔听到工人短缺的怨言，这主要是发生在象织布业这样一些部门……但是这种怨言所以产生，固然是由于这个特殊部门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够，但也是由于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太低，而这又是由所使用的棉纱质量太差造成的。上月，某些工厂主同他们的工人之间由于工资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我很遗憾，罢工发生得太经常了……工厂主感到公共工程法令的作用是一种竞争，因此贝凯普地方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因为虽然工厂还没有全都开工，但工人已经不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9页)
　　现在，该是工厂主先生们着急的时候了。由于公共工程法令的实施，对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致有些工厂工人现在可以在贝凯普采石场每天挣得4—5先令。因此，公共工程只好逐渐停下来，它是1848年国家工厂的新版，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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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价值体上作实验
　　“我虽然列举了＜做全日工的工人的＞已经大大降低的工资，即各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在同一工厂中把各种棉花和废棉按不同的比例掺在一起，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人们称之为‘混合棉’的原料经常改变，工人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在一两个星期内下降到50％或60％。”
　　写这个报告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从实际调查中提出一个工资统计材料。在这里，从中举出下面几个例子就够了。
　　A，织布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6先令8 1/2便士；B，拈接工人，每星期就业4 1/2天，得6先令；C，织布工人，全家四口人，每星期就业5天，得5先令1便士；D，粗纺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7先令10便士；E，织布工人，全家七口人，每星期就业3天，得5先令，等等。雷德格雷夫接着说：
　　“以上的统计材料值得注意，因为它证明，就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幸，因为就业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把收入减低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收入只能满足一家的绝对需要的很小一部分，除非在一家的收入比完全失业时所领的救济金还少时，发给它一笔追加的救济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 年10月》第50—53页)
　　“1863年6月5日以来，所有工人在一星期中的平均的全部就业时间，从来没有超过2天7小时零若干分钟。”(同上，第121页)
　　从危机开始到1863年3月25日，济贫所、中央救济委员会、伦敦市政厅发放的款项已近300万镑。(第13页)
　　“在一个纺上等细纱的地区……由于把海岛棉改为埃及棉，纺纱工人的工资间接降低了15％……在一个废棉大量地同印柿混合使用的广大地区，纺纱工人的工资降低了5％，此外，由于加工苏拉特棉和废棉，工资又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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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织布工人看管的织机由四台减为两台。1860年，看管一台织机得到5先令7便士；1863年只得到3先令4便士……过去用美棉时，＜对纺纱工人的＞罚款是3便士至6便士，现在增加到1先令至3先令6便士。”
　　在一个把埃及棉同东印度棉混合使用的地区：
　　“精纺工人的平均工资，1860年是18—25先令，现在是10—18先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棉花的质量差，而且也是由于走锭精纺机的速率减低了，这是为了把棉纱拈得更紧些，而在平时干这种活是要按工资表付给额外报酬的。”(第43、44、45—50页)“虽然东印度棉的加工也许有时对工厂主有利，但是我们看到(见第53页的工资表)，同1861年相比，工人还是吃亏了。如果固定使用苏拉特棉，工人就会要求与1861年相同的工资；但是这会严重地影响工厂主的利润，除非他可以从棉花或成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第105页)
　　房租。
　　 “如果工人所住的小屋归工厂主所有，那末，即使他是做短时工的，房租也往往要从工资中扣除。可是，这种建筑物的价值已经下跌，小屋现在比从前便宜25—50％；原来每星期租金为3先令6便士的小屋，现在只要2先令4便士就可以租到，有时甚至还要便宜。”(第57页)
　　外迁。工厂主们当然反对工人外迁，一方面，因为他们
“在等待棉纺织业情况好转的时机，希望把这种手段保留在手边，以便以最有利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工厂”。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主就是他们所雇工人居住的小屋的房主；至少有些工厂主无疑打算以后能够把积欠的一部分租金收回来。”(第96页)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1864年10月22日在议会选举时向他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郎卡郡的工人象古代哲学家(斯多葛派)一样行事。不就是说象绵羊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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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补充说明
　　在这一篇中，我们假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占有的利润量，和投入这个部门的总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相等。即使如此，资产者也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剩余劳动，看作是同一的东西，其原因如下：
　　1. 他们在流通过程中忘记了生产过程。在他们看来，商品价值的实现，——包括商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手稿中留有一个空白，表示马克思打算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说明。——弗·恩·｝
　　2. 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撇开信用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撇开资本家互相间的各种欺骗和诈取，再撇开对市场的任何一种有利的选择，利润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原料的贵贱，购买原料的人的内行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决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费是否被杜绝，指挥和监督是否简单而有效，等等。总之，如果一定量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已定，这个剩余价值会表现为多大的利润率，从而会提供多大的利润量，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资本家自己或他的经理和职员个人的经营本领。从而这个“经营本领”成为西方经济学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假定同一个1000镑剩余价值，作为1000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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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在企业A中，要求有9000镑不变资本，在企业B中，要求有11000镑不变资本。在A场合，利润率p'=1000/10000=10％。在B场合，p'=1000/12000=8 1/3％。总资本在A产生的利润比在B相对地说要大，这是因为前者的利润率比后者高，虽然预付可变资本在两个场合都=1000镑，由此榨取的剩余价值也都=1000镑，也就是说在两个场合，存在着对同数工人的同等程度的剥削。同一剩余价值量的表现上的这种差别，或利润率从而利润本身的差别，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也可以由别的根源引起；但是它也可以只是来源于两个企业的经营技巧上的差别。这一情况使资本家产生了错觉，使他相信，他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他个人的活动。而西方经济学家则试图将这种错觉扩大到全社会和今后的整个历史之中。
————
　　根据本卷第一篇的论述，可以看出一种见解(洛贝尔图斯)的错误，按照这种见解，资本的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利润和资本之间的比率，即不会影响利润率，因为，如果利润量增大，计算利润时作为基础的资本量也会增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和地租不同，例如，地租增大时，土地面积保持不变)。
　　这种见解只有在以下两个场合才是正确的。第一个场合是：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剩余价值率不变，只有充当货币商品的那种商品发生了价值变化。(在只是发生名义上的价值变化，即价值符号提高或降低，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情况也是这样。)假定总资本=100镑，利润=20镑，因而利润率=20％。如果金跌价或涨价100％，那末，在前一个场合，同一个资本原来值100镑，现在则值200镑，利润将具有40镑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前用20镑来表现的利润，现在要用40镑来表现；在后一个场合，资本的价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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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0镑，而利润则表现为价值10镑的产品。但是在这两个场合，200:40=50:10=100:20=20％。可是，在所有这些场合，实际上资本价值并没有发生量的变化，只是同一价值和同一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发生了量的变化。因此，m/C即利润率不会受到影响。
　　另一个场合是：价值发生了实际的量的变化，但在发生这种量的变化时，v和c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作为所推动的劳动力的指数的可变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的资本是C、nC还是C/n，比如说，不管是1000、2000还是500，在利润率为20％时，利润在第一个场合=200，在第二个场合=400，在第三个场合=100；但是200/1000=400/2000=100/500=20％。这就是说，利润率在这里保持不变，已经假定不变了。因为资本的构成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受到资本的量的变动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利润量的增加或减少，只表示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或减少。
　　可见，在第一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只是表面上发生了量的变化；在第二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实际上发生了量的变化，但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即它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不过除了这两个场合以外，或者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发生了价值变化的结果，因而是(在可变资本变化时剩余价值本身并未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结果，或者这种量的变化(例如在进行大规模的劳动，采用新机器等等的时候)，是资本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利润率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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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的提高总是这样发生的：剩余价值同它的生产费用即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相对地或绝对地增加了，或者说，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额缩小了。
　　不以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变化或资本绝对量为转移的利润率波动，可以在下述情况下发生：预付资本——不管是以固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流动的形式存在——的价值提高或降低，是由于预付资本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而这种增加或减少与现有的资本无关。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已经消费掉了的除外。因此，前面关于商品价值的分析，如第一卷，是以再生产的条件不变为前提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在货币价值不变时，以前值100镑的资本，现在则值200镑或50镑。如果这种增值或贬值以同等程度影响资本的一切部分，利润也就会相应地表现为加倍的或减半的货币额。但是，如果它包含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就是说，使可变资本部分对不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提高或降低，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就会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提高而提高，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降低而降低。如果只是预付资本的货币价值(由于货币的价值变动)提高或降低，那末，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就会按相同的比例提高或降低。利润率则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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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在前一篇中，除了其他方面，还论证了，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可以怎样变化，可以怎样提高或降低。在这一章中，我们假定，劳动剥削程度，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劳动所分成的一切生产部门都一样大，一样高。关于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剥削上的许多差别，亚当·斯密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证，说明它们会通过各种实际的或人们的偏见认可的补偿理由而得到平衡，因而，它们作为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差别，在研究一般关系时不应加以考虑。另一些差别，例如工资水平的差别，大部分是以第一卷开头就提到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为基础的。这些差别虽然会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命运很不一样，但决不会影响这些不同部门的劳动剥削程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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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金匠的劳动报酬高于短工的劳动报酬，那末，金匠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大于短工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使工资和工作日，从而剩余价值率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甚至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各种地区性障碍而受到阻挠，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随着一切经济关系服从于这种生产方式，这种平均化会日益形成。不管关于这些阻力的研究对于专门研究工资的著作来说多么重要，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阻力看作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而搁在一边。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
　　不同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也就是说，各国劳动剥削程度的差别，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这一篇中要说明的恰恰是，一般利润率在一个国家内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但是很清楚，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利润率时，我们只要把前面说明过的东西和这里要说明的东西加以对照就行了。首先我们应当考察各国剩余价值率的差别，然后在这些已知的剩余价值率的基础上，比较各国利润率的差别。如果各国利润率的差别不是由各国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引起的，那末，这种差别一定是由这样一些情况造成的，这些情况，就象在本章的研究中所作的那样，都是以剩余价值相等、不变为前提的。
　　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一定资本提供的利润率，仍然可以提高或降低，因为有些情况会提高或降低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价值，从而影响不变资本部分和可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此外还指出，那些会延长或缩短资本的周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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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情况，也会对利润率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利润量同剩余价值量，同剩余价值本身是同一的，所以很清楚，利润量——和利润率不同——不会受上述价值变动的影响。这些价值变动只会改变一定量剩余价值从而一定量利润所借以表现的比率，也就是说，只会改变利润的相对量，即它同预付资本量相比的量。诚然，当资本由于这些价值变动发生束缚或游离时，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本身也会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受到影响。但这始终只适用于已经投入的资本，不适用于新的投资；此外，利润本身的增加或减少，总是取决于同一个资本由于这些价值变动所能推动的劳动增加或减少的程度，从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见，这个表面上的例外，远不是和一般规律相矛盾，远不是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只是一般规律应用上的一个特殊场合。
　　在前一篇中已经指出，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末，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我们以前当作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变化来考察的东西，现在要当作不同生产部门各个并存的投资之间同时存在的差别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1．资本有机构成上的差别；2．资本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不言而喻，这整个研究的前提是：当我们说到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或周转时，我们总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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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正常状况，一般说来，也就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平均状况，而不是指投在这个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偶然差别。
　　其次，因为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不变，并且因为这个假定也包含着工资不变，所以，一定量的可变资本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动的劳动力，因此也表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这样，如果100镑代表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也就是实际上代表100个劳动力，那末，n×100镑就代表n×100个工人的劳动力，而100镑/n则代表100/n个工人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在这里(在工资已定时总是这样)成了一定量的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因而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的差别，也就成了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的差别的指数。如果100镑代表100个工人的一周劳动，因而在每周劳动60小时的时候代表6000个劳动小时，那末，200镑就代表12000个劳动小时，50镑就只代表3000个劳动小时。
　　正如在第一卷中已经说过的，我们把资本的构成理解为资本的能动组成部分和它的被动组成部分的比率，理解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比率，虽然它们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发生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如
　　第一个比率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它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可以看作是已定的。例如，要在一天之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也就是说，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在生产中把它们消费掉，就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所代表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活劳动与之相适应。这个比率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在同一个产业的不同部门，也往往是极不相同的，尽管在彼此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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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远的产业部门，这个比率偶尔可能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
　　这个比率形成资本的技术构成，并且是资本有机构成的真正基础。
　　但是，就可变资本只是劳动力的指数，不变资本只是这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的指数来说，这个比率在不同产业部门也可能是相同的。例如，就铜器业和铁器业中的某些劳动来说，可以假定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量之间有相同的比率。但因铜比铁贵，所以，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比率就会不同，因此二者的总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不同。在每一个产业部门，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差别都表现为：在技术构成不变时，资本的两个部分的价值比率可以发生变化，在技术构成发生变化时，资本的两个部分的价值比率可以保持不变；当然，后一种情况，只有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劳动力的比率上的变化，为二者价值上的相反的变化所抵销时，才会产生。
　　我们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
　　这样，就可变资本来说，我们假定它是一定量的劳动力或一定数目的工人或一定量被推动的活劳动的指数。我们在前一篇中看到，可变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可能只表示同量劳动的价格的增加或减少，但是在这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都被看成是不变的，一定劳动时间的工资也被看成是既定的，因此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虽然不变资本的量的差别，也可以是一定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变化的指数；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来源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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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他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差别。因此，这两个观点都必须在这里加以考察。
　　最后，必须指出下面这个重要事实：
　　假定100镑是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假定每周劳动时间=60小时。再假定剩余价值率＝100％。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60小时内，30小时为自己劳动，30小时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100镑工资，其实只体现着100个工人的30个劳动小时，或者总计3000个劳动小时；而他们劳动的其余3000小时，则体现为被资本家装入腰包的100镑剩余价值或利润。因此，虽然100镑工资不是表现100个工人一周的劳动物化而成的价值，但它仍然表明(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剩余价值率已定)，这个资本在总计6000个劳动小时内推动了100个工人。100镑资本会表明这一点，第一，因为它表明了被雇用的工人的人数，1镑＝1个工人(一周)，所以100镑＝100个工人；第二，因为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每一个被雇用的工人所完成的劳动，都等于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的两倍，所以，他的1镑工资，只表现半周劳动，却推动着整一周的劳动，同样，100镑虽然只包含50周的劳动，却推动着100周的劳动。因此，对于投在工资上面的可变资本，必须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一方面，它的价值，即工资额，代表着一定量物化劳动；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只是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的指数。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总是大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因此，也总是表现为一个大于可变资本的价值的价值；这个价值一方面取决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人数，另一方面取决于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量。
　　从对可变资本的这种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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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生产部门A的一个投资中，总资本每700中只有100用在可变资本上，600用在不变资本上；而在生产部门B的一个投资中，600用在可变资本上，只有100用在不变资本上，那末，A的总资本700就只能推动100劳动力，按照以前的假定，也就是只能推动100劳动周或6000小时活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总资本却能推动600劳动周或36000小时活劳动。因此，A的资本只能占有50劳动周或3000小时剩余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资本却能占有300劳动周或18000小时剩余劳动。可变资本不仅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的指数；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它同时还是超出这个限度所推动的超额劳动或剩余劳动的指数。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在前一个场合，利润率为100/700＝1/7＝14 2/7%；在后一个场合＝600/700＝85 8/7％，是前者六倍的利润率。但是在这个场合，利润本身实际上也是前者的六倍，对B来说是600，对A来说是100，因为用相等的资本，B所推动的活劳动为A所推动的活劳动的六倍，所以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生产了六倍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生产了六倍的利润。
　　如果投在A中的资本不是700镑，而是7000镑，而投在B中的资本只是700镑，那末，当有机构成不变时，资本A就会把7000镑中的1000镑用作可变资本，也就是每周雇用1000个工人＝60000小时活劳动，其中30000小时为剩余劳动。但是A的每700镑资本同B相比，仍旧和过去一样，只推动1/6的活劳动，因此，也只推动1/6的剩余劳动，因而也只生产1/6的利润。如果考察利润率，那末A的利润率是1000/7000＝100/700＝14 2/7%；B的利润率是600/700＝85 5/7％。即使资本额相等，利润率在这里也不等，因为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由于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不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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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不等，因而利润也就不等。
　　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条件和另一个部门相同，但前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大于或小于后者，实际上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们假定两个生产部门都用100镑作为可变资本，每周都雇用100个工人来推动同等数量的机器和原料，但是，B的机器和原料比A贵。在这种情况下，100镑可变资本在A推动的不变资本，比如说，是200镑，在B推动的是400镑。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二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100镑；因而它们的利润也都是100镑。但在A那里，100/（200c+100v)＝1/3＝33 1/3%；而在B那里，是100/(400c+100v)＝1/5＝20％。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两个场合各从总资本中取出一个部分来看，那末，在B那里，每100镑只有20镑或1/5形成可变资本，而在A那里，每100镑中却有33 1/3镑或1/3形成可变资本。B每100镑所生产的利润较少，因为同A相比，它推动的活劳动较少。这样，利润率的差别，在这里又归结为每100投资所生产的利润量的差别，而这又是因为剩余价值量有差别。
　　这第二个例子和前一个例子的差别仅仅在于：在第二个场合，既然技术基础相同，所以A和B之间的平均化，仅仅要求A或B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化；而在第一个场合，因为两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构成本身不同，要实现平均化，就必须改变技术构成。
　　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同资本的绝对量无关。问题始终只是：每100中有多少可变资本，有多少不变资本。
　　可见，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而这又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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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魂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各个相等的部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资本100所推动的劳动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如果一个百分比构成为90c+10v的资本和一个10c+90v的资本，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就非常清楚，剩余价值，从而价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而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础了。如果我们仍旧假定一镑等于一个工人一周60个劳动小时的工资，剩余价值率＝100%，那末很清楚，一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2镑；10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不会多于20镑；并且，因为这20镑中10镑用来补偿工资，所以，10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会多于10镑；然而，90个工人——他们的总产品＝180镑，他们的工资＝90镑——却会创造出90镑剩余价值。因此，利润率在一个场合是10%，而在另一个场合是90%。如果不是这样，价值和剩余价值就必定不是物化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可见，因为不同生产部门按百分比考察的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是按不同比率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的，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不等，因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也不等，所以，它们的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同。
　　但是，如果不同生产部门用百分比计算的资本，或者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会生产出不等的利润，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等资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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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和这些资本各自的大小成比例，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不和各部门分别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因为，如果利润的这种增加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那就是假定，用百分比计算，利润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尽管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仍会有相等的利润率。只有在资本的有机构成已定的同一生产部门之内，或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相等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利润量才会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正比。说不等量资本的利润和它们的大小成比例，无非就是说，等量资本会提供等量利润，或者说，一切资本不论大小和有机构成如何，它们的利润率都是相等的。
　　以上的论述是以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个假定为出发点的。一个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该商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这个可变资本的增长额，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剩余价值量显然取决于可变资本量。资本100的产品的价值，在一个场合是90c+10v+10m＝110；在另一个场合是10c+90v+90m＝190。如果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末，第一种产品就卖110，其中1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第二种产品就卖190，其中9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
　　这一点在比较国与国之间的利润率时特别重要。假定在一个欧洲国家，剩余价值率为l00%，这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雇主劳动；在一个亚洲国家，剩余价值率＝25%，这就是说，工人在一天中4/5的时间为自己劳动，1/5为雇主劳动。假定在这个欧洲国家，国民资本的构成是84c+16v；在这个亚洲国家，国民资本的构成是16c+84v，因为在那里机器等等用得不多，并且在一定时间内一定量劳动力在生产中消费掉的原料也比较少。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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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得出以下计算：
　　在这个欧洲国家，产品价值＝84c+16v+16m＝116；利润率＝16/100＝16％。
　　在这个亚洲国家，产品价值＝16c+84v+21m＝121；利润率＝21/100＝21％。
　　可见，这个亚洲国家的利润率比这个欧洲国家的利润率高25％以上，尽管前者的剩余价值率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凯里、巴师夏之流一定会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事实又是如何？
　　附带说一句，各国的不同的利润率，大都是以各国的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的；但在这一章，我们比较的，却是同一剩余价值率所产生的不同的利润率。
　　除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以外，也就是说，除了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会推动不等量劳动，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推动不等量剩余劳动以外，利润率的不等还有另外一个源泉，即不同生产部门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相同，其他条件也相同时，利润率和周转时间成反比；我们还看到，如果同一个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它生产的年剩余价值量就会不等。所以，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在相等时间内生产出不等量利润的另一个原因，因而也是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不等的另一个原因。
　　至于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资本构成的比率，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会影响利润率的。它只有在两种场合才会影响利润率：或者是这种不同的构成与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不同比率相符合，因而利润率的差别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的差别引起的，而不是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率的差别引起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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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的不同比率引起了实现一定量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如果各资本按不同的比率分为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这个情况当然总是会对这些资本的周转时间发生影响，并引起周转时间上的差别；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资本实现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是不同的。例如，A必须经常把较大部分的产品转化为原料等等，而B却要在较长时间内在耗费较少原料的情况下使用同样多的机器等等，尽管如此，A和B只要都在从事生产，就总是要动用它们的一部分资本，一个是用于原料，即用作流动资本，另一个是用于机器，即用作固定资本。A不断把它的一部分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再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原料的形式；B却把它的一部分资本在较长时间内当作劳动工具来使用，而无须经过这样的变化。如果二者使用同样多的劳动，那末，虽然它们在一年内出售的产品总量的价值不等，但两个产品总量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会一样多，并且它们按全部预付资本计量的利润率也会相同，尽管它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不同，它们的周转时间也不同。两个资本虽然周转时间不同，但在相等的时间内会实现相等的利润。【{从第四章可以看出，只有在资本A和资本B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但它们的用百分比计算的可变组成部分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正比，也就是和它们的周转次数成反比的时候，以上所说才是正确的。假定资本A的百分比构成为20c(固定的)+70c(流动的)，因而是90c+10v＝100。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周转一次，10v就会生产10m，因此，周转一次的利润率＝10％。再假定资本B＝60c(固定的)+20c(流动的)，因而是80c+20v＝100。按照上述的剩余价值率，周转一次，20v就会生产20m，因此，周转一次的利润率＝20％，也就是等于A的两倍。但是如果A一年周转两次，B一年只周转一次，那末，A一年中同样会生产2×10＝20m。它们二者的年利润率就会相等，都是20％。——弗·恩·} 】周转时间的差别本身，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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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影响同一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占有和实现的剩余劳动量的时候，才有意义。因此，既然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构成上的不等，并不一定包含着那种又会引起利润率不等的周转时间上的不等，那就很清楚，如果出现了利润率不等的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造成的，相反地，是因为在这里，这种不同的构成只是表明了一种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周转时间上的不等。
　　可见，在不同产业部门中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不变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对利润率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并且不变资本的价值，因而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量，同不变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固定性质或流动性质是完全无关的。然而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这个事实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在固定资本显著发达的地方，这种发达只不过表明，生产是大规模进行的，因此不变资本大大超过可变资本，或者说，所使用的活劳动力同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相比是很小的。这句很关键的话，似乎没有说完。
　　这样，我们已经指出，在不同产业部门，与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相适应，并且在一定限度内与资本的不同的周转时间相适应，不同的利润率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即使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情况下，利润和资本量成正比，从而等量资本在相等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的规律(作为一般的趋势)，——假定周转时间相等，——也只适用于有机构成相等的资本。以上所述，和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的全部论述一样，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即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撇开那些非本质的、偶然的、互相抵销的差别不说，对不同产业部门来说，平均利润率的差别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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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除非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摧毁。所以，在这里，价值理论好象同现实的运动不一致，同生产的实际现象不一致，因此，理解这些现象的任何企图，也好象必须完全放弃。要理解这些现象，可以看本卷后面恩格斯的增补。
　　从本卷第一篇可以得出，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不同，只要为生产产品所预付的资本额相等，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的成本价格总是相等的。对资本家说来，在成本价格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资本家为了生产一种商品，必须支出100镑，不管他的支出是90c+10v还是10c+90v，这种商品总是耗费一样多。对他来说，商品总是要耗费100镑，不多也不少。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不同投资竞争的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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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的技术比率；第二，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我们以前讲过，资本的有机构成，必须按它的百分比来考察。一个资本的4/5为不变资本，1/5为可变资本，它的有机构成，我们用80c+20v这个公式来表示。其次，在比较时，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可以任意假定这个比率，例如100％。因此，80c+20v的资本产生20m的剩余价值，按总资本计算，利润率为20%。它的产品的实际价值有多大，现在要看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有多大，并且要看固定部分中作为损耗加入产品的部分有多大。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对于利润率，从而对于我们现在的研究毫无意义，所以，为了简便起见，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会和它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比例地每年实现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就是说，把周转时间的差别能在这方面引起的差别暂时撇开不说。这一点以后再研究。
　　让我们拿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来说。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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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
│　资　本　　　　│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产品价值│利润率│
├────────┼─────┼────┼────┼───┤
│　I. 80c+20v　　│　　100％│　　20　│　　120 │　20% │
│　II．70c+30v　 │　　100％│　　30　│　　130 │　30% │
│　III．60c+40v　│　　100％│　　40　│　　140 │　40% │
│　IV．85c+15v　 │　　100％│　　15　│　　115 │　15% │
│　V．95c+5v　　 │　　100％│　　 5　│　　105 │　 5% │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会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
　　投在五个部门的资本的总额等于500；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110；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610。如果我们把这500看作一个资本，I—V不过是这个资本的不同部分(好象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不同部分，如梳棉间、粗纺间、纺纱间和织布间，这些部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各不相同，而整个工厂的平均比率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出那么是这样一体化好呢？还是只保留利润率最大的部分，而将其余部分转移出去好呢？就后者而言，世上有这么便宜的事吗？若后者的情形存在，其前提是什么？)，那末，首先这个资本500的平均构成是390c+110v，用百分比表示，是78c+22v。既然每个资本100都只是被看作总资本的五分之一，那末它的构成就是这个平均构成78c+22v；同样，每100都有22作为平均剩余价值；因此，平均利润率=22%；最后，这500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任何五分之一的价格＝122。因此，全部预付资本的任何五分之一所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按122的价格出售。
　　但是，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为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100。
　　在资本有机构成＝80c+20v，剩余价值率＝100％时，如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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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变资本都加入年产品，资本I＝100所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就＝80c+20v+20m＝120。在一定条件下，这个结果可以在一定生产部门内发生。但并不是在所有c和v的比率＝4:1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在谈到不同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由于c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间的比率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不过，这对利润率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论80c是把价值80，50，或5转移到年产品中去，从而也不论年产品是＝80c+20v+20m＝120，还是＝50c+20v+20m＝90，或者＝5c+20v+20m＝45，在所有这些场合，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都等于20；并且在所有这些场合，在确定利润率时，这20都按资本100计算；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I的利润率都＝20％。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为上述五个资本编制的下表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
┌───────┬───┬──┬───┬───┬──┬──┐
│　　资　本　　│剩　余│剩余│利润率│已经用│商品│成本│
│　　　　　　　│价值率│价值│　　　│掉的c │价值│价格│
├───────┼───┼──┼───┼───┼──┼──┤
│　I．80c+20v　│ 100％│ 20│　20％│　　50│　90│　70│
│　II．70c+30v │ 100％│ 30│　30％│　　51│ 111│　81│
│　III．60c+40v│ 100％│ 40│　40％│　　51│ 131│　91│
│　IV．85c+15v │ 100％│ 15│　15％│　　40│　70│　55│
│　V．95c+ 5v　│ 100％│　5│　 5% │　　10│　20│　15│
├───────┼───┼──┼───┼───┼──┼──┤
│合计390c+110v│ —— │ 110│ —— │ —— │ — │ — │
├───────┼───┼──┼───┼───┼──┼──┤
│平均 78c+22v │ —— │　22│　22％│ —— │ — │ — │
　　如果我们再把资本I—V看作一个总资本，那末就会看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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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合，这五个资本的总和的构成是500＝390c+110v，平均构成＝78c+22v，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也是22。把剩余价值平均分配给I—V，就会得到如下的商品价格：
┌───────┬──┬──┬───┬──┬───┬────┐
│　　资　本　　│剩余│商品│商品成│商品│利润率│价格同价│
│　　　　　　　│价值│价值│本价格│价格│　　　│值的偏离│
├───────┼──┼──┼───┼──┼───┼────┤
│　I．80c+20v　│　20│　90│　 70│　92│　22％│　　+2　│
│　II．70c+30v │　30│ 111│　 81│ 103│　22％│　 -8　│
│　III．60c+40v│　40│ 131│　 91│ 113│　22％│　-18　│
│　IV．85c+15v │　15│　70│　 55│　77│　22％│　 +7　│
│　V．95c+ 5v　│　 5│　20│　 15│　37│　22％│　+17　│
　　总起来说，这些商品比价值高2+7+17＝26出售，又比价值低8+18＝26出售，所以，价格的偏离，由于剩余价值的均衡分配，或者说，由于每100预付资本有平均利润22分别加入I—V的各种商品的成本价格，而互相抵销。一部分商品出售时比自己的价值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时就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并且，只因为它们是按照这样的价格出售，I—V的利润率才同样是22%，虽然资本I—V的有机构成不同。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加权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现代西方经济学视其为包含资本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大的平均率为前提。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m/C，并且象本卷第一篇所作的那样，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伸出来。没有这种引伸，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因此，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按一般利润率计算，按百分比应加到这个成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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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
　　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也就是说，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不只是生产它所消费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例如，我们拿一个500的资本来说，其中100为固定资本，400为流动资本，并且在流动资本每一个周转期间内，固定资本的损耗为10％。再假定这个周转期间内的平均利润是10%。这样，在这个周转期间内制造的产品的成本价格就是：固定资本的损耗10c+流动资本400(c+v)＝410，它的生产价格则是成本价格410+利润50(500的10%)＝460。
　　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每100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每年或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100在这个期间所得的利润。就利润来说，不同的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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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100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他们投在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他们在总企业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为他们持有的股票数不等。因此，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即用来补偿生产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从而必须用来买回这些用掉的资本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成本价格，完全是由各生产部门的支出决定的，而商品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却不是由这个一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
　　因此，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与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相一致的货币并且取得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成比例的利润。他的成本价格是特殊的。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不以他的特殊生产部门为转移，而只是归于每100预付资本的平均数。
　　我们假定上述例子中五个不同的投资I—V属于一个人。I—V中每个投资所使用的每100资本在商品的生产上所消费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数量是已知的，而且I—V的商品的这个价值部分自然会形成它们的价格的一部分，因为至少必须用这个价格来补偿预付的并用掉的资本部分。因此，这些成本价格对I—V的每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而且作为成本价格被所有者不同地确定下来。至于I—V所生产的不同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资本家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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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认为这是他所预付的总资本的利润，所以，每100资本都能得到一个相应的部分。因此，I—V中每个投资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各不相同，但在所有这些商品中，由每100资本追加的利润形成的那部分出售价格，都是相等的。这样，I—V的商品的总价格是同它们的总价值相等的，也就是说，是同I—V的成本价格的总和加上I—V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总和相等的；因而，事实上也就是I—V的商品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新追加劳动的总量的货币表现。同样，如果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社会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的总和。
　　这个论点好象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这样，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就是说，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但是，如果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方，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方，那末很清楚，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计算。例如，我们拿商品A来说。A的成本价格可以包含B、C、D等等的利润，A的利润也可以再加入B、C、D等等的成本价格。如果我们进行计算，A的利润就不会算到它自己的成本价格中，B、C、D等等的利润也不会算到它们自己的成本价格中。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利润算到自己的成本价格中。举例来说，如果有n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的利润都等于p，所有部门合起来计算，成本价格就＝k-np；从总的计算来看，只要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加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这个利润就已经算在最终产品的总价格一方，而不能再算在利润一方。如果这个利润算在利润一方，那只是因为这个商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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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最终产品，它的生产价格不加入另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只算最终产品的利润。
　　如果有一个总额p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的利润，加入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又有一个利润p1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总利润P就＝p+p1。商品的总成本价格，抽去一切代表利润的价格部分以后，就是这个商品本身的不包括P在内的成本价格。把这个成本价格称为k，很清楚，k+P＝k+p+p1。我们在第一卷第七章第二节研究剩余价值时已经看到，每一个资本的产品都可以这样看待，好象其中一部分只补偿资本，另一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把这种计算方法应用到社会总产品上，必须作一些修改，因为就整个社会来看，例如，亚麻价格中包含的利润不能出现两次，不能既作为麻布价格的部分，同时又作为亚麻生产者的利润的部分。
　　例如，A的剩余价值加入B的不变资本，就这方面说，剩余价值和利润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对商品的价值来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由有酬劳动构成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不过表示，A的剩余价值由B支付。在总计算中，A的剩余价值不能计算两次。
　　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区别。一个产品的价格，例如资本B的产品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是因为实现在B中的剩余价值可以大于或小于加入B的产品价格的利润，除此之外，在形成资本B的不变部分的商品上，以及在作为工人生活资料因而间接形成资本B的可变部分的商品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先说不变部分。不变部分本身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剩余价值，在这里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并且这个利润又能够大于或小于它所代替的剩余价值。再说可变资本。平均的日工资固然总是等于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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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而必须劳动的小时数的价值产品；但这个小时数本身，由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又不会原样反映出来。不过这一切总是这样解决的：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销。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经济科学的其它规律也是如此。
　　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每100预付资本在一定期间比如说一年内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的，所以，在一般利润率中，由不同资本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引起的差别，也就消失了。但这种差别，对不同生产部门的否则利润率有决定作用，而这些不同的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一般利润率。
　　在上述关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中，我们假定每个生产部门每个资本都等于100。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利润率的百分比差别，从而说明各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差别。但是不言而喻，由于每个这样的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都是已定的，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实际的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不过，一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利润率，不会由于所使用的资本是100，是m×100，还是xm×100，而受到影响。不管总利润是10:100，还是1000:10000，利润率总是10%。
　　但是，因为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各不相同，——这又是由于它们各自的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比率不同，因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差别很大，——所以很清楚，社会资本每100的平均利润，也就是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由于投在不同部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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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不等而差别很大。假定有四个资本A、B、C、D。它们的剩余价值率都等于100%。再假定每100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A是25，B是40，C是15，D是10。这时，每100总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或利润，A是25，B是40，C是15，D是10；合计＝90。如果这四个资本一样大，平均利润率就是90/4％＝22 1/2％。
　　如果这几个总资本的量分别是：A＝200，B=300，C＝1000，D=4000，所生产的利润也就分别是50、120、150和400。资本5500的利润合计为720，平均利润率为13 1/11%。
　　所生产的总价值的量，由于分别预付在A、B、C、D上的各个总资本的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不仅要考虑到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求出它们的简单平均数，而且还要考虑到不同利润率在平均数形成上所占的比重。而这取决于投在每个特殊部门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取决于投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多大的部分。总资本中究竟是较大的部分或较小的部分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或较低的利润率，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又取决于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较大的部门，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本所占比例较小的部门。这和高利贷者计算平均利息率的情况完全一样。高利贷者按不同的利息率，如4%、5％、6%、7%等等，贷出不同的资本。平均利息率完全要看他按各种利息率贷出的资本各有多少而定。
　　可见，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1．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
　　2．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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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应份额。
　　我们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只是研究了商品的价值。现在，一方面，成本价格作为这个价值的一部分而分离出来了，另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而发展起来了。
　　假定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是80c+20v，年剩余价值率m'＝100%。这样，一个100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就＝20，一般的年利润率就=20％。不管一个100的资本一年内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k如何。它的生产价格总是＝k+20。在资本构成＝(80-x)c+(20+x)v的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在这个部门内生产的年利润＝20+x，比20大，所生产的商品价值＝k+20+x，也比k+20大，也就是说，比它的生产价格大。在资本构成是(80+x)c+(20-x)v的部门，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20-x，比20小，因此，商品价值k+20-x，也比生产价格k+20小。撇开周转时间上可能发生的差别不说，只有在资本构成偶然＝80c+20v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才等于商品的价值。
　　社会劳动生产力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特殊发展，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这和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或者说，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和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量成反比。因此，我们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占的百分比高，从而可变资本占的百分比低的资本，叫作高构成的资本。反之，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比重小，而可变资本比重大的资本，叫作低构成的资本。最后，我们把那种和社会平均资本有同样构成的资本，叫作平均构成的资本。如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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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资本，用百分比表示，由80c+20v构成，那末一个由90c+10v构成的资本就高于社会平均数，一个由70c+30v构成的资本，就低于社会平均数。一般地说，在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mc+nv，m和n为不变量，并且m+n＝100时，(m+x)c+(n-x)v就代表一个资本或资本群的高构成，(m-x)c+(n+x)v则代表一个资本或资本群的低构成。这些资本在平均利润率确定之后，在一年周转一次的前提下，怎样执行职能，可由下表看出。在表内，I代表平均构成，因此，平均利润率＝20％。
　　I．80c+20v+2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20。
　　II．90c+10v+1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10。
　　III．70c+30v+3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30。
这样，就资本II生产的商品来说，价值小于生产价格，就资本III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小于价值。只有就资本构成偶然是社会平均构成的生产部门的资本I来说，价值才等于生产价格。此外，我们把这些符号应用到一定场合时，当然还要考虑到，c和v之比同一般平均数的偏离，在多大程度上不是由技术构成的差别，而只是由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变动引起的。技术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当然，以上所说，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定义是一种修改。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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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无论如何，商品的成本价格总是小于商品的价值这个论点，在这里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资本家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此外，成本价格小于商品价值的论点，现在实际上变成了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格的论点。对生产价格和价值相等的社会总资本来说，这个论点同以前关于成本价格小于价值的论点是一致的。尽管这个论点对特殊生产部门来说要加以修改，但其根据始终是如下的事实：从社会总资本来看，它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价值，或者在这里从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来看，小于和这个价值相一致的生产价格。商品的成本价格，只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的量；价值，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总量；生产价格，是涉及有酬劳动加上不以特殊生产部门本身为转移的一定量无酬劳动之和。
　　商品的生产价格＝k+p，即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这个公式，现在由于p＝kp'(p'代表一般利润率)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规定，即生产价格＝k+kp'。如果k＝300，p'＝15％，生产价格k+kp'就=300+300×15/10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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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的生产价格，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都会在下述每个场合发生量的变动：
　　1．商品价值不变(也就是说，加入商品生产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量不变)，但一般利润率发生了一种不以该部门为转移的变化。
　　2．一般利润率不变，但价值发生了变动，这或是由于该生产部门本身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或是由于作为形成要素加入该部门不变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
　　3．上述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
　　尽管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一点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看到，——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在不是例外地由特殊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有许多时间才能固定成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因此，在任何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把市场价格的波动完全撇开不说)，生产价格的变化显然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也就是说，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价值不变，而只是它的货币表现发生变动的情形，在这里当然完全不予考察。
　　另一方面，很清楚，从社会总资本来看，由这个总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总额(用货币表示，就是它们的价格)＝不变资本的价值+可变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那末，在剩余价值量不变时，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可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二者都发生变动，以致C发生变化，从而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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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利润率才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每一个场合，一般利润率的变动，都以那些作为形成要素加入不变资本，或加入可变资本，或加入二者的商品的价值变动为前提。
　　或者，如果商品价值不变，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发生变动，那末，一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
　　或者，如果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由于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额同不变资本相比发生相对变动，那末，一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但这样的技术变化，必然总是表现在商品的价值变动上，并且必然总是伴随有商品的价值变动，因为现在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比以前更多或者更少了。
　　我们在第一篇已经看到，从量的方面来看，剩余价值和利润是同一的。但是，利润率一开始就和剩余价值率有区别，这首先只表现为不同的计算方式；但因为利润率会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或下降，或者反过来，并且因为利润率是资本家实际上唯一关心的事情，所以，这种区别一开始就使剩余价值的真实起源完全模糊了，并且神秘化了。然而，量的差别只存在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剩余价值和利润本身之间。因为在利润率中，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是以总资本为尺度的，所以剩余价值本身也就好象从总资本产生，而且同样地从总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有机差别就在利润的概念中消失了；因此，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式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但到目前为止，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别，只同质的变化，同形式变换有关，而在转化的这个第一阶段上，实际的量的差别还只存在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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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利润率，从而与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一定量资本相适应的平均利润一经形成，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如果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同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那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在，不仅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而且利润和剩余价值，通常都是实际不同的量。现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对社会资本的总平均利润，从而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比直接对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更重要。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所以重要，【当然，这里把那种用压低工资，规定垄断价格等办法取得暂时额外利润的可能性撇开不说。[弗·恩·]】只是由于他那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作为决定因素之一参与平均利润的调节。但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心的。现在，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内，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不仅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实际的量的差别，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完全掩盖起来，这不仅对存心要在这一点上自欺欺人的资本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工人来说也是这样。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最后，如果在剩余价值单纯转化为利润时，形成利润的商品价值部分，与作为商品成本价格的另一个价值部分相对立，以致对资本家来说，价值概念在这里已经消失，——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总劳动，而只是总劳动的一部分，即他已经在活的或死的生产资料的形式上支付的部分，——因而在他看来，利润是某种存在于商品的内在价值以外的东西，那末，现在这种看法就完全得到确认，并且固定和僵化起来，因为当我们考察特殊生产部门时，加在成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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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利润，的确不是由该部门的价值形成过程的界限决定，而是由完全外在的条件确定的。
　　这个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我们在后面和在第四卷中将会看到，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保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以便保持那种在现象上引人注目的差别，——理论家的这种混乱最好不过地表明，那些陷在竞争中，无论如何不能透过竞争的现象来看问题的实际资本家，必然也不能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除了实际资本家外，还有他们的经济学家。
　　第一篇所阐述的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的一切规律，实际上都具有下述双重意义：
　　1．一方面，这些规律是一般利润率的规律。根据以上的阐述，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会使利润率提高或降低，这样，人们可能认为，一般利润率必定每天都会变动。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会抵销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各种影响交错在一起，并失去作用。我们以后将要研究，这些波动最终趋向哪一方；然而这些波动是缓慢的；个别生产部门的波动的突然性、多面性和时间的长短，使波动部分地由于自己时间的先后而得到平衡，以致涨价后又跌价，或者跌价后又涨价，因而波动依然是局部的，也就是限于特殊生产部门；最后，不同的局部的波动还会互相中和。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都发生变动，都发生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但一方面，它们在一定时间内互相抵销，因此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另一方面，它们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还因为它们为另一些同时发生的局部波动所抵销。因为一般利润率不仅由每个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决定，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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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由总资本在不同特殊部门之间的分配决定；并且因为这种分配经常在变动，所以这又是一般利润率变动的一个经常的原因，——但是变动的这个原因，又由于这个运动的不间断性和全面性，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失去作用。
　　2．在每个生产部门中，本部门利润率的波动会持续或长或短的时期，直到这种波动经过一系列提高或降低充分固定下来，能赢得时间来影响一般利润率，从而取得超出局部的意义为止。因此，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内，本卷第一篇所阐明的关于利润率的规律同样是适用的。
　　关于剩余价值最初转化为利润时的理论见解，即认为资本的每个部分都同样地产生利润的见解【马尔萨斯】，，表现了一个实际的事实。不管一个产业资本的构成怎样，不管它推动的是四分之一死劳动，四分之三活劳动，还是四分之三死劳动，四分之一活劳动，以致在一个场合比在另一个场合吸收大两倍的剩余劳动，生产大两倍的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并且把个别的、会自行消失的差别撇开不说，因为在这两个场合，我们所指的只是整个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它在这两个场合都会提供相等的利润。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对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引起，——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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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节省劳动——不仅指节省生产某种产品所必需的劳动，而且也指节省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和更多地使用死劳动(不变资本)，都表现为经济上完全合理的行为，看来一点也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既然生产上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减少，不仅不会表现为降低利润，而且在某些条件下反而会表现为增加利润的直接源泉，至少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是这样，那末，活劳动又怎么能是利润的唯一源泉呢?
　　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成本价格中代表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增加了或减少了，那末，这个部分就会从流通中退出来，并且一开始就以增大了的量或减少了的量进入商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所雇用的一定数目的工人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或更少了，从而在工人人数不变时，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发生了变化，那末，成本价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部分可以仍旧不变，也就是说，可以以相同的量加入总产品的成本价格。但就每个商品(它们的总和形成总产品)来说，它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从而无酬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因此，为这个劳动的支出也增多了或减少了，工资部分也增多了或减少了。资本家支付的总工资仍旧不变，但是按单个商品计算，工资已经不同了。因此在这里，商品成本价格的这个部分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单个商品的成本价格(或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总和的成本价格)，由于商品本身或商品要素的这种价值变化而提高了或降低了，但是，只要平均利润比如说原来是10％，现在就仍然是10%；虽然就单个商品来看，由于这里假定的价值变动而引起的单个商品成本价格的量的变动，10%已经代表完全不同的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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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可变资本，——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并且因为一切把可变资本同资本家致富的关系掩盖起来的东西，都使整个体系神秘化了，——事情变得粗糙了，或者说，在资本家看来是这样：例如一个100镑的可变资本，代表100个工人的周工资。如果这100个工人，在工作日已定时，每周生产200件商品＝200W，那末，既然100镑＝200W，撇开成本价格中由不变资本加入的部分不说，1W就＝100镑/200＝10先令。现在假定劳动生产力发生了变化；假如它提高了一倍，同样数目的工人在以前生产200W的时间内生产的比200W多一倍。在这个场合(就成本价格只由工资构成来说)，因为现在100镑＝400W，所以1W＝100镑/400＝5先令。如果生产力降低一半，那末，同量劳动就只生产200W/2；并且因为100镑＝200W/2，所以1W现在就=200镑/200＝l镑。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化，从而商品价值的变动，现在就成本价格因而就生产价格来说，都表现为相同工资在更多的或更少的商品上的不同分配，这要看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用相同的工资所生产的商品更多或更少而定。资本家从而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分摊到每个商品上的有酬劳动部分，因而每件商品的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每件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平均利润事实上只是偶然地由他本生产部门吸收的无酬劳动决定，所以，他更加看不到这一点。商品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事实，现在只是在这种粗糙而没有概念的形式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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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一部分生产部门具有资本的中等构成或平均构成，也就是说，这部分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完全是或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
　　在这些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同这些商品的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数学上的极限，那末，用这样的方法就会达到。竞争会把社会资本这样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以致每个部门的生产价格，都按照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生产价格来形成，也就是说，它们＝k+kp'(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所得之积)。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率，不外就是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用百分比计算的利润，在这些部门中利润是同剩余价值一致的。因此，利润率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资本的平均构成占统治地位的中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的。因此，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但是很清楚，具有不同构成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化，总是力求使这些部门同那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相等，而不管后者是同社会的平均数恰好一致，还是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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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一致。在那些或多或少接近平均数的部门中间，又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平均化的趋势，它力求达到理想的即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等水平，也就是说，以这种理想的中等水平为中心来进行调整。于是，这样一种趋势必然会起支配作用，它使生产价格成为价值的单纯转化形式，或者使利润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单纯部分，不过这些部分不是按照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量来分配的，因此，只要资本的量相等，那就不管资本的构成如何，它们都会从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分到相等的份额(部分)。
　　因此，对中等构成或接近中等构成的资本来说，生产价格是同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利润是同这些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一切其他资本，不管它们的构成如何，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和中等构成的资本拉平。但是，因为中等构成的资本是同社会平均资本相等或接近相等的，所以，一切资本，不管它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的价格来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力求实现生产价格。
　　另一方面，可以说，凡是在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已经形成的地方，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达到的，这个平均利润只能是社会平均资本的利润，它的总和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并且由于这个平均利润加入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价格，只能是转化为生产价格的价值。即使某些生产部门的资本，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参与平均化过程，事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利润就按参加平均化过程的那一部分社会资本来计算。很清楚，平均利润只能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比例分配在这些资本量上的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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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总量。这是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的总和，而这个总量同有酬的死劳动和活劳动一样，体现在资本家所占有的商品和货币的总量中。
　　在这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
　　首先很清楚，对商品价值的估计，例如，用货币来估计，只能是商品交换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估计作为前提，我们就必须把这种估计看作是商品价值同商品价值实际交换的结果。但是，这种按照实际价值进行的商品交换，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先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就会是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即按照它们包含的价值的比例，按照与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来交换)，还是按照那种使它们的出售能为生产它们所预付的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价格来出售，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推动不等量活劳动的资本会生产出不等量剩余价值这件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相等为前提，或以这方面存在的差别会通过某些实际的或想象的(习惯的)补偿理由而拉平为前提。而这又以工人之间的竞争，并以工人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而达到平衡为前提。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象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因而会引起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例如，定居法对于英国的农业短工来说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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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
　　如果把问题看成是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那末，问题的关键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时，这种商品就不会是资本的产品了。不同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价值，就会由于不同部门的劳动的技术性质而有所不同；同样，撇开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具有不等的价值这一点不说，一定量的劳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量，就会由于一种商品一小时就能制成，而另一种商品一天才能制成等等，而有所不同。其次，假定这些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相等，并且把由劳动强度不同等等而产生的平均化考虑在内。这时，第一，两个工人会从商品中，即从他们一天劳动的产品中，补偿他们的支出，即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种支出由于各个劳动部门的技术性质而有所不同。第二，他们两人会创造出等量的新价值，即追加到生产资料中去的那个工作日。这个新价值包含他们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后者也就是超过他们的必要的需要的剩余劳动，而且这种剩余劳动的结果属于他们自己。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他们两人得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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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工资加上相等的利润，即得到比如体现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产品中的价值。但是第一，他们的商品的价值会不相同。例如，商品I中已经用掉的生产资料所占的价值部分，可能比商品II中的要大；并且，为了把各种可能的差别立即估计在内，假定商品I吸收的活劳动比商品II多，因而在制造商品时比商品II需要更长的劳动时间。这样，商品I和商品II的价值会大不相同。同样，商品价值的总和，即工人I和工人II在一定时间内所完成的劳动的产物，也是如此。如果在这里我们把剩余价值和投入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那末，对I和II来说，利润率也会大不相同。在这里，I和II在生产期间每天消费的并且代表着工资的生活资料，形成预付生产资料中通常被我们叫作可变资本的部分。但是，I和II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会有相等的剩余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I和II各自得到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所以，在扣除预付的“不变”要素的价值以后，他们各自会得到相等的价值，其中一部分可以看作是生产上消费掉的生活资料的补偿，另一部分可以看作是除此以外的剩余价值。如果I的支出较多，那末，这些支出会由他的商品中一个较大的、补偿这个“不变”部分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因而他也必须把他的产品总价值中一个较大的部分再转化为这个不变部分的物质要素。而如果II在这方面收回的较少，那末，他必须再转化的价值也就较少。因此，在这种假定下，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今天，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表现为什么样的利润率，对雇佣工人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也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
　　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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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解【那时，即1865年，这还只是马克思的“见解”。今天，自从毛勒到摩尔根等人对原始公社作了广泛的研究以来，这已经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了。——弗·恩·】，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这一点，正象它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那时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互相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就好象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一样。
　　要使商品互相交换的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只需要：1. 不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或仅仅临时的现象；2. 就直接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是从连续不断的交换行为中自然产生的结果；3．就出售来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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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我们把偶然的垄断看成是那种对买者或卖者来说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垄断。
　　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此外，必须始终把市场价值——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它——与不同生产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区别开来。在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也就是说，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少于市场价值所表示的劳动时间)，另外一些商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在特殊的组合下，那些在最坏条件下或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才会调节市场价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又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不过市场价格对同类商品来说是相同的。如果满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价值，也就是按两端之间的大量商品的中等价值来供给的商品，那末，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而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却不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说什么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能够出售，就证明这样的商品是满足需求所必需的，这种说法是无济于事的。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如果价格高于中等的市场价值，需求就会减少。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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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下，一种商品只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地盘；在价格发生变化时，这个地盘只有在价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减少相一致，价格的降低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这种情况，只有在需求超过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给低于通常的供给时才可能发生。最后，如果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末，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例如，这种商品能够完全按照或者大致按照它们的个别价值来出售，这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许连它们的成本价格都不能实现，而那些按中等平均条件生产的商品，也只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里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也适用于生产价格，只要把市场价值换成生产价格就行了。生产价格是在每个部门中调节的，并且是按照特殊的情况调节的。不过它本身又是一个中心，日常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围绕这个中心来拉平的。(见李嘉图关于生产价格由在最坏条件下经营的企业决定的论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于价格的论述，则是将异常情况当成通常情况来谈。)
　　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
　　1．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他当然感到了，他的生产价格是同商品价值偏离的)说，他
“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个研究，涉及的是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
　　2. 决定生产价格的平均利润，必定总是同一定资本作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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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所分到的剩余价值量接近相等。假定一般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表现为一个货币价值，这个价值高于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实际平均剩余价值。就资本家来说，他们互相计算的利润是10%还是15%，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百分率并不比另一个百分率代表更多的实际商品价值，因为货币表现上的过度是相互的。至于就工人(在这里，假定他们得到的是正常工资，因而平均利润的提高并不是表示工资的实际扣除，也就是说，并不是表示与资本家的正常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什么东西)来说，那末，可变资本的货币表现的提高，必然同平均利润的提高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提高相一致。事实上，利润率和平均利润这样普遍地在名义上提高到超过实际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不能不引起工资的提高，以及引起形成不变资本的那些商品价格的提高。如果降低，情况就会相反。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末，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即上述市场价值，为此就需要在同种商品的生产者之间有一种竞争，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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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为了使种类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带有个别色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场价值相偏离，即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市场价值，这就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种需要，商品就必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的竞争压力没有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量带到市场上来，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社会需要(在这里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量的商品，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调节着市场价格，或者确切地说，调节着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那末另一方面，市场价值调节着供求关系，而不是颠倒过来。或者说，调节着一个中心，供求的变动使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中心发生波动。
　　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是大量生产，而且，甚至其他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至少就主要商品来说，——也是把较小量地生产出来的东西，作为共同产品(哪怕是许多零星小生产者的共同产品)，而在市场上大量地集中在相对说来比较少的商人手中，由他们作为整个一个生产部门或其中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的共同产品堆积在一起并加以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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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顺便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虽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我们已经看到(第1卷第1章第3节)，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而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
　　让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市场上现有的、构成某一整个部门的产品的商品总量上来。
　　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作一个总价格，那末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
　　现在假定这些商品的很大数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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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产出来的，因而社会价值同时就是这个很大数量的商品由以构成的各个商品的个别价值。这时，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低于这些条件，而另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高于这些条件，因而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中等价值，从而使属于这两端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同属于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相等，那末，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来决定。
　　另一方面，假定投到市场上的该商品的总量仍旧不变，然而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由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平衡，以致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无论同中间的商品相比，还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末，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
　　最后，假定在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大大超过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也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末，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这里撇开市场商品过剩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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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和市场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而是市场价值本身不同的规定。【因此，施托尔希和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的争论(就事情本身说是一场争论，实际上他们彼此谁也没有注意对方)，即市场价值(在他们那里，不如说是市场价格或生产价格)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李嘉图)，还是由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施托尔希)，这个争论要这样来解决：他们两人都有对的地方和不对的地方，不过他们两人同样都完全忽略了中等情况。参看柯贝特关于价格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的那些情况。——“这并不是说，他＜李嘉图＞主张，如果两类不同商品中分别取出的两件商品，例如，一顶帽子和一双鞋，是由等量劳动生产的，那末，这两件商品就能互相交换。这里所说的‘商品’，应该理解为‘一类商品’，而不是单独一顶帽子，一双鞋等等。英国生产所有帽子的全部劳动，为此必须看作是分配在所有帽子上面的。在我看来，这一点从一开始以及在这个学说的一般阐述中都没有表示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3、54页)】
　　事实上，严格地说(当然，实际上只是接近如此，而且还会有千变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等于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总和；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这样，在最坏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低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高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两端生产的两个个别价值量是不平衡的，而且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起了决定作用。严格地说，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这样得到的市场价值，不仅会高于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会高于属于中等部分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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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低于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至于它和后一种个别价值接近到什么程度，或最后是否和它相一致，这完全要看不到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在该商品部门中具有多大规模。只要需求稍占优势，那末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
　　最后，假定和第三种情况一样，在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不仅同另一端相比，而且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都占优势，那末，市场价值就会降低到中等价值以下。于是，由两端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额合计得到的平均价值，就会低于中等价值；它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这个中等价值，这要看有利的一端所占的相对地盘而定。如果需求小于供给，那末在有利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不管多大，都会把它的价格缩减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以便强行占据一个地盘。但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竞争也不会使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生产条件。
　　以上抽象地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就谈到另外一点了。
　　第二，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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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中，我们假定，所生产的商品的量是不变的，是已定的，只是这个总量的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数量的商品的市场价值要按不同的方法来调节。假定这个总量就是普通的供给量，并且我们撇开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会暂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说。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普通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规定的，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如果需求和生产量之间的差额更大，市场价格也就会偏离市场价值更远，或更高于市场价值或更低于市场价值。但是所生产的商品量和按市场价值出售的商品量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双重原因产生。或者是这个量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过小或过大了，从而再生产必须按照与调节现有市场价值的规模不同的另一种规模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绝对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相反。最后：如果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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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程度不同，总之，如果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改变了它们之间的以前的比例，那末，最后结果就必然总是归结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象只是同义反复。让我们首先考察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为了不涉及在这里完全无用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每个产业部门的年再生产总量，而把不同商品有多少能够从市场取走，储存起来，以备比如说下一年消费这一点撇开不说。这个年再生产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还是多少个，要看这个商品量是作为可分离的量还是作为不可分离的量来计量而定。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出现在市场上。其次，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市场价值的倍数。因此，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有些商品的价值特别高，另一些商品的价值特别低，因而一定的价值额可以表现为一种商品的很大的量，也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很小的量。在市场上现有的物品量和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之间只有这样一种联系：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同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a量的某种商品花费劳动时间b，na量的商品就花费劳动时间nb。其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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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社会的一部分人，由于分工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劳动用来生产这种既定的物品；这部分人，当然也要从体现在各种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上的社会劳动中得到一个等价物。但是，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也需要一种惩罚机制，来约束那些生产质量不好的生产。从而供给也要略大于需求。)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末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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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考察另一个方面：需求。
　　商品被买来当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以便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即使有些商品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也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因此，生产者(这里指的是资本家，因为假定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和消费者都对商品有需求。看来，这首先要假定：在需求方面有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如果棉纺织业每年按一定规模进行再生产，那就要有往年那样数量的棉花；如果考虑到再生产因资本积累每年在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还要有棉花的追加量。生活资料也是这样。工人阶级要维持通常的中等水平的生活，至少必须再得到同样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虽然商品品种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口每年在增长，那就还要有必要生活资料的追加量。这里所说的情况，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也适用于其他阶级。
　　因此，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这里还完全撇开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不说，这种人的“需求”甚至低于他们的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比如说，如果棉花便宜了，资本家对棉花的需求就会增长，投入棉纺织业中的追加资本就会增加，等等。这里决不要忘记，根据我们的前提，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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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在他作为例如棉花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代表着对棉花的需要；就象棉花的买者把棉花变成衬衣料子，还是变成火棉，还是想用它来堵塞自己和世人的耳朵，都与棉花的卖者无关一样。可是，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是什么样的买者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对棉花的需要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本质的改变：这种需要实际上只是掩盖他榨取利润的需要。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来说当然是极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下面二者之间的差额：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说，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
　　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
　　如果供求之间处于这样的比例，以致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他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
　　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销，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现代西方经济学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来决定价格和生产量，既解释不了市场价值，也解释不了需求曲线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完全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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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完全撇开对这两种社会动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说，在这里不需要作出这种分析)，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平衡具有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会这样接连发生，——而且偏离到一个方向的结果，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销。这个平均数决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
　　因此，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销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销供求关系的影响的趋势。(那种有价格而没有价值的商品是一种例外，在这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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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考察。)供求可以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发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值本身降低了，因而与市场价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结果，流入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生产就会增加到如此程度，甚至使市场价格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或者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引起价格上涨，以致需求本身减少。这还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这个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条件下生产出来。
　　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末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说到需求，那是很清楚的，因为需求按照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如果价格跌落，需求就增加，相反，价格提高，需求就减少。不过供给也是这样。因为加到所供给的商品中去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决定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因而也决定这样一些商品的供给，这些商品的供给本身包括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棉花的价格对棉布的供给具有决定意义。
　　除了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之外，还要加上：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下述“高见”荒谬透顶：“在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工资额、资本额和土地额，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那种被亚当·斯密叫作该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并且那种以前曾经是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也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为它的市场价格，虽然供给和需求量可能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因为，市场价值或亚·斯密所说的生产价格会因价值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供给，并不是恰好同那些能够支付并且愿意支付现在代表生产费用的价格的人的需求相一致，而是要么更大，要么更小，因此，供给和那种就新生产费用来说代表有效需求的需求之间的比例，也会和以前不同。所以，只要中途没有什么阻碍，供给就会发生变化，最后使商品具有新的自然价格。因此，有些人会认为下述说法是好的：因为商品是通过它的供给的变化而恢复它的自然价格的，所以，自然价格取决于一种供求关系，正象市场价格取决于另一种供求关系一样；可见，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样依存于供求关系。(“供给和需求的重大原理的运用，是为了确定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和他所说的市场价格。”——马尔萨斯)”(《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60、61页)这个聪明人不理解：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并且需求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引起供给的变化；这正好会证明我们这位思想家想要证明的事情的反面；就是说，这会证明，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而是相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着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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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见脚注)都懂得，即使没有由外界情况引起的供给或需要的变化，供求关系仍然可以由于商品市场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他也不得不承认，不论市场价值如何，供求必须平衡，以便实现市场价值。这就是说，供求关系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评用语的争论》的作者在说了脚注中引用的这段话(即前面较小字体的注中的话)之后，接着说道：
　　“但是＜供求之间的＞这个比例——如果‘需求’和‘自然价格’这两个词的意义，正好和我们引用亚当·斯密时所说的意义一样的话——必然总是相等的，因为只有在供给同实际需求，也就是同不多不少正好会支付自然价格的那种需求相等的时候，自然价格才会在实际上被支付；结果是，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两个极不相同的自然价格，但供求比例在两个场合能够是一样的，即相等的。”
　　这就是承认，当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的“自然价格”时，供求在每个场合都能够互相一致，并且必须互相一致，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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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在两个场合都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既然在这两个场合，供求关系没有差别，而“自然价格”本身的量有差别，那就很明显，“自然价格”的决定同供求无关，因此也极少可能由供求来决定。西方经济学的供求理论说明不了需求的形成，只能用空洞的效用来搪塞。
　　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关系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化为这个标准。
　　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尽管二者可以由第三者即商人来代表。在考察买者和卖者时，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把他们单个地对立起来就行了。要把商品的完整的形态变化，从而把买和卖的全部过程表示出来，有三个人也就够了。A把商品卖给B时，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B的货币；他用货币向C购买时，又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整个过程就是在这三个人中间进行的。其次，在考察货币时，我们曾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为，既然问题只在于商品在它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时所经历的形式变化，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考察那种同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只要商品已经售出，并且用所得的货币又购买了新的商品，全部形态变化就摆在我们面前了，而商品价格究竟是低于还是高于它的价值，对这种形态变化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商品价值作为基础仍然是重要的，因为货币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在概念上得到说明，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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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一般概念来说，首先也只是货币形式上的价值。当然，当我们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考察时，假定所发生的不只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形态变化。相反，我们考察的是这种形态变化的社会交错的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到货币的流通，谈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的发展。但是，虽然这个联系对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以及由此引起的货币的形式变化来说，如此重要，但它对买者和卖者个人之间的交易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说到供给和需求，那末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末，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末，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的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只有各方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他们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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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而每个人都力图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象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人就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他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到他所有的同伙。【“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每个人从来不能在总的收益和财产中取得多于一定部分或相应部分的东西，他就愿意联合起来去提高这个收益<只要供求关系许可，他就这样做>：这就是垄断。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5页)】
　　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是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一步说，同生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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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要为那个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货币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价值额，而且在于，要为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何另一个同量资本同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因此，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变来变去，让人们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第二，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一样好或一样坏。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
　　但是，如果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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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它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
　　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而不再留在各个资本家手里；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无所谓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最大限度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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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全部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
　　平均利润和每100资本所生产的平均剩余价值相一致；就剩余价值来说，以上所述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润来说，不过要把预付资本价值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加进来。事实上，一个资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对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上特别关心的只是：或者通过例外的过度劳动，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额外生产率，可以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撇开这一点不说，一个在本生产部门内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资本家(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会象一个只使用可变资本，因而把全部资本都投到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又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一样地关心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会象后者一样地从无酬的剩余劳动获取他的利润。完全不使用工人，哪来剩余劳动？但劳动的剥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时，取决于劳动的平均强度，而在劳动强度已定时，则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变资本的总额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取决于劳动的剥削程度。与总资本不同的一个部门的资本对该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关心，与整个部门不同的单个资本家对他个人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同样的特别关心。
　　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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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有两件事取决于这种生产率：第一是平均利润借以表示的使用价值量；这一点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平均利润既可以充当新资本的积累基金，又可以充当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已定时，利润率或一定量资本的利润取决于这个价值的大小。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这个部门的特殊的单个企业内出现的特殊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使单个部门同总资本相比，或者使单个资本家同他所属的部门相比能够获得一笔额外利润的时候，才会使那些直接有关的资本家关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象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如果只看到前者，那是可悲的。而进一步到处宣扬这种偏见，则是可恶的。
　　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作生产价格，——实际上这就是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马尔萨斯。】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些反对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经济学家，总是把生产价格说成是市场价格围绕着发生波动的中心。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因为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已经完全表面化的、而且乍看起来是没有概念的形式，是在竞争中表现的形式，因而是存在于庸俗资本家的意识中，也就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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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中的形式。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可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这里我们不说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人为垄断或自然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
　　此外，超额利润还能在下列情况下产生出来：某些生产部门可以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我们将研究超额利润这两种形式的更进一步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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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假定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80c+20v，利润是20％。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就是100％。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资的一般提高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对平均资本来说，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假定工资提高25％。以前花费20来推动的劳动量，现在就要花费25。因此，一次周转的价值以前是80c+20v+20p，现在是80c+25v+15p。可变资本推动的劳动和以前一样，生产一个40的价值额。现在v由20增加到25，所以余额m或p只＝15。利润15，按l05计算，等于14 2/7％，这是新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平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和它们的价值一致的，所以这种商品的生产价格不变；因此，工资的提高，虽然引起利润的降低，但不会引起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变动。
　　以前，当平均利润＝20％时，一个周转期间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价格加上按这个成本价格计算的20%的利润，也就是＝k+kp'＝k+20%k。在这里，k是一个可变量，随着加入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同而不同，并且随着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固定资产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损耗量不同而不同。现在，生产价格是k+14 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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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资本，它的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原来的构成80c+20v(现在变为76 4/21c+23 17/21v)；例如50c+50v。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全部固定资本都作为损耗加入年产品，并假定周转时间与I相同，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前，年产品的生产价格就是50c+50v+20p＝120。工资提高25％，推动同量劳动的可变资本就由50提高到62 1/2。如果年产品还是按照以前的生产价格120出售，结果就是50c+62 1/2v+7 1/2p，因而利润率是6 2/3％。但新的平均利润率是14 2/7％，并且因为我们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所以，这个50c+62 1/2v的资本也应该赚到这个利润。一个112 1/2的资本，按照14 2/7%的利润率计算，赚到16 1/14的利润。因此，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现在就是50c+62 1/2v+16 1/14p＝128 8/14。在这里，由于工资提高25%，同量该种商品的生产价格就由120提高到128 8/14，也就是说，提高7％以上。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一般资本有机构成的产品的价格的提高，但在一般利润率的作用下会引起较低资本有机构成的产品的价格的提高。这不是工资提高的过错。西方经济学家却利用这种局部现象来攻击工人提高工资的努力，再一次表明他们不过是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那样的资本家的走狗，即使无人豢养，成了野狗，也还是为资本家服务。我们可以做两个实证研究：一是以工资的变动的自变量，以生活消费资料的价格的变动为应变量，看看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地小于1；二是以生产资料的价格的变动为应变量，看看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地小于零。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生产部门，它的构成高于平均资本，例如92c+8v。原来的平均利润在这里也是＝20；我们再假定全部固定资本加入年产品，周转时间也与I和II相同，商品的生产价格在这里也就＝120。
　　由于工资提高25%，推动等量劳动的可变资本就由8增加到10，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就由100增加到102，而平均利润率已经由20%下降到14 2/7％。但是，100:14 2/7＝102:14 4/7。这样，现在102应有的利润是14 4/7，因而总产品要按k+kp'＝102+14 4/7＝116 4/7来出售。这就是说，生产价格由120下降到116 4/7，即下降3 3/7%。
　　可见，由于工资提高25%：
　　1．对于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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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较低构成的资本(更多地属于生活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提高了，虽然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提高；
　　3．对于较高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降低了，虽然也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降低。
　　因为平均资本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和产品的价值相等，所以一切资本的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额也保持不变，和总资本所生产的价值的总额相等；一方面的提高，和另一方面的降低，对总资本来说，会平均化为社会平均资本的水平。
　　商品的生产价格在例II中提高了，在例III中降低了，这种由剩余价值率降低即由工资一般提高引起的相反的结果，已经表明：在这里谈不到工资的提高由价格来补偿，因为III中生产价格的降低当然不能补偿资本家的利润的降低，II中价格的提高也不能防止利润的降低。相反，在价格提高和价格降低这两个场合，利润都和价格保持不变的平均资本的利润相同。对II和对III来说，利润都同样是那个已经下降5 5/7，即下降略多于25%的平均利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II的价格不提高，III的价格不降低，II就要低于新的已经下降的平均利润出售，III就要高于它出售。不言而喻，根据每100资本中投在劳动上的是10，25，还是50的不同情况，工资的提高，必然对以资本的1/10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和以资本的1/4或1/2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根据资本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生产价格一方面会提高，另一方面会降低，这只是由于利润平均化为新的已经下降的平均利润。
　　工资的一般降低和与之相适应的利润率的一般提高，从而平均利润的一般提高，会怎样影响各个按相反方向同社会平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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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呢?我们只要把以上的说明反过来，就可以得到结果(这一点李嘉图没有研究过)。
　　I．平均资本＝80c+20v＝100；剩余价值率＝100％；生产价格＝商品价值＝80c+20v+20p＝120；利润率＝20％。假定工资降低1/4，同一不变资本就由15v来推动，而不是由20v来推动。因此，商品价值就是80c+15v+25p＝120。v所推动的劳动量仍旧不变，不过由此创造的新价值会按不同的比例分配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剩余价值由20增加到25，剩余价值率由20/20增加到25/15，也就是由100％增加到166 2/3％。按资本95计算的利润现在＝25，所以按100计算的利润率＝26 6/19。用百分比表示的新的资本构成现在是84 4/19c+15 15/19v＝100。
　　II．低构成。如上所说，原来是50c+50v。工资降低1/4，v就减少到37 1/2，全部预付资本就减少到50c+37 1/2v＝87 1/2。把新的利润率26 6/19％应用到这个资本上，就得到100:26 6/19＝87 1/2:23 1/38。同一个商品量以前值120，现在值87 1/2+23 1/38＝110 10/19。价格几乎降低10。
　　III．高构成。原来是92c+8v＝100。工资降低1/4，8v就减少到6v，总资本就减少到98。因此100:26 6/19＝98:25 15/19。商品的生产价格，以前是100+20＝120，现在，在工资降低以后，是98+25 15/19＝123 15/19，几乎提高4。
　　这样，我们看到，只要按相反的方向重述以上的说明并加上必要的修改就行了；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虽然比例不同；对低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会降低，对高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会提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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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资一般提高时的结果恰好相反。【非常奇怪的是：李嘉图(他当然按照和这里不同的方法来论述，因为他不理解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只是考察了第一种情况，即工资的提高和它对商品生产价格的影响。一群只会模仿的奴仆甚至没有想到作出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只是同义反复的应用。想是可能会想到了，但同时也会想到这些他们的资本家主子所忌讳的，故而装作没有想到。 】在这两个场合，——工资提高的场合和工资降低的场合，——我们都假定工作日不变，一切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也不变。因此，在这里，工资只有在它原来就高于劳动正常价格的情况下，或在被压低到这个价格以下的情况下，才可能降低。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是由通常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从而生产价格的变动引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将部分地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进一步研究。但在这里，我们要断然指出：
　　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动引起的，那末以上所说，只有在那些因自己的价格变动而使可变资本增加或减少的商品，也作为构成要素进入不变资本，因而不只是影响工资的情况下，才需要加以修改。如果它们只是影响工资，那末以上所说就已经包含所要说的一切了。
　　在整个这一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平均利润的形成，从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假定为既定的事实。问题只是，工资的一般提高或降低怎样影响被假设为既定的商品生产价格。同本篇考察的其他重要论点相比，这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但在这里提到的问题中，只有这个问题是李嘉图研究过的，并且我们将会看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片面的和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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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补充说明
I. 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发生变化，只能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平均剩余价值率本身发生变化，或者，平均剩余价值率不变，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发生了变化。
　　如果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不是基于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或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这种运动只能看成是暂时的波动，——那末，一般利润率的变化只能是这样发生：或者由于劳动力的价值降低或提高；如果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的生产率不发生变化，从而，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不发生变动，这种降低和提高是不可能的。
　　或者由于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发生变化。在这里，因为变化不是由剩余价值率引起，所以必然是由总资本，而且是由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引起。这个不变部分的量，从技术上看，与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成比例地增减，并且它的价值量随着它本身的量的增减而增减；因此，这个价值量也与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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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价值量成比例地增减。如果同量劳动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劳动就有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可见，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一定发生变动。
　　因此，对这两种情况来说，下述规律都是适用的：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动，它本身的价值可以保持不变，但一定有另一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
　　第二，一般利润率保持不变。这时，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这或是由于生产最终形式的商品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或是由于生产那些进入该商品生产中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棉纱生产价格的下降，可以是因为原棉的生产变得便宜，也可以是因为纺纱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良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以前已经说过，生产价格＝k+p，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但这又等于k+kp'，k代表成本价格，它是一个未定量，对不同生产部门来说是不同的，并且到处都是等于生产商品时所用掉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p'则代表按百分比计算的平均利润率。如果k＝200，p'=20%，生产价格k+kp'就＝200+200×20/100＝200+40＝240。很清楚，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这个生产价格可以仍旧不变。
　　商品生产价格的一切变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价值的变动，但并不是商品价值的一切变动都要表现为生产价格的变动，因为生产价格不只是由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且还由一切商品的总价值决定。因此，商品A的变动可以由商品B的相反的变动来抵销，以致一般关系仍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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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1．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均利润；
　　2．一个商品的这样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撇开对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额而产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已经能够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
　　因此，即使就中等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成本价格也可能同生产价格的这个组成部分所由以构成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总额发生偏离。假定中等构成是80c+20v。对具有这种构成的现实资本来说，80c也可能大于或小于不变资本c的价值，因为这个c可以是由生产价格同价值相偏离的商品构成。同样，如果工资耗费在生产价格同价值不一致的商品上，20v也可以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因此，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时候比较，工人要买回这些商品(补偿这些商品)，就必须劳动更多或更少的时间，也就是完成更多或更少的必要劳动。
　　不过，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影响关于中等构成的商品所提出的原理的正确性。归于这些商品的利润量，等于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就上述那个按80c+20v构成的资本来说，在剩余价值的决定上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是否表示实际的价值，而是它们互相之间形成什么比例；这就是，v＝1/5总资本，c＝4/5总资本。只
230
要情况如此，那就正如上面所假设的，v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另一方面，因为它等于平均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利润＝k+p＝k+m，实际上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正如它不会使商品的价值变动一样，也不会使k+p变动，而只会引起利润率的相应的、方向相反的运动，即降低或提高。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商品价格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而发生变动，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的利润率就会高于或低于其他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只有价格保持不变时，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才保持和其他部门相同的利润水平。这样，实际上就好象是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是按照实际价值出售它们的产品的。也就是说，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那就很清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引起利润的相应的降低或提高，但不会引起商品的价值变动，并且在一切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而总是只会影响剩余价值的量。
III．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我们已经说过，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并由此使这些不同部门的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这是通过资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可是，这里还要考虑到一定产业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同歉年和丰年的更替结合在一起的利润波动。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这样不断地流出和流入，引起利润率上升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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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这种运动会或多或少地互相平衡，因此有一种使利润率到处都化为一个共同的和一般的水平的趋势。
　　资本的这种运动首先总是由市场价格的状况引起的，市场价格在这里把利润提高到一般的平均水平以上，在那里又把它压低到这个水平以下。我们暂且不谈在这里还同我们无关的商人资本；正如突然爆发的对某些热门货的投机所表明的，商人资本能够非常迅速地把大量资本从一个营业部门抽走，并且同样迅速地把它投入另一个营业部门。但在每一个真正从事生产的部门，——工业、农业、矿业等等，——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却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固定资本。所以资本更热衷于在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上进行转移。此外，经验还表明，一个产业部门，例如棉纺织业，如果在一个时期利润特别高，那末，在另一个时期利润就会特别低，甚至会亏损，因此，在一个若干年的周期中，它的平均利润会和其他部门大致相同。而资本很快就懂得了要考虑到这个经验。
　　但是，竞争所没有表明的，是支配着生产运动的价值规定，是在生产价格背后的、归根到底决定生产价格的价值。相反，竞争所表明的却是：1．平均利润，它不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为转移，因而不以一定资本在一定剥削部门占有的活劳动量为转移；2．因工资水平的变动而引起的生产价格的涨落，这是一种乍看起来和商品的价值关系完全矛盾的现象；3．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使一定时期内商品平均市场价格不是归结为市场价值，而是归结为一种和这个市场价值相偏离、而且和它差别极大的市场生产价格。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相矛盾，也和剩余价值由无酬的剩余劳动形成的性质相矛盾。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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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
　　其次，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个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也就决不只是通过市场价格对资本的吸引作用和排斥作用来实现了。在平均价格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价格在一定时期确立之后，各个资本家就意识到，在这种平均化中某些差别会互相抵销，因此，他们会立即把这些差别包括在他们的互相计算中。这些差别存在于资本家的观念中，并被他们作为补偿理由加入计算。
　　在这里，基本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而这又以下述观念为基础：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都应按照各自大小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
　　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资本家的计算。例如，有一个资本，由于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较久，或者由于商品必须在很远的市场上出售，因而周转较慢，那末它总会把由此失去的利润捞回，因此，它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或者，那些要冒较大风险的投资，例如航运业的投资，也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和与之相连的保险事业发展起来，风险对一切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见柯贝特的著作)；风险较大的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会从它们的商品的价格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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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衍生产品的费用是如何补偿的？这一切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每一种可以使某一投资获利较少而使另一投资获利较多的情况，——在一定限度内所有投资都被看作是同样必要的，——都会被作为一个永远有效的补偿理由加入计算，用不着每次都重新需要竞争活动来证明这个动机或计算因素是正当的。资本家只是忘记了，——或者不如说没有年到，因为竞争没有向他表明这一点，——他们在互相计算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价格时彼此提出的这一切补偿理由，只是基于这样一点：所有资本家都按照他们资本的比例，对共同的掠夺物即全部剩余价值，拥有同样的权益。相反，因为他们收进的利润和他们榨取的剩余价值不相等，所以他们以为，这些补偿理由似乎并不是使全部剩余价值的分配平均化，而是创造利润本身，因为利润似乎只是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对商品成本价格实行加价而产生的。
　　此外，我们在第七章第156页论述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源泉的看法时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平均利润。在这里，只是在商品的市场价格已定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而成本价格的节约取决于个人的熟练、精心等等时，问题的提法才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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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
　　在工资和工作日已定时，一个可变资本，例如100，代表着一定数目的被推动的工人；它就是这个人数的指数。例如，假定100镑是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如果这100个工人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多，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天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即再生产他们的工资的时间，和他们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即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一样多，那末，他们的总价值产品就＝200镑，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则是100镑。剩余价值率m/v就＝100％。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剩余价值率由于不变资本c的大小不等，从而由于总资本C的大小不等，会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m/C。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
　　如果c＝50，v＝100，那末p'＝100/150＝6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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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c＝100，v＝100，那末p'=100/200＝50％；
　　如果c＝200，v＝100，那末p'=100/300＝33 1/3%；
　　如果c＝300，v＝100，那末p'=100/400＝25%；
　　如果c＝400，v＝100，那末p'＝100/500＝20%。
　　因此，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个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因为随着不变资本的物质量的增加，不变资本从而总资本的价值量也会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电脑行业等新兴行业的利润率的下降部分地是由于这种原因。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资本构成的这种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至少发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就包含着某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变化，那末，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这只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所特有的生产方法的日益发展，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能支配的同数工人或同量劳动力，会在同一时间内推动、加工、生产地消费掉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料，机器和各种固定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也就是价值量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同一的。这也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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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发展正好表现在：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不变资本价值量的这种增加，——虽然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在物质上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使用价值的实际数量的增加，——会使产品相应地日益便宜。但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多地是看到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其原因何在？每一个产品就其本身来看，同较低的生产阶段相比，都只包含一个更小的劳动量，因为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投在劳动上的资本比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大得多。因此，本章开头假定的序列，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这种下降不是以这个绝对的形式而是以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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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个规律经过上述说明显得如此简单，但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篇中将会看到，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这个秘密的解决兜圈子，而且亚·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解决这个秘密的不同的尝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虽然摸索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但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它们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因而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那末，它们从来不能解决这个谜这一点，就不再是什么谜了。
　　在说明利润分割为互相独立的不同范畴以前，我们有意识地先说明这个规律。这个说明同利润分割为归各类人所有的各个部分这一点无关，这一事实一开始就证明，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系无关。我们这里所说的利润，只是剩余价值本身的另一个名称；不过在这里，剩余价值是对总资本而言，不是对产生它的可变资本而言。所以，利润率的下降表示剩余价值本身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的下降，因而同这个剩余价值在各个范畴之间的任何一种分配无关。
　　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c:v＝50:100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剩余价值率100％表现为利润率66 2/3%；在资本构成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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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00的较高的阶段上，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却仅仅表现为利润率20%。一个国家中各个相继发展的阶段的情况是这样，不同国家中同时并存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前一种资本构成作为平均构成的不发达国家，一般利润率＝66 2/3%，而在后一种资本构成作为平均构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一般利润率＝20%。
　　两个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可以由于下述情况而消失，甚至颠倒过来：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因而较大量的劳动表现为较小量的同种商品，较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较小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工人必须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来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它的价值，而用小部分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提供较少的剩余劳动，结果剩余价值率也比较低。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工人以工作日的 2/3为自己劳动，以1/3为资本家劳动，那末，按照上述例子的假定，同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报酬是133 1/3，而提供的余额只有66 2/3。假定同133 1/3这个可变资本相适应的不变资本是50。这样，剩余价值率就等于66 2/3:133 1/3＝50%，利润率则等于66 2/3:183 1/3，约36 1/2％。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不发达地区的利润率高；而在剩余价值率不等时，则未必。另外，不发达地区的生活资料的结构差，价值低，所以工人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间未必更多。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研究利润分割成的各个组成部分，因而它们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仅仅为了避免误解，才预先指出下面这一点：把发展阶段不同的各个国家加以比较时，即把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同工人虽然在实际上受资本家剥削但劳动在形式上还不从属于资本的国家(例如在印度，莱特就是作为独立的农民从事经营，他的生产本身还不从属于资本，虽然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不仅榨取他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甚至还榨取他的一部分工资)加以比较时，如果我们用一个国家的利息率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利润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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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非常错误的。那么，如果是比较两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呢？在劳动在形式上还不从属于资本的国家，利息包含全部利润，甚至比利润更多，不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它只代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主要决定利息率的各种情况(高利贷者对显贵们即地租所有者的贷款)，同利润完全无关，相反，它们只是说明高利贷按什么比率占有地租。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阶段不同、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也不同的两个国家中，正常工作日较短的国家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是决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可以高于正常工作日较长的国家。第一，如果英国的10小时工作日由于劳动强度较高，而和奥地利的14小时工作日相等，那末，在工作日同样分割时，英国5小时剩余劳动，在世界市场上可以比奥地利7小时剩余劳动代表更高的价值。第二，同奥地利相比，英国的工作日可以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剩余劳动。
　　一个同样的甚至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这个规律换句话说就是：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例如资本100)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这样，因为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是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或者说，所投总资本中转化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因而这个总资本所吸收的剩余劳动，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来越小，虽然所使用的劳动的无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时增大。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尽管这两个部分都已经绝对增加)，如上所说，只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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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资本100由80c+20v构成，后者＝20个工人；剩余价值率为100％，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再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资本＝20c+80v，后者＝80个工人。但是，这些工人需要用工作日的2/3为自己劳动，只用1/3为资本家劳动。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人在前一场合生产价值40，在后一场合生产价值120。前一个资本生产80c+20v+20m＝120；利润率＝20%；后一个资本生产20c+80v+40m＝140；利润率＝40%。所以，尽管剩余价值率在前一场合＝100%，在后一场合只＝50％，前者二倍于后者，利润率在后一场合还是二倍于前一场合。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同样大小的资本在前一场合只占有20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后一场合却占有80个工人的剩余劳动。
　　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或者说，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同活劳动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相对减少的规律，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本所推动和所剥削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大，因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在增大；同样也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单个资本家所支配的资本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劳动量，从而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甚至在它们所支配的工人人数并不增加的时候，也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
　　假定工人人口已定，例如200万，再假定平均工作日的长度、强度以及工资也已定，因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率也已定，那末，这200万工人的总劳动，以及他们的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就总是生产出同样大小的价值量。但是，随着这个劳动所推动的不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量不断增加，这个价值量和这个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和资本的量一起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比率会下降。因此，这个比率从而利润率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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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资本所支配的活劳动的量和它吸收的剩余劳动的量同以前一样。这个比率所以会发生变化，并不是因为活劳动的量减少了，而是因为活劳动所推动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量增加了。这种减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同所推动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绝对量毫无关系。利润率的下降，不是由于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绝对减少，而只是由于它的相对减少，由于它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的减少。
　　关于劳动量和剩余劳动量已定的情况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人数增加的情况，从而，在上述前提下，也适用于所支配的劳动量增加的情况，特别是适用于这个劳动的无酬部分即剩余劳动的量增加的情况。如果工人人口由200万增加到300万，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人口的可变资本现在也由以前的200万增加到300万，而不变资本由400万增加到1500万，那末，在上述前提下(工作日和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就增加一半，即50%，由200万增加到300万。但是，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因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了50％，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还是会由2:4下降到3:15，而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下(以百万为单位)：
　　I．4c+2v+2m；C＝6，p'＝33 1/3%；
　　II．15c+3v+3m；C＝18，p'＝16 2/3%。
剩余价值量增加了一半，而利润率则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但是，利润只是按社会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因而就社会范围来说，利润量，利润的绝对量，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相等。因此，尽管这个利润量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大大下降了，即一般利润率大大下降了，利润的绝对量，它的总量，还是增加了50％。所以，尽管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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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下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即它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利润的绝对量，仍然能够增加，并且不断增加。事情还不只是能够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撇开那些暂时的波动，事情也必然如此。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我们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那个只是必须再生产和保存的价值量，甚至在所使用的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总量，还会增加得更多。而追加劳动——通过对它的占有，这种追加财富能够再转化为资本——并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的量，因为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同生产资料的价值发生关系，而是同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然而，资本的积累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聚，本身就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物质手段。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增加已经包含工人人口的增加，包含同剩余资本相适应、甚至大体说来总是超过这个资本的需要的工人人口的创造，即过剩工人人口的创造。剩余资本暂时超过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这会发生双重的作用。一方面，这会提高工资，从而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使结婚变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但今天发达国家的工人虽然结婚容易，但并不想生育。另一方面，这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相对过剩人口；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又成为使人口实际上迅速增加的温室，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贫困会产生人口。在非资本主义生产中，似乎也是如此。因此，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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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性质来看，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用来转化为资本的已经增加了的生产资料的量，总会随时找到相应地增加了的、甚至过剩的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所以，在生产过程和积累过程的发展中，可以被占有和已经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从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利润的绝对量，都必然会增加。但是，同样一些生产规律和积累规律，会在不变资本的量增加时，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转化为活劳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相比，越来越迅速地增加起来。因此，同样一些规律，会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而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降。
　　这里完全撇开了下述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部门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同一个价值量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和奢侈品的量会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要求劳动过程的规模及其范围日益扩大，要求每一个企业的预付资本相应地日益增加。因此，日益增长的资本积聚(与此同时，资本家人数也会增加，只是增加的程度较小)，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物质条件之一，又是二者本身产生的结果之一。与此同时进行并互相影响的，是或多或少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日益被剥夺。因此，对资本家个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们支配的劳动军越来越大(尽管对他们来说，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并且不顾这种下降而同时增长起来。那些使大批劳动军集中在资本家个人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原料、辅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增加起来。
　　在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如果剩余价值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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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从而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地减少了。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表现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相对减少和积累由此加速的那些规律，——而另一方面，积累又反过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可变资本进一步相对减少的起点，——就是这种发展，撇开一切暂时的波动，还会表现为所使用的总劳动力越来越增加，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从而利润的绝对量越来越增加。
　　利润率的下降和绝对利润量的同时增加产生于同一些原因的这个二重性的规律，必然会在什么形式上表现出来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即在一定条件下，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从而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将会增加，而从总资本来看，或者从单个资本只是作为总资本的一个部分来看，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相同的量，——必然会在什么形式上表现出来呢?
　　假定我们拿资本的一部分，例如100，来计算利润率。这100代表总资本的平均构成，比如说80c+20v。我们在本卷第二篇已经看到，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不是由每一个部门特殊的资本构成决定，而是由资本的社会平均构成决定。随着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从而同总资本100相比的相对减少，利润率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会下降，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100的价值的比率也会下降。但是不仅这个相对量会下降。总资本100所吸收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也会绝对地下降。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资本60c+40v生产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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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利润量40；资本70c+30v生产利润量30；在资本为80c+20v时，利润就下降到20。这种下降同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有关，它产生于：因为总资本100只推动较少的活劳动，所以在剥削程度不变时，也只推动较少的剩余劳动，因而只生产较少的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拿社会资本即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的任何一部分作为计量剩余价值的尺度，——在计算利润时总是这样做的，——那末，剩余价值的相对下降和它的绝对下降总是一致的。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利润率由40%下降到30％，再下降到20%，因为同一个资本对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实际上已经绝对地由40下降到30，再下降到20。因为用来计量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量已定，即＝100，所以，剩余价值和这个不变量的比率下降，就只能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和利润的绝对量减少的另一种表现。事实上这是一个同义反复。但是，这种减少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性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了。
　　但是另一方面，使一定资本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绝对减少，因而使按百分比计算的利润率绝对下降的同样一些原因，又会引起社会资本(即资本家全体)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绝对量的增加。这种情况是怎样表现的呢?只能怎样表现呢?或者说，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包含着哪些条件呢?
　　如果社会资本任何一个＝100的部分，从而任何一个具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100是一个已定量，因而对这个已定量来说，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绝对量的减少是一致的，这正是因为在这里用来计量这个绝对量的资本是一个不变量，那末，与此相反，社会总资本的量以及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量，是一个可变量，而且为了符合上面所假定的条件，这个可变量的变化必须和它的可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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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少成反比。
　　在前面的例子中，当百分比构成为60c+40v时，剩余价值或利润为40，因而利润率为40%。假定在构成的这个阶段上总资本为100万，那末，总剩余价值，从而总利润，就是40万。当构成后来变为80c+20v时，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每100就＝20。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了，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少了，剩余价值或利润，就其绝对量来说，还是增加了，比如说由40万增加到44万，所以，这种情况之可能发生，只是由于和这种新的构成同时形成的总资本已经增加到220万。被推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到220％，而利润率下降了50%。如果资本只增加一倍，它在利润率为20%时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和原有资本100万在利润率为40%时所生产的正好相等。如果资本增加不到一倍，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就比原有资本100万所生产的要少，而这个资本在其构成和以前一样的时候，为了使它的剩余价值由40万增加到44万，只要由100万增加到110万就行了。
　　这里又出现了以前已经阐述过的规律：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就是说，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推动同量的劳动力和吸收同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总资本量越来越大。因此，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同样地发展起来，这并不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降低了，而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就是说，不是由于劳动和生活资料或生产这种生活资料的资料之间的绝对的不协调，而是由于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引起的不协调，即资本的不断增加和它对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的相对减少之间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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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下降50％，也就是下降一半。因此，要使利润量保持不变，资本就必须增加一倍。要使利润量在利润率下降时保持不变，表示总资本增加的乘数，就必须和表示利润率下降的除数相等。如果利润率由40下降到20，要使结果保持不变，总资本就必须反过来按20:40的比例增加。如果利润率由40下降到8，资本就必须按8:40的比例增加，即增加到五倍。资本100万在利润率为40％时生产40万，资本500万在利润率为8％时也生产40万。必须如此，结果才会保持不变。但是要使结果增加，资本增加的比例就必须大于利润率下降的比例。换句话说，要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不仅绝对地保持不变，而且绝对地增加(尽管它作为总资本的一个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下降)，总资本增加的比例必须大于可变资本所占百分比下降的比例。总资本必须这样增加：它在新的构成上，不仅需要有原来的可变资本部分，而且需要有比这更大的部分来购买劳动力。如果资本100的可变部分由40减少到20，那末，总资本必须增加到200以上，才能使用一个比40更大的可变资本。
　　甚至在被剥削的工人人口的总数不变，只是工作日的长度和强度增加时，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也必须增加，因为在资本构成变化时，即使要按旧的剥削关系使用同量劳动，资本量也必须增加。
　　因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可变资本和利润的相对减少总的说来是同二者的绝对增加相适应的。我们讲过，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为迅速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构成较高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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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较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迅速。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显而易见的工人人口过剩。如果可变资本以前占总资本的1/2，现在只占1/6，那末，要使用同量劳动力，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劳动力要增加一倍，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六倍。
　　以往的经济学一直不知道怎样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它把利润量的增加，单个资本家或者社会资本的利润绝对量的增加，当作一种安慰的理由，但这种理由也只是以一些陈词滥调和可能性为根据的。
　　说利润量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率，二是按这个利润率所使用的资本的量，这只是同义反复。因此，说利润量有可能不管利润率下降而同时增加，这也只是这个同义反复的另一种表现，无助于我们前进一步，因为资本增加而利润量不增加，甚至资本增加而利润量减少的情况，都同样是可能的。100按25％算，得25，而400按5%算，只得20。【“我们也可以预计到，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10万镑，而利润率从20％下降到19％，18％，17％，就是说利润率不断下降，那末，我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2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1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3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但是这样的级数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20万镑的19％大于10万镑的20％，30万镑的18%又大于20万镑的19％；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率又下降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总额减少。例如，假定积累达到100万镑，利润率为7%，利润总额就是7万镑。如果现在100万镑再加上10万镑资本，而利润率降到6%，那末，虽然资本总额从lO0万镑增加到110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66000镑，或者说，少了4000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7章，载于麦克库洛赫编《李嘉图全集》，1852年版第68、69页)实际上这里所假定的是资本由100万镑增加110万镑，即增加10％，而利润率由7下降到6，即下降14 2/7％。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但是，如果使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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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进积累，即促进追加资本的形成，如果每个追加资本都会推动追加劳动，并且生产追加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单是利润率的下降就包含不变资本从而全部旧资本已经增加这一事实，那末，这整个过程就不再是神秘的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为了抹杀利润量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同时增加的可能性，曾怎样求助于在计算时有意伪造数字的办法。
　　我们已经指出，造成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从而引起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绝对量或总量的增加。在竞争中，从而在竞争当事人的意识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规律——我指的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也同样如此。很明显，在上面列举的比例中，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其次，对竞争的最肤浅的考察表明，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危机时期，当大资本家要在市场上夺取地盘，排挤小资本家时，他在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排挤出去。特别是以后要详细说到的商人资本，会显示出各种现象，似乎利润的下降是营业扩大和资本扩大的结果。对于这种错误见解，我们将在以后提出真正科学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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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肤浅见解，是由于比较各个特殊营业部门在自由竞争的统治下还是在垄断的统治下所得到的利润率而产生的。这种存在于竞争当事人头脑中的非常浅薄的观念，在我们的罗雪尔身上就可以找到：利润率这样下降，是“比较明智和比较人道的”。在这里，利润率的下降好象是资本增加的结果，好象是资本家由于资本增加而考虑到利润率较低时会赚得较大的利润量的结果。这一切(除了以后要说到的亚·斯密)都是由于完全不理解一般利润率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是由于这样一种粗浅的观念：价格实际上是通过把一个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利润量加到商品的实际价值上来决定的。这些观念无论多么粗浅，但它们是必然会产生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这个规律也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所包含的并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总产品中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商品，或者说，生产的全部商品中任何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较少的活劳动，而且也只包含较少的物化劳动，即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以及所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中所体现的物化劳动。因此，任何一个商品都只包含一个较小的、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的总和。这样，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尽管如此，单个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量，在绝对剩余价值率或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仍能增加。它包含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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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新追加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增加了。不过，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情况才是这样。当单个商品中包含的新追加的活劳动的总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大大地绝对减少时，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量也会绝对地减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相对地增加了多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每个商品中的利润量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大大减少；而这种减少和利润率的下降完全一样，只是由于不变资本要素的日益便宜，由于本卷第一篇所指出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时使利润率提高的其他情况而延缓下来。
　　加在一起构成资本总产品的各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只是意味着一定量劳动实现在一个较大的商品量中，因而每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比以前少。甚至在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如原料等等的价格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除了个别情况(例如在劳动生产力同样地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一切要素便宜的时候)，利润率会不管剩余价值率提高而下降，1．因为一个较小的新追加劳动的总量中即使有一个较大的无酬部分，这个部分同从前一个较大的总量中的一个较小的无酬部分相比，仍然是比较小的；2．因为在单个商品中，较高的资本构成表现为：单个商品中代表新追加劳动的价值部分，同其中代表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部分相比已经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上的这种变化，即代表新追加的活劳动的价格部分的减少和代表过去的物化劳动的价格部分的增加——是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这个事实在单个商品价格中表现出来的形式。这种减少对一定量资本例如100来说是绝对的，同样，它对作为再生产的资本的一个部分的每个商品来说，也是绝对的。不过，利润率如果只按单个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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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要素计算，它就会表现得和实际的利润率不同。理由如下：
　　{利润率是按所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但是按一定的时间，实际是按一年计算的。一年内获得和实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对总资本的以百分比计算的比率，就是利润率。所以，它和那种不以年而以这个资本的周转期间为计算基础的利润率，不必是相等的。只有在这个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二者才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一年内获得的利润，只是这一年内生产和出售的商品的利润的总和。如果我们现在按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计算利润，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利润率＝p/k，其中p是一年内实现的利润，k是同时期内生产和出售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显然，这个利润率p/k，和实际的利润率p/C，即利润量除以总资本，只有在k＝C，即在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才能互相一致。
　　我们以一个产业资本的三种不同的状态为例：
　　I．资本8000镑每年生产并出售5000件商品，每件30先令，因此它的年周转额为7500镑。它从每件商品得利润10先令，一年＝2500镑。所以每件商品都包含20先令预付资本和10先令利润，因而每件商品的利润率为10/20＝50％。周转额7500镑包含预付资本5000镑和利润2500镑。按周转计算的利润率p/k也＝50%。但是，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p/C，则＝2500/8000＝31 1/4％。
　　II．假定资本增加到10000镑。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每年可以生产商品10000件，每件的成本价格为20先令。它出售每件商品得利润4先令，因而每件按24先令出售。这时年产品的价格=12000镑，其中10000镑为预付资本，2000镑为利润。p/k按每件计算＝4/20，按年周转额计算＝2000/10000，因此都＝20%，而因为总资本等于成本价格的总和，即10000镑，所以实际利润率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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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也＝20％。
　　III．假定资本由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而增加到15000镑，现在每年生产商品30000件，每件成本价格13先令，利润2先令，也就是每件按15先令出售。因此，年周转额＝30000×15先令＝22500镑，其中19500镑为预付资本，3000镑为利润。所以，p/k＝2/13＝3000/19500＝15 5/13％。但是，p/C=3000/15000＝20%。
　　由此我们看到，只有在第II个场合，即周转的资本价值等于总资本时，按每件商品计算的利润率或按周转额计算的利润率，才等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在第I个场合，即周转额小于总资本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算的利润率高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率；在第III个场合，即总资本小于周转额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算的利润率低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率。以上所述是普遍适用的。
　　在商业实践中，周转通常是计算得不准确的。只要所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和达到所使用的总资本的总和，人们就认为资本已经周转一次。但是，只有在所实现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等于总资本的总和时，资本才能完成整个周转。现代财务管理分析仍然遵循的是前者。——弗·恩·}
　　这里又一次表明下述一点是多么重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不能把单个商品或某一时期内生产的商品产品作为单纯的商品孤立地就它本身来进行考察，而要把它作为预付资本的产物，就这个商品和生产它的总资本的关系来进行考察。
　　虽然在计算利润率时，所生产和所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不只是要按在商品中再现出来的已经消费掉的资本部分来计算，而且要按这个部分加上没有被消费掉、但已被使用并且在生产中继续被使用的资本部分来计算，但是利润量仍然只能和商品本身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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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商品的出售实现的利润量或剩余价值量相等。
　　如果产业的生产率提高了，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都更少了。假定同量劳动生产的产品比如说增加到三倍；这时，单个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就减少三分之二。因为利润只能形成单个商品所包含的这个劳动量的一部分，所以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必然减少，并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在剩余价值率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只要资本在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使用的工人人数同以前一样多，总产品的利润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下降到原利润量以下。(如果在剥削程度提高的情况下使用较少的工人，情况也会是这样。)因为单个产品的利润量减少的比例和产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相同。利润量保持不变，只是按另一种方式分配在商品总量上；新追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也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利润量只有在使用的劳动量相同而无酬的剩余劳动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工人人数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这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时才能增加。在所有这些场合，——但是按照假定，这些场合以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已经增加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已经增加为前提，——单个商品包含的利润量较少，利润率甚至按单个商品计算也下降；一定量追加劳动表现为较大量的商品；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抽象地考察，在单个商品的价格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下降的时候，从而在这些比较便宜的商品的数量同时增加的时候，利润率可以保持不变；例如，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对商品的一切组成部分发生同等程度的影响，以致商品总价格下降的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相同，而商品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保持不变，这时，情况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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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如果随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显著减少，那末，利润率甚至可以提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利润率从长远来说会下降。在任何场合，都不能只由单个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得出有关利润率的结论。一切取决于参加商品生产的资本的总额有多大。例如，一码布的价格由3先令下降到1 2/3先令；如果我们知道，在价格跌落以前，其中1 2/3先令是不变资本如棉纱等等，2/3先令是工资，2/3先令是利润，而在价格跌落以后，其中1先令是不变资本，1/3先令是工资，1/3先令是利润，那末，我们还是不知道，利润率是否保持不变。这取决于全部预付资本是否增加，增加多少，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多生产了多少码。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个商品或一定量商品的价格下降，商品数量增加，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和商品总额的利润率下降，而商品总额的利润量却增加，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表面上只表现为：单个商品的利润量下降，它的价格也下降，社会总资本或单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已经增加了的商品总量的利润量则增加。于是有人这样理解这个现象，似乎资本家心甘情愿地从单个商品取得较少的利润，然而会从他所生产的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得到补偿。这种看法的基础是让渡利润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又是从商人资本的看法引伸出来的。
　　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四篇和第七篇已经看到，同劳动生产力一起增加的商品量和单个商品本身的变得便宜(只要这些商品对劳动力的价格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价格下降，也不会影响单个商品内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