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 作者:军科院军史所

简介
　　建国以来我军都进行过多少次重大军事行动？
　　我军总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总参、总政、总装这些高级军事机构，它们的前身是什么？
　　我军现代化历程中出现哪些关键时刻？
　　我军与西方军事强国抗争有过哪些经验？
　　忆峥嵘岁月，颂钢铁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读之令人振奋，给人启迪！

第一章高级军事领率机关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人民解放军担负繁重的作战任务，军队的领导机关主要是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和便于作战指
挥而建立的，所以解放军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由于忙于战争及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各野战军和各
部队的领导机构的设置及编制不甚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党和政府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
化国防军的伟大任务。要建设国防军，首先是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与国防军相适应的军事领导指挥机构。因此，随着国
家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改革，军队亦建立健全了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总部领率机关、大军区、省
军区、军兵种、人民武装警察等），对全国的陆、海、空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实施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对国防建设和
军队建设，实施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实施，从而保证了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保卫国防作战等各项任务的顺利完
成。50多年来，国防领导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一、1.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还有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并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统帅机关，负责党和国家的最高军事决策和指挥，依据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的安全之需要，确定军事战略，领导军事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军委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10月1日下午，根据共同纲领确定的国家军事制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组成新中国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共有28人，其中共产党人21人，民主人士7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军事领导机构正式列入国家的政权系统。会议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以上原为军委副主席）、程潜（起义将领），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有：贺龙（西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徐向前（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高岗（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张云逸（华南军区副司令员）、邓小平（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李先念（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漱石（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子恢（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习仲勋（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罗瑞卿（公安部长）、萨镇冰（海军耆宿）、张治中（国民党民主派）、傅作义（起义将领）、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龙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刘斐（国民党民主派）。同时，会议还任命徐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情报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办理。联席会议由聂荣臻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
　　10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程潜、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张云逸、邓小平、罗瑞卿、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刘斐等18人。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和建军等问题。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就目前军事情况做了报告，各委员对今后如何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设立国防研究小组，由张治中任组长、刘斐任副组长，聂荣臻、罗瑞卿、傅作义、蔡廷锴、李涛为小组成员，主持国防研究事宜。国家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原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停止工作，但是依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无论是继续向全国大进军、剿灭土匪、解放沿海岛屿，还是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等等，都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指挥下进行的。
　　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增补林彪、高岗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于1952年7月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战局略定，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之际，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4月回国治病。7月上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要彭德怀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一提议得到政治局一致通过。10月，建立军委例会，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1954年6月19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同时，增补徐海东为军委委员。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1954年9月下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国家体制中设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设置。鉴于国家体制中设立了国防委员会，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做出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任副秘书长。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复存在。这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既为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同时又是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仍是军队直接和惟一的领导。1956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等10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规定，中央军委是党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
　　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调离国防工作岗位。9月，免去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的职务。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21人组成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13人；军委委员有：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恒、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粟裕、陈赓、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秘书长为罗瑞卿，苏振华、萧向荣为副秘书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于1959年10月20日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办公会议的机构，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其成员为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1960年5月，增补张爱萍为办公会议成员。196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增补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2月，罗瑞卿遭林彪等人的诬陷，被解除中央军委常委、委员和秘书长的职务。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3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增补王新亭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的组成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有：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有：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委员有：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朱德、邓小平、粟裕、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苏振华，秘书长叶剑英（兼），副秘书长有：苏振华、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杨成武、萧华、邱会作、张爱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中央军委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其成员有的受到错误批判，有的被停止工作，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1966年8月，中央军委常委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1967年对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进行诬陷迫害。贺龙于1967年9月被关押审查，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军委常委、副秘书长萧华、杨成武，军委委员、副秘书长苏振华，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张爱萍等，先后被关押审查。这期间，军委的日常工作先后由军委办公会议和军委办事组处理。196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央军委常务委员。8月17日，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决定，成立了由吴法宪（负责）、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9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军委看守组改为军委办事组，杨成武被增补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并任组长。10月，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军委办事组成员。196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对军委办事组进行改组，黄永胜取代杨成武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军委办事组实际取代了军委常委，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11月，增补谢富治、温玉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1月，又增补李天佑为办事组成员。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名单。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委员有：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等。同时，通过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为：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等。中央军委未设常委，军委办事组行使军委常委职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副主席有职无权，只能做点调查工作。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又先后决定增补汪东兴、纪登奎、张才千、陈士榘等为军委办事组成员。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叶群等人外逃叛国。9月24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隔离审查。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10人组成。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973年10月，增补王洪文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批准，中央军委提出的新一届中央军委委员63人。其中原军委委员保留28人：毛泽东、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丁盛、王树声、韦国清（壮族）、皮定均、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德生、张达志、张池明、张春桥、杨得志、杜平、萧劲光、冼恒汉（壮族）、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新增补的军委委员35人：王洪文、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张才千、张宗逊、詹海英、苏振华、孔照年、马宁、傅传作、张廷发、毛远新、孙玉国、迟浩田、白如冰、杨育才、胡修道、李志民、王昭、孔石泉、王必成、周兴、张贵武、秦基伟、张英才、王六生、陈代富、郝忠云、杨勇、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高焕昌、陶鲁笳、萧克、宋时轮。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1月，中央军委组成6人（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小组，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直至1975年2月。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对战备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2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8月30日，罗瑞卿等5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同年，又增补李先念、王震为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但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下，1976年1月2日，叶剑英被停止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军委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主持；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逝世。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卓越领导者，在毛泽东的领导指挥下，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提出一系列的光辉思想，领导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毛泽东军事思想永远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指导思想。
　　1976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反党乱军、祸国殃民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0月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77年7月16日召开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予以追认）。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常委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列席常委为杨勇、梁必业、张震。军委秘书长由罗瑞卿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王平、王诤、王震、王必成、王尚荣、王建安、韦国清、邓华、孔石泉、甘渭汉、吕正操、刘震、刘志坚、许世友、杜义德、杨勇、杨成武、杨得志、苏振华、李水清、李先念、李志民、李德生、李聚奎、李耀文、萧华、萧克、萧劲光、萧望东、吴克华、汪东兴、宋时轮、宋承志、张震、张才千、张廷发、张爱萍、陈先瑞、陈再道、陈锡联、陈鹤桥、罗瑞卿、金如柏、洪学智、秦基伟、聂凤智、徐立清、郭林祥、高厚良、唐亮、黄新廷、梁必业、韩先楚、粟裕、曾思玉、廖汉生、谭善和等63人。1978年3月9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增补王震为中央军委常委。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耿飚为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2月4日，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杨勇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1月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军委常委领导下，建立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是：耿飚、韦国清、杨勇、王平、王尚荣、梁必业、洪学智、萧洪达。军委办公会议由耿飚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建立后，不再设军委列席常委。同时还决定增补王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王平等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汪东兴、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去其中央军委常委职务。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任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同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邓小平，副主席为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9月30日，中共中央任命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副秘书长，并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不设常委；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军委常务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确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负责。”在国家的中央军委设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同时存在，为避免机构重叠，中共中央决定，国家军委与党的军委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其组成人员完全相同，而且全体军委委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党的中央军委和国家中央军委并存，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负责。这种体制，既贯彻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又适应军队已成为国家政权主要成分的实际，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体现了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的一致性。从而确立了党和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行使领导职权的国防领导体制。这样，需要党决定的问题，就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研究做出；需要由国家办理的事情，就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和其他权力机关来组织实施。这种领导体制，便于运用国家机器来加强军队的建设，可以使党中央对军事工作的决策、指示具有法律效力，成为国家意志，可保证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高度集中统一，不仅在平时有利于对军队的领导，而且有利于在紧急情况和战争状态下对军队实施直接、迅速、高效的指挥。这种领导体制，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军情，保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惟一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1983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于6月20日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余秋里、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988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赵紫阳、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为委员。
　　1989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的提请，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免去洪学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为中央军委委员。
　　199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共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样中央军委的组成是：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委员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199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第十五届一中全会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为：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委员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1998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增补曹刚川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9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第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增补胡锦涛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200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六大一中全会决定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委员徐才厚、梁光烈、廖锡龙、李继耐。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通过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调整充实后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主席胡锦涛，副主席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委员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5年，深刻洞察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江泽民同志说：胡锦涛同志担任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中央军事委员会具有鲜明的中国军队领导体制的特色：一是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把军事领导机构纳入人民政权机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的重大决策。它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融为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绝对领导权和指挥权，使这支军队能够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二、国防委员会
　　1954年9月28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国家体制中不设立中央军委，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是咨询和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第一届国防委员会的组成是：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
　　委员：于学忠、王世泰、王宏坤、王秉璋、王新亭、王震、王树声、宋任穷、宋时轮、吕正操、李先念、李明扬、李明灏、林遵、周士第、周保中、周纯全、阿沛·阿旺晋美、洪学智、唐生智、唐亮、徐海东、孙蔚如、许世友、许光达、韦国清、乌兰夫、马鸿宾、高树勋、张宗逊、张国华、张云逸、张爱萍、张达志、陈士榘、陈再道、陈奇涵、陈明仁、陈绍宽、陈赓、陈锡联、陶峙岳、鹿钟麟、彭绍辉、曾泽生、粟裕、贺炳炎、冯白驹、黄永胜、黄克诚、黄琪翔、杨成武、杨勇、杨得志、董其武、叶飞、万毅、廖汉生、裴昌会、赵尔陆、刘文辉、刘亚楼、刘善本、刘斐、邓兆祥、邓华、邓锡侯、邓宝珊、滕代远、蔡廷锴、郑洞国、卢汉、萧华、萧劲光、阎红彦、赛福鼎、韩先楚、韩练成、罗瑞卿、谭政、苏振华。
　　1959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二届国防委员的组成是：
　　主席：刘少奇。
　　副主席：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
　　委员：于学忠、万毅、韦国清、王平、王世泰、王宏坤、王秉璋、王树声、王建安、王新亭、王震、邓兆祥、邓华、邓宝珊、邓锡侯、孔从周、卢汉、叶飞、刘文辉、刘亚楼、刘善本、刘斐、孙蔚如、宋任穷、宋时轮、苏振华、李天佑、李达、李先念、李明扬、李明灏、李聚奎、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明仁、陈绍宽、陈铁、陈赓、陈锡联、吕正操、郑洞国、林维先、林遵、张云逸、张达志、张宗逊、张国华、张爱萍、阿沛·阿旺晋美、罗瑞卿、周士第、周保中、周纯金、洪学智、赵尔陆、赵寿山、侯镜如、高树勋、唐生智、唐亮、马鸿宾、桑颇·才旺仁增、乌兰夫、徐海东、许世友、许光达、郭天民、鹿钟麟、萧克、萧劲光、陶峙岳、冯白驹、曾泽生、彭绍辉、粟裕、覃异之、贺炳炎、黄永胜、黄正清、黄克诚、傅秋涛、傅钟、杨至成、杨成武、杨勇、杨得志、董其武、詹才芳、廖汉生、裴昌会、蔡廷锴、滕代远、赖传珠、阎红彦、赛福鼎、韩先楚、韩练成、谭政。
　　1965年1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三届国防委员会的组成是：
　　主席：刘少奇。
　　副主席：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
　　委员：方强、王平、王世泰、王宏坤、王诤、王秉璋、王建安、王树声、王恩茂、王新亭、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兆祥、邓宝珊、孔从周、卢汉、叶飞、刘文辉、刘兴元、刘亚楼、刘志坚、刘培善、刘善本、刘斐、许世友、许光达、吕正操、孙大光、孙志远、孙蔚如、宋任穷、宋时轮、苏振华、李天佑、李达、李成芳、李先念、李寿轩、李作鹏、李明扬、李明灏、李涛、李聚奎、杨成武、杨至成、杨勇、杨得志、吴克华、吴法宪、邱会作、邱创成、张云逸、张达志、张宗逊、张国华、张爱萍、阿沛·阿旺晋美、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明仁、陈绍宽、陈铁、陈锡联、郑洞国、林维先、林遵、周士第、周纯金、赵尔陆、赵寿山、侯镜如、高树勋、郭天民、唐生智、唐亮、秦基伟、徐海东、桑颇·才旺仁增、陶峙岳、鹿钟麟、阎红彦、萧克、萧劲光、萧望东、崔田民、曾泽生、谢富治、彭绍辉、黄永胜、黄新廷、董其武、韩先楚、粟裕、覃异之、程子华、傅秋涛、傅钟、赖传珠、詹才芳、赛福鼎、廖汉生、裴昌会、滕代远。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不再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

三、国防部
　　1954年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是国家政府机构中的军事部门，负责掌管国防建设事务。一切需要由政府负责的军事工作，则由国务院做出决定，由国防部或以国防部的名义组织实施。国防部在接受国务院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国防部的工作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国防部办公厅分别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防部部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名或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国防部副部长由国务院或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命。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10月31日，国务院任命：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为国防部副部长。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李达受到错误处理；9月，免去萧克、李达国防部副部长职务。12月，任命粟裕为国防部副部长。
　　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彭德怀继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8月，中共第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免去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职务。9月16日，国务院任命：罗瑞卿、谭政、萧劲光、粟裕、陈赓、王树声、许光达、许世友、刘亚楼、廖汉生为国防部副部长。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叶剑英为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徐向前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国防部部长。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任命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秦基伟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李鹏提名，选举迟浩田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2003年3月1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曹刚川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四、总部机关
　　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四总部对各军区、各军兵种实施领导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体制。总参谋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建设，组织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组织进行政治工作。总后勤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军后勤工作。总装备部负责组织领导全军武器装备建设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是根据战略方针、作战任务、军队的现代化程度等因素设置的。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曾经多次对解放军总部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了调整，50年代中期由3个总部逐渐增加到8个总部：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1957～1958年又由8个总部合并为成为3个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1998年4月，增建了总装备部，这样为4个总部。它们在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既是中央军委的参谋和战略意图执行机构，又是掌管全军军事、政治、后勤和装备等工作的领导机关。其基本任务是：保障中央军委关于作战和建军的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实现。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后，为了加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领导，为总部领导体制的建设和改革，为建立健全总部机关的机制，多次调整总部的机关和领导成员，理顺其内部和外部的领导指挥关系，使解放军总部领导机关体制日益完善、合理，军事指挥效能进一步提高，军队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武器装备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军队特点的、比较完善的科学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指挥系统。
　　1.总参谋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建设和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它始建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即设立了参谋团，刘伯承任参谋长。尔后，随着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战争的需要，机构不断调整，逐步健全和完善，至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过总参谋长职务的有：朱云卿（代）、叶剑英、刘伯承、周子昆（代）、萧劲光、滕代远、王若飞、彭德怀、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总参谋部的正规化机制进一步完善。其基本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的关于国防建设和作战的方针、原则，平时组织武装力量建设，领导全国战备工作；战时负责作战组织指挥的实施。毛泽东等中央军委首长高度重视总参谋部的正规化机制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指示：为了组织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组成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总参谋长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10月19日，改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徐向前任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由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建国初期，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作战指挥的需要，总参谋部抓紧编制体制的改革调整，建立健全了相应机构，其下设作战部、军训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联络部、军校部、人民武装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直属政治部、测绘局、民用航空局、气象局、军事运输司令部、军事出版局等部门。1952年4月，粟裕任第二副总参谋长。1952年10月，黄克诚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任第四副总参谋长。1953年1月，李克农任第五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粟裕任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为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
　　此后，根据进行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军委总部的体制陆续作了调整：1955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以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195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1956年，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通信兵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57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大量裁减军队的决定，嗣后，撤销了总军械部，将军械工作划归总参谋部管理。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决议》认为，人民解放军的组织体制仍然存在着机关庞大、部门过多、组织重叠、分工机械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军队的组织体制进行某些改革。《决议》规定，总参谋部是军委统率全军的军事工作机关，在军委领导下负责组织计划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兵役动员、战场准备、工程建筑、作战指挥、行政管理、后备力量建设等工作。并负责组织各部门的协同，调节和解决军事工作中共同有关的各项问题。直接领导陆军各兵种，对空军、海军负有指导和组织协同的责任。会后不久，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1959年又撤并了军校部、出版局，增加了管理局、外事局。通信兵部、防化兵部划归总参谋部。
　　1958年10月，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免去粟裕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9月，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免去黄克诚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10月，杨勇任副总参谋长，免去王震、邓华、许世友副总参谋长职务。1961年3月，副总参谋长陈赓病故。1962年3月，副总参谋长李克农病故。1962年9月和1963年9月，李天佑、王新亭先后任副总参谋长。1965年6月，杨成武任第一副总参谋长。12月，罗瑞卿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60年代初，总参谋部机关进行了调整充实，到1965年总参谋部下设部门有：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兼）、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通信兵部、军训部、军务部、装备计划部、动员部、军事交通部、防化学兵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气象局、管理局等机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黄永胜等人把总参谋部搞得相当乱。1967年11月，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12月，吴法宪任副总参谋长。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诬陷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撤销了杨成武代总长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9月，李作鹏、邱会作任副总参谋长。1969年5月，阎仲川任副总参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加强战备、精简机关为名，于1969年6月撤并了总参谋部装备部、动员部，从而使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一些综合性工作和专业工作受到削弱。同时，又把中央调查部和国家体委、邮电部、四机部、国家测绘总局、中央气象局划归总参谋部建制，列入军队序列，与军事部门合并。这样的组织体制，既不便于为国家机关和经济建设服务，又使军队的领导、指挥机构庞大臃肿，给军队及地方的工作和建设都造成了损失。1970年6月，温玉成被免去副总参谋长职务。7月，陈继德任副总参谋长。9月，李天佑副总参谋长病故。1971年4月，张才千任副总参谋长。9月，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被隔离审查。10月，免去阎仲川副总参谋长职务。
　　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对总参谋部的机构进行了调整。1972年以后，又逐步恢复了总参谋部原编制体制，原属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局又重新划归党和政府建制系统。1972年4月、10月，向仲华、李达先后任副总参谋长。同年10月、12月，先后免去王新亭、陈继德副总参谋长职务。1973年6月，免去张宗逊副总参谋长职务。1974年11月，王尚荣、何正文、胡炜任副总参谋长。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4月，伍修权任副总参谋长。1975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决定，继1969年防化学兵部缩编之后，通信兵部又改为总参业务部。同时组建了四部，恢复了动员部、装备部。至此，总参谋部的编制体制和工作关系初步理顺。
　　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月，王诤任副总参谋长。1977年7月，恢复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职务。9月，迟浩田任副总参谋长，免去胡炜、向仲华副总参谋长职务。1978年4月，副参谋长彭绍辉病故。8月，副总参谋长王诤病故。1980年1月，张震、刘华清任副总参谋长，免去杨成武、李达、张才千副总参谋长职务。3月，杨得志任总参谋长，免去邓小平总参谋长职务。1982年8月，免去刘华清副总参谋长职务。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11月，免去伍修权副总参谋长职务。1985年3月，徐惠滋、徐信、何其宗任副总参谋长，免去张震、王尚荣、何正文副总参谋长职务。5月，韩怀智任副总参谋长。1987年11月，迟浩田任总参谋长，免去杨得志总参谋长职务。1992年10月，张万年任总参谋长，免去迟浩田总参谋长职务。1993年，李景任副总参谋长。1995年9月，傅全有任总参谋长，免去张万年总参谋长职务。1995年7月，隗福临、吴铨叙、钱树根任副总参谋长。1996年1月，熊光楷任副总参谋长，免去徐惠滋副总参谋长职务。1999年9月，郭伯雄任副总参谋长。2000年6月，张黎任副总参谋长。2002年11月，梁光烈任总参谋长，免去傅全有总参谋长职务；葛振峰任副总参谋长，免去郭伯雄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和军队工作重点的转移，军队的编制体制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从1982年起，总参谋部同时隶属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同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由兵种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领导。经过精简调整后，总参谋部下设办公厅、作战部、情报部、第三部、通信部、军训部、军务部、装备部、动员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化部、电子对抗雷达部、政治部、机要局、测绘局、外事局、陆航局、管理局等部门。
　　总参谋部自建立以来，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2.总政治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和组织全军进行政治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它始建于土地革命战争，1931年2月17日，即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其后，为适应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战争形势的需要，在各个历史时期采用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机构名称。至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的有：毛泽东、周以栗、王稼祥、博古（秦邦宪）、任弼时、刘少奇（兼）。
　　新中国成立后，总政治部的正规化机制才逐步地完善。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指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总政治部基本任务是：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指示，确定全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指导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人员实施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保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军队的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至1950年4月，总政治部主任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兼任，傅钟任副主任。1950年4月，新组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萧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文化部、青年部和秘书长系统，以后增设联络部。1951年12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各级政治机关组织部门管理的干部工作分出来，成立独立的政治干部部门，总政治部即增设政治干部管理部，负责政工干部的管理，后转归总干部部。1953年4月，甘泗淇任副主任。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4年10月，罗荣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谭政、萧华、甘泗淇任副主任。1956年12月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傅钟、甘泗淇为副主任。1957年10月刘志坚为副主任。根据中央军委1956年底做出的裁减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决定精神，1957至1958年，中央军委先后撤销了总干部部（即总干部管理部）、武装力量监察部等部门，将干部工作和政治监察工作划归总政治部，青年部和组织部合并，文化部和宣传部合并，经过整编调整后，总政治部的下辖机构为9个部门：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群众工作部和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以及秘书长系统。
　　1960年，林彪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1年1月，谭政被撤销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罗荣桓复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谭政、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甘泗淇、傅钟为副主任。1962年，总政治部整编，将青年部从组织部分出。将文化部从宣传部分出，并增设国防科学工作部和直工部、管理局。1963年12月，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逝世。1964年9月，萧华任总政治部主任。1966年6月15日，任命袁子钦为副主任。1966年6月23日，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撤了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的职。
　　“文化大革命”中，总政治部受到严重破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军、反党夺权的阴谋需要，以种种罪名打倒了总政主任萧华和副主任刘志坚、徐立清、傅钟、袁子钦等，1967年6月，刘西元任副主任。同年7月25日，林彪和江青一伙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后，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等领导干部都被关押、批斗和审查，总政治部机关陷于瘫痪。11月，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领导。1968年10月，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10月，开始重新组建总政治部。10月10日，黄志勇、田维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2月，总政治部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机构设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群工部和办公室，干部人数不到200人，任务是负责公文的承办批转工作，从而大大降低了总政治部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其领导职能，使全军的政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1972年7月，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被隔离审查。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74年1月14日，魏伯亭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2月20日，梁必业任副主任。1975年1月5日，张春桥任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为梁必业、田维新、魏伯亭。同年6～7月，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以“军队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根据会议的精神，对总政治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8月30日，任命徐立清、黄玉昆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魏伯亭调任成都军区副政委。总政治部的机构作了调整，将宣传部分编为宣传部和文化部，将群众工作部分编为群众工作部和联络部，机关编制人数也有了增加。但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总政治部的职能和作用仍没有得到恢复。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系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张春桥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8月29日，韦国清任总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任副主任。9月21日，增补颜金生为副主任。同年，总政治部增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1978年10月5日，增补朱云谦为副主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政治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调整了机构：设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文化部、保卫部、联络部、群工部、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和办公厅、直政部、管理局。1980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梁必业、甘渭汉、傅钟、黄玉昆、颜金生、朱云谦、史进前、华楠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徐立清调任成都军区政委。1982年，总政治部的机构又作了精简，总政领导班子再次进行调整，总政办公厅改为总政办公室。1982年9月，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免去韦国清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同年12月任命甘渭汉、黄玉昆、颜金生、朱云谦、华楠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免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职务。1985年，将总政管理局和直政部合并为直工部，总政办公室改为总政办公厅。3月9日，总政治部领导班子又一次进行调整，余秋里任主任，周克玉、朱云谦，周文元为副主任，免去甘渭汉、颜金生、华楠副主任职务。颜金生后任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同年10月8日，郭林祥任总政副主任。1987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杨白冰为总政治部主任，免去余秋里总政治部主任、朱云谦副主任的职务。1989年11月，任命于永波为副主任。1990年4月，周克玉调任总后勤部政委，任命李继耐为总政副主任，免去郭林祥总政副主任职务。1992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于永波为总政治部主任，免去杨白冰总政治主任，周文元、李继耐副主任职务；王瑞林任副主任。1993年12月，周子玉任副主任。1995年7月，唐天标任副主任。1996年11月，袁守芳任副主任。1998年12月，张树田任副主任。1999年9月，徐才厚任副主任。2002年11月，徐才厚任总政治部主任，免去于永波主任职务，免去王瑞林副主任职务。2004年9月，李继耐任总政治部主任，免去徐才厚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80年代以来，总政治部机关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撤并了相近部门和重叠机构，减少了人员，使机构更加精干，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总政治部机关设有办公厅、组织部、干部部、宣传部、保卫部、文化部、群众工作部、联络部、老干部局、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和直工部等12个部门。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是国家设在军队的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除在总政治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外，还分别接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有解放军报社、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博物馆、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出版社、解放军画报社、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解放军八一体工大队、军乐团，以及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等。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和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是总政治部的派出机关，属军事宣传机构，分别接受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总政治部的双重领导。
　　总政治部自建立以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的贯彻落实，保证全军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保证军队政治合格和战斗力的提高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3.总后勤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队后勤专业勤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它始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委成立后方勤务部，叶季壮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其后，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战争的需要而发展变化。至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过部长的有：范树德、杨至成、叶季壮、杨立三。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总司令指出：现代的战争，离开后勤工作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要进一步加强后勤工作，要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要逐步做到统一集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总后勤部的正规化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其基本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建设和作战的方针、原则，依靠国家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计划管理全军后勤保障工作和后勤建设，以适应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和现代战争的需要。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改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杨立三继任部长。1950年5月，贺诚、张令彬（原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任副部长。6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和充实总后勤部机关，组建财务部、军需部、军械部、卫生部、运输部、生产部营房管理部、油料部直属工作部等。8月6日，总后勤部在广西南宁设立办事处，加强援越物资的运送和卫生医疗保障工作。11月，宋裕和任副部长。1951年10月，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兼任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改任第一副部长，免去宋裕和副部长职务。1953年7月，免去贺诚副部长职务。10月周纯全任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1954年1月，财务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改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财务部，杨立三任部长。同年2月，洪学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黄克诚任部长兼政治委员，邱会作任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免去周纯全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职务。同时，军委财务部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11月，杨立三任财务部部长。同月，杨立三病故。此时，总后勤部下设干部部（1951年2月）、军需生产部（1952年8月由军需部改称）、军械部、卫生部、营房管理部、油料部、训练部、车辆兽力管理部、政治部、司令部、马政局、兽医局等，原直属工作部于1952年9月撤销。1955年5月，李耀任副政治委员。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1957年1月，人民解放军总财务部改称总后勤部财务部。5月，免去黄克诚部长兼政治委员职务，洪学智任总后勤部部长，余秋里任政治委员，唐天际、饶正锡、张贤约任副部长，李雪三任副政治委员。1958年3月，免去余秋里政治委员职务，李聚奎任政治委员。1959年10月，免去洪学智部长职务，邱会作任部长。12月，彭嘉庆任副政治委员。这时，总后勤部机关在1954年11月的基础上，增设汽车拖拉机管理部（1955年5月）、后方工程建筑部（1955年9月）、学校管理部（1955年10月）；撤销马政局（1955年8月）、车辆兽力管理部（1955年10月）、后方工程建筑部（1957年8月）、学校管理部（1958年4月）、干部部（1958年10月）、兽医局（1959年1月）、训练部（1959年3月）。
　　1960年4月，总后方勤务部改称总后勤部。12月，周玉成任副部长。1962年10月，汤平、张池明、韩振纪任副部长。1963年1月，免去唐天际副部长职务。1964年3月，张天云任副部长。1965年6月、7月，先后免去周玉成、韩振纪副部长职务。从1960年3月至1966年5月，总后勤部机关又先后作了一些调整：增设物资计划部（1960年3月）、运输部（1960年4月）、科学技术部（1960年9月）、第一、第二物资计划部（1960年10月）、工厂管理部和管理局（1963年3月）、军马部（1965年5月）；军需生产部改称军需部（1965年3月）；撤销汽车拖拉机管理部（1960年4月）、科学技术部（1962年1月）、油料部（1965年4月）、第二物资计划部（1965年10月）、第一物资计划部（1966年3月）、工厂管理部和军马部（1966年5月）。到“文化大革命”前，总后勤部下设有：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营房部、军需生产部、管理局等12个部门。
　　“文化大革命”中，总后勤部建设受到干扰破坏。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底，总后勤部机关开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些领导干部遭受批斗，机关部、局曾一度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林彪、邱会作等人以加强战备和精简机关为名，将总后勤部连同新改隶该部的原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和军事交通部等14个部（局）合并为9个部（局）。财务、军需、油料、物资4个部合并为供给部；军械、运输、装备计划3个部合并为装备部。这次机构变动，打乱了原来总后勤部比较合理的组织体制和业务管理关系，削弱了总后勤部的建设，使不少工作难以开展。1967年3月，免去彭嘉庆副政治委员职务。4月，免去饶正锡副部长和李耀副政治委员职务。7月，免去李聚奎政治委员职务，张池明任政治委员。1968年1月，免去汤平副部长职务。9月，邱会作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69年8月，免去李雪三副政治委员职务。9月，陈庞、王希克、伊文、封永顺、张明远、严俊、丁先国任副部长，戴金川任副政治委员。1970年12月，邱创成任副部长。
　　1971年9月，邱会作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被隔离审查，并免去陈庞、王希克、伊文、张明远、严俊、丁先国副部长和戴金川副政治委员职务。1972年11月，卢南樵任副政治委员。1973年6月，张宗逊任部长，7月，郭林祥、张池明任政治委员。同时，徐斌、张汝光、詹海英、孙洪珍、栾学文任副部长，康立泽任副政治委员。10月，白相国任副部长。1975年5月，贺诚任副部长。8月，免去张池明、郭林祥政治委员职务，免去张天云、徐斌、詹海英、张贤约、栾学文、白相国副部长职务和卢南樵、康立泽副政治委员职务。饶正锡、张震、张元培、李元任副部长，李耀、李雪三、曹思明、李真、白相国任副政治委员。8月底，又免去饶正锡、李耀、李雪三的职务。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总后勤部重新调整了业务部门的设置，装备部改为军械车船部，装备计划工作重归总参谋部负责；供应部和企业部调整为财务物资部和军需部；司令部改为办公室。经过这次调整，虽然在业务部的设置上较前后合理一些，但仍没有理顺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搞乱了的后勤编制体制和业务管理关系。
　　1977年12月，王平任政治委员，饶正锡、张贤约、贺彪、范子瑜任副部长，李耀任副政治委员。1978年2月，免去张宗逊部长职务，张震任部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组织体制已明显不适应工作的需要。1978年，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总后勤部机关再次进行整编。其机构设置：司令部、政治部、财务部、军需部、卫生部、军械部、军事交通部、车船部、油料部、物资部、基建营房部、工厂管理部（后改称军需生产部）、管理局等13个部局。通过调整充实，该体制与军队后勤现代化的建设基本适应。此后，总后勤部的组织体制相对稳定。1980年1月，免去张震部长职务，洪学智任部长。5月，胥光义任副部长，免去孙洪珍、封永顺副部长职务。12月，王政柱任副部长，陈瑛任副政治委员。1981年3月，免去曹思明副政治委员职务。1982年2月，免去邱创成副部长职务。12月，白相国、张祥任副部长，免去张令彬、张汝光、贺诚、张元培、饶正锡、张贤约、贺彪、范子瑜、王政柱副部长职务和李真、李耀、白相国副政治委员职务。1985年3月，免去王平政治委员职务，洪学智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同时，赵南起任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刘明璞、张彬、宗顺留任副部长，免去李元，胥光义、白相国、张祥副部长和陈瑛副政治委员职务。1987年11月，免去洪学智部长兼政治委员职务。赵南起任部长，刘安元任政治委员。1990年4月，免去刘安元政治委员和宗顺留副部长职务，周克玉任政治委员，李九龙任副部长，许胜任副政治委员。1992年10月，傅全有（原兰州军区司令员）任总后勤部部长，免去赵南起部长职务。1992年11月，王太岚任副部长。1993年12月，苏书岩、周友良任副部长。1994年12月，左建昌、沈滨义任副部长，杨德清任副政治委员。1995年7月，周坤仁任政治委员。1995年9月，王克（原沈阳军区司令员）任总后勤部部长，免去傅全有部长职务。1996年7月，温光春任副部长。1999年5月，董宜胜任副政委。1999年12月，孙志强任副部长。2001年12月，王谦任副部长。2002年11月，廖锡龙任总勤部部长，免去王克部长职务。
　　总后勤部自组建以来，为保障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作战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4.总装备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全军武器装备建设的最高统帅机关。1955年3月，成立了总军械部，王树声任部长。1957年总军械部撤销，军械工作划归总参谋部。为了调整改革军队原有的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加强武器装备建设集中统一领导，以更好地迎接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加快武器装备建设的步伐，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1998年4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曹刚川任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任政治委员。1998年8月，李元正、陈达植、胡世祥、萧贞堂任副部长，朱增泉任副政治委员。总装备部的组建，是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质量建军，科技强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机关改革要求，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组建总装备部，对于改革原有武器装备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对全军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快军队武器装备发展的步伐，促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2000年12月，李安东任副部长，免去陈达植副部长职务。2002年1月，楚鸿彦、长诗明、朱发忠任副部长，免去萧贞堂副部长的职务。
　　2002年11月，李继耐任总装备部部长，免去曹刚川部长职务。迟万春任政治委员。
　　2004年9月，陈炳德任总装备部部长，免去李继耐部长职务。

五、军区机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领导机关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机关。军区领导机关的体制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解放军军区领导机关，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政权的建立和行政区域划分，军队任务和职能的变化，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在中央军委总部之下建立了军区领导机关体制，并进行了多次改革调整，使之不断完善。
　　（一）三级军区
　　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全国大陆的逐步解放，全国地方各大局、分局和省级政权的建立，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由野战体制向国防军体制转变，设立了三级军区体制。这三级军区设置情况是：与中央局相应的设一级军区，与中央分局相应的设二级军区，与省和行政区相应的设三级军区。这三级军区体制的建立情况是：
　　1、六大军区的组建（一级军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是根据战略需要划分的军事区域及与其相应的军队一级组织。大军区，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是战区的最高指挥机构和地方军事系统最高领导机构，统一领导战区军事活动。军区机关，是战略区域内合成军队的最高领导指挥机关，通常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辖区内陆、海、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所属部队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领导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和战场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战略需要和国家大行政区的设置情况，决定设立六大军区。因此，至1950年上半年，全国组建了为6个大军区，即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军区。此时六大军区领导机关，主要是由解放战争中的各野战军领导机关演变过来的。1950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兵团两级机构。但实际上有的野战军的番号继续沿用至1955年4月。
　　东北军区：东北军区成立于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4月，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参谋长，周桓任政治部主任，段苏权任副参谋长。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高岗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富春、张秀山任副政治委员，周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1年6月，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54年4月，杜平任政治部主任。辖辽东、辽西、吉林、热河、松江、黑龙江军区等。1954年2月，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3月，撤销东北铁道运输司令部，成立东北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部。4月，军区各特种兵机关分别改编为军区空军部、防空部队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公安部队部。5月，林枫任副政治委员。8月，辽东、辽西军区合编为辽宁省军区，松江、黑龙江军区合编为黑龙江省军区。东北军区对组织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特别是负责志愿军的后方供应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华北军区：1948年5月，成立华北军区。1949年10月，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朱良才任政治部主任，张南生、张致祥任政治部副主任。按照华北地区的行政区划，陆续建立了平津卫戍区（华北军区兼）、天津警备区（第二十兵团兼）及内蒙古、察哈尔、绥远、河北、平原、山西等军区。1950年6月，杨成武任天津卫戍区副司令员，1950年12月，又将绥远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隶属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2月，刘澜涛任副政治委员。1952年8月，杨成武任副司令员，1954年2月，朱良才任副政治委员。王长江、王平、孙毅、韩伟、陈正湘、徐深吉、曾美先后任副参谋长，谢良、袁升平、黄振棠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
　　华东军区：1949年6月13日，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两个领导机关合并，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粟裕、张云逸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和山东、浙江、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军区及淞沪、南京警备区等。7月第八兵团撤销，8月又建立福建军区。1950年1月，亦称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统一领导野战部队和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5个军区，淞沪警备区及军、兵种部队，总兵力达120万人。195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兵团两级机构（第三野战军番号实际上沿用至1955年），称华东军区。至1951年底，相继组成华东军区海军、空军、公安部队、防空部队和炮兵、工程兵、装甲兵等领导机关。1952年1月，皖南、皖北军区合并为安徽军区。11月，苏南、苏北军区合并为江苏军区。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后，粟裕、许世友先后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谭震林、唐亮先后任副政治委员，张震、张爱萍先后任参谋长，舒同、唐亮先后任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任代政治部主任，周骏鸣、张翼翔、王德先后任副参谋长，钟期光、鲍先志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6日的决定，1950年1月1日，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于汉口改称为中南军区，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李聚奎任副参谋长，陶铸任政治部副主任，1950年3月为主任。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二十一兵团和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军区及特种兵、军政学校等。共150万人。1950年4月，第四野战军机构取消，但第四野战军的番号惯用到1955年4月。1951年5月，以广东军区为基础扩建的华南军区，归中南军区建制。1952年7月，军区领导机关由汉口移驻广州市，华南军区番号撤销，其领导机关并入中南军区机关，林彪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罗荣桓、邓子恢、谭政任政治委员，黄永胜任参谋长。陶铸任政治部主任，文年生任副参谋长，梁必业、邱会作任政治部副主任。尔后黄永胜、王树声、陈再道分任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参谋长，杨至诚任副参谋长。
　　西南军区：1950年2月9日，由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与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于重庆合并组成，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李达兼参谋长，张际春兼任政治部主任，张经武、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子意，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三、第四、第五、第十八兵团以及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西康、贵州军区和4月成立的云南军区。同年5月，第二野战军番号撤销，所属各兵团，军改归西南军区指挥，但第二野战军的番号惯用至1955年4月。1950年初至次年11月，西南军区所属第十八军及第十四军一部，在西北军区骑兵部队配合下进军西藏，并于1952年2月建立了西藏军区，1952年10月1日，撤销原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军区，成立四川军区。这时，西南军区下辖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西康等5个军区。1952年12月，王新亭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4年2月，谢富治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炳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钟汉华任政治部副主任。4月，李成芳任副参谋长。
　　西北军区：1949年2月，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下辖晋绥、绥蒙、晋南等3个军区及3个直属军分区。同年5月，晋南军区并入晋绥军区，新建陕北军区，并将原绥蒙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原中原军区的陕南军区归建。8月，又将晋绥军区所辖之晋西北，晋西南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10月，新建宁夏、甘肃、青海军区。11月，贺龙率西北军区机关一部进军四川，后并入西南军区。11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西北军区兼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韩练成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黎化南任后勤部部长，刘海滨任后勤部政治委员。至12月，相继成立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军区。此时，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下辖第1、第2、第19兵团，第22兵团（由国民党军新疆起义部队改编），陕西军区（第19兵团兼）、甘肃军区（第2兵团兼）、宁夏军区（第65军兼）、青海军区（第1军兼）、新疆军区（第1兵团兼）和独立第2、第3军（独1军已缩编为独1师，随第18兵团南下），独立第2师，骑兵第2、第6师，以及军政大学、军政干校。1951年5月，第一野战军番号取消，但第一野战军番号惯用至1955年4月。1951年5月，成立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同时组建西北军区骑兵司令部。6月和9月，分别成立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1952年4月，彭绍辉任参谋长。8月，廖汉生任政治部主任。9月，马明芳任副政治委员。1952年11月，骑兵第6师与西北军区骑兵司令部合编为西北军区司令部防空处。1954年3月，彭绍辉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刘瑞方（回族）任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8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宁夏行政区划归甘肃省的决定，撤销宁夏军区机构。
　　2、18个二级军区的组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军委按照中共中央分局的设置和国家省级行政区划，在6大军区（一级军区）以下，建立了二级军区（18个），二级军区相当于兵团级。这18个二级军区的组建情况是：
　　山西军区：1949年9月，由原晋中军区及太行、大岳军区各一部合并组成。司令员萧文玖（代）、政治委员赖若愚、副司令员赵辉楼、政治部主任何辉、副参谋长吕尧卿、政治部副主任杨玉山；下辖长治、临汾、忻县、榆次、运城、兴县军分区。隶属华北军区。
　　绥远军区：1950年1月，由绥远起义部队与原绥远军区合编组成。司令员傅作义，政治委员薄一波（兼），副司令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副政治委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峻，参谋长于权伸，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副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下辖伊盟、乌盟、陕坝、萨县、集宁等军分区和骑兵第四师。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云泽（乌兰夫）、副司令员王再天、那钦双合尔，参谋长吉合、胡秉权，政治部副主任廷懋、胡昭衡；1949年6月，骑兵第十师改称为骑兵第三师，骑兵第十一师改称为骑兵第四师、骑兵第十六师改称为骑兵第五师。1950年10月，骑兵第一师、骑兵第二师、骑兵第三师番号撤销、成立6个军分区。军区仅辖骑兵第四师、骑兵第五师。1952年6月，骑兵第四、第五师和各军区骑兵团整编为骑兵第五师，归华北军区直接领导。同年7月，内蒙古军区与绥远军区合并为蒙绥军区。1954年4月1日，又改为内蒙古军区，归华北军区领导。
　　山东军区：于1949年重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康生（兼）、副司令员袁也烈、谭希林，副政治委员傅秋涛、向明，参谋长谭希林（兼）、政治部主任王集成；辖第三十二军、胶东、渤海、鲁中南军区和济南、徐州警备区。
　　浙江军区：1949年5月19日，由浙南、浙东、闽浙赣游击纵队等部队组成，军区机关由第七兵团兼，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震林、谭启龙，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治委员姬鹏飞、参谋长李迎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下辖嘉兴、宁波、衢州、建德、温州、临海、丽水、金华、临安、绍兴军分区和杭州警备区。隶属华东军区。该军区组成后，参加舟山战役及剿匪作战。1952年5月21日，第七兵团番号撤销，改为浙江军区。
　　福建军区：1949年8月底组建，由第10兵团兼，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张鼎丞，副司令员成钧、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副参谋长陈铁君；下辖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和建阳、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永安、龙岩等军分区（当时番号依次称为第一至第八军分区）。隶属华东军区。1952年5月21日，第十兵团番号撤销。
　　河南军区：1949年3月1日，由豫西军区和豫皖苏豫鄂、桐柏军区各一部组成新的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张玺、副司令员毕占云、文建武、孔庆德，副政治委员刘杰、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副参谋长李懋之；辖南阳、确山、许昌、潢州、淮阳、陈留、商丘、郑州、洛阳、陕州等军分区和警备第二旅，并领导第五十八军，隶属华中（后为中南）军区。1949年9月，第五十八军军部和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并入河南军区。
　　湖北军区：1949年5月20日，由江汉军区及鄂豫、桐柏军区各一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副司令员王宏坤、王树声，副政治委员张广才、参谋长张才千、政治部主任郑绍文、副参谋长雷绍康、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辖孝感、黄冈、大冶、沔阳、荆州、襄阳、宜昌军分区及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四师。隶属华中军区。12月，以独立第二师为基础组建恩施军分区。1950年2月，独立第四师撤销，另将陕南之两郧军分区改称为郧阳军分区，归该军区建制。这时，湖北军区下辖孝感、黄冈、大冶、沔阳、荆州、襄阳、宜昌、因施等军分区及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三师。
　　湖南军区：1949年8月9日，以第四野战军第一五九师，第一六○师、第一六二师为骨干组成，军区机关由第十二兵团部兼，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黄克诚（兼），副司令员陈伯钧、陈明仁、韩先楚、文年生，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唐天际（兼）、金明，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黄志勇，副参谋长潘朔端、何振亚。下辖：长沙、益阳、常德、衡阳、郴州、零陵、邵阳等军分区，湘西军区及第一五八师、补训第一师、补训第二师、补训第六师。隶属华中军区。1950年初，补训第六师撤销，第一五八师和补训第一师、补训第六师相继调离湖南军区。第四十六军归湖南军区指挥。同年4月，第十二兵团调北京组建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湖南军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长沙、益阳、常德、衡阳、郴州、零陵、邵阳等军分区，湘西军区和第四十六军。1951年3月，第四十六军调离湖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4月，湘西军区撤销，所属之沅陵、会同、永顺3个军分区归湖南军区直辖。这时，湖南军区共辖10个军分区。
　　江西军区：1949年6月25日，以第四野战军整训第五师、第一五六师、第一五七师、第一六一师为骨干组成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政治委员陈正人，副司令员贺晋年、杨国夫、贺庆积，副政治委员彭嘉庆，参谋长贺庆积（兼），政治部主任彭嘉庆（兼），政治部副主任萧元礼。辖：赣东北军区及南昌、九江、袁州、抚州、赣州、吉安等军分区。隶属华中军区。同年9月，赣东北军区并入江西军区，又新成立赣西南军区（第四十八军兼）。这时，江西军区下辖赣西南军区和南昌、九江、袁州、抚州、浮梁、上饶等6个军分区。10月，赣西南军区撤销。江西军区直辖南昌、九江、袁州、抚州、浮梁、上饶、吉安、赣州、宁都等9个军分区。1950年1月改为隶属中南军区领导。1952年9月，又将袁州军分区并入南昌军分区。浮梁军分区并入上饶军分区，宁都军分区并入赣州军分区。全军区共辖6个军分区。
　　广东军区：1949年11月9日，由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粤桂边纵队、两广纵队等部为骨干组成。军区机关由第十五兵团部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副司令员邓华、陈光、洪学智、曾生，副政治委员赖传珠、林平、冯白驹，参谋长洪学智（兼）、政治部主任萧向荣（兼）、副参谋长谢育才、政治部副主任杨康华；辖潮汕、兴梅、东江、北江、西江、珠江、台山、南路军分区。隶属华中军区。1950年7月，第十五兵团机关（后改为第十三兵团机关）北上抗美援朝，第十三兵团机关由河南调广州兼广东军区，并改称为第十五兵团。叶剑英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8月，又将原南路军分区划分为高雷、钦廉两军分区。1950年十三兵团调走，十五兵团到广州后，又新任命了一批军区领导人：任副司令员的有：黄永胜、方强，副政治委员萧向荣，参谋长李作鹏、曾国华，政治部主任石泉，后勤部部长邱国光、萧志贤，后勤部政治委员伍辉文。1951年1月1日，钦廉军分区划归广西军区建制。根据中央军委3月29日决定，5月，广东军区扩为华南军区，叶剑英任司令员，谭政、陶铸任政治委员，黄永胜任副司令员，吴克华任参谋长，萧向荣任政治部主任，林平任干部管理部部长，邱国光任后勤部部长。统一指挥广东各军分区，海南、广西军区及驻华南的7个军。1952年6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华南军区并入中南军区。中南军区机关由汉口移驻广州。在中南军区领导下，成立广东武装工作部和粤东、粤中、粤北、粤西等4个三级军区。广东军区原辖的8个军分区撤销。1955年9月，广东武装工作部撤销，又恢复广东军区，军区机构由广州军区公安司令部兼。1956年2月，广东军区所属4个三级军区番号撤销，改为汕头、惠阳（后撤销）、湛江、佛山、高要（后改为江门）、韶关等6个军分区，原钦州军分区改为合浦军分区（后并入湛江军分区）。同年6月，广州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兼广东军区，下辖7个军分区。
　　广西军区：1949年12月组建，机关由第13兵团兼，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云逸、副司令员黄永胜、李天佑、彭明治，副政治委员莫文骅、吴法宪，参谋长曾国华、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兼）；辖第四十五军、第四十九军和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二师、第一五四师及龙州（第一五一师兼）、梧州（第一五四师兼）、武鸣、百色、南宁（第一五二师兼）、平乐（第一四五师兼）、柳州（第一四六师兼）、桂林（第一四七师兼）、玉林、宜山等10个军分区。隶属华中军区。1950年4月，第十三兵团部北调河南省，第四十九军并入广西军区。张云逸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副司令员，莫文骅任副政治委员，参谋长钟伟，政治部主任刘随春。1951年1月，广东钦廉（后改为钦州）军分区划归广西军区建制。3月，第四十五军调离广西。同年秋，玉林军分区与梧州军分区合并为梧玉军分区。第四十九军番号恢复。1952年春军区整编，第四十九军番号撤销。第一五一师调归第四十八军建制，第一五二师改为林业工程第二师，同时，撤销南宁、梧玉、柳州等3个军分区。广西军区辖桂林、平乐、宜山、百色、邕宁、容县、钦州等7个军分区。
　　川东军区：1950年1月在重庆组建，第3兵团机关兼。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曾绍山、副政治委员阎红彦、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钟汉华；辖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和万县（第十一军军部兼）、大竹（第三十三师兼）、酉阳（第十一军补训师兼）、璧山（第三十五师兼）、涪陵（第三十六师兼）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辖区在四川省合江、大竹、城口以东地区。1950年6月15日，第十一军番号撤销。1951年3月，第三兵团部率第十二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军区仅辖5个军分区。1952年10月1日，川东军区番号撤销。军区机关与川西军区机关合组为四川军区机关。所属军分区编入四川军区。
　　云南军区：1950年4月1日成立，第4兵团部机关兼云南军区机关，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副司令员郭天民、庄田，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副主任胡荣贵；辖第十三军、第十四军、滇南卫戍区（第十三军兼）、滇西卫戍区（第十四军兼）、蒙自军分区（第三十八师兼）、宁洱边防区（第三十九师兼）、大理军分区（第四十师兼）、保山边防区（第四十一师兼）、丽江军分区（第四十二师兼）、文山边防区、昭通警备区（第四十三师兼）以及宜良、曲靖、武定、楚雄、玉溪等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1952年3月17日，第四兵团番号撤销。同年9月25日，又增设缅宁（现临沧）边防军分区。1953年4月15日，将武定军分区与楚雄军分区合编为楚雄军分区。1954年6月2日，宁洱边防区改称为思茅边防区，撤销宜良军分区。1955年3月5日，撤销滇南，滇西两卫戍区。4月1日，云南军区改称为昆明军区兼云南军区，隶属中央军委领导。
　　贵州军区：1950年1月，在贵阳市组建，第5兵团机关兼贵州军区机关，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尹先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潘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辉球。辖第十六军、第十七军及遵义军分区（第十六军军部兼）、铜仁军分区（第十六军第四十六师兼）、毕节军分区（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兼）、贵阳军分区、安顺军分区（第十七军军部兼）、兴仁军分区（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兼）、镇远军分区（第十七军第五十师兼）、独山军分区（第十七军第五十一师兼）、贵阳警备司令部。隶属西南军区。1951年4月，第十六军调离贵州。1952年3月17日，第五兵团改为贵州军区，同年7月，贵州军区由二级军区改为三级军区，并将第十七军番号撤销。以后贵州军区属昆明军区领导。
　　甘肃军区：1949年8月组建，由第2兵团兼。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张德生、王世泰；副司令员徐国珍、任谦、周祥初，参谋长侯世奎、张文舟，政治部主任王再兴、朱明，副参谋长侯世奎。辖天水、平凉、庆阳、岷县、张掖、临夏、会宁、武都、武威、酒泉军分区。隶属西北军区。1950年9月1日，第2兵团部调北京，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关。另组建甘肃军区兼兰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世泰，政治委员张德生，副司令员周祥初，副政治委员王再兴，参谋长侯世奎。尔后，对部分军分区进行了调整。撤销张掖军分区，增设海固军分区，另将岷县军分区改为甘南军分区，会宁军分区改为定西军分区。1954年3月，又将平凉、庆阳、武威、定西军分区改为专区兵役局。军区仅辖天水、甘南、武都、海固、临夏、酒泉等6个军分区。1955年5月，甘肃军区撤销。各军分区归兰州军区直辖。
　　陕西省军区：1949年12月组建，第19兵团兼。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马明方、李志民，副司令员耿飚、刘金轩、吴岱峰、陈先瑞、左协中，副政治委员潘自力，参谋长耿飚（兼）、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兼）、副参谋长杨捷、政治部副主任牛书申；辖陕北、陕南军区及大荔、邠县、三原、渭南、宝鸡、咸阳军分区。隶属西北军区。1950年7月，陕北军区撤销。陕西军区即辖陕南军区及榆林、绥德、延安、渭南、咸阳、宝鸡、商雒军分区。1951年2月，第十九兵团部调离陕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7月1日，第十九军军部改编为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嘉瑞，政治委员潘自力，副司令员左协中，副政治委员牛书申，参谋长张涛。陕南军区撤销。1954年3月，延安、绥德、渭南军分区改为专区役局，陕西军区仅辖榆林、安康、商雒、汉中、宝鸡5个军分区。1955年5月1日，陕西军区改归兰州军区领导。
　　新疆军区：1949年12月17日，以第一兵团为基础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王震、陶峙岳、赛福鼎，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辖第二十二兵团、迪化军区、伊犁军区、喀什军区，隶属西北军区。1954年10月，第二十二兵团机关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组成新疆生产兵团。
　　1952年又成立了两个二级军区：
　　四川军区：1952年10月1日，以川东军区和川西军区机关在成都合编组成。贺炳炎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范朝利、李文清、何正文，副政治委员阎红彦、钟汉华、郭林祥，政治部主任余述生。原川东、川北、川南、川西等4个军区撤销。下属茂县、温江、绵阳、眉山、遂宁、南充、达县、内江、乐山、泸县、宜宾、江津、大竹、涪陵、万县、剑阁等16个军分区。1955年4月14日，该军区改为成都军区兼四川省军区。1969年1月29日，重新成立四川省军区，下辖15个军分区和两个警备区。
　　江苏军区：1952年11月1日，由苏北军区、苏南军区合编而成。刘先胜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治委员。隶属华东军区。1960年4月19日改称为江苏省军区。
　　3、25个三级军区的组建
　　中央军委根据全国省和行政区划，在18个二级军区以下，还设立了三级军区（25个）。三级军区相当于军级。其组建情况是：
　　辽东军区：1949年4月，以辽宁军区与安东军区合编组成。属东北军区领导。司令员边章伍（先）、胡奇才（后），政治委员洛甫、副司令员欧阳家祥、政治部主任赵正洪、副参谋长周涌、政治部副主任何太宣；辖第一六九、第一七一师。1950年秋，辽东军区机构分别编入东北军区空军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并将第一六九、第一七一师撤销。另以第一七一师司令部与原辽东军区编余人员组成新的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启龙，副司令员王力生，参谋长周涌，政治部主任钟人仿、林茂源。1954年8月28日，与辽西军区合编为辽宁省军区。
　　辽西军区：1949年4月，锦州军区与辽北军区合并组成。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郭峰、副司令员高鹏、参谋长黄思沛、政治部主任邱先通、副主任李耀之；辖第一七○师（原整训第四师）。1949年5月，又新建第一六八师，归该军区建制。1950年9月撤销第一六八、第一七○师。1954年8月28日，与辽东军区合并为辽宁省军区。
　　河北军区：1949年8月1日，由冀中、冀东、冀南、太行、察哈尔军区各一部组成。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副司令员王光华、副政治委员马国瑞、参谋长李波、政治部主任王奇才；辖唐山、通县、天津、沧县、衡水、邯郸、保定、石门、邢台、定县等军分区。隶属华北军区。
　　平原军区：1949年8月20日，以原冀鲁豫军区为主及太行、太岳、冀南军区各一部组成。司令员刘致远、政治委员潘复生、副司令员张开荆、参谋长刘德海、政治部主任谢良。
　　察哈尔军区：1949年1月15日，冀热察军区从东北调归华北军区，又与北岳军区合并组成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杨耕田、副司令员石志本、政治部主任阎子庆、副参谋长刘彬；辖雁北军分区（原北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平西军分区（原北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建屏军分区（原北岳军区第四军分区）、易水军分区（原北岳军区第五军分区）、察南军分区（原北岳军区第六军分区）、察北军分区、冀察军分区。同年秋，平西、建屏、易水、冀察军分区撤销。军区仅辖雁北、察南、察北军分区。1952年11月，雁北军分区划归山西军区建制，察南、察北两军分区合并为张家口军分区，归河北军区建制。同年12月，察哈尔军区正式撤销。
　　胶东军区：司令员贾若瑜、政治委员赖可可、政治部主任王少庸、副参谋长裴宗澄、政治部副主任曹思明；1952年9月，该军区撤销。
　　渤海军区：司令员覃士冤、政治委员张晔、副司令员李发、副政治委员黄祖炎、政治部主任王文模、副参谋长王翰西；部队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渤海纵队。1952年8月中旬，该军区机关撤销，所属各军分区归山东军区直接领导。
　　鲁中南军区：司令员钱钧、政治委员高克亭、副司令员李东潮、第一副政治委员谷牧、第二副政治委员周志刚，参谋长刘国柱、政治主任周志刚（兼）；辖第一军分区（原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二军分区（原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军分区（原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原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五军分区（原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六军分区（原滨海军分区）、第七军分区（原泰西军分区）和淄博、兖济、新海连警备区。隶属华东军区。1952年8月撤销，所属军分区直属山东军区，鲁中南军区机关改为炮兵第九师师部。
　　苏北军区：1948年3月，苏中军区与苏北军区合并组成。司令员张震东、政治委员萧望东、副司令员常玉清、副政治委员赖毅、政治部主任汪少川、副参谋长钟玉祥；下辖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九军分区，辖区在江苏省长江以北，归华东军区领导。苏北军区部队曾参加淮海、渡江战役，并以一部组成苏南军区。1952年11月1日，与苏南军区合并为江苏军区。
　　苏南军区：1949年4月27日，由苏北军区机关和部队各一部及部分南下干部组成。司令员刘先胜、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政治委员李干辉、参谋长李继开、政治部主任吴嘉民；辖警德第六旅（原泰州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七旅（原扬州军分区部队组成）、第八旅（原南通军分区部队组成）。隶属华东军区。1949年5月，以3个旅机关为基础，分别改编为常州、镇江、苏州军分区，以警备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和军区特务第二团为基础组建松江军分区。同时警备旅番号撤销。1949年10月至1951年5月，还先后辖江阴要塞、华东警备第十旅、教导旅、步兵第八十六师、随军学校等。1952年11月1日，与苏北军区合并组成江苏军区。
　　皖南军区：1949年5月7日，以华北南下干部纵队和皖南游击队为基础组成。司令员刘飞、政治委员牛树才、副司令员熊兆仁，副政治委员胡明、杨建新，参谋长万振西、政治部主任杨建新（兼）、副参谋长刘奎、政治部副主任罗伯桦；辖池州、宣城、芜当、徽州4个军分区。隶属华东军区。1952年1月25日，与皖北军区合并组成安徽军区。
　　皖北军区：1949年4月20日，由皖西、江淮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合编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希圣，副司令员梁从学、孙仲德，副政治委员黄岩、参谋长孙仲德（兼）、政治部主任李世炎、副参谋长严光、政治部副主任何柱成。下辖警备第一、第二、第三旅和安庆、六安、滁县、宿县、阜阳、巢湖军分区。隶属华东军区。该军区组成后，参加了渡江支前工作和剿匪作战。1952年1月25日，与皖南军区合并组成安徽军区。
　　赣西南军区：1949年9月，由第四十八军兼，隶属江西军区建制。司令员贺晋年（先）、刘转连（后），第一政治委员杨尚奎、第二政治委员陈仁麒，副司令员周仁杰、欧致富，参谋长高体乾，政治部主任李信、谢堂忠。
　　湘西军区：1949年10月27日组成，第四十七军兼。司令员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副司令员晏福生、杨秀昆、刘贤权，副政治委员刘西元，参谋长黄炜华、刘子云。下辖：沅陵军分区（第一三九师兼）、会同军分区（第一四○师兼），永顺军分区（第一四一师兼）。隶属湖南军区。辖区在龙山、大庸、通道、黎平之间。该军区成立后，参加了衡宝战役和湘西剿匪。1951年3月初，第四十七军调离湘西后，湖南军区又从湘东抽调一部分力量，加强湘西武装，继续清剿残匪。1952年4月，湘西军区撤销，所属军分区归湖南军区直接领导。
　　川南军区：1950年1月在泸州市成立，由第十军机关兼。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大章、彭涛、王维纲，副司令员范朝利、副政治委员卢仁灿、政治部主任许梦侠、参谋长赵晓舟、后勤部部长罗崇福、后勤部政治委员王长年；下辖宜宾（第二十八师兼）、内江（第二十九师兼）、乐册（第三十师兼）、泸州（第四十八师兼）等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辖区在峨眉、邛崃、乐至、荣昌、古蔺、屏山之间。该军区组成后，进行了剿匪。1952年3月，第十军番号撤销，军部和第三十师调归海军建制。同年10月1日，川南军区番号撤销，军区机构改编为空军学校，原所属各军分区归四川军区领导。
　　川西军区：1950年2月8日在成都成立，由第18兵团部和第六十军军部兼川西军区领导机关。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弟，副司令员王新亭、白天，参谋长唐健伯，政治部主任袁子钦。辖第六十军和绵阳（第一七八师兼）、茂县（第一七九师兼）、眉山（第一八○师兼）、温江等4个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辖区在夹江、松潘、青川、乐至之间。同年4月，第十八兵团机关撤销，军区由第六十军兼，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白天、张祖谅、黄隐，副政治委员袁子钦、桂绍彬，参谋长唐健伯、政治部主任余述生、副主任李哲夫；该军区组成后进行了剿匪。1951年3月，第六十军调离川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10月1日，川西军番号撤销，军区机关与川东军区机关合组为四川军区机关。原所属各军分区归四川军区领导。
　　川北军区：1950年2月8日在南充成立，由第六十一军兼。司令员韦杰、政治委员胡耀邦、副司令员李文清、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参谋长胡正平、政治部主任王贵德；辖遂宁（第一八一师兼）、剑阁（第一八二师兼）、达县（第一八三师兼）、南充等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辖区在广元、万源、达县、武胜、遂宁、梓潼之间。该军区组成后，进行了剿匪。1951年初，第六十一军番号撤销，军直一部仍为川北军区，另一部组建西南公安师。原所属3个师分别编入其他各军。1952年10月1日，川北军区撤销，军区领导机构改编为海军舰艇学校，原所属各军分区归四川军区领导。
　　西康军区：1950年2月8日在雅安成立，由第六十二军兼。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副司令员方升普、副政治委员鲁瑞林、参谋长熊奎、政治部主任车敏瞧；辖西昌、雅安、康定、昌都等军分区及以后成立的凉山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该军区组成后，进行了剿匪。1952年7月，第六十二军番号撤销。1955年9月，西康省并入四川省，12月，西康军区番号撤销，军区机关及直属队一部调归济南军区空军，所属各军分区归成都军区直接领导。1969年1月29日四川省军区成立后，原西康各军分区归四川省军区领导。
　　陕南军区：1949年12月该军区兼第十九军。司令员刘金轩，政治委员张邦英、汪锋，副司令员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参谋长薛克忠、政治部主任张明。1950年12月，该军区撤销。
　　喀什军区：1950年1月成立，第二军兼，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副司令员杨秀山、买买提依敏诺夫,副政治委员左齐、参谋长贺盛桂。1951年11月，改称南疆军区，第二军军部改组为南疆军区领导机关。
　　伊犁军区：1950年1月成立，第五军兼，司令员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期肯、政治委员顿星云、副司令员伊斯哈科夫·马尔果夫、副政治委员曹达诺夫·扎伊尔、政治部主任奴尔也夫·巴吾夫。1952年10月该军区撤销。
　　迪化军区：1950年1月成立，第六军兼，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副司令员玉素甫汗·孔拜、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魏志明。1952年11月，撤销该军区。
　　宁夏军区：1949年10月组建。军区主要领导由第19兵团领导兼任，司令员杨得志（兼），政治委员潘自力（兼），副司令员曹又参，参谋长牛化东，政治部主任孙润华。1950年4月，第六十五军兼宁夏军区。司令员王道邦（兼）、政治委员潘自力（兼），副司令员萧应棠、黄罗斌、曹又参、马靖，参谋长牛化东、政治部主任陈宜贵。同年11月，第六十五军免兼宁夏省军区。1954年6月，宁夏与甘肃合并，宁夏军区撤销。
　　青海军区：1949年1月组建，第一军兼。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王尚荣、副政治委员冼恒汉、参谋长陈外欧、政治部主任吴融峰、副参谋长杨文安；隶属西北军区。1952年7月，第一军免兼军区，由第三师机关整编为青海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仲良、副司令员李书茂、副政治委员钟生镒,参谋长杨文安、刘斯起，政治部主任张凤飞。1953年1月，第一军调离青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同年8月8日，组建玉树、都兰、果洛、海南、海北、黄南等6个军分区。1954年3月，将都兰军分区改编为海西军分区。1955年5月1日，改归兰州军区领导。
　　海南军区：1950年6月，由琼崖纵队组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副司令员吴克之、马白山，副政治委员黄康、陈德，参谋长朱子休，政治部主任陈德（兼）；隶属广东军区。1951年5月，广东军区扩组为华南军区，海南军区归华南军区建制。1952年7月，华南军区撤销，海南军区又改归中南军区直接领导。与此同时，第四十三军移驻海南，7月5日，海南军区机关与第四十三军军部合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兼第四十三军，吴克华任司令员，冯白驹任政治委员，马白山任副司令员，陈德、谢镗忠任副政治委员，江燮元任参谋长，孙正任政治部主任。
　　西藏军区：1952年2月，以进藏的第十八军为基础组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绕杰、昌炳桂，副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同时，第十八军番号撤销。
　　另外，还有4个省军事部：松江军事部，部长季铁中、曹志学，副部长王辛；吉林军事部，部长邱会魁、张贤延，副部长刘建平；热河军事部，部长李荆璞，副部长黄明政、欧阳家祥；黑龙江军事部，部长于天放、副部长王钧。
　　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的战略追击作战基本结束，解放战争后期作战任务胜利完成，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统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陆军分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决定取消野战军、兵团两级的番号及领导机关，将其中一部分改为军区领导机关。国防军的军、师绝大部分归一、二级军区建制领导，少数归省军区建制领导。1951年5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军区的正式编制表，一、二级军区领导机关设办公厅、司令部、政治部、后方勤务部、干部管理部、军法处。还根据各军的实际情况，相继成立了军区炮兵、摩托装甲兵、工兵、骑兵司令部和公安司令部。1951年10月和1952年3月，中央军委规定各军区领导机关和解放军海军、空军对军区辖区的海军、空军部队实施双重领导，军区主要负责作战指挥。195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军区系统领导机关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确定了军区领导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执行领导、管理和指挥职责。1954年2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军区领导机关编制表。一级军区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方勤务部、财务部、军法处、军区直属政治部和公安部队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兵部、防化学兵处。二级军区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干部部、后方勤务部、炮兵部、兵役部、兵役局、财务处、军法处和工兵、防化等部门。
　　50年代初，全国3级军区领导体制，对于胜利完成解放战争的后续任务，迅速歼灭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剿灭大批匪特，帮助地方建政、土改、经济恢复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尔后的军区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二）十三大军区（1955年～1985年）
　　随着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国防任务的需要，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军区领导机构编制体制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完善。为有利于我国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国防武装力量的建立，1955年，国务院决定，取消按一、二、三级的等级划分军区的做法，统一改称为军区、省军区。从此，全军由原来的3级军区体制，改为军区（大军区）、省军区体制。
　　1、13个大军区的组建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和国防部根据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置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略区的重新划分，决定将全国的6个大军区，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这12个大军区大部分是以所在区的大城市命名的，计有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各军区于5月1日前按新的区划正式办公。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这样，全国共13个大军区。大军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管理本战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及地方武装，并与海军、空军领率机关共同领导本战区内的海、空军部队。各大军区的成立情况是：
　　沈阳军区：1955年3月22日成立，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副政治委员杜平、甘渭汉，参谋长吴信泉，政治部主任杜平（兼）；指挥所属陆、海、空军部队，下辖：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省军区和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及陆军军等部队。军区机关驻沈阳市。7～8月，军区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空部队部、公安部队部分别改为兵种司令部。11月，热河省军区随热河省同时撤销。1957年5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所辖边防部队分别拨归所在省军区领导。1959年9月，第3兵团改为旅大警备区。1960年12月，组建外长山要塞区。1968年3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9月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今为大连陆军学院）。1981年11月，组建赤峰、白城守备区。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沈阳军区所属部队进行调整，裁减了员额。调整后，辖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和旅大警备区、赤峰守备区、大连陆军学院及建制内的陆军集团军、特种兵等部队。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锡联、李德生，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赖传珠、宋任穷（兼）、曾绍山、潘复生（兼）、毛远新、王辉球、甘渭汉、廖汉生、刘振华。
　　北京军区：1955年4月14日成立，由华北军区改编，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区，杨成武任司令员，朱良才任政治委员，王近山、陈正湘任副司令员，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袁升平。辖：陆军军以及河北、山西省军区，军区空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司令部和军区工程兵部。军区机关驻北京市。1959年，北京军区免兼京津卫戍区、改设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归北京军区建制。1962年，石家庄步兵学校划归北京军区建制，称北京军区步兵学校（1967年撤销）。1966年，组建华北农垦兵团（1969年分别移交有关部队和山西省）。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北京军区建制。1969年，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撤销）。1974年，组建北京军区军政干校，1977年调归总参谋部。同年，另建北京军区步兵学校，1986年改称石家庄陆军学院。1979年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进行精简整编。1983年将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陆军军改编为陆军集团军。杨勇、郑维山、李德生、陈锡联、秦基伟先后任司令员，赖传珠、廖汉生、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陈先瑞、解学恭、纪登奎、吴德（兼）、秦基伟、刘子厚、袁升平、傅崇碧、杨白冰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于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杨得志，1957年到职，第一政治委员谭启龙，第二政治委员王新亭，司令员由王新亭代职。下辖：辖区内的陆军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守备部队。担负山东省以及江苏省徐州至连云港地区的防务。军区机关驻济南市。9月，军区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分别改编为军区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1960年4月，又分别改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山东军区公安总队改编为军区公安军（1957年6月撤销）。1960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海军长山要塞区（1961年3月改称内长山要塞区）和洛阳步兵学校（1962年8月改称济南军区步兵学校）划归济南军区建制。1961年10月，以军区司令部动员部组建山东省军区。1967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济南军区空军，受军委空军和济南军区双重领导。1969年2月，撤销军区步兵学校。1970年2月，组建青岛警备区（军级）。4月，组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11月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军区步兵学校、济南陆军学校）。1967年6月，军区工程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978年2月，组建烟威警备区（军级）。5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徐州至连云港方向的防务划归南京军区。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河南省军区和驻河南境内的部队、学校划归济南军区。曾思玉、饶守坤先后任司令员，舒同（兼）、梁必业、曾希圣（兼）、袁升平、谭启龙（兼）、王效禹、徐立清、任思忠、白如冰、萧望东、陈仁洪、迟浩田先后任政治委员。
　　南京军区：1955年4月1日成立，由华东军区改编，许世友任司令员，唐亮任政治委员，叶飞、郭化若任副司令员，张才千任参谋长。下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军区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公安军及辖区内的陆军军等部队。军区机关驻南京市。随后相继将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扩编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10月，组建上海警备区。1956年7月，福州军区成立，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福建、江西军区和驻该两省的陆军军、特种兵等部队划归福州军区建制。1957年8月，撤销军区公安军，所属部队陆续移交地方公安机关或改编为守备部队。9月，撤销军区防空军，所属部队并入南京军区空军建制。1958年2月，组建舟嵊要塞区。1969年9月～1970年3月，先后组建江苏、安徽、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6月撤销）。1974年1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扩建为南京高级步兵学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75年12月，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77年10月，组建军区步兵学校（后改为南京陆军学校）。1978年9月，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分别扩编为军区装甲兵、工程兵。1982年11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丁盛、聂凤智、向守志先后任司令员，萧望东、杜平、廖汉生、郭林祥、傅奎清先后任政治委员，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李葆华、张春桥、彭冲先后兼任第一政治委员或任政治委员。
　　广州军区：1955年4月15日成立，司令员李天佑（代），政治委员陶铸，副司令员文年生、梁兴初、詹才芳，副政治委员刘兴元。下辖：湖南、广东、广西军区，海南军区，军区防空军、公安军，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和陆军军、院校及地方部队。军区机关仍驻广州市。原中南军区所属河南湖北军区划归武汉军区建制；江西军区划归南京军区建制。1957年4月，撤销军区公安军，其所属部队划归所在省军区、海南军区领导。5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其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并入军区空军建制。1962年3月，长沙政治学校划归广州军区领导。8月，桂林步兵学校改称广州军区步兵学校（1968年8月撤销）。1969年3月，以海南岛和湛江地区的国营农场改建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8月撤销长沙政治学校。12月，军区装甲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1974年1月，组建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称广州军区步兵学校、桂林陆军学校、桂林陆军学院）。6月，撤销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国营农场，移交广东省农垦总局。1975年12月，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和工程兵部，1978年10月又恢复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1981年1月，万山要塞区归广东省军区建制。1982年9月，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广州军区合并，湖北省军区及驻湖北省境内的部队划归广州军区建制。黄永胜、丁盛、许世友、吴克华、尤太忠先后任司令员，刘兴元、韦国清、赵紫阳、孔石泉、韦祖珍、任思忠、华国锋、张平化、向仲华、习仲勋、王猛、张仲先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武汉军区：1955年3月7日成立（兼湖北军区），陈再道任司令员，王任重兼政治委员，李迎希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甫仁、张广才任副政治委员，叶明任政治部主任。负责统一领导指挥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驻该两省境内的陆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军区机关驻武汉市。7月，组建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和武汉市的公安总队番号。1956年4月29日，总参谋部命令将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扩编后兼湖北省军区。同年8月1日起，武汉军区免兼湖北省军区。1957年2月，撤销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番号，其所属湖北、河南两省的公安内卫团进行缩编。1960年4月，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信阳步兵学校划归武汉军区建制。1961年3月，军区司令部炮兵处扩编为军区炮兵司令部。1963年1月，成立武汉军区卫生学校。1966年6月，以河南省军区8个独立营为基础扩编为河南省军区独立师。9月，将湖北、河南两省公安内卫部队分别整编为河南省军区独立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2师。1967年7月，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扩编为军区工程兵。1968年7月和1969年8月，先后撤销信阳步兵学校、汉口高级步兵学校。1974年2月，成立武汉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称武汉军区步兵学校，信阳陆军学院）。3月，成立武汉军区军医学校。1976年4月，军区工程兵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978年10月，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扩编为军区装甲兵。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撤销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河南省军区和驻河南省的部队划归济南军区；湖北省军区和驻湖北省的部队划归广州军区。曾思玉、杨得志、王必成、张才千、周世忠先后任司令员，谭甫仁、钟汉华、刘丰、王六生、萧思明、吴烈、王平、李成芳、严政、刘建勋、赵辛初、陈丕显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昆明军区：1955年4月1日成立，以云南军区为基础组建，并兼云南军区，谢富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秦基伟任副司令员，于一川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金如柏任第二副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参谋长，胡荣贵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贵州军区、云南省各军分区和驻两省的陆军军、公安部队等。军区机关驻昆明市。7月，云南军区公安部队改编为昆明军区公安军。1957年8月，以军区公安司令部为基础成立云南省军区，撤销公安军司令部番号。1960年10月，军区炮兵司令部扩编为军区炮兵（后撤销）。1963年3月，昆明步兵学校改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1964年6～9月，先后组建民族第1、第2支队（1969年4月撤销）。1965年8月，云南、贵州两省公安部队整编为军区部队。10月，成立外国语文专科学校（1969年9月撤销）。1969年10月，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6月撤销）。1974年3月，组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2月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3月改称昆明陆军学校。1985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番号撤销。秦基伟、王必成、杨得志、张铚秀先后任司令员，阎红彦、金如柏、李成芳、谭甫仁、周兴、刘志坚、贾启允、安平生、谢振华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成都军区：1955年4月14日成立，以四川军区为基础组成。贺炳炎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李文清、何正文任副司令员，阎红彦、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余述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西康（旧省名，今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各一部）军区和四川省各军分区及公安部队等，军区机关驻成都市。7月，部分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警察，归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建制。9月，西康军区随西康省撤销。1956年2月，沈阳、北京、南京军区组建的5个预备役训练师调入成都军区。6月，成立军区炮兵司令部（1957年7月撤销）。1957年6月，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成都军区干部学校，归成都军区建制（1958年6月集体转业，移交四川省政府）。1958年后，相继调入陆军军，组建了炮兵、工兵等特种兵部队和军区干部学校。5个预备役训练师一部调出参加农垦，一部撤销。1962年9月，军区干部学校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68年12月，西藏军区由大军区降格为省级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0月，成立四川省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1月，撤销军区步兵学校。1974年4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和军医学校。1975年11月，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归成都军区建制，1976年1月撤销。1978年1月，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1月改称成都陆军学校。1985年9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黄新廷、梁兴初、秦基伟、刘兴元、吴克华、尤太忠、王诚汉先后任司令员，郭林祥、廖志高、甘渭汉、张国华、陈仁麒、谢家祥、严政、刘兴元、李大章、陈先瑞、孔石泉、钟汉华、徐立清、万海峰先后任政治委员，赵紫阳、谭启龙先后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于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副司令员韩练成、杨嘉瑞、徐国珍，参谋长李书茂，政治部主任王庆生。下辖：陕西、青海军区，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各军分区和步兵、炮兵、骑兵、公安部队，以及步兵、炮兵等学校。军区机关驻兰州市。8月1日，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调归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建制。1958年5月，以银川军分区机关为基础组建宁夏军区。1961年5月，重建甘肃省军区。1962年6月，中央军委直属的天水步兵学校改为兰州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3月撤销）。1969年1月22日，组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10月撤销）。12月5日，兰州军区司令部炮兵部扩编为军区炮兵领导机关（1982年10月又缩编为司令部炮兵部）。1974年10月，组建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后改为卫生学校）。1975年7月15日，成立兰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2月改为兰州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1月改称西安陆军学院）。1985年8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皮定均、韩先楚、杜义德、郑维山、赵先顺先后任司令员，刘澜涛、李瑞山、萧华、宋平、谭友林、李宣华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新疆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副司令员陶峙岳、赛福鼎·艾则孜、郭鹏、张希钦，副政治委员曾涤。下辖：南疆军区、伊犁军区以及陆军部队。1958年11月，组建新疆军区干部学校（1962年1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12月，伊犁军区改称北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新疆军区建制（1975年其领导机构撤销）。1975年3月，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1978年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76年7月，组建新疆军区军医学校。1979年1月，成立南疆军区。197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改称乌鲁木齐军区。吴克华任司令员，郭林祥任第二政治委员。12月，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改称乌鲁木齐陆军学校。1982年，新疆军区将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5年6月，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同时成立新疆军区（兵团级），归兰州军区领导。龙书金、杨勇、刘震、萧全夫先后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部员；萧思明、谭友林、谭善和先后任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汪锋先后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谷景生先后兼任政治委员。
　　西藏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由省军区升为二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绕杰、陈明义、李觉，副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兼），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下辖西藏地区的陆军师和骑兵、工兵、炮兵、公安部队以及驻四川办事处。军区机关驻拉萨市。1959～1960年间相继成立拉萨、塔工（今林芝）、江孜（今属日喀则）、那曲、山南、日喀则、昌都等军分区以及军区生产部、公路部和干部学校。1964年4月，军区机关各业务处改称部（局）。1958年11月，张经武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7月，曾雍雅任军区司令员，任荣任政治委员。12月，西藏军区缩编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
　　内蒙古军区：1955年于4月20日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副司令员刘华香、刘彬，副政治委员苏谦益，参谋长孔飞，政治部主任廷懋。下辖：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平地泉、乌兰察市，伊克昭、河奎等军分区和1个骑兵师。1960年4月，滕海清任代司令员，吴涛任政治委员。1967年5月，该军区降格为省级军区，归北京军区领导。
　　福州军区：1956年7月1日成立，由福建军区改成，并兼福建军区。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刘永生任副司令员，刘培善任副政治委员，黎有章任参谋长，廖海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福建军区、江西军区和军区炮兵、工程兵、公安军及驻两省的陆军军、特种兵等部队，军区机关驻福州市。1957年5月，福州军区免兼福建省军区，以军区公安军机关组成福建军区机关，公安部队改编为守备部队。1969年8月，军区工程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2月，组建福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南昌陆军学校）。1982年7月，军区炮兵机关与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合并为军区司令部特种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整编为新的南京军区。福建、江西两省军区和辖区内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及院校等，划归南京军区建制。韩先楚、皮定均、陈再道、杨成武、江拥辉先后任司令员，刘培善、杨尚奎、周赤萍、李志民、江渭清、廖志高、傅奎清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任政治委员。
　　大军区机关的设立，由于各军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担负的任务和领导部队的数量不同，其领导机构的设置和编制人数也不一样。各军区领导机关都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方勤务部、财务部、军械部和军训处、防化学处、军事法院。有的军区领导机关还根据所辖特种兵部队的多少，分别设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等领导机构或业务部门。这样，军区领导机关在体制编制上基本实现了诸军兵种的合成，初步成为合成军队的战役指挥机构。
　　2、省军区
　　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作战和剿匪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省级机构的正式建立和省域的调整划定，国务院决定取消原来的二、三级军区的称号，改称为省军区。对二、三级军区的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合并。决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均建立省军区。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在全国先后共成立了27个省军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中央直辖市分别设立卫戍区或警备区；北京设立卫戍区，天津、上海、重庆分别设立了警备区（旅大警备区也属于军级单位）。省军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的省（自治区）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省军区隶属大军区建制，同时是中国共产党省（自治区）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和省（自治区）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军区和省（自治区）常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领导若干个军分区和一定数量的部队。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的军事工作，主要是领导预备役、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还担负边防、海防守备任务。省军区下辖军分区。军分区，是省下行政区划的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盟）所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军分区为师级。军分区受省军区和中共地区（省辖省、自治州、盟）委员会、行政公署的双重领导。军分区设有领导机关（司、政、后），有的还辖有一定数量的部队、分队。其主要负责所在地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还担负边防海防守备任务。军分区下辖县（旗）级设立了人民武装部。人民武装部属团级，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人民武装部既是中国共产党县级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又是军队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部门。1969年11月15日，中共军委决定：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机构。据此，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一些重要城市，均组建了警备区。
　　(三）七大军区
　　1985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确定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为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适应这一新的情况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同时，鉴于现行军区体制存在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机关庞大、机构重叠、后方部署重复、浪费人力物力等弊端，中央军委于1985年7月决定将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即：
　　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杨白冰，辖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河北省军区、山西省军区、内蒙古军区；后来，周衣冰、王成斌、李来柱、李新良、朱启先后任司令员，刘振华、张工、谷善庆、杜铁环先后任政治委员。
　　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刘振华，辖辽宁省军区、吉林省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王克、梁光烈、钱国梁先后任司令员，宋克达、姜福堂先后任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政治委员李宣化，辖甘肃省军区、陕西省军区、宁夏军区、青海省军区、新疆军区，傅全有、王克、刘精松、郭伯雄、李乾之先后任司令员，曹生、温宗仁、刘冬冬、刘永治先后任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司令员李九龙，政治委员迟浩田，辖山东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张万年，张太恒、钱国梁、陈炳德先后任司令员，宋清渭、徐才厚、张文台、刘冬冬先后任政治委员。
　　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辖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江西省军区、福建省军区、上海警备军区；固辉、陈炳德、梁光烈、朱文泉先后任司令员，史玉孝、刘安元、方祖岐、雷鸣球先后任政治委员。
　　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政治委员张仲先，辖广东省军区、湖南省军区、湖北省军区、海南省军区、广西军区，张万年、朱敦法、李希林、陶伯钧、刘镇武先后任司令员，史玉孝、刘书田先后任政治委员。
　　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政治委员万海峰，辖四川省军区、云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西藏军区，张太恒、李九龙、陶福临、廖锡龙、王建民先后任司令员，谷善庆、张工、张志坚、杨德清先后任政治委员。随着军区体制的调整，军区机关的组织编制也进行了精简，使体制编制更趋科学合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领导机关，是根据战略方针、作战任务、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和国家行政区划等因素设置的。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曾经多次对总部、大军区、省军区等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军队特点的、比较完善的科学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指挥系统，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警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第二章九次大精简纪事
本章导读
　　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军队质量因素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更为突出。现代战争的实践说明，军队质量上的差距很难单纯用数量来弥补，而质量上的优势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数量的不足。因此，当今各国都把减少数量、提高军队质量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尽管各个国家的性质不同，在世界战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有别，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各异，但在强调控制军队规模、提高军队质量问题上，却不约而同。新中国50多年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先后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使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质量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经验。

一、毛泽东领导四次精简整编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前10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在担负繁重作战任务的同时，抓紧时机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联合军队的过渡，军队数量由最高时的600余万减至200余万人，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军队的质量建设迅速提高。
　　首次精简整编（1950下半年～195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革命之师、胜利之师的威武雄姿，展现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但是，这支近450万的军队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步兵为主体的陆军，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技术兵种亦很少。随着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战略追击作战的迅速胜利，解放军的总员额在1949年年底很快达到了570万人，陆军部队计有19个兵团部、70个军。其中绝大部队是步兵部队，只有少量的特种兵部队（2个战车师、21个团，4个炮兵师、77个团，9个工兵团）。此时，人民解放军数量庞大，兵种单一，武器装备庞杂、落后，机械化程度很低，编制体制不完备、不统一。这与即将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必须进行精简整编，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和保卫国防历史任务的需要。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首次精简整编问题，决定将全军总员额由550万减至400万人，同时还计划了这400万兵力的编配：西南军区78.8万，中南军区98.7万，华东军区99万，东北、华北、西北3个军区共100万，军委直属单位及海、空军20万人。中央军委为了贯彻落实好政治局会议精神，搞好首次精简整编工作，立即于同年5月召开全军参谋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这项工作。中央军委决定：压缩人民解放军的总规模，进行整编，缩减陆军（主要是步兵）数额，加强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部队建设。
　　5月16日至31日，全军参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会讲了话，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作了总结报告。全军参谋会议确定了这次整编的原则：担负剿匪和其他军事任务以及从事生产的部队，力求少变动，不要变动太宽；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国防军分为战时和平时两种编制，平时一般为“三三制”；野战军领导机构兼大军区领导机构，兵团领导机构除调出建立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单位外，其余兼省军区领导机构；整编后的陆军军、师，统归大军区直接指挥；加强陆军师的领导机构，使其具有独立作战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聂荣臻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说：“我们处在历史的新时期。我们的军事任务，较之过去时期是不同的。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将人民解放军提高一步，发展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行为，有效地保卫国家的独立，巩固国际的和平事业。”①他还指出：“我们要现代化，仅是550万的正规军，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及特种兵部队，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与国防力量怎样去加强。故我们必须要缩小陆军数目，减少财政开支，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并使我们的陆军能与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部队保持适当比例……因此，缩减陆军减少财政开支，增加其他军兵种经费开支，都是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建设与国防力量。”②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这一次精简整编高度重视，为贯彻落实上述决定，为了领导好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由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共同组成了中央复员委员会，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中央复员委员会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颁发了复员工作条例，地方各级政府均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具体负责复员战士的安置工作。此次复员的原则是：干部不复员；对每个复员战士，务使各得其所，尽量做到人人满意。
　　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为搞好共和国成立后的军队的第一次精简复员工作，对组织领导、方法和步骤、复员人员的待遇和安置工作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在中央和军委首长的亲切关怀下，这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工作做得周到、细致。1950年下半年开始到1951年基本结束，整个复员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军队与地方政府配合得很好，许多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敲锣打鼓到部队驻地欢迎，详细地向复员战士介绍当地有关生产、治安、民兵等情况，把复员战士当做依赖的骨干使用，甚至连帮助他们找对象的问题都想到了。如此过细地做工作，使复员军人减少了顾虑，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这次复员工作摸索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复员工作提供了借鉴。
　　第一次全军精简工作，到1951年初基本结束，共缩减了陆军2个兵团部、9个军部、27个师部，94万余人，其中复员了37万人；军兵种机关及部队有了较大发展，其兵力增到61万人。但由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精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根据战争需要，军队又进行了扩编，到1951年12月，全军总人数增加到627万，是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
　　第二次精简整编（1952年）
　　1951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大规模剿匪作战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已转入了阵地防御作战阶段，朝鲜战场敌我双方已在板门店进行了停战谈判，朝鲜战局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形势，故决定于1952年对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以提高军队的质量建设，支援国家经济恢复工作。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的方针，于1951年12月即制订了《军事整编计划》。计划确定：在两年内将军队总人数从627万人，分期分批精减为285万人，共精简342万人，其中陆军精简55.7%。计划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3月为第一期，拟精简194万人；从1952年4月至12月为第二期，拟再精简92万人；尚有56万人待1953年完成；整编中对于正规军事院校、各级后勤机构和县区民兵训练机构，都给予加强；非队列人员，从编制中划出；到1954年全军总人数将为300万人。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中央军委制订的上述《军事整编计划》。从此，全军第二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全面展开，在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亲自领导和组织下，经过这次精简，全军总人数有了很大的压缩。集体转业了40个师，其中有12个师、21万部队分别转入铁路、水利、林业、建筑等环境条件艰苦的岗位；有19个师的部队编为农垦部队，在北大荒、新疆的土地上，洒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使荒无人烟的原野变成了富饶的粮仓；还复员了160万人。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满怀深情地说：“我军广大指战员，南征北战，战争刚刚结束，就置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于不顾，立即投入艰苦的生产劳动，为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度过经济难关，流下了大量汗水。他们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们感动不已。”①
　　第二次精简至1952年底结束，全军共缩减3个兵团部、19个军部、73个师。通过精简整编，国防部队在1951年底的基础上精简了28.3%，公安部队精简了31.6%，大幅度压缩了步兵和机关人员，全军共精简了219.9万余人。加强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院校。全军总人数降为406.4万余人。军费开支由1951年的43%，下降为32.9%。
　　第三次精简整编（1954年～1955年）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国内大的剿匪作战也基本结束，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全面展开等大好形势，决定人民解放军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①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军费减少3万亿元。毛泽东还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主持军委工作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连续召集扩大的军委例会，研讨精简整编的工作方针、原则、措施等问题。彭德怀提出了这次精简的原则：“国家武装部队的总数应保持一适当的数量，太少会削弱国家现实的防御力量；过多则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为了在裁减人员的同时，能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建议：多减机关、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增建学校。”②9月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建议修改1952年的军队建设五年计划，常备军总额定为350万人，在两年内实现。毛泽东批准了彭的报告。
　　为搞好这次精简整编，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全国党的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研讨了精简整编工作。聂荣臻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专题报告，对各军兵种的人员比例、组织与编制、人员的处理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要求和部署。
　　高干会议后全军深入贯彻会议精神，进行了精简整编的充分准备，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从1954年2月开始，全军开展精简整编工作。精简中，对总部机关、军兵种机关、军区机关，均作了较大的精简调整，对陆军部队、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部队，均作了较大的整编。由于全军上下的一致努力，此次精简工作到1955年底顺利结束。全军总兵力共精简了23.3%，其中陆军部队裁减了54.8%。步兵师的数量减少了26%。其间，还相继组建了一批直属中央军委、总部或大军区的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进一步加强特种兵，推动了陆军的合成化建设。通过这次精简整编，压缩了军队总定额充实了连队；减少了军费开支，军费支由1953年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4.2%降到24.1%；并向地方输送了一批骨干，到1956年全军转业干部和复员战士已达500万人。通过此次精简整编，全军基本上做到了统一编制、定额、定型、定员。
　　第四次精简整编（1957年～1958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2%降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20%左右，国防费用降低到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5%左右。据此，中央军委于1957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同加强国防建设的关系，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确定全军总人数再裁减1/3。彭德怀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裁减军队数量和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今后军队的建设，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他指出：“我们必须利用时间首先集中力量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时机，紧缩军政费用的开支，加速经济建设，以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我们就可能犯丧失时机的错误。”
　　1957年7月16日，彭德怀在第三次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为什么要进一步裁减军队人员，如何裁减，以及建军方针问题时说：“从军费开支来看，1956年我国军费的开支是61.1600亿元，占国家总支出的20%。在这里边，用于吃、穿、训练、装备修理、办公杂支、工程建筑、动员复员的费用，占去大部分，而用于装备购置费用的，只占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想迅速提高军队的装备质量，是很困难的。1957年度的军事预算是55.2300亿元，较1956年度减少将近6亿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中，还要准备进一步减少，因此，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从今年开始，准备进一步裁减军队的数量。准备裁减的人员，主要是各种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是些可办可不办的过多的学校，是些工作任务重叠或者可以合并的机关部门，并且在保持足够战斗单位的骨干的原则下，把战斗部门的战时编制转为平时编制。”所以，“我们对军队建设，就采取了裁减数量，加强质量的方针①。”
　　这次精减工作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底结束，共转业和复员了100万余人。全军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的有1个军部、16个师、30余所医院和30余所院校，精简了36%。精简最多的是步兵部队和各级机关，步兵部队精简51.2%，各级机关精简27.2%，全军总人数降为237万。与新中国建立时相比，精简了61.2%，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陆军编制人数仅为新中国成立时的1/3，约占全军总定额的54%。在步兵减少的同时，海、空军和特种兵得到了加强，占全军总人数的32%，成为合成军队中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20世纪50年代，经过连续4次大规模精简，从1950年到1958年底，全军共转业和复员达600余万人，共精简了19个兵团部、30多个军部、140多个步兵师师部。军费开支，由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43%，下降到8.9%，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的合成化建设和质量建设得到了提高。
　　在精简中建立了国防军体制。军队的编制体制，主要包括军队的规模结构、隶属关系、职权划分、人员编组和武器装备的配置等，以保证军队各级各类组织有机地编成，人和武器装备有效地结合，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是在长期的作战环境中逐步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编制，依据战略方针、现代战争的特点、国家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地理条件、国际国内形势、可能的作战对象等因素，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日趋科学合理，有利于人和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发挥诸军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整体作战能力，形成强大的战斗力。经过连续四次精简整编，完成了人民解放军由战时体制向国防军体制的过渡，初步建立了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队在编制体制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模过大，兵种单一，机构不健全，编制制度不统一。按照现代化军队的要求，科学地确定编制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为优化组织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地采取了压缩常备军总员额，精简陆军，精干指挥管理机构，发展海军、空军等技术军兵种的方针。为此，人民解放军在执行繁重作战等任务的同时，连续进行4次大的精简整编，不断地进行组织编制调整和改革，建立健全了全军的领导机构，建立了军兵种领导机构，重新划分了战区，建立了军区领导机构，完善了战略战役指挥体系，统一了全军的编制装备，实行科学合理的编组。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力量体制。聂荣臻元帅在回忆50年代初建立军队的编制体制工作时说：“精简整编的另一项工作是统一全军的编制，包括部队的编制和武器的配备两个方面。过去打仗的时候，全军的编制极不统一，武器装备也是靠缴获，所以非常杂乱，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种现象自然要迅速改变。为了使全国的国防军统一起来，就必须确定统一的编制序列。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便于指挥，便于机动，便于作战，便于武器装备相对统一等等，我们参考了许多国家的编制，最后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把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取消。兵团机构有一部分调来建立海军和空军的直属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每军三个师，每师三个团，余类推。全军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领导地方武装的工作。”50年代，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的建设主要进行了如下几项工作：
　　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改组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
　　建立健全解放军总部领导机构和军区领导体制。开始建立了八大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管理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1958年又将八大部合并为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50年代初期，由野战军体制改编为6个大军区（一级军区）、18个二级军区、25个三级军区。1955年将三级军区体制，改编为13个大军区和省军区。
　　建立健全军事院校体制。到50年代末，全军建立了各类院校120余所，基本形成了诸军兵种院校齐全，初、中、高级院校衔接的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培训体系。
　　建立了合成军队体制。在精简陆军的基础上，迅速组建了空军、海军、公安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兵、通信兵等，5大军种7个兵种的诸军兵种领导机关和部队，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合成军队的过渡。
　　建立了军事科学研究体制。1958年3月，成立了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军事理论研究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尔后，又陆续在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司令部和军事院校，分别成立了与其业务相适应的军事研究专业机构，到60年代初，全军拥有各级军事研究机构达160余个，专业研究队伍达2000余人。
　　建立了国防科学研究领导体制。成立了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组织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加强了对常规武器、尖端武器、航空、舰艇、电子等科学技术的筹划研制工作。

二、邓小平领导四次精简整编
　　从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保卫国家安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和平时期转入临战状态，军队人数成倍增加，到1971年，全军总人数与1965年相比，又增长20%多，同1958年相比，增长了1.53倍。国防费开支一增再增，由60年代初的8.9%到1968年增至26.1%。到1975年军队人员扩大到661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相当于美苏军之和。
　　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以“消肿”为突破口，抓军队质量建设，抓装备，抓编制。当时，由于军队长时间受到党的“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一方面数量过多，臃肿不堪；另一方面则军事素质较低，在编制、装备、训练等方面，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①为此，他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消肿，要抓编制，抓装备，抓训练，提高现代化水平。要“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②。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这是关系军队全局发展的战略举措。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1975年至80年代中期连续进行了4次大规模精简整编，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搞得深刻，直至百万大裁军。
　　第一次精简整编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9月，中央军委批转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一）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工程兵、铁道兵精简最多，两者精简数占陆军兵种部队精简总人数的92.1%；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减少普通兵员。将县、市中队移交地方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部队。（二）海军：精简17%。调整基地、舰艇、高射炮兵和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体制；将部分工程建筑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三）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空降兵部队实行简编；撤销一部分高射炮兵部队；工程修建部队改为基建工程兵性质的部队，不计军队定额。（四）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这次精简整编，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陆军部队和军区机关进行了整编；步兵师整编为满员师和简编师；铁道兵地铁部队、部分工程建筑部队和县、市中队移交给地方有关部门；撤销了部分空军军部、高射炮兵师、地方独立师和步兵师。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后来，确定的精简整编任务因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没有完成就停了下来。然而，这一次精简对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精简整编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军委工作后，立即把整顿再次提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而整顿军队的第一步仍是消肿，精简整编，改革体制。在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出，“肿”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臃肿的情况还很严重。同年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肯定了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这次精简，全军从1978年开始，精简的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各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领导机关；同时，要充实担负坚守要点任务而人数较少的守备部队和担负守备任务的机动步兵师的编制人数，继续改装部分步兵师的编制装备等等。这次精简工作，是在1978年和1979年进行的。
　　第三次精简整编
　　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长篇讲话，不仅阐明了“消肿”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精简的方针、原则，而且提出了军队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为使高级干部认清消肿的紧迫性，他要大家面对现实，严肃地想一想：在当时那种全身臃肿、机构重叠、指挥不灵的状态下，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不难看出，邓小平如此重视军队的精简问题，目的不在于减人，他考虑的是建设一支战斗素质很高的军队，一支足以抗击现代化强敌的精兵。这次会议，决定对全军再进行精简整编。这次精简整编的重点是大力精简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部分部队实行简编，并将部分部队移交地方。1982年9月，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关于部队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的指示精神，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1980年精简整编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全军的编制体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各军区所属的上述3个兵种领导机关，也作了相应的改编；将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基建工程兵；撤销省军区的地方部队；部分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新组建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四次精简整编
　　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出现了由“冷战”逐渐走向缓和的趋势。邓小平及时做出了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发展，大战有可能推迟，有可能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于是，1985年，他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并且决定裁军百万。这一重大决策震动了世界。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不仅出自对世界战略格局、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对中国“四化”建设的正确认识，而且也出自对加强军队建设的深谋远虑。
　　为了贯彻执行上述决策，中央军委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方案》提出了精简原则：精简人员与改革体制编制，改革有关制度同步进行；重点是精简机关，直属单位，尤其是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分单位等级；淘汰陈旧落后的舰艇、飞机和其他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陆海空军部队裁减一些部队，多减守备部队、步兵部队和勤务保障部队；精干编制，减少军队的社会性负担，将可由地方承担的工作交给地方有关部门；调整军队的编成比例，加强一些薄弱环节，加强诸兵种合成；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结合，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原则，陆军组建了合成集团军，将装甲兵、炮兵和野战工兵部队的大部，编入陆军合成集团军序列。为适应未来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全军减少员额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仍决定恢复总参谋部第四部，增加电子对抗部队的编制，截至80年代后期，人民解放军已在总部和各主要战略区先后组建了若干个电子对抗团、营；海、空军的电子对抗部队也有相应的发展。1987年5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发出《关于组建陆军航空兵的通知》，对陆军航空兵的组建、装备调配等问题提出了要求，至此，陆军航空兵作为一个新的兵种正式诞生。这次精简整编，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减少了师、团单位4054个，军级单位31个，大军区4个，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2592个，降低了部分单位的等级；撤并了部分军队院校，调整了院校编制体制；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三总部机关精简的人数比较多，总参谋部机关减少60%，总政治部机关减少30.4%，总后勤部机关减少52%；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一部分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减少了干部数量，提高了战士比例。与此同时，还削减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全军共削减各种火炮近1万门、坦克1100余辆、飞机近2500架、舰艇610余艘。
　　通过上述4次大规模的精减，军队员额由600多万人压缩到300万，其数量减少了一半多，还削减了一批武器，国防费的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由1979年的18.5%下降到1987年的8.6%。军队合成化程度显著提高，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邓小平把“消肿”与理顺关系、优化结构结合起来，使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逐步趋于科学合理，实现人民解放军组织的精干，促进战斗力的持续提高。他指出：人民解放军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起军队合理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规章制度。他还提出要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平战结合的原则来组建军队、组建集团军等思想。在4次大规模精简整编中，重新改革调整了中国武装力量体制，新组建了武装警察部队，改变了过去军警不分的状况，理顺了我国武装力量体制关系。国家形成了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警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保持了陆、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军队结构，比例更趋合理。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便、提高效率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第一，压缩了规模，调整了编成比例。整编中，除减少各级领导机关和陆、海、空军三军部队的编制员额外，将担负内卫、守护任务的地方部队从军队中划出，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整编后，全军机关、部队编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1987年与1980年相比，战斗部队、科研单位和院校的编制数额在全军总定额中的比例提高了，机关和勤务分队的比例下降了。全军战斗部队增加了3%，战斗保障部队增加了0.5%，科研试验系统增加了0.4%，院校和部队训练机构增加了0.1%，勤务保障分队减少了1.8%，各级机关减少了1%，机关直属单位减少1.3%，陆军特种兵和海、空军的编成比例有所提高。通过实行军士制度，把76种由干部担任的职务改由士兵担任，减少了干部数量，提高了战士比例，全军官兵比例达到1∶3.3，其中，陆军部队干部战士的比例由1∶4.96变为1∶6.4。解决了官兵比例失调的问题，使官兵比例趋势于合理。
　　第二，裁并重叠机构，精简机关。三总部机关精简50%以上。将军委直属的陆军各特种兵机关缩编为总参的业务部，减少了层次，精简了人员，加强了合成，有利于对陆军各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建设。全军裁减了团以上单位共5900余人。军区由11个合并为7个。提高了军区独立作战能力，作战区范围扩大；兵员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利于后方布局，统一调整，避免因部署重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加强了战区集中统一指挥。同时，军分区上机关人员也进行了精简，精简后的总人数比整编前减少53.6%。机关比整编前精干了，指挥更顺畅了。
　　第三，加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设。将直属中央军委和军区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改编为总参谋部和军区司令部的业务部后，有利于各级司令机关对陆军各兵种部队的集中领导和指挥，有利于兵种部队的全面建设，有利于统一组织战备训练，也较好地解决了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在编制体制、领导管理、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协调问题。加强了军兵种合成，更适合现代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的要求。陆军编组集团军，将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编入集团军，并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使集团军的各兵种在体制编制上达成了合成编组，与原陆军军相比，加强了火力，增加了突击力，提高了机动能力。海军形成了包括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合成军种，综合作战能力不断提高。空军的航空兵部队、高射炮兵部队、地空导弹部队、空降兵部队、雷达兵部队编组更加合理，提高了作战能力。战略导弹部队形成了适合导弹部队特点的编制，建立了比较完善配套的作战和保障体系。军队指挥院校形成了高、中、初三级培训体制，健全了专业技术军官的培训体制。国防科工委成为既是中央军委统管全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统管所属各军事工业部的科研和国防工办的领导机关。
　　第四，军队的质量提高。由于压缩军队规模，腾出钱来研制和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使人民解放军装备得到了一定改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总之，通过上述精简整编，改革体制，理顺关系。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编制体制更合理、更科学、更完善、更能适合现代战争的要求。

三、江泽民领导50万精简整编(97～99年)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关心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在3年内，将军队由300万人减到250万人，精减员额50万。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把握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军队质量建设的步伐，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这次精简整编，从1997年开始，当年即完成了第一期的精简整编任务，第二期整编，即大规模精简整编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工作，从1998年开始，至1999年底，裁减员额的任务已圆满完成，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也已基本结束。
　　压缩规模，完成裁减军队员额任务。通过压缩陆军部队规模、调整海空军部队编组、撤销部分装备老旧的部队，改革后勤保障、装备管理体制和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撤并军以上机关内设机构等，裁减编制员额50万。其中，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9%。目前，全军编制人数保持在250万以内。
　　精简机构，精干军以上领导机关。军以上机关通过调整职能，撤并部门，减少了内设机构和人员。总部和军区、军兵种机关撤并了部分业务部门，业务部门下属的局（处）和编制员额均减少了20%左右。调整后，全军军以上机关共减少1500余个机关部门，机关人员精简20%。军队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趋向精干、灵敏、高效。军队从事经营性生产的2900余个生产管理机构和地区性企业管理机构全部撤销或移交地方。
　　调整编组，优化部队编成结构。陆军野战部队撤销部分集团军军部和师、团，部队编成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部队，通过淘汰落后装备、调整编组，撤并了一些建制单位。调整后，陆军野战部队在加强合成和小型化、轻型化、多样化方面取得进展；军兵种技术含量较高部队的比例有所提高，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改革体制，进一步理顺关系。成立总装备部，调整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实现了全军主要武器装备的集中统管，加强了武器装备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全系统、全寿命管理。调整后勤保障体制，建立了以军区为基础，区域保障与建制保障相结合、统供保障与专供保障相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使后勤保障向三军一体、集约化保障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改革院校、训练机构体制编制，减少院校数量，扩大单所院校办学规模，提高军官培训层次和调学比例。军队院校开始走上规模化办校、现代化教学、正规化管理、社会化保障的新路子。
　　经过此次精简整编，减少数量，优化了结构。使步兵进一步精干，技术军兵种继续加强，编制体制更加科学合理，现代化水平更加提高，在“精兵、合成、高效”上迈出了新的步伐，更能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军队的质量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陆军的装甲兵、炮兵等兵种已占70%；海军建立了5大兵种，作战舰艇增加；空军航空兵从单一机种发展为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加油机等多机种，具备了现代空战能力；第二炮兵已形成核常兼备、远中近配套的双重打击能力和威慑力。在三军战斗力构成中，高技术军兵种已成为主战力量。把一支更加精良的人民解放军引入21世纪，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3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250万人的基础上，再次精简整编，这次减少员额20万人，预计2005年完成。

四、精兵之路秘诀
　　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兵之路走了一条大弯路，两头搞得比较好，中间膨胀。如何才能解决越减越多的怪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9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已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丰富经验与规律。其主要有：
　　第一，确定适度的军队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进行战争的工具，国家的安全环境需要军队来保障。军队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军队的组织体制的建立与战斗力的强弱。军队的规模主要指军队的总人数、总体结构、组织编成和武器装备的数量等。国家军事战略的需要和所担负的任务是确定军队规模的基本依据。军队建设必须确定合理适当的目标和规模。“兵多民不胜养，兵少则不足卫。”彭德怀在1953年12月指出：“国家的武装部队的总数也应保持一个适当的数量，既不宜定得太小，以免减弱我国的防御力量；也不宜定得太大，以免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建设。”因此，合理适度地确定军队的规模，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需要建设一个积极防御型的军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具有现代条件下善守能攻、卫国戍边的作战能力，能制止敌人“蚕食”中国领土和侵犯领海、领空的能力，能打赢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以及必要时收复被外国侵占的领土（领海）的能力，并保障社会稳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是确定军队规模的重要依据。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是一个幅员广大、以大陆为主且海域辽阔的国家。在边界问题、领海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领域，与有的国家存在争议。为了防御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完整，保障安全环境，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建立起一支与之相适应的、适当规模的军队。
　　第二，正确认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军事力量的强弱是由军队的规模与质量所决定的。军队建设取决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数量的增加可以弥补质量的差距。但是，当质量的差距难以用数量的增加来缩小时，则必须减少数量，强化质量。否则，在经济建设水平还不高，军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数量越大，越影响质量的提高。
　　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及其发展，是确定军队数量的重要内容。军队主要是由人和武器所组成的武装集团。武器装备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确定军队规模大小的重要内容。武器装备先进、质量高，战斗力强，军队的数量少一点、规模小一些，同样也能完成所担负的职能任务。否则，军队数量多，规模大，也可能难以适应需要。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促使军队的规模缩小，以往惟数量代替质量，以规模谋取功能的做法，已不适宜。世界各国军队都在发展装备，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质量差、数量多、规模大已不能够构成威慑。现代化战争的实践证明，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数量虽不多，却有强大的战斗力。早在1957年，彭德怀就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方针：“裁减数量，加强质量。”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数量裁减到237万人，武器装备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个方针后来未坚持下来。军队数量扩大，影响了质量建设。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曾指出：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深刻地说明了武器装备与军队规模的关系。80年代裁军百万，减少了数量，发展了武器装备，提高了质量。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江泽民指出：“现在，我军规模仍然偏大，‘肿’、‘散’的问题仍然存在，国防费的开支中生活费占的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此，他提出再精减军队员额50万，再次说明了缩小规模，发展武器装备对加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武器装备的发展将是制约中国人民解放军数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时，必须同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相称。
　　第三，正确处理平时与战时的关系。和平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保持一支战时所需要的庞大常备军。和平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经济，军队的任务是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创造有利的形势，支撑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地位，为减少军费的负担，国家应将军队规模压缩到尽可能小的限度。和平时期应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邓小平根据世界军事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人民解放军的现状，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明确地表述了必须建设高质量的精兵的思想，指出了新时期军事改革所要遵循的根本途径。要做到精干高效这一点，既能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改善武器装备，又可提高效能，增强战斗力。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需要有一支高质量的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数量已经代替不了质量，在军费有限的条件下，军队的数量过多，势必直接影响质量的提高。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这是人民解放军50年代和80年代后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因此，今后一定要坚持这一重要原则。
　　为了减轻国家对军费的负担，世界上许多国家平时都只保持一支规模较小、质量较高的军队。但是，为了战时的需要，也都保持一支精干的、应变能力较强的基干军队，并建立完善的后备力量动员体制，以适应局部战争、突发事件和战时扩编的需要。平时与战时，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军队所担负的任务不同，军队规模的差别也必然很大。实践表明，平时军队的规模同战时的需要总是有一定的差距，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随着未来高技术战争突然性的增大，这个特点愈加突出。从世界一些国家武装力量建设的情况看，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并强化快速动员机制，是解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基本办法。只能在保持一支精干常备军的同时，以寓兵于民的办法，保持相当数量的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后备兵员，以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问题。军队建设的规模应坚持平战结合的原则。
　　第四，科学判断战略形势，及时做出精兵之策。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将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中心错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对形势估计不足，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必将危及国家安全。5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实力的消长和现实政策的变化，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正确认识和判断。多次明确指出，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但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必须抓住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加速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同时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最根本的准备，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人又担心不久将发生新的战争。毛泽东经过冷静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一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精简整编提供了重要依据。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在指出战争威胁仍然存在的同时，又指出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彭德怀在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时机，紧缩军政费用的开支，加速经济建设以打下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础，我们就可能犯丧失时机的错误。”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坚决地连续四次大量缩减军队员额，由600多万人减到300多万人，是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分不开的。
　　后来，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世界战争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认为已经迫在眉睫，军队员额又达到600多万人，这不仅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国防和军队的根本建设。
　　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透彻分析，依据战争运动规律和相关因素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世界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考察，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新判断。早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做出了大仗在近期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1975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压缩解放军的定额，准备精简全军总人数的26.2%。1985年，他做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轨道上来，抓紧进行军队的根本建设，提出了裁军100万和军队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两项重大决策。这样人民解放军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由600多万人减到300万人，军队人员裁减了一半多。
　　90年代，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他宣布：我国在三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是半个世纪中军队员额最少的时期之一。
　　纵观几十年人民解放军走过的这条精兵之路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个启示，就是对世界战略形势的科学判断，精心捕捉与把握好战略机遇，及时做出精兵之决策，是提高军队的质量建设的关键因素。
　　第五，精简整编的目的是增强现代作战能力。邓小平下决心精简整编军队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军队要能够打赢现代战争。通过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军队具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邓小平对部队整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减人，而是要建设一支现代作战素质很高的军队，使之成为一支可以抗击现代强敌的精兵。为此，他特别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为了提高人员素质，他指出“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①，并对这一方针具体化，强调要从两方面去做。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另一个方面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把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作为提高军队质量和进行现代战争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实践证明，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富国强兵之路。世界上近年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实践表明，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军队建设的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新时期军队改革的必然选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还比较落后，军费开支相对较少。讲质量、建精兵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有利于军事装备的现代化。走精兵之路，符合当今世界军队建设发展的走向，能够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军队在技术装备上的差距，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打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必须精干，只有高度重视军队的质量建设，建设一支精兵，才能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
　　军队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国内情况变化，要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革。只有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瞄准和研究高标准，寻找军队改革的捷径，才能建设一支高质量的精兵。军队改革和精简整编，必须站在世界军事发展的最前沿和最高点来思考问题，瞄准和研究强手，确定自己的精简整编的目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先进的建军和作战的经验。使军队的改革、整编更加符合现代战争需要，使军队应付现代战争的能力不断提高。
　　第六，精简整编决心要大，工作要细，步子要稳。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是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决策，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的大事。历史反复证明，能够跟上时代和军事革命步伐的国家和军队，往往高人一筹，克敌制胜；反之，往往被动挨打，以至军败国亡。回顾人民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几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之所以搞得比较好，首先是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开拓精神，大胆、科学的制定决策分不开的。决策者不仅有很强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又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高瞻远瞩，战略眼光，无私无畏，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军队未来发展，大胆决策，敢于试验，同时又具有科学严谨的精神，把精简整编的措施建立在适合国情军情的可靠可行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稳妥的方法和步骤，扎扎实实地推进军事改革。邓小平在谈精简整编工作时说：“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工作要细”①。
　　所谓决心大，就是有卓越的战略眼光，认识到的、看准了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该撤的要撤，该并的要并，该减的要减，不要怕得罪人，使精简整编方案得到彻底贯彻，实现精简整编的目标。邓小平说：“下了决心，坚定不移”，“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②。”他还指示：搞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不行。他把精简整编看作是一场革命，要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姿态来对待这项工作，那种舒舒服服、修修补补、前怕狼后怕虎或安于现状等精神状态，是不可能搞好改革和精简整编的。他要求，在宏观指导上要制定一个“革命性”的精简整编方案。
　　工作要细，就是对精简整编必须有很强的责任感，科学决策，部署与实施要慎重。因为精简整编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事，不仅关系着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而且对国家经济建设亦产生深远影响，决策失当，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对精简整编的方案，要充分研究论证，力求科学合理。50年代，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工业基础的可能条件和军队建设和实际情况，经过充分地酝酿，多次召开会议，集体决策，做出精简整编，裁减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决定。对军队规模的确定、各军兵种比例的调整，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国防需求，又照顾到国家经济上的可能，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对部队的编组，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发展；既注意借鉴外军的经验，又注意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当前和发展、学习外军经验与继承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注意整体优化，提高效能。对一些精简方案的制定，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修改完善，慎重出台。
　　步子要稳，主要抓好如下几项工作。第一，要统一领导，分步实施，工作深入细致。精简整编关系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局，任何疏忽草率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积极稳妥扎实细致地进行。80年代，采取分批裁减的办法。第二，军队与地方共同解决精简整编中的问题，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精简整编中突出的问题是干部问题，妥善安置转业干部的工作、生活等问题，使干部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第三，制定妥善安置转业、复员军人的方针政策。中央明确规定转业干部的工作安排、职务、待遇等，对转业军人要“负责到底”，“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保证他们的工作、生活，为他们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创造良好的条件，绝不允许推出去了事。第四，加强精简整编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把广大官兵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使指战员树立高度的全局观念、大局观念、纪律观念，强调小局服从大局，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严格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提倡顾大局，讲团结，保证搞好单位的合并，搞好干部的进出调整，妥善安排好编余干部；严格财物管理制度，防止公有财物流失。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全军在精简整编中，顺利完成整编、撤并、移交许多单位，安置数百万干部的工作。无论是对单位的撤、并、降、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保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圆满完成精简整编的各项任务。

第三章诸军兵种回眸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一支以单一步兵为主的陆军部队。为适应保卫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需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单一陆军向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技术兵种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20世纪50年代先后新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领导机构和部队。至此，人民解放军的军兵种建设已初具规模。60年代，人民解放军迈开了军兵种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步伐，1966年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基建工程兵。在5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建设之需要，先后对防空军、公安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进行了撤销或合并，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的军兵种设置更趋科学合理，加快了合成军队建设的进程。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合成军队。

一、蓝天卫士--人民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50多年来，人民空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体经历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全面建设、“文革”10年曲折前进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发展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取得了建军、作战和建设祖国等光辉业绩。人民解放军空军已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航空兵为主体，包括高炮、地空导弹、空降兵等作战部队以及雷达、通信等保障部队、多兵种合成的技术军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为建立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空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筹建人民空军
　　1、筹划创建人民空军
　　富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深知空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渴望建立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早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派了少数干部去苏联学习航空，1939年又派了40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到新疆盛世才的部队学习飞行和飞机维护，1946年3月，在中国东北的解放区牡丹江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当时惟一的一架高级教练机就有125个补丁（机身在作战中被打穿的地方打上补丁）。飞机起飞要先烧柴火给发动机加温，再用手摇惯性起动机才能起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训练出了100多名飞行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骨干。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向全党发出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最早提出了建立空军的任务。指示提出：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并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东北老航校已经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而且在已经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了不少机场，缴获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材，具备了建立空军的主客观条件。
　　1949年3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特地召见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听取汇报，了解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很感兴趣，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1949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等分析认为，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亦正企图以台湾为其进行军事抵抗和经济封锁的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因此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毛泽东于1949年7月10日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据朱德建议，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召有关同志商酌。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进一步提出，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生长，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中共中央在做出建立人民空军决策的同时，即着手组建空军领导机关。
　　2、组建军委航空局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开始办公。军委航空局的机构，开始设有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渡江战役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遂于1949年5月增设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扩编为172人。
　　军委航空局抽调干部组成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在各野战军的关怀和支持下，接管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器材等工厂32个；收容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这样初建时拥有航空技术人员2983人，飞机159架。军委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修复机场，迅速开辟空中运输线。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军委航空局于1949年8月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20多架飞机，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并组织该中队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
　　军委航空局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缘的红带，它标志着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是在陆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征着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它象征着人民空军的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为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领导机关的前身。
　　3、筹建空军司令部
　　1949年六、七月间，决定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央军委确定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7月11日周恩来召见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刘亚楼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报告。拟议中的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8月19日，第14兵团机关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共2515人由武汉抵达北平，10月下旬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萧华未到职），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初，总参谋部就空军的名称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两个方案。毛泽东看后圈定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并暂时按兵团一级。11月9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报告，空军领率机关正筹备就绪，空军领率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诞生
　　1、空军领导机关的成立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从此，空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后来中央军委将1949年11月11日确定为人民空军的成立日。经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等5大部。并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原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不久，刘亚楼司令员提出空军领率机关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表，经毛泽东批准，首先建立司令部（开始称参谋部，王秉璋任参谋长，何廷一任副参谋长）、政治部（萧华任政委兼主任）、训练部（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兼部长，薛少卿任第二部长）、工程部（王弼任副政委兼部长，谢唯进任政委）。后勤部和干部部由于第14兵团无相应的组织机构，当时暂缺。为了解决空军初建时期后勤方面繁重的保障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月，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6分部改编为空军后勤部。4月22日任命谷广善为部长（原四野后勤部运输部部长）、杨尚儒为政委（原四野后勤部第2分部部长）、石忠汉为第二部长（原四野后勤部第6分部部长）。9月7日正式成立空军干部部，吴法宪任副政委兼部长，杨春甫任副部长（原四野第五十一军政委）。
　　与此同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薛少卿、谷广善、杨尚儒、杨春甫、方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因故未到任；后由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担任）、王集成（华东军区空军政委）、李世安（空军第四混成旅政委）、刘风（空军第二航校校长）、吕黎平（空军第4航校校长）、黄玉坤（空军第三航校政委）等15人组成。刘亚楼任党委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至此，空军领导班子基本配备齐全，领率机关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空军领率机关组成后，在加紧领导机关本身和业务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等方面建设的同时，全力大办航校，组建军区领导机关和组建部队。
　　2、成立军区空军领导机关
　　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航空处属军区建制，在业务指导及航空器材、航空人员的调度上，接受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其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的事宜。
　　为适应空军初建时期的迅速发展，中央军委决定把军区航空处机构扩建为军区空军司令部。1950年8月，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辽东军区、辽西军区、陆军第171师部分机构合编组成。第一任司令员段苏权，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治委员王德贵，参谋长欧阳家祥，政治部主任赵正洪。不久，由于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调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又调周赤萍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195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并调步兵第205师师部机关大部和华北军区部分人员加以充实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徐德操，政治委员漆远渥，参谋长油江，政治部主任李克如。
　　1950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而成。第一任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王集成，副司令员张藩，参谋长蒋天然。
　　1950年9月24日，在武汉成立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51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吴富善，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王建中。1955年7月，中南军区空军机关由武汉移驻广州。
　　1950年9月22日，成立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傅传作，政治委员余非，参谋长欧阳挺，政治部主任陈浩。
　　1951年7月，西北地区开始筹组空军部队和学校，12月，在兰州成立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六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罗元发，副司令员张贤约，副政治委员赵光远，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张孝德。
　　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军委空军和大军区双重领导。
　　（三）空军的全面建设
　　人民空军诞生至60年代中期，空军建设全面展开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军委首长对空军建设精心谋略，全面规划，在空军首长的亲自领导下，在全体空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奋斗下，空军建设取了辉煌的成就。
　　1、空军建设方针和任务的确定与初期发展计划的拟制
　　人民空军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要创建一支空军，决非轻而易举，需要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需要有机场、飞机和各种复杂的装备器材。但是在当时，这些条件都非常差，可以说几乎没有。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并着手培养了航空人员，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这方面还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只有40多名红军干部在新疆学习航空；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航校，也只培训了很少一部分飞行和技术人员。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接收了国民党空军留下的烂摊子，机场遭到严重破坏，飞机只有88架。
　　空军是一个掌握复杂技术装备的新军种，应该怎样进行建设，确立什么方针，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等空军首长高度重视，在1950年三、四月召开的空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上，探讨了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会后，刘亚楼又对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1951年2月空军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其基本指导思想包括：空军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基本制度坚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的方针原则、制度和优良传统；党委制，集体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在业务上，以苏联空军为榜样，尽快把技术学到手，等等。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保证了空军各项建设的顺利发展。
　　人民空军的任务是什么？朱德和毛泽东作了明确的指示：1950年3月10日，朱德总司令指示说：“我们建设空军，要达到和完成怎样的任务呢？首先，要配合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消灭残匪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4月15日，毛泽东主席给《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题词：“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这一题词，对人民空军的任务作了完整的表述。
　　根据空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1950年8月，空军拟制了1950年至1953年的《建设大纲》。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和空军担负作战任务的需要，1953年底的主要发展目标：从1950年11月起扩大已建立的7所航校的培训规模，四年内毕业三期学员2.54万名；组建航空兵部队97个团，即：以航校第一期1950至1951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3个航空兵团，第二期1952年毕业的学员组成45个航空兵团，第三期1953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9年航空兵团；装备飞机4507架，其中作战飞机2640架；组成1个空军陆战旅；建立11个飞机修理厂；修建机场107个；培养干部，选送80～90人出国留学，在陆军大学内开设一个航空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一个航空工程系，这两个系积累经验后，再组成单独的航空大学，空军总员额29万人。
　　2、第一支飞行中队的组建和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
　　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5月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4型轰炸机6架，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投下炸弹30枚，毁伤飞机4架，炸坏机库1座，炸毁房屋196间，伤亡24人。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预定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于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建议调集10名左右的飞行员，装备相应数量的战斗机，组建一个飞行中队，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飞行中队的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由军委航空局负责。1949年8月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各分队的分队长是：第1战斗机分队长赵大海，第2战斗机分队长杨培光，第3轰炸机分队长邓仲卿。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洲、王树荣、毛履武、禹庆荣、王玉珂、任永荣等。为了加强作战力量，9月上旬，又从东北老航校选调飞行技术较好，飞过P-51战斗机的林虎、孟进两人参加飞行中队。地面分队长为刘平凡，机务人员40人。飞行中队最初有飞机10架，其中P-51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飞行中队经过短时间恢复技术后，从9月5日起，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飞行中队的建立和担负防空任务，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10月，为了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力量，又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了一批骨干，有刘玉堤、徐登昆、阮济舟、李汉、吉世堂、马杰三、李国治、李宪刚、牟敦康、刘耀西、陈亮等飞行员和一部分地勤人员。同时增调作战飞机19架，其中P-51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轰炸机各1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执行日益繁重的空运任务，在飞行中队又增编第4运输机分队。这个分队装备C-46、C-47运输机3架。分队长谢派芬，飞行员有杨宝庆、徐骏英、王恩泽、于希和、王洪智等人，还有领航、通信人员10余名。飞行中队除防空作战外，还担负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陆空合练等任务。
　　组成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受阅。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要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立即调集各型飞机17架，按照机种的类别，组成6个空中分队。受阅飞行的总领队，最初由南苑机场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在受阅训练中飞机发生故障跳伞负伤，临时决定调东北老航校负责训练工作的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
　　受阅飞行编队的飞行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要显示出整个队形的严密、完整、紧凑、壮观，又要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到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从飞行中队受领任务到正式受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紧张地进行训练，先组织分练，尔后组织合练，还进行了两次预演。9月23日受阅机群第一次预演，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空中有机群通过的声音，关切地询问是哪里来的飞机？周恩来欣然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人民的飞机，他们是来保卫政协会议的，并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正在组织训练。
　　开国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北京30万军民欢聚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亲自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朱德总司令宣读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随后，阅兵式开始。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按照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出航，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的分列式开始，受阅的机群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由东往西，朝天安门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轰鸣而过。第1分队长机由邢海帆总领队担任，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孟进、林虎；第2分队长机是杨培光，左右僚机飞行员是阎磊、王延洲；第3分队长机是赵大海，左右僚机是谭汉洲、毛履武。紧接着飞来的是两架蚊式轰炸机，编成第4分队，排着“一”字队形，长机飞行员是邓仲卿，僚机飞行员是王玉珂。后面是第5分队，3架C-46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在长机刘善本率领下，平平稳稳地向前跟进，飞行员有谢派芬等人。最后是第6分队，由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组成，长机飞行员方槐，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安志敏、任永荣。17架飞机编成一个完整的受阅队形。当人民空军的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着迅速掠过的机群，频频招手致意。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整个广场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3、组建航校
　　要建设空军首要的任务是培养飞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这项任务，最重要的首先开办航校进行培训。中共中央根据空军面临的作战任务、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批航校。空军首长决定立即集中一切力量，投入航校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一所在1946年3月建立的东北老航校，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建设人民空军的需要。中共中央确定以东北老航校的干部、学员为骨干，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尽快建立第一批航校。1949年7月11日，刘少奇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晤时提出：需向苏联购买飞机和装备，请苏联派出专家来华协助创办航校。苏方表示同意后，8月1日，中共中央即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去莫斯科商谈具体事宜。最后达成如下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校，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协助工作。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空军随即召开第一次航校工作会议，并提出了“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的方针，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做好航校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
　　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0日正式颁布命令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航空学校。此时，向苏联买来飞机185架。对航校校长的人选，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即：第1航校校长为刘善本，第2航校校长为刘风，第3航校校长为陈熙，第4航校校长为吕黎平，第5航校校长为方子翼，第6航校校长为安志敏，第7航校校长为魏坚。空航校政治委员，从各野战军中选调。各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共提出19名预选对象，中央军委从中选定了7名，即：第二野战军第28师政治委员姚克祜任第1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1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任第2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101师政治委员王学武任第3航校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任第4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63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渊任第5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41师政治委员张百春任第6航校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4师政治委员罗野岗任第7航校政治委员。各航校所需的其他干部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其中90%以上的人员是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来的；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6所航校仅用50多天就建立起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仅批阅空军有关办航校的请示、报告就有49件。再就是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6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开学。12月11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参加了第6航校的开学典礼。第7航校于翌年1月5日开学。
　　为了适应空军组建的需要，1950年空军采取了3次措施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培训能力显著增长，但仍不能满足航空兵部队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空军决定从1951年开始，增建新的航校，将初期创办的既训练飞行人员又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航校，分建为单一的空勤航校和地勤航校。5月将第4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沈阳新成立的第8航校负责培训。翌年8月，又将第1、2航校培训的轰炸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长春新成立的第9航校负责培训。同年将第3、5、6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也调出，由在太原新成立的第10航校负责培训。空、地勤人员实行分校训练后，由于专业技术比较单一，不仅有利于加强领导，提高教学质量，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1953年1月，在陕西户县成立了第11航校。该校最初的任务和歼击机航校相同，后来改为担负轮训部队飞行中队长和新机种改装的训练任务。2月，在山西临汾又成立了第12航校，担负培训歼击机飞行学员的任务。空军初建时期，参战任务紧迫，急需提高指挥员战术素养与指挥能力，1953年1月，在北京南苑成立了空军中级指挥员训练班。该训练班主要负责轮训航空兵部队大队和团一级指挥干部，以学习战术为主，并有重点地研究部队急需解决的飞行技术问题。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航校共培训出飞行人员5945名，机务人员2.4万余名，军事干部396名，政治干部690名，后勤干部310名，为一批又一批地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条件。
　　培训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为了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人员。1951年初，空军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55名女学员。这批学员到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训练飞行员14名，空中领航员6名，空中通信员5名，空中机械员30名。经过刻苦训练，到1951年11月，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黄碧云、邱以群、戚木木、施丽霞、陈志英、何月娟、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王坚、伍竹迪、秦桂芳等14人，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闯过了学习中的一道道难关，掌握了飞行技术。她们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同时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55人个个学成，无一掉队。毕业以后分配到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飞行员们为首都人民作了第一次飞行表演。这一天，7000余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记者等，来到西郊机场参加庆祝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的盛典。飞行表演前，朱德总司令、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邓颖超讲话说：“今天举行女飞行员起飞典礼，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女飞行员戚木木汇报了她们学习航空技术的情况，并代表女飞行人员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奋斗。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女飞行人员。毛泽东主席关切地询问：她们都成器啦？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回答：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
　　在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编入部队服务以后，空军又先后培训了多批女飞行人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培养女飞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院校全面建设。1954年以后，空军院校从创建阶段进入巩固加强、整顿提高、稳步发展的阶段。由单一的航空学校训练逐步建立起与空军编制相适应的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由速成性质的训练逐步走上正规训练的轨道。在总结已有办校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教育训练的规律，进行教学改革，基本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空军建设需要的办校道路。
　　健全院校培训体制。1954年以后空军根据任务的需要，新建了一批院校，并对院校培训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为了解决各类专业干部的培训问题，1954年10月在太原组建空军后勤学校，在洛阳成立空军政治学校，分别担负培训后勤和政治工作基层干部的任务；1955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划归军队建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气象专科学校，由空军领导，负责培训气象人员；1956年10月，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14航空学校，负责培训基层通信技术、指挥干部；1958年9月，在陕西户县组建空军第16航空学校，将原在轰炸机航校与飞行员合训的空中领航员和通信射击员，集中在此校培训，1961年4月，在长春组建空军卫生学校，负责培训初、中级医务人员。
　　由于航空兵部队的发展，原有的第8、第9、第10等3所地勤航校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1956年空军确定将第8、10航校的训练任务调整为专门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师。1956年4月，在成都以第4预校为基础组建空军第13航空学校，主要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员。1959年9月在吉林组建空军第17航空学校，专门培训歼击机机械员。1967年空军第8、9、10、13航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航空机务学校。另外，将原有的8所预校作了精简。除第3、4预校改为通信学校和第13航校外，撤销第5、6、7、8预校，仅保留第1、2预校，负责空勤学员转入航校前的军事、政治基础训练。1957年，将原防空军所属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兵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和防空学校划归空军建制。撤销了技术学校。防空学校与雷达学校合并，称为空军雷达兵学校，1958年9月，在保定组建特种武器学校，称为第15航空学校，为全军培训地对地、地对空、地对舰导弹技师。
　　为了培训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于1958年9月在北京组建空军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航空兵团（营）级指挥、参谋干部和大队以上领航主任，轮训空军师以上指挥、参谋干部和团以上政治、后勤干部。于1961年2月在西安组建空军工程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中队以上航空工程机务干部、机场建筑工程技术干部和气象工程技术干部。由高级航校、高级防校、气象专科学校和第15航校承担另一部分营（大队）、团以上指挥、技术干部的培训任务。1963年3月，这4所学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高级专科学校。
　　到60年代中期，空军院校体系构成是：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4所，空勤航校10所，地勤航校5所，政治、后勤、高炮、雷达、通信、卫生学校各1所，航空预备学校2所，共计29所院校。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
　　4、组建航空兵部队
　　航空兵部队是空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组建各机种配套、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有战斗力的航空兵部队，是人民空军在创建时期的根本任务。
　　筹划空军师、团机构和装备。组建航空兵部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空、地勤人员；第二，要有师、团领导机构；第三，要有飞机装备。空军航校培训的空、地勤人员，为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第一个条件。但是部队的领导机构和装备的来源尚未解决。1950年4月1日，空军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建议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报告称：各航校第一期空、地勤学员全部毕业后，可编成7个航空兵师，中央军委采纳了空军的建议。这样，由各野战军选调步兵师部及团部的现成机构，再由空军配以若干技术干部组成空军的师、团机构。从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成建制的师部有12个、团部有49个（含零星调入团部10个）。这些从陆军调来的师、团领导机构，大都经过陆上战斗锻炼，有的是屡建战功的老部队。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其师、团领导机构多是由陆军各单位零星抽调人员组成的。1952年底以后，由于空军航空兵部队已有相当的基础，再组建新的部队时，其师、团领导机构则主要从空军内部抽调人员组成。
　　飞机装备的来源。组建航空兵部队初期所需的飞机装备，只能向苏联购买。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向苏联斯大林、布尔加宁等领导人发电报、信件32次。1950年1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加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拉-9歼击机280架，图-2轰炸机198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08架）。后来，因上海地区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中国政府商请苏联政府派空军部队协助保卫上海地区的安全。苏联巴基斯基中将率部于1950年二、三月间到达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担负防空任务。10月巴基斯基所部调回苏联，其装备经两国政府商定作价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遂于10月中旬，接收驻上海、南京等地苏联空军部队的武器装备，计有各型飞机119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别洛夫师于1950年8月到达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后来采取同样办法，将其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122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6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二批组建的部队。同年10月、12月，苏联空军13个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到达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这些苏联空军部队，除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外，并负责帮助中国空军部队进行训练。后来，中国空军有偿地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这批装备，是中国空军组建第三、第四批航空兵部队所需装备的主要来源。随后组建的第五、六、七批航空兵部队的装备，主要是从苏联进口和在中国空军内部调整、替换解决的。
　　组建航空兵部队。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这是解放军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共111架飞机。8月8日移驻上海。华东军区司令员聂风智兼任旅长，调第2航校政治委员李世安任旅政治委员，王志增、刘善本任副旅长，王香雄任参谋长，谢锡玉任政治部主任。旅部机关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师部改编组成，共308人。旅所属4个团：第10团，1950年6月9日在徐州成立，团长夏伯勋，政治委员王学武。其团部以步兵第116师第348团团部为基础组成。第10团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第11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团长方子翼，政治委员张百春。其团部以华东军区南京警备第102师第306团团部和第304团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7月29日移驻上海江湾机场，接收苏联空军部队的拉-11活塞式歼击机。第12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代理团长刘忠惠，政治委员黄文。其团部以华东军区上海警备第100师第299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图-2轰炸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轰炸机部队。第13团于8月1日在徐州成立，政治委员葛振岳。其团部以华北军区步兵独立第206师第616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伊尔-10强击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强击机部队。
　　第4混成旅的全体指挥员，按照空军领导的要求，在苏联顾问帮助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换装训练。参加训练的飞行员，有98名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平均每个飞行员飞了16小时25分。该旅自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任务。飞机增加到155架。
　　组建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空军在组建歼击、轰炸、强击等作战部队的同时，为了适应空中运输任务的需要，也抓紧组建了空运部队。1950年2月在北京西郊机场成立了一个空运队。空运队的飞机是缴获国民党空军的12架C-46、C-47运输机；空、地勤人员大部队是起义人员和各地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这个空运队担负过许多专机和空运任务。1950年3月，为了给进藏部队空投粮食等物资，先后从华北和西南军区航空处调集C-46、C-47运输机，又组成一个空运队。周恩来于9月16日向苏联提出订购42架伊尔-12运输机及必要的油料、器材，同时聘请苏联顾问58名，帮助中国空军训练空运部队。9月空军筹组了高空运输训练大队，附设在长春第2航校进行训练。该训练大队共有学员237名。11月24日正式开课，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训练，于1951年1月30日毕业，分配到西南军区组建空运部队。1950年11月24日，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团———空运输团在四川新津正式组成，由向黑樱任团长。团组建后，继续执行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1951年4月24日，以高空运输团为基础，又从第2航校抽调部分运输机和空、地勤人员，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即空军第13师。第一任师长为刘绍堂。该师下辖第37、38、39团，有飞机47架。
　　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1949年8月刘亚楼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时提出聘请伞兵顾问和教员41名，并订购了第一批伞兵用的降落伞。1950年7月17日，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的番号。7月26日，空军陆战第一旅以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89师师部为基础在上海组成。旅长由朱云谦担任。8月1日，旅部由上海移驻开封。9月16日，在开封召开空军陆战第1旅成立大会，共计5000余人，分别来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山东、华东、东北军区等40个军以上单位。全旅人员共产党员占88%，英雄、模范、功臣占93%，参加过战斗的占83%。12月，空军陆战第1旅改编为空军陆战第1师，后来又改称伞兵师、空降兵师。
　　组建28个航空兵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加速建新部队的步伐。10月5日，空军歼击第3旅旅部和所属的第7、8、9团，以原步兵独立第209师师部及所属第625、626、627团团部为基础在沈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高厚良任政治委员。不久方调走，由夏伯勋任代旅长。
　　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4旅组建时下辖2个团，第10团、第12团。
　　同年10月31日，空军部队的番号名称由旅改为师，遂将空军歼击第3、4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3、4师。
　　11月25日，空军第2师以华东军区抽调的干部为基础在上海成立。该师由刘善本任师长、张百春任政治委员，下属第4、第6团。1950年11月下旬至1953年底，又组建了5批25个航空兵师60个团。即：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27日组建了强击机的第5师，歼击机第6、7、9师，轰炸机第8师。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5月组建了轰炸机第10师，强击机第11师，运输机的第13师，歼击机第12、14、15、16、17、18师。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组建了歼击机第19、21、24师，轰炸机第20、23、25师，强击机第22师和侦察机独立第1、2团。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组建了歼击机第26、27师，强击机第28师，运输机独立第3团，轰炸机独立第4团。与此同时，将每师二团制逐步扩编为三团制。1953年底和1954年初，组建了歼击机第29师，侦察机独立第5团。至此，空军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担负了保卫祖国和抗美援朝的防空作战任务。
　　5、建立空防合一的空军体制
　　50年代初，空军与防空军，是两个独立的军种。195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防空军合并于空军。5月17日合署办公。军区空军和军区防空军机关及其所属部队的合并工作也相继完成。从此，防空军称号撤销。
　　防空军的创建与发展。早在1948年8月9日，中央军委针对一些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空军的空袭日益增多的形势，提出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到1949年底，共有16个高射炮兵团，分别部署于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上海后，中央军委对加强城市要地防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地相继建立了防空指挥机构和防空组织，组建了一批防空作战部队。1950年3月至5月，先后组建了3个高射炮兵师：3月12日，由河南警备第2旅所属机关和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合并在武汉组成高射炮兵第1师，由蔡爱卿任师长，程明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2、3、9团，部署在雷州半岛、广州、武汉等地。4月12日，以驻东北地区的高射炮部队为基础在沈阳组成高射炮第2师，由谢兴华任副师长，孙文采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4、5团，部署在沈阳、鞍山、小丰满等地。5月1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与陆军第100师师部合并，组成高射炮兵第3师，由李大磊任师长，杨汉林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1、14、17、18团，重点部署在上海。
　　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周士第为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谭家述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经过多次充实、调整扩建，到1957年5月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防空军共有沈阳、北京、南京、广州等4个军区防空军领导机关，1个防空军军部，8所学校和以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等组成的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防空部队，总人数14.9万余人。
　　合并后的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司令员为刘亚楼，政治委员为吴法宪，副司令员为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
　　空防合并后的空军各兵种建设。1957年5月空防合并后，空军除航空兵、空降兵外，增加了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等兵种。1958年又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此后，空军各兵种根据战备任务需要和装备发展又有所变化。
　　航空兵包括歼击、轰炸、强击、侦察、运输和各种专业航空兵部队。在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到1959年这段时间，主要是调整、充实原有部队，一部分老的师由二团制扩充为三团制。1960年到1965年，为了沿海地区的严密防空，先后新建了一批歼击航空兵师。
　　高射炮兵在空防合并时，已发展到11个师。1959年以后，除抽调一个高射炮兵师师部改建为地空导弹训练基地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保卫的目标增多，高射炮兵部队一度有所发展。
　　地空导弹兵是空军的一个新兵种。1958年10月，空军开始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当时所需的装备是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组建了3个营。第1营营长为张建华，第2营营长为岳振华，第3营营长为杜先照。1964年3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地空导弹师──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4师，由张伯华任师长，贺芳齐任政治委员。翌年，国产地空导弹兵器开始装备部队，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速度加快，每年都新建一批部队。地空导弹部队逐步发展成为国土防空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空防合并后，防空军的对空情报兵改名为空军雷达兵，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担负全国范围的空中情报保障任务。
　　探照灯兵在空防合并后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当时有6个探照灯团，部署在几个主要地周围，配合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部队夜间作战。
　　空军原有一个空降兵师。1961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陆军第15军改编为空降兵军。原有的空降兵师也同时划归该军建制。由赵兰田任军长，廖冠贤任政治委员。当时，空降兵立足于敌后，空降营以小分队作战，在编制、装备、训练上体现以步兵为主，以轻武器为主。为了保障空降兵执行作战、训练任务，1964年10月组建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配属空降兵建制。
　　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的调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以后，根据武器装备的发展、组织体制的变化和领导部队工作的需要，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在1956年以前，按照与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对口的原则和空军业务工作的特点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工程部、军事订货部、修建部、后勤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等11个部和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1957年由于空防合并，增加了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探照灯兵部等3个部。同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将空军财务部并入空军后勤部。同年9月，根据国防部命令将空军司令部通信处改为空军通信兵部。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又增设了2个部，合并了5个部。1966年6月又分出，成立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合并的5个部门，都是业务相近的，空军订货部并入空军工程部，空军修建部并入空军后勤部，空军探照灯兵部并入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空军干部部并入空军政治部，空军通信兵部并入空军司令部。经过调整，空军领导机关仍有11个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高射炮兵指挥部、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直属政治部。
　　各军区空军机关是随着各大军区的变动和战备任务的需要而调整的。1954年，空军有6个军区空军机关，即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军区空军。1955年5月，各大军区重新划分，军区空军亦随之改变名称，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军区空军相应地分别改为沈阳、北京、南京、兰州军区空军；原驻武汉的中南军区空军更名为广州军区空军，移驻广州；原驻成都的西南军区空军更名为武汉军区空军，移驻武汉。1958年8月，根据入闽作战的需要，组成福州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福建、江西两省的空军部队，由聂风智任司令员。1967年6月，以原驻济南的空军第6军军部为基础，组建了济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山东省的空军部队，由吴宗先任司令员，李勃任政治委员。为便于领导和指挥驻昆明、成都、新疆军区的空军部队，1960年8月和1965年7月，分别在昆明和成都组建了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和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1964年12月在乌鲁木齐成立了空军第9军，后来，改为新疆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上3个指挥所都行使军一级权限，直属空军建制。
　　6、战斗保障体系建设
　　其主要有：航空侦察建设。航空侦察的目的在于短时间内获取较大面积的各种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情报资料，为空军等部队的作战行动提供情报。所以，航空侦察既是一项战斗保障，又是一种战斗行动。在组建空军部队的初期，没有单独建立侦察航空兵部队，只在歼击航空兵部队中配有少量装备有航空照相机的飞机，执行照相侦察任务。随后在一些歼击航空兵部队中，编制了侦察分队。1951年11月，在南京组建了独立第1、2团，这是空军最早建立的侦察航空兵部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为了加强航空侦察力量，空军又陆续组建了几个独立侦察团，并在各歼击、强击、轰炸航空兵师建立了侦察分队。与此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图像情报处理机构，逐步形成了空军的航空侦察系统。空军侦察航空兵部队使用的飞机，大都由现役飞机改装而成。
　　雷达情报建设。空防合并后，空军原有的引导雷达站和原防空军对空情报兵所属的对空监视哨、警戒雷达站，合并整编为空军雷达兵部队，使警戒雷达和引导雷达由两个系统合为一体。雷达兵部队的特点是驻地分散，指挥集中。1959年空军改变确定雷达兵以雷达站为基层单位，团为最高单位，在团和站之间因地制宜地设情报营部或管理营部，组成团、营、站三级或团、站两级体制。6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雷达兵部队全部编成团、营、站三级体制。雷达兵部队从1953年开始装备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警-1型雷达。到1957年，已装备了5种型号的国产雷达，60年代中期，技术性能较好的国产大型警戒和引导雷达装备部队，使雷达保障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通信导航建设。在编制、体制方面，陆续建立了通信业务部门，通信团、通信营、通信队等通信部（分）队，以及通信器材修配厂、通信器材仓库等。空军对空指挥和空中指挥通信，建立了超短波地空通信系统，为地面和空中根据需要转换指挥和协同关系，提供了有效的通信手段。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到60年代中期，已构成了指挥、情报、协同、航行、气象等无线电通信网路。
　　领航保障建设。1954年空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领航保障建设的措施：从难、从严进行领航、轰炸、引导训练；进行定期技术检查、考核；强化领航业务理论教育；对领航人员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到1956年，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地面领航员队伍。60年代又采取了新措施，加强地面领航人员队伍建设。从1955年至60年代中期，地面领航人员共引导空军飞机击落击伤入侵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58架，有67名地面领航员荣立战功。
　　气象保障建设。空军初建时期的气象保障比较薄弱，从1954年开始逐步加强了气象网的建设。除在东北、华北地区组建了区域性气象网外，在华东、中南、福建地区组建了一批气象台站，在内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组建了一批机动气象站，构成了小范围的区域性气象网。在全国范围160多个气象台站建立了危险天气通报网，在一些主要地区建立了临时气象观测哨，在沿海地区则利用对空监视哨和海军观测站观测报告天气实况。还组织了近600个地方气象台站分别向空军提供气象情报。为了提高气象情报的传递时效和气象保障能力，1960年先后在京津、沪杭、旅大、广州等地组建了区域天气实况传递网；在沈阳、南京、武汉、西安等地建立了区域气象广播台，定时播发空军气象台站和有关地方气象台站的天气实况以及其他气象资料。为了收集国外气象情报，60年代中期，在北京、武汉、兰州、昆明等地建立了用以收集传递国外气象情报的收发信台。尔后，空军建立了气象室20个、台站189个，气象工作人员1万余人，基本上初步建成了以气象室为枢纽、以气象台站为基点的气象保障体系。
　　飞机管制建设。到50年代后期，基本上形成了空军、军区空军、军和航空兵师、校（机场）等四级飞行管制系统。飞行管制设备不断改善。在飞行管制的各项建设中，空军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飞行管制的法规，使全国的飞行管制工作能够严密地组织和顺利地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飞行安全。
　　7、健全后勤保障体系
　　从空军诞生到60年代中期，空军后勤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50年至195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由全面向苏联空军学习，逐步转变到认真结合抗美援朝作战的后勤保障经验，探索中国空军的后勤建设道路，使各项后勤工作得到稳步发展。1960年至196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在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和国家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广大后勤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困难，保障空军部队完成了作战、训练任务。其主要有物资保障、国防工程保障、机场防护工程建设、后勤装备技术保障体系建设、卫生勤务保障、飞行后勤保障等。
　　（四）空军建设的挫折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空军搞阴谋活动，使空军各项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吴法宪追随林彪，在空军大搞唯心主义，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制造思想混乱。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削弱。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军事干部不敢抓军事，经常出现飞飞停停的现象。1968年，平均每个歼击机飞行员仅飞了23小时45分。航空兵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1972年，全空军只有6.2%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简单气象作战任务，只有1%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复杂气象作战任务。1974年保卫西沙群岛作战时，有的参战航空兵部队，拿不出建制作战分队，只好把大队长以上干部组织起来执行任务。院校建设遭受挫折。由于大砍院校，长期停课，以致部队中经院校培训的干部比例大大下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干部队伍的成长，给部队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文革”十年虽然使空军遭受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坚守战斗岗位，积极工作，完成了一些必须进行的工作，部队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备战、战场建设、科研试飞、作战、支援国家建设和维护国家稳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不断派出侦察机和战术战斗机，对西南边境和福建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空军担负作战的部队在社会上十分动乱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严守战斗岗位，先后击落入窜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6架，保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
　　（五）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空军先后在邓小平、江泽民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核心的领导下，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为指导，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从整顿各方面工作入手，实行拨乱反正，医治10年动乱造成的创伤，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空军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稳步前进；武器装备和各项保障工作有了改善和加强；人员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作风纪律，都呈现新的风貌。空军广大指战员常备不懈地担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使命，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空军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现代化建设新步伐，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姿勃勃跨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里，人民空军与时俱进，跨越发展。
　　1、“十大整顿”
　　1976年10月，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空军党委率领空军部队深入揭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全面整顿，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很快恢复了元气。1977年4月，中央军委对空军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张廷发为空军司令员，高厚良为空军政治委员。新的空军领导班子组成后，一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率领部队投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清查帮派体系，落实干部政策；一面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奋力扭转“重灾区”的局面，实行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领导班子、规章制度、军事训练、战备工作、政治工作、纪律、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后勤工作、机关作风等十个方面，称为“十大整顿”。
　　领导班子整顿：一是组织整顿，于1978年年底，把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调整完毕，使各级领导班子达到政治上强，作风过硬，比较年轻、精干。二是政治思想整顿，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规章制度整顿，从机关到部队，从干部到战士，都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做到人人有专职，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修订和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整顿训练工作，首先抓好飞行技术、航空理论基础训练，在空军各兵种各专业人员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掀起一个像1964年那样的群众性练兵热潮，院校按定额接收学员，培训空军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恢复和健全战备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统一空军作战指导思想，拟制、修订各种作战计划、预案，提高业务水平和指挥能力。政治工作整顿，由上而下、分期分批地对各级政治机关进行整顿，端正思想路线，纯洁干部队伍。整顿纪律，强调坚决执行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了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发动群众同事故作斗争，把空中和地面各种事故减下来。整顿航空工程机务工作，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机务维护规章制度，改进维护作风，办机务教导队，提高机务新兵训练质量，恢复驻厂军代表制度，把好验收关和产品质量关。整顿后勤工作，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加强场站建设，教育后勤保障人员明确树立为飞行服务的思想，分期分批地整顿国防仓库、油库，确实查清库存物资和装备的数量、质量状况，加强管理维护。整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改进文风，精简会议和文电。整顿作风，贯彻治军要严的指导思想，要求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十项整顿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重点放在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到1978年底，十项整顿基本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上到下建立了岗位责任制，修订和恢复了各种规章制度，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局面已经改变。航空兵部队和航校的飞行总时间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18.4%；航空兵部队年平均飞行时间87小时39分，突破了多年来在60小时左右徘徊的局面，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严重飞行事故万时率下降到0.36，是10年来最低的。地面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年终考核成绩优异。
　　经过整顿、调整和恢复，使空军的各项工作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空军建设的全面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2、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
　　在全面整顿、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空军依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拓前进，有计划地推进空军的全面建设，开创了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空军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加强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1976年以后，空军院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加强院校的全面建设，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体系，朝着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1978年初，据邓小平指示，空军院校的恢复工作迅速展开。在已恢复和改建第1、2航空预备学校、通信学校、军医学校和雷达学校的基础上。1978年3月至6月又重新恢复了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后勤学校、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和空军学院。到1979年，空军地面院校的学员定额，已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5650名，增加到1.86万余名。同时，还根据部队的需要，新增设了28种专业。空军院校经过紧张的重建和扩张工作，到1979年已大体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各航校在人员、飞机、器材基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每年的飞行总时间不断增加。1980年航校全年飞行时间达53万小时，比1977年增加53%。
　　对学员的培养，全面打好基础。空军院校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牢固树立为革命而飞的思想；在技术业务方面的要求，要熟练掌握飞行加强技术，达到训练大纲规定的质量标准，并扎实学好航空理论基础知识，以指导飞行实践；在作风纪律方面的要求，要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雷厉风行，机智灵活，一切行动听指挥；在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要具有适应紧张的飞行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耐力和平衡机能。空军院校在贯彻全面打好基础的工作中，始终把打好政治思想基础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为此，空军专门对飞行人员提出了必须具备的八项素质，即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宽广的胸怀、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严格的纪律、顽强的作风和强健的体魄。还针对空军部队驻地分散、条件艰苦、常年战备等特点，对学员加强树立坚强的革命事业心的教育和立志定向教育，使学员毕业后服从分配，到边疆、高山、海岛、戈壁、沙漠地区工作。
　　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1986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军队特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1986年以来，空军院校以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改革训练内容、改善训练条件和手段为重点，进行了大量工作，以实现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将空军学院改称为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学校改称为政治学院，航空学校改称为飞行领航学院，通信学校改称为电讯工程学院，后勤学校改称为勤务学院，高射炮兵学校改称为高射炮兵学院，航空机务学校改称为航空技术专科学校，军医学校改称为医学专科学校，航空预备学校改称为飞行基础学校。同时撤销了第9、10、11航校。气象学校和雷达学校在1979年6月和1983年6月，已分别改称为气象学院和雷达学院。空军院校的精简整编，主要是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即指挥军官分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军官分两等（中等、高等）、5种层次（中专生、大学专科生、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训。为了扩大知识面，增强工作的适应能力，从1987年开始，师（旅）职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军官（含军以上机关参谋）实行合训。空军还逐步发展了函授教育、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形式的在职教育，采取多种途径培养人才。进入八九十年代后，空军院校的教学手段向现代化发展，空军院校在开展模拟训练上亦有长足进步，技术训练模拟器已运用计算机控制。
　　为了适应新时期院校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院校把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和院校领导干部的教学管理能力，摆到了重要位置。在建立与健全空军院校教员选拔与使用制度的同时，1980年对航校的飞行教员提出了“五条要求”：（1）飞行事业心强，出满勤，带全期；（2）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3）会讲，会作，会教，会做学员的思想工作；（4）能给学员讲一门与飞行训练穿插的航空理论课；（5）达到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对地面院校的专业理论教员规定了“四项指标”：（1）热爱教学工作，教学质量比较高；（2）能完整地讲授本门课程，且有熟练的操作技能；（3）具有比较扎实的讲、写、演、画课堂教学基本功；（4）具有大学专科以上的基础理论水平。并要求各院校在此基础上，培养各类教学“尖子”和学科带头人。
　　截至1987年，空军院校已经拥有各类教员9200余人，形成了一支较好的教员队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等450人，具有硕博士以上学位的186人，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1.4%。飞行教员达到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的占89%，获特级和一级飞行教员称号的有1385人。还有520余名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掌握本学科前沿知识的学科带头人。这批辛勤“园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空军院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一支年龄、知识、专业结构趋向合理并适应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教员队伍已形成；一批熟悉院校教育、管理理论和专业技术的行家，已走上院校领导岗位，正在为空军各级机关和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人才。
　　跨越式发展，改善武器装备。①提高武器装备管理水平。通过装备整顿，落实了各项规章制度，普遍建立了各类岗位责任制，加强了技术人员的培训。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中共培训各类技术人员14万人次，为部队培养了装备维修、管理的骨干，提高了部队的装备水平。各部队自筹经费修建了各种库房、场地，大大提高了各类装备的放库率。检修各种装备20余万件，各类装备的完好率都有明显提高。装备平均故障率由1979年的4.7%，下降到2.3%，涌现出一批装备管理好的先进单位。1983年11月，空军颁发了《空军装备管理达到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的十二条标准》，作为检查、衡量部队装备管理的尺度。随后，空军各兵种部队分别进行了检查评比，制订装备管理工作条例，逐步实现从经验型管理到科学型管理的转化。②开展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新时期，空军抓紧了武器装备的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工作，以提高空军主战飞机、地空导弹、防空雷达、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系统的技术水平和作战效能。70年代末，空军开始有重点、有步骤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以提高作战能力。为了解决装备的配套，1984年11月从美国引进了“黑鹰”直升机，1986年2月从法国引进了“超美洲豹”直升机，1985年8月从苏联引进了图-154m型运输机，还有一些其他装备。1986年2月，歼-8型飞机定型批准生产。歼-8Ⅰ型飞机是歼-8型飞机原设计方案的“全天候型”飞机，1981年4月首次试飞，1985年7月设计定型。歼-8Ⅱ型飞机是根据对未来作战对象的分析和中国航空工业的现有能力，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战术技术要求的。1984年6月12日，歼-8Ⅱ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歼-7Ⅱ型飞机是歼-7Ⅰ型飞机的改进型，增强了攻击能力，1986年2月装备部队。歼-7Ⅲ型飞机是在歼-7型飞机的基础上加装改装了部分设备，经过试飞，已批准设计定型。强-5Ⅰ型飞机是在强-5型飞机基础上改进的，1983年12月开始装备部队。后来，又在强-5Ⅰ型飞机的基础上改进成强-5Ⅱ型飞机，性能进步上得到了改善，生存力和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设计、研制的轰-6型飞机的自动领航轰炸系统，使该型飞机具有远程机动作战、低空突防、搜索识别和突击目标的能力。1981年3月试飞，7月交付空军部队服役。空军勤务保障飞机也有一定的发展。与作战飞机配套的各型教练机相继装备部队：军用运输机、直升机、侦察机、通信机、电子对抗机等。
　　在新型号地空导弹、防空雷达、机载雷达、电视跟踪、激光、红外和夜视技术等方面的研制取得了新成果。
　　90年代，空军部队又研制出歼击轰炸机“飞豹”FBC-1等一批新式武器装备，有的已装备部队，有的即将装备部队。
　　空军按照攻防兼备的要求，基本形成歼击机、对地攻击机、运输机和多种支援保障飞机相结合的装备体系，构成了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地面防空火力配系和覆盖全国的地面情报雷达网。
　　执行重大任务。1979年2月至3月空军一批航空兵部队奉命在中越边境中国一侧巡逻掩护，采取高、中、低空分层配置，有效地保证了中国边防部队还击作战的顺利进行。担负运送作战急需物资和抢救伤员中，运输机、直升机穿云破雾飞行228架次，运送人员1465名、物资151吨。担任前线战场运输、救护的直升机分队，不分白天黑夜，穿梭于边防前线的崇山峻岭之间，被地面部队称为“轻骑兵”，较好地完成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经受了战斗锻炼。
　　1981年，华北地区大演习，空军有12个航空兵师、3个独立团、1个空降兵师，近3万人、476架飞机参加。在9月14日至18日的正式演习阶段，航空兵出动了30个团次，114批833架次，投弹1145吨，发射火箭960枚，发射航炮弹1600发。强击航空兵部队在学习的4个课题中，对13个目标进行了实弹和模拟攻击，在地形复杂的条件下做到了按时到达，射击准确，航空火箭命中率达98.3%，航炮命中率为90%，受到地面部队赞誉。轰炸航空兵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火力突击，按照合成军指挥部的统一要求，准时到达目标上空，实施轰炸突击，投弹命中率达100%；歼击航空兵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在狭窄的地域实施了大机群准确空投、空降；空中侦察完成任务率达95%。演习过程中，空军5个机种在演习场上空，高、中、低分层配置，进行巡逻掩护、轰炸、扫射和空投、空降、布雷等活动，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84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受阅。1999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受阅。在气象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飞机分别从南苑、杨村、遵化、唐山等机场起飞，在浓密的雾霭中，均准时通过天安门上空，充分显示出空军部队良好的军事素质。
　　航空保障现代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抓紧各项保障工作的现代化建设，改善技术装备，注重培养人才，使保障能力有较大的提高。
　　一是战斗保障技术装备不断更新，人员的技术素质普遍提高。如雷达情报保证，仅1979年到1987年，先后装备了9种新型警戒、引导雷达，特别是以自动录取和传输目标数据的三坐标雷达和一批低空性能较好的雷达投入使用，改进和提高了雷达的低空探测性能和引导保障能力，加快了半自动雷达情报处理系统的建设，雷达情报处理容量提高了2倍，传输速度提高6倍，错漏率减少80%。
　　通信导航：1979年后，无线通信逐步实现了以单边带通信为主，并建立了一条散射接力数字通信线路。有线通信开通了长途直拨电话和选通电话，以及传真通信和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空军主要机场普遍装备了着陆雷达，部分机场还装备了米波仪表着陆设备，装备了近程测向、测距导航系统、超短波双频段通信系统机载电台，以及新型盲降雷达、导航机、信标机等，提高了通信导航保障能力。
　　领航引导：新的机上领航设备先后装备部队，提高了轰炸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突防能力和突击能力。自动化指挥引导设备陆续装备部队。微型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领航计算、资料检索、方案优选和决策论证的效能。
　　气象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后，陆续装备了先进的航空气象保障仪器设备，自动化程度明显提高。组建气象卫星接收站，利用卫星气象资料，掌握和监视各种天气系统的活动规律。为实现高空气象要素探测自动化，自行研制了自动计算测风经纬仪和激光测云仪、自动收发报选报、填图系统，高速有线气象传真网已在北京地区建立，高频无线电话危险天气警报系统，在气象保障中发挥了作用。还装备了近距离有线图像传输、视频积分分层显示以及回波图像自动照相录取等设备。计算机技术广泛用于天气预报、气象情报传递和资料处理，实现了气象雷达和卫星云图资料数据处理自动化。
　　飞行管制：飞行管制设备1985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后，提高了飞行管制能力，对保证飞行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立了飞行计划处理系统，实现了飞行计划传递和飞行调配的自动化，缓解了机场密集、飞行活动多、空域拥挤地区飞行管制的紧张状况。仅1977年到1986年，空军保障各种飞行3500万架次，为保证飞行安全做出了贡献。
　　航空侦察：改装研制的照相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先后装备部队。长焦距相机、微波成像雷达和地面图像处理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提高了航空侦察能力。
　　防原子、防化学武器有了较快发展。“航空辐射测量仪”、“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收集核爆炸样品的取样器、剂量率仪和自动记录仪等先后装备部队。空军已有了一定数量的测定和防护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以及技术熟练的专业保障人员。
　　二是航空工程保障建设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空军航空工程保障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航空工程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理顺关系，推进航空工程保障工作。在团属机务大队设立两个保障中队、一个排除故障中队、一个定期机修中队，实行机组专责制和排除故障专业化相结合的维修作业体制，提高了飞机维修效率。
　　改善维修手段：新一代通用电子检测车通过技术鉴定，这种检测车采用了微机技术，装备闭路电视，能在车上对飞机各系统故障实施监测和判断，可以自动检测、记录，自动识别设备状况，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和精度。在维修中还大量推广应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如激光校靶、利用电涡流无损探伤和飞机发动机故障微机诊断程序等，提高了工作效率。
　　改革维修方式：80年代中期开始，以改革维修方式为重点，在航空兵部队进行了试点，提出了定时和视情相结合的维修方式，建立了中间预防修理、周期性检测和视情检查机结合的维修制度，使维修工作更加科学化，更符合维修工作客观规律。
　　修改制定维修规程、条例：为适应航空工程维修工作的发展，空军对航空工程条例作了全面系统的修改补充，增加了科学化管理内容。把整个航空工程工作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统筹规划安排，工程机务、部队修理、工厂修理、航空订货、统计工作等，作为系统工程的各个分支，综合考虑，互相照应，增加了条例的科学性。修定后空军正式颁发执行。
　　建立质量控制系统，加强维修管理：1980年开始，空军各航空兵部队建立了维修质量控制机构，1983年6月，空军确定了8项机务统计指标，除飞机良好率、飞机误飞千次率外，增加了飞机可用率、平均故障率、机务责任事故率、飞行任务保障率、飞机维修工时率和航材消耗率等。控制和掌握这些指标的变化情况和信息，采取相应的维修对策，实现了维修工作的科学管理。1985年开始，陆续在机场建立固定的机务指挥中心，加强机务保障的现场调度和指挥，加速了维护现场管理。
　　开展航空工程维修科学研究：航空维修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是航空科学的分支，包括航空装备的维修管理、维修技术、设计等理论。1980年3月开始，在空军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学术理论研究，并编译了出版了《航空修理可靠性基础》、《航空维修管理基础》等一批管理书籍，已出版一批航空维修理论专著，经十几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的形成。空军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90年代对新机技术保障开展研究，围绕新型飞机的故障处理、维修规律、保障等特点合力攻关，取得了信息系统软件开发、飞行参数处理系统等一大批前沿性成果。经过6年的摸索和实践，到1998年空军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为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走出了一条新路。为适应空军部队装备新型战机的需要，空军还制定了新型飞机《技术保障若干规定》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建立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工程技术保障新格局。这样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优势互补的维修系统。空军广大工程机务人员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勇于开拓创新，涌现了一批先进机务工作者个人和单位，为保障航空兵部队的作战和训练任务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后勤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新时期的20多年，是空军后勤建设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经历了恢复、改革、发展、提高的过程。首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进行全面整顿，使各项业务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尔后以全面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为目标，有重点地进行后勤现代化建设。1985年实行战略性转变以后，特别是90年代后空军后勤建设开拓进取，面向现代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建设，空军后勤的现代化建设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空军先后任司令员的有：刘亚楼、吴法宪、马宁、张廷发、王海、曹双明、于振武、刘顺尧、乔清晨；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萧华、吴法宪、余立金、王辉球、傅传作、张廷发、高厚良、朱光、丁文昌、乔清晨、邓昌友。

二、海上长城--人民海军
　　中国有辽阔、富饶、美丽的海疆，属于太平洋沿岸国家。东部和南部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沿海岛屿星罗棋布，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就有6500余个。属于中国管辖和拥有资源主权的辽阔的海区内，不仅有通航贸易之利，而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充分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保障海上贸易，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辽阔的海洋、众多的岛屿，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可是，古代曾经创立海上光辉业绩的强盛的中国，到了近代竟成了任人欺凌的弱国。百余年中，美丽富饶的海洋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通道，从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外国侵略者从海上入侵中国次数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日、英、美、法、俄、德、奥等国的军舰，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达470余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从辽东半岛入侵4次，从渤海湾入侵10次，从山东半岛入侵12次，从江苏沿海入侵10次，浙江沿海入侵9次，从福建沿海入侵8次，从台湾入侵10次，从广东沿海入侵21次。尤其是日本入侵中国沿海地区次数最多，占各国入侵总数的41%。日本对台湾统治长达50年，对旅大统治40余年。至于外国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中国从辽东半岛的大孤山到海南岛的三亚港，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敌人的蹂躏。香港、台湾和澎湖相继沦丧。胶州湾、旅顺、大连、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等或先或后地以租借之名被列强控制。中国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航行权也纷纷落入外人之手。
　　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告诉中国人民：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开拓海洋、征服海洋和保卫海防的光荣传统，为了保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必须在建立强大的陆、空军的同时，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建立巩固的海防。
　　1949年4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海军诞生了。它走过50多年光辉的历程，建成了一支拥有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和海军航空兵等部队，辖有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陆战队和岸防部队等多兵种的合成军队，成为一支初具现代化规模的近海防御力量。50多年来大体经历了这样3个大的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人民海军在战斗中诞生边打边建，各兵种部队相继建立，初具规模；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海国建设在曲折中前进；80年代以来，海军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新时期。
　　（一）第一支人民海军诞生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没有海军力量。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创建海军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争取尽快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1949年1月21日，江苏泰州已经解放。为便于指挥渡海作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于4月4日率领野战军部分人员到达靠近长江的白马庙乡地区，在一座小楼内设立了前线指挥部。鉴于长江下游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在酝酿起义，而且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会接收更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和装备设施，渡海作战的任务也即将提到解放战争的日程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华东军区负责组建军区海军。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乡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康志强。以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部644人为基础组成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个办公厅。这样中国人民组建了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这一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大陆上的解放战争到1950年春基本结束，绝大部分省、市转入了经济恢复时期；而东南沿海不少地区和海域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仍然处于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战争状态。海上战场是陆上战场的延伸，人民海军参加的反封锁、反袭扰以及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是完成解放战争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也形成了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东南沿海面临的严重敌情首先是海上封锁。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刚刚拼凑起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就做出了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的决定。随着大陆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实施海上封锁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实际上包括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沿海港口、近海航道以及他们所能控制的全部岛屿。一是在长江口布放水雷。二是出动舰艇20余艘，巡弋封锁，对任何突破封锁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袭击或扣留。三是搜罗拥有小型艇船的海匪，令其分散进行海上抢劫破坏活动。四是连续出动飞机对沿海经济、军事重地进行狂轰滥炸。轰炸尤以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为主要目标，他们扬言：“不等他们出海就统统消灭掉！”1949年4月26日至9月24日，刚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的9艘军舰就有“惠安”、“吉安”、“太原”、“安东”、“永绥”、“楚同”6艘被国民党飞机炸毁。此外，还有一艘“民权”舰遭重创。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在与敌人反复较量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到1954年上半年，逐渐壮大的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和其他战斗部队，配合陆军、空军向沿海敌人展开了全面进攻，进行了数十次战斗。至1955年1月，终于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外的全部东南沿海岛屿。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迈开了第一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二）海军建设全面展开（1949年～1955年）
　　1、海军建设总方针和指导思想的提出与确立
　　海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提出“争取组成……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已把海军看作是建设“强大的国防”一个组成部分。8月，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海军创建之初，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虽已土崩瓦解，但仍妄图卷土重来，东南沿海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面对这样的形势，1950年8月海军召开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会议根据华东军区海军一年来创建海军的实践，参照苏联海军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海军具体情况，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确立了海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这一建军指导思想，强调了海军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技术业务建设，较好地处理了当时海军中由陆军调来的人同与原海军人员的关系，增强了相互团结，为海军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是制定了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根据这一方针，会议制定了海军近期建设规划。其主要内容是：（1）尽快组建水面舰艇部队、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和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初期以空（海军航空兵部队）、潜（潜艇部队）、快（鱼雷艇部队）为主。（2）为提高机动能力和战术进攻威力，舰艇吨位可以小一点，但航速要大，舰上火炮、鱼雷和深水炸弹等武器装备要强。（3）主要着眼于近海作战，不仅能配合陆军进行登陆与抗登陆作战，而且能单独执行海上反封锁、保障海上运输安全、保护渔业生产、打击敌人海上骚扰等任务，必要时还能破坏或封锁敌之港口，阻截敌海上交通线，进行扫雷、布雷、维护海防设施等。
　　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还为海军舰艇部队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3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海军的发展作了精辟论述，提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些为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2、组建海军领导机构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发出电令，调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组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月30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机关及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机构和人员调来北京，于4月14日正式建立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又增调第二野战军第10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加以充实。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
　　海军领导机构初建时，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卫生部。1950年11月，又增设了秘书处、干部管理部和军法处。1952年后，又成立了海军航空部、海岸炮兵部、军械部、舰船修造部、工程部、学校管理部、防空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和防险求生处。秘书处并入司令部。
　　人民海军组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中选调。到1955年止，先后拨归海军的有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部（第12兵团），第二、三、四野战军的5个军部和直属队（第10军军部、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0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5军军部和直属队、第44军军部），以及各野战军的11个师级单位（第173师、补2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129师、第30师、第138师、第131师、炮6师等）和28个团级单位。为了加强海军各级领导力量，中央军委还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年轻精干的中高级军政干部。
　　成立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2月3日，调陆军第173师直属队、第四野战军补训2师的部分人员，成立了中南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10月又增调陆军第44军部分机构和人员充实机关、部队。中南军区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强，副司令兼参谋长周仁杰，政治部主任吴罡。
　　1950年4月，以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人员和第12兵团部分机构和人员为基础组成海军青岛基地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一萍，副主任委员许培仁。同年9月9日与第二野战军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合并，正式成立海军青岛基地。青岛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易耀彩，政治委员段德彰，副司令员赵一萍、郑国仲，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主任胥治中。
　　1955年5月，以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正式组建海军旅顺基地。旅顺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罗华生，政治委员彭林，副司令员刘昌毅、邵震，副政治委员宁景华，参谋长谢正浩，政治部主任邓可运。
　　成立舰队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军海军下辖3个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1955年10月24日，在原华东海军区海军的基础上，东海舰队，陶勇任司令员，袁也烈任政治委员；在原中南军海军的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海舰队，赵启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8月，在原海军青岛基地的基础上，扩编成立了北海舰队，刘昌毅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各舰队初建时，其领导机构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岸防兵部（处）、舰船修理部、防空兵部、工程部等部门。以后，随着海军总部机构的变动而变动。
　　3、争取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
　　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内，国民党海军先后有“黄安”号等军舰，海防第二舰队等编队，“灵甫”号、“永明”号等舰舰员，共起义16起，起义舰艇73艘。中共中央领导对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的起义行动予以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1949年3月24日给“重庆”号军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热烈祝贺”，指出他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惟一道路”，并勉励起义官兵做“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官兵的复电中，称赞他们的起义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勉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1949年初，国民党陆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和所有精锐部队已消灭殆尽，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军事、政治、经济的总崩溃。在这种形势下，何去何从，已成为国民党海军官兵必须做出的抉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是促使国民党海军官兵相继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周恩来副主席曾签发和修改过有关争取“重庆”号军舰起义的电报，并派人做海防第二舰队领导人工作。山东解放区曾广泛开展“唤夫索子”运动，号召解放区人民唤回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参加反人民的内战的亲人，这对“黄安”号、“永安”号、“郝穴”号等舰的起义行动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又如，中共中央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配合中央情报机构，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市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一道，对策动国民党海军舰艇部队和江阴要塞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党海军纷纷起义。
　　国民党海军的官兵特别是新型舰艇的官兵，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政治上比较敏感。不少人到英、美受训或接收军舰。他们耻于受帝国主义者的歧视，怀有爱国的民族意识。有些人当初投身海军，原想建设一支能为国争光的海军，一雪甲午海战之耻。“重庆”号军舰舰长邓兆祥在马尾海校工作时，就曾把写有“雪甲午耻”四字的匾额悬挂在校图书馆门口，以激励青年学员。以后许多人因为目睹国民党媚外误国，才由绝望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更多的官兵则是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和对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强烈不满，因而对起义也抱有同情态度。要在国民党控制严密、派系交错、技术复杂、部门繁多的军舰上策动和组织起义，是十分艰难的。有的起义或因事前泄露而招致失败，或在起义过程中因力量悬殊而遭到残酷镇压。
　　如何使原海军人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融合在一起，这是人民海军建设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49年5月28日接见华东军区海军领导人张爱萍和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林遵等人时，提出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他对林遵等人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指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于是，对原海军人员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组织政治学习，政治上给予信任，生活上给予关怀，量才使用，教育从陆军调来的干部、战士做团结的模范等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绝大多数原海军人员都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在人民海军的作战、训练和教学等各个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50年9月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原海军起义人员梁魁庭、赵孝庵都以自己突出的战功被选为代表参加了会议。林遵先后担任山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要职，直到患癌症病危期间，仍为海军部队和院校的建设尽心竭力。邓兆祥先后担任安东海校校长、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要职，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批原海军人员，对争取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4、创办海军学校
　　在人民海军建军之初，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首先提上议事日程。本着治军先治校的指导思想，及时地提出了“办学校培养干部是建设国防军的中心工作”、“今后军队干部主要靠学校培养”、“全军办好学校”和“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等重要方针。鉴于当时海军各兵种正处于组建阶段，部队急需战斗和技术骨干，因而各学校根据不同的入学对象和培养目标，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办学，以加速人才的培养。
　　各类学校的组建。1949年5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555人，由沈阳抵达安东（今丹东）。随后起义的国民党“灵甫”号军舰官兵74人也从香港陆续来到安东。为了发挥起义官兵在建设人民海军中的作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安东海军学校。原“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任安东海校校长，原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任政治委员，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宁省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任副校长，原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
　　11月22日，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决定以安东海校为基础在大连创办海军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所培训水面舰艇初级干部的正规学校。学校设航海指挥系和机械工程系，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和机电等部门长。1950年2月1日开学。同年12月，两个系分别扩编为指挥分校和机械分校。
　　华东军区海军于1949年8月15日，在南京创办了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张爱萍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学校担负的任务主要是对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同时对从陆军调来的人员和新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短期技术培训。9月14日开学。该校先后突击培训了4800余名学员。1950年12月，华东海校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学校，归海军直接领导。夏光任校长，孔繁彬任政治委员。联合学校下设兵器、机械、通信和舰务4所分校，均担负培训水面舰艇军士和水兵的任务。
　　1950年6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校，11月1日开学。赵汇川任校长，桂绍彬任政治委员。学校的任务是培训海军航空兵空勤和地勤人员，空勤分水鱼雷轰炸机驾驶、领航、通信和射击等专业。1952年8月，学校扩建为第一、第二两所航空学校，分别培训空勤和地勤人员。第一航空学校由赵晓舟任校长，桂绍彬任政治委员。第二航空学校由胡鹏飞任校长，何辉任政治委员。
　　1950年8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炮兵学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快艇学校。炮兵学校培训营连排指挥干部和各专业兵。同年10月9日开学。王效明任校长，宋景华任政治委员。快艇学校培训鱼雷艇艇长以上的指挥干部和轮机长、水手长，以及各类专业兵。同年10月9日开学。邓兆祥任校长，朱军任政治委员。
　　1952年11月开始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校，1953年8月在青岛正式成立，旅顺潜艇学习队大队长傅继泽兼任校长，李克明任副校长，吴西任党委书记，何明智任副政治委员。1954年3月28日开学。该校主要任务是培训潜艇指挥干部和专业水兵。
　　随着人民海军各级指挥机关、各种部队和后勤保障力的建立和发展，培训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政治干部、专业勤务干部和各类技术人员的任务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1952年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设立海军系，以培训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同年5月30日开学。谢立全任系主任，林遵任系副主任。1952年7月，在青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培训海军舰艇、海岸炮兵、航空兵部队营连级政治干部。同年10月15日开学。海军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兼任校长，阙中一任副校长。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校，培训后勤各专业勤务干部。刘仕香任校长，袁超任政治委员。1953年9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又设立了海军工程系，培训海测、舰炮、指挥仪、水雷、鱼雷、无线电、有线电、雷达、声纳、造船和船机等工程技术干部。黄景文任代理系主任。
　　1954年4月，大连海校所属的两所分校正式分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机械学校。指挥学校培训舰艇航海、枪炮、鱼水雷和观通部门长，李东野任政治委员，白兆麟任副校长。机械学校培训舰艇机电部门长和造船等专业干部，于笑虹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此外，人民海军还先后成立了6师预备学校，组织从陆军调来的工农学员补习文化，为他们转入本科学校创造条件。
　　到1957年8月，海军共有10所学校，6所预备学校，另有军事学院海军系和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海军建军初期，各方面条件均十分困难，海军学校所以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是因为首先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各方面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签署了创办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大连海校的命令。1951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在大连接见了大连海校副校长张学思，并乘坐炮艇视察海岸。周总理勉励他说：“刚才看你指挥炮艇航行就很熟练，你工作很不错嘛！边干边学，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下苦功，钻它三五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海军的优秀指挥员。”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粟裕、罗瑞卿、谭政等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也多次视察海军学校。其次，在创建海军学校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另外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帮助。海军学校创办初期，从制定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学员的正规生活养成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5、组建海军各兵种部队
　　人民海军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技术复杂、装备现代化的新军种。海军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领导全体海军指战员，经过努力奋斗，自力更生，并向苏联海军学习，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海军的各个兵种，初步形成了一支用于近海作战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主要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岸防兵和陆战队等兵种以及各种勤务保障部队组成。其基本任务是抵御海上入侵之敌，保卫祖国海疆，捍卫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水面舰艇部队的组建。水面舰艇部队包括驱逐舰、护卫舰（艇）、导弹艇、鱼雷艇、猎潜舰（艇）、布雷舰、扫雷舰（艇）、登陆舰（艇）和各种勤务舰船。任务是：消灭敌舰船，破坏敌岸上目标，输送登陆兵在敌岸登陆，以及进行侦察，巡逻、警戒、反潜、布雷、扫雷、护航、护渔、救生和运送人员、物资等。
　　第一支护卫舰部队的组建。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护卫舰部队是1949年11月正式组建的，当时叫第一舰大队和第二舰大队。部队的舰艇都是渡江战役后接收、征用的一些陈旧舰艇，舰型不一，装备也极其简陋。舰艇上人员2/3是在华东军区海校经过短期学习的陆军官兵，1/3是原海军人员。1950年4月扩建为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1955年10月改名为护卫舰第6支队，下属3个大队，拥有护卫舰14艘。这支部队是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的“种子”，以后，陆续组建了驱逐舰部队、猎潜艇部队、潜艇部队和鱼雷艇部队等。
　　第一支鱼雷艇部队的组建。1950年8月，成立了快艇（鱼雷艇）学校，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培训，共培训出学员897人，配备了42艘鱼雷艇，成立了4个鱼雷艇大队。海军第一支鱼雷艇部队就此宣告诞生。
　　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的组建。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的筹建工作开始于1954年3月。海军利用陈旧舰艇，特别是以华东军区海军护卫艇6舰队为基础，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第一、第二训练大队。这就是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的前身。1954年7月22日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大队。1954年10月底又组建了第三、四训练大队，舰员由华东军区海军护卫舰第6舰队和海军联合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
　　潜艇部队的组建。潜艇部队包括常规动力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等。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的运输舰船和大、中型战斗舰艇，摧毁敌基地、港口和岸上重要目标，还可以进行侦察、反潜、布雷、巡逻和运送人员、物资等。作为水下突击兵力潜艇，技术装备复杂，操作要求比水面舰艇更为严格，基地各项设施也必须配套。海军建设初期首先组建的是常规动力潜艇部队。为了培训潜艇人才，海军于1951年4月成立了275人的潜艇学习队，到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分队学习。在学习期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先后到学习队视察。
　　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1954年6月19日宣布成立。6月24日，接收了向苏联购买的2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同年7月，又接收了苏联的另2艘旧式潜艇，为潜艇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增加了力量。
　　海军航空兵部队的组建。海军航空兵包括水鱼雷机、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侦察机、反潜机、运输机、各种专业飞机和防空部队。任务是消灭敌舰船，破坏敌基地、港口和岸上目标，掩护、支援水面舰艇和潜艇的战斗行动，参加沿海要地防空，保障海军基地的安全，以及进行侦察、巡逻、反潜、布雷、扫雷、通信、引导、救生和运送人员、物资等。
　　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1师，于1952年5月在上海组建。这是一个混编航空师，以海军航空学校毕业的第一期空勤学员为基础，接收陆军第30师第90团团部全部人员，以及空军第9师第25团团部和所属3个飞行大队，组成水鱼雷轰炸机团和歼击机团，配备苏制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4架、乌拉-2型教练机2架，乌拉-9型驱逐机19架、乌拉-9型教练机2架。这个航空师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海军航空兵部队正式宣告诞生，它为整个海空突击力量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海军高炮部队的组建。海军第一支高射炮兵部队的前身主要是第四野战军高射炮兵第1师第2团第2营。1950年12月26日，海军高射炮兵第一团成立。这个营以海军高射炮兵第1团第1营的番号在青岛驻防。该团第2营和第3营，分别以青岛基地文化训练队和警卫团炮兵连为基础扩编而成。海军对空监视营于1951年1月，组建于青岛，以目力观察手段掌握空情动态，这是海军雷达兵部队的前身。到1954年3月，组建了海军第一个雷达营。与此同时，探照灯部队和航空场站保障部队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岸防兵部队的组建。岸防兵包括海岸炮兵和海岸导弹部队。任务是保卫海军基地、港口和沿海重要地段，消灭敌舰船，掩护近岸交通线，封锁航道，支援在濒陆海区活动的舰艇，支援岛岸、要塞的守备部队作战。海军于1950年8月首先成立了炮兵学校，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以258名结业员为基础，于10月21日在青岛组建了海军第一个海岸炮兵营。1951年又陆续组建了一批岸防炮兵团。海岸炮兵部队成立以后，在炮击金门、马祖和解放一江山岛等岛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驻上海淞沪地区的海岸炮兵第8连201人，于1953年3月赴朝鲜抗美援朝，与朝鲜人民军共同扼守西海岸平安北道培山地区，在控制海区、支援前沿岛屿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海军陆战队的组建。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地或配合陆军部队实施登陆作战，夺取登陆点和登陆地段，保障后续梯队登陆。1954年12月9月，以海军原有的一个陆战团及水陆坦克教导团为基础，另与抽调华东军区水兵师师部及水兵第2团，合并组成了海军第一个陆战师。后因任务变化，于1957年撤销，编为上海警备区守备部队。
　　此外，海军还陆续组建了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包括侦察、观察、通信、工程、航海保障、水文气象、防险救生、防化、后勤供应和装备修理等部队，其任务是支援保障海军各兵种顺利进行战斗活动。
　　人民海军诞生后，通过50年代前期的大规模组建发展，到1955年底，海军总人数已达18.8万余人，先后组建的各兵种部队已有23个舰艇大队（含潜艇、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扫雷舰、鱼雷艇、护卫艇和辅助舰艇），6个航空师和2个航空独立团（含轰炸机、歼击机、侦察机、水上飞机、教练机和运输机），19个海岸炮兵团，8个防空兵团以及专业勤务部队。主要装备有：战斗舰艇519艘，辅助船只341艘，共计860艘，各种飞机515架，各种口径海岸炮343门，高射炮336门。在短短的6年中，人民海军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协同陆、空军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和东沙、南沙以外的全部岛屿。中国人民的一支新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6、后勤保障力量建设
　　后勤保障建设是海军建设的重要内容。海军后勤的组织机构、供应体制和供应方法的形成，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有一个由陆军逐步向海军转变的过程。1950年，在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时，中央军委电令正在湘粤、湘桂线支援两广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调归海军建制，作为组建海军后勤部的基础。海军后勤部成立时，由张汉丞任部长，刘义任政治委员，许培仁任副政治委员。随后，人民海军的各级后勤领导机关初步组建，后勤保障设施建设、卫生医疗保障建设等全面展开。
　　（三）海军建设在曲折中发展（1956年～1976年）
　　1956年6月海军召开的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在总结前7年海军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今后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而提高一步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加强部队的战斗训练，有计划进行基地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这是今后海军建设的经常的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会议对技术装备建设、部队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基地岸防建设、物资保障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海防斗争等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自1956年下半年至1966年4月这前10年间，海军党委遵循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和海军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的决定，领导海军广大指战员从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其间虽然受到了不少干扰，例如1958年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1965年林彪鼓吹“突出政治”、以政治冲击军事等，但海军总的发展趋势是蓬勃向上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10年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使海军建设遭受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此期间，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在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前进。
　　1、正规军事训练全面展开
　　海军部队的正规训练从1956年以后普遍地开展起来。当时由于缺乏经验，先是按照苏联海军的条令、教范，在苏联顾问、专家帮助指导下进行训练，以后逐步总结经验，过渡到“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实施训练。部队工作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思想比较明确，各部队的训练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团（大队）以上均设有管训练工作的部门，并有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业务长，负责具体指导专业技术训练和业务建设。舰艇、航空兵、岸炮等各部队的训练均根据统一的条令、条例、大纲、教范，有步骤、有系统地依照科目顺序组织实施。各项训练均以干部为重点，认真贯彻“巩固提高，稳步前进，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方针，并逐步建立起一套严格的适合中国海军情况的规章制度，以保障训练工作的顺利进行。1956年到1965年，海军部队训练工作总的发展形势是好的。各部队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加强技术基础训练，努力提高单兵种战术和诸兵种合同战术水平，并以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使正规训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积累了可贵经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训练工作秩序被打乱，正规训练无法正常进行，部队训练水平和指战员的军事素质严重下降。
　　2、院校初具规模
　　海军院校在前8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1957年9月至1965年，各院校在总结以前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根据海军装备技术的发展和部队建设的需要，建立健全院校培训干部的体制和不断完善专业设置；另一方面开展教学改革，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海军实际情况的办学路子。这一时期虽然受到了“反教条主义”和“突出政治”的干扰和冲击，但是，院校建设和教育训练工作仍然得到较大发展和提高。10年动乱，海军院校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
　　建立健全培训体制。为适应海军建设和装备发展的需要，1957年9月至1965年，海军院校逐步形成了舰艇指挥干部三级培训体制和工程技术、专业勤务干部两类培训体制，新建、扩建了部分院校，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军学院是海军的最高学府，任务是培养掌握现代海军诸兵种合同作战与训练知识的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学员毕业后担任大队（团）、支队（师）以上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相应职务机关干部。中央军委和刘伯承对海军中、高级干部的培养极为关怀，早于1952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内专门设立了海军系，开办培训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四年制的基本班和一年半制的高级干部速成班，先后为海军培训指挥干部137人。中央军委于1955年12月决定建立海军学院。中共海军委员会领导人于1956年9月专门听取了海军系谢立全主任有关筹建海军学院工作的汇报，并对海军学陆军建设方针、任务、制定训练计划的原则和有关筹建工作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萧劲光司令员指出：“海军学院必须根据海军今天建设中的实际情况提出任务、方针、规模、标准，不能离开这一现实情况提出过高的超阶段的要求，同时也预见将来，并为将来发展、提高打好基础。”他还对学院的培养对象、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教材编写开展学术研究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1957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谢立全任第一副院长，雷永通任副政治委员。到1965年海军学院先后培养学员3300余人，其中包括一批海军高级将领。学院成为海军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开展军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1957年9月27日，以快艇学校和联合学校的兵器、机械、舰务三所分校为基础成立了海军高级学校。刘中华任校长，康庄任政治委员。1958年4月，又将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和海军后勤学校合并进来。经过几年建设至1963年已具有相当规模，设有舰艇长系（培训水面舰艇正副舰艇长）、舰艇政治系（培训舰艇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业务长系（培训舰艇大队和支队的航海、枪炮、鱼雷、水雷、防化等业务长）、参谋系（培训各级司令部参谋和技术侦察干部）、后勤系（培训战勤指挥干部、后勤保障干部）和导弹艇长系共6个系，有教员300余人。
　　1960年12月24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孙亮平任校长，殷国洪任政治委员。该校除原有炮兵学校炮兵指挥专业外，新开设了各类导弹工程技术专业，其中有导弹工程专业，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五年；导弹技术员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四年；此外还有导弹指挥专业等。
　　1961年10月5日，以原海军机械学校和陆军第198师直属机构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学院。朱军任院长，贺大增任政治委员。当时中央军委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负责开办全军尖端专业和培养全军科研设计干部，常规专业和监造、维修、使用所需要的干部由各军兵种自行负责培养。海军工程学院由原机械学校的蒸汽、内燃、电工、选船和核动力等5个系9个专业发展成为造船、舰船动力（蒸汽、内燃、核动力、燃汽轮）、电工、电子工程和海军兵器等5个系26个专业。1962年，海军工程学院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1957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通信学校在海军联合学校通信分校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林伟任校长，王权任政治委员。该校专业设置比较齐全，指挥专业有通信指挥、雷达指挥、通信专科班。工程专业有雷达、声纳、电子对抗、有线电、无线电、无红电航、油机电源等。
　　1957年9月27日，以第六预备学校和炮兵学校的军械系及海道测量训练大队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技术学校。高文然任校长，陈桂森任政治委员。1960年6月16日，以海军后勤部卫生训练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卫生学校。何宝书任校长，宋光体任政治委员。1961年1月20日，以防空训练大队和通信训练大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四航空学校，张祥任校长，邓楚白任政治委员。这些学校都为海军培训了一批各类中等专业技术勤务干部。与此同时，预备学校从原来的6所减为1所。
　　1957年9月至1965年，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建和扩建，海军院校发展到14所，即海军学院、指挥学校、潜艇学校、政治学校、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通信学校、技术（军械）学校，第一、二、四航空学校，卫生学校、潜艇士兵学校、预备学校。培养干部的专业由创建期的50多个发展到110多个，此外，海军还在兄弟军兵种院校设有4个海军系（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测绘学院海军系、总后勤部后勤学校海军系）、3个班（解放军后勤学院海军班、总后勤部运输学校海军油料班、空军高级气象学校海军班）。至此，海军培养各类干部逐步走向了正规化、规范化的轨道。
　　各院校还紧密结合教学和部队建设的实际需要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工程学院进行180多个专题项目的研究和技术革新，其中获得重大成果的有液体、固体火箭燃料的研制、“202”护艇的设计和建造、水雷水压接收器的研制等10项。同时，院校在训练方面也有创造和革新。海军各院校从1957年9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培训各类指挥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1.2万余人，轮训各类干部4282人，训练专业兵9234人，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海军部队的优秀指挥员和院校、科研、生产单位的优秀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海军院校工作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
　　3、后勤保障体系的建立
　　从1956年到1976年20年间，海军后勤建设在曲折中发展，逐步建立起了物资供应、工程建设、装备修理和卫生医疗等保障体系，完成了部队作战、训练和其他方面的后勤保障任务。
　　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海军是一个装备技术密集的军种，如何组织好物资保障，使之在筹措、储备、运输、供应等环节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保证部队随时得到足够的物资支援，这是海军后勤的一项重大任务。海军所需物资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陆、海、空三军共同需要的通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海军需要而其他军种不需要或需要量不大的专用物资，比如各类舰艇油料、水中兵器、舰艇配件、帆缆器材、舰艇部队特种服装和特种食品等。50年代初期，多数海军专用物资国内还不能生产，主要靠从苏联进口。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给人民海军物资供应带来极大困难，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人民海军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地解决海军所需物资器材。在国家有关工业部门和工厂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大部分海军专用物资器材试制成功，改变了主要依靠进口维持供应的状况。至70年代后期，海军物资器材的总储备量比1955年增加了27.5倍，其中专用物资器材的储备量占80%以上。海军专用军械装备的研制工作在5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至1975年，国产的海军专用枪炮已有9种，水中兵器（鱼雷、水雷、深水炸弹和反水雷武器等）18种，弹药10种，光学仪器10种。库存量也相应增加，与1959年相比，专用火炮增长1.4倍，鱼雷增长46%，水雷增长2.4倍，深水炸弹增长10.4倍，炮弹增长5倍，导弹增长45倍。
　　工程保障体系建设。海军工程建设，是海军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是战场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整个海军发展规划和设防部署密切相关，50年代初，海军工程建设的任务是尽快修复原有设施，以便为陆续组建的海军部队提供必要的保障。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随着海军部队的发展，各种新建项目陆续上马。这一时期工程建设在内容上仍以舰船驻泊基地、机场建设为主，相应地增加了岸防工程、指挥通信工程、后方仓库工程和其他工程项目；在建设规模上以中、小型项目为主，适当建设一些大型项目；在建筑形式上以洞库工程为主，适当建设一些地面工程。20年中，经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大批新建项目，并且重点地改建、扩建了部分原有项目，形成了以中小型工程设施为主，大中小项目相结合，地下地面相结合，既利于平时训练，又适应战时需要的防御工程保障体系。
　　六七十年代，海军舰艇装备有了长足的发展，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等新型舰艇相继服役。因此，建设大型舰艇基地就成为这一时期工程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这些舰艇基地有的是大型洞库工程，有的则需要建造多个深水泊位，加上大量配套项目，工程规模相当宏大。这个时期，海军开工建设的大型基地数不少，标志着海军工程保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还陆续开工建设了一批指挥所、长波台、侦察站、雷达站、观通站、水声站、导航台等指挥通信工程，其中，长波台的建设占有突出的地位。1965年8月，中国第一座大功率长波台胜利竣工。这座长波台建成不到4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又建设了另一座功率更大的长波台。这座新的长波台，完全由自己设计和施工。使用以后，出色地完成了对潜艇、远航的水面舰艇编队通信联络任务。这项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成果一等奖。此时期，海军岸防建设的重点是双管130毫米炮阵地和岸舰导弹技术阵地。经过全体指战员几年的艰苦奋战，岛礁上的钢盘混凝土工事终于高高地突出海面，逐渐形成了包括武器、弹药和粮、油、水储存及供电等设施配套齐全的岸炮阵地，像一座座“不沉的战舰”，巍然屹立在祖国的海防线上。六七十年代，是海军工程建设任务最繁重的时期。在完成这些建设任务的过程中，工程保障力量也相应得到发展。到70年代中期，海军建筑力量总人数已达7.6万人，比1955年增长8.5倍。
　　建立技术保障体系。海军技术保障内容相当广泛，既包括对舰艇、飞机和其他装备的修理，也包括对这些武器装备的监用，还包括对鱼雷、水雷、导弹等弹药的技术检查和技术准备。六七十年代，海军装备修理工作尽管经历了曲折过程，但取得了很大进展，最突出的成就是壮大了海军修理力量。50年代初，海军只有国民党遗留下来的10个修理厂，职工共计1741人，设备178台，固定资产329万元，年修船量71艘，2945吨，并且只能承修一些小型炮艇和登陆舰船。此后，随着海军装备的发展，按照“以地区配套，划片定点，训地修理”的原则，海军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强了修理厂的建设。至70年代末，海军已有舰船修理和配件生产厂17个，职工3.5万人，各种设备9600台，固定资产3.2亿元，年修船量600余艘、20余万吨，完成的修船吨位比50年代增长67倍。军械修理以及其他装备的修理能力也有很大的增长。为加强各部队的修理力量，从60年代开始，海军逐步在舰艇编队、独立的舰艇大队组建了舰船、军械等装备修理所，配备了较好的设备和较强的技术力量。经过多年建设，海军各种修理设施已具有一定规模，并且逐步成了厂与所结合、固定与机动结合、地面与地下结合、前沿与后方结合的修理力量。这支以工厂为骨干、以修理所为突击队、又有机动修理这个“野战部队”相配合的修理力量，担负起了海军大部分装备的修理任务，从而奠定了海军技术保障体系的基础。
　　随着舰船修理力量的建设，舰船物资供应和管理也基本上形成系统。到70年代中期，海军装备维修器材专用仓库是按照战备储备和日常供应周转用库的不同要求建设的，质量较好。
　　建立卫勤保障体系。六七十年代，根据部队分布和当时医院的技术条件、收治范围情况，从平时、战时的需要出发，在全海军范围内逐步对医院布局进行了调整。先后将北海舰队的406医院、东海舰队的412医院、南海舰队的422医院扩编为中心医院。在海军部队相对集中的地区新建和接收了6所医院，部队基层卫生医疗力量也有所加强。海军医学科学研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专业研究和群众性研究相结合。海军医学研究所已设有海军辐射防护、潜水医学、舰艇卫生、海军卫生勤务、海军流行病和海军航空医学等6个研究室，拥有科技人员近300人，其中包括中、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120多人。全所拥有价值达900余万元的科研实验仪器和设备，其中贵重的精密仪器100余台，成为中国惟一具有一定规模和多学科的海军军事医学研究机构。
　　（四）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1977年以后）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逐步实行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人民海军的建设也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新历史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军遵照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对海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通过深化改革，加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海军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在20世纪末或更长一段时期内，建设一支精干顶用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即达到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的要求，真正成为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军建设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院校教育、战场建设、后勤保障、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逐步走上科学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与此同时，部队不仅执行了大量的日常勤务，而且圆满地完成了舰队出访等国家和军委赋予的许多重大任务，显示了海军现代战斗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海军初步形成海上机动作战、基地防御作战和海基自卫核反击作战的装备体系，海上机动编队的防空、反潜、反舰和电子对抗能力有所增强。
　　1、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
　　50年代至70年代，海军的武器装备建设经历了从缴获、接收、购买、转让制造、仿制改进，到自行研制等阶段。其间尽管遇到了种种艰难曲折，第一代海军武器装还是自行研制出来了。但是这一时期，特别是60年代至70年代，世界上科学技术正当日新月异之际，而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失去了与国际先进技术交流的机会，因而自行研制的新装备不仅在性能上与世界发达国家海军的差距拉大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军工生产的干扰破坏，许多自行研制的配套装备，在质量上有大量遗留问题没有解决。针对种种情况，海军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全面整顿现有装备。“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肆意破坏装备科研机构建设，把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和合理的规章制度都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质量明显不合格的武器装备也强迫部队接收。这一切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就下决心要整顿，但在“四人帮”干扰下难以进行。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解决军工产品质量问题才真正提上了日程。1977年、1978年，邓小平、李先念对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作过多次指示。1978年5月，海军装备技术部组成五个小组分别对五种型号主要舰艇进行调查，共查出335个问题。海军提出着重解决鱼雷攻击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导弹艇、猎潜艇等五型舰艇的技术质量和缺装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与有关部委商定，于1978年12月成立了五型舰艇工程领导小组。海军自1979年8月起，从上到下集中3个月时间，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质量、技术、安全大检查。五型舰艇的遗留问题，经过工业、科研单位和部队、军事代表室的共同努力，至1985年，除个别技术难度大的项目转入正常科研外，绝大部分项目都已完成攻关，并作了补装、换装的安排，使海军第一代舰艇、武器、设备基本上得到完善。
　　为了巩固发展已取得的装备成果，保证海军获得优质顶用的装备，海军在军工科研、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整顿和加强海军驻厂军事代表工作，军事代表制度的恢复和加强，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军事代表的积极性；建立与健全标准、规范、规程等技术法规；坚持与加强定型工作；开展装备可靠性研究，加强设计、制造和使用中的可靠性管理；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长期以来只有战术技术指标要求，没有制定科学的检修期和贮存期。直到70年代末，海军进行装备技术大检查和整顿时，上述问题才引起了重视。试行经济合同制。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海军同有关工业部门协商，建议在建造新型导弹护卫舰时试行经济合同制。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和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海军的武器装备质量有了较大提高，有些还获国家金质奖、银质奖或被评为国优产品。
　　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成果。海军在整顿装备的同时，有计划地利用国内较先进的科技成果和有选择地引进国外新技术，对现役舰艇和部分武器装备加以改进和提高。
　　精心组织科学试验，新型装备在研制生产过程中都必须经过科学的、周密的反复试验。除了试验基地承担海军装备的试验任务外，海军还安排各舰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承担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试验任务。据统计，仅1981年到1986年，海军部队共承担计划内科研、鉴定、专题等试验项目1084项。1982年10月，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试验成功。这是中国继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氢弹、远程远载火箭飞行试验和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的又一新的重大成就，它表明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国防实力有了新的加强。中国首次潜艇水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在国际上引起震动，各国纷纷发表评论。1988年9月27日，又进行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
　　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到1986年，先后完成了新一代18类装备发展系列及一些战斗舰艇、海军飞机、武器、电子系统等论证研究任务，总计499项，获奖95项。仅1987年就获各种成果奖55项，其中军队科技进步奖42项，约占海军全年成果奖的1/4。这些论证使海军新一代装备发展建立在战术、技术、经济可行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打破装备研制的封闭状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装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军围绕新一代驱逐舰、护卫舰、常规动力潜艇、反潜飞机等装备的研制，引进了多种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关键技术装备。对这些关键的技术装备，海军组织力量，在认真消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功能仿制、借鉴创新，有效地提高了研制起点，增强了自主开发能力。
　　海军武器装备正处在更新换代的发展时期，根据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和中央军委赋予海军的战略任务，海军装备建设的重点抓好新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制和更新工作，适应未来作战的特点、环境和作战模式。海军装备技术是多学科、多专业、多系统、多层次的综合科学技术，在当前世界海军装备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人民海军努力跟踪世界新技术，发展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的新一代装备。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军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使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2、院校建设新发展
　　海军遵照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及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强海军院校的建设。各院校坚持为部队服务的方向，调整了训练任务和专业设置，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既重视培养满足当前需要的人才，也着眼于培养21世纪初叶与海军装备发展相适应的人才。
　　关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一是重建具有海军特色的培训军官的体制，由原来的三级培训发展为四级培训。培训技术指挥军官；培训海军各兵种战术指挥军官，即舰艇长、飞行大队长和陆勤部队营、团指挥军官；培训海军各兵种战术指挥军官，即舰艇长、飞行大队长和陆勤部队营、团指挥军官；培训海军合同战术指挥军官；培训海军战役指挥军官；另有团职政治军官班和基层政治军官班，招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优秀军官和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现职政治军官分别进行培训。此外，专门设立了海军士官学校，有关院校还附设了士官班。这样，自1987年以后，海军指挥军官的培训体制逐步形成了上下衔接、左右联系、具有人民海军特色的教育体系，并逐步实行未经院校培训不能提升为军官和未经本级院校培训不能进相应领导班子的规定，确保部队人员的素质。
　　二是舰艇部门长实行通科培训。潜艇部门长由原来的航海观通部门长和鱼水雷部门长分科培训改为通科培训。水面舰艇部门长也由原来的航海、枪炮、水中兵器、导弹、观通、雷声分科培训改为通科培训。全面打好基础，拓宽知识面，增强适应性，有利于从中选拔和培养中高级指挥军官。
　　三是部分专业实行指挥军官与专业技术军官合训。
　　四是招收研究生，培养海军高级人才，使海军军事专业技术军官的培训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多层次的教育体制。
　　五是广开学路，开办函授教育。仅1983年到1987年，经过统一考试，先后招收3400余名在职军官作为函授学员，共14个专业，含大专13个，中专1个。其中1400多名学员经过考试合格领到了毕业证书。90年代以来函授教育又有新的发展。
　　3、后勤综合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新时期海军后勤部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后勤战线的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保障设施的整顿与改善。“文化大革命”中，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和放松了业务管理，海军后勤保障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海军后勤部门用很大力量从各方面进行整顿和建设。
　　一是军港的整顿和建设。军港是舰船停泊、补给、修理的基地，是海军后勤建设重要的组织部分。在整顿的基础上，1986年以后，在旅顺，青岛、吴淞、定海、三都、黄埔、麻斜、榆林等大的军港进行了管理改革，由过去的分散管理改为集中统一管理。通过整顿和改革，海军军港码头逐步向管理有序、技术先进、环境优美、保障充足、补给迅速、生活方便的目标前进，供应保障能力有很大提高。
　　二是机场的整顿和建设。除有计划地新建一部分机场外，重点加强了原有机场的改建、扩建和补缺配套。与此同时，场站各项制度逐步健全，管理工作不断加强，尤其是广泛开展了“优质安全场站活动”，对于全面加强场站管理和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海军航空兵系统又进一步开展了正规化保障建设，强调各场站要搞好“六有”，有效地提高了保障效率和安全性。
　　三是仓库的整顿和建设。仓库整顿的内容包括组织、思想、业务、安全以及军容、库容等各个方面，其中的核心是业务整顿。仓库在不断改善管理的同时，围绕着实现作业机械化、自动化，广泛开展了技术革新活动。
　　四是医院的整顿和建设。海军在1952年底，总共只有7所医院，至1986年，已有医院21所，疗养院5所。各医院在恢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推行科学管理，使医疗工作逐步做到标准化、秩序化，病区陈设做到规范化，提高了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
　　五是供应站的整顿和建设。它的整顿和建设，起步于青岛，发展于麻斜，完善于威海。到1986年，全海军已建立起各种食品的加工间、冷库、储存库，添置了各种加工机械和专用车辆，初步形成了舰艇主副食品加工供应网。大多数舰艇部队实行了主副食品“四个统一”，并向生产、加工、供应“一条龙”的方向发展。另外，流动舰艇供应实行了“凭证补给”制度，做到舰艇部队“四海有家”。在舰艇部队普及食品供应站做法的同时，空、地、陆勤部队也建立了与舰艇部队食品供应站相似的生活服务中心、供应中心、大食堂、供应点等，这对改善部队筹措供应起了重要作用。
　　保证重点工程建设。新时期海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障战备，兼顾生活，注重质量，厉行节约”的方针，本着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对工程建设多次进行调整，逐渐扭转了以前“点多线长，重点不明，计划不周，缺乏通盘规划”的状况。调整压缩工程项目，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工程的建设。严格控制新建项目和建设规模，下决心停建设、缓建一批项目。对于必要的新建项目，在布局定点和工程结构上注意周密规划，既能满足技术要求，又能适应平时训练、生活和技术勤务保障的需要，尽可能把经费用在部队最急需、见效最快的工程项目上。重点建设的工程，包括舰艇基地建设，专用飞机场建设，重点作战方向的岸防建设，保证潜艇和大、中型水面舰艇作战训练需要的指挥通信工程建设，以及学校、修理厂、航海保障建设等，最突出地位的是核潜艇基地、大型水面舰艇基地的西沙群岛设防工程的建设。除保证重点工程外，还加强了原有工程的补缺配套，使之成为较为完善的工程系统。与此同时，开展了工程管理改革，工程管理工作逐步做到科学化、现代化，使之具有最好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改革，尤其是实行包干责任制以后，海军工程管理不断加强，工程效益明显提高，扭转了以往工程建设周期长、效益差的状况。
　　舰艇修理工作的改革。“文化大革命”中，海军修理工作遭到破坏，许多舰艇严重失修。从70年代后期开始，海军舰艇装备修理部门一方面组织抢修失修的舰艇，恢复海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恢复被破坏了的各项规章制度，恢复舰艇维修工作的正常秩序，并着手进行维修管理体制、修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寻求适合现代化特点的海军装备维修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舰艇装备维修保障能力。
　　加强舰艇维修力量的建设。在整顿、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按照“划区定点，专业配套”的原则，着重对老厂进行了扩建和技术改造，以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建设了缺门的专业配套厂。到1985年海军新建成的舰船、雷达和军械等修理厂共7个，还建成了技术比较先进的3000吨升降船台和3万吨级的大型船坞。在三个舰队初步形成了装备维修配套区，修理厂、修理所和综合机动维修队的职责、任务、分工明确。此后，又围绕提高监控、检测能力，扩大原位修理范围，促进维修科学管理，并大力进行了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装备了一些先进的仪器和设备，广泛开展了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维修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
　　海上保障能力不断提高。海军后勤保障能力的强弱，现代化水平的高低，也主要是通过海上保障能力来体现的。70年代后期开始，海军根据邓小平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化战斗能力的海军”的指示，在建设战斗部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后勤保障力量的建设，建造了新的勤务船只，改进了海上补给装置和救护器材。通过训练和实际锻炼，丰富了海上保障经验，海上后勤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海军经过50多年的建设，已拥有多种勤务船只，其中补给船、油船、水船、测量船、拖船等有数百艘。海军遍及沿海各地的军港、机场、供应站、仓库、油库、医院、技术维修中心、勤务舰只等现代化设施和装备，已构成了海上后勤保障体系，有效地提高了海军后勤的综合保障能力和快速支援能力。80年代以来，海军后勤部门多次执行远航保障任务，如执行首航南太平洋、赴南极考察、出访和舰艇编队远航训练、巡逻南沙群岛、舰艇编队远航出访等保障任务，其保障能力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检验提高。海上保障能力特别是远航保障能力的提高，是海军后勤建设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
　　4、出色完成重大任务
　　随着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和海洋事业的不断发展，与友好国家的联系日益加强，国家赋予人民海军的重大任务也逐渐增多。通过执行任务，是对海军战斗力的综合性全面检验，也标志着海军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在此，主要记述20世纪80年代海军完成的几次任务。
　　首航南太平洋，保障运载火箭试验。1980年5月18日，中国首次由本土向以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南太平洋斐济西北700公里），成功地进行了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远程运载火箭的射程一般在8000公里以上，由于国土面积的限制，无论哪个国家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都是利用公海进行的。这样远距离的飞行试验，除了在地面上要建立为数众多的测量台站和大型测量系统外，在火箭箭头溅落的海域必须有完善的测量船只；在试验过程中，必须有足够的护航、警戒舰艇和相应的辅助船只；火箭溅落时，必须及时把记录了飞行试验中的各种数据的数据舱打捞回收。到南太平洋执行这样的大型试验任务：一是航程远，海域新；二是编队大，人员多；三是装备复杂，技术要求高。执行这样的任务，对海军来说有好多方面都是第一次。海上特种混合编队由驱逐舰6艘、综合补给船2艘、远洋打捞救生船2艘、远洋调查船2艘、远洋拖船4艘、国防科委主测船2艘，共由18艘舰船和直升机4架组成，分编成测量船队和护航编队。4月28日和5月1日，18艘舰船分三个波次先后驶向太平洋。5月1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一艘艘护航舰在试验海区布开阵势，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各种雷达天线在不停地转动，兴奋的报告声接连不断：“遥测收到信号！”“雷达发现目标！”“跟踪目标正常！”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横跨南北半球，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从发现目标到打捞完毕一共是20分钟。5月19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成功的消息。5月24日，海上编队跨越赤道返回北半球，分别于6月1日和2日全部安全返回上海港。这次在海上历时35天，往返航行23昼夜，总航程8733海里。6月4日，国防科委和海军在吴淞口海军礼堂联合举行欢迎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亲临吴淞口看望大家。6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胡耀邦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大会致了贺词。
　　跟踪测量通信卫星。1984年4月8日，中国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于4月16日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卫星上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试验均工作正常。为了完成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从国内发射场到南太平洋卫星入轨位置的6000多公里的航区，需要在海上建立若干个跟踪测量站。这种站分别建立在3艘装备有各种精密仪器的远洋测量船上，负责海上飞行阶段的弹道测量和遥测任务。发射及测量时间的统一精度，是以毫秒、微秒计算的。海军南海舰队J506船执行跟踪测量任务。J506船是中国自行制造的一艘万吨级远洋救生船。接受任务后临时编入国防科工委所属遥测船大队，临时改舷号为“远望3”号。这次接受新任务后接连两次到太平洋测量点作调查试验。两次远航太平洋，前后80多天，弄清了海区情况，进行了遥测、通信的联调，一切良好，这才进入了发射通信卫星前的直接准备。1984年3月26日，接到发射指挥部命令，J506船第三次向太平洋进发，3月29日凌晨2时顺利到达待机点。4月8日14时，进入发射前的5小时准备。由于船上各个岗位配合默契，J506船正点准确进位。卫星发射指挥部要求J506船所在的测量点测出目标飞越本船上空5分钟的有关数据。结果从发现目标到目标消逝，跟踪的时间超过了要求时间的一倍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国防科工委和海军党委给J506船记集体二等功，南海舰队授予该船“三下大洋见精神”的奖旗。
　　为南极考察运输器材，参加建站。1984年11月20日至1985年4月10日，中国首次组织船队去南极洲上，在千古冰封的南极洲上，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海军到达南极。南极洲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土著居民和树林生长的大陆。它沉睡在地球的最南端，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和海洋生物资源，对世界各大洋的环境也具有重大影响。200多年间，各国航海家和科学工作者不断前去探索它的奥秘，其中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1984年底，已有18个国家先后在南极建站。1981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逐步开展考察南极的各项筹备工作。1984年7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由国家南极考察委员综合考察。南极考察编队由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组成。参加执行这次远航任务的海军官兵共308人。J121船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打捞救生船，1982年服役。船长156米，宽20.6米，满载排水量1.2万吨，续航力1.8万海里，抗风力12级。海军的任务是运输物资器材，参加建站，担负海上援救、航海实习等，并顺访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1984年11月20日上午，在上海高桥码头为考察编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22日6时30分，考察编队踏上征途，开辟中国通往南极的航线。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航程，往返2.29余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周以上。出航前，J121船按照指挥组精心选择的航线，查阅了沿途有关气象资料，详细地测算了各种情况下的船体稳性和抗风力，并绘制了动静稳度曲线，对船上的货物，如汽车、铲车、吊车、空压机、推土机、油罐、发动机等体积庞大的笨重物资都列有重量、重心位置的部署图。编队经日本奄美大列岛的宝岛水道，跨太平洋，入大西洋向南极洲挺进，跨越纬差94度、经差182度，闯过两个台风生成区、数个岛礁区和“咆哮的西风带”，战胜了进入西风带后遭到的大涌浪，特别是正确处置和排除了航渡中发生的右主机第一冷却水套管支架断裂、套管脱落的机械故障，顺利地通过了被人们称为“航海家的坟墓”的德雷克海峡，于1984年12月26日凌晨驶进了南极乔治岛民防湾，胜利地完成了航渡任务。在突击建站的战斗中，海军官兵和考察队员一起泡在齐胸的冰水里，用5天时间就建好了原计划8天建成的简易装卸码头。1985年1月20日，海军突击队70多名队员和部队考察队员组成施工队，在统一指挥下，突击主体工程，每天坚持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海军突击队员们发挥了各自的专长，担任了设计员、绘图员、雕刻工、电焊工、木工、铁工，还有搞爆破的“工兵”。从破土开工到装修完毕，主体工程25天建成，整个长城站45天竣工。考察队队员夸奖说：“海军技术力量雄厚，什么人才都有，培养的确实是军队、地方两人才！”海军官兵在随考察编队往返南极途中，先后于1984年12月19日至23日和1985年3月6日至10日顺访了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和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受到了当地人民和驻军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进一步密切了中阿、中智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考察编队于1985年2年10日16时离开智利，穿过西风带重渡太平洋，4月10日上午安全返回上海港。5月6日下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了首次南极考察庆功授奖大会。中共海军委员会1985年4月18日做出决定，号召全海军指战员向参加南极考察的海军官兵学习。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和海军给J121船、179机组各记集体一等功，海军给潜水长刘宝珠、机电长徐兆富、飞行副大队长于志刚各记个人一等功。
　　首次编队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中国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外交活动的需要，派遣海军出国访问提上了议事日程。人民海军组织友好访问编队首次专程出访的国家是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往返时间为1985年11月16日至1986年1月19日。这次出访，在人民海军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友好访问编队由132号导弹驱逐舰和X615号综合补给船组成，由东海军舰队司令员聂奎聚率领。1985年11月23日从湛江启航，29日下午4时进入印度洋。这是人民海军首航印度洋，按照海军的习惯，举行了纪念仪式，并进行了庄严的海上阅兵。编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12月13日晨，中国海军编队告别卡拉奇港，驶向下一个目的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12月26日起，中国海军编队用4天时间访问了孟加拉国吉大港。12月30日，中国海军编队圆满结束了友好访问，满载着南亚三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启程返航，于1986年1月19日抵达上海，官兵们畅谈这次出国访问的观感，都觉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受访国人民和华侨通过中国海军看社会主义中国，这一点使中国海军编队指战员感触很深。这次出访的舰船都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三国人民通过中国编队舰船这个“窗口”看到了中国36年来各项建设取得的发展和成就。巴基斯坦海军卡拉奇基地司令乔杜里对聂奎聚司令员说：“将军阁下，你很荣幸。你有一个很好的国家，很好的人民。中国海军是一支文明的军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事务的扩大和人民海军建设的发展，人民海军与外国海军的交往日益增多。外国海军领导人和舰船来中国访问的日益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后频繁出访，航行越远，规模越大，到目前，中国海军已十几次派出舰艇20多艘，访问了亚洲、美洲、大洋洲的20几个国家。中国海军领导人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也比以往明显增加。通过这些友好往来，不仅扩大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也增进了中国海军对外国海军的了解，促进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对部队远航能力和军政素质的提高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南沙建站。海军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于1988年2月到8月在南沙群岛永礁建起了一座海洋观测站。这个站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建立的。永礁海洋观测站的建成，将使中国对全球海平面测量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今后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都具有重要意义。永礁距海南岛榆林港560海里，礁盘成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6公里，宽约7.5公里。1988年2月3日，南海舰队在湛江港隆重举行誓师大会，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海军副司令员李景及有关单位的领导到会送行。2月1日至7日，东海舰队派出的929号登陆舰，南海舰队833号船，南浚613号、609号船，南驳42号、45号船和登陆艇8535号，以及交通部上海救捞局的浮吊船大力号、半潜驳船重任1号等共11艘舰船，满载着施工人员和建站器材，陆续抵达水暑礁。海军派出作战舰艇和大型辅助船，对大观礁、华阳礁、东礁、南礁、赤瓜礁、琼礁、奈罗礁、诸碧礁等11个岛礁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派出飞机，加强了对南沙海区的巡逻。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1988年8月2日，中国在南沙建立的第一个永暑礁海洋观测站胜利竣工。一座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耸立在南海前哨，五星红旗在楼顶高高飘扬。站内装备了一套先进的仪器，能自动观测记录水位、波浪、水温、盐度、风向、风速、气压、气温等各种水文气象参数，还能将各种气象数据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贮存、打印，并及时通过卫星发往国内外气象组织，为各国来往船只提供可靠的航海保证。海军在建站的同时，还在诸碧礁、赤瓜礁、华阳礁、南薰礁和东门礁等五个岛礁上，建成了能抗12级风力的半永久性的高脚屋，并派人驻守。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3日给海军发来嘉奖电，表彰建站人员，勉励大家为保卫南沙、建设南沙做出更大的贡献。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政治委员李耀文8月18日签署通令，号召海军向参加南沙建站的全体人员学习。
　　南海赤瓜礁自卫反击战。在建站过程中，越南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声明，不仅不肯从已强占的十多个岛礁撤走，而且多次派出舰船频繁活动，企图继续扩大其侵略范围。1988年1月31日，越南海军661号运输船、712号武装渔船装载着建筑材料和40多人由西礁起航直奔永暑礁而来，被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赶走。2月18日中国勘察人员刚登上永暑礁东南的华阳礁，越南海军851号扫雷舰和614号、605号运输船和505号登陆舰突然窜到赤瓜礁海域进行挑衅活动。他们派出43名武装人员强行登上赤瓜礁。礁上中国考察人员立即向其喊话，声明这是中国领土，劝其立即离开。越南武装人员不仅不撤离赤瓜礁，反而首先向中国人员开枪，打伤中方考察人员杨志亮。与此同时，越南海军604号运输船上多挺轻机枪也一起向礁上和舰船上的中国人员射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军舰船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击沉了越604号运输船，重创其605号运输船和505号登陆舰，俘敌9人，沉重地打击了越南海军的嚣张气焰。此次战斗，受到了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的通令嘉奖。这次南沙建站的斗争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海军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神圣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又圆满完成了国家和军委赋予的多项重要任务，显示了海军良好的军政素质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海军先后任司令员的有：萧劲光、叶飞、刘华清、张连忠、石云生、张定发，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苏振华、王宏坤、李作鹏、杜义德、叶飞、李耀文、魏金山、周坤仁、杨怀庆、胡彦林。

三、军中骄子--战略导弹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是以地地战略导弹为主要装备的兵种。其担负核反击战略作战任务，在战略上配合其他军种作战，是实现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核打击力量。战略导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一支年轻的高技术部队。30多年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一代代官兵艰苦创业，使这支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代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在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炮兵是一支全新的部队，它是随着中国的核弹和导弹事业的发展而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做出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决策之后，中央军委即着手于1957年12月，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地导弹部队，属军委炮兵建制。1963年10月，战略导弹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导弹。到1966年，这支新建部队已具有一定规模，原来的领导体制已不适应需要。为了适应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建立独立的战略核反击力量，1966年6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建立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建议，并决定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及炮兵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为基础，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筹建工作，他亲自将导弹部队领导机构定名为第二炮兵。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翌年7月4日，中央军委任命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又增添了一个实施战略核反击的新兵种。第二炮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75年12月，为了加强武器装备的管理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增设了科技部（后改称技术装备部）。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成立后，领导第二炮兵部队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1968年至1975年，先后组成一批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和工程建筑部队，并陆续组建相应的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和技术保障部（分）队，以及院校、科研单位。到1976年，第二炮兵初具规模。1978年5月17日，邓小平对进一步加强二炮部队的建设作了重要指示。这支新型战略导弹部队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武装力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国防实力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战略导弹部队是由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作战保障、技术保障、后勤保障部（分）队，以及担负阵地修建任务和工程建筑部队等组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二炮兵广大官兵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军队建设“五句话”的总要求，进入了以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时期。第二炮兵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号召，提出了“建设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干而有效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第二炮兵对编制体制作了多次调整。1982年，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提出了《精简整编实施方案》。方案对导弹部队的编制体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陆军编制体制，改为适合自身特点的编制体制。新的编制体制，减少了建制层次，编配人数相对灵活，便于保留技术骨干，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1985年，第二炮兵再次对编制体制进行调整，压缩了工程部队，扩充了导弹部队，完善了战斗保障部（分）队。与此同时，对部队、机关的编制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加强了科研机构，撤并了重叠部门，减少了不必要的层次，使第二炮兵的体制建设更趋科学、合理，向着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到1990年，第二炮兵已建成一套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拥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装备，有了相应的作战阵地和指挥控制、通信、情报手段。
　　90年代开始，第二炮兵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江泽民多次到二炮部队视察，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肩负着神圣使命的战略导弹部队，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五句话”的总要求，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始终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不断深化以合成配套为中心的训练改革，提高部队现代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各部队深入开展战法研究和训法改革，探索出不同作战样式、不同型号导弹的基本战法和训法，建立了新一代作战训练法规体系，各种型号的训练教材已规范配套。训练层次不断提高，已完成整旅整团的合成训练。在训练方法上，大力推广正规化训练、基地化训练和新老兵分编分训，提高了整体训练质量；在训练手段上，充分运用现代技术的全武器系统模拟仿真，基本实现了不动实装、不进阵地就能完成综合操作训练。伴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发展，战略导弹部队干部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整体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据统计，旅团以上领导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80%以上，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经过院校培训，科技干部已占干部队伍总数的一半以上。
　　经过30多年建设，平战结合的后勤保障机制已基本形成，使后勤建设有了质的飞跃。二炮部队还建立了一支以总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保障队伍，先进的科学技术已渗透到武器装备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和实战能力，成为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春天，在东南沿海联合军事演习中，圆满完成导弹发射训练，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具有良好的军政素质，有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和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经过30多年的建设，这支战略导弹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继建成了一批不同型号和不同发射方式的作战阵地，初步形成了多种型号导弹武器装备系列，战略战役理论研究和部队军事训练取得新的突破，所有发射分队全部跨入等级达标行列，快速机动作战能力和准确打击目标能力进一步提高，多次圆满完成导弹发射训练任务和近似实战条件下的战役的演习。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成为一支初具规模具有一定威慑和反击能力的战略核心力量。第二炮兵基本形成了新中远程齐全、核常兼备的武器系列，能够独立或协同其他军种对敌实施自卫核反击和常规打击。第二炮兵部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威慑能力，提高中国的国防地位，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炮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向守志、杨俊生、张翼翔、李水清、贺进恒、李旭阁、杨国梁、靖志远，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李天焕、吴烈、陈发洪、陈鹤桥、刘立封、刘安元、隋永举、隋明太。

四、战争之神--人民炮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是以火炮和战役战术导弹为基本装备的兵种，包括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和战役战术导弹部队。
　　人民解放军炮兵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炮兵部队随着战争和军队的发展而发展，到新中国成立时，炮兵已发展到4个师、77个团、13所学校以及大量炮兵营、连，各种火炮2万余门。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对炮兵的统一领导，发展特种兵的建设，于1950年8月1日，以第四野战军炮兵领导机关部分人员为基础，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陈锡联任司令员，万毅、苏进任副司令员，彭嘉庆、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从此，炮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炮兵领导机关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管理部、军械部和马政局等机构。
　　军委炮兵司令部机构成立前后，各军区亦陆续成立了炮兵领导机构：1950年1月，华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高存信任司令员，甘思和任政治委员，李健任参谋长。同年4月，西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孔从周任司令员，赵章成任副司令员，张力雄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巫金峰任参谋长。同年5月，第四野战军将特种兵司令部改为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华东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陈锐霆任司令员，刘春任副政治委员，叶超任参谋长。1951年4月，东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万毅兼任司令员，刘何任政治委员，宋承志任副司令员兼任参谋长。同年8月，西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巫金峰任第一副司令员，胡兴任第二副司令员，王德润任参谋长，杨春芳任副参谋长；翌年9月，颜金生任炮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开基任副司令员，李书全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中南军区成立炮兵司令部，孔庆德代理司令员，陈夕彪任副司令员，张志毅任参谋长。
　　此后，军区炮兵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多次整编调整变动，炮兵领导机制不断健全完善。1953年5月起，将炮兵司令部的军事训练处、学校管理处、高射炮兵处升格为直属炮兵首长领导的部。至此，炮兵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高射炮兵部、军事训练部、军事学校管理部、政委办公室、干部部、财务处。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根据《决议（草案）》精神，炮兵领导机关主要负责炮兵部队的建设规划和专业训练计划的制定与监督实施、干部培养、装备计划的拟制以及科研工作等。随后，恢复了政治部、后勤部，并将干部部并入政治部。1960年炮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科学研究部、技术部。1962年6月，中央军委对炮兵和军区炮兵的领导关系作了明确规定，解放军炮兵主要负责对军区炮兵的建设、科研、训练和技术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同年11月，炮兵机关进行整编，将科学研究部编为司令部学术处。1965年6月，炮兵科研体制进行了调整，将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移交国防工业部门，另在解放军炮兵机关成立科研部，负责部分科研和技术革新工作。1966年1月，撤销炮兵技术部。1967年10日，将炮兵分管的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和人员，全部拨归新成立的第二炮兵。此时的炮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科研部。1970年2月，将炮兵领导机关的科研部缩编为司令部科研处，这时炮兵机关由4大部变为3大部，人员也作了较大的精简。1982年9月，为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指挥的需要，加强对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作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炮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
　　炮兵部队的组建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军委确定了“大量发展新的炮兵，同时加强提高老的炮兵”的炮兵建设方针。炮兵领导机构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建设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的规划，并采取优先发展预备炮兵，逐步充实步兵师以下队属炮兵的步骤，使炮兵部队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为了适应防空作战之需要，在预备炮兵建设中，首先集中建设高射炮兵。新中国成立时，全军高射炮兵仅有16个团。针对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袭扰大陆沿海城镇的情况，1950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10个高炮团。其间，为加强统一指挥和管理，从1950年3月至10月，又组建了4个高炮师，即：第一、第二、第三和首都高炮师。至1950年底，高射炮兵已达到29个团。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迅速改变武器装备敌强我弱过于悬殊的情况，为增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炮兵火力，适应作战需要，从1950年11月起，先后抽调8个步兵师及若干机关和分队，共9万余人改建为炮兵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共组建了包括加榴炮师、火箭炮师和反坦克炮师在内的15个地面炮兵师共55个炮兵团；另组建、扩建了6个高射炮兵师、74个独立高炮营。到1953年底，全军炮兵共组建了18所学校，全军预备炮兵已达23个师（含火箭炮2个师、高炮6个师）88个团和22个独立营；共组建队属炮兵，军、师属炮兵团109个，战防炮营、高炮营各数十个。
　　1955年炮兵部队根据抗美援朝作战的经验和新引进装备情况，进行了编制调整，撤销火箭炮兵师，改建了榴弹炮兵师11个、坦克炮兵师3个，组建了加农炮兵师3个、炮兵仪器侦察营和炮兵校射飞机大队，保留了6个高炮师。1956年开始大量组建军属炮兵，并继续加强师以下炮兵。1957年以后，逐步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战役战术导弹部队，成立了炮兵学校、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成立了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1965年以后，随着装备技术水平的提高，又新建了一批炮兵师。1967年，将战略导弹部队、院校和研究所，调归第二炮兵建制。1965年以后，为适应援越抗美作战需要，陆续新建了一批炮兵师。到1970年，预备炮兵发展到数十个师，队属炮兵的火力也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预备炮兵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加农炮兵师和榴弹炮兵师统一整编为榴弹炮兵师，高炮师属的高炮团实行两种不同口径的高炮混合编组，增加了火力层次，实现了平战结合。队属炮兵的陆军军、师两级实现了压制、反坦克、防空3种火力配套，增强了炮兵的火力突击能力。“文化大革命”中，炮兵院校仅剩1所，1979年，炮兵院校增至7所（含训练基地）。
　　1985年7月，为加强陆军部队的合成，除留部分炮兵部队作为预备炮兵外，其余大部分炮兵部队与队属炮兵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和步兵师的队属炮兵，使集团军所属炮兵的数量、质量及协同作战能力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提高了集团军的独立作战能力。
　　炮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锡联、邱创成、吴克华、张达志、宋承志，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邱创成、陈仁麒、兰文兆、王平、张池明、金如柏。

五、铁甲劲旅--装甲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是以坦克和其他装甲战斗车辆为基本装备的兵种，包括坦克和装甲步兵等部队。
　　新中国成立时，全军有坦克410辆，装甲车360辆，有战车师2个，战车团1个，部队近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即着手装甲兵建设，1950年5月筹建装甲兵领导机关。以西北军区第2兵团机关为基础，于1950年9月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统一领导全军装甲部队的建设。从此，人民装甲兵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兵种。许光达任司令员，聂鹤亭任副司令员，向仲华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1951年7月16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编有司令部、技术部、干部管理处；26日，组建后勤部；11月，组建政治部。在1950年9月1日装甲兵司令部成立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坦克学校———第一坦克学校在北京成立。朱德总司令为该校题词：“努力学习，建立强大的人民坦克部队，反对美帝侵略，巩固国防。”
　　军委装甲兵领导机构组建后，即着手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和部队的组建。1950年11月17日，在徐州组建了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领导机构；同年12月31日，在长春组建了东北军区摩托装甲兵领导机构；1951年9月15日，又在北京南口组建了华北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华东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是以原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坦克2师及华东军区部分干部合编组建的，何克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锋任副司令员，刘毓标任副政治委员，谢锐任参谋长。东北军区装甲兵是由东北军区司令部、东北军政学校及装甲兵部队抽调的人员组建，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军区副政治委员周桓兼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钟人仿任副政治委员，石敬平任参谋长，余孝礼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装甲兵由华北军区和解放军装甲兵机关及第20兵团、原平原省军区、第10、第12、第16军及坦克第26师等单位的机构和人员组成，由黄鹄显任司令员，王英高任副政治委员，马骥任参谋长。1951年，各军区装甲兵领导机关统一编为司令部、政治部、技术部和干部管理部。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954年至1960年，先后组建4个军区装甲兵（部、处）。1954年5月7日成立中南军区装甲兵部。1955年11月7日，以华东军区装甲兵的部队干部为基础，组建了南京军区装甲兵，由宋文任副司令员，张文碧任政治委员。1958年9月27日，以志愿军坦克指挥所为基础组成武汉军区司令部装甲兵处。军区装甲兵领导机构以后进行了多次调整变动。实践证明，建立军委和军区两级装甲兵领导机关，对于全军装甲兵部队实施统一领导，完成组建扩建部队、战备训练或技术保障任务，加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委装甲兵领导机关进行了多次整编调整变动。1958年3月，装甲兵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装甲兵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技术部、干部管理部。1959年5月，装甲兵干部部归政治部建制。1961年10月增设后勤部。1965年12月，撤销技术部，将其业务工作归后勤部。1978年6月，后勤部改称后勤技术部。198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装甲兵部，作为总参谋部管理装甲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
　　装甲兵部队的组建发展。1950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许光达的建议，决定将全军坦克部队改编为3个坦克旅。同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将3个坦克旅整编为3个坦克师。为了适应抗美援朝作战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从1951年起装甲兵部队规模逐渐扩大。至1954年4月，编组为坦克师、机械化师、独立坦克团和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基本形成了直属统帅部和军区建制的独立坦克部队和军以下部队建制的队属坦克部队并存的体制。到1955年，全军组建了3个坦克师、1个机械化师、6个独立坦克团、47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4个独立自行火炮营。1961年7月以后，为了加强海防和边防，在部分守备师组建了坦克团。1962年起，将独立坦克部队按装备性质整编为中型坦克团、重型坦克团、轻型坦克团、重型自行火炮团、水陆坦克团。将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改为坦克团。1967年至1969年，将大部分步兵师属坦克团集中编为坦克师或独立坦克团，形成以独立坦克部队为主的体制。到1965年，装甲兵编为13个坦克师、19个独立坦克团、7个步兵师属坦克团。充实装备后的坦克师，编中型坦克×××辆、坦克团编坦克××辆，坦克的数量达到发达国家军队中等规模的师、团水平。但坦克师的装甲步兵和炮兵少，通信、侦察、工程、后勤和技术保障力量不足，满足不了步坦协同作战的要求，其独立作战能力受到一定限制。1976年，为了加强陆军军的合同训练，提高其作战能力，将独立坦克团改归陆军军建制，装甲兵又恢复了独立坦克部队和队属坦克部队并存的体制。1978年以后，坦克部队的合成建设步伐加快，装甲化、自行化程度逐步提高，干部、乘员的结构更为合理，机动作战理论得到发展。坦克师的步兵、炮兵、坦克兵的编配比例趋于协调，作战能力有了较大提高。1985年5月后，将坦克师和坦克旅编入陆军集团军，装甲兵部队改为单一的队属坦克部队体制。坦克部队经过体制改革，合成程度提高，合成训练加强，训练手段也逐步实现了电教化、模拟化以及微机管理；装备科研已进入第三代新装备攻关；技术保障体系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装甲兵部队的突击能力，机动能力和整体作战水平都有较大提高。
　　装甲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许光达、陈宏、黄新廷，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向仲华、黄志勇、姚国民、莫文骅、钟汉华。

六、战争先行官--工程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是担负工程保障任务的兵种，现代战争中的先行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包括工兵、舟桥、建筑、伪装、野战给水工程、工程维护等部队。
　　工程兵部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时，工兵部队已发展到8个工兵团、两所工兵学校，军、师、团大都分别建立了工兵营、连、排。新中国成立后，即进行军兵种建设，为了对全军的工兵实施统一领导，中央军委组建解放军工兵领率机关。1950年12月25日，以中南军区工兵司令部部分人员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领导机关。从此，人民工程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李迎希任副司令员。195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司令部正式成立。1951年3月1日，唐哲明任参谋长。3月15日，朱德总司令为工兵学校开学典礼题词：“为培养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工兵干部，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1952年9月18日，陈士榘任司令员。1952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军事建筑部，陈士榘兼任部长。军事建筑部主要负责全国国防工程建设的组织计划工作和技术指导，并直接负责某些重点工程的勘察设计、组织施工以及检查、验收等工作。1950年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共组织了17个工兵团和25个步兵军所属工兵分队入朝参战。1955年8月国防部通知，工兵领导机关改称工程兵领导机关。1956年2月24日，军委军事建筑部改称国防工程建筑部，归工程兵建制。此时，工程兵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国防工程建筑部、干部部、器材部、政委办公室（后改为政治部）。1957年8月精简机构时，撤销了国防工程建筑部，将司令部技术处扩编为工程兵科学研究会。调整后的工程兵领导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改变某些组织体制后，干部部并入政治部）、器材部、科学研究会（1959年改为科学研究部）、财务处。
　　在组建中央军委工程兵领导机构的同时，还组建了各军区的工程兵领导机构。1950年2月3日，中南军区将第四野战军工兵指挥所与湖北军区独立第4师师部合并，组成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唐哲明任司令员，李福尧任政治委员。3月14日，西南军区以特种兵纵队所属的工兵第2团、7团和暂编工兵第8团与第18兵团的工兵合并，组成工兵纵队。4月16日，工兵纵队领导机关改为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2月15日，华东军区以特种兵纵队工兵第3团与特科学校工兵大队的基础，组成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兼工兵学校，谢忠良任主任兼校长。1951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工兵建设，加速培养工兵干部，各大军区及各兵团（在朝鲜的志愿军）、军、师司令部增设工兵主任，团司令部设工兵参谋。3月1日，中央军委鉴于各大军区缺乏工兵干部的情况，决定除中南军区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工兵指挥所及西南军区支援进军西藏的工兵司令部外，其他军区均暂设工兵主任及参谋数人，不设工兵司令部。据此，3月8日，中南军区工兵司令部整编为工兵处。1952年2月，东北军区建立工兵指挥部。7月，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工兵指挥部兼志愿军工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机关主要力量移至朝鲜，领导在朝各工兵团的军政工作。同年5月29日，华北军区组建工兵处。9月1日，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与工兵学校分建成立军区工兵处。9月19日，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整编为工兵处。1953年3月19日，西北军区成立工兵处。至此，各军区都建立健全了工兵领导机关。1954年各军区将工兵处与工程指挥部合并。3月10日，华北军区将国防工事建筑指挥部与工兵处合并组成华北军区工兵兵部，杜文达任主任，廖鼎琳任政治委员。5月8日，华东军区将工兵处与上海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合并，组成华东军区工程兵部，曾旭清任主任，梁辑卿任政治委员。7月，东北军区以国防工程建设指挥部为基础，组成东北军区工程兵部，王良太任主任，季铁中任政治委员。8月，中南军区将国防工程建筑处与工兵处合并，组成中南军区工程兵部，廖种符任主任，李士才任政治委员。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决定将全国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军区工程兵部分别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军区工程兵部，增设济南军区工程兵部，杨介人任主任，李建良任政治委员；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设工兵处（或工兵主任）。8月10日，国防部做出《关于各总部、各军区兵种机构名称的规定》，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军区工程兵部改称工程兵司令部，其他军区工兵处改称工程兵处。1956年7月1日福州军区成立工程兵司令部，谢忠良任主任，邱勇前任政治委员。1958年8月22日，国防部决定将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改称军区工程兵机关。军区工程兵机关归军区建制领导，既是军区统一领导下的业务部门，又是军区直属工程兵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业务上接受军区工程兵的指导。以后，军区工程兵领导机关进行了多次调整变动。
　　60年代以后，军委工程兵领导机关进行了多次调整。1960年11月将工程兵器材部并入后勤部，科学研究部与国防工程设计院合并，称科研设计院。又将特种工程指挥部改为工程部，并入解放军工程兵机关。1965年7月，根据中央军委精简机关的要求，将工程部撤销，有关任务合并到工程兵司令部和科研设计院。调整后的工程兵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69年后，工程兵领导机关又进行过多次调整，精简人员，并调整三大总部下属机构。1982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工程兵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工程兵部，作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工程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通过调整，更加适应诸兵种合同作战指挥的需要，加强对兵种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工程兵部队的组建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国防工程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工程兵发展较快，到1952年中央军委批准在5年内建设40个工兵团。1953年9月，经军委批准，将全军工兵团按照工兵、舟桥、建筑3种专业加以区分整编。统一编制序列和区分性质任务，这对于加强专业训练，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有计划地装备和使用部队等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亦有利于工兵内部各种专业部队的建设。这是工兵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1959年11月，工程兵领导机关为适应大型国防工程和特种工程建设的需要，向军委、总参谋部提出增加定额，组建建筑师的建议。1960年至1962年，中央军委批准工程兵组建4个建筑师和1个工兵技术总队，批准武汉等9个军区各组建1个工程兵团。1964年和1965年，中央军委批准工程兵增加33万人。到1965年底，工程兵部队发展到4个建筑师、3个支队、19个工区、1个工程技术总队、114个团，共49万余人，工程保障能力有很大提高。1967年至1975年，工程兵根据任务的变化，逐步精简建筑部队，相应地发展了舟桥部队。中央军委根据全军国防工程建设初具规模、外援工程相继完工的情况，决定抽调一批建筑部队用于加速重要国防工程建设，另将一批建筑部队改编为机动步兵或守备部队。197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担负国防工业工程和民用机场、公路等修建任务的工程兵建筑部队移交基建工程兵。同时又新建一批舟桥团，并加强了舟桥团的装备。与1952年相比，一个舟桥团架设浮桥的能力提高了3倍。1976年至1985年，工程兵继续精简建筑部队，重点发展工兵和舟桥部队，相应发展伪装和野战给水工程部队。10年内工兵团增加2.5倍。1982年新组建特种舟桥部队，标志着工程兵已具有克服特大江河障碍的能力。1985年编制体制改革中加强了队属工兵，除部分工兵部队归军区和总部建制领导外，大部分工兵部队编入了集团军。经过改革，基本实现了编组专业化、行动摩托化、工程作业机械化，有效地提高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快速完成筑路架桥、构筑工事、设置和排队障碍物、实施伪装、构筑给水站等任务的能力。
　　工程兵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士榘、谭善和，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黄志勇、谭甫仁、李真、王六生。

七、军中顺风耳--通信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是担负通信任务的兵种，包括通信、通信工程等部队。
　　通信兵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随人民军队的成长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通信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央军委十分重视通信兵的建设。通信兵部机关和部队的编制体制、隶属关系等曾多次变动，通信装备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通信保障能力日益增强。1950年5月，军委作战部第三局改称军队通信兵部，王诤任部长，刘寅任政治委员兼副部长。1951年2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批准各军区成立通信团。到1953年，各军区和军委通信部先后组建了通信团。1954年将军委通信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1954年3月，通信部队统一整编，又组建了若干个通信团、独立通信营，并将总部、各军区、各特种兵的直属通信勤务部队统一命名为各级通信枢纽部。这一时期，野战通信团各营由单一的专业分队编成。这种编组虽便于平时管理和组织训练，但执行任务时需要临时抽组通信枢纽，不便于战时的组织指挥。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作为兵种来建设，履行兵种领导机构职能，通信业务工作仍属总参谋部领导，王诤任通信兵主任，朱明任通信兵政治委员。1959年3月国防部决定将解放军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仍行使兵种领导机关职权。50年代，为了发展通信兵部队，通信学校迅速发展，先后组建了10所通信院校。1961年2月，中央军委又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1975年3月解放军通信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通信部。
　　通信兵部队的发展。通信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保障了作战指挥，为赢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1月，通信兵部队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量、提高质量的精神，进行了整编，实行了平时编制。大量减少非技术兵员。从1958年9月起，随着通信任务的增多，通信兵部队也逐步增加。到1961年底，军委直属的通信兵部队有通信、通信工程、无线电接力及通信总站等部队。1964年以后又有几个军区组建通信团。1965年8月，为加强对直属通信工程部队和通信工程施工的领导和管理，组建了通信工程指挥部。在此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随着固定通信台（站）的进一步发展，相继组建了通信总站、分站。在这期间，野战通信团的编制体制也进行了调整，战备值班营编有各种专业分队，可开设通信枢纽。1971年1月以后，为加强对新建长途地下电缆的维护管理，重点发展了固定通信部队和总部、军区的通信总站，组建了军用卫星通信地球站。野战通信团调整为包括通信枢纽各要素的联合体，其下属的营都能开设完备的指挥所通信枢纽，便于执行战斗任务。1985年通信兵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撤销了部分通信团，新建了指挥自动化工程站，各军区的通信总站也根据军区的调整作了相应的调整，使通信兵部队的组织编制更能适应军事通信的需要。目前，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大通路载波设备、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网、程控电话交换设备、数字通信、散射通信、光纤通信以及卫星通信等都已相继建成使用，基本形成了以统帅部为中心、固定通信设施与野战装备相结合、有线电与无线电相结合、多种通信手段并用的独立的国防通信网络。通信容量显著增加，通信台站遍布全国，保障了通信的稳定性、及时性和可靠性。通信联络达到了“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的要求。通信兵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保障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总部的指挥，在作战、战备、训练、科研、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通信兵先后任主任（部长）的有：王诤、江文、周世忠，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朱明、黄文明、陈鹤桥。

八、年轻兵种--防化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是担负防化保障任务的兵种，包括防化（观测、侦察、洗消）、喷火发烟等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着手军兵种建设。为适应现代条件下作战的需要，50年代初，在解放战争后期组建的少量防化分队的基础上，相继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的各级防化部门和防化部队。1955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防化学兵部。1956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部”，为总参谋部的一个业务部，张遒更任部长。1957年5月，军委决定防化学部作为兵种来建设，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任命萧学林为政治委员。此时，防化学兵部机关设司令部、政委办公室、干部部、器材部。195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增设科学技术研究处。1960年10月对机关部门的编制作了较大的调整，设司令部、政治部、科学研究部、器材部，干部部并入政治部，后又增设后勤处。1961年1月军委又决定，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器材部、后勤部。1962年器材部并入后勤部。至此，防化学兵部机关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196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学部，成为总参谋部管理全军防化学兵军事工作的业务部门。1978年5月，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改称总参谋部防化部。新时期，防化兵进一步加强了现代化建设。
　　防化兵部队的组建发展。1950年12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学校，为全军培训防化干部。从1951年开始组建防化分队并相继建立起各级防化部门和防化部队。陆军军、师、团设防化学主任，营设防化指导员；师编防化连，团编防化排；空军、海军在各场站，基地设立防化部门和防化分队。1955年4月军委决定，在部分军区和志愿军中组建防化营。从1959年开始，先后组建了一批防化兵部队。1960年以后，总参防化学兵部和部分军区先后组建防化团；全军防化部门和队属防化分队同时得到较大调整和完善，初步形成以专业兵保障为骨干的核、化学、生物武器防护体系。1962年2月至4月，中央军委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全军编制装备会议，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的建议，确定了整编方针和编制原则，制定了新的编制装备方案，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会后，全军各部队根据会议精神进行整编。防化兵保留了营、团建制，在编成上增加防化侦察分队，减少了洗消、地面消毒和服装消毒分队，撤销了发烟分队。1976年5月，总参谋部又根据防化兵部队参加核武器效应试验取得的经验，改进了防化兵部队的编制，防化分队实行混合编组；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队直属的防化团增编了观察队、工程防护队、轮训队；防化兵部队增编了观测分队，充实了装备器材，防化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1978年以后，防化兵部队本着减少兵员、保留骨干、充实装备的精神，编制又进行了调整，从而形成了适应防化部队特点的编制体制。防化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在教育训练方面，初步形成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4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防化干部素质得到提高；防化专业部队、分队的保障技能和合成军队整体防护能力的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防化装备方面，陆军主要防化装备品种配套，形成系列；防化专业部队、分队拥有一定数量的自动化程度较高、适于机动作战的装备；部队群众性的自侦、自防、自消、自救手段趋于完善；空军、海军有了适合自身特色的专用防化装备。在防化保障方面，拓宽了新领域，建立了战区核观测监测报知网、配套国防工程和城市人防工程防化设施，组建民兵、预备役防化兵和人防防化专业队伍，开展核、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此外，50年代还组建了防空军、公安军、铁道兵，1966年还组建了基建工程兵。防空军1957年5月与空军合并；公安军领导机关及番号于1957年9月撤销，部队分别交省军区和地方公安系统；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于1984年领导机关撤销，部队转交地方。

九、金色盾牌--人民武警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画卷，有一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立下不朽功勋的部队，这就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完成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各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以执行内卫任务。于是，1950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陆军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下属22个公安师和4所公安部队学校，公安部队负责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工作。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后，公安部队的建制和隶属关系，先后经过8次变动，名称也多次改变。一共采取了五种形式：一是属军队建制，由军委领导；二是属公安机关，由公安部门领导；三是分别领导，专区、县以下公安部队归公安机关，省以上公安部队归公安军；四是双重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方面受公安部领导，部队建设方面受军委和总部领导，建制仍属公安机关；五是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第五种是1966年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制度，使军警不分，职责不明。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后，经中央同意，将原来由县、市公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地方部队的仍交给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之后，通过1980年、1982年的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将人民解放军看押劳改犯、守护地方重要目标和警卫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以及外国使馆的任务和担任这些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装警察部队的重新组建，适应了公安部队的性质和特点，理顺了领导关系。新时期对中国武装力量体制的重新调整，确定实行由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国家武装力量体制，这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继承和重要发展。
　　1983年4月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成立。李刚任司令员，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何鸿业，副政治委员娄殿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振军，参谋长张永堂。尔后，各省、市、自治区的武警总队（师级）、各地（市、州、盟）的武警支队（团级）、各县（市、旗）的武警大队（营级）相续成立。从此，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其任务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内卫部队；第二类，列入武警序列由公安部门管理的部队；第三类，列入武警序列受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和武警双重领导的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部执勤任务的部队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警察、边防警察和消防警察统一组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担负国家安全的内卫任务的武装组织。其基本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隶属公安系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从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结合本部队的特点进行建设。建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武警部队的主体是内卫部队、边防部队和消防部队。内卫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警卫党政机关和外国使（领）馆；守卫重要机场、电台、仓库、科研机构等重要目标；守护重要桥梁、隧道；担负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犯管教所的外围武装看押任务和押解罪犯，追捕逃犯；对大中城市和特定地区实施治安巡查警戒；应付各种紧急重大情况，如防暴、维护治安。边防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负责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在对外开放的港口、机场、国境车站和孔道以及特许的进出口岸，对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实施边防检查；对国际国内航班飞机乘客及其携带物品实施安全检查；在领海线内实施海上巡逻。消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宣传安全防火常识，协助有关单位采取防火措施，搞好消防监督和检查，扑救火灾，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武装警察部队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外，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业务领导；武警林业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分级指挥”的原则。人民武警部队实行党委制。各级武警部队党委受同级公安部门党组、党委的领导，同时接受上级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委的领导。这样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适应了武警部队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履行职能。
　　武警部队的组建，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战略布局和使用更加合理，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功能更能充分发挥，对于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武警部队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防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把担负内部保卫任务的部队从解放军中单独划出来，既减少了军队的编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发展军事高科技，又减少了非作战的任务；其二，把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单独列编，可以根据其特殊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在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其三，军警分开，各司其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有利于处置带政治色彩的动乱、骚乱、暴乱，能够更好地争取外交主动，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武警部队的建设，在1997年精简整编中武警部队又得到了新的加强。目前，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正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努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落实江泽民“加强武警部队建设，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指示而努力奋斗。
　　武警部队组建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不断成长发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全体武警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完成了各种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等任务，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武警部队担负了首都及全国各重要城市的治安和中央、各地党政机关及外国使馆、外宾住所等警卫任务；执行了节日、集会、外宾访问参观的临时警卫任务；守卫了重要的政治目标和战略设施；守护了全国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隧道，护送了大批战备物资；协助公安部门完成看押、看守犯人和城市武装巡逻等大量的任务。在这些工作中，广大武警指战员始终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保证了首脑机关和重要目标的安全，有效地打击了犯罪活动。仅1983年到1990年，武警部队圆满完成了国家重大外事活动、重要会议、大型体育比赛等警卫任务9.3万多次，使用兵力296万人次。在举世瞩目的第11届亚运会期间，武警部队出动2.2万人，圆满完成了亚运会各比赛场馆、人员住所、全部赛事和一些重要的警卫任务，保证了亚运会的顺利进行。1988年以来，武警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门紧密配合，成功地平息了拉萨骚乱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全，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武警边防部队还担负了边境管理和边防检查任务。通过侦察、警戒及出入境检查，拘捕了一批非法越境分子，协助地方处理了繁杂的边境事务，维护了边境地区社会治安。近年来，武警部队共处置突发事件数千起，配合各地公安机关处置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在完成各项执勤任务的同时，武警部队还在抢险救灾、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武警黄金部队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732座山川，为国家提交黄金储量729吨，生产黄金20万两。武警森林部队保卫着祖国5870多万公顷的森林和草原。10年来共扑灭森林（草原）火灾3000余起，为国家挽回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武警水电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西藏羊卓雍湖电站、大亚湾核电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广西天生桥电站等国家重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在全国各地建成水电站20多座，总装机容量达514万千瓦。武警交通部队以敢啃“硬骨头”著称，参与修建了青藏、川藏、秦岭、中巴、中印等几十条公路干线和100多座桥梁，为神州大地编织出壮美“经纬”。为了确保京九铁路、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驻铁路沿线的武警部队出动官兵10万以上人次，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处置各种妨碍铁路运行安全的事件，为京九、京广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保障。为了给各地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武警部队积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创建文明安全村镇、街道、居民区，到目前为止，武警部队共建点已发展到11000多个，其中69%被评为县（市）以上文明单位。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武警官兵。在张北地震、那曲雪灾，云南、内蒙古森林大火，长江、嫩江、松花江特大洪灾面前，武警部队广大官兵以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冲锋在前，为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先后任武警部队司令员的有：李刚、李连秀、周玉书、巴中倓、杨国屏、吴双战，先后任第一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的有：赵苍壁（兼）、刘复之（兼）、阮崇武（兼）、王芳（兼）、陶驷驹（兼）、李振军、张秀夫、徐寿增、张树田、贾春旺、徐永清。

第四章战略追击扫残军
本章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400余万人，国民党的正规军已大部被歼灭。但是，西南和中南、西北、华东部分地区及东南沿海部分岛屿，尚被国民党残余军队所占据。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遵照命令，为了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盘踞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继续实施了战略追击和围歼战，完成了解放全国大陆的任务。

一、毛泽东恢弘的战略部署
　　1949年夏，渡江战役以后，国民党还剩下在大陆的两个主要战略集团：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正准备分别向西南各省和华南边远省份撤退。此时，国民党还占据西北和南方16个省，总兵力约150万人，分布于新疆至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但是，残存的这100多万军队，已失去了统一组织抵抗的能力，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这时，蒋介石仍梦想，利用准备退往西南的胡宗南集团和退踞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凭借该地区之地形险要、物产丰富、回旋余地大等有利因素，以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伺机卷土重来。蒋介石还作了第二种打算，那就是一旦上述美梦破产，则退往云贵，或利用漫长的海岸线、国境线逃亡国外。为实现其美梦，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在战略上尽量收缩兵力，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和解放军决战。
　　退踞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约40余万人，有湘西、湘南的白崇禧集团约20万人，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约12万人，鄂西、湘西北的宋希濂集团约10万人。盘踞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队，总计37个军约45万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蒋介石打算依靠这些力量，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区，与解放军“持久作战”，以便争取时间，组建新军，然后与驻台湾的国民党军相配合，实施反攻。蒋的另一手是，待迫不得已时，则向康、滇退却，或逃窜国外。
　　为粉碎蒋介石企图盘踞西南，借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迷梦，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尚未解放的国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即制定了作战方针和进行了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他从这一科学推断出发，并根据蒋介石收缩兵力，力避与我决战，向边远省份逃跑的企图，于1949年5月23日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在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7月16日，毛泽东指出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等中南的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针：“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以后，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对中南、西南的国民党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即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方，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在战役上，选择国民党军薄弱的中南地区，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其海上逃路，然后歼灭胡宗南等部。另对西北和华东沿海岛屿及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则采取多路追击、分割围歼的作战方针。
　　为实现其上述作战方针，毛泽东主席对渡江战役后的进军问题即提出了完善的战略部署：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18兵团）则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秦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区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川、黔、康三省（7月16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确定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并经营川、黔、滇、康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等省，同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
　　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可能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于5月28日发出指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扰乱。”
　　为了不给国民党残余军队以喘息机会，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进军方针与预定部署，即分别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进军，日夜兼程，以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开始了“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①，继续实施战略追击。

二、林彪挥师驰中南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第四野战军在第二野战军的配合下，继续向中南进军，追歼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部。为迅速歼灭中南之敌，军委决定集中第四野战军主力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第5兵团共6个兵团50多万人，由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二政委邓子恢统一指挥，组织东、西、中3路大军向国民党“湘粤联合防线”展开突击，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远距离包围。进军中南的3路大军克服各种困难，按计划进占战役集结位置，作战装备就绪后，各兵团向中南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的攻势。
　　向中南进军的部队遵照军委的决定，于1949年9、10月间举行了衡宝战役。这次战役自1949年9月13日开始，至10月16日胜利结束，历时33天，歼灭白崇禧集团4个精锐师和宋希濂集团一部共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广大地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部和进军大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西路军发起衡宝战役的同时，东路军自赣南挥戈南下，发起了广东战役。这次战役从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历时34天，共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生俘4.2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17人，给余汉谋集团以歼灭性打击，解放了广东大陆，为解放广西和海南岛创造了条件。进军中南的部队在衡宝、广东战役结束后，在华南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1949年11月6日至12月14日，举行了广西战役。历时39天的广西战役获重大战绩，共歼敌17.29万人，其中俘虏16万余人（包括将级军官78人）。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及余汉谋集团余部，解放了广西省全境及广东雷州半岛。
　　海南岛战役，从1950年3月初开始，至5月初结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琼崖纵队的积极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进行渡海登陆作战，解放了海南岛。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9个团，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这次战役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在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和世界现代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和部分炮兵部队，在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的指挥下，对盘踞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这次战役从5月25日开始到8月4日结束，历时71天。共歼灭国民党军700余人，其中俘虏192人。万山群岛战役是军队在50年代初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又一光辉战例。

三、王震率兵进驻新疆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给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布置任务，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9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遵照军委决定，命令第1兵团第2、第6军执行进军新疆的任务。
　　当时，中央和军委考虑陶峙岳、包尔汉起义后，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亟待接防，有7万多人的起义部队需改编。于是决定进疆部队火速挺进新疆。10月初，彭德怀到酒泉与王震一起拟定了进军新疆的方案，决定进疆部队主力于10月开始进军，第二年3月底以前完成接防和改编起义部队的工作。
　　进疆部队在王震等首长的指挥下，经过充分准备，于10月间，以空运、车运和徒步的方式同时向新疆开进。战车第5团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队，7月31日从天津出发，9月到西北战场参战，10月上旬西出玉门关，10月20日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行程4000余公里。第1兵团在大力筹措陆地运输的同时，积极组织空中运输。由苏联民航派遣30架（实际为40架）运输机，从酒泉运送1.4万名进疆部队指战员到达迪化市。10月10日先遣人员乘坐第一架运输机抵达迪化，建立空运指挥机构，11月6日王震率第1兵团指挥部从酒泉飞抵迪化。这次空运累计出动飞机700余架次，没发生任何事故，苏联民航机组人员为军队进疆做出了贡献。徒步行军的部队于10月上旬先后从酒泉、张掖等地出发，向新疆开进，广大指战员吃大苦，耐大劳，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行程1000多公里，胜利抵达东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脉东部边沿城镇。
　　正当军队向新疆急速开进时，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极少数特务和反动分子发动骚乱，破坏治安，危害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保卫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保障进军任务的圆满完成，进疆部队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平息了骚乱。
　　在新疆民族军的接应下，进疆部队至1950年3月底，胜利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四、刘邓大军挺进西南
　　遵照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第二野战军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下，于1949年11月开始，向西南进军。
　　进军川黔作战的第一仗，一举突破宋希濂“川湘鄂边防线”，打开了进军四川的门户。同时，直插贵阳，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整个防御部署。之后，主力部队继续北上，进击川南，于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各部队乘胜前进，12月27日取得了成都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妄图背靠康滇、盘踞川西负隅顽抗的计划彻底破产。1950年初在滇南战役中，连续征战50余天，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打破了以汤尧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妄图建立“反共基地”的美梦。1950年3月，西昌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残部1万余人，解放了西昌地区18座县城，清除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据点。
　　至此进军西南，经过突入川黔的作战和成都、滇南、西昌等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10个兵团部、49个军部、133个师，连同地方武装约90万人（其中起义40余万人、投诚1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大部（西康省1995年撤销并入四川），以及与西南诸省毗邻的湖南、湖北、陕西、甘肃4省的50余座县城。进军西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西南为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遵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西南军区第18军、第14军一部和大批筑路工程部队、后勤运输部队以及西北军区一部，在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从1950年1月开始，进行艰苦紧张的进军西藏准备工作。同年10月，进藏部队通过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进军西藏的道路。1951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并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政府代表团谈判。4月29日至5月23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8、9月间，进藏部队依据《协议》，从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多路向西藏和平进军，经过四五个月的长途跋涉，克服重重困难，于12月1日前，进驻西藏地区，胜利完成了解放西藏的历史使命。12月20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军队进军西藏的胜利，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完成全国解放事业的历史性壮举，也是我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保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粉碎了国内外敌人妄图侵略西藏、分裂祖国的阴谋。

五、解放闽浙沿海岛屿
　　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奉命率部于1949年8月下旬取得福州战役胜利后，又于9月中旬发起漳厦战役，这是在福建漳州、厦门、金门地区举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战役从9月19日起到10月28日结束，参战部队经过浴血奋战，歼灭国民党军近5万人，解放了闽南大陆和厦门、大嶝、小嶝等沿海岛屿。
　　1949年8月中旬，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发起舟山战役，到1950年5月中旬解放了整个岛屿。此次战役从1949年7月开始准备，到第二年5月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近万人。7月上旬，第三野战军又以淞沪警备区一部兵力解放了舟山群岛以北的嵊泗列岛、崎岖列岛。
　　在此期间，还解放了渤海湾之长山列岛、闽南之东山岛，歼敌3500余人。闽南大陆和华东沿海一些岛屿的解放，对于巩固海防和保卫华东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1951年12月，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展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追歼国民党残军、统一祖国大陆的任务，解放了福建、新疆、广东、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区和海南、舟山、万山等岛屿，共歼灭国民党军200余万人。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外，全国均告解放。

六、战略战术创新(1)
　　战略战术是指导战争、战役和战斗的方法与原则。能否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决定战争、战役和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中国22年的革命战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吸取古今中外战略战术的精华，创造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对残存在大陆的上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包围、迂回、打歼灭战的理论。
　　战略追击中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战术
　　1949年初，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基本瓦解，残存在长江以南的各个集团，已穷途末路，惶恐不安，其整个军事机器完全丧失统一指挥和组织抵抗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此，人民解放军以空前的规模向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全面进军。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之后，溃退到中南、西南的国民党正规军，主力只剩下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竭力避免与解放军决战，企图保住老本，盘踞一方，期待转机，卷土重来。于是，他们仓促布防，企图以空间换取时间，实现他们的如意算盘。如此之着不成，他们则准备退往云贵，或分别从海上、陆上逃走。对于这样的作战对象，如果采取从后面突击和尾后猛追的打法，就不仅不能将其全歼，而且有可能使其迅速逃走。为此，毛泽东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时指出：白崇禧“非万不得已还决不会和我作战”，对白部的作战方法，“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尔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这些部署和决断，形成了战略追击的完整作战方针。
　　第二，第四野战军创造性地运用遵照上述方针，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战术，首先抢占敌后方，迫敌最后在内线和解放军决战，将敌歼灭。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对白部采取了远距离迂回方法和分3路进击的作战布势：西路兵团经湘北的常德、湘西的沅陵下芷江，封闭白部逃向云贵的通道，协同东路兵团对其实施迂回、包围；东路兵团由赣南出粤北的韶关，进而夺取广州，从南面切断其以雷州半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尔后进入广西境内，与主力兵团一道，围歼白崇禧集团；北路兵团先示形于对方，牵制白部，待东、西两部兵团进入广西境内，构成钳击态势时，即沿湘桂铁路向白部发起进攻，配合主力作战。经过衡宝、广东两战役，相继切断白崇禧集团西向云贵、南向中越边境和海上逃跑的道路，达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外围的解放军部队作了一系列佯动，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亦于北线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在此情况下，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南西由苏、皖、赣入湘西，尔后以大迂回动作，分别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并割裂了白、胡两大集团的联系，迫使胡宗南集团在茫然中争相撤退四川腹地。接着，第二野战军又迂回到成都以西，堵死了胡宗南集团向西退入西康的道路，与向南推进的北线兵团一起，达成了对胡宗南集团四面合围战役态势。这样，两大作战方向上各个战役兵团的作战行动，组成为始终围绕总的战略意图的一个有机整体，使国民党军队最后残存的两大集团，完全失去战场行动自由，不可解脱地步入被围歼的境地。经过相继发动的广西、成都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赖以在大陆作最后挣扎的全部军事力量。共歼灭120余万人，实现了中央军委的全部战略意图。
　　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追击阶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深刻地分析了敌情，做出了科学的判断，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战略上的大迂回动作，达成了对国民党军大包围、大歼灭的目的。这就首次把迂回、包围，由战术、战役的范围，扩大到了战略的范围，并创造性地把近距离的迂回包围，发展到跨越数千里地域的远距离包围。这是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战略追击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作战指导原则的一个重大发展。
　　渡海攻岛作战中战略战术
　　在沿海渡海登陆作战中，灵活机动地运用近战、夜战的方法和集中兵力打小歼灭战的战术原则，赢得了登陆海南岛等攻岛作战的伟大胜利，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在分别向西北、中南和西南大举进军的同时，进行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登陆作战。参战部队针对国民党军所占岛屿设防与守备的不同情况，从自己的武器装备、运载能力等具体条件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利用夜暗进行近战歼敌的作战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渡海登陆作战中，先后进行了漳厦战役、海南岛战役、舟山群岛战役、万山群岛战役，取得了以单一陆军实施渡海登陆的经验。
　　最初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作战，是在只有单一陆军的条件下实施的。当时，既缺乏现代渡海工具和空中、海上掩护以及远程炮火支援的能力，又不熟悉海情水性，没有渡海作战的技能和经验。而占岛的国民党军既拥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又依恃岛上坚固阵地工事，建立了完整的岛屿防御体系。对这一新的作战对象，不能照搬过去大陆攻坚战术，而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作战规律，解决运载工具，在敌人火力下航渡和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等关键问题。为此，担负渡海登陆作战的部队，把立足现有装备、积极充分准备、稳扎稳打和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作为其行动方针。根据岛屿的距离、滩头条件和布防情况等，进行艰苦紧张的临战准备。即做好渡海物资器材和战术技术准备，进行摸索演练，研究制定编队、渡海和登岛作战的详细方案。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和近战夜战的方法，实施渡海登陆作战。以船作为基本战术单位，航渡时依建制成后三角队形，在两翼配置火力船队护航掩护渡海登岛。根据多数岛屿幅员狭小，地形起伏，守军多点守备，有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不便用大部队机动作战的特点，登岛部队采取先击弱敌、后打强敌、逐点围歼的战法，以连、营或团的基本战术单位，大胆向守军侧后穿插，或分进合击，打小歼灭战。当遇到守军的支撑点火力和坚固工事时，则充分发挥连排的独立作战能力和随伴火炮与炸药、手榴弹的威力，把以往大陆作战中运用自如的分割、包围和打、炸、阻等战术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守军既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又孤立无援，被各个击破。解放厦门岛、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的实践证明，这种打小歼灭战的方法，对于海岛作战十分有效。在历次渡海登陆作战中，使用自己改装的“土炮艇”组成护航队，运用近战歼敌的打法，以土制洋，以小胜大，曾经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艇多艘，发挥了巨大威力。以木船为航渡工具而实施攻岛作战，这是解放军战争史上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也是一奇迹。

第五章热血铸固新政权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如何接收和管理新收复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城市情况复杂，接管任务艰巨，为保证城市接管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新收复的城市首先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是全党工作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步骤，对顺利接管城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秩序的确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城市军事管制
　　新的考验
　　1949年，相继解放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大破坏，使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一座座城市虽然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特务，反动的党团组织和大批的散兵游勇、盗匪、流氓、银元贩子到处为非作歹。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还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还有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如：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也往往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金融投机活动猖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等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时，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破坏和捣乱，好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人心惶惶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安全。
　　解放的这些城市，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一是过去对解放区周围的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是边打边接，边接边交，战斗任务结束，部队即撤出城外，现在是既打又管，有的还要长期参加警备和建设，缺乏经验；二是很多城市都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一进城，当务之急就要先抓好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农村；三是阶级状况复杂，还有一套庞杂的反动官僚机构，处理安置政策性很强；四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敌人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斗争的手段更为复杂；五是将会遇到过去很少遇到的外交外事问题，这就需要按政策处理好外国侨民和外交机构问题，等等。
　　军管制度的确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全国大中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如何收管好这些城市，如何搞好这一战略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几乎是毫无经验而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在过去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为了把城市接管好，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交由军事管理机关担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当即转发各地遵照执行。从此，在各新解放城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施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文件提出了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一、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二、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三、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五、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六、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八、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九、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军总部相继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军事管制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等，对军管的性质、任务、方式、期限等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军事管制制度不断完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从此，军事管制制度以临时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军事管制制度，产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敌人的军事集团已被消灭，但残存的武装力量如特务、匪徒和持枪的散兵游勇还大批地存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人民的政权还没有系统地建立，尤其是革命的法庭、警察等专政工具还不健全。在这种非常的特殊时期，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就势在必然。所以，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管制的经验中指出：新解放的城市，成立军管会，执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
　　军管会的优越性有：第一，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这种武装的集团，才能给敌人以巨大的威慑，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摧毁国民党政权，把城市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第二，军事管制又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它既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成为大中城市解放初期，打碎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好的组织形式。在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同时，对人民实行民主。军管会的许多干部同时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员。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双重任务的完成正是新解放城市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只有解放军的军管会才能担负这种双重的使命。第三，军管会作为初级的过渡性的政权形式，还具有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正如1948年11月《中央对新解放大中城市管制经验的通报》中指出的：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一方面可成立委任式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实行之。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行之不便需修改或废弃者，可以军管会命令改变或取消之；行之取得经验而须改进者，或即以军管会命令加以补充，或留待将来在法令上改进。
　　不久，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提出：对新收复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根据工作需要，军管会下设若干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和步骤是：解放一个城市就接管一个城市；中央直辖市和重要的大城市的军管会领导人由中央和军委直接任命；省会城市及腹心地区和交通干线上的重要城市，都由所在各省、专区的兵团、军负责接管；其他中、小城市，则由驻该地区的师、团进行接管；各省会、专区市均成立军管会，由所在的兵团、军的主要领导，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城市接管工作均由军管会负责组织实施。
　　由于军管会对新解放的城市担负着紧急接管任务，因此往往在解放城市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开始了该城市的军管会的组成人选和筹划工作。如北平市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1948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任命了叶剑英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天津市是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1948年12月中央和军委就任命了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在总结上海市军管会工作时说：我们在部署渡江解放宁沪时，即已着手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成立了各种专门委员会从事专门研究。由于军管任务之重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管会领导人的选任高度重视，军管会主任都是任命驻军的第一把手或重要军事领导人担任。如：南京市军管会，先是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尔后，粟裕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上海市军管会，陈毅任主任兼市长，粟裕任副主任；杭州军管会，谭友林任主任；西安市军管会，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北平市军管会，先是叶剑英任主任兼市长，尔后是聂荣臻任市长兼主任；太原市军管会，徐向前任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任副主任；天津市军管会，黄克诚任主任，黄敬任市长兼副主任（后黄敬任主任）；武汉市军管会，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张平化任第二副主任；南昌市军管会，陈正人任主任；长沙市军管会，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福州市军管会，韦国清任主任；广州市军管会，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任副主任；桂林市军管会，陈漫远任主任，何伟、钟伟任副主任；贵阳市军管会，苏振华任主任，曾固、赵健民任副主任；重庆市军管会，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任副主任；昆明市军管会，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兰州市军管会，张宗逊兼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西宁市军管会，冼恒汉任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银川市军管会，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任副主任。
　　由于接收和管理城市，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一个新任务，所以执行接管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前普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根据陈云1948年11月在东北率领4000名干部接管几个大城市，特别是他担任沈阳市军管会主任，接管沈阳市的经验，军管会入城前，充分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搞好城市的接管工作，第一书记彭德怀和第二书记贺龙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即商量：由贺龙专门前往东北取经，学习东北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等经验。贺龙在就任西安市军管会主任之前，专程前往东北一趟。入城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组织准备和思想政治动员。担任军管会的干部，挑选比较精明强干的干部，政治上、政策上等诸方面均较全面。为使干部懂得城市接管的重大意义，各部队军管会组建后，都十分注重抓好担负城市接管干部的思想工作。如北平市，早在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叶剑英即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里，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他们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按照党中央的通知，从各地抽调的参加接管北平的干部，先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市委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接管北平，意义十分重大。北平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我们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叶剑英对进城初期的主要任务作了简练的概括，这些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动员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生活必需品，力求保证对城市人民的供应；迅速恢复生产。他特别告诫大家：要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影响，防止少数人腐化堕落。12月下旬，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城西南的房山县。叶剑英和彭真又利用解放军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训练接管干部，组织大家学习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对全国形势与和平解放北平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军管时期的任务和政策纪律。叶剑英给接管干部作了几次形势报告，他说：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反动势力，特别是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武力解决，一是通过和平谈判，将国民党军队和平改编。消灭反革命军队是要消灭作为四大家族支柱的武装力量，而不是把他们个个杀掉。因此，用和平谈判、和平改编的方法，解决反动军队，一样可以达到消灭反动势力的目的，这与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一致的。
　　熟悉城市情况。中共中央在转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各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在进入城市实行接管之前，应多方收集该城有关材料（事先应特别注意收集该城地图及电话簿），调查该城一切机关、工厂、仓库的具体情况及位置，并针对该城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接收组织和配备干部，以便入城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按系统整套接收。西北局早在西安解放的前3个月，就开始了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西安市的各种情况，研究政策，草拟接管的各种条令、条例等。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提前20多天集中在丹阳集训。各部队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中共地下组织调查的和城市居民提供的有关城市的各种材料，如历史沿革、工商业和金融情况、国民党党政军机构设置、教育文化机构、物资储存，以及民情风俗、文物古迹等材料，收集整理出来，印发给干部战士阅读、讨论。
　　政策集训。各部队为把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同每个城市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办集训班，研究和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比如，如何对待国民党政权机构及其成员，管理市场、货币等，一项一项研究，制定出具体政策和措施。通过这样的集训，使干部掌握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各项政策，也使少数干部克服了无政府无组织状态，加强了请示报告；克服了急躁情绪，避免了把农村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机械地搬到城市中来。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前夕，对凡能想到的涉及政策的各种问题，都作了周密的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对如何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人民政府挂什么牌子、如何颁布政府法令、怎样清除垃圾等问题，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就连进城后怎样使用抽水马桶、开关电灯、乘坐电梯等，都派专人上课。一次，仅仅为了讲解保管城市档案的目的和意义，陈毅就给接管干部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课。
　　纪律教育。部队良好的入城纪律，对于稳定人心、打开局面起着很好的作用。所以各部队在入城之前，普遍都制定了《入城守则》、《城市生活注意事项》等规定，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如华东局对接管江南城市的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提出必须坚决遵守10项入城守则：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配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第四，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逮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第六，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方法。禁止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内的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习惯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或练习射击时，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众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第九，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第十，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资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入城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必须做好适当准备，才能进城。如入上海市时，1949年4月30日，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党军队未作适当准备草率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还确定了“慎重、缓进”的方针。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1949年5月26日晚，上海市即将全部解放之时，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大批接管干部离丹阳向上海市开进，顺利进入上海市。
　　接管城市的方式
　　各部队根据收复城市的不同方式和城市的大小等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接收方法。其基本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对以战斗方式解放的城市，迅速成立军管会，并力求尽快完成以下任务：肃清一切残敌和散兵游勇，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没收官僚资本，收缴一切违禁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建立工会、学生会和青年、妇女组织，作为城市人民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第二种，凡是以北平或绥远方式和平解放的城市，可按我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原则协议，协商具体办法，在适当时机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系统的接管，尔后再按政策要求建立政权。如：云南的昆明市1950年3月成立军管会时，经协商，吸收了三名起义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参加，他们是：曾恕怀（原昆明市市长）、安恩溥（原云南省民政厅厅长）、谢崇文（原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军管会十分重视团结起义人员。军管会主任陈赓要求接交人员都要“破除成见，不算老账，加强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共产党员要“真正以民主的态度，和各界人士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部队严格遵守纪律，不能擅自进城或接收起义部队，特别要防止因对敌有仇恨情绪，而忽视统一战线和团结改造的政策。
　　第三种，因军事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逃跑放弃的中、小城市，在地方干部尚未跟上、政权一时难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及时支援前线，则采取解放军派出少数代表任专员，监督原政权人员令其为完成一定任务而暂时工作，或协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联合地方有影响的开明士绅，组成解放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先展开必要的工作，待后接管。如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在川东就采取这种方式，在有的专区解放军只派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懂政策的人去担任，仍能照常工作。
　　卓著的成效
　　军管会是城市实现新旧政权顺利过渡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机构，在城市解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直接担负起接收和管理城市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军队完成了对沈阳、济南、北京、上海、天津、太原、西安、武汉、福州、广州、南昌、长沙、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西宁、兰州等中央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接管的同时，还抽出了一部分部队到各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由于各级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接管城市的工作。军管会所担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作用有：
　　第一，迅速镇压反革命活动，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城市刚接管时，国民党残余势力趁机进行猖狂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抢劫，有的收编建立反动武装，有的纵火投毒进行暗杀活动，有的伪装成军管人员接管财物，还有的行凶作恶，制造混乱。各地军管会入城之初，当即命令：摧毁一切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机构和反动党团、特务组织，收复并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从重从快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据此各地军管会迅速采取措施，认真履行对反动派的专政职能，肃清一切进行武装反抗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人员，镇压一切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管制少数反动骨干分子，逮捕战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收缴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违禁品等。
　　如：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提出要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接着，陆续发布了关于“收缴一切非法武器”、“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以及“一切社会团体均须申请登记”等布告和通知。在发布这一系列布告和通告的同时，他和彭真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和肃清暗藏的敌特，捕捉劫盗匪徒，处理散兵游勇。同时，开展号召反动党团人员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活动。到1949年秋仅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月里，扫除市区近郊地雷2.49万余个，拆除碉堡1.8万余座，收容散兵游勇2.2万余人（内军官2739人），逮捕特务、盗匪共427人，其中判处死刑者13人。天津市军管会在短期内就破获了重要特务组织40多个，逮捕首要特务分子306人。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面前，各城市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纷纷自首登记。军管会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了管制，并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和国民党官僚，各地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被肃清，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军管会坚决贯彻这一指示，由军管会军法处和已建立的人民法院负责审理有关反革命案件。其中，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审理的1950年国庆炮击天安门检阅台阴谋案，影响最大。
　　第二，迅速接管政权和物资财产。入城以后，军管会的首要工作是迅速把领导权夺过来，彻底打碎旧的政权机构。保证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顺利过渡，减少在通常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的大的破坏。各军管会对政权的接管高度重视，抓得非常紧。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对北平旧政权机构的接管。在入城的一个多月时间，即把原旧政权下属的一些主要单位都顺利接收过来。其中，有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系统和伪中央系统在北平的党、特、军、政、警等机关；有四大家族掠夺华北人民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各银行在平分行；有作为华北交通、联络枢纽的铁路、邮政、电讯全部系统。有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兵工厂等重要工业企业。被接管的职工及一些技术人员等，共9万多人。南京市军管会很快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机构的749个单位，地方机构的174个单位。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多月间，仅市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即接管数百处单位、20余万人，在短期内稳定了这个中国最大工业中心的形势，为尔后的城市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及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军管会或市政府出布告，宣布解散，没收其所有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遵照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对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及军事后方机关人员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责成其负责保护各机关资材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
　　迅速接管军事设施。上海在两个月里，接收了原国民党陆军3万多人、营房38处、军事学校几所、两个政工队，接收了原国民党航空12个单位、2600多人、房屋3000多间，接收了原国民党海军18个单位、仓库14个、人员近400人。重庆市军管会刚成立不久，就接收了国民党海军江防司令部之军舰“民权”、“常德”、“永年”、“莫山”、“莫德”号5艘。北京市军管会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了美国、法国等国在北京的兵营地产，并征用了这些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物。
　　迅速开展物资接管，防止转移流失。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等等，一律接管。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物资接管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军管会均下设物资接管委员会（或称接管部、经济处等），具体负责物资接管工作。首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夕，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中了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和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没收官僚资本，对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具有战略意义。军管会入城之初，即将凡“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企业”，一律予以没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北平市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的企业。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戎子和的汇报，及时掌握接管进度，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上海市在两个月中，财经接管工作，计接收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共411个单位，重要资财计黄金2.46万两，白银36万元，金圆券21万亿元，台币2.4亿元，台糖3.5万吨，粮食47万石，汽车1.8万辆，汽油4887万加仑。在上述各机关服务的旧职员工共计15.3万余人。全国到1949年底，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军管会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后，迅速将所接收的企业交有关部门管理和经营，有的还尽量使接收人员和以后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相一致，从而把企业的接收和生产的恢复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在接收阶段一方面应责成该企业各原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另一方面分别召集该企业各部工人会议，或工人代表会议宣传政策，发动工人群众配合。
　　第三，抓好市政工作，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机构。城市刚解放时，摆在军管会面前的是一个百业待举的局面。如何创业兴业，使全市各项工作逐步建立与开展起来？首先应大力抓好建立人民政权，给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首先建人民政府，再建立市以下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军管之初，市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市长由上级机关任命或军管会任命。市政府内部一般设秘书、行政、人事、外事侨务等处。下属公安、法院、财政、民政、工商、教育、卫生、公用、工务等局。在市人民政府下，一般设区人民政府和街公所两级。城市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是巩固革命成果的根本保证。
　　其次是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军管时期传达政策，联系人民群众最主要的手段。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现军管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帮助各人民革命团体迅速正式建立，使各界代表会议以各人民革命团体为基础，扩大其代表性。各界代表会的代表的任务是进行咨询和协商，因此，重视各界代表会议，发挥民主讨论和民主动员的力量，来协助政府进行接管和建设工作，以便逐步地由军事管理的制度，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使人民民主政治更强有力地更健全地建立起来。代表会议既可以向群众传达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又可以反映群众意见，对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是军管会和市政府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发出重要指示并批转了华北局和北平市委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讲话，祝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到1951年3月，全国已解放的28个省有23个已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一个正在召开；8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已有7个召开过。有的还代行了人大职权。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四，抓好警备工作，搞好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必须整顿城市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各城市的警备部队加强城市警卫，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大量收容散兵游勇和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人员。并采取紧急戒严与武装追捕、秘密侦破和公开搜查等方法，严厉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这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解放初期，警备部队实际上要履行某种政权的职能，有警卫（包括机关、仓库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有反特、剿匪和搜集遣送敌军的散兵游勇，有维护法令政策和交通秩序、纠察军容风纪、纠察缉私、打击黑市等等。上海警备部队在上海440多条街道，全长约820华里，设哨5000个，街道的交通卫兵每人监视区域在1000米以上，勤务时间每人每天有长达8小时者。在两个月内收容散兵游勇近3万人，资助疏散难民30余万人。并排除地雷2.4万个，拆除碉堡1.8万座。南京市军管会查获在南京的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非法隐匿国民党政府的财产笆斗山油池7座，令其全数呈交。重庆市警备部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先后于1950年1月18日和5月19日在全市两次实行戒严，协同地方公安机关收容散兵游勇，逮捕敌特。经过几次整顿，重庆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北平市在半年里处理流散军人3.7万余人，破获各种案件1.4万多件。西安市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西安市警备部队配合公安机关在20多天里就捕获了大批特务，破获了36起抢劫案。并对散兵游勇进行了分别处理，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了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处理。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同时，各地还加强同暗藏的敌人做斗争，摸清敌特活动规律，协同公安部门和依靠广大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这是防止敌人破坏城市，搞好城市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
　　安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改革城市的共街政权及公安局派出所。入城之初，由于和平接管的方式，匪特与散兵游勇已事先有计划地潜伏，而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尚无组织，庞大的旧警察机构和人员尚未来得及改造，伪保甲制度亦未摧毁。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联系群众，乃采取以少数老干部和大批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派到各保、各街进行工作，负责调查和了解情况，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反映市民要求，帮助兑换金圆券，发救济粮，肃清散兵游勇，清除垃圾，粉碎保甲制度，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粉碎了保甲制度后，建立新的公安派出所，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和建立人民民主革命的社会秩序的任务。
　　第五，接收和处理好反动党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这项工作直接牵动着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而且影响着社会安定、生产的恢复和人民生活，因此，军管会坚决贯彻中央规定的“清除少数的首要坏分子，改造多数的有用人员”的方式，尽可能地量才录用，使之成为国家建设人才，防止和克服了那种认为所有旧人员都要不得的“左”的倾向，和不问什么人，一味迁就照顾的“右”的倾向，实事求是地搞好审查，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是开除或处理回乡的也发给路费，给以生活出路。旧有人员的政治状况，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是特别反动与特别进步的都不多，不大进步也不大反动的占多数，这些人是大部可以争取教育和改造的。采取的方式、原则：企业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任用；行政机关的职员，量才录用；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分别录用，慎重处理。对于暂时不能任用或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则采用的办法：1、特务分子，送交公安部门处理；2、可以改造教育的，办行政干部训练班集训，或送革命大学训练，或者介绍转业；3、对一般无工作能力的冗员，可资遣回原籍或裁汰。
　　上海市在两个月内，计接管统计、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共有旧人员职工计4.9万余人。除调查处、人事处旧职员大部逃跑或转入潜伏外，其余各局、处95%以上留在原职位照常工作，听候处理和录用。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万余人。绝大部分人员留职工作。所以，西安市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交迅速恢复，全市社会秩序、生产建设迅速恢复发展。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对旧政权机构的接管。首先接管旧北平市政府机构。1949年2月3日，叶剑英和徐冰副市长召集旧北平市政府人员，宣布对市政府进行接管，并交代了中共的方针政策。2月4日下午3时半，在原国民党市政府会议厅举行隆重的接管仪式。此后，叶剑英又有步骤地领导接管了各区政权，并先后建立起了各区人民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共处理了原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3.9万余人，其中留用数占80%以上，开除数仅占2.2%。诸如警察、中小职员等一般人员，70%以上都留用。由于政策对头，使北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局面很快走上轨道。对一般反动党团、教会、道教会门的处理，因涉及较多的群众，所以采取了极其稳重和分别对待的政策，防止了草率简单的做法。
　　第六，对旧文化事业的接管和改造。文化方面的接管政策性很强，成功地接管和改造旧有文化事业，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中城市的过程中，就注意保护一切文化设施。对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如大学、中学、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试验室、体育场所等等），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迅速派人到各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对原有学校（除国民党党校、军事学校外）一概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例如开始在课程方面，除取消其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外，其余暂时照旧。又如在教职员方面，除去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其余应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解放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时即迅速出报纸及开始播音，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等。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派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一律没收接管。对各个以私人名义经营而有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没收接管。对其反动政策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处理。对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对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全部接收。上海市军管会命令驻上海的美国、英国的新闻处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北平、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军管会也分别命令各该地美国新闻处停止活动。上海市军管会还公布了《国际电讯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凡经上海市国际电台发出的电讯、口语广播稿本，均须经军管会电讯检查组的检查。
　　如上海文化接管工作：在两个月中计高等教育方面接管大专校院19个单位，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及职员、工人共2836人，学生共8109人。市政教育方面接管公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共521个单位，教职员工共8884人，学生17.6万余人。新闻出版方面接管和实行军管的共47个单位，其中报馆、通讯社20个单位，书店、印刷厂等24个单位，广播台及器材厂3个单位。文艺方面共接管18个单位，其中电影9个单位，戏院4个，交响乐队1个，俱乐部1个，美术馆1个，剧校1个，演剧队1个，共计员工907人，技术人员165人。
　　北平市军管会入城之后，一般设文化接管委员会或文教部。以钱俊瑞为主任的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还下设教育、文艺、文物、新闻出版四部。根据党的政策，军管会对旧有文化机关区别不同对象，谨慎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叶剑英对文化接管工作很重视，他定期邀集北平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他们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诚恳地征求他们对建设新北平的建议。被邀集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叶企荪（清华大学校长）、张奚若、钱伟长等人。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北平市的知识界绝大多数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对接管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不仅完成了对清华、北大、戏剧学校、电影制片厂、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新闻出版等30多个重要文化部门的接管，其他文化单位的接管也顺利进行。对凡属于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的报纸、刊物及通讯社，一律予以没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新闻出版机构，一律取缔；对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则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则采取严格保护的政策。
　　各城市这类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很成功。董必武曾对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接管工作做过这样的评价：像伪总统府、伪国民大会堂以及中山陵、各学术研究机关、学校等都相当完整，无重大破坏，这是南京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执行政策正确的结果。各地军管会还开展了封闭妓院、禁烟禁毒的斗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了社会风气，使新中国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各军管会在接收后，即开展改造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造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群众的社会教育，特别是教师职工教育。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对于各部门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的教职人员加以教育改造，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服务。各城市军管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同教授、专家、学者交朋友，勉励他们为人民效力，多为国家培养人才。重庆市军管会协助政府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全市大、中、小学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首先复课，同时废除反动的训导制度和反动的政治课本。军管会和市政府利用寒假组织教师研究会，请各校教授、教员参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共同研究安排解放后第一个新学年的教学计划。通过一系列工作，学校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多数城市的报纸、广播电台，都在军管会成立三五天后即出版和广播。文化馆迅速以新的内容对市民开放，剧院、电影院、游艺场、体育场等，也很快组织新的演出和比赛。医院、幼儿园、福利院等数日后即展开正常工作。公园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游乐的场所。
　　第七，打击奸商投机活动，保护民族工商业。打击奸商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物价。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融投机活动猖獗。各城市军管会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公布人民币比价和兑换办法，取缔各种证券交易所，打击银元贩子和各种金融投机分子。上海市解放不久，一批奸商大搞银元投机，囤积居奇，百物涨价，人心惶惶。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警备部队配合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搜查了奸商和投机分子活动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少数主犯一网打尽，封闭了证券大楼。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苏、浙江乃至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从第二天起，上海市的银元、大米、食油纷纷跌价，使市民安居乐业有了保障。在广州，警备部队、公安总队、工人纠察队一起出动，搜查大搞金融投机活动的地下钱庄和钱档，震慑了奸商。成都市的一些暗藏特务勾结奸商，哄抬粮价，制造混乱。军管会将征集到的粮食交由政府大量出售，很快稳定了粮价，安定了社会秩序。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保护民族工商业，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经济又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当时却存在着一些矛盾，既有企业内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又有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中共中央确立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各地军管会认真贯彻这一方针，注意纠正“左”、“右”两种倾向，尤其是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既注意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又积极解决私人工商业存在的问题，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贺龙在西安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他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做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发展起来。这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
　　各地军管会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程序》、《复业复工纠纷处理办法》两个草案。在上海市军管会和陈毅的倡导下，各私营企业都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市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各方面恢复生产的积极性。荣毅仁的申新纱厂资金困难，上海市人民银行给予低息贷款，帮助他度过难关。这对于推动上海市工商业恢复生产和营业，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市成立了劳动局，制定了处理劳资纠纷办法，明文规定劳动局有权调解、仲裁一切劳资纠纷；天津市军管会拟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等等。经过各地军管会和市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受到了限制。北平解放一年后，有30种经营生产工具和日用必需品贸易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户数。天津私营工业在解放后很快全部复工，并且由原来的9837户增加到12311户，职工人数增加了18.92%。南京从解放到1949年9月，人民生活必需品行业增加了100余家。
　　各地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实行了外汇管理，从而使我国的经济迅速摆脱了帝国主义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八，迅速恢复生产，安定群众生活。城市刚解放时，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学校停课，大批工人失业，学生失学，交通不畅，物资奇缺，群众生活困难。恢复生产是管好城市、稳定局面的关键。军管会在城市中开展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工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宣传工作、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都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各城市的军管会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工人、人民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恢复生产。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当时上海的1.2万家工厂，有70%停止了生产。有的资本家将资金带到香港、美国。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有些人资金短缺，甚至发不出工资，劳资矛盾较大。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进驻147家工厂，调查和协助解决困难，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增强了军民团结，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重庆市的几十家大工厂，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军管会接管后，在工人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根据人力、物力、财力情况，首先使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大厂逐步复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厂从资金、原料等方面给予扶持。通过这些措施，大部分工厂逐渐恢复了生产。西安市军管会对不少私营企业，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如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锭，但由于资金问题，生产停顿，贺龙主持军管会讨论决定，资金由人民政府筹集，支持恢复生产。同时，对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联系，促进经济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各城市军管会和各地驻军抽调施工力量，努力恢复交通，保障了运输。广州是华南门户，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横跨珠江的广州海珠大铁桥炸毁。广州解放后，广州市军管会和广东军区，在财政困难、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决心修复这座铁桥。1950年4月，抽调铁道工程部队第三支队和铁路员工担负修复任务，经过6个半月的奋战，使大桥在当年11月8日正式通车。贵阳市军管会抽调工兵部队，带领铁路、公路员工，大力抢修铁路、公路桥梁，到1950年5月，修复公路桥73座、铁路桥13座。
　　安定人民生活是城市稳定的关键。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所以在摧毁国民党旧政权的同时，各地军管会十分注意恢复城市功能，关心衣食住行，安定人民生活。沈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工业城市。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管会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紧紧抓住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大问题，即首先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旧有警察必须收缴其枪支，又必须用其徒手服务，协助维持秩序；利用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人工资问题；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对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分散处理。这些方法与措施，使接管工作进行得快而完整，也使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做到“比较稳定而无多大波动”。中央适时转发了这一经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干部，一开始就抓紧了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军管会和市政府在进城前，叶剑英和彭真就指示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华北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进城后，采取各种方式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金融货币政策。市政府按照中央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北平市本位币，以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冀钞）和东北银行发行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券）为辅币，对伪金元券实行收兑办法，并在市民中进行宣传动员，让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人民享受优待兑换。不久，又对银元实行了禁止流通、买卖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逐步稳定了北平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并有所改善，从而安定了民心。
　　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燃料、肉类、蔬菜、原料等的供应，军管会作了极大努力。为保证各城市的粮食供应，各部队普遍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征粮。广东是缺粮缺煤的省份，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便立即输送足够的粮食、燃料到城市去，以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军管会进城后重要的工作之一。部队的征粮队经常遭到土匪的袭扰，一些干部战士为了给城市人民征粮，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贵阳市解放时，全市的粮仓只剩下25万公斤粮食，仅够全市23万人吃两天，盐仓存盐也所剩无几。贵阳市军管会和第五兵团派出大批征粮队，还派3个连队护送100辆车，到四川重庆运盐。路上，运盐队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为贵阳人民运回了宝贵的食盐。第138团第2营连长杨殿元在运盐途中，与土匪遭遇，英勇护盐，壮烈牺牲。第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带领一个班在成都市郊区征粮时，遭土匪伏击，全部牺牲。许多参加征粮队的地方干部、教师、学生，也同部队指战员一样，不避艰险，忘我工作。刘胡兰式的英雄丁佑君，1950年9月18日在四川西昌盐中区协同部队征粮时，不幸落入土匪手中。土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百般摧残折磨丁佑君，她坚贞不屈，拒绝向土匪吐露区里存粮和解放军的任何情况，惨遭枪杀，时年仅19岁。根据她生前要求，中共西昌县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她牺牲的地方，军民一起修建了纪念碑。在她的家乡四川五通桥建起了烈士纪念馆，为她立了半身铜像。

二、全国大剿匪
　　剿匪部署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国民党却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他们在美蒋反动派支持下，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垮台之前夕，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的领导骨干，共达4700余人。后来，这些人秘密潜往各地，积极网罗骨干，建立土匪、特务武装组织，企图扼杀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他们趁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武装曾发展到上千股，总数百万计，广布全国各省。尤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
　　这批特务武装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分是：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一种武装反革命集团。土匪的组织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政治土匪，政治上最为反动。这类土匪中，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有计划留置下来，进行破坏的特务组织；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其中包括伪专员、县长和乡、保、甲长掌握的武装。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或间接操纵、指挥下，专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和各项建设事业为目的股匪。（二）惯匪，即所谓职业土匪，也称经济性土匪。这类往往是为生计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者。他们或以抢劫为生，或为报私仇，多无政治目的，而容易被特务所诱惑利用，活动比较狡猾，有较长期的东抢西劫的经验。（三）游杂武装。这种武装成分复杂，多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兵痞、流氓、惯匪之类，态度游移不定，多为生活所迫被特务收罗。（四）封建土匪。特务利用封建迷信团体，胁迫、欺骗来的贫民，独霸一方或“占山为王”者，这类土匪的特点，是思想顽固，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这些武装匪特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破坏的重点和采取的较普遍的活动方式及斗争手段是：
　　（一）破坏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仅在1950年头3个月内，广东、广西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机关遭受土匪袭击就有170余次，有68个乡政权被摧毁。福建省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屏南、安徽省的立煌（今金寨），云南省新平、易门、牟定，贵州省的正安、道真、沿河、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安徽大别山区的14个县，基本上被土匪武装控制。
　　（二）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物资。仅在1950年初的一个月内，蓉雅、川湘两公路的桥梁全部被土匪破坏，成渝、渝筑两路的运输车辆也时遭土匪袭击，人民物资财富受到严重损失，并造成交通中断，致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华东地区解放初期，上海至南京、浙江至江西的铁路也时常遭受土匪的破坏。
　　（三）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1月，华东苏南地区被匪袭击乡、区、县人民政府时，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云南、贵州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广东地区，1950年春，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袭击近百次，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四川内江县，1950年2月，土匪袭击了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10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轮奸了10名女干部。土匪还抢劫群众财物，致使无数群众倾家荡产，仅四川遂宁、资中两县，就有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匪特还放火投毒，四川仪陇县一次土匪投毒，竟使3800人中毒。湖南邵阳的陈光中匪首，亲手杀过200多人，奸淫妇女400多人，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张平及其股匪，曾杀害过3000多名无辜百姓；杀人魔王龙云飞更是凶恶残暴，手段毒辣：挖眼睛，破肚子，活剥人皮，无所不用其极。
　　（四）骚扰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湖南石门大匪首侯宗汉，在解放军解放石门时，曾立下“见解放军不跑者杀，为解放军送信送粮者杀”等“十杀”禁条。1950年初，仅宁夏军区部队遭匪特袭击即达26次，人员伤亡170余名。一个司务长途经四川灌县竹瓦时，被匪徒抓去活活煮死。
　　（五）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暴乱。广西解放后，土匪活动非常猖狂，在许多地区曾一度煽起全面性的暴乱。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匪利用民族隔阂及反动会道门，煽动和组织了大规模地区性暴乱。四川、西康地区的土匪，也曾煽起反革命暴乱。同时，华东地区的海上匪情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1万多人，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抢渔船，抓渔民，不断进行破坏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剿匪斗争是肃清反动势力任务的核心，是解放战争同国民党正规军战斗胜利之后的特殊武装斗争形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捍卫新中国执行对内职能的首次重大行动。过去解放军长期是以游击战争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这时却要居于统治地位来对付进行游击活动的国民党残匪，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高度重视，指示解放军在与这些恶匪的作战中，要继续运用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根据匪特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剿匪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战术作了明确指示。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在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等项工作结合进行，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匪特生存活动的条件。规定了对匪特斗争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一系列政策，以此达到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彻底消除匪特之目的。
　　遵照上述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约150万人的兵力。在新解放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5月至1953年执行剿匪肃特等任务。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共大约10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主力部队，约150万人的兵力，执行剿匪和工作队的任务。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地方武装、民兵（民兵参加剿匪斗争185万余人，参加战斗10.7万余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协助下，结合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减租退押、镇反清霸、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整个剿匪过程，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军事进剿。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给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第二，分兵驻剿。大股土匪被歼灭和击溃后，小股土匪因慑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不敢公开对抗，乃缩小目标，分散活动，避开解放军的锋芒，保存实力。有的窜入各省边远的山区；有的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深山密林、云崖隧洞等条件，与解放军继续顽抗；也有的重整旗鼓组织暴乱。针对上述匪情，解放军采取分区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加强对面的控制，使其分散的土匪无法集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进一步消灭分散活动的匪特。第三，清除潜散匪特。结合农村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中心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沟，逃往邻省、邻县隐伏、隐蔽的匪特分子。
　　剿匪部队在这场极其艰苦复杂而又特殊的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剿匪斗争，创造性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大股土匪实施军事进剿，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奔袭、全围、追击等战术，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在大股土匪被歼和击溃后，对小股或分散活动的土匪，采取分兵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加强对面的控制，加强交通要道的控制，加强重点地区的控制；以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的灵活战术，打击土匪。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匪属、匪众和匪首，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对潜散匪特，深入发动群众和组织捕捉小分队或小组，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洞、逃往边沿山区隐伏隐散的匪特分子。由于解放军采用了多种多样新的战略战术，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剿匪战绩，全国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到1953年下半年基本结束，先后共歼灭匪特270万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物资。
　　华北剿匪
　　解放前后，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华北地区潜伏了大批匪特，组织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解放之初，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分为股匪（数千数百数十人不等）和伙群（三五成群）等组织形式，活动十分猖獗。以绥远地区为最多，且多为骑匪，危害极大。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隐蔽、时而出现，跳跃式地远距离流窜，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其大股土匪，多活动于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其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之新乡和安阳地区较多。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首长对剿灭土匪斗争十分重视，于1949年5月，即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会后，广泛发动群众，于当年下半年开始，则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根据剿匪斗争需要，采取时集、时分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诸省之股匪展开进剿。由于华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至1951年9月，将土匪、特务基本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
　　华东剿匪
　　1950年初，华东地区发现大小土匪850余股（大股千人以上，小股数百或数十不等），分布于苏、鲁、皖、浙、闽各省。其中以浙江、福建为最严重。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先后抽调5个军部、19个师、1个旅又15个团以及海军一部参加剿匪作战。
　　渡江战役结束前后，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即开始抽调部队在新解放地区展开了剿匪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49年7月，苏南、浙江大陆全部解放后，华东局于29日发出剿匪指示。指示要求，凡是有大股国民党匪帮和土匪活动的地区，各军区和军分区应迅速定出全盘清剿计划部署，指定坚强的军政干部并结合有关部门组成统一剿匪指挥机构，以便协同动作统一步骤，达到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武装的目的，特别是要注意对各地区结合部之山区和湖沼地带的清剿；野战军应以团、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农村进行清剿。指示强调，各地区要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欺骗、谣言，每个干部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是肃清匪患取得剿匪胜利的关键。8月9日，华东军区下达了秋季剿匪命令。决定在进军福建和浙江沿海岛屿的同时，抽调第25、第24、第35、第23军和第20军各一部，在各地地方武装配合下，以浙皖边区和皖北、大别山之立煌（今金寨）地区为重点，尔后视情向浙赣边、闽浙赣边地区清剿。其具体部署是：第25军2个师共7个团，在浙江建德、临安军分区和皖南宣城、徽州（今屯溪）军分区的协同下，以杭（州）徽（州）公路两侧地区为重点，负责剿灭浙皖边之宣城、广德、安吉、余杭、桐庐、建德、淳安、歙县、宁国间股匪，尔后视机转向浙赣边清剿；第24军第71师和野战军骑兵团统归皖北军区指挥，协同鄂豫皖边区剿匪指挥部，重点清剿立煌地区股匪；苏南军区附华东海军炮艇队，以剿灭太湖匪特为重点；第20军抽调部分兵力协助苏州军分区清剿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股匪；第23军抽调部分兵力，协助浙江第1军分区重点清剿嘉兴、吴兴、海宁、海盐、平湖和嘉善地区匪特，并派出1个团控制吴兴、长兴地区，防匪南窜；钱塘江以南、浙闽赣边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剿匪，以第35军为主，由浙江军区统一部署；其他各地土匪由各地方武装负责清剿。
　　根据上述部署，从8月27日开始，各剿匪部队按预定计划，在各自责任地区对大股匪特展开重点清剿。担负进剿大别山股匪任务的第24军部队，在湖北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与中南军区各剿匪部队密切配合，从9月5日开始到10月，集中兵力对立煌地区进行重点清剿，先后歼灭股匪6724人，其中击毙128人，俘获臭名昭著的“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王宪，副司令樊迅、袁雁英以下1565人，投降5031人。
　　担负浙皖边地区进剿任务的第25军部队，在浙江军区第4、第9军分区和皖南军区宣城、徽州军分区的协同下，采取以部分兵力控制要点，主力部队对股匪老巢，采取“拉网合击”战术，全歼主要股匪“皖浙边区游击纵队”，击毙“纵队”司令徐振东，生俘副司令徐建中，并于钱塘江以北地区剿灭股匪洪国顺部。据统计，在9、10月的进剿作战中，浙江地区剿灭股匪1.58万余人，苏南地区剿灭股匪1000余人，皖南地区歼灭2800余人，苏北和山东地区歼灭近400人。缴获各种小炮53门、掷弹筒和枪榴弹筒47具、重机枪31挺、轻机枪287挺，其他长短枪1.24余万支、炮弹5793发、子弹61万余发。到1950年1月，华东地区共歼灭匪特5.4万余人，除山东、苏北因解放较早已无大股土匪外，苏南、皖南、皖北和浙江境内主要大股匪特基本被剿灭或击散，社会秩序已趋稳定。
　　1950年初，在大股匪特被剿灭以后，华东解放军主力转入解放闽浙沿海岛屿。由于地方政权及武装初建不久，特别是在刚解放地区，地方工作更是比较薄弱，台湾国民党当局趁机向大陆及沿海回派武装特务155股，3700余人。在国民党特务煽动、操纵下，各地土匪利用春旱灾荒，乘势又起，华东股匪迅速发展到700余股，5.7万余人，尤以福建地区最为严重，发展到200多股，3.5万余人。这些股匪组织爆破队深入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地区，破坏铁路、公路、桥梁、工厂、仓库、机场、码头和军事设施。在宁沪杭地区，交通遭股匪破坏，仓库被抢劫，地方政府和武装被袭击事件增多。这些股匪还利用大刀会等封建迷信组织进行反革命暴乱。仅1至3月间，华东各地被抢走公粮1000万公斤，发生反革命暴乱210余起。
　　针对股匪势力重新回升和活动猖獗的情况，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于3月决定，除加强沿海地区的警备，阻绝股匪陆、海联系外，以闽浙边和闽浙赣边地区为清剿重点，对匪情一般的地区，以地方部队为主开展清剿。同时决定，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并抽调一部分连队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在各省边界地区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统一指挥边界地区的剿匪作战。在3至6月间，华东地区又剿灭了福建的“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中华民族自救国闽北总指挥部”、“漳厦游击司令部”，浙江的“国防部第3纵队”，苏南的“苏皖军区第3纵队”，皖北的“青年反共救国军”等股匪2.7万余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又叫嚣反攻大陆，加紧派遣特务武装窜入大陆，使华东匪特活动又呈猖獗之势，土匪人数又有回升。根据这种情况，华东军区于1950年8月召开剿匪作战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一年来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重申了剿匪的方针、政策，要求各剿匪部队切实做到军事清剿与政治攻势、剿匪与反霸紧密结合起来；首先打掉主要股匪，然后再消灭边沿地区的土匪，华东军区决定再抽调第22军第65、第66师分别进驻浙江穿山半岛清剿，第23军第67师进驻天台地区清剿，将福建剿匪兵力由8个团增加到12个团。各清剿部队灵活运用奔袭、合围、伏击、搜捕等战术，积极开展剿匪斗争。1950年10、11月间，第32军第95、第96师部队，在福建闽北地区歼灭“突击司令部特务团”和“闽北自救军第2支队”等重要股匪10余股。第29军第85师第253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在连城地区连续进行19天清剿，歼灭“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歼匪400余人，活捉匪首中将总司令唐宗。
　　为保证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不使东南地区的剿匪牵扯太多的精力，尽早完成剿匪任务，11月17日毛泽东指示陈毅、饶漱石：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并说：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福建剿匪兵力增加到5个师，并从各部队抽调了1.2万余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乡村宣传发动群众，加强地方武装，扩大民兵队伍，使剿匪和土地改革以及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华东地区剿灭大股土匪的斗争，于1951年6月基本结束，共剿灭大股土匪16.85万人。华东地区，全区结合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区内残匪进行了有力的清剿，到1951年5月底，又歼灭土匪3.5万余人，其中匪首1570余人。
　　从1951年下半年，华东地区整个剿匪工作已由集中兵力剿灭股匪，进入肃清散匪、潜匪时期。6月，华东军区确定清匪工作主要由地方武装、公安部队和民兵承担，主力部队转入整训，并下达了《深入贯彻肃清散匪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清剿部队必须坚持长期作战思想，克服松劲情绪；各地党组织应加强对清匪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强地方武装与公安部队、民兵的密切协同，实施有效地搜捕挖根；认真发动群众，坚决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做好匪属工作，订立清匪公约，组织好清匪联防，杜绝匪特赖以寄生之点。指示还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的整训，纯洁内部，不断提高战斗力。
　　在清剿散匪的斗争中，各地区清剿部队采取分区包干和区间联防的办法，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情报网，组成“飞行组”和武工队，配合公安部门对残匪进行追踪缉捕。并从各部队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在福建地区，部队先后抽调1万余名干部参加地方工作；驻浙江部队则帮助地方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建立了316个武工队。由于组织严密，打击有力，无论土匪流窜到哪里，都逃脱不了被歼的命运。到1953年底，华东地区的陆匪被全部肃清。
　　与此同时，华东地区还进行了清剿海匪的作战。海上剿匪较陆上难度大。由于该地区海岸线长，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历史上就是海匪盘踞的地方。这些海匪，专以在海上及沿海地区抢掠为生，大陆解放后由于受条件限制，解放军未能立即进驻，许多大陆逃亡的地主、恶霸、漏网的土匪和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趁虚进入，勾结岛上的海匪继续作恶。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将这些岛屿和海匪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和武装力量，对他们加紧进行编组和训练，不断进行海上袭扰和登陆破坏。据1951年统计，浙闽沿海尚有海匪1万多人，占据大小31个岛屿，抢走渔船110艘，抓走渔民800余人，给渔业生产、海上运输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针对海匪活动的情况，华东军区指示沿海各地区部队，把清剿陆匪与消灭海匪结合起来，采取分区包歼登陆窜扰之匪。在各自防区内，以海防警备部队为骨干，地方武装和公安部门与民兵相配合，仅在1951年1月间，全区就歼灭登陆海匪120股，数千人。在歼灭登陆海匪的同时，海军舰艇部队和海防巡逻部队还积极开展海上斗争。在1951年上半年，先后在海上与海匪作战33次，歼灭海匪近千人，缴获匪船26艘、步机枪170余（挺）支。海军舰艇部队进行海战56次，歼灭海匪数百人，击沉、击伤和缴获海匪船只52艘。到1953年底，剿匪部队共解放沿海大小岛屿50多个，歼灭海匪近万人，为巩固海防、发展渔业生产和海上运输做出了贡献。
　　到1953年，华东地区共剿灭土匪（包括海匪）24.6万余人，缴获各种炮400余门、各种枪1.2万余支。
　　中南剿匪
　　1949年底中南六省全部解放。但该区内，在国民党有计划的“展开大陆游击战争”的策划下，全境普遍发生了匪患。1949年6月，华中军区统计在已经解放的河南省有土匪424股，约3万人；湖北省有110股，约2万人；江西省有100余股，3.5万人；陕南地区有30股，1.2万人。解放较晚的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匪情更为严重。据194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土匪20余万人。
　　华中局和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49年12月分别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从1949年6、7月开始，先后抽调4个兵团部、12个军部、1个纵队（两广纵队）、46个师，以划区包干的办法，对中南地区的土匪展开大规模的清剿。
　　7月中旬，第四野战军以第42军第125、第155师和第58军第173、第174师1个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首先对豫西股匪展开清剿，经2个月的多次合围追剿，第42军部队于卢氏、朱阳镇及崤山以南地区歼灭土匪新1个师、保6旅及“黄河”、“绥远”2个特务支队。第58军进剿部队给予土匪新2师和新3师以歼灭性的打击。接着，进剿部队东移伏牛山区开展清剿。至10月，大股土匪被基本歼灭，共歼匪3万余人。
　　湖北军区于7月27日至8月5日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并做出了具体部署。7月30日，湖北军区奉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指示，在黄岗地区组成鄂豫皖边区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由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任书记兼剿匪指挥部总指挥，皖北军区政治部何柱成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42军第126师、第24军第71师、湖北军区独立第3师、安徽警备第1、第2旅3个团，以及各有关军分区地方武装，对大别山股匪展开围剿。9月上旬，进剿部队由商城、罗田、滕家堡地区，以分进合击战术向匪巢金家寨压缩，股匪力避与剿匪部队作战，因此大部逃脱。9月下旬，剿匪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采取内线控制要点，外线严密封锁，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驻剿；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积极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经反复追歼、搜剿，至1950年3月，全歼大别山地区股匪1.5万余人。与此同时，湖北军区独立第1、第2、第4师等部队分别在兴山、秭归、宜昌以西、通山等地开展剿匪，9、10月间歼灭“湘鄂赣反共救国军”第2军直属纵队等股匪。
　　江西军区于7月7日召开高干会议，具体部署了剿匪工作，确定进剿的重点是：赣东北地区的鄱阳湖和南浔铁路两侧地区，兼顾赣西北地区等。7月15日，各剿匪部队采取湖内进剿与陆地截击相结合的战术，先后对盘踞各地的股匪发起进剿。至月底，各剿匪部队先后于幕阜山、棋坪山区和永新、永丰、泰和等县，歼灭“湘鄂赣边反共自卫军第6纵队”、“赣西绥靖司令部”、“青年救国军”第18、第20支队等股匪1100余人。9月，担负赣南剿匪任务的第48军第144师，经周密侦察，严密部署，对长期盘踞翠徽峰地区的“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股匪展开进剿，全歼土匪1800人。到1949年底，共歼灭股匪7500余人，活捉主要匪首黄镇中、萧家璧，受到中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湖南剿匪作战开始于1949年8月，湖南军区以收编的方式解决了4.3万余人的游杂武装。10、11月间，第46、第47军部队分赴股匪猖獗的湘西、湘南地区开展重点进剿。经过近1个月的积极进剿，先后歼灭国民党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晖部“湘南纵队”、保1师谢声隘部和匪首陈光中所率的“湘赣反共救国军”等，共2.1万余人。到1949年底，湖南军区部队共歼灭股匪12.6万余人，其中收编8万余人，歼灭4.6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湘南和湘东北地区的社会秩序，为下一步开展湘西剿匪打下了基础。
　　中南大陆基本解放后，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于12月29日发出《关于1950年上半年剿匪指示》，决定从1950年1月起，所属各部队开展剿匪斗争。要求各军区根据当地匪情及本军区的兵力，制定剿匪的任务、计划和步骤。1950年3月上旬，中南军区又召开了高级干部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全区剿灭股匪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政军工作配合不力和松劲情绪。会议强调指出，剿匪斗争是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逾越的一步，必须把剿匪当作一项战略任务去完成。会议决定，各剿匪部队划地区包干剿和打破省、地界限，组织边沿区会剿。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对端正剿匪指导思想，开展剿匪新局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月29日，中央军委向各大军区转发了中南军区清匪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并告诫各地区“要防止大股土匪剿灭之后，轻视散匪、潜匪并满足于一时平静现象的麻痹思想生长”。
　　根据中南军区指示，中南各省在1950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至3月，湖北军区剿匪部队在川陕鄂边、兴山、房县、巴东地区及鄂西长江以北大巴以东地区歼灭“川陕鄂游击纵队”、湖北绥靖第1师、第18旅等股匪近万人。基本肃清了湖北境内的大股土匪。
　　1950年1月，湖南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确定，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灭股匪的斗争，在半年内歼灭全部匪特武装。会议以后，湖南军区集中第46、第47军和第38军第114师等部队及各地方武装，共20万余人，先后对八面山、长田湾、芷（江）怀（化）黔（阳）边区、麻阳、古丈、兴隆场、大（庸）永（顺）桑（植）边区、江垭、武岗之股匪展开多次大合围作战。经过3个月的进剿，歼灭股匪2.2万余人，解放湘西8座县城及广大农村。4月上旬，根据中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精神，湖南军区又召开了剿匪工作会议，总结了前一段剿匪工作，决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地区的进剿，以湘西的大庸、永顺、保靖以南，会同、黔阳以北，凤凰、麻阳以东等为下一阶段的剿匪重点地区。会后，第47军等部再次对湘西地区的股匪进行了大规模会剿，至6月底，相继剿灭暂编第2、第4师等股匪1.5万余人，活捉暂编第1军军长陈子贤等匪。从展开会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湘鄂川反共救国军”和“华南反共救国军”等股匪2.3万余人，捣毁“湘鄂川黔反共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在湘南剿匪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第46军等部对湘南地区的股匪展开了重点清剿，歼灭“交警东南办事处”、“湘赣边区反共救国军”、新编第8军等股匪1.2万余人，俘中将办事处主任王春晖、中将司令陈光中等匪首。至此，湖南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被剿灭。
　　1949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党代表会议，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要把剿匪肃特、巩固治安作为广东当前军事工作的重要任务。12月12日，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联合发出《剿匪指示》，明确规定了剿匪第一阶段，以军事进剿为主，配合政治争取，对土匪开展分化瓦解工作的方针。1950年1月20日，广东军区又下发了《1950年剿匪计划》。遵照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的部署，第41、第43、第44军和第48军剿匪部队，在10万民兵的配合下，从1949年12月份开始，集中兵力，先后对西江、北江、东江及潮汕等匪情严重地区，展开重点会剿。到1950年5月，相继剿灭“交警教导第2纵队”、“西江反共救国军”、“粤中师管区第1纵队”、“粤南工作站”、“粤西忠义救国军第7支队”等股匪共5万余人，基本平息了广东地区的匪患。
　　广西是中南地区解放最晚、匪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3日，中共广西省委和省军区下发《关于肃清匪特的指示》，明确规定“搜剿匪特，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为全省工作的重点”。29日，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决定抽调第45、第49军和第38、第39军各一部担负广西境内剿匪任务。广西军区随即做出了剿匪的部署，从1950年1月起，各部队对盘踞各地的股匪展开全面进剿，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至4月，共歼灭国民党军残余武装1.5万人，收降国民党残余武装20余股1.4万余人。5至7月，广西军区又集中第45军及5个军分区部队对桂东南的大容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天堂山等地的股匪进行重点清剿。但由于没有正确运用“奔袭合围”、“匪变我变”、进剿与驻剿相结合的战术，结果未能给股匪以歼灭性的打击。广西军区在这一阶段的剿匪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广西军区和剿匪部队对中南军区1950年3月高级干部会议精神理解不够深透，贯彻不力，以致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对土匪过于宽大，甚至出现了五擒五纵的情况。同时由于对匪情掌握和研究不够，过早地将主力用于守备城市周围及交通线两侧地区，形成分兵把口，分散守备之势。使得一些匪首得以喘息，重聚匪众，助长凶焰，组织暴乱，进行全面反扑。在桂北地区，不到1个月的时间，土匪就疯狂地杀害区村干部和群众数百人，烧毁民房1000余间。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1月14日致电叶剑英和中共广西省委，严肃指出：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要求广西省委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并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南局和中南军区要求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应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一切工作皆应服从剿匪的利益要求。为加强广西地区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11月中旬，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达广西帮助工作，随后，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也到达广西指导工作。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为落实毛泽东和中南军区的指示精神，召开了第3次剿匪工作会议，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深刻总结了广西剿匪工作中的失误，决定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全力以赴，首先消灭十万大山、大容山、大瑶山地区股匪。为加强广西地区剿匪力量，11月27日，中南军区决定抽调第21兵团由湖南前往广西剿匪，使广西剿匪兵力达到15个师、12个独立团，共约20万人。1950年12月至次年5月，广西军区剿匪部队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大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和灵山、永淳、钦州等重点进剿地区，歼灭“粤桂边反共救国军”、“两广反共救国军”、“广西游击联军”等股匪33万余人，胜利完成了剿灭股匪的任务，得到了毛泽东的嘉恪
　　在此期间，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剿匪部队，在歼灭股匪的作战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中南全区共歼灭股匪47.8万余人。
　　大股土匪剿灭后，中南军区于1951年5月1日发出《关于今后清匪肃特的指示》指出：大股土匪被消灭后，对潜伏残余匪特的斗争仍然是一件艰苦复杂的工作，全体指战员必须深刻认识匪特和反动封建会门的阶级性，在土改未完成前，应时刻警惕匪特再起，防止麻痹思想的产生。指示还要求清剿部队继续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瓦解匪众，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认真贯彻一元化的领导，对流窜边沿区的散匪，认真组织会剿，要主动配合公安部门深入了解与掌握匪特的活动情况，有准备地对阴谋暴乱之匪进行有力的打击。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从6月份开始，中南各剿匪部队先后抽调了2.7万名干部和3000名老战士，组成若干精干工作队，深入各地区，进行发动群众，开展全面清匪反霸斗争。同时，组织若干“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捕捉匪首、散匪。对潜入深山密林中的散匪，各清剿部队结合政治攻势进行有重点地搜山清剿，将他们歼灭在封锁圈内，并争取部分胁从分子缴械投降。一些通匪、知匪的落后群众，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协助捕捉潜匪，规劝土匪亲属向人民政府自首。通过群众性的清匪反霸斗争，歼灭和捕捉了大批的散匪和匪首。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3月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歼灭土匪11万余人。在搜捕作战中，各省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很多重要的捕捉任务，独立作战2900余次，捉拿潜伏匪首2500余人。清剿潜散匪作战结束后，普遍成立了以地方武装和公安机关为骨干的“清匪治安委员会”，结合土改镇反开展清匪肃特运动，巩固剿匪成果。
　　在3年零1个月的剿匪斗争中，中南全区先后共战斗9.2万余次，共歼灭国民党土匪和反动武装115万余人，缴获火炮1278门、各种枪103万支的伟大胜利，为全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西南剿匪
　　西南地区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地区。蒋介石在西南面临崩溃的前夕，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开设“游击干部”训练班，派遣大量特务，发展西南地区土特武装，匪情为全国最严重地区之一。云南境内有土匪148股，滇南匪特统一组织为“云南人民自救剿共建国军”，辖5个纵队。贵州省有股匪541股，瓮安、余庆、湄潭、金沙及石阡西南地区土匪气焰嚣张。西康省雅安和西昌地区、总岗山区及大渡河两岸亦有大量股匪活动。四川省是全国匪患最严重地区之一。四川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避难地，又是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在大陆作垂死挣扎的基地之一，反动势力基础雄厚。1950年初即发现土匪300多股（大股数千人）。2月，匪特开始大规模暴乱，逐步发展至四五十万人。
　　为迅速平息匪患，西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先后调集第3、第4、第5、第18兵团和西北军区第2兵团第7军，共13个军部、37个师另2个团的兵力，采取划地区包干办法，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具体部署是：第18兵团负责进剿川西、川北和西康地区之匪；第3兵团负责清剿川东、川南地区股匪；第4兵团及桂滇黔边纵队负责进剿云南地区；第5兵团除第18军担负进军西藏任务外，其余部队进剿贵州股匪。各进剿部队从1950年1月下旬开始，在各自地区对股匪展开围剿，到2月初，歼灭股匪2.3万余人。
　　1950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邓小平总结了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以来的情况，提出了今后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方针。会议认为，剿匪已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农村工作的心中任务是“剿匪生产”；剿匪工作应坚决贯彻“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剿匪部署上，会议确定，加强对各主要交通干线的守备，采取分段包干办法，集中兵力首先歼灭平原富庶地区大股土匪，尔后逐步向边沿山区扩展；迅速净化四川腹地，以保春耕生产，不误农时。会议以后，西南军区根据会议精神，对各进剿部队进一步明确了清剿重点。3月15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了《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根据指示要求，各军区和军分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各级剿匪委员会，并将一定数量的野战部队改为地方武装，大力开展地方工作。从1950年3月起，各进剿部队按部署对各地股匪展开重点进剿。
　　川东军区部队首先集中兵力围剿了涪陵、巴县、南川地区的股匪，在1个月的作战中，歼灭股匪2.3万余人。接着又对武隆、彭水以南地区和贵州桐梓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对黔江、彭水、荣昌、永川、泸州等地组织了会剿。到7月底，川东清剿部队共歼灭股匪9.5万余人。9月以后，川东部队主力转向黔东北地区清剿，在各分区部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对川黔边区的道真、正安、务川、德江、沿河和印江、思南、江口、铜仁、松桃及梵净山进行了重点清剿和会剿，歼灭“黔东北人民自卫军”、“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和“西南剿共总指挥部”等股匪3.2万余人。在追剿作战中，由于粮食供应困难，部队经常吃不饱饭，没有鞋袜，就用草捆脚或干脆赤足爬山涉水，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到1950年底，共歼灭匪特19.3万余人，基本肃清川东股匪。
　　川南军区部队，1950年3月集中兵力对兜子山、螺观山、古楼山和桐子林、马边股匪展开重点清剿，经过1个月的积极作战，歼灭匪特1.6万余人。接着，又经过半年的作战，共歼灭股匪14万人。从9月上旬开始，川南军区与调入泸州至宜宾线的第15军部队，联合对川康黔滇边的股匪展开清剿，歼匪2万余人，到12月底，川南地区共歼灭股匪29.3万余人。
　　川西军区剿匪部队，于1950年4月间，镇压了龙潭寺、西板滩地区的两起大规模的匪特暴乱，歼灭匪特1.9万余人。随后，又对邛崃、大邑、总岗山区和双流地区股匪组织多次围剿作战，至7月底，共歼灭股匪5万余人。8月以后，川西剿匪部队转向汶（川）灌（县）彭（县）边和川康边的羊儿岗、天台山以及懋功、抚边、绥靖（今丹巴）地区清剿，歼灭股匪2.6万余人。到12月底，川西军区全年共歼股匪8.3万余人。
　　川北军区剿匪部队，在三四月份歼灭股匪9305人，基本平息川北腹地的匪乱，但北部地区的匪情仍较严重。5月以后，川北军区采用分区包干清剿，经过3个月积极作战，歼灭股匪1万余人。到1950年底，川北大股土匪被基本剿灭，共歼灭匪特8万余人。
　　西昌战役后西康军区部队便集中兵力对雅安、西昌、康定地区之土匪，采用分区包干办法清剿。各清剿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任务，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纪律，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在1950年的剿匪作战中，西康军区部队共剿灭股匪1.5万余人。
　　贵州军区所辖范围宽广，兵力不足，开始时又未能集中兵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清剿，因而开始阶段剿匪成效不大。1950年3月，军区召开剿匪会议，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决定主动撤出27个县，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及经济富庶地区的股匪。4月份即歼灭股匪1.08万余人，取得较好成绩，到5月底，共歼灭匪特3.9万余人。从7月开始，贵州军区剿匪部队对盘踞石阡、雷山和黔南长顺、紫云、惠水地区的股匪展开合围进剿，到1950年底，先后歼灭了“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黔东南绥靖司令部”和“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川黔湘反共自救军”、“黔桂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等主要股匪。在全年的剿匪作战中，共歼灭股匪19万余人。
　　云南是采取和平方式解放的，开始由于对土匪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加上起义部队不断发生叛乱，致使土匪数量迅速增加。楚雄地区的新平、易门、牟定、广通县城先后被股匪占领，玉溪地区的征粮工作被迫停止，蒙自、文山以及滇缅公路两侧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据1950年5月份统计，云南地区的股匪人数已达4.5万余人。针对这一严重情况，云南军区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分片包干的办法，以第13军9个团、第15军第43师和第14军第42师等部，分别对楚雄、玉溪、新平、昭通、华坪、永胜等地股匪展开重点围剿。各进剿部队按照统一部署，在积极开展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进行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部。到1950年底，全省共剿灭股匪6.2万余人，收复被股匪占领的县城10余座。残存土匪大部转向省县边沿和国境线附近地区活动。
　　西南地区军民，经过1950年的积极进剿，共剿灭股匪85万余人，社会秩序和人民生产、生活趋于正常。毛泽东在收到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非常高兴，于1951年1月28日复电说：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万余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0年，西南地区主要股匪被歼灭以后，大量残匪流窜在省县结合部山区和滇缅（甸）边境地区。在四川西北、大小凉山及云南边沿少数民族地区，溃散土匪利用边区地形险要交通不便以及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潜伏，以伺机建立新的反动组织。他们挑拨民族关系，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分子，有的还混入人民政府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据川东地区统计，在此期间，新发现反革命组织59个，破获反革命暴乱50余起，发生暗杀解放军人员及地方干部157次，投毒223起，纵火事件316次。各地土匪在扩充实力的同时，还极力与台湾国民党联系，争取空投补给，妄图在四川边沿山区建立所谓“陆上台湾”。在1952年内，他们就接受台湾空投10次，除补给物资以外，空投特务14人、电台13部。活动于黑水地区的傅秉勋和川甘青边之马良匪部，在此时期均发展到数千人。这些土匪四处骚扰破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重建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匪情变化。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看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后指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剿匪命令，要求各剿匪部队认真学习川西军区的经验，普遍成立各级清匪组织和捕捉队，追捕匪特。并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加强对重要点线和城市的守备，保证党在各地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1年上半年，贵州军区协同云南、广西部队，对黔桂滇边、黔桂边组织了会剿；西康军区围剿盐边、盐源地区的土匪；云南军区对滇西南之镇康、耿马、双江和滇南之红河地区进行了清剿。在清剿作战中，各地区部队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组织联防联剿，在1至4月份的清剿作战中，歼灭土匪7万余人。到1951年底，西南军区剿匪部队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匪特20万余人。从1952年至1953年，剿匪部队在大力剿灭散匪的同时，还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会剿股匪战斗。1952年7月至9月间，剿匪部队继在川西北歼灭懋功地区股匪后，又以9个多团的兵力发起黑水剿匪战役，剿灭直接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和接济的傅秉勋股匪3600余人，毙俘匪首傅秉勋和黑水地区反动大头人苏永和等人。6月20日至9月底，云南军区用3个多团，对滇越（南）边花龙地区股匪周光禄部展开清剿，全歼该匪2200余人。
　　1953年3月至5月间，西南军区除以4个多团兵力配合军区剿灭草地股匪马良部外，还争取阿坝大土官华尔功成烈交出窝藏流窜于川康甘青地区的“川康反共救国军”第3路中将总指挥、军统特务周迅予，中统特务何本初，“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少将主任、“川南游击总指挥”、军统特务王旭夫等匪首。据不完全统计，经过1951年至1953年的清剿斗争，西南军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地区共歼灭土匪24万余人，基本肃清了西南地区的土匪。
　　至1953年西南地区，先后共歼灭匪特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余门、各种枪60万余支。
　　西北剿匪
　　西北地区解放后，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骨干分子，伙同国民党特务勾结，纠集溃散官兵、惯匪、流氓、地主和反动会道门头目，组织土匪武装，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袭击城镇，抢劫仓库，阻绝交通，捕杀干部，残害人民。为剿灭西北地区的土匪，1949年至1953年，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多次召开会议和下发指示，部署剿匪事宜，规定了剿匪方针和政策，先后调集了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8个师和1个旅、3个团共10万余人，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陕西小剿匪。1949年5月，西北军区召开了关中6个分区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部署剿匪，接着各分区部队对各地股匪开展清剿。至12月，共歼匪4000余人。1949年12月23日，第19军奉命对陕南川北股匪发起进剿。28日，第55师2个团以长途奔袭手段，突然包围通江、万源两城，守匪不战而降。1950年1月，第55师又兵分多路，先后对平溪坝、长坪、苦草坝、鸡背梁股匪展开搜剿，歼灭国民党残余及投匪8300余人，其中生俘“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以下6485人，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等1800余人被迫投降。21日，第55师又于南江官路口地区，歼灭国民党第127军第301师1700余人。与此同时，第19军第57师和汉中、安康军分区部队，先后在孙家坪、黄官岭、元木沟地区，歼灭股匪“西安绥靖公署第3纵队”、“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保安第4旅等匪部共1.7万余人。陕南进剿部队在清剿作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遵照第一野战军前委的指示，采取军政兼施、区别对待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先后剿灭“忠义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等股匪，并争取6000余名匪徒投降。到1950年8月，陕南股匪被基本肃清，先后歼灭匪特3.3万余人。
　　与此同时，陕北军区于1949年下半年调集3个团，在各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对主要股匪高怀雄、段宝珊、张世华部展开3次连续清剿，至1950年6月，终于将上述股匪歼灭于内蒙古东乌审地区。至此，陕西地区除川陕甘边尚有小部股匪活动外，主要股匪基本被肃清。
　　甘肃省剿匪。该省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区，经济落后，封建势力强大，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民族仇杀事件。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惯匪武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组织“反共民团”，疯狂围攻县乡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第4军第11、第12师及骑兵团于1949年12月中旬进入匪患严重的临夏地区，以分进合击和穷追堵击战术，在土墩、牛头墩地区歼灭马保、马八娃、马英贵股匪千余人。1950年5月，匪首马云山受胡宗南、马继援指使，由四川窜回平凉，在化平（今泾源）、固原、西吉、海原地区纠集地主恶霸和惯匪，拼凑起2个旅、19个团，加上被裹胁的群众，共1.3万余人，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于5月8日在平凉、西吉、海原同时举行暴动。为迅速平息匪徒暴乱，西北军区于5月23日发出剿匪指示，要求各进剿部队在实行坚决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应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特别应注意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并指示各进剿部队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遵照西北军区的指示，甘肃省委和甘肃军区组成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骑兵旅、回族骑兵团和警备第2团等部，进至平凉地区清剿。至7月底，将叛乱股匪歼灭，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以下1200余人。在此期间，第4军平息了临夏股匪暴乱，歼灭股匪2000余人。进入河西走廊地区的第3军，对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股匪发起29次围剿，剿灭匪特2100余人。
　　宁夏剿匪。1950年初，宁夏军区独立第1师、骑兵第6师一部，在三边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对盘踞在同心县西南的武当、麻黄沟、惠安堡一带作恶的“贺兰剿共总部”、“仁义军”等股匪展开进剿。至3月下旬，将其全部歼灭，活捉匪首张廷芝。3月，宁夏军区又集中3个多团，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深入贺兰山区对股匪郭栓子部展开围剿。经过艰苦奋战，于11月将宁夏地区危害最大的股匪全歼，生俘自称“贺兰王”的匪首郭栓子。
　　青海省剿匪。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残部逃往青海，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和西宁地区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形成几股较大土匪，共约6万人，成为西北地区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第1军平息了西宁周围地区股匪的暴乱，歼匪4000余人。1950年初，原马步芳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纠集20余名反动军官，在化隆成立“新编第82军”，马忠义自任军长，与民和县匪首马希统、马中福匪部遥相呼应组织暴乱。人民解放军第1军和第4军一部奉命对股匪展开围剿。从2月下旬开始至7月，各进剿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终将股匪剿灭，匪首马忠义、马全彪、韩进禄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1000余人被迫投降。1951年5月，贵德昂拉地区藏民千户在国民党特务项谦操纵下，纠集匪特2000人，裹胁群众6700余人，公开与人民为敌。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加错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但项谦执迷不悟，不断袭击解放军武装工作队，包围解放军驻地，并阴谋发动更大暴乱。1952年4月10日，西北军区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昂拉项谦匪部，自青海解放以来我即进行政治争取，迄今两年余毫无效果，近派喜饶副主席前去劝说，仍执迷如故，并且不断四出抢劫骚扰人民，袭击军队，更加猖狂。为防匪蔓延，巩固地方治安，同意1军1952年4月1日，以3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围剿项匪之方案，立即进行充分准备，争取于五月初完成全歼项匪之任务。”13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军区抽调了5个团、8个营和1个大队的兵力，从5月开始，经17天的连续追剿，歼灭股匪1595人，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将股匪剿灭。7月11日，匪首项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
　　新疆剿匪。新疆和平解放后，乌斯满、贾尼木汗、乐博斯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勾结反动军官和惯匪，纠集匪徒6000余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5万余人，在新疆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暴乱。这些股匪长于奔袭，善骑射，有一定战斗力。在股匪骚乱严重的迪化、哈密地区，有11个县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心惶惶。1950年3月叛匪攻伊吾县委机关，破坏道路、桥梁，阻击解放军支援部队，残杀干部战士27人，抢走长短枪28支，严重威胁着政权机关和执勤部队的安全。3月13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坚决消灭乌斯满匪徒。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疆军区成立了以王震为总指挥、赛福鼎为副总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在北疆成立了由罗元发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抽调人民解放军第2、第5、第6、第9军各一部与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共计1.5万余人，从4月份开始发起剿匪作战。在向大小红柳峡和前山子进剿作战中，歼灭股匪1000余人。5月中旬，清剿部队发起第2次进剿，在2个多月的追歼作战中，歼灭乌斯满匪部主力，毙俘股匪2700余人，生俘贾尼木汗匪首30余人，投降1.7万余人，解救哈萨克群众8.6万余人，取得剿匪作战的初步胜利。
　　1950年7月中旬，北疆景化、绥来、迪化地区先后发生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暴乱，土匪裹胁16个部落哈萨克群众2万余人，成立“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根据匪乱情况，立即抽调人民解放军第5、第6、第9军和骑兵第7师各一部，对股匪展开大规模清剿。至11月下旬，进剿部队转战8000余公里，歼股匪近7000人，解救全部被土匪裹胁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匪首乌拉孜拜、司迪克等被迫投降。从1951年9月至1952年9月，新疆剿匪部队还在奇台、迪化、木垒、孚远地区追歼谢尔德曼、哈通拜克、季奎、哈依沙、刹尼牙孜等6股土匪。至此，新疆清剿大股土匪工作基本结束，共歼匪特4.8万余人，解救被裹胁557人和群众约11万人。
　　大部股匪基本被歼灭以后，为彻底肃清西北边沿地区残匪，西北军区于1952年12月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对甘肃、青海、四川边界地区残存土匪马良、马元祥部发起清剿作战。1953年1月21日，西北军区成立了以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并建立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调集了骑兵第1师、骑兵第1、第2团、甘肃军区和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第2团以及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伊尔-12型运输机5架），共计126个连，约1.9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1个营的配合下，对残匪发动围剿。
　　1953年3月20日，甘青剿匪指挥部下达进剿命令：以骑兵第1师并指挥第32团为中央纵队，以骑兵第1团和公安第11团为左纵队，以骑兵第2团、果洛支队为右纵队。3月23日，各进剿部队按计划向预定地区挺进，27日，各部到达预定位置后，马良匪部窜向唐昆地区与刘华初股匪会合，马元祥部逃至巧料地区。28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根据过去剿匪经验：我剿匪部队应以驻剿、清剿与追剿相结合；加强各部之间通讯连络，驻剿部队（主要是步兵）应适当分布，占领城镇要点，构筑工事，防匪侵袭，并派出必要部队，向周围清剿散匪。追击部队（以骑兵组成），跟寻匪踪、猛追、奔袭，反复合围，不怕行军，不怕扑空，不使匪得到瞬息之喘息。在敌山穷水尽时方被我瓦解歼灭。”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望教育部队要作长期打算，不全歼匪部决不休兵，并特别注意搞好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下层群众，争取中上层分子，并通过中、上层分子进行工作，这些都是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关键。”据此，西北军区于29日调整了剿匪部署。从3月29日至4月19日，各进剿部队在追击中歼灭股匪348人，击毙匪首马虎山。5月7日，骑兵第2团、青海独立团在得苦乎沟地区歼灭马元祥股匪大部，击毙匪首马寿山以下43人，马元祥在逃窜中被击毙。5月18日，骑兵第1师追剿部队在郎木寺东南石穴中活捉匪首马良，击毙台湾空投特务高尚俭。至5月23日，清剿部队经过58天的积极追剿，歼灭股匪1300余人，基本肃清边沿地区的股匪。
　　到1953年7月，西北全境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在整个剿匪斗争中，西北军区共剿灭匪特12.9万余人，缴药各种火炮80余门、各种枪3.5万余支。
　　从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时候起，至1953年，历时4年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共歼灭匪特武装27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468门、各种枪178万余支。至此，结束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迷梦。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巩固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立下了新的卓著战功。剿匪作战的伟大胜利，是人民解放军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正确地贯彻剿匪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是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和政府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与积极配合下，英勇善战与艰苦奋斗的结果。

三、平息西藏叛乱
　　西藏武装叛乱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绝非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1951年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协议”得到了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进步上层人士的热烈支持和欢迎，西藏的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先后表示拥护协议。但是，一心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外国反华势力却极力仇视这一协议。协议签订不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蓄意进行破坏，妄图加以撕毁。
　　1952年，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趁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立足未稳，粮食供应严重困难之机大做反对协议的文章，暗中支持伪“人民会议”进行非法活动，叫嚷“解放军滚出西藏”，围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驻地，并准备发动武装骚乱，妄图把解放军赶出西藏，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经中央驻西藏代表提出严正要求，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也作了应变的准备，最后，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西藏人民政府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这次流产的伪“人民会议”事件实际上是西藏上层反动派阴谋策划叛乱的一次预演。从此，伪“人民会议”的一些骨干分子从公开转入隐蔽，继续干非法活动。
　　1957年5月，他们在拉萨又建立了“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958年，青海、甘肃藏区也发生武装叛乱。甘、青、川等省藏区的叛乱分子纷纷窜入西藏。这些叛乱分子在“四水六岗”的统一组织下，暗地酝酿在西藏进行武装叛乱。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与叛乱分子狼狈为奸。他们在支持和参与各种叛乱活动的同时，积极扩充藏军，使藏军的人数由1951年的1400多人，增加到1959年3月的3000多人，并不断从国外运进武器弹药，装备藏军，使藏军成了叛乱活动的骨干力量。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西藏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从维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大局出发，将各处发生的武装叛乱情况及时向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通报，要他们负起责任，平息叛乱，并防止叛乱的再次发生。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把中央仁至义尽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散布“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平叛”，“他们不敢动一下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等等。他们对中央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承认叛乱是错误的，其暗中给叛乱分子充实人员、武器，纵容、支持、鼓励叛乱。当叛乱武装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外国势力会给予有力支持，条件已经成熟时，便在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达赖喇嘛准备到西藏军区看戏之机，挑起事端。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负责同志提出：要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尔后他又确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戏。这些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都是知道的。西藏工委和军区为此次演出作了认真的准备。然而，噶伦柳霞·土登塔巴、达赖喇嘛的副长官帕拉·土登维登等人，却利用此事阴谋发动叛乱，并挟持达赖喇嘛出逃。
　　柳霞等人的预谋是，先向达赖喇嘛灌输汉人要消灭宗教、杀活佛的“消息”，使达喇嘛产生恐惧心理而自动设法逃走。若此种办法不能奏效，则在拉萨搞起骚乱，利用骚乱活动使驻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自卫的机会，采用强制的手段，把达赖喇嘛弄走。
　　3月9日晚上，朗子辖（拉萨市旧政府）的墨本（市长），根据噶厦的指示，向拉萨市民煽动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会上毒死达赖喇嘛”，“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军区看戏。
　　3月10日晨，有2000多人涌向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打死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嘉措。上千人手持小白旗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等反动口号。这时，罗布林卡与拉萨市区之间的正常交通被叛乱分子阻断。他们违反达赖喇嘛的意图，使本来准备去军区看戏的达赖喇嘛没能如愿。当日下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提出同中央决裂，要为争取“西藏独立”搞到底。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街头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当天晚上，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小股向市区集结，同时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蓄谋已久的分裂行径和叛乱活动，党中央早有察觉，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力争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规劝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制止叛乱。但西藏地方政府把党中央的指示置于脑后，叛乱活动有增无减。
　　3月16、17日，他们以“西藏独立人民会议”的名义，连续给在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孜本发去两封密电，声称藏历2月1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予宣布，让一些外国和国际组织“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观察，以设法谋求其支持”。17日晚，他们把达赖喇嘛劫持出拉萨，经山南出逃。19日，叛乱分子在拉萨达到7000人，抢占了市内各要点和坚固建筑物，并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地构筑工事，把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以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分裂包围。他们在市郊割断电线，破坏桥梁，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开枪射击。
　　当晚至次日凌晨，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及其他机关单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至此，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全面爆发。
　　平息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和平解放的路堵死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对为非作歹的叛乱分子深恶痛绝，他们强烈反对违背历史潮流而动的叛乱分子，纷纷要求解放军早日平息叛乱。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再三规劝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改弦更张，不要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他们利令智昏，不听忠告，错误地估计形势，依仗着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一意孤行，拒绝党中央的警告和挽救，执意要破坏民族团结，分裂与背叛祖国。
　　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严重情况下，在叛乱分子发起全面进攻数小时之后，才奉命进行反击。平叛部队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指挥下，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在西藏劳动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下，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叛乱武装实施进剿和清剿。
　　经过1959年的平息拉萨市区、山南地区、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地区的武装叛乱，西藏各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沿线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但边沿地区还有叛乱活动，尚有叛匪2.5万余人。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帝国主义空投武器弹药给予接济，在空投特务的操纵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于是从1960年起，平叛部队对边沿地区开展平叛斗争。对无大股叛匪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肃清叛匪，实行民主改革外，乃集中优势兵力对重点地区实行进剿。部队以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方法，控制主要要道，切断叛乱武装逃路；运用先包围后争取、争取无效后再打、边打边争取的原则，对投降者一律宽大处理，实行不杀、不斗、不关、不判的“四不”政策，扩大了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叛乱武装中大多数人员投降。
　　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延续近3年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共俘、降、毙叛乱武装9.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3.5万余支、各种火炮70门、电台41部，击毙、俘空投特务25人。平叛斗争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正义斗争，所以得到了渴望翻身解放的西藏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得到了广大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据不完全统计，藏族同胞支援解放军平叛斗争的人数达1.58万余人次，计43.9万余工日；畜力支援10.4万余头（匹）次，计286.6万余工日。藏族同胞的有力支援，是取得平叛斗争彻底胜利的保证。平叛斗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国外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第六章东南沿海军事斗争
本章导读
　　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经设想在解放大陆的同时，一鼓作气解决台湾问题，以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由于美国于1950年6月底，派兵侵入台湾和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目标未能实现。国民党军撤逃台湾后，便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袭扰破坏活动，其窜扰活动持续近20年。窜扰大陆行动的主要特点有：窜扰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登陆窜扰，有海上窜扰，有空中窜扰；窜扰的规模以中小为主；窜扰的范围广，海、陆窜扰在沿海各省，空中窜扰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窜扰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同国民党军的窜扰活动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赢得了全面胜利。

一、攻台准备与中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中央军委就将解放台湾的任务交给了第三野战军。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曾派部队进攻金门，后因准备不足而未成功。此后，中央军委确定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为对台战役的负责人，集中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进行了精心准备。至1950年6月上旬，第三野战军已集中了16个军约50万的兵力，为进攻台湾的第一梯队。当时对台战役已箭在弦上，台湾当局十分惶恐，曾一度认为：9月台风到来前三个月是最危险时期。然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一面表示要干涉朝鲜内战；一面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根据形势的巨变，为避免两线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将战略重点由南向北转移，将主要兵力转移到中朝边境，在东南沿海暂时采取守势。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原定指挥攻台的两位负责人粟裕、萧劲光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员（后未到任）。在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入侵台湾后，中共中央中止了攻台战役的计划，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表。这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所做出的选择。

二、粉碎台军进犯
　　1950年夏，台湾国民党得到了美国的公开庇护和扶持后，从绝境中振作起来，曾企图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和依靠美国武装“反攻大陆”。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上半年，台湾国民党军得到美国援助的可装备20个师的武器。美国名为使台湾“中立化”，实际上鼓励国民党军袭扰大陆。但是当时蒋介石只对出兵朝鲜表示兴趣，美国的军政首脑经研究后认为，起用台湾军队只能有一点表面价值，却会遭英国等盟国的强烈反对，还有引发同新中国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认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入朝。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认为，要颠覆新中国，而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及沿海的一些岛屿是进攻大陆的最好跳板。为此，美国政府不仅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策划、指使国民党军不断从海上、陆上、空中对大陆进行袭扰、破坏，妄图趁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尚不稳定，国防尚未巩固的时候，破坏和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复辟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重新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以实现其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入侵台湾和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的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和复杂，为了伺机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从6月份起，对台湾、澎湖、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全面整编，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还组成了以金门、马祖和大陈为中心的3个守备区。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解放的20多个岛屿部署了7万余人的兵力。加强了设防，配备了海军。国民党在美国指使和支持下，曾策划以金门为跳板，与福建省内残存的匪特相配合，企图在福建、广东沿海发起所谓“局部反攻”的进犯计划，妄图对大陆进行破坏和骚扰活动。蒋介石还拟制了“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大肆狂叫“趁共产党立足未稳，加紧反攻，收复失地”。
　　美蒋共同策划的阴谋大略是：①大力培植、发展大陆的匪特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人民政权的巩固，以其为“反攻大陆”的内应；②加强在沿海盘踞岛屿的军事力量，加紧对大陆及沿海地区的袭扰，伺机进行“局部反攻”；③配合美国对新中国封锁、禁运政策，以海空军劫掠商轮、渔轮，破坏新中国国际、国内的海上航运交通和渔业生产；④轰炸、炮击袭扰大陆沿海城市，破坏生产建设和人心安定。
　　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沿海地区发动冒险的军事进犯都出于这一复辟计划。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猬集在台、澎、金、马及沿海岛屿的残部，不断偷袭占领大陆沿海空白岛屿十余处，窜扰渔区和沿海村庄进行海盗活动，抢劫船只。仅1952年就抢劫、扣留大陆商轮28次。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拦劫外轮39艘。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秋至1953年7月，国民党军对大陆进行的上百人至上万人的中、小规模登陆窜扰活动达70余次，出动的总兵力达4.7万余人，被大陆沿海军民歼灭7900余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窜扰，解放军不断加强了沿海地区的斗争。仅从1951年至1953年间，相继解放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被国民党占领的横沙、余山、黄大岙、平头山、洞头山、半面山、积谷山、鸡冠山、大小鹿山、台山列岛、福瑶岛、浮阴、西洋、南澎等20余个大小岛屿，极大地缩小了蒋介石残匪的袭扰范围。

三、三军大战一江山岛(1)
　　1952年夏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争相对处于平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保障浙、闽两省的安全，决定先解放这两省的沿海小岛，曾授权华东军区参谋长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张爱萍，研究制订解放浙、闽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至1953年春季，陆续解放了一些小岛，后来张爱萍建议攻打金门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后，积极开展了准备工作。1953年7月朝鲜停战，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远东形势趋向缓和。为了维护这一缓和形势，同时也考虑到人民解放军缺乏海陆空联合渡海作战的经验，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暂时放弃解放金门的计划，而采取从北向南、从小到大、逐岛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方针，并确定离台湾较远、国民党军队守卫比较薄弱的大陈岛为第一攻击目标，以一江山岛为突破口。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除加紧扶植和控制台湾当局外，还采取被称为“放蒋出笼”的政策，使台湾当局对新中国的骚扰破坏活动更加频繁。1954年，美蒋开始谈判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为防止美蒋用“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将两岸分裂的局面固定化，1954年7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为引起全世界注意，再次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9月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第一次炮击金门，共持续12天。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式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为反击这一条约的签订，中央军委决定于1955年1月，解放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面积1.7平方公里，为上、下大陈岛的前哨阵地，是大陈岛的北部屏障。国民党军企图把该岛变成反攻大陆的跳板、袭扰大陆的基地、护卫台湾的屏障。该岛地理位置重要，地形险要，台湾当局对它倍加关注，蒋介石提出“保卫台湾，要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的口号。其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保，台湾垂危。”于是，他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进行防御部署。岛上设有3道防御阵地和4层火力网，筑有明暗地堡150多个，形成了以永备和半永备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守军为“一江山地区司令部”所属的1000余人。宋美龄和蒋经国亦亲自登岛“慰问”、巡视。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地区的袭扰破坏活动，1954年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指示华东军区组织部队解放一江山岛。
　　1954年8月，华东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聂凤智、彭德清、马冠三任副司令员，下设空军、海军、登陆3个指挥所。参战部队为步兵4个营，炮兵2个团另2个营，飞机近200架，各类船艇180余艘。这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缺乏经验。领导机构组成后，即组织各参战部队加紧进行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包括动员教育，侦察敌情，拟制三军协同登陆作战计划，进行军种分训和三军合练，扩建机场，抢修舰艇，调集物资器材，组织通信、气象、测量等各项保障。地方党政机关大力支前，浙江省动员3.3万余名支前人员、征集5900副担架和一批海上救护船，上海市动员110名海员、抢修77艘舰艇。在作战准备过程中，浙东前指还特别重视隐蔽作战企图，如对大陈、一江山、披山、渔山等岛进行不规律的轰炸和炮击，以一部兵力对披山方向实施战术佯攻等。
　　12月2日，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为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这一侵略性、非法性条约的严正立场，华东军区浙东前指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在条约出笼前后（1954年11月1日～1955年1月10日），按照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第1阶段计划，从空中、海上对战场实行了封锁。参战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空军不作大编队出动，海军选择有利时机，以快艇突然袭击或伏击国民党军舰的作战指令，首先夺取战区的制空权制海权。从1954年底开始，以空、海军在附近空域、海域，分别采取多批次小编队低空出航和突然隐蔽出航的战法，打击国民党军的飞机和军舰。海、空军出动飞机226架次，海军鱼雷艇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中权”号、炮舰“洞庭”号，击伤舰艇7艘，击落击伤飞机19架。削弱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能力，迫使其舰艇白天不敢在大陈锚地停泊，飞机不敢飞抵大陈上空。海岸炮兵则运用依托岛岸近战突袭战术，配合海空军争夺制海权。以上作战行动有效地打击了对方的海空军活动，达成了对一江山岛守军的封锁围困的目的。这样，首先夺取了战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以保证了渡海攻岛战斗的胜利实施。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登陆作战。首先集中海、空军和炮兵火力，猛烈突击主要登陆地段。8时开始实施第1次火力准备。3个轰炸机大队和4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飞临一江山岛上空猛烈轰炸扫射，同时，1个轰炸机大队和1个强击机大队在大陈岛上空袭击“大陈防卫区司令部”、炮兵阵地和通信设施。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守军陷于瘫痪，阵地混乱。9时起，50余门火炮对一江山岛进行射击。
　　12时许，登陆部队乘70余艘登陆艇从高岛、雀儿岙、头门山岛起航，在40余艘作战舰艇掩护下，分两批成3路防空队形向展开区驶去。14时，当登陆部队航渡编队接近岛时，船载的10门火箭炮和轰炸机3个大队又1个中队、强击机2个大队对守军阵地进行第2次火力准备。当登陆舰艇编队向登陆地段冲进时，又以火力支援登陆部队上岸突击；当有的登陆突击分队遭到守军复活火力的威胁时，强击机编队及时临空俯冲攻击；另外，以歼击航空兵则轮番巡航警戒，迫使对方的飞机、军舰始终不敢出动。整个火力突击作战中，步兵、炮兵、海军和空军之间，密切协同，衔接自如，发挥了整体作战威力，压倒对方，使守军无还手之力。
　　渡海登岛部队，根据岛岸峭壁多、滩头少、上陆难度大的特点，实施多点同时登陆突击，击守军于不意，顾此失彼。14时20分，登陆部队在南江、北江两岛7个登陆点实施登陆突击，迅速突破守军防御前沿阵地向纵深发展。各突击分队在航空兵，炮兵火力的支援下，运用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术，迅速占领守军一线阵地，巩固登陆场，做到一次登陆突破成功。由于支撑点内守军的凭险顽抗和受地形限制，登陆部队战斗队形被割裂，伤亡增多。登陆部队随即采取灵活的小群战术，主动协同，勇猛穿插，逐点逐地进攻，以手榴弹、喷火器摧毁暗堡，并开展战场喊话及利用俘虏军官喊话。残存的守军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17时50分，浙东前指命令登岛部队清理战场并转入防御。此役，共毙俘国民党军1086人。
　　陆海空三军联合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给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宝库又增加了三军协同登岛作战的新内容。
　　美国政府因摸不透人民解放军意图而甚为恐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为阻止新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一面发出战争叫嚣和进行原子讹诈；一面操纵联合国斡旋停止战斗，一时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成为世界热点。美国政府既想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又不愿为大陈岛等小岛与新中国直接冲突，故于2月5日宣布“协助”国民党军队自大陈岛撤退。2月7日，美国第7舰队出动了100多艘舰艇，几千架飞机，4.8万余名海空人员，到达大陈海域准备协助蒋军撤离，并劫运居民前往台湾，不愿走者惨遭枪杀。撤逃前，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在大陈岛上进行疯狂破坏，把大陈居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把几十个村庄烧为灰烬。大陈岛国民党军头目刘廉一在逃走之前，曾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2月8日夜开始至12日，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万余人，及大陈居民1.4万余人，共3.2万余人，在美国第七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逃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2日，又出动飞机轰炸南麂山岛，岛上守军于25日仓皇逃窜台湾，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军事行动暂时告一段落。炮击金门和解放大陈岛等岛屿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防止美国政府将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和保障浙江沿海航运和渔业生产的安全。

四、“8·23”炮击金门岛
　　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初，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关注。为了缓和这一紧张局势和消除某些国家的疑虑，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公开表示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讨论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经过英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努力，美国表示愿意谈判。7月，中美大使开始日内瓦会谈。依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除积极准备在必要时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还要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同时向一切跑到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号召。
　　中美大使日内瓦会谈开始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坚持维持台湾现状，不愿撤出在台的武装力量，拒绝中国方面多项建设性建议而使会谈毫无进展。1957年12月，美国单方面中断了会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中国依然奉行遏制和孤立政策，在国际上进一步推行“两个中国”，散布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军事上继续武装台湾，在台湾部署导弹，建立B-52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强化金门、马祖防御等。1958年7月，发生英、美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向伊拉克施压事件。在台湾海峡，美国政府也加强了军事力量。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也企图趁火打劫，公然叫嚣“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国民党军队亦加紧骚扰破坏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8月17日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
　　金门岛，位于福建厦门东部约七八海里处，是连接台湾与大陆的枢纽。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曾组织攻打金门，因作战准备不足和组织指挥不力，未能成功。此后，台湾当局加强了金门防务。国民党军在金门设有防卫部，在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东碇等9个岛屿上驻有6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共8万余人，配备有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80余门，在海、空军配合下组成防御体系，妄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57年底，该地区国民党军向大陆炮击1000余次，抢劫渔船、商船1000余艘，抓走、打死、打伤渔民6000多人，飞机轰炸扫射200余次，空投300余次，加上规模不等的武装窜犯，给福建沿海群众带来了极大灾难。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窜犯，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从1953年1月起，即不断对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实施炮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中东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和台湾海峡局势，决定加强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领导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对炮击金门作战作了明确指示。毛泽东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同时指出，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根据上述决策和部署，人民解放军立即展开了战前准备。经中央军委批准，福州军区组成了以叶飞为首的前线指挥所；调任聂凤智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组成福州军区空军前线指挥所；海军组成了以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为首的舰队前方指挥所。到8月21日晚，从四面八方增调的参战地面炮兵、海岸炮兵和其他保障部队，克服重重困难，极迅速隐蔽地进入了指定位置，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参战兵力共有：炮兵36个营6个连、450门火炮，海军5个大队4个中队、80余艘舰艇，航空兵9个团2个大队1个中队、200余架飞机。
　　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3万余发炮弹，揭开了这次炮击金门的序幕。开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希望借以逼迫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退。在炮击过程中，美国政府曾调集军舰支援第七舰队，为国民党军队护航，并发出战争叫嚣，但在国内人民和同盟国的压力下，美蒋间发生了矛盾，美国政府主张放弃金门、马祖，确保台湾、澎湖。这样既可使台、澎从我国分离出去，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又可避免直接发生冲突。蒋介石则主张坚守金门、马祖，以保持国民党政府对大陆享有统治权的象征（因金门、马祖原属福建省管辖），并希望美国下水，以便使冲突升级，借美国力量实现“反攻大陆”。鉴于美蒋上述矛盾，为扩大美台矛盾，反对美国的阴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复权衡后，为了“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防止“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产生，决定暂缓收复金门、马祖，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将金门、马祖、澎湖、台湾一揽子解决，执行“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故于10月6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并宣布暂停炮击7天。13日，再次发布暂停炮击两周。至1959年1月7日，福建前线部队共进行7次大规模炮击、数十次中小规模炮击、近千次零炮射击，并进行13次空战、3次海战，共毙伤国民党军7000余人，击落击伤飞机36架，击沉击伤舰船27艘，给予国民党军以有力惩罚。
　　1959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此后福建前线部队炮击次数逐渐减少，只是在1960年6月17、19日，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前夕和离台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性炮击，发射炮弹数万发。由于精心观测和射击，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未造成伤亡。1961年12月中旬起，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福建前线部队只在单日以宣传弹进行射击。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即告终止。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的炮击即告停止。
　　通过炮击作战，既严惩了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袭扰，又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国际上，有力地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

五、粉碎台湾当局窜犯大陆阴谋
　　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当局趁大陆经济遇到暂时困难之机，在进行小规模骚扰破坏的同时，加紧了“反攻大陆”的准备。1962年春，台湾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3月，下达了“征兵动员令”，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强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时间。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被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成立了“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以策划、实施战时动员，并于4月间通过了“国防特别预算”，甚至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做好了登陆后建立伪政权的人事准备，频繁举行以反攻大陆为背景的各种规模和样式的军事演习。
　　针对台湾当局窜犯大陆的阴谋，人民解放军加强了战备工作。5月下旬，中央军委采取了八项紧急措施：对部队广泛进行战备教育；召集有关军区主管开会，讨论研究作战方针和备战措施；命令部分陆军师和部分特种兵部队做好出动准备，为预定参战部队抽调、补充了9.5万名老战士作为战斗骨干，按新编制和作战基数补充弹药；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支援作战等。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地区的准备，决不让台湾当局的阴谋得逞的指示。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军民严阵以待，国民党军队没敢进行军事冒险。
　　但是，台湾当局窜犯大陆的野心不死。1964年春，他们“绝望之余，不惜一逞”，企图孤注一掷，再向大陆进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做出了加强战备的部署。1964年4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指示全军从思想上和工作上做好战斗准备。鉴于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经常到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上空侦察骚扰，驻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部队，在加强战备的同时，不断在空中、海上和陆地打击来犯之敌。1962年9月9日首次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此后又多次击落击伤敌之侦察机和战斗机。在陆上歼灭小股武装特务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在驻地广大人民群众和民兵的大力支援下，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1962年下半年至1965年初，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入窜的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击沉和缴获各种船艇24艘，缴获长短枪400余支、弹药数万发。通过紧急战备活动和一系列作战的胜利，终于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企图窜犯大陆的阴谋。

第七章赤诚报国血洒边关
本章导读
　　边防，国家安危所系。从西周置烽燧以来，我国有过古代“立国重边，威震八方”的辉煌历史，也有近代百年“有边无防，任人宰割”的惨痛教训。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边海防建设史上崭新的一页。我国拥有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与周边20多个国家接壤或隔海相望，新中国政府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共和国边防巍巍长城的建设，凝聚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血和智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更是为之呕心沥血。经过50多年的不懈努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中国边海防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政治安边，经济兴边，军事强边；坚持自卫原则，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边防部队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和国的安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捍卫祖国领土的安全，英勇的边海防官兵发扬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多次边防海防自卫还击作战的重大的胜利，捍卫了祖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分裂中国的阴谋，挫败了霸权主义对边境领土进行蚕食和侵略的图谋，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边境安全。

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之战
　　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体，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了军队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的宝贵经验和军民共同保卫边疆的光辉范例。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玛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玛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英帝种下边界纠纷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标划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玛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划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英国趁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贝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划出的，而仅标划在比例尺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诿、迟疑不决时，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1987年5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年2期）。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东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浙江省，有着丰富的矿产、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玛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玛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
　　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法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
　　在中印边境西段，1846年英国吞并查谟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1865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该线。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印度挑起边境冲突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印度政府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它就是要继承英帝的衣钵。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好长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趁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改官方地图，将非法“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标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口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军队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爱尼山口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恩来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在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外交部也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月，在西藏所取得的平叛、改革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我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在1950年至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7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对于尼赫鲁在信中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的问题，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同时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驻朗久附近的中国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中国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中国巡逻队，巡逻队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击毙印军9人，俘7人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1961年至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解放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解放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解放军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人民解放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走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哨位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国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方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方各哨所。到20日，共打死打伤我方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方巡逻小组，伏击我方运输人员，射击我方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3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反击作战 酣畅淋漓
　　印度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放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这样，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1962年10月17、18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遵照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做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上和喜玛拉雅山主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10月20～28日）。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8万人。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为“打遍欧、亚的劲旅”。与我作战的印度第四师号称“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训练的试点部队”。第一一四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受过山地战训练。这些部队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其作战部署是：东段，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边区”；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西段，印军第一一四旅以5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入侵中国国境的43个据点；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印度的企图是：在东段依托已侵占的所谓“麦线”以南和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西藏内地扩大侵占范围；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向中国境内蚕食，逐步侵占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的主要部署是：以西藏4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大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山南地区，该地山峰比高1500米以上，海拔4000米左右，森林密布，气候恶劣，人烟稀少。该地区有印军第七旅、炮兵第四旅2个步兵营，共6个多营6000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企图巩固已侵占之地，并继续侵占中国克节朗河以北地区，实现其“以塔格拉（拉则山）山脊为界”的梦想。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1.03万余人的兵力，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布势特点，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3至4倍于敌的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于20日拂晓开始反击。担任左翼助攻部队，向沙则、仲昆桥、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入侵沙则的印军在这里构筑了堑壕及百余个明暗地堡。攻占沙则可直接威胁克节朗地区的印军指挥机关。于是，助攻部队穿密林，攀悬崖，涉急流，迅速突入印军前沿，首先割断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指挥机关与沙则据点的联系。
　　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22日，中国国防部宣告：人民解放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23日，山南地区部队歼灭棒山口之敌一部，占领棒山口，接着，兵分5路实施追击，直取达旺。印军仓惶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一线撤逃。中国边防部队又以一部渡过娘姆江曲，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一线急进。清除棒山口入侵印军的另一支反击部队，于24日占领了东新桥等地。25日，几支反击部队相继进占达旺。尔后，其中一部继续向南推进到达旺河北岸。克节朗达旺之役遂告结束，首战告捷。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维尔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
　　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反击作战。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于10月20日分别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灵公、拉木多、林卡、拉曼、阿夏比拉等印军据点，歼敌一部，进占了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班公湖地区反击作战。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西部，在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山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高寒缺氧，荒无人烟。印军第一一四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0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内，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内。印军第一一四旅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侵占红山头，杰特联队第五营侵占加勒万河谷。印军在侵占的据点外设置障碍，组织较严密的火力，各点均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企图凭借其据点，伺机侵占新疆的整个阿克赛钦地区。
　　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打歼灭战的有效战法，决心首先粉碎入侵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的战法，就地围歼，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为防止印军向我国边防部队的薄弱地区进攻，又令空喀山口防区驻守分队在班公湖以南组织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入侵印军。
　　红山头攻坚战斗及天文点防区作战。红山头是西段第一阶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该地是斗拉特别奥里基地印军联系天文点地区据点的重要枢纽。印军构筑了16个地堡、5个地下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火力强，工事坚固。20日，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一部由正面佯攻，一部从侧后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直捣入侵印军平台阵地，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回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红山头战斗后，乘胜扩大战果，担任打援、守卡、警戒的分队相继拔除31号、12号、5号、8号、11号、17号等6个印军据点，全歼守军，收复失地。其他各点之入侵印军于当晚仓惶逃窜。至21日晚，天文点防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被肃清，给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十四营沉重打击。
　　加勒万河谷拔点及河尾滩防区作战。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通不便。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印军在此处构筑了工事、地堡，企图长期占领。新疆边防部队对其军情、地形了如指掌。20日，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首先利用夜暗隐蔽接近印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近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该处战斗结束后，乘胜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至23日，拔除“河印27号、28号”据点，其余印军哨卡闻讯而逃。至此，河尾滩防区之印军全部肃清。
　　班公湖岸四战四捷战斗。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入侵班公湖南北两岸建立了据点。班公湖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21日，担负空喀山口地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北岸中国一侧的西里扎普、它拉沟等地的印军进行反击；22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高地、绝拉沟、野营地的拔点攻坚战斗中，解放军四战四捷，全歼印军。战至24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入侵印军据点。
　　转战巴里加斯。巴里加斯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狮泉河河谷，距传统习惯线18公里，河谷宽200～300米，河谷有公路经东提通列城，两侧为高山。印军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入侵该地，建立据点6处，企图长期占领并作继续蚕食其他地区的基地。23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入侵印军。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之羌山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转移中，边防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1400里，有的分队两次徒涉齐腰深的冰冷刺骨的噶尔河。工兵分队在零下20多度的冰河上架桥，保证部队开进。部队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吃冰雪，啃干粮，忍饥耐寒，于26日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尔后，分兵两路：右翼由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印军侧后，断其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围歼印军于巴里加斯卡日果之间地区。以阿支、且坎、扎西岗守卡分队配合主力作战。27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羌山口与印军打响。这次战斗毙、俘印军多人，占领了羌山口。27日，阿支、且坎分队攻占约山口。同日，攻击部队对巴里加斯之印军形成合围。28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碟木卓克等地。尔后又收复了巴里加斯、卡日果等地。巴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已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其最主要之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当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做出积极反应。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24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28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要扩大边界武装冲突，与我国再作军事较量。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11月16～21日）。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总部署是：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大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心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参战各部于11月1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18日晨，发起总攻。19日，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部队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瓦弄地区反击战。瓦弄，位于喜玛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出击。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扎公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11月16日晨，发起反击。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另一部向东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进占敌能。进驻瓦弄后，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击。到21日，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占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③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地区反击战。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以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班公洛（今斯潘古尔）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脊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队的哨卡，威胁阿里纵深之安全。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做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部队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攻打第一个据点的部队，一鼓作气战斗30分钟即摧毁了敌工事和地堡21个，攻克了据点；攻打第二个据点的部队，冒着印军猛烈的机枪射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激战1小时，攻克了25个地堡，拔除了据点；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连部，摧毁了据点。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清除了印军廓尔喀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与此同时，反击部队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入侵印军另3个据点，其守敌于19日逃窜，我方于20日占领该3个据点。
　　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印军据点全部清除。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我国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12月1日开始，我方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维尔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7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飞机5架，坦克9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他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我方共伤亡2400余人。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和平谈判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惟一途径，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印边界这场战争，中国方面完全是被迫的。中印两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1979年2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要双方以诚相见，按照上述原则，是能够圆满解决的。希望中印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20世纪60年代，中苏由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破裂，由“舌战”发展到“枪战”。苏联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终于在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之战。
　　1.中苏边界争端聚焦珍宝岛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破裂。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不但大量增兵中苏边界，而且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希望维持边界现状，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华时，周恩来提出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的六点建议：（一）面临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都在报纸上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二）发展两国贸易，并且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三）过去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完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建设项目作个结束。（四）文化合作协定的年度计划，过去几年执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执行得好一点。（五）我们要派一些留学生去，希望得到你们的回答。当然，如果你们也提出要派留学生来，我们应该相应地满足你们的要求。（六）双方的旅行协定，我们也希望能够执行。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处理中苏关系的基本思想。中国希望在中苏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不要严重损害两国关系，以共同反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干涉，在处理边界纠纷问题中，中国持谨慎和有节制的态度。
　　然而，苏联为了称霸，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在中苏边界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使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据统计，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期间，两国间的边界事件达到4189起，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增加了3倍。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挑起的边界冲突愈演愈烈，性质越来越严重。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成为双方边界斗争的焦点之一。
　　珍宝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东乌苏里江上，面积仅0.74平方公里。它原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后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枯水期和中国江岸相联。因为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称珍宝岛。按照中俄有关边界条约的规定，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乌苏里江为通航河流，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依此划分岛屿归属。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处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之下。但苏联却硬说这个岛是属于它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苏军拦阻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制造边界纠纷。从1967年1月23日至1969年3月2日的封冻季节里，苏军先后侵入珍宝岛共达16次。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苏军侵入珍宝岛以北的七里沁岛达18次。在入侵事件中，苏军肆无忌惮地进行挑衅，动用拳头、棍棒殴打，以至开枪射击中国边民，还开动装甲车挤轧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多次打伤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还抢走枪支弹药。据统计，仅1967年11月22日至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军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民共122人（其中重伤21人），打死轧死中国边民5人。中国边防人员在还击中打伤苏联边防军人10余人。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对苏军的挑衅活动一再克制忍让，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对苏联在七里沁岛制造的流血事件和在珍宝岛等地的领土要求及挑衅行动，中国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立场出发，多次向苏方提出停止武力冲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争议问题的意见，但均遭到苏方的拒绝。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针对苏联方面变本加厉的挑衅，中国陆续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指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部署，做好军事上配合政治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要求边防部队在反挑衅斗争中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处理边界事件的政策和措施。如遭到苏方殴打，可还手自卫，但不要开枪；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冲撞时，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若苏方继续用装甲车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可相应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苏方若开枪，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两次警告无效，继续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开枪实行自卫还击，等等。并要求：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自卫措施，都要掌握“先礼后兵”的精神，把还击行动控制在中国境内；边防部队多设想几种可能，事先做好准备，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指示强调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请示报告，以配合政治、外交斗争。上述这些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国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卫立场，体现了中国以忍让和克制态度谋求中苏两国事态妥善解决的真诚愿望。1968年冬，苏联对珍宝岛地区的武装挑衅活动更加频繁和猖獗，致使中苏边境冲突处于随时可能一触即发的状态。乌苏里江封冻后，苏联边防军多次出动装甲车、卡车，拦阻并以棍棒殴打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1968年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和汽车7辆，运送75名军人，越过乌苏里江冰面侵入珍宝岛，拦截并殴打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17名中国边防军人，当场打伤8人，抢走冲锋枪2支。1969年1月4日，苏联边防军出动30多名士兵侵入珍宝岛，对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又推又打，并迫令中国边防分队离岛返回。1月6日，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上抓走两名凿冰捕鱼的中国边民。1月23日，苏联边防军76人在直升机掩护下，分乘4辆军车，携带军犬，对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分队进行突然袭击。他们粗暴地把中国边防战士抛掷到冰面上，并放出军犬扑咬。这次事件中，中国边防分队28人受伤，被抢走冲锋枪6支、半自动步枪3支和数百发子弹。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从此，只要中国人员一上珍宝岛，苏军就迅速出动人员干涉，追击、殴打。2月7日，苏军动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开枪射击。
　　2.举世瞩目的一战
　　面对苏军在珍宝岛上一再使用武力进行挑衅的严峻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克制忍让的同时，制定了自卫反击的方案和战备措施。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方案。2月19日，中央军委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总参谋部在给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重申，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主动惹事，又不示弱；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战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作好自卫反击的军事准备。鉴于珍宝岛已成为对苏斗争和进行自卫还击的重点地区，总参谋部对该地区的军事斗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驻珍宝岛地区的边防部队以不少于一个加强排的兵力组成2～3个巡逻组，按既定的巡逻路线，不固定的时间进行巡逻；自卫还击的地点，必须严格控制在航道我侧；反击行动力求突然、迅速，不要纠缠，不要恋战；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域；注意获取可靠的证据，如缴获其武器、器材，拍摄有关重要照片等。为了及时掌握该地区的斗争情况和加强前线对苏军挑衅活动斗争的组织指挥，沈阳军区决定，由军区副司令员萧全夫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地区组成虎饶前指，指挥战备工作。
　　第一次战斗。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站派出两个巡逻组执行珍宝岛巡逻任务。当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组上岛后，遭到来自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苏联边防站70余名苏联边防军的阻拦。苏军一反常态，荷枪实弹，步步紧逼。为避免事态扩大，中国边防巡逻组主动向岛内后撤，苏联边防军则摆开战斗队形，从两面向中国边防巡逻组进逼，另以一部向中国边防巡逻组翼侧穿插，企图造成合围态势。这时，中国边防部队的第二巡逻组突然出现，拦住了苏联边防军上尉小队长伊万率领的迂回分队。9时17分，苏联边防军突然开枪，当即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6人。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立即进行自卫还击，迅将伊万等7人消灭。苏联边防军利用装甲车的火力压制中国巡逻分队，其中一辆侵入岛北端的中国江叉，企图从侧后攻击岛上的中国分队。中国边防部队岸上掩护分队当即以猛烈火力击退了苏军装甲车，并登岛反击。经过一小时激战，中国边防部队给入侵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共打死打伤苏联边防军60余人（其中击毙31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中国边防部队牺牲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另有一名通信员失踪。
　　3月2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联边防部队入侵珍宝岛提出强烈抗议。照会说：“这次严重的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苏联边防军不甘心3月2日的失败，迅速增调坦克、装甲车和步兵进入珍宝岛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挑衅。3月4日晨，中国边防巡逻分队上岛巡逻搜索，苏军发现后，立即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出动装甲车12辆、卡车4辆、指挥车2辆开进珍宝岛对面的树林中，将炮口对向珍宝岛。其中3辆从北端侵入珍宝岛。此时，中国巡逻分队已返回，双方未接触。此后，3月5日、7日、10日、11日、12日，苏联边防军和装甲车多次侵入珍宝岛以及岛西侧的中国河道。
　　为了应付事态的进一步扩大，3月7日中央军委给沈阳军区指示：在乌苏里江冰化以前，把珍宝岛和七里沁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抽调步兵、炮兵以及高炮和反坦克分队部署在饶河西南地区集结待命。按上述指示，沈阳军区立即把分散在各个支农点上的部队迅速收拢，在4天内进至指定地域。担负任务的部队迅速行动，一边进行战前思想政治动员，一边进行战斗编组和临战训练。13日，工程兵分队在苏联边防军车辆经常通过的珍宝岛西南侧江叉地区设置了小面积反坦克地雷场，反坦克炮兵隐蔽地进入前沿和纵深阵地。
　　第二次战斗。3月15日凌晨，苏联边防军10余辆装甲车掩护步兵从北端侵入珍宝岛。中国边防分队一个加强排立即抢占珍宝岛东南部的天然棱坎，与登岛苏军形成对峙。8时零2分，苏联边防军首先开火，并以6辆装甲车配合步兵发起冲击。中国边防部队阵地指挥员营长冷鹏飞立即命令步兵分队消灭敌装甲车上的步兵，同时带领火箭筒组由阵地前出，待敌装甲车进至几十米距离时突然开火，一举击毁苏军装甲车2辆。战斗至9时16分，苏军其余的装甲车撤回对岸，登岛步兵被中国边防部队炮兵压制在岛中间的凹部，苏联边防军发动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
　　中国边防分队立即利用战斗间隙，调整射击位置，加固工事，作好迎击苏军再次进攻的准备。9时46分开始，苏军使用地面火炮和坦克，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炮击。10时10分开始，苏军出动6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向珍宝岛开进。以其中4辆坦克由珍宝岛南端窜入中国江叉，向中国边防部队守岛分队的侧后迂回；以另外2辆坦克和5辆装甲车由北端侵入珍宝岛，向中国守岛分队的正面发起进攻，企图对中国守岛分队实施前后夹击。与此同时，苏军还以江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机枪火力封锁中国江叉，拦阻中国江岸上的部队上岛支援。根据苏军坦克从中国江叉迂回和登岛比较困难的情况，中国守岛分队以少数兵力在珍宝岛西侧监视和阻击苏军的迂回坦克，集中主要兵力和反坦克兵器，抗击正面进攻的苏军。同时，中国岸上的无后坐力炮分队向迂回的苏军坦克进行攻击。苏军坦克遭打击后，改变行动路线，其中1辆闯入雷区，履带被炸断，随后被中国边防部队炮火击毁。激战中，冷鹏飞负伤，由孙玉国接替阵地指挥。战至12时25分，苏军第二次进攻被击退。共击毁苏军坦克1辆、装甲车2辆，击伤坦克、装甲车各1辆，给苏军步兵以很大杀伤。
　　为了迎击苏军更大规模的进攻，守卫珍宝岛的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进行部署调整，做好更大规模防御作战的准备。13时35分，苏军的纵深火炮、岸边坦克炮和其他火炮，在炮校机（亦称侦察校射机）引导下，对中国边防部队的防御阵地和边防站等，进行大规模炮火袭击。炮击正面达10公里，纵深约7公里，持续2小时。15时13分，苏军100余人，在10辆坦克和11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珍宝岛发动了第三次猛烈进攻。苏军以部分坦克和装甲车在正面展开，进行火力掩护；以其他坦克、装甲车和步兵分两个梯队向中国边防部队防御阵地发起轮番冲击，企图以优势火力兵力将中国守岛分队歼灭。中国守岛分队采取以几个战斗小组集中围打一辆坦克或装甲车的战法，同时以岸上步兵火力分割敌坦克与步兵，打乱其战术协同。15时30分许，中国边防部队炮兵投入战斗，以猛烈的炮火打击岛上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击毁击伤6辆，同时以一部炮火压制苏联江岸局部地区的火力支援。苏军遭受重大损伤后，于17时15分撤出珍宝岛。苏军的第三次进攻被粉碎。
　　15日战斗，中国边防部队与苏军50余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量步兵，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苏军的6次炮火袭击和3次登岛进攻，共击毙苏军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以下60余人，打伤8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并缴获军事装备一部。此次战斗，中国边防部队阵亡12人，负伤27人。
　　3月16日，苏军登岛收尸。中国边防部队未予出击。
　　第三次战斗。被中国边防部队炸断履带的1辆苏军T-62型坦克，留在中国江叉的冰面上，成为苏军入侵中国领土的铁证。因此，苏军千方百计想夺回这辆坦克。3月17日凌晨开始，苏军以炮火猛烈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和纵深达6公里的地域。接着，在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出动70余人入侵珍宝岛，在岛上敷设1000余枚地雷。布雷时，预留了一条宽20米的通路，以便把这辆T-62型坦克拖回去。为了粉碎苏军强行拖走坦克图谋，并对苏军的炮击行动予以回击，中国边防部队以炮火拦阻苏军登岛。至17时，苏军停止炮击，中国边防部队遂于5分钟后也停止反击。随即侵入珍宝岛的苏军在施放烟幕后，逃回苏联境内。这次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击毁击伤苏军坦克2辆，打死打伤其步兵30余人。
　　争夺坦克战。苏军见坦克拖回不成，便想将其炸掉。3月21日晚，苏军派遣一个爆破组，沿预留的雷区通路向T-62型坦克运动，企图将它炸毁、炸沉。当这个爆破组接近坦克时，中国边防部队以火力将其击退。后来，苏军为了防止坦克被中国边防部队拖走，一面用炮火阻止中国边防部队接近坦克，一面昼夜不停地炮击这辆坦克。由于附近的冰层被炮弹炸开，坦克沉入江底。中国边防部队冒着苏军的炮火，连续奋战，穿过一米多厚的冰层，于5月2日将这辆坦克打捞上岸。后来，这辆坦克被送到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览。
　　中国边防部队经过3月2日、15日和17日的战斗，共击毁击伤苏联边防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卡车、指挥车各1辆，毙伤200余人，缴获T-62型坦克1辆、各种枪31支（挺）、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是一次目标有限的边界战斗，是对苏军不断制造边界事端的一次反击。战斗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战斗胜利的意义和影响非常重大，令世人关注。3月20日，中央军委通令表扬参战的全体指战员。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副连长陈绍光烈士、副连长王庆容烈士、战士于庆阳烈士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的侦察连、一连和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
　　珍宝岛作战胜利的经验证明，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是反侵略战争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面对强敌的战争威胁，敢不敢奋起抵抗，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抉择问题。珍宝岛战斗表明人民解放军在长期和平环境下，仍然保持了战斗队的优良传统，显示了这支军队足以抗击任何入侵之敌的决心和能力。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证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仍然是以弱胜强、赢得反侵略战争的重要保证。

三、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1974年1月17日至2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指挥下，在广州军区组织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一部在陆军、空军和民兵、渔民的协同下，对入侵中国西沙永乐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战，英勇地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猖獗的南越当局
　　西沙群岛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中的一个大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的海域中，由宣德、永乐两个群岛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及石岛、东岛、北岛、南岛等岛屿组成，永兴岛屿面积最大，为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晋卿等岛屿组成。西沙群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往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航海要津。这里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和其他矿产储量充沛，又是优良的渔场。该群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西沙群岛同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已开始在南海航行。唐代以后，中国人民越来越多地在这一带海域从事捕捞活动，中国历代政府随之对这些岛屿进行了管辖。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途中，多次在南海诸岛锚泊休整。“宣德群岛”、“永乐群岛”都是中国政府当时为纪念郑和航海的业绩而命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一度被法国占领，以后又被日本占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沙群岛同南海诸岛一起，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接收。1951年8月15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此后，中国政府多次重申这一立场。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苏联和越南的教科书和地图中，都明确标示西沙群岛以及整个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
　　1956年，印度支那停战以后，法国无理地将它侵占的珊瑚岛移交南越政府，南越政府则声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并派兵占领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1958年8月，南越当局派武装部队增防甘泉岛，进而侵占了琛航岛。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重申西沙群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14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照会周恩来，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南越当局一度将侵占甘泉、琛航、金银岛上的军队全部撤走，只有珊瑚岛上留驻1个排的兵力。1961年初，南越海军在西沙群岛海面劫持中国渔船1艘，渔民20人。竟然又侵占了一些岛屿。
　　至1973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占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6个岛屿。9月又宣布，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11月，南越军舰野蛮地撞毁在西沙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将中国渔民劫持到岘港。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时指出，这些岛屿附近海域的资源也属于中国所有，中国政府绝不容许西贡当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
　　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和严正警告，于1月15日派出驱逐舰16号（李常杰号）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对在该海区从事正常捕渔生产的中国南海水产公司402、407号渔轮进行袭扰，并炮击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17日，南越驱逐舰4号（陈庆瑜号）到达甘泉海域，南越军队随之侵占了金银、甘泉二岛。中国渔民和民兵同入侵的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18日，南越驱逐舰5号（陈平重号）、护航舰10号（怒涛号）相继到达永乐群岛海区，企图试探中国方面的态度，固守已占岛屿，相机侵占其他岛屿。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渔业生产，针对南越军队的侵犯活动，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巡逻，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叶剑英、邓小平等军委领导人，部署了打击南越入侵军舰，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的军事行动。1974年1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海军南海舰队立即派出舰艇驶抵西沙永乐群岛海域进行巡逻，海南军区派出民兵随海军舰艇进驻西沙永乐群岛的晋卿、琛航、广金三岛。
　　2.海上反击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南海舰队猎潜艇73大队所属第271号（指挥艇）、第274号两艇于1974年1月17日抵达琛航岛以北海域巡逻，一面监视敌舰，一面掩护和运送民兵登上晋卿岛。此间，南海舰队航空兵起飞双机至永乐群岛上空巡逻。18日12时，猎潜艇74大队第281号、第282号艇抵永兴岛，因第282号艇主机故障，在永兴岛抢修，与第281号艇同时在此待命。当晚，扫雷舰10大队第396号、389号舰驶抵琛航岛锚地，与271号、274号艇会合。为便于掌握事态发展，以海军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等领导人组成海上指挥所。
　　针对南越军队的侵略企图，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求海上指挥所和各舰艇编队提高警惕，在与南越侵略军进行说理斗争的同时，应在军事上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南越军队敢于发动突然攻击，应立即进行自卫反击。1月19日晨，南海舰队指示海上指挥所：敌可能准备打，企图吃掉我，应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如敌进攻我占岛屿，编队要坚决还击，支援岛上战斗。
　　19日5时15分，南越军舰分两路企图包围中国海军编队。南面南越军4号、5号舰由金银岛、羚羊礁以南向琛航、广金岛接近；北面南越军10号、16号舰由广金岛西北方向向中国海军接近。中国海军编队发现后，紧急起锚，以396号、389号两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阻南越军10号、16号舰；271号、274号两艇至广金岛东南海面与南越军4号、5号舰对峙。中国海军舰艇与南越军编队同航向航行，迫使南越军舰不能靠近岛屿。7时40分，南越军4号、5号舰各放下一条舢板，每条舢板拖带两只橡皮舟，运送40多名士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登上琛航岛之南越军经中国民兵说理斗争后被迫撤退。登广金岛之南越军不理睬中国民兵之劝阻，仍继续前进，并向中国民兵开枪。中国民兵被迫还击，打死南越士兵1人，打伤3人。8时40分，登岛之南越军撤回军舰。
　　与此同时，南越军依仗军舰吨位大，多次向中国海军舰艇挤压。8时25分，南越军16号舰拦截中国海军389号舰。389号舰不减速，不转向，继续前进。南越军16号舰匆忙转向，撞坏了389号舰左舷栏杆，中国海军向南越军发出警告。9时4分，南越军4号舰小口径火炮射击两发，中国海军连续3次发出“你首先射击，我向你提出严重警告”的信号，南越军舰始终不予回答。
　　10时19分，南越军舰向外机动，与中国海军编队拉大距离。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同时向中国海军开火，造成中国389号舰、274号艇相继中弹受损。在危急时刻，海上指挥所命令各舰艇坚决自卫还击。于是，中国海军271号、274号艇各对一艘南越军舰还击，396号、389号舰集中火力打南越军16号舰。
　　南越的4艘军舰大的有1800吨，小的也有650吨，排水量总吨位约6000吨，装备有127毫米口径以下火炮约50门。中国海军的4艘舰艇，排水量总吨位1600吨，火炮少，口径也小。对比之下，南越军装备上占优势。但是，中国舰艇充分利用灵活机动的长处，接近敌舰，紧紧咬住不放，发挥小口径火炮射速快的威力，很快压住了对方的火力，改变了不利态势。火力被压制后，中国海军271号、274号艇主要打对方的4号舰，牵制5号舰，中国海军396号、389号舰因对方16号舰中弹起火后远离，即转移火力攻击对方的10号舰。389号舰带着浓烟烈火冲向对方舰，直打到距对方10号舰10余米处，指战员们用轻重武器扫射，投掷手榴弹。中国海军271号艇在战斗中，主炮发生故障，受对方的4号舰威胁，274号艇主动掩护，二艇配合，将对方指挥舰4号舰主炮击毁，并击中它的驾驶台和通信机房，使其通讯中断。对方4号舰企图脱离阵位，274号艇紧追不舍。10时42分，中国海军396号舰转而向对方4号、5号舰射击，支援271号、274号艇编队。10时59分，对方16号舰见受伤严重的中国389号舰舰身倾斜，行驶缓慢，趁机调转头来袭击。396号舰发现后，迅速转向，迎击对方16号舰，掩护389号舰撤出战斗。
　　经一小时激战，南越海军4号、5号、16号舰被中国海军击伤，分别向东南和西北方向后撤。南越海军10号舰基本丧失机动和抵抗能力，缓慢地向羚羊礁方向行驶。11时49分，从永兴岛到达作战海区的中国海军281号、282号艇奉命追歼南越海军10号舰。海上指挥所要求两艇：集火近战，速战速决。12时12分，两艇开火，经3次火力打击，南越海军10号舰起火爆炸，14时52分，使该舰沉没于羚羊礁以南2.5海里处。
　　此时，中国海军参战的4艘舰艇受伤情况：389号舰受重伤后已抢滩，274号艇受轻伤舵机失灵，271号艇主炮出了故障，包括281号艇和282号艇在内的6艘舰艇弹药消耗已过半。同时考虑到南越海军可能反扑，因此在击沉其10号舰后，中国海军集中兵力，调整部署，以备再战，未能继续扩大战果。为防止南越飞机空袭，南海舰队航空兵出动飞机至战区上空掩护舰艇行动。
　　3.收复岛屿
　　1974年1月19日海战结束后，南海舰队为输送陆军收复南越占的岛屿和打击受伤与增援的南越军舰，组织后续部队向战区开进。鱼雷艇21大队5艘鱼雷艇于19日22时抵永兴岛，因随行的502号运油船触礁，鱼雷艇得不到油料补充，遂将5艇剩余油料集中到3艇上，20日8时3艇驶抵永乐群岛海区；8艘护卫艇及332号护卫舰、275号猎潜艇以及南海水产公司渔轮搭运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区派出的守备第10团3个连，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500余人，于20日4时至8时先后抵达永乐群岛海区。
　　广州军区的作战部署是：首先集中兵力攻占位于珊瑚岛、金银岛之间的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得手后，再攻占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最后进攻金银岛。同时，组织力量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舰艇。
　　20日9时35分，中国海军输送船队第一梯队4艘护卫艇掩护载运步兵的402、407号渔轮抵达甘泉岛。经火力准备后，9时50分，步兵换乘橡皮舟和舢板在甘泉岛东南滩头登岛，将南越军队从滩头阵地压缩至岛的中部。10时10分，岛上的南越军队全部缴枪当了俘虏，甘泉岛被收复。10时35分，中国海军输送船队第二梯队4艘护卫艇及396号扫雷舰对珊瑚岛实施火力准备。10时46分，换乘橡皮舟和舢板的步兵连及两栖侦察队分别从岛的西南、正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11时25分，珊瑚岛收复，南越官兵范文红少校以下30余人全部被俘获。13时45分，中国海军输送船队第三梯队275号猎潜艇收复金银岛。至此，中国海军全部收复永乐群岛，俘虏南越官兵48人，美国联络官科什。
　　20日下午，南越当局派军舰运载1个营的兵力，企图增援珊瑚岛。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和广州军区空军立即派出军舰和飞机迎击。南越军舰进至距西沙永乐群岛40多海里的海域后返回岘港。
　　西沙群岛之战，是一次远离大陆以海战为主的陆、海、空军和渔民、民兵参加的协同作战，共击沉南越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怒涛”号舰舰长以下官兵100余人，俘虏南越军队少校以下官兵48人和美国驻岘港领事馆联络官1人，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3个岛屿。在这次作战中，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扫雷舰389号受重伤、猎潜艇274号受轻伤，274号艇政治委员冯松柏等18人牺牲，67人受伤，舰艇重伤轻伤各一艘。1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嘉奖令，表彰了参战的全体军民。
　　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将在西沙永乐群岛自卫反击作战中俘获的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海上反侵略作战，持续时间较长，作战样式比较复杂。当时，部队虽然经过恢复训练，但军事素质还不很高，尤其是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南越军队。南越军队4艘舰艇总吨位6000余吨，解放军4艘舰艇总吨位才1700余吨；南越军舰炮大、数量多，解放军舰炮小、数量少；敌人处于外线有利阵位，解放军处于内线不利阵位。但是，由于指挥正确，战术灵活，作战英勇，夺取了海战的胜利。西沙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意义重大，显示了中国保卫自己领海主权的决心和信心。西沙之战以海战为主，陆、海、空军和渔民、民兵协同作战，以小舰打败大舰、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的海上反侵略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主要经验是：第一，中央军委的决策与指挥正确。在南越军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并向中国渔轮挑衅后，决定采取以政治斗争为主，与敌周旋的方针；当敌企图以优势兵力吃掉中国巡逻舰艇时，决定在军事上采取相应措施，切实作好准备，既不惹事，也不示弱，坚持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同时继续坚持说理斗争，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在敌人猖狂进攻时，坚决予以反击。第二，参战部队和民兵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执行政策纪律，有英勇顽强和敢打必胜的精神。第三，指战员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发挥自己舰小灵活、炮小射速快的特点，采取集中兵力和近战歼敌的战术，因此战斗打响后，很快压住敌人，控制了战场主动权，从而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四、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睦邻友好源远流长。尤其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两国人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结成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在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救国战争时期，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全面无私的援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救国战争结束以后，越南当局视友为敌，把中国看成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重大障碍。因而，走上了反华仇华、全面恶化中越关系的道路，他们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纠纷和流血事件，蚕食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对越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
　　1.越南制造边界纠纷
　　中越陆地边界线全长1347公里（其中广西段637公里，云南段710公里），1885年至1887年中国清朝政府和法国政府签约划定，并会勘立碑，是已定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双方都表示愿意尊重这条边界线。所以，长期以来中越边界一直是一条和平与安宁的边界。1975年，越南当局蓄意制造反华舆论，煽动民族仇恨。他们公然提出：“中国广西和云南的壮族与越南的京族是同一民族，凡是壮族聚居的地方都是越南的领土”，“越南在四千年前就建立了‘文廊国’。其疆域北至中国湖南省的洞庭湖畔”（转引自197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从1974年起，越南当局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边界纠纷，蚕食中国领土。据不完全统计，越军在边境制造的挑衅事件；从1974年至1978年即达3498起，其中1974年 121起，1975年439起，1976年986起，1977年752起，1978年1100多起。1978年9月至1979年2月的半年间，越南军警在边境地区侵占中国领土竟多达162处。
　　特别严重的是，1978年夏天，越南共产党四届四中全会竟把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新的作战对象”。提出要打败中国。越军经常侵入中国境内侦察地形，刺探军情，构筑工事，埋设地雷，袭击中国边防哨所和巡逻分队，向中国边境村寨、学校、医院打枪打炮。
　　广西那坡县平孟地区，是当年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之一，被称为越南“革命的故乡”。这里的老一辈中国人曾为越南革命负过伤流过血。1963年越南国庆时，胡志明主席亲邀救护过他的苏忠良和为越南人民解放斗争做出卓越贡献的黎元庸去河内赴宴，热情地对他们说：“等我们南北统一了，再请你们来。”10多年后，越南统一了，苏忠良、黎元庸和平孟人民是多么为越南人民的胜利高兴啊！但他们万没想到，越南武装人员就在他们的家门口埋上了地雷。黎元庸的孙儿被越南武装人员砸得头破血流，儿媳妇上山割草时，遭到了越南武装人员的枪击，险些丧命。
　　当年9月29日、30日越方出动1200多武装人员带着轻重机枪、迫击炮侵入平孟村，凶残迫害平孟人民。1978年，越南武装人员在中越边境制造的挑衅事件多达1100余起。1978年12月以后，越南军警在广西友谊关、靖西、那坡、龙洲、宁明、东兴和云南河口、麻栗坡、马关、金平等边境地区，天天入侵，一日数起，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发展到逢路埋地雷、见人就开枪的野蛮程度，给中国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对中国领土主权构成严重威胁。
　　在越南当局公开反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本着维护和巩固中越友谊的愿望，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希望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中越之间的争端。我国领导人多次同越南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对改善中越关系，解决争端问题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周恩来总理生前利用访越和会见来访的越南领导人之机，不止一次地同越南领导人交换过意见。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黎笋，当面同黎谈过两党、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求得解决。1977年6月10日，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再次就两党两国关系问题同范文同总理举行会谈，希望不要使中越友谊继续受到损害。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呼吁与越南谈判，寻求解决中越争端的途径。即使在中越关系急剧恶化和越军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开枪开炮、侵犯中国领土、绑架中国军民、大批驱赶华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不使矛盾激化，避免事态扩大，仍希望越南当局能够幡然醒悟，改弦更张。中央军委还多次命令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严格执行政策，不主动惹事，对越军的挑衅行为，不对骂，不对打，不开枪，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邓小平副总理在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访问美国时说：“中国人民过去饱受战争的祸害，我们不希望打仗，除非别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
　　2.有限规模的反击
　　为了缓和中越关系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做到了仁至义尽。可是，越南当局不听中国的规劝，竟把中国的克制忍让与和平愿望误认为软弱无能，把善意规劝和警告当成了耳边风，反华叫嚣愈演愈烈，军事挑衅活动愈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发起自卫还击作战前的一个半月时间内，越南武装人员侵入我国境内100多次，打死打伤我国军民117人，并猛烈袭击云南河口开往开远的两列火车，使其严重损坏，铁路运输受阻。不断向中国边境地区打枪打炮，致使我国边民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种，有房不能住，学生不能上学，工厂被迫停产。面对越军的猖狂挑衅活动，为了打击越军的侵略气焰，保卫边疆安全，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于1979年2月中旬，做出了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同时，决定对越军进行有限规模的反击，对反击的地区范围、军事目标和作战时间都是有限的，绝不要越南一寸土地，反击之后立即撤回，严守祖国边界。
　　自卫还击作战于1979年2月17日拂晓开始，这次作战共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2月17日开始到26日结束，历时10天。以歼灭越南高平、老街之敌为目标，同时对同登、芒街和封土地区之敌实施牵制性攻击。第二阶段，从2月27日开始到3月5日结束，历时7天。以夺取谅山市和歼灭龟缩在沙巴地区之敌为主要目标，造成在战略上威逼河内的态势。作战达到预期目的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3月16日，各战区部队全部撤出越南境内。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宣告结束。
　　在这次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苦，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勇往直前，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涌现出大批的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其中仅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即有44个单位和79名个人。参战民兵、民工中亦有8个单位和12名个人，分别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
　　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回撤后，越军仍然凭借占领的有利地形，经常向中国广西宁明县的法卡山地区和云南省麻栗坡县的扣林山地区进行袭扰，开枪开炮，严重威胁着中国边民的安全。1981年5月5日和7日，中国边防部队收复了被越军侵占的法卡山、扣林山后，越军又多次组织反扑，中国边防部队顽强自卫还击，终于打败了入侵之敌，取得了这两个地区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法卡山和扣林山地区作战后，越军继续对中国云南省麻栗坡县的老山、者阴山等地进行袭扰蚕食，不断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民。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从1984年4月28日起到5月15日止，中国边防部队经过多次战斗，收复了老山、者阴山和八里河东山，越军又多次组织反扑，7月12日，进攻兵力竟增至1个加强师。中国边防部队经过14个小时激战，终于彻底粉碎了越军的进攻。

五、边境作战战略战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边防斗争方针，对侵犯中国领土领海的外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还击，积累了自卫反击作战的丰富经验。在斗争策略、战役指导、战术运用、指挥协同等诸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1.积极防御，后发制人
　　1956年3月，中央军委制定了保卫国防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中国边防部队的几次自卫作战，始终坚持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坚决执行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粉碎了外国军队的多次武装入侵，取得了历次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保卫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安全。几次边境自卫作战，不论是驱逐对方武装人员，收回被侵占领土，还是对侵略者进行还击，其目的都在于惩戒入侵者，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充分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做到了师出有名，还击有理，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赢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均处于有利地位，争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2.针对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战法
　　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不仅政治性很强，而且作战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几次作战地区分别处于高原严寒、山岳丛林，以及江河冰封地带，人烟稀少。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对作战行动影响很大。此外，入侵者的情况作战特点各异，有依托阵地工事，负隅顽抗；有的一触即散，据险伏击；有的在阵地周围遍布地雷和派遣特工队袭扰；有的则依赖坦克、装甲车等武器装备之优势逞凶，等等。这些情况都是在国内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少遇到的。中国边防部队针对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对手，在作战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灵活采取战法，不断总结经验，有效地歼灭了入侵者。
　　对入侵境内的外军据点，采取就地围歼的打法。侵入中国境内的据点，大致有3类：一是跨越国界线，在中国一侧修筑阵地工事，设置各种障碍，组成防御要点。这类据点，一般均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二是侵入中国境内浅近纵深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建立据点，设置前进阵地，作为与其主阵地联系的要点。三是越过传统习惯边界线，侵入中国境内几十公里至百余公里的深远纵深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屯兵布阵。
　　中国边防部队针对以上不同情况，采取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断其退路、先围后歼的作战原则，逐次拔除侵略据点。即对沿山脊设防的据点，采取多路攻击或多梯次波浪式的攻击战术，利用山地死角或雾障或夜暗等利于蔽避兵力机动的条件，采取多路向心突击，包围歼灭侵略者。在中印边境和中越边境地区的拔点作战中，均成功运用了这一战术。他们同时多路投入兵力，实行钳形攻击，置侵略据点之敌多处挨打、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使其欲抗无力，要逃不能，终被歼灭。在拔除据点的作战中，还注重运用炮兵火力突击威力，压制对方火力，摧毁其工事障碍物，打击入侵者的要害。炮火使用：一是选择数个对入侵者震撼最大的目标，集中两个以上炮兵群，以绝对优势火力进行压制射击或破坏射击；二是出其不意，快打快停，杀伤入侵者的生动力量；三是进行火力准备和以火力支援步兵作战。
　　在战役、战斗上采取大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歼灭的方针。中国边防部队在反击作战中，依据入侵者各自的作战特点，运用的战术也各有所异。如：有的沿通道，凭险阻，构成支撑点式或独立据点式防御，当处于不利时，就迅速撤逃；有的撤逃不及，就潜入山林，实施所谓“越野撤退”；有的则根据地形特点，实行“区域性防御”，阵地一被突破，或遭到优势兵力、火力打击时，就隐匿潜藏，待机突然开火，或杀伤我后续部队；有的若地形不利，即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中国边防部队针对入侵者的不同特点，在战术思想和战术手段上，遵循先围后歼的原则；把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包围迂回战术这一打歼灭战的传统战法，广泛地运用到自卫作战中，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对于依仗坦克、装甲车作掩护的入侵军队，中国边防部队采取近战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术予以还击，在珍宝岛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采取这种打法，短促出击，与侵略者展开近战，分割其战斗队形，迫使其坦克、装甲车与步兵分离，尔后予以各个歼灭。在一次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的一个无后坐力炮班在机枪掩护下，先后6次变换位置，在几十米的近距离内，发射炮弹7发，首先击毁击伤入侵者的装甲车4辆，随即又将其奔逃中的步兵歼灭。
　　严密搜剿顽抗残敌。侵略军在连续遭到打击，或侧后受到威胁，处于不利态势时，有的撤逃于深山密林，利用树林、草丛、洞穴，潜散游击；有的转入地下工事负隅顽抗，等待转机。对此，中国边防部队主要采取了边打边搜、分片包干、反复寻歼的打法。在攻占侵略军的阵地后，以主力继续发展胜利，以一部兵力逐壕逐洞逐山地展开搜剿，做到占一段，搜一段，巩固一段；或在全部攻占预定目标后，采取小群多路、逐段梳篦搜剿的方法，积小胜为大胜；运用搜、伏、追、堵等战法，务求彻底消灭溃散之敌。在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西山口———邦迪拉战役中，解放军歼灭印度5000余人，其中搜剿俘获印军近3000人；在瓦弄战役中俘获印军502人，其中499人是搜剿中俘获的。此外，在搜剿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还广泛进行战场喊话，规劝潜散的入侵者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因而出现了侵略者主动前来投降，帮助喊话招降，反映其军内情况等事例。
　　现代新兴的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对军队的作战行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它并不能改变人民战争的基本规律。邓小平指出：“如果打起来，我们还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完全改变。”①他又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打，最后可以打胜。”②坚持人民战争，就要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所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为毛泽东军事理论科学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和原则，今后仍然是适用的。但是，时代在前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在不断地发展。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已有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原则，在过去的战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但它也必然地具有时代特征，因此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和态度对待它，要根据新的情况和现代战争的新特点继承和发展它。不仅要看到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还应该而且必须看到它也给人民战争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所以，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既要坚持人民战争，又要发展人民战争，而且要创造性地发展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及其战略战术。

第八章支援邻国之战
本章导读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战争政策、侵略政策和扩张政策，反对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略、欺负、颠覆别国的行径。对于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协商和平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应朝鲜、越南、老挝等国的请求，中国政府和人民派出了部队，参加上述国家反侵略救国战争。支援邻国的反侵略战争的正义行动，粉碎了美国的侵略企图，保卫了上述国家，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显示了新中国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决心和勇气，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了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一、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具有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
　　1.危局与决策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国内政治斗争的继续，是两种政治势力斗争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斗争还带有国际性质。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关于朝鲜统一问题、统一于谁的问题。这种斗争从朝鲜解放那天起便开始了，而且还紧紧地同国际间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着。
　　朝鲜南北局面的形成。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为了在朝鲜受降，美苏商定以“三八线”为苏美两军占领区域的分界线，苏军进入北半部，美军进入南半部。这条线把朝鲜人为的分割成了南北两部分，并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两种势力就围绕着国家的独立、统一开展了尖锐斗争。开始，双方都在谋求政治解决，但是，达不成协议，也不可能达成协议。以后，美国便采取了暂时维持分裂现状，以待时机进行武装统一的政策。1948年8月15日，美国扶植李承晚上台，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接着，9月9日朝鲜北半部也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且双方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样，朝鲜局势便由此正式发展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南朝鲜（韩国）政府成立不久，李承晚就公开打出了“北进统一”的旗号，叫嚷“南北分割必须用战争来解决”。于是，积极地进行战争准备，并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美国和李承晚集团的战争政策。但是，面对李承晚集团不断武装挑衅和全面战争的威胁，也做了充分准备。由于双方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终于于1950年6月25日全面爆发战争。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是朝鲜的统一问题，爆发的过程是，武装对峙、武装冲突，并由小到大，逐渐升级，最后发展到全面战争。然而，朝鲜战争爆发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国内战争。美国出兵干涉之后，朝鲜战争由国内战争转化为以反对外来干涉、反对外来侵略为主的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2天，即6月26日，美国就以其空军开始进行武装干涉了，并以其第七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6月30日，派出了地面部队。战争第7天之后（7月2日）美步兵第24师加入作战，7月7日，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随后是美25师、美骑兵第1师、美第2师、美海军陆战队第1师、美第7师及英军第27旅、菲律宾的部队投入战争。到9月中旬，美、英等国侵朝军队共达10万多人。这样，朝鲜战争一下便发展成为以反对外来干涉、外来侵略为主的战争。也就在这时，战争打成了僵局，相持在洛东江地区。
　　美国武装干涉朝鲜之后，中共中央及时地分析了世界战略格局，认为朝鲜战争趋于复杂化，远远超出了南北朝鲜之间的范围，已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对战局的发展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很快取得胜利；二是持久，即美国不会轻易认输，必将进行反扑，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据此中共中央认为：我国人民不能不有所准备。为防患于未然，在朝鲜军队战斗发展顺利，美国侵略军节节败退之际，于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军委会议，讨论了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立即从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之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和一个高射炮兵团、一个工兵团、一个运输兵（汽车）团，共25万余人，于7月底至8月初，集结于鸭绿江北岸一带，准备保卫我国东北地区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8月下旬，中央军委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又决定将上海地区的第9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两铁路沿线，以策应东北边防军。9月上旬，中央军委为加强东北边防军的力量，又决定将湖北荆沙的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集结于吉林西南辽源地区。
　　9月中旬，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国不甘心最初的失败，于9月15日集中美军7．5万余人，在26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配合下，在朝鲜仁川登陆。9月27日攻占汉城，29日进抵“三八线”。10月1日和7日，南朝鲜军和美军先后越过“三八线”，兵分东、中、西三路，疯狂地向朝中边境进犯。同时，美军飞机更加频繁地轰炸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公然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大门口。中国的国防安全已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具体说，要不要起而抗美援朝，要不要出兵参战，就非常严肃地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
　　根据上述严重形势，及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出兵援助的请求，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连续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出兵参战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全球战略格局的高度分析世界形势。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力量最强的国家，拥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军队，它想称霸世界，企图以武力扑灭朝鲜人民革命力量，进而威胁和侵略中国。而中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长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财政经济状况相当困难，整个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亟待进行，军队装备相当落后。同时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还在新解放区为患。要与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战争较量，存在着许多困难，我国面临的战略形势十分严峻。在这重大的危急关头怎么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朝鲜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不仅与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且关乎整个东方和世界反帝斗争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重大问题。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狂，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东北主要工业基地也将直接处于侵略威胁之下，国家就不可能安安稳稳地进行和平建设。从朝鲜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我们尽管有很多困难，国内建设暂时要受到损失。但是，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党中央审慎地权衡利弊，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立即将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一道，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深刻分析和对朝鲜战局的战略预见，及其采取的应变措施和果断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2.影响远东及世界格局的辉煌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几点基本情况：①战争的起止时间，抗美援朝战争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止，共打了两年零九个月。如果加上朝鲜人民军独立作战的时间，则为三年零三十三天。②作战地区：北起鸭绿江，南至“三七线”，以后转到“三八线”附近。③作战兵力：对方是以美国为首的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侵略军，共16个国家的军队。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它的15个仆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新西兰、澳大利亚、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希腊、南非联邦，通称16国，还没有把南朝鲜算为一个国家。如算在内，即为17个。另外，还有5个派有医疗队的国家，即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这些国家的军队，都有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特别是美国，除了有现代化技术装备的陆、海、空军以外，手里还握有原子弹。对方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达111万余人，其中美军54万余人，南朝鲜军51万余人，仆从国军队4.8万余人；美国侵朝兵力占它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我方参战为，中国、苏联（出动了一些空军）、北朝鲜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大兵力180余万人，其中志愿军134万人，朝鲜人民军45万人。志愿军先后入朝的部队共有：步兵27个军、空军12个师、炮兵15个师、铁道兵10个师、坦克3个师、公安军2个师、工兵14个团。先后入朝部队占全军陆军的70%、空军的41%、炮兵的73%、防空军的60%、坦克兵的30%、工兵的57%、公安军的11%、铁道兵的100%。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敌我双方均已达300多万人。敌我总兵力对比为1∶1.4，地面部队则为1∶1.7，我优于敌人。④作战的武器装备，我则远远劣于敌人，对方战争开始时（1950年10月），有飞机785架、舰艇106艘、坦克886辆、火炮10388门，对方最多坦克达1543辆，最多火炮达19530门，最多舰艇达310艘（其中美军210艘，南朝鲜军67艘，仆从国33艘），最多飞机达2082架（其中美军1823架，南朝鲜军146架，仆从国军113架）。战争中，对方共出动飞机104万架次，平均每天出动800架次，最多一天出动达2400架次。我方没有海军，战争开始时也没有坦克和空军，只有火炮3510门；后期我方第一线和二线飞机最多达1043架（其中志愿军366架，朝鲜人民军397架，苏军280架），火炮最多19702门（其中志愿军14986门，朝鲜人民军4716门），坦克最多达792辆（其中志愿军430辆，朝鲜人民军362辆）。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装备。16个国家的军队、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这样的作战对象，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抗美援朝战争基本战况。战争的进程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阵地战）。
　　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这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到1951年6月10日结束。解放军的作战方针是“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作战的性质，基本上属于战略反攻性质，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一共打了5仗，即5个战役。这5次战役，虽然比解放战争时期在作战规模上要小，但基本上都属于战略性质的战役。因为每个战役都关乎着整个战争的全局，决定着战争进程。这5次战役的特点和简要经过是：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12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敌我双方在运动中由遭遇进入交战。我之基本意图为稳定局势，站住脚跟，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志愿军参战部队共6个军18个师，敌方参战部队为4个军10个师另1个旅1个团。敌我兵力为1∶1.2（敌海空军未计在内）。10月19日，志愿军在紧急情况下入朝，原准备抢占龟城、泰川、球场洞、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组织防御。后因敌人已越过志愿军预定组织防御的地区，并继续分兵冒进，志愿军即采取了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利用敌未估计到志愿军参战这一战略上的突然性和敌分兵冒进的弱点，以一部兵力（第42军之第125师）于东线黄草岭地区进行防御，阻敌前进。同时集中主力（第38、第39、第40军、第50、第66军和第42军之第125师）于西线之宣川、龟城、博川、云山、温井、熙川等地区，在运动中将敌各个歼灭。此役于10月25日打响，志愿军实施大胆的战役迂回，配合正面主力坚决勇猛地进攻，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赢得了初战胜利，歼敌1.5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妄图于“感恩节”（11月23日）以前吞并朝鲜、结束战争的计划。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6日开始，至12月24日结束，共29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诱敌深入、正面突击与战役迂回相结合。第一次战役后，敌虽遭志愿军沉重打击，仍错误地判断志愿军兵力不大，轻视志愿军力量，发动了所谓“圣诞节”（12月25日）攻势，妄图占领整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志愿军决定采取故意示弱、诱敌深入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将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地区。在战役布势上，志愿军以刚入朝之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于东线长津湖地区争取在运动中歼敌一部；同时，集中主力于西线博川、价川、德川、宁远地区，向敌实施反突击。根据第一次战役的教训，西线采取双层战役迂回，以两个军（第38、第42军）从敌翼侧薄弱部（德川、宁远地区）突破，向敌纵深猛插，断敌退路，主力四个军（第39、第40、第50、第66军）由正面配合，实施战术上的分割合围，各个歼灭敌人。东线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法。西线和东线参战部队在缺乏冬装的情况下，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气温，艰苦战斗，战胜了敌人，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部领土，迫敌于“三八线”以南转入防御，基本上扭转了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共8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主要从政治上考虑必须打过三八线，中朝部队向预有防御准备之敌发起进攻。战役企图为粉碎敌人利用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的防御，不给敌以喘息机会。中朝两军以5个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和人民第1军团）于西线向东豆川、汉城实施主要突击；以4个军（第42军、第66军和人民军第2、第5军团）分别向济宁里、加平、春川方向和自隐里、洪川方向实施突击。作战中，经短促炮火准备后即全线发起进攻，突破敌防御后，迅速投入第二梯队，向敌纵深实施穿插迂回，切断敌人退路。全线进至“三七线”附近时，即停止了追击，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役，是志愿军入朝后首次大规模向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进攻。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连续作战7昼夜，歼敌1.9万余人，向前推进80至110公里。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历时87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一翼进行坚守防御，从侧翼实施反突击和作顽强的机动防御作战。在三次战役中，敌遭中朝部队连续打击，损失惨重，被迫退至“三七线”，将兵力集中后稍事整顿，即趁志愿军转入休整之际，向北发起进攻。志愿军因连续进行了3次战役，减员甚大，极度疲劳，部队未得到休整和必要补充，又值严寒季节，工事构筑不易，粮食缺乏，且运输线延长，补给十分困难，在战役第一阶段，以3个军（第38、第50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汉江南北地区进行坚守防御，箝制敌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横城地区诱敌深入，集中主力6个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实施反突击。东线反突击取得了胜利，但进攻砥平里受挫，未能打破敌全线进攻。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全线转为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敌人。经过艰苦奋战，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此役共歼敌7.8万余人，敌每天前进不到1.5公里，志愿军赢得了掩护战略预备队集结的时间。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共50天。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为粉碎敌军登陆计划，提前发起进攻战役。参战部队共15个军，即除使用原有的志愿军第9兵团和第39、第40军，人民军第1、第2、第3、第5军团外，还投入了刚入朝的2个兵团6个军（即第3兵团的第12、第15、第60军，第19兵团的第63、第64、第65军）。战役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一部分兵力突破敌防御后，直向战役纵深发展进攻，割裂敌整个防御体系，集中主力对预期歼灭之敌实施两翼迂回，配合正面突击，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战役共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解放军集中3个兵团12个军（内人民军一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经7天激战，推进50余公里，歼敌2.3万余人，造成东线之敌翼侧暴露，迫敌主力退至春川、汉城地区组织防御。第二阶段，敌为破坏志愿军的进攻，继续北犯，志愿军迅速调整部署，转移主力，以第3、第9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向东线之敌实施主要突击。首先集中主力一部割裂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联系，歼灭县里地区之敌，尔后向纵深发展。以第19兵团在西线箝制美军主力，积极配合行动。此阶段歼灭南朝鲜军第3师、第9师大部，将第5师、第7师击溃。第三阶段，实行战略转移。敌及时以战役预备队堵塞了缺口，形成东西相连的防御体系。解放军经连续作战，粮弹基本用完，继续进攻亦有困难，决定停止进攻，以一部兵力进行机动防御，掩护主力转移休整。转移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了严重损失。此役共歼敌8.2万余人，消耗与缴获了敌大量物资装备，锻炼了刚入朝参战的部队。
　　通过上述运动战五次战役作战的重大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歼敌23万余人，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了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二是迫使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战略相持阶段（阵地战阶段）。这个阶段从1951年6月11日开始直到停战。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个阶段呢？这是敌我力量消长的结果，是战争形势的发展所决定的。朝鲜战争进行到1951年6月，敌我双方经过5次战役的较量，力量综合对比已趋于均势（敌44万，我80万，1∶1.8）。美国已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难以解决朝鲜问题，而战争的持久又对其全球战略不利，因此采取了两手策略，除了加强其作战活动外，提出了停战谈判。从我方来说，虽然已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从历次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歼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歼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当时，军委指示“至少要准备两年”。其次，从历次战役中还可以看出：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军队实行战略和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次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如要达到这样的任务，在志愿军来说，还需要有个由打小歼灭战到打大歼灭战的过程。战争的持久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形势的发展，亦可看出，只有军事斗争没有政治斗争的配合也是不行的。所以，在五次战役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明确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这一总的战争指导方针，以及“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由小歼灭战，逐渐向打大歼灭战过渡“零敲牛皮糖”的方针，在力量使用上提出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就这样，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均势，再加上停战谈判（7月10日开始）这个因素，战争就形成了相持局面。
　　这个阶段，作战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打谈结合，以打促谈；第二，战线相对稳定，没有运动战时期那样大的进退，敌我双方的作战行动大多是局部性质，而且都是以阵地作依托；第三，在长期对峙中，敌我双方都为夺取主动，想方设法打破对方防御。敌人耍尽了招数（除了原子弹，所有现代化武器都用上了，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如什么“绞杀战”、“细菌战”等），志愿军也动用了相当力量，采取了许多措施，无论在技术上或战术上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如“地下长城”、“钢铁运输线”等）。第四，随着战争的发展军队技术装备逐渐得到改善，军队愈战愈强，日益主动。
　　在这个阶段，大的军事行动有六个：
　　第一，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从1951年8月开始，至11月底结束，共约4个月。敌被迫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与我方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中，敌方毫无诚意，狂妄地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后方，企图攫取我方12000平方公里土地。在遭到我方严词驳斥后，敌即施行“军事压力”，相继向志愿军东线之麟蹄、杨口以北及铁原以西天德山、马良山和北汉江东西地区发动夏、秋季攻势。志愿军一面坚持谈判，一面争取军事胜利。为粉碎敌人进攻，志愿军除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入朝参战外，并有一些部队陆续入朝轮番作战。当时，朝鲜遭受罕见的水灾，加之敌机昼夜封锁和破坏我方交通运输线，参战部队在后勤保障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托野战筑城阵地进行坚守防御，粉碎了敌之攻势，并进行了有限目的的反击和进攻。这次防御作战，共歼敌25万余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取得了阵地防御和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初步经验。
　　第二，反“绞杀战”斗争。从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联合国军”依赖其航空兵实施战略轰炸，以我方铁路干线为主要目标，先普遍轰炸铁路桥梁，再重点封锁铁路枢纽，最后突击轰炸铁路两头。针对敌之行动，志愿军除以航空兵在清川江以北上空参战外，还以高炮部队机动作战，重点保卫目标，同时组织部队抢修、抢运，加强伪装等。从而粉碎了敌之企图，建成了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使后方供应进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1952年春、夏季巩固阵地和反细菌战斗争。从1951年12月开始，至1952年8月基本结束，共8个月。敌为破坏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打破相持局面，以大量航空兵实施轰炸，妄图切断志愿军的后方补给线；在前线，进行频繁的袭扰活动，同时实施了细菌战。为粉碎敌之阴谋，志愿军一方面发动群众在全战线加强构筑坑道工事，逐步完善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则采取积极手段，开展小分队战斗以及狙击和游动火炮活动，挤占敌我中间地带，攻占敌突出的连、排支撑点，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阵地。这次作战，共歼敌11万余人，使阵地得到空前的巩固，并初步取得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战斗的经验，还战胜了美国于1952年初在朝鲜前后方实施的细菌战。
　　第四，1952年秋季举行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防御战役，从1952年9月18日开始，至11月25日结束，共77天。当时的战场局势是：经过1952年春、夏季的一系列斗争，志愿军阵地更趋巩固，东西海岸也重点构筑了坑道工事，增强了翼侧防御；后方供应进一步改善，兵员充实，特种兵逐渐加强，不仅可以坚守防御作战，而且具备了依托阵地实施进攻的有利条件。此时，敌防御工事亦有较大加强，其基本阵地已形成环形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并加强了防守力量。战役企图：为了粉碎敌军可能的局部进攻计划，主动打击与大量杀伤敌人，锻炼部队，取得经验，为尔后进攻创造条件，在志愿军司令部统一组织指挥下，举行了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此次作战共44天，先后对敌连、排支撑点和个别营阵地60个目标发动了77次进攻，歼敌2.7万余人，并在反复争夺中巩固了17个阵地。这期间，还进行了上甘岭防御战役（即粉碎敌“金化攻势”作战）。此役从10月14日起至11月25日止，分为抗击敌连续冲击与反冲击、坚持坑道斗争和恢复与巩固阵地3个阶段。敌我双方在上甘岭这个不到3.7平方公里的狭窄地段上，先后投入10万余人的兵力（敌6万余，我4万余），反复争夺43天。敌军共发射炮弹190万发（最多一天达30万发），投掷炸弹5000枚（最多一天500枚），最后以伤亡2.5万余人的代价仅占去两个班的阵地。
　　第五，1953年春季反登陆作战的组织与准备，从1952年12月中旬开始，至1953年4月底结束，4个多月。由于防御阵地日趋巩固，敌已不可能从正面突破，乃企图利用其海空优势，从侧后实施登陆作战，并为此进行了一连串的活动与准备。为粉碎敌之登陆企图，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抗登陆的组织与准备，如研究和制定了周密的抗登陆作战计划，训练了大批干部；增调了部队，使志愿军陆军总兵力达到20个军；组织了东西两个海岸指挥部，加强了海防部署，西海指辖陆军7个军（含人民军），东海指辖陆军4个军（含人民军）；加强了战场建设，仅西海岸即增筑坑道总长200公里，纵深增修了两条铁路，加修4条公路；抢运储备作战物资，全军共储存了7个月的主副食。与此同时，正面战场亦以积极的战斗行动进行配合，仅1至4月即在全线组织大小战斗760余次，歼敌5万余人，并先后攻占上浦防东山、马踏里西山等战术要点。由于充分准备和战场上的积极配合，最后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登陆企图。
　　第六，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从1953年5月13日开始，至7月27日结束，共75天。战役企图是：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早日实现；改善阵地，以便在斗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锻炼刚入朝部队，吸取作战经验。在作战指导上采取“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的方针。为了增大战役的持续性与主动性，整个战役分3个步骤进行，每一步骤大体上以一个兵团为单位，对当面之敌选择数点进行反击，时间在7至10天，然后看情况再动。如果敌不进行大的反扑，则以另一兵团在另一地段上进行反击；敌若进行大的反扑，则趁敌反扑机会，集中优势火力大量歼灭和消耗敌人。整个战役，经过充分准备，连续对敌实施了3次进攻。第一次由东线之4个军在统一计划下，分散攻歼敌20个连排支撑点；第二次仍以东线为重点，先后攻歼了敌团以下防御阵地51处，给南朝鲜军第5、第8师以歼灭性打击；第三次主要是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妄图破坏停战谈判的实现，并拉平金城以南战线，以6个军（第21、第24、第54、第60、第67、第68军）在1000多门火炮支援下，迅速突破了敌人4个师正面25公里的防御阵地，突入敌纵深达15公里，拉平了金城以南战线。整个夏季战役，参战兵力先后为12个军（含人民军2个军团），在宽达200公里的正面上进行了大小进攻战斗139次，共歼敌12.3万余人，收复了240平方公里的土地，改善了阵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道，团结奋战，抵抗侵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总计中朝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共歼灭敌军1093839人（内美国军397543人、英澳军21099人、法国军368人、加拿大军3660人、土耳其军3060人、菲律宾军419人、荷兰军110人、泰国军406人、希腊军89人、比利时军344人、哥伦比亚军448人、南朝鲜军667293人）。美军的伤亡数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要多3万余人，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44个月的太平洋战争中的伤亡要多1倍多；还击落击伤敌人飞机10162架，击毁击伤敌人坦克2006辆、装甲车44辆、汽车3165辆、各种火炮588门、船只14艘；缴获敌人各种火炮4037门、枪73262支、汽车5256辆、坦克245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船12艘、火焰喷射器109具、通信器材5128件、各种炮弹381214发、枪弹18960095发、地雷12862枚、手榴弹134927枚。美国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多万吨，开支战费830多亿美元。美国在军事、政治和道义上遭到严重挫败以后，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颇有感触地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司令官。
　　志愿军为夺取战争胜利也付出了相当代价，在战争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及失足被俘的共36万余人（其中亡11万余人），损失火炮4351门、枪87559支、汽车12916辆、坦克44辆、飞机382架（毁231、伤151），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2亿元。
　　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对远东及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彭德怀在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上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论从国际或国内来说，也不论从政治、军事或经济上来说，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其重大意义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
　　第一，粉碎了美国妄图征服全部朝鲜、进而扩大侵略的计划，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我国的安全，而且打出了国威军威，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减杀了美国的威风，打破了它“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和民族自尊心。同时，也促进了全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第四，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军队作战能力、军事学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3.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册上的光辉篇章，有丰富而宝贵的现代化战争的经验。认真研究其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绝的军事战略指导经验，对于加强人民解放军建设和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指导方针，适时进行战略转变，争取和掌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曾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抗美援朝战争中，面临着新的敌人、新的战场，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美军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火力强，运动速度快，战场激烈紧张，变化急速。中央军委、毛泽东从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朝鲜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及时制定战略指导方针，并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实行正确的战略、战役指导，因而争取和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根据参加的这一场国际性局部战争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志愿军作战之初，于1950年10月23日，即提出“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的战略指导方针。毛泽东之所以提出“稳”和“争”的战略方针，是因为这场战争比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进行的历次战争更为复杂和艰巨。不打冒失仗，不做那些办不到的事，避免大的失误和风险。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志愿军的作战始终遵循了这个战略指导方针。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中央军委曾估计敌人占领平壤、元山线后继续向北推进时，尚需一定时间，并根据志愿军初次出国作战，情况不明、人地两生、装备落后等情况，决定志愿军入朝后采取以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反击、袭击、伏击来歼灭与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指导方针，即先在北朝鲜的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制止敌人进攻，稳定战局，以争取时间，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在入朝之前，根据朝鲜敌我情况的地理环境，确定第一个时期采用上述作战方针和作战形式，无疑是稳妥的。但是，在志愿军10月19日入朝后，敌人前进甚速。10月20日，西线南朝鲜第2军团已进到顺川、成川和破邑之线，距离军队预定防御地区只有70～100公里；东线南朝鲜军首都师已进占预定防御地区五老里、洪原等地。而志愿军已过江的5个师刚刚到鸭绿江南岸，距离预定防御地区还有120～270公里，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此时，敌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正大胆冒进，兵力分散，而且中路南朝鲜军3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线之间敞开一个80余公里的大缺口，利于志愿军利用突然性，从运动中各个歼灭。根据战场情况的新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改变原定先组织防御的计划，决定利用战略上突然性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反攻。彭德怀遵照其电令，迅即于21日21时改变部署，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阻击东线之敌，而集中主力于西线，诱敌深入，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南朝鲜军，后打美、英军。志愿军在开进中及时变更部署，捕捉战机，先机制敌。10月25日，志愿军一部在温井与敌遭遇，初战获胜，揭开了入朝作战的序幕。交战后志愿军采取了分途歼敌、逐步扩大战果的战法，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首战告捷，歼灭敌1.5万余人，使军队在朝鲜站稳了脚跟，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第一次战役后，彭德怀及时总结了初战胜利的经验，提出了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志愿军照此方针，于11月下旬至1951年6月初，又连续实施了4次战役，连战连捷，将战线推进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1951年6月上旬，经过5次战役，歼灭敌军23万余人，给敌以沉重打击，剥夺了敌人的战争主动权，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这时，从军事上看，中朝在兵力数量上虽占优势，总兵力共达112万人，敌我兵力对比1∶1.6，但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异常悬殊的劣势，敌人有轻迫击炮以上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余架，舰艇270余艘。志愿军仅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的数量、质量亦远不如敌人。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握在敌人手里。敌我装备悬殊，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消灭或将敌人赶下大海去；而且朝鲜地形狭长，回旋余地不大，打运动战受到一定限制；特别是第五次战役后，敌退守三八线，利用朝鲜地势狭窄的条件，收缩战线、调整部署，兵力、火力更趋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按前一时期的方针打下去，显然是不利的。根据战场出现的新的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和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作战指导思想。由过去的运动战转为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阵地战。这一战略转变，在战争指导上正确地解决了是持久还是速决的这个重大问题。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就能利用朝鲜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更有效地发挥作战特长，打小歼灭战，成排、成连、成营地歼灭敌人。阵地战时期，志愿军依托坚固的坑道攻势，既可以同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屹然对峙，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又可以积极反击敌人，大大减少伤亡（每天伤亡减少41.6%），把战线步步向前推进。连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的防御工事实在太巩固了。原子弹在朝鲜作战术性的使用，大概也不会发生效力。”阵地战，使志愿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主动权，达到了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2、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的对抗，它包含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至文化的各个方面的斗争。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的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它带有国家集团和国家集团间的战争性质。所以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更为明显。聂荣臻元帅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军事、政治、外交、文化等各种斗争的总体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一方面极力企图扼杀朝鲜人民的革命力量，进而为扩大战争作准备；另一方面，在当时两个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垒的状况下，它进行这场战争又不能不受其全球战略的制约，自然便出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打与谈交织进行的现象。其斗争的特点是：政治、外交斗争不但表现在战争之前，而且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其表现形式亦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而每一形式又有着各种不同的新内容。战争的前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国际外交方面的斗争，而后一阶段，主要表现在历时两年多的谈判与战斗同时较量。但是政治、外交斗争的胜利要以军事斗争为后盾，必须有作战行动相配合。
　　抗美援朝战争，面对强大而蛮横的对手，同它进行政治、外交斗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经过尖锐的军事较量，它才讲一点理。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贯彻了“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坚持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志愿军参战之前，采取“先礼后兵”的原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以陆、海、空军大举侵入朝鲜，同时用武力霸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在美军入侵朝鲜的第3天，毛泽东即向全世界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物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能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表明了我国的政治立场以后，立即在军事上作了应变的准备。9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并加速向北推进时，周恩来对美国发出了严正警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为争取避免出现中国被迫出兵的情况，中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再一次提出警告。10月2日深夜，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但是，美国无视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并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面对美国的疯狂挑衅，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好举起反侵略的旗帜来制止美国的侵略，用战争来保卫和平。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同敌人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进行了尖锐的较量。志愿军进入朝鲜后及时地捕捉战机，第一仗就把敌人由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敌人遭到第一次军事打击后，美国在联合国诬蔑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干涉朝鲜，是侵略。这样，我国又在联合国与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较量。为了阐明中国抗美援朝行动的正义性，我国又派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和正义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我国代表在联合国讲坛上义正辞严的发言，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地位。这是我国在联合国第一次与美国交锋。这次外交较量，我国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志愿军入朝至1951年6月，连续发动了5次战役，把敌人打退到三八线，敌人付出了重大伤亡，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退中丧命，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国统治集团承认：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只好接受停战谈判。当时《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不禁慨叹地说：“一个美国司令官，在美国政府的命令下挥起白旗前去和敌人谈判，在美国立国175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停战谈判的局面，是军事斗争的胜利造成的。
　　1951年7月，敌我双方在三八线上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后，美国并不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因此谈判一开始，它便采取了拖延和讹诈的政策，不肯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企图用谈判来掩护军事进攻，以军事压力来迫使志愿军屈服。因而战场上便出现了边打边谈、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交织进行的复杂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提出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志愿军又以新的形式同敌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即面对面的桌上谈判和枪对枪、刀对刀的战场较量。
　　当谈判进入军事分界线这一实质问题的讨论时，美国以所谓的“谋求海空优势的补偿”为借口，妄图将军事分界线划入志愿军阵地后方，不战而获得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方驳斥和拒绝后，美方便狂妄地发出了“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的叫嚣，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志愿军坚决地粉碎进攻后，它回到了谈判桌上来。之后，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朝鲜北部沿海岛屿。针对这一情况，志愿军以军事进攻收复了这些岛屿，粉碎了敌之无理要求。1952年，美方又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进行讹诈，拖延将近一年。为了配合这一谈判斗争，志愿军于1952年秋进行了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接着于1953年春迅速做好反登陆作战准备，粉碎了敌人的登陆冒险。敌人又被迫于1953年4月回到谈判桌上来，恢复了停战谈判。可是，当停战谈判接近成功之时，敌人又进行阻挠，李承晚集团竟公然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破坏停战协议的签字。为了促进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又发动了1953年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美方被迫于7月27日同我方签订了停战协议。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证明，谈判的局面是军事斗争胜利造成的，同样，停战的实现也要靠军事斗争的胜利来争取。但是，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必须靠军事斗争来配合。
　　3、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抑制敌人技术装备优势的发挥。抗美援朝战争，在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相差较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要悬殊。对此，如何充分地发挥优势和特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想方设法抑制或减少对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威力和作用，有效地进行作战，是中央军委在军事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战争中，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特别强调发挥夜战、近战、速决战的特长和政治工作的优势，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轮番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
　　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在战役、战术指导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就必须根据敌我情况及主客观条件来想办法，即如何削弱敌人的优势，抓住敌人的弱点；如何发挥优点，克服弱点；如何利用客观的有利条件等。当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采取何种战法，能避开敌人强大的空军优势。因此，志愿军刚一入朝，尚未同敌人进入交战时，中央军委就把敌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以及利用夜间行军作战之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先决条件，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进行夜间作战。夜战、近战和速决战，是人民解放军在20年国内革命战争中惯用的作战原则，是擅长的传统战法。而朝鲜战场上最突出的问题是，敌人有大量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步兵机械化程度高。如：美军步兵一个师就有坦克144辆，火炮230余门、飞机18架、车辆4100余辆，机动快，火力突击力强；但其步兵战斗力不强，怕近战、夜战和被包围切断退路。志愿军步兵一个师只有火炮100余门，但作战勇敢、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擅长夜战。夜间作战，对敌人飞机、火炮和坦克威力的发挥有一定的限制。故充分地利用夜间作战，敌我相较，对我有利。所以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作战基本上采取了夜战，不仅用于战术范围，而且发展到战役规模，贯穿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形成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的特点之一。即：进攻通常在白天准备，黄昏出动，一般是利用一两个夜间，从战役上大胆实施穿插迂回，割裂敌战役布势后，再用几个夜间在战术上分割包围，各个歼敌，完成战役任务；防御时，主要是利用夜间实施反冲击，歼灭敌人，恢复阵地，并组织增援和补给，增强防御力量。朝鲜战场的经验证明，夜间作战是劣势装备的军队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有效方法之一。
　　与此同时，志愿军还运用了近战和速决战的作战方针，朝鲜战争中，敌人步兵作战，对其空军、炮兵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千方百计地使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志愿军战役、战斗上的关键问题。针对美军“铁多气少”的特点，彭德怀在志愿军出国之前即提出：要“敢于近战、用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在运动战的条件下，力求调动敌人，充分利用夜间的条件，在运动中迅速分割、包围、歼灭敌人；在阵地战利用坑道工事避开敌人的火力杀伤，抓住时机与敌步兵战斗。在战役、战斗中力争速战、速决，防止蛮干，避免与敌人久战不决拼消耗。特别强调战术上的分割合围，口子不要开得过大，多头、分口吃掉。一般不企图求战役的合围，聚而歼之。这样大大发挥了传统战法的威力，极大抑制了敌人技术装备优势的发挥。敌人惊呼：“这种前面拦住、后面堵住的打法，是从未见过的。”
　　为了发挥兵员雄厚的优势，中央军委提出了轮番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根据朝鲜战场狭小，三面环海，不便于大兵团进行广泛机动，战线只一条，使用兵力的规模受到限制，以及美国兵员不足、兵力少、难于坚持持久作战等弱点，充分利用我国兵员资源雄厚、兵力充足、利于持久作战的长处，周恩来于1951年2月7日提出了轮番作战的方针。指出：从目前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坚持长期作战以达逐步消灭之目的，拟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同时，他对志愿军轮番作战的部队亦做出了具体的部署，说明轮番作战的好处：如此轮番作战，我现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即不致陷于被动，且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和持久性。志愿军遵照上述指示精神，从1951年4月起，广泛地实行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先后轮流到朝鲜作战的部队达到步兵27个军又1个师、炮兵15个师，坦克兵3个师，工程兵15个团，铁道兵10个师，公安军2个军又1个师，空军12个师等。入朝的人数近300万。在战役、战斗中，亦实行了轮番作战、轮番攻击和轮番休整的方针。这样，不仅使志愿军始终保持了第一线作战部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有效地解决了作战与休整的矛盾和坚持长期作战问题，而且，使国内更多的部队获得了入朝与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进行实战锻炼的机会，有利于锻炼与提高战斗能力。毛泽东赞扬说：抗美援朝战争是大学校，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轮番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在现代化局部战争中兵力运用上的一种创新。
　　4、建立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后勤体制，组织现代化的后勤保障。后方勤务工作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彭德怀曾指出：朝鲜战争的经验证明，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方充分的物资保证，是不可能进行的；后方有充分物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现代战争的后勤组织与工作，不仅单纯组织物资和伤病人员的运输和分配，而且要与敌人的空降、轰炸作严重的斗争，要指挥防空兵、铁道兵、工兵和步兵的活动和作战。如果没有精干的、通晓战争知识、科学知识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是不能担任和完成这种严重指挥任务和补给任务的。这段话，既是对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高度概括，又为军队后勤工作指出了方向。
　　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作战对象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所以后勤工作出现了与国内战争许多不同的新问题。主要有：一是战争物资消耗大大超过了国内任何一次战争，在整个战争中，物资消耗达260万吨，品种达9600多种。仅金城反击战，一次火力急袭就消耗弹药1900余吨。二是敌人拥有绝对优势的空军，不分昼夜地空袭对我交通运输的破坏非常严重，给后勤供应造成了严重困难。三是所需的作战物资既不能就地供给，又难取之于敌，几乎全部靠国内供应。据此，志愿军必须由过去“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时代转变到彭德怀提出的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更高阶段，才能适应朝鲜战争的客观需要。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军委首长和志愿军首长对志愿军的后勤建设、后勤保障供应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作了多次指示，想了很多办法，使志愿军的后勤建设实现了向现代化后勤的历史性转变，从而较好地保障了战争的胜利。主要经验有：
　　第一，建立与抗美援朝战争要求相适应的后勤体制。为了改变抗美援朝战争前期，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与作战不相适应的状况，1951年5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成立志愿军后方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志愿军后方司令部直接受志愿军首长领导；加强各大站及军、师、团各级后勤工作的领导。各分部副部长兼任各大站站长，军、师、团后勤部（处）长，由各级副职兼任；凡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各部队，统归志愿军后勤的建制序列。根据此决定，志愿军即成立了后方勤务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志愿军从上到下各级后勤组织机构迅速建立起来。志后直属部队发展到18万余人。这样，志愿军不仅有了与作战指挥相适应的后勤供应机构，而且形成了上下贯通的指挥体系，从而有效地组织后勤供应工作。
　　第二，实现后勤工作战斗化。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后方供应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而后方供应能否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其中心问题是要有畅通无阻的交通运输线。而建成这样的运输线的关键又在于组织好对空防御。为此，中央军委提出：配属志愿军后勤部之各部队（如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兵、工程部队等），统一由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指挥。同时，加强了后方交通运输线上的防空力量，组成了严密的对敌机斗争的整体，形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曾供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第三，实行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办法。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作战是在一个三面临海的狭长半岛上，又处于敌空军严重封锁破坏的情况下进行，要能源源不断把物资送往前线，保障部队的需要，这是志愿军后勤工作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根据运动战时期供应的经验教训，转入阵地战后，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采取了分区供应和建制供应相结合的办法，即把整个战区后方地域划分为战役的、战术的两个层次，从祖国口岸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战役后方，从军队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为战术后方。把这两个供应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既减少了物资转运和发放层次，又减少了物资的损失，提高了供应效率。这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办法，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发展。
　　第四，建设兵站运输网。把整个战区后方建设成为统一的四通八达的兵站运输网，是兵团联合作战、组织后勤供应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抗美援朝作战转入阵地战以后，后勤工作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志愿军司令部统一组织指挥下，以铁道兵、工兵为骨干，发动全军修复和新辟道路，改变道路布局，使整个战区后方逐步形成了网状道路布局。建设了纵横交错的交通道路，把各供应区联络成网。并沿主要交通道路线上配置兵站、医院、汽车团以及高射炮兵、工兵、防空哨所等部队，形成分区供应的整体部署。通过科学的组织指挥，把后勤各种力量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对敌斗争、物资供应和医疗后送的统一体系。实践证明，建设兵站运输网，对于战胜敌人破坏、搞好分区供应、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叶剑英在一首诗里所写的：苦战三年依后勤，敌机拦阻且投菌。组成网状交通站，保证弹粮给军队。
　　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志愿军的后勤工作逐步实现了向现代化后勤的转变，即：由单一的陆军后勤转变为各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后勤；由主要组织物资、卫生保障，转变为既要组织物资、卫生、技术等保障，又要组织指挥后方的对敌斗争；由少数业务部门和勤务分队组成的保障部门，转变为既包括多勤务部门和部队，又包括防空军、铁道兵、工程、公安警卫部队等组成的联合部队。这些历史性的重大转变是军队现代化后勤建设的重大进步和飞跃。
　　5、正确处置正面战场与侧面战场的关系，使两个战场密切配合。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和彭德怀密切关注正面战场，处置十分英明。在朝鲜正面战场是主要战场，对整个战局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重视正面战场的同时，还必须要确保军队侧后的安全，方才不出大的闪失。朝鲜战争中，敌人有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并且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曾经有过数次登陆成功的经验。朝鲜半岛地形条件特殊，三面环海，地幅狭长，而蜂腰部宽只有170公里，海岸线长1.7万多公里，便于登陆作战。鉴于便于敌登陆的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重视正面战场的同时，始终充分重视侧后海岸防御，严防敌人的登陆，使正面战场得到了可靠保障。
　　毛泽东和彭德怀无论在前期、中期或后期，均把防止敌人从侧后登陆作为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早在战争初期，就指出要防止敌人从我侧后登陆。第3次战役后，1951年1月15日，彭德怀在中朝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考虑到朝鲜是一个狭长半岛，东西海岸到处可以登陆，海岸必须防御。海岸暴露，无海军保护，一旦敌人乘我后方空虚登陆，那就重复了过去的教训，所以，以上三个战役均未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作战，而采取有阶段的作战，只相机追至适当位置而停止。”在第四次战役中，敌人又计划从侧后登陆，以配合其正面进攻，企图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为粉碎敌之阴谋，志愿军决定，在敌人登陆之前军队实施反攻。为此于4月22日开始发起了第5次进攻战役，集中了15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50天，歼灭敌8万余人，粉碎其妄图从侧后登陆的计划。转入阵地战以后，敌常在日本保持有一至两个步兵师的预备队，进行两栖登陆训练。为此，志愿军更加提防敌人在侧后登陆进攻这一着，利用正面战场比较稳定的机会，加强了东西海岸的防御。1951年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分别成立东、西海岸指挥所，并调集部队加强了东、西海岸的防御力量。1952年夏，正面战线基本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后，即从正面战线又抽出一部分兵力，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并构筑永久性的防御工事。1952年冬，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军又企图以侧后登陆方式，打开战争僵局。中共中央立即给志愿军下达了《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指出：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们侧后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志愿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动员全军迅速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在东、西海岸设置了两道防御阵地，纵深达10公里；在东、西海岸和正面绵亘1130多公里的弧形防线上，已形成了以坑道或钢筋水泥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物资囤运任务已超额完成；担任海岸防御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反登陆训练和演习，制定了反登陆的作战方案。到1953年4月胜利地完成了反登陆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次反登陆作战准备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准备，使志愿军从根本上处于主动地位。敌人见正面战场攻不动，两翼海岸森严壁垒，未敢登陆。1953年4月26日，恢复停战谈判。从而，为尔后朝鲜停战的实现铺平了道路。由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指挥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过程中始终把防止敌人侧后登陆作为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在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等方面有了充分的注意和准备，致使敌人的登陆阴谋始终未能得逞，从而使志愿军立于不败之地。

二、援越抗美
　　1.援越决策
　　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十月革命后，中越两国人民和革命者建立了浓厚的战斗友谊和团结。1925年5月，胡志明在广州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1月，越南共产党在香港正式成立，并随即在中越边境地区领导了革命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中，越南党和人民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少越南革命者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45年2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9月23日，法国殖民地主义者对越南南方发动侵略战争。1946年12月，进而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武装进攻。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人民进行了抗法斗争。中国解放战争中，越南北方的中越边境附近地区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粤桂纵队和滇桂纵队等边境武装力量活动和抗击敌人的基础，并受到越南党中央和越南边境人民的热情支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了进一步发展。胡志明主席曾热情赞扬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新中国一诞生，就把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0年初，越南的抗法战争正处在困难之际，胡志明主席到北京同我国党政府领导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
　　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了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军指导抗法战争。陈赓、韦国清及军事顾问团先后帮助组织指挥实施的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等，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与此同时，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和粮食、被服等物资。至1954年上半年，援越抗法战争取得了胜利，越南北方基本获得解放。1954年5月至7月，中、苏、英、法、美、越南、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由于中国、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至7月21日，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越法交战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日内瓦会议实现了越南北方的完全解放，胜利结束了越南抗法战争，为越南人民解放南方统一祖国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1955年，法国军队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开始撤出越南以后，美国公然违反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国家和平的协议，以提供军事援助为手段，趁机迅速渗入南越，取代法势力，加强对南越的控制，扶植西贡政权，阻挠越南南北统一，阴谋变南越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对此，南越人民被迫起来反抗，组织反美武装斗争。为了扑灭南越人民的斗争烈火，美国于1961年5月，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由美国出枪、出钱、出顾问，南越出人的“特种战争”，让越南人打越南人。美国在南越进行的“特种战争”失败后，于1964年8月5日，借口它的军舰在北部湾越南沿海遭到北越海军的攻击，所谓“北部湾事件”，派出大批飞机开始轰炸越南北方。这是美国武装干涉的又一升级。1965年3月上旬，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3500名在岘港登陆，派其地面部队进入南越参战，同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从此，美国侵越战争演变为美军为主体、“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用飞机也不断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美国报纸则趁机大肆宣传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将实行“穷追”，等等。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抗美救国斗争。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不断向世界人民揭露和控诉美国的侵略罪行，并呼吁国际援助。
　　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黎笋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军飞行人员、志愿军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需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人员都在内。”中国党和政府满足了越方的要求。在4月8日举行的中越两党会谈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这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就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次会谈，中越双方签订了向越南派出中国支援部队的有关协议。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势，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周恩来总理决定，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持越南小组”。这个小组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物资部、外贸部、经委、计委、对外经委、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军务部、装备部、军交部、通信部、情报部等21个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组成。据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越南北方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援越部队的组建、开动和任务等工作。4月18日，总参谋部下达了援越工程、铁道部队预先号令，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赴越执行抢修、改建铁路，构筑国防工程和修筑机场的任务。7月6日，总参谋部又下达了组建10万工程部队援越修筑公路的预先号令。同时，总部命令已集结待命的高炮部队作好出动的一切准备。总政治部颁发“援越抗美部队人员纪律守则”。接受了援越任务的单位人员，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完成了赴越执行任务的备战准备工作。
　　2.秘密赴越
　　美国以“南打北炸”的侵略越南战争愈演愈烈。1967年美国所耗战费约为300亿美元。在越南南方，美军地面作战部队逐次投入，到1967年3月，在南越的美军已达56万人，另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朝鲜等国军队7.2万余人；美国空军对越北的轰炸，由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逐步向北推移，一直扩展到中越边境的缓冲地带。开始时列为禁炸区的也成为了狂轰滥炸的目标。据美国国防部宣布，1965年2月至1968年11月，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已达到10.77万次，投掷炸弹258万吨，越北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16.2吨，投弹密度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越南北方硝烟弥漫，南方战火四起，越南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劫难，越南战争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朝鲜战争之后又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大规模局部战争。
　　面对美国的武装侵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越南南方和北方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救国战争。同时越南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派支援部队援助。为此，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5年6月开始到1970年7月结束。这一阶段是越南战争最激烈最艰难的阶段。据此，中国共派出了32万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机场、通信、工程、设防工程等任务。其战况是：
　　防空部队，赴越协助越北防空作战，保护交通线。根据中越两军协议和1965年7月14日越军总参谋部的请求，援越高射炮兵部队首批于1965年8月1日入越。第一批系第六十一、第六十三支队，分别从云南、广西开赴北越作战，至1966年2月回国；第二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6年2月入越作战，至1966年10月回国；第三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6年10月入越作战，至1967年6月回国；第四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7年1月入越作战，至1967年8月回国；第五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7年5月入越作战，至1968年1月回国；第六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7年6月入越作战，至1968年1月回国；第七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7年8月入越作战，至1968年3月回国；第八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8年1月入越作战，至1969年2月回国；第九批，高射炮兵部队于1968年3月入越作战，1969年2月回国。至1969年4月止，高炮部队入越轮换作战，计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和50个队属高炮营、及部分高机连和勤务分队等，总计15万余人。主要担负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原钢铁基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
　　美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战术变化多端。对地面目标实行狂轰滥炸；对防空部队，实施电子干扰炮瞄雷达，使用“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对人员，使用杀伤力大的钢珠子母弹、气浪弹和蝴蝶弹等。针对美机的战术变化和杀伤力强的新式武器及狂轰滥炸等特点，高炮兵部队采取重点设防与机动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和集火近战的打法，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歼灭美机，保卫目标的安全。在历时3年9个月的援越抗美防空作战中，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保卫了越南北方领空，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1968年3月31日，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从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越南北方。据此，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4月底前陆续回国。
　　帮助修建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越南北方的原有机场不能起降喷气式飞机，对抗美作战影响很大。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局于1961年至1965年间，派专家组进行设计、指导，并提供成套设备和材料。机场之飞机洞库，于1968年9月16日至1969年11月5日由中国支援第七支队修建。1965年1月，越南要求中国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5月，承建该机场工程的中国支援第三支队先遣人员抵达安沛，开始现场勘察设计。安沛机场地形复杂，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安沛又是美机空袭的重点之一，市区又被炸成一片瓦砾。第三支队于11月22日正式动工，经过3年6个月的艰苦奋战，于1969年5月21日全部竣工。该机场飞机洞库于1968年9月开工，于翌年10月27日提前完工，工程质量优良。
　　中国支援部队第一支队赴越抢修、改建、新建铁路。1965年初，美国侵越战争升级，连续对越北进行空袭，仅4月3日至6日，出动大批飞机连续轰炸5座铁路桥梁。由于敌机轰炸破坏，越南北方仅有的几条铁路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4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工程项目达100个，第一支队于1965年6月23日，兵分两路，从友谊关河口赴越，执行对河内以北地区铁路的抢修、抢建任务。指战员们克服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困难，奋战至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共计完成了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新建扩建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敷设水底通信电缆近8公里。各项铁路援建工程的圆满完成，不但使越南河内以北地区铁路干线长度由508公里增长到554公里，而且使主要路段联络成网，使运输能力成倍提高，仅河（内）友（谊关）线铁路运输能力由原来的146万吨提高到280万吨，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
　　同时，第一支队按照中越两国协议，担负了上述铁路干线的维护工作，圆满地完成任务，保证了河内以北地区各条铁路的畅通，为越南抗美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于1970年7月1日，全支队奉命回国。
　　工程部队修筑友谊公路。中越两国政府于1965年5月30日，签订了《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议定书，由中国派出工程兵部队帮助越南修建公路任务。新建和改建友谊1号、3号、7号、8号、10号、11号、12号7条公路。预计总长为1211公里，其中新建664公里，改建547公里。担负援越筑路任务的中国后勤部队第四、第五、第六支队，辖16个团、1个民工总队、25个测量设计队和4个钻探队，配属6个高炮营及部分高机分队等部队，共8万余人。在中国后勤部队修路工程指挥部的率领下，从1965年9月开始相继入越，投入施工。四支队担负1号公路（表仪至坂质）、3号公路（伯行至飞干）修建任务；5支队担负7号公路（朗达至班菲）、11号公路（平卢至巴溪）修建任务；6支队担负8号公路（老街至孟康）、10号公路（老街至巴丹）、12号公路（班南贡至西庄）修建任务。
　　在越南担负修建公路任务，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工程筑路部队全部完成了两国协议规定的筑路任务后，于1968年10月全部回国。在3年多时间里，中国后勤修路工程部队为越南建成了7条干线公路及附属防护设施，并保证了这7条公路及2号公路北段的畅通，共计修路1206公里，桥梁305座、总长6854米，涵洞4441座、总长46938米，完成土石方3050万立方米。此外，还完成了协议以外10号公路放丁至莱云桥的公路接线工程，和太原至同登16号公路的维修任务。越方代表验收认为：上述所建公路，工程质量优良、美观。1968年7月23日，胡志明在庆祝实现“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协定”时说：“你们为越南虽然只修了1200多公里的公路，可是你们的情谊胜过几千公里、几万公里！”
　　中国后勤部队援助越南东北群岛和红河三角洲地区，紧急构筑永久性设防工程。担负这项施工任务的第二、第七支队，奉命于1965年6月9日和1966年12月15日，先后赴越。第二支队负责的永备工事、海底电缆、通信线路的施工任务，分散在15个岛屿和8处岸防要点上。经过艰苦奋战，第二、第七支队均超额完成了援越施工任务。完成的主要工程有：坑道239条、总长2.5万多米，坑道口露天炮阵地138个，掘开式永备工事149个，海底通信电缆15条、总长103公里，永久性道路和施工道路171公里、桥梁14座、涵洞21个、码头9座。共计完成土石方84.76万立方米。相当于沿越南北方845公里长的海岸线，堆筑了一道高宽一米的护墙。越方对各项工程的评价说：“工程抗力均超过越方要求，工程质量高，坚固，适用，伪装好。”
　　中国通信工程大队援助越南架设通信线路。1965年7月31日，中越双方商定，由中国派出一个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在莱洲、山萝和奠边府等地区修建通信设施。中国通信工程大队担负了这项任务，于1965年8月18日入越施工。指战员们为改善越南西北地区的军事通信条件，保障作战中的通信联络，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66年7月10日提前并超额完成了施工任务，共架设了通信线路330杆公里，挂线894对公里，安装了4个载波电话站，还架设了由其中一个电话站至越南西北军区驻地的中继线。该大队完成任务后，于7月全部回国。
　　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艰苦战斗岁月里与越南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使美国在越南投入高达56万之多的部队，年度所耗战费多达300亿美元，但依然不能使战局朝着它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伤亡人数骤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仅这一年美军死在战场上的就有14592人；引起了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此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在1968年11月宣布，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炮击。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完成了第一阶段既定的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离回国。
　　第二阶段：从1972年5月开始至1973年8月结束。美国1968年底停止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1969年初在巴黎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谈判。从此，越南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判的阶段。到1972年3月底，越南南方武装力量在越南北方的支援下，发动了全面攻势，接连取得了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伪政权。美国为了切断来自越南北方的支援，保住阮文绍傀儡政权，在大举增调海、空兵力，恢复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于5月9日开始对越南北方沿海航道、港口、河道实施大规模的水雷封锁。仅5月9日清晨就出动美海军舰载机100余架，各型舰只6艘，在对海防、广安、鸿基、涂山等沿海地区进行轰炸和炮击之后，即以舰载机40余架实施布雷，并逐步扩大范围，先后封锁了海防、勒苗等重要航道及太平河、马江、格会口、格梭口、筝河、日丽河、城门河、红河口、文奥河、茶李河、勒县河、格禁河。其后还多次进行补充布雷。美国对越南北方重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设水雷，实行全面海上封锁，使越南北方接受外援物资和对越南南方支援的主要运输线被切断，企图以此迫使越南在巴黎谈判桌上让步。停熄3年多的战火又在越南北方重新燃起。越南政府于美国布雷的当天，就要求中国派海军部队帮助扫雷。根据越方的要求。为了帮助越南人民打破美军的海上封锁，中国政府同意立即按计划再次开通中越间隐蔽的海上航线，向越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同时依照中越两国军队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除抽调汽车部队在两国边境地区担负援越公路运输任务外，又承担了协助越军扫除沿海的美军水雷和抢建野战输油管的任务。
　　中国扫雷队各艇轮番作战，指战员夜间出海扫雷，白天还要在空袭威胁下抢修机器。中国援扫雷队取得节节胜利，引起了美军的不安，美机经常在扫雷队锚地和扫雷区域侦察盘旋。8月20日开始，每天都有美机前来低空侦察，夜间投照明弹。8月27日上午，美机悍然投弹轰炸了扫雷队黄洲指挥所。中国扫雷队仍坚持不懈地进行战斗。1973年5月17日，扫雷工作全部结束。8月27日，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胜利回国。在越南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共出海586艇次，总航程2.78万余海里，其中扫雷526艇次，航程近1.75万海里；扫除各种水雷42枚，另与越方共同摸扫5枚；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最大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道，总清扫面积达201平方公里，并多次引导中越运输船只安全进出上述各港，为打破美军的海上封锁做出了贡献。
　　帮助铺设野战输油管。美军对越南北方实行海上封锁后，越南紧急请求中国帮助铺设5条野战输油管，经广西边境向越南输油。中国克服了困难，迅速生产出铺管所需的全套设备和专用车辆，并以最快的速度向广西边境调拨了充足的援越油料。按照越方的要求和中越两国军队达成的铺管协议，从1972年5月31日至1973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部队和民兵8000多人次，并配备大批机械、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了5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159公里，连同新建扩建的油库、泵站、通信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0多万立方米。防城输油管全长99公里。这两个地段的输油管，分别于1972年6月15日和11月6日开始向越南输送油料。
　　1973年1月27日越美巴黎协定签字后，美军完全停止了对越南北方的战争行动，越南的海上石油运输逐渐恢复正常。应越方要求，中越边界野战输油管输油至1976年6月30日才停止。4年间，中国通过输油管向越南输送的汽油、柴油总计近130万吨，占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一半多，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斗争。
　　在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的支援下，越南军民不仅没有在美国的轰炸和海上封锁面前屈服，反而越战越勇，终于迫使美国政府承认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1973年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四方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3月，侵越美军部队开始撤出越南南方。1973年8月，在越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中国支援部队全部撤回国内。
　　中国支援部队在援越抗美的艰苦年月里，在战场上打仗英勇顽强，在工地上艰苦奋战，涌现出许许多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中国支援部队4000多名指战员血洒越南的土地，有1000多名烈士至今还长眠在越南山岗。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支援部队时时事事以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像对待祖国同胞一样关心越南人民群众，在民房被炸起火时，战士们总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抢救越南人民和物资；在部队和越南群众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总是让担架队首先抢救越南的负伤人员。指战员们还利用战斗和施工的间隙进行爱民活动，帮助越南人民种地、兴修水利、修房盖房、修车修路、理发治病、办夜校、送书籍、教唱歌、放电影、演节目等，做了大量的好事，中国支援部队受到越南人民的热诚拥戴和大力支援。这一切，将永远作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佳话而传之后世。胡志明主席曾称赞说：“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队。”
　　中国支援部队的将士们与越南军民并肩作战，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越南北方领空和领土的安全，保障了越南北方交通运输的通畅，使越南人民军得以抽调大批部队支援南方人民的作战，帮助越南人民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中国支援部队援越抗美战争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心中。
　　在越南抗美救国民族解放战争中，全国先后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担负了援越抗美的任务。不管军工产品还是民用产品，只要越南需要，有现成的要供给，没有现成的就立即生产，没生产过的也得上马研制。而当时，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所有东西中，有个显著的特点：品种多，数量大，时间紧，要求高。承担任务的单位人员，几乎都是把它当做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加班加点、不折不扣地完成。
　　援越抗美的运输任务十分艰巨。据1965年至1979年不完全统计，铁路共运输援越物资约3.05万余车，其中仅1972年1月至10月，经铁路运输的各种物资就达91300余车。据广州军区仅5年的统计，经水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共达12.5万余吨。1972年8月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从中越边境地区开辟的5条公路运输线，运入越境各种物资62万余吨。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对外援助中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据统计，到1978年止，中国对越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
　　3.反空袭斗争经验
　　援越抗美这场反空袭作战情况的复杂性、斗争的艰苦性、作战手段的多样性等，对人民解放军来说都是少见的。因此，加强对这场空袭与反空袭、轰炸与反轰炸斗争的研究，特别是对美军空袭北越的特点和中国援越防空部队对空防御作战的经验研究，对未来的国防与军队建设和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反空袭斗争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军对北越空袭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采取逐步升级的战略。逐渐升级战略是美国对北越进行的严重武力讹诈。每一级别的空袭都是先前讹诈无效的结果，同时又包含着将进行更高级别空袭的新讹诈。在1965年5月中旬之前，美军主要是集中空袭越南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每日出动飞机由30余架次增加到240余架次。5月中旬以后，美军空袭的范围向北突破了北纬20度线，扩大到河（内）老（街）线、河（内）友（谊关）线及除河内、海防半径30公里所谓“禁区”外的重要城镇。同时，多次空袭靠近越中边境的老街地区。这样空袭已逐步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从1966年6月底至1968年3月底，美军对北越加大了“全面轰炸”的强度，轰炸范围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的各个地区，平均每天出动飞机300架次，最多一天达700余架次，在飞行架次和投弹数量方面也表现得很清楚。美军的空袭使北越遭到巨大破坏。
　　第二，使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轰炸技术。美军使用了除核武器以外的几乎所有最先进的航空兵器和技术，把越南北方作为其航空技术装备的试验场。一些新式空袭兵器与技术刚刚装备部队即投入侵越战争。如作战飞机有F—105、F—4C、F—111等型战术轰炸机，SR—7I型战略侦察机和RF—101C型战术侦察机等；炸弹有气浪弹、电视炸弹、带伞穿甲弹、带伞水雷、布面地雷、“百舌鸟”空对地导弹和“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等；以及若干种新式的通信、导航、瞄准、电子侦察、照明等设备，并广泛使用了电子干扰。除使用EB-66型、EF-103型等专用干扰机外，1966年10月后，美军在每架攻击机上都安装或外挂了各种干扰机，以加强干扰效果。先进飞机，飞行速度快，在高炮火力范围内停留时间短，减少了高炮对其打击的威胁；飞机上大都装有电子干扰装置，能有效地干扰雷达工作，突防能力大为提高；有些型号的机载炸弹有制导装备装置，不仅命中率高，而且投弹飞机能在高炮火力圈外，实施攻击；一些飞机上装有“百舌鸟”导弹，能对高炮炮瞄雷达实施致命攻击。
　　第三，空袭的重点是军事、交通线等重要目标，包括铁路、公路、桥梁、仓库、军营、机场、工业地区等，对重要目标不断地进行反复空袭，狂轰滥炸。另外，对其他目标也进行轰炸破坏。1965年3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切断交通线计划”。据此，首先猛烈空袭北纬20度线以南的北越铁路和公路，然后一周一周地将轰炸范围向北延伸，直至切断中越之间的交通线，计划的目的是阻止北越向南越输送物资和从中国得到物资援助。到1966年春，北越在河内、海防以南的重要交通线已全部遭受到空袭。尔后，空袭集中于河内、海防地区的北越油库，损害北越支持南方作战的能力。1967年初，约翰逊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旨在“急剧敲掉”北越战争能力的大部分建议，在所谓“春季空中攻势”中，河内、海防地区及其邻近的重工业企业和其他一些重要目标遭到猛烈袭击。
　　第四，空袭的战术多种多样。美军在北越的空袭中，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战术和手段。首先，根据不同的目标，使用不同的空袭力量。空袭大型目标时，一般出动100～120架飞机，通常一个攻击波即出动飞机40～50架，有时达70余架，最高达96架。对小型目标空袭时，通常出动飞机40架左右。同时攻击2～3个目标时，每个目标使用20架。小编队多点攻击时，通常一个攻击波出动飞机10～30余架，对1个目标攻击为几架至10架左右。其二，对重要目标空袭时，采用小编队、多批次、多方向临空袭击的战术。攻击一个目标一般使用2～6批，多则十几批。通常2～4架飞机组成编队，也有3机品字队形和5机斜梯队形。编队出动每隔1～3分钟或1～5分钟一次，最短30秒钟出动一次，不分昼夜地对目标进行连续攻击。其三，空袭目标的队形，主要有两种：一是普遍采用单机纵队跟进，双机梯次跟进，斜梯队疏开队形；二是“一”字和双“人”字疏开队形。其四，根据被攻击目标的性质，防御火力的强弱以及地形和气象等条件，空袭主要采取两种攻击方式：一种是从一个方向、成纵队队形鱼贯进入，连续轰炸，每架飞机时间间隔6～8秒，每批飞机时间间隔2～3分钟，这种方式便于进行连续集中攻击；另一种是从一个扇形方向，以2～3路（每路4～8架），形成一个夹角，穿插、交替进行空袭，这种方式可集中攻击并分散地面火力。其五，采取偷袭战术。美机空袭时，除在航线上降低高度、隐蔽飞行外，还常常利用山头、阳光、云团实施突然偷袭攻击。一般低空下滑投弹时，多利用山头、阳光方向进入中空俯冲投弹，多绕至阳光方向和云团作掩护，突然进入目标区，对目标实施攻击。其六，主、佯配合的攻击战术。美军空袭目标时，多采取一批主攻击、多批佯攻的战术。有时佯动机占出动量的3/4。佯动机一般飞行较高，故意让越方雷达发现，以吸引其注意力，主攻机低空接近，突然爬高攻击。或采取佯动机先于主攻机到达攻击目标附近，在火力边缘盘旋，主攻机伺机攻击。
　　中国援越防空部队防空作战的宝贵经验。
　　第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援越抗美防空作战的对手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空军，人员训练有素，军事素质高，空袭中使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新装备先进飞机，飞行速度快，技术性好，炸弹威力大。依仗其空中优势，掌握了制空权，飞机多，炸弹多，为了摧毁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实施狂轰滥炸。中国援越高炮部队的防空武器装备很落后。使用的37毫米和85毫米苏式高炮，是三四十年代设计的。而最多的又是37毫米单管高炮，性能落后，火力单薄。有的入越高炮部队虽装备了性能较好的57毫米和100毫米高炮，但数量很少，且有的性能亦不稳定。如双管37毫米高炮不具备全天候自动作战能力，射速、瞄准跟踪速度较慢，弹丸威力小；57毫米、100毫米高炮的炮瞄雷达和指挥仪性能落后；100毫米高炮自身过重等等，影响反空作战。开始时，有的人认为，用30年代设计的高炮，对付60年代美军在越南战场上大量使用F-105、F-4型等先进的超音速攻击机，心里没有底数。对此，在出国之前，各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特别是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战略思想，辩证地认识问题。侵越美国空军武器装备先进，军事素质好，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贪生怕死。中国援越高炮部队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是最大的优势：有人民解放军“以劣胜优”的传统经验，有敢打硬仗、打恶仗的战斗作风，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广大指战员有不怕苦、不怕死的英勇精神，有一批参加过1964年大比武锻炼的军事骨干，只要勤学苦练，抓紧做好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就能够把美国飞机打下来。许多援越防空部队由于出国之前解决了上述问题。入越后，不畏强敌，敢打敢拼，首战告捷，战士越打越勇，仗越打越精，战果越打越大。援越抗美防空作战胜利的实践经验证明，首先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从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在思想上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思想过了硬，行动上勤学苦练，军事技术上精益求精，劣势装备的缺陷可以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弥补。
　　第二，恰当部署与使用防空力量，形成防空火力网。恰当部署防空火力，对取得对空防御作战效果、保卫目标、打击空袭美机等，具有重大的作用。为了部署好中国援越高炮部队的兵力火力，中央军委炮兵领导机关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入越进行现场勘察，对防空掩护的重要地区、目标和美机的机型、性能，空袭的战术手段以及可能出现的情况等，进行细致的了解、深入的分析研究、正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对防空力量进行了正确的部署。根据中国援越防空高炮部队担负的掩护北越铁路交通运输线和中国入越工程、筑路部队的施工安全之主要任务，和越南东北和西北地区两条铁路点多线长等特点，在铁路沿线上和重要目标地区，部署主要兵力火力，进行重点掩护和分段掩护。同时，以部分兵力与各施工部队的防空分队相结合，掩护工程、筑路部队的施工安全，以形成较强的对空防御火力网。整个防空作战期间，东西线方向经常保持1个高炮支队的指挥机构、3个以上的高炮大队，同时，在重点防区至少部署2至3个大队的防空兵力。在重点保卫区，不但加强防空火力力度，并实行高、中、低火器配备，在高度上、距离上，形成多层次、多梯次的火力体系，形成强大的火力网。同时在一般地区的其他保卫目标，也布署相应防空力量。在力量部署上突出重点，点面结合，高低结合，以形成火力网，有效打击空袭美机。如安沛是安老线上的重要转运站，当时正在修建军用机场，是美机轰炸的重点。援越高炮部队则在安沛防区集中2至3个大队的兵力，实行重点保卫；而从安沛以北至老街的地段上，只在某几个重要的点上，部署2个大队左右的兵力。实践证明，安沛防区的战机多，战果也大。谅山至克夫铁路线，是美机重点攻击的目标，援越高炮部队集中主兵力重点保卫谅山、宁化铁路桥和克夫铁路转运站，以部分兵力布防于外苏、温县、谅佳地区，有效地歼灭了美机，掩护了主要目标的安全。在保证重要目标安全的情况下，对其他目标也部署一定力量进行保护，有力地打击空袭的美机，从而保证了防空作战任务的完成。
　　第三，采取重点设防与机动作战相结合的方针，更有效地打击美机。在援越抗美防空作战中，高炮部队指战员针对美机战术多变和狂轰滥炸等特点，研究了对付的作战方针。为了扬长避短，发挥解放军英勇善战和机动灵活等优良作风，为了发挥有限的防空力量之作用威力，采取了重点设防与机动作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对一些重要的固定目标，采取重点设防，重点保卫，固定坚守。在重点保证防区作战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在一定地区的范围内，积极摸索美机的行动规律，特别是在美机往返的必经之路和可能被偷袭的地段上，适时派出兵力，寻机伏击，歼灭美机。机动伏击，即打即离，打一仗换一个地方，白天打，晚上撤，预先挖好预备阵地，不断变换阵地位置，灵活机动，出敌不意，掌握作战主动权。此种战法，主要解决部队掩护交通运输线点多线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北越许多目标，如铁路、公路、车站、桥梁、交通枢纽、隘路、涵洞口、渡口、指挥机关、兵站、基地、仓库、机场、军营、炮兵阵地等等，都需高射炮兵掩护。无论采取“分兵把口、全线保卫”，还是“集中兵力、保卫重点”都难以完成任务。只有贯彻“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方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且，也有利于发挥越部队指战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不畏强敌、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传统作风，能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和聪明才智。通过广泛机动，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出奇制胜，争取更多的战机，取得更大的战果，沉重打击美国空军猖狂活动，配合固定掩护的部队，保卫了重点目标和广大地区小型目标的安全。在援越抗美的防空作战中，采用上述两种战法，作战效果和射击的命中率大大超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朝鲜战场上，击落1架美机平均消耗炮弹1500余发，在越南战场上只用600余发。1966年5月31日美机出动30批109架，对正在修筑中的安沛机场实施猛烈轰炸，担负防空任务的高炮第607团和第619团经3个小时的奋战，击落美机16架；1967年3月10日和11日，美军出动飞机33批共107架对太原钢铁基地进行轰炸，并一再发射反雷达导弹，保卫该基地的高炮第62支队，经过两天奋战，击落美机18架，这是入越防空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又如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提高了作战效力，大大减少人员伤亡。空军高炮第35支队组织机动作战96次，击落美机的数量占该支队击落美机总数的47%。陆军第39师高炮营在莱州和奠边府等地机动作战，共击落击伤美机15架，自己无1人伤亡。
　　第四，贯彻集火近战的作战原则，发挥旧式火炮的威力。“集火、近战”，是在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防空作战中，以劣势装备打击优势装备美国空军的一条重要作战原则，也是有效歼灭美机的一条主要经验。“集火”是运用毛泽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在高炮对空作战中的具体运用，是克敌制胜的法宝。“集火”，就是把有限高炮、高机集中，组成火网，形成火力拳头，只要美机一进入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之内，就等于进入了火网，就会遭到猛烈的火力围攻打击。一般以营为单位集火射击，从射击指挥的实践来看，一个营比较容易实现集火，做到“三快”、“三齐”，即捕捉目标快、求出诸元快、射击动作快和齐打、齐停、齐转移，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令行禁止，叫打即打，叫停即停。另外，一个射击营所发射的炮弹，完全可以击毁击伤一架敌机。近战，能发挥指战员不怕死、刺刀见红的英勇精神，发挥防空武器最佳的作战威力，把美机放进高炮、高机的有效射程之内来打，发挥指战员过硬的精益求精的军事技术效能。近战具体说就是“三打、三不打”和“三多打、三少打”的原则。即放到有效射程内打，打临近、不打临远，打主攻、不打佯攻，打低空、不打高空；多打近头（俯冲机）、少打追尾（临远机），多打威胁大的、少打威胁小的，多打短点射、少打长点射。做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扬长击短，打得准，打得狠。实现不打则已，打则必歼，炮“响”机落。入越高炮部队作战的经验证明，“集火近战”，是防空作战中击落敌机实现歼灭战思想的重要因素，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否则，会贻误战机，遭致攻击受损失。
　　第五，采取严密防护措施，减少空袭危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战争中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在反空袭对空防御作战中，严密防护自己十分重要。在北越，军队无制空权、防空力量有限和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要对付强大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并赢得反空袭战斗的胜利，必须实行严密防护。对人员、物资、阵地等防护，这是实施对空防御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劣势装备的军队发挥自己优势的必然做法。援越防空部队采取的主要防护措施有：一是疏散隐蔽，严密伪装。无论机关、部队，都利用地形作疏散隐蔽配置。人员、武器、物资、车辆与各种工事，均以应用器材或制式器材和地物进行确实伪装，以适合自然景况，使美军侦察机难以发现，使美机变成瞎子，以利于出奇不意地打击来犯之美机。夜间进行灯火管制，一律用防空灯。部队一切较大行动于夜间进行，夜行晓宿。必须在白天进行时，确实伪装与注意疏散。二是建立对空情报网，加强对空监视。实行地面雷达、前方地空监视哨和阵地观察哨，三位一体，密切监视空情，形成空情监视网，不漏过任何空情。做到美机临空之前，及早发现目标，及时发出警报，部队提前进入阵地，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待美机临空时，能从容射击空袭之机。三是构筑坑道和掩蔽部，防御敌机轰炸。作战部队转入一等战备、进入炮阵地时，其他人员均应转入坑道或掩蔽部，团以上机关均筑坑道式的防空洞，仓库、医院也尽量利用矿洞和坑道转入地下，交通线上构筑车辆及人员的待避工事，开设隐蔽的迂回线路。充分利用坑道进行防空，减少被敌机轰炸扫射所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四是加强阵地管理，严格防空纪律。实行防空纠察制度，对炮阵地、工事，火炮、汽车、帐篷等均要进行严密伪装，任何人不准暴露目标。昼夜实行烟火管制，夜间严格灯火管制，将门窗、坑道口等透光之处，严密遮蔽，使美机无法侦察到火炮阵地。
　　第六，轮流作战，是取得援越防空作战胜利的战略措施。轮流作战，是一种好的作战形式，在援越抗美的防空作战中得到充分的运用。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越南战场美国空军力量强大、空袭北越的长期性与激烈性，以及中国援越高炮队反空袭作战的艰苦性和紧张性等特点，决定采取轮流作战，援越高炮部队一般在越作战的时间为7个月左右，极少数部队一年左右。在3年零8个月的援越防空作战中，先后有9批高炮部队轮流入越作战，使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始终保证齐装满员，体力充沛，有充裕、旺盛的作战生力军。援越抗美作战胜利的经验证明，轮流作战是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的重要战略举措。在与美军空袭的激烈战斗中，部队虽有伤亡，但士气高昂，连续取得反空袭防空作战的胜利。在援越抗美中，国内的高炮部队绝大多数轮流到越南去参加反空袭防空作战，使部队受到现代战争环境的考验和锻炼，掌握了美军的战略战术、空袭武器的性能和特点，积累了与美国空军作战和反空袭斗争的经验，等等。这不仅有利于提高防空部队的反空袭作战能力，而且有助于促进防空部队的建设和发展。
　　第七，发挥群众智慧，仗越打越漂亮。援越防空作战中空袭与反空袭、轰炸与反轰炸的斗争十分激烈。美军倚仗其空中优势和现代化装备，空袭和轰炸中不断变换手法和使用最先进的轰炸技术，规模越来越大，战争局势紧张激烈。援越高炮部队大多数指战员在战前没有反空袭作战经验，干部战士的新成分比例很大，武器装备落后，性能差，火力弱。在越南战场上，既要反侦察，又要反轰炸；既要打小仗，又要打大仗；既有晴天打，又有雨天战；既有白天打，又有夜间打。反空袭斗争的情况瞬息万变，往往在分秒之间就是一场酣战，战机稍纵即逝。越南北方地处亚热带，作战地区大部是山区，气象复杂，天气炎热，作战条件非常艰苦。入越防空部队发扬人民解放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光荣传统，依靠广大指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刻苦学习现代战争知识，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军事技术，深入探讨与美机斗和恶劣环境斗的特点与规律，及时总结作战经验，在斗争中不断解决碰到的各种问题与难点。从而在反空袭防空战中，仗越打越精，越打越巧，越打越漂亮，创造了用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美国空军的许多光辉的战例，取得辉煌的战绩，探索了多种多样战法，总结了一系列反空袭作战的经验与战术。如：解决防“百舌鸟”导弹攻击炮瞄雷达和钢珠弹对炮阵地人员杀伤的问题。
　　“百舌鸟”导弹是美国空军在1966年3月开始使用的一种专门用于攻击高炮炮瞄雷达的十分先进的空对地导弹。导弹依靠炮瞄雷达波束寻找目标，靠导弹片和气浪摧毁器材和杀伤人员。“百舌鸟”导弹命中精高度，破坏力大，对援越部队的炮瞄雷达威胁很大，部队急需对付它的办法。中央军委炮兵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援越防空部队，一起研究这种导弹攻击的原理与特点，很快研究出对付“百舌鸟”导弹的3种办法：一是改进了雷达天线与机体联接方法，二是改进雷达操纵手发现敌机发射后导弹的操作方法，三是改进了雷达工事的构筑，和炮瞄雷达“早开机、近升压、快捕、稳跟、快打”的一整套反、防“百舌鸟”导弹的战术和技术，使美机无法瞄准，发射的导弹难以跟踪目标，有效地防范了“百舌鸟”导弹对高炮阵地的攻击。只能循脉冲波飞行的“鸟”成为“盲蝇”，纷纷坠地爆炸，大大降低了“百舌鸟”的命中率，雷达较少受到损失。美国后来承认：北越不久就找到了“怎样对付‘百舌鸟’导弹的手段”，“减少了‘百舌鸟’导弹以前……所造成的威胁”。
　　在越南战场上，美空军对高炮阵地广泛使用钢珠弹，对人员杀伤较大。对此，军委炮兵领导机关与有关部门和作战部队通力协作，在较短的时间即研究出了对付钢珠弹的有效办法。如采用尼龙避弹衣、围裙式火炮防盾板和宫灯式火炮掩体等措施，有效地防避与减轻了钢珠弹对人员的杀伤作用。
　　为了支援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民族牺牲。无论是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在10年动乱时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尽量满足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需要，援老部队在艰苦的施工和对空作战中，顽强奋战，许多人员负伤致残，有269人牺牲，其中210人长眠在老挝孟塞和班南舍的烈士陵园里。
　　援老部队还利用施工和作战间隙，为老挝盖小学校舍32所，修便道40公里、便桥130座，挖水井100多口，修水渠5万余米，助民劳动3万多人次，修理车、船和机械1万多台件，出动运输车2500多台次，治病26万人次，某部副政治指导员杨金堂带领战士在老挝抗洪救灾中牺牲。
　　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为老挝人民所做出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1974年10月10日，老挝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部参谋部写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信中说：“中国人民的援助，是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老挝的烈士陵园向中国烈士献花圈时表示，“对于中国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在心。”1978年3月17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苏发努冯签署了《关于表彰中国工程队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授予中国筑路工程队指挥部一级自由勋章，第725、726、727、732、733、734大队及7个分队一级劳动勋章，17个单位和2名个人二级劳动勋章，黄小毛烈士等3人一级英雄勋章，另外207位烈士二级英雄勋章。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签发了给中国筑路工程队2498位立功人员的奖状。

三、援老抗美
　　老挝是一个长期遭受外强侵略的国家。老挝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1954年7月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国承认老挝王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日内瓦会议后，法国殖民主义者撤出老挝。美帝国主义趁虚而入，在印度支那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特种战争，镇压老挝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面对美国的侵略，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党和爱国战线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抗美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在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军事训练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困难。为了长期坚持抗美救国斗争，并夺取最后胜利，老挝人民党和爱国军民请求中国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并帮助修建公路。
　　老挝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为了支持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保卫中国的安全，应老挝人民党和老挝国王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从物资上和军事上给予大力支援。从1959年起，在向老挝爱国部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和帮助训练其军事技术人员的同时，还于1962年至1978年派出工程、地面警卫、防空和后勤部队及民工大队，共11万余人，无偿地为老挝修筑高标准公路800余公里。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为老挝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和发展老挝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帮助修建公路。老挝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也没有铁路。交通运输主要靠公路和乡村路。应老挝人民党和政府请求，自1962年至1978年，中国无偿地为老挝修筑了7条沥青路面公路。
　　修筑丰帕公路。这条公路由丰沙时至帕卡，由云南省派出的技术考察团负责勘察设计，由昆明军区和铁道兵各组织1个工程大队，共4300余人，另有1个民工大队，共同担负筑路施工任务。施工于1962年2月开始，于1963年3月15日，全线竣工。公路全长81公里，有桥涵209座。老挝首相将这条公路命名为“老中友谊路”。
　　修筑孟赛分别至波亭、孟夸、孟洪的三条公路。这3条公路由中国交通部第2公路勘察设计院负责勘察设计。担负筑路施工任务的有援越筑路的第5支队、云南省第1民工总队及部分后勤部队。他们于1968年9月下旬开始动工。经过3年多艰苦奋战，于1972年3月，3条公路全部完成，全长293公里，从而使老挝北部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
　　修通北线和孟北线公路。这两条公路以老挝发展地方经济，开展抗美救国斗争有重要作用。由贵州、山西、云南3省交通局负责勘察设计。中国援老筑路指挥部率4个工程大队和云南省民工总队，共同担负施工任务。于1971年10月动工。经过2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73年底，孟北线和北线公路同时竣工。孟北线全长51.5公里，有桥梁14座，涵洞191个；北线全长115.5公里，有桥梁21座，涵洞373个。
　　修筑新东线公路。该线由纳双至孟献，长度约为300公里，要反复跨越高山峡谷，工程特别艰巨。1973年7月7日，工程兵和昆明军区在北京共同召开援老筑路工作会议。会议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玉升主持。会议总结交流了以往援老筑路经验，研究了援建新东线的具体部署。该线的勘测设计任务由贵州省交通局承担。中国先后动用了6个工程大队施工，5年完成任务。新东线公路于1978年3月胜利竣工，全长280.867公里，桥梁32座，涵洞904个。其中楠乌河大桥9孔256米，是中国援老修建的桥梁中最长的一座。新东线交付使用后，老挝政府将其命名为“老中友谊一号公路”。老挝公共工程和交通运输部部长萨南在交接仪式上说：“中国援建的‘老中友谊一号公路’是中国筑路干部和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英勇精神的历史标志，它将永远树立在这块英雄的老挝土地上。”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援老筑路的全部工程。从1962年2月到1978年5月的16年中，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大队，直接施工力量7万人，投入主要施工机械2250多台，总计为老挝修建公路822.4公里，桥梁131座，涵洞2677个，铺设沥青路面485万多平方米。平均每公里的造价为当时中国人民币31万余元。
　　防空作战。为了保障筑路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根据老挝人民党的要求和中老双方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69年3月至1973年11月，先后派出第705大队和第302、第303、第304支队，担负援老筑路工程的防空作战任务。
　　1968年，老挝人民接连取得的巨大胜利，引起了美国和万象当局的极度恐慌和不安。美国和万象当局不断派出飞机对中国筑路部队进行空中袭扰，平均每月达100多批，400～500架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05大队奉命于1969年3月进入老挝，担负对空掩护任务。至年底，该大队防空作战共8次，击落敌机3架，击伤5架。此后，第102、第302、第303、第304支队，先后入老防空作战。在4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援老高射炮兵部队2.1万余人，对空作战共95次，击落敌机35架，击伤24架，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筑路部队和民工大队的安全。

第九章铸造世界和平
本章导读
　　对外军事交往，是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和服务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认真执行中共中央、中国政府的对外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军事关系，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事集团，不进行军事扩张，不在国外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中国支持国际社会采取的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活动，支持国际社会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争端。在对外军事交往中，一贯主张互相尊重，发展友谊，互利合作；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军事外交。其主要特点是：军事高层往来增多，同重点国家接触多，外军首脑首次来访增多，参与多边军事外交多，专业技术交流多。

一、军事外交
　　中国军队已同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军事关系，进行全方位、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军队已在100多个国家设立了武官处，在中国设立武官处的国家已达80多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共派出1600多个军事代表团组访问了90多个国家。来访的外国军队代表团组有2500多个，数万余人次，其中包括由国防部长、三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等率领的代表团1万多个。
　　中国军队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开展专业技术交流。仅1996年，中国军队出访的专业技术团组就达140多个，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千人次。应邀来访的外国专家、学者有近千人。近几年对外军事学术交流与专业技术合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目前已同数十个国家进行了数百次专业技术团组交流活动。这种专业技术团组的互访和考察，对互相学习借鉴有益经验、推动各自国家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外军互派军事留学生的规模逐步扩大。此外，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体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人员培训和装备器材的无私援助，受到这些国家的高度赞赏。
　　军舰互访，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军事外交活动。军舰出访，东道主要派出相同级别的军舰陪同，它们互相称为“姊妹舰”，友好地并排泊靠在一起。它可以使两个不同国家的军队，从高级将领到中下级军官直至普通士兵，都能面对面地直接接触，展开各个级别、不同层次的广泛交流，更加有利于各国军队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共识和友好合作。海军舰艇出访，是以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军队现代化的成就为强大后盾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豪地以主人的身份，迎接一批又一批来自海洋上的朋友———外国海军友好访华编队。海军官兵们胸中涌动着强烈的渴望：中国海军何时也能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使者，自豪地走出国门，走向大洋，走向世界！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85年11月16日，中国海军首次派舰艇编队出访南亚三国，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处女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军军舰舰艇编队先后出访10余次、20多个国家。1997年春天，中国海军同时有两支现代化舰群活跃在辽阔海洋上：一支是由南海舰队司令员王永国中将率领的由我国新一代导弹驱逐舰“哈尔滨”号、新型导弹驱逐舰“珠海”号及我国海军最大的远洋综合补给船“南仓”号组成的舰艇编队，出访美洲四国五港；另一支是由东海舰队司令员杨玉书中将率领的舰艇编队，出访东南亚三国，它由“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铜陵”号导弹防卫舰组成。发展中的中国海军向世界揭开面纱，展现它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阵容。
　　军舰出访，实现军人间的握手，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之旅。尤其是中国海军舰艇首访美国本土，实现了太平洋沿岸两个大国的海军之间的历史性握手，既是中美军队交往史上的突破，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有全世界160多家媒体派员前往采访。美国海军高级将领称：“这次访问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们两国海军相互开放的新纪元的开始。”海军舰艇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美两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让我们共同努力，将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带向21世纪。”海军舰艇访问美洲大陆，是我国海军对外交往史上首次出访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航程最远、访问国家最多的一次，远航历时98天，行程2.4万多海里，实现了海军舰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的重大突破，以令人信服的壮举，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海军的远航能力。
　　1998年5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3国，跨越东西4个时区，行程1.3万海里，历时48天。2002年5月15日，由“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从青岛启航，开始了中国海军历史上首次环球远航。编队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访问新加坡、埃及、土耳其、乌克兰、希腊、葡萄牙、巴西、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家，历时4个多月，总航程3万多海里。这是中国海军史上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航程最远、影响最大的一次军事外交活动。中国海军编队所到之处，受到了所在国人民和军队的热情接待和当地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海军编队的这次历史性访问，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军事交往活动，以维护和平、积极进取和负责任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增进同世界各国军队的互信、友谊与合作，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军队在新时期对外友好交往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雄辩地向世人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忠实执行国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正义、和平、文明之师，中国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强力量。

二、外训工作
　　依据我国政府对外援助政策培训外国军事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了“从受援国的实际出发，为受援国着想，积极帮助受援国军队提高自训能力和掌握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的外训工作方针，人民解放军外训工作人员以极端负责的精神，精心施教，注重言传身教，反复耐心示范，使学员在较短时间内学到所规定的内容；按协议规定的时间，尽快帮助外军学员学习和掌握所需的军事知识和技术；介绍中国军队的经验时有针对性，着重帮助学员总结自己国家的经验。同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训方法，注重针对性，采用形象直观教学法，精讲多练，理论通俗易懂，使复杂的技术易于掌握。1972年6月，中央军委在批转总参、总政《关于向国外派遣军事专家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对外训练中，应着眼提高受援国自训能力，以培养骨干为重点。”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军事专家，在教学中，首先培训外军教官，再同外军教官合作任教，尔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外军教官独立任教；除教会所学专业外，还安排学习教学法、部队管理和训练方法等。中国军队的上述做法，得到受援国的普遍好评。
　　人民解放军先后承担外训任务的单位有院校、部队、医院和工厂等单位130多个。这些单位都成立了外训工作领导小组，设置了相应的外训机构，为保证外训教学质量，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员和翻译队伍。承担外训任务的单位，都注意选配思想作风好、业务能力强、丰富教学经验的干部担任这项工作。解放军总部对派往国外的军事专家，提出了技术过硬、专业对口，并会讲、会做、会教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训的对象，既有军事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又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外训的方式，一是派遣军事专家到受援国施训，一是接收受援国军事学员来中国培训。人民解放军的外训工作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63年。这一阶段尽管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时间不长，自身训练还有不少难题，但凡是友好国家提出外训方面的要求，只要有可能都尽力给予满足。从1950年起，人民解放军先后对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阿尔巴尼亚等国派往中国的6700多名各种类军事学员进行了培训。同时，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各类专家700余人到一些受援国帮助培训军事人员。其中，为越南承担的培训任务最多。
　　第二阶段：1964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和新的援外政策，要求中国承担培训任务的国家迅速增加，外训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在这一阶段里，人民解放军先后为40多个国家培训了军事人员，派出军事专家6400余人，接受外军学员8000余人。训练内容由步兵轻武器装备的使用和基本战术，发展到陆、海、空军重装备的专业技术和合成军的战役战术。
　　第三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这一阶段中，随着对外军事援助方式的改革，外训工作继续得到发展，又新增加若干个国家的培训任务。仅1979年至1987年，人民解放军向国外派出军事专家2800余人，接受外国军事学员2600余人。外训工作的做法是，以派出专家到受援国就地培训为主，接受外国军事学员来中国培训为辅。这种做法，使外训工作同受援国的实际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提高了培训效果。20年来，为发展中国军队培训各级指挥和专业技术人员数千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外训工作的教职员工，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忘我工作，热忱为学员服务，想方设法使学员学会所需要的知识，保证圆满完成教学计划，增进了与受援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有的外国学员感激地说：“我们来中国之前是一盏没有油的灯，现在中国朋友给我们加满了油，可以点亮回国了！”出国的军事专家和翻译，在异国他乡无私地传授知识，严格遵守受援国的法令，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同受援国人民和军队同甘共苦，积极地传播友谊，受到高度赞扬，受到了受援国政府和军队的热情接待和关怀，工作上大力支持。这些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不仅给专家以很高的礼遇，如接见、宴请、授勋，还到专家驻地看望，问寒问暖，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

三、武器外援(1)
　　人民解放军依据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进行了武器装备对外援助，忠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向70多个国家及组织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
　　武器装备对外援助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至1963年，为武器装备对外援助的起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答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请求，开始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及其他军需物资的援助。援助的品种，主要是陆军使用的枪炮及其配套装备。援助方式是无偿的。这一时期，中国还向阿尔及利亚、老挝、古巴、几内亚、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10多个国家，相继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援助。
　　第二阶段：1964年至1978年，是武器装备对外援助迅速增长的阶段。受援国家由原先的10多个发展为60多个；援助的品种由轻型武器装备发展为重型武器装备；援助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的武器装备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计有各种枪420万支（挺），火炮9万余门，坦克、装甲车3620辆，飞机1430余架，艇船352艘，导弹系统15套，导弹449枚，各种枪弹43亿余发，炮弹5130万余发，以及其他装备物资。一些新型武器装备，如地空导弹、歼7型飞机也援助了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第一阶段相比，援外武器装备的品种增加了1倍多，数量增加了5～10倍。
　　第三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武器装备的对外援助进行了认真的调整和改革。这主要是对新签协议的对外军事装备援助项目的金额和轻重武器的结构比例作了调整，并将单一无偿援助方式改变为依据受援国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无偿、收取成本费、贷款或延期付款等多种方式。在这期间，中国除对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坦桑尼亚、扎伊尔、津巴布韦、卢旺达、索马里等40多个国家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外，又对毛里塔尼亚、佛得角、泰国、布基纳法索等10多个国家开始提供武器装备的援助。其中，采用无偿方式援助的有30多个国家，采用其他方式援助的有20多个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同一些国家友好协商，以物易物，一方面满足对方的需要，一方面为自己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服务。
　　主要援助的国家有：
　　援助越南。越南是我国对外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国家，1950年，越南的抗法战争正处于艰苦紧张阶段，越南政府胡志明主席向中国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一定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军事物资援助。至1954年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总计提供各种枪11.6万余支（挺）、火炮3600余门和大批弹药，以及通信与工兵器材等大批军需物资。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后，为加强越南人民军的建设，中国又多次对越南提供武器装备援助。1956年，中国刚定型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方5万支。从1955年至1963年，中国又援助越南总值人民币2.47亿元的武器装备物资，主要有各种枪24万余支（挺）、火炮2730门、飞机15架、艇船28艘、汽车100辆、重型舟桥1.5套、工程机械935部，无线电机6300部、有线电机2万余部、各种枪弹1.6亿发、炮弹144万余发，还有防化、观测器材等装备以及大量军需服装、主副食品等。1966年5月，周恩来对外交部、外贸部、总参谋部负责人指示说：“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援外工作中头等重要事情。” 6月，周恩来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重申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在援越抗美期间，向越国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在1970年至1972年的3年内，中国提供越南的坦克达300多辆，提供的武器装备、物资，总值人民币就达16.5亿元。为保障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需要，中国对越南要求支援的有些装备，采取增加生产或抽调库存的办法，千方百计予以解决。3000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避弹衣等，都是紧急动员、增加生产所提供的；坦克、大口径火炮一时生产不出来，就从人民解放军部队装备中抽调。1964年至1978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总值人民币40多亿元的武器装备物资援助。主要有各种枪177万余支（挺），火炮3万余门，坦克、装甲车810辆，飞机165架，艇船117艘，汽车1.5万余辆，地空导弹系统3套，导弹180枚，雷达260部，无线电机3.2万部，有线电机4.9万部，工程机械4834部，舟桥15套，各种枪弹10.4亿发，炮弹1660万发，地雷19万个，炸药1.5万吨，还有其他器材和装备等大量军需物资，保障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需要。1977年11月，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称颂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支援，表示：“越南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支援。”
　　援助朝鲜。朝鲜一直是我国武器装备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1950年，朝鲜人民抗美战争后，我国派遣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并向朝鲜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援助。从1950年至1952年，我国向朝鲜共提供各种枪6.7万余支（挺），火炮920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20辆，以及一批弹药、汽车、工程及通信器材等。1952年，中国政府还从苏联进口步兵师的武器装备中，抽调3个师的全套武器装备援助朝鲜人民军。上述武器装备，无偿地赠给朝鲜人民军。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时，又将一大批武器装备物资移交朝鲜人民军。
　　援助阿尔巴尼亚。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尔巴亚也是我国军事援助的重点之一。我国对阿尔巴尼亚军事援助的原则是，只要阿方确实需要，只要中国力所能及者，则尽力满足。1961年12月，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军援议定书，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总值人民币1.3亿元。此后，阿方逐年提出新的军援要求，到1963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签订了5个军援协议，提供价值人民币3.4亿元的武器装备。1964年至1967年的军援协议，向阿方提供价值4.85多亿元人民币的武器装备物资，1967年1月，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来访时，除要求中国提供陆、海、空军装备外，还要求援建军工成套项目和供应军工生产原材料、修理设备、武器零备件。据此，双方签订了1967年至1971年的军援协议，向阿方提供的武器装备总值人民币6.7亿元。1967年至1973年，中阿双方又签订了14个军事援助协议，向阿方提供价值11.8亿多元人民币的武器装备援助。这些武器装备中，新型武器装备较多，计有刚刚试产的歼7飞机12架、新型快艇24艘、国产坦克415辆，而且还有地空导弹。此外，还为阿方援建空军机场1座，以及提供通信、工程机械、雷达等修理设备。后来，中阿双方又签订了1973年至1975年3年军事援助协议。从1961年至1978年的18年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无偿提供的武器装备物资主要有：各种枪械75.2万支（挺），各种火炮1.1万余门，坦克、装甲车890辆，飞机180架，艇船46艘，还有地空导弹、弹药及通信、工程、防化器材等一批装备和物资。援助的武器物资除满足阿方军队平时需要外，还使阿军有相当数量的储备。
　　援助老挝。从1959年起，中国开始对老挝提供武器装备物资的援助，六七十年代老挝是我国军事援助的重点国家之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人民解放军将原来对老挝的不定期援助改为每年安排一次，尽最大努力组织援老武器、物资的生产和运输。截止1966年底，援助老挝（不含对富马的援助）主要装备物资共计：各种枪2.4万余支（挺），火炮600余门，枪弹3000余万发，炮弹49万余发，手榴弹20余万枚，无线电台和电话机1300多部，汽车60余辆，军服60余万套。总金额约为人民币5000多万元。以上武器，装备了老挝主力部队25个步兵营、3个高炮营、1个榴弹炮营、1个工兵连、1个通信连、2个警卫连以及地方部队，共约3万余人。在我国的积极帮助下，寮国战斗部队（1965年10月1日改称为老挝人民解放军）由数量不多的单一兵种，发展为拥有炮兵、工兵、通信兵等专业技术兵种的正规部队。1967年以后，根据老挝爱国武装力量的要求，我国提供援助的项目和数量不断增加。仅以枪和枪弹为例，1966年前平均每年援助各种枪3800余支（挺），各种枪弹450余万发；1967年至1972年，平均每年援助各种枪5200多余（挺），各种枪弹900余万发，老挝抗美救国斗争的最后3年，即1973年至1975年，平均每年援助各种枪支17800余支（挺），枪弹2300余万发。这3年，还援助各种火炮2400余门，炮弹90多万发，汽车290余辆，轻型坦克和装甲输送车22辆，摩托车80辆等。1960年至1977年，我国向老挝无偿提供的武器装备物资援助主要有：各种枪11.5万支（挺）、火炮2780余门，坦克、装甲车34辆，各种枪弹1.7亿发，炮弹267万余发，手榴弹92万枚，地雷25.4万个，无线电机2530部，有线电机2654部，汽车773辆，炸药958吨，军服257万套（件），主副食品771吨等，为老挝人民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国还向阿尔及利亚、古巴、几内亚、阿拉伯也门、柬埔寨等10多个国家，相继提供了一些武器装备援助。1958年12月，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访华，要求给予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为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民族解放斗争，从1958年至1963年，共援助阿尔及利亚枪炮15万余件，其中包括美式武器3万余件，及时满足了阿方需要。1960年7月，应古巴政府的要求，中国向其提供了各种枪1830支（挺），无座力炮800门，当时中国刚开始生产高射机枪，数量有限，但为支援古巴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人民解放军宁可自己暂不装备，却优先援助了古巴。1960年10月，几内亚国防部长凯塔·福代巴向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提出军援要求。同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访华的几内亚总统时，明确表示要赠送一些轻武器，1961年2月，中国就向几内亚提供了8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非洲也是接受我国军事援助数量较大的地区之一，其中，坦桑尼亚又是这一地区的重点。1964年，中国开始向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分别提供军事援助。1967年后，中国对坦桑尼亚联合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970年以后，中国随着援建坦赞铁路工程的展开，对坦桑尼亚的军事援助进一步加强，除无偿提供坦克、飞机、艇船、汽车及通信、工程器材等武器弹药外，又分别于1968年、1970年，以贷款方式援建海军基地和机场各1个。1972年又无偿提供1个机场的全套飞行保障设备，这套设备计有车辆67辆、雷达2部，以及养场机械各种器材870余项。
　　80年代以后，除对朝鲜、巴基斯坦、孟加拉、坦桑尼亚、扎伊尔、津巴布韦、卢旺达、索马里等35个国家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外，又对毛里塔尼亚、利比里亚、佛得角、莱索托、阿曼、泰国、布基纳法索等国家开始提供武器装备援助。其中，采用无偿方式援助的有24个国家，采用其他方式援助的有19个国家，与此同时，遵照“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和“有出有进、有给有取”的方针，还同一些国家友好协商，通过以物易物方式，一方面满足对方的需要，一方面获得某些自己需要的技术资料和装备样品，为自己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政府和军队始终按照尊重对方、平等相待的精神，为支援受援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加强国防，做出了贡献，受到了受援国的赞赏。坦桑尼亚国防国民服务部部长索科伊内说：中国本着兄弟般的友好感情给予我们的援助，用来巩固我们的国防，和与帝国主义反动派企图危害我们民族安全的各种各样的威胁作斗争。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阿铁·甘郎逸将军说：中国向泰国提供军事装备，不附带任何条件来改进我们的装备，保卫我们的国家，有助于泰国增强防御能力。

四、维和行动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一贯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重视并支持联合国宪章精神指导下，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大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无疑为军队的军事交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积极参加军备控制和裁军，也就成了军队参与国际事务的新领域。进入90年代以来，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参与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军控谈判，并认真履行了国际军控条约的义务，充分展示了我国的和平形象，证明我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坚持了以下指导原则：
　　（一）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二）坚持以斡旋、调解、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应该动辄采取强制性行动。即使是人道主义行动，也不应诉诸军事手段。
　　（三）反对实行双重标准，不能把个别或少数国家的政策主张强加给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允许少数国家假联合国之名，行军事干涉之实。
　　（四）采取维和行动，要遵循事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严守中立，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等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原则。
　　（五）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条件不成熟时不应实施维和行动，更不应该使之成为冲突一方，偏离维和的根本方向。
　　中国本着上述精神参与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活动。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以来，已先后向“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和“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UNOMSIL）和“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UNAMSIL）等1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军事顾问和参谋军官等军事人员3300多人次。军事观察员所表现出的高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赢得了外国同行的普遍赞誉。在国际军体领域，解放军运动员也取得了出色成绩。在第一届和第二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分别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三和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示了中国军人良好的体育竞技水平。
　　1992年，派遣工程兵部队参加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我国分两批共派遣800人次赴柬维和官兵，在18个月内完成机场、公路、桥梁等多项工程建设和维修任务，其中修复和扩建机场4个，修复公路4条共640公里，新架设或修复桥梁47座，并完成其他大量的勤务工程，为保障联柬维和部队行动的顺利实施做出了贡献。
　　中国军队积极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主张。除与俄罗斯、泰国进行双边安全磋商以外，中国军队还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安全磋商和会晤，为协商双边立场、增进彼此信任、传递有关信息开辟了渠道。
　　中国军队参与亚太多边安全活动日益活跃。近几年来，中国军队多次派员参加亚太地区多边安全会议、亚太地区防卫当局官员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以及各类多边安全研讨会等活动，并先后派员观摩了在泰国举行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西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扫雷演习和潜艇搜救演习。参与这些多边安全活动，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外交和国防政策，起到了增信释疑、建立信任的作用。
　　目前，仍有800多名维和军事人员分别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和“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等8个任务区执行任务。2000年1月，应联合国请求，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派遣了15名民事警察。这是中国首次派遣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此外，中国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人员，认真履行了所承担的职责，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结 束 语(1)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其根本任务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现祖国统一，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新中国50多年来，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指挥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能，保卫了祖国的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与此同时，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全军官兵团结奋斗、英勇战斗的结果。回顾人民解放军半个多世纪不平凡的道路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总结其建军和作战中的丰富经验与宝贵的启示，对于指导未来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遏制战争和夺取战争的胜利，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听从党的指挥，是由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党的领导是建军之魂，立军之本，胜利之源，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人民解放军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一整套制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邓小平也指出，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江泽民指出，人民解放军是绝对领导下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他把党的绝对领导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人民解放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千难万险的考验，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各项建设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胜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种艰苦复杂的任务，最根本的就在于坚持了这个原则。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中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即军队应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闹独立性，不容许任何个人向党争兵权；不容许其他政党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军队一切活动都必须符合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军队成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军队中建设和进行党的政治工作，以保障党中央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对军队的领导；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在团以上部队设置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等等，这都是人民军队建设历史经验的精华，是保证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重要措施，是军队建设的最根本原则。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江泽民也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人民军队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必须永远坚持的建军原则。在新的世纪中，必须更好地发扬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优良传统，党的旗帜就是军队的旗帜，党的方向就是军队的方向，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使军队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第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战略指导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对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做出正确的战略性决策和指导，这是人民解放军战胜强大的敌人和不断壮大发展自己的重要条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依据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环境条件、任务的变化，提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军的宏伟目标，使人民解放军担负起保卫祖国与建设祖国光荣而艰巨的任务。53年的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军队依据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适时进行军事战略转变，使作战和军队建设均成就辉煌。社会主义时期，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多次重要战略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内外形势和军队职能任务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实行了战略重点的转移，迅速完成了从战时体制到平时体制的转变，正式确立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总目标，使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根据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提出了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的战略指导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据此于1985年决定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从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使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对抗格局的结束，世界形势进一步向多极化发展，人民解放军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江泽民提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准备上，由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反映了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新趋势，适应了国际军事斗争形势和中国安全利益的需要。正确的战略指导，使人民军队实现了多次重要军事战略转变，这是革命战争胜利和人民军队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和根本性的意义。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即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新中国的两件大事。军队建设必须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依托，国家经济建设必须以强大的国防为保障，两者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中证明，正确认识和处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走过一段弯路，有过深刻教训。
　　对于这两方面，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正确地把握和处理。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更快地进步。”他提出了要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统筹解决的矛盾之一，确立了“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同时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并生产了核武器。但是，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均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水平提高、国家综合能力增强的基础上，提高国防现代化的水平，使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迈开了新步伐。90年代，江泽民提出了“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由此可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自觉在这个大局下行动，是新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特点。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贯穿于军队现代化建设各个发展阶段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无论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还是从军队的长远发展考虑，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要以国民经济发展为前提。尤其是先进武器装备的发展，要集中和综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几乎涉及到科研和工业的各个部门，代价昂贵。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来充实国防和军队建设。
　　国防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实现国防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又是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可靠保证。如果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努力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一旦发生战争，就可能陷于被动，就难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从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应该坚持协调发展的方针。必须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固我长城”。
　　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不能超越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和可能发展的速度，去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规模，应当在经济建设允许的范围内，保持适当的规模与速度。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在国家建设的大局下行动，和平时期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
　　第四，必须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是人民解放军的真正优势，是军队建设一系列基本原则得以贯彻实行的重要保证。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
　　在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部队中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人民军队创建之初，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即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1934年2月，在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1954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军队政治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规定，使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措施、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和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人民解放军来自人民，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解放军区别于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才能使全军官兵为了共同的阶级利益和远大的目标，团结在一起，形成无坚不摧的战斗集体，才使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着鱼水般的密切联系，得到广大的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和支持。这是人民军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并实行官兵一致、军队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坚持对高中级干部的教育管理；发挥政治工作者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等，一系列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和措施。50多年来建军的实践证明，只有加强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重要论述，武装全军，凝聚军心；坚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坚持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团结，保证指战员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保证作战建军等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跨入21世纪后，人民解放军正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要求，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推动军队的革命化建设。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紧密联系干部战士的思想实际，开展“四个教育”，深入学习“三个代表”思想，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上道德上的纯洁性，为人民解放军在新世纪中进一步发挥政治优势，经受住和平环境下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提供可靠的思想政治保证。
　　第五，必须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加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是由中国的国情和军情决定的。人民军队创建之初，力量非常弱小，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强大的国防军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化战争不相适应的矛盾。无论同世界军事强国相比，还是同面临的主要对手相比，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都有很大差距。因此，其主要任务是解决现代化问题。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前期，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立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总任务。在此方针指导下，50年代在陆军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及其所属部队，逐步完成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历史性转变。60年代中期第二炮兵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的兵种，是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与此同时，国家逐步建成了国防工业体系，部队的武器装备迅速发展。通过进口、仿制和自行研制，全军装备实现了制式化、国产化。60年代中期试验成功了原子弹、氢弹、中程运载火箭，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加强了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整体能力，全军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上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的发展，都取得重大进展。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整体实力，为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不仅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科学的编制体制，而且要有高素质的人。武器装备，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战争是高技术战争，武器技术落后就意味着被动挨打。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必须跟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实行跨越式的发展，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有选择地引进关键装备技术；重点发展装备，集中力量发展“杀手锏”。编制体制，是实现人和武器结合的组织形式，是有效发挥军队战斗力的组织基础。实现部队编制体制现代化，减少数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高军队的合成程度。建立精干、高效的指挥体制，优化军兵种结构。使人民解放军建设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的方向发展。军事人才，是建军治军之本，是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决定因素，培养造就大批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关键。根据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造就人才。把教育训练切实提到战略地位，培养驾驭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军事人才。军队建设现代化，包括军事理论现代化。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根据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特点，积极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探寻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法等等。用开拓精神进行军事理论创新，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为国防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
　　第六，坚持依法治军，提高军队的正规化水平
　　军队正规化建设，是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通观50多年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发展轨迹，表明正规化是军队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集体。现代化程度越高，武器装备越先进，规范化的要求也就越高，越需要加强正规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军队的正规化，就没有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成果和经验，用法规制度和条令条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军队各项建设都有明确的规范，做到以法治军。
　　人民解放军历来重视正规化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经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使之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正规化纳入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并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实现正规化的根本方针，使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进一步加大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力度，军队建设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正规化建设的核心是法制建设，其实质是条令条例，其可靠保证是军事制度建设。人民解放军已颁布了军事法律几十部、军事法规100多件、军事规章1000多件，随着军事法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伴随着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集中统一、体制编制、法规制度、军事训练和作风纪律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子，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才能全方位地推进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使军队建设规范化、制度化。
　　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关键在于管理。治军要严，严格按各项法规制度办事，才能保证部队有纪律，有秩序，有团结，有战斗力。加强科学管理，向管理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要做到军纪严明，军容严整，军令畅通。
　　坚持依法治军，加强正规化建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项全局性、长远性的建设，对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具有重要作用。
　　第七，必须坚持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
　　古人云：“兵不在多而在精。”精兵，是古今中外军队建设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军队建设的一条普遍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强军与精兵的辩证关系，是当代军队建设的方向。坚持质量建军的方针，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人民解放军半个多世纪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提高军队的质量，走精兵之路，建设一支精干的常备军，是相对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基本目标。
　　几十年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特别注重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兵贵精，不贵多。”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战争与和平形势和国家战略为依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精兵政策，合理确定军队规模。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十分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科学地预测战争与和平形势，做出了精兵的决策。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的情况下，即决定对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1952年一年即减少兵员200万。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又连续进行两次精简，到1958年使军队总员额在1951年627万人的基础上减到240万左右，减少了一半多。这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质量。然而，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军队数量大大增加，编制膨胀，军队总员额达到建国后的最高峰，相当于当时苏美两国常备军的总和。这么庞大数量的部队，严重地拖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后腿，使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水平同发达国家军队间的差距又拉大了。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把“消肿”做为提高军队质量的突破口，他指出：要“消肿”，把军队搞精干；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质量建军、走精兵之路，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全军从1979年开始，连续进行几次大的精简整编，特别是1985年，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到1986年，军队员额从70年代631万人减到了30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和提高效能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步，使军队的质量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人民解放军精兵之路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90年代后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世界军事革命的发展和战略格局的变化，决定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全军从1997年至1999年，顺利完成了50万人的精简整编任务，使军队人数减到250万人左右。此次精简，使人民解放军质量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
　　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和军队质量建设的经验教训证明，坚持精兵政策，合理确定军队规模，走精兵、合成、高效之路，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提高，质量才能加强，战斗力才能增加。这是一条利军利国的正确道路，也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但是精兵不是越少越好，而是数量规模适度，注重质量建设。依据国内外形势，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可能的关系，缩小军队规模，提高军队的科学技术含量，实行科技强军战略，这对人民解放军的质量建设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八，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军队，这是中国军队的政治优势，必须发扬。同时，人民解放军又是一支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军队，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改革是军队发展的动力。江泽民强调：既要发扬传统，又要促进改革，使军队在有中国特色的精兵路上不断前进。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人民军队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江泽民系统阐明了如何继承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把它概括为十个方面，即坚持党的领导，团结统一，严格执行纪律，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事训练，注重选拔人才，领导干部带头等。他指出：在几十年的斗争中，人民军队形成的许多优良传统，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曾经激励我们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特色和优势，是保持人民解放军性质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丢掉了这些优良传统，军队就会变质。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把传家宝好好地坚持住，传下去。
　　但是时代在前进，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与时俱进，不改革创新，就没有出路。人民军队的一些传统，包括一些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传统，如果同新的形势不相适应，也要改革或淘汰。江泽民指出，军队改革势在必行，该兴则兴，该革则革。改革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有力杠杆。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军队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军队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要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军队、国防建设思想为指针，用科学发展观，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进军队的改革。在改革中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需要与可能、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做到统一筹划，充分论证，科学决策，稳步推进。要通过不断改革，努力使人民解放军形成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制度，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战斗能力，在新世纪中保证“打得赢”、“不变质”。军队改革创新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有战略眼光，面向现代化，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又谨慎，使各项改革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保持部队高度的稳定和集中统一。
　　同时，在改革创新中，还要正确处理保持中国军队特色和学习外军经验的关系问题。江泽民指出：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要讲两句话，一句是要坚持积极学习，拒绝学习是错误的；一句是在学习中要鉴别，有选择，择其善者而学习。当今世界，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在这方面“文革”十年有过深刻的教训。人民解放军的改革和建设，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跟上世界军事变革和发展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有选择地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实行跨越式发展。同时，人民解放军又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和政治优势，绝不能照抄外军现代化建设模式，应结合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吸收和创新，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军队现代化建设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军队建设的整体效益，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事实充分说明，改革是军队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因素。把保持发扬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人民军队将无往而不胜。
　　第九，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扎实有效地进行军事斗争准备
　　国防战略方针是统揽国防、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总方针，是全面计划、部署和指导平时与战时军事力量建设的基本依据。新中国军事斗争的总体目标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和霸权主义的突然袭击，指导人民解放军等国防力量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和保卫国防安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保卫国防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国家军事建设、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依据。几十年来，遵照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不断加强。建立和不断完善防空体系，注重防空斗争，把防空作为战略问题抓好。1950年人民解放军成立了防空司令部，全国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此后，全国雷达情报网、全国机场网、主要城市和要点防空部队为主的防空体系不断加强和完善；海边防建设不断加强，海边防建设按照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在主要方向，根据作战对象，大力加强预设战场建设，在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国防工事，努力发展现代化武器装备，加强诸军兵种建设，抓好军事训练，提高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军事斗争实践证明，以现代化武器装备和现代化精兵为标志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不仅是保卫国防作战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威慑力量。
　　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坚持后发制人的原则，将政治、外交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相互配合，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争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军委指导下，将军事斗争服从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严格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边海防斗争的原则、政策，加强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在军事斗争中既要保卫祖国领土、领海、领空不受侵犯，严守疆界，又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既要坚持说理斗争，又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既不主动惹事，又不示弱；创造边境斗争的有利态势，一旦反击就要英勇顽强地作战，直至胜利。
　　人民解放军在半个多世纪的军事斗争中，认真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系列军事斗争方针政策，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现代条件下作战能力，常备不懈做好战备工作，注重研究军事斗争新情况、新特点，在历次军事斗争和边境、海上、空中的反侵略作战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第十，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在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之敌，就军事上说，这是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创造总结的一套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坚持了敢于斗争，后发制人，争取战略主动权，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在作战上采取打小歼灭战；发挥运动战和近战夜战特长，限制敌人现代化技术装备效能的发挥；组织对空防御，开展群众性对空斗争等等。在建国后的反侵略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在保卫边疆、领海、领空的历次战斗中，战略战术思想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如积极防御，不打第一枪，不打无准备之仗；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先礼后兵，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诸军兵种密切协同作战；政治、外交和军事紧密配合等战略指导方针和原则。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随着新兴的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对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及其战略战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提出：要依据现代战争的不同情况，努力探索现代战争的规律，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形式、新战法。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领导全军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这就促使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思想，进一步发生新的变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纪里，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和态度对待上个世纪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与时俱进，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一方面必须认识到，新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手段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人民战争的性质和基本规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理论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一成不变的战争指导原则、战术是没有的。随着现代高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与已往所进行的战争相比，在战略指导、战争动员、作战形式、作战对象、规模、力量、空间、时间、形式、力度、强度、进程以至具体打法和战术等，将有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将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因此，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要加强现代条件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要敢于抛弃已经过时的战略战术，坚持和发展仍然适用的战略战术，改进和补充不完全适用的战略战术。根据新战争、新特点，提出新的思路、新的对策和新的战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人民军队独具特色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创造打赢现代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战胜任何凶恶的侵略者，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后 记
　　本书是在研究生讲课提纲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目的是全面反映新中国50多年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发展的简要历程与主要成就，为广大读者了解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等有所帮助。
　　书中利用了已有的有关研究成果。
　　承蒙军事科学院原政治委员王诚汉上将给予很大支持，为本书作序，在此深表感谢。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的领导林登泉部长、曾庆洋、支绍曾副部长的关心和指导，还得到了王福成部长、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姚有志部长、齐德学副部长的支持与鼓励；齐德学副部长在百忙中审阅了部分书稿，原军史部第4室主任谢国钧研究员两次审稿，最后又经杨贵华和鲍明荣研究员等再次审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还得到了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赵一平和专家刘锡林、曲爱国、王成志、丁伟、宣传部严皑部长、包国俊干事、军事科学出版社社长李鹏青、总编麻光武等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本书部分图片选自公开的书报，在此谨向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无法与作者联系，敬请作者见到本书后与主编联系。
　　由于作者水平和掌握资料均很有限，书中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恳请军队的首长和同志们及有关专家不吝赐教，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写者
　　　　　　　　　　　　　　　　 　2004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