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冢揽胜　　杨国庆

中华名冢揽胜　　杨国庆
　中华名冢揽胜　　杨国庆

　　跋

　　我重返版坛伊始，不知天高地厚，就径据选题策划的有关原则，一气儿策划了八个系列数十个选题，其中包括“中华习用语大辞典”、“中华墓葬文化大辞典”和“中华旅游文化大辞典”。在局为我社召开的选题论证会的前一周吧，突然心有所动，意识到在策划这些选题的时候竟忽略了“经济承受能力”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我粗粗算了一下，别说几十个选题都进入运作过程，单是这三个选题，一旦启动，就得有数十万元的先期投入。用《红楼梦》中的话说，还是“守着多大碗吃多大饭”吧，遂毅然决然地删汰了包括这三个选题在内的所有大中型选题。也许是“情有独锺”，在一周以后的选题论证会上，又神差鬼使地根据选题的分化原则，即兴提出了按省市自治区分卷编写“中华墓葬文化丛书”的想法，并反复强调了出版这套丛书的所谓“深远意义”。与会专家和局领导在听取了我对这个选题的总体编辑构思和总体追求以后，虽然大都认为选题本身还不错，但又都说天津古籍出版社“家底儿”太薄，这样的选题还须从长计议。老局长郝志崇先生声如洪钟地说：“对杨总提出的这个选题，我很欣赏。‘风物长宜放眼量’嘛，不见得今年就上马，可待资金有了一定积累再说。”在专家和局领导的启迪下，我茅塞顿开，心里豁然一亮：是啊，出丛书、套书、系列书，即使一本一本地出，或一种种地出，也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不足开一个豆腐房的开办费，要出这么一套丛书，岂不是异想天开！
　　转年，1994　年秋，我公出南京，有缘结识业余墓葬文化研究者杨国庆先生，了解到国庆先生对中华墓葬文化研究的宏伟构想。对他的想法，自然不敢说“英雄所见略同”，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看法真是“惊人的相似”。而相似点，不只在于都看重中华墓葬文化的丰富内涵及研究中华墓葬文化的意义和途径，而且都把普及中华墓葬文化知识看作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又拜读了国庆先生的有关著述和文章，发现他的知识面很广，传统文化的素养也很好，写作态度又很严肃，于是，就请国庆先生从他为研究中华墓葬文化而积累的有关资料中，拿出一小部分，先编写一本普及性的中华墓葬文化读物。国庆先生欣然答应，并谓年内即可拿出初稿，稿名就叫《中华名冢揽胜》。
　　约定此稿的转天，我就要离宁返津了，国庆先生特地赶到宾馆为我送行。未及落座，他就一边从提袋里取出一束稿子，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撰写提纲和样稿写出来了，请指教。”我戏谓之曰：“百年大计，蓝图一夜而就，何其速也耶？”国庆先生莞尔一笑，轻声细语地说：“杨总一再嘱咐‘先画图纸后施工’，我不敢迟疑，更不敢懈怠。况且，我早就想编写这么一本。”我亦笑谓之曰：“原来吾兄成竹在胸久矣。”我接过来刚要拜阅，国庆先生却又着急地说：“先别看，有两句话，您我分别写在掌上，看看我和先生的想法是否一致。”于是，各自以掌代纸，不约而同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突出文化内涵，贴近主旋律；不要写成考古报告或文物介绍。然后我也建议，仍然各自以掌代纸，看这本书写出来在品貌上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结果都是强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寓知识性、教育性于可读性”。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灵默契”吧。我认为，编创之间的这种“心灵默契”，决不是什么心灵感应，而是来自编辑工作者和作者对书稿编写工作的共性认识和共性追求。
　　那天，我和国庆先生话别后一个多小时，就登上了飞往北京的波音737飞机。峰峦如簇的紫金山从机翼下掠过，亮洁如练的长江从机翼下掠过，只有国庆先生的音容笑貌陪我飞往北京，又从北京陪我乘火车回到天津。整个行程，国庆先生都在我的脑际心上，这对一登飞机或一上火车就进入梦乡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例外。
　　尽管国庆先生已过不惑之年，但老成中还有青年人那种在事业上勇往直前的志气、朝气和锐气。他是搞电子的工程技术人员，业余爱好唯读书与写作而已。他读书，既求广博，更求精深，从不浅尝辄止。他搞写作，先是写些抒发情性的散文，如游记、杂感之类；后来，又写些研究或介绍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也许是由于某种契机，他对中华墓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心查阅有关典籍，锐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还借公出或走亲访友之便到许多名冢所在地进行实地访察和踏勘。尤其可贵者，国庆先生并不沾沾于书面资料或访察材料的占有，而是把着眼点和立脚点放在怎样对浩瀚如海、珍贵如金的中华墓葬文化积存进行科学的整理，使其在诸多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中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即使单从国庆先生这一侧影来说，他也已具备学者的品格，何况他在中华墓葬文化研究领域里已崭然露头角呢。
　　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有国庆先生的真诚、质朴和憨厚。在南京，他已是有一定声望的业余作家和业余文化研究工作者，可他待人接物却那样谦恭。国庆先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昊昊。他对昊昊，既是严父又像慈母，在当今青年中，堪称为人父者的楷模。
　　总之，整个返程途中，时时浮现在我眼前的，都是国庆先生其人其事。
　　我觉得发现并结识这样一位作者，是我编辑生涯中的一大幸事。当然，还有。。
　　我由衷地希望，国庆先生能在中华墓葬文化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他对中华墓葬文化研究的宏伟构想！
　　但愿这本书能赢得读者，也但愿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能出版一种“中华墓葬文化大辞典”或一套“中华墓葬文化丛书”！

　　杨锺贤丙子岁仲夏于海河之滨楼外楼如梦阁

　　自　序

　　历代名人，是历代民众的人杰，大都有伟绩。许多人从小就从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名人伟绩中了解到中国数千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将漫漫洪荒中的中华民族，引向文明、引向辉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名冢，名人之墓葬也，在中国墓葬文化史上，以其独特的形式及内涵，起到了龙光射牛斗之效。在那片神秘的黄土地下，或埋藏着千古之谜，一旦揭开，世人释然，茅塞顿开；或留下奇迹，又使世人困惑不解，成为新的千古之谜；或由名冢引发的大量诗文词章、传说佳话，有的入史册方志，有的为民众千古传诵。围绕名冢产生的这些墓葬文化现象，无疑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墓葬在历史演绎中，无意中成了中国文化的载体之一。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用火烧烤食物的同时，对墓地也有了选择。如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上室是居所，下室便是葬地。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了，葬地也起了变化，即与居所分置，如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出现的公共墓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他们是中国墓葬文化的开拓者。
　　名冢的出现，是中国悠久的墓葬文化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华夏文明光照寰宇的产物。无论是神话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大凡有过影响的，一般都拥有一处或几处墓地。后人在这些名冢前，思絮往往会超越时空，隔着一抔黄土，聆听着墓主浅吟低唱久远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教育功能，古代称之“见贤思齐”，如今许多名冢已成为宣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从古至今，由名冢引发的历代名人墨迹、诗文及奇谲传说，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史料，也反映了名冢是中国墓葬文化精华栖聚地的特点。许多名冢与名山胜水相伴，两者互为映衬，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独特人文景观。
　　中国墓葬的陪葬品，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观状的折射。陈显泗先生在《中原文物丛谈》中指出：在新石器早期，“所有死者都有随葬品，不是斧、镰，就是石磨盘和磨棒，或陶制生活用具。”夏时认为“人死无知，用不堪用器物埋于墓中。”殷时认为“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于墓中。”周时认为“人死也许无知，也许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国并存、诸侯争战时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毁器”、“折兵”现象逐渐消失。到了秦汉，随着社会对“事死如事生，礼也”观念的认同，随葬品无论数量与质量也急剧增加和提高。这些文物的出土，真实地反映了数千年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成就。有许多文物不见经传，失传甚久，复见天日后，令世人瞩目惊叹，引起轰动。
　　台湾著名学者陈大络教授预言：“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是中国文物四射光芒的时代；灿烂炳蔚，瑰丽万方。”这绝非痴人说梦。仅一个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兵马俑，已使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85　年第二次参观兵马俑后，叹服道：秦俑“是具有伟大创造的人民和远大未来的明证。”基于上述认识，我从几年来收集、整理的名冢资料中，慎选一小部分汇为一册，算是为普及名冢、古墓文化知识，为迎接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献上一份微薄之礼！
　　这本小书得以刊行，始幸于去年初识的杨锺贤教授，时任天津古籍出版社总社务兼总编务。他得知书稿内容后，当即表示：可以接受出版！这六个沉甸甸的字，道出了杨教授的价值观，也给了我莫大的鞭策。奈何徒有心志，囿于方方面面的难处，惶惶捧出书稿。一些不尽如人意处，祈请有关专家、学者及读者赐教，不胜感激。此书成稿，曾得到全国许多文物工作者和文物保护者的鼎力支持，季士家先生、卢海鸣先生曾给予过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另附拙文《中国墓葬文化刍议》，一并请方家指教。

　　杨国庆1995　年中秋夜

　　龙的传人祭龙师——伏羲陵

　　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到了封建时代成为皇权的象征。其实，龙还是远古时代各个民族不断融合的产物。它代表着每个民族，是华夏民族统一的象征。一首《龙的传人》一经唱出，立刻风靡神州大地，引起举国共鸣，正是“龙”所蕴藏的民族统一文化含义得到认同的结果。由于龙的雏形产生于远古伏羲时代的图腾崇拜，所以伏羲被尊以“龙师”之称。伏羲陵千百年来倍受尊崇，是所有华夏子孙朝祖的圣地。1993年，伏羲陵被列为全国18　大名陵之首。
　　伏羲亦称太昊伏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十分重要的人物。据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下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燃狼烟二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伏羲与女娲作为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神话，其影响是深远的。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记载：“苗人腊祭日报草。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至今苗族传说中，仍认为苗族一系全出于伏羲与女娲。他们兄妹二人遭遇洪水之灾，人类仅剩他们时，毅然结为夫妻，承担起繁衍人类的重任。所以，民间亦称伏羲为“人祖爷”，称女娲为“人祖奶”。
　　据史料记载，伏羲大致有如下几方面贡献：结网罟、养牲畜、画八卦、定姓氏、制嫁娶、作甲历、造琴瑟等。关于伏羲创造八卦，在《易·系辞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古者包牺氏（伏羲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八卦发展、派生出的《易经》或《周易》，不仅对中国的文化，也对世界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赞叹道：“《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说：易道“乃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及其规律的基础。”
　　至于伏羲与龙的关系，则是中国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产物。龙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物，究竟是从鳄鱼、蜥蜴、蛇演化而来，还是从灭迹于六千七百万年前中生代的恐龙化石演化而来，已不可知，现唯一可考的依据来自神话和传说，即伏羲氏以龙纪，是以蛇的出入蛰为物候。龙的形象起源于伏羲，完成于炎黄华夏统一时代，成为各部落联盟统一的象征。因此，在《易经》里，各种取象中最多的就是龙的形象。到了汉代，大量的壁画、墓砖上出现的人首龙身（蛇身）的伏羲与女娲的形象，呈身尾相交状为多，便是明证。龙的形象与人类发生关系，追朔至古的也就是伏羲。
　　伏羲陵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北1.5　公里的蔡河北岸。据最新资料载：伏羲陵庙南宽485　米，北宽396　米，西长784　米，东长817　米，陵域占地330，000　余平方米！整个建筑坐北朝南，金碧辉煌。极目望去，巍峨的殿宇错落于松柏古槐的碧绿林涛中，令人神往。伏羲陵由三道皇城护卫，分外城、内城、紫禁城。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依次为渡善桥、午朝门、玉带桥、道仪门、先天门、太极门、统天殿、显仁殿、寝殿、太始门等建筑。内外城之间又有女娲观、玉皇观、三仙观、岳王观、真武观、太清观。寝殿后的伏羲陵墓高20　余米，周长150　米，呈上圆下方状，寓天圆地方之意。陵墓前的一通石碑上有“太昊伏羲氏之陵”字样，字大径尺阴刻，古朴雄浑。墓碑前还有先天八卦坛，卦序为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系伏羲八卦天地自然之数。在伏羲陵墓后，还有蓍草园一座，面积80　万平方米，以纪念伏羲发明抓蓍草占八卦。现整个陵园占地500余亩。
　　远古先民们求卦为何习惯用蓍草，而不用其它演算工具（如树枝、谷粒、棋子等）呢？这依然与先民对蓍草的崇拜和神话有关。据《易纬·乾凿度》引古《经》说：“蓍生地，于殷凋殒一千岁。一百岁方生四十九茎，足承天地数，五百岁形渐干实，七百岁无枝叶也，九百岁色紫如铁色，一千岁上有紫气，下有灵龙神龟伏于下。”《说文解字》也说蓍草“生千岁（才）三百茎。”这些传说无疑给蓍草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于是历代相传此草非圣人之地而不生，故为历代钦差大臣前来祭祖复命之信物。
　　据有关古籍记载，太昊伏羲陵建于春秋前。五代蜀人杜光庭《录异记》卷八曰：“陈州为太昊之墟；东关城内，有伏羲女娲庙。。。东关外有伏羲墓，以铁锢之，触犯不得，时人谓之翁婆墓。”（陈州即今日淮阳）汉代在陵前建祠，以后历代均有修葺祀祭，成为历代祭祖重要的活动场所。1949　年以后，政府多次拨款对伏羲陵进行修缮，并于1963　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5　年，政府又拨款200　多万元，社会赞助60　多万元，对伏羲陵进行了全面整修。1993　年，农历二月初二，淮阳县人民政府举办了“首届中国龙都朝祖会”，在统天殿前以太牢之礼对中华始祖太昊伏羲氏进行了隆重的纪念。同时还召开了“首届中国伏羲文化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不仅对“龙师”太昊伏羲氏居“三皇之首”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还将淮阳太昊伏羲陵列为全国18　大名陵之首。
　　正因为伏羲氏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加之年代旷久，伏羲陵的文化积淀深厚，有的已形成一种民俗。如古老的民谚“二月二，龙抬头”。在北方许多乡村至今还保留着“正月里不理发，留到二月二”的习俗。而在太昊伏羲陵，自古以来一直沿袭着为期一个月的二月古庙会。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陵前，焚香祭拜，以示不忘祖先，不忘自己是龙的传人。人们举龙旗、献龙舞、颂龙祖、歌龙德，在许多祭礼品及各种玩具上绘制龙的图案，洋溢着强烈的龙文化气氛。因为伏羲是中华始祖，民间认为他能带来子孙繁盛。在陵园显仁殿墙壁上有块青石板，上面有个小洞，人称“子孙窑”。据当地人介绍，传说妇女摸摸“子孙窑”便能怀孕生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子孙窑”被人们摸得乌黑透亮。在太昊伏羲陵庙内，历代名人题联甚多，表达了世人对伏羲氏人类始祖的崇敬和感恩。如王掌丝的联：泄造化之机缄，万世交章开易象；规山川之形胜，千秋陵寝奠淮阳。
　　1995　年，全国城建专家郑孝燮、文物专家罗哲文在考查了太昊伏羲陵后，给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今者，有河南淮阳县太昊伏羲陵，其规模之大，保存建筑之完整，远胜炎黄二帝陵，。。因不久前我们二人曾前往实地考察，深感陵庙之重要与古建筑保存价值之大，实有加以支持之必要。”同年10　月22　日，《中国文物报》特辟“淮阳人祖地，胜迹古文明”专版，在淮阳县主要负责人李华亭、李军法领衔下，对太昊伏羲陵做了全面介绍。人们有理由坚信：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太昊伏羲陵这一中华墓葬文化瑰宝，一定会放射出应有的光彩。

　　农耕之祖万世尊——炎帝陵

　　据1995　年6　月6　日新华社长沙电称：“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的陵寝经过多年的修复，现已基本恢复历史原貌。”其“主殿等建筑40　年前因香火而被焚。自1986　年以来，先后修复了主殿咏丰台、天使馆、鹿原亭、崇德坊等景观，并配合’93　炎黄杯世界华人华侨龙舟赛取‘圣火’的活动，在陵旁新建了雄伟的‘圣火台’。修葺后的炎帝陵，古朴凝重，蔚为壮观。”
　　炎帝（又称神农氏）相传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姜姓部落首领，也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开拓者。史传炎帝成为部落首领后，以火德王，故称炎帝。相传炎帝为少典娶有蟜而生（俗称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为炎帝生辰）。炎帝原居姜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氏战炎帝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阪泉一战，炎帝战败，归顺黄帝。炎、黄二帝媾和遂订盟邙山，共讨蚩尤。史载，炎黄二帝订盟邙山，曾在邙山东口竖立二帝木刻像。木像高可钻天。如今遗迹荡然无存，也无从考证了。炎帝归顺黄帝后，专心致力于农业，教民稼穑五谷，亲尝百草，究药习医，以解民众病疾。
　　据清马櫂《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神农氏不仅教民耕作、教民使用原始的农业工具，还教民如何利用水利，促使庄稼增产。在《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荆州记》道：“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动”。这恐怕是最早的农业水利工程吧。神农氏为何能种五谷，传说中是披上了一层神化色彩的。晋王嘉《拾遗记》卷一说：“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正因为如此，炎帝所以号称“神农”。
　　在有关神农神话传说中，占有很大份量的是他在医药方面的贡献。《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晋干宝《搜神记》卷一曰：“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据查所谓“臭味”，即指“五味”。五味治病各有所主。）《述异记》卷下称：“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据史书记载，炎帝为民治病，采药来到湖南，日遇七十毒而不辍，最后终因误尝了含剧毒的“断肠草”，不幸中毒身亡，“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因此，神农氏又被视为医药之祖。
　　迄今湖北省西部的神农架地区，还盛传着神农在此采药的传说。据80年代末曾凡华、李德禄所记当地一位年届90　岁的盲人云：上古时代，苍天降下一场大瘟疫。一夜之间，人畜死亡过半，原本熙和安乐的南土哀声不绝。冥冥中，有一个声音格外苍凉：治服不了瘟疫，拯救不了人类，我算什么皇帝。。这个发明了刀耕火种给人类带来原始文明，号称炎帝的神农氏，跑到后山之上，仰面向天，一遍遍疾呼，突然，空灵的宇宙飞过一串神秘的音符：去寻找大自然吧，绝处便是生路。
　　受到上苍的启迪，炎帝带着徒弟炎妊、炎生奔向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寻找良药不得，绝望中忽见远山绝顶灿然闪现一株神药，于是他们砍树截枝，搭起三十六架天梯，足足爬了十二个时辰，终登崖顶，采得宝药，救治了南土百姓。后来，搭架的树木落地生根，吐枝发叶，长成了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后世为了纪念这位先贤，将该地区取名神农架。从许多传说来看，神农氏最终因尝百草中毒身亡的结局比较集中。
　　炎帝死后，葬在哪里？一直是个谜，晋以前无考，直到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才有了一说：葬于今湖南长沙。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便下诏书让人到湖南遍访炎帝陵陵址，多年没能查到。有天晚上，宋太祖在梦中得一神人指点炎帝陵前特征，遂再次派人前往查寻，果然于茶乡（今湖南茶陵县，宋时酃县归茶陵）觅见帝陵。几经慎重考证，遂于宋乾德五年（967　年）大兴土木，修陵建庙。以后历代王朝视为圣地，官民朝拜，香火不绝。宋罗泌在《路史》中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吴道南在所撰碑记中，记下了宋太宗觅炎帝陵、修陵建庙的经过。1995　年8　月著名历史学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黄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光岳，历经30　年潜心研究考证后宣布：“中国历史上确有炎帝、黄帝其人，渭水中游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陕西宝鸡是炎黄圣地。”他认为，湖南酃县古有炎帝陵，当为第八代炎帝神农氏榆罔的陵墓。据何先生建议当地将县名改为炎陵县，1994　年已经国务院正式批准。
　　炎帝陵位于湖南东南部的炎陵县塘田乡王家渡附近的鹿原坡上。陵墓距县城约19　公里，整个陵区占地2　平方公里。炎帝陵墓高4　米，墓围86　米。墓前一通石碑上刻有“炎帝神农氏之墓”，为清道光七年（1827　年）酃县知县沈道宽所题。1986　年，在墓前新建一碑一亭，亭内汉白玉碑石上刻有胡耀邦所题“炎帝神农氏之墓”。在陵墓一侧有“洗药池”，相传炎帝采药归来，尝草之前洗涤之处。环顾四周苍松古柏，青翠欲滴。山下溪水，常年滔滔；岸畔有石状若龙首、龙爪，称之为“龙脑石”，游人观后，极喜携一二归去，留做纪念。
　　炎帝陵自宋建成后，历代屡有修葺。明时曾增建圣容殿，清时重修。1954年遭香火焚毁后，如今已基本全面修复。这样，自尧舜时代起，与黄帝轩辕氏一道被尊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炎帝，又拥有了一片让炎黄子孙钦敬的圣地，必将招引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归根之心——爱我中华，振兴中华。

　　巍巍中华之始祖——黄帝陵

　　1995　年4　月5　日的清明节，陕西黄陵县沮水之畔的桥山，龙旗招展，锣鼓喧天。有2　万余人参加的清明公祭黄帝陵谒陵拜祖活动在这里举行。据报载：有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有关部门代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政府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表，以及陕西省领导等。祭陵代表亲临黄帝陵前，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恭读祭文。公祭中，各方代表为整修黄帝陵，共捐资438　万多元人民币。张勃兴的祭文不仅追述了轩辕黄帝的功德，还回顾了中华民族百年磨难，国共合作，誓雪国耻的历史。祭文最后道出了亿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爱国一家，统一祖国，振我中华。
　　黄帝，传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地区伟大的部落首领，是中华民族共认的祖先，千百年来，被尊为中华文明的始祖。
　　据《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河图稽命徵》等籍载：少典氏娶有蟜氏之女附宝为妻，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轩辕于寿丘。黄帝诞生之际，满屋紫气生辉，刚出世就会讲话，聪颖过人。另有一说“黄帝以雷精起”（《河图帝纪通》），即以雷神崛起而为中央天帝。黄帝，姬姓，号轩辕氏，也有叫熊氏。其部落原居西北高原，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展开激战三天三夜，战胜炎帝。蚩尤统率南方以九黎族为核心的蛮族攻打中原时，黄帝联合炎帝族分路东进至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进行决战，在九天玄女帮助下，杀败蚩尤。后来，黄帝被诸部落拥戴为共同领袖。其统辖范围相继扩展到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统一。
　　嗣后，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大臣辅佐下，国泰民安，并涌出一大批发明创造：如苍（仓）颉造字，嫘祖（黄帝妻）养蚕，共鼓、货狄做船，羲和占日，常仪占月，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法，伶伦、荣将作音律，胲驾车，岐伯行医等。这许多发明创造无不体现了当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方方面面，还奠定了华夏民族作为人类伟大民族的基础。
　　据《史记·封禅书》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从此，黄帝仙化之说流传开去。据传黄帝活了百岁余，死后葬于黄陵（今陕西黄陵县城北）。（见《史记·五帝本纪》、《史记集解》、《皇览》等）然而，由于各地人民都怀念黄帝功德，所以不少地方也建有陵墓，借以就近祭祀，那不过是后人所为罢了。自从公元前422　年秦灵公曾“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后，黄帝陵前的香火几乎就没断过。有一例可证：元朝泰定二年（1325　年），有个主持道人状告歹人弄火烧了黄陵殿宇，也孙铁木耳皇帝立即怒召文武大臣上殿听旨：“黄帝轩辕氏，乃我中华民族元祖，不论汉、满、蒙、回、藏，还是苗、瑶、彝、黎、藩，都要敬重我始祖陵寝。”并下旨派专员星夜驰赴关中查办。这充分体现了中华各族人民对中华文明始祖黄帝的敬仰。
　　埋葬黄帝的桥山，其势如桥故称桥山。山周围5　里，沮水环绕，山上种满古柏达8　万余株，树龄在千年以上的就有3　千株，郁郁参天，是我国迄今面积最大的古柏群，自古以来就有“黄陵古柏茂■花”之称，气势非凡。北宋嘉祐六年（1061　年），宋仁宗皇帝降旨坊州（今黄陵县）县令，发动民众前往黄陵植柏1415　株，将寇守文、王文政、杨遇的名字全刻在石碑上，以免除一切差役，专职护林。从此中国有了护林员，黄陵的林木从此也更加葱茏，以致明人赋诗称：“满山翠柏望乔陵，上有仙台垒九层。夜夜唯留明月照，年年只见白云兴。”清代张绍先祭祀黄帝陵后，也留下《黄陵古柏》一首：“老柏虬龙化，盘根绕帝陵。风从南谷响，雾自北桥凝。挂甲宁无据，栖鸾绰有凭。精灵留剑舄，仿佛话飞升。”
　　黄帝陵在桥山山顶正中，其陵高3.6　米，墓围48　米。墓前有碑亭，内有一碑，上刻“桥山龙驭”四字，为明嘉靖年间滇南唐锜所书。传说黄帝就是在这里驾驭巨龙升天的。亭前还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陕西巡抚毕秋帆所立石碑一通，上刻“古轩辕黄帝桥陵”七字隶书；1958　年郭沫若手书“黄帝陵”石碑一通。在陵的南侧有座高大的土台。台前石碑上书“汉武仙台”四字。传说汉武帝率十万之众征朔方回长安，途径桥山，听手下人称黄帝得道乘巨龙升天，桥山只是黄帝的衣冠冢后，他深信不疑，遂令十万大军在桥山黄帝陵侧，修筑了这座祈仙台，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驾驭巨龙腾空升仙。在桥山东南麓还有黄帝庙一座，也称轩辕庙。据传始建于汉代，历代屡有修葺。庙内大殿前有一巨大古柏，称之“挂甲柏”，又叫“将军树”。传说当年汉武帝征朔方途径这里进殿祭祀，随手取下戎装盔甲，挂在这棵柏树上，柏树就此烙上了铠甲纹。
　　191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委派15　人组成的黄陵祭祀团，亲临桥山祭祀黄帝陵。当年的祭文石碑珍藏于黄帝庙内。
　　1936　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为表心迹，于1937　年、1938　年的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共祭活动对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推动作用。其中1937　年4　月5　日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笔手书。
　　1980　年恢复祭祀活动后，每年清明节，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公祭活动，以缅怀人文初祖，共兴中华大业。1995　年4　月5　日公祭结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为黄帝陵兴笔题词：“团结奋进，再展辉煌”。八个字言简意赅，寓意深长。

　　斑竹一枝千滴泪——湘妃墓

　　湘妃墓，又称二妃墓，位于湖南省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的君山。
　　湘妃，即尧帝的二个女儿，后嫁舜帝为妻。姐姐叫娥皇，即湘君；妹妹叫女英，即湘夫人。相传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尧见舜德才兼备，20　岁以孝誉满天下，30　岁“四岳咸荐虞舜”（见《史记·五帝本记》），尧欲将帝位禅让给舜，“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引自同上）。娥皇与女英嫁给舜后，夫妻恩爱和睦，并以女性的智慧帮助舜。据《史记·五帝本记》、《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列女传》等典籍载：舜未成年时，母亲就死了。其父瞽叟又娶妻生下象，瞽叟因深爱后妻，渐渐对舜由冷淡转为恨。待象初长成，瞽叟多次与象合谋杀害舜。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后，瞽叟与象依然不善罢甘休。他们先是让舜修补仓廪，舜按娥皇、女英之意，身穿彩色鸟衣登上仓廪，瞽叟与象乘机搬走梯子，纵火焚烧，舜却鼓动衣裳飞出火海。他们继而又让舜去浚井，趁舜在井下挖泥之际，他们用泥石将井道封闭，舜事先因遵妻嘱，身穿龙形衣裳潜出井底。如此种种陷害均因有妻智助，得以幸免一死。舜即位后，常外出巡视江河，治理山川，开拓疆土。在一次南巡中，舜很久未归。湘妃思夫心切，双双乘船循踪南寻。在洞庭湖畔的君山，湘妃二人因避风浪登山小住。不料忽闻舜帝病死苍梧之野，葬于珠丘。顿时二女柔肠寸断，扶竹痛哭。泪滴竹上，竟成斑竹。毛泽东在《七律·答友人》中“斑竹一枝千滴泪”一句出典于此。后来，二妃因悲恸过度，不久泪尽身亡，葬于君山东麓。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秦始皇大怒，罚刑徒三千，伐树赭山，并令于石壁阴刻封山大印，借以扼制湘水之神不再为患。湘妃墓，建于何时，虽不见记载，但秦以前即已存在，《史记》中这段文字似可为证。据说当时在君山东麓的“封山印”传下四颗，1968　年被毁半数，现仅存两颗，其印长1.2　米，宽0.8　米，笔力苍劲，数千年字迹不减，印文为“永封”、“封山”两种解释。
　　湘妃墓为石砌，墓前20　米处有一对石引柱，高2.8　米，上刻对联一副：“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斑泪一人”。对联两个首字巧接成“君山”，以示湘君墓址所在。墓前正中立有墓碑一通，上面镌刻“虞帝二妃之墓”六个大字。据光绪年间《巴陵县志》载，湘妃墓曾于光绪七年（1881　年）由两江总督兼兵部右侍郎彭玉麟重修并立碑为志。碑前有石香炉一座，“八”字牌坊上刻有花卉、麒麟、狮、象等浮雕，历代文人骚客的诗句辞章、二妃画像勒于石上，排列在引道两旁。
　　1971　年，湘妃墓曾被发掘，挖至大约7　米深时，发现一条空心金龙，长约23　公分，重百余克，造型美观古朴，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内。1979　年，当地政府拨款征地、再次重建湘妃墓，新建的湘妃墓基本保持原貌，墓园得到扩大。据传墓北不远处，旧有宋嘉定四年（1211　年）岳州知府李邕等所建湘妃庙（祠）。内供湘君神像。到明代嘉靖初韩士英重修。这些遗迹历经沧桑，现已无存。
　　有关湘妃的死，历来说法不一。有说二女投身湘江化作湘水女神；有说“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于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等等。由湘妃墓引发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极其丰富，最早最著名的要算屈原《楚辞》中的《九歌》，当屈原来到洞庭湖的君山时，据传其中《湘君》、《湘夫人》吟诵的便是湘妃二女。其后历代文人游“八百里洞庭”以湘妃做题材，或吟诗作画，或勒石题记，不绝于世。今人著名画家傅抱石所作《九歌图·湘君湘夫人》，被海内外有识之士视为珍品。
　　其实，在中国旧文化中，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提倡的是“入土为安”
　　的思想。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后人找到一个感情寄托的场所，君山上的湘妃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治洪之祖禹陵

　　禹陵在我国被称之禹穴的有二处：其一在四川北川县九龙山下，相传大禹降生于此；另一处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东南6　公里的会稽山麓，据《墨子》、《史记》等籍载，是古代治水英雄——禹的墓穴所在。二地相距数千公里，同为禹穴，正是生于斯死也于斯。
　　禹，又叫大禹，夏禹，夏后氏部落首领，夏王朝的创始人，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禹的父亲崇伯鲧擅长治水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鲧死后，禹继父志，逐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并联合其他部落，在伊洛河一带进一步展开治水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得到各部落首领及百姓的支持与拥戴，从而取代了虞舜的地位，成为诸夏之族最高的君长。古神话中有关禹的出生也颇奇诡：一说鲧死，从鲧的腹中取出禹；一说“。。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无论何种神话传说，几乎都与禹治水有关，而且说是尽心尽力，“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使百姓得以平土而居，天下划为九州而治。相传他得九州后，用青铜铸造了九个大鼎，以示他统治的九州。九鼎不仅是夏的传国之宝，至商亦然。秦攻西周，取九鼎，其一沉泗水，余八无考。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中，可谓妇孺皆知，因而各地留存的遗迹也很多。其中谈到禹的墓地，仅浙江绍兴会稽山一处。据《史记·夏本纪》载：“帝禹东巡狩，至会稽而崩”。另据《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而后人所作《禹穴记》却称：禹的墓地“在会稽山阴，昔黄帝藏书处也。禹治水至会稽，得黄帝水经于穴中，按而行之，而后水土平，故曰禹穴。”禹死后是葬穴中，还是葬会稽山阴，后人已无考证，为感念先祖之恩，据史籍记载，从夏启和少康时代，就已在会稽山下建禹陵、禹祠和禹庙，并封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祠。如今在禹陵一带，还有不少从禹姓姒的居民。
　　禹陵背依会稽山，面对亭山，坐东朝西，前临禹池。池岸建有石牌坊一座，由甬道入内，旧有陵殿一座，今已毁废。现有1979　年重建的大禹陵碑亭一座，飞檐翘角，矗立甬道尽头。亭内立有明嘉靖年间绍兴知府南大吉手书“大禹陵”巨碑一通。亭周古槐蟠郁，松竹交翠，幽静清雅。在亭的南边有禹穴辨亭和禹穴亭各一座。系清代浙派篆刻创始人丁敬所作《禹穴辨》，以考辨夏禹墓穴所在而立。在辨亭前方，旧有禹寺一座，现已圮毁无存。
　　禹庙位于禹陵右侧，重檐飞阁，画栋雕梁，中祀夏禹。今庙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　年），历代屡毁屡建。庙门立有禹王碑。碑文原刻在衡山上，传为夏禹治水时所立，有七十余字，非篆非蝌蚪文，难能考释。明嘉靖二十年（1541　年），张明道按拓本重摹于此。中轴线上有午门、祭厅、正殿三进，顺山势逐步而建，殿前辅砌石阶。正殿高24　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仿清代木结构建筑形式。殿内有大禹立像，高达数丈，正襟而立，背后绘有九斧凿，象征大禹疏通九河的功绩。像前楹柱上书“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一联。
　　在禹庙的东侧有窆石亭一座，中设略呈圆椎状的窆石一块。此石高2.3米、围径2.1　米，石顶端有圆孔。传说此石为禹下葬时的一种工具；也有人说是下葬后的镇石，作为陵墓碑以示后人的。石上刻汉以来铭文多种，大多已模糊不清。鲁迅曾考出其中龙朝夫的题诗一首：沐雨栉风天暇日，胼胝还见圣功劳。
　　古柏参天表元气，梅梁赴海作波涛。
　　至今遗迹衣冠在，长使空山魑魅号。
　　欲觅冢陵寻窆石，山僧为我剪蓬蒿。
　　关于禹庙中的梅梁传说，更是丰富多彩。明人刘绩的《霏雪录》中有载：“禹庙梅梁，乃大梅山所产梅树也，山在鄞县东南七十里。。。唐张僧繇图龙其上。夜大风雨，尝飞入镜湖与龙斗。人见梁上水淋漓湿，萍藻满焉，始骇异之。乃以铁索锁于柱。。。”另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50　云：“。。梁时修庙，俄风雨大至，湖中漂梅木一株，取以为梁，名曰梅梁。”如此诡奇的传说，一方面证明了禹庙内的盘龙制作精美，几以乱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华夏子孙对先祖的感念之情。
　　禹陵、禹庙自宋以来设有守陵吏，明以来禁陵庙周围五百步内砍伐。现所见殿宇均为明、清以来建筑。午门、拜厅、东西辕门系清乾隆年间修建，大殿为民国廿四年（1935　年）重建。1961　年，禹陵、禹庙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曾拨巨款数次大修。
　　目前，占地面积约80　亩的禹陵、庙、祀以红墙周匝，浑然一体，显得古朴庄严，以其特有的魅力，每年吸引数十万人来此瞻仰游览，成为民族传统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场所。大禹精神也激励着亿万华夏子孙，去开拓、创造新的未来。

　　邙山墓地冠中华

　　古代著名墓葬区在河南省西部、陇海铁路北边，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山，叫邙山。它的东段由于在古都洛阳之北，故称北邙山，又作芒山、邙山，简称北邙。北邙到这里已是余脉，山体毫无峻险，其貌不扬。然而，满山遍野却古冢累累，古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葬于此地无计其数。用民间的谚语称之：“邙山无卧牛之地”。因而这里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墓葬区。
　　死，是亘古及今人类永恒的话题。特别在古代人们对“死”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时，“灵魂不死”、“死即再生”的宗教观念随之产生。对于死者本人而言，死亡并无意义，但对生者却产生了强烈影响。上至帝王将相、富贵人家，为保佑家族的万世不衰，永居人上，不惜巨金，求葬于天下吉地良壤；下至平民百姓，虽不能厚葬先人，也要在尽可能条件下，择地而葬，以求改变命运，富贵利达。邙山出现的这种墓葬文化现象，与视邙山为“风水宝地”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俗语，就是最好的明证。
　　从中国墓葬文化发展史来看，自新石器时代起，墓葬大都是与村落联系在一起的。至商周后，一般在都城附近建有帝王陵寝及各类墓葬。邙山地处古都洛阳之北，数代王朝在此建都，年代跨越之久，年数累积之长，在中国古都中是少有的。北邙便成了历代墓葬积淀地，出现了如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中描叙的“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现象。
　　当然，“风水”也好，靠近年代很久的古都也罢，邙山若自然土质不好，也断成不了古代著名墓葬区的。邙山的黄土层，不仅深厚，土质也细腻坚实，直立性特佳，这也是邙山墓葬一大优势吧。东周第二代王桓王陵，葬于渑池县南村乡的凤凰山，这里北临黄河天险，与青山、岱嵋寨并肩耸立，山水环绕，风景秀丽，地势险峻。然而土质不好，竟特意从洛阳北邙山运来黄土，垒起一个高10　米，周长100　米的封土堆！邙山的黄土与山上夹杂有碎石的土壤完全不同，更奇的是邙山黄土不仅不易被水冲刷，以至流失，还因土质肥沃，其上生长的草木特别旺盛。也许东周自第十二代景王始葬邙山，就是受其启迪吧。
　　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铸造金属货币的记录，创于周景王姬贵在位期间。
　　据《太平寰宇记》载：周景王葬于翟泉。翟泉位于邙山脚下汉魏故城遗址东北隅金村附近。据载冢高9.5　丈，占地面积达10　亩以上，规模非常壮观。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座古墓竟为外国人所盗挖，所出土的大量周代铜器、玉器流失国外。1928　年翟泉一场大雨过后，金村的一处农田突然下陷，村民发现是一座古墓。基督教堂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组织发掘。共挖了八座“甲”字形大墓，曾出土了青铜鼎、铜壶、玉器等稀世珍品。当时中国政府忙于内战，既未组织挖掘，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一任外国人盗掘。这批周代文物流失国外，造成了迄今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中国墓葬文化史上耻辱的一页。
　　邙山墓区，除景王外，还葬有敬王、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共十余代周王葬在这里，是东周最大的陵区。近人以为“所谓景王，其实是敬王的误写，敬、景同音，误写是可能的”，因此认为邙山墓区东周王陵是“从周敬王迁居新成周到赧王离开新成周的时期”。其实周敬王迁居新成周（今洛阳一带），将其父亲周景王墓迁葬邙山也是可能的。新石器时的“二次葬”就说明古人有迁葬的惯例。加之有史料记载佐证，景王葬邙山当有可能。
　　东汉王朝是刘秀夺取绿林、赤眉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后，于公元25　年建立的，定都洛阳，为光武帝，63　岁病逝，葬原陵。传说刘秀生前想葬于邙山之颠，但他的儿子刘庄极不听话，要他向左，他偏向右；指东，他偏向西。于是刘秀临终前故意对刘庄说：“我命中少水，死后当葬黄河之中，以免受干渴之苦，也算你尽了孝道。”谁知刘庄孝心大发，哭着说：“我从没遵父训，现已知错，您的葬事一定按您嘱托办！”刘秀一听，急火攻心，当场气绝身亡。刘庄命人打造了一具龙舟灵柩，入殓后，将灵柩推入滚滚波涛的黄河中。黄河却突然向北流去，灵柩四周出现一块平地，其上瞬间隆出个陵丘。说来也怪，刘秀的原陵尽管在黄河滩上，历来黄河泛滥却未被侵害过。
　　刘庄的不听话，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秀根据西汉末年除薄葬的霸陵得以保全，其余实行厚葬的陵寝均遭盗劫的教训，决定死后简葬，以免遭不测。临终遗诏：丧葬时应像文帝（葬霸陵）那样陪葬以瓦器，不用金、银、铜等贵重物品陪葬，要因山为陵，不起坟堆。然而，刘秀死后，刘庄即位称明帝，将父亲遗训抛置脑后，随葬宝器珍物无计其数。结果，东汉末年，刘秀的原陵遭董卓挖掘。事后，曹丕评说此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所以曹魏时期墓葬较之汉时，要简薄了很多，与汉时邙山之陵遭劫，是有很大关系的。晋代诗人张孟阳游历邙山，留下的《七哀诗》“原陵郁。。。。”句，当是原陵破败的真实写照。邙山东汉诸陵地面建筑早已荡然，唯有一尊石像，当年也久埋河床的泥沙中，现已置于象庄村南门外。它原是恭陵神道旁的镇陵瑞兽，据考该石象是迄今中原地区最大最古老的石刻艺术精品。我国陵墓神道两侧置石像生之制，始于西汉。而东汉仅存的这只石象，高3　米余，长3.4　米，极具神采，虽已残缺，仍可看出机警之态，两千多年来，无言地观视着历史的盛衰沉浮。据载，邙山除葬东汉刘秀的原陵，还有葬汉明帝刘庄的显节陵、汉章帝刘炟的敬陵、汉和帝刘肇的慎陵、汉安帝刘祜的恭陵，汉灵帝刘宏的文陵。
　　据《后汉书》载，董卓“。。使吕布发（邙山）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因此，曹魏、西晋时期，盛行俭葬，墓内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这不是由于“视死如生”观念上的转变，确是耽心墓葬被盗掘，心态上极具恐惧所致。最典型的是曹操所葬的高陵，要求墓地“不树不封”。这便是后世讹传的曹操有72　疑冢的由来。在邙山上，有西晋五座陵墓，也仅是根据郭缘生《述征记》所载而知的：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晋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晋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还有晋惠帝司马衷的陵墓。这五座晋陵究竟位于邙山什么位置，陵址在哪里，已成为千古之谜。
　　北魏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　年）为摆脱守旧势力的困扰，加强中央集权，实行汉化，遂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元，改鲜卑风俗、服制、语言从汉，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北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无疑又为邙山增添了无数墓茔。孝文帝本人死后葬于长陵，由于地面建筑无存，其确址难辨，直到1946　年孝文昭皇后高氏陵被盗，从出土的墓志及有关典籍对照得知高氏陵旁被称之为“大冢”的，乃是长陵所在。邙山北魏帝陵另一处是宣武帝景陵，位于长陵南10余里，为一土冢。至宋代，这里还曾有过名叫“宣武村”的村落，至现在已改名为“冢头村”了。
　　据载，邙山黄土还葬了二位亡国之君的尸骨。其一是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他在位时荒淫无道，终日与宠妃张丽华玩乐，被隋灭后押至东都洛阳，52　岁时死，后葬邙山。其二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不谙军国大事。宋太祖开宝六年（973　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却被李煜收监下狱，自缢而死。随后不久，李煜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阶下囚，终日不乐，过了3　年屈辱生活。据宋王铚《默记》载：李煜后悔杀了潘佑、李平，一同降宋的李煜昔日大臣徐铉将此事密告宋太宗，太宗遂起了杀心，又听闻李煜所作“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遂赐“牵机药”毒死李煜，死后也葬北邙。
　　北邙自洛阳向东延伸百余里，又出现一座规模空前的墓葬群——北宋陵墓群。宋太祖定都开封后，总觉得不如自己的出生地洛阳，因而想迁都洛阳，却遭到群臣激烈反对，只好作罢了。但他将生父赵宏殷的陵由开封迁至巩县邙山，并划定为皇陵区，还是为了将来能迁都洛阳。在巩县的邙山上，共为七帝八陵（赵宏殷没当过皇帝），附葬皇后20　余人，陪葬宗室及王公大臣，如寇准、包拯等共百余人，随着邙岭的起伏，这众多的陵墓群，蔚为壮观，使人不由肃然，浮想联翩。宋八陵地面建筑仅存神道石雕和陵台，保存尚好，其中石雕群数量极多，气魄豪放，威武壮观。现永昭陵和永厚陵的陵区已修建成宋陵公园，对外开放。
　　古人魂魄究竟有多少落在北邙黄土之下，恐怕永远也数不清。近人游历北邙归来后，留下了“是黄种人染黄了土地，还是黄土地哺育了黄种人”的长叹，恐怕也算是对邙山发出的真实感受吧。据考古发现，北邙早在夏代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取名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位于洛阳与偃师北邙山南。据《括地志》载：商汤名相伊尹死后葬于西亳城（亳，即今河南偃师县）。《皇览》载：秦相吕不韦及其宾客数千人共葬洛阳北邙。西汉文学家贾谊之墓在邙山大坡口附近，东汉名将班超尸骨也葬在这里。据宋洪迈《夷坚志》记，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　年），因宫城殿宇丹漆斑落，需牛骨和灰涂抹。一时弄不到很多的骨灰，操办大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有个叫韩生的献了一计，说：洛阳城外20　里，有千人冢数十丘，“皆无主朽■，发出焚之，其骨不可胜用矣。”主办大臣大喜，按计操办，按时将广袤16　里的宫城、440　间御廊粉刷一新，还受到了宋徽宗的嘉奖。据资料记载：洛阳北邙山，早在本世纪30　年代，出土的墓志铭属后魏的近300　件，属唐代的将近3000件。唐代诗人张籍《北邙行》中写道：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
　　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
　　朝朝暮暮入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
　　这首诗应该是当时社会墓葬文化的真实写照。
　　当然，随着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洛阳邙山的墓葬中，元、明、清时期的名墓也极少见到了。因此，古代的墓葬文化现象，也是与当地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兴衰程度相关联的，是当时社会折射到后世的投影。邙山的墓葬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当您的脚落在那片土地上时，您会感受到千百年来历史的回音在您脚下产生，从而会使您更加热爱这片黄土地的。

　　三让天下建句吴——泰伯墓

　　古吴国，包括今江苏、上海的大部，浙江、安徽的一部，囊括着广袤的江南大片区域。其发祥地是三千多年前的古无锡一带。当时的古无锡，南临浩淼坦荡的太湖，北依烟水迷茫的芙蓉湖，东畔阳澄湖，古无锡的梅里“平地高三丈”。泰伯与他的弟弟仲雍就是从这里将中原文化传播开来，使之脱离原始，步入文明的。后人不忘先贤、不忘文明始祖，特在这片富庶之地，建起了泰伯墓、祠，以寄托他们的感念之情。
　　泰伯（亦称太伯），商末周国（今陕西岐山县一带）人。是周太王的长子，有弟仲雍和季历二人。泰伯得知父亲欲立季历继承王位后，为不使父亲为难，遂携仲雍避奔荆蛮梅里（今无锡县梅村镇），纹身断发，以示永不为周君。泰伯到了这里，拓荒耕地，开渎理水，传播中原文化。当地居民慕其德义，“归而从之者千余家”，拥立他为吴泰伯，自号句吴。关于泰伯礼让王位、开创吴文化的功德，被尊为大圣人的孔子给予了极高评价：泰伯其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不称焉。至此，泰伯被后人奉为“至德”。而泰伯所居的梅里，被人称为泰伯乡的礼义之乡。泰伯死后，葬于无锡鸿山（又名古皇山、吴王墩、皇陵）。其故居改建为祠堂，又称泰伯庙。
　　泰伯墓，位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鸿山西南麓，依山营建，占地面积约三亩。由平台和石阶将各个地面建筑连成整体，四周筑以围墙。顺自下而上的墓道拾级登上最高处，便是泰伯墓冢。冢呈平面圆形，直径约4　米，系青石护围，顶部以土覆盖，高约2　米。墓前分立石望柱一对，柱顶各雕石狮栩栩如生。向下而行是四角攒尖式的四棱碑，正面雕长形双钩“泰伯墓”三个篆体大字，边刻火珠、云龙浮雕图饰。该碑两侧有泰伯墓碑记两块：东侧刻以明弘治十四年（1501　年）杨文所书《重修泰伯墓记》；北侧为明天启三年（1623　年），由东林党首领高攀龙所撰写“泰伯墓再次重修记”。
　　泰伯墓前有月牙池，池后有石牌坊一座，上刻“至德墓道”四个大字。
　　墓道坊后为墓地主要建筑——享殿。该殿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所建，门旁石柱上刻有嘉庆时县令齐彦槐所写对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杯万古江南。”享殿的正中上悬“三让高踪”的匾额，原为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期间所书，现为钱伟长重书。墓地满山林木，郁郁葱葱。山下农田一片，每当收获季节，秋风拂过，金黄一片，景色十分优美，平添了几许对吴地开创者的追思。
　　山下梅村镇上泰伯庙，亦是泰伯墓的一个组成部分，又称至德祠、让王殿。现存大殿建筑，系明弘治十三年（1500　年）无锡知县姜文魁修建。该殿古朴雄伟、气宇轩昂，数百年来留存迄今，实属不易。殿内后壁嵌以石刻，为清代南拙老人蒋衡所书，书法遒劲有力。殿前石坊上“至德名邦”四字，更是神采飞扬，堪称书法珍品。
　　千百年来，泰伯墓、庙早已成为吴中一大胜迹。在此留下踪迹的，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官场失意的隐士，文人骚客更是不计其数，因而留下的诗文也各具特色。如明末道学名家高攀龙，讲的是“心性”，故在《泰伯乡》诗中极力推崇泰伯的“三让”高风：锡山梅里等灵光，三让遗风百代扬。
　　古柏凌云崇墓宇，新祠映日蔼馨香。
　　雍雍世号文明地，肃肃人尊礼义乡。
　　江左由来声藉甚，遥知至德足流芳。
　　又如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皮日休，二人诗文齐名，人称“皮陆”，均不满当时社会的黑暗与统治者的腐朽，相约来到泰伯墓前，各自留下一诗，借古讽今，抒发愤慨。
　　陆龟蒙在诗中写道：“古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诗中直指当朝唐僖宗李儇即位前，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杀戮李儇长兄诸人，立为皇太子，12岁即位的史实，讽刺了唐末政权的腐败。
　　皮日休在七绝中写道：“一庙争祠两让君，几千年后转清氛（芬）。当时尽解称高义，谁敢教他莽卓闻。”
　　诗中所言表面上尽谈古事，讥讽了王莽董卓的篡权、专权，实则表达了诗人对朝廷的忧虑，对宦官刘行深、韩文约之流的愤恨。
　　这类诗词，在其它以墓葬为题材的诗词中，所遗传下来不在少数，当属墓葬文化中的精品。以泰伯墓、庙为题材的其它类形诗词还有很多，如华善述的《谒泰伯庙》、任端书的《泰伯冢》，恕不一一例举了。
　　据传泰伯是三月初三病逝的，当地百姓深为悲痛，纷纷采摘山上白花祭献墓前，以示泰伯德行在百姓心目中洁白无瑕。此后渐渐形成习俗，只是时间改在清明了。至今无锡县鸿山一带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正月梅花百花魁，梅里开花（化）是泰伯。
　　泰伯墓、庙据东汉永兴二年（154　年）吴郡太守糜豹所作《泰伯墓碑记》载：朝廷授命于他，改宅为祠，修葺墓冢。宋、明、清历代朝廷都派祀奉官到墓地、庙祠致祭。原墓地东南里许，还有驻房数千间，现只见地面散落的大量残砖碎瓦。1949　年时，这里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了。之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屡加修缮。特别是1984　年以后的二年，经省、县两级政府拨专款重建，使这座历经千百年的古墓得到了妥善保护。该墓地已被列为江苏省省级保护单位，并立标志碑一方于墓地。游人近年到墓地祭扫、凭吊、瞻仰的，逐年渐多。游览之余，登高眺望吴中山山水水，一派繁荣昌盛的苏南景象，令人陶醉。在追思先贤功绩之余，会更加热爱这片土地的。


　　望丛二帝治蜀功——望帝、丛帝陵
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千百年来，倍受人们称赞。然而，在古代，这里也同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也经历过从漫漫洪荒到文明的艰苦开拓过程。其间望帝教民务农，丛帝率民治水的故事，深深得到蜀人的敬服与爱戴。位于四川郫县城南望从村的望、丛二帝陵及望丛祠，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关于望、丛二帝的历史传说相当丰富，不仅民间有传说，还见诸于多种史籍记载，说法各异。据《蜀王本纪》、李膺《蜀志》记：鱼凫王国之后，有一名叫杜宇的男子从天而降，落在朱提郡之地（今云南省昭通一带）。杜宇来到蜀中，娶一位从江源（今四川省崇庆县一带）井中生出名叫利的女子为妻。于是杜宇自立为蜀王，建都于汶山（岷山）脚下的郫县。由于他教民打猎、种庄稼得法，被人们所拥戴，称之“杜主”，号望帝。楚国有个叫鳖灵的人，死后其尸溯江漂到郫县一地复活。望帝见之，为其奇特的经历和超人的智慧所感动，任命他为相。不久，岷江突发洪水，整个成都平原几成泽国，人们纷纷弃家搬至高地。善于教民务农而不善治水的望帝，便让鳖灵主持治水。鳖灵开玉垒山，引岷江水东入沱江，又凿金堂峡使沱江畅通，终使成都平原消除了水害。望帝自愧对蜀人的功德不如鳖灵，学尧禅让舜之法，将王位让给鳖灵。鳖灵称丛帝，号开明氏。望帝携妻退位后，仍不忘教民务农，故夫妻双双化作杜鹃鸟，每年春季，他们领着繁衍出的后代，成群飞抵蜀地上空，“布谷布谷”啼叫不止，口中滴血也不休。这个美丽的传说，千百年来，感动着蜀中的百姓，也感动着来蜀地的中原人士。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晚年到蜀地写下了《杜鹃行》、《杜鹃》二首诗，真挚表达了他对这位古蜀王的崇敬之情：“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李商隐在《锦瑟》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关于望帝禅位，还另有一说：上古时代，岷江上游有条恶龙，常发大水危害蜀地。龙妹决心开拓嘉定山以泄洪水，恶龙却将龙妹锁在五虎山的铁笼中。蜀地一猎人叫杜宇的，见百姓受害，心如刀铰，遂弃家四处奔走，以求治水方法；路遇仙翁，告以原委，以求治水良策。仙翁被他精神所感动，赠他竹杆一枝，并要他去五虎山解救龙妹。杜宇持竹杆与恶龙大战，降伏恶龙救出了龙妹。龙妹助杜宇治服了洪水，遂嫁给杜宇为妻。杜宇也被人们拥立为王，号望帝。杜宇昔日有位猎友，见他得了美妻又得王位，嫉愤不过，遂与恶龙密谋，将杜宇骗至山中关了起来，这个猎友即篡夺了王位，并逼龙妹为妻；龙妹誓死不从，猎友竟将龙女再次关起来。杜宇后来死在山中，化作杜鹃返回宫中，在龙妹头顶盘旋不去，并啼“归汶阳，归汶阳”；龙妹知是杜宇，亦化作杜鹃一同飞去。另据《蜀王本纪》载：“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乃委国授之而去。。。化为杜鹃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四川通志》云：“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杜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这种传说，在后世许多文人中产生了共鸣，留下了大量诗章，如为世人所传诵的罗邺的《闻子规》：“蜀魄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向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愁人不寐时。”等等。
　　至于丛帝的传说，在《水经注》、《太平寰宇记》中曰：鳖灵“凿巫山，开三峡”，方使“蜀得陆处”。这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经传说的渲染，原来是丛帝治蜀时留下的水利工程，因而倍受历代传颂。从清末起，每年清明节，成都府掌管水利的官员去都江堰举行放水典礼，路过郫县时，都要去望丛祠、陵举行祭祀、祭扫，已成习俗。
　　千百年来，蜀地人民不忘望、丛二帝的历史功绩，仅从对墓的称谓变化，也能反映一斑。宋时陈皋记云：“杜宇鳖灵墓，在郫县南一里，二冢对峙若丘山，俱隶净林寺。”清道光中叶，称之“杜宇望帝陵，鳖灵丛帝陵”。到了民国，墓前碑石干脆赫然刻着“古望帝陵”、“古丛帝陵”。后人没有为那些传说中悲伤的色彩所困感，总将蜀地的文明发展史与二帝紧密联系在一起祭祀。因此，他们的神祠与墓地到了宋代，也就连在一起了。
　　占地面积81　亩的望丛祠，按会稽禹陵规制而建，古朴威严，壮丽肃穆，是经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　年）和1985　年两次扩建而成。祠内供有望帝、丛帝的坐像。在东祠门上书有“功在田畴”，西祠门上书有“德垂揖让”，八个大字高度概括了二帝的历史功绩。殿后有占地17　亩的鳖灵池，池边广植垂柳，池中有荷风亭、耦香榭，池岸建有回洞阁、博浪轩、观稼亭、怀圣亭等仿古建筑。池前为丛帝陵，池后为望帝陵，其状若山丘，遥相对峙。
　　丛帝陵高约10　米，周长百米，陵四周的陵基系青石条垒筑；陵上10　余株古柏参天。原四川督军熊克武所立“古丛帝之陵”碑，已余残迹。1987　年6　月，复制碑立于墓前。
　　望帝陵高约15　米，周长约200　米，是四川省最大的帝陵。制式如丛帝陵，陵周为杜鹃花所环。1987　年也曾修葺。
　　当地民众早在南北朝后，就有了祭祀习俗，每年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祭祀望丛二帝。成为成都府祀制度，始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　年）。民间则在端午节前后，纷纷从各地赶来，朝会、上香、膜拜。活动的高潮部分，要举行对歌会，俗称“吼山歌”。届时“游人如蚁，农人竞田歌，声闻数里”。青年人还向意中人投掷李子传情，大有《诗经·大雅·抑》中“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古风。至今望帝陵旁还有赛歌台遗迹。
　　如今被修葺一新的望、丛二帝陵、祠，再次成为蜀中旅游胜地，当人们徜徉于祠内、池畔、陵前时，默读其间留下的历代墨迹辞章，更会激起人们对中华灿烂文明史的自豪和骄傲，激发起热爱祖国的爱国之情。1992　年，《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了苏秉琦先生的一个论点：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单源的，而是多源的，不只是一只蜡烛照亮四面八方，而是四面八方的火花汇成了中华文明的火炬，照亮了神州大地，照亮了古代东方。我们从望、丛二帝祠、陵中，从望、丛二帝生前死后产生的传说中，不正印证了这一观点吗。苏先生还说：“我国在一万年以内至商代以前的史前时期存在着多源文化区系，经过相互间的撞击、融合，最终形成为多源一统的中国文明传统。”因此，望帝、丛帝与中原地区的炎帝、黄帝一样，都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创建人，这也是望、丛二帝祠、陵能流传至今的真谛所在吧。

　　虎丘山下有谜踪——阖闾墓

　　自古流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将姑苏的美丽推崇到了至极，而苏东坡一句“至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又将人们到苏州觅美探胜的视线，聚焦于虎丘。虎丘，吴王阖闾墓地所在。据《越绝书》载：吴王阖闾葬山下，葬经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蹲踞其上，故名。此后经历春秋更迭，人文兴衰，虎丘的文化层积愈来愈厚，以至游人到此所欣赏、游历的除了这里的景色，便是把玩这个厚实的文化层，反而对阖闾墓淡化了许多。二千余年来，史书数次记载掘墓未遂的故事，使阖闾墓反而成了遥远的神话传说，只有考古学者，还念念没忘虎丘山下，剑池深处的阖闾墓。
　　阖闾（一作阖庐），春秋末吴国君，名光。公元前515　年使■设诸刺死吴王僚而自立。即位后，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实行扩张政策。数次伐楚，楚几乎灭国，后因秦国出兵及吴国发生内讧，方退兵返吴。公元前496　年，越王允常死，勾践继位。阖闾乘越国国丧之机，又发动了吴越战争。两军会战于欈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勾践用计大败吴军，阖闾也被越军用戈砍伤，向后只退了七里路，就伤痛发作，死在路上。他的儿子夫差继承吴王位后，将其葬于苏州海涌山，改名虎丘。
　　阖闾墓位于江苏省苏州市阊门外虎丘山下剑池水中。夫差为营造阖闾墓，曾征调10　万民工，使大象运土石，穿土凿池，积壤为丘，历时三年竣工。史载墓中“铜椁三重，倾水银为池，黄金珍玉为凫雁”。因阖闾生前酷爱宝剑，下葬时以“扁诸”、“鱼肠”等名剑3000　柄殉葬，故有“剑池”一称。据《越绝书》载：“阖闾墓在虎丘山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吴地记》载：“阖闾葬其下。”（即虎丘剑池内）。据传，夫差即位后，在旧臣伍子胥、孙武的辅佐下，牢记杀父之仇，于次年就在夫椒（太湖中的岛屿）打败了越国，并生俘越国君王勾践，罚勾践一家住在阖闾墓地石屋里，为营建墓室的工匠洗衣做饭，打草砍柴。勾践一行在虎丘山下吃的是糟糠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裳，直到阖闾墓竣工，前后历时3　年。夫差见勾践一行个个安分守己、毫无怨言，以为他们丧失斗志，遂不顾伍子胥的多次苦谏，将勾践一行放回越国。以至后来酿成灭国杀身大祸。
　　虎丘，本是阖闾的墓地，到了晋代，已成为司徒王珣、司空王珉兄弟的别墅。由于东晋年间，盛行佛寺建筑，如帝室、朝贵、名僧及一般社会知名人士（如许询、王羲之等），纷纷热衷于此事。王珣、王珉兄弟也于东晋咸和二年（327　年）各舍宅建寺，取名东、西虎丘寺。直到唐会昌年间灭佛时，寺毁，后合两寺移建山上。至宋时，寺已占据了整个虎丘山，登山即入寺，入寺便登山。这种山藏寺内的景致，使虎丘寺名声大振。“塔从林外出，山向寺中藏”，“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锁寺门”之类诗句，贴切而风趣地叙述了虎丘寺的特点，成为宋代“五山十刹”之一，使这座并不算大的虎丘，以其特有的景致与文化内涵，与天下名山争胜。宋代朱长文称虎丘有三绝：“望山之形，不越冈陵，而登之者，见层峰峭壁，势足千仞，一绝也；近临郛郭，矗起原隰，旁无连续，万景都会，西连穹窿，北亘海虞，震泽沧州，云气出没，廓然四顾，指掌千里，二绝也；剑池泓淳，彻海侵云，不盈不虚，终古湛湛，三绝也。”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虎丘记》中写道：“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反映了当时中秋佳节，虎丘赏月的盛况及虎丘已是旅游胜地的史实。当然，虎丘作为人文景观荟萃之地，历代文人词客至此，是不会忘记阖闾墓的。在他们留下的诗文中，或凭吊先王，或借古喻今，使得虎丘锦绣山色平添了许多凝重。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中，留下了“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的句子，借凭吊吴王阖闾的坟墓，抒发对吴地古风的印象。唐诗人刘长卿官场失意，借游虎丘阖闾墓，叙出社会繁华与空寂的盈亏之理：题虎丘寺青林虎丘寺，林际翠微路。
　　仰见山僧来，遥从飞鸟处。
　　兹峰沦宝玉，千载唯丘墓。
　　埋剑人空传，凿山龙已去。
　　扪罗披翳荟，路转文阳遽。
　　虎啸崖谷寒，猿鸣杉松暮。
　　裴回北楼上，江海穷一顾。
　　日映千里帆，鸦归万家树。
　　暂因惬所适，果得损外虑。
　　庭暗栖闲云，檐香滴甘露。
　　久迷空寂理，多为繁华故。
　　永欲投死生，余生岂能误。
　　而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虎丘寺》写下“阴风生涧壑，古木翳潭井。湛卢谁复见，秋水光耿耿。”感叹阖闾墓中殉葬了“湛卢”一类的宝剑之余，道出了“我来属无事”，希望“归田行可请”的远离政坛的愿望。此后元、明、清及近代的文人墨客多有咏虎丘、吊吴王的诗文传世，其中清代陈鹏年的一首《重游虎丘》诗，竟被列为“虎丘诗案”，差点丢了脑袋。陈鹏年是清代难得的清官，为此得罪一帮朝廷佞官。在任苏州知府时，总督葛礼想陷害他，举其《重游虎丘》诗，以为诽谤圣朝，句句旁注奏劾，遂被摘印下狱，以死罪论处。其中“代谢已怜金气尽”一句犹被渲染，认为直指清入关前国号“金”。亏得康熙亲自朱批“朕阅其诗，并无干碍”等语，陈鹏年方从死牢中得救。当然康熙并非仁慈，而是出于葛礼为废太子党羽，不予重用的缘故。
　　阖闾墓历经二千余年，从各类记载来看，该墓仍保持完好。无论是勾践灭了吴国，曾掘墓以泄心头之怨愤，还是秦始皇、孙权动用民工掘地三尺，以求那几千把传世名剑，均无功而返，仅留下离奇的神话故事。不过1955年，在修葺虎丘园林时，曾将剑池水抽干，发现池东岩壁上有明代长州县令等官人及唐寅、王鏊石刻二方：说明正德六年（1511　年）冬，剑池干涸，见吴王墓门，后用土掩之一事。经发掘，剑池北端最狭处发现一个“人”字形穴，高约3　米，可容单人出入，洞底横叠三块石板，最上面一块已经脱位，斜倚在下面的石板上，为人工所为。此处与春秋战国洞室墓形制相象，有人估计这里就是墓门。1978　年10　月，池水抽干后有人用手摸出洞穴北端底部石板的厚度约16—18　公分。为保护虎丘塔基，两次都没有移动石板、进行试掘。阖闾墓是否在里面，这一千古之谜尚未揭开。
　　1995　年4　月，在苏州西北郊真山春秋大墓中出土的文物，经有关专家考证，出土的1.2　万件玉器中的玉饰为“珠襦玉甲”，就是一种“玉衣”。那么，曾轰动一时，盛行汉代的金缕玉衣其文化也就源于吴国。当我们再次面对虎丘山下阖闾墓时，在“铜椁三重”的里边，阖闾尸骨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件“玉衣”在等待着重见天日哩。


　　最大的家族墓地——孔林及孔子墓

　　孔林，亦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位于山东曲阜城北1.5　公里。孔林是我国时间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地，也是世界罕见的宗族墓地之一。
　　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母亲颜徵在去世后，孔子将父母合葬在防（今山东曲阜县城东7.5　公里防山之北）的时候，曾对弟子们说：“古也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由于孔子常年率弟子周游列国，担心回到防祭拜时，找不到父母双亲墓地，落个“不孝”骂名，于是“封之，崇四尺”（筑了四尺高的坟丘）。孔子死后，弟子们为他选择什么样的墓式煞费苦心。孔子的弟子之一子夏回忆道：从前孔子讲过，看到几种不同式样的坟墓：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筑的高堂一样；有的狭长而高，像“坊”一样；还有的四方广阔而两旁向上尖削，如同斧的刃部一样，这种形式又像马鬣（马颈上的一排刚毛），叫做“马鬣封”。孔子赞成后一种。于是，孔子墓的“马鬣封”的制式得以确立，成为封建社会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影响很广。有种传说孔子墓地是他本人选定的。在孔子七十三岁那年，他感到行将告别人世，便叹道：“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之后领着七十二弟子去勘选墓地。孔子认为墓地风水直接关系到后代的兴衰，所以他不辞劳累，亲自奔波于齐鲁大地，最终选定曲阜城北的泗水河之滨，少昊陵傍，圈地数顷为墓地。除了墓莹，最早的地面建筑是孔子弟子们为守墓而搭建的茅屋。据《史记》载：孔子殁后，弟子皆结庐守墓，服丧三年，唯子贡思慕情深，三年之后复独居三年始归。这期间，子贡将南方稀有珍木楷树移植于墓旁，借以寄托他对老师的一腔真情。后人念其深挚感人的师生情谊，在子贡守墓处建三间西屋，立碑“子贡庐墓处”以记之。清康熙年间，子贡手植楷树遭雷击焚死，康熙帝得知后，不仅补植楷树一株，还立碑一通，亲笔手书“子贡手植楷”五个字。传说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前后，这块石碑便会昼夜不停地冒出水珠来，屡拭屡冒。当地人说那是子贡为祭祀老师而伤心流泪，所以俗称“含泪碑”。
　　秦始皇当政后，由于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对儒家创始人孔子当然亦不放过——尽管孔子已死去二百七十多年。秦始皇不仅派兵抄了孔子的家——孔庙（所幸孔子九代孙孔鲋将《论语》、《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砌于祖堂的夹皮墙中，得以保留），对孔子墓地也大肆发掘，唯恐有儒家经典藏于地下（见《孔氏祖庭广记》）。传说孔林中的洙水河，也是秦始皇所为。秦始皇为了让儒学彻底消亡，欲破坏孔子坟墓的风水，他将孔子墓与阙里故宅用条人工河隔开，认为孔子就无法显圣了。而孔子后人认为：这条河正是孔子当年就预料到的圣水，早年孔林缺的就是这条河，秦始皇甘愿为孔子效劳，帮助完成了孔林的最后一项工程。
　　到了汉代，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发展，文化进一步繁荣，表现在墓葬形制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变革。这个时期的墓不仅筑有封土标志——墓冢，而且强调“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十五年》），实行厚葬。被秦始皇破坏的孔子墓，于东汉永寿三年（157　年），开始敕修，恢复孔子墓。当时的墓“地不过一顷”。孔子墓前东为其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这种墓葬布局称之“携子抱孙”。人们认为“怀子抱孙，世代出功勋”，“父在子怀，富贵永远来”。墓葬的布局与风水关系到圣脉的兴旺。对此，孔子祖孙三代的墓地，环以红色垣墙，称之“东周墓地”（或称“三垅”），形成了墓地中的墓地这一奇特墓葬文化景观。
　　自东汉经过历朝历代的十三次重修、增建、扩充至清雍正年间，孔林已占地达3000　余亩，并筑有长达7.5　公里的林墙。墙内乔枝巨本，古木参天，青翠苍郁；奇木异草，比比皆是，四时不雕；林下墓冢累累，碑碣林立，石仪成群；六十多座楼亭殿堂坊隐现林木中。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游罢孔林，欣然挥毫：古柏森森聚虬龙，石麟含笑坐春风。
　　祖孙三代封三垅，洙泗同源水一泓。
　　遗爱在人存槁楷，后雕垂世仰苍松。
　　史迁自叹低回久，我亦逢人问泮宫。
　　在孔林密密匝匝的墓冢中，有许多墓的主人生前都是为世人所熟知的，有的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如《中庸》的作者，孔子孙子孔伋，其墓被元帝封为“沂国述圣公”；封建社会流传甚广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的孔融，他是孔子第十九代孙孔宙的第六子。孔融让梨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94　年小学课本中被选入，作为楷模教育学生从小学会互相谦让的美德。孔融入仕途后，做过北海相、大中大夫等，在文学上成为一代大家，为“建安七子”之一；清初著名剧作家，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因一部传奇剧本《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鞭笞权奸，褒奖忠良，而遭到清廷迫害，免官家居。好在死后没被拒之孔林门外。解放后，墓旁增植桃树，以示纪念。除了这些知名的墓主为孔林增添文化色彩外，上千块的碑碣中，有许多也是闻名于世的。最著名的要算孔融父亲孔宙墓前的碑。孔宙死后，他的故吏门人“陟名山，采嘉石”，为他精心制了一块墓碑。碑额文为篆书“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正文十五行，每行二十八字，赞颂孔宙的功绩；碑背面刻了“门生故吏名”及籍贯。这块碑书体秀丽婉约，圆浑饱满，“结构廉稳如蛰虫蟠屈，深冬静摄自卫，又如人循墙伛偻，不敢逾尺寸，而端凝质重，望之可与拱揖”，“实超前绝后第一手笔也”。现这块闻名于世的墓碑已陈列于孔庙东庑，被公认是举世仰慕的书法珍品和文物瑰宝。孔子墓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平视只见“大成至圣文宣干”，“王”字的最后一笔以下均被墓前的祭案所遮。相传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亲赴曲阜祭孔，他踏着黄毡来到孔子墓前，望着墓碑良久，一言不发又转回驻跸亭（跸：是皇帝出行的车驾）。引驾官孔尚任见状，立即派人用黄绫写上“先师”二字，覆盖碑上的“文宣王”，康熙得知后，立即上前行了一跪三叩大礼。事后，孔尚任解释道：自古君拜师不拜王。为了今后免屈圣驾，闹出这种不快事情，随后在碑前立了一条石祭案，恰好能将“王”字挡住最后一笔。孔林墓刻中，留有许多名人题迹，如明代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国史总裁、孔子六十二代孙孔闻韵的岳父大人李东阳，明大臣严嵩和清代翁方纲，近代康有为等人手迹。
　　孔林距今二千余年，历代流传下的传说、奇闻轶事相当丰富。游人去了曲阜，请上一位当地导游，不仅可以观赏我国唯一一处木石合一的大型陵园风貌，还可以听到孔林里“油篓坟”、卜筮用的蓍草、灵芝、野山芋、乾隆女儿下嫁“天下第一家”许多有趣的故事，那一定会在游兴勃发中，感受到中国墓葬文化之神韵的。
　　1995　年，在举世瞩目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孔子的第77　代嫡孙女孔德懋女士向新闻界透露：希望能和分离40　多年、远在台湾的胞弟孔德成携手归故乡，在曲阜孔林祖墓前，把酒祭祖先。孔德懋女士的愿望实现之日，无疑是孔林千百年来的又一大盛事。


　　古老的“地下乐府”——曾侯乙墓
位于湖北西北部的随州，是传说中炎帝神农的故里。西周时为随国都城，战国初期为诸侯曾国，秦属南阳郡，历经数千年文化的演绎，古文化沉积丰厚。在当地，自古就有供奉炎帝神农的习俗，留下了丰富的传说故事和名胜古迹。据说在随州（现改为随州市）城关西北5　里的擂鼓墩，就是当年祭奉神农大典擂鼓的地方。谁也没曾想到，这个擂鼓墩，日后竟能和中国音乐发展史联系起来，没想到地下竟埋藏了七千余件极其珍贵的随葬品，特别是古代8　种乐器（124　件），其中首次发现古代完整的稀世珍宝编钟——曾侯乙编钟，令世人惊叹不已。
　　1977　年，当地部队在擂鼓墩兴建营房。在平整山头时，意外发现了一座特大墓葬。有关部门闻讯后，于次年初开始对这座大型木椁古墓发掘。从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参照有关史籍，确定该墓系战国早期曾国君主曾侯乙墓。该地为战国早期随国领地，北望桐柏，南面涢山（即大洪山），东临■水，山岭绵亘，古冢森森。该墓建于红砂岩坡上，凿石为穴，墓坑残存，墓口东西长21　米，南北宽16.5　米，深度近20　米，总面积达220　平方米。墓椁分四室，均以巨木镶隔。主墓室在东，放置墓主特大型主棺1　具、陪葬棺8　具、狗棺1　具，以及一些乐器、兵器、马具、衣箱等物；北室最小，主要放置礼乐器、车马器及200　多枚竹简；西室有陪葬棺13　具；中室规模最大，近50　平方米，整架成套的礼乐器，规模宏大，完好如初。计有编钟、编磐、鼓、瑟、琴、笙、排萧、竹笛等8　种，共124　件。这些礼乐器，品种齐全，排列有序，造型奇妙，错金嵌玉，巧夺天工，宛如一座恢宏的古代地下音乐厅，是我国迄今考古和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
　　曾侯乙墓出土的这套64　件编钟（在擂鼓墩2　号墓出土36　件编钟，二者合称“百件编钟”），最大的甬钟重203.6　公斤，最小的钮钟重2.4　公斤，全套共重2500　多公斤。以编钟大小和音高为顺序，编成8　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全部甬钟饰有碎龙交错的浮雕花纹，大钟还错嵌红铜，显得富丽堂皇。全部编钟均具双音功能，在钟体正面及侧面的击点部位，铭刻着音标，击打时能发出不同的二个乐音，所以可做旋律乐器。这套编钟设计精巧，铸造瑰丽，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古今乐曲均能演奏。1979　年，我国调动了考古、科技、音乐、金属铸造各方面专业工作者，历时3　年，于1982　年成功地复制了一套编钟，从外形、花纹、音色都酷似原钟。湖北省歌舞剧团利用这套复制品，赶排出一台《编钟乐舞》。这台节目以楚文化为依据，以屈原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以曾侯乙编钟为主角，调用“歌、乐、舞”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古代楚国的国势民情：农事、征战、祭祀、文化艺术等社会风貌，显示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曾侯乙墓的编钟架也颇具特色，全架为铜木构造，呈曲尺形，长7.48米，宽3.35　米，高2.73　米；七根横梁上有彩绘花纹和刻文，两端有浮雕或透雕的龙、鸟、花瓣形纹饰的青铜器。钟架的中下层各有三名青铜佩剑武士，其形为用双手及头承托着钟架横梁，气势非凡。这套钟架承受2500　公斤，历时2400　余年，出土时依然矗立如故，足见钟架的坚实牢固。
　　其它的礼乐器也非常珍贵：有二件排箫，音阶已超过五声音阶范围，是迄今首次发现的先秦实物；二根竹笛，是迄今见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横吹竹管乐器；编磬有残存文字六七百个，内容为音律、音阶名称和编号，是研究先秦乐律学的重要材料。凡是见过听过这批礼乐器的，无不惊叹叫绝。它充分反映了我国战国初期，在音乐文化和金属铸造技艺上的辉煌成就，不愧为我国古代文化瑰宝。
　　对墓中21　名陪葬者，经测定均为13—25　岁的青少年女性。有人猜测，与墓主同葬东室的8　位，可能是墓主乙的妾、婢一类；葬西室的13　位，可能就是中室那批礼乐器的演奏者。
　　曾侯乙墓中，除了令人瞩目的礼乐器，还有以九鼎、八簋为中心的铜礼器，品种齐全，浮雕、透雕、钿镂，巧夺天工，是先秦金器中迄今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金盏；铭文、竹简上各种文字达1　万以上，是先秦墓葬迄今出土文字最多的一次，对考古断代、研究战国初期的历史和古文字学，具有重要价值；造型精巧、结构复杂的尊、盘，采用失腊法铸造，将我国最早使用失腊法的年代从西汉，最少提前到先秦时期。。
　　历史上的曾国，典籍记载不多，但作为楚国的诸侯国，在曾侯乙墓中，反映还是较突出的。那套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的下层中心部位，已不是原有的“大■”，悬挂的却是镈钟。这只镈钟是楚惠王在位第五十六年（前433），为曾侯乙制作的宗庙祭器，铭文上还说是放在西阳。曾侯乙对这份赠礼十分器重，置于编钟最显目的地方。同时，亦可看出曾国文化受楚国文化的异化，起码从曾侯乙时代就开始了。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龙之钟”。楚人的王公贵族，以随葬钟乐来显示自己显赫的身世和文化素养。这些都有文献记载的礼仪，在曾侯乙墓中，得到印证。
　　目前，在擂鼓墩出土的我国古代科学艺术成就的文化瑰宝，已被珍藏于武汉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内。为了再现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的原貌，在随州擂鼓墩原地又加盖厅庑，保存了墓坑、椁室及大部分棺木，并陈列着相应的文物及其复制品等。1994　年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中，随州榜上有名。人们到了随州，除了去炎帝神农故里游览，还会去一睹最古老的“地下音乐厅”的风采。


　　全民悠久的祭奠——屈原墓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楚怀王时曾任左徒，主张修明法度，富国强兵，联齐抗秦。因遭上官大夫靳尚、南后郑袖、公子子兰等人忌恨、陷害，渐被怀王疏远，继而流放汉北、江南，在沅湘流浪达20　余年，备受艰辛。当他62　岁，听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都郢后，于当年（前278　年）农历五月初五，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死后，他绚丽的文学作品、爱国的一腔热情以及悲惨的身世，博得了广大人民的无限赞叹和深切同情。有关屈原死后的传说，不仅在当地，甚至在全国影响很大。
　　韩愈在《湘中》称“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汨罗江在洞庭湖畔汨罗城附近不算大江，可因传屈原自沉此江而名播千古。每年端午节前后，它下游的水不是往下注入洞庭湖，而是江水倒流，慢慢上涨至玉笥山下。这是由于五月初长江上游两岸积雪融化，江水陡涨倒灌洞庭湖，湖水上涨又倒灌汨罗江所致。这一自然现象，也被当地民间附以神奇传说。
　　传说屈原的妹妹屈姑在屈原死时，已有了预感，便在江边捣衣石上痛哭：“我哥回哟！我哥回哟！。。”哭得天昏地暗，惊动了洞庭龙君。龙君有感于屈原的耿直忠良，令水族兵将四处查寻屈原尸骨，并亲笔修书扬子江龙君调峨眉山融化的冰雪之水前来相助。两个时辰后，屈原尸体找到，洞庭龙君即借扬子龙君的冰雪之水，托着屈原尸体，倒灌向汨罗江。屈姑正哭着，忽然江面上涌出一道银光，银光中屈原双眼未闭，袍服完好，涌到屈姑身边。屈姑见状，忙喊来众乡亲，将屈原捞上岸，此时屈原头部已失去半边。洞庭君得知大怒，查知为黑鱼精所为，便将其捉拿活埋在乱石堆下。石堆每年增高，年久即为今汨罗江下游的磊石山。屈原尸体打捞上岸，放在一个沙洲上，后来被叫做“晒尸墩”。屈姑为了使屈原安眠，拿出自己全部首饰，在仙人帮助下，使屈原缺的头颅得以完整。安葬那天，屈姑为了防止秦军挖掘和盗墓贼的破坏，她连夜用自己的罗裙兜土，堆砌疑冢。可是只堆了一个，就累昏了。第二天清晨屈姑醒来时，竟发现汨罗山出现11　个与真墓一样大小的墓地，从玉笥山望去，12　个墓地连绵起伏，每座墓前都竖有“楚故三闾大夫之墓’的石碑。后人便将湖南汨罗县烈女岭上的真假难辩的坟墓统称为“十二疑冢”。其中以赵家冲后一冢最大，形同小山，相传屈原遗体就葬在这里。墓前有清同治六年（1867　年）立的石碑一通，上刻“楚故三闾大夫之墓”。后人为了纪念屈姑，不仅在玉笥山上修建庙祠，还将汨罗山改称“烈女岭”。屈原墓在湖北秭归县也有一座：出县城东行3　里，长江北岸向家坪的清烈公祠殿后。墓前石碑上镌刻“屈大夫墓门”五字，虽然碑前有石坊、阂阙，墓的制式比湖南汨罗县烈女岭的完备，却是后世营建的衣冠冢。
　　每年祭奠屈原的方式也是极特别、极富想象力的。另一传说，屈原投江后，其缺的半部头颅，为蛟龙所食。所以到了屈原的祭日，人们“赛龙舟”，要赶在蛟龙食屈原头之前，保护好屈原；“吃粽子”，让蛟龙去食又香又糯的粽子，而不去伤害屈原，这些风俗一直沿袭到今天。特别是端午吃粽子，已成长江流域很广地区的习俗，代代相传。西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角黍即粽子）；梁朝吴均《续齐谐记》，将粽子附以神奇色彩；至明代，杰出的医药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谷部四》中，对粽子的名称、形状、作法、作用等，作了更加精确的考证：“俗作粽。古人以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关于粽子，除了上述文字记载，有趣的是近年在江西德安县从南宋周氏墓中，发现了二只距今约七百年前的实物粽子。显然，周氏死时，正逢端午节前后。在她右手握的桃枝上，系着二只尖角粽子。据载，这是我国出土文物中，迄今发现的最早粽子实物。
　　其实，无论是粽子、赛龙舟、多疑冢、衣冠冢等等形式，都是人们为了表达对已故文化名人屈原的一种追思之情，是人民对其生命终结的一种评价；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崇尚文化的一种心理素质。

　　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陕西省临潼县东5　公里的骊山脚下，方圆50　余公里的区域，是秦始皇陵所在地。这片广袤的充满神奇色彩的封土，背靠骊山，面临渭河，山南产玉石，山北产黄金（郦道元《水泾注》），左有戏水，右有灞河，是古代堪舆家推崇的风水宝地。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秦始皇即位后，昭告天下，动用70　余万民工，会聚骊山脚下，将墓室挖到很深的泉水下面，然后用铜水浇铸，放置棺椁。墓修筑成宫观以及百宫位次，像咸阳的宫殿；墓室上面以明珠为日月星辰，下面以水银为江河湖海；埋藏有许多珍奇的动物及物品。为防盗墓者，在门口制作了机关暗箭，一旦有人走近，便会射出箭来。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他50　岁的时候，李斯向他汇报，说已经挖得很深，连火也点不着了。他听后，下令他再“旁行三百丈乃止”。可见秦始皇陵这座历时39　年修成的地下建筑其工程浩繁之一斑了。古代的其他文献，如《汉书·刘向传》、《水经·渭水注》、《三秦记》、《三辅故事》等，有关秦始皇陵的记载大体与《史记》同。千百年来，人们除了依靠这些文字来了解秦始皇陵，就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了。传说项羽入关后曾挖掘过秦陵，从陵内墓室飞出了一些金雁。到三国吴国宝鼎元年（266），张善在日南（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交汇处）做太守时，有人把得到的金雁给他。张善根据金雁上的铭文，推断出是秦始皇陵内的随葬品。还有传说，秦始皇在陵区内设置了地市。生动丰富的传说，无疑加重了笼罩在秦陵上的神秘色彩。历史上第一次以实物做为参照物，真正揭开秦陵神秘面纱的，还是从发现秦始皇陵大型兵马俑坑开始的。
　　1974　年3　月，在距秦始皇陵园东约1　公里的晏寨公社下河大队西杨生产队，为解决生产、生活需要，决定打八口水井。在第5　眼水井刚挖到1　米深时，发现了硬的红色土，再挖发现了陶头，当挖到3～4　米深时，不仅挖出了一个已经被碎的陶俑，还发现了秦砖。当地村民并不以为然，在当地或因挖井，或因埋葬过世的人，挖出陶俑是常事。有的视若神明，焚香叩头，呼之“瓦瓦爷”；有的视若鬼妖，鞭笞火烤，借以避邪。从没人想到地下还藏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陶质兵马俑“部队”，那些被挖出的仅仅是些“散兵游勇”。就连历史上车载斗量的典籍中，也从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些旷世珍宝默默地在地下“沉寂”了二千多年。好在时代变了，在过去那些视若神明或鬼妖的村民中，许多人已经不信了。前来检查打井工作的公社水保员报告县文化馆，馆里派人将碎片带回修复。正巧中国新闻社记者蔺安稳回乡探亲得知此事，写了篇《秦始皇陵出现一批秦代武士陶俑》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派来以袁仲一为队长的专业考古工作队进行科学钻探和发掘。经过几年努力，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被昭告天下：这是一组范围很大、规模宏伟、前所未知的大型兵马俑坑！
　　这座大型兵马俑坑由4　个组成。1　号俑坑呈长方形，面积约12600　平方米。2　号、3　号俑坑在1　号俑坑北侧，分别靠近1　号俑坑的东、西两端。2　号俑坑平面略呈曲尺形，面积约6000　平方米；3　号俑坑平面呈■形，面积520平方米。4　号坑尚未建成是个废坑。整个兵马俑坑合计有武士俑约7368　件，车马约540　匹，战车约130　乘，鞍马约100　匹。陶俑陶马等其它文物不仅数量巨大，制作精美绝伦，而且所有陶俑陶马呈秦代军队编制状况。其中1　号坑以车兵为主，辅以步兵，是支车兵、步兵联合编队，主体面朝东，呈矩形方阵。2　号坑由车兵、步兵、骑兵三个兵种组成。东部是一个步兵方阵，在这个方阵之后的南边，是庞大的车兵方阵。车兵方阵以北，是又一种车兵组成的矩形方阵。接着是车兵与骑兵组成的矩形方阵，骑士在前，鞍马在后。3号坑是秦俑坑中最小的一个，地位却显得重要，是秦俑坑的统帅部。据考古学家考证：1　号俑坑是右军，2　号俑坑是左军，未建成的废坑4　号坑是中军，3　号坑是统帅部。宏大的兵马俑坑，反映了当时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中国的一个侧影。
　　秦陵兵马俑的发现，就目前已知，创造了许多令世人震惊的奇迹：用实例（而不是用文字、图解）布阵，留下了秦军编制、阵容格局及各兵种的关系，是一部罕见的“形象兵书”，那些不带头盔，不执盾牌，边军甚至不穿盔甲的兵俑，生动地再现了秦时“科头徒锡”勇士崇尚武力的风采。以大量兵马俑作陪葬，对后来殡葬礼制（特别是汉代，如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江苏徐州汉墓等）产生极大影响；围绕一个主题——直接表现社会政治生活和军事组织的艺术群雕，数量之巨、个体之大、雕塑之精、场面之壮伟，产生的艺术冲击力之强烈，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早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之前，慕名而来的中外人士纷沓而至，络绎不绝。1978　年9　月，法国总理希拉克参观秦俑坑后，兴奋地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随着1979　年10　月1　日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馆后，前来观赏、研究的游客及专家的剧增，“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桂冠已渐被世人所承认。
　　秦兵马俑坑虽已昭告天下，但仍留下了大量的未解之谜：箭镞的三个面经过锉磨，放大投影20　倍后观察，锉磨的纹路不仅很细、很规则，而且同一镞的三面之间误差不大于0.15　毫米，不同镞的三个面，误差不大于0.2　毫米，这是何等先进的精密加工？！秦俑的兵刃出土后，仍然光亮无比，寒气逼人，经科学检测，上面镀了一层厚约10　微米的含铬氧化层。可是镀铬工艺是1937年在美国发明的，德国人在50　年代申请专利。秦代的镀铬工艺是怎么回事？！一柄被数百公斤重的陶俑压弯的剑，当发掘者小心搬开俑后，弯剑竟慢慢挺直了。二千多年前秦代工匠，是采取什么工艺铸出这柄千年弹性不变的剑？！秦俑坑顶的棚木，周长粗60　厘米，成千上万根的粗大棚木，全是终南山的红松，是采用何种运输方法运来的？！发掘出的秦俑均系彩绘，颜料均系天然矿物质，唯紫色在自然界中从未发现，直到本世纪80　年代才由人工合成。秦代的紫色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些未解之谜，无论将来能否解开，其本身的文化价值之丰富，是无须赘言的。
　　1983　年以来，有关部门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一历史奇迹，展示祖国文化遗产，精心组织了“秦代兵马俑全国巡展”，以各种形式分头漫游世界，先后已到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展出时，预售的四百万张票，立即被抢购一空，日本观众说：“这不但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东亚人的骄傲。”在瑞典展出时，《瑞典日报》诙谐地写道：“当中国人创造这些奇迹时，我们的祖先大概还在树上。”秦俑无疑被国际友人看作是文化的使者。它不仅走出了中国，走出了亚洲，还走向了世界。它本身巨大的文物、文化价值，不但在国内受到普遍重视，在世界上也得到强烈反应。国外友人看了秦兵马俑展览后，激动地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是二十世纪世界考古史上最重大的发现。”如果说一个发掘了二十多年，还需发掘几十年的秦始皇的兵马俑坑，就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么到秦陵全部发掘后的那一天，将会产生何种惊天动地的轰动效应呢？

　　马王堆墓葬揭秘——轪侯利苍夫妇墓

　　湖南长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春秋战国时期，已成楚地，经济文化得以繁荣；秦时，这里设置了长沙郡；到了汉代，刘邦封功臣吴芮为长沙王。长沙的经济文化在汉时得到长足发展，加之汉代对墓制提倡“厚葬”，所以，在长沙一带，不仅留下大量的汉时贵族墓葬，而且墓中随葬品也较丰富。
　　在长沙市东郊五里牌，有一座方圆半里的大土堆，高约10　余米，呈马鞍形。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载：马王堆是西汉长沙王刘发（前155　年—前129年在位）之母程氏（养母）、唐氏（生母）的“双女冢”、“二姬墓”。到了清代说法开始混乱，清代《光绪通志》承上一种观点；而《长沙县志》、《善化县志》却认为是五代时楚王马殷父子的墓地。更有一说，这土堆形似马鞍故原名“马鞍堆”，后演绎成“马王堆”。
　　千百年来，马王堆究竟是谁的墓地？地下究竟埋藏了哪些东西？谁也不知，谁也无暇顾及这堆土。1971　年底，当地政府看中这块风光优美的地方，在此兴建马王堆疗养院。不料，从钻孔处意外喷出可燃气体，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于次年初，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马王堆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一个惊世骇俗的奇迹诞生了——墓中不仅埋藏了丰富的珍贵文物，而且还有一具距今二千余年恍若新葬的女尸！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原来马王堆有三座墓。二号墓是墓主西汉早期的长沙国相、第一代轪侯利苍（？—前186），一号墓是墓主利苍之妻辛追，被一号墓封土所压的三号墓是墓主之子。据《史记》、《汉书》记载：利苍以军功任相，被封为第一代轪侯，食邑七百户。吕后执政第二年（前186），曾为137　位列侯排座次。轪侯为第一百二十位。同年利苍卒。从其子三号墓出土的一块木牍上，得知三号墓主的入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二月二十四日。一号墓建于三号墓之上，参照随葬器物，利苍之妻辛追约葬于公元前166　年。这三座汉墓规模相当宏大。仅以一号墓为例，墓坑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6.8　米，墓口到墓底深16　米。从墓口向下有四层台阶，每层向内收缩1　米。台阶以下，是一个上大下小的斗型坑壁，一直到墓底。墓室的南北长7.6　米，东西宽6.7　米。椁有三层，棺有四棺。七层棺椁套叠，置于三根垫木上面，四周填塞木炭，木炭外是白膏泥层，再外是五花土和黄泥封土。正因为如此，整个墓室完全隔绝于外界的空气与湿气，故女尸保存完好。当时考古工作者打开棺椁是分开进行的。三层椁是在当地揭开的，四层棺却是被整体吊上地面，送到清理室进行开棺的。清理室不仅有考古工作者，还有医务人员、摄影师等。当揭开内棺盖板时，一股令人难闻的酸臭味散发出来，随即人们发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贵妇人平躺在茶水色的一种液体中。女尸仰身直肢，头北足南，瞪着圆鼓鼓的两眼，张嘴吐舌，呈现早期腐败现象。女尸长154　厘米，重34.3　千克，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且具弹性，毛发尚存，指、趾纹路清晰，四肢关节略微可以转动。女尸用丝麻绵帛厚厚裹了二十多层，从头至脚横系着九道丝带，又在上面覆盖着一件泥银彩绘黄纱丝绵袍和一件绣花绢丝绵袍，这些五彩缤纷的锦绣衣衾完整如新。
　　过去，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现的上千年尸体都属于干尸或称鞣尸。例如埃及木乃伊距今五千年，开罗博物馆的拉美斯二世尸体距今三千一百余年，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保存的都是这类。可马王堆女尸是软湿的，距今也达二千余年，而竟如此完好，世界目前尚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对于古代防腐科学水平和医学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其解剖过程曾拍成科教片《西汉古尸研究》，成为医学史上的珍贵资料。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多达三千余件，不仅展示了汉代当时的社会生活，还提供了当时大量生动的实物资料：帛书，又称“素书”，为一种白色生绢，质地平软，极便书写，过去只是见于文字。在马王堆三号墓中，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实物；在多达12　万字的帛书中，有天文、哲学、历史、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多种早已散佚，此次发现不能不说是我国古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三号墓中发现的“导引图”（即医疗保健体操图解），是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一幅健身图谱，对研究“导引”的源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出土了三幅世界上现存最早，具有相当水平的实用彩色地图；还有一顶据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乌纱帽，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一号墓的内棺上，所绘风云变幻的宇宙太空和一百多个活灵活现的神怪，令人赞叹不已；覆盖在内棺上的帛画绘有天上、人间和地下三界景物，色彩艳丽，线条准确，堪为珍稀。。
　　自1972　年马王堆发掘后，研究马王堆出土文物，已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仅在国内有各种研究小组和研究会，在国外一些有关大学，也召开了马王堆学术研讨会。马王堆墓葬文化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现一号、二号墓的墓坑已填塞，恢复了封土原貌，三号墓墓坑作了保护性整修加固，并新建大跨度顶棚，供参观游览。马王堆出土的大量文物，现存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专用陈列室内。参观者多达数百万人。国外友人称马王堆汉墓是世界文化中的“黄金宝库”，是“无价之宝”，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作为每一位炎黄子孙，当听到这些赞叹，心里能不涌出强烈的自豪感吗！

　　科学与愚昧共存——满城汉墓

　　1968　年6　月某一天，在河北满城县西南约1.5　公里处的陵山，某部队在施工中，偶然发现坑道内出现一个巨大洞穴，经初步观察是一座古代墓葬。此消息后经周恩来批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会同河北省有关单位组队到现场发掘。经过月余努力，这座被历史湮没达二千余年的地下宫殿重见天日，庞大的墓室中出土了大量豪华奢侈的随葬品。根据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及纪年判定，该墓主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
　　刘胜是汉景帝的庶子，汉武帝的哥哥。景帝前元3　年（前154）立为第一代中山王，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统治中山国达42　年之久。据说，他还是三国时期刘备的老祖宗。中山王历经5　代，唯有刘胜墓，典籍史料均没记载，成了千古疑冢。满城汉墓的发现及确定墓主，无疑填补了史料的空白。
　　随后，现场发掘工作者又根据汉代盛行夫妻合葬的习惯，对陵山进一步勘查，在刘胜墓北约100　米处，发掘出刘胜妻子窦绾的墓。两墓皆坐西朝东，凿山为陵，依岩建墓。两墓在形制、结构上基本相同：为斜坡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墓道中填以石块和黄土。刘胜墓用土坯封门，窦绾墓用小砖封门，土坯缝与砖缝间皆灌以铁水，封闭牢固，似铸成一堵铁墙。两墓的墓室顶部凿成拱形或穹窿形，室壁弧形，室底开凿排水设施。据专家们鉴定，刘胜夫妇墓所以能保存二千余年之久仍完好无损，是因为整个洞室的开凿，均符合力学原理。
　　汉时由于盛行“死犹如生”、“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所以刘胜夫妇墓是仿人间宫室院宅开凿的。墓中各室用途为：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房，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放置棺椁的象征性住房。据载，墓室随葬品相当丰富，其中甬道及南耳室内葬有实用车6　辆、马16　匹、狗11　只、鹿1只。北耳室内葬有大量陶器，部分陶器内还装有酒、粮食和鱼类。中室与主室内置有铜器、铁器、金银器，漆、玉、石器和陶器等。其中铜器制作犹为精致，或错金银或鎏金。如通体鎏金的“长信宫”铜灯（灯上刻有65　字铭文），可调节灯光的照度和照射的方向，烛燃烟灰可通过宫女手臂内溶入体内，还可拆开各部便于清洗。错金银博山炉，通体用金丝错出精致的纹饰。炉座铸有三条蛟龙出海，以龙头托住炉盘；炉盘与炉盖铸出“博山”，山势峻峭，神兽出没，猎人隐约其间；放入香料在炉中点燃，青烟通过炉盖的许多小孔，袅袅升腾，借以达到海中仙山的“博山”效果。整座炉所塑造出的生动画面，一方面体现了铸工的高超技能，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称之“举世罕见”，实不为过。墓内出土的金银医针和刻有“医工”的铜盆、铜漏壶等，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科技史具有重要价值。据《内经·灵枢经》载，医针有九种，故称九针。刘胜墓内出土医针共计九枚，四金五银。这九枚医针中有毫针二枚，鍉针、锋针、员针各一枚，其余四枚因残缺无法辨识。这九枚银针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针灸术和医学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出土的漏壶，是古代的计时器，是迄今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对研究我国天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万余件文物中，被称为“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的还是墓主身上穿的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
　　据《后汉书·礼仪志下》载：皇帝死后“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玉柙即玉衣——编者）这是东汉时对玉衣使用所规定的严格等级制，区别在于“缕”上。在西汉时，对玉衣的使用还没分等级。在《吕氏春秋·节丧篇》（卷十）这样记叙了早期的“玉衣”文字：“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所谓“鳞施”，当指死者身上复以鱼鳞状的物质。又据1949　年后在河南洛阳的考古发掘中，一些战国时期的墓葬死者的面部、身上、脚下均有穿孔的石片，据析是编缀在一起复盖在死者的面部和身上的。这可能就是玉衣的原始形式。玉衣的出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死”的愚昧思想，与当时涌现的先进科技成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玉衣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贵葬服，没能流传很远，仅盛行于汉代。
　　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据《三国志·魏文帝纪》：“作《终制》曰：。。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随葬玉衣的制度，可能从魏以后就废除了，迄今在考古中，未发现魏晋以后的玉衣。汉时盛行的玉器贴身之葬，得缘于当时迷信玉衣能够保存尸骨不朽。据《汉书·杨王孙传》载：“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脂。”所以，刘胜和窦绾死后，不仅口有玉含，鼻有玉塞，眼有玉盖，耳有玉瑱，胸部和背部放置许多玉壁，身上还穿了金缕玉衣。玉衣在过去考古中屡有发现，无一完整。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考古中的首次发现。其外观和人体相仿，分头、衣、裤、手套、鞋五部分。刘胜的玉衣形体肥大，全长1.88米，由2498　片玉片组成，用金丝约1100　克穿过玉片上的小孔，编缀而成；窦绾的玉衣比较瘦小，全长1.72　米，由2160　片玉片组成，共用金丝约600克。刘胜夫妇墓发掘后，两套玉衣尽管保存得很好，但他们的尸骨早已完全朽烂，仅剩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
　　满城汉墓出土的精美文物，特别是许多能够反映当时科技水平方面的文物，与墓主通过葬式所折射出的愚昧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遐想空间。

　　名冢名碑传万世——东方朔墓

　　汉武帝的侍臣东方朔生前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墓，历经800　余年后，会有一位著名书法家为他亲书赞文，重刻石碑。传说因此东方朔的故里广袤大地，也免遭了一场战乱之祸，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
　　东方朔不仅是汉武帝的侍臣，也是一位文学家，字曼倩，汉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东）人。武帝即位之初，征举贤良方正之士，他上书自荐，以滑稽自夸，为武帝所奇。先后使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给事中。其人行不检点、滑稽多趣、善辞赋。但他诙谐而刚毅直言，谏止兴土林苑、骂董偃，颇显胆识，故难以重用。所作散文赋《答客难》，即抒发了他内心怀才难以施展的苦闷。61　岁病死，葬于他的故里。著作有《东方朔》22　篇，大都散佚，《汉书·艺文志》录有篇目。其作品风格曾为杨雄、班固等人师法。因其才智出众，后世称之为“仙人”。关于他的传说很多，《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等书托为东方朔所作。
　　东方朔墓位于山东省陵县神头镇西南2　华里处。墓园由坟墓和祀祠两部分组成。墓北临笃马河，东傍秦汉72　冢的高大墓群，该墓长22　米，南北宽18　米，高3　米。墓前原有石碑一通，上刻“东方朔先生之墓”。整个墓地一片苍凉、简朴，前往凭吊的人，怀古思贤之情会油然而起。唯有春夏之际，墓区绿草茵茵，倒也显出几许生机。
　　一座侍臣的墓葬历经2000　余年，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其间大自然的风蚀雨侵、人为的毁损，已使许多地面建筑荡然无存，其中包括祀祠和其它许多石刻。1977　年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唯有墓前唐天宝十三年（754　年）颜真卿亲书的《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竟奇迹般保存下来。这块碑造型高大宽硕，四面刻。正面和两侧系晋夏侯湛撰《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正文，背面为唐颜真卿撰《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碑阳碑阴各十五行，左右两侧各三行，每行三十字，大字楷书。宋代苏轼曾如此评价道：“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实为颜碑中的珍品。
　　颜真卿书写此碑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有关。颜真卿开元中举进士，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遭权奸杨国忠嫉忌，于天宝十二年（753　年）出为平原（今属山东）太守，世称颜平原。他料安禄山必反，乃修城积粮，训练兵丁，早做准备。此时，安禄山派人来平原，名为游历，实为刺探防务情况。颜真卿一面遣使报警，一面泛舟饮酒，故作懈怠，以麻痹使者。他陪同安禄山使者游历东方朔故里（今陵县神头镇）时，因见原碑残缺漫漶，特为亲书赞文，重刻石碑，并“以四尺之度封其崇，以百亩之田清其疆”，四周“各立界石”，“前后左右稍植松柏”。据传，安禄山使臣回去后，除汇报了平原地区的防务及各方面情况，还特别提到颜平原所书的东方朔墓碑，称其书法遒劲秀拔，雄健浑厚，大气磅礴，似乎胸有雄兵百万，胜券在握的气势。果然，安禄山举兵叛乱后，河北尽陷，独平原一城完好。
　　这块颜碑，1200　年来，世人争相拓摹，推崇备至，不仅是书法文化中的珍品，也是墓葬文化中的珍品。
　　东方朔墓于1978　年被山东省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标志碑加以保护。1984　年，国家和地方政府拨专款修建了“东方朔博物馆”，并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墓碑》及《东方朔画赞碑》等其它有关文物陈列馆内，供国内外游人观赏。

　　雪山冰美人新说——王昭君墓

　　1994　年，一支由俄罗斯女学者娜塔丽娅带领的考察队，在海拔2500　米俄罗斯境内的阿尔泰山距中俄边境铁丝网不到9　米处，对一处古代遗址发掘中，从地下5　米的冻土里，挖出了一块巨大的冰块，冰块里“睡”着一位身裹丝绸的艳丽少妇！据称该少妇是2000　年前的贵族妇人，不仅墓室奢侈考究，衣着华丽，而且还有完好的日常生活用品，有六匹高大的骏马陪葬。这是继1971　年中国在马王堆出土千年以上“新鲜”女尸后，世界考古史上，又一重大发现。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震惊与关注。美国《全国地理》杂志社摄影记者查理士·奥利尔立即赶赴现场采访，比利时皇家艺术和历史博物馆迅速组成电视摄影组飞赴发掘地。。一些西方学者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Herodotus　的记载，认为这位“冰美人”是2000　年前生活在黑海之滨的西塞利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不太可能，从黑海到阿尔泰山相距4000　多公里，行程遥远，交通工具落后的2000　年前无法做到，从她身上的丝绸判断，来自中国长城以南的中国妇女可能性大些。还有的学者干脆认定：“冰美人”也许就是西汉元帝时的汉匈和亲的使者王昭君真身。
　　持后一种说法的理由归纳为三点：首先，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9公里大黑河南岸的王昭君墓，见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是唐代杜佑的《通典》，此后的史书一般沿袭杜佑之说。对此，很多年来学术界颇有争议，已成为历史之谜。早有人认为王昭君随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迁徒到了帕米尔高原后，客死在那里，葬于阿尔泰山。其次，据史学家考证，王昭君的长女云嫁给匈奴的辅佐大臣须卜，当时须卜就负责管辖这一叫“乌克克”（意思是“天尽头”）的地方。丈母娘死了，帮助妻子厚葬其母，也是可能的。最后，从阿尔泰山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依照汉武改制的车辆及汉代丝绸服装、铜镜、漆器等文物（现收藏于圣彼得堡遗产博物馆里），说明阿尔泰山早在2000　年前，汉文化就在这里驻足。“冰美人”不仅身裹黄色丝绸，而且从富有弹性的肩膀、臂部及柔软的大腿肤色看是黄皮肤、黑头发。据娜塔丽娅称：“在未来的几年里，随着DNA　测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有可能最终搞清楚这位‘夫人’的真实身份，重写横跨欧亚大陆的马背民族的历史。”
　　在内蒙古西部传为昭君墓的尚有多处，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位于黄河南岸，实际只是一座天然小石山。出现这一现象的真实原因，恐怕与王昭君在草原人民心中的地位有关。
　　王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人（今湖北兴山县城关乡宝坪村——昭君村）人。元帝时入宫为待诏，数年未见帝面。竟宁元年，（前33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至长安朝觐，求美人为阏氏（正妻），甘做汉族女婿，以示世代友好。王昭君自愿出嫁匈奴，出塞和亲。到了塞北后，据说昭君一改汉人习俗，住穹庐，披毡裘，食畜肉，饮奶浆，过的是完全游牧生活。她被封为宁胡阏氏，与单于生有一子，名伊屠智牙师。三年后，呼韩邪单于去世，又依匈奴风俗，嫁前阏氏子复株累若鞮为妻，生有二女。在匈奴，她曾教当地妇女织布，并屡以珍贵礼物馈赠下属，深受人们爱戴，在她的教育影响下，她的女儿、女婿、外孙及侄儿都为维护民族和睦作出了贡献。自她出塞后的40　多年内，汉匈相安无事，长城内外出现了“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祥和景象。传说中王昭君死后的墓地，影响最大的要算呼和浩特市南郊的一座。这座墓，远望墓表黛色冥濛，因此历代相传称为“青冢”。据传每到深秋时节，四野草木枯黄，唯有昭君墓上仍嫩黄黛绿，草青如茵，故有“青冢拥黛”之称，列入呼和浩特旧八景之一。又传说昭君墓的形状一日三变：“辰如峰，午如钟，酉如■（■：即鸡■，一种脚高、头散开的菌类植物）”。墓表为人工夯筑的封土堆，高达33　米，占地约1.5　公顷。墓前有平台及阶梯相连，与中原地区汉代帝王陵墓形制颇多相似之处。墓前、墓顶各建六角亭，以供游人憩息。进入墓园大门，迎面是一通石碑，立于墓前，上面镌刻着蒙、汉两种文字的题词：“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是1963　年10　月董必武参观昭君墓时所作的《谒昭君墓》绝句，热情讴歌了两千年前民族友好的史迹。1964　年，昭君墓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政府对昭君墓进行了多次整修，是国内外游人到呼市必游之地。
　　当地迄今还流传着有关昭君墓许许多多美好的传说：婚后不孕的妇女，可到青冢上和衣睡一觉，如果梦见许多鲜花竞相开放，当年就可怀孕。昭君到了这里留下一把剪刀，剪出了牛、羊、马；留下了一捧种子，使塞外一片青葱无限；留下一柄琵琶，止息了漫天风雪；。。做完许多好事后，化做霞光返回天界，这座小山是昭君升天之地。对这些传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得好：“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男儿马革裹尸还——马援墓

　　在陕西省扶风县城约3.5　公里伏波村旁，有一座圆锥形夯土堆，高约10米，直径约10　米，这便是东汉初年的名将马援墓茔。墓前立有清代所刻“汉伏波将军墓”碑石一通。这座墓得以流传至今，不仅是因为马援的赫赫战功和“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还与他死后发生的东汉历史上著名的“明珠之谤”有关。
　　马援（前14—49　年），字文渊，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新莽末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归附割据陇西的隗嚣，不久跟从刘秀，参加讨伐隗嚣的征战。建武十七年（41　年）任伏波将军，受封新息侯。在戍边西北时，极喜养马，又得相马专家杨子阿指点，通相马骨法。后综合各家相法，铸成铜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以为名马之模式，著有《铜马相法》。
　　汉光武帝刘秀对伏波将军马援的功绩是深为赞许的，每回远征奏凯归来，光武帝均要设宴为马援接风洗尘，犒劳一番。在一次庆贺宴会上，文武百官争相向马援道贺，一时慰问颂扬之辞溢满宴席。马援的好友孟冀，平时以足智多谋著称，也向马援说了几句恭维话。不料，马援眉头一皱，颇为生气的说：“在这种时候，我正需要你良言忠告，为什么却随声附和，一味地对我说恭维话呢？”孟冀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应对。马援见他不说话，便铮铮言道：“如今，匈奴和乌桓还在北方不断侵扰，我想请朝廷恩准，前往进击。大丈夫应该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乡，怎能死在家中儿女的身边？”孟冀一听，深为感动，连声叹道：“将军真不愧是大丈夫啊！”马援的“马革裹尸”豪言被文武百官深深印在了心里。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62　岁的马援听说武陵五溪（今湖南、贵州交界地区）蛮夷发生叛乱，他不顾体弱多病，主动向光武帝请战。为了消除光武帝疑虑，马援当场披甲向光武帝表演了骑术，终于得到了批准。
　　马援统率4　万人马南征的消息，不久就传到叛军那里，当马援率师到达临乡时，叛军畏惧马援的多谋善断，闻讯南逃。马援乘胜追击，不料，在壶头山遭叛军伏击，进攻受挫。当时南方天热，军中流行疫疾，士卒病死不少，马援心里焦急万分。然而，与马援心怀异端的部将耿舒，却偷偷写密信给在朝廷的哥哥耿弇，说汉军进剿失利，是因马援指挥失当，进军沿途多有骚扰，吃喝嫖赌不问战事。耿弇将此信转呈光武帝。光武帝大怒，急命驸马中郎将梁松到马援军中任监军。
　　梁松与马援早有嫌隙，得了这个差事本想好好整一下马援，以出昔日怨气。不料，马援由于长期南征北战，年事又高，加上军内的流言蜚语，心力不济，猝死在壶头山军中。梁松依然不肯放过已死去的马援，他向光武帝奏了一本，说马援不仅指挥不当，吃喝嫖赌，还贪得无厌，沿途搜刮民财，抢掠珠宝用袋装车载。光武帝看后，恼怒万分，下令锶夺了马援封爵。
　　马援的妻子万万没想到一心想“马革裹尸”、报效朝廷的丈夫到头来弄到这个结局。当马援的尸体被士卒运回来后，她带人含泪在城外的小树林中，埋葬了马援。次日，她戴孝用草绳自缚到宫里向光武帝请罪。光武帝拿出梁松的奏章，马援妻子才知道自己丈夫受了不白之冤。
　　马援受冤后，朝廷文武百官无一人敢于说句公道话，都怕受牵连，也不敢去马家吊丧，怕引起祸端。但是，平日抑慕马援一身豪气的县令朱勃，虽与马援素昧平生，却出于义愤，壮着胆子向朝廷奏了一本。文中列举马援的功绩及人品，认为是受了冤屈，希望朝廷重新调查所谓“明珠之案”。
　　光武帝看过奏章，又听了平日与马援关系不错的大臣们意见，遂派人重新调查此案。原来所谓袋装车载的哪是什么明珠，而是产自南方的薏米仁。是马援从南方带回一车，用以治病的。薏米仁亮晶晶的，有人误以为是明珠。梁松得知此情，便大作文章。真相大白后，光武帝不仅因为梁松是驸马，更怕为马援平反，会影响到自己的威望，也就搁置一边了。
　　光武帝于建武中元二年（57　年）死后，时年30　岁的明帝即位。他为加强其统治，日晏坐朝，善刑理，注意吏治，内外无幸曲之私，断狱得情。他为“明珠之谤”结了案，为马援做了四件值得称颂的事：一是严惩梁松；二是为马援建庙修墓；三是亲自题写金匾“马革裹尸”派人送到马家；四是将“马革裹尸”谱上曲子，作为军歌，规定汉军出征前，要高唱三遍，以鼓舞士气。可惜这首曲子久已失传。
　　如今若到陕西省扶风县，去伏波村旁的马援墓前凭吊一番，想象千百年前英魂冤魄，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和联想的。

　　纸圣魂落龙亭镇——蔡伦墓

　　蔡伦是中华民族“四大发明”的古代科学家之一。1800　多年前，他发明了纤维纸和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朽贡献。然而，最后遭辱自杀身亡，葬于生前封地。
　　蔡伦是东汉桂阳郡（今湖南郴县）人，字敬仲。12　岁入宫为太监，先后任中常侍、尚方令（官名，负责分管宫廷中所用器物）等职。永元九年（97年），蔡伦发明以树皮、麻头、破布、渔网造纸，获得成功。元兴元年（105年）奏报朝廷，得到和帝刘肇赞赏，遂下令推广。自此，全国没有不跟着使用这种纸的。元初元年（107　年），邓太后认为蔡伦在内廷时间很久，功绩又大，遂封他为龙亭侯，因此，世人都把他发明的纸称做“蔡侯纸”，一时名扬天下。后又任长乐宫太仆。建光元年（121　年），安帝开始亲理朝政，他听信谗言，以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治罪于蔡伦，要他从封地龙亭（今陕西洋县龙亭镇）来廷尉处伏罪。蔡伦耻于受辱，于是沐浴整衣理冠，服毒自尽。据说蔡论死后，龙亭当地乡民偷偷移出遗体，掩埋在龙亭旁的乡野，留下标记。每年蔡伦的忌日、清明，四乡百姓纷纷为蔡伦举行野祭。在蔡伦故里，也有类似传说。蔡伦死后30　年，汉桓帝元嘉元年（151　年）朝廷迫于民意，才为蔡伦平反昭雪。龙亭县的民众遂将蔡伦墓告示天下，地方官府调集银两，征召民工，将蔡伦遗骸迁葬龙亭镇，修墓立碑，建立了祠宇。
　　蔡伦墓园大门，为三门石牌坊。门前一对石旗杆，高达三丈六尺，蛟螭缠绕，精雕细刻，极富艺术气息。牌坊两侧，各踞石雄狮一只。过石坊，有钟鼓楼等建筑，其后是古柏夹道的青砖甬路。迎面是坐北向南的拜殿。殿内珍藏着历代文人骚客名家歌颂蔡伦业绩的楹联、匾牌。过拜殿后是献殿，祭奉着蔡伦神位。从两侧边门向后入得一院，院内千年汉桂，虬枝盘曲，依然显现出勃勃生机。院中是蔡侯祠，祠后便是蔡伦墓。墓冢呈复斗状，封土高二丈，宽五丈余，下半部为青砖条石砌筑，上半部封土上竹木掩映，郁郁葱葱。墓前有石碑一通，上面镌刻着“汉龙亭侯蔡公伦墓”八个大字。碑前为石刻夹道的青砖甬道与墓门相连。歇山顶垂花的墓门上，著名民主革命家于佑任先生手书“蔡侯墓”三字，悬嵌其上。
　　蔡伦墓历经千百年的沧桑，历代文化在这里都有沉淀。人们到这里瞻仰遗迹，缅怀蔡伦的不朽功绩，常会留下感人的辞章。明末诗人徐乾健在谒拜蔡伦墓后写道：策马龙亭日欲熏，江头遥见蔡侯坟。
　　汉封遗迹空怜在，青史香标世共闻。
　　漫拂鱼笺铭旧德，不烦竹简谢夫君。
　　频过多少千秋意，感慨依依望断云。
　　1957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将蔡伦墓祠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先后多次进行修葺。
　　在湖南耒阳县城蔡子池畔，也有一座蔡侯祠及蔡伦墓。祠、墓最初营建年代不详，公元1300　年，耒阳知州陈宗义加以复修；抗日战争期间，遭战火破坏。1956　年，蔡侯祠、墓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9　年，郭沫若题“蔡伦之墓”，刻于墓前牌坊式的门额上。
　　在国外，自蔡侯纸问世后，很快先传到朝鲜和越南，又逐渐传遍世界。
　　在此以前，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纸张，有的书写在草皮、树叶上，有的书写在羊皮或其它兽皮上。蔡伦纸的出现，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竞相仿制。在法国中部安贝尔市郊，有一古老的造纸作坊，坊旁便设有“蔡伦馆”。馆内的墙壁上，悬有造纸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路线图。
　　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兴起，随着国际游客的增多，蔡伦墓已成为全球范围造纸工作者和纸史研究者朝拜“纸圣”的地方。

　　落凤坡下悼凤雏——庞统墓

　　在四川省德阳市市中区白马关乡，有两条连接成都至西安的纽带：一条是川陕公路，另一条是古驿道。沿川陕公路岔出的水泥公路而行一公里左右，可踏上石板辅筑的古驿道。那石板路上留下的深深的鸡公车碾过的车辙，一下子就让人联想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水泥公路与古驿道的交汇处，就是庞统祠墓，又名龙凤祠。
　　庞统，三国时刘备谋士，字士元，道号凤雏，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初与诸葛亮齐名，以致社会上盛传：“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刘备得荆州后，庞统投其门下，与诸葛亮同任军师中郎将。后随刘备入蜀，攻梓潼、破涪城、克绵竹，一路奔杀，势若破竹。刘备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置酒作乐。庞统进言：“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顿时酒醒，后悔不已，从此更加器重庞统。
　　建安十九年（214　年）夏，刘备与刘璋僵持于成部门户雒县一年之久，在庞统一再催促下，发动了围攻雒县之战。进军途中，庞统的座骑胭脂马惊蹶，刘备以自己所乘白马相换。七月初七，庞统率兵行至鹿头山的鹿头关前（今四川德阳县罗江镇白马关的川陕公路旁），中敌埋伏，敌兵误认乘白马者为刘备，箭如飞蝗，庞统中箭堕马而亡，时年36　岁。刘备痛惜万分，追赠庞统为关内侯，谥曰靖侯，葬于关上。第二年，刘备攻下成都，重祭庞统墓，建祠祭祀。庞统号凤雏，将中埋伏而亡之地改名落凤坡，并建“血坟”一座，以为标志。后人因换马一事，改鹿头山为白马山，呼鹿头关为白马关，换马之地曰换马沟。
　　庞统祠墓的整体建筑布局为四进四合大院，石木结构。石墙、石柱、石地坪、石走廊、石门、石窗，古朴敦厚，严谨大方，肃穆庄重。其墓为石箍圆形实体墓，封土正中安砌有5　层石雕镂空宝顶，下压八角石雕凤尾，远看恰似一顶硕大的古代将军头盔。墓前立有石刻墓碑一通：“汉靖侯庞士元之墓”。祠墓四周古柏参天，排成方阵，郁郁葱葱，远望如一方金印，近看如海涛腾空，气势磅礴。
　　位于庞统祠墓西，有一自然形成的石质平台。民间传说这是张飞思念庞统，梦中所筑的点将台。凡来庞统祠墓游览者，莫不爱登临此台，放眼环顾：南可俯视成都平原，北可远眺剑门群峰，东可遥望层峦叠障的龙泉山脉，西可观赏银妆素裹的岷山，确是蜀中一大胜地。
　　庞统祠始建于三国时期，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这座祠与墓也几经兴废。现存这座祠与墓，是清代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在王屏藩乱蜀摧毁祠墓的原基础上重建的。有二重大殿。正殿侧门刻联“明知落凤存先帝，甘让卧龙作老臣”。正殿背后的石壁上，刻有晋代陈寿撰的庞靖侯传。殿两侧有白马亭、胭脂亭各一座。祠内天井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张飞亲手栽种。后殿内塑有庞统像一座，殿名栖凤殿，在其石柱上刻有一联：“真儒者不图文章名世，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清代江南才子顾复初所撰的楹联，更使人难忘：“造物忌多才，龙凤岂容归一主；先生如不死，江山未必竟三分。”此殿两壁上，还嵌有王渔洋、江国霖、张香海等人的诗句。
　　古往今来，历史上许多文人骚客如唐时的杜甫、郑谷，宋时的越忭、陆游，明时的冯劳谦、林有麟，清时的王士正、吴省钦、杨潮观等等，在此驻足忘返，留下了相当丰富的著名诗章。清乾隆二年（1737　年）庞统祠墓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康熙皇帝十七皇子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受乾隆帝委派去西藏向达赖喇嘛宣旨，自陕西入蜀，途经此地，恰值工程竣工，遂欣然为庞统祠墓作诗、题联。所作《谒龙凤二师祠》云：白马关前拜墓祠，清秋正值晚晴时。
　　风飕大泽悲龙凤，日薄深林杂鹳鸱。
　　尽瘁两朝堪报主，未成三计竟舆尸。
　　二公志节高千古，细读新祠动景思。
　　原诗曾勒于碑石，“文革”期间，连同刻于木上的联、匾被毁。现由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何世珍补书刻出。
　　许多诗辞、楹联在反映作者心境的同时，也顺带出庞统墓的历史兴衰。
　　如南宋孝宗淳熙初年，陆游提出许多进取中原的策略不被南宋王朝采纳后，应范成大之邀前往成都，途径庞统祠墓时，看见这座忠臣的祠墓残破不堪，而四乡百姓还不忘这位忠臣，每年春天都来祭祀，有感而发，写下了《鹿头山过庞士元墓》一诗：士元死千载，凄侧过遗祠。
　　海内常难合，天心岂易知。
　　英雄千古恨，父老岁时思。
　　苔藓无情极，秋来满断碑。
　　直至近现代，许多名人都曾到此留足。如民国时期的冯玉祥、于右任等，当代的朱德、张爱萍、邓力群、李达等。许多名人文采四溢的篇章，汇同全国各地墓葬引发的诗文，成了中华陵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留传后世。1980　年7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庞统祠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维修。四川省旅游局将这里列为蜀道旅游点之一，每年吸引了大量中外游客，他们在这里观光，吟诵诗联，皆会发出许多感慨。据闻，每年正月二十七日，为庞统生日，当地百姓竞相为他燃烛祭拜，此俗流传长期不衰。

　　巍然惠陵一抔土——刘备陵

　　到四川成都去旅游，热情的当地人一定会对你说：如果不去武侯祠就等于没来过成都；若进了武侯祠，而不去参观惠陵，又等于没有到过武侯祠。于是，巍然屹立1700　余年的惠陵成了成都的旅游热点。人们来到惠陵前，回忆着中国妇孺皆知的刘备在他们心目中留下的不同印象。此时此地产生的遐想，是能够获得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惠陵不再是巍然的一抔黄土，而是站在他面前所熟悉的刘备形象了。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东汉远支皇族，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葬满城，墓内曾出土“金缕玉衣”）的后代，当朝天子汉献帝的叔辈，所以刘备又有“刘皇叔”的称号。当然，这个称号不是在他走街串巷卖草鞋时能称呼的，那是后来，揭竿而起，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才追宗溯源以示真命的。东汉末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各地豪强乘势组织武装，起兵镇压义军。刘备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他政治生涯的。紧随他左右的是关羽、张飞。在以后的40　年间，他几度沉浮，备受艰辛，多次损兵折将，寄人篱下，后得诸葛亮辅佐，联合孙权在赤壁大败曹操，乘胜攻占荆州、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又乘机占领益州，夺取汉中，称汉中王，进而称帝，终与曹魏、孙吴并成三足鼎立之势。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底，孙权受曹操挑唆，袭取荆州杀死关羽；不久，张飞又被部属刺死，故于章武二年（222　年）兴兵攻吴。刘备进军至夷陵猇亭（今湖北宜都附近）被吴军击破，蜀军一时瓦解，几乎全军覆灭。刘备退回白帝城。据载：刘备于章武三年（223　年）四月病死在白帝城，葬惠陵。之后，甘、吴二夫人也先后合葬于此。
　　惠陵位于今成都南郊的武侯祠内。这是个十分特殊的墓葬文化现象，君墓为何落在臣祠内？其实，武侯祠又称昭烈庙，前殿祭祀刘备，后殿祭祀诸葛亮。昭烈庙早于武侯祠就存在这里了，是惠陵地面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考古发现，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存在崇拜祖先的现象。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既可以保佑子孙，又可以祸及子孙。因此，古人便说“冢以藏形，庙以安神”。冢就是墓，只用于收敛死者形骸；庙就是“宗庙”，是祭祀祖先魂灵的场所。关于古代宗庙制度，东汉蔡邕在《独断》中介绍，古代宗庙仿生人的宫室，设前“庙”后“寝”，庙中安放祖先神主，定时祭祀；寝中陈设为祖先享用的衣冠用具，定时供奉新鲜食品。秦时有了变化，庙在城内而不在陵前。汉初，承秦制，“庙”在城内，“寝”在陵旁。汉惠帝时，又将汉高祖的“庙”迁回陵侧，认为死者的灵魂还是保藏在墓中，要祭祀死者灵魂就必须在陵墓附近。这种观念逐渐成为一种全民的习俗。刘备惠陵前的昭烈庙，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而武侯祠在明代以前，是从异地迁来的。据载：明初蜀王朱椿出于“君臣宜为一体”的思想，撤毁从少城迁来在昭烈庙旁的武侯祠，并入昭烈庙。但在老百姓眼中，似乎只认诸葛亮，不认刘备，反而将昭烈庙称之武侯祠，久而久之，竟成习惯了。这实在是违了朱椿本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武侯祠”的大门，横额上依然大书着“汉昭烈庙”四个大字。另一额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这两方门额不仅真实折射出了历史原貌，也反映出了这座君臣庙祠合一的特点。入得庙内，只见古柏葱郁，环境幽雅，青瓦红墙，殿宇宏伟，颇有皇家威严、肃穆气派。整个庙祠分大门、二门、刘备殿、诸葛亮殿，在这条中轴线的西侧，便是惠陵所在。
　　从大门入内，在百米长的通道上，有一块极其珍贵的唐碑。碑全称为《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刻于唐元和四年（809　年），碑文由唐代名相裴度所撰，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书写，当时著名镌刻工匠鲁建镌刻。碑上遍布唐、宋、明、清的题名、题诗、跋语，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世俗称此碑曰“三绝碑”。
　　二门上悬有清人吴英所书“明良千古”匾额一块，高度赞颂了刘备作为君主的“明”与诸葛亮作为臣的“良”。门两侧的楹联上书：“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历齐楚幽燕吴越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简直囊括了蜀汉史和昭烈庙、武侯祠史，因而备受世人传诵。
　　刘备殿中祭祀着一尊高大的刘备塑像，东壁有近人沈尹默书《隆中对》，西壁有岳飞书写的《出师表》木刻。塑像右侧是刘备之孙、刘禅第五子、北地王刘湛塑像。为何刘备殿中无后主刘禅塑像，却有刘湛的呢？这里还有段感人的故事。蜀汉末年，魏军攻至成都，“扶不起的阿斗”刘禅惊慌失措，欲出城称降，遭到刘湛坚决反对。刘禅不听。刘湛遂领妻子儿女来到昭烈庙及庙侧的惠陵痛哭，宣泄亡国之恨，哭毕杀了妻子儿女，又自刎以殉国。而昏庸无用的刘禅降魏后被带到魏都洛阳，整日饮酒观舞，全无亡国之恨。司马昭问他想不想蜀国，他竟答：“此间乐，不思蜀。”这便是成语“乐不思蜀”的由来。刘禅不思蜀，蜀人当然也不会思刘禅的，而刘湛因亡国愧见地下先皇而殉国的事迹，却深深感动了世人。不仅在刘备殿中塑了他的像，还写成剧本（如京剧《哭祖庙》、川剧《杀家告庙》）以便流传。
　　在刘备殿的东西两侧各有偏殿，塑有关羽、张飞等人像。东西两廊，分别为文武廊房，塑有蜀汉文官、武将28　人，形态生动，像前各立本人传略的小石碑。千百年来，领受着后世的香火。
　　诸葛亮殿正中为武侯贴金塑像，两侧为其子诸葛瞻、孙诸葛尚塑像。殿内外匾、对极多，最著名的要算清人赵藩一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赵藩为劝谏他的上司四川巡抚岑春煊写下此联，却惹恼了岑春煊，赵藩的乌纱帽旋即被摘去，对联却留下了。
　　在诸葛亮像前，有三面铜鼓，传为当年诸葛亮南征孟获时铸的，白天用来煮饭，夜晚用来报警，世称诸葛鼓。
　　从诸葛亮殿向西走，走不远，就到了刘备的葬地——惠陵。由照壁、栅栏门、神道、寝殿、阙坊以及陵墓组成的惠陵，规模不算太大，但保存1700余年的帝王陵寝如此完好的，在中国帝王陵寝中是不多见的。
　　惠陵现存封土高12　米，周长180　米，周围筑以红色墙垣。封土上覆以碧草，植有绿树。清代所立“汉昭烈皇帝之陵”石碑于正面。这座由人工垒起的封土堆，受到历代统治者的修缮看护，迄今也没发现被挖掘过的痕迹与记载。仅在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留下了个故事：一伙盗墓贼掘洞钻进惠陵，发现墓内烛光通明，二人灯下奕棋，周围有气势非凡的武士护卫。盗墓贼吓得半死，墓主却分别赐了杯酒。盗墓贼借酒壮胆，索要随葬宝物，墓主随手解下玉带赐给他们。待盗墓贼出洞后，洞口立即封闭如初，再看玉带，竟是一条巨蟒！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军先后与明军、清军激战于川。战后历代王公陵墓被掘，唯有惠陵无恙。因此，在惠陵的寝殿内，清人完颜崇实留下了传世的感叹：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联语将刘备与曹操做了比较，由于受历史上“尊刘抑曹”观念的长期影响，刘备墓尚巍然独峙，可是曹操墓却荡然无存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惠陵得以留存，一是历史上“尊刘抑曹”观念起了保护作用，一是所谓的惠陵不过是座“衣冠冢”，真实的墓在永安境内白帝城。因为刘备死于旧历四月，恰值夏季，尸体难以保存运回成都。永安是于公元222　年由鱼腹改称的，含“永远安卧之地”的意思。看来，这种争辩只有待到打开惠陵墓室那天方能结束。
　　目前，几经修葺的惠陵，前往凭吊、游览、祭奠的人络绎不绝。甚至自称刘备后裔的海外华侨，也组团前来祭祀。后人在领略祖国墓葬文化丰厚的内涵的同时，也为传统的墓葬文化书写新的篇章。

　　古墓新貌传佳话——曹植墓

　　提到三国时期的曹植，就会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死时，年仅41　岁，葬于今山东省东阿县单庄乡鱼山西麓。这里有滔滔黄河东去，小清河环绕。曹植墓座落在这里，已经1700　余年了。风蚀雨浸，兵灾人祸，一抔黄土依然存在，近年又得到大规模修葺和开发。曹植九泉之下，再也不用发“相煎太急”的感叹了。
　　曹植，三国魏诗人，字子建，谯郡（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第三子，曹丕的同胞弟弟。据《三国志》载：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因富才学，早年极为曹操钟爱，甚至欲立他为太子，多次随父出征，出入军营。后因不善权术，行为任性，逐渐失宠。曹操死后，曹丕即位，曹植厄运相继而至。被曹丕数次借故加害，限其七步成诗，曹植未走完七步即口占《煮豆》一首，借煮豆燃豆萁讽其兄过分的威逼。之后曹丕死，他的儿子曹睿继位，对曹植依然多有猜忌。魏太和三年（229　年），曹植由河南雍丘（杞县）迁徙东阿为王，食邑三千，历时四年。相传曹植任东阿王期间，曾数次上疏请求任用，都遭拒绝。“汲汲无欢”中，“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太和六年（232　年）二月，改徙陈四县（河南淮阳）为王。同年十一月病逝于陈。次年三月，其子曹志遵嘱将曹植遗骸迁葬鱼山西麓。
　　曹植墓座东向西，依山营穴，封土为冢。南临星落陨石，北傍羊茂平台（鱼山八景之一，传为曹植读书台）。其墓茔原封土高约8　米，直径约20米。千余年来，无数文人骚客扼腕墓道，在抒发思古幽情的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的辞章。关于曹植墓，有人认为河南通许县东北12　公里的后七步村南的思陵即曹植墓；有说河南淮阳县南三里处的一墓为曹植墓，近年经考古勘测，在此发现东汉永平十六年（73　年）铭文的铜鼎一件，显系误传；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北八斗岭上，也有曹植墓一座，现仅存清光绪年间重刻的“魏陈思王曹子建之墓”碑石一通。据最新资料表明，山东省东阿县单庄乡鱼山的曹植墓为是。
　　曹植墓在历史上也屡有兴衰。建成数百年后，就因“年代■远，兆茔崩沦”，但“茂响英声，远而不绝。”北齐皇建二年（561），曹植的11　世孙曹永洛奏请北齐孝昭高演皇帝恩准，在鱼山修墓建庙，雕镂真容，进行祭祀。隋开皇十三年（593　年），对墓又加修葺，并立《曹植墓神道碑铭》碑石一通。据《东阿县志·古迹志》载：到了“元时以王为东阿城隍，后令宫钦改正其讹，别祠王于邑城。其后城迁祠废。明隆庆年间县令田乐建祠于墓下，有屋三楹，未设庙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久天灾人毁，古代地面建筑至清时早已湮没，就连隋代所立的《曹植墓神道碑铭》也曾落入鱼山脚下的清河中。清代修复曹植墓地面建筑时，从清河捞出隋碑置于墓前，并建碑亭给予保护。该碑顶呈半圆形，为灰白色岩石质，碑文共931　字，字体为篆隶兼用，结构严谨，笔力遒劲。文中记叙了曹植简历、葬地及北齐皇建二年修建、祭祀等内容。无撰书者姓氏，碑上镂像难辩。
　　1951　年春，当地政府会同有关部门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清理。墓室呈“中”字形，由甬道、主室、后室三部分组成。棺木放置于主室中部，单棺已朽，棺内铺垫三层，下层为木炭灰，中层为大朱砂，上层为剪成日、月、星形云母片，尸骨仅存28　块。出土文物陶、铜、玉器132　件，颇具典型的曹魏风格。由于陶器上多印有“丹药”二字，有人认为未必是曹植墓，可能时代稍晚。1977　年3　月，在墓地发现记有“太和七年”等文字的铭砖一块。以此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证明确为曹植墓。次年7　月，曹植墓被公布为聊城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同年9　月28　日晚8　时，经过清理后的曹植墓室及墓道自然坍塌。1981　年始，当地政府二度拨款维修茔墓及地面建筑。1992　年，曹植墓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11　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徐苹芳、黄景略、俞伟超专程考查了曹植墓，认为该墓从形制到葬品都堪称曹魏时期的标型，对于研究曹魏时期的丧葬制度、社会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三国墓葬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多，该墓弥足珍贵。由此，当地政府制定出了《鱼山曹植墓保护及景区规划》，将文物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融为一体。据报载，景区规划由6　个区组成：曹植墓文物保护区，曹植纪念馆，子建祠区，山顶景区，公园区，生活区。总投资759　万元。分6　期工程，6年完成。其中第一期工程已于1995　年完成，修建了墓区围墙、增建墓区阙门，迁建隋代神道碑楼，修复曹植墓和新发现的三座陪葬墓。待到全部工程结束后，濒于毁弃的一代名人之墓，不仅会恢复原貌，还会以新的墓葬文化内涵，吸引络绎不绝的中外游人。

　　千古英名壮益州——蒋琬墓

　　蒋琬是继诸葛亮之后又一蜀汉名臣，以其在政治、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对维护蜀汉政权的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世对他深切缅怀。蒋琬墓因此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保护、瞻仰，成为四川的一大名胜。朱德、郭沫若、邓小平、张爱萍等现代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也都先后来墓地参观、考察、凭吊过。
　　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今属湖南）人。初随刘备入蜀，仅为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华阳镇）长。官不大却被诸葛亮发现，视为人才。刘备一次去广都，看见蒋琬什么事都不管，当时又喝醉了酒，深为恼怒，打算从重治罪。诸葛亮进谏劝道：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这才免了死罪。建兴元年（223　年），刘备死后，诸葛亮即招蒋琬入相府，历任丞相府东曹掾、参军、长史、抚军将军等职，深得诸葛亮赏识、器重。诸葛亮临终前密奏后主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蒋琬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国力薄弱，主师新丧，国内政局动荡，曹魏乘机欲侵。面对如此艰难时局，蒋琬“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特别当听到有人举报杨戏、杨敏心存不满的言论后，蒋琬豁达大度，并不治罪二杨，反而为此自责，“由是众望渐服”。延熙六年（243　年）因病在移交蜀汉军政大权给姜维、费祎后，上疏请退驻涪县（今四川绵阳市）获准。三年后（246　年）病卒，谥号“恭”，史称“蒋恭侯”，葬于涪县吉壤。
　　蒋琬墓，位于四川省锦阳市西山公园内凤凰山上。墓高4.65　米，墓围31.6　米，为八角形复钵式建筑，由座、身、檐、顶四部分组成，形制奇特。墓前立有一通高2　米的石碑，上书“汉大司马蒋恭侯墓”。墓及碑均重建，刻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系锦州知州李象昺所立，神道碑上刻有蒋琬生平简介，留诗一首：“语到仙云齿亦香，蒋侯祠墓并流芳。小心自可襄诸葛，大度犹能恕二杨。一代名臣留片壤，千秋知己属同乡。零陵公辅长沙守，南国文光信有光”。在其墓后，还有光绪十六年（1890）春，蒋琬裔孙、龙安府（今四川平武县）知府蒋德钧所书“蒋恭侯墓”石碑一通。其碑文正楷颜体、浑厚雄劲，被后世视为书法珍品。神道两侧立有石翁仲、石马等石刻像。地面建筑还有距墓半里的蒋恭侯祠三间，也是清道光年间所置。原祠内历代楹联匾额比比皆是，大多出于名家之手，万分遗憾的是这些墓葬文化精品早已随祠损毁，仅在《绵阳县志》中留下民国八年（1919）吕超的楹联一副：“室护风云，与丞相祠堂并峙；山排旗鼓，看将军壁垒常新。”至于刻于碑石、记于史册的凭吊蒋琬墓、祠诗文，也有一些流存，如“忠雅开王业，艰难继老臣”，“武侯之亚有恭侯，千古英名壮益州”。从这些留下的诗文中，不难看出后人心目中的蒋琬，是可与诸葛亮媲美的一代名臣。
　　蒋琬墓、祠历经1700　余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也曾一度“沦于荒烟蔓草中”，“残碑荒冢，字几莫辨”，甚至可能被盗过（据当地人称：1949　年后，文博部门曾在绵阳征集到蒋琬的带钩，上有铭文81　字，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但自清道光李象昺修复后，迄今保存完好。关于蒋琬的墓、祠，《三国志·蒋琬传》、《元和郡县志》、《蜀中名胜记》以及《绵阳县志》等典籍史书均有记载，为后人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其中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蒋琬传》，文中叙述了魏国大将钟会奉命攻蜀，因敬仰蜀汉名臣蒋琬，攻下涪县后，特去祭扫蒋琬墓的史实。陈寿与钟会同时代人，此事发生在蒋琬死后17　年，当为可信。
　　1949　年后，中、外游客前往蒋琬墓地凭吊、考察、游览的日益见多。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朱德、郭沫若、邓小平、张爱萍等也先后来过墓地，张爱萍参观后还题写了一方“蒋恭侯祠”匾额。文革浩劫中，蒋琬墓地难逃其难，遭到严重破坏。七十年代末，当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之后，当地政府屡次拨款，不仅修复了原墓及有关地面建筑，还扩建了墓园，增设围墙和碑亭。同时，又在墓侧重建了蒋恭侯祠，祠内供奉新铸的蒋琬铜像一尊，造型栩栩如生。如今的蒋琬墓、祠，已成为绵阳市西山公园一处引人入胜的重要景观，是凭吊蜀汉名臣蒋琬的胜地。

　　梁祝墓前说“化蝶”——梁山伯祝英台墓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这个传说最富想象力、最富文化色彩的是其结局部分：祝英台投身梁山伯墓中，又化为美丽的蝴蝶，双双飞出墓茔。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学作品，这个结局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墓葬，在全国有七处之多。
　　据载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永和（345—356）年间。其内容为：祝英台生于江南富庶人家，生无兄弟，自幼聪颖好学，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长成论及婚嫁，希望她能外出游学，找一个知书达礼的贤能之士，托付终身。祝英台遂改男装，取男儿名离开家乡。在求学途中遇梁山伯（会稽人，名处仁，字山伯），吟诗论文，各抒其志，颇为相投，遂同至义兴（今江苏宜兴）善权山（今善卷山）的碧鲜岩，筑庵苦读三年之久，梁山伯全然不知祝英台的女儿身，而祝英台却深深爱上了梁山伯。囿于封建礼教的枷锁，临别（传说中的“十八相送”）时，祝约梁某月某日可来祝家，将亲妹嫁给梁山伯，实则以身相许。不知情由的梁山伯返回故里后，自愧家中清贫，不能如期赴约相亲，误了日期。直到梁山伯任鄮县（今浙江宁波）县令时，才匆匆赶来祝家。祝英台已被父母做主许配给了马文才。得知原委的梁山伯懊悔万分，带着一腔难言的死恋之情，返回任上。尽管他清正廉洁，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因思恋祝英台而积忧成疾不久逝去，临终前遗言葬于清道山下。第二年，祝英台得知梁山伯故去的消息，马文才逼婚，祝提出要祭拜梁山伯墓才嫁入马家。马文才与之乘船前往。行至山下，风浪大作，泊于岸边。一身新娘妆扮的祝英台快步来到梁墓前，失声恸哭。须臾间，梁墓洞开，祝英台投身茔中。马文才拦之不及，但见两只一黄一黑大彩蝶从墓中飞出，在林间翩翩起舞。宁康三年（375），当朝大臣谢安闻知此事，深为感动，遂奏请朝廷，祝英台被封为“义妇”。晋安帝年间（397—415），追封梁山伯为义忠王，“令有司立庙”。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七处墓址，分别在：河北林间、山东嘉祥、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江苏江都、宜兴和浙江宁波，其中以宜兴与宁波说法较盛。
　　据《十道志》载：“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宜兴县旧志》载：“善卷山下有善卷寺，该寺于齐建元二年（480）以祝英台故宅改建。”南宋末年的《毗陵志》有诗写道：“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台。”说的都是祝英台读书时的遗迹，充其量也是祝梁共同苦读之所。可到了明代，经文学家冯梦龙《情史》的渲染，梁祝在宜兴不仅仅是读书之所：“吴中花蝴蝶，橘蠹所化，妇孺呼黄色者为梁山伯，黑色者为祝英台。俗传祝死后，其家就梁冢焚衣，衣于火中化成蝴蝶：盖好事者为之。”这一说法，也没将梁祝墓址认定在宜兴。今人石三友先生在《祝英台的故乡》一文中，说到宜兴梁祝墓址时，有了进一步发挥：“碑亭附近，尚存‘晋祝英台琴剑之冢’的墓碑，是埋葬祝英台琴、剑的地方，而今的祝陵村（善卷洞水洞口处），则传说就是祝英台埋骨之处。”在宜兴的梁祝遗踪及人文文化中，比较多的还是她们生前读书，分别（附近的黄泥墩、凤凰山、观音堂、土地庙、荷花池、双井扶桥、茶亭、恶狗村、马家村等处，是传说当年“十八相送”的地方）、祝英台衣冠冢等处，至于梁祝墓址显然牵强了。
　　南宋大哲学家薛季宣，与梁山伯浙江同乡，官至大理寺主簿。他慕名前来祝陵，一番觅踪游历之后，留下了《游祝陵善卷洞》一诗：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
　　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
　　蝶舞疑山魄，花开想玉颜。
　　几如禅观适，游■戏澄湾。
　　左右蜗蛮战，晨昏燕蝠争。
　　九星宁曲照，三洞独何营。
　　世事嗟兴丧，人情见死生。
　　阿谁能种玉，还尔石田耕。
　　此诗对梁祝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礼教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但诗的字里行间也没留下确认梁祝墓冢的记载。
　　浙江宁波的梁祝墓址，不仅有墓有庙，而且是双墓双碑，俗称蝴蝶碑墓，这种制式，在全国其它六处梁祝墓中是绝无仅有的。梁祝墓庙位于浙江宁波鄞县高桥乡邵家渡。梁山伯庙亦称梁圣君庙，庙内供有梁祝木雕像，旁有楹联一副：“功于国，泽于民，循使享明烟，溢义溢忠宗庙貌；生同师，殁同穴，良朋完夙契，有信有别正人伦。”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墓原相距不远，有小径相隔。近人修葺墓茔时，已将二墓合一。据迄今最早始见于唐梁载言《十道志》的梁祝故事，墓址当在宁波。另据《大观四明经》、《义忠王庙碑记》及清代曹秉仁修的《宁波府志》等载，墓址在宁波也当无疑。
　　围绕梁祝的墓地所产生的人文文化极为丰富浪漫。在江苏宜兴县善卷洞附近，旧时有传统的观蝶节。每年阴历三月廿八日，这一带彩蝶纷飞，如霞如虹颇为壮观，其间有黄、黑二色大蝶，乃是梁祝化身。两蝶上下翻飞，形影不离，最后绕蝶亭而隐去，届时可闻琴剑之声。在浙江宁波，据人传，蝴蝶碑墓每年春季亦有成双成对的彩蝶从墓中飞出。这些传说故事在民间世代相传，尽管谁都知道几近神话，但反映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一种良好愿望。

　　金庭山水葬书圣——王羲之墓

　　纵观中国书法艺术史，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书法名家涌现。千百年来，受到历代行家推崇至极的，唯有东晋王羲之一人。唐太宗说道：“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太宗所“玩”、所“览”的王羲之真迹，便是著名的《兰亭集序》。传说此真迹传给了他儿子高宗李治，唐高宗更是爱不释手，死后干脆带入了乾陵。宋代书法家米芾却认为王羲之的真迹给唐太宗葬入了昭陵：“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爱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尤能易万金。”无论是葬昭陵，还是乾陵，抑或其它原因，反正自唐高宗后，真迹谁也没见过。难为了后世众多的史学家、书法家和考古家，成为千古之谜。王羲之的墓地，不像他的《兰亭集序》让人神魂颠倒、扑朔迷离。该墓地真山显水，县志有记，族谱有图，《晋书》有传，历代文人多有题咏，而且附近村落王姓，不少还是他的后裔。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书法世家，少时曾受业于卫夫人，后学张芝草书与钟繇正书，能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将秦汉篆隶之妙融于正行草诸体，把书法艺术推到一个新的境界。他曾任会稽内史、右将军，俗称“王右军”。永和九年（353　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友聚会兰亭。他们饮酒赋诗得37　首，王羲之为之作序，全文320　余字一气呵成，文思幽远，字体遒健。次日酒醒，把玩之余，得意非常。此后挥毫数篇均不及初，遂视为传家之宝留给后代。此《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后世尊为“书圣”。
　　有关王羲之的民间传说极为丰富，形容他练字用功专心的有：墨池——洗笔、砚将池塘水染黑；破衣——他手指能触及到的衣裤部位，由于长期以指带笔而磨破；“入木三分”——去友人家在茶几上留条，主人擦不掉墨迹；墨馍——一边练字，一边用馍蘸蒜泥吃，结果蘸的是砚上墨汁，吃得满嘴乌黑。。。形容王羲之爱鹅如痴如醉的有：哭鹅——得知一老太太养了只鹅叫声特别好听，便去想购买，老太太听说书圣要来，忙杀鹅款待，他望着一地鹅毛欲哭无泪，难受万分；书成换鹅——一道士欲得他真迹，养了一群鹅逗引他，当他想买鹅时，道士要他写一本《道德经》，最后书成把鹅换走。。除此，还有“飞狐笔”等等。其中许多民间传说，在王羲之的墓地都有了具体体现，反映出中国墓葬文化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是当时社会的某些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缩影。
　　兰亭聚会后，因与骠骑将军王述（时任扬州刺史）不和，于永和十一年（355　年）托病辞官。辞官后，王羲之与友人徜徉于山水，尽享射猎垂钓之乐。又与道士许迈一起，炼丹服食，常不辞千里，去采集练丹的药石，所游更广。“晚年入剡（今浙江嵊县）经金庭，见五姥、香炉、卓剑、放鹤诸峰，以为奇丽幽渺，隔绝尘世，眷恋不能已，遂筑馆居焉。从之者夫人郗氏，乳母毕氏，中子操之。”王羲之一家定居嵊县后，四乡奉王右军为乡主，至今嵊县金庭一带乡间都留下了他的遗迹和传说。王羲之59　岁去逝后，朝廷曾赠“紫金光禄大夫”，他的儿子遵父亲临终遗嘱，坚决拒绝了这个封号。故墓地仅留“王右军”字样，那个封号只在《晋书》上能看到。
　　王羲之墓，位于浙江省嵊县金庭乡后厂村，距县城约30　公里。这里山清水秀，景色怡人。据唐人裴通赞曰：“越中山水奇丽剡为最，剡中山水奇丽金庭为最。”这个越中山水最好的地方，被道家列为第27　洞天，白居易曾说：“越有桐柏之金庭，养真之福地，神仙之灵墟，亦三十六洞天之一。”山水奇丽，葬有“书圣”灵骨，王羲之儿子王操之及后代又居住这里，所以引来历代文人及探访凭吊者。
　　隋代永欣寺沙门尚杲遵其师遗嘱，于大业七年（611　年），来到金庭祭扫王羲之墓地，并写下了《瀑布山展墓记》：尝闻先师智永和尚云：晋王右军乃吾七世祖也，宅在剡之金庭，而卒葬于其地。我欲踪迹之而罢，耄不能也。尔在便宜，询其存亡，杲谨佩不遗。大业辛未，杲游天台过金庭，卸锡雪溪道院，访陈迹，览佳山，因记先师遗语，求右军墓，得于荆榛之麓，略备邱茔之制，墓而不坟，朴而不甃。杲惧久加荒秽，邱陵莫辨，征其八世孙乾复等共图之，立志石作飨亭，以便岁时禋祀。呜呼！升平去大业才二百五十年，而荒湮若此，则千载之后，将何如哉！
　　吴兴永欣寺沙门尚杲识，大业辛未三月丁丑由此看来，王羲之墓到了隋时已近荒芜，大业七年修葺后，墓地建筑不过“飨亭”一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越来越受到后世推崇，以至到了清代，墓地整体建筑已相当完备。据《王氏族谱》、《同治嵊县志》的记载来看，王羲之墓地地面建筑记有金庭观、雪溪道院、花光水色楼、潺湲阁、高山流水亭、右军祠、书楼、墨池、鹅池、玩鹅亭、右军墓及墓道坊等十余处。如今多数已成遗迹。屋前路旁尚存千年古柏数株，苍劲依然。从墓道石坊穿过，有一条长200　米、宽5　米的墓道，依山势而筑，每隔8—9　级石阶，建有拜台一个，直达墓前。宽大的青石平台中央是王羲之墓冢，座北朝南，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其子王操之墓地在稍远的毛竹洞天。近代以来，王羲之墓地没能得到很好保护，许多古建筑塌圮，几成遗址遗迹，就连墓道坊的石柱，也砌进了农家院墙。1988　年10　月，政府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成立了王羲之墓地修建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沈鹏任名誉主任，许多著名书法家任顾问，并向民间筹集部分资金，用以恢复王羲之墓地旧貌。重修的王羲之墓冢呈圆形，条石护围，草皮封顶。墓前有石碑亭一座，内立一通2　米高的明碑，碑文“晋王右军墓”五个大字矫健端庄，为明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议吴重所立。新修的墓道两旁及墓区，已开始植树造林，其它旧迹亦在逐步修复中。在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努力下，王羲之墓地昔日风貌恢复之日，必将是中外书法艺术交流中心和旅游胜地到来之时。越来越多的中外书法家慕名而来凭吊、瞻仰，便是明证。

　　万众瞩目的乾陵——李治、武则天陵

　　1995　年3　月10　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新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的呼吁，引起会议代表的震惊：“发掘乾陵是陕西全省人民愿望”，“对带动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不久西安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年届72　岁的学者石兴邦也发表谈话，说发掘乾陵已“万事俱备”，“时机成熟”。消息一经播出，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发掘不发掘乾陵，对陕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认为中国目前保护文物的科技水平不很高，如纸、丝织品无法保存原貌，陕西省近年来盗墓窃宝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发掘乾陵的时机现在都是不成熟的。”前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先生幽默地说：“‘土地爷’一直替我们保护着地下墓葬。我们现在发掘出来无法妥善保护，倒不如还是让‘土地爷’再继续替我们保护吧。”关于发掘乾陵的争论，看来还是会延续下去的，尽管这已不是新的话题，只要乾陵一天不发掘，这种争论就会持续下去。
　　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梁山主峰上，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这两个皇帝又是夫妻的合葬墓，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生前继承的是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事业，特别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一个盛世；他们死后，其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创建了“开元盛世”。处于这样两个“盛世”之间的乾陵工程，得到了各方面的保证，因此制式十分讲究，工程十分浩大。
　　1971　年美国宇航员爱德宁在太空中发现蜿蜒的黄河旁有几个一字排开的黑点，他认定这是人工所为，极可能是中国新研制的秘密武器基地，遂拍照向总统报告。尽管后来没有下文，可爱德宁心中却是满腹疑团。1981　年，爱德宁终于来到中国，当他游览了黄河一线到达咸阳后，才知道那几个黑点是包括乾陵在内的帝王陵墓。
　　乾陵陵址所在地梁山，是自古被堪舆家指定为“龙经”的风水宝地。不尊儒学对道教颇有兴趣的秦始皇，当年巡幸这里，不仅在梁山修建了梁山宫，还在梁山东南侧，设置好畤县（畤：即神灵所至之意），欲借助梁山的好风水，兴世盛国。唐高宗与武则天选此地营建陵寝，认为十分理想；又按伏羲八卦图，梁山位于当时京城长安的西北方，而乾为天，遂将梁山所在县奉天改名乾县。
　　根据目前资料来看，乾陵确有许多令人瞩目的地方：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就被冠以“世界第八奇迹”，而乾陵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皇陵，出土文物要较之兵马俑一定会更加丰富，更加珍贵；乾陵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皇帝合葬墓，随葬文物之丰定会令世人瞠目；特别是乾陵在所有唐陵中，是迄今唯一未被盗挖的陵墓，因此地下文物不仅未遭人为破坏，还为乾陵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乾陵的地面建筑，仿照京城长安格局而制，是唐陵中仅有的；乾陵的石刻是唐陵中最多、最负盛名的。。。众多的原因，使后人急盼了解乾陵内幕真象，这种心情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1960　年，当地农民在山上放炮炸石以烧石灰，意外炸出了条墓道。郭沫若得讯后，先后二次亲临梁山，组织有关人员清理墓道，并进行科学勘探。发现了乾陵的内城城墙、四门、献殿等遗迹，其墓道位于陵墓正南，呈斜坡形，长63.1　米，宽3.9　米，全用石条填砌，层层叠放在墓道口至墓门的甬道上，共39　层，估算石条数4000　余块。条石之间用铁栓板相连，每三层上下用铁棍穿透，再用铁汁灌缝，密封成一块巨石，坚固异常。据《新唐书·严善思传》中所言：“玄关石门，以冶金锢缝隙。”《唐会要》也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经过勘查，史载诸说绝非虚言。
　　尽管乾陵如此固若金汤，在太平年代，皇陵受到国家保护，盗墓者一经捉住，均处以极刑，但地下极其丰富的宝藏，还是不断引起盗墓贼的垂涎。据当地传说及典籍记载，乾陵在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三起盗陵未遂事件：第一起发生在唐末，当时天下大乱，黄巢领导的义军为解决军响，曾派军队前往乾陵挖墓取宝。据传士兵挥镐舞铲，敲石挖土之际，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掀起的沙石铺天盖地，电闪雷鸣过后又下起了暴雨，心虚的士兵以为挖掘陵墓触怒了神灵，吓得惊恐万状，纷纷弃具而逃。至今在陵西有一条深沟，相传就是当年挖陵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之“黄巢沟”。第二起发生在五代梁时，据《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温韬曾任耀州、崇州、裕州、静胜军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他是个盗掘唐墓成瘾的人，“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悉发掘之，。。唯乾陵风雨不可发”。据传，温韬每次挖掘乾陵，天就变，狂风暴雨不得发掘，连试三次如此，温韬才打消掘乾陵念头。
　　第三起发生在民国初年，军阀孙连仲率领一个团的兵马，驻扎在梁山，以进行军事演习为由，用黑色炸药炸开墓道三层竖条石。突然从炸开的条石面升起一股浓烟，盘绕而上，7　个山西籍士兵顿时倒地吐血而亡。部属见状议论纷纷，当地群众遂四处宣扬盗乾陵必遭天遣，孙连仲这时也十分心虚，也就放弃了盗挖乾陵打算。总之，乾陵迄今封石完整，地宫未遭破坏，实属中国墓葬文物宝藏的万幸。
　　郭沫若当年得到初步勘查报告后，极力主张发掘。然而，限于当时国家的财力、人力、技术水平等各种条件制约，国家文物局不同意发掘，后经国务院讨论，作出了“关于全国帝王陵墓目前先不要挖掘”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当时认为：这件事应当留给后人去做。郭沫若作为考古学家，面对乾陵地宫这座文化宝库，是无法克制内心激动情绪的。他说：“武后死时随葬品是怎样，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会有不少的书籍保存在墓里。说不定武后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还可以重见天日。说不定武后的画像，武后和上官婉儿等手书的真迹也会呈现到我们的眼前。”他再次希望能打开乾陵：“关于乾陵的地面勘查已经初步进行了，我很希望在必要条件具备后，这座地下宫殿能够像明代的定陵一样，成为公开的地下博物馆。那时，我们对于武后的业绩和唐代的文化可能得到更确切的了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乾陵在当时不可能发掘，郭老只好留下“待到幽宫重启日”的遗句星陨穹苍了。
　　在梁山的北主峰南边，有东西对称的二座山峰，俗称“奶头山”，三峰自然融为一体，像是一尊巨大的“头枕梁山，脚蹬渭河”的武则天塑像仰卧在关中平原大地上。在南二峰通向北主峰的旷野里，以车马道为轴线，铺有580　多层石台阶，两侧对称排列着华表一对、翼马一对、朱雀一对、石马五对、戴冠着袍持剑的直阁将军石人十对、石碑两尊、蕃臣石像六十一尊，组成了庞大的塑像群，更加显示出陵墓的神圣、庄严和崇高。这些石像群既代表了唐代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又对后世帝王陵墓的构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北主峰山脚下，有一条蜿蜒起伏的登陵台阶连接山顶，全长575.8　米，高差86.2　米，共526　级。这是1985　年投资150　万元，采用3.2　万块陕西富平县出产的墨玉石砌成。第一道坡34　级，象征高宗李治在位34　年；第二道坡21　级，象征女皇武则天执政21　年；第九道坡108　级，象征佛教108　颗念珠，也表示每月初九为吉祥日，12　个月的初九连加成108，预示一年中降下108　个吉祥。绕峰还筑有18　座平台，意为陕西关中唐十八陵。
　　乾陵东南面有17　座王公大臣的陪葬墓冢，现已发掘的有永泰公主李仙蕙、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中书令薛元超、右卫将军燕国公李谨行等5　座墓葬，前3　座墓葬已对外开放，以其大量生动逼真的壁画，受到世人赞叹。确实，神秘的乾陵到底埋藏了多少历史奇迹，谁也说不清。国家始终采取的是保护态度。1960　年开山炸开的墓道又被重新封闭。1984　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对乾陵进行修建，还在距乾陵60　公里的咸阳修建了国际机场。关于发掘乾陵，应持慎而又慎的态度，是有识之士的共识。1991　年4　月，李瑞环专程来到乾陵指出：“开发乾陵是一件科学的细致工作，稍有不慎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必须下大力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何时“待到地宫重启日”，看来还是个谜。

　　留下肉身求正果——从慧能真身谈起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逐渐的适应，缓慢的流传，到东晋十六国时趋于繁荣，隋唐时更是形成了八大宗派，进入鼎盛阶段。千余年来，佛教不仅扩大了中国思想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且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和信仰，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多重的社会后果。在墓葬文化方面，民间葬俗的请僧人念经、举行水陆法会、推崇火葬等等现象，便是佛教对中国墓葬文化的渗透与交融。至于遍及全国各地的佛塔，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层级之高，造型之美，为世界所罕见。这些佛塔在为山河增辉添彩的同时，也在不断唤起后人对已故高僧的追念之情。据传佛门得道高僧火化后，骨灰中能留下舍利，有的甚至不经任何药物处理，死后肉身不腐，还能散发出奇异的香味。唐代著名高僧慧能，便是其中一例。
　　慧能，佛教禅宗南宗创始人，佛教史上称为禅宗六祖。俗姓卢，生于贞观十二年（638　年），广东新州人。自幼家贫，靠卖柴奉养老母。一次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发心向佛，投奔湖南东禅寺弘忍禅师门下当杂役。弘忍是少林寺达摩以下第五代传人。唐龙朔元年（661　年），弘忍让其弟子各写一偈，以试禅心，从中挑选禅宗传人。弘忍高足神秀主张渐悟，故写道：“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此偈一出，寺内僧人赞不绝口。唯慧能听后，不以为然，因不会写字，亦口出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听后，当夜召见惠能，密授《金刚经》及代表教主身份的传法袈裟（这便是“继承衣钵”的出典），并促他南归，免遭不测。慧能南逃广东曲江一带，潜心研佛十年。唐仪凤元年（676　年）在广州乾明法性寺（今光孝寺）菩提树下剃发受戒。次年（677年）入韶州（今广东韶关市）曹溪山宝林寺任主持，开创禅学南宗，倡顿悟法，弟子日众，形成禅宗的正系，被奉为禅宗六祖。该寺也成为禅宗的著名祖庭。由于惠能曾被比丘尼相救过，所以该寺又是极少见的僧尼共居的宝刹。唐开元元年（713　年）慧能以76　岁高龄圆寂。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其弟子法海等据其思想言论编写成《六祖坛经》。这部被奉为“经”的佛籍，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中国和尚自编的唯一的一部佛经。
　　慧能圆寂后，肉身不腐，并建灵照塔一座于宝林寺内。唐宪宗赐塔名为“元和灵照之塔”，将宝林寺敕名“中兴寺”、“法泉寺”。宋时赐名“南华禅寺”，一直沿用至今。寺内六祖殿内供奉六祖真身，历年香火不绝。关于慧能圆寂后，为何肉身不腐，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详载于籍，所以鲜为人知，以至世人有的竟产生怀疑。1995　年3　月，著名佛教圣地九华山爆出一条新闻：上禅堂僧人慈明和尚圆寂3　年多后，其遗体未经任何药物处理而肉身不腐，保存完好。这条消息，再次证实了历史上“修出正果”的高僧，完全可以留下真身的史实。故将慈明和尚留下真身的前后经过介绍如下：慈明和尚系江苏高邮人，身材高大魁梧，早年在扬州高旻寺当僧人，后辗转云游到九华山，先在钟亭撞钟多年，以后才到上禅堂正天门禅定念佛，苦练修持。因他力大无比，熟悉他的人都叫他“八百斤”。他生前性格开朗，办事机智灵敏，又被人视为大智若愚的“济公活佛”。1992　年1　月30　日，慈明和尚圆寂，时年88　岁。其弟子德贵和尚遵其遗嘱，将师傅遗体装缸保存，没按一般佛葬火化，三年后——1995　年3　月8　日凌晨带人开缸察看，顿闻一股浓浓的檀香味，扒开缸内木炭，只见慈明和尚安然端坐，容貌如生，身上所穿衣帽完好无损。上禅堂主持体灵法师摸其毛发、胡须，尚有扎人的感觉，佛教界人士盛赞此乃慈明和尚“修出正果”，成为九华山保存下来的第三尊国内现代罕见的真身。
　　至于大乘佛教发展到后期的密宗一流，修练到最高成就时，据说人的身体能不断缩小，七天后只剩下头发和指甲，肉体化作彩虹，称为虹化。虹化另一种形式，其身体缩小到仅数寸，称为金刚本尊。如四川白玉县昂藏寺阿宗朱巴仁布切的父亲（上一代朱巴活佛）虹化后的遗体仅有三寸多高，其形态变成了金刚手忿怒本尊。
　　总之，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展示了佛教的无穷魄力，同时也以其生命终结时的种种现象和葬俗，不断向世人暗示着人本身的奥秘。
　　南华寺现有建筑由曹溪门、放生池、宝林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钟楼、鼓楼、六祖殿、灵照塔等组成。其中灵照塔为南华寺内最古、最高的建筑。始建慧能圆寂之年，宋太祖开宝元年（968　年）年，毁于兵火。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　年）重建，赐额“太平兴国之塔”。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　年）复毁，8　年后（1162　年）重兴营造，留传至今。该塔为楼阁式八角五层涩檐出平座砖塔，呈现宋代风格。塔高29.6　米，各层的转角及阑额均用红砂岩砌筑，底层内空不通上层，塔顶用生铁铸成“窣堵波”式，铜铸宝瓶塔刹。每角翘起各挂风铃一个。
　　所谓“窣堵波”，原为古印度的坟墓。释迦牟尼故去后，佛教徒转向埋葬佛骨的窣堵波顶礼膜拜。从此，窣堵波成为僧侣崇拜的对象。僧侣们在修行中为了随时礼佛，便将佛塔刻于石窟中，称为支提式塔。窣堵波埋有舍利，称为舍利塔。密宗兴起后，又出现了一种金刚宝座式塔，由中央大、四隅小的五座塔组成，以供奉金刚界五部的五方佛。这三种塔式，在中国均有流传，其中以舍利塔最广、最多。
　　佛教制度规定出家僧人死后都要火葬。一般僧人火化后，其骨灰装入瓦罐，埋葬在寺内或周围。一些高僧大德死后，火化时有的能显现“极乐世界”的各种形象，有的骨灰中留下舍利，以五彩为佳，白色次之。然后筑龛或建塔葬之。1986　年5　月16　日（农历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佛圣诞日），吉林省辽源市弥陀寺住持能述比丘尼圆寂，三天后火化时，出现了罕见的瑞相，其舍利为五色。有辽源寺住持隆藏法师及佛门中人、居士等一百余人在现场亲见，特将其经过简介如下：能述比丘尼除任弥陀寺住持外，还任辽源市政协委员、佛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圆寂时66　岁。寺内僧人和居士们整整念了三天三夜的佛号，于5　月19　日送火葬厂火化。据介绍在火化时，炉门开放，从始至终在炉门前看着的有隆藏师、能体师、仁慈、仁觉等出家人，还有张秀英等居士百余人，轮流观看了火光中出现的奇迹：右手出现莲花，心胸前也出现莲花，左手出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甘露瓶特别明显，有人还看到佛的形象。火化后的骨色有：金黄色、绿色、天蓝色、银白色、浅红色五色舍利。
　　中国的舍利佛塔有其自身的特点，佛塔自传入我国后，就与我国的高楼台榭建筑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下为我国固有的楼阁，上为印度的窣堵波的新形式。南华寺内的灵照塔便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佛塔。八角五层，含有传统的吉祥之义。
　　南华寺内现藏有金绣千佛袈裟、历代皇帝的圣旨、水晶钵盂、北宋木雕五百罗汉像等大量珍贵文物。康熙六年（1667　年）重建的大雄宝殿前，有六祖慧能手植古柏两株，甚为珍贵。历代朝拜文人也留下了大量诗文，如苏东坡赞曰：“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衣。”
　　如今，经过当地政府多次修葺的南华寺，已于1983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们来到依山面水，峰峦秀丽的南华寺，不仅能感受到佛门圣地的庄严、凝重，还能感受到慧能——这位出身平凡的老百姓——对中国佛教所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贵妃坟土亦作粉——杨贵妃墓

　　在中国历代贵妃中，杨玉环是倍受人们注目的。生前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享受，街头巷尾也唱出“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的歌谣。死后正史留传，野史有载，民间及墓前留下的传说、戏曲、辞章等各类文学作品无计其数。就连日本也留下了杨贵妃扑朔迷离的踪迹。这些年来，日本一些著名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如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井上靖的《杨贵妃传》等等。至于马嵬坡杨贵妃墓上的封土，千百年来不断有人在祭扫之余摄土而去，坟头矮了培上新土，不久又矮了再培，周而复始。这些坟土有的人还往脸上抹，说是皮肤会变白，脸上会有灵气。杨贵妃的名气之大，连坟头土也沾了光。
　　杨贵妃（719—756　年），名玉环。弘农华阴人，后迁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幼年丧父，为叔父抚养。17　岁时被纳为唐玄宗儿子李瑁之妃。这年，唐玄宗的爱妃武惠死去，终日郁郁寡欢。后来得人举荐，见到“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的杨玉环，果然“姿质丰艳”，龙颜大开，欲纳为妃。按唐俗妇女改嫁要先做道姑或尼姑，遂让杨玉环出家当了道姑，道号“太真”，不久又从道姑院召入宫中。天宝四年（745），被正式册封为贵妃。唐玄宗自得杨玉环后，沉溺于酒色歌舞，以致朝政落于奸佞之徒杨国忠、李林甫等人手里。杨贵妃也独占宠爱，宫中称“娘子”，礼仪与皇后无异。她的家人亲属因而也得升迁，杜甫《丽人行》中“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二句，便是对杨贵妃堂兄杨国忠做了宰相，其一家煊赫一时的真实写照。唐玄宗对天宝年间腐败的政治、空虚的军备、朝野上下潜伏的危机，只当是海外奇谈，丝毫不加戒备，以致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次年六月，叛军攻占京城长安门户潼关。玄宗慌忙携后宫出逃。六月十四日（丙申），行至兴平县西郊的马嵬驿，以禁军首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为首的将士发动兵谏，杀死杨国忠，并要求玄宗将“祸根”杨贵妃赐死。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不得已，与贵妃诀别，由士兵牵引而去。贵妃自缢于路旁祠堂下，士兵以紫褥裹尸，埋于道侧，贵妃时年38　岁。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记下了这段悲剧：“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至于马嵬坡的杨贵妃之死，无论是正典史籍，还是稗史传奇都确证无疑。杨贵妃死后，还经陈玄礼亲自验视，似乎不该会有神话出现。偏偏唐玄宗思念心上人心切，于杨贵妃死后第二年（757），由四川返回长安，不仅祭祀贵妃，还密诏人重葬。结果，发现墓中尸骨不见，唯有一只旧香囊。玄宗得知后，竟格外凄惋，令人画像，悬于宫中；仍不能排遣思念之情，遂令四川临邛一个道士进宫招觅杨贵妃魂魄。据道士称：杨贵妃居住在东海的一座仙山上，那里有玲珑楼阁，十分华丽，她还思念着人间万事万物，思念着唐玄宗。唐玄宗恍惚中见到了泪水涟涟的杨玉环，迈着轻盈的脚步，随风在茫茫的云雾中跳着霓裳羽衣舞。如此一来，杨贵妃之死，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大悬案，史学界众说纷纭。有的称杨贵妃被高力士施计救下，并由日本遣唐副使藤原刷雄护送逃往日本。至今日本还有贵妃登岸处和贵妃墓等遗迹。六十年代初，日本还有人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当地电台播出此消息后，更扩大了杨贵妃当年流亡到海外的影响。其实，关于杨贵妃的死，对陈玄礼来讲，关系重大，他岂能轻易受骗上当。再说，东渡日本谈何容易，从西北到海边，要越过中原安禄山叛军的防区。对于杨贵妃来讲，万水千山，漂洋过海，无疑是不可能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学者俞平伯提出了杨贵妃未必真死，而是流落民间当了女道士的观点，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但究竟流落何处则说法不一。1996　年初，四川联大教授冯汉镛针对在四川省营山县境内太蓬山发现的唐朝安禄山史实石刻，以众多的典籍史实为佐证，撰写了《杨贵妃马嵬还魂之谜》。在“俞论”基础上，提出了杨贵妃之死的新观点：贵妃假死马嵬，复苏潜匿藏身蜀地——营山太蓬山，而又怀念旧情，就在太蓬山替安禄山刻石祈福。当然，这仅是史学界一说而已，杨贵妃真正死因，还有待对有关资料作进一步收集、整理和研究之后方能做出新的结论。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省兴平县马嵬镇西门外的马嵬坡上。于至德二年（757）按玄宗密令中官将贵妃迁葬于此。该墓占地面积6666　余平方米，四周有围墙，大门上横书“唐杨氏贵妃之墓”。还有门楼一座，正厅三间，东西厦屋三楹，回廊若干间，墓地碑石、墙壁上刻满了历代文人学士题咏诗词。据载杨贵妃墓葬“文化”最早“书写”者是“马嵬一老媪”。唐玄宗随军南逃后，老媪在路旁祠堂的梨树下捡得贵妃锦袜一只，她以此招徕过客，坐在杨贵妃墓旁让人看袜，看一次付百钱，“前后获钱无数”。玄宗遣中官重葬杨贵妃时，获知此事，花重金购回此袜，葬入墓中。此事见《杨太真外传》。杨贵妃死后仅20　余年，经过马嵬驿的文人学士留下的诗文，不可胜记。当朝丞相郑畋罢相后途经马嵬驿，看过那些调苦词清的文墨后，也题笔写了首诗：“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中又何人？”郑畋题诗后，人们对杨贵妃与唐明皇之间的爱情故事又更加关注了，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之一，杨贵妃墓地，也成为历代文化的遗迹。
　　在杨贵妃墓茔有三面回廊环绕，墙上嵌着历代部分名人题咏碑刻30　余块。如唐代诗人罗隐写的“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借唐僖宗避乱逃蜀，平乱后返回长安之事，指出当年马嵬驿之事，不应由一位妃子承担。林则徐《路经太真墓诗》：“六军何事驻征骖，妾为君王死亦甘。抛得蛾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这些题咏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杨贵妃的同情，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国墓葬文化内涵。
　　如果说这些文化是“阳春白雪”，那么民间历代流传，甚至不见于文字的习俗和传闻，也当是墓葬文化的“下里巴人”，统属墓葬文化的范畴。民间认为：杨贵妃天生丽质，肌肤白里透红，因是冤死，灵魂不散，聚其封土之中。所以，有人祭祀事毕，抓一把封土带回去，和于香粉之中抹脸，认为能使人肌肤玉白红润。此习流传甚久，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才在封土上砌以青石加以保护。
　　近年来，当地政府重新修葺了杨贵妃墓，辟为一个陵园，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墓冢以砖砌成圆形，高约3　米，前立石碑“杨贵妃之墓”一通。陵墓大门书有“唐杨氏贵妃之墓”七个大字。墓区广植林木，更显幽雅宁静。中外游人不绝，特别是日本游人，凭吊后还在墓区抓一把土携带回国，留做纪念，还有的说是要将这把土，撒在日本杨贵妃墓地，至于会不会再和于香粉之中，抹于脸上，也就不得而知了。

　　谢公山下留诗仙——李白墓

　　唐代大诗人李白以其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作，一方面讴歌了祖国壮丽河山，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出于对劳动人民痛苦遭遇的深切同情、出于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愿望，他敢于傲视权贵，讽刺时政，表现了愤世疾俗的精神。李白被后世誉为“诗仙”。他的一虚一实墓茔，仿佛也是一首诗，极耐后人嚼味。
　　李白早年游踪甚广。41　岁由道士吴筠推荐，在长安翰林院供奉，参与政事。安史之乱后退出政坛，四处飘泊，晚年穷困潦倒。唐上元二年（761　年）秋天，他抱病投奔族叔、时为当涂（今安徽省当涂县）县令的李阳冰。次年病重，慎重地将一生全部著作交给李阳冰。当年11　月，李白病势日剧，每日咳痰不止，自知将要离开人世，便写下了《笑歌行》、《悲歌行》。临终前赋有《临路歌》（即《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推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终以“腐肋疾”（胸肺脓穿孔），病死在当涂，终年61　岁。李白死后，李阳冰精心将李白诗稿编成《草堂集》10　卷，并为其撰写了序（这本集子现已散佚）。又将李白葬于当涂县城南5　公里的龙山东麓。与龙山隔河相望的青山，是南齐著名诗人谢朓常游之地，李白生前酷爱谢朓的人品与诗歌。李阳冰以为将李白葬于龙山，对李白在天之灵也算有了个很好的交代。
　　李白死后55　年，即唐元和十二年（817），李白生前好友范作之子范传正，时为宣歙观察使，因念与李白有通家之情，经过几年的明察暗访，得知李白儿子李伯禽虽然定居当涂，曾为其父守孝，但已于25　年前离开人世。李白孙子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唯有两个孙女，也已“一为陈云之室，一乃刘劝之妻。”她们告诉范传正：“先祖志在青山，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范传正得知此事，立即前往青山勘察。
　　青山位于当涂县城东南7.5　公里处，亦名青林山（今当涂县太白乡太白村前），高372　米，北临姑溪河，东傍丹阳湖，西隔青山河与龙山对峙，南视平野。方圆30　公里的青山，又名谢公山，环顾四周群峦迭翠，芳草如茵，茂林盛树，景色清幽。南朝齐著名诗人、宣城太守谢朓游历至此，被青山景色陶醉，遂于青山南麓建造故宅一处（今谢公祠）。在《草堂集》中，李白对青山情有独钟，说“一生低首谢宣城”，“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宅近青山，同谢朓公之脱骨”。范传正为了遂李白的遗愿，他同当涂县令诸葛纵合力将李白墓迁葬于青山西麓。范传正亲自为新墓撰文，“谢家山兮李公墓，异代诗流同此路。”给予李白很高评价。墓前建了享堂一座（今太白祠）。
　　青山李白墓经历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一方面受到历代诗人的祭拜，如白居易、贾岛、杜荀鹤。。直到清代的刘大櫆、姚鼐，都在此留下踪迹。特别是唐诗人64　岁的贾岛千里迢迢来此，不幸客死当涂，葬于当涂李白墓不远处（一说在四川安岳县城南1.5　公里的安泉山麓），巧应了范传正“异代诗流同此路”的谶语。另一方面，李白墓也历经沧桑。自墓建成到清光诸四年（1878），共修葺了12　次。1938　年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轰炸，太白祠焚塌，祠后李白墓基被毁，范传正所撰刻的墓志铭石碑也难幸免，墓地杂草从生，成为一片废墟。文革期间，红卫兵曾要挖墓掘尸，经当地农民奋力保护，才留下了这座名冢。
　　1979　年以来，安徽省文物局和马鞍山市、当涂县政府先后拨款100　多万元，将李白墓、太白祠及其它遗迹重新修葺一新。祠堂中央有李白晚年塑像，四壁镶嵌了十余通碑刻，其中有按范传正撰文的墓志铭拓片新刻的石碑，有李白的《临终歌》全文，还有历代文士所作墓志诗文画像的石刻。李白墓前所立石碑“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据说为杜甫手书，石碑为清代所立。顺太白祠而下，可达“十咏亭”。亭中刻有李白歌咏当涂山川风物的十首诗。亭前有石桥、荷塘，整个墓地各建筑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每年前来凭吊、游览、寻幽的文人骚客、旅游观光者数以万计，成为当涂引以自豪的名胜古迹游览胜地。
　　在离青山李白墓20　公里的采石矶上，还有一座李白衣冠冢。传说李白晚年常来江边的矶头上，饮酒赏月，对江吟诗。在一个皓月当空之夜，醉时跳江捉月，沉于江中。尸体漂于青山，葬于青山，其衣冠被江上渔夫捞起，葬于采石镇内。1972　年被迁葬于采石矶上。墓前碑刻“唐诗人李白衣冠冢”几个大字，既苍劲有力，又隐飘逸脱俗之气，为现代著名书法家林散之手书。山下有太白楼一座，初为唐代纪念李白常游采石矶而建。李白衣冠冢与太白楼，吸引了历代游人。许多诗人骚客游此，常将李白投江捉月的传说故事加以发挥，仿佛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之死，只有按传说故事的结局才符合李白的归宿。最具代表性的要算宋代诗人梅尧臣诗：“采石月下逢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采石矶上的李白衣冠冢，太白楼和青山的李白墓、太白祠构成了一实一虚相互映衬的独特的墓葬人文景观，共属李白墓所引发的墓葬文化组成部分，是无可非议的，也为历代所认可的。

　　一抔黄土埋诗圣——杜甫墓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以其真实感人的诗作，反映了唐代从开元盛世转入衰弱的历史进程，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荒淫，被后世尊为“诗圣”。他的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杜甫早年过着“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入仕途后屡遭坎坷，于45　岁弃官举家迁入四川成都。他的晚年是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中度过的，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贫病潦倒中的“诗圣”，万万想不到，当他59　岁溘然长逝后，不仅在他故世之地湖南耒阳，在他故乡河南巩县，就连湖北、陕西，甚至四川等地，相竟出现了八座杜甫墓，真是“一抔黄土世人尊”，杜甫九泉之下，该当欣慰了。
　　随着时间推移，杜甫墓孰真孰伪成了一桩历史悬案，且有激烈之势。其中以湖南省耒阳、湖南省平江、河南省巩县争论尤烈，各说各的理，广征博引，凿凿有据。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墓葬文化现象，不仅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入土为安”的思想，反映了各地人民对伟大诗人的追思之情，还反映了中国墓葬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
　　持湖南省耒阳一说者认为：杜甫于唐大历五年（770）四月，乘船下郴州，投奔当时在郴州做代理刺史的舅父崔伟，因遇洪水，在耒阳的方田驿（今耒阳市高炉乡龙王庙）困居五日之久。耒阳县令闻讯派人赠以酒食，不久，杜甫客死耒阳。聂县令便令人建墓立碑，以示对杜甫的纪念，不仅有县志为凭，还有戎昱诗可佐证。戎昱与杜甫同时代，与杜甫素来交好，在杜甫死后二年，戎昱漫游湖湘经过耒阳时，留下了《耒阳溪夜行·为伤杜甫作》（《全唐诗》第四册卷二第3026　页）。《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均有文字记载。近人郭沫若亦持此说。
　　持河南巩县一说者认为：杜甫受困耒阳，得其县令所赠酒食后，因水势不退，便掉转船头，顺流直下衡州。在衡州稍事逗留后，又沿江而下，在洞庭湖附近的船中与世长辞。死后因杜家家境贫困，无力安葬故里巩县，故暂葬湖南平江县南30　华里的小田村。直到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其孙杜嗣业遵先人之嘱，将灵柩由平江县迁葬于巩县故乡邙山岭上（今康店乡康店村西、山头村东）。当嗣业扶灵柩路过荆州时，拜请当时著名诗人、荆州刺史元稹为其祖父撰下墓志。墓志写道：“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四十余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难矣。”意思是杜甫死时，次子宗武，因贫病交加，无力将父亲灵柩运回故里，宗武便让儿子杜嗣业选择适当时候迁葬。嗣业不料也贫困交加，直到杜甫死后四十多年才完成宗武的嘱托，真不容易啊。《耒阳县志》有文载道：“元和中（813），其孙嗣业迁葬巩县，元微之（元稹）为志。”
　　至于湖南平江县小田村的杜甫墓，则有清李元度《杜墓考》为证，认为是“旅殡岳阳”。《中国名胜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10　月版）将杜甫墓的条目，列入了湖南平江县。
　　杜甫“诗骨”究竟埋于何处？何时能解开这个谜？恐怕还需时日，也许终不能解。杜甫晚年携家离开四川，流浪于湘湖一带，是各说的共识。最具权威的工具书之一《辞海》在杜甫条目中，干脆称“晚年携家出蜀，病死湘江途中”。看来还有待出土文物以及考古学者们的努力了。近来有人试图从杜甫晚年踪迹行程中揭开这一谜底，也不失为一种尝试：杜甫从四川来到湖南，除了投奔他的舅父崔伟，还去了衡州，打算探望他的好友、时任衡州刺史的韦之晋。769　年夏天，因天气太热，杜甫身体不适，加上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他便转道潭州。在潭州韦府见到了韦之晋，当韦之晋到江边船上回拜杜甫后不久，韦之晋竟猝然而逝。杜甫含泪写下了《哭韦大夫之晋》；第二年春天，在潭州，杜甫不仅受到郭受的盛情款待，还见到了唐玄宗时代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杜甫和他曾有旧交，旧友重逢互叙昔日之情，不仅潸然泪下。为此杜甫写了一首《江南逢李龟年》的绝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流露着对开元时代的怀念。不久，潭州发生兵变，杜甫在朋友苏焕的劝说下，再次南下衡州，投奔新任刺史的阳济。不料阳济刚刚奉命去潭州讨伐兵变，杜甫的大儿子又不幸病死，一连串的打击和旅途辛劳，使杜甫满怀悲愤，奋笔留下了长诗《入衡州》。之后他便乘舟南下，离开了这个使他伤心的地方，到达耒阳。因此，杜甫死后是不可能葬于四川，更不可能葬于陕西的。各地的杜甫墓，都是当地人民借以表达对“诗圣”的崇敬与追思之情。
　　每年清明前后，在湖南和河南巩县的杜甫墓前，都有当地杜姓与群众前往祭扫。国内外的学者、游人因仰慕杜甫的诗作，前往参观游览络绎不绝。

　　江南的“地下宫殿”——南唐二陵

　　六朝之后，中国历史在短暂的五十余年中，先后出现五代十国的局面。
　　其中李芃（888—943）自称是唐明皇李隆基十六子永王璘的后裔，逼杨溥退位，于公元937　年建立南唐，定都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南唐先后续三主，历时39　年，在唐宋之交，群雄四起，割地称霸的乱世中，南唐仅算偏安江南的一个小朝廷。然而，南唐的中主李璟（916—961）与后主李煜（937—978）父子俩，虽做不好皇帝，但词却写得好，词中不少句子已成为名句。南唐烈祖李芃的钦陵与李璟的顺陵，在历史上曾一度泯灭，不知墓址何在，1949　年发现后，经发掘、考证，南唐二陵是迄今发现的江南最古、最大的“地下宫殿”，成为南京南郊的又一胜迹。
　　钦陵是南唐开国皇帝李芃和皇后宋氏合葬的陵寝。李芃本名徐知诰，徐州人。出身孤贫，初为杨行密养子，受杨氏诸子排斥，转为当朝权臣徐温养子。937　年夺取帝位，改姓李，改名芃。李芃晚年信佛、道，梦想长生不老，却不料因吞食“仙丹”，中毒身亡，时年56　岁。他的四子李璟继位，选择南京著名风景点牛首山一支脉——祖堂山南麓，营陵以葬之。据说钦陵是由南唐才子大臣江文蔚与韩熙载主持设计的。李璟执政后不久，强大的后周势力不断侵犯南唐，直接威胁金陵安全。李璟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也为了保全安逸的生活，不仅去其帝号向后周称臣，还献表割地以示诚意。961　年6　月，45　岁的李璟在郁郁寡欢中客死南昌。李璟在词方面造诣较深，风格明快自然，意境较高。“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都是他词中的名句。李璟死后，其子李煜继位。当时后周已被宋赵匡胤所灭，李煜一面向宋请复李璟帝号，一面亲将李璟灵柩迎回金陵，在国运衰败，财力空乏的动乱年代，勉强为李璟建“顺陵”于钦陵之西侧。975　年，南唐被宋所灭。李煜同他父亲一样，是个会写词，不会当皇帝的人。据说当年金陵被宋破城之时，他还在石头城上填词“樱桃落尽春归去。。”，之后他袒胸出城称降，受封“违命侯”，迁居东京（今河南开封）。身居北方的李煜，非常怀念金陵，著名的《虞美人》词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完成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也成为这位亡国之君的催命符，在他42　岁生日时，被宋太宗赐毒酒害死。死后未能回金陵祖堂山安葬。
　　南唐被宋灭后，历经数百年战乱沧桑，南唐二陵竟渐不知所在。1949　年当地乡民开山取石被无意发现，经南京博物院及有关部门发掘、考证，从出土的玉哀册、石哀册上，才被确认为李芃的钦陵、李璟的顺陵。钦陵分前、中、后三个主室，由21　米的墓道贯通。前、中二室附东西侧室各4　间，后室附东西侧室6　间，连同主室共计13　间。前室柱、枋上彩绘依稀可见，据说这种用矿物质研成的颜料，绘出的藻顶图案，在国内同类彩画中，是迄今发现较早的。进入中室，在北壁门上，有石梁一通，上刻大型“双龙戏珠”浮雕，鳞甲飞动，祥云缭绕。大门两侧，各有一浮雕守门将军，披甲执剑，足踩祥云，恭谨中透着威武。后室是安置李芃及宋氏棺椁的地方，全系青石所筑，形制格外讲究。墓顶有彩绘的日月星辰，虽大半漫灭，但细心观察，还有几处星斗熠熠可见。据介绍，墓顶早先可见东方朱红的太阳，西方淡蓝的月亮，南是南斗，北是北斗，大小星辰多达一百余颗。四壁施以米色，八根石柱承着斗拱，原也有彩绘，现已难辨。放置棺椁的石座两侧，雕有三爪飞龙及各种图案花纹，十分精细。大青石砌筑的地面，凿有蜿蜒纵横的江河山岳。整个墓室呈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帝陵装饰传统，颇有秦汉规制的风范。顺陵亦分前、中、后三室，规模及装饰略逊钦陵，形制相仿。
　　南唐二陵在历史上虽屡遭偷盗，1950　年发掘时，仍出土文物640　余件。男女各式陶俑、动物俑、陶瓷器等，品种多样，特别是玉、石哀册，弥足珍贵。这些文物及陵寝本身，对于研究唐宋之际的建筑、绘画、雕刻、陶瓷、服饰、陵制等有着特殊意义。
　　1981　年以来，南唐二陵得到大规模修葺：古色古香的大门迎面矗立，陵墙顺沿山势起伏环绕，大门内三条石径均可达两陵，其间花木丛中，有仿唐文物陈列室、四方碑亭、现代人手书二主词碑廊等建筑镶嵌其间。从远处望去，祖堂山烟岚如黛，南唐二陵与山色浑然，确是江南一处历史名迹。人们在此驻足留连，反思南唐短暂的历史，不禁会感慨万端，浮想联翩的。自发掘后，中外游客及领导人来访甚众。

　　鹤林寺前元章魂——米芾墓

　　镇江，是我国江南的一座历史名城。这里“一水横陈，连冈三面”，独特的地理环境，被宋代大画师米芾赞誉为“城市山林”。因而他以南郊山水为蓝本，认为“南山可做画材”，作画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天真发露，怪怪奇奇，枯木松石，时出新意”，创造了独具一格的“米氏画派”，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数百年来，镇江鹤林寺前的米芾墓，前来瞻仰、凭吊者代代不绝，就连海外日本的各级书道协会、书画界人士到镇江后，也必徒步前往米芾墓拜谒，以了心中宿愿。
　　米芾，字元章，也称米襄阳、米南宫。祖籍太原，后迁襄阳，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因母亲曾在王府侍奉过宣仁皇后，恩荫补为浛光县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曾得宋徽宗召见于便殿，赐对析画，颇得徽宗赏识，擢授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他能诗文，精鉴别，其书法颇得王献之意趣，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更因首创“米派”画风，被后世尊为“杰出的艺术大师”。
　　米芾一生有两大特点：其一不入流。爱穿唐服，头戴高冠，坐轿时将轿顶揭去，露出半截帽子在外，招摇过市，见者无不大笑。无为军（今安徽无为）治所有块巨石，形状奇丑，米芾见了欣喜万分，说：“此石可受我一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之后每路过这块石头都称之“石丈”。怪诞的行为传入朝廷，均视为“颠狂”，故米芾有“米颠”的雅号。其二爱洁癖，每日洗手洗脸数次，从不与人同用手巾器皿。镇江知府十分了解他的洁癖，他看上了米芾最心爱的一方端砚，如果开口索要，绝对不会得手，便在借看时故意将唾沫吐在砚上磨墨。米芾见状大惊，遂将此砚让知府拿走。据说有年米芾看榜，有个金陵（今南京）人段拂，字去尘，榜上有名，米芾认为这个名字很对他的洁癖，就托人说媒，把女儿嫁给了段拂。
　　米芾晚年好佛学禅，特别喜爱南郊黄鹤山的鹤林寺，认为是念佛习画的佳所，表示死后愿做鹤林寺伽蓝护寺。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米芾死前一月就料理家中未了事宜，作书告别亲友，预办了一口棺材，坐卧饮食，都在里边。据说他死前七天，不吃荤腥，沐浴更衣，焚香清坐。死的当天，又请来地方官员，他举着拂尘对大家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说毕，扔掉拂尘，合双掌于胸前，静静地死去了。时年56　岁。《宋史》有传，野史杂记也多有记载，如宋代《春渚纪闻》、《鸡肋编》、《石林燕语》等。米芾墓位于镇江黄鹤山鹤林寺前。鹤林寺建于东晋，是江南著名古刹，寺前有晋时“十三松”。寺外层峦叠嶂，树木葱茏，景色十分秀丽。附近还有竹林古寺、白龙岗、莲花洞等名胜。辛亥革命先烈赵声的墓距此不远。据说米芾原葬于镇江西南郊的长山，后来墓地年久荒芜，以至难寻。米芾后裔根据他生前愿望，在鹤林寺前的山下，掘土建衣冠冢，苏东坡与米芾是多年挚友，苏曾戏称米芾是“狡兔三窟”。因米芾当年在镇江有三处住所：一在千秋桥，一在北固山西麓，一在鹤林寺。如此，米芾在镇江留下的遗迹很多，而米芾的墓地，一般就认鹤林寺前的。
　　米芾墓前原有石坊、墓碑、墓冢，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明末崇祯年间又加修葺，清代至民国早期曾重修墓冢及碑坊。现米芾墓为1987　年改建，距原墓地80　米的黄鹤山北麓。其墓围12.6　米，坟冢直径4　米，系优质白色大理石做墓墙，坐南朝北向。墓前立有高达2　米的大理石墓碑一通。碑文上刻“一九八七年春日重修宋礼部员外郎米芾元章之墓，曼殊后学启功敬题”。墓前是宽阔的凭吊平台，墓门前依山势向北延伸，两边筑以玉带坡，夹三层祭台及台阶的墓道，宽约3　米，长达60　米，平面呈曲尺形。
　　新修的米芾墓碑坊，按三门冲天式恢复了原状，石坊柱上镌刻一楹联：抔土足千秋，襄阳文史宣和笔；丛林才数武，宋朝郎署米家山。
　　如今前往米芾墓地游览、凭吊，在赞叹镇江锦绣山水之余，追思千百年来历史上先贤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后，会对米芾这样才气横溢的大艺术家，有这样一块长眠之地，感到欣慰的。正如近人石三友先生赞叹的：“确是名人名地相得益彰呢。”

　　“天日昭昭”终有时——岳飞墓

　　岳飞墓习称“岳坟”，位于浙江杭州市西湖边栖霞岭下岳王庙内西侧。
　　岳飞（1103—1142），是南宋著名抗金将领。他幼习诗书，从名师学武艺，20　岁起四次从军，立志“精忠报国”，抱负不凡，以显赫战功很快由士兵升为将领。所部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称为“岳家军”，深得人民爱戴。绍兴十年（1141），挥师大举北伐，连克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取得郾城大捷，扭转了宋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岳飞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正当岳飞踌躇满志之时，因宋高宗、秦桧主和，接连下达十二道金牌，催其退兵。深受封建忠君思想影响的岳飞被迫班师回朝。当年夏受诏赴临安，解除兵权，改任枢密副使。不久主和派秦桧收买岳飞的部下，诬告岳飞谋反，将他逮捕下狱。秦桧门徒、御史中丞何铸经过反复审讯，实在找不到“谋反”的证据，明知岳飞受冤，又碍于秦桧权势，遂弃官罢审。秦桧又改换亲信万俟■、张俊主审。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　年1　月27　日），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被害，其子岳云、爱将张宪同时被冤杀。岳飞临终前，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愤恨、冤屈之情，跃然纸上。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连夜冒死将岳飞尸体背出钱塘门，葬于九曲丛祠的“北山之漘”，亲植双橘树于墓旁；为遮朝廷耳目，在墓前立“贾宣人之墓”石碑一通。隗顺死前，又嘱儿子妥为守护。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后，下诏为岳飞一案平反昭雪，并在便殿接见岳飞第三子岳霖，口称“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消息传开，隗顺之子遂将岳飞墓公告于众。朝廷以礼改葬遗骸于西子湖畔，北山智果院西侧。嘉定十四年（1221），改北山智果院为祠庙，即今之岳王庙。
　　几百年来，岳王庙几经毁焚，但因庙内埋有岳飞、岳云英烈遗骸，数度重建，并留下大量讴歌岳飞、痛斥秦桧的诗文：“遗恨高宗不鉴忠，感斯墓木撼天风。赤心为国遭谗没，青史徒修百战功！”明公安派之首袁宏道的得意门生、翰林院修撰秦涧泉，在岳飞墓前写下了“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在墓前愧姓秦”的佳联，表达了对害死岳飞等人的秦桧之流无比愤慨的心情。现存建筑是清代以后陆续重建的，1979　年曾全面整修。门楼重檐歇山顶，巍峨庄严。入门东有忠烈祠，以祭祀岳飞，祠内有岳飞坐像一座。坐像上方悬仿岳飞手书“还我河山”一匾。西面启忠祠，以祭祀岳飞父母，现已改为岳飞抗金史迹陈列室。
　　据清代编纂的《西湖志》一书记载：雍正九年（1731　年）浙江总督李卫在重修岳王庙时，于庙前甬道上建青石牌坊一座，题额“碧血丹心”，四个大字以绿色涂描。民间相传周朝的大夫苌弘是个为国为民的忠臣，后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他死后有人冒险将他的血藏匿起来，三年后，此血化成青绿色的美玉——碧。因此，后人常将忠臣志士为国为民、伸张正义而流的血称之碧血。岳坟这座石牌坊的“碧血丹心”绿色大字，沿继至今。
　　进岳王庙向西，有精忠柏亭一座，陈列着古柏化石。据传，岳飞被害风波亭后，亭旁古柏立死，但仍坚硬似铁。1923　年移此，取名“精忠柏”。向前有照壁一座，上嵌明人洪珠书“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壁前有墓阙，阙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即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四人反缚双手跪在墓前。跪像背后墓阙上有楹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再向前便是岳飞墓，岳飞墓左侧是其子岳云墓。整个墓地四周古柏葱郁，以石栏加以围护。正中石望柱上刻有“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一联。在墓园照壁前南北两厢各建有碑廊，陈列着历朝石碑一百二十五块。北廊勒于石上的是岳飞诗词、奏札等手迹，南廊是历代名人凭吊岳坟时留下的联语诗词。围绕岳坟留下的不仅诗文，在民间也多有传说。据现有资料，早在南宋末年，岳飞的事迹就成为说话艺人说“新话”的内容，岳坟也是其中重要情节一部分。之后各种戏曲、小说本子不断涌出。岳坟的有关传说也极富民间色彩。其中以秦桧等人的铁像失而复得最为传奇。据说一位秦姓抚台游此，见秦桧跪像后，心中不悦，遂命手下连夜将秦桧跪像扔于西湖。不料次日清晨，满湖飘荡着恶臭，百姓纷纷环湖寻源，发现一处湖水不停向上翻泡，恶臭尤烈，便用网打捞，原来是秦桧跪像。说来也奇，铁跪像一离水，湖面便不再翻泡，只是湖面臭气不散。众人便将铁跪像重新置于岳飞墓前，瞬时西湖水清如镜，四周荷香阵阵。抚台得知后，再也不敢搬动那些铁跪像了。现在，岳飞墓及岳王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来此凭吊英烈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岳坟给秀丽柔美的西湖，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

　　万字碑前谒韩墓——韩世忠墓

　　在苏州灵岩山西南麓，有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及梁红玉等四位夫人的合葬墓。墓前东南的小山岗上，有一块巨大的为韩世忠所立的石碑，称为“神道碑”，俗称“蕲王万字碑”。
　　韩世忠（1089—1151）是和岳飞齐名的南宋爱国将领，他18　岁入伍，历经百战，智勇双全。宋、金战争开始后，在河北力抗金军，后随宋高宗南下，升至浙西制置使。宋建炎三年（1129）冬，金兀术统兵十万渡江，他率水师八千乘海船从海口（今上海）进趋镇江，截击其归路。当两军接触后，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宋军士气大振，险捉金兀术，使金兵不得渡。这便是著名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故事。次年辗转战到黄天荡（在今江苏南京附近），与金兵周旋48　天，使金兀术大窘，大灭了金兵威风。是役，韩世忠名声大振，鼓舞了南宋军民士气。
　　相传金兵十万南下，韩世忠只有宋军八千，如何破敌，颇让韩世忠费心。一天有人送糕到军帐，梁红玉接过一看，此糕两头大，中间细，遂掰开此糕，发现内夹纸条一张，上写“敌营像定榫，头大细腰身，当中一斩断，两头不成形。”梁红玉得知是破敌之计，金兵中部薄弱，当拦腰截之。韩世忠传令连夜出击，直冲敌营中部，果然大获全胜。以后此糕故事流传开来，说韩世忠、梁红玉得神人之助，称此糕为“定胜糕”。后来，又在大仪（今扬州西北）大败金与伪齐的联军。一时，名震大江南北。
　　不久，韩世忠被招回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授枢密使，解除兵权。在朝廷上，他每每力主抗金，坚决反对秦桧的“议和”。当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蒙受冤狱之际，他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事后他愤然辞职，隐居西湖，闭门谢客，研读佛经，自号清凉居士。韩世忠的一生，转战大江南北，战功卓著，全身“刀痕箭瘢如刻画”，曾因战伤刮骨疗毒而眉不皱，被将士尊为“挽强驰射，勇冠三军”的“万人敌”。绍兴二十一年（1151），韩世忠忧病而死，终年63　岁。死时十个手指只剩4　个完整。宋孝宗赵昚即位后，为顺民意，不仅平反岳飞的冤狱，也为韩世忠昭雪，追封韩世忠为“蕲王”，谥号“忠武”，赐于苏州灵岩山建墓；山上的灵岩寺寺院改名崇报寺，以表示崇德报功之意。
　　韩世忠墓依山势建立，墓的东、西、北三面建有罗城，南面有石阶数十级。占地约2　亩，墓莹封土高出地面3　米。墓前神道碑（连基座）高8.35米，碑上刻着宋孝宗亲笔写的“中心佐命定国元勋之碑”10　个大字的碑额。碑文一万三千九百多字为赵雄奉敕所撰，由周必大书写，共88　行，每行150字左右不等，记载着韩世忠生平事迹。此通石碑之高，碑文之长，均为世上罕见。石碑曾因年代久远，于公元1939　年6　月被飓风吹倒，碎成10　余块。1946　年当地山僧筹款用水泥生铁胶合支撑，分两段并列重新树立起来。石碑原来立在石龟趺上，重建时移置在石龟趺的西面，是碑刻艺术巨制之珍品，有“天下第一名碑”之誉。在“蕲王万字碑”的南面，还有一座祭祀韩世忠的祠庙，宋时敕建，面阔三间，原祀韩世忠像，后悬有清林则徐谒墓时留下的对联：“祠庙肃沧浪，更寻来一万字穹碑，新焕岩前榱栋；威名镇吴越，还认取七百年华表，遥传江上旌旗。”
　　民国初年，有人提出灵岩山韩墓仅是衣冠冢，其真墓当在浙江湖州一带。争论由此而起。到了八十年代初，史学工作者经过多方查考，认为韩墓当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东麓的菁山坞，并例举了南宋《嘉泰吴兴志》等多种文献资料为凭。至于何真何伪，看来还需进一步考辨。
　　古往今来，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灵岩，谒韩墓，读韩碑，题诗作对，以表达对韩世忠的崇敬仰慕之情。明代吴门画派之首沈周在凭吊韩墓后写道：“下山更吊蕲王墓，十丈穹碑万古忠。”明代高僧梵琦诗云：“穹碑读未竟，归路又斜阳。”现韩世忠墓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屡有修葺。与西湖岳飞墓相呼应，成为吴山越水人文景观胜地，苏杭山水为之增色。

　　满腔忠愤泻于词——辛弃疾墓

　　徐釚的《词苑丛谈》援引黄梨庄的一段话谈到辛弃疾：“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短短数语，道出了南宋伟大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的生命主旋律，这也是他的墓茔能在穷乡僻壤留存到今天的民众基础。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字幼安，号稼轩居土，宋济南历城（今属山东济南）人。22　岁时目睹国家分裂，人民涂炭，奋起率众抗金，次年渡淮南归。26　岁上奏《美芹十论》，分析宋金形势，为主抗金。先后任南宋建康府通判及湖北、湖南安抚使等职。淳熙八年（1181），由于南宋投降派的排斥遭弹劾，退居上饶达10　年之久。绍熙二年（1191），起提点福建刑狱。后召赴行在，强调备战，又遭谏官诬劾，退居铅山。嘉泰三年（1203）至开禧二年（1206）复出，后遭谏官所诬落职，返回铅山家中。以后数次召令回朝，均因辛弃疾看清了朝中权贵乃醉生梦死之辈，坚辞不就。开禧三年（1207）初，委以枢密都承旨的要职，辛弃疾抱病上章陈乞致仕。同年9　月，忧愤而死。据《济南府志·稼轩传》载，临终前“大呼杀贼数声”而去。
　　辛弃疾在报国无路，壮志难申的悲愤情绪影响下，创造性地运用词的形式，自如地抒写怀抱，议论时事，记叙生活和描绘景物。如辛弃疾以66　岁高龄在镇江知府任上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稼轩词》中最优秀的爱国篇章之一：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通过怀古，念念不忘中原沦陷区的土地与人民，流露出老当益壮的强烈的抗金意志。他的词在宋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辛弃疾墓位于江西省铅山县陈家寨乡西南鼓楼门（又名虎头门）阳源山颜家垄，距县城约25　公里。该墓墓基保存完好，墓周围用麻石砌成，墓道路旁原立有“稼轩神道”石碑一方，早于清雍正年间毁佚。从现存的一块墓碑的铭文中，可以得知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由辛弃疾第25　代玄孙三人共同重修，并勒石为记。
　　辛弃疾墓于1959　年被江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　年再次拨款重修。如今修复后的辛弃疾墓茔占地51.5　平方米，墓高2.5　米，四周仍以麻石护围，前立乾隆年间原碑。墓茔前方左右各立仿古水泥柱两根，柱上刻有郭沫若为济南辛氏纪念祠所作的楹联一幅：“铁板铜琶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芹悲黍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墓前还砌有祭拜台一座，台下有石阶与山路相连。整个墓区给人一种庄重、肃穆之感。每逢清明时节，春雨萧萧，百草勃发，前来祭扫、凭吊的游人、群众来去不绝。
　　在铅山县还有辛弃疾的许多遗踪。如铅山东北的瓢泉别墅附近的鹅湖寺。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里约见著名爱国志士陈亮（陈同甫，一作陈同父），在鹅湖畔相处10　日，相谈天下事。辛弃疾痛饮之后，大谈宋金南北的形势，说：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此事录于《说海》，为后人所称扬。

　　一代天骄葬大漠——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1162—1227），即元太祖，名铁木真，44　岁在蒙古各部首领推荐下，称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即位后，率部四出征战，蒙古版图不断扩大，其势力东到满州，南到黄河以北，西至里海，北达俄罗斯。灭国四十多，杀人数百万。1226　年亲率大军攻西夏。次年7　月西夏被灭。同年8　月25　日死于清水（今甘肃省清水回族自治县）军中，时年73　岁。据称临终前还拟定了最后灭金的计划。元朝建立后，被追尊为元太祖。
　　成吉思汗去世后，据说遵从他生前意愿要葬于大漠的故乡（一说葬三音诺颜部哈喇和林的加拉喀都城，另一说葬于拉齐林），为了实行传统的蒙古贵族流行的秘葬，在将他灵柩运往蒙古故地的途中，“遇人皆杀之”。关于元代蒙古族的秘葬，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中写道：“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杀骆驼子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春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行，人莫知也。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矣。”
　　成吉思汗灵柩运到墓地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分散在欧亚大陆各占据地的宗族王亲纷纷赶回参加。成吉思汗的遗体在一洁白巨大的穹庐里木座上，接受属下的最后朝拜。而后将成吉思汗遗体放入凿空的粗大楠木中，合拢后用生漆涂以表面，外层用三圈黄金箍饰。棺柩由王亲送至墓地，葬入地下，不起坟垅。据旧时报载：陵深邃如迷宫。黄木冢上覆刺绣的大可汗徽章（是以13.5　尺长柏木条为杆的长矛，顶端装有约1　尺长的箭簇形长锋，锋座以黑色公马鬃为垂缨。成吉思汗视为神赐之物，故作军徽，战神崇拜）。黄木冢内置银棺，覆以长十尺、宽四尺的九尖角锦旗（据传旗帜上的九个尖角，象征着铁木真手下的九员骁悍战将）。银棺下面列冕（古代帝王、诸侯所戴的礼帽）四十具。堂后为神龛，庋藏兵器，有嵌宝金剑，有在印度所造的象牙宝座，还有天文仪器等贵重珍宝；另一神龛供奉大可汗赤玉半身像，有藏、蒙、汉三种文字对照的历史手抄本500　页，每页均有成吉思汗亲笔签名。在地宫的厅堂前，有狮、虎、马、象等造像、皆用宝石雕成。棺前置油灯（长明灯）七只，由守护哑僧加油，昼夜不止。每年夏历三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为参祭日。前俄国有文化间谍柯斯洛夫通过刺探、收集，写有《调查记》。由于成吉思汗实行的秘葬，墓地不起坟莹，每年的祭拜极不方便。明正统以后，鄂尔多斯蒙古部进驻河套一带，遂将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器物及灵柩，置于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之间高原上（今达拉特旗的王爱召），以便供奉祭拜。清初移到伊金霍洛（蒙文中，伊金为君王之意，霍洛为园之意），在其四周用江柳编为缭垣，内设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八顶白色毡宫帐，俗称“八白室”（一说“八白屋”）。前并立的两幢中，各奉置银棺，陈列祭器。其后有瓦房三间的庙宇，习称王殿。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物品存放于其它六室之中。这便是最初的成吉思汗灵寝的地面建筑形制。最早守卫陵寝的人，称之“鄂尔多斯”，专职看护人称之“达尔哈特”，都是当年成吉思汗卫队中的500　户的子孙后代。现在守陵护陵的已是卫队的第三十五代子孙。守护大员称“济农”（译音），由伊克昭盟盟长兼任。其盟长由七旗札萨克（即昔日的王公、贝子、贝勒）轮流担任。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迁“八白室”于甘肃兰州城东兴隆山，后迁青海塔尔寺，每年清明政府均派大员致祭，典礼隆重。1954　年，将“八白室”迁回伊金霍洛旗原地。为了永久纪念这位蒙古族的伟大历史人物，1956　年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新陵园。新建的成吉思汗陵主体为中央纪念堂，建于花岗巨石上，四周环绕雕花石栏杆。堂的前殿穹庐为桔黄色琉璃瓦顶，嵌镶藏蓝色云勾图案。殿门外飞檐下用蒙、汉文字书写的“成吉思汗陵”饰以金色竖匾。纪念堂内中央塑有一座5　米高的成吉思汗坐像，身披盔甲，手执经卷，充分显示出大漠一代天骄文武双全的雄姿。坐像后衬以横跨欧亚的古蒙古帝国版图。其制式仿昔日“八白室”其中的一座。在两廊壁上，精细彩绘了反映成吉思汗生平事迹的壁画。纪念堂后寝宫安置黄色蒙古包四座，供奉成吉思汗、孛儿贴夫妇以及孙贵由夫妇的灵柩。据载：成吉思汗妻妾成群，多达500　之众，其中5　人最为受宠，封为“大妇”。第一位是发妻孛儿帖，养育了继承成吉思汗统一事业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及五位公主；第二位是忽兰；第三位连哈惕与第五位也速仑是亲姐妹；第四位阔阔出，是金国皇帝的公主。成吉思汗拥有的众多妻妾，除了“大妇”，其他的任其发落，随心所欲地送人。他曾因一个恶梦被惊醒，就将身边过夜的阿必哈送给帐外守卫的贵族术赤台。
　　在陵园的东殿，供奉的是成吉思汗爱子拖雷及其夫人灵柩的蒙古包。这与拖雷后代都成为蒙古族皇帝不无关系。西殿供奉的是九尖角旗与苏鲁锭（长矛），这是成吉思汗生前视为军徽、战神的“圣物”。
　　离成吉思汗陵20　里处，有蒙、汉文字书写的大理石碑一通，据称是一位叫“道尔马”的皇后安息之所。传说成吉思汗临终前，道尔马请死，打算去阴府为之安排后事，成吉思汗凝视良久，紧紧抱住道尔马，用短剑刺死道尔马于怀中。七天后，成吉思汗方死。在这座墓地上，有道尔马铜像一尊，略似于佛，其墓中有大玉磬，昔日每七时击七响。墓内还埋有英国僧侣所献珍本《圣经》一册。
　　成吉思汗陵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如期祭、季祭、年祭和日常祭祀等，祭祀的仪式、规模不一，最为隆重的是公祭。每逢这一天，远近蒙古族及各族人民都要赶来参加盛会，人们怀着虔敬的心情，献上哈达、羊背、点心、醇酒、马奶等祭品，在祭陵官员主持下开始祭祀。活动结束后，还要举行那达慕大会，进行赛马、射箭、歌舞及物资交流等活动。近年来，祭祀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朋友。美国迈柯耳《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中，成吉思汗名列第21　位。1995　年12　月31　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二个一千年（公元1000　至1999　年）中最重要的各类人物和事件，其中千年来的头号风云人物便是成吉思汗。

　　赤湾滩头有帝陵——宋少帝陵

　　深圳，是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最新崛起的一座新型城市。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一批长年埋藏在地下、沦落于荒草野洼的文物、古迹相继被发现。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少帝赵昺陵墓，便是其中之一。
　　宋少帝赵昺是宋度宗赵禥的儿子，母为修容俞氏。生于咸淳七年（1271）。德祐二年（1276）初，元军在伯颜统率下进抵临安城郊。南宋一面以同元军谈判为名，派文天祥至元营；一面却奉表清降，元军不战进入临安。全太后（度宗后）、恭帝被俘北京。宋臣张世杰、张秀夫等护益王赵昰、广王赵昺沿海岸线向南奔逃。同年抵达福州，在陆秀夫、陈宜中拥戴下，赵昰为宋主，称端宗，改元景炎。进封他的弟弟赵昺为卫王。景炎三年（1278），南宋抗元部队节节败退，宗室由香山（今广东中山）经广州逃至■州（今广东吴川南海中■州岛），年仅11　岁的端宗帝赵昰于四月病死。卫王赵昺又被陆秀夫、张世杰等文武官员拥立为宋主，时年8　岁，改元祥兴。杨太妃仍一同听政，升■州为翔龙县。不久，移驻新会海中崖山，在崖山造行宫30　间，军营3000间，拥有兵民约20　万。同年底，文天祥在五坡岭抗击以张弘范为都元帅的元军时，不幸战败被俘。祥兴二年（1279）正月，张弘范挟势进攻崖山，宋元二军在广东新会的崖山海面决战，战至二月初，张世杰所率宋军寡不敌众，大败海上。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于初六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当殉国，德祐皇帝被俘，受辱倍至，陛下怎能重蹈旧辙呢？！”随后全身披甲，背负赵昺投海而死。赵昺死时，年仅9　岁。
　　宋少帝陵位于深圳南头赤湾西部南山脚下。据赵氏族谱《帝昺玉牒》载：“后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飞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偶往海边巡视，忽见海中有遗骸漂荡，上有群鸟遮居，心窃异之，设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拟常人，知是帝骸，乃礼葬于本山麓之阳。”另据当地人传说：宋少帝崖山殉国，几天后，有一元兵驾舟出海捞取漂荡在海面财物时，见一黄衣童尸身佩玉玺，便将玉玺取下送交元将张弘范，张断定童尸即赵昺遗体，立即下令兵卒出海捞取，零丁洋面再也不见童尸去向。后来童尸漂至赤湾，伏于沙滩，群鸟遮其上不散。当地父老惊谔之余，只见赤湾滩上天后庙冒起一团黑气，随至栋梁轰然堕地，父老乡亲方知童尸乃是宋少帝遗骸，于是取天后庙栋梁作棺木，收少帝遣骸葬于南山脚下。
　　赤湾宋少帝陵的始建年代，凭传说当在元初，史料典籍均无从查考。如今的陵址，是1911　年由旅港赵氏三支裔孙重修。初为灰沙砌筑，平面呈“凸”字形，长10　米，宽6　米，面向零丁洋，墓碑上刻有“宋祥兴少帝之陵”七个字。墓墙两旁刻有一副楹联：“黄裔于今延宗祀，赤湾长此执皇陵。”墓前有两只灰沙堆塑的镇墓兽。该墓初时赵氏后人历年皆来吊祭，后来便沉寂埋没于草丛林木之中了。
　　1982　年，赤湾深水港破土动工，在修建与之配套工程赤湾公路时，被人发现此陵。后来，为了保存这一古迹，蛇口旅游公司在深圳博物馆、香港赵氏宗亲会的协助下，对陵址进行了修葺、扩建，全陵由50　余平方米扩大至4400　多平方米，使之成为独立的一座陵园。墓的东侧新立一块1　米宽、2　米多高的泉州白石墓碑，碑文为篆体阴文，风格古拙，为著名书法家商承祚所写。碑背面刻有“崖海潜龙，赤湾延帝”八个大字，字体苍劲，为著名书法家秦萼生手笔。墓前祭坛、祭台系花岗条石铺砌，造型优美，刻工精细。两侧各立石望柱一对，上置石狮。墓的后半部有黄色琉璃墙环绕，墙内有12个花岗石墩柱，颇为壮观。西侧建有圆形花坛、陆秀夫背负宋少帝塑像等建筑。
　　如今的赤湾宋少帝陵，头枕南山，面临深港，整齐的石阶墓道缘山而上，陵内青草翠柏，佳木葱茏，环境幽静。游览蛇口现代深水港后，乘兴沿公路直抵少帝陵，追忆宋王朝的兴亡盛衰，凭吊南宋爱国将士的英烈忠魂，抚古思今之际，更能激发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愫。

　　道婆有志覆赤子——黄道婆墓

　　黄道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棉纺织品改革家。这位元初普通劳动妇女，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能在极端歧视劳动妇女的封建社会传名，死后又被建祠立墓留存至今，被后世的人们所尊敬、崇仰、歌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极罕见的一例。
　　黄道婆的身世，正统史籍上记载寥寥。后人只能根据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诗人王逢的《梧溪集》中《黄道婆》诗及序，以及民间传说得以了解。王逢在《黄道婆》一诗的序中写道：“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船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叫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名乌泥泾，天下仰食千余家。”民间流传黄道婆家贫穷，11　岁便给人家作童养媳，因不堪公婆、丈夫的虐待，独自一人搭海轮逃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州。在那里黄道婆虚心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纺纱、织布技术，历时30　多年。于元朝元贞年间（1295—1296），取海道回到乌泥泾的家乡。回乡后，便改革纺织生产工具，传授有关轧花车、弹棉椎弓、纺车和织机等技术，还无私地将错纱、综线、配色、挈花等纺织技术教给乡亲们，所织成的被、褥、带、手巾等，上面都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饰，十分精致美观。一时“乌泥泾被”誉满江南，使松江府一带的棉纺织业历经明、清几百年兴盛不衰。
　　黄道婆去逝后，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乡人万分悲恸，纷纷集资捐款为她收殓安葬，修祠建墓、塑像立碑。相传每逢农历四月初六黄道婆生日这天，乌泥泾镇方圆几十里的村妇们都要到黄母祠烧香、祈祷，随后给其墓冢培上一抔新土，祈求黄道婆保佑她们多织布、织好布。当地长期流传着一首民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后人对黄道婆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正如元末诗人王逢在《黄道婆》一诗中所写的那样：“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后人又怎能忘记黄道婆的功绩！
　　黄道婆的墓，位于今上海县龙华乡东湾村。始建于元代，落成不久，乌泥泾镇上的士绅赵如珪在镇上为她修建祠堂，内设黄道婆塑像。当地人逢年过节都要到这里举行公祭。一些路途较远的先后在当地也兴建了这类祠堂，以祭祀黄道婆。而乌泥泾镇的祠堂与墓最具文化特色，几经兴废，甚至在明嘉靖年间，被倭寇摧毁，不久还是被后人重新建立起来。明万历年间，张之象便称：“吾松之民，仰机利以食，实此道婆发之，苟被甚泽者，无忘追本之恩，则祠不可废也。”到了明天启时，曾任山东右市政使的张所望在捐款修复宁国寺时，特将西偏殿改建为黄道婆祠。他在《移建黄道婆祠记》中写道：“衣食源，妪实开之，等于育我，以母道事之，谁曰不然。”要后人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来祭祀黄道婆。这座祠一直保存到清朝末年。这种将祠堂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是自汉惠帝改制以来，形成的一种全民的习俗，认为死者的灵魂还是在墓中，“祠以祭神”，死者的灵魂还是知道的。当然，这一封建社会的产物，如今早已被淡化了，形成一种追思先贤，激励后人的场所。如在上海中学的“先棉堂”，已是一座大楼的名字了。
　　黄道婆墓也同那些祠堂一样，在漫长的历史沉浮中，几经兴衰，屡有修缮。1957　年，当地政府拨专款修葺黄道婆墓，将原有墓台加高，墓前设立石凳供桌，并立“元代纺织家黄道婆墓”石碑一通，碑阴刻以墓志。1962　年，有关部门修葺墓地时，增置汉白玉石碑一座，碑上镌刻魏文伯所题“元黄道婆墓”。1984　年，上海市文管会拨款扩建黄道婆墓地，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一处墓园。
　　新扩建的墓园占地600　平方米，坐北朝南。墓园由滴瓦围墙环绕，园内遍植松柏黄杨，一年四季扬青吐翠，环境怡人。青砖砌筑的墓台呈阶梯式逐级而上，墓台正中的墓茔围砌以青石，墓冢之后筑有长17　米、高3.66　米的照壁。整座墓园简洁、朴素、庄重。
　　数百年来，黄道婆的高超纺织技术为人们所称颂。如果前往东湾村黄道婆墓祭扫瞻仰时，遇到上了岁数的松江地区妇女，说不定她还能唱出那首流传很久的民谣：“黄婆婆，吃是吃，做是做，一天能织三个（匹）布。”听了以后，会对封建社会像黄道婆这样劳动妇女的墓、祠，能留存至今，增加一份理解的，会对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这样一位杰出的劳动妇女，而深感自豪。

　　玩珠峰下吊孝陵——朱元璋陵

　　朱元璋（1328—1398）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元末1356　年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之后，又采纳池州学正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十年的磨砺，于1368　年称帝，年号洪武，国号明。朱元璋同历代帝王一样，当政权初步得到巩固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
　　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之后，亲往都城（今南京）城东钟山巡视，在钟山脚下独龙阜玩珠峰开善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这里背靠钟山，四周松木如林，登开善寺内高五级的志公塔远眺，山前平川如砥，城内宫墙飞檐可揽。他的随从经过试探，得知朱元璋欲在这里为自己营建百年之后墓圹。不久，开善寺住持仲羲遂以“为见寺居高峻，下临宫阙”为由，请迁新址。朱元璋龙颜大开准奏，遂将开善寺及志公（梁武帝时高僧）墓迁至钟山东南麓（现名灵谷寺）。
　　明孝陵始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第二年马皇后死后葬入。马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1383　年建成孝陵殿，1398　年朱元璋驾崩后与马皇后合葬孝陵。当时殉葬宫人十余名，从葬嫔妃四十六人。直到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朱棣为其父在孝陵神道前，竖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明孝陵的修建方告竣工，前后达32　年。
　　明孝陵建筑大致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主体建筑的陵寝。神道从下马坊起，横跨宁杭公路。石坊“诸司官员下马”于本世纪50年代前已毁。从下马坊向东北约一华里，是明孝陵的第一道门“大金门”，原是单檐歇山，上覆黄色琉璃瓦，下为绿色琉璃椽子，石制挑檐，朱红大门，庄严华丽。现仅存四壁及三个拱门。原红门、西江门均已无存。过大金门是朱棣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序，顶部已毁，围绕石碑仅存方形的四壁，犹如一座古城堡，俗称“四方城。”据胡广《游阳山记》载：“永乐三年（1405）秋，因建碑孝陵，断石于都城东北之阳山，得良材焉。其长十四丈有奇，阔不及长者三之一，厚丈二，色黝泽如漆，无疵莹。”这块巨大的碑材，底部已凿空仅留2　处支点与山体相连，据估计仅碑身1　块约重5500　吨，为历代仅见之巨碑碑材。后因故朱棣下令另凿碑材。碑文长达2746　字，记叙明太祖朱元璋举义讨元、平定天下、创建明朝的一生，还提及到朱元璋所生的24　男、14　女的名字。
　　过碑亭向西北行约百米，经御河至神道。神道前半部两旁是12　对石兽，其后向东折是一对石望柱、四对石人和一座棂星门组成。据说明初建孝陵时，当年负责建造工程的李新曾提议迁走孙权陵，夷平孙陵冈，敞开孝陵出口，拉直神道。朱元璋不愧为一代明主，他很有气魄地说：孙权是条好汉，留下他为我看门！神道就此拐了个弯，绕过孙陵冈（今梅花山），这在中国帝王陵墓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条拐了弯的神道全长800　米，两旁石刻随起伏的山麓排列，颇为壮观。关于这里的石刻，流传着许多民间神话故事，“石将军做驸马”就是其中一个。当年石像刻好立于神道后，朱元璋的小公主来此踏青，随手将一花环抛到石将军头上，惊喜若狂的石将军以为小公主看上了他，便乘黑夜溜进后宫要与小公主成亲。能说会道的值班太监见状，忙上前诓骗他，说应等天亮让当朝皇帝朱批后，方可行成亲之礼。石将军只好回到神道上等侯。朱元璋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赶到神道上，乘天未亮一刀砍下石将军的头。这个无头石将军直到朱元璋死后，朱棣才给安上。有趣的是1995　年5　月，在南京发掘了一座明代砖室古墓，从出土的1300　余字的墓志看，朱元璋小女儿宝庆公主的丈夫、朱元璋的驸马赵辉便是墓主。据报载：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明代的丧葬制度及纠补《明史》之疏漏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由陵前的石桥、正门、碑亭、享殿、大石桥、方城、宝城组成。原中门和门内左右有廊庑30　间，门外有御厨，左有宰牲亭，右有具服殿，均已毁圮。享殿仅存须弥座台基和清同治时建的一座殿堂。方城是宝城前面的一座建筑，城上明楼顶已毁，现存城体一座。宝城（亦叫宝顶），为一直径约400　米的圆形土丘，封土上植松柏，下为朱元璋和马皇后墓穴。昔日有传说朱元璋死后，为了防止那些盗墓者知道真实墓地，遂制了13　口样式统一的棺椁，由13　支宠大的送殡队伍，分由都城（南京）的13　个城门出去。孝陵所葬不一定是朱元璋的真墓。后来经过科学勘探及参考各类文献，又大致认定朱元璋葬于孝陵无诈。
　　在明朝，自朱棣发动“靖难之变”迁都北京后，为了表示不忘明太祖朱元璋创下的明代江山，朝廷行文规定：在朱元璋生日、忌日及主要节气时，一年要“五小祭三大祭”，设祠祭署专司其事。陵内曾养鹿千头，鹿颈挂银牌，称“长生鹿”。护陵军曾达5500　多人。
　　到了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加强对汉族的统治，巩固清政权，诸帝南巡时，常来此谒陵，或遣官祭祀。在孝陵正寝大门入口处，现有碑亭一座，是康熙皇帝御笔手书“治隆唐宋”碑。相传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淮扬一带水患成灾，康熙帝下诏第三次南巡。观察过灾情后，4　月10　日到达南京。第二天传谕内阁：“明洪武为一代创业君，朕前南巡二次，俱特行祭祀，并亲至陵寝礼奠，今巡幸至此，当前往亲祭。”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上奏：前两幸江宁，已亲临致祭，今请不必更烦车驾。康熙帝连连摇手：“洪武乃英雄奋起建功立业之主，不可与他君并，朕当躬巡致奠。”众臣执意不过，康熙帝再次亲往祭祀。返程时，龙驾路过明故宫，只见残砖断瓦的遗址上，遍地蒿草荆榛，许多空地也成了农田菜地，遂止辇在明故宫遗址前徘徊良久，不由慨叹万端。回行宫后，于22　日御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赞颂朱元璋的政绩，超过唐太宗宋太祖。次日早，命直郡王、诚郡王率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户部尚书张玉书同往孝陵，置“治隆唐宋”真迹于孝陵殿内。之后又传谕旨：“朕昨奠洪武陵寝，见墙垣复多倾圮，可交与江苏巡抚宋■，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朕御书‘治隆唐宋’四大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久。”后来，两郡王、大学士、巡抚、曹寅各领旨操办。事毕，具仪恭捧御书匾额，悬于孝陵殿内。一时，当地文武官吏及民众前往观看如潮。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康熙六次南巡，六次谒孝陵。祭时在陵前下马，从边门入，不按清祭陵仪式行二跪八拜，随汉祭帝陵三跪九叩头大礼。这不仅使黎民百姓感动不已，就连随从的汉族大臣们也心折首肯。康熙帝六谒孝陵，一时传为佳话。
　　1912　年2　月15　日，也就是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先生亲率临时政府的文武官员200　余人，到明孝陵祭告明太祖。祭文中说：“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义，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当时，他还有愿于明孝陵结庐终老之语。随后，多次向人表示死后葬于南京紫金山。明孝陵在民国年间，由于战乱不息，四方不宁，渐渐荒芜。孝陵神道也辟为农田，到了秋夏时节，石像生均淹没于青纱帐中，只有二根高高的石望柱直刺蓝天，仿佛提示着这里昔日的辉煌。
　　由于明孝陵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的一个单位，明孝陵的管理与保护有了法律保障。当地政府数次进行大规模绿化和修缮。成为南京东郊一旅游胜地。

　　一部无言明宫史——明十三陵

　　十三陵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境内，背倚天寿山，呈三面环山之势，方圆达100　平方公里，葬有明13　个皇帝，另有妃子墓6　处、皇子墓1　处，统称“十三陵”，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皇帝陵园。
　　明朝自公元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到公元1644　年明思宗朱由检自缢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共传位16　个皇帝。其中朱元璋死后葬南京明孝陵；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中下落不明，其墓葬自成历史之谜；景泰帝朱祁钰在明史“夺门之变”中死去，葬于北京西郊金山。余下的13个皇帝，全都葬在天寿山附近。从明永乐七年（1409）开始修建长陵，到清顺治元年（1644）修建思陵，前后240　年，天寿山下明陵的修建工程几乎从未间断。从天寿山南面的龙、虎二山中间的神道，进入陵区，13　陵的位置呈“■”形分布山下。其安葬顺序依次为：长陵（成祖朱棣）、献陵（仁宗朱高炽）、景陵（宣宗朱瞻基）、裕陵（英宗朱祁镇）、茂陵（宪宗朱见深）、泰陵（孝宗朱祐樘）、康陵（武宗朱厚照）、永陵（世宗朱厚熜）、照陵（穆宗朱载垕）、定陵（神宗朱翊钧）、庆陵（光宗朱常洛）、德陵（熹宗朱由校）、思陵（思宗朱由检）。陵区的附属建筑如行宫、拂尘殿、祀祭署、神宫监、宰牲亭、果园遍布陵区，不仅反映了明代皇陵墓葬的规制，还表现了明代园林清幽的风格。
　　在明代，十三陵曾是一个戒备森严的禁区，明王朝曾沿陵区四周的10个山口，建有边墙和敌楼，由重兵日夜守卫，多时达数万人之众。《大明律》曾规定：陵区内不得伐树、取土、采石，违者处死。尽管后来遭到兵火及自然的焚毁，但明十三陵整体建筑格局及大量地面、地下文物还是极其丰富的。因十三陵而产生的民间传说故事，也是瑰丽多彩的。在这里构成的十三陵地区墓葬文化，无不闪烁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彩，同时也留下了封建社会丑陋、罪恶的实证。
　　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载：明永乐五年（1407）七月，“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及车驾临视，封其为天寿山，以七年（1409）五月己卯作长陵，。。自是列圣因之，皆兆于长陵左右而同为一域焉。”自1407　年开始选择陵址，到1409年选定，历时二年，礼部曾收到许多陵址提案，均被明成祖朱棣否定。据说最先选在昌平小汤山一带，因成祖姓朱，与“猪”谐音，猪是怕烫的，故废掉；口外的屠家营北有座龙窝，风水极佳，但因怕猪进了屠家被宰而废去；又有昌平西南的羊山，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还是不能用。最后由江西宁都风水先生廖均卿（是明十三陵陵区的首席选择家）选定昌平县的黄土山，山前有座康家坟的村子，西边有个橡子岭山，东面的河套叫做干水河，加上黄土山的风水，朱棣亲往勘察，认为猪到了这里，有糠（康）、橡子吃，还有泔（干）水渴，是朱家万世发展的吉地，遂被认定为陵址。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故事，其实关键还是由黄土山地势所决定的：这里群山环绕，如拱如屏，中部平坦宽阔，水土丰厚，山南开口处两端又有虎山和龙山二座，形势虎踞龙盘，而黄土山又恰似一张大椅子圈。朱棣为自己选定的长陵陵址，落在“椅子”中央。充分反映了中国封建皇帝利用墓葬，大肆渲扬君权神授与风水造化，借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长陵，背依天寿山，在十三陵诸陵建筑年代最早，也是地面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皇帝陵墓。其陵前方后圆，占地面积约10　万平方米。有祾恩门、祾恩殿、明楼三重院落，通进深约350　米。长陵的修建用料严格，施工精细。尤其是用楠木建造的祾恩殿，重檐庑殿顶，面阔9　间，进深5　间，仅殿内面积就有1900　多平方米。32　根金丝楠木柱，高约12　米，胸径都在1　米上下，不施油彩，朴实无华。整座殿顶由60　根楠木大柱承托，站在殿内，犹能闻到阵阵楠木幽香。此殿已成为我国古建筑中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永乐十一年（1413），长陵地下玄宫建成，遂将已死6　年的皇后徐氏（明开国元勋徐达长女）棺椁在皇二子（汉王）的伴送下，迁葬昌平天寿山长陵。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第5　次亲征，6　月抵达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境内和林故城东北），因粮草不济班师回京。7　月在一个叫榆木川的地方（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驾崩，时年65　岁。由于死的突然，随行太监马云与大学士杨荣等商定，密不报丧。返回京城途中“朝夕起居进食如常仪”。8　月回到北京，12　月重新打开地下玄宫的陵道，将朱棣葬入。正因为有了一段朱棣死后的秘密，自明以来，流传了几种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认为长陵没有朱棣遗体，葬的只是他生前的一杆花枪。朱棣本人追击敌人进入一洞穴后，再也没出来，只留下一杆花枪。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
　　献陵所葬仁宗朱高炽，是朱棣长子，在位仅9　个月。临终遗诏：“务从俭约”，所以献陵的总体规模比长陵小得多。随葬皇后张氏，据野史记载：洪熙元年（1425）四月初七，适逢中宫张皇后的生日，即“千秋令节”。贵妃郭氏理当前往祝贺，并向皇后敬酒，但皇后没有喝，而在场的仁宗皇帝见状就对皇后说，这还有可疑吗？随即把那杯酒饮下。郭氏见状大惊，回宫后自缢而亡。不久，仁宗也一病不起，当年崩逝。张皇后大难不死，活了60多岁。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后，在修自己的景陵时，其规模也没超过献陵。十三陵中，规模较大的除长陵，就算永陵和定陵了。
　　永陵是世宗朱厚熜与陈氏、方氏、杜氏三后妃的合葬陵寝。据载：朱厚熜15　岁即位，年号嘉靖，在位45　年。他原是武宗朱厚照的堂弟，因武宗无子遂遗诏迎他继帝位。即位不久，就以“礼从义起”为根据，不顾朝臣的反对，把已去世的生父兴献王追尊为兴献皇帝，生母蒋氏尊为皇太后，欲重修其父母坟园，荐号显陵。这便是明史上著名的“大礼义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世宗曾下令抓了190　余人，当场打死17　人，平息了“皇考之争”，使他的旁系身份变成了正系。朱厚熜极喜炼丹术，为求长生，他在后宫与一些术士炼丹服石。据说炼丹的原料除水银等矿物之外，尚需用少女的初潮经血为配伍。史载：嘉靖年间（1522—1566）在全国范围内曾多次数以百计地采选8　至14　岁的民女入宫，一些宫女因前途无望而自杀身亡。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宫闱之变”。世宗在端妃曹氏宫中酒后酣睡，宫女杨金英等人用绳子紧勒他的脖子，以为他已被勒死，众宫女便散开了。皇后方氏得知此情赶到现场，将其救活。后来杨金英等20　余人，不分首从皆“磔之于市”斩首示众。世宗惊吓之余忙迁出皇宫，住进西苑万寿宫达24　年之久，直到临终前，才返回乾清宫。世宗在修建永陵期间，曾11　次亲往查看，永陵形制“壮丽精致、长陵不及”。因其崇尚道教，永陵地宫即按道教的“九重法宫”而建。传说在一次查看期间，登上阳翠岭回望自己的寿宫，问道：“我的陵修完了？”扈从朝臣赶紧答道：“内垣之外尚有一道外罗城未建。”这样，永陵又比长陵多了一道外围墙，形成重门重墙的特点。定陵是万历帝朱翊钧与孝端、孝靖两后妃的3　人合葬陵寝。朱翊钧是明执政皇帝时间最长的皇帝（共48　年），万历十二年（1584），22　岁的万历帝朱翊钧便仿照他祖父的陵墓——永陵来建造自己的陵寝。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六月建成，历时6　年，耗银800　万两，等于当时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主要建筑与永陵相仿，但其规模以及物料选用之严，施工做法之精，许多地方都超过了永陵。清代学者梁份考查了十三陵后，肯定了定陵的俊丽壮美，认为定陵的建造是“竭内府之金钱，穷工匠之巧力”，是十分贴切的。然而历史上，定陵建成后，却一次次遭到大火焚烧。据载：1644　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京路过十三陵时，曾放火烧了康、定、昭三陵，定陵的地面建筑尚未完全烧毁。清军入关后，清摄政王多尔衮为了报复万历帝曾拆毁金代在大房山（今北京房山县境内）的祖陵，也将定陵的祾恩殿等地面建筑拆毁。乾隆时，为缓和民族矛盾，以拆大改小的方式，重建了永陵、定陵的地面主要建筑。1914　年，十三陵的豪绅们为争陵区管理权，定陵又被点了一把火，据说大火三日不熄，祾恩门和祾恩殿只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柱基，地面建筑被烧得精光。在定陵地宫东南面的定陵村，也被烧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定陵村圈门的半截石柱。如今，定陵村的旧址上，早已成了一片果林。
　　定陵的发掘自1956　年5　月开始，经过一年艰辛的努力，定陵“地下宫殿”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朱翊钧的金冠和皇后的凤冠。金冠本名翼善冠，通高24　厘米。是用极细的金丝编成，冠上部镶嵌了两条金龙戏珠，神态生动。据载，万历年间，朱翊钧每逢游幸，他都喜欢带一种金累丝的束发冠，上有蟒龙盘绕，价值千金以上。金冠的出土，证实了史书的记载。凤冠共有四顶，外形差不多，每顶嵌镶珍珠500　粒以上，宝石150　粒左右。据载，明朝定制，皇后凤冠为9　龙4　凤，但定陵出土的凤冠，有的竟是12　龙9　凤。看来朱翊钧宠爱皇后，到了不惜破坏祖制的地步。
　　十三陵中，唯有思陵最简，是由田贵妃坟园改建的。崇祯帝朱由检17岁登基，17　年后，李自成率部进京，朱由检在万岁山的寿皇亭自缢身亡。李自成曾命手下将朱由检及周皇后一并葬入十三陵区内田贵妃墓中，但抬运军卒仅到昌平城下便“弃棺而返”。最后由昌平州吏目赵一桂等10　人共捐铜钱340　千，雇夫挖开田贵妃坟园的墓道，将朱由检、周皇后葬入。朱由检有棺无椁，不得已便将田贵妃的椁移为崇祯帝用，然后覆以封土。清初，清王朝为笼络汉族贵族，按明皇陵规制加修了地面建筑，称之为思陵。
　　值得一提的是自奴隶社会以来盛行的殉葬制度，在明英宗朱祁镇临终前被他废除了。朱祁镇一生没做多少好事，废除殉葬制度，却是被公认的一件好事。据《明史·后妃传》载：朱祁镇临终遗诏称：用人殉葬，我不忍去做，这件事应从我这里废止，后世子孙不要再搞了。从此中国墓葬将禁止用人殉葬定为制度。据传这与明史上的“土木之变”还有关。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大举南侵，宦官王振企图侥幸获得边功，挟持英宗亲征，结果兵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英宗被俘。不久，郡王即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次年，英宗返京入居南宫达七年之久，名曰太上皇，实则被关，宫门被锁，连院里树也被砍伐精光。钱皇后与其同住，经常做些女红，对英宗百般体贴照料。据说英宗深为感动，“夺门之变”英宗再次登上帝位，临终遗诏中，留下了“皇后钱氏，名位素定，当尽孝养以尽天年。。。他日寿终宜合葬”。同时废止嫔妃殉葬制。在此以前的三陵（长陵、献陵、景陵）中，嫔妃殉葬还是很严重的，这就是十三陵中的“东井”、“西井”。据载殉葬的人在死的那天，要先去赴宴，饭后被带到一个殿堂里。这时，哭声震天动地，这些普通宫女被押上小木床上，太监用梁上吊下的绳套套住宫女头，撤掉小木床，被缢而亡。死后装入棺椁，放入砖穴（“井”，无墓道）。殉葬的宫女受嫔妃封号，她们的家属亦被称为“朝天女户”，授以一定的官职。据载：长陵殉葬30　多人，献陵5　人，景陵11　人（一说10　人）。
　　如今，明十三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令人神往的游览胜地。

　　墓碑跨海传友谊——浡泥国王墓

　　1995　年7　月13　日，《南京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浡泥国王墓的神道碑在南京复制成功。复制碑采用复合材料制成，其质感与外貌均酷似原碑。该碑将作为中国人民送给文莱国人民的友好礼物，空运到文莱国。这无疑为中国墓葬文化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浡泥国王墓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的乌龟山南麓。
　　原墓由墓冢、神道石刻和祭祠三部分组成。原祭祠早已坍毁殆尽，现尚存墓冢、神道石刻、祭祠石柱础及残碑一通。石像生分别有石马、石文臣（一说石马夫）、石羊、石虎、石武将各一对，保存基本完整。
　　浡泥国王墓数百年来，历经社会的沧桑巨变，百年来认为是“渺不可寻”，就连附近的村民也不知其墓主身份，只根据墓前石人的脸部高鼻梁、拱嘴唇、有八字胡翘起的形象，称其为“马回回坟”。1958　年5　月，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人员在东向花村进行文物普查时，经村民们指点，在乌龟山南麓，发现龟趺及神道碑（残断）。碑身宽1.09　米、厚0.30　米，残长1.09　米。碑文中依稀可辨“永乐六年八月乙未”、“浡泥国王去中国”、“体魄托葬中华”、“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岗”等字样，经普查人员查阅《皇明文衡》卷八十一明代胡广撰写的《浡泥国恭顺王墓碑碑文》，其内容完全一致，始知这座墓是十五世纪加里曼丹岛上浡泥国（即今文莱苏丹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的墓葬。
　　浡泥国是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载，浡泥国人素以“恶杀喜施”著称于世，“人多念佛，素食”。与我国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遣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等人，从泉州登海船，“奉诏”跨海出使浡泥国。次年，浡泥国王马哈谟沙遣使到中国朝贡，祝贺明王朝的建立。自此，中、浡两国间的友好往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永乐六年（1408）8　月20　日，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亲率王妃、子女、弟、妹、亲戚及近臣150　余人来中国。明成祖朱棣得知后，即派中官太监杜兴专程前往泉州迎接。在去南京的途中，所过州县，均由当地官员设宴款待。8　月28　日，麻那惹加那乃抵达明都城南京，明成祖亲自在皇宫的文华殿会见浡泥国王，互赠礼物。随后又在奉天门大摆宴席热情款待，王妃则由明廷高官夫人陪宴于他们下榻的会同馆（即国宾馆）内。浡泥国王所献礼物“陈之文华殿”。明成祖又回赠“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质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袭衣。”在会同馆内，还配有太监料理生活。
　　国王在南京期间，对中华万物充满了赞赏之情。当时明京都北迁北京的工程已开工了二年，按设计方案，北京的宫殿虽然仿照南京制式，但是在规模上，要比南京的更宏伟壮观。国王目睹中华的辉煌，心情非常兴奋。不料，他在南京仅住了一个多月，“王忽感疾”，并日趋严重。明成祖得知后，立即派太医“善药调治，遣中贵人劳问，旦暮相继，又命大臣视王疾差”。浡泥国王终因病笃，诊治无效，于同年10　月1　日病故于会同馆内，年仅28　岁。浡泥国王临终前，向王妃等人留下遗嘱，希望“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明成祖深感哀悼，辍朝三日，并赐浡泥王谥号“恭顺”，以王礼具办棺椁明器，葬于安德门外石子冈，墓前立碑一通，碑文由文渊阁大学士胡广撰写，长达2　千言，真实、生动而系统地记述了国王访华期间的种种史实（碑文附后）。在墓侧又立祠以祭。明成祖命其4　岁之子遐旺袭承浡泥王职，朝贡以3　年一次。12　月4　日，明成祖遣张谦、行人周航等人，护送遐旺一行回国，继承王位。
　　对于石子冈的浡泥国王墓，每年春秋二季，朝廷均派人前往祭扫。浡泥国王病逝南京的前后几十年间，是中国与浡泥国之间友好关系的高潮，是在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皇帝的积极倡导和浡泥国王马哈谟沙、麻那惹加那乃及遐旺三代国王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官方友好关系一直断断续续沿续到明嘉靖年间。随着西方各国在海上称霸，对南洋各国经济的控制，明朝政府与南洋诸国的官方贸易也就中断了。
　　浡泥国王墓自1958　年发现后，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和考证，从而将这一具有中外交往史料价值的文物，从历史的尘埃中抢救出来，公布于众，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麻那惹加那乃的后裔及文莱国的官员、商人、学者先后组团到墓地凭吊、祭扫。1988　年。著名诗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奔星先生在清明时节来到墓地，称之：“浡泥国王来访，实开中外友好之先声”。并感赋诗一首：“浡泥王墓永留芳，托葬中华岁月长。休道有家归未得，海天空阔共金阳。”
　　如今，当地政府已将浡泥国王墓列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将墓前神道石刻等建筑修复扶正，新建了一条水泥路直通墓地，在墓地四周每年增植林木。近年来，文莱国王室先后两次派特使前来奠祭他们的祖先。1994　年9　月，该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陛亨·贾米尔经过考查、研究，确认浡泥国王是文莱历史上的国王，并据此著有《文莱苏丹二世》一书。这里成了中国与文莱国世代友好的象征。

　　附：《浡泥国恭顺王墓碑》

　　胡　广永乐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来朝，率其妻、子、弟、妹、亲戚、陪臣，凡百五十余人至阙下，上表、贡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献。退即奉天门，召与语，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诞被圣化，思睹清光，靡知忌畏，辄敢尘渎。”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载我，天子以乂宁我。我长我幼，处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见，局面履，惟天子邈而难见。是故诚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惮险远，浮诣阙下，以达其诚！”上曰：“嘻！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付界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则又顿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载，臣国屡丰和：山川之蕴珍宝者，霅然而呈；草木之不华者，霍然而实；异禽跄鸣，而走兽率舞也。臣国之老曰：‘中国圣人，德教流溢于兹’。臣土虽远京师，然为天子氓，故矜奋而来觐。”上嘉其诚，优待礼隆，赐予甚厚。初赐宴于华盖殿，既连宴于奉天门。每宴，则命公夫人宴其妻、子（于）内馆。罢宴，敕大官厚具献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侍）于所舍，中贵人专接伴，盛其班张，丰其禀饩，入朝，班次上公，宠屋至矣！逾月，王忽感疾。上命医，赐善药调治；遣中贵人劳问。旦暮相继。日命大臣，视王疾差；剧闻小瘳，喜见颜色。王疾笃，语其妻以下曰：“我疾，贻天子忧念，脱有大故，命也。我僻处荒徼，幸入朝睹天子声光，即死无憾。死，又体魄托葬中华，不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报，死诚有负。”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儿入，拜谢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无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辍正朝三日；敕有司，治丧具，厚恤典，赐谥曰“恭顺”。遣使谕祭，又遣使抚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负荷天子深恩，不能终事且没。有遗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则死犹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谓贤也已。是月庚寅，以礼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岗。敕为文，志其圹。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的；妻曰他系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岁；女二人。以遐旺袭王爵，赐以冠服、玉带、仪仗、鞍马、服物、器皿及金银、锦绮、钱币甚厚。赐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锦绮、钱币诸物。其余，赐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难那那惹、施里微喏那沙那、那万喏邪三人，俾辅遐旺。诏有司，立祠于王墓。置守坟者三户。敕建碑祠下，命臣广，制刻文。臣广仰惟皇上绥宁宇内，茂扬天德，溥博周遍；凡日月照临之地，皆心悦诚归，惟恐或后，奉琛秉贽之国，辍集于庭，岁以万数，浡泥王去中国，累数万里，一旦举妻、孥、弟、妹、亲戚、陪臣，浮钜海来朝，不以为难；叩陛陈辞，忠诚溢发，其心坚确，有如金石。至其临终之言，尤拳拳属其下以不忘天子恩。圣德渐渍，感动于人心。其深如此，于乎盛哉！惟王贤达聪明，忠顺之节，始终一致；宜其身被宠荣，泽延后嗣。用纪其实，声为铭诗，昭示无极，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诚也。铭曰：“大明御天，臣妾万方，孰不来享，孰不来王。倚欤浡泥，邈处炎徼，感化来归，风腾云趭。曰妇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颡，趋拤甡甡。跽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乐，天子之祜。戴天覆地，畴比幪幈，翘首大明，遹来献诚。天子曰吁，予统宇内，绥尔于宁，惟德罔逮。王拜稽首，万岁欢呼，服德怀仁，春育海濡。国有山川，匿其宝物，灵发其藏，不爱而出。荏苒草木，惟叶蓁蓁，煌煌者华，有实其蒉。异禽和音，鸣拂其羽，走兽麇麇，亦跄以舞。国黄耇曰，圣化所渐，臣国虽逖，臣心仰瞻。天子嘉悦，待以异礼，宴劳锡赉，有厚而旨。云胡期月，疾忽及之，奄然而丧，复悼而悲。临终之言，谓其觏悯，死有弗忘，天子深恩。于乎贤王，卓特超逸，西南诸蕃，靡堪王匹。生者诚款、没有谥铭，爵于王胤，世世其水。有坟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灵，其永无厌。王患不归，王闻孔彰，天子恩隆，万世有光。”
　　由于这块墓碑并同碑文跨海传播友谊，为中华墓葬文化中所罕见，特不厌其赘录为附。碑文录自《皇明文衡》并按季士家先生《明清史事论集》中《浡泥王墓和浡泥国诸问题研究》一文的断句，加标点一并附上。

　　丰碑犹自焕奎章——苏禄东王墓

　　明初，郑和奉命七下西洋，先后到达30　余国，不仅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还加强了明朝与西南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山东德州的苏禄东王墓，便是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同外国友好交往的历史的实物见证。
　　古苏禄王国在今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苏禄群岛上，以盛产珍珠而举世闻名。自郑和下西洋后，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巴哈刺得知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既强大又友善，许多国家都争派使者或国王亲自去中国访问。遂与西王、峒王率340　余人的大型使团，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访问中国。
　　苏禄东王一行到达北京后，受到明成祖朱棣的盛情款待。当时，朱棣在与诸国交往中，采取的是“厚往薄来”的方针，旨在提高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提高朱棣在国内的威望。所以款待之余，还让苏禄东王一行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北京城。经过扩建、改造，北京城周长达44　里、高约12　米的巍峨城墙内，还建有周长约18　里的皇城，皇城内已经兴建一年有余的紫禁城（今称故宫），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雄伟的气派，都使东王一行赞叹不绝。经过28　天的友好访问，当苏禄东王离京之际，朱棣赠送了大量珍贵礼物，有黄金、白银、玉带和丝绸衣物等等。还亲自委派官员护送。当他们从陆路到达通州后，又改乘船，顺运河南下。沿途所过州县，均盛情迎送、款待。这支船队到达德州后，秋风乍起，这些长期生活在靠近赤道的苏禄客人，有点不适应，特别是苏禄东王本来体弱畏寒，加之旅途劳累，急病发作，不幸病逝。明成祖得知噩耗后，悲痛异常，并立即赶写了一篇祭文和一封给东王长子图玛哈的慰问信，让官员快马赶到德州吊祭。同时下旨德州地方官员为苏禄东王营造墓地。同年十月三日，以隆重的国王葬礼，将苏禄东王葬于德州市城北近郊的北营村。明成祖赐谥号“恭定”。
　　东王长子及西王、峒王率众回国。东王妃葛木宁和东王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及侍从10　余人要求为东王守墓，留在德州。朝廷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划拨238　亩地作为祀田，免去税收，收成作为祭祀东王的费用，还指派三户回民协助守陵并照料他们的生活。当地官府还按朝廷旨意在墓前修造享殿，以供奉苏禄东王画像，兴建了配殿，牌楼等建筑，在神道两侧置以石人、石马、石虎、石豹，陵墓周围还广植了松柏、芙蓉。当东王一周年祭日，明成祖亲自撰写碑文，又令当地官府为苏禄东王修庙树碑。
　　留下为东王守墓的苏禄人，原拟定按中国传统习俗守墓三年，以托哀思。可三年过后，都习惯了中国的生活方式，谁也不愿回去。东王妃葛木宁曾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回国省亲，第二年又回到德州。从此世代定居在德州。直到清雍正九年（1731），当苏禄国王苏老丹访问中国，专程瞻仰苏禄东王墓之际，东王的后代提出加入中国国籍，希望苏老丹代为呈请。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要求。这样在德州的东王八世孙温宗楷、安汝奇等人便以温、安两姓入籍德州。
　　苏禄东王墓的封土高约4　米，墓围约40　米呈圆锥形。墓围砌以块石，茔顶覆以草皮。墓前有“苏禄国恭定王墓”石碑一通。墓后有三个坟冢，分别是东王妃子葛木宁、二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的墓葬。当年留下守墓的随从死后，也都葬于德州东王墓附近。
　　苏禄东王墓自明、清以来，德州地方官吏每年清明和仲秋均按时祭祀，所以屡有修缮。同时也招引许多名人在此驻足，凭吊之余，留诗作赋，借以表达对这位菲律宾（苏禄国后并入菲律宾）友好使者的悼念之情。明末顾炎武谒墓后，写下了“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诗句；清人程先贞在墓前留题“万里游魂滞此方，丰碑犹自焕奎章”的赞语。
　　由于战乱等历史和自然诸原因，苏禄东王墓的许多地面建筑均已毁圮无存，直到1979　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先后8　次拨款维修、重建，以图恢复这一中菲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特别是1980　年，国家拨50　万元巨款，修建了大殿、配殿、大门、牌坊等建筑。如今温、安两姓的后裔除在德州市北营村聚居外，还散居于山东各地及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北京、天津等省市。由苏禄东王墓引发的文化、血缘、源远流长，成为中菲两国传统友谊、世代友好的纽带和象征。

　　椰香伴我“海青天”——海瑞墓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涯村的一片椰林中，掩映着一座古墓，气氛肃穆，规制壮丽。这里就是明代中叶著名政治家海瑞的长眠之地。
　　海瑞（1514—1587），字汝贤，自号刚峰，广东琼山府（今海南省）朱吉里人。嘉靖举人，官至户部主事。他为官刚正廉洁、政绩突出、威武不屈，敢于秉公执法，惩办贪官，平反冤案，因此深得老百姓的拥护。
　　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海瑞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经过二年的观察，发现朝政败坏到了十分严重地步。嘉靖皇帝因迷恋道教，拜陶仲文为师，讲究长生之术，从嘉靖二十年（1541）起就不上朝了，和群臣也不见面，反而滥兴土木，竭民膏脂，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而无锡人顾可学自称能用小孩的便溺炼成一种名为“秋石”的仙丹，由严嵩和陶仲文共同举荐，得到嘉靖皇帝的重用。海瑞为此深感痛心，忧国忧民，悲愤交集，便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写出了《治安疏》。文章写好后，许多知情的朋友劝他不要呈递，以免招杀身之祸。海瑞却说：“有志之士，应该以身许国，怕杀头治罪而不敢进谏，天下何日能治理好呢？”他遣散了京城家中仆人，就将奏疏呈递上去，到玉堂公署等待治罪了。在这里，海瑞遇见了他的同乡王弘海，把随身全部积蓄二十两银子交给他，对他说：“看在同乡的情分上，我死后，请您买口薄棺，把我送回老家埋了。”王宏海觉得海瑞失常，情急追问下，海瑞才将奏疏一事合盘托出。王宏海惊呆了，而海瑞像没事一样，大谈历史上的成败得失。
　　嘉靖帝得疏后，看到一个五品的臣僚竟敢用极严厉的指责口吻向皇帝进谏，说什么：如今的朝廷是“君道不正，臣职不明”；皇上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法纪松弛，吏治败坏，财政崩溃，弄得国贫民穷；“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尽，而无财用也’。”于是嘉靖帝气急败坏，将奏折摔在地上，大喊：“快将海瑞拿下，别让他跑了。”这时，宦官黄锦（另一说是一个宫女为海瑞向嘉靖帝求情，黄锦是后来参加求情的。）忙站了出来，告诉嘉靖说海瑞连棺材都准备好了，家仆也遣散了，人递了奏疏也没走，还在听候发落哩。随后又说海瑞是一介书生，所言不必动怒。嘉靖帝虽然当时没抓海瑞，但锦衣卫和宦官主持的东西厂的特务们却并没放过海瑞，不久将海瑞逮捕下狱以死论罪。海瑞被下了诏狱后，朝野对他无限同情，但都惧怕嘉靖帝的残暴，不敢吭气，唯有户部司务广西兴业人何以尚挺身站出来上疏请求释放海瑞。结果何以尚也被捕入狱，嘉靖帝命锦衣卫杖一百多下，不分昼夜用刑逼供。后来一方面得到首辅徐阶力救，一方面因嘉靖帝常吃丹药，体虚而死，这才免了海瑞一死。因此，海瑞的胆识和勇气得到朝野上下一致公认，人称“海青天”，倍受平民爱戴。万历十三年（1585），海瑞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到任后力主严惩贪官污吏。在生命最后的南京二年中，因操劳过度，心力不支，虽曾先后七次请求告老还乡，未得允准，终卒于任上，终年74　岁。临终前三天，兵部送来的柴金费多给了七钱银子，他还算清楚了退还给兵部。病危前后，海瑞没有一句话谈到自己的私事。海瑞的经济很拮据，清理他的遗产时，一共才有151　两银子和绫、绸、葛各一匹。南京没有他的直系亲属，丧事是由都御史王用汲出面料理的，御史们也纷纷捐助了银两，这才办完后事。相比之下，当时把持朝廷的严嵩父子又是怎样的呢，据载严嵩父子被抄家，抄出纯金银器皿、金银镶珠宝器皿、首饰达3千余件，一多半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包括镇世国宝紫玉罘和玉盘等稀世珍宝在内的玉器、珍奇器玩共6　千余件。当时被认为珍稀的珊瑚树达60　余株，龙卵5　枚，珍珠宝石约300　两。历代名家画轴卷册竟达3201　件。其中仅米芾的作品达16　轴，赵子昂的作品达50　轴。抄出的一袭全金丝织成的纬帐以及八宝溺器，奉命抄家的官员都不敢向皇帝禀告，只好加以销毁以纯金重量上报。同一个时代，产生了二位品行完全不同的朝廷命官：严嵩父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海瑞却成了百姓眼中的“青天”，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明神宗念其生前政绩，追封海瑞“太子少保”，谥忠介，并派许子伟等人专程护送灵柩归葬故里。据载海瑞死时以及从南京出殡时，“农辍耕，商罢市，白衣冠送者夹岸，哭奠者百里不绝”。另据说海瑞的棺木千里迢迢从南京运抵海南后，由八人抬的灵柩打算送到他的故里朱吉里，走到滨涯村时，棺木上的绳子突然崩断，灵柩轰然落地砸出一个大坑。人们都说这是海瑞自己选的风水宝地，遂将海瑞葬在滨涯村的一片椰林里了。
　　海瑞墓坐北朝南，墓区周周绿荫环绕，椰香阵阵扑鼻，肃穆幽静中，平添了几许南国风韵。墓园入口处，立有石牌坊一座，上刻“旨粤东正气”，观之令人肃然。过牌坊即是神道，道两侧立有石人、石狮、石羊、石马等石像生，神道中间置龟驮谕祭神道碑。过神道碑，就是海瑞墓。墓前立有一通大碑，碑高逾两米，上刻：皇明敕葬　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省少保谥忠介海公之墓碑前置石祭台、香炉、烛台等器物。墓基是八角形，每面都有不同的花纹、图案，通高3　米，上部为圆顶，整个墓莹用花岗石砌就。墓外有白石栏杆围护。
　　海瑞墓原有祠堂、功臣坊、华表等物，建制颇巨，可惜因年代久远，今俱无存。只有陵门前的“海瑞井”依然如初。相传这口井是海瑞少年时代读书时发现的，许子伟办完海瑞丧事后，在井旁也搭了个草棚，一边为海瑞守灵（因他没能将灵柩送到朱吉里，内心不安），一边研读海瑞生前的遗作，达2　年之久。这口井经过400　余年未曾干涸，井里的甘泉为滨涯村的村民历代享用。
　　海瑞的同乡王弘海十分钦佩海瑞的品格。他专程来到墓地，写下了《吊海忠介公墓》一诗，以寄托哀情：霜英不与众芳同，立懦廉顽振古风。
　　一代乾坤扶正气，九天日月照孤忠。
　　寒云暗淡沧溟外，古庙凄凉暮霭中。
　　肃穆冠裳齐望拜，生刍一束意无穷。
　　在海瑞死后，除有“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大红袍”等传说，今人还有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海瑞罢官》一剧，竟成为“文革”发动的导火线之一。海瑞墓在“文革”中，遭劫被毁。1983　年，海口市政府拨款不仅修葺了海瑞墓，还增设了“海瑞陈列室”，存有海瑞书法的碑刻和其它珍贵文物。到海瑞墓前凭吊后，再参观陈列室，不仅能增添追思之情，也会对海瑞其人其墓其墓葬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姑苏义士壮千秋——五人墓

　　在江南山青水秀的历史名城苏州，有一处明代墓地不仅被当地人所敬仰，也为历代文人所传诵。墓主生前的事迹，被后人或题诗刻碑置于墓前、或作文留传载于青史、或编剧写曲广为传唱，正如墓前石坊上杨廷枢所题“义风千古”。这便是位于苏州山塘街青山桥畔的“五人墓”。墓中所葬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明史》作沈阳）、周文元五人，生前皆无功名，“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但却能“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所以，以平民百姓之躯，换来千秋功名。在中国墓葬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东林党人反对宦官魏忠贤专权的斗争。东林人周顺昌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魏忠贤当权后，身为吏部员外郎的他羞于同伍，遂告假回吴县（今属苏州）老家。应天巡抚周起元因得罪魏忠贤，被削职为民，周顺昌著文相送，毫不隐讳对阉党的愤懑。吏科给事魏大中得罪过魏忠贤，便被逮捕押至京城。路过吴县时，周顺昌设宴为他饯行，一连三天同吃同睡，并将自己女儿许给魏大中的孙子为妻。差役催促赶快上路，周顺昌厉声喝道：“你们难道不知道世上还有不怕死的男子汉吗？回去告诉魏忠贤，多行不义必自毙！”魏忠贤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遂网罗罪名下令逮捕周顺昌。
　　周顺昌在乡里乐善好施，为官清廉，因此民望甚高。天启六年（1626）
　　三月，当地民众听说宦官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激起民愤。在官府衙门外，聚集民众达数千人，以颜佩韦等人为首击鼓鸣冤。缇骑们来自京城东厂，一向狐假虎威，便厉声骂道：“东厂要逮人，你们鼠辈竟敢如此胡闹！”民众更为愤怒，冲进官府，当场打死缇骑一人。事后巡抚毛一鹭向朝廷报告“吴人尽反”，派军队镇压，逮捕了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诬以“首乱者”押赴阊门外吊桥行刑，民众倾城含泪夹道与之诀别。为防止民众再次造反，官府竟将五人首级悬于城门之上，镇压民愤。五人尸骨后被民众择地埋葬。
　　第二年（1627　年），天启帝暴死，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因失势自杀，朝廷将魏忠贤阉党定为“逆案”。苏州民众愤怒地把建在山塘街的魏忠贤“普惠生祠”拆毁，将五义士遗骨移葬在废基上，留下了“魏太监祠堂——一夜拆白”的民谚，并取名“五人之墓”。
　　五人墓大门座北朝南。墓茔系麻石砌筑，约2　米高，是五位义士的合葬墓。墓前享堂内，明代就立有“五人之墓”的青石大碑，高2.3　米，宽1　米。碑文相传是年仅8　岁的韩馨手书。明崇祯进士、复社领袖张溥为五人墓写下的散文《五人墓碑记》，借颂扬五位义士壮举，谴责当时的官僚政客：“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这篇为平民百姓立传的文章，不仅勒石置碑于墓前，还被编入《古文观止》，广为流传。东林党人文震孟所撰《五人义助疏》、韩葑所题“奋乎百世”等后世辞章题楹，均刻于墓前碑石，受后人鉴赏。其中“花市东头侠骨香，断碑和雨立寒塘。屠沽能碧千年血，松桧犹飞六月霜。翠石夜通金虎气，荒邱晴贯斗牛芒。”“直是歼凶阉，千秋气共伸；由来殉义客，何必读书人”等句，读后令人感慨万千，五位义士的精神跃然眼前。明时戏曲家李玉留下的《清忠谱》传奇，京剧中《五义士》剧目，都取材五义士舍生取义的史实。
　　位于五人墓西侧近2　米处，立有葛贤墓一座。葛贤（即葛成），苏州丝织工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朝廷派太监孙隆到苏州增加捐税，由于私设税官、擅立关卡，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民众怨愤沸天。在葛成组织领导下，聚众玄妙观，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打税官、烧毁税官家室，“若狂三昼夜”，吓得孙隆翻墙逃至杭州。当明廷派兵准备镇压之际，葛成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要求“幸勿及众”。官府以“倡乱”罪名将葛成关押13　年。出狱后，百姓敬若神圣，尊称葛贤、葛将军。当苏州发生五义士事件后，葛成对五人十分敬佩，以年近花甲之躯，躬身为五义士结庐守墓。崇祯三年（1630）葛成病逝，苏州乡民集资在五人墓旁为他建立了冢墓。该墓座东朝西，有花岗条石护围，墓前有明崇祯庚午（1630）所立“有吴葛贤之墓”墓碑一通，为文震孟手书。明末文学家陈继儒所撰《葛将军墓碑记》，记述了葛成的生平事迹，为康熙十二年（1673）周靖所书，该碑立于五义士享堂西侧。有蕲宽成《蕉扇记》、李玉《万民安》传世。
　　五人墓在1949　年前几近荒芜，享堂成为民居。以后经当地政府多次修葺，特别是1981　年进行全面整修后，居民迁出，五人墓、葛贤墓均已对外开放，并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凭吊、瞻仰者步入大门，只见整个墓地松柏环绕，阅读碑刻，参观享堂内陈列的史迹史料，再到墓前凭吊义士，定会对秀丽的苏州有番新的认识，会在赞美“人间天堂”的同时，为苏州历史上这些义士的所作所为而赞叹！

　　叶落归根晴山堂——徐霞客墓

　　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曾感叹道：“《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十七世纪学者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这更印证了人们对徐霞客及其游记所谓“奇人、奇迹、奇文”的赞语了。当他先后离家远足达34　年之久，返回故里江阴市南歧村后，不久就仙逝了。他的墓冢，历经300　余年的风雨剥蚀，加之兵乱人毁，几近荒芜。1949　年后，虽屡有修葺，但十年“文革”浩劫，徐墓遭毁。值得庆幸的是自1978　年将徐墓迁葬南歧村晴山堂后，如今这里已扩建成一座墓园。徐霞客墓冢及其有关史迹史料，得到了很好保护。这位明代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九泉若有所知，当聊以欣慰了。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自幼喜读图经地志，不思仕途，立志远足。在其母的支持下，自22　岁开始出游，34年间足迹所至，遍及如今的苏、浙、鲁、冀、晋、陕、豫、皖、赣、闽、滇、两广、两湖等19　个省的大部地区。徐霞客遨游名山胜迹，搜奇览胜之后，又探索自然的奥秘和规律，虽无官府支持，全凭献身地理考察宏愿驱使，将其考察所得，用日记体记下，留下几十万字的资料，死后季梦良等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该书被后人公认有三大成就：一是对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成因的研究，要比欧洲的罗曼等人早200　多年；二是对中国长江、黄河二大水系的发源地作了深入探访，纠正了沿袭几千年的“岷山导江”的旧说；三是开发了游记科学性、资料性、文学性熔为一体的先河，是中国游记文学的一部巨著。据清代王思任《虞初新志》载：徐霞客56　岁回归故里时，已经“气息支缀”，不久“据床浩叹，不食而卒”。“以辛已正月葬江阴之马湾”。徐霞客原墓位于江阴市马镇沈村马湾。清初曾立石碑一通，上刻“十七世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于墓前。1958　年，毛泽东曾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给予很高评价：徐霞客不愧是一个向自然界开战，向地球进军的先驱者，为我们开发岩溶地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在这个评价的背景鼓舞下，当地有关部门将徐墓打开，把散乱的骨骸放置一陶罐内，原想放入马镇革命烈士墓地，后受阻又将陶罐放回原墓。1962　年将原墓改建成花岗岩墓。十年“文革”浩劫徐墓遭毁，直到1978　年秋，当地政府拨款重修徐霞客故居及徐氏宗祠晴山堂，同时将马湾徐霞客墓及遗迹迁葬于堂后。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徐霞客母亲王氏大病初愈，徐霞客遂在故居附近新建“晴山堂”。崇祯元年（1628）王氏病逝，徐霞客为母亲守孝三年。期满后，徐霞客将家藏元明以来的书法手迹，镌石嵌于晴山堂的堂壁。其中仅《秋圃晨机图》一幅，就有22　位名人为此图作诗题辞，其它石刻上也留下宋濂、董其昌、文徽明、米万钟、顾鼎臣、祝枝山等人的诗文。这些石刻到了清代也屡有增添，是极珍贵的文物。1985　年，对晴山堂后院的徐霞客墓地再次扩建，形成颇具规模的一座墓园。晴山堂也改名为“徐霞客纪念堂”。如今，如果前往江阴南歧村参观、凭吊这位“奇人”墓地的话，会对徐霞客故里的遗迹，留下较完整的印象。纪念堂前小河上，有胜水桥一拱，条石筑成。桥柱上刻有一联：曾有霞仙居北宅，依然虹影卧南旸。
　　徐霞客故居位于村北，房屋格局，古风犹在；雕梁画栋，依稀可辨；柱脚石墩，镌有图纹；屋前古柏，一围难抱，传说为霞客出远门时手植，其母常在树下思念远行的儿子。
　　纪念堂的画廊中陈列着徐霞客一生行踪路线图；堂正中塑有徐母教子的仿青铜塑像，两侧堂壁共有元明清石刻77　块，有诗文94　篇。堂后便是徐霞客墓园，占地约1.5　亩，东低西高，犹如一把坐西向东的太师椅，寓意着徐霞客一生风尘仆仆，周游祖国名山大川，历尽千难万险，最后回归故里，永远安坐在这里，顺应了一句俗话——叶落归根。
　　徐霞客墓高1.6　米，墓围8.2　米，系麻石砌筑。墓前立碑一通，系马湾原墓遗存。距墓前6　米处，立有一尊徐霞客塑像，高约3　米。塑像两旁黑色大理石碑上，左侧为李先念题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石刻，右侧是潘琪所书徐霞客生平的碑刻。墓前两条弯曲小径，则暗示出霞客千回百折，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征程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
　　自“徐霞客纪念堂”落成后，每年游人络绎不绝，许多著名人士也前往凭吊、瞻仰，以缅怀这位足迹遍神州的布衣旅行家。

　　梅花岭下有忠魂——史可法墓

　　史可法（1601—1645）是明末著名抗清将领，是继岳飞、文天祥之后，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史可法曾历任明末右参议、兵部尚书等职。南明政权建立后以史可法为大学士。南明弘光帝是一个荒淫无能的昏君，他宠信佞臣，在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下，史可法离开南京，以兵部尚书、大学士衔统领军队驻扎扬州。弘光元年（1645）4　月15　日，清军在明降将许定国的引导下，抵达扬州。清摄政王多尔衮先后5　次下书劝降，史可法均置之不理。清军陆续到达扬州十万之众，对扬州形成合围之势，而史可法部下仅四千余人，且各镇兵马互相倾轧，形势万分危急。4　月21　日，史可法自知颓势难挽，遂给他母亲、岳母和夫人留下绝笔信一封：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　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
　　据黎士宏《书殉扬州事》所载，这封信因城被围而没能寄出，由其义子“（史）德威持遗书走城中旌忠寺寄藏”。
　　据说史可法抱定必死信念后，在老梅花岭（今梅花岭史可法祠墓围墙外北面）上，招集部将称：“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朝成此大节者？”史可法的副将史德威慨然应之。史可法大喜：“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4　月25　日，扬州城被破，史可法闻讯即拔刀自裁，被诸将死死抱住。史可法便大喊史德威，请其帮助成全大节。史德威悲痛欲绝，不能自已，遂被众将簇拥打算突围，至小东门口，与大批清兵相遇，副使马鸣騄、太守任民育及诸将都督刘肇基等皆死，史可法身负重伤被擒。史可法毫无畏惧，大呼：“我乃史阁部也！”数人乘机得以突围走脱。史可法被清兵押至南门，清豫亲王多铎亲自上前，以先生呼之，劝其降。史可法大骂不休，并表示：“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城中百万生灵幸毋戮及！”遂慷慨就义，终年45岁。
　　战后，史可法部下曾遍寻遗体不得，于是产生了很多传说。“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史可法）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也有的说史可法出了天宁门走脱，招集部下继续抗清。史可法的英名很长时间使清兵闻风丧胆。
　　走脱后的史德威也曾派人入城寻史可法忠骸，由于清兵破城后，屠城十日，杀百姓数十万人。加上当时天热，扬州城尸骨已腐无法辩认，遂将史可法生前穿戴过的袍笏及玉带等物，葬于扬州广储门外梅花岭右侧（今扬州博物馆内）。史可法在老梅花岭上，泣血誓师时，曾留下铮铮遗嘱：“我死，当葬我于高皇帝侧，其或不能，梅花岭可也。”这样，在1646　年的清明，扬州梅花岭上便有了一座忠烈墓。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感化汉族臣民，不仅给史可法加上“忠正”谥号，而且还在梅花岭上兴建一座祠堂，以资纪念。东边是墓，西边是祠，均坐北朝南。
　　史可法墓门上有“史公墓”匾额，入内为飨堂，堂内是1985　年建造的史公塑像。他身着明代官服，头戴乌纱，正襟危坐，威武镇定，双目中透出一股刚烈凛然之气，令人肃然起敬。飨堂前有两株银杏树，中间立着一通石碑，上书“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之墓”。堂后是墓。墓前有一座砖石碑坊，上有“史忠正公墓”五字，为阴刻隶书。牌坊旁围墓有矮墙回护，墓周广植松柏。墓边茜草茂盛，郁郁葱葱，终年不衰，人称“忠臣草”。墓后植有寒梅。在史可法祠门上方嵌有“史公祠”一额，入内庭院森森，庄严肃穆。庭门上悬朱德元帅亲笔手书“史可法纪念馆”。
　　二百余年来，凡旅扬各代名人辞客，凭吊梅花岭史可法墓后，留下了大量文字。清代散文家全祖望在《桃花岭记》中写道：“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真实反映了一切有爱国心、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们凭吊史可法墓时的共同感受。在史可法纪念馆里，还有许多缅怀忠烈的楹联。民主人士陈叔通先生写道：“游人争说梅花岭，明祚虽亡战绩存。终古衣冠留香处，万流瞻仰慰忠魂。”诗中借梅花歌颂了史可法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和坚贞气节。当年因《闲话扬州》被扬州人轰了一通的易君左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写道：“梅花岭下埋忠骨，梅花岭上唯痛哭。壮士头颅烈士心，梅花片片飞香雾。国破家亡那有身，男儿立志丧胡尘。飞来香雾都成雪，吟入梅花不见人。斯人已是垂千古，梅花纷纷落如雨。独登岭上吊梅花，今日何人史阁部？绿杨城郭是扬州，淘尽兴亡古渡头。惟有梅花对明月，天南哀角几时休。”近人郭沫若、邓拓、吴晗、赵朴初等均有题字、题诗。
　　1979　年8　月，在修复史可法墓、祠时，曾在墓坑内发现二十片玉带，未发现人骨残迹。玉带现已存放于史可法文物史料陈列室中，确定该墓为史可法衣冠冢。以后多次修葺，已成为旅扬州者纷纷前往瞻仰和凭吊的场所。

　　千秋血映忠魂路——夏允彝　夏完淳墓

　　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后，便如一股狂风，驰突南北，纵横天下，一时神州狼烟四起，腥风血雨席卷天下。明朝无数忠臣义士宁死不屈，奋然而起，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用自己的血肉，为中华的光辉历史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这场南明抗清斗争，先后历时40　余年，仅据清代官方颁布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所记，就有3600　余人殉国。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就是其中的二位，他们的事迹，犹为后世传诵。他们的墓地，也成为后世凭吊忠烈、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明末南京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人。青年中举，41　岁时，与陈子龙同科登第。后来组织几社，因与复社宗旨相同——兴复绝学，遂并入复社，成为复社后期领袖。42　岁时任福建长乐知县5年，据乾隆《青浦县志》载：“允彝以明季名儒出宰期邑，仁心善政，浃人肌髓；至今俎豆名贤，称颂弗衰。”崇祯十五年（1642）秋，因母病故回籍守丧。崇祯十七年，北京被李自成义军攻破，崇祯帝吊死景山，出于夏允彝的传统忠君思想，便将仅有家产尽数捐出，以“为江南、浙东西举大义倡”。面对汹涌南下的清军，他不惜身家，四处呼号，广联明军旧部。于清顺治二年（1645）夏，与陈子龙在松江起兵。时年仅15　岁的夏完淳也从父志，投身义军。后兵败，特别是苏州一役的兵败，给夏允彝打击很大。有人劝他出海暂避，他哥哥夏之旭劝他出家，均被拒绝，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僻居乡间，满怀悲愤地写下了明朝覆亡的自己亲见亲闻，取名《幸存录》。写毕，告知儿子夏完淳要破家酬军，以助义师。又写信致陈子龙与挚友相诀，望子龙勿死，勉励他继续奋斗。在投水前，手书《绝命词》一首：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既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悫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虽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
　　据载，夏允彝投水时，家人遵嘱立于水旁。水很浅，才到允彝胸部，他将头扎入水中，窒息而亡。后背的衣服都未沾湿。享年50　岁。夏允彝的死讯传开后，不仅他的挚友陈子龙悲痛不已，也震撼了当时许多义军志士的心，他们或写诗作文悼念夏允彝，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清复明的斗争中，其中他的儿子夏完淳就是突出的一个。
　　夏完淳继父志又与陈子龙等谋起兵，受南明鲁王封，为中书舍人。子龙死后，又参与吴易太湖起兵。吴易兵败后2　年，夏完淳与伯父夏之旭同时被捕，解至南京。主审的是降清的内院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见他只是17　岁的少年，有意劝他降清。而夏完淳却大骂洪承畴，说他当年松山兵败，承畴被捕，道传被杀，崇祯帝亲率百官御祭九坛，如今有何脸面活在人世。洪承畴大怒，遂题报刑部将他杀害。夏完淳少年极善诗赋，有“神童”之誉，有《南冠草》、《夏完淳集》传世。其《狱中上母书》、《与夫人书》、《土室余论》，不仅写出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更表达了他遵父志，慷慨就义的气概与牺牲精神。这些血泪交融的文字，不愧为人间至文。
　　录其《狱中上母书》一段如下：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
　　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
　　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
　　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
　　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
　　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
　　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夏完淳在南京遇难后，其友人杜登春、表兄沈羽霄收敛了尸躯，运回松江，归葬于小昆山附近夏允彝墓侧。下葬时，当地村民自发地为夏完淳举行落葬仪式，为防清廷派人破坏，选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进行。20　年后，夏允彝门生昆山盛符升因夏氏父子墓葬在浅土，又卜地重葬，并将已逝的盛氏和侧室陆氏合葬夏氏墓地。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夏氏墓地才逐渐公布于世。
　　夏氏父子墓地，位于上海市松江县昆冈乡荡湾村北。距县城15　公里，离昆冈乡小集镇约2　公里。其墓高约2　米，宽约20　米。石驳墓基围成平台，呈半月形。墓周绿化环抱，植有松柏、冬青、紫微等林木。整座墓区占地约1.5亩。墓前设有墓道，后有托山，有流水环绕。
　　夏氏父子墓曾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谢庭薰等人修葺过；道光六年（1826）由娄县知县徐梦熊重葺夏墓，并置石碑于墓前，上书“明夏忠节公讳允彝墓道”；又树“永远禁止樵牧侵占”碑石一方于墓侧。之后，战乱纷扰，世事沧桑，夏墓几近芜荒。
　　1954　年，夏墓被盗，因石椁坚固作罢。次年又遭盗掘，破椁出棺。不仅出土了夏允彝的二方印章，还出土了大型买地方砖一块。上刻盛氏、陆氏生辰、忌辰。
　　1955　年底，江苏省博物馆拨款将夏氏父子墓修葺一新，增置石供桌、石凳，拓宽墓道。次年被列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　年松江划归上海市。1961　年陈毅亲笔书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并刻碑立于墓前。“文革”期间，夏墓几遭平毁。1981　年开始，当地政府拨款屡次修葺，基本恢复了原貌。
　　自夏氏父子殉难后的三百余年间，前来墓地祭扫、凭吊的各类文人志士无计其数，留下了大量的诗文、题记，对夏氏父子的殉节，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追思。如王沄的《题夏存古舍人遗集》之十曰“童乌九岁受玄文，一卷遗编断碧云。落日青枫荒草夜，凭将双剑吊孤坟。”等等。清末，革命党兴起，南社创始人如陈去病、柳亚子等人潜心研究南明史事，极力表彰抗清英烈，以鼓动革命。其间，夏氏父子业绩又被世人瞩目，出版了大量文字资料。郭沫若还以夏完淳事迹编成《南冠草》一剧。近人曲冠杰所著《千秋血》一书，是一部全面完整的夏氏父子传记，现已问世。
　　悠悠岁月，犹如大浪淘沙，英烈忠魂如磐石，其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是永远不会被岁月磨灭的。

　　留取丹心报国恩——明十八先生墓

　　明十八先生墓，在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西北隅天榜山下马场坝附近，该墓葬有南明永历朝臣吴贞毓等十八人的遗骸。
　　明末，清兵相继扼杀了南明诸王建立的四个政权后，桂王朱由榔被拥上帝位于广东肇庆，次年一月改元永历。永历政权建立后，便调集南方各省明军，抗击清兵南下，以图恢复明室。经过3～4　年的抵抗，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江西、两湖和广西先后被清军攻占，永历朝廷颠沛流离，被迫奔命于粤、桂、湘、黔四省。永历六年（1652）二月，大西军首领孙可望、李定国派人将永历帝从广西迁入贵州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
　　永历帝在安龙，“宫室卑陋，服御粗恶”，所居文华殿，窗壁颓圮、风吹雨洒。但有大西农民军做支柱，抗清形势发展很快。李定国东进之师，取桂林、破永州、下衡阳、逼长沙，所向披靡，军威大振。而此时，农民军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居守贵阳的秦王孙可望骄恣无忌，滋长了分裂自立为王野心，置六部九卿，铸“兴朝通宝”，朱由榔对孙可望惴惴不安，如坐危城。永历帝朱由榔得知孙可望在贵阳仿宫廷制式，大修秦王府后，便与大臣们决定召李定国统兵回朝，保卫安龙，遂派林青阳为使，持敕至广西李定国军营。时马吉翔奉使至梧州祭墓，侦知此事，急遣使至贵阳密报孙可望。狡猾的孙可望却遣心腹大将郑国将马吉翔逮捕，并以“同谋”为由解押至安龙。郑国拥兵直上文华殿，逼问永历帝谁是主谋者，吴贞毓以“凡事宰相主持”自承。郑国械捕吴贞毓与兵科给事张镌，翰林院检讨蒋乾昌、李元开，吏科给事徐极、大理寺少卿杨钟、太仆寺少卿赵赓禹、光禄寺少卿蔡縯、武安侯郑允元、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御史李颀、朱议■、福建道御史胡士瑞、武选郎中朱东旦，中书任斗墟、易仕佳、司礼太监张福禄、全为国等18　人为囚，并加以严刑拷打。18　人大骂不屈，被郑国诬以“盗宝矫诏，欺君害良”罪名处死。据《兴义府志》、《安龙纪事》载：永历八年（1654）四月八日，郑国将18人押赴天榜山下马场，诸臣毫无惧色，痛斥孙可望、马吉翔等朋比为奸。言毕，能赋诗者各赋诗抒志，从容引颈受戮。“时安龙之三尺童子，也无不流涕叹息”。18　人遭难后，郑国将其尸体示众三日，才让其家属收其遗骸。吴贞毓、郑允元合葬于城西海源寺，其余16　人合葬于北关马场，史称“十八人之狱”。不久，林青阳也被孙可望军抓捕，杀害于城南火草坪。
　　永历十年（1656）春，李定国由广西至安龙护驾，为18　人垒墓。1658年朱由榔移驻昆明，对安龙死难诸人分别予以赠恤，并建庙立碑。永历帝亲题：“明十八先生成仁处”。“十八先生”之称始于此。通政使尹三■将十八人姓名、职务及遇难经过书刻碑上。此碑高1.4　米，宽70　厘米，碑文系阴刻楷书，于1980　年修复此墓时出土，复见于世。
　　三百多年来，“十八先生”的历史作用如何，史学家多有争议，但他们持正不挠、慷慨赴义的气节，却受到后人的尊敬。清康熙年间，南笼厅通判曾为十八先生墓立碑，略载十八人姓名、殉难始末及诸臣绝命诗于后。如吴贞毓诗曰：九世承恩愧未酬，忧时惆怅乏良谋。
　　躬逢多难惟依汉，梦绕高堂亦报刘。
　　忠孝两穷嗟百折，匡扶有愿赖同俦。
　　击奸未遂身先死，留取丹心报国筹。
　　乾隆初年，守土官将《明史·吴贞毓传》刻于碑石。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学使洪亮吉、知府曹廷奎修墓，沈■撰记立碑，始建十八先生专祠、虚舟和多节亭。
　　道光二十九年（1849），知府张锳重修墓，其子张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勒石列于墓旁。张锳并在原试院右侧（今安龙一中红楼前右）改建“十八先生祠”，祠宇宏敞肃穆，有祠门、敬业堂、流芳亭、不系舟、怀清亭、享堂、正祠、净香祠等建筑。这组建筑群造形别致，工艺精巧，与府试院原建筑浑然一体，俨然江南园林一座，可惜不久毁于兵火。张之洞代父作《十八先生祠堂记》勒碑树于祠内。祠内楹联极其丰富，大都出于名家之手，辞意深刻、书法精湛，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光绪九年（1883），知府余云焕、安义镇总兵何雄辉重修十八先生墓，并在墓区兴建亭榭、池塘，广植花草树木。
　　1916　年，南笼县知事洪寅加修墓，并在墓前建石坊一座，以壮观瞻。
　　1937　年，南笼县县长张曾复呈请拨款增修墓、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贵州省政府允准拨款重修，并定于1938　年4　月8　日举行公祭。蒋中正为此题“碧血千秋”勒碑石上。在墓地“多节亭”后面的崖壁上还有许多摩崖题刻，其中有居正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于右任的“天地同流”，李烈钧的“瀛州胜境”，王伯群的“浩气长存，”吴鼎昌的“重如泰山”，任可澄的“藏碧辉岩”，刘时花的“天地正气”等等题刻。墓区内的众多石刻，有许多是文人墨客经此凭吊后发出的思古幽情，成为奇特的墓葬文化景观之一。如吴中番的《十八先生墓》便是其中之一：崎岖万里欲何求？一死难言事便休。
　　毅骨不归埋远岛，忠名犹在胜清流。
　　谁从衣带收遗句？我向荆榛识故丘。
　　拟禁采樵虽未得，且留几字待千秋。
　　1949　年，各级政府对保护这一古迹十分重视。1956　年，县政府拨款维修墓、祠。1964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明十八先生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年浩劫中，这一古迹曾遭破坏。1980　年，省政府拨款修葺墓、祠，并重新公布“明十八先生墓”为重点文保单位。经过5　年大面积修复，墓、祠已面貌一新，慕名前来观光凭吊的游人，常年达10　万之众。

　　明朝宗室葬宝岛——宁靖王、五妃墓

　　在祖国美丽富饶的宝岛——台湾，有二处明朝宗室的墓葬，300　余年来，香火不绝，祭祀者不断。对于墓主宁靖王、五妃的事迹，不仅见之于许多列传和各种报端，也为岛内人们所颂扬。他（她）们的墓地，成为台湾省境内唯一的封建王朝宗室墓地，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宁靖王，名朱术桂，字天球，别号一元子，是明太祖九世孙辽王的后代。初授辅国将军，崇祯帝死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封朱术桂镇国将军，镇守宁海。1645　年受封宁靖王。后曾监郑成功、郑鸿逵军。郑成功驱荷复台后，宁靖王携家眷于1664　年到达台湾，积极响应当时“督兵屯田，休养生息”的号召，在万年县的竹沪（今高雄县境内）开垦良田几十亩，每年收获相当丰富，把余粮都赏赐给当地农民。不久原配罗妃去世，葬在竹沪。据《台湾先贤列传》载：“宁靖王为人相貌魁伟，美须眉，擅长笔墨，而书法尤其苍劲，承天庙宇匾额，多半都是由他亲笔所题，成为后人所珍藏的宝物之一。”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旧部已降清的施琅，率水师偷袭台湾，郑部诸将战败。宁靖王见大势已去，遂将5　个妃子（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召到身边诀别：“孤不德，颠沛海外，冀保余年，以见先帝先王于地下。今大势已去，孤死有日，若辈幼艾，可自计也。”5　位妃子节烈不让须眉，声泪俱下，表示“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先冠笄被服，同缢于堂。时间是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宁靖王见状，悲痛欲绝，提笔在墙上写下了一封遗书：“自壬午流寇陷荆州，携家南下，甲申避难闽海，总为几茎头发，保全遗体。。今已四十余年，六十有六岁。时逢大难，全发冠而死，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
　　次日，宁靖王将家中全部财物分送给邻居，然后穿上大明宁靖王的朝服，将宁靖王的印绶交给降清的郑克塽，再面向祖国大陆河山遥拜列祖列宗。提笔写下绝命诗一首：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
　　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
　　写完投笔结帛于梁，自缢而死。随从侍臣也有二人殉节。当时周围观者莫不悲伤叹息：“王孙与此地争烈矣！”随后乡人将宁靖王遗体葬于原配罗氏墓内。
　　宁靖王墓位于台湾省高雄县湖内村。现墓区呈半圆形，宽大的墓茔中部似一隆起的马背，这种称之“马鬣封”的制式，得到孔子推崇。墓前一通石碑，上书“明宁靖王墓”五个大字，碑侧各饰两腾龙护墓。虎头供台上常年置有香炉一座，沿碑伸向两边的茔墙所饰图案，颇具明代风貌。该墓在历史上，曾遭日本人发掘，出土的宁靖王金质王冠，被窃往日本，现藏于日本博物馆内。日本人将宁靖王墓挖掘后，又用水泥加以改建，真是欲盖弥彰。目前所见该墓制式，是日本人离岛后重新修葺的。距墓地不远处，还有宁靖王庙一座，额题“华山殿”，香火不绝。墓前的大榕树，碧荫遮天，枝干苍劲，是台湾人民怀古思贤的胜地之一。
　　当年与宁靖王一同殉节的五位妃子，死后由乡人合葬于承天府郊外桂仔山（今台南市东区魁斗山），不封不树，称“五烈墓”；至清康熙末年，改称“五妃墓”，乾隆十一年（1746）修葺茔庙，后世称“五妃庙”。庙右小祠为“义灵君墓”，系宁靖王侍臣殉主埋骨之所，亦受崇祀。关于五妃墓的地点，有人认为葬于凤山长治里竹沪（今高雄县路竹乡一带）。
　　桂仔山的“五妃墓”葬式极具特色：一抔黄土的墓茔在露天，而墓碑却嵌在墓前庙后墙内。这样，祭拜五妃的人，站在庙内正堂，就可面对墓碑祭祀了。这种墓、庙合一的制式，恐怕因为台湾多雨，方便前来祭祀者特制的，在中华墓葬中，极为罕见。其墓碑上阴刻“宁靖王从死五妃墓”字样。供台上除了香炉、蜡台、还有五色令旗等物，民间气息十分浓厚。五妃庙为单进两厢的传统建筑，环境幽雅，空旷开朗，庙貌虽小，香火却旺。正如楹联所题那样：王尽丹心妃尽节，地留青塚史留芳。
　　台湾的这两处明王室墓葬，乡人祭拜、凭吊之余，抚古思今，对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愿望，更加强烈。

　　刨地三尺寻天神——屈大均墓

　　在中国几千年的墓葬文化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人死后同样葬于黄土，有的便被历史尘埃无情吞噬了，有的千百年来依然留存，还有的几经盗掘，甚至刨地三尺以灭其踪，若干年后，其墓茔再次隆起，以受后世香火。从这个意义上讲，墓茔与其说是埋葬尸骨、衣冠之地，毋宁说是死者留给后人敬仰的某种高尚精神的象征。这种墓茔更富于当时政治文化的色彩。明末著名反清文人屈大均的墓便是一例。
　　屈大均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广东番禺人，初名绍隆，字介子、一字翁山。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队伍。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遍游天下，奔走联络，密谋复明，与顾炎武、李因笃交往甚密。其间留下大量诗文及评注，揭露清军的暴行，讴歌抗清斗争中牺牲的义士，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留有《翁山诗文集》等多种书。屈大均68　岁死后葬于他的家乡广东番禺。
　　雍正七年（1730），时川陕总督岳钟琪上书，说有个叫张熙的劝他反叛清朝，经查是张熙的老师曾静指使，遂将张熙、曾静捕至北京，经九卿会审，曾静供出是读了已故学者吕留良的书才产生反叛念头的。雍正大怒，一方面对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杀戮吕的所有后裔，另一方面查禁民间及宫内所有典籍裨史有关反清文字。屈大均的诗文中，反清旗帜十分鲜明，凡是因抗清而亡的义士，他在文字中多加褒奖，如对抗清名士夏完淳，不仅极其钦佩还称夏完淳的《大哀赋》为“一代之大文”。所以，不仅屈大均的诗文被清廷列入查禁范围，连他的尸骨，也令“粤省刨出剉戮”。这便是所谓“屈大均案”。
　　到了乾隆执政后，文字狱有增无减。他当皇帝六十年，文字狱之厉害是康熙、雍正两朝的好几倍。不知是他听了谁的举报，还是忽发奇想，觉得南京雨花台有葬屈大均衣冠冢一事，于是亲自谕示两江总督高晋查访并刨毁。高晋领命后，先是让江宁藩司闵鹗元，以采购收集碑版为名，传集乡绅，摸清情况，再根据疑点实地复勘。一时间，雨花台四周荒冢野坟之地热闹非凡，所有的坟冢碑记，均被洗刷查验，还是一无所获。万般无奈的高晋生怕乾隆怪罪办事不力，在奏折之尾这样写道：“臣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恶极之人，其生前忽而为儒，忽而为道，忽而还俗，形踪诡密，居心叵测，其死后尸骸，久经粤省刨出剉戮，乃于恶逆经过之地，辄敢虚营狡窟，冀附游魂，实属天理难容，神人共愤。此冢历今百有余年，查无踪迹，或被雷火轰击，刬削除根，或被犬豕蹂躏，灰飞影灭，甚或此等狡狯之徒，掉弄笔墨，伪饰虚词，均未可定。”屈大均的衣冠冢虽没查到，但奴才的心力已经完全尽到了。然而，无论清廷怎样查禁、刨戮，屈大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爱国志士形象是难以泯灭的。正如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二首写的那样：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
　　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1929　年冬，时任广东番禺县县长的陈越，应当地民众要求，亲自为屈大均墓书写了墓碑，在屈大均的故里俗称“第一坟”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墓茔。后来，这里改称思贤乡新造镇思贤村。这里距县城约17　公里。
　　屈大均墓域呈梯形，前宽14.5　米，后宽6.8　米，边长9.8　米。墓区内还有屈大均的父母墓冢。屈墓位于墓区右中位置，高1.27　米，内宽1.37　米，左右墓沿高0.83　米，深0.7　米，宽0.56　米。墓碑为当年陈越亲自手书“明屈翁山先生墓”。再前有志铭碑一通，为书法家吴道镕撰书，铭文上写着：干将可折，不掩铓兮。珵玉可碎，不夺贞兮。委蜕埋忧，上有芝茎兮，高驰不顾，神游沧溟兮。日月代谢，晦则明兮。高阡华表，郁峥嵘兮。松柏交荫，柯叶青青兮。返辔回驭，尚昵于所生兮。
　　在墓地还有近代画家卢振阡绘刻的屈大均画像一帧，勒于石碑。整个墓区，背倚青山，面朝沃野，左眺珠江，右瞰思贤。莘汀荔枝芷桢环抱，墨绿朱红，蜿蜒北去；青松翠竹萦回左右，交相掩映，四季常青。1985　年，广州市和县人民政府为缅怀先贤，发扬屈大均的爱国主义精神，拨款修葺墓区，并在墓地右侧兴建“思贤亭”一座，被列为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春雨纷纷时节，敬慕屈大均者纷沓而至，借凭吊先贤之际，发内心爱国之情。

　　封建帝陵有止境——清东、西陵

　　清朝自1644　年入关到1911　年灭亡，历时267　年。它的灭亡，不仅是清朝的灭亡，也是中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灭亡。在清朝入关后，先后有10人当了皇帝。除了末皇帝傅仪外，其余9　人均按帝制葬礼，归葬于东陵、西陵两处。而傅仪死后多年，其骨灰也葬于清西陵。清东、西两陵，成为封建社会最后的二处陵址。
　　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县马兰峪西部昌端山主峰南麓，距北京100　余公里。
　　是一座规模十分宏大、体系比较完整的古代陵墓建筑群。整个陵区共有清帝陵5　座：即孝陵（顺治）、景陵（康熙）、裕陵（乾隆）、定陵（咸丰）、慧陵（同治）；后陵4　座，妃园寝5　座、公主陵1　座。这15　座陵墓群，埋葬着清5　帝、14　后、136　个嫔妃。近代著名的皇后慈禧太后也葬在这里。西陵在河北省易县城西15　公里处的永宁山下，也是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代陵墓建筑群。整个陵区共有清帝陵四座，即泰陵（雍正）、昌陵（嘉庆）、慕陵（道光）、崇陵（光绪）；后陵3　座，王公、公主、妃子园陵7　座。这14　座陵墓群，共葬了76　人。
　　清王朝的帝陵陵址选择在这二处是有原因的，特别是东陵的陵址，与政治风水极有关联。所谓政治风水，就是假借风水外衣为其政治需要而服务。这在封建社会，是统治者所惯用的。入关后的顺治帝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然而野史与传说的杂乱，却给东陵陵址的选定，披上了层令人恍惚的纱衣。其中一说是顺治自己看中的：顺治帝“尝校猎遵化，至后为孝陵之地，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玠（即指环）掷之，谕侍臣曰：‘玠落处定为穴，即可因以起工’。后有善青鸟者（风水先生——笔者注）视之，相惊以为吉壤也。”（徐珂《清稗类钞·方技类》）一说是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帝选中的，由于李自成杀进北京，崇祯帝未及为自己寿宫动工，就吊死在景山。明朝亡国之君未能如愿享用的“万年吉地”，于是就被清王朝开国之主占用了。还有一说是钦天监杜如预、杨宏量等“勘测过孝陵”。产生多种说法的原因，是与满族入关统治汉族有关的。清统治者入关后，在攻克扬州时，多尔衮曾致书史可法劝降，信中声言：“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清入关夺的不是大明天下，而是帮助明灭李自成的。反映到墓葬问题上，就出现了明崇祯帝选的陵址，传给清世祖顺治的“佳话”，这对于赢得汉人之心，在政治上是需要的。
　　出于这个政治目的，顺治的孝陵乃至清朝以后的历代陵寝，大体都吸纳了明朝帝陵陵制。首先，关于墓葬的风水，完全遵循了关内汉族堪舆术的一套理论。如孝陵为顺治自己选陵址一说；如乾隆帝在《哀明陵十三韵》中所称：“英雄具眼自非常，岂待王廖陈其艺。”（王，指山东王贤；廖，指江西廖均卿，均为当时著名风水大师。）清帝选陵址，也是件宫内大事，乾隆帝自认为也学会了堪舆术，不需要听任汉族堪舆家的点拨了。
　　其次，清东、西两陵的地面建筑，其大体格局，也同明陵相仿。以孝陵为例：石碑坊、神道、大红门、圣德神功碑、石象生、石桥、碑亭、隆恩门、隆恩殿、方城明楼及宝城宝顶等均备。只有圣德神功碑，自道光帝的慕陵开始，以后的四帝陵均没设置。
　　第三，清入关前遵行的是火化。据《东华录》记载，乾隆帝在追述满清墓葬制式时曾说：“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涉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随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土葬是满族入关后才从顺治帝开始的。顺治帝虽然葬在孝陵，据载也是火化后才土葬的。他6　岁登基，在位18　年，24　岁突然死去，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顺治十七年（1660），深得顺治帝宠爱的董鄂妃红颜薄命死去，福临郁郁不欢，不到半年因病痘死于养心殿。后在北京景山寿皇殿按佛教进行了火化。由浙江玉林通琇的弟子茆溪行森禅师为其举火，火化后葬入孝陵。因此，顺治帝的孝陵葬式，是满清墓葬制式转向汉族陵墓制式的一个过渡。以后的清帝葬式几乎全遵行汉族自古以来的“冢以藏形，庙以安神”这一墓葬制式。
　　第四，对龙文化的接受。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称：“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四神拱卫天帝的“中宫”。后来有了发展，认为四神在天上是保卫天帝，在人间是保卫帝王和他的臣民，在墓中是保卫墓主和他的灵魂。四神在墓葬中的出现，最早在西汉晚期，而且很快在墓葬中盛行起来，成为中国古代汉族的丧葬习俗，陵寝制度。清帝陵中，不仅在地面建筑中，随处可见龙的形象，就在地宫里，也是极力效法的。例如道光帝的慕陵地宫便是如此，还引出了个故事。按乾隆帝定的规制，道光帝的陵寝建在东陵，历时七年，于1827　年建成，并葬入了孝穆皇后。1828年某天夜里，道光皇帝梦见孝穆皇后在一片汪洋中向他求救，醒来便觉不快，担心自己的地宫出了问题，即去东陵查看，果然发现地宫浸水。道光帝大怒，下旨拆除陵墓，改在清西陵龙泉峪建造新的陵寝。道光帝认为地宫进水是“群龙钻穴，龙口吐水”所致，在建造新陵时，将金丝楠木隆恩殿上的龙头做了修改：整个天花板上，不用各帝通用的彩绘，而是用香楠木以高浮雕的手法，刻成龙头向下俯视，张口鼓腮的形状。除此，道光帝传旨在隆恩殿的雀替、隔扇、门窗等各个部位，都用金丝楠木雕以各式的龙，龙头朝上，形成“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景观，以便让龙在天上争相吐香，不往地宫里吐水。出于这个原因，在以后的帝陵中龙的装饰才减少了。
　　第五，清初由于顺治、康熙和雍正帝对汉地佛教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执政时期，在陵墓葬式上也留下了踪迹。例如乾隆帝的裕陵地宫，在其石门、各堂的两壁、券顶都有精美无比的佛像浮雕、图案和经文。八扇石门雕有八大菩萨，罩门两侧雕有四大天王。前殿又称明堂，其券顶刻有五方佛。中殿又称穿堂，其东西两壁刻有“五欲供”。五欲供为明镜、琵琶、涤香、水果。天衣五件物品，寓意只要戒除五欲，即可进入西方乐土。中殿券顶处还刻有24　尊佛像。后殿又叫金堂，券顶上刻着三个佛像，东西两壁各雕“八宝”和一尊佛像。此外，地宫石棺床四壁还雕着整齐细密的经文，用梵（古印度文）番（藏文）两种文字阴刻，达三万余字。简直就是一座精美绝伦的佛堂。还有雍正帝的泰陵，在隆恩门西侧有座配殿，为喇嘛念经场所。后来由于乾隆帝尊崇汉地历代帝王所尊崇的儒学，将儒学视为正统，佛、道等视为异端，特别道光以后，汉地佛教文化在清帝陵寝中的地位才逐渐消失。
　　第六，清代每年清明的大祭，也完全仿照明代，皇帝或王爷要在宝顶上举行上土礼。在祭礼前二刻钟，皇帝在明楼方城下从王公大臣手中接过“竹篚’（盛贡物的小竹筐），亲自奉篚将土送至坟顶，跪下毕恭毕敬地添土于坟上。为了尊敬死者，每次所用之土，均为石门工部专程预备的“客土”——精心选取的未经牛羊踩过的净土。在举行敷土礼时，皇帝与随行官员们的脚上，都得套上事先准备好的黄缎袜套，如果一时疏忽，忘记穿袜套就踏上宝顶，则要被看作犯了大不孝敬之罪。
　　总之，清代的帝陵规制，处处都表现了入关初期所称的思想，即清朝不是劫夺明朝，而是“帮助”明朝剿灭李自成的，是明朝的继续与发展。显然这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关于墓葬方面，其实，无论是汉族墓葬文化，还是满族墓葬文化，都统属于中华民族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历史在十五世纪中叶，让这二个民族的墓葬文化交融而已，都是中华民族墓葬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清帝陵为什么会出现东西二个陵区呢？这要从雍正帝的泰陵说起了。
　　雍正帝是康熙帝的四儿子，初封雍亲王。康熙末年，得隆科多、年羹尧之助，阴谋夺取王位。据说，康熙帝临终前，曾手谕遗诏要“传位十四子”。雍正见父亲不传位给他，很是气恼，遂串通宫内外，将遗诏偷改成“传位于四子”。之后又毒死69　岁的父亲康熙帝，杀死了知情者和十四子一门老少，做了皇帝。他害怕死了祖宗在阴曹地府不会宽恕他，所以另择陵地于河北易县西15　公里的永宁山。据载，雍正帝即位后，开始也选择在东陵的九凤朝阳山上。但他看了陵区草图后，很不满意，认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泥沙，实不可用”。选陵大臣心领神会，最后选在永宁山。雍正帝看后大喜，这里是“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沙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古咸备”。并认为“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定为陵址。雍正八年（1730）开始兴建，历时7　年（乾隆二年）结束，是西陵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园建筑。相传在雍正十三年（1735）时，雍正帝在圆明园养病，民间女侠吕四娘为报父仇，潜入园内刺死雍正帝，又将其头割去。一时宫内大乱，又不敢声张，只得给雍正铸了个金头安上入殓。直到乾隆二年（1737）三月才与皇后、贵妃合葬于泰陵。后来，乾隆帝为不使两处陵寝冷落，特谕旨明示后代：“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西陵界分建。”从此，清帝陵寝便分葬于遵化和易县，以其地理位置易县陵区称西陵。
　　历代皇帝不仅为选择陵址，废尽心机，在葬礼的全过程中，也是极尽铺张之能事，清代也不例外。仅以慈禧太后葬礼为例，她虽不是皇帝，其葬礼又处在封建社会分崩离析的前夜，可葬礼隆重程度也是颇让人咋舌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的灵柩在京祭祀完毕后，即被送往东陵“奉安”下葬。从北京送到东陵整个行程中，动用了10　万人力，外加随从官员一大批。灵柩每到一个稍大的府县，都要停下来做一次道场法事。如此走走停停，100多公里的行程，竟走了一年多时间，于次年十月初一，灵柩才送到东陵地下宫　殿。
　　当然，送葬与选址都是“葬”的准备阶段，关键体现“死犹如生”葬制的，还在墓中的陈设方面。历朝历代的帝王，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其后代也将他生前巧取豪夺的珍宝葬入陵下。据同治、光绪二朝太监李莲英当时的笔记载，慈禧随葬品中，除葬有世间所流传的翡翠西瓜、蝈蝈白菜，还在棺椁中放置了无数珍奇异宝，为填补棺内空隙，倾倒了四升珍珠宝石，要上盖时，大公主赶来，又揭开网珠被，放进天然玉质的八骏马、十八罗汉各一套。历代帝王如此下葬，一方面无意中将中国历代的人类文明留给了后世；另一方面，这些珍宝也勾引了无数盗墓贼贪婪的目光。从墓葬史看，最大的二起盗墓案，一是东汉光武帝的原陵遭董卓指使吕布所掘，另一起便是清东陵内乾隆的裕陵以及慈禧的定东陵遭掘，即1928　年夏，发生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震惊中外。
　　当时，驻防在河北蓟县马伸桥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孙殿英，得到情报称与蓟县马伸桥一带一山之隔的清东陵有伙土匪欲盗宝，遂以剿匪护宝为名派一团兵力进驻清东陵。将土匪赶走后，又以部队进行军事演习为名，孙殿英率部进驻清东陵。为掩世人耳目，清东陵实行全面军事戒严，并四下张贴告示。仅用七天，将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东陵的地宫炸开，开始了中国墓葬文化史上骇人听闻的一次浩劫。地宫内的稀世珍宝被盗劫一空，就连慈禧的尸体也不放过。这伙中国墓葬文化史上的千古罪人，扒下慈禧身上的龙袍和内衣，取下她贴身的珠宝，又用刺刀撬开慈禧的嘴，从口腔里掏出夜明珠。据孙殿英后来回忆时说：“老佛爷像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才发黑，衣服也拿不上手了。”至于嘴里的夜明珠，“这个珠分开是两块，合拢起来则透出一道绿色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以照见头发。”
　　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发生后，举世震惊。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痛不欲生，立即要求北平当局严惩罪犯，各界也纷纷给予支持。时任故宫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得到消息后，连声痛斥孙殿英是千古罪人，并星夜赶赴现场查看。只见现场尸骨满地，一片狼籍，一切已无法挽回。乾隆带入棺中的许多珍贵古画、碑帖，均已化为灰烬。唯发现乾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其牙齿居然齐全，一颗未脱。孙殿英为逃脱罪责，通过戴笠，将盗出的翡翠西瓜、夜明珠赠给宋子文、宋美龄。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披露，那颗可分成二瓣的夜明珠，后来被钉在宋美龄的一双拖鞋上。蒋介石、何应钦等党政要员都收下过东陵的珍宝。于是，孙殿英不仅逍遥法外，就连已被拘捕的孙殿英手下师长谭温江也被无罪释放。
　　1949　年后，政府不仅多次拨款修葺清东、西两陵，清理了裕陵、定东陵两处地宫，先后予以开放，供游人参观，还将这两处陵墓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5　年1　月26　日，经过风风雨雨二百余年的清陵，又爆新闻：在这一天，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去世28　年后，其骨灰归葬清西陵。据报载：华龙皇家陵园总经理张世义找到溥仪妻子李淑贤，经几番接触，李淑贤向张世义透露，溥仪生前曾交待：如果将来有机会有条件，他还是愿意入土，将他葬在清西陵。另外，他过去的一位妻子叫谭玉玲，他非常喜欢她，将来李淑贤百年之后，希望他们三个人合在一起。在张世义保证下，李淑贤说：我的要求不高，标准墓地是1.5　米，我要求皇上的要大一点，不能低于6　平方米；我和谭玉玲的，不能低于3　平方米。此外要有绿地，再给他们建个碑。张世义满口答应。据张世义透露，三人合葬墓地，初步安排为99.5平方米。这个数字，是借鉴故宫的房屋为9999　间半而来的。溥仪的骨灰自1980　年5　月29　日，全国政协为溥仪举行隆重追悼会后，根据中央指示，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副舍。1995　年1　月26　日，清西陵内李淑贤戴着黑色手套将傅仪骨灰盒递给站在墓穴中的工作人员。陵园工作人员将骨灰盒轻轻放入水泥筑成、黄绸铺就的椁内，又特意解开包裹着的黄缎布，确认方向确是面南背北，然后重新系好。
　　这样，清西陵内又多了一处特殊的墓地。纵观整个清东、西陵，陵区林木蓊翳，红墙黄瓦迤逦其间，泉水潺潺，鸟语果香，踏上陵区神道漫步兴游，顿觉陵区肃穆典雅，令人心旷神怡，遐想联翩，确是一处游览胜地。每年到此参观封建社会帝王陵寝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

　　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墓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一颗明星，是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知。在戍戌变法失败后，遭清政府杀害。谭嗣同的死，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谭嗣同的献身精神表示莫大的崇敬。二十世纪初活跃于政治舞台的热血青年，都视谭嗣同为楷模，其影响可谓深远。近一个世纪来，谭嗣同的墓、祠前，凭吊、瞻仰者不绝，成为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基地，并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传后世。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湖南浏阳人。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曾游历西北、东南各省，观察风土人情，广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之感。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痛感国家、民族危亡日甚，“非守文因旧所能拘回者”，于是决然抛弃旧学，仿照欧美变法图强，以从新学。对于谭嗣同思想上的巨变，其父谭继洵深为忧虑，他曾数次欲为儿子在官场谋取一官半职。1896　年，在谭继洵积极活动后，用重金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江苏南京，等待委任。谭嗣同难违父命，怀着一腔悲愤赴南京。不久结识清末著名居士杨文会，潜心学佛，从佛教大乘学说中汲取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此同时，写出了著名的《仁学》一书，梁启超称之“其学又一变”。这时谭嗣同所进行的已是“别开一种冲决罗网之学”了，成为当时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嗣后，奔波于大江南北，为维新变法呼号，深得康有为、梁启超器重。1898年秋，应诏入京任四品卿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弟等参与新政，号称“军机四卿”。不久，变法失败，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却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态度，留在京城，欲与大刀王五营救被囚禁于瀛台的光绪，未遂，遂将随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给王五，望其继承未竟事业：“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而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神采飞扬”（见《近代湘贤手札》台湾文海出版社），意态从容。留有气壮河山的《狱中题壁》诗一首传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此诗后来传到日本，曾被谱曲“为乐歌，海宇传诵”。同年9　月28　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同遭杀害，史称“戍戌六君子事件。”谭嗣同就义时，神态自若，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时年33　岁。
　　谭嗣同遇难的消息迅速传扬开来，他生前的同乡好友唐才常闻讯后，失声痛哭，立即由汉口赴上海，欲北上京城收尸。而谭嗣同遗体已被京城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风池及罗升、胡理臣冒险从刑场上抢出，用多年的积蓄购棺殡殓，于10　月中旬南下湖南。唐才常遂作一挽联致哀：“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72　个字，字字泪恨交加。
　　同年十一月一日，谭嗣同的灵柩运抵湖南，安葬于风景秀丽的浏阳县牛石乡翟水村的石山下。谭嗣同的妻子、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李闰，终日以泪洗面，愤不欲生。当年积极为儿子奔波于官场的谭继洵，这时，也十分冷静地劝李闰，说谭嗣同：“将来的名望在我之上。”（见《记祖父谭嗣同二三事》，《百科知识》1980　年第2　期）
　　远在日本的康有为闻讯后，为之扼腕，专作《六哀诗》以示怀念，其中写道：“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长虹亘白日，紫澜卷苍溟。。。”一大批谭嗣同的旧友及进步人士纷纷作诗文志哀，影响极大。谭嗣同殉难一周年之际，欧榘甲在《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中说：“维新六君子流血，乃为吾国民建国之思想也。。。凡国之将强也，必先有仁人君子，为国家牺牲者焉。犹严冬大雪，万物皆白，而后春阳温之，草木勾萌发达也。”
　　辛亥革命胜利后，人们对谭嗣同更加怀念和敬仰。1914　年，在他的故乡浏阳县城西门外新建了“谭烈士专祠”，当年的密友、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亲笔题写了“为民先觉”四个大字。康有为派人送来挽联多幅，其中一幅写道：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
　　谭嗣同的墓，也得到重新修缮和扩大。墓前碑面上书“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碑的两侧，立有华表一对，碑文系谭嗣同的同乡宋渐元原刻于青石的一副楹联：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此楹联已移刻于华表。墓前两旁分立石虎、石马等石像生，墓地广置松柏，苍翠挺拔。
　　近一个世纪来，谭嗣同的墓、祠虽屡经兵火、风雨的毁蚀，特别是十年浩劫的破坏，几近荒芜。但谭嗣同为祖国免受外国凌辱而献身的业绩，是永载史册的。本世纪80　年代后，当地政府及群众及时修复了谭嗣同墓、祠，并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供后人瞻仰、凭吊。如今的墓地，庄严肃穆，每年清明节前后，前来祭扫先烈墓的群众络绎不绝。一切追求真理、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将在这里回顾谭嗣同的精神，是能从不同角度汲取到珍贵营养的。

　　西泠桥畔鉴湖侠——秋瑾墓

　　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中，有一座由火山喷出形成的小岛，叫孤山。山高38　米，碧波环绕，园林极佳。岛上众多建筑，布局雅致多彩，以致唐代诗人白居易赞叹道：“到岸请君回头望，蓬莱宫在水中央！”出岳坟，过西泠桥，上孤岛行之不远，便可看到松林下一通墓碑，碑上镌刻着“秋瑾墓”三字赫然夺目，令人肃然起敬。沉思遐想之余，不仅为神州大地历代涌现出的无数爱国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而感慨，也使人的思绪一下子回到那腥风血雨的岁月。
　　据陶成章《秋瑾传》载：秋瑾，字璿卿，别号競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1890）随父入湘，6　年后，21　岁的秋瑾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不久，王廷钧花钱捐了个京官，举家入京。秋瑾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因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心。1904　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筹资金赴日本求学。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宣传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提倡男女平权的著名人物，如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等，并加入了光复会。1905　年旋即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次年返国，创办《中国女报》，倡导女学。同时，在绍兴大通学堂主持校务，积极培养反清骨干。1907　年7　月徐锡麟在安徽起义失败后，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得知浙江巡抚电令绍兴知府贵福查封大通学堂，即拜见贵福，陈述该校无越轨行为，要求调查核实，以拖延时间，使师生67　人得以脱逃。7　月10　日，秋瑾闻知此情，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给盟姐徐自华的信中，留下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写道：“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苍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7　月13　日贵福再令将该校师生全部枪毙，否则告李“通同谋逆”罪。李不得已将秋瑾逮捕。
　　当夜，在府署会审时，秋瑾不承认政治革命的企图。次日再审，秋瑾提笔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以对。贵福大为恼怒，亲下手谕“即行正法”。李钟岳虽据理力争，但已无可挽回，为使秋瑾免受凌辱，李愿自己执行。在答应秋瑾死后不剥衣服，备棺木一口和写家书诀别三项要求后，于7　月15日翌晨，秋瑾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时年33　岁。而李钟岳在秋瑾死后三日，即被撤职，心存内疚的李钟岳于当年秋自缢身亡。
　　另有一说秋瑾死后，“暴尸道路”，乡人惧于清廷的残暴，无人敢去收尸，遂由慈善机构同善局葬于卧龙山麓。后来，秋瑾的哥哥秋誉章将其遗体秘密迁到严家潭暂厝。可是，殡舍主人不久得知这是“女匪”秋瑾的棺木，便令秋誉章迁走。万般无奈的秋誉章只好将棺木移至大校场一荒地，以草扇掩遮日晒雨淋。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得讯后，遵秋瑾遗愿，“卜地西湖西泠桥畔，筑石葬之。”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徐自华撰“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其墓表最后写道：“石门徐自华，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终，为约桐城吴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桥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后世，俾知莫须有事，固非徒南宋为然；而尚想其烈，或将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与岳王坟同不朽云。”可以想见，辛亥革命前夜，公开如此为秋瑾树碑立传，是需要何等勇气。
　　果然，不久满御史常徽侦知此事，遂奏清朝廷削平秋瑾墓茔，并要给徐自华、吴芝瑛治罪。此时的中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清政府地方官员恐此举会激怒民愤，只让秋誉章携秋瑾儿子将棺木取出，迁葬湖南，与王廷钧合葬而已。
　　辛亥革命胜利后，秋瑾的尸骨从湖南运回，归葬西泠桥畔原址，并在墓地临湖处兴建了秋社和风雨亭。1912　年，孙中山先生亲临秋瑾墓主持祭典。亲笔写下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和一副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始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至此，秋瑾的尸骨在短短的4　年多时间里，辗转迁葬达六次之多，行程数千里，最终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有了一席安灵之所。这种状况，在中国墓葬文化史上是极罕见的。正如秋瑾在那首绝命词中说的那样，“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苍歌”。辛亥革命前，神州大地竟无秋瑾的安息之地，直到实现了秋瑾生前未尽事业，西泠桥畔才矗起秋瑾墓。该墓形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墓制，墓基平面呈六角形。中空置墓碑一方，六面有门可窥。其墓顶尖，似一柄利刃，直刺蓝天。墓前有传统的石祭台一张，四周植以罗汉松，以石栏围之。
　　近百年来，秋瑾的事迹被人们所敬抑。有关秋瑾的遗稿以及后人评传先后出了几十种。围绕秋瑾的墓地，也留下了极丰富的辞章。被郭沫若尊称为“今屈原”的爱国诗人柳亚子，一生眷恋西湖，在凭吊秋瑾的《过秋墓作》一诗中，他慨叹道：“大好中原坐付人，钱镠赵构只称臣。西湖云气今休问，立马吴山少此君！”在对变节者无情鞭挞的同时，热情讴歌了鉴湖女侠的丰功。秋瑾生前盟姐徐自华，晚年迁居西泠桥畔秋社，为秋瑾守灵，有《西泠悲秋图》留世。1939　年，周恩来凭吊绍兴秋瑾牺牲地，亲笔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西湖孤山的秋瑾墓园被毁，坟墓夷为平地，遗骨丢失。1980　年1　月28　日，秋瑾烈士在武汉的两个孙女王玉琳、王家梁姐妹，给邓颖超写信，请求为她们到秋瑾墓地扫墓提供方便。根据邓颖超及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寻找秋瑾遗骨的工作开始了。
　　当时唯一的线索只知道秋瑾的遗骨，移葬于鸡笼山东边洁清山脚下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附近。由于时间流逝，原来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已搬迁到南竺，在原来的地方种了庄稼、树木。后来，有关文物管理部门在原烈士陵园后面挖到一只陶罐，里面装的正是一具女性尸骨。附近一位叫来政富的正巧路过，当得知在寻找秋瑾遗骨后，激动地告诉文管部门：“你们挖的陶罐是辛亥革命烈士裘绍的夫人严维峻的骨骸。秋瑾的遗骨埋在山下边。”接着，他又介绍如何与当年将秋瑾遗骨迁此的负责人陈尔祥邂逅相遇，得知秋瑾遗骨埋葬具体位置的经过。根据来政富的介绍，文管部门在一块棕桐树丛中的一株翠柏旁边，挖出一陶罐，将遗骨拼接，确系女性。因秋瑾是清政府在绍兴用刀杀害的，颈部骨骼与常人死亡不同，经有关部门的严密鉴定，该遗骨属秋瑾确凿无疑。
　　1981　年，在西泠桥畔，秋瑾墓得到了重建。墓茔用花岗石砌筑，呈方座状，高1.75　米。正面嵌大理石，上刻孙中山亲笔题词“巾帼英雄”四字，背面嵌徐自华撰、吴芝瑛书墓表原石。座下安葬着秋瑾遗骨。其上为汉白玉雕成的秋瑾立像，高约2.5　米。整个墓地依山面湖，松柏环列，象征着鉴湖女侠的精神，与西湖山水同辉！

　　［附录］中国墓葬文化刍议

　　从中国墓葬的现状谈起中国墓葬，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和现象，几乎是伴随着华夏文明诞生而延续至今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　年4　月27　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151　人，为破除封建迷信，带头倡议实行火葬后，各级政府也为大力推广火葬费尽了心力，但几十年来，收效并不尽人意。据最近二年报刊披露，我国每年死亡人数已超过700　万，其中70％为土葬，即500　万人要土葬。若按每座坟墓至少占地0.2　分计算，那么，每年至少要占用良田10　万亩以上；以每座坟墓花费1000　元统计，每年用于安葬的费用就达50　多亿元。目前，全国十几亿亩耕地中，有5000　万亩以上被墓地占用。从事“白色产业”的人数达180　多万人，每年仅烧掉的花圈和钱纸香烛之类就达20多亿元。更有甚者，人未死，墓已修好，出现了死人与活人抢夺土地的现象。有不少风景名胜已是坟冢林立，成了一大扫兴的人文景观。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商品意识的增强，全国各地的古墓，有一部分或遭到灭顶之灾（如南京江宁县湖熟工业区开发工地，200　余座古墓毁于一旦），或被盗、毁（如震惊全国的耶律墓被盗案）。《中国文物报》近几年几乎每期都登有类似的案例，令人痛心。许多名冢古墓极具文化研究价值，有关部门却苦于资金短缺，无力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结果，中国墓葬出现了这样的窘境：神州大地，毫无意义的现代墓葬竟屡禁不止；而极具文化价值的古墓葬，却渐渐在消失。
　　这不仅是中国墓葬文化的悲哀，也是中国古墓文化的一大损失。
　　一、中国古墓葬的文化现象与实质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其实，远古的先民们，其思辨能力有一个缓慢的提高过程。《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归反虆（盛土器）梩（铲土器）而掩之。”先民们在劳动中建立起原始的亲谊后，当亲人突然死去，受情感的驱使，不忍亲人暴尸荒野，而将亲人虆梩埋之，继而置亲人尸骨于一洞室，可能更接近远古葬地的原始状态。这是伦理观念进步的表现，也是原始宗教的开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内的下室葬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上室为居住地，下室则为葬地。新石器时代大量的儿童瓮棺葬出现在居室附近，也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原始的一种爱心的痕迹。即便是被尊奉为“圣人”的孔子，在找到父亲的墓地后，又迁来母亲的遗骨与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叹道：“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礼记·檀弓上》）这位崇尚古制的先贤，为了亲情，便于岁时可上坟祭祀，“于是封之，崇四尺”，破了“墓而不坟”的古制。南宋理学家张栻说：“周盛时固亦有祭于其墓者，虽非制礼之本经，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义理不至于甚害，则先王亦从而许之。”祭告亡者于墓，还是为了亲情、合义理。墓葬的源头出于人的亲情，这也是从“猿人”进化到“新人”的必然。
　　正因为亲情是人类墓葬起源的原始动力，人才会将亲人的尸骨葬在居室及附近，以便朝夕相伴。由此，活着的人极易产生幻觉与梦想，如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生，极大的满足了先民们的思亲之情，同时也给墓葬注入了文化的新内容。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同时，也表明了那时先民的思辨能力，向文明又迈进了一大步。当然，从单纯的思亲之情，到灵魂不死观念上的转变，有一个相当长的互容阶段。
　　人的灵魂不死，拓宽了先民们的想象空间。于是，从葬式、葬具、葬地的选择，以及随葬物品的多寡，都随着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经济文化诸现状的变化而变化。仅以随葬品为例，在新石器早器，“所有死者都有随葬品，不是斧、镰，就是石磨盘和磨棒，或陶制生活用具。”夏时认为“人死无知，用不堪用器物埋于墓中”；殷时认为“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于墓中”；周时认为“人死也许无知，也许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国并存、诸侯争战时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毁器”、“折兵”现象逐渐消失］。随着社会对“事死如事生，礼也”观念的认同，随葬品无论数量与质量也急剧增加和提高。中国墓葬在春秋时期尚无庇护后人的“职能”，尽管当时墓葬中出现了“礼崩乐坏”、“僭越无礼”的局面，究其实质，还是没超越墓葬礼制的范围。
　　如果说人的灵魂不死观念产生的早期，还能反映先民们文化进步的一面；那么，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这个观念也就被浸泡在无数生灵的鲜血里了。私有主、奴隶主以及封建统治者，为了死后仍能享受生前的富贵，除了随葬大量的陪葬品以外，还用活人殉葬。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是被纳入礼制规范的，也是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如商代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和武官村王陵大墓中，生殉、杀殉、杀祭的人数都在三四百人左右。从目前有关资料来看，距今约4200—3900　年的齐家文化的墓葬中，便出现了殉人现象；到了殷商时期，殉人制度达到鼎盛。死者的权力越大，社会地位越高，殉葬的人数就越多。此后，西周初年殉人现象开始有所节制，直到明英宗皇帝临终前的遗诏废止殉葬制度，其间殉葬现象从未间断。中国历史上这种殉葬现象，人数之多、年代之旷久，为世界所罕见。
　　中国墓葬从单纯的亲情，发展到对神灵的敬仰，又被统治者异化，成为进一步奴役、愚弄、统治人民精神的一种工具，借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有一个长期的、社会的历史演绎过程。在氏族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母系社会，妇女成了初期农业的承担者和领导者。反映在墓葬中，妇女的随葬品往往多于男性，而且男女分葬。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男性逐步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居主要地位，从而逐步取代了女性的地位。在墓葬中出现了男女合葬墓，并且男性居中，女性仰身或侧身一旁。在奴隶社会时期，统治者为了强化其统治地位，往往在死后或祭祀祖坟时肆意杀戮大量的奴隶，并建造宏大的墓葬。中国墓葬到了封建社会，更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张扬到了至极。由于融入了“葬地兴旺”、“庇护后人”等迎合封建伦理观念的墓葬文化新内容，以致上到帝王将相有殡葬典制、下到庶民百姓有民俗民风，成了全民的自觉行为。所谓“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至幽之故也”，正是当时墓葬文化的思想基础。这种文化现象，确实将中国古墓葬的文化推向鼎盛，但由于掺杂了更多的封建道德伦理思想，甚至愚昧迷信观念，因此对后世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深远的。
　　如果拂去依附在中国古墓葬上的二千多年封建迷信观念，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中国古墓葬的两个显著的本质特征：首先，墓葬能寄托、包容生者的亲情。其次，墓葬能反映死者生前权力的大小。前者是人性的必然，后者是社会的必然。中国墓葬无论以何种方式以及形式（如墓葬、火葬、土葬、水葬、天葬、洞穴葬以及复合葬等），它的实质不外乎亲情与权力。亲情使得墓葬文化有了丰富的民众土壤，如河东旧时的丧葬礼，从病危到死后百日，包括了停尸、报丧、封棺、守七、择坟地、油棺、打墓、请祖、立神主、吊丧、送葬、守孝、成服等等，还有的地方程序更为复杂，名目可多达五六十种。用其冗繁的丧葬礼的形式，来表达生者的哀思。权力又使得墓葬文化变得富丽堂皇。西周出现的“列鼎”墓葬，将奴隶贵族按等级的大小，规定使用列鼎的数目，大体可分为一、三、五、七、九，五个等级，其九鼎墓，为当时墓葬制度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到了战国初期，“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就坟头而言，孔子为了不忘亲情，以便识别，不过为其父母坟“崇四尺”高。可是刚过了几百年，修筑秦始皇陵时，其坟头的封土竟高达115.5　米，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亲情与权力在墓葬文化中的作用。在整个封建社会，坟墓等级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所谓“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过是统治者借厚葬先人，以宣扬礼教为表，炫耀权力为实，打出的一面欺世盗名的旗号而已。
　　二、中国古墓葬的文化派生与影响中国古墓葬的出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同时，也派生出许多其他文化现象，给后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墓葬文化派生出的风水文化，又反作用于墓葬。这种反作用，不是制约了墓葬文化，而是逐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理念化，并溶入了“为了死者后代繁昌”的封建墓葬文化新内容。反过来，墓葬文化又成为风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国墓葬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墓葬文化罩上了挥之不去的封建迷信阴影，因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古籍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墓葬与风水有关的书籍，不下几十种，有数百卷之多。“风水”作为专有名词，始见托名为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中：“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尽管这本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很早就被人置疑，但该书将墓葬与风水相联系的基本观点，还是与墓葬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相吻合的。墓葬与风水发生关系，是先民们对灵魂不死文化观念认同的产物。早在风水文化形成系统理论之前，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就已经渗入到先民们的文化意识中了。先民们基于亲情和灵魂不死的文化信念，对死者的葬地有了明确的选择。我们可以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来看，当时的公共墓地坐落于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深6　米、宽6　米、长约300　米的大围沟把它与村子隔开。再从临潼姜寨出土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布局来看，其居住地的东、南两个方向，与公共墓地之间被两条壕沟阻隔，居住地的西面既无壕沟，又无墓地。因此，这几条壕沟与其说是先民们部落之间、人与兽之间的防御，莫如说是先民们文化意识中的一条生死阴阳界，是风水文化发展初期中的一个链节的真实写照。先民们的风水文化意识究竟萌发于“相宅”，还是萌发于“相墓”，其实，两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没有墓、宅文化做为基础，就不可能派生出风水文化。风水文化意识，由初期的亲情，对死者的敬念，演绎成“为了后代的繁昌”，并上升为一种理论，似乎在秦汉以后才形成的。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韩信因家贫，母亲死了虽不能依当时的排场安葬，却因择了一块又高又宽敞的“旁可置万家”的风水宝地，竟成了韩信由布衣成为汉朝功臣的诠释，不仅被韩信的乡人所认同，就连太史公也点头称是。据《汉书·艺文志》提及的两本书即《堪舆金匮》、《宫宅地形》，以及东汉张衡的《冢赋》来看，韩信的择地葬母行为，确实是被当时社会特别是文化人所认同的。《幽明录》中儒生袁安为父求葬地，路遇三书生告之的故事，虽不足信，但表明当时文化人参予葬地的选择是风行的。
　　墓葬作为一种形式出现后，专事墓葬营生的工匠也随之诞生。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当然，早期的工匠水平不高，也许还从事其它的职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加上人们对神灵的敬仰、审美情趣的提高，专事墓葬营生的工匠职业应运而生。如著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标识——人面鱼纹，是新石器时期葬小儿的瓮棺棺盖上的图饰，恐怕也是最古老的墓葬文化艺术家的杰作吧。孔子曾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墓中的饰物、器物、俑以及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进入阶级社会后被王侯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寝、墓厥、墓碑、神道两侧的石雕、华表、石望柱等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工匠之手，并由墓葬派生出的一种文化艺术。仅以石雕为例，据《西京杂记》的记载，早在秦代就有了神道前的石雕：“五柞宫有五柞树，。。树下有石骐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现见最早的实物是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其浑厚天然又气势雄健，是中国古墓葬的一组里程碑。每件石雕以原石为基础稍加雕琢，使之出现动人的形象，颇有中国传统的大写意的功力和效果。其中马踏匈奴石雕最为后人所称道，是石雕群中的杰出代表，再现了霍去病当年率轻骑深入草原、驱匈奴于千里之外的英雄气概。从霍墓附近出土的两块石刻上的文字看：“大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造”，“以此推断，霍墓石刻可能是出于专为制作陵墓随葬品的专职作坊的工匠之手”。这些由工匠创造的石雕艺术，其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如目前南京市的市徽，就是取自江苏南京江宁的梁临川靖王萧宏墓前石刻辟邪的形象；天安门城楼前后各有一对华表，也是“起标志作用的柱状建筑，上端镶有横板，原多木制，后改石制。唐宋以后，矗立在墓前的石望柱、石华表往往刻有装饰花纹，与石人、石兽等组合在一起，具有表示等级、炫耀身份的意义”。至于出自墓葬工匠之手派生出的其它文化现象，暂不一一例举了。
　　墓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然为中国古典文学所重视与吸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素材，一类反映在神话、小说、笔记、传奇故事中，如《穆天子传》、《搜神记》、《吴越春秋》、《西京杂记》、《幽明录》等等。如果剔除其封建糟粕，有些作品就是在今天来看也是很优秀的。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等篇目，韩凭夫妇魂化鸳鸯，不仅表达了作者的良好愿望，也鞭笞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其影响还可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化蝶”一场，祝英台投身梁山伯墓中，又化作美丽的蝴蝶，双双飞出墓茔，一下子将人们的情感推向了高潮，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拾遗记》中“怨碑”一节，记叙秦始皇陵竣工后把筑墓的工匠活埋在墓内。汉初掘开陵墓时，发现工匠没死，还多出了一些石雕龙凤、仙人像和碑文辞赞，这些碑文就是被活埋的工匠所为。因为碑文都是表达的怨恨，所以叫作“怨碑”。这个故事以秦始皇陵为背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和人民的悲愤，在幻想中寄托着强烈的反抗精神。韩国古代文豪崔致远少年来中国留学，考中进士后任溧水县尉时，曾游历当地的花山，在双女墓门上即兴题诗，事后梦见墓中二女与他幽会。崔以此事为题材，写出一篇名为《仙女红袋》的传奇故事，编进《新罗殊异传》并载入《太平通载》等文史典籍，千余年来，在韩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品中用墓葬作为题材或引子，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再一个高潮的出现是明清时期。最突出的代表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这部被称为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集里，有许多篇目涉及到墓葬或与墓葬文化有关。如“席方平”中，他的父亲被富豪打死，他出生入死要为父报仇，从城隍、郡司一直告到冥王，受尽了械梏、杖责、炮烙、锯解等酷刑，始终不屈。冥王问他敢再讼否？他激愤地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强烈的复仇愿望。《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一段，是曹雪芹借用墓葬这个传统文化拟人化的典范。通过这个情节，不仅使宝黛之间情感有了戏剧性的发展，而且也进一步丰满了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文学作品中另一类以中国墓葬为素材，形式为诗、文，大都由名冢所引发，或由名人所作。这些诗文有的被勒石立于墓地，有的被记载于方志县志，还有的收录于诗文集，其中有很多诗文，成为名篇佳作，为后世所传诵。如《古文观止》最后一篇的“五人墓”等等。这类作品以凭吊墓地为契机，融入了作者对墓主的评价、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墓地的记叙，这类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好的社会教育意义，因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与意义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墓葬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地面文化的补充，又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缩影。通过对墓葬文化的比较、分析、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数千年璀灿的文化历史，也可以懂得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从文化传承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分有意识与无意识两个方面。有意识的文化传承最早体现在墓地上标志的出现，这种标志不仅是用来诏告世人，更重要约是用来启示后人的。当然，从“古也墓而不坟”，以及《周易·系辞下》中的“古之葬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来看，远古的先民们确实还没有这种意识。据目前考古资料表明，墓地上最早的标志出现在殷代，一些贵族墓往往在墓室上已筑有享堂。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南方楚国等地兴起的冢墓新葬制，对战国中晚期的秦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秦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封建改革的秦献公开始，到秦孝公、惠文王、秦昭王、孝文王都竞相仿效，以至在墓上封土筑坟头形成风俗，并且还根据官职的大小和社会地位来决定封土坟头的大小和高低。《墨子》所说的“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与墓葬标志的作用，不能不说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墓葬中的名人墓葬，体现的也是一种有传承意识的文化。其特点并不强调所葬的有否该墓的主人，有不少仅仅是空冢。这类空冢是后人因敬仰先人、先贤、有德望的故人而修葺的，在更大的程度上，强调由亲情升华的民族感情。名冢的出现，是中国悠久的墓葬文化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华夏文明光照寰宇的产物。无论是神话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大凡有过影响的，一般都拥有一处或数处墓地。后人在这些名冢前，思絮往往会超越时空，隔着一杯黄土，聆听着墓主浅吟低唱久远的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教育功能，古代称之为“见贤思齐”，如今许多名冢已成为宣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基地。仅以最著名的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轩辕黄帝陵为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虽然有“黄帝崩，葬桥山”一说，但黄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处于“墓而不坟”的原始社会晚期，其墓地是难以考证的。另据《列仙传》载：“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而在棺焉。”显然这是一座空冢。所谓的黄帝陵，大约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早在黄帝陵前举行祭祀活动的，据记载是公元前422　年，秦灵公曾“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此后历代黄帝陵前都有祭祀活动，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统治的元代和清代。除此，在河北、河南、甘肃都有黄帝陵。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遍及全球的海外炎黄子孙归国寻根祭祖热潮活动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去墓地祭祀。在祭扫祖坟的同时，许多人也去祭扫中山陵、黄帝陵。1991　年的清明节，由台湾退役将领组成“中华黄浦四海同心会”恭谒黄帝陵、中山陵访问团，这个会的执行会长张琦先生的太太麦永芬在黄陵包了一捧黄土，她说：“我要把这包黄土带回台湾，供起来，让我的家人和子孙都牢牢记住，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由此可见，墓葬文化中的名冢文化，所引发的民族亲情形成的民族精神凝聚力，是长久的、坚不可摧的，她蕴藏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文化意识之中。
　　从古至今，由名冢引发的历代名人墨迹、诗文及奇谲传说，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史料，也反映了中国墓葬文化精华的一部分。许多名冢与名山胜水相伴，两者互为映衬，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独特人文景观。
　　中国墓葬中埋于地下的文化，是没有传承意识和对象的，墓葬仅仅起到了客观上的文化载体作用。而这种作用，只有在发掘墓葬后，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化传承价值。如著名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就是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在河南汲县发掘的战国时期魏墓中发现的。这本书共有十余万字，计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易经》、《周书》、《国语》、《穆天子传》等等。记叙了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其中许多记载弥补了传统史料的疏漏，有的还更正了著名史书（如谯周的《古史考》、司马迁的《史记》等）。直到今天，《辞海》附录的“战国纪年表”，也是根据此书编制的。由于这部书出土于古汲郡魏墓中，后人又称此书为《汲冢纪年》。
　　当然，中国墓葬真正起到客观上的文化传承作用，还是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对古墓葬的科学发掘和深入研究，渐渐使得中国古代文化信息和灿烂的文化精品大量涌现出来。也有许多文物不见经传，失传甚久，复见天日后，令世人瞩目惊叹，引起轰动。原始部落与奴隶社会划分的依据，与墓葬有关；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确定］，也是得缘于墓葬；被历史尘埃湮灭的古国重新发现（如中国古代北方氏族——狄族所建立的中山国、1995年在山东长清仙人台发现的周代山东古国等等），都是通过发掘墓葬而得知的；中国的绘画雕塑艺术源远流长，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也是出自墓葬（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帛画、秦始皇陵旁的兵马俑等等）；湖北隋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百余件古代乐器，距今已有二千余年，仍可发出优美的音节，被誉之为“地下音乐厅”，名扬天下。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中，出土竹简4900　多枚，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等。其中《孙子兵法》十三篇历来被疑为后人伪作，而《孙膑兵法》自东汉以后又失传已久，此次重见天日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1975　年考古工作者从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中发掘出了木牍2　件，两面均墨书文字，内容为士卒黑夫与惊的家信，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信牍实物。11　号墓中出土竹简有1100　多枚，内容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九种。这是考古史上第一次见到的秦简，是研究战国后期秦国制度的演变、秦代的法律以及秦吞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资料。
　　由于中国墓葬包容了皇权、等级、亲情、为了后代繁昌、凝聚民族情感诸种复杂因素，呈现出它的多元特征，客观的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为此，有人称中国古墓葬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及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倒影；或称之地下文物仓库、地下博物馆等等，都是毫不夸张的。如今，我们通过对那些不同类型的墓葬、葬具、葬式等等的发掘和考查，不仅可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氏族部落，各个朝代的埋葬习俗、埋葬制度、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墓葬时代和人种学诸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对研究民族学、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建筑、医学、科技、习俗、宗教、对外交流等重大问题，找到极具价值的实物实证。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古墓葬的文化传承及意义之所在。

　　结束语

　　中国墓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传统的墓葬形式及丧葬习俗，终将受到社会“厚养薄葬”文明道德风尚的制约，无论是舆论界还是各级政府部门，对此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相比之下，中国古墓葬，以其文化品位之高、内涵之丰、影响之大，其文化价值，就是在世界墓葬文化中也是少有的。然而中国古墓葬的潜在文化价值，就其认识与开发还有许多空白和处女地。仅以辞典为例，各类文化都有大大小小的辞典，唯墓葬文化至今没有。1995　年初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彭卿云主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将墓葬一栏纳入辞目中，并称“有其特殊之意义”。笔者认为若能出版一部中国墓葬文化方面的辞典，其意义之特殊，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墓葬作为一份丰厚的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理应得到重视。剔除其封建迷信的糟粕，弘扬民族璀璨的文明，利用名冢特有的教育、启迪后人的功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传统精神，不仅仅是考古学家、文物工作者的工作，也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愿为尽这份责任，向所有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同仁以及对此有兴趣者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