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b面

　　中国历史的B面: 历史之迷的深刻解读

　　作者: 王长华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 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者阉人……...


　　/* 目录 */
　　序言
　　目 录
　　谋位四途:1.借助神灵
　　谋位四途:2.胁迫禅让
　　谋位四途:3.谋位往往要杀人
　　谋位四途:4.得宠入继才有望
　　协调宗室:1.分封安抚
　　协调宗室:2.欲擒故纵
　　协调宗室:3.宽严有度
　　协调宗室:4.不温不火的软控制
　　协调宗室:5.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利用外戚:1.打出外戚牌
　　利用外戚:2．按响“报警器”
　　利用外戚:3.抛出替罪羊
　　驭臣之法(之一):1.自树威信
　　驭臣之法(之一):2.猎人与猎狗
　　驭臣之法(之一):3.偷梁换柱
　　驭臣之法(之一):4.下诏罪己
　　驭臣之法(之一):5．大臣枕着皇上大腿睡觉
　　驭臣之法(之一):6.封赏最不喜欢的人
　　驭臣之法(之一):7.丢卒保车
　　驭臣之法(之二):1.互相刺探互相监督
　　驭臣之法(之二):2.以他排他相抵相消
　　驭臣之法(之二):3.分职弱权
　　驭臣之法(之三):1.怀柔感化
　　驭臣之法(之三):2.善待“忠臣”
　　驭臣之法(之三):3.以信任换信任
　　驭臣之法(之三):4.惟才是举用一端
　　驭臣之法(之三):5.必要的让利
　　驭臣之法(之三):6.不计前嫌
　　外交手腕:1.诱敌深入
　　外交手腕:2.卧薪尝胆
　　外交手腕:3．对症下药交攻并用
　　外交手腕:4.施反间计坐收渔利
　　立嗣中的计较:1.重要的是政才
　　立嗣中的计较:2.棋看两步
　　立嗣中的计较:3.品行第一
　　立嗣中的计较:4.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
　　立嗣中的计较:5.爱屋及乌
　　术在书外:1.“卧龙”的预言
　　术在书外:2.临终前的忠告
　　术在书外:3．灵活机动的本领
　　术在书外:4．即兴表现的才能
　　术在书外:5.谋臣的反派
　　唇舌下面的心计:1.齐国多辩才
　　唇舌下面的心计:2．活用舐犊心理学
　　唇舌下面的心计:3.利害最是动人心
　　唇舌下面的心计:4.激怒与说服
　　唇舌下面的心计:5.谏诤中的辩术
　　以不变应万变:1.“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以不变应万变:2.死人算计活人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1）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2）
　　出处行藏的揣摩:1.急流勇退
　　出处行藏的揣摩:2.知难而退
　　出处行藏的揣摩:3.顺坡下驴
　　出处行藏的揣摩:4.不合作主义
　　奸也有术:1.钻营也需抓机遇
　　奸也有术:2．取宠有方也有术
　　奸也有术:3．陷害异己的招数
　　身通龙门之法:1.官场也是市场
　　身通龙门之法:2.老鼠启示录
　　身通龙门之法:3.欲进故退
　　身通龙门之法:4.找准靠山
　　德行心术两相济:1．两个白交学费的女人
　　德行心术两相济:2．成功的马皇后
　　德行心术两相济:3．心术的误区
　　色相与心计:1.先天资本的重要
　　色相与心计:2．美貌不能包打天下
　　色相与心计:3.话说赵飞燕
　　色相与心计:4.掩面托孤的意义
　　母以子贵:1.重要的是生子
　　母以子贵:2.母子辩证法
　　母以子贵:3.摆脱窘境的毒招儿
　　助皇帝一臂之力:1.皇后的楷模
　　助皇帝一臂之力:2.宫廷矛盾的缓冲地带
　　助皇帝一臂之力:3.性格与手段
　　助皇帝一臂之力:4.长发人的长见识
　　后妃干政的劫数:1．提携娘家人
　　后妃干政的劫数:2.以牙还牙
　　后妃干政的劫数:3.利用性别资源
　　后妃干政的劫数:4．筑造感情墙
　　邀宠的诀窍:1.投其所好
　　邀宠的诀窍:2.小忠小信
　　邀宠的诀窍:3.立功求宠
　　固宠的策略:1.小计释忧
　　固宠的策略:2.投石问路
　　固宠的策略:3．明哲保身
　　固宠的策略:4.瞒天过海
　　固宠的策略:5.诬人宠己
　　控制皇帝:1.投靠太子
　　控制皇帝:2.拥立可意之君
　　控制皇帝:3.藐视皇上
　　控制皇帝:4.挟天子令诸侯
　　胁迫百官:1.指鹿为马
　　胁迫百官:2.狐假虎威
　　胁迫百官:3.含沙射影
　　胁迫百官:4.借刀杀人
　　胁迫百官:5.恶人先告状
　　与外戚周旋:1.巧用乳母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与外戚周旋:3.急皇帝所急
　　近水楼台先得月:1.小技惑主
　　近水楼台先得月:2.借坡上驴
　　近水楼台先得月:3.找对庙门
　　近水楼台先得月:4.假传圣诏
　　近水楼台先得月:5.瞅机会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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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权力主宰者的活法
　　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有四种人，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掌握着各色人等的生杀予夺。四种人里的第一档人物无疑是帝王君主，其他三种人则分别是御前的臣相、后宫的嫔妃，以及那追随君主帝王如影随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阉人。
　　中国古代政治核心构成的内在逻辑：国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缘是维系国家政治的纽带，这是自西周初年就明文定下的一条政治家法。然而，明文之外，还有看不见的逻辑，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正道，治道之谓也。治国要走正道、成治道，这阴与阳，刚与柔的结合绝不可少。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核心内，帝王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个国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属阳一极。而后妃则是他名正言顺的对应物，属阴一极。阴阳两极的互制互动，形成皇室和国家的张力，也造成皇权政治的相对平衡、稳定与和谐。这是阴阳之一组。 还有另一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国家社稷政治运行的中枢，持重、刚强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对于相的则有宦者阉人，人工化的阉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顺从品格后天地加到了他们身上，从而使之既方便地穿梭游走于朝廷和后宫之间，又自然而然地成为相位的合理对应物。
　　二
　　帝王君主当然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主事，这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称天子，被视为代传上天旨意的人间真主。这是一条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里包含的却是宗法内容。宗教颂扬天道，宗法坚信人伦。前者让人产生敬畏感和神圣感，取消许多可能产生的顾虑和怀疑；后者又激发人们产生充满自卑的亲情，向往和仰视那宫墙之内的成人和儿童。帝王和皇权的至上地位就这样确立了。
　　摘下神圣光环，帝王君主依然生活在地球上，仍不得不尽心力于保证政权的稳固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作为人间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除了受制于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天”之外，再不受任何限制。从理论上讲，君道应无为，不理具体事务，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才对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圣性。但帝王君主内心里也明白，仅有神秘和神圣还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机器的运转问题，还必须有臣相来负责执行他的旨意，来主持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臣道应有为，相府是国家社稷最主要的职能部门，相本身则是帝王君主最重要、最须臾不可或缺的职能官员。
　　职能部门应该是要照章行事的，一视同仁也好，唯才是用也罢，如果真的完全贯彻到执政的行动中去，那就不免薄看了宗法的人情，这怕是连皇帝老子也不会同意的。为了补行政强硬之不足，皇亲国戚纷纷走到前台，而这其中得宠的后妃更显示出天然优势，更有可能在政治决策上大显身手。历史上著名的宫廷女强人无论是吕皇后、武则天，还是兰儿慈禧，都是借助帝王的权威而又大大发挥了这种权威的。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中，后妃脚踏实地地成了政治中心的一维，她们往往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来讲，后妃不仅是帝王君主的性伙伴，也是其行政弄权的天然搭档。
　　女人之外，还有两性兼栖的宦官。在古代皇宫中，宦官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有特殊的身躯、特殊的形象，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则可以尽情穿梭于后宫佳丽之间，既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抛弃常人的尊严，以俳优自居，以主上戏弄为荣。在接通了自己与帝王和后妃的联系之后，在宫廷的明处或暗处，宦官都争到了位置和发言权，于是就放开胆子尽情上窜下跳、大行其道了。本来是可怜可悲的一群，然而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却发挥着穿针引线、左右疏通，甚至连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枢作用，这无论如何也称得上古今中外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帝王君主端坐于上，左有后妃，右有宦官，下面对着的是相府的相爷。帝王任性而行，后妃床榻上奏事，宦官上下游走、左右串连，真能做些正经事的主要是相爷，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结构、基本格局。
　　三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呈一点三线结构，粗看起来不能说不复杂，但就所持生存之法，概言之却不外乎一个“术”字。“术”者，心术、权术之谓也。“术”操之于平头百姓谓之“心术”，操之于权要则自当称之为“权术”。如此说来，这阴阳二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权术范围之中。
　　后人常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外儒内法，或曰王霸杂用。无论是外儒内法，还是王霸杂用，其文饰的外表下面掩盖着的都不外乎一个“术”字。“术”又应解作阴谋。让百姓草民们相信文雅的儒，我却御之以铁腕的法；需倡王道时倡王道，王道不中用时则行霸道。总之，左右开弓、左右逢源，这是我的自由；而尔等百姓则只配进退失据、进退维谷，这是你们的命运。这种理论上称作“术”的东西，其实在实践中恰恰是地道的流氓战法。
　　上操“术”以御下，朝廷百官一致对付百姓，这是古代政治中心四档人物共同的立场。但在大厦之内，他们也随时随地地“兄弟阋于墙”，其所操规则也多为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术”。围绕权和利的分配与占有，帝王与宗室，宗室与外戚，外戚与宦官，宦官与宰辅，其间的捉对争斗，云谲波诡，充满血腥，常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头面人物取胜对手的方法也大体可用“术”——阴谋予以概括。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一个皇帝新衣式的实情。
　　如此讨论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及其展开，只表达著者挂一漏万的一偏之见。不过，本书呈现中国历史的深浅是一个问题，而中国历史文化中张“术”抑“学”的倾向理应受到现代文明的批判和清算，则是不容置疑的。愿与大家一起思考。
　　王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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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权力主宰者的活法
　　帝 王
　　一、谋位四途
　　“野心家” 靠什么把天下攫为己有？靠厚德吗?不，多少德高仁厚者被排挤在皇权之外。靠才智吗?不，诸葛孔明可谓智力非凡，但他与得天下却全无缘分。靠天生为嫡长子来继承吗?非也，君不见有多少皇帝长子被废黜甚而被杀害。皇位宝座下处处是阴谋的寒光，心术的剑影。终有一天扶摇于皇帝龙椅之上、称孤道寡者，或借助于神灵，或取信于先王，或挟迫“禅让”，或拔刀相向，其用心之巧妙，手段之高超，绝非常人所能想像。
　　二、协调宗室
　　新帝国建成后，帝王对待异姓臣僚或迁或贬，处理起来并不怎么犯难，而对待亲族宗室，问题就复杂得多。开创基业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山是大家齐心协力赢来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南面称孤、被尊为王，这亲族宗室中就在座上与座下之间划开一条生死界线。尽管如此，孰尊孰卑，谁领导谁，不会因此就一锤定音，这一点帝王本人看得尤其清楚。为消除这种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帝王们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既得利益和稳固政权。
　　三、利用外戚
　　站在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古代帝王，必须靠各种基础才能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一支有关。这支力量如果利用得好，对皇帝基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卫护作用。
　　四、驭臣之法(之一)
　　在支持帝王掌管天下的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的控制，这是最理想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而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又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花样繁多，而且也颇具难度。
　　五、驭臣之法（之二）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作为皇帝，既要用才爱才，又需严格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就像清雍正皇帝所说：“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六、驭臣之法(之三)
　　一般来说，和平安定时期，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七、外交手腕
　　古代帝王一旦践祚称国，所要应付的问题就纷至沓来。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内政和外交。内政处理需要有谋且用术，对外关系也同样需要帝王思忖和琢磨。敌我双方较量，战场上的挥戈拼杀固然重要，而武力手段背后的“谋”和“术”却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项羽：“我宁斗智，不斗力。”包含着胜券在握者对选择胜利方式的一种理解。
　　八、立嗣中的计较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到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的运筹算计也深不可测。
　　臣 相
　　一、术在书外
　　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都有一批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在皇帝的决策中说话算数的谋士谋臣，他们大部分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但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经验和天生的才能。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其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他们在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他们是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二、唇舌下面的心计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常有一些以游说为职业的“说客”。在关乎国家、社稷和皇权利益的种种纠纷中，凭三寸不烂之舌斡旋于“三国四方”之间。他们靠独特的才能和素质，受到帝王的青睐和器重，成为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反应敏捷迅速，善于揣测对方心理，往往在对方的话尚未出口前就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并且早有对策在胸。
　　三、以不变应万变
　　虽说伴君如伴虎，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中国历朝宫廷中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他们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他们在官场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成为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四、出处行藏的揣摩
　　历史上有这样一批人，曾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或位居要职、声名显赫，或正值人生事业高峰，但他们却选择了急流勇退。他们有卓识和才华，既是儒者，又不是儒者，既是道家，又不是道家。他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明了了为人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因此，无论是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坦途上，还是在世事的激流漩涡中，他们都能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五、奸也有术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佞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佞人并非胸无点墨，只是这些人的才华没用于正路。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诸方面，但他们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各自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六、身通龙门之法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不外乎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恩荫来获得爵位和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死者长已矣，活下来便可富贵荣华；三是靠科举考试，皓首一经，做诗赋八股以登龙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瞅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虽然此举与上述三条途径不同，但却走得更快。
　　后 妃
　　一、德行心术两相济
　　在中国古代女性的四大行为准则“德、言、容、工”中，“妇德”被排在了第一，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民间百姓的择亲，还是皇宫朝廷中的皇帝择后，其标准也都大体—样，那就是恪守妇德第一。不过，作为一个皇宫中朝夕侍候在皇帝周围的女性，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妇德还远远不够。她们还必须有心计和心术。没有心计和心术，而只有妇德的女人，十有九个要吃亏的。
　　二、色相与心计
　　中国古代的后妃制是以帝王为中心，由帝王的正妻(后)和众姬妾(妃)组成的一套职责分明、等级森严的一夫多妻制度，汉代后宫人数多达2万。后妃制为帝王提供了任意而为的方便，而对众多女人来说，一入后宫自己无形中就被引入了竞争机制——争皇帝的宠幸。她们各有各的资本，也各有各的办法。争到皇帝的宠幸就拥有了一切，否则，只能 “红颜暗老白发新”， “一生遂向空房宿”，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三、母以子贵
　　中国古代的封建皇位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的坚定施行为后宫中的历代嫔妃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难题，即争做嫡妻，生育子嗣。可事实上，由于争夺的尖锐和激烈，坐上后位的未必有子，而生有子嗣的未必可以登上后位。即使既登后位又有子嗣的，也并不能高枕无忧，心计和心术一点少不了。否则，到手的东西也还会失去。
　　四、助皇帝一臂之力
　　虽然中国古代妇女一般都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是男权的奴婢和传宗接代的产婆，但也有不少女性或因容貌绝代，或因才华超群，或因工于心计，更多的是一身数长、一专多能，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不但求得了生存，而且还发挥了男性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朝夕生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那些做了后妃的女性们，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维。
　　五、后妃干政的劫数
　　中国古代后宫中的女人为登上女人生存的峰巅，有的以德行开路，有的用色相架桥，也有的以生育子嗣做最后一搏。不管是走哪条道，策略和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一旦目的达到，坐上后位，参政、干政的招数和结果也是形形色色：辅佐皇帝、安邦定国者有之；飞扬跋扈、祸国殃民的也不在少数。后妃干政有她们的贡献，可也有她们难以逾越的盲区和难逃的劫数。
　　宦 官
　　一、邀宠的诀窍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被阉割的痛苦与不幸，使他们拥有了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力和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的地位。为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皇上的威势为所欲为，享受荣华富贵，宦官们绞尽脑汁探讨操纵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他们操纵皇帝，干预朝政，由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连皇帝老子甚至宦官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二、固宠的策略
　　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但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
　　三、控制皇帝
　　宦官力争获得皇帝的赏识虽有天然优势，但也有意想不到的风险，皇帝至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化难测。你离皇帝近，皇帝离你也近，宦官的毛病、弱点皇帝也会看得一清二楚，其一着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对此，宦官们便想方设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变曲意讨好为主动出击，操纵皇帝视听，驾驭皇帝作为，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俗话说得好，给了鼻子就上脸。当宦官们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一反奴才面目，公然学做起主子来了。
　　四、胁迫百官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他们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不易。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五、与外戚周旋
　　在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不断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六、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割除男根受宫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然而活跃在古代政治中心的
　　宦官集团正是由这样一些违背祖训阉割净身的男子所构成，他们或为败降之虏，身不由己；
　　或迫于贫困，净身入宫。但大多数宦官是自愿阉割的。他们敢违伦常，忍着巨大的肉体痛苦
　　，蒙受世间奇耻大辱并非盲目所为，而是看中了当太监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皇亲国戚，凭此天
　　时地利便可以图帝王之财，享宫廷富贵，甚或借皇权以肆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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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谋位四途:1.借助神灵



　　把天下攫为己有是古来所谓“有志者”或“野心家”的最大愿望。但是怎样才能摘取这颗权力金字塔顶的璀璨明珠?靠厚德吗?不。自从私有制诞生以来，多少德高仁厚者被排挤在皇权之外，秦始皇的嫡长子扶苏则是一最好例证。靠才智吗?不。诸葛孔明可谓智力非凡，但是他与得天下却全无缘分。楚国的屈原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只能怀石投江，自沉而死。三国时的曹植远比曹丕才华横溢得多，却不但没有获得王位，甚至连性命也险些断送在曹丕手里。靠天生为嫡长子来继承吗?非也。君不见有多少皇帝长子被废黜甚而被杀害。纵观古今，皇位宝座下处处是阴谋的寒光，心术的剑影。真能终有一天稳坐皇帝龙椅之上、称孤道寡者，或借助于神灵，或取信于先王，或挟迫“禅让”，或拔刀相向，各领风骚，各有千秋，用心之巧妙，手段之高超，绝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之辈所能说得出，做得到的。
　　古代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许多在今天看来极正常的现象，古人都感到无法理解，比如日蚀月蚀，风雨雷电，甚至人类的繁衍和死亡。于是古人就异想天开地创造出一个“神”来，而把帝王说成是天神赐予万民的主宰。愚昧和封建迷信使古人变得极易崇拜和敬畏，夺权者们就利用这些民心、民风、民俗来制造为我所用的新神话：灭楚建汉的刘邦，年少时不过是横行乡里的无赖，但他为给自己的出身涂上些神秘色彩，显示自己的神奇和与众不同，竟编造出母亲与龙交配生出自己的故事，以便与“真龙天子”的大众信仰相吻合。结果他的实践非常奏效，就连大史学家司马迁也被他骗过，把这个故事认认真真地写进了《史记》。隋文帝杨坚也想利用这一招。据记载，杨坚出生时是“紫气充庭”，人生下来以后手上赫然印有一个“王”字。唐高祖李渊，按史书记载的说法是一生下来就“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而他的儿子后来做了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更奇，出生时竟然“二龙戏于门外”，三天后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非凡奇特的出生，在古代帝王的传记记载中绝不仅限于上述数例。因为把自己的出身与神秘的“天”联系在一起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儿戏，而是大有深意存焉的。所谓“天子”，顾名思义就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既然遣子人间，必然有类似当今更换官职的命令或通告。这在古时就是神意的预言——符命或图谶。符命显示的是种种人世征兆，图谶是类似谜语的暗示。比如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前，武功县长孟通淘井时就挖出了一块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字白石。安汉公是王莽当时的封号，王莽便趁机以此向汉室索要帝位。太皇太后此前曾提拔重用他，这时却不愿放弃自己左右小皇上的权利，但慑于王莽的威势，不得不想出个折衷的策略，请他做了辅政的“摄皇帝”。但是三年后四川和扶风的雍县又出现刻有“天告帝符，献者封侯”字样的石头，山东的一个亭长也一夜数次梦见天公的使者说“摄皇帝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王莽以此为由最终取代汉帝做了新朝皇帝。前秦的创基者苻坚就是因为“丹付应王”的谶语改姓蒲为姓苻。苻坚的应谶语很明显是有意牵强。可这些符命和图谶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暗示吗?我们且看则天武后听政的经过。
　　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为使武则天垂政，就派人在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文字进献给则天皇后；当时的和尚也编出《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应当代唐而为人主。武则天曾被贬为尼姑，因此与寺院有一份特殊的情缘，而寺院的经书又带七分仙气，自然是最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隋末的王世充，他把自撰的符命帛书缚在鸟身上放飞，期望人们发现后遵照“天意”去拥戴他。虽然王世充的把戏没有演好，天子梦没能做圆，但你不难由此看出“天意”之下的符命和图谶对于觊觎王位的人是多么重要和必要了。
　　当然，对于谋取王位的人来说，除了“天意”之外，“民心”也非常重要。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天意”和“民心”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一般人那里，“天意”和“民心”往往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不会逃过君主们的眼睛，他们会像利用“天意”一样，随时随地、驾轻就熟地利用“民心”。还是那个王莽，他在做了安汉公以后，为了一步步走向人间最高位，就又打起了另一个主意：把女儿嫁给汉平帝为皇后。本来他的姑姑已是太皇太后，如果女儿再做皇后，那就等于为自己的前途上了双保险。王莽要达此目的却不明说，他首先提出要平帝广选天下望族女子以充后宫的请求，然后又欲纵先抑假意对太皇太后说自己的女儿德貌平常，不好参加备选。他的这次聪明差一点被聪明所误，姑姑王政君本是个实心人，听王莽这么一说就信以为真，下诏书免于王家姑娘入选。这一下王莽可坐不住了，本来想使女儿率先入选，现在却弄得入选无望。于是王莽便“发动群众”，让“民心”出来说话。果然，太皇太后诏书一下，皇宫之外竟聚集了几万老百姓、太学生和下级官吏为此请愿，声称皇帝选立皇后，如果安汉公的女儿不得入选，这天下社稷将失去依靠。太皇太后当然明白民心向背、载舟覆舟的道理，在强大的“民心”面前只好同意将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本人也做出民心民意如此他也只好服从的样子，高姿态、有风度地把女儿送入宫中。借助“民心”，王莽不但立女儿为皇后，做了铁杆国戚，而且还趁机得到了黄金二万两、钱二万万、新野一带两县土地的赏赐。王莽此举的收获不可谓不大，财富和权力成几何级数增长，他得到这一切靠的就是所谓“民心”。“民心”者何?可见在王莽，在古代君主、政治家那里，也仅仅是一个好使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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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位四途:2.胁迫禅让



　　神灵、符命、图谶无疑是一种间接而玄虚的假借物，君主谋位，更有堂皇而直接者。人们常说狡兔三窟。狡兔尚且如此，况人主乎?那些希望做民之父母者在夺取王位方面自然需要多种手段，挟迫禅让则是又一途径。原始意义的“禅让”是原始部落更换政治领袖的一种民主换届过程和结果。到了夏、商更代之时，“禅让”已开始失去原意而变得神秘和阴谋化起来。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桀荒淫残暴，结果被他原来的臣属商汤所灭。但商汤却不敢或不愿赤裸裸地打破祖宗一代一代传下的规矩而直接坐上共主之位，怕落一个“天下言己为贪”的罪名，于是就宣称要把他事实上已经争到手的王位让给当时最有名声、最有德望的务光。但是，他是假让，只怕务光真接受，所以就暗地里派人告诉务光说：“汤杀死国君却想把这个坏名声传给你，所以才想把天下让给你。”务光本是个道德高尚的君子，一听这话，哪里还敢接受?不仅不接受商汤的让位，而且为逃避不义之名，竟投河自尽了。这样，汤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各小邦的共主，而且还消灭了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对手。至此，禅让的形式显得隆重而又合乎道德，天意民心俱得，而其中的肮脏文章却永远也无法写完。
　　汉哀帝去世后，膝下无子，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召回侄儿王莽做了大司马，领尚书事(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代总理)。两个人为执掌朝政，从最亲近的皇族中选了只有9岁的中山王刘NBD60继承王位。为控制小皇帝，王莽隔绝
　　了皇帝和亲生母亲的关系。这样还觉得不太保险，就又在小皇帝12岁那年策划了一场皇后竞选闹剧，让自己的女儿做了皇后。但是小皇帝渐渐长大，即使是太师，也不敢保证能最终左右皇帝，因此就在元始五年十二月，王莽以腊月送椒酒为名，用慢性毒药结果了皇帝。为掩人耳目，在皇帝断气之前，王莽仿效一千多年前周公“行天于事”的做法，写了一篇代帝受疾的祷文，跑到京郊之外的泰畴举行仪式，又一本正经地将祷文藏入皇家档案馆，郑重其事地告诉有关臣属不得张扬此事。这还不够，他还派人用金钱贿赂塞外羌人，让他们以仰慕王莽治政安乐为名，自愿献地来做他的臣民。经过这样一系列精心策划，王莽通往皇位道路上的障碍就一一扫清了。
　　可是，谋取皇位的人要想把牌坊立得像模像样，导演禅让总少不得皇帝太后力荐、群臣劝说。曹丕取代汉献帝，似乎就是在众人的再三规劝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他在举行了接受献帝禅位的仪式后，满有心得地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古代大舜和大禹之间的禅让也不过就是这样。曹丕认为古人的禅让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逼迫。古人究竟如何，后人难知，但他这声自鸣得意的感叹却道出了自己的实情。不过历史往往展现惊人的相似，距离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之后只有四十余年时间，曹氏后人又被他的老下属兼老政敌司马氏所取代，后者所使用的方法与前者竟如出一辙。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所谓“历史的辩证法”?
　　好了，闲话少说。就于禅让中既搞出名堂，又得到实惠的君主而言，唐代的武则天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武则天的政治见识和政治野心是尽人皆知的，但她也不免在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古代政治俗套中变出一两个花样，比如她在登位前就曾怂恿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多人上表劝进，对此，武则天一方面表面上推辞不从，另一方面又暗中升官晋爵、嘉奖傅游艺。这样一来，武氏手下的明眼人看得明白，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便是文武百官、皇亲国戚、远近百姓，包括四夷酋长、和尚道士六万余人上表劝进，最后连有名无实的在位皇帝睿宗李旦也上表陈请则天武后“高升一步”，武则天这才“可皇帝及群臣之请”而登基为帝。武氏的即位称孤似乎是由于大家的拥戴而不得不如此，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她曾为争宠固位而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逼死已经做了皇帝的儿子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她起初就抱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并一直期待着合适的机会来实现她的称帝理想了。
　　在政治禅让的种种花样中，篡位者一般都不会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而是想方设法或利用私党，或蒙骗群众，靠一种综合力量来对前任施加压力，以达到体面地夺取政权之目的。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夺位时就是靠亲信私党预先策动兵变，借士兵哗变，以周恭帝年少不足为天子的理由，在开封城外的陈桥驿深夜将龙袍“强加于身”，“逼令”自己做了天子，并被“逼”回京，举行了受禅仪式。在今天看来，如此禅让实在不免滑稽，但这种滑稽的形式下面又包裹着严肃的政治道理，这种官场里的政治道理和政治中的游戏规则只有身在其中的帝王君主们才体会得深刻。
　　抛开尧舜禹不论，纵观历史，就禅让而言，屈指算来大概只有清朝乾隆帝让位于嘉庆才称得
　　上是名副其实的。然而乾隆禅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祖父康熙一生做了61年皇帝，自己做皇帝的时间不宜超过祖父，所以才在他做到第六十个年头的时候即宣布要把帝位让给太子琰，也就是嘉庆帝。不过这一慷慨壮举真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正因为历史上此事罕见，所以才一时传为佳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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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位四途:3.谋位往往要杀人



　　禅让之所以可能，一般是皇帝虽居庙堂之上，却早已经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而夺位者也只是名分上还在一人之下。如果皇帝还有一些实权，或者未来仍然可能有实权，谋位者或迫不及待或担心未来大权流失，那么采取铁腕手段制造流血事件就随之成为必然。东晋末年，刘裕胁迫司马德文禅位后，依照当时凡禅让而登位者必须善待废主的惯例，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但是，刘裕深怕这个晋朝的末代皇帝日后东山再起，就把他安排在京城之外的秣陵县，并派亲信带卫队“守护”。即使这样刘裕还不放心，随即又施出断司马德文后代的阴谋，每当司马德文的妃子生下儿子，他就命令事先安插在司马德文身边的人找机会杀掉。这么做了以后，他仍然觉得不能根除隐患，就下决心捣毁这个政治花瓶。他先派人给司马德文送毒酒，不料送酒的人不忍心毒杀废主而自饮身亡。而司马德文除妃子之外饮食上又从不让别人染指。刘裕看到毒杀已不可能，最后只好干脆派亲信把司马德文杀掉了事。
　　直接弑杀皇帝是要承担罪名冒大风险的，既无需承担罪名、又不冒险的成功才是上策。因此，借刀杀人的办法在夺权斗争中用得最多。西晋的惠帝是个白痴，他当皇帝不久，皇后贾南风就把持了朝权。惠帝所立的太子司马通不仅不是贾南风所生，而且又偏偏聪明刚强正直，看不惯贾南风擅权骄恣的行为。这样，贾后便在亲信的劝导下动了杀机。元康九年十二月，司马通为自己的儿子司马彪大病痊愈祷祀求福，贾后谎称皇帝有病要召太子进宫。太子听说皇帝召见，不敢不去。进宫后贾南风又派人送了一大瓶酒，谎称皇帝赏赐，要他当场喝干。太子本来就不胜酒力，一大瓶酒下肚，登时醉得一塌糊涂。这时贾后趁机出面拿出以太子的口气拟就祈求神灵保佑他发动政变、废黜帝后的祷文，派亲信以皇帝诏书的名义送给太子，念一句让太子写一句。太子醉中糊里糊涂写完了祷文，贾后就拿着这份太子醉后抄下来的谋反证据呈送给皇帝了。惠帝和大臣们见是太子亲笔，坚信不疑，立即下诏废黜了太子。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时，一向与贾后有矛盾的皇族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决定借此机会废黜贾后。司马伦的亲信孙秀献策说：“太子聪明刚猛，将来必定不肯受制于人。再说，你本来与贾后之间有过来往，现在废黜她，太子必定认为你是因形势不利才倒戈以免罪，不会对你感恩戴德的。我们不如怂恿贾后杀害太子，然后再以替太子报仇为借口废黜贾后，这样不但可以免祸，而且还能把持朝政。”司马伦以为此话有理，就一面派人散布谣言说朝中有人要废贾后，一面暗中劝告贾后早除太子，以绝后患。贾后果然听从，就下手毒死了太子。不久，司马伦以讨伐谋害太子的贾后为名，联合诸侯王发动政变，废黜贾后，夺取了晋朝大权。
　　历史上不仅君臣、亲族内部为谋位大动干戈，就是父子之间为夺权争位也不免拔刀相向。匈奴的冒顿就是杀死生父后登上王位的。冒顿登位之前，常常和手下人一起练习骑射，并立下军令：“凡是我射的目标，你们一定要跟着射，不从命者斩首!”接着，他先后以射自己喜爱的战马和爱妾来测试部下服从军令的程度，当他看到部下已被训练得惟命是从后，一次狩猎时，冒顿突然向生父头曼单于射了一箭，他的部下紧跟着万箭齐发，射杀了头曼，冒顿由此当上了匈奴王。
　　匈奴古时一直被汉人视为野蛮民族，而文明的汉民族在这一点上也并不比野蛮民族斯文多少。就是经贞观之治把初唐推向黄金时代的李世民的王位也是他耍尽阴谋手段才得来的。
　　明代初年，朱氏王朝中也发生了一起武装夺取政权的事件。洪武三十一年，年迈的朱元璋病逝，由于长子朱标早夭，他便把帝位传给了长孙朱允NB938，这就是建文帝。此事引起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不满。本来朱棣在朱氏灭元建明、夺取政权方面就已功勋卓著，再加上他为人强悍、文韬武略兼备，所以对朱允NB938的继位更不服气。遂起夺权之心。洪武三十一年七月，朱棣聚集将士，以“清君侧”、“除奸臣”为名，发动了著名的“靖难”之役。经过三年的军事较量，朱棣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都城南京被攻破，建文帝不知去向。应该说，朱棣起兵的原因是为了夺权，但他打的却是“清君侧”、“除奸臣”的旗帜。虽然朱棣表面上依然要做文章，但他以武装斗争、以战争兵戎的形式出现，无论如何也没法掩盖他的真正用心。建文帝朱允NB938不知去向，是死是活无法确考，可以想像，如果朱允NB938在失陷的南京城内被朱棣活捉，那结果将会如何?没能亲手杀死朱允NB938，不能不说是朱棣的一个遗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建文帝手下的大臣如齐泰、黄子澄，还有那个著名学者儒生方孝孺，都在朱棣由燕王走向帝位的过程中付出了生命代价。继位往往要杀人，又一次在朱棣这里得到了验证。据历史记载，朱棣进入南京以后，本来他的称帝已是顺理成章，但他却故作姿态，先是请来周王朱NB069、齐王朱NB06A两个兄弟，要他们为谁来掌权拿个主意；然后又唆使群
　　臣百官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进。滑稽戏演了一场又一场，等朱棣政治戏瘾过得差不多了，这
　　才盛情难却、一脸不情愿地登基称帝了。直截了当地选择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杀人如麻，又使被杀者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这是朱棣在夺取政权方面的创造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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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位四途:4.得宠入继才有望



　　神灵、符命、流血都是间接或极端的措施，而且是在皇权不稳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如果当朝皇上威名赫赫，大权在握，那么恐怕争宠就成为走向夺权的首选策略了。其中的原因，其一，古时的继承大致有两种：商之前是兄终弟及，商以后则主要是父死子继。父王在世时就常常要立定太子。古代的帝王三宫六院，除皇后外，嫔妃成群，自然儿子也就会多，但太子却只需一个。虽说按惯例是嫡长子继位，但是皇上的好恶也是决定太子命运的定音锤，为此也时有长子被废被黜的事件发生。其二，专制时代，没有宪法制约，皇帝施政，朕即法典，朕即国家，皇权巍峨，是吸引太子们千方百计争宠的强力磁场。比如秦王异人，本来因为母亲夏姬不得宠，自己也被送到赵国做人质，自然入继无望。可幸运的是他在赵国正值潦倒之际却结识了腰缠万贯的富商吕不韦，而这位富商又大有涉政野心。当吕不韦得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宠爱的华阳夫人因膝下无子，担心帝宠和富贵不能长久时，就让异人屈身认华阳夫人做母亲。华阳夫人是楚人，久居异乡，思念故人，吕不韦又让异人穿楚服与华阳夫人相见。华阳夫人果然被异人及其楚服所打动，就认下了这位干儿子，异人也因此继位做了秦王。
　　由此可见，自然嫡长子的尊位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即使嫡长子，也不能放弃揣摸父王心理，或“曲线救国”，或直接影响，总之要投其所好、争取信任才能达到目的。汉代末年，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不久便在诸子中物色继承人。小儿子曹植文才超群，才华横溢，很得父王宠爱，曹操一度打算立他为太子。对此身为五官中郎将的长子曹丕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他感到自己的太子地位受到了威胁，就求教于谋臣贾诩。贾诩要曹丕“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曹丕从此就“深自砥砺”、“矫情自饰”起来。一次，曹操出征，诸子前往送行，曹植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歌功颂德文章，当众演说得声情并茂，令曹操与文武大臣极为欢悦。曹丕深知自己的文采远不如曹植，所以他另辟蹊径，于是便什么也不说，只是屈膝而跪，泪流满面地拜伏在曹操脚下，表示为父王将要出生入死而担忧。与曹丕的忠厚仁孝相比，曹植的颂辞顿时显得徒有外表华而不实。此事虽小，但影响不小，曹操和文武大臣由此都一致认为曹丕更诚实更有孝心，最后立曹丕做了太子。
　　曹丕的争宠是立太子之前，如果太子一旦确立，再去争宠改立那就很不容易了。尽管如此，历史上仍不乏成功者。隋朝的亡国昏君隋炀帝杨广为争做太子，就很会“矫饰”自己。本来隋文帝立定的太子是杨广之兄杨勇，但是由于诸种原因，文帝渐渐不喜欢这个太子了。杨广知道这一消息后，首先针对杨勇内宠过多引起皇宫内外议论这一点，极力显示自己不近女色。他虽然也拥有众多妻妾，但只和正式妻子萧妃居住。凡有人来访，不论贵贱，他定与萧妃一齐迎送，一时间连宫中执役的仆人也称赞他贤德。为赢得皇帝皇后的好感，他专门收拾出一间陈设朴素的房子，并把故意弄坏的乐器放在角落里，不让下人掸去灰尘。这间屋里用的使女也尽是又老又丑的。文帝与皇后来时，他就在这间屋子里恭候接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果然皇上对他的宠爱与日俱增，最后终于使他取代其兄做了太子。同样是这个杨广，文帝还没死，他就动起父王爱妃的念头，并最终据为己有。而且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其荒淫无度更难一一述说。如果后来他能继续矫饰自己，也许不至于那么快就断送了隋朝的江山。当然，这是后话。但是，通过这一反一正的对比，我们对杨广的阴谋和野心不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吗?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在父子之间，投父王所好，惟父王马首是瞻，首先建立感情上的融洽和信任，这才算为入继打下了一个起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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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协调宗室:1.分封安抚



　　新帝国建成后，帝王对待异姓臣僚或迁或贬，处理起来并不怎么犯难，而对待亲族宗室，问题就复杂得多。开创基业时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江山是大家齐心协力赢来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南面称孤、被尊为王，这亲族宗室中就在座上与座下之间划开一条生死界线。尽管如此，孰尊孰卑，谁领导谁，不会因此就一锤定音，这一点帝王本人看得尤其清楚。为消除这种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帝王们总是要采取种种措施，以维护既得利益和政权稳固。
　　为避免矛盾激化，消除或削弱皇室内部的颠覆威胁，帝王们采取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分封同姓宗室为诸侯王，一般都要把他们遣往封地，中央再派员实行监督。这些诸侯王自称一统，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从而使之安于其乐而忘返王宫。一朝皇室临危，由于他们懂得自身与皇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他们也会奋起保卫皇帝。这种分封制度从西周时期就开始实行。周武王灭商后，就遍封姬姓诸侯于天下。至秦朝分封中断。刘邦灭秦建汉，吸取秦朝不行封建、皇室临危、无人勤王的教训，一得天下后便分封宗室，他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等等。到唐高祖李渊建唐后，分封宗室面更广，除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外，封其子李世民为秦王，子元吉为齐王，子元景为荆王，子元昌为汉王，子元亨为酆王，族弟襄武郡公琛为襄武王，族弟黄台公瑷为庐江王，宗室李基为永安王。甚至连皇孙承宗、承道、承乾、恪、泰都分别封为太原王、安陆王、恒山王、长沙王和宜都王，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王朝。因为李唐王朝的分封对于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大唐虽经武则天改制，此后仍延续长达200年之久，这其中“分封安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原因多多，但废封建、行郡县却成了后世王朝引以为戒的教训，所以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虽然行政上靠郡县管辖，但封建亲戚始终都被视为巩固政权的一大法宝。
　　当然，对于宗室的分封安抚，在历代君主帝王的为政实践中也不免有得有失。按照自周代以来就深入人心的宗法文化思路，国家政治的性质一般说来是由个人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家族，在若干特殊朝代，家族又有可能被推及民族，比如像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就是这样。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把汉人和南人视为社会的下等人，严格控制汉人和南人的升迁和任用，已使政权的民族化在极端和野蛮的意义上宗法化了，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己的政权，又同时加速了其政权的快速衰竭和灭亡。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更把家族和民族两种东西首尾相接，从而在国家政权内部抚育出无数个瓦解政权稳固的家族，后人常以“八旗子弟”比喻典型的纨NB06B之徒。以消费和享受为特质的清政权就是以分封为基础，完全家庭化了的一个朝代。把国家家庭化是为巩固权力，其发展结果尽管完全与初衷相悖，但帝王君主的本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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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宗室:2.欲擒故纵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只要有皇室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夺皇权的斗争，勘诸历史，这已是一个百验不爽的不争事实。对于帝王君主们来说，有时为了稳保王位，狠狠打击图谋篡权者，则不免采取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陷害策略，这在古代历史上应该说是时有发生的。
　　春秋末年，郑国国君安国公准备日后传位给长子寤生，但夫人武姜却偏偏喜欢小儿子段，其理由是寤生出生时横生难产，为此差一点要了武姜的性命。按说这个理由本不成其为理由，但是武姜却因此而不喜欢寤生，所以自打安国公决定让寤生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以后，武姜便多次明里暗里说寤生的坏话，甚至提出要安国公改立太子，而安国公则一直没有答应。若干年过去，安国公病逝，寤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即位后，武姜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大儿子的态度，仍不时为小儿子段出谋划策，企图让段代庄公为王。武姜先是为段讨要到足以和郑国国都面积和实力相抗衡的京城。当时郑国有一个叫祭仲的大夫见此情况感到苗头不对，就提醒庄公说：“按先王法度，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现在京城势大，不合法度，共叔段在京城的作为怕是要危害郑国安全。不如趁现在他还立足未稳，先适当安排一下，以便控制他不要向坏的方向发展。”郑庄公却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等着瞧吧。”不久，共叔段又不自量力地将边境城邑强要去大半，郑庄公一一答应下来。这时郑大夫子封又劝庄公，请庄公早点儿除掉共叔段。庄公仍然不予理睬，说：“对君王行不义，对兄长不亲近的人，慢慢就会自己垮台的。”一来二往，直到共叔段修治好城墙，装备好武器，率兵袭击郑国国都，而武姜为内应准备大开城门迎接共叔段的时候，郑庄公才下令子封率大军讨伐共叔段，一战而败共叔段，并把他从郑国逐出国外，同时也把后台武姜放逐到城颍。
　　可以看出，从武姜为共叔段讨要封地时起，庄公就料到共叔段会生变故。但他一直假装不理不睬，故意引蛇出洞，怂恿共叔段一步步走向早已为他设好的圈套，直到最后庄公有充足的理由制裁这位一母同胞的时候，他才张网捕鱼，战而胜之。郑庄公一步步宽容地对待共叔段，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在对外方面却收到了巨大的道德效应，人们会认为，这是共叔段得寸进尺，咎由自取，郑庄公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为庄公一战而大败共叔段奠定了舆论基础。这就是郑庄公的高明处，也是他的隐忍处。宗室内部的争夺，如果弄得不好，即使贵为皇帝，也难免在道德上遭人唾弃。像唐太宗李世民挟父杀兄，因为道德舆论工作没有做好，所以直到明朝的万历皇帝还指斥他为昏君，甚至在当时的经筵上也不准讲《贞观政要》，还把唐太宗统治下的二十多年的初唐历史从史书中删去。仅从这一点上看，唐太宗比之于郑庄公不能不说是略逊一筹了。
　　郑庄公之外，南唐开国君主李NB06C是一位擅长收拾有威胁于自己政权的弟兄的君主。李NB06C原名徐知诰，他有个弟弟叫徐知询。当徐知诰任吴国侍中的时候，弟弟徐知询则坐镇金陵，手握重兵。没有人能料到，侍中徐知诰此时就胸怀远大，立志称王了。可是，他思前想后，要称王需先有实力，这一点他自己没有，而弟弟徐知询有，所以从此他就谋算上了徐知询。不久，徐知诰听说吴越王钱NB06D送给徐知询许多玉器宝物，器物上大都有绘凤雕龙。他想，这些图案本是天子才能使用的，徐知询公然使用，真是天助我也，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授人以柄的口实?于是他便上奏吴皇杨溥，说徐知询擅用龙凤器，有不臣之心，应该及时制止。这杨溥原本是徐知诰一手扶植起来的，哪有不从之理。就这样，当徐知询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就被亲生哥哥以皇上的名义罢免了，而他的兵权也因此轻而易举地转移到了哥哥徐知诰的手上，并从此为徐知诰谋取帝位奠定了实力基础。与郑庄公相比，徐知诰没有郑庄公对待共叔段那样明确的怂恿倾向，但他对弟弟的关注和监视以及适时出击却与郑庄公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不难理解，在拥有相当地位的徐知诰看来，外人均不足道，在抵达至尊的道路上，真正可以掣肘和构成威胁的是他的亲弟弟徐知询。正因为如此，他才死死盯住了弟弟，也制服了弟弟。
　　对待宗室中的对手实施欲擒故纵手段者还不能不提及唐太宗李世民。世民最终杀死哥哥建成、弟弟元吉登上帝位，这是事实。但在此之前，李世民却一直被建成和元吉视为必除的心腹大患。李世民的才识和胆略很早就在反隋起义中得到表现，并且深得父亲李渊赏识。而建成和元吉却对此愈发感到不安。据历史记载，建成和元吉曾多次想除掉李世民。一次，他们在酒中下毒，差一点使世民丢了性命；另一次建成设下“鸿门宴”，企图伏兵刺杀李世民，只因建成临阵胆怯而未果；更有甚者，一次建成和元吉设计要把李渊和李世民一起囚禁在一座别墅中，让他们永远不见天日。建成和元吉的计划一次次败露，李世民只是暗记心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这样，李世民不但使建成和元吉不断失去各方面的信任，也同时促使他们一脚深似一脚地继续冒险。直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看到有利时机终于到来，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坚定不移的果敢除掉了建成和元吉，从而以相当充分的理由和完全超出对方的优势开通了自己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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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协调宗室:3.宽严有度



　　一般说来，古代帝王君主在即位垂统之前，其行为的功利性和血腥味是明显而浓重的。而一旦君位坐定，对于宗室内部发生的越轨行为虽然也都保持清醒而敏锐的警惕，惩戒的手段也从不发软，但宽严界限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了。所谓宽严界限就是一个度，宽严适当，这个度把握得好、把握得准，对于维护皇权，就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把握得不好，不但会失去众人信任，还有可能牵带出危害政权稳固的负作用。所以，这一点对于帝王君主也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西汉景帝时，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景帝派周亚夫以武力镇压之，结果七国削平，人心大悦，后世盛称景帝，历代史不绝书。而景帝的父亲汉文帝就遇到了比七国之乱虽小但却十分棘手的麻烦问题。文帝的异母弟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闽越，密谋推翻文帝。当阴谋泄露之后，刘长被文帝召到长安，下狱。负责审理此案的丞相、御吏大夫都认为刘长罪行确凿，罪当弃市。而文帝却想借此表示自己的宽容大度以邀人心，就下令有司免除刘长死罪，仅削去爵号，放逐四川，以期刘长改过自新。很明显，这个处理已经是相当宽大了。由长安往四川，一路上，淮南王坐在严密封闭的闷罐子囚车中，尽管身为囚犯，但因身份特殊，仍然让他随身携带若干名宫女前后服侍。一路迤逦而行，沿途官员只需在淮南王乘坐的囚车门上加个封印，下一站验收再加封印后即可放行，所以一路无需开封检验。谁知囚车到了雍县，雍县县令好奇，非要开封验看，想一睹淮南王爷尊容。不料打开囚车一看，淮南王早已绝食自尽而死。汉文帝的本意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位放荡不羁的弟弟，没想到他气性太大，竟然弄出了事端。这一来，不想杀弟却落下杀弟恶名。因此，他勃然大怒，下令将雍县以前沿途各县长官以渎职罪全部论死弃市。宗室兄弟外连夷狄，图谋造反，按规矩论罪处死是理所当然的。文帝为表示他无为政治的宽大，也表示他对这个同父异母弟弟图谋不轨的惩治，人虽死了，但文帝的态度还是亮明了。
　　汉文帝对待兄弟体现了宽严有度的原则，清康熙帝对待儿子也表明了同样的心迹。本来皇子允NB671早在两岁时就被册立为太子，但允NB671长大成人以后，渐渐肆意妄为
　　起来，他对人残暴，恣意凌辱大臣，挥霍无度，还常常干预他不应干预的朝中事务。有一次，康熙出征途中染病，允NB671前去探望，当见到征战中生病的康熙
　　面容憔悴、身体消瘦时，允NB671不仅毫无忧戚之意，反倒暗自欣喜。
　　这一切都被明察秋毫的康熙看在眼里。但作为一代明君，具有超凡能力和容人之量的康熙并
　　没有因此而加罪太子，而是继续对允NB671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弃恶从善、改过自新。但是终于
　　有一天，康熙发现允NB671连日鬼鬼祟祟，行迹可疑，白天监视自己的举动，晚上悄悄靠
　　近御帐窥视。这一下康熙真的有点失望了。于是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在塞外通往北京的布尔哈苏台，康熙宣布了废黜允NB671太子的决定。这位做了三十多年太子的允
　　NB671终于没能继康熙而登上帝位。从康熙对待太子允NB671
　　的全过程看，康熙始终掌握着一个合适的度，即在不威胁到自身的安全时，他并
　　不愿意随便废黜这个太子。但允NB671的作为实在让他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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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协调宗室:4.不温不火的软控制



　　宗室中为争夺最高权力而演成刀枪相向、血溅宫墙的残酷斗争，多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极端手段。其实政治也是一门艺术，作为“政治演员”的帝王也有AB角色和艺高艺拙之分。唐太宗李世民挟父杀兄虽告成功，但他却不能算是政治艺术操作中的好演员。魏文帝曹丕就比他表演得出色多了，而曹丕的出色之处就是对待有可能对己构成威胁的宗亲兄弟多采用不温不火的软控制术。
　　许多人都知道，虽然曹丕于政治方面略胜其弟曹植一筹，但曹植始终是他心中一道使人不悦的阴影。曹植文才过人，诗赋属文方面常使曹丕在公开场合尴尬不算，曹操竟差一点把曹植立为太子，这更使曹丕难以释怀。所以，曹丕在用尽心思继父为王后，一直把曹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曹植虽然为人不拘小节，但除掉他又难以找到过硬的借口。因此，对症下药，曹丕对曹植采用的是慢性消磨的控制使用法。曹丕上台后，先把曹植由陈思王降封为鄄城王，之后又把他打发到离京城很远的雍邱。不久，再降封为东阿王。几年中数次改换封地，而封地每况愈下，还常派人监视限制曹植的行动自由。有一次，曹丕猫戏耗子式地向曹植发难，要曹植在行走七步中写出一首诗来，不然就得杀头。曹植不愧是位文学天才，竟然七步成诗，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诗意在劝谏曹丕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不要无缘无故加害于他。史载曹丕听后面有惭色，因此没有对曹植“行大法”。但是，此后曹丕对曹植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曹植远离京城，每次进京求见，曹丕都以各种理由搪塞阻止。直到曹丕死后，曹NDE43继父为帝，在对待曹植的态度上，奉行的仍然是其父文帝那一套。据载，曹植曾多次上书曹NDE
　　43，要求给他一点机会，以便为国建功立业，但最终都是软钉子碰回。所以，曹植后半生一直心情抑郁，下情无由上达，终于在41岁时郁郁而终。
　　曹植虽然一生心情不畅，但总算得以寿终正寝，落了个囫囵尸首。他之所以能够完尸而去，从曹植方面讲，是因为他生性为文学家，未在政治上对曹丕构成真正的威胁；从曹丕方面看，他对曹植不睬不理，进行不温不火、无过也无不及的软控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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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协调宗室:5.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中国的宗法政治有诸多弊端。行政中如果疏远宗室，那你的统治就已经离灭亡不远了，君不见秦王朝乎?如果太过分重用宗室，又往往遇到尾大不掉的麻烦。那么帝王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阳奉阴违，上下其手，不失为有效办法之
　　一。〓
　　唐玄宗初年，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势力极大，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宰相多是她罗织的党羽，到处生事干预朝政。当时担任宰相的刘幽求是玄宗的亲信，他与羽林军首领张NB06E
　　密谋，打算用羽林军为玄宗除掉这帮政敌。经与玄宗商量，玄宗欣然赞同。可是张NB06E行动不慎，走露了消息。此时的唐玄宗还处在太平公主的控制之下，他怕事发
　　之后会被太平公主赶下龙辇，就灵机一动，来了个先发制人。他首先揭发刘幽求、张NB06E
　　离间骨肉，然后把刘、张二人下狱听审。这一来，玄宗这方面就先自堵住了太平公主的嘴巴，使太平公主无法再找自己的麻烦。而在审理结案时，玄宗又以刘幽求以往有功唐室为由，仅将刘、张流放边地，从而使刘、张二人免遭一死。〓
　　很明显，玄宗先自揭发刘幽求、张NB06E
　　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以后一旦形势允许，他还会重用这两个人。但如果不是玄宗随机应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恐怕刘、张二人的性命都难免要葬送在太平公主手里。
　　明建文帝朱允NB938也颇善此道。他刚一上台，就面临祖父洪武帝遗
　　留下来的藩镇势力强大而危及朝廷的问题。于是建文帝在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着手削藩。削藩一开始，就激起燕王朱棣等诸侯的猛烈反抗。势力强大的燕王立即起事，以“清君侧”“靖难”为名向建文帝发起攻击。以刚践祚不久的建文帝之力一时无法对付气势凶猛的燕王，于是建文帝也像唐玄宗一样，当机立断罢免了齐、黄二人的官职，并将二人罪过昭告天下。燕王的起兵一时失去了目标。而随后，建文帝仍然按部就班地让齐、黄二人出谋划策，继续实行他的削藩计划。由唐玄宗和明建文帝的例子看，阳奉阴违，上下其手，作为保护亲党对付宗室政敌的办法之一，常常是很有效果的。
　　中国古代的君主帝王，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一家一宗之主；处理朝政，既关乎国，又关乎家。这样，在处理自身与宗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公私兼顾的复杂。但君主帝王一旦践位，他衡量事物和人事关系的标准就首先要从政治利益角度考虑，对于宗室中人，他们也不得不如此。只是比起纯粹的政治计较，君主帝王对于宗室更容易多少放宽一些尺度和多少增加一些弹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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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利用外戚:1.打出外戚牌



　　古代帝王是权力金字塔的顶尖，高则高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须靠各种基础支撑。因此，帝王不仅要培植亲信，调动大臣，同时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少了哪个台阶，这金字塔也难保不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他们主要与母系一支有关。这支力量如果利用得好，对皇帝基业也有举足轻重的卫护作用。当然，怎样利用，如何利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帝王，也就有不同的“术”。
　　外戚愿意为皇帝卖命那绝对是在情理之中的，俗话说：“看姑娘待姑爷”是也。试想汉高祖刘邦当年在鸿门宴上危急万分，樊哙闻讯，怒闯军营，以“死且不避”的威势慑服杀人不眨眼的霸王项羽，为刘邦趁机逃走创造了条件，那岂不是看在妻子吕NB06F
　　和刘邦夫人吕雉是亲姊妹的份上?所以，反过来对于帝王方面来说，功成之后，适时地打出外戚这张牌，对于维护和巩固皇权也是大有用场的。就说刘邦，他在平定天下后，于高祖六年分封时，第一批就封了吕后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20天之后，才封赐功居群臣之冠的萧何和张良。随后，居然又把吕泽部下的两个不大起眼的将领也给封了。而此时功勋卓著尚未封侯的还大有人在，如曹参、陈平就是。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吕后枕头风的效果，倒不如说是刘邦有意打出外戚牌更加真实。
　　无独有偶，汉武帝时，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侄子霍去病都立有不世军功，也都受封甚夥。那段时期，可以说没有外戚差不多就没有汉武帝北抗匈奴的功业。关于这一点，汉武帝本人绝不会不明白。唐玄宗时，皇帝宠幸贵妃杨玉环，杨氏一家这张牌被打得更响。杨贵妃的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族兄杨NB070为鸿胪卿，杨NB071为侍御史，杨国忠为右丞相，领四十余使。大
　　有一女为妃，举家为官之势。你如果认为这是唐明皇一时的心血来潮，那无论如何都是于理不通的。
　　不仅如此，有些帝王在为太子选择顾命大臣时甚至也不忘打外戚牌。像汉武帝临崩前，遍观群臣，觉得惟霍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于是遗诏霍光以大将军身份辅佐年仅8岁的幼主汉昭帝。这霍光原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为皇室外戚毫无疑问。据史书记载，霍光受命时已“出入禁闼二十余年”。他侍奉昭帝13年，后来又废昌邑王，迎立汉宣帝，“威震海内”。《汉书》中记载，他辅佐昭帝期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是西汉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重要人物。可见，汉武帝临终前打出霍光这张牌并没有打错。
　　还有，唐代初年有个长孙无忌，他是唐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的兄长，高宗李治的舅舅。当年他曾与李世民一起策动玄武门事变，帮李世民夺得了帝位。太宗临终又托孤于他。他做宰相长达三十余年，又兼任太尉，位极人臣，可以说他为唐王朝大业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唐太宗的这张外戚牌也没有打错。
　　现成的外戚常常成为君主帝王利用的力量，而有实力的大臣也常常被君主帝王拉拢成为外戚，于是重臣兼外戚更使君主帝王感到放心，这张牌的意义也就更大。像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就这样做过。秦始皇准备出兵讨伐楚国，先派大将李信出征，李信带领20万人马出征楚国，结果大败而归。于是秦始皇又派王翦出征。王翦非要秦始皇派兵60万，方才答应出征。因为此时王翦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他有充足的理由推脱这次率兵征伐。事到临头，秦始皇不想改变征伐楚国的计划，就一口答应了王翦派兵60万的要求，而且还出乎王翦意料之外地把女儿华阳公主许配给了王老将军。事情是这样的：秦始皇同意让王翦率兵60万出征楚国。三天后，王翦从颍阳出发，率60万大军浩浩荡荡南行，刚走出不远，忽然见前方迎来一队人众，一串长长的车队后面闪出一辆彩车，当即一位宦官走上前来高声宣读秦始皇将华阳公主嫁给王翦的圣旨。这一切使王翦既感到突然，又觉得滑稽。出征楚国已是箭在弦上的军令，接纳华阳公主也是皇上圣旨，王翦岂敢违抗。与华阳公主即时成亲，然后继续率军出征，这是王翦惟一可能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翦出征的胜利可能显然要大得多。本来王翦已是秦始皇宫中的元老重臣，在对外征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为了慎之又慎，重之又重，秦始皇不惜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下嫁给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王翦，把王翦从重臣又拉入外戚行列。重臣加外戚，秦始皇显然是百分之一百一地重视王翦了。那么王翦此次出征怎么能不卖力?秦始皇拉王翦入外戚肯定会奏效的。秦始皇不仅雄才大略，在重大历史问题上颇有眼力，而且这些宫廷小账也算得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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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利用外戚:2．按响“报警器”



　　由于外戚和皇帝是一种特殊关系，所以外戚要想获取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多了。但天长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势大羽丰，难以驾驭，甚至导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结果，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为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明辨毫末的皇帝关键时刻就会按响报警器，煞一煞外戚的威风，控制一下外戚的发展，这也是常有的和必需的。
　　西汉中期，外戚霍氏一家势力发展过快。汉武帝晚年，霍光便受封为侯。汉昭帝一朝，霍氏势力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百姓只知朝中有霍光，而不知有皇帝，最终发生了霍光夫人显斗胆鸩杀汉宣帝皇后许氏，而强立自己的幼女霍成君为后的重大恶性事件。等到汉宣帝地节二年三月，霍光病死，霍氏一家自行废立、无恶不作的事实泄露，一向蒙在鼓里的汉宣帝果断地收缴了霍家兵权。霍光之子预感到这次事发，前事必被追究，于是打算先发制人，阴谋起兵反叛，不巧事情败露，于是汉宣帝当即废掉霍成君，霍夫人显以及霍家诸婿，除自杀者外，其余人等皆以大逆罪论处弃市。霍家几十年的威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东汉桓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也是红极一时的著名外戚。梁冀是开国功臣梁统的后代，他靠功臣之后和皇室外戚这两重关系，飞扬跋扈，威震朝廷内外长达20年之久，所以人送绰号“跋扈将军”。梁家垄断皇室一切，仅梁家就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外加二大将军。汉代末年好几个幼帝的废立都是由他一手操纵，仅汉桓帝就压在他手下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梁皇后去世，桓帝借助宦官力量，派近卫军一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梁府，收缴了梁冀的大将军印，迫使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
　　西汉东汉皇帝两次剿杀外戚，都是因为外戚势力过大，功高震主，被皇帝有意识地按响报警器的结果。皇帝为皇室计，偶尔对给了鼻子就上脸的外戚按动报警装置，煞一煞外戚的威风，使身边失衡的政治天平恢复常态，这是古代帝王行政策略之一。皇帝对外戚按报警装置，其意并不在彻底除之而后快，不过是要杀一儆百、杀鸡儆猴。只有这样，皇帝的报警才是有意义的。在一个不可能正常的社会里，如果皇帝大着胆子把外戚一族彻底赶出朝廷，那么这个王朝的政治天平又很有可能会偏往另一边，这其中的奥妙绝非局外人所能看得准、道得出的。女皇武则天有这样一个故事颇耐人寻味。
　　武则天由贵人而皇后，由皇后而皇太后，最后由幕后走向台前，径直做起了名正言顺的皇帝。她的一生作为很有戏剧性，可挖掘的地方实在很多。从大众的一般了解来看，武则天是篡夺了、背叛了李唐王朝，但殊不知她即使在做了皇帝之后也曾站在李唐宗室的立场上巧妙地警告过她的武氏宗亲。武则天在做了十余年皇帝以后，武氏家族的势力已经相当膨胀，晚年的武则天开始考虑她的继承人问题了。照武氏家族的理解，武则天既是在位皇帝，那么其继位者当然应该是武氏后人。而李氏宗室和朝中多数大臣则认为，武则天的皇帝宝座是从李家手中夺走的，她身后的朝廷依然应该姓李而不能姓武。两种意见之间的争执及其利弊，武则天是相当清楚的。经过权衡，武则天毅然选择三儿子李显做了继承人，明确立为太子。立李显为武周皇帝的皇位继承人，从道理上似乎不大容易说得过去，而强行立李显为太子又不免会激化她身后李氏与武氏之间的矛盾。于是武则天另想出一条妙计，她除了在人事安排上稍稍压抑一下武氏的气焰以外，还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改姓母姓——武。这一来，母子之间从血缘上讲是关系最亲的，他人无法与之相比；李显又改姓了母姓，成为武周政权的合理继承人不再成为问题，反对此举的武氏已没理由再说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武则天自己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文饰，一篇表面文章，它无非是要堵住武氏家族的嘴，让武氏家族在有口难辩、有苦说不出的情况下受到一次警告。权力平稳回归李家，不软不硬地对武家报警一次，让人实在不能不为武则天别具一格、极具想像力的政治艺术所折服。读者诸君不妨开动脑筋想一想，倘不如此，在剑拔弩张的李、武两家之间又将会演成怎样—种政治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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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利用外戚:3.抛出替罪羊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诸种政治势力的对抗拉锯中起一种制约和平衡的作用。当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时也会导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难免被皇帝作为替罪羊而抛出局外。像唐玄宗宠爱杨玉环，杨氏兄妹不仅封官加爵，而且玄宗常常把他们带在身边。每年十月，玄宗赴华清宫过冬，杨氏兄妹必跟随前往，“遗钿堕钗，瑟瑟玑NCB2C，狼藉于
　　道，香闻数十里”，其规模声势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不是民间说书艺人信口开河的瞎诌。然而事有凑巧，此时北方有一位藩将名叫安禄山，此人胆大野心大，他瞄准宫廷行情，认杨玉环为母，认唐玄宗为父，于是大受宠幸。浪漫之极、诗性十足的唐玄宗高兴之余就任命他做了平阳、范阳、河东三节度使，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盐等职，这一下安禄山势力大增，以致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后，安禄山于天宝十四年起兵渔阳，反叛唐室。叛军由渔阳出发，直抵长安，玄宗只好统领护卫军出延秋门南逃蜀中。这时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父同行。车马行至马嵬坡，与太子李亨一向亲密但与杨国忠素有矛盾的右龙武威将军陈玄礼突然发难。他先命部下杀死杨国忠，又逼迫玄宗必须赐死杨玉环。迫于追兵在即，皇室难保的危急情势，玄宗挥泪赐死杨贵妃，同时被杀的还有杨贵妃的三姐韩国夫人。不久，太子继位为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权力尽被剥夺。马嵬坡事变中，玄宗在眼见政治天平失衡的情况下，不惜抛出贵妃及杨氏一家外戚作牺牲，目的仍然是要保全李唐政权。
　　身处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保全生命。而当身处太平稳定之时，声望和荣誉就变得重要起来了。按照这一道理来衡量，唐玄宗的对待杨氏一家，当属前者；而我们下面要说的清帝雍正对待妻兄年羹尧、舅舅隆科多就属于后者了。
　　雍正如何从康熙手中得到的帝位，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雍正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他篡改诏书，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虽不一定靠得住，但可以肯定，康熙诸子之间争夺继位权的斗争肯定是相当激烈的。争做皇位继承人，其间的肮脏手段一定很多，而帮助雍正最终取胜的有两个人即两个外戚，一个就是妻兄年羹尧，另一个就是舅舅隆科多。年羹尧的作用是，年氏当时正在川陕总督任上，而雍正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允NB072时任抚远将军，驻兵甘肃。允NB072握有重兵，足以对
　　雍正构成威胁，但年羹尧的防区恰恰可以阻止允NB072由甘肃入京。年羹尧在关键时刻
　　做到了这一点。雍正的舅舅隆科多时任九门提督，负责保卫皇帝及维护京城治安，由于隆科多出面拥戴雍正，北京城内的众皇子才没能在遗诏宣布后动手威胁雍正的安全。而且，遗诏宣读人就是隆科多，这中间的秘密究竟如何，更没有人能够弄清楚。问题在于，雍正在得到这样两位外戚的有力帮助登上龙辇之初，其对年、隆二入的褒奖、宠信筒直无以复加，因为那还是一个特殊时期。两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雍正的权力已经牢牢握在手中，人们对康熙死后政权的更替过渡渐渐有闲暇反思和琢磨了。而如果说雍正的帝位得来确实是靠第三只手，那么年羹尧和隆科多既是阴谋的参与者，又是事件的知情人。这样，找一个借口，从明处除掉当时的参与者、知情人以补暗处的旧日道德之缺就势在不免了。所以，并没有看出年羹尧有什么明显的不忠和过失，年氏先是由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将军，不久又撤职令其自裁。与此同时，隆科多也被宣布犯有41条大罪，最后囚禁而死。从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看，年、隆二人当初帮雍正夺取权力是属于自愿；而雍正后来裁处两人又属不得不如此之举。因为在太平盛世里，皇帝的德风远比政绩更重要。为了使人们忘记过去，雍正似乎必须抛出当年的同盟者，两个真心实意帮助了他的外戚。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外戚专权常使人憎恨，人们以为外戚似乎真的可以为所欲为。而实际上，包括外戚在内，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都不过是皇帝整个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马而已。利用外戚，抑制功臣豪强，力争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怕只有皇帝自己才最清楚吧。帝王适时适当地利用外戚，谁人见过学此道有老师教授，有书籍可读?“纸上得来终觉浅”，不具体操作，不亲自体验，说破老天也是白搭。我们上面罗列、分析的就是操作，就是体验，就是不学而得来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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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一):1.自树威信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这诸多力量中，中央执行机关里的行政长官，特别是那些资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为帝王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既要调动他们的忠诚心和积极性，又予以适当限制和合理控制，这是再理想不过的。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工作，帝王将一事无成。如果使用不当、控制不严，帝王也会大权旁落。究竟如何驭臣，这其中不仅多有花样，而且也颇具难度。
　　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为国主，树立威信又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后曾经多次到全国各地巡游，每到一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写的无非是他身为皇帝的功劳和辛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自我标榜，其目的无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这一举动，在其驾驭臣下方面确实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灭秦建汉的汉高祖刘邦也深知自树威信的重要性，有两件事很能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和自觉。其一，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有一次在洛阳南宫摆酒设宴，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刘邦自己总结说：“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张良；在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安抚百姓、给前方战士提供足够给养方面，我比不上萧何；而在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韩信。张良、萧何、韩信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获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刘邦这番话既直言不讳，又入情入理。你与其说他是在讨论汉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自树个人威信。特别是他巧妙地运用欲扬先抑法，先谦虚地称赞张、何、韩三人，然后话锋一转，那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杰”都愿意为我所用，那么我的高人一筹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另一件事是，刘邦在得了天下以后，大臣们整天大吃大喝，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养，完全不懂礼仪，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动枪，这使刘邦很不开心。这时有个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孙通的看出了刘邦的心事，就建议刘邦制定礼仪。刘邦虽然是个粗人出身，但他马上意识到了叔孙通建议的价值，于是当即命令叔孙通尽快去做。叔孙通遵照刘邦的旨意，找来三十多个懂礼仪的儒生没日没夜地抓紧排练。一个多月以后，儒生就演练成熟，正好这时大汉定都长安，刘邦就把叔孙通排练的这套礼仪原原本本地运用在大臣们身上。群臣照礼仪进殿陆续接受刘邦的召见，按官阶高低依次向刘邦行叩拜之礼。进见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备至，整个召见过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后，刘邦端坐于上，群臣用礼仪进宫接受召见，就自然成为一种规矩。借礼仪制度建立个人尊严、提高个人威信，这是刘邦有意而为的。所以，当刘邦目的达到以后竟喜不自禁地说：“我现在才算真正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了。”
　　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在自树威信方面动过脑筋。他是大清帝国的第四任皇帝，他之前是其父雍正帝。史有明文记载，雍正治国一向以严苛著称，对待政敌，雍正多是残酷无情地打击；即使对待宗室、功臣，他也从不讲情面，深文周纳，置之死地而后快是他为人的最大特点。雍正在位十几年，朝野上下对他的为人和为政极其不满。乾隆对于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他登基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刀阔斧地平反雍正钦定的一批冤、假、错案。比如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的允NB072等人的皇室成员身份；从狱
　　中放出允NB072，并赐封为恂郡王；对在年羹尧一案中受牵连的人员，逐一官复原职。尽管乾隆上台后的行政口号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但他所做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否定雍正的政绩。年纪轻轻、根基不深的乾隆事实上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否定父亲雍正的政绩来为自己打开局面、树立威信的。果然，他的这种作为马上得到在雍正苛政下饱受压抑的朝野上下的拥护，很快他的明君美名就在朝野上下传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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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一):2.猎人与猎狗



　　皇帝御前臣将多多，区别对待、分级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经是家乡沛县的一个亭长，后来做了丞相的萧何则原是沛县主吏掾。刘邦有一次到咸阳服差役，同事们都送给刘邦三个钱，而萧何却独独送刘邦五个钱，这关系就显得比别人亲近。刘邦起事后，萧何率整个家族一起投到刘邦麾下，而且还尽力为刘邦出谋划策、招揽人才。在灭秦和后来的楚汉战争中，萧何虽然没有随刘邦在战场上厮杀，但在刘邦被项羽接连击败，很多人离刘邦而去的情况下，萧何一直坚持从吴中招募军队，补足供应。战事不利，刘邦曾多次逃亡山东，萧何却一直坐守关中支持刘邦。毫无疑问，萧何为刘邦赢得天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就封萧何为NB073
　　侯，食邑八千户。为此，一些大臣提出异议，说：“我们披坚执锐出生入死，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打过几十仗，攻打城池，占领地盘，大大小小都立过战功。萧何从没领过兵打过仗，仅靠舞文弄墨、口发议论，就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为什么?”刘邦听后问：“你们这些人懂得打猎吗?”大家说：“知道一些。”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大家回答：“知道。”
　　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指点猎狗追杀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能猎取野兽而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却是既能发现猎物又能指点猎狗的猎人。再有，你们这些人只是单身一人跟随我，而萧何可是率全家数十人追随我的，你们说他的这些功劳我能忘记吗?”这一番话，说得诸大臣哑口无言。在刘邦看来，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猎人和猎狗一样，虽然都在为获取猎物奔忙，但猎人的作用要远大于猎狗。那么优先考虑，更加重用前者，则是不会有问题的。
　　萧何是刘邦忠诚的而有能力的后勤部长，以保障后方供应而深得刘邦信任。而三国东吴的周泰是位武将，因战功卓著而很得孙权喜爱。建安二十三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页交战后各自退兵。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为镇守濡页主将。当时，负责镇守濡页的另外两名偏将是朱然和徐盛。朱、徐二人都出身江东的望族，他们对受周泰这个出身寒门的人指挥很不服气。孙权得知这一情况后，借到前线视察的名义，来到濡页，置酒宴款待众将。席间，孙权乘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让周泰脱去上衣，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一一询问是哪次战斗中留下的，周泰逐一作答。最后，孙权拉着周泰的手流着眼泪说：“将军临战勇如猛虎，从不计安危，以至数十次负伤，我怎么能不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把重任托付给你呢?”孙权的一番表演，不露形迹地表彰了周泰，也同时向守城将士表明了一个态度：朕十分信任周泰。朱然、徐盛等人听后明白了孙权的用心，不得不当即表示从此甘愿听从周泰指挥。
　　上述萧何、周泰二人，一有盖世谋功，一有满身伤痕，所以使得刘邦和孙权有充足理由说服他人，以确立萧、周与众不同的“猎人”地位。如果帝王选择的“猎人”尚未建盖世之功，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慑服别人，而遭到他人阻拦时，那么帝王会另辟蹊径、推倒障碍，以确立自己认定的“猎人”的地位。因为这样会使帝王收到更大更多的利益。前秦的苻坚自打结识王猛后，君臣情投意合，倾心相委，相见恨晚。苻坚“自谓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王猛在不断受到苻坚重用的同时，也常遭到士族集团中许多人的非议。老臣樊世就曾当面斥问王猛：“我们辛苦种田，就是为了让你来白坐着吃饭的吗?”意思是说，我们打下江山，你凭什么坐享其成、指手画脚?王猛也不示弱
　　，反唇相讥说：“我不但要让你们为我种田，还想要你们为我做饭呢！”樊世气愤已极，大吼：“我与你誓不两立！”苻坚知道此事后，由于看到樊世已经成为确立王猛“猎人”地位的障碍，就决意为王猛踢开脚下这块石头。一次，樊世和苻坚议论政事，因意见不一，发生争执，樊世一时激动得忘记了君臣礼仪。苻坚见时机已到，借口说樊世图谋不轨，要加害于己，就此下令把樊世杀掉了。打这以后，大臣们对王猛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王猛的“猎人”地位由此确立。苻坚杀樊世而树王猛，井非仅为王猛考虑。因为王猛与自己倾心相投，王猛一定程度上就是自己的代理人、代言人。树立王猛，其实就是树立苻坚自己。这一点，苻坚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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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一):3.偷梁换柱



　　古代君臣之间多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关系，君为臣做主，臣为君服务。帝王对臣下的褒贬升降，甚至生杀予夺，一般都是经过认真思忖考虑的，而考虑的标准无非两条：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细想起来，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无边无际。所以帝王有利益给甲大臣，就难免要亏乙大臣。这其中的道理真有点像儿童做游戏时说的，好事轮到谁，谁高兴，而坏事则是轮到谁，谁倒霉。但有时情况特殊，属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霉的臣下却眼见要倒霉，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帝王仍要扭转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换柱，嫁祸他人。
　　北朝十六国时，后赵石虎的太子石宣骄奢淫逸，大造宫殿，役使民工数万之多，百姓怨声载道。禁军领军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对太子的行为加以阻止，但因此却开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现了“荧惑守房”的星象。所谓“荧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火星。火星本呈红色，荧荧发光，亮度常有变化。以今天我们对天文知识的了解程度，实在不难明白它变化的道理，因为火星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差不多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要长一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运行的轨迹，则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可古人天文知识贫乏，不明白火星色泽泛红，为何行踪忽东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称火星为“荧惑”。所谓“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称为“天王布政之宫”。他们以为，反复无常的“荧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这个星象一出现，石宣心想机会来了。他要借这次天象除掉王朗，于是就收买负责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赵揽，要赵揽向皇帝石虎进言，就说要想逢凶化吉，必须“以贵臣王姓者当之”。目标是直冲王朗来的，所以当石虎问“这王姓都是谁”时，赵揽脱口而出，说：“王姓大臣中最尊贵的，莫过于王朗了。”要杀王朗，石虎哪里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赵揽再举出个次一等的。赵揽无奈，只好再举个次一等的中书监王波。——既然要消灾，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价。于是中书监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来石宣谋划的是除掉王朗，因为王朗虽为朝中重臣，但他有碍自己的作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护的也是王朗，因为他对自己的统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谋诛，还是皇帝的有意保护，都通过星象师赵揽之手，把灾祸转嫁到与此全无干系的王波头上。太子有意设计，却未能遂愿，皇帝偷梁换柱，竟达到了保护重臣的目的。这真可谓古代皇室政治斗争中的一出悲喜剧。皇帝和太子各施心术，各逞计谋，双方像打太极拳一样，你来我往，但拳脚所击打的都是无辜的臣下，在这种情况下，像王波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了。
　　所谓“偷梁换柱”，实际上是帝王在摆平感情和利益的时候在臣下中找替罪羊的政治法术。此法如练得纯熟、用得巧妙，可以起到很好的政治作用，如前述石虎之于王朗。如练得不熟、用得不妙，则不免被人利用，而反倒伤了自己。下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反面教训。西汉景帝时朝中有一位谋臣名叫晁错，此人通达忠诚、治国有方，特别是为维护景帝及中央利益，晁错更是尽心尽力、忠诚有加。景帝执政以来，由西汉初分封大量同姓诸侯带来的诸侯觊觎中央的问题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几乎就要危及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晁错直言上书景帝，建议花大力气削藩。建议提出以后，刚执政不久的景帝犹豫不决；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不忍看到晁家大祸降临，先自服毒自杀了，而晁错却不为所动、不改初衷。晁错建议皇上削藩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激怒了早怀反心的诸侯们，他们以“清君侧”为名，在吴王刘濞的带领下，联合起兵，向景帝施加压力。景帝慌了手脚，忙问大臣袁盎怎么办。袁盎一向与晁错有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要景帝杀掉晁错以谢诸侯。问题错就错在这里，如果景帝询问的不是袁盎而是别人，事情的处理结果或许就不是现在这样；如果景帝像前面的石虎一样老谋深算、老练持重，事情的处理结果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一种最不幸、最不应该产生的结果产生了，景帝同意了袁盎的建议，杀晁错以谢诸侯。可怜的是，在景帝做出杀人决定的时候，晁错还正忙着安排如何征集粮草、如何调兵遣将以对付各路诸侯呢。他被景帝的圣旨突然召走时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新朝服，当他被马车载到长安城东市，见周围刽子手林立时，才恍然明白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了。景帝降旨杀死了晁错，诸侯们依然发动了几乎颠覆刘汉王朝的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从而使刘汉王朝经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实事求是地说，汉景帝此次最不应该杀死的就是晁错，因为晁错不仅指出了当时真正危害政权的痼疾所在，而且他也是当时惟一最忠实于汉景帝的人，然而，悲剧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汉景帝经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锻炼之后，当他在事实面前明白了晁错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一切都成了早已过去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景帝杀晁错作为帝王在驭臣方面运用“偷梁换柱”法的反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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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一):4.下诏罪己



　　帝王在对待大臣、处理政事时，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杀人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么这时他也会选择前者，因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终要考虑的。
　　曹魏黄初二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即日、月、地球三者并行，月球挡住了太阳光线，就出现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的非正常现象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如不及时向上天承认错误，上天就会给人间降下灾难。当时，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此时的太尉是老臣贾诩。这贾诩原本是张绣手下的谋士，归附曹操后，他自知身为降臣难与曹操旧部相比，于是就暗地里在曹操儿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帮曹丕“深自砥砺”争宠、固宠，谋算曹操身后自己的政治命运。一次曹操就立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贾诩避而不答。曹操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回答说是在想袁绍和刘表的儿子们因争立而相互残杀的故事。这一说，曹操自然明白这是在劝自己按长幼顺序册立曹丕为太子。贾诩在老谋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险押了这一宝，暗怕会被多疑的曹操识破，自此便韬光养晦，闭门不出。后来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贾诩于此事甚有功劳。所以，曹丕一上台，就立刻任命贾诩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贾诩，不光是因为贾诩对自已有恩，而且还因为贾诩的深谋远虑对自己稳坐帝位大有用场。而这黄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称帝的第二年，政局还未完全稳定，当然不能因一个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贾诩。所以，曹丕听完报告，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此类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这纸“一切责任由我来负”的罪己诏书，不仅保住了谋臣贾诩，而且也为自己买下了宽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下诏罪己，以坦率宽宏的态度承认过失，收买名声，取得臣下更大的支持，也收到更多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演艺汉文帝、汉景帝父子都干过，让历史学家久久称羡的“文景之治”与当时皇帝敢于并善于下诏罪己大有关系。就连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晚年也曾数次用下诏罪己的办法平稳巧妙地度过信任危机，当然，要追溯皇帝下诏罪己的历史，那开创之功恐怕应在汉高祖刘邦那里。
　　汉十二年秋，高祖亲征黥布班师回到长安，百姓拦道上书，状告相国萧何强买民田。高祖早就因萧何劝自己开放上林苑大为不满，这次却听说萧何强买民田，又有收受贿赂嫌疑，于是下令将萧何下狱。其实，高祖抓萧何，是因为萧何功高震主，高祖担心他有朝一日可能后院放火。而萧何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故意买田自污，授人以柄，好让高祖放心。所以，事情虽然搞僵，而一经别人劝解，汉高祖就断然决定赦免萧何。萧何被放出监狱，向高祖谢恩时，高祖说了这样几句话：“相国您为老百姓着想，请求开放上林苑，而我却没有答应，这说明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君主，而相国您才是真正的贤相。现在我故意把您抓起来，不过是想把我自己的过错昭彰于天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而已。”你看，这不是明明白白在罪己吗?不过，汉高祖行事一向与众不同，所以他罪己的方式也有些特别。即不用降下诏书的形式，而是用昭彰过错的行动。而刘邦心底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帝王的所谓“下诏罪己”无非是把政治行为过失归罪于己，这里表现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怀，也有帝王的个人人格问题。后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难便做自我批评的做法不免显得太过做作，太缺乏真诚，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在中国早期政治家那里倒显得更真实自然、更感人，也更产生政治效益。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位著名君主秦穆公，秦国与晋国毗邻，两国势均力敌，因都想称霸诸侯，所以彼此之间的战争也就难以间断。鲁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晋国君主晋文公病逝，秦穆公认为这是一个攻打晋国的极好机会，遂决定马上对晋用兵。但他的这一决定却遭到老臣蹇叔的反对。蹇叔认为，秦国攻晋是“劳师袭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打一个距离较远的地方，这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晋国君主去世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发生这样的大事，他们对外是不会没有防备的。因此，蹇叔反对对晋用兵。但是，雄心勃勃的秦穆公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完全听不进蹇叔的意见，还是坚持派兵出发了。秦军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春天才到达晋国边境，将领们此时发现晋国已早有防备。秦军撤退已来不及，于是在NCA36山大战一场。秦军远道而来，此时已无斗志；而晋军以逸待劳，奋力冲杀，结果大败秦军，秦国三个将领都被擒获。
　　战斗结束，晋国顺利安葬了晋文公。经早年嫁往晋国的秦穆公之女文嬴的斡旋，晋国国君襄公勉强同意释放秦国将领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回国。
　　败军之将百里孟明视一行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身穿丧服到郊外恭迎，他面对着战败回国的将军哭泣着说：“都是因为我当时不听蹇叔的话，才使你们蒙受耻辱，这次战败是我的罪过。”秦穆公真诚地罪己不仅深探打动了出征将军，也深探打动了在场的众臣僚。从有关秦国的历史记载看，从此以后，秦国君臣上下更加团结一致。秦穆公日后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功，也不能不说与这次坦诚罪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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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一):5．大臣枕着皇上大腿睡觉



　　心甘情愿与迫不得已，同一件事，两种方式产生的效果往往大不相同。为此，帝王对臣下从不放弃温情的感动方式，以调动臣下甘心情愿效忠的积极性。唐朝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唐肃宗李亨继位。为平定这场战乱，国库开支数额巨大。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朝廷决定以官赏功。这样一来，官职大大贬值，一张任命大将军的委任状仅能换取一顿酒饭。肃宗为此很是烦忧，他对宠臣李泌说：“郭子仪和李光弼现在已官至宰相，位极人臣，将来他们如果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平定了叛乱，我已经没有更高的官职可奖赏他们了，这可如何是好?”李泌早就对滥封官职不满，想建议以爵代官的办法弥补之，可一直没有机会对肃宗讲。现在听到肃宗这话，便趁机说：“臣以为以官职赏功有两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赏者一旦任官就会造成政务荒废；其二功多官高，会造成权势过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做法，因立战功而居高位者，大多会趁有权有势时多捞油水，无所不为。早先，朝廷如果以爵位奖赏安禄山的军功，那他至多不过拥有方圆百里左右的一块封地。从子孙后代利益出发，他也要设法保住封地，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拼命造反。所以以臣之见，陛下在叛乱平定以后，应以爵位封赏功臣，这是有利朝廷的百年大计。”
　　以安禄山为例痛陈以官封赏之弊，那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肃宗颇以为然。并问李泌：“将来天下平定，你打算要什么封赏?”李泌说：“只要能枕在陛下的大腿上睡一觉就心满意足了。”肃宗听后大笑。
　　至德二年，肃宗驾临保定（今甘肃泾州一带）。李泌像往常一样，为肃宗打点好行宫，因久等肃宗不到，就先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睁眼一看，自己居然枕在肃宗的大腿上。李泌大吃一惊，连忙倒地谢罪。肃宗搀住李泌笑问道：“现在爱卿的愿望已经实现，天下何时才得平定?”原来，肃宗到来时，见李泌正在酣睡，就悄悄爬上床，把李泌的头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以此了却了李泌的一大心愿。
　　李泌表露心愿，只不过是宠臣向皇帝表示亲昵的一句玩笑话。肃宗顺水推舟，把玩笑当真，并不说明肃宗稚诚，而只能说明肃宗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善于进行情感投资。试设想，前述李泌的一个建议对于日后唐王朝的价值何止千千万万，肃宗以—条大腿付出片刻之劳，那简直是太值得了。当然，我们从皇帝驭臣角度考虑，唐肃宗也真不能不说是费尽心机且老谋深算了。
　　帝王君主在驭臣行为中常常有意识地进行情感投资，从而深深感动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动之余更不惜一切地为其出力和卖命。上述唐肃宗是一显例，在具体行为有某些相似，在政治效果上也大体相同者，还有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刘秀早年有个老同学叫严光。此人一生清高。刘秀做了皇帝后，这严光干脆隐姓埋名，不与官家发生任何联系了。但刘秀还是设法使人找到了严光，并亲自下驾到严光的住处来拜访严光。刘秀来到，严光还没有起床。刘秀驻足观看，严光仍旧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严光才缓缓醒来。他见刘秀坐在自己身边，不用问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请他出山做官的。严光直言不讳地说：“古代有个贤君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后觉得这话弄脏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边去洗耳朵。我虽不是许由，但立志向许由学习。你还是请回吧。”刘秀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刘秀之所以强请严光出山，并不仅仅显示自己虽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过去同窗之谊，他实际上是要用他对严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资为臣下和世人作出个榜样，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得淋漓尽致。上次刘秀在严光住处碰了软钉子之后，刘秀不久又把严光接进宫中，这次刘秀与严光只谈过去友情，只字不说请严光做官的事。两人畅叙到深夜，刘秀完全不摆皇上架子，夜间就和严光同床睡着了。一觉醒来，刘秀发现严光的大脚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时天已大亮，大臣们进来发现这一情景，个个恐慌不安，刘秀却满不在乎地说：“一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个好觉。”严光的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却颔首微笑、谈笑自如，大有欣赏备至的味道。刘秀以超常规的宽容和难以想像的低姿态对待这位儿时的朋友，无疑有他的真实情感在内。但作为做了皇帝的刘秀，他所做的这一切又有多少属于纯粹私人而不牵涉政治甚或邀买人心呢?这种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确切无疑的答案，但他的这一行为被载入史册并因此获得众多赞誉，却也是显见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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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驭臣之法(之一):6.封赏最不喜欢的人



　　稳定臣心，收买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条条大路通罗马”，封赏最不喜欢的人也是有效的办法之一。像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时，前有韩信等横扫千军、攻城略地的武将，后有萧何供应粮草、补充兵员坚强得力的后盾，同时还有张良为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陈平出奇制胜，全力辅佐等等。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之后，由于大臣们争功不止，封赏工作迟迟无法进行，仅封完刘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旧臣对此很不满意，一时间议论纷纷，人心浮动。刘邦对此颇为担心，就把张良找来询问原委，研究对策。张良详细向刘邦作了汇报，并添枝加叶地说，大家对皇帝迟迟不赏功臣很有意见，就要计划造反了。这准备造反的人当中，连曹参和陈平也包括在内。刘邦一听，情况十分紧急，忙向张良讨主意。张良说：“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刘邦说：“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齿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是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无独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意识地做过与刘邦类似的事。刑部尚书张亮被控犯有谋反罪，唐太宗非常愤怒，下令朝中百官讨论如何处置张亮。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大臣都认为张亮罪在不赦，应当立即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认为张亮犯罪证据不足，不应定罪，并且在朝廷上说得慷慨激昂，把倾向治罪的唐太宗一时弄得很没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听李道裕的话，毫不迟疑地就把张亮杀掉了。事后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了空缺，因为这个职位关系到大唐帝国执法的准确和严肃，所以唐太宗反复叮嘱宰相要严格对待这个人选。可是，宰相几次上奏推荐的人，唐太宗都没有批准，最后唐太宗竟建议宰相把这个位子让李道裕来坐，理由是李道裕执法谨慎严格，这个说法的确是过硬的。但是还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经当众反对唐太宗的意见，唐太宗不会不记得。而现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这个执法官，这其中哪能没有名堂。于是，此项任命一经公开，朝廷上下无不盛赞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开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鲜艳了。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汉高祖的分封雍齿无疑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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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一):7.丢卒保车



　　中国封建皇权社会是一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
　　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
　　说到永乐帝杀马烨，很容易让人想起魏武帝曹操借人头安定军心的那个著名故事。一次曹操率兵打仗，由于战争旷日持久，中途粮食不足了。曹操灵机一动，私下召见军需官，要军需官分发粮食改用小斛。事后军中纷纷议论、人心浮动。眼见一场哗变就要发生。曹操忙召见军需官，对军需官说：“我只好借你的头来平息这场怨愤了，不然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曹操便杀了军需官，取下首级，写上题辞，巡示各军营。题辞上说，因为军需官使用小斛，偷盗军谷，才出现克扣军粮，导致这次事件发生。兵将们见是军需官从中作梗，现在军需官已被正法，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其实，事情的真相只有曹操和军需官两个人知道。现在军需官已经作了刀下鬼，明白内情的就只有曹操一个人了。
　　历史上还有一个故事很有说服力。唐玄宗初期，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很大，甚至当朝宰相也不乏太平公主的党羽，弄得玄宗行政多有困难。此时玄宗手下有个大臣叫刘幽求，此人是玄宗的铁杆亲信。面对玄宗身处的尴尬政治处境，他便与当时的羽林军首领张NB06E秘密计划采取军事行动以除掉这帮政治对手。设计一定，刘幽求就把行动计划告诉了玄宗，要玄宗不用操心具体行动，只要发一声命令就可以了。玄宗此时对太平公主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只是慑于太平公主的势力而无可奈何，现在听刘幽求这么一说，他当然没有异议。可是事不凑巧，由于张NB06E对他和刘幽求的计
　　划太满意了，喜形于色，以致无意中走露了风声。消息传出，还没见对太平公主采取行动，玄宗早吓得坐不住了。他果断地先发制人，不等别人说话，就先揭发刘幽求、张NB06E所谓离间骨肉的罪行。为保住玄宗自己的皇位，刘、张二人被玄宗当作小卒丢了
　　出去。结果自然不难明白，刘幽求、张NB06E被下进大牢，最后以流放边地而了结了此案
　　。退一步讲，刘、张二人没有因此被杀头，这对他们个人而言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但是唐玄宗见势不妙，就先抛出替罪羊，用的也就是“丢卒保车”法。
　　总之，不管是永乐帝、魏武帝，还是唐玄宗，三人都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下棋者。下棋者下棋，考虑最多的是通盘的胜败得失，为了全局胜利，丢卒保车无疑是常用的战计。为了开通大明王朝通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通路，马烨被作为一卒牺牲掉了；为保证战斗的胜利，平息兵将情绪，军需官被作为一卒抛出去了；同样为了玄宗的帝位和权力，刘幽求、张NB06E也被作为一卒甩出局外。很显然，牺牲若干小小的臣子，而
　　因此收到巨大利益的是皇帝，是朝廷，这就是帝王君主的得失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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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二):1.互相刺探互相监督



　　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三国时司马懿之于曹氏就是如此。早在曹操时代，司马懿就常假托身患风湿性关节炎，跟曹操捉政治迷藏。到魏明帝曹NDE43执政的时候，司马家族竟已成尾
　　大不掉之势。明帝临死，遗诏司马懿和曹爽共辅曹芳。曹爽虽然对司马懿存有戒心，但司马懿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剧演员，他故伎重演，轻而易举地蒙骗了曹爽，使曹爽毫不怀疑地认为“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就在正始十年正月，皇帝曹芳要去参拜明帝陵墓，曹爽率文武百官一同前往，司马懿见时机已到，乘机控制都城，诈称奉太后之命，要曹爽交出权力，终于一举剪除了曹爽势力，为司马氏推翻曹氏奠定了基础。对于皇室来说，这是一次血的教训。作为皇帝，既要用才爱才，又需严格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就像清雍正皇帝所说：“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围绕使用、调动、控制臣下，历来帝王费尽心机，使出种种办法和心术。
　　大臣们如果真的联合起来对付皇帝，你皇帝纵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终也会非吃苦头不可。为此皇帝对臣下常采用分化、拉拢、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使他们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皇帝的亲信，而事实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无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像清代雍正皇帝，就曾命署理广东巡抚傅泰暗中访察广东布政王士俊。同时，又让王士俊秘密监视傅泰。此后不久，傅泰向朝廷报告说，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很是称职，但是从王士俊的言行举止看，好像很有“自得自矜”之意。与此同时，王士俊也常打傅泰的小报告。一次，雍正在王士俊的小报告上批示，说：“傅泰识见甚不妥贴，汝意以为如何?其操守若何?居心立志若何?办事之才若何?统率属员公私明暗若何?秉公抒诚据奏闻。”王士俊从皇帝批文中看出傅泰在皇帝面前说过自己的坏话，于是，再奏一本，说：“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也属平平……访闻粤海关新充书办陈炳文、范九锡、潘栋、高维新、柳大本五名，傅泰每各得银三百两，方准入册……傅泰之操守，臣未敢信其廉洁也。”雍正利用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的办法，从傅泰那里得到王士俊“自得自矜”、骄傲自大的罪过，而又从王士俊那里抓到了傅泰受贿贪赃的把柄。这样，随时打发掉哪一方，都可谓易如反掌。
　　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着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为乐，大臣以实相对。雍正笑笑，夸赞对方是个老实人。然后把昨天晚上他们玩丢的那张牌拿给他看。皇帝对手下大臣监视掌握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么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数能逃得过皇上的耳目?
　　利用臣僚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皇帝可以明察秋毫、坐收渔利，不止雍正如此。早在三国时，曹魏、孙吴，还有南北朝时的北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都曾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事侦察、刺探大臣的机构和官职。在唐朝，武则天为诛杀异己，更创造性地在各政府部门专门设立接受告密报告的铜匦，或重赏或许以高官，广开告密之门。明朝则大张旗鼓地设立特务机关东西厂、锦衣卫，专事监视告密。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增加告密工作的可靠性，多任用宦官、外戚等亲信作特务机关的最高长官。洪武十三年，中书参政胡惟庸见他滥杀勋旧，就打算以请朱元璋到自己府上观醴泉为名，趁机在席间杀掉他。结果计划不密，被一个名叫云奇的小臣知晓。当朱元璋驾出西华门时，这云奇突然奔跑到朱元璋面前，拦住车马，因激动无论如何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以为他无礼取闹，对皇上不敬，怒令左右乱锤痛击云奇。云奇右臂折断，眼看要被打死，仍不顾自己，努力用手指着比划胡惟庸住宅。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即令羽林军逮捕了胡惟庸，处以分裂肢体、抛之于市的刑罚。胡惟庸的私党、御史大夫陈宁、中臣涂节等都一同被斩首。此案株连一万五千多人。由此可见监督告密对皇帝是如何重要，造成的影响又是如何之大。就说朱元璋对臣下的监督也是事无巨细。有个叫钱宰的人被调到皇家图书馆整理编订图书，一天罢朝回家，他灵机一动吟出一首小诗，其中两句是“四鼓NB074NB074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到他就说
　　：“你的诗写得不错。可我并没有‘嫌’你迟啊，何不把‘嫌’字改为‘忧’字?”这钱宰
　　听罢两股战战，连连叩头谢罪。做臣子的忙了一天回到家中，连随口吟诵一首小诗也须小心
　　谨慎，也要防备墙外是否有耳，这想起来真是可怕。而皇帝像朱元璋辈正是有意要在群臣中
　　造成这样一种政治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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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二):2.以他排他相抵相消



　　皇上操纵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监督，说到底是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发现苗头，对皇帝来说，就是要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消灭的办法也有种种，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说，用甲去削弱乙，再用丙去消灭甲。比如唐大历年间，宦官气焰十分嚣张，唐代宗利用宰相元载的力量诛杀了宦官鱼朝恩，收回了宦官霸占的权力。但此后元载的权势却因此得到扩张，有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元载权势之大。元载有个亲戚向他讨官，他一向瞧不上这个亲戚，就胡乱在一张纸上写了“元载”二字，这个亲戚就拿着纸给地方官看。地方官一看是元载的签名，竟然像面对当今宰相元载似的，对元载的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大加款待，尊敬有加。元载势力如此之大，这是代宗绝难允许的。代宗起初还单独召见他，希望能既保住这位“功臣”，又使之悔过自新。但后来见元载一意孤行，不思悔改，就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代宗对付元载的办法，先是任用不依附元载的大臣。而元载也非等闲之辈，他则多派亲信，于内外广泛搜集刺探代宗的情报。代宗信任将军李泌，元载就诬陷李泌是鱼朝恩的余党。代宗为不过早刺激元载，忍痛把李泌派往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处任参佐，并约定：“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大历六年，成都司录李少良上奏揭发元载“奸赃阴事”，代宗准备就此下手除掉元载。不料李少良走漏了风声，元载抢先诬告李少良，代宗从大局考虑，宣布李少良“凶除比周，离间君臣”，将李少良处死，暂时稳住了元载。大历十二年，代宗又收到一封状告元载“图为不轨”的密奏，代宗借此命令将军吴凑趁元载来政事堂议政的机会，当场将元载逮捕，并“赐载自尽”。元载自知这次难逃一死，只提出要求，让自己死得痛快些。而使者明白其中就里，故意要元载“受少污辱”，脱掉脚上的臭袜子塞入元载口中，然后才砍掉他的头。这临刑前的小小插曲颇有些闹剧味道。从代宗和元载斗法的前前后后看，代宗先是利用元载扫荡了宦官，然后又设法除掉了元载。常言说，官场就是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管是宦官还是元载，哪一方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而胜利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代宗。这里，代宗就是利用以他排他，达到相抵相消的目的。
　　像唐代宗这样利用元载又除掉元载的所谓“以他排他相抵相消”的例子，中国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最突出的一是汉代，一是明代。这两个王朝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其间却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宦官弄臣的畸形发达，像汉文帝时的邓通，明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他们或扮演丑角、从中渔利，或飞扬跋扈、明目张胆。但是，无论如何宦官弄臣的得势都是皇帝恩准的，皇帝给他们的特权无非是让他们对付另外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外戚，一为元老重臣。而当宦官弄臣的权势有可能对皇帝造成威胁的时候，皇帝当然会利用外戚或重臣打一打宦官弄臣的威风，以最终达到几种政治力量间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的目的。虽然皇帝也偶尔有玩把戏玩漏了手，受制于人的时候，但如果算起总账来，皇帝本人总是这赌局中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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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二):3.分职弱权



　　古代帝王大多喜欢面南称孤，不理具体事务。这一来，帝王就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臣僚由于理事而权力越来越大，直至架空皇帝，为所欲为。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只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对大臣实行分职弱权。执行是为臣的本分，而决策则在皇帝一人。三国时吴国权臣孙NB075废黜吴王孙亮，改立NB173琊郡王孙休为帝。孙休称帝后，对随意左右皇帝的孙NB075渐存戒心。这使孙NB075
　　很不高兴，扬言要另立皇帝。这话很快传到了孙休耳朵里。孙休一面对孙NB075厚加赏
　　赐，以安其心；一面加封孙恩，让他和孙NB075“分省诸事”，以削弱孙NB075的权
　　力，抑制孙NB04E势力发展。晋武帝司马炎册立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时，把持朝政大权的是岳父杨骏。司马炎考虑到自己过世之后，杨骏肯定会趁势作乱。为了削弱限制杨骏，司马炎让宠臣王佑执掌禁军，以牵制杨氏势力。同时又把自己另外几个儿子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别安置在形势要地，以控制局面，随时准备捍卫皇室。结果，杨骏势力受到削弱，晋室形势得以暂时稳定。
　　三国末年，吴国末帝孙皓也在分职弱权方面做过文章。当时蜀国已灭，东吴也面临灭亡的危险。吴国此时的西部防区的军事统帅是陆抗，此人是当年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的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他在任期间，曾多次建议孙皓加强西部边防的守备，而孙皓不仅对陆抗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等陆抗一死，孙皓就把陆抗原有的兵权分给陆抗的五个儿子来分掌。不接受陆抗的建议，又把兵权分给陆家五子分掌，其原因是非常明白的。众所周知，孙皓是东吴最后一个君主，也是东吴君主中最残暴的一个。对于孙皓的作为，身为朝中重臣的陆抗曾多次上疏，委婉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这首先不仅使孙皓心中不悦，而且从权力把握的角度也对陆抗不放心起来。另外，在陆抗镇守东吴西部边境时，与晋国边防军相处得比较友好、比较平静，以至于陆抗生病，晋军统帅羊祜听说后即派人赠送药物。还有，陆抗带兵，对下级将官士卒十分谦和，很受下级将官和士卒的拥护。照常说来，陆抗的所作所为中，除与晋军友好属非正常现象，其他皆无可指摘，然而孙皓却对此特别警惕。有一次孙皓对吴、晋边境的友好气氛极为不满，责备陆抗，陆抗却说：“一邑一乡之中都不能没有讲信义的人，何况我们是堂堂大国呢?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彰显您的德教。”孙皓对陆抗的解释当然不满，但想到陆抗的家族是东吴政权的重要支柱，而陆抗本人又才干超群，在朝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既不满意陆抗，又不能将其除之而后快，所以只好对之做冷处理，生前不接纳陆抗的合理建议，因而使其力量无法最大限度地予以发挥；等人一死，就把原有的权力一分为五，最大限度予以削弱。孙皓对陆家分职弱权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导致长江中、上游的军事防务更加削弱，以致后来晋军统帅王NB323能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冲破吴军防线，从
　　长江上游杀到下游，并最终灭掉了吴国。这是后话。而对孙皓来说，重要的是削弱来自陆抗的内部威胁。
　　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书省，尚书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东汉光武帝宠信尚书令侯霸，把原来由丞相掌管的政务移交给尚书台。曹魏时期，朝廷又设中书监掌管机密政务，尚书台草拟诏书，评议尚书奏事的权力也移交给中书监，尚书台的权力又受到限制。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书组织。秘书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唐代以后虽然有三省六郡制，还有宋代设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以及枢密院等花样翻新，但翻来覆去，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集权力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各种机构设置仅为备员而已，皇帝在处理对臣关系时，最注重的莫过于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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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三):1.怀柔感化



　　和平安定时期，一般说帝王麾下的臣僚成分相对比较单纯，对于他们，帝王们或拉或打、或迁或降，自有一套办法驾驭之。而动荡年代，或对外用兵，或内战纷起，这时帝王手下的臣僚变化流动大，成分也较为复杂，帝王如何对待他们，则又有不同于和平时期的另一套方法。
　　外臣归降，对帝王来讲是个考验。因为人心隔肚皮，仅凭外表怎能看得清?帝王中精明如曹操者，还不免被“周瑜打黄盖”骗过，结果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何况常人乎?当然，如果基本断定归降者出于真心，那么君主利用感情投资，感化降者是完全可以奏效的。东晋十六国时，前燕车骑大将军慕容垂因与国君发生矛盾，便率领一批猛将和儿子慕容令一起投奔敌国前秦。前秦国主苻坚久有图燕之心，见前燕有重臣倒戈来降，欣喜异常，于是当即许愿，平燕后将燕地封给慕容垂。前秦谋臣王猛见过慕容垂，认为此人非久居人下之辈，就劝苻坚还是除掉慕容父子为好。而苻坚则认为，既然幕容垂真诚归降，就此杀掉实属不义之举。况且现今正是“收揽英雄以清四海”的时候，更应以大度仗义为先，所以苻坚没有听从王猛的劝告。
　　苻坚此时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但精细有定见的王猛仍然放心不下。不久，前秦与前燕交战，苻坚派王猛统帅大军进攻燕都洛阳，王猛借机要求派慕容令为随军参谋兼向导。出发前，王猛单独拜访了慕容垂，并向慕容垂请求要一件纪念品。慕容垂没想到王猛别有用心，当即解下佩刀相赠。王猛回去后，便收买了慕容垂的心腹金熙，要他携带慕容垂的佩刀与慕容令秘密接头。金熙按王猛的吩咐，对慕容令说：“前秦人心难测，此处不可久留。你父亲要我告诉你，他已动手反秦，要你见此刀后也赶快脱身。”慕容令见是父亲的腰刀，就相信了金熙的话，于是率领旧部借口打猎，一直逃回前燕去了。王猛见慕容令中计，立即飞马报告苻坚，说慕容令叛变了。此时慕容垂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认为此事凶多吉少，三十六计走为上。当慕容垂逃到陕西蓝田附近时，前秦的追兵就赶到了。慕容垂以为这下非死不可了。而苻坚却对他说：“你的儿子不忘故国，这不能怪罪。况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儿子犯罪，你又何必逃走呢?”苻坚一席话，使慕容垂深受感动。虽然后来慕容垂并未死心踏地做苻坚的臣子，但苻坚此举在前秦对前燕的战争中，却赢得了巨大的道义支持。
　　说到怀柔感化，大义释仇敌，最终化敌为友，变敌为臣的君主，人们还不得不提起那个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立身原则的魏武帝曹操，他虽然上过东吴黄盖假投降的当，但靠他的精明、靠他的人格震慑力，还有他那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的烛照，曹操在义释敌囚、怀柔感化方面做得相当出色。曹操执政期间此类事情做了许多，但其中对待两件事两个人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是义释张文远，一是感化关云长。张辽作为吕布的将领，他是称职也是忠诚的，但当他战败被俘而得到曹操的理解和宽待后，却从此面貌一改，从吕布手下的一个二流军官一跃而成为人才济济的曹操麾前的著名大将，为曹操平定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处理张辽问题上，让人不得不佩服曹操的雄才。而关羽与张辽又有所不同，张辽对吕布，只是下属对上司，而关羽和刘备却是生死兄弟。尽管如此，白马之役关羽被围土山时，这个大义之士在曹操的宽宏仗义感召下，也不得不归降曹操，并在日后为曹操立下关键性战功。从曹操方面讲，如果没有对关羽超规格超标准的特别怀柔，袁绍手下的颜良、文丑很可能成为他攻克河北难以越过的高墙，而后来败走华容道也难保不是曹操一生不可逃脱的最后劫数。因此，在对待关羽问题上，让人又不得不赞叹曹操感化政策的大略卓识。
　　外来降臣需怀柔感化，内部权要有叛逆之心而帝王在还无法一举而灭之的情况下也会怀柔感化，汉文帝刘恒就曾这样做过。汉代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事件，叫作“吴楚之乱”。此乱中的首倡者是吴王刘濞，吴、楚之乱发生在汉景帝朝，而事实上早在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就曾图谋反叛，只是由于汉文帝及时发现并用怀柔策略予以瓦解而已。事情是这样的：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封为吴王。吴地处沿海，又多山区，因此铸钱和煮盐使封国很快富足起来。刘濞因富生骄，渐生反意。先是每年春秋两季进京朝拜皇上，他本人不去，只让儿子代表前往。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更把刘濞推到了反叛的边缘。一年，刘濞之子刘贤奉父命进京，居京期间文帝派太子刘启陪伴刘贤。一天，两人下棋，刘贤连赢两盘，太子刘启十分恼火。下至第三盘，刘启又走错了一步，要悔棋时，刘贤偏偏不让。双方发生争执，刘贤的随从向着主子刘贤，竟和皇太子争吵起来。太子刘启哪里受过这种气，一时火起，遂抓起棋盘向刘贤头上砸去。说来凑巧，这一砸竟不偏不歪打在刘贤的天灵盖上，登时刘贤脑浆迸流，当场死去。太子打死了刘贤，汉文帝决定用厚殓的方式向刘濞交待，并派人送刘贤灵柩回吴地。刘贤的死使刘濞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因素，他先是拒绝刘贤灵柩回吴，此后干脆只派使臣应酬一年两次的朝拜。刘濞的无礼使汉文帝十分恼火，但汉文帝想到目前自己和刘濞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敏感期，于是文帝灵机一动，不但决定免去刘濞的入京朝拜，还特意赐给吴王刘濞一副“几杖”。所谓“几”就是木几，用以依靠。所谓“杖”就是手杖，用以拄撑。古人以此为馈赠含有敬老之意。刘濞对汉文帝不满又不敬，汉文帝为了稳住刘濞，不但不治刘濞的罪，反以敬老之物相赠，这一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刘濞接到文帝赐予的“几杖”后果然大受感动，反叛之意随之由心头又压到了心底。这也许就是吴、楚七国把本可能在汉文帝时就发动的叛乱一直推迟到汉景帝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桩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了汉文帝作为一个有见识的帝王在对待臣下时运用怀柔感化策略的自如和圆熟。而他这一策略的运用对维护他的政权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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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三):2.善待“忠臣”



　　帝王为权宜计，常常对降臣和反臣采取怀柔感化政策，但真正喜欢器重的还是所谓“忠臣”。在有远见的帝王看来，忠臣既然对旧主忠心耿耿，那么一旦使他回心转意，他同样也会对自己忠贞不贰。明建文帝时，藩镇羽翼过丰，建文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但引起了以燕王朱棣为代表的诸侯的“靖难”之役。朱棣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侧”为名，向南京进军。途中围攻某城，朱棣要守将速速投降，守将却对朱棣说：“小人现在是建文帝的臣子，臣不能背叛主子，以后如果您做了皇帝，我自然会听您的命令。”朱棣听了这话，只好解围撤兵。后来朱棣果然推翻了建文帝，进入南京城，做了大明皇帝。朱棣攻入南京后，收缴了几千份建文帝大臣的奏章。朱棣命降臣解缙等人阅看，见到有关治国大计的就留了下来，其他凡涉及到自己的奏章则全部烧掉。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朱棣问解缙等人：“这里面恐怕也有你们诸位的奏章吧！”解缙等人一听，连忙下拜叩头。这时旁边站着一个叫李贯的建文帝旧臣得意地大声说：“这里面就没有我的奏章。”朱棣听后转喜为怒，斥责李贯说：“没有你的就能说明你好吗?常言说，‘食其禄，思其事’，你拿着皇帝的俸禄，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一点意见贡献出来，这说得过去吗？我并不恨效忠建文帝的大臣，只恨那些怂恿引诱建文帝败坏祖宗章程的奸臣。你们这些人过去是建文帝的臣子，当然要忠于他。如今你们在我手下办事，就要忠于我。用不着在这件事上说假话。”一席话说得李贯满面羞愧。
　　现在做我的臣子就要忠于我，这是新皇帝对降臣的要求，也是他任用降臣的目的。但是，在这新皇帝心里，这些降臣过去是否忠于他们的主子则又是辨别忠奸的标准。对于忠臣，新皇帝往往对之表示钦敬，并委以重任。南北朝末期，陈朝派大臣许善心出使隋，结果使者被隋扣留。不久，隋人灭陈，此时许善心还被关押在隋朝的监狱中。当他听到陈朝被灭的消息时，即顿足大哭。隋文帝杨坚钦敬许善心的气节，于是任命许善心做了隋朝的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虽然接受了任命，但上朝时仍不免悲悲切切，以致连正常朝仪也难完成。对此，隋文帝对许善心反而钦敬有加，他对左右大臣公开说：“我灭掉陈朝，只得到许善心这样一个真正的人才，他既然能如此感念故主，将来也必定成为我的诚臣。”以后越发器重许善心。
　　降臣中的忠诚之士，往往是难得的人才。古代明智君主深知这一点，因此常常委这种人以重任，以成就自己的帝业。唐高祖时，魏征曾担任建成的太子洗马，当时李世民的威势已露端倪，魏征曾劝建成除掉李世民，并为建成周密设计。但后来建成不但没能除掉李世民，反被李世民所除。李世民登基后，对魏征向建成的献计献策不仅不闻不问，而且让魏征担任非常重要的谏议大夫之职。以后魏征在贞观时期向李世民提出诤谏二百余事，其中多次违忤太宗旨意，李世民也曾因此动怒，声称要杀掉魏征。但是最终不但没杀魏征，反而对他更加信赖和重用。当然，魏征本人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处境，他曾坦白地向太宗进言，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在魏征看来，死心踏地作帝王的忠臣，不但个人难得善终，而且对皇帝、对朝廷、对巩固帝业也不会有什么益处。而作良臣则是“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君臣之间可以互利互益，并存共荣。唐太宗和魏征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配合最为默契、对皇朝做贡献最大的一对君臣，他们成就的贞观之治也成为史学家笔下的千古美谈。现在站在帝王对待降臣及非嫡系旧臣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唐太宗过人的气量、大度、远见卓识，或者说没有唐太宗那过人的心术，魏征不仅不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极可能早就做了太宗刀下的冤鬼了。
　　还有一个例子，虽是个小插曲，但也说明问题。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反梁，攻打梁都建康城。由于城中防守严密，攻打困难，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梁方官员的奴仆突然出城投降，侯景见到这些“忠臣”，就当即下令，一律把他们改奴仆为平民，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其中有个人原是城中中领军朱异的仆人，此人原来对朱异非常忠心，只是感到城池难保才被迫出来投降。侯景对他特别优待。此人受了感动，第二天便要求到城下与城中的朱异喊话，他说：“你在梁朝混了一辈子，才不过做了个中领军，我刚刚投奔侯大王才一天，侯大王给我的地位已经超过你这个中领军了。”当时侯景封他为侯景临时政权的仪同三司，这个官职已不算小。侯景这番对“忠臣”的优待果然奏效，不出三天，城中出来归降侯景的就多达几千人，从而为攻破建康打开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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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三):3.以信任换信任



　　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帝王要想化敌为友，为我所用，那么首先要放开胆子，做出信任姿态，以信任换取信任。元末战争中，朱元璋收编了一支民军。为了争取这支民军归心，朱元璋从中挑选出500名士兵，由原民军头目统领，暂充自己的卫队，而把原来的卫队撤换，改作他用。晚上，朱元璋身旁只留心腹冯国用一人伺候，自己放心大胆地一直鼾睡到天亮。民军卫队见朱元璋如此信任他们，当即表示愿意真心归附。不难看出，朱元璋用民军代替原来的卫队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但为了取信于这支新收编的民军，他才略施小计，以赢得民军的信赖。朱元璋倒是真正明白以信任换取信任这一道理的。
　　无独有偶，楚汉战争时的韩信，当初曾仗剑跟随项羽征战，但一直不得重用。后来他弃楚投汉，跑到刘邦麾下，刘邦听从萧何的建议，任命韩信做了大将军、左丞相。韩信在刘邦的理解感动下，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在一段时间里，楚汉战争的形势是，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在项羽乘机派武涉劝说韩信，要他“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王之”的情况下，他仍不忍心背弃汉王刘邦。他以为，昔日“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只是在他投奔刘邦之后，才得以统领数万之众，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韩信断然拒绝了武涉的劝告，继续为刘邦效命疆场，直到彻底消灭项羽，夺得天下。韩信用兵如神，战必胜、攻必克自不必说，那刘邦能够如此重用韩信，充分调动、激发韩信的创造性军事才能，才是真正值得认真琢磨的。刘邦从来不读书，但对有才能的、不同性情的人的明里暗里所思所想，都能窥视得精细准确，这是一般帝王所不能做，也绝对做不到的，这一点刘邦本人也终身引以为豪。根据
　　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刘邦在做了皇帝以后曾摆酒设宴大会群臣，要大家谈谈他之所以得到天下，而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大臣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此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听听刘邦这番自白，就不难明白刘邦是怎么以信任换取信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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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三):4.惟才是举用一端



　　中国是礼仪之邦，正统文化标准是重德多于重才，有德无才不失得一个好名声，而有才无德却难生存。但是如果把这一标准原封不动地挪用于政治，那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创造性的帝王在为政用人方面往往不避俗议，大胆拔擢、任用虽有德行瑕疵，但却有安邦定国、文治武功才能的人。魏武帝曹操就明文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大力提倡惟才是举，收到了极好的政治效果。当然，曹操身处特定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然而，即使如此，我们听一听他在《求逸才令》中说的话，也不免让人面红心跳，生出一身汗来。他说：“过去历史上的伊挚，传说都是出身低下的人，管仲是齐桓公的对头，但他们都因被重用而建立了功勋。萧何、曹参不过是县级小官吏，韩信、陈平都干过不光彩的事，名声也不好，他们却都为成就刘邦帝业立了大功。还有吴起，曾经杀死自己的老婆以求取信于人，还花钱买官职，母亲去世了也不回家奔丧，但是由于他在魏国做官，连秦国都不敢东进；他在楚国做官，晋人也不敢南侵。现在天下一定还有临阵杀敌勇敢的人，才高不凡的文人，或者名声不好、为人没品德，甚至不仁不孝者，但只要他治国有术、用兵有法，就不妨推荐上来，我一定会重用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曹操在割据混战中招纳了天下许多优秀人才，为他最后争得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高祖刘邦于此也极有远见。曹操在《求逸才令》中提到的陈平在刘邦手下后来竟官至丞相，他虽然常常受到别人的道德指责，但因为他本人极有才干，所以还是得到了刘邦非同一般的重用。话还得从头说起，早在楚汉相争时，陈平从项羽手下投奔刘邦。刘邦见他处事干练，头脑清楚，便任命他做了都尉，并兼任自己的参乘，负责调节诸路将帅关系。这一来，早年随刘邦一起起事的旧部下大都忿忿不平。周勃、灌婴找到刘邦，说：“陈平这个人虽然长得体面，其实肚子里没货，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草包而已。我们还听说，他原来在家时曾经勾引自己的嫂子，起事以后，又先后数易其主。现在大王让他负责节制诸路将领，他却公开收受贿赂。送钱多的人，他就派给轻松省力的事务；送钱少的人，就有意安排苦差。以我们看，这个人简直是全无道德、反复无常的小人，希望大王细心观察为是。”
　　从周勃、灌婴的话里不难看出，他们攻击陈平为人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和嫂子不干净，二是收受贿赂。这两点都有关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关于第一点，陈平听到此话后曾调侃地说过：“吾无兄。”言下之意，没有哥哥，哪来的嫂子?但据载这并不是事实，陈平不但有兄，而且有嫂，叔嫂关系不好倒是事实。而第二点收受贿赂也确有其事。既然周勃、灌婴的话并非完全捕风捉影，所以刘邦也真有些动摇。但他并没有立即将陈平撤职查处，而是先去打问了解陈平底细的魏无知。魏无知正直敢言，他对刘邦说：“当初大王任用陈平，只是看中了他的才干，而众人所说的都是德行。处在当今争强斗胜的形势下，大王您即使任用尾生、孝已那样的大德之人，对您的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帮助。一个人只要有建立功业的本领，即使他曾盗嫂、受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邦觉得魏无知说得有道理，但还是不放心，就当面去问陈平。陈平直言相告，说：“我身无分文，只身投奔大王，如果不收点小费，我怎么生活?过去我跟随魏王和项羽，他们都不能信任重用我，所以我才决定投靠大王。如果大王认为我是可用之才，就不要拘泥于琐事末节。如果认为我没什么用处，现在我接受的钱还分文未动，你尽管叫人拿去，我也就此告辞。”刘邦听陈平这么一说，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向陈平连连道歉，并正式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从此以后，刘邦的旧臣再也不敢乱说陈平的闲话了。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刘邦惟才是举，用人之长，不斤斤计较于德行评价，大胆起用颇具才干又颇遭非议的陈平，实在是有远见的。这样一来，陈平也以诚相报，心甘情愿地为刘汉政权效劳。甚至在刘邦身后，在削藩和灭吕护刘等重大问题上，陈平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陈平对汉室的贡献，正是刘邦用人政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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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三):5.必要的让利



　　商业经营中人们常常看到“让利大酬宾”、“让利销售”等眩人的招贴广告，这东西的作用在于引诱顾客，使买卖双方有可能在更稳定、更融洽的基础上成交。当然，酬宾意在惠己，真正获得更大利益的还是卖方自己。帝王对于自己急需利用，而对方恰处在摇摆不定中的政治力量，也需采用让利措施；固执己见，一毛不拔，往往导致全盘皆输的悲惨结局，那是有心术的帝王所必须避免的。
　　汉四年，高祖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情况十分危急。而此时已经攻破了齐地的韩信非但不来营救，反而趁机派使者面见刘邦，说：“齐人诡计多端，反复无常，齐地南面又有强大的楚人与之呼应，如果不立个临时代理诸侯王，恐怕群龙无首，这块地方就难以平定。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希望大王能允许我做代理齐王来镇服齐地降民。”韩信的用意很明显，是带要挟性地争做齐王。而刘邦在项羽的重重围困下，脱身都很困难，即使不允许不愿意，又怎么能阻止得了呢?刘邦心里明白，所以一听使者的话就异常气恼，大骂道：“老子被围困在这儿，日夜盼望你能来救我，你倒好，竟在这时要自己为王！”这时站在刘邦身旁的张良和陈平不约而同地踩了一下刘邦的脚，暗示他不可再说，然后对刘邦小声耳语道：“现在楚汉相持，我们处于不利形势，急需援兵救援，怎么能不答应韩信做代理齐王呢?大王不如趁势立他为齐王，先把他稳住。不然的话，怕他要叛变大王的。”刘邦恍然大悟，他声色不变，又接着大骂道；“大丈夫平定天下，要做就做个真王，做什么代理齐王！”随即派张良传令，正式立韩信为齐王。
　　刘邦将计就计，立韩信为齐王，使韩信吃了颗定心丸。所以以后韩信为刘邦十分卖命，他先后“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拒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真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横扫天下，所向披靡。甚至汉兵困项羽于垓下，为刘邦除掉最后一个对手，也主要是借助了韩信的力量。韩信要做代理齐王是主动要价，刘邦欣然答应是被动让利。当此事一旦成为事实，这桩交易正式签约后，韩信就急转直下，由主动变为被动。相反刘邦却步步进逼，很快变被动为主动，以致收缴韩信兵权，最终杀掉韩信。但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刘邦意气用事，不答应韩信，不让出一份利益，那么刘邦、韩信的命运可能就会被上天重新安排，甚至楚汉战争的结局也恐怕需要重写。所以，作为卖方，刘邦的临时让利绝对是一个策略牲原则，而真正获利才是他的本来目的。刘邦又一次赢了。
　　曹操也深谙此道。建安五年，当曹操在官渡前线与袁绍作战刚刚获胜之时，曹操的后方汝南和颍川两郡又发生了变乱。本来在建安元年曹操打败汝、颍两地的黄巾军以后，这块战略要地就已经归曹操管辖了。但在建安五年七月，汝南的黄巾余部刘辟又起兵反曹，曹操的老对手刘表和袁绍见形势有变也都纷纷插手。这时曹操手下有个将领叫李通，此人对曹操忠心耿耿，为了在危急之际支持曹操，李通在他治下的阳安加紧征收军需物资。阳安也属汝南地界，政治形势已经不太稳定，再加上连年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变得十分穷困。这样，李通的加紧征粮征物表面看起来是支持了身处危急中的曹操，但事实上，李通行为的峻急弄不好反而会给本来已经危急的曹操带来更大的危急。面对这一形势，曹操的部下赵俨、何夔分别向曹操提出建议，要求尽快停止征调阳安的军需，以减缓有可能发生的民变对目前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曹操真是个聪明人，听了赵、何二人的建议，他当即批准，不但要李通停止征调，而且还命令李通把原已征收来的物资原封不动地发还给阳安百姓，这样一来，阳安很快稳定下来。不久，曹操命曹仁击败袁绍军，汝南、颍川两郡重又恢复了稳定。由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的“让利”对象虽然不是左右大局的大将名臣，而是阳安百姓，但在敏感易变的特殊时期，民心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试设想，如果曹操不能及时调整对策，他遇到的军需困难可能比现在小，但一旦阳安的百姓忍受不了李通的强征豪调，也起来反抗的话，那么曹操的军事、政治形势就会更加危险。因此，曹操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让出去的只是一些物资，而得到的是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换来的有利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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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驭臣之法(之三):6.不计前嫌



　　一般地说，有用和有利往往成为君主不计前嫌任用降臣的基本条件，在有远见的君主看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比过去更加重要。春秋时的管仲起初服侍的是公子纠，而不是齐桓公。为争做齐国国君，桓公和公子纠展开激战，当时作为公子纠属臣的管仲张弓搭箭，碰巧一箭射在桓公的表带钩上，才使桓公幸免于难。后来公子纠战败，桓公做了齐国君主，在鲍叔的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做了国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称雄于世，终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东晋十六国时，后凉的吕纂发动了一次政变，战斗中他差一点被齐从砍下脑袋。吕纂夺得政权后对齐从很是信任。一次，吕纂开玩笑式地问齐从：“你砍我那一刀时，为什么那么凶狠？”齐从说；“陛下虽说应天顺人，可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那时我只恐杀您不死，那一刀砍下去还说不上凶狠呢。”没想到吕纂是应天顺人，那自然以为吕纂是大逆不道，杀大逆不道又有什么错呢?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推论，吕纂不计前嫌无疑是有远见的。
　　前凉宋混执政的时候，曾把过去为政敌张NF146卖命而差一点刺死自己的玄胪用为心腹。一次宋混问玄胪：“你那一枪几乎要了我的性命，现在我大权在握，你不怕我报复你吗?”玄胪说：“那时候我受张NF146重恩，一枪刺去惟恐刺您不中。
　　现在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也没什么可怕的。”直言无所畏惧，才更见其忠诚可鉴，这是宋混不计前嫌以玄胪为心腹的主要原因。
　　生活中充满辩证法，齐桓公、吕纂们的不计前嫌，是站在君主角度鼓励臣下忠于主人。敌对双方的君主虽然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但对待臣下背叛主人的作为，双方又可以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东汉末年吕布杀死罪恶的义父董卓，在客观上是帮了曹操大忙的。但此举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利益和荣誉，反使曹操把骁勇善战的吕布看轻了，不义成了他被曹操当机立断杀掉的主要理由。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项羽部下丁公紧追其后，眼见刘邦已无路可逃。无奈刘邦厚着脸皮向丁公求情，丁公动了恻隐之心，就偷偷放走了刘邦。后来项羽兵败垓下，刘邦建汉称帝，丁公找到刘邦，想让刘邦看在当年放出一条生路的份上，封个一官半职。刘邦见到丁公，不但不加赏赐，反而即刻下令将丁公斩首示众，并借机明谕部下说：“丁公对项王不忠，当年他能杀而没有杀我，因此使项王最终失去了夺取天下的机会。我现在之所以对他有恩不报，是为了告诫为臣的万万不可向他学习。”丁公当年动的是个人感情，刘邦今日则是从皇权朝廷利益出发。刘邦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是为培养臣下对君主的忠直态度，这和齐桓公们不计前嫌恰构成一个问题的两面，此心此术不可不细细品味，细细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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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手腕:1.诱敌深入



　　古代帝王一旦践祚称国，所要应付的问题就纷至沓来。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概括分为两类：一类为内政，一类为外交。帝王如何处理自己与臣僚、宗室、外戚的关系，以及如何选立太子等，都是所谓内政问题。而与邻国、敌国之间如何相处，这就是外交关系问题了。内政处理需要有谋且用术，对外关系处理也同样需要帝王思忖和琢磨。敌我双方较量，战场上的你来我往挥戈拼杀对于战胜敌手固然重要，而武力手段背后的“谋”和“术”却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年汉高祖刘邦曾一本正经地告诉项羽，说：“我宁斗智，不斗力。”这话看似平常，其实却包含着胜券在握者对选择胜利方式的一种理解。
　　任何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都需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没有成熟的时机，问题就不容易顺利解决。但有利的时机也不会常常自动送到面前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创造时机比等待时机更为重要，欲擒故纵引人入彀就是人为创造时机的方法之一。
　　春秋末年，原晋国的大夫智伯、赵襄子、韩康子和魏宣子已基本四分晋国。四者中以智伯的力量为最强。智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毫无理由地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本不想答应，但又自知无力拒绝这个要求。正感为难，谋士任章劝解说：“智伯这次向我们索要土地，本来不应该给他。但是我以为我们给他土地会加速他的灭亡。因为，如果智伯很轻易地得到我们献给他的土地，必然会越发骄傲轻敌。而韩、赵两家见智伯这样无缘无故、无理地向人索要土地，一定会加强戒备，这样下去，智伯的寿命就不会太长了。”魏宣子认为任章的话说得有理，就把一大块土地割让给了智伯。智伯得到魏宣子献上的土地后，不久又向赵襄子索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就兴兵讨伐赵襄子，魏宣子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出面联合韩康子和赵襄子，三家一齐行动，一举灭掉了智伯，瓜分了智伯的财产。
　　张网捕鱼尚且要用诱饵，克敌制胜也常常有意后发制人。秦汉之际，匈奴单于冒顿杀父为王时，这个北方夷狄还只是一个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离分散的部落联盟。那时，东边的强胡常常寻衅滋事。一次，东胡王派使者来匈奴，向冒顿索取匈奴宝马，还“欲
　　得单于一阏氏”，如不答应，就要兴兵讨伐。匈奴群臣对此都很气愤，一致要求冒顿拒绝东胡这种非礼要求。冒顿考虑到此时国内力量不足以抗胡，就说服群臣，把千里马和阏氏送给了东胡王。然而，冒顿答应东胡要求并不是要就此屈服，他一面应付东胡王，一面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壮大匈奴力量。当匈奴力量不断发展，已达到足以和东胡人抗衡时，东胡还以旧眼光对待匈奴，得寸进尺，提出要求把两国边界交接处的千余里废弃土地割让给东胡。冒顿这次却不干了，他对大臣们说，千里马和阏氏都可以送人，而土地是我们国家的根本，这个要求是坚决不能答应的。冒顿借此机会向东胡宣战。他动员百姓，倾全国之力趁东胡人还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东胡。东胡人一向以为匈奴羸弱，轻视冒顿，对匈奴的突然进攻完全没有防备。所以当匈奴兵到之处，东胡人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冒顿大获全胜，掳走东胡大批人民和畜产，从此东胡一蹶不振，反倒成了匈奴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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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外交手腕:2.卧薪尝胆



　　古代敌对国家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胜负成败也是常见的事。由于帝王在国家中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那么巩固胜利或扭转败局也都是帝王的责任，而这其中也有许多心计与心术。吴国和越国是春秋末期我国东南地区的两大诸侯国，公元前496年，吴国攻越失败，吴王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为父报仇。公元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逃到会稽山上，吴军将会稽山团团包围。越国虽然失败，但勾践并未就此服输，他首先传令三军说：“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有能帮我出谋划策，使吴国退兵的，我打算和他共同管理越国。”此语一出，大夫文种要求进见勾践，勾践“执其手而与之谋”，决定让文种出使吴国，与吴王夫差谈判，答应吴王“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率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惟君左右之。”越国提出的这个要求可以说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其目的就是为避免屠戮，以屈尊换取吴国撤兵。吴国大夫伍子胥劝吴王夫差一定要趁机灭掉越国，不然的话，后悔都来不及。而吴国的太宰却已经收受了越国的贿赂，中了越国的美人计，在暗中帮越国劝说吴王夫差撤兵回国。经太宰反复劝诱，夫差终于答应了勾践的条件，撤兵回国了。越王勾践经过这场几乎灭国的危难，他“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他派士300人作吴国的臣仆，并亲自作吴王夫差的马前卒，以此显示越国对吴国的臣服，最终保存了越国力量。三年之后，勾践从吴国回到越国，他发奋努力，富国强兵，十年生息，十年教训，为战胜吴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越王勾践为了提醒自己不忘会稽之耻，在座位旁置一苦胆，坐卧常看苦胆，吃饭喝水时也口尝苦胆。
　　而吴王夫差败越之后，却大大放松了警惕。他率吴人北上争霸中原，两次大败齐国。公元前482年，又亲率大军会诸侯于河南封丘，与晋国争做盟主。这消息传到越国，越王勾践见吴国国内空虚，时机已经成熟，就率大军攻入吴国都城，并切断吴王回国的归路。夫差得到捎息，急忙赶回国内向越王求和，他也照猫画虎，请求“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但越王勾践早有思想准备，勾践近二十年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就是为了这一天。于是他断然拒绝了夫差的请求，一举灭掉吴国，成为威震一时的诸侯霸主。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同为国君，前者经不起胜利的考验，暂时取得胜利就忘乎所以，以致最终国破家亡。越王勾践被围会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屈身事敌，忍辱含垢，发奋图强，通过麻痹敌人，暗中发展自己，最后一举实现了理想。由此可见，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只是他自我提醒的一种形式，而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这种形式，而是由这种形式所掩盖的那种屈时能屈、伸时能伸的心计和心术。
　　自古鲁国就是个礼仪之邦。既以讲礼仪著称，那么就不大可能有效地发展军事。特别是在春秋初期，鲁国的邻居齐国国富兵强，齐桓公一时成为诸侯的霸主。遵照对外交往中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率先对近邻鲁国发起攻击。鲁庄公执政期间，齐国多次攻打鲁国，鲁国节节败退。军事实力不如齐国，鲁庄公只好以献出土地和城邑为条件来与齐国讲和。此时鲁庄公手下有位将军叫曹沫，此人在率军对齐作战中屡战屡败，但鲁庄公并没有因此而撤他的职，仍然让他担任鲁国大将。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鲁庄公认为曹沫不仅勇武力大，而且有侠肝义胆，他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机会果然来了，鲁、齐发生战事不久，齐桓公约请鲁庄公在柯邑盟会，鲁庄公欣然答应。出席盟会时，鲁庄公又带上了曹沫。盟会仪式上，齐桓公依仗自己的实力，要鲁庄公签署一项不平等条约，这时曹沫从台下飞身窜上高坛，手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曹沫对齐桓公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你大国侵凌鲁国也太过分了。现在鲁国的城邑一旦崩塌就会压住齐国的土地，您细想想看，该怎么决定吧。”曹沫的突然举动让齐国君臣大吃一惊，齐桓公的左右侍从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但却不敢上前解救，生怕情急之下曹沫真的要了齐桓公的性命。齐桓公虽是大国之君，平时再威风此时也没办法脱身，只好答应归还齐国在一系列战争中侵占鲁国的一切土地。曹沫见齐桓公答应把土地全部归还鲁国，就扔下匕首，面不改色，从容地走下坛去。
　　鲁、齐两国的这场斗争表面看来形同儿戏，或者有人认为它只是突发事件。但照常情推测，鲁庄公在赴会前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之所以带上曹沫这个败军之将，恐怕就是看到了曹沫具有勇武力大和果敢的素质。曹沫虽然在战场上失败，而在这种场合就会派上用场。在鲁庄公这里，战争中力不胜齐、折兵失地时只好忍气吞声，但这笔账他心里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当机会到来时，鲁国君臣配合，在盟坛上顷刻之间就把鲁国在战场上丢失的土地夺了回来。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曹沫的勇武，更主要的是鲁庄公隐忍之后待机而动的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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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手腕:3．对症下药交攻并用



　　“远交近攻”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范雎在秦国的一大发明，并且用之于实践也大为奏效。但“远交近攻”也有创造性灵活运用的，那就是对症下药，交攻并用。后周恭帝七年，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政权。这期间，南北方特别是南方的地方割据政权仍威胁着北宋的发展。扫平这些政权肯定是必然的，但刚刚建宋的赵匡胤一时还不具备这个实力。赵匡胤为人向来以处事谨慎著称，他先后对南平、南汉、南唐、吴越、后蜀、北汉采取制造借口、寻找借口、弱攻强守、交攻并用的战略，最后全部消灭之。乾德元年，赵匡胤趁南平、武平发生内乱，他又巧施“假道伐虢”计，以借路为名，攻占了位于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南平和武平，使得宋军得以长驱直入地挺进江南，为日后入川灭蜀，进入岭南，灭掉南唐创造了有利条件。
　　赵匡胤灭掉南平、武平之后，后蜀马上感到北宋大兵压境的威胁，在如何对待北宋问题上，后蜀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主张纳贡以自保，另一派则主张凭险据守。主张据守的一派于乾德二年十月派使者前往北汉求援，这一下却给自己找来了麻烦。赵匡胤听到后蜀向北汉求援的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一下我出师有名了。”殊不知赵匡胤正愁武力攻蜀没有借口，后蜀向北汉求援正为赵匡胤提供了借口，于是赵匡胤就堂而皇之地出兵把后蜀灭掉了。
　　灭掉后蜀后，赵匡胤又开始谋划南汉，南汉本是小国，赵匡胤本想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劝说南汉臣服，不料南汉王刘NB076
　　顽固死硬，不听劝告。为此赵匡胤很是气恼，但一时又找不到征伐的借口。赵匡胤心生一计，他秘密派人去南汉侦察，搜集刘NB076的情报。当探子回报说刘NB076有种种压榨百姓的暴行时，赵匡胤愤然道
　　：“我要把那里的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于是发兵灭掉了南汉。
　　南汉被灭以后，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就只剩下一个南唐了。南唐与其他诸国不同，在赵宋政权征服其他诸国的时候，南唐臣服赵宋，一直和赵宋政权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对赵匡胤来说，是属于“交”而非“攻”的对象。因此，赵匡胤一直没有对它下手。但是，当赵匡胤平定南方诸国以后，破灭的命运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南唐了。赵匡胤先是向南唐后主李煜发出邀请，企图以请李煜入朝为名扣留李煜。李煜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所以称病固辞。而赵匡胤则以此为由，举兵进犯南唐。后主李煜听到消息后，派大学士徐铉出使北宋。徐铉其人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称说南唐无罪，北宋不应该没来由大动干戈。而赵匡胤是狼吃小羊，能找理由的时候就找理由，在没有明显理由，或没有必要找理由的时候，他就要直言不讳了。赵匡胤意在灭掉南唐，所以这次他向徐铉摊牌说：“南唐确实无罪，但现在天下要统一，我的卧榻旁，岂容有他人酣睡?”这样，李煜从此也就成了赵匡胤的阶下囚。
　　赵匡胤在处理北宋与诸侯割据政权关系问题上，或寻找借口，或剑戟相向，对症下药，交攻并用，其心术的精细周密，手法的灵活多变，是他占据有利形势，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古代帝王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或倾向于“交”，或倾向于“攻”，此种单打一的事例在赵匡胤之前比比皆是，而赵匡胤灵活机智，融会贯通，在短短几年的统一战争中，对症下药、交攻并用，从而创造出一种综合众法的外交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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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手腕:4.施反间计坐收渔利



　　古代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尺度是军事实力，因此战争成为解决外交争端的最后手段。但战争也有各种各样的打法，施反间，不费一刀一镞，就可坐收渔人之利，这当然是很高明，很划得来的。
　　春秋时，晋国攻打蔡国，蔡国自知难以对付晋国，就忙向楚国求援。楚国派令尹子上率军援救。晋楚两国军队隔NB048
　　水摆开阵势。晋人了解到楚令尹子上与楚太子商臣之间有矛盾，就派使者对子上说：“我们两军隔河不便交战，为了决一胜负，或者楚军后退把晋军让过河，或者晋军后退把楚军让过河。”子上不明白晋人的真实用意，想在晋军渡河未稳之际攻击晋军，就答应楚军后退，让晋军过河。于是楚军率兵后退。但晋人并未渡河，而是收军回营去了。这时晋人暗中派密使对楚太子商臣说：“我方接受了子上送来的礼物，所以避让楚军。”商臣一听，当即报告了楚王。楚王听信了商臣的话，就把子上召回处斩了。楚军主将被君主召回杀头，楚人不战而自败。而晋人略施小计，就轻松地取得了这场胜利。
　　魏武帝曹操也善于这样处理对外关系。建安二十四年，蜀汉大将关羽从荆州北进，围攻曹操的樊城。迫于形势，曹操打算迁都。这时司马懿向曹操献计，要曹操利用制造和扩大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以解目前困境。曹操听后极为会心，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曹、孙、刘三人都想争霸称雄，孙权早在赤壁之战以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战略目标。孙权以为下一步有两地可图，一是北上攻占曹操的徐州，一是西进夺取刘备的荆州。孙权考虑到徐州易攻难守，此地又便于曹军骑兵作战，而不能发挥自己水战的特长，刘备的荆州则“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守”，因此他主意打定先取荆州。为了稳住曹操，孤立蜀汉，在关羽出击襄樊前二年，就曾派人向曹操求和。但不久刘备夺取关中，关羽又在中路出击获胜。孙权见形势对蜀汉有利，不敢轻举荆州，反而向关羽作出愿修和好的姿态。不料关羽刚愎自用，辱骂吴使，孙权这才决定先取荆州。
　　曹操在了解了这一切之后，随即遣使赴吴，表示愿“割江南以封权”。孙权也表示愿意出兵攻打关羽后方，以助曹操解樊城之围，但他提醒曹操要绝对保密。而曹操这边，口头上答应了孙权的保密要求，而暗中则故意向关羽泄露孙权助曹的消息，这一方面可以加强固守樊城曹军的斗志，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关羽的军心，其目的是加速孙、刘之间的相互拼杀。果然，孙权在打发走曹操的使者以后，就派大将吕蒙袭击了关羽，并擒杀关羽，从此孙、刘两家结下深仇大恨。曹操调动孙权，在孙、刘之间制造矛盾，不仅解除了蜀汉对樊城的围困，同时也把斗争视线从孙、刘共对曹操，转移到孙、刘两家纷争内讧方面去了。
　　战国末年，齐国在保卫战中对待燕国也使用了外交反间计，并因此获得巨大成功。齐NB14D
　　王时，燕国派著名将领乐毅攻打齐国。乐毅率军攻入齐国境内，连克七十余座城池，势如破竹，眼看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破。在这种情况下，齐人在将领田单的率领下，以即墨为根据地，对燕军展开了反击。正当乐毅攻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一向信赖乐毅的燕昭王因病去世，继位者为燕惠王，而燕惠王却向来与乐毅关系不和。齐人得到这个消息，意识到战事的转机到来了，他们马上派人四处扬言；“齐NB14D王已死，齐国只有两城未被燕军攻破。乐毅害怕燕王惩罚
　　他而不敢回国，在齐国战场上他是以伐齐为名，实际上是想联络各地兵马占领齐国后在齐称王，因齐人现在还没有向他投降，所以他现在暂缓攻打即墨城以待时局变化。齐人最担心的是燕王再派其他将领代替乐毅来攻即墨，如果是那样，即墨城很快就会被攻破。攻破了即墨城，齐国也就完了。”这话很快就传到了燕惠王的耳朵里，燕惠王认为此话有理，随即派另一位燕将代替了乐毅，乐毅以前确实与惠王有些矛盾，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就要攻下整个齐国的时候会被突然调回国去。乐毅判断，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从前方撤换下来，回到燕国绝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心一狠就投奔赵国去了。临阵换将，本来就已经打击了燕军将士的士气；乐毅投赵，更使前线将士对燕惠王失去信任。由此燕军军心浮动，情绪低落，对即墨城的围困也一天天松懈起来。然而这一切全都在齐人的把握之中。齐人眼见反攻的机会到来了，于是就在城中收集了一千多头牛，给每头牛穿上红衣，衣服上画出五彩龙文，把锋利兵器绑在牛角上，然后把浇了油脂的苇捆缚在牛尾上，用火点燃。同时，他们在城墙上凿出几十个洞窟，夜间放出奔牛，命5000名精壮军士紧随牛后。牛尾上的火炬光明照耀，燕军本已戒备松懈，突然间看到饰有五彩龙文的火牛，一个个惊得发呆，火牛所到之处，燕军非死即伤。结果燕军大败，齐军在混乱中杀死了燕将骑劫。燕人四散逃命，齐人奋力追击，被燕国攻下的七十多座城池一夜之间又都回到齐人手中。齐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略施小计，利用反间计赶走了著名燕将乐毅，从而不仅解除了敌军的包围，收复了失地，也同时在燕国君臣间制造了难解的矛盾，并由此对燕国政治造成了致命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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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嗣中的计较:1.重要的是政才



　　帝王夺取天下好比摘人参果，你想吃，他想吃，大家都想吃，于是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争取优先权。
　　得了天下，做了皇上，就好比人参果到口。可是这果子不仅可口、长寿，而且今生今世吃也吃不完，它可供子嗣世代享受，以至无穷。如此说来，人生易老而人参果不老，打天下的帝王君主不可能长命不衰，那么这使帝王享用不尽的王位就得传给后代儿孙。可古代帝王妻妾成群，儿孙也就多，而王位只有一个，到底传给谁，这一点不同帝王各有标准，但最要紧的，一是要传给自己最喜欢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二是要传给有能力保住这位子的人。为此，帝王们为这传位问题同样需要运筹算计。
　　人世间有各色人等，而各色人等又各有各的才干。才能分为多种，或有文韬，或有武略，然而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皇位继承人，那选择的标准恐怕主要是政才。
　　比如魏武帝曹操，起初最爱小儿子曹冲。这曹冲也确实聪颖早慧，他7岁用船称象，语惊四座。9岁时巧用计谋，救了御马官一条性命，也史上留名。可惜神童早逝，这使父亲曹操大伤其心。曹冲死后，魏武帝曾一度把立嗣之心转移到文才颇盛的曹植身上。可这曹植终因缺乏“深自砥砺”的工夫和“矫情自饰”的韬略，眼瞅着这太子宝座被哥哥曹丕不费吹灰之力给抢走了。想来以曹操的聪明和机诈，不会识不破曹丕在自己面前玩弄的小小把戏，但曹操心里十分清楚，曹植虽然文才过人，可他的桀骜不驯和潇洒倜傥绝对守不住那众人觊觎的王位。曹操从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稳坐天下，必不可少的就是乔装打扮自己，要比别人做事更隐蔽，更多几个心眼，这是曹操对儿子的政才要求。而曹丕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后世许多文人墨客常对曹操不立曹植大发感慨，殊不知曹操掌握的是政治家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需要文人的理解。
　　与曹操立嗣选择的坚定明确相比，汉高祖刘邦实在有点相形见绌。嫡长子刘盈的软弱儒文，刘邦比谁看得都清楚，作为一个创业皇帝，他本也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接班人，所以他打心里喜欢与他性格相同的赵王如意，而不喜欢曾一度打算废掉的太子刘盈。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如曹操明确，手段也不如曹操强硬，再加上吕后竭尽全力阻挠，致使刘邦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这一问题处理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常常使后人不禁扼腕叹息。试设想，如果当初刘邦当机立断改立赵王如意，疏远外戚吕氏，那后来吕后的肆意专权和吕氏的篡权作乱还会发生吗?可是历史没办法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这中间吕太后听从张良的主意请来“商山四皓”，为阻止刘邦改立太子起了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故事颇有意思，一并叙述于此。吕后对刘邦改立太子的想法既清楚又担心，但却不知怎么办才好。左右为难之际，有人向吕后建议，说：“张良很有谋略，皇上又很信任他，不如求他想想办法。”张良是很了解刘邦的人，他知道此事已在刘邦心中酝酿了很久，仅靠口舌争辩是不可能使刘邦改变主意的，因此他就建议吕后去请“商山四皓”。因为此时天下已经平定，于安邦治国有用的人才大都被刘邦起用，只有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由于刘邦对人轻慢无礼，一气之下逃入商山，发誓终身不做汉臣。此时如果能请他们四位出山，明确站在太子刘盈一边，那么刘邦就一定会取消改立太子的念头。吕后听了张良的话，就派人厚礼卑辞去请四皓。汉十二年，刘邦打败英布回到京城，病情一天天加重，而改立太子的念头也越发坚定。一次宴会上，太子刘盈陪侍刘邦，四皓也随太子进了皇宫。4个人年龄都在80岁以上，个个须发尽白，衣冠严整。刘邦看到这四个陌生面孔问道：“你们四个人是干什么的?”四皓一一上前报上姓名。刘邦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寻找你们多年，你们弃我而去，现在为何要和我儿子在一起?”四皓说：“陛下轻慢士子，随便骂人，我们不愿受辱，所以就隐居了。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爱孝敬，恭谨知礼，天下人没有不愿意为太子效力的，所以我们也就辅佐太子来了。”刘邦听四皓这么一讲，只好彻底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但事实上，商山四皓这次可真是帮了个大倒忙。毫无疑问，没有刘盈的上台，也就不会发展到后来吕后及吕氏集团的为非作歹。
　　看来，帝王选择接班人，其标准只能是政才。没有政才，其他才能都派不上用场。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才子皇帝，像南朝梁氏诸帝，唐明皇，特别是那以写诗填词而著称的南唐二主，都是因为其文才、诗才而妨害了其政绩。本来是个不错的文人、艺术家，却偏偏强人所难让他去做皇帝，这岂不既害了国家社稷，又害了他本人。如此想来，我们还是认为曹操做得对。他本人是个多面手，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选择接班人的眼光和标准更显示出他超出常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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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嗣中的计较:2.棋看两步



　　稍懂弈道的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有远见的帝王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在立嗣问题上常常想得很多，他们不仅虑及子辈，而且对孙辈也常常打定算盘，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如此。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智商极低，在皇帝位子上闹出不少笑话，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臣下向他报告说某地因遭荒年百姓多被饿死，他却反问百姓“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皇帝一遇政事便束手无策，那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白痴父亲却有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叫司马NE22D。一次宫中失火，晋武帝司马炎登高观望，年仅5岁的司马NE22D硬拉着
　　皇帝爷爷躲入房中，说：“救火时仓猝之间，秩序混乱，皇上不可轻易暴露，要防备不测之
　　事发生。”这话出自一个5岁小儿之口，可真是天生的皇帝坯子。司马炎就是考虑到傻儿子
　　继位之后便是这个聪明的孙子继位，所以，为长远计，就决定由司马衷做皇位继承人。但是
　　，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妻子贾氏心狠手辣，由于司马NE22D非贾氏所
　　生，所以贾氏先下手为强，捏造罪名，陷害司马NE22D致死。此后诸侯
　　讨伐贾后，致使晋朝酿成连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倾覆，晋武帝司马炎的计划未
　　能实现。贾后干政，葬送西晋，这是晋武帝始料不及的。但他越过子辈，把自己的希望寄
　　托在更远的孙子身上，也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了。
　　明太祖朱元璋与晋武帝司马炎出于同样的想法，只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孙辈的想法直截了当地予以实施了。朱元璋把帝位越过包括燕王朱棣在内的众多儿辈，直接传给了孙子朱允NB938，很明显这一举动不是因为一时爱憎，而是为长远打算
　　和考虑的。尽管朱允NB938仅在位4年就被燕王推翻，没能用事实证明太祖与常人立嗣方法
　　不同的正确性，但我们仍不得不正视古代帝王为永保江山，由司马炎、朱元璋们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思路的成败由多种因素构成，而思路本身却是一个永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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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嗣中的计较:3.品行第一



　　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对立嗣问题的考虑更加周到，顾忌也更多。首先，杨坚自觉地不与宫妃们生儿育女，只是有计划地和独孤皇后生有五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之后，五子虽出同母，但杨坚坚持长幼有序的规矩，先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后来见杨勇个人生活上不像自己那么检点，后宫多女宠，就果断改立“不近女色”、生活俭朴的次子杨广为太子。当然，隋文帝杨坚的不近女色是有他个人苦衷的。据载，杨坚称帝后曾爱上后宫中一位佳丽。杨坚召幸过几次，后来这消息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一次独孤皇后趁杨坚不在时派人杀掉了这位薄命女。文帝事后得知，他悲不自胜，单骑驰出宫门，径向荒郊野外跑去。后经尾随而来的大臣高NB077、杨素等人苦苦相劝，杨坚才在“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的喟
　　叹声中重返皇宫。物极必反，有为有志者常能做出一生中最不愿做的事情，日后杨坚的轻恋情、重社稷就是这样一个情结。经过这次情感磨炼，杨坚在日后统一天下的很长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克己俭朴的个人生活准则。自然，选立太子他也坚持以此为重要尺度，废杨勇改立杨广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隋炀帝杨广身后为万人唾骂，是家喻户晓的荒淫无道的坏皇帝典型，但在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杨广不仅不近女色，厚以待人，生活节俭，而且天赋甚高，文笔极好，统兵将将无所不能。他不满20岁时就做了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连宿将杨素都受他管辖。人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和影响的，隋炀帝也不例外。文帝杨坚选立杨广为继承人，无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隋炀帝后来断送隋王朝，并不能因此就断定隋文帝杨坚择非其人，隋文帝在立嗣问题上仍然显示出他不同于常人的心术。
　　立嗣问题上，古代帝王们常常把品行放在第一位，这在我们这个道德冠天下的国度里实在是不争的事实。此种事实完全应该当做一般现象对待，所以例子便不用多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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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立嗣中的计较:4.排除宗室之外的威胁



　　皇帝选立太子，对入选对象有种种要求，因为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基业问题。但立嗣也往往受各种条件制约，有心计的老皇帝不仅注意太子本人的自身条件，而且对太子身边的顾命大臣也要选配得当。一个好汉三个帮，将来太子要掌管天下，身边的忠臣良将智多星虽不能少，但对有可能对幼主造成威胁的也必预先除之而后快。像唐太宗李世民，起初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谁知这李承乾继承娘舅突厥氏的粗鲁野蛮的种性，剽悍不驯，他在几乎所有场合都穿突厥服，行突厥礼，说突厥语，行为放荡不羁。后来竟发展到勾结叔叔元昌等人密谋造反，事发后被贬为庶人，徙往边地黔州。除李承乾外，唐太宗喜欢的另一个儿子是李泰。贞观二年，唐太宗封李泰为越王，扬州大都督，十一年加封为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之后，唐太宗又给过李泰许多荣誉。照常理发展，在李承乾被废后，李泰的立嗣当不成问题。可是半路上又杀出程咬金，李泰虽然聪明英武，但耐心差了点儿，没等到帝位到手，就犯罪被贬为东莱郡王。两次立嗣失败，对唐太宗打击颇大，于是由刚强转柔弱，这次他改立的是以宽仁著称的九子李治。
　　唐太宗立嗣标准的改变，颇能说明前面“品行第一”中讨论的问题，选才和选德可以并行不悖，但事实上，选才易出背叛者，选德又导致无能者执政，这真是帝王择嗣的二难。
　　以太宗的为人，他所喜欢的应是“英果类我”者，而李治的懦弱在立嗣之后不久就被太宗发现了。但经李治的舅父、老臣长孙无忌的劝说，李治最终还是做稳了太子。太宗不再易储，又要稳保帝业，所以他就不能不在辅佐大臣身上下工夫。想来想去，觉得宠臣李NB078工于心计又忠于朝廷，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这李NB078原来并非唐
　　室旧部，他原本也不姓李。《隋唐演义》里的徐茂公，就是后来的李NB078。徐茂公原
　　名徐世NB078，曾是瓦岗军首领翟让的部下，翟让被杀后转隶于李密。后来李密投降大唐，而徐世NB078
　　看出大唐乃天命所归，就再次跻身做了唐室的顺臣。他之所以被唐太宗看作是辅佐李治的最佳人选，这与他本人善察时变大有关系。比如他能洞察李氏父子的为人特点，并且很好地处理自己与新旧主人的各种关系。李密降唐不久，“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都是李NB078的辖区。李NB078这时派人到关中去见
　　李密，将这一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记录一同带去，请李密献给李渊以示归附。李渊听说这原来是李NB078“不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盛赞李NB078“感恩推功
　　，实属忠臣”。这是李NB078进身李氏父子后的第一次见面礼。
　　第二次是李密因反伏诛后，李NB078依然奏请收葬，并且“服衰NB079，与旧僚吏将
　　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李NB078在归唐之后敢于斗胆表示对背叛
　　新主的旧主致哀悼思怀之情，却赢得朝野一片赞誉和李氏父子的称许，这是李NB078事
　　前希望得到的。果然，李氏父子对他不但不疑，反赐姓李，倍加重用。李世民更多次表示对
　　李NB078的宠信。一次，李NB078生病，为给李NB078治病，太宗李世民竟剪去
　　自己蓄留多年的大胡子以作药引子。由此显示出来的君臣之恩，真应该说是无以复加了。
　　李世民厚待李NB078，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算计。他知道太子李治于李NB078无任何恩
　　义，况且李治生性怯懦，没有铁鞭驭马的气派和胆识。而历史上旧主谢世权臣谋反的先例有
　　的是，像蜀魏延反刘禅，东魏高欢死而侯景投梁。唐太宗李世民也生怕自己归天后，软弱的李治驾驭不了功高望重的李NB078。所以，李世民去世前就先自把李NB078贬斥放
　　逐了。按照李世民的想法，这是为太子做稳江山而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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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王
　　立嗣中的计较:5.爱屋及乌



　　皇帝选储立嗣时，皇后与皇帝的关系因素也十分重要。像东汉光武帝刘秀，易储前先易皇后，易皇后成为下一步易储的一个明确信号。原来，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反莽的第二年，就娶了家乡有名的美女阴雨华。之后，刘秀被绿林军首领刘玄派往河北安抚收编地方武装，遭到自称是皇室后裔王朗的通缉，逃到信都(今河北冀县)。当时天下百姓对新莽政权不满，怀念汉室。刘秀为败王朗，前往争取占据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真定王刘扬，这刘扬乃是汉景帝的七世孙，且拥兵10万。但刘扬向刘秀提出条件，就是刘秀与其甥女郭圣通成婚，他才肯出兵。为大业着想，刘秀只好娶了郭圣通。这郭圣通也真争气，第一胎就给刘秀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再加上刘扬的势力强大，刘秀称王后，于建武元年六月，正式册封郭圣通为皇后，立郭所生儿子刘疆为太子。而阴丽华只能屈居为贵人。
　　之后，这阴丽华也为刘秀生了儿子，取名刘阳。这一下就使刘秀心中的天平不得不发生倾斜，因为他本来就喜欢阴丽华。后来刘扬谋反被诛，刘秀没有马上波及郭圣通。可是刘秀爱阴丽华是很明显的，他几次御驾亲征，身边带的都是阴丽华。再加上刘阳明显比刘疆有才干，刘秀渐渐滋生了易储的念头。
　　皇帝的举手投足，周围人看得十分清楚。刘疆本人也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他整日忧心忡忡，难以自安，而郭皇后更是想不明白。她认为要不是舅舅刘扬，你刘秀能做上皇帝?心里想的难免不表现出来，这时刘秀就趁机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他子，训长异室”为由，废除了郭圣通，改立阴丽华为后。
　　很明显，刘秀醉翁之意不在酒，手下大臣自然明白。皇家教习郅恽对刘秀的意思心领神会，他先提议加封郭圣通次子刘辅为中山王，增加中山王的封地，淡化一下“废后”的实际意图。之后又苦口婆心地劝谏刘疆，说刘疆“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背所生”。刘疆听了郅恽的分析，只好接二连三主动向父皇申请让位，并托请他人劝说皇上。刘秀在表演了一番推让不允之后，就表示接受请求，于建武十九年改封刘疆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由宠其母而立其子，爱屋及乌，这是许多帝王的惯常做法。像唐高宗李治先后四次立嗣，立的都是则天武后所生的儿子，这不能不说与他宠爱武则天有关。但是情况也有特殊者，那就是因为爱其母，所以立其子，又因为欲立其子，必先杀其母。这是立嗣的两刃剑，也是古代帝王的立嗣辩证法。汉武帝刘彻就是这么干的。太始三年，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生下一子，武帝欣喜异常。尽管在此之前他已有五个儿子，皇位继承人也早有人选，但这皇帝老儿老来得子，此子不仅为宠妃所生，且又在钩弋夫人肚子里异乎寻常地呆了整整24个月。汉武帝其人极富创造性和想像力，他想起上古圣人帝尧也是其母怀胎14个月方才降生的，于是一高兴，就把钩弋夫人产房的门命名为“尧母门”。由此可见，汉武帝是如何喜欢这位小儿子了。
　　但是，皇太子此前早已立定，是卫皇后所生的刘据。这刘据与汉武帝性格截然不同。武帝严刑峻法，太子宽厚仁慈；被武帝治罪的人，太子常常为之平反。武帝的严刑，有配套的告密机关及执法大臣相佐，这些人也常担心一旦刘据嗣位，会对自己不利。而汉武帝既然把钩弋夫人比作“尧母”，尧继帝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他还让画工画“周公辅成王”的图画，易储的意思更加明显。再加上汉武帝相信神仙，总想长生不老，所以对巫蛊之术非常在意。所谓“蛊”就是把几只毒虫放入一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争咬，最后只剩下一个，这一个就是怪物，也就是“蛊”。征和二年，汉武帝生病，水衡都尉兼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趁机离间武帝与太子的关系，说有巫蛊祸害皇帝，此事牵连到卫皇后与太子。汉武帝在别宫养病，卫皇后和太子想请安问候，但受到阻拦。太子刘据愤怒之余抓住江充就杀了头，于是有人造谣说太子要谋反，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传遍了。形势所迫，逼得太子真的起兵。保皇党与保皇太子党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死。事后汉武帝醒悟，建“思子宫”悔过。但改立太子的工作却水到渠成了。所以四年以后，钩弋夫人生的刘弗陵在8岁时被立为太子，是为汉昭帝。
　　刘弗陵本来是出身“尧母门”的汉武帝的掌上明珠，汉武帝要为这幼子创造各种条件，预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他不仅为刘弗陵选定朝中重臣霍光朝夕辅佐小太子，而且一立刘弗陵为太子，就杀掉了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前者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而后者就连当时的许多大臣也迷惑不解。当有人问汉武帝为何立其子而杀其母时，汉武帝解释说：以往国家之所以发生混乱，多是由于皇帝小而他的母亲却正值年轻力壮。这样女主骄矜自持、淫乱恣意，就没有人能管束得了。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吕太后专政的故事吗？这就是汉武帝之所以立其子而杀其母的理由。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采取这种出人意料的极端手段，这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古人打仗常提倡出奇制胜，而汉武帝在立嗣问题上也堪称出奇制胜了，他的这一举动不可谓不残酷，但确也真的堵住了母后干政乱政这个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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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相
　　术在书外:1.“卧龙”的预言



　　民谚中常常蕴涵着深刻的智慧。人们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细想起来，这话实在有理。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时哪个没有一批为之策划的谋士?在许多关键时刻，谋士谋划水平的高低对帝王作为的大小甚至国家社稷的治乱兴衰都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这样说绝不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这其中的道理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自打秦汉以后，我们这里所说的谋士谋臣大都身居显位、手握重权，在皇帝老儿的决策中是绝对说话算数的人。
　　这些谋士谋臣中的许多人都是读过书、问过学的，有些人甚至还有师承传授。但是，他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却并不是靠什么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靠日积月累的经验、敏锐深刻的观察，特别是那没法解释和说明的天生才能。这种天生的才能可以使他把间接经验变成直接经验，把过眼即逝的日常生活变成富有意义的睿智判断。正是基于此，他们可以在众人的不知不识中辨明历史发展的大势，并提出帝王应对现实的行动方案。他们过人的敏锐、超常的反应，使得他们能够在帝王选择的重要关头施出妙计，或转危为安，或出奇制胜，因此人们常把他们看做天地间特殊的一群。
　　仅就我们前面的开场白，稍有常识的读者在头脑中闪出的第一个形象往往就是端坐四轮车中、手持羽扇的诸葛亮。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秋，早年曾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躬耕读书，闲暇时便与来此地躲避战乱的名士们议论天下大势。当然，每到这种场合，诸葛亮都侃侃而谈。人们相处久了，见他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既深刻又独到，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就送他一个雅号，叫“卧龙”，暗示和预见他日后必定大有作为。
　　10年之后，天下形势迅速变化，此时曹操打败了袁绍，统一了北方，力量日渐壮大起来，孙权占据江东，地处天险，境内富庶，社会安定。此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璋，各自割地为王。刘表、刘璋虽然占据地盘不小，但两人缺乏远见和成大业的抱负。而此时的刘备正投在刘表门下，虽然自称是汉景帝之后，且有匡扶汉室、成就大业的抱负，但却缺乏起码的实力，因此正四处网罗有能有为之士，特别是能出谋划策的人，以便辅佐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刘备的苦心孤诣打动了当地名士司马徽，司马徽于是便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并称诸葛亮为旷世奇才，其才能远超管仲、乐毅。诸葛亮这类人才，正是刘备此时最需要的，于是以后便上演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打天下并不是开玩笑，当时刘备已年近半百，仍有这番雄心壮志实属不易，年仅27岁、本不愿轻易出山的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真诚所打动。当年诸葛亮曾态度明确地坚辞刘表的邀请，但这次却没办法拒绝眼前这位真想干一番事业的刘备了。诸葛亮见刘备抱负远大，是个有望成大业的人物，便同意出山，并认真细致地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以及刘备应采取的具体策略，这便是历史上妇孺皆知的“隆中对”。
　　诸葛亮认为，论名望和实力，袁绍比曹操大，却被曹操打败，说明曹操有智有谋。而曹操现在已经统一了北方，有几十万兵马，并且可以挟天子令诸候，所以短时间内不能与之争锋。江东的孙权地处险要，经过父兄多年经营，民心归顺，政治稳定，刘备也不宜与之对垒，只能联合。因此，刘备的最佳战略应该是东联孙权，一起抵抗曹操。另外，荆州是用兵立足的好地方，但刘表无能；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可刘璋昏庸。所以他劝刘备应借助皇室后裔的名望，设法占据荆州和益州，然后再图大业。诸葛亮的这番分析，可以说深刻而富远见，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与他的分析吻合。只是碍于刘备光复汉室的志向，诸葛亮没有点明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从对曹、吴的分析上可以看出，诸葛亮已经预见到天下三足鼎立的趋势了。
　　无独有偶，明初刘伯温的作用也与诸葛亮相似。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后，曾占据江东一块地盘。当时他周围有三股势力，北面是韩林儿的宋政权，东面是张士诚的周政权，西面是陈友谅的汉政权，朱元璋一直忙于东征西讨，缺乏总体战略构想，因此战果不佳，难有进展。此时，青田名士刘伯温求见，向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分析周围三大势力的不同情况，指明了朱元璋应采取的对策。刘伯温认为，三政权虽然都是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对手，但情形却大不相同。韩林儿名义上是朱元璋的主子，他不仅不会威胁朱元璋，而且能成为朱的工具和挡箭牌；张士诚在苏北苏南，安于富足尊荣，又接受了元朝的封号，目光短浅，难成大器；陈友谅则不然，他自起兵以来，首先清除内部异己势力，掌握了实权，势力很快扩及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浙江等省，是义军中最强悍的一支，也是朱元璋最重要的威胁和对手。所以战局的关键是必须首先打败陈友谅。刘伯温又进一步分析认为，陈友谅与张士诚不和，如果朱元璋攻张士诚，陈友谅不会出兵救援，极有可能乘虚而入，占据朱元璋的地盘；如果攻打陈友谅，张士诚却没有这种远见，他只会按兵不动。那么一旦攻下陈友谅的汉政权，张士诚的周政权也就很容易攻下，如此一来，“天下之形成矣”。日后的事实证明，朱元璋正是遵从了刘伯温的这个战略构想，灭元建明的事业才得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和完成。两相比较，刘伯温此次对天下大势的精辟分析，对朱元璋战略行动的富有远见的指点，与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隆中对”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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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相
　　术在书外:2.临终前的忠告



　　历史上既能宏观天下发展大势，又能明察时局变更秋毫的谋士谋臣们可谓多矣，他们中的某些人除了身在江湖时就对江山变化指挥若定外，还能够在弥留之际对江山、后人留下决定生死命运的遗言，以利国家和社稷。
　　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齐国宰相管仲，一生出谋划策可谓多矣，齐桓公对之都言听计从。管仲临终之前，齐桓公前来探望，说话间问起将来管仲百年之后由谁来接替宰相之位合适。管仲当即作了这样的分析：阳朋为人忠厚正派，可以放心委以重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从以往的为人方式和性格看，都属于小人一类，遇大事不宜重用。但是，正是这三个小人过去都曾有恩于齐桓公。所以听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说：“过去易牙曾烹杀自己的儿子为我做肉羹，难道能说他不是真心对我好吗?”管仲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起码的为人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性，试想一个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爱的人能说他有人性吗?一个没有起码人性的人，他怎么可能真正忠于国君呢?”齐桓公又问：“竖刁过去曾不惜残伤自己的身体来侍奉我，这样的人难道也要怀疑他对我不忠吗?”管仲说：“没有哪个人不首先爱惜自己身体的，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是违反人情的，违犯人情的人也不会永远忠于国君。”齐桓公又问：“公子开方跟随我已有十五年了，为了侍奉我连自己的父亲去世也没有回去奔丧，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值得信任吗?”管仲说；“凡是正常的人都会有父子亲情，连父子亲情也没有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忠于国君？”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管仲就去世了。
　　应该说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周围几个重要大臣的评价并没有使齐桓公感到满意，不仅如此，相反这番话倒让齐桓公觉得有某种不愉快。于是齐桓公也就没有照管仲的临终安排去做，而是非但没有重用阳朋，反倒对曾有小恩于自己的易牙、竖刁和公子开方信任有加。人的确是个感情动物，一向深谋远虑、识见过人的齐桓公也不能例外。但结果却不幸得很，管仲去世3年之后，齐桓公正是被这三个貌似忠诚，而实际上为人恶劣的亲近佞臣害死了，齐国的霸业也从此宣告结束。不用说，管仲临终遗言似乎只是一个人格评价和为国为政中基本的用人问题，而实际上他牵涉到管仲身后的齐国如何将霸业继续发展下去的重大战略问题。齐桓公因为感情用事，把管仲的话当了耳旁风，导致齐国政坛上发生重大变故，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管仲预言的敏锐和卓见。
　　十六国时辅佐前秦苻坚的著名谋臣王猛也是与管仲相似的人物。王猛在苻坚麾下担任丞相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他曾帮助苻坚扫除西北各地的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因此，苻坚对王猛也是极其信赖的。王猛临终前对前秦的前途和未来军国大事也有一番安排，王猛说：“晋国眼下成为我们的主要威胁，它虽然目前只是偏处江南，但它既是华夏正统，又治理得上下安和。我去世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图灭东晋。现在鲜卑和西羌虽然表面降服，但心中并未真诚归顺，两族迟早都是祸害，以后要找机会把他们铲除掉。”不久，王猛去世。王猛死后，苻坚并没有认识到王猛临终遗言的准确性、重要性，毅然调集90万大军南下攻晋，结果在淝水遇到东晋军队的顽强阻击，前秦军队一败涂地。与此同时，王猛生前一再叮嘱要铲除的鲜卑、西羌贵族也趁前秦新败于东晋之际，公然宣布独立。从此，前秦江山由初具规模的稳定和强盛陡然变得七零八落，北方地区又重新陷入战乱和分裂。此后不久，苻坚被杀，前秦也迅速走向了它的全面瓦解。前秦由发展而迅速走向灭亡，当然原因不止一个方面，但苻坚不遵王猛临终遗言，却是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苻坚和前秦的快速败亡，恰从反面证明了王猛临终遗言的高度预见性和分析问题、形势的深刻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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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相
　　术在书外:3．灵活机动的本领



　　谋臣们预言未来江山大业一言九鼎，靠的是高瞻远瞩的判断力；而面对具体问题分析得入情入理、准确无误，表现出的又是即时应对、机动灵活的另一种本领。
　　还说齐国的管仲。他当年为齐桓公谋求霸业时，曾系统设计先得民心，爱惜百姓，使百姓富足的政策；然后在民富国强的基础上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兵贵精而不在多；继而开发山林、盐业、铁业和渔业，发展商业，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并提请桓公注意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样，国家富强，民心归顺，霸业自然而成。齐桓公也的确是按照管仲提出的思路行事而成为五霸之一的。
　　秦末楚汉争霸战争中，双方虽然互有胜负，但胜方和负方事实上都已筋疲力尽。刘邦急于取胜，令谋臣献计。儒生郦食其建议仿效汤武立桀纣之后的办法，分封六国贵族后代，以拉拢各方势力壮大自己。刘邦当时很是赞赏，准备马上下令封侯授玺。张良听说后立刻意识到，这将破坏争霸大业，即刻求见刘邦，数以9条不可依此而行的理由，认为复立六国，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就不会有人追随刘邦打天下了，这样做不仅不会壮大汉政权的势力，而且只会带来新的分裂。刘邦醒悟后，又马上下令“销印止议”。如将此与西汉统一后的历史打通来看，张良的及时谏止确实是极有远见卓识的。
　　东晋建国于东南一隅，政权内部组织成分复杂，其中既有原来南方的士族，也有避乱南迁的北方士族。由于南北士族的风俗、气质等方面差异很大，影响到政治主张的歧异，并因此形成若干对立的政治派别。谋臣王导向晋元帝献策，以调解北南士族之间的关系，主张“绥抚新旧”，保持平衡，主观上决不可有所偏颇。王导本是北来的山东士族，当他与北来士族在一起时，就激励北来士族为光复中原而努力，以劝导他们放远眼光，别为眼前小利而争吵不休。对于南方士族，他主张保护其既得利益，特别是旧士族的祖传产业，只在一些地旷人稀的地方让北来士人落脚。这样就成功地协调了南北士族的矛盾，维持了东晋国内的政治平衡和稳定。
　　唐初“善谋”的房玄龄是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灭隋建唐的过程中，房玄龄一直在李世民身边侍奉，他很早就有辅佐李世民继帝位的打算。当李世民和太子建成矛盾激化后，房玄龄准确把握时机，与长孙无忌商议“安宗社”之大计，策划夺取帝位的具体步骤。当建成鼓动唐高祖李渊把房玄龄逐出秦王府后，房玄龄敏感地意识到建成就要加害于李世民了，于是他乔装打扮成道士潜回秦王府，劝说李世民当机立断，“大义灭亲”，从而成功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射杀太子建成，李世民由此登基。事后，李世民称房玄龄有运筹帷幄、安定社稷之功，可与汉之萧何相提并论，功居唐初重臣第一，进封为邢国公。
　　北宋建立后，靠陈桥兵变称帝的赵匡胤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军将作乱，避免使赵宋成为继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他在谋夺帝位的过程中一直以赵普作心腹谋臣。建宋后，赵普任宰相，对赵匡胤忠贞不贰。赵匡胤多次与赵普密谋，希望解决好军将专权问题。当时随赵匡胤起兵的石守信位居殿前都点检要职，掌握禁中军权，客观上对赵匡胤构成直接威胁。但石守信功勋卓著，毫无离心迹象，赵匡胤一直不忍心罢免，却又总是对石守信放心不下。据载，在一个大雪之夜，赵匡胤来到赵普家中，君臣二人围坐在火炉边商量如何对待石守信。赵普当时只轻轻说出12个字：“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宋太祖赵匡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听了赵普的话马上心领神会。但是，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赵匡胤对一般节度使使用这个办法并不怎么犯难，而惟独这个石守信却很让赵匡胤犹豫难决。赵匡胤觉得，石守信这个人一生都不会背叛自己，因为自己曾有恩于他。而赵普却说：“如果陛下念及对石守信的恩情，那么周世宗对您也施过恩，陛下又为何取周世宗而代之呢?”赵普的话正中赵匡胤要害，这一反问才使赵匡胤最终下了决心。在成功地解决了石守信的问题以后，大宋朝廷又在赵普的导演下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活报剧。如此对待握兵重臣，开创了宋朝巩固中央集权的一条新思路，从而使得大宋江山在几百年时间里始终没有出现诸如唐朝后期那样“内轻外重”的割据局面。对于宋王朝来说，对此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就是赵普。
　　王导、房玄龄、赵普们，虽不生活于同一时代，面对的帝王和问题也不一样，但由他们的实践所体现出的却都是灵活机动的应变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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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相
　　术在书外:4．即兴表现的才能



　　在谋臣这个家族系列中，除了预言未来的天才之外，其他则都是“可学而能”的正常本领，所以在这正常的为人主谋划中，还有一种，那就是常在帝王社稷发生危机的关头突发奇想、献出妙策。这种妙思奇想虽属小道，但它发挥的作用却千万不可小视。
　　齐桓公一次亲率大军讨伐山戎，行军途中，大队人马走进一个迷谷，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四周全无人烟，人们无法辨认方向。加之长途征战，天气酷热，没有水喝，人马都渴得要死，将士们万分焦急，却一筹莫展。这时管仲对齐桓公说：老马识途，选几匹老马带路，信马由缰，我们跟在后面，便可找到水源和出路。齐桓公照此行事。果然，几匹老马很快把齐军带出了迷谷。
　　韩信随刘邦打天下，立下赫赫战功。韩信破齐后想自立为齐王，怕刘邦不高兴，先派人去求封“假王”。当时刘邦正为作战不利而苦恼，盼望韩信救援，听到的却是韩信求封的要求，立时气不打一处来，张口大骂：“求什么封?”接下来还要痛骂，张良在旁赶紧用脚踩了踩刘邦的脚，给刘邦递了个眼色，示意刘邦应允。刘邦也很机敏，马上改口说：“求什么假封?当什么假王?要当就要当真的!”立即封韩信为齐王，并派张良持印往告。同时令韩信追击项羽，韩信愉快地奉命而行。韩信求封时张良马上意识到，假如刘邦拒绝封赏韩信，韩信肯定会倒戈反叛；而答应封王，便赢得了楚汉争斗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谋臣们一般都读过书，可他们读的又是什么书呢？据说张良年轻时曾在桥头遇见一白发老翁，约他半夜相会，送给他的是一部《姜太公兵法》。张良日夜诵读，终于成为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的智囊，13年后辅佐刘邦时全靠此书点拨。但此书事实上并不存在，授书者自称黄石公，这黄石公实际上也只是山下的一尊石像。赵普辅佐赵匡胤时屡出奇谋，据称是深夜读书所得，但人们不知道他每天夜里读的是什么书，他也从不对人提起。待他死后清理遗物时人们才发现他已翻烂了的只是残缺不全的《论语》，这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谈。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创帝业之前，在去元大都(今北京)赶考途中一个书摊上看到一部素所未闻的天文书，当时他身无分文，只好借去阅读，仅一个通宵便熟记于心。据说他的计谋全都来自这本天文书中……不难看出，这些“书”或属子虚乌有，或是残缺不全，可见谋臣们之所以成为谋臣，并不是靠什么这书或那书，靠这师或那师的指教，而是靠经验和天资，他们神奇的计谋是一种可实践而无法总结的智慧和才能。这样说是否有点神秘呢?其实一点也不神秘，某伟人早有伟言一则，实践出真知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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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在书外:5.谋臣的反派



　　古代戏剧里常常安排忠奸分明的两类角色，习惯上人们一般把忠臣类角色称之为正派，而把奸臣类角色称之为反派。在中国古代皇宫中，帝王手下的谋臣也有正派反派之别，前述若干谋臣都是正派，除了他们之外，反派谋臣也有不少，秦桧、严崇、魏忠贤不用多说，在此仅举一个例子。以往人们对他不太了解，但他的谋划却对朝廷、国家起了不小的副作用，这个人便是隋朝的裴蕴。
　　裴蕴原在陈朝做官，由于在隋灭陈时他为内应，帮了隋文帝杨坚的大忙，所以隋文帝对他很是优待。隋炀帝掌权后，裴蕴官至御史大夫。这御史大夫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长官，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杀予夺之权，在这个位子上，裴蕴为隋炀帝出了许多坏主意，害了许多人，这其中有两例最具代表性。
　　一是薛道衡。此人是个著名文学家、学者，以写诗著文闻名。由于他早年曾在隋炀帝政敌手下做过事，所以隋炀帝对他颇有成见。隋炀帝登位不久，这位文学家即写了一篇赞颂隋文帝的文章。照正常情况而言，对儿子赞扬父亲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因为隋炀帝心里有鬼，所以对薛道衡的颂父之辞非但不以为好，反而认为薛道衡是有意借古非今，借父亲批评自己。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裴蕴马上就明白了隋炀帝的心思，便乘机为隋炀帝出主意说：“薛道衡一向自负，仗着和先帝之间的旧情，全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他对陛下有意见不敢妄讲，心中的不满全靠这种方式来发泄。他只说先帝如何如何好，却不讲陛下的英明，这不正是反对陛下的表现吗？”言下之意，是说薛道衡犯的是腹诽罪外加影射罪。隋炀帝听裴蕴这么一说，正中下怀，很快处死了薛道衡。
　　另一个是苏威。苏威是隋朝大将。隋炀帝的奢侈挥霍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不仅如此，他还穷兵黩武，在他执政期间不断对外发动战争。有一段时间，由于隋炀帝对外连年战争，对内残酷压迫，后来终于引起开国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的起兵反叛。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仍然执迷不悟，又企图发动征辽东战争。如何征辽东，隋炀帝向大将苏威征求意见，苏威明知此时不宜出征，却又不敢直谏，就说：“这次征辽东其实用不着朝廷出兵，只要陛下把各地反抗朝廷的盗贼赦免，就能得到几十万兵力。陛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这些人一定会奋力杀敌报效陛下，这样辽东很快就会平安。”苏威本是一番好意，只是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提出而已。这其中暗含的规谏之意隋炀帝本人并没有听出来，而裴蕴在一旁不但听出了苏威的本意，而且对此作出了另一种解释。等苏威一出去，裴蕴就对隋炀帝说：“苏威犯了欺君之罪，天下哪会有那么多盗贼?而且还主张用盗贼去征辽东，这不明明是小看皇上吗？“隋炀帝本欲亲率大军出征，苏威的主意已经使他有些不高兴，经裴蕴这么一点拨，隋炀帝似乎恍然大悟，当场破口大骂苏威。裴蕴见炀帝同意了自己的看法，就唆使手下人捏造苏威的种种罪名，把苏威法办治罪。虽然隋炀帝没有同意裴蕴处死苏威，但苏威正确而有远见的建议却被隋炀帝置之不理，最后还是发动了征辽东战争。结果，隋征辽东不但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反倒给隋帝国带来创伤性的巨大损失。
　　与诸葛亮、刘伯温、王猛等人相比，裴蕴的确也是个谋臣，但他的谋划不仅使许多忠贞之士遭到残害，而且也给国家、社稷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谋臣反派中有代表性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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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舌下面的心计:1.齐国多辩才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在严肃而又滑稽的宫廷议事厅前，常有一些以游说为职业的“说客”。这些入以能言善辩而著称，他们在关乎国家、社稷和皇权利益的种种纠纷中，凭三寸不烂之舌斡旋于“三国四方”之间。仅仅靠着这张犀利灵敏的嘴，在如簧之舌上有节奏地弹奏的曲调，就可以使对方最终放弃某种于己不利的主张，使差不多已定型了的事态骤然间向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利用唇舌往往能发挥比浩浩荡荡的军队、璀璨夺目的财宝更大的作用。对于这种邦国兴亡系于一身的作为，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看似夸张的说法其实绝不是夸大之辞。
　　这里说的这批人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臣，他们中的有些人职位也许并不算高，有的甚或也不参与邦国内政，而专职从事外交，充当职业说客。这些人虽然也读过不少书，阅历也很丰富，但他们之所以受到帝王的青睐和器重，成为世人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很显然并不是仅靠他们读书学到的本事，而是靠天生的才能，靠一种独特的素质和性格。这种才能和素质是从任何书本上学不到的，它常常表现为敏捷迅速的反应，准确无误的事态把握。他们善于揣测、把握对方心理变化。往往在对方的话尚未出口前就已经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并且早有对策在胸。这种人的存在不仅于帝王、社稷极为重要，而且他们本人也常因口舌而顷刻间位至卿相。就这种行为方式的本质而言，它不仅属于东方人特有的智慧表达，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封割据，战事频繁，因此各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诸侯与诸侯间的联盟需要有人穿针引线，左右周旋。即使征伐兼并也不能全靠战场屠杀，外交斡旋也必不可少，这就为说客的产生及其发挥作用提供了时代舞台。民间流传这方面故事甚多，其中最著名的说客之一就是齐国以“习辞”而著称的晏婴。
　　晏婴一生出使他国不计其数，以两次出使楚国为例，很能说明他言语的敏捷、幽默和机智。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狂妄自大的楚王企图用污辱齐国的方式来吓倒这位不起眼的齐使，于是故意安排在接待晏婴的酒席间让全副武装的士兵押着一个盗贼从席前经过，并说这是他们刚刚抓到的齐国人。然后，楚王挑衅性而又不无得意地问晏婴，齐国人是不是都爱偷盗呢？晏婴听到这话立即避席而答，说：“我听说，橘子生在淮河以南就是甘甜的橘子，如果生长在淮北就成为苦涩的枳子，两种东西叶子虽然相似，果实味道却大不相同。同样的种子，栽种在不同的地方，长出的果实就不同，这是因为水土不同造成的。齐国人在齐国个个安分守己，来到楚国却成了小偷，这说明是楚国这个地方容易产生小偷吧？”这一下问得楚王哑口无言。
　　晏婴第二次出使楚国，楚王又故伎重演，不怀好意地说：“齐国难道没人才了吗？不然为什么派你这么个身材短小又无能的人来出使楚国呢？”晏婴本是五短身材，但气度不凡，听到这话，从容答道：“我们齐国仅都城临淄就有居民万户，怎么能说没人才呢？只是我们齐国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把有才能的人都派往英明的国君那里去了，对于昏庸的国君执政的国家，我们才派无能的人前往出使。我晏婴在齐国是最无能的人了，所以我们国君就把我派到您这里来了。”这一席话，既机智、幽默，又充满着讽刺，一时让楚王尴尬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齐国还有另一位著名的说客叫鲁仲连。战国中叶，当时秦国国势强盛，企图挥兵东向，削平六国。长平一战，秦人坑杀赵兵45万，并包围了赵都邯郸。邻近的魏国派辛桓衍去劝说赵国尊秦昭王为帝，投降秦国。鲁仲连认为，此举只会助长秦人的虎狼之心，决不可如此行事，便赶到赵国和魏使辛桓衍展开了激烈的舌战，直说得辛桓衍汗流浃背，终于明白了：一旦秦王称帝，不仅不会给赵魏带来安定，而且连现在的处境都保不住，辛桓衍再也不提尊秦为帝的事了。秦国听说后，见进逼不成，只好退兵50里。
　　20年后，齐、燕两国交战，齐将田单围攻燕国聊城时，燕将怕退兵被杀，故而死守聊城，齐军将近一年未能攻下。据说鲁仲连听说后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城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守城的燕将读后哭了三天，犹豫不决，进退两难，最后引颈自裁，聊城随即大乱，田单率齐军趁机攻入城中。战斗胜利后士兵们都说：鲁大夫的一封信抵得上百万利箭百万兵！齐国能够在竞争兼并激烈的战国时代成为七雄之一，其原因实在很多，但这一结果与齐人多伶牙俐齿之士，并由伶牙俐齿而赢得大大小小的外交胜利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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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舌下面的心计:2．活用舐犊心理学



　　古代历史上巧言劝人的事例很多，而劝说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战国时期的赵国赵孝成王继位之初，因本人年幼而由母后当政。一向有东侵之心的秦国见时机已到，即发兵攻打赵国。赵国面临严重的危机，不得不向齐国求援。齐国看到赵国形势危急，便答应出兵相助，但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以执政的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然后齐国方才发兵。赵太后特别疼爱小儿子，不同意齐国的条件，大臣们反复劝说也无济于事。前来劝说的人多了，赵太后竟然发怒说：“谁要再敢在我面前提人质的事，我一定吐他一脸唾沫!”赵国派不派长安君去做人质，决定齐国发不发兵，齐国发兵与否，更决定着赵国的生死存亡。赵国的左师触龙听到这件事后，便前来面见赵太后。
　　赵太后听侍从报告说触龙求见，心想这触龙也一定是为人质的事而来的。自己早已有言在先，触龙胆敢冒险而来，赵太后便怒气冲冲地等他到来。触龙进宫时故意缓慢地行走，一见太后就先道歉，说自己年纪大了，腿脚如何不方便。然后又关切地问太后的身体可好？近来饮食怎么样？就这样，两人谈了一阵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家常话，一句也没提人质的事，太后觉得触龙来见，好像不是为了人质，脸上的怒气也就慢慢缓和下来。接着，触龙对赵太后说，他来见太后是有一件事相求，“我有一个小儿子今年十五岁，年纪小，不成器，可我还是很疼爱他。我人老了，所以想在老死之前给他安排个去处，请求太后就让他做个保卫王宫的警卫吧！”太后一听，一口答应下来．并问触龙说：“你们男人也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龙说：“男人比女人爱得还厉害。”太后笑了，说：“触大夫，你弄错了，女人是最疼爱自己的幼子的。”这时候，双方的谈话已经完全打破僵局，赵太后的防卫心理也完全平静下来了。触龙见此又趁机说：“照我的看法，太后您疼爱女儿燕后远远超过爱儿子长安君。”赵太后说：“你错了，我最疼爱的孩子就是长安君。”触龙说；“父母关心子女，就应当为他们做长远打算。当初太后送女儿出嫁燕国做燕后的时候，她走时您拉着她的脚哭，她走后您也一直想念她，您还经常心中为她祈祷，希望她千万不要回来，因为您知道诸侯之女出嫁他国，只有被废或亡国才回到娘家，您这样做是为女儿长久做皇后、为女儿的子孙后代世代为王着想，是这样吧？”太后点头称是。触龙见时机已到，便把话题一转，说：“太后您表面疼爱长安君，事实上并没有像对燕后那样为长安君深谋远虑。长安君现在年纪还轻，如果他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他怎么在赵国长久立足呢？现在齐国要他去做人质，正是他为国立功的机会，您却阻拦不让他去。一旦太后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可靠什么保住自己的地位呢？所以，我认为您爱长安君，却没有为他的将来长远做打算。”说到这儿，赵太后默然无语。随后，赵太后下令派100辆战车，护送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也随即发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国的进攻。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赵国没有触龙这样一位语言天才，或者触龙不懂老人爱幼子的舐犊心理，那么他的劝说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那赵国的前途命运又会如何?不用说，这个结果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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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舌下面的心计:3.利害最是动人心



　　劝说、游说是用言辞说服人的，但言辞本身并不具有那么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动人心的则是通过言辞所说明的利益归属和利害得失。
　　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李斯从荀子学成后来到秦国，他认为秦国的发展势头很盛，很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性，便毅然来到秦国，游说秦王来了。当时从山东各国来秦的人很多，这其中不少人是有才干者，但鸡鸣狗盗之徒、滥竽充数者甚至各国间谍也夹杂其中，所以秦国官员中有人提醒秦王对此应予以防备，秦王也因此对外国进入秦国者下了逐客令。秦国要彻底驱逐六国来客，以净化秦国官僚队伍，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在这一关键时刻，李斯以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辩才给秦王写了一封声情并茂、有理有据的长信，这就是千古名文《谏逐客书》。在这封信中，李斯从秦穆公求贤讲起，那时他从西戎请来由余，从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并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了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之谋，拆散了六国的抗秦联盟，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吞并诸侯，建成帝业。这四代贤王都是任用客卿才成就大业的，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如果这四位贤王也像今天这样下令逐客，秦国会有今天吗？李斯又说，秦国的珠宝、美女、好马都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有秦国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卿却被逐呢？看来，大王是只看重东西，而不看重人啊！李斯的话，情词恳切，打动了秦王。秦王立即收回了逐客令，并继续招徕和重用外来客卿。秦王的凶狠和残酷是尽人皆知的，李斯之所以能用一封长信改变了秦王已经下达的命令，关键是讲明了逐客有可能对秦国大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作为一国之君，他无论如何凶残也不会置眼见的国家损失于不顾，这才是李斯之所以能够用言辞打动秦王的真正原因。
　　三国时蜀国有个邓芝，此人也是个著名的说客。当孙权中了曹操有意设下的离间之计，为夺回荆州，在麦城杀死关羽之后，吴、蜀之间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刘备念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情，发誓报东吴杀弟之仇，遂亲率大军东征。由诸葛亮苦心经营多年的孙、刘联盟宣告彻底瓦解。等刘备一死，吴、蜀关系又露出一丝缓和的曙光，于是诸葛亮马上抓住时机派邓芝出使东吴，劝说孙权，重修旧好，以求共同抗曹。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重大纠纷，孙权此时已经死心踏地臣服于曹操，大有与西蜀不共戴天之势。此时听说西蜀又派使者到来，心中早没好气，便架起一口烹人的油锅，唤邓芝来见。邓芝见状，说：“人们都说东吴多贤人，没想到竟惧怕我这一介书生。堂堂东吴，欲烹来使，太没度量了。”孙权觉得丢了面子，便撤下油锅，给邓芝让座。邓芝说：“我这次来不光是为了我们蜀国，更是为了东吴的安危。你臣服于曹魏以来，不是让你去入朝伴驾，就是让你送太子当人质，如果不依从，便以讨伐叛臣的名义南征，这样下去您是没有活路的。如果吴、蜀两国恢复联盟，那么进则可以兼并天下，退也可以三足鼎立，你们为什么不想与我们结盟自立，而偏要去做曹操的臣子呢？”孙权听了邓芝这番话，心中自然不是滋味，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以后，遂决定断绝魏、吴关系，重又恢复了吴、蜀联盟。
　　要说出使和游说，我们还不得不提及战国时代鼎鼎大名的纵横家苏秦。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后，就一反往日面目，把原来的主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来游说东方六国，要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了。于是，由于苏秦游说各国出奇地成功，很快在东方各国打开局面，并佩六国相印。然而，我们一旦略加仔细分析苏秦打动人主的诀窍，仍然离不开这么个基本原则，即以利害打动之。比如说他游说燕国吧。燕国地处北方，是一个偏远的小国，与当时的其他诸侯相比，燕国的力量是最弱的。对燕国来说，西方秦国是其最大的威胁，而它最担心、最可能首先给它致命打击的却是齐、赵等国。了解到这些情况，苏秦就赶往燕国游说燕文侯。见到燕文侯，苏秦开门见山地说：“燕国的最大敌人无疑是秦国，但是多少年来燕国没有战事，是因为赵国在南面挡住了秦国的进攻。秦国要攻燕，必须跨越云中、九原，还要穿过代、上谷，长途跋涉几千里，困难很大。如果赵国攻燕，那情况就不同了，赵国只要国君号令一出，不出十天，赵国的几十万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到达燕国东部，然后渡滹沱，涉易水，不出四五天就能攻进燕国的国都。”苏秦描述的情况恰是燕文侯最怕发生的，因为这关系到燕国的根本利益，于是燕文侯慌张而又诚恳地请苏秦为燕国出出主意。苏秦见自己的话已击中燕文侯要害，就漫不经心地说：“要阻止赵国攻打燕国十分容易，只要燕国先表示友好态度，愿意和赵国结成联盟，赵国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燕文侯马上答应下来，委托苏秦带上燕王送给赵王的礼物，请苏秦赴赵国为之斡旋去了。话说回来，苏秦游说燕文侯是他实现合纵以抗秦计划的第一步，其意并不在为燕国设计安全防卫计划。但他的说辞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他明白，要想得到燕文侯的支持，必须点破燕国目前所处的危急局势，有了危机，燕文侯才有求助心理，苏秦的计划也因此才可能迈出第一步。而苏秦用以打动燕文侯的也是利害问题。
　　由此看来，不论是李斯的谏秦王逐客，还是邓芝的出使东吴，还是苏秦的游说燕文侯，其用以作为说辞和打动对方的看家本事都是明明白白地晓以利害，当利害计算打动对方心的时候，劝说和游说就取得了成功。由此我们说，利害最是动人心，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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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舌下面的心计:4.激怒与说服



　　说服对方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反面激怒有时比正面劝说更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比如三国时西蜀丞相诸葛亮就扮演过这种智力游戏专家的角色，他智激周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话说当时曹操亲率百万大军直下江汉，威逼东吴。执掌吴国军政大权的周瑜担心自己兵力单薄，如果出兵抵抗会殃及东南六郡百姓，因此产生了与曹操讲和的想法。这时，诸葛亮来到东吴，目的是劝说周瑜与刘备联合，以共同抗击曹操。诸葛亮知道周瑜性急气盛，便没有正面劝说，而是用计激怒周瑜。他故意说周瑜与曹操讲和是上策，并说可以帮周瑜出个主意，既不用纳土献印，也不用贡送银绢，只需送两个人去，曹操肯定会即刻退兵。周瑜忙问送谁去？诸葛亮说：“曹操新建了一座铜雀台，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其中，他听说江南的乔公有两个女儿名大乔小乔，美貌无比。今天率大军南下，目的就是为了来讨这两个美女的。将军何不找到乔公，用千金买下两个女子，送给曹操呢？”周瑜问：“你怎么知道曹操是来要这两个女子的？”诸葛亮说，曹操的儿子曹植写了一首《铜雀台赋》，主题就是说曹操要当天子，并誓取此二女。接着，将原文背诵一遍，赋中有这样一句，叫“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周瑜听罢大怒，连骂曹操老贼欺人太甚。原来，大乔是孙策之妻，小乔便是周瑜之妻。因此，周瑜当即下定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决心。实际上，《铜雀台赋》中的这句话原意是指两座桥，因乔与桥同音，诸葛亮便故意说成是指大乔小乔姐妹，来激怒周瑜。激怒周瑜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在诸葛亮意料之中的。回过头想，诸葛亮对周瑜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骗术，如果周瑜懂些诗文，或眼界再开阔一点，诸葛亮的目的就没办法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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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舌下面的心计:5.谏诤中的辩术



　　历史发展到唐宋之后，列国和战之类的事端减少了，辩士说客也相应地少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类人又改头换面，以另一种面目和方式存在，并且仍然对国家、社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便是以帝王为劝说对象的宫中谏臣。谏臣之巧谏，从基本性质上讲，已与以前的说客不甚相同，但仅就其巧言善辩的天性才能而言，又与以前的说客如出一辙。
　　唐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众臣阻止不了。当敬宗为去洛阳游玩而大肆筹备时，宰相裴度知道强谏不行，便对敬宗说：“东都洛阳本来是天子巡游的地方，但因这段时间战乱太多，宫殿、官署大都被毁，须待修茸以后才好去得。我赶紧派人整修，过一年半载再请陛下巡幸吧。”敬宗听说洛阳一片废墟，便再也没兴致去游玩了。
　　明朝初年，宋濂经常给朱元璋讲授儒家经典，并不失时机地巧谏。一次，主事茹太素上疏奏事。朱元璋嫌写得太长，还没看完就大发脾气。群臣一见皇帝暴怒，便纷纷指责茹太素。惟独宋濂心平气和地说：“茹太素奏事洋洋洒洒万余言，所列的事件很多，且一一开列了改革弊端的具体办法，这说明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如果写得很短，都是些歌功颂德的空话，不一定就好。尤其是陛下刚颁布了广开言路的诏书，就严惩进言的臣下，那后果将会怎样呢？”一席话把朱元璋的怒气打消了。当朱元璋重新看了茹太素的奏章，果然发现上面有不少可取的东西，说：“如果不是宋濂相劝，我差点儿犯惩治谏臣的大错。”
　　当然，巧舌和心计并非处处时时都用于利君利国，它也有时不免用于阿谀奉承，谄媚谋私。唐朝的姚崇为人“权谲”，起初引荐魏知古为相，而后又将其挤出朝廷，派往洛阳任职。当时姚崇的儿子只知道父亲引荐过魏知古，就想走魏的门路徇私，哪知魏知古竟向玄宗告了状。有一天，玄宗问姚崇：“你有几个儿子？都做什么官？品行如何？”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了玄宗的意思，便以攻为守，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又没本事。他们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陛下一问，提醒了我，我得提前告诫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听了姚崇的话很高兴，问姚崇怎么知道？姚崇说：“魏知古落难时我引荐过他，我儿子很可能会因此走魏知古的后门。魏知古如果为了报我的引荐之恩而提拔我的儿子，那就坏事了。”姚崇的话柔中有刚，于不经意中已巧妙地把魏知古给告了。玄宗听了，觉得魏知古不仅不报恩，还告发姚崇，太不近人情，便罢了魏知古的官。
　　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李NB078
　　的巧言也是阿谀巧极的例子。当时武则天为昭仪，高宗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问群臣可否。老臣长孙无忌等坚决反对，许敬宗支持，却说“田舍翁多收十石麦，尚欲更故妇，况天子乎？”虽说对了高宗的心思，但又嫌太过露骨。高宗又问李NB078。李NB078是三朝元老，功高望重，他为了既不得罪
　　众同僚，又能讨好高宗和武则天，便耍起了滑头。他既不明确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此是陛下的家务事，何必问外人？”高宗听后，心中有底，便堂而皇之地把武则天立为皇后了。
　　历代巧言善辩的说士、谏臣，有的一言兴国家，有的一言救众生，也有的一言免去杀身之祸……显而易见，这种特殊本事是一种天生的才能，甚至是自幼就具备的才能。东汉的孔融小时候聪明异常，当时有个叫陈韪的大臣不以为然，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了未必有真本事。孔融听后笑了笑说：“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孔融的反问省略了潜台词：“你现在这么愚蠢。”我们可以设想，孔融此时肯定没有学过逻辑学，但他能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说出超乎常人想像力的妙语。语言一直是汉民族文化中的权力阶梯，而且又是审美对象，会说话、善说话，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常常成为世人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这到底让我们是喜还是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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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变应万变:1.“不倒翁”不倒的秘密



　　虽然说官场如战场，升沉迁徙都是难以捉摸的，而且伴君如伴虎，作为帝王麾下的人臣一般都有“朝承恩，暮赐死”的忧惧，但是中国古代历朝宫廷里都不乏这样一种人物，他们面对仕途险恶，任凭宫廷争斗，包括内忧外患，甚至改朝换代，都不忧不惧、稳扎稳打，既为各种势力所接纳和任用，而且还可能不断高升。虽说古人中多有“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对此种人却无意义。他们的做法是，任凭皇帝易人，社稷易主，我都能以不变应万变，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就像正常的生意人做生意，时间越长赚钱越多一样，他们则是任官愈久，地位则愈固、愈高。这就是官场宦海中的“不倒翁”。
　　这类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强干的济世之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往当官而不主事，甚至有职有权也不干事。唐代就有过这样一位“三不”宰相，他遇事不开口，办事不开印，回家不开门。这种人绝不是无知无识的愚人，他们读书而不死读书和读死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对传统儒家学说有着透彻的了解，而对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更有深刻的把握。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干事多错误才多，不干事的人一般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在官场如果真能看透这一点，把为人处世的智慧掩盖在痴呆木讷的外表下，他就已经明白了人生之三昧。
　　历经唐、后梁和后唐三朝，侍奉过18个皇帝的张全义属于不读书，却有丰富经验和天生悟性的人。他的祖辈是濮州乡民，他年轻时曾在县衙当仆役，辛苦劳累且不说，还常常遭受官吏的污辱，就是后来当了河南尹，同僚们仍看不起他，有人当众斥骂他为“田舍翁”。就在这种备受歧视的环境中，张全义的机敏心术开始起作用。他看到唐末战局混乱，就弃官投奔了黄巢义军，一度在黄巢义军中当了兵部尚书兼水运使。他又看出义军政权不会长久，为及早脱身另谋出路，便主动投降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诸葛爽。为了消除诸葛爽对自己的戒心，张全义主动请战，率军东奔西突，屡立战功，结果又受重用，升任泽州刺史。从反唐到降唐，两处都受重用，而这一切在张全义身上显得是那样和谐而自然。
　　这还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狼烟遍地，皇帝上下轮换如走马灯一般，张全义凭着高超的处世技巧，不但保住了性命、官职，也保住了地盘和实力。张全义的地盘在洛阳，朱温篡唐后对张全义并不放心，封他做东平王，想使他离开洛阳。张全义心如明镜，一再上表推让，表示无心争权夺地，并竭尽财力支持朱温，很快便使朱温消除了戒心。当朱温杀戮功臣，张全义受到威胁时，他把全部家产献给朱温，更为“难能”的是他竟让妻子、女儿和儿媳轮流侍奉荒淫无度的朱温，在朱温榻下随时为张全义辩白。有一次朱温生气，要处置张全义，张全义的妻子储氏竟然当面责问朱温：“全义只是一个种田的老翁，30年来在洛阳周围为你开荒种地，征收赋税，支援你打天下。现在他已老朽，活不了几年了，要背叛你何必等到今天？”说得朱温哑口无言。为了表示歉意和对张全义的信任，朱温还与张全义结成了儿女亲家。朱温政权倒台，洛阳一带为李存勖的后唐所控制。原来张全义支持朱温打李存勖，成了李存勖的宿敌，李存勖一直想诛灭张全义全家。对此，张全义早有准备，临危不慌。当他得知李存勖要到洛阳祭天，便立刻把祭品准备齐全，让人带信说自己早就知道洛阳当归李存勖，几年前就把祭品准备好了。意思是说他张全义身在后梁，心里却忠于李存勖。这一下居然博得了李存勖的原谅，仍然让他继续做他的河南尹，并加封为齐王。为增大保险系数，张全义买通了李存勖的刘皇后，用大量钱财博得刘皇后的欢心，并当了刘皇后的义父。这样一来，便由李存勖的宿敌又变成了岳父，官运也就更通畅了，不久就升至太师、尚书令。到了晚年，为了给儿孙找靠山，他窥测到李嗣源的势力发展快，有前途，便极力上疏说李嗣源的好话，说李嗣源如何有胆有识，雄才大略。以
　　致张全义死后李嗣源当了皇帝，还觉得过意不去，于是又追赐给张全义一个“忠肃”的谥号，才算了结了一桩难完的心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全义，论才论德他全无特长，但他身历数朝、身侍数君、身任数职，不但官运亨通，而且全身而去，这么一个活宝贝的坚韧生存究竟靠的是什么?这实在值得后人深深思索。
　　张全义有幸身历数朝，而在位长达54年的汉武帝一朝就更换过若干丞相，与绝大多数丞相被杀不同，公孙弘死于丞相位上倒成了个例外，这个例外与张全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就妙在他能处危而不危、处乱而不乱，看似不温不火、谦恭礼让，但实际上却是对上阿谀、对下踢脚，对竞争对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潜在的，他都稳准狠地予以除治。仅举几个例子：中尉汲黯因为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汉武帝的咏马诗，公孙弘说汲黯是“诽谤皇上作品，应该全族抄斩”。虽然汉武帝没杀汲黯的头，但却为此把汲黯贬到外地去了。董仲舒是当时的名儒，公孙弘因为研究公羊《春秋》不如董仲舒，心里嫉恨，就利用戴高帽子的办法把董仲舒推荐到杀人不眨眼的胶西王手下，从此结束了董仲舒的政治生命。还有主父偃，这个齐相是因为办案办过了头，也被公孙弘推荐到死神那里去了。公孙弘整人是暗里下毒手，表面却从来都是宽宏大量。比如有一次，汲黯在朝廷上当众指责公孙弘身为三公却仍盖打补钉的棉被是虚伪。公孙弘面不改色，缓缓对汉武帝说，因为陛下英明，所以朝中才有汲黯这样的直臣。你看，这马屁拍得多到位。张全义无耻，公孙弘无德，而最终成就政治不倒翁却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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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变应万变:2.死人算计活人



　　历史上身居要职的人很多，精明一世的人也不少，而身兼二者，既身居显位，又精于算计，其精明程度甚至连身后的事情也能算计到，这样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唐朝的姚崇就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姚崇起初曾和朝中另一大臣张说争夺相位，经过姚崇的精心策划，硬是把已经坐上相位的张说拉下马来，自己取而代之。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人力所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姚崇比张说年长许多，此次政治交手张说虽然一着不慎输给了姚崇，但张说只是暂时偃旗息鼓，既然有这么个年龄优势，张说也决不想就此罢休，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就是了。
　　张说此时的心态，姚崇也是十分清楚的，预料到张说迟早要复仇，所以姚崇临死之前对他身后事做了周密安排。他告诫子孙们说：“张说一向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以后，出于礼节他必定前来吊唁。到那时，你们可把我平时使用的珍宝器皿都陈列出来，因为张说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类东西。你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张说看到我这些东西完全无动于衷，你们就赶快做出逃的准备，那样灭门之灾就要到了。如果他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喜欢， 有兴趣，就说明他不打算报复，那你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都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并特别叮嘱：“如果张说答应为我撰写碑文，写出后你们就立即上呈皇上，刻石立碑。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十分重要，因为张说为人做事容易反悔，事后如果他发现事情做错了，要求追回碑文时，你们就告诉他碑文已呈皇上恩准，并把刻好的石碑给他看。这样，他就没办法改变他在碑文中对我的评价了。既然从他口中对我盖棺论定，你们也就没什么危险了。”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姚崇死后，张说收下了他的礼物，也为姚崇写了碑文，文中对姚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事过不几天，张说就后悔了。可这时姚崇的儿孙们已遵嘱而行，他没办法收回自己对姚祟的评价了。张说由于无法改掉的对珍宝器皿的收藏兴趣，还有他那一丝贪欲之心，致使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误。然而，由这一事件我们看到的却是姚崇对人明察秋毫般的精明算计。事后，当张说明白了事情的个中原委以后，只有顿足大骂了。实在说来，人死之后对于死者个人来说，生时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一切也都成了静止的。道家开山祖师老子主张：不与人争，而人莫能与之争。那么由此举一反三，姚崇以死为标志已经达到不与人争的顶点，而活着的张说犹有争心。但到头来，不争的姚崇终于制服了争心不已的张说，这是否就是老子隐晦的话中暗含的那番道理呢？虽然史无明文记载，民间传说中有死诸葛亮制死活司马懿的故事，这个说法似乎有些说过了头，而事实上，诸葛亮与姚崇相似，其生前也是看出了他的对手司马懿的为人和思维方式，才制造了那桩一再用木制人像来吓退追兵的有趣事件。以不变应万变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死人算计活人、制服活人，死前安排好身后的事情，把即将化为青烟的智力再做最后一次延伸，是否也可以算作“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典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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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1）



　　翻开中国历史，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人，无论政治如何风起云涌，他都能稳稳占据要位；天下太平年代他的升迁不快，但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乱之秋他也能既保全身家性命，又一步步高升。这种人似乎并不是人为训练的结果，而是性格性情使之然也。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皇帝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多少王公大臣随着皇室的更替常常一夜之间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许多人甚至为此很轻易地丢了性命。而冯道其人竟然在这样的年代，能在前后50年的仕宦生涯中历仕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8姓11个皇帝，而且不管在哪姓哪朝中做官从未离开过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史称此间“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并自称“长乐老”，简直比做皇帝还自在。
　　冯道为官处世的最大特点是看风使舵，投君所好。冯道少年时读过些书，因不太精通，所以没参加科考。最初从戎，在后唐李存勖手下南征北战，卖了不少力气。不料李存勖称帝后不重用功臣和文人，却以前朝的名门士族为官，使冯道大失所望，他只好等待时机。李嗣源继位后，改变了李存勖单纯以武功治国的方针，开始崇尚文治。李嗣源是一介武夫，四方奏章要让人代读代批，负责读奏的中书令安重诲文化也有限，常常读不通奏章的文句。时来运转，冯道在李嗣源下令“选文学之士与之共事”时被选中，授予端明殿学士，并很快当上了宰相。
　　冯道所以取得李嗣源的信任，主要在于他善于揣摩李嗣源的心理。他发现李嗣源不像李存勖那样重视门第家世，便利用宰相之权引用了一些出身下层的才智之士，“凡孤寒之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做得完全合乎李嗣源的心思。李嗣源继位时已经60岁，常常深夜焚香祈祷，说自己当皇帝是勉为其难，请上天降明主，拯救黎民百姓。冯道由此看出李嗣源有致太平的愿望，不是一意孤行的昏君，便一改自己秉性，反其道而行之，不当面阿谀奉承，而是常常犯颜直谏。有一年天下丰收，李嗣源很高兴，问众臣年景如何，别人都说好听的，冯道却说，当年我骑马远行，走山路时格外小心，一路平安；到了平原上，放马由缰，却跌了跟头。意思是劝谕李嗣源居安思危。又一次谈及丰收后百姓生活好转时，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并诵唐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罗绮筵，偏照逃亡屋。”说得正中李嗣源下怀，于是李嗣源随即命人抄录此诗于屏风，“每自诵之”。本来处事圆滑的冯道，一反常态，他的犯颜直谏，正是瞅准了李嗣源的脾气，因为皇上喜欢这样。结果，李嗣源做了8年皇帝，冯道就当了7年宰相。
　　长保富贵实属不易。正当冯道官运亨通之时，李嗣源突然病死，其子李从厚继位。李从厚宽柔少断，仅做了4个月皇帝就发生了兵变。这天，冯道早朝时见不到皇帝，才知道兵变中皇帝跑了。宫中无主，大臣们纷纷打听李从厚的下落，当得知李从厚跑到石敬瑭处时，便准备将其接回宫中。冯道却不管李从厚的死活，急于打听谁是兵变的主谋。当得知是当时最有军权的李嗣源义子李从珂时，便集合百官，商议起草迎立李从珂为帝的“劝进文书”。他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派人给李从珂送去当皇帝的衣冠器帐，然后亲率百官“班迎”。不久，石敬瑭赶走李从珂，灭了后唐，称帝建后晋时，冯道照旧朝拜称臣，结果仍然当他的宰相。真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冯道长保富贵的另一个办法，是善于观察天下大势，透彻了解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石敬瑭打败李从珂，建后晋称帝，是借助了契丹人的力量，是以称“儿皇帝”、割让幽云16州为交换条件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冯道即明白石敬瑭的作为足为时人所耻，不能与之公开站在一起；但他明白限于君臣关系，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又不得不顺从石敬瑭；他更明白，自己要想富贵长久，还必须讨得契丹人的欣赏。这对他人来讲无疑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处境，但对于老于此道的冯道来说，却毫不犯难。他常代石敬瑭以“儿皇帝”的名义起草给“父皇帝”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奏章，每做此事，故意表现得痛心疾首甚至为之下泪，以此来博得别人的谅解。连石敬瑭也真的以为冯道以此为耻，所以当派使臣去契丹时，还担心冯道不愿干这个受气的苦差使。没想到冯道心中早就有找机会接近契丹主子的想法，因此应承很是爽快，并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这里的潜台词是，儿皇帝靠主子扶植，儿皇帝的臣子，更要靠主子；要想保住荣华富贵，单靠傀儡主子是不行的；要数挨骂，第一个是你皇帝陛下，后面才是我冯道。
　　据《新五代史》记载，一到契丹，耶律德光便斥责冯道，作为宰相“事晋无道”，冯道装作吓得说不出话来。其实他久历险境，心里很是镇静，他知道对这种斥骂不能作任何辩解，无言是最好的回答。当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来朝时，他说我们无兵无城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你这个老头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冯道答道“是个无咎无才又痴又呆的糊涂老头”。这种自轻自贱的回答一下博得耶律德光开怀大笑，竟然缓和了紧张气氛。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冯道的狡猾。如果照一般人那样赶紧说自己是对契丹主子赤胆忠心的臣子，传扬回去谁还看得起他？如果不这样表白又怕得罪耶律德光。而作践自己取乐，谁也不得罪，不是最“美妙”的外交辞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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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变应万变:3.说不尽的冯道（2）



　　冯道在契丹期间，常与耶律德光在一起。有一次，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这样苦，如何救得?”冯道已不敢再用当年讨好李嗣源的“直谏”方式，而只好献媚了：“此时此地如来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您才能救得。”当有降臣告发冯道有过反契丹的活动时，耶律德光已经不相信了，说冯道“不是爱多事之人，勿妄引”。可见，此时耶律德光已经很信任冯道了，并给了他一个契丹太傅的官衔。耶律德光起初想扣留后晋使者，见冯道既忠厚又顺从，便放他按时回去。冯道为表忠心，曾“三上表乞留”，并故意多住了一个月。走时又故意慢行，两个月才走出契丹国境。在当时博得契丹人的信任，便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果然，回到后晋，石敬瑭马上给冯道加了军职，军政诸务，“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并进爵鲁国公。
　　后晋国祚不长，不久刘知远建后汉称帝，冯道即去朝拜，又被封为太师。郭威建后周称帝，冯道率后汉原宫中百官迎谒郭威入汴，郭威仍以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并让他当上了后周的开国宰相，直到去世。据说，冯道在五十多年间历仕5朝11帝，所任官职爵位不计其数，他怕后人记不齐全，曾在晚年自编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把所有的官职、爵位、封号一一列记，引以为荣。的确，从为官处世角度看，冯道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成功者。
　　但是，在正直传统的士大夫眼里，冯道的作为不仅不值得效仿，而且是不屑与之为伍的。宋人欧阳修斥之为“可谓无廉耻者矣！”由于唐末五代时期这种见风使舵的官僚远不止张全义、冯道两个，似乎已从整体冲垮了“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司马光因此在《资治通鉴》载了一个姓李的寡妇被店小二推搡了一下，为保贞节而自断其臂的故事，然后发感慨说：“士不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借此对这种失节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批评和抨击。
　　毫无疑问，冯道非但在五代时期是一个特例，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典型。因此，冯道的作为不具备可重复性。但是冯道的为人为官方式却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中国古代臣相中为官为人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要想长保荣华富贵，要想不在官场上跌足栽跟头，容忍、装傻充愣、不急不躁，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另有一例很可说明问题。
　　唐代中期的郭子仪在那个时代不能不算作一个功勋盖世的人物，他在安史之乱中对保卫唐王朝作出的巨大贡献，使唐玄宗以下4任皇帝都对他另眼相看。但就是这么个人物，他一生也多次面对必须忍耐和装傻的时刻。一次是宦官鱼朝恩给他制造的，另一次则是元载给他制造的。
　　鱼朝恩身为宦官，是朝廷皇上的幸臣。幸臣和功臣本是一对冤家，幸臣专作暗事，功臣只作明人。郭子仪在朝中的地位和威望无人可比，仅此就让鱼朝恩感到非常痛恨了。于是，鱼朝恩为了发泄对郭子仪的不满，就派手下人掘了郭子仪家的祖坟。事情不用说是鱼朝恩干的，但郭子仪却不便发作。第一，他没抓住鱼朝恩的把柄；第二，弄不好会使皇上对自己产生反感。为此，郭子仪明知就里却只说了句“我家祖坟被掘，都怪我不忠不孝，这是上天的报应，并非别人有意而为”就搪塞过去了。
　　另一次是郭子仪驻扎在郑州时，曾向朝廷推举一名县官。对于郭子仪这样的人物推荐这么个芝麻官，实在是件再小不过的事了，但当时任宰相的元载却坚决不同意。朝廷没有答复，郭子仪的部下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郭子仪却反过来劝说部下：“安史叛乱以来，各地统兵的武臣对朝廷请求颇多，朝廷屈于他们的实力，恩准的太多。现在我向朝廷请求的事情，皇上没有答复，是没把我当作过去的武臣来看待，而是表示对我特别的信任，对此你们应祝贺我才是呢！”小小请求事实上是受到元载的阻拦，郭子仪却作这般理解，不是就可以从中看出古代宫廷中的某些为人为官之道吗？因此，郭子仪在那个国君昏庸、奸佞当道的时代，能够安度一次次政治艰险，最终以85岁的高龄寿终正寝，不是也很耐人寻味吗？
　　历朝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聪明透顶的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表明，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保住官位，稳步高升。为达此目的，他们始终坚持一个根本性的处世原则，就是以柔胜柔，以柔胜刚。遇事少说话，不发表自己的主张，尽量逢迎别
　　人，但心中主意其坚如铁、历久不变，永不吃亏就是目的。他们做事目的性极强，每走一步都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有升无降、有进无退，永远立于不倒之地就是他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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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行藏的揣摩:1.急流勇退



　　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士人理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后，这两句话就成了古人评判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基本标准。“达”，不用说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向上精神，官场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仗义执言和明争暗斗无一不在其中，它不属于本节讨论的问题。而仅就“穷则独善其身”来说，它虽然没有武以阵亡、文以死谏的悲壮气概，离“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境界也差得远，但比起那些随波逐流、与世俯仰的小人和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奸佞，这些隐者以自己的不合作、不参与来保证世界的部分清洁，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在“臣相篇”中来讨论这部分人的理由。
　　不用说，我们这里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者，并不是仅指那些自始至终持不合作立场的隐君子，更不包括那些超凡脱俗的佛门弟子和基督信徒，而主要讲的是历史上那群先进后退之人，即曾经为国家、社稷建立过功业，甚至曾经位居要职、声名显赫，或正值人生事业高峰却急流勇退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怀才不遇而暂告退位，遇有机会便东山再起者。他们有卓识和才华，既是儒者，又不是儒者，既是道家，又不是道家。他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明了了为人的方式、尺度和标准。因此，他们无论是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坦途上，还是在世事的激流漩涡中，他们都能保持异常清醒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政治上特别成熟、处事极其精明而又恪守人生情操者。
　　人活在世上，进和退都是常有的事。一般说来，进是为争取更大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为退而退，而是战略退却，目的无非是为保住荣华富贵，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对于侍奉在帝王身边的人来说，个人功劳越大，其危险性也就越大，古来向有“功高震主”的说法。春秋时的范蠡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是越国大夫，是越王勾践最得力的助手，他曾帮助勾践在越国几乎被吴国灭亡的情况下发奋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把越国从濒临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打败了吴王夫差，灭掉了吴国。应该说，范蠡在决定越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在大功告成之后却辞官不做，悠然混迹商贾，经商发财去了。范蠡显然是一个成功的隐退者。
　　如果说范蠡的成功隐退为身在官场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正面典范的话，那么韩信则恰成为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的悲剧性代表。韩信协助刘邦打天下，真可谓功高盖世，正因为如此，韩信成为刘汉王朝中少数几个异姓诸侯王之一。按照范蠡的思路，人生地位如此，干脆万事不管，享享清福得了。可韩信在被封为王后仍握有兵权，朝中军政大事也总要参与意见，甚至还以大汉功臣、老臣自居，时不时闹些情绪，结果最终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抓起来杀了。直到被押赴刑场时，韩信才勉强明白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官场道理，但他实在明白得太晚了。
　　说到韩信，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汉初另外两位与韩信平起平坐的人物，那就是萧何和张良。萧、张二人是刘邦从起兵到当皇帝整个奋斗过程中的谋士功臣，刘邦建汉后又先后担任汉朝相国。与范蠡不同，萧何、张良功成之后并没有彻底退隐；但他们又不像韩信，完全不懂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即以退隐方式来对待为官。在萧何、张良看来，自己的功高盖世，正是全部危险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虽身在其位，但都不断采用巧妙的办法打消刘邦对自己的疑虑，从而平安地度过了一生。比如刘邦对萧何，他一面给萧何加官赐赏，一面又经常派人打探萧何在干什么。敏感的萧何对此看在眼里，想在心中，他不对刘邦作任何解释和表白，而是以故意自污的方式来解除刘邦的顾虑。例如他有一次在刘邦外出时故意强买民田民宅，结果刘邦回京城后接到许多告发萧何的信件。萧何作出此等不入流的事来，是有意向刘邦表白自己胸无大志，只不过是个贪财的庸人。刘邦对此却暗暗高兴，于是慢慢对萧何也就放心下来了。
　　张良在西汉立国后仍要常常参与政务，为刘邦出谋划策，朝廷论功行赏时，刘邦因张良功高，就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明白这里面的文章，坚持只要一万户，把另外两万户退还给朝廷。当然，三万户与一万户之间的差别对于朝廷来说也并不大，但只接受一万户食邑所表明的却是张良的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则完全是为了让刘邦放心。不仅如此，在选择封地时，张良要求封在与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对此，刘邦很是高兴，封张良为留侯。到晚年，张良目睹韩信、彭越等功臣的悲惨结局，联想到范蠡、文种兴越后或逃或死，深深懂得了“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便向刘邦辞官告退了。退隐后，张良崇信黄老之学，专心修道养精，静居行气，希望轻身成仙。后来还是吕后劝他不要自苦，张良才重食人间烟火，但从此全不参与朝政。张良、萧何由此得以善终，并一直得到刘邦和吕后的关照，与韩信等人相比，萧、张二人不可谓不老谋深算，并且也真称得上是绝顶聪明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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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行藏的揣摩:2.知难而退



　　见目的已无法实现，不再作无谓的挣扎和牺牲，便知难而退了。这是另一种人的做法。
　　郭泰是东汉名士，志向高远，交结名流，研习学问，议论朝政，组织和领导了一批健康的政治力量，企图清除朝中积弊。但郭泰自己并不当官，只是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与朝中的李膺等人巧妙配合。不久，“党锢之祸”兴起，李膺入狱，郭泰也遭到通缉。事后他回到山西老家，以授徒为业，从此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也不再议论朝政得失。这时郭泰还不到40岁，便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当学生和朋友劝他复出时，他已经对东汉政权不抱希望了，他说自己不想去“冒冲风而乘奔波”，只想修身养性，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已。郭泰的聪明就在于他决不意气用事，明知无望而硬作最后悲壮的一搏。
　　唐朝的孟浩然，早年就显示出超人的才华，且名传京师，他很想到政坛上去一展身手。他与王维友好，王维在内署值班时约孟浩然入内闲谈，恰遇玄宗驾临。玄宗久闻孟浩然之名，当下便让孟浩然朗诵自己的诗作。不料，诗中有“不才明主弃”一句，惹怒了玄宗，玄宗以为孟浩然是在讽刺他不分贤愚，埋没人才，孟浩然不但没得到什么官做，还惹怒了天颜。孟浩然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一下仕途更加无望了，“当路谁想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于是告别友人，离开长安，回到故乡过起了隐居生活。此后，孟浩然由儒而道，在山水田园诗意中倾诉痛苦，消磨时光，抒发“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的感叹去了。坦然地放弃仕途上的功名利禄，而选择寂寞和平静，这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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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行藏的揣摩:3.顺坡下驴



　　主动选择政治退隐当然属于明智之举，有时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者，但也不会是完全没动脑筋的。历史上有些人的隐退就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迫于形势的结果。这主要是某些开国勋臣，他们打天下时建有奇功伟业，一旦天下坐定，皇帝担心其威高过主，彼此关系日后难处，对方又不是反敌，不忍心就此开杀戒，便设法令其交权让位。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也识趣，找个理由让出权力，达到君臣之间的某种默契，从而避免身陷囹圄或人头落地的悲剧结局。这类人虽算不得十分聪慧，但知其不可而不为，也算得几分机灵。
　　北宋开国勋臣石守信在北周时与赵匡胤同掌禁军，彼此视为兄弟，陈桥兵变时，石守信是主要策划人，拥戴赵匡胤登基，他更是态度积极，出过大力。此后，宋王朝面临李筠、李重进叛乱，又是石守信成功地领导了平叛，并因此任同平章事(宰相)，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独掌北宋军政大权。事实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石守信有图谋不轨之举，但作为皇帝的赵匡胤仍对他放心不下，于是便在自己称帝的第二年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一次，赵匡胤请石守信喝酒，两人杯来盏去对饮正欢时，赵匡胤趁着半醒半醉，突然对石守信大发做皇帝难的牢骚，说：“将军，你有所不知，这当皇帝实在太难了，我没有一个晚上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明过。这哪有当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一听这话，不知就里，忙问其故。赵匡胤说：“你想想看，这天下人想做皇帝的太多了！”此时，守信还没有明白赵天子话中的话，误以为皇帝发现有人谋反，就说：“哪个敢对皇上存有二心，我一定协助陛下诛灭他。”赵匡胤听石守信这么说，便微微一笑，话锋一转，说：“比如说你吧，你本人虽然没有异心，如果你手下的人想升官发财，想荣华富贵，他要把黄袍硬加到你身上，你不也得乖乖当皇帝吗？”经赵匡胤这么一说，石守信才如梦初醒，原来他赵匡胤心里放不下的正是自己。这种情况在赵匡胤与石守信喝酒之前，石守信是绝没想到的，这突然而来的问题让本没有思想准备的石守信必须马上作出回答。于是石守信便问赵匡胤：“陛下看这情况该如何做好呢？”赵匡胤面露难色又显得十分豁达地说：“人的一生真像古人说的如白驹之过隙，稍纵即逝。朕以为像将军这样的人不如多积钱财，广置田宅，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实实在在的财产。你本人则放弃兵权，到封地去，每天以歌舞美酒为伴，以此享尽天年。另外，朕决定与你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相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第二天，石守信便称疾告退，交回朝中兵权，当了个挂名的天平节度使。
　　辅佐朱元璋起义、灭元到登基称帝的功臣刘基，在明初的朝野中也是众所公认的第一谋臣。他聪明过人，能谋善断，朱元璋常把他与汉初张良相比，称之为“吾子房也”。当然，刘基的聪明还在于当朱元璋以他之谋与张良相比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应该像张良一样隐退了。可是刘基此时年富力强，愿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继续有所作为，不想半途而废。对此，朱元璋却不耐烦了。有一年天逢大旱，朱元璋令刘基负责祈雨。刘基上书讲了当时朝中的一些弊政，认为这是天久不雨的原因。朱元璋照他的意思做了，但仍未下雨。百官趁机指责，朱元璋也责难不休。刘基明白，此时他已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便趁机告退，回乡赋闲了。朱元璋想到刘基人还不老，在家乡仍有号召力，并且手下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子弟兵，离开朝廷监视会更加危险，便又把刘基召回朝廷，追封其祖辈爵位。刘基当然明白朱元璋的用意，所以当给他本人加爵时，他坚决地辞却了。直到六十多岁时，刘基眼昏齿落，俨然一颓衰老翁，朱元璋才允许刘基回到老家去。从此，刘基蛰居深山，潜形息影，断绝与官府的一切来往，惟以饮酒下棋为乐，从不对人讲起他的经历和功劳。家乡的县令几次拜访都被挡驾，表示他只是一介山民，甘愿永远与世隔绝。
　　明初的另一功臣李善长却不如刘基聪明，他不肯老老实实地隐退，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协助朱元璋起兵打天下，连朱元璋登基时的具体准备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据说他曾亲自书写“天下太平，皇帝万岁”8个大字，作为登基仪仗队的旗帜，并率文武百官劝进。朱元璋封功臣时把李善长名列第一，他也由此成为明朝的第一任丞相。但朱元璋皇位一坐下就对李善长不放心起来，并开始物色新的丞相人选了。他借李善长与另一权臣杨宪闹矛盾，朱元璋先是处死了杨宪，随后又令李善长辞职。李善长只好以养病为借口回到凤阳老家。但李善长辅助朱元璋打天下几十年，只落得赐田1500亩、佃户1500家的可怜实惠，实在于心不甘，他一直图谋东山再起。当朱元璋回凤阳扫墓时，他鞍前马后奔波，朱元璋明白他的用意，便让他负责营建中都凤阳事宜，并把大女儿临安公主也下嫁给李善长之子。本来事到如今，李善长也该安心或死心了，政治的弹性有时非常大，有时却又毫无回旋的余地，李善长却没看到这一点。他还是不死心，还希望在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土木工程监督员的位子上能再进一步，再升一阶。其结果是非但没能如愿，他的积极表现反倒引起朱元璋的疑忌。此时朱元璋已到晚年，许多想法都比年轻时复杂，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为儿孙清除掉他死后可能发生的隐患，屡兴大狱、诛杀勋臣是其集中表现。结果在处理丞相胡惟庸一案中，没头没脑地顺便也把李善长给连带进去了，最后来了个满门抄斩。事到临头，李善长方才有所醒悟。自古伴君如伴虎，退隐之人本当安心赋闲，以保善终，自己由于想法太多，反倒因此找了个大苦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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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行藏的揣摩:4.不合作主义



　　不管是急流勇退，还是顺坡下驴，从仕途官场走出来的人大多数并不想从此就和政治彻底断绝关系，也就因此不被视为不合作主义者。只有从此洗心革面，以体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称得上不合作主义者。
　　东晋的陶渊明是在几上几下之后才决定做隐士的。他出身于豪门士族，走着与此种家庭出生的人大体相同的读书、九品举士、做官的道路。他年轻时即胸怀大志，希望能有朝一日施展才华，大济苍生，建立丰功伟业。但此时陶家日趋衰落，陶渊明无依无靠，迟迟得不到入仕机会，直到29岁才出任江州祭酒。尽管这个职位对初入仕者来说已不算太低，但陶渊明天生刚直耿介，向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对官场上的种种禁忌规矩难以忍受；同僚们尔虞我诈，谄上欺下的种种丑态又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他觉得置身这样的泥潭中不仅抱负无从施展，连洁身自好都难以做到，与其和这样的人周旋，不如回家躬耕田园。没多久，陶渊明便辞官回家了。过了几年，见桓玄反对专擅朝政的司马道子，士人纷纷归附，陶氏也随之投其帐下当了幕僚，希望能干一番事业。可桓玄是个野心家，以讨逆为名招兵买马，为篡夺帝位做准备，这使陶渊明深感失望。第二年，正逢母亲去世，陶渊明便趁机辞职回乡了。陶渊明虽然归耕田园，但内心深处仍涌动着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热流，仍然渴望功业芳名，想再找机会一试身手。不久，东晋局势再度变化，刘裕讨伐桓玄，恢复晋室，陶渊明以为晋室由此可获中兴，便第三次出仕，做了刘裕的参军。但他很快发现刘裕与桓玄不过是一丘之貉，便又离开刘裕，到江州刺史刘敬宣手下做参军。不久，又当了彭泽县令。当年冬天，州里派人来彭泽巡查政务，陶渊明身为县令，当亲自迎接。他本来讨厌这些殃民之徒，便穿便服去应酬，一个老于世故的县吏深知官场规矩，赶忙提醒他“当束带见之”。陶渊明实在不愿屈就逢迎，便说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随即挂冠而去。直到这时，他才对官场认识清楚，对仕途和抱负也看淡了，绝望了。客观地讲，陶渊明是很聪明的，但又有些书生气，所以总想入仕有所作为；只是在屡次碰壁之后才认清了官场的本质，抱定了不合作的超然态废，发出了“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感叹。“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以后怎么做总算明白了，从此做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大自然中的自由人。
　　王夫之在明朝末年战乱中曾募集义师保卫家乡，抵抗清军。不久义军被打散，王夫之也亡命他乡，后来到南明政权中做了个幕僚。南明小朝廷力量单薄，朝政昏暗，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仍不忘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使王夫之非常失望。王夫之与朝中敢于直言陈谏的袁彭年等五人友好，遭到奸臣排挤诬陷，结果不到半年，王夫之便只好离开了。当时清廷广招亡明遗民，特别是有学问的名士。王夫之刚届而立之年，却以亡明遗民、汉学家自居，不肯与清廷合作，便下定决心去做隐士。在此后的40年间，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以教书授徒为业，并在荆榛草泽之中研究学问，完成十余种专著。甚至连他教授的学生也大都不愿与清王朝合作，不肯出仕，与王夫之一样终身耕读于乡间。
　　还有一个傅山，此人在明朝亡后也以亡明遗民自居，常穿一件红色道袍，自称“朱衣道人”。不久因参加秘密反清组织而被捕，侥幸获释后，他曾游学东南，想浮海投奔抗清的郑成功，终未如愿。这时，傅山也深知复明无望，便在山西老家过起了隐居生活。康熙时为了笼络汉族学者，改变高压政策，准备特设博学鸿辞科考试，以怀柔高傲不合作的亡明学者。康熙得知傅山的名望和学问，指名要他入京应试。当时傅山已74岁，以病坚辞，不能获允，被县令派役夫抬着送往京师。到距京师30里的地方，傅山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只好在崇文门外圆觉寺住下来。一个月后，傅山仍然称病不肯进京，康熙便下旨免试录用，赐官内阁中书。按惯例，授官后接受者应当磕头谢恩，但傅山称病不肯下床，又被抬着去了午门。傅山见了紫禁城，老泪纵横，扑地大哭。康熙无奈，只好下令将傅山放归还乡。
　　在各种各样的退隐者中，急流勇退为最优选择方案，抱负不得实现而中途退隐者次之，而被赶出去才做隐士的，其境界就等而下之了，更别说像李善长那样被赶出之后仍不甘心，终于招致杀身之祸，那就是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了。至于持不合作主义的陶渊明，在几上几下后才认清了官场原来如此，做起了隐士，则是善于总结经验，调整人生航向的一类，这在出处行藏的政治漩涡中，仍不失为清醒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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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也有术:1.钻营也需抓机遇



　　人们痛恨奸臣，鄙视佞人，常斥之为“不学无术”。其实，奸臣佞人并非胸无点墨，有人还读过不少书，颇有文才。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从四书五经或任何一种古书中学来的，更不可能从任何一位老师那里得到，而是无书自通、无师自通，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和才华。遗憾的是，这些人的才华没用于正路，因此只能被后人斥之为邪术、奸才。
　　凡奸臣发迹，一般都离不开这种天生的奸才、邪术。纵观历代奸臣作为，大都依次有投机钻营、取宠皇帝、陷害异己诸方面，但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着各自独特的技巧和绝招，显示着各自特有的天赋、性格和灵魂。
　　机遇对每一个要求发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达到更大的目的、实现更大的野心，敏锐地抓住机遇是其成功的真正开始。北宋的蔡京，通过小说《水浒传》的流传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在发迹过程中是如何发现机遇并牢牢把握住机遇的，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太多了。蔡京参加科举考试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做的是地方小官，如何靠近朝廷，真正掌握大宋帝国的权力，是他梦寐以求的。为此，他深深明白，要想升迁快，光走正道是不行的，走歪道绝对比走正道更方便、更近捷。于是他首先盯上了两个可资利用的人物，一个是朝中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童贯，另一个是名道士徐知常。说来也巧，在蔡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不久，童贯奉徽宗之命到江浙一带访求书画奇巧。童贯在杭州前后呆了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蔡京作为地方官，有接近童贯的机会就主动攀附，为培养童贯和自己的感情，蔡京甚至昼夜陪伴、形影不离。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蔡京的努力，童、蔡关系迅速升温，到童贯要回汴京时，竟有些不太舍得扔下蔡京了。如此一来，童贯一回京师就把蔡京精心奉献的各种奇巧珍玩献给了徽宗，并多次在徽宗面前大讲蔡京的才能和忠诚。从此，蔡京一下子成了徽宗视野范围中的人物。
　　再说那个道士徐知常。此人虽是个道士，但却经常出入元符皇后的禁中，因此与宫中的嫔妃、宦官们混得很熟。蔡京也通过种种手段打通了徐知常的关节，受物欲和人情驱使，徐知常也不断在皇后面前竭力夸奖蔡京，并说蔡京有王佐之才。前面有童贯的极力推举，后面有皇后从枕边吹风，双管齐下、两面夹攻，宋徽宗果然把蔡京当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久，蔡京便被朝廷由地方调入京城，先是让他做了翰林学士，很快又被任命为右丞相。不用说，蔡京的青云直上与他抓住机会，打通关节有直接关系。
　　明初的严嵩在仕途生涯的开始起步也并不是很高。严嵩为官前期虽然身在朝中，但他担任的只不过是什么编修、翰林之类的文职，而与他向往并垂涎的权力中枢却全无关系。严嵩对此并不满足，于是便多方活动，寻找门路。严嵩慢慢地找上了他的同乡、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的夏言。夏言比严嵩晚四科考中进士，即入仕时间约晚十二年，按当时的习惯，严嵩为前辈。但夏言位高权重，严嵩便顾不得这些早晚长幼了。他借着老乡关系，曲意奉承，卖力巴结夏言。可夏言权高气盛，瞧不起严嵩，有一次严嵩请夏言赴家宴，夏言竟予以拒绝。严嵩明白，夏言请不到家，就等于断了自己的仕途门路。于是他横下心来，亲自持请柬到夏府去请。夏言闭门不见，严嵩便跪在夏府门外，展开请柬，和声反复朗读，声音委婉动人，十分真挚。夏言终于被感动了，于是亲手把严嵩扶起，到严嵩家赴宴。宴席上严嵩使出浑身解数，竭尽吹捧之能事，以取悦夏言，使夏言十分开心，兴尽方归。从此，夏言便把严嵩视作知己，并多方引荐，从而使严嵩在嘉靖初年当上了礼部右侍郎。这一官职虽然级别不高，但有机会直接为皇帝办事，接近皇帝，为他进一步施展手段提供了条件。不久，严嵩进入内阁，并取代夏言当上了内阁首辅。
　　明朝的另一奸臣温体仁，走的是权阉魏忠贤的门路。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骄横盖世，弄得朝野怨愤，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当时温体仁身为礼部侍郎，这已经是不小的官了，但他仍期望往上爬，这就需要走魏忠贤的门路；但温体仁很是精明，他知道魏忠贤由于太过骄横，总有一天会被惩治，因此不能公开投靠。他老谋深算，以期取得既吃鱼又不沾腥的最佳效果。他看到不少地方官为巴结魏忠贤而造生祠供奉，魏忠贤喜而朝野愤，温体仁便在杭州生祠落成时大献媚诗，取悦魏忠贤，却又不署姓名，既让魏忠贤知道是温体仁所作，又不给人留下拍马的把柄。魏忠贤来不及提拔温体仁，便被崇祯皇帝钦定了逆案，崇祯严令有司广搜逆党，凡是投靠魏忠贤的都被列入逆党名单之中，而温体仁溜须不留痕迹，因此却不在其中。事发后他不但不受株连，反而借此擢升。因为革职的逆党多了，官位空缺，温体仁趁机又玩了些手段，一跃而进入内阁，成了权力核心的重要成员。
　　当然，奸臣们投机钻营时虽然各有奇术，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那么顺畅。开头不顺，碰了壁，后来才走顺的也大有人在。
　　北宋末南宋初的奸臣万俟NB07A，因抵挡溃兵有功，当了湖北转运判官。当时岳飞出任湖北京西四路宣抚使，统辖湖北、京西军政，是万俟NB07A的顶头上司。万俟NB07A为
　　了升迁，便开始巴结岳飞。他见岳飞抗金保国之志甚坚，而朝廷又不信任，便献足兵、足财、树威、树人四计，建议岳飞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搜刮财赋，扩充兵力，发展自己的势力，然后向朝廷示威要权。可是他没看出岳飞是个尽忠于朝廷的人，听到万俟NB07A的
　　四计，立即斥责道：“你所说的，简直是教我拥兵自卫，割据称雄。如此狂言，免开尊口！”这条道没走通。后来，奸相秦桧当政，万俟NB07A又去投靠秦桧。据说，两人初
　　次相见便谈得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次万俟NB07A才
　　算找对了门路。不久便在朝中做上了监察御史，又升为参知政事(副相)，成了秦桧的得力助手，特别在诬杀岳飞的过程中，万俟NB07A一直是秦桧的主要帮凶。
　　明朝的崔呈秀也走过类似的曲折道路。他在两淮任御史时看到东林党气盛，在民间享有盛誉，便想加入。但东林党人知道崔呈秀是“卑污狡狯”之徒，将其拒之门外。崔呈秀的投机不但没达到升迁的目的，反而被东林党人弹劾，揭发出贪污之罪，受了个革职查办的处分。崔呈秀病急乱投医，趁黑夜敲开了负责查核此事的御史李应升家的大门，在李应升面前长跪求情。不料李应升不予理睬，竟拂袖而去。经过这两次碰壁，崔呈秀学乖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拍马得找喜欢被拍的人。又一天夜里，他来到魏府，跪倒在魏忠贤面前乞求哀怜，并甘愿做魏的干儿子。这次崔呈秀才找对了人。从此，他与魏忠贤狼狈为奸，官位越升越高，坏事也越做越多。
　　找门路、抓机遇是历史上许多政治投机者共同的思路，与正直的朝中大臣相比，此种人的所作所为常为人们所不齿，但他们像猎狗嗅猎物一样敏锐的政治嗅觉，又常常不免使人为之惊叹。后人评价某人能力常用一句相当含糊的话予以概括，所谓“能干”还是“不能干”，这种“能干”恐怕也包括蔡京等人投机钻营的本领在里面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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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相
　　奸也有术:2．取宠有方也有术



　　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想跻身统治集团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仅仅结交权臣，靠权臣鼎力推荐还远远不够，因为最终决定其政治命运的还是皇帝老儿。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睐，纵使你使尽浑身解数也是白搭，特别是在秦汉以后君主专制政体形成并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机的最终对象，尽管围绕取悦皇帝，每个人实行的办法和设计的方案各有不同。仍以蔡京为例吧。此人在得到太监童贯的欣赏而被调入京师进了朝廷以后，为了固权行奸，便以“丰亨豫大”之说来迎合徽宗这位崇尚游玩的轻佻天子。一时间朝野上下大兴土木，挥霍无度。蔡京亲自指挥宫中的土木营造，以“空前绝后”为标准，并对徽宗说，现在天下太平，财库丰余，“足以广乐”，应当尽情享受了。他先后主持建造了九成宫、延福宫、保和殿等，史称这都是蔡京的“媚帝”杰作。投桃报李，徽宗也很识趣，加封蔡京为陈鲁国公，并荫及子孙。接着蔡京又主持兴建万岁山、保和新殿，建成后徽宗亲自宴请蔡京于殿中，并拜为宰相。从此，蔡京身居显要，一手遮天，成为北宋朝中最有实权的人物。
　　南宋初年有个奸臣叫黄潜善，此人没有行政能力，升迁全靠媚上。当时朝廷偏安一隅，金人步步进逼，朝不保夕。可黄潜善读了高宗的诏书，竟阿谀说当时四方鼓舞，有盛德之象。高宗为奖赏将士，命织锦院织战袍以备赏赐，黄潜善说这是“中兴之渐”，高宗听了很是高兴，说“当与卿等共持此诚，以隆中兴之业”。黄潜善又到处吹捧高宗盛德神明、英武大度，高宗因此对黄潜善欣赏备至，很快把他从中书侍郎擢升为左相。哄住高宗，位极人臣之后，黄潜善便与其他奸臣勾结在一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阴暗的生活历史。他先后驱逐李纲，诛杀陈东，屡沮宗泽，并极力主张割地赔款，向金人求和。
　　取宠皇帝也是一种专门技术，也需要才分。皇帝的性格不同，取宠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喜欢奉承，有的则喜欢“顶撞”，这就要看献媚者的心计和手段了。
　　元朝的顺帝有个怪脾气，他要求大臣必须绝对忠诚，但在小事上则喜欢身边的人不把他当皇帝对待，喜欢与近幸之人平起平坐。阴险狡诈的哈麻看出了这一点，便采用巧妙的“顶撞”方式使元顺帝得到一种满足，从而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目的。一次，哈麻陪顺帝在宫中下棋，顺帝喝茶时不小心把茶水吐在了哈麻的新袍子上。如果是别的臣僚，这点事就不敢吭声了，可哈麻摸透了顺帝的脾气，故意板起脸说：“做天子就应当这样吗？”反而说得顺帝乐哈哈地，并连连赔礼。君臣都得到了满足，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取宠皇帝方面法术最高、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莫过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奸臣和NBC61了。
　　和NBC61本是满人，最初只在銮仪卫当听差，曾靠口舌伶俐博得乾隆欣赏，当上了仪仗队侍卫，总管皇帝的饮食起居。天天接触皇帝，利用常在皇帝身边的便利，和NBC61对乾隆的性情爱好、生活习惯，甚至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处处留心观察。他天资聪颖，善解人意，很快就把乾隆的脾气、性情摸透了。乾隆在什么时候想要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情，他一看乾隆的眼色就能猜到，有时不等乾隆开口，他早已把该要的东西准备好了，把乾隆想办的事办成了，这使乾隆非常满意。据说，和NBC61曾在手下人面前吹嘘：皇帝让你干什么才干什么，这是奴才；皇帝想干什么而没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干了什么，这是人才；皇帝没想到的事你已经干好了，这就是天才。照这个标准衡量，和NBC61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天才。
　　和NBC61发现乾隆爱听奉承话，但又不喜欢看到别人的有意奉承，于是便采取最为巧妙的方式，博取乾隆的欢心。他在乾隆面前既不装作一无所知，又不是样样都懂，而是装得既懂又不懂。乾隆喜欢读史，和NBC61便随时注意乾隆最近在读什么书，他也偷偷去读。当乾隆谈起有关内容时，和NBC61便一一对答，并且故意把关键地方说错，为乾隆送上“纠谬”的机会。乾隆喜欢亲自校勘官府的刻书，每校出一个字就觉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心里很痛快。和NBC61在送给他看的书稿中故意每隔几页便留一个错别字，以便乾隆“宸翰勘正”。这样做，比当面称誉皇帝陛下学问高深，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和孝公主是乾隆最小的女儿，是乾隆的掌上明珠。和NBC61为了讨好乾隆，随时注意讨好和孝公主。有一次他陪乾隆与和孝公主去圆明园，看到一家店铺门前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公主看了几眼，别人根本没留意，和NBC61却暗记心中。第二天他花重金买下这件衣服，送给了公主。因为和NBC61明白，博得了公主的欢心，也就等于博得了乾隆的欢心，甚至比直接拍乾隆更为有效。果然，和NBC61晋升极快，由皇帝的侍卫官升到户部侍郎，又做了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总领行营事务等，最终把朝廷内外、军政财诸权集于一身了。
　　在政治圈内做政治游戏、耍政治心术也许还不失几分正剧色彩。而为达政治目的专行生活手腕者就明显使人觉其丑陋不堪了。如唐朝武则天执政时，尚舍奉御柳模自愿推荐自己的年轻儿子给武则天当面首，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以自己床上功夫绝佳为由，要取薛怀义而代之，成为武则天的新姘夫，都是十分著名的无耻的例子。
　　此外，明宪宗时的内阁首辅大臣万安也毫不逊色地应该列入无耻者之列。万安为内阁首辅多年，年龄大了之后，身患阳痿之症，虽如此而好色之心未减、御女之意未消。为此，他的门生、当时担任御史的倪进贤曾送给他一个秘方，此方是用药水洗涤，结果万安一洗便灵。消息传出，人们戏称倪进贤为“洗NBA71
　　御史”。万安治好了自己的病，他又想到了明宪宗。宪宗身为皇上，三宫六院，身边女人极多，不能节制欲望，自然也不免阴虚肾亏，于是万安就把这个治痿秘方献给了明宪宗。明宪宗对此道也十分在行，见万安献给他这么灵验的药方，自然高兴，因此对万安更加信赖了。
　　而万安却因此得了一个不堪入耳的绰号，叫作“洗NBA71相公”。礼仪之邦、君子国度里竟有如此罕见的奇事，可真是羞煞后人。但万安却不这么想，急皇上之所急，想皇上之所想，用生活手段以实现其政治目的，得到政治收获，他何乐而不为？由此就不难看出古代朝中奸佞之辈为取宠皇上，其花样翻新、无所不用其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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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也有术:3．陷害异己的招数



　　用系统论的观点看问题，如果身为朝中大臣，一味投机钻营、取宠皇上，甚至不惜使用俗招、荤招，那么必然会出现连带性的问题，这就是招致同僚，特别是正直同僚的反对。一旦结怨太多、树敌范围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宠幸也会因此而失去。为此，对于这种奸佞之人来说，要想畅行己意，独占鳌头，就必须抽出一只手来对付异己力量。对付的办法之最有效者，就是施以陷害法。从长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看，历朝历代的奸佞都干出过陷害异己、陷害忠良的勾当。这似乎也是一种专门之学，仅就杀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人都想得到、干得出，但要做到既达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迹、不露声色，这才称得上是害人有术、害人有方。
　　话说至此，人们一般不会忘记明朝的那个严嵩。严嵩在其政治生命达到辉煌的顶点时，说他是权倾内外、连皇帝老子都得敬他三分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但是，严嵩权力再大、控制再严，也有忠直之士冒着生命危险仗义执言，杨继盛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严嵩的无法无天、无所不为，杨继盛早就看不过眼，他多次上书，力陈严嵩罪状，请求嘉靖皇帝将严嵩讯拿革职，以正国法。嘉靖帝宠爱严嵩，将奏疏拿给严嵩看，目的是告诫严嵩收敛些。但严嵩边看奏疏边思谋如何除掉杨继盛。当他看到奏疏中有“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样一句话时，心中窃喜。裕、景二王是嘉靖的弟弟，严嵩深知嘉靖最担心的是藩王势力过大，威胁朝廷，便反咬一口，说杨继盛目无君上，阴谋勾结裕、景二王反对圣上，要以“清君侧”为名篡位。嘉靖一怒之下，把杨继盛投进了监狱。
　　设陷阱使政敌处于被动，并进而除之而后快，这是古代官僚惯用的伎俩。就是曹操也因小小年纪就成功地陷人于被动而常常被提及。据说曹操小时候父亲在朝中做官，无暇管教他，就让叔叔负责管教。曹操生性顽皮，不肯认真读书，还常惹麻烦，叔叔管不住他，就在他父亲面前告了状。叔叔告状，曹操当然免不了挨一顿批评。这曹操灵机一动，就想出了一个“陷害”叔叔的主意。一次，他远远看见叔叔正朝他走来，就马上装出中风的样子，只见他口歪眼斜，嘴吐白沫，倒在地上。叔叔赶紧跑去告诉曹操的父亲。父亲来了，却见曹操正在读书写字，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父亲问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曹操却说自己根本没有病，“只是因为叔叔不喜欢我，所以才诅咒我，说我病了”。从此以后，曹操的父亲再也不相信弟弟的话了。当然，曹操对待叔叔还不是标准的政治陷害，但他做事的陷害倾向是很明确的。此外，我们从小小的曹操身上也看到了他陷人于有口难辩境地的基本素质。
　　设置陷阱有明目张胆、正面作战者，更有于不知不觉中致人于死地的另一种人。比如唐玄宗时有个大臣叫严挺之，他为官清正，能力又强，很受宰相张九龄的器重，打算擢拔严挺之，委以重任。但这一想法受到了当朝权臣李林甫的阻挠，就是因为严挺之一向刚直不阿，对李林甫的为人很不以为然。虽然李林甫官大位高，可严挺之从不登门拜访。对李林甫不敬，在唐玄宗朝是不可能混出名堂的。于是，李林甫借口山西绛州刺使空缺，就把严挺之打发出朝廷了。
　　可是事有凑巧，唐玄宗虽一向疏于理政，但不知为什么对严挺之的印象却很深。有一天，他突然问起严挺之，并叮嘱李林甫，要尽快把严挺之调回朝廷，委以重任。皇上的话李林甫当然不敢当面反对，但李林甫实在不愿意把这个自己看不顺眼的严挺之再召回朝廷。思来想去，李林甫忽然心生一计。他退朝之后，立即把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请到家中，对严损之百般安慰，并说皇上对严挺之的近况也十分关心，只是因为严挺之公务在身，没办法回京面见皇上。为了表示自己决心促成严挺之回京，并尽快见到唐玄宗，李林甫为严损之出了主意，“你尽快让你哥哥上书皇上，就说自己突然身患中风，需要马上回京就医。这样，皇上就会马上降旨，把你哥哥宣调回京”。
　　严损之不知就里，就照李林甫的吩咐告诉了严挺之。而严挺之不知道这个主意是李林甫出的，也就没加怀疑，很快给玄宗上书一封，信中说自己因身患中风，要求皇上恩准回京医治。上书自然是先送到李林甫手上，李林甫看后心中大喜，马上亲手交给皇上，说：“严挺之本已年纪大了，现在又身患中风，看来已经没办法让他担当重任，干脆给他安排个闲散差使，也好让他安心养病。”玄宗本来要把严挺之召回重用，严挺之也早就回朝心切，但双方互不通气，结果被李林甫从中做了手脚。玄宗一看这种情况，只好同意了李林甫的安排，就把严挺之调到洛阳去了。李林甫憎恨严挺之，但他却一点不露声色，就这么利用对方急于回京的心理，便把这个圈套设计好了。恐怕直到老死，严挺之也不明白，他欲回朝廷反被调到洛阳到底是因为什么。
　　投机钻营、取宠皇帝和陷害异己，是历代奸臣佞人发达的三个主要手段，也是奸臣发迹过程中的三个基本阶段。毫无疑问，奸人的奸佞之术并不仅止这么三项，也不一定每个奸臣都具备这三种能耐，各时代奸佞之人的具体做法各有千秋。这些奸术既是天生的，又是奸佞之人的经验积累，不信书本，也不求教老师，更没有理论指导，但实行起来却非常奏效，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之下，这些奸佞的邪术往往百发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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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通龙门之法:1.官场也是市场



　　古人跻身官场的途径大体不外乎这么三条：一是生来的福气，靠血缘恩荫来获得爵位和官职；二是靠军功，孤注一掷投身疆场，死者长已矣，活下来便可富贵荣华；三是靠科举考试，皓首一经，做诗赋八股以登龙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善于投机者，他们能瞅准时机，抓住机遇，一步登天。虽然此举与上述三条途径不同，但却走得更快。
　　人们常以战场比官场，那不过是着意于它的残酷斗争性。其实，官场之中除斗争性外，还有其生意性。事实上，官场中斗争的双方你来我往，刀光剑影，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获利，而一开始就从获利的眼光出发，径直把官场当作市场来对待，实在是非具有特异眼光的杰出之人不能看得出、做得到的。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并且是这一思路的首创者。
　　战国末年的吕不韦自幼生长在一个珠宝商人的家庭，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意识从少年时代起就滋润着他的心田。成年后他奔走列国经商，在父亲已有家业的基础上，不久便成为远近闻名“家累千金”的巨富。就在他财富滚滚而至、家业飞速发展的时候，吕不韦却不想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单纯经商，仅仅靠财富来支撑自己的全部生活了，他要拓展自己的思路，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把目标定得更大一些。为此，他决心把注意力由市场转向官场，用经商的办法和心计来从事政治的经营和计算了。人们常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吕不韦既然已经决定到政治中去实践一番，一个重大的历史机会就果然撞入他的眼帘，他敏锐的目光盯准了一个人，一个被吕不韦称作“奇货”的人物，这便是秦国公子异人。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当时身为太子，异人不是长子，此时正在赵国邯郸当人质。由于秦、赵两国关系紧张，异人在赵国颇受冷遇。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经商术，认定这是个可以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据载，吕不韦与父亲商议此事时其父并不赞成，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利几倍？父亲说十倍。又问：经营珠宝能获利几倍？父亲说百倍。又问：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能获利几倍？父亲说无数倍。吕不韦说：“帮助一个国家立一个国君，不仅获利无数，还可以耀祖光宗，传之子孙，我何乐而不为呢？”这正是吕不韦的精明所在。他没研究过政治学，此前他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但他以商人的机敏眼光看到了一个比市场更能赚钱的去处，这便是官场。他在和父亲对话中用几组数字说明利害大小，很形象，也很露骨。这表明吕不韦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权力决定一切，权的作用远大于钱。只要有了权力，金钱根本不在话下。
　　主意打定，吕不韦便主动去拜访异人，提出拿巨额钱财帮异人去秦国活动，让安国君立异人为继承人。异人喜出望外，表示如果此事能成，将来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吕不韦。接着吕不韦给了异人五百金，用以广结宾客；又用五百金买下奇珍好货带到咸阳，送给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女人靠美貌取宠，一旦年老便会失宠。为了永保富贵，应该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夫人无子，可过继贤明忠孝的异人为子，然后立之。华阳夫人被说动了，不断在安国君的枕边吹风，安国君便刻玉符起誓，立异人做了继承人，并聘请吕不韦做了异人的师傅。吕不韦还大方、及时地把自己的一个美貌歌姬送给了异人。歌姬生下的儿子，便是后来出了绝大风头的秦始皇赢政。结果安国君即秦王位后仅三天便死去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按照原来两人的约定，吕不韦担任宰相，从此秦国大权便稳操在吕不韦的手中了。直到异人去世，秦王赢政继位时，包括赢政为王早期，吕不韦一直独掌秦国的军政大权。把商业心理和商业行为移用于政治，把官场当作市场，这是吕不韦的一大发明，而后代学步者比比皆是，只是他们已经把吕不韦的口号内化为实质精神，干得更隐蔽、更不露声色而已。
　　汉代孝武帝时有个卜式，他的发家史、人生变迁史至今还让不少人想不明白。卜式早年父母双亡，和年幼的弟弟一起生活。弟弟长大以后，两人分家自过，卜式分到的财产是家中的一百余头羊，田宅财产全给了弟弟。卜式进山放羊十几年，他的羊已繁殖到了一千余头，就又买了田宅。由于牧羊，卜式的财产越积越多。当时汉朝正派兵出击匈奴，卜式向武帝上书，表示愿意捐献家产的一半，以补贴边防开支。武帝派使者问卜式说：“你这样做是为做官吗？”卜式说：“我从小放牧，没想到要做官。”使者又问：“莫非是家中有冤情，要申诉吗？”卜式说：“我平生与人没有争执，没有什么冤情要申诉。”使者说：“这样的话，你到底为什么要捐出那么多财产给朝廷呢？”卜式说：“朝廷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效死疆场，有钱的人应该捐献财物，这样匈奴就能消灭了。”使者把卜式的话都记下来，回去报告给了武帝。武帝弄不清事情的原委，这样一来二往，卜式捐资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卜式照旧放牧。一年以后，赶上朝廷加紧出兵匈奴，国库开支增大，国家军费十分紧缺。再加上大量贫民迁徙，国库更是紧上加紧。此时卜式又拿出20万钱捐给河南太守，用来提供给移民。河南太守呈奏富人济贫的名册时，武帝又看到了卜式的名字，问：“这是不是以前打算捐献家产补贴边防开支的那个人？”当得到肯定回答以后，武帝下令收下卜式捐献的财产，赏给卜式1000亩土地，并授给卜式中郎官职和左庶长爵位。卜式靠放羊发了财，而靠捐献钱财得了官职和爵位。做官也许并不是卜式的本意，但自从卜式捐出钱财之后，官职和爵位却乖乖来到手中。
　　由上面可以看到，吕不韦是以经商的思路经营政治，进入官场是为获得更丰厚的利益。而卜式是老老实实地赚钱，而钱财赚到一定程度之后，官职和爵位自然到手。吕不韦和卜式分别从两个不同地点出发，但结果却是不约而同地打通了金钱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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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通龙门之法:2.老鼠启示录



　　由老鼠的生存想到人的生存，并由此而发愤，最终发迹，这似乎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但事实上后来做了秦国丞相的李斯便是这么走过来的。李斯年轻时曾在地方上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此人虽然官职很小，但却有一颗不甘屈居人下的心，总想着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干出一番事业来。据《史记》记载，李斯有一次对两种不同生存状况的老鼠产生了关注之情，一种老鼠生活在厕所里吃的是人屎，一见到人和狗进来就吓得赶紧跑开。另一种老鼠是生活在仓库里，这些老鼠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吃粮食，而且根本没有人去干扰它们。看到这两种情况，李斯大发感慨，说：“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矣。”意思是说，人的贤能和无能就像这两种老鼠一样，那就看个人如何选择生活道路和位置了。由此，他明确意识到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应该像仓库中的老鼠那样，找到一个好去处，占据一个好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李斯辞去小吏之职，只身投到著名学者荀子门下，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去了。学成之后，李斯看到山东六国一天不如一天，而秦国却雄心勃勃，发展势头强劲，便拜别荀子来到秦国，先投身吕不韦门下，后又跻身朝廷，以自己的精明、沉着和抱负，很快便发达起来。后来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斯为秦王出了大力。秦国统一天下后，李斯当上了丞相。以后他为秦王出主意，废分封立郡县，焚书坑儒，可以说在秦国实实在在地大干了一番。无论后人对他的功过是非是褒是贬，如何评价，李斯建立功业、不为人下的主观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
　　以鼠比人，从老鼠的生存联想到人，并因此而立下终身志向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也许仅李斯一人。然而由这一思路出发，刻苦发愤，誓为跃上龙门而奋斗，从而闯出天下者
　　又绝不仅李斯一个。比如说战国著名纵横家苏秦也是这样的人。苏秦后来倡合纵驰骋山东各国，着实风光了一阵子，但他的发迹也是他个人发愤自励的结果。据记载，早年苏秦曾从鬼谷子学习，学成之后他便去游说秦惠王。由于苏秦的说术和说辞还不精，结果游说未果，只好落魄地回到家中。不料，回到家中“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对苏秦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苏秦认为，这种“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的残酷现实都是由于自己事业的不成功造成的。于是，苏秦发誓要做出点成绩让世人看看，此后就产生了“头悬梁，锥刺股”那个著名的故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揣摩，苏秦胸有成竹地出发去游说各国君主了。对此，《战国策·秦策》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很能看出苏秦当时游说成功的声势：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匹、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纵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NDF72
　　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NC968
　　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
　　由这一段洋洋洒洒的描写，你就不难想像苏秦在说赵王成功之后的得意和威风了。更让他悟透人生真理、确信取得高官厚禄的重要的是，苏秦将去游说楚王，路过他的老家洛阳，他的父母听说后，“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他的妻子“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嫂子“NB07B
　　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当苏秦问嫂子为什么自己上次落魄回家时表现得那么傲慢，这次却这么谦卑时，嫂子回答，是因为苏秦现在“位尊而多金”。又有地位又有钱，就使自己的亲戚也变成了这个样子，这真让苏秦也感叹不已，“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由这一铁的事实证明，苏秦为跃上龙门，为取得地位和金钱而不惜以摧残自己的肉体为代价，也实在是有他的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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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通龙门之法:3.欲进故退



　　中国人有崇尚谦逊的传统，在这样的氛围中，锋芒毕露是一大忌讳，甚至被视为一种人格缺陷。作为一个仕途上人，越是急功近利、急于谋求升迁，往往欲速不达，难免招致众人的鄙视和排挤；相反，越是表现得淡泊名利，于升官无甚兴趣，往往名声越大，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大馅饼突然从天而降，被皇帝请求出山做官。这在中国人看来，早已是一个见怪不怪的极有意味的现象。宋代的种放早在一千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深得此道三昧，操练起来也颇熟练自如，游刃有余。此公虽然名利心切，急于出人头地，但为了更有效地仕进，却先当起了隐士。北宋初年，种放声称放弃了科举仕进之途，来到华山云台观，扮作樵夫，拜访著名隐士陈抟。据说陈抟当即看穿了种放，说：“君岂樵者，20年后当为显官，名声闻天下。”此时种放才20多岁，他放迹山林，自号“退士”，天天练避俗行气之功，表现得极为超凡脱俗，以求身隐而名显。结果，从宋太宗时候起便不断有人上表推荐种放，皇帝也下诏令他进京任事，可种放都托疾谢恩，婉言拒绝了。到真宗咸平五年，过了30年隐居山林生活的种放觉得时机到了，当真宗赐钱10万，绢、帛百匹，遣使前去诏请时，他便来到了京城开封。种放见过真宗，被授以昭文馆直学、左谏议大夫的职位，开始吃皇粮了。不久，真宗赐给种放昭庆坊甲第一所，钱30万，银器500两。这时，种放府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他也逢场作戏，应付一张张陌生的面孔。30年来未曾间断的避俗行气之功也不再坚持了，原先他身上隐士的超然之气早已荡然无存。接着，种放又日思夜想，搜索各种念头和主张写成《议政》十三篇，献给真宗皇帝，以求更高的赏赐。尽管种放仍然表白自己无意仕禄，“置身天子庭”是不得已，但当时已有不少人看穿了种放的作为，说他实际上“视彼山林若桎梏，盖强隐节以沽誉，岂嘉遁之人耶！”当他在朝中混不下去的时候，又告归终南山。但这时种放已经不需要再故意装作隐士了，他豢养几十个家丁，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成了地方上的一霸。
　　古代为官者走“终南捷径”的多不胜数，因为这是一种既得名声又得实惠的好方法。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小和尚和老和尚念的虽是同一个版本，但念法和念出来的东西却大不一样。“终南捷径”随着人们认识的世俗化发展，到后来，这条避世以求闻达的办法竟成为到宫廷中去避世的借口，汉代著名的滑稽大师东方朔就有“避世朝廷”的提倡，而南朝梁武帝更是在做皇帝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避入佛寺之中，这有帝位而避世，无疑更增加了他在人们心中的砝码和世俗分量。这不能不说是由“终南捷径”而演化出来的一种怪现象。
　　然而“终南捷径”确实只能是个捷径。在中国古代社会，躲入终南山的人一旦被朝廷发现而仍然坚持呆在终南山中的话，那么其结果将会格外悲惨。比如说元末明初的高启，他生活在元明易代之际，由于当时战争不已，政治黑暗，所以他对参政为官十分不感兴趣，对政治权势也敬而远之。他虽身在山野，由于他的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文才闻名遐迩，所以朱元璋在称帝建明以后，便派人把高启召进京师。高启被朝廷委派编写《元史》。《元史》编写工作完成以后，朱元璋希望高启能够留下来做官，就授给高启翰林编修之职，负责陪侍太子，教授皇室子弟读经。对于一个热衷仕进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有望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然而对于喜欢在自由自在的山野中生活的高启来说，让他做大官，不如让他去种田更让他感到舒心和惬意。当朱元璋要进一步重用他，决定任命他做户部侍郎时，他却以自己没有为官经验，管理不好天下财富为由而坚决谢辞了。朱元璋没办法，只好同意他的请求，赐给高启白金一镒，让他回老家苏州去了。朱元璋对于高启的不赏脸虽然表面没什么表示，但心里却十分恼火。等到朱元璋看到高启为朋友新修的官衙写的贺文后，就以文中对朝廷有大不敬语为由，下令刑部将高启捉捕入京，在南京斩首示众了。从高启的被杀看来，他如果真的是个默默无闻的乡野之人，皇帝朝廷根本不知其名，这也就罢了。而高启偏偏是在不是终南而类似终南的乡间冒出了名声，既然有了这么大的名声，你却死死抱住“终南山”不放，一定不入朝廷、不被皇上所用，那么皇帝老儿对此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从这一点看，高启无疑是走终南捷径而欲跃龙门者的反面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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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通龙门之法:4.找准靠山



　　北宋末年的“六贼”之一、著名奸臣朱NB07C，就是靠了阿谀投靠权势人物蔡京而发迹的。朱NB07C出生在苏州一个商人家庭，有钱却不满足于钱财，不甘寂寞，常常广结宾客，以求登高仕进。当时蔡京被弹劾，免官到了苏州。朱NB07C以其精明的目光看出这
　　是个有大用处的人物，是未来的一个靠山，他深信蔡京失宠是暂时的，将来必定会重新得势，于是便处心积虑地投其所好。朱NB07C得知蔡京将在苏州建一座规模宏大的藏经阁，还没弄到足够的钱财时，他便经人引见，主动请缨当此重任。几天后朱NB07C请蔡
　　京到选好的地址去看，蔡京见已备好大木几千棵，惊喜不已，从此相信了朱NB07C的本事
　　。当蔡京官复原职，重新掌权时，便把朱NB07C带回了京城开封，并把他的名字写入军籍
　　，假冒军功混进了仕途。宋徽宗当政时喜爱奇花异石，已经当了宰相的蔡京私下指点朱NB07C“密取浙中珍异以进”，这样朱NB07C每次进贡，都博得徽宗的欢心。不久，
　　朱NB07C被指派专门经办苏杭应奉局，到苏州办“花石纲”，搜集奇花异石，每十船为
　　一队（纲）运往开封。朱NB07C更是与蔡京沆瀣一气，一个力倡“丰亨豫大”，大兴土
　　木；一个极力搜刮，不择手段。朱NB07C为蔡京献媚取宠于徽宗提供条件，蔡京则为朱
　　NB07C步入禁宫、称霸东南提供了帮助。很快，朱NB07C便成了徽宗的近幸之臣，居
　　中百事，传达圣旨，甚至进入禁宫不避宫嫔，累加官爵，成了北宋著名的权臣和奸臣。
　　古代官场中人，要想发达，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准合适的人选。前面说的宋朝权奸朱NB07C找的是蔡京，因为蔡京那时在皇帝面前一言九鼎，说话
　　算数，所以朱NB07C在得到蔡京的支持后就平步青云了。而唐代的杨再思找的靠山不是
　　朝臣，而是女皇武则天的面首张氏兄弟。杨再思原本是一个小小的县尉，后来不但进入朝廷，而且位极人臣，这都因他善察人意、善找靠山。人们知道，武则天执政是相当严苛的，她的滥杀无辜也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但武则天毕竟是女人，而且是没有丈夫的女人，这就有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宫中的得志。作为武则天的性伙伴，张氏兄弟不仅在性上让武则天满足，而且在行权用人上也为武则天做主。看到了这一点，杨再思便设法在他们二人身上打主意了。打什么主意呢？当然是讨好、巴结，只有讨好、巴结上张氏兄弟之后，张氏兄弟才能为他在武则天面前讲好话。有了张氏兄弟为之疏通，受武则天的重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杨再思讨好、巴结张氏兄弟的事情实在太多，这里仅举一例。张昌宗其人长得唇红齿白，活像个漂亮女人。有一次在公众场合，杨再思讨好说：“人说六郎(张昌宗)面似莲花，可是我以为是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张昌宗听了这话，当然心里舒坦了。因为杨再思搭上了张氏兄弟这层关系，经张氏兄弟在武则天面前说项，杨再思的官运果然亨通。后来，他不但官至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还被封为郑国公。
　　5.好人难做官
　　上述几位我们且不论其人品高下、名声好坏，单从他们有政治眼光、采取不同手段迅速达到升官目的而言，他们都是极富智谋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瞅准了向上爬的路子，准确地把握时机，以超常的速度爬上去了。至于说诸君日后下场大都不强，那却不能说他们无能，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
　　与此相反，也有一类官僚，本来没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阴差阳错走上了仕途，结果是糊里糊涂上台，迷迷糊糊下台。这可视为前一种人物的反证，混迹中国专制主义的官场，认不清中国古代政治、官场的本质，即使一时走进官场，也难保不知什么时候就被赶下去了。我们前面曾经说到的那个捐钱得官的卜式就是这样的人。
　　卜式因屡次捐献，在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后，被拜为中郎、左庶长。后来又进而拜为齐王太傅，又任齐国丞相。可见由捐钱到做官是一路顺风。不久，吕嘉谋反，危及朝廷。身为齐相的卜式上书武帝，表示愿与子孙及齐国能习弓弩者以死尽臣节，要求去平叛吕嘉。汉武帝闻之，再次下诏旌表，说“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又升任御史大夫。
　　这时，卜式进入了中央权力核心，荣誉到了顶峰。但这对惟有朴忠、质直之心，而无更显效力的政治才能，特别是不善于揣摩皇帝意图的卜式来说，并非福音。当时汉武帝为了缓和财政贫困，利用桑弘羊等人实行了两项增加税收的措施：一是收缗钱，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为单位，抽税百二十文为一算；手工业者财产四千钱抽一算，隐瞒不实报者被知情者告发，是为告缗。二是实行盐铁官营，利归官府。实行告缗后，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破产的很多；实行盐铁官营后对于民间极为不便，铁器质量低下而价格高昂，又强令百姓购买。当卜式看到这些弊端后，便上书直言盐铁官营和算缗法的不便，主张全部废止，并借天旱求雨之际，对汉武帝说天久不雨是因为实行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法所致，主张“烹弘羊，天乃雨”。此时，卜式的不精明便显露出来了。当时中央财政正因为“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卜式却不识时务，大唱反调，这就很快引起了汉武帝的反感。于是武帝借口卜式不习文章，免去了其御史大夫的要职，从此卜式也就失去了宠褒。
　　卜式是个好人，他没有不轨之心和权力欲，却有为君主为国家捐献财产乃至身家性命的精神，是难得的朴忠之人。但他惟有一忠，朴而不智，直而不活，更谈不上有什么谋略心术。如果说前几位有心术、有灵犀、有眼力的成功官僚混进官场是如鱼得水的话，那么，卜式误入官场却是鸭子上架，倒霉失宠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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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德行心术两相济:1．两个白交学费的女人



　　东汉著名的女文人班昭写过一部极其有名的著作《女诫》，在《女诫》中，班昭对中国古代女性的为人准则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所谓“四行”。什么叫“四行”?班昭说：“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工。”从此以后，德、言、容、工四个方面就成了中国人上上下下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女性行为准则。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四行”中，“妇德”被排在第一，既然是第一，那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样一来，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不管是民间百姓的择亲，还是皇宫朝廷中的皇帝择后，其标准也都大体—样，那就是恪守妇德第一。不过，作为一个女性，特别是皇宫中朝夕侍候在皇帝周围的女性，仅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妇德还远远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就要引进心计和心术。没有心计和心术，而只有妇德的女人，十有九个要吃亏的。
　　因为长期受妇德妇行的熏陶、教育，历史上不少妃后成了性格内向、举止端庄、言谨行拘的“公式人”，她们只知道对皇帝毕恭毕敬，甚至连与皇帝间的私生活也少有风趣，这自然就吸引力大减。像清代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此人贞静慈和，端庄肃穆，结果弄得咸丰皇帝对她只有敬重而不生情爱。倒是伶牙俐齿、妩媚动人而又有心计的兰贵人很得咸丰的欢心，结果兰贵人变不利为有利，最后由贵妃而转正为皇后以至太后，她就是人所共知的慈禧。而钮祜禄氏虽然宽厚仁德，却只能空对冷月，眼瞅着皇帝的宠爱从自己身边滑往兰贵人。
　　无独有偶，白交学费的人也不只钮祜禄氏一个，北魏孝文帝的皇后冯媛也属此类。冯媛出身高贵，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她贤淑文雅，终于被孝文帝选为皇后。冯媛虽然做了皇后，却从不傲慢欺人，她不仅对孝文帝的其他嫔妃忍让有礼，而且还建议孝文帝不应专宠一人，要对宫妃、贵人都一视同仁，依次召幸，以免引起彼此争风吃醋，导致后宫不宁。孝文帝接受了她的建议，果然一段时间里六宫风气大正，嫔妃们心情舒畅。也就是因为冯媛妇德好得失去了分寸，又城府太浅，太缺少心计，所以很快就被另外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钻了空子。
　　这另外一个女人并不是别人，她就是冯媛的同父异母姐姐冯妙莲。冯妙莲的母亲是父亲冯熙的一个小妾。妙莲继承了母亲的容貌、性格和举止，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孝文帝的宠爱。可是她入宫后不久就得了一种慢性病，因此被送回老家做了尼姑。按照常理推断，一个女人一旦如此，这一生的命运也就大体可以定案了。但是，冯妙莲削发为尼没有多久，孝文帝对已经策立为皇后的冯媛越来越失去了兴趣，冯媛的端庄、不苟言笑，常常让孝文帝想起妩媚娇娜的冯妙莲。于是文帝又派人把冯妙莲接入宫中，封为左昭仪。
　　二次进宫的冯妙莲做了左昭仪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设法拴住皇帝的心，以达到废冯媛而代之的目的。为此，她对孝文帝先是大献殷勤，又不断钻研揣摩房中术，用床上本事来诱惑孝文帝，很快使孝文帝对她情有独钟，从而享受到孝文帝的专房之宠。此后她又阳奉阴违，故意触怒冯媛，激冯媛在皇帝面前失态。不仅如此，冯妙莲还暗中收买孝文帝最信赖的太监王遇，让王遇一有机会就在孝文帝面前说皇后冯媛的坏话。本来，孝文帝对冯媛的一本正经就感到乏味，再有冯妙莲和王遇两个人不时在耳朵边吹风，说皇后如何妒嫉，如何恃宠蛮横、打骂下人等等。冯妙莲心里清楚，孝文帝最讨厌的就是后妃的专横、妒嫉和猜忌了。所以这样一来二往，孝文帝就逐渐产生了废冯媛而立冯妙莲的念头。
　　冯妙莲眼看时机就要到了，于是就向冯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一天，她趁孝文帝正高兴的时候，说皇后背后议论皇上的改姓和迁都是错误做法。改少数民族复姓为汉人单姓，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是孝文帝处心积虑，实行政治改革的重大措施，这是他经过多方论证做出的最后选择，决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和反对。冯妙莲不编造别的故事，而单挑这一点，也说明在她看来这一状告上去是最足以致冯媛于死地的。果然，孝文帝听了冯妙莲的话后，当即勃然大怒，因为这是一个在孝文帝心目中绝无任何商量余地的问题，所以他不做调查，不加澄清便下诏废冯皇后为庶人，并迁冯媛进瑶光寺削发为尼。可怜一个仁德惠慈的皇后只好面对青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无奈而又无助地度过了后半生。而冯妙莲此后不久就登上了后位。
　　不管是孝文帝的冯媛还是咸丰帝的钮祜禄氏，她们对于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并非一点没有察觉，但是她们屡屡吃亏上当，却屡屡以德解释对方、原谅对方，以维持自己错误的心理平衡。学费交了不少，但从来没能从教训中学到点什么，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以败北告终。而冯妙莲和冯媛姐妹两个的升降变迁又颇耐人寻味和具有对比意义，到底仁德和心计哪个更有意义，恐怕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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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德行心术两相济:2．成功的马皇后



　　很显然，缺少心计的德行是脆弱的，它难以经受考验，而缺少德行的心术则是危险的，因为它易犯众怒。作为后妃，要想正位中宫，要想终其后位，那就必须有德又有术，谦抑修德和巧用心术二者缺一不可。东汉明帝的马皇后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成功。
　　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女。在她10岁那年，父亲被光武帝刘秀派往武陵镇压当地农民起义。战争未果，马援病死军中。事后，梁松、窦固和马援部将马武、耿舒等人上书朝廷，诬告武陵战事不果是因为马援贻误了战机。光武帝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削去了马援侯爵，从此马家完全失势，马援之妻和儿子因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相继病亡。马皇后从此便挑起了赡养祖母、支撑风雨飘摇的家庭的重担。家庭变故使这位小姑娘从小就养成了谦逊俭朴、恭敬贤德的品性，她的美名很快传入宫中，13岁时就被选入官，封为贵人。
　　失去家族势力依靠、身为罪臣之女的马贵人明白自己在后宫的孤立地位。她知道一般后妃常常借用两者取胜，这一是色，二是子。而在马贵人看来，后宫佳丽中色衰爱弛者屡见不鲜，靠色相得来的宠幸难以持久。母以子贵，而她到20岁时还未给明帝生出一男半女。马贵人审时度势，决定先在德行上下功夫。因为明帝是个事业型皇帝，在这样的皇帝面前，马贵人不时发表一些治国安邦的独到见解，而于男女情事，马贵人多依明帝，既不耍嗲，也不放刁，即使对其他嫔妃、宫女们，马贵人也总是以协贤仁慈感化之。这样时间一长，马贵人在后宫中的名声就一天天好起来了。
　　口碑一高，马贵人就有意识地开始了她的下一步计划，即占领太后、安抚大臣、笼络太监。
　　占领太后。马贵人知道，当时朝廷的理论是以“孝”治天下，而明帝对母亲阴太后又极其尊敬，那么得到阴太后的支持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阴太后是个朴实不喜浮华的人，对此，马贵人一方面恭顺地伺候阴太后，一方面身体力行，做后宫中勤俭朴素的表率。平时马贵人身上穿的总是粗布衣服，边缘也不加修饰。每当明帝携带嫔妃们游园时，她总是找借口不去参加，这些都被细心的阴太后看在了眼里。由于阴太后喜欢她，当宫女贾氏生下—个男孩，也就是后来的章帝刘NB07D
　　时，阴太后毫不迟疑地提出要马贵人来抚养。马贵人把刘NB07D视如己出，照顾得无微
　　不至，以致把自己都累出病来，这更赢得了阴太后的赏识。
　　安抚大臣。明帝执政期间，朝中重臣多为光武帝时的旧臣。为守住父亲留下的基业，明帝对这些大臣的意见大都言听计从。马贵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也寻找机会在这些大臣中施加自己的影响。永平十三年，明帝的同父异母弟弟楚王刘英因谋反罪被黜自杀。主管部门按照明帝的旨意大搞逼供信，结果大臣们互相牵引，受株连的人不计其数，仅下狱和被流放的官员就多达几千人。因为刘英生前喜欢交游，所以这样一搞，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一片恐慌。在这种情况下，马贵人恳切地劝谏明帝，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安定，切不要穷追不止，连累无辜。经她有理有节的劝谏，明帝放弃了过去的成见，下令此案宽大处理。此事一传出，马贵人得到了朝中大臣的一致赞扬，明帝对她的敬佩和喜欢也更增加了几分。
　　笼络太监。太监是中国古代宫廷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一群特殊人物，他们是皇帝的耳目、奴才，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皇帝，主宰着皇帝。对于后妃来说，太监支配皇帝的夜生活这一点，就与自己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因为皇帝所拥有的女人太多，一般每天由敬事太监呈上若干幅嫔妃的画像或写有嫔妃名字的“绿头牌”供皇帝挑选。这与其说是皇帝挑选嫔妃，倒不如说是太监在替皇帝挑选嫔妃。因为太监在递呈画像和“绿头牌”时可以告诉皇帝“某妃近来身体欠佳”，也可以说“某妃近来容光焕发”，这两种说法一说出口，它所造成的结果就完全不同。所以，马贵人早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为此，她便常在各个方面关照敬事太监，有时也不免行些小恩小惠，这样太监们的心也都慢慢向马贵人这边靠拢，明帝从太监口中听到有关马贵人的好话也就多于别的嫔妃了。
　　马贵人在做好上述诸方面的工作之后，就踏踏实实地为自己铺平了通向皇后的道路。当明帝选立皇后征求阴太后的意见时，阴太后就不假思索地投了马贵人的赞成票。明帝遵从阴太后的意见，随即册立马贵人为皇后。直到刘NB07D继位为章帝，马皇后被
　　尊为皇太后，章帝仍对马太后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
　　马太后体面而隆重地生活了一生。在她的一生中，德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她机敏而巧妙地利用各种力量，寓心计于贤淑的妇德之中，终于使她兼得名声和实利两面，成为历代后妃学习的典范，这实在是很值得人们慢慢体会、细细琢磨的。
　　马皇后是一个相当周全而且取得巨大成功的后宫女人，后代能像她这样的后妃实在难找，也实在少有。元顺帝时的奇皇后虽然大不及马皇后，但与马皇后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故附论于此。
　　奇皇后本是高丽人，出身寒门，她是作为高丽国王的贡品由高丽献入元朝宫廷的。既无靠山，又为异邦之人，初入元顺帝后宫时，奇氏只能干点端茶送饭之类的粗活。但是，人和人接触多了，印象就会深起来。奇氏天天侍奉在顺帝身边，再加她颇有点姿色，又天生机灵乖巧，奇氏竟渐渐成了元顺帝的体己人，并且地位慢慢高升，最终被册立为皇后了。奇氏被立为皇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极其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这从她被立为皇后之后的许多表现中都可以看出。奇氏做了皇后并没有马上骄矜自持，不仅不如此，她还经常表现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经常向身边的人施些小恩小惠。在宫中，她除了在生活上尽力照顾好皇子外，还经常挤出时间阅读《女孝经》之类的书。她经常表白，自己一定要谨遵圣贤教诲，要效法前代贤德后妃，争取做一个贤淑恭谨的好皇后。各地进献朝廷的贡品，她也总是先派人供奉太庙、祭祀先祖，然后才自己享用。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奇皇后的为人方式。元至正十八年，全国发生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饥民遍野，饿殍载道。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母的奇皇后竟身先士卒，及时命人在京城设立施粥场，以救济灾民。同时又出面出资、组织人力掩埋死者的尸体，还让僧众做法事，设坛诵经，以超度死者亡灵。她的这些作为迅速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赞誉，人们都说，苍天不悯，降下这样的大灾，却多亏了有这么个贤德爱民的好皇后。由此，奇皇后随着声望的提高，她在宫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了。或许有人以为奇皇后的这种表现只是伪善，其实与其说这是奇皇后的伪善，倒不如说是她具有过人的心术更为准确。马皇后之后虽然再也难见马皇后，但奇皇后的作为却又不无马皇后的影子。试设想，一个当贡品从异国来到元朝的普通侍女，最后却成为举国上下交口称赞的皇后，这个成功应该说是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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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德行心术两相济:3．心术的误区



　　官场如战场，其实朝廷的后宫，女人之间也常常各藏杀机、互设陷阱，幕后的火药味浓度并不亚于君臣之间的前台。纵观历史，后宫中嫔妃之间如果双方完全放弃德行的修炼仅以心术对心术，计谋斗计谋，那结果大多只会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如明代嘉靖皇帝有个曹端妃，人长得漂亮，又擅狐媚。但此人恃宠骄妒，全无德行，常在嘉靖皇帝面前播弄是非，诋毁他人，包括方皇后在内，后宫中的许多嫔妃都毁于她的谗言之下。可是时间一长，曹端妃伤人太多，这一次终于碰上了个难缠的王宁嫔。王宁嫔听说曹端妃在皇帝面前说她的坏话，就也在皇帝面前说曹端妃是个没教养的骚狐狸。这话传到曹端妃耳朵里，曹端妃抓住王宁嫔的把柄，又是一顿诬告，结果王宁嫔遭到一顿重重的裸挞，差一点被嘉靖皇帝处死。一来二往，王宁嫔和曹端妃之间积怨越来越深。王宁嫔终于想出了一个更恶毒的招数，她秘密联合曾被曹端妃诬陷过的宫女杨金英等8人，企图暗杀嘉靖帝，然后嫁祸于曹端妃。一天夜里，她们趁曹端妃到御膳房为嘉靖帝取蒸好的甘露的机会，偷偷潜入曹端妃的房间，然后用绳子死死勒住躺在曹端妃床上的嘉靖帝。由于心情紧张，不知怎么绳子打成了死结，再加上嘉靖奋力反抗，几个人忙乎了半天，也没把嘉靖勒死。后来在门外负责望风的张金莲见势不妙，为求免祸，竟飞奔坤宁宫报信去了。结果杨金英等3人当场被抓获，王宁嫔等人也一一被供出。王宁嫔见大势已去，心里一横，把曹端妃也牵进去了，她一口咬定曹端妃早知此谋，因此才故意避开的。曹端妃有口难辩，无奈和王宁嫔等20余人一起被凌迟处死。临刑前曹端妃大骂王宁嫔血口喷人，王宁嫔却冷笑着说：“当初你多次在皇帝面前诬告我，今天算是你的报应。”
　　从曹端妃和王宁嫔的情况看，曹无中生有在先，王栽赃陷害在后，两人全无德行，只有为争宠而不惜一切代价耍弄的阴谋和心术。虽然你来我往，各显身手，但双方较量的结果只有同归于尽。因此，我们说有德而无术的后妃不免吃亏上当，有术而无德的非人性算计，也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不能不说是心术在具体操作中的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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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相与心计:1.先天资本的重要



　　中国古代的后妃制是以帝王为中心，由帝王的正妻(后)和众姬妾(妃)组成的一套职责分明、等级森严的一夫多妻制度，恩格斯曾把这种多妻制称为“历史的奢侈品”。要想了解它的奢侈，下面的几个数字足以说明问题。在周代，君王可以合法地拥有121个妻妾。秦朝时，后宫姬妾已超过一千人。汉代后宫人数多达两万。著名的隋炀帝除拥有3个夫人、9个嫔妃、27个世妇、81个御妻之外，还开民间选美之风，广选天下美女，后宫人数难以胜数。唐玄宗时，两都宫女多达400人。这些数字别说对于保守的中国人，就是让以开放著称的法国人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后妃制为帝王提供了任意而为的方便，而对众多的女人来说，一入后宫自己无形中就被引入了竞争机制。争什么？这一点不言自明，争皇帝，争皇帝的宠幸。怎么争？那就各有各的资本，也各有各的办法了。因为争到皇帝的宠幸就拥有了一切，就可为所欲为，生命也就有了意义。否则，只能眼见“红颜暗老白发新”，只能“一生遂向空房宿”，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自愿的追求。这到底是好是坏、是悲是喜，谁能说得清楚？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虽然表面上看选妃选后首重德行，但仅有德而无色的女人又有几个有可能被选入宫？这个问题恐怕任何人都难以给予肯定的回答。既然皇帝喜欢女人漂亮的包装，那么天生丽质就自然成为竞争中的女性的重要资本。史载，汉武帝“能三日不食”，但“不能一日无妇人”，可以说风流浪漫得很够水平了。他身为皇帝，已经拥有了众多的漂亮女人，但是有一次他在平阳公主家里见到了当时还是歌妓的卫子夫，卫子夫娇娜的身段、悦耳的歌喉使汉武帝如醉如痴、难以自持，竟然欲火难耐，在更衣室中就对卫子夫赐幸一次，并当即带回宫中。这一次对卫子夫来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从此以后，她不但进入皇宫，而且很快进入大汉王朝的政治权利中心，当上了皇后。这种一步登天、平步青云的变化靠的是什么？不用说，是色相，是色相和由色相而生出的汉武帝喜欢的魅力。
　　除了卫子夫外，还有唐代著名的浪漫皇帝唐玄宗身边那个贵妃杨玉环。史载杨玉环早在开元二十三年就被封为玄宗子寿王李瑁妃。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听说杨玉环长得漂亮，先下令把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天宝四年又接回宫中，封为自己的贵妃。白居易《长恨歌》中说得明白，杨玉环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因为天生丽质，才被玄宗看中，才驱使玄宗不顾人伦之常，放胆从儿子手中转移到自己身边。也正是因为天生丽质，才“回眸一笑百媚生”，使“六宫粉黛无颜色”。同样是因为天生丽质，才“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由此可见，女性的天生资本是多么重要。当然，卫子夫、杨玉环们入宫后一步比一步走得扎实，一天比一天得意，除了天生的资本外还有另外的本事、另外的才能。但是，如果没有这份人人想有而不可得的天生资本，她们极可能连宫门都没机会见到，哪里还会有宫中的得意和恣意呢？因此，天生的资本是女性走进皇宫、靠近皇帝的必要条件，离开这一点，一切都只是空谈。
　　我们说古代宫中后妃的长相是其天生的资本，这个资本既非强求所能得到，而且又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卫子夫、杨玉环的成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里还有一个反证，也可说明后宫嫔妃色相的重要。读者诸君一定知道王昭君这个名字，今天的许多人更以讹传讹地把她改造成了所谓促进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交流的模范。而事实上，王昭君只不过是汉元帝时入选后宫的一个普通嫔妃。当时汉元帝的宫妃很多，为了召幸时选择的方便，他便叫画师把宫妃每人的相貌画成图册。宫妃们为了早日得到元帝的召幸，大都用重金贿赂一个叫毛延寿的画师，以求他把自己画得漂亮一些。毛延寿也趁机对宫妃们大行勒索。只有王昭君不肯这样做，因此毛延寿深恨王昭君，故意把本来长得丰容靓丽、美貌过人的王昭君画得很丑。汉元帝只看图像而不看人，结果王昭君入选后宫多年，始终也没能见到皇帝老子的尊容，这才发生了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求亲、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浪漫故事。当然，当汉元帝在将王昭君交给呼韩邪单于见到王昭君时，才发现王昭君实为后宫第一美人，并为此而深深后悔。但此前他之所以没有召幸王昭君，恰是因为不知道王昭君的美丽。由这个阴错阳差、悱恻动人的悲剧故事看，相貌这个天生资本对于宫妃是否可以真正得志于宫中，是否可以得到皇帝的青睐，着实是极为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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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相与心计:2．美貌不能包打天下



　　前面说到的卫子夫和杨玉环都是因为拥有天生丽质，拥有—般人难以具有的容貌，才拿到进入皇宫的门票的。但同是那个卫子夫，同是那个杨玉环，最后的结果却都不是善终。卫子夫受戾太子“巫蛊之祸”牵连畏罪自杀，杨玉环在马嵬坡前也不得不接受唐玄宗恩赐的自缢。卫子夫主动自杀说明她清醒地意识到了美貌不可能包打天下，杨玉环被迫自缢虽不情愿但也不能不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除了卫、杨之外，还有许多事实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色相的不可恃和色相自身所带来的必然局限。像汉武帝的陈皇后，此人出身高贵，是汉武帝姑姑的女儿，又长得异常美丽娇娜，当她最初得宠于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曾许过宏愿，要为她盖一座金屋以藏纳她那娇美的身躯。但事过境迁，后来陈皇后不但没有得到汉武帝为她建造的金屋，而且连和汉武帝晤面的机会都无法得到了。关于陈皇后的失宠，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有人把它归咎为陈皇后的无子，也有人以为是汉武帝喜新厌旧造成的。如果说陈皇后的失宠是因为无子，那么是否可以说生子比美貌更加重要?如果说陈皇后的失宠是由于汉武帝另有所爱，可见仅就美貌而言，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总之，一个人所具有的容貌不足以包打天下，还不够一个人坐享一辈子的。也就是说，色相可以使后妃们蒙幸，而心术和心计才能使她们固宠。
　　这里有这样一个可以说明色相和心术兼具，既曾蒙幸、又得固宠的例子，这就是南朝陈后主陈书宝的贵妃张丽华。张丽华是个相当美丽的女人，就先天资本而言，她是得天独厚的。而且她还风流而善解人意。在陈书宝即帝位之前，她就深受陈书宝喜爱，并为陈书宝及时地生下了儿子。按说这个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有一点，张丽华入宫太晚了点，她前面已经有人把第一夫人的位置占据了。所以，尽管在陈书宝坐上龙椅之后，张丽华可以尽情地享受专房之宠，也可以代陈书宝批阅奏章、发号施令，但她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她前面有一个压自己一头的沈皇后，而且沈皇后的儿子已被册封为太子。这种形势既有利又有不利，张丽华要变不利为有利，她不仅想取沈皇后地位而代之，而且还想把自己生的儿子立为太子。得到陈书宝肉体和精神的愉悦，靠色相和妩媚也许并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而要变贵妃为皇后，名正言顺地成为第一夫人，这就不是仅靠色相就能实现的了，于是张丽华开始动用她的心计。
　　当时后宫中和陈书宝亲近的女人除沈皇后、张丽华之外，还有一个孔贵嫔，而孔贵嫔和沈皇后的关系非常不好，这一现实被张丽华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她决定利用孔、沈之间的矛盾，以达到除掉沈皇后的目的。于是，张丽华便开始在各种场合拉拢孔贵嫔，从生活上关心，从精神上体贴，结果孔贵嫔很快就站到了张丽华一边。张丽华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就先在陈书宝面前告沈皇后的状，说沈皇后和太子近来来往频繁，他们正在密谋如何推翻皇帝，以便让太子早日登位。起初陈书宝不信。张丽华就把预先设计好的孔贵嫔拉出来作证。因为张、孔二人早已订立了攻守同盟，所以孔贵嫔提供的证词和张丽华说的一模一样。陈书宝听后龙颜大怒，立即降旨废掉沈皇后和太子陈胤，改立张丽华为皇后，立张丽华的儿子陈深为太子。从这个事件中首先可以看到，是张丽华自觉把色相和心术二者有机结合，最终占据了陈朝宫廷中女人最高位置的。它也同时证明，色相只能使后妃们蒙幸，而心术和心计才能使她们固宠这一深刻的后宫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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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相与心计:3.话说赵飞燕



　　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是中国民间知名度最高、风流故事最多的女人。她原本是一个职业舞妓，凭着她妖艳的容貌和出众的舞蹈才能，被成帝召入后宫并封为婕妤。赵飞燕一入宫，靠她的美貌和舞姿一下子就把汉成帝紧紧拴在了自己身边。但赵飞燕明白，汉成帝好色成癖，占有新奇的美色和占有权力的欲望一样强烈。不管你如何国色天香，也总会有色衰香消的时候，所以婕妤的位置并不是她理想的终点，她要走向女人位置的顶端——皇后。只有到那时，自己才有可能制约和驾驭成帝，才可能从容地做自己想做的一切。
　　主意打定，赵飞燕先在汉成帝身上下功夫。人的容貌是一种天生的资本，而使用容貌，用资本生出利息这可需要手段。赵飞燕本来舞姿婀娜，但人不能总是跳舞，她有意识地把舞蹈动作还原为生活步态，化艺术为现实，这使她的身段和风韵更增加了一层魅力。另外她还学会了抛眼神，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常露出缠绵和甜蜜，每当她如泣如诉、含笑含痴，调皮地抛向汉成帝时，汉成帝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拥有资本又善于利用资本生出利息的赵飞燕很快就迷住并征服了汉成帝。从此，赵飞燕赢得了专房之宠。在此基础上，她又趁热打铁，在汉成帝和自己亲密的床榻上，力荐妹妹赵合德，成帝当然满口应承。这样，赵飞燕不单占领了汉成帝，还借助成帝，搬来了救兵。那么她下一步就要向后位发起进攻了。
　　许皇后是汉成帝的祖母许老太后的侄女，其父是车骑将军许嘉。鸿嘉三年，赵飞燕为推倒许后，精心炮制出“许谒诅咒案”。她上书成帝，告发许皇后的姐姐许谒行巫术诅咒后宫已怀身孕的王美人和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所谓巫蛊之术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荒诞不稽的法术，但在汉代它往往成为人们敬之若神的禁忌。自打汉武帝晚年相信巫蛊，导致皇家内部自相残杀，汉宫元气大伤以后，昭、宣、元、成诸帝都对巫蛊恨之入骨，所以当成帝听到许谒又搞这个鬼名堂时，他的火气简直不打一处来。这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成帝即位多年无子，好不容易王美人怀了身孕，这个腹中婴儿直接关系到皇统的延续。另外，王凤是王太后的弟弟，身居台辅的王凤的成败关系到王氏一门的荣辱兴衰，诅咒王凤怎么不让王太后气绝！所以，皇太后和成帝同时发怒，责令严惩许谒。许谒无缘无故掉了脑袋不算，许皇后也莫名其妙地被牵进此案，结果皇后被废并幽禁于昭台宫，不久又被赐自裁。
　　赵飞燕推倒许皇后之后，又长驱直入，先后用诬陷法逼走了班婕妤，用心理战逼疯了王美人。她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严密运筹、巧施心计，一箭三雕，终于如愿以偿，入主后宫。
　　回过头来看，应该说许皇后克己修行，养名显行；班婕妤贤淑知礼，多才多艺；王美人少言寡语，与世无争。这三个人都堪称有德行者，但绝不是有心计者。无心术而位不固，这又是三个活例子。而赵飞燕在心术上却大胜三人一筹。比如，赵飞燕能够准确地发现并利用汉成帝的性格弱点，她知道成帝贪恋女色，骄奢专横，却又胆小怕事；爱慕虚荣，喜欢浪漫，却又优柔寡断。所以她对症下药，一方面在成帝面前表现得格外殷勤，格外温顺，出色地施展女人所特有的本事和魅力，每天都使成帝含笑而来，满意而归。另一方面，她又常常恃宠放刁，淫乱、嫉妒、残忍、恶毒的事情她无一不为，她甚至趁成帝高兴的时候把成帝当作玩偶。也就是说赵飞燕不断吊高汉成帝的胃口，又从不完全满足汉成帝日益增大的需求。用出尔反尔、撒娇耍赖、又痴又癫显示她感情的激烈，从而增加自身扑朔迷离的诱人魅力。这就是赵飞燕一生多行不义仍受汉
　　成帝宠爱的地方。其实她的每一次感情放纵都不免掩盖着明确的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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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色相与心计:4.掩面托孤的意义



　　在汉武帝的众多女人中，那个“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李夫人是相当了解男性心理学和帝王心理学的。当年李夫人以倾国倾城之貌曾深得汉武帝宠爱，后来她得了一场大病，并且一病不起。汉武帝因为十分喜欢她，所以专程到住所去看望她。汉武帝来到身边，李夫人以被蒙面，坚持不让汉武帝看上一眼，她对武帝说：“妾病的时间很久了，面容已不像个样子，我不敢以现在的容貌见陛下。不过我有个请求，希望陛下答应我，就是我死了以后，请陛下好好关照一下我的两个哥哥和昌邑王(李夫人和汉武帝的儿子)。”汉武帝表示答应，但仍坚持要看她一眼，并以赏赐千金和加封李氏兄弟为条件。而李夫人拒不见面，并当即转过身去，面墙而泣。武帝没办法，只好怏怏离去。武帝走了以后，李夫人身边的姐妹责备李夫人不应该不让武帝看一眼。李夫人回答说；“我拒绝见面，正是为了更好地拜托他。我当初之所以受宠，是因为我容貌姣好。皇上至今念念不忘，还想见我一面，也是因为我当初长得好看。现在我病成这个样子，容貌已十分难看，要是让皇上看了，他肯定会感到厌恶。既然厌恶我，那还怎么有可能追思旧好而关照我的兄弟呢！”李夫人真是见识过人，一语道破天机。她深深懂得，在自己和汉武帝之间，色衰必然爱弛，爱弛必然恩绝。所以她坚持不以憔悴的病容面对汉武帝，给汉武帝留下那永远使他不能忘怀的明艳动人的形象，只有这样，她的嘱托才有可能付诸实现。果然，汉武帝没有忘记李夫人，不仅在她死后封给她一个皇后尊号，而且也真诚地关照了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和李广利。因此，我们说李夫人在看待后妃的色相和心计之间的关系方面，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卓识，拒不相见的托孤方式留给人们咀嚼不完的思考。因为，李夫人以自己的切身实践验证并总结出了值得后宫女人永远学习、永远实践的色相心计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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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母以子贵:1.重要的是生子



　　中国古代的封建皇位是嫡长子继承制，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族公社，而发展和完备于周代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是指天子世代相传，传位要求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制度。这个制度要求每一代天子都必须以嫡妻所生的长子来继承父位，做下一代天子，他负责奉祀始祖，是土地和权位的合法继承人。而嫡长子的同母弟和庶出兄弟则只能封为诸侯，但下一代诸侯王位也要由他的嫡长子世袭。这样世代相袭，就形成了作为宗法制核心的“世卿世禄”制。这一制度的坚定施行为后宫中的历代嫔妃不断提出一个古老但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即争做嫡妻，生育子嗣。可是在事实上，坐上后位的未必有子，而生有子嗣的也未必可以登上后位。即使既登后位，又有子嗣的，也并不能高枕无忧，心计和心术那根生存智慧的弦必须时时绷得紧紧的。否则，到手的东西也会失去。
　　古代后宫中的佳丽虽多，但绝大多数嫔妃只是这个五颜六色的分数中的分母。分子的数额虽小，但后宫中几乎所有的竞争都发生在她们当中。
　　不少女人极为敏锐，这与其说是来自她们的才性，不如说来自她们的理智加本能更为真实。后宫中的若干分子女性对于是否生有子嗣就普遍保持这种敏感和敏锐，她们对自身的浮游性、无根性怀有—种清醒的认识。因为传统宗法制一再提醒她们，看不到这一点的女人不会有好结果。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历史上俯拾皆是。
　　刘邦的妻子吕雉，作为刘邦的结发夫人，刘邦称帝后她也登上了后位，她生的儿子刘盈后来也继刘邦称帝，是为孝惠帝。但在刘邦这个家庭中，事情远不像后人了解的那么简单。其实在刘盈之前，刘邦与一女人姘居已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刘肥。刘肥的母亲因为不是刘邦的正式夫人，也就是说不是嫡妻，那么刘肥当然也就不是嫡长子，继位与他没什么缘分，这一点历史上没出现什么争议。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在他众多的嫔妃中有一个最出色的、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的就是那个戚夫人。有一个时期，刘邦极其宠爱这个年轻美貌、性情又贤淑温柔的戚夫人，而且戚夫人也为刘邦生下了一个比刘盈更让刘邦喜欢的宝贝儿子刘如意。由于吕后年老色衰，再加上刘盈性格的懦弱，刘邦决定改立太子，由刘盈改立刘如意。当吕后听到这个消息时，就像遭到五雷轰顶。吕后马上行动，请求老臣张良出谋划策，引出商山四皓，最终挽回了局面。吕后的地位从此也一步步得到加强。从刘邦家庭内部出现的这一段历史插曲看，说到底，戚夫人差一点取吕后而代之，是因为她生有刘如意这个儿子。而吕后能够调动各方面力量，反败为胜，最后坐稳后位，靠的也是他有个儿子刘盈。由此可见，后妃有无子嗣对于决定后妃的地位和命运是多么关键了。
　　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没有子嗣而又想固宠固位的后妃来说，生子就成了她们最高的理想了，甚至有的后妃为了生子，筒直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像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为生子就煞费苦心，也为此大伤脑筋。她曾到郊外寻找过“巨人履迹”，也曾求助过女巫，乞求神灵赐给她一个儿子，特别是汉高祖母亲梦与龙交，生出刘邦这个真龙天子的神话，更让赵飞燕期待得如醉如痴。神圣不能显灵，赵飞燕又求助于人。她为自己专辟了一个密室，名为祈祷之地，实为偷人之所。她悄悄地把自己喜欢的健壮男人引入密室，以求能使自己怀上身孕。就像一个饥寒交迫的农夫，眼巴巴地盯着自己这块贫瘠的土地，指望那刚播下的种子能尽快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她的希望又落空了。
　　应该说，在赵飞燕疯狂般地求子的时候，她在汉成帝心目中的地位和她在汉朝宫廷中的地位都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但她仍不甘罢休，决计作生出子嗣的最后一搏。她疯狂地、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生子，正说明了生子对于一个女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后妃的重要。仅此而已，除此以外不会再有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盼己生子和杀人之子恰成一个问题之两面，如果说赵飞燕为生子而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那么她的妹妹赵合德杀人之子的作为更令人发指。赵合德听说宫中女史曹伟能怀孕后在一个牛娃执事家中生下一子，赵合德便命黄门田客拿着皇帝的玺书，交给宫中掖庭狱长籍武，要籍武将曹伟能母子收入掖庭狱中，最后将母子二人害死。汉成帝42岁那年，许美人生下一子，赵合德听说后又要派人去杀，当她得知许美人母子已被成帝保护起来以后，赵合德就对成帝又是撒泼、又是耍赖，怨恨啼哭不算，还自己捶打自己，用头撞击床栏，从床上演到床下，以致不吃不喝，以死相威胁。最后，在赵合德的疯狂逼迫下，成帝和赵合德一起杀死了许美人生下的这个才到人世不久的小生命。
　　千方百计地企图生子和千方百计地杀人之子貌异而实同，它所体现出的都是子嗣对于后妃的重要。另外像汉景帝废薄后而宠栗姬，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一个直接的原因都是因为前者无子而后者有子，这在中国古代宫廷中一直是一个相当显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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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母以子贵:2.母子辩证法



　　不用说，在中国古代后宫女性们的生存竞争中，“母以子贵”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除了“母以子贵”一条原理之外，还有与它一刃两面、相辅相成的另一条原理，这叫作“子以母显”。可以说母子之间是一曲交响乐，也存在着深刻的辩证法。没有子嗣的后妃难以固宠固位，没有受宠的母亲的儿子也别想继位续统。因此，在“皇帝—后妃—太子”这个三点一线中，后妃是皇帝与太子之间的中介，是可以通达两者的桥梁，她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最能体现母子辩证法的例子要数汉景帝的王皇后和太子刘彻了。汉景帝前元元年，身为美人的王氏为景帝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刘彻，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汉武帝。但此时王氏只是个普通美人，受宠的则是另一个女人栗姬。在王美人生下刘彻的第二年，也就是汉景帝前元四年，栗姬的儿子刘荣被册立为太子。此时王美人和栗姬在后宫中的地位根本没办法相比。但是，王美人自有她的机灵和心计，她并没有服输。恰好，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见栗姬得宠，刘荣又被立为皇太子，就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可栗姬偏偏不买这位皇姐的账，竟一口回绝了长公主。其实栗姬这一时的意气不仅害了自己，也同时误了儿子刘荣的前程。长公主在栗姬面前吃了闭门羹，她恼羞成怒，随时准备找机会报复。而机敏的王美人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争取外戚支持以打击栗姬的时机到来了。于是王美人不断主动接近长公主，与长公主攀感情套近乎。一来二往，长公主终于按捺不住，就将自己想把阿娇许配刘荣而遭栗姬拒绝的话说给了王美人。早有思想准备的王美人随即来了个顺手牵羊，对长公主说：“您实在犯不着和那个不识抬举的人生气，阿娇长得那么漂亮，我真想为儿子向您求婚，只可惜我的儿子不是太子，没那个福分。”这话既是试探，也是提醒。长公主当即答应把陈阿娇嫁给刘彻，王美人欣然应允，两人一拍即合。长公主把阿娇许给刘彻，是有报复栗姬的意思在里边的，而王美人则另有自己的打算。自此以后，王美人和长公主团结一致，轮番在景帝面前编排栗姬的不是。过去王美人有时说些栗姬的坏话，景帝总是认为这其中难免有争风吃醋的成分在内，现在连长公主也看不顺眼栗姬，景帝就不能一点也不往心里去了，关键的问题是，长公主每次在说栗姬坏话的时候都要说上王美人的一番好话，天长日久，景帝慢慢疏远了栗姬，而和王美人亲近起来。
　　王美人处心积虑，经过一年多的舆论工作以后，她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眼前的问题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空缺，景帝以前虽然喜欢栗姬，但并没有封她为皇后，而景帝因为时下对栗姬的温度下降，对太子刘荣也有些不冷不热。王美人决定让事态的发展速度再加快些，于是她私下找来宫中执掌礼仪的大行官，叫他去劝说景帝立栗姬为皇后。王美人探知此时景帝已经有些讨厌栗姬，大行官这一去奏请，肯定会引起景帝的疑心和反感，到那时形势就会急转直下。果然，大行官一向景帝奏请，景帝当即勃然大怒，大声喝斥大行官：“这是你应该过问的事吗？”立刻命人将大行官处死，并随后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栗姬对此一无所知，虽受不白之冤，但又无处诉说，不久便忧愤成疾，含屈而死。栗姬死后不到两个月，王美人便被封为皇后，入主中宫，其子刘彻随后也被册立为皇太子。
　　后妃有子固然重要，因为母以子贵。但是有了子嗣并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因为儿子的未来需要母亲去奠基、铺路。更进一步说，只有儿子有了可靠的未来，母亲才可能永保富贵，这就是后宫中母与子关系的辩证法。王美人因为有刘彻才得以登上后位，而刘彻因为母亲受宠幸才得以立为太子。据载，刘彻在做了皇帝后，仅王氏一家就有三人被封为侯，这也算是汉武帝对王太后的一种报答吧。
　　王美人与刘彻，这母子辩证法体现得十分清楚。魏文帝曹丕的甄后和儿子曹NDE43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着同样的母子关系辩证法。甄后名元，原本是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是曹操打败袁绍攻进邺城后，曹丕搜城时据为己有的。当时盛传天下有三个著名美人，江南有大乔、小乔，分嫁孙策和周瑜；北方则有甄元，先嫁袁绍的次子袁熙，后做了曹丕的夫人。曹丕的喜爱美色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曹操。据说，早在攻入邺城前，曹操就听说袁绍的二儿媳妇是个著名的美人，本想自己将甄氏弄到手，不料有其父必有其子，后来被曹丕捷足先登，曹操只好作罢。这或许只是道听途说者随意编造的故事，姑妄听之可也。但是，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甄氏确实美。甄氏的绝色不仅在曹操入城时使她因此保住了性命，而且还成了曹丕的夫人。甄氏不仅美丽端庄，而且还知书达礼，为人也颇为正直。这一点让颇通为人之道，时不时耍些小聪明、小伎俩的曹丕很有些不快。特别是甄氏安守女人的本分，不能在政治上出谋划策，更使曹丕感到不满。再加上曹丕的另一个姬妾郭氏善于察言观色，时不时在曹丕耳边讲甄氏的坏话，甄氏虽然为曹丕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却仍未能登上皇后之位。不仅如此，在甄氏为曹NDE43的事与曹丕发生口
　　角之后不久，曹丕便将甄夫人赐死了。问题的复杂也许就在这儿，如果曹丕不贪恋甄氏的美色，曹丕和甄氏就不可能走到一起，更不可能为曹丕生下曹NDE43这么个皇位继承
　　人。如果曹丕对甄氏自始至终怀有美好的眷恋，那么在甄氏为他生下皇位继承人以后就不会狠心将她赐死。然而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不难明白，曹丕曾对甄氏是怀有极大的情感冲动和强烈的贪恋之心的，正因为如此，曹丕才毫不犹豫地接纳和占有了这个战争对手的妻子。虽然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曹丕赐死了甄夫人，但他却仍然把甄夫人所生的曹NDE43立为太子。史无明文记载，曹丕是否喜欢曹NDE43
　　，后人无法得知，然而曹丕在立嗣问题上并没有对曹NDE43产生过太大的动摇，这是否仍然有他对甄夫人的
　　那份冲动和感情在内呢？我们对此不能持完全的怀疑态度。虽然赐死了母亲，但仍立其子为太子，恋顾的仍是往日的那份美好记忆，这里体现出的也是母子关系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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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母以子贵:3.摆脱窘境的毒招儿



　　既然后妃生育子嗣如此重要，母与子之间寓有那么多极富诱惑力的辩证法，那么那些无论如何也生不出儿子，或虽生过儿子但其子并未活下来的后妃，怎样摆脱不尴不尬的窘境而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那恐怕非得出奇制胜不可了。其出奇制胜的具体办法一般是用黑心下毒手。
　　历史上有两个例子是最有代表性的，这就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和明宪宗的皇后万贞儿。
　　贾南风本来又胖又丑，只因父亲贾充是西晋第一号功臣，才被许多拍马屁的人以次充好塞进了后宫。可是，说来也巧，贾南风的丈夫晋惠帝是个智力低下的白痴，此人不仅不会治理国家，而且连女人的美丑好坏也分不清楚。所以，贾南风一入后宫，小用权术，就使晋惠帝言听计从了。尽管如此，在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强大伦理制约下，更有对未来后宫地位的深切考虑，连生4个女儿却不能生出一个儿子的贾南风心里实在没法踏实。各种办法想尽，贾南风还是没有什么收获。无子的困扰可能使一个善良人陷入绝望，而贾南风所想到和所采取的应付办法则是下毒手，让可能有子的变为不得有子，从而在生育子嗣上使自己和对方拉平。她心里明白，只有这样，她的后位才不会遭受本质性的威胁。所以，只要她听说有哪个宫女怀了孕，她就手持长戟，不问青皂白痛打一顿，直打得对方流产为止。一次，一个宫女就要生产了，消息才传到她耳朵里，她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把怀孕的宫女带来，她手抄短戟，奋力向宫女的大肚子刺去，宫女大叫一声，只见血花飞溅，一个还在蠕动的婴儿流出母体外，其情景之惨，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不仅对尚未出世的子嗣大使杀手锏，即使对已经出世、已经长大成人的非己出的惠帝之子，贾南风也决不放过。就说后来的惠帝太子司马NE22D吧。司马NE22D的出生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因为惠帝生性痴呆，在做太子时，晋武帝担心他不懂房帷之事
　　，就选了一个出身贫贱但貌美的谢才人去侍奉晋惠帝，并教以房帷男女之事。不久，谢才人怀孕。这时悍妒的贾南风进宫，谢才人自请仍回西宫。后来生下一子，取名为NE22D
　　，一直被收养在晋武帝的后宫中。多少年过去了，司马NE22D已长大成人，这
　　不能不成为贾南风的一大心病。为此，贾南风先在朝野上下到处散布司马NE22D的坏话。
　　她见仅这样做还不能彻底达到目的，于是就丧心病狂地设计了太子图谋不轨、企图篡位的那
　　个著名圈套。然后借愚痴的惠帝之手，最终逼死了无辜的太子司马NE22D。
　　不知道明代的万贞儿是从史书中学到了贾南风的经验，还是她生性就是个和贾南风一样歹毒的女人，我们只是看到，万贞儿在这方面的做法和贾南风几乎如出一辙。
　　万贞儿生活在明朝英宗和宪宗之间。明英宗在位的时候，万贞儿只是个负责管理皇帝衣饰的女侍，英宗从未垂幸过她。这老皇帝不喜欢自己，有野心有抱负的万贞儿就转向太子，打起太子的主意。在万贞儿的多方引诱下，当时只有14岁的太子终于被她拉上了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到了天顺八年，明英宗驾崩，接着太子即位，是为宪宗。因为以前和宪宗有过旧情，这次宪宗一即位，万贞儿就被封为贵妃。万贵妃虽然不是皇后，但她欺上霸下，先后挤倒了吴皇后，压服了王皇后。可是，万贵妃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没能率先生出一个儿子，以占尽后宫优势。事情就是这样不凑巧，天公不作美。宪宗成化二年，万贵妃好不容易怀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也是宪宗的第一个儿子，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宝贝儿子才活了不到一个月便死掉了。自此以后，万贞儿再也没能生育。本来挤倒吴皇后、压服王皇后，就为自己的光明前景开辟了一条路，又为皇帝生下儿子以后，这皇后之位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儿子一死，这一切顷刻之间都发生了变化。万贞儿对比得子和失子的不同待遇，特别是自己心中的感觉，强烈的反差使这位万贵妃对其他怀孕生子的后妃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与仇恨。因此，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纠缠宪宗，全力限制宪宗亲幸其他嫔妃；另一方面，她又派心腹四处打探，明察暗访，如果发现有漏网的被宪宗召幸的后宫嫔妃，就立即逼迫对方服药，以防止对方怀孕。如果发现有的嫔妃怀孕了，她就千方百计迫使对方堕胎。万贵妃防范再严，也还是不免有所疏漏，这是一个小插曲：有个姓柏的贤妃终于想尽办法，使一男孩子顺利生产下来，宪宗为之取名佑极。佑极2岁上被宪宗册立为太子，并且诏告天下，实行大赦。这个突然的消息使万贞儿慌了神。万贵妃发慌但并没有坐等不利形势的到来，她最终还是用毒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毒杀了太子。
　　从上述贾南风和万贞儿为固宠固位所干出的一系列事情看，其残忍和歹毒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到和做得出的。以杀人的方式消灭别人的希望以求达到自己与他人的机会均等，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道德批判的范围。如果用科学和法律的眼光看问题，对于此种人的此种行为，除了负一切法律后果之外，还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柔弱的女人去指使杀人或亲手杀人，其实这个底牌十分简单，那就是权力。为了权力，不仅过去、现在，甚至包括将来，都将是一篇永远也不可能写完的大文章。是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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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助皇帝一臂之力:1.皇后的楷模



　　虽然中国古代妇女一般都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是男权的奴婢和传宗接代的产婆，但也有不少女性或因容貌绝代，或因才华超群，或因工于心计，更多的是一身数长、一专多能，她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不但求得了生存，而且还发挥了男性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朝夕生活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那些做了后妃的女性们，她们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维。从“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最朴实也最深刻的道理出发，你就可以想像到，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国古代皇帝的治国安邦，离开了女人们怎么可能运行呢？
　　唐代的则天武后改朝换代、自做女皇，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令当时的男人退避三舍，让后代的男人瞠目结舌的巨大作用，这已经在“帝王篇”中有所涉及。武则天之外，更有许多才华出众、见识过人的后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巧妙的方式对丈夫和儿孙、对治国和安邦、对政治和历史施加无可替代也无可更改的影响。
　　独孤氏是杨坚的妻子，她14岁时便嫁给了杨坚。北周大成元年，周宣帝驾崩，8岁幼子周静帝即位，当时身为大丞相的杨坚被加封为隋王，因周静帝年少难理政事，北周大权事实上掌握在杨坚手中。独孤氏对形势看得极为清楚，她劝杨坚切不可以此为满足，说：“希望你能再努一把力，开创出自己的基业。”在独孤氏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坚于开皇元年废周自立，建立了隋朝。隋朝建立后，独孤皇后仍然时刻关注着政治时局的变化，常常帮隋文帝杨坚出谋划策。她提出的许多建议都被隋文帝采纳，因此隋朝宫廷中，臣僚们常习惯地把文帝和皇后并称为“二圣”。根据历史记载，开皇七年，隋人攻下建康，灭掉陈朝。南北统一以后，隋文帝推行三省六部制，裁减冗员，改进府兵制，以及初创科举制，推行均田法。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出台，都是在听取和征求独孤皇后的意见后才付诸实施的。晚年的隋文帝，眼见海内升平，国泰民安，创业的开拓精神渐渐减弱，贪图享乐的欲望开始膨胀起来，独孤皇后为此仍常常规劝他。后来皇后去世，隋文帝失去约束，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宜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先后受到恩宠。在隋文帝病笃之时，他后悔地叹息说：“如果独孤皇后还活在世上，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由此也可以看出，独孤皇后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了。
　　北宋杜太后是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两任皇帝的母亲。建隆元年，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然后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登基之后，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杜氏以皇太后身份接受赵匡胤拜见。当时朝廷大殿内外气氛热烈而庄严，朝拜仪式搞得极为隆重。这本来是一件让杜太后开心的事，但文武百官看到杜太后却是满脸忧容，大家心里纳闷：人们都说“母以子贵”，现在太祖登基，太后她老人家却为什么并不高兴呢？这时高坐在上面的杜太后严肃而沉重地说：“做皇帝可不容易呀！身为万民之主，如果治国有方，增民福祚，老百姓拥戴，那自然尊贵无比；可如果皇帝没有做好，到了被别人推翻的时候，那恐怕连争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每想到此就感到心情沉重。”当赵匡胤刚刚步入权力巅峰，杜太后首先提醒他的就是居安思危，对于一个刚刚上任的皇帝，恐怕没有比这个提醒更重要、更有远见的帮助了。
　　北宋建立之初，杜太后对稳定赵氏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首先通过细致而周到的工作，加强了赵匡胤与赵普的政治联盟。赵普是赵匡胤的启蒙老师，又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杜太后对赵普的才干和忠诚都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杜太后一方面告诫赵匡胤要虚心听取赵普的意见，一方面又在诸事上对赵普既给地位又加担子。这样就极大地调动起了赵普的主动性、积极性，以致开国后的各种草创工作都做得井然有序，就是“杯酒释兵权”这样重大的政治行动也是在赵普的建议下实施的。此外，杜太后鉴于后周亡国的教训，提出“兄终弟及”的帝位继承方略。她认为儿子赵匡胤之所以能做上皇帝，并不是前世阴德，也不认为赵匡胤就是真龙天子，而认为只因周世宗柴荣让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皇位，以致形成主少臣疑的局面，这才为改朝换代提供了机会。如果周世宗的继承者是一个成熟、有经验的成年人，那情况恐怕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她主张赵匡胤退位以后，不要把帝位传给年幼的儿子，而要传给年龄较大的弟弟赵匡义。这个建议的实施，确实从体制上保证了宋初政局的稳定。
　　在中国古代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下，“内助之贤”和“母仪之正”的确有稳定、维护政权的巨大作用。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前者，而宋太祖之母杜太后就是后者。然而，隋文帝、宋太祖之外，还有一个兼二者而得之的人，那就是以创超迈古今之大事业而著称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生成就的功业是包括两个女人的贡献在内的，这一是他的母亲诃额伦，元建国后追谥为宣懿皇后；另一个是他的元配妻子孛儿台，元建国后追谥为光献皇后。
　　成吉思汗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作为一个部族领袖的遗孀，诃额伦必须承担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5个子女的生活和教育重任。就教育方面而言，她要教育孩子们特别是成吉思汗要继承父志，做一个与众不同的领袖人物。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即可见诃额伦“母仪之正”对于成吉思汗成长和功业的重要作用。一是成吉思汗的父亲刚死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母子不仅承受着外人的欺压，而且成吉思汗的异母兄长别克帖儿也经常欺负他们。有一次，成吉思汗好不容易打到的猎兔又要被别克帖儿抢走时，成吉思汗忍无可忍，和弟弟哈撒儿两人一气之下将别克帖儿射杀。母亲诃额伦听到这个消息后，盛怒之下狠狠斥责了成吉思汗，并期待他将来继承父志，统领蒙古部众，真正成为一个有大作为的人物。受了母亲这次严厉的训诫，成吉思汗从此以后果然遇事冷静，待人也宽容多了。另一件事是成吉思汗正位以后，非常相信弄神装巫、预言祸福的阔阔出，而弟弟哈撒儿勇武有力，与阔阔出很合不来。一天，两人发生口角，成吉思汗当面斥责了哈撒儿，哈撒儿心情不快，三天未出来见面。阔阔出趁机挑拨成吉思汗和哈撒儿的关系，企图假托天意，要成吉思汗杀掉哈撒儿。成吉思汗不辨真假，就要把哈撒儿捉来杀死的时候，又是诃额伦怒斥成吉思汗，用老祖宗阿难可敦用五箭合一比方团结以教育子孙的方法来教导成吉思汗，使成吉思汗避免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因此我们说，有诃额伦这样的识见远大、胸怀开阔的母亲的教导和帮助，实在是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但有“母仪之正”，成吉思汗还有“内助之贤”。成吉思汗的元配夫人孛儿台也是一个出色的后妃。孛儿台对成吉思汗成就帝业的帮助主要表现在，在成吉思汗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孛儿台都坚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边，用她的温柔、体贴和深明大义来安慰和鼓励成吉思汗。比如成吉思汗与孛儿台刚成婚不久，他的近邻泰亦赤兀部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想在强邻下生存，就需寻找外援支持。这时成吉思汗想到了父亲生前好友克烈部长王罕。为了求得王罕帮助，成吉思汗想拿孛儿台献给母亲的厚礼——一件名贵的黑貂裘，作为给王罕的进见礼。母亲诃额伦当然没有什么意见，但这也是妻子孛儿台的嫁妆，还必须和孛儿台商量好才行。当成吉思汗提出这个要求后，深明事理的孛儿台一口就答应了。正因为成吉思汗带着这样一件贵重的礼品去见王罕，所以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王罕的支持。而争得王罕的支持，对成吉思汗后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成吉思汗和扎木合的关系处理上，也是孛儿台首先发现扎木合的不正常表现，提醒成吉思另觅栖身之所的。这个提醒和这个迁徙决定的形成，对成吉思汗所在部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此可见，元开国之后诃额伦和孛儿台作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妻子，在生活中不失温情，在支持成吉思汗成就帝业方面又深明大义。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一生得到这样两个女性、两种性质的支持和帮助，应该说已经相当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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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助皇帝一臂之力:2.宫廷矛盾的缓冲地带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元文化的意义上讲，这是阴阳之合，文武张弛之道。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原则。然而，事情一落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有秘书长这样一个职务，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需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事无巨细也需步步落实。而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有人出面斡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政治远见的后妃就自发地扮演起了这种幕后宫廷秘书长角色，从而为古代宫廷中的诸种斗争和冲突建立起一个疏导和缓解的缓冲带。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就是一个为唐初朝廷建立起释解矛盾纠葛、稳固大局的缓冲地带的人物。长孙皇后起码在三个方面起到了这种作用。首先，她曾诚恳地劝谏唐太宗不要过分重用哥哥长孙无忌，因为她考虑到过分重用长孙无忌容易引起其他重臣元老的猜忌，影响团结，贻误国事。同时，她认为过分重用外戚，有可能导致外戚专权，汉代的外戚祸国就是一个血的教训。虽然唐太宗没有完全采纳她的建议，但这个提醒是相当有必要的。其次，她在处理己出子女与非己出子女利益关系上，主张一视同仁，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皇室子女间的对立和矛盾。比如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唐太宗命令宫中加倍陪嫁，长孙皇后力谏，最后唐太宗只好同意长乐公主的嫁妆与其他公主相同。长孙皇后之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后，太子的奶妈要求增加太子宫内的费用，以区别于其他皇子，但这个要求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结果还是按长孙皇后的意见办了。
　　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长孙皇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妥善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善于纳谏的有道明君，而魏征则是中国历史上敢于犯颜直谏的著名诤臣。尽管如此，唐太宗也常有被魏征的耿耿直言触怒拒不纳谏的时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长孙皇后往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委婉的方式、机敏的话语劝说唐太宗，以便使他接受建议，缓释君臣之间的紧张和对峙。据载，一次为了泰山封禅祭典的事，魏征当众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唐太宗的想法，以致唐太宗盛怒之下拂袖回宫。回到后宫，太宗余怒末消，仍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忙问缘由，太宗气呼呼地说：“就是那个魏征，整天吹毛求疵，说长道短，今天竟然在朝廷上当众顶撞我，我一定要杀掉他，以解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一听，马上换上庄重的朝服，向太宗行礼祝贺说：“我听说，只有皇帝英明，大臣才能正直。现在朝廷里有魏征这样正直无私的大臣，不正说明陛下您的圣明吗？”唐太宗一听这话，恍然大悟，他马上转怒为喜，并感谢皇后的提醒。此后，唐太宗对魏征更加敬重了。
　　明成祖的仁孝皇后徐氏也是为明成祖出谋划策，为明朝廷建立缓冲地带做过贡献的人。徐氏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15岁时嫁给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公元1402年，朱棣经过4年的靖难战争，从自己侄子建文帝朱允NB938手中夺得
　　政权，在南京即位，改元永乐。这年十一月，徐氏被册立为正宫皇后。朱棣从朱允NB938手中夺得帝位
　　，当时遭到不少朝中旧臣的抵制和反对。对此，朱棣曾打算采取强硬措施，彻底清除反对派势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新的明政权。徐皇后不同意这种做法，她认为镇压清除反对派旧臣并不是巩固新政权的惟一办法，她说：“治理国家，人才最重要。古代伊尹辅佐商汤，姜太公辅佐周武王，都说明王佐之才的重要。现在朝中的这些大臣，都是高皇帝(朱元璋)在世时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陛下重新治理国家，望陛下不要划界线、分新旧，只要一视同仁、一体擢用，他们会真心辅佐您的。”徐皇后面对朝廷中君臣对峙的情形，及时出面斡旋，化干戈为玉帛，对明成祖即位后巩固政权、安定局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说到后妃在宫廷政治斗争中所发挥的缓冲作用，我们还需提到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母亲宣懿皇太后。这里仅举一例，从以前提到的这个故事另一个角度，即可看出她在缓解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成吉思汗正位之后，对于他的同胞兄弟也开始警惕起来了。一次，成吉思汗的爱臣阔阔出与弟弟哈撒儿发生矛盾，成吉思汗盛怒之下斥责了哈撒儿。哈撒儿心中感到委屈，就称病三天没有入朝听事。阔阔出本来为人夸夸其谈，又爱搬弄是非，他见这时正是在成吉思汗和哈撒儿之间制造隔阂的机会，就私下对成吉思汗说：“上天要我转告大汗，天意初命您来做皇帝，次命哈撒儿做皇帝，如果不除掉哈撒儿，您的皇位就未可知了。”成吉思汗自幼没受过什么文化教育，而蒙古传统上又迷信上天，于是成吉思汗就相信了阔阔出的话，马上派人把哈撒儿绑来，进行严词讯问。老臣古出见此，急忙飞马报告宣懿皇太后。宣懿皇太后赶到，看着紧张对峙的两个儿子，缓缓把衣襟解开，将两个松弛下垂的乳房放在膝盖上，然后对成吉思汗说：“你小的时候在我怀里吃奶，吃完我一只奶就把你喂饱了。老三合赤温和老四赤斤两人都不能把我一只奶吃完。只有哈撒儿一气就能把我的两只奶吃完，那真让我心胸舒畅。我现在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知道，你和哈撒儿两个秉性不同，你多才智，他多勇力。过去哈撒儿出生入死，为你争得汗位立过大功，现在各部都平定了，他没用了，你就想杀死他。你不应该忘记，五箭合一才有力量，你们兄弟只有好好团结，才能天下无敌。”成吉思汗听了母后的这番教导，自知自己差一点铸成大错，忙向母后叩头谢罪。自此以后，成吉思汗和哈撒儿又像战争年代一样团结一致了。不难看出，在政治冲突的紧急关头，宣懿皇太后以她母性的博大和宽容，为成吉思汗和哈撒儿建起的缓冲地带是多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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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助皇帝一臂之力:3.性格与手段



　　后妃们无疑是作为隐形宫廷秘书长身份出现的，这虽无明文记载，也不见某朝某代制度规定，但事实上这一角色和作用历代大体如此。但是，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历史上的后妃千人千面，这一个和那一个之间的为人方式和性情差异很大，由此而带来的彼此辅佐、帮助帝王治国的手段也就大不相同，这里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刘邦的吕后是个工于心计、性情阴狠的人，所以她在协助刘邦处理政事的时候往往使用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以致人死命的办法和手段。先说吕后除韩信吧。韩信为刘邦取得天下立过不世之功，但刘邦称帝后总怀疑韩信谋反，先是把他由齐王徙封楚王，后又用陈平之计拘捕了韩信，带回长安加以软禁，爵位也由楚王降为淮阴侯。韩信这样在长安一直生活了4年。刘邦称帝后的第十个年头，由于陈ND768在代地造反，刘邦亲率大军离京前往征讨去了。韩信长期过着不得自由的生活，心中闷闷不乐。他原本随刘邦打天下，并没有反叛刘邦之意，经过刘邦的反复猜忌，这次他倒是真的产生了反汉自立的想法。刘邦虽然不在京城，但这个消息还是被敏感的吕后得到了，吕后连夜与相国萧何商量，决定诈称刘邦有捷报到京，陈ND768已经战死，第二天
　　一早群臣都要上朝庆贺。韩信虽心中狐疑，但由于他反叛的决心并未十分明确坚定，所以在听了萧何的话以后，竟没做任何思想准备就入朝贺捷去了。然而怎么也没想到，这场游戏完全是为他韩信安排的，等韩信刚一进入朝堂，埋伏在两侧的刀斧手一齐拥上，就把韩信捆绑起来了。未加任何审讯，也未经刘邦同意，吕后就下令把韩信斩首了。《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在叙述韩信被斩于长乐宫“遂夷信三族”后接着写道：“高祖已从ND7
　　68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由此可见，韩信当时被处死时并没有经过刘邦的同意，但是这样做又大体符合刘邦的心思和要求，由此不难看出吕后的果敢。而她设圈套计赚韩信，又可见她的多谋和狠毒。
　　如果说吕后杀韩信已见出她的果敢中的残酷，那么她诛杀彭越的事实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彭越类似韩信，也是楚汉之争中的关键人物，他曾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骚扰楚人后方，断其给养，使项羽疲于奔命，最后在垓下大战中也为刘邦出了大力。刘邦定天下之后，彭越被封为梁王。后来陈ND768在代地造反，刘邦率军
　　征讨，彭越只派兵支援，自己因病未能参战，这便引起了刘邦的猜忌。恰值此时彭越的部下密告彭越谋反，刘邦便趁机逮捕了彭越。调查审讯之后，因没有确凿证据，刘邦下令废彭越为庶人，把他贬往蜀中。彭越在去蜀途中，正好遇到吕后要从长安去洛阳。两人碰面，吕后装作完全不知道此事，对彭越又嘘寒又问暖。彭越便以为吕后心慈肠软，向吕后哭诉了自己的冤屈，并请吕后替自己在高祖面前说情，允许他自贬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吕后一口答应下来，并安慰彭越一番，表示她说服刘邦收回成命绝无问题。吕后带着彭越来到洛阳，一见到刘邦的面，就责怪刘邦不应把彭越流放蜀中，而应该立即处死。她说，像彭越这样的人物，留下来必生后患，流放蜀中就等于放虎归山。她马上授意彭越的舍人，令他再次控告彭越谋反。这样一来，可怜的彭越还不知是怎么回事，竟被处以醢刑(剁成肉酱)。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就是吕后的手段。
　　与吕后不同，明太祖的马皇后则是以贤德协助明太祖治国的。草创时期，朱元璋曾受到马皇后养父郭子兴的猜忌并遭受囚禁，贤淑的马皇后坚定地站在朱元璋一边，对朱元璋极尽体贴，并想方设法在养父母面前为朱元璋开脱，主动替朱元璋把打仗得到的财物献给郭子兴，最终解除了郭子兴对朱元璋的防范。为了使朱元璋在前方安心打仗，马皇后常常在后方动员人力筹集粮食。她还动员将士家属缝衣制鞋、支援前线，这既使前方将士受到鼓舞，又保证了后方人心的安定，有力地支持了朱元璋的事业。明王朝建立以后，马皇后发现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变得性格怪癖多疑，常因小事狠狠惩罚大臣。马皇后担心这样下去会造成君臣间的冲突，就及时提醒、劝谏朱元璋，特别是从感情上打动朱元璋。朱元璋终于接受了马皇后的意见，在治国安邦方面多有建树，被后代史家视为一代开国明君。
　　清朝初年的孝庄文皇后的性格以隐忍著称，她协助子孙治国的手段也往往是在韬光养晦中以求一逞。孝庄文皇后的儿子顺治帝即位后，既有政治实力又握有军权的多尔衮却处处刁难、步步进逼。对此，孝庄文皇后忧心如焚，但她仍采取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处之。因为她知道一旦激化了儿子和多尔衮的矛盾，顺治的帝位绝难保全。于是，她决定由自己出面，不断给多尔衮加封号、戴高帽，使多尔衮为了名声而不便废帝自立。帮助顺治顺利地度过了艰难的开创时期。
　　顺治去世后，年仅8岁的儿子玄烨(康熙)继位，由鳌拜等4位大臣辅政。鳌拜欺皇帝年幼，在宫中独揽朝政，专横恣睢，还网罗党羽，排斥异己，闹得上上下下无人敢惹。年幼性急的康熙帝急于除掉鳌拜，求教于孝庄文皇后。孝庄文皇后认为操之过急会导致宫廷剧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孝庄文皇后仍然采取后发制人的隐忍态度，让康熙先不要打草惊蛇。于是她以皇帝喜欢布库戏(满语，意为“摔跤”)为名，组织一批少年常在宫中游戏。当时康熙只有十四五岁，所以此举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过了一段时间，少年们的摔跤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对这种游戏也习以为常了，孝庄文皇后便授计康熙智擒鳌拜。康熙八年五月的一天，鳌拜进宫面帝，见康熙正和孩子们玩耍，便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这时康熙一个手势，孩子们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鳌拜掀翻在地，七手八脚绑起来。等鳌拜醒过味来，自己已成了阶下囚。孝庄文皇后不费一刀一枪、不损一兵一卒，就制服了鳌拜，为康熙收回了权力。由此可见孝庄文皇后隐忍背后的远见和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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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助皇帝一臂之力:4.长发人的长见识



　　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叫作“头发长，见识短”。其实这一对女性的评价是相当迂腐、相当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随便翻一翻历史，你就可以看到不少让七尺须眉咂舌的后妃，也就不能不心悦诚服地赞叹一声“长发人自有长见识”了。
　　北魏的冯太后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她原本是因罪被官府籍没入宫的罪臣之女，因美貌过人被文成帝封为贵人，后又立为皇后。冯太后本来没有干政野心，但一场变故为她提供了显示政治才干的机会。和平六年，文成帝突然病死，12岁的太子献文帝即位。紧接着朝中发生了乙浑发动的企图颠覆北魏政权的叛乱。此时，身为皇太后的冯氏冷静地观察着朝中大臣的动向。她首先使朝中臣僚造成自己孤儿寡母被欺辱的假象，随后等时机一旦成熟，便即刻调动朝中重臣和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乙浑的叛乱。接着，她总结历史上皇帝年幼、无人扶持朝政的教训，当机立断，临朝称制。她一方面重用拥戴文成帝有功的元老重臣，一方面又起用在乙浑叛乱中对北魏政权忠心耿耿的汉族官吏，从而稳定了时局，使北魏政权度过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承明元年，冯太后又拥立年仅5岁的孝文帝登基，她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再次临朝称制。此后她主持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使北魏政权由乱到治，由弱变强。历史上有名的孝文帝实行的班禄制、均田法以及推行汉化政策等等，冯太后都是各项政策的实际设计者。
　　另一个例子是辽国太后萧绰。她虽在“察割之乱”后被拥戴做了皇后，她的本心却不想参与政事。但是，辽景宗的体弱多病又使她不得不从17岁时便承担起治理辽国的重任。她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军事经验，但她的精明强干、头脑清醒已经弥补了经验的不足。一切从自己的观察、认识和理解出发，她首先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特别是在选拔使用人才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很快缓和了王朝内部矛盾，政权趋于稳定。在军事外交方面，她主张采用守援结合的战略，于景宗乾亨元年，第一次沉重地挫败北宋的强大进攻。此后，她又几次率军南征，迫使北宋与辽国订立著名的“澶渊之盟”，为辽国赢得了每年数千万的贡银和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和平稳定。
　　冯太后和萧太后本来都只是普普通通的后宫女人，她们凭着自己的才情、天性和责任心，做
　　出了许多男子连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业，从而也显示出她们长发人的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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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后妃干政的劫数:1．提携娘家人



　　中国古代后宫中的女人为登上女人生存的峰巅，有的以德行开路，有的用色相架桥，也有的以生育子嗣做最后一搏。不过，不管是走哪条道，指导走路的心计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一旦目的达到，坐上后位，参政、干政的手段和结果也是形形色色，辅佐皇帝、安邦定国者有之；飞扬跋扈、祸国殃民的也不在少数。后妃干政有她们的贡献，可也有她们难至的盲区和难逃的劫数。
　　好像有意要和皇帝争个高下，与皇帝为维护既有统治广封同姓诸侯一样，得势的皇后也常常提携、重用自己的娘家人。从心理学上分析，后妃们提携、重用娘家人是出于一种对血缘关系的认同，它与男权社会的宗法制度异曲而同工。而从政治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看，后妃们的此种举动极有可能造成宫廷中的国中之国。比如汉高祖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年幼软弱的刘盈没办法独掌朝政，吕后则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为了巩固现有地位，吕后曾经协助刘邦杀死过许多功臣，更为此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掉了有可能与她发生争执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为了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她更相信他们吕家人。于是吕后就千方百计抬高吕氏家族的地位，极力扩大吕家的势力范围。比如说，吕太后深知南北军在当时朝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便收买了一个名叫张辟疆的人前去游说陈平、周勃等元老重臣，对其软硬兼施，终于使自己的兄弟吕产和吕禄分别做上了这两支皇家禁卫军的统帅。此后，她又大封诸吕，其中封王者四人：赵王吕禄，梁王吕产，吕王吕台，燕王吕通。封侯者八人。其妹妹吕NB06F早嫁樊
　　哙为妻，也封樊为临光侯。此外，同样出于维护吕氏家族的权利，吕后又分别让诸吕之女嫁给刘姓的王侯。比如刘邦的另一儿子赵幽王刘友，还有赵共王刘恢，都娶了吕氏之女为妻；朱虚侯刘章，营陵侯刘泽也是娶诸吕之女为妻的。表面看起来吕太后是用结亲的方式来联系刘、吕两族，但事实上真正得到好处的则只是吕氏。因为刘家本是皇室，无需借助其他什么人来抬高自己。就这样，一时间大汉江山竟变成了吕氏宗族的天下。
　　也是在汉代，汉成帝登基践祚，其母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以后，这王太后在某种程度上所效法的也是吕后的作风。汉成帝本来就是个不务正业、喜酒好色之人，他即位后，太后王政君教导儿子做的第一件政事就是封赏王氏家族。汉成帝一声令下，这便有了王太后的同母弟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同母弟王崇被封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弟王商、王谭也分别被赐爵关内侯。这样，汉王朝的大权一一落入王氏家族手中。为了达到全面侵吞汉朝权力的目的，王太后甚至不惜以怂恿成帝沉湎声色，换取成帝对王太后提携娘家人的认可。成帝好色之极，王太后便广选天下美女，以满足儿子的淫欲，从而使成帝对自己更加言听计从。河平二年，成帝遵照王太后的主意，仅在一天里就把王太后的五个兄弟全部封侯，王家的其他子弟，也多被封为卿大夫、侍中等。特别是王太后在清除了成帝生母卫姬及卫氏宗族以后，擅自封侄子王莽为宰衡太傅大司马，从而为西汉王朝的变乱和败亡埋下了一颗无法清除的种子。
　　仅就上述两位后妃而言，吕雉为了吕氏家族，曾大肆分封诸吕，此种行为虽然在她在世期间并未显出明显的弊端，朝廷中也并未因此产生太大的波动，但等吕雉一死，吕氏家族就成了朝野内外、举国上下讨伐的对象，吕后的死亡也同时带来了吕氏家族的灭亡，而且汉代外戚与朝臣间的斗争及其彼涨此消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史记·陈丞相世家》云：“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日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帝，陈平本谋也。”陈平原是那么一个灵活多变、随世俯仰的人，居然早就对诸吕擅权看不顺眼，由此你就不难看出吕太后提携娘家人所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了。
　　与吕太后因提携娘家人给汉初朝廷带来动荡与不安是在吕太后身后有所区别，皇太后王政君因过分提携娘家人，则在她还健康活着的时候就使自己饱尝了由此结出的苦涩之果。她不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手提携、一手裁培的王氏家族代表王莽从自己的手中夺走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玉玺，而且也眼睁睁地看着王莽把刘汉江山更换为新朝。王政君一生经历从宣帝到新莽7个皇朝，寿达84岁，真可谓历尽沧桑，但她身当政位而无政见，只知道一味护持娘家的兄弟子侄，结果致使本枝扶疏、权柄倒持，这是连王政君本人也始料不及的。“经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NC36ANC36A犹握一玺不欲授莽。妇人之仁，悲夫！”班固的这个断语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古代后妃一旦掌权为政，便动物亲子般地重用提携娘家人，这实在是古代后妃的—个为政盲区。盲区所在，漏洞百出。因此，它也就同时成为古代握权女人的一个政治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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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后妃干政的劫数:2.以牙还牙



　　在传统男子主宰天下的时代，女人的干政无一不遭到维护祖制和正统的男性大臣们的反对。正因为如此，捞到机会弄权的女主往往以十倍的力量、百倍的疯狂，不容置疑地铲除一切有碍自己干政的绊脚石。这与其说是矫枉过正，不如说是对男性专制的以牙还牙更接近真实。
　　唐代的武则天做了皇后之后，就急于插手朝政，但资深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朝中重臣仍是她的障碍。对此，武则天首先指使许敬宗调查长孙无忌的隐私，企图伺机陷害长孙无忌。恰在此时，有人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暗结私党，许敬宗立即诬陷长孙无忌就是韦、李的朋党，并无中生有地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前立太子李忠被废，阴谋造反。这样，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无辜被贬，另有不少大臣也同时受到牵连。
　　对于则天武后来说，不仅对阻碍自己弄权的大臣，她要设法除掉；为了弄权，就是亲生儿子她也从不心慈手软。高宗在位时，武则天已经是大权在握。但高宗因身体不好，准备把帝位禅让给太子李弘。李弘虽然是武后的儿子，但和武后从不亲近。武则天看到，一旦李弘继位，就有可能把她这个太后晾在一边，所以她要挽回局面。上元二年四月，高宗和武后召见李弘，要太子陪父母在合璧宫绮云殿用膳。膳后，李弘突然全身痉挛而死。这凶手虽然很难断定到底是谁，但据较为可靠的推测，能干出这事的怕非武后莫属。李弘之后，次子李贤，三子李哲先后被立为太子，也都因有碍武后的擅权而先后被废。直到武后登上帝位，改唐为周，她对男权的以牙还牙式报复才稍稍缓解下来。
　　无独有偶，武则天后继有人，那就是在历史教科书上和民间口头传说中都与武则天并驾齐驱、名声同样响亮的清末的慈禧老佛爷。慈禧是咸丰帝的皇后，早在咸丰在世时，慈禧就常常恃宠干政。咸丰死前已经预见到自己身后慈禧对大清朝政的威胁，于是留下遗嘱，让载恒、端华、肃顺等八大臣顾命辅佐朝政。慈禧心里也明白，八大臣的存在正是自己干政的最大障碍。于是，慈禧趁宫中上下正忙于为咸丰治丧的机会，突然发动袭击，将顾命八大臣一网打尽。这是她对待朝臣的作为。对儿子她也采取绝对限制自由的办法对待之。咸丰死时，同治年龄很小，慈禧垂帘自不会有什么问题。到同治18岁的时候，慈禧极不情愿地归政于同治。但此时慈禧党羽遍朝野，同治做皇帝只是个摆设，不经慈禧太后同意，同治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她不仅肆意干涉儿子的政事处理，而且连儿子的私生活也管得全无自由。这样的皇帝做得实在没什么意思，这使同治感到极为苦恼。同治失去了做正经事的自由，只好向自暴自弃的路上发展。于是，同治先是情绪低沉，以后则不断到宫廷外面去逛妓院。最后，可怜的同治身染性病，于无可奈何之中一命呜呼了。同治死后，慈禧又为清王朝安排了另一个王位继承人光绪帝，赶上西方列强纷纷觊觎中国，光绪企图接受改良派主张在中国实行改良，这又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意志，以致最后被慈禧太后囚禁折磨而死。慈禧太后这种对权力的严密控制和严酷防范，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政治恶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还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负担。
　　则天武后和慈禧太后这种发展到极端的女性扩张主义作为，这种对男权统治的以牙还牙式的报复性独裁统治，是既有政治统治术的分析意义，也同时具有某种心理疾患病症的分析价值的。史有明文记载，说武则天曾公开宣称她要像男人皇帝无限制地蓄养妃妾一样而有限制地招纳男宠；人们也传说慈禧太后发誓要把古老的龙在上凤在下的传统习惯彻底颠倒过来。这两个铁女人在此一方面的不约而同的相似理想，实在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千年来的男权统治给另半边天的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武则天、叶赫那拉氏慈禧以牙还牙的完全颠倒过去，也形成一种偏执的思路。偏执的思路造成了偏执的政治，它给中国历史带来的灾难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中国古代女性干政的又一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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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后妃干政的劫数:3.利用性别资源



　　现代公关心理学认为，在一个男性占绝大多数的空间范围内，女性在公共关系的协调处理方面具有明显的性别优势。性别优势来自于性别资源。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宫廷政治、宫廷斗争中，身为女性的后妃们也常常利用这份使不尽用不完的资源，服务男性，也打倒男性，从而最终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春秋时期晋献公王后骊姬，为了废黜非己出的太子申生，而改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便采取了这种利用性别优势以委恶的做法。由于申生和自己年龄相差不多，骊姬就在晋献公面前诬告申生对她不恭，几次调戏污辱她。献公对此半信半疑。骊姬见此便设了个圈套，一次她自己先邀申生同游花园，而让献公从远处观看。骊姬事先在头上涂抹上不少蜂蜜，等她进入花园时，蜜蜂便纷纷落到她的头上。骊姬假装惊恐万状。申生见此情景，不知是计，赶忙挥舞长袖为骊姬驱赶，骊姬趁机倒入申生怀中。晋献公从远处看到这番景象，便认定申生必是在调戏庶母，心里非常生气。此后不久，骊姬又偷偷在申生献给晋献公的祭肉中下毒，然后诬陷申生企图弑父夺位。结果，献公信以为真，废申生太子位，而改立奚齐。申生被迫自杀。
　　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也照此办理，陷害了太子司马NE22D。司马
　　NE22D是惠帝妃谢氏所生，他性格正直，对贾南风在宫中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贾南风对此必欲除之而后快。元康九年十二月，贾南风诈称惠帝有病，急召司马NE22D入宫。司马
　　NE22D来后，贾后不让司马NE22D先见惠帝，只说为表彰太子的孝心，惠帝赐给太子一坛美酒。贾南风使尽浑身风骚，又推又就，引诱太子当场把酒喝完。太子喝得酩酊大醉，这时贾后又诈称惠帝有令，要太子抄写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以太子的口气写成，内容是祈求神明保佑自己发动政变，废黜帝后成功。司马NE22D大醉之下无法细辨文义，一一照抄下
　　来。贾后据此告发太子谋反，太子被废，并被毒死狱中。
　　骊姬和贾后深知自己的性别优势，同时对对方的性别弱点也了如指掌。所以她们对皇帝施以枕头风，以便使其成为工具，被自己利用。而对打击对象，则利用人们对性别和异性交往的普遍敏感，滋生事端以置人于死地。后妃利用性别资源、占据性别优势对男性统治实施得心应手的打击，这种报复方式因其非意志、非理性，常常使社稷朝廷付出惨重的代价。骊姬的暂时得意，却引起晋国的长期动乱。贾后的阴谋得逞，也导致了司马伦的起兵，晋国遂起八王之乱。这是中国古代女人干政的又一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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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妃
　　后妃干政的劫数:4．筑造感情墙



　　后妃们对年轻的打击对象一般利用性别优势，而对年长者则常筑感情墙。利用性别资源委恶于人，不免置人于死地；构筑感情墙制造情感隔阂，也常使人陷于无告。
　　南宋光宗皇后李凤娘深得筑造感情墙的真传。绍熙元年，光宗即位不久，身为正宫皇后的李凤娘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提议立自己的儿子赵扩为太子。没想到这个提议遭到了太上皇赵NB07E
　　的反对，这使李皇后大为恼火。她把这件事深深记在心里，于是一有合适的机会她便在光宗面前恶语中伤太上皇，说赵NB07E反对立赵扩为太子是不怀好意，是故意不给光宗面子。为此她还常常撒娇卖嗲，又哭又闹。这不断线的连续进攻还真起作用，久而久之，光宗越想李皇后的话越有道理，而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也日渐加深。就这样，随着李皇后攻心工作的深入，光宗和太上皇之间的感情墙越筑越高，父子俩虽然近在咫尺，光宗却懒得去见父亲一面。太上皇赵NB07E那边对朝政大
　　事的处理再也得不到一点消息，再也无法提一点建议。而李皇后却趁机大捞好处，她不仅替光宗批阅奏章，起草诏令，而且还大封娘家人，她乘回娘家省亲的机会，一次竟封授李家及幕僚为官者达一百余人。连李家宗庙的富丽堂皇程度，从规模建制到卫庙兵士人数都超过了太庙。
　　后妃在皇帝和有可能左右皇帝行为的上一代人之间构筑感情墙，以隔断两者之间的联系，目的无非是弄权。对此，有的后妃是以较为文明和非武力的方式以达到此一目的，而有的则更公然、更明目张胆地采取动武的方式。比如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吧，愚昧呆痴的惠帝执政以后，贾南风发现，晋朝宫廷中真正能左右惠帝、甚至代惠帝发号施令的却是惠帝的非亲生外祖父杨骏。杨骏把持朝政，朝中必然有一些大臣对此不满。利用这一点，贾南风就在惠帝面前吹风，竭力说杨骏的坏话，并胁迫惠帝下密诏免去杨骏在朝中的一切职权。杨骏的行权，其实是受晋武帝之托，来帮助惠帝这个不争气的主子的。但是这确实妨碍了贾南风对惠帝的独家控制，所以贾南风要先发制人，要把惠帝和杨骏之间的感情墙筑造起来。自从杨骏被免职之后，惠帝和杨骏之间再也没什么联系了。在免职杨骏的同时，贾后又暗派惠帝的弟弟司马玮入朝废除杨太后，另派司马繇带兵前往捉拿杨骏。杨太后得到消息，自己居于深宫无法与父亲联系，便在一块丝绢上写上“救太傅者有赏”射出城外。不料这块丝绢又落入贾南风手中，贾南风因此宣称太后与杨骏合谋作乱，要晋惠帝废太后为庶人，将杨骏夷灭三族，杨太后最后绝食而亡。贾南风最初是要隔断惠帝与杨骏之间的联系，而结果是杨骏不仅被合法地处死，而且连杨太后这个顶头上司也被搬开，对于贾南风来说，这个结果是使她出乎意料地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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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邀宠的诀窍:1.投其所好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替皇家洒扫屋宇、看门护院的奴仆，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有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与不幸，然而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这份痛苦与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的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忖度皇上的心理，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上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也便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老子甚至宦官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他们是皇帝后妃的后勤人员，整天和皇帝后妃打交道。这样，如何凭借这服侍至尊至上的便利来亲近他们，并赢得帝王后妃们的欢心，是宦官们入宫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要想讨皇帝后妃们欢心，必须顺着皇帝后妃的性子，这样投其所好就成了宦官们打动皇帝后妃的第一个办法。他们细心地观察皇帝后妃的所作所为，掌握其喜怒哀乐的规律，明了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抓住对方的特点和弱点，尽力投合其意，或讨好谄媚，或卑躬屈膝，更有甚者以自我作践的方式，使皇帝在轻飘飘、软绵绵的幸福欢乐之中忘情和陶醉，从而把朝政大事抛诸脑后。宦官为皇帝开了心、找了乐，皇帝自然越发信任之、抬举之；而皇帝开心之余把朝政大事放在一边，又为宦官大行其道、为所欲为留下了空间。宦官们的此种举动，历朝历代都不少见，比如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就是相当出色的一个。
　　仇士良在做东宫太子李纯的侍从时，就百般投合李纯的心思，因此很得李纯的赏识。也正因为如此，李纯继位做了宪宗皇帝，仇士良也顺理成章，随迁入宫，当上了皇宫内给事。仇士良处处往宪宗心眼里做事，宪宗皇帝对仇士良的宠爱也就与日俱增。宪宗对仇士良宠爱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问题。有一次，仇士良外出来到陕西华阳的敷水驿，这天正好监察御史元稹也来到这里。晚上，先期到达的元稹已经住进了敷水驿最好的客房，仇士良来后一定要元稹让出，自己住进这套客房。监察御史是朝廷命官，而且就官阶而言也仅次于宰相，人家又是先到，住进最好的客房按说是理所当然的，但仇士良一定要把元稹赶出来。说话间两不相让，仇士良仗着皇帝的威风竟对监察御史元稹大打出手。官司闹到宪宗皇帝那里，宪宗不但没有处置仇士良，反倒找了个借口把元稹贬为江陵士曹了。这件事当时曾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但由于宪宗偏袒仇士良，朝臣的抗议也就没见有什么结果。宪宗死后，唐穆宗继位，这个皇帝仅登基４年就去世了，接着是唐敬宗执政。唐敬宗登位时年仅16岁，正是贪玩任性的年纪。老宦官仇士良很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引诱敬宗游宴玩乐。比如敬宗喜欢打马球，可以说球瘾十足，仇士良就每天都给敬宗安排打球的时间。敬宗打球高兴，就忘乎所以，随口赏赐，由此到底敬宗赏赐给仇士良多少财宝，连史书都称：“不可悉记”。仅仅为了打马球，敬宗还把另一个宦官刘克明封为击球将军。其他人如陶元皓、靳遂良、赵士诚、李公定、石定宽等人也因此得到敬宗的宠幸。
　　不仅如此，仇士良等人还不断仔细揣摩唐敬宗心理的变化，以见机行事。比如他知道敬宗爱玩，便事先准备好多种玩乐，马球打累了就让敬宗看舞蹈；舞蹈看腻了，就让敬宗看斗鸡；斗鸡之外，又有射猎。这样，各种把戏穿插进行、花样翻新，总之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敬宗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沉浸于游玩的快乐之中，哪还有功夫和心思想起国家政事。而仇士良就趁这个节骨眼上向敬宗禀奏政事。敬宗耽于玩乐，对政事心不在焉，宦官们奏请上来的许多事情都是出于己意，结果敬宗胡里胡涂地答应下来，宦官们却认认真真地执行，结果使许多坏事大畅其道，许多奸人也因此登上要职。比如后来做宰相的李逢吉就是宦官们推举上来的，而此人就是个奸佞之辈。李逢吉手下有个门生李仲言，李仲言手下又有李渎之等8名死党，他们这些人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对外号称“八关十六子”，在他们执政期间，朝政一片混乱，朝野上下一片责怨之声，以致于闹出染织工人张韶与算命先生苏玄明借进宫献草之机持械打进清思殿的荒唐事件。由此可见宦官的参政给当时的朝政带来的是多么严重的恶果了。即使如此，因为宦官们能给敬宗带来快乐，所以事后查处责任者，敬宗对有关的35名把门宦官，也仅仅象征性地打了几板子了事。而宦官们越发尝到了投皇上所好之后从皇上那里得到的信赖和由此得到的甜头了。收到这么大的效益，而宦官们运用起来却并不怎么费事，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取之于君，用之于君”，不花代价而受益无穷，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此道的实行及奏效，宦官本人都感到非常满意，仇士良到了晚年就要退休的时候曾这样对他的弟子传授秘诀，他说：“我们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千万不能让皇上闲着，皇上一闲下来势必要看书问政，接待儒臣，其结果就会采纳儒臣的建议，把心思放在政事上，也就不再追求吃喝玩乐了。皇上不喜欢声色犬马玩乐，我们
　　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也就失去皇上的宠信了。失去皇上的宠信，我们在朝中说话还会算数吗?为你们的前程考虑，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尽一切办法弄到钱财，以备皇上使用。只要你整天把皇上拴在声色犬马上，叫他每天只想着吃喝玩乐，极尽人间的享受，不让皇上有一点空闲，这样皇上就不会留心读书，对朝中的政事也就懒得过问了。皇上不管，凡事就全靠我们。这样，那宠信、权力还能跑到哪里去！”这就是仇士良之所以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的底牌，就是凭这一点，这个别无所长、别无所能的老宦官竟在大唐皇宫中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了二十多年。他不但历侍数帝而不倒，并且权力越来越大，名望也越来越高，这真是奇中自有不奇之理。
　　这种抓住皇帝弱点，投其所好，献媚讨好的做法，一经仇士良总结，后世宦官运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明代魏忠贤就是演绎仇氏招术的专家之一。为了讨明熹宗的欢心，他常常引诱皇帝与戏子、歌伎厮混，纵狗策马，射箭打猎，让皇帝不得空闲，而却把国事抛在一边。比如他教唆皇帝选粗大宦官300人，手拿黄色龙旗，列队在左，又选宫女300人，手持凤旗，列队在右，大搞内操演练，效仿当年吴王宫中练兵之法。谁都知道，宦官是被阉男子，割除男根，影响体内激素的分泌，因此，宦官不仅体态上发生变形，不男不女，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迈小碎步，声音尖哑，显得易老，40岁太监看上去犹如60岁老人，而且大多体胖无力。所以300名宦官手舞三角黄龙旗，阵势很大，却缺少男子铁军的阳刚气势。而300个宫女更是弱不禁风，手执六角红凤旗，穿插往来宦官队列之间，飘飘摇摇，还不时引逗出妖媚的欢乐之声。因此这种宫内操练，显得不伦不类，只是取笑胡闹而已。可熹宗皇帝却觉得很是有趣，常常亲临场阵，摇旗指挥演练，皇帝的喜好，使魏忠贤更加胆大，后来竟然以练兵戍卫为名，把内操队伍扩大到上万人，滑稽之极，吴王莫比。因此时人写诗讽刺说“春晴殿阁鼓声高，宣召中宫御内操。不似吴王军令肃，美人欢笑拥旌旄。”又云“天子宫中肆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当天启皇帝在操练声中乐而忘返的时候，魏忠贤浑水摸鱼，乘机大力排斥打击在朝的东林党人，把韩扩、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革职斥逐，还不遗余力地迫害南方知识界领袖，造成震惊朝野的“五人喋血案”。与此同时，他处处安插私党，扩大自己势力，围绕在他周围的竟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
　　”、“四十孙”之多。魏忠贤在镇压了一大批在朝的反对派之后，更加趾高气扬，也更加专权和腐化，他的私党对他也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至明熹宗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祯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以示“尊崇”，从此，全国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仿效，魏忠贤生祠差不多遍布天下。事情做到这一步，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其势重、其意得，真可以说是达到极致了。
　　由上面仇士良和魏忠贤两个例子看，宦官投皇帝所好的关键在于摸清皇帝脉搏，弄清皇帝心理，在明白了皇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之后，便对症下药，投合其意。如果能哄得皇帝老儿高兴，宠信、权力和好处便都会不求自来。仇士良是很明了这个秘密的，魏忠贤也效尤仇士良并如法炮制，两人各显手段又各有千秋，虽然身处时代不同，但他们得意和受宠的程度却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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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邀宠的诀窍:2.小忠小信



　　由前述可见，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之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上一个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时，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做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或大恶。不信你想想看，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一旦登上君位，统御四海，什么成为最重要的问题?那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忠信可靠，这是帝王君主所要关心的。而宦官们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利用皇帝欲得忠良的迫切心情，随时随地献上些小忠小信，以赢得皇帝的重视，进而取得其信赖。感情拉近之后，再利用机会以售其奸就不困难了。
　　比如明代三大宦官之一的王振就深通此道。他曾在东宫陪伴太子读书，后来9岁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便想通过控制年幼的皇帝来专权摄政，为所欲为。凭着曾侍从太子的特殊身份，他暗地里不断教唆皇帝如何摆威风，如何显示自己的英明，一步步加紧对英宗的引导和控制。但在当时，英宗处于富有政治才干的张太后管教之下，又有“三杨”辅政，因而为了不引起太后疑心，王振处处小心翼翼，他做司礼太监，每次到内阁传旨，都假模假样地装做不敢进去。当“三杨”请他进去，请他落坐时，他才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坐下。王振就是用这种谦卑谨慎的态度出现在朝中当事大臣面前，其实他内心里却并不这么想。在张太后和“三杨”面前装出的谦卑和胆怯是为了躲过他们的监视和关注，而另一方面，他还要在英宗身上下功夫。因为当时英宗年纪很小，他对英宗需要首先建立起正直的威严感。有一次，王振见小皇帝英宗在院子里和小太监一起打球，王振灵机一动，认为自己制造形象的好机会到了。第二天一早，英宗进入内阁，“三杨”和各位大臣刚刚就座，准备议事的时候，王振诚慌诚恐地走了进来，双膝下跪奏道，“启禀太后，奴才有一句话要说。过去先皇帝为打球几乎误了天下，陛下现今又跟先帝一样，特别喜欢玩球。陛下现在年纪还小，理应严加管教，如不管教，任他个人随便自由下去，那江山社稷可如何是好?”这英宗皇帝毕竟年纪太小，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经王振这么一说，竟羞愧得脸色通红，头也不敢抬起了。王振这话明着是说给太后听的，同时其中既有震慑小皇帝的想法，又有在大臣中间建立威信的愿望。张太后听了这话以后只是瞥了英宗一眼，没有开口，在场的“三杨”却大发感叹，他们说，“陛下年纪小打打球也没什么，只是没想到宦官中居然还有这样忠贞而且有见识之人，真是可喜可贺!”不用多做分析，王振的这个举动不过是一次略表忠诚之心的小小表演，通过这个表演，他既在朝中大臣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忠诚形象，又在小皇帝心目中造成了威严印象，而且给张太后的感觉也会是：把英宗交给这么个宦官服侍是可以放心的。真是一石三鸟，王振此举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宦官们正是利用这种先入之见的道理，不断用小忠小信，伪装自己，掩人耳目，使人由他的一好二好，得出他所企盼的三好四好，最终获得个不错印象，赢得大家一致信任。比如明代汪直就是这样获得宪宗宠信的。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京师日食，人们以为这是天帝示警人间之兆，因此民间传说京城有一个金睛长尾怪兽，状如狐狸，出入行走有黑气萦绕，能破窗入室，所到之处人即昏迷，轻者残废，重者死亡。这个消息一传出，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惊乱不已。这宪宗原本是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对此类神鬼之事十分厌恶，便派汪直乔装打扮，装成一般百姓，身边带上两个随从，秘密出宫去访察民情、查证神鬼之事。汪直听到皇上吩咐，马上应命而去。汪直感到这是皇帝让自己干的第一件事，务必认真仔细，这是向宪宗表示忠心的一次极好机会。汪直很快把访察的结果仔仔细细向宪宗做了汇报，证明所谓神鬼作祟完全是子虚乌有。宪宗听了这个报告，对汪直十分满意。到第二年，宪宗便任命汪直做锦衣卫提督，带领百余个将校，在灵济宫旁建立西厂，以监察民情。这个消息一宣布，汪直马上意识到，这是他去年访察民情的结果，第一次忠诚已经有了收获，而且这次担任锦衣卫提督，更为自己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机会。于是他暗自思忖，一定要处处留心，事事在意，以便再显身手，也再为靠近皇帝创造一个条件。
　　对于有思想准备的汪直来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有一天，有报告说，南京镇监覃力朋进京给皇帝进贡归来，用上百艘大船装载私盐，沿途勒索州县，骚扰百姓，所过之处肆意妄为。经过武城县时，县里典史出来盘问，覃力朋依仗进贡得皇帝嘉奖，正值豪横荣宠之时，于是把手一挥，示意打人。他的走狗爪牙，便挥棍舞棒，蜂拥而上，当场打得典史遍体鳞伤，还用弓箭射死一名前来护卫典史的小校。汪直认真查处，将查证实情一五一十、认认真真向宪宗做了汇报。宪宗根据汪直调查的事实，下令逮捕覃力朋，判处覃力朋死刑。后来宪宗虽然由于其他原因赦免了覃力朋，但汪直却给宪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宪宗看来，汪直身为西厂提督，对朝廷忠心赤胆，对官吏不包庇，遇事认真负责，以公心检举不法行为，是十分称职的。从此以后，宪宗皇帝对汪直更加宠信，也更放心地重用起来了。
　　其实，汪直认真地处理这几件事，心里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的。在他看来，只有头三脚踢得好，让皇帝领略到自己的忠诚，以后的路就会一帆风顺，事情也就会容易办起来。果不其然，等到宪宗对汪直的信任达到顶峰时，汪直的飞扬跋扈也达到了顶峰。汪直控制下的西厂不仅人数远多于东厂，而且权力也远大于东厂，朝廷大臣中有数十人遭到汪直西厂的陷害。当时人们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叫作“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由此你就不难了解汪直的所作所为了。
　　从王振和汪直的发迹史来看，他们一开始都是从小事、显小忠小信做起的，由小忠小信给人造成忠诚正直的印象，而逐渐爬上高位。有了权力，有了皇帝做靠山，他们便一反常态，大胆地在朝廷中逞兴纵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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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邀宠的诀窍:3.立功求宠



　　虽然人们常不乏幽默和调侃地吟唱“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一个朝代更迭结束以后，还总是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期，围绕皇位的传承，皇族内又不免展开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与威胁，或分封安抚或采取不温不火的软控制，如果宽严有度，赏罚得体，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屈居下位，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下面的棋，他还有可能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便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或失宠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子，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尊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功勋，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尊荣和宠信。
　　比如说东汉的孙程吧。此人净身入宫的时候，正值樊丰、江京、李闺等大宦官得宠安帝、势倾朝野之时，在这种当口，尽管孙程也经过了百般努力，但仍未受到朝廷重用。出师受挫的孙程第一回合败北，自然在心理上产生压抑之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孙程感到日暮途穷之时，新的机会又走近了他。先是安帝去世，阎太后和外戚阎显立北乡侯刘懿为少帝。时隔不久，这弱小的北乡侯又大病不起，渐渐显出下世的征兆。当时各诸侯王大都在各自藩地，而只有被废太子济阴王刘保，正幽居德阳殿西钟下。如果少帝突然夭折，征召诸王子弟以应主选，无疑往返需要时间。宫廷政局变化常在瞬息，关键时刻，时间就是政权。此时孙程个人却另有算盘，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时正是迎立济阴王、推倒阎氏外戚的绝好机会。孙程也思虑再三，觉得与其庸庸碌碌一生，不如趁机铤而走险，如苍天助我，事情成功之后，受新皇帝宠幸那是不在话下的。主意打定，他便暗地与济阴王府谒者兴渠谋议迎立之事。他们联合济阴王心腹王康、孙程挚友王国，相约各自联络私党故交，相机而动。延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夭折，孙程急忙纠集私党共18人，约定十一月二日共至德阳殿西钟下闹事。届时18人俱到，密谋大事，计议已定，截衣为誓。第二天夜里，众人各持利器，闯入章台门，直登崇德殿。当时江京、刘安、李闺、陈达4人守卫殿中，突然见孙程率众持刀拥入，不知出了何事。江京仗着威势，出来呵止，未及出言，已被砍去脑袋。刘安、陈达等惊慌向内逃跑，也被孙程、王康追上杀死。李闺吓得抖做一团，众人正要下刀，被孙程止住。因为李闺久在宫中，善用权谋，内外畏服。孙程便利用李闺之望，号召大众，迎刘保入宫，登立皇位，并假皇帝诏书之名，逼召尚书仆射以下各官，扈从圣驾。之后，孙程、王康、王国等命尚书郭镇等捕拿外戚阎显、阎景，一并处死，并把阎太后迁居离宫。一场兵变推翻了阎氏外戚，确立了刘保的顺帝皇位。孙程等因拥立有功，大受封赏，参与谋立的19个人，个个封侯，号称“十九侯”。孙程本人因为首起议事，总控全局，被赐封为万户浮阳侯，荣宠至极，成为顺帝朝中最受器重的大臣。可见，奋不顾身，替新主人登位建帮忙卖命之功，是宦官们赢得皇帝信赖的有效途径。这一做法虽有立储之险，易主之功，但因功获宠，比起沉沦下僚，终身默默乖乖，对于体验现世的幸福而言，那真有天壤之别。
　　宦官群中靠立功求宠之术飞黄腾达的确实很多，比如明代的曹吉祥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曹吉祥帮助作为兄长的英宗赶走了作为弟弟的代宗，这与人们一向见多了的年轻皇帝代替老皇帝有些不同罢了。
　　话得从头说起。明正统十四年八月，蒙古的瓦剌部分四路入侵，北部边境告急。英宗亲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迎敌。但因战事不利，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从征官员50余人全部战死，将士死伤几十万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以后，朝中无主，众大臣为了安定人心，于是拥戴英宗之弟NBD6C王
　　朱祁钰继位，是为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不久，两方战事发生转机，蒙古瓦剌部又放回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做了太上皇，幽居南宫。然而英宗对他眼下的太上皇地位并不满意，一直存心琢磨如何复辟。到了代宗即位的第七个年头，太子朱见济突然夭折，代宗忧思成疾。这时朝中大臣石亨见代宗死多活少，便生出异心，决计拥立英宗复位，以求莫大之功和无穷之富。他勾结曹吉祥、徐有贞以及亲信张NB121
　　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于景泰七年十二月的一个黑夜，巧借边防有警之机，徐有贞命张NB121以保卫皇宫为名，
　　带兵进驻宫内。四更时分，天色阴沉黑暗，他们毁墙进入南宫，迎请英宗复位。当时早已得报的英宗，亲自举灯照看动静，徐、曹等人伏地叩拜，请太上皇登位。众人抬来早已准备好的乘舆，请上皇登舆，挽舆而行。正好天色突然转晴，星月交辉，吉兆大现。众人簇拥英宗进入大内，登奉天门、顺天门，石、徐、曹等大臣太监，齐呼万岁，向上叩拜。他们又命人打开官门，号召大臣前来叩贺上皇复位。就这样，英宗复辟成功，史称“夺门之役”。夺门过程中，石、徐首谋，但他们身为臣将，难以亲近幽居南宫的孙太后及太上皇朱厚照，于是两相接洽联系之任便由曹吉祥承担起来，因此冒险之功不亚石、徐。所以英宗复位以后，本不尊显的曹吉祥突然荣宠备至，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其嗣子曹钦，从子曹铉、曹铎、曹镥等都被任为都督，门下冒功之客，以此为官者多至数百上千人，权势之大与忠国公石亨比肩上下，时人并称“曹石”。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冒死拼搏，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取得皇位，可谓功莫大焉，故而有拥立之功，便有不世之宠，此宦官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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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固宠的策略:1.小计释忧



　　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的命运或好或坏，或受荣崇，或罹厄运，都不会永不改变。就宦官们来讲，他们净身入宫，围绕在皇帝周围，这比起一般官吏要容易飞黄腾达得多。他们借皇帝之势，逞一时之威，或投主上所好，或显小忠小信，献媚之计略施，就可得到皇帝的亲幸。有时建拥立之功，做拼死一搏，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人的命运变化不是数学定理，不会一成不变。所谓太阳光暖，日转东西，皇帝的喜怒哀乐也常和六月的天气一样变化莫测，宦官们日夜奔走，一着不慎，便可能从青云之上跌入深谷之下。即使宠信百倍也不免会失宠于一时。因此，对于宦官们来说，如何保持皇帝对自己的长久兴趣，不断延续帝王的倚重之心，维持时时得宠、处处重用的不败之势，比起赢得皇帝好感与信任的努力，无疑更富艰巨性和恒久性。可以说，能否永立不败之地，是古代宫廷对宦官们的智慧、能量与逢迎技巧高低的一个重大考验。为了避免中途地位跌落，为了实现永远享受宠幸的愿望，宦官们确实煞费了苦心。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大无边、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处理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企图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得体办法，往往也不免让皇帝费尽心机。虽为此而忧心忡忡，却终究难得要领。这个时候，恰是那些深得皇帝信赖的宦官们显身手以固宠幸的好时机。一般地说，明智的宦官此时会紧紧抓住机会，略施小计以替主子排忧解难，从而增加主子的好感与信任。
　　比如在唐代玄宗时期，东平郡王安禄山与西平郡王哥舒翰，两人都是以军功而得到唐玄宗赏识，并因此而荣登王位的。但两人忠奸异志、水火不容。如何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高力士想了个办法，即由他出面代表玄宗设宴款待二人，以自己在朝中的威望与地位提请二人释去旧怨，和衷共济，以共辅大唐基业，确保李氏江山万世昌盛。虽然高力士的出面斡旋未能最终奏效，但玄宗对高力士的这番苦心孤诣却由衷地感念。其实对高力士来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区区小事，但这种仅用小小计谋来释解君忧的做法却正中玄宗下怀，正如行小忠小信一样，此举显示的也是对皇帝的忠心和诚意。人主有忧而人臣为之设法排遣，这能不获得人主的好感吗?
　　高力士之后，明代大宦官王振于此道更是精通，请看这样一例。明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杀一名驿丞，事也凑巧，死者恰是朝中阁臣杨溥的同乡，而廖谟则又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邻。此事一出，阁臣聚首共议。杨溥首先要求朝廷为死去的驿丞报仇伸冤，认为应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站在廖谟一边庇护廖谟，说廖是因公杀人，不能论死。双方各持己见，一时争执不下。没办法，最后请英宗和张太后裁决。英宗年幼容易说服，张太后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一位精明且极富才略者。早在宣宗执政时，她就曾替宣宗裁断政务，显示出非常人可比的见识和才干。宣宗去世后，张太后为了避免非议，决定罢去早朝，而任用一向被称为贤臣名相的“三杨”辅政，从而避去垂帘之嫌。因此，这杨溥、杨士奇作为“三杨”之二，无疑就成了年幼的英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双方都是朝廷倚重之人，可遇到这件事，处理起来就有麻烦了。很显然，英宗和张太后在这件事上不能厚此薄彼、偏袒一方，否则就不免产生猜忌，并有可能影响朝廷的政治力量格局平衡。但究竟怎么处理才好，英宗和太后都没明确的办法。这时已登上司礼太监之位的王振深知事关重大，英宗和太后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他便乘机献计说：“死者和廖谟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如果让廖谟抵命，那显然是处罚太重了。但如果说他是因公杀人，一点处罚也不给，那又不免太轻了。奴才想最好最公平的办法是将廖谟降职调离。”不言而喻，王振出的这个主意是对二杨都不得罪、又大体都能接受的处理办法。张太后觉得如此处理甚好，便采纳了王振的主意，降廖谟为同知，调离福建。皇上太后没费什么劲，二杨之争就顺顺当当解决了，从此以后，张太后觉得王振不像自己原来想像的那么阴险、那么没正义感，于是防范之心渐减，并且慢慢对王振信任起来。因此，许多朝廷大事不时征求王振的意见，大臣递上来的条陈建议也常由王振裁决。一条小计释君之忧，既由此显示了用计者自身的才略，又因此更加强和巩固了用计者的受宠地位。因此，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两得其便的固宠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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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固宠的策略:2.投石问路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动辄得咎，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身登台阁，荣及子孙。朝廷中的宦官们虽然不是什么阁臣台辅，而对于这一现实却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们一旦赢得皇帝的重用和宠信，便开始揣摩皇帝的深层心理，以便更准确更有效地把握皇上意图。为此，他们常常采取投石问路手段，先旁敲侧击试探虚实，侦察动静，待摸清皇帝的心思之后再相机行事，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止。在他们那里，进与退虽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永保皇帝的赏识和信赖。这常常是宦官处世为人、邀宠固宠的又一种思路。
　　明代有个宦官名叫高淮，他就用投石问路之法试探神宗皇帝，摸清底细后而终于拉大旗做虎皮大胆妄为起来。万历年间，朝廷三征外族，又遇两宫(乾清宫、坤宁宫)、三殿(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相继失火急需修建，再加上皇帝奢侈挥霍，导致财政开支过大，而实际财政收入又连年下降。于是神宗皇帝挖空心思，以“征天地自然之利”为名，派大批矿税监到各地收税，举国上下掀起了开矿榷税的热潮。高淮看准了做矿监的好处，于是就抛弃妻儿，丢下独揽崇文门税课的肥缺，净身入宫。他贿赂了义勇前卫千户阎大经，请阎大经奏请朝廷，让他做辽东开采矿洞并税马市方物的官职。神宗此时只想捞钱，便一口答应。高淮便以奉敕差矿税使之名，赴任辽东。高淮做事很讲章法，刚上任时他还不摸底细，便先玩起“投石问路”的把戏。到任两个月，高淮就派人给皇帝进贡白银500两，同时奏请把军务衙门改为税店。神宗见人刚刚派去，便送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于是龙颜大悦，一切应允，还亲自赐税店名“福阳店”。使者归来，高淮见神宗只要银子，不管民情，便大起胆子，放开手脚，千方百计地压榨百姓，巧取豪夺。10年之间，“取金至数十万”，弄得辽东一带，民情汹汹，直至激起军士哗变。最后神宗不得已撤回高淮，但高淮早已中饱私囊。高淮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就在于他已用500两银子为诱饵，投石问路，先摸清了皇帝的心思，以后尽管尽情搜刮，但却不犯王法。可见“投石问路”是把握皇帝心思脉搏、自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权术。
　　所谓“投石问路”是因为不知路在何方，所以才投石问之。如果大路就在眼前，是否就一定可以照直走下去呢?也不见得。下面略举一例，说明宦官长期处事机敏，但也有看路看错的时候。唐武宗会昌六年，武宗李炎病死。武宗没有子嗣，宦官们拥立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宦官们之所以要立李忱为帝，主要因为李忱生性痴呆，立他为君比较容易控制。的确，李忱从小在宫中就以不聪明而著称。他平时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即使皇族集会，他也一言不发。既然痴呆愚钝，别人难免寻他的开心，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是面无表情，一点反应也没有。尽管如此，他既生为李唐皇族的成员，就不免被宫中的权力之争卷裹进去，他的侄子而身为皇帝的武宗李炎对他防范尤甚，一次为避免政争竟把他关进宫中监狱，以后又把他囚禁在厕所里。时间长了，一个名叫仇公武的宦官觉得他可怜，就对武宗李炎建议，把李忱杀掉算了。武宗同意下来，叫仇公武自己去办。仇公武把李忱从厕所里放出来，装入一辆破车，车上盖着粪土杂物，悄悄运出皇宫，秘密收藏在家中，李忱这才免于一死。就是这么个李忱，似乎被宦官们看得透透的，他当皇帝大不过只是个傀儡，上台之后还不是宦官们掌权。但是宦官的这个如意算盘确实打错了。等到他们把李忱推上台之后，身为宣宗皇帝的李忱完全变了个人，他一不痴二不呆，会见朝臣十分威严，处理朝政也十分干练。而他上台以后所做出的第一个行政动作就是把权倾朝野的宰相李德裕罢黜流放，而且对多少朝多少代都为所欲为的宦官也深加管制。到了这时候，宦官们才发现，他们原以为痴呆的李忱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在装傻充愣。连为救李忱生命出了大力的仇公武此时也后悔不迭，原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明晰的路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了。
　　仇公武等人拥立失算和高淮的投石问路成功，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前者的出现概率是很低的。尽管少见，但也不排除其出现的可能性，这就是生活的复杂所在，更显政治的复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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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固宠的策略:3．明哲保身



　　过去官场上常说这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也就是说，不论是朝中的台辅大臣，还是一般的太监奴仆，常年生活在国君身边，既可借皇上虎威，逞意肆志，在群臣中作威作福；也不免有被老虎吞噬的危险，如果稍有不慎，或一旦碰了老虎屁股，便可能招杀身之祸，遭灭顶之灾。所以不管是宰辅之臣，还是宦官奴仆，要想权位永固，荣恩有加，这韬晦隐匿之法、明哲保身之术是绝不可少的。宦官太监本来并不是在编的臣僚，因此他们的抛头露面、奔走宫廷最容易招致干预朝政的非议。为此，宦官们一旦赢得帝王赏识、获取帝王的信任之后，必须及时想到伪装自己，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韬光养晦，谨慎处事，这是宦官保持皇帝对自己宠信不疑的自卫之一法。
　　比如说明代大宦官冯保吧，他在这方面就很得要领。嘉靖中期，冯保已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隆庆时又提督东厂，后来他又依靠后妃之力，取得了太监二十四衙中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穆宗去世，他利用掌印太监的权力和方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从而使太监干政成了穆宗遗命，由非法成为合法。此后，冯保又与大学士张居正串通一气，联合排挤曾压制过自己的阁臣高拱。排挤成功，高拱回乡赋闲，冯保又派锦衣卫在半路上将高拱行囊洗劫一空。再后来，冯保又下流地贿赂小偷王大臣，以行刺之名诬陷高拱。阴谋不成，他便用生漆酒把王大臣灌成哑巴，然后送法司问斩，以杀人灭口。他还广收贿赂，贪赃枉法，仅在10年时间里，他就聚敛金银百余万，还藏有大量奇珍异宝，真可谓倚皇帝之宠而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的大权阉。但是冯保善于韬晦，常常拿些忠信诚意之举掩盖自己的真面目。如当时神宗年幼，李太后管教得很严，冯保便倚太后之势，玩弄王振驾驭英宗的把戏，经常教唆挟持小皇帝，使神宗对他敬畏有加。有时神宗朱翊钧与小太监玩耍，见冯保来了，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生怕他在李太后面前告状。朱翊钧很亲近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孙海和客用。他们经常偷偷引诱皇帝夜游别宫，还弄些奇巧玩物供皇帝玩乐。万历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孙海、客用带皇帝到西城曲宴饮酒，皇帝令内侍唱新曲，内侍不会，朱翊钧大怒，拔剑就砍，随从再三劝解无效，皇帝又发恶作剧，割掉内侍头发凌辱一番。冯保得知此事，暗自庆幸，第二天便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太后。太后派冯保逮捕孙海、客用，将两人毒打一顿，逐出宫外。太后把皇帝狠狠训斥一番，还假装说要废掉其皇位另立潞王，张居正也趁机进谏，致使李太后觉得冯保、张居正二人忠诚正直，堪当辅政重任。
　　还有一回，翰林院中的双白燕花盛开，张居正派人又弄了些双白燕和内阁的莲花供皇帝赏玩。冯保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人找到张居正，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宰辅大臣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吸引皇帝、引诱皇帝贪玩。”冯保大做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隐敛其志，把自己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而已。在这种自我修饰的伪装之下，冯保显然是以一个既无贪欲、又无野心的廉正忠信之人出现的，再加上他平时严格约束子弟，禁止子弟胡作非为，因此，他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忠信的表面，而暗中冯保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也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出、想得到了。能够获得上下一致的好评，而暗中又大获其利、大肆其志，这都是他冯保以韬晦蒙人、明哲保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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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固宠的策略:4.瞒天过海



　　宦官们一旦得宠于皇帝，便打着皇帝的旗号，背着皇帝为所欲为。为了保持皇帝对自己信宠不疑，瞒天过海也是他们常用的一招。他们私下里结党营私，以权谋利，干预朝政，作威作福，凌驾百官之上。而在皇帝面前却装得忠心耿耿，至诚无比，似乎处处替皇帝着想，一心维护江山社稷的安定平稳。一旦露出破绽，他们便编造些瞎话，欺瞒皇帝，只要能在皇帝面前过关，他人又奈我何呢?如秦代的赵高，就是这种瞒天过海的高手。他篡改始皇遗诏，要挟李斯共立二世皇帝胡亥。为了掩盖其改诏和陷害公子扶苏的罪过，他劝二世大修始皇陵墓，以显孝道。另一方面他假胡亥之威，迫害政敌，打击开国老臣，并用族株连坐等苛法牵连上几十个公子公主，并将他们全部杀戮。后来他又挑唆皇帝大修阿房宫和长城，征民戍边，接连不断的折腾，使国力耗尽，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为了掩罪，他嫁祸李斯，杀了李氏一家，此后他还担心别人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便编造瞎话对二世说：“您是圣君明主，可是群臣们如果天天见到您的尊容，听到您的声音，那么陛下就显得不那么神圣了。如果天天与大臣在一起，有点不妥之处被群臣小看，那更不值得。依我看，您深居宫中，一切由我们代办，您既清闲，天下人又觉得您神圣，岂不两全其美。”胡涂的二世皇帝乐得自在，满口应允。赵高的胡作非为也就被这“频见不尊”之说瞒混过关了。
　　欺骗皇帝，瞒天过海，是宦官惯常使用的伎俩。汉代末年的赵忠，重演老祖宗故技，哄骗汉灵帝，其做法与赵高如出一辙。灵帝中平年间，张让、段NB06E、赵忠等宦官受宠，他们教唆灵帝大兴土木，先后修造了万金堂、玉堂殿等大型宫殿。后来，天下大乱，起义蜂起，对此他们不但不知收敛，却反而以为是妖邪作祟，于是铸铜人4具，放置苍龙玄武门外；又铸黄钟4架，悬于玉堂云台殿中，还用铜范制成天禄虾蟆，当中设置机关，口中喷水，放在平门左右，以为这些东西可以镇妖除秽，避邪攘灾。这些宦官趁此修造之机，假公济私，各建宅第，他们私建宅第的富丽堂皇，简直可比皇宫。偏偏灵帝有登台览胜的嗜好，有一次，灵帝要登高台俯视京都全景，以逞一时豪兴。赵忠等害怕灵帝见到自己壮丽豪华的私宅，百般找借口阻拦。赵忠说：“人主不该登高，登高恐怕百姓乖离!”灵帝不知赵忠何指，想问又怕失了身份，便不再登台览景。其实赵忠的“登台乖离”之说根本没什么依据，不过是信口胡说、瞒天过海的的托辞而已。就赵忠本人而言，他目不识丁，更谈不上有什么学养，对赵高劝二世深居简出以博神圣之事或许根本就不知道，但他可以信口雌黄，随便说出“登高乖离”的话来恐吓欺骗汉灵帝。用虚妄之说，瞒天过海，目的是为免遭责难。此举虽简单如儿戏，可实际上却非常奏效，这也就是赵高代有传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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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固宠的策略:5.诬人宠己



　　要保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主上，一不奏效而三致焉。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起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诸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唳、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便可再度得到皇帝信赖。诬人宠己的做法无疑能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如东汉的曹节、王甫就曾这样干过。曹节、王甫二人因迎立灵帝继位有功，很得灵帝赏识。他们勾结灵帝乳母赵娆，朋比为奸，扰乱朝政。此举曾引起外戚窦武与太尉陈蕃的不满，陈、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宦官，但刚刚着手就被曹、王二人占了先。曹节、王甫凭借皇帝之威，先发制人搞垮了陈、窦，又幽禁窦太后，以致太后竟在南宫抑郁而死。曹、王所为深为朝野不满。一天，宫城朱雀门下发现匿名信一封，上言“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位苟禄，莫敢忠言，天下当乱”。曹节、王甫甚是紧张，他们一方面向灵帝表白冤屈，下令查奸。另一方面，又继续制造事端，转移矛盾焦点。恰巧有人报称勃海王刘悝与中官郑飒、董腾交通不轨，曹、王二人便乘势大加诬陷，说刘悝要谋反为逆，以此冲淡匿名信的影响。这刘悝本是桓帝之弟，曾袭封蠡吾侯，后因渤海王刘鸿身后无子，把刘悝过继为子，承其封号，得为渤海王。桓帝时曾一度降为瘿陶王。桓帝驾崩，遗诏复其爵号。灵帝继位，曾有传言说刘悝恨不得继帝位，因此灵帝视刘悝为王位最有力争夺者，对他也就格外小心。所以当王甫派人告发刘悝交通中官，欲谋大逆，曹节又从旁做证时，就不由你灵帝不信了。灵帝立即下诏，拘捕刘悝下狱。结果刘悝被逼自尽，全家五十多人皆死狱中。曹节、王甫用诬陷刘悝的办法冲淡了匿名信影响，灵帝不仅不加追究，却反觉其忠，又增加曹节食邑4600户，王甫也被封为冠军侯。曹、王势力盛极一时。
　　诬人宠己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身的罪责或过失。比如唐代吐突承璀就曾用诬谄卢从史之计转移皇帝视线来掩盖罪责。宪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乱，宪宗派吐突承璀为招讨使，率军平叛。双方相持一年多，官军不能取胜。吐突承璀便暗中与王承宗妥协讲和，密令王承宗上疏待罪，答应以罢兵停战以抵叛罪。吐突承璀为了回朝报功，巩固得宠地位，便诬称卢从史常与王承宗通谋交好，卢曾答应替王承宗在朝中请官爵，承宗谋反叛乱皆因卢从史起。同时吐突承璀还诱使潞州牙将乌重胤策谋。拘捕卢从史押往京师，更成了卢从史罪过的佐证。吐突承璀以此掩盖了出兵无动，又暗通贼众的罪责。回朝以后仍做禁军中尉，位宠如初。
　　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一言奏效，便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身的不利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手段显其忠信赤诚，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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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控制皇帝:1.投靠太子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为政治人物，从洒扫的奴仆而挤进政治中心并发挥自己的作用，理应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比如说在外戚专权或藩镇割据，皇权受到严重威胁，儿童天子、懦弱皇帝，他们或受外戚控制、摆布，或苦于地方藩镇势大，皇帝此时既不信朝官臣相，又疑心宗族亲戚，那么可信任的就只有家奴了。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得志是必不可免的。从宦官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本人也千方百计迎合皇帝心理，力争获得皇帝的赏识，以求跻身要职，荣登王侯之位，享尽这人间的富贵与荣华。然而宦官们走这条路虽有因利乘便的天然优势，却也不免多有坎坷与麻烦。皇帝至尊，翻手可为云，覆手又为雨，其喜怒阴晴，变化难测。这是非曲直全操在皇帝手中，你离皇帝近，皇帝离你也近，宦官的毛病、弱点皇帝也会看得一清二楚，因而对宦官来说，其一着不慎，也就会全盘皆输。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宦官尽管忠信赤诚，却不曾得到皇帝的信赖，终其一生与得意无缘。面对这种情景，宦官们也便想方设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索取，变曲意讨好以争取帝王之心为主动出击，凌驾皇帝之上，操纵皇帝视听，驾驭皇帝作为，把皇帝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俗话说得好，给了鼻子就上脸。当宦官们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一反奴才面目，竟公然学做起主子来了。他们拉起皇上大旗，随意发号施令，一切都随心所欲，一切都畅通无阻。为了达到这一步，宦官们还是要各显身手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至高至尊的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接班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他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以备不时之需，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翻览宦官参政史，通过太子之门来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宦官为数可真不少。比如唐代李辅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玄宗朝入宫做宦官起，就一直不讨玄宗欢心，直到40岁才当了个掌管马厩院簿籍的小官，富贵对他来说似乎完全无望。天宝年间，为了向上爬，他悉心畜牧之事，深得闲厩使王NB122
　　的赏识。王NB122嘉奖其勤心畜牧之能，推荐他进入东宫，做了太子李亨的役使。从此他便百般巴结太子，用心服侍，以求太子继位，自己捞点辅佐之功。恰巧天宝十四年，河朔三镇爆发安史之乱，玄宗不听忠臣之谏，用杨国忠之计逼迫哥舒翰出潼关攻击叛军，致使潼关失陷。玄宗不得已又采纳杨国忠的建议，率六宫大臣匆匆逃往四川。行至马嵬坡，士兵哗变，诛杀杨国忠，又逼玄宗缢死杨贵妃，稍平众怒，才得以继续起驾西行。谁知沿途百姓东拼西集，遮道请留圣驾，他们一伙围住玄宗，一伙拦下太子，扬言“皇帝不肯留驾，小民愿率子弟草民，跟随太子殿下东行破贼”。玄宗只得留太子李亨宣慰民众。李辅国一向不讨玄宗宠信，便抓住机会，拥戴太子。他一边劝太子招集西北边兵，笼络郭子仪、李光弼诸位名将，扩充自身势力，一边又暗中怂恿太子分侵玄宗侍卫兵马，他说：“目下急要之事，乃是多得侍卫兵士，不如奏明圣上，分部分兵马与您，凭此大事可成。”这话正中太子下怀。原来太子李亨在众兄弟之中，虽属仁孝，但对玄宗的百般压抑也早有不满，为了皇位，他亲眼看见父亲杀死三个兄弟，而自己因为与边将交谊，也险遭杀戮，因此心中对玄宗早已忿忿，巴不得立即摆脱玄宗，只是羽翼不丰、势力不大，所以面子上仍装得至诚仁孝。所以李辅国之谋一出，太子便命人曲意奏报，结果玄宗命令把后军2000人及飞龙厩马分给太子。李亨得报，觉得李辅国之言甚有远见，且又忠于自己，从此便对他另眼相看。后来人马到了灵武，军士拥太子继位。李亨怕招致非议，执意不从。李辅国又百般陈述利害，并以不失民心为由相劝。于是李亨在灵武城南楼上正式登位，称肃宗皇帝，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登位后，一面召故人李泌为谋士，一面马上重用李辅国，命李处理内务。从马嵬兵变至灵武继位，李辅国出力不小，成了肃宗心腹之人，因此一切内事尽委李辅国。收复长安后，李辅国升开府仪同三司，封成国公。他统揽朝事，威震朝廷，官吏稍有小过，或不如其意，他便细察苛责，穷治三司，朝中诸事，任其随意区分，胡乱批奏，对错与否，都称帝旨，无人敢违半分。而且每出禁中，护卫甲士百人，前呼后拥，中贵人不敢直呼其官，皆称“五郎”，连宰相李揆见了他都执子弟礼，呼之“五父”。至此李辅国靠投靠太子，为太子出谋划策，终于实现了他飞黄腾达，位居臣上的愿望。
　　不难看出，投靠太子是一种易主求荣之策，当时的观念是“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违逆此道，则常常被视为不忠不孝。投靠太子虽非侍奉异姓之主，但对当朝皇上来说，实属侵犯皇权、威胁皇位安全的不忠之举，但用此策略却能既免遭世人非议，又能得终身之安，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宦官们转向于太子未做人主之前。因此，不管其阿谀奉承、巴结讨好，种种非分之举做得如何紧锣密鼓，都属人情交谊之列，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人不惊异。久而久之，这些努力便化为一笔不小的人情债，重重地加在太子身上，所以，凭借故交情谊，太子继位，宦官跟着升迁也就势属必然了。
　　再比如明代大宦官王振，此人自幼被选入内书堂，就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与朱祁镇在一起很是相投。王振当然明白，今天的太子，明天就是皇上。后来，宣宗死，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已经看出王振为人的狡诈，也担心王振在朱祁镇继位后会狐假虎威、搅乱朝纲，于是就委任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英国公张辅、尚书胡滢等5人辅政，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同时要赐死王振，只是在英宗下跪求情的情况下，王振才免于一死。但是几年过后，辅政5位大臣死的死，病的病，太皇太后也因病去世，王振便开始大权独揽了。王振得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当年明太祖立于宫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其后的种种劣绩不一而足。王振之所以后来得志，那也是和他早年与太子厮混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投靠太子虽非惟一之荣宠捷径，但对宦官们来说，这却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进身良策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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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控制皇帝:2.拥立可意之君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是一件易事。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谄媚皇上，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上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也便可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得以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而尤以宦官强大的唐朝最为集中。
　　中唐时期，藩镇超常强大，其迅速发展大有危及朝廷的可能。由此，德宗由疑心文武大臣，而更加宠信家奴。他重用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命两人担任禁军主帅。朝廷把军政大权一齐交给了宦官，宦官也就从此凭借手中的军队，把朝中从内政外交到皇帝的起居，甚至包括皇帝的生杀废立，都一股脑地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之中。由此，他们要求皇帝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稍不如意，便可以另立新君相威胁。此风已树，则相沿不衰。所以从宪宗至哀帝，中晚唐时期的10位皇帝中就有7位是宦官拥立的。其中宪宗、敬宗因不惬宦官心意，而遭宦官杀害。宦官们杀害老皇帝，目的就是再拥立一位容易驾驭的可意的新皇帝，这样就可以永远控制着这些政治傀儡，永远把持朝政了。为了拥立可意的皇帝，他们常常预先替皇帝选择太子。比如元和七年，太子李宁死了，为了控制未来的皇帝，宦官们纷纷选择可意的人选做太子。吐突承璀觉得澧王李恽一向对己言听计从，便进言宪宗立李恽为太子。宪宗以李恽之母出身微贱没有同意。王守澄认为宪宗三子遂王李恒为人和顺易于驾驭，便向宪宗保举。结果宪宗用王守澄建议，立李恒做了太子。这样，王守澄便在宫中占了上风。但王守澄也深知，吐突承璀手握兵权，一直是宪宗的亲信，如果吐突承璀干掉太子而将李恽扶上皇帝宝座，他自己只有联合同样握有兵权的马进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人，来与吐突承璀相抗衡了。到元和十五年宪宗病重，王守澄一伙便毒死宪宗，秘不发丧，即刻拥立李恒在中和殿灵位前登基继位。同时派兵杀死吐突承璀和李恽，以绝后患。等做完了这一切，王守澄才发布宪宗死讯，号召大臣祝贺穆宗登位。就这样王守澄靠拥立李恒这位可意之帝，在穆宗朝大大地出了风头。
　　敬宗继位，喜欢打球，太监刘克明最受宠爱，被封为击球将军。但他最怕武宗喜怒无常，又对王守澄等人专权不满，便想发动政变，另立可意之主。他看中了敬宗之叔绛王李悟，便在一次“打夜狐”深夜回宫时，突然把敬宗杀死在更衣室中，并连夜逼迫翰林学士路隋，以敬宗口气写下诏书，让李悟继承皇位。显然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却不料王守澄等拒不听命。王守澄联合杨承和、梁守谦及宰相裴度，讨伐刘克明，结果刘克明投井身亡，李悟被杀，而王守澄等又选中了江王李涵，立李涵继位，是为文宗。文宗又成了宦官们的“可意之主”。
　　文宗之时，仇士良为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也同样精心择立可意之主。他见文宗病重，便假传诏书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子，强行送入宫中，废太子李成美为陈王。开成五年，文宗去世，仇士良立刻拥立李炎继位为武宗皇帝，为绝后患，他效法王守澄，派人杀死陈王李成美和一度想当太子的安王李溶及其生母杨贤妃，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达到控制皇帝的目的。
　　从吐突承璀、王守澄到刘克明、仇士良，宦官都采取的是择立可意皇帝的策略，以求控制皇帝作为而随心所欲。手段虽各有千秋，但相比之下田令孜是其中干得最漂亮的。
　　田令孜本是个小马坊使，主管王宅马匹饲养之事。为了飞黄腾达，他也采取拥立可意皇帝的办法向上爬。他看中了端庄标致而智性迟钝呆滞、性情软弱无能的普王李儇。利用自己独特的打马球技术，交结普王，哄得普王尊称他为“阿父”。为了把这位言听计从的小王子控制在掌心之中，并推上皇位，他改变吐突承璀、刘克明等人以武力冒险的做法，而是派亲信贿赂游说左右神策军中尉刘行保和韩文约，以消除隐患，化敌为友，并联手迎立李儇做了僖宗皇帝。而软弱迟钝的僖宗对待这位功德无量的阿父的回报则是言听计从，一再重用。僖宗先任田令孜做枢密使，不久又升迁为右神策军中尉，统揽朝政，任其所为。可见拥立可意皇帝是驾驭皇帝控制皇帝，获取好处的权术之一。
　　唐代诸宦官之外，秦朝末年的赵高也是以拥立可意之君秦二世而出名的，并且他也因此而发迹。秦始皇出巡途中突然发病、突然死亡，这实在给赵高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事实上早在此前，秦始皇虽然没有明确立何人为太子，但他死前只留给公子扶苏一封信，并没有任何遗嘱留给二世胡亥。就连当时的丞相李斯也认为扶苏应该是秦始皇的继位者。但是，在赵高看来，公子扶苏刚毅、武勇、信人、礼士，是个相当成熟、相当有见解的人。再加上他与大将蒙恬相善，如果由他继位，赵高自己的日子显然是不会好过的。为此，他决定假传始皇遗诏，拥立胡亥，而赐死扶苏和蒙恬。这样，昏庸无能的胡亥上台后肯定受自己左右，赐死扶苏、蒙恬又除掉了强有力的政敌。这就是赵高拥立胡亥的目的。果然，胡亥继位以后，赵高就开始大肆作威作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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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控制皇帝:3.藐视皇上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奴。皇帝为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飞黄腾达，靠献媚讨好换得宠信。此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是净身的男子，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太监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使他们在强人面前摇尾乞怜，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然而这种自卑心理同时又使宦官太监产生欲控制皇帝所为，凌驾主子之上的强烈心理。而最后宦官们所采取的恰是藐视皇帝之策。藐视仅是行动的前奏，它只不过是为反奴为主、操纵主上所作的心理准备。同时在具体操作上，藐视皇帝也是抬高自身身份显示威望的有效手段。因此宦官队伍中藐视皇帝，以帝王师自居者大有人在。比如唐末大宦官杨复恭就是这样一位，他靠父辈势重位显，入宫当内侍，后来在朝中做监军，因为有功而升迁为宣徽使、枢密使。田令孜失势后，他掌朝廷内外大事，为神策右军中尉，成了当朝最有势力的宦官头目。僖宗晏驾，他迎立寿王登位，即为昭宗。以拥立之功更是荣宠备至，因而日益骄纵。他手握兵权，颇专朝政，曾引起昭宗不满。昭宗一方面重用韦昭度、张NB323
　　、杜让能等文官，另一方面用杨复恭假子杨守立与复恭争权，进而疏远杨复恭。大顺二年九月，杨复恭奉诏退休还乡，有人告他与假子杨守信谋乱。朝廷派军平叛，事后查得杨复恭与杨守亮私人信件六十多封，其中有云：“我从荆榛草莽之中援立寿王做了皇帝，哪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既得至尊皇位就废弃定策的国朝元老。”可见杨复恭虽为人主之臣，却主奴观念错位，表面上诚惶诚恐，正像他的名字，毕恭毕敬，一旦建就迎立皇帝继位之功，便恃功不逊，采取藐视轻视皇帝的态度，视天子皇帝为门徒学生，狂妄自大。他手握军队，控制皇帝，专权摄政，凌驾皇帝之上，作威作福，成为昭宗朝炙手可热的人物。
　　藐视皇帝是宦官控制皇帝侵分皇权时与皇帝进行的潜在心理战，以帝王之师或辅佐重臣自居为内容的藐视皇帝之举，对提高自身身价显其威望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明代的王振，他以小忠小信讨得张太后信任，渐渐开始干预朝政，有时甚至朝中大臣的条陈建议都由他来裁决。王振权威日重，便生骄纵之心。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宫廷主殿修建完工，英宗朱祁镇盛宴百官，以示庆贺。按明朝礼典，宦官内臣不得干预朝政，不许参加高层百官的庆贺盛宴。因此根据此制，没有让王振赴宴。但朱祁镇心知王振势重，冷落了他，就等于得罪了他，便派一个小太监去看动静。果然小太监回来禀报说：“王先生正在大发脾气，口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他以当年周公辅政自比，狂妄之态，实在出人意料。英宗听了，为了显示自己的洪恩广布，便连忙叫人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振前来赴宴。在座群臣见皇帝特别破例开恩请王振赴宴，知道英宗器重他，也就纷纷躬身迎接，于是王振方解心中之怒。英宗怕王振生气，才大胆破例，这恰恰是王振长期对英宗施加潜在心理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这里，王振通过这藐视皇帝之举，意外地收到了狐假虎威的奇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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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控制皇帝:4.挟天子令诸侯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骄纵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他们虽大多不通文墨，没什么学业修养，但对皇帝的权力、皇权的威势却认识得异常清楚。他们明白，皇帝身处万人之上，至极至尊，是非曲直，喜怒哀乐，定于一尊，不可移易。因此，只要占据皇帝，便自然占据主动。一旦占据主动，平常日子有皇帝宠幸，大可为所欲为。危机关头，迫不得已，挟持皇帝，以为人质，照样不怕你群臣不听摆布。这样有了皇帝就可以借皇帝威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永立不败之地了。这种反奴为主之事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可谓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尤其东汉和中晚唐之时，民生倒悬，君弱臣强，宦官们则欺凌主上，幽禁挟持皇帝与大臣外戚相抗争，闹出很多险象丛生，危及人主之怪事。
　　晚唐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就是靠争得了皇帝而最终取胜的，这是历史上宦官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显例。唐文宗本是王守澄等宦官当做易于驾驭的可意之主推上皇位的，却不意文宗登基，有感于君弱臣强，宦官胡作非为的政局，一心想诛除宦官，报祖父之仇，振一代朝纲。但自己事事有宦官掣肘，受宦官控制，尤其王守澄、仇士良两人，骄纵霸道，气焰熏天，致使文宗除奸无计。后来文宗寻机任用宋申锡谋划除宦之事，但事不机密，被王守澄得知。于是王守澄诬称宋申锡与漳王勾结，阴谋立漳王为帝。文宗闻知，不思因果，当即流放宋申锡。文宗苦心培植的上百个心腹之人也因此被一网打尽。事后文宗静心思索才知上了宦官的当，而宦官们经此一场变局更加明目张胆，他们把文宗控制得死死的，使其想有所为而不能为。文宗终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这个秘密又被善于投机钻营的郑注、李训揣摸出来，二人为了飞黄腾达，决计助文宗诛除宦官。他们先用计搞垮了王守澄，并准备在王守澄葬礼仪式上一举诛灭宦官。但两人各怀鬼胎，都想借诛灭宦官之机同时杀了对方，从而把持朝政。因此李训一伙于大和九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甘露之变”。
　　这天李训等人经过精心策划，于文宗早朝之时派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杖院后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似为祥瑞之兆，劝皇帝亲驾观看，以承上天美意。8点多钟，文宗升含元殿，传令李训率中书、门下先去观赏甘露。人去了很久，回来奏称：“臣仔细察看，觉得不像真甘露，不应马上宣布，免劳天下空贺，应再去验视。”于是文宗又派仇士良率全体宦官再去观视。当时李训已在院内布下伏兵，只等宦官入院，来个关门打狗，斩草除根。谁知仇士良等刚一进院便觉气氛不对，又见被风吹起的帷幕后伏有兵甲，急忙大喊“快往回跑”。仇士良等宦官逃出左仗院，直奔文宗而来。他们急中生智，抢得文宗，扶上銮舆，径往后宫逃去。李训明知文宗是取胜的宝贝，谁占有他，胜利便属于谁。但争夺不利，只得骑马逃出宫外。而宦官们挟持皇帝至后宫，大门紧闭，齐呼万岁。并马上假传诏令，派左右神策军以讨贼为名，不管正义邪恶，乱杀乱砍了近两千人，后来又逼迫文宗下令杀了被抓来的王涯、舒元舆、王NE02A等主要官员，并借机对朝中异己势力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洗。
　　甘露之变中宦官们靠挟持文宗获得了胜利，事后便把文宗幽禁起来，任意摆布。为了将来再立可意皇帝，为控制朝政铺平道路，他们设计毒死聪明贤达的太子李永，致使文宗郁闷成疾。有一次文宗在思政殿问宰相周墀：“周爱卿，你看我可比前代哪个皇帝?”周答道：“陛下圣明可比尧舜。”文宗长叹道：“我怎敢和尧舜相比呢?你看我和周赧王、汉献帝相比怎么样?”周墀不解地说：“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主，怎能和陛下相比呢?”文宗凄然而略带怒气道：“赧王、献帝受制于强臣，而我受制于家奴，以此看来，我连他们二人也赶不上啊!”说完二人悲悲切切，相对而泣。仇士良等人得知此事，对文宗恨上加恨，常常冷嘲热讽。文宗受不住如此凌辱折磨，终于在郁闷怨恨中离开了人世。
　　唐末田令孜挟迫皇帝，用做人质，随意摆布皇帝，比起仇士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黄巢起义已占洛阳，势如破竹。起义军很快又攻下潼关。田令孜不听僖宗皇帝保卫京城之嘱，挟持僖宗逃奔四川避难。到了四川，他又利用手中大权，优待官军而歧视当地守军。偏向不公之心被揭露以后，竟下毒手陷害当地黄头军将领郭琪，致使郭琪率军杀奔行宫，誓言不杀掉田令孜决不罢休。田令孜无奈，只得借护驾之名逼迫僖宗，躲到东城，靠皇帝的招牌护卫自己。光启元年，僖宗回驾长安，田令孜为了个人财源惹怒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逼得王重荣忍无可忍，进兵长安，问罪田令孜。于是田令孜又挟迫僖宗当夜逃奔凤翔，王重荣见僖宗被劫，退回本镇，上表请圣驾还朝，诛田令孜。僖宗得表，便想回朝，但是禁兵为田令孜控制，身不由己。田令孜明白自己已激起民愤，失去僖宗便死无葬身之地，只有牢牢握住这个人质，方免性命之忧。于是他又劝僖宗到兴元去，僖宗不去，他便带了亲信，持刀入宫，从御榻上扯了僖宗就走。僖宗惊慌无奈，只得随着这伙宦官东奔西窜，先到宝鸡，又至大散岭，最后到了兴元。后来田令孜觉得靠僖宗也难保其位了，才抛下皇帝，逃往成都，投奔其弟陈敬ND043
　　去了。很明显，宦官们挟持皇帝，胡作非为，这与汉末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有区别的。曹氏挟持献帝，借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报负。他南征北战，统一北方，救民于水火，似有积极意义，曹操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当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并非全无道理。而中唐宦官们凭借服侍皇帝的近水楼台之便，动辄靠军队刀枪，威逼皇帝，扣为人质，纯属借皇帝之威自保性命，或擅权胡为以满足私欲而已。不过，靠此办法，倒是可于危难之时保持不败。如果甘露之变中仇士良没能指挥宦官抢得文宗皇帝，田令孜在与郭琪、王重荣对抗中失去僖宗这位人质，恐怕他们早已身死对手刀下，命归黄泉了。因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冒死一搏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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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胁迫百官:1.指鹿为马



　　宦官们获得皇帝赏识以后，参预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人并不犯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朝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大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宦官们常常观察试探大臣的态度，认同者便加以勾结，异志者便严加排挤，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了许多政治手腕。
　　指鹿为马是宦官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势倾朝野，总是对威胁自己势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为自己增加麻烦。为此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检测手段是由秦朝宦官赵高创立的，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驾驭皇帝胡作非为的大宦官，他假造始皇遗诏，害死公子扶苏，拥立胡亥当了二世皇帝。他还教唆胡亥大修始皇陵墓，用苛法对付百姓，又大兴土木修建骊山宫城，闹得天下汹汹，起义蜂起。赵高一方面用“频见不尊”之说欺骗二世皇帝，掩盖罪责；另一方面对在朝之臣淫威恐吓，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治，排挤陷害朝中正直官员。尽管如此，他仍放心不下，于是又创造了指鹿为马这一招来检验在朝大臣的态度。有一天，他请二世皇帝升朝理事，让人把一只没长犄角的鹿牵到殿上。赵高指着鹿对二世说：“陛下，您看这是一匹多么独特的马啊!”胡亥抬头一看，见眼前站着一只鹿，便说：“丞相错了。这哪里是马，不明明是一头鹿吗?”赵高反驳道：“不，这可不是鹿，而是一匹马，不信您仔细瞧瞧。”胡亥左瞧右看，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来看去，总觉得不是马而是鹿。其实赵高如此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就是要借机看看群臣的态度，所以他见二世皇帝执意认定是鹿，便说：“陛下不信，请问一问群臣。”胡亥便向侍立两旁的群臣道：“朕看这是一头鹿，丞相偏说是匹马，你们说是鹿还是马?”群臣们深知赵高的淫威，连李斯丞相都被他弄得满门抄斩，我等怎敢说“不”字?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马。赵高一看心里美滋滋的，自以为得计。可就在这时，有三五个不知深浅的人仍争执着说这是头鹿。因此赵高心里已对这几位大臣恨之入骨。赵高一手导演的这场儿戏，是鹿是马成了赵高区分知己异己的衡量标准，用此小计，赵高就轻而易举摸清了朝臣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所以刚一退朝，他就派人在路上把说是鹿的几位大臣全都杀掉了。
　　明代魏忠贤也深谙此道。他百般讨好献媚，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魏忠贤爬上司礼太监的位置后，又结党营私，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政敌东林党人，干出许多罪恶勾当。但一些不知廉耻之人，为了借魏忠贤的淫威与势位继续往上爬，便在全国上下刮起一股替魏忠贤歌功颂德大建生祠的歪风。奴颜下贱的浙江巡抚潘汝桢于天启六年六月第一个上疏奏请建立魏忠贤生祠，说什么：“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州县百姓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玩童皇帝”朱由校马上批示：“宜从众请，用建生祠。”从此各地上呼下应，建祠之风越演越烈，很快刮遍全国，上自封疆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之流，下至普通武夫商人以至流氓无赖都竞相效仿。他们强占民田，拆房毁屋，甚至砍伐坟地树木，寻常百姓哪个敢反对!各处生祠都建得富丽堂皇，把魏忠贤塑造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救世主的模样。
　　与建祠之风相应，魏忠贤把对待生祠的态度也当成了衡量人们对自己是否忠诚的标准，很简单，倡导则忠，反对则异。魏忠贤以此为区分敌我的界线，乘机大肆培植私党，诛除异己。潘汝桢请建生祠，御史李之待会稿仅仅迟了一天，立刻被看成异己分子，削职为民。蓟州道胡士容建祠时因没写文章为记，遵化道耿如杞建祠时没有叩拜，都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随着建生祠之风盛行，吹捧奉承之举也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丰城李永祚连上十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被加封太子太保之号。当时所有奏书都不敢直呼魏忠贤名字，而称“厂臣”，皇帝的奖励诏书也都用最高赞颂之词。人们喊他九千九百岁，崇拜之势，天下如狂。近人岳鸿举《明代杂事诗》中这样写道：“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说的就是人们对魏忠贤的疯狂崇拜。当时百官中奸小之人纷纷拜倒魏氏门下充当干儿，竟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多，有个礼部尚书顾秉谦，时已老态龙钟，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想做您干儿子，可惜胡须已白。”于是让他的儿子做了魏氏之孙。魏忠贤喜不自胜，赏给他文银200两，以示嘉奖。
　　魏忠贤借建生祠之风试探群臣，鉴别敌友进而诛除异己，安插心腹，在熹宗朝作威作福六七年，成为明代三大权阉之一。他虽已势倾朝野，但还是常常做些指鹿为马的花招试探人心，这表明宦官集团猖狂恣肆之中不乏谨慎小心之术，他们常靠这些智术对付朝臣，为的无非是常立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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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胁迫百官:2.狐假虎威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也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礼，欺凌摆布，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子的瘾头，这便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对待朝官大臣是宦官们惯用的手法，比如唐元和五年的一个春日，大宦官仇士良被宪宗任为监军，在去平卢、凤翔就任途中，投宿陕西华阴境内的敷水驿，为了显示自己身份不凡，耍皇帝特使的威风，他执意要求在他之前已住进高档上厅客房的监察御史元稹把上厅让给自己。当时元稹年轻气盛，坚持不让。仇士良便指挥爪牙随从对元稹大打出手。结果仇士良强占了上厅，逼得元稹连夜赶路，直奔京城。他回到京城向宪宗状告仇士良，谁知宪宗不仅没责罚仇士良，反而抢白元稹一顿，并在元稹政务中找些莫须有的过失，下诏贬元稹为江陵士曹。为此朝中舆论哗然，翰林学士李降替元稹抱不平无效。白居易也直言上谏说：“中使凌辱朝中名士，不过问中使反而先贬元稹，恐怕今后中使外出会更加残暴豪横，再也无人敢说话了。”然而宪宗对此一概置之不理，仇士良靠狐假虎威大大占了一次上风。
　　明代宦官狐假虎威的事就更多了。如汪直，靠如实奏报覃力朋之事换得宪宗的宠信后，就开始原形毕露、作威作福了。汪直首先用冒功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大兴狱案，先后害死建宁卫指挥使杨晔，杀掉阁臣杨荣曾孙杨泰，降职兵部主事杨士伟。之后他越发恣意横行，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公卿百官遇上他都得早早让路回避。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闪避稍迟，当场被汪直羞辱谩骂一顿。但汪直却并不因此就做罢干休，后来又找了个名目诬谄项忠，甚至后来还牵连到项忠的儿子项经。
　　明中叶的刘瑾欺辱朝臣也是如此。他靠仇氏投其所好之术，讨得武宗喜欢，当上了明代24衙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太监。明代宦官称太监与清代大大不同，清代宦官忌讳称太监，而明代“太监”之名属于尊称，在此之前宦官多称内官、中使，至明代上升为“太”品，与太后、太子平级。又因24衙中有12监，故宦官头目自然称太监。刘瑾得宠后在替皇帝批阅奏折时，只准人尊称他“刘太监”，不准写名或用其他中使内官之称。有一次都察院审判一个重罪犯人，事关重大，所定罪名及判处结果能否让皇帝满意，大家都拿不准，因此在誊写定罪奏折时很是紧张。谨慎过头反出乱子，书写时一不注意竟写上了“刘瑾传奉”字样。刘瑾看后以为都察院小瞧他，因而恼羞成怒。他把都察院狠狠训斥辱骂了一顿仍不罢休，直到都察御史屠ND55D率领下属
　　跪下道歉，请求恕罪，才算了事。
　　很明显，狐假虎威是宦官们由奴变主过程中常常使用的一招。以此对付朝中大臣，总是十分奏效。因为大臣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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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胁迫百官:3.含沙射影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朝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及至影响扩展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这方面水平最高超的当数唐代的鱼朝恩。鱼朝恩因做监军屡立战功，受到肃宗赏识。代宗时，他又有救驾之功，因此代宗也常对他另眼相看。鱼朝恩虽没什么大学问，但却粗知书礼。他曾不自量力，在朝中援引些俗儒及轻浮之士为弟子门客，讲授《五经》大义。虽只写过几篇文理不通的狗屁文章，却敢大言不惭地自谓才兼文武。正是这种大胆的舆论工作，更增加了代宗对他的宠幸。代宗任他为判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封为郑国公，并在京兆府造食供宴，教坊赐乐。荣宠至极，鱼朝恩也就越发求取无厌了。凡皇帝诏会群臣议事，他总是恃宠自大，以朝中百官惟我第一自居，他藐视群臣，甚至在朝堂上嘲弄羞辱百官群吏，狂妄之势，无人可比。鱼朝恩尤其看不上宰相元载，总想借机进几句谗言，把元载推下相位。于是他便常在公开场合，含沙射影，攻击元载。有一次在朝堂，他说：“做为宰相，所作所为应上和元气，下惠群生。而今水旱不时而发，又屯军数十万，供应给运贫乏困竭，使皇帝卧不安席，这样的宰相还怎么谈辅佐皇帝呢?不退避其位以让贤才，只管默不言语，又等什么呢?”元载虽然善于辞令也被他说得低头不语。在座百官大惊失色，只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敢于针锋相对，回敬了他几句。
　　鱼朝恩很懂含沙射影的舆论效果，他不断在大庭广众面前找元载的麻烦。有一次国子监举行盛大佛会，鱼朝恩觉得这又是造舆论的好机会，他手执《周易》登上上座，面对在场百官，信手拈得六十四卦中的鼎卦，指着九四爻说：“我卜得鼎卦，鼎有三足一体，三足支撑一体，就像三公辅佐天子一样，三公所为在调和阴阳，鼎的用处在调和五味，爻辞说：‘鼎折足，覆公NB123’说的是三公不胜其任，倾败天子美德，所以
　　此卦凶险。”又引《论语》中的话说：“圣人云：‘德能微薄却身在高位，智谋很少却在谋划大事，能力很低却担负重任，这是很少能做好的’。此鼎卦意在说宰相辅政有点不胜其任，卦象是在比喻宰相失位。”鱼朝恩就是这样不失时机地含沙射影攻击政敌，以求达到舆论杀人的目的。而事实上，此举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量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做声，那就等于认可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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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胁迫百官:4.借刀杀人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或排挤打击或兵戎相加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体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方法就是借刀杀人。这是宦官们对付朝臣常用的一招。利用皇帝打击朝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可免遭物议，少点罪名，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比如唐代的俱文珍就是如此这般，且干得十分漂亮。
　　唐朝代宗时任用宦官充任枢密使，掌军事机密。德宗朝又用宦官统率左右神策军及天威军等禁军。这样，宦官便掌握了朝廷的军队。因为握有兵权，所以宦官集团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专权胡为。顺宗继位以后，有感朝政弊病多端，任用王叔文等革新朝政。顺宗先任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几天后又任他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取得了朝政大权。同时顺宗还任用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10位年轻有为、富有革新精神的文官充任要职，进行革新。他们首先从宦官专权带来的弊政入手，革除“宫市”和“白望”。所谓“宫市”就是当时宦官经常
　　借为皇宫采办物品的名义，用价值百钱之物强换价值千钱之物，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交易活动。而“白望”则是使数百人在京城东西市中左右了望，见宫中可用之物便白取而不给本价的行为。这种宫市、白望名为宫廷采办，实是掠抢百姓之举，因此革除了“宫市”、“白望”，就大大限制了宦官的胡作非为。接着王叔文又对多由宦官充任的五坊小儿（宫中养雕、鹘、鹞、鹰、狗的五坊）也大加裁抑，此举深得民心。之后他们又对各地节度使讨好皇帝的“月进”、“日进”等进奉加以革除，下令释放宫女，裁减庸碌闲杂的宦官人员。完成了这些拨乱反正之举，王叔文又任用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行军司马，开始了削夺宦官兵权的关键步骤。这一动作马上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极大震恐与顽强对抗。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一方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不从调遣。另一方面又秘密策划废顺宗立太子的政变，企图借新立皇帝之刀，杀伐革新派朝臣，维护宦官专权的局面。所以当王叔文派宦官李忠言宣诏接管集军兵权时，俱文珍大怒道：“从其谋，我等必死于他们手中。”他传令诸将不要交出兵权，同时联络宦官刘光琦、薛与珍、尚衍、解玉等加紧政变，以顺宗有病为名，请立广陵王为太子，不久又请求以太子监理军国大事。顺宗不知是计，一一答应。于是俱文珍等召学士卫次公、郑NB124、李程、王涯等入宫草立太子为帝的诏书，
　　拥太子为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宪宗登位，立即封赏拥立自己的宦官，同时对拥戴顺宗积极革新政治的王氏集团严加惩处，或赐死或贬谪。宦官们在对付朝臣的抗争中终于以借刀杀人之计重新占据上风。所谓“借”者，乃宦官们实施的行为也。而“刀”则为新老皇帝，没有皇帝，宦官等于赤手空拳。赤手空拳怎么能对付朝中百官。可一旦有皇帝这把利刃在手，不管你对方多么坚硬，是杀是砍，有何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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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胁迫百官:5.恶人先告状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里，比起朝臣和外戚，宦官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看门护院，服侍皇帝及后妃三宫六院的衣食起居，所谓围绕皇帝身边，出入椒房宫帏之内，随时可以见到皇帝，大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而且宫廷之中从守门到通风报信，全是宦官负责，故而宦官们个个消息灵通。这些便利条件使他们在与朝臣争权夺势固宠求荣中，往往可以因利乘便，大沾便宜。他们一旦知晓自己的作为有可能被朝臣们揭露，或受到朝臣的威胁，就会借此便利之势，用诬陷诋毁之策，先发制人，控制局势，然后占据主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为他们的生存哲学。
　　东汉安帝时樊丰一伙宦官击败太尉杨震，用的就是先发制人这一招。当时樊丰一伙煽动皇帝大兴土木，给乳母王圣建造宅舍，他们借机挥霍，自造园舍坟冢，甚至捏造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工匠材木，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河间县布衣赵腾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得失。宦官们害怕他揭自己的短处，怂恿安帝说：“小民无知，谤讪朝廷。”安帝动怒，逮捕赵腾，判以讪上不道之罪，当即处死。太尉杨震气不过，上书替赵腾鸣不平，双方由此结怨。后来安帝东巡，杨震留守京师，他手下有个得力助手高舒，心领神会杨震之意，便联合大匠令史等官员，日夜查访，仔细考核，获得樊丰等前时捏造伪诏的实据，呈报杨震。杨震手握实证，只等皇帝回京，奏报除奸。樊丰等人得知这个消息，恐慌万分，朝夕密谋对策，最后竟“先发制人”，率先对杨震下了手。
　　安帝东巡回京，一到都门，就被樊丰一伙迎住，他们诈言星变逆行，还宫有险，应择吉日入宫，留请安帝先至太学，暂且休息。樊丰等人待安帝歇息已足爽心快意之时，就诬称杨震专权自任，袒护小民赵腾不成，心怀怨怒，伺机谋逆，故天象星变示警，请先收杨震，方能回宫。安帝先是不信，但却抵不住这伙宦官百般进言，于是连夜派人收缴太尉印绶，罢去杨震的太尉官职。杨震自知已被宦官抢先一步，无奈只好归府。哪知樊丰等人又诬奏他不服罪名，仍怀怨望，以图报复。于是安帝大怒，遣杨震回归故里。杨震即刻收拾起行，至郊外夕阳亭，心想此行一定凶多吉少，于是饮鸩而亡。宦官们恶人先告状，就这样轻而易举达到了目的。
　　明代刘瑾也曾用先发制人的办法对付大臣的攻击，最终挽回败局。他投皇帝所好，讨得武宗欢心，便勾结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曾侍奉过太子而得武宗宠幸的太监，结为“八虎”集团。他违抗孝宗遗言，不仅不罢提督军营的监枪太监和各城门监局，还告诉武宗镇守太监是个肥缺，司礼监由此捞过不少好处。所以他挑唆武宗撤回各处镇守内臣，委以他人，条件是这些人各自给皇帝上贡一二万两银子。他还奏设皇庄30余处敛财，供武宗挥霍。一时间闹得京师民情汹汹，朝廷大臣对刘瑾所为都极为愤慨，纷纷上书揭露刘瑾罪恶。五官监侯杨源更以星象有变来警告武宗，使皇帝也大受震惊。恰在这时，大学士刘健、谢延等连连上疏，请武宗勤政讲学，整肃纲纪，处死刘瑾。户部尚书韩文也率众上疏，请求处死刘瑾。武宗舍不得对刘瑾下手，又怕激怒托孤老臣及满朝文武，便派司礼太监王岳到内阁与大臣商议，准备把刘瑾遣送回南京。但大臣坚持处死刘瑾，致使商议三起三落，没有结果。当时正直的宦官王岳、范亨、徐智等也很憎恨“八虎”，而支持阁臣意见，所以刘健又约韩文及朝中主要大臣准备次日早朝面劝皇帝。果能如此，刘瑾之势必败无疑。谁知心怀二意的吏部尚书焦芳把大臣之意密告刘瑾，刘瑾听后甚是恐慌，决计先发制人。
　　他连夜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武宗不答应便不起来，并伺机挑拨说：“您信任的王岳也勾结阁臣来限制陛下行动，迷惑陛下耳目，他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才不遗余力排挤我等。”还假惺惺地抱怨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人手中，这些文官断然不敢如此大胆妄为，要挟皇上。”又是挑唆，又是抱怨，加上眼泪，于是惹得武宗顿起怜意，迁怒王岳等人。武宗当即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王岳等人，即刻发配南京。次日清早，大臣们早朝，闻知事态剧变，形势逆转，个个目瞪口呆。刘健等纷纷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又派人追杀王岳、范亨等，刘瑾则反败为胜，坐享升迁了。
　　很显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全因宦官能自由出入宫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之便，故而刘瑾能在大臣归府，夜阑人静之时，争得时机，巧言惑主，最终扭转局势，转危为安。可见在对付文武大臣方面，力下先手、先发制人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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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与外戚周旋:1.巧用乳母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历朝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与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预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和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点是宦官们所没有的。为了弥补与皇帝关系上血缘亲情成分的欠缺，与外戚势力相抗衡，宦官们常常采取联合皇帝乳母，共同对付外戚的办法，这样做往往十分奏效。一方面皇帝乳母对皇帝有哺育之恩，这就使她在朝中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所谓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另一方面皇帝乳母又与宦官有着近似的奴仆地位，因此宦官与皇帝乳母容易结为联盟，以共同对付外戚争权。
　　东汉的江京、李闺就是用这种办法推倒邓氏外戚势力的。和帝早逝，幼子刘隆才满百日，便继位为殇帝。邓太后和兄长邓骘执政。不到一年殇帝夭折，再立13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安帝。邓太后及外戚仍然把持朝政，这就严重压抑了早在和帝时就已抬头参预朝政的宦官集团势力，因而深为宦官所忌恨。尤其是江京、李闺二人，他们虽然只做个小黄门之职，却野心勃勃，想往上爬，所以感到自己处处受外戚压抑，完全不能肆意。后来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他们觉得出头之日已到，便依靠安帝打击外戚。他们首先与安帝的乳母勾结起来，指使那些曾受邓太后责罚生怨的女侍宫人，与安帝乳母王圣轮番在安帝前揭邓氏的短处，抱怨邓骘不肯归政安帝，说得安帝心生不快。之后，他们又抓住皇帝最忌讳最敏感的废立之事旧事重提，陷害邓氏外戚。原来安帝少时号称聪慧，但因他年岁渐长以后，喜欢结交群小，失德劣迹很多，一度曾引起邓太后嫌厌。当时安帝之兄平原王刘胜多病无子，死后无嗣，邓太后便令和帝长兄千乘王刘伉之孙刘得过继为嗣，封刘得之父为乐安王，刘得过继给刘胜，袭封平原王。不久刘得病逝，也没儿子，太后再命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翼袭承平原王。刘翼长得很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深得太后宠爱，留住京师。安帝被太后嫌厌，乳母王圣对此很是忧虑，常常担心太后废安帝而立刘翼，因此常与江京、李闺伺察太后脸色意图，随时报知安帝。为了讨安帝欢心，话语中免不得常常添枝加叶、危言耸听，嘱安帝预先加以提防。安帝以为王圣等人忠诚可靠，便引为心腹，暗中却怨太后寡恩。此时安帝亲政，这些往日旧事本来早已抛置脑后，不料被这些人旧话重提，一时惹得安帝对邓氏再起恼恨。王圣、江京、李闺又从旁煽动造谣，说邓悝、邓弘、邓阊曾跟随尚书邓访参预过调查安帝行迹，谋立平原王的事，这更使安帝大为震惊。于是安帝暗中嘱令官吏弹劾邓氏兄弟此前图谋废立之事，罪坐大逆。安帝得奏，当朝诵读，立刻下诏书废去邓弘子西平侯邓广德、都乡侯邓甫德、邓京子阳安侯邓珍、邓悝子叶侯邓广宗、邓阊子西华侯邓忠等侯爵，邓氏子弟一时全部废为庶人。大将军邓骘本应连坐，因前时未曾与谋，徙封罗侯，遣令归国，宗族一体免官，勒令回归原籍，抄没邓骘等资财田宅。同时又把尚书邓访充戍边军，妻子家人等移至远方，而郡县官吏仰承上意，迫令邓广宗、邓忠自尽而死。邓骘见族人被诬，无从诉冤，又听说宦官江京、李闺联合王圣等从中陷害，料知将来一定凶多吉少，一时忧愤，不饮不食。儿子邓凤见父亲忧愤绝食，也即断食，父子二人一同毙命。同族兄弟邓豹、邓遵也害怕连坐，服毒而死。
　　邓氏外戚被一网打尽，而宦官李闺却功封雍乡侯，江京封都乡侯，各自食邑300户，居住宫中并迁升中常侍。至此巧用皇帝乳母之术已大见成效。这一招之所以如此灵验，关键在于江京等人利用了皇帝乳母与皇帝间的感情关系，以皇帝乳母的前台表演掩盖宦官们幕后对政敌的真正陷害。乳母的亲情关怀与忠信赤诚比其他人更使皇帝免生疑心，但最终实现的却是宦官借刀杀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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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与外戚周旋:2.利用制度



　　宫廷中宦官、外戚和百官大臣三种势力往往成三方互为犄角之势，彼此制约、相互掣肘是正常现象。一般说来，靠科举或军功进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对外戚的干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按下不说，就宦官和外戚两种势力而言，彼此的斗争和争夺也相当尖锐激烈。宦官整治外戚不仅利用人事关系的缝隙，如前面所谓“巧用乳母”者，同时他们也偶尔扮演正面形象，利用体制和政策制度，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打击外戚的发展势头。
　　宋代历史上有几个著名外戚，郑居中是其中之一。此人是宋徽宗郑皇后同宗从兄，也曾进士及第。因为有郑皇后这层关系，郑居中连连升迁，仕途极为顺利，他先后担任直学士院给事中、翰林学士等重要职务，并在大观元年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有一段时间，太师蔡京因星变被罢官。事后宋徽宗又想恢复蔡京的官职，郑居中了解到宋徽宗的这一意图后，立即上疏称颂蔡京当政期间所谓“建学校，兴礼乐”之类的功绩。由此，蔡京得以复职。蔡京复职后，为了报答郑居中的恩情，就上疏徽宗，建议郑居中出任枢密院长官。问题就出在这关口上，这时宫中有一位宦官叫黄经臣，此人曾是郑皇后的亲信，他见这时郑皇后已经对她这位从兄不太感兴趣，最重要的是有宋一代一直保持外戚不得专权的传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元的经济状况》中说宋代“要想与皇室联姻从而平起平坐，那是不许可的。”所谓不许可，是当时体制使然。《宋史·外戚传序》也说宋代“终无外家干政之患。”所以，当大家都明白外戚握重权在宋代为制度所不允许时，黄经臣的反对意见就越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他不顾一切，当着皇帝的面竭力反对蔡京的建议。宋徽宗没办法不同意黄经臣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有制度依据的。结果蔡京的这个建议只好搁浅，郑居中的升迁之梦遂告破产。不难看出，宦官打击外戚，利用制度做谏臣也是方法之一。
　　黄经臣之外，历史上宦官利用合理合法的政治借口打击外戚的例子实在不少，仅东汉一朝，宦官打着皇帝的旗号，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稳、准、狠地打击外戚的就有：郑众打击窦宪，江京、李闺打击邓骘，孙程打击阎显，单超打击梁冀，如此等等。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外戚成尾大之势，宦官收拾外戚。宦官一掌权其跋扈疯狂程度绝不亚于外戚，《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说汉明帝以后的宦官发展大有“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之势。物极必反，宦官的得势又紧接着导致名士对宦官的剿杀。而就宦官本身来说，他们对外戚的排拒和打击常常是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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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与外戚周旋:3.急皇帝所急



　　一般说来，皇帝对于宗室内部明目张胆的篡位行为，或杀或贬，处理起来易如反掌，但对于外戚集团的阴谋暗算、步步为营等架空之举，却防不胜防，处理无力。尤其幼年登位的皇帝，太后听政，外戚势大，这些人拥兵自重，仗势凌人，把皇帝控制得死死的，所谓皇帝亲政常成为他们把持朝政的招牌。皇帝虽在皇位，却势如傀儡，形同虚设，这时候皇帝总要利用身边的宦官来对付外戚。宦官为了赢得皇帝信任，以求飞黄腾达，往往奋不顾身，急皇帝之所急，会不遗余力地对付外戚。
　　东汉和帝10岁时继位，当时由窦太后及兄窦宪辅政。外戚一掌权，便恣意妄为。后来和帝年长，留心政事，窦氏一家却不肯放权归政。于是，和帝联络宦官郑众，依靠宦官势力，一举除掉了窦氏，夺回了政权。打倒外戚，宦官势力日渐壮大。这是中国历史上外戚与宦官的第一次争权夺利大交战，这场战斗宦官因站在皇帝一边而大获全胜。
　　急皇帝所急对付外戚的做法，有两个便利的优势，一是利用皇帝名分威势对付外戚，易于取胜；二是皇帝的急需，给宦官进身创造了良机，满足了皇帝的需求就必然得宠受重用，这种诱惑无形中也给宦官们鼓了劲、加了油。如汉桓帝时的单超、徐璜等并封“五侯”，就是借皇帝之需打击外戚而荣封侯爵的。当时以大将军梁冀为首的梁氏外戚专横跋扈，势压群僚，已历三朝。冲帝婴幼继位，中途夭折。为了保有既得地位，梁冀与太后不顾群臣之议，私立刘缵为质帝。质帝8岁，人虽小却能辨别好坏是非，因当庭指责梁冀是个跋扈将军，而被梁冀毒杀。他们再立15岁的刘志为桓帝。桓帝是汉代有名的昏君，只知吃喝玩乐，生性怯懦懒惰，一切政事任凭梁冀与太后处理。4年以后桓帝亲政，梁冀等梁氏外戚仍然专权持政，横行不法。他们害死太尉李固、杜乔等一批正直官员，又大造宅舍，私设兔苑，欺诈穷人钱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为了驾驭桓帝，他们企图以桓帝宠妃邓猛为自己的靠山和内应，此事不成，便派人行刺邓猛之母。这一切深深激怒了桓帝。桓帝虽昏庸怯懦却深知自身名分尊贵，对梁冀外戚恣意妄为藐视自己的行为深衔怨愤，于是决心除掉这个跋扈将军。但是桓帝身边处处是梁冀的爪牙党羽，桓帝孤掌难鸣，无奈只有借助贴身太监以除梁冀，这就为宦官得势提供了急皇帝所急的大好时机。
　　桓帝有个贴身太监叫唐衡，负责桓帝上厕之事。此人很会察颜观色，对桓帝恭顺至诚。有一天，桓帝去厕所，唐衡照例跟去，桓帝见门外无人，顺手反锁上门，小声问唐衡：“宦官之中有谁与梁冀不和?”唐衡告诉他：“单超、左NC369前时拜见河南尹梁不疑，礼敬不周，得罪梁不疑，不疑便把单、左的哥哥抓入狱中，两人亲自登门谢罪才得和解。又有徐璜、具瑗也常常怨恨梁冀横行不法。”于是桓帝深夜召见单、左二人入密室，面授除掉梁冀之意。二人本恨梁冀，闻听此言，知道是飞黄腾达的绝好机会，却又担心桓帝懦弱，会遭大难，心存疑惑。桓帝咬破单超手指，以血为盟共诛梁冀。谁知如此秘密还是被梁冀闻知，梁冀派心腹张恽入宫值班，想察看动静，先发制人。桓帝见势当即派具瑗带兵逮捕梁冀心腹曹腾，等梁冀自投罗网。第二天早朝，桓帝升殿，文武站班，梁冀称病不来，桓帝疑心，马上下令：“梁冀派亲信张恽值夜，图谋不轨，大逆当诛，事情危急，尚书以上官员立刻动员手下操刀持枪保卫宫廷，以防生变。”于是召集左右羽林军千余人，又争取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若干，一面守卫皇宫，一面包围梁氏府第。结果梁冀畏罪自杀，梁氏满门弃市。推倒了梁氏，宦官们大得封赏，单超封新丰侯，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东武侯，左NC369封上蔡侯，唐衡封汝阳侯，时称“五侯”。
　　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皇帝与外戚的较量，但实质上却是宦官与外戚之争。争什么?争皇帝支持。此次急皇帝之所急，全力打击外戚势力，外戚垮台，宦官得势，对于皇帝不过是半斤换八两，而对于宦官则是大大地捞了一笔。所以把握机遇，急皇帝之急是宦官对付外戚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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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近水楼台先得月:1.小技惑主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占居主导地位。儒家伦理道德讲究仁义忠孝，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断绝后代看成是对祖先的最大不敬与不孝。同时还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违背这些原则，当视为不忠不孝之人。因此不管是削发为僧，还是阉割净身都被看成是有违伦常的大逆不道之举。而割除男根还被列为五大重刑之一，战败被俘要阉割为奴；罪在不赦可宫刑抵罪。所以当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受宫刑免死时，曾痛不欲生，字字带血地说：“悲莫痛于伤心，诟莫大于宫刑。”把割除男根受宫刑看成是人生的奇耻大辱。然而活跃在古代政治中心的宦官集团正是由这样一些违背祖训阉割净身的男子所构成，他们或为败降之虏，身不由己，或迫于贫困，净身入宫。但大多数宦官是自愿阉割的。他们敢违伦常，忍着巨大的肉体痛苦，蒙受世间奇耻大辱而甘愿阉割入宫，并非盲目所为，而是看中了当太监可以接近皇帝后妃皇亲国戚，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凭此天时地利之便就可以图帝王之财，享宫廷富贵，甚或借皇权以肆志了。为了实现这些觊觎之想，他们苦苦思索，频频用计，以谋取要职，获得私利。
　　古来帝王，开国者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其文治武功，千秋不朽。而后辈子孙不免庸庸碌碌，承袭祖业，苟且偷安。更有些不肖子孙，耽于酒色，忘情歌舞嬉乐，竟将祖宗基业挥霍殆尽，自己也落个亡国之君的罪名，像南朝陈后主、五代唐庄宗、大宋徽宗之属。有时虽为圣主却求仙信佛，迷恋虚妄之谈，成千秋笑柄，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宪宗之辈。还有那些无所事事，专事一种玩乐的帝王，如明宣宗朱瞻基酷爱斗蟋蟀，号为“促织天子”；明熹宗专嗜木工和一些小发明，人称“玩童皇帝”；而唐敬宗又酷恋马球，打起球来如醉如痴，忘乎所以。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君王就有什么样的臣子。唐敬宗爱打马球，于是有陶元皓、靳遂良等靠球工得幸之臣。这些人之所以得宠，就在于他们身怀小技，投皇帝所好，以拿手小技哄皇帝玩乐，皇帝高兴，宠幸和权力也就随之到手。这种小技惑主之术也是宦官们常常使用的。比如唐代的刘克明吧，此人善打马球，球技高超，很得敬宗喜爱，被封为“击球将军”。后来田令孜也以善打马球之技讨得僖宗皇帝赏识，当上了枢密使、右神策军中尉，有了要职军权，他在僖宗朝干了许多颇专朝政之事，成为晚唐最有影响的权阉之一。
　　当然，用小技惑主赢得皇帝信宠，从而谋取要职获取私利，用心最为良苦的要属清代李莲英了。他本是河北河间府人，从小父母双亡，艰难的生活环境练就他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却也不免使他沦为一个市井无赖。他胆大智多，善解人意，很会见风使舵，无法安于贫贱生活。为了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他自行净身，靠同乡沈兰玉推荐入宫，在梳头房侍奉供职。沈兰玉是侍候西太后的大太监。有一次，休息乘凉偶尔说起西太后梳头之事。他说西太后长得很漂亮，很爱打扮，平时对身上穿的衣服、头上梳的发型、面部化妆等都十分讲究，尤其重视发型的设计，宫外流行什么发型，她便要梳什么样的款式。但是梳头太监只会几种老式单调的式样，因此西太后对梳头太监都不满意，连沈兰玉自己也没什么新招术讨老佛爷欢心。言语之下，自叹做人做事之难。其实沈兰玉不过偶发感叹谈及此事，谁知说者无心，而听者有意。李莲英暗自称快，决心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他偷偷溜出宫外，花了几天时间向妓女学习梳头技术，从简单的执梳握具，到梳理分疆，什么脸型梳什么发式等等，一经点拨，李莲英便一通百通，几天功夫便学会了不少流行发式，什么“虬龙戏珠”、“飞云映鬓”、“蝉翼雀巢”，名目繁多的漂亮发式李莲英全都学得娴熟自如。他觉得技艺已成，便回宫托沈兰玉推荐他去给西太后梳头。太后应允，李莲英便根据太后脸型为她梳了一个得体的新款式。西太后对着镜子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觉得真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之美，因而对李莲英十分满意，从此西太后的头发就专由李莲英一人来梳了。李莲英靠梳头之技得西太后赏识，不久就当上了大总管，他察颜观色，揣摩西太后心理，又是阿谀又是讨好，加上他探得咸丰皇帝与一个大臣密谈，担心死后西太后会干预国政，而想效法汉武帝杀太子之母而杀掉西太后之秘，及时报告了西太后。经过活动，西太后免遭杀身之祸。从此李莲英就真的成了西太后的心腹太监，西太后对他十分亲近宠信，曾给他安排40岁大庆，以朝臣礼制皮袍子，亲笔为他题写“福”、“寿”两字。太后的宠爱使他胆子逐渐大起来了。他疯狂搜刮钱财，卖官鬻爵，广收贿赂，前前后后聚敛白银达7500万两，到1912年去世时还存有白银300万两，是清代权势最大的宦官头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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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近水楼台先得月:2.借坡上驴



　　虽然宦官离天子最近，但他们要想赢得皇帝赏识，在宫中谋取一个重要职位，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者宦者队伍庞大，成百上千的宦官，人人都想飞黄腾达，受宠得赏已属不易。再者即使得到帝王赏识，也不一定很快就能荣登要职显位。很简单，要职有限，有时还要靠机遇，把握不住机遇仍然发达无望。就说唐代的刘克明，他以超群的马球技艺获得敬宗赏识器重，但当时枢密使、神策军中尉等要职早已把持在王守澄、梁守谦等人手中，他只能得个“击球将军”之类的封号。后来他用了一个杀死敬宗立绛王李悟的策略，以求夺取王、梁手中的大权，却反遭杀身之祸。所以宦官们要谋取要职，为所欲为，学会寻找机遇，利用机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借坡上驴之术就是巧用机遇因利乘便的一种进身方法，把握好了，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大占便宜，达到目的。
　　明代王振就是这样干的。此人早年曾在家乡读过点书，并由此当上了教官。在教官位上干了多年，毫无建树，按理应该谪戍。恰巧这时皇帝下诏：“有子者可以术后入宫服务”。王振迫于困境，也为了将来的发达，于是就忍受“无后为大”的不孝之辱，自行阉割，进了宫廷。这一选择应该说是很好地抓住了机遇。因为王振识些字，进宫后教宫人念书，宫人都称他“王先生”。他聪明黠慧，善于言谈，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很会逢迎，因而很快得到皇帝赏识。宣德年间，皇上派他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职位是东宫侍郎。按说这是一个亲近太子，驾驭未来皇帝的好差使。但王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一心想向更高位爬，并不甘心当一个东宫侍郎。当时有个宦官叫刘宁，职位不高，仅是个长随，却深得宣宗朱瞻基宠爱，被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赐姓朱，可以说是荣宠至极。但是刘宁自小入宫，大字不识，宣宗便让王振为他代笔。这便又给王振爬向权力顶峰提供了一个绝好时机。恰巧有一次朱宁奉诏出差，将司礼监政务委托给王振代管，后来朱宁返京，王振却不向他移交公务。不久宣宗便将朱宁调任南京守备，这样王振借机得了个便宜，没费周折，名正言顺地成了司礼监头号太监了。
　　俗话说：“窍门满地跑，看你会找不会找。”借坡上驴就是找窍门、抓机遇、因利乘便的有效智术。从王振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他是死死把握住了，这就是净身入宫和趁刘宁不备巧夺司礼监太监之位。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清醒的认识，王振他怎么可能有后来的发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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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近水楼台先得月:3.找对庙门



　　找庙门是为拜佛，拜佛是为了发财，可庙门找得对不对对于宦官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一般来说，净身男子入宫当宦官总是靠人引荐的。入宫后做什么事，投靠何人，日后能否有前途等等至关重要。找对了门路，很快就可以发迹。选错了方向，则可能终身默默无闻。因此宦官们要想占据要职获得好处，实现其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想，必须投靠皇帝的亲信宠臣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也就是说要找对庙门拜佛才有收获。明代三大权阉之一的魏忠贤就是靠这一招发迹的。他本是河北肃宁县人，虽不识字，做事却敢于担当，有决断。此人自幼不务正业，长大之后特好酒色，爱赌博，家中虽有一妻一女，却成天与一伙地痞无赖混在一起。有一次赌输了，饱受凌辱，他一怒之下休掉老婆，自行阉割，决计走做太监这条“金光大道”。刚入宫时，因为不懂得找靠山，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手下当一名小侍者，属于宦官中的最下层，干些洒扫庭院之类的粗活，并不得志。干了一段时间，魏忠贤觉得这样下去太没出路，便远赴四川，去投靠税监丘乘云。谁知他的种种无赖行径，已被比他早入宫的徐贵偷偷报告给丘乘云。因此丘乘云不仅没礼待他，反把他锁在一间空室中，想活活饿死他。幸亏一个平时与他过往甚密的秋月和尚云游至此，为他说了些好话，丘乘云才放了他，打发他回京，这才免得一死。但是，临别时秋月和尚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书，向好友内宫监马谦太监引荐他。在马谦的照应下，魏忠贤这才在宫中立稳了脚跟。
　　这一出一进使魏忠贤长了不少见识，他深知要想投机发迹，必须找到进身之阶，找对了庙门再拜佛。他认真分析形势，预测时局发展。当时神宗朱翊钧周围宠臣很多，魏忠贤自忖自己难以与之争锋。而太子朱常洛虚弱多病，必不久于人世，几年后掌权的可能是皇太孙朱由校。所以魏忠贤便在朱由校身上打主意。主意一定，一向敢于承当的魏忠贤是肯下本钱的，他连送大礼，竭尽全力地巴结和朱由校乳母客氏打得火热的太监魏朝，并与魏朝结为兄弟，于是在魏朝的引荐下，魏忠贤当上了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负责其饮食事务。这样魏忠贤就进入了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活圈子。同时魏朝还多次在大太监王安面前夸奖魏忠贤，使王安对魏忠贤也渐渐器重起来。后来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不久因“红丸案”死去。新太子朱由校继位为熹宗。熹宗对乳母客氏大加恩赏。而魏忠贤对客氏百般献媚讨好，深得客氏怜爱，时过不久客氏喜新厌旧，与魏忠贤私通起来，将魏朝抛置一边。两兄弟虽然因此闹翻，但魏忠贤凭着客氏这条特殊的内线与后台，不久便从惜薪司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主管宝和等三大店铺，终于爬上了权倾朝野的要职，实现了飞黄腾达的梦想。
　　从魏忠贤的发迹可以看出，他第一次入宫，因为误打误撞，没找对门路，也就没混出什么名堂，而他一气之下远赴四川又险些送命。等他第二次入宫，因为有秋月和尚的引荐，加上失败的教训，使他悟到了拜佛上香的道理，结果没用多久，便登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宝座。由此可见，找对庙门拜佛是宦官投机的有效手段，也是一切投机分子投机取巧时常用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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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近水楼台先得月:4.假传圣诏



　　宦官在宫廷之中虽处奴仆之位，但其看门护院通风报信之职却使宦官机构成了宫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员宗室外戚要朝见皇帝由宦官通报，臣下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仅如此，皇帝下诏传令也由宦官执行，宦官们借此宣诏传命之便就可以大显威风，有时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篡改诏书或假传圣诏，也是常有的事。
　　就说明代的冯保吧，他做司礼监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但他仍不满足，后来终于借后妃之力爬上了权势最大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之位。穆宗去世后，太子朱翊钧继位，即明神宗。冯保为了保有既得之利，便假传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朝臣们虽然对这份遗诏心存疑虑，却难查实据，只有默认而已。可是朝臣们接受这份遗诏的同时，也就接受了冯保的特殊地位。
　　魏忠贤也是如此，此人通过勾结客氏，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之位。为了放心地独占客氏，他假传圣旨，把那个当年曾与他结为兄弟，有大魏二魏之称的魏朝，一纸诏书发配到了凤阳。魏朝中途逃跑，又被魏忠贤派去的人在蓟县北山寺中逮捕，押解到献县后活活勒死。等干完这一切后，魏忠贤担心正直的王安可能主持正义，便又故伎再演，将王安贬到南海子打更，并断其饮食，最后放出恶狗将王安活活咬死，其手段之残忍实在令人发指。
　　宦官本是沟通皇帝与朝臣的一大中介，皇帝通过宦官以诏书的形式向臣下传达旨意命令，而有时却并不过问朝臣的执行情况。而对于朝臣来说，诏书是从内宫而出，其命令是真是假，无从知晓，如果不是皇帝过问，那就永远难以查对。皇帝与朝臣间的脱节和距离，为宦官们篡改诏书假传诏令提供了活动场地，因而假传诏令成了宦官们寻找优势谋取私利的重要手段。
　　明代的大宦官刘瑾就曾用此招数凌辱百官。当时人们对刘瑾的胡作非为敢怒而不敢言，于是有人写匿名信揭发刘瑾的罪行，把信扔在宫内大道上。刘瑾得知，为了报复朝臣，他假传圣旨，召集全体官员300多人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站在门的东面，责问辱骂不止。到了傍晚又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都关进监狱，声言不查出写信人决不罢休。这天天气酷热，官员们跪于烈日之下，渴热难忍。主事何钱、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绅相继中暑而死，有十几位官员昏倒。有位正直太监李荣气不过，把冰镇西瓜分给官员们吃，刘瑾大为恼火。太监黄伟愤慨地对官员们说：“匿名信里所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写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虽然死了也算得上男子汉大丈夫，何必无辜连累他人！”刘瑾对此深恨不已，当晚又假传圣旨把李荣革职，把黄伟放逐南京。当时京师百姓为此汹汹罢市，在各官被解送锦衣卫途中，卖饭百姓纷纷把饭免费送给他们。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上疏营救百官，刘瑾察觉风声不对，才借口说信是一宦官所写，释放了这些官员。刘瑾所以敢如此妄为，就是钻了皇帝与朝臣之间互不晤面的空子。
　　皇帝与朝臣互不见面是体制问题，而刘瑾乘机肆意大发淫威却似乎更多的是个人品德问题。中国古代朝朝有宦官，但内宫如此混乱、宦官如此跋扈，明代之外尚不多见。刘瑾如此愚弄百官虽然仅是有明一代的一个显例，但这个显例却可以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儿戏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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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 官
　　近水楼台先得月:5.瞅机会奏事



　　宦官们一旦爬上显要职位，便成了皇帝的宠物兼重臣了。凭着皇帝的宠信重用，捞些便宜获取私利，可以说并不困难。但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宦官这帮特殊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即使他们事实上已经相当得意，仍然还会继续使用招数，以求自然得体，有法可依地满足更大的野心。为此，瞅准机会奏事就成了宦官为使谋利得体合法而常用的一招。他们抓住皇帝自身特点千方百计地哄骗皇帝尽情享乐，抓住皇帝心不旁顾乐不可支之机，上书奏事，结果什么请求都可以在皇帝心不在焉时获准。
　　明代的刘瑾就是这样干的，他效法仇士良哄皇帝之法，给武宗皇帝弄来些飞鹰、猎犬、歌舞、摔跤之类的游戏杂耍，甚至带皇帝易服外出游乐，使武宗心花怒放，高兴异常，因而武宗对他十分宠信。在此基础上，他又寻来很多美丽宫女供武宗享受作乐，暗中窥测时机，专找皇帝与宫女寻欢作乐正在兴头上时奏事上本，惹得武宗很不耐烦，常常挥手撵他说：“我这时候不想见你，有事就看着办吧！”皇帝的厌烦正给他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刘瑾便以遵旨为名，打击政敌，牟取私利。正德二年三月，他以清除奸党为名，一次就把当朝忠正刚直官员如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等五十多人或革职或勒令回老家给打发掉了。朝政黑暗，许多官员有的辞官回乡，有的不临朝事，他又用同样手段发明出罚米法、免官法，如规定凡生病缺勤三年者免官为民，是为免官法。以此逼迫不愿同流合污者替他效力。又规定犯罪官员要减罪行须罚米，还必须把米运到边地仓库，以充军粮。这样一来，弄得数十名清正廉洁之官如雍泰、杨清等倾家荡产，而刘瑾却趁机结党聚敛，大得私利。而这一切都是以皇帝的旨意做成的。
　　瞅准机会奏事就是通过见机行事的方式，把不合理、不合法的私利以皇帝意旨命令的形式肯定下来。他利用的就是皇帝的漫不经心麻痹大意。这种做法貌似容易，其实把握起来也不容易。比如唐代的鱼朝恩，他使用含沙射影之术与大臣争权夺位总能技高一筹，但在掌握奏事机会方面却略显笨拙。他的亲信刘希暹、贾明观仗势胡为，事情败露，朝廷裁决时并没让他参与，鱼朝恩愤愤地说：“天下事哪有不由我裁决的呢！”偏偏此语被代宗听见。代宗听了心中甚是不悦。鱼朝恩不知代宗之怒，却不知趣地要求代宗给自己的养子鱼令徽加官进爵，赐金紫朝服，位列上班。代宗听后不语，而吏人却已手捧紫服立于廷前。鱼令徽便称谢接服。代宗怨其先斩后奏，冷笑说：“乳臭未干的小儿，穿了这金紫朝服，该称意了罢!”鱼朝恩听罢才察觉皇帝已怒，自知讨了个没趣。相比之下，明代的魏忠贤就比他高明得多。
　　魏忠贤得宠于熹宗皇帝朱由校，很会利用皇帝的治政弱点投机取利。朱由校虽然对朝政兴趣不大，却常常喜欢自己动手搞些小发明，做些小游戏。他用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出孔，装上些机关，造成水珠竞喷或瀑布倒悬的小景观；或者借水力上冲，使小木球随着水势忽上忽下，盘旋不止，久不坠沉。他本人对此乐而不疲，百玩不厌。又酷爱做木工漆匠之类的活，常常做些小器具，从早到晚，做个不停，引绳削墨，玩弄工具，兴趣极浓，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睡觉。他干这些活时，不让别人亲近参观，只有客氏与魏忠贤可以在场，而每次他们都指着一件件精巧的器具说：“这真是老天爷赐给万岁的聪明智慧，凡人哪能做得这样好啊!”说得朱由校心花怒放，随后干得更带劲了。熹宗做木工纯属消遣娱乐，做成了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过后便抛在一边，不久又重操旧业，断断续续，终年不止。魏忠贤的聪明狡猾就在于，他看准机会，往往是在皇帝摆开阵式，拉绳测度，画线量尺，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上本奏事，此时皇帝自然会心不在焉地说一声“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吧”之类的话应付了事。这样却给魏忠贤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留下了可乘之机，其所作所为皆称圣意诏命，从而就把一切公开化、合法化了。你试想想看，中国古代的许多军政大事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