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_2

这一提案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诚意，得到全体参政员的拥护，共有68人联署，成为这次大会代表性最广的提案。与此类似的还有郑震字和王家祯的提案。大会将三案合并讨论。中共代表陈绍禹、青年党代表曾琦、蒙古、新疆等代表相继发言，热烈拥护政府抗战建国的政策，全场爱国情绪力近年集会中所罕见，最后，全体起立一致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场内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此为国民参政会最有意义最有重要性的表示。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也获全体参政员一致起立通过。
此外，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分别提出的保卫武汉、军队建设、改善县区政治机构的提案，参政员邹韬奋、禇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的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地方民意机关、救济灾民、乡村工作等提案，亦获通过。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各抗日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会议之前，汪氏即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私通款曲，密议“和平”条件；会上，又大造“和平”舆论。汪派参政员李圣五、陶希圣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要求改善与德意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请德意出面调停，与日本和谈妥协。这一提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极力反对。由于此时汪氏投降派面目尚不能为许多参政员所识破，而使此案以《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为题予以通过。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于7月15日闭幕。经过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较多符合民意的决议，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盾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大会《宣言》宣示中外，“中国民族从不敌视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一届一次会议的隆重召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
这次会议表现的团结统一与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许多有利于推动团结抗战的决议和宣言，只是一些原则条文，要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尚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召开五次大会。第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
大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制造妥协舆论，并加紧投降活动。一时间，国内形势恶化，人心浮动，有鉴于此，大会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当此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新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减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使我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关键，开展胜利局面之枢纽。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
该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论调，引起广大参政员的强烈反响，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占出席人数的55。3％，创造了历届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未能到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电报提案，矛头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参政员极力辩解，广大参政员则痛斥投降派，坚决反对议和。经过斗争，该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之后一个半月，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带着几个亲信死党分子公开叛国投敌了。国民参政会议长由蒋介石继任。193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尔后的两次大会，通过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声讨汪逆卖国罪行。
在一届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以及精神动员的实施计划。许多参政员提出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提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参政员周览、马君武等51人联署提案，要求国家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比”。这一提案震动了大会，触及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
一届三次大会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进行反民主反共活动，在各地与共产党制造磨擦，并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压制共产党、压制民主的独裁面目，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1939年9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要求国民政府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如左舜生、张君劢等提出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斗争，蒋介石作出“实施宪政”的许诺。
蒋介石实施宪政的许诺，不过是迫于形势的搪塞之词，并无真正实行的诚意，而在反共反民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1939年冬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1940年4月召开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利用军政部长何应钦作军事报告的形式掩盖反共磨擦的事实真相，连篇累犊地攻击共产党、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向何应钦提出质询：“总长所举电文，多与事实不符”。八路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参政会，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何应钦的诬蔑不实之词，说明国共磨擦真相，使一些参政员恍然大悟，纷纷批评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制止磨擦，团结抗日。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不久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出现分裂的危险。
1941年3月上旬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先后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临时办法十二条，作为参加大会的条件，因国民党拒不接受，故决定不参加本次参政会。这一正义行动，得到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在共产党的全面政治斗争面前，在国内外不赞成反共分裂强大舆论之下，蒋介石被迫缓和国共关系，并且做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共参政员出席了1941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以及第三届历次参政会（1942年10月、1943年9月、1944年9月）。但是，国民党反共方针终未放弃，国民政府的民主政治愈来愈暗淡，到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参政会，国民参政员几乎为国民党独占，参政会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工具。
国民党打着宪政的幌子，企图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反对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因此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声明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
纵观历届历次参政会，它在国共合作抗战形成高潮时应运而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曲折前进，又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虚应场面，以至收场。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尽管它一成立就不尽如人意，而且越来越走下坡路，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民主党派及爱国人士利用这个合法的讲坛，进行了大量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工作，使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其成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参政会在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战时经济方策的施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落后，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中国经济的重心偏集于东部沿海沿江等地区，其中工业70％在沿海，而广大内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经济十分落后。“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区先后陷于敌手，致使中国的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国民政府的平时经济体系受到破坏；财政税收骤减；而抗战军兴，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由于国民政府对中日全面战争准备不足，举措不力，战争伊始即出现经济困难的局面。
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首先，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具体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不少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
（一）战时经济方针的确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经济问题列出8条，作为战时经济方针政策：
（1）“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2）“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3）“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4）“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5）“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6）“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7）“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8）“严禁奸商垄断居奇，投机操纵，实施物品平价制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487页。]
在会议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强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质为第一任务。战争之胜负，每以后方对于前方物质供给之能否充裕为断。”
同年6月，国民政府新组建的经济部根据临全大会通过的经济纲领，拟定了《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其中，列出五条主要原则：
（1）“提高经济行政的效率”；
（2）“充实内地生产能力”；
（3）“奖助经济事业之发展”；
（4）“力谋军需器材之供应”；
（5）“筹划经济立国之大计”；并且从经济行政、农业、工矿业、商业、水利等方面阐明了战时经济的具体方针政策。[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89年第3、4期。]
临全大全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等文件，为国民政府制定和调整战时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表明了国民党战时经济方针的基本确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方针有两个基本点：
其一，“以军事为中心”。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因此，国民党把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轨道，不仅为坚持持久抗战并赢得战争最后胜利所必需，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一致愿望所在。
其二， “实行计划经济”。
以“计划经济”作为战时国家经济的基本政策，同时对金融、外汇、进出口货物等实行统制政策，其目的在于依靠国家干预，加强对战时经济的控制。开始贯彻“计划经济”方针时，各经济部门制定各种经济计划纲要、计划草案、计划大纲，还曾成立“中央设计局”，“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及审核”。但是，由于缺乏整体的长远规划，所定具体计划多不可行，或不能互相配合，或不能贯彻始终，故难以通过计划经济达到控制战时经济的目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不断失灵，国民政府逐步加强经济统制，连年颁布大量经济统制法令。到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正式确定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的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到1942年国民政府公布并实施《国家总动员法》，战时经济方针，由“计划经济”到“统制经济”，经过了四年的艰苦调整过程，方得以确立。但是，国民党的经济统制，并未能够挽救其最终走向衰落的国统区经济。
（二）战时经济行政机构的调整
全国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在不削弱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对经济行政机构陆续进行了调整，首先在军事委员会下建立了一套经济行政机构，以应付战时紧急经济事务。军委会下属的经济行政机构，包括资源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在战事弥起的情况下，上述一些机构曾发挥过某些作用。然而，本来重叠紊乱的经济机构，又陡增新的弊端。从1938年开始，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又进行了大规模调整。
为“适合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将行政院下属的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委会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及直隶国府之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统并入经济部。军委会农产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管辖。军委会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军委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和经济部国防贸易局归并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行政院之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军委会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所设立的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交通部。此后，国民政府又先后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成立农林部、粮食部等等。随着“经济统制”政策的强化，1941年2月，在行政院内正式成立了“经济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该机构的设立，加强了经济的设计决策与执行督导的统一，强化了对全盘经济的控制。1942年“经济会议”改为“国家总动员会议”，作为战时最高统制机构。
国民政府经济机构的多次调整，对战时社会经济的运行，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其调整是在紧张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一些机构往往随事而设，临时补苴，一边调整精简，一边膨胀冗滥，带有很大应付性；加之国民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因此其官僚机构的腐败性质，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端，得不到根本改变。
（三）主要经济政策与经济统制措施的实施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1、财政金融方面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给中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占战前岁入总额80％，占总税收90％的关、盐、统三税锐减。以1936年度与1939年度相比较，关税由36900万元减至8600万元，减少77％；盐税由22860万元减至10100万元，减少56％；统税由17560万元减至1900万元，减少89％。
而军费则急剧膨胀，1937年军费即占总支出的66。4％，1940年军费则占总支出的74％。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1939年1月在财政报告中说：“就财政言，历年收支本感不敷，抗战以后，税收不及平时之半，而支出则倍于从前，此一年半之亏短达二十万万元以上。”[《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4页。]
为了筹划军费，并解决其他开支，国民政府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措施：
一是增税。
抗战开始后，一方面调整旧税，主要是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增加货物征税的范围，并改变征税标准，调整征税税率；一方面开征新税，如遗产税、过份利得税等。
1938年7月公布“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条例”，资本在2000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20％，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财产价额15％者，按超过额课以10％～50％之超额累进税，1941年开始，还实行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统筹整理并改证实物的政策，烟、粮、盐、糖及其他日用生活品实行国家专卖制度，以及货物征税和战时消费税改为从价征收政策等。以上措施对增加税收起到一定作用。
1941年第4季度盐税收入约达1。7亿元，是上一年同期的3、4倍。
1942年烟草、火柴、食粮专卖收益约18亿元，占岁入总额的21％，相当可观。[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16～420页。]
二是举债。
国民政府自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至1944年发行“同盟胜利公债”止，共发19笔公债，总计国币150亿元，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关金1亿元，共合国币223。06亿元。[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21～422页。]
1937年至1942年前，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共计9。95亿美元，6954。7万英镑，10。3亿法郎，1。2亿元国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75页。]
三是增发纸币。
1936年法币发行额为12亿元，1937年为16亿元，1938年为23亿元。1938年的指数与1937年6月比较，增加64％。1939至1941年逐年发行增长率平均为87。3％，三年间增加了五倍半以上。
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明令限制提取存款。同月，核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设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四联总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四联总处成为最高金融决策机构。这对于全面统管金融事务，稳定法市市场，实施外汇统制，扶植经济、增加抗战之能力，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和特权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大发国难财，加之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机构本身腐败，弊端丛生，贪污盛行，使财政金融不久即走向困境。
2、工矿业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维持与发展工矿业，以利长期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开发，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的重工业基础。
1937年12月，军委会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正式提出了工业的总动员计划。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工矿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为：“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之手工业”。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明确规定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矿业建设方针。在施行战时工矿业发展政策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组织协助沿海沿江等战区工厂内迁（在下一节有专述）外，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运用国家资本，重点发展重工业
主要负责国营工矿业的资源委员会等机构，掌管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以比较雄厚的资本，保障战时军工和大后方基础工业的发展。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开发大后方经济提到重要日程。资源委员会在战前矿产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调整计划，加紧了对西南、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调查与开发。矿产开发的战略目标：一是尽力开发和增加有关国防的产品，如石油、钢铁、煤焦、铜锌等，求得自给；二是尽量开采并改进出口矿产品的质与量，如开千冶炼钨、锑、锡、汞等，作为易货物资。
资委会除对煤、铁、钨、锑、锡、汞、金等矿产贤源进行继续调查和开发外，还发现了铝上、磷、锰、铬等一批新矿藏，并对甘肃玉门油矿进行了勘测与开发。这些都为大后方重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原料，动力等主要物质条件。在工业投资上，国民政府明显地向重工业倾斜。
战前在已登记的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仅占14。68％，在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仅占18。27％，抗战期间在工厂总数中重工业上升到35％，工业资本构成上重工业则上升到50％以上，尚不包括军工企业在内。抗战中，资委会工矿业投资最大的是电力、石油、钢铁工业，其次是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电力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备条件。资委会大力创立内地电力工业基础，以国营电厂主供工业用电，并注重水力发电，使电力事业成为资委会发展最快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的需要。石油是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重要能源，但战前中国只有延长等数地生产少量石油。
1938年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商调陕甘宁边区所属延长油矿两架美制钻井机以应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我，立即允为照办”，并协助装运。资委会聘请专家展开钻探、提炼等工作。1939年开始出油，尔后产量逐年猛增。
1939年生产原油12。9万加仑，汽油0。4万加仑，1942年原油即达1426。2万加仑，汽油达189。6万加仑，这对缓和战时后方部分地区液体燃料的紧张状况起到一定作用。钢铁是军工制造及其他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料。在发挥内迁和内地原钢铁企业作用的同时，资委会根据煤铁产量和质量以及运输等条件，确定以大量投资在川、滇兴建冶金工业基地，主要是拆迁汉阳兵工厂及大冶矿场的重要设备，与兵工署一起重点建立了大渡口钢铁厂，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建立了云南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为了统筹后方钢铁生产、进口及销售事宜，国民政府设立钢铁委员会，发展后方钢铁事业，以缓解战时钢铁需求的紧张状况。据统计，1941年内地生铁产量达6。3万吨，钢达2000余吨。
除此之外，电工、金属、机械等工业由于资委会投资也较多，因此亦获得长足的发展。煤炭、化工等工业资委会投资较少，但由于省营、民营投资规模较大，所以发展也比较快。总之，国民政府通过资委会等部门运用国家资本大力发展国营工矿业，使国家资本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民营工业的发展速度。
鼓励海内外投资，奖助民营工矿业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工业奖助暂行条例》、《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等一些鼓励奖助民营工矿企业的法规和政策。为扩大奖励范围和奖助项目，规定凡国民在后方兴办国防及民生之重要工矿者均可呈请奖励，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原料税等，在一定区域内享有5年以下专利权，并实行保息和低息贷款；鼓励工业技术进步，对于革新、发明创造给予专利奖励和奖金补贴；以低价便利获得材料与工具；推进工业教育，招募和训练技术人才；对华侨在抗战时期投资国内农矿工商与国防有关的经济事业，华侨资本占资本总额60％以上者，可呈请各项奖励和优惠，等等。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加之广大职工和民族工业者的爱国热情，不但使战区厂矿比较顺利地实行了内迁，而且广大民营厂矿在大后方得到蓬勃的发展。民营企业到1942年达到高峰，仅设立新厂即达1077个。
1939年以前，大后方民营厂以生产军火为主，1939年起，后方民营厂矿生产重点逐渐转向非军工生产。
推进战时工业合作社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以工业生产力目标的群众性的经济救亡运动。最初是由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发起的。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设想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和有关人士以及一些驻华使馆人员的支持，国民政府并拨款作为开展组织工业合作社的基金，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出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总顾问。同年底，在重庆建立工合总会与理事会，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工合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工合总会共建立了西北、晋豫、东南、浙皖、湘桂、滇黔、川康等7个区的办事处，成立了1900余个合作社，社员达2万余人，自有股本近400万元，每月生产产值达1700万元。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按月拨款18万元，其次是银行贷款和中外人士的捐款。各地合作社所经营的业务包括纺织、服装、制革、化工、机器、电器、五金、卷烟、制糖、交通用具、印刷文化用品等许多方面，生产大批军需民用品，对补充战时经济的不足，支援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3、交通运输方面
交通运输关乎国家经济、军事的命脉。至武汉、广州失陷，日军占领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铁路线，使本来十分落后的交通运输遇到更大的困难。为了建设战时的交通运输事业，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了“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四大任务，并且组建交通部，统一主管全国交通规划，建设与经营国有铁路、公路、邮电、航政，并监督公有民营交通事业等。为适应抗战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特别是保障军事运输任务的完成，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军事征用法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实行战时交通运输管制，而且专设军事管制机构，强化战时交通运输工作的管理、监督与检查，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重点建设国际交通运输线，抗战时期，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把交通运输建设的重点放在国际交通运输线上。这固然与国民政府依赖外援的战争指导思想分不开，但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保障抗战与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从而具有世界意义。抗战开始后，国际交通运输线的建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建设国际铁路干线
抗战初期，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比较积极，为便于接受其援助，利用旧轨建设了宝（鸡）天（水）铁路。为了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动工修筑了湘桂、黔桂、滇缅、叙昆铁路的部分路段。
二是建设国际公路干线
在西北，修通长3400公里的兰新公路线，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成为西北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在西南，主要是修筑滇缅、滇越等公路。
其中修筑滇缅公路，1937年底动员15万民工，在改善昆明至下关段的同时，从下关延修至中缅边境的畹町，一年即完成通车。
三是开辟国际航线
抗战开始后，与美国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曾增开武汉至广州、重庆至香港航线； 1938年与苏联签订中苏通航合约，联合兴办中苏航空公司，开辟了重庆至莫斯科航线。
着力改善后方交通运输
国民政府以修筑公路为主要目标，采取改善旧路与兴建新路并举而以改善旧路为主的方针，建设交通网络。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改善和新建西北各省公路干线，并与河南、湖北、四川诸省公路接通。在西南，除发挥贵阳这个西南公路中心的作用外，加强重庆与成都、贵阳、昆明、长沙等各省会公路沟通，接通西南交通线与西北交通线及国际交通线的联系。同时，为了补充公路动力的不足，对20条内河进行航道疏浚，建造浅水轮船提倡木船运输，增加水运能力，并发展水道联运和水陆联运，提高了后方运输能力。
动员海内外人民发展大后方运输事业
广大内陆地区铁道、公路运输十分落后，但民间的人畜舟车驿运却蕴藏着巨大潜力。1938年10月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之不足”。
1939年交通部设立驿运管理机构，统管全国水陆驿运行政与经营业务。
在国际交通线、军事运输干线以及各地运输支线上，卓有成效地展开了驿运工作，尤其在短途运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1940年为例，大后方各驿运干线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3462万余吨公里，为同年大后方公路汽车运输总量的18。3％，而以货运吨数计算，驿运总吨数达到汽车运输总吨数的36。9％。[《国民政府年鉴》1944年3月版。]
4、商贸方面
“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商贸中心上海的进出口停滞。国民政府为打开商贸工作的困难局面，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为贸易委员会），整理商贸事务。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在《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提出两条政策措施：
（1）“加速添设国内交通线路，开辟扩充国际交通线路，发展交通机构，使各种物资之运输得以畅通，更进而改进对外贸易”；
（2）“管理贸易，增加国产品出口，减少奢侈品非必要品入口，以裕外汇”。[（台）《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610页。]
1938年6月，经济部关于商业建设，主要提出如下方针与办法：
一是输入之管制
对战时输入外货严加审核：为国家急需的货物，如军用品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及交通需要的机器材料等，尽先购置输入；为在某种限度内为国家必要的货物，而可由艰苦节约得不超过此限度者，限量输入；为与战事及民生无甚必要，或虽亦需要但国内得勉力自给者，一律禁止输入。
二是输出之促进
为保障军需民用，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明令限制保留物资的出口。同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提倡和奖助剩余产品的输出，并开拓国际销路，鼓励桐油、茶叶、生丝、原棉、麻、皮毛、锑、钨、锡等农矿手工产品的出口。
三是运销之调节
国内贸易，首要的是对棉、粮、燃料等关系军事民生的物品进行调节运销，其次对茶叶、麻丝、皮毛、木材等物品进行调节，以期货畅其流，物尽其用。
四是物价之平准
以兼顾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为原则，平准战时物价。
五是国货之提倡
为扶植生产，扩大推销，以支持抗战，提倡全国上下一律使用国货之风气。[《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34～37页。]
此外，国民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许多商贸方面的法规和管制措施，以及对重要商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这对于满足军事与民生的基本需求，增强战时经济力量，稳定战时经济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茶叶、桐油、猪鬃、羊毛、生丝等大宗农产品和钨、锑、锡、汞、铋、钼等特种矿产品的易货贸易，对于维护债信，从外国换回战时急需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5、农业方面
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村。抗战期间，为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
大会提出了一项《战时土地政策法》。所刊“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主要内容：
（1）中央及地方应设土地利用指导管理机关，改善农业生产技术，严格控制生产种类，以提高土地利用的精度；
（2）应设垦务机关，制定开垦计划，统筹办理全国垦务；
（3）扶导和组织农业合作；
（4）工业原料和出口品等待设立国际贸易机关所统制；
（5）地籍整理，实行地价税、增价税、遗产税，并一律采累进制；
（6）设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
（7）奖励人民以土地呈献政府，并应没收汉奸土地，征收利用不良之土地，依法分配于伤兵难民等；
（8）公私荒地之承垦，首为受伤阵亡将士家属，次为战区难民和各地无土地之贫民；
（9）规定地租额不得超过地价百分之七，并严禁任意撤佃抗租。[朱子爽编：《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54～57页。]
国民党的这个战时土地政策，对调整租佃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动员人民抗战是有益的。但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地位所决定，国统区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农民土地问题也根本得不到解决。抗战初期，除山西、浙江等国统区曾实施过战时土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外，绝大部分地区或停留在口头上或根本不予执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的战时土地政策即被搁置而中辍了。地主豪绅则蜂起加租加押，土地兼并之风大盛，地主粮商乘机囤粮抬价，导致粮价暴涨，物价随之飞涨，尤其1940年四川等地粮食歉收，市场粮食奇缺，群众叫苦不迭，农民更是不堪忍受。
统观国民政府所施行的战时经济方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全国抗战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而且取得一定成绩。既保证了长期抗战和国统区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又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国家实施战时经济的经验教训。全国人民以抗战大局为重，刻苦坚忍，不怕牺牲，发扬民族传统美德，对战时经济的维持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国民党统治阶级的腐败，政府官僚机构存在的种种弊端与恶习，治标多、治本少，条文多、落实少，讲得好、做得差，加之贪官污吏、不法分子中饱私囊，因此战时经济建设的预期目的远未达到。
三、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开展
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逐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的推动下，全国文化战线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以上海、北平为中心，各地的抗日团体、抗战刊物大量涌现，反对不抵抗政策和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降为次要和服从地位。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
尤其在武汉失陷之前，“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3页。]
（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于武汉。当时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此时，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了一些改变。在文化领域，国民政府以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所收敛，为顺应抗日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历史潮流，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与措施。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由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此要职，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郭沫若担任。
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正式成立，下设3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集中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杭战扩大宣传周。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与第三厅一起多次进行研究，他指出：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讲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戏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在4月7日至13日宣传周中，每天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分为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等。第一天文字宣传和开幕大会，适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当晚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了。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参与领导第三厅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化装表演车和举行画展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外，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将士，并举行“七·七”献金运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带头参加献金。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等，并把由沪辗转来汉的孩子剧团接受为第三厅直属剧团。经过集训，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则留后方活动。
武汉失守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比较消极抗战。1938年底，第三厅本部由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籍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来3个处9个科压缩成4个科，将处一级裁撤。在困难的环境下，郭沫若带领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抗战二年》、《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抗战文艺》、《抗战壁报》、《敌情研究》、《中国报导》、《日寇暴行实录》等大量宣传书刊，还编印了其他宣传品。[翁植耘：《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页。]
1940年11月，第三厅被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一个研究机构。
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郭沫若受命担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庄为副主任委员。文工会聘请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逢子、吕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为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文工会初建阶段，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工作开展得相当热烈。此外，在重庆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章诗歌等，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获得了极大成功。
（二）群众性抗战文化团体的建立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筹组第三厅的同时，为了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更好地团结起来，积极推动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组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布成立。大会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不设主席，老舍为总务主任，担负领导工作。“文协”成立，这是全国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建成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于武汉纷纷成立。它们对团结文化界同仁、宣传群众、支持抗战起到重要的组织作用。
全国抗战初期，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烽火》、《七月》，成都《金箭》，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长沙《抗战日报》，武汉《新华日报》、《群众》、《抗到底》、《弹花》、《救中国》、《战地》、《抗战电影》、《抗战文艺》、《戏剧新闻》、《五月》、《全民抗战》等等。武汉失守后，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大西南，重庆、桂林等地又有一些报刊陆续创办。但前后有不少刊物未能办到底，即被迫停刊。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被称为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连同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文协”会报《抗战文艺》等，在抗战文化导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剧作家创作出许多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好剧目，如《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音乐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全民抗日的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洪波曲》、《赶豺狼》等。诗人写下许多战斗诗篇，陆续出版了《开拓者》、《新时代》等10余种诗刊，“七月诗派”以其自由、奔放、粗扩的自由体诗展现在人民面前。作家们创作了《卢沟桥演义》等大量小说和《战地书简》、《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电影艺术家们摄制了大量抗战影片，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游击进行曲》、《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华北是我们的》等。
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文化界凭着本身的团结和努力，已经给中国的文化运动创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光明前途，中国的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它将要吸收一切进步文明的成果，开放出一枝光辉灿烂的花朵。
（三）抗战文化的战斗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文化界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的锐利武器，开辟了一条抗日的重要战线。
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这一响亮口号下，广大文化工作者走出亭子间，勇敢地深入战地和农村，用各自特殊的武器，肩负起宣传抗战、揭露敌人、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前几年里，“‘文化下乡’、‘文化入伍’，风起云涌，与时俱涨。作为教育、宣传、鼓励士兵民众抗战，并增强其战斗意志的歌咏、戏剧、绘画、新闻报导、木刻，活跃在敌前、敌后，以及后方的每个平常下为文化人足迹所履的角落。”[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第229页。]
以戏剧为例。
“七·七”事变第二天，上海文化界集体创作并演出了第一部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充分表达了“用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的决心，演出工作者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映之强烈是空前的。“八·一三”事变后，汇聚在上海的10余个救亡演戏队分途到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了《八百壮士》、《我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等许多反映淞沪抗战的剧目，激发了人民奋起自卫、抗日救亡的热忱。上海沦陷后，全国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95％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在第三厅组织下，各演剧队、宣传队分头进行巡回演出，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发挥了战斗威力。旅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仅1938年就开展了近200次抗战演出活动，演出剧目达六七十种之多，其影响之大波及到南洋华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文化工作者还创作演出了小型化、通俗化的活报剧、街头剧甚至茶馆剧、游击剧等，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极为广泛，观众印象极为深刻。各演出队不仅深入到战场、敌后、大后方，有的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演出。抗战中不少作家投身杀敌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因各种原因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就有36人。[《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侍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
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和民营化学工业社，由政府补助迁移经费56万元，在10年内每年奖励金额25万元，允由政府代商银行低利息借款329万元，并允拨给用地500亩。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力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连夜赴沪督导迁移。
12日，林继庸在上海召集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煤气等厂方代表，接洽迁移办法。旋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简称迁委会），由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确定工厂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委会批准可迁入其他内地。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员在武汉主持划地及银行接洽事宜，并由迁委会派员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工作。同时派员在沿途协助转运事宜。迁委会成立、内迁工作正式开始未及两日，“八·一三”沪战即发生了。
国民政府原打算只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内迁。但随着战事日紧，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已有125家民营厂报名内迁。鉴于请迁者日多，原案56万元已不敷分配，资源委员会于9月18日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经行政院议决，旋由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于9月27日召集各关系机关会议，决定增拨经费、地亩额，再迁天利氮气厂，天盛陶器厂，天原电化厂，天厨味精厂，三北、公茂、和兴、中华等8家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10余家。
同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了战区厂矿迁移原则。迁移之工厂矿厂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一为普通厂矿。军需厂矿，包括兵工所需之机械、化学、冶炼工厂及矿厂，动力及燃料工厂及矿厂，交通器材制造工厂，粮食及被服工厂，医药品工厂，其他军用必需品工厂，由政府命令迁移，而予以下列诸项奖励：
（1）补助迁移费；
（2）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
（3）拨给建厂地亩；
（4）由政府担保或介绍银行借低利息贷款；
（5）发给奖励金等。
普通厂矿，为军需厂矿以外之厂矿，由该厂自愿迁移；经主持机关核准后，得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
此外，还对民营工业提出了扶植政策：
（1）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
（2）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
（3）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
（4）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需取给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
（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
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
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内迁工厂陆续到武汉后，立即着手测地建屠，招工购料，设法开工。在武汉先后成立了迁鄂工厂联合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驻汉办事处，以协助内迁厂的安置与复工。在1937年内复工的有37家，1938年元月，又有27家复工。[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22页。]
据复工仅一二个月统计，60余厂承造军用品的产量总值，即达170余万元，[《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62页。]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当多的内迁厂家到汉后未能适时复工。除政府安排不周以及电力不足等问题外，主要是购地问题旷日持久不得解决。有的厂家见武汉无法立脚，加之战争日益紧迫，干脆直接迁往四川等地。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直指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汉为轴心筹设工业区域的计划遂成泡影。迁汉工厂大多立足未稳，不得不考虑再度内迁问题。
此时，正在汉口养病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积极争取滞留武汉的工厂转迁到四川，并派四川工业专家和官员由川飞汉向各厂家介绍四川的资源、设厂的环境，而且在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捐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与方便。各厂家深受感动，纷纷报名迁川。1937年12月底有20余家工厂表示迁川，翌年1月中旬已准备即可迁川工厂达41家。当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派员与厂家代表到重庆及四川其他拟迁厂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勘测，尔后又组织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安排迁川各项事宜。
二、武汉地区工厂折迁
南京夫陷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地区工厂继续内迁到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工矿调整委员会遂着手动员武汉地区迁汉工厂和原有工厂再度内迁，进行抗战以来第二次工业大迁移。1938年3月22日，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改组成的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机械厂家代表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做好一切准备。工矿调整处除协助迁川工厂外，还规定了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同时，招募各种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派往适宜的厂矿或技术机关服务。
6月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国民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业，各类大小工厂，凡对军需民生有用者均在拆迁之列。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迁移费用由以前的无偿拨付改力提供贷款，运输、复工奖金缺乏者给予低息贷款，凡来不及拆迁的工厂皆予炸毁。
7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留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五日之内迁往重庆。
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形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敦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部署外，还派员赴湘南、广西、陕西等地布置迁厂事宜。
在武汉地区，工厂拆迁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外埠迁汉工厂的再迁，共迁出机器钢铁工业、造船工业、电焊工业、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工业、矿业以及其他工业共170多个厂家。另一部分是武汉原有工厂的拆迁。工矿调整处派遣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分头四处劝导督促，并协助工厂拆迁。武汉三镇着手拆运者，有化学工业、机器翻砂工业、织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厂家共150余个。
至8月中旬，除少数工厂被限期拆迁外，一部分厂家迁往湘西、湘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大部分厂家迁往四川。及至武汉撤退，除沙市尚有数厂外，武汉地区厂矿大迁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内迁工作转向宜昌与重庆之间，宜昌为迁川的中转站，各厂物资在此换乘木船入川。自7月下旬以来，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长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武汉失守后，宜昌岌岌可危。在轮船运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又雇用木船，紧急疏导，紧张抢运，入川各厂陆续抵达目的地。宜昌航运直至1940年6月中旬宜昌沦陷乃告终止。
据统计，截至1938年底，迁往内地的厂矿已达304家，机件重量达5万余吨。这304家厂矿中，迁往四川的有134家。详见下表：[《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2～63页。]
内迁厂数统计表（1938年12月底）
迁往省区
业别四川湖南广西陕西其他
省区共计
机器五金51551033122
电器无线电862　 117
陶瓷玻璃531　 110
化学22422131
罐头食品73　 1415
印刷文具19　 3　 　 22
纺织染1044214171
其他8　 1　 　 9
矿业43　 　 　 7
共计134118212011304
上述厂家，到达目的地后，积极筹备建厂复工。至1938年年底，复工者达81家，产品价值己达438万余元。
在上海、武汉工厂拆迁的过程中，其他战区的部分工厂也相继拆迁转移。
如河南郑州、漯河、许昌、孟县，山东济南、青岛，山西绛县等42家工厂迁往陕西关中地区（其中一部分再迁入川），拆卸机械1。5万余吨。
在众多的民营工厂实行内迁的同时，直属国民政府军委会兵工署、军需署管辖的兵工厂、军需厂也先后奉命迁往内地。除少数迁往湘西、贵州等地外，多集中于四川重庆地区。较大的兵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济南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以及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含迁汉的上海炼钢厂和汉阳钢铁厂及大冶炼铁厂、六河沟公司湛家矶炼铁厂、萍乡煤矿的部分设备）均迁往四川重庆地区；巩县兵工厂先后辗转迁往长沙及湘西安化、沅陵等地。由于对兵工企业实行了比民营企业和普通国营企业更为优先的政策，因此，兵工厂的迁移相对来说比较彻底和顺利。这对于迅速建设后方战时兵工生产基地，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战区内迁民营厂矿448家、内迁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其中大部分迁入四川，计254家，湖南121家，陕西27家，广西23家，其他省区23家。
这些内迁工厂中，机械厂占40。4％，纺织厂占21。65％，化工厂占12。5％，教育文具厂占8。26％，电器厂占6。47％，食品厂占4。91％，钢铁厂占0。24％，其他厂占5。57％。[吴文建：《中国工矿业之内迁运动》，《新经济》7卷9期（1942。8。1）。]
此外，自动迁移的工厂亦有百余家，合计内迁厂矿达600余家。[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57页。]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部分工矿企业的内迁，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后特定战争环境下进行的空前的工业战略转移。尽管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对战略后方选择失当，内迁行动仓促，致使一些厂矿企业一迁再迁，不少工厂迟迟不能复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广大内迁厂矿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艰苦奋斗，政府有关部门如工矿调整委员会（处）和内迁厂矿联合组织的奖助、督导，这场工业迁徙运动仍不失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创举。
其一，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力量。
内迁工厂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内迁厂家多为民族工业的佼佼者，实力较为雄厚，门类较为齐全，其中不乏重点与名牌厂家。这场内迁运动，不但迁出了几乎所有直接支持战争的军工企业和支撑大后方工业的机器设备，而且同时随迁了大批企业管理与技术人才。上海内迁的民营工厂数量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其中有“开全国机械制纸工业之先河的”龙章造纸厂，“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的康元制罐厂，“执上海橡胶业之牛耳”的大中华橡胶厂，“中国最大之纺织厂”的美亚丝织厂，居全国搪瓷业之首的益丰搪瓷厂，还有资本雄厚的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新亚制药厂、华生电器厂等。这些内迁厂迁出了大量的以工作母机为主的先进设备，发电机、马达等动力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内迁的许多科技管理等人才也成为战时工业的宝贵财富。
其二，促进了中国西南等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
战区工业西移，尤其数百家民营工厂内迁，大大促进大后方军需民用工业的发展，迅速使西南地区成为民族工业基地。重庆的机器业战前只有10余家，到1940年就发展到133家。豫丰、申新、裕华、沙市等纱厂的内迁，使西南后方的纱锭猛增10倍以上，为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永利、天原等化工厂的内迁和创造性的生产，为西南后方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化学原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军事和民用的需要。支秉渊的新中工程公司由上海迁武汉，1938年再迁湘西祁阳，以拓荒者的姿态惨淡经营，逐步发展为一个从采煤、炼铁、轧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气机、发电机、轧钢机乃至炭精、工具夹的联合企业。随后胡厥文的新民分厂也移来此处，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工业区。新中、新民以及华成电器厂在湘桂地区形成三大支柱，发展为三十工业生产集团。新中由于以制造内燃机等出名，被誉为“全中国动力的发祥地”，华成亦被誉为中国的“动力之母”。由于内迁工厂发挥了主干作用，促进了一批工矿企业的兴建，为后方工业的发展打了基础。
其三，形成了战时大后方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战前严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战区部分工厂内迁，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平衡的局面，但是抗战期间向大后方移植了若干现代工业，形成了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新的经济和工业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沿海地区工业过分集中而大后方工业极端薄弱的状况，尤其西南地区的工业大为改观。
到1940年，西南已初步形成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宁雅8个新的工业中心区。各区工厂分布情况如下表：
区别
工业类别重庆
区川中
区广元
区川东
区桂林
区昆明
区贵阳
区宁雅
区合计
区
机器1591628171166225
冶炼1723320461276
电器23300870041
化学1201001482579274
纺织623114231813143
其他4814027133087
合计42918773867801820846
广大内迁工厂为支持全国抗战、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部分国民党参政员在重庆参观了部分民营内迁厂，并题词赞扬。周恩来的题词是：“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的题词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的题词是：“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会上展出各厂家的各类产品和各种图表，展示内迁生产的成绩。中外人士交口称赞：在战时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仍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短短四年中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国民党军政要员林森、冯玉祥、居正、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等，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备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大使都前往参观，并题词勉励。周恩来参观渝鑫（大宝）钢铁厂时题词：“没有重工业，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战时大后方尤其重庆工业的勃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现象。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好景并不长，到1942年达到顶点后，便日趋衰落。
正如有人所说，辛勤培植的后方工业，“宛如昙花一现，瞬息逝去。”[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46页。]
三、战区部分高校内迁
全国抗战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108所，其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108所高校即有91所遭敌破坏，其中25所因被破坏严重而停办。在高等教育面临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匆忙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西南与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为了扶持高校内迁和建立战时教育基地，国民政府制定与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政策，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对内迁学生实施生活救济，以解决生活困难和稳定战时高校的教学秩序；对夫学学生进行登记并分发到战区服务或到各高校借读；对在校生，酌量减免学杂费用，并发放贷款（后实行公费教育制度）。
据统计，自1938年3月至1939年止，教育部津贴各校贷金者达10至14万人。又如高校招生实行变革，以扩大招生面。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国立与省立高校的招生命令，在大后方与战区、游击区甚至敌后分设招生点，统一招生考试；对因战争而失学的学生，只要持有“同等学历”证明，可以免试入大学，或到其他大学借读；对文化程度尚不够升入大学的考生，由各大学开办“先修班”予以容纳；允许各文法科大学改变战前行政院的限制进行招生。此外，对失业教师进行登记与分配工作，并且增加师范教育，以解决高校师资力量。为适应抗战需要，还下力培养职业建设人才，并鼓励科学研究。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后开始施行的一些进步的教育政策、措施，对于支持和扶植高校内迁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内迁，是在战争爆发后或战火迫近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随着战争的变化，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使这场中国教育史上教育中心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运动，持续了8年之久。自1937年到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迁至昆明，正式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至陕西台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东北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国立浙江大学先迁浙西天目山，再迁江西、广西，后迁至贵州遵义；国立中山大学迁往滇南澄江，等等。
从1940年开始，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恶化；上海租界形势紧张，后日军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亦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原迁云南、广西等地的高校又相继内迁，如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从上海租界迁往重庆；滞留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迁至四川。
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共计48所。
迁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儿所以外，一般规模不大。
各校因辗转播迁，原有师生人数大为减少，一般减少50％。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上期1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学生），教职员仅1063人。1940年，2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0772人，教职员2782人。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在全国抗战的前5年，学生人数约增加2倍，教职员人数约增加1。5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年26所学校毕业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学校毕业生共3000人左右。[《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
在整个高校内迁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充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精神。内迁高校的众多师生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历尽艰难险阻，饱经“流亡大学”的艰苦岁月。各高校内迁之后，困难日益增多，内迁之初，大都校舍简陋，又常遭受敌机轰炸，教学设备与图书十不存一。战争旷日持久，物资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济近乎杯水车薪。教师薪金锐减，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生活更是清贫不堪。然而，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并未因困难而动摇，高等教育也未因战火而中断。广大师生含辛茹苦，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内迁高校增设了一些系科与研究所，一些高校还增设国防教育课程，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并与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内迁高校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战时后方相对稳定的条件，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如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三集，阵容强大，文、理、法各系所开课目均比战前充实、完备，许多课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科研项目取得较好的成绩。文科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语法理论、吴晗的《历史的镜子》等；理科如华罗庚的《堆垒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与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再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领导下，学术研究活动十分活跃。苏步青教授写成《射线曲线概论》一书，被法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之“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工淦昌教授提出用K 电子浮获办法寻找中微子，他的重要发现，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的名字因此写进了世界性原子核理论教科书；贝时璋教授的《半年鱼之细胞学研究》、谈家侦教授的《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研究》、卢鹤绂教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罗宗洛教授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等，都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惊与重视。其他许多内迁学校也涌现出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
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高校内迁运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笔。通过内迁运动，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西南地区高校云集，人才荟萃，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以内迁高校为主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抗战与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筹各方面的人才。
据统计，除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培育出数以百万计各种抗战与建设人才外，后方高等院校在抗战中即培育出毕业生达77600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战前准备不足，直到战争爆发才仓促动员，内迁过程中又缺乏通盘计划，各校自行其事，仓惶搬迁，颠沛流离，在播迁过程中遭到严重损失；在教育方针与内容上，国民政府反对变更教育制度和彻底的民主改革以适应抗战需要，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并在高校中推行“训育制度”，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与特务监视，使高校难以为抗战报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抗战期间高校内迁运动的成绩，广大高校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三编 小结
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底，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进行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侵略者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几个月灭亡中国。中国则力求抗住日军的战略进攻，最大限度地消耗其力量，使战争趋向不利于敌的持久局面。平津失陷、淞沪告急的形势，加速了中华民族团结的进程。国家面临空前的危难，全民加强了新的凝聚。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中国不败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战略问题上相互协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情况特点及其战争规律，提出了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心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国民党部分地接受全国人民的意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召集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机构、经济体制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某些改革，从而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救亡的高潮，形成举国上下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的军队作了合理的分工，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担负挺进敌后，发动、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占领土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从敌后钳制、消耗和消灭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虽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未充分发动民众参战，使得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
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进行顽强的作战，仍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每次会战都能持续一月至数月之久，并能在会战后期跳出日军的大合围圈，保存了军队的主力。
在敌后战场，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了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战略行动。日军主力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腹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迎敌而上，向敌占区挺进；日军在正面不断占领新的地区，而在后方却不断丢失已占领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自挺进华北、华中敌占区以来，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支援下，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上，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就这样，在前后两条战线的突击下，终于粉碎了日军狂妄的战略企图。
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所以能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中国实行了最不利于敌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了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的敌后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者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中国。
侵华战争出现如此不利的局面，是它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底，日本侵略军将正面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风陵渡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之线，并占领了广州附近地区。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日军虽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1800余公里，但并没有击溃或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虽到处制造惨绝人衰的大惨案、大屠杀，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日军虽占领了中国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北平、天津、杭州、广州、武汉等一批大中城市和大片的国土，但并未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在正面战线取得某些胜利，但后方占领区则遭到根本性的失败，敌占区的广大地域又被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夺回。总之，由于日本侵略者错误的估计形势，在脱离实际和一厢情愿的战略指导下，倾巢而出对中国15个月的全面战略进攻，并未达到预定的任何目标，相反兵力、财力和资源的消耗已到困难的程度，战略进攻不得不被迫停止。
1937年，日本法西斯首先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火迅速扩大到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冀、察、绥、晋、鲁、苏、浙、豫、皖、赣、鄂、粤等10余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日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七·七”事变实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
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中国奋起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战争，实质上这是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地区的全面激化，是世界各大国在亚洲剧烈争夺的初期形式。中日全面战争把30年代初期欧亚两洲的局部危机，扩大成了牵动全局的世界性危机，日本法西斯的刀锋开始直接触动英、法、美、苏在亚大地区的战略利益。尽管欧美各大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或从本身利益出发，企图让中国打头阵，拖住日本的手脚，自己避免正面与日本对撞，不愿过早陷入战争。但是，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却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大国以不同方式卷了进来。苏联从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保卫其远东安全出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即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迅速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英法美等国虽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政策，但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抗争。国际联盟多次召开会议，虽未作出制裁日本侵略的具体措施，但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鼓励援助中国。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及正义人士，都把中国全民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纷纷给以道义的、物质的和人员的支援，一时间在中国汇集了国际反法西斯的一支可观的力量。
不畏强暴的中国人民，没有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以空前的民族团结和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初步稳定了东方的战局，为各民主国家争得了加强国防迎击侵略准备的宝贵时间，并为自己坚持长期抗战，积蓄反攻力量，进一步转变战略态势，奠定了有利基础。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却一味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有与西方各国携手遏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力首要任务。
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不利影响。
一、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抱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
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了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1938年2月，德国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国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
英国的默许态度早在1937年11月就已明确，英国枢密大臣哈利法克斯向希特勒表示：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页。]
1938年4月2日，英国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法国与美国也相继宣布承认。
紧接着，德国又将千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宣布，要在不久之后解决苏台德问题。5月30日，他又规定，必须在10月1日前实施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绿色方案”。9月3日，希特勒命令公开进行对捷克的战争准备。
面对捷克危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早有定见：“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代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在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法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但并无履行义务的决心，尤其在英国一再要其谨慎从事，不要指望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了摆脱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烫手的土豆”，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9月15日、22日、28日，张伯伦不惜屈尊三次飞往德国，并向希特勒许诺：“你完全可以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当事者捷克斯洛伐克和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其中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的附件规定：英、法、德、意共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犯。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和“一代人的和平”，相反，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各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它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
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了《反共协定》。罗马尼亚则表示，“既不偏向轴心国，也不偏向西方”。另有一些国家则借机强行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
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抱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发现自己虽为欧洲大国之一，却被排除干事关欧洲前途的国际会议之外。严酷的现实迫使苏联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苏联的对外政策为：“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按照这一中立自保的政策，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慕尼黑的又一后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冒险。1938年10月21日，刚刚获得苏台德地区的希特勒又为德国指定了新的扩张目标，他命令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地区，并对立陶宛的默默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10月20日，德国外长向波兰大使提出，把但泽归还德国，并在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走廊，使但泽与东普鲁士连结起来。
1939年3月16日，德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宣布将《慕尼黑协定》中并不包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并入德国。3月23日，希特勒亲乘“德意志号”战舰占领了默默尔地区。4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
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德、意新一轮的扩张把英、法逼进了死胡同，迫使它们不得不在三四月间先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比利时、荷兰、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军事联盟。与此相对应，希特勒于4月28日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又于5月22日与意大利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钢铁同盟”。至此，欧洲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
1939年8月23日，德国在完成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部署后，于1939年9月1日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正式爆发。
二、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
自1938年起，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对远东的影响是巨大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不甘心丧失自己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屡有抗议日本乃至有限援助中国抗战的表示。但是实现对日妥协，却是这一时期英美远东政策的主流。
1938年9月的欧洲慕尼黑协定，鼓励了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38年11月3日，日本公然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明确宣布要以日本的“新秩序”取代英美为主的东亚旧秩序。
11月8日，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大使表示，“今当东亚天地正展开新的形势之际，仍以事变前适用的观念乃至原则来衡量现在及将来的事态，不仅不能给解决当前问题带来任何办法，而且不能有助于确立东亚的持久和平。”
12月29日，有田又对外国记者团声称：“将来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应在三国（指“日满华同盟”——著者）新体制的国际和经济自主所能允许的必要限度内，且必须不享有政治特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31页。]
面对日本的新挑战，英美等国面临三种选择：
其一，大力援助中国，积极介入中日战争，以实力对抗日本，保全自己的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不愿承担与日本全面交恶的风险，尤其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更担心因此而削弱它们在欧洲的地位，促使日本加速靠拢德、意。
其二，与日本全面妥协，承认其扩张要求，以稳定远东，集中力量于欧洲。
但是，这不仅意味着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丧失殆尽，而且会危及其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地位，因此很难为英美所接受。既不愿对抗，又不甘心放弃既得利益，于是就只能选择第三种折衷的政策，即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挫折日本的扩张锋芒，使其知难而止，在合适的时机，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实现双方有条件的妥协，从而保全西方国家在华的基本利益。“东亚新秩序”出笼后，英美的反应强烈。1938年12月30日，美国对日本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申明“门户开放”原则不容某一方面片面取消，反对“新秩序的内容和条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46～251页。]
英国继美国之后，也于1939年1月14日照会日本，表示“既不接受，也不承认日本用武力在中国造成的局势”。[《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38～1939）》，波士顿，1939年版，第253页。]
在频繁交涉、抗议的同时，英美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抗战给予适当援助，以免因中国的崩溃而丧失制约日本的筹码，才首次决定对华贷款。这些贷款不仅迟迟难产，而且附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借款对象不能是中国政府，必须由民间机构出面，借款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借款必须是商业信贷的方式等等。英美在援华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无非是要维护其“中立”立场和正常的对日关系。
英美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虽有抗议表示，但举措相当谨慎。日本工业对外依赖性最大，美英是其主要的贸易对象。
1939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对美英法三国的出口贸易占其总出口的70％，其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工业原料。尽管各国都了解日本这一弱点，中国也屡屡提请英美各国实施对日本禁运，以削弱日本的战争力量。
但英美等国却不敢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它们不顾中国及世界舆论的反对，竭力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了价值7。16亿美元的各类物资，为同期对华出口值1。41亿美元的5倍多！1938年，日本从美国获得的各类战略物资竟占其总进口量的45～91％。由此可见，英美等国所维护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对中国抗战造成的危害远甚于它们对华的有限援助。至于英美等国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所奉行的双重性政策的目的，其外交官员有过明确地表白。武汉失守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声称，英国要“对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以便在和平谈判及以后时期我们能尽到适当的作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至完全精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惨冲突的合理解决”。[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
1938年10月后，日本被迫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开始改变侵华方针，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英美等国视此为与日本达成妥协的良机。
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1月10日，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默在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他的使命。他说：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菜热指出：欧美列强对结束中日冲突终于发挥作用的时刻就要到来，特别是英国此刻要正式表态，日本也在探索同样的道路，“我们将在远东与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340页。]
英美两国也分别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建议修改九国公约，他们愿意参加为此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促成中日停战，英国外交官员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游说。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国际会议”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它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针对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572页。]
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
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
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席卷北欧前夕，英、美、法三国大使一齐会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英国大使说：“目前英、法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决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法国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国大使劝告应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否则，“将来万一元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85～186页。]
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之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实行对华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因此而封闭。
总之，中国抗战相侍阶段到来前后，由于欧洲危机的加深，英美等国急于实现对日妥协，它们奉行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慕尼黑绥靖政策在远东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威胁，迎合了日本急于通过政略和谋略来摆脱困境的侵华战略的需要。
三、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欧洲战争，对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苏联放弃了坚持多年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采取了一条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主的外交路线。这个外交路线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强了延缓苏日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基本考虑。
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贯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使之能够长期牵制日本的政策。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便中国购买各类军用物资。当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有其自身的打算。1940年12月，斯大林对即将赴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指示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尽管如此，苏联的对华援助仍然非常可贵，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也确实达到了束缚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手脚的目的。
苏联远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
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日关系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联政府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不但未得到响应，日本反而于当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间，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两次对苏武装挑衅。苏联利用日军主力久困中国战场之机，坚决反击日军。特别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也产生了暂时稳定日苏关系的意向。
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向苏联付清了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
194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在题为《关于1939年12月31日苏日协议》一文中表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3月底，苏联政府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本毕竟应该理解，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日苏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苏］C·A·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译本，1980年版，第203页。]
在苏联政府的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另一方处于第三者一国或数国的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严守中立。此外，在签署的共同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的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苏联对日缓和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强了南进的决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枢密院答询时声称，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日］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150页。]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继而于1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役兵占20。9％。［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49页。]
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须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现有军需储备一举击败中国。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直线上升。日本被迫于1937年10月开始实施“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
此次军需动员除了涉及原有的陆海军兵工厂外，还动员了约3800家民营工厂，对民营工厂的利用率达到平时的2。5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0页。]
尽管如此，军需物资的生产补给情况仍然达不到日本军事当局的预期成果。参见下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1页。]
中国事变第一次军需动员实绩（％）
武器弹药飞机坦克轻装甲车
7060662743
钢盔防毒面具卫生材料兽医材料海运器材
10097908780
1938年6月2日，陆军大臣杉山元就军需动员的状况上奏天皇：“虽然官民一致协作，昼夜工作，异常努力地从事各自所担负的军需品的整备补给，但由于各种原因，……武器、弹药、飞机、坦克重要军需品的生产未能达到预期成果，这是非常遗憾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21页。]
第一次军需动员按计划至1938年3月31日止，历时6个月。但战争不但没结束，反而日形扩大。日本只好追加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计划，时间为1938年4月1日至1939年3月31日。为了保证计划指标不再落空，当局把动员的民营工厂扩大到4000多家，并采取了诸如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42页。]
换言之，以降低质量来满足对数量的要求。但是，第二次军需动员仍然达不到战争的实际需要。日本兵工总厂负责人报告说，坦克装甲车的生产数量不能适应急速扩充的军备；小口径火炮供需失衡；观测用具和光学兵器的整备状况极其不良；至于弹药的补充供给只是到10月武汉、广州作战结束后才有所转机，此前不能达到军需的要求。［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版年，第243页。]
战后日本的战史著作也指出：“步枪、炮弹都不够用，到1938年6月，连学校用的教练步枪都被收回。”［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15页。]兵员及军需物资动员补给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限制了日军进一步发展其战略进攻。
战争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
日本经济是一种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的经济，其工业能力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来自海外的各种原材料。日本历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重要的是要控制原料产地。然而，15个月的对华战争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大量的战争消耗却造成日本各类物资的极端匮乏、进而动摇了日本脆弱的经济基础。
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短短8个月内，日本就连续4次迫加临时军费，累积总额高达74亿日元。这是日本从事甲午战争（2。00475亿）、日俄战争（15。08472亿）、第一次世界大战（8。8166亿）和“九·一八”事变（19。3125亿）四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163％，［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50、183、361页。] 是1936年日本预算总岁出（22。82亿）的3倍多！这笔巨颔战费不仅造成日本的财政桔据，而且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庞大的战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武器弹药及各类军需品的生产，这些物资一经产生即脱离于再生产之外，成为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的纯消耗。这种消耗使日本的出口产业因原料不足而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的大幅度减少，最后使整个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受到破坏。
由于战争影响，1938年度上半期，日本的进、出口分别比上一年度减少了32。9％和19。6％。［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71页。]
为了弥补贸易萎缩造成的物资短缺，日本只好动用国内的黄金外汇储备。战争爆发后，日本原有的388吨黄金仅仅剩下25吨，其余的都作为贸易决算而输往美国等国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22页。]
即便如此，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的情况仍很严重。
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和准备在世界更大的范围的争夺，日本竭力企图扩大生产能力，并为此而制定了1938年物资动员计划，然而该计划在半年后就无法继续实施，被迫于1938年6月进行大改订，修改后的计划基于物资短缺的现状，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的产业的物资供给量。仅以钢铁类为例：当时一般民用的普通钢材的需求量是478。4万吨，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306。9万吨，削减了36％。原计划中对准军需和铁道省所需66。6万吨普通钢材是保证供给的，而修改后的计划仅供给54。46万吨，削减了18％。钢铁短缺对各产业的影响极为严重。与1937年末相比，日本钢村碾压设备的33％，平炉设备的11％变为闲置。由于工厂建设、矿业开发等所需钢材削减了55％，一些急待扩充的产业面临威胁。日本国内一般私营铁路所配给的钢村仅够用来修缮，根本谈不上任何发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14～217页。]
苦于物资问题对经济发展和战争能力的制约，1938年6月物资动员计划改订后，日本政府特意向全国发表了全面统制物资的声明，声称：“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而使战局呈现一大进展，但前途仍很辽远。……值此之际，要完善后方设施，使作战不受影响，以达成帝国期望之目的。”“为此，当前急务在于最有效地贯彻运用物资的统制。即排除万难，把振兴出口、增加生产、统制消费等有关政策彻底强化。在此，政府按照新情况，树立了优先充实军需品和输出产业原料的物资供给计划，期待彻底实行这一计划中的各紧要方策，以巩固国防，维持国民经济。”声明要求贯彻节约、配给、回收、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并规定对钢村、铣铁，金、银、铜、铅等32种物资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22～224页。]
出于对物资短缺及其对经济影响的考虑，1938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从缓解经济困难的角度建议早日结束战争。
1938年5月，“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的报告书中提出：
（1）尽早结束战争，实现和平；
（2）不能和平之际，依靠缩小战争规模来全力充实国力，改善国际收支。［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22页。]
同年7月，企划院在《我国经济国力判断（第二次）》中也指出：“必须迅速寻求收拾中国事变的方策，……在看不到生产力扩充和贸易进展的情况下，树立对今后战争的计划是至难之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虫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272页。]
侵华战争陷入长期化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原本是将此作为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首要环节考虑的。即通过速战速决，建立以日本为首的“日满华同盟”，再依靠这个“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力量，实现其南进和北进的大扩张。经过15个月战争，这个预想彻底破灭了。侵华战争不但未能帮助日本的总体战争计划，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使日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转机”面前失去了从容应付的能力。
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日本陆军自1935年夏起，对本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1937年5月以世界大战为目标，制订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纲（陆军内部用）》，要纲的方针指出：“大约以1941年为期，筹划计划中的国防重要产业的振兴，以便一旦有事之日，在日满、华北的范围内，使重要资源得以自给，同时谋求平时国力的飞跃发展，确立指导东亚的实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1〉计划编》，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591页。]
1937年6月，陆军将该计划提交内阁讨论批准，但是，这一事关日本总体扩张战略的计划却由于侵华战争的影响而迟迟不决，一直拖到1939年1月17日，才在内阁会议上以《生产力扩充计划》为名确定下来。日本内阁三长官，对这一重大计划的拖延作了解释，其中企划院总裁指出，该计划难产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要产业扩充用的物资极不充分，所以不能着手实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陆军军需动员〈2〉实施编》，朝云新闻社，1970年版，第141页。] 而物资问题直接源于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苏两国分别以对方为敌手，加紧扩充在远东的军备，以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然而，侵华战争却使日本的对苏战备受到严重削弱。由侵华战争而加剧的日本对苏军备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对苏的强硬立场。在1938年夏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春夏的诺门坎事件中，日本都因侵华战争的掣时而被迫对苏作出让步。
总之，经过15个月的战争，日本朝野感到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已经破产，单凭武力无法征服中国，侵华战争已经对日本内外经济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并成为日本实现其世界战略的沉重包袱。有鉴于此，日本被迫对既定的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
二、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要点采取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
武汉会战前，日本战略进攻的能力已经衰减，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产生了激烈争论。石原芜尔认为当局者“徒然强调积极作战，过于相信武力的优越，他们不理解中国事变持久战的根本含义，置兵于绝境，耗尽了国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19页。]
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负责经济动员的一些部门则从经济困境的角度提议另谋解决事变的途径。
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
1938年10月21日，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国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决事变，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并以此作为事变结束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464页。]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政治诱降。声明说：“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结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文书》，原书房，1965年版，第401页。]
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已经把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变为政治进攻为主的新方针，企图以承认国民政府存在为条件，利用并扩大中国的内部矛盾，迫使国民党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把处于僵局的战争引向政治解决的路途上去。
按照新方针的精神，1938年11月18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
“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
（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
（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
（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
（4）进行反共宣传；
（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
（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
（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
（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
（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
（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
（11）加强对苏谋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征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
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文件指出：“虽要利用攻占武汉、广东的余势，致力干事变解决，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的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要防止急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文件声称：“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文件要求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版、第553～554页。]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文件规定，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554页。]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
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乓集团（2个骑兵旅）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1个支队；华南第21集团军有3个师；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和独立混成旅，替代回国部队。
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20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
这些部队分为4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
第11集团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
第21集团军辖4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
第13集团军辖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7～8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95～297页。]
从上述日本军事战略的变化及相应的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在整体上已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就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而言。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转向后者，日军在其后方的作战活动更加频繁。
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了3次治安肃正计划，其中心是用武力“讨代肃正”，以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尔后建立各级伪政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巩固占领地区。
建立长期自始体制
1938年底，日本修改侵华方针的原因之一是要减少军力、国力的损耗，因此，建立长期自给体制，就成为其新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内容。日本原企图迅速战胜中国，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名义下，取得种种经济上的权益。
但是，战争持久化及消耗的剧增，使日本等不及“经济提携”的实现，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已经占领的地区进行“自主的建设。”［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3页。]
1939年3月30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在《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中，也把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作为持久战争的一个主要手段，并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为长期计划制订各种措施。”［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7页。]
鉴于战争长期化已不可避免，日本开始要求侵华日军努力提高独立生存能力，实现长期自给，企图以“节流”方法减轻日本国力的负担。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及参谋部提出：在为恢复治安而固定配备充分兵力的同时，要“努力使其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9～290页。]
1939年3月30日，再次要求“要使现地兵团为了部队的生存而采取长期持久自给的态势，……努力充实整备战力，同时尽量节减人力、物力的消耗。”［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9～290页。] 要求侵华日军在现地实现“自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贫困程度。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三节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就在日本着手修改其侵华方针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预见到战争形势即将发生的变化，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毛泽东的报告和政治决议总结了以往抗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今后抗战的发展趋向，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一、对抗战以来的总结和对今后抗战形势的估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依据已经表现出的敌、我、友三方面优劣条件的发展变化，对15个月的抗战进行了深刻总结，他指出：经过15个月抗战，中国有了很大进步，但尚未达到足以反攻胜敌的程度；日本已面临重重困难，但尚有余力；国际上虽已给予中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国际形势尚未达到最有利之时。这种状况决定了敌优我劣的基本态势还不会很快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抗战是长期持久的战争。在长期的战争较量中，日本的强势因素将随着战争进程而逐渐衰减，其小国寡民，兵力、财力、物力的先天弱点，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与整个中华民族及本国人民的绝对对立，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等等，不仅不能克服，而且将日益发展深化，最终决定了日本必然失败的命运。与日本相反，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中国所具有的雄厚的战争潜力，将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质和中国自身的不断进步而更加发扬壮大，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将日趋有利于中国。在中、日双方所具有的诸条件中，日本的优势条件是暂时的、脆弱的，中国的优势条件则是根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此，只要中国坚持抗战不妥协，坚持在持久战中逐步发挥自己的潜力，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中国。
六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目前的战争形势及其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科学的估价，以便规定党在今后抗战中的各项战略任务。在这方面，中共中央表现了极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对于日本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及时预见到：虽然整个的敌我力量对比中，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尚未改变，但经过武汉会战，敌人的强势已经进一步发挥了，之后将衰减下去。虽然敌人在总的力量上仍将具有一些余威，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加暴露。而且日本的整个国力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可能用于中国方面的已所剩无几。因此，日本的战略进攻已接近一个顶点，敌我相持的局面即将到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页。]
关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将会采取的新的侵华方针，毛泽东准确地指出：日本在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后，将转入军事上保守占领区，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我进攻。在政治攻势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好政府……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在军事上敌“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606、608页。]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虽然总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但就目前来讲，“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甚至还“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0、640页。]
这种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关于今后国内的抗战形势，全会在充分认识各种积极因素的同时，强调了将会出现的各种困难，并特别告诫全党必须认识目前及今后的严重问题，即：“可能在一部分人中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抗战营垒中可能产生意见分歧甚至某些分子的动摇与局部叛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 年版，第749页。]
二、制定抗战新阶段的各项战略任务
1938年11月6日，六中全会一致通过政治决议。决议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人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其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决议还规定了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具体的任务：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广大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五）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
（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机构，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
（七）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八）为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忱，实行相当必要的民生改善。
（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增加收入，节省支出，克服抗战中的财政经济困难。
（十）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
（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问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使日寇断绝外国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使我国能够得到友邦的军火、军事原料、医药材料、技术人员及财政的帮助。
（十二）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问的斗争。
（十二）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
（十四）厉行锄奸（汉奸、敌探、托洛茨基分子等）运动，巩固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752页。]
全会特别强调了新阶段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将这一点提高到事关抗战能否坚持、能否胜利的决定性地位。毛泽东就此指出：“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克眼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过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644页。]
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而日本又在竭力分化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因此，全会的政治决议特别提出：“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为了顺利进行抗日持久战，就必需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页。] 同时又建议国民党适当解决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密切两党关系，保证长期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4页。]
三、巩固华北、发层华中华南的军事战略方针
由于预见到在即将到来的新阶段中，日军将集中主要力量保守占领区，向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动残酷的进攻，因此，六中全会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和战区，并把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全会提醒全党全国：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敌后游击战争所要面临的新形势是，一方面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地发展；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战略地区，特别是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出现非常艰苦的局面。因此，全会要求，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全会分析了敌后游击战争在各地的不同情况，明确提出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毛泽东具体指出：“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594页。]
毛泽东还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各项具体措施：
“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
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
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
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
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
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
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
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
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 年版，第609～610页。]
为适应发展华中和华南的需要，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全会决定充实北方局，并在会后命令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和山东地区，巩固和发展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准备抗击日军即将展开的反扑。
在中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及时制定了适应战争发展变化的各项战略任务，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新阶段中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作了预先部署。这次全会的各项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认识战争、把握战争的卓越能力，以及对战略新阶段的正确指导。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四节 国民政府调整军事政治策略
武汉会战后，日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政府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和内部分化的政治进攻为主的新策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调整对内对外的军事、政治策略，调整后的策略既有整顿内部、抵制日本分化中国阴谋，培植力量以继续持久抗战的积极方面，又有限共、溶共，打击国内进步力量等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消极方面。这种情况充分表现出中国抗战的极端复杂性。
一、南岳军事会议及第二期抗战方针的确定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前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今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会议上，蒋介石阐述了对抗战全过程的基本设想：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在第一期抗战中，由于中国是在各方面均劣于敌人的情况下抗战的，因此，第一期抗战的战略是，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机动地使用主力部队，层层打击、逐步消耗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地域，完成最后战胜敌人的部署。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以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这是因为，经过第一期的抗战，“敌人兵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疲敝不堪，……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胜利，他这种胜利，亦已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敌人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71～1173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策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是：“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但第四战区应尽先集中有力部队，转移攻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这个方针的特点在于，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对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虽然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
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
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河南及安徽一部，兵力为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一部，兵力为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区为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兵力为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两广，兵力为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兵力为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宁、青及绥远，兵力为6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辖区为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为52个步兵师；
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兵力为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
此外，在敌后新设立两个战区：
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辖区为苏北及山东，兵力为7个步兵师；
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辖区为冀察方面，兵力为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
还有23个步兵师归军事委员会直辖；9个步兵师和1个步兵旅担任大后方川、康、滇地区的警备。
总计在第二期抗战之初，中国军队总数为242个师，40个旅，特种部队在外。
国民政府的二期抗战的方针中，全面整训部队是一个重要内容。
自“七·七”事变以来，全国抗战已持续了一年多。中国军队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装备，海空军战力锐减，陆军因伤亡过重，兵员大多不及编制的一半，因此，南岳军事会议突出强调了整训部队的必要性，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并宣布，将“全国部队分三期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办法是“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95、1197页。]
整训军队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订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在教育训练方面，要求通过短期训练，提高官兵技术、战术技能。要求注重发挥官兵的进取心，培养官兵的攻击精神和强韧的战斗意志。为了学习游击战，军训部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在改订编制方面，精减非战斗的机构和人员，充实作战部队。按照这一原则，军事委员会决定原有的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和基本战略单位师的7级指挥机构中，废除兵团、军团两级，并以军力基本战略单位，还决定废除旅级编制，以便战略指挥和战术指挥都能更加灵敏快捷。此外，对兵员补充、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要求。
上述二期抗战的指导方针及相应的各种军事计划无疑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方针并未贯彻始终，特别是在反共倾向逐步加剧的情况下，二期抗战方针的内容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共抗日武装磨擦的主力；连续发动有限攻势的规定在1939年以后也基本被消极应付所取代；整训部队日后也成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造成二期抗战方针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原因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上反共倾向的抬头。
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21日至31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召开的一次对抗战颇具影响的会议。有155名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和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出席。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任主席，主持了会议。五届五中全会的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
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武汉会战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诱降。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妥协求和的空气再度上升，对此，五中全会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表达了坚持抗战的意向。蒋介石也在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中，批评了对日和平的倾向，表示要坚持抗战。蒋介石表示：“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0页。]
但是，五届五中全会在抗战问题上也存在不彻底的方面。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目前如果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就无异自投罗网，自取灭亡。须知敌国前首相近卫上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话，实在是诱降的文告，而不是讲和的条件。如果依此而讲和平，老实说就是降服。”[张其购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0页。]
蒋介石虽然反对现时对日妥协，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媾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党务问题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着重考虑的又一主要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政治生活的焦点已集中在对外抗战方面。但是国民党由于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后被迫走向抗战，形势变化急剧，各方面都难以适应抗战的要求。因此，抗战以来，国民党非但没有因抗战而面目一新，其政治影响和地位反而呈现了下降趋势。对此，国民党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感，他们担心出现抗战胜利，党国消亡的结局。蒋介石针对国民党本身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指出：近来抗战形势日趋有利，国家危险已经过去，本党的使命将日益艰巨。[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07页。]
但是，“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我们现在要振兴本党，领导革命，第一根本要务，就是要树立党基，巩固党基！”并把“重整党务，恢复党誉，以巩固本党的基础”作为“本届大会最大的任务。”[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15、1218页。]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重视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这本无可非议，尤其是其加强党务整理发展国民党力量的目的也包含有适应抗战需要的考虑，这当然是抗战事业所必要的。对此，中共中央早已明确表示欢迎，并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在对外抗战，对内民主的前提下愿意看到国民党力量的发展。但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党务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立场又包含有不利于对外抗战，不利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合作的消极因素。其集中表现为，这次全会把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全国政治影响和地位的提高，视为国民党自身颓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唯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坐大”会危及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出于这种考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确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基本方针。
这个方针在会议及以后的文件中得到了贯彻。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党务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乡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53页。]
矛头所指，显然针对中国共产党。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制定了一系列秘密文件，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异党问题处理办法》（1939年12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12月）、《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等。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8页。] 的口号下，利用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防范、限制、排斥乃至打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方针时还是有所顾忌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无法抹杀；全国同胞要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呼声非常强烈。
在这种状况下，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既合作又限制的双重政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限共、防共、溶共”为基调，避免采取公开摊牌的作法，就是其矛盾心态的反映。国民党中央在制定上述秘密文件时，也一再要求其各级组织：“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露人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磨擦。为防患未然计，嗣后各地方党政机关关于应付异党之对象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办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刀事实、环境；立言不可动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4页。]
既要限共、防共，又不愿承担破坏两党关系的责任，这种政策虽然有别于内战时期的反共政策，避免了公开破裂两党关系的极端作法，但与前一阶段国共两党间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相比，无疑是一个倒退，其对两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抗战事业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
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的双重倾向，中共中央有恰当的分析认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全党的指示信中认为：五中全会的主要方针，仍为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对此，应该加以赞助和发扬；但是其伉战目标的局限性和防共、溶共、反对民主政治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对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应该赞助其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积极方面，对其缺点错误，则应根据我党六中全会决议，进行口头上文字上的批评解释工作，目的是要以我们和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彻底抗战路线，来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抗战路线。”[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0页。]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一节 巩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回师华北。为此，1938年底，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10、第27、第5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并组建第12集团军。
1939年底，华北方面军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
1940年，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基本上没有变化，兵员总额约为30万人。
华北伪军在1940年达到10余万人。
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先后制定1939年度（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1940年度（1940年4月至年底）“治安肃正计划”。
日军企图首先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尔后分数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再依托据点，对八路军反复进行“讨伐”，并最后消灭八路军，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1939年的作战步骤是：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再对晋西、晋北、五台、大行、鲁中等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和中共中央赋予的“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指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作好迎接严峻形势的准备。要求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注意征集资财，发展生产，爱惜民力，以支持长期战争；加强宣传教育，以坚定军民抗战胜利信心。针对日军先对平原根据地“扫荡”的计划，1938年10月至12月，八路军总部先后命令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第115师主力挺进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巩固抗日根据地。
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1938年12月23日，贺龙、关向应奉命率领第120师直属队、教导团、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由岚具出发，开赴冀中后，留下第358旅（辖第714团、独立第1团、独立第2团、鲁备第6团、独立第6支队），及山西新军决死第4纵队、工卫旅，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几个游击支队（后编为暂编第1师）等部，坚持晋西北抗日游击战争。此时，晋西北地区还有晋绥军骑兵第1军、暂编第33军、游击第3师和第11专署保安队等部。
1939年3月1日，日军第109师、独立混成第3旅备一部共4000余人，分5路进攻静乐、岚县、方山。静乐守军赵承绶部不战而退。日军当天占领静乐，从此静乐县城成了日军一个重要据点。第358旅调第714团、警备第6团保卫根据地。3月9日，静乐日军1000余人进占岚县，第714团在岚县县城周围不断袭击和伏击敌人，次日，日军弃城撤回静乐，接着，第714团在警备第6团和工卫旅的配合下，收复方山，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为保障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络，第358旅第714团和独立第1团，担负了繁重的护送任务。
1939年一年中，独1团完成10多次护送任务。8、9月，第714团往返穿插同蒲路6次，完成了护送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东进华北敌后的任务。担任护送任务的部队在一次又一次穿越敌封锁线中，与阻击、追击之敌进行了艰苦的战斗。
1940年初，阎锡山发动的进攻山西新军的“晋西事变”被粉碎一一后，晋西北成为完全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敌斗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力展开政权建设和军事建设。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晋西南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以林枫（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赵林为正、副书记。2月1日，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续范亭为主任，接着整顿专员公署、具政府和区、村政权。
随后，又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工作。成立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续范亭任司令员，罗贵波任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2月10日指示：在一年之内“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2月26日，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临县窑头召开第120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联席会议，根据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统一部署军事工作。
3月10至19日，召开了晋西北各军参谋长会议，总结1939年整军工作，制定1940年整军计划。会后，第120师和新军开始整军。
从4月起，第120师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补充。主力部队共补充1。2万余人，充实了编制，第714、第715、第716团、第4团均达到3000人；师特务团、第2团均达到2000人。彭358旅改编为独2旅，辖第714团、第5团、第6团（后改称第9团）。新军的整军，从3月开始，为期4十月，补充了3000余名新兵。整军后，暂编第1师辖第36、第37团，决死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团，决死第4纵队辖第19、第20、第35团，工卫旅辖第21、第22团，共12092人。经过这次整军，新军实际上成为由中共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
1940年2月23日，日军开始对晋西北进行春季“扫荡”。当天五寨日军500余人向南进攻，暂1师、工卫旅与敌激战一昼夜，将敌击溃。随后，宁武、静乐、太原、大武、柳林之敌连续出扰。日军共出动1。2万余人，占领岚县、临县、方山3个县城和11个市镇。到4月1日，第120师和山西新军将日军击退，收复上述各城镇，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伤亡600余人，毙伤日军100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枪百余支。
5月中旬，日军开始准备夏季“扫荡”。日军第1集团军在驻蒙军配合下，将第26师一部由大同、平鲁、朔县等地向偏关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3旅由啤县、代县等地向五寨、神池、宁武地区集结；独立混成第9旅由忻县、太原等地向静乐、河口、文水等地集结；独立混成第16旅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集结，其总兵力约2。5万人。日军的作战企图是：先进占岢岚、岚县、交城以西及方山、临县并占领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各军退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尔后由北、东、南三面向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合击，以歼灭晋西北守军主力部队。
第120师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决心在战役初期以广泛的游击战，消耗敌人，相机歼敌一部，在战役末期乘敌疲惫，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于运动中。据此指导方针，作出具体部署：第358旅并指挥独立第2支队，集结于王狮、普明之间地区待机；以独立第3支队集结于岚县以北之河口地区，准备打击向岚县进攻之敌；以独立第1旅进至临县、三交以东地区，相机打击由大武向临县进犯之敌；以决死第2纵队在离石、方山之间活动，以决死第4纵队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袭敌据点，断敌交通；以独立第2旅与新军暂编第1师集结于岢岚、五寨以西地区，相机打击由五寨向苛岚进犯之敌；师特务团及新军工卫旅，活动于文水、交城西北地区，积极袭击钳制敌人，配合内线之反“扫荡”。此外，第120师还令驻河西宋家川之第359旅第718团，准备以一部兵力东渡，在军（渡）离（石）公路沿线配合作战。
6月7日下午，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800余人由静乐向岚县进攻，8日晨占岚具。独立第3支队从10日至13日不断袭击岚县·一之敌，伏击静岚公路敌之运输队。为打击进占岚县之敌，第120师令第358旅由白文镇开赴岚县、静乐以南地区，15日，第358旅到达东村附近。
12日起，交城、草张头、古交、静乐之敌出动，合击文水、交城西北对久、双龙镇地区，该地师特务团和工卫旅，跳出敌台击圈，使敌扑空。15日敌占对久、双龙镇。
此时，第120师判断北面之敌将由五寨进攻奇岚，南面汾、离之敌北犯为主要进攻方向，静、岚之敌对南北两面将取策应动作。遂部署第358旅集结于东村以南待机，独立第3支队钳制岚县之敌；独2旅与暂1师靠拢一同打击五寨向岢岚前进之敌，钳制该敌并向西北方向吸引。
在东村附近活动的第358旅16日得悉，由静乐进攻对久、双龙地区日军村上营700余人北返米峪镇，似将继续向静乐行动。米峪镇附近地形较好，敌增援亦较为困难。第358傣决心抓住有利战机，歼灭该敌于运动中。16日下午，该旅和独立第2支队进至米峪镇以北大夫庄附近设伏，但米峪镇之敌未动。第358旅主力立即向米峪镇开进，准备在预期遭遇战中歼灭该敌。
17日7时，第358旅前梯队第4团进到曹家庄以东与米峪镇出动之敌遭遇。该团迅速抢占两侧高地，先敌展开攻击。9时许，第716团加入战斗，经激战将敌四面包围。至17时，第358旅向敌发起总攻，将敌大部歼灭，残敌窜入土窑内顽抗。18日，旅主力向赤坚岭转移，留第4团战至19日将残敌全歼。此役全歼日军700余名。米峪镇战斗是第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后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
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一部16日由五寨、新屯堡出动，17日占奇岚。6月20日，日军“扫荡”全面展开。
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由汾离公路一线向北，独立混成第9旅由岚县等地向西、向南合击临县、方山地区。柳林之敌1500余人18日北上，连占孟门、碛口、安家庄、清凉寺、兔板寨，24日到克虎寨。大武之敌2000余人分两路北上，一路经峪口21日占方山，路经三交22日占临县及临县北之窑头。
23日窑头之敌派出1000余人，25日占罗峪口。
独立混成第9旅占岚县后兵分两路，一路向西南，经普明直扑方山；一路先向西后向南，经大、小坪头、任家坡、花子村，22日占窑头，与独立混成第16旅北上部队会合。
日军村上营被歼后，静乐、古交、交城三路日军共1500余人，20日拂晓赶到米峪镇附近，企图报复。当时，第358旅主力已向西北方向转移。日军又企图与由方山北上、由普明南下的部队一起台击第358旅于赤坚岭。第358旅由赤坚岭，经寨上、康宁镇，冲破日军围追堵截，24日进到兴县西蔡家崖附近与师直会台。
日军合击临县、方山的同时，在北面，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由奇岚向西北，驻蒙军谏山、石九支队由偏关、三岔向西南合击保德、河曲地区。奇岚之敌6月20日出动，24日进占保德。到6月25日前后，日军推进到黄河岸边。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20余日的“扫荡”虽占据数座空城和一些村镇，但歼灭晋西北守军主力的企图未能得逞。敌不甘心失败而归，遂在撤退前以独立混成第9旅力主，南北敌人各一部分4路合击兴县地区。28日，临县窑头之敌约1500人兵分两路北上。29日岚县之敌约1200人西进，保德、岢岚之敌30日会合于咸康，然后南下。30日，窑头北上之敌与岚县西进之敌进占兴县，再次扑空。
7月1日，第120师判断反“扫荡”已达末期，兴县之敌有可能向东撤退，决心集结第358旅、独1旅及独立第3、第5支队于兴县以东二十里铺附近地区伏击东退之敌。命令独2旅尾追保德向岢岚撤迟之敌，并以一部转至兴县东北地区阻击兴县之敌向岢岚撤退。
7月3日，第358旅由康宁镇西北到达冯家沟地区，独1旅及第5支队到达明通沟以南地区。4日，师部进至羊湾子指挥战斗。
4日8时，兴县日军2000余人沿大川向东撤退，11时进入二十里铺伏击区。独立第1旅第2团和第715团占领明通沟至奥家坪以南伏击阵地之部队，立即向东窜敌之本队发起攻击，敌遭突然袭击，伤亡惨重，被迫展开，进行顽抗。17时，第358旅赶到加入战斗，反复向敌猛攻。但因北面空虚未能形成包围，且各部加入战斗先后不一，未能形成同时的突然攻击，致使敌固守村庄顽抗，难以迅速解决战斗。4日晚，由保德南撤之敌1000余入到达兴县，5日晨继续东窜，企图与兴县东撤之敌协力向东突围。此时，第120师预料已难全歼敌人，遂以一部尾击侧击撤退之敌，主力撤出战斗。敌仓惶突出包围，于7月6日撤回岚县。
二十里铺战斗，歼敌700多人，再次给敌以沉重打击。第120师伤亡430余人。
夏季反“扫荡”，历时月余，共作战250余次，歼日伪军4500多人，缴枪300余支，收复了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
（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巩固
1938年11月，大青山支队在粉碎日军对大青山东部和绥西萨拉齐以北山区“扫荡”后，在大青山地区立住了脚，建立了绥中、绥西、绥南三十游击区。12月下旬，第715团主力奉命由大青山开赴冀中，留下相当于1个营的兵力加上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第4支队共七八百人，坚持斗争。此时，大青山支队重新调整了部署，决定第1营所舀部队在绥南活动；第2营所留部队、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机关及第4支队，随大青山支队司令部在绥中活动；第3营所留部队仍在绥西活动。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活动在伊克昭盟的绥蒙工作委员会和大青山工作委员会（又称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绥远省委，白如冰任书记。1939年3月，绥蒙工委由伊盟到达大青山，与大青山支队会台。
1940年4月中共绥远区党委与雁北地委合并组成晋绥边区党委，书记白如冰。
为便于对敌作战，从1938年冬起，大青山支队着手改建骑兵，以从战斗中缴获的马匹和群众支援的马匹逐步改建，到1939年夏，除绥西部队一部分未改建骑兵外，其余部队全部改为骑兵。并经批准，大青山支队改编为骑兵支队，下辖3个营，发展到10O0余人。
大青山土匪活动猖獗。为稳定社会秩序消除扰民祸害，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开始剿匪。经过两三个月作战，共消灭大小土匪40余股，约1500人，匪患得到初步平息。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指示，大青山支队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宣传蒙汉平等，共同抗日，支持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切实保护蒙民的利益。边委会还规定不在蒙民聚居的土默特旗、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等旗县设立行政机构，不推翻王公制度，对一般投日的蒙古族上层人士不轻易戴“蒙奸”的帽子。对伪蒙军采取争取其抗日、反正的政策，促进了蒙古族地区团结抗战局面的发展。
1939年，大青山八路军数量增加，活动范围扩大。绥南部队活动在蛮汗山、马头山和长城内外，并派骑兵挺进丰镇东部地区。绥中部队活动范围扩大到陶林以东土牧尔台和陶林至集宁之间灰腾梁地区。绥西部队发展到土默川、固阳一带。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深为不安。1939年5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6路“扫荡”大青山。八路军绥中部队转移外线，威胁陶林，袭扰平地泉（集宁）、红格尔图等日的军重要据点；绥南部队撤离蛮汗山，进入敌后丰镇、兴和间活动，打击与钳制敌人。使其“扫荡”半月即草草结束。6月至8月，日军又多次”扫荡”大青山，并采取增设据点、分段搜剿、清查户口、封锁物资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等手段对付八路军，斗争形势更为困难。1940年下半年开始，日军在大青山实行“三光”政策。在“扫荡”中，日军焚毁万家沟至水磨沟、察素齐至陶思浩铁路沿线，以及大滩、银贡山、淖尔梁一带所有的村庄，砍光了铁路沿线所有的树木，并采取修建公路、强行并村等手段，压缩八路军活动范围，但仍未能阻止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0年8月，晋绥边区党委在大青山西梁村，召开绥远各界一一抗日团结会议，成立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作为领导绥察敌占区抗日斗争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动委会正式转变为抗日政权。由姚喆任主任，杨植霖任副主任。办事处设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和绥东游击区，领导萨拉齐、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和丰镇等9个县政府。
10月，骑兵支队第1、第2、第3营扩充为第1、第2、第3团，分别活动于绥南、绥中、绥西。
到1940年冬，骑兵支队、战动总会第4支队兵力共达到2000余人，绥察独立第2支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有1000余人，共达3000余人。两年来，大青山支队主力和游击队同日伪军作战120余次，毙伤日伪军859名，俘伪军近千名，缴枪596支，战马802匹，骆驼70峰。骑兵支队牺牲196名。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到1938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扩大到73个县，其中有31个完整的县，部队发展到7。5万余人，并组织了成百万的人民自卫队。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3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大任务；派第120师副师长萧克到冀热察地区，组织冀察热辽挺进军，以便改变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失利后冀热察地区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还决定在延安组织抗大分校，开赴敌后办学，直接为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干部。抗大第二分校25OO 余人，于1939年1月28日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一带。
为加强对边区各项工作的领导，193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分局。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撤销晋察冀分局），以彭真、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4人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北方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边区党、军队、政权和群众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1939年1月，北方分局在平山县蛟潭庄召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会议决定今后的任务是：努力巩固根据地。从此，边区进入了以巩固为主，稳步向前发展的新时期。
（一）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日军对冀中进行了五次围攻。
从1938年11月13日至12月9日，日军第110、第27师各一部共6000余人，由平汉、津浦等铁路沿线出动，对冀中进行第一次围攻，企图肃清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12月21日至1939年1月24日，日伪军1500余人进行第二次围攻，进攻安国、博野、蠢县，企图把储龙河以西的部队驱逐到河东。日军经过这两次围攻，占领了雄县、霸县、安国、博野、整县5座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2月初，日军以7000余人进行第三次围攻，矛头直指冀中中心区的河间、任丘地区。
正在这时，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第120师直属队、教导团、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等部，从新乐与正定之间通过平汉铁路，于1939年1月25日进抵河间惠伯口地区，与昌正操、程子华领导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第3纵队会台。接着，第120师第715团主力，2月8日到达冀中安平县西南地区。
1938年9、10月，中共领导下的冀中抗日武装号称10万，占有24座具城。但部队成员新、成分复杂，组织领导不够健全，在日军的连续围攻下，形势迅速恶化，根据地日趋缩小，冀中局势动荡不安。
面对这种形势，第120师首长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打几个胜仗，稳定冀中军民的情绪，增强坚持平原的信心。第120师决定师独立第1支队（欠第1营）以沧县、青县、交河、饶阳为活动地区，袭扰津浦线，其第1营配合冀中第1军分区活动；以师直属队4个连新组织独立第2支队，配合冀中第3军分区活动；以第716团3个连新组织独立第3支队，配合冀中第5军分区活动；师部率领第716团为机动部队，在河间、任丘方面伏击敌人，并相机袭击和占领河间、任丘。冀中军区以北上挺进支队为机动部队。
1月底，日军已进占大城、任丘、高阳、河间、献具，并企图进犯肃宁。
2月2日晨，河问日军200余人和伪军一部，沿公路向肃宁方向开进。行至曹家庄以北地区，第716团及师独立第1支队与该敌展开激战，并阻击河间、任丘援敌400余人，入夜敌向河间撤退。第716团等部直追至河间城才撤出战斗。此战歼敌150余人，挺进冀中初战告捷。
2月4日，河间日军1000余人向大曹村袭击。第716团依托村庄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再歼敌300余人。
日军遭数次打击，暂停进攻肃宁，第三次围攻遂告结束。
2月6日，日军2400余人开始第四次围攻，重点指向滹沱河以南的武强、饶阳、深县。为再次打击敌人，7日，第120师师部率第716团继续南下，进至武强西北的任家庄、东西唐旺地区。日军迅速占领了饶阳、武强、武邑、深县、束鹿城。9日，北面安平之敌600余人进至王村，饶阳之敌步、骑兵300余，坦克、装甲车数辆，进至邹村，10日拂晓，敌向邢家庄实施合击。
奉命赶到该地参战的第715团，以近战火力给敌突然打击，激战至16时，在毙伤日军13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
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冀中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随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成立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20师和第3纵队。
3月，日军向冀中增兵约7000人，连同原来侵入冀中的日军一部共约9000人，集结于大城、河间、献县、饶阳、藁城等地，3月18日开始第五次围攻，企图在文安、大城、任丘间歼灭八路军主力。3月20日，日军合击肃宁东南的东湾里、窝北，21日至23日台击任丘以南的南马村、泗水地区，25日合击任丘、文安间的吕公堡、梁召地区，但屡屡扑空，仅占领肃宁、任丘、文安三县城。4月1日，第五次围攻结束。至此，冀中所有县城都被日军占领。
在此次反围攻中，冀中部队成功地避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合击，使敌主要企图未能实现。
第五次围攻结束后，日军进行分散“扫荡”，扩张据点，修筑公路，破坏抗日政权，建立和扩大伪组织，使八路军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冀中区总指挥部从冀中敌我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利用战斗间隙主要整理、训练、扩大部队，开展地方工作；避免决战，积极打击由据点出扰之敌和敌之运输队，俟青纱帐起再行反攻。
在第五次反围攻期间，3月20日，第120师在河间县太平庄、南马村整编，将第715团和冀中独立第4支队合编为师独立第1旅，旅长高士一，政治委员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辖第1、第2、第3团和第715团，全旅共计4392人；将第359旅在冀中扩编的特务团拨归冀中军区建制，以加强冀中军区机关警卫力量；另成立师独立第4支队，到冀中第2军分区活动。4月8日，在高阳西南河西村将第716团和冀中独立第5支队台编为师独立第2旅。
旅长魏大光，政治委员王同安，副旅长廖汉生，辖第4、第5团和第716团，全旅共计4000人。
4月20日，第120师师部和独2旅由河西村到达何间东北齐会地区，与独1旅靠扰，准备整训。得悉河间日军800余人、伪保安队数十人，随行大车80余辆，满载给养弹药，22日北犯，到达齐会西面的三十里铺。第120师判断这股日军可能在北面敌军配合下实施合击。第120师在该地区有7个团近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决心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之一路。
23日拂晓，三十里铺之敌东犯齐会村，包围齐会村的第716团第3营，第120师乃以一部钳制北面之敌，令第716团第3营固守齐会，以主力对围攻齐会之敌实施反包围。日军在内外夹击下，死伤惨重。为免遭歼灭，24日南逃找子营，又再次陷入包围。连日苦战突围，已溃不成军，适逢25日黄昏前北风大起，飞尘蔽天，日军乘机南逃。第120师追击10余公里，残敌100余人、大车10余辆于26日逃回河间。这次战斗，第120师在敌人据点稠密的狭小平原地区集中7个团兵力，连续激战3昼夜，歼敌700余人，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此役给横行于冀中的日军以沉重打击，也充分显示了第120师部队的坚强战斗力。
5月，张宗逊、张平化奉命来到冀中，师部为便于指挥作战，命令组织张纵队，张字逊、张平比分任司令员、政治委员，辖独1、独2旅。
1939年秋，国民党顽军向陕甘宁边区属地鄜县（今富县）进逼。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第120师抽调第359旅到陕甘宁边区绥、米、葭、吴之线，第120师师部及在冀中所属部队移至第359旅原驻地区，并准备师部再移至晋西北，以利指挥。据此，第120师命令第359旅开赴陕甘宁边区，并部署第2、第3、第4、第5、第6等5个支队，由第3支队支队长贺炳炎、政治委员余秋里统一指挥，留冀中坚持斗争，尔后率其余部队分两个梯队西移，至9月25日先后抵达行唐西北的南北城寨地区。
第120师自1939年1月挺进冀中，到7月，共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对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第120师进入冀中的部队共6400余人，离开冀中时部队发展到21900余人。
1939年3月，冀中军区按照八路军总部整军训令和晋察冀军区的部署开始整军，第一期抽调6个大队和第4军分区独立2团，到平汉路西北岳区，整编成第16、第17、第18、第32等4个团，8月上旬返回冀中。同时，冀中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8月，方强率领八路军总政治部战地工作考察团来到冀中，直接帮助冀中第二期整军。这次冀中军区集中各军分区新编成的第21、第22、第23、第24等4个团，在军区驻地武强县北代村周围于9至11月进行3个月整训，各军分区的其他部队和军区直属的警备旅、回民支队自行整训。经过1939年整军，冀中军区建成14个主力团，即第16、第17、第18、第21、第22、第23、第24、第27、第29、第30、第32、第34团和警备旅第1、第2团。此外，军区还有回民支队、任（丘）河（间）大（城）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7、8月，冀中区遭受了空前大水灾，水灾期间，战斗相对缓和。9月，冀中洪水退落，青纱帐倒，日军准备分区“扫荡”。
从10月8日到22日，日伪军6000余人首先“扫荡”大清河北地区。12月3日至7日，日军1500余人“扫荡”平汉路、沙河、滹沱河之间的三角地区。12月中旬至12月末，日军集中兵力1。2万余人，第三次分区“扫荡”冀中。这一次日军对大清河北、滏阳河东南和子牙河东西，以及滏阳河以西以北和滹沱河两岸三个区域同时进行“扫荡”。半个月时间里，冀中八路军作战13次，伤亡450多人，毙伤敌1200人以上。
冀中军区部队在1939年频繁的反“扫荡”中，作战383次，毙伤日伪军9414名，俘日伪军1718人，付出伤亡3851人的代价。
日军为巩固对冀中平原的统治，从1939年12月前后开始推行“囚笼政策”，大举修路，以深沟高垒连结碉堡据点，并以县城等重要据点为中心，在外围修数道公路，既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孤立小块，又便于其机械化部队运动。
与“囚笼政策”相互配合的是不断的分区“扫荡”。
1940年2月21日到3月5日，日军1000余人，“扫荡”沙河、滹沱河、唐河之间地区。3月17日至30日，日军6000余人又在滹沱河以北、潴龙河以东、子牙河以西地区实行分区“扫荡”。此时，冀中7个主力团和在冀中的第120师独立第3支队及津南自卫军，已经南下晋冀豫、冀鲁豫地区执行其他任务。
从4月10日至5月底，日伪军3万余人对冀中进行为期50天的第二次春季“扫荡”。这次“扫荡”，时间长，行动诡秘，稳扎稳打，连续合击，增修公路，构筑据点，至5月中旬据点达到4D0个左右（1939年底177个），并封锁河流，控制渡口，使冀中形势空前严峻。为了协助冀中反“扫荡”，晋察冀军区派来两个团。冀中军区留下相当兵力以营或连为单位灵活作战，一部主力转移到平汉路西山地，集结整训，作战与整训的部队轮流替换，以保持持续力量。冀中军区机关大部转移路西，负责人轮流带部分工作人员在路东负责指挥。50天反“扫荡”中，八路军作战91次，牺牲879名，负伤624名，毙伤日军2942名，伪军419名。
为保护麦收打击日军抢麦和破坏麦收的计划，冀中军区重新部署，以在北岳区休整后的一批部队投入作战，以营为单位，分散配合地方游击队、游击小组积极活动，打击据点伸出之敌，袭击据点，将敌人孤立围困于据点之内，发动群众破坏交通。从6月1日至25日，作战44次，毙伤日军515人，伪军226人，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保卫麦收的胜利。
6月下旬，青纱帐逐渐繁茂，冀中南下的部队归来，于是发起青纱帐战役，至8月中旬，冀中部队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189名，伪军422名，收复15个据点。
（二）北岳区的巩固
1938年9月20日至11月7日，日军集中5万兵力围攻北岳区后，从11月中旬到1939年春，对北岳区边缘区进行频繁的骚扰，不时以部分兵力伸入根据地腹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或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并破坏生产。
北岳区针对敌人的行动特点，1939年春至秋末，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在敌人据点附近和交通线开展游击活动；主力部队集结于机动位置，加紧整军。二者轮流替换。
1939年，北岳区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比较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第3军分区第2团毙伤其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鹤山，第2军分区第4团歼敌270余人。
5月8日至6月25日，日军第1集团军以第36、第109师、独立混成第3、第4旅各一部，分四期对北岳区西部——晋东北五台山周围进行“扫荡”。
5月11日，五台、繁峙各据点日军合击台怀镇扑空后分路撤退，其中由大营进到神堂堡之敌，在撤退中遭第359旅第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的阻击和包围，13日晚日军突围，改取小路向西北逃窜。14日晨日军逃到上下细腰涧地区，适与向东机动的第717团遭遇。该团向敌猛扑，将其压迫于山涧。随后第718团等部赶到，向敌展开南北夹攻。经20余小时激战将敌大部歼灭，残敌在砂河之敌接应下，回到大营。此役毙伤日军700余人，缴获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余支，使日军的“扫荡”遭到沉重的打击。
5月18日，日军开始第二期作战，发现五台山西部山地并无八路军大部队，原定3个星期的作战，只进行4天便于21日草草收场。第三、第四期作战也由于八路军适时向东部转移而扑空。第四期作战中，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10师一部配合行动，亦无收获。
日军第109师参谋山崎重三郎后来回忆：“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结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收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作战。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58页。]
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涞（源）易（县）公路西进占领大尤华后，留驻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企图与涞源日军相呼应打通涞易公路，将第1军分区南北分割。该军分区以第1团、第2团1个营、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游击第3支队、第5支队共3000余人，于5月20日凌晨1时向大龙华之敌突然攻击。天亮后易县、梁各庄等处日军来援，亦被阻止。
战至下午，全歼大龙华之敌，并歼灭援敌100余人，缴获日军文件50多册。
大龙华战斗后，日军出乓报复，利用雨季对第1军分区的易县、满城、徐水地区进行“扫荡”。军分区经过20多天战斗，于7月28日结束雨季反“扫荡”。
9月2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第31营以及灵寿、正定、行唐、无极等县伪警备队共1500余人，民夫200余人，大车数十辆，突然集中在灵寿县城，企图奔袭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判断日军可能经慈峪沿磁河左岸大路进攻北岳区南部重镇陈庄，遂决心以津南自卫军正面钳制敌人，节节抗击，诱敌深入至磁河左岸大路谭庄、岔头段，以主力伏击进犯之敌。
25日，日军从灵寿出动，先后占领慈峪、南谭庄。26日，该敌又将辎重由慈峪运回灵寿，伪装撤退。27日拂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报第120师：
日军留数百人守慈峪，主力1000余人沿磁河西南鲁柏山南麓小路向陈庄轻装疾进，第120师主力立即沿磁河左岸向陈庄机动。日军于27日11时抢先占领陈庄。第120师判断日军孤军深入，必然下敢久留，决心在日军回窜时歼灭之。遂以主力在陈庄以东磁河两岸的司家庄、高阳庄、冯沟一带设伏，并以一部兵力进至陈庄南面的长峪待机。
28日晨，日军人烧陈庄后，沿磁河左岸大路向东撤退。为防止受到伏击，途中又变换方向。突然向南徒涉磁河，隐蔽其撤退路线。在渡磁河后，仍然向东，沿磁河右岸（南岸）、鲁柏山北面山脚小路撤退，正陷入伏击区。当日黄昏，第120师部队对敌发起总攻，并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战至30日下午，日军1100余人全部就歼。由慈峪北援的日军也被打退，撤回灵寿。
1939年，北岳区的部队按照军区部署，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两期整军。
整军后。北岳区编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19、第20、第25、第 26团，教导团、骑兵团、特务团及游击军。
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力打通涞易公路，11月2日，以第4营从插箭岭出发袭击走马驿，第1营从白石口出发袭击银坊。晋察冀军区决定以一部兵力钳制、堵击由插箭岭出动之敌，集中第1军分区第1、第3团、第25团两个营、游击第3支队，第2军分区第2团，共6000余人，伏击向银坊进攻之敌。
11月3日，向银坊进攻的日军520余人在雁宿崖被全歼。阿部规秀得知后，4日亲率涞源、插箭岭的日军1500余人向雁宿崖急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报复。5日下午，该敌进至雁宿崖，八路军已向东转移。日军报复心切，6日晨继续追击，同时，日军第110师于当日派两个支队从唐县、完县北上，进行策应。
晋察冀军区决定，在黄土岭附近再歼灭东进之敌，通知第120师特务团赶来参战，并令第20、第26、第34团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见附图9）
6日晨，日军由雁宿崖东进，黄昏进入黄土岭村。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长2。5公里的山谷，利于设伏。八路军乘夜秘密部署于上庄子南北高地上。
7日拂晓，日军继续东进，15时全部离开黄土岭进入伏击区。此时，八路军突然发起攻击，将敌围困于狭沟里，100余挺机枪集中火力向敌射击，日军死伤惨重。16时后，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指挥部亦被迫击炮击中，阿部规秀当即毙命。8日晨，日军主力向司各庄方向突围。第2、第3团、特务团尾追突围的日军，中午，晋察冀军区得知日军援军已到西北面的三岔口，日军第26师、第110师各一部均已出动增援，乃指示部队撤出战斗。黄土岭战斗，毙伤日军9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品和给养的骡、驴200余头。特别是击毙敌酋阿部规秀，引起敌军上下的悲鸣。哀叹：“名将之花，殒落在太行山上”。
11月16日至19日，日军驻蒙军对滦源县南部地区进行了“扫荡”。
20日起，日军以阜平为目标，集中约2万人分7路台击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部队及第120师主力适时向外转移。26日，日军进占阜平。八路军不断袭击日军后方点线，迫使日军主力不得不于12月3日放弃阜平。8日，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从10月25日至12月8日，北岳区八路军共作战108次，伤亡约2000人，毙伤日军3600余人。
1940年春、夏，北岳区抓紧战斗间隙，加强根据地党政军等各项建设，深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实施民主选举，并于1940年8月13日正式公布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
晋察冀军区在1940年1月至6月，分两期开展了政治整军运动。通过整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冀热察地区抗日斗争的恢复和发展
1938年秋，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遭受挫折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冀热察地区的工作，12月下旬，第120师副师长萧克带领近百人离开晋西北岚县，1939年1月下旬到达平西。2月7日，在平西三坡正式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下辖第11、第12支队及西移平西的冀东抗日联军等，共约5000人。同时成立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萧克任书记。随后，又成立冀热察区党委，马辉之任书记。3月，冀热察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召开全区党贝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以“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作为战略任务。
1、平西
1939年2月初、4月底和6月下旬，日军3次“扫荡”平西，每次出动2000余人，持续1周左右。挺进军打退日军进攻后，利用青纱帐期积极主动向外打击敌人。
1940年3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第15旅共6000余人，及伪军3000余人，从矾山堡、桃花堡和门头沟等地出动，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中心区斋堂镇合击。在平西的挺进军第7、第9、第10、第12团等部，以少数兵力在民兵配合下，袭击、消耗、疲惫敌人，以主力寻机各个击破敌人。经半个月作战，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击落敌机1架。
至1940年8月，平西根据地东南起平汉路，北到平绥路，西达谢家堡、板城，南接北岳区第1分区，共有大小村镇1100多个，人口总数约30万。
2、冀东
1938年11月初，冀东抗日联军西进受挫，剩余部队返回冀东后，冀东地委（10月由冀热边特委改称）和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在柳沟峪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坚定信心，坚持冀东抗战。至年底，在丰润、滦县、迁安地区抗联部队恢复到1400余人。
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日军加强了对该地的统治，并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6月，对抗日游击活动地区5次进行大规模“扫荡”。其中，1939年5月开始的第5次“扫荡”，持续1个月，动用日伪军约2万人，首先从长城喜峰口到古北口、从密云沿平榆公路到卢龙，对游击区构成包围，尔后逐步压缩，反复“清剿”。冀东抗日武装在广大群众支援下，以高度分散的游击活动，打破了日军的“清剿”。
1940年1月1日，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葛老湾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已有的游击区，开辟新区，建立多块小游击根据地；正式建立第13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并将留在冀东的部队暂编为8个总队，由第13支队司令部统一指挥。会后，冀东分委主要领导分头带领部队在西部密云、平谷、蓟县地区，中部丰润、玉田、遵化地区，东南部丰滦迁地区创建和巩固根据地。
1940年5月初至6月上旬，日军出动4000余人对各个游击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冀东八路军、游击队作战47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400余支。
7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命令，撤销冀东办事处，建立边区行政委员会第十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冀东专署），焦若愚任专员。7月25日，挺进军第13支队番号撤销，建立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治委员李楚离。此时，冀东部队共2600余人。冀东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丰滦迁、丰玉遵和密平蓟三块地区，人口共100余万。
3、平北
1938年6月，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时，曾留下第36大队、骑兵大队，在白河以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昌滦密联合县政府，后因敌人不断进攻，当第4纵队主力西撤时，平北部队也退出该地。
1939年青纱帐期，挺进军第34大队再次进入平北游击，但未能站住脚跟。
1940年1月冀热察区党委成立平北工作委员会，王伍任书记，并以挺进第9团第8连为骨干组成平北游击大队，进至昌平、延庆之间的后七村，向东北发展。4月，苏梅接任平北工委书记，带挺进军警卫连进入平北，平北游击大队改为支队，不久发展到500余人。
4月，挺进军第10团第3营经昌平北部山区，进入密云县北山地区。5月下旬，第10团主力由平西进到密云县与第3营会合，活动于丰宁、滦平、密云地区。到6月为止，创建了昌平、延庆地区，白河西岸地区，延庆北部地区，黑河以西、长城以东地区，四海、永宁以北地区，赤城以北地区，共6小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4个联合县政府。
9月23日到11月，日伪调集毛000余人，对丰滦密地区进行长达78天大“扫荡”。第10团主力转移到潮河以东与敌周旋，并在密云北部冯家峪设伏，歼灭日军100余人。
12月初，日伪调集1500余人“扫荡”平北西部的延庆、怀来以北地区，平北游击支队在东山庙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经数日作战即将日伪军逼退。
三、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
（一）第129师主力挺进冀甫，冀南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
1938年11月15日，日军3700余人，兵分4路长驱直入“扫荡”冀南。
17日占领南宫。冀南八路军在徐向前指挥下，16天作战28次，毙伤日伪军60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11月30日撤出冀南中心区。
日军进攻冀南的同时，鲁西地区的日军11月14日从东阿过黄河，进犯鲁西，15日攻占聊城，山东第6专区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与守城将士700余人牺牲。
为坚持冀南、鲁西北抗日阵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大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冀南。随后，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冀南师部。
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第129师将冀南游击军区改称冀南军区，并与东进纵队分开，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仍下辖5个军分区。东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
12月12日，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到达鲁西北后，指挥第386旅补充团、第344旅第688团及12月9日组建的师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辖津浦支队、青年纵队第3团等），协助当地党组织掌握的范部第10支队（后扩建为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维翰），恢复抗日局面。
1939年初，日军从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调集第10、第110、第114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大规模“扫荡”冀南。1月7日，西线日军首先从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据点出动，陆续侵占赵县、隆平（今隆尧）、平乡、广平等县城。根据当时冀南的形势及平原地形的特点，第129师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和先遣纵队等数个作战集团，与地方武装结合，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分队广泛开展游击战，钳制与消耗敌人。
2月初，东线日军由泊头、德县、聊城出动，会同西线日军，分路向根据地中心推进，至2月9日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冀南中心区所有县城。
此时，第129师主力即转至敌人侧后，打击其交通运输线和后方据点，以钳制和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战机。第386旅利用敌气焰嚣张，每次遭到袭击必派出部队报复的规律，多次袭击威县，诱敌出犯。2月10日，在威县南面香城固设伏，速战速决，全歼由威县出犯的日军第10师1个连200余人，次日，当敌以2000余人乘汽车70余辆前来反扑时，第386旅又灵活地经丘县、馆陶转移至冠县地区，使敌连续扑空。此后，冀南部队以分散的活动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带领群众改造地形，坚持平原的游击战争。至3月，冀南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1939年3月7日，刘、邓率主力一部返回太行后，徐向前带一部兵力由豫北返回冀南南宫、威县、清河地区。在此之前，第386旅以政治委员王新亭、副旅长许世友为首组织工作团，带先遣支队第3大队返回冀南，坚持冀南抗日斗争。
（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晋冀豫、冀南交通破击战
1939年1—2月间，日军开始进行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大“扫荡”的准备，由正太、同蒲铁路沿线出动，先后侵占和顺、辽县、翼城、浮山、安泽等城镇，4月初占领平遥以南的王和以及白晋公路线上的南关。
7月3日，日军以第20、第109师主力及第108、第20、第35、第36、第10师、独立混成第4旅等部共5万余人，由第1集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先后由和顺、太谷、南关、安泽、大交、博爱、武安等地出动，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围歼第129师部队，分割和摧毁抗日根据地。
7月6～9日，朱德、彭德怀先后就作战指导原则指出：基本上采取分区游击战，削弱敌战斗力，阻敌修路筑点，隐蔽主力于机动位置，力求能歼灭日军单独行动的营。据此，第129师进一步调整了部署，划分了各部队的作战区域。
7月6日，日军第109师、独立混成第4旅各一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并向榆社地区合击。当日军第109师一部进至榆社以西云簇镇时，第129师第386旅向敌展开攻击，歼其一部，迫敌回窜。敌独立混成第4旅在辽县以西石匣村，遭第385旅伏击，死伤300余人。沿邯长路西犯之日军，在涉县以西之河南店遭到第129师特务团的打击，暂缓西进。敌合击企图破产后，即控制交通线，分割根据地，占领长治、屯留、襄垣等城镇，打通了白晋路北段。8月，敌占领黎城，打通了邯长路。第129师遂对占领交通线之敌进行袭击、围困，迫敌于8月下旬撤出阳城、晋城、沁水等地，收缩至长治周围地区。当敌第20师一部经高平向长治收缩时，八路军第344旅在高平以北三甲镇设伏，毙伤日军160余人。第129师在7～8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
12月上旬，第129师按照八路军总部破袭邯长公路的命令，增调第385旅第769团、第344旅第688团主力及第689团主力一部、青年纵队第2团、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第1梯队第1大队等部到邯长线，以加强突击力量。12月8日起，当地原有部队开始进行不间断的破坏袭扰。
14日，主力部队到达，开始大规模的袭击。
22日攻克黎城以南的赵店镇，23日袭入黎城，残敌向东溃退。攻击部队乘胜收复东阳关，并继续向东追击，25日12时收复井店镇。这次作战，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城及据点23个，太南、太北重新连成一片。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并正式宣布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3区。从此，根据地的巩固进入一个新阶段。8月1日，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杨秀峰为主任，薄一波、戎子和为副主任，辖3个行政区，15个专区，115个县。
1939年第129师部队进行了两期整军。
1940年春，第129师在政治整军的基础上，于五六月间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第129师辖第385、第386、新1、新4、新7、新8、新9、新10、新11等9个旅及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
1939年冬开始，日军积极实施“囚笼政策”，第129师号召全区军民“面向交通线”，打破敌分割和封锁根据地企图，集中力量展开交通破击战。
1940年4月5日，第129师部署平汉路东鲁西北、冀南和路西太行部队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规定开始行动后，轮番不断实施破击。4月7日至27日，在两万民兵和群众配合下，第129师部队对平汉铁路内丘至邢台段及由平汉铁路沿线伸入冀南腹地的几条公路干线进行破击，共破坏铁路5公里多，公路100余公里。
1940年6月17日，驻枣强、故城、阜城等据点日军700余人，掩护铁道守备队，胁迫数千工人修筑德石铁路。7月23日，冀南军区集中新7、新9旅主力，在群众配合下破击德石路，并以一部兵力破坏枣强、故城地区公路，钳制周围敌人。当夜，第25团将青兰至王七庄段路基大部彻底破坏；24日，第27团将王七庄至小兰段路基破坏。破路部队多次伏击出犯之敌，保证了破路顺利进行。至31日，共破坏铁路路基12。5公里，破坏公路90公里，并歼敌一部，使德石铁路不得不延缓施工。
晋东南方面，1940年春，驻长治日军第36师开始修筑白晋铁路，由北向南，到5月初已修到沁县。第129师决心抓住日军第36师主力南下，守备兵力减弱的时机，集中太行、太岳部队主力，破坏白晋铁路北段，部署以师特务团、第385、第386旅为骨干分别组成北、中、南段破击队。
5月5日夜，破击战开始。北段破击队5日夜至8日夜破铁路5段，炸毁桥梁9座，击退由东观向南关增援的敌人两批。但炸毁南团拍大桥较晚，致使日军6日由子洪南发火车3列载兵300余至来远增援。中段破击队，6日在来远及其附近与来援的日军激战终日。第769团进攻南关，至7日拂晓将日军大部歼灭，并解救修路工人1000余人，缴获炸药1000余箱。南路破击队侧重于击，歼敌一部。
此次破击战，破坏日军白晋铁路50余公里，炸毁桥梁50余座，炸毁火车1列，歼敌350余人，参加破击的群众达8000余人。
日军为控制平汉线邢台至沙河段，切断太行、冀南联系，1940年初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由伪“剿共”第2路高德林部守备，其重要据点刘石岗、范下曹各驻伪军1个营。第129师为打破敌人割裂大行、冀南的企图，发起武（安）沙（河）破击战，以第385旅、新11旅、冀中警备旅，分别进攻刘石岗、范下曹据点，钳制武安援敌并相机破路。6月20日夜破击战开始，到22日9时击退援敌，全歼范下曹守敌，刘石岗之敌亦于21日仓惶逃走。此次作战，毙伤敌500余人，俘敌181人，并破坏公路6公里，铁路5。5公里。
四、冀鲁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
1938年10月，第129师进行漳南战役后，直南、豫北地区已开辟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具等新区，并在安阳、内黄、汤阴3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抗日武装八路军黄河支队。11月，活动于曹具的范筑先第35支队与该地抗日自卫队合编为冀鲁豫第5支队。12月中旬，八路军第344旅第688团两个连进到鲁西南活动，扩编为第344旅特务团。
12月，第344旅独立团，从河南临淇出发，进入直南。
1939年2月16日，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由山西高平到达直南，3月9日在濮阳井店同独立团、特务团、黄河支队、第5支队等合编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大队，共毛180人，以后相继成立了第4、第5大队、独立大队、豫北大队，到年底发展到1万余人。冀鲁豫支队的成立，统一了直南、豫北、鲁西南中共抗日武装的领导。
4月25日夜，冀鲁豫支队袭人金乡县城，毙伤日伪军150余人，俘伪军100余人。随后，南下曹县。
7月初，日军1万余人开始“扫荡”鲁西南，先后占领定陶、成武、菏泽、东明等县城。冀鲁豫支队在定陶城附近毙伤敌一部后，摆脱敌人的合击，各大队分别转向敌侧后活动。支队部及第1、第2大队转至陇海路北侧曹县、考城、单县一带不断袭击敌人，连续取得胜利，迫使敌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日军又对鲁西南进行了两次“扫荡”，均遭失败。1939年，冀鲁豫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毙伤敌伪约2000人，俘虏敌伪536人，自己伤亡649人。
1940年4月30日，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第344旅等部，由晋东南抵达冀鲁豫区，冀鲁豫支队进行了新的组编调整。第5大队与清丰独立团合编为第344旅第688团；第1至第4大队台编为新2旅，杨得志兼旅长；独立大队、豫北大队与独立游击支队合编为新3旅，旅长韩先楚。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第2纵队政治委员，崔田民任军区政治委员，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下辖3个军分区。
1940年6月5日，日军集中第35师和骑兵第4旅等部共4000余人，分3路“扫荡”濮阳等地区。冀鲁豫军区新编第3旅第8团，在小渠、黄村与敌遭遇，歼敌4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此后，敌调集1。5万余人向直南清丰、濮阳地区进行合击。这时，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已奉命开赴华中支援新四军。新编第3旅等部则分散进行游击战，使敌到处扑空，又不断遭到袭击，不得不于6月18日结束“扫荡”。
由于冀鲁豫支队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群众踊跃参军，使冀鲁豫支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1。7万余人。抗日根据地发展成直南（南乐、清丰、濮阳、东阳、长垣）、豫北（内黄、滑县、浚县、安阳）、鲁西南（成武、定陶、金乡、菏泽、巨野、曹县、单县）三大块，为坚持长期对敌斗争奠定了基础。
五、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一）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挺进鲁西
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增强驻山东的兵力，组建第12集团军，下辖第5、第21、第114师、独立混成第5旅、骑兵集团等部，井开始由城市和交通要道向乡村伸展。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新形势，统一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和增强山东抗日武装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1938年12月成立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6个支队。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主力一部开赴山东。第115师立即派第343旅第685团由晋西出发，12月下旬，到达湖西地区（微山湖以西），与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支队。
1939年3月1日，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第343旅余部到达鲁西郓城地区。为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抗日斗志，第115师决定拔除郓城西北伪军据点樊坝。3月4日凌晨，第686团向樊坝发起进攻，战至下午即将守敌1个团800余人全歼。
樊坝战斗后，第115师除留第686团第3营坚持运（河）西地区外，继续东进季（山）西地区。3月10日，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材，与中共泰西地委和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此后，罗荣桓向鲁西、鲁中区中共党组织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5月初，日军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汶上等地调集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一部，分9路“扫荡”泰西。从2日起，开始向汶河南岸及东平、汶上等地进攻，至10日，日伪控制山外各要口，形成封锁圈，逐步向内压缩。
此时，第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等部，以及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等共3000余人，被包围于陆房周围纵横各约10公里的地域内。
11日，日军向陆房连续发起猛烈进攻，但均被击迟。入夜，第115师等部在日军收缩兵力，包围监视，准备次日进攻的间隙，隐蔽地由西南方向分路突围，12日晨，全部跳出敌人包围圈。陆房突围战斗，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自己伤亡360余人。
8月1日晨，日军第32师约1个营400余人由汶上县城出动，向第115师师部驻地梁山地区进犯。为打击日军气焰，第115师决心以师特务营、骑兵连、独立旅第1团第3营等部歼灭该敌。8月2日上午，当日军到达梁山南麓前集附近时，特务营以一部袭击敌人，诱敌进入梁山西南独山庄。黄昏后，独立旅第1团等部向独山庄发起攻击，经反复肉搏，激战至次日晨，将敌全歼。这次战斗，共毙敌300余人，俘日军24入，缴获野炮2门，九二式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50支，军马150余匹。
（二）八路军第1纵队的成立和山东纵队的发展
1939年上半年，日军先后对津浦路西，胶济路北，以及胶东，苏鲁边，鲁中的泰（安）莱（芜）边，进行了普遍的分区“扫荡”，占领了大部分具城。6上旬，日军以第5师为基干，第21、第32、第114师及独立混成第5旅各一部共2万余人，开始“扫荡”鲁中，日军队临沂、平邑、新泰、莱芜、临胸、安丘、诸城附近同时开始行动，以沂水、莒县为合击点。
9日，从北部胶济路进攻的日军占领宫县、沂水，从西部津浦路、南部滋（滋阳，即究州）临（沂）公路进攻的日军进占大店镇、河阳镇、坦埠、南麻一线。山东纵队采取游击战术，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第1、第2、第3支队分别活动于外线新泰、费县、鲁山等地，钳制与打击敌人，第4支队在泰（安）莱（芜）边待机。经月余战斗，共作战70余次，毙伤敌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对山东的首次大“扫荡”。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8月1日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8月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批准成立，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陈光、黎玉为委员，朱瑞为书记。
山东军政领导机构进一步健全的同时，大力加强了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视政权建设的指示，5月24日，山东分局决定，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还强调：“敌人‘扫荡’，县、区、乡政权破坏，各地均须按照前电，恢复抗日政权，并保证党的领导”。此后，中共在莱芜、莱南、博山、淄川、章丘泰安、泰西、益都、新泰、泰（安）宁（阳）、蒙阴、邹平、长山、临淄、曲（阜）泗（水）宁（阳）边和长（山）桓（台）益（都）边，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从此，建立与发展民主政权的工作普遍开展起来。
山东纵队经过三期整训，已初步实现正规化，各种制度均已建立，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随后，山东纵队整编成第1、第2、第3、第4、第5旅及第1、第5支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
（三）第115师挺进鲁南
为巩固鲁南根据地，1939年9月至10月，第115师师部、随营学校、第686团及新扩编的特务团等部，分批挺进鲁南腹地抱犊崮山区。原在鲁南的山东纵队苏鲁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改编为苏鲁支队，归第115师建制。
第115师进入鲁南后，首先开辟了以抱犊岗山区力中心的临、费、峄、滕边区。接着于1939年冬至1940年初，陆续派东进支队、苏鲁支队一部及原在湖西区的苏鲁豫支队第2大队，开辟了郯（城）码（头）平原地区。为打开向鲁南北部天主山区发展的道路，打通与沂蒙山区山东分局的联系，第115师以第686团、特务团、苏鲁支队及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于2月14日一举攻占与日伪勾结的大地主据点白彦，3月，连续粉碎了日军数百人至2000余人的3次反扑，在激烈的白彦争夺战中，共毙伤日军800余人，缴枪350余支。
4月中旬，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32、第21师和独立混成第6、第10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对抱犊岗山区大举合围“扫荡”。4月14日，日军分别由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出动，首先“扫荡”根据地边沿区。4月21日，开始向中心区——费县南部的大炉地区推进，实施大合击。第115师将第7、第686团、东进支队、教导大队、苏鲁支队、峄县支队和运河支队等转移外线活动，袭扰抱犊崮四周敌人点线；师部率特务团、边联支队坚持内线，在抱犊崮山区东麓的大炉、车辋、埠阳一带与敌周旋，多次避开敌人合击。经20余天苦战，迫敌干5月上旬结束“扫荡”，撤回原据点。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共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
第115师第343旅主力和师直转入山东地区后，至1940年10月，部队已扩大到主力团7个、新团12个，共计42815人，地方部队2万人，建立了两个军区及6个军分区，并将第115师部队1统一编成教导第1、第2、第3、第4、第5、第6旅。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二节 新四军东进北上，开辟新区
日军侵占武汉后，以7个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中游武汉、南昌之间地区，以4个师又3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力囹以城市和交通线据点为依托，扩大其对占领区的控制。华中地区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因受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未能在苏、浙、皖广大地区失陷后，适时向敌占区挺进，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丧失了许多有利时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确定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以刘少奇为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
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具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根据中原地区的形势和特点，中原局决定撤销中共河南、湖北两个省委，成立中共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豫南等区党委，规定论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支援敌后抗战。并对开展武汉外围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部署。4月中旬，刘少奇离开竹沟，返回延安。
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根据华中的情况，提出了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即：
（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2）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
并据此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为加强对长江以北乃至整个华中沦陷区工作的领导，1939年9月17日，刘少奇由延安出发，月底再次到达竹沟。11月初经豫皖苏边区涡阳，于月底，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附近山黄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一、第1、第2支队东进北上，江南指挥部成立
1939年，新四军第1、第2支队坚决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
1939年初，日军在茅山根据地周围频繁“扫荡”，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对茅山根据地实行封锁。新四军在反“扫荡”的同时，在金坛地区和溧（水）武（进）公路沿线，主动出击，先后在水阳镇、官陡门、东湾等地给日军沉重打击。
1月6日，“扫荡”宣城之日伪军130余人北撤，当晚进至芜湖以东的水阳镇。7日晨，第2支队第3、第4团在水阳镇以北1。5公里处设伏，毙伤敌30余人。1月21日凌晨，第2支队第3团突然袭击芜湖日军机场外围据点官陡门，经20分钟战斗，毙伤伪军70余人，俘伪军60余人，并将伪军据点捣毁，第3团仅伤两人。
2月7日，第1支队第2团攻击溧武公路日军重要据点东湾，火烧碉堡，将东湾据点日军全部歼灭，并击退来援日军两批（共300人），在1小时的战斗中，共歼日伪军200余人，缴枪20余支。接着该团又于2月18日袭击延陵敌据点，歼日伪军80余人。
1939年初，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挺进扬中，将该地伪军消灭，并以第3、第4支队各一部北渡长江，进至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从而控制了通扬运河以南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二李”）取得联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1939年4月初，陈毅命令第6团准备东进江南东路地区。[东路地区指无锡、江阴公路以东的江阴、无锡、苏州、常熟、太仓地区。]
5月5日拂晓，第6团由常州附近越过京沪铁路，在戴溪桥地区与“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成立“江抗”指挥部，梅光迪任指挥，叶飞任副指挥，以“江抗”名义继续东进。5月下旬，“江抗”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日伪军600余人遭遇，歼敌百余人，取得东进途中第一次战斗胜利。6月24日夜，“江抗”袭击京沪铁路中段日军重要据点浒墅关车站，经1小时战斗，全歼该地日军50余人和伪军1个中队，炸毁铁桥1座，使京沪铁路停运3天。随后乘胜东进，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畔与常熟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民抗”取得联系。
7月，“江抗”以约1个团的兵力南越京沪铁路，进入青浦，与当地游击队会合。7月23日，上海日伪军一部到青浦“扫荡”，“江抗”击退日伪军后，跟踪追击，竟于天黑后冲进上海虹桥机场，当即击毁敌机4架，使京沪线上日军大为震惊。”江抗”在东路地区连战皆捷，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大批青年踊跃参军，“江抗”遂扩编为第2、第3、第5路。此后，“江抗”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抗日游击队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根据地。随后，“江抗”奉命西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坚持当地斗争。
11月7日，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甫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在苏南的第2、第4团、新3、新6团、“江抗”、丹阳游纵及苏南地方武装。同时，成立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江抗”第2路到扬中后，与丹阳游击纵队台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至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外，第4团主力与“挺纵”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
二、新四军军部率第3支队等部坚持皖南抗日阵地
1938年12月，在皖南坚持抗战的第3支队（欠第6团）由青弋江防区奉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当月和1939年8月，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先后由苏南敌后调回皖南，归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到1940年秋，在皖南又已陆续组建了新1团、新3团，军部特务营也扩大为特务团。
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不断对皖南进行“扫荡”。1939年日军5次进犯繁昌。1～2月，繁昌两失两克。5月20日至23日，日军1000余人第3次进犯繁昌，第3支队和第1团毙伤日军300余人，将日军击退，新四军伤亡100余人。11月8日至23日，日军2000余人第4次进犯繁昌，新四军毙伤日军450余人，将敌击退，自己伤营长以下77人，亡连长以下38人。12月21、22日，日军1000余人第5次进犯繁昌，再次被击退。
1940年4月，日军调集第15、第17、第116师各一部共1万余人，对国民党军防守的青弋江地区及新四军防守的南陵、繁昌地区大举“扫荡”。4月24日，日军一路约5000余人由湾陵、黄墓渡攻占南陵，尔后以2000余人沿青（阳）南（陵）公路向西南方向前进。企图迂回青阳。26日，新四军第1团在父子岭伏击该敌，经8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70名，新四军伤亡84人。
日军另一路约4000人，由繁昌以北的三山镇、横山、峨桥等地于4月24日开始向繁昌及其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24日在马家坝、25日在繁昌以南的九郎庙以机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毙伤日军140余人。26日该敌向何家湾前进，新四军第3团与敌遭遇，先敌抢占苏家林、何家湾有利地形，阻击敌军，经9小时激战，毙伤日军300余人，迫敌转向木镇前进。5月3日，第5团第1营在铁门闩伏击由繁昌向中分徐前进的日军运输队，毙伤日军60余人。
在4月23日至5月3日的反“扫荡”中，新四军进行战斗10余次，毙伤敌近1000人。
1940年10月4日，日军又以第15、第116师部队为基干附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由大通、铜陵、荻港、湾沚出动，向皖南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7日黎明，日军5000余人攻陷南陵以南三里店，接着开始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外围的田方、草鞋店、吕山发动猛烈攻击。新四军第3支队及第1、第3团，在军长叶挺亲自指挥下，经一昼夜激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击退其进攻。日军遭打击后，8日经枫坑东渡青戈江，占据了国民党军第52师驻守的泾县城，新四军跟踪追击，围攻径县，9日晨夺回该城。
三、江北指挥部成立，第4、第5支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为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促进新四军第4支队继续东进，开展江北统战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随即与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区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纵队司令贝，黄岩任政治委员，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1938年12月，第7团越过淮南路，进入合肥青龙厂及定远一带；1939年3月，第4支队司、政机关及特务营，也先后进至淮南路东。
5月6日，叶挺到达庐江县东汤他，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接着，整编了部队，第4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7、第9、第14团。以第8团为基础扩编为新四军第5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辖第8、第10、第15团。
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以第4支队活动于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定远、合肥、滁县、全椒等地，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8月2日夜，日伪军500余人分由滁县腰铺、全椒出动，3日拂晓前包围了宿营于张二房的国民党滁县常备壮丁队，第4支队第9团一部主动出击，毙伤日伪军40多人，击退了日伪军，救出滁县常备壮丁队。这一行动，增进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8月下旬，第5支队第8、第15团挺进津浦路东，第10团于10月也进入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9月3日，日军侵占来安县城，第5支队将其收复。11月21日，日军再次侵占来安，第5支队展开围攻，毙伤日的军200余人，于23日收复来安。
12月，日军从南京、明光（今嘉山县）、蚌埠等处，抽调5000余人，部署于滁县、沙河集、全淑等地。
12月19日，日军开始“扫荡”津浦路西藕塘以南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至21日，陆续占领上述各地。周家岗至复兴集一带皆力山地，便于开展游击战，江北指挥部决心采取灵活战术打击敌人并歼其一部。
21日至23日，第4支队第7、第9团与敌激战3天，毙伤俘日伪军160余人，迫敌退回全椒，取得了进军皖东后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新四军装备简陋却能以少胜多，使当地人民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40年1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江北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由郑位三任书记。中原局撤销了中共苏皖省委，成立津浦路东省委（书记张劲夫）和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刘顺元）。经过短短三四个月，至1940年3月·皖东各方面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第4、第5支队由7000余人扩大到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余人。
第4、第5支队在皖东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
1939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无理电令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到江南，此后蒋介石、顾祝同一再催逼，并指使国民党顽军进攻第4支队；同时，苏北韩德勤部准备进攻津浦路东第5支队。
为了巩固华中的抗战局面，中原局决定首先集中主力于津浦铁路以西，重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对桂军力求缓和，巩固路西抗日阵地；在路东尽量争取韩德勤部独6旅中立，延缓关系破裂时间，待路西形势缓和后，再挥戈东向，击退韩德勤的进攻。同时，为了保卫皖东，发展苏北，中原局多次请求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
3月初，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颜仁毅等部袭击驻定远县大桥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被第4、第5支队击溃并歼灭一部。
3月21日，韩德勤乘新四军第5支队主力在路西活动，集中第89军第117师两个团、独6旅3个团、盱胎县常备旅秦庆霖部等约1万人，围攻路东第5支队驻地半塔集地区留守部队和机关。中原局决定半塔集部队固守待援，江北指挥部率第5支队、苏皖支队东援，并调挺进纵队主力一部西援。
从21日至28日，半塔集部队打退优势兵力的连续进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为增援部队机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顽军见半塔集久攻不下，东西援军又未能阻止，形势不利，当即撤退。
29日，新四军分四路出击，经王店集、莲塘战斗，将进犯顽军击溃，并跟踪追击，直至三河南岸。至4月8日，顽军全部退往淮河北岸主应、淮安地区。8月，第5支队与八路军第5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使皖东、淮海两区打通了联系。
在此有利的形势下，中原局抓紧在皖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建立了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后陆续建立了滁县、凤阳、来安、嘉山、天长、盱眙、仪征、六合、高邮、宝应等县抗日民主政府。4月18日，建立了津浦路东各县抗敌联防委员会办事处和路东联防司令部。8月1日，成立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特别是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合，引起日军极大不安。8月下旬，日伪军万余人部署于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八斗岭等据点，9月初开始对路东“扫荡”，企图包围半塔集、大田郢江北指挥部，歼灭新四军，摧毁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14团、独立第1、第2团等部，以游击战与日军周旋，第5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5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从9月5日至17日，与日伪军作战65次，毙伤敌近600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均撤返原防。
四、游击支队（第6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睢杞太地区后，连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胜利，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支队进一步扩大。1939年初，游击支队主力由豫东东进商丘、毫县、永城地区。这时日伪军正三路合击毫县（国民党军驻守），并已侵占毫县东北的芦家庙。2月8日，游击支队第2营到达芦家庙附近，9日凌晨配合友军台击芦家庙之敌，经3小时战斗，毙伤伪军200余人，俘伪军参谋长以下100余人，残敌逃回坞墙。新四军仅伤亡18人。
5月，彭雪枫留第1团坚持永城、毫县、商丘、夏邑地区，率第2、第3团进军淮上地区。[淮上地区指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凤（台）公路以东地区。]
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后，豫皖苏边区将永城地区的鲁雨亭部改编为游击支队第1总队，随即建立了永、夏、萧、宿、毫五县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9月，游击支队主力由淮上回师涡阳、蒙城、宿县边之曹市集附近整训。
接着，支队主力开赴永城、涡阳、萧县三角地带，以团为单位，分区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地方武装。
1939年底，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除第1、第2、第3团及第1总队外，新增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第3总队，共1。2万余人。此后第6支队大力进行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工作，抽调干部充实永、夏、萧、宿、毫五县政权，建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以主力部队北上商丘、宁陵和砀（山）南等地开辟新区，成立了砀南县政权，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先后成立永城、萧县，宿县3个独立团。
1940年3月中旬，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永、萧地区，遭到失败。4月1日，日伪军又集中3000余人，对永城东北地区进行反复“扫荡”。第1总队及第3总队一部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进攻，但第1总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总队长鲁雨亭以下200余人牺牲。在连续打破日伪军的“扫荡”后，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五、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
（一）八路军一部南下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在一两个月后，游击支队主力部队及豫皖苏省委干部抽一部，到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水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下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
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研究了华中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认为向西发展受第1、第5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此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强令江北新四军南调。3月初开始，国民党顽军先后进攻皖东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新四军。刘少奇连电请示中共中央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国民党顽军在鄂中、皖东、淮北正大举进攻新四军，“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7页。]
5月下旬，八路军第2纵队第一梯队第344旅由刘震、康志强率领，从鲁西南定陶出发，经曹县、砀山在黄口附近跨过陇海铁路。6月20日，先后到达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部会合。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新2旅（欠第4团）于6月下旬到达新兴集。第2纵队南下部队5个团共1。2万人。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彭雪枫、黄克诚两部于7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原新2旅）、第4（原第344旅）、第5（原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合编）、第6旅（原第6支队第1、第3总队合编）及游击司令部。随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南越陇海铁路抵达泗县。
8月，黄克诚率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等部，到达皖东北半城、魏营子、双沟镇一带。根据中原局决定，将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中共领导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以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改编）、第2支队（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改编）、第3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改编）和皖东北保安司令部（地方武装改编）。并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
重新整编后，第4纵队辖第屯第5、第6旅，共9个团1。7万余人；第5纵队辖3个支队，共9个团约2万人。
第4纵队坚持豫皖苏边的游击战争，并分别进军怀远、凤台以及淮上等地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第5纵队以一部坚持皖东北游击战争，主力东渡运河，挺进苏北沭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地，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坚持皖东北斗争的第5纵队第2支队主力配合新四军第5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粉碎了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又在淮河北岸双沟一带击退了敌1000余人的进攻。
（二）江南新四军北上，黄桥战役
皖南、江南（即苏南）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1月19日“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1940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皖南、江南阵地。
对于皖南、苏南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再指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应向北发展，皖南部队除留一小部坚持外，军部率主力渡江北上皖北，如无法直接从皖南渡江，则东移苏南，与苏南新四军会合，在苏南发展，或待机北渡到苏北，开辟苏北。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提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错误；无论华北、华中或华南，无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都应该“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毛译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3、754页。]
6月10日，陈毅向中央报告：冷欣部第63师与第40师等部对江南指挥部（溧阳竹箦桥）形成大包围，向新四军挑战。
正在这时，苏北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还在5月中旬，挺进纵队返回苏北吴家桥一带。5月17日，与进犯日军500余人激战一昼夜，将其击退后，转移至通扬运河以北郭村一带休整。但“二李”在韩德勤煽动下，以“侵占”其防地为借口，于6月下旬向挺进纵队下最后通牒，限令3天内退出郭村。
6月28日晨，“二李”所部13个团由李长江指挥开始进攻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2000余人，在郭村顽强坚守至30日，苏皖支队昼夜兼程赶到。
加上“二李”所部1个团另1个营起义，使新四军兵力增加到相当于5个团。
7月2日“二李”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逃回泰州。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命令乘胜攻下塘头，但为争取“二李”中立，不进泰州。4日，挺进纵队一举攻下塘头，陈毅立即向李明扬表示，只要李军不再攻击新四军，新四军即停止反击李军，并释放俘虏，归还缴获之枪械，如果李军不阻碍新四军东进黄桥，还可让出郭村、塘头。李明扬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接受陈毅提出的条件，答应让新四军通过他的防区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7月8日，粟裕率领新6团、第2团到达塘头，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约8000人。
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通（南通）、如（皋）地区，可以据此向东向北发展，改变华中抗战局面。7月25日，新四军由江都大桥地区东进，26、27日通过“二李”防线。28日，击溃由通扬运河沿线曲塘南下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两个团，29日，歼灭驻黄桥的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两个团2000余人，何部特务团400余人在陈宗宝指挥下举行战场起义，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随后，进入如皋、如西地区。
9月3日，韩德勤部分左、右两路由曲塘、吴家集、海安、姜堰一线南下。左路军由第89军第117师（欠第1旅）、独6旅、保1旅组成，右路军由“二李”、陈泰运等部组成。9月5日，左路军占营溪。6日，新四军反击，夺回营溪，歼保1旅1个多团。韩军其他各部撤回姜堰、海安一线。
9月13日，新四军向姜堰发起攻击，14日占领姜堰。而后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9月27日，陈毅在姜堰军民代表会议上宣布：愿意退出姜堰。但又接到韩德勤电报：新四军必须立即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陈毅当即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
9月30日，新四军如约退出姜堰，交由“二李”、陈泰运接防。当天，韩德勤下达进攻黄桥的命令，以第89军和独6旅等为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面、东面进攻黄桥；以“二李”、陈幸运部为右路军，以保1、5、6、9、10旅为左路军，分别从西面、南面进攻黄桥。
顽军中路军11个团，1。5万余人。新四军有9个团，其中只有3个主力团，共7000余人。陈毅决心分割包围顽军中路军各部，逐一歼灭；遂以第3纵队守黄桥，第1、第2纵队集结于顾高庄、横港桥之间待机。
10月4日4时，顽军开始总攻黄桥。4日晚，第1、第2纵队在黄桥西北之高桥歼灭独6旅大部。接着6个纵队将第89军包围于黄桥北面，至10月5日9时，将其大部歼灭，独6旅、第89军残部溃集营溪。10月6日8时，新四军追至营溪，再歼顽军一部，7日黄昏乘胜占领海安，随后又连下富安、安丰，10日占东台。
中共中央当时力争国内时局好转，确定采取完全自卫的立场对付反共磨擦，在苏北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韩军进攻黄桥后，八路军第5纵队5个团日夜兼程南下。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2、第8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10月14日，与新四军在东台北面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黄桥战役，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独6旅几乎全军覆没。“二李”和陈泰运部经新四军争取，保持了中立。黄桥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及苏北临时参议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并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具区政权，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六、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豫鄂边区地方组织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指导下，创建了抗日游击队，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豫南
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确山县竹沟镇设立了留守处，竹沟留守处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要活动基地。
1938年10月12日，信阳沦陷，中共豫南特委争取信阳县长李德纯合作抗日，于11月以信阳县常备队、警卫队与中共领导的竹沟留守处1个分队、“77军桐柏山区工作团”中的两个分队等台编为“信阳挺进队”，共300余人。信阳沦陷前后，在平汉路东信（阳）罗（山）边，以中共开办的训练班力基础，建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至1938年底有200余人。
鄂中
1937年12月，通过董必武的上层统战关系，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他创办了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此后，中共党组织又举办了汤池临时学校，培养了数百名抗日干部。1938年10月，中共鄂中特委作出“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将几支游击队与国民党应城县常备队合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约500余人。同时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金彪在孝感中和乡组建的抗日自卫队，也改称“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约500人。
鄂东
193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工委即与红28军在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随后，又举办青年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新四军第4支队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七里坪设立了留守处。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书记郭述申；接着，成立了鄂东特委和（黄）安麻（城）、经（扶）光（山）、罗（山）南、（黄）安北4个县委，恢复和重建该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10月28日，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在黄冈张家山将游击队整编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到11月发展到400余人。为取得合法名义，后改编为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共730余人，被划定以麻城夏家山为防区。
1939年1月起，中原局先后组织力量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1月17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李失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随行干部共160余人由竹沟南下，1月下旬到达四望山，与信阳挺进队会台。根据中原局关于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的区域发展的方针，2月底，李先念卒部离开四望山，向平汉路东信、罗边挺进，3月在信阳南面的灵山冲大寺口与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会台，随即在信罗边成立了中共中心区委，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抗日武装。为了开辟黄陂、孝感地区，5月，第6大队及第5大队一部，向驻黄陂蔡店、李新湾一带的伪军第8军司令部奔袭，经激战俘伪旅长以下3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此役，对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有重要意义。
4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委员陈少敏（女）率领约1个连的兵力离开竹沟，30日到达四望山信阳挺进队。6月初，又率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继续南下，6月6日，到达鄂中安陆赵家棚。
李先念于4月从灵山大寺口向鄂中挺进，在小悟山青山口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随后一同开抵平汉路西安陆赵家棚地区。5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应山县组建的两个中队亦前来会合。为统一指挥，上述三支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
5月1日，鄂中区党委军事部长陶铸率领“应抗”挺进大队等部，夜袭云梦城。在伪军内应未能打开城门的情况下，部队由南门城墙缺口冲入城内，围攻伪维持会、公安大队驻地大庙，歼伪军一部，解救被关押的群众多人。
在孝感敌派出坦克部队增援时，“应抗”已顺利转移。这是中国军队在鄂中第一次袭入敌占县城，给鄂中人民极大鼓舞。
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1大队到达京山县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会台。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队和挺进团队。8月，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成立第4团队。此外，豫南特委于6月又建立第3团队（一般称之为信南3团队），豫鄂边区党委于7月建立第5团队，11月初，该团队与信南3团队合编，仍称信南3团队。
支队建立后，在平汉路两侧积极打击敌伪，消灭土匪，振奋了民心，扩大了活动地区。8月14日，日军400余人由西北向罗山朱堂店进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2团队为打击该敌，以1个大队节节抵抗诱敌向罗山方向深入，以主力配置于朱堂店西南，相机出击。日军进攻受挫后，第2团队主力立即向敌翼侧出击，敌施放毒剂掩护突出包围。此役毙伤敌8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接着，为扩大战果，该团队又袭击信罗公路五里店敌据点，迫使伪军1个中队投降。
10月13日，罗店、贾店日伪军700余人，以隐密动作向驻京山县新街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进行偷袭。驻该地第1团队立即以部分兵力正面阻击敌人，以主力向敌两侧发起攻击。两翼伪军被击溃，中路日军孤立，遂施放毒剂掩护撤退。第1团队又将敌包围压缩于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连续猛攻。
黄昏后，日军数路赶来解救，残敌焚毁大批尸体后仓惶突围。此役，缴获许多军用物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10月31日，第2团队一部在襄（阳）花（园）公路之同兴店，伏击由安陆开往花园之敌骑兵300余，毙伤敌100余人，第2团队亦伤亡50余人。第4团队进击长江埠附近伪军吕华奎部，歼其1个中队。第5、第6团队各一部，在石板河以南截击由皂市调赴京山的日军500余人，毙伤其一部。敌屡遭打击，图谋报复。12月5日，日伪军1500余人，闪击豫鄂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边区领导亲自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在毙伤日伪军70余人后，当晚胜利突围至八字门。
11月16日至19日，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区党委，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由郑位三为书记，陈少敏力副书记，委员共11人；由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3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并将3个地区的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1月，豫鄂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第2、第4、第5团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诛儒山伪军汪步青部。从西路进攻的第5团队，首先到达并向伪军展开进攻，夺占侏儒山街道，毙伪营长以下100余人。
由于从东路进攻的第2、第4团队在系马口与出援的日军遭遇，未能按时到达作战地区，第5团队于拂晓撤出战斗。此役震动了武汉，盘踞武汉三镇的日军慌忙戒严三天。此后，第2团队汗赴天门赖兴场，开辟天门以西地区。
日军集中1000余兵力，分7路向该团队进攻，并于拂晓前将驻地包围。全团队指战员沉着战斗，与敌反复肉搏，激战到中午后胜利突出包围。
为了还击鄂东坚持反共和屡次进攻新四军的顽固派头目程汝怀，1940年1、2、4月，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三进三出大、小悟山，在鄂东抗日武装的配合下，给程顽以有力反击，一度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
1940年5月，日军向枣（阳）宜（昌）地区发动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豫鄂挺进纵队各部分别袭击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及礼山各县境内的据点20余处，并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小河溪至夏店、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5月17日，川军第125师李团被日军包围于安陆以北之李家冲。第7团队闻讯主动驰授，向日军攻击，使友军得以安全突围。
6月中旬，日军占领襄樊、宜昌等地，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指示豫鄂挺进纵队主力由鄂中向西发展，配合国民党军打击敌人，并改善鄂中敌后抗日阵地。根据上述指示，纵队主力挥戈西进，直指白兆山地区。该区地势险峻，西北与大洪山相接，南可控制汉（口）襄（阳）通道，东可扼制平汉铁路，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阵地。6月下旬，挺进纵队控制了白兆山和坪坝。新四军控制坪坝，切断了安陆与坪坝以西三阳店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系。7月，日军第3师两个营1200余人，从安陆进至雷公店集中后，向坪坝进犯。第1团队和第2团队一部待敌进至坪坝以东三四公里时，即主动向敌侧后迂回攻击，敌慌忙后撤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和村庄顽抗，经整日激战，敌于黄昏焚尸30余具后逃窜。敌不甘心失败，9月，又以600余人沿小路隐蔽前进，企图偷袭，但又被第1团队、第3团队以迎击和截击挫败。10月，敌再以骑兵1000余，于夜间由坪坝以西之三阳店进行奔袭。
第6团队和第3团队一部在崔家冲进行伏击，敌伤亡惨重，遗尸数十具，向应城溃退。日军遭受三次打击后，不得不放弃占领坪坝的企图。豫鄂挺进纵队牢固地控制坪坝，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
挺进纵队控制白兆山后，为了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扼制襄河及其两岸敌人的交通线，7月，以第5、第6团队各一部挺进京山南山。不久，改造地方政权，成立了南山行政委员会，京山南部地区出现了抗日新局面。与此同时，纵队还派第6团队等部先后进军襄（河）西，与当地中共特委领导的武装会台，并成立襄西地委和军政委员会，使襄西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8月，在南山成立指挥部，率第5团队全部及第4、第2团队各一部进军天门以西，开辟了天西地区。
8月1日，豫鄂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在白儿山南麓召开边区县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继续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以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和统一领导战争动员工作。9月1日，按照“三三制”原则，经选举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到1940年底，平汉铁路以西各县基本区完成了基层的民选工作，全边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军政大会后，纵队主力部队的团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称团、营、连、排，使纵队向统一和正规化迈进一大步。纵队主力由小到大，逐步扩大为拥有1。5万入的游击兵团，在两年中，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毙伤日军2490人，俘日军13人，毙伤伪军8114人，俘伪军1258人，争取伪军反正2650人。
豫鄂边区地处武汉外围，面临敌顽夹击的复杂形势，而且长期孤悬敌后，与其他根据地隔绝，根据地开辟甚为艰辛。豫鄂挺进纵队的创造和发展，中共中央曾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三节 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组织；1937年底，又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号召党员军事化，决定各地党组织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广州失陷后，1939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决定广东党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并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在东江、琼崖建立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一、东江、珠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
1938年4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部分地区）3县党的工作。县委争取国民党东莞县社训总队的支持，7月建立了东莞常备壮丁队。县委还以农村党员为骨干，建立了5个游击小组。
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国民党东芜县政府退出东莞县城。
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芜具城建立了东莞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全队150人。19日，日军占领石龙，东莞常备壮了队和模范壮丁队一部立即开赴石龙附近东江河畔的峡口布防。20日，在峡口打击了渡河进犯的日军，翌日，又组织40余人的队伍渡河伏击敌人。
10月中旬，中共增城党组织争取国民党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统率委员会第3区指挥部的支持，建立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全队100余人。
17日，常备队在增城县仙村圩竹园涌附近，伏击行驶于东江的日军船只，击沉橡皮艇一艘，击毙日军10余人，缴获木船一艘。
10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领导香港、澳门、海员工作委员会、中山、番禹、南海、顺德、惠阳、东莞、主安的党组织。随后，东南特委派曾生（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伯明、谢鹤筹3人组织惠阳工作团，到惠阳整理党的工作，建立惠（阳）宝（安）海（丰、陆丰）工作委员会，12月2日，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在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建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共100余人。
12月7日，日军由淡水撤退。游击总队团结当地抗日武装收复淡水，摧毁伪政权，成立了惠阳县第2区行政委员会。
1939年元旦，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
1939年2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
5月，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负责，领导曾生、王作尧两部队。
1939年春，日军为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交通线，收缩兵力，撤出惠州等城镇和东江部分占领区。国民党军进占惠州，设立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四五月间，工作尧、曾生领导的部队先后改为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4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2大队和第3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
从1939年夏天开始，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积极打击日军。9月初，日军500余人再次在大亚湾登陆，占领葵涌、沙鱼涌，切断东江与香港、南洋的国际通道。12日，新编大队夜袭日军，战至天明，克复葵涌、沙鱼涌，日军从海上撤退。
12月，新编大队在横岗鸡心石伏击由东芜两渡河返回深圳的日军1个营，毙伤日军30余人，毙战马3匹。
第2大队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11月，第2大队对宝安县城南头镇进行包围封锁，迫使守城日军于30日晚从海上逃走，收复南头。
到1939年底，新编大队发展到500余人，第2大队发展到200余人，并分别在坪山圩和乌石岩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40年2月初，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命令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到惠州集训，企图借集训之机，解除武装。3月初，国民党顽军第186师等部共3000余人包围坪山、乌石岩。第2大队、新编大队突围后，向海、陆丰转移。由于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损失很大。
在这关键时刻，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了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发展，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根据这一指示，曾、王两部于8月下旬返回宝安县上下坪村。
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确定坚持东宝惠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放弃国民党军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原新编大队改称第3大队，第2大队改称第5大队。
上下坪村会议后，10月初第3大队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客家洞地区，开创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活动于宝安敌后，开创以阳台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1月初，东莞地区日军200余人由原街等地出动，向大岭山区进犯。第3大队于黄潭村突然向敌出击，毙伤其数十人，打退敌人的进攻。此后，又连续袭击东莞太平、主安公路线日军据点，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为建立大岭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珠江三角洲中的南海、番禹、顺德、中山（含今珠海市、珠县）等四县位于广州南面。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南海、顺德及番禹相继失陷。1939年8月，日军第一次在中山登陆，不久即撤走。1940年3月，日军第二次在中山登陆后，控制了石歧、唐家湾、前山等要点。日军在番禹建立护沙纵队，在中山建立伪军第43师，在各县建立伪政府及自卫、保安大队。
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番禹、顺德建立有南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林锵云，在中山有县委。日军攻陷广州后，中共党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革命时期的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组织了“广州市郊游击第2支队”（简称广游2支队）。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派刘向东、严尚民到广游2支队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该队曾先后在沥窖附近海面伏击日军运输舰，在广三路小塘车站袭击日军，多次取胜。南顺工委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特务中队，1939年5月，派出游击队员潜入顺德县城（大良），袭击日军，有所斩获。是年冬，日军再次进攻大良，广游2支队与特务中队在金骨咀、旧寨两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威震三角洲。
1940年夏，广东省委从中共中央派给广东的干部中，抽调谢一182——立全、谢斌到广游2支队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参谋。同时，广东省委决定加强对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将南、番、顺、中四县划出，成立中心县委，直属省委领导（原属东南特委领导），派罗范群任书记。
南顺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在顺德县城附近以西海村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林铭云领导的游击队并入广游2支队，称广游2支队独立第1中队，进驻西海。1940年11月5日，日军300多人进犯西海，广游2支队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
二、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1937年8月起主动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直至1938年10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将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下辖3个中队共300人，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以台湾混成旅一部，在海军支援下，在海南岛北部的天尾港登陆，占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日军又以第5舰队一部，在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等地。
当2月10日日军在夭尾港登陆时，冯白驹即令第1中队赶往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协同国民党军阻止日军东进。第1中队当天上午赶到潭口时，国民党军已不战而退，第1中队冒着敌机的轰炸，一直坚持到黄昏。潭口阻击战，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独立队迅速发展。3月，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共11个中队1400余人。
独立总队成立后，第1、第2大队活动于琼山、文昌地区，第3大队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3月，第1大队在琼文公路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汽车1辆，歼日军上校以下20余人。6月，化装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敌一部。第2大队于5月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袭击监督群众修路的日军，缴枪7支，日军遭独立总队连续打击后，6月起出动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进行“扫荡”，总队以主力一部西渡南渡江，插入敌后琼山、海口郊区活动，并向琼山西部发展，与第3大队打通联系，同时。在琼山第一区建立游击区，迫敌撤退。
1939年6月，新任国民党广东第9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来琼后，反共磨擦变本加厉，削减直至停发独立总队军饷，迫令将独立总队缩编为1个大队，并派部队向琼文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周围推进，企图消灭独立总队。
为了避开敌顽夹击，保存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琼岛长期抗战，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决心将领导机关转移到琼崖西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总队对日军的重要据点那大，进行了军民联合的围攻战。独立总队在国民党情县县长陈宗舜和各乡行政人员支持下，动员民兵1500人，持火药枪的群众2000余人，中共儋县县委领导的武装200余人，加上第3大队200余人，共4000余人。10月21日，围攻开始。那大驻日军100余人，另有伪军1个中队，共200余人，围攻持续到11月5日，那大日军因给养断绝，孤立无援，乘夜晚突围向憎县具城新州逃去。6日晨，那大被攻克，伪军中队80余人被俘。
12月琼崖特委在琼文游击根据地召开会议，决定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由文昌地区向西南的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转移，并决定抽调第1大队第2中队、第2大队第6中队和原特务中队合编组成特务大队，掩护领导机关西移。第1、第2大队主力仍留琼文地区活动，后成立东路指挥办事处，符振中为指挥，陈乃石为政治委员。
1940年1月25日，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开始向西转移，2月中旬到达琼山、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台地区。这时，那大及其附近地区已被日军重新占领和控制，特委及总队遂决定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
特委和总队在美台地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在仁兴、岭仑、岭南、和安、兰洋、南坤等乡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抗会”、“妇救会”等抗日民众团体。为加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成立了中共美合特区委员会（书记谢志德），由特委直接领导。为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美台周围各乡有100多名青年加入独立总队，美合还建立了一支70多人的美合自卫队，其他各乡村也组织了自卫队。同时，活动在昌江的第3大队第9中队扩编为第4大队，以第3大队第8中队为基础扩编成立了第5大队。1940年7月，成立了西路指挥办事处，马白山为指挥，符荣鼎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3、第5大队。1940年夏，在美合根据地创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公学办了两期，培养学员近1000名。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琼崖的抗日斗争，在1940年1月26日和3月11日的电报中指出：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在琼崖放手开展工作，驱除一切汉奸反动势力，领导全岛人民抗日；不要依靠国民党发响，要自力更生，扩大部队，并委派县长，建立区乡政权，为了加强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还派庄田、李振亚、覃威等领导干部和机要通信干部于1940年7、9月先后来到琼崖，使琼崖和延安一度沟通电台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作了调整和充实。特委由冯白驹任书记，李明任副书记；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高任政治部主任。
在总队领导机关调整充实的同时，特委和总队于1940年9月决定撤销东、西路指挥办事处，改设支队，将活动于琼文根据地的第1、第2大队合编为第1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将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的第3、第5大队合编为第2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徘；特务大队和第4大队直属于总队。
到1940年冬，独立总队已由1938年10月改编时的3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枪2000余支，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万宁、琼东、乐会、定安等11个县，建立了琼文平原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六连岭根据地和澄临憎、昌感等地区的小块游击根据地。独立总队己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1939年、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经过艰苦频繁的战斗，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巩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总兵力扩大到50余万人。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关键性的两年。日军停止战略进攻后，将作战重心转向对付抗日游击战争，依恃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和驱逐抗日武装，恢复和巩固其占领区，以挽回在后方的失败。
敌后战场斗争的形势，直接关系着能否给敌军以大的消耗和削弱，迅速发展壮大自己，逐渐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敌后争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战局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执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将侵略者陷入全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正面战场作战中曾骄横一时的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作战中陷入了被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使敌难以应付，不断的袭击、伏击使敌受到沉重的伤亡消耗。在对付日军“治安肃正”作战的两年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日军巩固占领区、扩大对“面”的占领的企图，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战局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大变化，它对坚持持久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一节 1939年武汉外围地区的三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军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在撤销第2集团军时，将第2集团军所属的第13、第16师及派遣军直辖的第3、第9师，均转隶第11集团军，使第11集团军兵力扩大到7个师（即第3、第6、第9、第13、第16、第101、第106师）。
1939年1月19日，第11集团军增加独立混成第14旅，3月15日，增加第33、第34师；同年6月至7月，第9、第16师先后调回日本。
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乓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有34个步兵师、l 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面对武汉地区周围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的包围态势，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打击国民党军，以动摇国民党军的抗战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为此，日军在1939年3月、5月、9月先后发动南昌作战、襄东作战（即随枣会战）和赣湘作战（即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南昌会战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南浔、浙赣铁路相交其南。武汉会战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曾企图攻占南昌。但由于其第106师在德安西北万家岭遭中国第9战区第1兵团沉重打击，未能渡过修水，乃决定待武汉会战结束后再进攻南昌。
1939年1月31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南昌会战指导策略，2月6日，华中派遣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3月9日，日军确定3月20日发起攻击。日军作战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51页。] 掩护其长江中下游交通，以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
其部署是：
以第101、第106师，并集中重炮兵4个团又1个营，坦克1个团又1个营，攻占南昌；以第6师主力从修水两岸地区向武宁、三都附近攻击，阻止国民党军增援南昌；
另以第101师村井支队从都阳湖西北岸星子南下，在吴城登陆，打通赣江及修水水道，切断浙赣铁路，日军驻华航空兵团主力以及中国方面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第1根据地队协助第11集团军作战。
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己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的企图。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第9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4页。]
薛岳以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提请延期实施。
在此期间，日军抢完于3月17日开始攻击。
当时第9战区在赣北、湘北的部署概要如下：
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区，该集团军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第29军预备第5师，于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都阳湖西岸，由西向东并列防御；
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第72、第73、第78军防守武宁地区；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崧甫部第8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
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任鄂南、湘北守备；
第1集团军卢汉部及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
3月18日，日军第101、第116师各一部，由星子乘军舰、汽艇南下，向吴城镇进攻，中国守军第32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22日，日军进攻仍来得逞。23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3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剂弹，守军伤亡惨重，于24日放弃吴城。
3月17日，日军第101师一部，从永修东面修水支流向第79军防地逼进。18日，张公渡、永修间日军第106、第101师开始炮击修水南岸阵地。3月20日16时30分，日军开始总攻前的炮火准备，以猛烈炮火，间以毒剂弹轰击第49、第79军阵地达3小时后，主力由虬津方面强渡修水。当时因下雨修水水位上涨，虽对囚渡不利，但水位上涨却使守军前沿阵地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顺利渡河，占领了前沿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并以坦克部队配属第106师，实施快速突击。
日军一部沿南浔线攻击，在修水南岸涂家埠遇到顽强阻击。
22日17时，日军坦克部队攻占安义，21时进占奉新，23日，日军第106师进入奉新。日军继以第106师一部西趋高安，阻击对方援军；主力由安义、奉新左旋扑向南昌。南昌只有保安部队，罗卓英急令第32军由修水南岸涂家埠一线退守南昌，至26日，第32军只有2个团到达南昌。此时，日军坦克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敌阻止。日军步兵由南昌西南曾家、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浙赣铁路。27日，日军猛攻南昌，经过激烈巷战，守军伤亡甚重，奉令向进贤撤退。
武宁方面，日军第6师主力自3月20日由箬溪附近开始攻击武宁东北守军第8、第73军阵地，22日，又以一部由巾口南渡，进攻第78军阵地，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至27日，第9战区第72军接换武宁东北防务，继续阻敌西进。日军再度发动进攻，并以一部迂回第78军右翼，该两军被迫后撤。29日，日军攻陷武宁。第30集团军退守烟港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
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3、第9战区各一部共约10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上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页。]
21日，反攻开始。第9战区第1集团军第184、新编第10师，向奉新日军攻击；第11师主力监视靖安日军，一部向滩溪挺进，至24日，日军退守奉新。第74军主力向高安附近日军攻击；第74、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向大城、生米街一带日军攻击，至26日，克复高安、大城、生米街，并一度攻入牛行，日军退守高安东北一线。此后，第9战区部队进展困难，无力切断南浔线。
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以第16、第79、预备第5师及预备第10师一部，于23日渡抚河向南昌方向攻击，至26日，克复南昌东南市汉街，迫近南昌。
27日，日军第101师得到海军陆战队支援，进行反扑。第32集团军攻击受阻，遂以第26师加入战斗。到5月5日，攻克南昌东侧的飞机场及南昌火车站。7日，南昌日军与前来增援的第116师，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第32集团军伤亡很大，所属第29军军长陈安主中将殉国，攻击受挫。5月9日，奉令停止反攻。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被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二、随枣台战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余天的随枣会战。
武汉会战后，鄂中沙市至已东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归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辖第11、第21、第22、第29、第33等5个集团军和江防军。
其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担任长江沿岸及襄河（襄樊以下的汉水）以西防务；
第29、第33集团军组成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重点置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
第11、第22集团军组成左集团（总司令李品仙）担任大洪山外翼，经随县城至信阳外围问防务，重点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
以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战区采取“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的战略。[《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537页。]
1939年4月上旬，第5战区向随县以东地区及安陆、应城、天门等地区出击，并向平汉路南段（武胜关以南）袭扰。同时，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2个军6个师2个独立旅），由湘北转用于枣阳方回。
早在1939年3月22日南昌会战之时，日军第11集团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第31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月28日，制定了打击第5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4月中旬，日军第33、第34师到达武汉，第11集团军兵力达到9个师1个旅，随即制定了《会战指导大纲》，决定乘新部队到来老部队尚未离开的机会，在5月上旬采取快速奔袭，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第5战区主力兵团。
日军计划先以第3师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第5战区左翼，将对方相当力量钳制于该地区，并以一部由信阳向桐柏县方向迂回；尔后，以主力第13、第16师、骑兵第4旅，由钟祥及其以东地区，向枣阳南侧及其西北地区迂回突进，围歼第5战区主力于枣阳周围地区。
4月下旬，第5战区在日军大部队向鄂中集中的情况下，停止攻势行动，调整部署，准备应敌。李宗仁对当面敌情判断为：“不下三师团之敌，将以主力由浙河及其以北地区西向，有力之一部由钟祥附近北向，夹击我在襄河东岸之主力兵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6页。]
第5战区决心以主力实行攻势防御，粉碎日军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襄河西岸地区部队一部渡河攻击，竭力钳制日军兵力，以利主力作战。战区将主力控制于襄花公路方面，以左集团第11集团军、第31集团军负责该方面防务。以第22集团军为第二线兵团，其第41军位于唐河、自河及襄河右岸；第45军集结于茅茨畈，暂归李品仙指挥，准备对钟祥方面使用。
5月1日，日军第3师开始向随县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由应山以西的淅河、徐家店一线进攻守卫郝家店、孙家寨之线的第84军第173、第174师，当日陷郝家店、孙家寨。第173、第174师乃转守塔儿湾。第二天，日军猛攻培儿湾，并向守卫高城附近的第13军第89、第110师发动攻击。经两天激战，4日，塔儿湾夫守。高城阵地，亦被迫放弃。第13军所部转守漂水西岸阵地。此后，日军遭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5月8日以前，日军未再获进展。
5月5日，日军主力第13、第16师及骑兵第4旅，向第5战区右集团发起进攻。日军由京山、钟祥以北三阳店、洋梓一线向第59军第180、第38师，第77军第37师发动猛烈攻击。迅速突破长寿店、流水沟及其附近阵地。
第59军一部退守襄河西岸，一部北退，日军跟踪前进。7日夜，日军进入滚河一线。8日，日军攻占枣阳，一部进抵襄花公路双沟（樊城东北约30公里）附近，切断了左集团后方联络。
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前后夹击的地位，第5战区随即调整部暑，命令左集团主力依桐柏山，面对随枣盆地占领侧面阵地，侧击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则分向唐河、新野撤退；并以第39军及第13军一部，分别留置大洪、桐柏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日，第84军第二线阵地被日军第3师突破，遂于9日开始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14日到达方城。
10日，日军主力方面陷湖阳镇、新野，驻信阳日军第3师1个团迫近桐柏县城，日军合围即将告成。当晚，第31集团军在第1战区第68军第119师掩护下，向泌阳转移。
12日，日军攻陷唐河及南阳，遭牟庭芳部（第121师）与第2集团军反击，被迫退出南阳，集结于枣阳以北地区整理。
此时，中国第2集团军从西兴集、保安寨出动向唐河南岸反攻；襄河两岸右集团和江防军袭击日军第13、第16师侧背。从13日起，日军被迫开始撤退。第5战区利用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
14日，第2集团军第30军击退唐何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第39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南返的日军第3、第13师各一部，予敌重创。至24日，第5战区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原地区，至此，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30页。] 日军遗尸5000余具。[《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
第5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这次会战，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
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
三、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见附图10）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乡长沙。该地遭大人浩劫后己逐渐恢复。武汉、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8页。]
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9月1日又下达了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其部署是：以集团军主力（第33师、第6师主力、第3师上村支队、第13师奈良支队以及集团军直辖部队），由岳阳及其以东地区南进，在汩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中国第15集团军；以另一部（第106师主力配属第101师佐枝支队等），由赣北靖安、奉新及其以南地区西进，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尔后转向修水上游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日军参战兵力有步兵约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及海军一部。
早在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4月15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9战区：“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附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0页。]
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致电第9战区： “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钳制敌人，对该方面之敌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72页。]
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
第9战区可使用兵力为47个师，其中32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以及海军布雷队一部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截至9月14日，其兵力部署是：
第20集团军霍揆章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西岸；
第15集团军（8个师）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长安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汩罗江右岸阵地；
第27集团军杨森部第20、第73军共4个师以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8军等2个师又2个挺进纵队位于湘、鄂、赣边幕阜山区；
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
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共4个师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
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共4个师，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第4、第70、第74、第5、第99、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106师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18日，已先后侵占第1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日军第106师配属的第101师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18日侵占祥符观，续向高安逼近。第32军于19日放弃高安。
20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6师在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
当日军进攻第1集团军和第32军时，在安义游击的第1集团军第183师回师南进，18日，趁日军撤退之机，占领上富。17日，第74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之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日攻占村前街。
21日，第32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击退日军，于22日晨克复高安。
在湘北，9月18日起，日军第6师及奈良支队连续攻击第52军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第52军逐次退守新墙河南岸。至22日。第195师仍顽强坚守在北岸比家山据点。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第52军退守新墙河东南高地。
日军上村支队于9月22日18时由岳阳启航，23日晨，一部在洞庭湖东岸鹿角登陆，主力迂回归罗江口以南，在营日登陆，突破第70军第95师阵地，继续向东南突进，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
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于9月21～22日由通城附近出动，进攻第79军前进阵地。23日，攻陷第79军主阵地麦市，24日攻占桃树港，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33师企图楔人渣津，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第15集团军。
9月24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湘北战局紧张，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确定：“第9战区作战，应……保侍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4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88页。]
并命令在广西全县训练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以主力推进衡阳，1个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25日，第52军主力向泊罗江南岸转移。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跟踪南进，迫近旧罗江北岸，一部伪装难民，偷渡汩罗江，袭占新市。上村支队一度占归义，被第70军反击克复。26日，日军猛攻汩罗江南岸，激战竟日，但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区福石岭，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汩罗江畔的企图破产。
日军第11集团军乃决定：“以主力向东迂回，在平江周围消灭预想从通城以南地区向南退却之敌兵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86页。]
27日命令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向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突进。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
以第2、第25、第59、第60、第77、第195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
第70军转移至创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
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不含）之线；
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两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敌第33师。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迁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作战。
日军第6师、上村支队由旧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第566旅的伏击。30日，第25、第60、第195师向永安市（捞刀河南）、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日军第33师，27日屡攻福石岭不下，遂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第79军尾蹑日军第33师南下，开始向嘉义、献钟日军攻击；第20军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正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
赣北方面，9月23日，日军第106师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6日，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了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第72军新编第15师堵截。左纵队至25日攻占上富、横桥、甘坊。第9战区为防止日军继续西犯，26日命令第32军由高安向万载集结，准备开赴铜鼓布防。
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命令第60、第74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左纵队。
25～29日，该两军遵今攻击甘坊、冶城一带日军，27日，第74军第57师克复上富，遮断日军退路，并逐渐将日军包围于甘坊附近。
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第106师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于29日下令撤退，同时命令第33师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第106师。
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汩罗、新市等处。至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10月5日，日军第33师东窜修水城。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在第33师策应下，开始由沙窝里分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守军各部开始反击，当日，第15师攻克郭城市，向沙窝里挺进。第51师攻克桐木石，向九仙汤挺进。9日，第30集团军克复修水，15日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兵力10万之众，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第15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大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两次会战相比，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9页。]
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对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
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长沙会战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第13、第21集团军。西尾寿造上将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同时，解散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二节 抗击日军封锁中国大陆的作战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切断了中国由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但中国仍能由华南沿海西江地区、深圳、汕头以及桂越公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输入部分补给物资。为了进一步增加中国坚持抗战的困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便把切断中国对外联系、封锁中国大陆，作为侵华的重要战略。因此，日军于1939年1月15日侵占涠洲岛，2月入侵海南岛，6月在汕头登陆，8月占领深圳，11月进攻桂南，企图实现对中国的彻底封锁。
一、海南岛、汕头沦陷
日军早就企图侵占海南岛，以便把它作为南进的跳板和轰炸中越、中缅交通线及封锁华南沿海的基地。
1939年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海南岛。日军大本营1月17、19日指示第21集团军以饭田支队（l 月31日改称台湾混成旅）协同海军第5舰队在2月上、中旬“攻占海口附近要地”，而后“海军可伺机占领榆林港附近”。[〔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7—338页。]
2月8日晚，日军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启航，10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当地武装保安队抵抗微弱。当日，日军占领海口及琼山县城，接着占领了定安、青澜港。
中国共产党人冯白驹领导的独立队，曾开赴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阻敌渡江，后转到琼山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2月13日，日本海军3个陆战营，从琼州海峡出发，14日在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尔后，日军南北对进，侵占海南全岛。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日军入侵海南岛，等于发动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广州失守后，汕头成了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补给物资由此经潮（州）韶（关）公路输入内地。1939年6月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21集团军与海军配合攻占汕头一带要地。9日，该集团军与海军第5舰队确定了具体协同计划。
6月21日，日军第104师一部及海军陆战队等共万余人，在海军舰队和航空兵的支援下，于汕头海岸登陆，潮州、汕头地区守军第4战区第9集团军独立第9旅和部分保安部队对登陆日军进行了抵抗。次日，日军占领汕头，27日占领潮州。
此外，8月14日拂晓，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师1个团又1个营在宝安附近登陆，当日占领深圳，次日占领沙头角一带。
二、桂南会战
南宁位于邕江与桂越公路交点上，为中国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桂越公路由越南那岭经广西龙州至南宁，南接海防经河内、凉山、同登至那岭铁路。
1939年9月，中国开始在那岭至龙州间的水路上（左江）利用帆船内运。
滇越铁路由海防至云南昆明，1938年5月后的一段时间内，每月输入物资3000吨。滇缅公路从缅甸腊戍经云南畹町、保山至下关，长735公里，南连仰光至腊戊铁路，中国购买的军用品多由此进口。1938年12月，从仰光转运第一批军用品沿滇缅公路到了昆明。1939年前11个月中，滇缅公路输入物资27980吨。
从1937年9月27日起，日本外务省多次与法国谈判，要求禁止中国由越南输入物资。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利用法、英卷入对德战争的时机，攻占南宁及尤州等桂南要地，直接切断桂越公路，建立航空基地，更有效地轰炸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彻底切断中国西南补给线；并配合汪精卫在两广策动政治分化的阴谋；还准备以桂南为跳板，伺机南进法属印度支那。
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切断南宁公路补给线的作战命令。10月19日，中国派遣军命令第21集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第5师、台湾混成旅共约3万人，另有第5舰队、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支援作战，以陆、海军协同“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至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8页。]
上述参战日军于11月上旬集结于海南岛三亚港。
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受桂林行营指挥，担负两广地区的防御任务。第4战区以第16集团军夏威部第31、第46军共6个师又4个独立团，守备桂南及粤南东兴至阳江一带海岸。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军队准备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军事委员会判断短时期内日军不致进攻桂南，第4战区乃将第64军两个师由明城、鹤城附近调往西江以北地区，配合冬季攻势，遗防由第31军接替。在此之前，第16集团军判断，日军若欲进攻桂南，最有可能以主力由粤南沿海电白、水东、梅菉登陆，经玉林、贵县向宾阳前进，威胁南宁；而由钦县、防城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不大，并据此制定了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水东、茂名、北流一线以西粤南、桂南只有第46军2个师又2个独立团防守，兵力单薄。
11月13日，日军从海南岛三亚港起航，15日晨，日军第5师利用疾风暴雨的天候，突然在钦州湾企沙、龙门登陆，分路北上，16日下午陷访城。
16日晚，台湾混成旅在钦州湾东岸登陆，17日攻占钦县，接着进入小董附近。
由于桂南守军兵力空虚，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优势日军迅速深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令第5军由湖南衡山乘火车至桂北永福，在宾阳集中后向南宁前进；另派第99军从湖南湘潭及贵州贵阳向柳州集中；令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在宜山附近集中。
日军进展迅速，其第5师击溃邕江以南第46军新编第19师后，11月22日傍晚己进抵邕江南岸，从东南、正西夹攻南宁。此时只有第5军第200师1个团赶到南宁附近，与刚调到南宁的第46军6个团一起仓促应战。24日，被迫放弃南宁。
南宁以北是错综复杂的山岳地带，与内地联系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由南宁北上经20公里处的高峰隘到武鸣，另一条是由南宁向东北延伸经50公里处的昆仑关至宾阳的邕宾公路。
12月1日，日军推进至高峰隘，4日夺取昆仑关，控制了南宁北通内地的两条交通道路的要隘。
南宁失守，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危害西南大后方。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收复南宁，责成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到迁江亲自指挥作战，除令空军（飞机约100架）、炮兵（2个营又2个连）、坦克支援外，并继续抽调步兵第66军由江西吉安赴宾阳参战。桂林行营令第4战区部队于昆仑关、高峰隘以北地区占领阵地，钳制当面之敌，掩护主力集中。12月中旬，奉命参战各部（共约14万人）大部陆续抵达战场。
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针是：“军以攻击北攻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未到以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攻击开始时机，预定12月18日拂晓。”[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42页。]
其兵力具体部署是：
北路军（第38集团军徐庭瑶部第5军、第99军第92师）以主力从宾阳方面、配合坦克，攻击昆仑关，一部切断南宁至昆仑关敌之联系，歼灭昆仑关之敌，而后协同其他部队攻取南宁；
东路军（第26集团军蔡廷错部第46、第66军共4个师），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破坏郁江以南敌后交通，阻敌增援昆仑关；
西路军（第16集团军夏威部4个师及地方武装）以2个师攻击高峰隘之敌，将敌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一部袭扰郁江以南敌后交通，一部进至巨宾路之四塘，阻止南宁日军增援昆仑关；
第99军第99、第118师为总预备队，于宾阳古辣附近待机。
邕宾公路由昆仑关向南，依次为九塘、八塘、七塘、六塘、五塘、四塘。
防守八塘及其以北地区的日军为第5师骑兵第5团、步兵第21团、第42团第2营。昆仑关为日军主阵地，由步兵第42团第2营、炮兵2个连又1个徘据守。日军占据昆仑关制高点，构筑坚固工事并加设移动铁丝网。
第5军决定以一部攻取昆仑关，以主力于八塘、七塘间包围日军而歼灭之。12月18日，第5军以荣誉第1师为左翼队向昆仑关正面攻击；以新编第22师为右翼队进攻五塘、六塘，阻敌增援；以两个补充团为左侧支队向七塘、八塘间进行钳制活动；第200师为预备队。
18日下午，日军第5师第21团团长三木吉之助率团主力由南宁乘汽车赶到九塘，指挥昆仑关作战，桂林行营也令总预备队第99军的两个师向日军后方七塘行包围攻击。
19日，荣誉第1师挫败日军第21团的反击，继续攻击昆仑关。此时，第99军攻占山心和七塘，切断了昆仑关日军后方交通。
20日，第5军以第200师增强昆仑关方面攻击力量，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21日，割裂九塘与昆仑关日军联络；中国空军出动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的攻击，向当面日军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日军第21团已完全陷入包围。
岂武路方面，西路军向高峰隘等地攻击。
19日，第135、第170师克复香炉岭、高峰隘。
20日，又克新圩。不料日军由高峰隘以东山道窜入，攻击部队翼侧受到威胁，遂撤至葛圩附近。
日军第5师鉴于其第21团在昆仑关、九塘地区被分割包围，乃急派第21旅旅长中村正雄少将率部增援，并命令正开赴龙州的第9旅急速遣回1个营。
20日10时。中村支队（2个营为基干）从南宁出发，行至五塘附近时，即不断遭受伏击和阻击，24日16时30分，其先头部队突破重围到达九塘。
五塘到九塘25公里路程，中村支队连续处于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4天4夜的苦战突围，虽未被全歼，但伤亡极其惨重。中村正雄途中多次中弹，苟延到25日终于毙命九塘。
由南宁出援的第21旅第42团一部，在邕宾公路上也连续遭到包围，经不断突围才于24日艰难地通过八塘。
23日，日军第5师又命令第9旅主力由龙州“排除万难，日夜兼程向南宁急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67页。]
24日，第9旅主力开始返回，27日行抵山墟附近，为西路军第188师及龙州教导总队包围截击，直至29日才回到南宁。为支援在昆仑关地区陷入困境的第5师。台湾混成旅主力在东路军阻击下，虽经南宁进入七塘、八塘，并于28日与九塘日军取得联系，但因受公路两侧高地阻援部队的夹击，再无力前进。
28日，桂林行营增调第66军第159师攻击昆仑关以东敌据点，29日，第5军以步、炮、坦克协同，对昆仑关再次发动猛烈攻击。
30日，以新编第22师、第200师，左与第159师，右与荣誉第1师并列，继续围攻昆仑关。至31日，终于攻克昆仑关，该地日军除一部突围外，大部被歼。
接着，第5军于1940年1月4日攻占九塘，11日攻抵大潭至六落之线，尔后，第38集团军在该线与日军对峙。
攻取昆仑关，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它使日军第5师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其第21旅旅长以下被歼灭者超过半数。中国军队牺牲也大，仅第5军就伤11100人，阵亡约5600人，失踪约800人。
在广东，1939年12月24日，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第104师及近卫混成旅等部开始进攻粤北，企图攻占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韶关。由于桂南方面第5师处境危急，安藤利吉决定攻下翁源后，即将兵力向桂南转移，并于12月29日命令第5师“仍然要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便于转用兵团的到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77页。]
1940年1月7～13日，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从海路进到钦县，尔后分别集结于南宁以南和七塘附近。日军在桂南兵力增至7万人左右。
此外，日军大本营从关东军调来2个飞行中队支援作战。1月10日，日军第21集团军制定《宾阳会战指导方案》，其部署是：
以第5师、台湾混成旅在四塘、五塘间展开，分向昆仑关、思陇突进；
以第18师、近卫混成旅分别经甘棠、那河向宾阳迂回，切断昆仑关一带对方补给线和退路。
攻克昆仑关后，为收复南宁，中国军队继续向桂南增调部队。1月13日，前线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作战方针为：“以攻克南宁为目的，先确保现态势，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后，对郁江两岸之敌，同时开始攻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33页。] 并决定郁江南、北两岸，各设统一的指挥官，夏威任南路兵团总司令，吴奇伟任北路兵团总司令。夏、吴二人在同月31日被任命为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
中国军队预定部署是：
郁江北岸——第38集团军（辖第2、第5、第6、第36、第99军）和第37集团军叶肇部第66军守备昆仑关及其东西一线，第16集团军第1纵队2个师在高峰隘以北与敌对峙；
郁江南岸——第26集团军（辖第46军、4个独立团）和第16集团军第2纵队2个师又2个团，分由东西两面夹击日军钦邕交通线，阻敌向郁江以北增援和集中。
预计参战总兵力15万余人。
1月26日，日军先发制人，发动“宾阳作战”。此时，中国军队后续兵团9个师中的8个师尚未到达指定地点。
1月28日，日军第5师1个旅、台湾混成旅、近卫混成旅主力，在第5师统一指挥下，向邕宾公路以北高地第99军实施步、炮、坦克联合攻击，次日，防守八塘的日军第5师第9旅向西夹击第99军。
在此以前，1月26日，日军第18师从岂江南岸东进，29日攻取永湾，准备北渡邕江。同时，近卫混成旅先遣队攻占鹿颈。桂林行营为掩护左侧安全，急令刚到宾阳的第2军第76师等部向甘棠前进。
30日，日军第18师会同近卫混成旅进至甘棠一线；邕宾路西侧日军亦同时向第99军正面和第36军右翼攻击。
1月28日，军事委员会命令从2月1日起由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指挥桂南方面作战，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到桂南协助。
张发奎鉴于甘棠为当时桂南战局关键所在，乃调集部队预定2日攻击甘棠之敌，并令第5军主力在迁江一带构筑第二线阵地。
但是，日军2月1日在甘棠方面先机发动总攻。日军第21独立飞行队全部出动，大肆轰炸正向甘棠开进的第6军第49师及后方桥梁。特别是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被炸，一时指挥通讯中断，致甘棠北面高地为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突破。2月2日下午，日军近卫混成旅一部窜抵宾阳城郊。宾阳原驻有第5军第200师，日前，第5军奉令撤往迁江构筑第二线防线。第200师主力由宾阳撤走，日军乘虚轻取宾阳。3日，第18师进抵清水河畔邹墟大桥，才为北岸新编第33师阻止。张发奎鉴于宾阳失守，昆仑关一带守车交通补给受到威胁，遂令第38、第37集团军向上林、大览撤退。3日，日军再次占领昆仑关，8日进占武鸣后开始撤退，沿途烧杀抢掠，残暴之极，至13日，大部退回南宁。
为了巩固对两广南部地区的占领、并将它作为进攻中国内地和南进的基地，2月9日，日军大本营下令撤销第21集团军，组成华南方面军，统辖粤南、桂南日军。桂南日军第5师、近卫、台湾混成旅编为第22集团军，原第18师师长久纳诚一任司令官。该集团军在邕江南北岸及钦邕公路设防，伺机行动。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军趁机再次向龙州进攻，7月2日占领龙州。9月下旬，第5师一部进入越南，西南桂越、滇越国际交通线随之彻底断绝。
第4战区部队利用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机会，10月13日开始围攻龙州，23日在郁江北岸发起全面攻击。28日克复龙州，30日收复南宁。到11月30日，日军全部被逐出桂南。
在桂南会战中，由于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近期进攻桂南的可能性及其登陆的可能方向判断不淮确，致使日军在初期未遏坚强抵抗即顺利登陆，并长驱直入占领南宁和昆仑关等要地，控制了桂南的交通要冲。但军事委员会能迅速定下收复南宁的决心，立即由500～900公里以外急调10余个师赶赴战场，并对敌组织空、炮、坦等军兵种支援的优势反攻，夺回昆仑关，给敌第5师第21旅以歼灭性的打击，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掌握了桂南战场的主动权。
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使日军第21集团军不得不从粤北抽调第18师主力及近卫混成旅增援，以解救第5师方面的危局，从而被迫改变广东方面翁英作战的原定计划，放弃进攻韶关而只以翁源为作战目标，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三节 1939年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
一、1939年冬季攻势
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加强。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
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战区和第2战区，准备于11月下旬及12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11月下旬，军事委员会下达任务，概要如下：
华北方面，第1战区攻击开封、博爱，钳制敌人；第2战区首先切断正太、同蒲铁路，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日军；第8战区以一部协同第2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今呼和浩特）附近日军。
华中方面，第3战区以主力约11个师，切断长江交通，分向湖口、马当、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获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第5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间日军，进取汉口；并向汉（阳）宜（城）公路日军攻击；切断襄（阳）花（园）、汉宜公路。第9战区，向粤汉铁路北段正面日军攻击，重点指向蒲圻、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击瑞昌、九江日军。
华南第4战区以一部相机攻占潮州、汕头，主力扫荡广九铁路及南宁日军。
在华北，原计划以第1、第8、第10和冀察战区配合第2战区作战。但是，国民党顽军以发动冬季攻势力掩护，掀起了反共军事磨擦。此外，驻晋南日军第37师先于12月上旬开始进攻中条山，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只有第1、第8战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攻势。
第1战区：12月1日开始攻击，在豫东，第3集团军以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切断开封、兰封附近公路、铁路，第81师于17日突入一一开封，焚毁日军第35师一部的指挥所及仓库；21日，骑兵第2军一度攻入商丘，并击溃由安徽砀山增援的日军骑兵部队。在豫北，12月6日，新编第5军、第47、第9军等部队，攻至安阳附近，尔后在汤阴、淇县、浚具、沁阳、博爱等地，破坏交通设施，切断了日军豫北交通；1940年1月1日，第9军一度攻入沁阳，歼灭日军第35师一部。
第8战区：以第35军攻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所在地包头；第81军一部攻击安北；骑兵第6军等部队袭击绥包铁路，阻止日军增援。12月18日开始行动。
20日拂晓，第35军乘驻包头日军一部出城执行任务之机，以便衣队潜入包头，接着，主力部队攻入城内，袭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及重要仓库，日军骑兵集团第1旅直属队及第13、第14团急忙由萨拉齐、固阳、安北前来救援，第1旅直属队当日16时到达包头。第13、第14团受到第35军阻援部队的围攻损失惨重，第13团伤亡过半，第14团团长小林一男上校被击毙。在增援日军抵达包头开始反击后，23日，第35军撤出包头，退回五原地区。
日军驻蒙军为施行报复以除后患，1月28日，以骑兵集团主力（配属独立混成第2旅1个支队）、第26师及伪蒙军一部乘卡车由包头等地向五原开进。2月3日，突入五原。2月中旬起，日军主力开始撤出五原地区，但在五原留下了伪蒙军和日军桑原特务机关，由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坐镇五原，守备绥西。为巩固对该地的占领，3月初，又派以伪蒙古政府警察队为名义的数百名日军进驻五原。
3月20日夜，第35军反攻五原，激战至22日，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大桥上校，消灭日伪军4000余人，五原敌军和特务机关被全歼。当驻蒙军派出救援的骑兵集团主力和第26师一部于26日进抵五原时，群众早已空室清野，只剩一座空城。日军唯恐遭受袭击，停留数日将日军尸体收集火化后，仓惶撤离。从此，日军再未敢进犯绥西。五原大捷曾受到军令部嘉奖。
华中方面第3战区：在得到军事委员会加强之第86军、第18军的2个师以及一部分炮兵后，从12月12日起，以第32、第10集团军各一部分别袭扰南昌及杭州日军，第32集团军曾于12、18两日攻入南昌城，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第10集团军于13日晚攻入杭州、富阳、余杭各城，破坏了日军指挥机构及仓库。
1940年1月21日，日军由杭州南渡钱塘江，攻陷萧山，并向绍兴袭扰。
经第10集团军部队反击，迫敌退守萧山。
第3战区另以第18、第21、第25、第50、第86军共14个师，编为长江方面攻击军，区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攻击当面日军第13集团军第116师。
12月16日，各部向获港至贵池一线发起猛攻，到处展开近战肉搏，攻克日军沿江据点多处，到17日晚在大通、莎港问突破日军第116师左翼，挺进至江岸，炮击日舰，布放水雷，一度切断长江航运。20日，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在飞机轰炸和舰炮火力支援下进行反扑，攻击部队遂退守进攻出发阵地，以小部队向江岸钻隙突进，继续袭拢敌人。
第5、第9战区共50多个师统一于12月12日向当面日军第11集团军发动攻势。
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第364团在群众协助下，经一夜激战，攻占日军外围据点擂鼓墩，缴获野炮一门；第124师强攻滚山，前仆后继，予敌重创，受到战区长官部嘉奖。
第9战区曾克复靖安及通山、阳新各附近据点。
此次冬季攻势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意志均大大超出日军意料。日军战史写道：“到了12月12日四周敌人一齐向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出击而来，其规模之大还是未曾有过的。而经过40天的时间一直到1月20日左右，两军仍然不见胜负。在此期间，我第一线部队几乎都成了一个个孤立的部队，在敌重兵包围中孤军作战，缺粮少弹，伤亡很大……“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O1页。]
冬季攻势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日军竭力掩盖其遭到的损失，但也不得不承认仅第11集团军就伤亡约达8000人。
二、枣宜台战
（一）战前概况
1940年5～6月，日军进攻枣阳和宜昌地区，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
早在1939年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的初期，日军第11集团军为改变被动局面就打算向宜昌方面进攻。冬季攻势结束后，日军立即准备实施报复性的反击作战。
1940年2月25日，第11集团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5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做出贡献。
4月7日，又确定了《第11集团军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方针是：“自5月上旬开始神速地进行机动，首先在连接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消灭敌第5战区兵团之主力，接着将汉水右岸之敌压缩在宜昌附近消灭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日军认为，进攻宜昌，将沉重打击第5战区。宜昌离重庆仅约480公里，是重庆的门户，攻占宜昌，可以直接威胁重庆，有战略价值，有利于“桐工作”的成功。
日军第11集团军投入枣宜作战的部队，有驻防江北的第3、第13、第39师，从江南调来的第40师、第6师他田支队、第34师小川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吉田支队、临时混成第101旅，以及集团军直辖的坦克第7、第13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此外，中国派遣军从第13集团军派遣第5师仓桥支队、第22师松井支队，还有第3飞行团、中国方面舰队第1分遣支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汉水支队协同作战。统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指挥。
1940年3月中旬，第5战区获悉日军将大举进攻。3月24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日军“约下月初、中旬，确有进攻荆沙宜昌之企图”；并命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届时由鄂北直出汉宜公路”，打击西进日军。[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53页。]
4月17日，蒋介石提出“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因而指示第5战区从右集团河西部队以及江防军抽调部队，东渡汉水参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4～935页。]
4月27日，第5战区确定了《作战指导计划》，概要如下：
方针：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袭扰，主力适当控制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于枣宜地区与敌决战。
各兵团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辖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共10个师，于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拒止敌渡河，尔后与右集团协力，在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
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辖第29、第33集团军共12个师，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各隘路口，以主力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机动击破进犯之敌；
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辖第11集团军、第45军共6个师，于高城至随县以西一线拒敌之进犯，不得已时，转移于唐县、环潭间，俟预备兵团之加入，自两翼包围击破进犯之敌；
左集团总司令孙连仲，辖第2集团军计6个师，于明港、小林店、天河口一线拒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协力于襄花路之作战。
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辖第31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
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辖第22集团军（欠第45军及第123师），暂位于双沟；
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21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进行袭击，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
（二）会战经过
枣宜会战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940年5月初至5月下旬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一是从5月31日至6月中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
5月1日，日军第3师和第40师石本支队从信阳以北开始西进，向泌阳、枣阳方向进攻，5日，进占泌阳、桐柏一线。5月2日，日军第13师由钟祥沿汉水东岸地区开始北上，向枣阳进攻，翌日，占领长寿店、黄家集等地。5月4日，日军第39师和第6师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第5战区中央集团发起攻击，次日，突破守军高城、安居镇一线阵地。日军企图以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白河东南枣阳地区。这实际上是一年前随枣会战时日军战术的翻版。
根据日军进攻的态势，5月5日下午，第5战区下令调整部署：
以第29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
豫鄂边区游击纵队及第一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
江防军（欠第75军）准备以有力部队东渡汉水策应右集团作战；
右集团（欠第29集团军）主力在汉水东岸围击北犯之敌；
中央集团于现地极力阻止敌人，不得已时，主力转移唐、白河西岸；
左集团指挥第2、第31两集团军及第92军，打击由信阳以北西进日军，万不得已时，转移于唐河两岸之线；
原属江防军的第75军（军长周嵒）、在江防军整训的第11集团军第39军先向快活铺、宜城间前进，归战区直辖。
至5月7日，日军各路分别进占唐河、随阳店和汪家集，对枣阳形成包围态势。守军在各阵地进行抵抗后及时转向外线。只有第84军第173师在枣阳附近掩护主力撤退时，遭优势日军围攻，损失惨重，师长钟毅阵亡。8日，日军占领枣阳，但围歼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由老河口退驻鄂西北均县，李宗仁仍留老河口指挥所。5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宣称“汉水东岸作战的目的已经完成”，下令准备汉水西岸的作战。接着，日军第3师准备在樊城东北集结，由樊城、宜城间渡河；第13师准备向南收缩，以便在宜城、沙洋附近渡河。
5月10日，蒋致电李宗仁：“希严令张自忠、周嵒各部，速向东北方猛攻当面之敌，与孙连仲、汤恩伯两部相协同，击灭敌人为要”，“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战场附近，尔后即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7页。]
据此，第5战区向日军展开反攻。以第2、第31集团军及第92军由北向南，第39、第75两军由西向东，第29、第33集团军由南向北；并以第94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地区，攻击日军后方联络线；同时第7军及鄂东游击队，攻占了平汉线上的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92、第66两军先后克复泌阳、桐柏、明港，对深入枣阳周围地区的日军形成包围之势。
在北线，5月12日开始，第31集团军等部由东、南、北三面向正在樊城东北集结的日军第3师、石本支队逼近，并连夜进行顽强的攻击。日军粮弹不足，连日陷入苦战。5月15日12时。日军第3师第29旅旅长在致该师师长的电文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1个营。另外，希望在白河右岸采取收容措施（连续出现伤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7页。]
15日正午，日军第3师在集团军坦克团协同下，开始摆脱包围，16日夜在枣阳地区集结。
日军第3师此次被围攻损失严重。据《第5战区枣宜会战经过及检讨》中称：“溯自信阳敌于东日倾力进犯时，兵力约达两万，而5月10日以后，由新野、唐河向枣阳撤退时，仅七八千余，其中虽间有向桐柏、信阳退窜者，但被我击歼数目亦在四千以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页。]
在南线，5月10日，第5战区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已率部东渡汉水进到枣阳以西的峪山、黄龙垱一带，与撤退之敌展开激战。随后又奉命截击南逃的日军第13师，在枣阳南部歼其一部。5月14日张部进抵方家集，向撤退之敌近6000人进行侧击，将其截为两段。日军退路被切断遂全力向张部反扑。此时，张自忠恰与司令长官部之间通信联络中断，与北线友军难以配合，张自忠亲率第74师、骑9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日军5000余人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2天，日军调集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轮番轰击。5月16日晨，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全力展开疯狂围攻。张自忠数次中弹，多处负伤，仍镇定自若指挥战斗。终因实力悬殊，第74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壮烈殉国。[张自忠为抗日战争时期集团军总司令中最先作战殉国的一人，后追晋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并曾于1944年8月将宣城县改称自忠县。北平、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重庆等大城市，都命名有张自忠路。]
日军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乘机大举反击。5月19日拂晓，日军由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向西北方反攻。第5战区部队猝不及防，有利的态势再度丧失，遂退往白河以西。21日，日军渡过白河，并进入邓县、老河口以东地区及樊城西北地区后，停止追击，开始撤退。
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日军虽突进至预定地区，但未能消灭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相反，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一度陷于被动，损失消耗超过预料。在阻抗住中国方面的反击后，虽又转取攻势，挽回主动，但锐气已大减。
5月下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开展。5月25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的命令，决定以第3、第39师于5月31日夜分别由襄阳东南和王家集一带奇袭渡过汉水，合力进攻宜昌。
宜昌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屏障，倚山傍水，雄踞长江上游东端，俯瞰江汉平原，是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第5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系主要经过宜昌。武汉会战后，即由江防军（辖3个军又1个师）负责长江以北、汉水以西的江防。
战前，第5战区得知日军可能进犯荆门、沙市、宜昌地区，但“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吉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从军事委员会到第5战区都仅仅立足于在汉水以东地区“先发制敌”，“打破敌渡河西犯企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页。] 而没有认真研究倘若在汉水东岸作战失利，敌军果然西犯宜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的计划。5月初，日军在河东发起攻击后，第5战区抽调江防军主力第94、第75军，以及右集团河西部队大部东渡汉水参加对日军作战，以致江防更为空虚。
日军第11集团军在汉水以东作战，遭第5战区的抗击和反击，部队损失不小，曾准备放弃第二阶段的作战。但顾虑就此停止作战，将意味着已定作战计划中途受到挫折，以后会失掉集团军统帅的权威，同时辜负了天皇的信任。因而，该集团军首脑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仍执行既定计划。
从5月31日19时30分起，日军第39师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尔后强行渡河；24时起，日军第3师亦开始渡河。日军未受到大的反击，拂晓前大部渡过汉水。6月1日，日军第3师轻取襄阳。6月3日，日军第11集团军令第3、第39师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列南下。并令第13师、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准备在4日夜从旧口镇以南地区渡过汉水西进。
江防军纵深的数线防御阵地，都是正面向东。日军从襄阳南下，由左翼横插守军第二、第三线阵地，危害甚大。当阳、荆门以北之远安、南漳等县，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未作任何战备。防守宜昌、当阳一带的第75军、第94军（欠第55师）又被调走，宜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江防军左翼相邻的右集团河西部队，因总司令张自忠阵亡，士气受到影响，在日军进攻下，虽奋力抵抗，终未能守住阵地，而退往鄂西北山地。
6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第5战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辖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第22集团军孙震部、第31集团军汤恩怕部和第68军刘汝明部，兵团长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第33集团军冯治安部、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及江防军，派政治部部长陈诚兼任兵团长。以确保宜昌、襄（阳）樊（城）之目的，从西北向东南，对渡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并命令熟悉江防的第75、第94军人速由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江防军归建。
6月2日晚，陈诚抵达万县，3日进入宜昌附近三游洞开设指挥所，并请准将其嫡系、驻重庆整训的第18军（军长彭善）紧急船运前线，担任宜昌守备任务。
6月4日21时，日军第13师等部从旧口镇以南地区开始渡河，5日开始西进，与由北面南下的日军第3、第39师遥相呼应。6日晚，北线日军进至观间寺——荆门一线，守军第2军退往远安；南线日军进至荆门、十里铺一线，守军第94军第55师、第26军等部退守当阳、董市间主阵地。在此时期，守军反攻部队第41军于3日克复襄阳，第77军于4日克复南漳、宜城。
8日，日军池田支队相继攻占江陵、沙市。第26军萧之楚部不沿宜沙公路向宜昌退却，以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而是分由董市、白洋、红花套、甘老背等渡口南渡长江，脱离战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6月9日，日军第39师向当阳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守军第18军第11师放弃当阳。
准备担任宜昌守备的第18军率第18、第199师部队，6月8日至10日陆续进抵宜昌地区，其部署是：以第18师守宜昌城，第199师配置于宜昌西北南津关、小溪塔（今宜昌县城）地区，掩护第18师左侧和机动使用，第18师以54团守宜昌城区，第52、第53团守备宜昌前沿右至长江江岸、左至镇镜山一线阵地。
6月10日，日军第13师等部开始迫近守军第18师阵地，11日拂晓，展开全面攻击。至10时许，第18师右翼第52团阵地正面被日军突破，日军趁势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守军孤立，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宜昌城守军主官动摇，未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12日陷落。
12日，日军第11集团军见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命令各部迅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准备返回。
15日，令部队撤回汉水东岸。
16日，第5战区左兵团第2、第31集团军主力，已尾随敌第3、第39师南下，进抵荆门、当阳以北地区，此时，右兵团亦调整部署，于16日起向荆门、当阳、沙市、十里铺等地日军反击。
17日，第18军尾追撤退日军，收复宜昌。
日军攻陷宜昌后6月14日，在欧洲正是巴黎陷落的日子。日本陆军参谋部受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局的刺激和鼓舞，南进论抬头，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呼声高涨。日本海军航空兵此时正对中国大后方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提出把宜昌作为航空中继站很有战略价值。日军认为，占领宜昌，有利于更有效的轰炸重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促进“桐工作”的实现。于是，6月16日，陆军参谋部命令中国派遣军暂时确保宜昌。为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随后又将关东军的第4师调归第11集团军序列。6月17日，敌第11集团军又急令已撤到宜昌东面10公里土门垭的第13师等部再攻入宜昌。此后，守军在江陵、宜昌、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设第6战区（1939年10月1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为便于作战指挥，曾以湘江为界，将第9战区划分为第6、第9战区。1940年4月，第6战区撤销），以陈诚任司令长官，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湘西及川东等地。
日军攻占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为达到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的目的，在加强政治诱降活动的同时，纠集兵力对武汉南北地区发动了南昌、长沙、随枣、枣宜作战，以及封锁中国交通线的桂南作战。中国第3、第4、第5、第9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有限攻势进行了有力抵抗，并于1939年对日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先后取得长沙、昆仑关及五原等地作战的胜利。但由于指导上的某些失误，未能抓住有利战机，给敌以有力反击和更大消耗，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几次会战，邻近各战区缺乏紧密的配合协同，不能以积极行动钳制日军兵力，策应主要方面作战，使敌能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实现了战役企图，招致了守军的惨重损失。
这一时期，日军加强了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袭扰、轰炸。日军以航空兵着重进行战略、政略的作战，并调整了航空兵部署。航空兵的作战任务由主要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改为主要打击国民政府政治、军事中枢，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从武汉失陷至1940年底，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重点轰炸中国陪都重庆，同时对成都、兰州、长沙、常德、芷江、恩施以及洛阳、延安等地进行轰炸。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日机在对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的轰炸中，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投弹27107枚计2957吨，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击落击伤日机403架。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一节 日本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
一、“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的形成及其发展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区日益扩大，日本在占领区所推行的各种政略、战略，逐渐综合形成为系统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政策体系。
日本的侵略对象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工业落后，军力较弱，无法在短期内击败敌人。但中国有广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能够长期同优势入侵者相周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各种爱国抗日武装，坚持在日占区进行游击战争。中国游击战争始终保持着对“面”的控制，而使日军被局限于“点”和“线”的占领，牢固而有效地拖住了日军。
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首都南京及战略枢纽武汉等城市在内的大块地盘，却无法巩固在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的战争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国小、兵少、资源缺乏的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求助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手段以补其不足，冀日充分利用占领地的人力、物力而为其战争服务。因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就成为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基本方针。
日本的“以华制华”方针又是其总力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日军统帅部提出《昭和军制建设纲要》，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同时确定，为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应建成以“日满华”三国合作的“核心圈”，并“确保其绝对安全”，此外要强化“同有关系国家的合作而防卫自给圈”。[〔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151页。]
即从军事战略和经济资源等多种角度来设计对占领地的统治与利用。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殖民政权同台湾、朝鲜等地的统治在形式上有不同特点。日军占领台湾和朝鲜后，实施的是“总督制”直接统治，不存在任何名义的“自治”机构。相比之下，日本在大陆占领区则都伪善地挂有“自治政府”之类招牌，要求建立各级政权都“必须真正适合于汉民族的特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或者“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达成征服战争的实际目的。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推行的原则是实行“分治合作”。1938年7月19日五相会议制定《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规定：“方针：帝国从内部对中国政权进行指导的目标，在于对这次事件的解决有利，并促进日华两民族的合作，又与确立日满两国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相结合，以适应我国的国防国策。……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民族的自发的合作”。又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使各个政权进行以下工作：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扰反蒋反共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90～391页。]
同年11月3日御前会议制定《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强调“新中国政治形态政策应遵循分治合作原则加以推行”。并具体划定“蒙疆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各地应按既定方针作为特别行政区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76页。] “分治合作”原则的推行，形成了由日军控制的日占区六大块政区和政权，计有东北、“蒙疆”、华北、华中等四大地区殖民政权，还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及以广州、海南岛力中心的华南区等两大军管地区。汪政权名义是关内占领区最高政府，但其势力由日方限定仅能达及京、沪两市及苏、浙、皖等部分地区的“点、线”上。1942年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大作表面文章，”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汪政权也想乘机扩大实权，收编各地傀儡，但由于日本并未改变“分治合作”原则，从中掣时，扩权之望落空。在东北地区，日军则将全境划为19省，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割控制。
分而治之原则的制定，按日本的愿望是能够以“蛇吞象”的方式，逐渐吞并中国，同时使国民政府地位下降，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
二、日军在各占领区建立伪政权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是1932年初在东北地区成立的伪“满洲国”。随着“以华制华”方针与“分治合作”原则的制定与推行，在其军事势力所及之处加紧建立各种殖民统治机构。
伪政权的建立及“以华制华”政策的推行必须物色亲日分子或汉奸分子。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新傀儡政权时应“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中国的主义和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日军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挖掘各地各方面“实力人物”的情况。如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曾收集整理内蒙方面“实力人物”近40名的详细材料，编成清册。根据实际需要，针对“实力人物”的具体情况，施加利诱与威逼。例如对北洋将领吴佩孚，自30年代初至其1939年去世数年间，日本不断逼其出台，为“华北自治”或改组各种傀儡政权服务，终被拒绝。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傀儡政权之间的相互促动，总是利用走在前面的傀儡分子去拉拢更多的投降派与中间派，以收到“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华北，日本先炮制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企图以此为杠杆，“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中译本，1980年版，第43页。]
在内蒙古，日本的方针是“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其后则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40页。]
日本军队是各占领区的统治力量，也是扶植傀儡政权的策划机关。在华北，日军自侵占平津等地后，于9月4日在华北方面军属下设立特务部，直接负责傀儡政权事项并统管对华北的谋略行动。在占领东北后华北是日军最力重视的地区，对华北的扩张与统治筹谋甚早。继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11。）、”蒙古军政府”（1936。5）后，1937年7月底，日军分别在平津两地建立了治安维持会。提出：“建设华北人的华北”等口号，为建立更大的殖民政权作出准备。8月14日，由关东军司令部提出建议：“华北政权大致以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另将察南、家北合并建立一个政权，前者设于北平，后者设于张家口，两政权内各配以有能力的日本顾问，日军则专门负责确保各地治安。
有关政治、经济等的指导问题，由设在北平、张家口的大特务机关长通过日本顾问对其外交、经济、内政方面进行幕后指导。”[〔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1页。]
关东军上述建议基本上被采纳，9月初华北方面军建立特务部直接统管并加以实施。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少将成了华北地区傀儡系统的操纵人。9月23日在天津成立了“平津治安联合会”，为统管华北中心地区的过渡性的殖民机构。这些维持会的头目多是华北政界的旧官僚、政客。
对于各傀儡政权的地位等级问题，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曾发生分歧，关东军建议暂不急于建立统管各地的中央政权，而是建立“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喜多则于10月提出《关于树立华北政权之研究》报告，强调：新建政权不只为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如果只成立地方性政权，则不足以吸收第一流的有名望者同日本合作，且容易被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军44页。] 该报告为陆军首脑机关批准。
12月14日，即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军炮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正式成立。由于未能物色到象样的有影响的人物，新建政权的主席职空缺，政府根据三权分立体制设三个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以五色旗为国旗，继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平为“首都”。原“平津治安联合会”于第二天宣布解散。
这个伪政府的主体在于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赈济等五个部，王克敏兼任行政部长。各地治安维持会逐次归于该政权名义统辖之下。这一临时政府，虽是按“中央政府”的名义建立的，但实质仍为地方性傀儡政权。日军坚持“分治合作”的殖民统治原则，对其管辖范围及同蒙疆政权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仔细的规定。
日军所称的“蒙疆”，包括察哈尔、晋北、绥东等地区，关东军对该地插手甚早，该地区的殖民机构由日军操纵和控制。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8月27日占领张家口，9月4日即建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占领大同后，又于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14日进攻归绥（今呼和浩特），17日占包头，于10月27日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决议撤消原“蒙古军政府”，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并改归绥为“厚和”。11月 22日，三个政权代表在日军操纵下会商于张家口，组织“蒙疆联合委员会”，主席云王，副主席德王，关东军派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
1938年云王死后，德王继任主席。1939年9月1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名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由于日军专横跋扈，德王不满日本政策而于1939年辞职，最高顾问金井就完全接管委员会的职权。
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日本所重视的又一块占领区。日军进犯上海之后，于1937年9月23日，在上海宝山建立第一个伪“自治委员会”。12月5日，建立“上海大道市政府”。翌年1月1日建立“南京自治委员会”，接着又建立“杭州自治委员会”。3月27日，在崇明和扬州成立伪“自治委员会”。至此，在华中地区共建立县、市一级的伪组织40余个。
对于该地区成立的政权机构，军部最初设计的级别低于华北伪政权，而华中派遣军和海军方面则试图以南京的伪政权为最高政府。1月30日。军部提出的《昭和13（1938）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确定各地政权之关系为：“新兴政权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均应首先分别在其各自领域内培养实力，逐次自行扩大其势力范围，帝国对此予以联系、调整，不使其相互对立。时机成熟时，根据彼等之自觉，作为中国自身问题，指导其自然实现合并。”[〔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32页。]
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府组织采取三院七部制。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章士钊（拒绝出任）。行政院下设外交、内政、财政、绥靖、教育、实业、交通等七部。其中比华北政府多一个名义上的外交部。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加快建立各省及市的伪政权。1938年4月24日，成立南京市政督办公署，原“自治委员会”取消。4月28日，成立上海市政督办公署，大道市政府与之合并。5月23日，在苏州成立伪江苏省政府，陈则民任省长。6月22日，在杭州成立伪浙江省政府，汪瑞闿任省长，10月28日，在蚌埠成立伪安徽省政府，倪道烺任省长。为加强对上海、南京二市的控制，1938年10月4日和翌年3月2日，先后将上海、南京市政督办公署改为上海、南京特别市政府。
日军为将这南北两大伪政权合并为统一的伪中央政府，1938年9月9日，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与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曾在口军安排下，在大连协商建立联合机构。22日在北平建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双方各派3人组成，下设秘书、政务两处，作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组织筹办机构。
年底，汪精卫出逃重庆，日军准备以汪为首建立新的最高政府，北平“临时”与南京“维新”政府的联合计划才搁置一边。
三、伪军的编组和运用
在军事领域，日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主要是直接利用中国人组织伪军，或征调劳工参加军事差役。
1932年伪满洲国政权成立后，日军将东北降军收编，数量达14万之众，统辖于伪满“军政部”。1933年8月9日通过炮制《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将伪满军划为5个军管区。至1937年伪满军共分6个军管区和4个警备军，辖混成旅28个，骑兵旅5个，总兵力近10万人。对伪满军由日本现役军官组成军事顾问团进行指挥，在军政部内设有顾问部。此外，日军还委派大量日本军官直接担任伪满军各级指挥官，对伪军实施直接指挥。伪满军队完全是日军的附庸军。
“七·七”事变后，日军不断扩大作战地区，兵力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遂大力组建伪军担任警备和协助日军作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大量使用伪军，而且随其占领区扩大，组建和收编的伪军也快速增长。
在华北方面，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原冀东伪“保安队”5个总队共1。7万人为基础，伪军的组建加快了步伐。1938年8月，伪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在通县和清河分别建立军官学校、军官训练队、军士教导团等，培养伪军的骨干。1939年10月，正式组建伪“华北治安军”，齐燮元任总司令，下辖第1、第2、第3集团另两个独立团。
1940年10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合并后，华北成立政务委员会，伪“华北治安军”改为“华北绥靖军”，仍由齐燮元任总司令。
10月起，又先后组建第4、第5、第6、第7集团另5个独立团。伪蒙军在“七·七”事变时第1、第2军的基础上，至1939年春发展到9个师另1个炮兵团，由李守信任总司令。在华中方面，193s 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陆续组建伪绥靖军，至1939年春，在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指挥下，共有苏州、杭州等7个绥靖司令部和绥靖军1个旅另3个团。1939年12月，伪政府在上海举办军官训练团，培训伪军骨干，汪精卫自任团长。
1940年4月，成立苏豫边绥靖总司令部，胡毓坤任司令，下辖暂编第1军、河南皇协军等共10个师。1941年1月，又将苏浙皖绥靖军升编为第1方面军，任援道任总司令，下辖7个师。在华南，至1940年底成立了伪“广东和平建国军”，总司令黄大伟，下辖5个师。
最大的伪军集团为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于1940年3月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后正式组建。汪政权设置了军事委员会，汪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特级上将衔，在军委会名义之下，在各日占区设置高级军事机构，保持名义上的建制。1942年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之后，汪政权表面上的“独立性”增加。同期日占区国民党部队以“曲线救国”的旗号大量投降，伪军数量达于极盛，其正规军数量达3个方面军、3个集团军及华北绥靖军、苏豫边绥靖军等。共67师、20个旅、11个集团。据八路军延安总部1943年公布数字，该年伪军总数达62万人。[《解放日报》1943年8月24日。]
日本对关内伪军的控制形式同东北伪满军有所不同。关内伪政权和伪军在形式上多有一套独立的指挥系统，战术部队以下一般没有专设的日本人顾问或指挥官。各部队直接听命于配置地区日军部队指挥官的指挥，在华北及华中等地，日汪之间的协定规定，日军首长即可指挥伪军的团长及其下属官兵。可见，汪政权“和平救国军”比较东北等地各系统伪军，虽有相对的汕立性，而实质上仍然完全是一支附庸军队。汪政权不仅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其数十万伪军也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指挥。军官教育、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等方面，均由日本人掌握。日军对汪伪军的方针是明确的： “配备、指导及使用……等方面，实质上应由日本军队统辖。”[〔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9页。]
日军对各地伪军所担负的任务，在各时期有所变化。汪政权正式登场后，集团无固定编制，每集团约以2～4个团编成。
1941年1月31日，日军统帅部在《中国方面武装团体之整备及其指导要纲》中规定：
“一、中国方面武装团体在近期内基本宗旨，应以协助我占领地区之治安肃正为主，并使之成为完成国民政府政策之支柱，此外除特别规定，应考虑各地方特色为乡土之自卫安民而加以整备和指导。
二、今后随着事变处理与国民政府的发展，逐渐在占领地全境对其加以综合整备、刷新军容，以日本军队为后盾而独立担任治安之维持，在可能的条件使之协助日本军队的作战。”[〔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8页。]
日军在各地战争愈是陷入困境，其兵力不足问题愈是突出，对伪军的扶植便愈是积极，使用范围也愈加广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军还正式对英美军队宣战，虽无力直接投入战斗，却也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
特别是在华北等地战场上，由于日军主力不断抽走，伪军担负了更多的作战与守备任务。当然，伪军士气低下，战斗力很差，完全不是抗战军民的对手，伪军的参战和发展并未挽救日军在华北等占领区军事形势的日趋崩溃。
四、兴亚院的成立和作用
随着新建傀儡政权的增加，日本决定建立一个管理占领区傀儡政府的统管机关，以便于协调对华政策。
1937年10月，曾在内阁之下设置掌管占领区殖民经济事项的第三委员会，以协调各方意见。1938年初，法制局提出建议，设置东亚事务局以作为专门处理有关中国问题的中央机关，而外务省只作为外交机构处理单纯的外交问题。在企划院，提议设置性质相同但更大规模的“对华院”。这些提案，使日本军政当局关于设置对华机关的主张进一步统一并确定下来。1938年9月29日宇垣辞职，近卫兼任外相，上述设置“对华院”案立即被付诸实施。
同年10月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正式决定建立“对华院”。确定其宗旨是：“对华院及其现地机关之设置，负责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领域全部事务，各军特务部及其他机关在该院现地机关设置之时起，即将此等事务一并向其移交。”12月16日，又将对华院改称“兴亚院”，其组织法规定：兴亚院总裁由首相担任，副总裁由外、藏、陆、海各大臣担任。兴亚院的任务和权限是：“在中国事变之际，担任处理在中国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有关确定政策的事务以及特殊会社之业务监督”等等。[〔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06页。]
在各主要占领区设置兴亚院联络部，并规定有关军事及警备事项，各联络部必须接受各地方陆、海军高级指挥官的指挥。
兴亚院的设置，使日本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更加集中。这种集中，是军部及各地驻军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兴亚院名义上是掌管占领区军政权力的机关，但兴亚院及其各地联络部，都是日军手中的工具。日本在各占领区的驻军司令部，才是各伪政权的太上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兴亚院体制为基础加以扩大，成立了“大东亚省”，配合军部管理新占领的各个地区。
所以，兴亚院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对各占领地区殖民统治的强化，也是日本军政当局为克服矛盾，特别是协调军部与外务省步调的重大措施。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二节 汪精卫叛国投敌及伪中央政权的建立
一、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主张更加露骨，纠集同伙形成为“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辉等人，经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划对日妥协活动，散布投降气氛。周佛海说：“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按汪精卫等人看来，中国的抵抗没有意义，抵抗必败。汪针对蒋介石的在最后关头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说法，散布：“‘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11～12页。]
周佛海则说：“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汪精卫集团一方面鼓吹抗战失败主义，一方面怂恿国民政府当局利用陶德曼调停，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对日停战。
南京失陷之后，由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献策，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来对抗共产党的思想与文化主张，为蒋、汪接受。
1938年初在武汉正式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总部设汉口，先后还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活动经费每月5万元，由军需署支付。“艺文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发展后的公开组织，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传喉舌与行动机构。武汉沦陷后，总部迁重庆，继续活动。由“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的活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
同年初，汪派成员，担任外文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的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3月，汪派干将高宗武又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见到了董道宁，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高宗武向日方介绍了“低调俱乐部”活动情况，说对日“和平派”将“逐渐占有势力”。经过商谈决定将影佐致张群、何应钦信件不直接交张群和何应钦，而由周佛海交蒋介石和汪精卫。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见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意向：东北四省、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而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一日中和平工作秘书》，文献社，1962年版，第135～136页。]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可以先停战进行交涉。但此时，日军正进行了徐州会战，对停战未表示意向，徐州会战后，日本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强了对华外交攻势。高宗武于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卫等第三势力愿意作为中介促成“和谈”。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重申上述观点，希望开展“和平运动”。高宗武、董道宁的对日勾结，是汪集团投日的第一个步骤。
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适应时局之对中国谋略》，以“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为方针，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89～390页]。
几天后又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再度确认反蒋、反共、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等原则。随着汪派的对日活动，日本将诱降目标转移到以汪精卫为重点，同时还包括唐绍仪、吴佩孚等人身上。而汪精卫、周佛海等通过对日活动，取得了联系与共识，也积极筹划正式投日。
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等地，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目标，遂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同期，土肥原等人策划拉拢吴佩孚的计划为吴拒绝，而准备投日的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局杀死，日本的诱降目标完全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在广州失守的当天，汪发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1月3日，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同汪的声明相呼应而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1页。] 实质是公开鼓动汪派加紧投日，近卫声明立即得到汪派响应。7日，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同日方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
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动计划。
关于汪等投日计划安排是：汪精卫等人接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和平条件”之后，则设法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并由汪发表声明同蒋介石断绝关系，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方配合发表收拾时局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军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布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308页。]
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今井武夫急速回日，向军部报告情况。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1月18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到达上海。
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
20日19时，双方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扎中国，内蒙地带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
（四）关于经济合作，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方面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双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声明，俟机成立新政府。
此外，又缔结《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就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重光堂会谈达成的上述协议，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
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汪精卫寻找机会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飞至昆明，会同已经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于19日转飞河内。同期逃离重庆的还有陈公博、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22日，近卫政府发表第三次声明，配合汪的出逃行动，呼吁国民政府“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日本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7页。]
汪精卫则于29日作出响应，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该电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相呼应，一齐向中国政府发动了空前的政略攻势。
但此时汪集团的要求同日本的允诺还存在有较大分歧。日本的目的是将汪作为工具或傀儡，完全控制中国，在重光堂会谈中所使用的一些冠冕堂皇词句，目的在于诱使汪脱逃重庆，至少可以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在近卫的声明中则未提撤兵等字样。而汪的企图是通过推进“和平”运动而改组国民政府，建立个人的最高统治权，要求日本在合作中给予其应有的让步。汪认为此时还应该同日本讨价还价，在《艳电》中写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30日，汪又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方提出四点希望：
“（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表炸重庆。”[《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这些主张，完全反映了汪甘当傀儡的心愿及以儿皇帝身份收拾时局的野心。
汪出逃河内是汪集团降日的重大步骤。
二、汪精卫集团出逃的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汪精卫出逃河内，日、汪分别发表的近卫声明与《艳电》，形成一股险恶的妥协投降逆流，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奇。但是，日、汪所期冀的那种国民政府迅速分裂，风起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全国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对于投降派形成巨大压力。
在《艳电》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的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罪行。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是“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军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在国民党内部，也纷纷斥责汪精卫集团，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肃处理。
何香凝在香港发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
汪原来企望响应其行动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斥江“缪论缪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也责汪“言行逾范”、要求对其“严峻处分”。其余各战区将领，各省政府官员，民众团体，海外华侨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集团。云南龙云虽与蒋有隙，但也不愿随汪降日，并将汪离开昆明情况向蒋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公开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态度是“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集团的出逃行动，及其《艳电》的公开发表，遭到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种潜在的投降派受到了震慑。
面临汪精卫的出逃事件及全国各界民众的讨汪热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取了相应的软、硬两手对策。最初，蒋介石试图封锁汪逃至河内的消息，以免造成混乱。29日汪之《艳电》发表，舆论鼎沸，蒋仍“欲处以宽大”。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由于群情激愤，最后乃形成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明确其性质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撤消其一切职务，还决定发表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试图再留一条路使汪“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故未正式通缉汪，对汪派人员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去欧洲休养。2月中旬，蒋派同汪关系甚密的国民党老资格党员谷正鼎，带了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去欧洲休养，也可以随时写文章打电报对国事发表意见，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以免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坚持投降立场，谷正鼎游说无效。
蒋介石在“软”的一手行不通的情况下，又采取“硬”的一手，首先惩罚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林作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其主持的《南华日报》迅速发表汪的《艳电》。17日，在香港被二人用铁棍击中头部，差一点丧命，此后林被迫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军统局又筹划了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汪逃到河内后，迁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军统局工作组寻找下手机会，于3月21日对汪住宅实行突袭。
结果，被击毙的是汪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到河内两天，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曾仲鸣夫妇成了替死鬼。在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即决定派遣参谋部中国科科长影佐祯昭去河内，协助汪转赴上海。国民政府除继续开展政治讨汪运动之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牵制日本对汪政权的扶持。
三、汪精卫建立伪国民政府
早在汪精卫住河内期间，汪集团就抓紧时机制定其政治纲领，筹划建立能够迎合日本口味，能与重庆政府对抗的政权。首先，汪集团在河内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伯生等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建立政治、一一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与军事两委员会由汪精卫担任主任委员。财务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了汪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了汪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9年初，曾对汪集团大力支持的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继任。汪集团欲了解日本新内阁的态度，并催促日本采取更多的扶助，遂由高宗武携带汪集团的政见，于2月21日赴日，向平沼内阁表示：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集团的投靠使日本感到满意。3月，日本决定成立以汪为首的新政权，并在刺汪案件发生后，立即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准备将汪转移安全地带。4月18日，经化装到达河内的影佐、犬养健等人与汪见面，双方仔细研究汪的行动细节安排。汪为掩人耳目，租用了一艘760吨的法国小船“冯·福林哈芳”号，而日本的北光丸号船载着影佐等人跟在后面。5月6日抵达上海虬江码头。8日，进住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汇合。从此，上海成了汪集团的活动中心。
汪到上海后，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经反复商讨，制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规定汪派“和平运动”的宗旨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同时决定三个行动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基础上，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聘党内外人士参加，由中央政治会议举任行政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
第三，组成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时，北京“临时”、南京“维新”政府立即取消，宣告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并发布前线各军对日停战命令。[《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232页。]
汪集团决定以此纲领同日本进行协商。5月31日。汪偕同周佛海等11人在日方的影佐、犬养等人陪同下，飞赴东京。
日本方面，平沼内阁建立，内部曾对于建立汪政权工作产生分歧，但经过协调又达成统一，于1939年6月6日经过五相会议批准，制定《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其要领有：
“一、新中国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组合而成。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应适应其历史和现状，以分治合作为原则。
有关内容应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外，内政问题原则交由中国方面，尽量避免干涉。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成员。”[〔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页。]
6月18日，汪精卫启程回中国，按日方意图拼凑“中央政权”，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己无一人”。[〔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6页。]
8月28日，汪好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和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6页。]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讯、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力，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30日，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各就伪职，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地址设原考试院旧址，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
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当晚，汪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中华日报》194O 年3月31日。]
汪伪政权的正式建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四、日汪条约
日本扶植汪政权，对日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对于日本的政略战略攻势，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
1939年12月，针对日汪之间订立“新关系调整要纲”及若干秘密谅解事项，国民政府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之后一次重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冬季攻势，使日军“深感敌军还健在”。江政权正式建立后，国民政府即于1940年3月30日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而同时，重庆政府也同日方保持接触，进行会谈。
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汪伪政权号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但实际上，该政权从策划到正式建立，全为日本操纵和控制，根据日汪密约，自成立之日便在内部设立“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尤以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为汪集团之太上皇。汪政权名义虽为“中央政权”，但实际管辖范围小得可怜，华北地区和蒙疆地区仍为日本另行控制的伪政权，连“国旗”也与汪政权不同，分别为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汉口地区长期作为日本单独的军管区，后建立了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名义归属南京，而实际上唯日军第11集团军之令是听。故汪集团有人自我解嘲说，汪政权政令不出南京城门。
为了加快获得日本承认，汪以日汪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于8月31日和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
第三条：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军队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在必须维持共同治安的期间内，有关日本国军队的驻扎地区以及其他事项，两国另行协议决定之。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的地区。
第六条：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上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为紧密合作。
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上述条件，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汪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远远超过以前《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屈辱的条约。而汪集团一伙，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足，在制定之时，周佛海竟认为：“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日本策动对国民政府诱和的“桐工作”遭到失败后，11月30日同汪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宣布正式承认汪政权。在签订基本条约的当天，汪政权还伙同伪满洲国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相互承认。随日本之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汪精卫登基典礼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会见新闻记者，他回答关于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5页。] 像“满洲国”那样附属于日本，这也是日本对整个中国的侵略目标。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三节 日本的殖民经济掠夺与殖民文化
一、殖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化
经济掠夺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以战养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日本对于占领区的经济，一方面从总体上全力保持其自然经济状况，尽力延缓或阻挡华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直接控制占领区经济命脉，对日本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制定具体的掠夺政策。
在东北地区，日本在1931年至1936年间殖民开发的基础上，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为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殖民开发。1937年1月，关东军制定《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月29日更由军部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对东北殖民经济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其中飞机一项要求年产3000架，占其全部产量30％。东北殖民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到1942年东北生产的钢村占日本全部生产量近1/3，铝占其所需量的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有14种由东北供给，致使“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社，1950年版，第22页。]
在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补东北之所无，或以华北之有余而补东北之不足。1938年11月的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强调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在贸易领域“采取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农业领域要求由中国“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太平洋战争史》2，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3～234页。]
同年成立“华北开发公司”，收编原“兴中公司”等作为子公司，并增设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华北矾土矿业公司等，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各行业的经济殖民开发。
在华中地区，以原在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于1938年建立“华中振兴公司”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该公司到1941年又发展附属公司13个，控制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各业的生产和销售。并由1940年正式建立的汪伪政权加以配合，除各类殖民生产，还直接实施对广大民众的巧取豪夺。如捐款一项，1942年发动“献金运动”就有什么“国防献金”、“献金购机”等各种名目，1943年后在汪政权之下建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和“全国物资统制委员会”等，强化对各种战争及生活物资的搜括。江南一带本为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但由于汪政权按日军指令，全面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以“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方式为日军输血打气，连日方也承认，汪政权方面，由于战争与军需的压力，“疲惫逐渐达于极点”。[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48年版，第1302页。]
日本对占领区总体上的经济政策是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日本对每一个傀儡政权的经济要求均十分苛刻。1938年武汉会战后由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规定“日满华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6页。]
1940年11月13日，御前会议制定《中国事变处理要纲》，重申在经济方面“中国须承认日本于前项地域开发，利用国防上所必需的资源”。[〔日〕《大本营陆军部》〈2〉，朗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32页。]
日本的经济战略囊括整个亚大地区，它以日本本土及中国的东北构成其“中心圈”，以中国其它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地区作为日本的“自给圈”，又以印度和澳洲作为“补给圈”，综合而成为“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月25日，统帅部制定《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规定了一系列对华经济掠夺目标，其中两条为：
“（一）日军在当地独立生活的必要物资，及属于物资动员范围之物资，特别是对地下埋藏资源，帝国对华要求数额之全量应如数取得；
（二）在取得上述以外的一般物资时，只要治安情况等现地形势许可，则避免通过压力取得，而尽量尊重中国的习惯和原来的经济组织，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圆满且恰当地取得之。同时应避免过分压迫民需，特别是食品资源，以资收榄民心，且便于我之长期取得。”[〔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30页。]
日军上述经济政策与计划，由于遭受占领区抗战力量的打击。未能全部实现，但其在华军队的自给率在一个时期确有所提高：[〔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33页。] 由自给率变化可见，实行殖民经济掠夺，通过“以战养战”来运转战争机器，或实现其驻军现地自给，这种经济战略已经构成日本侵华战争指导的重要方面。
自给比例
年次人员 %马匹 %
华东（中）华北华东（中）华北
193941362750
194075456655
194183558365
二、经济掠夺
（一）对工矿、交通的掠夺和统制
“七·七”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除原有的“南满铁路股份公司”外，日本侵略者又设立了伪“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股份4。5亿日元，公司在接收“满铁”一些重工业如煤、钢铁、有色金属、机器制造和比学工业的基础上，又陆续设立和接收一些子公司。到1944年止，满洲重工业公司资本达到28亿余日元。该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有：本溪煤铁、东边道开发、阜新炭矿、密山炭矿、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铝矿、满洲飞饥、满洲汽车等。[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6～277页。]
上述“满业”、“满铁”两个大垄断组织，完全独占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急剧扩张，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几乎无以生存，至1945年，日伪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高达99。15％。
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和“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多种形式。在华北占领区，日本侵略者初期采取“军管理”的形式，将劫掠的工矿业交给日本财阀的“公司”代为经营，企业主权仍归日军。在华中占领区，日军初期采取“委托经营”的形式，即由日军当局委托有关“公司”来经营管理劫掠来的工矿企业。
“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形式，则主要是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政治力量强制加以实行的。
1938年11月，日本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与“华中振兴股份公司”等两大国策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是在“兴中公司”的基础上建立的。“兴中公司”建立于1935年。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武装占领华北地区，对华北各业的管制事项便大多委托“兴中公司”等殖民公司主管，如同年12月，受军方委托经管占领区电力事业，11月受托主管龙烟铁矿，1938年初受托经营井陉、正丰、磁县、阳泉等各地煤矿。此外还承担军用道路建设与汽车修理等，“兴中公司”势力大增。
殖民地财产及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对日本财界具有非常的吸引力，而日本政府也以经济掠夺为战争的基本目标，进行迅速而详尽的计划安排。1937年10月，内阁政府设置了“第三委员会”，委员长为企划院次长青木一男，委员有外务省东亚局长、大藏省理财局长及陆、海军省军务局长等5人，12月6日第三委员会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决定以国策公司为主，并广泛引进国内财界力量，和“引进第三国的投资”，将整个华北经济纳入日本本土经济体系。1938年3月，内阁正式制定了在华北与华中建立“国策公司”的计划大纲，4月组建了筹建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经济联盟会长乡诚之助，委员除各省次官及两院议员各5名外，还有各大中财阀代表，“满铁”与“兴中公司”总裁也是代表。而一切人事安排则主要由陆军省军务局直接控制。
10月，“开发公司”正式完成筹建，规定其宗旨是“密切日满华北经济、促进华北经济开发，以谋求华北的繁荣，以其强化我国防经济。”首任总裁为前拓务大臣大谷尊由。
“开发公司”成立时资金总额3。5亿元，日本政府与华北伪政府各出资一半。而日本“出资”部分，包括了日军所掳掠的华北地区之车辆、机械、电信设施以及铁道等原有之中国财产，据统计，这一类“实物投资”竟占大半比例。如“开发公司”所属“华北交通公司”实收资本23970万元，中国原有铁道器材设备折合资金达14970万元，所属“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实收资本2000万元，中国原有设备器材折合资金达1250万元，日本在军事占领之下，实行这种“借鸡孵卵”的办法，实力不折不扣的军事劫掠。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经营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其下属子公司到1943年10月已发展有29个，成为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最大殖民垄断组织。其主要子公司及经营业务是： “华北交通股份公司”是下属交通运输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子公司。由于交通运输业关系到整个占领区的军事运输，利润极大，军方、满铁及各财团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日本占领华北初期曾由满铁代管，1939年4月才组成“华北交通股份公司”，统管华北地区铁路、公路、水运、港湾等交通运输事业。资金由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出资1。5亿元，“满铁”出资1。2亿元，伪北京临时政府出资0。3亿元，合计3亿元，公司总裁为满铁理事宇佐美宽尔，3名理事也是“满铁”派出的，所以，该公司仍为“满铁”等旧殖民机构所控制。
“华北电信电话股份公司”，1938年7月正式成立，资金共3500万元，由伪临时政府、“开发公司”和原有“华北电信总局”等出资。在“蒙疆”地区，则于1938年5月在张家口设立”蒙疆电气通信设备股份公司”，资金总额为1200万元。
“龙烟铁矿股份公司”，1939年7月成立，资本约2000万元，年产约70～80万吨铁矿石，供石景山制铁所等使用。
“兴中公司”成立于1935年，划归“华北开发公司”统辖，“兴中公司”下属又有若干子公司。
“华北盐业股份公司”，1939年8月成立，资金2500万元，年产盐约250万吨。华北消费仅50万吨，其余约200万吨即4/5输入日本。
除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这一最大垄断组织之外，其它还有一些所谓的“合办事业”，如“中华航空股份公司”、“华北电影股份公司”、“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等，它们构成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
在华北建立殖民掠夺“国策公司”的同时，日本在华中也建立了属于同性质的“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同年11月正式营业，其资金1亿元，由日本政府与伪政权各出一半。同华北一样，日本的“出资”也以劫掠所得的企业资财充当，或军用票、伪钞或债券等支付。在公司所属于公司和经营手段等方面，则同华北有所区别。在华北以新建企业为主，而华中地区是同中国原有企业“合作”，具体办法是由南京伪政权将原有官、私有企业进行估价，然后作为“现物出资”而纳入“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并与其所属有关子公司进行合作。日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较之于华北更为“让步”的措施，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工商业势力比较强大，日本试图充分利用此经济力量来为其殖民利益服务，以表面的“让步”来怀柔国民党及中国的资产阶级。
“华中振兴股份公司”拥有子公司13个。其主要的有：“华中水电股份公司”、“华中矿业股份公司”、“上海内河轮船股份公司”、“华中电气通信股份公司”、“华中蚕丝股份公司”、“上海恒产股份公司”、“华中水产股份公司”、“华中城市汽车股份公司”、“华中铁道股份公司”，等等。
在华南等地区，日本通过军管直接劫掠或由“台湾拓殖股份公司”、“台湾银行”等既有机构组织代行。
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即以日本国内派遣的大批“技术人员”，设立“经济局”、“产业试验所”等机构，并组织日本商社前往海南进行“经济开发”。随后设立农场、制糖、橡胶等股份公司20余个。
（二）对农业的掠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除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继续进行残暴掠夺外，对中国关内占领地农业也开始大肆掠夺。
在土地方面，日本侵略者以移民形式大批掠夺中国的土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在东北实行第一期移民，计划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85086户。此外，还有“义勇队”训练生移民达5万余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上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8、684页。]
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侨即增加到近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大批日本移民涌入中国，掠去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对日本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
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中国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5。6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定冀东沿海地区的土地达7万顷之多。日军以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仓库、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等，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日占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以棉田为例，1934年山西省为248。2万亩，河北省为1503。1万亩，山东省为604。9万亩，河南省为701。2万亩，到1938年分别下降为45。7万亩，608。2万亩，287。8万亩，258。5万亩。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政策。对粮食的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洲粮农公司”进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对粮食需要量的增加，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将购销“统制”变力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各县“出荷”的粮食，大多在总产量的40～50％以上。从1939年到1941年，仅“东安省”共“出荷”粮食即达33万吨。[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42页。]
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每年麦收之际，各地日军都纷纷出动，进行抢粮作战。在日军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征发军粮，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了700余吨。此外，还以仅及市价一半左右的价格，对粮食强行征购。掠得的粮食除供日军消耗一部外，大部运走。如1939年，仅在华中就运出大米700万石，1940年则增到900万石以上。
在掠夺劳动力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对中国劳动力进行罕见的野蛮掠夺。据统计，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0页。]
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三）对金融和贸易的控制与垄断
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1941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市达131700万元，比1932年增长8倍。在关内，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
1939年5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
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为“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没有的“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20余家。
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年发行3500万元，到1945年8月发行额增至42亿元，为初发行时的100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年底为1。62亿元，1941年发行额增至9。66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1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1938年至1940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5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4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封锁中国海陆交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垄断中囱对外贸易。1938年5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三、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同样十分注意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40年12月10日，在侵华派遣军制定的“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现地政、战略指导”中，分别列有“政务指导”、“经济指导”、“思想指导”等各项，其中对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要求于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对敌方的抗战思想，使（汪）新政权以其自己的立场同他们在法则上产生对抗，以造成敌人失败的心理。”[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27页。]
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其中， “对华思想指导要纲”规定其方针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2页。]
可见在中国制造分裂，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这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日本的思想文化攻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击抗战爱国势力。例如，日军侵占东北之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7日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
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少为16000余人，其余9000余人受到迫害、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七·七”事变后，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破日军破坏的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85％。著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长期为日军宪兵队霸占，成为迫害与屠杀的中心。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被日军飞机与大炮轰击，大部被夷力平地。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则不计其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奴化宣传。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伪满奴化教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1951年版，第23页。] 以实现日伪历来所鼓吹的“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关内地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由汉奸汤尔和、王克敏等先后充任。南京伪临时政府及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教育部、厅、局、科等机构，实际上受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各伪政权在日军指使下，重视在高等学校中培养汉奸和亲日派。
对中小学教育，使其纳入汉奸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依据奴化方针贯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须由伪教育部审查，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
在宣传和新闻传媒方面，日本同样重视加以控制。日本历来重视收买或胁迫报社负责人、记者为其侵略服务。“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北平办《新民报》、《武德报》、《北平晨报》等十余家汉奸报纸或亲日报纸，天津则有《救国日报》、《新天津报》、《天声日报》等。在上海有《新申报》、《新中国报》，1939年春，汪精卫主办《中华日报》，南京日伪报纸还有《新南京报》、《中报》等。广州有《迅报》、《民声报》、《中山日报》等，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为控制并推进侵略舆论和奴化宣传，各日军集团都成立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自己的机关报，如广州沦陷后，华南日军司令部有报道部并办《迅报》，华北方面军也有报道部，伪满政权设有“弘报处”，等等。除报纸外，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成立有“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有“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又建立“华北广播协会”及“蒙疆广播协会”，上海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有“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由汪伪政权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先后建立有广播电台约50～60座。
日本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如“东亚联盟”、“皇协会”，等等，数目繁多，以华北的“新民会”为例，“新民会”成立的宗旨，即在于实行“新民主义”，按日伪解释，“新民主义”即“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典范则是日本的皇道政治。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曾对此解释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因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人有吸引力。”新民会建立后，除分担电话、广播、书刊等文化宣传作用之外，逐渐又担任了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等活动，完全是日军得力的谋略工具。曾目睹“新民会”丑行的英国教授班威廉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7～8页。]
日本侵略军出于对儒家文化的利用，还计划在孔子的故乡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以实现土肥原所鼓吹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土肥原贤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1938年11月第614期《中央公论》第116页。]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汪精卫等大小汉奸集团都利用儒学为其降日罪行辩解。1940年汪精卫政权“还都”南京后，汪在其庆祝大典上即大谈儒家的“罪已内省”之功，要求中国民众以“严于罪已的精神”来解释日军的侵略战争。总之，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统治中国人，这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在占领区实行种种殖民统治政策，虽给中国抗战造成相当的困难，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企图终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挺进敌后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大片敌占领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持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使日本推行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侵略政策，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日伪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的压榨，自发的以各种形式与日伪展开不间断的斗争。为领导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中共中央规定沦陷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领导人民群众灵活地展开对敌斗争。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除在抗战初期动员了大批党员、“民先”队员，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外，还以隐蔽的形式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多次组织募捐活动，将募集的毛巾、手套、袜子、铅笔、纸张、药品等送往抗日根据地，以募捐的资金力抗日根据地购置电讯器材和油印机等。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建立秘密交通网，并设法打入敌伪机关和要害部门，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以配合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天津地下组织，领导工人以各种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如请假、怠工、破坏设备和产品。1936年日本在天津老闸口开办的天津昌和厂，后来改力生产军火。工人们以“磨洋工”、少做活、多出废品、以坏充好、虚报数字等办法肢坏生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遣散难民的名义，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各种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新四军筹集和购置药品及急需物资，并秘密送到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统治较严密的东北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抗日斗争，使日伪的损失和消耗不断增加。
1938年4月10日，大连甘井子石油工厂被爱国者“放火团”烧毁，日本损失石油6万余桶及其它物资。类似的大火，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敌《日日新闻》报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币2000余万元。至于敌占城市的工人罢工，也是不断发生。1937年9月，黑龙江省孙吴县平顶树机场中国劳工2000余人举行罢工，1938年6月4日，哈尔滨制棉工厂及义聚成等14家工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1940年6月，北票矿冠山“协和寮”1000余名被抓青壮年举行罢工，都给日伪一定的打击。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敌人依靠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战区人民的大本营。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对沦陷区大城市工作都作出了新的部署，沦陷区人民反日伪的斗争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一节 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
一、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
1939年春天，日本陆军部对世界形势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和设想：欧洲战争的爆发，很可能在1941～1942年之间，在此之前，日本可以得到大约3年多时间用以解决“中国事变”，灭亡中国；同时，作好参与世界战争的准备，准备同“想定敌国”苏联作战，也准备同英、美交战。陆军部的这个设想，实际上成了日本政府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早期方针。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
8月30日，日本平沼内阁在难以应付的世界形势下辞职，陆军上将阿部信行被抬出组阁。
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然袭击波兰。
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由此爆发。
欧战的爆发，使日本统治集团受到强烈刺激，深感企图用3年时间灭亡中国和作好参与世界战争准备的方针，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积极寻求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策。“北进”与“南进”之争又起。
但是，困扰日本当局的焦点是处理中国问题，及早解决“中国事变”，才能放手“北进”或“南进”。日本统治集团虽在扶植汪精卫，但深感汪精卫集团缺乏武力和财力，难以解决“中国事变”；要想拔足泥潭，必须从瓦解蒋介石政权着手，对汪精卫的工作，就是对蒋介石的工作，把对汪工作作为对蒋工作的一个步骤。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问题也使日本统治集团焦虑不安。1939年秋天起，日本国力穷困趋向表面化。
首先是米荒，东京甚至不得不采取对居民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措施，人心极度不安。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拿出进口额的10％，用2亿日元进口大米，这就打乱了整个的进口计划。
其次是电力不足，煤炭短缺，生产计划只完成80％。国家经济力，特别是从英美势力圈购入资源的力量开始失去伸缩力。为了摆脱经济压力，日本统治集团把指望转向南方资源地区，但为了不使日苏军备失衡，又必须坚持充实北方军备计划。
这样，日本便必须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投下赌注，形成了日本国力难以承受的负荷。
日本统治集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终于由外相野村吉三郎、陆相畑俊六和海相吉田善吾于1939年12月28日联名签署《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确定，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O—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421页。]
阿部内阁的这个方针纲要，基本意图在于：把“中国事变”放在世界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解决；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不仅包括日本、中国，而且要涉足东南亚和太平洋；用建立汪政权去诱惑蒋政权，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
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新攻势
1939年6月，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新攻势也在极秘密中准备。阿部内阁的方针是：一方面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设法与国民党接触，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在建立后，促使国民党投降，并导致汪、蒋政权合流。
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的控制，促进汪伪政权的建立和统一进行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日本于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铃木卓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成立所谓“香港机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降工作。
铃木于12月27日与自称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会面。此后，铃木与宋于194O 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连续谈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派今井武夫参与2月14日的谈判。2月16日，今井从香港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作了详细汇报。19日，今井又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作了报告。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指示，决定把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要求“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针进行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并规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条款，作为与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条件基准。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部第8科科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会谈开始后，日本方面提出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必须原则上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允许日本驻兵：两国经济合作；保证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营业的自由；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停战协定签订后重庆国民政府应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在得到上述保证后，尽快撤兵。
重庆方面表示，要求避开承认“满洲国”，暂持缄默态度；华北驻兵问题，可视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其需要时，日本可推迟一部分兵力的撤退；蒋汪合流问题，由于国内反汪气氛强烈，不能考虑，但将作为国内问题加以妥善处理。
会谈没有结果，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休会。
第二次会谈于6月4日至6日在澳门举行。双方代表与第一次相同。会谈期间双方在满洲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驻兵问题方面仍有分歧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相互理解，缩小距离。会谈虽未获实质性进展，然而双方都不愿完全关闭谈判大门。双方商定下一步举行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的高级会谈。会后，由双方代表于7月23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约定于8月初旬在长沙举行板垣与蒋高级会谈。
为了实施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日本倾注了全力。内阁几乎每天均向天皇作报告，政府与大本营也反复研究对策。日本决心迫使国民党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内蒙和华北驻兵；承认日本有权利用华北及长江三角洲、海南岛的资源；承认日本有权在中国大陆可以自由居住、自由经商，无限地剥削中国人民；承认实行所谓“日中提携合作”，实际上由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统制一切，使蒋汪合流的伪政权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政权。真正唯一合作的是日本与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共，由日本提供武器装备，供国民党进攻共产党。
三、日本的军事迫降行动
在政治诱降攻势的同时，日本还对国民党实行军事迫降行动。
首先是对枣宜地区实施进攻。
1940年5月1日，日军以约20万人的兵力，发动对枣宜地区的进攻，力图“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其次，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实施空袭。
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台票8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成都的空袭。8月19日、20日，陆海军航空队合计出动271架次，对重庆空袭达到高峰。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暂告结束。据日本方面统计：空袭天数共71天（其中对重庆37天），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其中对重庆2023架次），共投炸弹子7107枚（其中对重庆10021枚），共患难957吨（其中对重庆1405吨）。日本以这次持续近4个月的空袭，造成进攻重庆的气氛，向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
1940年7月18日，日本还与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在3个月内禁水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
7月20日，由日本提出，经法国同意，一个由陆、海军派出的31人日本常驻办事处在河内成立，随后，滇越铁路老街铁路桥上的铁轨被拆除，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一切物资。
日本上述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从不同方面对国民党施加了压力，为大力推进“桐工作”提供了条件。
四、日本诱降政策的破产
1940年五六月，德国法西斯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逼英国，这对在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整个日本再次掀起战争狂热。日本政坛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上风；同时，所谓“新体制运动”也乘机兴起。“新体制运动”的头面人物近卫文麿，在陆军的支持下，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投入建立新党。近卫的行动促使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更加嚣张。不久，陆军通过陆相畑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政权交给近卫。7月22日，近卫文麿第二次登台组阁。新内阁紧锣密鼓准备“南进”夺取东南亚地区。9月23日，日军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南进”的尝试。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导致日美关系发生变化。9月25日，美国宣布给中国追加经济贷款2500万美元，26日，又宣布禁止对日本输出废钢铁。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逐渐增强。
1940年夏秋，侵华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抗战局面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起，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入侵华北的日军，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大量日军据点，钳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作为重要抗战力量的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蒋日谈判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庆方面提出，要求日本现任内阁宣布取消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于”的声明；要求即将举行的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不能触及蒋汪合作问题；要求取消日汪签订的条约等。从而打乱了原定于8月上旬举行蒋与板垣会谈的计划。
8月22日，日本企图继续诱蒋投降，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表示希望高级会谈仍能举行。在蒋汪合流问题上表示可以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8月28日，铃木卓尔带着上述两件亲笔信到达香港，交给宋子良。9月5日，宋子良答复：因近卫信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长沙会谈持旁观态度，故中国对日本仍不能信任。当日，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报告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板垣、蒋会谈迫近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2日，今井武夫到香港考察后也报告说：板垣与蒋“会谈暂以静观为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0月8日以大陆指第758号指示：“原大陆指第676号所指示停战谈判应予停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至此，以“桐工作”命名的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终于破产。
日本的“桐工作”计划虽未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营垒中有妥协投降倾向的集团，确曾在汪精卫投敌后，暗地里与日本情报机关勾勾搭搭，名曰“探查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实际是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日，对日妥协。而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妥协投降和反共逆流所进行的斗争，对于坚定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则起了无可置疑的重大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开展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的斗争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的态势，由于国民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的作战指导原则又有误，虽然组织过多次会战，对入侵之敌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大片国土还是沦于敌手；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深入战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在敌后建立起一大批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展的趋势，完全出于蒋介石集团之意料。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强化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五中全会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就开始消抗日，积极反共，在对日本实行妥协政策的同时，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磨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
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磨擦、反抗降和反分裂斗争，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顽扔的军事进行了自卫回击，从而，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河北、山东等地的反磨擦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早在1983年复就已在冀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日民主政权，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抬出已不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派冀察战区总局令鹿钟麟兼任河北省主席，河北民团总指挥张荫梧担任省政府民政厅长。他们到任后，即向八路军冀中军区提出要委任各县县长和改变群众团体隶属关系等无理要求，并勾结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土顽武装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政工人员，包围抗日县政府，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反共磨擦活动从此日益猖獗。1983年12月间，竟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企图抢占安国、博野、蠡县。冀中军区被迫进行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指示》要求各地对于磨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并且指出，为了抗战，八路军部队应当发展，在国民政府不加饷的情况下，部队只能自行筹款筹粮；对于“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河北等地反磨擦斗争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在反磨擦斗争中，坚持以下主张：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要求加强冀察鲁三省抗日力量；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现行抗日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的行政区划，应依照战略形势，重新进行划分；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八路军部队对于非理进攻，将坚决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积极展开反磨擦的谈判斗争。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却愈演愈烈。1939年3月，张荫策动由杂色武装改编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2支队柴恩波部在河北雄县发表反共宣言，接受鹿钟麟指挥，并杀害第2支队中的中共党员和政工人员。不久，柴恩波叛国投敌。与此同时，张荫还在河北各地捕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3个月内，此类暴行达15起之多。6月11日，当冀中八路军对日军正进行艰苦的反“扫荡”作战时，张荫却率河北民军3个旅突然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制造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名的“深县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第120师和冀中军区予以反击，除张荫梧率几名亲信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山东，反共磨擦事件也不断发生。鲁苏战区游击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于1939年2月5日，在沂水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决定“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企图借敌伪力量消灭八路军；提出“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中共建立的地方武装和限制八路军扩充部队；强调“统一行政，军不干政”，借以阻止中共和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规定“给养粮袜，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会后，沈鸿烈不断在鲁东南各县、区制造反共磨擦事件。3月30日，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别动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纵队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护送的南下受训干部，造成干部、战士400余人惨遭杀害或被囚禁的“博山惨案”。4月上旬，中共中央就此事件专门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
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制造惨案的罪行；同时，调动部队对秦部进行反击。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是由本地群众抗日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抗战有功与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离之关系，决不能调走”。[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5页。]
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坚持在山东地区抗战，并不断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打退了秦启荣等部的多次进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
二、全国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
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6月初，蒋介石指示其党政军各机关，总结“剿共”经验，强调全国对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以限制中共的活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随即奉命秘密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蓄意取缔八路军的名称，阴谋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取消“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类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不准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报社、书店和印刷厂出版、发行各种书报、刊物。
6月上、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先后约见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6月上旬，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但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2页。]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扩大各地的反共分裂活动：在陇东制造镇原、宁县反共磨擦事件；在山东定陶袭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陕西制造残杀八路军残废院干部，事后又打死打伤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枸邑事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重修封锁线，增派部队；在湖南制造修杀、活埋新四军干部和工作人员，抢劫财物、枪支的“平江惨案”；在湖北攻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后方机关，惨杀中共党员500余人；在河南制造修杀新四军留守处伤病残人员、家属及当地民众200余人的“确山惨案”。半年多时间，磨擦事件累累，反共惨案不断。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存在投降危险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形势的特点，全面估计了抗战的前途，提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全党努力，同一切受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的精神，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根据上述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救亡团体、报社、书店，以及各进步报刊杂志，纷纷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谈话或评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热情颂扬国共合作抗日的事迹、意义，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抵御日本侵略、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投降派、反共分子的阴谋实质，动员僵各阶层人民、抗战将士和爱国侨胞，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斗争。
7月2日，周恩来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电文指出：“北事未平南变又起，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中电文要求查明真相，怃恤死难者，惩治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22日和28日，周恩来又先后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徐永昌、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揭露“平江惨案”真相，要求严惩肇事者。8月1日，延安各界如开万人大会追悼“平江惨案”的遇害烈士，毛泽东大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平江惨案是“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毛泽东在演说中还特别就国民党顽固派贯用“统一”的名义以打击中共，诬称中共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的问题，作了有力的批判。
他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
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否则，中国就会灭亡。近来，中国内部的汉奸，“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国民党中央制订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党派是友党，不是“异党”。“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现在“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江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
9月16日，毛泽东又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重申国共合作抗日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两党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绝不能做“亲痛仇快”之事。对于反共磨擦事件，毛泽东直率的告诉记者说：“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心犯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90页。]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发展。
1940年初，香港《大公报》披露日本与汪精卫签订的所谓《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密约内容，全国各地又掀起以讨代汪精卫卖国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反投降运动，各地、各界纷纷举行讨汪运动周，召开群众性讨汪锄奸大会，发表通电、宣言，既讨伐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又揭露、批判抗战营垒中暗藏的类似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派。2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群众性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声讨汪精卫的卖国投降罪行，拥护抗战到底。毛泽东、林伯渠出席并作了演说。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说中，强调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方面，要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于抗日的人，另一方面，要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目的就是为了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会后，通电全国，向国民党提出10项要求：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军民和各抗日党派开展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国共合作、诱逼国民党投降的阴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三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动用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时，在政治上发动进攻，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嚷要取消共产党。
中央中央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出现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的严重危险，早在1939年7月起，就先后多次向党内发出指示，分析形势的特点，提出应该掌握的政策和策略，要求全党，提高警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强调指出：“敌人的军事扫荡及政治阴谋定会加紧”，“友方的磨擦定会加多”。“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总方针应当是：坚持对日寇的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得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顽固分子坚决斗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页。]
中共各地方组织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大力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的政治、军事动向，为应付突然事变，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成在几个地区同时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终于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大的军事进攻为主要标志，阎锡山当了急先锋。八路军被迫奋起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一、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
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在抗战初期，迫于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战关系。但是后来，他企图对日实行妥协，把山西新军视为极大障碍。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攻。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十二月事变”。
为了对日实行妥协，早在1938年9月，阎锡山就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计划。1939年3月下旬，他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决定改编山西新军，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的军权。秋林会议后，阎锡山把山西全省重新划为4个游击共，设立4个行署，指派他的亲信兼任行署主任，以控制新军的活动。蒋介石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于是，山西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
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3日发出指示，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党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磨擦与斗争亦可能更多”。指示要求“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总口号下”，“巩固山西内部团结统一、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合作，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9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强调对于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山西进步力量的战斗力，才能团结一致反对山西逆流，才能转变时局和克服投降危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新军和驻晋八路军部队及时进行了反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
1939年11月，山西形势进一步恶化。29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61、第19军等部准备分3路向晋西南新军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发动进攻。按照密谋，12月1日，阎锡山诡称要对日军发动“务季攻势”，命令决死第2纵队于12月5日向同蒲铁路霍县至灵石段进行破击，命令陈长捷所部为预备队紧靠决死第2纵队之后。12月3日，陈部突然以重兵围攻决死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同时，摧毁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大肆屠杀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遇害者达200多人。事发后，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薄一波立即致电阎锡山，要求他下令制止陈部的进攻。但阎锡山置之不理。
面对优势阎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苦战10天，击溃陈部2个旅，突破层层包围，于16日向北转移至孝义以西郭家掌、枯桑园一带。27日，越过离（石）军（渡）公路，抵达晋西北地区临县以南招贤镇地区。
阎锡山为了阻止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与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在晋西北会合，遂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33军6个团，拦阴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北上，并令骑兵第军8个团与北上的第61、军19军相配合对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实行围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地区于12月31日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1940年1月2日，发起反击，将进攻的阎军驱逐到临县附近地区，并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至静乐县西南的米峪镇、天池店地区，尔后，又击溃阎军第33军和骑兵第1军各一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退向晋西南地区。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还令其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独立第8旅，于1939年12月8日至26日在晋东南地区进攻新军决死第1、第3纵队。在阎锡山策动下，决死第3纵队中的部分反动军官叛乱，强行带走3个团及直属队一部共4000余人，晋东南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陵川、壶关等7个县的抗日政权遭破坏，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500亲人被杀害，1000余人被绑架。决死第1纵队，由于应变工作做得充分，阎军进攻未能得逞。
1940年1月中旬，阎锡山又令其第19军暂编第2旅、新编第2师袭扰晋中地区，进攻决死第1纵队。在八路军第386旅主力和总部特务团的支援下，决死第1纵队奋起反击，阎军暂2旅和新2师大部被歼。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未能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削弱，蒋介石的势力则乘隙而入。为了隐定山西局势，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晓以大义，并提出解决新旧军冲突的具体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往来。这时，阎锡山在反共失败和蒋介石势力乘隙而入的情况下已别无他路，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主张。经过谈判，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的活动区域。
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后，国民政府先是承认陕甘宁边区，并经过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决议确认。但是，南京失守之后，国民政府出尔反尔，将这个决议弃而不顾，对陕甘宁边区采取下承认态度。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地方武装共30余万人，实施包围，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至1939年10月，共达150余起。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力争减少和避免武装冲突，但收效甚微。
1939年12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又调集第97师等部，会同甘肃省陇东地区各县保安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12月10日深夜，第97师的一个团会同宁县保安队，突然袭击八路军驻宁县的第770团一个营。杀伤该营干部战士300余人，宁县全部被顽军占领。
14日，驻镇原的八路军第770团另一个营也遭猛袭，被迫退至城外，镇原也被顽军夺占。与此同时，庆阳、台水等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也乘机向八路军第385旅所部进行骚扰袭击，并断绝交通，到处搜捕中共地方工作人员。民族败类叶青、张慕陶、张国焘等由兰州秘密赶赴镇原县以东的西峰，大肆煽动内战，阴谋扩大事变。关中地区的国民党顽军和各县保安大队也蠢蠢欲动，企图袭击八路军。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军事进攻，严重地破坏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12月22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进攻边区，共御敌寇，恢复团结。
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进攻陕甘宁边区，要求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恢复陕甘宁边区8月以前的态势。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于1940年初，又集中第28师主力，预备第3师、第97师备一部及陕西保安第1、第2、第3旅等部共2万亲人，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店头、马家堡、淳化、马栏等地发动进攻。与此同时，还今其驻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煽惑清涧、安定等地国民党何保安队哗变为匪，抢劫民财，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第717团等部。八路军忍无可忍，遂进行反击，肃清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5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该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接边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共124起，其中64起是武装进攻，占据枸邑（今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八路军为了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实行有限度的自卫反击，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
三、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攻
晋冀鲁豫地区驻有国民党军16个军及游杂武装4万余人。国民党顽固派为隔断八路军西北、华北地区与新四军华中地区之间的联系，决心首先消灭或驱逐驻太行山南部及太岳地区的八路军，隔断太行抗日根据地与冀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然后进一步夺取太行，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下旬，冀察战区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由陵川、辉县北进，于12月初进入冀西地区，抢占要点，包围、压迫晋冀豫边区的八路军第129师青师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冀西抗日政权。
为了争取冀察战区继续共同抗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赴冀西地区，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及朱怀冰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劝告其停止磨擦，一致对外。鹿钟麟持观望态度，朱怀冰则置若罔闻，并于12月下旬，指使其别动第4纵队侯如墉部和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进攻。八路军第385旅主力和冀西游击队、冀中警备旅等部被迫自卫，于1940年1月12日向侯、乔两部反击，歼其大部，迫使朱冰怀部于2月初向武安、涉县、磁县地区撤县。
国民党顽固派在向晋冀豫边区八路军发动进攻的同时。还令其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向冀南地区的八路军挑衅。1940年1月下旬，在冀南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2个连和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和清江、清河两县的县大队，企图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退顽军的军事挑衅，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于2月9日发起反击。顽军石友三部遭重创后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向清丰东南地区。
1940年2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又令朱怀水、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同时令在黄河以南的第41、第71军迅即渡河北进，协同朱、石等部夺取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新的军事进攻，八路军第129师遵照总部的命令，决心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卫（河）东战役，消灭石友三部；同时，在平汉铁路以西进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部。
3月4日，八路军集中17个团，发起卫东战役，先后在观城、濮县和清丰县的卫城集等地展开击，歼灭顽军一部。6日，又在濮阳以东地区击溃顽军2个团。顽军受到严重伤亡后撤至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4月5日，经过补充后石友三部重占东明城，向八路军反扑。8日，八路军奋起自卫反击，痛击石部，迫使其退向曹县、定陶地区。至此，八路军全部恢复了卫河以东地区，建立了濮阳、长垣和鲁西的范县、朝城等11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磁武涉林反顽战役于3月5日开始。八路军第129师首先反击进占庙庄、前后牧牛池、齐家岭等地的顽军。6日，击溃南北岔口、东西花园等地的顽军。7日至8日，又在芦家寨、姚村及南卷、北卷等地兜击顽军主力，歼其在部，朱怀冰率残部退入修武境内。八路军收复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林县以北地区。随后，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达成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程中，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策略的结果。这对于阻止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对日妥协投降，制止其机动内战，破坏抗战，坚持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共御外敌，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要达到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全国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派的态度是经常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应当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中国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或变为顽固派的同盟军。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对留在抗日阵营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的两面政策，对其主张团结抗日的一面采取合作态度，对其摧残进步势力的一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还要坚持三条原则：
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
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是斗争的局部性。
第三是休战原则。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后，应适可而止，实行休战。这是斗争的暂时性。
这三个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四节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夏秋，国际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德军继攻占北欧的挪威和丹麦、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对法国展开全面猛烈进攻。意大利也对英、法宣战。6月14日，巴黎陷落。不久，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英军被迫退出欧洲大陆。接着，德军占领英伦海峡诸岛，封锁英国全部海岸线，并对伦敦实行恐怖袭击。一时间，德、意法西斯势力几乎席卷大半个欧洲。德、意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嚣张气焰，对于在侵华战争中已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
7月27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正式通过陆军部提出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对南方施策应利用形势演变，抓住良机努力推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58页。]，目标是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陆军部随即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在柏林签约，结成军事同盟。
与此同时，在德国帮助下，日本迫使法国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取得使用海空军基地的权利，从而，完成了“南进”的一个重要布局。
日本法西斯为了放手南进，迫切谋求迅速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11月13日，日本帝国御前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作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汪蒋合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3页。]
德、意、日三国结成军事同盟和日本实施南进政策，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接着，英、美政府分别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
德国和意大利则级力促使日本南进，同时积极劝说蒋介石对日本妥协媾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
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继续采取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
国际风云的变幻，直接影响着蒋介石集团和内外政策。蒋介石“左右逢源”，“等价而沽”。他利用与日本谈判，压英、美、苏给予更多的军援和经援；利用英、美、苏支援中国抗战，向日本价还价。终于在1940年下半年，将反共重心华北转向华中，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一、蒋介石阴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0年7月1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后，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白崇禧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问题，并于16日向中共方面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主要内容是：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并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将冀察战区取消，其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2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八路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
“中央提示案”还规定，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后的师是整理师编制，每一整理师为2旅4团建制。按照这一编制。当时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成8个整理师，仅10万人。很明显，这个“中央提示案”的企图是阴谋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的冀察地区，然后围而歼之。
7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系列会议，听取他的报告并进行讨论。8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经兰州回到重庆。28日起，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和何应钦会谈。9月间，又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绥远一部；二、按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474。]
鉴于国内政治形势正处在剧变的新夜，为使全党对于这种变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派在暗藏的投降派策动下的分裂投降的危险，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提高警觉，同时，也必须看到苏、美、英等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包括国民党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在内，都反对投降、分裂，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对时局持悲观估计和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19日）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之多；密令第3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第5战区第21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至此，全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力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的反共高潮，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1月2日至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挺、项英等，进一步分析形势，并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役降。”“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必须“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强调：“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要求“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556页。]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发出“佳（9日）电”，答复何、白“皓电”。
电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4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上的事实，驳斥“皓电”中种种诬蔑不实之同；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为了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在重庆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1月间，他和董必武、叶剑英多次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励、左舜生等商谈时局，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同时，还访问了国民党一些元老派人士，井同各国驻华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如斯特朗等进行广泛接触，详细介绍两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日的事迹。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编印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在桂林、西安等地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
“佳电”的发表和周恩来等所做的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并且是有诚意的，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这对后来皖南事变爆发时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11月15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明确指出：“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自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安危。“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边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心要剿灭新四军，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问题，要求延缓开动时间，解决给养和弹药，保证途中安全；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会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军部又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国内形势，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解释，统一思认识；同时，还多次派小部队到长江铜陵至繁昌地段沿岩了解情况，筹集船只，为渡江北移作准备。在江北的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一带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工作。
但是，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恳言相劝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准备北移的实际行动，反而认为“佳电”所取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软弱可欺，竟步步进逼。
12月8日，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8日）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新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大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施展哄编的一着。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4年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获释的日子。约见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是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他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倒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十六年，我们何尝不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右，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2页。]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52、第108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40、第144师、新编第7师为左翼军，展开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机歼灭。同时，以第79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62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皖南部队南进；以第88军、忠义救国军和第2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必须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至此，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共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鉴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强调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立即在华中、山东各地及新四军各部队中进行坚决自卫的紧急动员和军事部署，同时，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苏南部队也积极准备接应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
二、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抗敌报》发表长篇社论《临别之言》和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告皖南同胞书》。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编成3个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至5日15时才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即遭国民党顽军第40师拦击。8日，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又遭顽军第79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新编第7师、第144师已占领云岭、茂林等地，第40师和第144师加紧从东、西两个方向对皖南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皖南部队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40、第52、第108、第144师等部的围攻。
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
12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
蒋介石表面上虽答应下令查处，但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2日，国民党顽军5个师对被围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实施向心合击。叶挺指挥部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续与顽军作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2000亲人突出重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在与顽方作最后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突围时牺牲。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竟于1月17日晚，令国民常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悍然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着将该军番号撤销，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来得后，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产：“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外，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由于国民常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终于出现了严重危机。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
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言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调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周恩来、廖承志等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区。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因业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与此同时，瘳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9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运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言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外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12条”）：
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5页。]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的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和原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极力动员全国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污蔑、中伤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评论，一方面则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纯属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企图用执行个别、局部的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性，掩盖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欺骗中外舆论和人民群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则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及参政员张一鏖和老国民党员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曾三次写信给蒋介石，极力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君劢等与周恩来叙谈，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痛感必须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并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
在军界，指挥着25万将士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表示不愿内战，愿意推动时局好转。
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地位。
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日本侵略者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至此，蒋介石发现自己政治上已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社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人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阿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善后办法12条”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将公函副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议员20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王世杰接到公函十分紧张，立即与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接连数次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见面谈话。张冲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参政会预定3月1日开幕。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中共能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2月25日晨，张冲再次找到周恩来，提出种种方案，恳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恩来斩钉截铁地驳回张冲要求，“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清晨，张冲又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国民党顽固派进退失据，一筹莫展。
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日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12条如蒙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临时解决办庆12条”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
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
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
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
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
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498页。]
上述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虽然仍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接着，参政会又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意在缓和对立气氛。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谈话一开始，他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朱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人做的，不明白他的怠旨，周恩来提到防地、扩军问题。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
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上的成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既进行坚走而灵活的斗争，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向全党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切勿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国内阶级问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上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在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依然是两面性的，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它既抗日，但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它既反共，甚至反到发动皖南事变和发布1月17日命令那种程度，但又不愿意最后破裂。对此，中国共产党只能是针锋相对，实行“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与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以利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即从国共两党全面破裂作准备，努力争取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应付最困难、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才能争取好的前途。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一节 战前国内外形势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大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破袭正太路战役，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正太铁路，由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200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
1939年冬以来，日军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正太铁路是日军施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火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用它隔绝八路军总部、第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为害极大。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一倒行逆施，削弱了抗日力量，使日军“囚笼政策”得以趁机推行，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聂荣臻讨论确定破袭正太铁路。切断该路，可使日军在山西的一切运输补给失去保障；对八路军来说，有利于将太行、晋察冀边区这两大基本区连成一片。
正当八路军酝酿破袭正太铁路的时候，欧洲战局急转直下。1940年4月9日，德国出兵占领丹麦，突然袭击挪成，击退英法远征军后，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5月10日德军入侵西欧，5月15日、28日，6月22日，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
欧洲战局急剧变化，刺激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利下一步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5月10日，日本陆军省一听到德国入侵西欧的消息，立即聚会磋商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制定了《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并在5月18日召开的陆军省、部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其要点是，在1940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9页。]
根据这一《策略》，日军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对当时正在香港与国民党秘密进行的“桐工作”寄予了极大期望，为配合“桐工作”，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为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日本趁英、法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在亚洲势力减弱之机，进一步对英法施加压力，威胁它们封锁中缅、中越国际交通线。6月20日，法国同意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准许日本军事人员人越监视对华禁运情况。7月12日，英国通知日本同意关闭滇缅路，并于16日正式宣布：自7月18日起，3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卡车及铁路材料，香港亦同时禁运。英法的绥靖政策，使侵略者又一次得势，却使处于抗战困难的中国武器进口减少约51％。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作战，不久又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企图对中国政府加强军事压力。在枣宜作战中，日军本无意于长期占领宜昌，但受德军6月14日占领法国首都巴黎的鼓舞，改变初衷，决定占领宜昌，以便直接威胁重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航空兵以宜昌为基地，使5月18日开始的日军航空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
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1940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2页。]
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路设想付诸实施，猛烈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二节 战役部署和经过
一、战役部署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指出：八路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日军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战绩，影响全国抗战局势，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囚笼政策”，打破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同时，对其他重要铁路，特别是平汉、同蒲铁路，应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破袭战的行动。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区自行安排。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坏正太铁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坏娘子关、平定段：对边区周围的北宁、津浦、德石、沧石、平汉等铁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
第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破坏阳泉、张净段；对根据地周围的平汉、德石、同蒲、白晋铁路及邯大、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对平辽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
第120师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铁路及汾离公路；破袭同蒲铁路部署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并力求以约两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129师作战；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据点与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
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战役统一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战役发起时间为8月20日。
上述三大集团根据总部命令，重点对正大路和同蒲路北段沿线的敌情、地形、工事和居民等情况进行了侦察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集团的作战部署，并秘密调集部队，组织参战部队进行短期的攻坚和破路训练，准备物资器材，进行战前动员。地方政府大力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准备各项支前工作。
晋察冀军区于7月27日发出作战命令，作出初步部署，并令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率有关侦察人员前往正太路附近侦察。8月15日下午，军区在吊儿村召开主攻方面（正太路东段）作战会议，确定抽调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5个游击支队，组成3支主力纵队（即右纵队、中央纵队、左纵队）、1支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担任正太铁路作战任务。同时，对平汉铁路高碑店至石家庄（不含）段、北宁铁路平津段、津浦铁路泊头镇至唐官屯段也作了破袭部署，要求必须切断上述日军交通线，保证主攻方面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还部署第2、第5、第8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北段、雁北地区及津浦铁路沿线进行钳制活动。
第129师于7月22日下达了准备进行正太战役的指示，指定8个团参战，要求参战部队作好准备。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进指挥所召集作战会议，传达了本师《关于正大战役的作战命令》，其内容是：抽调10个团的兵力，区分为左翼、右翼破击队、平和支队、总预备队（即中央纵队），破袭正太铁路。此外，抽调部队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铁路沿线，广泛破路袭敌，策应正太战役。
第120师决定抽调20个团，重点破击太原以北同蒲铁路和忻静、汾离公路，配合正太线作战。具体部署是：第358旅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忻静公路，独立第2旅破击宁武至朔县间的同蒲铁路，新军暂1师破击神池至五寨间的公路，独立第1旅围困岚县、东村及离石以北之敌据点，决死第2、第4纵队和工卫旅及师特务团破击太汾和汾离公路。
上述部署表明，初期直接参加正太铁路破击作战总兵力约20个团，配合作战的兵力远远超出此数。正太铁路是华北日军的重要交通命脉。破袭正太铁路，日军心然由平汉、同蒲路东西两面反扑。为了阻敌增援，钳制华北日军兵力的机动，相机展开广泛的破袭，收复敌占据点，于是形成了八路军百余团参加正太战役或配合正太战役的局面。（见附图11）
1940年下半年，日军华北方面军约有27万人，华北伪军约14万人（含苏北）。驻正太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的有独立混成第4旅（驻娘子关及其以西，司令部驻阳泉）、第8旅（娘子关以东，司令部驻石家庄）、第9旅（太原附近地区）。百团大战之前，日本中国派遣军于7月20日从华北抽调了6个步兵营和1个山炮营到武汉，增强第11集团军对该地区的守备，其中有独立混成第4、第9旅的部队。加之独立混成第8旅主力在冀中“扫荡”，因此正太铁路沿线日军兵力相对减少。
二、战役经过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
第一阶段为时20天，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重点摧毁正太路。前10天，晋察冀军区、第129师主要是破击正太路；后10天，日军反扑，八路军撤出正太路，晋察冀军区转而出击正太路以北盂县地区，第129师打击前出“扫荡”的日军，第120师在晋西北配合作战。
8月20日，八路军冒雨通过山谷河流，避开日军外围据点，直接运动到正太路两侧，当晚向正太路全线突然发起攻击，奇袭成功。日军事前毫无所知，措手不及，一时全线被动。
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东段。此段有敌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和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守备严密。
晋察冀军区右纵队（辖第5、第19团）负责破击正太铁路娘子关至乱柳段。娘子关早在失陷前即构筑有国防工事，日军占领后又依据险峻的山崖加修4个大堡垒，使该关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易守难攻。20日20时，晋察冀军区右纵队主攻部队第5团一部首先潜入娘子关村，歼灭村内伪军。然后依托村庄，仰攻日军堡垒，战士们攀登陡峭的山坡，迎着浓密的火网，勇猛向敌攻击，经3小时反复冲杀，攻克全部堡垒，将守敌大部歼灭，黎明时分，胜利的旗帜终于插上了三年来日军践踏的娘子关！这是正太线最早攻克的重要战略要点。接着，主力部队掩护工兵，大量破坏敌工事，并将关东铁路桥炸毁，收集了缴获的物资，在日军增援到达之前，主动撤离娘子关。
第5团进行的另一个大的战斗是袭击磨河滩车站。
20日晚，第5团第1营第1连袭入磨河滩，但遭到日军反击，21日拂晓撤出车站。为完成破坏磨河滩车站的任务，当晚第1连又渡过棉河，攻入车站。敌仓惶退入营房抵抗。磨河滩日军有近1000人（其中800人是乘火车路过该站的退役军人），凭坚固守，难以解决战斗，又值天降大雨，棉河水涨，不能徒涉，第1连遂抢占车站西面村庄固守。22日下午，日军400多人开始反击，第5团主力在棉河北岸向敌实施火力袭击。第1连在歼敌50余人后，撤出战斗。
第19团曾攻入巨城和移穰车站。
右纵队有左右友邻部队的策应，受日军反击较晚，因此，破袭战绩较大。
23日，第5团再次攻占娘子关，并炸毁娘子关以东1里左右的石桥，辽破坏了程家陇底、磨河滩之间的铁路。当晚第19团也再次攻入移穰车站，炸毁水塔、铁路。
24至27日，右纵队还炸毁了岩会附近的9孔大石桥、移穰东面的8孔石桥和3孔石桥以及程家陇底、西武庄间的石桥，程家陇底以东木桥也被烧毁。在右纵队大力破袭下，从25日起，正太路娘子关至乱柳段日军交通完全断绝，日军各据点各自为战，陷入异常恐慌之中。
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辖第2、第3、第16团），负责破袭正太路娘子关至微水段和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是日军重点守备目标，在新旧两矿周围筑有近4米高的敷设电网的围墙，墙外又增设铁丝网与外壕。在围墙之内。老矿有15个堡垒，新矿有4个堡垒，并在矿北山上筑有3个碉堡，以瞰制全矿区。
20日夜，第3团对井陉煤矿的岗头老矿和东王舍新矿同时发起攻击。第1营在矿工帮助下首先切断电源，迅速攻入新矿，歼敌警备队一部，残敌躲入碉堡死守。第2天下午，全歼守敌，救出日本职员的小女孩2名。接着在工人帮助下，将14台机器，10个锅炉，3座风车，两个大水他，两座烟筒，5座铁桥和绞车房、电机房、火车站以及矿区重要建筑全部炸毁，搬走了大部物资，使其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生产。第3团还夺取了贾庄、南正日军据点，破坏了南正至微水间铁路。第2团攻占乏驴岭铁桥东端堡垒，掩护工兵将铁桥炸毁一段，并一度占领蔡庄日军据点。第16团第2营于20日夜攻入北峪，将守敌大部歼灭，21日掩护工兵破坏北峪石桥；其他各部攻占地都，并将南峪守敌大部歼灭。24日，中央纵队侦知井陉县城已有日军1000余人，南峪、地都也有大批日军增援，日军有大举反扑的可能，乃决定以一部监视和袭扰铁路沿线之敌，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
左纵队（辖冀中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平井获支队）负责破袭微水至石家庄段。20日夜，平井获支队袭击岩峰，爆破铁路；特务团掩护群众破坏岩峰至威州电线、公路。22日夜，特务团又攻击上安车站。
23日夜，警备旅第2团攻入头泉车站，夺下堡垒两个。随后，左纵队撤出铁路沿线。25日至27日，连续出击，破击平山、获鹿、微水、岩峰间公路。
第129师负责破袭正太路西段。该段有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司令部驻地、煤矿基地阳泉，并有榆次方面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这里是敌我争夺更为激烈的地区。
第129师左翼破击队辖第386旅第16团、决死第1纵队第38、第25团等部，负责破袭正太路寿阳、榆次段。
20日20时总攻发起后，第16团5个连进攻芦家庄车站，连克碉堡4座，将守敌大部歼灭。第16团向榆次游击的两个连配合工兵炸毁了芦家庄至段廷之间的所有桥梁。第38团以突然袭击动作，攻占了上湖、和尚足两个车站。
第25团攻克马首车站，日军仓惶逃向寿阳。
第129师右翼破击队由新编第10旅第28、第30团等部组成，任务是破击正太路阳泉至寿阳段。
20日晚总攻发起后，第28团兵分三路，攻击狼峪、张净、芹泉车站；
第30团向桑掌、燕子沟进攻。当晚攻占桑掌，并将该处大桥彻底破坏。
21日占领燕子沟，当地两座铁桥也被炸毁。到23日，又攻克狼峪、芹泉等据点。在此期间，右翼队还攻克了坡头，辛庄、赛鱼、铁炉沟、小庄、张庄等车站和据点。
第129师总预备队第772团于8月22日、25日两次强袭平定西南冶西之敌，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占领冶西。落摩寺日军被第769团围困10天，到8月31日全部就歼。
至此，正太铁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均为第129师所控制。由于部队攻击猛烈，正大路西段日军数日内联络中断，各据点日军在被攻击围困之中，孤军作战，迅速被歼。第129师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等口号，教育、鼓舞部队，并动员组织民众，争取铁路员工，采用搬拆、爆破、火烧、水淹等方法，大力破坏铁路、车站及其附属设施。
为掩护师的破袭作战，战役开始时，第129师即以总预备队的第14团占领狮垴山。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占领该地可以控制阳泉以西十几公里的铁路线，并对阳泉构成严重威胁。敌独立混成第4旅力挽救其守备部队被各个歼灭的命运，扭转阳泉的被动态势，从8月21日上午起，集中阳泉日军，并武装日本侨民，连日出犯狮垴山。敌兵力由200余人增至600余人，在约20架次飞机轰炸扫射和施放毒剂的支援下，连续进行反扑。第129师总预备队顽强阻击，战至25日，先后打退敌多次进攻。
26日，日军进一步增兵，继续向狮垴山反扑。第14团在取得坚守6昼夜、歼敌400余人的重大胜利后，为避免不利情况下的决战，主动撤出狮垴山主峰，继续以小分队钳制敌人，主力转移执行新的破路任务。
在正太线破袭战取得重大胜利，第一步战役目标基本实现，该线日军增强力量，频繁向破袭部队反扑，山西南部日军第36、第37、第41师也准备北援正太路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干26日下达了第二步行动方案，指示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的情况下，行动方针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战斗，力求收复深入我各个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的游击战；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军区一部向盂县以北地区活动，第129师一部进击和辽公路，力求收复和、辽两县，第120师一部继续破袭同蒲铁路忻县、太原段，乘胜拔除根据地腹地之敌据点。指示各部可向指定区域预作准备，但不要放松现有任务的执行。
为给第二步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八路军总部于27日、29日一再强调继续破路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出犯或增援的1个营以下的日军部队。根据上述指示，晋察冀军区27日命今右纵队继续破路1、2天。第129师除以部分兵力监视各据点日军外，主力每日轮班破路。在第129师连续破袭下，正太路西段除寿阳、阳泉等少数城镇外，基本被破坏，交通完全断绝。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从3日起结束正太战役；各集团按8月26日命令的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乘正太路遭破坏后，敌不能转移兵力的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的任务。
晋察冀军区按照总部26日命令，组织进行盂北战役。第129师由于日军主力反击，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对进击和辽公路，收复和、辽两城的任务，留待下阶段完成。
9月2日起，晋察冀军区部署新的战役行动，以第2、第5、第16、第19团参加主要方向作战，立即向盂县和寿阳以北出动，收复该地区内的敌据点，并规定第19团歼灭上、下社敌人，第5、第16团夺取盂县城，第2团向西烟、宗艾出击；以第3团、第4军分区特务营及平并获游击支队一部，继续钳制正太路东段之敌；以骑兵第1团主力、第120师骑兵营、行灵游击支队及军区教导团在平汉线方面执行钳制任务。
由于正太线的破袭战，使盂县以北敌人主力南调增援，守备兵力减弱，各据点已感到恐慌，晋察冀军区部队展开锐猛攻势后，不少据点守军开始动摇，9月5日下午，下社日军在上社日军接应下，退到上社，在该地仍下敢停留，与上社日军一同连夜向盂县方向逃跑。9月5日晚，第19团赶到上社附近后，即与第2军分区特务营向逃敌展开追击。此时，第19团进至神泉、普田地区的第1营截断了日军退向盂县的道路。6日9时，将该敌包围于兴道村。经5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残敌80余东逃罗里掌山，复陷于第19、第5、第16团包围之中。9日夜，日军大半被歼，只剩下40亲人趁浓雾突围，逃进盂县城。
第2团第3营于7日占领西烟村，8日夜冲入日军据守的土寨，日军大肆放毒，突击部队全部中毒后退出，双方各伤亡20余人。9日、10日继续围困。11日，西烟日军在盂县日军200余人接应下，逃回盂县。
9月4日，日军抽调2000余人增援盂县地区，开始反扑。9月10日，晋察冀军区命令第19、第5团留盂县以东以北地区待命，准备配合第129、第120师行动；其余各团向根据地东部、东北部转移，准备执行新任务。
为了钳制正太线方面八路军的破袭作战，转变被动态势，日军纠集独立混成第4旅4个步兵营（配属第36师以1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独立混成第9旅3个步兵营（配属第36、第41师均以1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各1个）等部，向第129师实施反击。8月30日，独立混成第9旅自太谷、榆社之间地区，9月1日，独立混成第4旅自平定、和顺、辽县，榆社一带相互策应推进，以松塔、安丰、马坊地区为中心合击第129师。
在日军主力转取反攻的形势下，第129师各路破击队即由破击作战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左翼队连日在高坪、道坪、红凹、中兰、卷峪沟地区予敌打击。特别是卷峪沟约15个小时的阻击战，毙伤敌2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合击安丰、马坊地区的企图，掩护了师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及右翼队的安全转移，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这次战斗后，左翼队亦安全转移到外线。
6日，左翼队、第772团将太谷出犯之日军500多人包围盂榆社西北的双峰地区，激战一昼夜，歼敌400余，大挫其锐气。第385旅于6日于张建设伏，重创向辽县撤退的日军。右翼队于9月3日离开正太线向根据地转移，曾在平定以西打击阳泉出扰日军，消灭日军100余人。随后，部队即行分散，展开广泛游击战。至9月15日，第129师粉碎了日军万余兵力的连续反击。
第120师为配合正太路破袭战，从8月20日20时开始，对同蒲铁路和晋西北主要公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攻取敌铁路公路线上的据点。
康家会是忻静公路上日军最大的据点，驻有日伪军50亲人，其东北石神有敌30人，西南利润有敌10余人，静乐有敌100余人。第358旅决心以第4团1个营进攻康家会，两个营在康家会以东的炭窑沟、青龙庄间设伏准备歼灭石神增援之敌；以第716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准备歼灭利润、静乐增援之敌。8月21日零时30分，第4团第2营向康家会发起攻击，拂晓时将守敌全歼。由静乐乘2辆汽车增援的日军40人被第716团歼灭，由石神增援之敌也大部被歼。攻克康家会是一次部署周密的速决全歼战，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它是第120师发起破袭战役不久即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为扩张战果，第358旅以第4、第716团各一部强袭丰润，其余部队负责打援，8月25日晨将丰润山上碉堡攻占。正组织火力准备攻击猬集山下大庙内的日军时，敌增援部队赶到，攻击部队遂撤出战斗。
第120师独1旅于8用23日开始行动，第715团曾先后两次袭击寨子村，同时袭击岚县。第2团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峪口至圪洞公路数里，又在班家庄以西山地伏击日军，并连袭石门鄢、寺圪塔敌据点。8月31日凌晨，独2旅第714团猛袭宁武、朔县间阳方口，烧毁了车站，破坏了附近铁路设备，切断了同蒲铁路。这次战斗、全歼守敌，毙伤敌12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32人。此外暂1师一度袭入五寨；决死第2、第4纵队切断了汾离公路，并一度袭入汾阳以西的王家池；第359旅第717团多次击退柳林出扰之敌。
第120师在晋西北先后作战180多次，歼日伪军800余人，攻克康家会、阳方口、平社、龙泉等敌车站和据点，一度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以及忻静、太汾、汾离公路敌军交通线，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增援正太路，有力地支援了第129师、晋察冀军区方面的作战。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大体上在9月10日结束。在第一阶段中，由于部署周密，准备充分，部队行动迅速、秘密，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因此给了日军沉重打击。
（二）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从华北敌后到大后方的报刊大力传播胜利的消息，祝捷电文、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士气。延安开了祝捷大会。人们期待着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9月10日指示：“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9页。]
9月16日，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指示第二阶段作战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作战部署是：第120师集结主力破击同蒲路宁武、轩岗段；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夺取涞、灵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配合第120师作战；第129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白晋铁路北段。此外，对破袭沧石、德石、邯济、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阻敌修复正太铁路，也作了部署。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击了同蒲路。
1、涞灵战役
日军驻蒙军占领的涞源、灵丘地区，深入晋察冀边区西北部。驻涞源、灵丘及其附近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司令部驻张家口）、第26师（司令部驻大同）各一部，共1500亲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日军受到第一阶段打击后，提高了警惕，各据点纷纷增加兵力（其中涞源城已增到500人左右），增修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戒备。
晋察冀军区决定调集部队，组织涞灵战役。部署是，以第1、第2、第3、第20、第25等5个团及游击第1、第3支队，第1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1团的1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右翼队，在战役初期夺取涞源及其附近据点，打敌增援，尔后视情况转移攻势于灵丘外围，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以第6、第26团和察绥游击支队，共约5000人，组成左翼队，在战役初期阻敌增援，以有利于右翼队作战（其中第6团暂归右翼队指挥），尔后在右翼队协助下转移攻势，夺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此外，以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第9团袭击桃花堡及其附近据点，随时准备打击向蔚县、涞源增援之敌；以第2军分区第4团活动于五台地区，钳制向灵丘增援之敌。同时，命令冀中军区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冀南军区破击沧石、德石铁路，另以一部袭击北宁、津浦铁路外，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钳制驻冀中日军，使其不得西援。
9月22日22时，涞灵战役开始，右翼队向涞源具城及其周围据点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夺占东、西、南关，日军退入城内固守。
23日，右翼队决定先集中力量拔除外围据点，再行攻城。当夜，第2团在第1团1个营及炮兵配合下，猛攻涞源城东10公里处涞（源）易（县）公路上的敌重要据点三甲村，歼敌大部，将其占领。同时，第3团向涞源城东北日军另一重要据点东团堡发起猛攻。该据点由日军第2混成旅的一个教导队共130余人驻守，成员全系各部队选来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并有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为依托。攻击部队不顾敌人的猛烈火力和不断施放毒剂的威胁，连续勇猛进攻，至24日夜，攻克该村周围全部堡垒，挫折了敌人的锐气，将残敌压迫于村中数间房屋死守。
25日，敌将据点库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烧毁，准备突围。攻击部队再度向敌猛攻，残敌突围无望，投火自焚。东团堡歼灭战，显示了八路军的英勇顽强，使日军震动很大。
到26日，右翼队其他部队和平西军分区第9团也连克桃花堡、白乐堡、吉家庄、辛庄、北口、下北头、白石口、中庄、王喜洞、刘家嘴、张家峪、北石佛、金家井等13个据点。
战役发起的第2天，日军开始由张家口等地南援，由于破路不彻底，日军推进迅速。
28日中午，日伪军3000余人搭乘汽车，在坦克20辆、飞机4架的掩护下，进抵涞源城。
在这种情况下，右翼队已难开展有利的攻势，晋察冀军区乃决心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第一步扫除灵丘、浑源间敌据点，第二步夺取大营东南至神堂堡一线及大营、沙河以北山地内敌据点。10月2日，晋察冀军区命令右翼队主力集结涞源以东及东南地区整理，一部监视钳制涞源之敌，另以第1、第2团归左翼队指挥，加入左翼队作战。
10月8日夜，第1团第1营乘南坡头日军一部出动袭击第2团之机，向南坡头发起进攻，一举袭入敌阵，歼敌大部，残敌逃窜。同时，第6团第1营攻克抢风岭，青磁窑日军望风而逃，9日夜，第6团第3营又攻击了金峰店。此外，向灵丘、广灵间出击的第26团8日夜曾一度攻入黄台寺。
10月9日，晋察冀军区发觉第1军分区《抗敌报》第35期9月22日社论无意中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企图泄露。这时，灵丘方面，浑源、广灵日军1300余人南援，开始反扑。涞源、易县、保定、望都、定县、完县、唐县、曲阳、五台等地，日军正集结兵力，准备粮弹。根据以上情况，军区判断日军可能趁军区主力远在灵丘、浑源、广灵地区作战，大举“扫荡”根据地，遂于10日命令左翼队放弃第二步计划，立即结束涞灵战役，第1、第2团归还第1、第3军分区原建制，第6、第26团主力集结适当地区休整，准备反“扫荡”作战。
涞灵战役持续18天，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49人、伪军237人，八路军伤亡1419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在破袭沧石、德石、北宁、津浦铁路的同时，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百团大战发起后，冀中日军一部西援，大部被束缚在重要交通线上，冀中内地守备较弱。任何大肃地区，自1940年春日军大“扫荡”后，很多村庄建立了伪组织，日伪统治机构大体形成，日伪感到这一地区不足为虑，因而产生麻痹心理，警戒相对疏忽。
冀中军区决定以第18、第23、第30团等部计10个营，共8500余人，编为左翼队、中央队、右翼队进入这个地区作战。计划首先以两翼部队钳制敌人，吸引敌人于任河大肃中心区以外，尔后以中央队突入中心区，打开局面。
10月1日战役开始。左翼队（第18团）进入潴龙河以东，河间、任丘以西地区，2日至6日，连续攻克连家庄、东固贤、良村。在进攻部队的威慑下，7日夜，玉皇庙、丰乐堡、刘善寺各据点敌人，望风逃窜。右翼队（第30团）4个营进入大城以东、子牙河以东地区活动，至7日，连克李民居、邓庄子、石疙疽、西刘庄、臧庄子、陈村等据点，并大举破路挖沟。中央队（第23团）2个营北渡滹沱河，10月1日，伏击由商家林出动抢粮的日军100余人，歼敌9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9日，在白马堂伏击由留各庄到里坦之敌，全歼日伪20人。
10月15至20日，进行以子牙河东西两岸为重点的第二期作战，在任河大肃中心区，只留小部队坚持。中央队19日夜攻克半截河据点，破坏其附近的古洋河上的桥梁。右翼队面临敌情严重，无力采取大的行动。左翼队16日夜克大曲堤、任丘石门桥，18日又克王盘敌据点。
任何大肃战役，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日军3人、伪军326人，攻克据点29个，冀中军区部队伤亡573人。此役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涞灵战役。
2、榆辽战役
由阳泉经平定、和顺、辽县到榆社的公路，是日军突入太行根据地最深的一条公路。日军企图将该路向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铁路相连，以达到分割大行区，灵活调动正太、白晋两线兵力的目的。其中榆辽段长45公里，沿线有榆社、沿壁、王景、管头、铺上、小岭底、石匣、辽县等8个据点，由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第13营守备。
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榆辽战役基本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榆社至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并乘势向辽县进展，相机收复辽县。
作战部署是：
以第385旅（附第32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敌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
以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各2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三景等据点；以新编第10旅为平辽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段，截击南援之敌；
以太岳军区第17、第57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敌人由白晋铁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
23日夜，攻坚作战开始。24日，左翼队攻克沿壁、王景，右翼队攻克铺上、小岭底。至25日，榆社具城也被攻克，小岭底至榆社一线只剩管头据点之敌仍在顽抗。同时，平辽支队积极活动，攻占辽县以北寒王镇；沁北支队积极破路，频繁出击，使武乡、白晋路日军受到钳制。
26日，第129师令右翼队以一部继续围攻管头之敌，主力和左翼队东移，乘胜收复辽县并消灭可能援辽之敌。
27日拂晓，右翼队进攻辽县以西石匣，当夜将其占领。左翼队28日进抵马厩附近，准备当晚进攻辽县。这时，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八路军总部命令停止进攻辽县，以一部钳制和顺南下之敌，主力转移至红崖头、关帝垴地区，准备歼灭武乡东援之敌。第129师遵令转移兵力，同时猛攻管头，在29日24时将其攻克。30日9时左右，左翼队赶到红崖头以南山地，右翼队尚未到达预伏地区。此时，武乡日军600余人正越过预伏地区，其先头与右翼队遭遇。左翼队当机立断，迅速向日军的后尾、侧翼同时展开攻击，日军四面受围，在飞机8架掩护下，占领高地顽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双方伤亡惨重。到10月1日黄昏，辽县西援日军500余人突破右翼队阻击，逼近左翼队指挥所附近，左翼队奉命撤出战斗。同日，八路军总部鉴于辽县、武乡日军会合，阳泉南援日军1000余人已抵辽县以北的寒王镇，第129师相当疲劳，伤亡较大，判断增援辽、榆地区的日军可能趁势“扫荡”太北地区，乃决定结束榆辽战役。
3、第120师破击同蒲铁路
9月12日，第120师下达了同蒲铁路北段行动计划，决心从9月20日开始破击同蒲铁路宁武、忻县段（重点在宁武、大牛店之间），作战部署是：
第358旅破击原平、宁武段，并准备袭击轩岗、良庄、东寨等据点；独1旅破击忻县、原平段，并准备袭占忻口、楼板寨等据点；独2旅破击宁武、朔县段；特务团位于宁化堡附近，掩护后方联络线；暂1师阻击岢岚、五寨增援之敌。前线各部统由第358旅指挥。
为防止铁路线再度遭受破击，此时，日军已在同蒲铁路两侧重要据点集结兵力，加强对铁路线的保护。因此，破击同蒲铁路的部队在进入破路作战之前，必须先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敌据点障碍。
9月14日，第358旅从根据地娄烦以西地区出发，北越静乐、岚县公路，16日到达马家沟集结。马家沟与同蒲路宁武、轩岗段之间，隔有头马营、东寨、宁化堡、分水岭、羊圈岭等日军据点。该旅以第3支队（辖第7、第8团、特务营）袭击头马营。9月18日24时。
第3支队以特务营向头马营发起攻击，以第7、第8团打援。战斗至翌日晨，宁化堡日军40余人增援头马营，行至山寨村被打援部队包围歼灭。20日，羊圈岭日军约200余人前出至里鄢村企图反扑。该旅第716团于当日14时向里鄢村之敌发起攻击，次日拂晓，该敌惟恐被歼，逃回羊圈岭。
独1旅于9月16日夜东渡汾河。18日得悉，羊圈岭日军400亲人袭击雁北支队扑空后返回上庄，乃决心围歼该敌。遂于18日13时向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9日凌晨，旅主力撤出战斗执行破击任务，残敌向羊圈岭退去。
这次战斗，独1旅伤亡105人，毙伤日军约200人。
各部队击破阻扰之敌后，即投入对同蒲铁路的破击作战。
22日晚，第358旅第4团（附师属工兵连）、师特务团前出到段家岭、轩岗间破坏同蒲铁路数段。与此同时，第2团袭击奇村，第715团袭击忻口、楼板寨。23晚，第2团破坏忻口以南铁路，第715团破坏忻口以北铁路。25日夜，第715团再次破坏了大牛店、轩岗段铁路。独2旅也于朔县、宁武间破坏铁路数段。第120师经过6天的破击作战，使同蒲铁路交通再次中断。
（三）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
一个多月以来，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两次大规模攻势的打击，损失惨重，受到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
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遂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先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企图趁八路军连续作战来不及休整之机，打击八路军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
早在榆辽战役结束的10月1日，八路军总部在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就指出增援辽、榆之敌可能顺势“扫荡”太北地区，各部应有相应的准备。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作战计划，要求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部队集结于适当位置，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并注意各区的策应配合。据此备地区军民以连续作战的精神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1、晋东南反“扫荡”
日军第1集团军为打击第129师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从10月6日至12月5日，先后“扫荡”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区。第129师来不及休整补充，即投入艰苦的反“扫荡”作战。
太行地区10月6日，冀西武安敌800余人，开始“扫荡”阳邑一带。1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从辽县、武乡出发，第36师一部从潞城、襄垣出发，共3000余人，南北策应，“扫荡”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合围“清剿”榆辽公路以南，武乡、蟠龙以北地区后，14日自洪水、蟠龙、西营一线东犯东田、左会地区。八路军第385、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等部，在内线节节阻击进犯之敌，新10旅在外线积极作战。15日上午新10旅2个团在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毁敌汽车40多辆，歼灭押车日军100余人。此后半个月，日军不敢在和辽公路上运输。17日，“扫荡”之敌分途退去。
10月20日，日军第36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等部近万人，分由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出发，“扫荡”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第129师师直、晋冀豫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的麻田、左会间地区及涉县、偏城一带。由于此次“扫荡”距上次“扫荡”间隙甚短，规模较大，抗日根据地军民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主力部队未能转到外线，只在内线被动抗击，难以给敌有力打击，致使日军进入合击地区后，连续数日实行疯狂的“清剿”和烧杀。26日，日军开始回撤，回撤的路上实行分区“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
为摆脱被动局面，总部要求第129师下决心寻机歼灭一路敌军，震慑敌胆，使其不敢再以营为单位独立行动，从而拉开“扫荡”间隔，便于根据地军民机动。
29日，“扫荡”黄烟洞之敌第36师一部500余人，辎重民夫400余人，经左会进到蟠龙以东的关家垴，准备返回武乡。当日13时，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当日夜，第129师以第385、第386旅主力，新10旅及决死第1纵队各一部，将该敌包围于关家垴，拟于次日4时发起总攻。
被围之敌为改变不利态势固守待援，除紧急构筑工事外，趁夜暗袭占了关家垴西南的凤坑顶高地，以两处制高点，互为犄角，固守顽抗。第129师按原定计划向关家垴之敌发起进攻，并分兵一部夺取凤垴顶。被围之敌在飞机火力支援下拼命顽抗。第129师部队以高昂的士气，勇猛攻击，迅速突破敌防御，将其压缩于狭小地区，展开白刃搏斗，激战持续到31日拂晓，敌大部彼歼，仅剩60多人死守阵地。下午，黄烟洞方面之敌1500余人，在飞机10余架支援下驰援。第129师鉴于关家垴被围之敌基本歼灭，来援之敌又过大，为保持主动，再寻有利战机歼敌，遂迅速撤出战斗。残敌在援敌接应下，遗尸280余具，向洪水逃去。至此，日军大部已由根据地中心区撤走。
11月初，太行南部黎城日军北犯南、北委泉，继向西井进犯，襄垣日军经西营向蟠龙进犯，企图台击东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一带。第386旅奉命急赴蟠龙以东的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
11月3日9时，部队刚在大陌村一带部署就绪，即与来敌展开激战。优势敌人连续发动进攻，并夺占大陌村部分阵地。第386旅顽强扼守，一直坚持到4日凌晨4时，在八路军总部顺利转移后，才撤出战斗。日军合击企图未逞，于5日向白晋线退去。
太行区北部，和顺敌2500亲人经寒王镇、长城镇于11月3日到榆社，加强了榆、辽、武地区日军力量。此后，对榆辽公路以南讲堂、岭上、宋家庄、郭郊、大有一带进行了反复“扫荡”。在根据地军民的袭扰打击下，至13日，日军先后退回据点。太行区历时40天的反“扫荡”结束。
太岳地区
从11月17日开始，日军以第37师一部从沁县、■亭镇、南关镇出发，以独立混成第16旅一部从平遥、介休、霍县出发，以第41师1个营从洪洞出发，共7000余人，分路合击沁源及其以北的郭道镇地区。这时，赴太行区的第386旅第16、第772团，决死第1纵队的第25、第38团未归，太岳区兵力薄弱。为避敌锋芒，太岳军区将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组成沁东、沁西2个支队，转移于日军合击圈外的沁河两岸地区，打击敌人分散活动的部队。
日军在地方武装袭扰下，于23日进抵合击地区后，即实行分散“清剿”，大烧、大杀、大抢，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毁灭根据地。沁源县受摧残最严重，被害群众达5000余人，占全县人口1/10，牲畜被杀近万头，被抢走7000余头，房屋被毁3～4万间。
大岳军区部队抓住日军四出“清剿”，兵力分散的机会，积极打击敌人。
23日，沁西支队第42团在官滩歼灭日军100余人。27日，第42、第59团各一部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毙伤日军160余人。沁东支队第17、第57团，先后在光凹、陈家沟、龙佛寺、吾元镇、南卫村、南里等处予敌严重打击，其中第17团龙佛寺战斗，即歼日军100余人。第212旅在交口地区也予敌以重创。日军台击企图落空，又遭到不断打击，在对根据地烧手一阵后，被迫于12月5日分路撤出太岳区。
2、晋察冀边区反“扫荡”
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作战，从日军首先进攻的平西地区开始，逐次展开。
平西反“扫荡”
平西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和华北伪政权中心北平，以及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平汉、平绥线，是日军对晋察冀边首先“扫荡”的目标。
10月13日，日伪军1万余人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中心地区——三坡合击。日军吸取冒险轻进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依靠据点逐步推进的战术，每日前进5～10公里。
10月14日，晋察冀军区指示平西：“以内外夹攻密切协同配合作战之方针，击退进犯之敌，粉碎敌之进攻”，“主力已处在内线的保持集结于机动位置，至适当时机，选择敌之薄弱部分解决之，主力免于分散；另以得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开展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于必要时主力再分途绕迂敌侧后。”根据这一精神，平西军分区以主力的适时机动和广泛的游击战对付敌之“扫荡”。经过一周余的作战，不断给敌袭扰打击，使其相当疲劳。
日军各路虽深入根据地，但并未摸清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动向。至11月21日，在敌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时，平西军分区主力由三坡地区跳出敌合围圈，向西南转移，在蓬头与敌进行遭遇战后，顺利转移到板城以东野孤、大台之线。
日军进到三坡地区后，大肆烧杀。由于战前坚壁清野工作不够，大量粮食被抢走。从23日起，日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0月底，主力退出平西，但仍留2000人以上兵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内修筑据点、公路，仅在昌平、宛平地区就增加据点14处，控制了东斋堂、杜家庄等许多村庄。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退缩、减小现象，斗争更加艰苦。
北岳区反“扫荡”
当日军正进攻平西，第一次“扫荡”大行区结束的时候，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示：进攻平西、太行区之敌均可能转而进攻北岳区，晋察冀边区应立即准备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党政军民应切实配合，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主力应集结适当位置，准备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井指示第129、第120师积极配合作战。晋察冀军区争取了1个月宝贵的休整时间，对部队作了补充和调整，加强了战备和敌情侦察，地方工作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11月9日，日军第110师等部及伪军共1。4万亲人，首先重点“扫荡”
第1军分区所属地区。易县、大龙华、王安镇、涞源、插箭岭之线日伪军由北向南，保定、满城日伪军由东向西，相互策应，企图压迫军分区部队于狭小地区，进行决战。
10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反“扫荡”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决定在敌人进攻的头一阶段，避免与敌决战，采取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使日军在“扫荡”中住不得其所，行不得其时，食不得其饱，最大限度地疲乏与消耗敌人，主力兵团立即集结起来，置于机动位置，准备于适当时机打击敌人，歼灭敌之一路或两路，以转换战局，彻底粉碎敌之“扫荡”；一切后方机关，均须适当编组，独立自主地分散在适当地区内转旋隐蔽。[1940年11月10日，聂荣臻等致各兵团首长并报彭、左、毛、王电。]
12日，针对日军大肆烧杀与破坏的行动，又指示：主力在不妨碍机动原则下仍可分散一部（不超过1/3的兵力）坚决打击敌之烧杀企图。
11月9日，由涞源、易县、保定出动之敌6000余人，连续合击管头、银坊、黄土岭和神北等地。12日，敌合击扑空，即在当地烧杀后分路撤退。
此时第1军分区集结第1、第25团，乘机进行截击。敌一路800余人，14日由吴家庄向苑岗撤退中遭到截击，死伤一部，该敌在飞机掩护下突出重围，向管头退去，途中再遭第20团截击，伤亡甚大，逃回满城。
11月13日，完县、唐县、定县、正定、行唐日伪军出动2700亲人，向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进犯。
14日，定襄、东冶、五台日伪军约2600人分两路向阜平及其西南地区迫进。日军东西两线策应，合击阜平以北的台峪。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第3、第5军分区指挥机关和第2、第3、第6团等部队在敌合围圈即将形成之前，适时跳出，转移外线。16日，日军合击台峪、张家峪地区。未能转移出去的游击军艰苦奋战，司令员王溥、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英勇牺牲，部队伤亡100余人。
11月18日，合击台峪之敌从王快进占旱平城。21日，由大营经神堂堡、吴王口之敌，和由五台经台怀、石咀、龙泉关、下关之敌，也会合于阜平城。
日军占阜平后，由阜平中心区向外，由周围各据点向内，对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连续合击，反复“扫荡”，残酷烧杀破坏。
在此期间，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根据敌情变化，机动转移，使敌合击屡屡扑空，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只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了解敌人的动向，钳制敌人的行动。各分区部队仍不脱离根据地，积极与敌周旋，各游击部队不断袭击敌人，破坏交通，阻敌修路，扰敌后方。
11月21日夜，第2团选派30余人袭入党城，以手榴弹袭击日军宿舍，日军惊慌失措，枪炮射击彻夜未停。26日，第1军分区便衣4名潜入保定，以手榴弹袭击日军正在举行会议的剧场，引起日军后方的惊恐不定。侵入根据地之敌，半个月来不断遭到打击，饥疲交困，遂于25日分路撤退。
至12月3日，日军大部退出北岳区，但在阜平、王快、党城、曲阳之线，留驻1000余人，继续建点修路，企图久踞。
为迫退深入阜平之敌，拔除敌占据点，彻底粉碎日伪“扫荡”，12月9日，晋察冀军区组织第2、第3、第4、第6团进行阜（平）王（快）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4、第6团先攻东庄，再攻阜平，第2、第3团位于王林口、王快、党城以北地区配合；攻阜平得手后，以第2、第3团向东扩大战果，攻取王快。
14日21时，第6团向东庄之敌发起猛攻，第1营一举攻克东庄北山堡垒3个，冲入村内，日军反扑夺回堡垒。第6团投入主力与反扑之敌肉搏数次，阵地堡垒几易其手，毙伤日军170余人。与此同时，第4团向阜平之敌展开攻击，第2团、游击军一度攻入党城和灵山。其他部队在阜平至曲阳沿线，进行袭扰、围困，破坏交通，消耗和疲惫敌人。21日王快之敌130余人押送100余驮子军需品，行至王林口被全歼。
26日，平汉路宣村地区伏击战，炸毁日军列车及所载汽车14辆，重炮3门。27日，由阜平东庄北犯之敌1200余人，在罗峪、土门遭袭击，死伤140余人。在晋察冀边区军民沉重打击下，留驻之日军被迫于1941年元旦起先后从阜平、东庄、王快撤退。到1月4日，持续55天的反“扫荡”基本结束，晋察冀军区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自身伤亡1382人。
3、晋西北反“扫荡”
10月25日至11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等部约4000人，“扫荡”晋西北第8军分区和第3军分区米峪、娄烦一带，遭到当地军民打击。12月中旬，日军抽调驻晋南的第37师、驻晋东南的第41师各一部，配合驻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及第26师各一部共2万余人，准备全面“扫荡”晋西北。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第120师预料日军必来报复，积极准备反“扫荡”。
10月30日，该师奉命组建晋西北军区，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军区成立大会。晋西北军区辖直属军分区及第2、第3、第4、第8、雁北等6个军分区。军区在成立过程中，调整了一些部队的建制，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部队更加精干。12月14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各军分区：反“扫荡”作战方针基本上是游击战，但需有相当主力集结，以便机动；各分区需有1个团以上的兵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各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及地方武装，须围绕着进攻之敌，不断扰击，并派一部在敌后破坏交通；各分区须负责保护粮食，立即帮助、检查群众空舍清野工作。
12月14日起，日军各路相继开始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敌5000余人从太汾、汾离公路据点出动，北犯第8军分区米峪镇地区；敌4000余人从离石、柳林出动，进犯临县地区；敌6000余人19日从岚县、奇岚等据点出动，进攻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
至12月23日，日军侵占了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开始有计划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日军和汉奸伪装八路军，诱杀群众；派出基干支队分进合击，反复“扫荡”，寻歼党政军领导机关；重点破坏八路军后方机关和设施。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残暴、野蛮、毒辣至极。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扫荡”中，群众被惨杀者达5000余人，仅兴县地区被抢、被烧的粮食即达15万斤，仅第4军分区被抢、被杀牲畜即达5000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1。9万多间。
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反“扫荡”初期，主要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扰、钳制进攻之敌，破袭敌之交通运输，掩护祥众转移。主力部队避开敌之锋芒，转到外线，寻机袭击敌人。第4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了方山、峪口、信义等据点，并多次袭击临县和安叶村。师属教导团等部曾袭入兴县东关，又在兴县以南伏击敌“清剿”部队。第358旅和工卫旅，分别对“扫荡”米峪镇之敌进行多次袭击和阻击。独1旅和决死第4纵队，在大武以北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在晋西北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敌难以继续“清剿”，遂改为修筑公路，设立据点，企图长期驻守，以分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军这一险恶的企图，12月27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备分区动员一切力量，打破日军修路筑点计划；命令第358旅负责打击岚县至大蛇头、普明至赤坚岭修路之敌，独1旅负责破击大武至临县公路，决死第4纵队破击大武至方山公路。据此，独1旅第2团组织群众2000余人两次破击大武、三交间公路，使临县之敌不得不绕道方山与离石联系；离石游击队带领群众两次破击离石、军渡问公路，毁公路30余里；第2、第35团各一部，连续袭击汾阳至柳林公路线上的信义、上白霜、张家山等据点。在内线坚持的各团还抽调干部组成便衣工作团与地方工作团一起，在精干部队掩护下破坏敌新建据点周围的“维持会”。第715团一部与临县游击队一起袭入临县县城，捕捉了南关“维持会”代表。决死第2纵队第4团深入到晋中平川，在下曲镇诱伏文水之敌，歼日伪军100余人；工卫旅在太汾公路连续进行了破击战。
独2旅第714团、暂1师第36团和雁北支队各一部，曾袭入神池、阳方口等据点，并3次袭入义井镇；第714团在朔县利民堡西南解家岭击溃了企图伏击该团的日伪军并歼其一部。第358旅第716团奉命由娄烦以西出发，三天赶到兴县界河口附近，与在该地区活动的第7团相配合，打击“扫荡”之敌与袭击驻止之敌，使敌下敢出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战斗下，日军修路建点计划遭到破产。从1941年1月2日起，日伪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月24日全部退回原据点。
晋西北军区冬季反“扫荡”，历时40天，歼敌2500余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在战役中被敌侵占的所有城镇全部收复。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三节 百团大战的影响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营长以上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以上共46380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铁轨21。7万余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收电话线42。4万余公斤；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与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日伪军兵力损失，若加上晋察冀军区阜王战役毙伤的2000余人，晋西北反“扫荡”毙伤的2500余人，则达到50880余人。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震动极大。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记录和向陆军省的报告中写道：共军“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石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得极为巧妙。”[《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296、309页。]
经过这一战役，日军内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百团大战对粉碎日本威压诱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狂妄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妥协，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一切手段，进占宜昌窥视陪都，持续地大规模地轰炸重庆，全力展开诱降的“桐工作”，封锁滇缅路，断绝国际交通等，一时间给中国抗战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侵略者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的成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51页。]
然而百团大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黄梁美梦，近卫首相的“坚信板蒋（板垣、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变成了“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抱最大希望的桐工作，终于未获结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官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574～575页。]
百团大战，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1940年上半年，德国法西斯在北欧西欧的接连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鼓舞，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野心勃勃地提出“向以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确定利用急转直下的世界形势，抓注难得的良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解决南方问题。
7月下旬，在《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决定，为解决南方问题可行使武力，行使武力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但对美开战将难避免，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此，要实行强力政治，广泛发动总动员，确立战时经济态势，积聚战争资材及扩充船只，扩大生产及调整与充实军备，统一国内舆论等，并强调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以8月末为目标。作为南进的第一步，日军第5师9月23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强行登陆。但是，南进计划突然又被迫发生逆转。日本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2页。]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提出，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宗旨，反对从1941年起缩减在华兵力。于是日本只有暂时收回南方作战的矛头，乘机南进只好以“口号演习”宣告收场。在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中，百团大战不能不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迟日本的南进步伐，无疑给英美及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如太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缩小现象。
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它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1941年初日军又将第17、第33师由华中调往华北，从而进一步减轻了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备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群情振奋，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并产党、八路军的声威，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抗日军民取得了巨大胜利，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作战中，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
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红星报》予以赞扬，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新闻封锁，在百团大战期间连续报道了交战消息。当时在华北敌后的不少外国记者、学者，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百团大战作了充分的肯定。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朱德和彭德怀在1940年8月初发布最后命令，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八路军在国际上的影响扩大，声誉大为提高。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四编 小结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并应付长期战争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将前一阶段以战略为主政略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方针，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固控制已占地区，压迫和引诱国民党、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面临打破敌政略分化和军事进攻，进一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新的战略任务。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同样对中国极其不利。在欧洲，德、意法西斯日益嚣张，英、法节节败退。在远东，英、法、美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维护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一再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迎合日本的要求，并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实现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给中国坚持抗战带来严重威胁。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期正是实现其尽快逼迫中国屈服，以便抽出身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好时机。日本以全力策动的诱降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日本期望一旦汪精卫公开树起“和平”旗号，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就会集合到他的周围，地方势力便会投汪倒蒋的情况并未出现。汪精卫逃出了重庆，可应者寥寥，结果不过是国民党内亲日派与英、美派的公开决裂，在全国上下讨汪反投降的怒潮中，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促使动摇音抗战意志趋向坚定，给企图妥协者以精神威慑。汪伪中央政权只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
日本为寻求汪蒋合流而展开的“桐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的政略进攻走进死胡同。
巩固占领区和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日本在这一阶段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日本侵略者认为，仅是由于他们忽视和认识不足，才使中共的势力壮大起来，因此，只要日军主力转移到占领区作战，自然会所向披靡。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但是，华北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1000以上至5万兵力的“扫荡”近百次，大部分“扫荡”均遭到惨重失败，恢复对“面”的占领的目的并未达到，占领区“治安”的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侵略者这时才认识到，在军事战略上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了指挥系统，对部队进行了部分的补充和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抗击日军数次的有限进攻中，基本稳定了原有的战线，并在1939年冬季攻势中，对日军实施了广泛的袭击，给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各战区部队未能充分积极作战，主动策应配合，以钳制更多日军。在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五届五中全会及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两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给坚持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加重了相持阶段的困难。由于反共分裂、妥协投降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领导敌后抗战的军民，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给以有力的打击，终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抗战克服了新的危机。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面对敌重兵回师占领区的残酷进攻，以主力的坚决战斗，保卫了华北敌后的平原和山区抗日根据地，并乘敌无力兼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了华中和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来万余次对日伪军的作战（其中包括以100余个团、数十万兵力的华北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批日伪军，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除抗日联军仍坚持东北抗臼游击战争外，在关内形成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区，正规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以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提出的总任务和战略策略，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针，使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妥协投降势力，渡过了分裂倒退和妥阶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两年的英勇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成为对日伪军积极作战的主力军。（见附图12）
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严重分裂、妥协危机的克服，正面战场战线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敌后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壮大，这些都为适应相持阶段后期更为艰苦的斗争形势，积蓄反攻力量，争取新的胜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
一、欧战中的日本对德、对苏关系
（一）德军横扫北欧、西欧及日德意法西斯同盟条约的缔结
1939年以德国进攻波兰为开端，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当即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3页。]
但是，欧洲战局的发展规模以及事态的发展速度，远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它导致了日本在对华战争以及整个对外战略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动。
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苏联也随后进兵波兰东部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德、苏两国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地图。德国完成在东欧的扩张后，掉头北上，1940年4月9日侵吞了丹麦，同一天又向挪威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挪威拒绝了“德国的保护”。于是德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挪威自南而北绵延2000余公里的海岸及主要城镇，迅速落人德军之手。到6月10日德国完成了对挪威的征服。
在德军征服挪威的过程中，英法两国曾向挪威提供援助，英法联军三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进入挪威北部重镇纳尔维克，遭受德军的包围和轰炸，被迫撤退。拒绝投降的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和其他政府官员流亡伦敦。德军征服丹麦和挪威，英法干预失败，对欧洲各国震动很大，英国张伯伦政府下台，一直主张进行抵抗的丘吉尔于5月11日组成联合内阁。6月5日法国改组内阁，雷诺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达拉第辞职，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欧洲各国政治关系急剧变化，希特勒说：“丘吉尔入阁，这意味着战争真正开始了，现在我们才开始同英国作战。”[阿尔贝尔·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2页。] 完成对北欧的扩张，德国又转向西欧。对挪威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希特勒即下令对西欧国家实施其早已准备好的“黄色方案”。5月10日凌晨，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并于当天向三国和法国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德国对西欧的攻势共投入兵力141个师，2400余辆坦克和4000多架飞机。兵分三路，中路为主攻，由A集团军群担任，突破卢森堡、比利时阿登地区；北路B集团军群进攻荷兰；南路C集团军群佯攻马其诺防线。英法联军对德国的进攻方向估计错误，并执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遭受了全面失败。5月10日凌晨，德国的空降部队首先在荷兰首都海牙等要地降落，迅速扩张战果。
13日，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及政府部分成员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5月15日，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H。C。温克尔向德军签署了降书。德军进入比利时之后，比利时政府被迫放弃中立政策，吁请英法联军支援。5月13日，英法联军进入比利时，但未能挡住德军攻势，17日，德军进占首都布鲁塞尔，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于28日下令向德军投降。北路德军完成了对比利时的征服，还牵制了大批英法联军，支援了中路德军的攻势。
担任对法国主攻的中路A集团军群，5月10日顺利穿过卢森堡，插入比利时南部阿登地区。按法军的看法，阿登地区由密林和险峰构成的“扇形地区没有危险。”[〔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3页。]
而德军先头部队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只用了一天便穿过阿登，12日下午抵达马斯河北岸，攻占了色当要镇。14日下午古德里安三个装甲师全部渡过了马斯河，德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一路向西南直逼巴黎，另一路指向西北攻英吉利海峡重要港口布伦和加来。英法联军36万大军被围困在敦刻尔克至比利时边境一线，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但希特勒出人意料地下令古德里安停止前进，英法联军抓住机会，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至6月4日的一周内，共有33万余人撤渡英吉利海峡，逃出了德军的合围。
6月5日，德军发动对法第二阶段作战“法兰西之役”。此时法军尚有71个师，但士气低下，装备残缺。6月10日，法国政府被迫撤出巴黎，迁到图尔，再迁南方的波尔多。此时意大利也向法国宣战，在已经崩溃的法军背上再插一刀。英国丘吉尔政府提出成立法兰西一不列颠国家，设立单一政府，两国民众具有共同国籍，企图趁人之危控制法国残剩的军队、殖民地等权益，被法国拒绝。6月16日法国组建新政府，由贝当元帅出任法国政府首脑，同时表示愿意投降，6月22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军签署降书的地方——贡比涅森林中的一节火车车厢上，法国签下降书，接受了德国方面的苛刻条件。
德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北欧、西欧，掠得巨大的财富，极大地刺激了正在东方苦战的日本，使之改变了原来尽力不介入欧战的决定，“另打起主意来，生怕误了一班车。”[〔日〕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钻石社，1952年版，第14页。] 它要乘机向南方扩张，捞取英法在东方的殖民权益。同时，德国在法国投降之后，制定“海狮计划”对英国本土发动进攻，担心美国对此加以干预，希望日本在东方牵制美国。于是，德、日两国为各自之战略需要，加速了军事结盟。
9月7日德国特使斯塔玛来日谈判双方加强合作。德方的条件是：“关于对英战争，德国不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德国所要求的是，日本用一切办法来牵制美国，扮演阻止美国参战的角色。德国则承认日本是东亚的政治领导者。而且，德国准备在缔结三国同盟以后，充当日苏亲善的‘公正的中间人’”。[〔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51页。]
这是日本能够接受的条件，日本也希望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牵制美国。
改善日苏关系能使日本摆脱北方之忧而专注于向南方英、法、荷势力圈内扩张，因此。双方迅速达成协议。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正式签署，规定缔约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78页。]
该条约的缔结使日德意“三国轴心”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三国军事同盟，它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
（二）《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进程中，日苏关系的变化是较为曲折复杂的。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苏联曾宣布实行“中立政策”，继而转售中东铁路，将帝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殖民权益，全部转让于日本，变相承认“满洲国”，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是，1936年日德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两国关系转趋恶化，在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与1939年6月的“诺门坎事件”等大规模武装冲突中，日军遭到严重损失，只是因为已经陷于对华战争僵局，无力在北方投入更多兵力，所以最终被迫退让。以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为首还主张调整日苏两国关系，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主张在内阁逐渐占据上风，内阁开始制定同苏联的“中立条约案”。
德国在欧洲的飞速扩张，也影响着德苏关系。苏联虽同德国订立有《互不侵犯条约》，但仍担心德军的进攻，始终以欧洲为首要的战略方向。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也需要缓和对日关系。避免在遭德军进攻时，东西两面吃紧。
1940年7月，东乡大使正式向苏联提出《中立条约案》，双方的谈判因为北库页岛权益等问题互不让步，难于进展。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字之后，日本外务省于10月3日制定《调整日苏邦交纲要草案》，设想作出一定让步改进日苏关系，如承认外蒙、新疆和中亚的波斯等地为苏联势力范围等。企图以苏德条约及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发展为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德国方面也参加斡旋日苏关系并对苏谈判四国盟约的问题，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同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苏联对于改善发展同德、日的关系也感兴趣，但要价甚高，要求获得在芬兰及巴尔千方面更多的权益，这与德国的企图相抵触，谈判失败。日本方面决心再作努力，1941年1月，外相松冈出访德、意、苏三国，同苏联再度谈判而制定《同德、意、苏交涉案纲要》。目标是，使苏联“同日德意所实行的打倒英国政策协调，同时期望调整日苏邦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35页。]
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准备让步的条件是，苏联于5年间供应250万吨石油，日本另外设计的世界格局是四大势力圈，由日本控制的大东亚圈，德国的欧洲圈（含非洲），美国的美洲圈，另由苏联控制中国的外蒙古、新疆以及伊朗、印度等形成苏联圈。日本希望苏联能按这个“四圈构想”一道瓜分世界。3月，松冈带着上述构想登程，同苏方进行会谈。4月13日，双方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基本内容是：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和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
双方还同时声明：“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0），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3～304页。]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定，使苏联对巩固其东部的安全、避免两线作战有一定的意义，也使日本的侵华作战和南进作战免除了北部之忧。《日苏中立条约》互相保证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的权益又一次遭受践踏。
日苏中立在日本军政当局内部曾受到质疑，枢密院顾问宫在审查该条约时发问：“按照日、德、意同盟条约，德苏发生军事行动时，日本必须支援德国。而按照这个（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在德苏交战时则应保持中立，这里没有矛盾吗，”松冈外相回答道：“在法理上是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由日德进行协议，但日本将以自主的立场作出决定。”[〔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文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62页。]
二、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日本在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迈出了实际的南进步伐。1940年德军横扫北欧、西欧，极大刺激了日本的扩张胃口，“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成了朝野上下的一句口号。7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伴随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23日至25日，近卫内阁讨论了该《纲要》，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以“尽快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同时抓住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为宗旨，规定要领第一条：“处理中国事变须集中政战两略综合力量，尤须采取一切手段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等，俾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还具体规定：“对法属印度支那（含广州湾），期待彻底切断援蒋行为，迅速使之承认担负我之补给，允许军队通过及使用飞机场等项，并为获得帝国所需资源而努力。根据情况，可行使武力。”要求处理好对苏、美、英各国关系：“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前，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之施策”，“对美国保持公正主张及严肃态度”，特别明确“行使武力时，尽量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以分别对待英美两国，即实行“英美可分”策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8页～59页。]
从上述纲领可见，日本希望在避免对多国同时作战，特别是要避免对美作战条件下，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如果施加影响或干涉则不辞对美一战。所以，中国问题是日本南进的核心目标，具体言之，乘英法在欧洲战败之机攫夺其南洋殖民权益，掠获日本急需的橡胶、石油等战略资源，为解决中国问题即为侵华战争获胜而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是日本南进最重要的目标。
侵华战争的困境，导致日军扩大战争而转向南进。
日本转向南进并引起整个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行动是对法属印支北部的侵略。1940年6月4日，德国攻占敦刻尔克，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又转锋南下，进攻法国首都。6月14日，巴黎沦陷。
16日，日本决定乘机强行断绝经由法属印支北部的援华交通线，日军大本营直属部队第5师一部奉命进入法属印支国境。对于是否大规模对法属印支作战，日本当局于18日召开四相会议，就两个方案进行了讨论：
“一、对援蒋行为提出建议，如法国不允，即诉诸武力；
二、无需交涉，立即诉诸武力。”[〔日〕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5年版，第80页。]
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由于法国在欧战中完全败北，法属印支当局毫无力量可言，迅速于6月20日答复日本，完全封锁印支国境，同意日军派出军事专家进行监督视察。
法属印支当局的决定，破坏了中法之间的正常关系，给中国的国际运输造成了巨大困难。
6月29日，日本以西原一策少将为监督机关长的监督团到达河内，成员包括陆海军官员共30人，7月2日正式建立常驻机关。日本得陇望蜀，又向法印当局提出新的要求，参谋总长训令西原，要使法印当局“尽快承认为通过法属印支的集团（即第22集团军）进行补给，可能时设法使之允许（日本）军队在法印通过及使用飞机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76页。]
在日方高压之下，法国被迫让步，8月5日法驻日大使安里正式接受日方要求。9月4日驻法印陆军司令马尔丁同日本驻河内监督机关西原机关长共同签署《为成立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军事协定的基础事项》，即通称的《西原——马尔丁协定》。
但军部强硬好战派并不满足于“和平”进驻方式。就在《西原——马尔丁协定》签署的当天，日机编队即多次飞入法印境内，第5师一个营越境侵入同登地区。9月5日，日本印支派遣军正式编成。日军的挑衅行为迫使法属印支当局不得不提出抗议，日军则对之实施大规模武装进攻。
23日第5师进攻谅山与同登地区，法军于25日投降。
26日，由海军协同，西村琢磨少将所率印支派遣军在海防港强行登陆。
至此，日军终于完成了对法属印支北部的武装入侵，日军战史承认这是“对南方作战的第一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107页。]
日本向法属印支扩张的同时，又对英国施加压力，解决滇缅交通线问题。
6月19日向英国正式提出切断援华路线要求：一是封闭滇缅路；二是封锁香港与广东边界。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7月8日，由英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答复有田外相，同意关闭滇缅路3个月，在香港地区也同时禁止中国方面的军械和汽油等物资的运输。
日本对英、法实施压逼之时，实行“英美可分”策略，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磨擦。但日本在东亚的势力愈是膨胀，美国愈加不能容忍。英国驻美大使向国务卿赫尔通报滇缅路线封锁决定之后，赫尔立即表示，封闭滇缅路不止是对中国的打击，进行国际贸易并开放通商大路，也关系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对此表示遗憾和失望。[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5年版，第94页。]
7月18日赫尔对新闻记者发表声明，再度对闭锁滇缅路作法表示了反对，23日美同宣布对外输出废铁及某些等级的汽油予以签证控制。日美双方正在进行的“有田——格鲁会诙”遂告夭折。
日本对美方的反应不予理睬，继续扩张侵入法属印支北部。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抗措施，在日军入侵法属印支的第三天宣布，除西半球各国及英国之外，禁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废钢铁。这一决定，使作为战略资源缺乏的岛国日本，在钢铁等物资方面倍感恐慌，日美矛盾开始激化。
美国的上述立场，还止住了英国的对日让步势头，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路，美英双方的对日政策协调起来。日本的“英美可分”的策略宣告破产。其依靠外交压力完全切断中国南方补给线的企图落空。日军决定挺而走险，诉诸武力解救困境。
三、日本的北进策动
（一）德苏战争爆发及日本的“关特演”
在日军向南扩张之际，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战争打破了曲折变化着的日苏关系，使日本面临着新的战略抉择。
德军以152个师的庞大兵力，由三个方向对苏联全面展开了进攻，北路集团军群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中路经斯摩棱斯克指向莫斯科，南路进攻基辅和顿巴斯等地。德军迅速深入苏联国土500～600公里。日军统帅部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称：“在几个月内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其结果将有可能促进现政权的崩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6页。]
作为德国的盟国，日本军政当局内部主张配合德国行动，立即对苏开战的北进论活跃起来，陆相东条英机和外相松冈洋右为北进派的代表人物。松冈甚至估计：“德苏战争在短期内就要结束。今秋或本年之内德英战争也将结束，不要对形势持过分观望态度。”[〔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1页。]他们主张，首先实施北进，解决北方问题之后再向南进。松冈曾是日苏中立条约的炮制者和缔定者，转而鼓吹对苏开战，有人对此提出质询，松冈回答说：“英雄善于回头，我辈讲过南进论，但今天却必须立即转向北方。”[〔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4页。]
但是，由于侵华战争的牵制，日本兵力严重不足。部署在对苏前沿的关东军头目首先提出不同看法：“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参谋部作战指挥机构强调：“以八九月前后出现行使武力之良机为前提而促进战争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8～319页。]
因为至少需要在八九月份才能判断欧战的形势结局以及苏军在远东究竟能保留多少兵力，海军方面则强调南进，对于北方的策略是“待柿子熟再摘”。6月30日的军事参议官会议认为，应该避免立即介入德苏战争。
日军作战指挥机构认为，当苏联对德作战吃紧的时候，就必然会将远东兵力西调，远东苏军减半之时，即从现有70万人减少到35万，为对苏进攻“最为有利”时刻。甚至还明确强调，若对苏作战兵力超过以上估计数字太多，如需要三四十个师之时，则“应放弃行使武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9～310页。]
7月2日御前会议制定《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纲要》，规定日本的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也要坚持以依靠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确立世界和平之方针，”据此应该“加快向南扩张之步伐。并视形势的变化而解决北方问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9～310页。]
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提出的一份调整方案《准备南北对阵》[〔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8页。]，内容是：
甲、准备南北对阵的态势
1。以日本内地2个师（第51师、第57师）派往满洲，使驻满、鲜兵力成为16个师的基干阵容，作为对苏警戒兵力。另以日本内地1个师（第7师）作为对库页岛的预备乒力置控于北海道。
2，以在华4个师（近卫师、第5师、第18师、第48师）作为对南方之预定兵力而集结待机。其中近卫师进驻法属印支南部。
3，中国战线以23个师（其中1个师即第38师担任对香港作战）确保现在的作战面。
4。以日本内地5个师（第2师，第16师、第52师、第55师、第56师）作为总预备队。另在日本内地新编成两个师（第53师，第54师）。
乙、解决北方
1。以日本内地5个师与在华4个师增派至满洲，使在满、鲜的对苏进攻兵力为25个师的基于阵营。
2。对南方预备兵力如准备对阵方案所规定。
3，从中国抽出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中国作战面适当缩小。
丙、解决南方
1。以内地5个师增派至南方，使南方作战兵力为9个师。另派1个师担任香港作战。
2。对苏警戒兵力如准备对阵方案所规定。
3。从中国抽出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中国作战面适当缩小。
以上方案的基本要求是，无论对苏还是对南方作战，都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至于抽调多少，则将以作战规模而定。按上述方案所决定的对苏兵力安排大体为两种选择，第一是在中日战争期间与苏对峙而部署所谓“警戒态势”兵力，以16个师为骨干；第二是根据需要而发动对苏作战，需要在中国东北地区集结25个师。
上述方案提出后不几天，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军政当局内部有关北进或南进的讨论更为激烈，同时也对苏军在远东兵力部署及其战斗力作了新的估算。日军认为在正常动员的条件下，日苏双方师的战斗力大体为一比一，而目前苏军的整备状况欠佳，战斗力已下降为日本师的七成五。因此对付苏军远东兵力15个师，日本只需动员11个师，也就是说以东北地区现配置兵力即可充任，不过为力争全胜应该保有2倍对敌的战斗力，即应该动员22个师。
毫无疑问，这需要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但是，这一估算中的苏军15个师，是日军所希望的苏联抽调兵力过半之后所剩的兵力，即从现有30个师兵力70万入剩下35万，成15个狙击师的“熟柿”态势，苏军是否抽调一半还是未知数。如果苏军始终保持20～25个师之众，那就是日军难于对付的“涩柿”状态。日军统帅部对德军抱乐观态度，期望到本年八九月份能够出现“熟柿”良机，遂决定正式调整在满洲地区的兵力部署。
这一调整分两阶段向东北地区增兵，第一阶段达成“警戒”态势共需兵力16个师计85万人，马15万匹，除补充现有驻满洲12个师、朝鲜2个师之外。尚需从本土动员2个师。第二阶段达成对苏攻势，应整备兵力20或20多个师。如进入第二阶段整备20多个师，上述先期部署的16个师将“作为攻势的核心兵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5页。]
6月7日颁布正式命令实施第一阶段动员。秘密代号为“百号动员”，“百号输送”，“百号态势”等。按关东军司令部的称呼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
在尚未开战的情况下即决定如此大规模地调动兵力，在日本军政当局内部自然会引出分歧和讨论。大藏相河田烈曾质询：“陆军对苏武力准备是否真正实施？”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首先要使在满部队纳入战时编制，其后采取攻势才有可能。陆军正在苦心致力于避免对内外形势造成影响。”东条陆相也说：“为适应国策纲要的宗旨，在满部队的动员是完全必要的。关于保守秘密这一点，统帅部煞费苦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7页。]
“关特演”的实施，第一次动员令使日本本土动员部队，增兵25万，总兵力达60万人。7月16日下达第二次动员令，从本土动员第51、第57师等部队，总兵力增为85万，即达到所规定的“警戒态势”16个师基干阵容。
至此，日本完成了对苏作战的第一阶段兵力调动。
（二）暂时放弃“北进”
8月初，德苏战争形势更为明朗化。日军情报机构判断，德军本年内无力迫使苏联投降，而明年的形势也不一定有利于德军。日军盼望于八九月份出现“熟柿”的企图落空，远东原有苏军约30个师，虽部分西调，但还剩下20～25个师兵力守护远东边境，这就是日军所谓的“涩柿状态”。如果此时坚持北进，以“关特演”所部署的兵力，自然无力进行对苏战争。因此，日军在如下三方案之间举棋不定：
第一，以现有16个师强化对曾戒与防卫态势。
第二，将来以20个师为基于准备进行一个正面（东面）或两个正面（东面与北面）的攻势准备。
第三，将来再以25个师为基干进行东面与北面两正面的攻势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联杜。1968年版，第329页。]
但是要继续增加兵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战场的困境使日军向外抽调兵力极端困难。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大声呼吁，日本对外用兵绝不能够“忘却对中国事变的处理”。而且，陆军在侵华战争中遭受的损耗己达“四成”，所以“从中国方面转用兵力也需要超乎预想的时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71页。]
至于海军方面，始终强调南方资源的重要性。自日军侵入法属印支南部之后，美国于7月下旬冻结了日本人在美财产，8月1日起宣布对日石油禁运，英、荷等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日本的资源危机更加严重。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估计：“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费罄尽，……。”[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70页。]
因此，海军方面对于北进调兵“依然是极端消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30页。]
由上述因素决定，日军统帅部终于被迫放弃本年内的对苏开战抉择，暂不实施对苏第二阶段阵势即20多个师的调动部署，但也不排除在明年对苏作战的可能性。3月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具体事项如下：
“一、今年内只要不发生苏军主动挑衅进攻等特殊情况，则以不开战为原则实行各种施策。
二、为对苏警戒防卫，妥善应付一切形势变化，应迅速完成‘百号态势’。
三、要考虑到苏联方面向我开战，或明春对苏发动攻势，为此必须做好作战准备。为了不松懈关东军的对苏战备，该通知只在陆海军“极小范围”内下达，并反复强调：对苏作战“不是全然中止，而是只限于今年，或许在来年早春时候，首先在南方动手，再反转讨伐北方。”[〔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78～379页]
对于“关特演”所完成的兵力部署，即16个师构成的“百号态势”，日军继续加以保持。这一态势的战略意义除上述“反转讨伐北方”的需要之外，还在于确保满洲、朝鲜这两块殖民他的稳定与安全。在日军看来，满洲，朝鲜是日本整个对外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要彻底镇压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所需兵力，按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话说，原有14个师是不够的，“防卫上的最小限度兵力是16个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5页。]
这一看法由《帝国陆军作战要纲》加以确认：“对苏16个师之警戒态势更为严格地实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80页。] 故关特演调入的兵力及其部署，也就固定下来。
四、确立南进战略
（一）ADB协定与大西洋宪章
日本向南方扩张造成了对美、英、法、荷等国的极大冲击，各国对日本政策与战略也随之发生变化。1940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阐述他的租借法案，强调应给予战争受害国家以物质援助，还说，“美国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来回避战争危险。”“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不使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制造者得以控制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对我们最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1～265页。]
1941年3月，罗斯福提出的租借法案在国会通过，首批拨款70亿美元，美国还决定采取措施防御德国和日本有可能进行的对美国发动的奇袭，决定在太平洋方面强化以夏威夷基地为中心的防御态势。
为了协调在欧亚各地的战略，美英两国参谋部代表，于1941年1～3月在华盛顿进行了协商研究。双方决定为避免分散兵力，确立大西洋方向为首要战略方向，要首先打败德国，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这就是通称的《ABC—1协定》。
为具体研究远东太平洋方向的战略，美、荷、英等国在东方驻军的官员，据上述协定于4月21日至26日在新加坡举行会议。
其形势判断和预测是：
“1。美英荷与日德意进入战争状态。
2。日本在远东的进攻，最初指向马来亚、英属婆罗洲，其次为消除侧背威胁，将指向菲律宾及香港。估计同时攻击数地区的可能性较小，而将逐步扩大占领地区。
3。日军将在占领泰国之后进攻英领缅甸。
4。日军进攻爪哇、苏门答腊、澳洲、新西兰，必将在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的作战成功后方可实行。
5。日军可能企图以舰队攻击以上整个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及前线基地。”
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后，联合军的战略方针是：
“1。为使我等击破德意的主要目的不受牵制，在远东暂时采取守势作战，但如有条件即采取攻势。
2。远东的三大重要战略、即保护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确保新加坡，以及保持吕宋岛的安全。
3。对日本本土及日本占领地区，坚决以航空作战进行攻击。空袭日本本土是对日本的最大威胁。为此，在吕宋及中国部署空军。
4。以财政援助和提供装备，支援中国正规军，同时加强中国的游击战，牵制日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78～279页。]
另外还就对日作战协同的要领作了若干规定，决定以“ADB协定”的形式分别向本国政府提出建议，以形成“联合战略”。美国对该协定以英国的远东权益为中心很不满意，没有同意上述协定。但是该协定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远东反法西斯各国的联合。
同年夏天，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更为密切。8月9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纽芬兰海面美舰“奥古斯坦”号和英舰“威尔斯亲王”号上举行会谈，3月14日双方达成协议《英美共同宣言》，即通称《大西洋宪章》，强调了维持国际社会和平基本原则，主要有：不追求领土扩张，不承认法西斯国家侵略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等等。双方讨论了对日政策具体问题，但对于当前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的解决，《宪章》却只作了抽象的规定。其中第8条说：“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倘国际间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未来和平势难保持。”[《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37～338页。]
这一声明虽然阐明了反法西斯的和平要求，但对于当时已经大规模进行侵略的战争炮制者，语调显然过于温和。制定这种基调的文件，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愿意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罗斯福还希望避免国内孤立主义的攻击。因此，美英首脑大西洋会谈后，罗斯福于6月17日接见日本大使，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使用武力采取进一步扩张措施，美国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必需的一切手段，继而声明：如果日本愿意并能够停止扩张主义活动，美国政府准备考虑恢复于7月中旬中断的非正式的探讨性会谈。日本对于美国的警告没有理睬，却抓住其和谈的愿望表示，向美国正式提出进行日美首脑会谈，力图改变在远东的外交困境。
（二）日本对法属印支南部和泰国的扩张
法属印支同泰国之间，多年来在版图方面存在着矛盾，它是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侵略所造成的，这又成为日本加以利用而侵入法属印支南部的一个重要契机。
1940年11月21日，由“四相会议”制定《关于斡旋泰国收复失地之对泰及对法属印支施策方案》，规定方针为：“帝国当从速斡旋与调停泰、法属印支之间关系，通过协助泰国收复失地而建立日泰之间紧密关系，同时对法国加以引导，以扩充发展在法属印支的帝国势力，确立帝国在大东亚之领导地位。”[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72页。]
日军参谋机构则强调：“在法属印支南部及泰国设置军事基地乃当务之急，……应抓住法国拒绝调停这一机会，”实施“强制调停，”为此，由参谋部第二科专门制定《对法属印支、泰施策要领》，宗旨是：“将驻法印北部的兵力增为一个师，在武力压逼之下使法印容认泰国之失地回归要求，并筹建日泰军事同盟。同盟之内容应以设立航空基地及暂时驻扎航空兵力为主体。”[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78页。]
这样由军部推动，日本制定了以牺牲法属印支利益，拉拢泰国缔结日泰军事盟约的扩张方针。
1941年1月19日，日军制定《关于调停泰越纷争之紧急处理要纲案》，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加以批准：“使泰国拒绝英国的居中调停，同时帝国应压逼越立即解决纷争。”同时强调印支局势“同帝国之生存有重大关系，帝国断然不能坐视，”要求抓住良机“就有关日泰间新协定特别是军事协定之缔结取得原则性谅解。”[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84页。]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日本向法属印支北部增派军队，第48师在海南岛加紧训练，运输船只集结于海口、广州等地，还撤退驻西贡等地日侨。确定以1月25日为最后期限，如果法国拒绝日本方面的“最后调解案”，日本将对法属印支行使武力。法属印支当局曾希望美国方面对日本施加干涉，而美国不愿此时介入过深，法属印支当局终于向日本屈服，完全接受日本的调停方案。1月31日，泰国与法属印支方面正式签署停战协定。3月11日，泰国同法国之间所谓“和平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在东京换文。至此，泰、法属印支之间的领土争端暂告结束，泰国的要求在日方的支持之下大体得到满足。
泰国得到日本的上述支持，却不能不为此而加深对日本的依附并付出代价。5月9日，泰国同日本签订《关于日法及日泰间之保障及政治了解议定书》，规定由日本进行调停法属印支与泰国之间冲突，泰国和法属印支两国边境划界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议长，日本人还担任双方边界非武装地带的监督责任，等等。随着日本在该地区势力之膨胀，泰国也被进一步绑在日本的战车之上。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际，于12月7日强行进据泰国，并以泰国为作战基地进攻马来亚、缅甸等国。銮披位政府被迫妥协，于11日签下《泰日攻守同盟》，13日签订《日泰协同作战要纲》等军事条约，不但允诺日军进入泰国、利用泰国之一切交通进攻马来亚及缅甸，还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于翌年1月25日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
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泰国、法属印支矛盾冲突以控制泰国，还直接施加压力，控制法属印支南部地区，使其作为对整个南方的作战基地。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向南方扩张的心情更加迫切。6月25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关于促进南方施策事项》，要求：
“甲、在法属印支特定地区，设立并使用航空基地及港湾设施，以及在法属印支南部驻屯必要之军队；
乙、为帝国驻屯军队提供方便。”为达成这一目的将首先施以外交逼迫，法属印支如不就范，即“以武力达到我方目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305页。]
7月14日，由加藤大使直接和维希政府谈判，19日由统帅部下达正式命令，令第25集团军进行进攻作战准备。在日本强大压力之下，法国维希政府完全答应日方要求。7月25日，日军第25集团军自三亚港启航南下，一部于28日在芽庄登陆，主力于30日进入西贡河并于当天陆续在西贡登陆。至此，整个法属印支完全为日军控制。
日军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其战略目的不同于侵入法属印支北部。在北部主要是为截断援华路线，而在南方则是针对着英美法的新扩张。因此，这一行动必然更加激化日本同英美之间的矛盾。日本对印支南北和泰国的控制，对于当时东亚局势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冲击。
（三）南进战略的确立与日、美会谈破裂
日本的北进或南进，始终是日本最重大的战略抉择。日本原定的世界战略是，先灭亡中国，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和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尔后乘势席卷南北。然而，侵略者第一步就触到霉头。日本在侵华战争陷入僵局的条件之下，为摆脱战略困境，一直窥伺着有利的南北进时机，以求在新冒险中找到出路。
在德苏战争爆发之际，北进论确曾高涨一时，它要求配合德国立即进攻苏联，在获取对苏作战胜利之后再转南方，外相松冈和陆相东条是北进论的代表性人物。但海军和陆军方面相当一部分人员强调首先南进。而关东军的报告则强调：“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上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这两种意见的折衷，就是日军的“熟柿攻击政策”的确定。
它显示了日军愿望强烈却又无力北进的困境。其后，随着德苏战争局势的明朗化，南进论日益占据上风，并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确立。
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其在东方的扩张，决定了日本同美英两大国的矛盾冲突难以缓解。但日本要在侵华作战的同时展开对美英之战，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国家力量都是难以承受的。因而，日本决定推行分离美英战略，即趁英国受制于欧战的形势，劫掠英法等国在远东的利益，另与美国谈判，努力避免对美战争。
1940年11月9日，日本任命同罗斯福有私交的海军上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
1941年2、3月间先后派出近卫的好友、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岩畔豪雄赴美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了《日美谅解方案》，其基本内容：
（1）日本政府声明，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组织，而且，以此同盟为依据之军事义务，仅当德国遭受现未参加欧洲战争国家的攻击时始得履行之；
（2）根据日中之间的协定，日军撤出中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不要求赔偿，蒋政权和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在这些条件下，美国劝告蒋政权实行和平；
（3）日美间进行通商和金融合作；
（4）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物资；
（5）谋求太平洋的政治安定，等等。
美国政府希望同日本保持和平关系，同意上述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同时由国务卿赫尔向日本提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四条原则：
（1）保证领土完整和尊重主权；
（2）不干涉内政；
（3）机会均等；
4）维持太平洋的现状。[〔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1页。]
4月18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就日美会谈事宜进行了初步的研究、4月22日，访欧并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的松冈回国，对日美会谈的开展情况大为不满，它与松冈的四国同盟构想大相径庭。于是松冈重新提出了更为强硬的三条原则：
（1）有助于结束日中战争，即让美国不再插手中国：
（2）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
（3）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
据此拟出修正案，在5月3日的联席会议上通过。5月12日野村大使正式将《建议草案》交给赫尔国务卿，该案要求美国承从日本的“共荣圈”，协助日本在东南亚获得所需资源。承认近卫之原则等，实质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东南亚的扩张，等等。6月21日，美国对日本作出综合正式答复。关于三国同盟、中日关系以及南方问题的看法同日本的要求相去甚远，并同时表示松冈等亲德意轴心派是日美关系的障碍。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继续审查讨论美国的建议，松冈坚持同德国协调步伐，鼓吹立即向北进攻苏联，拒绝美国的建议，并于7月14日训令驻美使官拒绝美国议案，于是，松冈同近卫首相、野村大使的关系恶化。7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18日第三届近卫内阁上台，外相由海军上将丰田贞次郎出任。这样，日本终于以内阁辞职方式，罢免了亲德意派的松冈外相。
日本的南进战略占据上风。7月23日，发市命令进入法属印支南部，至30日完成这一侵入，迈出向南扩张的又一重大步骤。同时又全力拉拢美国，企图通过继续谈判而得到美国的让步，8月7日，近卫首相指示野村大使，联络同罗斯福的直接会谈。面对日本这种既打又拉的扩张政策，美国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强调必须以赫尔四原则为基础先进行预备会谈。
日本一方面全力展开对美谈判，另一方面也定下对美开战的决心。8月16日制出《帝国国策施行要点》，由9月6日御前会议加以批准：
“一、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之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
二、与上述并行帝国将使用所有外交手段于美英以努力贯彻帝国之要求。……
三、前项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尚不能达到我方要求的时候，当立即下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5页。]
日本的南进战略终于完全确立。
日本所推行的对美谈判，是配合武力南进的一个步骤。美方亦不甘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下表示让步，10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向野村大使递交备忘录，重申美方的四条原则，要求日本撤走在中国及印支的军队等。
而日本军政当局所坚持的条件，按10月12日五相会议上东条英机陆相所强调：
“一、日美谈判问题不能变更以驻兵问题为中心的主要政策；
二、中国事变成果不能动摇。有关驻兵问题，陆军一步也不能退让。”[〔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8页。]
在10月14日阁议上，东条还强调：“如果接受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即被毁灭，进而要危及满洲国的存在，动摇对朝鲜的统治。……要还原成满洲事变之前的小日本，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O年版，第520页。]
东条、杉山等强硬派还对内阁施加压力：“必须以10月15日为限期”作出最后决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东亚战争开始经纬》（5），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25页。]
这期间，东京军政界还风传，即将发生政变。在强硬派的压力之下，近卫内阁被迫于16日辞职。18日主战派头子东条受命组阁，它标志着为推行南进，日本在政治体制上的准备完成。东条内阁在一系列会议基础上，于11月1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并由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最后批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危局，完成自存自卫态势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应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动武力时间定为12月初，陆海军要完成作战准备。……
（二）对美谈判到12月1日午前零时为止，如获成功可中止武力之发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第570页。]
在日美谈判过程中，美国方面曾试图部分牺牲中国利益，对日妥协以避免战争冲突，遭到中国反对。毛泽东曾于1941年5月25日发表声明，揭露美国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步骤。11月24日，驻美大使胡适按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连夜访问美国政府要员，反对美国对日妥协、牺牲中国利益。
25日正在访问美国的宋子文也走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斯塔克等军政界要人，阐明了中国的要求。美国方面也担心中国的抵抗如果失败，美英各国在远东太平洋上的利益必将更加危险。终于在26日，再由赫尔向日本在美谈判的大使野村及特使来栖递交备忘录，其中有无条件从中国撤军和从法属印支撤军，否认伪满洲国和汪精卫政权，放弃在华特权，放弃三国同盟等条件。面对美国的强硬要求，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对战争作了最后部署，按既定计划，对美开战。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战区的成立
一、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作战计划，是在对美谈判的过程中完成的。
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批准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不辞对美（英、荷）一战，”随即着手全面的战争准备。9月11日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主持，在海军大学实施图上演习，研究进攻夏威夷及南方要地。10月初陆军方面由参谋次长塚田攻主持，在陆军大学进行南方作战图上演习，研究在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对英美军作战问题。
11月初，日本制定了更为详尽的作战计划。6日南方军编成，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直属大本营，下辖第14集团军、第15集团军、第16集团军、第25集团军，直属第21师，另航空部队第3飞行集团、第5飞行集团等部。
同日，参谋本部制定了南方军编成之后的以“整备攻略南方要域之作战准备”为中心的作战计划。11月底，完成了太平洋及东南亚的作战部署。陆军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舰队也隐蔽到达预定海域。
对南方作战的主攻方向，陆军方面主张登陆马来亚，进攻新加坡进而向东回旋进行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等地的作战。海军方面主张以进攻菲律宾为主，首先打击美国在远东的力量，同时进攻夏威夷，其后向右回旋，依次进攻马来亚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经长时间讨论在10月下旬之后统一的进攻方向是，在珍珠港、菲律宾、马来亚等三个方面同时实施奇袭，全面展开大规模的对美、英、荷诸国的战争。
12月上旬，日本军政当局决定把这一场对美英的战争及侵华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日本国力所无力承担的空前的战争赌博。日本的战略企图主要是：
第一、掠取其自身所严重缺乏的战略资源，如东南亚半岛的橡胶、锡和大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煤、小麦和羊毛等。
第二、通过在南方作战攻占缅甸等要域，消灭中国在该方向的外援力量，完全掐断滇缅路交通线，隔绝中国在南方的对外联络。
第三、通过新的战争摆脱对华战争僵局，攻占菲律宾、香港、新加坡等要地改善自身战略态势。避免出现东条所说的：“坐等二、三年日本将沦为三等国家”的情况。
第四、为其全球扩张战略服务，消灭或打击美英等国在该地区的力量，迫其采取守势。
12月8日凌晨，日本南方军和联合舰队按计划展开全面进攻，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军对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的攻击，由海军主力特混部队担任。美军疏于戒备，在两个小时的作战中，被击毁击伤舰艇18艘（其中战列舰8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飞机188架，被毙伤3500余人，整个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日军损失轻微。但美军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母未在港内，没有遭受袭击，基地的油库等最重要设施也未遭到破坏。
在南洋地区，日本对菲律宾、香港和中南半岛的全面进攻，也进展顺利。
进攻菲律宾的第14集团军，辖第16、第48师第65旅及其他特种部队共约5。7万人，协同作战的海军部队有第3舰队、第11航空舰队、陆军第5飞行集团等部共有舰艇43艘，飞机500余架。守卫菲律宾正规军队约3万人，另应征菲律宾人约10万人。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战斗力低。经过半年的激战，日本占领菲律宾，美军余部由麦克阿瑟率领撤往澳大利亚。
香港既是英国在远东控制的重要金融、经济与军事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对外联络与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渠道，是日军十分重视的进攻目标。第23集团军第38师、第51师第66团等部队担任陆上攻击，陆军航空兵第1飞行团、海军第2遣华舰队等部协问作战。日军还切断了香港英军的淡水水源。
经过半个多月艰苦抵抗之后，英军被迫投降。
对马来亚的进攻是日军在南洋地区的作战重心，其最后目标是沿马来半岛攻击新加坡，拔掉英军在远东最大的军事据点。担任进攻的部队为第25集团军所辖第5、第18、近卫师等部，分别在泰国宋卡地区及马来亚北部登陆，沿半岛东西海岸攻击前进。11日攻占吉隆坡。英国在马来亚驻军有3个师、4个旅，连同增兵约10余万人，飞机150架，舰艇12艘，驻新加坡还有增派到远东来的以新式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等组成的特混舰队，总兵力不可谓不强，但却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日军迅速逼近新加坡英军防线。
在日军进攻马来亚之际，英军特混舰队曾北上增援，在东海岸关丹附近海面遭到日军攻击，“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及“反击号”巡洋舰等大部舰只被击沉，舰队司令菲利普斯海军上将阵亡。英军在新加坡抵抗一周余，到2月15日被迫投降。英军死伤9000余人，被俘10万余人，日军死伤9800余人。
同期，日军还侵入泰国，迫泰国订下《日泰同盟条约》，泰国成了日军在东南亚半岛用兵重要战略基地。1942年1月，日军从泰国等地出发，攻击缅甸，进攻部队有第15集团军所辖第33师、第55师等部共3。5万余人，占领了大半个缅甸。其后陆续向缅甸增兵，缅甸成为日军在南方作战中投入兵力最多的一个战场。其任务是使缅甸成为南方战场的西部堡垒，用以对抗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完全切断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联络线滇缅公路。
日军对荷属东印度群岛、西南太平洋的关岛、威克岛等诸多岛屿的作战亦进展顺利，2月19日，日军还袭击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等地，3月23日占领印度洋上的安达曼群岛、4月初袭击英军在科伦坡海军基地，迫英国东方舰队撤往非洲东岸蒙巴萨港，5月，为攻占新几内亚东部要地莫尔兹比港而在珊瑚海同美军航母舰队大战，双方损失相当，但日本被击沉击伤航母各一艘、驱逐舰1艘及其他舰只4艘、损失飞机80余架、人员约900人，其中的舰载机及熟练飞行员的损失，对日本来说难于承受，以珊瑚海海战为顶点，日本发动的全面攻势终于停滞下来。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获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暂时胜利。但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使日本陷入严峻的对多国作战的局面，更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撑这一场战争。其次，为双开对华战争出路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却使对华战争更加陷入绝境。日本既无法以南进支持其对华战争，也无法从中国抽身专注于太平洋战场。新的大战使日军的全盘战略陷入被动。
二、外交格局的变化与中国战区成立
（一）法西斯国家的紧密勾结与中国推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德国一直希望日本能够在东方对苏、美、英等国发动攻势以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战争，但日本出自本身的战略需要，始终没有采取与德国直接的军事配合。1941年11月25日，德、意、日等国在柏林签署《延长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决定要“紧密合作，以对付共同敌人。”该协定使1936年签订的已经到期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延长了5年，也使法西斯三国同盟在德苏战争的形势下更加密切起来。
12月8日，日本发动对美英的全面战争后，美、英两国对日宣战。
12月8～10日，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等国，分别向日本以及德意宣战。11日德意两国对美宣战，同日，美国向德、意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双方对垒分明。
在德、意两国对美宣战的同一天，德国外长同意大利驻法大使、日本驻德大使在柏林会商，签定了德、意、日三国《联合作战协定》，规定三国将共同地并以它们支配下的一切手段对英美作战，除三国协商同意，不与美国和英国订立停战协定或和约。1942年1月18日，三国又在柏林签署军事协定，规定各自的作战范围和任务，日本的作战范围“东经70°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这一海面的大陆与岛屿等地区”及“东经70°以东的亚洲大陆”，作战任务是摧毁英、美、荷二国在“大东亚”地区的重要基地并占领它们的殖民地，消灭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的英美两国的海、陆、空军力量，等等。[〔日〕参谋部《杉山笔记》下卷，1967年版，第6～7页。]
由于法西斯国家加紧勾结并在东西方日益扩大侵略，形势迫使受侵略国家和民族逐步走向联合对敌的道路。早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中即提出：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
在“柏林——罗马——东京”侵略轴心已经形成、日本在东方已开始大规模侵略的形势下，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中又提出：“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解放》第32期，1938年3月5日。]
但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进展仍很艰难。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中国共产党立即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并提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6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的实践中，不仅与朝鲜等国的爱国者结成牢固的反日统一战线，并肩战斗；而且推动与组织了延安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49页。]
同时，中国政府提议，在重庆召开由中、美、英、苏、荷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商讨战争事宜，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五国军事代表会议大纲》。应中国政府之邀，12月22日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韦维尔和美国航空队队长勃勒特飞抵重庆，协商对日战争的战略与合作问题。会议初步决定由中英两国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会议还决定，中美英三国在重庆正式成立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协调。中国对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东方对日战线作了直接的推动。
（二）中国战区成立
12月22日至翌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又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协商在全球范围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首先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为德国，欧洲为大陆的主要战场，但同时也对东方战场作了调整与安排。由美国方面提议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和泰国等国的军队也统一由蒋介石指挥，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美国所提议这一中国战区职实质为虚衔，因为在泰越地区无盟军军队可供中国指挥，美英两国的联合参谋团会议也没有中国参加，但美方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在总体战略中发挥作用。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时建议：“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罗斯福于1月22日任命在华供职多年的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联合国家的成立，表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正式形成，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抗战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5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过中国战区成立等实际活动，中国同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中国长期以来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终于结束。
三、美英对华援助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一）美英对华援助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于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了两面的政策尽力避兔涉足冲突。
由于日本在东方的战争与扩张，危及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其侵略行动给予了谴责并试图遏制其扩张势头。1940年3月14日，美国宣布不承人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要求日本维护《九国公约》，并再度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款。日本进驻法印北部以及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之后，美国又宣布借款2500万美元给中国，中方以钨砂为抵押。1941年初，罗斯福第二次当选总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罗斯福提出的援助各反法西斯国家的《租借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宣布这一方案同时适用于中国，不久决定给予5000万美元援助。
在英国方面，其战略利益是同日本相冲突的，但因受欧战的牵制，无力采取更多行动对抗日本，对华援助也是有限的。1941年4月英国曾以支持中国的法币为名借款500万英镑给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英两国同时加强了对华援助。美国宣布给予中国贷款5亿美元，这是中国所获最大一笔援助。同时英国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但该款项由于英国采取拖延手法，终抗战结束，“英国未拨付分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对外交》（2），第26页。]
抗战时期中国政府获美国援助总约8。4亿美元。作战物资以飞机为例，购机总数为2351架，其中来自美国占59％，来自苏联占37。6％。
获取外国物资与财政援助，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意义是重大的，但实际所获与所需相距甚远。中国相继失去东北以及华北和沿海等大部分较富庶的地区，而且自1937年全国抗战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有四年多，物资消耗和财政支出甚巨，所以，外援输入只能满足部分作战需要。况且外援是以中国出口产品为代价。
各国援华物资还受到交通条件方面的限制。南方地面运输线自滇缅路被日军切断之后，只能通过飞越驼峰形山地的中印航线输入物资，成本高而运量有限。据统计运往前线汽油一吨，则需途中消耗汽油三吨以上。美英等国曾希望苏联能够开放中亚陆上交通线，自中东方向经中亚进中国新疆地区转用援华物资，但苏联受与日本的“中立条约”限制，反应冷淡，未能谈成。
此外美英两国以欧战为战略中心，作战物资也首先满足欧洲战争需要，途经印度各地的援华物资经常被英军截留或挪用。
如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苏等国所获外援数字比较，则中国所占极小。仅以美援为例，美国援外租借物资总值485亿美元，英国所得占63。71％，苏联获22，76％，中国仅为1。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2），第307页。]
以绝对数字看，中国战时获美援总值8。4亿美元，而苏联获美援租借物资达108亿美元之多，相当于中国13倍，其中重要作战物资有飞机1。5万架，坦克7000辆，卡车38。5万辆，吉普车5。2万辆，电话机42。7万部，电话线可绕地球50余圈。[《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2页。]
综上可知，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但所获外援最小，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已力量进行持久艰苦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废除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各阶层爱国力量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但列强一直不愿放弃在华特权。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抗战之中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同时，日本在亚洲的不断扩张，严重侵害着美英的权益，他们希望中国坚持抵抗，钳制住日军的主力。因此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双边关系得到重新调整，就顺乎情理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中国的要求和对抗日本扩张的需要，美英两国虽先后多次表示与中国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但并未采取实际的行动。1941年4月，中国政府电令回国赴任的驻英大使郭泰祺顺访美国，向美国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条约，废除现有不平等条约，并建议“实行之期，不妨俟诸中日战事结束之后。用意在壮吾人今日之声势，而增高他日之国际地位”。[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4月20日。]
5月下旬，以换文形式达成协议，中方表示“忠实遵守国际信约”，美方承诺通过谈判。“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7月上旬，英国亦与中国政府互换照会，表示愿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1942年3月，美国向英国通报，准备着手与中国举行谈判，废除治外法权等在华特权，改订新约。英国表示同意并准备采取一致行动。10月9日，美英两国将其决定正式通知中国政府。
10月下旬，中国政府接到美英两国的新约草案后，即开始与两国的谈判。中美两国的谈判比较顺利，12月18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交照会，认为两国对条约草案及所附条文，认识已趋一致，建议于1943年1月1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条约和换文，中国表示赞同。中英两国的谈判较为艰难。英方竟拒绝讨论归还九龙租借地等问题，中国方面要求先行收回九龙，以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之基础，但英国不允交还九龙，且于10月14日发表外交部声明，废除英国在华特权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
中方经一再交涉仍无结果，为不致影响美英两方在1943年元旦前签订新约，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提出对英国拒绝讨论归还九龙表示不满，并保留将来再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由于英国的继续拖延，1943年1月9日，日本抢先同汪政权签订了所谓《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继后意大利也宣布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受此促动，中美中英新约终于在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
5月20日，中美新约在华盛顿，中英在重庆换文批准，条约生效。此后，其他一些享有在华特权的国家。也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
不平等条约废除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人民摆脱近代以来的外交屈辱而取得的初步胜利。要取得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当然还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新政策
一、强化长期持久战体制
（一）南进中的持久战抉择
日本陆军部与参谋本部于1938年12月6日联合制定《昭和13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确认“汉口、广州的攻略，使武力行使告一段落，尔后应自主地指导新中国之建设，切戒急躁”，日军一反“速战速决”的高调，转而认为：“对华战争本质上属于持久战，对已被颠覆力一个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继续坚持以武力深入急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向着建设新中国工作方向迈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第622页。]
自此，日军被迫采取持久战、总体战体制，推行“昭和新军制”以扩充军事力量，总的来说是企图“政略进攻、战略持久”。
1939年底，中国在正面战场发动“冬季攻势”，使日军受到打击。日本认为这时期是“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时代”。[〔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第573页。]
1940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日占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百团大战”，再度给予了日军巨大的打击。日军深感侵华战争一时难以取胜，不得不采取“大持久战”，进一步强化“持久战体制”。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其对华战略方针是：
“一、除继续行使武力外，须严加杜绝英美援蒋行为，并采取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战两略之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二、积极改善内外态势，恢复与增强完成长期持久战及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之帝国国防力量的坚韧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130页。]
据此方针，日本应保持的对华作战及兵力部署基本态势，即“长期武力战态势为：在一般形势无大变化时应继续确保蒙疆、华北之要域及由汉口附近至长江下游流域之要域，以及广东之一角、华南沿海诸要冲，经常保持用兵之机动性，同时彻底整顿及维持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并继续进行封锁及航空作战。”要加强殖民政治体制，“对新中央政府，着重使之专心协助帝国加强综合战力所必要之各项措施，主要指导使之努力向我占领地区进行政治渗透。最终虽将促使重庆方面与新中央政府合流，但使新中央政府不要采取急于求成之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131页。]
上述对华持久战态势的规定，是在对华作战遭受挫折、陷入僵局形势下的产物，它同日军迫切要求的在中国战场获胜及迅速向南方扩张的愿望是矛盾的，而欧战的形势发展，也不断冲击着日本的战略决策。日本军政当局需要制定能指导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战争计划，要求进一步明确地将侵华作战与欧战形势及日本的南进愿望联系起来。11月17日，日军统帅部关于中国战场考察后的一份报告宣称：“如今解决中国事变已与欧洲形势联系在一起，必须与德意共同建立新秩序，中国事变作为其一环进行处理。南方问题要尽速解决。中国派遣军不必要进行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0页。]
11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向东京当局报告：“中国军队于10月末完成了第三期整训，而我第11集团军自25日开始的作战，从结果上看与去年同期相比，作战力量减少了二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战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充的模样。”[〔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2页。]
上述报告反映了日军统帅部对华作战无计可施的窘态，也反映了日军对久陷中国的困境感到不安。
（二）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日军在中国战场进退维谷的局面，使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大伤脑筋。
1940年12月1日，参谋总长杉山在上奏有关南方作战兵力部署问题之时，天皇直接询问：“是否按预定计划整理在华兵力？……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参谋总长回答：“有关战线整理事项正在进行之中，一旦有了结果将立即上奏”。[〔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3～204页。]
此后，日军统帅部重新制定《大东亚持久战争指导要纲》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要纲》两个提案。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讨论了这两个提案。
18日，由杉山参谋总长上奏，获得批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基本内容如下：
“一、在1941年秋季以前，大体上不放松现行对华压力，在此期间采取一切手段，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之解决（第一期）。
1941年秋季之后，转为长期持久战态势，于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之体制（第二期）。
二、作战以维持治安与占领地区的肃正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必要时在短时间内实施短促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区并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三、在第一期夏秋之际发挥综合作战力量，对敌施加重大压力，谋求解决事变。但须考虑欧洲战局的演变，以及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如调整对苏邦交等），务须做好政战两略的调整。
五、在整个期间，力图从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强封锁。切断法属印支路线，破坏滇缅公路，兼用以海军封锁海面、陆军封锁海港作战等办法，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八、为适应长期战争之施策，有必要对编制、制度以及其他各种事项进行改进，以求其合理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9～210页。]
这一方案较前述各案更为详尽、明确。但仍无法弥合日军在战争上的矛盾分歧，1月25日杉山总参谋长上奏之际，天皇又一次发问：“关于日前批准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是否有再作某些考虑之必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10页。]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上将的意见是：
“一、……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事变的宗旨。
二、虽说务期于1941年内解决事变，但能否实现？虽尽力而为：却无把握。
三、何谓长期武力战态势？不能认为从现在起进入缩小兵力和地区的态势即长期态势。如期望彻底压倒敌人，使蒋政权屈服，则缩小和变更目前态势是不利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11页。]
派遣军还制定了大规模作战计划，并于1941年5月，调动6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山西南部的“中条山战役”。
3月l日，参谋总长杉山通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上将：“以处理中国事变为首要任务，……二、对美作战时，不由总军（指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12页。]
充分反映了日军在华作战的矛盾与急躁心情。
日本对南方扩张步伐急剧加快，1941年7月，正式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同美英等国的对抗激化。日本制定大规模地对美英全面战争计划同时，制定了新的对华作战计划。9月25日，日军统帅部向驻华派遣军提出《配合南方作战之对华作战》（草案）：规定日本陆军总的作战目的是：“在于消灭美、英、荷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确保南方要域，以及对中国确立持久战态势，促使蒋政权屈服”。据此对华作战方针是：“向持久战态势转移、与海军协同采取政、战谋略继续对敌压迫，以期蒋政权屈服，同时消灭在中国之美英等敌国各种势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第445页。]
12月3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日军统帅部以“大陆命第575号”命令下达驻华派遣军总司令：“一、大本营为完成帝国之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并制定了中国各战场的作战任务，其中在武汉等地区的任务是：“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第56页。]
同历来所强调的“摧毁敌之抗战意图”相比较，对华作战信心已明显不足。
还在制定太平洋地区作战计划之时，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曾强调：
“1、必须明确对华战争在对南方、对华、对苏综合战争中的地位，并明确对华战争的目的与限度，使之适合其地位。
2、对华战争在持久综合战争中应占从属地位，还是占决定性地位？需要调整陆海军对此的看法。
3、在任何情况，我在华占领地域显然为指寻综合战争的基础，并占有供给资源的地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555页。]
由此看出，日本在侵华战争遭到失败后，其战争指导部门在主要战略方向问题上，出现的本末失调、主从混乱情况。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本来是为掠夺更多的资源与地盘，并在南进的过程中解决中国问题。然而在战争困境中发动新的力不从心的战争，恰如饮鸩止渴，日本侵华战争指导更加陷入窘境。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战争指导课任职的堀场一雄总结说：“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就是对华战争的破产。尔后，战争指导的对象，主要移到南方。对华战争的指导，已被降低到把命运寄托在南方的从属地位，丧失了本来的性质，最后只好放弃对毕战争指导。”[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40页。]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华战略任务规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侵华日军的战略指导，只是企图维持现有局面，等待时机以求结束战局。侵华日军的基本任务，由1941年12月3日日军统帅部“大陆命第575号”加以明确规定：“大本营为完成帝国之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攻占南方要域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在中国各战场的具体任务是：
“（一）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之安定，尤应首先使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各要域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之治安迅速得到恢复。
（二）确保岳州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尽力击破敌抗战力量。其作战地域大致为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三）占领广州附近、汕头附近及海岛北部各要域，广州附近之作战地域大致力惠州、从化、清远、北江及三水至西江下游之间。
（四）超越上列各项所示地域进行之地面作战，根据另外命令。
（五）竭力确保重要资源地域，增强我军战力。
（六）上列各项作战中，有关沿海作战及航空作战，根据需要应与南方军总司令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协同进行。
（七）实施对华谋略，以促使抗日势力之衰亡。
（八）作战需要时，可在靠近满华边境的热河省内地域，暂时派遣一支部队。”
同时对海军力量的协同问题规定：“参谋总长可从隶下之船舶部队中，将所需部队暂时编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之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第56页。]侵毕日军序列也作了相应调整。
二、强化政略攻势
（一）加强控制汪伪政权
实施对华长期持久战体制及强化总体战体制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加紧扶植汪伪政权，粉刷其门面，来为其侵华战争服务。
1942年12月21日，由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提出了“对华新政策”，其基本办法是，改变过去限制压政权参战的决定，让汪加入轴心国一方向英美公开宣战，以此“打开日本和中国现状的大转机，遵循日华提携之根本精神，专注于强化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同时扑灭重庆政府抗日之口实，与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共同完成战争而迈进”。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强化（汪）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包括强化对各地方政府的指导，在形式上废除在中国的祖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确实地维持治安等各项措施；
2、经济政策方面，“以增加和获取为完成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获取占领地区内的紧要物资，并积极地努力，夺取敌方物资”；
3、对重庆政府政策是，“不进行以重庆为对手的一切和平工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0页。]
根据这一构想，翌年1月9日签订《日华共同宣言》及所谓归还租界、废除冶外法权等协定。9月18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了日华基本条约修改要纲，10月30日由汪精卫、陈公博赴日签字缔结《日华同盟条约》，该条约有“为维护日本及中华民国两国间永久的睦邻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及领土完整”，“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为确保大东亚之建设和安定，应相互密切合作进行各种援助”，等等。在附属议定书又写道：“日本国承诺，两国间实现全面和平并结束战争状态之时，将撤走派遣到中华民国领土内的日本国军队。日本国放弃根据庚子事变的北京议定书及有关文件所获得的驻兵权。”[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吏》第684页。]
这一条约签定后1940年《日华基本条约》连同其附属文书“一同失效”。两个条约相比，同盟条约作出了更多的“让步”，宣称要放弃驻兵权，废除日本时华北、蒙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华南沿岸岛屿等地带的特殊要求，关于中国政权组建问题作为内政处理，日本不再坚持让重庆政府“屈服”等等。日本试图以此为奄奄一总的傀儡政权输血打气，鼓起随主子摇旗呐喊的劲头，并使其更具有欺骗性。
日汪合演所谓归还租界、放弃驻兵权、废除冶外法权的闹剧后，还大肆展开欺骗宣传活动。日本大力宣传解决了日中间多年来的悬案。汪政权也吹嘘“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是“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褚民谊讲话，见1941年3月5日上海《中华日报》。]
汪精卫发表声明，声称已经取得了巨大外交胜利，对日本恩典由衷感谢。
“新政策”所说提高汪政权政治地位，实质上是无法兑现的。汪政权虽名义上是关内日占区最高政权，由于日本推行分治合作原则，管辖范围仅及南京附近“点线”，汪政权企图通过参战而增强力量，对各地分治政权实施统一，但蒙疆、华北等各系统伪政权都是日军用刺刀扶植起来的，绝不会听命于汪政权。另外，自1942年大批国民党军队降归于汪政权，汪伪军事力量虽表面膨胀，实质上降军割据一方，同汪只有名义上的归属关系，都受日军调遣。所以汪政权的统一之梦是无法实现的。
（二）加强对华经济掠夺
日本的资源与市场严重依赖海外，发动战争的经济目的十分明确。
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通过《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应从对英美的经济依赖态势中摆脱出来，以日满华为骨干，大致以印度以东、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组成部分，确立经济自给体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7页。]
日军按既定方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广大地区实施军管，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实施经济掠夺。
1942年1月21日，东条在第79次议会上发表演说：“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0页。]
2月6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日本对外经济问题，28日，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的计划决议。将中国、朝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入日本的“资源圈”，印度和澳洲为“补给圈”，强调：“本资源圈应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为骨干，期望帝国战争力量划时期的充实和扩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第487页。]
由于日本对东北侵占和统治时间较长，部分完成了在该地区的经济计划，支持了日益扩大的侵华战争，“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而华北等地除武装劫掠之外，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殖民生产发展十分有限，统冶形势日益恶化。为支撑越来越大的战争消耗。日军不得不大量动用储备物资，使战略物资储备已大部消耗殆尽。
因此，日军不但企图在南方各地强化经济凉夺，还制定详尽的计划以便更残酷地实施对华经济掠夺。
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之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规定：
“1、当前时华经济施策，以增加获取为完或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获取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地获取敌方物资；
2、经济政策之实行，在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之同时，发挥中国方面官、民之责任与刨造精神，由其积极的对日合作取得成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580页。]
翌年缔结同汪精卫政权的《日华同盟条约》强调，“有关战争朝间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使其充分满足帝国的要求。”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说：“就处理敌产来看，当地都是‘抄来主义’，即租界虽然交还，但仓库、房屋等凡是比较值钱的东西都一律抄来的思想。这样租界里就将一无所存，这种交还方法，民心也就不能不叛离”。为改变这种露骨的“抄来上义”，日本又采取了变相劫掠的“购买”等办法。
日本的对华经济掠夺实际上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在对华北的原材料掠夺方面，如果以1939年输出数字为100，到1942年则增加为：煤169，铁矿石900，盐265，棉花289，其中仅1940年，日本从华北运走煤450万吨、铁矿石约30万吨、棉花42。8万担。日军战史也记载：“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更加紧了压迫，逐渐出现了各种困难问题。”尽管如此，日军仍通过《剿共指针》等各种文件，强调“取得对华所需物资”，要求事项有：
“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大量的各种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努力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并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由中国方面负责设法保证供应所需的物资。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要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
四、要求中国供应的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援。……。”而对于蒙疆地区，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80、382页。]
在江南地区，由汪精卫政权配合，日本规定了物价管理政策，设置了全国商业统制会、物资统制审议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在商业统治会下面分设棉统会、粮统会等重要物资统制会。日军试图通过这些组织，严格实施商品登记，控制其流动。日本所谓的收购是强制性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如粮统会1943年江南各地以“分担制”和“收买制”等办法，以低于市价50％的价格强制收购，据统计“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电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日军还在各地以金融、货币手段，或伪造中方通货，或在其占领区滥发伪币，以聚敛财富、破坏中国金融。1941年1月6日汪政权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央储备券，与国民政府的法币等价使用，翌年2月18日开始限制兑换，3月停止等价交换，5月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兑换旧币。强制以汪币统一法币，同时滥发伪币搜刮财富。
在日军不能控制的地区，尤其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主要手段是“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主融活动。”经常针对抗战力量的仓库、生产设备等进行袭击，或在收获季节发动进攻，抢掠粮棉；或以作战破坏根据地的生产与收割。而经济谋赂手段有：
1、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对方货币进行采购。
2、运出不需要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对方吸收必需品或抗战必需物资。
3、利用对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略性采购。日军还得出结论：“武力战就是经济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69页。]将经济掠夺与武力作战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之，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施展更多的经济谋略，强化对华经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是千疮百孔，虽采取了许多措施，都未能收效。
（三）设置大东亚省与召开大东亚会议
日本为加强对庞大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帜之下，对占领区在政治与行政方面加强了全面的控制。1942年2月，日本陆海军、兴亚院和企画院联合研究“关于规划和实施对大东亚各国及各地区的各项政策的综合责任官厅”；经过约半年多的准备，9月1日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规定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11月1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宫制》，设置大东亚大臣、由文官担任，其第一条规定职权范围：“大东亚大臣负责买施有关大东亚地区（日本本土、朝鲜台湾及桦太除外）之诸般政务（纯外交除外），保护帝国在该地区内对各国的商事，并管理有关在该地区各外国侨民与帝国臣民有关事务，以及关系到该地区的移民、海外拓殖事业和对外文化事业等有关事务。”日本在该地区原驻外交官，在上述事务处理问题上应受大东亚大臣的“指挥和监督”。[《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7～678页。]
大东亚省的行政机构下辖四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另设大东亚联络委员会。大东亚省的设置是企图调整原兴亚院与外务省派出的双层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和外务省的东亚局、南洋局全都并入大东亚省，废兴亚院官制。按上述规定，除少数“纯外交”之外，外务省不再担负上述大东亚地区内的外交政务，权力被削弱，东乡外相由此而辞职表示反对。
大东亚省实际也未能真正掌握所规定的该地区内的政务，按官制第19条规定：“大东亚省应同陆海军策应合作，执行有关大东亚地区内占领地行政事务。”[《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78页。]
所以大东亚省的设置，实质上加强了军部的行政权力。大东亚省的设置是对原有兴亚院等殖民机沟的发展，也是为配合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殖民政治步骤。
大东亚省设置之时，瓜岛战局也正走向崩溃，战争态势进一步恶化。日本对各国的政略不能不作出调整。1943年5月29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和5月31日御前会议制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其方针第一条规定：“帝国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应集结以帝国为核心的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进一步整备和强化政略态势，坚持战争指导的主动性，以适应世界形势变化”。增强了谋略色彩。其第二条随着规定了大东亚政略与侵华战争关系：“整备政略态势，应以强化诸国家诸民族对于帝国的战争合作，尤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着眼点。”[《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83页。]
基于上述考虑，日本于10月30日同汪伪政权签订了《日华同盟条约》。
几天后，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主持召开了有傀儡头目参加的所谓“大东亚会议”，会议还通过所谓《大东亚共同宣言》如下：
“美英为本国的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为确立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挥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力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460页。]
宣言提出所谓“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自主”，“实现互助敦睦”，实现“亲睦友谊”，“消灭人种差别”等虚伪口号，同时强调各国“同心协力”、“紧密合作”以“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企图将备仆从国继续捆绑在日本的战车上。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确立了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日本的大东亚殖民体系共分三个层次：内层以日本本土加上殖民地朝鲜和台湾为核心，中层即“日满华”体制，外层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占领区。其中“日满华”体制是日本殖民体制的基本骨架。
三、强化对占领区的军事行动
（一）提高治安肃正作战的战略地位
日本为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首先是巩固对既占地区的控制。日军针对华北、华中等地日益发展的抗日游击力量，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日军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实际上已成为侵华日军的主要作战，其战略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从1941年起日军华北治安战的最重要变化。
1940年12月26日，东条陆军大臣同杉山参谋总长会谈，确定日本对华战略基本方向：
“一、必须将中国事变尽快实现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还需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既要继续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又须着眼于经济压力——即加强全面封锁。此外治安肃正是解决事变的必要条件，故须特别注意加强扶植汪政权的武装力量。
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今后有必要集中力量使甲于有助于直接解决事变的谋略或作战谋略。
三、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进行航空进攻战，集中实施对华作战谋略，强化封锁及扶植作为治安警察力量的中国武装团体。”[〔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53页。]
上述决定明确强调了“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加强“谋略或作战谋略”，特别是要求“彻底肃正华北治安”，成为日军最重要的指导方针。据此又于1941年1月提出《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两大要案，提出了对华战争8条原则，决定在对华进行长期持久战争的前提下，“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为主要吕的，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在必要时进行短时间的短促突击作战。但以退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第328页。]
治安肃正作战战略地位的提高，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对侵华日军已形成致命威胁。
关于治安战的作战行动，由华北方面军实施。华北方面军于1941年初制定了当年肃正计划及其注意事项12条，其第1条对作战对象作出规定：“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第2条强调：“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统一发挥军、政、民备方面力量，摧毁破坏敌之组织力量并以争取群众为重点。”
对于兵力部署及其运用，日军改变了以前采用的分散部署原则，改行集中部署。认为“有更加集中的可能和必要”，“可以将小兵力的分散部署逐渐加以集中，使掌握具有灵活性的战斗力。”实际上，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较快，作战主动，经常以兵力小的日军据点为进攻对象，分散部署的日军难于对付这种攻击。该肃正计划还就占领区的傀儡政权建设、伪军的任务及其训练、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关于模范占领区工作的目标，新民会等文化团体作用，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日军资源补给的就地“自给”等等问题，都作了详细规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467～471页。]
（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为了以综合力量全面对抗占领区的抵抗力量，实行以军事“扫荡”、“清剿”力主的总力战，日军对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和占领区分别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与“清乡”。
华北地区的“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春季开始，到1942年底连续推行5次大规模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由日军制定出详尽计划并直接加以推行。其方针是：“使华北全体官民在新生华北的感召下，积极主动地从事强化治安工作。”目的是：“加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统治力量，以期扩大华北政务机关的政治统治范围。……摧毁敌战区和亲敌地区民众的斗志，促进敌性第三国的反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第495页。]
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同治安肃正作战的最高目标，是在华北地区建立巩固的殖民统治秩序，据1941年夏制定的《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未来三年逐年应达之治安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
日军决定在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治安肃正手段：
第一、在治安地区，在使华北伪行政机构代行管理，且由伪警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可以早日撤出，转向准治安区推进。
第二、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其指导、支援下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安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加强搜索和“扫荡”抗战力量，扼制其活动。要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要使准治安区向治安区过渡。
第三、未治安区是中共的根据地。要不断对其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毁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抗战力量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或不能重建。日军可根据情况进驻、作分散部署，使未治安区向准治安区过渡。
在华中地区，日本通过操纵汪伪政权，推行“清乡”。其基本办法是，由日军和伪军、伪政权力量结合，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相结合，将日占区分割为若干片区，首先以日军为主力在伪军的协助下，对各片区内抗战力量实施军事打击，通过伪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建立巩固的统治，其后逐渐协调日军转用其他方向，而将占领区内维持统治的事项交付伪政权担负，成为日本所描绘的“模范的新中国和平地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建立“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愿望更加迫切，除军事上加强治安肃正作战之外，对华北、华中等占领区的政略目标也更为集中。
在经济领域，日本侵略者认为有五大问题需要解决，
（一）确立“治安民生”条件，
（二）增加重要国防资源生产和输送，
（三）强化驻军在各地的自给率，
（四）安定金融经济，
（五）解决粮食问题。
而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办法是，对抗战力量实施严格经济封锁并加强在占领区的殖民生产和掠夺。华北方面军确定的经济战略方针是：“尽快确立军、政、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强调必须建立“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78页。]对粮食的控制又是最基本一环。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作战掠取，加强重点配给制，严格实行对消费的控制等。这就决定了日本必将对各占领地区实行更加残暴的掠夺政策。
在政治领域，日军对华北地区政务指导要纲所规定的目的是：“通过方面军以坚决态度和必胜信念制定的积极措施，防止民心动摇，更加坚定中国各机关依从于皇军的信念，使之向日华一体确保境内治安的方向迈进。同时要使之成为东亚自给自足势力范围之一环，协助开发和取得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3页。]
在行政手段上重视“间接统治”，充分发挥各种伪组织的自治自卫能力。还试图增加汪伪政权名义上的独立性，将华北地区所属苏北、皖北及豫北部分地区从华北政务委员会手中移交汪政权，以满足汪所要求的统一全部占领区的欲望。期望以这些手段，既增加傀儡政权的吸引力，又可以弥补自身兵力不足之矛盾，达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军竭力通过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和美化法西斯侵略的说教，妄图达到其提出的如下目的：
“（一）对于思想上站在抗日阵营的中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应强调指出，继续抗日完全是英美的走狗，……应采取相应措施使之转向和平阵营。
（二）对于亲日阵营内的中国人，要强调皇国的兴衰乃大东亚兴废之关键，使之理解日华不可分离的命运，特别是使之认识到华北是日华合作的模范地区，担负着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
（三）应明确认识，此次战争并非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而是驱逐近百年来侵略东亚的美英势力以解放东亚的圣战。要注意粉碎敌方离间日德意轴心国的阴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4页。]强调加强新民会等外围组织，加强电影、报纸、书刊的管理和发行，在教育方面又将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等日本认为抗日思想浓厚的学校加以关闭，保留学校则统一使用由日本或由伪政权炮制的课本，加强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上述所谓新政策，挽救其在华注定失败的命运。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困难时期的形势和任务
1941、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极为困难的时期。1943年，华北敌后军民渡过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一年华中敌后军民仍处于十分困难之中。
1941年12月8日，日本继德国于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之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1940年底以后对侵华策略陆续进行调整。核心是尽可能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解决“中国事变”，压服中国：如若不然，只有转入“持久态势”，控制已有占领区，将中国占领区变为日本称霸世界的“兵站基地”，掠夺物资，为其所用。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会议通过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要点是：在1941年秋季前，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的解决； 1941年秋后转入持久态势，并在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体制；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53页。]
日军中国派遣军1940年底拥有兵力72。8万人，另有航空兵20个中队。按照大本营1940年7月提出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将逐渐减少中国派遣军兵力，即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减到55万人，l943年减到50万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心趁兵力削减计划实施之前，利用1941年（尤其是夏秋季），无论如何务必“于本年度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并根据占领区的治安现状，即华北最差，其次为武汉地区、长江三角洲、蒙疆，确定了进行治安肃正的计划：1941年度巩固华北，为此，由华中抽调两个师（第17、第33师）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地区则对长江以南进行收缩性的整顿。
1942年度设法肃正襄（襄河，即汉水下游）西地区及长江三角洲。
1943年底彻底肃正占领区内部；情况许可时，打通平汉线以沟通华北、华中（如若不行，则在1944年以后进行）。[〔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451、454、452页。]
1941年3月1日，烟俊六接替西尾寿造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7月5日原华南方面军（大本营直辖）司令官后宫淳接替板垣征四郎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为此，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抽出相当大的兵力，对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也作出相应的调整。11月7日，第5、第18、第21、第33和第48师被指定调往太平洋战场。
11月8日第4师改归大本营直辖，同日，第3飞行集团被指定转进太平洋战场，新建第1飞行团（飞机70架）和第23集团军飞行队（飞机45架）接替在华北、华中、华南的空中作战任务。
12月3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75号”明确了中国派遣军的新的基本任务。新任务主要不同点在于更加强调对中国抗战大后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更加强调掠夺中国的重要资源及中国派遣军的“就地自给”。
在下达中国派遣军基本任务的同一天，1941年12月3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042号”专门就此作出具体指示：在占领区适当构成切断线，严禁物资流通；在占领区内主要城市，严格取缔物资对外流通；确保占领区内重要资源地区，使之便于开发及取得，并加强就地自给的方针，积极取得、利用占领区内外之资源，尽力增强战力。
1941年至1943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进行了若干次战役进攻，将主要力量用于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国民党军在敌后的阵地，如中条山、太南豫北、鲁中、苏北，在日军的打击和诱降瓦解下纷纷垮台。其中成批的国民党军投敌成为伪军。
中国共产党在日占区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不断的“扫荡”、“蚕食”、“清乡”，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处境非常困难。面对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武装力量建设、对敌斗争策略等方面作出新的部署。
1941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交通战的指示》，指出：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愈多，敌人守备也愈强，结果我之交通联络亦愈不便，破坏后因敌技术优越，甚易修复，我军动员民众破路，敌人强迫民众修路，无休无止，“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计，军委指示：“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心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伪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破路应尽量节省民力，多用火药爆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在武装力量建设方面，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方式）与敌人周旋。”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应新的环境。为此，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乒主义”。主力军与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在山地根据地一般应以二比一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则以一比一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民兵）数量应当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青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根据地全部人口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因为日本四处树敌，必然减弱对中国的压力，侵华的一些部队将调往太平洋战场。另一方面，“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区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激烈”。根据上述估计，中央提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11月7日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山地，并选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
最后，中央号召在敌后艰苦奋战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5页。]
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尤其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极为困难时期先后提出开展生产运动，健全“三三制”民主政权，开展整风运动，实行精兵简政，以及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重要政策。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的指示中强调，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现时最切要的十项政策就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这些政策，对于敌后广大军民战胜极端困难，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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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二节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治安强化运动”反“蚕食”的斗争
一、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结经验教训，在1941、1942年大大强化和扩充了“治安”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认为，几年来对八路军作战不力，乃至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重要原因是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认识不足。因此，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侦察、搜集、综合分析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2科（主管情报）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中央灭共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分任委员长、副委员长）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于1941年6月15日创办月刊《剿共指南》。
日军通过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调查，认识到：“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29页。]
日军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而这恰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短处，要趁中共军事力量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时，进行军事“扫荡”，同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以达到清除共产党、八路军，稳固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根据华北的具体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地区”（即日伪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地区”（即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划分三种地区的标准。日军通过半年多时间调查，认为到1941年7月为止，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区周围，约占华北全面积10％的地区，可以看作“治安地区”；以八路军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未治安区”，约占华北全面积的30％；剩余60％的双方势力交错地带为“准治安地区”。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1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计划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伪政权及伪军警，日军则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中心根据地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三年的总目标是，由1941年7月治安地区占10％、准治安地区占60％、未治安地区占30％，到第3年度（1943年度），治安地区提高到70％，准治安地区降低到20％，未治安地区降低到10％，争取使华北的“治安”达到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这一目标是以不减少华北日军己有兵力为条件的。
日军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区”，从上到下，直至县、乡、村均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警承担“治安”工作，使日军尽可能早日退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部队，扶持伪县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不断搜寻抗日力量，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地区”过渡。
对“未治安地区”，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扫荡”、“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难以坚持，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变。为保障其“治安地区”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役使民众在“治安地区”与“准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以及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碉堡据点，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
为“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发挥综合力量，实行“总力战”，日军策划了“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详尽计划由日军制定，再交由伪政权，在日军武力保障下推行。1941、1942年，日伪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成立一周年纪念日，1941年3月30日开始，到4月3日，进行总动员，开展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布告中宣称：“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这一运动的内容是：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轧494页。]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4科（主管政务）在1941年2月15日制定的《“治安强化运动”买施计划》中，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工作内容规定如下：
1。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2。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3。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4。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戏剧小册子等方式）。
继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日伪又进行了第二（1941年7～9月）、第三（11～12月）、第四（1942年3～6月）、第五次（1942年10～12月） “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开始，由于日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及“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地、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特务破坏活动，有计划地执行其逐步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的策略，也就是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蚕食”的策略，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被“蚕食”，逐步缩小，而敌占区日伪统治则相对加强。日军把1941、1942年看作是其“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其中又以1942年夏秋之际为高潮，对共产党、八路军而言，这两年，尤其是1942年，则是最困难的时期。华北各地连年深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二、华北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日军对付抗日军民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核心的还是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扫荡”。
1941年2月25、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鉴于国内外形势和方面军的任务，在1941年度，应使作战和“肃正建设”等项工作更加积极开展。在具体执行时，在时间和地区方面要使重点集中，从而尽快在全中国，首先在华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此计划特别强调了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内称“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1941年度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作战步骤上，考虑到百团大战后期对中共、八路军进行的报复“扫荡”给中共、八路军一定的打击，中共、八路军暂时将处于恢复阶段，因此，决定利用派遣军向方面军增派第17、第33两个师的机会，首先尽量以最大的兵力对黄河北岸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国民党军进行作战，除此之外，主要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歼灭战。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为11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共有30万人，伪军有10余万人。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华北方面军经过充分准备，于5月7日～27日，以大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条山的大约18万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将国民党在中条山的根据地摧毁，国民党军残部除少数仍在黄河以北坚持斗争外，多数南渡黄河进入河南。此后，日军即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扫荡”作战。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对日伪斗争策略有所改变。一是由于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但八路军伤亡也相当大，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恢复。二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国并矛盾在1940年底、1941年初加剧，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而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制造“皖南事变”。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不得不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其突发事变。1941年1月6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发出《关于目前作战策略的指示》，认为日军作战计划有三种可能，一是“南进”，二是西进，三是“正面僵待（不南进也不西进），抽兵增加华北进行大‘扫荡’。就目前形势看，西进与增兵华北两种可能较南进可能多。我们一切准备中心要放在增兵华北”，“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不管国内国际变化如何，今年华北战局比以往任何一年会要严重。”为准备足够力量随时应付新的形势，对八路军的具体军事行动作出如下指示：
（一）对津浦、平汉、平绥、同蒲、正大诸主干铁路，暂停炸车破路与夺城镇据点，以一个月为期；
（二）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伪军工作；
（三）敌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扫荡”修路，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与破坏修路计划；
（四）华北交通战已经占重要的地位，要注意炸车破路的技术；
（五）坚持完成4个月整军计划。
1941年，八路军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春夏季主要有鲁西、冀鲁豫两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鲁西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1～2月反“扫荡”作战郓城是日伪在鲁西的一个重要据点，郓城日伪军1940年底以来不断疯狂袭击中共地方武装，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第115师教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杨勇，旅兼军区政委苏振华）提出“打胜仗，缴大炮，迎接1941年”的战斗口号，决心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打击该敌。
1941年1月7日24时，八路军开始围攻郓城西北日伪军据点侯集，并在侯集与郓城之间的潘溪渡设伏。1月8日晨，郓城日军160余人、伪军30余人出援，八路军在潘溪渡将其全歼，缴九二步兵炮1门。1月15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1旅及伪军各一部约1万人，由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对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l 月17日拂晓，日军乘汽车70余辆，合击转移至朝城以西苏村、马集地区的中共鲁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教3旅特务营2个连为掩护领导机关脱险，坚守苏村，全部壮烈牺牲。此后，日军在鲁西反复进行“清剿”，八路军则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敌周旋，至2月6日，日军结束“扫荡”，退回原据点。这次近1个月的反“扫荡”，由于部队缺乏反敌大规模“扫荡”的经验，未能给在平原快速运动的敌机械化部队以有力打击。日军在“扫荡”中，设置了从郸城经寿张至阳谷、以及由东平湖东岸经东阿至平阴两条封锁线，从此将鲁西分割为泰西、运东、范（县）观（城）中心区三块，八路军回旋机动大受限制。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4月反“扫荡”作战日军在“扫荡”鲁西后，接着准备对毗邻鲁西的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为隐蔽“扫荡”企图，日军第12集团军将第35师、独立混成第1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秘密集结于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沙区（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地）周围据点内，命令伪军2000余人首先侵入根据地，以吸引八路军主力，以便聚歼。
4月11日，伪军2000余人进占内黄西南之茨藩、安化城等地。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像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由于未判明日军的企图，乃集中主力围攻进占安化城的伪军。战至12日拂晓，正当八路军即将解决安化城伪军之际，日军突然由五陵集、大堤口、许村、蔡村等地出动，由四周迅速向沙区推进，对八路军主力形成严密包围之势。面对突变的敌情，第二纵队决定以1个营留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分两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观城、南乐县，留内线坚持的新2旅第4团第2营与强敌周旋两天两夜，除第5连突出重围外，第6、第7连全部牺牲。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暴行下，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全沙区被惨杀4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户。粮食、种籽、耕牛、农具大部被抢走、烧毁，仅内黄、高陵两县即损失粮食13。2万余担。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日军对沙区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4月20日，日军撤回原防。
其间，转入外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毙伤日伪军700余人。这次大“扫荡”后，日军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沙区与鲁西南的联系完全切断。
在日伪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军高树勋等部也不时进犯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1年上半年，冀鲁豫、鲁西两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形势更趋严峻，为统一对敌斗争力量，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1941年7月1日，新的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7月7日，新的冀鲁豫军区成立，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杨勇任纵队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委。9月初，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
1941年5月，日军根据其年度作战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 “扫荡”。面对日军规模越来越大的“扫荡”，6月21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队发出指示，指出：中条山战事结束后，日军逐步抽出中条山周围据点的兵力，自本月起北运东运，转至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驻满洲日军第8师有入关开华北说。“敌人有可能以‘扫荡’中条山的经验，运用到我各个根据地来，以集中优势兵力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歼灭我军。自从16日起，敌集中近4万人，向我冀东盘山之狭小山岳地区围攻，迄今仍未终止，我损失很大。此即为敌毒汁之一，应引起我各部严重注意”；各部应经常注意敌人动态，“敌人果然施展其毒计集中极优势兵力向我某一地区进攻时，该区之部队应尽一切方法取得外围之配合，同时加强技术的准备，多制地雷、炸车毁路器具，只有如此，才不至被敌各个击破……各部须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免临时仓皇。”1941年度日军作战计划一再强调“重点集中力量统一”，也就是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毁灭各个抗日根据地。此次日军“扫荡”重点首先就是其统治中心北平四周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集中4万余人于5月29日～7月21日围攻冀东抗日根据地，集中2万余人于6月10日～7月10日围攻冀中北部——第10军分区，继于8月14日～10月10日集中7万余人“扫荡”平西、北岳区。与此同时，日伪于7月7日～9月8日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冀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5～7月反“扫荡”
日军为确保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走廊，一向十分重视控制冀东，冀东的抗日斗争十分艰苦。日军曾于1941年1月“扫荡”丰润西北之鲁家峪，将九沟十八峪洗劫一空，同月25日又在丰润东北之潘家峪制造大惨案，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2月23日～3月8日，关东军驻热河部队与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第15旅协同对冀东西北的密云、平谷、蓟县进行了“肃正作战”，4月1日至同月末，又对其中的盘山地区进行了作战。5月即准备对冀东大围攻。日军为隐蔽其企图，于5月初派小部队在冀东西部转了一遭，故意将汽车上的武装胶皮人丢下，以示其兵力薄弱，麻痹八路军；同时秘密抽调第27师、独立混成第15旅两部的主力和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第1、第7、第9、第16、第27营，以及伪军，共4万余人，部署于冀东抗日根据地四周的据点里。5月29日，东线日军由东向西，长城沿线日军由北向南，逐步压缩包围圈。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由于事先对敌情了解不够，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不足，通信联络不周密，在东、西部地区活动的部队，均不期而遇地转移到玉田南部的杨家套、杨家板桥一带狭小平原地区。冀东军分区发觉情况危急，决定分散，但来不及执行，敌人即开始攻击。6月1日，日伪军攻击在杨家套一带的军分区机关和第13团，八路军被迫进行艰苦的村落防御战。2日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第13团第1营和军分区警卫连向北突围，经盘山转入平北地区。第13团第2、第3营因未能突出敌重兵包围，遭受重大损失。
冀东军分区第12团，突围时，团长陈群牺牲，部队伤亡数百人。此后，日军不断进行“剔抉剿灭”、“清剿”和“清乡”，一直到7月21日才告一段落。
反“扫荡”结束后，中共冀东区党分委于8月初在遵化县的张家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过去主要在平原和靠近平原的边缘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作法，以主要力量开辟热南山区，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据此，青纱帐末期，9月中旬，除留下第13团第2营在基本区坚持斗争外，第13团第1、第3营、第12团全部和地方武装一部共3000余人，分路向北跨越长城，向己被日军统治8年之久的热南地区挺进。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在东起都山西至雾灵山之间，包括平泉、青龙、承德、兴隆诸县境内约4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些交通站。从此，抗日斗争在热河锦热路南的广大地区逐步展开，为坚持冀热边游击战争，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
冀中第10军分区1941年6～7月反“扫荡”作战
冀中第10军分区地处大清河北日占大城市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向来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到1941年初，第10军分区境内，经常驻有日伪军1万余人，据点204个，占整个冀中据点总数的38％。永定河北和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抗日根据地只剩下大清河以东以北和大清河以西各一块只有百十个村庄的地区。从4月1日起，日伪军2000余人又对大清河以西以容城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为时1周的“扫荡”，增修公路据点，第10军分区回旋余地进一步缩小，乃将第27、第32团分别转移到北岳区和平西地区，留下第29团4个连、军分区警卫营5个连、游击总队4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坚持斗争。6月10日，日伪军2万余人开始对第10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先围攻大清河以东地区，第10军分区部队在大清河东战斗5天后，西渡大清河转移到容城以西。日军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组织第二次合围，八路军被迫退出根据地，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尔后，日军即分成多股，划分区域，逐村“清剿”，为时近1个月，至7月10日才告一段落。从此，第10军分区所属地区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大清河北的抗日斗争进入以隐蔽斗争为主的阶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1941年8～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7月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根据年度作战计划，下达时晋察冀边区作战命令。其方针是：“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参战兵力为方面军直辖兵团及第1、第12集囚军、驻蒙军各一部，区分为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进攻兵团又区分为甲、乙、丙3个兵团，统由方面军直辖，任务是深入抗日根据地内作战。甲兵团以第21师1个团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在北平附近；乙兵团以第110师第133旅为基干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石家庄附近；丙兵团以第33师为基本编成，作战开始前，部署于太原附近。封锁兵团的任务是“切断与敌地区的一切交通，以防止敌人逃脱，在不得已情况下，应将逃出之敌予以歼灭”，并负责进攻兵团的供应、援助，必要时派出部队深入抗日根据地配合进攻兵团作战。计划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预定约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应向敌区进攻并击溃敌集体战斗力”；第二期，预定约7个星期，“在此期间，各进攻兵团应分别在各该作战区内搜索、扫荡残敌，并搬出和破坏敌资材设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1～543页。]
日军参战兵力为6万余人，另有伪军1万余人。7月7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多田骏转任军事参议官，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将从东京来华后，指挥了这次大“扫荡”。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6月21日关于日军可能大举“扫荡”抗日根据地等指示和当面敌情的重大变化，于7月22日发布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从各个方面做好应敌准备。
8月14日～9月4日，日军进行其计划的第一期作战。日军首先于8月14日～21日，以进攻兵团之甲兵团“扫荡”八路军平北抗日根据地古北口、密云地区，以乙、丙两兵团“扫荡”冀中抗日根据地深泽、安平、无极、安国等地区，日军企图消灭上述地区的八路军，“最低限度亦应将该敌压向西方山地以内”，[〔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43页。] 以便下一步聚歼。尔后，于8月23日开始，对主要目标北岳、平西区进行大“扫荡”。日军进攻兵团和封锁兵团一部向平西十渡地区、北岳娄山、水泉地区、中共晋察冀分局等机关驻地陈家院、陈庄地区、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蛟潭庄、湾子里、六亩园地区进行围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主力部队向平汉、正太铁路和进攻之敌的侧后转移，摆脱日军第一次围攻。8月31日，日军甲兵团6000余人合击平西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蓬头、小峰口地区，由于八路军已于前一天晚上转移，日军再次扑空。同时，日军乙、丙两兵团等部共5万人向阜平地区进行大合围，9月1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以雷堡为中心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5公里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晋察冀军区领导决定向西转移到常家渠一带山区。为迷惑敌人，军区领导于1日黄昏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到雷堡以东的台峪一带，以“军区呼号”与备方联系，故意暴露目标，以使敌人误认为八路军领导机关已向东转移，并仍在其合围圈内。2日下午，日军果然分兵7000余人向台峪合击，晋察冀领导机关、学校乘机于当晚西迸40公里，转移到常家渠，接着在此成功地隐蔽了5天。7日，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平山县之东西文玉地区继续指挥反“扫荡”作战。
9月4日～10月15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清剿”。晋察冀军区于9月7日、15日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分区一面适当地集结主力一部，打击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敌人搜山“清剿”部队；一面采取更大的分散，以游击动作极力控制地区，打击伪政权，恢复社会秩序。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以游击战掩护群众收割、保藏粮食、保卫秋收。在反“清剿”的斗争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狼牙山位于易县、徐水、满城、涞源之间，在易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由于日军不断“清剿”，上述4县的中共党政机关、游击队和周围村庄的数万群众都隐蔽在狼牙山区。9月24日，日军以3500余人的兵力，搜剿狼牙山区。晋察冀第1军分区以第1、第3、第20团掩护狼牙山区的数万军民转移。第1团第7连第2排第6班5位战士断后，25日，毅然将敌人引向狼牙山绝境棋盘陀，毙伤敌90余人、直到灯光最后一颗子弹和手榴弹，毁坏步枪，誓死不屈，英勇跳崖，班长马宝玉、战士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战士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丛架住，由群众救护脱险。
9月24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进攻兵团集结回撤。据此，甲兵团首先于10月1日开始逐次回撤，到10月15日，日军进攻兵团、封锁兵团基本撤出抗日根据地。当日军回撤时，晋察冀军区迅速集中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袭击、伏击、追击日军，给敌人有力打击。
在北岳，平西反“扫荡”期间，晋西北、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冀中、冀东抗日军民，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出击敌后方交通线、据点，有力地配合了北岳、平西的反“扫荡”斗争。
在两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北岳、平西区八路军部队共作战800余次，歼敌5500余人；民兵方面，仅北岳区即毙伤敌485人，俘敌30人。八路军部队伤亡200D 余人，人民群众死伤4500余人，青壮年被抓走将近2万人，房屋被烧毁15万余间，损失粮食2899万余公斤，牲畜3万余头。日军新建碉堡和据点113个，公路534公里，封锁沟158公里，在第2军分区的冀晋两省边界以西地区制造了无人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4000余平方公里，抗日根据地处境更加困难。在反“扫荡”斗争中，暴露出各级领导机关过于庞大，行动缓慢，易陷于敌合围圈等缺点。
1941年秋，日伪于11月1日～12月25日，进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重点在于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战。即彻底封锁所有敌占地区，一切物资一概不准外流。另一方面，积极确保能够获得的物资，并实行合理的配给，促进华北经济自给自足，以期安定民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73页。] 就是要进一步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物质掠夺；对占领区民众通过实行所谓“配给制”，进行物资的控制和掠夺，为其“以战养战”服务。在其进行“经济战”的同时，1941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主要集中于太岳、太行和山东。
太岳抗日根据地1941年9～10月反“扫荡”作战
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之后，国民党第98军武士敏部继续在太岳南部沁河以东长子、沁水地区坚持抗日斗争，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8月初奉总部指示，以第386旅第17、第18团及决死队第1旅第57团组成大岳南进支队（周希汉任司令员、太岳区党委书记聂真兼政治委员），进入岳南沁河以西孔滩、马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日军第1集团军为歼灭岳南、岳北沁河河畔的八路军，迫降或歼灭国民党第98军，决定以第36、第41师、独立混成第16旅各部主力以及独立混成第4、第9旅各一部进行大“扫荡”，计划首先解决岳南的八路军、国民党军，然后北上进攻沁源地区的八路军。9月22日，日军2万余人分别由安泽、浮山、屯留、长子等地向南北孔滩、马壁合击。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主力转移到高平以西的东西峪地区。
29日，日军又向东西峪合击，再次扑空。与此同时，国民党第98军对日军劝降不但不予理睬，而且主动攻击日军石哲镇警备队，日军于28日包围第98军，该军一部在八路军支援下突出重围，军长武士敏率部作战中牺牲。
10月3日岳南反“扫荡”结束，太岳南进支队接着在岳南长子、高平等7县地区，组建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10月6日，日伪军3万余人开始对岳北以沁源为中心的地区进行大“扫荡”。岳北抗日军民事先作好了“空舍清野”等准备，以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以主力转至外线，内外线相结合积极打击敌人。18日，日伪军被迫退出抗日根据地。此次岳南、岳北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八路军伤亡、失踪374人。
太行区1941年10月底～11月中旬反“扫荡”作战
10月底开始，日军第36师两个团及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共7000余人，采取“捕捉奇袭”的战法，连续奔袭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师部和水腰兵工厂。10月31日，日军第36师4000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连续夜袭八路军第129师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及八路军总部部分单位驻地黎城西井镇等地。11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2000余人也由辽县、武乡出动，奔袭大有、贾豁、宋家庄等地。由于太行军民预有准备，日军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至11月6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撤回辽县、武乡，第36师撤至黎城。11月9日，撤至黎城之日军第36师步兵第222团等部，突然奔袭黎城以北的黄崖（烟）洞、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为保卫水腰兵工厂，命令总部特务团等部凭借有利地形，坚决抗奇日军，并调第129师4个团在外线配合作战。总部特务团奋战8昼夜，毙伤日军700余人，于11月16日转移。17日，日军破坏水腰兵工厂后回撤，途中一再遭到截击，20日夜由黎城逃回潞城。太行区在这次历时20余天的反“扫荡”中，共歼敌1384人，八路军伤亡396人。
鲁中沂蒙山区1941年11、12月反“扫荡”作战
山东日军第12集团军将1941年度“肃正”地区的重点确定为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山区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为此于9月进行了博（博山）西作战，10月“扫荡”了鲁南椰城、马头地区，并积极策划于11月初开始对鲁中沂蒙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对沂蒙山区“扫荡”的目的是企图消灭沂州（临沂）、沂水、蒙阴三角地带的八路军，摧毁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日军武力的扶植下，建立伪政权。其参战兵力除第12集团军的主力（第17、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5、第6、第7、第10旅各部主力）外，还有华北方面军配属的第36师、独立混成第3、第4、第9旅的各一部，总兵力约5万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山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于9月13日指示，山东纵队和第115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山亨纵队归第115师首长指挥。山东军政委员会于10月7日、第115师于10月13日先后发出反“扫荡”作战准备的指示，11月2日，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山东纵队直属队、抗大第1分校适时向外转移；山东纵队第1旅主力转向敌合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
鲁中军区及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则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活动在鲁中附近的教导第1旅和山东纵队第2、第3、第4、第5旅等部，分别在滨海南部和北部、胶济路沿线及新泰以东和烟台一带，积极开展攻势，配合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
11月2日，日军开始向沂蒙山区压缩和封锁。北面日军400余人于4日拂晓偷袭马牧他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纵指挥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拂晓，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开始进攻。其第21师由沂水南北一线向西方，第17师由临沂及其东北地区向北方及西北方，第32师由蒙阴、新泰一线向东方，对八路军实行“铁壁合围”。至5日黄昏，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在驻地留田一带被日军2万余人包围。5日晚上，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通过敌两道封锁线，到达埠山庄，在此隐蔽1个白天，6日晚上转移到费县东北的黄埠前。在南墙峪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6日再次遭日军合击，后经天宝山区转到外线的泰（安）泗（水）宁（阳）边区的石菜一带。8、9两日，日军合击芦山，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牺牲。12日，日军作战转入第二期，实行分区“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八路军第115师以主力一部返回沂蒙基本区，支援内线斗争，第115师等领导机关随后也返回沂蒙基本区。30日第115师等领导机关一部于东、西蒙山之间大谷台以南的大青山、12月4日第115师直属队一部及蒙山支队于大青山附近的瓮城子一带接连遭日军合击，受到很大损失，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第115师敌工部副部长工立人、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山东纵队直属3团政治委员刘涛等牺牲。为保障安全和不间断地指挥作战，第115师领导机关再次转向外线，进入滨海区，内线作战部队则由山东纵队统一指挥。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在蒙阴以东之高湖遭日军1000余人合击，山纵宣传部长刘子超等牺牲。23日，日军主力分路撤退，八路军乘机反击，收复村镇，至23日基本恢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结束。
在此次将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八路军歼敌2000余人，但也受到重大损失。八路军伤亡1400余人，由于机关庞大一再遭敌合击，在11月11日～12月11日这一个月的日军“清剿”期间，日军抓走壮丁近万人，惨杀群众3500 余人，奸污妇女难以数计，掠走家畜家禽数万只，抢走粮食80余万公斤，烧毁沂蒙基本区房屋1/4以上，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具多被抢走或毁坏。经过此次“扫荡”，日军将台（儿庄）潍（坊）、临（沂）蒙（阴）、沂（水）临（沂）等公路打通，在沂蒙区增加了近70个据点，从而构成对八路军根据地的严密分割封锁。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严重困难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日军推行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6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9次万人至7万入的大“扫荡”，“扫荡”时间长、兵力大，重点集中，由过去的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和“梳蓖清剿”。而八路军对日伪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日伪的“蚕食”还未采取有力措施对付。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伤亡增加，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到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1941年10月底，抗日根据地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这时，华北人口，八路军控制1/4，日军控制3/4，抗日根据地约有人口2200万，敌占区内约有人口6000万（内中一部是敌我游击区）。华北面积（乡村），八路军占6/10，日军占4/10；华北城市，八路军占2％（437座县城中占10个），日军占98％。抗日根据地贫穷，敌占区富裕，人烟也较稠密。华北日军32。5万人，其中与八路军作战者26。5万，此外有伪军11。7万人。八路军兵力与敌数量上大致相等，但技术装备上不如敌，战斗力仍敌强我弱。[《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页。]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企图把华北变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继续在华北推行其“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推行“治安强化活动”，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进行“扫荡”、“蚕食”。
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1941年度作战计划，同时为了防止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部分兵力调走的新情况下，中国军队趁势反击局面的出现，先发制人，于1942年初在华北全区展开作战，主要有“扫荡”太行、太岳、晋西北八路军的作战，在山东进攻国民党军于学忠、孙良诚部的作战，其中孙良诚率部投敌。
在此期间，1942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1942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其要点是：“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各集团军应予以配合，或在各自负责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41页。]
为此，日军一面准备预定于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一面以第27师从4月初开始对冀东、第12集团军和第110师从4月末开始对冀南、第110师和独立混成第15旅从4月下旬开始在冀西进行“扫荡”。上述4月开始的“扫荡”，其用意在于对上述各地进行钳制，以配合5月开始的冀中作战和第1集团军遂行晋冀豫边区（太行）作战。与此同时，日伪于3月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一直持续到6月份。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1942年2月3日以来日军时太行、太岳等地实行“清剿”、“扫荡”的特点，于2月11日、18日、25日连续发出叵“扫荡”指示。要求防止和克服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产生的轻敌麻痹，盲目乐观情绪，因敌人残酷烧杀、亲人遇害而产生的拼命蛮干现象，以及因故情严重而产生的消极悲观、惊慌失措情绪；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精干，主要负责人适当分散，到部队、基层领导对敌斗争，“反对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反对等待‘扫荡’过后再进行善后工作的现象。必须使一切党及政府群众团体的机构在战争环境中仍能坚持工作，仍能更紧张的进行工作”；切实实行坚壁清野，加强民兵自卫队组织指挥，群众转移时，“反对依据狭隘的经验钻固定的沟渠和窑洞”；在作战指导上，应以打破敌长期“扫荡”与分散“清剿”为目的，以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之“扫荡”；“必须立即根据北方局1月会议的决定，派遣武装工作队，携带大量宣传品，到敌占区及各联络公路沿线去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民合作。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反1942年“五一”大“扫荡”
日军认为，冀中是“粮仓”，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八路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这里正成为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只要扼杀这一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选择冀中为1942年度的主要作战对象。4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冀中作战实施计划，其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吏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57页。] 日军参加“扫荡”的兵力共5万余人。
大“扫荡”前，由于日军不断“蚕食”，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人口均已减少了约2/3，只剩下3000余个村庄，约280万人口，1。9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共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预料敌将“扫荡”冀中，发出指示，要求作好反“扫荡”准备。各部队拟定了分散活动的方案，划分了活动区域，规定主力团一般以营为单位，基干团、地区队以连为单位活动，机关及医院学校、工厂等非战斗单位，进行了疏散。但是，对日军“扫荡”的残酷性、长期性、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
5月1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动用兵力约1。5万人，地区限于边缘区，其企图在于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德石路之间的三角地带之内。到9、10日，日军第41师由山西开到德石线展开，完成了合围。冀中区党委、军区曾于7日指示，主力部队大部转向敌侧后，但无法执行，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拥挤、被动局面。11日，日军转入第二期“扫荡”，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分割围歼。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中心区斗争外，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部陆续突围，向外转移，13日，军区机关率领第27团等，转至溢阳河以东地区。日军则出动所有的兵力共5万余人，连续围追堵截向外突围的八路军部队。
5月16日，日军转入第三期作战，这时日军在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较大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当此反“扫荡”紧急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5月18日、20日，先后发出指示，指出此次敌人“扫荡”冀中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号召冀中军民发挥最大的顽强性与坚韧性，争取反“扫荡”的胜利；并决定冀中军区抽调3个团和部分地区武装，转移至山地，以保存力量；冀中地区党政机关改变斗争方式，采取两面政策，不能立足的干部，应随军转移；坚持原地斗争的武装，应采取公开和隐蔽、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同时指示邻近冀中各区八路军，积极行动，配合冀中反“扫荡”斗争。
由于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扫荡”的敌人可能撤走，只留下一部分建立据点，进行“清剿”，于是在5月21、22日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的指示，要求第6、第8、第9军分区主力部队返回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发现八路军返回中心区，即以重兵围攻，第6、第8军分区部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第9军分区部队进到肃宁以西时，得悉第8军分区部队遭合围，即返回白洋淀地区。
6月4日，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主力部队分别外转，留下大部分基于团（小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指示外转部队要绝对保守秘密，切实掌握情况的变化，自拟路线，自定具体时间，尽量多带一些新兵和分散的干部、学员。到7月初，冀中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先后到达了预定地区。第17团（欠1个营）、第18团、第29团转到了北岳区；冀中领导机关、第27团、警备第1团、抗大第3团、骑兵团、回民支队，先转到冀鲁豫区，后经太行区到达北岳区；第8军分区第23团和地委警卫营转到冀鲁边区；警备旅第2团转到太行山区。留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干部、游击队和群众与敌展开艰苦的反“清剿”斗争。
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到6月20日结束，大部陆续撤走，留下守备部队和大量伪军继续进行“清剿”。
在5～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冀中八路军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但自身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达46。8％。地方党政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地方干部被捕、牺牲的数目很大。群众被打死、打伤和抓走达5万余人。敌人的暴行并不能使冀中军民屈服，他们在更加残酷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1942年5～6月反“扫荡”作战
日军第1集团军根据方面军年度作战计划，于4月16日下达作战计划大纲。其设想是：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分3期进行，第一期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对太行区涉县北方、第三期对涉县南方八路军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85页。] 后来在执行中增加了第四期对太南国民党军的作战。日军参战兵力为3万余人。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根据同年春季反“扫荡”经验教训，作了较为充分的对敌准备。
5月15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第36师主力及第69师一部，共7000余人，奔袭大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峪、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386旅。第386旅及时向北转移，使日军扑空，此后，日军第36师于19日调住太行北部地区，第69师于28日撤回浮山、府城等原据点。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3、第4旅及独立混成第1、第8旅，从18日起逐渐开始行动，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从北面、东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于23日进至西南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第385旅第769团一部掩护下，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几位负责干部在指挥突围作战中，25日于十字岭壮烈牺牲。尔后，日军转入“辗转清剿”。为粉碎敌之“清剿”，八路军主力分别向敌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积极展开破袭战。30日，八路军于辽县县城东南苏亭镇设伏，歼敌140余人，31日奇袭长治日军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八路军还袭人敌后方虒亭、五阳、黄碾等据点。6月8日，日军转入第三期“扫荡”，“扫荡”太行南部地区，将第129师直属队和新编第1旅一部压缩合围于涉县西南的石城、黄花地区。
6月9日夜，八路军突围。19日日军撤退。从6月20日开始，日军转入第四期“扫荡”，进攻太南陵川等地区的国民党第27军。（见附图1）
太行、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次反“扫荡”，历时38天，共歼敌3000余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牺牲，是一个重大损失。经过这次“扫荡”，日军构筑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第三道封锁线。日军在平汉铁路边沿有第一道封锁线；到1941年5月，跳跃15～25公里，在北起获鹿，经南佐、赞皇、柳林、三王村、赵店、营井、和村、彭城，南到观台、水冶，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三道封锁线距第二道封锁10～20公里，南起武安西北的任家岭、功德旺、西坚固、神台、台峪、院头镇、北正村，北至元氏西北之仙官寨。[《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942年夏季，日军因中途岛海战大败，战略攻势停滞，出现对日军不利的转折，这不能不对侵华日军产生不利影响。日军大本营为扭转太平洋被动战局，急需从侵华日军中再向太平洋方面抽调兵力，并明确取消在上半年计划的“四川作战”，据此，12月17日，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及集团军司令官会议，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命令，并明确指示各军应以加强治安、压迫当面之敌确保占领区作为主要任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11、214页。]
10月8日起，日伪开始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此期间，日军进行了秋冬季“肃正”作战（称为“治强战”）。该作战是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作战与春夏季进行的“扫荡”相比，规模小一些，每次持续时间也短一些。
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1000人以上的“扫荡”77次，（比1941年多8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大“扫荡”达15次（1941年万人以上的“扫荡”9次），比1941年更为频繁。
三、华北敌后军民反“蚕食”斗争
1941年以来，由于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退缩局面。到日伪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1941年10月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到1942年4月底，冀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均减少了约2/3（“五一”大“扫荡”后则大部变为敌占区，一部变为游击区）。
冀南抗日根据地仅剩下枣（强）南、武（城）北、威县以南之香城固附近及馆陶周围这三小块地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小清河以南、胶济线以北、寿光以西、邹平以东地区变成敌占区或游击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由300万人口减少到70～100万人口，雁北地区基本变为敌占区；地处忻县、岚县、离石、汾阳间的第8军分区仅剩17个行政村；第3军分区的忻（县）静（乐）公路以南、汾河两岸地区的大部分村庄被敌占领。
抗日根据地退缩的原因，一是由于日军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与“清剿”，二是由于日军“蚕食”，“扫荡”与“蚕食”是配合进行的。日军“蚕食”政策的本质，就是改变速战速胜的政策为逐渐的侵占、逐渐的扩大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以达到其所谓“确实掌握占领区”与实施殖民地化的目的。“蚕食”政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远在日军提出“治安肃正”的方针，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时候就开始萌芽了，而其彻底的实施，则在1940年末，特别是1941年3月开始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之后。因此，这是“治安肃正”方针的继续，是“治安强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日军在冀南实行“蚕食”政策，中共中央曾于1941年6月9日指示第129师并八路军总部，“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处处为民众着想……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页。]
但是，由于对敌实行“蚕食”政策的危害性认识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力，某些地区的工作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了讨论对策，1941年11月1日～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作了《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敌“治安强化运动”的政治、军事阴谋和前两期的实行情况，提出了坚持敌后抗战总方针下的三个基本中心工作。这就是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群众工作，开展根据地工作。其基本精神为两点：“一个是确定我们根据地的游击性比前加强，但不是流动性，要求武装斗争与人民进一步的紧密结合。另一个是将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和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提到适当的重要地位。”[《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9页。]
为打破退缩和被封锁的局面，八路军在军事指导上提出“敌进我进”口号，注意向敌后之敌后发展。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会议，根据1941年夏组织“武装宣传队”等经验，正式决定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展开工作，并对其任务、组织、活动方式等作了规定。其任务，除一般宣传、调查工作外，兼负锄好、发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打击敌“配给制度”、破坏敌伪统治秩序之责。组织上，每支武工队以50人为原则。队员必须是政治可靠，身体强健的，真能负起光荣的宣传员、组织员、战斗员的工作任务；每队由3～5人成立党的委员会，负责领导一切工作，行政方面可设队长及政治委员各1人，政治上一般的应受地委领导，军分区指示其军事行动；每队配备的干部，至少要有一两个等于地委或县级的坚强干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根据北方局这一决定，1942年春，八路军各军分区普遍派出武工队。各武工队出动前，均进行必要的训练。各级领导对其相当重视，太行区武工队初次出动前，1942年3月17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临讲话，指示各种注意事项。[《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在日军分割封锁的格子网内，建立了隐蔽游击根据地。武工队成为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的重要而有力的方式。
1941年以来的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些成绩与经验，但总的来看，还未扼制住敌“蚕食”推进的势头，“敌进我退”的严重局面尚未扭转。一些地区在斗争中，还存在放弃武装斗争的右倾错误，或者机械呆板坚持的“左”倾错误。
针对反“蚕食”斗争中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3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它深入分析了敌人“蚕食”政策的实质、特点、危害性及实施步骤，指明了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方针和策略，提出“反‘蚕食’斗争是目前华北全党全军的一个最紧急的任务，只有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我门才能渡过这一黎明前黑暗的艰苦路程”。
它指出：“蚕食”政策是目前敌人向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是由“治安肃正”与“治安强化”发展而来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它的进攻是缓步的、隐蔽的、零星的，”几年来，敌占区的扩大，根据地的缩小，由于敌人的‘蚕食’所造成者十之七八，敌人‘蚕食政策，给予我们的危害，较之严重的‘扫荡’与‘清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抗日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对敌的这一恶毒阴谋，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了不容许的忽视与麻痹，消极退却与单纯应付的现象。至今除少数地区外，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具体办法”。“我们各方面给敌有力的打击不够”，造成了敌人“蚕食”的嚣张。
它指出：敌人实施“蚕食”政策时，是十分具体与灵活的，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与进行秘密活动。其方法是向准备“蚕食”的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发展暗中维持会等。为配合这些活动，还不断进行军事“扫荡”、“清剿”、残酷镇压，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破坏一切抗日干部的地位，迫使抗日武装难于公开存在，以便其奸细活动。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的基础上，将秘密工作完全公开起来。其方法是，首先依托原来的据点，向正面或侧面迂回15～20公里建立新的据点，将被“蚕食”的区域划为方格，然后施行种种活动，驱逐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民兵，捕捉抗日干部，制造群众与中共、八路军对立，建立公开维持会，严厉镇压下施以小惠，以达其统治目的。在迫使暗中维持会公开时，条件很低，只要上钩就行，待面目已经表明，要求便一步步的加紧起来。有个别小的地区、也有不依靠军事力量，只经过政治压力，达到“蚕食”目的的。
第三阶段，如果第二阶段敌之“蚕食”目的达到，则进行深入与巩固工作，使这些地区完全变成其统治的占领区。
它指出：反“蚕食”的基本方针，是停止敌占区的继续扩大，应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敌人的每一步骤，给以及时的有效的打击。在敌准备阶段，应运用八路军和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给敌人一切活动以坚决的打击，使秘密特务、秘密点线、秘密维持会不能存在。“而两面政策，亦应有严格限制。两面政策一般运用在敌占区，不应任意运用在根据地内”。灵活的坚持武装斗争，给敌人为配合秘密活动而进行的“扫荡”以必要的打击，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如在第二阶段，敌人的“蚕食”阴谋已大体实现，应以武装斗争为主，扫除敌武装便衣队，使敌不能轻易建立据点，对已经建立公开的与秘密的间谍组织，必须给以坚决彻底的肃清，对死心汉奸则应给以严厉镇压，争取武装斗争胜利，显示抗日力量。在第三阶段，若敌人已达到“蚕食”目的，估计一时不易把敌人击退时，应灵活的转变战斗方式，深入各方面进行秘密工作，确实掌握一切伪组织，撤退公开不能立足的干部，积蓄力量，恢复力量，准备合法斗争；另一方面，对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则应给以坚决袭扰。粉碎敌之出扰部队，停止敌人向抗日根据地两侧继续扩张。
它强调：反“蚕食”斗争，必须正确掌握武装斗争，轻易放弃武装斗争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为核心，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合法的斗争形式只有在敌占区才是主要的。在敌人向我根据地或接敌区（即游击区）进行“蚕食”时，至今以合法斗争为主，而放弃武装斗争是非常错误的。只有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联系起来，才能争取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为此，特决定：
1。各根据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应以1/3或1/2的正规部队分散为以连、营为单位到各县去，深入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这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的部队，任务是帮助与培养地方武装；捕捉汉奸交地方政府处理；与地方党取得密切的工作联系，灵活的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和扰乱敌人的所谓治安区（敌占区），配合打退敌人的“蚕食”进攻。
2。必须更进一步地改善武工队工作，必须给武工队以政策的及必要的技术训练，如锄奸、反奸细、破路、爆炸等。
3。加紧培养地方武装，发展民兵与游击小组的活动与建设，这是粉碎敌人“蚕食”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它还指出：要注意正确掌握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联系，机械地理解以政治为主或以军事为主都是不对的，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决定两种斗争的重点应放在那一面。敌“蚕食”第一阶段时，应以政治为主去根绝敌人一切可能利用的因素；当进至第二阶段时，军事斗争的比重也就随之加强了。
这一指示在八路军华北各战略区得到贯彻执行，对于粉碎日军“蚕食”政策，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7月7日，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布《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指令》，要求“由‘七·七’起以两个月为限展开全华北全面的政治攻势”。工作重心是：
1。强化对敌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之宣传工作。如宣传日军的困难，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如珊瑚岛海战、中途岛海战等）、日军必败；打击日军到处叫嚣已经消灭八路军、共产党，毁灭抗日根据地的谣言；号召敌占区人民咬紧牙关，再熬过两年，宣传两年胜利之根据及理由。
2。“反对敌寇的强化治安运动，揭露治安运动为日寇奴役与掠夺华北人民的本质，为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毒辣阴谋”。
3。加紧瓦解敌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指令》要求这次政治攻势党政军必须密切配合一齐行动，务求发扬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之相互配合之威力，政府、军队、抗日团体、学校、民兵都应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许多武装宣传队、工作队、突击队向敌占区游击区广泛出动猛烈进攻”。
在北方局、军分会、野战政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开展政治攻势指示的指引下，从1942年下半年起，华北的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晋西北区在认真贯彻执行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设法扭转本区局面的关键时刻，又得到延安的直接指导。毛泽东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极为关注，指示运用各种力量，“把敌人挤出去”。
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和北方局、军分会的指示，晋西北地区积极开展反“蚕食”斗争。1942年下半年，抽调军队和地方干部、战士、地方游击队员共1079人，组成15支武工队。武工队大体分两种，一种短小精干，活动于环境恶劣、据点密集之处，偏重于政治宣传工作，如雁北第5军分区组成两支武工队，每队只有8个人；另一种以一个正规军连为基础，活动于突出据点的主要方向，军事任务比较多，人数为几十至百数十人不等。
从6月15日～10月15日4个月的时间里，反“蚕食”斗争获得了一定成果。全晋西北共摧毁区村伪政权及伪代表178个，另外恢复了清水河境内村政权40个（原属两面派性质），总计收复大小村镇218个（不含第8军分区，统计时该分区报告未到），逮捕伪组织人员289人，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其中基本上教育释放（205人），对于忠于日军作恶多端并曾破坏抗日工作，捕捉干部，敲诈群众等坏分子交抗日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31人），并出布告公布其罪行，以教育群众。共恢复抗日政权171个，建立情报网76个；在伪组织中发展了抗日的群众组织，如岚县组织了一个光明社，吸收20余人；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70余人。主动进行反“蚕食”战斗224次，毙伤敌伪459人，俘虏日军3人。但也还存在缺点，如雁北第5军分区反“蚕食”斗争未取得明显成就，主要由于领导不统一，组织不健全，互不配合，以及群众纪律不严。反“蚕食”中存在的问题，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在1943年1月25日的总结中尖锐地指出后，得到切实纠正，使反“蚕食”斗争得以进一步顺利开展。
晋察冀军区于5月15日向各军分区转发了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要求各军分区接到指示后，组织营级以上干部，联系实际斗争情形，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及新的意见汇报军区。9月1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军区驻地平山县寨北村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党政军高于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敌进我进”指示，明确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并以此作为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会议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斗争形势，回顾了开展反“蚕食”斗争以来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42年1月晋察冀分局高于会议，曾提出在敌推进时，应向敌后展开活动的方针。
但在实际行动中，缺乏具体有效的办法。虽曾多次向“敌后之敌后”派出小部队，但除部分成功外，多遭到损失或被迫撤回。会议针对上述情况，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确定以地方军全部、主力军的1/3或1/2，经常深入到敌人的侧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取消区游击小队，普遍发展村游击小组。这次会议对于扭转被动局面，恢复被敌“蚕食”地区和开辟敌占区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北岳区各军分区以主力1/3～1/2分散伸展到敌人侧后，开展游击活动，打击与阻止敌新的“蚕食”推进。并由各团、各地区队组织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伸到封锁沟外，恢复失地和开辟新区，配合正面的反“蚕食”斗争，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
1942年下半年，北岳区伸展到沟外活动的武工队和小部队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材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在从12月1日～7日发动的突击宣传周中，在沟外逮捕了近6000多名伪组织人员，带到抗日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释放，给伪组织人员极大震撼，对争取和瓦解伪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晋冀豫区党委，根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指示，着重结合太行区的实际，于5月17日发出《关于执行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补充指示》，指出：粉碎敌人“蚕食”政策的基本关键，是开展群众运动，执行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减租减息），领导群众斗争，使群众走向坚决抗日的立场；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去发展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决定凡反“蚕食”斗争剧烈的地区，必须以矿大地方武装为日后3个月的中心上作；正确执行锄好政策，为改变不少地区汉奸嚣张、群众恐慌的局面，对于死心塌地罪大恶极的汉奸，经地委批准，要有计划有对象的捕杀；坚决反对那些在敌人封锁线纵深的游击队借口保卫群众利益而埋枪解散游击队、取消游击战争的机会主义；不论在敌占区或敌“蚕食”区活动，都必须随时随地注意宣传教育，强调民族气节，在政治上尖锐地反对维持会、反对汉奸、反对投降，克服群众和干部中敌我观念的模糊。
太行区在反“蚕食”的斗争中，根据日军“蚕食”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无论其实施手段方法如何，其基本的方式都是怎样巩固与扩大伪组织（维持会），并经过它来实行统治与维持这一实质，因而把反维持与掌握维持作为斗争的焦点，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经验是：首先利用敌我力量的对比、工作深入的程度，划分不同地区，确定何处禁止维持、何处继续维持、何处允许维持，如第3军分区规定，敌伪据点7。5～10公里以外，一律禁止维持。对禁止维持区的伪组织坚决打掉，对其中死心塌地的汉奸、主谋者枪决，并没收其财产。对在敌我争夺的游击区（缓冲地带），争取其变成秘密维持，这种秘密维持，在日军方面是合法的，共产党、八路军表面公开反对，不允许其公开存在，但实际由抗日干部控制，不取消它。在敌占区的伪组织，则实行两面政策，予以控制。自接北方局、军分会5月4日指示到10月，太行区共摧毁维持会292个，争取两面派31个村，掌握伪组织21个，锄奸475人，解决土地问题70件。
太岳区经过1942年反“蚕食”斗争，将敌人压缩于据点2。5公里以内，2。5公里以外的伪组织全被摧毁，使敌特务爪牙不敢如过去那般猖狂；群众振奋，抗日游击队得到相当发展，如第6军分区之洪洞大队仅9月1个月内就扩大69名，第4军分区青城游击队由20人扩大到200人；敌伪动摇不断反正，敌突出据点，在八路军围困下，不敢轻易外出活动，或被迫放弃；打击了敌伪特务爪牙，教育了伪组织人员，如沁县伪村干部百余人、长子30余人、洪洞之曲亭附近60余人被抓到根据地，经短期教育后放回。
冀南是被日军“蚕食”相当严重的地区，仅1942年4～6月日军即动用很大兵力对冀南进行几次大的合围“扫荡”，如4月29日～5月7日，日军1。2万余人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第6军分区之武（城）北地区及第4军分区之邢济路南地区，6月11日合围“扫荡”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枣（强）南地区。基本区被日军摧残，小块根据地更被细碎地分割，冀南大部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冀南八路军各部完全分散，以连排为单位活动。7月，冀南军区派遣武工队或小部队伸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8月21日发动攻势，歼灭了8月初侵入大名以东地区的伪军3个半团。9月，粉碎了日伪军万余人对枣强以南地区的“扫荡”。
在7、8、9这3个月中，冀南军区进行大小战斗540余次，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2380余人，恢复与开辟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到年底，原来退出的地区已大部恢复。
冀鲁豫军区根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5月4日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和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7月7日关于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7月决定：立即开展夏秋季军事、政治攻势，方针是：“坚持边区东部、北部，反击日伪军‘蚕食’、封锁；大力开辟边区的西南部，打通与水东区的联系，以便支持他们的斗争”。在7～9月的夏秋季攻势中，冀鲁豫军区共拔除日伪军据点近50处，歼日伪军1000余人；开辟和扩大南华、东明、长垣、考城等地区，卫河、尚和、昆吾、濮阳、卫南等县的工作均有恢复，打通了鲁西南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联系，使边区形势一度缓和。9月27日起，日伪军1万余人对催范观中心区、第8军分区昆（山）张（秋）地区进行了为期18天的大“扫荡”，使昆张地区全部变为敌占区。
10月，日军合击第1（泰西）、第4（运东）军分区。
12月，日伪军又以1万余人（其中日军9000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湖西专员李贞乾等牺牲。9月以来，日军对冀鲁豫边区接连不断的“扫荡”、“蚕食”，给边区造成极大损失，边区大部分地区变成“格子网”，进入更困难的时期，日伪据点、兵力均较上半年增加。到1942年年底，边区有日军据点199个，比上半年增加53个。
山东八路军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蚕食”。在反“蚕食”的斗争中，八路军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边沿区，积极打击敌人的“蚕食”推进和伪化活动。滨海区教导2旅于1942年11月上旬发动海陵战役，攻克日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沿陇海线方面向海陵县的“蚕食”。在坚持边沿区斗争的同时，八路军还派出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还要求被敌“蚕食”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坚持原阵地，县不离县、区不离区。
1942年，山东八路军还争取伪军1万余人反正。由于1942年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特别频繁，仅9月～1943年1月即进行5次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大“扫荡”。因而“敌进我退”的局面尚未能改观。
1942年日伪据点由上年的1321处增至2507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则进一步的缩小。
自贯彻执行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指示后，华北的反“蚕食”斗争出现有利转机，到1942年秋，除部分地区外，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形势开始好转。邓小平在194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于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针对本区的情况说：“1942年成立武装卫作队……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三节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艰苦抗战时期
1941年，日本市国上义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巩固占领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一面积极诱迫国民政府投降，一面加紧进攻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在华北大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华中则大力扶植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并乘皖南事变发生之机，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大最扩编伪军，向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中国派遣军为确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水陆交通线，巩固华中占领区，以第11集团军所辖7个师另3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武汉、信阳、九江地区；以第13集团军所辖3个帅另4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下游苏、皖、浙等省，重点加强京、沪、杭地区的守备，日军在华中的总兵力共26万余人，其中用于对新四军作战的达11万人，华中伪军15万人也全部用于进攻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日伪军依托据点和交通线，持续不断地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剿”和“清乡”。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韦变后，仍继续执行其消灭华中新四军的计划。华中敌后抗战面临着日、伪、顽三面夹击的严重形势，开始进入艰苦抗战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华中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最大限度地攫取华中的战略物资，谋求自给和支援太平洋战场作战，更加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和“清乡”。由于其力量不足，即将4个独立混成旅扩编为4个师，使华中日军总兵力达14个师另3个独立混成旅共约29万人。并大力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扩大和利用伪军，以便腾出日军兵力进行机动作战。
为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1年初指示，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部队，竭力争取国共关系进一步好转。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月25日在盐城重新成立，以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立即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l 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l 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指出：“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
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要求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心须以更大的决心，以长期的游击战，坚持华中抗战。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所赋予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于4月27日至5月21日，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六中会全给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发展。”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为了形成华中新的战略布局，对各师作了具体部署：第2、第4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第5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7师的联系；第7师坚持和发展皖中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2、第5、第6师的联系，第6师坚持苏南；第1师坚持苏中，第3师坚持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亢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5月中、下旬，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分别召开。6月1日、华中局作出决定，指出：组织根据地内广大人民，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上业已完成，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现有根据地。为巩固根据地，必须坚决粉碎敌对我根据地的各种“扫荡”，阻止日伪地区的扩大，并努力争取日伪地区变为我之根据地，以缩小日伪地区；巩固与扩大我军主力部队，加强与发展地方武装，加强根据她的各方面建设工作，其中尤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总结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陈毅代表华中局作了形势、任务和军事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苦的，残酷的，与敌人的斗争可能更加尖锐”，“因此，坚持今后两年的艰苦斗争，最关重要。”他详细分析了敌、顽、我三方在华中的态势，指出，华中敌后形势的基本特点，一是敌人占据着大小城市与水陆交通要道，工商业中心，控制了经济富庶地区，并竭力利用伪军和伪组织，企图完全控制敌后地区，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进攻，所以仍占有优势，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社会基础薄弱，是它不可克服的弱点；二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在华中较强，对华中敌后抗战仍起着相当的牵制和破坏作用；三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控制着广大乡村，建立了根据地。在乡村占有优势，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根据地不够巩固，在敌军和顽军的进攻下，部分地区已经缩小和丧失。
总之，这是一种复杂的、长期的、不平衡的相持斗争局面。我们的方针与任务，是保持、巩固与组织加强我们的优势。陈毅在报告中指出：华中地区为敌我所必争，基本上还是敌我相持局面。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论述了斗争的长期性，即日军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扫光，我军也还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指出必须在长期的斗争中，依靠我们主观指导的正确，配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才能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强弱阵势，才不会被敌人的疯狂的“扫荡”所吓倒。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会议还总结了以往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研讨了对敌斗争的任务和战略战术，确定了加强对敌个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军事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发展主产，加强政权和党的建设等九项具体任务。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剿”、“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华中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一）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继续领导和指挥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日军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摧毁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并威逼利诱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
1941年1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由泰兴进占苏中根据地内的黄桥镇，并向黄桥以南地区“扫荡”，并加紧对李长江诱降。新四军为团结李长江部共同抗日，对其大力进行了争取工作。2月13日，李长江在日军利诱下于泰州率部7000余人公开投敌，被收编为伪第1集团军。
为讨伐伪军李长江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于2月18日发布讨伐李逆的命令，隐蔽集结于海安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当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战役。该师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进攻，在取得姜堰（今泰县）和苏陈庄等战斗胜利后，于20日攻克泰州，李长江率残部向泰州以西界沟、塘头等地溃逃，第1师分路追击逃敌，残敌分途逃窜。是役共俘李部官兵5000余人，争取其两个支队反正。
日军为执行其既定的“扫荡”计划，并救援李长江部，2月18日，分由扬州、高邮、如皋等地出动，乘新四军第1师主力西进泰州之机，侵占海安、东台，并向泰州急进。对新四军第1师进行“扫荡”。为争取主动，新四军第1师撤离泰州，转入反“扫荡”作战。日军随即对东台、如皋、泰州等地区进行报复“扫荡”。
24日，日军“扫荡”暂告结束，即在东台、海安、曲塘、泰州一线构筑据点，收容李长江残部，大量扩充伪军，企图分割与缩小苏中抗日根据地。
在此形势下，中原局指示苏中区要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坚持长期抗战，粉碎日军的“扫荡”。4月，新四军苏中部队发动攻势，连续作战半个月，攻克泰州、靖江地区的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和老庄头等日伪据点，还取得袭击日伪交通线的多次战斗胜利。
7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和第17师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集结于东台、兴化、射阳镇、陈家洋等地，准备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摧毁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政治领导中心。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立即进行反“扫荡”部署：以第3师第7旅位于建阳、湖垛和秦南仓之线，打击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敌；以第8旅主力于东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钳制由陈家洋南下之敌；第1师第2旅位于盐城以南地区，阻止东台之敌北犯；以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钳制当面之敌，配合苏北反“扫荡”。同时，在苏北、苏中两根据地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新四军军部为便于指挥，于10日撤离盐城，转至阜宁以西的陈家集地区。（见附图2）
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出动，合击盐城。新四军各部队即按上述部署，以阻击、袭击、伏击等手段，予日伪军以杀伤后，分别转向敌之侧后。
22日，日军侵占盐城后即对周围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实行分割、封锁，并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装甲汽艇到处搜索，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新四军先期分散转移，日军连连扑空。28日以后，日军重点转向对阜宁、东沟、益林地区“扫荡”，并占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当即令第7旅尾击进犯东沟、益林之敌，配合第8旅作战，同时于建阳、湖垛间地区打击敌之增援部队；令第2旅在盐城以南伍佑、大岗、秦南仓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人。各部遵令行动，第7旅在东沟、益林和湖垛地区歼敌数百人，击毁日军装甲汽艇6艘。第2旅破袭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断敌补给。为配合盐阜地区反“扫荡”，新四军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围困泰州、泰兴城和姜堰，相继攻克蒋垛、黄桥、古溪、季家市等日伪军重要据点，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伪军，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境地。
8月初，日军将“扫荡”盐阜地区的大部兵力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军部接连指示第1师：在黄桥地区应充分利用青纱帐开展游击战，创造歼敌一路的良机，主力适时跳出日伪军的“扫荡”圈，以少数兵力分散进行麻雀战，领导机关人员速即分散，并组织便衣队袭击敌人，捕杀汉奸。苏中区党委也指示各水网区地方武装和群众，堵塞河道，控制桥梁、船只，破坏日伪交通要道，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苏中第1师部队遵照军部指示，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以一部破坏黄桥至泰兴公路，袭击日伪各据点，主力转至三仓河地区待机。与此同时，苏北第3师和第1师第2旅等部，对当面之敌发起反击，先后收复阜宁、东沟、益林、大中集、裕华镇等重要集镇，使盐城之敌极为恐慌，被迫将“扫荡”苏中的兵力撤回，以保守其在盐城附近的占领区。
到8月底，日军对苏北、苏中地区的大规模“扫荡”告一段落。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中，苏北、苏中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顾此失彼，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苏北、苏中新四军部队共作战130余次，歼灭日伪军3800余人，击沉日军汽艇30余艘。新四军伤亡1000余人。
1941年秋，苏中地区日伪军为进一步分割、缩小抗日根据地，寻歼新四军及党政领导机关，首先在泰州、如皋、东台等地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四出袭扰抢掠，连续不断地发动数百至1000人的“扫荡”。12月3～9日，日伪军4000余人分别向如皋丰利镇、东台三仓河等地发动进攻。新四军第1师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给进犯之敌以坚决打击，日伪军被迫撤回原地。
苏中军区遂发动10个团的兵力，向如皋、石溪、掘港、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临泽、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日伪据点主动攻击。苏中军民称其为“十团大战”。此次作战至13日结束，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收复了丰利、三仓河等地，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在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期间，新四军第2师在淮有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连续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1941年3月18日至25日，新四军第2师第5旅一部和第6旅，在淮南津浦铁路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中，血战一周，击退了日伪军7000余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在淮南津浦铁路东地区，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以谢家集为中心修筑天、仪公路，企图分割路东根据地。为开展天仪扬地区的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实行点线的占领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囹，4月中旬，该师第4旅和师直、第5旅各一部，向侵占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展开进攻，连克谢家集、金家集等据点，破坏了天长至路龙镇公路及俞王庙、甘家山等数座桥梁。16日，扬州等地日伪军700余人，尾随新四军至樊家集。17日，敌兵分两路合击驻金牛山以南陈庄地区的第4旅一部。新四军部队依托金牛山阵地，顽强抗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迫使敌人撤退。敌遭痛击后，于5月下旬至6月初，由来安、滁县，天长、六合、盱眙等地出动5000亲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竹镇集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第2师师直、第4旅和第5旅各一部，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以阻击、伏击、夜袭等战法迟阻日伪军前进，掩护根据地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安全转侈，以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至6月3日，先后取得了龙玉山、狮子山、小谢营、石梁等20余次战斗的胜利，迫使“扫荡”之日伪军撤退，保卫了淮南路东杭日根据地。
1942年11月末，日军在时淮北“扫荡”的同时，以独立混成第13旅一部及伪军共2000余人，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定远地区进行“扫荡”，又被新四军第2师和根据地人民所粉碎。
（三）淮海、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为确保津浦、陇海铁路交通及其占领区的安全，并为对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听在地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准备，于1942年冬季对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接连发动大“扫荡”。
11月14日，日军第17师一部和伪军第36师共5000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南新安镇、沭阳等地出动，向驻小胡庄、陈圩、张圩的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合围。新四军第3师第10旅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于内线坚持斗争，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10旅主力转移至外线。
日军合围扑空后，即在六塘河两岸反复“扫荡”，并构筑据点，修建公路，将淮海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块，尔后实行分区“清剿”。淮海区军民不断袭击敌人，分散坚持斗争，使敌到处扑空。经过1个月的反“扫荡”作战，共歼敌500余人，但根据地被日伪军严重分割，从而加重了坚持淮海区敌后抗战的困难。
在淮海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同时，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3旅各一部及伪军共6000余人，附以骑兵、坦克，在飞机的支援下，以淮北中心区的青阳（今泗洪县城）、半城为主要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4师主力，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根据军部指示和对敌情的判断，决心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袭扰、疲惫敌人；师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的合围圈，向泗县、灵壁方向转移，袭击敌侧后据点及交通线，迫敌回援；在敌回援或撤退时，则集中兵力，相机歼敌一路或数路，粉碎敌之“扫荡”。
11月14日，日伪军分别由泗县、盱眙、宿迁、五河等地出动，分5路向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青阳、半城合击。新四军第4师主力大部按预定计划先敌分路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击青阳、半城、双沟、鲍集、管镇，连连扑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则带领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并开展锄奸运动，逮捕敌探、汉奸；同时，破坏大小道路，不断打击敌人。
19日晚，日伪军大部兵力撤回泗县县城，仅留一部兵力在新关、枯河头等地。
23日，日伪军又分3路再次对青阳、半城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4师转入外线的主力部队，抓住敌侧后兵力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之大小据点；同时，在泗（县）灵（壁）公路展开破袭战，袭击泗县、灵壁县城，并在宿县以东地区摧毁日伪军据点20余处，予敌以沉重打击。
29日，日伪军大部撤回泗县县城内。
12月初，日伪军再次由泗县出动，订通泗县至宿迁公路，控制青阳、马公店、归仁集、老韩圩、金锁镇等要点，企图分割淮北抗日根据地。12月9日，青阳、归仁集、金锁镇的日伪军共1000余人，分3路合击朱家岗（今泗洪县北）。10日，各路日伪军在炮火支援下向驻守该地的第9旅第26团发起围攻。该团奋战终日，击退日伪军10余次冲击，歼敌280余人，迫敌撤退。
接着，第4师部队积极扩大战果。至17日，收复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重要城镇，拔掉了日伪军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的据点。新四军第4师历时33天的反“扫荡”作战，共作战37次，歼灭日伪军8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聚歼第4师主力和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保存了主力，锻炼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并使根据地略有扩大，对坚持淮北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战斗
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5师是一个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它长期受日伪和顽军的包围封锁，与兄弟部队隔绝，孤悬敌后。日军第11集团军为确保其武汉战略枢纽和九江、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的占领区，控制平汉铁路及长江中游航道，于1941年至1942年间，不断对鄂豫边区进行带有“清乡”，“蚕食”性质的残酷“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5师，摧毁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向新四军第5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反共军事进攻。在日顽夹击的严重困难形势下，新四军第5师与新四军军部之间的联络也经常中断，处于独立坚持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境地。
皖南事变后，为坚持鄂豫边区的敌后抗战，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2月2日关于新四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确定了坚持鄂中、豫南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鄂皖边的方针和任务。
1941年2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进入鄂豫边信阳、应山、随县、确山、桐柏、唐河、泌阳、罗山、息县、正阳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策应国民党军豫南作战，并恢复了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日军为保障其后方安全，于2日初出动日伪军共5000余人，“扫荡”襄西抗日根据地。襄西抗日武装灵活地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在敌人侧后袭击其周家集据点，歼灭日军1个排和伪军1个连。3月，日军又出动2000余人，“扫荡”荆南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6团与第8团一部跳至日军合击圈外，长途奔袭驻当阳半月山的伪军韩江陵部，全歼其支队部、机炮排、警卫排，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4月初，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下辖3个旅、2个地方游击纵队及1个警卫团，全师兵力计达15300余人。尔后，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一部继续东进抗日，开辟了鄂皖边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5月，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开始以较大兵力对鄂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起，日伪军3000余人，以分进合击手段，对安陆、天门、潜江及（黄）破（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修筑据点，公路，进行分割、“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河川、湖泊、港汉等有利地形，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止之敌，围困敌之据点。“扫荡”之敌不断遭到打击，被迫撤退。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一部，于6月在中共地方组织的接应下，深入武汉西北的汉（汉阳、汉川）孝（感策黄）脏地区袭击敌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厂敌之安全。8月12日，日军集中约1个旅的兵力，在飞机、汽艇配合下，分别由汉口、孝感横店、慑口、三汉埠等地出动，分13路对汉孝肢地区进行“扫荡”。该地区新四军部队迅速转移，日军扑空，随即撤退。鉴于这一地区距武汉较近，日伪势力强大，新四军难以坚持，遂撤出该区。
11月，日军集中3000余人的兵力，分9路再次“扫荡”陂安南地区，建立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全部占领该地。第5师以第14旅一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破袭战，坚决阻止日军筑堡修路，日军难以立足，被迫撤走。下旬，日军又集中2000余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筑堡修路、逐步推进的战法，对平汉路西侧安（陆）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针对敌之企图，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配合地方武装，不断袭扰、伏击日军，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日军到处碰壁，经过20余天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日军全部撤退。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5师决心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准备南进，该地日军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汉）川汉（阳）污（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1月1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诛儒山战斗，采取分路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伪定国军第1师第3团团部，尔后迅速撤离。
12月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由天（门）汉（川）湖区出发，再次向侏儒山地区伪军进攻，攻占侏儒山、将军岭和桐山头等地，当日军一部驰援时，即迅速转移。12月23日，新四军第5师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侏儒山地区伪军发起第3次进攻，一举攻占佛儒山，歼灭伪军1个营。尔后，第15旅在第13旅一部配合下乘胜追击，于沔阳打退日军数百人的增援和残余伪军的反扑。至1942年2月初，共歼灭日军100余人，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其第2师，开辟了川汉沔地区，使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1942年，日军为了确保鄂豫皖湘赣若干战略要地的占领和长江航道的畅通，加紧了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1月，日军第39师一部共600余人，由黄冈出动，对鄂东淋山河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第5师第14旅的后方，但遭到失败。
4月下旬，日伪军400余人“扫荡”大悟山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军第5师第13旅一部击退。接着，鄂中日军又数次“扫荡”京山、天（门）汉（川）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主力与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战，先后歼灭敌5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6月29日，日伪军2000余人，由团凤、仓子埠及新洲等地出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冈，肢安南地区“扫荡”、“清岁’，根据地军民奋战3天，毙伤日伪军430余人，迫使日伪军撤退。7月2日，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又击退了日伪军1个团对天汉地区的“扫荡”。
为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根据地，扩大其回旋余地，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
由于第5师在鄂豫皖地区独立作战，与新四军军部通信联络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建议，于7月21日决定第5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属新四军建制。
1942年9月，参加浙赣战役的日军第11集团军的部队返回武汉地区，即开始准备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日军开始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大“扫荡”，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鄂东，粉碎了日军对黄肢新街、四姑墩的“扫荡”；在鄂中、击退了日军对京山、应城、天门、汉川地区的“扫荡”；在鄂南，击退了日军对保福祠、谭家桥和龙角山的进攻。
12月，新四军第5师师部率5个团庄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日军为围歼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其第3师主力和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对大小悟山进行大规模“扫荡”。15日，日伪军于礼山、大小悟山周围据点集结，并在平汉铁路、河（口）汉（口）公路沿线建立据点，构成封锁线。
16日下午，日伪军分14路对大小悟山进行分进合击。新四军第5师及时侦悉日军的行动企图，即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趁各路日伪军尚在运动之际，分17路向安陆、应城和肢安南等外线地区转移。
17日拂晓前，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摆脱敌人，胜利地突出重围，转移至外线作战，接连袭击了黄安、黄陂、卫家店、花园、夏店镇等日伪军据点。日伪军合围扑空后，四处寻找新四军第5师主力，但不断遭到新四军第5师内线部队的打击，加之其后方安全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此次新四军第5师的大小悟山反“扫荡”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
18日，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重返大小悟山。
三、华中敌后军民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苏南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除进行频紧的“扫荡”外，还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清乡”，是日伪军运用其“总力战”来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种办法。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企图以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全面建立伪政权，最大限度地掠夺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大东亚战争”。
1941年5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掌管实权。随后，日军第13集团军由参谋长负责“清乡”，并成立该集团军“清乡”指挥所及“清乡”特务机关，直接指挥日伪的“清乡”活动。“清乡”，表面以汪伪政权及伪军为主，一切行政、治安、经济方面，多由汪伪方面出面，而实以日军武力配合与推动。日伪特别重视所谓”政治清乡”，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日伪在华中进行的“清乡”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清乡”前，首先在政治上实行动员，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以扩大“清乡”的影响，动摇抗日军民反“清乡”的决心；在组织上，训练特务、行政、警察、保甲、宣传、税收等各种专门的“清乡”人员，并在一些城市中进行“清乡”演习；在军事上，调集强大兵力，在“清乡”区外围地区增设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大包围圈，封锁、隔绝“清乡’区与外界的联系。
日伪“清乡”的种类繁多，其一曰“军事清乡”，以强大的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二曰“政治清乡”，重点是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其他抗战组织、团体，建立日伪保甲制度，严查居民及行人；三曰“经济清乡”，抽田亩捐，整理赋税，统制货物进出，严格控制经济；四曰“思想清乡”，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推行奴化教育，提倡复古读经，以封建迷信、颓废文学麻醉广大群众。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1941年2月17日下达的《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中提出，对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重要地区，应确立高度的治安。随着地方的安定和实力的加强，逐步将治安与行政交汪政权管理，做为基础地盘。为此，先从长江下游的小地区开始，取得成绩后逐步扩大。
根据这一方针，日军第13集团军与汪伪政权几经策划，决定在华中实行“清乡”，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在苏南进行三期“清乡”，达到逐步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其具体步骤是先以日军为主，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封锁线，切断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内外联系，进而反复“扫荡”，尔后以伪军、伪组织为主，进行政治、经济“清乡”，建立伪政权。日伪在江南第一期“清乡”的目标是苏常大地区，为此，首先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并依托城镇据点、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等进行巡逻，控制水陆交通，建立封锁线，构成包围圈、切断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战斗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将日伪这一动向误判为一般性“扫荡”，遂决定以游击战就地坚持斗争。
7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按预定计划开始对苏南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日伪军首先采取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清剿”，寻歼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主力及党政机关。继之，大量增设据点，并在据点之间以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同时派出大量“清乡”人员，逐乡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
日伪“清乡”开始后，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以主力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一”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出重围。8月下旬，第18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到苏中地区。
9月初，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的兵力，转向澄锡虞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期“清乡”。日伪这次“清乡”，强调“政治清乡”，并把“清乡”地区划分3种区域，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留在苏南坚持斗争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部队，接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至12月中旬，第18旅全部奉命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在新四军第6师第18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16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日伪据点30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28日，日军第15师及伪军各一部共3000亲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出动，“扫荡”溧阳地区。第16旅旅部在塘马由于对敌情不明，遭敌合击，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第16旅政治委员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第16旅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日军继1941年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期“清乡”后，于1942年春，以其第15师一部，对京沪路以北澄西地区实施第三期“清乡”；同时，对京沪路以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批毁苏南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四军第16旅。
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16旅在亨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澄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粉碎敌之“扫荡”，旅主力则分别向丹（阳）金（坛）武（进）、太（湖）隔（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由于反“清乡”、反“扫荡”相互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企图。
（二）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剿”斗争
日伪军庄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第三期“清乡”的同时，又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
1942年3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及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3路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南通地区进行“清剿”、“扫荡”。新四军第1师集中10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清剿”、反“扫荡”作战，以小部队迟阻日伪军前进，另以主力袭击日伪军侧后重要据点，于丰利坝、马塘、河仓堡等地，消灭日伪军800余人。
6月12日，日伪军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剿”。
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及伪军7个营共4000余人，首先完成海面和长江的封锁，接着完成从九龙闸至青龙港、从四甲坝至吕四的陆地上的外线封锁，尔后在封锁区内分块进行“清剿”，挨户搜捕根据地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群众骨干；同时，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进行经济掠夺和“反共和平”的欺骗宣传，企图以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围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于海滩地区。对于日伪军的“清剿”行动，新四军部队早有准备，第1师兼苏中军区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将后方机关事先转移，主力也适时跳出封锁圈，留在原地斗争的部队积极分散活动，袭击日伪军的“清剿”分队和指挥机构。6月2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2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第3师在陈家洋、海河、上冈地区，第18旅在江都、高邮地区，第2旅在盐城、东台、建阳地区，第1旅在泰兴、黄桥地区，同时对当面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汗破袭战，策应苏中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在1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新四军第1师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使日伪军的“清剿”遭到沉重打击。日伪军除留一部兵力在海门、启东地区巩固其占领区外，主力转向对苏中第3分区进行“清剿”，企图继续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
7月10日，日伪军共6000余人分别对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进行“清剿”，构筑据点，修筑公路，依托据点、公路进行分割、封锁，并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新四军第1师第1旅根据上级捎示，主力适时转移至“清剿”区外，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分散游击，坚持原地斗争，并组织强有力的便衣短枪队，插入敌后方，袭扰守备薄弱据点。
日伪军在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又于8月中旬转移兵力，准备对苏中第1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
9月25日，日伪军1500余人首先对江高宝地区的临泽以北进行“清剿”；继而于10月16日又转向对临泽以南、樊川以北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18旅根据第1师指示，于敌“清剿”前即将主力大部分转移，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但由于临泽南北均系水网地区，部队隐蔽、机动困难，而该地区地方武装数量较少，干部也缺乏应付艰苦复杂斗争局面的经验，因而根据地受到较大损失，基本变为游击区。
新四军第1师经过近半年之久的反“清剿”斗争，打破了日伪军消灭新四军第1师主力、变苏中为其占领区的企图。
为了进一步推行“清乡”计划，1942年12月1日，汪伪“清乡委员会”制定了《1913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要领》，除继续在苏南进行”清乡”外，将“清乡”地区扩展到苏中等抗日根据地。
四、坚持皖中、皖南抗战，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
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对皖中的无为和桐城以东地区进行“扫荡”，并于1941年3月上旬侵占巢湖以南盛家桥、黄姑闸等地，构筑据点，以控制淮南铁路。巢无地区完全成为敌后，坚持这一地区的新四军第7师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日伪手中夺回了巢湖、白湖以东广大地区，并陆续收容了皖南突围人员。从此，该师担负起来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南起青阳、绩溪，北至合肥、全椒地区的抗战任务。第7师即以巢无地区为基本区，在周围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游击区，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性抗日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到1942年初，初步巩固了巢无抗日根据地，井在桐城、庐江、白湖、含山、和县等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并一度与第5师打通了联系。同时，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分干部为骨干，先后成立了数支游击队，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方式，紧密依靠地方党组织，在铜陵、繁昌、芜湖、径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等地坚持皖南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春，新四军第7师继续巩固与发展巢芜根据地，坚持皖南、桐庐地区。4月，第7师以第56、第57团各一部进入含和地区与当地游击队汇合，成立了含和独立团。独立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辟了含和、江（浦）全（椒）游击根据地，并订通了与新四军第2师的武装交通线。至此，新四军第7师初步完成创建皖中、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第2、第6师联系的战略任务。
194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恨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地，打通了杭（州）雨（宁波）路。杭州湾以南、杭甬路以北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令苏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苏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浦东工委于5月派淤沪游击队第5支队等部共700余人，先后进入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简称“三北”）。10月成立三北总办事处，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至7月初，打通浙赣路全线，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派出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8月19日，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同月，成立“第3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第4、第5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井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8月初，进攻浙赣线和浙南的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在宁彼、绍兴及“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增调伪军第10师对该区的新四军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浙东斗争形势骤然紧张。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时发出指示，指出：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宜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利用各种矛盾，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组织和工作保持地方性、群众性，采取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党内、军内进行了动员，并调整了部署：以第3、第4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以第5支队分散游击，并开辟沿海地区及海岛工作，加强海上活动力量，力求保持从海上与苏中的交通联络。
10月初，第3、第4支队进入四明山区，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政权，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四明山地区的抗战局面。第5支队在“三北”地区配合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渔民、盐民工作，并争取团结了部分国民党地方游击武装，分化瓦解了部分伪军。10月上旬，日军“扫荡”“三北”地区，第5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杨葛殿、竹山岙等战斗胜利，歼敌数百名，巩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清剿”、“清乡”，保卫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1943年反“清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四节 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一、东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第5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开始分别开辟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3大队组织部队和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即遭密集火力射击，陷入包围，数次突围未成。
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从广州、石龙等地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3大队为避免硬拼而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50余人（含击毙日军营长长濑），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
6～8月，第5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6月17日，驻宝安南头日军约40人，向望天湖、游松进犯。第5大队1个中队在游松设伏，18日伏击由梅林坳、望天湖而来的日军，日军不支，逃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区，第5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迫敌撤退。8月15、16、18日，日军备以三四百人的兵力，连续三次进犯阳台山，均被击退。
1941年8月下旬起，国民党顽军不断进犯大岭山、阳台山，10月，大岭山被侵占。第3大队主力撤出大岭山，一部分到阳台山与第5大队会合，一部分由大队长曾生带到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11年4月，以从第3、第5大队抽调出的20余名干部战士为基础，新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郭大同仔政治委员，开辟广州外围以增城油麻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到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由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时的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其中第3大队从成立时的70余人发展到800余人，第5大队由30余人发展到600余人，新成立的增从番大队也从5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此外，武装民兵达1000余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华南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1。5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从沙头角、深圳、福田分三路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些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困在香港，12月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作好应变准备，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港）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立即与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研究营救工作，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际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武工队员首先把这批人上分批由香港送到九龙交通站。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茅盾、邹韬奋、戈主权等数十人离开九龙市区，通过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石龙抗日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被抢救出来，此外，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个人，国际友人近100人也被抢救出来，安全回到大后方。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1942年1月由香港到达东江地区，从1月到4月都在东江地区检查和指导工作，期间，他在阳台山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宣布：经南委决定，为了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5大队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3大队，惠阳地区部队编为惠阳大队，宝安地区部队编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部队编为港九大队。
1942年，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除了日伪军进攻外，国民党顽军第187师等部5000余人从1942年4月直到年底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特别是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阳台山、大岭山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被压缩在东莞、太平、宝安公路以西、珠江之间的狭长平原一带，肯水为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惠阳大队于1942年4月19日，在沙鱼涌击退了乘船登陆抢掠的日军。5月上旬，袭击了日军沙头角哨所和营房，并在沙头角至盐田之间的九径口阻击出犯之敌，击毙日军10余人。5月14日，驻横岗的日军出动近巨人经铜锣径到碧岭抢掠粮草，惠阳大队在铜锣径设伏，毙伤日军30亲人，毙战马30余匹。港九大队在港九地区袭扰日军，曾炸毁九龙铁桥，并惩办汉奸、特务，消灭土匪，打击了日伪气焰，保卫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港九大队还组织海上游击队，以打击日军“海上挺进队”。
8月15日，海上游击队首战大鹏湾黄竹角海面的日军“海上挺进队”，经两小时战斗，击毁敌机帆船3艘。接着，他们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截获数艘满载军用物资的日军运输船。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积极出击日伪。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于5月2日夜袭宝安福永伪军据点，全歼伪军60余人。5月26日袭击沙井伪军，毙伤俘伪军70余人。7月19日夜袭乌石岩东北伪据点公明圩，迫使伪军撤走，从而使东芜、宝安广九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26日，夜袭黄松岗伪军麦永中队，俘伪军28人，12名伪军投诚，残酷迫害民众号称“麦老虎”的伪中队长麦永被击毙。此外，第3大队、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独立第2大队等亦积极出击日伪，取得了重大战果。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1943年l～11月，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步枪500余支；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日军为了发挥香港和广州两个中转站的作用，1943年11月1日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战役。这个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并占领了广九铁路；第二阶段，为巩固对广九铁路的占领。从11月18日开始，日伪军9000余人，对广九铁路西侧的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大扫荡”。11月18日晨，日伪军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桥头、太平等据点出动，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围攻大岭山区，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余公里的大岭山区。抗日游击总队坚持到黄昏后分三路突围，转入外线斗争。日军包围扑空，对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烧杀抢掠后，不得不停止“扫荡”。此后，主力大队返回宝安阳台山，第3大队仍在东芜地区坚持斗争。日军接着将“扫荡”重点转向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1月22日、12月4日先后备以500余人的兵力进犯，均被击退。此后，日军主力他调，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1943年12月2日，在惠宝人民抗日总队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5、惠阳、宝安、港九、护航等7个大队。
二、珠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冬，日、伪军3000余人“扫荡”番禹南部大石、沙湾地区，吴勤领导的广游2支队转向顺德，以西海力中心开展活动。1941年上半年，部队整编为1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共约200人。同时，在西海成立了南（海）番（禺）顺（德）抗日自治委员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游杂武装共同抗日。
1941年夏季开始，日军以伪军李朗基部2000余人进驻西海外围的三善、古坝、碧江等地，对西海形成包围。西海地区是平原水网地带，回旋余地小，不利长期坚持。为打破日伪包围，7月底，中共南顺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从广游2支队抽调一部，转入中山县五桂山，与当地抗日武装谭桂明部结合，开辟五桂山根据地，以与西海相互呼应，并解决经济上的困难。10月5日、15日，伪军对西海进行两次试探性进攻，均被广游3支队击退。10月17日晨，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大举进犯，广游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西海既设工事阻击与消耗敌人，下午趁敌疲惫、准备后撤时，集中兵力突然实施反击，伪军陷入包围，争相逃命，被击毙击伤和落水溺死者甚多，残敌逃回原据点。此战，被称为“西海大捷”，毙伤伪军300余人，俘伪军300余人，缴枪300余支（大部分轻重武器被伪军逃跑时丢进水里，无法打捞）。
1941年底，日伪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将西海的房屋烧掉70％以上，广游2支队及时转到外线，使日伪消灭游击队主力的企图落空。此后，日伪从禹南、大良等地抽兵，再次对西海形成包围和封锁。日伪策动与广游2支队保持统一战线关系的林小亚部，于1042年5月7日暗杀了广游2支队司令吴勤。吴勤牺牲后，林铭云接任广游2支队司令员，中共广东省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任政治委员。此后，广游2支队为扭转局面曾主动向敌进击，并攻占若干敌伪据点，但终未能打破日伪的包围与封锁。至10月，西海周围村庄大部被敌侵占，形势急转直下，11月，广游2支队除留少数人员在西海坚持斗争外，主力被迫撤出西海，分向禺南、南番顺边、中山转移，分散活动。
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则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汇合后共同斗争，到1943年初，部队发展到300余人。
1943年1月，中共广东临委、军政委员会在九龙沙头角乌胶腾村召开会议。会后罗范群回到珠江三角洲后，于4月在禺南召开珠江区高千会议，成立珠江指挥部，以林锵云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以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并确定重点开辟中山五桂山根据地，以五桂山根据地为中心向平原发展，10月间，由于五桂山根据地已基本巩固，而珠江指挥部在禺南的秘密活动中心业已暴露，珠江指挥部乃迁至五桂山。到1944年1月，中山五桂山根据他的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为统一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领导，1月23日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三、海南岛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副司令兼保7团团长李春浓率保7团及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中共琼崖特委、独立总队领导机关驻地澄迈县东南美合根据地进攻。中共琼崖恃委、独立总队被迫退出美合，东返琼山、文昌老区，并反击了顽军的新进攻，但受到相当的损失。在对顽军斗争的同时，独立总队积极对日伪作战。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上设伏击毁由美德村开出的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战给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以有力打击，翌日夜间敌仓皇由美德村撤退。
1941年5～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澄临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经过一年的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恢复和发展到年底的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万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
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据点大量增派兵力，同时派部队深入琼文根据地内修筑公路和据点，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独立总队在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此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内线斗争外，主力挺出外线。于是，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文昌县的昌洒，独立总队部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转移到琼山的演丰，随后均迁到澄迈的绿现山；第1支队第1、第2大队西渡南渡江，和第3大队会合，向澄迈、临高、儋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
琼崖特委还确定创立定安内洞山中心根据地，为此将挺进到琼东的第2支队第1大队和原活动在定安的挺进支队合编为第5支队，以陈石为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5支队进入定安地区后，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无法立足，最后1943年夏到澄迈绿现山与总队部会合，第5支队番号取消。
日军在对琼文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告一段落后，于1943年夏秋间，将“扫荡”重点转向储县、临高、澄迈地区。独立总队根据琼文根据地的经验，在日军刚向儋、临、澄“扫荡”时，即采取“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4支队主力及第1支队第2大队向儋县之大星、南辰、大成、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经月余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此后，海南岛敌后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占领区，并在长期争夺、逐步巩固的目标下，于1941年起把单纯的军事进攻扩大力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经过几年的反复争夺和经营，日军在华北、华中等占领区内，修筑了许多交通线、封锁线和据点，增强了日伪军的军事控制。对抗日游击区，日军采取渐进的“蚕食”手段，不断扩展军事力量，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边沿向前推进。对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以军事“扫荡”、“清剿”为主，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赖以持久坚持的人力、物力。
此外，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压力的逐渐减轻，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方面日趋消极，而反共活动却日趋活跃。从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井继续以凡十万军队对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出现困难局面，加之各地连续发生自然灾害，1941年至1942年华北敌后根据地物质困难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仍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频繁不断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至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军事上加强对敌斗争，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以此指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一节 实行减租减息及开展大生产运动
一、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农村土地问题，广泛发动和团结农村各阶级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政策。制定减租减息政策的基本考虑在于，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广大农村社会构成抗战的最基本的力量源泉，而农村中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加强了农村阶级间的矛盾，致使广大农村中蕴藏着的抗战脑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只有消除封建压迫和剥削，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才能发动广大农民去从事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
同时，抗日战争又是涉及全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的是凶恶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广泛的、包括各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抗战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解决广大贫苦农民面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到农村中其他群众的利益，在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以团结他们共同参加民族解放战争。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逐步贯彻执行。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实行最早的是晋察冀边区。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后，即提出了“二五减租”、“一分利息”的口号，并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后，减租减息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至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北岳区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冀中区的大部分县和平西区中心区的涞水、涿县等数县也先后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根据地创建之后。各地也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1938年6月后，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惜粮反霸斗争。
但是，由于这时是根据地的初创和发展时期，广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部分旧政权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减租减息政策还没能得到广泛的贯彻执行。另外，减租减息的工作极其复杂。各地缺乏经验，所以，除晋察冀边区外，其他各根据地都还未能制定出一套贯彻执行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减祖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开始进入普遍贯彻阶段。
这个时期，日军的主要兵力已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敌后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由大发展转向了以巩固为主。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必须立即实行减租减息，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应。此后，各根据地大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具体政策，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0年2月1日，普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据1940年夏季的统计，边区一般的地租约等于农民总收获量的20～25％（冀东区尚未实行）。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成立，下辖3个行政公署，共有15个专区，115个县；使边区建设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冀太联办”在其《施政纲领》中统一规定“二五减租”，”算利率不得超过一分”。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1941年9月1日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切实实行减租减息，减租一般以二五为原则减息减至一分半为标准。”[河南省财政厅、河南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1）。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同年11月5日，又正式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统一了政策，大大推动了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
1940年12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开始施行《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1分5厘（即15％）。截止1942年初，莱芜地区减租245589斤，减息47009。2元；泰安减祖4127斤，减息8454。15元；博山减租28285斤，减息381。01元；鲁南的沂蒙有2/3地区实行了减租。
鲁南、湖西、胶东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曾出现“左”的偏向，一些地区的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把减租减息变成了没收土地和废除债务。为了解决这种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左”倾偏向，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反复强调了减租减息的统一战线性质，井对各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要求“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各阶层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中共中央对以往减祖减息运动作了详细的研究总结，于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
《决定》高度评价了减租减息运动在巩固抗日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指出：抗战以来，凡是减租减息搞得好的地区，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反之，抗日根据地就经不起敌人的“扫荡”，成为软弱无力、无法巩固的地区。《决定》重申了“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并强调，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阶段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这三点是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2页。]
中共中央还在《决定》的附件中明确了关于地租、债务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规定，从而使党的减祖减息政策进一步完善。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各根据地党政部门制定和修正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第二次修正了减租减息条例，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
1943年10月2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密切协同，具体分工，分明责任，划清范围，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确定不同重点，总的要求放在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方面。边区政府的指示发出后，各地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北岳区重点对已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逐村逐户复查，力求彻底执行。各专区开办了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为中心的干部训练班。晋西北行署于1942年9月20日正式颁布了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先以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1933年以前的债务，本利一律停付，1933年至本条例公布前的钱债粮债，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1943年9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领导。1943年冬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1942年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5月15日，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规定公私租佃的土地，均须实行“二五”减租。同时公布了借贷暂行条例，实行分半减息。7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减祖减息当作中心工作去抓。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4个区的不完全统计，1942年一年减租户数为18284户，减租地数为393482。7亩，减粮6207283斤；减息户数为151户，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934。8元。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0月11日修正公布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共有10章98条，其中对地租、债息等作了详尽规定，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辟较晚，为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中共华中局依据中央1942年1月28日决定的精神，于同年5月17日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利用参议会讲坛，通过群众会议和报纸、杂志、标语、歌曲、戏剧等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实行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的时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
第二，减祖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在减祖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减租减息促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和开明士绅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1940年8月的报复“扫荡”中，仅晋中6县就被杀1600余人，烧了房子3万余间，平定、昔阳、寿阳3县，没有一个村庄不遭日军烧杀。有200多户的寿阳辅增村，经烧杀之后，全村不见人影，荒草没人，原来的800多村民仅剩下64人。
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一县人民被杀者即达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1/16，房屋被毁14万间，牲口被抢走7000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昔阳、涉县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农具3700余件（5个县的数字），抢走牲畜1300余头。除军事进攻外，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页。]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当时各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由于农民占整个人口的80％，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环境，抗战所需之物力、财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此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其他生产事业。
2。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五种：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除对地主经济要限制其剥削外，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发展。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3。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与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都很分散，交通又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经营方针和政策方面的统一领导原则下，必须让下面分散经营。
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农民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应该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一切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通过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70％，194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困难的情况下，向农业投资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贷款158万元，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亩。此外，还发放植棉贷款。边区政府的措施使1942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148万石，比1941年增加2。78万石，棉花增收43。5万公斤。
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之后，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促使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增产。
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均超过了180万石，1944年公营、私营和家庭纺织业共织布16。2万匹，其中家庭纺织业占11万多匹。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各留守部队生产成绩最为显著。
1941年3月，第359旅等部队响应中共中央实行屯田政策的号召，分赴南泥湾、大凤川、槐树湾等地屯田生产。第359旅进入南泥湾的当年，即开垦荒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该旅官兵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为96。3％和90。2％；1943年，该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在自给有余的同时上交公粮近万石。1943年，全旅共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实现了“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当年全边区的部队共种地20万亩，收细粮3。1万石，开办工厂作坊89个，商店74个，经费自给率最低的也达到了51％。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蚕食”，1941年至1942年间，根据地巩固区大为缩小，生产生存条件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根本扭转边区经济的困难，1941年8月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迅速建立起边区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抗战经济，指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粉碎敌人经济毁灭边区的唯一保证”，“是坚持敌后独立抗战的唯一保证”。会议要求普遍团结组织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力量，活跃发展边区生产，在大力发展农林牧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同时，适当提倡种植工副业生产所需之经济作物棉、麻、油等，大力提倡和奖励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适当发展采煤、冶铁等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以解决边区必需品自给自足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的领导组织下，1941年至1943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1056道，凿井1309眼，可浇地19万余亩。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可提高亩产10～15％。1943年，全边区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竞赛运动，以“组织劳力互助，解决人力畜力困难”，“普遍锄三遍”，“定户计划、提出奋斗目标和季度管理措施”等三项内容为中心，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民用工业方面，1940年9月边区政府民用工矿局成立后，3年中共建3个煤矿和皮毛、皮件、造纸、农具、瓷器、炼油、纺织等7个直属工厂。在自制各种机械和农具，提炼煤油、润滑油，自制纸张、电池、油墨、肥皂、酒精以及皮毛染色、纺毛染毛织毛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并推动了边区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开展更是具有群众性的广泛基础，仅北岳区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就有各类纸厂数十家，月产纸可达数百万张；各种油坊近200家；纺纱织布的妇女有近4万人。在军工生产方面，边区军事工业在创建初期仅能简修枪械，复装子弹。
1941年后，自力更生试制出无烟火药和黄铜弹壳，可以完全自制子弹。
以后又成功试制了“硝化甘油炸药”和“硝铵混合炸药”，以及雷管等。到1944年，边区军事工业已发展到月产捷克式步马枪100支，掷弹筒65个，枪榴弹223个，硝酸炸药1340斤，无烟火药500斤，黄药手榴弹1万枚，七九子弹1。9万发，复装子弹3万余发，基本满足了边区部队的弹药需求。
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全力动员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组织和帮助群众普遍制订生产和安家计划，通过贷粮贷款扶助群众恢复和兴办水利事业，大搞纺织、运输和家庭副业生产。
1942年全边区发放农业贷款1657万元，1943年又发放9570万元，增加近5倍。
1943年边区政府在太行区东线一次就发放纺织贷款180万元。1943年冀南区贷出麦种50多万公斤。边区各级政府的扶持，使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晋东南地区在1941年共计消灭熟荒地4。37万亩，新开荒地3。37万亩，修滩地1300余亩，连同其它数目在内，约扩大耕地面积10万亩以上。此外，变旱地为水地2。6万多亩。环境最恶劣的冀南区28个县在1943年也扩大耕地8。9万余亩。1942年全边区共开垦荒地40万亩，水田6万亩。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最显著的是纺织业，至1943年上半年，纺织人数已达6。49万余人。彼称作“模范纺织村”的武安柳家河村，组织了21个纺织小组，共105人参加，占全村妇女的90％以上。全村120架纺车，45架织布机的响声昼夜不息。在边区造纸业的发展方面，职业教育家刘彩章先生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在太行实业总社漳北造纸厂进行各种纸张的试制工作，成功地生产出仿报纸、仿油光纸、马粪纸、牛皮纸、拷贝纸、复写纸、蜡纸、图画纸等8种。此外，毛织厂、卫生材料厂、玻璃、肥皂等轻工业厂，也象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并大力帮助群众生产。山区部队以自给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为目标。
1943年3月，朱德警卫团开上积雪的左会高山，展开了生产大竞赛。冀鲁豫的部队、机关组织了全部畜力到灾区助耕。冀南地区在敌人的掠夺下耕牛奇缺，当地八路军就帮群众拉犁，成为“光荣的耕牛”。部队还组织了许多打井队，到处帮助群众打井。在部队帮助下，1943年仅冀鲁豫区就打了8000眼水井，冀南亦打了数干眼水井。从1943年起，晋冀鲁豫的许多部队已作到全年蔬菜和3个月粮食的自给，食用油盐、肉类、日常办公、杂支等费用，大部分靠自己的生产所得予以解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在晋西北根据地，194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了生产运动。行署颁布了《奖励垦荒办法》。当年，晋西北共开垦荒地30余万亩，扩大灌溉面积3万亩，增产粮食4。5万公斤。棉、麻、禽、畜都有所增加，工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纺织生产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军区部队总共开荒6万余亩，种菜1300余亩，军队办的工副业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17个月未发津贴，全靠自力更生解决。
1942年，全区开荒达60万亩，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纺织业年产棉布达50万匹。
山东根据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从1941年起逐步展开生产节约运动。机关部队首先行动起来，生产自给解决了部分经费，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1942年，山东根据地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节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根据地政府为发展生产，对个体农户实行组织起来，发展变工互助，调剂劳动力，及时发放农业贷款，规定本币发行数的1/4用于农业贷款等措施，积极扶持农业生产。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全区部队以“三人开荒一亩，解决十天半月粮食”为口号，积极在战斗间隙从事生产劳动。
1943年，山东部队靠生产收入的平均自给部分占全部经费的12％。如按经常经费计算，鲁中区自给51％，滨海区自给52％，直属机关自给61％，在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织下，山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成绩显著，到1945年以前已有公营工厂88个，群众性纺织生产已有纺车50万辆，织机8万架，年产土布20万大匹，其它必需品也基本自给或大部自给。
在华中，1942年2月制定了《关于发展华中各根据地生产事业的决定》，要求各地颁布垦荒奖励条例，发展农村手工纺织，提倡造纸、制皂及各种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保障喂猪、养鸡、养鱼等农村副业的发展。按照华中局指示，华中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就生产运动作了具体规定。苏中区强调生产建设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上面，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应以发展家庭企业与手工业为基本目标。华中各根据地还纷纷制定了关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条例、办法。1942年9月，盐阜区制定的垦荒条例规定：开垦公荒自放垦之日起5年内免除赋税；私荒业主如无力开垦，由政府限期由业主开垦或由政府招人开垦，私荒所有权仍归原业主，但开垦者享有永佃权；开垦生荒者3年内不纳租税：开垦熟荒当年受益者，仅缴5％的地租等等。同年，盐阜区还制定了私人纺织奖励办法，规定：纺织厂一律兔缴营业税及产销统税，所需之原料如在盐阜区外采购者，一律免征进口税；纺织厂可在当地组织手工纺织生产小组和合作社，当地政府必须予以一切帮助；纺织厂产品如滞销，由政府负责收买；政府对纺织生产成绩优秀者给以低利贷款助其发展。为贯彻中共中央《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发放春耕贷款3000万元法币，作购买耕牛、种子、肥料之用。
1943年，鄂豫边区新四军部队开辟襄南后，修建了金家拐、马颈项两大堤，保障了襄南、江、潜、监、沔等县农民的生存，受益田达100万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事业取得很大成绩，不仅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基本满足了根据地军民日常必需品和作战的需要，甚至有些轻工产品。如鄂豫边区生产的香烟还出口直销武汉地区，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器材、机械及医药等物资。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巩固根据地人民抗日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二节 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执行“精兵简政”政策
一、“三三制”政权
为着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
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同年3月11日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团结到底》的文章中又反复强调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使之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最早的地区。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策提出后，边区就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和鄜县（今富县）等新区首先实行“三三制”。
1940年4月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份”，“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依此精神，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先后经过民主选举，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边区党和政府在上述地区试行“三三制”的基础上，决定在全边区普遍推广。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从此，边区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因为选举运动的中心是要贯彻“三三制”，所以被称作“三三制选举”。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于5月1日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包括边区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当选的共产党委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由于1941年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了1/3，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合于“三三制”的要通过共产党员退出，由党外人士增补的办法进行调整，随后又于9月1日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这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到1942年底，“三三制”在边区已经彻底实现。
1943年，陕甘宁边区在全面检查边区落实“三三制”政策时，着重于“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工作。
1943年3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巩固三三制”的口号，并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制度上作出了一些必要规定，以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为了贯彻“三三制”政策，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7月至10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建政运动。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97个县1500万人民普遍动员起来，参加区、县、边区的三级选举，平均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这次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以及边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次选举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共中央“三三制”的精神，非党人士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据统计：5个专区19个县的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的比重下降至55。3％，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44。7％。在一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如完县、建屏、唐县、定襄等县的县议员中，非党人士分别达到65。8％、64％、60。3％和63。63％； 4个专区13个县4749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重占47。84％，其他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52。16％。
1940年民主大选后，晋察冀边区的县、村两级基本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脖全了民意和行政机关。但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中尚未来得及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
1943年1月15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圆满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推选的参议员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些与会的288名参议员中，因日军“扫荡”、封锁，冀中、冀东等斗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但从北岳区来的240名代表中，党外人士100余人，占近50％，比1940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2倍多，比例增加近30％。在所有代表中，共产党党务工作者占14。2％，国民党党务人员占3。8％，政府人员占13。5％，军界代表占6。6％，民运领袖占12。8％，商界和文教界领袖占1。4％，少数民族代表占3。1％，妇女代表占5。6％，地主士绅代表占17。4％，学者名流代表占18。8％。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及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的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36。2％。此外，还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边区最高权力机构。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以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常设监政机构边区参议会驻会办事处，以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等。选举结果，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2人，不足1/3，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2/3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
第一届参议会后，晋察冀边区的党和政府进一步号召“贯彻‘三三制’原则精神和实质到各级政权建设中去”。边区行政委员会要求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集中力量对专区以下各级政权组织进行整理，对还没有做到“三三制”或形式上落实了，但实际上未能发挥“三三制”政权作用的地方政权，普遍采取组织调整和聘请各阶层知名人士参加等弥补措施。在检查整理的基础上，边区1943年度的村选工作普遍在春季完成，县级选举在8月基本完成。各级村政权较好地落实了“三三制”建政原则，县议会和县政府的人员构成也基本实现了“三三制”的要求。1943年8月20日的晋察冀日报评论说：这是“三三制政权真正辉煌的胜利。”
晋冀豫根据地在以往政权民主建设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将建立和健全“三三制”政权的工作，作为1941年的中心工作。
1940年12月，“冀太联办”召开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讨论了农村政权的建设问题，要求1941年上半年在根据地普遍进行村选运动，完成村政权的民选，在下半年完成区级政府的民选。
1941年1月，根据地中心太行区的村选运动逐步展开。许多村庄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80％以上，有的高达90％至95％以上。许多地方为新当选的村长披红戴花，举行各种庆祝会，庆祝民主政治的胜利。
华北的抗战形势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要求，急需在“冀太联办”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边区的政权领导机构。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在抗战四周年时，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从4月开始，选举参议员的工作全面展开。选举采用竞选方式，各党派、各界、各团体均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各自的政纲参加竞选。候选人的比例严格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提出，共产党员人数都控制在1/3以内。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由于将鲁西33县划入，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参加大会的参议员共133人，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46人，占1/3。选出临参会驻会委员14名和正副议长，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选出了边区政府委员15名，其中共产党员占1/3强一点。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以后，边区政府抓紧在各级政权中贯彻落实“三三制”建政原则。边区临参会参议员返回各县，宣传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意义，介绍临参会上发扬民主、自由讨论的情况，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运动。在根据地的腹心区的辽县、黎城、武乡、和顺、榆社、平顺、偏城、邢台等县，经过村选，建立起真正符合“三三制”原则的村政权。如3专区武乡、榆社、襄垣3县598个村政委员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地主占6。5％。这种普遍的“三三制”政权，从政治上调整了各阶级的关系，使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发出后，11月12日，中共山东分局在总结前一时期政权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的民主建政工作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确认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政权建设上“贯彻民主政治，实行‘三三制’，是党对统一战线政权最具体的真实政策。”“我们今后检查各地党领导政权工作之正确与否，主要的尺度之一，就是看你们是否正确的实现‘三三制’政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2页。]
1941年7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提出在山东根据地开展十大建设运动，其中第一项就是“建设真正进步民主的抗日政权”。为此，山东分局要求：普遍实行自下而上的定期的民主选举运动，健全村政权，广泛动员选民参加选举；候选人名单要经选民详细讨论；候选名单与选举结果必须符合真正的“三三制”原则等。山东分局十大建设的号召发出以后，山东各地普遍掀起民主建政的热潮，通过选举对各级政权进行了改造，完善了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系统。这一时期，按照“三三制”原则，在胶东建立了8个县政权及西海专署、胶东主署；鲁中建立了7个县政权及沂蒙专署；滨海建立了4个县政权及滨海专署；清河建立了2个县政权及清东、清西、清中3个专署和清河主署；冀鲁边建立了齐河县政权及2个专署；鲁南建立了1个县政权；湖西也建立了专署。合计建立县政权23个，专署9个，主署2个，使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华中地区。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就建设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发出指示，强调：“根据地的建立政权问题，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应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7辑，政权建设专辑（2），第1页。]
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纷纷展开民主建政工作。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经1941年的政权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
1942年，苏中区按照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关于政权建设的决议和苏中行署第一次县长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健全“三三制”政权。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如海安的韩国钩、黄桥的朱履先等人。共产党员只占1/3。至当年底，苏中已有半数以上的县及3O 个区成立了参议会。在苏北的淮海区，1942年5月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选聘的229名参议员中，包括了各阶层的人士，其中：军队25人，地主士绅48人，工商业主15人，教师22人，青、妇、工人48人，农民40人，其他31人。工农成份、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大体依照“三三制”分配。在淮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0名，内有士绅50名。
1941年9月，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井于翌年5月一届二次临时参议会上通过了政权工作的各项法令和决议，深入贯彻“三三制”，县、区、乡的政权均通过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鄂豫边区为推动各县的民主政权的建立，1941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7人，共产党员占32人，大半为士绅中间人士，大会根据人民的公意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选举成立了边区统一的行政领导的最高机关——边区行政公署，通过了组织参议会，召开县代表大会民选县政权等重要的民主建政议案。同年10月25日，鄂豫边区党委关于政权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总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执行情况：边区行署3名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1人，占1/3；执行委员21人中，非共产党员为18人；县级政权中，科长以上干部党员1/3多一些，科长以下干部中实现了“三三制”比例。1942羊3月22日，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鄂豫边区召开了首届民选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经过3次基层选举，再由边区总选举产生的边区最高民意机关。到会的正式代表126人中，兵产党员47人，占37。3％，其余都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开明士绅、资本家以及工、农、青、妇代表。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扩大抗日民主运动，健全各级民主政权机构，实行普选及村代表制，并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之‘三三制’。
为保证共产党员参加各级竞选之候选人名单中及政府机关中不超过三分之一起见，同意共产党员如超过三分之一时，其超过者自行退出。”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按不同情况，对各地乡村基层政权自下而上地进行选举，实行民主改选，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吸收抗日分子参加政权。在县以上召开参议会，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的各级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在政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从政治上调节了根据地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团结，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敌后抗战渡过极端艰苦的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政策是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为减轻人民负担，切实爱护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的。李鼎铭等的提案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槽兵简政主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故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申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指示具体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己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军委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军委认为：在前一段根据地建立时期，主要着眼于主力军的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比。同时，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
晋察冀边区在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边区的面积、人口急剧减少。1941年底，北岳、平西、冀中3个基本区的人口已降至800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只有近500万人。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5％。
边区人民1941年税收负担平均较1940年增长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在敌后的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边区从1942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边区八路军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总数的14。3％上升到20％，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精简了24％，减少8000余人。但精简后的边区脱产人员总数仍超过中共中央关于占人口总数3％的比例。
1943年和1944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党政民机关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裁撤重迭机构，加强一元化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第一线，特别是游击区、边缘区基层政权和组织独立斗争能力等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1942年的2000余人减至500余人，精简了75％。边区各级政权人员结构比例变为：边区政府17。07％，专署14。33％，县32。73％，区35。87％。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大大充实了区、县两级基层政权。边区的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归并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从而使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的总数大幅度减少。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3营12连制甲种团，编制名额2770人）一律改为小团，每个团辖5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侦察连；撤销第12军分区，所属部队分别划入第11和第13军分区；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8月撤销），其所属5个军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此外，还撤销了一些部队。
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部分部队、学校等外调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边区总人口3％的目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其中的太行区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根据地。在这里集中驻扎着大量的领导机关，不仅有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以及第129师师部和直属部队，而且有领导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其直属机关。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各种机构不断扩大，非生产人员不断增加。到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各种庞大的组织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领导机关集中的大行区共有人口180万人（包括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人，地方干部2万余人，脱产干部中又以上层机关为多，“鱼大水小”、人民负担较重的情况较为突出。
为解决这一矛盾，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展开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为了精确计算民力、物力，以确定根据地所能负担的脱产人员数量和支持抗战的能力，边区党和政府发动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研究，井据此制订了合理的简政方案。边区政府简政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整合并行政机构方面，确定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多减事务人员的原则。边区政府决定，除本身统一各部预算和事务工作，减少杂务人员、马匹，归并其他机关，减少人员48％以外，还决定专署兼理所在地的县政，如和西、平顺、涉县、沙河各县均由专署兼理，县政府亦可兼理所在区的区政；小县可改为区，或2县归并1县，或由一方兼理，如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武南磁县归并为武磁；各县并可依照不同情况，划分为甲、乙、丙、游击四种不同县份，配以不同编制比例的工作人员；对于区，则酌量归并以减少原有区数的40％为标准；对于村，则采取联合村等形式。经过此次简政，边区的机构和脱产人员大大减少，仅太行区县以上工作人员即减少了18％，节省经费38％。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第129师在“精兵简政”中起了表率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前，第129师就根据斗争需要进行过精简整编，把师后勤部门合并于八路军总后勤部，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连队，师部抽出250多人到第385、第386旅。接到中央指示后，第129师把“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师部决定：精兵建设从师直属队开始，由上到下，层层落实。1月7日，刘伯承师长向直属队作《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动员报告。1月15日，师部发出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确定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充实战斗连队的原则，对主力军、军区及地方部队的精兵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第129师从师部开始，调整编制，缩减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武装和地方武委会中，以加强地方武装；抽调一批干部去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经过精简整编，第129师师直由29个单位减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包括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人。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特地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继续深入，边区政府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第129师师部合并办公，此外，各级党政军机构也进一步合并紧缩，大批干部由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经过两年的努力，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成绩显著，全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只占人口的3％以下。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也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
1942年，山东分局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成立“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各地的精简问题，并直接领导、督促、检查该项工作。同年9月9日，山东分局作出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各地“打破一切借口，无论如何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提出党政军民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百分之三（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二，党政民学不超过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某些山区或工作薄弱地区应少于这个比例。各地党政军负责机关应立即清查自己根据地人口（游击区除外）及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员总数，超过中央所规定比例的，立即重新精简下来，重新予以安插。”并决定“以后经济、粮食的预算决算一律以合乎这比例的数目为根据，超过的一律停发经费与粮食。”[山东省档案馆等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942年至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机关的人数由1942春的180余人减至不足50人；八路军第115师师直（包括后勤、医院、工厂）减为1200人，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产生了根本变化；山东军区连同司政各部机关、警卫、电台及勤务人员减至200人；鲁南、鲁中军区均精简了2/3。
精简后，胶东地区脱产人员由10万降为6万。除鲁南脱产人员超过3％以外，山东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均降至3％以下。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12月下旬起，即展开“精兵简政”工作。
至1942年3月，晋西北军区第一次精简整编结束，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000余人减至35000余人。旅、纵队以上机关人数与团以下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 1。7改为1：2。晋西北行署也于1942年3月试行简政工作，按裁减缩并原则减少了部分马匹和勤杂人员。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成立后，再次部署进一步“精兵简政”。
1942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于会议，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并调整军分区区划。全部主力军应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原则。随即，晋绥军区部队实施了第二次精简。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贝由9151人减至3580人，其中军区、军分区两级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4人。军区部队主力军由30000人减至25000人，地方武装由6520人减至5000人。同年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依据简政原则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调整：3、4专署合并为3专署，岚县划归3专署；5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5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5、9地委合并为5地委，朔具划归5专署；7、8地委合并为8地委等。机关人员由15000人减至7000人。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就华中“精兵简政”问题写信给陈毅，指示说：“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942年9月，华中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应以精简为冬季工作的中心，分三期实施“精兵简政”。
第一期为政治教育和动员。各地党政军自上而下地进行教育，使之了解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目的、意义；
第二期为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发动地方党政和部队广泛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各自的执行方案，订出自己“精兵简政”的具体计划；
第三期为确定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精简计划。
通知还提出：“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减少大批杂务人员马匹及伙食单位，……”[江苏省财政厅、档案馆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3页。]
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的部署，先后进行了“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三节 开展整风运动及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团结大大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入，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的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井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会议还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六届六中全会后，为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刘少奇等先后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共产党员修养》＜1939年8月＞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先后于1940年1月3日和2月15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重要工作地位上，各根据地均应以加强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目的，办理党校。
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核心组有40多人。
其他地区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学习。为了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了半年多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供党的干部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学习进行了4个月后，为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指出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主要在于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并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从组织上采取了推进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措施。要求延安和外地的各重要地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一些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为范围。并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其它问题。
经过整风学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中国革向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作好了充分准备。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朗转入全党干部党员普遍整风时期。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被列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普遍整风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普遍整风时期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共进行了1年又8个月。
1942年4月3日，在前两个月普遍发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整风运动进入整顿学风的学习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目的，重点在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各地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也建立健全起来。
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
1942年8月，各地的整风运动相继进入党风学习阶段，着重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学风学习着重端正思想方法，党风学习着重解决组织路线，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广大干部在党风学习中，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了进一步的领会。在党风学习过程中，中共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过党风学习，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大量存在于党内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违反党的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干部的党性意识。
194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整风运动转入文风学习阶段，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各地各单位和每个党员干部检查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和宣传等工作中的党八股作风，尤其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以求更贴近实际，更贴近人民群众。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单位按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于6月底作出总结。总结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检查工作，对普遍整风时期的学习作出总结，每个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总结。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全党公布实施。
这个文件对全党的整风学习，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这一文件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普遍整风时期的结束。
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起，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此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参加这个时期学习的高级干部比准备时期大大增加，中央书记处把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供学习用。在此期间，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党的全部历史，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个全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中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
1945年4月2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正式的结论，达到了统一全党认识，巩固党的团结的目的。
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然后，又把整风运动转到党的高级干部路线学习上来。按照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使整风运动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在全党普遍提高了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端正了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总之，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教育和建设运动，它为领导根据地军民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二、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根据地的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根据地孤悬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这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上存在许多协调配合不够，步调不一的现象。
随着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为了适应严酷的战斗环境，统一和强化各级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所说的统一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和大政方针上的领导，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决定》规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份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下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在明确了各级党委的最高领导地位及其工作范围后，《决定》进一步规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
《决定》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436页。]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指示》，提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7页。]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并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为保证党务与各项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并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进行了分工，以便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工作。
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工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此外，还对中央直胃机关进行了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和精简运动，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1943年8月后改称晋察冀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的北岳区、冀中区等区党委率先实行改组。继区党委之后，各地委、地分委、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地分委或县委。
1943年8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实行领导。
1942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作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3月11日，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根据各自的情况对所属党政军民组织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综上所述，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各种困难，发动各方面力量夺取抗战的胜利，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期间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
“十大政策”的提出有一个充实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些政策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就已在各地贯彻执行。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为战胜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又适时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同时指出：“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要求各根据地“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7月30日，毛泽东就敌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再次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六大政策扩展为八大政策。电报提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电报指示还特别规定了八项政策的先后次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据地下发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指示中，将前述八大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十大政策。《指示》称：“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
第一，对敌斗争；
第二，精兵简政；
第三，统一领导；
第四，拥政爱民；
第五，发展生产；
第六，整顿三风；
第七，审查干部；
第八，时事教育；
第九，三三制；
第十，减租减息。”
《指示》特别强调：“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同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
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当天，《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各地发电报，要求在各地党政军民各方面广为宣传“十大政策”，并以此为上课教育的材料。
“十大政策”的提出和完善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大政策”在内容上涉及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在范围上涵盖了党内外、国内外各个方面。这些政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全面抗战的路线。由于“十大政策”的全面、深入贯彻，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质生产蓬勃发展，民主政治空前活跃，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分保障，各阶层及党政军民的关系也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的抗战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在广泛动员人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更加适应战时要求，全党上下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大幅度提高，党内党外、军队人民之间同心同德，空前团结。由于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更加有力，出现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总之，至1943年，各根据地军民依靠“十大政策”，不仅顶住了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苦，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而且依靠几年来积蓄的力量，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四节 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反战运动
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和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贯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从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一贯坚持团结东方各民族进行共同的抗日斗争。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亚大地区扩大侵略的行动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日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进行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反日同盟的宣传、组织工作。
1941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委托朱德召集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友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0多个国际国内团体，出席人员包括日本、印度、朝鲜、越南、泰国、台湾、蒙族、回族、藏族等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座谈会上，朱德提议：“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且指出，目前东方各民族联合反对日本法西斯，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如何行动的问题。越南代表梁金生发言建议：最近在延安召集各民族代表大会，由大会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便经常负担起：
（一）指导东方各民族的斗争；
（二）报告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
（三）搜集东方各民族的一切材料；
（四）进行东方各民族的相互联络等。
座谈会最后决定筹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产生和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推选了2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社论指出：“我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巨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大会第一天是开幕典礼，来自国内外的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以及犹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130余位代表，受到会场上2000多名各机关、团体、学校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戴高乐等33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并推选朱德等3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主席、荷属东印度的代表阿里阿罕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天代表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在开幕式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位日本学员登上讲台，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表示“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10月27日至30日，大会接连听取了朱德的总报告和各民族代表的报告。在会上作报告的有日本代表森健和原清志（女）、朝鲜代表武亭、荷属东印度代表毕道文和阿里阿罕、越南代表黄振光、台湾代表蔡前、泰国代表马纳，以及藏族代表桑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苗族代表沙瓦吉盖、彝族代表默罕等。发言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本民族的情况，并对本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表达了积极参加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0日冒雨来到大会会场，他在即席讲话中表示：“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的撕碎是不难的”。他最后希望，今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经过连续几天的报告和讨论，10月30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19项提案，其中重要的有：
（一）由大会产生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备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团结，扩大反法西斯运动案；
（二）号召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派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案；
（三）成立东方民族学院，以资研究东方各民族间反法西斯诸问题，并大批培养各民族干部案；
（四）把大会一切文件编译成各民族文字，以广为宣传案；
（五）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呼吁援助中国和苏联案等。
代表们经过慎密讨论，确定了联盟简章，规走：联盟定名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其宗旨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联盟盟员分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联盟宗旨的东方各民族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要求加入，经联盟执委会批准后，即可成为正式盟员；联盟代表大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37人，由执委会推选主席1人、秘书长1人及常务委员13人；联盟会址设于中国延安等。按照简章规定，大会代表选举朱德、阿里阿罕、巴素华、原清志、森健、武亭、蔡前、梁金生等37人为执行委员。
大会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致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并转国共两党与抗日将士及中国人民书》、《致苏联前线将士及全体人民书》、《告英美各国人民书》等。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召开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诚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大会“将奠定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的组织的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大会的召开“不仅表示着东方各民族之反对日本法西斯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同时最初用战斗的号召描画出整个东方所有民族自由独立、光明幸福的远大的前途！”[《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二、日本人反战运动
在敌后抗日斗争中广泛组织和发动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本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反侵略同盟和联合日本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告日本陆海军士兵宣言》，指出：中国人民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针对的只是日本的军阀，决不反对日本的工农。《宣言》向日本士兵宣布了中国军民奉行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号召日军士兵掉转枪口，反对侵略战争，与中国军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一政策，感化日军官兵，促进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0月25日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敦促各地部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各项战略任务，其中，组织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建立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因此，各项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必须争取建立包括日本军民在内的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区别对待日军上级军官和下级官兵，区别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以广泛的宣传，逐渐感化日军官兵。尊重并优待俘虏，对其进行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促进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贯彻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在各根据地及部队中普遍成立了旨在组织日本人反战运动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隧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指示强调：“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运动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
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辽县（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由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等被俘日军组织的“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正式成立了。“觉醒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帮助下建立的，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成立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杉本于1938年7月29日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优待。第129师政治部敌工科负责人张香山与杉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不断向杉本讲述一些进步思想，逐渐缓和了杉本的敌对情绪。以后，又组织杉本等人学习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早川二郎的进步书籍，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杉本等人转变立场后，于1939年1月2日自愿加入八路军。此后，又积极置身于反战宣传活动。由于杉本等日本反战人员的工作，八路军的反战宣传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在形式上更易为日军官兵所接受，反战宣传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觉醒联盟”成立后，组织机构发展很快，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支部。1940年6月23日，在太行地区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1941年8月7日，在冀南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同年8月15日，在冀鲁豫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2年4月，在太岳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5月19日，在第115师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
与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也在各地迅速发展。1937年4月，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来到中国上海，后经武汉到重庆，参加了反战斗争。
1938年2月，日本进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11日发起组织“反战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又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并发布了反战同盟宣言、纲领及协力中华民族自卫解放之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等基本方针，同年在鄂北和洛阳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
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军被俘人员森健（又名吉积清）、高山进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随后，这一系统的分支组织也在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胶东支部、清河支部、鲁南支部、滨海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继成立。
鉴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增加和反战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反战团体之间有必要实行组织统一，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为此，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出席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3名。他们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会议通过了由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长大山光义（下级军官）起草的《日本士兵要求书》，共有228条要求。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是70年来日本军队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会议及其要求书在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其影响和意义非常重大。
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与士兵代表大会同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反战同盟”系统的代表和“觉醒联盟”系统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代表和印度、荷兰、朝鲜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森健报告筹备经过，然后选出主席团，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大会致词。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统一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通过了纲领和章程以及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书》，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这两个大会之后，敌后各根据地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会代表返回各地，传达贯彻延安会议的精神。各地反战团体纷纷召开会议，改组机构，扩大组织。1942年2月11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斗争规律》、《工作方针》和《分会建立草案》，选举宫本哲治为分会书记。同年3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联合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大会，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冀鲁豫分会”，7月18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鲁中举行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及山东反战士兵大会。此外，华中各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也进行了改组，并成立了统一协调华中各反战团体工作的“华中地区协议会”。
由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广泛建立及其反战活动日益扩大，1943年6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提出：凡有日本人干部并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反战团体和日本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机构的敌工部门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日军工作只作方针上的领导和协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个指示的发出，表明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已经成熟。
这些遍及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欺骗，被驱使侵略中国的下级官兵，他们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自动申请加入反战组织。敌后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他们被俘后，主动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工作上给以帮助，生活上给以照顾。为了避免他们在国内的亲属遭受迫害，有关部门劝说他们改用化名。各地还分别制定了有关优待日军被俘官兵及日本人的政策措施。
1942年1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规定：凡逃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以国际友人看待；其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应格外优待礼遇。1942年11月2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规定：逃战避战的日本人均享受国际友人待遇，尊重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负责其人身、财产安全，予以生活保证。愿参加抗日工作者，与我抗日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老弱病残失去工作能力者，政府予以救济。为了保护日军俘虏的安全，根据地军民还付出了血的代价。
经过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被俘的日军官兵及其他日本人迅速转变立场，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之中。他们创办了《晓》、《战友》、《时事新闻》、《觉醒新闻》、《前进月刊》、《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刊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介绍国内国际形势，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等等。仅1943年一年，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华北就印刷了83万张反战传单，在华中印刷了20万张。除此之外，日本反战人员还利用排演文艺节目，举办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制做“慰问袋”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诉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日军军官对士兵的压迫，劝告日军士兵弃暗投明。他们还帮助抗日部队培训日语骨干，开展战场喊话，教育日本俘虏。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这些日本反战组织成员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不少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反战同盟”冀中支部长田中实在战斗中被俘，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屈，直到英勇就义，忠诚地实践了反战同盟的誓言。仅据1944年4月的统计，“反战同盟”13个支部中就有30余人为反战事业而牺牲。
由于各项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和反战运动的深入，侵华日军中的反战、厌战情绪与日俱增，逃跑、自杀、投诚、避战的事例屡见不鲜。据晋察冀地区统计，1943年在战场上投诚的日军占日俘总数的43％，相当于1940年的7倍。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转向注重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4年1月1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发展，为促进日本法西斯军部的倒台，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日本，提议将“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改组后的“解放联盟”正式成立。随后，各根据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亦相继改为“解放联盟”的各地支部，继续与中国人民一道致力于推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到1945年7月，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人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议会，晋冀鲁豫、山东等3个地区协议会和18个支部，拥有盟员1000多人。1945年8月30日，“解放联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本部举行回国工作出发纪念大会，号召在华日本反战成员返回日本，为建立民主的新日本奋斗到底。随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组织成员陆续回国，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反法西斯战斗历程。
三、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创办的一所具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办学的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精神，通过生活物质上的优待和政治思想上的教育，转变学员立场，改变学员世界观，为日本人反战运动及日本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学校的学员大部分来自于战场上被俘的日军下级官兵，也有少数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身于被压迫、受剥削的日本工农群众。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等协商之后，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地的八路军先后将一批经过教育，转变了立场的日本反战人员送往延安入校学习。1941年5月15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朱德、傅钟、冯文彬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开学典礼。朱德在典礼上作了讲话。
学校的校长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担任，副校长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
1943年4月以后，由李初梨兼任副校长。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这些课程分别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任教。以后，一些留校的学员也担任了讲师。在教学中，学校非常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认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及日本人民的危害。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的理论教育，使学员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对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非常重视，在生活、学习、文化娱乐等各方面都尽量予以照顾。学校成立时，正值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各个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物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特别优待工农学校的学员，每月均按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标准，发给3元津贴，其它衣食住方面的必需品也全部按国际友人待遇。当时，陕甘宁边区把各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经费由政府供给；第二类由政府供给一半，另一半由机关自己生产解决；第二类由政府供给1/3，其余由自己生产解决。
日本工农学校和医院、保育院一样，都属于第一类。由于边区政府的照顾，工农学校的生活远比一般党政军机构为好。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在日常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民主建政运动。在陕付宁边区大生产的浓烈气氛中，工农学校的学员主动提出，不要过分沉溺于中国方面的优厚待遇，自己也要从事生产。中国方面同意在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可以搞点生产。于是，工农学校的学员们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在当地农民指导下，学员们开荒地5公顷，收获土豆约5吨，大豆、玉米约9石。此外，还发挥个人专长，会木工的修理窑洞，会打铁的制造工具，会做点心的制做糖果和点心，没有技术专长的学员则学纺织、糊火柴盒等。有的学员还被选为劳动英雄，有的学员还应部队、机关的邀请，前去帮助技术性劳动。
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工农学校也以自己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学员们主动谈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被俘后的思想变化等。
结果不仅使大家从中受到深刻教育，而且还使一些日军派来工农学校的特务深受影响，主动讲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重新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有的还参加了反战同盟。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边区最高立法机构参议会议员选举。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日本工农学校也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目的在于从中学习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经验。在选举中，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健被推举为候选人。他所在的选区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工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如同其它学校一样，工农学校的选民们在候选人的带领下，高举着上写竞选人政策主张的旗帜和标语牌，在自己组成的乐队助威下，高喊口号参加了选举大会。森健在赵安博副校长翻译下发表了竞选讲演，要求打倒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介绍了日本人反战工作的情况，最后，吁请全体选民“为了建设未来的民主的新日本，请你们给我们学习机会，学习边区立法机关的民主政治！”梅田照文（原名香川孝志）作为推选人发言指出：如果边区参议院选出站在反战立场的日本人议员，这一消息必将震动日本军队内的士兵。他们的讲演博得全场选民经久不息的掌声。结果，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当选，森健得票列第二位。其后，根据“三三制”精神、森健也取得了参议会议员的席位。[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由于各地日军俘虏的增加，这些俘虏又不能全部送到延安工农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在一些敌后根据地建立工农学校的分校。1943年7月，八路军第120师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1944年10月，八路军山东军区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以后又创办了鲁中、鲁南、渤海分校；1944年，华中新四军也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
从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们，除少数人留校任教外，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前线，推动和发展了各地的反战运动。
1945年8月30日，开办四年多，培养教育了几百名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它的使命。当天，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送别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都出席了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及中国人民，对在反战事业中牺牲的日本友人表示深切哀悼，希望一个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创造出一个和平民主的亚洲。他在致词中还说：“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送别会上，冈野进校长代表日本学员讲了话。
1945年9月中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200多名日本学员和教员离开延安，踏上了回国的路程。行前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同盟联名给毛泽东、朱德发了致敬电：“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今天走向光辉的前程，抱着新的希望，返回祖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一节 武汉周围地区的防御作战
1940年下半年，由于欧洲战局的影响，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加紧策划“南进”，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与此同时，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决定“自1941年秋季以后，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在此之前，“要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28页。]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中国派遣军决定在重点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同时，对正面战场“积极实行短促突击作战，消耗敌人战斗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3页。] 以增强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为解决“中国事变”创造条件。为此，侵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以“短促突击作战”为主要形式的作战行动，同时仍不放松政治诱降。
一、豫南会战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第11集团军虽然占领了宜昌，但未能解除中国第5战区对其所构成的威胁。1941年1月，日军发现中国第31集团军在信阳以北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活动，为再次打击中国第5战区主力。打通平汉路，日军第11集团军决定发动像南作战，为此，抽调其第3师、第40师主力，第4、第13、第34、第39师各一部参战。日军中国派遣军由京沪地区第13集团军抽调第17师主力及第15师一部，增援第11集团军。其兵力部署概要如下：左兵团以第3师为基于，由小林店向高邑、春水、舞阳方向进攻；中央兵团以第17师及第15师一部，由明港沿干汉路向西平进攻；右兵团以第40师主力附第13、第39、第34师各一部，由正阳向汝南、上蔡方向进攻。
为策应豫南作战，皖北方面日军骑兵第4旅附1个坦克团，由亳县向涡阳进攻；第21师以1个团由宿县向西进攻；豫东方面日军第34师以一部向黄泛区进攻。
此时，中国第5战区的兵力部署为：在平汉铁路及黄泛区方面为第31集团军，主力位于豫南平汉铁路正面；平汉路东侧为第21集团军（大别山兵团）；侗柏山区为第2集团军（左集团）；随枣地区为第22集团军（中央集团）；大洪山至襄河左（东）岸地区为第29集团军（右集团）；襄河西岸地区为第33集团军（河西集团）；此外，在黄泛区方面有骑兵第2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判明日军企图后，令第5战区避免与敌主力决战，以一部于平汉路进行持久抵抗，钳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进行侧击。据此，第5战区决定在平汉铁路正面配置一部兵力，主力则置于日军进攻路线之两侧，保持机动，准备于日军向汝南、郾城、舞阳分路北进时，即向日军侧背攻击。l月25日，第5战区调整部署如下：第2集团军以主力集结于泌阳附近；第31集团军分别集结于象河关及汝南以东地区；第84军主力向息县旧治集结；第59军速向枣阳以北推进；第29集团军向桐柏、新城集结；第29、第2集团军各编组若干有力支队潜入敌后，进行袭扰。
日军为了隐蔽其向像南进攻的企图，并钳制当面中国第5战区部队，以独立混成第18旅、第39师、第4师各一部首先于1月20日在当阳、荆门、钟祥方面，向第5战区第33集团军及第29集团军阵地进攻，突进至远安，被守军击退。
1月24日夜，日军左兵团第3师向信阳北侧守军阵地实施奔袭，企图切断守军退路，但遭到第2集团军第68军的顽强抵抗，奔袭未能奏效。25日，日军中央兵团和右兵团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由信阳、罗山地区沿平汉铁路及其两侧，分向遂平、舞阳、上蔡地区进攻。
26日，日军各路分别进至泌阳、高邑、确山、邢店一线，27日进至春水、沙河店、驻马店东西之线。此时，第31集团军以第85军由临泉向上蔡附近机动，第13军由舞阳向象河关附近推进；第2集团军以第68军向象河关以南日军尾随袭击，第55军由南阳向唐河方面前进；第33集团军以第59军由樊城向南阳推进。29日，左翼日军第3师在尚店、小史店附近，遭到第13军猛烈攻击，日军中央兵团沿平汉线继续突进至遂平，而第31集团军早已撤出平汉路沿线地区，日军企图捕捉第5战区主力未遂，日军右兵团在汝南、上蔡间地区遭到第86军侧击，损失较重。
30日，日军中央兵团以一部向上蔡支援其右兵团，主力经西平向舞阳迂回，企图与左兵团夹击舞阳以南守军。但该地第13军已向叶县转移，第85军亦向郾城附近转移，日军合击未能奏效。此际，第29、第55、第59、第68军，分由泌阳、唐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舞阳方向，袭击日军后方，断其补给。大别山兵团第84军已于29日克复正阳，尾随日军右兵团之后，日军进至上蔡、舞阳之线后。企图与第5战区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后方交通线受到袭扰，遂于2月2日开始撤退。日军第3师在舞阳以西的保安集结时，从电话窃听中得知南阳为该地守军通讯枢纽，在返回途中于2月4日攻陷了南阳，并由南阳向唐河、泌阳方面迂回，企图与由舞阳经象河关南撤之中央兵团夹击第29集团军主力，但均来得逞，于2月7日撤回信阳，其左兵团经汝南撤回信阳，恢复原态势。
皖北、豫东日军于1月25日向守军发动进攻，29日，进至三堵集。守军第92军与骑兵第2军分别进行阻击。日军一度攻陷界首、太和。2月6日，各路日军分别撤退。豫南作战，至此结束。日军共伤亡9000余人。
二、上高会战
上高位于鄱阳平原西部，居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西倚万载山地，为武功山与九岭山间之前进支撑点，扼南昌经浏阳入长沙古道之交通，为长沙之东方屏障。豫南会战前后，赣北的中国守军不断对日军进行袭扰，对南昌日军构成威胁。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保证占领区安全，日军第11集团军决定打击南昌方面第9战区部队，扩大其赣北占领区。因此，豫南会战后，据守武昌、安义等地的日军，即加紧补充兵员，作进犯准备。2月中旬，日军又从长江下游调来独立混成第20旅及第3飞行团。
3月14日，日军利用夜暗分3路秘密集结。北路，第33师主力约1。5万人集结于干洲街附近；中路，第34师主力约2万人，集结于西山万寿宫附近；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8000余人，集结于厚田街附近。日军企图分进合击于上高一带，歼灭赣西方面中国守军主力。（见附图3）
早在1940年4月，第9战区制定的反击作战计划中规定：“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击而歼灭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82页。]
据此，第9战区决心在日军向上高、万载进犯时，赣西各军应于市汉街（不含）沿锦江南岸亘祥符观、米岭、来堡、塘里之第一线阵地，及由仙姑岭亘老坑岭、龙团圩、华林寨、泉港之第二线阵地，运用诱敌歼灭战法，逐次予以打击后，诱敌于泉港街亘钩山岭、石头街、泗溪、棠浦、上高、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与敌决战，反击而歼灭之。部署是赣西方面第19集团军以第29军守备罗舍渡、梁家渡，跨抚河，亘叶子山、市汊街之线；第70军守备市汊街（不含）沿锦江南岸、石头岗、大城、赤田张、奉新、靖安之线；第74军位于英冈岭、泗溪、棠浦一带。赣北武宁方面第30集团军以第78军守备武宁及棺材山、大桥河；第72军以一部守备燕厦、横石潭、宝石关，主力机动控置于三都附近。
3月15日开始，日军先以第33师主力，由安义沿潦河向上高方向进攻，独立混成第20旅由河口夏渡江沿锦江南岸，向灰埠方向进攻。
16日，继以第34师由南昌西方西山万寿宫附近，沿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攻。企图于高安、上高地区，与中国守军决战，其主要作战目标，在求消灭第19集团军主力第74军，并占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上高。
中国守军第川军依照作战计划，于潦河两岸地区逐次抵抗日军第33师，尔后实行离心退却，引诱日军第33师北进。日军第33师于15日占领奉新后，继续西犯，尔后北进追击第70军。至18日，日军第33师进至上富、苦竹坳附近后，认为在即将于4月上旬调往华北前，协助第34师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日沿潦河向安义返转。日军第34师于3月18日占领高安后，在右翼失去掩护的情况下，继续西进。中国守军第74军于棠浦、泗溪一线既设阵地，顽强阻击，第49军主力由赣江以东西渡赣江，追截向灰埠进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此时，第9战区命令赣北第30集团军之第72军由三都南移至甘坊附近，增援第19集团军。
20日，日军第34师向守军第74军官桥街、泗溪阵地猛烈攻击，独立混成第20旅在占领灰埠后北渡锦江，与其第34师会合，一部留置锦江南岸。
21日，锦江北岸日军进展至上漆家附近。守军第74军固守上漆家、石洪桥之线阵地，确保上高。锦江南岸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一部，被守军第49军及第74军第51师击破，亦退向江北。第49军遂渡江向北，攻击日军第34师左侧背，锦江以北守军第70军主力，在日军第33师撤退后，即向南袭击日军第34师右侧背。
22～24日，日军猛攻上高以东第74军阵地，并以飞机数十架支援，战斗惨烈，双方伤亡甚重。此时，第70军主力已南下至杨公圩、官桥街之线，第72军己进至水口圩附近，与由锦江南岸北上之第49军对日军形成包围，井逐渐压缩包围圈，进行围攻。
3月24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为接应其第34师突围，命令退向奉新的第33师再次出动。25日，又令退至高安的独立混成第20旅向龙潭街西进，掩护后撤，进行收容。日军第33师以一部再行西进，至棠浦附近与被围的第34师会合。26日夜，日军主力由包围间隙突围向高安退却。
26日，第74军克复泗溪。第19集团军乘势追击、截击，右路向高安方向追击，左路向奉新方向追击，在官桥街、杨公圩、龙潭街等地各截歼日军一部。至4月2日，先后收复高安、奉新、西山万寿宫及安义外围要点，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
对日军在这次战役中的狼狈处境，日本方面有如下记载，“27日，第34师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伤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如前所述，土地王庙在5日前已成为待命的敌第9师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6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密戒备下渡过黑暗的一夜。28日凌晨2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8连，终于在土地王庙西端遭到优势的重庆军攻击，致使该连在处理火炮后全体壮烈阵亡。野炮兵第2营营长六角少校曾将该连编入自己的指挥下，在采取增援措施的同时，向步兵旅报告请求派兵，但得到了答复是：‘因情况紧急，部队可放弃第8连，迅速向旅司令部前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0～361页。]
这次作战，日军以北、中，南三路分进合击第9战区主力部队，但是遭到了有力抵抗，南、北两路受阻，未能形成合击。中路孤军深入，侧背暴露，于上高附近决战时，又遭到包围而陷于苦战，不得不在后援部队接应下仓皇撤退。日军在这次作战中伤亡1。5万余人。第19集团军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抓住战机，在上高附近实施反击，予日军重创，迫使日军撤退，取得了后期作战的胜利。
三、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9战区仍与日军第11集团军隔新墙呵对峙于湘北地区。至1941年9月前，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个军共30个师，作战地境：左与第6战区（1940年增设）为石门桥（常德南方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亘长江至武昌之线；右与第3战区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
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畿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第11集团军即就1941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但是，在准备过程中，由于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秘密从事对苏武力准备，不惜对英美开战，已无力再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得不缩小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是：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自8月中旬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即在湘北集结兵力，秘密抽调第3、第4师，第13师早渊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平野支队、江藤支队，第33师（主力已调华北）荒本支队，坦克第13团、独立炮兵第14团、独立工兵3个团等部队，连同原驻鄂南之第40师、原驻湘北之第6师，先后向岳阳、临湘以甫青冈驿、桃林一带地区集结。并以第1、第3飞行团和海军第1分遣舰队协同作战。此次日军接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80页。]
中国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总结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制定了《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夹击于崇仁、新涂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地区，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向，则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80页。]
至9月上旬，第9战区兵力部署如下：第99军担任汉寿、青山一带湖防及湘阴、营田、归义间湘江、汨罗江守备。第27集团军以第4军守备鹿角至公田间新墙河南岸阵地，第58军守备黄岸市、九岭之线阵地；第20军守备通城、铁柱港及杨芳林各线阵地。第30集团军以第78军守备观音阁、潭埠之线阵地；第72军以一部守备东坑岭、留咀桥之线阵地，主力集结于三都南北地区。第19集团军担任赣北守备。第37军集结于长乐街、瓮江铺间地区。
军事委员会直辖之第26军集结于浏阳、普迹市一带地区；第10军集结于衡山、渌口附近。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师为掩护其第11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后被守军收复。17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展开于新墙河北岸之线。1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分由新墙、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守军阵地。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展开激战，在予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即转移至双石洞、向家洞一带翼侧阵地。与此同时，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支援下，由洞庭湖向湘江口西侧青山附近登陆，进攻芦林潭，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
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未遭重大抵抗，迅速沿黄市、大荆街、关王桥一带进逼汨罗江北岸，其第3、第6师各一部进至汨罗江南岸新市、颜家铺、浯口各附近。此时，第9战区依照反击作战计划，令第99军主力于归义以西亘湘江间占领阵地，第37军于汨罗江南岸新市、浯口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第10军由衡山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由新喻向浏阳附近急进，准备于汨罗江以南三姐桥、金井以北地区反击日军。但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日军遂放弃“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方针，决定“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15页。]
20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强渡汨罗江，并将正面逐次向东移动，企图包围汨罗江南岸中国守军的右翼。其第40师沿关王桥、长乐街以东山地，经三枣桥进攻瓮江。
24日，第37军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第4、第3、第6各师，跟踪第37军向栗桥、福临铺、金井进迫，并攻击第10军阵地。25日，第10军阵地多处被突破，遂与第37军一起向捞刀河南岸转移。同日，薛岳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
26日，第74军由万载到达长沙东面的春华山附近。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第6战区第79军向长沙增援，先头第98师到达长沙东北石子铺，主力向岳麓山推进；第7战区暂编第2军由广东北上增援，先头暂编第7师到达长沙，军主力正向株洲运输。
26～27日，第74军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第3、第6师及第40师一部遭遇，损失惨重，28日，向普迹市东方撤退。
28日，日军渡过捞刀河向长沙亘创阳河之线推进。26～28日，由湘西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及由广东增援的暂编第2军暂编第7师，在长沙东郊与渡过浏阳河及捞刀河之日军第4师和早渊支队发生激战。
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当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4师也开进长沙，日军第3、第6师在永安市附近击退第74军后，向株洲方向突进，其一部冲入株洲。
日军第11集团军在发起此次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即“要求作战尽快结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0页。] 到9月27日，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遂决定结束作战，并于10月1日开始撤退。
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战区即以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面跟踪追击；第58军向关王桥、第72军向杨林街分别实行超越追击；令原留置日军侧后的第4、第20、第99军在马鞍铺、青山市、麻峰咀、金井一带截击日军。10月5日，日军突穿第，战区的拦截线，北渡汨罗江继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第9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泪罗江，8日越新墙河，日军退守原阵地，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在此期间，日军第34师及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分别于9月26日向赣北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第30集团军及第19集团军之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
中国方面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9战区作战，其中第6战区所属部队，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9月28日，第6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13师拼死顽抗，双方展开激战。10月初，日军第13师死伤惨重，一面将后勤人员、伤兵投入战斗，一面紧急求援。
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急令第39师驰援宜昌。10日，第6战区部队发动总攻击，日军第13师陷入绝境，师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11日，日军第39师增援到达战场，挽救了第13师的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在这次反攻作战中，歼灭日军近7000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万人。但日军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伤亡达2万余人。
四、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集团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为了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日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为策应其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
12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在会战指导方案中规定：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23集团军攻取香港及南方军的作战。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使用于湘北主作战方面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和独立混成第9旅以及泽支队、野口支队、外园支队，另以第1飞行团（飞机54架）支援作战。同时命令驻南昌方面的日军第34师、独立混成第14旅向赣北上高、修水等地攻击，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中国第9战区于194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依此方针，第9战区制定并颁布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比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95页。]
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攻势即将开始，遂于12月20日命令第73军由澧县立即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79军立即向渌口、株洲地区集结待命。又令第4军由广东曲江调株洲、渌口，第74军由广西宜山调驻衡阳。
同日，第9战区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致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反攻歼灭之。部署如下：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驻平江，指挥第20、第58军，于新墙河现阵地强韧抵抗，尔后待命转移至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侧击南进之敌。第37军在泪水现阵地强韧抵抗，尔后转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攻击南进之敌。第99军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既设据点阵地及湖防，尔后夹击进攻长沙之敌。第10军固守长沙。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由上高进驻例阳，指挥第26、第79军等部作战。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由修水率第78军等部进驻平江。第73军驻宁乡、益阳，为战区顶备队。
赣北方面，新编第3军、预备第5师、江西保安纵队等部守备高安、武宁一带现阵地，掩护战区主力之右侧。鄂南，王劲修指挥所部切断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敌公路铁路。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24日，新墙河下游因降雨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向守军第20军第134师新墙河阵地实行渡河攻击。入夜，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围攻守军据点，主力分向大荆街、关王桥之线突进。日军第3师主力在其第6师后方跟进。第20军奉令以一部坚守新墙河以南据点，主力向大荆街转移。第58军进出洪源洞、大荆塘之线，侧击南进日军。
26日，日军第40师猛攻第20军阵地，陷关王桥及陈家桥，同时日军第6师围攻守军黄沙街、龙凤桥据点，第3师主力于当夜推进至归义附近旧罗江北岸。同日，第9战区命令第27集团军以第20军及第58军进攻长乐街之敌，令第37军及第99军主力固守泪罗江南岸阵地，阻敌渡河。
28日，日军第6、第40师分别在新市东方、长乐街附近强渡汨罗江，被第37军阻止。日军第3师主力在归义以西渡过汨罗江，第99军主力被迫后退至牌楼峰、大娘桥、新开市之线，逐次抵抗。第37军第140师由金井向新开市北侧地区驰援，阻敌东进，但受到日军第3师从左侧的威胁，日军第6、第40师乘势在新市及长乐街附近渡过泪罗江南进。入夜，第37军扼守新开市亘汨罗江南岸之线，与日军激战。第99军主力在营田、大娘桥之线与日军第3师一部对峙。12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改变原定计划，独断地下达“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命令，令第3师迅速向长沙攻击；第6师以一部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之朗梨市；第40师主力向金井进攻。
骤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己久战疲惫的日军第一线官兵处于茫然状态，有的高级军官也认为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83页。]
12月30日，在第37军与日军主力激战于新开市、鸭婆尖、浯口一带之际，第27、第30、第19集团军分别到达浏阳、平江一带预定位置。同日，军事委员会指示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6页。]
第9战区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遂令第10、第73军固守长沙；令第19、第30、第27集团军及第99军主力，分由株洲、浏阳、更鼓台、瓮江、清江口、三姐桥各附近，以长沙为目标，自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
1941年12月31日晨，日军第40师猛攻第37军阵地，激战至午，第37军转移至金井东北山地，日军第40师主力向金井突进。其第6师乘第37军向东转移由福临铺向朗梨市突进，第3师乘夜在东山附近强渡浏阳河进抵长沙近郊。第9战区以日军已逼近决战地区，遂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前进。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2日，日军第6师集结于朗梨市，并以一部协力第3师进攻长沙。当日，第10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支援下，击退了日军的反复突击，并将突入白沙岭的日军第3师一部歼灭。第9战区令第73军以第77师渡湘江进入长沙，增援第10军。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
3日，日军第6师全部加入战斗，与其第3师合力猛攻长沙。激战竟日，日军攻势屡兴屡挫，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日军开始空投补给。中国军队各包围兵团，继续压缩包围圈，已逼近长沙。
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阿南惟畿被迫于3日晚下达了“反转”命令。
4日，长沙城外日军再次发起全线攻击，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受挫，日军第3、第6师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朗梨市撤退。
第9战区在获知日军退却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部队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将其歼灭。5日，日军集中第1飞行团飞机50余架，掩护退却，第6师退向朗梨市；第3师开始退却时，在长沙东南郊金盆岭、清水塘、石马铺一带，被第4军截击，伤亡惨重，退至东山附近时，又遭第79军截击，被迫沿河堤退往朗梨市，随第6师之后，在该地架设浮桥渡河，撤至浏阳河东岸。
5、6两日，日军第3、第6师于长桥、牌楼铺、高桥地区，遭第26军及第79军的截击，死伤甚多，7日夜突围退至捞刀河北岸。第40师于7日由春华山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8日晨，日军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遭第9战区追击部队拦截侧击。9日，日军主力在其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下，由福临铺北撤。日军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向汨罗江以北退却。至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才稍事收容。第9战区各追击部队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进行超越追击。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阵地，第9战区所部，一面扫荡新墙河以南残敌，一面向新墙河以北进击。至16日，恢复会战前原态势。
在赣北方面，日军第34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各一部，于12月25日，分由安义、箬溪等地向西攻击，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守军奋勇阻击下，于1942年1月6日前，恢复原态势。
此次会战，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长沙守备部队能顽强地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第二线反击兵团对日军合围部署得当，且协同周密，反击动作坚决有力，对撤退之日军穷追不舍，使日军无法脱离，扩大了战果，从而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长沙作战，日军“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与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658页。] 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的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撤回原驻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N83年版，第478页。]
在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的形势下，中国取得这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93页。]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二节 晋南、浙赣方面的防御作战
一、晋南（中条山）会战
晋南西以黄河界陕西。西南以黄河界豫北，处于黄河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之弯曲部。东以大行山，南以中条山，西以吕梁山，形成箕形山地，而以汾河河谷为箕底，其南屏渔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中国第1战区部队近18万人驻守中条山地区。
日军中国派遣军于1941年1月制定的年度作战计划中提出：“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54页。]
为进攻中条山地区，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集团军所属之第25、第30、第37、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为基干，中国派遣军又从华中第11集团军抽调第33师、从第13集团军抽调第21师，参加晋南作战。另外，日军大本营于4月19日又从日军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团主力担任空中支援。
日军的作战指导是：“以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中国军，并予该线以东中国军一大打击之目的，以第1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独立混成第9旅、第36师、第37师、独立混成第16旅，分由桑池至张店间多处突破，直趋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歼灭。另以第33师，由阳城向南攻击；第35师、第21师，分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集团军主力夹击中国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52～53页。]
日军第1集团军决定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将战场分成东西两个地区，而把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及黄河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西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将中国军队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中国军队完全围歼。为了确保包围成功，日军第1集团军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外侧包围兵团为第37、第41师，内侧包围兵团为第36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日军还部署了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准备在中国军队退却时，抢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重要要点，截断其退路。
驻守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部队，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对日军疏于防守。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召开第1、第2、第5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地带作战计划，仍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再谋划防“匪”驱敌之方。在日军进攻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的某些将领们仍在讨论瓦解共产党问题。直到4月20日在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何应钦才提出为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与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第二步与晋四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最低限度亦须确保中条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页。]他还巡视检查了第1战区的备战情况。
5月7日下午，日军在其航空队的支援下，以6个师另两个独立混成旅，由东、北、西三个方面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在中条山西侧，绛县及横岭关附近日军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旅，分由西桑池（守军第5、第14集团军结合部）及横岭关附近向垣曲方向攻击。经第43、第17军协力抵抗，激战至8日晨，该两军阵地被突破。日军分数路向垣曲直进，是日黄昏占领垣曲，至此，日军将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分截为东西两部。9日，垣曲日军分向东西两面扩张，至12日，东陷邵源，与其由东正面突入之第35师会台；西陷五福涧，控制了黄河左（北）岸各渡口。另日军第36、第37师及独立混成第16旅，由夏县及茅津渡附近向东发起进攻，攻击守军第80、第3军阵地，8日，由张店镇附近突破。9日，守军转移至台寨背水与日军苦战，第80军新编第27师被日军击破，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壮烈殉国。至此日军已数路贯穿守军阵地，突至黄河北岸，继又返转向北扩张，守军第5集团军陷入苦战状态。
10日，第3、第7军遭日军围攻，处境危殆，遂以团为单位，向西突围，第3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至13日，第3、第17军大部已突出重围，向汾河以西转移。其余部队则化整为零，仍留在山区游击。
在中条山北侧，阳城附近日军第33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于5月7日下午向董村东西之线守军第98军阵地攻击，遭到该军的顽强抵抗。
13日，日军增援再次攻击，董村阵地被突破，第98军转移至横河镇东南地区，因垣曲、邵源均已失陷，后方被截断，并遭由济源突入之日军第21师之向北突击，第14集团军背腹受敌，遂于14日开始向北突围，但仅有2个师突出日军包围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均被围于山区内。
在中条山东侧，日军第21师及第35师于5月7日分由济源、孟县两地，突穿守军第9军阵地，其第21师于12日突进至邵源，与由垣曲东进之第41师一部会合，并与横河镇方向突入之第33师，夹击守军第14集团军。日军第35师于10日突穿守军龙王窝阵地，沿黄河北岸向西突进。11日，第1战区以黄河南岸河防空虚，命令第9军直属部队、第14师及第47师一部，由官阳南渡，守备黄河南岸，其余（新编第24师及第47师主力）留置道清铁路西段山地及济源山地游击。12日，日军西进至官阳附近，控制了黄河北岸各渡口。
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于中条山区内围攻中国军队。留置山区内的中国军队损失甚重，乃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28日，会战遂告结束。
为了配合中条山的作战，毛泽东数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641、643页。]
八路军各部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了日军。八路军还对平津、平汉及正太等铁路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袭击，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突围。
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仅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2页。]
二、浙赣会战
浙赣铁路是中国南部横穿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东起杭州与沪杭甬铁路相交，经诸暨、江山入江西玉山至贵溪，与贵南铁路接轨，再西进穿过鄱阳平原，接南浔铁路，西经萍乡入湖南达株洲，与粤汉铁路接轨。沿线建有中国的许多空军基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在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下，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轰炸，民心恐慌，社会骚动，朝野震惊。认为如不及早摧毁这些机场，对日本本上将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此，日军大本营于1月21日决定进行以摧毁浙赣两省飞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作战，并命令其中国派遣军开始作战准备。30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摧毁浙江航空基地的命令。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以地面兵力摧毁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及各种设施，达到目的后在一定时期内占领上述地区，不得已时，将主要设施和道路进行彻底破坏返回原驻地。
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决定由驻上海的第13集团军、驻汉口的第11集团军和海军第1遣华舰队参加此次作战。其中第13集团军指挥第15、第22、第32、第70、第116等5个师和河野、小园江、原田等3个混成旅、奈良支队、独立混成第17旅等部，铁道、航空部队各一部协同。第11集团军指挥第3、第34两个师和竹原、今井、平野、井平等4个支队，航空部队一部协同。上述参战的地面部队约80个营。其部署是：以第13集团军主力于5月13日以前集中于奉化、绍兴、萧山、余杭之线，5月15日开始，向浙赣铁路东段进攻；第11集团军两个多师于5月27日以前集中于南昌附近赣江右岸，于5月31日夜间开始向浙赣铁路西段进攻。日军企图东西夹击，打通浙赣线，摧毁浙赣走廊地区的中国空军机场。
为加强第3战区的兵力，1942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从第9战区抽调第49军与第19师及第26、第74军加强第3战区，并令第3战区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赣间诸机场；诱吸日军主力于该方面，以减轻陕西、湖南两地所受的压力，确保四川之安全。第3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以最小限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持久，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抵抗，并竭力袭扰敌之后方，迟滞牵制敌人，特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部署是：
第25集团军担任浙南作战；
第10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以南的作战及金华、兰溪的守备；
第32集团军担任钱塘江北岸的作战；
第100军担任浙赣路西段的作战。
第26、第74军控制于衢州。
第23集团军担任宁国、贵池、都昌之线的守备。
第9战区以3个军向赣东活动，策应第3战区作战。
5月15日，浙赣路东段方面日军第13集团军以第70、第22、第15、第116师及原田混成旅，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铁路及其两侧向西南实施进攻。第3战区第25集团军及第28军一部，在新昌、安华、新登之线及东阳、义乌、浦江、桐庐之线，逐次抵抗后，以一部转进敌人后方游击，主力向金华、兰溪东西之线撤退。日军各路跟踪直进，占领义乌、东阳、武义、建德。28日，日军第70师向金华、第15师向兰溪攻击，中国守军以第79师固守金华，第63师固守兰溪，依托既设阵地，坚强抵抗，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第22师及河野混成旅由金华以南向汤溪迂回突进，26日陷汤溪。守军第40师主力及暂编第13师沿铁路及以南地区依次抵抗。同日，日军第116师到达兰溪西北地区。
27日，日军攻陷龙游，金华、兰溪守军愈形孤立，遂于28日放弃该地，向北山转移。中国军队在金、兰地区的防守作战，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15师师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随即毙命，日军哀叹：“现任师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30日，日军第22、第15、第116、第32师及河野混成旅到达灵山镇、寿昌、龙游之线，集结兵力，准备向衢州攻击。第3战区按预定计划部署第86军于衢州，第25、第26、第49、第74军分别位于衢州之北、西、南三面，准备对进攻衢州之日军予以包围攻击。此时，南昌方面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0日开始向东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战区避免在衢州地区与日军决战。第3战区遂以第86军（欠第79师）守备衙州，吸引日军，战区主力避开铁路正面，撤至两侧山地，俟日军前进时，分段截击之。6月3日，日军第15、第22、第32师向衢州发起总攻，守军第86军与优势日军浴血奋战4昼夜，为战区主力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6月7日，日军攻陷衢州，守军向南突出重围。
日军攻陷衢州后，以第15、第22、第32师继续西进，11日至14日，连陷江山、玉山、广丰、上饶等地，并续以一部西进。7月1日，日军第22师一部与由南昌方面东进日军会陷横峰。至此，日军已打通浙赣铁路，遂转取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迁铁路，掠夺物资。第3战区主力转移至浙赣铁路南侧仙霞关、汪二渡之线，一部转移于浙赣铁路北侧地区，不断侧击日军。
在日军主力西进的同时，日军小园江混成旅于6月24日由龙游进陷丽水，在破坏丽水机场后，于7月9日沿瓯江进占青田，11日再占温州。此时，温州湾日军海军陆战队于12日在温州登陆，13日侵占瑞安。
在日军从东面的奉化、绍兴、余杭之线向西发起进攻后，西面驻南昌的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1日以第3、第34师和今井、井平两支队，由南昌附近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中国守军第75师稍作抵抗后，主力向鹰潭以西的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当天只遇轻微抵抗就渡过抚河，沿东岸向前攻击，于6月2日进入高桥市附近。在此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永岩支队，沿浙赣铁路向东乡攻击；一路为第34师主力会同竹原支队向三江口、临川进攻。4日豪雨，中国方面以第79军冒雨由硝石以南地区向临川急进，当晚到达临川，与日军先头部队在临川巷战一夜。次日，日军第3师主力抵达临川，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此时，中国守军第58军及赣保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李家渡与日军第34师主力激战，双方均有很大伤亡。至8日，日军突破第58军阵地，第34师主力直下临川与第3师会合，猛攻中国方面的第79军，双方激战至12日，日军第34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会同永岩支队向鹰潭进击。
日军第3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后，中国第9战区在东乡、金溪以东，南昌以南地区发起攻势：以第4军由南向北进攻崇仁、宜黄；以第58军由北向东南进攻崇仁、临川，以第79军由南向北进攻临川以南的南城。15～16日，第4军所属部队先后克崇仁、宜黄并继续向临川进迫。此时，沿浙赣铁路向东攻击的日军第34师主力陷鹰潭、贵溪。
从6月21日起，中日两国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临川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军队曾一度包围临川、南城，但久攻不克。至30日，日军再陷宜黄、崇仁，双方形成对峙。7月13日，日军放弃崇仁、宜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南昌以南地区的战斗即告停止。
浙赣路东段方面，自7月上旬以来，第3战区发动局部攻势，先后收复新登、桐庐、建德、弋阳、横峰。
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赣作战，确保金华附近，部队于8月中旬撤回。中国派遣军决定第13集团军留置第22师于金华、武义、东阳，第70师于新昌、奉化，其余于8月19日撤回原驻地。其第11集团军所部自8月19日开始撤退。浙赣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经苦战虽实现了预定目的，但也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师长毙命，总伤亡数据日军战史记载共17148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三节 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一、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部署
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但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敌后游击战争的这种战略地位和作用。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长驱直入占领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对国民党军事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提出要在正面战场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论陷区开展游击战争，以袭扰和牵制敌人。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白崇禧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并令未及撤退而滞留于敌后的正规军就地进行游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究制定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5页。]，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担任游击。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于1939年2月25日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与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鉴于前期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游击战中所表现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绩，国民党方面特别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中共中央派出了30余人的代表团，其中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边章伍、薛子正、李涛、吴溪如等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学制3个月，共办了3期。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民众运动和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1046人，大部分为全国各战区各部队派送的校级军官，不少人曾毕业于黄埔和南京军校。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时，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均慕名而来听课，使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广场讲大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向训练班教育长汤恩伯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学员们学习研究。第一期学员经过训练于5月2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460余人，于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训练班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先后迁至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中共代表团的参加，使八路军、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得以为更多的中国军队学习和借鉴。
1939年10月，军训部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失守后开始重视游击战争，与它过去单纯的正面防御的战略指导相比较，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态度渐趋消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错误方针，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反共倾向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反动法令和秘密文件，并在各地实行。1939年5～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企图把敌后游击武装尽量控制起来，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与日军抗争，更主要的是为了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对此，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积极倡导者白崇禧亦承认：“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是为了“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敌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经营敌后的主寻思想，其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的主力。
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
太原失守后，第2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军等）共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19、第61军、骑兵第1军等部）共8个师另3个旅，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2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年初，第2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8个师、2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69、第97、新编第5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3个步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第89、第51军及新编第4师和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1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其中第51军任鲁南北部游击作战；第57军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89军任苏北游击作战。
上述各地区的国民党军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撤迟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极差。这些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在日军实施战略进攻阶段，尚能在敌后免强生存。但在日军回师占领区，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存在上述弱点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另外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更不可能在敌后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敌后游击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倾向的日益加强，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防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其推行的敌后游击战争计划实际上不是积极地向敌占区进攻，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而是向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军，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这就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敌后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军事磨擦，结果在根据地军民的自卫反击下人地两失。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抗战的措施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仍然有其立足点。在山西，有以晋南的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河北、山东，有以冀鲁边的山地为根据地；在华中，苏北地区亦有其立足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这些根据地在以后日军的“扫荡”中均先后丧失。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损失过半，中条山全部丢失。9月，日军又围攻太岳山区国民党军，结果驻守太岳区的第98军基本被打垮，军长武士敏牺牲。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准备南进，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部队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诱降迫降政策。在此情况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敌后国民党军开始成批投欣，出现一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可以说，敌后国民党军从此进入伪化时期。
1940年12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年4月下旬，日军以第32、第33师及骑兵第4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8军主力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69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施反击。4月29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军和第69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
6月15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2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24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5月至7月，日军继续“扫荡”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于8月4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51、第57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3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89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89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大通，豫皖苏边的淮阳、阜阳、淮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有一部分兵力伸展到了江北的泰州地区。鲁苏战区成立后，令第89军积极向南扩展，结果引起了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政治磨擦和军事冲突，先后在1940年10月和l941年1月发生了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年初，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89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致使第89军军部及鲁苏战区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兴化镇于2月被日军占领。第89军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1943年2月，日军调集第70师一部和独立第12旅主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淮阴、泗阳地区转移。月余后，日军又“扫荡”淮阴、泗阳地区，该部不能立足，遂又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不复存在。
从1941年至1943年间，敌后国民党军大量投降日军，使伪军的总数由1941年的35万激增到1943年的81万人。这些被“伪化”的国民党军不同于其他伪军，在编制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24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来陆续开到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100万人。敌后游击战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多面包围之中，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不与日伪军进行积极坚决的战斗，就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指导路线错误，脱离人民群众，经不起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绝大部分被消灭或投降敌人，留在原地坚持与人民结合走向进步或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1944年6月，只有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的第61军仍留在敌后，总共近3万人。但赵、张两部后来也相继投敌，第61军在晋东南屡向八路军进攻，大部被歼。敌后的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只有一些残余的零星武装还在活动。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四节 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
（一）国民党自身的政治整顿及其以反共为重心的政治方针的贯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迭连失利。这使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佳。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
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他还说：“为什么一般国民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至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页。]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在第八、第九、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企图刷新党的政治，改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此，国民党首先在中央执委会中分析了形象不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党员缺乏社会基础。故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召开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组织工作都作出了决议，要求除军队之外，必须在农工、妇女，小学教师、区、乡、镇、保、甲长中发展党员，并规定数额和指标。并认为，党的干部的训练和普通党员的教育薄弱，必须从中央到各省建立训练班，轮流训练各级干部。同时要加强党的知识的出版、宣传工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要求摄影、电影、广播、新闻等宣传舆论工具都必须“使三民主义在民生日用方面，绵存于群众生命之中”。特别要求加强对青年思想的领导，务使青年“笃信主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认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不够，因此要求在群众团体中活动的党员，应努力负责，热情服务，做“革命精神”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纠正“不利国家民族之盲动企图”。这几次中央全会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企图通过政府的名义使国民党的排除异己的措施合法化。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企图利用战局稳定的时机在政治上进行整顿，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们采取的每一项整顿措施，都紧紧地围绕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运动进行，因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越整顿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与愿违的道路。
国民党在党内进行自身整顿的同时，对党外也采取的一系列压制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措施，其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下旬，国民党以皖南事变的逆流推波助澜，压迫中国共产党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和广东韶关办事处，接着在鄂西地区拘捕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在此期间，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两县的中共县委机关，逮捕中共干部700多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闽西事件”。2月，国民政府以“破坏抗日”的罪名，封闭了抗日爱国人士邹韬奋在成都、昆明、贵阳开办的宣传抗日的“生活书店”，还逮捕了“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全部员工。3月，国民党在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中，影射中国共产党“违背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三民主义”，“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有“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企图”等等。把“新四军不遵军令，善自行动，攻击友军，破坏团结”等诬陷性的语言公然写进“军事报告”的决议中。决议还威胁说：“惟际此长期抗战之时，或难免仍有少数部队不明大义，蹈此复辙。”同年11月，国民党在其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大事宣扬“自中央解散新四军以后，纪纲一振”，暗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今后倘敢再违法乱纪，走私牟利者，应执法严绳，毋稍瞻顾”。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对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著作、通讯等严加限制。5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方党部在每一地区各组织一个或二个外围团体专志打击某党活动。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研究结果案》，该案称：“总裁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应敬谨接受，拟在宣言中将此种意见明白宣示。惟为防止基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我国之境内，无论其为何人及其何种名义，凡有私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制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
由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把反共作为其政治重心，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据统计，鄂西特委1940年有党员19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300余人。川康特委1940年有党员30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400余人。国统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战争形势对同盟国越来越有利，这种形势也使中国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希望在盟军的合作下尽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享胜利果实。因此，在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强调在中国必须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指责中国共产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在蒋介石的宣传煽动下，从1943年3月起，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不仅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而且对一些不同意国民党某些政策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横加迫害。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坚持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不满，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把抗日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同国民党进行有效的斗争，才能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仲形势下诞生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于1939年11月。
成立时定了八条“简章”和12条“信约”。在简章中阐述该会的宗旨为：“以巩固统一积极建设为帜志”。在信约中强调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主张“军队国家化”，要求“实施宪政”。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全国的政治空气骤生变化，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深感局势严重，有必要联合起来同反共倒退势力进行斗争，于是，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这个政治组织的有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后称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社党（后称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立即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通过报纸宣传这个政治组织的存在。梁漱溟在重庆出发前和到香港以后，都得到周恩来和中共组织的支持，因而很快便在香港办了一张名为《光明报》的报纸，由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10月10日，公开宣布正式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同时发表了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
“宣言”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中国受外患侵凌数十年”，“几绝翻身之望，而今则对抗强敌既越四年，举世刮目相看”，“解脱枷锁，要不难期”。中国“苦于不统一久矣，自民国初建以迄杭战之前，扰攘几无宁岁，国力之所用，不以对外而日以对内”，“而今则以同仇敌忾之故，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虽然，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人后转不如初”。“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统一实为国人意志之统一。武力于此为统一之具，而非统一之本，最后统一，莫著于抗战”。“看此四、五年间，统一气象后不如初者，其几之动，毋亦各持其力，而有忽于人心之背”，“不求于心而求于武力”，“以此为国，真可痛哭！”。故“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此其事本”。
在发表成立宣言的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还提出了自己对时局主张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贯彻抗日主张，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三、加强国内团结，调整各党派间关系；
四、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
六、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结束党治；
十、厉行后方节约，切实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
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发表成立宣言和政治主张后，国民党要人孙科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重庆根本没有这个组织。为了证明民主政团同盟确实存在，该组织的主席张澜和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人在重庆举行公开招持会，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有关人士参加，宣布民主政团同盟早已成立。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团的成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生力军》的社论，热情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宣言和政治主张。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主席张澜等人经常与中共及各方面爱国人士讨论问题。由于中共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蒋介石也只好默认这个组织的存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提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时对抗战胜利的前途失去信心，企图通过迫害与镇压国内进步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后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他们又企图清除异己，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因而进一步加紧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人士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中这一股破坏团结抗日的逆流，开始加强自己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这对捍卫团结抗日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困难中挣扎的国民经济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财政经济的来源，除少量外援外，主要依靠抗战前期内迁的工矿企业及未沦陷地区的农业。国民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措施，使之很快便在川、滇、黔、桂、湘等省恢复生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起了支柱的作用。然而，由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加之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八次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称：“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为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间，对经济行政、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如编制了新的国防经济三年计划；召开了第3次全国财政会议，进行所谓的“财政改革”，强化推行一系列的专卖和统制经济政策，改组“四联总处”，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等等，并在工业、农业、财政和争取外援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继续加强工业体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制订了大后方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内迁及新建的工矿均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基地。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强调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略不变。同时还逐步加强国家资本的注入，在工矿企业中增加国家资本比重。据统计，1940年国家资本产品产值只占总产值的27。7％，而1941年增加到近36％，1942年又增加到43％，到1943年接近50％。由于国家资本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对工业中的轻工业，国民政府继续贯彻“奖励轻工业”和“扶持乡村工业”的政策，采取了减免原料税、降低运输费、租用公有土地免租和协助向银行贷款等鼓励私人发展轻工业生产的措施，使轻工业私人设厂由1940年的517家增加到1942年1138家。这些私人轻工业企业，对稳定大后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大量注入，及国家对绝大部分工业的垄断和统制，使民族资本企业逐步滑坡，1943年后开工的工厂数大幅度减少。
其次是调整与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突出的是改变田赋征收办法。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征收办法在某些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增加田赋的办法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于是造成了各地赋额不一，各种附加逐年增加，农民的负担也逐年加重。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起草并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该决议案规定，各省田赋划归中央管理以后，所有田赋收入交中央指定的金融机构专户储存由中央统筹支配，各省具预算内的田赋收入，由中央如数拨给，需要时，中央可将田赋的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以满足军用之需。田赋划归中央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税收的混乱状态，对保障粮食的军需和民用有积极作用。然而田赋采取征实、征购、征借政策，从农民手中拿来了收获物的绝大部分，形成了对农民的掠夺，严重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
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继续推广农业合作社运动和鼓励增加耕地面积。由于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加强了推行农业合作社运动，因此各地合作社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1942年6月，仅西南各省就建立了农业合作社6。3万余个。由于合作社的建立，贷、产、销渠道得以畅通，国家和银行给予农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加。据统计，国家和银行给合作社的贷款，1941年为4。65亿元，1942年为6。83亿元，1943年为15。27亿元。
农贷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无疑是一种促进，只是相当大的部分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所垄断，而没有落到农民手中。除坚持农业合作社运动外，国家还采取免收田赋等措施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据统计，水稻的种植面积1941年为2164。9万亩，1942年增加到2553。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1941年为1261万亩，1942年为1529万亩。
第三是进一步强化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在1939年9月以“四联总处”改组为标志已初步形成。它统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贴放、汇兑和物价调整等。但货币发行仍未集中。
1942年5月，“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钞票、代理国库、统管外汇、汇解军政款项及调剂金融市场；中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受中央银行的委托办理国外款项收汇和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交通银行主要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贷款与投资。经过这次业务划分，为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打下了基础。1942年6月，“四联总处理事会”又通过了《补充办法》，进一步规定银行存款准备金只能由中央银行收存，为中央银行独家发行货币完成了最后准备。1943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指示，标志着战时金融统制的最后完成。这种战时金融统制体制，为稳定国家金融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发行权的统一，又为国民政府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大开了绿灯。
第四是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由于岁出的增加和连年的战争消耗，国民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财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长，1940年接近40亿元，1941年即上升至87亿元。
这种严重局面，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方面，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对盐、糖、火柴、卷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货物税的区域和范围，并实行从价征收办法，以避免因战时物价上涨而使实际税收减少。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将省财政收入划入中央财政收支系统，这样，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印花税和营业税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国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悦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税收款项并不能填补战时高达80％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此，国民政府仍大肆举借和增发纸币。特别是增发纸币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筹措战费、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1940年底法市发行额为79亿元，1941年底为151亿元，1942年底为344亿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亿元。[《中国财政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人民遭受灾难，官僚资本迅速扩大，使财政经济预伏着新的危机。
第五是在商贸方面放弃限制进口政策，转而采取鼓励进口政策。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主要采取限制进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水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进口贸易只能靠空运解决。但空运仅能解决军需品进口的运输，民用物资进口困难。日军的封锁造成后方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进口贸易的种种限制，并转而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1942年5月，国民政府还解除了对敌货进口的禁令，同时颁发新的《战时管制进出口办法》，规定：
只要是后方所必需的物资，不论来源如何，均可进口，政府并对进口者予以运输上的便利或资金上的资助。这对抗战后期扩大贸易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2年的困难阶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保持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使大后方的抗战得以坚持。国民政府在抗战困难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保护官僚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为了抗战，广大人民甘愿作出牺牲。正如《新华日报》报道的那样：
“工人们是明白大义大理的，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从没有半句怨言，从没有片刻时间松懈自己的工作。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他们象前线抗敌兄弟一样的英勇，冒寒褥暑，日夜工作着。”[《新华日报》，1939年9月4日。]
全国各界人民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怀着抗日的同样心情而不计自身的利益，以自身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正是有这样伟大的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局面才得以维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领域采取强制高压和钳民之口的文化专制政策，压迫和摧残抗战文化。1941年2月7日，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还有设计委员会。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交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各省成立分会，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加强了文化专制。
1942年9月1日，张道藩在文运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强调：“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这实质上是钳民之口，要文艺为国民党的统治效忠。
为实行文化专制，国民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等，加紧对进步文化文艺作品的压制和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国民党还利用种种借口解散或整编抗日的文化团体，关押甚至杀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白色恐怖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前期兴起的抗战文化运动，再度走向低落。
（二）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早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把坚持抗战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组织和领导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各种迂回曲折的斗争，使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加强文化专制，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暂处于低潮。如何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成为当时推动和发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斗争。
一是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悼念会，以联系和团结广大文化界，加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隆重的纪念活动是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长地向郭沫若提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一工作，并嘱托阳翰笙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把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并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电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赞扬了郭床若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16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社会各界名流及各报记者800余人济济一堂，情状热烈，会场充满团结的气氛。冯玉祥在致词中说，纪念郭先生，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忠心爱国、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的高贵品德。
周恩来到会祝贺，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勉励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当天，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也分别举行庆祝纪念会，新加坡华侨社会文化界亦为郭沫若祝寿举行大型聚餐会。此后，国统区进步文化界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名人祝寿会、创作纪念会、悼念会及各种纪念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对生者生日的祝贺，还是对死者的悼念，都是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对顽固派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击。
二是以戏剧为中心，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的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影响比较大。周恩来和徐冰、阳翰笙等仔细进行了研究，决定用话剧来打破重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于是，重庆文艺界发动了雾季戏剧演出运动。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好剧。《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其目的是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该剧共演出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余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他整理成五幕历史剧。
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该剧主题是主张联合，反对分裂，借古鉴今。该剧上演后，《新华日报》开辟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发表了许多剧评文章，肯定了历史剧借古鉴今，服务现实的地位和作用。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五幕大型历史剧，只经过3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竟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
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可以说是集剧坛之精英。《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就连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本“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然而，人民所喜爱的一出好剧，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剧本“成问题，不该鼓吹爆炸”。“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说：“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周恩来对《屈原》从创作到演出都十分关心，全力支持，充分肯定，把它当作在文艺战线上同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于1944年11月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除《棠棣之花》、《屈原》外，还有《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
第一个戏剧雾季演出，除上述几出戏外，还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北京人》、《原野》和《日出》等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高潮。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重庆文艺界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出戏。其中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曹禺的《北京人》、《家》、《蜕变》等。这些史剧对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1941年6月底，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组成直属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团结了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桂林的抗日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总之，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白色恐怖中，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在困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并且成为争取民主潮流的有力组成部分，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一节 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
（一）缅甸的战略地位和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企图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它的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云南相邻，东部和东南部与老挝、泰国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英属印度交界，面积67万余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缅甸地形复杂，以高原、山地为主，北接高原，南临大海，除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下游有盆地平原外，大部系山岳丘陵，峰峦纵横交错。境内山脉为中国横断山脉之余脉，主要有野人山脉、东加亲山脉、怒山山脉，均山势陡峻，部队行动困难。河流多由北向南，主要有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锡唐河、仰光何等，均不能徒涉。
全境大部分系热带季风气候，最大之特点为潮湿与炎热。全年气候主要分为干季和雨季，自11月至翌年3月为干季，4月至10月为雨季。雨季来临，数月连绵，瘴雨蛮烟，行军作战，均感困难。缅甸系多民族国家，以缅族为主，其他有克伦族、掸族、钦族、克钦族等，此外还有少数印度侨民及华侨等。大部居民信仰佛教。缅甸控制着由马六甲侮峡进入印度洋区域的要冲，且为陆上通往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缅甸自19世纪80年代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英国以此巩固着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窥中国，挟制泰国，并以此作为英国在远东第一军港新加坡和马来亚殖民地的后方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短时间内，日军就席卷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同盟国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使得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破日军占领的国家，战略地位显得日益重要。
对日本来说，缅甸是南方占领区的西侧屏障，占领缅甸，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防御盟军从西侧反击，而且可以缅甸为跳板，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北上可对中国西南大后方进攻，切断滇缅公路。另外，占领了缅甸，就可以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的海战，并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对于同盟国特别是英国来说，在丢失了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据点后，如再失去缅甸，就会失去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危及印度的安全，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根基。同时，中国也将失去滇缅公路。
对此，丘吉尔在1942年2月16日给缅甸总督的电报中指出：“我认为，缅甸以及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8页。]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必须“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中国来说，确保缅甸安全，保持住西南的国际交通线，“使租借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送中国”，[〔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0页。] 并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缅甸已成为同盟国与日本法西斯所必争之地。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虽然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从一开始就进攻缅甸，但在其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缅甸都是必须攻占的至关重要的目标。早在1940年日本就明确将缅甸划人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大本营对指导南方作战的基本构想是：“攻占远东英美重要军事据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再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资源地，尽量控制下来，以确保能进行长期作战的态势。为了防备将来盟军可能进行反攻，更必须在外围确保必要的反击地区。”并确定其“西面大致以缅甸作为重点保卫区域。”因为“缅甸不但是为了切断援蒋路线，从保卫西面的角度来说，也是特别应予重视的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12～13页。]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南方作战计划所确定的攻占范围中，缅甸也明确地包括在攻占范围内。日军大本营在决定对缅甸作战时，就明确其作战目的是：
“一、保障马来半岛作战的侧背安全；
二、切断援蒋路线；
三、加大对印度和中国的压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4页。]
（二）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及部署
缅甸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虽然日军大本营从开战时就企图进行缅甸作战，但因兵力不足，不得不将重点放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方面。日军大本营关于缅甸作战的设想是：“开战时只攻占缅甸南部一部分地区，俟初期作战取得进展后，只要情况许可，再攻占缅甸的其他重要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先以进驻泰国、负责确保该国安定的第15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迅速作好进攻缅甸的准备，在作战初期相机摧毁南部缅甸的敌空军基地，保证马来方面作战军的侧背安全，然后攻占仰光附近，摧毁英蒋合作的据点，待作战告一段落后，再增加兵力击溃驻缅甸的英蒋联军，加强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5页。]
同时还决定暂以第33师（师长樱井省三中将）和第55师（师长竹内宽中将）主力作为新成立的第15集团军的基干兵力。
1941年12月9日，饭田祥二郎到达曼谷后，为准备进攻缅旬，对陆续到达的部队作了部署，令暂归该集团军指挥的近卫师于12月11日后归还第25集团军建制：令第55师主力在达府、麦索一带集结，以其一部在北碧西部地区集结；令1942年1月10日由海路在曼谷登陆的第33师在达府附近集结。另外，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和交通状况，将部队车辆编制改为驮马编制。
1942年1月上旬，饭田祥二郎在曼谷确定了迅速夺取缅甸南部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决定开始进攻缅甸，占领萨尔温江的重要防线，准备对仰光作战。遂令第55师第120团之一部（冲支队）作为先头部队，从泰国北碧方面向缅境上瓦一带进攻，以牵制盟军；令第55师主力突破麦索附近泰缅边境，占领毛淡棉附近；令第33师随后跟进，向拔安方向进发，以遮断英军南下对毛淡棉的增援。
日军冲支队于1月4日从泰境出发，19日占领缅南战略要地土瓦，夺取了丹那沙林地区的3个主要机场，阻断了英军从印缅对马来亚的支援。20日，第55师主力突破泰缅边境守军防御，于22日占领高加力，30日进至毛淡棉附近，与英缅军激战。
此时，日军大本营获悉英军增援部队已在仰光登陆，中国军队正在迅速南下，遂于1月22日命令：“南方军总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占缅甸要域。”
同时发布“关于缅甸作战之陆海军中央协定”，并对作战要领作了具体指示： “缅甸作战之目的，在于击渍缅甸之敌，占领并确保其要域，兼以加大对华压力”。
为此，应以第15集团军进驻毛淡棉附近萨尔温江一线，完成作战准备后，以主力由毛淡棉——勃固沿线地区占领仰光。占领仰光附近后，再遣调必要兵力，占领曼德勒附近要地及仁安羌附近油田地带，此时，力求在攻占上述要地前后歼灭敌军，特别是中国军。陆军航空部队阻截援敌，密切配合集团军的作战。海军掩护海上运输外，确保陆军部队之海上后方联络。“协定”还规定作战使用的兵力，陆军为第15集团军（2个师基干，预计视情况再增加约2个师）和南方军直属航空部队之一部；海军为第1南遣舰队之一部和联合舰队之一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5～76页。]
2月9日，日军南方军命令第15集团军：“继续现在作战，尽量歼灭敌人，进到仰光地方，且务必在其以北取得地盘，以准备对曼德勒和仁安羌附近的作战。”[〔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7～268页。]
此时，日军第15集团军方面，第55师主力于1月31日攻占毛淡棉，第33师于2月4日占领了拔安。于是，饭田祥二郎于2月17日在毛淡棉决定，以攻占仰光为目的，先向锡唐河畔前进。命令第33师和第55师于20日通过比里河一线，一面消灭正面之敌，一面向锡唐河挺进，准备以后的进攻。至此，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全面展开。
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中英军事同盟的酝酿
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接着又派出一批从敦刻尔克撤退下来的英军官兵到中国来学习游击战。
1941年1月，任命支持中国抗战的丹尼斯少将为驻华武官。丹尼斯代表英国政府向重庆方面提出中英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日的建议，得到重庆方面的赞同。中英建立军事同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中国方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的军事考察，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
1941年1月2日，丹尼斯正式邀请中国派军事考察团前往缅、印、马进行军事考察。中国方面组成了以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2月出发，对缅、印、马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军事考察，收集了有关缅、印、马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料，编写出共30余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草案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日军对于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将会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来处理。一旦日本与英国开战，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缅甸，以达到既击败英军，夺占英属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的目的。草案提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的应是将主力集结于缅泰边境，以确保仰光港。草案对未来共同防御及乓力部署提出了以下设想。
共同防御意见：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泰边境毛淡棉、登劳山脉、萨尔温江沿岸及景栋以南地区，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并将重点指向毛淡棉方面。另以一小部在中缅边境车里、临江间担任持久防御，以一部配合舰艇在仰光及仰光海面警戒。
兵力部署：
（1）预定英缅军2～3个师，中国3～5个军。
（2）布置中英两军主力（2～3个军）于毛淡棉、克那邦、景栋间地区，并在毛淡棉附近形成重点，构筑半永久性的纵深据点式堡垒群，形成坚固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筑据点式前进阵地，吸引敌人于我主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不失时机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阵地前。
（3）以一小部（1个团至1个师）位置于景栋亘临江、车里以南地区，构筑据点式野战堡垒群，形成纵深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构筑星罗棋布的前进阵地，采用游击战与阵地战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依据中缅交界山岳地带的特点，以主阵地为根据地，用小部兵力警戒，以大部兵力担任游击，适时深入泰缅境内袭击敌人后方。（4）仰光及仰光海面由英军及舰艇担任警戒。
（5）控制强大预备队（1个半军至2个半军）于东吁（东瓜、同古）、彬文那、漂贝、敏铁拉间地区，不失时机增援第一线与敌决战。
（6）其他：构筑工事材料及交通、通讯器材等由英方筹备；详细作战部署待双方政府协商后另行拟定。
以上述草案为基础，经过补充修改，中国方面于l941年6月正式向英国方面提出《中英缅共同防御意见书》，策定了中英共同防御缅甸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够付诸实施，中英在缅甸的联合作战可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局面。
（二）中国军队人缅援英作战的准备
中国在同英国共同防御缅甸方面、态度是积极的，在与英国酝酿成立军事同盟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及时派兵入缅协同英缅军防御缅甸。
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北部，直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危及西南门户和滇缅公路。为保卫云南及滇缅公路，稳定西南大后方，中国政府开始陆续调集精锐部队向滇越、滇黔、滇川、滇康、滇桂边境集结。
1941年中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以协力防御缅甸。为此，中国又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军事委员会从所属部抽调人员，在昆明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任团长，萧毅肃中将任参谋处长，作为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构，策划有关中英协调作战的一切业务。11月，又令第5、第6军等部，分由贵州境内向云南开进，准备动员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其他集结各部亦准备动员。同时给准备远征的部队充实了装备，并令加紧集训。
还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杜聿明兼任司令，令第6军第93师率先开赴中缅边境的车里、佛海布防。随后又将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新编第38师编组为第66军，以张轮中将为军长，作为先期入缅的机动部队，准备参加远征。
此次中英军事同盟虽首由英国方面提议，并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但英国在中英合作防御缅甸问题上却始终持消极态度，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问题犹豫不决，乃至出尔反尔。
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拟定以后，英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这种形式上的结盟就足以保证缅甸的安全；他们认为要中国军队帮助防守缅甸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威信，并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助长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危及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因而他们否定了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的意见，错误地判断日军若要切断滇缅公路，必然会先从中缅或中老边境进攻，而决不会轻易向缅甸冒进，一再强调中国军队应在中缅、中老边境布防，以防止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而以时机未到为由，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样，中英合作共同防御缅甸的计划，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双方酝酿讨论了将近一年之久，仍限于纸上谈兵，进展十分缓慢，从而使中英在缅甸的军事合作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不协调的阴影。
（三）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1941年12月8日，日军愉袭珍珠港，进攻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其它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亚洲坚持了4年半之久的单独对日作战，变成了中、美、英、荷、澳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
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刚刚以闪电般速度传到重庆，蒋介石立即（8日上午）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立即对日宣战；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声明：“中国现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溃。……中国政府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澳洲、荷兰、加拿大、纽西兰）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举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实为必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页。]
同日，蒋介石还约见各国驻华使馆武官，说明中国军队已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采取行动，配合各国友军作战。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协调作战。10日和11日，蒋介石邀请英、美等国大使和武官商讨中、英、美、荷、澳5国联合军事计划，并请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将下列4点意见电告罗斯福：
“（一）由华盛顿建议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政治与军事中心点。
（二）在苏联未宣战前，由美国建议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问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三）四国初步谈判集议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再行讨论决定之。
（四）由美国建议五国军事互助协定之协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页。]
罗斯福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电复蒋介石：“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井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敬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对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6页。]
罗斯福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建议，主要是美国为了实现“先欧后亚”全球战略，迫切需要中国积极行动，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本的责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明了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的企图：“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对日本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中印缅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但是，就其战略和政治意义而言，世界的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它持续不断地提供以异常低廉的代价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可能性……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同时，罗斯福也十分关心缅甸的安全，因为在“英美总战略”中的远东部分设想了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防止日本进一步扩张的防线。这条防线一端的支撑点计划设在澳大利亚，另一端的支撑点设在印度和缅甸。因此，罗斯福希望借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之机促成议而不决的中英军事同盟，支持并力促中国派兵人缅作战，以保卫缅甸和滇缅公路。丘吉尔也认识到中国战场和缅甸的重要战略地位。1942年1月20日，丘吉尔在给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要比保持新加坡更为重要。”[〔英〕温所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4页。]
次日，他又电伊斯梅指出：“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新加坡一旦沦陷，科里凡多尔必将相继沦陷，这将使印度大大震惊；只有强大的部队的来到和缅甸方面战事的成功才能把印度支持下来。”[〔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9～80页。]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下，联合军事会议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只有中、英、美3国代表。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原本希望这次会议应该为太平洋的作战行动制定一个全面计划，既要包括共同保卫中国的计划，又要包括共同保卫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计划；并制定陆海空部队的作战计划和租借物资分配计划作为补充。
因此，在联合军事会议上，中国主张规划足以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但是，英方却只重视自己的利益，只关心其在亚洲的殖民地特别是缅甸和印度的安全。因此，会议伊始中、英之间就发生争执。英国代表韦维尔上将的态度十分明确：英国在东南亚对日作战，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他认为远东盟军的当务之急，是防止日军进攻印度和缅甸，并且要求加强在缅甸的空军力量；在此之前，英方已公开将缅甸境内的一批美国援华物资据为己有，对此，蒋介石十分气愤，让何应钦发言声明：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停止中、英、缅合作。美国代表马格鲁德当即出面调停。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联合军事会议终于达成协议，将美国军事代表勃兰特少将提出的草案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其主要内容是：
（一）首要的是防止敌人进攻缅甸，它对于中国的继续抗战和从中国向外扩展的任何联合作战都至关重要。
（二）通过继续以物资供应中国的办法为中国军队能为对日最后进攻进行准备和训练。
（三）中国军队继续牵制在中国战线上的日本军队。
（四）一旦人力物力允许，即转为用可调集的全部中、英、美军队进攻日本。
（五）设在重庆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并提供建议和情报，使盟国最高作战委员会能够制订东亚战略。
（六）希望尽早在美国设立永久性组织。
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遂告成立。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对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亦即《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正式形成。
同时，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的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形成盟军共同对日作战。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经过
一、英方阻挠中国军队人缅布防及英罩在缅甫的溃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指出中英有协调行动以保卫缅甸的必要，并询问需要多少中国军队人缅作战，丹尼斯回答可能需要1个团，也许过不了多久还需要2个团，总共1个师。蒋表示准备提供更多的兵力，立即提供3个师，不久再提供另外3个师。丹尼斯没有进一步响应这项提议。10日，丹尼斯晋见蒋介石，请派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蒋于11日令第6军第93师开赴滇南车里，原驻车里和佛海的第93师加强团入缅进驻孟洋，接替景栋附近英军防务；令第6军第49师以1个加强团即开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中将指挥，准备向景栋前进。同时派侯腾率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团飞缅，筹备中国军队入缅事宜。
15日，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陆军部关于希望中国尽速派兵入缅布防的建议，蒋当即首肯，于16日令第5、第6军向滇西保山、芒市等地集中，编组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但韦维尔借口滇缅路运输不便，拒绝中国军队迅速入缅。24日，蒋介石告诫韦维尔：“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作战。”韦维尔立即答称：“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中央日报社译印，1978年版，第13页。]
这使蒋介石大怒，并于26日发电：“昨会议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欠九三师及四九师之一团）暂时毋庸入缅……该两军停止前进井分段在昆明及滇缅沿线上集结待命”[《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中国军事图书馆存，以下简称《林蔚报告书》。]。至此，中国军队动员入缅遂告停顿，中英关系趋于紧张。
同时，印度英军统帅部错误判断敌情，认为日军将由泰国北部进攻缅东掸邦高原，然后分兵攻占腊戍和曼德勒，故而断然否定了中国方面“关于中英联军缅南会战的建议”。1941年12月15日，侯腾率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团随丹尼斯飞抵腊戍后，即会晤了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并提出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主张集中英军主力和中国第5、第6军在勃固至毛淡棉地区与敌决战，只以一部兵力置于景栋、兰柯等地向泰国苔戒，但被否定。因而胡敦仍将防御重点置于掸邦高原，在缅南的防御却十分脆弱。
1942年1月初，英印第17师由印度来援，该师以第48旅接替毛淡棉及其以南防务，主力置于仰光。2月初全部集中拔安地区布防。而英澳第63旅和英装甲第7旅于2月下旬才赶到缅甸。
1942年1月4日，日军第55师冲支队率先突破泰缅边境，于19日占领缅南战略要地土瓦；1月20日，日军第55师主力突破泰缅国境，于22日占领高加力，31日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英印第17师师长斯迈思少将决心退守萨尔温江西岸及米邻地区。2月3日，日军第33师一部攻占萨尔温江东岸的拔安。8日，日军第55师强渡萨尔温江，突破仰光以东第一道天然屏障。9日，日军南方军向第15集团军下达了合围仰光，并准备北进曼德勒和仁安羌的命令。17日，饭田祥二郎在毛淡棉决定第15集团军全军出动以攻占仰光。日军第33师和第55师两路并进，于20日渡过比里河，全力围攻米邻，迫使英印第17师于22日向锡唐河后撤。锡唐河是一条宽450多米的大河，河上只有一座大桥。英印第17师主力尚未撤至河岸，守桥英军即遭日军快速部队的攻击，于是炸毁大桥，以阻止日军渡河。23日，英印第17师打开出路抵达河岸时，发现桥梁已被炸毁，前面只是滚滚流水，以致陷入绝境，遭到日军追击部队的重创，仅有师长以下3300余人逃回勃固地区。
英军在锡唐河的惨败，使英国军政界充满了辛酸的感情。即便如此，英国仍将救援缅甸的希望寄托于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身上。丘吉尔甚至罗斯福都曾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返回澳大利亚途中的澳军改调增援仰光，但均遭拒绝。
3月4日，日军第55师击溃英装甲第7旅的抵抗，突破仰光以东最后一条防线勃固河，于7日占领仰光东北100公里的佛都勃固。开战仅仅两月，英军未作重大抵抗即濒于崩溃，缅甸战局危殆。至此，其阻挠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态度才有所改变，但起初仍要求中国军队一团一师地分散入缅，以便控制。土瓦失陷当天，胡敦即要求中国的刘观龙支队开赴景栋以南60公里处的孟帕亚地区布防。22日，他又电呈韦维尔，请求同意中国第6军第49师全部入缅，以担任泰缅边境守备，但遭到拒绝。为此，丘吉尔于23日电告韦维尔：“我对你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的理由，依然困惑不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接受中国第49、第93两师，但是中国第5军和第6军的其余部分就在边界那一边驻扎着……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的心国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的重要。”[〔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1～192页。]
但韦维尔依然拒绝中国远征军主力入缅。直到日军轻取毛淡棉等地，进逼仰光，英国当局才慌了手脚，胡敦于2月5日匆匆赶到腊戍晋见前往印度访问途经该地的蒋介石，要求中国远征军主力火速入缅。
2月16日，蒋介石在印度电告重庆军事委员会，令停留在中缅边境的中国军队出动：“据英方代表之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5军入缅，……第5军大约使用于东吁仰光附近地区。”[《林蔚报告书》。]
此时，仰光的形势已非常危急，而英国又无兵可派，以致丘吉尔悲叹只能派出一个人到缅甸。3月5日，曾指挥英军进行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亚历山大上将被派飞往劫数难逃的仰光，接任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改任参谋长）。
他在到任的第二夭即下令炸毁仰光的大炼油厂及进行其他破坏后，全军撤出仰光，沿通往卑谬的公路向北突围。8日上午，日军第33师几乎兵不血刃就进占了仰光。仰光的失守，标志着缅甸防御战第一阶段的结束。
二、中国远征军入缅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中国远征军人缅由于英方的阻挠，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直到1942年2月，英方才迭次吁请中国远征军入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乃于1942年2月16日命令滞留于滇缅边境待命的第5、第6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并预定第6军使用于垒固（乐可）、东枝（棠吉）、莫契，亘景栋地区；第5军使用于塔泽、漂贝、彬文那、东吁地区，均受胡敦指挥。
同时以第66军作为总预备队，并于3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2路使用于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未成事实），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 [卫立煌因故一直没有到任，4月2日，蒋介石改派罗卓英中将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司令长官未到任前，由副司令长官代理之。中国远征军序列如下：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立煌（后罗卓英）？？ 副司令长官：杜聿明
第5军：军长 杜聿明（兼）
第200师：师长 戴安澜
新编第22师：师长 廖耀湘
第96师：师长 余 韶
第6军：军长 甘丽初
第49师：师长 彭壁生
第93师：师长 吕国铨
暂编第55师：师长 陈勉吾
第66军：军长 张 轸
新编第28师：师长 刘伯龙
新编第29师：师长 马维骥
新编第38师：师长 孙立人
以上总兵力约10万人。
1942年2月24日，中国驻英军代表侯腾从腊戍向驻滇参谋团报告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对中国远征军的部署及有关意见：
1、第6军以暂编第55师位置于垒固地区，第49师位置于孟畔地区，第93师位置于景栋地区，任泰缅国境之守备，军直属部队位置于雷列姆，军部位置于东枝；
2、第5军以1个师位置于东枝，为第6军预备队，1个师位置于东吁，1个师位置于良礼彬，任英缅第1师和英印第17师撤退时之掩护，军部与直属部队位置于东吁以北地区；
3、胡敦拟即令第5军派兵两团，先至东吁占领阵地，掩护后续部队之集结；
4、塔泽附近之敏铁拉与漂贝两地，第5军不含，归英方防守；
5、胡敦总司令不同意派遣联络参谋分驻英军师、旅部，经再三交涉，只允向英缅第1师派一员；
6、第6军与英缅第1师之作战地境，为东吁、莫契公路之线。
通观英方对中国远征军人缅后的部署意见，可以看出完全是一个利用中国远征军掩护其撤退的部署。英方以第6军的3个师分置于景栋、孟畔、垒固，实力掩护其长距离撤退路线侧背的配置，且犹虑不能确保，再以第5军的1个师位置于此侧背的交通要点（东枝）作为第6军的预备队。正面掩护则以第5军的1个师位置于良礼彬构成第一掩护阵地，再以该军的另1个师置于东吁，使之自然构成第二掩护阵地，同时还以英军防守正、侧面两个主要交通交汇点敏铁拉和漂贝，以构成最后掩护阵地。此时仰光尚未失守，英方即作如此部署，足见英方已丧失在缅作战的决心，且英方拒绝中方派联络参谋于英军师、旅部（英方在中国远征军人缅各军、师都派有联络参谋），是不愿让中方了解其行动，以便达到安全撤退的目的。
2月27日，蒋介石在昆明对中国远征军下达命令之要领：
1、敌为夺取缅甸，威胁中印国际路线，将企图占领仰光，并继续向缅甸北部曼德勒进攻。
2、我以摧毁敌人企图之目的，第5、第6两军应即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
3、关于入缅部队之指挥系统及输送程序暨集中位置，综合规定如次：
（1）第5、第6两军暂归杜聿明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总司令指挥。
（2）第5军应不待第6军输送完毕，即开始输送。
（3）第5军之第200师，应于3月1日由现地开始输送，急行入缅，在彬文那、东吁间地区，占领阵地，掩护该军主力之集中；第5军主力应继第200师之后续行入缅，集中于塔泽南北地区，准备协同英军迎击进攻之敌。
（4）第6军应以第93师及刘支队，任景栋方面之守备，以第49师任孟畔方面之守备，以暂编第55师为军预备队，控制于南桑附近地区，军部及直属部队位置雷列姆附近。
4、中英两军之作战地境，协定为恩冥村、敏乌里（敏建东南地区）、巴尼托特（彪关与明塔林之间）、密雅内特（勃固西北侧）相连之线，线以东属中国军，曼德勒以南至东吁间之铁路，应协定归第5军防守。
5、第66军之新编第38师及宪兵第20团第1营在第5军之后输送入缅，任第5、第6两军后方联络线之维持。第66军主力，即移驻保山附近，并准备入缅作战。
蒋介石的命令，规定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目的和作战方针，但对英军如何协同没有规定，而且对英方意见十分迁就。第6军仅暂编第55师未担任垒固地区防守，其余两师均按英方意见配置。第5军各师虽未分配于东枝、东吁、良礼彬各地，但己如英方之期望，规定该军全部越过曼德勒以南，而且规定先头师推进到彬文那、东吁地区。
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飞赴腊戍，2日与来见的韦维尔会晤，3日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对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作了如下指示：
1、英方韦维尔将军以为敌军不攻仰光，系因锡唐河渡河困难，我判断敌军迟迟不动之原因，在于调查我军行动。
2、3月10日为敌军之陆军节，敌将企图于10日前占领仰光，故我军之作战指导，应视敌情变化策定如次：
（1）第5军之集中尚未完成，敌即己占领仰光时，我应视敌兵力之大小以决定我是否反攻。若敌兵力小，我可即行反攻；若敌在2师以内，我仍可反攻；若有3师，则我反攻不易，故第5军主力仍应在后方集中。
（2）第5军在集中期间，敌毫无行动，仍停滞于锡唐河两岸时，则我应对勃固河左（东）岸之敌攻击而歼灭之。
（3）第5军主力业已集中，而敌对仰光进攻时，如敌兵力为1师，我应对其反攻。
（4）第5军主力尚未集中，敌即进攻东吁时，第200师应固守东吁，一俟第5军大部集中，即行反攻。
次日，蒋介石回国，令参谋团团长林蔚留驻腊戍，并续调该团参谋处长萧毅肃率一部分人员到腊戍工作，指导中国远征军部队，与英方协调作战事宜。
正当中国远征军兼程挺进缅甸时，英军却于3月8日轻易放弃仰光。蒋介石于9日晚召见史迪威，严厉抨击英国没有与中国真正进行合作，指出：“英方作战于撤退时，事前每多不通知在同一战区内活动之友军，更不欢迎我方参谋加入其总部中工作。例如最近在仰光，我方有一参谋在其总部工作，英方部队何时撤退，彼竟一无所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仕，1981年版，第225页。] 他认为英方没有在缅甸认真作战的打算，不能与中国协调作战，因而不同意再让英方指挥中国军队。并向史迪威指出：“余建议中英两国军队皆由将军指挥之，向例联合军队，部队较多之国家指挥较少者，今我国不愿重提此议，惟主张由一第三国将领如将军者为我联合军之指挥者……余当电请罗斯福总统劝丘吉尔首相接受余之建议。”[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25页。]
随后，蒋介石就史迪威统率中英缅军队之事，电令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与罗斯福接洽，并转丘吉尔。但罗斯福因有顾虑，并未向丘吉尔提出。
3月10～11日，蒋介石两次召见即将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国远征军总指挥身份赴缅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史迪威，向他介绍了他对今后缅甸战局的设想，指出：“余最近遣五六两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今仰光沦陷，全部战局顿改旧观。”中国远征军的“主要任务是为保卫曼德勒”，“如欲克复仰光，我必反攻”，而“我方欲反攻，必另有策划，其最妥善者，厥惟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
此外，他还交待：“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余欲派国军入缅，英方阻之，因此，余已另定防御计划，拟固守八莫与纳巴之线，以保持密支那至伊洛瓦底江之交通线，我军并准备在保山附近沿怒江作坚强之抵抗，而以澜仓江为第二道防线，拟于此堵击敌军之进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38～241页。] 并称：“业已下令第5、第6两军归将军指挥”，“林参谋团长以下如第5军、第6军军长已奉命绝对服从将军之命令。”[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2页。] 11日晚，吏迪威飞抵腊戍。
此时，以林蔚为首的中方参谋团和以马丁少将为首的英方军事联络组在腊戌举行联席军事会议。会上，英方通知中方，英军在丧失仰光后，决定以卑谬至彪关河一线为主阵地线，以确保仁安羌油田及中部产米区，并掩护莫契铜矿。同时，亚历山大还希望中国远征军尽快向甫推进，接替英军防务，等第5军集中接防后，英缅第1师即向西撤退，尔后仰曼铁路方面，由中国军守备。
为迅速进至预定地区，中国远征军正加紧向缅甸输送。第6军先遣第49师由保山出发沿滇缅公路经腊戍等处进入盂畔地区，接替英军防务；军部及后续部队，续运至雷列姆、南桑、东枝等处，部署作战。英军陆续移至缅甸西部，以仰曼铁路以东至泰越边境地区，划为中国远征军之防区。远征军又划东枝、垒固、亘莫契以东亘泰缅国境至老挝循公河右岸地区，为第6军防区。第5军不待第6军后续部队运输完毕，即先遣第200师、骑兵团及工兵团等，推进至东吁拒止日军，并掩护当地英军撤退及远征军主力集中。3月8日，该军先遣部队如期到达，占领阵地，主力在加紧运输中。
迄止3月16日，中国远征军的部署概要如下：第5军直属骑兵团在彪关河附近；第200师在东吁及其周围地区；军部及直属部队在塔泽、漂贝地区；新编第22师及第96师于23日后在曼德勒东北地区集结。第6军暂编第55师第1团在垒固、保勒间地区，其主力在南桑地区；第49师在孟畔地区；第93师在景栋地区；刘观龙支队在孟勇、芒林、大其力等地，沿泰越国境布防；军部及直属部队在雷列姆。
18日，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之第66军新编第28、新编第29师，正由国内分批向腊戍运送中。同日，英方通知中方已将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英装甲第7旅合编为英缅第1军，由斯利姆中将任军长，担任伊洛瓦底江方面作战。
史迪威抵达腊戍后，对中国远征军设防的东吁、东枝、曼德勒和腊戍等地进行了视察，并于3月13日飞返重庆，向蒋介石建议远征军主力应尽量南下，集结于南线的东吁，以便乘日军兵力分离之机，举行反攻，收复仰光。
但蒋不同意，他认为东吁一线已有第200师设防，主力仍应集中在中部城市曼德勒，称：“我在缅甸作战，应切记两大纲要，第一、应选择与敌最后决战之场所，此场所应在曼德勒以南之近郊；第二，应固守曼德勒。
此次在异邦作战，余至感关切，盖危机有二：第一、当地民众倾向敌人，对我并无好感；第二、缺少统一指挥。历史上之联军，因指挥不统一而失败者数见不鲜。……故彼等绝对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响将为整个中国不可挽救之损失。再者我深知应尽量予英方以精神上及事实上之援助，然我入缅部队作战之时，不应信赖英方的援助，此余所以主张将第5军之两师驻守曼德勒。”[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耍吏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5页。]
反复商议后，蒋介石同意史迪威的建议，并指出，切盼英方能守卑谬，我方当守东吁。3月25日，亚历山大飞抵重庆晋见蒋介石，感谢中国对保卫缅甸所给予英国军事上的援助，并告知英缅军已集中卑谬地区布防，表示英军一定要坚守卑谬。蒋介石要求亚历山大信守诺言，亚历山大信誓旦旦，还表示“阵线稳定之后，我人当即准备反攻，以克复仰光为目标。”[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62～264页。]
至4月上旬，中国远征军先后输送完毕。第5军沿仰曼铁路布防，警戒曼德勒至东吁一线，第200师坚守东吁要冲。第6军部署于第5军左翼，沿萨尔温江布防，其第93师于景栋向泰越边界警戒，第49师于孟板向泰国边境警戒，暂编第55师守备东枝、垒固、莫契地区。第66军为总预备队，布防于曼德勒及其以北地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战略指导是：“远征军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之目的，即深入缅甸境内，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日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支那、八莫为基地，一部以景栋为基地，策划持久，以确保国境。”[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83～184页。]
三、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经过
（一）日军进攻缅甸中部
尚在日军占领仰光之前，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鉴于缅南作战进展顺利，于1942年3月4日发布实施缅甸中部作战命令。3月7日，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命令第15集团军司令官在继续执行当前作战任务的同时，依照以下各项要领，准备歼灭曼德勒方面之敌：
“1、进一步抓住战机，以大胆果敢的作战，迫使曼德勒方面之敌特别是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务于短期内将其歼灭。本项作战应争取大致于5月末以前完成。
2、为进行上项作战而在仰光地方所作的进攻准备工作取得进展后，可不待增援兵团集结即开始行动，将曼德勒方面之敌捕捉歼灭在该地附近或其以南地区。
3、追击时要坚决将败逃之敌远远赶向缅中边境方面，并肃清缅甸境内之敌。
4、在上述作战期间，要占领仁安羌附近的油田地带和勃生，如情况许可，以一部迅速占领若开机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8页。]
同时，日军南方军将日军第18、第56师编入第15集团军序列，参加缅甸作战。
3月15日，日军第15集团军根据上述命令，确定了作战方针：“大致于5月末以前，在曼德勒附近（广泛包括曼德勒为中心的缅甸中部地方）捕捉、歼灭英蒋联军主力，随后将残余之敌从缅甸境内一扫而光。”[〔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9页。] 并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
日军占领仰光后，不待其后续增援部队到达，即开始分路向北的作战行动。西路以第33师由仰光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进攻；中路以第55师由勃固地区出发，向东吁进攻，然后向曼德勒发展；随后，又命令即将在仰光登陆的第56、第18师在东吁附近集结，以第56师向东路进攻，经莫契、垒固、东枝、雷列姆，直插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路线，第18师加入中路主攻方向，进攻曼德勒。
正当日军分路北进时，中国远征军适时赶到前线，以第5军担任日军主攻方向的曼德勒正面作战，以第6军担任东路莫契、雷列姆方向作战；第66军集结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待机。西路伊洛瓦底江沿岸作战，由英缅军担任。
（二）曼德勒方面作战
1、东吁保卫战
在曼德勒正面方面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决心以先遣第200师在东吁及其以南地区，阻敌前进，掩护军主力于彬文那附近集结，准备与右翼英缅军协力实施会战，击破当面之敌后，收复缅南地区。
3月8日，第5军第200师进抵东吁，接收了英缅军的防务，并掩护其撤退。3月10日，日军第55师由勃固出发，向东吁推进，沿途英缅军向北撤退。
18日，远征军第5军骑兵团前卫分队在彪关河以南地区接应英军，与日军激战，掩护了英军安全撤退。19日，日军第55师以1个营轻敌冒进，进入彪关河骑兵团预设阵地。当其汽车行至大桥北端时，大桥被炸，敌车尽覆，大部被歼。彪关河前哨战，是侵缅日军第一次受到中国远征军的打击，同时也拉开了东吁作战的序幕。
从在前哨战中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了日军第15集团军以曼德勒力主要目标，分3路进攻的作战企图。据此，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这一决定得到了史迪威的支持。于是，杜聿明亲赴东吁，指导第20O 师固守东吁，掩护主力集中，准备东吁会战。
18日，日机40余架分3批轰炸东吁，全城终日大火，毁成瓦砾。20日，日军第55师以1个团的兵力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以坦克、装甲车为先导，开始向东吁地区进攻。战至21日，日军伤亡300余人，仍被阻于东吁守军的鄂克春前进阵地。
21～22日，日机数十架狂炸马圭基地，英机共计全毁28架，重创8架，轻创21架。至此，英在缅空军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日军掌握了缅甸战场的制主权。
22日，日军继续攻击，并以一部迂回前进阵地，均被击退。日军乃增加兵力，于23日以2个团的兵力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实施连续进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以步骑兵相配合，向日军侧翼反击，并用集束手榴弹、燃烧瓶与日军坦克、装甲车展开搏斗，炸（烧）毁日军坦克、装甲车多辆，日军进攻受挫。日军承认自代库北进以来，“还是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294页。]
24日，日军继续以陆空联合向鄂克春前进阵地攻击，同时以1100余人向东吁以北的克永冈机场迂回，且迅速攻占该机场。第5军以在彬文那的补充第1团紧急增援，但机场已失，第200师亦派1个团向机场日军反击，未能凑效。日军切断了第200师与后方的联系，东吁守军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是晚，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印行，1942年版，第4页。] 全师各级纷纷效法，表示了誓死保卫东吁的决心。
25日，日军第55师全部出动，由南、西、北三面围攻东吁，守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激战至26日，东吁西北角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与敌展开激烈争夺，双方伤亡均重。此时，日军以一部进至东吁以北的南阳车站占领阵地，企图阻止远征军增援部队南下。
是日，蒋介石电令中国远征军：“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东吁、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在目前应以第5军之第200师、新编第22师及军直属部队，在东吁、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66军全部及第96师与暂编第55师，集中于曼德勒、塔泽间地区，使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5页。]
杜聿明奉今后，决心攻击当面之敌，将其压迫于喀巴温柯右岸而歼灭之。当晚部署：以第200师为固守兵团，固守东吁城；以新编第22师为攻击兵团，攻击仰曼公路以西地区当面之敌的左翼；以军直属补充第2团及第1团之1营为右侧支队，由东吁右侧山地推进，向敌左侧背攻击；第96师以火车输送至那达谢附近集结待机。
27日，日军继续猛攻东吁，守军顽强固守。当夜，新编第22师全部到达南阳车站附近，乘夜完成攻击准备。28日拂晓展开攻击，但进展迟缓。攻击东吁的日军，得知远征军增援部队到达，亦加强攻击，并施放糜烂性毒气，守军伤亡虽重，仍顽强坚守，阵地屹立未动。此时，日军后续部队第56师也已赶到东吁，该师先遣团于28日抵达东吁南面，与第55师取得联系后，即以主力向锡唐河东岸移动，攻击东吁守军的左侧背。
29日拂晓，远征军新编第22师攻克南阳车站，但在日军顽抗下进展缓侈。东吁守军弹粮缺乏，陷于苦战。第96师在运输途中被阻于彬文那附近，无法前进，使中国远征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受到影响。
杜聿明鉴于已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东吁之围，遂果断决定放弃东吁，保全军力，再伺机与敌决战，于是命令第200师于29日晚突围，东渡锡唐河，在耶达谢集结归还第5军建制。是晚，该师主力突围。30日晨，包括伤病员均有秩序地安全渡过锡唐河，转移至耶达谢附近。至此，历时12天的东吁保卫战结束，中国远征军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
东吁保卫战，中国远征军以1师劲旅，深入缅南，与数倍于己，拥有强大空中支援的日军血战12夭，然后主动地安全转移，不仅粉碎了日军企图在东吁聚歼中国远征军主力的计划，而且重创日军第55师，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日军战史供认：“当面之敌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命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297页。]
4月1日，亚历山大驱车来到中国远征军第5军司令部所在地漂贝，会见杜聿明，赞扬东吁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并对中国军队在东吁掩护英缅第1师安全撤退表示感谢。然而，由于东吁会战计划未能实现，又放弃了该战略要地，失去了对东吁至莫契公路的控制，致使日军可以分兵从东路长驱直入，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后方战略基地腊戍。
2、彬文那会战的准备和放弃
中国远征军第5军因未能及时集中主力于战场，不得不放弃东吁会战计划。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缅参谋团提出以第5军主力在彬文那附近会战击破日军的作战计划。3月31日，杜聿明在漂贝军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当面之敌，为第55师主力，似有北进企图。军决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斯瓦河东西之线（斯瓦南侧）及其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区拒止敌人，以主力在彬文那占领阵地，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8页。] 并决定以新编第22师利用斯瓦河沿岸的南北狭长地带，逐次阻击，迟滞日军，掩护主力完成会战准备。
4月5日，蒋介石飞赴眉苗，主持召开了第5、第6两军高级将领会议，要求集中主力在彬文那与敌决战。同时，要求英军固守亚兰谬，并要史迪威转告亚历山大，必须不借代价，据守约定地区。9日，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制定了彬文那附近会战计划。作战方针是：“军以决战之目的；即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进犯之敌后，次以固守兵团吸引其于彬文那附近地区，待其胶着时，再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彬文那附近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00页。]
兵力部署是：
以新编第22师为基于组成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沿岸，逐次阻击日军、掩护主力准备会战；
以第96师为基于组成固守兵团，坚守彬文那地区；
以第200师为基于，配属特种兵一部。为机动兵团，待机采取攻势，夹击围歼日军于彬文那地区。
4月2日，蒋介石决走以罗卓英接替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11日，罗卓英在史迪威指挥之下，正式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统一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日军占领东吁后，日军第15集团军司令部鉴于会战正在有利发展，于4月3日确定其曼德勒会战计划：“本集团军以精锐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人的退路；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公路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敌军主力的两翼，在曼德勒以西、伊洛瓦底江地区压倒并歼灭该敌；然后，在腊戍、八莫、杰沙一线以西捕捉、歼灭残敌，同时，不失时机地以精锐一部向怒江一线追击。”[〔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9页。]
据此，日军继续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轴线实施进攻，同时以东西两翼的进攻为策应。
4月5日起，日军第55师依次向新编第22师防守的耶达谢、斯瓦等阵地实施猛烈攻击。11日，日军第18师到达战场，亦加入该方面的攻击。新编第22师阻击部队逐次抵抗，并以两侧埋伏的分队不断反击，使日军伤亡甚重，不敢冒进。激战至16日，新编第22师完成阻击消耗日军的任务，安全进入彬文那既设阵地。
正当中国远征军主力第5军彬文那会战准备大体就绪，即将向进至预定地区的日军转取攻势作战的关键时刻，两翼相继告急。在西路，英军已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全然不顾与中国远征军协调的作战计划和配合作战，于4月1日放弃卑谬，5日放弃亚兰谬，并要求中国远征军到西路英军方面的沙斯瓦、马圭接防，掩护其撤退，14日，又放弃马圭，17日，仁安羌油田沦入敌手，英缅第1师和英装甲第7旅一部在仁安羌以北被围，急忙向中国远征军呼救。
由于英军在西路方面的全线撤退，18日，日军迅速突进到宾河以北，并向皎勃东进攻，直接威胁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右侧后。在东路，中国远征军仅有第6军暂编第55师分兵防守莫契——垒固——东枝广大地区，力量薄弱。日军第56师起初将主力控制于东吁，以1个团向东路作试探性进攻，于9日攻占莫契后，即以主力组成快速部队长驱直入，4月17日便推进到南帕，威胁彬文那远征军主力的左翼。中国远征军在两翼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史迪威、罗卓英只得于18日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北撤，向敏铁拉、敏建之线转移，以准备曼德勒会战。
（三）援助西路英军作战
4月14日，日军第33师进攻仁安羌之荒木部队击溃宾河南岸英缅军，原田部队夺取了沙斯瓦、东敦枝等地。下午2时，亚历山大面告中国远征军代表侯腾，英军方面情况紧急，要求远征军迅速予以援助。17时，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即令第66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由副师长齐学启指挥赴皎勃东地区增援。16日，日军作间部队推进至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以1个营的兵力直趋凯敏，主力向仁安羌东北挺进。17日，日军荒木部队攻占马圭，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公路，直趋凯敏的作间部队1个营攻占了宾河北岸渡口。
在正面，第33师主力亦迎面逼近，致使英缅军第1师全部及坦克营一部被包围于仁安羌东北地区。英缅军惊恐万状，不断向中国远征军呼救。15日，亚历山大感到远征军仅1个团，难以解围，要求再增派援军。远征军长官部遂令新编第38师另派1个团增援。以1团至纳特曼克（东敦枝以北），以1团至皎勃东。17日11时，先期到达皎勃东地区的远征军第113团，按照斯利姆的命令，迅速进至宾河北岸，乘夜完成攻击准备。18日拂晓，在英缅军轻型坦克12辆及3门火炮的支援下，向该地日军展开攻击，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击溃。该团右翼营随即渡河追击，但为宾河南岸日军所阻。此时，被围的英缅第1师师长向斯利姆报告：“本师饮水及食粮断绝已经两日，困难万分，官兵无法维持，势将瓦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0页。] 为解救英军的危急，已抵前线的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立即连夜调整部署。
19日拂晓，以第113团逼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右翼部队迅即攻占日军部分阵地。日军不断实施反冲击，经反复冲杀，至14时，攻击部队终将501高地攻克，击溃日军，将油田区全部收复，救出被围的英军7000余人、汽车100余辆、战马1000余匹，以及被俘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接着又掩护英缅第1师向宾河北岸陆续撤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泪水。”[孙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图书公司，1946年版，第8～9页。]
仁安羌援英之战，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一部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击溃优势日军，解救出被围困数日的英缅第1师，战果卓著，受到盟国的赞誉。中国远征军在仁安羌的英勇战绩轰动了英伦三岛，为此，英国政府后来向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第113团团长刘放吾等多人颁发了勋章。
仁安羌战役后，孙立人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反攻当面日军。于是命令在纳特曼克的第112团和警卫曼德勒的第114团主力迅速开赴前线。但英缅军由远征军掩护撤至敏建后，亚历山大认为确保曼德勒已毫无希望，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于是违背中英共同防御计划，命令斯利姆立即开辟一条跨过钦敦江向西撤退的路线，[〔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上，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向印度撤退，致使日军重新占领仁安羌，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结果付之东流。孙立人奉命放弃进攻马圭作战，于21日夜率部撤出仁安羌，作为英军的后卫，随其向曼德勒方向转进。
（四）缅东方面作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初，由第6军担任景栋至孟畔之间地区的守备。当第5军在东吁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时，为掩护该主要方面的左翼侧的安全，遂将第6军暂编第55师第1团推进至东吁以东的莫契、垒固地区。东吁失陷后，由该地经莫契、垒固、东枝、雷列姆至腊戍之间的公路受到威胁。
4月1日，日军第15集团军令第56师逐次前出垒固附近，并准备突进腊戍方面。随后又规定：“第56师4月20日左右从垒固进发，沿垒固——莱卡——腊戍大道地区向腊戍附近突进，在切断敌人退路之同时，准备尔后的机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19页。]
据此，日军第56师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首先捕歼前出到垒固以南地区的（暂编）第55师，然后超越此地北进。接着尽力从东方包围和榜、东枝的敌人，要将敌击退到其退路以外，再进行攻击，继而向腊戊疾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由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30页。]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远征军长官部除令该地守军暂编第55师第1团严密防范、积极备战外，将调赴塔泽的暂编第55师主力调回垒固，同时调守备景栋地区的第93师1个团，准备西移东枝，部署纵深防御。
4月6日，日军先遣部队向莫契进攻，中国远征军部队在进行顽强阻击后，逐步退守克马俾附近。8日，中国远征军第6军决心乘日军兵力分离之际，将其各个击破，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彬文那会战左翼的安全，遂命令暂编第55师第2团推进至垒固，第3团留塔泽、东枝构筑工事，同时电令第93师第279团迅速开至东枝以东的和榜。4月9日起，日军增加兵力向暂编第55师克马俾阵地展开攻击，守军顽强抗击，直至防御阵地全部被毁，始于11日退守吐昌河以北地区，12日退守保拉克及其以西之线。12日，中国远征军第6军为加强垒固防御，令驻塔泽的暂编第55师第3团主力、军直属工兵营驰援垒固。15日，日军逼近吐昌河阵地，并由东西两翼向守军阵地攻击，暂编第55师向日军反击，在保拉克一线阵地与日军争夺数日，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和消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后撤。日军以坦克、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向垒固方面突进。守军未能以有效手段阻敌前进，致使垒固方面阵地被突破，暂编第55师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并与军部失去联络。20日，第6军军长甘丽初见局势难以挽回，命令部队破坏垒固至和榜一线的公路，并率第6军司令部和军直属部队北撤至和榜，垒固遂陷。日军第56师占领垒固后，分兵两路向北挺进：一路由和榜以西指向东枝，一路由和榜以东指向雷列姆。
为应付危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于21日令第6军军长甘丽初率一部在雷列姆附近构筑防御工事，另由该军参谋长林森木指挥退守和榜附近的部队阻击向该方面攻击之敌：并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领第200师及军直属部队，立即由敏铁拉乘汽车向东枝前进，攻击向东枝进犯的日军。21日，日军先头部队即进至和榜，守军与敌激战至22日，阵地被摧毁，伤亡甚重，被迫乘夜转移至后方孟旁既设阵地。
24日，孟旁阵地遭日军猛烈攻击，日军后续兵力亦大量到达参加战斗，守军虽奋勇抵抗，阵地终被分别突破，守军被迫向孟昆突围，雷列姆失陷。
在东枝方面，当第5军先头骑兵团于23日抵达东枝西侧时，日军已攻占东枝。
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立即决定：主力在骑兵团的掩护下展开，由正面和两翼同时向敌展开攻击，以迅速击破该敌，收复东枝。据此，24日拂晓，第200师展开攻击，战至25日，将日军击溃，收复东枝。此时，第5军司令部决定集结兵力继续巩固东枝，向雷列姆攻击前进，以切断北犯腊戍之敌的后路。在此关键时刻，史迪威、罗卓英命令除留第200师向雷列姆继续发起攻击外，第5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枝集结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均折向曼德勒，准备曼德勒会战。是夜，杜聿明遵令率部西移。26日，东枝再度失陷。
第6军被迫于24日放弃雷列姆后，向后撤退，26日，甘丽初率司令部人员及收容残部，到达孟杉附近，各部队继续向萨尔温江左（东）岸转移。日军第56师占领雷列姆后，乘第6军后方兵力空虚，继续分两路北犯，一路经丙隆北进，迅速夺取了莱卡，向西保逼近，一路经南桑东进，于25日挺进至孟囊，并迅速向腊戍迂回。两路日军对腊戍形成钳形攻势。为此，蒋介石急忙从重庆电示：“新编第28师主力可速运腊戍和雷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击灭之。”[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99页。]
然而远征军长官部未能清醒地权衡整个缅甸的战局，执意要在曼德勒会战，未调有力部队增援腊戍，致使守卫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腊戍仅有新编第28师4个步兵营。
（五）中国远征军全线撤退
4月24日，蒋介石就缅甸战局电示远征军：“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八莫为后方。”[《林蔚报告书》。] 但远征军长官部仍执意坚持在曼德勒会战。
28日，蒋又电令“如可能应抽调瓦城（曼德勒）有力部队增援腊戍，先击破其袭腊一侧背，则以后该易为力。如此瓦城不守亦可。盖此时保腊戍为第一，而瓦城之得失无甚关系也。”[《林蔚报告书》。] 而驻在腊戍的参谋团已经匆忙撤离，5天跑了1000余公里，退到滇西保山，未能及时收到并向部队传达此电。
4月28日，日军攻陷西保，第66军新编第28师4个营、新编第29师2个营仓促布防，被敌击溃，日军攻抵腊戍城下。29日，日军在10余架飞机、30余辆坦克的配合下，向腊戍发起攻击，缅北重镇腊戍终于陷落，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屯积在该地的大批战略物资也落入敌手。
中路日军自4月18日从彬文那向曼德勒进攻。第5军第96师利用原准备彬文那会战的阵地进行了8天阻击战。然而，曼德勒地区的英军却以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为掩护，于26日向印度英帕尔撤退，一路上丢弃装备，包括全部坦克，才赶在雨季来到之前逃至印度边境。此时，远征军长官部也因以第5军主力驰援东枝，未能实现在彬文那地区歼敌一部的计划。在形势已不利的情况下，又于27日正式下达了进行曼德勒会战的命令。而此时远征军的实际情况是，在西线，英缅军正向印度退却，新编第38师正担负掩护英缅军撤退的任务，第96师在中途阻击日军，战况已十分艰难，第200师正向雷列姆进击，第66军新编第28、新编第29师在腊戍及滇缅公路布防，兵力十分分散，难以形成决战的态势。28日，日军第55师向皎克西推进，威逼曼德勒。同时，日军第56师攻占腊戍后，立即派遣一支快速部队包抄曼德勒。
在此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急忙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各部队先后西渡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铁路线向密支那方面转进。5月1日，曼德勒失陷。
4月30日，日军南方军总参谋长转达了日军大本营给第15集团军的电报：“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第15集团军的结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国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的兵力越过国境，向龙陵、腾越附近怒江一线追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89～390页。]
据此，日军第56师由腊戍向中国滇西进犯，驻守滇缅公路沿线的第66军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进攻，致使日军在5月初接连侵占滇西边境城镇畹町、芒市、龙陵等地，并推进至怒江惠通桥西侧。守桥部队匆忙炸桥，使敌主力未能过桥，但隔在桥西的大批车辆、物资落入敌手。中国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奉命从滇西和昆明急调部队前往怒江前线阻击日军，在惠通桥一带与日军激战3天，将渡过怒江的日军数百人歼灭，依托怒江天险档住日军，自此形成持续两年的隔江对峙。同时，日军第56师主力一部又于5日攻占八莫，8日攻占密支那，将原计划沿曼德勒——密支那大道北撤，然后取道八莫撤回滇西的中国远征军主力的回国退路完全切断。
4月30日，史迪威、罗卓英率长官部由瑞波转移至甘巴罗，旋又转至英多，5月5日晚，继续转移至班卯克，徒步西行，于7日到达苗西。史迪威率中美少数人员徒步西行，于24日到达印度的丁苏基。罗卓英则率长官部人员断后，收容散兵，继续西行，于23日抵达印度英帕尔。
在远征军长官部西行前，史迪威、罗卓英鉴于畹町、八莫失陷，遂决定全军向印度境内撤退，并电告杜聿明，要求第5军（含新编第38师）也随之撤往印度。但社聿明于6日电复罗卓英，希望率部返回国内，不愿入印。同时又发电请示蒋介石。7日，蒋则不顾情况的变化仍电示：“我军应即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8页。]
杜聿明于是决定率部经密支那向片马、腾冲方面撤退。9日，第5军在向密支那方向撤退时，在杰沙地区与日军第56师追击部队遭遇，同时获悉八莫、密支那均已失陷，遂决心迅速脱离敌人，由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向孟关、大洛之线转进。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13日开始徒步向北转进，取道孟关、大洛、葡萄之线返国。
5月至7月，第5军各部均在撤退途中。新编第38师13日摆脱日军后向曼西转进，18日抵达曼西。孙立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脱离第5军，而奉史迪威命令向西折往印度，新编第38师未受重大损失，保持完整的建制，安全抵达印度英帕尔。仕孝明率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冒雨徒步在森林中艰难地向胡康河谷的大洛和新背洋退却。行军途中，时值雨季，山洪爆发，暴雨连日，部队粮尽药绝，在新背洋附近，绝粮八日，草根罗拙皆空。官兵饥病交加，死亡累累，仅新编第22师就因饥、病死亡2000余人。5月31日，第5军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奉命改道入印，在美空军空投粮药的支持下，至7月25日才抵达印度利多。
第96师和第5军炮兵、工兵各一部，奉命经孟拱、孟关、葡萄返回滇西。部队于6月14日到达葡萄，转进至山高路险，毒蛇、蚊蚋遍地的野人山区，粮药断绝，死亡惨重。副师长胡义宾在全师后卫行进，途中遭日军埋伏，在督战时阵亡。余部历经千辛万苦，翻过高黎贡山，于8月17日陆续抵达滇西剑川。
第200师自4月下旬东枝地区战斗后，奉命向北转进，沿八莫、南坎间撤退。5月10日，与第5军补训处、第66军新编第28师等余部汇合，5月18日，在穿越西保、摩谷公路的封锁线时，遭受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率部奋战中，身负重伤。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戴安澜因伤重殉国。第200师官兵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扶棺向云南继续前进，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29日，转到云龙，全师所剩官兵仅2600余人。
同年秋季，国内为戴安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高度赞颂了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业绩。毛泽东赠送的挽词是：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的挽词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年7月20日，美国总统授予戴安澜将军以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显著战绩和为中国陆军建树的卓越的声誉。
第66军（欠新编第38师）自4月下旬担负西保至曼德勒及腊戍的阻敌任务。腊戍失守后，该军主力沿滇缅公路逐次在维新、贵街、畹町、芒市等地拒上日军，并向龙陵、惠通桥方向撤退。在国内部队接应下，辗转至永平。
退至昆欣、塔科、昆孟一带的第6军于4月30日获悉腊戍失守，遂向景栋附近的缅、泰、老边境转移。5月8日，第6军第49师撤至大高，暂编第55师先头部队抵达孟色特，沿缅泰边境部署。随后，第49师撤至南峙，暂编第55师及刘观龙支队撤至车里，军部撤至佛海，第93师担任后卫，最后撤至打洛。
远征军各部队撤退所经之地，都是高山密林，时值雨季，泥泞难行，加之给养不足，部队饥疲交困，疫病流行，撤退途中伤亡甚重。远征军动员入缅总兵力约10万人，到8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仅有4万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的影响及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一、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的影响
中国远征军应英方的请求，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从3月初先头部队到达东吁参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的支援，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中外人士莫不表示钦佩。中国远征军的苦战虽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中国远征军首次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及其在缅甸防御战中的重要作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它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需要。它虽然未能阻止日军侵占缅甸，但起到了救援友军、打击敌军的作用。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作战，在实际上防止了印缅战局的进一步恶化，使缅甸英军免除了危机，平安撤往印度，并为尔后组织印度防务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国远征军通过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以至于仁安羌等役使日军遭到相当的打击，从而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日军侵缅虽然得逞，但其势已是强弩之末，再无力实现向东西两面的扩张。其有限兵力的一部从此被牵制在缅甸战场上，使它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更加捉襟见时，从而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第二、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作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一条陆上国际通道。日军进攻缅甸，不但要切断滇缅公路，而且企图从缅甸北上对中国西南大后方实施进攻。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企图，配合国内部队保卫了西南边陲。
第三、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作战，对亚太战场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942年上半年，当同盟国家在亚太地区遭受一连串的失败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出色表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在纽约各大电影院里，放映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的影片与美国麦克阿瑟统帅下的美，菲军队的新闻片，“同博观众之欢呼”。美国《克利夫兰公报》进而提出：“以远东战争全局论之，幸有中国坚忍之抗战，英方今日乃有获胜之机会……”[《新华日报》1942年4月15日。]
第四、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异邦打击侵略者，自甲午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足，以至于中国远征军在抵达缅甸后，盟军首脑仍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表示怀疑。韦维尔就曾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称：“他们对抗日军的丛林战，能否比我们打得更成功，尚难肯定。”[〔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0页。]
但中国远征军用出色的战绩证明，他们的英勇顽强不在盟军之下。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为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签署颁布勋章的命令中写道：“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达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戴安澜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罗斯福总统在为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授勋的颂词中指出：“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辛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之指挥，歼灭强敌，解放英军第1师之围，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进，于千苦万难之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孙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29页。]
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之英勇战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中国远征军人缅援英作战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1942年，为支援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公路，应英方邀请，中国派出远征军第1路第5、第6、第66军约10万兵力紧急入缅参战，创造了扬威异域的战绩，但终未能挽回缅甸的被动战局，而以盟军的失败和缅甸的陷落而告结束。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与英、美之间有关全球战略目标的分歧和中英之间有关具体战略目标的分歧，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英、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亦即英、美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在欧洲击败德国，其次才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击败日本，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又以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对日作战为主。因此，英、美虽然联合中国共同对日作战，但却要求中国在战争中承担主要任务。而早在中国全国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国民政府就曾确定了“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973页。] 的战略目标，希望英、美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本。
以上两种战略目标的分歧，使中、英、美三国对缅甸战事的态度产生差异，造成了盟国对战争准备不足的状况。
美国援华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缅甸战事也是重视的。但是，美国“失欧后亚”战略的实施就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略和分配援助物资方面是可以牺牲中国的”[〔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页。]，在缅甸战役中，美国始终没有派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只是派遣了有限的空军力量、少数的军事作战指挥官员、少量的武装突击队和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等。这就必然决定了美国对缅甸战事的态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国始终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投入欧洲战场。丘吉尔曾对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说：“英国的唯一目标是先把欧战打赢。”[《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
英国从保卫本国和欧洲的利益出发，将其战略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地区，然后才是亚洲太平洋地区。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其重点又放在新加坡和印度方面。相对而言，英国对“防守缅甸和维护对华物资供应均未置于重要地位。”[〔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它在缅甸的防卫力量十分薄弱，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态势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蒋介石从自己的战略目标出发，曾要求英、美以相当的陆、海、空军部队投入中印缅战场，一直希望英、美改变“先欧后亚”战略。1942年4月1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出：“缅甸在今日决不能认为一个支战场，而实为远东作战一重要之基地，且为吾人攻击日本必须掌握巩固之主要枢纽，如果缅甸不守，则日军在陆上即可向印度长驱直入，而中国与盟邦英、美之交通运送与联系即因之阻断，如此我盟军陆上进攻日本之根据地全失，自必更增加困难，而敌人向东、向西之进展则更无顾忌矣。”[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31页。]
尽管如此，也无力改变英、美的既定政策。中国政府顾全大局，对出兵缅甸的态度是积极的。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中国就向英、美明确表示，一旦条件允许就将出兵防守缅甸，随后，又逐渐加快了入缅作战的准备工作，并于1942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而且用最好的装备武装中国远征军，使中国远征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虽然已将远东的战略重点由新加坡转向缅甸，但其着眼点却是印度。因此，英国的基本态度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其所取政策似为可能保护则保护，如不能亦不必尽最大之努力，以免因此消耗可留以用于另一重要战区之军队。”[《林蔚报告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军遇到日军攻击就是撤退，始终未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中国远征军不断向南推进，孤军深入，英军始终未能有力地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
第二，英美对远东殖民地看法的分歧和对中国态度的分歧，引起了英美之间的矛盾，更引起了中英关系的冷淡，造成了中英矛盾尖锐突出的局面。
英国在远东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其殖民地的现状，因此，英国一再压制缅匈、印度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井将中、美作为其殖民地竞争的主要对手。美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宣称不准备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战。罗斯福认为大英帝国早已残败、并对东南亚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要求表示同情以求逐步渗入。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美国对英国的粗暴干涉，是蓄意要破坏英国的殖民统治。英、美之间的矛盾、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为实现其战略目的，迫切需要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军的责任。同时，美国对战后的中国也抱有政治目的，而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却是消极冷淡，它不愿意将中国作为大国对待。丘吉尔说：“我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英国渺视中国的态度，危害了中英关系，并对缅甸战局产生了严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国拒绝中国政府主动出兵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蒋介石就主动提出派中国军队出征缅甸，协助防御缅甸，并与韦维尔就中国出兵问题进行过磋商。但均遭到英方的拒绝和冷淡对待。
（二〕英国拖延中国军队入缅，贻误战机。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由于英方的犹豫，使中国远征军不能及时入缅布防。随后，又请中国军队协助景栋方面防御，为此，将远征军第6军置于该方面。直到仰光告急后英国才向中国求援，请中国远征军第5军迅速入缅，中国即将该军使用于东吁、仰光方面，“由于第5、第6两军之间发生甚大之隔离，尔后在事实上，我遂不得不随情况之演变，使第6军向西延伸与第5军相毗连，以保障我主力决战之安全，……敌直冲腊戍，既隔断我第5、第6军之联系，复截断主力军之退路，使我不能在缅继续作战。”[《林蔚报告书》。] 中国远征军入缅未能掌握先机，战役部署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这正是英方拖延阻挠的结果。
（三）英方缺乏与中国联合作战的诚意，只要求中方掩护其撤退。英国对缅旬作战准备不足，既没有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同中国军队联合行动的统一计划。英方对中国远征军布防和行动的建议，仅由其派驻中国远征军各军、师联络参谋转达，但又拒绝中方派联络参谋于英军各师、旅中，其目的在于使中方不明了其意图，以便利其自由行动。因此，常常造成英军单方面撤离防区后，中国远征军仍在坚持自己的战线，以致不知不觉陷于险境。英方吹嘘亚历山大的撤退为“军事成就之奇迹”，[〔英〕兰威廉：《缅甸军事成就之奇迹》（译稿），中国军事图书馆存。]
其实是在联合作战中的利己主义行径，毫无光荣可言。英方在不通知中方的情况下放弃仰光，转而利用第5军作为其撤退的掩护。在第5军组织东吁会战时，英军不顾中方的要求擅自撤离卑谬；当中国远征军准备彬文那会战时，要求英军固守亚兰谬，英军又不加理会，轻易放弃该地，屡屡造成中国远征军的被动。
第三，盟国方面指挥系统的混乱是招致缅甸作战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起初，中国因缅甸未划入中国战区，不得不尊重英方的指挥。中国远征军陆续入缅，实际上已成为缅甸作战的主力。蒋介石在名义上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但联军统帅部未赋予他在缅甸作战的全盘指挥权，中英双方也未能就此达成协议。蒋介石出于对英国的反感和对美国的信赖，任命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分全权指挥中国远征军入缅部队，并于1942年4月5日向中国远征军将领宣布史迪威有支配中国远征军的全权。但是，实际上史迪威的指挥权也是有名无实，史迪威手中没有直属的美国军队可供指挥，而且他既未与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明确指挥关系，也未与中国远证军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杜聿明确立相互间的地位。
直至改任罗卓英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后，才明确规定了罗卓英受史迪威指挥。但是，史迪威很快发现他并没有指挥中国远征军的实权。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并不情愿将自己的军队交给一个外国人，况且他对史迪威并非完全信任，因此，史迪威下达的所有命令一律须通过林蔚转给蒋介石批准执行。蒋则直接同林蔚和杜聿明联系，进行指挥，甚至支配团一级的调动。在几个月的作战中，中国远征军仅在缅甸就有林蔚的参谋团、史迪威和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以及杜聿明的前敌指挥部三个指挥中心。而中国远征军的一切作战方针、计划、部署和调动，都要等待远在重庆、不了解实际情况和变化的蒋介石亲自决定，下达指令。这就使远征军不能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进行有效的作战。
第四，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的失误，也是原因之一。对缅甸的敌情、地形等了解不够，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不足。特别是未能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集中和使用自己的兵力，以求保持战役的主动，避免战役的被动。当东吁失陷后，日军由两翼向远征军后方突进，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既未搞清西路友军的行止和进退，又未顾及东路莫契、雷列姆阵地的巩固。当感受到日军包抄的威胁时，又未能当机立断，加强东路，一举击破该路冒进之敌，并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巩固后方扭转不利形势。相反，不顾情况的发展变化，仍在一厢情愿地组织曼德勒会战，终于失去挽救战局的机会。
第五，英军得不到缅甸人民的支持，也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引起缅甸人民的普遍反感。一些群众在日军的策动和蛊惑下，协助日军攻击英军。这不仅给英军造成被动，也给中国远征军作战造成很大的困难。
中国远征军此次入缅作战，虽然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未能避免战局的被动和失利，但广大官兵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其一，出国作战，心须作好充分准备。首先，要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缅甸作战不但没有制定联合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远征军的独立作战计划，先战后谋，其败必然。其次，要注意作战地区情报的搜集掌握，敌情、友情、天候、地形、民情的了解熟悉，以及战前的模拟作战训练，方能进退有序，应付自如。再次，要做好部队的后勤补给和交通通讯工作，这是军队的生命线，异国作战尤为重要。
其二，国际联合作战，既要有统一指挥，也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参加联合作战的各国军队，面对共同敌人，统一指挥，方可发挥综合战力。纵观缅甸作战，中英联军既无统一指挥，又缺乏密切协同，导致迅速失败，损失惨重。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远征军在作战中常常受到英国人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中国远征军无法把握缅甸战场的命运，只能尽其努力而已。当英方决定弃缅保印后，缅甸战场的命运实际上已基本被决定了。于是，中国远征军的主要使命变成了掩护英军撤出缅甸。在缅甸作战中，固然中国远征军也存在着不少失误，但从根本上讲，丢失缅甸的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战绩，是无可否认的。
史迪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指出：“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9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一节 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先后转入反攻
一、苏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苏德战争的根本性转折
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大弯曲部以东约60公里处，是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和来自高加索的石油转运站。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上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夺取石油资源，占领富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切断苏军的战略补给线，然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希特勒甚至妄想在消灭苏军主力后移师西线，对付英美，夺取中近东和印度，沟通德日在军事上的直接联系，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
1942年4月5日，希特勒下令集中主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5月德军占领刻赤、塞瓦斯托波尔和哈尔科夫。苏军接连失利，南翼形势急剧恶化。7月中旬，德军B 集团军群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逼近斯大林格勒。德军第6集团军（保卢斯上将任司令）受领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该集团军共辖13个师，约2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门，坦克约500辆。由第4航空队（作战飞机近1200架）担负支援任务。在会战过程中，德军又先后调坦克第4集团军、第2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和意大利第8集团军，加强该方向上的兵力。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于7月12日组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元帅任方面军司令员（7月23日起由戈尔多夫中将担任）。其任务是固守巴甫洛夫斯克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长约530公里，纵深120公里的地带。方面军能与德军对抗的，起初实际上只有第62、第63集团军的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近400辆坦克。空军第8集团军仅有飞机454架。此外，远程航空兵有150至200架轰炸机，及防空航空兵第102师的60架歼击机支援战斗。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顿河大弯曲部。苏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构筑了2道防御地带，在近接近地构筑于纵深60公里的4道防御围廓，即外层围廓、中层围廓、内层围廓、市区围廓。这些围廓在会战开始前未及构筑完毕，但对城市防御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参加会战的部队，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外，还有东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伏尔加河区舰队及斯大林格勒军级防空地域。
斯大林格勒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苏军防御阶段和苏军反攻阶段。
苏军防御阶段从1942年7月17日到11月18日，苏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战略性防御战役。
从7月17日到9月12日为第一次防御战役。在此期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城市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大量消耗德军突击兵团，打破了德军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苏军预先构筑的防御工事在阻止德军进攻、减慢其前进速度上发挥了作用。
从9月13日开始到11月18日结束为第二次防御战役。其中包括东南方面军在市区和城南实施的防御交战，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城北实施的进攻行动。B。N。崔可夫中将指挥的苏军第62集团军和M。C。舒米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担负保卫城市的任务。9月13日，德军第6集团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分别从东方的亚历山大罗夫卡地域和从东北方向的萨多瓦亚车站地域实施进攻。苏军进行英勇抵抗，市区战斗极为激烈。德军13日攻入市区，14日攻占市中心的马马耶夫岗。在这紧急时刻，苏军近卫第13师于9月16日夜渡过伏尔加河，增援保卫城市的战斗，并于当日夺回了马马耶夫岗。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屋反复争夺，对火车站的争夺，反复达13次之多，损失很大，德军始终未能占领整个城市。苏军在防御交战中，大量消耗了德军的力量，不仅守住了斯大林格勒，在高加索山脉山前地带挡住了进攻的敌军，而且通过顽强的防御作战争取了时间，集结了预备队，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苏军反攻阶段从1942年11月19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
1942年夏秋，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久攻不克，为增加东线作战兵力，利用美英盟军尚未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向苏德战场增调67个师并组建16个新兵团，使东线兵力在11月前增加到620余万人，火炮5。1万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5000余辆，作战飞机3500架，再次在苏德战场集结了强大的作战力量。
在此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已转入战时轨道，军工生产业已恢复并有所发展，为部队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增多，质量改善；同时还得到了美英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的援助；苏联的敌后游击运动更加活跃；中国的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军；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消耗和分散了日本海军主力和部分陆军兵力，使苏联减少了后顾之忧。苏军兵力已增加到约660万人，50毫米以上火炮7。7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7300余辆，作战飞机4500余架。苏军总参谋部在9月开始制订反攻计划。11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代号为“天王星”的反攻计划。苏德双方一场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1942年11月19日和20日，苏军西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从绥拉菲摩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一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萨尔帕湖一带先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于11月23日在卡拉奇以东的苏维埃茨基会师，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全部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总共22个师，约33万人。德军为援救被围集团，临时组成了两个突击集团，即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托尔莫辛集团。12月12日，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沿铁路北上，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12月19日，德军增调1个坦克师再度发起进攻。23日前，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坦克第57军进至梅什科瓦河，一度与被围德军集团相距不到40公里。但德军在进攻中损失惨重。12月24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梅什科瓦河一线转入反攻。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分别从北面和东北向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方向实施突击，第5突击集团军从顿河西岸向南突击。
12月29日晨，苏军攻占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德军向西和西南退却。至12月底，苏军歼灭了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并重创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坦克第57军，将合围的对外正面椎到距德军被围集团200泵250公里以外，为彻底歼灭德军被围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代号为“圆环”的作战计划，决定由顿河方面军负责歼灭被围之德军第6集团军。1943年1月8日，苏军指挥部向被围德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但德军仍坚持顽抗到底。1月10日清晨，苏军发起进攻。10日至25日，德军死伤10万余人，仍负隅顽抗。26日，苏军从东西两翼发起强大攻势，将德军整个防线分割成南北两部分。1月31日，南部德军被苏军彻底击溃，保卢斯元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北部德军残部于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苏军歼灭。至此，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在整个会战中，苏军共歼灭德军150万人，占苏德战场上德军作战总兵力的1/4。其中，从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一带即歼灭德军80多万人。在交战的个别阶段，双方参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火炮和迫击炮2。5万门，坦克2000余辆，各种飞机2340架。从1943年1月10日至2月2日，歼灭德军22个师。顿河方面军俘虏德军官兵9。1万人，其中军官2500多名，将军24名。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上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标志着苏德战争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德军遭到苏军的致命打击后，元气大伤，已不可能对苏军发动全面进攻，而只能转入防御。这样，苏德战场的主动权就开始转入苏军之手，希特勒德国则开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正象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象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苏军为发展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于1943第一季度在北高加索、顿巴斯、列宁格勒等方向发起总攻，收复罗斯托夫、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等地，并打破了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完成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转折。
二、英军阿莱曼战役与非洲战场的转折
意大利在北非战场与英军作战连连失败。墨索里尼向德国求援。1941年2月，希特勒命令E·隆美尔带领两个师的兵力前往非洲增援。隆美尔利用英军装甲第7师刚回埃及、第6澳大利亚师已调往希腊，而接防的第9澳大利亚师战斗力较差的有利时机，率领德、意军4个师的兵力，于3月31日对阿盖拉发动进攻。隆美尔的部队于4月8日攻占德尔纳，10日包围了托卜鲁克，15日攻占了埃及西部边境上的塞卢姆。隆美尔两周的闪击，使英军前两个月的战果丧失殆尽。因此，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而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则不久被解职。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的主要兵力集中于东线，英军却加强了对北非的增援。1942年6月，英军退守亚历山大港以西100余公里的阿莱曼防线。七八月间，德、意军进攻受挫，转入防御，与英军在阿莱曼地区形成对峙。
1942年8月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开罗，决定由亚历山大接替奥金莱克任英军中东总司令，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反对继续后退，力主以进攻把德、意军驱逐出北非。他到职后，立即着手补充兵员和装备，加强部队训练，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作准备。经过补充后，第8集团军辖3个军（第10、第13和第30军），共11个师、5个旅，约23万人，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装甲旅，共装备坦克1200辆、火炮2800门、飞机1200架，士气高涨，补给充足。
当时，德军主力陷于苏德战场。在北非，德国只有5个师、意军7个师，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师，拥有坦克540辆、火炮1219门、飞机350架，因人员缺额高达40％，所以总计约9。3万人。德、意军的补给十分困难，在兵力兵器对比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在战役开始前夕，隆美尔因病回国治疗，由施图梅将军代理指挥。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施图梅便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于是，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于10月25日傍晚重返北非前线指挥作战。
蒙哥马利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后，决定于10月下旬在阿莱曼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行动代号为“捷足”。其作战企图是，在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地域后，迅速向西推进，占领利比亚的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全境，配合即将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美英联军，将德意军全部逐出北非。为此，第8集团军计划：以其北翼第30军从阿莱曼西南地区向西迪、阿米德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翼第13军实施佯动，牵制当面的德、意军队；在突破德意军的防线后，集团军的第二梯队第10军随即进入战斗，配合第13军发展胜利。
英军在连续3天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后，于10月23日晚，又以1000多门火炮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接着，英军第30军在北面沿海附近的特勒埃萨岭和米泰里亚岭之间发起强攻，周密巧妙的伪装达成了战役突然性。但是，德军防守严密，英军在通过敌人密集布雷区时损失很大。与此同时，在南翼担任助攻的英军第13军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攻势一再受挫。英军装甲部队在北面展开楔形攻势，遭到德军反坦克炮的强大包围圈的扼制。蒙哥马利见状，立即调1个装甲师前往增援，并决定仍按原计划继续强攻，终于在德意军防线北部第31号高地以南攻占了部分阵地，还击退了德军第15装甲师的反扑。
但是，一直未能突破德意军的防御。鉴于这种情况，蒙哥马利决定中止进攻，调整部署，改变作战计划，即在德意军的结合部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这次行动代号为“增压”。
11月2日凌晨1时，“增压”行动开始。英军凭借优势兵力和制主权再次发起进攻、英军的新西兰第2师在300门火炮的支援下猛烈攻击，终于在德、意军结合部打开缺口，第9、第1装甲师随即投入战斗，乘胜突入纵深。
当日下午，德军调集全部残存的坦克，对进攻军队的两翼实施反突击，但因缺乏空中掩护，遭英国空军的袭击，损失严重，大部分坦克被击毁，有生力量只剩下1/3，反击遂告失败。在此期间，战线南部的英军第13军亦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并于4日前进了8公里，使德意联军的滨海集团面临被包围的威胁。隆美尔为保存德军实力，决定向西撤退，并将意军的淡水储备和汽车全部带走。英军未及时追击，使其免遭全歼。4个意大利师向英军缴械投降，阿莱曼战役随之结束。从11月5日起，英军开始对隆美尔率领的德军进行追击。1943年2月，德军退至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的马雷斯防线固守。
在此次战役中，德、意军伤亡2万人，被俘3万多人，损失坦克450辆、火炮约1000门；英军伤亡1。35万人，损失坦克500辆、火炮100门。英军在阿莱曼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法西斯在北非战场的军事力量，使北非和整个地中海的形势发生了对西方盟国有利的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洲战局的转折点，从此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转到英军方面。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阿莱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莱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阿莱曼战役将永远成为英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英〕温斯顿·丘吉尔：《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阿莱曼战役结束后，盟军开始实施北非登陆战役。1942年11月，在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美英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随后向东推进，直逼德意军后方。德、意急忙从法国和意大利调集兵力，配合隆美尔防守突尼斯。1943年2月，隆美尔率部在突尼斯南部地区对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占领若干据点后，据守马雷斯防线。3月20日，盟军对德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突破马雷斯防线，迫使德意军撤退至突尼斯北部。
三、美军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与太平洋战场的转折
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开始于1942年5月上旬的珊湖海海战。这次作战是美、日航母编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首次交锋，虽然双方损失大致相当，但它却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受挫。日军被迫中止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南进势头受到遏制。
发动中途岛海战是日本对美作战的又一重大步骤，是策划已久的大规模进攻行动。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型轰炸机编队，从日本以东500海里处的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等城市，引起了日本的震惊。日本企图夺取中途岛，作为海军航空兵的前进基地，将海上防线推进至中太平洋，迫使美军退守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同时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以保障日本本土和日军南进翼侧的安全。战役的主要方向是中途岛，为了迷惑和分散美军兵力，以阿留申群岛作为次要方向提前行动。5月5日，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占领中途岛——阿留申群岛的命令。为实施这次战役，日本联合舰队动用了包括运输舰、辅助舰在内的各型舰艇共20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8艘（舰载机400余架）、战列舰11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56艘、潜艇24艘。上述兵力编成6个战术编队，即：主力编队，中途岛进攻编队，第1机动编队，北方（阿留申）编队，先遣部队和岸基航空部队，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统一指挥。预定于6月4日对中途岛发起进攻。5月26日～29日，各编队先后由日本本土启航。
5月中旬，美国军事首脑从截获破译的日本海军密码电报中获悉，日本准备在太平洋中部与美军决战，同时准确地掌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是中途岛而不是阿留申群岛的作战企图。于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迅速调集3艘航空母舰（舰载机230余架）及其他作战舰艇共40余艘，组成第16特混舰队（由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和第17特混舰队（由弗莱彻少将指挥），预先展开在中途岛东北海域，隐蔽待机；19艘潜艇分别部署在中途岛远近海域，监视日舰动向；100架岸基飞机部署在中途岛，以加强中途岛的防御。
6月3日（当地时间，下同），细直戍子郎海军中将率领北方编队，对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发起突击，战役开始。6月4日凌晨，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第1机动编队进至中途岛西北240海里海域。4时30分，派出第1波飞机108架攻击中途岛。此时，美国航空母航编队群立即向日本第1机动编队接近，当接近到相距150海里时，于7时02分开始接连派出第1、第2波飞机200余架，乘日本航空母舰编队群接受第1波攻击中途岛的飞机返舰、第2波飞机卸下炸弹再挂鱼雷的混乱时机，对日各航空母舰实施连续攻击，日军虽有部分战斗机临空迎战，但已无济于事。战斗结果，日军损失航空母舰4艘（“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飞机285架及水上侦察机数架，人员3500名；美军损失航空母舰1艘（“约克敦”号），人员307名。山本五十六鉴于日本海军损失惨重，于6月5日下令停止中途岛作战，率领联合舰队向西撤退。美军乘势追击。6月6日，美军舰载机3次出击，击沉日军重巡洋舰1艘，击伤巡洋舰、驱逐舰数艘。同日，美军停止追击，中途岛海战遂告结束。日军进攻中途岛遭到失败，在太平洋战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战局出现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中途岛海战后，日军为夺回太平洋战区的战略主动权，进逼美军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仍企图攻占新几内亚的重要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占领图拉吉岛的日本海军部队，为扩大航空作战区域，早就在研究如何将陆基飞机基地推进到所罗门群岛中部，遂于1942年6月底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修建机场，8月5日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美军也积极准备在南太平洋发动攻势。为确保美澳交通线的安全，为阻止日军从腊包尔方向发动攻势，为使盟军向所罗门群岛和像斯麦群岛发动反攻时有个根据地，金海军上将命令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建立基地。
接着，他又决定组建一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统辖之下的南太平洋部队，任命戈姆利海军中将为该部队的司令（后改为哈尔西海军上将）。南太平洋部队，下辖第61和第62特混舰队，共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31艘、运输舰23艘，还有海军陆战第1师，以及基地航空兵飞机约300架。1942年7月4日，美军发现日军在爪岛加紧修建机场，决定在其建成投入使用之前，攻占瓜岛，以遏制日军进一步扩张。
当时，日军第17集团军（司令官为百武晴吉中将）、第8舰队及第11航空舰队一部正在进行巴布亚半岛作战，占领瓜岛的日军只有2000余人的施工部队和警备队。8月7日，美陆战第1师约1万人在瓜岛登陆，8日击溃守岛日军，占领瓜岛，并同时占领图拉吉岛及另外两个小岛。
美军占领瓜岛后，把日军修建的机场改称亨德森机场，并进一步加以完善。日军的作战重心也已逐步转为夺回瓜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率领联合舰队主力第2舰队和第3舰队支援作战。
8月10日，日军决定派步兵第28团（一木支队）增援瓜岛，其先头部队约1000人于18日在瓜岛登陆，向美军发起进攻，至21日几乎全部被歼。
20日，美军亨德森机场投入使用后，逐步掌握了制空权和昼间制海权。24日以后，日军改在夜间利用驱逐舰等高速舰艇，将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后续部队，陆续运抵瓜岛增援。日军还将弹药和给养装入特制的橡皮袋里，由驱逐舰或潜艇等运到瓜岛附近岸边，投入海中立即返回，然后由驻岛部队派人收集这些橡皮袋进行补充。日军的这种行动很有规律，因而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称为“东京快车”，日军自己则叫作“鼠式输送”。9月12日夜，日军为夺取亨德森机场发起第一次总攻，激战两天，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
10月，日军第2师主力和第38师一部在瓜岛登陆，岛上兵力增至2。2万人。
24日夜，第17集团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亲自指挥部队从三个方向对亨德森机场发起第二次总攻，由于美军1个陆军师也己运抵岛上，日军又一次遭到失败。日军作战当局认为，瓜岛是美军反攻的第一仗，一定要击退敌人，否则对战局影响甚大，因此，新征用运输船62万总吨（陆军37万总吨，海军25万总吨），占日本船舶总量的10％以上，企图实施大规模反击。11月14日至15日，日军用11艘运输船运载第38师主力增援瓜岛，遭到美军袭击，10艘被击沉，1艘遭重伤返回。从此，瓜岛日军全面处于守势，补给困难，疾病流行。12月，美军陆战第2师、步兵第25师到瓜岛接防，兵力扩大到5万人。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停止瓜岛作战。1943年2月1日至7日，1万多名日军秘密撤出瓜岛。
在此次瓜岛争夺战中，美军约有6万人先后投入地面战斗，伤亡5800人。日军参加岛上作战的部队共有3。6万人，伤亡2。5万人。围绕着瓜岛争夺战，美、日两国海军共进行了30余次海战，其中规模较大的6次海战是：
1942年8月8～9日，萨沃岛海战（日称第一次所罗门海战）；
8月24～25日，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
10月11～12日，埃斯佩兰斯角海战（萨沃岛海夜战）；
10月26～27日，圣鲁斯群岛海战（南太平洋海战）；
11月13～15日，瓜达尔卡纳尔海战（第三次所罗门海战）；
11月30日21时，塔萨法朗加海战（伦加海夜战）。
在上述海战中，日军共损失作战舰艇30余艘，美军损失22艘。从此，美军海、空力量取得决定性优势，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态势出现根本转折，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困难，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一、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接连战胜了敌人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日本侵略者日益陷入了困境。从1942年冬，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逐步转入对法西斯阵线的反攻与进攻，整个战争形势对日本侵略者越来越不利，其华北方面军的处境也日益困难。1942年12月26日和1943年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先后召开了所属各兵团长和参谋长会议，贯彻1942年12月26日大本营制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1943年1月11日，该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讲话中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今后“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312页。]
1943年初，日本陆军共有58个师，除留守日本国内5个师、驻朝鲜1个师、用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15个师之外，在中国战场上仍有37个师，占其师的总数的64％；其中华北9个师，华中13个师，华南1个师，东北14个师。3月24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3年度《作战警备纲要》，确定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并促使伪军积极配合作战。
在此种形势下，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作准备的指示，决定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相结合，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斗争密切配合的原则，派遣千百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除奸反特，宣传群众瓦解敌伪军，改造伪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同时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见附图4）
晋察冀军区为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决定以主力军的1/3或1/2、地方军的全部，分别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北岳区重新划分了部队的活动地区，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宣传和动员群众，镇压汉奸特务，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北岳区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日伪军1943年“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1～3月，敌军对行唐、平山、灵寿、曲阳、唐县一线逐步侵袭。在该区主力部队与敌后武工队、小部队的夹击下，敌人的计划遭到失败。4月19日，敌华北方面军第110师、独立混成第8、第3、第4旅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丘同时出动，向阜平以南的陈庄为中心的北岳弟4军分区进行合围，企图消灭第4军分区部队。第4军分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就地分散游击，不断阻击和侧击敌人，并在与敌争夺白花山、九龙山等制高点的作战中，给敌以重创；同时，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分别袭击桃林坪、白家河，陈庄、大湾等敌人新建立的据点，杀伤敌人。到28日，粉碎了敌人对第4军分区的“扫荡”。
4月29日，日军将“扫荡”重点转向阜平东北的军城地区，企图消灭第3军分区部队。第3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以分散作战、冷枪射击、地雷战等打击敌人，迫使其于5月15日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北岳军民共歼敌1700余人。至1943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2000多个村庄，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冀中区为执行武工队的任务，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全面展开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冀中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不仅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还形成了房上、地面、地下三通、能打能藏的立体战斗地道体系。冀中区军民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地道，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创造了“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等新战法。满城民兵配合游击队，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42处。活跃在白洋淀的雁翎队及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仅在王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即毙伤日伪军50余人，截获大货船数十艘。冀中军民经过各种斗争，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斗争的环境。冀东区也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到丰润、宁河、滦县、遵化、玉田等敌后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攻克敌据点4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滦河以东的部分新区。与此同时，蓟（县）遵（化）兴（隆）游击队和长城工作团再度出关，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恢复和重新建立起了热南山地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遵照1943年1月太行分局高干会的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全区共派出近1000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及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日军第1集团军在完成对驻晋东南地区的国民党第24集团军诱降之后，于5月6日，以日军3个师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潞城、武乡、左权、林县、陵川等地出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梳篦式“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当敌人开始行动时，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已判明敌之企图，乘敌尚未形成包围之前，总部和第129师主力适时转移到外线，向敌交通线展开破袭战。第129师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及1。5万多名参战民兵，坚持内线斗争，以冷枪射击结合地雷战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太岳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对本区内的白晋和平汉铁路展开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太行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在太行、太岳、冀南3区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扫荡”太行区的日伪军被歼灭2500余人，并于5月下旬撤退，太行军区将平汉路西侧的广大地区，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争取和瓦解了部分伪军，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及长子、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冀鲁豫第1军分区恢复和发展了1140个村庄，并在齐河、茌平、禹城间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冀南军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了“抗战复仇同盟”、“回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冀南第2、第3、第6等3个军分区，在敌占区秘密建立了573个民兵自卫队等组织，打击伪乡、村政权及汉奸。经过一年的斗争，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3/5。其中，冀南军区拔除和逼退敌据点140余处，恢复和开辟了10个县，约占冀南全区面积的1/10。
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于1943年初，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战士，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建设；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320多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每支武工队都有营以上干部负责。武工队由15支扩大到37支。同时，还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武工队根据晋绥军区的对敌斗争计划。进入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及交城以西的山区，发动群众，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出地盘，主力部队与武工队，民兵相配合，根据不同情况，对敌伪据点采取不同办法，例如：包围孤立，造成敌人供应困难、生活不便，被迫撤走；相机乘虚袭击占领；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集中兵力强行夺取。第8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依靠群众，在交城西北地区，摧毁了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特务网。2月7日，又在岔口以西的石沙庄伏击歼敌28人，并将13具尸体送进岔口据点，对敌人震动很大。30日，又袭击岔口据点，歼敌40余人。仅3个多月时间，晋绥区军民即摧毁了800多个村“维持会”，在500多个村庄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争取并改造了近400个村“维持会”成为两面政权。在1943年上半年，已基本上将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全军共拔除敌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使整个晋西北变为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
山东军区于1943年初，决定继续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即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以600多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敌人“蚕食”的地区活动。这些武工队积极战斗在敌占区，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反抢粮、抗苛捐杂税，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锄奸反特，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一年中，山东军区的武工队、小部队共拔除日伪据点340多处，开辟村庄7000多个，还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1000多个内线关系，促使7000多名伪军溃散、逃亡，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春季，日军的大规模“扫荡”首先从山东开始。1月10日，日军第12集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以7000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广饶、羊角沟、利津、滨县、蒲台、博兴等地出动，向小清河以北八路军清河军区驻地北隋一带合围。清河军区机关立即由蒲台、博兴之间转向敌后。1月14日，清西军分区独立团第7连遭敌合击，与敌展开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清河军区令其他军分区部队在外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敌人，迫使其大部退集到津浦铁路沿线。1月17日，日军8000余人和伪军4000余人对八路军冀鲁边第2军分区进行合围“扫荡”。该军分区部队采取分散作战的办法，使敌人的3次合围全部落空。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和加强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1943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军区、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冀鲁边军区、滨海军区、胶东军区等6个二级军区。第115师与原山东军区所属各旅及各支队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实行了主力军地方化，加强了地方武装。
4月22日至29日，日军又以独立混成第5、第6和第7旅以及伪军各一部共2万余人，再次对清河区进行“扫荡”。敌人在8天内连续3次搜寻并合围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均未得逞。尔后，敌在清河区北面以三里庄为中心，部署日伪军2500人的兵力，控制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的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以夹击之势步步向内“蚕食”。清河军区遂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对敌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蚕食”活动；同时，集中直属团及特务营于5月28日，以袭击手段攻克北线敌三里庄据点，歼灭伪军1个团大部。6月4日，日伪军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广（饶）博（兴）蒲（台）中心区，并建立据点20处。清河军区主力转移到利津以北垦区，7月利用青纱帐，乘敌换防之机发起反击。至9月，该军区不仅歼灭伪军3个团，收复被占的中心区，而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山东各地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衬落战和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且还根据敌活动规律，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他们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并以日益巧妙的方法进行埋设，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民兵们不仅以地雷阵保卫村庄，还把地雷作为进攻性武器开展“飞行爆炸运动”。他们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敌人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敌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及敌人可能行动之处，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都会引起地雷爆炸，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胶东区军民及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活动，不断截获和击沉敌运输船只，俘获押船之敌。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使鲁中区和滨海区得到了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严重分割的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武装工作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它在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打破敌伪军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对进一步扭转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四军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和“蚕食”，扭转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的局面。日本从总的战略需要出发急于安定华中，加强其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确保其苏北和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在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为此，敌中国派遣军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调整日军在华中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部署，使其仍保持在11万人左右；一面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大力扩充伪军，使其由18。5万余人增加到22。8万余人，准备对华中特别是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对部队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号召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要求做好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的准备。
1943年初，日伪军对苏北等地区发动春季“扫荡”。1月底，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和伪军各一部共1。4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徐州、海州、如皋等地，向淮阴、涟水、南新安镇（今灌南）、响水口、盐城、兴化等地推进。2月12日，日伪军对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所控制的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合击”，并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随后，韩德勤部在新四军部队的掩护下大部退入淮海地区，一部分投敌。新四军军部判断敌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区，遂于2月16日向第3、第4、第1师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扫荡”，苏北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肃清匪特奸细，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按照反“扫荡”计划进行分工合作，以一部兵力开展游击战打击和钳制敌人，集中一部分主力选择敌之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
2月17日，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2旅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阜宁西南的东沟、湖垛、沟安墩、陈家洋（阜宁东）和新安镇（阜宁西北）等地出动，向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合击，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于1942年底自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的盱眙县东南之黄花塘地区。新四军第3师除留一部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外，师部和第7旅主力及第8旅一部，分别转向阜（宁）东和淮海地区。敌合围扑空后，于2月2l 日又以“梳篦拉网”战术，对阜（宁）东和滨海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新四军第3师第8旅配合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师的主力在外线攻击日伪军据点和运输线，积极打击敌人。与此同时，第1师在苏中、第2师在淮南、第4师在淮北积极打击当面之敌，有力地策应了第3师的反“扫荡”作战。“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在到处扑空、挨打和遭受内外线夹击的情况下，于2月26日被迫停止了全面“扫荡”。
2月27日，日伪军改全面“扫荡”为全区“清剿”，在阜宁东、西及射阳河东地区构筑据点、公路，建立伪政权，企图长期控制该地区。但在新四军第3师内外线部队及游击队与民兵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3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新四军军部令第3师适时集中兵力，准备追歼撤退之敌。3月11日，各路“清剿”之敌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坚持内线斗争的第8旅立即集中兵力，自3月14日起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实施反击，先后歼灭日伪军500余人。3月18日，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反扑之敌数千人合围。这个连82名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170余人，苦战竟日，全部壮烈牺牲。3月25日，第3师各部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14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50余天，新四军第3师及盐阜、淮海人民经20余次较大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挫败了敌消灭苏北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并控制该地的企图，为坚持长期斗争及尔后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3年4月1日，华中日军以第60师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采取先军事后政治以及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开始对新四军苏中第4军分区的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地区进行“清乡”。苏中区军民根据苏南区军民反“清乡”斗争经验，特别是陈毅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所指出的：“‘清乡’是长时间的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我军之主力，而且要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及民众团体为敌伪‘清乡’之特点，”进行了坚持艰苦斗争的准备，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了相应的部署。
日伪军首先进行“军事清乡”，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南通县中部和海（门）启（东）以北地区，大量增设据点，并依托据点，日夜出动部队，采用“梳篦”、“拉网”战术，分区进行反复“搜剿”，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同时，在“清乡”区的边缘，沿河川、道路设置了封锁竹篱笆200多公里，并派兵分点扼守，盘查来往行人，企图以此隔断内外联系。
针对敌人的“军事清乡”特点，苏中抗日军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斗争。在敌人开始合击时，苏中第4军分区的大部主力转移到“清乡”区边缘线上，在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和林（梓）白（蒲）等公路沿线，袭击敌人据点，破坏封锁篱笆，断敌交通，积极打击敌人。同时，组织广大群众，多次进行破击，烧毁敌人用于建造封锁篱笆的竹竿500万根以上。当敌深入中心区进行“清剿”时，坚持内线斗争的部分主力、地方武装及民兵，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专打敌“清乡队”；并大量组织锄奸组、狙击队，捕杀敌“清乡”人员。苏中的其他部队也在东台、兴化等地进攻敌人，先后攻克安丰、富安、钓鱼庙等10余处据点，有力地策应了内线的反“清乡”斗争。至5月底，敌“军事清乡’即告结束。
6月初，日伪军转为“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开始对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先后进行“和平编查保甲”和“武装编查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连保连坐”；建立“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企图建立和加强其伪化统治。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合法斗争的方针，继续以短枪队等和民兵打击小股敌人和“清乡”人员，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并动员和掩护群众进行反对编查保甲的斗争。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伪军大批反正，伪职人员纷纷自首，敌人建立的伪组织名存实亡，从而打乱了敌分区“政治清乡”的计划。8月以后，敌人进行“机动情乡”被挫败。接着又进行为期3个月的“延期清乡”，企图以更加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在此严重情况下，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了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公开的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到“清乡”区边缘和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的方针，至12月底又粉碎了敌人的“延期清乡”计划。在9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军民共摧毁敌据点49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伪行政人员1700多人反正，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苏中反“清乡”的同时，苏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清乡”斗争。两区军民采取游击战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坚持了抗日根据地。
华中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占领区，在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加修公路，广设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
为粉碎日军的“蚕食”政策，淮海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首先，军民结合展开破路斗争，切断敌各据点之间的联系。接着，在敌孤立据点周围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打冷枪，围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从5月开始，该地区新四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向沐阳东南之塘沟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反击战，攻克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亲人，基本上恢复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原有的态势。
在淮北地区，日军“蚕食”了淮（阴）泗（县）和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东陈集、顺河集及土山、叶场等地。淮北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展开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以泗宿地区为中心的全面反“蚕食”斗争，从夏季开始，新四军第4师一部进行反击，拔除罗圩、顺河集、叶场等日伪据点26处；派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从而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
在苏中地区，日军在对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实行“清乡”的同时，又对苏中其他根据地的边缘区进行“蚕食”。苏中区军民一面进行反“清乡”斗争，一面抽调干部带领群众打击敌人的“蚕食”活动。经过春夏两季的连续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之“蚕食”计划，而且还扩大了根据地。
在鄂豫皖边区，日军自6月下旬起，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敌展开群众性的破袭战，打击敌之“蚕食”活动；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变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从而遏制了日军的“蚕食”活动。
华中军民春、夏季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效地制止了日军的扩张，恢复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华中敌后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30多次千人以上的“扫荡”以及“清乡”和“蚕食”，歼灭日伪军达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华南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于东江、珠江和琼崖地区。1943年，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东江地区，从1943年1月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所属各大队，向日伪军展开广泛出击，1月和2月，惠阳大队攻占伪军的重要据点王母圩。5月，游击总队的主力大队攻占虎门东南的伪军据点福水。7月，又袭击了伪军据点公明圩，使东尧、宝安两县和广（州）九（龙）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1943年1月至11月，东江地区的游击队共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武器500余件，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另有民兵近1000人，对敌占广九铁路运输线构成了威胁。11月18日晨，日伪军集中近万人的兵力，在航空兵配合下，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等地出动，以分进合击战术，开始“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企图确保广九铁路的交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在莲花山、怀德、百花洞等地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后，撤回大岭山区。当日11时左右，日伪军向大岭山区实施进攻。将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公里的地区。游击部队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敌人，坚持到黄昏以后分三路突围，转移到大进埔、温塘、桥头等地区。日伪军“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扑空后，又将“扫荡”重点转向主安地区。
11月20日至12月4日，日伪军10D0余人分两路“扫荡”龙华、乌石岩等地，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游击总队第3大队袭击东莞县城，炸毁城外公路大桥，并以一部兵力破击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攻占了广九铁路线上的日军重要据点常平车站，有力地策应了宝安地区的反“扫荡”作战。12月5日，日伪军全部撤退。为了进一步发展东江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改编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尔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珠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到1943年初已有300多人。为统一领导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地区的斗争，同年4月成立了珠江指挥部，林锵云任指挥，罗范群任政治委员，下辖禺南大队、顺德大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1944年1月1日成立）。根据珠江指挥部确定的以五桂山为基地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该部一面在五桂山内锄奸清匪，建立政权，一面以主力向五桂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43年底，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另有民兵500余人。
在琼崖地区，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根据1942年7个多月反“蚕食”、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于1943年1月17日作出“坚持内线，挺进外线”的决策。第1支队由琼山、文昌地区向西挺进，到琼山、澄迈两县交界的儒万山地区，建立儒万山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第1大队和琼山基干大队向琼东、定安转移，与在当地活动的部队一起，扩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仅留第2支队主力在琼山、文昌地区坚持内线斗争。
1943年夏秋之交，日伪对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
被粉碎以后，立即转向儋县、临高、澄迈地区进行“扫荡”。琼崖游击部队除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反“扫荡”斗争外，以主力转移到外线，直接威胁敌在琼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转战月余，逐渐恢复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并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并使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部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尔后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3年，中国敌后战场的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剿”、“蚕食”，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敌后军民取得艰苦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日军以主力进行的保守占领区的战略彻底破产，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发生了有利的根本变化，而且对1943年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三节 正面战场陆空作战的变化
一、中国空军的建立与独立作战
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各种力量中，空军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空军与陆军地面部队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军是一个极具科学化的高技术的军种。保持空中优势，不仅要有性能良好的飞机，而且要有优秀的飞行员，还要有雄厚的后备力量。所以，它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军事实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抗日战争中，空中战场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变化。
在全国抗战前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支空军部队，但是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机种繁杂，又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与日本相比差距十分悬殊。
日本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初期，陆军航空乓有飞机约1000架，用于侵华的有29个战队，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有飞机约1200架，用于侵华的有7个航空队、3艘航空母舰和5艘水上飞机母舰，共有飞机约550架，陆海军合计共有各式作战飞机850架。其飞机性能优良，飞行员受过严格训练，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日本航空工业比较发达，能研制性能先进的战斗机，并进行批量生产。1937年，日本生产飞机1500余架，到1944年，年生产飞机量剧增为2。4万架，这使日军的飞机在消耗后能够得到迅速补充。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奉命全部转移至京沪杭各地区，以轰炸机部队全力轰炸上海日军据点及舰船，驱逐机主力则防卫首都南京及杭州、南昌等地区。经创光荣战绩的“八·一四”空战，8月15～16日对敌鹿屋、木更津航空队的歼灭战，8月17～19日轰炸上海日军阵地和白龙港日舰，以及9月19日保卫南京的空战，给日军航空队以沉重打击。中国空军在3个月作战中，战绩卓著，使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327人，其中大部分是空军的战果。但是，中国空军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10月底，原有的300余架飞机，仅剩下81架。
11月初，中国空军转入了休整阶段。
二、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支援中国空军作战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中国曾试探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当时苏联也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以减轻其对苏联的军事压力。1937年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并决定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0月，开通从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随即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马琴率领21架CS 轰炸机、库尔丘莫夫（途中殉职后改为普洛柯非也夫）率领23架11—16战车机来华。10月21日，由447人组成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二批人员，又在阿拉木图集中，出发来华，与第一批人员共同组成4个大队，拥有飞机124架。11月，由波留宁率领的第二批CS 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12月底，由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11—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中国，驻扎南昌机场。后来，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定期地由国内派人替换，到1939年2月中旬，曾来中国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共达2000余人，牺牲在中国的苏联志愿人员达200多人。1938～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三笔共2。5亿美元贷款，中国用这几笔贷款向苏联购买了600架飞机，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作价偿还。
1937年9月21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将剩余的飞机交给第5大队，11月又派遣飞行员赴兰州，陆续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从此，中国空军又获得了新的战斗力。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
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敌机3架。中国空军经过整训并装备苏制飞机后，重新投入战斗。
1938年初，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战斗机230架。日军航空兵则保持着600架的数量优势。随着日本陆军地面作战不断向前推进，其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中国腹地。但是，由于苏联飞机性能较好，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其一，迎战敌机，保护后方。
中苏空军投入很大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防空作战，给来袭日机以有力打击。1937年12月9日，日轰炸机数架，在14架驱逐机掩护下，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4架飞机迎战，击落日驱逐机1架。1938年2月25日，日轰炸机35架、驱逐机18架之大编队再次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30架飞机，分3个队群迎战，击落日机1架。
4月13日，日驱逐机17架，掩护8架轰炸机袭击广州。中苏空军出动飞机18架迎战，双方激战30分钟，共击落日机7架。
1938年在保卫武汉的4次大空战中，中苏空军共击落日机58架。其中，2月18日，日轰炸机12架、驱逐机2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动29架飞机迎敌，经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4架。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军出动54架飞机大举侵袭武汉。中国空军第4、第3和第5大队出动19架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5架飞机迎战，经30分钟激战，击落日机21架。“四·二九”空战给日军航空部队以沉重打击，此后的1个多月，日机未敢再侵武汉。
其二、充分发挥空军作用，积极配合陆军作战。
1938年3月，中国空军撤消前敌总指挥部，另设3路司令部：第1路司令部驻南昌，协同第3、第5战区作战；第2路司令部驻广州，指挥驻广东、湖南的空军部队，协同第4战区作战；第3路司令部驻西安，指挥驻河南、湖北等省的空军部队作战。
1938年1～2月间，中国空军经补充后，即集结主力，对华中战场和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机场和阵地及在长江内活动的日舰实施轰炸，并截击破坏粤汉铁路之日机，给敌以重大损伤。3～5月间，中国空军支援陆军参加台儿庄大战及徐州等会战。在“三·一八”、“三·二五”和“四·一○”空战中，击落日机15架，击毁3架，并多次轰炸日军阵地、车辆及集结与溃逃部队；其中仅3月18日，即向日军阵地投弹67枚，毙敌甚多，炸毁坦克、装甲车10辆。另外，还轰炸了黄河以北的安泽、灵石、风陵渡等日军据点，攻击了日军渡黄河的部队。9月21日，中苏空军出动飞机，协助第17军团进行武汉外围战，连续轰炸罗山、柳村一带，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
其三，深入敌后，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
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敌机100余架。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机20余架，重创日舰10余艘。8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9艘，炸伤23艘，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11页。]
其四，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
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从汉口起飞，跨海袭击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5月19日至20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及僚机俗彦博驾驶马丁轰炸机两架，首次远征日本，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精神上的一次打击。日本随即加强了本土的防空力量。
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英勇作战，以弱胜强，共击落击毁日机264架。武汉、广州沦陷后，中苏空军的根据地西移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11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又奉命暂停作战，集中到兰州对飞机进行大修。日军掌握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制空权，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重庆、成都、兰州等地进行了多次猛烈的轰炸。
1939年初，中国空军拥有飞机不到100架，无法与保持约700架飞机的侵华日军航空兵相抗衡。在这一年里，虽然中国空军补充了200架新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新机队来华参战，但始终是在困境中坚持抗战。1940年夏，日军集结陆海军航空队297架飞机，联合发动代号为“一百零一号作战”的空袭作战，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给中国后方造成巨大损害。同年9月，日军使用了新研制的零式驱逐机以后，空中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存飞机65架。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飞行员陆续回国后，中国空中战场的作战更加艰难。
三、美国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美国对日本多年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美国一面向中国提供援助，一面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随着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加剧，使它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为了自己的战时利益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采取了从经济、政治上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
1941年初，中国空军从苏联购买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48架，但苏制驱逐机性能仍远逊于日军的零式驱逐机，所以很少主动出击。4月，中国成立空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训练工作，5月又在昆明设立第5路司令部。罗斯福总统签署“租借法案”及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命令后，6月间中国从美国购买到P—40驱逐机100架。7月，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首批队员从美国启程，经澳大利亚、新加坡抵达缅甸。他们是由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医生等地勤人员组成的。8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在缅甸的东瓜（同古）开始了训练。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三菱轰炸机袭击昆明。这时，美国志愿队已完成训练，第1、第2中队起飞24架P—40型飞机迎击日机，将其击落6架，首战告捷。美国志愿队仅有100架美制P—40型驱逐机和少量轰炸机，但他们主动出击，机动灵活地作战，打破了1940年秋季以来日军航空兵独霸中国空域的局面。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纳入现役，改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再次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装备了一批新式驱逐机并组建了一支B—24型重轰炸机队。据统计，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6月，美国志愿队共出击102次计512架次，击落日机193架，击毁日机75架、卡车112辆、仓库15座。[《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战史纪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787～16908。]
同一时期，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得到新的发展。至1941年底，作战部队为7个大队（第11、第12大队和1个独立中队因全训未计入在内），共有各型飞机364架。P—40型新机10O 架，拨交美志愿队使用。1942年3月开始，从美国购买的新机陆续到达，中国空军各部队抽派人员分批赴美国和印度受训及接收新机；7月以后，训练完成，相继飞返国内，到1942年底为止，共接收美制B—29型轰炸机1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1个侦察中队及1个美国志愿大队，备型飞机总共337架。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拉长，将驻留在中国的飞机大批调往越南、泰国及缅甸一带，以应西南太平洋方面作地的需要。
1942年全年在中国的飞机平均仅有270架，最多时为370架，其中主要是陆军航空队飞机。因此，日军航空队对中国的作战，也由原先的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辅，改为以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辅；轰炸范围集中于湘、桂、浙、赣及滇西等地；轰炸目际主要为军事设施。
由于日军航空队改变了作战策略，减少了空袭和空战，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转为支援陆军作战。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作战。中国空军为支援陆军守卫长沙，于1942年1月8日从成都起飞9架苏制轰炸机，至长沙以北长乐街轰炸，切断敌军退路。在返航时遭8架日机攻击，中国轰炸机编队边战边退，激战20分钟，以损失两架的代价，击落日机1架，击伤两架，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驱逐机的先例。在5月的滇西战役中，为防止日军强渡怒江，确保云南的安全，从5月7日起，中国空军连续出动20多次，轰炸扫射滇缅边境地区的腊戍、芒市、惠通桥、龙陵等地日军。美国志愿队也派出8架P—40型飞机，携带570磅炸弹，连续3天轰炸扫射怒江峡谷和狭窄山道上的日军，使其无法架桥而退回龙陵。此后两年中，中日双方长期在怒江对峙，日军始终未能越过怒江天险。为配合美、英盟军，钳制日军在东南亚的活动，中国空军和美国志愿队并肩作战，于1942年1月28日和24日两次飞赴越南，轰炸日军机场。中国空军当局获悉，日军为加紧攻占南洋，以越南的嘉林机场为主要基地，集结陆海军航空队飞机共450架，遂决定以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轰炸机18架，以美国志愿队P—40型机9架担任掩护，对该基地进行袭击。飞抵目标区后，因云雾遮蔽，轰炸成果不详。第2次以同样兵力轰炸该机场，仍有云雾遮蔽，使用计时轰炸法投弹后返航。此次前往越南轰炸日军机场，是中国空军的创举，计时轰炸法亦属首次使用。
在中国空军和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加强之际，日军航空兵则呈衰败之势。
1942年5～6月间，美日在珊湖海和中途岛进行两次大海战，日军共损失了5艘航空母舰、385架作战飞机和大批飞行员。[《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82、186页。] 其优势已不复存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也逐渐丧失。太平洋战场的变化，也对中国空中战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7～8月间，中美空军联合开辟了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使中国有了一条从西方国家获得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中美空军不断得到补充，空战日趋主动。他们除了担负所驻地区的防主任务外，不断出击汉口、九江、南昌、临川、广州、香港及越南海防等地的日军机场、码头、军舰等。10月24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出动12架B—25轰炸机，在10架P—40驱逐机掩护下，从桂林起飞轰炸香港，日军起飞26架飞机迎战，被击落20架，美方仅损失轰炸机：架。10月27日，中国空军第2大队出动B—29型轰炸机9架，第4大队出动P—40、P—43型驱逐机16架担任掩护，袭击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炸毁其跑道、营房多处，并击毁其侦察机1架。以后，又先后轰炸了江汉关及沙市日军机场、码头等处。
1943年1月10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P—40、P—43型驱逐机13架，由四川梁山机场起飞前往湖北荆门，袭击日本陆军航空队第44战队机场，炸毁日机3架及机库、营房等。
四、鄂西会战及空军的有力配合
日军为了改善在中国战场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大致确保并稳定现已占据地域，粉碎其继续抗战的企图，制止敌之反攻，并扼制敌空军的猖獗活动，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并规定于1943年春季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向中国派遣军增加战斗机、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目前先从满洲方面抽1个飞行团增强关内航空作战，以协同南方军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中国空军势力，尤其是在华美空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0页。]
这一作战指导计划表明，在华日军除在地面力图以攻为守，稳住占领区，防止中国的反攻外，在空中战场力图保住即将丧失的主动权，并以防止中美空军迸袭日本本土为重要任务，航空作战实际已由攻势为主向防御为主转变。
1943年4月，日军第11集团军于4月抽调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和独立混成第17旅，共约10万人的兵力，分别集结于宜昌、枝江、弥陀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并在汉口、荆门等地集中航空兵第90、第45、第55、第16、第25、第23和第44等7个战队，及1个独立中队，共有各型飞机248架，准备协助陆军，向中国第6战区发动新的进攻。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在长江南岸发动攻势，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和中美空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夺取停泊在宜昌的船舶，占领洞庭湖区谷仓，以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中国第6战区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宜昌西北之石碑至石首以南之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4个集团军，共计14个军的兵力。以第10集团军固守公安至枝江之线，以江防军固守宜都至石碑要塞，以第75、第77和第59军固守三游洞至转斗湾阵地；并以中国空军第1、第2、第4和第11等4个大队及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121架），协助陆军作战。计划先依托既设阵地给进攻之日军以消耗，待日军进至石碑及其以南渔洋关一线时，再以反击将其击败。（见附图5）
日军占领长江北岸的沙市和南岸的石首以后，5月5日，又从藕池口、华容、白螺矶等地向洞庭湖北岸进攻。8日，南县和安乡沦陷，中国守军向洞庭湖南岸撤退。
12日，日军从枝江渡江南下，西进日军亦向新安发起攻击，守军第87军已四面受敌，遂于13日放弃公安。至15日，日军进至宜都以南之刘家场、暖水街南北一线。
19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间的中国守军。中国空军第4大队出动8架P—40E、4架P—43型飞机，轰炸湖北枝江洋溪镇附近长江中的日舰。22日，日军又从宜都渡过长江，配合茶元寺和枝江的日军攻击，23日推进到长阳附近，占领渔洋关及其附近地区。在宜昌附近待机的日军第39师主力也发起攻势，突破了宜昌西面中国守军阵地，守军被迫退至长阳西北及清江北岸。
24日，宜昌西岸的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攻击。25日，日军又在飞机的掩护下，连日向守军第18军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受到了中国守军的南北夹击。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四川已县起飞P—40E 型飞机15架，分两批轰炸扫射了湖北长阳及宜昌一带的日军。
27日，日军将停泊在宜昌的大小轮船约2万吨全部驶往沙市。在中国江防军同日军激战的时候，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出动飞机，攻击了日军阵地和日军的后方交通线。28日，中国军队终于挫败了江防正面日军的攻势，并且攻克了渔洋关，切断了日军的后方交通线。第6战区正面各军，从30日起发起全面反攻，中国空军也以大编队机群支援作战。
这时，日军集中各种火力，分别向长江南岸的石碑要塞和曹家畈附近强攻，并从天柱山向木桥溪迂回。中国军队坚守石碑要塞，沉着应战。日军一部突破曹家贩阵地右翼，但迂回到木桥溪的日军已被阻止。31日，日军伤亡很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中国军队转入追击，第74军及第29集团军先后克复暖水街、三家厂、新安，并进逼至公安附近，江防军正面亦进展顺利。同日，中美空军联合轰炸了荆州（江陵）和宜昌两地飞机场，击落日机23架，击伤8架。
6月3日，中国江防军完全恢复了战前的态势。中国追击部队迫近宜都城郊，炸毁日军的渡河器材，并夜袭了日军第13师的司令部。6月6日，中国空军又派飞机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机酵往返频繁，防空情报网很难鉴别，日本轰炸机8架、驱逐机12架乘中国机群返航的时候，利用云层掩蔽，偷袭四川的梁山飞机场，毁伤P—40型飞机15架、车辆10部，官兵阵亡6人。中国空军第23中队长周志开在日机投下炸弹时冒险起飞，击落了日轰炸机3架，创造了个人1次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6月8日，中国军队克复宜都，9日收复枝江城，11日收复松滋城。6月10日，长江南岸的日军从沙市和石首附近渡江，全部撤退到北岸。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中国第6战区以14个军的兵力，依托要塞工事和凭借长江天险，抗击日军6个师和1个旅的进攻，挫败其进攻锐势后，发起反击，收复失守的阵地，追歼撤退的日军共毙伤敌1万余人。
在鄂西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自5月19日起，对汉口、荆门、沙市、宜昌等地的日军机场及前线阵地，进行了猛烈攻击，共出动驱逐机326架次、轰炸机80架次，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日军机场5处，炸毁日军阵地及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日军舰船23艘，毙伤及毁坏人马车辆甚多。[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20～321页。]
总之，在鄂西会战中，已开始出现敌我空中优势易手的征兆。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五编 小结
从1941年初开始到1943年上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也是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绞尽脑汁，动员其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为主要内容，以“扫荡”、“清剿”、“蚕食”为主要手段，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配合的“总力战”。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空前的规模，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0次，1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9次，总共69次。
1942年的“扫荡”又超过1941年，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2次，l 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15次，总共77次。而且每次“扫荡”持续的时间增长，各次“扫荡”之间的空隙时间缩短，并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迅速缩小，抗日武装力量锐减。1941年10月统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130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阜平等6个。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由于根据地面积和人口缩小，生产生活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及生活必需品极端缺乏，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最困苦的阶段。能否战胜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粉碎其“扫荡”、“蚕食”，不仅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否长期坚持和继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渡过最困难的相持阶段，能否长期坚持和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这一时期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和对敌全面斗争达到最激烈和最惨苦的程度，中共中央根据严峻的形势、提出关于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不但遏制住敌人进攻的势头，改变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而且使解放区逐渐恢复，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经过最艰苦阶段锻炼和考验的解放区军民，更加团结巩固，成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而日本侵略军由于“扫荡”作战的不断被挫败，士气和战斗力进一步衰退，占领区再度急剧缩小。由于敌我力量消长的变化，解放区战场即将渡过相持阶段，向日军展开局部的反攻。抗日战争的实践再次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力军与地方军、游击队、民兵相结合，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战争，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使其任何新战略战术都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使人民武装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
正面战场在这一阶段抗击日军的局部进攻中，取得了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及鄂西会战等后期反攻的部分胜利，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特别是从鄂西会战开始，中国空中战场日趋主动活跃，中国空军夺取和掌握大陆制空权的趋势日渐明显。但由于正面战场在进入1940年后，作战相对沉寂，该年只有一次枣宜会战，统帅部无积极作战的指导，第一线国民党军队疏于戒备，因此，在1941年日军向豫南、晋南等地的进攻中，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晋南中条山的作战，丧师失地，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由于国民党指导军队作战的失败，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抬头，经济和文化方面统制的加强，国统区要求改革的民主运动正在兴起。
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12月3日，日本法西斯袭击珍珠港，向美英等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达到最猖獗的时期。反法西斯的苏、美等各国部经历着败退和困难的时期。中国解放区战场粉碎日军的新进攻，稳定了中国战场的局势，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由于中国战场始终牵制住日本陆军的主力和海军的一部，使日本的北进、南进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一方面使日本难以抽调足够兵力，趁德国从西面进攻的有利时机，向苏联远东地区发动进攻，从而为苏联避免陷入两面作战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向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时间后延，在太平洋方面使用的兵力大为减少，这就为美、英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减轻了美、英所承受的压力，为尔后较快地改变被动局面、转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还派出远征军10余万人，进入缅甸南部直接抗击日军向缅甸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英印军的作战。
1941年德、日法西斯的猖狂进攻，把苏、美两个大国也牵进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扩大到最大规模。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前夕，曾提出中、美、英、法、苏5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的建议，中国政府后来也提出中、美、英等国联合对日的倡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和组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已形成了早期的反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些对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最后形成。反侵略国家的大联合，预示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走向胜利。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一节 对日本不利的国际环境
1943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6个年头之后，终于发生了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同年秋天起，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战场开始展开攻势作战，实施局部反攻，在正面战场还取得常德战役的胜利，130余万人的庞大日军部队（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被困在中国大陆，与此同时，同盟国军在东西方各个战场加强对日、德，意侵略军的反攻，促使意大利统治集团分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政府投降。
从此，欧洲法西斯阵线瓦解，日本法西斯也面临着彻底灭亡的命运。中国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斯大林格勒一役，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历史正是如此发展的，日本侵略军从它转入战略防御那天起，它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也就日益枯竭，国际环境一天一天不利于日本法西斯，而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一、同盟国军在东西方各个战场加强反攻中国军队展开的局部反攻，将在下一章作专门叙述。同盟国其他国家军队主要在下述三个战场展开反攻。
（一）苏军在苏德战场开始全面反攻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从此，苏德战场的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入侵苏联的德军主要战略集团军已被消灭，战略主动权从德军手中转到苏军方面，苏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开始占有优势，总兵力发展到640余万人，飞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也超过了德军，德军在苏德战场的总兵力只剩下520余万人。这就使苏军有可能在广阔的地段上实施战略反攻。
7月5日起，苏军首先在库尔斯克地区对企图扭转战局的德军进行了全面反攻，战役中，苏军从防御转到进攻，历时共49天，苏军称，这次战役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德军损失50余万人、坦克1500辆、火炮3000门、飞机3700余架。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企图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和再次进攻莫斯科的计划。斯大林曾作过这样评价：“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4页。]
在库尔斯克战役后期，即8月7日起，苏军在斯摩棱斯克、顿巴斯、布良斯克、基辅和克烈缅楚格方向，共长达1500公里的战线上向德国侵略军发动进攻，历时5个月。据苏军统计，共重创德军118个师，相当于1943年夏初苏德战场德军兵力的50％，[〔苏〕普·普拉托诺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中国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把战线向西推进300～600公里，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和北高加索，并开始进入第聂伯河右岸鸟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东部。
1943年夏秋两季苏军在苏德战场反攻中取得的胜利，粉碎了德军企图通过库尔斯克战役击溃苏军的计划，德军企图扼守第聂伯河左岸马克兰地区、以持久的阵地战挡住苏军前进的计划未能得逞，德军用来阻止苏军前进的所谓“东方壁垒”，在从维利基卢基至黑海的战线上已被苏军打垮，驻在克里木地区的德军也已孤立无援。与此同时，整个苏联境内德军占领区里的苏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十分活跃，这就为苏军下一步消灭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和克里木地区的德军集团，并把德国侵略军赶出苏联领土创造了条件。
苏德战场上德军必败的形势日益明显，这无疑是给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又一次敲起了丧钟。
（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作战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英两国首脑曾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协调军事战略。会议讨论了非洲、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战局，以及对轴心国作战的方针问题。关于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美、英两国签订了协议：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一旦德国战败，便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会后，由于盟军在补充兵力、协调具体作战计划和其他后勤准备工作方面占用了大量时间。相当一段时间内，太平洋战场一度处于相对的沉寂状态。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两国首脑再度聚会华盛顿，协调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战略，根据北非、苏德和太平洋战场的战局，确定美、英新的战略和军事行动计划。首脑会议决定：1943年7月1日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4年5月1日实行“霸王”，计划，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回忆说：华盛顿会议最后确定：
“1、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2、与此同时，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达到可以迫使日本投降的地步。……
3、在欧洲轴心国家失败时，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话，并与俄国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伦敦1971年英文版，第722页。]
华盛顿会议结束时，英国正式接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所阐述的太平洋战场作战方案：
“（1）由潜水艇封锁日本向东印度群岛输送石油的航线；
（2）一旦得到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基地就立即实行对日本的持续轰炸；
（3）进攻日本本上。”[〔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下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并协议，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进行太平洋的进攻战。[〔美〕波特、尼米兹合著：《大海战》，1960年新泽西英文版，第278页。] 但是，待到战役实施时，由于英国没有从地中海战场抽调兵力，主要是由美军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的协助下，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权，进一步消耗日军兵力，夺取战略阵地，准备以后的全面反攻。
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败北后，名噪一时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又被美国空军击毙。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制海权开始落入美军手中。
日军大本营估计到：总的战争形势，轴心国已处于不利地位，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正在加紧准备，日本与同盟国家之间战争实力的差距正日益悬殊。日本决心采取“确保并稳定要域”的防御战略，以岛屿基地群为支柱，由陆军进行独立持久的防御作战，确保海军能集中兵力，在有利的要地实施决战。
1943年5月中旬起，盟军先后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方面对日军展开反攻和进攻。掌握了制空权的盟军，攻势凌厉，并逐步改逐岛作战为越岛作战，避开日军坚固设防的岛屿，大胆地向后方日军防守薄弱的岛屿发起进攻，从而使前方岛屿失去作用。这种避实击虚的战术，很快使盟军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日军由于失去了制空权，兵力分散，防不胜防，处处被动，加上兵力运输、粮弹补充都十分困难，屡战屡败，伤亡极大，许多残兵败将被迫逃往岛内密林里困死于饥饿中。8月初，日军不得不撤出阿留申群岛的全部陆海军；至11月初，曾经企图坚守的新乔治亚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凡内亚的东南部，也相继被盟军攻克。至此，日军在北太平洋的防卫线被迫撤至于岛群岛：西南太平洋上的主阵地被彻底摧垮，俾斯麦群岛防线的主要堡垒腊包尔完全处于盟军海空控制之下；中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特鲁克群岛也失去屏障，从而，使盟军打开了向菲律宾进军的通路。在这些战役战斗中，日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仅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战役中，日军就“损失了13万生命和70艘、21万吨舰艇，同时参加战斗的飞机8000架也被全歼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7页。]
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有限的攻势作战，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的主要目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几个重要方向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大本营里昔日不可一世的狂妄气焰被抑制了，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者也开始产生隐优。
（三）美、英联军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进攻
1943年4月20日，美、英联军集结20个师和4个旅的兵力，开始对被驱至北非突尼斯北部境内的德、意侵略军发动猛攻，经几度廖战，盟军终于突破德、意军防线，于5月7日攻占突尼斯市和比塞大港。13日，退至波尼半岛的德、意军队25万人全部投降。至此，残存于北非的德、意侵略军全部被肃清。
盟军全面占领北非后，地中海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意大利本上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袭击之下；英、美军队夺取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盟军可将北非作为空军基地和陆军集结地，对侵入南欧的德、意侵略军发动进攻。盟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于7月10日发起对西西里岛的进攻战役。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位于亚平宁半岛和北非之间，隔墨西拿海峡与意大利本土相望，是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屏障。岛上驻有意大利军队9个师、德国军队2个师，共25。5万人。意军由于在北非的惨败，士气十分低落，恐战、厌战情绪日益严重。战役由盟军第15集团军群负责实施。该集团军群辖英军第8集团军和美军第7集团军，共13个师，总兵力47。8万人，作战飞机4000余架、战斗舰艇3200艘，战役发起后，防守海岸的意军迅速瓦解。此后，盟军连续向北推进，于8月18日占领西西里全岛。此役，德、意军共损失16。7万人，其中德军3。7万人。近10万名德军和意军经墨西拿海峡撤至意大利本土南部。
德国和意大利侵略军在北非、地中海和西西里岛的连续惨败，孕育着日、德，意轴心的解体。
二、意大利投降，日、德、意轴心解体
（一）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墨索里尼的下台
意大利侵略军在欧洲战场和北非、地中海战场屡战屡败，军力消耗很大，加深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1943年，意大利全国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国债累累，通货膨胀，国家预算赤字猛增，入不敷出，与1939年同期相比，工业生产下降35％，农业生产下降20％，国债从1460亿里拉增加到4050亿里拉，货币发行额从280亿里拉增加到790亿里拉，预算赤字从120亿里拉上升到870亿里拉，国家总收入只敷总支出的36％，全国物价飞涨，食品匮乏，黑市猖撅，民不聊生。广大工人为了争取民主，改善生活，不断举行示威和罢工。1943年夏天，罢工浪潮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都灵迅速蔓延到意大利各个城市。农民、商人也纷纷支持罢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也日益发展。工人们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还表示要和平，要自由，提出要打倒墨索里尼的口号。
意军虽与德军联合作战，但备受德军歧视。德军傲慢粗暴，任意侮辱意军官兵，战场上最危险的任务经常分配给意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22万入死伤过半，仅剩8万余人。德军还在意大利境内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意军上下，怨声载道。意大利军队士气极度低落，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已无法再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
意大利统治集团决定抛弃墨索里尼，以摆脱这场危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国王埃曼努尔与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商量解决的办法。意大利法西斯党内一些元老也研究把他们的领袖赶下台的方案。1943年7月17日，盟国空军轰炸了罗马等城市，这就加速了墨索里尼下台的进程。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该党元老迪诺·格兰迪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完制度，把军队指挥权交还国王。经过激烈讨论，25日凌晨，通过了该项提案。25日下午5时，墨索里尼被召进王宫，国王宣布解除他的一切职务。不久，他被隔离软禁。国王任命前总参谋长巴多里奥组织新政府。
至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21年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
（二）意大利投降，投入同盟国一方
巴多里奥掌权后，立即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全国实行戒严。虽说战争尚未停止，但巴多里奥的密使已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与盟国代表就意大利政府投降问题进行秘密谈判。8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商定与意大利的停战条件，授权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接受意大利投降。
9月3日，在西西里岛的锡腊库扎附近举行受降仪式。同日，英国第8集团军强渡墨士拿海峡，向意大利南部进军。9月8日，双方宣布停战。29日，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投降书》上正式签字。
希特勒在意大利发生政变的当天，就下令占领德意边境和法意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全部山口；同时，迅速集结8个师组成B 集团军，越过边境各山口，占领意大利北部领土，解除意军武装，并向意大利南部进军。与此同时，被拘禁的墨索里尼由德军党卫队救出，在希特勒扶植下，组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企图继续与盟国对抗。
10月13日，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退出法西斯轴心，对德国宣战。同日，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联合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墨索里尼的下台和意大利退出法西斯轴心，并对德国宣战，标志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的解体，这是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大胜利。从此，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了。
三、同盟国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军事战略
1943年秋后，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消耗和钳制了大量日本法西斯陆军主力，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逐步开始了局部反攻；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苏德战场和北非、地中海战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全局看，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从法西斯轴心国手中转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手里。然而，处于穷途末路的德、日法西斯军队尽管在退却中也仍要顽强抵抗，企图拖延战争时间，苟延残喘。
形势的变化，给同盟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首脑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同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调军事战略，加速击败法西斯轴心国，推动这场空前的世界大战早日结束，并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一）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调对德、日的作战计划
1943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名打电报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建议举行三国首脑会议。8月24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可先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以便为首脑会议作实际准备。
10月19日至30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莫洛托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一些高级军事参谋人员。会议的议题主要有：关于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迫使德国东西两面作战，加速其灭亡问题；关于加速战争的结束及战后建立安全制度问题；关于建立盟国问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机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和4项《宣言》。公报指出，美、英、苏三国政府保证“在有关共同作战努力的一切问题上紧密合作”，并“一致认为在战争结束后期内继续目前在进行战争时的紧密协力和合作。”发表的4项《宣言》中，最重要的是《普遍安全宣言》。由于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大同盟国家之一的国际地位受到了重视，被邀加入了这一《宣言》，由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字。
《宣言》庄严声明，四国政府决心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四国保证在受降和解除法西斯侵略军“武装等一切事项，将采取共同行动”；四国准备“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四国准备在战争结束后，除了经过协商和为实现本宣言所预期的目标以外，“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并就控制军备达成一项实际可行的全面协议。[《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页和第403～404页。]
《宣言》为战后和平的缔造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会议还就意大利国家民主化和消灭法西斯残余、建立民主制度问题，以及奥地利的自由与独立问题，进行了协商，分别发表了《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和《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为了战后依法追究与惩处战犯，会议发表了经美、英、苏三国首脑签署的《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会议还决定在英国首都伦敦建立“欧洲咨询委员会”，尽快向美、英、苏三国政府提出战后欧洲安排的建议。
外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盟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和协调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月30日，在会议结束时的晚宴上，斯大林同美国国务卿赫尔谈话中第一次正式表示：在同盟国打败德国法西斯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
（二）开罗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讨论联合对日的作战计划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邀请蒋介石共同商讨进一步联合对日的作战计划。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经过协商，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签订了《开罗宣言》。宣言庄严声明：
“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表示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陆海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其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宣言宣告：“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会议还对打击入侵缅甸日军的部署进行了商讨，计划于1944年1月，由中国军队从缅甸北部发动进攻，英国从孟加拉湾出动海军，从缅甸南部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对入侵缅甸的日军实施南北夹击。
会议还就战后成立国际和平组织，及早建立中、美、英、苏四国委员会以筹备组建国际和平组织建议，进行了磋商。
开罗三国首脑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家之间举行的首脑会议中，唯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它显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致，加速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心和意志。《开罗宣言》严厉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弱小民族的野蛮侵略，明确而具体地肯定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战后，《开罗宣言》成为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
（三）德黑兰会议，美、英、苏三国首脑商讨联合对德作战的计划
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基础上，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三国首脑第一次会晤。参加会议的还有三国外交顾问和军事参谋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制订对德国的联合作战方针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会议一致同意。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物资与装备等手段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争取土耳其1943年底前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就即将举行的战役进行具体协调。会议还就战后波兰的边界，战后德国的分割和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苏联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会议结束前，三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德黑兰宣言》、《关于伊朗的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德黑兰宣言》宣称：关于战争问题，三国已经议定了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就从东、西、南三面对德国法西斯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关于和平问题，三国的同心协力将导致永久的和平，苏、美、英三国和所有联合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至上责任。宣言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里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兵工厂”，“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我们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旅，第4D8～409页。]
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和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及其发表的《宣言》表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三个会议关于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对德国、日本作战的军事战略，对于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二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和“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一、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
1942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11月2日、4日、7日连续三次开会，紧急磋商对策。
日本估计：美、英将密切合作，联成一体，逐渐加强对日本的攻势作战，这种攻势将于1943年下半年达到高潮：中国由于得到美、英的支持和支援，抗战力量将不断得到加强，抗战意志将更加顽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手段，应付今后相继到来的严重形势。日本决心采取的“积极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国实行一种所谓新政策，以对付1943年给日本带来的厄运。
1942年12月18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对华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有3个重点：一是缔结日汪基本协定。二是进一步扶植汪伪政权，力图加强其政治力量，主要采取5条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财政；调整汪伪政权与地方伪政权的关系，消除磨擦；将日本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及北京使馆区“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撤销”治外法权；处理在华“敌”产。三是强化掠夺战略物资的措施，以取得为完成其侵略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对华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紧扶植和强化汪精卫伪政权，企图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让其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便实现蒋汪合流。同时，逐步将与作战无关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及其伪军担任，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较多兵力和物资投入太平洋战场，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1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提出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第九次御前会议上审议通过。东条英机在会上作了说明，他强调：“本案与以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1938年1月11日），即在大东亚战争发生前的形势下制定的各方案所考虑的情势有显著不同。在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前，帝国处理对华问题，力求避免与美英冲突，如有可能亦考虑利用美英以解决事变。另一方面，美英尚在中国蠢动，处理事变亦不得不讲求方法，考虑处理事变的策略，自然亦必须与今日有所不同。然而，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的今日，情势激变，鉴于帝国处理对华问题，与完成对美英战争的关系，以及现阶段中国和其他各种情势，已有重新构思的必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96页。]“东条的说明”，反映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日趋不利。
根据这个根本方针，日本政府加紧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速“以华制华”的进程；进一步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资源；采取以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让其向美、英宣战，参加太平洋战争。
1943年1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演出了两出丑剧：一出是所谓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争，由汪精卫伪政府向美国、英国宣战，并发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日华共同宣言》；另一出是日本政府煞有介事地与汪精卫伪政府签订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日华新协定》。
3月1日至3日，日军大本营在东京召集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及南方军的总参谋长举行会议，传达关于1943年度《陆军综合作战计划》和《兵备实施要领》，宣布要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甲种野战师投入太平洋战场。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大本营于6月17日、9月11日、10月20日、12月1日先后下令从中国战场调出第15、第27、第17、第36和第32师等5个师，其中第27师后来编入关东军序列，其余4个师投入太平洋战场。
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到南京与汪精卫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妄图一方面巩固汪伪傀儡政权，一方面加强对重庆政府的诱降，但进展甚微。
在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于1942年11月1日设置了“大东亚省”的新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等均并入该机构，以加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然而，日本的上述对华新政策和各项举措，对挽救它的败局命运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对华新政策尚在拟议中，中国派遣军就有存疑，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官烟俊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99页。] “关于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参战问题，主要是企图扭转最近的消沉气氛，取得内政方面效果的一种措施，可以说是未加权衡其利害的轻率的应急政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2年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内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协力而放手不管则是危险的。该控制的必须继续控制。如不改变现在软弱的性质，不仅阻碍作战，甚至有崩溃的危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3年1月，对华新政策出笼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参战”丑剧，犹如狂犬吠日，由于它十足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年春天起，侵华日军虽遵照其大本营的命令，积极贯彻对华新政策，把部分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府及伪军执行，但汪伪傀儡政权既无军力又无财力，内部派系争斗还很激烈，政治腐败，民心丧尽；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东亚省驻中国各地机构也软弱无能，与各方关系矛盾重重。因此，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无法“拔足泥潭”，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以独立混成旅和刚补充的新兵，先后编成5个师（即第61、第62、第63、第64和第65师）填补调出的5个师的空缺。原想以汪伪政权的参战作为打开中日战争局面的一大转机成为泡影。
1943年夏天，中国战区的日本占领区物价暴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7月14日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华紧急救济措施”，以挽救更悲惨的结局。原来打算从中国窃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美梦也破灭了。
10月，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汪精卫也发表长篇声明，无耻地大谈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企图再次对重庆政府实施诱降。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应邀准备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向日军不断展开反攻、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的形势下，日军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哀叹“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已根本不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对中国实行的所谓新政策也就注定地破产了。
二、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欧洲战局的骤变，太平洋战场盟军攻势作战的加强，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中国军民局部反攻的展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考虑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企图借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就“世界形势”、“战略方策”和“对外方策”三项内容进行讨论，并分别作出决定，最后形成《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于9月30日提交御前会议审议通过。《指导大纲》确定，以“急速增强决战力量”、“谋求对苏关系好转”和“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把日本在太平洋、印度洋方面的侵略防线后撤至“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588～589页。]，缩小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确保要区”的范围，企图争取时间，逐步充实空军力量，与美、英决一死战。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战争形势的重大转折，试图排除对德国的依赖心理，以独自力量对付美、英反攻势力而制定的国策。
为了贯彻《指导大纲》，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确保“绝对国防圈”内悔、空、陆运输的安全，阻止美、英军队对日本本土及“绝对国防圈”内重要资源地域和政治、产业等致命的中枢部位的袭击，遏制并击破美、英军队的大反攻。紧急措施包括：征用与补充陆、海军所需船只共28，5万吨；重新制订以航空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增产计划，规定1944年内必须完成500万吨普通钢材、100万吨特殊钢材和21万吨铝的生产任务；断然实行增强军事力量所必需的一切非常办法；连续下令从中国战场和日本国内向“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派遣陆军兵力共5个师。
然而，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战略决策也是无济无事。原因是：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2年8月）以来，日本损失的战斗力相当严重，与盟军空军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己无法抗衡；所谓“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西从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往东经丹皮尔海峡、腊包尔，连结布干威尔岛一线、已受到盟军挑战，芬什哈芬很快被盟军占领，布干威尔岛也已孤立化，陷于腊包尔和新几内亚的日军30万人无法撤退，等于“死棋”；日本国内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以生产飞机为中心的增产计划根本无法落实；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前卫线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也受到美军的威胁，被紧急派往前卫线的陆军部队，在几乎是到达的同时，还来不及修筑工事，就遭到美军的攻击，已处于挨打的被动困境。
1943年11月20日，美军在中部太平洋发起攻势作战，首先攻取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尔后，于1944年1月进攻马绍尔群岛，岛上日本海军航空队约200架飞机在未能实行任何反击以前就被全歼。2月初，美军两个师占领凯塞林岛，并以此岛与阿德米雷耳提群岛为基地，用B—24型轰炸机对加罗林群岛的日军中部太平洋战略要点特鲁克岛进行猛烈空袭，两天之内，炸沉日本战舰9艘、运输舰只等34艘，炸毁飞机270架，炸死炸伤日军1700余人。[［日］赐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5年版，第519页。]
2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部被迫从特鲁克岛迁到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4月初，美军第58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向加罗林群岛西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发起进攻，尔后，于6月中旬又猛烈袭击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并相继攻占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
至此，日军在内南洋地区的防御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日本本土也彻底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打击范围。在缅甸方面，中国驻印军在美军一部的配合下，由印度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于8月初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从东西两个方面都已崩溃了。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三节 危机四伏的日本国内形势
一、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经济已完全走向战时体制化。但是，时间仅隔两年，战时经济体制就崩溃了。
（一）军需工业的超重点生产
1942年初起，日本政府根据国家动员法，对军需生产发布了一系列统制令，从原料、资材的分配，生产的部署，劳务的安排和利润的分配，进行全面统制；同时，逐年削减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工业的投资，兼并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形成了拥有绝大部分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军需工业体制。
1943年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军事上不断失利，对军需产品的需求更加突出。11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商工省和企划院，设立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力图借此加强军需生产的统一规划，实行超重点生产，并调节陆、海两军在军事订货和资材争夺方面的对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军需企业法”，强制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共671家公司列为军需企业，尔后，又采取进一步兼并、关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颁布金融统制的种种法令等手段，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需工业。
1944年1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拨款制度”和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使军需企业随时可以从指定的特定银行得到拨款和预付款。据统计，1944年度飞机、造船、机械等3个超重点军需工业部门的流动资本总额中，预付部分经常占50～70％。这样，各军需企业接受的军需订货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依靠这种超重点生产的手段，日本陆海军兵器的产量一度急遽上升。与此相反，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的产量，却逐年减少，棉布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30％，生丝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44％。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预示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必然崩溃。
（二）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除集中资金和原料于军需生产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被大量征用到军需工业部门，并将已经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扩大化。征用到军需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中的广大青壮年农民和城市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被征用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安置在指定的军需企业里，在宪兵监视下从事强迫劳动。全日本被征用的劳动力逐年增加，1941年是31。1万人，1942年增加到62。3万人，1943年猛增至132。3万人，1944年又增加到155。2万人。
由于可能征用的劳动力人数已接近最大限度，1944年4月起，日本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废除关于动员学生到战时劳动部门从事劳动的禁令，把成百万学生分配到军需企业从事武器生产劳动，一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劳动报酬不仅低于一般工人，而且不直接支付，实行强制储蓄，待到毕业时通过学校一次付给。动员妇女到军需企业从事生产劳动，日本政府本来有一些保护性法令，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和危险性劳动。
但是，1943年以后，这些法令逐步被废止，通过发布“劳务调整令”，规定17种特定职业可以由妇女代替男子，并成立“女子勤劳报国队”，强制妇女从事军需生产劳动。1944年起，将“女子勤劳报国队”改称“女子挺身队”，强制12岁至39岁的未婚妇女全部加入，与男劳力一样，被固定在军需企业里从事劳动。
此外，日本法西斯还从其在中国、朝鲜的占领区内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强制驱赶到日本的煤矿等地，从事劳动强度最大，最脏，最险，类似奴隶的劳动，直至被折磨致残、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去当苦力这一事实，直至19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答复议员质询时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受其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当劳工。据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投降后向政府写的一份远被缩小了的“中国劳工”问题的报告书中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据新华社东京1994年6月22日电讯。]
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需垄断资本家在军需生产过程中对本国的征用工、学生、妇女实行强迫劳动和对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人实行残酷奴役不断加强和酷苛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劳动者对日本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家的抵抗也逐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缺勤和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日益低落。《朝日新闻》1944年10月19日报道：爱知县的全部飞机制造厂工人的平均缺勤率达6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低落，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年对外侵略和它在军需生产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必然结果。
（三）农业凋敝
由于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农业受到的破坏一年比一年严重。
首先，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
由于连年征兵，军需企业征闲工人，大批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被调往军营、军需工厂，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村劳动力从1940年的662万余人减至667万余人，锐减近百万人。当时，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当低，绝大部分农业劳动还是靠人工操作。劳动力锐减，就严重影响大部分农田的耕作。
其次，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农用肥料和衣机具的产量大减。
农村对农田肥料和衣机具的需求量远远不能满足，化肥的配给量逐年减少，从1941年至1944年，氮减少20％，磷酸减少25％，钾减少90％，农业机器供应量严重不足，碾米作业因缺乏动力燃料、无法运作。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作物单位商积产量逐年减少，耕种面积也不断缩小。据《日本统计年鉴》记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1944年比1942年减少25。6％；耕种面积（町），1944年比1942年减少5。839％。
第三，海上运输线断绝，从海外进口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生产》、《需要》两部分记载：1941年全日本进口稻米15681千石。其中从中国台湾掠夺1702千石，从朝鲜掠夺5235千石），1942年降至7226千石（其中队中国台湾掠夺1638千石），1943年降至4800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 鲜掠夺所得），1944年降至1572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鲜掠夺所得）。
粮食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从1941年起就实行粮食配给制，当时规定成年人每天每人330克。到了1943年，这个定量已难以维持，不得不掺以杂粮，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舂，甚至二分舂，最终只售给去壳的糙米。由于粮食短缺，副食品也随之减产，蔬菜、鱼、肉十分匾乏，1944年起也全部实行配给制。
农业调敝，日本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军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工人出勤率越来越低下。
（四）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军需企业的超重点生产，一时间虽曾使日本的煤炭、生铁、电力、钢材、铜材以及铝等产量骤然增长，于1943年底达到顶点。但是，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同步增长，同时达到了顶点。进入1944年，缺乏资源、没有基础工业支持的军需工业的产量开始锐减。以钢材为例，1943年的年产量为782。4万吨，1944年降到591。6万吨，锐减24。39％；生铁的产量降得更多，1943年的年产量为441。6万吨，1944年降到279。6万吨，锐减36。88％。[联合国：《统计月刊》第6期，1950年，盟军总部：《日本经济统计》1948年3月。]？？ 其他，如铜材、铝、水泥的年产量，以及发电量也出现锐减。
日本原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力来发展和支撑日本的战争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巧取豪夺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由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不断遭到破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法西斯，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的搜刮和掠夺也急遽减少，更加无法解救日本战争经济层出不穷的困难。据统计，1943年日本从国外掠夺的煤炭是603万吨，1944年减至314万吨，锐减47。93％。铁矿石减少更多，1943年掠夺367万吨，1944年减至167万吨，锐减54。49％。原油和精制石油也减少很多，1943年掠夺1456万桶，1944年减至704万桶，锐减51。65％[［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52页。]。基本原料的严重减少，使不少军需企业的产量一落千丈，有的不得不关闭或停产。
与基本原料严重匾乏相关连的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本身的痼疾。日本法西斯依靠掠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搜括本国人民的血汗来不断地扩大武器的生产，又不断地在战场上消耗掉。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消耗也越来越大。军需产品消耗在战场，不可能回收资金扩大再生产。消耗越多，要求投资也越多。日本法西斯不惜极度压缩民用工业，抽调资金、原料和劳力来填补军需工业，甚至连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都被挤垮。1944年度日本直接军费竟达735亿日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终使日本的财源枯竭，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败涂地。
与上述病疾同步发生的是，无休止的征乒，日本大批工人被征集而脱离生产岗位，走进侵略战争的行列，1944年全年大约有90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工厂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全日本农业调敝，垄断资本相互间、陆海两军之间又为确保自己利润和作战必需的军需产品而发生的矛盾不断加深。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导致战时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二、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发展
（一）垄断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劳动人民遭受战争苦
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垄断资本家就对本国劳动人民以及从中国、朝鲜掳去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大发战争财。
战时，日本垄断资本财阀主要是4家，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们通过资本和生产的不断集中和积聚，越来越有力地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附庸。他们在日本的国家权力支持下，利用国家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领取政府发给的各种奖励金、补助金等财政资助，并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倾吞战前根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四大财阀在战前已经掌握了日本全国股票资本的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攫取了巨大的战时利润，地位更加得到加强。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控制了造船业股份的50％，造纸业股份的100％，制粉业股份的70％，制糖业股份的100％；三菱财阀还控制了飞机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股份；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还掌握着煤炭和铜总生产量的50％以上，商船生产总吨数的50％和对外贸易总额的33％。
在金融系统，到1944年底，全日本普通银行数由245家锐减至88家，帝国、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控制着全日本银行存款中的70％，贴现放款中的78％，证券投资总额中的61％。到日本投降前，四大财阀已拥有周转资本达120亿日元，控制了银行存款和银行资产达1120亿日元，在日本战争经济中处于霸主地位。
日本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也是用在军事方面。军事费用的支出在全日本年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升高，1937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13％，1941年占75。56％，到了1944年竞达85。32％。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来自日本在中国和南洋各国占领区的掠夺外，在日本国内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增税和大量发行货币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债发行额是15亿日元，1941年为91亿日元。
在垄断资本家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生活则越来越苦。日本劳动人民一方面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和农奴般的耕种，一方面又承受着苛捐杂税、强迫购买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强迫劳动时间最少的是12小时，多的每月450小时。工人的工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每月领工资时，还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购买公债的款项，回到居民区，还得被强迫储蓄和再次购买公债。许多家庭不堪忍受，难以度日。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从1941年春季开始，实行主食配给制，但配售的粮食质量越来越差，并且逐渐在米中掺以高粱、玉米、麦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后，甚至掺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计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粮食，其含热量应是106卡，这是包括白薯皮在内的热量，实际热量则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应量也越来越少，1943年，东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给青菜150克。民用棉织品供应量也逐年减少，1943年的供应量比1942年减少50％，1944年的供应量又比1943年减少63。4％。当年每户居民能买到的棉布连做婴儿的衬衣都不够。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强化，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之一。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从1937年9月起，就在国内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日本人民灌注“八纹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强了思想文化统制，对出版、文艺等部门建立审查制度，严禁进步倾向的作品发行，并扩建神宫、神社，极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镇压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还解散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取缔工农运动。1940年9月，日本各政党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等的代表人物组成所谓“大政翼赞会”，作为御用政治组织。全日本的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都有翼赞会、翼赞壮年团，以及警防团，法西斯的御用机构遍布全国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据日本内务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层成立“邻组”，每10户左右组织成一个“邻组”，属街道会、自然村会领导，实行连带责任制的控制，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人民进行监视和统治。与此同时，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场所，则建立各种“报国会”，工厂、企业有“产业报国会”，文化界有“美术报国会”、“音乐报国会”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实行“军事机密保护法”、“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各种统制令基础上，又颁布施行新闻刊载限制令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绝对禁止发表“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议员组成的“翼赞政治会”，禁止其他一切结社。东条英机说过：“三人相聚而谈，其中必有间谍”。法西斯分子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各种不同渠道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行严密的统治。1943～1944年间，大批有才干的言论界知识分子被当作反战主义者逮捕下狱，施以严刑拷打；许多报刊被勒令“自动停刊”，有些书报还遭到绝版的厄运。剧场、电影院被实行严格管制，成为专门从事歌颂侵略战争，鼓舞“士气”的场所。各种体育设施，特别是摔跤场、武术馆和游泳馆，都以“锻炼体质以便为战争服务”作为开展活动的宗旨。
恩格斯在1874年夏天写的《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组文章《波兰宣言》中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日本法西斯在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对本国人民的统治越是强化，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是炽热。日本全国虽然成了军事监狱，但日本工人反对统治者战争政策、经济政策的罢工运动却持续不断。1941年至1944年间各地罢工浪潮接连不断，总次数达130余次。1941年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发生大罢工，工人们把一些飞机的部件砸毁后抛掉，实行破坏性罢工，给飞机制造增加了严重困难。
10月，横滨的重工业区鹤见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连职员也参加了罢工行列。
除了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工厂中无组织的抵抗运动是工人的缺勤。
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全日本工厂的缺勤率平均达20％，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更为突出，缺勤的工人竟达半数。此外，工人们还用怠工方式表示反抗。1940年在神奈川县一个工厂中发生工人把秘密武器制成废品的事件。1942年夏天，日立制作所举行有组织的总工，全厂生产率降低70％。1944年，全日本发生的较大怠工事件共达216起。日本农民也不断开展反对征购和增加地租的斗争。从1937年起，七八年间，全日本发生租佃纠纷共达2。9万余次，参加斗争的农民约14万人。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对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反抗斗争，对日本战争经济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打击。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来越活跃。在神户，曾发生新兵家属哭送新兵登船开往中国时呼叫反战口号的事件。在中国山西战场上，从伤亡士兵的衣袋内发现有《致出征士兵书》之类的反战宣传品。日本社会上流传更多的是种种反战、厌战的小道消息。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人民愈发表现出对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有人公然喊出：“击落英机”这句影射性的反战口号。
日本军人中的厌战、反战斗争，突出的是士气低落。侵华日军士兵中装病、自杀、哗变、逃亡，以及携械投降等事件屡有发生。1943年初，在山东馆陶地区，侵华日军部队曾发生士兵暴动的事件。
1944年4～6月，在缅北战役中，日军第15集团军所属两个师的师长在进攻英帕尔作战中，因公然违抗命令率领部队退却而被免职，英帕尔战役遭受失败后，从缅甸方面军至第15集团军各师长全被撤换。这种军心涣散，指挥失常，以致败退时陷入不可收拾局面的出现，正反映了日军士兵，乃至指挥官的厌战、反战的心态。
反战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很快形成了反战组织。早在1939年，部分侵华日军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帮助，组织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反战组织。此后，又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组织逐步扩大，经常到前线向侵华日军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42年8月，“觉醒联盟”改建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盟成员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工人员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后，印发传单、报纸，或者进行火线喊话，对日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更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将“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作为同盟的斗争目标。此后，该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显示了日军士兵的觉醒和斗争精神。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最后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
三、东亲英机政权的垮台
（一）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东条英机出生于军阀家庭，16岁就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
1920年东条毕业于陆军大学后，历任驻德国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参谋部作战科长等职，1935年起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曾以他的“剃刀效率”，残暴屠杀中国东北地区大批抗日军民。“七·七”事变后，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率领察哈尔派遣兵团大举进犯华北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铁蹄践踏中华锦秀河山。1940年7月起，东条两次连任近卫内阁的陆相，协助近卫文磨对内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继续侵华战争，同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推行“南进”政策，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1941年10月18日，东条登台组阁，一个多月后的12月8日，东条下令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财，日本陆军、海军还兵分多路，大举进犯东南亚各国，连续入侵马来亚、菲律宾、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香港等地。为了支撑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东条不断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颁布《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在全国实施白色恐怖；一方面又以《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等法律，强化首相权限，先后兼任陆相、内务相、军需相及参谋总长等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二）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局与战局
1944年6月，日本国内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人民厌战、反战斗争持续高涨，军队士气不断低落。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日益加强，已将日军压缩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点”和“线”上困守，敌后战场的反攻已经不可阻挡；在欧洲战场，盟军集结36个师已经开始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实施登陆战役，开辟第二战场；在苏德战场，苏军在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境内开始实施两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德国法西斯的战败命运已见分晓；在太平洋战场，被称为日本“珍珠港”的特鲁克岛海军基地在美军轰炸之下已经溃灭，日本在战略上准备确保的、作为“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而防备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已被美军突破登陆，日本全部本上已完全落入盟军轰炸范围以内；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国的抗日武装也正在沉重地打击入侵的日军。
日本军事上的退败局面和世界战争形势的迅速转变，导致日本政坛一片恐慌，东条政权的命运炭发可危。
（三）东条英机下台
1944年7月，塞班岛上美、日军队双方进入殊死决斗阶段。塞班岛是遭到盟军进攻的第一个日本战前就拥有的属地。它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子中夺取并受国联托管而据有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上除驻有4万余名日军外，还有2。5万名日本平民。7月2日，日军兵力消耗殆尽。4日，登陆的美军冲人日军的最后防线。6日夜，日军守岛部队全部被歼，其中近2000入被俘。
塞班岛的失守，进一步激起日本各阶层以至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东条英机政权的不信任。7月13日，东条会见内大臣木户幸一，商讨稳定政局的对策。木户根据重臣们的意见，提出与东条预期完全相反的三点意见；“把总长和大臣分开：更换海军大臣；邀请重臣入阁，组成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4页。]，采取提出重臣人阁而实际又拒绝入阁的手法，逼迫东条下台。18日，东条英机在无可奈何之下实行内阁总辞职。
东条法西斯独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已在“向它的墓门跨进”，顶示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局部地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秋，敌后战场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发生的变化。侵华日军在1941～1942年，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扫荡”、“清剿”、“蚕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总力战”，以及普遍实行的“三光”政策，曾使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度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但终于遭到了失败。从1942年秋季以后，“华北治安战”即“一蹶不振”。[［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5页。]
1943年日军在华北进行的秋季“扫荡”，成为强弩之末，该次“扫荡”以失败告终后，日军在华北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在同一时期，侵华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剿”为主，进行了多期的“清乡”。然而，至1943年6月，“清乡”也遭到彻底的失败，“清乡工作终于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4页。]
在与抗日根据地军民数年较量遭到惨败的日军，已再找不到出路。在太平洋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1943年2月27日对侵华日军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确保现占据地域，努力摧毁对方的反攻，遏制对帝国本上的空袭。防止对方的反攻，第一次成为日军“新的战略设想”。[［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10页。]
另一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严重困难，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全面增强，自1943年春夏以来，由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已把斗争的焦点逐渐引向敌占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如晋绥军区在1943年春夏的3个月作战中，主动发动的战斗即占78％。从1943年秋开始，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战场，已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华北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局部的优势。
一、卫南、林南战役
太行山南部，以陵川、林县为中心的地区，曾是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的防区。该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下辖第27军（驻陵川地区）、第40军（驻林县地区）、新5军（驻临淇地区），共2万分人。1943年4月下旬，该部在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下，新5军军长孙殿英和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先后率一部分部队投敌，被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问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与此同时，日军在5～7月，继续“扫荡”国民党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部队（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在8月4日前全部退出太南。
在太北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一直密切关注着太南形势的急剧变化，4月25日，太行区党委、第129师政治部即发出指示，部署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工作团南下，支援太南友军作战。此后，又派出1个主力团南下豫北汲县、淇县西北地区，1个主力团南下太南陵川地区。7月10日，伪第 24集团军暂编第5、第7军和太行保安队共2万余人，在日军配合下，开始向平汉路西太南地区伸展，占据点线，八路军太行区的休县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亦为伪军侵占，一度进入太南的八路军、地方工作队北撤；同时，伪暂编第6军及独立第1、第2旅共约8000人，向平汉路东地区伸展，侵占八路军卫河以南滑县、长垣间的焦虎集、瓦堽集地区，并企图继续东犯，以便与驻东明、濮阳地区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勾通联系。
为粉碎日伪军在太南扩张的企图，扫除建立太南新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八路军第129师计划实施林南战役。八路军总部同意实施林南战役的计划并指示冀鲁豫军区配合。于是冀鲁豫军区同时实施卫南战役。（见附图6）
冀鲁豫军区以第4军分区之第16、第21团、人民自卫军新4路、卫河支队和骑兵团一部，由军区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指挥进行卫南战役。7月30日，八路军发动攻势，在官桥营一带歼灭正向八路军作试探性进攻的伪军1000余人。7月31日袭击驻焦虎集的伪暂编第6军第7师师部，将其全歼。8月2日，又突袭瓦堽集，战至3日上午，全歼伪独1旅1600余人。尔后，八路军撤回根据地内休整。8月18日晨平汉路西太行军区发动林南战役。为配合作战，次日，冀鲁豫八路军再次出动，奔袭驻袁庄之伪第7师残部和独2旅，迫其投降。当晚乘胜攻击驻大范庄之伪暂编第6军军部，伪军残部逃回卫河以西。卫南战役，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八路军第129师于8月2日制定了《林南战役纲要》，次日，召开作战会议，传达战役纲要。计划以太行军区部队、冀南军区准备赴延安途经太行的两个团（第20、第771团）、冀中军区警备旅（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途经冀鲁豫退到太行区），由师参谋长李达统一指挥，实施林南战役。师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和各个消灭林县城伪军指挥中枢及其周围据点，尔后扩大战果，继续消灭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对掩护伪军驻止或进扰之日军，在有利情况下，坚决予以消灭。具体部署是：以第13、第771团全部和第1、第10、第34团、警2团各一部为东集团，由徐深吉、高扬、皮定均指挥，向林县城北之姚村、城东之横水、城东南之东姚等地伪军进攻，重点指向东姚；以第769、第20、警32团全部及第2、第3、第32团各一部为西集团，由黄新友、何成柱指挥，向原康及其附近村落之伪军进攻，重点指向原康；另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对平汉、白晋路之敌加强警戒，策应主力作战。
林南战役于8月18日零时30分发起进攻。东集团避开敌前哨据点，以主力部队从东、西两面钳击包围林县城东北的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林县城伪军的注意力。西集团则乘势集中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城北伪军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激战至12时，除伪第2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刘月亭负伤潜逃外，林县城伪军全部被歼；林县日军退集头遁营据点，亦被包围。当夜，八路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日军展开攻击，敌不支溃窜南关固守待援。19日，日军飞机数架轰炸竟日，八路军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西集团连克马圈、西坛等伪军据点，全歼守敌，东集团也先后攻占南北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至此，除南关日军据点外，林县城及附近据点，全部被攻克。由于南关日军兵力较大，凭坚据守，一时难以攻克，八路军乃于20日移师南下，扩大战果。东集团收复东姚，鹤壁、西侄楼地区；西集团收复合涧、原康及西平罗、临淇等地。八路军发动林南战役的第2天，8月19日，日军即出动航空兵，步兵救援林县一带的日伪军，至24日，由安阳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进抵林县，从辉县出动的日军400余人到达临淇。25日，日军从林县、临淇出动，南北对进，26日占原康，并西进至连家坡一带。西集团实施反击，将敌击溃。日军以一部在小安村抵抗，掩护主力撤退；日军大部当晚渡淇河向林县撤退，渡河时正值山洪暴发，被淹死冲走100余人。27日，战役结束。
林南战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了林具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林南战役后，林南、辉北广大地区被八路军控制，日伪军被压缩在沿水（冶）林（县） 公路至临淇，四寨、南村等主要城镇和据点。
1943年9月8日，太行军区在太南建立第7、第8军分区。第7军分区辖林县、汤阴、淇县、汲县、新乡、辉县、获嘉，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高扬，以第1、第3团为其基干武装。第8军分区辖陵川、晋城、博爱、修武、沁阳，司令员黄新友，政治委员江明，以第2团及决死队第7团为其基干武装。到1944年3月，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8000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县区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11月9日，日军第12集团军集中日伪军1万余人“扫荡”八路军鲁中军区，重点是“扫荡”北沂蒙山区。11月18日，“扫荡”沂蒙山区的日伪军大部突然越过胶济路，向北进入清河军区，并将兵力增加到2。6万余人，“扫荡”八路军清河军区。当日伪军“扫荡”鲁中时，11月14日，山东军区发出指示：为配合鲁中军区打击敌人“扫荡”，缩短“扫荡”时间，尤其打击伪军吴化文、张步云两部向八路军新开辟的东部沂鲁山区伸展，滨海、胶东、鲁南、清河军区应积极活动，拔除某些薄弱据点，打击参与“扫荡”的伪军的侧后方和老巢；滨海、胶东军区同时还应作好反“扫荡”的准备。当日军主力转向“扫荡”清河区后，11月21日，山东军区又指示，各部应该继续扩张战果，策应清河、鲁中反‘扫荡’，目前仍应按前令积极活动。在配合策应鲁中、清河军区反“扫荡”的斗争中，山东军区进行的主要攻势作战有：歼灭惯匪刘桂棠部、解放赣榆县城、第二次讨伐吴化文作战。
刘桂棠，又叫“刘黑七”，惯匪出身，作恶多端。抗战初期投敌，1939春反正，所部改编为国民党新编第36师。
1943年秋，他在配合李仙洲部入鲁失败后，再度投降日军，被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10军（军长荣子恒）第3师，驻鲁南费县城西南东砫子村一带。
11月15日，鲁南军区以主力第3、第5团全部及地方武装和民兵一部，分路隐蔽急进，远距离奔袭，突然将刘桂棠部包围，经3小时激战，击毙刘匪，全歼刘部1000余人，并击退梁丘日军和伪军荣子恒部的增援。此役为人民除一大害，对改善鲁南抗日斗争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赣榆处于滨海军区东南边沿，由伪第71旅李亚藩部2000余人驻守，是日伪军“扫荡”和“蚕食”滨海军区的前哨阵地。11月19日晚，滨海军区第6团，第23团，利用该伪军第142团刘副官以催粮回城为名，打开城门，突入城内。在八路军打击和争取下，李亚藩率官兵1600余人缴械投降，赣榆解放。为扩大战果，八路军又将赣榆周围的海兴、兴庄等13个日伪据点全部克复。11月22日，驻赣榆以南新浦、青口的日军600余人反扑，八路军当日下午撤出赣榆城。26日晨，日军偷袭驻赣榆西北旦头村的滨海军区机关，军区政治委员符竹庭在组织部队反击时，不幸牺牲。
吴化文，1943年1月公开投敌，所部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盘踞鲁山山区，共有万余人的兵力，是山东最大的一股伪军。7月，八路军鲁中军区曾进行过第一次讨吴战役。在日军冬季“扫荡”时，吴部亦向北沂蒙“蚕食”。为巩固和扩大鲁中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冬季“扫荡”之后，鲁中军区于12月4日夜发起第二次讨吴战役。参战的部队有主力第1、第2、第4团全部，基于武装第11、第12团各两个营及沂北独立营、鲁中军区第1军分区一部，共约5个团的兵力。经过4昼夜激战，攻克东里店、大张庄、岱崮、石桥等20余处伪军据点，歼伪军800余人，使鲁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讨伐伪军刘黑七、吴化文等的战役，都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进攻战役。各役集中主力5～12个团的兵力，在二级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始终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性，实现了战役的预定目的，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战役与1944年各解放区军民普遍展开的攻势作战紧密相连，成为其前奏和序幕。它标志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根本转折的同时，中国战场由于日军的衰败和敌后军民的发展壮大，也出现了新的转折，解放区战场正逐渐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过渡。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二节 局部反攻的展开
一、1944年初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形势任务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惨败，其在东南亚、南太平洋战场作战的南方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日益困难，濒临断绝。1943年底，日军大本营着手研究打通一条从朝鲜釜山，经过中国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危局。1944年初，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开始筹划该项作战。
1944年4月18日，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这一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日军陆续从华北、华中、华南抽调参战的兵力共约51万人，约占侵华日军的半数，这样，1944年4月初起，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减少。加之这一作战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日军大本营又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26、第32、第35、第62师等部队赴太平洋战场，使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进一步减少。为了弥补其占领区兵力的不足，日军将一些独立混成旅、独立步兵旅扩编为师，组建新部队，但兵员减少，战斗力更远不如前。
日军乃加紧扶持伪军，由伪军接替一些次要据点的守备。经过1943年频繁战斗而遭受惨重失败的华北日军，其锐气进一步衰竭，防守的地区亦日趋缩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法西斯日暮途穷的形势下，日军士气低落，悲观绝望厌战情绪上升；伪军更加动摇，一些伪军考虑后路，军心趋于涣散。总之，1944年初以来，敌后战场的客观形势空前有利。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到1943年底，都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尤其八路军在1943年秋即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在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中，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相反国民党由于存在种种弊端，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它执行的一些政策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威信下降，广大群众日益把希望寄托于中共身上。
顺应历史的要求，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抓紧有利战机，从1944年开始，对日伪军普遍展开局部反攻，同时注意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巩固，进行整军，大力加强民兵建设，积蓄力量，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积极为大反攻作准备。
二、八路军在华北展开攻势作战
194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下发了关于1944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指示。指出：“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是1944年全华北的方针”，1944年应着重完成下述中心任务：强化对敌斗争、开展全军的生产运动、贯彻完成整风、强化时事教育。
1944年4月起，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相当大的兵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其中主要有第37、第62、第63、第110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独立步兵第9旅，以及第1集团军的12个步兵营。7月4日，上述部队中的第62师以及驻蒙军第26师受命开赴太平洋战场。日军中国派遣军为迅速补充兵力，在8月份以独立混成第7旅、独立步兵第3、第4、第9旅为基干，分别改编成第115、第114、第117、第118四个丙种师，将第115、第117师编人参与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12集团军，第114师编入第1集团军，第118师编入驻蒙军。在华北敌后军民普遍展开春季攻势后，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的减少，为八路军局部反攻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和条件。
山东军区
1944年，原驻山东的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赴河南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留在山东的日军只剩下第59师、独立混成第5旅及临时编组的独立步兵第1旅，共约2。5万余人，为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同时，山东伪军增加，达到20余万人，伪军数量虽多，但战斗力较弱。山东的日伪军统由日军第59师师长细川忠康中将指挥。由于力量减弱，日军转而采取重点主义、相对集中配备的方策，放弃某些次要的及孤立突出的点线，或交由伪军守备，以减轻自己分散性的消耗，避免被八路军各个击破。这给了八路军乘势打击敌人、摧毁伪化治安更有利的条件。
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地区，乃以攻为守，不断出动“扫荡”，但每次“扫荡”的规模不很大，持续时间一般是几天，至多十几天。
1944年，山东军区在反“蚕食”胜利的基础上，针对日军收缩兵力、重点守备的特点，大部采取了主动的攻势。不仅一般地反击敌人的“扫荡”，一般地反击敌人的“蚕食”，而是在敌人实行重点主义配置收缩之际，进行出击，迫近包围歼灭伸入与突出孤立在抗日根据地的日伪点线；在敌人“扫荡”溃败之际，尾敌展开攻势，扩大战果；或乘敌“扫荡”此区，在彼区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攻势，从春季到冬季，此伏彼起，持续不断。
1944年春季，山东军区对日伪军多次发起攻势作战，其中最主要的有鲁中军区与滨海军区进行的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役。
伪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吴化文部，共1万余人，分布在鲁山南麓之鲁村、南麻、悦庄及其周围地区，隔断八路军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根据地的联系。3月25日，山东军区以鲁中军区6个团及滨海军区1个团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根据伪军防御地域广、主力用于第一线、纵深兵力弱的特点，八路军以一部监视第一线伪军，主力直接由伪军防御空隙神速插入伪军纵深，中间开花，打乱了伪军指挥系统，至27日将吴化文嫡系第6、第7两个军残部压缩至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29日，日军2300余人分由莱芜、临胸前来增援，八路军主力乃转移至机动位置待机，并以小分队与来援之敌周旋。日军出击未能奏效又遭不断袭扰，遂于4月8日撤走。4月15日，八路军再次转入攻击，至20日收复悦庄地区，吴化文率残部退缩鲁村一带。第三次讨吴战役，歼敌70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吴伪遭到毁灭性打击，八路军控制了鲁山大部地区，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根据地的联系。
山东军区为准备继续扩大与恢复某些地区，缩短与巩固各战略区之间联系，以进一步改善根据地条件，在1944年3月23日即提出了各军区的作战方案，并要求对可能收复与克服的据点，不应坐失时机。6月22日，山东军区指示：鲁中军区应相机攻下沂水，滨海、鲁南军区相机攻下郯城、马头，还必须打击伪军李水平部；清河军区应乘青纱帐起采取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改善对冀鲁边与淄博的联系线。胶东军区力求改善与清河、滨海军区的联系。
5月上旬，山东军区各部夏季攻势陆续展开，到了7月下旬，更利用青纱帐盛起之际，发起青纱帐战役。
5月1日，鲁南军区以两个团另8个独立营及民兵一部，向盘踞费县以南崮口山区的伪暂编第10军荣子恒部发起进攻，战至5日，荣子恒残部在援军掩护下，分向费县、临沂逃窜。八路军全部解放了崮口山区，结束了鲁南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鲁中军区在第三次讨吴战役后，积极准备拔除沂水县城据点。沂水县城驻有伪军1000余人，南关驻有日军50余人。8月15日晚至17日晨，鲁中军区以主力4个团及地方武装、民兵一部，攻克沂水县城，全歼日伪军（内俘日军20人）。沂水攻坚战的胜利，巩固了沂、鲁山区根据地，并打通了鲁中与滨海军区的联系。
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攻势的发展，并打击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及后方，8月下旬，集中驻山东的日军第59师、独立混成第5旅、独立步乓第1旅、伪军吴化文、荣子恒、济南治安军各一部及驻江苏北部的日军第65师一部，共1万余人，在军舰3艘、汽艇10余艘的配合下，“扫荡”滨海军区。8月20日，日军第59师在莒县方向，独立步兵第1旅在临沂方向、独立混成第5旅在日照方向、第65师在赣榆方向，在边沿区分别隐蔽集结。21日开始分路向滨海区中心区分进合击，使滨海根据地受到相当损失。
为了配合滨海军区粉碎日军大“扫荡”，山东军区指示其他军区抓住敌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弱点，积极行动。据此，鲁中、鲁南军区积极伏击、截击“扫荡”滨海区回窜之敌，予敌沉重打击。胶东军区从8月中旬至9月下旬，展开1个多月的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收复文登、荣城两座县城，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38处，进一步打通了胶东4个军分区内部的联系及胶东与渤海、滨海区的联系。渤海军区从8月中旬至10月下旬，发起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进一步打通了渤海区内部各军分区的联系及渤海区与胶东、鲁中区的联系。
1944年1～9月，山东军区攻克与迫退日伪据点共1000个以上，日军兵力减少，伪军由20万减少到15万（津浦铁路以东）。7～10月，山东军区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
10月12日，山东军区下达1944年冬至1945年春的作战部署，要点是争取迅速打通胶济、津浦、陇海三铁路线内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一片。为此，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尔后，彻底破坏台潍路临枣段与诸莒段，孤立临沂，是鲁中、滨海、鲁南三军区从1944年冬到1945年春统一的战斗目标；各军区继续向接近的敌区伸入，发展新的游击区。
在1944年冬季攻势中，山东军区于11月中下旬组织实施了莒县战役。
莒县位于滨海、鲁中两区之间，是日军进攻鲁中、滨海两区的重要基地之一。
自1944年8月八路军攻克沂水县城，及沂河两岸大部分地区被八路军控制后，莒县陷入愈益紧迫的包围中。该城驻有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3500余人和日军1个连。莫部经八路军争取，准备反正。山东军区集中滨海军区第4、第6、第13团。鲁中军区第1团，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1旅等，共1万余人，编成攻城、打援两个梯队参战。
11月14日，八路军一举攻入城内，莫正民部反正，并引导八路军攻击日军，将日军压缩于最后两个碉堡内。
16日诸城日军南下救援，约800人进入莒县城。八路军为争取主动，撤出县城，在城郊对敌围困，29日夜，日军弃城北窜。莒县战役，歼日军一部，接应莫正民部3500人反正，扩大根据地7000平方公里，使滨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
1944年，山东军区进行主要战斗3514次，其中进攻战斗占73％；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265处，占原有敌伪据点半数以上；毙伤日军4580余人，俘日军292名，歼灭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主力部队与民兵都比1943年扩大1/3，军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
晋冀豫边区1944年，太行军区部队在日军兵力减少，收缩点线的有利形势下，乘机在春夏季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重点攻击伸入根据地内及边沿区的日伪据点、交通线。2月，太行军区部队收复已围困达8个月之久的、伸入根据地腹心的日军据点蟠龙镇；3月收复榆社县城，拔除临淇等日伪军据点；4月1日发起水（冶）林（县）战役，14日收复林县县城。入夏，太行军区部队围困辽县、陵川，攻击新乡、辉县地区之敌，并出击平汉铁路西侧敌第三道封锁线邢（台）沙（河）段、临（城）内（丘）段，摧毁其大部，根据地向平汉线平均推进了10公里以上。
1944年春季，太岳军区部队收复了沁水县城。为开辟济源、孟县以西的豫北地带，太岳军区于6月上旬派原第386旅第18团进入济源，继于8月中旬增派基于第2团到豫北，到9月底，攻占敌伪据点13处，迫退敌伪据点15处；促使伪军1100余人反正，改编为两个支队；解放人口10万以上，建立6个区政权，开辟了东起坡头镇、西至垣曲城附近长75公里，纵深约35公里的地区，同时控制了黄河芮村、蓼坞等渡口。
七八月间，参加豫中、豫西作战的部分日军返回华北，9月起，日军开始对太行、太岳区进行局部“扫荡”，同时在边沿区实行奔袭和抢粮。针对日军“扫荡”的特点，太行、太岳区军民以主动进攻的行动予以反击。有力打击敌人特务活动和抢粮活动，还特别深入敌后之敌后，袭击敌人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以先发制敌的行动钳制敌人。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先后袭入平汉线上的石家庄、内丘及邢台等车站，正太线上的马首、上湖及微水等车站；两次袭入同蒲线上的太谷城关，并炸毁火车6列；在白晋线上，地方武装及民兵在虒亭至南关镇段展开破击战，毁铁路20余公里。
冀鲁豫军区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通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两个区党委，黄敬为分局书记。两个区党委一致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1944年5月11日，两个区党委机构撤销，各地委改由冀鲁豫分局直接领导。随之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兼任政委。冀鲁豫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新的冀鲁豫军区直属八路军总部领导。1944年7月，黄敬去延安治病，中共中央决定由宋任穷代理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
1944年，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分局的指示，抓紧有利时机，在粉碎日伪小规模的“扫荡”的同时，展开局部反攻。
5月11日至17日，第8军分区胜利地进行了昆（山）张（秋）战役，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拔除靳口、张秋等日伪军碉堡、据点50余处，消灭伪军1200余人，彻底摧毁了寿张至郓城日伪军封锁线，全部解放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局面，使中心区向东扩展50公里以上。
昆张战役后，第8军分区又乘胜进攻了清丰。5月13日，日伪军弃城逃跑八路军第一次收复清丰。伪冀南道道尹薛兴甫带伪警备队2000余人，在日军一部的配合下，实施反扑，于5月23日再度侵占清丰县城。5月29日晚，第8军分区以第7团等突然袭击清丰城，至30日晨将日伪军歼灭，第二次解放清丰。
为进一步将小块游击区扩展为大块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在1944年夏季展开了积极的攻势作战。在湖西，八路军收复了单县、鱼台、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将敌人伸人湖西腹心区的“丁”字形封锁线全部摧毁，恢复了湖西中心区。在鲁西北，八路军于8月8日收复莘县县城，并解放莘县全境。
尤其是运西八路军讨伐郓城伪军刘本功部战役，规模最大，对打开冀鲁豫边区中心区的局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郓城是敌人在旧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中心据点，伪军刘本功部（5000余人）长期盘踞于此，另驻有日军1个营。敌人沿黄河大堤一线构筑封锁线，阻止八路军向东发展。8月5日夜至11日，八路军以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民兵一部进入郓城地区作战，攻克敌伪据点37处，毙伤俘伪军2600余人，摧毁了刘本功部的黄河大堤封锁线，使抗日根据地向南扩展20公里以上。
1944年冬，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兵团大部整训，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民兵展开冬季攻势，攻克县城两座，据点10余处。
1944年，冀鲁豫军区共作战3604次，攻克据点、碉堡395处，毙伤日伪军1。6万余人，俘日军27人，俘伪军32929人，收复清丰，内黄、朝城、莘县、寿张、丘县、濮阳等7座县城，连同过去已有的濮县、范县、观城3县，共占有10个完整县。
晋察冀军区晋察冀军区根据北方局指示及本区实际，确定一方面巩固根据地的基本区，一方面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
北岳区部队1～5月主动出击，攻克日伪军据点350多个，并先后袭入忻口车站和定襄车站。6月，部队向敌纵深地区发动攻势，连袭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城，并于6月6日再次袭人定襄；与此同时，察南部队越过桑干河，在深井堡以西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雁北部队开辟了桑干河北部分地区；平北部队开辟了张家口东北崇礼县的大部地区。在秋季攻势中，北岳区部队于7月间攻克平山以西回舍区日伪军据点14处，对日伪建立的冀晋封锁线、唐县至曲阳间封锁线进行了破袭；在平北活动的平北支队逼近北平近郊，攻克高丽营，收复香堂、八家、半壁店，袭人十三陵之长陵据点，9月粉碎了日军对平北大海陀地区的“扫荡”。
坚持冀中区的部队，遵照晋察冀军区关于利用日伪军收缩，乘机攻击逼退敌伪据点的指示，用各种方法压缩敌人，扩大解放区。1月上旬至2月上旬，冀中部队乘敌合击高阳、任丘地区和“扫荡”白洋淀以南地区时，以主力深入敌占区，先后拔除肃宁东北朱家庄等据点40余处，袭人肃宁、安新县城。接着，又在赵县东北和安国、定县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大马圈、西伯章等据点40余处，并一度袭入赵县城，开辟了赵（县）元（氏）宁（晋）地区。5月，冀中部队乘任丘日军撤走，包围任丘，在政治攻势和内线关系配合下，迫使伪军500余人投诚，一度收复任丘县城，同时再度攻克肃宁县城。6月，为打击抢粮之敌，冀中部队在大城、深县、藁城、赵县、宁晋地区展开攻势，攻克日伪据点40余处，使日军抢粮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在秋冬季攻势中，冀中部队攻克肃宁、武强两县城，攻入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恢复了藁城、无极地区，长途奔袭了北平西南长辛店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
冀热边抗日军民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与敌展开积极艰苦的斗争。1～5月间，日伪军集中1。5万余人对热南地区进行“扫荡”并对遵化、玉田地区进行合击，八路军在粉碎日伪进攻的同时，以一部穿插于敌纵深地区，消灭了大量敌人，并先后袭入宁城、昌黎县城，袭击北宁铁路上的敌人火车。秋季，中共冀热边特委确定采取以恢复蓟县基本区等地为重点，同时向北平、天津郊区和长城以外敌占区发展的方针，对敌展开攻势作战。8月下旬，担任恢复蓟县的部队，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21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向平津郊区发展的部队，开辟了三河、通县公路以南和武清、宝坻、宁河三角地区，与冀中进入武清的部队会合。
10月中旬，日军进行反扑，集中1万余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经两个月的艰苦斗争，迫敌于12月底撤出抗日根据地。但中共冀热辽特委、行署机关（1944年9月30日，由冀热边特委、行署改称）在丰润县杨家铺村开会时，10月17日遭日伪军合击，牺牲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周文彬以下干部战士400余人。
晋察冀军区在1944年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7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
1944年9月，中共中央鉴于晋察冀根据地恢复和扩大以及形势的需要，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成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冀晋区以王平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赵尔陆任军区司令员，杨耕田任行署主任；冀察区以刘道生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张苏任行署主任；冀中区以林铁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罗玉川任行署主任；冀热辽区由李运昌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张明远任行署主任。冀晋、冀察、冀中三个区的领导机构在10月上中旬组成，冀热辽区到年底就绪。
晋绥军区
1944年，晋绥军区部队与边区人民群众继续深入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展开了连续的对敌攻势。1～8月上旬，先后拔除头马营、蒲阁寨、孝子渠、津良庄等58处据点。其中尤以挤走蒲阁寨日伪据点的斗争影响为大，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军区司令部特颁令嘉奖参加围困蒲阁寨斗争的部队和民兵，推广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围困敌人据点斗争的开展。
8月中旬，根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全面展开秋季攻势，至9月底，相继攻克汾阳之岩头、协和堡，宁武之杨家林、坝上、李家山、榆树坪，静乐之娄烦、东马坊、东六渡、利润，离石之南梁上、上白霜，文水之信贤、西社，五寨之风子头，方山之马坊、峪口，等等，共收复国土11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万余。秋季攻势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是9月14～16日第8军分区进行的汾阳战斗。汾阳是日军楔入山西西部的重要交通线汾离公路上的重要战略据点，城内驻有日伪军700余人，其周围罗城、协和堡等据点驻有日伪军500余人。经过3天战斗，八路军烧毁了汾阳城外围据点火柴公司的哨楼，破坏了火车站、飞机场、电灯公司重要设备，全歼了协和堡据点日伪军。当时前来晋西北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武道，美军观察组军医梅尔文·卡斯堡少校等，亲眼目睹了汾阳战斗的过程，深为感动，表示要把看到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全世界。日伪军在八路军秋季攻势打击下，为挽回其失败的影响，于9月9～12日，14～16日，先后“扫荡”第6军分区忻县、崞县地区，第8军分区方山屹洞地区。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日伪军集中5000余人，“扫荡”兴县、临县、岢岚、保德、偏关地区，历时25天。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内外线相结合夹击敌人，广泛开展群众地雷爆炸战，大量地杀伤了敌人，迫使敌人狼狈退出抗日根据地。
1944年，晋绥边区军民共收复敌伪据点92个，收复村庄3108个，扩大面积2。4万余平方公里。全年中，斗争形势是不断向敌进攻，群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显著的发展。
三、新四军在华中展开攻势作战
1944年，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华中敌后军民从1943年冬渡过最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年，日军从华中抽调原有大部分老部队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与投入太平洋战场，临时新编独立步兵旅和野战补充队等部队接替华中占领区的警备，华中日军数量由1943年底第11、第13集团军共14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约21万人，减少到1944年底第13集团军、第6方面军第34集团军共5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5个独立步兵旅、5个野战补充队、2个支队等约17万人。人员减少，兵员素质降低，特别是日军已处于全军崩溃的前夜，士气大大下降。日军为弥补自身兵力不足，进一步利用伪军，为此，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与掌握，积极调整和编组伪军，强化其战斗力，分别调离其原属地区，使其逐渐脱离地方性。
如日军于1943年12月24日将李长江的第1集团军撤销，李长江调伪参议院副院长闲职，所属部队改为第5集团军，由项致庄任总司令。伪军数量由1943年的20万人增至35万人。日伪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扫荡”、“清乡”，在沿海继续推行“屯垦”计划。
1944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次数虽未减少，但每次“扫荡”的兵力均较少，时间也不长。
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华中敌我形势的新变化，决定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见附图7）
苏中军区
1944年春，日伪军在对苏中第4军分区继续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积极布置对江都、泰州、海安、李堡、栟茶一线以南地区（第3军分区范围）进行“扩展清乡”，及对东台沿海地区（第2军分区范围）进行“强化屯垦”。
为坚持苏中斗争，2月苏中区党委决定发动车桥战役，夺取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的淮宝地区（车桥、曹甸一带）作为后方阵地。车桥驻有日军七八十人，伪军500余人。苏中军区集中5个团组成3个纵队，以1个纵队攻车桥，两个纵队打援，以保证夺取车桥。3月5日凌晨1时50分，战役开始，攻坚部队一举突入车桥镇内，至当日晚，攻克碉堡33个，将500伪军全歼，日军残部退守独立瓦房继续顽抗。当日黄昏起，日军援军逐批赶至，新四军阻援部队将头三批援军共500余人大部歼灭，后因敌援军增多，部队经一日两夜之苦战，过于疲劳，乃于6日拂晓前安全转移。6日晨大批日军进占车桥，但慑于新四军声势，于7日放弃车桥，撤回淮安，尔后又放弃车桥周围的一些据点。从8日至13日，新四军又收复和逼退曹甸、泾口、塔儿头、张家桥等日伪据点12处。是役，共歼灭日军上校以下460余人和伪军500余人，淮安、室应以东纵横100余里全部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由东台县东南三仓一带移驻车桥附近主应县的固津一带，车桥战役显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从1月开始的春季攻势的凌厉有力。
车桥战役后，苏中区提出第4军分区“坚持反清乡”，第1、第2、第3军分则“打破清乡、屯垦”。6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提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逼迫敌人放弃小据点，并使敌人据点孤立。
于是苏中全区对日伪展开了夏秋季攻势作战。通过这次攻势作战，苏中全区局面进一步好转，最困难的第4军分区也基本恢复了在“清乡”中被侵占的地区，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决定调整行政区划、军分区，在江北撤销第2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在江南以原丹北中心县委为基础新建第5地委；以澄锡虞中心县委、苏常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第6地委，同时相应成立第5、第6专员公署、军分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史编写组：《苏中杭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
苏北军区
1944年1～3月，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3师第10旅兼）发动春季攻势，攻克日伪据点30余处。
4月19日，苏北军区集中淮海军分区（第10旅）主力和第7旅一部，发起高（沟）杨（口）战役。高沟、杨口是灌云、新安镇之敌伸向西南的主要据点，高沟位于新安镇西南20公里处，杨口在高沟西北5公里处。这里由伪军2000余人固守，控制盐河、前后六塘河，割裂了淮海军分区与盐阜军分区的联系。苏中军区采取各个歼敌的战法，经16天血战，终于于4月25日、5月4日先后攻克高沟、杨口坚固据点，附近10余处伪据点亦被攻克。是役，共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改善了苏北抗日斗争局面。
5月，苏北军区攻克灌河口淮盐重地陈家港，缴获食盐40万吨。日伪遭严重损失后企图报复，6月上旬日伪军4000余人、飞机12架、汽艇多艘分途向淮海、盐阜区进犯，旋即被分路击溃。7月苏北军区攻克沿海交通要镇大兴镇。9月，宿迁日军一部88人、地方反动武装90余人，南下到泗阳县城西北20公里处、运河南岸的林公渡村建立据点。淮海军区当即集中主力第 1、第2、第4支队于9月7日晚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拂晓前拔除林公渡据点，击毙日军连长全并以下66人，俘日军5人，毙伤俘伪军9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确保运河交通联系、隔断新四军苏北、淮北两区联系的企图。同月，盐阜军分区主力攻克沿海通洋港等据点7处。10月又攻克沿海棉花出口重镇合德镇。
淮北军区1944年3月中旬，日伪对淮北军区之淮（阴）泗（县）地区进行了3天“扫荡”。3月27日，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泗阳，遭新四军沿途袭击后，于30日窜回洋河据点。为配合反“扫荡”，淮北军区其他各部从3月16日起，发起攻势作战，持续50天，至5月5日，共拔除据点46处，破坏并控制宿（县）灵（壁）公路之大店集至灵壁段及泗（县）宿（迁）公路，使泗县、灵壁外围除前后张楼等据点外，其余全被扫清；邳（县）睢（宁）铜（山）区除运河沿线、陇海铁路、海郑公路及睢宁城北之魏集、车甸外，己无敌踪。
从6月上旬起，淮北军区部队再次发起攻势，先后拔除张楼外围朱场、三周家等据点，7月5日起，强攻前后张楼，至11日将其攻克，使泗县北部地区获得解放。
淮南军区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之盱嘉支队于1944年1月24日夜（农历腊月29日，除夕夜）袭入盱眙县城，一举歼灭了伪县政府、伪警察局，消灭伪保安队一部，共歼敌200余人，缴枪120支，自己未伤一兵一卒。2月，浦六工委武工队夜袭六合县瓜埠镇伪区公所及伪军，歼俘伪区长以下200余人。
12月22日，来六支队在六合县城北之羊山头，伏击伪首都第3师1个营及随行日军小分队，毙伤日伪军120余人，俘伪营长以下200余人，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
在津浦路西地区，5月，日伪军3000余人，分三路合击中心区藕塘镇。
新四军第2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攻克敌后方凤阳县殷家涧等日伪据点，攻进了定远县城。日伪军遭内外线的沉重打击，被迫撤退。11月9日，日伪军六七千人再次向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扫荡”，在师长谭震林亲自指挥下，新四军第2师积极作战，迫使日伪军于11月16日撤退。
鄂豫边区
1944年，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集团军在四五月份曾以一部北上配合华北日军打通平汉线，5月以后，其主力参加湘桂会战，原有兵力除第39师、独立混成第17旅外，全部调走，武汉地区由新建立的第34集团军警备。
1943年冬季起，新四军第5师一面整训部队，一面以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开展反“扫荡”反“清乡”。陂孝县陂四区的武工队在反“清乡”中，积极打击零散敌人，破坏公路，收割电话线，一直活动到日伪占据的黄陂县城边，使敌不敢出城门。1944年2月、5月，第5师击退了国民党顽军及鄂东土顽武装对大悟山的数次进攻，但付出了很大代价。
1944年下半年，边区部队加强了对敌斗争。第3军分区于8月围攻日伪军新设立的监利县汪家桥据点，迫其逃走，9月5日在沔阳之管家棚进攻伪定国军残部，俘其副军长汪步青、参谋长张维蕃等20余人，并于同月在潜（江）沔（阳）边歼灭伪军刘明辉部。同时，群众性对敌斗争日益活动。从1944年8至12月，仅接敌区地方武装先后对日伪作战即达70余次。
1944年10月，为适应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即将南下挺进湖南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湘鄂豫皖军区（后来通称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兼军区领导机关。
皖江军区（新四军第7师）、浙东地区的部队，在1944年，也对日伪军进行了积极的作战。
1944年，华中敌后军民，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共歼敌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制止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各地斗争局面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三节 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
一、发展河南
1944年4月18日，侵华日军开始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步——平汉作战，于5月9日打通了平汉铁路，5月25日攻占河南省政府、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洛阳，河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5月27日，日军第11集团军向湖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事重心南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开辟河南敌后战场的部署和准备。6月23日，刘少奇、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指出：“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我5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提高，5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由于新四军第5师提出本师有相当的困难，没有多少力量发展河南，只拟以巩固现有根据地为主，中央同意了第5师的请求，于是部署由太行、太岳、水东八路军及新四军第4师为主发展河南，第5师配合行动。7月25日，中共中央就进军河南的政策发出指示，指出：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的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我军政策应照顾敌伪友我诸方面，更灵活地去适应具体情况，成功关键取决于此。为此，应该注意：
1、我军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建立抗战秩序。
2、对当地不反我的地方自卫武装，应建立同情友善的外围关系，长期帮助耐心争取使其自觉自愿走我军的道路；对遭人民反对的土匪武装，如争取无效，应坚决解决之，但对俘获者不问首从一律宽大处理。
3、迅速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严禁各部队往来重复向当地人民摊派粮草。以三大纪律做得好和筹粮有秩序作为我军与河南人民的最初见面礼，使痛苦最深的群众感到有了好日子，人人都有来苏之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292页。]
1944年7、8、9月，新四军第5师、第4师，八路军太行军区各一部先后向河南推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由于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半年来丧师失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最后解放事业，将完全依靠我党我军与全国人民自己担负起来，我们必须了解上述责任之重大，才会了解此次深入河南不仅是理直气壮光明正大，而且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为着确实准备反攻，使八路军新四军南北连成一片，以便利将来反攻，集中力量，我们必须发展与建立河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大胆改造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开辟豫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太行军区第3团、新编的第35团和豫西地方工作队共1500余人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即第1支队）首先挺进豫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太岳军区第18、第59团等部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即第2支队）随后南下。
第1支队在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于9月6日由林县出发，22日在济源西南之蓼坞渡口击退敌河防部队，胜利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越过陇海铁路，涉洛河、伊河，进到临汝以北之大峪店后分兵：以第3团主力进入嵩山地区，第35团主力进入箕山地区，第35团一部进至宜阳西南之东赵堡活动，支队直属部队活动于大峪店及登封以南的东、西白栗坪地区。11、12月间，1945年1月，日伪军连续两次“扫荡”第1支队，均被粉碎。
第2支队在司令员韩钩、政治委员刘聚奎率领下于1944年11月6日渡过黄河，进入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南北地区活动。12月底，中共中央党校干部100余人、晋绥军区第6支队3个连奉命来到新安以北之园山与第2支队会合。
为增强豫西八路军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第385旅第770团和警备第1旅第2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3、第4支队（第3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先瑞、第4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才千），共约2200人，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该部继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之后，1944年11月28日，经过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冰桥顺利跨过黄河，于1945年2月中旬进抵宜阳西南之东赵堡，除留一部兵力与当地抗日武装组成伊洛独立支队外，主力继续南下，进至登封南之东、西白栗坪与第1支队会师。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河南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任军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豫西的抗日斗争。
1945年3月下旬，太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又以第13团主力为骨干组成第6支队，进入豫西。至此，八路军在豫西的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
加强水东，开辟水西
1944年6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加强水东、开辟水西，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军区警卫营和各军分区共抽调300余人，组成南下大队，7月1日从兰封、内黄车站之间越过陇海铁路，于7月4日，与水东独立团会师，随即合编为新的独立团，共2200人。1945年1月，冀鲁豫军区调第8团开赴水东，随后并划水东为第12军分区，第8团改称第28团，独立团改称第30团，余克勤任军分区司令员，袁振任军分区政治委员。
5月14日，第28团从扶沟东北的吕潭渡过新黄河，进入水西。6月20日，冀鲁豫军区为统一水东、水西领导，贯彻执行八路军总部关于加强水东，向东向南发展的指示，决定成立豫东指挥部，王秉璋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同时，调第9军分区第15团加强水东，将党校警卫团改称第29团调水西。7月5日夜，第29团由吕潭西渡新黄河。随后与第28团配合，在西华、商水、上蔡之间地区，扫除日伪军据点，扩大了水西根据地，并成立水西军分区，司令员汪家道、政治委员李士才（均未到职）。
恢复豫皖苏边
为了恢复新四军第4师原开辟和创建的豫皖苏边区。1944年8月15日，第4师师长彭雪枫率第11旅第31、第32团，第9旅第25团和师属骑兵团及萧（县）铜（山）独立团1个营，从泗洪县东南的半城集等地出发西进，20日在宿县以北越过津浦铁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国民党顽军极力阻止新四军西进，新四军在反击作战中，师长彭雪枫于9月11日在夏邑以东八里庄牺牲。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第4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并令韦国清先赴津浦路西指挥反顽作战。10月，新四军第4师在第3师第7旅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个团的协助下，大举反击，将进犯顽军赶回涡阳县城。11月，又开辟了商丘、毫县、永城之间地区。至此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发展豫南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发展河南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和第5师决定以1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以黄林为兵团指挥部指挥长，向河南敌后进军。
1944年7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先遣队5个连从罗山西北的陡沟附近渡淮河，进入确山、正阳、信阳三县边界地区，以胡冲店为中心开展工作，8月中下旬，转至正阳西南的张仪店一带分散游击。8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率第38团第3营及信应独立第25团、淮南支队，夜渡淮河北上，再次进占胡冲店，将淮南支队与正阳常备队（刚加入新四军）整编为挺进第3团，将信应独立第25团改称挺进第2团。
为巩固路东，开辟路西，兵团指挥部决定成立路东指挥部，留挺进第3团坚持淮河南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兵团主力则挺进路西。9月，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西确山西北的沙河店、大乐山、板桥一带活动。10月，第5师派第45团第2营进入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遂以第38、第45团进入豫南的各一个营为基础扩编为挺进第1、第4团。
9月，太行军区派出的皮定均、徐子荣支队南渡黄河，开创以嵩山为中心的根据地。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指示：“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为与八路军皮徐支队取得联系，游击兵团以挺进第1、第4团向豫中挺进。这两支部队日夜兼程，从遂平县嵖岈山经舞阳西南的庙街，于11月初进至叶县西南的三皇庙、罗冲一带。部队北进途中，与敌伪土匪不断作战，难以占领稳固的立足点，经中央军委同意，游击兵团暂缓北进，集中力量巩固已占地区。
11月，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将豫南工委扩大为河南工委，豫南游击兵团改称为河南挺进兵团，黄林任兵团司令员，第5师副政治委员任质斌兼任工委书记和兵团政治委员。12月，任质斌率第39团1个营和抗大十分校一批干部，到达河南确山孤山冲兵团指挥部。
1945年3月，第5师第13旅旅长周志坚率第38团后续部队进入河南平汉路西与挺进兵团会合。
1945年4月间，边区党委和第5师决定以淮南、信罗、信应、信随等县成立第6军分区，陈刚任司令员，方正平任政治委员。不久又以豫南之信确、信桐、泌阳等县成立第4军分区，韩东山任司令员，夏忠武任政治委员。此外，以挺进第2、第4团组成豫中兵团，黄林任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活动于西平、遂平、叶方舞等县。1945年8月上旬，豫中兵团与河南军区陈先瑞支队合并，成立河南军区豫中军分区，陈先瑞任司令员，黄林任副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
发展河南，是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的战略任务。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务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基本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二、进军湘粤边
日军打通平汉线后，集中36。2万人的兵力于1944年5月27日开始实施湘桂作战，6月18日攻占长沙，8月7日攻占衡阳，到9月13日，占领广西北部重要门户全县。中国第9、第6、第7、第4战区的部队作战接连失利，湘、赣、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华南、西南局势日趋严重。
为了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正式决定以在延安东南黄龙山南泥湾地区屯田开荒的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以衡宝（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以便配合将来全国的战略反攻。同时，中共中央还电令东江纵队向粤北发展。
10月，八路军第359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挑选4200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辖4个大队。南下支队由第359旅旅长王震任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第359旅除南下支队外，留下的部队由副旅长苏进等领导，继续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屯田任务，并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中央派往鄂豫边区工作的干部900余人，编为两个大队，第1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带队，第2大队由文建武、张治台带队，随同南下支队南下。
南下支队经过充分动员准备后，于11月9日从延安出发，经绥德螅蜊峪一带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侦察南渡黄河地点时，幸运地发现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黄河渡口已结为厚两尺宽1公里的冰桥，12月27日南下支队人马辎重顺利地通过冰桥跨过黄河。尔后越陇海铁路进入八路军豫西部队新开辟的地区。又沿熊耳山、伏牛山山麓南下，在新四军第5师河南挺进兵团接应下，通过平汉铁路，于1945年1月27日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会师，随行干部大队安全抵达鄂豫边区。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17天后，1945年2月14日继续南下。为保证南下支队安全渡过长江天险，新四军第5师派熟悉长江沿岸情况的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率领所属第40、第41团配合南下支队，一起挺进湘鄂赣边。2月19日至23日晨，南下支队和第40、第41团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6日在大冶以南的大田贩击退尾追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4旅，歼敌100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给鄂南人民以极大鼓舞。随后南下支队向湘赣边前进。
南下支队南下期间，华南、西南正面战场继续发生重大变化。日军打通了湘桂铁路，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至1945年1月26日打通了粤汉线，湘南、粤北也成为敌后。鉴于华南战局发生的上述变化，中共中央对南下支队究竟在何处创立根据地有了新的考虑，并多次征询南下支队的意见。当南下支队尚在长江以北大悟山新四军第5师处休整时，1945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原定9旅以湘、资间之衡宝地区为中心似须再加考虑，此事待你们进到株、醴地区时再行决定”。[9旅即第359旅，湘、资指湘江、资水、株、醴指株洲，醴陵。]
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占湖南乎江县城。在乎江，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同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先在湘鄂赣边建立立脚点，而后再继续南进。3月3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然后再南进”，并再次指出：“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4月15日，南下支队撤离平江，返抵鄂南通山、崇阳地区，再次与留在鄂南的张体学批挥的第40、第41团会合。5月，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王恩茂任军区副政治委员，聂洪钩任行署主任。
6月18日，由第359旅第2梯队和警备第1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湘鄂赣军区准备等这两个支队到达后一同南进。
湖南抗日救国军自过江后滞留湘鄂赣边区的几个月时间里，正是欧洲战场发生大变化的时期。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预示着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6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并明确指示，放弃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湖南抗日救国军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率领的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
湘鄂赣边区党委和军区遵照上述指示，决定留两个支队配合新四军第5师部队坚持湘鄂赣边区抗日斗争，主力南下湘粤边。
7月7日，主力部队3000人由大幕山出发，经10日行程进抵平江西南的桃花山，留湘阴、长沙、岳阳、平江地区一部，其余部队于7月24日夜至25日拂晓，由长沙北面的铜官、下洞子湾之线西渡湘江，27日进抵宁乡县所属的新田湾。在这里，收到毛泽东7月22日发来的一份电报，毛泽东指示：
“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甫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并询问估计多少时间可到五岭山脉。30日，部队到达湘潭西南25公里处的上桥，王震、王首道当天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称：若由湘潭、衡山间东渡湘江，沿粤汉路南下，两星期可到湘粤赣边。8月4日，毛泽东指示将这一报告转发广东及张启龙、文年生，并指示：“请广东区党委速筹划向北江、小北江发展，[小北江指广东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 迎接二王。请文、张部争取迅速南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江纵队即派遣1000余人由罗浮山地区兼程北上，以接应八路军南下。
8月6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从湘潭与衡山之间的龙船港东渡湘江，沿粤汉铁路东侧南下。28日，部队到达粤北南雄县西北的百顺地区，因受国民党大军围攻，难以立足，同时判断东江纵队将被迫不能北上。鉴于日本投降，时局迅速变化，原定任务难以完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于9月7日奉令北返。9月27日在鄂城地区北渡长江。
10月上旬，在礼山（今大悟县）地区与新四军第5师再次会师，10月中旬奉命恢复第359旅番号，归第5师指挥。
张启龙、文年生指挥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进到河南新安地区时，正值日本投降，旋即奉命转赴东北。
南下支队向湘粤边进军，历时近一年，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克服了严寒酷暑和山河险阻，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是，南下支队勇敢地挺进敌后，推动了所经地区的人民抗日斗争，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三、南下苏浙皖边
日军在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同时，为了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防止美军在浙江东部沿海登陆，谋求沿海海上交通和舰艇基地的安全，1944年8月至10月实施浙东作战。8月22日，日军第13集团军以第70师从武义附近进攻中国第3战区，占领丽水，9月9日占领温州。9月27日，又以独立混成第62旅，在海军协同下，在福州沿海登陆，10月4日占领福州。
这时，美国有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的设想，并希望将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能得到中共的配合。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代政治委员饶漱石、参谋长赖传珠：新四军第5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允许其设无线电网并向其供给情报，还答应允许他们派人来新四军军部井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美军轰炸日军，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
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为此，中央建议除浙东游击纵队、苏南部队积极发展外，派叶飞（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朱克靖等率两个主力团，并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籍一批干部，随同南渡长江，汇合江南第16旅共同担任南进浙江的任务；中央还建议恢复新四军第6师师部。
10月9日，华中局表示“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发展苏浙皖与浙江的方针。”并根据熟悉浙江情况的第1师师长粟裕的请求，决定由他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24日中央回电同意。
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并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请他们考虑下列步骤：成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准备再从第1～第4各师共调5～6个团南进；准备抽调大批干部南下。
11月26日，中央进一步指示：“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南下”，并通告“八路军暂时没有部队抽调南下”，要求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处理好发展新区与巩固原有根据地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局确定计划先由江北暂派12个团分批南下（含第一批粟裕率领的3个团8000余人），必要时再抽调兵力南下。
新四军第一批南下部队——第1师第7团、特务1团、特务4团等3个团8000余人，在粟裕率领下，于1944年12月27日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1945年1月6日于浙江长兴地区与第16旅会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军区司令部驻长兴西北的仰峰（4月移至孝丰）。随即对部队进行整编：以原在苏南的第16旅为第1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下辖第1、第2、第3支队（支队相当于团）；以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2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所属部队原番号不变；以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下辖第7、第8、第9支队。同时，确定了进军部署：以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控制天目山东北侧莫干山和杭嘉湖地区；以第3纵队两个支队进至誓节度、广德、泗安公路以南，配合第1纵队行动，1个支队在广德、泗安公路南北地区掩护后方交通；第2纵队除继续巩固四明山山区外，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2月12日，第1纵队向莫干山地区挺进，沿途打击日伪军，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军的出拢，占领了杭州西北的递铺、三桥埠之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区。
正当新四军积极向日伪军进攻时，第3战区令苏浙皖挺进军指挥5个团的兵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向新四军第3纵队发动进攻，企图切断第1纵队后路，消灭南下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被迫自卫，经两次天目山反击作战，击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
4月中旬，叶飞、金明（新四军第3师政治委员）率苏中两个团南渡长江，安全到达江南，4月26日，与苏浙军区领导机关在孝丰东南的吴家道会合，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金明则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叶飞所带部队编为第4纵队，司令员廖政国，政治委员韦一平，下辖第10、第11、第12支队。
5月29日，顽军再次开始进攻，进占天目山。苏浙军区部队被迫退至孝丰城后，伺机反击，至6月23日将来犯之敌大部歼灭。新四军南下苏浙皖边的部队，克服困难，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胜利地反击了顽军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四节 发动“扩大解放区”的新攻势
一、1945年初敌我形势变化与方针任务的确定
1944年，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凌厉的战略反攻。6～8月，美军攻击马里亚纳群岛，占领塞班、关岛、提尼安等重要岛屿，取得了B—29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马里亚纳是日本“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它的失守给日本政府以极大打击，重臣们的倒阁运动日趋高涨。结果，东条英机内阁被迫于7月18日总辞职，7月22日成立小矶国昭、米内光政联合内阁。
10月20日至12月25日，美军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登陆，控制了该岛。
1945年1月9日，美军又在菲律宾最大的岛吕宋岛登陆，在由岛上大步跃进逼近日本本土的同时，以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为基地的美军B—29远程轰炸机于1944年11月24日实施了对日本东京的首次空袭，其后轰炸日益猛烈。
到1945年初，日军，尤其是海军、陆军航空兵已受到严重打击，武器、技术人员（尤其是飞行员）十分缺乏，难以补充，制海、制空权基本丧失，日本本土受到来自空中日益猛烈的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者没顶之灾为时不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开始重点筹划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防御，命令在日本本上以外的部队尽力持久牵制美军的攻势，以利本土作好作战准备。对于中国派遣军，从防卫日本本土的目的出发，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调出一些部队开赴日本本土、朝鲜、中国东北；考虑到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急需加强中国沿海对美战备，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的作战方针、任务作出新的重大调整。
1945年1月22日，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和指示，改变了基本任务，命令中国派遣军“迅速加强中国大陆战略准备，击败从东西两方进攻之敌，特别是击败美军，粉碎其企图，确保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重要区域。为此，要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以促使重庆势力衰亡为主要任务。同时为了封锁敌在华空军势力的活动，要组成许多个小部队对中国内地长期进行有组织的挺进、奇袭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32页。]
1944年，日军中国派遣军以大约51万重兵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虽然在战役上取得相当进展，到年底打通了与日军南方军的陆上联系，到1945年2月初又打通了粤汉铁路，最终完成作战任务，但是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先天兵力不足的日军，兵力更加分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适时实施有力的反攻，日军在中国总的态势更加被动。日军企图通过摧毁大陆交通线沿线的中美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也由于美军夺取了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美军B—29远程轰炸机由中国成都飞赴塞班岛，而未能实现。在日军全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日军中国派遣军不得不匆匆忙忙变更部署，以作最后挣扎。
1945年1月2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及集团军司令官会议，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1月22日的命令和指示，下达改变各方面军及各集团军基本任务的命令和有关实行摧毁中美前进空军基地老河口、芷江作战的命令。中国派遣军的命令要点是：华北方面军大体上要确保现有占领区，尽可能加强对国民党势力的压迫，准备在第6方面军一部的配合下，向老河口一带进攻，摧毁这个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并预定于夏初在山东青岛方面，大致完成对美作战准备，在绥远、察哈尔方面尽可能完成对苏作战准备；
第6方面军确保粤汉、湘桂铁路沿线新占领区和武汉周围地区，保持与南方军的联系并向湘西芷江一带的国民党军进攻，摧毁这个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
第23集团军由第6方面军改归中国派遣军直辖，要大体上确保现占领区，并预定在3月底大致完成闽粤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
第13集团军确保京、沪、杭地区，并预定在夏初大致完成江、浙沿海对美作战的准备；
第5航空军要以一部协助地面部队，并努力扼制中美空军活动，同时以主力在沿海口岸进行对美作战准备。
为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加紧调整部署，整编部队。从1944年至1945年春，先后新组建了6个师、13个独立混成旅和13个相当于旅的独立警备队，使中国派遣军总兵力达到100余万人。同时，伪军数量也增至100余万人。
国民党军在从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的豫湘桂战役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损兵失地，由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在全国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急剧下降，招致各方面接连不断的指责。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缅北、滇西的反攻获得重大胜利，打通了陆上与外界的联系，此外，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云南、贵州、四川大后方加紧进行美械装备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准备抗战后的争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十大政策的深入贯彻，特别是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已拥有9000万人口和200多万民兵、78万军队。军队不仅数量扩大了，而且经过攻势作战的锻炼和冬季大练兵运动，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通过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军政、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他提出：明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指出了1945年敌后解放区值得特别指出的15项工作，其中第一项工作是“扩大解放区”。他说：“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17页。]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指明了1945年解放区的工作方向，各解放区据此制定了本区1945年具体的方针和计划，对日伪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二、八路军在华北发起大规模攻势作战
1944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主要部队有：第1集团军（第69、第114师、独立混成第3旅，驻山西），第12集团军（第110、第115、第117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驻黄河以南河南省新占领区），驻蒙军（第118师、独立混成第2旅），直辖部队（第59、第63师、独立混成第1、第5、第8、第9旅、独立步兵第1、第2旅、第12野战补充队、华北特别警备队）等。根据中国派遣军的命令，1945年，华北方面军除确保现有占领区外，尚须对老河口国民党军进攻，对美、苏进行作战准备。另外，依据中国派遣军下达的《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预定从华北方面军现有9个师中抽调7个师开往上海方面，第12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混成旅调往徐州。为此，1945年初开始，日军加紧整编部队，充实预定对美作战的部队，为接替预定调出部队的防务新组建了第3～第7独立警备队（独立警备队编制定员8857名，相当于旅）。为在山东半岛准备抗击美军登陆作战，1945年3～4月间，在济南新建第43集团军，下辖第59师、独立混成第5、第9旅、独立步兵第1旅。1945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警备兵力约125个营，19万人，另有伪军50余万人。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士气下降，忙于部队编组和调动，基本处于守势。
八路军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从1945年春开始对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
山东军区
1945年1月17日，山东军区下达1945年作战部署，提出：1945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是求得开辟胶济路东段南北两侧宽大地区，使我胶东、渤海、鲁中、滨海互相联系进一步缩短和巩固，而对1944年所开辟之地区，主要争取巩固。继续开展攻势，拔除某些突出孤立据点，继续扩大解放区。
为此，确定1945年的作战分为两步。第一步，各军区拔除各自周围孤立突出的日伪据点，同时为第二步作好各方面的准备；第二步，总的战役行动准备在4月开始，主要作战目标是：胶东军区向西、向胶河上游一带发展，鲁中军区向安丘方向发展，滨海军区向北配合上述两区行动，求得共同完成开辟胶济路东段南北两侧地区、进一步打通相互联系的任务，渤海军区以消灭伪军张景月为主，求得歼其一部。
1～3月，山东军区实施第一步作战，主要战役战斗有：讨代伪军荣子恒部战役、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和蒙阴战役等。
伪暂编第10军荣子恒部，原驻临（沂）费（县）边，1944年底，日军因其在原防区多次遭八路军打击，难以支持，为对其进行整补，调驻临近津浦铁路的泗水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以加强对津浦铁路的防护。2月1日晚，鲁南军区主力奇袭泗水城，一举攻入城内，至2日19时，击毙荣子恒及其参谋长和日本顾问，全歼城内敌人，同时，八路军还攻克泗水城外围的故县、杨庄、杨公村等据点，击退日伪援军。这次战役，八路军共歼敌2000余人。
赵保原，原是鲁苏战区暂编第12师师长，1944年8月公开投敌，所部被编为伪“剿共第7路军”，总兵力约达1。8万人，盘踞于胶东胶济铁路以南以玩底（今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及大小沽河中游地区，鱼肉人民，一贯与八路军为敌，是胶东军区巩固与发展的严重绊脚石。胶东军区集中主力5个团又5个营（含1个迫击炮营），并动员5万民兵和群众，于2月11日夜，首先向伪军指挥部驻地玩底发起攻击，至12日夜将其攻克，赵保原率残部向南窜入即墨。14日八路军又攻克另一重要据点左村。2月19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敌2000余人，俘虏7370人，击溃2000余人，给予赵部毁灭性打击，消除了胶东军区执行第二步作战计划、向西发展的后顾之忧。
蒙阴日伪据点，伸入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腹地，孤立突出，驻有伪军12个中队和日军1个排。鲁中军区集中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民兵各一部，于3月8日夜攻击蒙阴县城，至10日全歼守敌，并歼灭新泰援敌一部，共歼敌1300余人，拔除蒙阴城敌据点，使得沂蒙与泰南联成一片。
4月12日，山东军区下达执行1月17日指示中关于第二步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确定从5月初开始，用5～7三个月时间实施第二步进攻战役，歼灭盘踞在胶济路南北大股伪军之主力或一部，并控制该地区，俾求胶东、渤海、滨海、鲁中4个战略区相互联系进一步巩固与缩短，使胶济路沿线之敌进一步孤立和暴露，为将来大反攻准备更有利条件。军区确定酋先置重点于胶济路南，集中约10个团的兵力，先后歼灭张步云、厉文礼部；再将重点转向胶济路北，集中约6个团的兵力，歼灭李德元、张景月、王豫民部；军区领导，除罗荣桓外，黎玉、肖华等均赴前线亲自指挥。
正当八路军准备发起攻势之际，日军为准备在沿海地区对美军作战，突然大举增兵山东，集中其中的3万余人，从4月底开始对山东实行全区性的“扫荡”，重点指向鲁中、滨海区。5月4日，山东军区决定讨张（步云）战役暂停，立即转入反“扫荡”，参加讨张战役的各兵团立即疏散。
大举“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年初以来日军预谋已久、积极筹划的战略行动。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命令，华北方面军应在1945年夏初在山东沿海作好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准备。为此特在山东新组建第43集团军，山东日军兵力猛然增加。日军企图占领山东沿海地区及临近沿海的山地，作为抗击美军登陆的战场，并在济南集结重兵，以作反击之用。打击八路军是其作战准备的首要步骤，日军第43集团军判断美军的主要登陆点在青岛。
4月25日至5月26日，日军实行名为“秀岭1号作战”，第43集团军各部为确保其占领区，进行为期1个月的“扫荡”，重新占领了1944年、1945年春八路军攻占的一些重要地区，如蒙阴、莒县县城。“扫荡”结束后，日军将独立混成第5旅部署于青岛附近，独立步兵第1旅部署于日照海岸附近，第12独立警备队一部部署于海阳县海岸，构筑工事，作对付美军登陆的准备。
反“扫荡”结束后，山东军区分析新的形势，认为山东敌兵力（日军及由东北调来的伪满军，山东原有伪军不计在内）增至10万之众，但日军主要集中于铁路沿线及沿海地区，在其他地区守备兵力并未增强，渤海地区还有所减弱；尤其法西斯德国已经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灭亡在即，由于反法西斯战争总形势极为有利，山东日军又忙于准备抗击美军登陆，故此，争取完成原定3个月作战计划之大部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因此确定整个攻势作战由原计划的军区直接指挥，改为军区统一部署下的各区独立作战，并指示各二级军区适应情况变化，根据军区的指示，具体考虑其执行部署。按照这一原则，各区先后发起攻势作战，其中主要有讨伐伪军厉文礼、张步云、张景月等战役。（见附图8）
厉文礼是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所部共万余人，盘踞在以潍县（今潍坊市）、昌乐、安丘为中心的胶济铁路两侧地区。鲁中军区集中主力5个多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共万亲人的兵力，于6月5日黄昏发起讨厉战役，先后攻克包括夏坡、景芝镇等重要据点在内的日伪据点60余处，歼灭日伪军7300余人，27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了安丘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1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东段南侧的重要地区，为进一步向敌占重要交通线、城市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步云是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1集团军司令兼第1军军长，所部共1万余人，盘踞在滨海区北部的诸城地区。其西北部的厉文礼部遭到鲁中军区沉重打击后，侧后失去屏障，被迫收缩防御。滨海军区和鲁中军区共集中4个团的兵力，于7月15日夜发起讨张战役，攻克相州、双庙、郑公、双羊店、朱马等据点，歼敌500O 余人，30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了诸城、高密、胶县之间2500平方公里的地区，使诸城敌据点更加孤立。
伪第3方面军张景月部盘踞寿光南北地区，掩护胶济铁路，阻断八路军渤海军区与胶东军区之间的联系。7月31日，渤海军区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发起讨张战役，主攻寿光以北张部坚固设防的前哨据点田柳庄，至8月12日将其攻克。尔后乘胜扫荡残敌，又攻克据点12处，张景月率残部逃进胶济铁路线上的日军据点内。此役歼敌2540人，解放了寿光外围大片地区，进一步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之间的联系。
山东军区部队在重点实施胶济铁路东段作战的同时，对其他地区的日伪军也进行了攻势作战。5月中旬开始，鲁南军区在鲁中、滨海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先后发起临（沂）费（县）边、郯（城）马（头）等战役，共歼敌7700余人，收复邳县、郯城、费县等县城，进而进一步逼近陇海、津浦铁路。渤海军区从6月上旬开始在小清河以北进行了蒲（台）滨（县）等战役，共歼灭日的军3400余人，收复蒲台（今滨州市）、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等6座县城，进一步孤立了敌在渤海区的中心据点惠民。
晋冀豫边区晋冀豫边区的两个军区——太行、太岳军区的作战行动直接由八路军总部指挥。两个军区各自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由总部定夺，而后分别执行。
1、太行军区
太行军区接到毛泽东关于1945年的任务的指示后，即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以书面形式分别送延安和总部，太行区党委亦于1945年1月6日作出《关于1945年工作方针的决定》。太行军区、区党委确定1945年作战重点为豫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在豫北（黄河以北）之温县、孟县至原武、阳武地带，求得在麦收前全部扫荡所有敌伪势力，变为游击根据地或根据地。
沿平汉线则组织不断的出击，求得摧毁日伪第三道封锁线，迫敌缩到距平汉线10公里左右的狭窄地区内。此外相机夺取昔阳、和顺、辽县、陵川等县城，并拔除其他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在作战实施步骤上，第一步着重打击与消灭伪军（注意策动内应和反正），同时对出扰的日军予以坚决打击；第二步则相机夺取日伪合守和日军单独守备的薄弱据点。
按照上述作战计划，太行军区各部在1945年春发起了攻势作战，其中重点是在南线的豫北（黄河以北）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道清战役。
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南越黄河进攻豫中、豫西。
秋季起，八路军为收复国土，解救豫西人民，派遣太行、太岳军区各一部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与拓宽豫西八路军与太行、太岳八路军的联系，开辟黄河北岸的豫北地区就成为太行、太岳军区一项急待完成的任务。太行、太岳南下部队均经太岳区入豫西，为此，太岳军区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为了配合行动，太行军区早在1944年11月8日，即命令临近豫北的第7、第8军分区主力南下，由第8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第7军分区司令员张廷发统一指挥，开辟道（口）清（化，即博爱）铁路以南地区。
盘踞道清铁路南北地区的是日军第117师和伪兴亚巡抚军、第5方面军独立第14旅。
1945年1月21日夜，太行军区发起道清战役，参战部队除第7、第8军分区主力外，还有冀鲁豫分局党校警卫团，共4个团又3个独立营。当夜，八路军由修武以北的九里山地区突然南下越过道清铁路，攻击道清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日伪军，战至1月31日，连克小东、宁郭镇、武阁寨、程风、徐营镇、郇村、中和镇等日伪据点18处。日军第117师1个营分3路出动，企图合击八路军在大油、樊庄一带的部队。八路军集中3个团在樊庄设伏，全歼其中一路，粉碎了日军的企图。樊庄战斗后，八路军北返，准备转攻道清铁路以北日伪军。为迷惑敌人，全部转移根据地纵深辉县以北的南平罗地区待机。2月20日，八路军突然向道清路北的日伪军发动攻击，此时参战部队增加了第3军分区第769团。战至3月6日，先后攻克陆村、马坊、焦庄、五里源、赵固、峪河、百泉等日伪据点，并曾一度攻入辉县城关。3月22日，道清战役转入第3阶段，第7军分区主力东越平汉铁路，挺进原武、阳武（今原阳）地区，第8军分区主力向西南进军，渡过沁河，挺进温县、孟县地区，均取得重大进展。4月1日，道清战役结束。
此役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经过此次近3个月的辗转进击，黄河以北、道清铁路以南除平汉铁路和原武、阳武、温县、孟县城外，所有地区全为八路军掌握，太行军区胜利地完成了开辟豫北地区的作战计划。
太行军区南线实施道清战役期间，东线3月中旬第5军分区组织实施了安阳战役，因各种原因致未收预期成效。道清战役结束，时近夏季，太行军区下达夏季攻势作战方案，确定：为继续执行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特组织与发动对于汉线、道清线全面出击之夏季攻势；这一大攻势作战，按规模分为安阳战役之主作战与元获战役、武沙战役之支作战，以及其他沿平汉尤其是道清线之多处配合作战；拟由6月30日开始，预定时间第1期1个星期，第2期拟延续到10天或半个月；安阳战役由军区设战斗司令部直接指挥。
安阳战役按预定计划于6月30日发起。安阳城由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2个连驻守，外围据点由伪“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驻守，共约7000余人。
太行军区安阳战役的目标是攻击平汉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以北地区之伪李英部，争取彻底消灭与肃清该伪军及该地区的少数日军，解放与巩固这一地区。参战兵力有第3、第4、第5、第7、第8等5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一共9个团，另有民兵、自卫队3万余人参战。
安阳战役经历3个阶段。第1阶段，采取“掏心战术”，八路军7个团直插伪军防线中央纵深。攻克伪军两个旅部驻地水冶、曲沟，使敌失去指挥中枢，造成敌人恐慌混乱，便利战役顺利进展。第2阶段，八路军分向北面的观台方向、南面的鹤壁方向发展进攻，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范围内日伪据点、碉堡全部摧毁。第3阶段，八路军主力及民兵、自卫队近万人，在北线大举破袭由平汉铁路丰乐车站向观台延伸的铁路支线——观丰铁路，将观丰线上除观台、丰乐外的全部据点、碉堡摧毁，与此同时，八路军一部在南线继续发展攻势，攻克鹤壁集、赖家河、时丰、唐仲等据点。
7月10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虏及反正、投诚日伪军25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压迫日伪军进一步向平汉线退缩。
2、太岳军区
太岳军区遵照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方案，并于1945年3月25日向中央军委和总部作了报告，太岳军区认为，本区尚有大块敌伪区急需开辟，确定1945年的作战方针是：
采取更主动的作战，不放松每一有利时机展开大小不一的攻势，置重点于消灭或削弱豫北、晋南日伪武装，拔取或逼退某些突出的薄弱据点，打开条西、豫北、汾南局面，扩大根据地。作战步骤是：从3月份起开辟豫北；5月底至6月初，集中主力于同蒲、白晋线作战，置重点于同蒲线：8月底以后，基本上以分区为单位，对守备薄弱的敌伪据点采取各种手段尽力拔除。
按照上述作战方案，太岳军区在春夏展开攻势作战，其中最主要的有豫北战役及同蒲路南段作战。
太岳区以南的豫北沁阳、孟县、济源地区，有日伪据点50余处，兵力达6000余人。太岳军区调集第2、第4军分区近4个团的兵力及地方武装，于4月3日夜由阳城地区出发，南下沁阳、孟具、济源地区，4日发起豫北战役，相继攻克杨庄、毛庄、义庄、西向、紫陵镇、尚庄等大量据点。在八路军攻势威慑下，伪军纷纷反正和投诚。4月底战役结束，此役攻克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反正与投诚的日伪军1700亲人，打开了豫北局面，肃清了沁（阳）孟（县）公路以西除济源、柏香镇、冶戍镇外的所有日伪势力。
为打开条西（中条山西部地区）局面，太岳军区按预定计划于5月下旬至6月中旬进行了同蒲线南段作战。5月下旬，太岳军区集中第1、第5军分区主力南下，首先解决了闻喜附近一股土匪武装。6月上旬，向祁（家河）夏（县）公路及其以南地区的伪军张同文部发起猛烈进攻。张同文部有3个中队，约570人。八路军连续攻克祁家河、杨家窑、下涧、黑虎庙等据点20余处，彻底瓦解了张同文部。与此同时，第2、第4军分区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了在曲沃、绛县、翼城间的大神殿、梅村堡、南樊镇等据点9处。通过这次作战，使祁夏公路以南地区与第5军分区中心区完全联成一片。
太行、太岳军区
1945年夏季攻势到7月底基本告一段落。至此，两区从长治至沁阳间联成一片。
冀鲁豫军区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冀鲁豫军区力量进一步壮大，已控制边区中心区11座县城，区内日伪军力量进一步削弱。到1945年初，冀鲁豫全边区有日军7000余人（不含津浦、平汉、陇海铁路线上守备之敌），伪军9。5万余人。在八路军的打击下，日伪军曾不断放弃一些小据点，以增强大据点的机动力量。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主力发展到甲种团14个，乙种团6个，丙种团3个，经常可以集中使用多个甲种团。地方武装的60％也可以集中使用，以配合正规军作战。
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冀鲁豫军区结合本区的实际，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1）开辟豫东，打通水东与新四军第4、第5师的联系；
（2）开辟运东，使运东第1军分区与运西第7、第6军分区联成一片；
（3）消灭伪自治军杨发贤及伪绥靖军第4集团军陈治平部；
（4）肃清解放区内突出的据点碉堡，大量歼灭伪军，并相机占领南乐、阳谷、鱼台、单县、冠县、堂邑、鄄城、汶上、东平、郓城、西华等11个县。
作战计划对预定实施的各个战役，作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按照上述部署，冀鲁豫军区部队在1945年春夏两季对日伪实施了攻势作战，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主要的战役有南乐战役、东平战役、阳谷战役等。
南乐位于卫河以东，城内驻有伪自治军杨发贤部等伪军约1300人及日军一部，其外围的朝城、清丰已为八路军解放，南乐陷于孤立。1945年4月24日，冀鲁豫军区统一指挥第8、第9、第7、第3军分区各一部，发起南乐战役，经3昼夜激战，攻克南乐城；与此同时，打援和钳制部队，亦将敌外围据点全部拔除，并击退了由安阳、大名等处出援之敌。此役共歼敌3400余人，使卫河以东大片土地成为解放区。
东平城位于东平湖东岸，城内驻有伪山东省警备队第1大队和日军一个排。冀鲁豫军区调集第1、第8、第11、第9军分区各一部，于5月17日夜发起东平战役。部队分3路行动。中路由军区直接指挥攻东平城；左路攻东阿，右路攻金（乡）济（宁）路之日伪军，并负责打援。战至19日，中路军全歼东平守敌；左路军攻入东阿，歼灭城内伪军，迫使日军逃往泰安；右路军也取得攻克喻屯敌据点等胜利。此役，共歼敌近2000人，使冀鲁豫边区之泰西、运东、运西、湖西等几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阳谷县城位于东平湖西北。1945年5月以来，八路军连续攻克了阳谷城东的朱庄、古柳树及冠县，使阳谷城除向北可与聊城联系外，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守卫阳谷的伪军约3000人。冀鲁豫军区调集第8、第7、第4、第1军分区部队，于7月20日发起阳谷战役。其中第8军分区主攻阳谷城，其他部队在外围进行钳制作战。战至26日，第8军分区全歼阳谷城守敌（内毙伤300余，俘虏2000余），其他部队攻克堂邑及临清外围据点多处。巨鹿、广宗、馆陶之敌慑于八路军的强大声势，纷纷弃城逃窜，上述县城遂被八路军收复。
1945年春夏季，冀鲁豫军区在攻势作战中共收复县城19座，攻克据点240处，解放人口250余万，取得了重大胜利。
晋察冀军区
1945年初，晋察冀边区的日军减少到4万人左右。为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将伪满军约8万人调到晋察冀边区，驻守冀东等地。日军的企图是：在北岳区主要依托山阴、应县、灵丘、涞源一线，阻止八路军向雁北、察南地区发展，以利准备对苏作战战场；在冀热边区则企图将“无人区”扩大到长城以内，控制冀东地区，以确保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在冀中区仍实行所谓“面”
的占领。
关于晋察冀扩大解放区的方向，1944年12月18日，毛泽东指示“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1945年2月中旬，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召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和二级军区领导人开会，讨论1945年的任务，会后于2月28日确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确定1945年主要是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大清河北和津浦路东等地区：方针是一面主要用多数武工队经常向敌占区积极伸展，把武工队作为开辟地区的经常的主要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又要适合情况和利用有利时机，以主力配合多数武工队组织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役行动，进行开辟工作；在实施步骤上，在5月以前是挤退边沿区某些点碉，加强察南、雁北、北宁路等敌后的武工队，同时为大的战役作准备，5月起展开大的战役，持续到青纱帐倒后，共进行5个月左右。
按照上述部署，晋察冀军区各部在1945年春夏，实施了连续的攻势战役。（见附图9）
冀中军区从4月中旬起，连续举行了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安（平）饶（阳）战役、子牙河东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4月13日，第9军分区发起任何战役，首先攻克任丘、河间之间的日伪坚固据点辛中驿，继于4月30日攻克任丘县城，5月9日攻克河间县城，从而切断了北（平）大（名）公路。5月初，冀中军区集中第8、第9、第10军分区主力发起文新战役，5月17日解放新镇县城，31日占领文安县城。文新战役发起后，为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冀中军区以第7分区主力和第8军分区一部，发起安饶战役，于5月13、24、29日先后占领饶阳、安平、武强3县城。6月3日，第8、第9军分区发起子牙河东战役，至7月初，收夏大城、献县两座县城和子牙河岸据点37个。从7月12日至月底，冀中军区又实施了大清河北战役、德石路战役和安（国）博（野）蠡（县）战役，收复交河县城和其他据点70余处。
冀晋军区于5月12日，以第2、第4、第5军分区共6个团及6个县支队等，发起雁北战役。盘踞雁北地区的日伪军共9000余人，分布在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和桑干河沿岸两道封锁线的87个据点。冀晋军区以第4军分区攻击山阴、应县、浑源间日伪军；第5军分区攻击桑于河沿岸日伪军，并北越桑干河、平绥铁路，伸入绥东；第2军分区在繁峙、代县、崞县、五台等地主动出击。经过50多天的战斗，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40多处，歼灭日伪军960余名，为进一步开辟平绥路北和绥东地区创造了条件。
冀察军区在冀晋军区发动雁北战役的同一天，5月12日，发动了察南战役。参战兵力为第1、第11、第13军分区的6个团和部分县游击支队。第1第13军分区4个团及4个县支队进攻平绥铁路以南的怀安、沫源、广灵地区之敌，收复怀安、诛源县城。第11军分区进攻平绥铁路以南怀安、涿鹿地区之敌，攻克和逼退了岔道、石门、倒拉咀等据点。至5月27日，共歼灭日伪军670余名。
冀热辽军区在粉碎日伪军于2～5月进行的“扫荡”后，为开辟热河和辽宁西部地区，夺取进军东北的前进阵地，于6月中旬，派遣3支挺进部队，分3路北出长城，发起热辽战役。第14军分区为西路挺进支队，于6月27日由古北口附近越过长城，向热河西北部进军；第15军分区为中路挺进支队，于6月中旬自喜峰口等处出关，进军热河中部；第16军分区为东路挺进支队，向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绥中、朝阳方向挺进。冀热辽军区部队向北进军，严重威胁敌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冲，7月中旬，日伪军3万亲人由北宁、锦承铁路南北对进，夹击八路军，中路、东路挺进支队于7月底暂返回长城附近。
晋察冀军区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从1月到7月，共作战2700多次，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拔除据点碉堡790多处，收复县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扩大解放区面积13。5万余平方公里。至7月末，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发展到11万余人，民兵数十万。
晋绥军区进入1945年，晋绥区日伪兵力减弱，机动力进一步降低，许多日伪据点陷于孤立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晋绥军区确定；本区的作战指导力求在备方面保持连续的进攻，以挤退敌人，扩大解放区，为大反攻准备有利条件，并计划第一步首先逼退离（石）岚（县）公路之敌，预定2月18日正式展开攻势；第二步进逼忻（县）静（乐）和神（池）五（寨）公路沿线之敌，准备连续组织三四次战役攻势，以主力军、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群众相结合对日伪实行总体战，以进攻和围困达到最后消灭敌人的目的。为便于实施上述计划，晋绥军区将原军区直属的兴县、岚县、神木、府谷改组为第1军分区，将军区直属的第27团拨归该军分区指挥；将第21团调第2军分区。
按照上述计划，2月中旬，晋绥军区发起以攻袭离岚公路为重点的春季攻势。军区以第3军分区特务团和第17团各一部、第1军分区第27团一部和军区直属的第21团在离岚公路以西，第8军分区第5支队在离岚公路以东对离岚公路日伪据点展开围困和袭击；第6、第8军分区各一部在忻静公路沿线积极活动，钳制敌之机动兵力，配合离岚线的攻势。主力军、武工队、游击队、民兵、群众密切配合，打敌出扰，伙击增援与退却之敌，埋设地雷围因敌据点，并利用伪军内线，里应外合，拔除日伪据点。至4月8日，长达110公里的离岚公路，除大武至离石的15公里外，全被晋绥军区收复，晋绥军区第1、第3、第8军分区连成一片。（见附图10）
当离岚公路上的攻势发展到最后阶段时，离岚公路北面、突出于抗日根据地内的五（寨）三（岔堡）公路线上之敌恐慌异常，准备由三岔堡向五寨收缩。在此情况下，晋绥军区及时调整部署，把攻势重点移向五三线，并将第21团调往第2军分区。4月7日，第2军分区攻占五三线中点的小河头，迫使日伪军遗弃粮食50余万斤，于12、13日从三岔堡和旧寨匆匆撤回五寨。 25日，日伪军继由五寨逃向义井。
在从2月17日至4月25日的春季攻势中，晋绥军区共毙伤日伪军1590人，俘虏和瓦解伪军810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3座县城和其他据点54处以及离岚、五三公路。
自晋绥军区部队发动春季攻势以来，日军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后撤，因此，陆续撤退一些据点，所撤据点主要交由伪军守备。在这种新情况下，晋绥军区认为必须采取放手发展与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加重压力，迫其退守同蒲路与平绥线。为此，军区决定6月中旬发动夏季攻势，主要是力求挤退静乐及其周围据点，争取占领忻静公路西段，挤掉神池至义井之敌，把敌人逼到同蒲路沿线。
为夺取忻静公路西段，晋绥军区指示第6、第8军分区在忻静公路以南共同组成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区部队向忻静线进攻，并以第1军分区和第6军分各一部，分别由静乐以西和静乐以北向静乐推进。6月19日，进攻部队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同时时静乐外围和忻静公路两侧之敌展开攻击，先后袭击静乐以东的石河村、利润，静乐以南的丰润，静乐以北的宁化堡等日伪据点，伏击运动之敌；小部队、武工队、民兵亦积极活动，先后炸毁桥梁20余座，击毁汽车多辆。
为挤退神池至义井之敌，第2军分区以一部围困义并之敌，以一部结合武工队、民兵在神义公路线上以地雷战和伏击战打击敌人。7月2日在洪福寺、7月24日在凤凰山伏击日伪，歼敌一部，使神义线之敌补给困难，交通瘫痪，惶惶不可终日。
三、新四军向华中守备薄弱之敌大举进击
1945年1月22日日军大本营确定：中国派遣军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防备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为此，大本营将关东军第6集团军司令部调到杭州，日军中国派遣军亦将兵力逐步向华中尤其是京、沪、杭三角地带和沿海集中。1945年春开始，华中日军兵力大大增加，在原有两个集团军司令部、5个师和6个独立步兵旅的基础上，新增1个集团军司令部，并新组建了3个师、7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独立誓备队。华中伪军方面，除原有第1方面军和第4方面军一部及徐州、武汉、杭州绥靖军外，1944年底日军将原驻河南开封一带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调至苏北、苏中地区。但是，由于日伪军忙于调遣，重新配备，日军主力多集中沿海地区进行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准备，在内地仍有收缩，一些据点不得不交由伪军守备。新四军在1944年得到了大发展，并以江北主力一部南下，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1945年，新四军一面发展，一面向日伪薄弱点线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苏北军区方面，1944年，伪军孙良诚部初抵苏北阜宁、盐城后，在伪军潘干臣、吴漱泉、徐继泰等部6000余人的配合下，向苏北抗日根据地进犯。
新四军苏北军区部队立即反击，奋战1个多月，歼伪军2000余人，连克日伪军据点数十个，给孙部以沉重打击。1945春起，苏北军区部队对日伪军连续进行了反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中旬，又歼灭伪孙良诚部1200余人，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2月12～13日，苏北军区部队经连续两夜战斗，攻克日伪据点叶圩子，歼日伪军270余人，经过多次战斗，将苏北日伪军分割孤立于阜宁、盐城、淮安、淮阴、涟水、沭阳6个县城和新安镇等几个主要据点。三四月间，日军为增强长江下游防务，再次收缩兵力，将阜宁等地日军先后撤走，改由伪军单独守备。阜宁城及城北各据点共有伪军5个团，3400人，4月24～26日，苏北军区集中第8旅全部、第10旅主力和师特务团及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共毙伤伪军330余人，俘伪副师长以下2073人（伪军残部逃往盐城），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解放村镇560余处，控制了（南）通（赣）榆公路中段，扩大了苏北解放区。
5月13日，苏北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攻克淮安县石塘、赵徐两伪军据点；7月28日，又收复合德镇，至此射阳全县（抗日政府划分的抗日民主县）解放。
苏中军区方面，由于处于长江三角洲，是日军准备对美作战的重要阵地，1945年春以来苏中日军兵力增强；而新四军苏中军区主力6个团，南进苏浙皖边，兵力减弱。粟裕、叶飞各率主力一部南进后，华中局调整了苏中党政军领导班子。苏中区党委以陈丕显为书记；苏中军区以管文蔚为司令员，陈丕显兼任政治委员，苏中行署以季方为主任。1945年2月开始，苏中全面展开扩军运动，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全苏中仍保持兵力2。7万余人。苏中军区部队在扩军、整训的同时，抓住战机歼敌。2月22日，苏中第1旅突袭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之间水荡之中的沙沟、崔垛日伪据点，一举将其攻克，毙俘伪副团长以下900多人，兴高宝地区2400平方公里的水网地带全部解放，联成一片。4月下旬，苏中军区侦悉伪第5集团军独立团由日军两个连护送，将由宝应经高邮、三垛、河口调往兴化以南的周家庄。苏中军区迅速调集第52团、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兴化独立团，组成河南、河北两个纵队，沿北澄子河三垛至河口的河道两侧，设置了3。5公里长的伏击圈。28日中午，日伪军进入预伏地带，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全歼日伪军1800余人（内毙日军240人，俘日军7人）。
淮北、淮南军区方面，2月上旬起，日军为控制淮河下游与三河水上交通，先后占领了天长以北的龙冈、金沟、蒋坝，五河以东的双沟、浮山，以及淮阴以南的顺何集等地，新四军淮北、淮南军区部队相互配合，积极打击进犯之敌。到4月中旬，日伪军被迫放弃打通淮河、三河交通的企图，从蒋坝、金沟、浮山等地向高邮、五河撤退。在此期间，仅淮南军区即进行战斗24次，毙伤日伪军26O 人，俘日伪军529人，淮南军区伤亡84人。淮北军区从4月15日开始，对洋（河）众（兴）、固（镇）灵（璧）和泗（县）灵（璧）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尔后向北进击灵璧、睢宁之间的日伪军，同时围攻涡阳、永城地区之日伪军据点。在近1个月的时间，淮北军区共歼敌3000余人，攻克泗县县城及大店、丘集、虞姬墓等据点21处，使睢宁等地之敌进一步孤立。
皖江军区方面，1945年执行华中局关于向江南发展的指示，继续得到较大发展。2月，第7师皖南支队及地方武装粉碎了日伪对铜陵、繁昌地区的进攻。3月，皖南专员公署和铜陵县、繁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铜陵、繁昌、芜湖、宣城抗日游击区基本联成一片。是年春，中共东至县委成立，从贵池、东流、至德直至江西省的彭泽的抗日游击区基本联成一片，第7师沿江支队经彭泽再次打通了与新四军第5师鄂东部队的联系。4月，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由旅长覃健率领从苏北南下，归第7师指挥。26日经过和含地区，在当地军民配合下，收复石村庙、绰庙集等地，恢复了第7师与淮南第2师的联系，5月14日胜利到达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区。5～6月，第7师沿江支队三渡巢湖，攻打桐荫镇、张家疃等日伪军据点，歼日伪军200余人。为适应战略反攻需要，6月20日，第7师以沿江支队独立团、白湖团与师属“巢大”团为基础，重新组建第19旅，林维先任旅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7月25日，第19旅第56团对巢湖南岸巢（县）盛（家桥）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连克散兵、长岗井、盛家桥等据点，歼灭日伪军600余人。
鄂豫皖湘赣军区方面，1945年2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5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湘中根据地等问题的指示，确定第5师地区的任务以发展为主，同时照顾原有地区之巩固工作。发展以南方（鄂南）为主，并向其他方面发展。为了向南发展，第5师张体学部两个团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到湘鄂赣边，一起创建湘鄂赣边根据地，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湘南、粤北后，张体学部继续坚持鄂南、湘北斗争。边区党委和第5师师部还任命随八路军南下支队由延安南下的原红2方面军将领贺炳炎返回洪湖任第3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同时分配一批南下红军干部到第3军分区工作，指示第3军分区以襄南洪湖为依托，首先以桃花山根据地为基点继续向南发展，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并与湘鄂赣边根据地相连接。4～5月新四军第5师经多次作战，消灭当地反动武装，恢复了四望山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泌阳、桐柏、信确、信随等县部分地区，重新开辟了信（阳）应（山）随（县）边区。
八路军新四军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与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及沿海重要地区，获得了运动战、攻坚战、城市战斗的宝贵经验，为转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华南游击队加强攻势作战
东江、珠江、南路、韩江抗日游击队的攻势作战1944、1945年，日军为了打通湘桂、粤汉铁路及防备美军在广东沿海登陆，陆续增强驻以广州为中心地区的第23集团军的兵力，由1944年初的1个师、3个独立混成旅增加到1944年底的2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2个独立步兵旅。这两年，日军打通了湘桂、粤汉铁路，占领了海、陆丰沿海地区，在华南一度加强了攻势，占领区扩大了。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日伪军，开辟新区。（见附图11）
东江纵队成立后，继续向广九铁路及其两侧的敌人出击。1944年1月袭击了常平车站，歼灭伪军1个连，尔后又连续袭击了东莞、寮步、横沥、宝安等地及平湖车站。2月袭击了林村车站日军的物资搜集队，2月13日奔袭宝（安）太（平）公路的霄边，全歼伪军1个重机枪连。3月袭击了广九铁路的石滩。4月中旬，对港九地区全面出击，先后在大埔、元塱之间和吉坳地区打击敌人，并袭入九龙市区，炸毁铁路大桥。日军遭打击后，图谋报复。
5月7日，驻樟木头车站的日伪军远道奔袭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驻地东莞梅塘，东江纵队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迫其撤退。
1944年夏，日军进攻湖南。7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林平转广东军政委员会与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还指示与国民党余汉谋部减少磨擦，以利专心发展力量，并与琼崖、潮梅闽西南沟通联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297页。]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一指示，1944年8月，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巩固现有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同时，东江纵队应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抗日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潮汕在内）伸展，然后准备向闽粤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工作；中区部队则首先求得普遍发展，然后向西江、粤桂边及南路前进。东江纵队和中区部队要互相配合，构成对广州的包围形势，将来会台于粤桂湘边。要大力发展武装，到1945年上半年，东江纵队应扩大4倍，中区部队应扩大6倍。
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东江纵队以东芜地区的部队及在增城的部队一部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邹强率领，向粤北挺进，其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人的动向，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相机进入北江。该部由东芜出发，经博罗、从化等地北进，沿途打击日伪，截击日军进攻广西的后续部队，一度解放清远县城。后因国民党军进攻清远县城，北上抗日先遣队乃决定退回增城。
1944年9～10月，东江纵队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支队编制，将部队整编为第1、第2、第3支队，独立第l（即港九大队）、第2、第3、第4（即护航大队）大队，以及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后又陆续组建了第4～第7支队、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
1944年12月，驻湖南、广西、广东日军相配合，夹攻粤北，1945年1月，日军占领韶关，打通了粤汉铁路，粤北沦入敌手。日军同时占领惠、宝沿海，再次占领惠州。2月10日，中共广东临委鉴于日军订通粤汉线，占领沿海，广东处于全面沦陷状态，为打开广东的新局面，作出开展全省工作的决定：以珠江纵队派出之武工队挺进清远、四会、广宁，打好基础后，继续向连阳及湘桂边推进；以东江纵队第3、第4、第5支队巩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增城、龙门、博罗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南昆山根据地，同时派出武工队北上佛冈、英德、翁源，打好基础后，再向曲江、南雄及湘赣边推进。3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这一部署，并指示应“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
按照临委的指示，东江纵队派出部队北上开辟了罗浮山根据地。5月下旬，广东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及直属队进入罗浮山抗日根据地。
战斗在珠江三角州的人民抗日武装，在1943年2月挺进中山县五桂山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在战斗中壮大了部队，巩固和发展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1日，根据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在内部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
10月中旬，中区纵队主力400余人在林锵云、罗范群率领下，越过日伪区，于新会荷塘西渡西江，抵达新会五区，与中区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开辟粤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在鹤山县靖村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以梁鸿钩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珠江三角洲部队主力随司令部西进后，中山留下的力量比较薄弱，五桂山周围只剩下主力50余人。后将已挺进粤中的林锵云、谢斌调返珠江三角洲，于1945年1月15日，在中山县五桂山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以林锵云为司令员，梁嘉为政治委员。1945年春。日伪顽进攻珠江三角洲，珠江纵队难以坚持，乃将一部挺进西江，开辟以广宁为中心的游击区，一部转移到东江与东江纵队会合。
在雷州半岛，1944年春中共南路特委负责人周楠到重庆接受了中共南方局指示，明确了斗争方针，决定组织党直接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武装部队。6月在雷州半岛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在各地普遍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945年1月，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南路人民解放军，亦称南路纵队），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韩江地区1945年7月，在潮（州）汕（头）地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育才任军事顾问，下辖3个支队，共2000余人。
日军大举进攻湘桂粤赣以来，中共中央积极部署创建湘粤赣边以五岭为中心的根据地，为此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第359旅南下支队南下，并命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北上协同行动。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1945年3月6日中央指示，将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合并，改为广东区党委。该区党委于7月正式成立。]，“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7页。]
为了贯彻中共“七大”和中央上述指示，中共广东临委于1945年7月6～22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林平任书记；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事工作，政治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队政治工作；迅速北进，创立战略根据地。会议期间，7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广东区党委：“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希望迅速与王震、王首道部取得电台联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8月4日，中央军委继续来电催促：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据此，广东区党委命令东江纵队西北支队由清远北渡小北江，迅速向始兴、南雄推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8月16日，东江纵队第5支队等部组成的粤北支队1000余人从博罗县横河出发北上。上述两支北上部队9月上旬抵达始兴，但八路军南下部队，在8月28日抵达南雄西北的百顺地区后即已北返，创造五岭根据地的设想未能实现。
琼崖纵队积极打击日伪扩大新区1944年春，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下辖4个支队，4000余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第1支队活动于琼东北琼山、文昌、澄迈等县，第2支队活动于琼西南昌江、感恩（今感城）地区，第3支队活动于琼东南乐会、万宁等县，第4支队活动于琼北儋县、临高等县。各支队积极寻机作战，打击日伪。第1支队在澄迈县的福山至花场、永兴至新桥公路和才坡等地伏击敌人，袭击敌据点。第2支队袭击了根板、东号、港门等日伪据点。第3支队在万宁的南桥、六弓等地伏击敌人，并袭人小南据点。第4支队在憎县东城乡南眼村一带击溃了国民党顽军的进犯。除五指山中心区外，琼崖各地都有琼崖纵队的活动。
1944年春，第4支队在反“蚕食”斗争中，根据琼崖特委和总部的指示，主力挺进外线，打击日伪，建立新区，在建立儋县四里新区取得胜利后，派出第1、第2大队进入白沙县的阜青、龙头乡、建立阜龙乡文头山根据地，派第2支队第1大队等进入那繁村、来苗村一带，配合地方党组建了县政府。
为创建五指山根据地，1944年秋，琼崖特委和琼纵领导机关向白沙县的阜龙乡转移。
琼崖纵队在白沙县阜龙乡立住脚后，于1945年7月初，以第1、第2、第4支队的各1个主力大队组成挺进支队，由纵队参谋长李振亚兼任支队长，符荣鼎任政治委员，南下开辟了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琼崖纵队于1945年夏，即广泛开展群众性歼敌活动，迅速扩大了解放区。第1支队解放了琼山、文昌、澄迈三县1/2以上的土地，第2支队在昌江、感恩地区解放了大片土地，第3支队向陵水、保亭、崖县挺进，解放了该3县2/3的土地，第4支队在临高、儋县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了解放区。
华南抗日游击队，从1938年10月广州夫陷起，陆续创建，到1945年8月将近7年的时间里，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从数百人发展到2万余人，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打击华南日伪军的重要力量。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五节 加强全面反攻的准备
一、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当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困难，转入局部反攻，迎接全面反攻，人民力量显著增强，而日伪军被迫收缩点碉，日益局促与龟缩于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时候，中共中央把握时局，把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中共中央紧接着于6月5日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责任来。。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各局各委必须。。改变过去不注重和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中央指示中还对有关思想、组织计划、工作方向、工作方法、干部和经费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其中在思想上要求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52页。]
为了加强对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和组织，中共中央于7月建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彭真任部长。9月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新四军第5师：“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南方局及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这一工作，由各级党组织的城市工作部和军队的联络部（或敌工部、情报部）互相配合，具体负责。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贯彻执行中央6月5日《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于7月25日，致电各分局、区党委，要求各分局、区党委除对中央指示作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外，还必须有准备地召开一次与城市工作有关的干部扩大会议，专门进行对城市工作作较广泛深入的检讨（指总结过去工作，得出经验教训）及传达，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订出具体的计划，切实执行；克服本位主义，保守主义和不愿作敌占城市工作的观点，“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从各单位各部门中，抽调出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去开展城市工作。”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指导各分局、各区党委、各军区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同时，还直接组织对华北大城市、大股伪军开展工作。
山东的城市工作，是从1939年开始的，有些城市和工矿区已有相当的基础。但在1942年前后，各主要城市的工作，由于对秘密工作注意不够，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
1943年下半年，山东分局对过去的城市工作进行检查，重新加以整顿，至1944年初，建立了济南、青岛等几个重点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有了恢复。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山东分局于7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分局和区党委建立城市工作部，渤海区建立济南工委，胶东区建立青岛工委，8月发出《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的指示》，9月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后，渤海、胶东、鲁中等区党委根据会议决定，以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和胶济、津浦、陇海铁路为重点，抽调大批干部（占根据地全部干部的5％）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并向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了打入工作。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争取伪军伪警。
1944年山东伪军发展到20万人，成为全国伪军人数最多的地区，因此争取伪军伪警对开展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准备大反攻具有重要的意义。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部队有关部门，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宣传和切实执行对伪军的三项保证（即对自动反正者不缴枪、不编散和帮助其抗日发展），经过大量艰苦而周密的工作，成功地争取了大量伪军反正。渤海军区在1944年夏季攻势中，7月争取伪灭共建国军第8团团长王道率部1600余人反正；滨海军区在1944年冬季攻势中的11月宫县战役中，争取伪宫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莫正民率部3500余人反正；1945年春季攻势中，滨海军区争取伪诸城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希贤率部1300余人反正；1945年夏季攻势中，鲁中军区争取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10团团长韩寿臣率部1800余人反正。这4大股反正伪军共8500余人，先后分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1、第2、第3、第4旅。此外从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一年间，还争取千人以下小股伪军将近150股、共7000余人反正，其中胶东之刘公岛、龙须岛反正的两股伪海军共600余人，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冀鲁豫军区于1944年3月在濮阳召开全区第二次日伪军工作会议，决定将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和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合并，成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同时决定继续在几个地方设立敌工办事处。中共冀鲁豫分局于1945年1月作出《关于大城市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区各地委、县委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大城市工作，提出将城市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军警及工人、苦力身上，并确定济南的城市工作归第1地委直接领导，徐州归第11地委、开封归第10地委、新乡归第9地委直接领导，边区周围其他大中城市亦规定有相应的地委直接领导开展工作，一般城镇的工作则由县委领导。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重要机构有豫鲁敌工办事处、徐州地下工作组等。
1944年7月，冀鲁豫分局、军区抽调党、政、军干部60余名（其中县团级以上20余名）建立豫鲁敌工办事处，李苏波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于菏泽县大杨湖村（1945年6月迁陇海铁路以南水东地区太康县轩庄、杨集一带，改称豫东办事处，并增派第21专署副专员牛连文任副主任），任务主要是打入日伪军内部，对伪第4方面军张岚峰等部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日军投降前后，张部第56、第18、第55师等官兵共12000余人，相继起义。
中共太行区党委在收到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后，在1944年10月前，主要在于部中进行思想动员，同时配备了城工干部：10月以后强调打入工作，年关经过总结，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有了进一步改观。中共太行区党委及各地委城市工作部向太原、石家庄、郑县、长治、焦作、新乡、安阳、邯郸、邢台、阳泉、榆次等大中小城市都派出城工人员，利用各种关系建立党组织，扩大联络网点，特别注意打入敌伪领导机关和机要部门，争取广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这一工作紧紧围绕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城镇进行，对拔除马坊据点、围攻蟠龙镇、夺取磁县峰峰煤矿等均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年6月22日夜，中共大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发动伪“兴亚工作队”起义，在元（氏）获（鹿）独立营接应下，把这支80余人的部队拉出，进入太行抗日根据地。
太行区第4地委城工部派人打入石圪节煤矿，组织矿工地下军，在大反攻中，于1945年8月17日夜举行起义，获得胜利。
中共晋察冀分局于1944年5月1日发出《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地方性伪军中的方针，应当服从逼退点碉、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总任务。对伪正规军的策略则是长期埋伏，以待将来战略反攻时的需要。根据这一指示，特别是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晋察冀边区瓦解伪军的工作发展为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城镇的新局面。在1944年，用里应外合的方式，成功地攻克和袭入了任丘、肃宁、深泽、定襄、武强等县城。
晋绥区、太岳区，也都加强了敌工机构，以铁路沿线城镇为重点，多方面地开展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收到显著效果。
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4年8月26日发出《关于开展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切实讨论和深刻研究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在全党全军干部与同志中普遍进行思想教育与政治动员；强调指出华中敌后大城市特别多，因此认真布置华中敌后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对将来粉碎敌伪的抵抗与驱逐日寇出华中和全中国都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指示“各区党委、地委须立即成立城市工作部，并根据中央指示原则，研究办法，配备训练干部，总结各地城市工作与沦陷区工作的经验。各根据地除将中小城市与次要交通线分别委托所属地委、县委切实进行工作外，至于各边区主要大城市与重要水陆交通要道，应由区党委直接负责布置和督促，务求在最短期内，收到确切成绩”，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等致电华中局，指示华中局应研究如何开展上海、杭州两城工作和京沪路、沪杭路工作，如何组织沿海、吴淞口到沙市的长江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为此，8月29日，华中局专门发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特下令苏中、浙东、苏南、淮南4个区党委，来特别担任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规定：上海由苏中区党委主要负责；南京、浦口及南京至镇江一段长江和铁路，由淮南区党委负责；宁波及从吴松到宁波沿海与浦东沿海、杭甬铁路（杭州至宁波铁路）一带，由浙东区党委负责；苏南区党委除加强南京城内与近郊工作外，应设法开展上海城内与近郊工作，派遣精干武装部队，向苏、嘉、沪、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5师方面，1944年8月，边区党委建立了中共平汉铁路工委，苏星任书记，统一领导郑县以南平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并做伪铁路保安大队的争取工作。
上述这些有关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为解放区军民实施大反攻，争取更多的伪军伪组织人员起义、反正，解放城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整训部队和民兵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民兵210万，欲以此在大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是不够用的，“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根据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目前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地不可能与不应该采取扩大军队的政策”，因此中央决定“在一年内，主要是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轮番整训部队”，同时对民兵、自卫队进行整训，以准备将来使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267页。]
遵照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利用作战和生产间隙，从1944年10月开始，陆续展开了以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冬季大练兵运动。在政治整训中，部队深入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和1944年4月11日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运动，并总结模范连队的建设经验和奖励英雄模范人物。在政治整训中，还发动广大干部战士开展要不要练兵，怎样练兵的讨论，进行自我教育。经过讨论研究教育，干部战士端正了思想认识。
通过政治整训，改进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也为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在军事整训中，部队执行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学用一致的方针，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以及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在方法上，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互教互学活动，使广大指战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军事训练中，涌现下一批特等射手、特等投弹手、特等刺杀手，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八路军经过政治、军事整训，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战术水平，为尔后军队的大发展与实行大反攻作了切实而有效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分为主力军、地方军、自卫军三大类。
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抗日人民自卫武装组织，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民兵是自卫军中的骨干，一般包括青年抗敌先锋队（16～23岁自卫队员组成）和模范自卫队（24～35岁的自卫队员组成）。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各村还在民兵中选择精悍分子组成游击小组（一般三五人至十余人），它是党支部直接领导下的战斗组织。
1944年当敌后战场展开局部反攻，迎接大反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抗日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出发，指示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对民兵进行整训提高，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1日《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指出：民兵与自卫军“不但是现在坚持与发展根据地配合主力军与游击队作战的决不可少与极为有效的力量，而且是将来使我军扩大一倍至数倍的主要兵源”，“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在整训民兵与自卫军中，应总结民兵与自卫军的斗争经验，重新整理其编制，不足者扩大之，落后者提高之，缺乏干部者补充之，在不违农时及劳动与战斗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全民皆兵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对民兵、自卫队的整训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如太行区确定：干部整训时间一般是20天至1个月，民兵一般整训7天至半个月，自卫队一般整训5～7天；整训内容，政治上主要是进行时事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军事上民兵以训练射击、投弹、地雷（石雷）爆炸和利用地形地物在敌火力下运动等为主。中共华中局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准备将工作中心由江北移至长江以南、新四军主力一部将调往江南的指示，对民兵建设提出了高标准和要求。1944年底1945年初，华中新四军主力与县区武装，已达30万人。华中局提出：“今后主要任务，应强调整训及发展民兵”，“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抗敌，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遵照各级党组织的指示，民兵、自卫队普遍进行了整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武热潮。经过整训，民兵、自卫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显著提高。当大反攻来临之际，广大民兵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使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反攻大军。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六节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一、解放区经济的发展
1943年底，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经济，为迎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物质条件的准备，成为各解放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在加紧进行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解放区的同时，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解放区经济。
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大力进行生产运动，使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是扩大了耕种面积，粮食、棉花产量不断增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边区部队1944年耕种面积达99。1万亩，产粮9万余石，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的1/3。
1944年，中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量达6400石，自给率达到65。6％，边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额达2880石，机关经费自给达到51％。陕甘宁边区人民开荒128万余亩；耕种面积迅速扩大，1944年已增至1415。7万余亩。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粮食产量已完全自给，并有部分余粮出口，棉花也基本满足边区的需要。边区的畜牧业到1945年，牛、驴已繁殖到45。3万余头，羊195。4万余只，边区出现了六畜兴旺的景象。由于经济发展，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工业方面亦有大的发展，截止1945年9月，公营大小工厂达120余家，职工1。2万余人，已能炼铁、炼油、制药、修理机械。公营企业的工人实际工资，较战前提高58％到84％。私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余家，仅纺织工厂就有50家，共有职工4500余人。工业产品仅土布即达15万匹，可自给1/2，纸烟、毛巾、袜子、肥皂等已做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厂也发展到有1000余职工的10余个厂，为部队生产大量弹药及部分军械和无线电通信器材。
晋察冀边区军民在1944～1945年连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1944年扩大耕地面积43万余亩，旱地改水浇地11万余亩，仅此两项即增产粮食25万余石。此外，在精耕细作方面，也使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据北岳区42个先进村的统计，1944年粮食产量比1943年增产43％。边区政府于1945年提出了“争取工业品逐渐自给自足”的大生产口号，各地普遍掀起了开展手工业、副业、兴办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边区部队、机关和学校，也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边区部队共开垦荒地3。8万余亩，挖井开渠变旱地为水浇地、700余亩，连同租种和伙种的耕地共6。1万余亩，共收粮食2000余万公斤，收菜蔬平均每人60公斤以上。同时，建立了11种作坊，组织了42种手工业生产。部队、机关、学校还帮助群众生产，平均每人助民劳动10天。在游击区，部队实行劳武结合，在战斗的间隙进行生产，如活动在山阴、代县、崞县一带的第2军分区第4区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1345亩，连同和群众伙种的耕地，共收获小米69万余公斤。并开设了油坊、磨坊、卷烟厂、毡帽厂及小型军工厂等。
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冀鲁豫解放区，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即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使农业产量一般提高15～30％。水利事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太行区1944年就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1。3万余亩，仅涉县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3条大渠，每年就使灌溉区增产49万公斤细粮。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6。15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花75万公斤。农业生产大发展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大发展。工业方面，至1945年，已有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和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边区日用必需品均可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部队、机关带头参加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继1943年秋季垦荒运动后，1944年春，各部队又继续开展了垦荒运动，太行军区部队每人平均垦荒超过3亩，太岳军区部队平均每人达2。8亩，冀南军区部队，平均每人也在2亩以上。副业万面，除普遍饲养猪、羊外，不少单位开办了油、粉、豆腐等作坊，有条件的单位还开展了手工业生产，建立了纺纱、织毛衣、编草帽、缝纽，做鞋等小组和造纸、制革及铁、木、瓷、瓦等工场，有些部队还参加了短途运输，节省了民力，减少了政府开支，也增加了部队的收益。部队生产取得了突出成绩，如太行军区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了2至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10万石公粮的负担。太岳部队也减少群众负担约30％。党政民机关生产也获得了好成绩。
1944年，太行区党政民机关共种地1万余亩，其中新开荒地7000余亩，生产细粮10。5万余公斤，蔬菜75万公斤。每人平均自给2个月的粮食，蔬菜全年自给。
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明显效益，1944年，农业生产方面，扩大耕地面积34。6万余亩，打井1。3万余眼，疏通河流600公里，开渠20条，总长31。5公里，植棉15。4万余亩。山东军区部队贯彻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仅胶东、鲁中军区部队1944年即开荒1。1万余亩，渤海军区部队达到人种1。5亩地。鲁南军区部队自给半个月的粮食，由于发展了生产，部队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费全年可自给50％以上。山东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供给，而且储备了大量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绥解放区，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75万余亩（其中机关、部队开荒19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产棉715万公斤。全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1945年，全边区所生产的标准布，即达30万匹，已解决了全体军民3/4的穿衣问题。军工生产仅手榴弹的产量，即比1943年增长5倍。
华中各解放区党和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中心，作为准备大反攻物质力量的主要环节。在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如苏中解放区于1944年由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垦荒条例》，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1944年，东台县即垦荒2。51万亩，增产粮食1。5万余担。备解放区军民还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较大水利工程30余处；又据苏北、淮北、淮南、皖中几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44年兴修水利的灌溉面积就达120余万亩。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华中解放区的粮食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遵循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根据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自给半自给为指标的生产计划。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种植青麻、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等。生产方法也因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少数单位（如第2、第4师）采取办农场的办法，多数单位是发动指战员利用早、晚时间，在群众无力耕种的闲散土地上种粮、种菜。在夏收、秋收季节，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扫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起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新四军有小型军工厂50余个，能生产迫击炮弹及各类枪弹，手榴弹已达到全部自给。仅苏中军区各厂即月产枪弹4万发，手榴弹1。3万个，小炮弹1200发，地雷4600个。
各解放区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解放区文化的繁荣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前线和农村参加工作和斗争，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相继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增强了力量，创作了许多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这对于他们接近工农兵，扭转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继承与借鉴等问题，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文艺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首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文艺运动的高潮。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抗战剧社”、“烽火剧团”等，奔赴抗日前线，为前线军民服务，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
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把文艺的种子撒向农村，在他们的帮助下，农村的文艺活动蓬勃发展，农村剧团、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他们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了抗战和劳动生产。文艺与群众结合以后，解放区便成为新文化的海洋。
其次，取得了文艺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现实斗争的生活为源泉，创作出许多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作品，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出现了大量新题材、新人物，文艺战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反映生产斗争、民族斗争新题材、新主题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在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中，其代表作主要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新歌剧《白毛女》；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艾青的诗作《毛泽东》和《雪里钻》等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走上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解放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大的发展。各类学校根据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和教育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的原则，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增设了军政研究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等。中、小学校发展迅速，陕甘宁边区中学学生人数1944年比1941年增加24％。各解放区除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外，中小学教育都有很大发展。
晋察冀北岳区1943年统计，32个县有完全小学46处，初级小学2655处，学生达41586人。晋西北地区1945年7月小学数由上年8月的676所猛增至1096所。太行区1944年一年就增加中学18所。华中解放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解放区夜校、冬学发展更快。
晋绥解放区1944年冬学已有1000余处，入学人数5万以上。太岳区1945年冬学增至5000所以上，入数达到30万。各解放区都发行了多种报纸，陕甘宁边区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报纸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近70余种，华南抗日根据地亦出版若干种报纸。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一节 盟国反攻缅甸的决策
一、中、美、英对反攻缅甸的不同态度
缅甸失守，首先给印度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印度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心脏，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一块基地，同时也是盟军在东方的战略物资集散地。印度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并与德国、意大利在军事上直接呼应。这将直接增加盟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压力，影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
缅甸的失守，对中国战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高耸的“驼峰”（喜马拉雅山）航线维持，这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丘吉尔担心：“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
日军攻占缅甸，还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干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美国根据“先欧后亚”的战略，在亚洲的目标便是确保通往中国的运输路线畅通无阻，以使“中国军队能逐步采取攻势牵制日军”，“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9页。] 进而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华盛顿1956年版，第139页。]
在此目标中，缅甸作战是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的先决条件，也是盟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行动的必要措施。但是，由于缅甸失陷，美国的战略不能不受到影响。
缅甸的失守，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美、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但在如何反攻、何时反攻缅甸的问题上，三国从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的出发，屡争不休，长时间不能统一。
中国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中国在远东单独抗日的局面。蒋介石力图争取英、美等盟国将主要力量放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利用英美的对日作战迅速结束抗日战争。但事与愿违，英美实行的是“先欧后亚”战略，将对日作战放在次要地位，仅仅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援助，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以牵制和拖住日军。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因此他认为，要反攻缅甸就必须中、美、英三国海陆空军全力以赴，否则中国军队不能再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
美国对反攻缅甸的态度虽然比较积极，但是，“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欧洲放在首位，对亚洲战场的战略尚未确定。”[〔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戚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特别是由于对德作战的限制，美国不可能派出足够的部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也不可能保证充分供应攻缅作战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只能通过派任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及敦促英印军来发动进攻。
英国方面虽然在“先欧后亚”这一战略基点上与美国一致，甚至更为迫切，但在具体战略问题上则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都与美国存在分歧。英国人普遍认为：“英国本土是一切的枢纽和中心”，即使丢失马来亚和印度，战争仍可以打下去。[《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第71页。]
因此，欧洲战场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至于缅甸，完全可以等到对日大反攻时再一举收复。而且，丘吉尔根本不赞成美国要将中国作为最后进攻日本的基地，认为盟军完全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因而拒绝在远东发动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反对在反攻缅甸问题上求助于中国。
中、英、美三国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分歧，使得反攻缅甸方案迟迟不能最后确定。
二、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形成的曲折经过
（一）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提出
缅甸的失守，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进攻达到高峰。与此同时，盟军却在欧洲及北非战场陷入困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牵制住亚洲太平洋的日军，保证盟军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对德、意法西斯作战，美国陆军部制定了一项支援中国作战的计划，其内容之一就是要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以加强对中国的援助。
1942年5月，史迪威从缅甸北部退到印度后，为了重开滇缅公路，即开始拟定一项收复缅甸的计划，并要求美国派部队参加收复缅甸作战。他在5月25日发给美国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个严重错误。”[〔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5月26日，史迪威又拟具一项“改造中国军队之计划”。6月3日，史迪威由印度返抵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他的关于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和在云南装备训练30个师与收复缅甸的计划，得到蒋的赞同。
7月18日，史迪威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是：由英国出兵3师、美国出兵1师、中国出兵2师，由印度阿萨姆渡亲敦江人缅，向曼德勒出击：另由中国出兵20师由滇西出击腊戍，与由印入缅之上述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挥师南下仰光：陆上部队开始进攻后，英海空军应进攻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7月29日，史迪威进一步提出“西南太平洋攻击日军计划”，内容是：在云南完成30个师的装备训练后，于1942年11月15日至1943年4月间分5路攻击日军：由英军3个师、美军1个师、中国军队2个师从印度阿萨姆分经加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曼德勒，同时由滇西出动中国军队12个师进攻腊戍、八奠，与由印人缅的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然后成扇形展开南取缅甸南部，此时英军空降及两栖部队应夺取仰光，再集结以上各军全力向东夺取泰国和越南，达到沿海。与此同时，滇越边境的中国军队9个师应即进占河内、海防，尔后再夺取香港、广州、海南岛或最终在该地发动进攻。另由美军分两路向新几内亚、帝汶、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平洋其他岛屿进攻，阻断日军增援，摧毁台湾、菲律宾日海军战斗力。
10月15日，史迪威再去印度和韦维尔商讨收复缅甸计划。韦维尔表示：英国海空军能否南调以及能否控制孟加拉湾的海权空权都不可知，实在难谈收复仰光之事。他主张：先收复上缅甸，再沿亲敦江东进，然后再谋收复全缅甸。他还拒绝中国在印度的军队经达木和加里瓦向缅甸推进，只同意将缅甸北部的胡康河谷规定给中国驻印军。经协商，双方同意：“史迪威的使命在于占领密支那——八莫，以便使用密支那机场，并与从云南进军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美〕查尔斯·F·罗马纳斯：《史迪威在华使命》，华盛顿1953年版，第229页。]
11月3日，吏迪威再次返回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在印商谈结果：
（1）收复缅甸之开始日期，定在1943年3月1日左右；
（2）使用兵力，英军1师、印缅军6师，共7师；
（3）中国军队若干师，自云南出击腊戍，夺取曼德勒，经雷列姆攻占垒固；
（4）在印之中国军队，以利多为根据地，经胡康河谷与孟拱，夺取密支那，与英军在杰沙会师。
此外，利多方面须建筑道路、储备粮食、弹药。蒋介石表示中国由云南方面参加此役者可有15师，皆可于1943年2月底前布置妥贴，准备行动。蒋介石还告诫史迪威：“余意此次缅甸战役之中心问题，实在英方是否能拨调足量海空两军力量，俾得夺取孟加拉湾及缅甸全境海陆双方之制海权与制空权，并阻止敌人由马来亚新加坡等处增派援军由仰光入缅接济。倘英方能为之，则缅甸战役甚简单，胜利自可操券，倘英方不能为，则失败亦可预卜。惟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355页。]
中国对于史迪威与韦维尔商定的反攻缅甸方案，虽然是有条件赞同，但其准备却不遗余力。驻印军两师（新编第22师、新编第38师）在印度兰伽加紧训练，准备反攻。国内预定各参战部队，也纷向滇西方向秘密集结，进行部署。史迪威亦于12月2日致电马歇尔，请美国履行援华诺言，速调驱逐机两队、中型轰炸机一队来华，并将中印空运量由每月3500吨增为1万吨。
经过中、英、美三国的磋商，三方同意在1943年春季发动代号为“安纳吉姆”的作战行动，进攻缅甸。这一行动的目标是从印度阿萨姆的利多打出一条通道，同滇缅公路连接起来，以打通进入中国的补给线。整个反攻缅甸的攻势由中国军队负责的从印度的利多和中国云南进攻缅甸北部的攻势，以及由英军负责的从西部进攻夺取缅甸的实兑（阿恰布、若开）再进军亲敦江的攻势组成。两栖作战行动则未予明确，也未完全否定。上述协议，使收复缅甸的目标变为只是收复缅北。尽管如此，韦维尔仍于12月7日突然通知史迪威“取消缅北作战”，英军将只用3个师攻占实兑和在亲敦江组成一条防线以保卫印度，对反攻缅甸则不愿作任何承诺。
与此同时，马歇尔则给史迪威增拨6。3万吨物资和派遣6000人从事筑路等任务的勤务部队，以示对缅北攻势的支持。
（二）卡萨布兰卡会议与收复缅甸计划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及美、英军首脑在北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由于战胜德、意法西斯已大有希望，英美双方遂将亚洲太平洋的对日作战列入重要议程，而反攻缅甸乃被列为对日作战的主题之一。但是，讨论亚洲对日战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竟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会上，美国陆海军负责人马歇尔和欧内斯特·金上将坚持主张在11月开始实行强大的缅甸攻势。他们认为：“由英国在缅甸南部和中国在北部的联合进攻将牵制南太平洋的日军调往缅甸”，“这可以防止太平洋的一场灾难，否则就会断送欧洲第一的战略。缅甸攻势还能打通进入中国的陆上通道，以便集结空军部队打击日本。”[〔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0页。]
美国军事首脑决心要让英国承诺在1943年秋季发动缅甸战役。因为此时太平洋上的美军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的丛林中与日军进行旷日持久而代价高昂的争夺战，这使他们认为，经过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的一系列岛屿来进攻日本，远比从以中国为基地攻击日本困难，击败日本的唯一经济的办法就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来对付日本。正如马歇尔所说：“美国‘吃不消再来一次巴丹战役’。如果使日军在中国处于被动，我们就可以减少在太平洋的危险，发动对德作战。”[〔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冬年版，第509页。]
但罗斯福决定优先考虑从中国发动空中打击，然后才是缅甸攻势。
英国方面仍对这样一次战役的消耗补给和所能收到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无法提供在缅甸南部进行两栖攻击的舰艇，而且怀疑盟军在北部能否克服补给和医疗保障的能力。他们还担心这样的一场战役可能成为一次全面规模的作战，从而要抽调和分散其他战场的供给。
在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和答应从太平洋的美国供应机构提供登陆舰艇的情况下，美、英最后达成了关于“安纳吉姆”作战计划的决定：
（1）备攻日期，暂以1943年11月15日左右为目标。
（2）反攻日期，俟1943年夏间决定。
卡萨市兰卡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和丘吉尔立即派遣由美国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上将、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中将和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爵士组成的特别代表团火速飞赴中国，向蒋介石通报会议情况，并谋求蒋介石对会议决定的对缅甸和中国作战计划的支持。
阿诺德等在途经印度时，与韦维尔、史迪威等就缅甸作战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决定：预定作战时间为1943年11月至1944年5月，陆军以占领曼德勒为目标，云南远征军11师，向腊戍前进，驻印华军两师，向利多前进；加里瓦的印度军3师向英帕尔沿亲敦江前进，海军封锁仰光。
2月5日，阿诺德等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同意英、美的方案。
2月9日，中、美、英三国最高幕僚人员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开会，宋子文和何应钦代表中国参加，美国参加的人员有阿诺德、萨默维尔和史迪威；英国参加的人员是韦维尔和迪尔。何应钦在会上首先说明，反攻缅甸，中国将使用10个师主力从滇西向密支那、八莫进攻；中国驻印军从胡康河谷向密支那攻击，如果胜利，就向曼德勒前进；本年10月底可以出战。韦维尔报告说：英国将使用9个师的兵力，两师为英军，其余为英印混合部队，其中3师从亲敦江进入曼德勒与中国军队会师，5师进攻下缅甸，1师为预备队。但是，1943年3月，英军在实兑地区惨遭失败，英国方面借此反对按计划实施“安纳吉姆”作战行动。罗斯福也赞同英国的意见。至此，反攻缅甸计划再次遭受挫折而被搁置一边。
（三）“三叉戴会议”与“茶碟计划”
1943年5月12日至23日，罗斯福、丘吉尔以及英、美高级军事幕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代号为“三叉就会议”。这次会议还邀请了中印缅战区指挥官韦维尔、史迪威、陈纳德列席，中国代表宋子文也应邀出席，这是首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盟国战略会议。欧洲战场的战略作战计划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会议还对“安纳吉姆”计划进行了讨论。中国坚持实施以收复全缅甸为目标的“安纳吉姆”计划。但英国则持反对态度。
在远东问题上，丘吉尔一如既往，心里考虑的是政治目的，“英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战争结束时取得日本曾经拥有的那种强大的地位。如果中国居于强大的地位，英国的旗帜就不能长期在香港上空飘扬。”[〔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30页。]
因此，英国方面强烈地反对实施缅甸战役。英国主张绕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最终收复新加坡。美国军事首脑尤其是马歇尔和金，力主实施缅甸战役。
美国的参谋长们警告英国轻视支援中国抗日的努力：“‘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应予实施并贯彻到成功结束。如果因英国反对而使这个计划无法执行，那么美国就要扩大和加强太平洋的行动以支援中国。”[〔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6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1页。]
基于英国方面的态度，罗斯福和美国的高级军事幕僚们一起研究了反攻缅甸计划，认为：反攻缅甸之案如付取消，亚洲战局将见严重；而全力攻缅，供应欧洲之物资，又将不给，两全之法，惟有缩小缅战范围，先从北缅开始，如果得手，则太平洋战略既可配合，滇缅路交通亦可打通。
蒋介石在得知英、美对反攻缅甸问题的态度后，立即电示宋子文：“反攻缅甸计划，必须照卡港会议及重庆会议完全实施，倘仅占取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兵士，中国决不再蹈去岁覆辙，望以坚决反对之意，通知英美当局。”[梁敬■：《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8页。]
宋子文在5月17日的美英联合参谋团会议上力促履行“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吁请同盟国实践诺言。但是，宋子文的陈辞，仍未能改变英、美方面的决心。5月20日，美国参谋团在英国参谋团的影响下制订出第220号“击败日本方案”，方案着重于中国军队从印度与云南出击，打通滇缅公路，也就是只收复缅甸北部。很少使用英国海军作战。
宋子文据理力争，丘吉尔仍坚持说，反攻缅甸只有计划，并无决议；如果英国军官曾作保证，也是越权。他还宣称：“目前考虑进军缅甸是非常愚蠢的”。[〔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6页。]
经宋子文晋谒罗斯福进一步阐述中国方面的意见后，在美国的压力和推动下，丘吉尔接受了实施有限的缅甸战役的计划，同意把“1943年雨季结束时在缅甸北部发动的战役作为打通滇缅公路的基本措施”，并同意“在印度继续进行行政准备，以最终发动相当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规模的海外作战”。[〔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7页。]
5月25日，罗斯福将已经会同丘吉尔核定的反攻缅甸方案交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其要点如下：
一、尽先集中可用物资于阿萨姆、缅甸区域内，以建立（及加强）通达中国之地面设备，期干秋初达到每月1万吨之运量，同时扩大阿萨姆航空设备，以加紧在缅对日空战，增强驻华空军补给物资。
二、陆空有力攻势之作战，将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开始，中美军队，由阿萨姆经利多、英帕尔进攻缅甸。中国军队，同时由云南进攻，作为打通滇缅路之一重要步骤。
三、以海陆军攻击缅甸海岸。
四、阻遏日本在缅海上交通。
五、采取有效手段，以获取孟加拉湾之制海权。
上述方案没有对“仰光登陆、南北缅水陆两路同时夹击”作出部署。这就在实际上缩小了“安纳吉姆”计划的作战目标和范围。这个缩小了的反攻缅甸计划被称为“茶碟”计划。“茶碟”计划大大削弱了英国在反攻缅甸战役中承担的义务，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负担，使反攻缅甸的作战任务主要由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担任，英军只担任助攻。作战目标主要是收复缅北和打通由利多经胡康河谷、密支那、八莫连接滇缅路的中印公路；同时扩大并加强中印空运。为了使蒋介石同意不包括仰光的缅甸作战，罗斯福提议授予蒋介石和何应钦荣誉军团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抚慰。7月12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参加“茶碟”作战计划行动，并以书面形式答复罗斯福。但他仍希望美国派遣强大的地面部队从印度一侧参战，期待英国的陆海力量能够控制盂加拉湾，并取得缅甸沿岸的控制权。
（四）魁北克会议和缅甸作战方案
1943年夏，为研究盟军的战略，英、美两国首脑和军事当局再次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会议。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再次被列入议程进行商讨。会上，英国仍坚持其在“三叉戟会议”上已被否决的绕过缅甸、夺取新加坡的作战计划。英国认为中国并非战时必不可少的伙伴，中国战后的强盛，也许就是大英帝国远东厄运的开始。同时，英国也不再相信印度军队愿为英帝国打仗。在此情况下，英国不愿作出重大努力，仅仅为支援中国而冒险在缅北的荒山中作战。
美国则认为，要迫使日本投降，必须攻人日本本土，而欲攻日本本土，则必须利用中国基地与人力，这就必须打通中国国际通路，充实中国军备。如果中国不能在大陆牵制住日军，日军必然出扰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美国必将无暇顾及欧洲战场。因此，反攻缅甸之役，并非只是关系亚洲一隅，且关系欧洲与太平洋全局。
最后，英、美在共同的政治利益下，统一了欧洲作战战略计划，同时就攻日战略达成一致，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打败德国12个月内必须击败日本；二是美国向中太平洋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作战。在反攻缅甸作战问题上，英、美两国也达成妥协，决定反攻缅甸之日期，定在1944年2月中旬，以夺取密支那、实兑与兰里岛为目标，至于南缅水陆夹击的两栖攻击行动，须视北缅的战事进展及准备程度而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指挥之，以蒙巴顿为统帅，以史迪威为副统帅。
10月2日，蒙巴顿、萨默维尔等经印飞渝，向蒋介石转呈罗斯福、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会议决议案。10月19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商震、刘斐、林蔚与蒙巴顿、史迪威、萨默维尔开会，决定：
（一）攻击日期于1944年1月15日开始；
（二）中国驻印军在到达甘马因以前，可由英国将领指挥，并以蒙巴顿为反攻缅甸的总指挥。
同时蒋介石还指出：
（1）对于敌人军力之估计不宜过低。
（2）利多方面之华军，须有预备队之配备。
（3）孟加拉湾必须有绝对优势之海空军，实行水陆夹击。
（4）中印空运无论何时总应维持每月1万吨之运量。
蒙巴顿称大批英国海军增援舰艇不久可到。萨默维尔表示维持每月1万吨空运量大概没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对收复缅北作战，中、美、英均持积极态度，且都有具体准备，三方都愿密切合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但是，对南缅水陆夹攻之实施，英方尚在游移之中。
（五）开罗会议对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定夺
1943年11月23日至27日，在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以及三国高级军事幕僚参加的开罗会议上，关于对日作战方面首先讨论了蒙巴顿提出的北缅作战“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的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为：
（1）阿拉千方面：英印第15军，预定1月15日进至孟都及布迪当之线，视情况进攻实兑。
（2）英帕尔方面：英印第4军预定1月15日进至亲敦江西岸，其中1师，预定2月15日由尤瓦附近渡河，另以突击队3队进至帕克库与英多之间地区，另以伞兵于3月中旬攻密支那，与中国新编第1军会师，再以伞兵1师占英多，与利多方面之中国军队会师。
（3）利多方面：中国驻印军于3月15日进至孟拱与密支那附近。云南远征军则于3月15日进至龙陵、腾冲。
（4）美国突击队：3月初机降于杰沙东南及八莫南侧之伊洛瓦底江南岸，向眉苗、腊戍中间地区活动，协助远征军作战。
蒙巴顿的这一作战方案，既不提南缅水陆两栖夹攻，也没提占领英多、杰沙、密支那以后的进一步行动，战役目的不明确，也和中国企待打通中缅海陆通路的目标相距甚远。
随后，中、英、美三国幕僚，开会审议北缅反攻计划，商震和史迪威一再提及蒋介石所坚持的3点意见：
（1）南北缅海陆同时夹击。
（2）同时占领安达曼群岛。
（3）英军应进至曼德勒。
但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中国代表出席审议会前已有“此案暂缓决定”的预约，自然没有结论。
24日晚和25日上午，蒋介石与丘吉尔两次会谈。丘吉尔说：海军登陆将在1944年5月。但仍没有说明登陆地点。蒋介石力劝提早海军登陆，丘吉尔未作明确答复。
26日，蒋介石又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南缅海军必须同时行动。因此，蒋介石在英国海军在孟加拉湾掌握控制权及水陆两栖同时作战的两项条件下，接受了蒙巴顿提出的北缅作战计划。
反攻北缅方案表面上是为打通中印交通线，实际上只是夺回密支那，建立飞机场，以配合美国太平洋战略而已。
27日，蒋介石及随行人员离开罗回国，罗斯福、丘吉尔飞赴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会议。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坚持盟军应于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发动解放法国的攻势（“霸王”作战计划）以及在法国南部登陆（“铁砧”作战计划）。同时，斯大林还答应：在打败德国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又飞返开罗，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行讨论。英国方面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改变了整个战略计划，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已失去意义，因此，他们主张取消在安达曼群岛实行两栖作战的“海盗”作战计划，全力实施“霸王”作战计划，并集中登陆舰只供应在法国南部登陆时使用。美国方面则认为开罗会议已对蒋介石作出承诺，如果放弃缅甸作战计划，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在会议上，英美双方争执不下，分歧较大。最后，罗斯福于12月5日接受了丘吉尔的意见，决定取消“海盗”作战计划。
12月7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鉴于明年晚春在欧洲有一大战，故不能供应足量登陆艇于孟加拉湾实行两栖作战，阁下是否仍照原定反攻缅甸计划进行作战，或将该计划延至明年11月。蒋介石接受了罗斯福提出的第二种方案。
当时，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修筑利多公路，已于10月开始进入缅北对日作战。罗斯福在其军方的影响下，悄悄地放弃了上述第二种选择，实际采用了第一种选择，于是致电蒋介石要求派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配合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二节 中国军队反攻缅甸的准备
一、中国驻印军的整训
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率少数人员退到印度。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奉命掩护英军撤退，并由缅甸提定以北向印度撤退，于5月底到达印度英帕尔，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军部直属部队和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由缅甸大洛、新背洋向印度撤退，于8月初到达印度迪布鲁加尔。
1942年4月中旬缅甸战役急剧逆转之际，史迪威令助手格鲁伯准将赴重庆向蒋介石呈送《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计划书》，提出经缅甸通往中国的陆空运输线很可能被日军切断，武器装备难以运送中国，建议精选中国官兵10万人，到印度去训练，拨用中国所得祖借物资中的装备，由美国军官训练，组成2个军，每军3个师，另加1个师及伞兵6个营为后备，并另训练若干炮兵部队和坦克部队。这个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原则同意。
1942年6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飞返重庆，4日，晋谒蒋介石，再次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蒋介石原拟令转入印度的中国官兵在印度休息几个月后，从西藏返回国内，在听取了史迪威的计划后，批准了他的计划。
随后，又同意空运5万军队到印度进行训练。美国方面也同意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美国陆军部作战司还建议，援助中国租借物资应取决于中国先从事军队整改，而中国的军事成就则是继续祖借法的唯一可接受的保证，从而使训练计划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兰伽训练基地可容纳2万人，史迪威原设想在此训练装备中国军队10万人，并提出在此训练中国军官，作为回国教练30个师之用。后经蒋介石决定，除在兰伽训练基地训练中国军官外，中国驻印部队亦留此训练补充，并由租借器械内配给装备，并规定，中国驻印部队的整训、管理、纪律方面，由中国军官负责；装备、教练方面，由美国军官负责。卫生、伙食、营养、医药、运输等方面由英印军官负责，限1943年2月完成之。教练营以史迪威任长官，罗卓英为副长官，波特诺为教育长。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任命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波特诺为参谋长，温剑鸣为副参谋长。
8月4日，史迪威飞抵兰伽，主持兰伽训练。中国驻印部队已先后入营。
26日，兰伽训练营正式开始工作。自9月以后，每月利用货运飞机返程时由昆明空运中国士兵到印度，使中国驻印军不断得到补充和加强。兰伽训练营以训练步兵和炮兵为主，学习使用美械装备和若干专门的训练课目。随后为了适应缅北丛林作战的需要，又进行了丛林沼泽地区作战的训练。
在中国驻印军整训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在军权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史迪威曾提出营以上军官均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了300名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但史迪威的这一企图，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军官的反对。史迪威在同军政部谈判时坚决要求至少有权处决少校以下不服从其命令的军官，解除少校级以上军官的职务。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后，这种矛盾便更加突出，致使1942年10月底，蒋介石被迫调罗卓英回国，并撤消副总指挥部。
1942年9月，史迪威曾擅自将新编第38师改为10个炮兵营，以孙立人为炮兵指挥，将新编第22师改为5个步兵营，长官部所属宪兵均编入步兵，以廖耀湘为步兵指挥。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师的建制。中国方面为巩固中国驻印军的建制，以撤换罗卓英为条件，将驻印军改编为新编第1军，下辖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任命郑洞国中将为军长。史迪威调到印度的300名美军军官只好一部分留在兰伽任教官及管理人员，另一部分于1943年1月被派到昆明建立训练基地，训练远征军及驻滇部队干部。
兰伽训练营于1944年1月完成训练工作。受训结业的中国官佐有2626人，士兵29667人，按照由美方建议经军政部核准颁发的《中国驻印军编制装备表》补充、装备新编第22师、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30师以及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直局部队。中国驻印军各师由3个步兵团和榴弹炮营、山炮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教导营等组成，每师约1。5万人，各种车辆300余辆，骡马1000余匹，榴弹炮12门，山炮24门，各型迫击炮234门，防坦克炮36门，轻重机枪468挺，火焰喷射器85具，火箭发射筒108具，冲锋枪、卡宾枪各约400支。通讯能力、机动性能、火力均大为增强，官兵体质、战斗技能，都明显提高。
二、第二批远征军的编成和整训
（一）第11集团军滇西整训
1942年5月3日，日军第56师占领滇缅边境要地畹町，并连陷遮放、芒市、龙陵，直逼怒江。4日，蒋介石急令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率部西进，在怒江东岸布防阻敌。
当时，由缅甸撤至滇西水平地区的第66军，经整顿将新编第29师的番号取消，保留新编第28师的番号，以收容的5000余人编成，并将其编人第71军建制，将第71军第36师改为独立师，归第11集团军直接指挥。由缅甸的景栋退到云南的思茅、普洱一带的第6军余部编入第93师调车里、佛海一带整训，并守备国境；取消暂编第55师番号。同时，军事委员会任命黄杰为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军军长，第6军以预备第2师、新编第39师组成。1943年秋，第54军（军长方夭，辖第14、第50、第198师）亦由昆明开到永平、祥云、云南驿一带，暂归宋希濂指挥。至此，滇西战场中国军队的兵力有第71、第6、第54军及第36师。滇西部队以一部守备怒江各要点，一部至怒江西岸游击，大部分驻在保山、水平、大理、弥渡、祥云一带整训。此外，将流散于滇西的华侨青年和青年学生收容进行一个时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然后派到各地去从事地方工作，以配合远征军作战，定名为“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由宋希濂主持，1942年8月正式成立，招收学员1100余人，编为1个总队，下设3个大队，学期为1年。至1945年3月共开办了两期，培训学员2000余人。
（二）第二批远征军的编成和整训
1943年2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负责训练部队，筹划反攻方案。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在重庆会晤，洽商训练计划，决定在昆明训练基地调集各部队干部8000～9000人分批训练，其中团以上干部在昆明集训后，空运到印度兰伽训练营，接受6周的美械装备和战术训练。23日，蒋介石核定军政部呈送的云南练兵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按照计划有11个军31个师参加训练，预计按新编制组成24个新式攻击师、2个旧式攻击师、6个调整师，总计人数412600人。
1943年4月，陈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其时，进入云南接受美械装备的有第2、第5、第6、第8、第53、第54、第71军等8个军，以及卢汉所属第60军，关麟征所属第52军。
为了使部队尽快掌握美械装备，蒋介石于1943年4月在昆明设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亲兼团长，龙云代之，陈诚兼任副团长。训练团的地址设在昆明的北较场营房，先后举办了步兵、炮兵、工兵、通讯、战术等训练班。训练的对象主要是部队副团长以下的营、连、排级干部。训练一般以6周为一期。在1943年、1944年两年中，先后约有1万人接受了训练。
团长以上军官则是先到昆明干训团报到，然后分批空运到印度兰伽接受训练。
1943年10月19日，蒋介石召集蒙巴顿、史迪威等在黄山官邸开会，讨论了魁北克会议关于反攻缅甸问题的议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在此会议上，蒋介石再次要求远征军在1944年1月份准备齐全，同时同意在反攻缅甸战役开始时将昆明行营统率的担任昆明防守任务的部队归陈诚统一指挥。1943年11月，陈诚因病辞去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远征军司令长官。
在统一编制的基础上，远征军各部队逐步换发了美械装备，同时，每军成立1个榴弹炮营（榴弹炮12门）；每师成立1个山炮营（山炮12门）；每个步兵团成立1个防坦克炮连（防坦克炮4门）；每个步兵营成立1个迫击炮排（迫击炮2门）；每个步兵营成立1个火箭排（火箭筒2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6挺；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式手提机枪18支，迫击炮6门（每排2门）及火焰喷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师部都配备有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自军、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整的通讯设备，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等。远征军部队的装备较以前大为改善。至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反攻时，远征军的编制序列如下：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第11集团军：总司令 宋希濂
第71军：军长钟彬
第87师：师长　张绍勋
第88师：师长　胡家骥
新编第28师：师长　刘又军
第2军：军长王凌云
第 9 师：　师长　张金廷
第76师：师长　夏德贵
新编第33师：师长　杨宝毅
第6军：军长黄杰
预备第2师： 师长　顾葆裕
新编第39师：师长　洪行
第200师：师长高吉人
第20集团军：总司令　霍揆彰
第53军：军长　周福成
第116师：师长　赵镇藩（后刘润川）
第130师：师长　王理寰
第54军：军长方天
第36师：师长　李志鹏
第198师：师长　叶佩高
第8军：军长　何绍周
荣誉第1师：师长　江波
第82师：师长　王伯勋
第103师：师长　熊绶春
第93师：师长　吕国铨
另外，远征军还辖重炮第7、第10团和重迫击炮第2团；工兵部队1个团又1个营。
三、反攻缅北、滇西的方针部署
（一）反攻缅甸的筹议和规划
1942年7月18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收复缅甸的计划，蒋介石批交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军令部核议。随后，军令部提出“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作战准备
（1）中国陆军以15至20个精锐师准备以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攻击敌人。英美陆军以5至7个师及所要降落伞部队与中国留印部队联合准备以主力由印度陆地正面，一部由仰光上陆攻击敌人。
（2）英美联合海军以主力舰3至4艘、航空母舰6至8艘为基干，特须编入多量潜水舰，准备确实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上陆。
（3）英美联合空军以能击破敌人1个空军师为对象而准备之。
（4）美国应设法加强中印空输力量，尽先输送中国出击部队所要之装备及其他必要物资。
（5）英国应迅速准备并开设印缅边境之交通路。
关于作战指导大要
（1）英美联合空军先攻击敌空军根据地，夺取制空权，以掩护海陆军作战。
（2）英美联合海军先以有力潜艇舰队进出中国海及爪哇海，截断敌海上交通，尔后以海军主力攻略安达曼群岛，控制孟加拉湾，掩护陆军在仰光上陆。
（3）中国陆军在盟国空军掩护下，主力由滇西，一部由滇南向缅北之敌攻击。
（4）中英美联合陆军以主力渡亲敦江向斯威堡、曼德勒方向，一部沿吉大港海岸向实兑、仰光方向攻击敌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七一四—～一）。]
在就上述大纲与史迪威取得一致意见后，11月28日，军令部即颁发了“关于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及训令”。训令规定：“以联合英美反攻缅甸，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应于英美由印发动攻势时，先行攻略腾冲、龙陵，整备态势，尔后向密支那、八莫、腊戍、景栋之线进出，保持主力于滇缅公路方面，与印度盟军协力歼灭缅北之敌，会师曼德勒。作战准备须于明年（1943）年2月底以前完成之。”
部署概略如下：
滇西方面，以3个军又1个师沿滇缅公路及其以北地区攻略腾冲、龙陵后，以一部分向密支那、八莫，主力向畹町、腊戍方面攻击前进；以1个军沿滇缅铁路便道协同主力向腊戍方向攻击前进；以1个军沿车里、佛海大道及双江、孟脑道协同主力向雷列姆、景栋前进，威胁敌之侧背。
滇南方面以3个军守备国境，桂南方面以1个军守备国境，昆明方面以2个军担任防守。
作战计划规定：
保山方面：以主力依怒江前岸部队之掩护，自右翼逐次由双江、虹桥、马料铺、惠通桥附近渡河，一举攻略腾冲、龙陵，扼守曰襄、宋关、放马桥附近要隘，整备态势，尔后以一部分向密支那、八莫与驻印远征军会师，主力向畹町、腊戍方向攻击前进。
马面关、泸水方面：应派出一部警戒搜索，以掩护主力部队之侧背。
镇康方面：以1师对滚弄之敌，掩护我主力之左侧，另以一部破坏龙陵、芒市间交通，阻敌增援，俟保山方面之主力部队攻取龙陵后再驱逐滚弄之敌渡过萨尔温江，整顿态势，向腊戍方面攻击前进。
车佛方面：先以主力置于双江、车佛地区，采取守势，俟保山方面攻取腾龙后，以1师沿车景大道向景栋，另以1师进击萨尔温江西岸，向雷列姆方面攻击，威胁敌之侧背，并掩护我之侧背。如敌由滚弄方面出击，企图威胁我主力之侧背时，我镇康方面部队应极力拒止，必要时则以双江控制之部队夹击之。
滇南方面：应加强战备，如敌越境进犯时，即依预定计划实行作战。
桂西方面：应加强第一线守备，并控制有力之机动部队，阻击越境进犯之敌人。
兵团部署：
第11集团军以第2军由双虹桥、马料铺附近渡河，与预备第2师协力，一举攻略腾冲，尔后扼守腾冲以西诸要隘。第71军由惠通桥附近渡河，一举攻略龙陵，尔后扼守放马桥附近要隘。第93军随第一线攻击部队之进展，适时向龙陵附近推进。第32军以一部向龙陵、芒市间游击及破坏交通，并对滚弄附近之敌严密监视。第6军以1个师控制于双江附近，准备随时策应镇康方面之部队。第11集团军攻取腾龙后应先扼守曰襄、宋关、放马桥之线，整顿态势，尔后依下述之部署行动：预备第2师以主力向密支那，一部向片马、拖角攻击前进。第2军向八莫攻击前进。第71军、第93军先向畹町进击，尔后向腊戍攻击前进。第32军驱逐滚弄附近敌人后，协同第11集团军主力向腊戍攻击前进。第6军以控制双江之部队，渡过萨尔温江，向雷列姆方向攻击前进，车佛方面之部队应攻略景栋，尔后向泰境严密警戒。与盟军会师曼德勒之部署依状况另订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七一三八一一）。]
军令部策定这项计划后，第2军王凌云部（下辖第9、第76、新编第33师）由四川泸州经昆明，开人滇西，第32军及第93军，因故未按计划开入云南。
这个反攻计划原定于1943年夏季开始实施，但因英、美绝大部分陆海军用于欧洲战场，不能抽出必要的兵力，而中国方面关于兵力的集结、装备的充实以及后勤设备等，亦均未准备就绪，因而延期实行。
（二）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方针和作战计划
1943年春，中国驻印军的补充、训练大致完成，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时机业已成熟。中国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第114团，独立工兵第10、第12团，以铁路运至印度东部的利多，协助美国工兵2个团零3个营，自利多东南方进入人烟稀少、崇山峻岭的野人山，开山架桥、辟筑公路，逐步向缅北推进，以为反攻缅甸的准备。3月20日，新编第38师第114团进入缅北。时值原防守卡拉卡、唐卡家一带的英军1个支队约1000人，遭受日军袭击，不支后退。第114团急往驰援，击退日军，并接替该线防务，继续掩护工兵部队筑路。5月，新编第38师以第112团接替第114团的掩护任务。
1943年9月，缅北正值雨季，胡康河谷河水泛滥，日军因补给困难，大部分撤回新背洋以南地区，双方仅保持少数部队活动。9月上旬，中印公路的修筑，已接近南阳河，需要更大规模的掩护兵力。此时盟国己预定于1943年秋季反攻缅甸。9月底，雨季将止，中国军事委员会依据盟国魁北克会议的决定及东南亚战区攻势计划，与盟军联合参谋部一再协调，于10月协定：先由中国驻印军主力，附英美军一部，向缅北进攻。并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
第一、方针军以协同友军歼灭敌人之目的，于1943年12月中旬，先向缅北进攻，夺取孟拱，密支那要点，然后经八莫，向曼德勒前进，将敌压迫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包围而歼灭之。
第二、指导要领
1。攻势前，集中于利多附近地区，俟利、新（背洋）公路完成后，即向新背洋附近跃进。
2。集中时，派有力部队占领新背洋以北各山路口，掩护集中，至筑路跃进时，应增强掩护兵力，推进至孟关东西之线。
3。集中后分遣有力一部，至葡萄附近，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附近之敌，并与滇西兵团连络。
4。应先发动攻势，将敌兵力吸引于缅北方面，使友军由缅南登陆容易。
5。攻势作战分期实施，第一目标为盂拱、密支那之线。第二目标为杰沙、八莫之线，第三目标为曼德勒。
6。攻击前进时，应与左右军密切联系，严防敌之渗人及扰乱，确保侧背之安全。
7。敌如以重兵东攻，应极力拒止而抑留之，俟友军攻势得手，再勇猛前进，期与友军包围敌人而歼之。
8。敌如以少数兵力拒止我军，或企图脱离战场时，应迅速南下，作参加曼德勒会战之准备。
9。要求美空军对缅北各要点尽量予以轰炸摧毁，并配属有力空军，协助本军作战。
10。作战地区内之游击队，应不断扰乱敌之后方。
第三、搜索及防空防毒（略）
第四、兵团部署
1。左侧支队，兵力约步兵两个团，及山炮兵1营，由利多空运至葡萄，扫荡该地区以南及孙布拉蚌之敌后，即向密支那前进。
2，右纵队以步兵1团、山炮兵1营为基干，由大洛经隆康，向孟拱西侧地区前进，并派遣一部掩护右侧背之安全。
3。左纵队（军主力两个师）沿利（多）、新（背洋）、孟（拱）路，由新背洋向盂拱前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66～168页。]
上项计划被核准后，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10月，令新编38师第112团向大洛、新背洋、于邦之线进攻。同时以一部在新背洋地区掩护中印公路及新背洋前进飞机场的构筑；主力续向利多推进。
（三）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
1943年12月，在中国驻印军发动缅北反攻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曾拟定远征军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其方针是：“国军以恢复中、印交通之目的，以远征军一部，攻略滚弄敌桥头堡，并固守车、佛现阵地，掩护左侧；以主力强行渡过怒江，重点指向龙陵，攻略腾冲、龙陵一带敌阵地，进出曼允、畹町之线。整顿态势，再与驻印军会师八莫，攻略腊戍。开始进攻之时期，预定1944年3月上旬。”[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0页。]
但此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44年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击溃日军第18师的顽强抵抗，突破缅北夭险杰布山，继续向孟拱河谷扫荡前进，直逼孟拱，然而此时，日军第15集团军子3月8日发动“乌”号作战，分向科希马和英帕尔进攻，英印军遭日军围困，战况紧急，英国方面要求中国远征军发动滇西反攻，牵制日军，以减轻日军对英帕尔方面英印军的压力。在此形势下，发动滇西反攻问题，成为中美商谈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4年3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趁“新编第1军正给日军第18师以沉重打击，日军缅甸方面军主力已被拖在英帕尔和实兑方面，英空挺部队（即温盖特部队）正威胁着第18师背后”的有利形势，命令“云南军司令长官发起攻势，以促良机更趋发展。”“盟军倘若失此良机，日军恐将重整旗鼓再度进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伊洛瓦底会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版，第68页。]
3月20日，美国中印缅战区副司令霍恩少将衔罗斯福之命，由缅北飞往重庆，以第163号备忘录一件，呈送蒋介石。其内容大致如下：
“1。史迪威将军指挥之中、美盟军，由利多开始反攻以来，刻已进达缅北之杰布山区，在利多路线上重创敌军第18师。
2。敌军攻印，在阿拉干、英帕尔，遭英军重大打击。
3。英国远征军挺进队，与美国工兵队，由空军运输，深入敌后，在杰沙、英多着陆，敌补给线已受意外奇袭。”
备忘录要求：
“1。请求滇西方面之远征军，及时开始攻击，牵制当面敌军第56师，使驻印军作战容易。
2。远征军若能推进至腾冲或龙陵，则驻印军可乘机推进至密支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1页。]
蒋介石出于政治考虑，对使用中国军队投入决定性的进攻极为谨慎，只同意先后派遣第50、第14师增援缅北战场，对于罗斯福关于实施滇西反攻的请求，在3月27日给罗斯福的复电中明确予以拒绝。4月4日，罗斯福总统又致电蒋介石，指出英帕尔方面日军之攻势，实即打击通华物资路线之战事，如其目的达到，则日本即可对付利多方面之部队，而转击远征军，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4月10日，马歇尔电令霍恩将拨给远征军物资暂时停拨，俟远征军出动后再予恢复。于是，霍恩命令将远征军4月份应得之734吨物资移拨美第14航空队使用。在此情况下，军事委员会决定先以远征军一部，攻击腾冲，策应驻印军的作战，尔后依状况将远征军主力投入，协力围歼缅北之敌。遂于4月13日电令远征军：
“一、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之目的，着以第54军为第一线，第36师、第198师于栗柴坝、双虹桥问地区，超越防守部队，渡河攻击当面之敌，向固东街、江直街之线进击，相机攻占腾冲。
二、各部队作战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待命开始攻击。
三、怒江防守部队（第11集团军），除第一线师各派一营以上之兵力，加强怒江右（西）岸游击，牵制当面之敌，使攻击部队易于进展外，其余仍负原任务。
四、着第8军赴祥云、云南驿地区集结，限6月5日前到达，归卫长官指挥。长官部速拟渡河攻击计划呈报。”[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1～172页。]
远征军长官部奉今后，迅即拟定渡河攻击计划，于4月17日被核定施行。
远征军作战计划如下：
第一、方针
一、远征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军，由栗柴坝、双虹桥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
二、第11集团军为防守军，负怒江左（东）岸防守之责。另以该集团军之新编第39师、第88师、第76师、新编第33师各派一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20集团军之作战。
三、攻击准备限4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开始时机，另命之。
第二、指导要领
甲、攻击准备
一、渡河攻击军准备如下：
1。第一线兵团：依守备部队之掩护，迳行展开于栗柴坝、勐古渡、双虹桥间地区，准备渡河攻击。
2。第二线兵团：集结于漕涧地区，准备随第一线兵团进展，参加作战。
3。炮兵部队：抽调3个山炮兵营及重迫击炮1个团（欠1个营）先在攻击渡河地区进入阵地，准备掩护强渡。
乙、攻击实施
一、防守部队第一线师之游击营，最先开始渡河；其次新编第39师加强团，在惠仁桥开始强渡；再次第2军之加强团，向滚弄进攻，然后攻击军之第一线兵团，在预定之攻击正面，突然开始强渡。
二、第2军之加强团，于攻略滚弄我岸之敌桥头堡后，即行停止，但仍作佯渡以欺骗敌军。新编第39师之加强团，于惠仁桥强渡后，向橄榄寨挺进，以吸引腾冲附近之敌军。特别游击区之部队，于攻略拖角后，一部向西警戒，主力向茶山河（明光北方）、明光南进，威胁腾北敌军之侧背，协助攻击军之攻击。
三、攻击军第一线兵团，于开始渡河前，务极力秘匿行动，以主力于栗柴坝、双虹桥间各渡口，施行强渡，并于占领桥头堡后，立即架设军桥，向马面关、江直街之线攻击前进。另以一小部，由西郎渡（栗柴坝北方）附近渡河，驱逐当面之敌，迂回桥头街之侧背。攻击军于第一线兵团攻略桥头街、江苴街各据点后，再以第二线兵团加入扩张战果，以一部向明光前进，以主力作迂回，向固东街、江直街之线前进。此时须保持重点于左翼，占领固东街、江苴街后，整顿态势，准备进攻腾冲。
四、炮兵部队，于步兵部队强渡成功后，第6军山炮营归还建制，留置怒江我岸，其余随攻击军渡河前进。
五、攻击军渡河成功后，战术方式须多用渗透战术，并须先扫荡其据点外敌之野战部队，然后再对敌各个据点各别攻击。
第三、兵团部署（略）[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比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72～176页。]
第20、第11集团军遵照上述计划，调整部署，准备于1944年5月上旬，先由右（北）翼发动攻势，强渡怒江，攻占腾冲；继以左（南）翼渡过怒江向龙陵攻击，击灭滇西方面之敌，使驻印军作战容易。尔后以有力部队向芒市挺进，与驻印军会师，围歼缅北方面之敌。
4月25日，蒋介石分别致电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指示渡江出击任务，强调：“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2页。]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对蒋介石已令中国远征军参战而“深为欣悦”，因为“此种来自中国方面之努力，将激励其在缅甸丛林间作坚韧奋斗中之中国部队之士气也。现所计划之联合作战，必将使吾人对于重开通华路线及供给中国作战部队物资之努力，得有进步之实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4页。]
在印缅作战的英军亟需滇西反攻作战的支援，因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中国决定发动滇西反攻作战，致电蒋介石表示“无任欣慰”。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三节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及其胜利的影响
一、日军在缅甸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日军占领缅甸，标志着它在东南亚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随后即开始转入防御态势。
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为应付盟军在西南方面的反攻，制定《昭和18（1943）年度帝国陆军西南方面作战指导计划》，该计划由以往实行军事管制和维持占领地区治安为重点，转为主要着眼于击退盟军反攻的作战准备方面，并决定将作战和防御的重点放在缅甸方面和重要资源要地。该计划的“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缅甸方面需要确保的要地，定为怒江以西、密支那、甘马因、加里瓦、甘高、实兑一线的地区和丹那沙林地方。”“预定在缅甸方面进行的主要作战及作战要领，大致确定如下：
（甲）实兑附近的反击作战：
（一）令以第55师为基干的部队尽速击败进攻实兑正面之敌，大致进到布迪当、孟都一线。
（二）为便于确保实兑，迅速修建陆上补给道路；加强海上补给与掩护，增强城堡工事，整修航空基地。
（乙）对敌人主要攻势的反击作战：以一部分精锐兵力确保国境方面要线，主力大体集结于曼德勒——东吁公路周围，随时迅速时所需方面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英印军和重庆军，尤其主要力求与英印军决战，将其歼灭在阿拉干山隘路口附近。为此，要注意整修和确保交通、城堡设施。此次作战的时间预计在本年雨季结束（10月）以后，可用于缅甸的总兵力预定为6至7个师。”[〔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417～418页。]
同时，日军大本营考虑到盟军可能在缅甸方面发动反攻，仅凭第15集团军来抵挡已显势单力薄，遂于1943年3月27日新设缅甸方面军，隶属南方军。同时，更改了第15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缅甸方面军的编制和各兵团的任务概要如下：
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下辖第15集团军、第55师和方面军直属部队，基本任务是确保缅甸的安全尤其要把怒江以西、密支那、甘马因、加里瓦、甘高、实兑之间地区及丹那沙林地方作为必须加以确保的重要区域。
第15集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下辖第18、第33、第56师和集团军直属部队，任务是担任缅甸中、北部的作战。其中又以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中将）担任缅甸北部方面的作战；以第33师（师长柳田元三中将）担任缅甸中部方面的作战；以第56师（师长松山祐三中将）担任云南方面的作战。
第55师（师长古闲健中将）担任缅甸西南沿岸方面的作战。
为加强缅甸防御，日军大本营还决定向缅甸增加兵力。3月22日，将新编的第31师（师长佐藤幸德中将）编入第15集团军战斗序列；此后，又于6月27日将驻南京的第15师（师长山内正文中将）划归第15集团军统辖。
第31师于5月在曼谷编组完毕，9月在缅甸北部集结。第15师于9月后陆续在泰国集结，但被南方军作为总预备队留驻泰国。
通过这次调整，缅甸方面军将缅甸中部和北部作战的任务交由第15集团军担任，该集团军担任的防线从怒江正面起，经过北缅的密支那、甘马因、明京山脉，直到中部缅甸的加里瓦、甘高，长达1000余公里，但兵力只有3个师，计划增加的第31、第15师不能及时到达。
此时，盟军己对该集团军形成三面包围的有利态势。西南面，有英印军第14集团军部署于印度东部英帕尔、科希马地区和南部阿拉干地区；缅北胡康河谷，有以利多为根据地的中国驻印军；东面怒江方面有中国远征军，分别正在准备反攻。
新任第15集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认为，在如此广阔战场，面对四面绝对优势敌人的反攻，以守势战术完成防御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其如此，莫若在敌人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急袭并摧毁敌军反攻的根据地。1943年6月，日军大本营、南方军、第3航空集团军的幕僚以及在缅日军首脑在仰光缅甸方面军司令部举行了图上模拟演习，主要探讨第15集团军今后应当采取的战略。讨论的结论认为，为了完成缅甸中、北部的防御任务，有必要乘敌人反攻准备尚未完成之际，急袭并摧毁其反攻根据地英帕尔，然后把防线推进到英帕尔以西的险峻山区，但前提是在怒江及缅北方面的局势在本战役期间需要设法保持不变。
7月上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派稻田副总参谋长赴大本营，陈述英帕尔战役的必要性，同时向大本营申请增派这次战役所需要的部队。9月初，大本营对英帕尔战役发出指示，南方军即令缅甸方面军进行作战准备：
“一、缅甸方面军为加强缅甸的防卫，向英帕尔方面采取攻势，并将防卫线推进到该线。其他方面设法保持持久态势。本战役以后称为‘乌’号作战。
二、‘乌’号作战准备完成后即主动实施之久攻势发动时日预计为10月以后。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三、如敌在我行动以前发起进攻，即在所在准备进攻地点予以迎击，然后继续进到英帕尔附近一带。
四、如敌在我发动‘乌’号作战之前，从海上对我进行正式反攻，则暂停‘乌，号作战，集中方面军主力，在海岸方面摧毁之。”[［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88页。]
接到上述命令后，第15集团军即向各师传达己研究过的作战计划，进行作战准备。预定在年末或来年年初开始作战，以1个月时间达成任务。作战要领的要点为：
“一、怒江方面的作战：10月上、中旬之间，歼灭盘踞在怒江两岸的中国远征军之一部，夺取其反攻据点。此次战斗由第56师全部会同第18师的一部进行。以后由第56师单独阻击重庆军对本地区的反攻。
二、胡康河谷方面的作战：由第18师以孟拱为据点，单独在河谷中对中、美的反攻进行持久战。
三、进攻英帕尔作战：由第31师长驱直入占领科希马，阻止英印军来自阿萨姆方面的进攻。在这中间，由第33师、第15师从南北奇袭并歼灭英帕尔盆地的敌军。……”[［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88页。]
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向尚未渡过雨季的前线调动兵力，第18师向密支那、盂拱地区；第31师向明京山脉北部两侧地区；第33师向加里瓦附近的亲敦江两岸到加包山谷地区集中主力，加紧进行攻击准备。第56师和第18师的部分兵力转入怒江作战的准备。
1943年10月，日军第56师及第18师一部首先对怒江西岸的中国远征军前哨部队发起进攻，占领西岸的前进据点后，第18师部队按计划返回密支那方面，第56师于怒江西岸凭险固守。
与此同时，为掩护筑路并准备反攻缅北，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第112团于1943年10月29日攻占宁边、新背洋、拉家苏各要点，打开了胡康河谷的北面大门，与日军第18师在大奈河畔展开激战。印缅国境方面英印军也步步向印度东部靠近。根据上述情况，日军第15集团军判断：“盟军企图以一部在实兑方面发动攻势，以其主力由英、美、中三军互相策应，首先向曼德勒合围进攻，俟进攻进展后再在海上正面扩大反攻，进而夺回整个缅甸。”[［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2页。] 遂加紧进行“乌”号作战准备，同时命令第18师在胡康河谷组织防御性进攻，尽量长时间阻止中国驻印军于北面，以掩护“乌”号作战。
1944年1月7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776号发出指示：“南方军总司令官为了防卫缅甸，得适时击溃当面之敌，占据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重要地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4页。]
1月下旬，缅甸方面军对第15集团军发出了进行“乌”号作战的命令。其作战计划要点是：
“一、为了隐秘‘乌’号作战的企图，保证作战顺利进行，在发动这一战役的前两、三个星期，对实兑方面采取攻势（称‘哈’号作战），牵制敌第14集团军干该方面使其不得脱身。
二、胡康方面，令第18师在甘马因以北，令第56师在怒江西岸，分别保持持久态势。
三、第15集团军以一部（第33师）从甘高方面发起攻势，尽量将英帕尔方面的敌第4军牵制在这一方面，同时集团军的主力（第15、第31师）奇袭渡过亲敦江，一举攻占科希马，切断敌军的增援路线，并以主力（第33、第15师等）包围并歼灭英帕尔之敌。”[［日］眼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4页。]
同时，河边正三鉴于第15集团军完全没有预备兵力，要求南方军将从瓜达尔卡纳尔撤退后在菲律宾整编中的第2师迅速调往缅甸，并增派第53师，同时坚决要求第15集团军以1个月的时间神速圆满地取得“乌”号作战的成功。为使第15集团军专事“乌”号作战，将云南方面的第56师改由方面军直辖。缅北方面的第18师由于同“乌”号作战的地区毗连，仍隶属第15集团军。1月15日，又设立第28集团军，以樱井省三中将为司令官，统辖第54、第55师和第2师，担任孟加拉湾沿岸的防御。根据作战计划，缅甸方面军还与第5飞行师订立了陆空作战协定，规定第5飞行师以消灭盟军空军势力为主，以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为辅。
日军第15集团军于1月25日先对各师下达进入“乌”号作战位置的命令，于2月11日发出了发动“乌”号作战的命令，决定第33师于3月8日开始行动。
正在日军发动“乌”号作战之际，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反攻已取得重大进展，中国远征军也正在积极地准备反攻，以配合缅北反攻。为了使日军第15集团军集中兵力进行“乌”号作战，缅甸方面军特别抽出担任丹那沙林防御的独立混成第24旅，改由方面军直辖，前往缅北增援，随即又令属于方面军战略预备兵力的第53师赴援缅北。4月18日，又下令成立第33集团军，任命本多政材中将为司令官，统辖第18、第53、第56师，担任缅北和云南方面的作战。
到1944年4月，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辖3个集团军共9个陆军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另有1个飞行师配合作战。其部署如下：
第15集团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辖第15、第31、第33师，另附“印度国民军第1师”约7000人，位于曼德勒西北地区，专任“乌”号作战，遂行对印度英帕尔的进攻。
第28集团军司令官樱井省三中将，辖第2、第54、第55师，位于缅甸西南及沿海地区，专任“哈”号作战，遂行对实兑的进攻。
第33集团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辖第18、第53、第56师，担任阻击中国驻印军于缅北，阻击中国远征军于滇西的持久作战。
第5飞行师师长服部武士中将，共有5个战斗机队、4个轰炸机队、1个侦察机队，配合缅甸方面军作战。
1944年5月，日军南方军将第49师编入缅甸方面军；7月，缅甸方面军将第2师转隶于第33集团军。
二、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作战经过
（一）进攻目标与作战路线的选定
前已述及，史迪威在1942年7月18日和29日所制定的反攻缅甸计划中，是以印度东部重镇英帕尔为前进基地，中、美、英联军由霍马林、加里瓦等渡亲敦江，进攻曼德勒，与由滇西反攻的远征军会师后成扇形展开，取道南下，与由仰光登陆及由实兑东进的英军汇合，收复全缅甸，并挥师东进，攻占泰国及印度支那，达于沿海。这条由英帕尔进攻曼德勒的作战路线，既占地形、交通的有利条件，又便于后方补给、空中支援，可以充分发挥盟军的火力和机动性的优势，并且可以一举切断日军的交通线，收到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效果。但遭到英国方面的反对。在美国的压力影响下英国方面才同意让史迪威率中国驻印军去攀越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野人山，经过被英国人看作“无法通过的谷地”的胡康河谷和盂拱河谷反攻缅甸，致使中国驻印军常处于背绝地以攻天险的困境，招致众多伤亡，大大延缓了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进程。并且只以夺取密支那、八莫为作战目标，把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作战局限于缅北一隅，把美国坚持要修建的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限制在利多、新背洋、胡康河谷、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畹町一线，以防中国军队深入缅甸。
攻击路线决定后，中国驻印军即开始为反攻缅甸作准备。1943年春，史迪威先后派出美国的两个工兵团和中国工兵第10、第12团作为基干的中美工兵部队，开始修筑利多和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3月初旬，又派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第114团进入野人山区，掩护筑路。5月中旬，派出第112团接替掩护。9月上旬，中印公路通至南阳河附近，警戒部队也推进到大沙坎和秦老坎之线。此时，中国驻印军除新编第30师留兰伽继续训练外，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22师，已全部集结于利多附近。10月下旬，雨季结束，中国方面执行魁北克会议决定，以驻印军为主力，联合英、美军一部，正式开始缅北反攻作战。（见附图12）
（二）胡康河谷作战
胡康河谷位于缅甸最北部，与中国、印度接壤。它既是中印公路的首端，又是印度通往密支那的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胡康河谷又称胡康盆地，由大洛盆地和新背洋盆地组成，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有绝地之称。
防守胡康河谷和密支那的是日军所谓的“常胜师”第18师。1943年初，第18师担任着密支那、胡康河谷及包括榜宾以北亲敦江两个正面北缅的广大区域的防卫。1943年9月以后，即开始专门担任密支那和胡康河谷的防卫。
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中将自1943年3月到任以后，即就如何防卫缅北，多方设想，并确定了防卫缅北的基本任务和持久作战方针。即：基本任务是保卫缅北，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特别确保密支那、甘马因一带要地，以配合在英帕尔和云南方面的作战。
1943年10月24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第112团，由缅北野人山区的唐家卡、卡拉卡一线，分3路向缅北的新背洋、于邦一线前进，当面之敌为日军第18师搜索团和第56团第2营。29日，第112团攻克新背洋。
11月2日，新编第38师第114团向新背洋推进担任警戒。11月6日，第112团攻克于邦日军的前进阵地，日军固守于邦核心阵地进行顽抗。双方激战至22日夜，日军第18师以第55、第56团主力增援于邦，第112团以众寡悬殊，反被日军包围。新编第38师以第114团及炮兵1营，向于邦方面增援，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和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亲临前线指挥，在美空军支援下，终于12月28日攻占于邦，日军第56团第2营被歼，其残部向大龙河左岸地区撤退。此时新编第38师全部已先后到达大龙河右岸，新编第22师先头部队第65团到达新背洋附近地区。
中国驻印军攻克于邦，是缅北反攻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日军方面承认：中国驻印军“和第18师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此次在胡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团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
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590～591页。]
12月28日，驻印军令新编第38师为左纵队，向太白家、甘家之线攻击：
新编第22师第65团（加强）为右纵队，向大洛攻击。1944年1月31日，右纵队攻克大洛，日军第56团第3营营长冈田少校以下700余人被歼，残部向孟关方面退去。此时新编第22师主力，已全部到达战场。新编第38师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家。两路兵锋直指盂关。
孟关是缅北军事重镇，地当胡康河谷之要冲。日军第18师在孟关地区集中了第55、第56团主力，计有7个步兵营、2个山炮营、1个重炮营和1个反坦克炮营，并在孟关及其外围据点构筑了坚固防御阵地，企图据险固守，作持久抵抗，阻滞中国驻印军的进攻，以掩护其第15集团军行将对英帕尔发动的“乌”号作战，破坏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计划。
占领大洛、太白家后，史迪威决心乘日军新败士气受挫，驻印军初胜士气高昂之势，不待英军从英帕尔发动进攻，也不等远征军强渡怒江西进，立即挥师南下，捕捉日军第18师击歼之。
2月18日，中国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为左纵队，新编第22师主力为右纵队，以大奈河为作战地境，向缅北门户盂关攻击前进。以第65团为右侧支队，掩护主力右侧安全，向伦京敌后作远距离纵深迂回。日军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亲自到孟关指挥作战。中国驻印军新编第22师主力除由正面向孟关攻击外，并以第66团第1营协助独立坦克第1营，自孟关东侧经过原始森林地带，迂回至孟关南面，切断日军补给线，并向孟关攻击。
3月3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以美军第5307支队，由孟关以东外围迂回向瓦鲁班攻击前进，新编第38师主力向东作大纵深迂回，先后攻克于卡，拉树卡等孟关日军的外围据点，楔入瓦鲁班以南地区，对盂关日军形成纵深包围。
新编第22师主力随即向孟关发起猛攻，日军据险顽抗，激战至3月5日，攻克胡康河谷日军的核心据点——孟关。日军第18师两个团主力大部被歼，仅一部突围向瓦鲁班方向溃败。驻印军当即南下追击，于9日攻克瓦鲁班，15日攻占丁高沙坎。至此，胡康河谷日军已被驻印军肃清。日军第18师残部退守杰布山隘口，阻止驻印军南进。
当中国驻印军新编第22师攻克孟关时，受史迪威指挥的英军远程突击队司令温盖特少将率第14、第77、第111旅在杰沙附近空降（对外称印度第3师）后，即切断了孟拱西方的铁路交通，并向日军进攻。日军遂调独立混成第24旅和第53师围攻温盖特部。双方在孟拱西方激战中。英军另以第16旅从明辛偷渡亲敦江，于3月14日挺进至因道歧湖附近建立据点，并向铁路线进击，其一部到达伦京附近与新编第22师右侧支队取得联系。温盖特于3月24日在因道歧湖飞机失事殒命，由第111旅旅长龙腾少将继任，该部改称英印军第36师。
杰布山是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分水岭，自丁高沙坎起至沙杜渣止，全长约10公里，山间羊肠小道，形成隘路。隘路两侧高地，均有日军坚固工事。
日军第18师残部退守此地后，已获得装备与兵员的补充，并配有各式火炮30余门。
3月9日，驻印军攻克瓦鲁班后，史迪威立即下达向杰布山攻击前进的命令，要求以最大速度，由瓦鲁班继续南下，攻取沙杜渣及其两侧之杰布山高地。攻击部署：以新编第22师主力，沿公路向杰布山推进。另以约1营之兵力为军右侧支队，沿大洛、伦京道向甘马因方向攻击；新编第38师主力，先担任巴班与孟关间地区之警戒，尔后与美军第5307支队主力协力，沿大奈河谷经拉巴卡向杰布山隘东南方攻击前进；另以美军第5307支队之1营及新编第38师第113团，沿中印公路东侧，向杰布山隘南侧之拉班攻击前进。
各部随即行动。新编第38师第113团在隘阻重重的山区披荆斩棘辟路前进，于3月28进抵沙杜渣以南之拉班，立即向北攻击杰布山日军的侧背。新编第38师主力，沿大奈河谷前进，到达大克里后，续向高利前进。新编第22师以第66团附坦克两排，沿公路正面向杰布山隘攻击。自18日起，经过激烈战斗，逐次击破隘路内日军的抵抗，该团伤亡甚大，至26日，由第65团接替，继续攻击。另以第64团，由公路以东的高山峻岭，袭击日军的侧背。新编第22师在新编第38师第113团策应下，南北夹攻，于29日夺取沙杜渣，杰布山遂为中国驻印军全部攻占。至此，中国驻印军打开了通向孟拱河谷的门户，把战线推进到孟拱河谷。
4月3日，史迪威从杰布山前线飞往印度阿萨姆的乔尔哈特机场，会晤蒙巴顿和斯利姆，在得到他们关于英军能确保英帕尔，收复科希马，并拒绝史迪威调兵增援（实际上已派去新编第30师第89团和独立坦克第2营）的坚决表态后，即回到沙杜渣前线指挥部，果断决定以梅里尔准将率美军第5307支队和新编第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组成中美突击支队，自大克里秘密穿过库芒山区，奇袭密支那，期于5月12日攻占密支那。
（三）孟拱河谷作战
孟拱河谷纵长约110公里，平均宽度不到10公里。孟拱城位于南高江与孟拱河、南因河汇合处，有铁路、公路通向密支那和曼德勒，与密支那、甘马因互成犄角，是军事上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每逢雨季，平地一片汪洋，易守难攻。日军为阻拒中国驻印军前进，除对第18师残部实行装备和兵员补充外，又调集原在滇西的第18师第114团和第56师第146团前往增援，全部配置于盂拱河谷，企图凭借山川有利地形，逐次抵抗，以待雨季来临。
中国驻印军决心于雨季前迅速歼灭当面之敌。以新编第22师附独立坦克第1营沿公路突破日军纵深阵地，夺取甘马因：以新编第38师由东面向敌后迂回，进行夹击，夺取孟拱。中国驻印军于4月初开始进军，于4月下旬，新编第22师进抵英开塘北侧地区，与日军形成对峙。5月3日，新编第22师和独立坦克第1营在美军飞机36架配合下，对驻守英开塘的日军实施猛烈攻击，将英开塘日军阵地全部摧毁，5月4日，攻占英开塘，日军沿公路南逃，退守马拉高。同时，新编第38师已先后攻占高利、马兰，于5月初占领曼平。
进入5月，缅北雨季开始，中国驻印军为求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在恶劣的气候下，以新编第22师主力沿公路向甘马因挺进，于5月下旬攻占了马拉高等日军据点。此时由中国国内空运入印的第50师的第149团已到达战场，驻印军总指挥部遂将该团配属于新编第22师。至6月上旬，新编第22师主力进抵甘马因附近。新编第38师于攻取马兰等日军据点后，其第113团于6月9日攻占支遵，其第112团在崇山密林中开道前进，向甘马因以南实行纵深迂回，于5月26日渡过孟拱河，秘密迂回到甘马因南面的西汤，突袭守敌，于27日攻占该地，切断了甘马因到孟拱的交通，使甘马因日军陷入包围。日军调集其第2师第4团一部、第53师第128团进行增援，先后实行14次反扑，均被击退。至6月上旬，新编第22师各团均已迫近甘马因西、北两侧，第113团攻抵甘马因以东及东北侧地区，完成包围。日军据险死守，作困兽之斗，双方展开激战。至19日，驻印军在重炮兵和坦克支援下，攻入甘马因。
日军第18师师长田中新一率残部向南溃退。
此时中国远征军已开始滇西反攻，进入高黎贡山，正向松山、腾冲攻击。
在中国驻印军尚未攻克甘马因前，驻印军总指挥部为策应中美突击支队对密支那的进攻，决心不待甘马因攻克，即以新编第38师（欠第112团）协同英印军第36师第77旅，奇袭孟拱日军。6月11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作战命令：
“一、着新编第38师（欠第112团），由西北方面向孟拱攻击，并占领之，与正在东南方进攻孟拱之英印军会合。
二、着英印军第36师，以其第77旅由东南方攻击孟拱并占领之，与我新编第38师会合。”[蒋纬国，《抗日御梅》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7页。]
此时据守盂拱的日军，为其第18师残部，及第2师、第53师、第56师各一部，总兵力约2个团。新编第38师奉命后，即以第114团为先头部队，沿公路东侧之孟拱山秘密急进，并沿途击破日军警戒部队，于6月15日进抵孟拱东北侧的康堤及其以南地区，一举攻占巴陵林。第113团主力即由支遵南下，协力第114团围攻孟拱。第112团继续由西汤南下，肃清孟拱至甘马因之间残敌后，从孟拱西北进行侧击。6月18日，第114团正准备由孟拱东侧向南迂回时，适英印军第36师第77旅遭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追击，在孟拱南方约35公里处的南克塘被围。该旅旅长卡尔弗特准将即派员向第114团求援。经电告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即令第114团强渡南高江，前往救援英军第77旅，使其转危为安，并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24旅第6营营长河边中校以下300余人。孙立人即指挥所部于23日完成对孟拱的包围。
24日攻克孟拱外围各据点，并突入城垣一角。经两昼夜激战，于25日将孟拱日军大部歼灭，日军残部分向密支那及沙貌方面撤退，孟拱城乃为新编第38师攻占，并以第113团沿孟密铁路东进，于28日攻占南堤。
7月11日，新编第38师和新编第30师会合，打通了从甘马因经盂拱到密支那的铁路、公路交通，从而为驻印军攻克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取得缅北反攻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四）密支那围攻战
密支那是缅北重镇，曼德勒、密支那铁路的终点，中印公路必经之地，同滇西重镇腾冲只有一山之隔。中国驻印军若攻下密支那，中印“驼峰”空运就有一条比较安全的航线，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道也可在此与缅北交通线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援华物资的最大中转站。鉴于密支那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军自3月上旬瓦鲁班败退后，即加强了对密支那的防守。
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了“乌”号作战，4月上旬，日军攻占科希马，包围了英帕尔，印度和伦敦都大为震惊。蒙巴顿向中国紧急求援。史迪威曾于3月27日飞往重庆，请求蒋介石火速向印度增兵，并由远征军发动进攻，以解英军之危，趁机打通中印公路。蒋介石当即命令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于4月初紧急空运印度，集结于阿萨姆东部待命，并令远征军于5月中旬开始进攻。
在驻印军主力积极沿中印公路向甘马因、盂拱进攻时，驻印军总指挥部即令新编第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与美军第5307支队混合组成中美突击支队，由美军梅里尔准将为支队长，于4月29日由胡康河谷出发，经库芒山区，深入日军后方，向密支那突击。突击支队一路击退日军的警戒部队，其第2纵队（第150团、美军1营等）于5月16日进抵密支那以西地区；第1纵队正在向密支那以北地区推进。另由孙布拉蚌南下的英军喀钦族部队，也正在密支那以北地区活动。
此时，驻印军总指挥部为支援中美突击支队袭击密支那作战，决定以新编第30师第89团、第14师第42团，编组为空中突击队，由印度空运密支那参加作战。17日，中美突击支队第2纵队向密支那西机场发动突然攻击，一举夺取机场，掩护空运部队着陆。
第89团、第42团和炮兵部队，相继于18、19两日空运到达密支那。中美突击队第1纵队正与日军在密支那北侧对峙。
17日，中美突击队即以第150团向密支那市区发起攻击，其余各部队分向密支那市区外围攻击。密支那日军其3000余人，分置于4个防御区，纵深配备，凭借坚固工事，据守顽抗。由于梅里尔准将指挥失当，兵力分散，缺乏周密的计划和组织，未能乘敌不备一举夺取密支那，反而使日军从容备战，得以各个击破驻印军的攻击部队，使得驻印军攻击部队伤亡重大，但无进展。
有鉴于此，史迪成立即命令参谋长柏德诺准将由利多飞抵密支那，接替梅里尔准将，组织前方指挥所，重新部署攻击，并于23日下达命令，解散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各部队归还建制，以美军第5307支队的麦根少将，负责密支那地区并指挥该区内所有部队；以新编第30师师长胡素少将，负责指挥该师第88、第89团，第50师师长潘裕昆少将，负责指挥该师第149团、第150团及第14师第42团，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第2纵队长韩特上校负责指挥美军第5307支队。
自5月下旬至6月下旬止，进攻仍处停滞状态，史迪威又以韦赛斯准将接替柏德诺的指挥，驻印军在空军支援下数次攻击，因天雨及日军阵地工事坚固，仍进展甚少。在此期间，日军先后从八莫及滇西两地抽调其第18师第114团及第56师第148团各1个营前来增援。
7月6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郑洞国、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后任军长）抵达战场，直接指挥第30、第50师及第14师一部继续进攻，并于当晚下达为纪念抗战7周年的总攻击命令。随即改进陆空连络方法和炮兵的射击指挥，使空炮支援与攻击密切配合，并组织突击队，隐蔽接近和摧毁敌坚固火力点，逐块夺取敌阵地。从13日起，驻印军重新进行攻击，连战3天，于16晚迫近市区。18日，驻印军在强大的空军、炮兵火力支援下，向密支那市区攻击，与日军展开逐巷逐屋的争夺战。至26日，接近密支那中心地区。是日，新编第30师第90团空运到达，第50师第149团在攻克盂拱后，驰抵密支那，并归还师建制。
8月5日，驻印军全部占领密支那，困守密支那的日军大部被歼，残余日军乘竹筏及泅渡沿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撤退。此役，驻印军共计毙日军2700余人，俘日军70余人。日军第56师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战败自杀。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缅北反攻作战告一段落，由加尔各答经利多、胡康河谷、孟拱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也于9月29日通到密支那。
（五）围攻八莫与攻占南坎作战
自发动缅北反攻以来，驻印军各部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与日军连续苦战，伤亡较大，亟需休整。攻克密支那后，驻印军决定利用雨季进行整补，并奉军事委员会命令，将所属各师编组为2个军：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中将，辖新编第30师、新编第38师；新编第6军，军长廖耀湘中将，辖新编第22师、第14师、第50师，郑洞国中将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
在此期间，指挥缅北反攻取得初期胜利的史迪威因同蒋介石矛盾激化，被召回国，魏德迈将军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索尔登中将继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印缅战区美军司令。
自8月中旬至10月上旬，新编第1军集中于密支那整训，新编第6军在孟拱附近地区整训。此时英印军第36师正在盂拱以南的平堡附近与日军时峙。
10月1O 日，驻印军总指挥部下达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本军分三纵队，于10月15日开始，向南攻占英多、杰沙亘瑞姑之线而确保之；并准备尔后继续推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05页。]
部署是：
以英印军第36师为右纵队，于10月19日以前肃清和平之敌，占领杰沙、英多地区而确保之；并准备尔后继续推进；
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欠炮兵1营）为中央纵队，于10月19日到达和平，22日前肃清和平之敌，经摩西前进，占领伊洛瓦底江以南之瑞姑地区，并准备继续推进；
新编第1军为左纵队，迅速向八莫推进，击歼或包围八莫至曼西地区之敌，并准备继续推进；
第14师（欠两营）、第50师及美军第143团为总预备队。
新编第1军奉命后，立即以新编第33师向丹邦阳推进，为第一线兵团，新编第30师仍在原地区为第二线兵团，并决定以主力沿中印公路南进攻击，另以一部由左翼迂回策应主力之作战。
八莫是日军侵略中国滇西的重要据点，是伊洛瓦底江域仅次于密支那的第二大城市。日军自密支那失守后，即由南坎抽调其第2师搜索团、第16团第之营、混合炮兵1个营以及由孟拱、密支那溃退的日军残部，总兵力约5000人，在八莫周围部署防御，加强工事，并向密（支那）八（莫）公路之那龙等处及伊洛瓦底江各支流配置警戒部队。以第2师主力于8月28日推进到芒市（今潞西），第18师由英多移守南坎，企图阻止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会师。嗣又改令第18师主力移守蒙米特，留第55团防守南坎，并令第2师主力移向曼德勒。
10月21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以第113团为前导，向南攻击前进，主力分两路纵队前进。其右纵队于10月29日攻占庙堤，肃清太平江右（北）岸之敌。左纵队向山地迂回南进，在太平江上游的铁索桥渡江，于11月1日抵不兰丹，3日攻占柏抗和新龙卡巴。师主力右纵队因江势险阻，仍留于北岸。于是，孙立人当即变更部署，以右纵队的第112团转移至左翼方面，自新龙卡巴向八莫南方的曼西进击，以切断八莫日军的后方交通线，同时以第113团协同第114团向莫马克及八莫正面攻击，在空军支援下，经10日激战，于14日攻占莫马克，17日攻占曼西，日军残部约1500人附炮30余门，轻型坦克约10辆，仍固守八莫，企图等待南坎方面日军增援。
与此同时，驻印军中央纵队新编第6军自10月下旬肃清和平附近的日军后，即分兵两路，主力新编第22师自和平指向瑞姑，第50师自和平经杰沙，协同新编第22师围攻瑞姑的日军。两师先头部队以凌厉的攻势，于11月上旬，歼灭瑞姑日军第之师第16团之后，新编第22师于11月12日连克曼西及大曼两地，立即以一部向八莫进击，协同策应新编第38师围攻八莫。
新编第38师2个团和新编第22师约2个营的兵力，于11月上旬对八莫完成包围，并逐渐压缩包围圈。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及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新编第38师围攻部队在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支援下，激战至11月24日，连克八莫日军外围据点，并突入城内。日军伤亡惨重，除60余名残余日军泅水逃往南坎外，其余自城防司令原好三上校以下官兵悉数被歼。25日，新编第38师全部占领八莫。
此时、右纵队英印军第36师未遭抵抗，已进抵纳巴附近。滇西方面远征军于12月1日攻占遮放，正沿滇缅公路向畹町推进。
南坎位于瑞丽江南岸，其附近为一狭长谷地，西北通八莫，东北达龙陵，南至腊戍，有公路与滇缅公路连结，交通十分便利。日军自入侵缅北以来，即在此储粮弹，修筑公路，并构筑半永久性工事。此时南坎驻有自滇西撤退的日军第56、第2师各一部，总兵力约1个师，统由第56师师长松山祐三指挥。
在新编第38师围攻八莫之际，新编第1军为迅速夺取南坎，即令第二线兵团新编第30师绕道攻取南坎。该师分3路沿八（莫）南（坎）公路及两侧山地向南坎急进。11月30日，日军派遣其第18师第55团团长山崎四郎上校率所部及第49师第168团并另附炮兵、工兵、辎重兵各1营（称一山崎支队）由南坎北上，救援八莫。
12月3日，山崎支队与驻印军新编第3D 师主力遭遇，在拜家塘、康马附近地区展开激战，双方呈胶着状态。新编第1军乃由八莫抽调新编第38师第112团，自拜家塘东侧，向日军后方截击。17日，新编第30师击退日军抵抗后，18日攻占卡提克，21日乘胜攻占南开，此时新编第38师第112团正于公路左侧，向南坎西北急进。
此时中国驻印军中央纵队新编第22师于11月13日攻占曼大，14日攻抵西口，24日进抵东瓜，29日该师先遣部队偷渡瑞丽江，先后攻占芒卡、拉西各要点，该师主力正准备渡江，忽奉命集结，不久即与第14师于12月间紧急空运回国。第50师以第148团守备拉西、芒卡一带，主力于1945年元旦由东瓜南下，8日与日军激战于万好，至14日将日军击溃，并于占领万好后，继续追敌南下，进攻南渡。右纵队英印军第36师正向马赛推进，该方面日军抵抗微弱，英印军第36师进展顺利。另外，缅中战场英印军第14集团军主力正与日军缅甸方面军有力部队在曼德勒附近对战。
12月底，新编第30师已进迫南坎外围。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鉴于南坎西北外围为狭长隘路，正面攻击困难，于是命令左侧支队（新编第38师第112团）全力向劳文攻击，支援正面主力新编第30师前进。左侧该支队沿南王河两岸并进，于27日攻占劳文及其附近机场，28日再攻占般康。同日，新编第30师各团相继攻占瑞丽江右（北）岸各要地。
1月5日，新编第1军以新编38师第114团自纳康向老农攻击，以新编第30师第89团自丁卡向南坎西南郊攻击，对南坎形成双重包围。两师其余部队和独立坦克第1营，在炮兵支援下沿公路两侧向南坎正面攻击。至14日，所有包围部队均已进抵南坎西南侧的古木蔽天森林地带。1月15日，驻印军新编第1军各部队在坦克、炮兵、空军火力支援下，对南坎日军发动猛烈攻击。据守南坎外围据点及城区的日军，虽拼死抵抗，但仍难阻止驻印军的攻击，日军在驻印军炽盛的火力轰击下，死伤惨重。当日，新编第30师全部占领南坎。日军残部向南坎东北及东南溃退。16日，新编第30师与日军在汤康、巴松附近对峙。
南坎战役，驻印军共击毙日军官兵1780人，俘虏12人。南坎攻克后，中国及盟军方面均极为重视，蒋介石在接获攻克南坎捷报后，立即电令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命令远征军迅速攻占畹町，以打遁中印公路的最后障碍。
（六）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缅北反攻胜利结束
1945年1月15日，中国驻印军攻克甫坎后，日军退守南（坎）芒（友）公路沿线之傍山险道，以及南坎以南之老龙山地区的既没阵地，凭险据守。
驻印军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决心乘胜继续攻击，于1月16日命令新编第38师进攻芒友，命令新编第30师围歼老龙山地区日军。
新编第38师（欠第114团）自17日开始沿滇缅公路攻击前进，同时以一部由右侧山地，向敌后挺进。19日攻占包伦、般和，21日攻克曼伟因，并与滇西远征军第116师第348团取得联络，于是芒友西南外围日军据点，悉予攻占，并击退日军的反扑，乘势于22日直逼芒（友）腊（戍）公路。此时向南攻击的新编第30师正围攻南（坎）腊（戍）公路上的老龙，与残余日军在老龙以北激战，新编第38师第114团越过老龙向南巴卡突进。日军第56师残部已自滇西撤至芒友，企图固守该城。24日，新编第38师对芒友核心阵地发动猛烈攻击，于27日攻取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并与滇西远征军会师。1月28日，驻印军、远征军在芒友隆重举行会师典礼，中美将领卫立煌、索尔登、郑洞国、孙立人等参加了这一历史性的盛当新编第38师攻取芒友时，新编第30师正在围攻老龙山区的日军，同时向南巴卡突进的新编第38师第114团已进至康梭。28日，日军以第2师第4团附坦克8辆，联合困守者龙的日军第56师残部，向第114团反击，激战到29日，该团将日军击退。
此时新编第38师主力已自芒友沿芒（友）南（巴卡）公路南下夹击该敌，血战至2月2日，将日军第56师残部大部歼灭，松山枯三中将率残部向南溃退。
2月8日，新编第1军进占南巴卡。据守贵街、新维及其两侧山地的日军，企图依山河之险及坚固工事，迟滞新编第：军前进，力求固守腊戍。此时该方面的日军除第2师第4团外，还有自南坎撤退下来的第18师第55团残部。
新编第1军研究判断当前状况后，即以新编第30师主力沿公路及两侧地区向新维进攻，另以新编第38师第112团自公路东侧经曼文一带高地，钻隙向新维方面突进，并掩护军主力左侧背之安全。
新编第30师于2月8日自南巴卡发动攻击，主力沿公路击破日军抵抗，于14日攻占贵街，15日进抵南约温，公路两侧部队也攻占了曼文和曼爱。
19日，新编第30师主力一举突破并攻占日军新维主阵地。
攻占新维后，新编第1军重新调整部署，以新编第38师主力担任主攻，沿公路前进；另以该师1个团沿公路西侧前进；新编第30师第88团沿公路东侧前进，当时，腊戍方面日军为第56师残部，均系由南坎、滇西撤退至此，虽获得部分补充，但战斗力已大为减低。
23日，新编第38师分3路纵队开始前进，于26日攻占闹亨。28日，正面部队在炮兵火力掩护和坦克支援下，攻占纳秀。3月2日，将腊戍外围日军据点完全攻占。日军将由各方面撤退的部队集中于腊戍地区，向新编第38师反击，终因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而被击退，伤亡惨重。7日，新编第38师正面部队突人老腊戍火车站，8日冲入腊戍市区，日军大部被歼，残部向南溃散。新编第38师于占领腊戍后，各以一部分向腊戍以南的猛岩及以西的康沙追击。
在新编第38师自南坎向腊戍攻击时，驻印军中央纵队第50师，沿拉西、西徐道路攻击，于2月23日攻克南都，3月6日攻克西徐，然后分兵两路，向东、西方向攻击，东路与新编第38师追击部队会师于康沙。西路于3月30日与自纳巴南下的英印军第36师会师于乔梅。至此，中国驻印军胜利完成了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任务。随后，中国驻印军各部队相继奉调回国。
三、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经过
1944年4月中旬，中国远征军为策应缅北方面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打通中印公路，颁发作战计划，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军，强渡怒江，向高黎贡山及腾冲的日军攻击；第11集团军为防守军，固守怒江东岸原阵地，并由第一线各师分派加强团强渡怒江，以策应攻击军。同时以美军第14航空队（3个战斗机中队、2个中型轰炸机中队）配合作战。
（一）第20集团军高黎贡山作战
第20集团军奉命任攻击军后，当即以第54军为第一线兵团，以第53军为第二线兵团，各在指定地域展开积极准备，并于5月6日制定了集团军作战计划，其方针是：“集团军为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于怒江左岸之栗柴坝、双虹桥间地区集结，主力保持在左，强渡怒江，攻击当面之敌，进出固东街、江苴街之线，攻击腾冲而占领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16页。]
5月9日，第20集团军下达攻击命令，定于5月11日开始攻击。
是时，日军第33集团军以第18师据守密支那地区，以第56师全部和第2、第53师各一部防守滇缅公路沿线之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等地，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企图凭险固守，阻击中国远征军反攻，屏守缅北。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作战。11时，攻击军（第20集团军）首先以第54军第198师第594团于栗柴坝、孙足渡口渡过怒江，与原在怒江西岸之预备第2师游击营配合，攻占那瓦寨，并向北斋公房之日军警戒。19时，第一线兵团（第54军）之第198师主力由劲古渡、水井渡；第36师（配属第53军第116师第346团）由康郎渡、励獭渡、缅夏渡、大沙坝、龙潭渡，在强大的空、炮火力和工乒支援下，分别强渡怒江。至12日拂晓前，第一线兵团各部队均已渡过怒江。同时，防守军（第11集团军）
方面，为策应攻击军作战，以新编第39师加强团由惠仁渡、第88师加强团由打黑渡、第76师和第9师联合编成之加强团由罕拐渡，分别渡江，因行动秘密，均未遭日军抵抗。渡江后，新编第39师加强团于13日攻占红木树；第76师和第9师联合编成之加强团与第88师加强团合力夹击平戛街。13日，日军大部退向芒市，仅以一部（步兵1营、炮兵1连）固守平臭街。新编第33师业已以1个加强团向滚弄方向攻击前进。
第54军右翼第198师主力渡江后，连克大寨、茶房，向北斋公房攻击。
北斋公房位居高黎贡山险要地区，日军工事坚固，据险顽抗，第198师久攻不克，遂以一部正面监视，主力由两侧绕越，向马面关、桥头攻击。16日，该师在炮、空火力支援下，一举攻占马面关和桥头。21日，第198师主力对北斋公房再次发起攻击，日军第56师第148团1个营据险死守，双方形成对峙。
第54军左翼第36师（附第116师第346团）渡江后，即向大尖山、唐习山、鸡心山方面攻击。日军利用外围据点凭险固守，经3日苦战，第36师曾一度攻人大尖山，但又被日军击退。13日10时，第20集团军令其第二线兵团第53军渡江，接替第36师之任务。第53军第116、第130师于13日午夜，自第36师原渡江位置渡过怒江，至14日接替第36师向大尖山、唐习山等地攻击。第36师则北进至回恒山北侧集结整顿，原配属之第346团归还第116师建制。14日晨，第53军对大尖山、唐习山日军发起攻击，在优势炮、空火力支援下，于15日晨将上述两据点攻克，并续向江直街前进，沿途遭各据点日军阻击，战斗甚为激烈。日军每一据点均地势险要，第53军实施仰攻，牺牲甚大，遂在优势炮、空火力支援下，先以人力摧毁日军工事，再以步兵迂回敌后，包围攻击日军之据点。苦战至6月21日，终将南斋公房、江苴街等地攻克。该军除以一部扫荡龙川江东岸残敌，另以一部进出龙川江西岸警戒外，主力则于江直街附近整顿，准备与第54军合力攻击腾冲。
右翼方面，第54军第198师主力久攻北斋公房不克，陷入苦战。6月9日，日军第56师调集主力向北斋公房方面增援，突破第198师马面关、桥头阵地，与北斋公房日军取得联络，第54军急令第36师以一部监视瓦甸之敌，主力北攻桥头，协力第198师反击增援之敌，将日军击退。此时，第11集团军第6军预备第2师奉命赶来增援。6月14日，第198、第36、预备第2师合力攻克北斋公房，16日再克马面关、桥头。残敌分经明光、瓦甸向腾冲退却。上述各部继续猛攻，预备第2师先后攻克明光、固东街，第36师攻占瓦甸。随后，第54军遂于龙川江东岸集结，准备向腾冲攻击。
（二）第11集团军渡江攻击作战
在渡江各兵团展开攻击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日军难以调兵增援滇西，遂于5月22日命令中国远征军：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奉今后，当即命令：第20集团军（辖第53军、第54军、预备第2师）为右集团军，仍照原计划攻击腾冲；第11集团军（辖第6军欠预备第2师、第71军、第2军）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并限5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
第11集团军奉今后，立即变更部署，进行攻击准备，并于5月22日制定了渡江攻击计划，其方针是：“集团军为攻略龙陵、芒市，决以主力由惠仁桥、迄七道河间地区各渡口，渡过怒江，重点置于右翼，向龙陵、芒市包围攻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5页。]并以第71军为右翼攻击军，第2军（欠新编第33师）为左翼攻击军。该集团军于5月30日在怒江左（东）岸，完成攻击准备。
第11集团军当面怒江西岸的日军，为第56师主力，以龙陵为核心，在其前方配置两大据点：一为滇缅公路上的松山；一为镇（康）芒（市）公路上的平戛，松山据点最为坚固。日军配置于松山、龙陵之间的兵力，为该师第113团主力，平戛、芒市间，为第146团主力。各个据点均储备有大量粮食、弹药，可作长时间独立作战。高黎贡山地势险峻，尤其松山附近地区，扼滇缅公路的要冲，山高坡陡，其间多处悬崖峭壁，无法攀登。日军在此盘据两年，在大小松山、阴登山、大垭口、滚龙坡等地，以圆木及钢板等修筑了据点群及独立据点，准备长期坚守。
第11集团军各部队，于6月1日全面发起攻击。第71军（配属第6军新编第39师）自6月1日至3日，各部队分别由惠通桥、毕寨渡、三江口各附近渡过怒江。其新编第28师（欠第84团）于6月4日攻克腊勐，向松山进攻，久攻不下。第71军主力第87、第88师并配属新编第28师第84团，沿毕（寨渡）龙（陵）道路南侧地区向龙陵突进，于10日进抵龙陵近郊，并向龙陵日军发起攻击。龙陵日军据守城内、外据点，顽强抵抗，双方陷入苦战。此时，日军约1500人自腾冲方面，沿腾龙公路，向龙陵增援，15日越过龙川江。第71军以第87师主力迎击，双方激战于龙陵北侧地区，反复肉搏，双方伤亡重大。同时芒市方面日军约600人，也向龙陵增援，与新编第28师第84团激战于放马桥附近，该股日军主力虽被第84团阻止，但其一部仍进入龙陵城。于是，第11集团军下令停止攻击，并向后转移阵地，准备尔后再次攻击。又令新编第39师由龙江桥经三甲街向龙头街进出，掩护军的右翼。18日，日军由各方集中于龙陵的日军，约有5000余人，并于21日分向第71军各师反击，战斗激烈，双方陷入对峙。
第11集团军左翼攻击军第2军（欠新编第33师和第9师第25团）于6月上旬，自三江口南北地区渡江后，以第76师围攻平臭，其余部队向象达前进。6月中旬当龙陵战况紧张之际，集团军令第76师第227团向龙陵推进，策应第71军作战，但第71军战局仍未好转，继缤后撤至黄草坝南北之线。
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于6月初推进至惠通桥附近，并在新编第28师掩护下，逐次渡江，其荣誉第：师在6月中旬渡江完毕，向励外街推进。22日，该师加入第71军对龙陵的攻击，龙陵方面的战局才靠稳定。28日，第71军再兴攻势、激战至7月7日，于日军沉重打击，日军被迫逐次向龙陵城郊撤退，第71军乘胜迫近城郊，与日军形成对峙。龙陵方面的日军共计有第56师主力第113团、第146团、还有增援的第53师第119团主力和第2师第29团1个营，企图固守龙陵。
（三）腾冲、龙陵攻坚作战
6月下旬，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得知：缅北的中国驻印军正增加兵力向密支那攻击中。第8军主力则继续由惠通桥、七道河渡江，向尤陵方面增加，以加强对龙陵的攻击。腾冲方面的日军已以一部增援龙陵。第20集团军己进抵江苴街、固东街、大龙井，并已完成对腾冲的攻击准备，即电令第20集团军分兵3路，主力保持在右，向腾冲攻击。为避免日军利用既设工事阻击攻击部队前进，应先以一部由左翼迂回奇袭腾冲。
腾冲及其外围据点的日军，大部分是从江苴街、明光等处撤退下来的第56师第148团主力，另有第18师第114团一部。腾冲扼滇缅公路要冲，位于大盈江东岸，西、南面均有大盈江及其支流，四面环山。控制城区谷地及滇缅公路，地势天成。城垣构筑，下为巨石，上为巨砖所砌，抗力甚大，城区内工事极为坚固，外围各据点也是半永久性工事。腾冲、龙陵、松山、平戛为日军在滇西高黎贡山四大据点，其中尤以腾冲最为险固。第20集团军奉长官部电今后，立即调整攻击部署，令第54军（欠第198师）附预备第2师于26日前到达顺江街及其以东地区，再沿顺江街、腾冲道推进，驱逐日军警戒部队，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同第53军对腾冲实施包围攻击；令第53军立即派兵一部占领杭励山，其余各部队于26日前，在千榨山、打豆山、龙川江右岸地区沿打豆山、观音寺向蜚凤山攻击，再以1个团沿龙川江左岸南下，渡过龙川江后，随军主力进展，向飞凤山攻击，攻略各该据点后，再协同第54包围腾冲，攻击而占领之。第198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先在瓦店集结，俟第53军挺进后，再进至江苴街待命。
6月25日，第54军和第53军分别自龙川江西岸、清水河南岸向腾冲推进。26日，第36师之先头部队越过老祖坟，继续向南推进，预备第2师已到达那寨、宝华寺之线（宝凤山北端），准备向宝凤山攻击。左翼第53军仅进至千榨山、杭勐山之线。
28日，第20集团军令已进至宝凤山北端之线的第54军，主力沿公路以西地区，先攻占宝凤山、来凤山，再协第53军攻击腾冲城。29日，集团军各部队己迫近腾冲外围据点，7月2日，集团军以左翼为重点开始攻击。日军固守外围飞凤山、观音堂、来凤山等各险要坚固据点顽抗，使攻击进展迟缓。至16日，集团军以第36师主力向来凤山方面增加，并增加炮兵火力。
在空军支援下，经10天激战，终于27日将来凤山攻克。日军大部被歼，仅少数退入腾冲城内。第53军方面己将飞凤山攻占，随即向腾冲城进迫。至此，腾冲外围据点全部夺取，残余日军退入城区固守，作最后之抵抗。
7月27日起，第20集团军进行攻城准备。8月2日，空军对腾冲城开始轰炸，各攻城部队在炮、空火力支援下，向城垣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夺占城垣及城外堡垒7个，未能攻入城内。此后，攻城部队进行坑道作业，实施敌前爆破，空军不断对腾冲城垣进行轰炸。8月15日，第20集团军调整部署后，再次对腾冲城发起总攻，战至21日，将城垣之日军大部歼灭。城南方面第36、第198、第116师先后攻入城内，自南向北，逐巷逐屋攻击，与日军展开激战，寸土尺地，反复争夺。直至9月14日，城内日军全部被歼。日军代理团长及部分官兵，于弹尽援断后绝望自杀。
左集团军（第11集团军）方面：由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接替围攻松山的新编第28师的任务，第11集团军再度向龙陵发起攻击。
龙陵为日军在滇西的防御体系中4大据点之一，且为滇缅公路上的要点。龙陵的地形虽无腾冲之险，却为滇西日军主力之所在。
第11集团军第71军，在新编第28师增加到龙陵附近后，于7月13日再次向龙陵日军攻击，至25日，又进迫龙陵市区。此时芒市日军约1000人，经象达东南进入平戛，会合平戛日军，向西北出击。第11集团军因第71军左侧背受到威胁，于是命令第之军向该股日军东西夹击，出击的日军被迫退回芒市。至此，平戛、龙陵的日军均固守顽抗。第11集团军虽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日军工事坚固，攻击没有进展，又成对峙状态。
松山方面，自第8军接替新编第28师后，攻击力量加强。于7月下旬连续发动5次攻击，将松山外围各据点全部攻占，但松山核心据点，屡攻不下。
由于松山不克，滇缅公路不通，补给困难，大大影响第11集团军各部攻击龙陵。在此情况下，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传达蒋介石命令，限第8军于9月上旬内收复松山，如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将以贻误战机论处，依军法从事。第8军遵令浴血攻击、同时命令工兵营在松山峰顶日军阵地垂直下约30米处，进行对壕作业，掘进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10吨梯恩梯炸药。经过不到10天时间，完成爆破准备工作。9月8日晨，实施爆破，一举成功，将整个松山顶峰炸翻，日军第56师第113团全军覆灭。经过3个多月的苦战，中国远征军以高昂为代价，终将松山攻克。
8月14日，第11集团军第71军再次向龙陵发动攻击，激战至26日，一部突入龙陵市区。城内日军约三四百人仍死守核心各据点，拼死顽抗。第2军对平戛的攻击也进展甚微。芒市方面的日军，自8月中旬以来，由其国内得到补充兵约2000人，并由腊戍、南坎方面调来第2师第16团及第4团各一部，其兵力达6000人。自27日起，芒市日军主力沿芒（市）龙（陵）公路突进，打通了由芒市到龙陵的交通线。龙陵日军获得补充后，进行反扑，企图夺回部分外围据点。9月上旬，中国第5军第200师从昆明适时赶到，立即加入战斗，同时在腾冲方面作战的第36师也由腾冲南下，参加战斗，经3昼夜激战，日军被迫退回芒市。23日，平戛日军向芒市撤退，第76师收复平戛。滇西残余日军，固守龙陵、芒市顽抗。
此时，围攻龙陵的远征军部队除第71军外，第200师、第8军荣誉第1师、第20集团军第36师，均已参加该方面的作战。上述部队统由第71军军长钟彬指挥。10月25日，远征军再向龙陵发动统一攻击，至11月6日，龙陵外围据点及市区，全部被攻克，日军大部被歼，仅少数向芒市方面退去。
腾冲、龙陵作战，远证军总计毙伤日军1万余人，俘日军260余人，缴获步枪1700余支，轻重机枪160余挺，火炮16门。
（四）中国远征军向畹町、芒友追击作战
中国远征军攻克龙陵后，远征军长官部鉴于滇西日军已大部被歼，其溃退之部已成强弩之末，并且驻印军正向南坎进逼，日军已无余力向滇西增援。
为迅速打通中印公路，与驻印军会师，于是以第2军、第71军（附第200师）及第53军，沿滇缅公路及其两侧分3路向芒市、遮放进攻。
第71军（附第200师）于17日开始攻击，经3日挺进，进抵芒市近郊，据守芒市的日军，为滇西日军各师、团残部，芒市工事虽然坚固，但日军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当第71军逐渐形成包围圈时，日军分向遮放、励夏撤退，芒市遂被收复。21日，远征军以第6军接替第71军，于11月底进至遮放。
第2军方面，连续击破勐戛、蛮牛坝日军之微弱抵抗后，于12月中旬进抵勐古街附近。第53军于11月15日，由河头街附近地区，沿芒市、遮放道路西侧向遮放挺进，18日进抵来劳山附近地区，稍事整补，旋即经遮放继续向畹町推进。1945年1月上旬，3路攻击军进抵畹町附近，并展开围攻，24日击溃残余日军，攻占畹町。第11集团军当即越过国境，分途追击。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中国西南国际补给线中印公路遂告完全打通。滚弄方面的日军撤回缅甸中部，新编第38师遂将滚弄收复。1月28日，中、美两军高级将领在畹町举行会师典礼。至此，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陆续回国。
四、缅北、滇西反攻胜利的影响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在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挺进2400余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13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基本歼灭日军第18、第56师，重创日军第2、第53、第49师等部，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日军647人，缴获步枪1。1万余支、轻重机枪600挺、火炮160门、坦克12辆、汽车606辆、飞机3架。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万人。
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缅北、滇西一隅：
第一、它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抗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对稳定正面战场的抗战局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使国际援华物资在抗战末期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但是美援军事物资的增加，没有给对日的反攻起多少作用，却使蒋介石得以加速抢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
缅北、滇西的反攻，揭开了正面战场反攻的序幕。反攻的胜利，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收复了大片国上，粉碎了日军从西南封锁和进攻中国大后方的企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各大报纸竞相刊登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进行热烈的祝贺，中共中央通过《新华日报》热烈庆祝这一“辉煌胜利”。[《新华日报》1944年8月8日。]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入缅之战，开创了大陆反攻的新阶段”。[《纽约时报》1944年5月16日。]
第二、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军队在异邦国土打败侵略者，胜利归国，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空前的。
它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具有伟大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1944年11月号的美国《皇冠》杂志刊载了一位战地记者的评述，他认为“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缅北战斗“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军画史》，上海时代书局，1947年版，第10页。]
曾经参与缅北反攻作战的美军布朗上校这样说道：“中国人是我看到的最勇敢的军队，我必须向他们脱帽致敬”，他并表示“我愿意追随他们到任何地方”。作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的评价是：“中国军队是极好的。”[《中国现代军事史》，普林西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88页。]
第三、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印缅战区和太平洋地区的作战。
缅北反攻前，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分别在印度东北部和云南怒江以东，厉兵秣马，对驻缅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和钳制，使其不敢贸然向印度深入，进而实现与德国法西斯会师中东的迷梦。中国驻印军首先揭开了盟军反攻缅甸的序幕，为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英军对英帕尔的坚守和对缅中的出击，都因中国军队牢牢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大大减轻了对它的压力而终于获胜。从1943年冬开始的反攻缅甸作战，同亚洲、非洲和欧洲盟军的反攻作战遥相呼应！使轴心国在东西方都陷入战略被动。到1944年7月，抑留于缅甸的日军达到10个师又1个独立混成旅，这显然给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减轻了压力。对此，美国《纽约时报》载文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从侧翼牵制了太平洋战区，可巩固印度，完全打破了轴心国会师远东之企图。”[《纽约时报》1944年5月16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不仅对东方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胜利，使日军对缅甸的统治瓦解，为缅甸人民的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大量的日军被拖在缅甸战场，减轻了东南亚人民抗日的压力。缅北、滇西反攻的胜利，也增强了东南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一节 击退日军对常德地区的进攻
一、进入反攻阶段正面战场的形势
1943年春，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战略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5月13日，北非战场上最后部分德意法西斯军队向同盟军队投降。7月10日，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8月16日占领全岛，并威胁意大利本土。这一形势加速了意大利统治集团的分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赶下台。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至此，欧洲法西斯阵线土崩瓦解，世界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
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朝着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军于1943年2月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从而转入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转入了战略防御。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下，受到很大消耗与削弱，其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士兵投降自杀者日益增多，战斗力下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上的失利，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加剧了日本国内矛盾。
1943年4月和10月，东条英机内阁连续两次改组，内阁成员频繁易人，反映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对战争前途失去信心，政局不稳。同时战争经济也濒于破产。日本士兵和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激增，这就从内部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赖以进行侵略战争的基础。
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攻，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日军大本营制订了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并发布了《大陆命第757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首先力争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北部，以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迅速安定。在作战指导上，要求把日军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井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以便抽出日军用于太平洋战场和在中国占领区内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同时，加强航空兵作战，摧毁中、美的空军基地。此外，还决定以由国内调来的1个旅和在华的部分独立混成旅为基础，扩编成5个师，以接替准备调出的5个师的防务。这样，敌中国派遣军所辖兵力仍有24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3个航空兵中队，共60余万人。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43年1月至7月，多次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表谈话。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美英盟军在北非的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的6年艰苦抗战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因素。现在法西斯侵略阵线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同盟国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今后的问题是彻底打垮法西斯。中共中央于1943年7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以纪念抗日战争6周年的宣言形式，向国内外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继续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43年，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既抗日，又反共和“上山”、“观战”政策。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对内加紧反共，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又有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荣子恒等部共4万多人先后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由于在华日军仍在全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正面战场作战的次数大大减少。
1943年内，除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反攻作战中取得一定胜利外，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仅在鄂西和常德地区进行了两次防御作战。
二、常德会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企图、方针、部署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已被迫转为守势。在印缅战区，盟军也在计划反攻缅甸。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由四川、湘南调滇、印，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向日军大本营提出：“必须割断重庆同英美的关系，为此，除了付诸于武力，别无其它方法可寻”。日军杉山参谋总长认为，对中国采取攻势，“杀出一条血路是能最迅速地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重要方策。”
1943年8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制定了《1943年秋季以后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方针为：“派遣军务确保现占领地区之安定。特别在华北方面，本年秋季，以实行有组织地歼灭共产党军队为目标，并以第11集团军及第13集团军的主力，分别实施常德和广德作战。于明年春季，以华北方面军及第11集团军实施打通平汉线作战。全面加强防空，以第3航空兵师配合地面作战外，迅速恢复和提高作战能力，以灵活的战术摧毁中国的航空兵作战力量。”《大纲》要求华中方面军的第11集团军对湖南常德发动进攻，作战企图是：“进攻常德附近，搜索并消灭中国军的主力，摧毁中国第6战区的根据地，削弱中国军继续抗战的企图，牵制可能调往云南的中国军兵力，以策应南洋方面的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50页。]
日军大本营根据战场形势，同意其中国派遣军进攻常德的作战计划。日军认为：“湖南素有‘湖南丰收，四川饥馑’之称。而常德则是湖南省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与东部的长沙相对，为重庆军补给命脉所在。我军将该地占领，东南可监视长沙、衡阳，西方可顾及四川东部，成为足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冲。”[〔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59页。]
常德会战日军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指挥，调集第3、第13、第39、第58、第68、第116师等部，总兵力约10万人。
1943年夏，日军第11军实施鄂西会战后，已进至江陵、监利间长江右（西）岸宛市、石首、华容之线，对洞庭湖西侧地区构成威胁。1943年10月，日军第11集团军以湘北、鄂西的第40、第13师，集结华容、石首、藕池口等地区，并从安庆、九江、南昌等地区调第39、第3、第116、第68师，分别集结于江陵、郝穴、石首、监利等地区，并在监利、沙市问江面，泊集舰船30余艘，滨湖河议泊集汽艇300余艘，民船千余艘。在武汉地区集中飞机约50余架。于10月31日完成作战准备。
中国第5、第6、第9战区，于1943年夏鄂西会战中止后，与武汉方面军日军形成对峙状态。此际，国民政府先后由第6、第9两战区抽出兵力转移于云南及印度，准备打通中印公路。迄至1943年9月，日军开始频繁调动，第6战区根据情报，判断敌企图对本战区发动进攻。立即修订防御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以巩卫陪都为目的，兵力重点配置于石牌、廓河两要塞，先以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逐次打击敌军，最后固守常德、石门、渔洋关、资丘、石牌、廓河等地区，再以第二线兵团，协同第一线兵团对敌实施机动作战，歼灭进攻之敌。”
常德会战中国第6战区第10、第26、第29、第33集团军，江防军及王耀武兵团，第9战区李玉堂兵团、欧震兵团，总共30个师约20万人参战。
中国军队于1943年10月10日完成常德会战计划的策定后，于月底完成作战准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于10月27日，电令中国空军对岳阳、沙市地区集结的日军进行轰炸，并致函第14航空队，准备配合常德会战。
中国军队常德会战的部署是：
第6战区以第10集团军之第79军及66军一部，守备宜都、松滋、新江口（不含）之线；
江防军以第30、第18、第86军守备石牌要塞、宜都（不含）、榮家店、玉山各附近地区；
第29集团军以第44、第73军守备甘家厂、宫墙、南县之线；
第6战区直辖部队第87军、第94军集结于秀山、建始地区；
军事委员会直辖第74军及其所属第51、第57、第58师，集结于常德、桃源地区待命。
（二）战役经过及影响
1943年11月2日，日军第11军发动常德作战，开始向第6战区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防御的一线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日军第39、第13师、宫胁支队、佐佐木支队、第3师，从沙市、石首地区向西渡江，对第10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5个师）的仁和坪、暖水街、桐子溪、公安、石门等地发起进攻。日军第116师、第68师、第40师及混成第17旅及伪军4000余人，从石首、华容地区向第29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6个师）正面的津市、安乡、白蚌口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碍与工事，予日军以消耗。
11月5日，第10集团军转移至聂家河、棉马城、暖水街、王家厂之线主阵地。第29集团军转移至永河镇、新马头、安乡之线。
第10集团军于11月5日至13日，以暖水街为中心，坚守阵地，奋力阻击日军进攻，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但自己伤亡甚重。第29集团军从11月6日至17日，与优势日军先后在澧水两岸战斗，伤亡较大。11月21日，日军第13师、第3师各1部向中国守军第51师七柴山、明月山阵地猛攻。驻善溪港日军南进渡过黄石河后，向桃源前进。日军飞机载伞兵于桃源空降，支援其步兵围攻桃源，中国守军遭伤亡严重，撤守沉水南岸，桃源遂陷。
11月21日，日军第3师进至漆家河以东，配合其空降部队袭取桃源后，向常德南面突进。日军第116师、第68师进抵常德外围，与中国守军第57师在德山以东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空军与盟军第14航空队于11月10日至21日，先后出动百余架次轰炸机与战斗机，袭击澧县、津市、石门、王家厂、澧水、藕池口等地日军集结部队、日军仓库与江南运输船只，击沉日军木船40余艘。并与日机展开空战，配合地面部队战斗，击落日机4架。中国空军亦损失4架飞机。
11月22日，第10集团军所属第66军向王家厂、仁和坪地区日军发起攻击。第79军由石门以西渡遭水，向慈利东南攻击日军侧背。第29集团军所属第44军、第73军、第74军在道水、黄石河地区抗击日军进攻。
日军第68师、柄田支队、第116师、第3师，于11月21日夜渐次迫近常德。当日军西进之初，中国第6战区即令第29集团军第74军第57师守备常德市，于10月中间完成常德城防工事及其附近防御工事的修筑。
11月22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13、第3师主力，与守军第29集团军第74军在道水、黄石河、慈利以南地区展开激战。日军第39师、古贺支队及宫胁支队，仍留置于枝江、宜都及其西南石门以北地区，阻扰中国第18军、第66军、第79军等军南援常德。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歼灭日军于常德附近地区，令第74军第57师以常德为核心竭力抵抗日军进攻，另调集第6战区主力及第9战区一部，以第10、第100、第74、第73、第99、第44、第79军等7个军为一线兵团，以第18军为第二线兵团，于沉水南北地区，由南、西、北3方面采取包围攻击，并令中国第9、第5战区对驻岳阳及其以东、荆门、大洪山地区及怀宁等地区日军加紧攻击，以策应常德决战。
国民政府军委会并于22日电令第6、第9战区：“第57师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
11月23日，日军由甲街市渡沅水窜入常德城南面的蔡码头，另一部由马峰领进入南站，开始围攻城南。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岩桥子、杨家桥地区中国守军阵地连续发动猛攻，战至黄昏，中国守军阵地被毁，奉命向卓安桥、半铺市、沙港之线阵地转移，继续战斗，日军步兵第116师第109团团长布上照一上校被中国守军炮火击毙。[〔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98页。]
日军第11集团军原定由第116师进攻常德，但因自22日该师步兵第109团由北面进攻遭中国守军坚强抗击，损失严重。日军第11集团军遂于23日部署：“第116师队北面、西面全力攻击。第3师以1个团为基干由南面进行攻击。第68师以1个营为基干从东面攻击。预定25日夜为进攻常德开始时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02页。]
24日拂晓，日军航空兵与炮兵对落路口、卓安桥、白马庙、沙港等地集中实施火力准备，步兵以密集队形向落路口、卓安桥猛攻，至当日下午，守军阵地被毁，官兵伤亡甚重，被迫退守落路口、鱼文中学、兴隆桥一线地区。
24日晚，常德守军第57师接第6战区代长官孙连仲电示：“常德存亡，关系全局，着激励官兵坚守待援，赞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努力战斗为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76页。]
25日，日军向七里桥、卓安桥、三里港等地猛攻。中国守军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第57师顿挫敌锋，牺牲甚多，退城垣坚守主要阵地。
25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及盟军第14航空队，先后出动各型飞机袭击常德外围敌增援部队，击毙日军第3师第6团团长中畑上校。并击沉江河水面敌汽艇5艘，木船40余艘，毙伤大量日军。
27日，日军围攻常德。以飞机与火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并向城内施放毒气。日军向常德城垣猛攻，与中国守军激战至午夜，日军第102团伤亡甚重。此时，常德会战已进入决战阶段，中国在常德外围作战的各军正分别向常德挺进。第10军于27日抵达德山地区。第74军、第100军分别向陬市、河伏挺进。
28日，日军集中百余门火炮，向常德实施猛烈火力袭击，步兵在飞机支援下发起全面进攻。守军第57师经连日激战，战斗部队遭严重消耗，遂将师部勤杂兵、夫役及常德县警察队等编入战斗部队，与敌展开血战。此日战斗最为惨烈，激战至午夜，日军攻势顿挫。
12月1～2日，守军第57师仅凭少数残破碉堡与屋壁拼死抗击日军进攻，坚守阵地。
12月3日，日军对常德继续猛攻，并施放毒气。守军被迫突围，常德遂陷。
中国守军防守常德，作战16昼夜。日军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中国守军仅为1个师，兵力仅9000余人，在敌我兵力兵器悬殊情况下孤军奋战，达到吸引与牵制敌军的目的，并击毙敌团长2人、营长4人，及大量下级军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12月初，第6战区常德外围部队，向常德之日军发起攻击。8日，在常德陷落6天后，重新收复该城，并向撤退之日军展开追击。至22日，先后克复南县、安乡、津市、遭县、公安、松滋、枝江等地。在此次会战中，中国和美国空军以恩施、芷江、衡山等基地，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支援作战。先后出动261架次，使用轰炸机280架次，驱逐机1467架次，对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之日军实施攻击，并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25架，在地面击毁日军飞机12架。
此次会战，日军以6个师及伪军一部约10万人的兵力，飞机约130余架，分4路进攻，每路不超过两个师，其中以3路合击常德。第6战区以12个军30个师在第9战区兵力一部的配合下阻击日军进攻，收复失去的阵地，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在历时50余天的作战中，第6战区也付出重大代价，师长阵亡即有许国璋、孙明瑾、彭士量等三人。
在常德会战中，中国军队依托阵地节节阻击，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并以反攻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相当的损伤消耗，较重地打击了进犯的日军，部分地破坏了日军南下的作战企图，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二节 豫湘桂作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企图、方针、部署
1944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在世界各主要战场节节胜利，日本侵略者被动挨打，处境困难。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本的反攻与进攻不断增强，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它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在中美空军的监视下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
1943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就已开始酝酿对华实施作战的计划。当时任作战科长的真田穰一郎，汇集了大量的“长期战争计划资料”，经过认真研究之后，感到难以看出日本有胜利的希望，于是，他设想太平洋方面战局恶化，如果在中国大陆占有牢固的立足点，同南方（东南亚）战场连成一气，就能坚持长期战争。不久，真田升任作战部长，服部卓四郎就任作战科长。
11月中旬，服部到所罗门群岛的腊包尔了解战况，他观察了西南太平洋的作战形势后认为，太平洋战线也许会被突破，制海权可能会转至盟军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只有依赖亚洲大陆，这就要打通中国大陆南北地区，使其成为通向南方地区的大走廊。这样，就可以通过中国，将日本本土与南方战线联系起来。11月25日，从中国起飞的美机空袭台湾的新竹，轰炸日本海军航空基地，引起了日军大本营的重视，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服部指出，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位于中国东南地区，很难抑制，是否可以在华中、华南发动作战，打通粤汉线，抑制美机的猖狂活动？杉山的提问，使服部等人设想的打遁大陆交通线作战目的中，加进了抑制在华美国空军活动的内容。接着，杉山、真田、服部等人就此项作战开始了具体研究。
日军大本营把这次豫湘桂作战称作“打通大陆交通作战”，代号为“一号作战”。1944年1月初，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指导一号作战的基本方针》规定战略目的是：“把1943年夏秋作为应付美国反攻所设定的‘绝对国防圈’[即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的范围内。]，向纵深加强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是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确保和南方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络，防止从中国大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和对本土与南方之间海上交通的破坏，而要摧毁美国的空军基地。”“不仅必须在中国大陆上与中国野战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野战，而且趁此时机要给中国军队主要战斗力以沉重打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湖南会战》上册，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1页。]
1944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一号作战命令和《一号作战纲要》，明确指出：击溃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以摧毁敌空军主要基地，从而制止其猖獗活动。
日本中国派遣军按照日军大本营命令，制订的一号作战计划是：约在1944年4月左右，由华北方面军出动4个师及第5航空军（原第3航空师改编）一部，实施平汉作战，时间约为1个半月；约在1944年6月左右，第11集团军从武汉地区发起湘桂作战，在1944年7～8月，第23集团军从广东发动湘桂作战，参战总兵力约为10～12个师及2个飞行师，时间约为5个月；如战局发展顺利，在1945年1～2月，由第23军攻占南宁附近，打通并确保桂林至越南谅山的交通。[〔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8），朝云新闻社，东京1974年版，第32～33页。]
为保证一号作战的实施，日本大本营决定，日本南方方面军，在中缅、中越边境发动攻势，牵制中国军队；从关东军抽出第27师及其他部队编入中国派遣军，还将原准备调柱太平洋战场的4个师留在中国。为了在兵力集中后，确保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大本营又新编14个独立步兵旅编入中国派遣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之际，日本侵略者使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可以说是困兽犹斗，孤注一掷了。
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前，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战略指导上，仍采持久战略，并力求打通国际交通线，俾大量接受援助，借以充实战力，准备尔后之总反攻。”[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第2页。] 以实现与盟军争取共同胜利，连续实施局部攻势，使日军不能抽兵南进，以减轻敌人对盟军之压力；同时派兵入缅，协助盟军作战，待获得物资供应后，实施总攻，歼灭入侵之敌，收复失土之目的。当时中国军队共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人数约为650万人。
二、豫中、长衡、桂柳作战经过
（一）豫中会战
1944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按照大本营的《一号作战纲要》，开始研究制订打通大陆纵贯平汉铁路南部沿线地区的计划，即豫中会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从1944年春季起，先突破对方正面阵地，将主力集结于黄河南岸，佯作沿平汉线南下，进至许昌或僵城地区后，向西迂回，围歼第1战区主力，并打通平汉线。
1944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深感兵力不足、难以维持占领区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部署，抽调兵力向豫北集结，进行豫中作战的准备。在豫中方面，首先抢修黄河铁桥，重建邙山头据点，并将平汉铁路北段由小冀修复至黄河北岸。至4月初，日军先后抽调东北及华北地区兵力，共约4个师、4个独立旅、1个坦克师及1个骑兵团，总计约15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至4月中旬，日军第62、第110、第27师、坦克第3师及独立步兵第9旅集结于博爱以东、新乡以南黄河北岸地区，第38师、独立混成第7旅及骑兵第4旅，集结于开封附近地区，第69师、独立混成第3旅集结于垣曲地区，并将郑州以北黄河大铁桥完全修复。为配合豫中作战，日军另以第11集团军独立第11步兵旅由信阳北犯，从南北沿平汉线对进，分路向豫中进攻。
中国第1战区在汜水、广武、郑州、中牟、尉氏河防一线和许昌、遂平之平汉铁路沿线以及密县，临汝、襄城、洛阳等纵深地区，部署有8个集团军共17个军。第1战区在察觉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企图后，进行了一定的准备。
计划以沿河防及平汉铁路线地区构成守势地带，凭借据点工事阻击日军，以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待机向深入像中之日军实施反击。其作战指导与部署是：以广武、汜水及其以东河防守备部队，先阻止日军渡河，若敌人渡河成功，则以荥阳、郑州、洧川、长葛、许昌一带据点工事，消耗疲惫日军，同时汤恩伯兵团一部及第4集团军于登封、密县以北山地，形成自密县至汜水间之防御地带。另于临汝、密县、禹县、叶县等纵深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并以第78军、第89军、固守许昌、郾城、遂平、舞阳四个据点，以第72、第13、第29军秘密集结于攻势地区，统归副长官汤恩伯指挥与日军决战。4月18日零时，日军第37师及独立第7旅于河南开封以西中牟一带渡过黄河，向中国第1战区河汜守备部队发起猛烈进攻，经激战后突破暂编第15军阵地，分路向郑州、新郑、尉氏、洧川等地突进。至21日，新郑、尉氏被日军攻陷，中国守军暂编第15军及第2旅、第3旅退守许昌西北地区，24日密县失陷，中国第85军转守西方山地，阻击日军进攻。
豫北方面日军第110师、第62师，于4月19日晨向防守邙山头阵地的中国第85军发起攻击。
21日突破河防阵地后，侵占广武、汜水，22日又陷荥阳。24日，由荥阳南下之日军第110师与由郭店西进之日军第37师占领密县，并继续向西南方向进攻。此时，中国第1战区第4集团军防守该地部队退守荥阳、密县以西之虎牢关至马驹岭一线，阻止日军西进。26日起以第31集团军主力向密县附近之日军实施反击，迫敌改取守势。激战至30日，日军后续兵团（第27师、坦克第3师及骑兵第4旅）等，已集结于密县、郑州地区，迅速向禹县、襄城、许昌等地猛攻，与中国军队第28、第31集团军展开激战。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并以坦克第3师及骑兵第4旅向襄城、郊县突进。3日，侵占郊县、禹县，4日陷临汝。6日，再陷登封、宝丰、鲁山，并以其先头一部进抵洛阳以南龙门附近。为阻滞向龙门突进的日军，第6战区急调刘勘兵团进至龙门、伊川、嵩县一带防守，暂时稳定了态势。
5月7日，由许昌南犯之日军第27师攻占郾城、漯河。同日，由信阳北进之日军独立步兵第11旅攻占遂平。8日，日军南北会攻夺占西平，终于打通了平汉铁路。此后，日军即集中主力向洛阳进攻。以第110、第62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混成第7旅，分别由登封、禹县、郏县及宝丰地区，向龙门、洛阳实施包围迂回。同时，日军第69师及独立混成第3旅，由晋南垣曲南渡黄河，9日侵占渑池，威胁洛阳的侧后，完成了对洛阳的3面包围。洛阳为中国的文化古都，日军为保障平汉铁路安全通车，防止中国军队由潼关向河南反击，急欲夺取洛阳。中国第1战区遂调整部署。除仍以第15军及第94师固守洛阳外，令第4集团军和刘戡兵团分别撤至洛阳西南之韩城、宜阳地区集结，准备侧击由渑池向洛阳、洛宁进犯之日军。5月13日，郾师、龙门各路日军会合于磁涧地区，向集结于洛阳外围的第1战区部队攻击，第36集团军等部遂先后由渑池附近向西转移，日军随即尾追，沿陇海路及洛、卢道向西突进，于17日占洛宁，18日陷陕县，20日占卢氏。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作战中以身殉国。此时洛阳守军已陷于孤军苦战。中国军队为挽战局，击破日军的攻势，以第5、第1O 两战区部队，与第1战区各兵团协同，对日军实施反突击，先后一度克遂平、鲁山、嵩县，进迫宝丰，截断平汉线。西进日军侧背受到威胁，不再继续向纵深进攻，乃放弃卢氏，退守洛宁，以其主力东调，巩固已占领地区。
5月19日，日军集中第63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等主力部队开始向洛阳发动进攻。22日，日军3次突入城关，均被守军击退。日军又以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守军英勇奋战，坚持至25日，弹尽援绝乃分路突围，洛阳古城沦陷，豫中会战结束。
（二）长衡会战
1944年5月，日军依照其“一号作战”计划，在向豫中大举进犯的同时，以日军第11集团军开始准备对湖南的进攻，企图击溃中国驻湘中军队，贯通粤汉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将前进指挥所推进至汉口。5月25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由南京抵汉口前进指挥所，亲任对湖南作战的指挥。同时，日军第11集团军的8个师已集结于岳阳及其附近地区。为加强作战部署，日军自1944年春即开始在鄂南湘北一带集结兵力，并从东北、华北及滨海地区抽调部队，组成一支庞大的作战集团。日军自称这是侵华日军自“七·七”事变后，进攻中国一个地区所使用规模最大的重兵集团，其兵力共约17万人，分别部署于华容、岳阳、崇阳地区，并分为两线：其第一线5个师，部署于华容、崇阳之线；第二线3个师，部署于监利、蒲圻一线。
中国第9战区根据3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策定以第30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4集团军等部，各以一部利用既设阵地，节节予日军以打击，迟滞其前进，主力集结于后方，诱敌于有利地区实施包围攻击，然后乘其疲惫而予各个歼灭，粉碎日军打通粤汉铁路之企图。
5月26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分3路发起进攻。其左翼第13、第3师，由湖北崇阳南下，向中国守军第72军防御阵地实施攻击，攻占通城后，于6月1、2日先后侵占长寿街、平江；正面之日军第68、第116师，由岳阳东南地区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第20军新墙河南岸阵地后，于30日直趋泪罗江北岸；其右翼第40师及独立第17旅由华容渡洞庭湖向沅江第99军阵地进攻。6月3日，日军第2线兵团相续加入粤汉路正面作战。至6月6日，日军进至沉江、捞刀河、永安市之线，一部攻占湘阴城。
6月7日，日军左翼第3师、第13师进抵古港附近，遭到中国守军第72军、第58军、第44军及第20军攻击，毙伤其一部。日军向第58军实施反击，11日，突破石湾附近中国守军阵地，继续向南突进。中国军队第72军及第58军协同向日军实施尾追截击。第20军及第44军则转向创阳阻击日军进攻。
6月11日，日军右翼第40师及独立第17旅一部，分两路渡资水，一路进攻宁乡，一路南攻益阳。与中国守军第73、第99军展开争夺战。14日，中国军队第73军尾击南下之日军。同时，第24集团军对宁乡之日军展开攻击，连续激战4日，歼日军一部。正面日军主力以优势兵力进攻浏阳，与第44军激战9昼夜。中国守军退至浏阳南郊。同时，日军右翼之第34师及第58师渡浏阳河，直逼长沙。6月16日，日军第34师由湘江以西向岳麓山开始攻击。随后，第58师由长沙东北至东南部，对守军第4军展开围攻。17日长沙外围红山头、黄土岭失陷，岳麓山主阵地亦破日军突破。18日长沙失陷。
日军攻占长沙后，继续向粤汉、湘桂铁路交点和重要战略基地衡阳逼进。
日军左翼第3师、第13师，由醴陵地区南下，于6月24日攻占攸县，直趋安仁，并向衡阳东南实施迂回。中国第9战区急调第20、第26、第37、第44军等部队，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日军。7月2日完成西进部署，开始攻击，8日克复攸县，并包围耒阳日军。同时，第58军亦克复醴陵。日军第11集团军随即以其第27师等部加入战斗，7月10日再陷茶陵、耒阳。7月29日，占领醴陵之日军东陷萍乡，南趋莲茗。中国军队再次实施反击，夺回萍乡，对耒阳附近日军加强围攻，并以一部挺进渡过丰河，策应衡阳近郊之作战。
日军实施正面进攻之第116、第68师，在两翼策应下，沿粤汉铁路南下，迅速向衡阳市郊突进。6月26日，第68师占领衡阳机场，主力进至衡阳以南，与第116师形成由西面和西南围攻衡阳的态势。6月28日拂晓，日军对衡阳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守军第10军（辖第3、第190师、预备第10师及野炮一营等）英勇奋战，顽强抗击。至30日战斗愈加激烈。日军连续发起进攻，均被中国守军猛烈炮火击退，日军伤亡惨重，第68师师长佐久间中将亦负重伤。中国军队步、炮、空协同作战，大量杀伤日军部队，日军地面攻势受挫，以航空兵对衡阳实施昼夜轰炸，并投下大量燃烧弹。7月3日至6日，衡阳城内昼夜燃烧，中国守军的粮弹仓库大部分被焚毁。7月11日，日军开始向衡阳发动第二次进攻，并将主要突击方向改向衡阳西南方向，逐步紧缩包围圈，但进展仍不顺利。日军遂在空、炮火力支援下，连续攻击，并施放毒气，但守军寸土必争，阵地形成犬牙交错，战斗至为惨烈。日军夺占了部分阵地，双方伤亡均重。日军难于发展进攻，遂于7月20日再次停止进攻。
在此期间，奉命驰援衡阳之中国第62军，其先头第151师，已通过何家桥、许家冲之线，向欧家町攻击。19日第157师亦攻抵黄泥坳，日军第40师渡蒸水增援，经激战后，第62军先头攻抵衡阳火车西站，惟第79军进展缓慢。第62军受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的反击，且弹药缺乏，于22日又撤退至硫子坑地区。
8月4日，围攻衡阳之日军开始第三次进攻，在航空兵和炮兵连续实施火力袭击后，实施昼夜轮番攻击，激战至6日，日军由西北郊突入城内，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不断击退其进攻。在此关键时刻，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令全军放下武器，于8月8日率所属各师长向日军投降，长衡会战宣告结束。中国军队为保卫衡阳的广大官兵流血奋战48天的成果，被可耻的投降行动所出卖，实为痛心。
此次作战，中美空军集中轰炸机68架，驱逐机113架，夺取制空权支援陆军作战，并攻击日陆、海军，共出动各种飞机4500余架次，击落及炸毁日军飞机120余架，毁敌船1000余只。使日军损失严重。
（三）桂柳会战
1944年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依照其“一号作战”计划，开始桂（林）柳（州）的作战准备。日军大本营为加强对湘桂作战的指导，统一对第11、第23集团军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34集团军的统一指挥，8月26日，新设立了第6方面军，由冈村宁次任司令官，并将司令部置于衡阳，随即开始集结部队，储运物资。日军以其第11集团军（辖第3、第13、第50、第58师等部），约10余万人，集中于湘桂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以其第23集团军于江西方面，集结第104师、第22师及独立第22旅等部，约3万余人，另于雷州半岛方面，集结独立第23旅4000人，准备以分进合击，向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作战设想是：按照战备进展情况，尽早开始进攻，先以速战攻下桂林，再向柳州方面挺进，与第23集团军策应，围歼敌军于柳州附近。
中国第4战区以第16、第27、第35集团军共9个军担任桂柳等地区的守备，并策定在湘桂铁路方面迟滞日军之进攻，在西江方面先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进攻之日军。因日军主力使用于湘桂路方面，第4战区乃决定以湘桂路方面为防御重点，阻击日军推进。先以李玉堂兵团第62、第79军等部于湘桂正面，迟滞日军行动，并以前来增援之第53军向全县推进。以第27集团军取道湘南，侧面阻击日军前进。以第35集团军迎击西江方面之日军。桂南方面由地方团队担任守备，另以第31等军，于桂柳附近，构筑工事，准备固守。
9月上旬，在日军第6方面军指挥下，第11、第23集团军分别从湖南、广东向广西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3、第13、第37、第40、第58师等部队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进犯，突破第93军防御阵地，9月11日占领黄沙河，14日占领广西东北要地全县，打开了广西的东北门户。
中国守军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插桂林。接着，日军连陷兴安、灌阳，于10月底进至桂林以南之良丰、阳朔等地，对桂林侧后构成包围态势。
自1944年8月22日至11月9日，中美空军为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主要以桂林、柳州、昆明为基地。其出动1386架次，在空战中击落日机34架，击伤10架，炸毁停在机场的飞机6架，炸毁车辆400余辆，大小木船578艘，破坏阵地、车站、库厂、指挥机构50余处，桥梁11座。
9月下旬，日军第23集团军以第104、第22师及独立第22旅由广州附近之清远、三水、佛山、江门及台山等地，沿西江及其两侧向西进犯，连陷怀集、肇庆、云浮，德庆等地，9月24日占领梧州。日军第23军另以独立混成第23旅，由雷州半岛廉江北犯，进占陆靖、容县，9月28日，与由西进之第104师占领丹竹、平南，由东南方面对桂、柳形成攻击之势。此时，第4战区调集第35集团军之第64军及桂绥第一纵队，对桂平、蒙墟之日军攻击；以第27集团军之第37军（一个师）由蒙山向平南攻击，予以策应。
10月20日，在空炮火力支援下，对桂平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开始攻击，突破其阵地，至28日，突入蒙墟街区，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为稳定其态势，以第104师突破金田村掩护阵地，对攻击部队左翼构成威胁，反攻被迫停止。
11月4日，日军第58、第40师对防守桂林的第31军之第131师、第46军之第170师等部阵地发动进攻。5日，日军多次使用毒气，攻击城东郊七星岩阵地，守军伤亡惨重。7日，日军在炮、空、坦克支援下，由西、北、东三面攻城，突破城防阵地，守军与日军展开巷战，至11日，守军部分突围，桂林失陷。
柳州是日军攻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11月上旬，当桂林战斗正激烈之际，日军第13师由良丰南下，4日占领永福，并向柳州西北方面进逼。日军第3师由恭城南犯平乐后，与第27集团军之第20军在荔浦附近激战，并继续向柳州东郊突进。日军第104师突破东乡第62军的阻击线后，进占武宣、象州，向柳州南郊突进。中国第4战区第27集团军所属第26军担任柳州城区防御，第37军担任柳州南郊防御，第20军部署于西郊待机。
11月7日晚各部到达指定防御地区。与此同时，日军第13、第3、第104师先后进抵柳州北、东、南郊。11月9日，日军由三面发起进攻，守军经激烈战斗后，11月10日，奉命弃守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转移，继续阻止日军西进。
正当中国第4战区部署第27、第16、第30集团军，在宜山南北一线构筑阵地以阻击日军进攻时，日军第3、第13师由柳州西进，于11月15日夺占宜山。22日，又突破第97军于车河、南丹附近的防御阵地，继续向贵州重镇独山方面突进。12月初，日军第3、第13师先头部队进至独山地区，12月2日攻陷独山和八寨。中国军队第98军、第29军等部向日军实施反击，日军一再增援，终于不支，纷纷后撤。中国军队第98军第169师和第29军第11师乘胜追击，6日收复八寨，8日收复独山。此后继续南追日军，至13日，克复南丹。
14日，日军再次反扑，经激战双方伤亡均重，在车河一线形成对峙状态。
11月中旬，日军第22师沿湘桂路南犯，11月21日攻占宾阳，并与独立混成第23旅分路并进，于24日进占南宁。在此期间，日军驻越南之第21师，由谅山分3路乘势北上策应，接连攻占龙州、宁明、明江等地，并于12月10日与由南宁南下之第22师一部会师于绥渌。至此，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广西省内重大战斗，暂告结束。
三、豫湘桂作战的结局与影响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华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即一号作战，历时8个多月，是日军在侵华战期间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进攻估计不足，以致前方兵力薄弱，作战准备欠周，因而在日军向豫、湘、桂各区进犯时，显得仓促应付。同时，邻近各战区未能以大部队向当面之日军发动攻击，积极策应友区和钳制日军的进攻，使日军得以逐次集中兵力，实行各个击破。加之各战区临危慌张，指挥失当，未能以顽强持久的作战打击日军，破坏其进攻计划，以致日军从1944年4月至12月中，向前推进近2000公里，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地区，形式上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当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失近60万军队，丢失大小146座城市，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贵州告急，重庆吃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
在这次大败退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1/3，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病冻饿。
豫湘桂作战的大败退，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是，参加豫湘桂作战的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付出巨大牺牲。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载史册。
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作战中的经验和教训是发人沉思的。
豫中会战历经30多天，虽给予日军一定的伤亡损耗，中美空军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160余架，毁日军汽车、坦克约70辆，但未能破坏日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和占领沿线要点及洛阳的企图。第1战区守军以轻装步兵武器，与日军坦克搏斗，击毁其10余辆。然而战区部队未能利用有利地形及天然障碍并构筑人工障碍，以顽强之抗击有效阻滞日军坦克、骑兵部队的突进，同时以有力之部队向日军侧后攻击，断绝日军交通补给，钳制其进攻行动。加之汤恩伯军与民众关系恶劣，在作战中一再败退，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导致会战失利。
在长衡会战中，中国第9战区以16个军对抗日军9个师的进攻，虽在局部反击中给日军一定的损失，但未能破坏日军占领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在战役部署上，未能针对日军采取二线兵团的部署，并以有力的左翼掩护保证其主力沿粤汉铁路夺取长沙、衡阳的作战计划，将战区机动侧击部队主力控制于长沙、衡阳以西地区，向日军兵力薄弱的右翼攻击，威胁日军主力之南下，从而有力地支援长沙、衡阳的保卫战。同时，未能机动灵活地指挥，避实就虚击敌要害，终于陷于被动，招致了会战的失败和湖南大片国土的沦陷。
在桂柳会战中，中国第4战区以3个集团军共9个军以及策应部队共10万人的兵力，对日军8个师作战，虽在桂平方面曾以有力之一部向沿污江西犯之日军实施反击，但未能击溃或阻滞该路之日军，解除从南面对柳州的威胁。桂柳地区中国空军基地共有7个，已明显掌握了作战中的制主权，在作战中，曾频繁出动飞机实施空中掩护，阻绝日军交通，轰炸敌机场，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40余架，摧毁日军船只、车辆甚多，但是，未能充分发挥空军的优势，取得陆空协同配合的最理想成效，迟滞和破坏日军的进攻。桂柳地区有险要地形及既设阵地，利于坚守，但既没有配备较强兵力，扼守战略要点，又无有力之预备和机动兵力适时侧击进攻之敌，致使桂柳要地数日即陷，实为痛借。
日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侵占了中国大片地区，形式上虽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但日军在此次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损失惨重，战略态势进一步恶化。侵华日军经长期战争的消耗，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已开始攻势作战，日军己陷入穷于应付。在这种总的形势下，日军硬拼凑兵力，进行深入大西南的远距离作战，就使日军战线拉得更长，兵力更为分散，占领区守备兵力更为薄弱，战略态势更为不利。这就使敌后战场抗日军民的反攻更处于某种有利形势。日军集中50余万兵力，进行长达10个月的进攻，企图实现的“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并没有给它带来重大的利益和足够的实际价值。所谓大陆交通线，只不过是根本无法保障通行的一条空线。日本官方战史也不得不承认：“虽攻占了中国西南方面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法属印度支那连结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将如何？”“在策划‘一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关于全盘一号作战，尤其是第2期的向桂柳地区挺进的意义和价值，以及是否适当，值得今后深思和检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广西会战》下，朝云新闻社，1985年版，第225页。]
总之，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全面陷于包围的困境中，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集中侵华日军主力的相当部分，进行的突破战略包围的垂死挣扎，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相反，加速了它在中国战线的崩溃，加速了它的最后失败。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加深
一、国统区的独裁统治
1943年初，世界大战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发展。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方针。关于这一点，日本当局在1943年初的形势判断中清楚地指出，国民政府在“继续进行消极的抗战”，“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6）第7、第5页。]
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当时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在世界法西斯覆灭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趋明朗的时刻，国民党开动了宣传机器，一方面鼓吹自己抗战的“丰功伟业”；一方面大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所谓“罪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政治解决共党问题”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议案。五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自1932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拟定于1934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实施宪政的那时起，到1943年五届十一中全会重提实施宪政止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一点实施宪政的准备工作，过去决定的实行“民权”和“地方自治”也成为空中楼阁。这次全会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条文》。条文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还规定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师”，独掌军政大权。会议还于13日“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院长，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蒋介石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进一步强化。
国民党为了加强一党专政，除压迫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压制和破坏民主运动外，还提出了“全国党化”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量征收党员，千方百计拉人入党，在机关、学校、军队、工厂等部门进行“集体入党”，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了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国民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铨叙方法，都是为其一党专政服务的。国民党当局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对罢工、怠工及其他妨碍生产之行为“严行禁止”，政府在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信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令其为一定记载”；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
国民党为了加强独裁专政，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加紧特务活动。国民党规定，国民党军、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的义务。
他们甚至以招考技术人员的名义，将一部分社会青年骗来，加以训练，然后把他们安插到机关、学校、团体、工厂，搜集情报，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的抗日活动。国民党还加强特务组织对政府和地方的控制，通过CC 组织操纵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各级官吏的任职、考试等。国民党每年支出巨额的特务经费，用来增设特务机构、训练特务和开展特务活动。另外，还在上饶、綦江、西安、贵州等地设立了一些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是囚禁和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魔窟。国民党特务不仅在国统区横行无忌，造成黑暗恐怖的特务世界，而且还派特务潜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
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特务活动的加强，农村中的保甲制度也日益强化起来。这是国民党在农村基层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1940年1月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会同公布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同年8月行政院通过的《各县保甲整编办法》，1941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等文件中，都对保甲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这些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加强了保甲制度。要求对保甲长不仅进行政治的、军事的训练，而且施以警察、特务活动的训练，在保甲组织内建立“通讯网”。在保甲组织中实行“三位一体”制，对民众实行独裁统制。国民政府在1939年9月19日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第47条规定，保长、校长、壮丁队长都由一个人兼任。这样，一保之内大权集于保长一身，成了一个小独裁者。
这就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部处于保甲组织的禁锢之中。
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的不断强化，造成了政治上的更加暴戾、腐朽和黑暗，国民党的各级官吏，就是依靠这一反动制度，大发国难财的。至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3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巴西等地的存款，则达5亿美元。如果动用这部分存款，就可装备300个机械化师。国民党各级官吏还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官吏们的贪污更是无孔不入。仅1944年1月至11月，在粮食部范围内破获的贪污案件就有1243起之多。
各战区军官一些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如就地抽捐抽税；利用兵役敲诈，虚报兵员名额，克扣军饱，以至经营商业，包运私货等等。官僚们在贪污和搜刮中聚集大量财富，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社会风气由此更加败坏。
在这种情况下，“党治”统治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民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抗战初期曾一度出现的短暂的希望曙光又被黑沉沉的长夜代替了。
二、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和大后方经济的凋敝
据概略统计，大后方约占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耕地，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小麦产量近40％，但工业却十分落后。全国抗战开始后，部分工厂内迁以及大量军、政机关向内地转移，对各类工业需求量猛增，再加上进口减少，通货膨胀等临时因素的刺激，使基础薄弱的大后方的工业与抗战前相比有了较大发展。1943年，向政府登记的大、小厂家，达到500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后开设的。1942年大后方工业生产达到最好的年头后，即开始衰落。
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约占总数的60～80％。在财源紧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并约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1。2亿法币。同时，政府以外债为担保，大量发行国内公债。
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共发行了19笔公债，总计有法币150多亿元，关金1亿，英镑2000万，美元2亿。但发行公债绝大多数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由银行垫款给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公债的发行又成了官僚资本发财的手段。
第二，垄断金融。实行外汇管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另一条途径。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20元法币折合一美元，为官定外汇比价；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还规定了一套繁琐的手续，造成骇人听闻的外汇黑市交易。例如，抗战八年，外汇中的美元与法币的官价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超过官价27倍以上。
旧中国的银行资本是同外汇紫密连系在一起的。少数权势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买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之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重庆政府对外汇的统制，进一步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形成它对整个金融市场垄断。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美元、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第三，扩增捐税。由于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它便采取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另外它还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货不税的状况。至于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如保安捐、壮丁捐、保甲捐、兵役捐等多达上百种。从1941年下半年起，在农村实行了田赋征实的办法后，1943年又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从1941年到1945年6月，通过“三征”，共收粮食2。4亿多石，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1941年3月，国民党八中全会通过了“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这实质是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财政部依此掌握了六类物品的专卖权。他们采取低价买，高价卖的办法，使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却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
继1937年9月，对外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由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3年2月，又成立了物资局，对棉纱等许多物资也实行统购，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然后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
1942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1。3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为例J942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100元。1943年差价竟达1100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其结果迫使民营工业关门倒闭。
第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
抗战8年中，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319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市发行数额来看，1937年6月为16亿元，1945年8月则达到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主要是：
第一，加强文化专制。国民党通过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文化专制，向进步文化和进步作家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运动纲领》，鼓吹一个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接着，制定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对进步文化作品进行压制。1943年仅查禁书刊即达500余种。
第二，迫害进步报刊。国民党对进步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将所有宣传革命的、进步的、抗日的内容进行删改、扣压、不准发表。国民党强迫改组了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排斥进步记者，杜绝抗战的进步舆论。
《新华日报》是他们的眼中钉，蒋介石几次进行干预。如1944年7月15日他勒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彻底检查《新华日报》：“本日新华日报第3版下栏登载《谈中原战事血的教训》及《河南大学生的遭遇》，如何此种通信任其登载，……是否该报有意违检刊登？以后关于此类故意损害我军誉之新闻，务须彻底检查，如报纸违检刊登，并应切实执行处分，切勿玩踪为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新华日报》仅一个月被禁止刊登和删改的言论与消息竟达33篇之多。他们不准宣传抗日，禁止刊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斗消息，甚至连“百团大战”、“延安边区”等字样都“绝对禁止登载”。[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所以许多宣传抗日、宣传民主的进步报刊被查禁。仅在1941年到1942年之内，就被查禁1400多种。
邹韬奋等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5个生活书店的分店和支店，全部被非法搜查，强行封闭。为了粉饰太平，连各地灾荒消息也被禁止登载。
第三，控制舆论，垄断新闻。国民党军通过特务组织，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报刊。《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扫荡报》、《扫荡简报》等各大报都掌握在CC 和复兴社特务手里。他们还强迫收买进步报刊，如CC 曾以13万元收买上海《立报》，迁至香港，加以人事变动，取消了它的进步性。对拒绝收买的则用打砸抢的办法加以摧毁，成都的《华西日报》被纵火焚烧。
另外，训练大批特务记者，分配到各地报社，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国民党的中央社垄断一切新闻消息，国统区的所有报纸必须登载该社的稿件，而解放区的消息特别是抗日情况一律不准报导。
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逆流下，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喧嚣一时。战国策派宣扬莫管正义不正义的谬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张目，为蒋介石的独裁主义辩护。张铁君写的《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一书，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狂妄地提出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解散共产党。陶百川写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在民主义，胡说马列主义没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等等。
国民党在对进步报刊查封的同时，还迫害坚持斗争的文化工作者。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成都《时事新刊》被封后，记者李亚凡被枪杀，原《大声》周刊总编辑车耀先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
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是其杰出的代表。他和文化界的人士广交朋友，支持他们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力争取生活权利，各地群众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在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等民族起义。
1944年7月，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举行起义，反对第1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举行了大暴动。进入1945年后，这种斗争在各地更为普遍地展开。工人为了生产和国家兴亡，不得不起来斗争。如1944年11月，成都人力车工人集会罢工，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拉车工人。1945年2月，重庆工人及市民20余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工人胡世合。这次示威对大后方的群众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爱国学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1944年，成都、桂林、乐山等地大学生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要求民主与自由，并以斗争的实际行动来争取。1944年5月4日，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教授创办的《自由论坛》，是反对专制独裁、鼓吹民主自由的喉舌。它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校的昆明西南联大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堡垒。该校和昆明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闻一多演讲，他痛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号召学生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1945年五四纪念日，昆明学生1万多人集会、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在抗日战争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四大家族的垄断、统制政策感到不满，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感到不满，特别反对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这种斗争，从1944年开始比较明显起来了。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5个工业团体，共同草拟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随后，一些工业资本家应宪政月刊社的邀请，在重庆集会，发表政见。他们共同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实行民主政治，给予自由，保护民族工商业，取消统制政策。
黄炎培、张澜等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等声明，他们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制定宪法；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对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6月，各民主党派掀起宪政运动。李济深首先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发表广播演说，要清除国民党的失败主义，实行民主抗战。张澜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组成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10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
7月初，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等20人及在成都的黄炎培，致电响应桂林文化界的呼吁。9月，各民主党派数百人在重庆集会，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
10月召开了由宋庆龄、张澜、郭沫若发起的追悼邹韬奋大会，会议痛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号召向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从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独裁专制的立场出发，也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不满。他们本想通过对蒋介石的援助，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但实际正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有了美元就不需要改革了。因此，美国报刊也不断出现批评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文章。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四节 豫西鄂北、湘西作战
1945年初，日本中国派遣军进行南部粤汉线作战，打通粤汉线后，又接连发动老河口和芷江作战，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地区发动进攻，即豫西鄂北和湘西战役。因为从鄂西北老河口和湘西芷江两个机场起飞的机群，不断对平汉线、长江下游等重要交通线进行轰炸，大大影响了日军的后勤供应与后方的安全。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由华北方面军第12集团军进行老河口作战，第6方面军进行主江作战，企图摧毁当地的机场，破坏中美空军的力量。
一、豫西鄂北会战
1945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解除中国湖北省老河口地区空军基地及豫西部队对其平汉铁路南段之威胁，以12集团军指挥第110师、第115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步兵第11旅等部，向豫西鄂北进犯，企图一举夺占南阳及老河口空军基地，并控制其西北战略要点浙川、西峡及重阳店等地。日军第12集团军决定，进攻部队首先集中于遂平、叶县、鲁山附近地区。于3月22日开始向南阳进袭。并以快速部队突击老河口机场，一部集中洛宁向卢氏进攻，掩护侧背。为配合豫西鄂北作战，日军以第69师等部由豫西陕县向灵宝、卢氏方面进犯，以第39师、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等部，由湖北荆门及其以北地区向襄阳方面进犯。
日军第12集团军根据方面军攻占老河口的命令，制定了作战计划大纲： “军决定以主力急袭突破大概鲁山至舞阳、沙河店一带之敌阵地，神速向西峡口——老河口之线挺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粉碎日军进攻企图，令第5战区（辖第2、第22、第33集团军等部共10个军），以主力确保南阳东南地区，以有力部队于泌阳、方城地区进行抵抗。令第1战区（辖第4、第31集团军等部共8个军）以主力于南召至李青店之线及其纵深地区，阻止日军进攻，破坏其攻势。令第10战区部队以有力之一部向平汉铁路线活动，进行策应。
在豫西方面，3月22日，日军第110、第115师、坦克第3师、独立步兵第11旅及骑兵第4旅，分别由鲁山、叶县、舞阳及沙河地区，分3路西进。
23日，日军右路向李青店、南召之新编第8军阵地进攻，中路向保安砦、独树镇守军第68军阵地进攻，左路向春水、小史店以西第55军阵地进攻。24日，第1战区、第5战区放弃李青店至象河关之线，退守南阳。25日，日军以一部进攻南阳，主力继续西犯。27日，日军骑兵第4旅猛攻老何口，与中国守军第125师激战后，占领了老河口机场，随后，在日军第115师到达后，4月8日攻占老河口。与此同时，由李青店、南召西犯之日军第110师主力，占领镇乎后，突破新编第8军逐次抵抗，越过内乡，向西峡口方向中国守军第15军防御地区进攻。3月28日，日军第115师一部6000余人经南阳西南向邓县、文渠猛攻，遭中国守军第22师阻击，转向西北推进。此时，第5战区以第22、第2集团军向老河口外围日军反击，遭受损失，反击未能奏效。
29日，内乡之日军第110师及坦克第3师一部向浙川、西峡口进攻。第5战区之第68军、新编第8军及第1战区之第15、第85军各一部顽强阻止日军进攻，双方伤亡均重。30日，日军约4000人攻占浙川。南阳守军第143师与日军激战一周后，由城东南突围，南阳失陷。
4月3日，迂回进攻重阳店之日军5000人，经第31集团军第85军主力及第78军一部，在西峡口、勉门关等地遂次抵抗，未能得逞。5日拂晓，第85军与第78军之一部实施反击，激战至7日晚，克复魅门关，先后歼日军第110师4000余人。4月28日，日军第110师再以一部兵力向重阳店地区实施突击，遭中国军队第31集团军沿途各阵地的顽强阻止和反击后，多处陷入被包围的局面，粮弹补充困难，只得喝小米粥，甚至断炊，伤亡惨重。
日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在老河口方面，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第45军各一部，于4月12日向光化、老河口实施反击，将日军逐出该地。
第47军于13日向李官桥、挡贼口等地实施攻击，激战至15日，日军第115师退守邓县。4月28日，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再次攻入老河口。至5月1日，与日军隔襄河对峙。在洛宁方面，日军第110师一部4000余人，自3月23日向长水镇展开进攻，中国守军第38军、第96军奋勇抗击。战至4月9日，日军被击退转向西峡口地区。5月中旬，日军第69师之一部约5000人，由陕县分别向灵宝、官道口进犯，经第1战区第4集团军主力及第40军配合向日军实施夹击，至25日，将进犯日军击退。双方伤亡均重，至29日逐恢复原态势。此次作战，日军虽进占豫西并控制了老河口空军基地，但损失甚重。
在鄂北方面，3月22日，日军第39师主力及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由荆门地区北犯，23日黄昏进占宜城，28日突入南漳城内。第5战区之第33集团军一部向进占南漳之日军实施反击，于29日收复南漳。但日军另一路却于29日攻陷襄阳，次日占领樊城。此时，日军以一部西犯谷城，策应其老河口方面的作战，以另一部再攻南漳。4月2日起，第77军及第59军等部，与进犯南漳之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给日军以相当消耗后，于4日放弃南漳。
10日，该两军再协力向日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漳。
12日，第22集团军以一部节节抗击日军后，主力向进占茨河之日军反击，收复茨河，随即向襄阳、宜城方面追击，于4月16、18日，分别收复襄阳、宜城以及樊城。至此，襄河以西恢复会战前态势。
豫西鄂北会战时，日军航空兵出动各型飞机106架，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11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直接支援地面作战和攻击日军及其后方，在西坪、西峡口作战中，实施超低空射击，杀伤日军甚多。
对地面部队以较大支援。对日军后方新乡、郑州、许昌、南阳地区实施的空中打击，亦取得了显著战果。此次会战中，共出动各型飞机1000余架。
此次会战，日军虽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但遭到相当的打击，伤亡1。5万余人。
二、湘西会战
1945年4月，日军为了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交通线，以第20集团军指挥第116、第47、第34、第68师等部，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见附图1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4方面军以一部守备新宁、邵阳、益阳之线，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抗击，以主力部署于新化、武冈之间地区，待机与日军决战。并令第3方面军之第27集团军所辖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地，阻击桂、粤方面日军之增援，以利主力决战。另以第94军向武冈以东挺进，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挺进，新编第6军空运芒江为总预备队。待机于新化、武冈之间歼灭进攻之敌，以确保芷江空军基地。
在新宁方面，4月上旬，日军第68师之第58旅和第34师主力由东安和全县向新宁方向展开进攻。16日，两路日军合击攻占新宁后，继续西犯。其第34师主力于22日攻占其良，23日以一部西犯梅江、长铺子，以主力北犯水东、关峡，29日攻陷武阳、白家坊后，5月1日向水口进攻。此时，中国守军第58师和第193师在空军支援下对日军进行反击，予以重创。日军第68师一部，4月19日向小麦田、峡口进犯，25日进抵武冈城郊，为守军第58师所阻。
4月30日，中国军队第3方面军之第94军主力（第5师、第121师），由长铺予（今绥宁）向武阳地区日军第34师实施反击，5月1日夺回武阳。
3日，日军增援反扑，但力不从心，经与第5师激战后，向东南溃退。同时，中国军队第74师第58师与第73军第193师亦向日军猛攻，日军向武冈以北、花园市方向溃退。第94军第5师沿武冈北侧大道追击日军。12日，第94军第121师收复高沙。日军残部3000余人向东溃退，遭到第94军跟踪追击、包围，16日全部被歼于茶铺子地区。第3方面军之第26军，以第44师击溃强渡巫水之日军后，分别向武冈和新宁实施反击。该师一部于5月6日进至武冈西南，遂与坚守武冈之第4方面军第58师，内外夹击日军，日军损伤甚重，向东北方向溃退，武冈之围被解。该师另一部于5月6日攻克新宁城。
16日，日军第34师一部约3000人，由全县向新宁反扑，被阻止。此后，中国军队以全力向东追击。
在邵阳方面，4月9日起，日军第47师、第116师由邵阳地区分4路向西进犯。一路4000余人由黑田铺向三口关进攻，遭到三口关守军阻击后，于29日进抵洋溪桥附近，伤亡甚重，进攻受挫。其第2路约4000人于4月12日由邵阳向巨口铺突击，28日突破中国守军第63师的防御，28日进至上查坪，30日再向现江等地进攻，遭中国守军第57师及暂编第6师的协合抗击，进攻受阻。第3路约4000余人，4月11日，由邵阳向小塘攻击前进，16日进至白马山，17日突至放洞附近，遭中国守军第51师抗击，攻势受挫。日军第4路约3000人于4月13日强渡资水后，18日侵占桃花坪，26日进抵洞口附近，遭到守军第58师的有力打击，进攻停顿。
中国军队第4方面军对日军实施的逐次阻击，已将日军之进攻阻滞于巫水以东之江口、洞口、武冈一线地区。为向日军实施反击，第4方面军遂令第18军星夜由常德地区南下，令新编第6军于芷江地区集结待命。第3方面军令第94军由湘黔边境向武冈以西的武阳地区快速前进。各部队于4月底至5月初，先后到达指定地点。
5月6日，第4方面军挫败日军第116师主力约6000人向江口、青岩等地的进攻后，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于8日向日军实施全线反攻。
10日，第74军向半江峰、洞口之线突进，日军残部约3000人仓惶向金龙砦附近地区撤退。第4方页军乘胜以第18、第73、第74军等部，向日军展开截击、追击。日军伤亡惨重。19日其残部1000余人向东突围，在龙潭铺附近地区遭第18军第118师与第73军第193师截击，伤亡甚重。5月8日，进至放洞地区之日军遭中国军队第100军转歼，伤亡较大，残部700余人突围至白马山附近，再次遭到包围。至16日，该股日军全部被歼。至6月7日，日军所占地区全部收复，第4方面军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驻湘西、滇东、川东的芷江、陆良、梁山（今梁平）等地之第1、第5、第2、第3大队各一部，联合美国空军频繁出击，仅第5大队即出动942架次。由于中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紧密配合陆军向日军突击和追击，使敌伤亡惨重。同时，广泛袭击日军汉口、岳阳、湘乡、长沙、邵阳、新市、归义、衡阳、羊抽司、新宁、湘阴、零陵等地空军基地、仓库桥梁及重要交通线，部分地瘫痪了日军的运输补给，对会战取胜起了极重要作用。
湘西会战，日军第20集团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以冒险的进攻开始，以狼狈的溃逃告终，遭沉重的打击和彻底的失败，伤亡达2。4万余人。中国第4第3方面军作战指导得当，反攻行动有力，基本上实现了预定作战计划。作战中，陆空军协同密切，空军对地面作战有效地实施直接火力支援，大量歼灭和击溃了进攻的日军，使敌遭严重损失，对双方军心士气，影响甚大。日军防卫厅防卫研修所之战史，对此次日军之惨败有如下叙述：
“5月13日晨，第109团的先头两个营进入了马胫骨，其余主力进入其北侧，但后方的两个营被望乡亭附近之敌切断进路而陷于孤立，并遭到包围攻击，陷入苦战。部队因缺乏弹药，只好进行白刃战，粮食也已吃完，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连日激战，损失极大，战力显著减退。”“5月15日，步兵第109团，当时处境危殆已极，据副官生沼逸大尉回忆，5月14日弹尽粮绝，四周皆敌，团已准备‘玉碎’。”“当时，师（第116师）已处在敌军的完全包围中。师长向各部队发出训示，说明当前只有杀出一条血路，以完成撤退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70、苇281页。]
日本战史叙述日军第116师泷寺团在1945年4月25日记载该团的伤亡情况：
“团经过连日激战，各营均有不少军官伤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下降。而重庆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了反攻。我方伤亡如下：第1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25名。第2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246名。第3营军官以下合计伤亡175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9页。]
1945年5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给第6方面军下达中止芷江作战，适时回到原来态势的命令。官崎参谋对日军被迫中止芷江作战的情况有如下回忆：“第20集团军自4月15日开始了芷江作战，而出乎预料的是敌人把美式装备的新编第6军空运到了芷江。中国派遣军方面，期待着在第20集团军进至沅江一线后能很好地指导作战，为此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但由于敌空军的妨害，雪峰山脉的险阻，第47师主力前进缓慢，敌人的战斗力及集中速度之大等原因，第20集团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脉受挫。”[〔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8页。]
日军第34师独立第115营5月5日的情况是：“5日凌晨，在敌军奇袭攻击下发生混乱，结果被优势之敌包围而成溃乱状态。6日，各队逐次逃向龙烟山方向，但到该地又被包围。7日～9日，各队逐次向花园市退去，但又被敌人分割包围在万福桥——湾头——李溪桥——牛角岭一带。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部队到10日己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营长小笠原上尉虽然逃到了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96、301页。]
这就是1945年上半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溃败的一个侧面。
在豫西鄂北、湘西会战中，日军虽取得局部战役战斗的一些胜利，给中国进一步造成严重损失，但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处境更加困难。日军对芷江的进攻，被迫半途而废，在中国军队的反攻下，陷入被包围歼灭和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侵华日军已处于战略全面被动的局面。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五节 日军实行战略收缩，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一、日军实行战略收缩
1945年初，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逼近德国本土，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日本法西斯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续失利，以及在中国战场上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消耗了大量兵力，尤其在解放区战场军民局部反攻的打击下，占领区日趋缩小，已进入了最后崩溃时期。日本早在1944年就采取种种对策，企图扭转其崩溃之势。孤注一掷，动用数十万兵力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并未能实现预期战役目的。相反，解放区战场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更缩小了日军占领区，使其防线日趋崩溃。因此，一号作战后在华日军便立即开始了战略收缩。日军在中国战场进入了总退却。
解放区的局部反攻是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一个主要因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1944年攻势作战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春季攻势，日军只有招架之功了。据日本战史称：到1944年7月，“由于全盘战局的恶化。社会民心的不安，治安也因之恶化了。近来共产军力量越来越大，治安警备的困难也越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04页。]
在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与盟军的反攻作战取得了胜利。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展开反攻作战，迅猛向前推进。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硫黄岛登陆，3月17日攻占硫黄岛。4月1日，美军发动冲绳战役，5月初控制全岛，打开了通向日本本土的门户，清除了日本本土防御的第一个屏障。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国重型轰炸机，就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到1945年初，日本重工业区、军事基地大多遭到严重破坏，日本战争经济进入最后崩溃时期，已完全瘫痪。
在此不利形势下，日本为挽救其面临之危机，不得不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区，并抽调兵力加强对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本土的守备。由于日苏中立条约将在1945年4月满期，从2月开始，日本焦虑地向苏联打听条约的续订问题，苏联一直避而下答。4月5日，苏联发表声明，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为苏联对日参战扫清了障碍，对日本又是一个严重打击。这样，日本要求中国派遣军除对美对华作战外，还要准备对苏作战。在华日军承担着对中美苏3国作战任务，当然力不从心。为此，日军大本营决定在中国战场采取收缩方针。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鉴于美军已在冲绳登陆，便命令中国派遣军将对美作战重点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上海和山东方面。
1945年4月14日，日军大本营秘密指示中国派遣军：“把第3师、第13师、第34师调往华北”。4月27日，中国派遣军下达了调动上述师的命令，并指出“第6方面军要适时撤回湘桂沿线的兵力，确保武汉地区以及粤汉线要地”。[〔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页。]
日军第6方面军根据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命令，拟定自7月下旬起开始向西江两岸及南宁撤退，8月底前先完成全广西省的撤退，并预计撤出南宁、宜山、柳州的时间，分别为5月上旬、6月、7月。5月28日，日军大本营在《大陆命第1335》中指出，中国派遣军应进一步加强华中、华北地区的防御力量，为此，要从湖南、广西、江西地区的湘桂、粤汉沿线地区撤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决定： “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在对苏、对华进行持久战的同时，粉碎从沿海进攻的美军，使皇土决战容易进行。”对美战备的重点先是华中三角地带，然后是山东半岛。为此，第23集团军将一部分军队撤退到广东境内，防御广州、香港地区，完成对美、英作战，其余兵力调往南京；第13集团军从福州、温州地区撤军，固守京沪杭地区；华北方面军于9月末在山东做好对美作战准备，并与关东军配合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并从河南省及山西南部撤军；第6方面军以剩余兵力退守武汉，阻止重庆军的总反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室：《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37～439页。]
从此，侵华日军为构成东主西从的战略态势，日军开始了全面收缩。实际上，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全面溃败的开始。
二、中国军队收复广西
1945年春，德军在欧洲已濒临崩溃，印缅战区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告捷，美军在太平洋占领硫黄岛，登陆冲绳岛，直指日本本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与盟军协同作战，策定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白培计划”，预定于是年秋，开始对盘据中国大陆之日军实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便于作战，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充实战力，以便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
同时，中国陆军于1944年冬再次调整了战斗序列：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10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驻印军总司令萨尔登、副总司令郑洞国。
同时，为了便于协同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总司令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并将所辖部队编为第1方面军、第2方面军、第3方面军、第4方面军共4个方面军，总兵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春，中国陆军总部所编练之35个步兵师，业已完成，部署于湘桂至滇、越边区。
1945年4月，桂境之日军第22师、第58师及第13师一部，依据撤守计划，缩短防线，谋求集中兵力，以防中国军队的反攻。4月21日，日军第13师一部向广西都安及其西北之保平，九圩攻击，24日，即分别沿进攻路线撤退。日军撤退时，都安方面中国第一线守军即尾敌前进。
27日，中国第2方面军乘日军撤退之际，以第46军攻占都安后，主力即经都阳山向南宁迫近，在民团配合下，进展迅速，5月27日，第64军收复南宁。日军第3师向柳州撤退。第2方面军以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向龙州追击之部队，于6月7日收复思乐，8日收复明江，在地方团队协助下，于7月3日先后攻占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46军主力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先后攻克桂平、武宜。6月19日其175师迫近柳州。
第3方面军于5月初以担任河他西北地区守备的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并以预备第11师攻取天河，至5月21日，收复河池县城，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23日攻克德胜。6月6日收复宜山。此时，日军由柳州增援宜山，与第29军展开反复争夺，激战至6月14日，第29军击退日军的反扑，再次收复宜山，日军第13师遂向柳州撤退。第3方面军以第20军向日军跟踪追击，在第2方面军第46军自柳州南侧的配合下，向柳州之日军展开总攻，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
第3方面军克复柳州后，分兵3路，第20军第133师在左，经百寿，第91师在古，沿桂柳公路，第29军（两个师）居中，沿湘桂铁路，向桂林急进。同时并以第4方面军攻击宝庆、衡阳，以为策应。至7月24日，第3方面军第29军连克中渡、黄冕、阳朔、白沙，并经激战夺占桂林南方门户永福，直逼桂林近郊。是时，第3方面军主力第27集团军以第26军、第94军等部，自越城岭向桂林推进。7月10日攻占南圩，26日克义宁，在各路包围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日军仓惶向全县方向逃窜，又被迫歼一部，8月17日收复全县。至此，中国军队向前推进350余公里，将桂柳地区全部收复。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的努力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日益临近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局部反攻阶段的到来，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再度引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
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于是，蒋介石集团就乘此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掀起新的反并逆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及时地揭露并制止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为改善国共关系，争取团结抗战，民主建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一、反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
抗日战争进入1943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来看，法西斯德国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打击下，正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全国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国民政府也逐渐得到强化。从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至1943年8月林森去世，前后五年多的时间，蒋介石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职，通过法律形式完成了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集权统治。正在这时，美、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帮助其在太平洋地区战胜日本，以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乃于1943年1月，分别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应与美、英、苏平起平坐。这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也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
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国际形势空前有利，忧的是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会冲击其封建独裁统治。
为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仍能维持以至扩大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集团又密谋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撰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蒋介石集团为发动新的反共逆流作的思想和舆论准备，也是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人们关注的抗战问题谈论很少。在全书213页中，只占了12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宣扬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书中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对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一系列问题，均作了歪曲的论述。它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专制独裁主义立场、观点及内外政策的书，其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从理沦上为买办、封建独裁统治辩护，也为发动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历史时，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家族、保甲、乡社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说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古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2～43页。]
蒋介石利用封建的糟粕作为推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英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订立“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是否因此而完成且不说，蒋介石这样说还是另有用心。他接下来在谈“平等新约的意义”时继续写道：“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国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惟我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动的试炼，乃至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饰，自我吹嘘。
在这本书里，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建设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即以忠孝为根本的封建四维八德。
“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是“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训政”，竟公然说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则是空谈“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蒋介石在书中还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
在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极力兜售经其阉割、篡改的假三民主义，说“惟有三民主义”才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中国国民党是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5～46页、第66页。]
为此，他呼吁：“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主永久的安危。”无耻地吹捧“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4页。]
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1页。]
公然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除了国民党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是变相的军阀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这在实质上是蕴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为发动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笔。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命运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新的形势下，鉴于“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并估计到各同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页。]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5月15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削弱的表现，是反对共产党的大好机会，遂加快了其反共的步伐。
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会，到会者虽仅9人，不到被邀请团体的1/3，却以大会名义发表通电，叫喊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当即在中外报刊发布这条电文，并发动全国各地的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一时间反井声浪甚嚣尘上，一些御用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1943年7月26日《西京日报》刊登文章《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狂叫“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之需。
随后，蒋介石便加紧军事部署，6月初，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在耀县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部署兵力，视察阵地。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他按照5月23日曾电呈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期逐步进占边区，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分别由陶峙岳、范汉杰担任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完成攻防、封锁的准备；第二期，加强关中兵团的实力，恢复关中囊形地带；第三期，在前两期任务完成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恢复关中、陇东全部，一举彻底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第8战区所属的3个集团军，除原屯集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2个集团军外，又从执行河防任务的3个军抽调两个军，进驻洛川、宜川、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到7月间，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连同原有的2个集团军近50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随后，国民党军便进行军事挑衅。7月7日，胡宗南部首先炮击边区鄜县柳林区。7月9日，炮击关中分区。在7、8两月，共进行了几十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危机非常严重，中国抗战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
对国民党准备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制止。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团结一切抗日民众，迅速地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6月14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联合国日大会，数万军民参加，发表了致蒋介石电，要求“国共两党团结起来，打击敌人的进攻”，“停止反共内战”。自7月1日起，延安《解放日报》连接发表社论和宣言：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社论，7月2日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7月9日的《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社论，7月11日的《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社论，7月12日，毛泽东写的《质问国民党》社论，7月13日，博古写的《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这些社论和宣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进行了充分的揭露。7月9日，延安民众3万人举行大会。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朱德、刘少奇、贺龙等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号召边区人民为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要求边区军民严阵以待，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大会向全国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指出“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死地。”呼吁“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492页。]
这次集会还特别请了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出席。会后，他们给重庆报告了延安作好反击准备的情况，劝阻不宜进攻边区。其他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坚决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军事冒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还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的董必武，让他立即将国民党要发动反共战争的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指责他为何“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7月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何应钦，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电文历数了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八路军进逼，八路军一再退避的事实，指出边区的形势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对此形势，“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要求蒋介石立即制止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
7月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呼吁“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际，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宋明覆辙，不容重袭。”[《坑战时朝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中国共产党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各县自卫军枕戈待命，延安所属分区紧急备战，各部队调住前线，第358旅从晋北调往边区南线，第359旅也作了反顽进攻的部署。为了进一步应付内战的爆发，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11日，蒋、胡均电告朱德说：“无意进攻，纯属误会。”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澈退两个军部及一个师。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战争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专制独裁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开展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进一步肃清蒋介石散布的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
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的《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等。《解放日报》
还发表了许多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等。这些文章和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在理论战线上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被动和孤立。在阴谋败露、形势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意对边区用兵，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彻底地被制止了。
二、1944年的国共谈判
还在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由于蒋介石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提议未予理睬。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并准备对日反攻，决定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井同国民党重开谈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延安，表示同意周、林、朱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决定先派林伯渠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
国民党为准备谈判，由何应钦在3月提出一份《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其主要内容：关于军令军政问题，要求中共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参谋及政工人员应由中央派遣，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检阅；关于第18集团军间题，可准增编为两个军（每军3师每师3团），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北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等。其核心是所谓的“政令统一”。
1944年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至11日，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讲演中提出的五点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
这五点要求是：
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承认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军队；
四、恢复新四军番号；
五、撤销对各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
国民党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同意。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林伯渠提出，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的正规军已有477500余人，本应编为47个师，但为问题易于解决，先编6个军18个师。而国民党代表只同意4个军12个师。
在谈到边区问题时，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代表提出，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会谈记录凡4项17条，全文为：
甲、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贝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部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己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之军人家属。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消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于抗战的原则去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58～259页。]
显然，中共代表对国民党的要求作了很大的让步。尽管如此，当林伯渠按约首先在记录上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违背前约，拒绝签字[《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8页。]。
5月17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一起飞重庆继续谈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来渝谈判作了精心准备。早在2月中共决定先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就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制定林伯渠来渝后的对策。梁寒生、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多次聚会嘉陵新村4号，研究“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关于谈判的原则，决定“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在大的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易于理解”，“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月15日，蒋介石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作专门指示：“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束渝之准备注意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为执行上述方针，同时也为了防止林伯渠到重庆后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制订软化、监视林伯渠的活动计划：
（1）即电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
（2）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
（3）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往来，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4）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
（5）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发言不得违背国家民族之立场，
（6）请其到中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
（7）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林祖涵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甚至在公布谈判的消息问题上，国民党也费了一番苦心：“在商谈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当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后，他们认为所提条件太多，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中央6月3日复电林伯渠、董必武，决定将原提案的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
中共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共军队应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中共军队的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
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撤销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释放各地的被捕人员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43页。]
上述各条合情合理合法，但仍遭拒绝。
6月5日，张治中、王世杰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一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在军事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实行中央法令，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中共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也是只字未提。[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69～271页。]
这个提示案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那样，“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无法接受。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国民党为隐瞒国共谈判的真相，把未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于7月26日，由其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又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并宣称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等等。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用事实逐条驳斥了梁寒操的种种谬论后严正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9月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要他在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另一方面公布国共谈判的文件，使全国人民了解此次谈判的真相。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4个月来的经过，以及迄今还无结果的原因，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办法。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正式提出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备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林伯渠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在继林伯渠的报告之后，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作了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至此，国共间的谈判告一段落。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而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缓和了因反共军事磨擦而造成的两党关系的紧张，避免了国共的内战与分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随着美国政府代表和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和斗争进入以“建国”为中心的新阶段。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一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从4月起，发动了以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官兵虽不惜牺牲进行了抵抗，但并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稳住正面战场的局势。到12月初，在8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数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140余座城市和数十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沦于日寇统治之下。这次大败退，暴露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腐败与无能。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利，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国民党在政治上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推行党化政策，所谓“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怪事层出不穷。作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重要手段，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被大大强化了。在国统区，特务机构林立，监狱、集中营遍及各地，农村的保甲制度森严。这种封建和独裁的政治制度，使整个国统区呈现出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因此，随着军事上的溃败，从1944年，全国民主宪政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挽救国家的危局。
在国统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再度组织各种团体，开展多种活动，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统治机构，开放党禁，保障人权，走民主建国的道路。1944年1月，民主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并创办了宣传民主宪政的大型刊物《宪政月刊》。宪政杂志社每月在重庆召开一次宪政座谈会。5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大后方许多报纸，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西安的《秦凤日报》等，都连续不断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以挽救严重时局，主张“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华西日报》，1944年5月22日。]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指导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的承诺的虚伪性，并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重申了中共要求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谈判中，中共鉴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于9月4日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等：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
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
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
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
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六，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9月19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实行民主。”
《华西日报》在同一天也发表社论说：“抗战若要胜利，必须团结。团结若要坚实扩大，必须民主。”“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0日。]
在重庆的各界社会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琛、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9月24日，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500余人，在迁川大礼堂集会，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各派民主联合政府，并通过了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议。10月4日，成都各界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11月和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派周恩来与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毫无结果。
到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诸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等十项主张。[《新华日报》，1945年1月26日。]
2月，重庆文化界300余人，妇女界87人，3月，昆明文化界340多人，4月，成都文化界100余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形式也发展到示威游行。昆明学生于五四纪念日举行了1万多人的游行示威，喊出了“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迎接抗战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七大”和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虽然国共谈判一年多来毫无结果，但到1945年春夏之交，整个国际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即将被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也行将败亡，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己成定局。中国抗日战争亦处于大反攻的前夜。在历史转折关头，各阶级、各党派都对时局表示了极大关注，都对战后安排、战后中国命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先后召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酝酿已久，经过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193S 年10月六中全会就决定召开七大，1944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正式决定于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是在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在这期间召开了四次大会。六届七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
1945年3月31日的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及会议日程。
所有这一切，都为七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4月21日，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做急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19页。]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也作了发言。
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大会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大会同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在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反动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2页。] 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
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这也就是七大的任务。
大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主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目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也作了全面的说明。大会的文件、报告和发言，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对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4月25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中心问题是根据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路线。朱德首先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创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指出：“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现在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
随后，朱德又论述了抗战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胜利的关键。[《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
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朱德在报告中概括为：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基本原则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最后，朱德根据大会政治报告提出的总任务、总路线，指明了共产党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统帅部，改造国民党军队；在沦陷区，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扩大解放区，扩大人民武装，提高军事技术，准备好大反攻的物质基础等，中心的战略任务是，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
大会在听取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还规定必须在党的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候，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正确的指导，团结一致地去争取胜利。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班子，是经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
（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
（2）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
（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1945年6月19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中共七大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它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此次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抗战后期的战略转变，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在理论、思想、组织等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全国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为谋对策，抵制联合政府，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前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149人也出席大会。会议根据蒋介石提名推选居正、于右任等36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谓本次大会有三项任务：
（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
（三）增进入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潘公展的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以及几个省的党务报告。大会通过的主要议案有：关于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军事报告、外交报告的决议案、《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促进宪政实施各种必要措施案》、《中国国民党党章》、《确立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纲领案》等。
大会对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宪政问题、联合政府问题根本予以抹杀，公然诬蔑“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1页。] 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深得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欢迎的“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还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仍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961页。]
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
至于所谓的“还政于民”，正如新华社评论所揭露的那样，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而大会期间，冯玉祥等人提出的《加强民主措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立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真正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议案，却被国民党当局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62页。]。一句话打入冷宫。国民党民主派的意见遭到大会的压制。
对中共问题，大会坚持蒋介石的观点，即：“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潘公展在“特别报告”中称：“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225页。]
5月17日，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一是对外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因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此时尚不敢公开反并，遂打出“政治解决”的幌子，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淡解决。”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22页。]
另一个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诬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要求“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惕，发挥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此，提出了大量吸收工农党员、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国际宣传、加强党员政治训练，加强党团组织、加强敌占区工作等具体的方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页。] 试图先与中共打一场“政治”战。根据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第三项内容，是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例如《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劳工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草案》、《确立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纲领案》、《本党政纲政策》等。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并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以代表“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来总章中国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再次加强了蒋介石的独裁地位。大会选出六届中央委员会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组成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修正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戴传贤、于右任等25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吴敬恒、张继等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批准蒋介石、孔祥熙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职，另选宋子文、翁文灏接任。
这次大会，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大会闭幕后不久，国民党就调派10余个师兵力，进攻苏浙地区的新四军，7月，又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这一切表明，国民党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要把战后中国引向黑暗。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三节 中美关系的演变
一、史迪威事件
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逐渐发生变化，即由扶蒋联共转向扶蒋反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美〕赫尔：《赫尔回忆录》，纽约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页。]
从这一原则出发，美国执行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政策，为此，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援助中国的措施。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6月，又根据《租借法》签订了《中美互助协定》。为了利用中国军队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的进攻，并把中国作为将来反攻日本的基地，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1941年12月成立了中国战区，并派史迪威将军来华。在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美国又开辟了一条从印度东北飞越喜马拉雅山险阻到昆明的“驼峰”援华运输线。罗斯福向中国保证，不管仰光是否失守，不管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的陆路运输线能否保持开放，这条空运线一走要维持，以便使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在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1月1日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把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宣言签字国之首。
1943年1月11日，美国与中国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放弃了它在中国享有近百年之久的特权。10月，美国不顾英、苏的反对，坚持中国应成为《普遍安全宣言》（“四强宣言”）的签字国，作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12月，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保证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同月，美国国会应罗斯福要求，废除了1882年～1913年间制订的一系列排华法，给予中国移民与其它国家移民一样平等的入境限额。
在对待中国内政问题上，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高级会议时，罗斯福对蒋介石多次表示，美国不会陷入中国内战的陷井里，希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并要求蒋介石在战争尚在继续的时候，与延安“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美〕埃利奥特·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纽约1946年版，第164页。]
为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善国共之间的关系，1944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派副总统华菜士访华。华莱士出访时，以考察农业为名，取道莫斯科，了解苏联对国民党的态度，以便与蒋介石商谈有关中苏及中共问题。当获悉苏联支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和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后，华莱士一行即于6月20日到达重庆。从21日开始，以国共问题为中心，同蒋介石举行了5次会谈。华莱士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对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即国共两党的党员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页。]
进而指出，同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民主改革，接受中共合理建议，允许中共代表参加政府。但蒋介石不同意上述建议，说“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共产党看作是中国人，而把他们看做是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76页。]
因此，他坚持对中共的方针只能是：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管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特种制度。”[《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46页。] 否则不予中共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种态度令华莱士失望。
随后，华莱士将中国之行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汇报。他主张国并双方建立统一战线，建议美国政府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而美国对华政策应当具有灵活性，以便能在更有希望的中国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华莱士还估计到，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但是，罗斯福政府援助中国继续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的政策，同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不仅华莱士访华未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不久又发生了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陆军中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罗斯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而派到中国的。其使命是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并监督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战斗效能”。但是，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官员作参谋长，本来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更多美援，装备他的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这样，围绕吏迪成的指挥权限问题、援华物资的分配权问题以及由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政策与蒋介石的立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时，史迪威痛感中国军队“劣等装备”、“军火不足”、“愚蠢的指挥”及蒋介石的任意干预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改革国民党军队的计划，要求撤换国民党的某些中、高级军官，并要求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除答应对个别军官进行“撤查”外，对史迪威的要求均未同意，史蒋矛盾加剧。
对于史迪威控制援华物资的分配权，蒋介石一直也是不满意的。这个问题的矛盾首先在美国空军调运问题上暴露出来。缅甸失守后，中东局势又由于德军的进攻而随之紧张，美英联合参谋委员会“不经预告”就把原来支援中国战区的重轰炸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助英作战，削减了对中国战区的空运吨数和作战力量。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无视中国利益”，质问英美“是否尚以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蒋介石向美国提出三点要求：调派美军打通滇缅交通线；保证每月空运五千吨援华物资；并要求免除史迪威对租借法案的控制权。对此，罗斯福一方面向蒋介石作了解释，同时也有条件地作了让步，答应出兵共同打通中印公路连接滇缅交通线，增加空运援华物资，但仍要保持援华物资的控制权。罗斯福的缓解并没有消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史迪威早在20年代就在中国工作过。1935至1939年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通过长期的在华观察，了解到国民政府“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政治上不民主，军事上消极抗日，经济上贪污腐化，囤积援华物资。而共产党军队虽然装备不良，但坚决抗日，成绩显著。史迪威等人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张采取联共方针。
1943年9月6日，史迪威首次提出使用和装备中共军队的建议。为了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团到延安的计划。2月4日，史迪威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用50万军队在华北围堵中共军队。对中国抗日战争有大损害。对此罗斯福颇感忧虑。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电催促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22日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又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
1944年夏，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之下，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败退，美国政府担心影响美军在太平洋方面作战的胜利。7月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危急，如果不立即采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办法，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挫折。”他强调指出，日本的进攻“不但威胁着你的政府，而且威胁着美军在中国的一切建树。”[〔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的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1页。]
罗斯福竟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统帅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要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同时派出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赴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华莱士访华时确定下来的，其宗旨是“考察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在团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分两批飞抵延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考察。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极为重视。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8月18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问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此后，在8～9月间，毛泽东还向解放区发出10余次电报，要求各解放区在军事情报、修建机场、沿海登陆等方面配合美军。8月21日，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己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9月9日，毛泽东再电华中局，更加明确地将与美军的合作定力党的方针：“机场修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与美国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帮助才能做到。
因此，中国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合作。[〔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美军观察组通过在延安、山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合作的现实性。7～10月间，美军观察组先后发出50余份报告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作了客观的分析。戴维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第509～510页。]
因此，戴维斯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2年版，第192、195页。]
他们还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见观察组全体人员及与他们作过多次重要谈话的情况及内容报告美国政府，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朝着涟康的方向发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使蒋介石感到巨大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使延安获得部分援助物资。蒋与史迪威的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衡阳失守，正面战场战局日趋恶化。此时，美国已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可以直接从该岛轰炸日本，中国空军基地的战略价值也随之下降。
但罗斯福仍担心美军攻占日本本土后，日本可能会利用中国大陆继续战争。
为敦促蒋介石积极对日作战，8月21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涉及中国主权的不适当的要求：“我强烈要求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尽早地委以史迪威将军指挥你领导下的中国军队，我要求对此事付诸行动，……进一步拖延就可能为时太晚，从而中国和盟国早日打败日本的计划在军事上不可避免地遭到灾难性的悲剧。”[〔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年）》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4页。]
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8日与蒋介石进付会谈。蒋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9月18日，罗斯福再次电蒋，措施强硬，指责其迟迟不任命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行为。这封电报第二天由史迪威递交蒋介石，蒋十分恼怒，“引为平生耻辱”。[《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第157页。]
9月25日，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电转罗斯福，说明不能委派史迪威统率全部中国军队的重大责任，指责史迪威漠视“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合作基础，“不适合承担新的指挥职务会加在他身上的重大而复杂的责任”，对他委以重任将会给中美军事合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美〕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9页。]
史蒋矛盾白热化，使罗斯福在对中国政策上面临一个新的选择：是否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
此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赴华的赫尔利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罗斯福交给赫尔利的任务是：
1。促进蒋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便利后者时归他指挥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2。在执行任务中，要同驻重庆的高恩大使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把你的活动通知他。[〔美〕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但是，赫尔利对他的任务有自己的理解：使中国留在战争中；使中国保持在战场上；将一切中国军队统一起来进行对日作战；必须使蒋介石政权控制中国政府。[〔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他把支持蒋介石当作了自己的主要使命，并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寄希望于苏联。为此，在来华之前，他特意绕道苏联，试探苏联的态度，在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保证后，他轻易地相信，国共两党的政治解决不难实现。
自9月6日到达重庆后，他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调解史蒋矛盾。但是，由于他是以支持蒋介石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当他得到了蒋介石承诺为了同共产党达成一项政治办法可以作某些让步的时候，他就向罗斯福建议解除史迪威的职务。[《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2—693页。]
10月10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蒋介石，称：“除史迪威外，在你和蒋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吏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26页。]
赫尔利的活动产生了作用。
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的职务。随后，赫尔利又接替高思为美国驻华大使。史迪威于10月22日离华，途经缅甸、印度返美。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从此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
二、赫尔利使华
1944年9月，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以调解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名义来华。在经多次与蒋协调之后，他建议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从而把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援蒋抗日变为扶蒋反共。
11月初，执行史迪威路线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侍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显然，赫尔利使华的主要使命已完全不同于史迪威的使命，抗日已降为次要事项，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军事”，稳定其政治和经济，成了主要任务。
为了实现其帮助蒋介百统一中国，压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赫尔利在史迪威离职后，马上介入国共关系的“调停”。11月7日，赫尔利携一份经王世杰、张治中修改过的与中共谈判的草案飞往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真意抱有怀疑，但由于中共此时对美政策仍是希望与美国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并将开展对美外交作为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因此愿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和政治的合作。
直到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还表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双方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页。]
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经过两天两夜，正如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的：“我们以最紧张热烈、最友好的方式，争辩，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认，对我的五点方案来回讨论，直到最后加以修正……。”[〔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经过四次协商，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和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冶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上述五条协定，尽管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当时如能实现联合政府方针，对抗战事业和中国的进步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签字之后，赫尔利感到自己使命成功在望。同一天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不无兴奋地称：“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受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但是，国民政府却坚决拒绝了五项协议。蒋介石认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他的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1944年，第6卷，第699页。]
1月22日，针对五点协议，蒋介石又提出所谓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它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井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这三点“反建议”只字不提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其实质是以合法手段达到灭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背叛他在延安说过的话，竟然置双方庄严签字的“五点协议”于不顾，硬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劝说中共接受。
赫尔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11月22日，当他将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交给周恩来的时候，为周严辞拒绝。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返回延安。
随后，赫尔利多次电邀中共代表到重庆继续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
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不愿“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请他转告国民政府先要解决四个具体问题，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诅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但上述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此时，赫尔利还不敢关闭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周恩来于1945年1月24日再次赴渝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应双方邀请列席了会议。
会谈中，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原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三项办法，即：在行政院下设一容纳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战时内阁；由军事委员长委派国共军队军官各一人、美国军官一人组成三人混合委员会，负责拟定中共军队整编及待遇之办法；指派美国军官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作战。三项办法的实质依然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迫中共交出军队。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的三项办法，2月2日，提出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主张先解决民主，后解决军队，但再次被蒋介石拒绝。至此，谈判陷入僵局。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就在赫尔利协助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演双簧戏的时候，赫尔利己准备公开与中共摊牌，开始清洗主张联共政策的美国在华军政人员。1945年2月28日，艾奇逊、戴维斯等五位美国驻华官员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主张不要无条件对蒋承担义务，遭到赫尔利的拒绝，其后戴维斯等一批客观反映情况的外交官开始遭到清洗。进入1945年后，欧亚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更加明朗，美国世界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在中国便公开实施扶蒋反共的政策。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未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努力，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建议。内称：“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正式团体去美国，向对中国当前局势感兴趣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官员进行解释和说明。下面是该政府严格限制不加公布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将他们作为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毛和周即愿立即单独或一同去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议。”[〔美〕巴巴拉·塔奇曼：《假如毛和周来到华盛顿：如何抉择》，载《外交》，1972年10月。
但赫尔利把这个建议说成是美国驻外军官所策划的“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个部分，扣压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5年1月9、10日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希望访问美国的电报。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坚决反对邀请中共领导人访美的意见，从而关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发展外交关系的大门。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认为，如果国民党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就会“为更强有力、深得民心的共产党人……铺平道路”，使中共力量一天天壮大，甚至可能控制政府。[〔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5页。]
2月15日，就在周恩来发表离渝声明的同一天，魏德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有他签名的一份文件：“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军7卷，第233页。]
这无疑是美国抉蒋反共的一项政策声明。
1945年3月4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从重庆回到美国，就美国对华政策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进一步取得了罗斯福的支持。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号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封建军阀，阻止中国统一，“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并无耻吹捧蒋介石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7卷，第317～320页。]
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带有官方性质的反共声明，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完全转向扶蒋反共。正如新华社在评论中所揭露的：“赫尔利将军着重说明：‘美国政府不能以武器援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而只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军队。要努力帮助国民党达到全国军事之统一’。‘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后，新任总统社鲁门继承了扶蒋反共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给予美国改善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机会就这样为美国方面断送了。非但如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还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乱。毛泽东在此后不久撰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三、美国加紧扶持和控制国民党
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美国加紧了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1944年12月，美国帮助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原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被派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则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
与此同时，美军在华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1月，在华美军已达32956人，到日本投降时，又增加到60369人。1945年初，魏德迈以蒋介石参谋长的名义，同意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6个师的兵力。为此，在桂林设立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在云南，美军帮助国民党军设立了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大批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成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共帮助蒋介百训练和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成为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骨干队伍。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陈纳德率项的第14航空队及其运输能力，并在1945年2月，在昆明成立中国第之空运大队，由美军上校勃郎里任司令。
到1945年5月，一个月的空运总额已经增加到7万吨。美械师的装备和巨量军事物资的支援未被用于对日反攻，却变为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
经济上，美国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44年11月，以纳尔逊为首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任顾问。不久，又在“战时生产局”下面设立了一个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纳尔逊为副主任。纳尔逊通过调查，拟定了一个中国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计划规定，战后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只可发展一些纺织等轻工业，美国给予中国以广泛的“技术援助”。1945年3月，美国又派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到中国，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讨财政金融问题。同时，经由纳尔逊介绍，宋子文请美国政府派亨德逊担任国民政府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国在1945年1月帮助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以交通部长俞鹏飞为局长，美国麦克鲁兼任副局长。此时，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已先后建成，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供物资运输方案”，准备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000辆卡车供蒋介石使用，并派遣技术团450余人来中国，帮助蒋介石建立独揽中国运输的制度。5月，美国同意国民政府取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并将4000辆卡车和4500万码棉布运往中国。据统计，1945年2月至10月，美国仅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卡车就达25783辆，运输总量达161986吨之多。仅7月份，美国运到中国的援蒋物资就达91183吨。
为了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美国改变了战时中美在情报领域合作的方向和性质，帮助国民党训练反共特务，收集中共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于1943年4月15日同中国达成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规定美方同意向军统提供武装和其它电讯、气象、交通、医疗等器材和装备，帮助国民党训练特务。7月1日，该所在重庆市郊的磁器口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在中美合作所建立初期，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和全国气象网，侦译敌方电讯，展开心理作战等。但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发生转变。其主要着眼点变成为抗战结束后培训维持治安的特务。美方为军统训练的特务主要包括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类，主要课程是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实施有效的镇压手段。特别到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到1945年8月，中美合作所已在全国20多个地方举办特务训练班，训练出特务1万余名，并派出8000多名特务到全国各地进行阴谋活动。这些特务在日本投降时，充当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进行反共活动的急先锋。
此外，美国从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不断地派遣大批人员，以各种名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为国民党最后抢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支配战后中国命运，在各方面作了积极的准备。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面临最后崩溃
一、雅尔增会议，德国投降与盟军战线东移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最后胜利。1月中旬，苏军从维斯拉河一线向奥得河一线发动了强大攻势。从2月下旬起，美英联军以渡过莱茵河为目标开始了进攻，德军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因此，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处理战后的欧洲事务，已经摆到苏、美、英等盟国议事日程上。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军虽然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日本法西斯还在继续顽抗，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国内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陆军；美国政府认为，要最后消灭日本军事力量，尚需大约一年半时间及付出100余万人的伤亡代价，因而要求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及其外长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欧洲战后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会议决定了对德国作战，直至无条件投降，解散纳粹党和德国国防军，以及苏、美、英、法四国对德国进行分区管辖、惩处战犯、赔款和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问题。2月11日，苏、美、英三国代表签订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秘密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具体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
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46～247页。]
从上述条文中可见，美英以牺牲中国主权等作为条件，换取苏联政府同意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两个月或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雅尔塔协定直至6月14日美国才通知中国政府，且在没有四大盟国之一的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有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定。这是少数大国主宰世界、推行强权政治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然而，雅尔塔会议的功绩是主要的。会议协调了苏美英三大国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计划，对尽早结束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渴望迅速结束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望。
雅尔塔会议后，欧洲战场上的苏、美、英等同盟国军队继续从东西两条战线加速向德国逼近。1945年2月，苏军进达奥得河，3月12日陷科斯钦。
至3月底歼灭德军60个师。4月19日，苏军又从奥得河开始发动全面攻势。
与此同时，在西方战线，美英军主力跟着后退的德军前进，3月初旬到菜茵河，遇到当面德军的抵抗，逐次渡河后，疾向德国中部平原进攻，在鲁尔区展开激战。4月25日，苏军和美军的先遣部队在易北河河畔托尔高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此时德国法西斯想单独向英美投降，而继续同苏军作战，但遭到同盟国的拒绝。4月28日，墨索里尼被处死刑，并暴尸米兰。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苏军完全占领柏林市。8日24时，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政府宣布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欧洲战争结束。
德国投降后，盟军的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
早在雅尔塔会议刚结束时，苏军就拟订了增兵苏联远东地区的计划，特别是在。月5日苏日中立条约废除后，斯大林便下令增派指挥、参谋人员前往后贝加尔高级司令部、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部队。德国投降后，苏军加速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大规模地重新部署了兵力，将其从远达9000～11500公里的西部战区调往远东。1945年3月～4月，远东部队进行了换装，调运到远东的有570辆T—34坦克和其他技术兵器。4月底，大本营最后决定井批准把具有在类似远东自然条件下作战经验的部队从西线调到东线。苏军向远东集中兵力期间，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发送了2500列列车，其中1666列运送军队，1000余列运送装备和物资器材，共计13。6万个车皮。从5月6日到7月底止到达远东的有4个集团军（第5、第39、第53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共27个师、12个旅及特种部队。到远东战役开始时，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共有4个坦克和机械化军、80个步兵、骑兵和坦克师、30个旅等，兵力超过15O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辆，作战飞机3800架以上。[〔苏〕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50，第665页。]
总之，至1945年8月初，苏军在兵力和兵器方面，特别是在火炮、坦克和飞机方面，形成了对关东军的绝对优势。
在此期间，由于欧战胜利陆续东调兵力，美、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优势日益增大。1945年2月下旬，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控制了吕宋全岛。接着，占领硫黄岛，并逼近冲绳岛，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30日攻克全岛，直逼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二、日本政治、经济危机加剧，外交求和处处碰壁
法西斯德国的崩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连遭惨败，己使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1945年中期为限。”[〔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32页。]
日本国力枯竭，矛盾与危机日益加深。长期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走向崩溃。日本是一个岛国，幅员狭小，资源贫乏，难以支持大规模长期的战争。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很大，由侵华战争不断扩大，嗣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随着在侵略战争中的夫利及长期战争中大量物资消耗，使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发展到无限膨胀的程度。1937年，日本军费开支32。7亿日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的14％。1944年，军费开支735亿日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745亿日元的98。5％。[日本统计研究所八：《日本经济统计集》第35l 页。]
日本的庞大军费开支是靠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和对占领区资源的掠夺来偿付的。到1937年，日本政府发行公债累计118。92亿日元，1945年为1295。60亿日元。滥发国债，也远远填不满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所需军费开支的无底洞。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费开支53％靠发行公债，27％是靠对占领区国家的直接掠夺，其余20％主要是靠增加税收。[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
公债、税收的逐年增加和扩大，直接导致的是日本国内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日本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37年上升到125。5％，1945年上升到350。3％。[《日本统计年鉴》第634页。]
物价上涨，使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困境。到1945年7月，每人每日供应定量仅有280克，其中尚有17。8％杂谷、薯类等代食品。其他生活必需品更是匮乏非常，因而黑市泛滥，人民怨声载道。
总之，1945年春夏，日本“人民处于饥饿、寒冷、囚首垢面的状态，象奴隶和囚犯一样地朝朝暮暮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城市住宅由于军需生产的膨胀而极度不足。征用工挤在就地搭起的窝棚里仅仅能够容身而已。”[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
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已经面临总崩溃的败局。据联合国和盟军总部统计，如果以1937年为100，日本的生产总指数在1944年达到144，到1945年则降到57。换一句话说，战争末期日本的生产比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减少近50％。到1945年3月底，由于日本海军已彻底被击溃，飞机、舰船遭到毁灭性打击，特别是日本从南太平洋占领区域掠夺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被切断，国内资源枯竭，储备告罄，其石油储存量仅有40万吨，海主作战已难以保障，汽车所用燃料和重油至二季度即将全部用空。和1943年相比，钢材生产量下降35％，储备仅26万吨，造船业下降27％。飞机制造业的生产在1944年最高时为28392架，到1945年则降到11000架。轻武器的生本下降50％。到1945年7月，日本“燃料保存量，陆、海军加在一起，也只有79800千升（其中海军约20800千升），而当时每月的消费量，即使限制训练和航空战斗，也需要约24600千升；但每月的生产量还不满10000千升。海军的控制量，还不够计划拥有飞机出击一次的用量。”[〔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825页。]
日本战争经济的破产，加剧了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受战祸深重的广大工农群众，构成了反战厌战、罢工和闹租佃纠纷等各种斗争的主力军。当时的日本虽然整个成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军事监狱，但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未中断。1941年至1944年间，即有53443人参加罢工。工人公开反抗困难较大，斗争主要采取了合法的缺勤怠工等方式。据1943年10月日本厚生省的调查，全国重要工厂的缺勤率为14。2％，其中新征用者为17。1％，工人一万人以上的缺勤率为14。8％，有时达24。5％。而且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人民生活的极端恶化，日益增大。在开始遭空袭后高达49％，也就说，有一半的工人不上班。造船业的缺勤率在日本投降前一年从24％，增至52％，飞机工业则从21％增至51％。[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1页。]
日本农民为反对军国主义统治强征粮食和地主剥夺实物的佃租纠纷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1937年，租地冲突共发生4638次，参加者达41000余人。1941～1944年间的租佃纠纷有10648次，参加的佃农91425人。[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2页。]
日本政治危机加剧的另一突出反映，是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的反战厌战情绪，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国内出现了广泛地“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了一倍。对战争胜利抱怀疑情绪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1944年6月～12月从17％增至为32％，1945年6月则达55％，即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此时，日本广大人民群众反战厌战情绪已经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据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报告书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而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则总计607起，平均每月51起，一直在急剧地增加。”[〔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载《日本历史·现代史》第185页，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7月版。]
如此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无疑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先兆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
日本政治危机的加剧，还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之政府、军部、重臣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难以调和。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的六届内阁如走马灯似的先后垮台，其中平沼、米内、第三次近卫等四届内阁，都成为任期三至八个月的短命内阁，可见其内部矛盾之严重。1941年10月18日，日本天皇敕令组阁的东条内阁，由东条英机兼集政府各要职于一身，实行法西斯独揽一切的军事专政，全力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并多次改组，但也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于1944年7月18日垮台、小矶内阁在1944年7月22日上台后，又因内部矛盾激化无法解决当前危机而于1945年4月5日辞职。
日本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特别在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于1945年4月7日推出前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组织所谓“和平内阁”，逐渐转入公开寻求结束战争的出路，因此，又把议和问题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9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议和条件，希望争取国民政府停止抗战，借以从中国摆脱困境，全力进行对英美的战争。日本急欲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会谈，为此竟要南京汪伪政府去为它创造这种直接会谈的机会，由此可见日本统治集团处境之窘迫。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公博继承“汪位”，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益加不可能为日本开解与重庆媾和的渠道。此时，南京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诡称，可充当中日议和之说客，“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日本小矶国昭求和心切，竟于1945年3月邀他前往东京商讨中日和平问题。此举遭到日本朝野许多人的指责，而缪斌的活动实际上表演了一场政治行骗的丑剧，结果日本的求和又一次落空。小矶国昭被迫于4月5日辞职。
4月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此时，日本政府则企图利用苏联与英美的矛盾，把求和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东乡起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在6月间会谈了4次。因苏联政府早在2月间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已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于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所以对日本的谋和反应甚为冷淡。5月11、12和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要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6月22日，美军全部攻占冲绳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提出迅速谋求结束战争的途径，确定通过苏联驻日大使和日本驻苏大使向苏方交涉，希望苏联以“中立国”的身分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调停，沟通谈判渠道。接着，天皇下令，派遣近卫文麿为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信，赴莫斯科请苏联出面斡旋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挑拨英美与苏联的关系，致使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于1946年7月10日发表正式声明，否定所谓美日接触之传闻，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一如既往，立足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戳穿了日本的阴谋行径。7月12日，东乡电告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要求苏联接见近卫特使，并说在避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下，日本愿意和谈。而苏联却迟迟不予答复。
与此同时，7月上甸，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奉命秘密到河南省周口的新站集，会见中国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提出：“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的直接和平谈判，不知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何柱国强调说：“日华单独和平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204页。]
中日单独议和的幻想完全破灭。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完全堵住了日本有条件求和之路。
三、日本“本土决战”的破产
1944年10月下旬，美日海军在菲律宾莱特湾展开海空大决战。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这里投入全部海军力量与美军进行最后决战。此役，日本海军被击沉战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8艘。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损失殆尽。自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开始运用“特攻队”战术，即由飞行员驾驶一种特别装置的飞机，去攻击或撞击对方的军事目标，最后同归于尽。这充分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绝人性的野蛮性和垂死挣扎的疯狂性。但是，这些都无法挽救日本的失败。
1945年3月初，美军攻占马尼拉。3月底，攻占琉黄岛。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占领全岛。日军在冲绳岛一役损失9万多兵力和2300多架“特攻队”飞机。战火已临近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败降的前夕。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仍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妥协“和平”，以保住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则极力准备在本上实行决战，妄图进行最后挣扎。
1945年1月20日，日军大本营即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预定计划在日本本土动员240万陆海军部队，组织大量国民义勇队，生产飞机1。6万架，特攻船舰9000艘，并从中国大陆抽调大量兵力和军需品转用于日本本土，以便进行所谓“本土决战”。2月，通过包括临时军费850亿日元在内合计1119亿日元的预算。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成立国民义勇队。
25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全国颁发了《国民抗战手册》，要求国民要有参加作战的思想准备，还决定把人民群众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协同军队作战。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土决战准备，6月8日，日本御前会议就下一步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作了如下决定：
御前会议决定第一号“方针以七生尽忠的信心为力量的源泉，利用地利人和，战斗到底，以此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决心达到征战之目的。
要领：
一、迅速加强本土战场的备战阵势，将皇军的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此。在其他疆域上的战斗力量的配置，应考虑我国的实力，主要着眼于进行对主要敌国美国的战争，同时也要考虑北边形势的突然变化。
二、利用世界形势转变的微妙之处，灵活而有力地推行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对华政策，以利于进行战争。
三、在国内，要准备好可以适应举国一致的本土决战，贯彻国民战争本质的各种体制，尤其要以国民义勇队的组织为核心，更加巩固全体国民的团结，日益提高战斗意志，充实国家的物质力量，特别要把国家政策的重点指向确保粮食，以及生产特定的武器。
四、以本人纲为基础的实施措施，要按各自分工，具体规划，力求迅速促其实现。”[〔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615～616页。]
日本实行本土决战的战略企图，就是利用现有残存的陆海军实施特攻作战，力求在海上挫败准备登陆的盟军；尔后将日本本土全部地面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实行纵深配置，对上岸的盟军部队进行坚决抵抗，以挽救军国主义者失败的命运。日军参谋次长河边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叫嚷，实行本土决战对美军不利，而对日军“绝对有利”。他宣称要把“皇国的万物众生统统化为战力”，“发挥一亿国民玉碎精神”，以保卫国土。
根据6月8日的战争指导大纲，日本内阁6月22日召开的帝国议会第78次会议，通过颁发了“义务兵役法”，规定凡属15岁至60岁的男子和17岁至40岁的女子，均须服役。23日，公布实施“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明令规定凡属上述限定年龄内的男女国民均为国民义勇战斗队员。据此，日本全国组织起来的“国民义勇战斗队”队员，包括男女老少在内，总人数竟达2800万之多。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本土决战的需要，日军大本营还重新调整了战时组织体制，撤销了原东部、中部和西部军司令部，成立了专门担负本土作战任务的5个方面军司令部和专门负责地区警备任务的5个军管区司令部。另外，日本还进行了三次扩军运动，在日本本上除原有的和从关东军调回的21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外，又新组建了42个步兵师、4个高炮师、7个独立坦克旅、17个独立混成旅。至6月中旬，日本在本土共有步兵53个师、25个旅、2个坦克师、7个坦克团、4个高炮师。陆军航空兵编为3个军，共有待攻机2100架，其它飞机1100架。海军仅有驱逐舰19艘、潜艇38艘。至7月底，组成特攻突击队33个、特攻艇2593只。海军飞机共有5200架，大部为特攻机。陆海军总兵力最后达370万人。但是，“这是一项在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下，被迫大胆制定的人力断难做到的计划”。[〔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51页。] 因为，“对新军备部队所需武器、器材的补充，是更为重大的、令人担心的事情。以武器为例，当时拥有的数量同需要比起来，步枪仅及所需的50％，轻机枪为23％，步兵用火炮为28％……不足数量的相当部分，只能依靠从满洲抽调来的以及海军转让的武器，特别是有待此后至9月底以前国内预定生产的武器。”[〔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53页。]
因此，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不得不承认，“今后恐怕将使战时经济难以进行有组织的管理”。[〔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1390页。]
所以，所谓“本土决战”计划原本就是先天不足的死胎，因而，它的破产也就早已注定的了。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二节 苏美盟军加强对日进攻
一、波茨坦公告的发表
德国法西斯灭亡，欧洲战争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已占领硫磺岛和冲绳岛，并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发起了反攻，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在主要同盟国苏联与美英之间，美、英、法三国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日益表面化，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如何分享战争的胜利果实，如何使世界和平的安排对自己有利等问题，就成了美国、英国和苏联几个大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从而迫切需要主要同盟国首脑再次聚会协商，予以适当调整和解决。
为此，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就一些共同关心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第三次首脑会议，波茨坦会议有时又称柏林会议。罗斯福己于4月12日因脑溢血逝世，杜鲁门第一次代表美国参加会议。会议进行期间正值英国大选，因此丘吉尔于7月25日返回英国等候大选结果。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借新外长贝文于7月28日参加了最后几天会议。
波茨坦会议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7月17日至25日为第一阶段，共开了九次会。7月26日至27日因等候英国大选结果而休会两天。第二阶段，即7月28日至8月2日，共开了四次会，在会下展开了紧张的活动和磋商。在整个会议进行中，苏、美、英三国各有企图：苏联主要考虑巩固胜利果实，确定德国赔款数额，并让美英承认在东欧各国建立起来的新政府和领土变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如何使苏联实践对日作战的诺言，并确立自己在战后世界的霸权地位；英国则力图同苏联争夺胜利果实，并设法阻遏苏联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扩大与影响。为此，苏、美、英三大国在会上与会下展开了尖锐的明争暗斗。但由于日本法西斯这个共同的敌人仍在远东负隅顽抗的现实，迫使三国首脑在会上进行尖锐斗争的同时，也互相作了让步，以保证大战最后阶段的团结与合作。美国首先采取了主动妥协的步骤，苏联也作了一些让步。所以，三国首脑对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协议，有些问题分歧意见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只好暂时搁在一边。
会议通过了两个主要文件，一是《柏林会议公报》；二是《柏林会议议定书》。两个文件都由斯大林、杜鲁门和艾德礼分别代表苏、美、英三国政府签署。当时只发表了包括14项内容的公报。议定书则有21项，内容比公报多。此外，会议期间还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柏林会议议定书》，就成立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在盟国管制期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德国的赔偿、德国舰队和商船的处置；对待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政策；波兰西部疆界，控制黑海海峡，哥尼斯堡地区的归属问题，以及对战败国某些领土的“委任统治权”等，都载明在三国政府首脑的协议。8月1日签署的这个议定书是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的最后结果，为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打下了初步基础。
波茨坦会议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问题。美国为避免在日本本土进行登陆作战，迫切希望苏联能对日参战。
这一愿望在雅尔塔会议上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美方估计彻底打败日军须牺牲100万人，美军要到1945年11月在九州登陆；如果失利，要到1946年春才能在本州登陆；美军仍至少牺牲30万人，而且基点是苏军在美军进入日本本土前参战，以牵制关东军；如果关东军能撤回日本，美军伤亡将会增加更多。因此，杜鲁门直言不讳：“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
美国原子弹的试验成功，推动了波茨坦公告的发表。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荒芜沙漠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杜鲁门迅速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一方面指望以此应付国内人民出现普遍厌战情绪的压力，促使日本尽快投降；另一方面则企图以此来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认为美国不象以前那样需要苏联参战了。但由于斯大林不为原子弹所动，美国没有达到其目的。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社鲁门在每天交叉议论对日作战问题时，都念念不忘原子弹。7月21日，当他新收到一份进一步描述原子弹威力的报告时踌躇满志。7月24日，他又收到关于准备用于日本的原子弹即将装好的报告，便认为向日本发出劝降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与丘吉尔计议，决定将美国有了“一种破坏力异常大的新式武器”这个所谓“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透露给斯大林时，斯大林听后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兴趣，只是微笑说：“希望好好地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杜鲁门和从旁注视的丘吉尔猜测斯大林没有懂原子弹的意义。斯大林的反应使杜鲁门和丘吉尔大失所望。
其实，苏联从1942年6月即开始研制原子弹。据朱可夫回忆：当时斯大林并未显露出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别的东西。当天回到住处后，斯大林说：“让他们抬高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美英事先未就波茨但公告事宜与苏联商量，苏联在7月26日公告签字当天才收到副本，苏联要求把公布日期推迟三天，遭到拒绝。
美国想利用原子弹争取会议的主动权并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放宽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没有把废除天皇制的条款写进波茨坦公告中，这反映了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影响而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保存日本势力的对日政策的变化。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但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当时中国政府虽然没官参加讨论，但在公告发表前曾征得了它的同意。由于苏联尚未对日宣战，故未以四国名义发表。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亦正式加入公告，所以公告最后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全文共13项内容。公告指出，中美英三国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日作战，给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为止。
德国的顽抗已被盟军所摧毁，遭到覆亡，日本如若顽抗，也不能逃脱与德国同样的命运。公告最后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公告还就同盟国军占领日本本土、实施开罗宣言条款、日本的主权范围、惩办战犯等提出了条件要求。
中美英促今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同意对日本发表公告，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公告原文如下：
“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公告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之指定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实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国际条约集》（1945～194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77～78页。]
波茨坦公告表达了反法西斯各国政府和人民，团结协力，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对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波茨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政府首脑继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之后，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历时17天，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议，它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时，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尖锐矛盾甚至有酿成新的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在美、英、法大国之间，利益也不一致。波茨坦会议及时地调整了三大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对大战结束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边界问题、对德国和其他战败国的处置等问题和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等，基本上达成了协议，这对彻底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为建立战后世界的新政治战略格局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美对日加强轰炸
1944年1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拟订在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的计划。1945年5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了在日本九州和本州的关东地区登陆的时间和要求的指令。据此，美军太平洋战区指挥部即着手拟汀了在日本九州和关东地区登陆的具体计划：在登陆之前，要以驻马里亚纳群岛、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全部美军航空兵与太平洋舰队相配合，摧毁日本的海空基地和工业设施，瘫痪其海陆交通，消灭日本本土和亚洲大陆上的全部日军飞机，摧毁上陆地区的日军防御设施，切断本州与九州等本土岛屿之间的联系，以及本州南北的陆上交通，以便彻底孤立九州、特别是上陆地区的日军。此外，战略空军还要担负对一些战略目标（如大城市）的轰炸任务，以瓦解日军的士气。
为了实施上述作战计划，美军首先加强了对日轰炸，企图使日本无法利用本土的库存物资制造飞机和其他武器装备，中断武器的生产和补充，以利尔后的作战。从1944年6月中旬起，美军开始了对日本本上频繁的战略轰炸。
6月16日，美国战略空军第20航空队所属驻中国成都空军基地的B—29重型轰炸机编队47架，首次袭击日本九州北部小仓，集中轰炸日本钢铁工业城市八幡制铁所（今新日本制铁公司）。
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6日止，美第20航空队从成都基地出动40至80架次B—29型飞机的编队，对满洲、朝鲜、台湾、北九州前后共实施10余次空袭。1944年7月6日，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后，即在该岛抢修航空基地。随后，驻中国的B—29型轰炸机逐渐转移到马里亚纳基地。
11月24日，美国战略空军第20航空队B—29重型轰炸机编队110架次，第一次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基地起飞，分别对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和神户地区的飞机制造厂，集中进行高空精密轰炸。至1945年2月，美军出动B—29重型轰炸机1100架次，共袭击14次，使日本的武器总产量减产16％。从1945年3月起，美战略空军B —29重型轰炸机改为2000～6000米的低空投掷燃烧弹，对日本大中城市全面实施地毯式轰炸。自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14日的9个半月中，美航空兵共出动B—29重型轰炸机17500架次，投弹16万吨。
与此同时，美军从1944年3月后，在关门海峡两侧和神户、广岛、佐世保等港湾进行大面积布雷，封锁水道。美第20航空队对日本的空中布雷持续4个半月的时间，出动飞机1。7万架次，共投水雷1。2万枚，击沉击伤日本船只670艘，共139万余吨，使日本海上交通陷于停顿。
总之，美军对日加强轰炸和封锁以来，使日本战时经济进一步陷于崩溃、瘫痪的境地，其炼油工业生产下降了83％，飞机引擎生产下降了75％，飞机骨架生产下降了60％，电子装备生产则下降了70％。 600多家主要军事工业工厂不是被炸毁就是遭到严重破坏。到1945年春夏，日本驶向南方的船队被迫停航，向北航行的船队几乎大部分被击沉。海外交通陷于瘫痪，原料无法运输，工厂遭到破坏，石油、粮食进口已不可能，各种物资极端匮乏，日本法西斯已面临绝境。
三、苏对日宣战，出兵消灭关东军主力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辰高战争指导会议于1945年7月27日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与苏联调停的问题。以军部阿南惟几陆相、梅津美冶郎参谋总长等主战派以种种条件为理由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以东乡外相等人则认为：苏联政府未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名，因此苏联对日本仍然保持着法律上的中立，且盟国对过去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有所缓和，所以应当先看一看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日本的态度。7月28日，铃木首相屈服于军部首脑的强烈要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谈”，“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发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20页。]
日本公开拒绝波茨坦公告，盟国只有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最后一战。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掌握占领日本的主动权，急欲想单独迫使日本投降，以便获得在战后同苏联对抗的有利战略地位，遂于8月6日抢在苏联出兵之前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毁灭性武器——原子弹的两次轰炸，使日本两个城市遭到空前灾难。当日，广岛市民死伤17万人，长崎居民死伤6。6万人。由于日本统治集固执意拒降和顽抗。致使日本国民遭受了灾害。美国对日本本土使用原子弹，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迅速投降。
8月8日17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滕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书，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书的具体内容如下：
“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后，日本是依然坚持战争的唯一强国。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了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7月26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策的这一方针，是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除各国人民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毁灭的唯一方法。由于上述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1945年8月8日。”
与此同时，苏联驻东京大使马立克将苏联政府这一宣言通知日本政府。
苏联对日作战，既是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所承担的在德国投降后两或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义务，也是苏日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苏联对日宣战，大出日本意料之外。日军原来判断，苏军对德作战结束后，需要体整，对日作战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最早也要在1945年9月上旬；苏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可能由苏联远东滨海地区向中国东北实施。关东军根据这一判断，把防御重点定在中国东北的东部方向。
8月9日零时，苏军发起对日作战，到9月2日日本投降，历时24天，战斗行动约占其一半时间。
关东军的防御计划和兵力部署1945年7月5日，日军大本营确定关东军的对苏作战方针是：“利用满洲广阔地域粉碎敌之进攻；不得已时，也要扼守长春——大连线以东、长春—图们线以南要地，坚持长期作战，以利于遂行大东亚战争。指导要点：
1。尽晕利用北朝鲜东部山地、牡丹江流域西侧山地、大小兴安岭和四平——齐齐哈尔线外沿地区的地形和工事，力争粉碎敌人；为阻滞敌人进攻，预期以一部兵力玉碎。
2。尔后，利用满洲广阔地域和地形，阻敌进攻，以期持久，同时广泛开始游击战。
3。关东军主力适时集中在长大线以东、长图线南山地，诱歼进攻之敌；不得已时，也要扼守通化、临江周围要地，以图长期坚持。”[〔日〕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关东军》（2），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368页。]
关东军辖第1、3两个方面军，6个集团军和第2航空集团军，计24个师又12旅，70余万人；伪满、伪蒙军8个师又12个旅，约20余万人；日伪军总兵力近100万人。作战飞机150架（另有可用于作战的教练机约500架），坦克160辆，[〔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中译本第170页。] 各种火炮5000门。此时的关东军绝大部分是刚组建的新部队，其装备和战斗力已远非当年的面貌。由于在中国关内作战和太平洋方面的消耗，其精锐的部队大部已不复存在。为了应急，关东军于1944年新编4个师，1945年2月新编8个师，在7月的“全体动员”中，又新编成8个师另7个旅，使关东军迅速膨胀，达到上述师，旅的总数。
关东军的部署如下：第1方面军担任东部正面防御，主力集中在牡丹江、延吉一线，司令部设在牡丹江；第3方面军担任西部正面和南满的防御，司令部设在沈阳，其44集团军配置在阿尔山、洮南、通辽地区，第30集团军配置在长大线以东地区；第4集团军担任北部正面防御，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第34集团军为关东军的预备队，配置在朝鲜咸兴地区。
关东军的防御由三道防御地带组成。第一道，由边境筑垒地域及二线主阵地组成；第二道，沿长大和长图线设置，成据点式防御；第三道，以通化为中心，沿中朝边境山区设置，是最后抵抗地域，纵深工事在开战前刚刚动工。
苏军的进攻企图和兵力部署1945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开始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并确定了进攻关东军的方案。其总的企图是：以三个方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东西对进，以西为主，北面为辅助进攻方向，切断东北日军与华北、朝鲜的联系，分割围歼关东军主力于中满地区。苏军统帅部在训令中强调：“尽速夺取胜利，避免与日军在满洲陷入持久作战。”[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中译本）第39页。]
为实行统一的指挥，在伯力成立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希金上将为军事委员，斯·帕·伊凡诺夫上将为参谋长，并赋予全权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下辖三个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共有11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个航空兵集团军、3个防空集团军。计陆军80个师（其中6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火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O 余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各种舰船50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1500余架。总兵力达150余万人。确定战役部署如下：
后贝加尔方面军：辖1个坦克集团军、4个合成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l 个航空兵集团军和1个防空集团军，约65万人。任务是分割围歼关东军第3方面军主力于长春、沈阳地区，切断关东军与华北的联系。主突集团从外蒙古的塔木察格布拉克向长春、沈阳方向实施主要进攻，左翼集团军向海拉尔、齐齐哈尔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右翼机械化集群向承德、张家口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当前任务是越过大兴安岭，前出至索伦、突泉、鲁北一线，尔后向氏春、沈阳进攻。
远东第1方面军：辖4个合成集团军、1个战役集群（辖2个师）、1个航空兵集团军和1个防空集团军，约58万人。任务是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分割围歼关东军第1方面军于牡丹江、敦化地区，切断关东军同朝鲜和日本的联系，尔后向哈尔滨、吉林、长春进攻。主突集团向壮丹江方向实施主要进攻；左翼集团军从向汪清、延吉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右翼集团军向密山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当前任务是突破日军边境筑垒地带，前出至牡丹江、汪清一线，尔后向哈尔滨、吉林进攻。
远东第2方面军：辖3个合成集团军、1个航空兵集团军和1个防空集团军，约33万人。任务是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歼灭日军第4军。以主力沿松花江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另一部分别从右翼向齐齐哈尔实施辅助进攻；从左翼向宝清实施辅助进攻。以1个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协同下，于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作战。
太平洋舰队：以潜艇和航空兵在日本海域行动，切断关东军与日本本土驻军的联系；支援地面部队的濒海翼侧防御；协同陆军在北朝鲜东岸诸港口、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登陆作战。
战役经过战役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8月9日至14日），苏军突破日军边境防御，前出到东北平原。
8月8日夜，苏军三十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的部队占领进攻出发地域（阵位）。9日零时，各先遣支队越过国境。拂晓，主力先后发起进攻，航空兵分两批袭击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沈阳，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行动。
在西线，后贝加尔方面军各先遣支队利用夜暗，同时在所有方向越过国境。4时30分，方面军主力开始进攻，基本未遇日军抵抗。坦克第6集团军在相隔70多公里的两个方向上成两路以疏开队形快速前进，战役第一天前进150公里。10日下午，又前进100多公里。坦克第5军当夜登上大兴安岭，占领了台日黑达坝。8月12日，坦克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其先遣支队已于11日占鲁北，12日占突泉。左翼第36集团军于11日攻克满洲里筑垒地域，坦克部队在海拉尔筑垒地域，遭日军顽抗，主力实施迂回。右翼骑兵机械化集群分两路开进，一路14日攻占多伦，另一路15日占领张北。
在东线，远东第1方面军先遣支队于9日1时偷渡乌苏里江，袭击日军边境筑垒地域。8时半，主力发起进攻，左翼第25集团军和右翼第35集团军分别遭到日军东宁、虎头筑垒地域的顽抗，主力被迫迂回，留一部兵力继续攻击。第5集团军以先遣支队消灭日军火力点后，主力迅速前进，于战役第2天攻占绥芬河，14日攻入牡丹江市区，与第1集团军协同，同日军展开巷战，并以主要力量从牡丹江市南面迂回，直插吉林。
在北线，远东第2集团方面军于9日1时发起进攻，独立第5军强渡乌苏里江，14日占宝清。第15集团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于14日经激战攻占富锦筑垒地域，打通了去佳木斯的道路。第2集团军先担任黑龙江北岸海兰泡沿线的防御，11日转入进攻，于14日包围了孙吴和爱辉筑垒地域。
经战役第一阶段的6天交战，后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前进450至500公里，前出到东北平原；远东第1方面军前进150至200公里，前出到牡丹江平原；远东第2方面前进50至100公里，前出到佳木斯的接近地；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领了北朝鲜雄基、罗津等港口，切断了日军从海上的退路。关东军的部署被割裂、打乱，失去统一指挥，只有部分兵力仍在牡丹江市和海拉尔、孙吴、虎头等筑垒地域继续抵抗。
第二阶段（8月15日至9日2日），苏军继续进攻，关东军投降。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并未停止抵抗。苏军继续进攻。
后贝加尔方面军于16、17日相继攻占扎兰屯、洮南、通辽、赤峰、张北等地。
由于道路泥泞，坦克集团军只能沿铁路路基运动，每昼夜前进速度平均40至50公里，主力在先遣支队后面跟进，没有进行战斗。部分兵力继续围攻海拉尔筑垒地域。
远东第一方面军的第1和第5集团军于17日攻占牡丹江市，俘日军4万余人。当日，方面军右翼第35集团军进占勃利，左翼第25集团军进占图们，并向北朝鲜推进。部分兵力仍在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同日守军进行激烈争夺战。
远东第2方面军的第15集团军于17日攻占佳木斯后，沿松花江追击退却之敌。第2集团军在航空乓和炮兵支援下，对孙吴筑垒地域展开猛烈攻击。
8月17日，关东军下令停止抵抗，日军开始投降。鉴于各兵团离战役目标尚远，华西列夫斯基要求关东军从8月20日12时起停止一切作战行动，并于18日命令各方面军派出快速支队，迅速进占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从18日起，苏军以临时编组的小分队，先后在13个重要城市（内有朝鲜4个）实施空降，控制机场和市区重要目标，接受日军投降。
20、21日，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支队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合。
驻守虎头和东宁筑垒地域的日军，直到8月26日才停止抵抗。
与此同时，8月11日至25日，苏军第16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部分兵力的协同下，实施了南库页岛进攻战役；8月18日至9月1日，远东第2方面军一部在第16集团军一部和太平洋舰队的编队协问卜，实施了千岛群岛登陆战役。
远东战役，苏军歼灭关东军、伪满军和伪蒙军的全部，日军损失官兵约70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60。9万人被俘。苏军伤亡3。2万余人。
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不仅是正义之师，而且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兵力雄厚，与日军相比，占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全面优势，运用了他们在苏德战争中的作战经验，导致对日作战的迅速胜利。
日本关东军迅速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深陷于中国14年的长期战争中，在东北军民和全国军民持久抗战的打击、消耗下，不断死伤，不断补充，老部队基本消耗殆尽。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已使它疲惫不堪，经不起多少打击。对于关东军当时的屠弱情况，服部卓四郎写道，“关东军的兵员又膨胀起来，拥有以24个师、9个独立混成旅为基干的约75万人的兵力。可是，这些部队的实际战斗力怎样呢？即使是最老的师，也只有昭和19年（1944年）5月编成的第107师。其他都是在那以后新建的兵团，编制、素质、装备都很差，训练也不够。在7月份的彻底总动员中，人员勉强补充够了，但武器很缺，计缺：野炮400门，机枪236挺，掷弹筒4900个，刺刀约10万支。”“如果把拥有24个师、9个混成旅的关东军的实际战斗力，换算成过去的驻满常备师，实际上仅为8个半师。所以关东军的增强，可以说是一种表面膨胀而内容空虚的浮肿。”关东军仍然“果敢地挥起它的螳螂之臂来面对最后的血战，……实在不无悲怆之感。”[〔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856页。]
具有如此实力的关东军，在整个法西斯轴心土崩瓦解的总形势下，在苏军强大攻势的打击下，一周多时间即告覆灭是不足为奇的。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发起的远东战役，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缩短了盟国对日作战时间。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三节 中国敌后战场举行全面反攻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实际上即是中国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
中国战场之正面战场，自1944年豫湘桂作战后，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国民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危机。1945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摆脱困境，决定“开始使用中国战区内所有之陆军空军及后勤机构，对在华之日军予以强烈紧密之进攻。”企图切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线，并夺取中国西南海岸之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72页。]
中国国民政府判断日军随时有投降的可能，因此准备在日军投降时，速派军队先行占领上海、大沽、广州、青岛、汉口等地。但是，当时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大多偏处西南各省。上述战略要地非唾手可得。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远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预计快得多。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处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5年春夏期间，日军大本营为坚持所谓“本土决战”，被迫在中国战场采取战略收缩，放弃湘桂铁路及粤汉铁路大部，将在华南地区的日军主力向华中地区集中，再准备转用于上海、青岛、朝鲜沿海，及用于确保华北、华中和东北；在上海以南沿海，除在广州、香港留置少数日军外，其他日军部队亦同时北调。4月，广西日军为隐匿撤退企图，采取佯攻掩护撤退的湘桂撤退作战。5月下旬，中国第3、第4方面军尾追日军收复南宁，6月底收复柳州。7月初，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制订了反攻广州的计划，打算“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井牵制越北之敌，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台北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73页。]
8月上旬，中国第2方面军先头部队进入梧州以西地区；第3方面军进至全县附近：其他参战部队也计划陆续向前推进。
然而，没有来得及部署就绪，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定反攻计划未及实施。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敌后战场肩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在苏联红军于8月9日开始实施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将持续近两年之久的局部反攻，发展成为全面大反攻。
一、毛泽东、朱德发布反攻命令
8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着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音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成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而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为歼灭拒降的日军，中共中央于10日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署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破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同日24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
11日8时、9时、10时半、11时、12时和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第2、第3、第4、第5、第6和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以及在华北之朝鲜义勇队，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
二、解放区军民向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及配合苏军解放东北
为了确保大反攻的胜利，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示各区党委：“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2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确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
“1。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2。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3。北宁路，4。正太路，5。道清路，6。白晋路，7。德石路，8，郑州以北之平汉路，9。郑州以东之陇海路，10。津浦路，11。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乡村。”[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3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见附图14）
（一）晋察冀军区部队进逼北平、天津，攻占张家口等城镇，控制交通要道
正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于8月10日致电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其他领导人，要求全区部队立即向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承德，山海关等城市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军区抽出3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协同苏联军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收复东北国土；冀晋军区尽可能抽出两个团向太原逼近，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城及其附近地区。
据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立即作了部署：以冀察军区主力在冀中、冀热辽军区各一部的配合下夺取北平；以冀察军区一部兵力夺取张家口、张北等城镇，配合南下的苏军作战；以冀晋军区部队夺取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镇，并配合晋绥、冀中军区部队夺取太原、石门、保定等城市；以冀中军区主力夺取天津、塘沽等地；以冀热辽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夺取唐山、秦皇岛等地。
11日，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出通牒，令其缴械投降。同时，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正规兵团的指示，先后将38个小团扩编为大团，将地方武装编成62个团，共约11万人，另有民兵63万余人，参加反攻作战。
8月12日，大反攻作战开始。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迅速逼近指定的进攻目标。冀察军区第1、第11军分区部队及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和冀热辽军区第14军分区部队一部，由冀察军区统一指挥。从东、西、南三面向北平逼近。第14军分区部队一部于8月20日攻占通县飞机场，另一部攻入顺义县城，经一夜激战，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尔后又掩护民兵破坏了从古北口至通县的铁路。第1、第11军分区部队主力从西南面向北平攻击前进，推进到长辛店、丰台附近。第10军分区一部进至南苑等地。至此，对北平构成了包围态势。在进军北平的同时，冀中军区集中第8、第9、第10军分区等部队共13个团的兵力，于8月19日夜以天津为主要目标，对北起杨村（今武清）、南至唐官屯一线城镇之伪军同时发起进攻。第9军分区1个团攻入天津西火车站。第10军分区1个团攻占杨柳青、韩柳墅，2个团攻占杨村、北仓等车站及杨村西北的飞机场，切断了平津间日伪军交通线。第8军分区2个团一度攻占静海县城，并配合地方武装攻克了天津以南的陈官屯、唐官屯火车站；另一部挺进天津南郊地区，迫使伪军津南自卫团400多人缴械投降。随即进攻天津外围据点，向市区逼近。冀中军区部队使天津陷入包围之中。与此同时，向德石铁路进军的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束鹿县城，全歼守军。向平汉（今京广线北段）铁路和保定进军的第7军分区部队，攻克明月店据点，占领张登等地，一度攻入保定中，切断了日伪军平汉铁路交通。
与进军平津相呼应，冀察军区第12平分区察蒙骑兵支队北上接应南下的苏军；第12军分区1个团及第13军分区1个团和1个支队向张家口市进攻；第12军分区1个团和1个支队破坏怀来至沙城间铁路，阻止张家口的日伪军东逃。同时，第12军分区主力停止围攻赤城，向张家口开进，参加夺取张家口作战。8月16～19日，各部队从东、西、南三面扫清张家口市外围，阻断日伪军退路，20日晨，开始攻城。战至23日，占领张家口及万全县城，共歼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1万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炮50门及大量军用物资。冀察军区策应作战的部队先后收复涿鹿、尚义、康保、崇扎等县城，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绥解放区相连接。并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冀晋军区第2、第3、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占领了行唐、盂县、平山县城，一度攻入石门和阳曲县城，切断了正太（今石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向太原市逼近。第5军分区部队于8月13日攻克兴和县城，22日收复集宁、丰镇等城镇，歼灭日伪军一部，并向人同推进。冀热辽军区8个多团的兵力会同地方干部共1。3万余人，分西、中、东3路向热河、辽宁、吉林等省进军。西路从兴隆和围场地区出发，向承德方向前进；中路从喜峰口出长城。向赤峰方向前进；东路，（又称挺进东北的前梯队）在攻克抚宁东北的双旺镇、海阳镇等据点后，于8月12日从义院口、九门口越过长城。经都山（今青龙）、平泉、凌源，向辽宁省西部地区攻击前进，配合苏军作战。在冀东的部队，攻克唐山外围的古冶、赵各庄等据点，一度切断北宁铁路交通。
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经半月余作战，夺取县城29座，切断战区内日伪军控制的铁路交通，日伪军被迫龟缩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孤城。河北、山西两省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二）晋绥军区部队逼近太原，攻入归绥，夺取日伪军占据的城镇据点
8月11日，晋绥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在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统一指挥下，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促令晋绥区境内的日伪军立即停止作战行动，将全部乒员、武器装备、运输工具及其他作战物资，开具清单，交予八路军，不得毁坏，若在限定时间内拒绝缴械，八路军即以违反命令予以军事惩处。同时，决定集中主力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对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及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日伪军发展进攻。
北线大反攻由雁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副司令员许光达指挥。第120师骑兵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中旬先后攻占武川、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县城及归绥以东的旗下营、白塔寺车站。与此同时，第9、第27团于18日攻克归绥，包围日伪军300余人。此时，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沿平绥铁路东进，逼近归绥。八路军因腹背受敌，遂撤至归绥东北的哈拉沁地区，归绥被国民党军抢占。第2、第5军分区部队于16日攻占有玉城，18日收复平鲁及其以北的败虎堡据点。右玉、平鲁等据点日伪军向大同、朔县撤退，第5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连克井坪镇，朔县城及其外围据点。至此，同蒲铁路被拦腰斩断，晋绥与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
19日晨，独立第2旅第36、第32团全歼驻清水河县城伪军1000余人，俘300余人，缴马450余匹。20日，第2军分区第5支队在民兵配合下，收复五寨境内的义井、李家坪据点。南线大反攻在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指挥下，调集第3、第4、第7、第8军分区部队，以太原为中心展开。
8月15～19日，第8军分区部队先后收复汾阳附近的协和堡、太原市以北的思西村、皇后园、南寨等外围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太原县（今晋源镇），并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为策应攻取太原，第6军分区部队攻占奇村、忻口等据点。第3军分区和第8军分区一部分别攻克离石以东的吴城镇和以西的李家垣等据点，并协同第358旅第716团于21日在芦家滩歼灭由离石撤退的日军第114师一部。至此，晋绥军区部队已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同蒲铁路两侧，日军被迫放弃中、小城镇据点，北向大同一带集中，南向太原、汾阳、平遥等地集中，以逃避各个被歼的命运。
（三）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向太原、开封、安阳等城市逼进，切断同蒲、陇海、平汉等铁路线
驻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第129师所属部队立即向日伪军发起了全面反攻。参加反攻作战的有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鲁豫军区等共26个军分区的部队，计72个团、7个支队约19万人；另有民兵40余万人配合作战。
1945年8月，八路军驻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当面敌军为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第12、第43集团军及方面军直辖部队各一部，伪华北绥靖军一部和伪第5、第6方面军等共10余万人。主要部署于平汉、道口至清化（今博爱）、白圭至晋城铁路沿线城镇。8月10日，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的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致电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区分了作战任务：太行军区、大岳军区主力集结于沁源以北地区，并以太行军区一部相机夺取榆次、太谷，保障和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冀鲁豫军区主力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今商丘）3城，解除该地区日伪军武装；冀南军区主力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沿平汉铁路线城镇，并以一部兵力北上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相机夺取石家庄。各军区随即进行动员，扩充部队，制定计划，进行部署，集中兵力向上述地区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
8月10日起，太行军区主力7个团组成的西进部队，向山西省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进攻，后因第2战区国民党部队抢占上党，遂转兵北进沁县、武乡地区，歼灭日军独立第14旅及伪华北绥靖军第12集团各一部，控制白晋铁路一段。第7、第8军分区部队组成道清支队，于14日起向道清铁路沿线日伪军发动进攻，17日占领河南省博爱县城，歼灭日军第6独立警备队及伪军共800余人，19日攻占辉县等地，并切断了道清铁路。该军区其余各部队分别攻占河北省赞皇、梅花、彭城和山西省潞城、襄垣、昔阳及马坊、长凝、范村等据点数十处。太岳军区主力5个团，向山西省平遥、介休进攻，进至平遥以南的东泉镇地区。该军区邻近同蒲铁路南段沿线的各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克运城盐池、夏县、平陆及茅津渡、石哲镇等大小据点50余处。冀鲁豫军区13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分3个纵队向河南省郑县、开封地区攻击前进，攻占延津、封丘、阳武（今原阳）等县城，歼灭日军第6独立警备旅及伪第5方面军各一部共3500余人；另3个团组成的南路军，向开封、兰封（今兰考）地区的日军第12集团军和伪第5方面军发动进攻，一度占领开封两侧陇海铁路。冀南军区11个团及地方武装组成的北路军，主力收复了河北省平乡、鸡泽、曲周、广平县城，尔后向平汉铁路逼近，一部兵力攻占冀县、武邑和景县等县城，同时向山东夏津、清平方向发起进攻。该军区其他各部队在民兵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收复山东省西南部的东阿、沛县、平阴、鱼台、金乡等县城和许多据点，继向济南、徐州逼近。
（四）山东军区部队向济南、青岛、徐州等地进军，切断津浦、胶济、陇海铁路交通
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驻山东日军第43集团军以及伪军共20余万人，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城镇收缩集中。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于8月中旬进驻济南，大量收编伪军，与日军一起对抗八路军。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于8月11日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占领德县、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交通要道的任务。同日，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向城市进军的命令。
15日，将全区主力及基干部队计8个师、12个警备旅和1个海军支队，共21万人，编成5路野战部队，执行全面反攻任务。其部署是：由鲁中军区指挥第3、第4师和警备第1、第2、第3旅（后增加第4旅）向济南及胶济铁路西段、津浦铁路济南至滋阳（今充州）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夺取济南，围攻益都、安丘、泰安、临沂等城市。由滨海军区指挥第1、第2师和警备第10、第11旅，分南北两线作战，北线部队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配合胶东军区部队夺取青岛；南线部队向陇海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收复沿海地区，进占连云港等地，并沿陇海铁路西进，策应鲁南军区夺取徐州。由胶东军区指挥第5、第6师和警备第4、第5旅及海军支队，主力进军青岛，一部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胶东半岛沿海各城镇的日伪军进攻。
由渤海军区指挥第7师和警备第6、第7旅向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县（今沧州）段和胶济铁路西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主力配合鲁中军区夺取济南，一部收复津浦铁路沧（县）德（县）段沿线各要点及寿光、潍县（今潍坊市）等地。
由鲁南军区指挥第8师和警备第8、第9旅主力夺取徐州，一部向徐州东北外围地区及津浦铁路徐州至滋阳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同时，山东各地由10万余名民兵组成数10个“子弟兵团”开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还动员10万余民工支援前线。
8月中旬起，5路野战部队在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下，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展开反攻。
鲁中军区部队于8月11日～16日，首先攻克磁村等23个据点。19日～25日，攻克临胸、博山，并突入胶济铁路中段，解放益都、莱芜和淄川。尔后，第4师越过胶济铁路，协同渤海军区第7师解放章丘。第3师于27日～31日解放周村和新泰，共俘伪军5000余人，切断了胶济铁路西段，从东南方向逼近济南市。
滨海军区部队8月21日解放赣榆、青口，切断陇海铁路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控制了日照以南、新浦（今连云港市）以北海岸线，并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19日，第1师与滨海支队解放胶县，俘伪军2000余人，迫使700余人投降，切断胶济铁路东段，保障了向青岛进军的胶东军区部队的翼侧安全。
胶东军区部队8月17日攻克威海卫（今属威海市）和牟平。18日～20日，攻占石岛、福山和龙口。
21日～23日收复招远、黄县、莱阳和蓬莱。24日解放烟台。26日突破崂山防线，攻占流亭机场和即墨，俘伪军2000余人，威逼青岛。
渤海军区部队8月17日至23日解放寿光、临邑、高苑（今属高青县）、桓台、广饶、博兴，昌邑，攻克长山、阳信、吴桥、临淄、辛店、淄河店等车站，毙伤俘伪军4800余人。
29日至31日，克齐东（今属高青县）、惠民、邹平和青城。切断了胶济铁路中段，从东北方向逼近济南市。
鲁南军区部队，8月18日攻克滋阳以南的官庄车站，切断津浦铁路。
19日攻占泅水和曲阜。25日解放台儿庄。从东北方向逼近徐州市。
（五）新四军各部队夺取苏、皖、浙地区敌占乡村和县城
8月12日，中共中央鉴于华中地区敌兵力较大，新四军难于夺取大中城市的现状，遂决定：“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同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执行中央坚持江南斗争方针的具体部署》中又明确指示华中局：
“（一）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
（二）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37页。]
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2、第3和第7师主力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西；以第4师一部配合八路军歼灭陇海路东段之敌；以各军区武装迅即向本区内敌占城镇进攻。
在江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首先攻克安徽省宿县西南孙疃集、五河东北双沟等据点。歼日伪军一部，并收复宿迁、泗县、泗阳3座县城。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克安徽省定远、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和江苏省六合诸县城，在嘉山以南切断津浦铁路，并迫使浦口、六合地区伪军3000余人投降。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于8月17日攻克无为县城，尔后占领襄安、运漕等据点，歼灭伪军2000余人。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于18日攻克沭阳县城，21日夺取涟水县城，共歼灭伪军600余人。苏中军区部队攻克黄桥、姜堰（今泰县城），金沙、（今南通县城）、掘港（今如东县城）等据点30余处，19日占领扬中县城。
在江南，苏浙军区第1、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主力，首先攻克郎溪以北东坝、梅渚等据点，并乘敌收缩之机，于8月19日占领长兴、溧水、溧阳、金坛县城，同时攻占宜兴西南和句容东南集镇50余个。第2纵队攻克余姚以北据点数十处，并逼近宁波郊区。第7师兼皖江军区驻皖南部队，一度攻入芜湖市区，并威胁南京翼侧。
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的指示，以第13旅由大悟山东进，攻占了安陆东南的魏家店、晏家河及花园车站。尔后沿平汉铁路南进，在孝感东北三汊埠伏击并歼灭撤往汉口的日军一部。同时，各军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进攻，仅在确山、黄陂、天门、咸宁等县即攻克据点12处，共歼灭日伪军3500余人。
河南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相机占领平汉、陇海铁路，迅速与鄂豫皖边区和山东区打通联系的指示，以主力一部组成陇海、平汉支队，分别向铁路沿线之日伪军进攻。8月18日，攻占密县县城，22日夺取登封县城。尔后，攻克了偃师东南的回郭镇、大金店等数十个日伪军据点，歼灭伪军数百人。
（六）华南抗日游击队攻歼当地日伪军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以主力继续向粤北发展，同时以一部乓力进占广九线及某些小城市的指示精神，迅速攻歼盘踞本地区的日伪军。8月13日，东江纵队主力一部攻入北栅、太平，歼伪军一部。
17日，收复宝安县城，攻克常平、西乡、固戍等据点，歼伪军第30师及日军各一部。20日，占领厚街、赤岭和深圳等据点，切断了广九铁路。21日至22日，又先后攻入博罗、增城县城，并收复长洲岛和大屿山等地。珠江纵队、中区纵队，南路纵队等，也分别向当面之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了一些集镇。
（七）解放热河、察哈尔省全境，挺进东北，收复大片国土
热、察两省北靠蒙古，南临河北，东接辽宁，西连晋、绥，是连接东北和西北的枢纽。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第2号命令中即令晋察冀军区部队进军热、察，配合南下苏军作战；令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迅即进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8月20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发出指示，要求派出组建100个团所需要的干部及主力部队陆续进入东北。9月11日，中央军委根据进军东北的需要，指示晋察冀军区大量消灭分散孤立的日伪军，控制热、察全境。
晋察冀军区决定集中主力巩固察南张家口方面的同时，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冀察军区主力一部在攻克宣化后，于9月19日攻占平绥铁路东段重镇新保安，随后“追歼溃逃之日伪军，收复怀敌区各具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二）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237页。]
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2、第3和第7师主力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西；以第4师一部配合八路军歼灭陇海路东段之敌；以各军区武装迅即向本区内敌占城镇进攻。
在江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首先攻克安徽省宿县西南孙疃集、五河东北双沟等据点。歼日伪军一部，并收复宿迁、泗县、泗阳3座县城。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克安徽省定远、来安、嘉山、天长、盱胎和江苏省六合诸县城，在嘉山以南切断津浦铁路，并迫使浦口、六合地区伪军3000余人投降。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于8月17日攻克无为县城，尔后占领襄安、运漕等据点，歼灭伪军2000余人。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于18日攻克沭阳县城，21日夺取涟水县城，共歼灭伪军600余人。苏中军区部队攻克黄桥、姜堰（今泰县城），金沙（今南通县城）、掘港（今如东县城）等据点30余处，19日占领扬中县城。
在江南，苏浙军区第1、第3纵队和第4纵队主力，首先攻克郎溪以北东坝、梅渚等据点，并乘敌收缩之机，于8月19日占领长兴、溧水、溧阳、金坛县城，同时攻占宜兴西南和句容东南集镇50余个。第2纵队攻克余姚以北据点数十处，并逼近宁波郊区。第7师兼皖江军区驻皖南部队，一度攻入芜湖市区，并威胁南京翼侧。
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占信阳、武汉之线的指示，以第13旅由大悟山东进，攻占了安陆东南的魏家店、晏家河及花园车站。尔后沿平汉铁冀、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解放区派到东北的干部约2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大批部队挺迸东北后，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在东三省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收缴日伪军武装，摧毁伪满各级政权，剿灭土匪特务，建立人民政权，为东北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基础。
三、美蒋勾结抢夺胜利果实
正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并互相勾结迫不急待地与中国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苏联参战后，日本投降已指日可待，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远在西南大后方，别说参加反攻作战，就连派兵接受日伪军投降也来不及。美国总统杜鲁问清楚，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所以，他要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投降，还要求日军守住所占地区，阻止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8月10～11日，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令“第18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台北1984年版，第309页。]
8月13日，朱德电告蒋介石，“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在当日发布的第一号通令中，竟指定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权。与此同时，蒋介石电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他命令在华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3册，第613页。]
8月18日，冈村宁次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军队缴械。尔后，他又下令所部，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71年印，第15页。]
面对美蒋日伪互相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在致美、英、苏三国政府“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根据波茨但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同时，他还电令冈村宁次：“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但由于美蒋的支持和纵容，在华日军公然违背波茨坦公告，拒不接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继续同中共军队作战。
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以主力挺进”的指令下，在前往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各大城市受降的同时，并向解放区进逼。胡宗南部以其主力3个军向山西推进，其一部已过黄河；阎锡山在晋中集中8个师准备进入太原，另一部拟东进争夺晋东南地区；傅作义部进入包头，2个步兵军及1个骑兵军由绥远沿平绥路东进，与晋绥部队争夺归绥；李品仙、何柱国等部向徐州，蚌埠进犯，争占津浦路；王仲廉、高树勋、刘茂恩等部已向郑州、洛阳、许昌一线推进。此时的中国战场，出现了美、蒋、日、伪加紧勾结，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而严重的局势。
四、解放区军民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歼灭拒降之敌
面对国民党军加紧向大中城市推进，夺取人中城市的计划难于达成的现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指示各党委、各军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8月26日，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今后我军应尽可能夺取平绥、同蒲路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兵力广占乡村和中小城镇。据此，各大战略区迅即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立即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歼灭拒降的日伪军。大反攻作战进入第二阶段。
晋察冀军区即以一部兵力继续破击边区周围各铁路线，威胁大城市之日伪军；以主力广泛夺取日伪军占领的县城及据点。8月24日起，各部队积极向日伪军占据的中小城镇发起攻击。冀中军区部队分3个方向攻击。在南线，第6军分区部队于8月28日攻占深县县城，9月1日占领赵县、宁晋县城，同时还攻占磨头、王家井等火车站，控制德石铁路70余公里。在北线，第9、第10军分区部队攻占霸县城后，于27日夺取永清、容城县城，29日占领安次县城以及旧州镇、牛驼镇等据点20多处。在西线，第7军分区部队至27日连续收复博野、安国，蠢县等3座具城，29日攻克安新县城。并攻占高阳城外围据点。
10月，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石门外据点藁城，歼日伪军700余人。第10、第7军分区部队又攻克固安、高阳县城和据点多处，并肃清了北平东南地区之日伪军。冀察军区一部由张家口沿平绥铁路东进，迫使沙城伪军投降，并攻入宣化城；另一部占领柴沟堡（今怀安县城），地方武装解放了满城、涞水、易县等城。冀晋军区部队先后收复了阳高、灵寿县城，破坏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其地方武装收复完县、行唐、曲阳等城镇。冀热辽军区进军东北的前梯队，于8月30日在前站、绥中迫使伪满军1000余人投降，尔后在苏军一部配合下，攻占山海关，毙伤日伪军一部，俘2000多人，同时收复临榆县城，为八路军后续部队进军东北打开了通道。在冀东的部队攻占开平，收复秦皇岛。9月9日，攻击蓟县城，经三日激战，全歼日伪军4000余人。
22日，攻克玉田县城，歼日伪军1850余人。随后又攻占香河、宝坻、迁安等县城，逼退乐亭、宁河、卢龙等地日伪军，收复冀东广大地区。至10月，晋察冀边区中小城镇之日伪军已基本肃清，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8～11月的大反攻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全区野战部队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部队发展到10。4万余人，基于民兵扩大到90余万人；解放热察两省全境，河北省大部和山西、绥远、辽宁省各一部，收复了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集宁、丰镇、山海关、绥中等70多座城市；建立了察哈尔、热河2个省政府及191个县（旗）政府，拥有人口近4000万，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晋察冀热辽解放区。
晋绥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已占归绥，阎锡山部已入太原等情况，决定以主力夺取绥南、绥东和太（原）汾（阳）公路上的中小城镇及广大农村。北线部队独立第2旅在攻占陶林、武川、清水河后，其第32团于31日解放左云县城，歼伪军500多人；其第36团收复和林格尔、凉城等地；第2、第6军分区部队连克神池县城及东寨镇等5处日伪军据点，直逼宁武城下。9月初，南线部队在向太原至汾阳公路沿线上的县城离石、柳林、大武等城镇展开攻击时，贺龙、李井泉率独立第1旅、第358旅第8团由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与第8军分区部队会合，直接指挥大反攻作战。9月1日，解放文水县城。5日，收复柳林，全歼伪军300余人。9日，全歼离石城内伪军1000余人，并攻克离石城外的凤山底、卧牛墕两高地；大武镇、上芦桥、张子山等据点伪军纷纷缴械投降；在离石县城内全部肃清日伪军。12日，静乐日军在抗日军民的围困下弃城而逃，八路军相继攻克康家会、宋家庄、三交镇等据点，占领忻（县）静（乐）公路全线，使北起左云、右玉，南迄离石之晋西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在大反攻期间，晋绥解放区人民群众碾米磨面，赶制军鞋，保障部队供应。晋绥行署开展群众性参军运动，组织民兵参战队，1。5万余人开赴前线，并组成1000余人的随军工作团，进行战地服务。大反攻作战中，晋绥军区军民共毙伤日伪军1。6万余人，俘5100余人，收复10余座县城，解放大片国土，使晋绥区与晋察冀、晋冀鲁豫区连成一片。
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冀南军区。25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延安乘飞机抵达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赤岸村，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以部分兵力威胁开封、新乡等城之敌，以主要兵力夺取中小城镇，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8月下旬，太岳军区主力由山西省东泉地区向平遥逼近，攻占了平遥东南的邢村镇、张兰镇等据点。该军区邻近同蒲铁路南段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先后攻占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翼城、绛县等城的外围据点，控制数段铁路，造成了阻止临汾、运城等地日军北撤的态势。该军区第4军分区部队协同由陕甘宁边区南下路过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攻占济源、垣曲县城。
太行军区主力部队攻克武乡县城后，向长治地区逼近。该地区道清支队先后攻占河南省获嘉、武陟、温县，包围厂焦作、沁阳地区的日伪军。该军区邻近平汉铁路各军分区部队，在冀南军区一部兵力配合下，攻克许多据点，破击了河北省元氏至邯郸段铁路。其余各部队分别攻占山东省长清、清平、临清及河北省隆平，尧山等县城。冀鲁豫军区中路军攻克河北省长坦县城（今属河南、及河南省道口、新镇等据点，并围攻滑县；南路军回师新黄河以东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收复河南省通许、杞县、民权等县城，迫使伪第4方面军独立师投降。
晋冀鲁豫解放区周边的日军在反攻部队的连续打击下，为避免被各个歼灭，纷纷收缩兵力，道清铁路及安阳以南平汉铁路沿线的日军撤往洛阳、郑县、郾城等地。日军兵力收缩后，伪第5、第6方面军及地方部队更加惊恐不安，连夜加修工事，企图固守所占城镇。晋冀鲁豫军区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积极集结与扩大力量，夺取中小城市，扩大解放区，破坏交通，封锁与围困大城市，大量消灭伪军及分散的日军小部队，迫使部分日军投降的指示，在反击沿铁路线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的同时，继续攻歼拒绝投降的日伪军。
为歼灭新乡至元氏间平汉铁路沿线伪军，从新乡附近沿平汉铁路北进的冀鲁豫军区中路第1、第2纵队，太行、冀南军区靠近平汉铁路线的各军分区一部兵力，同时在平汉铁路沿线向伪军展开了1个多月的进攻，先后攻克河南省滑县及河北省内丘、高邑、邢台、汤阴、磁具、邯郸等19座县城，控制铁路50余公里。为收复道清铁路沿线地区，太行军区道清支队和太岳军区一部兵力在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配合下，先后攻克河南省焦作，修武、孟县，沁阳等城，占领道清铁路及黄河北岸大片地区。为肃清鲁西地区的日伪军，冀南、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兵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齐河、夏津、高唐、曹县、菏泽、宁阳等县城。
在大反攻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共歼灭日伪军10万余人，缴获步枪7万余支、轻重机枪1600多挺、各种炮130门，收复县城80余座，使太行、太岳与冀南、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得到大发展。
当山东军区5路野战部队取得大反攻重大胜利之际，进入山东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除占领主要城市外，还在日伪军协同下，夺占八路军收复的城镇。至9月中旬，相继夺占了胶济铁路沿线的即墨、益都、淄川、周村、王舍人庄、胶县和博山等城镇。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山东军区修改了作战计划，调整了反攻部署，决定以一部兵力封锁和围围济南、青岛、徐州等主要城市，以主力攻占大部分中、小城市，夺取津浦、胶济、陇侮铁路沿线的车站，继续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控制交通线。
鲁中、滨海军区部队各一部，于9月10日对临沂发起强攻，以2000公斤炸药炸开城墙，迅即攻入城内，与负隅顽抗的伪军进行激烈争夺，11日攻克临沂城，歼灭伪军2000余人。该城的解放，使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地区连成一片。9月6～8日，滨海军区第1师占领诸城、日照。胶东军区第5师及警备第5旅于9月7日发起平度战役。经3日激战，毙伤俘伪军5700余人，拔除了日伪军在胶东腹地的最大据点。渤海军区部队于9月1～17日相继收复惠民、济阳、齐东、盐山、宁津和无棣。
26日，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向商河发起总攻，全歼逃至该城的德平、临邑、济阳等县伪保安队，俘4500余人。至此，渤海腹地县城全部收复。9月8日，鲁南军区第8师全歼徐州外围孤立据点峰县城（今属枣庄市）伪军1500余人，为进击津浦、陇海铁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初，罗荣桓率山东军区主力部队进军东北。新四军军长陈毅到山东工作并组成野战指挥部，统一指挥津浦铁路线两侧的作战。为了控制济南以北铁路线，渤海军区部队于10月16日发起平（原）禹（城）战役。至31日，渤海军区部队一部在地方武装和民兵万余人配合下，攻占恩县（今属平原县）及黄河崖、李家庙、米凤龙等据点，攻克平原城。另一部攻克南皮县城及许官屯、桑园车站，控制铁路30余公里。11月1日，济南日军l000余人、伪军万余人重占平原城，并加强平原至济南段铁路的守备。渤海军区部队经连续作战至20日，攻克平禹段铁路两侧据点74处和张庄、林庄车站，控制铁路40公里。接着向陷于孤立的平原、禹城日伪军发起攻击。12月10日夜攻入禹城，歼灭守城伪军大部。同时，歼灭从济南驰援禹城的日军300人。31日，禹城日军弃城南逃，渤海军区部队将其围困于车站以南的大沟内，激战3小时，毙日军145人，俘613人。平禹战役历经月余，攻克4座县城及津浦铁路北段沿线许多据点，歼日军约2000人、伪军近万人。在济南以南铁路线，鲁南军区部队于10月17日向邹县城发起进攻，战至19日，全歼城内日伪军，迫使邹县车站日军缴械投降。尔后，鲁南军区部队解放滕县等重要城镇，控制铁路线130余公里。
至12月底，山东军区部队在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12万人，解放城镇、港口54个，切断胶济、津浦和陇海铁路线，山东境内除铁路沿线及西部几座城镇外，均获解放。
新四军为歼灭华中地区拒绝投降的日伪军，继续展开反攻作战，并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为目标，将作战重点置于江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8月24日在津浦铁路以东占领五河县城，逼近蚌埠；24日在津浦铁路以西攻占永城，歼灭伪军1000余人。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占蚌埠西南部分地区。9月，该两军区部队攻克津浦铁路宿县以北、滁县以南9个车站，切断了徐州至宿县和浦口至滁县两段铁路。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还攻占灵壁、萧县县城及宿县东北据点多处，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迫使伪军4000余人投降。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解放巢县以南地区，攻克淮南铁路沿线部分车站。苏中军区部队8月23日攻占宝应县城，俘伪军2000余人，9月1日攻克兴化县城，全歼伪军1个师5000余人，并先后攻占东台、海门等县城及盐城西北、如皋东北集镇100余处。苏北军区部队9月发起两淮战役，6日攻克淮阴城，22日攻克淮安城，共歼灭伪军近1。4万人。同时，苏中军区部队先后攻克泰兴县城及海安、安丰等集镇，歼灭伪军9000余人。10～11月，苏中军区主力会同苏北地方武装发起盐城战役，攻克盐城，全歼伪军2个师，俘其1万余人。12月，刚由新四军主力组成的华中野战军，以第7、第8纵队及地方武装共15个团，发起高邮战役，攻占高邮县城，歼灭日军1000 余人，伪军4000余人；配合作战的苏中军区部队在扬州至泰州和泰州至口岸公路沿线歼灭伪军4000余人。
在江南，第7师兼皖江军区驻皖南部队扫清了芜湖外围据点。苏浙军区部队解放了浙江省安吉、安徽省郎溪、广德和江苏省高淳、句容等县城以及江阴、无锡、常熟三角地带内的全部集镇，并在攻占宜兴县城及附近据点时歼灭伪军1000余人。
在大反攻中，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6万余人，迫使伪军7000余人投降，解放县城30余座，攻克据点400余处，扩大了华中解放区。
华南各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华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决定分散坚持斗争，积极寻机打击敌人。9月3日，东江纵队活动于广九铁路南侧的部队围攻元■日军、迫其投降。另一部在惠东地区于9月8日收复白芒花和稔山墟，控制平海盐场，10月10日攻占平山。活动于海陆丰地区的部队于9月20日和26日，分别攻克海丰西南的马鬃港及以北的高潭等地。庄这期间，琼崖纵队一度收复儋县、感恩县城，并攻克100多个大小据点。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大反攻作战中，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步、马枪24。3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多门，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家庄、芜湖等城市，切断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七章 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第四节 日本投降
一、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
1945年7月27日晨6时许，日本政府获悉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彼茨坦公告。同日1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波茨坦公告问题。最后，会议同意外相东乡茂德的意见：首先，为给今后和平谈判留下后路，对三国公告不予正面拒绝；其次，应该看苏联的态度，然后再最后决定日本的态度。这显然是借口拖延接受波茨坦公告。
27日下午，日本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是否发表波茨坦公告问题，争论相当激烈。最后，内阁会议终于同意决定发表，但决定删除“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以及“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等词句，且在各报刊“尽量用小字，降低它的调子”予以发表，官方不作任何解释。日本政府仍在隐瞒事实的真相。
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
“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能不予理睬。我们只能力战争到底向前迈迸。”[〔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20页。]
铃木的“不予理睬”的声明通过新闻媒介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它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仍坚持继续顽抗的态度。在此期间，日本外务省还在幻想着苏联的斡旋，希望采取避免无条件投降的体面方式。据此，盟国决定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最后一战。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拒降的结果是使日本人民群众蒙受更大的牺牲。8月8日子夜（莫斯科时间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将苏联对日宣战通告交给他。至此，日本想以苏联为居间人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终成泡影，彻底破灭了。
8月9日l0时30分，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战与降的问题。
铃木首相根据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等新形势发言说：从周围的形势来看，日本已经到了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地步。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部、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也不得不沉默而承认严峻的事实。海相米内光政则提出了接受公告的四个附加条件：
（1）保证维护国体；
（2）战犯由日本自行处理；
（3）自主地解除武装；
（4）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如不可能，则让盟军只有在东京以外较少范围、以较少兵力和较短时间实施占领日本领土。外相东乡主张只提维护国体一个条件，否则，将导致谈判破裂。两个方案对立，双方相持不下。
10日凌晨2时30分，天皇采纳了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御前会议终于以日本天皇的决断作出了结论。3时左右，日本临时内阁会议再次复会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8月10日7时15分，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电报，拍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和驻瑞典公使冈本，令其转达给中、美、英、苏四国，同时要求尽快得到对方答复。其电文如下：
关于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公告的照会
“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停止战争，以使天下生灵得免持续战争而陷于浩劫。日本政府遵从天皇意旨，已于数星期前请当时居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同诸敌对国恢复和平，而此促进和平之努力，不幸归于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恢复全面和平的意旨，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造成之惨祸，作出下列决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帝国政府请求瑞士及瑞典政府将上述情形转达给美国、中国、英国及苏联政府，不胜荣幸。”
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送交瑞士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托其转达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投降建议的复文，全文如下：
“代办阁下：八月十日之照会奉悉。兹覆者，美国总统已嘱鄙人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致函阁下，俾经贵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政府来电接受彼茨坦公告之条款，然有下列一点‘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高统治者之皇权。’我们所采立场如下：
“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公告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实施号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投降条款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之安全地点，俾能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到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国务卿贝尔纳斯。”[《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19页。]
8月12日零时45分左右，日本军政要员从美国广播中听到了中美英苏四国对日照会的答复。日本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得知后，上奏天皇，表示坚决反对接受同盟国公告。是日，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反复召开内阁会议、皇族会议和13日9时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讨论同盟国复文时，外相东乡等人主张接受四国复文。但陆相阿南等人仍以难以维护国体力名坚持原来的四个条件，要求再次照会四国进行交涉。8月14日10时50分，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天皇鉴于大势已去，作出接受盟国答复的决定，并要政府起草“停战诏书”。是日23时，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加濑，拍发了致同盟国的通告电报，全文如下：
略第354号（加急）
“致美、英、苏、中四国8月14日帝国政府通告关于8月10日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以及8月11日由贝尔纳斯美国国务卿发出的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复文，帝国政府对上面四国政府，荣幸地通报如下：
一、天皇陛下已经颁布关于接受波茨但公告条款的诏书；
二、天皇陛下授予其政府及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必要条款的权限，并有保障这种权限的准备。再者，陛下准备命令所有日本国陆海空军官指挥下的所有军队，停止战斗行为，交出武器，准备发出为实施上述条款盟国最高司令官所要求的命令。”[〔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40页。]
正当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盟国投降条件事宜时，少数最顽固的法西斯分子，阴谋发动政变，妄图以武力阻止日本政府的投降。
14日午夜至15日凌晨，一些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枪杀近卫师师长，下达假命令，包围皇宫，搜索天皇的诏书录音盘，想阻止录音的播出；另一些人则搜寻并图谋软禁木户内大臣和石渡宫内大臣，镇压所谓主和派，但终因日本的投降大势不可逆转，没有得到军部上层的赞同，立即被镇压下去了。
阿南惟几于15日凌晨1时30分左右被迫畏罪自杀。15日正午，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
“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终以日本天皇的“玉音广播”正式宣告而结束。同日，铃木内阁总辞职。17日，成立了以陆军上将东久迹宫捻彦王为首的新内阁，重光葵任外相。当日，天皇还向国内外的日本陆海军人颁布一项敕谕，命令他们遵照“终战诏书”投降。从这时起到9月上、中旬，远东、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300多万日本军队，先后陆续向同盟国投降。
二、盟军受降并占领日本，蒋介石垄断中国战区受降
日本政府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的先期准备工作，是由麦克阿瑟上将的司令部（设在马尼拉）、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名义负责进行的。8月16日午前，麦克阿瑟通告日本政府命令日军大本营：“立即派遣授予充分权限能就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所发指令进行磋商的使者到该司令官处”，“将具有以天皇、日本政府及日军大本营的名义实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各种要求的权限的代表，派遣到马尼拉。”[〔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59页。]
19日，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全权代表一行16人于当晚到达马尼拉。20日，河边受领了麦克阿瑟有关进驻日本本土的要求文件、投降签字后应予公布的天皇的诏敕、投降文件和盟军最高司令官陆海军一般命令第1号。由于8月22日夜日本关东，25日本州西部和26日九州南部海面连续有台风侵袭，盟军原定进驻日本本土和投降签字的日期，分别推迟48小时。
8月27日10时30分，美国海军第3舰队一部进泊相模湾。28日8时20分至11时许，美陆军部队一部150名乘飞机在厚木机场着陆。30日，美第6、第8军，第3、第5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等部，总兵力约40万，先后陆续开始在东京附近和横须贺、佐世保等地登陆，实施对日本的占领。麦克阿瑟于8月30日14时5分在厚木机场着陆，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以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占领厚木机场为开端，到10月初占领整个日本的工作大致完成。为了掩饰单独占领，美国要求盟国派遣占领部队。从1946年1月起，英联邦派了少数部队到广岛县的吴市，中国荣二师先后被分派进驻名古屋（后因故未派），苏联因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美军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未派出占领部队。可见，所谓盟军占领日本，实际上是美军的单独占领。
9月2日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签降仪式。首先；麦克阿瑟发表简短宣言。他说：“……以今天这个严肃的仪式为转机，从过去的流血和蛮行中，奠定更美好的世界——建筑在信赖和谅解之上的、能为人类的尊严和人类最理想的愿望即自由宽容和正义的实现做出贡献的世界——才是我最大的希望，也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做为同盟国最高司令官在此声明，我将在我所代表的各国的传统之下，以正义和宽容来完成我的职责；同时，为了彻底、迅速而且忠实地遵守投降条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961页。]
日本投降书分黑色封面的日文本和金绿色封面的英文本两种，投降书长1。5尺，宽1尺，放置在铺有青色台布的长桌上。9时4分，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9时8分，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然后是接受投降的9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九国代表。签字结束后，数千架美式飞机越过“密苏里”号军舰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
日本投降书全文：
“（一）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英帝国各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及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参加之宣言条款，根据日本天皇、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接受。上述四国以下简称为同盟国。
（二）余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三）余等兹命令：无论何地之一切日本帝国军队及日本臣民，即刻停止敌对行为，保存所有船舶、飞机及军用民用财产，防止损毁，并服从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在其指挥下之日本政府各机关所课之一切要求。
（四）余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于处于任何地区之一切日本军队及由日本支配下之一切军队之指挥官，立即发布使彼等自身及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无条件投降之命令。
（五）余等兹对所有官厅、陆军及海军之职员，命令其服从及施行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为实施投降条款认为适当而由其自己发布或根据其权力委任发布之一切布告、命令及指示；并命令上述职员，除由同盟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权力委任被解除任务者外，均应留于各自原有岗位，继续执行各自之非战斗任务。
（六）余等为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后继者承允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发布为实施该宣言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或其他同盟国指令代表所要求之一切命令及一切措置。
（七）余等兹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立即解放现在日本控制下之一切联合国战俘及被拘平民，并负责采取对彼等之保护、照顾、给养及即速运输至指定地点之措置。
（八）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应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而采取其所认为适当步骤之同盟国最高司令官之下。
1945年9月2日午前9时4分于东京湾签字。
重光葵——受命于井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
梅津美治郎——受命于并代表日本大本营
麦克阿瑟——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代表中、苏、美、英及所有对日作战国家接受。”[《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114页。]
2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命令日本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下武器”，着实履行投降书之一切条款。同日，日本首相东久迩宫也向全国发表文告，要求日本国民“秉承天皇圣旨”、“正式投降唯有顺从”。
至此，正式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肚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3日，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各战区分别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在中国战场，由于麦克阿瑟以远东同盟军最高司令官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国民党军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蒋介石利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合法地位垄断受降权。
8月15日，蒋介石电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国战区所属日军应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地，但长江内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不得向任何非暂定受降部队投降缴械、交出地区及物资；绝对不能将行政机关移交非指定之行政或代表等。[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1982年版，第357页。]
何应钦受命于蒋介石的受降权限是：
（一）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
（二）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批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的实施事宜。
（三）对中国战区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表一切布告命令。
（四）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等。
随即，何应钦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519～520页。]
这就剥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
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东北除外）、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全部日军。洽降地点为玉山，后因玉山机场雨后跑道损坏，临时改在湖南芒江进行。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30余人，乘两架美制运输机抵达芷江。参加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及中国战区各地受降主官也先后抵达芷江。21日11时15分，日本乞降使节、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受冈村宁次指派，乘机到达芷江。
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设受降前进指挥所受理日伪军受降事宜。何应钦因指示各战区司令长官抢占战略要点，先后飞往湖北、西安、江西、昆明等地区面授机宜，于9月8日飞抵南京。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应邀参加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代表和驻华武官，以及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警卫人员近千人。
8时52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等5人步入会场，随即就座受降席。8时57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代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将率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7人，脱帽由正门走进会场。冈村宁次解下所带佩刀，交由小林浅三郎双手捧呈何应钦，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此时恰好是9时正。然后，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仪式约20分钟。
中国战区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书内容全文如下：
“一、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二、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地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四、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海陆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缴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应立即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七、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属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
八、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转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
九、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于本降书所列各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上将冈村宁次。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在中华民国南京，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9月9日，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受降长官，分别接受日军投降，具体区分如下：
（一）第1方面军卢汉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38集团军（第21、第22师一部及独立混战第34旅）等部集结越南北部，日代表投降部队长为土桥勇逸，办理投降地点河内。
（二）第2方面军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日投降部队为第23集团军（第129、第130师，独立混成第23旅，独立步兵第8、第13旅）等，集中广州，第23旅一个大队集中雷州半岛，海南警备队集中海南岛，日军投降代表为田中久一，办理投降在广州。
（三）第7战区余汉谋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4师、潮汕支队及第130师之炮兵一大队与步兵两大队半集中汕头，日军投降代表为第23军田中久一，办理投降地点在汕头。
（四）第4方面军王耀武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20军第64师，独立混成第81、第82旅，第2独立警备队集中长沙，但第68师集中衡阳，第116师、独立混成17旅集中岳阳，日军投降代表为第20军坂西一良，办理投降地点在长沙。
（五）第9战区薛岳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独立步兵第7旅集中南昌，但第11军第13、第58师，独立混成第22、第84、第87旅集中九江，日军投降代表为第11军笠原幸雄，办理投降地点在南昌。
（六）第3战区顾祝同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33师，独立混成第62、第91旅集中杭州，海军陆战队集中厦门，日军投降代表为松井太久郎，办理投降地点在杭州。
（七）第3方面军汤恩伯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3军第27、第60、第61、第69师，独立混成第89、第90旅等集中上海，但第6军3、第34、第40、第161师，第13飞行团集中南京，日军投降代表在南京为第6军十川次郎，在上海为第13军松井太久郎，分别在京沪办理投降事宜。
（八）第6战区孙蔚如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6方面军第132师，独立混成第83、第85旅，独立步兵第5、第11旅集中汉口。但独步第12旅，独混第86、第88旅集中武昌，日军投降代表为冈部直三郎，办理投降地点在汉口。
（九）第10战区李品仙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65师集中徐州，第70师、第1独立警备队集中蚌埠，独步第6、第13旅集中安庆，日军投降代表为第6军十川次郎，办理投降地点在徐州。
（十）第11战区孙连仲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8师，独混第9旅及华北特别警备队集中天津，华北及蒙疆方面坦克第3师，独混第2、第8旅，第3独警队集中北平，第7独警队集中保定，独混第1旅、独步第2旅集中石家庄，日军投降代表为华北方面军根本博，办理投降地点在北平。
（十一）李延年为济南、青岛、德州地区受降主官，日投降部队为独混第5旅、第12独警队及海军陆战队集中青岛；第43军47师，第9、11独警队集中济南，日军投降代表为第43军细川忠康，办理投降地点在济南。
（十二）第1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0师集中洛阳，第6独警队及第22师大部集结新乡，第12军第10独警队集中郑州，日军投降代表为鹰森孝，办理投降地点在洛阳。
（十三）第5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15师，第14独警队集中郾城，独混第92旅、第13独警队集中许昌，第4独警队集中商邱，日军投降代表为第12军鹰森孝，办理投降地点在郾城。
（十四）第2战区阎锡山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军第114师，独混第3旅，独步第10、第14旅，第5独警队集中地点由阎锡山决定，日军投降代表为澄田■四郎，办理投降地点在太原。
（十五）第12战区傅作义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21独警队、第24独警队两大队及热河省内部队，集中地点由傅作义决定，日军投降代表为蒙疆军根本博，办理投降地点在归绥。
（十六）台湾、澎湖列岛陈仪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第10方面军第8飞行师，第9、第12、第50、第60、第71师，独混第75、第76、第100、第101、第102、第103、第112旅及澎湖守备队，集中地点由陈仪决定，日军投降代表为第10方面军安藤利吉，办理投降地点在台北。
从上可见，坚持八年抗战之久并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解放区战场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被排除在受降之外，蒋介石国民党利用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中国战区受降权。
从9月11日至10月中旬止，在华日军除因拒降被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等部歼灭外，其余均投降缴械。由国民党军接受投降的日军共有1个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集团军、33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2个飞行师、41个独立旅，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计1283200人。还有伪军146万余人。另有日侨779874人，韩侨50935人，国民党军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和马匹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主要火炮12446门；步机弹180994000余发，手枪弹2035000余发，各种炮弹共2070000余颗，炸弹6000吨；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5785辆（包括特种车）；各种飞机1068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00余吨，其中军舰19艘，驱逐舰7艘，鱼雷快艇6艘，小型潜艇3艘，小炮艇200艘；马匹74159匹。
三、遣俘和审判战犯
侵华日军投降后，日军战俘约1255000人，日侨78。4万余人；韩俘及韩侨6。4万余人，计2105000余人。加上后来沈阳日侨联络总处统计的东北侍遣返日侨约1100000人，共计3100000多人。将这些日俘、日侨遣送回国，是一项十分繁杂的任务。据此，中国战区先后于1945年9月、10月25日至27日、1946年1月5日，在重庆、上海召开中美联席会议，讨论部署遣俘遣侨工作，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这项计划从负责指挥遣送组织、任务区分、政策措施、地点，以及日俘日侨登船回国应遵照的种种条款，均作了明确规定。1946年1月15日，盟军总部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俘遣侨会议，对中美双方之任务、责任、财政管理、补给办法、所需船只数量及地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
为了搞好日俘日侨的遣送工作，中国战区制订了战俘管理计划纲要（草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战俘管理委员会，由军政部、政治部、军令部共同组织。战俘组织委员会设上将主任1人，中将副主任2人，委员7人。下设教导组、编运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下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战俘管理委员会，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派2名代表组成。中国各战区、各方面军司令部增设战俘管理处。
1945年11月17日，第一艘遣送日俘之船从塘沽启航。此后，散在中国战区各地日俘日侨从各港口登船回国，至1946年6月底，全部遣送完毕。东北百万日侨的遣返工作是从1946年5月开始的，虽然比关内迟了半年时间，但进展顺利，前后历时7个月，最后一艘遣返日侨的航船于1946年11月底，离开了辽东湾的葫芦岛港口。
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项规定：“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我们的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 ”1945年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驻日盟军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惩办日本战犯，以实现日本的投降条件。
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年4月26日修正）。同时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法庭宪章共5章17条，规定了任务、组成、诉讼程序及其管辖权。1946年2月18日，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另外任命了中、苏、美、英、法、荷、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10名法官。美国律师约瑟夫·B·基南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其他30名检察官大都来自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署国。
日本投降后不久，少数死不悔改的法西斯战犯自知难逃法网，不愿接受审判，接连畏罪自杀。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在官邸剖腹自杀。此后，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次郎中将，原参谋总长、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元帅、陆军上将田中静壹、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上将、前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及吉本贞一上将等人相继自杀身亡，9月11日，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9月12日，东条自知恶贯满盈，罪重难逃，便在东京寓所于盟军到达后向自己的胸部开枪，但未击中要害，自杀未遂。10月7日，东条伤愈后被盟军拘留，11月19日，又宣布逮捕前首相小矶国昭陆军上将等10名战犯。12月2日，宣布逮捕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等59名战犯。12月6日，逮捕前首相近卫文麿、前内大臣木户幸一等9名战犯。近卫于12月16日在获外庄寓所服毒自杀。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5月3日，法庭在军事会议厅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等战犯的罪行。
审理采用美、法法律，分立证和辩证两个阶段。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被告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即“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谋者的资格，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起诉书列举出55项罪状。被告中罪状中最少的也有25项，最多的达54项。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2年半之久，共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会，以作出判决。从1948年11月4日起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整个审判计耗资750万美元之多。判决书分三部分。
第一：
一，法庭的设立和审理。
二，法庭的职责
甲，法庭的管辖权；
乙，对俘虏的战争犯罪的责任；
丙，起诉书。
三，日本的义务和权利。
第二：
四，军部控制日本，准备战争。
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六，日本对苏联的侵略。
七，太平洋战争。
八，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
第三：
九，起诉书中罪状的认定。
十，判决。判决书肯定日本的内外政策在受审查的时期（1928—1945年）内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
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为日本侵略炮制法西斯理论根据的大川周明因发狂而诊断为精神病中止受审。最后只对25人进行了审判和判决。对7人处以绞刑（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屿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判处2人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等7名战犯的死刑在东京巢鸭监狱（即半岛区东池袋三丁目旧东京拘留所，现东池袋中央公园内）执行，东条等人被绞死在死刑架上。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1015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的合乎正义的公正判决，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第一，通过这次审判，它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核实了大量吏实，揭发和列举了战争贩子们的许多战争罪行，肯定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并惩办了战争的策划者，这有利于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宁。
第二，远东盟军最高统帅总部的《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筝法庭宪章》与欧洲军事法庭判决书一样，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战争的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肯定了如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等等。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95（1）号决议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
这在国际法上开了先例，促进了战争法规的发展。
最后，尚须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或大批释放。判决书只强调日本军事在实行侵略战争方面的罪行，而减轻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为天皇、重臣、高级官僚、财界领导者等的责任。1947年8月30日，美国就释放了大资本家站川和航空卫业巨头中岛等人。这些人没有受到审判，也就使日本侵略的真正根源没有得到彻底揭露。
1948年12月24日，即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次日，麦克阿瑟总部宣布，释放仍在巢鸭监狱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
1949年10月19日，宣布对乙、丙级战犯也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
1950年3月7日，更悍然颁布“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废除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1950年5月15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央人民政府认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违法越权的行为，不仅破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东同盟国关于设立国际军事法庭的协议，不仅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惩治日本战犯的庄严判决，同时，这种狂妄行为必然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以八年血战换来的制裁日本战犯的基本权利，损害中国人民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复兴的基本利益。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麦克阿瑟以单方命令擅自规定提前释放日本战犯一事，绝对不予承认。”1950年11月21日，远东盟国总部又非法释放判刑己太轻而且刑期未满的重光葵，他不久就当上了外务大臣和副首相，荒木贞夫、畑俊六等也被释放，贺屋兴宣甚至重新回到政界。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战犯未服满的刑期都最后得到了赦免。
1944年5月16日，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由中国政府担任分会主席。同年11月29日，由王宠惠主持在重庆正式成立分会，邀请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法国、印度、荷兰等10余国代表参加。
1945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决定，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单位，与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并制定审理与执法的规定。从1945年12月中旬起，相继设立保定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济南第2绥靖区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太原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台湾警备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上述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
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日本战犯名单，冈村被列为首要战犯。但蒋介石却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1月26日竟然宣判他无罪。判决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对此，连自认为死刑在所难免的战犯冈村宁次本人也觉得太失体统。
根据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于沈阳、太原开庭，对在押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公开审判。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19日开庭，对前日军第117师中将师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根据近2000人的控诉、检举和证词，庭审调查证实上述罪犯有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肆意践踏国际法，犯有违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分别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太原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0～20日开庭，对战犯富永顺太郎等8名罪犯进行审判。庭审调查证实上述罪犯在侵华期间指挥特务进行间谍活动，刑讯、残害中国人民，日本投降后，又勾结汉奸、特务，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法庭宣布判处该8名战犯8～20年有期徒刑。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六编 小结
1943年秋至1945年9月，是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阶段。
1943年春夏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展开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2月2日胜利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苏军开始了战略反攻。5月13日，美英联军胜利结束北非的军事行动，9月上旬在意大利登陆，迫使意大利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2月7日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从此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美军开始战略反攻。中国敌后战场军民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并于秋季开始了局部的攻势作战。世界东西方战场的整个形势表明，反法西斯战争已不可阻挡地正在走向胜利。为了协调盟国之间的作战计划，尽快战胜德日法西斯，并商讨战后的有关问题，同盟国于1943年10月至11月，接连召开了莫斯科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就开辟第二战场和盟国联合对日本作战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和《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等有关重要文件。这些对进一步联合盟国的力量，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战斗中，经历了1937～1940年的上升阶段，1941～1942年的下降阶段，1943年起的再上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第一阶段是伸开的手掌，第二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第三阶段的拳头，是经过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并在艰苦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是向敌反攻的强有力的拳头。而日本侵略军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以近9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与中国决战，未能实现战略目的。1938年10月占领武汉后，以主要兵力对付占领区的游击战争，但又未能阻挡住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1941～1942年，日军几乎倾全力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然而，除使抗日根据地军队、人口和面积有所缩小外，恢复和巩固占领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为打开中国战场僵局而冒险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又使它腹背受敌，兵力更加分散。以全力与中国一个对手的决斗，已使它精疲力竭，进退维谷。现在却分兵于太平洋战场、东南亚印缅战场和中国战场三个方面作战，必然要陷入全面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中国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反攻转折的有利形势下展开的。敌后战场军民在自己力量恢复壮大的基础上，针对日军相当兵力调住太平洋和南方战场，日军占领区兵力相对减弱，而且久战疲惫，战斗力不断下降的情况，由华北晋冀鲁豫地区发起的卫（河）南、林（县）南攻势作战开始，发展到1944年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军民，普遍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
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发起更为猛烈的春季和夏季攻势，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广泛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出击。解放区战场经过近2年的局部反攻，歼灭日伪军48万余人，收复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200余万人，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于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附近。
中国正面战场在日军为摆脱战略被动而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作战方针消极，第一线兵力薄弱，战备松弛，又得不到人民的支援，招致了豫湘桂作战的严重失败，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引起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和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但由于中国抗战的重心——解放区战场的强大攻势作战锐不可挡，日军孤注一掷的冒险挣扎，不但未能改变整个被动局面，相反使它在中国的战略态势急剧恶化。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在1944年进行了滇西反攻，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冬开始了缅北的反攻。东西两线配合打通了中印公路，给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8、第56师等部以歼灭性打击，使日军的印缅战线开始崩溃。
1945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最后胜利。5月8日，法西斯德国签字投降，欧洲战争宣告结束，盟军作战重心东移集中对付法西斯日本。
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解放区军民从各方面准备大反攻，要求人民武装力量实行由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向一切被日伪军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进攻。随后，中共中央又指示各解放区迅速集中大部兵力，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形成超地方性的野战兵团，并加强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这就为迎接大反攻作好了思想、组织和军事上的准备。在日本拒绝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的《波茨坦公告》，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后，中国解放区不受外国的无理干涉和蒋介石的阻挠，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以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数千万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从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向拒降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大反攻，共歼日伪军39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座，取得了重大胜利，使敌后军民坚持长期艰苦抗战的成果得到巩固。中国解放区战场的大反攻与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和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形成鼎足之势，使120余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战败投降，为最后埋葬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结束语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在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等方面的发明，曾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拥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称著于世，同时又是勇于反抗民族侵略和阶级压迫、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长期反抗侵略、压迫的斗争中，曾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民族英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开刀，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次次遭到失败和挫折，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灾难和屈辱的历史，也是一部反抗、斗争和寻求拯救中国出路的历史。
中国抗日战争是100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这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规模是空前的，它除6年的局部抗战外，在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广阔的领土上，举国上下，几万万人浴血奋战了整整8年之久。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也是空前的，它使中国收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一部分主权，也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大部分失地，被强割出50余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成为26国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再次振兴的转折点，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旗帜，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和取得胜利的。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开始实行完全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政策。这就使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得特别尖锐突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险。然而，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国，已不同于过去，有了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进步的军队。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达到空前的阶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领导和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倡导和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参与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说是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表现，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它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保证，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同心协力，气贯长虹。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流血流汗，以血肉之躯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在全国抗战的8年中，征募壮丁达133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兄弟。解放区战场的近100万主力军和220余万民兵，也是以农民为主体。工人农民又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社会生活和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者，他们对抗日战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量的知识分子，是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部分力量，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日奔走呼号，在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各条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也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忱。沿海地区及长江下游的民族资本家，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下愿资产被敌利用，将工厂业大批迁往内地和大后方，为支持国家战时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在抗战中所得国际援助又甚少，能在如此长期的战争消耗中，保证数亿人口的生活必需和数百万军队作战的维持，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英勇不屈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虽然居住地区不同，人数多少各异，但几乎部为神圣的抗日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北起黑龙江，南到五指山，东至台湾，西抵青藏高原，汉、满、蒙、回、藏、维、苗、瑶、黎、壮等各民族，都以自己民族的方式参加着不同的抗日斗争。成千上万支各民族的游击队、自卫队在和敌人作战，难以数计的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在日以继夜地辛勤奔忙，形成各民族人民支援战争的滚滚洪流。
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国所有的党派都先后参加到抗战的历史大潮流之中，发挥了各自的不同作用。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会等各党派，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对抗日救国事业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各地方实力派抗日前都存在着较浓厚的地方主义，在抗战中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同舟共济，积极出兵、出粮。四川军队参加抗战者达100余个师，四川省1941～1945年出粮达8443万市石。其他如云南、广西等各省军队，都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中国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在日本法西斯给中国带来的空前浩劫中，纷纷起来声讨侵略者的罪行，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救国同盟、难民救济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僧侣救护队等，号召教徒为反对民族侵略尽心尽力。宗教徒联谊会还组团到国外揭露日本的罪行，取得了世界宗教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同情。身在国外的1000余万华侨，与祖国的抗战事业休戚与共。他们组织各种华侨救亡团体，创办多种报刊，积极宣传祖国英勇抗战的业绩，争取国际社会对抗战的支援。他们积极捐款、认购国债，将辛勤积蓄的金钱寄回祖国，捐赠大量急需物资。一些华侨优秀儿女还回祖国直接参战，不少人将鲜血洒在抗日疆场。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调动起来的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震惊。他们自知对抗不过这一强大的力量，便采取了离间和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时间，日本的政治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的劝降，以及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接踵而来。国内投降主义者，在抗战的困难面前，悲观失望，蠢蠢欲动，汪精卫等少数民族败类叛国投敌，顽固派则不断加剧国共磨擦，制造分裂和对日妥协的条件。然而，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不可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容倒转。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及坚决反对远东慕尼黑的方针，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特别是解放区战场军民牢牢掌握着中国抗战的命运，终于使国内的分裂、妥协企图未能得逞，使国际绥靖主义政策遭到失败，使中国抗日战争渡过最严重危机，得以继续坚持到底。显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急风暴雨的冲击下，岿然不动，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抗战的实际作用使自己的国际地位迅速变化，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国。
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北伐战争。
1937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共两党合作，国家兴旺发展；国共两党分裂，民族元气必伤。“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目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正是顺应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热切盼望祖国统一，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局面的历史潮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
抗日战争是在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在全国抗战爆发的前后，为提出符合同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及爱国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理论的探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研究的前列。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基本情况，以及战争性质的进步与退步，国际社会的多助与寡助等特点，在1936年7月16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即提出了以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提交国防会议的关于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中，明确提出：日军以速战速决为原则，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接着，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作战指导计划中，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与中国相比，国小、人力物力资源不占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恃其优势武器装备和充分训练的陆海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几个月打败中国军队，一举灭亡中国。它急于和中国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它最怕战争旷日持久，更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深知敌我双方特点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全面全民族战争的优势，对付日军现代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开辟敌后战场的积极战略行动，与正面战场的防御相配合，破坏日军的全面战略进攻，夺取战略主动权。中日战争是两国综合力量的竞赛，也是战略指导正确与否的较量。经过你死我活的10个月搏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几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在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有力抗击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不断地遭到破产，战略进攻的势头在衰减。与此同时，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已完成在晋察冀等省山区枢纽的战略展开，创建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并正向华北平原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新四军亦正开始向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大片沦陷土地被收复，敌人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正以燎原之势发展。根据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以军事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总结战争的经验，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全面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准确地判断日军进攻总的目标是武汉，并将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他具体地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应当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达到内线的防御的战略持久，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优劣形势，从而逐渐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力强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有利形势的配合下，举行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日军在攻占武汉、广州后，不得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并将主力转用于后方，进行巩固占领区的治安作战，集中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争。从此，日军在敌后战场陷入了战略被动地位，解放区军民担负起抗日的重担，成为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原则，给日军以致命打击的主力军，这就注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必败命运。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日战争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战争的实践证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的指导，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
抗日战争中游击战充分发挥了巨大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众优势，弥补武器装备劣势的最有利的形式，也是发挥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组织广大群众参战的最有利形式，又是使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转变敌我力量对比，逐步担负起抗日重担的最有利形式，还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最有效作战形式。在正面战场作战中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在其后方占领区对付人民抗日武装的游击战中，却变得处处被动，穷于应付。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坚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兵团为骨干，并积极扶持各地发展群众性的抗日斗争，这就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和持久性。在短短的两年内，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浩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团团包围。在犬牙交错变化不定的战线上，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以极其灵活巧妙的伏击战、袭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奇妙战术和作战手段，打击日军，使其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频繁的进犯，一次次遭到失败。
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日军主力被拖垮，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而中国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却发展到高级阶段，从长期游击战争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则成为担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向日军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主力军。这是杰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艺术，与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使具有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在它面前一败涂地，这不能不使国内外很多人震惊和折服。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本人的评价是从切身体会出发的。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任过参谋的将领塚本政登撰文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擅长于夜间和山地进行远距离机动，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从当时的情况看，可以说夜间是八路军的天下”。“他们受过训练，其体力和脚力高我一筹”，“同样的时间日军只能爬过一座山，八路军能爬过三座山。”“日军在千百次大小围剿作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以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毫不夸张地说，雄伟的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的伟大责任。日本法西斯是世界人民的第二号敌人，它利用各大国之间的矛盾，于1931年9月即开始向中国进行武装侵略，首先形成东方的战争策源地，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并于1937年7月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并以举国奋战最先开创了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这个地域和规模都十分浩大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只有中国单独地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决斗。在国内外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承担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全部压力，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坚持全国抗战长达4年之久。中国战场是东方战场的主要战场，它对稳定东方反法西斯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中国抗战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使其战略、政略都遭到惨败，则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根本无从谈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进程将被改变。苏联副人民委员C·A·洛佐夫斯基在1939年6月即曾指出：“刻下正在中国解决世界性问题：日本是否将成为太平洋和太平洋沿岸的主宰者。人类好几十年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和日本斗争的结局。”应该说，他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先征服中国，取得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后，再南进南洋地区，北进苏联远东地区，这是日本法西斯既定的世界战略，也是轴心国德日双方制定的在东方的战略协同计划。1940年德国法西斯横扫北欧、西欧时，日本急欲乘德国大胜的良机向太平洋方面进攻，由于中国战场的积极作战钳制了日军的行动，使其南进计划被迫推迟，直至次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也因大部陆军和相当的海军陷在中国，太平洋方面的兵力受到限制，与德国在中东会师难以实现，这些都为在太平洋方面战备不足的美英等国争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日本法西斯立即以“关特演”为掩护，实施大规模战略调动，准备向苏联远东发动进攻，然而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的计划却始终难以完成，进攻计划被迫搁置，使苏联不仅避免了两面作战的严重威胁，而且使东线力量得以抽调到西线，集中对付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由于中国抗战较长时期地束缚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足，也为亚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开始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两个战场，即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场以海战为主，日本的70％陆军和近1/3的海军仍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因此，中国战场始终是对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1942年上半年，日本在太平洋的进攻甚为得手，而在中国战场的处境却并不美妙。直至1945年，拥有100余万兵力的日本陆军最大战略集团中国派遣军，在中国军民多年的打击消耗和最后的全面反攻下，既不能回援太平洋和日本本土，又无力进行大陆决战，不得不在中国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盟国陆军没有参加对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作战，相反，中国远征军却以10～20余个师先后两次入缅，参加了印缅战区对日军南方军和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并担负了缅南防御和缅北反攻的主力。
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历时14年之久。特别是在1937年“七·七”全国开始的3000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接受投降伪军146万人。据近年调查研究的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中国财产损失600余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下同），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等方面的作战，也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援了中国战场的作战。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中国。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用各种方式给中国抗战以国际主义的支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和美英盟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日反攻，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的进程。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昭示我们：国内分裂，外敌乘虚而入；经济落后，就会被动挨打。日本法西斯敢于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是利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国弱民穷。我们要铭记这一教训，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速发展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使中国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不再受人摆布。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在历史上有过2000余年的友好交往，也有几十年不愉快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历史是无情的，穷凶极恶地发动侵略，使亚洲人民饱受侵略战争惨祸的日本战争罪犯们，终于受到了历史的严正的审判，并且将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唾弃。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已经建立。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的悲剧不容重演。我们都应珍视中日友好关系，坚决反对少数人为日本侵略战争及其罪行辩解，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竭尽全力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使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齐世荣、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何理、马仲廉、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刘代文、谢钢、王楚英等同志参加了下卷史稿的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各部分的执笔人：
绪论、第五、八、十一章、第二编小结
及协助上卷统稿　　柳茂坤研究员
第一、六、二十三、二十六章　　徐　勇副教授
第二、三、十七、三十一章、第一编小结、
上中下卷大事记及日文资料引文校审　　高　培研究员
第四、九、十六、三十、三十四章　　彭玉龙助理研究员
第七、十四、十五、三十五章　　王天成研究员
第十、十二章，第三、五、六编小结、
结束语及全书槁统改　　罗焕章研究员
第十三章　　耿成宽 副研究员
第十八、二十九章　　韦显文研究员
第十九、二十七章及参加中、下卷统稿　　支绍曾研究员
第二十、二十八章　　贺新城助理研究员
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二章、
第四编小结　　周小宁助理研究员
第二十四、二十二章　　王明亮研究员
第三十六章　　接培柱助理研究员
第二十七章　　刘庭华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4年11月
大事记
1931年
6月19日 日本关东军制订征服满蒙的方案，后经陆军中央修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成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6月25日 日本为人侵中国制造了“中村上尉事件”。
7月1日 日本警察在万室山地区镇压中国农民，制造“万室山事件”。
△蒋介石率大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3次“围剿”。
7月23日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反动方针。
8月16日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
9月15日 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3次“围剿”。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军奉命不战而退。
9月19日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铁岭、抚顺、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等地。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就柳条湖事件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际联盟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情况。
9月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9月21日 日军侵占吉林市。吉林省府代主席、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投敌，26日 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
△北平各校东北藉学生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
△驻朝鲜日军第39混成旅越境侵入中国东北。
△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9月22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国联在英、法代表操纵下，通过两项决议：（1）停止一切冲突；（2）双方撤退军队。
△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要坚定沉着，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说，谓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 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作相代理司令官。
9月24日 苏联表示在道义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
△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 两国政府，对“九·一八”事变表示“遗憾”、“忧虑”。
△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 大罢工。
9月26日 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
9月27日 张景惠在哈尔滨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
9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谓对日宣战与否，政府自有决断，学生不得相率罢课。
△北平各界3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9条决议案。会后分三路出发游行。
△南京、上海请愿学生愤怒殴打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
9月3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国联理事会作出9项决议，呼吁日本撤兵。
10月1日 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宣布脱离东北军当局“独立”，就任伪“东北边防保安总司令”。
10月2日 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
10月初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3纵队在辽宁省北镇县组成。
10月6日 日本军舰4艘（陆战队400名）到上海挑衅。
10月8日 日本关东军飞行队轰炸锦州。
10月16日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叛军张海鹏率部向嫩江之江桥进犯，守军将其击溃。
10月20日 马占山就任黑龙江代理省政府主席兼黑省军队总指挥。
10月21日 日本军部法西斯“樱会”激进派同右翼团体头目策划“十月事件”，因事泄失败。
10月24日 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要求日军于11月16日 以前完全撤退。
10月29日 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11月4日 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开始，到19日结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1月6日 英、美、苏各国报纸披露《田中奏折》内容。
11月8日 土肥原策划“天津事件”，组织汉奸便衣队大事骚扰，制造混乱局面。
11月10日 溥仪在日本特务接应下秘密离开天津，前往东北。
11月19日 日军攻占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黑省军政人员退往克山、海伦。
11月25日 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全国舆论纷起反对。
11月30日 蒋介石发表讲演，声称“攘外必先安内”。
12月5日 南京军警镇压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学生，制造了“一二·五”事件。
12月8日 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同意保留日本在该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月10日 国联理事会决定派遣以李顿为首的代表团调查中国东北事件。
12月12日 国民党政府准张学良辞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降日，就任伪奉天省长。
12月17日 南京军警制造“珍珠桥惨案”。
12月26日 日军向辽西、锦州发动进攻。
12月下旬黄显声、熊飞组织起“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12月31日 苏联向日本提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
1月1日 东三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叛变投敌。
1月3日 日军侵占锦州。
△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命令，集中主要力量攻击义勇军。
1月4日 黄显声在辽宁北票设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
1月7日 汉奸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美国政府照会中日 两国，就所谓满洲的新事态，发表“不承认主义”的声明。
1月8日 美国国务院表示：“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
1月9日 英国照会日本，要求满洲门户开放。
△义勇军刘存起部在锦西伏击日军骑兵第27团，毙伤团长古贺传太郎以下60多人。
1月20日 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指使暴徒，借口日 僧被殴，袭击三友实业社，制造事端。
1月28日 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开始。
△日军进攻哈尔滨。
l 月30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
△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真如慰问抗日将士。
1月3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再次号召武装群众，保卫上海。
△李杜、丁超等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 会，已发展会员300多人。
2月1日 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
△日本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
△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吉林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并袭击进攻哈尔滨的日军。
2月3日 国联调查团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去日本。
△英、法、美、意、德五国公使建议上海为“中立区”，中国表示同意，日方拒绝。
2月4日 中国吴淞守军击败日军进攻，日军更换主帅。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通电》。
△日伪军分兵两路向哈尔滨进犯，丁超、李杜、宫长海、冯占海等部奋起抵抗。马占山派苑崇谷部往援。
2月5日 哈尔滨失守。吉林自卫军各部向宾县、依兰等地退却。
△日 关东军司令部自即日 起至25日，连续召开10次“建国幕僚会议”，密谋建立伪满洲国。
△日军全力进攻闸北，又被中国守军击退。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
△日军调第9师增援上海，并二易主帅。
2月18日 张治中率第5军抵吴淞前线参战，归蒋光鼐指挥。
2月24日 日本编成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为司令官。
△马占山变节投敌，在龙江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2月26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
2月29日 国联调查团到达东京。
△日军对上海再度发动总攻，守军在八字桥、天通庵与敌激战。
3月1日 日军在江湾、庙行镇一线进行全面攻击，并在浏河强行登陆，蒋光鼐令极沪守军撤至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一线。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
3月2日 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电文。
3月3日 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决定，要求中日 双方停止战争。
△日军占领浏河、嘉定、南翔、真如一线，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5日 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伪满洲傀儡政府成立发表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 帝，打倒伪满洲国。
3月6日 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3月9日 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充任伪“国务总理”。
3月10日 溥仪与本庄繁签署密约。日本帝国主义据此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日 驻华大使，绝对不承认日 前成立之伪满洲国。
3月12日 日本内阁通过《满蒙处理方针纲要》。
3月14日 国联调查团由日本抵达上海。
3月18日 李延禄率救国军补充团在宁安县墙缝一带伏击日军上田支队，毙敌百余人。
3月19日 李海青部救国军攻克扶余县城。
3月31日 苏炳文在海拉尔通电就任黑龙江省自卫军总司令。
本年春张平洋、张文藻、赵尚志组成巴彦游击队。
△李红光、杨佐青等成立盘石游击队。
4月2日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
4月3日 吉林自卫军和吉林救国军将领在宁安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吉林抗日联合军，推举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兼吉林自卫军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指挥，王德林为救国军总指挥。
4月5日 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反日战争的10条纲领。
4月7日 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4月21日 唐聚五、黄宇宙等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国联调查团到沈阳。
本月 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接着，又派继任军委书记周保中到吉东地区指导抗日斗争。
5月5日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5月7日 东北抗日自卫军李杜部袭击日军。吉林救国军攻克和龙县城。
辽宁抗日军攻占辑安（今集安）县城。
5月9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漱沪协定通电》。
5月15日 日本发生“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杀。
5月18日 日军侵占汤原县城。
5月21日 蒋介石兼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赴汉口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
5月26日 日本斋藤内阁成立。
5月27日 辽宁义勇军项青山等部攻占辽中县城。
6月4日 日军在呼海路发动总攻，海伦失守。
6月9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
6月11日 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袭击吉敦线蛟河镇。
6月12日 日军第14师对马占山部发起总攻。
6月13日 日军对奉海铁路沿线开始大“讨伐”。
本月 崔石泉、金文亨建立起饶河反日 游击队。
7月1日 邓铁梅指挥所部攻克凤城县龙王庙，毙伪军100余人。
7月11日 李海青部救国军攻占通北县城。
7月13日 冯占海部自卫军攻克舒兰县城。
7月18日 东北义勇军攻营口。
7月31日 日军袭击安固镇，谎报马占山战死。
8月1日 东北义勇军进攻长春。
8月8日 日本任命武藤信义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实行所谓“三位一体制”。
8月16日 国民党政府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
8月17日 国民党中政会撤销北平绥靖公暑，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
8月28日 抗日义勇军一部进攻沈阳，占东塔机场，烧毁飞机多架。
9月4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北平签字。
9月15日 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
9月16日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为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事提出抗议。
△日军制造平顶山惨案。
9月24日 吉、黑抗日义勇军联合进攻哈尔滨。
9月28日 苏炳文中东铁路护路军反正，占领满洲里。
10月1日 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
10月2日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 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
10月4日 中国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全力自救。
10月5日 《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谴责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
10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10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
10月9日 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摘国联报告书之谬误，要求全国动员，以抗暴日本而收复失地。
10月27日 国民党政府训令国联代表，原则接受李顿报告书。
本月 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字到南满巡视工作，指导抗日斗争。
11月11日 日伪军对东北抗日武装开始第2次全面“讨伐”。
12月1日 国民党政府由洛阳迁回南京。
12月4日 苏炳文部弹尽粮绝，退入苏联境内。马占山也随同退入苏境。
12月12日 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2月17日 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2月29日 日伪军对南满三角地带开始第3期“讨伐”。
1933年
1月3日 日军攻占山海关。
1月5日 日军侵占绥芬河。
1月7日 日军占领李杜军根据地密山。
△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
1月9日 吉林自卫军一部在李杜率领下，自虎林附近退人苏联境内。
1月10日 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月16日 热边义勇军进攻通辽。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建立反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月27日 蒋介石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
本月 童长荣、王德泰组成东满游击队。
2月21日 日伪军10余万人，兵分3路大举进犯热河。
2月24日 国联大会通过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代表当即退席。
2月25日 中国守军在朝阳、凌南一带与日军激战。
3月2日 日军侵占赤峰。
3月4日 日军侵占承德，并向长城各口推进，遭中国军队抵抗。
△日军占领冷口。
3月6日 日军向滦平推进。
3月7日 商震部黄光华师收复冷口。
3月9日 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3月11日 中国守军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
3月12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准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3月24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与何应钦商谈对日妥协办法。
3月26日 蒋介石在南京与汪精卫会商，决定全力“剿共”。
3月27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3月30日 日关东军间岛辎重队日共党员伊田助男，用汽车送给中共抗日游击队10万发子弹后自杀身亡。
4月10日 蒋介石在南昌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11日 蒋召集七省治安会议，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
4月11日 日军侵占冷口。
4月16日 日军侵占北戴河、昌黎。
4月17日 日军侵占滦东地区。
4月23日 滦河西岸中国守军全线反攻，收复卢龙、迁安等县。
4月26日 南天门已激战5昼夜，双方伤亡惨重。
4月28日 汉奸李守信建立察东特别区，自任行政长官兼军长。
4月29日 何柱国所部攻克北戴河。
△多伦失守。
4月30日 北平军分会调傅作义部由张家口开赴昌平集结待命。
5月4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黄郭为委员长，与日方谈判停战。
5月6日 日军参谋部制订《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
5月13日 日军渡过滦河，大举西犯。
5月16日 唐山失陷。
5月21日 傅作义部在怀柔城西与日军激战。
5月22日 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19路军赴福建“剿共”。
5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5月26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5月31日 《塘沽协定》签订。
6月1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反对《塘沽协定》。
6月13日 国民党政府派庞炳勋、冯钦哉部准备进攻冯玉祥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6月25日 苏联不顾中国反对，与日本就买卖中东铁路问题开始正式谈判。
6月30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8月1日 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蒋介石电令冯玉样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即日 离部赴平。
7月1日 吉鸿昌指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宝昌、沽源，伪军纷纷反正。
7月6日 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
7月7日 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三路进攻抗日同盟军。
7月16日 关东军参谋部炮制出《暂行蒙古人民指导要案》。
8月6日 冯玉祥在蒋介石派兵逼迫下，宣布即日 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负责办理。9日，冯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冯离张家口赴泰山。
8月21日 方振武、吉鸿昌部集结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10月16日，在日军和国民党军围攻下失败，方、吉离部赴天津。
9月16日 海伦游击队成立。
9月18日 以盘石游击队为基础的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独立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
9月25日 日本海军省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策动分离华北的活动。
本月 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5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月2日 日本陆军提出《帝国国策》，要求在华北设“缓冲地带”。
10月4日～23日 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10月26日 冲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第19路军，在瑞全秘密签订《反日 反蒋的初步协定》。
本月 赵尚志等成立珠河东北反日 游击队。
11月9日 吉鸿昌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24日 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11月20日 第19路军将领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本年冬夏云杰、戴洪宾组成汤原反日 游击队。
本年末吴义成越境入苏。周保中率部到敦化、宁安一带活动。
1934年
1月1日 蒋介石下令对驻福建的第19路军发动总攻击。1月21日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2月19日 日伪军在东边道、辽东、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
3月1日 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4月1日 日军在唐山沿线举行野战演习。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
4月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声称要排挤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
4月20日 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谈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
5月20日 中共宁安县委决定正式建立宁安游击队，白殿贞任队长。
6月8日 日本借口驻南京副领事藏本失踪，酝酿事变。12日，藏本在明孝陵被寻获。
7月7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7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瑞金出发。
7月8日 日本冈田启介内阁成立。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3日 驻山海关、秦皇岛日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9月7日 日本内阁决定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10月10日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10月20日 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为粉碎冬季“讨伐”给全党同志信》，提出要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以及第3军独立师的任务。
10月27日 日军借口宋哲元第29军在张北盘查过境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8人，挑起张北事件。
11月7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杨靖宇为军长。
12月7日 日本内阁制定《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指导分离华北的活动。
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成立，军长李延禄。
1935年
1月15日 ～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发表文告称“断然扫荡”察省中国驻军宋哲元部。
1月19日 蒋介石表示日军进攻察东系“地方事件”，应“就地解决”。
l 月28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赵尚志为军长。
2月2日 中日 代表在热河丰宁县大滩就察东事件正式谈判，达成“大滩口约”。
2月10日 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
2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命令，严禁排日 运动。
3月23日 苏、日 、伪满签署中东铁路转让协定，议定路价为1·4亿日 元。
4月16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5年内由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300万人。
5月2日 天津日租界《国极报》社长胡恩溥被枪击，次日 毙命。
5月3日 天津日祖界《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
5月20日 关东军追击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侵入长城以南。
5月29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会见何应钦。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无理要求。31日，南京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妥善办理”。
5月30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魂拯民任政委。
6月1日 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
6月4日 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
6月5日 日军再次制造张北事件，要挟国民党政府。
6月11日 梅津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
△国民党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
6月27日 《秦土协定》签订。
6月28日 丰台事件发生。
7月25日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
本月 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8月1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吉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5日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8月12日 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离东京来华赴任。
8月28日 国民党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29日，下令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9月24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宣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
10月2日 国民党政府在西安设西北“剿匪”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兼副总司令。
10月19日 红军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0月22日 在日军策动下，河北发生香河事件。
11月1日 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
11月4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币制改革”、“白银国有”令。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1月18日 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11月19日 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1月25日 日本策动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
11月26日 国民党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
11月2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
12月6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12月7日 国民党中央决定设冀察政务委员会。
12月9日 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
12月16日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再度举行示威游行。
△全国各地学生游行，反对冀东伪政权。
12月18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援助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告工友书》，呼吁全国工人奋起救亡。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12月20日 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备界青年同胞宣言》。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法局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2月26日 平津学生联合会在北平成立。
12月27日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1936年
1月5日 蒋介石令平津各学校放假，强迫学生高校。
△北平朝阳门发生日 兵枪击中国守军事件。
1月9日 日军参谋部写出《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作为扩大侵略的参考。
1月13日 日本政府向在华日军发出《处理华北纲要》。
l 月14日 冀察绥靖公署在天津成立，宋哲元就任主任职。
1月15日 日本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1月21日 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发表演说，再次阐明所谓“对华三原则”。
1月25日 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月26日 乌兰夫率领德王警卫队2000余人起义，捣毁“蒙疆政务委员会”。
1月28日 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即“汤原会议”），在黑龙江汤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选举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华堂为副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
2月1日 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在师范大学开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德王盗用“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2月10日 中共中央下达《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
20日，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2月17日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红军抗日先锋军。20日，开始渡黄河东征。
2月23日 蒋介石下令调重兵堵截红军东征抗日。
2月26日 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导致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
2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
3月9日 日本广田弘毅内阁组成。
3月29日 苏联宣布已与外蒙订立《互助条约》。4月17日，国民党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
3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
4月9日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延安举行联合抗日会谈。
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
5月1日 日本命令田代皖一郎继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红军抗日先锋军开始撤回黄河西岸，回师陕北。
5月5日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5月8日 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发表《对时局宣言》。
5月9日 日本拟定《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
5月12日 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市成立。
5月15日 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又增兵华北。
5月25日 毛泽东致书阎锡山，争取共同抗日。
5月3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
6月3日 日本新的《帝国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修订完毕，并经天皇批准。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6月30日 日军参谋部决定《国防国策大纲》。
7月15日 国民党国防会议成立，蒋介石兼任议长。
7月16日 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
8月1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成立，军长赵尚志。
8月7日 日本内阁制定《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
8月11日 日本政府确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
8月14日 毛泽东致书傅作义，表明举国抗战主张。
8月25日 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
△日伪军开始进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
9月1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9月3日 日 侨中野在广东北海被杀，即“北海事件”。
9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9月18日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成立，军长谢文东。
9月19日 日军侵占丰台。
9月22日 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阐明联蒋抗日的意义。
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成立，军长夏云杰。
10月22日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静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蒋介石飞抵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委派，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日本中国驻屯军以北平为目标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1月5日 绥远抗战爆发。
11月9日 国民党第29军举行演习，以对抗日军演习。
11月20日 冀东保安队哗变。
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发生。
11月24日 傅作义部队收复百灵庙。
11月25日 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成立，军长陈荣久。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 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5日 毛泽东写信给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
12月7日 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 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 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员共商大计。
12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
△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派飞机到西安侦察。
12月14日 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日本陆军省制订《西安事变对策纲要》。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12月15日 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个师的兵力对西安进行威胁。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12月17日 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同张、杨商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五项抗日救国主张。
12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0日 端纳陪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向来讲述了自己的意图。张、杨发表《告东北军、17路军将士书》。
12月21日 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与刘峙决战的方针。
12月22日 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24日，会谈达成6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
12月23日 日本广田首相称：“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
冬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成立，军长汪雅臣。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成立，军长李华堂。
1937年
1月7日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今志丹县）迁到延安。
1月8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
1月31日 周恩来、叶剑英同东北军主和主战派和17路军举行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南京采取和平方针，派李志刚赴渲关与顾祝同签字。
2月1日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2月7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1937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加紧对东北抗日武装的“讨伐”。
2月8日 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2日结束。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2月20日 日本政府发出《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
本月 中旬至3月中旬，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次谈判在西安举行。3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杭州谈判，4月初 结束。
3月24日 日舰20艘来华，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
4月16日 日本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
4月25日 华北日本驻军开始在津郊、平郊及通县附近演习。同时，策动伪军进犯绥远。
4月3O日 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后被迫出国考察军事。
5月2日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14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察北伪蒙军在商都增兵南犯。
6月4日 日本近卫文麿内阁组成。
6月9日 日本关东军向军部呈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
6月25日 连日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不断举行夜间演习。
6月28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及满铁总裁等各方人士，在大连举行会议，侵华形势日 趋严重。
7月初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7日 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8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7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
7月11日 日本首相近卫文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立即向华北增兵。
7月12日 蒋介石电示第29军军长宋哲元，以下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日军。
△伪宁安县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150人，在大队长李文彬率领下反正，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编为警卫旅。
7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7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准备应战”。
7月2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同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
7月25日 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部发布《为响应中日 大战告东北同胞书》。
7月28日 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 北平失陷。
7月30日 天津沦陷。日军侵占大沽。
7月31日 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
△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获释出狱。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成立。
△宋美龄等发起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南京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党委作出《关于军队中党的工作问题》的决定。
8月2日 日军第二次动员的第5、第6、第10师陆续到达天津。
8月6日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命。
8月7日 中国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及国防联席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9日 赴南京出席会议。
8月9日 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件”。
△日军参谋部命令中国驻屯军及关东军对察哈尔省作战。
8月13日 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8月15日 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声明》。
△日军下令编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将）。
8月16日 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划全国为4个战区，建立战时体制。
8月21日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2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结束。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
8月23日 日本上海派遣军在吴淤登陆。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传运动的紧急通知》。
8月31日 日军编成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
9月4日 国民政府修正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9月6日 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12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对日本侵华提出申诉书。
9月13日 日军侵占大同。
△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太原会战，至11月8日结束。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力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9月25日 八路军第115师于平型关前线伏击日军，首战告捷。
9月29日 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周保中在四道河子联军密营主侍召开吉东省委常委会议。
10月1日 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四相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10月5日 日军攻占德县。
10月6日 美国国务院宣言，斥责日本在华侵略行为实际破坏《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
10月10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筹备委员会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
△日军占领石家庄。
10月12日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0月13日 忻口战役开始。同时，中国军队进行正大路防御战。
10月14日 日军编组第10集团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参加上海方面作战。
10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为主任。
△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10月19日 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袭击代县阳明堡机场。
10月26日 日军上海派遣军占领大场镇。
10月27日 在日本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0月29日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作《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报告。
本月 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祁致中。
△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
11月3日 《九国公约》参加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
11月5日 日军第1O集团军从杭州湾的金山卫和全公亭登陆，包抄上海。
11月6日 意大利参加日 、德防共协定。
11月7日 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将），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集团军。
11月8日 日军占领太原。
11月9日 中共中央军委向八路军发出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准备反围攻的指示。
11月12日 日军占领上海。
△毛泽东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1月18日 日本发布大本营令。
20日，设置日军大本营。
11月20日 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1月22日 在关东军策划下，伪“察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张家口联合成立“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
11月24日 日军首次围攻晋察冀边区。
本月 山西新军进至晋东南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日伪军开始对活动在伪三江省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大规模“讨伐”。
△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
12月1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 和平”。
12月9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及组织问题，14日结束。
12月13日 日军占领南京并开始进行大屠杀。
12月14日 日本指使汉奸王克敏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2月17日 蒋介石在武汉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
△全国抗日大同盟成立，总部设在汉口。
12月18日 日军命令华北方面军进攻山东。
12月24日 中共山东胶东特委书记李滇领导胶东人民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3军第1大队。自11月至翌年3月，山东各地人民举行了10次较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
12月27日 日军占领济南。
秋、冬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钳制与打击日伪军，配合全国抗战。
1938年
1月5日 苏联志愿航空队百亲人抵武汉，加入中国空军作战。
1月6日 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
1月8日 日军编成驻蒙兵团。
1月15日 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
1月16日 日本近卫首相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建立能与日本合作的新政权。
本月 东北抗联第2路军成立，所属第4、第5军主力西征。
2月3日 徐州会战开始。
2月4日 和5日 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破袭同蒲、平汉、正太等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的作战命令。各部广泛展开破袭战，有效地钳制和打击敌人，支持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
2月18日 日军飞机空袭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中国空军第4大队与日军激战。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开创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军民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3月2日 中苏签订《关于使用5000万美元贷款之协定》。
3月6日 毛泽东电示八路军第120师，集中主力攻击日军一路，打破其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围攻。
3月27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并通过《宣言》、《告世界文艺作家书》及《告日本文艺作家书》。
3月28日 日本扶植汉好梁鸿志等，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4月1日 日本公布国家总动员法。
4月7日 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
4月21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
4月27日 晋东南军民反日军“九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历时23天。
本月 八路军第129师和115师各一部向豫北、冀西和晋南发展。
△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来华援助八路军抗战。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5月5日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洽商军火货物交换方法。
5月19日 日军占领徐州。
5月20日 中国空军飞抵日本长崎、佐世保市上空散发传单。
本月 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和雁北支队东进恒山和北平以西地区。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6月1日 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守军向豫西转移，同时决定决黄河堤坝放水。9日，花园口决堤。
6月12日 武汉会战开始。
本月 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冀东人民随即举行武装起义。
7月1日 新四军军部北移至皖南泾县云岭。
7月2日 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7月4日 国民政府规定每年7月7日 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7月6日 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开幕。
7月上旬滇缅公路建成通车，畹町至昆明全长959公里。
7月29日 日 苏两国军队在中国吉林珲春县境的张鼓峰发生冲突。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各一部挺进冀鲁边地区。
8月5日 第9战区拟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8月6日 毛泽东、张闻天等发出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
8月21日 宋庆龄在广州发表广播演说，斥责美国向日本提供军火。
本月 八路军冀甫地区部队发起漳南战役。
△新四军苏南部队粉碎日军首次围攻。
△八路军第120师一部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9月1日 武汉保卫战之瑞昌前线获胜。
9月7日 中国政府向国联揭露侵华日军多次使用毒气。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
△日军在进攻武汉、广州期间，对晋察冀边区五台和冀西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围攻，晋察冀边区军民和第120师主力展开反围攻作战。
9月29日 至11月6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0月5日 据日方公布：7～9三个月东北抗日联军1。6万余人，在三江地区与日伪军作战321次。
10月8日 台湾爆发反日 暴动，遭到镇压，200人被杀，四五百人被捕。
10月12日 日军3万人在广东大亚湾登陆。
10月21日 日军占领广州。
10月27日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本月 广东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1月3日 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日 、“满”、华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
11月5日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会会发出《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11月12日 蒋介石密令焚毁长沙全城，实行“焦土抗战”。
本月 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等地区，积极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2月5日 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开展海南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2月18日汪精卫自重庆叛逃，19日 抵河内。
12月31日 美国照会日本重申不承认所谓“东亚新秩序”。
本月 八路军第129师师部率第386旅主力进入冀南。
△八路军第120师主力东进冀中。
△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
1939年
1月1日 国民政府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
1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1月7日 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春季反“扫荡”。
1月21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本月　 新四军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2月7日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
2月10日 日军在海南岛登陆。
2月23日 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本月 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东进，发展和巩固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
3月1日 日军开始进攻八路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3月8日 国民政府军委会部署南昌会战。
27日 南昌失陷。
3月30日 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整顿纲要》。
4月5日 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秘密签订亡华协定阴谋暴露。
4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
5月1日 随（县）枣（阳）会战开始。
5月3日 日机对重庆进行大规模空袭。
5月5日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成立，张云逸兼指挥。
5月11日 日苏军队在中国东北诺门坎地区发生冲突。9月15日 达成停战协定。
5月26日 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区域。
5月30日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成立，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等由上海去日本，洽商成立伪政权事。
6月1日 鲁中沂蒙山区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6月6日 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
6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6月8日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
6月16日 《中苏通商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6月30日 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7月初？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7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开赴华北敌后。
7月24日 日英达成《有田一克莱琪协定》。这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
8月1日 八路军第1纵队在山东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
8月28日 日本平沼内阁辞职。30日 阿部内阁成立，宣称：处理中国事变，建设“东亚新秩序”乃日本基本国策。
9月1日 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
△在日本策划下，伪“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9月4日 日本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上将），统一对华北、华中、华南侵华日军的指挥。
9月5日 日本政府声称，正全力解决“中国事变”，对欧洲战事采取不干涉态度。
9月14日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9月25日 八路军第120师开始进行陈庄战斗。
本月 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第3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10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第9战区划分为第9、第6两个战区。
10月5日 东北抗联第1路军决定分散在长白山地区坚持艰苦斗争。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10月25日 晋察冀边区军民展开冬季反“扫荡”作战。
10月30日 重庆至仰光的空中运输线开通。
11月7日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在涞源黄土岭击毙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歼灭其所部第2混成旅主力。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任总指挥。
11月8日 新四军第3支队在皖南繁昌展开反“扫荡”作战。
11月12日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白求恩医生因医治伤员中毒，在河北唐县逝世。
11月15日 桂南会战开始。
本月 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由延安抵达津浦路西淮南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2月8日 晋冀豫边区军民发动邯长公路破击战。
12月9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晋西南事件及我们的方针的指示》。
12月20日 蒋介石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12月23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作家鹿地亘任主席。
12月30日汪精卫卖国密约《中日 新关系调整纲要》在上海签字。
本月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确定华中新四军的战略任务为：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
1月5日 日机轰炸滇越铁路。
1月8日 日本内阁批准制造汪伪政权的计划。
1月22日 日军在浙江萧山登陆。
1月24日 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伯力举行会议，确定将东北抗联第1、第2、第3路军缩编为10个支队。
1月25日 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在阎锡山继续反共情况下对山西工作的指示》。
2月6日 八路军第2纵队成立，左权兼司令员。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
2月21日 日军大本营决定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
2月23日 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地区与日军激战中英勇牺牲。
本月 琼崖地区独立总队开进澄迈县美合山区建立根据地。
3月9日 平西、冀中军民开展反“扫荡”作战。
3月12～22日 八路军第115师一部三战白彦镇，巩固鲁南抗日根据地。
3月12日汪精卫发表所谓《和平宣言》，要求重庆方面抛弃成见，立即停战。
3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表《讨汪救国通电》。
3月30日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
△林森发表广播演说，斥责汪精卫卖国罪行。
4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
4月7日 冀南军民发动平汉铁路破击战。
4月14日 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4月26日 新四军皖南部队展开反“扫荡”作战。
4月30日 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
5月1日 日军进攻枣阳，枣宜会战开始。
5月4日 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5月5日 八路军第129师进行白（圭）晋（城）铁路和武（安）沙（河）公路破击战。
5月10日 皖南新四军克复繁昌。
5月18日 日机对重庆等地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
6月1日 冀中八路军展开保卫麦收战役。
6月5日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夏季反“扫荡”。
6月12日 日军攻陷宜昌城。至24日 枣宜会战结束。
6月23日 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大行支部”成立。
本月 中共中央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
7月12日 日海军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
7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并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
7月17日 英政府正式宣布封闭滇缅路3个月。
7月23日 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43号》，要求迅速处理“中国事变”。
本月 毛泽东发表《团结到底》一文，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
△八路军第4纵队成立，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
8月1日 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8月20日 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8月25日 周恩来自延安飞抵重庆，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办法方案。
本月 八路军第5纵队成立，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下辖第3、第5大队，大队长分别为曾生、王作尧。
9月3日 中国广西部队收复龙州北关。
9月5日 皖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新加坡、爪哇、英、法、美等地归国华侨，成立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
9月18日 日军“扫荡”沂蒙山区。鲁中八路军展开总破袭战。
9月23日 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月27日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10月4日 黄桥战役开始。历时5天，打败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打开了华中抗日新局面。
10月6日 日军对华北备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扫荡”。太行地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0月10日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八路军第5纵队于东台以北白驹镇会师，胜利完成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10月13日 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0月14日 英国重开滇缅公路。
10月30日 国民党军队收复南宁。
本月 第3战区部队粉碎日军“七月攻势”。
△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1月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晋西北军区（第120师兼）成立，贺龙兼司令员。
11月13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11月14日 国民政府军令部拟定《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
11月15日 冀中八路军展开攻势，配台北岳区反“扫荡”作战。
11月17日 太岳地区八路军展开反“扫荡”作战。
11月中旬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11月30日 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国民政府外交部声明：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
12月9日 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
12月14日 日军调集重兵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冬季全面“扫荡”，实行“三光”政策。
12月23日 日本海军宣布加强封锁中国南部海岸。
12月28日 新四军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案。
12月29日 国民党第32集团军颁布“进剿”新四军计划。
本月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和第2路军一部，移向中苏边境地带并陆续越境入苏。
1941年
1月4～11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奉命北移，在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7个师的围攻，“皖南事变”爆发。
1月5日 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负责人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等在伯力开会，研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阶段的对策。
1月6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敌开展交通战的指示。
1月11日 日军7000余人“扫荡”鲁西抗日根据地。
1月13日 朱德、彭德怀通电全国，抗议皖南包围袭击新四军事件。
1月17日 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副军长项英。
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反动实质。
△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1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l月25日 豫南会战开始，至2月10日结束。
△日军在冀东丰润县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潘家峪惨案。
1月29日 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12支队由三肇地区转移到呼兰庆城等地活动。
2月2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
2月4日 日军一部在大亚湾登陆，侵占淡水，切断了香港通往韶州的运输线。
2月5日 中国军队在中山县上空击落海军飞机1架，日海军上将大角岑生等9人毙命。
2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条例》。
△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成立，加强文化专制。
2月15日 美国成立租借法案，中国将获得租借物资。
△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
2月18日 新四军第1师讨伐伪军李长江部，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2月26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封锁中国沿海的命令。
本月 下旬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奉命由鲁南挺进苏北，编为新四军独立旅。
△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会议，制定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
3月1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鉴于“皖南事变”问题，中共参政员未出席。
3月3日 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濮阳东南地区。
3月9日 东北抗联北野营临时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
3月15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
△上高会战开始，至28日结束。
3月17日 八路军山东纵队为粉碎敌之“囚笼政策”，进行反“扫荡”战役。
3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的指示。
3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
3月24日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开幕。
3月30日华北日伪军开始实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
△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笺由苏联返回东北总部。其第3支队重返东北黑嫩地区活动。
△新四军淮海军区成立。
4月1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将全省划分为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鲁西6个战略区。
4月初 在苏联伯力和双城子野营中休整的东北抗联部队，准备分批返回东北，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4月9日 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苏中泰州、泰兴、靖江地区。
4月12日 日军集中1万余人兵力，向冀鲁豫地区八路军第2纵队实施合围“扫荡”。
4月13日 《苏日 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有效期5年。
4月14日 王宠惠外长发表声明，重申中国东北四省及外蒙古主权不容第三国妨害。
4月16日 日、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秘密会谈，提出“日 美谅解方案”。
4月17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第一批价值4500万美元的援华军用器材。
4月20日 新四军苏中军区成立。
4月25日 美、英与中国签订平衡基金协定。
本月 淮南津浦路东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5月1日 滇缅公路管理委员会成立。
5月4日 八路军总部组织冀南破击战，发动7万民众配合部队行动。
5月7日 晋南会战开始，27日结束。
5月20日 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
△华中军分会成立。
5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揭破远东幕尼黑新阴谋》的党内通知。
本月 中共浦东特委决定，新四军浦东游击队第5支队挺进浙东，创建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鲁豫八路军在群众配合下，平毁日伪自大营至冀县的封锁墙，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
6月5日 日机夜袭重庆，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1万余人。
6月9日 中共中央军委向八路军发出反“蚕食”斗争的指示。
6月22日 苏德战争爆发。
6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
6月25日 日军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关于推行南方政策事项”。
6月28日 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八路军泰西地区。
△东北抗联第3路军第3支队进入大兴安岭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7月1日 日伪军1。5万余人开始对新四军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实施“清乡”。
7月2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日伪军在华北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本开始代号为“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对苏作战准备。8月9日 决定放弃1941年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
7月14日 中国政府公布中英两国关于撤销不平等条约之换文，宣布战后取消“治外法权”。
7月20日 日伪军1。7万余人分4路对苏北盐城地区新四军进行“扫荡”。
△蒋介石接见陈纳德，商谈组织美空军来华事宜。
7月21日 晋南国民党军队展开局部反击，先后收复中条山西部的永济、芮城、虞乡和解县。
7月22日 八路军在冀中发起“青纱帐”战役。
7月26日 英美宣布冻结日本在英美的资产。
8月1日 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成立，陈纳德任总指挥。
8月9日 日本制订《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决定在11月底前完成对英美作战准备。
8月10日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开始秋季反“扫荡”。
8月14日 日华北方面军集中日伪军7万余人，向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
△罗斯福、丘吉尔会谈后，发表《大西洋宪章》8款。
8月19日 中共中央代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8月31日 八路军第129师发起邢（台）沙（河）永（年）战役，以配合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
△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连续发起破击战役。
9月3日 中国军队收复福州、连江、长乐等地。
9月6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遂行要领》，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
9月7日 日军进犯大云山，揭开第二次长沙会战序幕。
9月22日 冀鲁边与清河区第4次打通联系的战役开始。
9月25日 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区反“清剿”斗争中，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
本月 东北抗联野营总部分派王效明、崔贤回吉东、南满，领导小部队开展游击活动。
10月4日 日军占领郑县。
10月5日 日军出动约3万人，对晋冀鲁豫边区岳北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10月10日 美国借给国民政府5000万美元，即“中美外汇平准基金”。
10月11日 冀南军区第3次秋季破击战役开始。
10月14日 新四军发起陈道口战役，陈毅亲临前线指挥。
10月16日 蒋介石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第二次长沙会战。21日闭幕。
10月18日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组成。
10月26日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30日 通过提案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
10月29日 日军出动5000余人，对太行区实施奇袭性“扫荡”。
10月31日 第5战区部队收复郑县。
本月 赵尚志率小部队由苏联返回萝北、汤原、鹤立一带活动。
11月1日 日军在华北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至12月25日结束。
11月2日 日军以5万兵力，开始大举“扫荡”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1月5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于12月初 对美英荷开战。
11月6日 日军大本营下令组建南方军，宣布南方军战斗序列。
11月7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新四军淮北军区成立。
11月9月八路军开始进行黄崖洞保卫战。
11月16日 中、英、美三国协商决定共同保护滇缅路。
11月17日 新四军第5师发起侏儒山战役，扩大鄂中抗日根据地。
11月21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以整顿所属各军事院校。
11月24日 中、美、英、澳、荷五国外长会议在华盛顿继续举行，首次披露将形成联合对日战线。
本月 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镶率指挥部和第6、第9、第12支队主力，转移到苏联北野营进行整训。
12月1日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次日，决定12月8日 为开战日。
12月2日 日军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攻占香港的命令。
12月3日 日军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明确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基本任务。
12月8日 日军袭击珍珠港，轰炸菲律宾，登陆马来亚，发动太平洋战争。
△日本公布对美、英宣战的夭皇诏书。美、英同时对日宣战。
△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为主力，开始进攻香港。
12月9日 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日、德、意正式宣战的文告。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12月20日 陈纳德指挥的美空军志愿队在昆明首次与日机空战告捷。
12月23日 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筹建中国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
12月24日 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至翌年1月15日结束。
12月25日 日军占领香港。
1942年
1月1日 中、苏、美、英、印、加、荷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即《26国公约》），后称《联合国宣言》。
△日伪军8000余人对冀鲁边地区进行“扫荡”。
1月3日 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后美国调任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区美军司令。
1月31日 日军万余人开始对晋西北进行“扫荡”。
本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八路军普遍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
2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2月2日 美英分别给国民政府贷款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
2月3日 日军对太行、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进行大规模“扫荡”。
2月12日 赵尚志在袭击敌人时重伤被俘，英勇牺牲。
2月25日 中国远征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开始进驻缅甸，不久第6军（军长甘丽初）也开进缅甸。
3月1日 冀鲁豫军区召开第二次军事研究会，确定增强边沿地区游击支队，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3月4日 史迪威到达重庆就职。
3月6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派他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3月8日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200师到达东吁（东瓜、同古）。
3月12日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未到职），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
3月17日 刘伯承、邓小平签发《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
3月21日 中美借款协定在华盛顿签字。
3月30日 日军在华北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本月 美国按租借法案补充提供给中国空军的飞机开始到达。
春 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内外线相结合的广泛游击战，打破日军的“蚕食”、“扫荡”。
4月1日 日伪军3万余人开始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4月6日 陕甘宁边区召开政府委员会议，讨论精兵简政问题。
4月8日 由美机试航开通驼峰航线。它成为中国获得外援的最重要的航线。
4月18日 中国远征军以新编第38师一部驰援仁安羌，救出被围英军及其司令亚历山大等人。
中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由苏北到山东，主持召开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主要领导干部配备问题。
4月24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山东省主席孙良诚率部6000余人降日。
4月29日 日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始大规模“扫荡”。
5月1日 日伪军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拉网大“扫荡”。
5月4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
5月8日 日军占领缅北密支那，并占领缅西阿恰布。
5月9日 新四军第5师一部渡江南下，发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
5月15日 浙赣会战开始，至8月31日结束。
5月23日 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5日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5月31日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一部退往印度，一部退到滇西边境，形成与敌隔怒江对峙局面。
6月1日 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成立。
6月2日 中美在华盛顿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6月4日 美日 中途岛战役开始。
6月10日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6月29日 史迪威就任中国驻印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为副长官。
本月 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7月4日 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改组为美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任指挥官。
7月7日 八路军冀南区部队趁青纱帐期发起夏季出击。
7月17日 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1943年2月2日结束。
7月22日 东北抗联南北两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政治副旅长。
7月25日 日驻蒙军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
8月1日 日伪军1。3万余人对冀东迁安、卢龙、滦县、丰润地区进行“扫荡”。
8月7日 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1943年2月7日，打败日军，转入战略反攻。
8月15日 华北日本士兵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决议成立统一的反战同盟。
本月 第18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发布《关于教育部队爱护国际战友训令》。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问关系的决定》。
9月6日 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10日闭幕。
9月13日 抗联教导旅成立中共东北特别支部（即东北党委员会）。
9月17日 盛世才在新疆以“阴谋暴动”为名，逮捕陈潭秋、毛泽民等中共党员。
9月27日 日伪军分8路突然对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
本月 晋察冀军区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
10月8日华北日伪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0月10日 美英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
10月12日 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发表。
10月23日 英军发动阿莱曼战役。1943年2月结束，非洲战场实现战略转折。
10月26日 日军1。5万余人大举“扫荡”山东沂蒙山区。
11月1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其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为疏通国际交通线，中美英三方合作自印度利多开始修筑中印公路。
11月4日 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
11月12日 日伪军共2万余人对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11月15日 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冬季反“扫荡”作战。
11月27日 日本东条内阁作出《关于中国劳工遣入日本国内的决定》。
12月1日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开展打击敌伪组织的政治攻势。
12月12日 八路军开展垦荒大生产，第120师第359旅大力开垦南泥湾。
12月16日 日伪军万余人分4路向大、小悟山分进突击，新四军第5师展开反“扫荡”作战。
12月21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
本年冬日伪军1。5万余人在坦克和飞机支援下，对海南岛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了反复“扫荡”。
1943年
1月5日 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指示。
1月9日 日本与汪伪政府发表《共同作战联合宣言》，签订所谓《关于交还租界及废除治外法权之协定》。
1月11日 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
1月18日 国民党军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等率部投敌。山东伪军达18万人。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
本月 八路军进一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2月17日 日伪军开始对苏北盐（城）阜（宁）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苏北军民展开全面反击。
本月 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积极开展大生产及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
3月10日 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延安《解放日报》对该书进行批判和揭露。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仍由陈纳德将军指挥。
3月11日 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6个二级军区。
3月16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向苏中、苏南和浙东军民下达开展反“清乡”斗争的指示。
3月20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粥时组成。同时，决定刘少奇任军委副主席，井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
4月1日华中日伪军1。5万余人，开始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苏中、苏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相继展开反“清乡”斗争。
4月19日 日伪军1。2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辗转扫荡”。
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
4月22日 日伪军共2万余人，对山东清河地区开始进行三次合围，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日伪军于月底向胶东铁路沿线撤退。
本月 中国远征军（又称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陈诚为司令长官（10月由卫立煌接任）。
5月5日 鄂西会战开始，至6月7日结束。
5月6日 日伪军2万余人“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
5月22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公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26日 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6月4日 日伪军万余人开始“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
6月16日 国民党军李仙洲部第92军向冀鲁豫根据地的湖西地区发起进攻。
6月18日 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调动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6月29日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
本月 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主力奉命到葫芦河地区集结，准备对付国民党军进犯边区。
△八路军冀东部队发起第二次恢复冀东根据地基本区的作战。
7月4、6、9日 朱德连续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制止进攻边区。
7月30日 冀鲁豫军区集中近5个团的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卫（河）南战役，至8月19日 胜利结束。
本月 苏中军民在敌伪“清乡”区内开始大破袭战。
8月14日 新四军在淮海区，利用青纱帐期发起攻势。
8月18日 八路军太行和冀南军区部队，发起林（县）南战役，至26日胜利结束。
本月 八路军山东清河区自5月下旬开始的夏季反“蚕食”斗争，8月底胜利结束。
9月8日 意大利宣布投降。
9月16日 史迪威建议蒋介石调动西北方面国共两党军队共同打击日军，并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拨一些武器。
△日伪军4万余人对北岳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3个月的“毁灭性扫荡”。晋察冀军区军民广泛开始破击战、游击战，取得秋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9月18日 中国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27日结束。
9月21日 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作战。
9月30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
10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
△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军民，针对日伪军多梯队反复“清剿”的新战法，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取得重大胜利。
10月10日 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史迪威令中国驻印军向大龙河西岸敌据点进攻，随军派出工兵部队，修筑中印公路。
10月15日 八路军山东军区向各战略区发出反“扫荡”部署的指示。
10月19日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反攻缅甸作战计划会议。
10月24日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秋季反“扫荡”中，于韩略村伏击歼灭日军战地参观团军官120余人。
　　10月30日 日本与汪伪政府签订《同盟条约》。
本月 新四军第16旅积极打击敌伪军，开辟了郎（溪）广（德）等广大敌后根据地。
11月2日 常德会战开始，至12月22日结束。
11月4日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由陈纳德指挥。
11月15日 山东军区部队对伪军发动攻势作战，有力地策应了鲁中和清河地区军民的反“扫荡”。
11月22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至26日结束，作出了在缅甸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并签署了《开罗宣言》。
本月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粉碎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
12月1日 中、美、英《开罗宣言》发表。
12月2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
12月下旬中国驻印军第一次反攻作战取得胜利。中印公路亦修通至新背洋。
1944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
1月11日 山东军区决定将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
1月15日 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决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1月24日 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的命令。
本月 华南各游击队向日伪军出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2月1日 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要各战略区适时组织向日伪军据点出击。
2月10日 蒋介石在南岳主持第4次军事会议。
2月25日华南东江纵队开始向广九铁路全线出击。
本月 华中新四军对敌作战200余次，取得重大胜利。
3月4日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袭击海南岛击毁日机30架。
3月5日 新四军第1师在淮安东南进行车桥战役获胜。
3月10日 日军中国派遣军制定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计划。
3月21日 新四军第4师对日伪军发动军政攻势。
3月25日 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展开第3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役。
3月29日 中国驻印军开始进入孟拱河谷作战。
春琼崖游击队独立总队改编为“琼崖纵队”。
4月1日 八路军大行军区部队发起水林战役。
4月18日 豫中会战开始，至6月16日结束。
4月19日 新四军第3师发起高沟、杨口战役。
4月24日 新四军第3师发起阜宁战役。
4月28日 自月初 起北岳军区军民收复据点50余处。
5月1日 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向崮口山区伪军荣于恒部发起进攻战役。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相继发动夏季攻势。
5月8日 八路军总部命令太行、太岳军区开展豫北游击战争。
5月11日 冀南与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
△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战役，配合中美联军缅北作战。
5月25日 日军占领洛阳。
5月26日 长衡会战开始，至8月8日结束。
6月2日 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发起济（源）垣（曲）战役。
6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新四军第4师解放江苏睢宁和安徽泗县之间的广大地区。
6月9日 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1人抵延安。22日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他们介绍敌后战场的军事情况。
6月18日 日军占领长沙。
6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方针的指示。
6月27日 山东军区对日伪军全面展开夏季攻势。
6月30日 中共中央指示太行、太岳区准备派遣两个小团挺进豫西，以开辟河南敌后根据地。
本月 八路军相继收复武强、定襄、涞源、河间、获鹿、灵丘、徐水等城。
△新四军第3师在淮海地区发动攻势。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
7月23日 八路军渤海军区发起讨伐伪军李永平部战役。
7月25日 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抗日根据地。
8月4日 日军决定废止“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设立“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8月5日 中国驻印军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
8月7日 东江纵队挺进广州城乡，捣毁番禹县伪保安警察所。
8月8日 衡阳陷落。
8月15日 新四军第4师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进军豫皖苏边地区展开攻势作战。
8月19日 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发起大规模秋季战役。
8月28日 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发起秋季攻势战役。
8月29日 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开展京、沪、杭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
9月6日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重庆。
9月8日 日机对重庆开始连续进行大规模轰炸。
9月14日 中国远征军攻克腾冲。
9月15日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9月18日 八路军山东军区发布为粉碎敌人“扫荡”，加速大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
9月19日 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张澜任主席。
下旬 桂柳会战开始。
本月 至11月晋察冀军区所属之冀晋、冀察、冀中和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成立。
10月9日 中、美、英、苏同时公布《联合国组织草案》。
10月18日 罗斯福复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并请以魏德迈将军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同时将中缅印战区分为两个战区，印缅战区由索尔登将军指挥。
11月3日 中国远征军各部协力攻克龙陵，继续向芒市推进。
11月9日 由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主力组成的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挺进湘粤边。
11月10日 日军占领桂林、柳州。
△江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陈公博代理南京伪政府主席。
11月14日 山东军区部队发动冬季攻势。
11月24日 日军占领南宁。
11月29日 美驻华大使高思辞职，由赫尔利继任，开始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12月15日 毛泽东发表《1945年的任务》的演说。
△中国驻印军攻占缅甸的八莫。
12月18日 中美空军轰炸武汉。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对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江甫的指示。
12月27日 粟裕率新四军第1师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12月3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专论，题为《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
1945年
1月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争取胜利早日 实现》的新年献辞。
△八路军各部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相继发动春季攻势。
1月13日 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l 月24日 日军打通粤汉铁路交通线。
1月28日 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盟军于畹町举行会师典礼。蒋介石播讲《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宣布该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本月 新四军各部展开春季攻势作战。
△华南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指示，相继展开春季攻势作战。
2月4日 苏、美、英三国酋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11日结束，签署了有损于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2月11日 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发起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
2月12日 苏浙军区第1纵队向敌后莫干山地区挺进。
2月24日 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月底八路军河南军区成立，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
3月12日 东北抗联教导旅制定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军训计划，并开始紧张的训练。
3月21日 豫西鄂北会战开始，至5月21日结束。
3月29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加强边沿区的对敌斗争》的社论。
4月5日 苏联通知日本，《苏日 中立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
4月6日 董必武由延安赴重庆。12日 赴美参加筹备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
4月9日 湘西会战开始，至5月16日结束。
4月12日 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准备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指示，继续以热河、辽宁和雁北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11日闭幕，号召解放区军民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
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6月26日闭幕。
5月5日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21日闭幕。会议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坚持独裁统治。
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5月13日 据《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一文载，解放区战场至此已解放县城55座。从5月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夏季攻势。
5月29日 八路军总部发布应进行更积极的攻势作战的命令。
6月6日 日本制订本土决战方针。
6月10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决定，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要地，在对中国进行持久战的同时，准备阻击进攻沿海要地之美军。
6月14日 日本关东军制订对苏作战计划。
6月中旬八路军实施热辽战役。
6月30日 ～7月初 日本当局制造花冈惨案。
6月30日 ～7月9日 八路军实施安阳战役。
6月30日 中苏开始谈判《雅尔塔协定》的实施方案。
7月7日 延安总部公布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1945年上半年主要战绩。
7月上旬～8月上旬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7月12日 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发起大清河北战役。
7月17日 ～8月2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但举行会议。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7月27日 正面战场中国军队收复桂林。
7月28日 日本政府表示，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睬。
本月 东北抗联教导旅以独立步兵第88旅番号编入苏联远东第2方面军。
8月5日 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飞抵苏联。7日 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举行会议。
8月14日，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条件，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属协定。
8月6日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1颗原子弹。
8月8日 苏联对日本宣战，并于9日 发起远东战役。东北抗联教导旅主力分批返回东北50余个市县。教导旅分遣伞降小队随苏军空降部队行动。
8月9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8月10日 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等国发出乞降照会。
8月10日 ～11日 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7道进军命令。
8月10日 蒋介石下达3道命令，要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今日伪军维持地方治安。
8月12日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展开大反攻。
△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开始进军东北。
8月13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
8月14日 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但公告》。
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
8月19日伪满洲国皇帝傅仪等人在沈阳被苏军逮捕。
8月22日 日军大本营命令海外日军于25日 零时前停止使用一切武力，但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时可就地实行自卫。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9月2日 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9月3日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9月9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