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_1

中国抗日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主编：王道平（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


绪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战争，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过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发生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又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开始了新的争夺霸权的斗争。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经过激烈斗争，建立了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国际关系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
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固有矛盾，反而增加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各战胜国之间的新矛盾。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的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日、意等国的实力很快得到恢复或加强。它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成为英、法、美等国的对手，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而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一方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德、日、意为另一方的“打破现状派”。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为适应对外扩张争霸的需要，德、日、意开始向法西斯道路迈进。它们既与苏联和被压迫民族、周边弱小国家为敌，也与其他西方大国为敌，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为了独霸中国，日本利用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侵华活动更加猖獗。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
会后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从而把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又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别是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妄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维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在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进步并存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首先在东方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二）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反“围剿”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但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和出卖民族利益，主张武装抗日方面是坚定的。“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影响下，东北沦陷区和其他地区人民及部分爱国军队，一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东北人民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上海第19路军的抗战，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1月，日军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仍继续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国策，一面在国内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第五次“围剿”，扼杀长城抗战，破坏察哈尔抗战，镇压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一面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引导和推动部分爱国军队和广大群众，冲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同时，发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于1935年11月五全大会以后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改弦更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发动、坚持和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到处都燃烧着抗日的烽火。特别是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其规模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伟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这次全民族抗战不同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极地以空间换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顽强抗击，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8页。]导致半壁山河迅速沦丧。尽管这佯，国民党正面战场仍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在敌后战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破坏敌战略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客观上敌后战场就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变。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毛泽东选集》（合订—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页。]
1941～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横扫西欧北非、闪击苏联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为了打破中国战场的僵持局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此前后，日军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并把中国占领区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遂集中2/3到3/4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十大政策”[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和“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美英等国对中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国民党未能加以利用，而是继续保存实力，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以便将来用于消灭在艰苦抗战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这段时间国民党除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直接协同盟军作战外，在正面战场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八路军于同年秋冬在华北敌后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也在缅北开始了反攻。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加紧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战略反攻。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走向胜利的阶段。此时，正面战场拥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军队，本应在反攻中有所作为。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保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于1944年春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严重失利，只是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与此同时，敌后战场主动承担了对日举行局部反攻的任务。由于敌后战场反攻的胜利，弥补了正面战场的损失，并在整体上使在华日军的战略态势迅速恶化。进入1945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如破竹。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面临最后崩溃。中国敌后战场军民乘势进一步扩大局部反攻，取得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有限的局部反攻，同时，中国远征军继续在缅甸境内消灭日军，打通了中印、滇缅公路。这些都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5月，希特勒德国战败。7月，中、美、英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上旬，当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之际，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
（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联盟战争，参战的同盟国的各个成员国都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和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第一个举起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义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长达14年之久，从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也8年有余。
1939年欧战爆发以前，英美等国不仅没有承担反法西斯的责任，反而纵容法西斯国家，造成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的重任达数年之久。经过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使其陷入“中国泥潭”，延缓了整个法西斯勾结起来扩大侵略的进程，为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粉碎远东慕尼黑阴谋，动员和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都起了重要作用。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欧、亚、非大批国家沦亡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与苏、美、英等盟国一道屹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把日本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对保证美、英、苏实施“先欧后亚”方针，避免两线作战，聚歼德国法西斯，对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日作战，对阻止德、日法西斯会师中东，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战场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半数以上日本陆军。据日方统计，日军在战争中共死伤195万人。[〔日〕《昭和史事典》，1980年日文版，第212页。）其中中国战场死伤133万人，（〔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年版，第266页。]占伤亡总数的70％。
中国军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多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2/5；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亿美元以上。而美军在对日作战中仅伤亡32万余人，苏军伤亡3。2万余人。当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与同盟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所发展起来的雄厚力量和积累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对战后世界特别是远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帝斗志，促进了各国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走向胜利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意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凌辱、侵略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饱受帝国主义奴役之苦的中国人民，在历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但大都失败了。唯有这次抗日战争开创了历史记录，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的伟大力量，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场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由几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这次抗日战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学说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更加成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成为战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次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爱国主义蕴含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它不仅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促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富强昌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实际上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同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及其矛盾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及其矛盾冲突
（一）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于欧洲，东方的日本与中国也先后参战，卷入战争的国家共达33个。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战胜国为处理战败国，并协调战后国际关系，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然而，这两次会议未能消除战争根源，却埋下了爆发更大战争的种子。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揭幕，与会有27个战胜国及5个新成立的国家，代表共约1000余人。到1920年8月10日签订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为止，和会历时1年又7个月。会议由英、法、美、意、日等协约国五强国控制，而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首相克里孟梭三巨头是会议的主宰者。
各战胜国依据自身的利益，各有打算。美国参战于1917年4月，参战最晚，损失最小。到战争结束时，虽然海陆军事力量不及英、法，但由于在战争期间向协约国销售军火，获得暴利，成了世界上头号债权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十四点原则”，主张废除秘密外交，缔结公开和约，实行公海航行自由，撤销经济壁垒，建立国际联盟等，为1918年11月11日贡比涅停战协定及巴黎和会定下了基调。
英国在大战中受到相当的削弱，失去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了美国的债务国，但在军事力量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海军力量占有相当优势。
英国力图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阻挠法国利用德国的战败而过分扩张，并维护在战争中获取的既得利益。
法国因在战争中遭受损失最大，元气大伤，负债累累。但法国仍然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控制着重要的战略地区。法国决心确立和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力图通过勒索巨额赔款、分割领土等手段进一步削弱德国，进而控制中欧及部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及英法，但它除了要求得到1915年《伦敦秘密协定》所许诺的利益之外，还要求在巴尔干诸地扩张势力，要求割取阜姆港（今南斯拉夫里耶卡），变亚德里亚海为意大利的内湖，在东地中海建立霸权。
日本也是一个发了战争横财的国家，它乘欧洲混战之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肆扩张。
1914年10月占领原德属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11月抢占中国青岛和胶州湾。
1915年1月18日，迫使中国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力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工业生产、黄金储备都大幅度增长。
因此，日本决心保住战争中掠取的既得权益并进一步同英美等国争夺远东霸权。
中国曾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也属战胜国。但中国的参战，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操纵和控制。中国为参战经费等问题，在权益方面遭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和会修改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
鉴于上述背景，和会自开始便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协约国五强力图根据各自意志来安排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尔后再讨论赔偿等问题；英法两国首脑则首先关注对德国的惩罚、战争赔款及殖民地分割，认为首先建立国联会更加强化美国的地位。因此，在英法两国的强力坚持之下，和会决定首先讨论德国殖民地与土耳其领土的处理问题。而中国山东问题，是关于。“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中的重要事项，故围绕山东问题，中国代表与日本等列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志在必得。日本政府对其代表团规定：“第一、……绝对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原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发言正式提出，日本作为战胜国，根据同中国的“二十一条”及同英法等国的秘密协定，应该继承在山东的权益。翌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驳斥了日本的说法，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顾维钧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
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5～267页。]中国代表的发言，义正词严。巴黎报界普遍报道：“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中国在舆论上取得了胜利，“形势对日本不利。”[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9页。]
4月16日，英、法、美、意、日等五国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美国代表在会上提议将山东先交本会暂收，以后再议定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坚决反对，要求先由日本接收山东，然后再寻求解决办法。英、法、意三国代表执缄默态度，美国转向妥协。4月22日，在美、英、法三国首脑“三人会议”上，由中国代表列席。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不赞成顾的看法，即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是不公正的安排。条约的神圣正是大战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并非一堆废纸。如果条约与和平赖以存在的原则不符，我们还是不能废除过去的义务。”英国首相说：“英国与日本的订约是在极度需要日本的支持时进行的。……订立条约是严肃的，英国现在不能掉过头来对日本说‘行了，谢谢。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时，你给予帮助，可是现在我们认为条约很不好，不应该执行。’”[《美国对外关系——巴黎和会1919年》第5卷，第146～148页。]而法国首相克里孟梭随之附和共同压中国妥协，以接受日方观点。
日本代表还向会议表示，如果日本在山东问题受挫，将拒绝在国联问题上签字。建立国联是威尔逊最大的愿望，威尔逊于是提出，如果日本在一切军事权利上让步，而将协议仅仅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问题方面，他就将同意日本的要求。
29日，美、英、法三国会议邀日本代表出席，最后于4月30日议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第156至第158条对中国山东问题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在胶州领土内的德国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各项有关档案证券及文件，均于3个月内移交给日本。
这样，名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竟把对于战胜国领土主权及铁路、矿山等方面权利的分割写入条文，完全剥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战胜国的一切权利。这是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以及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虚弱性的大暴露。消息一传到中国国内，人民愤怒之极，立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因此，中国代表团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决定建立国际联盟，是一个重大国际事件。1919年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它列为《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10日国联正式宣告成立，协约国方面的五强国为常任理事国。国联成立后，实际上操纵在英法手中，美国因其要求未能达到，一度拒绝参加，苏俄也被排斥在外。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正义，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根本宗旨，但国联盟约并没有能够确定关于侵略的定义，也未能制定出制裁侵略的办法。国联不过是各帝国主义大国维护其自身利益，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
6月28日，各国在凡尔赛宫明镜厅正式签署《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共432条。战败国殖民地随后由国际联盟根据委任统治制度加以处置。
这些殖民地被分为土耳其地区，中非地区，及南非和太平洋岛屿三类，分别由委任统治国实行治理或纳入版图实施统治。德国的欧洲领土被割让1/8，赔偿问题先决定赔200亿金马克，最后决定的数额是1320亿金马克，并要担负占领军的全部费用。德属殖民地的中非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东非的坦噶尼喀划归英国，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列强从德国手中共夺走殖民地总面积295万平方公里。这样激烈争斗的结果，英国维持了海上霸主地位，法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日本扩张了在中国及南太平洋的势力。从而形成了列强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新秩序”即凡尔赛新体系。对战败国处置的各项条约，基本实现了英、法的复仇愿望，但战胜国之间的权益分配并不均衡，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伸张。
所以，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又在酝酿。正如列宁所说：“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二）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巴黎和会所确立的凡尔赛体系没有解决远东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中国问题。德国势力虽然在远东消失，但日本的扩张却危及列强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日美之间的争夺逐渐加剧。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空忙一场，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因此，它除了在欧洲扶植德国外，又把扩张方向移向亚洲，试图在东方的争夺中得到补偿。1919年8月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日本有关宣传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强调巴黎和会由日本归还山东的决议，公开警告了日本。
1921年7月，美国致函英、月、法、意及中国，建议召开会议，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得到响应。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除上述邀请国之外，还有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共9国。会议上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美国国务卿查理·伊斯·休斯、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
华盛顿会议首先从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开始谈判，美国以维护“和平”、解除军备重担的响亮口号，要求限制英日的海军势力。会议通过的第一份文件是1921年12月13日所订立的美、英、日、法《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该条约要求互相尊重四国在太平洋的岛屿领有现状。四国条约的订立拆散了原有的英日同盟。会议通过的第二份重要文件是关于海军裁军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其数额美国、英国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这一条约对美国来说是又一个胜利，它使美国取得同英国海军相等的地位，并挫败了日本所要求的对美英比例70％的要求。美英亦对日作出了让步，承诺不在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地域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
关于中国问题，这是华盛顿会议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为改善国际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华盛顿会议寄与了莫大希望，派出代表团人数多达130人，而巴黎和会专使团不过35—40人。[《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11月6日，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上的独立，声明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各国对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各种限制应从速取消或废止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中国代表提出的赞成开放门户，实行与约各国在中国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美国为削弱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口号，反对独占和肢解中国，要求实现在华利益均等，以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控制。
11月21日，美国代表卢特根据中国代表所提原则，为大会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归纳出“四点原则”：[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上），第8页。]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并解除由改革年久之帝制政府后所生之困难。
（三）尽吾人权力所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完全之举动。”
在会议进行中，1922年1月16日和17日，会议议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进一步引伸和补充了卢特“四原则”，强调反对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承认工商业机会均等。英国在华的势力虽受到了美国的排挤，但是，不让法国在欧洲加强霸权和不允许日本在远东确立统治的默契，使英美两国在远东暂时取得了一致。法荷等国意欲遏制日本的过分扩张，都追随美国。
2月2日至4日会议上，中国代表再度就“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发表声明：“1919年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最后于2月4～6日正式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等3个文件，其中关于山东悬案的规定是：“第一条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第二条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祖界地之行政权及该地域之公产，并解决其他应行清厘事项，……。第四条日本政府担任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行政权之际，并将移交行政权时所必需及移交后中国治理该租借地及胶州湾周围五十启罗迈当地域所必需之档案、图样、册籍、单契及其他证书或各项签证之副本，现为日本所有者，交付中国政府。第九条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第二十三条日本政府声明并无在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之意。中国政府亦声明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1页。]
上述各条，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国解决山东主权问题的愿望，也达到了列强遏制日本的目的。在九国公约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国于1923年4月宣布废除1917年订立的《蓝辛——石井条约》。但是新条款仍然保持列强在华的经济特权，中国将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在该区域自由居住，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山东问题。1927年和1928年，日本正是借口保护在华日本人，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在税则问题上，则完全保留了“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掠夺性原则。中国坚决要求的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放弃了有关铁路借款优先权等次要条款，但在东北等地的殖民势力则完全没有受到动摇。
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就以凡尔赛—华盛顿诸条约的缔结为标志，正式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部分解决了战时尖锐化的国际冲突，使战后国际关系重新得到了调整。但是，两次会议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整个20年代，各种矛盾都在与日俱增，酝酿着新的世界性大战。
（三）国际裁军会议
华盛顿会议只规定了主力舰比例，未规定巡洋舰及其以下的辅助舰的发展规模。各国海军军备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有增无减。一些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的国家，如意、日等国都在竭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英、美、法等战胜国强国，也在努力加强各自的军事优势，并力图胜过对方，为了限制军备竞赛，1925年12月国联决定成立裁军筹备委员会展开裁军工作，自1927年至1930年，筹备委员会召开大小裁军会议118次，勉强拟定了一个60条的裁军公约草案，并附有各国提出的49项保留意见。
上述裁军活动，并没有能够真正限制各国军备的扩充。日本表面上裁减了部分步兵兵员，却加紧发展摩托、航空，电讯等现代装备，不断改善军备质量，谋求先进武器与技术优势。美国凭借巨大的经济力量，稳步扩充海军力量，使具有200年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深感担忧。1929年10月7日，英国以外相亨德森名义，向美、日、法、意四国发出邀请，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得到响应，1930年1月21日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上的分歧与冲突十分激烈，首先是意大利要求同法国平等，而法国坚决反对，英国调解无效，于是法意两国均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剩下英、美、日三国。英同美的要求也差距很大，经过讨价还价，达成英国巡洋舰比美国多1。6万吨。
会议上矛盾最尖锐的还是美国同日本，日本一直将美国看作是争霸太平洋的劲敌，因而力图坚持：“1。水上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成；2。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成；3。潜水艇保有量为7。8万吨。”[《冈田启介日记》，见《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页。]但美国则要求日对美比例仍如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例6成，双方坚持不下，3月13日美国提出了最后妥协案：日对美总比例为69。75％，大型巡洋舰为60。22％，轻巡洋舰为70％，驱逐舰为70。3％，潜水艇为5。27万吨（与美国相等）。[《现代史资料》7，第44页]日本迫于国内经济危机，于4月1日由内阁会议同意并上奏批准。4月22日，日本代表在伦敦条约上签字。1931年6月31日，由国联邀请全部加盟国，准备在纽约召开陆海空全面裁军会议。但这些裁军会议均未取得任何成效。
总之，二十年代一系列国际裁军活动，并未能真正限制各国军备发展或制止战争。相反，日、意、德等国都从裁军活动中得到掩护，完善了各自的战争准备。特别是日本，以伦敦条约问题为导火索，激化了国内各种矛盾的冲突，法西斯势力飞速膨胀。日本统治阶级为转移矛盾，解决经济政治危机，加快了对外侵略准备的步伐。
二、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建立
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7日）宣告苏维埃政权成立，对于当时还在进行的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和平法令》（11月8日），提出了缔结和约的不割地不赔款原则，与德国于同年12月签订了为期10天的停战协定，随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了谈判，并缔结了和约。翌年3月，俄共第7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以暂时性妥协和让步，退出战争，使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机，以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
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制定并推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秘密外交。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废除沙皇俄国欠下总数达160亿金卢布的对外借款。同时也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周边弱小国家所订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支持各弱小民族的平等独立要求。1917年12月18日承认芬兰独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取得了独立。12月3日公布《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对外订立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瓜分土耳其和波斯等方面各种秘密协定。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23年9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过去沙皇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约定。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特权及特许等。[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5页。]
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列宁还拟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宣布：“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苏维埃政权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各弱小民族的斗争，例如对土耳其的凯未尔运动的支持，对伊朗人民独立运动的支持等。苏联派出了越飞、鲍罗廷等来华支持中国革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支持国共合作，协助创建黄埔军校，派出了军事教官，提供武器装备，为反对旧军阀的革命战争培训了干部。
为了更好地领导各国人民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新的国际进行不懈的斗争。经过1918年1月各国社会党左派在彼得格勒的准备会议，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主义代表会议，最后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决定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组成的五人执行局。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大会特别关注朝鲜“三一”起义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1922年1月召开远东劳动者大会，进一步支持和推动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世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恐惧，他们实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这一新生的政权。1918年3月，英国协同法国组织干涉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扶植沙皇将军，建立“北俄政府。”4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借口三名日本商人在海参崴被杀而强行登陆。7月，日本又同美国一道派兵支持被遣返回国途中在远东叛乱的捷克军团。到10月底，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的军队达7。2万人，并扶植了谢苗诺夫等傀儡政府。11月底，英法等国所支持的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上将在鄂木斯克叛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919年3月，由列强所支持的高尔察克叛军在北海、乌克兰等地集结，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被红军所粉碎。
1919年9月，邓尼金等人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向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再度被年轻的红军所粉碎。
1920年苏俄击败以波兰军队为主的协约国的第三次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完全打破了列强武装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
1920年1月，美国宣告从西伯利亚撤兵，日本继续赖在西伯利亚，企图长期占领该地区。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占领遭受到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及俄国人民的沉重打击。美国出自维持远东平衡，反对日本的过分扩张，因而迫使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表示撤军。
1922年10月，除北库页岛之外，日本从西伯利亚大陆撤出。
至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终于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粉碎了列强的武装干涉，在国内建设上亦取得了成就。苏俄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迫使列强走回谈判桌上来。1922年，在热那亚和海牙先后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方诸国包括苏俄共34个国家。会议讨论了关于沙皇政府所欠下的外债问题，苏俄要求英法等国赔偿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损失，会议未能对此达成协议。会后，苏俄同德国缔结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拉巴洛条约》。
英国于1924年2月2日向苏联递交照会，正式承认苏联。同年10月德国承认苏联。1925年日本自北库页岛撤兵。
苏联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活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在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阵线，国际政治格局中又增加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加剧和扩大，列强殖民宗主国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相互支援，又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及其分赃不均，造成一战后的民族复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势力膨胀，连同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20年代未的大危机，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得以崛起的两个重要条件。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是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于一战期间，其头目墨索里尼自1914年主办《意大利人民报》以来，大肆宣传民族沙文主义，鼓吹侵略战争，于1919年3月正式组织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意大利成了首先恶化一战后欧洲格局的主角。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曾作为“四强”发起人之一，坚持要求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权益，要割取阜姆港。但英法美等国不愿意意大利势力在地中海过分扩张，只将的里雅斯特等地割交意大利，而将阜姆划给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乘机鼓动沙文主义，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墨索里尼指责政府软弱，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加莱阿佐·齐亚诺：《意大利面临战争》，米兰1939年版，第16页。]
法西斯文人邓南遮则组织志愿队占领了阜姆城，宣布阜姆与意大利合并。在这些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中，意大利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而国内经济危机又为法西期主义提供了温床。据统计。1921年第一季度与1914年相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活开销增加560％，1919年和1920年移居国外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26％，达86。7万余人。[费德利科·卡鲍德：《当时意大利（1918—1948）》，意大利1961年版，第28～29页。]
在这样的条件下，1920年5月24日，在米兰召开了意大利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暴力行动为方针的基本纲领。进而在1922年10月发动暴乱，组织“向罗马进军”，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府。随后，经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1928年颁布法律决定法西斯大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构，确立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完全统治。
德国的法西斯兴起于20年代初，由希特勒组建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希特勒在其《廿五点纲领》及《我的奋斗》中宣布，纳粹党的根本目标是取消凡尔赛条约，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由凡尔赛条约而重新划定德国边界，并剥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成了纳粹党煽动复仇主义的借口。
纳粹党首先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地区迅速发展，德国国防军及巴伐利亚军人在这里组织有军国主义的“自由团。”曾任德军总监督，与兴登堡总参谋长共掌军权的鲁登道夫居住在这里，是希特勒的坚强支持者，也是1923年纳粹党组织“啤酒馆暴动”的直接参预者和领导者。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西方所称为的“黑暗的星期四”[林茂等：《日本内阁史录》3。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即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意、德、日法西斯主义的膨胀，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德国，危机期间工业生产降低了40。6％，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全国工人将近半数失业，小农成批破产。希特勒以“社会主义”为旗号，向广大民众许诺提高工资、消灭失业、企业国有、严惩奸商、实行土地改革等，蒙骗了大批群众。纳粹党员从1925年的2。7万人，激增到1930年的38万人，并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希特勒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鼓吹反“凡尔赛压迫”。
1932年希特勒在演讲中煽动说：“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物资、政治和领土的损失，”“13年来我们由他人摆布！”[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第47页。]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国际格局与德国的国内危机形势相结合，最终导致希特勒的纳粹党于1933年夺取了政权，并凭借德国国力形成了欧洲主要的战争策源地。
国际法西斯主义自产生伊始，即鼓吹战争，提出一整套赤裸裸的对外扩张理论。墨索里尼认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他还宣称：“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与有益性。……同样，一切国际性和社会性的（和平）组织与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希特勒信奉“战争万能论”。他鼓吹“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他说，“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40页。]他认为，经济也只能依靠战争来推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23～124页。]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由于法西斯势力的促动，国家内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造成列强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动摇了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起来的短暂平衡。意大利法西斯率先发难，于1922年3月3日突破列强对其向巴尔干扩张的限制，以武力夺取了南斯拉夫的阜姆城。接着，1923年8月31日武装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当希腊向国联提出控诉后，墨索里尼拒绝国联干预。科孚岛是亚德里亚海的锁钥，意大利占领科孚岛，显然极大地危及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摆出战争架式，向意大利提出最后通牒，才迫使意大利同南斯拉夫一道回到谈判桌上来。1924年意大利控制了利比亚。1926年11月胁迫阿尔巴尼亚订立“地拉那条约”，使阿尔巴尼亚成了意的保护国。
1931年意大利征服了利比亚。
在20年代的德国，纳粹党虽未最后执政，但也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一样，在多方面影响着德国的内外政策。20年代后半期德国外交家施特雷泽曼（1878—1929年）在去世前曾对英国记者谈到：由于纳粹党及右翼团体钢盔团等组织，“我们本来能争取德国青年支持和平和新欧洲，但我们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和你们的过错。”[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香港中文版，第261页。]1930年，纳粹党在608席的国会中已占有107个席位，成为一股不容轻视的势力。
国际法西斯在20年代的战争叫嚣，对于英美等国的和平主义也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总统威尔逊拟定的十四点计划所宣扬的各国平等，限制军备，防止战争，曾在和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并促成一战后裁军及和平主义的潮流。
英国战时内阁还决定，英国的军事部门编制预算所依据的假定应该是：“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3页。]
但到1932年3月23日，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决定，十年无大战“这个假定业消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4页。]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在东西两半球磨刀霍霍，这不啻于对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国的民主派一记耳光。国际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严重毒化了一战后的和平空气。
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在西方泛滥，分散了列强对于日本在东方扩张的注意力。同时，日本还从意大利和德国方面取得了借鉴。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日本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相互支持、相互推动，加速了法西斯战争准备的进程。[《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二节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战略
日本国与中国和朝鲜隔海相望，为西太平洋上一个新月状岛国，本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的1/3，发动侵华战争前夕的1928年，人口约6210万人，相当于中国1/8强。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作为近代经济与战争所需要的铁、煤、棉等主要物产，均不能自给。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近百年来竟然成为地球东半部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角！自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10年左右，就要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近百年间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一、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的形成
（一）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日本国历史上曾长期分裂，战乱持续不断，在11世纪前后形成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阶级，日本的封建社会实际是武人执政的军国主义国家。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形成了以忠信、勇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武士道”。它不但是军国主义的思想道德支柱，也是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日〕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的育成》，时事通信社，1982年版，第28页。]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其筹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1536—1588年）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他向部下许诺：“自将兵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8页。]
佐藤信渊（1769—1850年），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吉田松荫（1830—1859年）主张：“晓谕琉球朝谨，使之于内地诸侯等同，责问朝鲜，使之抵押人质，奉纳贡物，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玖村敏雄：《吉田松荫的思想和教育》，岩波书店，1942年版，第168页。]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及其历史上的扩张思想，对后来日本对外侵略不无深刻的影响。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
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即御笔信），宣布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提出进行对外扩张侵略的总方针。
明治政府为实行其侵略政策，又改革军制，推行“国民皆兵主义。”[松下芳男：《日本军制和政治》，黑潮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于1872年12月28日发布《全国募兵诏书》，强制国民为其战争政策捐献生命，贡献“血税”。
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仰朕为头脑……。”[防卫厅防卫研研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4页。]要求全体官兵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德行，成为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
1879年至1880年，日本参谋部先后派出桂太郎等10余名军官，以驻在武官与语文研究生名义到中国，刺探中国的洋务运动等各方面情报，并综合写成《邻邦兵备略》。日本参谋部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借助此书向天皇上奏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始可守。”[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馆，中译本，第28页。]露骨地提出通过“强兵”以“富国”的侵略方针。为推行其扩张路线，明治政府通过军事改革确立了近代的军国主义体制。
1878年，将属陆军省的参谋局改为参谋部，规定参谋部长直接辅佐天皇，在有关统帅权事项方面可以直达天皇而进行“帷幄上奏”。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末公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报告。”[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34页。]这样剥夺了内阁的兵权，决定了“参谋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15页。]
1893年，海军也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同时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使参谋总长以大本营参谋长的身分，协调和控制陆海军。至此，形成统帅权独立于内阁，陆海军并属于天皇，军政与军令权分立的极端专制的军国主义体制，它造成了一部以默武扩张为根本任务的战争机器。
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在90年代初期进一步确立了大陆政策。
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203页。]同时宣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7页。]
山县有朋在对天皇奏文中进一步写出：“釜山、义州间之道路即通往东亚大陆之道路而后必成为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途。”[《日本历史》卷18，岩波书店，第137页。]公然将邻国领土视为本国利益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外扩张企图。因此，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说”为标志，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扩张政策业已形成。
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山县有朋监修：《陆军省沿革史》，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第68页。]
山县有朋曾在一份上奏文中说：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尤如渴饮饥食。”[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92页。]
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之后，作为陆军上将兼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上奏强调：“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为一大铁舰，力展四方。”[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19页。]
其后强调要在俄国远东铁路计划完成之前，同英国修好结盟，早日分割并控制朝鲜与中国。1890年山县有朋还先后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鼓吹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等列强争斗。山县内阁外相青木周藏又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要点是：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将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21页。]，得到内阁认可。
据此大陆政策及对华对朝战略，日本加剧扩充陆海军，逐步完善了侵华作战的组织指挥系统。
（三）早期侵华活动及其在东北的殖民势力
早在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尽管羽毛未丰，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对外扩张及侵华行动。
1874年，日本借助所谓难民问题，发动“征台之役”，武装进攻中国台湾，经英国调停达成协议，迫使软弱的清政府承认其出兵是“保民义举”，赔款白银50万两。1870年3月，由内务大臣率领军队与警察强行进入冲绳，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并入日本版图。软弱的清廷徘徊观望，举措无方，只好于同年8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解。对于格兰特的分割琉球建议，日本政府起初同意将冲绳群岛的宫古和八重山岛归属中国，其北划归日本[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8页。]。
然而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对琉球鞭长莫及，日本终于将琉球完全侵吞。
在对南边海域扩张同时，日本又西侵朝鲜。日本视朝鲜为侵入东亚大陆的跳板，是利益线的“焦点”。曾于1882年、1884年两度策动兵变，均遭受到朝鲜人民及中国人民的联合反击，虽攫获部分权益，但未能完全独霸朝鲜。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了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通过这次侵略战争完全占领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彭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等各种权益。
日本的军国主义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市场及原材料的获取，在本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了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紧接着日本发动了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夺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9月派遣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这样，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山东两大半岛，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再加上在天津等地的驻军，渤海几乎被完全控制。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最后，迫使袁世凯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
191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其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通过上述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华北各地。其中特别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其主要组织机构有：关东都督府，1905年设关东总督府，翌年改为都督府，设都督一人，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管辖关东州，掌管南满铁路。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分管行政事务与军事。
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长官以文官充任；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于天皇。关东军的设置强化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为其进一步扩张侵略铺平了道路。
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正式营业于1907年4月1日，总部设东京，后迁大连。满铁的建立及其性质，正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鹤见佑辅：《后藤新平》卷2，第914页。]
满铁除经营南满铁路各线业务外，还控制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广泛经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例如抚顺的煤矿开采，鞍山的铁矿采炼等等。
1925年12月至1928年5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投资额14亿余日元，其中由满铁名义投资75150万日元，占其总额54％[《现代史资料》11，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167页。]。满铁还要经营所谓“满铁附属地”，即南满各线路干线两侧各31米及车站附属土地，这使满铁铁路线成了一块独立的国土。满铁还担负了各种对华情报调查任务，建立有庞大的“满铁调查部”。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曾在该部任职。满铁的情报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
此外，还有驻奉天总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公开的侵略活动与秘密阴谋活动，也是最早的对华侵略据点之一，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等就曾在该馆任职。
上述三家主要机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三把刀子。它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各有归属，相互独立，但又互相勾结，互相补充，在日本军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方面，都有一部罪恶的历史。
二、日本的国防方针与侵华作战计划
（一）国防方针的制订及修改
1907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决定了《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确立“攻势作战”原则，《国防方针》规定，“帝国国防将以攻势力根本宗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0页。]
从而正式将先发制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作为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强调重视初战，实行速战速决。这也是日军一贯的原则。《国防方针》规定，“要保持初战的强大威力，采取速战速决主义。”[〔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59页。]
第三，关于主要假想敌国，日本军国主义所确定的假想敌国是依据不同形势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的。1907年的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头号假想敌是俄国，目的是维护并扩张日本在满洲等地的既得权益，设想的基本战场也是在朝鲜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中国的东北则继之成为其首要目标。中国在实际上是日本所认为的主要的战争对手。
日本的国防方针提出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和192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关于对多国作战问题，在1918年的国防方针第一次修改中，提出要作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于承受，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然而1923年的第二次修改，则制定了对以美俄中为作战次序的构想，从而确立了对多国的进攻作战原则。这也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的冒险性。
关于主要假想敌国，1923年第二次修改中规定：帝国国防方针应该立即以“防备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为主要目标，对于与我接壤的中俄两国应以亲善之旨为用，但同时应经常保持对其震慑之威力。”[〔日〕《陆军军战备》，朝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在这里，中国在字面上是日本的第二号假想敌，其实，日军从来就是把中国作为其首要的进攻对象。即使是在构想对美、俄作战时，日本军部也在筹划着“平定大陆要域的所必需兵力的整备”，这些要域包括：“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日本战犯铃木贞一在战后回忆说：日本陆军一直在“以对美俄中同时作战为中心而筹划方案。”[〔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7页。]对日本来说，无论对美、对俄作战，日本都要筹划其“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9页。]无论日本的国防方针怎样改订，中国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要的侵略对象。
（二）侵华作战计划
根据上述国防方针，日本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其分配是：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支队，对俄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分别占9％、41％和50％[据〔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302页计算。]。
从兵力分配看，其作战重心在对华作战。而对俄作战的大部分兵力也还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
在对华作战计划中，其兵力分配用于京津及山东方面作战7个师，多于其他方向。其具体计划和兵力分配是：
在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的，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
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设置一个方面军，2个集团军共7个师，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
在华东华中的上海、汉口方面，派遣1个集团军共3个师，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依据具体情况而走。
福建方面，派遣台湾军1个师，依具体情况相机处置。
1926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在这期间日本还筹划了在对中国的心脏地区汉口的进攻作战，其方案是“根据情况，以华北驻屯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进行在汉口附近的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为完成这一计划，1925年由日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烟俊六上校为团长，纠集各主管作战、要塞、船舶等方面的参谋人员及陆军省、海军方面的官员，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汉口等地区进行了现地侦察。
（三）东方会议及《田中奏折》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以作为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摘录如下：
“五、此间常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上述决议乃公开文件，用语经过了仔细斟酌，尽量带上温和色彩。但是，其中所强调要“断然自卫”、“采取适当措施”，宣布在满蒙有“特殊地位”，并要支持满蒙地区中依附日本的“有力者”作为傀儡等，已经清楚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除上述公开的决议外，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
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子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
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崎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今并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19年，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同时，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翌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纲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东亚会社，1939年汉文版，第168页。]
在犹存社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他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大川周明还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其扩张理论，煽动军队内部的法西斯活动。
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盟约，决意回国后将全力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东条英机随后也参加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
1923年永田铁山等人归国建立了二叶会。[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册，第187页。]以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在2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也日益加速发展起来。1927年，由北一辉的信徒西田税等人筹建“天剑党”，1930年，参谋部幕僚派少壮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建立了“樱会”，海军中也建立了“王师会”等。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有由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建了“木耀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5月19日成立了“一夕会”。法西斯一夕会所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他们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日本最活跃的侵略战争论者。
1919年北一辉首先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比希特勒早出好几年地强调人口增长与领土关系的矛盾，他要求建立一个囊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即包括所谓“北俄南澳”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58页。]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冲突和变化。法西斯势力为推倒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建立专制和独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发动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和政治事变。在2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他们经常发布“怪文书”，攻击政党内阁。北一辉还利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提出了“干犯统帅权”的说法，与军部的死硬分子沆瀣一气，攻击政党内阁的协调外交，最后导致滨口首相被刺杀，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则伙同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人，在1931年筹划了两起未遂政变。上述军队的法西斯运动，为后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初，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成两大派。在由少壮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亦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后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法，推动着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并以中国满蒙为首要目标。
1928年1月的法西斯“木曜会”第三次聚会上，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人相互盟誓要夺取满蒙。他们认为在“国内改造之前应积极迅速地解决满洲问题”。
20年代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的基本力量之一。而对外侵略战争，又反过来推进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使其确立了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完成了政治准备。所以，法西斯与对外侵略战争这两方面相互促动，相互补充，使日本给亚大地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
四、日本的对华战争挑衅
20年代，正当中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时，日本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踞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
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532页。]限12小时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借口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答复，于翌日再次进行大屠杀。5月9日日本向济南增派第3师，5月11日完全占领济南。日军的暴行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6123人，伤1700人。[此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
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面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5月1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近百年忧患之中，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中国又是一个除旧布新、面向近代化发展的新兴国家。有如西方明眼人所预见，中国这头睡狮正在觉醒。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自卫，正是在这积贫积弱与变革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受尽列强的野蛮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宁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王朝为保住自己的统治，竟不惜公开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上谕”（1901年2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4册，1957年版，第87～89页。]人民遭受到空前的困苦，国家陷入严重的危局。
到本世纪初，国土瓜分豆剖，大部被划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割占台湾之后，又进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侵入广东、广西及四川、云南等地；英国割占香港之后渗入长江流域等大半个中国，并武装侵略西藏；德国进入山东；葡萄牙割占澳门。美国虽没有控制到多少地盘，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中国实行“利益均沾。”
列强还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或通商口岸掠取所谓“租界”，租界由列强管辖，可以任意使用或转租他人，实际上是一块块的“国中之国”。到本世纪初，租界遍布广州、厦门、天津、汉口及九江等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仅上海一地就被英、美、法等国租占地方约6万亩。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极为贪婪和多方面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战争掠夺，通过五次大的战争，英、法、日本等国共勒索中国赔款本利息共12。79亿银两。其次是非法的掠夺性的鸦片贸易，到1914年，列强利用鸦片贸易所掠取的利润总额达20亿银两，约合15亿美元。[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依据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约，实行对华不平等贸易，也是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中国连年入超。据统计自1895年到1927年的33年间，入超总额达37亿海关两，平均每年损失外汇达8000万银两之巨。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到本世纪初逐渐转为资本输出为主，投资额逐年递增，1902年为15亿美元以上，1914年为22亿美元以上，1930年接近35亿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而各国对华投资，资金大部又来自对中国的直接掠夺。
列强利用借款和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经济命脉。在财政方面，列强以借款担保等名义，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渠道如关税、盐税与田赋，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金融方面，利用在华投资大办银行，至1913年在华新设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到1926年，有外资银行65家，分支机构226处。[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34页。]
1931年，中国华资银行29家，资金总额却只及外资银行的1/4。矿山方面，列强迫中国订立各种条约、合同和协定。例如煤业，列强的投资占全国煤炭总投资比例，1919年为60。6％，1926年为72。1％，其中机械采煤量更占90％以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133页。]
冶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只有两家新式冶铁厂，其一是汉阳铁厂，日产铁650吨，为日本借款所控制，另一家合兴铁厂属中国资本，但日产仅12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国铁产量连同土法生产量在内，70％为外资控制。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27年，共建有铁路13040。48公里，而列强直接经营和控制的达11996。54公里，占92％，中国自主的仅1043。94公里，只占8％。[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水上运输，出入各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吨位对比，到1930年，中国船只占18。8％，外国船占81。2％。[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98页。]
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各地开办教堂，派驻传教士，开办学校，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其代理人。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侵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畸形。从行业上看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规模较小的轻、纺工业部门，机器大生产程度低，商业资本远较产业资本额大；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在沿海及各交通口岸，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交租量达5成至8成以上，赋税沉重，甚至预征多年，1926年四川样桐预征税已征到1957年。人民生活困苦，衣食尚无保证，更无力改良土壤和改进生产工具。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文化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展。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列强则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压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扼杀中国的革命。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中国人民富于革命传统，既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不甘居于反动阶级的封建统治。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曾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背景下，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等组织经过多年准备爆发的。1911年四川、广东和湖南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揭开序幕，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2月初，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于1912年3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雄厚。
近代工业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农业人口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比例。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随即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官僚、军阀等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遭受失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封建买办官僚的代理人、大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棋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分别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
1917年8月，孙中山曾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集合南方军阀势力讨伐北洋军阀，一度出现南北对峙局面。但西南反袁势力很快与北洋军阀实行妥协，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愤然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回到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得到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活跃起来。
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达到200万，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人约10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新政治，改良社会，发展现代文化的要求，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推动之下，曾得到很大发展。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和迷信愚昧，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强调人权平等及思想自由，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人们寻求革命真理改变现状，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当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各界人士曾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固为我国之大幸”。[《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
但是，巴黎和会在实际上是战胜国宰割战败国，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等正当要求被完全否定。
1919年4月30日，和会对德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正式议定，由日本接收山东权益。5月1日，中国《大公报》首先报道：“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湾租借地之对日外交战，业已失败。”其余各报相继作了报道，全国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3所北京高校学生3000余人首先到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北洋政府立即出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30余人。5日，北京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走上街头，商界随后也举行罢市，使运动迅速进入了全国性的工、学、商联合斗争的新阶段。江苏、四川、广东、河南等20余省及天津、杭州、成都、昆明、沈阳、兰州、广州等100余个城市的工人、商人参加了罢工、罢市。据不完全统计，自1919年至1921年，全国罢工达161次参加约24万余人，在当时民族工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浩大声势，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在巴黎的中国使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后期，运动的主题已不再局限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而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场新的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学会、书社等群众组织，主编进步报刊，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过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渐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作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五四运动时期，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帮助。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分别成立了旅欧和留日共产主义者小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由7个地区共产主义小组选派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并确定当前把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总任务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而当前最近迫切的任务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12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6页。]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胜利的方向，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邓中夏等负责。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部。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还选派了优秀党员深人工农群众，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罢工斗争达100余次，参加罢工人数超过30万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由于遭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在“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5午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全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成立了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的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作好了组织准备。紧接着，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为导火索而爆发的反帝大示威，遭到英国巡捕暴力镇压，成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下，上海2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部份商人罢市，反对帝国主义暴行。
随后得到各地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的支持，形成了全国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前后坚持1年零4个月，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等列强，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还重视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由彭湃、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至1926年9月，先后举办6届，共培养农民运动干部797人。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1926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共有6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已由1926年6月的3。8万人猛增到200余万人，与此同时，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各地农会成立了“梭镖队”等组织，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3月，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农协组织已遍及全国17个省。至6月底，全国农协会员已达945万人。
蓬勃发展的全国工农运动，其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直指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1927年1月，英国侵略者迫于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两度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并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遭受失败。这时，周恩来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3月21日，周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组织了第三次大罢工并转入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80余万人，经过30多小时血战取得胜利。于3月22日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人民政权机关——上海人民临时政府，迎接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在工农运动的普遍发动中，人民群众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洗礼，民族的觉醒已进入新的时期。
三、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一）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遭受失败后，于1921年5月5日再度到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但由于陈炯明叛变又归于失败。在这屡遭挫折，一筹莫展之际，孙中山开始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继1922年6月的杭州西湖会议之后，中共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孙中山接受中共建议，并在中共的帮助之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占代表比例11％。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新的党章、党纲和改组的具体办法；通过了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决定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后的国民党纲领，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林伯渠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改组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孙中山多年奔忙却屡遭挫折的局面得到扭转，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到军校工作和学习，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担任了各种负责工作。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正式开学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共招收学生5期约7390余人，为建立广东根据地、平定商团叛乱和进行北伐战争，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武装骨干。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方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方各派军阀却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混战，先后爆发过1920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初奉浙战争，其间还有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反直，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战争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统一全国的13项主张，得到孙中山支持。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带病北上，12月底到达北京，同北洋政府进行了斗争。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患病之机，发动叛乱，进攻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组成东征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所辖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方革命形势得到巩固，为扫荡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及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左派廖仲凯、宋庆龄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久，右派暗杀了廖仲凯。蒋介石策划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等大权。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动员令。
北伐军兵分三路：主攻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另一路指向江西。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体组成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第4、第7、第8军等攻克醴陵、株洲、长沙等地后，随即攻入湖北，连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10月10日攻克武昌。另一路以李富春、林伯渠担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并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2军和第6军，攻人江西歼灭了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要地。至此，北伐军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北洋军阀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同时，退守绥远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戈南下，占领陕西，进军河南，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的胜利引起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惧，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之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为它们新的代理人。蒋介石为谋求外国的“援助”以实现其军事独裁的统治，亦密谋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流氓头目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及革命群众。在江苏、浙江、广东各地亦进行了同样的逮捕与屠杀。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亦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
四、新军阀的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与“分共”，国民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内部宁、汉、沪、桂等派系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蒋介石曾于8月暂行下野。1928年宁、汉、沪三派由对立转向合流。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政府和中央党部，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四派达成暂时妥协，“并于4月发动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北伐”战争，张作霖被日本预谋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改易旗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
在此之前，新疆也成立了以杨增新为主席的省政府，于6月20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至此，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这种形式统一，不久又告分裂，产生大规模的持续混战，先后发生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2月的蒋桂张（发奎）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战争和1930年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等。在这些混战中，由于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府，并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军事经济实力雄厚，又以进攻威胁与分化瓦解相结合，因而多以蒋的取胜而告终。
1931年5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了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为其军事专制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并依靠军警宪特的血腥屠杀，建立独裁统治，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广大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及言论行动等各方面状况日益恶化。农民遭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单是附加税，就超过正税“三十倍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
蒋汪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中国。由于逮捕和屠杀，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而农会会员大部分散失，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进行武装斗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2万余北伐革命军在南昌起义，一举攻占南昌，随后向广东等地转移。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主要任务。9月9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发动秋收起义。12月1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随后与转战而来由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逐渐发展形成联结赣、湘、闽、粤等省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自1927年秋到19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农民武装起义还有：湖北、安徽、河南边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后来开辟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在江西弋阳等地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来建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南、湖北西部发动起义，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发动士兵起义，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此外，粤、陕、川、苏、鲁、冀等省，也有共产党人发动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全国共有300多个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小共15个革命根据地，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惶不安。他们不断地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组织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直至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大规模的“围剿”，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取得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形式和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把武装斗争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经济和思想战线的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坚持革命事业，开展土地革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
在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等一整套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从而解决了怎样以弱小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为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尔后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以来一直觊觎的侵略目标。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一、制造舆论，拟定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从幕府末期开始，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东方会议”的召开逐步加强。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1928年9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8—1945）下卷，1969年版，第118～119页。]1925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74页。]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分三个阶段实施，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迫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第85页。]
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中妄称：“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5页。]
同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公然声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板垣还强调指出：“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4页。]
这次讲话，不久即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布。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此处指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在满洲作战的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50页。]
9月6日，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格公开发表题为《紧迫的满蒙对策》的文章，声称：“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10万同胞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日〕山浦贯一：《森恪》，第995～996，第993～994页。]
驻京都的陆军第16师第3飞行团，9月7日向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传单。传单的题目是“醒来吧，国防！”主张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地图。同一天，日军参谋部中国组组长影佐祯昭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对华问题协议会”上也妄称：“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了惩治中国之恶行而进行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9年版，第412页。]
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也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该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
1929年1月，制定了“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方针。1931年3月，该联盟为激起旅屠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对外扩张情绪，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为自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他们还印发了1万多册名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日本国内广为散发。文中声称：“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和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6月20日在沙河口举行讲演会，支部长结城在开幕词中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7月，该联盟向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500册名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声称：
第一，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是“我们先辈”估计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到来而确定的，所以把它作为生存权而加以保卫，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
第三，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就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163页。]
这些策划和蛊惑人心的煽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地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4次，即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年5月的“长春参谋旅行”，以及1931年7月的第2次“北满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校。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曾亲自带领关东军参谋前往长春进行过一次侦察。通过一系列现地侦察，日本制定出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至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现地侦察工作已基本完成。
二、扩充军备，加紧部署，频繁演习
1930年度日本军费为4。4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日本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同时，将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到1931年日军总兵力已扩充到30。8万人，其中陆军17个师23万人。
1931年4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第2师（师长为多门二郎中将），与驻中国东北地区的第16师换防。第2师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为的是适应侵略东北在寒冷地区作战。
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日本调1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每隔2年调换1次的制度。同时，还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当月，将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等（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2营的兵营里。这两门重炮是分解后分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用客赐从神户运到大连的。为掩人耳目，他们把火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以后，进行了操作训练，预先标好了目标。“这些火炮后来在攻击北大营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日〕岛田俊彦：《关东军》，1969年版，第94～107页。]
在加强关东军独立作战能力的同时，日本还于7月从本上增派了1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并且，命令驻朝鲜的日军开到图们江岸，待机行动。
8月1日，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当日上午，本庄繁中将到叶山夏宫晋谒日本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向他授子新职。本庄繁是侵华老手，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中国东北的情况十分了解。
而土肥原贤二则是有名的“中国通”，日本将此而人派来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的安排。同月3日，本庄繁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中国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日本）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如下：
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
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中将（驻旅顺）
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照俉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15旅：旅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步兵第1～第6营
旅顺重炮营
关东军宪兵队等，总兵力1万余人。
8月20日，本庄繁走马上任。9月1日，对所属“训话”，反复强调要“应付非常局面”。9月7日，他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9月8日，本庄繁到沈阳，在石原莞尔陪同下访问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3日，本庄繁偕板垣、石原等一行9人赴长春视察，在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的训示中说：“查最近匪贼跳梁益甚，不仅妨害铁路运行，并且多次窥视我附属地，诚堪忧虑。对于敢于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逞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以求完成铁道守备任务，同时消除帝国侨民之不安”。[〔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297页。]
l4日，观看长春日军演习。15日，赴四平、公主岭等地检阅日军。18日，检阅第2师驻辽阳的部队，在讲评的最后，本庄繁对多门师长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68页。]日本关东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进入1931年后，演习活动更加频繁。
1931年4月，多门师刚从辽南登陆，就进行了进攻金州（金县县城）的演习。6月9日，驻长春日军借满铁占用地区举行城市巷战演习，不顾中国公安警察阻拦，强行越出满铁占用地界架设枪炮。7月15日，驻长春日军第3旅司令部宣布：自即日起，废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
8月4日，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进行军事演习，擅自越界架桥，施放水雷，侵犯中国领土领水。
15日，日军更越过图们江到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演习。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19、第20两个师，全部调到中国边境图们江沿岸。8月18日，驻沈阳日军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居民地战斗演习。9月，军事演习接连不断。9月2～5日，驻沈阳日军在文官屯、旺官屯、关帝庙各处，分别进行围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兵工厂及沈阳城等各种作战演习，驻长春日军以城西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为战场，演习攻击长春城。7日，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日军守备队第3营，开始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8日，东北各地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奉陆军省密令，分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城市报到。
同日，驻沈阳日军在北大边门与合堡大街等处进行攻城、巷战等作战演习。
15日，在沈阳的日军第29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举行攻打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战争气氛愈来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挑起事端、寻找借口
1931年7月、8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一）“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侵略东北的口实，导演的一起大规模反华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条约规定划图们江以北的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为特区，容许朝鲜人垦殖。]所走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东北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每垧相当于7亩。下文的一丈为3。3米。1里为0。5公里。]，为期10年。呈县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薰、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这条水渠“宽约三丈，深在三丈以内不等，长约二十里；此壕工作强横进行，已完大半，损坏良田一百余垧；将来渠成，一值大水之年，附近良田二千余均悉将直受水害”，[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75页。]因而引起当地中国农民的担心。5月20日，中国农民代表100余人向当地政府呈诉。
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反而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加紧挖渠筑坝。日本领事馆还增派了约50名警察，准备镇压中国民众。7月1日中国农民眼看沟坝将要修成，自己的大片熟田会被淹没，这是个关系到死活的问题，于是自发地集合起300多人前来填沟，结果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后来，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朝鲜农民于同月11日修成沟坝并通水。
在这次冲突中，中国农民多人受伤、被捕，而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并无伤亡。可是日本却大造舆论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因而在朝鲜国内发生了大批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仅在7月3日到9日的1个星期内，华侨就有100多人被杀、90多人失踪、160多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数百所。在日本掀起的朝鲜暴力排华风潮中，自朝鲜返回国内的受难同胞，到7月10日为止已达4500人，其中返回安东（今丹东市）的难胞为2881人。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扩大事态。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
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保留万宝山水田租约效力，所筑沟坝不得损坏，赔偿朝鲜人损失，准许朝鲜人在东北自由居住等无理要求。同日，朝鲜人在万宝山马家船开渠放水，致使民田被淹数百垧。日本军警在该地强行搭设帐棚20余座驻扎，附近不许中国人进入。
7月19日，民政党总裁、日本政府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对万宝山事件表示了蛮横的态度。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说：“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借任何牺牲，毅然奋起”。[［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1，第260页。]
从7月22日起，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日方竟然搬出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有效，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解，使谈判陷于僵局。这场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争水夺地的纠纷发展成为“万宝山事件”，本来就是日本为了借机扩大移民和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所以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毫无结果。
（二）“中村事件”
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6月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俄国人，其中大部是旧贵族。]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挑甫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
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为维护国家主权、这样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本无可非议。但是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并强调关东军司令官应“调动兵力”。[〔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0页。]
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考虑得更具体，他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2～423页。] 据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的记载，当时许多日本军人都感到“事变”即将爆发。
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大规模武装入侵开始
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了多年之后，预定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同年6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经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们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及有关事宜。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也参与其事。
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驻虎石台）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密令。计划中决定在爆炸铁路的同时，攻击北大营，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这一任务分别由独立守备第2营营长岛本正一中校（驻沈阳）及其所属的第1连连长小野正雄上尉（驻沈阳）、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驻抚顺）、第3连连长川岛正上尉和第2师的第29团团长平田幸弘中校（驻沈阳）、奉天宪兵队队长三谷清中校（驻沈阳）负责。
制造事件的时间本来确定为9月28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9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而建川美次是在8月间军部人事调整时担任该职的，也是参与策划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
9月15日，他在启程之前有意向参谋部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泄漏军部的意图。桥本立即利用建川与板垣之间使用的私人密码本，向板垣接连发了三次密码电报。第一次说：“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第二次说：“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第三次说：“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板垣接到桥本的电报后，与石原、花谷、今田等人反复研究，因得知建川预定在9月18日傍晚抵达沈阳，因此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事变。在作为特使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美次被安置在菊文饭店欢宴住宿的同时，争变的准备工作也已一切就绪。
9月18日，今田新太郎告诉河本末末等人“今晚动手”，川岛连检查装备，进行全副武装演习，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河本带领七八名部下，将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的铁轨接头处的两侧。是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里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3页。]
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诡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06页。]
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7旅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一面下令全军进入预备阵地，一面给王以哲家打电话，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非常紧急。赵镇藩就决定利用敌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据赵镇藩回忆：
“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的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杭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7页。]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2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1、第5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3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营和第2师的第29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2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
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2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29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
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力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
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参谋部副总长二宫治重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上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矾国昭中将等。情报部长桥本介绍了沈阳附近的战况，他说：“到目前为止，张学良的部队还没有全体出动攻击”。[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60年间的哀欢》，芙蓉书房，1971年版，第187～193页。]
军务局长小矾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4页。]
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并在会议后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给关东军发了训示电，在传达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11页。]
同时，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份电报说：“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即于18时继续调兵遣将，由擅自入境的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和黑龙江省。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页。]
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这就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2师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日军占领的城市：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蚊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卖国方针。
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主要原因是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页。]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苛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页。]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这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时，就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年版，第614页。]
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317页。]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页。]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3月24日。]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日〕《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7年版，第103～104页。]
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辽吉被占纪实》，《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引狼入室。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
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10月15H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好。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月27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奸。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
三、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参见附图l）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9月23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第126页。]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
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
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一）夺取江桥，侵占黑龙江
黑龙江省处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伪军向龙江（齐齐哈尔）发动进攻，企图达到不直接出兵而取得黑龙江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主席未成，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
当时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
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并将嫩江桥破坏三孔。
日军利用张海鹏伪军进攻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它出兵的“天赐良机”[〔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可以“依然利用张海鹏军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关东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39页。]，以实现其“征服北满的方略”。[〔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4页。]
10月27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校，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令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修复嫩江大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为掩护自行修理。[〔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当时，日军已决定由第2师第16团的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准备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
11月2日，林义秀偕同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当即遭到马占山回驳。林义秀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通告转交马占山。通告说：
“（1）自即日起，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
（2）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之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修竣之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
对于违背上述要求者，即被认为对日军怀有故意而行使其合法之武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7～368页。] 马占山决定对日修桥取放任态度，但江桥阵地不能后撤，采取必要自卫措施。随后，双方开始交火。
日军经两日激战夺取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占山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并要求当晚12时以前答复。下午，林义秀又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方式交给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说：“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是马主席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9日，马占山书面答复本庄繁说：“为披沥诚意，本拟与张海鹏交涉，可是张尚未奉中国政府之命，而且日军又将江桥附近路线切断，为此，不可能与张协议授受政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3页。]
日军认为马占山没有诚意，遂于12日13时又由林义秀转交了本庄繁的通告：
（1）马占山下野；
（2）马占山军从齐齐哈尔撤退；
（3）为保障洮昂线安全，日军之一部派至龙江车站，并限于12日晚12时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2页。]
但当日晚，即遭到马占山拒绝。
关东军用“和平”手段威逼失败后，积极准备发动薪的进攻。11月11日，关东军发布命令，调第2师全力向大兴方面集结。12日中午，日军骑兵第2团在部分步、炮兵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13日，日军将嫩江桥修复，满载补给物资和兵员的列车开到。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师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39旅的3个步兵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进攻。13日深夜，关东军接到陆军大臣有关与马占山交涉的训令：
（1）马占山军必须撤退到齐齐哈尔（含）以北；
（2）马占山不得向中东铁路以南出兵；
（3）马占山军不得妨碍洮昂铁路的运行，如有妨碍，帝国将立即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上述条件，限马占山自11月15日起10日以内实行，限16日正午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随后，又接到参谋总长命令：
（1）马占山军如接受并实行我方建议，可令嫩江支队将主力集结于郑家屯以东；
（2）马占山军如不接受我方建议，或接受而不实行，贵军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关东军一方面让林义秀和清水通过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张仲仁，将此意通知马占山；另一方面命令第2师从17日起发起进攻。至18日，日军第2师主力已全部增援至嫩江方面加入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后被迫撤退。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分三路追击。
19日下午，占领齐齐哈尔。从此，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也沦于敌手。
由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在全国各界的谴责和国民党派系斗争激化的情况之下，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但他在暗中仍操纵着大权，并伺机再次上台。
（二）侵占锦州，攫取辽西地区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即将作战方向转向锦州，以夺取整个辽西地区。
锦州为辽西重镇，是北（平）宁（沈阳）、锦（州）朝（阳）两铁路的交叉点，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能巩固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也为进一步侵占热河和入侵关内作战取得重要的前进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东北军大部撤退到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以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9月底，两署在锦州开始办公后，调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驻桃南的步兵第20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步兵第12旅沿大凌河布防。另外还有步兵第19旅、炮兵第8旅与炮兵第6旅第13团以及沈阳步兵第7旅之一部，兵力约2万，火炮约70门。
1931年10月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轰炸锦州。
10月8日中午，日机11架（侦察机6架、轰炸机5架）从沈阳机场起飞，13时40分飞抵锦州上空，对辽宁省政府所在地的交通大学、第28师兵营和张作相公馆等处投下25公斤重的炸弹75颗。接着，日本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好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派奉天讲武堂教官日本预备役步兵上尉仓冈繁太郎等14人为顾问，收买利用土匪组织伪军，骚扰辽西地方治安，并策动张学成叛乱，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出兵辽西。但是，这两股汉奸土匪武装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消灭。这样，日军便又寻找别的借口，以便直接出兵攻占锦州，夺取辽西地区。
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 [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晚，由日本浪入及汉奸组成的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袭击华界，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驻天津日军下令戒严，土肥原等策动薄仪去东北充当傀儡。11月26日，土肥原又制造第二起天津事件，关东军以侵救天津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指向锦州，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
11月26日夜，关东军接到驻天津日军的急电称：“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面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本庄繁立即复电：“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救援贵军的危急。”[〔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11月2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混成第4旅沿北宁线进至大凌河一线，掩护军主力开进，并为进攻锦州附近中国军队阵地实施侦察；令混成第39旅和第2师主力到沈阳集结。同时派飞机搜索锦州方面守军的情况并支援混成第4旅行动。8时以后，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中国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国民党政府经与英、美、法等国商议，已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所以这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怕引起国际上的反对，又于当天下午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进入辽西的部队一律撤回到辽河以东。日军其他后续部队也退回沈阳。
12月上旬，关东军为了一举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一再以所谓“讨伐匪贼”的名义要求增派兵力。
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
12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决定从北向南直指锦州。经天皇批准，于12月17日派遣混成第8旅，27日派遣第20师司令部和混成第38旅，以及坦克、野战炮兵等部队侵入中国东北参战。日本新组成的犬养毅内阁也同意了军部进攻锦州的计划。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给关东军下达侵占锦州的内部训令，关东军随即作好了进攻锦州的一切部署。12月28日，日军第2师、第20师、混成第39旅、混成第8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1月1日从三面包围了锦州。
锦州守军由于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从12月29日起即开始撤退；1月3日晨，全部撤出锦州。3日下午，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锦州的失陷，为日本向华北扩张打开了大门。日军占领锦州后，迅速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被日军占领。接着，关东军下令重新调整了部署。
（三）侵占哈尔滨，攫取东三省特区
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放弃了直接出兵夺取哈尔滨的计划，利用与日本早有勾结的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了傀儡政权，取名为“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建立了2000余人的特区警察队。但是，哈市群众反日情绪高涨，再加上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东铁护路总司令兼第28旅旅长丁超、第26旅旅长邢占清等部表示抗日，所以张景惠暂时还不敢公开当汉奸。
吉林沦陷后，熙洽在吉林组织伪省政府。11月间，张学良和张作相即电令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在宾县建立吉林省政府，并委派其任代理主席，委派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不到一个月，各县政权组织迅速恢复，形成了与熙洽为首的吉林省伪政权的对立，打乱了日军占领整个北满的计划。于是，日军一面拉拢张景惠，一面把投降日军的原吉林省军编成5个旅，并以投敌叛国的原师长于琛澄为“吉林省剿匪司令”，企图消灭抗日力量。1932年1月，于琛澄率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及马锡麟、刘宝林两个混成旅，在日军少校东宫铁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愉树将东北军第25旅击溃。23日在拉林附近与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部发生战斗，冯部撤退。然后，于部伪军向哈尔滨节节逼近。
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里外夹攻，正当哈市形势发发可危、人心惶惶之时，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领1个团于25日星夜赶赴哈尔滨，与第28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于琛澄另派刘宝林率一支伪军开到双城堡东十里铺附近，2月1日被第22旅旅长赵毅所率领的部队包围，大部被歼。
当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于琛澄伪军进攻受挫后，便以哈尔滨形势不稳为理由，要求出兵，立即得到陆军参谋部的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少将率该旅（欠步兵第29团）、野战炮兵第8团第1营主力组成长谷部支队，紧急开赴哈尔滨；同时命令驻沈阳的步兵第29团准备出动。29日，本庄繁又命令第2师主力和第29团到长春集结待命，沈阳的独立飞行第9中队也调至长春。
30日，中东铁路南段落入日军之手。随后，日军第2师经双城、哈尔滨外围等激战于2月5日进占哈尔滨。吉林抗日军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但数量不过1。2万余人。至此，历时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原省区的政权和东北军逐渐瓦解，以若干爱国将领率领的部分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三节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的出笼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亦即三种形式：
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
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
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61、第189页。]。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即9月19日至22日的几天内，关东军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日军参谋部派遣的建川美次少将以特使身份参加了讨论。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要领
（1）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关于其它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2）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3）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洽（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这些人原属于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
（4）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89页。]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
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约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研究和炮制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
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炮制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的《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4页。]，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定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42页。]等等，可以说都在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作了些具体补充。
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但其基本点，都不外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说的“关于建立新政权的三条根本原则”，即：
（1）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
（2）一手统一满蒙。
（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1932年1月13日，板垣捧着日本天皇的敕语，带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由东京返回沈阳。从此以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校发电，让他制造事端，遂酿成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二、拼凑伪省政权与成立“自治指导部”
日本关东军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向东北各地的进攻仍在进行，所以决定随着军事占领地区的扩大，先成立省、县等地方伪政权。
1931年9月22日，日军参谋副总长致电派到沈阳的建川美次，表示同意开始进行谋略活动的意见。于是，当天16时，关东军向天津日军司令官发出电报，让他把住在日租界的傅仪等置于其“保护”之下。接着又连日派人分别同哈尔滨的张景惠、吉林的熙洽、桃辽的张海鹏、东边道的于芒山等人进行联络。[〔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J985年版，第191～192页。]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他准备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他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页。] 9月26日，熙洽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自任会长，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并“聘请”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吉林“满铁”公所长滨田有一等7人为顾问团，掌管长官公署军政各方面的实权。
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几经周折。日军占领沈阳后，根据吞并领土方案，立即任命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当改为建立“独立国”方案后，日本陆军中央认为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太为露骨，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为物色适当的人选，直到10月20日，关东军才让土肥原下台，起用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伪沈阳市长，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督。
辽宁省的傀儡政权，先是在1931年9月24日，利用亲日派袁金销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6日，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充当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充当副委员长，暂代行省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四民”指商、工、农、学。]，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又组织了“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为其进一步拼凑整个东北傀儡政权大造舆论。9月28日，赵欣伯等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一起，发表了一个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
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11月20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 12月13日决定用事变后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就任伪省长，袁金铠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解散。16日，臧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的张学良政府。臧式毅就任后，任命原维持会顾问金井章次为省政府首席顾问兼交通委员会顾问，大雄峰会骨干分子中野琥逸为奉天市首席顾问；其它重要部门也均有日本顾问。至此，在辽宁总算拼凑成了脱离中国而在日人控制下的“新政权”。
张景惠在哈尔滨拼凑治安维持会。当时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附属地属于东三省特别区管辖。“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日本人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正在沈阳。9月22日，板垣秘密策动他返回哈尔滨宣布“自治”。9月27日，张景惠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又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招募2000余人的“特区警备队”，枪支弹药均由日军秘密提供。由于哈尔滨周围驻有抗日武装，哈市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所以直到1932年初，张景惠才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叛国。
另外，在日本人的积极策动下，吉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1931年10月1日宣布“独立”，自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同月16日，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黑龙江的伪政权是在马占山决定投敌后建立的。
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继续坚持抗日。25日，日军扶植劣绅、前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等，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见马占山未降，迟迟不敢就任。30日，日军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曾致函马占山诱降，马未予置理。但马占山常与赵仲仁及哈尔滨义祥火磨经理韩云阶（后为黑伪省长）等来往。这两个汉奸常到哈见张景惠和日本人，密谋将马占山出卖，实际上他们已成为马占山的入幕之宾。
12月6日，本庄繁派板垣一行5人到海伦诱降。马占山于7日晚会见板垣。板垣以不反抗日军为条件，诱使马占山就任黑龙江军政帮办或警备司令之职，而把黑龙江省主席职务让给张景惠，遭到马占山的拒绝。此后，板垣极力催促张景惠出面，从事诱降活动。马占山允许张景惠到黑省政府主持政务。但不许有日人干预，且马部军费仍由省府照拨。
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板垣的指使下，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就任黑龙江省省长。1月6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尔滨，会见张景惠和驹井德三，表示愿与张合作，张即于当日下午乘火车赴龙江。翌日，张景惠发表就任伪省长宣言。然后，委派当地绅士吉祥代理伪省长职，并组成顾问部。
当天下午，张景惠返哈尔滨。伪省府的实权，完全由日本顾问村田悫鹰等人掌握。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市，1931年11月10日，日军指使汉好于冲汉在沈阳成立伪“自治指导部”，其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等。
“自治指导部”受关东军参谋部指挥，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和中西敏宪手中。“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和自治训练所。关于“自治指导部”的情况，曾任该机构社会部长的笠木良明，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
“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独立运动，给独立运动以指示和援助。这个团体的头目虽然是中国人于冲汉，此外还有几个中国人，但占全体人员的90％，并居于最负责地位的，都是日本人。”
“这个团体的活动经费，是由关东军拨给的。我们与关东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日〕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上卷，第345页。]
“自治指导部”成立后，除命令各县贯彻“自治指导部”的条例和章程外，并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监督改组和指导各县的施政。各县傀儡政权的骨干，大多由“自治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培训出来的汉奸充任。
“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主要工具，同时还是制造伪满洲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许多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品，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出自这个机构，以图盗用“民意”，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三、策动溥仪到东北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傅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迷梦。”[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6页。]
他恰好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交待：“溥仪之所以被选中”，
首先，他“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溥仪具备作为傀儡的优越条件。于是便决定迎接溥仪出山。”[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7页。]
日本侵略者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可以说是与拼凑省、县傀儡政权同时进行的。“九·一八”事变的前两个月，曾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少校，通过回国度假的溥杰，给溥仪捎了个口信，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象话，满洲在最近也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这是东北将要发生事变的信息，也是要起用溥仪的一种暗示。“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这次会见是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板垣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曾先后派川岛浪速和金梁到天津，劝诱溥仪。
10月下旬，关东军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1页。]
于是土肥原奉命秘密去天津，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土肥原是日本陆军上校，在“九·一八”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9页。]
土肥原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给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之外，又在11月8日晚制造了“天津事件”。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都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这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吉田坐在一辆汽车上，悄悄跟在后面，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在这里他们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祖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
另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张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处境孤立，因而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11月16日要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267页。]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又把博仪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严密封锁起来。
四、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为了造成事实，对付调查团，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
（一）“建国会议”与“建国运动”
1931年12月11日，日本着槻内阁倒台。12日，政友会头子犬养毅组成新内阁后，日本政府对军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采取了完全支持和赞同的态度。12月29日，前任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时任军事参议官）被派到中国东北“视察”，回国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建立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的一些具体办法。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后，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立即催令板垣或石原去东京。1月4日，本庄繁急忙召集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松木侠等，讨论建立伪“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32～333页。]，由板垣带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
根据板垣的汇报，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如前所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1月13日，板垣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高级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下、和知、片仓以外，还有土肥原、花谷等，讨论了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决定了大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56、351页。]。
板垣在与汉奸赵欣怕多次密商后，于27日到汤岗子拟制了一个有关伪国的“建设顺序的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67页。]
2月初，田中新一少校从东京来到沈阳，传达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关于在2月中旬以前宣布建立“新国家”为上策的指示。从2月5日到25日，关东军接连召开了10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加紧策划并具体制定建立伪国的方案。由于这时马占山的态度尚未明朗，决定由板垣、张景惠等加紧作诱降马占山的工作。辽宁伪省长臧式毅也派人同马占山、张景惠、熙洽等联系，提出“联省自治”方案。
2月14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并得到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允许，同臧式毅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磋商：
（1）马占山来到后，16日下午4时，四省长正式“访问”关东军司令官。
（2）16、17日的会议，中国方面可采取任意形式。
（3）18日发表宣言。
（4）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
（5）建立政务委员会的地点，由会议决定。
（6）本会议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政体、国号、首府、主要职员、“新国家”成立的日期、委员的具体人选等。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拟定的“纲要”，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
关东军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特约顾问驹井德三等。
在这次会议上，板垣迫令“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主张，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
2月17日14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
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85页。]
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足见其欺世盗名的把戏了。
从2月18日到24日，这一小撮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连续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元首”，但对国体、政体却有意见分歧。熙洽叫他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而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坚持立宪共和制。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
最终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决定。2月25日，板垣拿出了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1～392页。]
2月29日，关东军还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等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5～396页。]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
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省城各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
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
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
2月27日早晨，在沈阳南市场召开了所谓“市民大会”。
2月28日上午，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同泽女中校址）召开伪“全省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和决议。
29日中午，召开了“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11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下午又组织了由数十辆汽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溥仪粉墨登场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准接见其他人。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一个伪国“建设顺序的纲要”以后，于1932年1月29日，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后来，溥仪听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时，立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
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
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分。于是，板垣冷冷他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便告辞了。
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
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的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
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傅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
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3月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当他看到“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不禁热泪盈眶，觉得他的复辟“是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
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
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
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所见所闻，认识到他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三）“日满议定书”及密约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傅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仪，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暑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04～205页。]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
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功。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15页。]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499～505页。]。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集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象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是，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而已！正如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
“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满洲国”的“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科科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火曜”即星期二。]会议”。“在‘火曜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首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法庭上的皇帝》，吉林文支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这就是傀儡皇帝的处境，其他傀儡走狗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了。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四节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国际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苏、美、英、法等国政府。
一、苏联在邀义上同情与支持
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1日，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纵容说：
“发起非战条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之价值何在”。[《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
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5日的《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2～333页。]
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10月29日，《真理报》在评论中指出：“（日本首相）若槻向美国新闻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抵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路北侵的计划。
当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与威胁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
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苏〕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18页。]
同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外相的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初，又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其后，苏联又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及此事，甚至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可以默认伪满洲国的意向。另外，苏联还不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的抗日用的军火途经苏联。苏联这种严守中立的立场，使它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了。
二、美、英、法等国的两面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范围的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是，由于他们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对其抱有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发生表示“惊讶”。
9月21日，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1928年8月27日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曾征询美国政府，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公约。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苏〕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美国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于10月9日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史汀生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日〕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村出版股份公司。1972年版，第201页。]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竟发表谈话赞同日本侵略中国，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西方国家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道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但是，当日军攻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后，日本即照会苏联，表示对苏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美国便通过驻日大使向币原外相面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策动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本为了独吞中国东北，进而打开侵占华北的门户，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
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行动，又限制日本的向南扩张，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这清楚他说明，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但在外交上支持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还在武器装备方面向日本提供援助。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美国报刊舆论与政府观点不尽相同，有少数资产阶级报刊，曾发表过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如1931年9月25日的《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自俄国继承满洲，努力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11月14日的《纽约论坛报》写道：“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但是，多数舆论是同情中国、指责日本的。
9月21日的《纽约世界电闻》指出：“日本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开洛（即凯洛格）非战公约，连把保障中国安全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亦视同废纸”。[《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纽约晚报》在9月22日的评论中说：“日本人依然不脱中世纪之东洋人。……由中国夺取沈阳。他们的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美国的人民群众曾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被侵略的中国表示同情。
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比美国更为消极。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既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和威胁英国的既得利益；又企图利用日本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英国的在华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只要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中国东北，英国就不会反对。张伯伦公然宣称：“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英国《泰晤士报》在1931年11月2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南满之建设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与钦羡。日本在满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认之。华人妨碍日人合法事业之行为，……以及其他挑衅事件，如日人所陈诉者，……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于不败之地矣。”[《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9页。]
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
当日本侵占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照会发表后，英国外交部次官艾登仍明确地表示：“中日关于东三省之纠纷已达30年，英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一个内阁成员甚至宣称：“英人最好保持一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朗，1932年9月19日。]
1932年1月11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评述英国政府关于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公告时声称，维护“中国的完整”不是英国的事情。“这种完整在1912年时没有存在过，今天也不存在”。该报还自欺欺人他说：“日本人并无意在满洲建立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行政机构”。[〔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26页。]
法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与英国大体相同。法国的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报纸，赤裸裸他说，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0页。]
英法两国对日绥靖主要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活动进行的。法国外长白里安，当时作为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的会议主席，对国联的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尽管也表示不满，但是，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法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施耐德一克列索”、“戈特契基斯”、“洛林”和“狄特里赫”等，和日本签定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货合同。法国还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第431页。]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对日绥靖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愈加嚣张。日军在占领锦州从而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立刻把侵略矛头伸向了华北地区。
三、国联决议及李顿调查团
（一）国联决议与执行情况
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训令，于21日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 [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为：“（一）兹特声明：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与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内之和平；如遇联盟任何会员国之请求，秘书长应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二）又声明：凡涉及国际关系上任何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赖之良好谅解之情势，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以友谊名义提请大会或行政院注意。”《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7页。]，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发言，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竭力颠倒黑白，他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由于中国“挑衅”而引起的，日本的进攻纯属“自卫”；并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要求理事会延期讨论，等候日本政府训令。
于是，国联理事会按照英国代表薛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
（1）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
（2）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
（3）将关于本事件之会议记录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国。
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上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明明是偏袒日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哪里有蒋介石、汪精卫们所依赖的“公道”可言？
尽管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
日本当局认为：“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止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的能力。”[〔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7页。]他们判断，国际联盟并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
因此，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表明，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解的同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350页。]；并表示愿意将军队撤至“满铁”范围内，就在这“撤兵”的烟幕下，日本侵略军又接连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又作出9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双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
这个决议，虽然是提出要日本撤兵，却未规定撤兵期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
据国联领导人解释说，这种“疏忽”，是因为日本代表已能使国联行政院理事国相信：仿佛“由于军人固执”，规定确实的撤退期限就会在实际上延长这一期限。国联中消息灵通人士中得悉：美国也不支持关于规定撤兵期限一点，他们借口说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强迫日本接受外来的条件”。[〔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页。]
国联还以对侵略者十分关切的态度，在决议中同时规定，日本撤兵的条件是，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
结果，日本政府随即照会国联理事会，声言：“因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故军事当局不得不取消撤军之决定。因各地日侨无日军保护，危险日增，致使恢复原状，特别困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2页。]
与此同时，日本又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叛变祖国，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伪行政机构；积极策动汉奸张海鹏向黑龙江进犯；并于10月8日出动飞机轰炸了锦州。
鉴于中国东北局势日趋恶化，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要求，于10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理事会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撤兵，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设立调解机关，解决中日间纠纷。但是，日本方面不仅公然拒绝接受，而且于11月初开始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由于英、美、法等大国领导集团不愿因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不敢制裁日本，因而使国联的3次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当时，日军已侵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并在天津制造事件，增兵沈阳，积极准备进攻锦州和辽西。
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受到威胁。美国急忙授意国民党政府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主张在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日军撤回“满铁”附属地界内，中国军队撤至关内。日本也同意设中立区，但要求在中立区保留“剿匪权”。
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8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却同意保留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指出：“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40页。]
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剿匪”为名，攻占了锦州和辽西。
以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采取的纵容态度和发挥的消极作用。
（二）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为了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决议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利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团员为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佛兰克洛斯·麦考益，法国前任安甫（越南）军司令官和法国殖民地防御委员会主席亨利·克劳德，德国前任东非总督恩利克·希尼，以及意大利前任南美各国公使马柯迪伯爵。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调查团的活动。
李顿调查团组成后，理应直接奔赴被侵略的中国东北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可足，他们却首先历访英法美各国政府要员，领受意旨。2月3日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及太平洋，2月29日首先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芳泽谦吉、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等军政要人。为了领会日本的外交意图，调查团在东京的10天中，6次与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详谈。调查团于3月14日才到达中国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
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到沈阳后的11天中，调查团即有6天安排了6次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访问，足见是何等的重视。其次是与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和汉奸张景惠等进行详谈。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裕仁天皇指派了日本前驻苏大使到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又派参谋部情报部欧洲科长渡久雄上校为李顿调查团的前站人员，对所到之处都事先安排。关东军将调查团任何时候要看的任何地方，都粉饰一新。“满洲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和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被送到乡下的拘留营去。被拘留的还有宪兵队从街头搜捕来的褴褛的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被认为在游行时可能敢于站出来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仅哈尔滨一地就拘捕1361人。1个月前，关东军司令部就已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有名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还教群众喊什么口号，穿什么衣服。调查团团员预定要会见的“满洲国”官员，应说些什么都经过仔细的演习。[〔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9～640页。]
据溥仪笔供：“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另据臧式毅笔供：“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2页。]
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的商人、银行家、教员、医生、警察、职工等各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指出“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为达到分割中国，实行并吞之阴谋”，“故中国绝对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272页，约14。4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73、52页。]
（2）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9月18日下午 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7～138、185、186、189、206、214页。]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
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25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75、43、76、74、228、232、138页。]
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
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6、39、69、250页。]
（3）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
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2月6日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2月12日，国联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这时，日本已侵占山海关并进犯热河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报告书。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席。1933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一方面受到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公然称赞，胡说：“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21页。] 另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0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经过公断法庭等等放在国联共管之下，而且正在企图把这种共管的制度推行到全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工人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一致的起来撕破国联调查团这一污辱中国民族的报告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0页。]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它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6页。]
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强调：“党必须使广大的劳苦群众清楚的了解：李顿报告书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着极大的新的瓜分中国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满洲、热河并上海及其他中国中心城市中的新的军事动作与进攻的危险。”
同时指出：“国民党政府积极的参加了报告书的制定，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国际调查团的报告。”这是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决议提出：“只有吸收新的几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的群众争斗，只有将一切群众争斗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才能够保护和扩大苏区，才能够阻滞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398页。]
中国各民众救国团体，纷纷通电全国，称调查团报告书“显系抑弱扶强”，证明“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并指出，求救不如自救，求人不如求己，速与日本经济绝交，出兵讨伐叛逆。
10月9日，冯玉祥、李烈钩、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应于政策上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10月1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驳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提出“今后惟有迅下坚决意志，本牺牲之精神，以为继续抵抗，而求失地恢复。”[《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日本毫不掩饰国联对它的支持。曾目睹国联大会的吉田茂说：“幸而由于英法大国的周旋和支持，在大会决议中写进不少我方主张”。[〔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直到1933年1月初，英国大使还会见了内田外务相，接着，国联秘书长德拉门（英国）与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草拟了一项试案，并将其内容透露给日本，其中对采用李顿报告书大大地加以限制，还删去了“否认满洲国”的字样。在李顿报告书中明确地提出：“基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不可忽视这一事实，任何解决办法，如不承认这一点，不从日本与满洲的历史性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就不能有满意的效果。”这表明国际联盟调查团是如何努力理解日本立场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国联的支持还很不够。
世界上不少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谴责李顿的报告书及其建议，认为它是要保证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要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和扩大武装侵略的基地。
苏联政府揭穿了李顿调查团的真实目的。《真理报》写道，调查团极力“在日苏之间制造冲突……为帝国主义者在反华和反苏方面的合作奠定基础。”[〔苏〕C·Ю·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55页。]
一位美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在总结国联长时间的会议时说，与会者们的努力“是在于劝告中国人从本国领土上撤退自己的军队。”[《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21页。]
由于国联和列强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起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退出国联，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表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已在亚洲形成。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抗日
一、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推动国内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万宝山与朝鲜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其显明的目的显然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出卖民族利益。”
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
同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40页。]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
（1）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政策；
（2）组织反帝大同盟；
（3）以传单标语的形式，散发党的主张；
（4）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和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
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满洲，是实现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预定步骤，是为了以满洲为据点积极进攻中国内地，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决议强调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建立中朝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等组织，进行共同抗日斗争。会后，满洲省委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决议提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决议还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8页。]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3年版，第449～453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456页。]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 “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拿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处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忽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
因此，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的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反对向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坚决实行武装反抗等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于部并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及时地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首先兴起的力量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义勇军的成分，不仅有共产党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有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地方官吏和绅士。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也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就发展到30余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领导和援助。
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从此以后，中共满洲省委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促进其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辽西、辽东、吉林、龙江各地各部义勇军中，大部分都派进去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著名的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字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
1932年7月底，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辽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各党员负责干部赴各地区后，指导当地党组织，并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从无到有，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这些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鼓舞下，抗日热忱高昂，转战在自山黑水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节 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遍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3页。]
一、东北军部分官兵奋起抗日（参见附图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抗战。
（一）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辽宁、吉林得手之后即进逼黑龙江省，形势非常危急，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10月16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汉奸张海鹏为前驱，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守军广大官兵出于义愤，不待上级命令，自动反击，阻止伪军北上，张部3个团也纷纷反正。日军见伪军进攻失败，就一面与汉奸合谋诱逼马占山投降，一面增调兵力亲自出战。
10月19日，马占山率李青山团经由哈尔滨到达省城齐齐哈尔任职，并领导江桥抗战。参加江桥抗战的部队，除马占山直属步兵第3旅等部队外，还有吴松林的骑兵第1旅，程志远的骑兵第2旅，苑崇谷的暂编旅，涂宝珍的卫队团，朴炳珊的炮兵第9团，以及辎重营、工兵营、保安第1大队、保安第2大队、东北宪兵第3大队，等等。其中，除卫队团和工兵营担负江桥第一线阵地防守外，其余各部均部署于纵深各阵地及待机位置。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16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
11月3日11时，日军铁甲车2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5架飞机掩护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便将少数守桥部队撤退到基本阵地。
敌机向守军阵地投弹，守军有部分伤亡。黄昏，日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渡过江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避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始行退去。
4日中午，日军1个连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至此，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敌击退。18时，日军1个营的兵力在飞机7架、铁甲车4列和数门火炮的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
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日军的滨本第16步兵团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第2旅也伤亡惨重，江桥阵地被炸毁，守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6日晚，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阻击敌人。
三间房南距江桥25公里，北距齐齐哈尔约35公里，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10月下旬，马占山已命令暂编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1旅布防，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了防御阵地。江桥守军撤退后，马占山派步兵第2旅、第3旅各1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守军阵地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从侧翼攻击。
11月7日，七八架敌机来袭，守军因无高射炮，即以步枪齐射火力击落敌机1架。马占山亲临阵地视察，激励将士，进行部署，自此江桥抗战即进入第二阶段。
日军经过补充和休整后，12日以7000余人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日本政府急令增派援军。
16日，日军以步、骑、炮兵4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日军骑、步、炮兵约3个团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有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对三间房一带形成包围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当晚退到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2万余人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得到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它使日本侵略军遭到入侵东北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二）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敌侵锦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辽、吉、黑三省发展进攻。9月下旬张学良下令在锦州建立的代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职能的临时省行署，也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因此，日军在侵占吉、黑两省之后，便回师辽宁攻取锦州。
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指挥新编的公安骑兵总队，并策动伪军旅长项青山、张海天等反正，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常经武的步兵第20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
12月22日，日军出动3个旅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曾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三）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袭击日军
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区。1932年1月27日，日本侵略者令于琛澄部伪军，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24旅，丁超的第20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队进行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月30日，东北军第22旋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阻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澄部，俘敌700余名；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日军第3旅的先头部队乘火车2列，先后开进双城车站，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的第22旅，乘敌架枪、吃饭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并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
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上述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参见附图3）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
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东北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地区抗日义勇军，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等。
（一）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
在辽西1931年12月下旬，黄显声和熊飞组织了“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是在他们带领由沈阳撤出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黄以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消灭张学成、凌印清汉奸武装，统一改编而成。总指挥部设于北票。下辖22路义勇军，每路人数不等，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6万余人。在此期间，黄即和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行动，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纷抗敌，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中国正规军已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通辽一带的骑兵第3旅也已退向热河方面。因而在1月3日13时，关东军司令部即下达了如下命令，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了义勇军方面：
“（1）第20师今晨已占领锦州……
（2）军要迅速恢复南满地区的治安。
（3）第20师要对关内及热河方面进行警戒，并迅速恢复辽西地区的治安。
（4）第2师要返回铁路沿线，负责维持奉天以南的治安。
（5）独立守备队除仍然负责南满铁路及巨流河（含）以东北宁线的守备外，还要负责维持铁岭以北的治安。
（7）混成第4旅和吉长警备队仍然继续执行原任务。
（8）关东军飞行队，派遣1个侦察中队去长春，主力在奉天（但第6飞行团第1中队在周水子），要随时协助各部队执行讨伐任务。
（9）军直辖部队位于奉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69～470页。]
日军第20师受领任务后，即命令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于1月6日率骑兵百余名侵占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家屯。7日又有后续部队50余名到达。古贺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9日晨，古贺命令给养队30人回锦州师部领取弹药给养，令一个排留守县城，古贺则亲率日军70多名向城西一带“扫荡”。东北义勇军刘存起（亮山）等部获得确切情报，遂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伏。10时许，当日军骑兵洋洋自得地到达上坡子、龙王庙附近时，突然遭到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古贺中弹而死，仅10余人逃入县城。下午，由锦州返回的给养队，行至钱塔子屯岭下时，亦受到义勇军及民众的阻击和围歼，这两次战斗，共毙敌60余名。
据日本资料记载：“9日在锦西，骑兵第27团（欠第2连）与2000‘兵匪’交战，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以下12名战死，军官以下19名负伤；同日在红螺岘附近，第1运输监视队主力，辎重兵少尉松尾秀治以下26名（包括翻译1名）被全歼。”[〔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74页。]古贺之死，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日〕《协和》1932年第2期。]
自1月上旬以来，日军出动步兵营、炮兵营、骑兵团、装甲车及飞行队，对新民、新立屯、大虎山、北镇、医巫闾山、锦州、锦西、兴城、绥中以及辽热边义县、凌原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伐”；仅1月份里，在新民、大虎山、新立屯一带就进行了约20余次。在此期间，黄显声到北平与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领导人商讨抗日义勇军的整理问题（黄时任救国会常委），并以义勇军总指挥的身分报告了斗争情况。
1月9日，救国会常委会通过了救国会的组织大纲及对义勇军工作方针。随后，救国会又派出大批政工和军事人员到东北各地组织义勇军。从此，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更加活跃。数月之间，只辽宁一省，义勇军就发展到近20万人。
4月以后，经过整顿，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
辽西为第1军区，包括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
辽南为第2军区，包括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
辽东为第3军区，包括本溪、凤城、庄河、岫岩、安东、宽甸、桓仁、通化、清原、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
辽北为第4军区，包括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
热边为第5军区，包括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
每军区设总指挥一名，并委任了52路司令和27个大队。
编制均按三三制，路辖3团，团辖3营，营辖3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足一路者，则为支队。为加强联络，置备无线电台，分发各军区使用。
辽西地区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48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南有义勇军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部活动。李纯华原在北平张学良行营供职，“九·一八”事变后，回家乡海城县成立辽南义勇军。1932年2月，救国会派高鹏等10余人到李部工作。6月初，李纯华被任命为第2军区司令，下辖17路。
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2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人数发展到3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到岫岩、凤城，南到营口、大石桥，西到台安、磐江，控制了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火车、兵站、机场，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邓抱定“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的决心，拜会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黄的赞同与支持下，从锦州回凤城县，联络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帕岩一带素著声望，响应者络绎不绝，不到1个月，即达一千七八百人，编成3个团、1个武术队（即大刀队）。同年11月22日（一说12月26日），邓铁梅指挥自卫军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3挺、步枪400余支。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
1932年春，苗可秀与邓铁梅联系，后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同年8月，自卫军又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自卫军成立不到10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队伍发展到1。5万余人。辽南这个三角地带抗日武装的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2月中旬，日军以第2师主力和守备队及伪军组成岫岩、庄河两个讨伐队，疯狂进攻辽南各地。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人周旋战斗。
12月30日，“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两部在凤凰城黄花向土城子一带与敌激战，岫岩现未落敌手。日方近以义军活动甚力，多门第2师大部已调岫岩作战。南满路交通中断”。[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11号，1931年9月20日至1933年底。]在敌人步步紧逼，形势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李纯华率骑兵突围，寻隙越辽西，1933年2月进入热河。邓铁梅所部，在敌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逼下，除苗可秀率一部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逐步瓦解。以后，邓铁梅不幸被敌人捕去杀害，苗可秀也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东1932年4月21日，原驻桓仁县于芒山部第3团团长唐聚五、第 2团参谋长邓秀岩、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山和华北大学学生黄宇宙等人，在桓仁县誓师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誓师大会上，唐聚五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说罢，唐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会后推举唐聚五为总司令，黄宇宙等为副总司令。下分18路军，以14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刀会为骨干，约计10余万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十数县。
8月下旬，部队扩编到27路，活动区域扩大到21县，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活动区域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唐率部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攻击敌据点数十个，毙伤日伪军100余名。
另外，李春润在新宾、王凤阁在辉南和柳河、唐玉振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和临江等地，分别与日伪军对抗，前后达8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
日军于10月由吉林、黑龙江抽调兵力，分4路向辽东地区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另一路沿鸭绿江溯江而上攻辑安、临江，并以大批飞机配合轰炸。到10月20日，日军主力已进入义勇军活动的腹地。
民众自卫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遭受严重损失，大部溃散，一部投敌。
11月末，自卫军总部决定将残余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逐步退入热河。12月底，唐聚五率部队1000余人，退至热河凌源。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1933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于新宾。
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
1931年10月，高文彬等30余人出关赴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改编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义勇骑兵队，开展抗日斗争。
此外，还有第9路军于德林部，第14路军张士林部，第15路军贾秉彝部，第21路军张殿良部，以及刘海泉、修子良、金山好、不服劲、长江好、杜红魁等绿林抗日武装。他们属于救国会第4、第5两军区范围。
1932年6月，熊飞被委任为第4军区司令，同时高文彬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5军区司令，统一了康平、通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等10余县义勇军的编制，后来，又改为第5军团，由高文彬任军团长，下设6个梯队，由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等分任各梯队司令。这支数万人的义勇军，活动于辽西、辽北的通辽、辽源、开鲁、彰武、康平一带，曾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如1932年春，在开鲁县的一次伏击战中，基本歼灭了一支500余人的日伪军，活捉日军上校松井清助，在归途中，松井犹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袭击通辽，7月收复康平，引起敌人的重视。8月，赵殿良等率部再次袭击沈阳，2500多名义勇军与5000多名日伪军激战一夜，毙伤日伪军多人，破坏了航空处，烧毁了飞机库。11月19日，日军步兵第16旅从新民、彰武一线经秀水河子进攻康平。高率部阻击敌人达5昼夜，而后转移至开鲁。在这次战斗中，高文彬被俘。部队一部分散失，一部分坚持斗争。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
辽北蒙边的义勇军，在日伪军大力压迫下逐渐溃散。刘振玉、李胜等转移到张家口，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二）吉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等。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力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万余。同日，各主要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与告民众书，随即投入哈尔滨保卫战。31日，自卫军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2师主力以外，一面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东进，一面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8旅北上增援，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配合，于2月2日迫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第22旅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双方伤亡甚巨。自卫军因力量单薄，呼救无援，终难扭转战局，于2月5日晚全部撤离哈尔滨。
哈尔滨失陷后，李杜集中部队于依兰一带进行整顿；冯占海等率部退至松花江下游延寿、方正一带休整。两部积极组织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瓦解敌人，扩大义勇军的实力。
同年6月，冯占海部改名为“吉林省抗日救国军”，编为12个旅和4个支队、3个团、1个营，共5万余人。冯占海任司令兼总指挥，宫长海任副总指挥，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一带。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分兵两路袭击哈尔滨，伪军闻风而逃，救国军进抵香坊。同月下旬，救国军攻克榆树县城。7月连克五常、舒兰县城。此时，活动在舒兰地区的义勇军田霖部加入吉林救国军，壮大了救国军的力量，又新编了若干旅和支队。此时，冯占海部救国军加上所联系的抗日部队，总数已达7万余人。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正在强修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拉法段，冯占海闻讯后，急令第16旅田霖、第17旅陈玉清两部前往破坏。田、陈两部官兵携带自制的地雷、手榴弹等进至该地，炸毁敌兵车1辆，炸死日军40余人，并击退日军援兵。救国军连续进行3次爆炸，迫使日军中断了此项工程。
8月27日，冯部救国军在舒兰县境珠琦川召开了团以上干部1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吉林。9月12日，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约500余人。与此同时，救国军还派出另一支部队佯攻长春，使日伪军受到很大威胁。日本关东军急调重兵解吉、长之围。9月19日，冯占海与宫长海等部队在农安三盛玉、伏龙泉一带会合，经研究决定，吉林抗日救国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在吉（林）敦（化）线及五常一带活动的部队，仍留在原地相机骚扰敌人；在吉长线活动的该军主力和总部人员，由冯占海亲自率领向热河转进，以便同关内联络，补充部队装备，以图再战。会后，冯占海命各部抽出一部分轻重武器和弹药，留给在原地坚持抗日的部队，然后率队向西进军，于11月到达热河，被委以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63军。
李杜等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城内有限部队奋力抵抗，因城内军民伤亡严重，便率部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丁超心怀异志，拒绝与李杜同行，独向宝清一带撤退。
1932年5月17日，依兰陷落。至此，吉林抗日自卫军失掉了后方基地，所储存的被服、粮食、武器弹药以及兵器修械所、医院等全部落入敌手。吉林自卫军经过整顿，已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8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该地区的抗日军。9月下旬，日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
12月下旬，日军第10师师长广懒寿助中将，指挥本师和第6师第14混成旅、第14师炮兵、装甲兵以及关东军飞行队，分3路向下江（指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动总攻。抗日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县转移。1933年1月5日，日军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率部3000余人，在虎林地区渡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稍后，应占斌旅等余部也相继过境退人苏联。自卫军其他余部，如刘化南旅等，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林区活动。
战斗在吉东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是由王德林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王德林的部队，从前是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分，被称之为“绿林”的武装队伍，有二三百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为第3旅第7团第3营。“九·一八”事变时，该营属延吉镇守使吉兴旅第63团第3营，王德林任营长。他对日军入侵、吉兴投敌十分愤慨，毅然于1931年11月在汪清率部起义，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组成“国民救国军”，共约五六千人，活动于宁安、海林、汪清、延吉、和龙各县，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的重要职务，很多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前来参加，部队曾扩大到七八万人。从1932年初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的咽喉地带，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600余支。3月，日军上田支队等部共数千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镜泊湖地区经连续数次作战，歼敌25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40余支。接着，又利用该地草高、路窄、干旱、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0～617页]1932年冬，日军又抽调骑兵、炮兵和航空兵部队，加强对李杜、王德林等部的进攻。
为了团结对敌，自卫军和救国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从而稳定了吉东地区的局势。
但是，到1933年初，日军占领中东铁路东线进而向吉东地区大举进攻时，李杜、丁超、王德林等部，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军事行动不统一，思想认识不一致，侵害群众利益，得不到人民拥护等原因，在日军进攻之下溃散了。随着丁超叛变投敌，李杜退往苏联，王德林等也撤退到苏联境内。吴义成留下来，被推举为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仍任总参谋长，胡泽民任副总参谋长，并将溃散在宁安、东宁、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编为1个游击军、4个路军。由李延禄任游击军司令，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此外，1931年10月成立的“吉西抗日军”，1932年2月成立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以及“虎林炮手队”、“宁安大刀会”、“红枪会”、“抗日东亚安民队”、“抗日鲜人联合会”、“高丽革命军”等，都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黑龙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由于马占山一度动摇妥协，使抗日斗争出现了曲折。但是广大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始终反对投降，坚持抗日，所以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又重新集结起来，除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组织的义勇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之间。
“东北民众自卫军”这支义勇军是以李海青部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李海青出身绿林，后被收编，因在三间房战斗和撤离省城战斗中有功而被提升为新编旅旅长。
1932年3月初，马占山在龙江就任伪职不久，李海青和张锡武不愿投敌，各率部冲出省城。张锡武部开往兰西、青冈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李海青率所部3000余人越过松花江南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公开树起抗日讨逆大旗，收复扶余，围攻农安。途中，农民、手工业者等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参加，扶余县大小股“胡匪”也相继来投。旬月之间，李部迅速发展到一两万人（围攻农安时号称4万），并在敌人统治的中心腹地围攻县城，震憾了伪京长春。4月，李海青得知马占山反正重整义师，便率部渡过松花江北上，表示“唯马主席之命是从”。义军连克肇源、肇州等镇，前锋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5月下旬，日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
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马占山自1932年2月起，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参加了日本策划的伪建国会议，并被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之后，他决定返回黑龙江省，并正式进入齐齐哈尔城。这时，张学良的密使来到他的身边。数日后，马占山要检阅自己的部下与巡视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民心的安定情况。
4月2日凌晨1时，马占山密令卫队团骑兵1营、步兵1营乘车开出省垣。2时，马占山自带副官、卫士20余人乘汽车出城，直奔拜泉方面开去。在拜泉居数日，然后经克山、纳河等地，于4月7日到达黑河。
随即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政两署的机构。鉴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兴起的义勇军和各县的保卫团纷纷走上抗日疆场，马占山决定利用各县保卫团丁加以补充，同时以保卫团、义勇军组成一些新的部队，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兼总司令，统一指挥，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马占山先后扩建和新编的部队有：以卫队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1旅，以原步兵第3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3旅，以原炮兵团范崇谷部补充的步兵旅，补充骑兵第1旅，以原骑兵第1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骑兵第4旅，新编骑兵第2旅，新编骑兵第3旅，新编独立旅才洪献部，新编独立旅张品三部。此外，还有布西甘南义勇军，克山克东义勇军，德都义勇军，兰西望奎义勇军，绥化庆城义勇军，汤原通河义勇军，嫩江讷河义勇军，巴彦义勇军，绥宾义勇军，龙门义勇军，铁力义勇军，等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0～721页。]
4月间，马占山与李杜、丁超取得联系，商定了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确定李杜所部负责肃清哈（尔滨）绥（化）路段的日军。马占山一部进攻哈尔滨，骑兵第1旅吴松林部协助李海育部截断南满铁路并向长春进攻。还计划派兵进攻龙江。黑吉两省义勇军的联合行动，以及李海青部的配合行动，使日伪极为恐慌。
4月18、19两日，从日本调来的第10师到达哈尔滨。该师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警备哈市任务外，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自卫军的中心区——依兰。
5月16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入依兰，由于吉林自卫军退往梨树镇和富锦、同江一带，因而，黑吉两省义勇军联合攻哈计划未能实现。马占山率部向上集、庆城、巴彦等地移动，占领大青山一带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以图对敌作战。日军第14师得知马占山部在庆城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于6月30日下令所属部队前往围歼。本庄繁也亲到绥化指挥作战。
马占山率部在庆城一带，与优势之敌周旋。7月28日，马率所部在十七井子地方与敌骑兵遭遇，战至夜晚，伤亡百人，敌弃尸40余具退走。少将参谋韩家麟等20余人被冲散，翌日晨，又被日军发觉包围，全部杀害。日军在尸体中见有一蓄短须身带马占山名章者，便认为马占山被击毙。这时，马率部进至海伦东山的罗圈甸子时，又遭数千敌兵阻击并陷入重围。经各部奋力突围，伤亡惨重。马占山等一行100余人脱险后，进入山林，继续北行。9月9日，到达龙门县城。马占山再整旗鼓，率众向讷河前进，周势孤力单，不能扭转大局，便带领五六百人经甘南，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其余大部分人则绕道内蒙退入关内。
马占山所部溃败之后，活跃在黑龙江省的义勇军，还有李海青、邓文和朴炳珊等部。在呼伦贝尔的苏炳文，也正积极准备举起抗日旗帜。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2旅、张殿九步兵第1旅的1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1。2万余人。
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率部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推举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可为参谋长。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从而使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斗争又出现了高涨的形势。
苏炳文举起抗日义旗，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日军第14师首先组成了中山支队，于10月3日拂晓由龙江以北渡过嫩江，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1。6万余人沿雅绿河上游向碾子山、朱家岗、腰库勒等处推进，包围富拉尔基，在朱家岗、腰库勒与敌中山支队2000余名激战亘日，敌死伤甚重，向磨姑溪退却。[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4号，1932年11月11日。]
11月间，各路抗日部队定于12月初分兵6路对敌作战，因计划暴露，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对抗日部队进行各个击破。敌人不断增兵，并有飞机、火炮配合，多路向民众救国军发起猛攻。救国军依托3道防线节节抵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11月28日，救国军刚进入碾子山第3道防线，日军步、骑兵即猛扑而来。日军平贺旅于12月1日，占领碾子山。 2日，进入札兰屯。3日，服部支队从札兰屯出发，向兴安岭快速追击救国军。
民众救国军在前方的部队被隔断，海拉尔只有步兵第9团、卫队营和学生连，共2000余人，已不能阻止敌人大举进攻，遂破坏了博克图以南的铁桥和博克图山涧隧道及盘山路轨，以阻止敌人追赶。
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等率4000余人退入苏联，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挺、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内蒙古草原进入热河。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报告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1500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每月平均50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强敌进攻的复杂环境下，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未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它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造成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参见附图4）
“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决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作了部署。除了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或推动反日斗争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初，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等10余支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一）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即在西玻璃河套一带，广泛建立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1932年春，在县委领导下，“反日会”组织了中朝农民联合反日示威暴动，扒铁路、割电线、烧枕木，并组织起一支专打汉奸狗腿子的7人“打狗队”。中共满洲省委派搞兵运工作的杨佐青（原名杨君武）参加领导，县委抓住日伪统治势力尚未完全控制磐石的大好时机，在大力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抗日武装，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20多人。他们消灭汉奸特务，缴了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队伍发展到30多人，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接着，争取了一连伪军起义，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同年9月，磐石工农游击队协同另一支起义部队攻克磐石县城。
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字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杨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织秋收暴动，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任总指挥。
1929年奉命到东北后，领导过工人运动。杨指导磐石游击队经过整顿和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由杨靖宇等担任领导。
1933年1～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30余次，先后取得了大坑、砖庙子、玻璃河套、萝卜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4次“讨伐”。在胜利形势推动下，驻烟筒山伪军第14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员曹国安等人的策动下起义，携带武器加入南满游击队序列，编为迫击炮大队。同年，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2000余人。这支队伍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二）东满游击队
东满主要指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了1931年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1932年2月，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到同年秋，全区各县已相继创建了延吉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和龙游击队，以及珲春游击队等。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童长荣，将上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200多人80多支枪的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把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每中队又编为2～3个小队，每队20人左右，采取“人歇枪不歇”的办法，轮流袭击敌人。这支队伍在图们江和雅河一带有很大影响，并建立了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开展，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图（们）佳（木斯）、敦（化）图（们）等铁路沿线，后来绥（芬河）宁（安）地区抗日武装100余人，也加入了东满游击队，力量进一步增强。
从1933年初开始，日伪军对东满游击队进行了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9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三）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到哈东地区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赵系热河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黄埔军校五期学习，因不满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于翌年毅然退校返回东北。
1931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孙朝阳部遭日军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身为马夫的赵尚志提议主动出击宾县并亲自带领队伍攻克了宾县县城，从而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到了珠河。
10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于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共同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队伍到年底扩大到70多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委兼支书，下辖5个中队，还有1个少年队、1个机枪队、1个骑兵队。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曾经攻克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3次围攻宾州城，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正。到6月下旬，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总队、1个骑兵队、1个教导队、1个少年队；在滨江（哈尔滨）、宾县、方正、延寿、珠河、苇河、五常、榆树、阿城、双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并在珠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四）密山游击队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
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以党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和1个政治保安连，共约800人，这支部队政治基础好，发展比较迅速。
1933年上半年与日伪进行了磨刀石、团山子、八道河子、东京城等多次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迫使1000多名伪军反正。6月，游击队夜袭日军驻地杨木林子，敌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死伤百余。随后，李延禄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五）宁安游击队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绥宁地区的中心宁安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周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白族人，在北伐军中曾任团长、副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学习回国。周到宁安地区后，即对自卫军、救国军开展工作。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于洪仁为大队副，下辖6个分队。
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领导王德林所属义勇军残部，汇同柴世荣等人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1934年5月20日，宁安县委又决定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伪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份袭击敌人709次，7月份为759次，8月份为1716次，12月份为1706次。[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03页。]
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卅、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3页。]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
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遏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4页。]
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9年版，第8章，第5～7页。]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发出代电，要求”出兵御侮”。
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使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强迫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上海的请愿学生首缠竹布，上书“督促政府立即出兵，良众速起共作后盾”。
11月，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为此宣布总罢课，倔代表到南京请愿，各地学生起而响应，赴京请愿学生达1万余人。11月26日，请愿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竟日，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但他对爱国学生的抗日要求，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
11月下旬，日军进逼锦州，国民党政府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学生请愿团即改为示威团赴南京示威。
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指示军警实施镇压，打伤学生33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南京中央大学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组成了几千人的示威团，援救北大同学。他们突破军警的警戒线，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
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
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们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万余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
12月11日，太原学生因山西省政府拒绝请愿抗日，他们捣毁了省政府。
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奉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他们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
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
会后，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先声，全国各界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活动
广大工人群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斗争性。
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23家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不替月本资本家做工。同时，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
上海各阶层人民自动抵制日货，举行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号的店员与私人雇佣的佣工也都陆续离去。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各厂工人也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派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枪开赴东北抗日战场。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会上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群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会议决定发表《告世界工人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还通过了多项决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从速救济日厂华工”，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查缴日货及严惩好商奸细等。
除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斗争。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电工人义勇军。
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他们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作出了组织义勇军和募集爱国捐款等项决定，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日宣传，曾与警察发生冲突，夺取了警察枪支。
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九·一八”后也不断地举行抗日示威，并多次与阻止示威的英国巡警作斗争。在首都南京，各工业界成立了义勇军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和抗日宣言。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沿途宣讲日军侵华暴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以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纷纷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东北的广大工人，直接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战斗在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9月19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工厂粮栈的大门，动手分粮；有3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先后离广出走。日军占领长春以后，申东路的铁路工人立即组织起来，将机车向北转移，阻碍日军运输。9月21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1月，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充敌；表采：东北“有3000余万民众，200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67～68页。]
（三）各界人民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全国各界人民亦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人，先后逃亡到北平。随后从东北逃出的各界人员和难民越来越多，9月27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500余人，聚集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群情激愤，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之责，该会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当天，选举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9人被选为常委。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救国会成立以后，即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派遣秘密出关工作的人员对各地群众和义勇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93页。]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
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收复失地。当时，人们的心情，正象后来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词那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催人泪下，使人悲愤。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中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参加各抗日队伍。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
北平各界人民30万人，于9月28日在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0条决议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早对日宣战；立即宣布退出国联；实行征兵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即行军事训练；要求全国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募捐；要求全国各人尺团体，一律用国货；号召海外侨胞一致团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会后分3路出发游行。
南京市各界人民10万多人，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场响起哀乐，哭声震天，会上讲演者挥泪激昂，提出：“南京市民众应走在最前线，杀到日本去。于是全场喊杀，杀，声闻数里”。[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42页。]
10月20日，赵欣伯卖国投敌就任伪沈阳市长后，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出于对汉奸的痛恨，直接发电报给赵欣伯，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南京新闻界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组成新闻界对日外交后援会。会后，通电国联和全国新闻界，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号召全国新闻界同胞一致奋起，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1932年2月4日，新闻记者联合会、江宁律师公会、中央研究院、世界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学社等南京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联合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希望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
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左联通过发表文告、论文、杂文以及小说、戏剧、诗歌、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使命，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左联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不仅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而且发专刊和开辟专栏，来揭露敌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左联作家还亲自参加了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的游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学讲演，有组织地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等。
上海妇女团体80余个2000余人召开大会，联合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要求一般无家室之累者审愿报名，参加训练，并从医科大学请来专家进行指导；组织妇女救护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代表人物吴木兰、王信芳、李志明、黎青等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抱牺牲的决心，舍身救国，3天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3部分，并开始征募训练。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及于学忠夫人、张学铭夫人朱洛筠、沈能毅夫人、鲍毓麟夫人、沈祖同夫人等2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并发表宣言：“所望中外人士，一致动员，发挥善念，赐予赞助。”[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12页。]
开封妇女组织困难共济会，均由各界知名人物的夫人发起并带头捐款资助义勇军抗日，与会者当时就捐款3000余元。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
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清真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
广大农民群众也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在抗日义勇军中，农民占了主要成分。以分散的乡村为依托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所以能在广阔的山区和平原迅速发展，是与广大农民在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对抗日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分不开的。南京的农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28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广泛发动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教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据1932年8月2日《申报》的统计，1931年9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34。7％，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68％，12月减少63。8％；日本的在华商业地位由第1位降低为第5位。另据《生活周刊》1931年11月7日记载：日本近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10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519艘，总量为308687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60％。这就是说，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日本在华航业几乎陷于停顿，在华厂商的营业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31年10月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爱国活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联合各人民团体，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支持马占山抗日，制止伪满洲国的成立。汉口市商会筹资1万元汇寄前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会联合会，联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即通令全国，举办救国军费，按人口每人1元计，汇集起来支援抗战。
（二）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的爱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申报》1931年12月20日。]
冯玉祥说：“‘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在日本侵华的威胁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也积极提出各项抗日主张，支持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活动。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为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于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
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致电南京称：“……国联对于东事解决，如不能使中国满意，中国应即向日本宣战。”[《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捷报传来，海外腾欢，请即增兵逐日出境，还我河山。溥仪复辟甘为傀儡，请明令讨伐，以彰国法”。[《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退罗万磅支部全体党员，致电黑龙江省主席云：“请强硬对敌，保守领土，本部同志，誓为后援”。[《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支部，分别致电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声援他率部抗战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各区党员，分别致电慰问马占山等义勇军将领，如九区电称：“此次暴日侵占我辽吉后，犹复得寸进尺，炮击津沽·进寇黑垣，势非灭我国奴我民而不止，幸我前敌将士忠勇奋发，力拒仇雠，既扫辽、吉不抵抗之奇耻，更坚强我国家民族之力量，除电请中央令饬军队增援外，特电慰劳，望继续努力，以作国家干城，以慰举国渴望。”[《滨江时报》1931年11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军校，有40多名学生愤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三）海外侨胞的声援与捐助
“九·一八”事变后，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与国内同胞一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进行声援，而且捐赠资金和物资，甚至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抗日战斗。
当时，回国旅行华侨首先在南京组织起华侨救国大会，呼吁各方放弃内嫌，团结对敌，拯救祖国。随后，侨居国外的华侨团体纷纷声援国内抗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愿逗留敌国，相继返回国内。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师、士官学校的留日学生，联合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召开各校代表会议，一致决议返回祖国，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00人，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并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块，学难有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拚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申报》1931年10月22日。]
9月29日，留日学生代表200余人，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向公使蒋作宾请愿，提出下旗归国、断绝国交、对日宣战和发给归国学生船票等四项要求。
10月1日，公使馆允许发给留日学生归国船票200张，2000多名留学生只好推举代表先行回国。自9月19日起两个月内，留学生及其他侨胞先后共约7000余人归国。留日学生回国后，派出代表，数度向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等主张，井组织宣传队，奔赴救亡第一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向农民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抵抗外侮。
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爱国华侨巨商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国内灾民。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先后汇回国内达100余万元。[《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全菲10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和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免遭野蛮战争之惨祸”。
华侨还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筹备会，准备组织武装自卫队，回国参战。在缅甸，成立了缅甸华侨抗日救国总会，表示要对国内抗日同胞给予精神与物质之协助；不久，该救国总会汇款银4万两，次年又汇国币4万元，捐赠给国内抗日。毛淡棉救国分会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印尼苏门答腊最南端的鹿勿冻华侨书报社，汇款1万元。印度华侨总支部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用作抗日军费。澳洲华侨总支部和雪梨华侨抗日救国会，汇英金200镑支援抗日。
旅欧各国华侨均组织了各种机构，声援国内抗日。在英国，由英国名流和中国旅英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之友社，以援助中国抵抗外敌。在法国巴黎，组成了中华民众救亡会筹委会，向留法的全体同胞通告，恳其团结襄助，合力救亡。比利时华侨惊闻日本出兵东三省，莫不愤慨万分。他们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国民党政府，“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该总会国际宣传部以英、法、德三国文字，向欧美各国宣传日本侵华野心。
在美洲，美国芝加哥的华侨团体与学生，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示威游行。华盛顿、纽约等地华侨发起组织全美洲反日大同盟，发表通电，声援国内抗战。旧金山华侨捐款100万元美金，汇到国内支援抗日。旅居美国的华侨团体，还集资购买飞机31架（其中军用飞机25架，商用飞机6架），捐赠给国内，用于对日作战。仅据1932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约14万美元。[《海外月刊》。1932年第4期，第47页。]
加拿大魁北克的华侨救国会，汇到上海4000元，并以1600元用于慰劳抗战将士。加拿大雷城抗日救国会，捐款5000元，电汇商务银行。加拿大火威林华侨救国会电汇5000元。巴拿马广东花县抗日会汇款4500元，并以其中1500元为犒劳战士之用。井里文华侨义赈会汇款1万元。文能卡抗日救国会，电汇巴黎银行15万法郎。秘鲁华侨抗日筹恼会，汇美金2万元支持抗日。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华侨，也都组织起各种团体，援助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古巴华侨总支部汇款2300元，抗日会汇国币5万元。
另外，许多爱国青年侨胞自动组织义勇军，远渡重洋回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
东南亚一带华侨曾组织援马抗日团、抗日铁血团等前往东北，直接参加抗日。据《抗日救国》杂志报道，新加坡抗日铁血团200多人赴东北参战，多牺牲在日寇炮火之下。接着，又有华侨青年救国团第一批21人北上抗日。
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军团，推代表李玉聘到南京会见陈树人，决定捐助飞机12架，并派精于飞行术的侨胞80人，返回祖国驾机杀敌。
爱国侨胞在政治上及人力物力上对国内抗战的有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义勇军将士。他们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一节 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战
一、日本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造成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并随之建立了东北各省伪政府，接着积极策划筹建以清废帝博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也纷纷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尽管如此，日本仍因其轻易地占领中国东北，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从1931年底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寻找新的侵略借口。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
1931年10月，日本海军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日本海军窜到上海挑衅的企图，正如日本进步学者所指出：“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了庞大的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
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在上海建立桥头堡，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并为将来进攻中国内地作准备，同时，也是作为考虑南进的战略性步骤，以试探美、英等国的反应和让步的限度，于是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上校，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3、608页。]
根据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最清楚他说明了上海事变的真相：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日本佛教的一派。]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日〕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报道部编：《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174页。]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壁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戮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日本暴徒滋事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
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
二、逮捕处罚凶手；
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
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借口《民国日报》在报道20日日人暴行时，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日浪人指无正业到处流浪的日本人。]等语，要求中国方面反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装进攻上海的准备。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也驶抵上海。
28日，又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抵沪。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行径，更加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各抗日团体立即组织示威，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市政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1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称：“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惮无所借口，请即秉此旨妥密进行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0～531页。]
上海市政府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处处迁就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和尚“被殴”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但村井仓松坚持非下令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上海市政府经电呈国民党中央当局请示后，于1月28日13时45分，在《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中，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甚至还不惜诬蔑上海抗日救国会：“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政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4页。]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28日20时30分，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新的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敷〔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
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二、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击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内战，第19路军亦调至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第19路军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江西赣州“剿共”前线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10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妥协[指蒋介石派与两广派的妥协。]，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第19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该军序列如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军长：蔡廷锴
第60师：师长沈光汉
第119旅：旅长刘占雄
第120旅：旅长邓志才
第61师：师长毛维寿
第121旅：旅长张励
第122旅：旅长张炎
第78师：师长区寿年
第155旅：旅长黄固
第156旅：旅长翁照垣
每旅辖3个团，全军共3。3万余人。
调防京沪以后，第19路军深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军上下更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之决心，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第19路军广大官兵虽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但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都很不充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抗日准备。第19路军因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备受排挤，从“九·一八”起，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调戍京沪以后，情况生疏，对敌情知之甚少。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星期，才从日人的疯狂挑衅和日本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动中，判断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开始主动积极地进行战备。
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着，戴戟叙述了最近日人挑衅的情况，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蒋光鼐指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会议决定死守上海，并确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与会人员一致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当日下午7时，第19路军总指挥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密令：
“（一）根据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阳第60师之黄茂权团，限于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州部队高级将领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第19路军抗战决心，传达了于23日发出的密令，与会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要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第19路军各部基本完成了部队部署的调整：第78师担负淞沪地区防御任务，所辖第155旅担负京沪铁路（含）以南之真如、虹桥、漕河泾、高昌庙地区防务（第3团驻真如，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之闸北、大场、吴淞、宝山地区防务（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并派1个连担任浏河警戒，1个营驻江湾附近，第4团驻吴淞、宝山）；师部位于真如。吴淞要塞部队（1个守备营）固守要塞。第60师第1团（即黄茂权团）调南翔待命，其余各团（位无锡、苏州、常州地区）和第61师（位南京、镇江地区）为总预备队。第19路军司令部位真如车站。淞沪地区阵地编成为：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真如、闸北、江湾、吴淞、室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1月23日，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李敖：《蒋介石研究》（3），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第19路军抗战的决心。
同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
“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乱我平津、汉口、广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来炮舰多只，封锁我海口，震动我京畿，杀人放火，烧我三友实业社，杀我警察，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却不复之惨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我们受辱的伟大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主，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泅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我们负京沪淞沪守土之责，决不叫仇日来损我们一草一木！决定死守！……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嗣后，蒋、蔡、戴又联名发表《告淞沪民众书》，概述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派遣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同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
这样，第19路军基本上完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部署。
国民党政府唯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急忙加以阻挠。1月24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张静江劝说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何应钦指出：“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张静江也进行劝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澈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揩对于他们的劝说，当即予以严正拒绝：“上海是我国领土，第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为将第19路军撤离上海，以宪兵团接替其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团缓冲期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缺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页。]
1月27日，蒋、汪饬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漱沪警备司令戴就：“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鼓指挥。以资缓冲。”[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427页。]
27日晚，何应钦、朱培德又3次急电第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页。]宪兵司令谷正伦接奉电今后，立即派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闸北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翁照垣旅之防务，但未待防务交接完毕，日军即于是晚发动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抗击，淞沪抗战开始。“处此情形，原欲接替第十九路军维持闸北治安之宪兵第6团，被环境所逼，不得不变为第十九路军之援军，以抵抗日本之侵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7页。]
三、淞沪抗战经过（参见附图5、6、7）
（一）日军进攻闸北，惨遭失败
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出要求中国方面撤退闸北驻军的通牒后，不待中国方面回复，即令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列入上海陆战队指挥官属下，同时命令上海陆战队迅速按预定计划作好进攻准备。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在指挥官鲛岛上校指挥下，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在炮兵支援下，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中国守军阵地进攻。
防守闸北的中国第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之规定，当即奋起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1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上述通电，表明了第19路军对于日军进攻实行坚决自卫的决心。
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在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起大火后，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29日20时，日军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向第19路军提出停战要求。第19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遂接受了日方要求，停战3天。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日本天皇裕仁，一反宫廷常例，未和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就于2月2日任命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以便处理有关战事。
1月30日，佐世保第3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月1日，横须贺第1特别陆战队亦开抵上海。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原有海军及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3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官，统一指挥进攻上海。与此同时，第19路军也调整了部署，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至南翔、真如一带，第61师调上海。原驻上海的第78师全部加入前线，增强防御。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批准上海日军“可采取积极行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2月3日，日军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发动进攻，同时又以军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轰击吴淞炮台。中国守军在闸北地区击退了日军的新进攻，但伤亡较大，于3日晚调第60师第120旅接替闸北防务，宪兵第6团担任曹家渡、中山路警戒；第156旅撤离闸北，其第5团增援吴淞，第6团撤至金家角地区休整。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数千人分3路会攻闸北，数百人攻击八字桥，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承认“进展不易”，[〔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被迫于午后撤回原进攻出发阵地。同日11时，日军以军舰13艘、飞机24架猛烈轰击吴淞要塞。至13时，要塞炮6门被毁，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吴淞要塞登陆，但旋即被增援吴淞的第156旅击退。
5日，日军再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阵地失而复得。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敌人的后方阵地很坚固，若不付出较大牺牲难以攻破，”[〔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于16时下令停上攻击，撤回原阵地。至此，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
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曾扬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但在第19路军的英勇抗击下，狂言化为泡影，盐泽幸一本人因指挥进攻失败，被撤职回国。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评论说：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象盐泽上将（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样多的错误了。这些错误全都由于他最初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前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碟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页。]斯诺的评论，揭露了盐泽的骄傲和狂妄，同时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罪恶行径的谴责。
（二）日军进攻吴淞，又遭失败
盐泽幸一撤职回国以后，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调派陆军第9师和混成第24旅增援上海作战。
早在日本人制造上海紧张局势之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即已考虑向上海增派陆军，但遭日本海军拒绝。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第19路军的顽强抵抗下，进攻屡遭失败，不得不向陆军求援。
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要求：“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2月1日，日本陆军省予以承诺。2月2日，日本参谋部与军令部就上海方面指挥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达成协议：“帝国陆海军在上海方面互相协作”，“必要时则击破当面之中国军。”[〔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同时命令第9师紧急动员，第12师临时组成混成旅。
2月5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发令派遣第9师、上海派遣混成旅等，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负责指挥。鉴于上海方面告急，决定先派遣混成旅从佐世保搭乘日本海军第2舰队所属舰艇，到上海加入第3舰队序列。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2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
野村吉三郎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以后，决定改变进攻闸北的计划，以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于是命令由日本国内启航增援上海的混成第24旅（即上海派遣混成旅）驶向吴淞口，准备攻击吴淤炮台，令新任上海陆战队指挥官植松少将指挥所部进攻吴淞，掩护混成第24旅登陆。
针对日军企图，第19路军亦相应调整部署，加强了左翼防守兵力。其具体部署是：第78师第156旅以第4、第5团坚牙吴淞、室山，第6团担负大场至真如车站一线的警戒；第155旅以第1、第2团集结真如附近，第3团担负北新径至真如车站一线的警戒。第61师第121、第122旅由南翔分别推进至大场、刘家行地区。第121旅以第1团担任江湾的警戒；第122旅以第4团至罗店担任例河、川沙方面的警戒；第60师守备闸北至江湾一线。第88师独立旅及宪兵第6团担任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一线守备。
吴淞是上海的门户，增援的日军欲顺利在长江口登陆进入上海，必须首先攻击压制或占领吴淞要塞地区。
增援上海的日军混成第24旅，于2月6日在佐世保集中启航，驶向吴淞口。为掩护该部登陆，上海陆战队在植松少将指挥下，从7日7时50分开始，集中全力进攻吴淞，日军先以飞机10架，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继以陆战队分由黄浦江、军工路水陆两路，至张华浜会合，于10时猛攻吴淤地区中国守军第156旅第4团阵地。同时集中军舰24艘、火炮30余门、飞机20余架，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狮子林炮台实施轰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抗击，战至12时，将日军击退。
日军混成第24旅于7日14时许抵达吴淞，并在上海陆战队掩护下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第19路军曾对登陆之敌实施炮火袭击，但效果不大。
至18时，日军登陆完毕，在徐家宅附近集结，作进攻吴淞炮台的准备。
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日海军司令部发言人于10时向美驻沪记者扬言：日军决在午前占领吴淞。至傍晚，日军攻击达10余次，均遭失败。23时许，日军向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退却。日军在进攻吴淞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纪家桥偷渡，企图袭击守军后路，被守军发觉击退。
另以一部兵力向八字桥、江湾进攻，企图攻占江湾、大场，截断守军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阴谋亦未得逞。
10日，中国守军第122旅第6团由刘家行进至杨家行，防守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请缨赴援的张治中第5军第87师第261旅于12日由南翔进至嘉定，并派1个团接替罗店第122旅第4团之防务。
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12日，日军混成第24旅为在蕴藻浜北岸夺取进攻吴淞的支撑点，两度在纪家桥附近架桥，均遭失败。12日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13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第19路军急调第60师第122旅增援，将渡河日军包围。日军数次突围均遭失败，双方展开肉搏格斗。下元旅长急调一部日军救援。被围日军在其救援部队接应下拚力突围，但仅有少数突围后被救援部队收容后撤，大部被歼。同日，日军在江湾、闸北地区亦以一部兵力进攻。
14日拂晓，日军再各以一部兵力分别进攻江湾、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等处，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原地固守待援，并在英、美、法、意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下，再次处于休战状态。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守军的计划，终被粉碎。
（三）日军进攻庙行、江湾，再遭失败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急令陆军第9师火速增援上海。13日，该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与第一梯队抵达上海港。
16日，该师全部在吴淞码头登陆。在沪日军改由植田统一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野炮近70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其部署是：海军陆战队位于闸北、八字桥一线；第9师位于八字桥、江湾一线；混成第24旅位于张华浜、蕴藻浜一线。
18日9时，植田通过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以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在法租界中日联谊社与第19路军代表范其务参议会见，要求第19路军撤退，当即遭范拒绝。于是，植田在当日下午向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内称： “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2月20日午前7时前把现在的第一线撤退完了，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又你北新泾镇）线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二十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页。]
村井仓松也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了同样的通牒。
第19路军收到日军的通牒后，立即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据此，指挥部立即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此时，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5军已全部赶到淞沪地区，归第19路军蒋光鼐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
第5军开抵淞沪后，增强了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第19路军重新调整部署，由第5军接替由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之线的防务，并任命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全面负责左翼地区的作战指挥。由第19路军担负江湾及其以南至南市之线地段的防御，以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统一指挥右翼地区的作战，并限于18日拂晓前完成全部调整。其具体部署是：
第60、第61、第78师（欠第156旅）和第88师独立旅、宪兵第6团为右翼军，防守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北站、八字桥、江湾（含）之线。主力位于真如、大场间，以迎击当面日军，并待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其中第88师独立旅、宪兵第6团防守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含）之线；第78师防守北新泾沿苏州河北岸至北站之线，主力位于真如附近；第60师防守北站、闸北、八字桥、江湾南端之线，主力位于中央，以迎击江湾当面之敌，相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第61师以一部兵力防守江湾镇，主力集结于大场镇西南一带，为右翼军预备队。第87师、第88师（欠独立旅）、第78师第156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左翼军，防守江湾北端、庙行镇、蕴藻浜北岸、吴淞之线，主力位于大场镇、杨家行、刘家行之间，待机向殷行镇方向出击，歼敌于黄浦江畔。另以小部兵力配置于罗店、浏河、川沙等地，担任沿江岸警戒。其中第88师（欠1个团）防守江湾北端至周巷、蔡家宅之线，主力位于大场以北地区；第87师第261旅防守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侧之线，第259旅为师预备队，控制火烧场附近；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以北之太平桥附近地区。第19路军总指挥部位于南翔。
同时，张治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对第5军进行动员，表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页。]
植田谦吉预料到第19路军不会接受其最后通牒所提条件，因而不待答复即于19日16时下达了进攻命令，以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该地守军消灭于苏州河以北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吴淞支队监视吴淤炮台，并掩护师的右侧背；混成第24旅主力集结于赵家浜附近，向庙行镇方面攻击前进，准备攻击庙行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右翼队在河浜桥东北大路附近及右手浜附近集结，向江湾赛马场南北线挺进，准备攻击江湾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中央队主力在新公园附近集结，准备攻击江湾镇及雨伞店；左翼队守备青云路（含）以南地区；炮兵主力集结于沈家行附近支援步兵作战；预备队位于唐家滩附近。各部于19日夜开始行动，至20日拂晓前已进入进攻出发地线。
20日7时30分，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发起全线进攻，主攻方向为江湾、庙行，企图从中国守军阵地中央突破，尔后卷击吴淞、闸北。日军混成第24旅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守军第88师部队奋勇抗击，战至16时，日军仍滞留于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地区无法前进；日军第9师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及炮兵支援下，猛攻江湾镇，守军沉着应敌，战至18时，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入夜，日军调整部署，21日再度进攻，仍无进展，且在守军火力杀伤下伤亡惨重。日军看到如此攻击损失太大，又无效果，只得以一部兵力监视守军阵地，停止攻击。
已遭到沉重打击又不甘心失败的植田，拼凑力量，调整部署，再次组织全线进攻，以求部分突破守军阵地，挽回败局。
22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混成第24旅第一线部队乘晨雾于6时前突入庙行镇东端第88师第264旅第527团第3营阵地和麦家宅及其南侧坟地一带，守军第88师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仍未能将其击退，且伤亡较大。日军突破一点后，乘机扩大战果，妄图动摇圭线防御。在此十分危急的时刻，右翼军指挥官张治中，当机立断，亲率军预备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急赴冯家宅第88师司令部指挥，除令第88师坚守阵地阻敌扩张外，令第87师第259旅向庙行镇正面增援，令第261旅以火力支援。具有坚定抗日决心和初步对日作战经验的第19路军指挥部，判断经过数日激战伤亡惨重、止步不前的植田，在来得到新的增援之前，他的所谓全线进攻和突破，是可以粉碎的。
总指挥蒋光鼐于9时决心由江湾镇、庙行镇、蕴藻浜3个方向同时实施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之敌。令第60师在闸北至江湾间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令第19路军预备队第61师第122旅（欠第6团）由小场庙、竹园墩向赵店宅攻击当面日军之侧背；令第87师第259旅加入庙行镇正面与第88师同时从正面实施攻击；令第87师第261旅以主力由蕴藻洪渡河向金穆宅进攻日军侧背。至15时左右，各部到达出击位置，即全线向日军展开反突击。
第60师由宝山路、天通庵路、中山路向日军实施佯攻，牵制日军；第61师第122旅（欠第6团）由大场镇西南向前开进，17时即从小场庙、竹园墩地区与第88师部队协同向当面日军反击。
17时30分，进占赵家宅西端地区，发现该敌军纵火焚烧房屋，有退却征候，第122旅即以一部追击，至23时占领孟家宅；第87师第261旅按命令南渡蕴藻洪侧击日军，先后攻占北孙宅、陆家桥、西港、南孙宅，与占领孟家宅之第61师部队相连接；第87师第259旅加入庙行镇正面战线后，与第88师待两翼反突击部队进到日军侧背后，即实施反击。至此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全部陷入反突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植田谦吉得知混成第24旅被围后，急令师预备队（步兵第7团）及吴淞支队一部救援。日军混成第24旅在救援部队配合下，仓皇突围逃窜，第19路军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所未见。经数小时激战，日军大部侥幸乘夜间突围逃窜，一部被包围歼灭于金穆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由于进攻庙行方向的日军遭到第19路军反突击的沉重打击，陷入危境，使日军全线进攻破产。第9师对江湾地区的攻击，在守军的英勇抗击和反击下，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800余人，第19路军（包括第5军）伤亡达1000余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4页。]
22日夜，守军恢复原态势。第88师因伤亡过大，于23日撤至庙行镇西南一带休整，其防务由第61师3个团和第88师独立旅1个团及第87师第259旅接替。
第19路军的反突击，是一次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是第19路军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中外报纸都一致认为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日军于22日惨败后，一面请调援军准备再次总攻，一面调整部署进行局部进攻。2月25日，日军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以第9师主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分3路同时向江湾、小场庙、庙行猛攻。在小场庙正面，日军进攻兵力约1万人，并以50余门火炮支援，10时许，日军突破金家塘阵地。12时许，守军增援部队分3路反击，一路由江湾镇向敌左翼反击，一路由庙行镇向敌右翼反击，另一路从小场庙向敌正面反击，形成包围之势。
血战至晚，日军受创突围败退，守军恢复原阵地。是夜，第19路军总指挥部决心于当夜全线出击，以歼灭大沈宅附近地区日军第9师主力。忽然接蒋介石电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62页。]
蒋光鼐接此电令后，遂令停止实施出击。
26日拂晓，守军为改善防御态势和收缩兵力，主动放弃突出的江湾阵地，退守金家塘至竹园墩之线。27日下午，日军进占江湾镇。
（四）日军登陆占领浏河，第19路军退守第二防线
2月22日，在中日双方激战，日方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野村吉三郎向日军统帅部发出急龟：“目前最要紧的是利用具有相当实力的陆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迟延一天就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外敌人抵抗还相当顽强，此时，切盼迅速增援重兵。”[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满洲事变》，朝日新闻社，东京1962年版，第133～134页。]
日本陆军中央部鉴于第9师在上海的失败，同时顾及国内、国际的反战压力，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上海事件”。2月2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陆相荒木贞夫关于增兵上海的提案，决定再调2个师，以最快的方法“解决上海事件”。日本陆军中央部于是决定动员和编组上海派遣军。
24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前陆相白川义则上将为司令官，指挥第11师、第14师迅速驰援上海日军，并指挥前已派遣到上海的第9师所辖的部队。此时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序列如下：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上将
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
步兵第6旅：旅长前原宏行少将
步兵第18旅：旅长小野幸吉少将
第11师：师长厚东笃太郎中将
步兵第10旅：旅长稻垣孝照少将
步兵第22旅：旅长山田健三少将
第14师：师长松木直亮中将（3月6日～10日到达）
步兵第27旅：旅长平松英雄少将
步兵第28旅：旅长平贺贞藏少将
混成第24旅：旅长下元熊弥少将
独立山炮团、野战重炮兵2个营等
以上总兵力约10万人。
白川义则和厚东笃太郎首先率领第11师先遣部队，于29日7时抵达上海长江口停泊。白川在听取了原已在上海的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的情况汇报后，于当日上午10时下达了作战命令，其要点是：
第9师夺取张家桥、夏马湾一线，在策应第11师登陆的同时，准备好下一步攻击大场镇附近之敌；
第11师主力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应尽快袭击占领浏河镇，并准备攻击大场镇、真如镇方面之敌；
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
白川的作战企图是以第9师在庙行镇方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以派遣军的主力第11师在浏河方面登陆，迂回守军侧背，截断京沪铁路，瓦解中国守军的抵抗。
在多次增兵以后，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已达7万余人，飞机约150架（另有海军飞机160架）和海军第1、第3舰队。此时，中国第19路军（包括第5军）总兵力只有4万余人，并已相对减弱，右翼军损失约1/3，左翼军损失约1/4，防守线绵延50余公里，武器损耗极大，仅正面防守就感兵力薄弱，而浏河地区为守军防御阵地的左侧后，对整个防御安危关系极大，日军如果在这里占领桥头堡，则左翼的中国军队，将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之下。守军亦曾拟增兵防守，但因兵力不足，迭次急电求援，蒋介石仅令“固守”、“加强戒备”，却迟迟不发兵增援。在这种情况下，第19路军无法兼顾正面与侧翼，只能集中兵力防守正面战线的真如至杨家行地段，以阻止日军从江湾方面的突破，对例河方面，在七丫口、杨林口、浏河及小川沙一带约20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个连及少数义勇军担任警戒。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第11师在例河方面登陆，在庙行镇方面实施猛烈进攻，以便紧紧拖住第19路军主力，使其难以向第11师登陆方面转移。同时为了迷惑对方的注意力，又在多处实施佯攻，特别是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路等地展开频繁进攻。在天通庵路附近，双方激战持续达8小时之久，第60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退向狄思威路。其他各处战斗，也甚为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战，守军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伤亡也极为惨重，遗尸累累，团长林崛上校被击毙。
3月1日6时30分，日军对淤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轰击守军阵地，时间持续3个半小时，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第9师、混成第24旅和海军陆战队向庙行、江湾以西、闸北八字桥一线进行猛攻，同时以舰炮袭击狮子林、杨林口、七丫口等处。7时许，又出动飞机轰炸大场镇。守军在优势日军总攻之下，虽阵地多次被日军突破，但仍顽强与敌反复争夺。日军第9师左翼队于午前攻至广东义地、麦王宅、陆家宅一线；至14时，又进占谈家宅、岭南桥和杨家楼东侧一线。其右翼队发起攻击后，遭到守军的严重杀伤，但至下午也先后占领竹园墩及广东义地两侧端地区，并进入周家宅、四车头一线，其中央队占领了二十三园北部，混成第24旅占领了戴家宅，并进入张家桥、朱家桥西端一线。
正当第19路军和第5军与日军胶着在整个正页战线顽强奋战之时，日军第11师从3月1日6时开始，分别从七丫口、杨林口和六浜口登陆。警戒浏河地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在登陆日军强大炮火和步兵攻击下，仍然以寡敌众，顽强抵抗。第19路军总部急调第87师第261旅驰援，但因缺乏运输工具，加之沿途遭日机轰炸，直至18时，才有1个团赶到浏河，但此时浏河已沦人敌手，日军正向嘉定方向急进。
浏河危急之时，第19路军无机动兵力可以增援，曾请求军政部速派两师兵力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置之不理。浏河失陷。使守军侧面及后方均遭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之线）。
第19路军的撤退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是向新防御地线的转移，始终保持着战斗的韧性。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部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46页。]
3月2日，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斗，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人粹增援兵两师，而我以运输艰难，后援不继，自21起，我军日有重大死伤，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人以一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抽调，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于3月2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日进抵南翔。此时，白川根据3月1日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上海派遣军在给敌主力以大打击后，应立即发表必要的声明，并将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到按照我方要求中国军队必须澈退的苏州河以北地区以内集结”[〔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的指示，同时根据国联将于3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的情况，为在国联开会前停止作战，乃令日军停止迫击，并于3月3日发表停战声明：“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176页。]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乃告结束。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19路军与第5军的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约9830余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1页。]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死亡6080余人，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共计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5、638页。]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多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被炸毁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据当时新闻报道，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
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日方资料：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
另外，4月29日为日本的“天长节”，上海日本军事当局为给日本天皇祝寿并显示军威，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日本驻上海军政要员全部参加。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上将、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被炸成重伤，其中白川义则于5月26日死于医院。
四、全国各界对第19路军抗战的支援
淞沪抗战历时33天，中国第19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与全国各界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支援
还在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查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4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援第19路军抗战和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他们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也从各方面支援淞沪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立即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就立刻调到前线去，配合第19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其中工人义勇军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甚至利用菜刀、斧头参加作战。工人组成的地雷队，在前线埋设大量地雷，杀伤不少日军，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沪东工人组织了一支约300余人的义勇军，在江湾附近协助第19路军阻击日军100余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上海学生组织的义勇军，积极参加了前线的作战和其他战勤工作，表现也十分勇敢。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在天通庵路的一次战斗中，曾经有200余人壮烈牺牲。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如第19路军总指挥部，带去200余名童子军，交由第19路军指挥。这些童子军在作战期间，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坚持工作，直到5月28日第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多人在前线牺牲。东北冯庸大学和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均以杀敌报国之心，要求将牺牲和负伤战士的武器交与他们到前线杀敌，以后被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和到青阳港第二线构筑防御工事。
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19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各区成立了6个分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3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
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19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54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19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1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诱以重金，勒令他运送军火，但他“道经黄浦口，乃拨机横驭，望波直驰，烟沉浪飞，人车俱音，胡亦殉之。”[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1933年4月初版，第610页。]人们从英雄事迹中受到激励，坚信“神州不死”。
（二）各界同胞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19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促使国民党内部分裂。国民党左派和上层爱国人士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积极支援全国爱国救亡运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19路军的将士们“实抗日之先锋队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而予骄妄之敌以当头棒喝。”[《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他迭次向蒋、汪陈述支援第19路军的意见，并联合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他还恳切表示：“我虽有病，亦愿抬榇前方，指挥作战，遂我抗敌救国之志，以抒此心中不平之气也。”[《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19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19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19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月12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她鼓励翁照垣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一寸土地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当即代表所部官兵表示：决“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李华明等：《“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在前线巡视中，宋床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19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照片载入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光荣史册。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何香凝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深感耻辱和沉痛，遂取出自己的裙子，并写诗一首，一起送给蒋介石。诗称：
“在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济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中帼裳，换你征衣去。”[宋庆龄、廖梦醒怀念何香凝文章，《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10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3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遂共同等划，由杨佛杏[曾任孙中山的秘书，1932年参与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等竭力相助，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宋庆龄还缁衣缁裙，罩着白色护士服，亲自为伤员服务。
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访问》中说道：“对于抗日战争，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她指出：日本侵略军叫嚷48小时消灭第19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并以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谓：“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5页。]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三）海外华侨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19路军英勇抗战，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载着“遥听捷音，欣慰莫名”，“请坚持到底”、“决不后退”、“誓为后盾”的电报，从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飞回祖国。
越南堤岸市华侨报《群报》用特大号标题《蔡廷锴大胜日军》发出号外，并在报社门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侨胞们闻信，奔走相告，一时整个堤岸市鞭炮轰鸣，群情振奋。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的“唐人街上之灯龙，竟作大蹈步之舞，而中国锣鼓声、呼喊声，震耳欲聋。”菲律宾华侨致电蔡廷锴，盛赞第19路军“杀敌致果，震动全球，淞沪之战，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申报》1932年2月6日。]
美洲一位侨领称第19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全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第19路军，特赠送蔡廷锗一块金匾，上面题刻“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中国致公党“即尽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武，所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19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援淤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4天（即2月2日），第19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足见侨胞报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万元，后因漱沪停战协定签订，乃将捐款半数汇往上海赈济战区难民，半数则汇往东北接济抗日义勇军。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19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日蓄一仙，汇寄上海慰劳第19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并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回国服务，虽死不辞。”[沈立新：《海外华侨与淞沪抗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12万元。2月16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19路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25万元。到20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100万元捐助第19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在2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10万元和15万元。李清泉还倡议：“各商家永久抽捐，店员按月抽薪十分之一”[《申报》1932年2月26日。]支援祖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250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19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一·二八”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翌日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10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1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19路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月下旬又汇去1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1万元与大量药品。后来蔡廷锴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南洋情报》第1卷第6期。]
据第19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1068万元中，即有3/4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19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19路军。第19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15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至深夜，极为忙碌。”仅2月7日，就有约200名留学生搭乘由横滨出航的法国轮船回国。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开设救伤训练班，培育救护人员回国服务，受训者达200余人；另有西医数人，亦自愿回国服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50名中国留学生，于2月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准其离校回国从戎”。[《申报》1932年2月6日。]
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就迅速开赴上海，编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任总队长。2月1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国难发生，迄今四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今者日人进逼沪读，京沪道上，满布杀机，神京震动，国已不国，捐躯报国，正此其时。越等九死余生，何所眷恋，终朝饮位，但痛祖国之沦亡耳。爱誓续前盟，共赴国难。勒马悬崖，挽狂澜于既倒；挥戈盘箭，挑落日于黄昏。小不丧军人之人格，大不失中华之尺土，有死而已，他无所愿。惟奋臂当车，实深望海内外侨胞之助。”[《申报》1932年2月2日。]
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共同作战，在后方不断的挖掘战壕，所受的苦痛亦最多……”[《华声报》1985年9月15日。]
许多华侨志士在淤沪抗战中奋勇杀敌，以身殉国。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黄毓荃，在淞沪抗战的空战中，英勇善战，先后击落日机多架，立下赫赫战功。在2月5日的空战中，不幸遭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黄毓荃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撒在祖国的碧空兰天，其英名永垂青史。
淞沪抗战期间，各地华侨还积极进行“国民外交”活动，赢得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正义之战的同情和各方面的支持。在旧金山，“有多数美飞行家及机关枪枪手，愿来中国服役”。[《大公报》1932年2月27日。]
菲律宾总督摩菲氏的大弟，曾以私人身分组织航空队，准备到中自协助作战，登报数日，报名飞行员已达50名，后因上海停战，始作罢论。蔡廷锴还接到美国人士愿为中国服务的函件数百封。
海外侨胞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在淞沪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辞职下野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以退为进，伺机出山。
12月22～29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担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同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孙科上任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广州的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蒋、汪、胡三巨头表面上是“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以及棘手的对日外交，孙科在蒋介石设置的陷井中，难以支撑，乃于1932年1月9日赶赴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1日，汪、蒋相继返回南京。
24日，孙科宣布辞职，蒋、汪以中来政治会议常委，主持国务。
28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是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2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等为军事委员，3月6日，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8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揽军事大权。至此，蒋、汪“合作政府”乃告形成，汪精卫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主持军事，负责全力“剿共”。
蒋、汪执政后，极力反对对日绝交。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绝口不谈如何对抗日本的侵略，却继续攻击孙科政府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及“和平绝交”的政策。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25日在上海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1932年2月1日。]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5军增援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裁电呈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之于实际行动；有的则是见之于计划和文书，摆摆样子，然后束之高阁。如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就未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一纸空文。
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
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
“（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
（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
（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
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
当时，全国有200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5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19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
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指出日军进攻上海，“显系再行违背国际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以及国际决议案之暴举。”“应请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履行其条约上神圣之义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3页。]
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再次指出日本侵略上海，“实属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日本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贵国政府为该公约之首创者，（签约国）相应紧急照请贵公使，迅电贵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之神圣责任，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4页。]
同时，外交部还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通牒，敦促国联实行盟约第10条暨第15条，对日予以切实制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迭与各国驻京公使接洽，并电邀英、美诸使到南京会商解决中日事件。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约8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美国的约60％以上都在上海。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日本在上海的扩张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反应。1月31日，英国派两艘巡洋舰赴上海。同日，美国也调巡洋舰和运载步兵的运输船各一艘去上海，以表示它们对上海问题的关切。
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1月31日，英、美领事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由中立国家军队移入缓冲地区代为巡逻。英、美领事，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并宽容地让侵略者仅退入租界。实际上当时日军被中国守军反击后，已退至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租界附近。而对正义自卫的反侵略者，却苛刻地要他们从现驻地后撤两公里。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侵略者张目。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2月2日，日方通告对英美提议不能接受。
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案奉本国政府电训，转致贵国政府关于列国提议停止冲突：
（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
（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
（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
（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
（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这一提案，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列强趁火打劫，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夺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抱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2月4日，外交部在复英、美等国的牒文中说：“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24～525页。]
然而，日本却提出在沪、汉、津、粤、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各划一不驻兵区，宽15～20英里，以此对抗英、美等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国民党政府不顾第19路军在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急于谋求妥协性的停战谈判。2月8日，何应钦致电在沪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及吴铁城：“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糜烂而不可收拾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浦口召见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等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7～48页。]
于是，何应钦即指派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于2月13日抵沪与美英日等领事磋商，并直接与上海日军当局洽商停战事宜。在谈判中，由于日本态度强硬，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判于2月18日破裂。16日，国联各会员国向日本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第10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这是国联第一次单独对日本，而不是同时对中日双方都发出呼吁。国联恐怕此举引起日本的反感，国联理事会主席（法国外交部长）保罗一庞古声明，这个呼吁不是对日本的谴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侵略者不是受到谴责，而是得到纵容。当日，植田发出强硬横蛮的最后通牒。国联决定将上海问题提交于3月3日召开之大会讨论。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考虑，过早刺激列国，将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当前日本国策的重点在满蒙方面，因此在战况有利的情况下，要迅速结束战争，而不宜导致中日全面战争。
2月23日，日本内阁决定：“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年版，第192页。]
2月25日，中国军队粉碎了植田的总攻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同意停战谈判。2月28日，经英、美、法三国公使接洽，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克菜邀请顾维均和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本方面的野村吉三郎、松冈洋右（日本犬养首相和芳泽外相的特派使节），在英“康特号”旗舰上会晤，对停战问题作私人谈话。结果商定五点：
（一）双方同时撤兵。
（二）日本不再要求吴淞等炮台永久不设军备。
（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中立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
（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与行政权。
（五）华军撤真如、日军退一月廿八日以前原防后，华军退南翔，日军登轮。如双方请示后均同意，即由双方外交、军事正式代表开会订定。[《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0页。]
对这一提议，中国代表正式表示接受。
29日，国联行政院建议在上海组织圆桌会议，解决上海问题。但此时日军在上海作战中并未占有优势，日本不愿以战败者身份签字，所以在白川上将率第11师抵达上海后，再次发起全线进攻。3月1日，日军第11师在创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日，日军进抵嘉定、南翔一带后，白川才根据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电示，下令停止战斗，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3日，国联召开大会，进一步开展对上海停战工作，中国代表颜惠庆在会议上要求国联大会“就权力所及，先使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敌对行为停止，并使侵犯的军队撤退，然后就行政院决议案的范围，并本盟约的精神，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中、日间一切争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4日，国联大会决议：“大会于申述行政院2月29日所议决之提议，并声明不妨害提议中所包含之其他方法之后：
（一）请中、日政府，立即采取必要之方法，使两方军事当局所发停战之命令，得以有效。
（二）请求在上海有特别利益关系之列强，以前项办法实行之状态报告大会。
（三）劝告中、日代表：以上述列强文武官宪之协助，开始磋商，订立办法；此项办法，须确定停止敌对行为，并规定日军之撤退；务请上述列强，随时以磋商情形，向大会报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5日，“美国政府暗示已经训令上海该国军事长官，通力合作。”[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88页。]
3月11日，国联举行大会，根据中国政府1月29日对国联提出之关于适用盟约第10条、第15条之申请及国联2月19日之决议，决定组织19个会员之委员会，以大会主席为该委员会之主席。由该委员会从速报告关于停止战事、缔结协定及规定日军撤退等各事项。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同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在英公使邀请下，再作非正式会晤，英、美、法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在座，讨论停战协议草案。24日，中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议。出席会谈的中方代表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中将、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中将。日方代表有：驻华公使重光葵、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第3舰队参谋长鸠田繁太郎少将。英国公使兰普森、美国公使詹森、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及法国公使韦礼德之代表出席会谈。在谈判中，日方对日军撤退的时间、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一再无理纠缠。其后又经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
4月9日，中国方面决定将停战问题提交国联19会员委员会解决。
4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了中日停战协定决议草案，并建议双方恢复停顿中之谈判，以早日完成停战协定。在英公使及国联19会员委员会斡旋下，停战会议重开。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1～632页。]
协定之第二、第三、第四条，均有附件。“附件第一号”规定了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第二号”规定了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
“附件第三号”规定了“共同委员会”之组成。中国代表对于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一点，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对于“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一点，声明由中国自动设置特别警察队接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2～543页。]
除协议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第19格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并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自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且所谓“常态恢复”、“毗连地点”之规定，日军均可以任意借口加以解释。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的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至太仓、安亭及自鹤江起直到苏州河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协定第一条中“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的规定，表面上好象对中日双方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规定了在中国领土上实行的停战发生疑问时，中国方面竟无权调查、无权参与处理，露骨地出卖了国家主权。会议所达成的三项谅解，以后证明都变成了事实。此外，在淞沪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国际视线集中于上海的时机，推出了其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部分地达到了原定之目的。
三、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膝退让，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还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函国联请求干涉，以及英、美驻华领事提出中国守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的时候，中共中央手1月31日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指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将租界给日本帝国主义作军事根据地来轰炸杀戮上海的劳苦群众”，召号“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7页。]
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对日战争宣言》中，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行径。指出国民党政府“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现更以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坚决否认这项卖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从国民党政府对日乞求和平、进行停战谈判开始，全国人民即一致反对。
特别是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与第19路军并肩作战。第19路军被迫撤退以后，他们仍然继续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停战协定草案在国联大会通过时，上海人民更是群情激愤。5月2日，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上海各团体还紧急召开会议，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撤兵。3日晨，上海抗日救国团体代表40余人，拥入郭泰祺住宅，痛殴经手谈判的郭泰祺，以为对外投降者的警告，并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战祸”等等[北平《实权日报》1932年5月6日。]，甚至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向汪精卫提出质疑，认为背后还有出卖主权的密约。
力主抗日的冯玉祥将军病卧徐州，当他得知蒋、汪政府已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停战协定后，认为这是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到南京去！”[《冯玉洋日记》1932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5月6日，国民党粤方中委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反对《上海停战协定》，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批评《协定》：“胜利属于日方。”[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上海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江精卫。
对于上海停战协定，蒋介石在5月7日发表的《为淞沪停战撤兵协定签字告全国将士电》中竟宣称：“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对于日本侵占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这一极其严峻的问题的解决，则谓：“惟中日之根本问题全在东北土地之得失与主权之存亡，故我政府仍本向来一贯之方针，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期得最后之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5页。]
汪精卫也大谈什么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是“外交的胜利”。5月9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辩解说：“此次协定完全为停战撤兵，无政治性质，东北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交涉”。“今后吾人对外交仍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态度，决不屈服。”[《国闻周报》第9卷第19期，1932年5月16日。]
这样，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所造成的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被汪精卫美化为对日外交成功的样板。对此，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申报》1932年5月25日。]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了新的耻辱。而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于5月21日亲自兼任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准备纠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军事“围剿”。对“违令”抗日的第19路军，蒋介石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3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但第19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没有服从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已才改命该军调往福建“剿共”。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5军，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复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陆海军除一部调回日本国内外，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东北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日本侵略者用停战协定取得战略主动，以便将日军投向新的方向，扩大侵华战争。对上海的进攻掩护了伪“满洲国”的出笼，在上海的停战，又加强了对东北的进攻。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在抗战中，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的广大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上海广大群众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给予第19踢军抗战以巨大的支援。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不畏强暴和顽强战斗的意志以及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淞沪抗战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及对日妥协而导致失败，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1966年版，第55页。]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编 小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利用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乘虚而入，以3个多师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侵占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全境。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达1月之久，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大打击。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当国际视听集于上海的时候，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同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予以承认，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把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由其基本国策和帝国主义制度等决定的。
日本的基本国策是积极向大陆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也就是以武力征服朝鲜、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政策。明治维新以前是大陆政策的酝酿时期；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大陆政策的系统形成时期。经过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英、法、俄同德、奥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欧洲战场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以“委任统治地”名义，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占领的一些岛屿，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
1915年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大陆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该会议精神拟成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所谓《田中奏折》，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提出了具体步骤，成为日本法西斯征服满蒙，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它们之间争夺霸权，即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乘机崛起，疯狂扩军备战，并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力求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困境。
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得逞，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发动了战争；
二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方针，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致使处于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退；
三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牵制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
四是苏联忙于国内建设，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并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使法西斯军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也使日本财阀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财阀转向支持法西斯而抛弃了政党，使日本法西斯的势力更加膨胀。在侵略战争的推动下，日本渡过了经济的萧条，进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刺激了日本的扩军备战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加快建立战争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涨局面。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迅速增长着。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掠夺，更加快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它把这块刚刚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迅速变成了南下进攻中国腹地和南洋，北上进攻苏联的最大的战略基地。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围。它不仅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向世界争霸对手进攻的开始，从而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然而，对如此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国联和列强却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不仅未给侵略者以任何实际的惩罚和制裁，而且对日本最野蛮的侵略罪行给予默认。日本法西斯摸到了底蕴，受到了鼓舞，为便于为所欲为自由行动，索性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等于破坏了所有的国际协定，宣布了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
从此，一个好战的、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东方无阻挡地急剧滋长着，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早的战争策源地，成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罪魁祸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危机，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首先主张武装抗日，并引导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坚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东北义勇军，违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当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此期间，驻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奋起保卫淞沪，也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这些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的抗日武装，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挫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得到了全国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一节 日本侵华的新步骤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新步骤
全面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由于日本受其国力、军力和国际等条件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当局在侵华作战的基本点中明确提出：“因对苏必须严加警戒，所以对华作战必须极力缩小规模，以最少兵力尽速达到作战目的。”“要始终把战争限制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一个方面，这是根本方针。”“只在一方面作战不能消灭中国的武力，因此应只占领必要地区。如此持续下去给中国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国不得不向我方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1页。]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热河、冀东便成为其窥伺的目标。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曾企周乘机侵占热河，只因当时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制造“一·二八”事变，拚凑伪满洲国，应付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调查，而未能付诸实施。1932年下半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日本又将侵犯热河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国内，犬养毅内阁加速经济军事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向战争经济转变，出现了一批与军事工业、殖民地经营及军部势力紧密勾结的新财阀，旧财阀的军事化倾向也大大加强。从而更加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更加激化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
1932年5月15日军部少数人制造“五·一五”事件，枪杀了首相犬养毅。22日，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联合内阁。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的结束和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主义苏联从道义上支持中国。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不满，另一方面又期待日本反苏、反共。
1933年1月30日，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标志着战争策源地开始在欧洲心脏的形成。美、英、法等国的绥靖态度和德国纳粹的上台，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在中国内部，“九·一八”的炮声，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民的呼声。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外不抵抗和对内进行反革命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遭到日本关东军的疯狂镇压。到1932年底，几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均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认为：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页。]
日本这次扩大侵略的主要企图是：侵占热河，逼迫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制造一个非武装地带，以扩大占领区，巩固其对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全面入侵华北以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在侵略步骤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
第一步，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谋略为辅，武装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同时对华北进行策反工作。1933年2月10日，关东军在侵热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第二步，在以谋略为主，争取不战而取华北不成的情况下，改取“迫和为主，内部策动为从”的方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24页。]派兵入侵关内，威胁平、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长城以南建立非武装区，为进一步南侵打开缺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
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5年东京版，第788页。]为诱降汤玉麟，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早在“九·一八”之后就保护汤玉麟的家属离沈阳经大连到天津。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又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
此后，日军除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与汤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高原在返回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玉麟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杀死。]化装到承德进行活动。这年冬天，日军又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三点要求，即：汤派代表长驻长春；将铁路由北票延伸至承德；日军在承德设置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方要求同时电告张学良和汤玉麟。张复电张舜卿，令其断然拒绝。日军见诱降不成，便决定对热河发动武装进攻。
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是威胁到建设“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491页。]
7月25日，日军参谋次长复电关东军参谋长：“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89页。]
日本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并未放松军事进攻的准备。
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提出：“占领热河迟早是要进行的”，“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页。]
据此，日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是大造舆论，鼓吹侵热“合法”论。日本刚上台的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都一再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年东京版。]
日本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指责张学良操纵义勇军，危害伪满洲国的安全，并扬言要进行“惩罚”。
二是调兵遣将，扩编伪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只有1个师，“九·一八”事变时增至3个师，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又先后从日本国内和上海调入第6、第14师，第10师主力，第20师司令部，以及混成第8、第38旅和第1、第4骑兵旅等部，使关东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4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个飞行队，约10万人。[〔日〕桑田悦等编著：《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55～56页。]
同年6月6日，还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扩大编制的命令。8月更换了关东军司令官和正副参谋长，司令官为武藤信义，正、副参谋长分别由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担任。同时积极编组伪军。伪满初期共有伪军14万人，主要是由投降的东北地方军组成。为侵犯热河，日军在辽（宁）西和吉（林）西地区组织了王道布的骑兵军，刘桂堂的护国游击军，程国瑞、李际春的暂编第1、第2军等伪军。
三是密谋策划，频繁挑衅。1932年7月3日，东京日军参谋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驻义县日军300人以石本权三郎被义勇军拘捕为借口，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23日，日军飞机数架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原华北各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文版，第18页。]
至此，日军扩大侵略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有利时机的到来。
二、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表内”的国策
在日本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侵华新步骤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2年3月14日，还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就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4页。]
6月9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刚一个月，蒋介石就在庐山召集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页。] 并提出了“标本兼施”的“剿共”方针和第4次“围剿”计划。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共”总部，并自任总司令，准备调集63万兵力，拨出3500万元巨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4次“围剿”。
8月3日，正当日军不断向热河挑衅之际，蒋介石在汉口宣称，限6个月内肃清鄂、湘、赣、豫、皖五省红军。
12月14日，日军进攻榆关前夕，蒋介石还在内政会议上说： “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蒋总统全集》第1册，台北版，第606页。]匪、赤匪——系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诬称。]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置榆关失守于不顾，前往江西南昌指挥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
4月6日，当长城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5～36页。]
4月7日，蒋介石再次鼓吹“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训词，1933年4月7日。]
5月8日，正值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关内进攻之际，蒋介石却在江西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军官大讲什么：“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他还说：当前的任务“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38页。]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国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在这个宣言的影响下，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各民众团体、爱国人士、海外华侨，都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将领蔡廷错、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分电蒋介石，请缨抗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榆关守否为华北存亡所关，中国安危所系。”“今日只问抗日方面有何进展，如旁及其他，不但无意思，亦且无意义。”[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6日。]
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以全国军队的80％以上开赴抗日前线、人民应全部武装、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和停止对苏维埃区进攻等四项抗日要求。政治学者王造时主张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呼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独立评论》第35期，1933年1月5日。]
不仅如此，世界舆论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回电称：各国代表都认为，中国无力抵抗，各国亦无能为力，唯有一面陈诉于国联，一面“尽力抵抗，以示我决心，而壮国联之气”。[罗文干致张学良电，1933年1月1日，《革命文献》，第38辑，台北版。]
在国联报告书被通过后，顾维钧等在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3～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66页。]
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
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5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到2月14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5页。]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第25、第83和第44师4个师。直到3月15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25万人。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60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
1月24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85页。]
然而不到3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
2月5日至13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月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07页。]
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
3月3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页。]
3月4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月6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
3月26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年1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73页。]
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4～595页。]
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3月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二节 榆关战斗与热河弃守
一、长城、察哈尔抗战的序幕——榆关战斗
（一）榆关战斗前的态势
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逼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五条约。规定英、美、日、法等11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自此，日本就在秦榆两地驻军。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榆关驻有宪兵分遣所和步兵守备队，分别隶属于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和中国驻屯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加重视并准备攫取这个门户枢纽。这首先是日本侵略热河的需要。日军占领榆关，既可用少数兵力掩护其攻热部队的侧背安全，又可佯示攻略滦东，窥视平津，牵制中国兵力于冀东平原，以利攻热作战。其次，日军占领榆关是为了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并取得入侵关内的跳板，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图谋榆关，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步步进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在榆关增兵，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关东军又以第8师进占兴城、绥中等地，以致榆关震动，一日数惊。
日本情报人员则利用日本驻军和侨民作掩护，在榆关不断进行刺探军事情报和捣乱活动。关东军的步步进逼，驻榆日军的捣乱和天津驻屯军的不断骚扰，使榆关形成了“前有重兵压境，中有心腹之患，后有掖背之痛”的军事形势。
当时榆关虽驻有东北军独立第9旅何柱国部一个团，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仍以排除万难，避免冲突为方针的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1章第1节。]处于不战、不和、不守状态，对榆关前线未作有力部署。
1932年下半年日本驻榆关守备队经过多次换防，兵力增至300人以上，并附有少数炮兵和工兵，队长为落合正次郎。[落合正次郎系日本上将落合的儿子，曾充任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战术教官，熟悉中国情况，认识不少东北军高级将须。] 在秦榆海面，有日本军舰10艘以上；榆关正面，北宁铁路锦州至绥中地区驻有关东军第8师第4旅，另有骑兵第3旅一部和第8炮兵团，并配有飞行队第1中队，装甲列车3列，坦克10余辆，总兵力约4000人。
从1932年5月开始，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制造侵略的借口。5月初，日本宪兵队挑起“义勇军事件”，强迫临榆县长将曾当过义勇军的土匪赵国思交给日方，被中国方面拒绝。
10月1日，日军守备队又挑起伪满警察闯入东罗城，强登“天下第一关”
城墙，造成双方死亡士兵各1名的事件，准备起事。经何柱国与落合正次郎反复交涉，达成事出误会，对死亡日籍伪警及中方阵亡军士，互相抚恤的协议，此事暂告解决。12月8日，关东军再次挑起装甲列车炮击榆关守军司令部及公安局附近的事件，并诡称是遭中国哨兵射击而引起的。为此，何柱国于9、10日先后与日军守备队、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代表会谈。结果，“我方忍辱，与之以（何柱国）私人名义签定对榆关地方驻军，允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之协议。[临永警备司令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
至此，炮击事件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日军还通过落合两次向何柱国策反，企图不战而下秦榆，均被何柱国婉言拒绝。日本见诱降何柱国不成，决定制造借口侵占榆关。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挑衅，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于1932年7月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第9、第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5团之山炮营及工兵第7营等部队，共约2万人。司令部驻榆关城。此时，榆关前线主力仍为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临永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虽着手进行滦榆地区防御体系和交通、通讯建设及河川、海岸、物资等调查，但因当地人力物力缺乏，工程进展缓慢。
（二）榆关战斗经过及失利原因和影响
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经过阴谋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一日本战犯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事发后，落合一面派人向何柱国提出抗议，一口咬定系何部所为；一面借机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并电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官请援。当晚来攻日军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为对付日军的进攻，临永警备司令部立即命令榆关守军步兵第9旅之第626团火速出动，封锁城关四门；第625团以主力位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第627团主力位于海阳、秦皇岛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令驻抚宁的骑兵第3旅、滦县的步兵第20旅等部，准备待命行动。
2日凌晨1时许，日方向中方提出四项条件，即：
（一）南关归日方警戒；
（二）撤退南关驻军；
（三）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
（四）撤退城上守兵，并限即时答复。
中国方面言称：“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开始交涉。”
3时，日方通知说：“本事件无须调查”，并要求将前所提之第四项条件改为：“将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迫令中方立即承认，“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关。”中方坚决拒绝，当即按原计划配置部队。此时，日军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长，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张学良关于山海关事件致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电，1933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2日9时，日军守备队30余人用木梯攀登南关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
10时许，由前卫开来的日步炮兵3000余人，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支援下，企图从南门突破。中国守军沉着应战，至17时许，日军不支而去。傍晚，关东军命令步兵第4旅旅长铃木“一并指挥随着事发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日〕参谋部：《满洲事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3日10时，日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抗击。经过激烈争夺，双方互有胜负。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加猛烈，城内多处起火，东南城角、南门、西南水门均有激战。南门守兵悉数战死，日军坦克趁势闯入。安德馨营长率两个班奋勇堵击。厮杀之中，砍死敌数十人，后因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同时，东南城角和东北城角亦陷敌手。
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15时由西水门向石河西岸之线撤退。至此，榆关遂被日军占领。4日，日军又攻占五里台，10日，再占九门口。
榆关之战，中国守军第9旅以一团之众不足2000人，与日本陆海空相配合的强敌3000余人激战3日，官兵伤亡过半，人民群众死伤近4000人，毁于炮火的房屋500户以上。
榆关战斗中国守军失利不在于作战不力，而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临永警备司令部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中写道：
“自九一八后，迄榆关事变，……榆关驻军无日不在受日军威胁挑衅之中，向乏和战方针之指示，处兹危疑震撼之中，陷于不战、不和、不走之状态。”“一年之余，纠纷时起，与日应付交涉，煞费苦心。盖我如委屈求全，彼则欲望无穷；我如漫为激动，实坠彼谋，穷思年余之内，……经过困难情形，殊难缕指。”
这个报告以曲折的语言导出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从战场指挥来看，北平军分会的消极防御方针和被动挨打的部署，也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尽管榆关战斗只有3天，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它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它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二、热河弃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参见附图8）
（一）榆关失守后的形势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际联盟开会，引起与会各国的反响。美国反对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苏联也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感到“因为牵涉到国际联盟总部，不便对热河实行讨伐”。[〔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于是，一面由外相内田向美、英、法、俄、意5国驻日大使声明，事态“不再扩大”，一面加紧侵热准备，等待国联开会结果。日方除了继续制造侵热舆论外，还积极调动军队，进行侵热军事部署。至1933年2月，侵热兵力计有：关东军第6师所属第11、第36旅，骑兵第4旅，第8师所属第4、第16旅，混成第14旅，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2遣外舰队，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于芒江、李寿山、丁强等部。
为进犯热河，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
2月10日，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会议，宣布进攻计划。
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这些计划和命令所提出的侵热作战方针是：
首先进攻热河东北部，把中国军队牵制于热河北部；接着向热河南部进兵，把热河与河北隔断；然后将热境的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而聚歼之。[〔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具体部署是：
第6师以主力由通辽出发，向开鲁、下洼、赤峰及林西、多伦方向进攻，以一部兵力从朝阳寺向建平、赤峰方向进攻。
第8师以主力由北票等地出发，占领承德及古北口，“扫荡”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并占领罗文峪、马兰峪等关口。
混成第33旅集结于沈阳附近，随时准备开进。
关东军飞行队以主力协助第8师，以一部支援第6师作战。
海军第2遣外舰队担任山海关、秦皇岛方面的戒备。
独立守备队和第10、第14师，分别担任辽、吉、黑方面的守备任务。[〔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72～73页。]
日军占领榆关，并步步进逼，准备把战火引向热河的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
2月12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热河为中国整个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5年版，第66页。]
18日，宋子文偕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在欢迎会上，宋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亦指天划地发誓“矢志守土”。
同日，27名华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天津《大公报》1933年2月19日。]。报纸一时广为宣传，人们曾以为热河从此有望。
根据日军既占榆关，图热益急的情况，北平军分会制订了热河防御计划。
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2章第3节。]
此时，华北军已编成8个军团和1个预备军团。其中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的有第4军团万福鳞部所属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所属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3个旅和第63军及挺进军等，共约8万人。对热防御作战的部署是：除以第1军团确保津塘、第2军团确保滦东、第3军团确保冀北、第7军团确保察东、第8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外，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防区；以北为第2集团军防区。前者主要由万福鳞率第4军团6个师担任，后者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5、第6军团担任。海军以主力担任青岛以北海面警戒；航空队临时分配之。
（二）热河沦陷
日本政府为摆脱国联对其扩大侵略战争的束缚，于1933年2月20日决定了“退出国际联盟的方针。”[〔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81～82页。]
2月24日，当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日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大会报告书”后，日本政府便于27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几乎在此同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热河的战争。
2月23日，日本领事上村向中国外交部面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罗立干为日领事上村面交《节略》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23日，总统府机要档案。] 中国政府当即予以拒绝。
就在日本施展外交策略的同一天，日军第6、第8师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开始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也分三路应战。
开鲁——赤峰方向：日军第6师约万人在伪满军刘桂堂等部配合下，分别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犯，然后西取赤峰、全宁等地。中国守军以第5、第6军团共10个旅约5万人迎击日军。23日晨，日军逐次从集结地出发，向预定目标攻击前进。汤玉麟所部驻开鲁的崔兴武第7骑兵旅，刚一接战即向林东溃退（3月上旬投敌）。日军第6师及伪军各一部于24日占开鲁，26日占兴隆地和下洼。第6师主力亦于25～28日，先后到达兴隆地、下洼、朝阳寺集结待命。28日，日军第6师一部向赤峰攻击前进，3月1日抵达赤峰附近。2日拂晓，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所部第117旅进行抵抗。战至次日深夜，该旅向化家沟门、猴头沟撤退，日军随即占领赤峰。第6师其他各部亦相继抵达赤峰。4日以后，分兵南进北上。6日占领粮捕府，10日占全宁（乌丹）和围场附近阵地。尔后，主力返回赤峰待命。
朝阳——承德方向：日军第8师及伪军丁强等部由义县向北票、朝阳、凌源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4、第5军团各一部共3个师、1个旅迎击日军。
日军第8师以步兵第4旅为先遣队于2月22日占领北票后，开始向朝阳进攻。
汤玉麟所部驻朝阳的第107旅，因原团长邵本良煽动旧部投日，以致稍战即退，日军于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又以步兵第16旅为挺进队，分乘100多辆汽车从朝阳出发，沿着朝阳——凌源——平泉公路前进。当日下午，万福麟所部第130师于叶柏寿附近阻击日军。在日军猛烈攻击下，该部被迫向平泉撤退。2日，日军在迫击中占领凌源后，继续向平泉推进。第130师到平泉与第129师会合后，准备阻击日军前进。但由于万福麟的第4军团已全线动摇，该部也随之向喜峰口撤退。3日下午，日军一部乘汽车向承德追击。汤玉麟闻讯惊慌失措，假说去前线督战，征集大批汽车，满载财宝、鸦片，向天津租界输送。本人亦于4日晨率部离开承德，向滦平逃跑。当日11时50分，日军先头部队128人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承德。
绥中——凌源方向：日军混成第14旅，于2月27日进至热境白石嘴边门地区，并向驻守在沙帽山附近的万福麟部进攻。守军第119、第108师，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战至28日10时，开始全线退却。日军主力继续向凌源方向进犯，3月2日进占凌源。然后转锋南下，一部沿凌源——冷口公路急进，另一部沿章营子——乾沟镇——界岭口前进。万福麟所部第116师在喇嘛洞以北高地与进攻日军进行激战后撤退。日军子3月4日和5日分别占领冷口和茶棚。6日，该部日军向喜峰口方向进攻，其占领冷口和界岭口的任务，由新参战的混成第33旅担任。
（三）张学良被迫下野
原来国民党政府曾吹嘘：“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10余天，8万大军仓惶败走，19。21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热河，虽然没有象“九·一八”那样下达不抵抗命令，还作过一些抵抗的表示，但那只不过是装演门面的。日本侵占东三省后，继续图谋热河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蒋介石并未采取有力措施，只是把华北抗战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蒋介石不调“围剿”红军的几十万部队北上抗日，却乘机企图诱使两广军队参加内战，并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到广州游说未成。于是以两广部队不参加“剿共”为借口，只调了未参加“剿共”的3个师北上应付。
但在北上途中，热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中央军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由此可见，热河沦陷，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如宋庆龄在热河失陷后所指出的：“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又说：“蒋介石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的‘长期抵抗’，已经不能再遮掩他们的背叛、怯懦与不抵抗了。”[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57页。]
当然，热河省主席兼驻军司令汤玉麟和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对热河沦陷也有自己的责任。因此，受到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热河沦陷后，举国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3月7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高一涵等6名委员，对失职者提出弹劾案。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防火烧身，又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向国民党政府引咎辞职。3月9日，蒋介石借宋子文约张学良到保定车站蒋的专车上会晤。蒋安抚张学良，劝他辞职，待机再起。就这样，张学良便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于11日正式通电下野。
12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于当日飞沪，所留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东北军的直接控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三节 长城抗战及其失败
一、热河沦陷后的中日两军态势
在热河、河北之交的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隘口，是热河通往河北和平津的咽喉，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1933年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在下达进攻热河的命令时，就要求所部不失时机地占领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长城主要隘口。同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向长城各口推进。参战兵力共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和飞行队等，共约8万人，另有伪满军数万人配合。其战斗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武藤信义上将 参谋长 小矶国昭中将
第6 师师长 板本政右卫门中将
　　步兵第11 旅 旅长松田国三少将
　　步兵第36 旅 旅长高田美名少将
　　骑兵第4 旅旅长 茂木谦之助少将
　　师直属队
第8 师师长 西义一中将
　　步兵第4 旅旅长 铃木美通少将
　　步兵第16 旅旅长 川原侃少将
　　骑兵第3 旅旅长 饭田固真少将
　　师直属队
混成第33 旅旅长 中村馨少将
　　混成第14 旅旅长 服部兵次郎少将
　　关东军飞行队队长 牧野正迫上校
　　伪满军张海鹏、刘桂堂、李寿山、程国瑞、邵本良、丁强等部
日军侵犯长城的部署是：以第8师主力、混成第14旅、混成第33旅、骑兵第4旅，在伪军张海鹏等部配合下，分别由承德、凌源、绥中等地向古北口、喜峰口、义院口等处进犯。日军指挥官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至1933年3月上旬，各路日军已先后抵达长城各主要关口附近，与中国由热河退至宽城以南地区的第4军团、古北口地区的第6军团等部形成对峙。
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以黄绍竑为参谋长，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前进。为此调整了战斗序列和部署。至1933年3月15日，编成滦东长城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蒋介石 由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代理
第1军团 总指挥 于学忠
第51军军长 于学忠（兼）
步兵第111 师（董英斌）
　　第113 师（李振唐）
　　第114 师（陈贵群）
　　第118 师（杜绳武）
　　骑兵第1 师（张诚德）
　　炮6 旅
第2军团 总指挥 商震
第32军军长 商震（兼）
兵第84 师（高桂滋）
　　139 师（黄光华）
　　第141 师（高鸿文）
　　第143 师（李杏村）
　　骑兵第4 师（郭希鹏）
第57军军长 何柱国
步兵第109 师（何柱国）
　　第115 师（姚东藩）
　　第120 师（常经武）
　　骑3 师（王奇峰）
第3军团 总指挥 宋哲元
第29军军长 宋哲元（兼）
步兵第37 师（冯治安）
　　第38 师（张自忠）
　　暂2 师（刘汝明）
第40军军长 庞炳勋
步兵第39 师（庞炳勋）
　　骑5 师（李福和）
第4军团 总指挥 万福麟
第53军军长万福麟（兼）
步兵第106 师（沈克）
　　第108 师（杨正治）
　　第110 师（何立中）
　　第116 师（缨澄流）
　　第119 师（孙德荃）
　　第129师（周福成）
　　第130 师（朱鸿勋）
　　骑2 师（黄显声）
　　炮 7 旅
第6军团 总指挥 张作相
第63军军长 冯占海
步兵第91 师（3 个旅），该军为义勇军改编
第41军军长 孙殿英
步兵第117 旅（丁练庭）
　　第118 旅（刘月亭）
　　第119 旅（邢顶筹）
　　该军5 月中编为第9军团
第7军团 总指挥 傅作义
第59军军长 傅作义（兼） 步兵3 个旅
骑兵第1军军长 赵承绞 骑兵两个旅
第8军团 总指挥 杨杰
第17军军长 徐庭瑶
步兵第2 师（黄杰）
　　第25 师（关麟征）
　　第83 师（刘勘）
　　骑1 旅
第26军军长 萧之楚
步兵第44 师（萧之楚）
　　独4 旅
第67军军长 王以哲
第107 师（张政仿）
　　第112 师（张廷枢）
　　第117 师（翁照垣）
　　炮8 旅
5 月15 日后，第8军团撤销，第26军交第2军团，第67军交第4军团，第17军由军分会直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584～585页。]
以上合计7个军团，13个军（含骑兵军1），36个师（含骑兵师6），15个旅（含骑兵旅2，炮兵旅3），及各军师直属部队，共约25万人。
其部署是：
以第1军团于学忠部所属第51军防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
以第2军团商震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和冷口附近的防务；
以第4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整理，并以3个师协助第57军固守冷口以东长城要隘；
以第3军团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方向之防御；
以第8军团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
以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第7军团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的防务。[《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584～585页。]
原由退入热河的义勇军改编的第6军团第63军冯占海部大部被裁减和整编；原第5军团汤玉麟部于热河溃败后，残部退至察东沽源一带。
二、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鏖战（参见附图9、10）
热河弃守后，日军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冀东和察东进犯，中国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部队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在历时80余天（1933年3月5日至5月25日）的奋战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长城东段各隘口的争夺战
第1阶段自3月5日开始，退至长城附近的东北部队在华北部队的支援下，于主要关口与进攻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直至3月底。
冷口、界岭口战斗
在冷口方向，担任防御任务的是第32军商震所部。商震派第139师到第一线作战，其余两个师和军部驻在远离长城线的开平。
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接着该师调整部署，加强了冷口北部的防御阵地。3月19日以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139师阵地。该师与敌苦战，并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终将日军逐至口外10余公里的马道沟、肖家营子一带地区，并对峙至月底。
界岭口为第4军团第116师缪澄流部防地。1933年3月12日，日军混成第33旅由绥中进到界岭口附近后，即准备向界岭口进攻。
16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守军第116师稍事抵抗后即后撤，日军迫至长城内郭家厂、石家沟一带，尔后退守界岭口。
17日，第116师组织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长城上的敌楼，并从正面迫近敌人。日军混成第33旅于24日拂晓复攻界岭口，守军再度后撤，日军又进到郭家厂和468高地一线，然后再退回长城沿线。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
喜峰口、罗文峪，系平东通往热东的交通孔道，群峰耸立，地形险要。
按照北平军分会的部署，第29军宋哲元部担任城岭子口，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至马兰峪之线的防御任务。该部令第37师以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至潘家口一线；令第38师以遵化为中心，防守龙井关至马兰峪一线；令暂编第2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东新庄镇集结待命。1933年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追击万福麟部至此，并占领了口门。第29军立即以一个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庄了口上的战局。
3月10日晨，第29军主力先后到达滦阳城（今迁西西北）。此时，防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正在日军混成第14旅主力压迫下后撤。第29军立即接防喜峰口，并阻击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争夺激烈。由于该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着成一团，使日军的飞机、人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混成第14旅首次遇到劲敌，遂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
11日夜间，第29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
于是，令赵登禹旅长（带伤）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之日军；令佟泽光旅长率另外两个团为另一路，从右翼经钦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日军；令王治邦旅长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即从正面出击。当夜，赵旅官兵身背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
12日拂晓，分别抵达北山土、三家子日军骑兵阵地和蔡家峪、白台子炮兵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熟睡之机，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并将日军阵地的火饱和辎重、粮秣，炸毁、烧尽。驻老婆山日军闻讯后，立即赶来救援。于是双方在夜暗中混战。这时，从右翼出击的佟泽光旅赶来增援；担任正面策应任务的王治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高地。在赵、佟二旅合击下，终于将日军击退。夜袭部队由原路胜利返回。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打死日军植田支队长，破坏野炮18门；29军亦伤亡副团长以下军官14人。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喜峰口附近的攻击。此后，除增调鲶江、嵯峨两支部队于18日黄昏攻击并占领潘家口外，主要是把守潘家口、喜峰口、铁门关、董家口等关口，与第29军对峙。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第8师步兵第4旅和骑兵第3旅各一部，在部分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动进攻，企图威胁第29军喜峰口阵地的左后方。防守该处的是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3月16日拂晓，日军企图夺取罗文峪之三岔口高地，守军以一个团跑步绕出黄崖口，截击敌人，将其击退。
17日8时，日军在飞机和炮兵支援下，大举进攻罗文峪、山渣峪和沙宝峪。守军诱敌迫近，肉搏冲锋，战斗竟日，日军向鹰手营子退去。18日晨，日军再次猛攻上述阵地。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反复向守军冲击，战士们待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战至傍晚，将其击退。是夜，守军以一个团由沙室峪绕攻日军侧背；另一个团由左翼绕攻其后；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战至天明，日军撤至梅花峪、古山子一带。至此，罗文峪北5公里内，已无敌踪。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化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页。] 日本报纸也评论说，日军这次失败丧尽了“皇军名誉”。[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古北口附近的战斗
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最近的关口，为平北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主力向占北口方向追击。
东北军王以哲部第107师，在古北口外的老虎山和黄土梁一带，与追击日军激战两昼夜后于3月9日撤至关内。王以哲急调第112师沿长城以北布防，并准备与中央军第17军共同防御占北口。此时尾追第107师的日军已进抵长城附近。第17军第25师关麟征部于3月10日4时抵达古北口。王以哲即令第112师防守占北口长城第1线；令第25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前延伸，是为第2道防线。第25师受领任务后，即以第73旅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并加紧构筑工事。
10日15时，第25师刚部署完毕，日军第8师一部即在炮火掩护下，作宽正面的试探性进攻，数小时后退回原线。第25师连夜调整部署，令第73旅加强龙儿峪之线，令第75旅（欠一个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北地域，准备迎击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l1日拂晓，日军第8师主力，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开始向守军发起进攻。
防守古北口正面的第112师未尽力抵抗即放弃了第1线阵地，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关口，并乘胜向守军第25师右翼龙几峪阵地包围攻击。驻守该地的第 73旅伤亡严重，联络中断。师长关鳞征指挥第75旅主力驰援该团，将敌击退，并恢复了联系。
12日晨5时许，日军在飞机和火炮支援下，对守军阵地再次发起攻击。主力指向龙儿峪阵地，并以大部兵力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更为激烈。战至15时，守军大部不支，被迫后撤。12日夜，撤下的第25师部队重新整理后，在南天门及其左右占领阵地。13日，第17军令第25师撤至密云整补，其防务由第2师接替。日军占领古北口后，未再进行追击。
长城抗战第一阶段20多天的作战，不仅给目空一切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民心。但由于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经蒋汪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二）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1933年3月底至5月初为战役第2阶段。日军进攻长城受阻后，改取侧后包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发布第491号命令，决定“军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页。]。
其部署：
令第6师主力向冷口附近守军第32军商震部进攻；
令独立守备队之岩田支队进攻石门寨附近之第57军何柱国部；
令混成第33旅向界岭口第53军杨正治部攻击；
令第8师一部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上述作战。
3月31日晨4时，日军砂田部队和岩田支队在伪靖安军的配合下，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6日，何应钦调第67军王以哲部由平北东进，支援滦东国民党军作战。4月9日，日军第6师主力在混成第14、第33旅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
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日军占领建昌营和迁安。
由于冷口失陷，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后撤。4月11日～14日，在日军分路猛烈进攻下，驻守界岭口之第53军杨正治部和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占领滦东，威胁开滦煤矿，英国曾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越过长城线引起国际纠纷，于4月19日责成参谋副总长真崎甚三郎令关东军撤出滦东。4月20日，关东军密令第6师于21日前逐次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日军入侵滦东的目的除了迂回中国守军侧背，突破长城线外，就是策应华北的“谋略”工作。
早在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时，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即奉东京参谋部密令，担任华北策动国民党政府内变的工作。板垣奉命到天津后，立即组织了特务机关，直接受东京参谋部指挥。在热河、长城抗战期间，板垣曾先后策动段棋瑞、吴佩孚和孙传芳等老军阀，都未得手。最后才选定了早年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以及郝鹏举、石友三等人。张特别受到板垣的赏识，并得到银元30万。
4月18日，板垣密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请关东军加紧向南进攻，以策应张之内变。就在日本军方大喊大叫从滦东撤军表示不再越过长城线的同时，关东军为配合板垣的策反行动，命令第8师采取一切手段“对古北口以南地区之敌进行攻击”。[〔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4月20日夜，日军第8师攻占了甫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2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 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421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2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2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83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继续向421主阵地猛攻。第83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
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83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完全占领。为策应古北口之战，中国方面曾以北上的中央军第26军萧之楚部（由第44师扩编而成），于4月27日向兴隆出击，后因新开岭战斗告急而撤出。与此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1军赵承缓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随后，他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讲演，1933年4月12日。] 为拒绝增兵长城制造理论根据。
4月上、中旬，第17军在古北口以南与日军对峙期间，各师曾自发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何应钦得知后，竟责备了有关师长。
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
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向东京总部上报张敬尧准备于4月21日发难后，又相继上报了张作相定于4月26～27日联络滦东的东北军起事，张廷枢、孙殿英、冯占海等，也将在几天内行动。可是时过半月，板垣的计划都落了空，不久张敬尧也被人暗杀了。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看到板垣策反无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
（三）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战役第3阶段起于1933年5月上旬，止于当月25日。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部、陆军省制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第1982年版，第102～103页。]
令第8师继续在西线实行攻击，直至石匣镇附近，特别要“尽力消灭中央军”；
令第6师以一部占领永平（卢龙）、迁安一带，控制滦东，以主力向迁安以北地区进攻；
令第14师和独立守备队各抽一部兵力组成一个支队加强第6师；
令混成第14旅攻击当面中国守军；
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以上作战。
5月6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方案》提出：这次用兵的目的是继续使用武力，压迫华北当局屈服或造成华北军队的分裂。至于夺取平津的事，应该继续让天津特务机关去进行“内部策动”。假如内变不能如期得手，关东军应在有利条件和时机下，从速和中国当局订立一个停战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4～515页。]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军第6、第8师于5月上旬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向关内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7日，东线日军第6师所属各部，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分数路向4月下旬日军撤出滦东后返回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
中国守军对日军的总攻，缺乏充分准备和有力措施。
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第6师及混成第14旅分别渡过滦河后，即以主力向丰润追击；以一部向遵化前进；以伪军5000人攻滦县。
13日，第4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令何柱国、王以哲部向唐山、丰润以西之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15日，何应钦令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抵一线；宋哲元部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
当日，日军得到中国守军向西撤退的情报后，即令第8师“不要迟疑，继续攻击”；令第6师占领丰润、遵化后，迫使中国守军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守军节节撤退，进攻滦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至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日军第6师全部推进到蓟运河一线。
当日军第6师在滦东、滦西对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在西线的日军第8师主力亦于5月10日向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守军第17军发动攻击。该军第83师和第2师轮番与日军激战。至13日，第17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城。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59军傅作义部，由昌平侧击怀柔、顺义两地区的日军未果，乃退守该两县以北地区。
日军为了以更苛刻的条件逼迫北平当局与之缔结城下之盟，于5月20日决定加紧追击中国守军。
22日，中国守军奉命退至平津城郊组织防御。至23、24日，日军第6、第8师各一部突破三河、宁河防线，陷香河、怀柔、宁河后，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也准备南逃保定。
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展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两军对峙于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
据日本参谋部统计：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2400人。[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机密日志，关东军作命令第473号。] 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三、长城抗战的影响与教训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国民党军史研究编纂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6年版，第565页。]
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长城抗战前段的一些胜利说明，中国爱国军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不可轻视。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如第29军开往前线1。5万人，所携武器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1/3，还有一些是土造枪，步枪没有刺刀，士兵背的是大刀，全军仅有野炮、山炮10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但他们敢以劣势武器同日军搏斗，以“夜战近战策略，使敌之大炮（及）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宋哲元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1933年3月20日。]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1933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天门与日军苦战，蒋介石却密电何应钦：“连日苦战不停，……殊属不宜，似应相当隔离，俾便得暂整理。”[蒋介石致黄绍坎何应钦密电，1933年5月6日。] 随后，何应钦下令南天门守军撤至九松山一带。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条不抵抗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长城抗战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她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就连国民党内也有许多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借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能够战胜强敌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却受到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扼杀。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改变，抗日救国、不丧失领土主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四节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一、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
早在日军向长城东段各口进攻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全力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妥协。4月11日，正当日军大举进犯滦东之际，蒋介石就想通过调停实现停战，拟委任在上海的前外交部长、老亲日派黄郛主持华北政务，特电邀黄到南昌晤谈。黄于18日复电说：考虑结果，委实不能轻决，但平津存亡，间不容发。
19日，黄郛、张群、陈仪在上海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开始接触。
与此相呼应，何应钦也在北平约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往访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希望英、美出面调停。兰浦森以“一·二八”调停曾引起中国人“误解”为由，主张谨慎从事。后何应钦请示蒋介石、汪精卫。汪复电表示：感激各国调停上海抗战；同意谈判只限于军事，不涉及东三省等政治问题；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为中国官方代表。[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4月22日。]
兰浦森把这些意见报告伦敦，又告美驻华公使詹森转报华盛顿，并与日本驻华代办中山详一会谈。4月26日，刘崇杰在北平会晤英使兰浦森，指望友邦自动出来调停。兰答：各国劝阻日军行动一事，目前恐怕很难办到。[刘崇杰致罗文于电，1933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5月13日，刘崇杰由北平上电蒋介石，谈及英、美和国联对日军威胁平津，均持消极态度。[刘崇杰致蒋介石电，1933年5月13日，引自蒋介石致黄郛电，1933年5月15日。] 尽管如此，南京政府仍不死心。
5月21日，刘崇杰又去拜会英使兰浦森，再次希望他出来调停。兰浦森要求中国把停战办法用书面提出来，再电伦敦向东京军部商洽，结果又落了空。
指望第三国调停不成，蒋汪便抛弃所谓“不与日本直接谈判”的誓言，乘日军滦东撤兵之机，暗中密谋与日本直接谈判。在4月19日黄郭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军政部次长陈仪于4月27日向根本博转达了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根本博暗示滦东撤军是中国商请停战的好机会，并提出只要中国军队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并从南天门撤至开平、玉田、顺义一线，停战就有希望。
29日，何应钦通过陈仪答复根本博：可以进行停战接洽，并同意日方提出的条件。但关东军却电告根本博说：南天门是日军战斗所得，不能作为停战条件。如果中国军队能够自动撤至密云、平谷、玉田、滦河右岸，日军可以缓和攻势。日军得寸进尺，给接洽造成了新的障碍。
此时，已在华北窥视许久的天津特务机关头目板垣征四郎和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永津佐比重，看清了南京政府的致命弱点，乃坚决反对停战。板垣于4月30日以抗议的口吻致电关东军司令部称：现在风传日本将与国民政府妥协，以致反中央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5月2日，永津密电关东军说：华北中国军队派别分歧，军心不稳。只要全力攻下密云，并派飞机到北平、通州一带示威，中国军队就会被迫撤退。关东军接到报告后，决定接受永津条陈，并请东京参谋部修改行动计划。东京参谋部于5月6日命令关东军在长城地区对中国军队反复进行彻底打击，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分裂”。[〔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享变》，美铃书房，1964年东京版，第515页。] 随即开始了关东军对中国关内新的侵略行动。
正当永津、板垣阻止停战谈判，日军准备进犯关内时，汪精卫和黄郭到南昌行营与蒋介石密商，决定5月3日设置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打破谈判僵局。由于黄郛在上海与东京方面派来的人进行了秘密接洽，得知日本欢迎他出面办理华北交涉的底蕴，因而欣然受命。5月6日，日武官根本博在上海晤见黄郛。以华军在“前线仍时有局部之挑战行动”为借口，向黄示意“关东军决心再次出击”。黄即电陈仪称：“前线步骤参差，致因局部而牵涉全线，引敌并进，将无止境。”瞩陈密告汪精卫“严密注意，妥为纠正”。[黄郛致陈仪电，1933年5月6日。]
5月7日，黄郛与根本博会晤，探询关东军的真意。5月11日，何应钦、黄绍竑密电汪精卫，要求由黄郛或陈仪与日方商谈，“在双方默契之下，以整理战线为言，指定某一战线为双方同时撤退地区。”
同时密电黄郛，要求其在上海与日方接洽，“寻得和平途径”。[何应钦、黄绍竑致汪精卫电，何应钦致黄郛电，1933年5月11日。]
5月12日，黄郭再次询问根本博：如中国军队愿意：自新开岭撤退到密云，日军是否不再追击？关东军电告根本博说：决无进至平津之意，但务盼华军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为要。同日，黄郛电何应钦等，报告连日在沪与日方接洽情形，推测日军必进至密云，建议“大胆下一决心，用极速度撤至密云后方约二十里炮程不及之地如牛栏山一带从事整理”，则“对外之运用较为便利”。“若能就近再与永津接洽，更可不失时机”。[黄郛复张群、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12日。]
5月14日，黄郛第三次面见根本博，转告何应钦同意18日前将部队撤至密云、平谷、玉田、蓟县、唐山一线，井要日方保证停止进逼。黄郛在上海与日达成口头妥协后，于5月15日从上海到南京，准备北上与日方正式会谈。
在黄郛北上途中，何应钦根据黄郛12日的建议，于15、16两日指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在北平连续三次与永津武官晤谈。第一次，熊斌表示中国可退至顺义，但不撤出密云；第二次，永津要中国军队撤至芦台、宝抵；第三次，熊斌让步，表示同意永津的要求，只是希望日军不要追击。永津看破中国军心不稳，立刻电告关东军迅速攻取密云等县，施加更大的压力。当黄郛抵达北平时，日军连连得手，已不满足于在上海的谈判要求，准备提出更苛刻的停战条件。
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的方针，规定了停战谈判的条件、地点和对手等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6页。]
18日，又下达了《指导华北方面停战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令永津在失东军指导下担任接洽停战的任务；并对日军追击范围和中国军队撤退线作了规定。日军为了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逼迫国民党政府求和，乃加紧向中国守军进攻。21日陷香河，其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7公里的地方，北平危急。是日午夜，汪精卫致电北平当局，表示“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授权何应钦、黄绍竑、黄郭“便宜处置”。[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21日。]
据此，何应钦准备经良乡南逃保定。黄郛也打算随何南下。其实，当时日军也看到自己的“军事行动已经到达极限”，“较中国军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殆已用尽，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唯恐中国军队以反击的余裕。”[〔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37页。] 而且，作战目的已经达到。
5月22日，武藤根据东京的指示电告永津武官，令他接洽停战。其停战条件为：
（一）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室抵、宁河、芦台线之西、之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
（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迫击。
（三）日方如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并嘱咐永津不必坚持中国派军使阵前求和。
5月22日晚11时，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约黄郛到丁香胡同藤原宿舍会谈。正面对危急局势一筹莫展的黄郛，立即携其秘书李择一前往与永津会谈。至次晨4时半，黄郛完全接受了日方所开列的四项条件和三步停战办法。永津提出的四项条件比武藤提出的三项条款更为苛刻，增加了“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及阵前求和等内容。三步办法是：
（一）中国派军使到密云日军司令部申请停战；
（二）签订停战备忘录；
（三）正式签订停战协定。
这些条件和办法显然是对中国不利，特别是“申请”停战就意味着请降。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停战，已顾不上这些。
23日，何应钦、黄绍竑、张群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参谋徐燕谋（徐祖诒）前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立即回电称：“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1933年5月23日。]
24日，蒋介石回电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唯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蒋介石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1933年5月24日。] 同日，南京国防会议也决定：“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决定电告何、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4日。]
二、缔结塘沽城下之盟
5月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
日军第8师师长西义一让徐燕谋签订请求停战的所谓《觉书》（即备忘录）。
《觉书》列出5条：
（一）对于徐燕谋的停战申请受诺之。
（二）贵军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此后不再越该线，亦不得有挑战之行为。
（三）日军为认识对方诚意，得随时派遣飞机及必要人员，视察中国军之撤退情况，中国应予以保护及便利。
（四）上列各款确立后，由关东军司令与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各派全权代表在北宁路某一地点会合，提出正式委任状，经相互承认后订立停战协定。
（五）迄至成文协定成立，以中国军不挑战为限，日本军不向中国军撤退线追击。[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49～650页。]
对上述条款，徐燕谋仅对第三项提出异议，认为含有侮辱之意。日方只是答应另立“觉书”时，将“派遣人员”改为“用其他方法”了事，显然原意未变。徐燕谋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后，于当日返回北平。
何应钦、黄郛、黄绍竑根据徐燕谋的报告，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临时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衔，为正式谈判代表；同时让黄绍坎赴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5月28日，何应钦、黄郛电告汪精卫说：已派熊斌担任停战协议代表，准备30日在塘沽开始谈判。
29日，汪精卫复电表示支持，并说：“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两兄为难。”[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9日。] 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等人详细说明一切。
3O 日，蒋介石电告何应钦、黄郛：“季宽（黄绍竑）兄昨夜复赶到牯岭，面报兄等之孤诣苦心，众意均已谅解。”[蒋介石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30日。] 同日，何应钦、黄郛电蒋介石，告以经与日方交换意见的协定内容，蒋当即复电表示“欣慰”，指示何、黄“照常办理，放手进行”。汪精卫亦连发三电致何、黄，表示支持。
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到塘沽举行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代表有：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军分会顾问雷寿荣、李择一及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有：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炮兵参谋远藤三郎、步兵参谋藤本铁雄、师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参谋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当日16时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交换全权证书，约定次日上午举行正式会谈。
31日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即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内容有四点：
（一）为恢复远东和平，改善中、日两国之关系，商讨停战协定，互以至诚相晤，互相谅解，共同排除前途之障碍，冀能达成所共同之目的。
（二）中国军队已退回约定之线，再向后撤以表示中国军之诚意，今后在尽可能之范围内，互相避免中、日双方之冲突。
（三）希望贵国军了解上述事实。为表示诚意起见，尽早恢复战区之原状，以奠定和平之基础。
（四）贵国军基于以上之了解，敝军以后在该区域内，如发现妨碍治安之武装组织，必须由中国军予以处理时，希望贵军勿因此而起误会。[张篷舟：《近五十年的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0页。]
冈村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
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日方要求的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时，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的全文是：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乾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国方面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
日本方面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40～941页。]
31日14时，中、日代表继续开会，讨论熊斌上午所提之《意见书》。
冈村表示“断难照办”，喜多表示反对。中方代表费尽口舌，日方始同意增加一个备忘录作为附件，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941页。]
另外，日方向中方口头表示希望四项：
（一）丰宁西南面之骑兵第2师，望即撤去；
（二）平、津附近之40个师，望即调往南方；
（三）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即撤去；
（四）彻底取缔排日。[《中日塘沽会谈记录》，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熊斌口头允诺前三项，第四项允代转达。
当晚，中国代表返北平向何应钦、黄郛报告。
签订《塘沽协定》后，国民党政府急急忙忙出来进行辩解。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4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汪槽卫于协定签字当天由庐山返回南京，发表谈话称：“河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否认塘沽协定丧失华北许多主权的事实；胡说军事失败是由于现有国力不够，士兵虽能“悲壮惨烈”，但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失败乃必然”。[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56页。]
汪精卫的书面谈话发表后，国民党中央控制的报纸都以此腔调为《塘沽协定》唱赞歌。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美化《塘沽协定》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15页。]
三、国内外舆论抨击《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
即使从字面上看，协定通篇充满战胜者对于战败者之气势和口吻，诸如“挑战”、“扰乱”、“施行视察”、“不再追击”等词语，显然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肆意侮辱，是中华民族所不能容忍的。而就其实际内容来讲，则更具有损害中国主权的险恶用心。
例如：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从此条规定之线撤退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说中国永远不能越过该线，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失地；第二条规定，日本“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队撤退以后的情形，这就可以作为日军今后随意越过该线，进攻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第三条“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线”，这就表明，既承认了日军强占热河的事实，又承认了长城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为日军屯驻、出入长城各口埋下了伏笔；第四条规定要在长城以南非武装区内任用亲日警察，这就意味着日本对该区的实际占领，中国不能在非武装区驻军。
凡此种种表明：协定虽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划长城为界和涉及政治问题的词句，但实质上长城变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非武装区变成了丧失主权区，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达成的四项口头密约，更证明南京政府对主权的出卖。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外交官“均欣欣然”，喜形于色，也就不足为怪了！
《塘沽协定》的签订，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6月1日和10日，两次发表谴责宣言。宣布绝不承认《塘沽协定》，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以罢工、罢课、罢市、示威和组织自己的队伍，来反对与阻止《协定》任何一条的执行。[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6月1日，福州市各界举行游行大示威，反对南京当局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印尼雅加达华侨也致电汪精卫说：“公等可下野，亡国协定万不承认。”不仅如此，即使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和高级将领亦对协定持反对态度。
5月25、28日，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等分别通电反对妥协。指出：“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圈牢待牢，等一死耳”。[蒋光鼐、蔡廷锴反对与日妥协通电，1933年5月25日。] “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钩、郭泰祺、施肇基致电外交部，指出即使签订停战协定，日军以我“不能遵守”，随时可以进攻，“结果平、津仍不能保”。
6月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在致国联等的电报中指出：停战协定“必须反对，……实际上已无异于投降条约”，“果予实行，必为今后流血之总因”。[西南政务委员会力反对停战协定致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联政府电，1933年6月2日。]
社会舆论也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大公报》于6月1日发表《中日停战协定痛言》社评。在揭露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的性质之后，对国民党政府沉痛进言：“吾人以为政府与国民，时至今日，尽可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而当痛快承认失败，并求如何利用此次惨酷之教训，以谋求国家民族之复兴，”同日，《国闻周报》在《停战与华北前途》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杀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这是公正的历史结论。
战后许多外国学者对《塘沽协定》亦持批判态度。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评论说：“协定中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长城线以南的河北省东北部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对中国来讲，是卖国的协定。”[［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76页。]
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认为：“根据协定的规定，热河事实上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甫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但不担负任何义务和责任。”[〔美〕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版，第699页。]
美国女学者多罗西·博格在30年后重提这段史实，引用毕逊的话说，此协定等于授给了“日本以后侵略华北的特许状。”[〔美〕多罗西·博格：11933～1938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马萨诸塞州剑桥，1964年版，第37页。]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日双方还于7月上旬和11月上旬，先后分别就非武装区处理、铁路通车和停战善后事宜等问题在大连和北平举行了会谈。结果又是日方拿出方案强加于中方，中方只好忍气吞声接受，最后达成了《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会谈》。这个《善后处理会谈》，实际上是《塘沽协定》的继续与发展，它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攫取华北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五节 察哈尔抗战和福建事变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中的爱国之士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张放弃反共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一）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洋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在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冯玉祥复孔祥熙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1931年9月23日，《马电诠释》。] 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此时，中共在冀、察沿平绥铁路线的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特别是西北军中，党的工作也有相当基础。中共党员张克侠、韩麟符、席传忠、赵彦卿等，长期在原西北军工作，对推动这些部队抗日，作了艰苦的努力。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冯玉祥致邹鲁等要求共同抵抗暴日电，1933年1月7日。]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冯玉祥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3年1月25日。]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页。]
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115页。]
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1日。]
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冯玉祥复孙科电，1933年3月25日。]
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9日。]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页。]
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
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18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2、第5、第16、第18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4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7日，冯玉祥分别函复各地，并于9日在《大公报》上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二）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动，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条件业已成熟。在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不守的形势下，冯玉祥于1933年5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6日。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致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于当天向全国发表了就职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漱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争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选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样，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所属两个军4个师，吉鸿昌的第2军4个师，佟麟阁的第1军4个师，阮玄武的第5军两个师，张凌云的第6军两个师，李忠义的第16军3个师，黄守中的第18军5个师，邓文的第5路军4个师，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两个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3个师，蒙古军3个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10万人。[赵谨三：《察哈尔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7～101页。]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
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好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6页。]
6月20日，东南5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3页。]
为支援同盟军，朱庆澜从上海汇款4万元，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方振武发表通电，痛责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他们的这些豪言壮语表达了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参见附图11）
（一）加紧准备出师抗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
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紊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大公报》1933年6月8日。] 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
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5月26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
5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3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10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
（一）免除苛捐杂税；
（二）释放政治犯；
（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6月12日。]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
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5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
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路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可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逞行其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7月16、17日，李烈钩、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逻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三、冯玉样出走与同盟罩失败
（一）冯玉祥被迫出走
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汪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需要，竟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企图压垮冯玉祥。还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
（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
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
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柬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6日，宋哲无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吉二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2、第5、第16、第18师及党政军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三个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南下路线，遂率部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闫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吉二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闫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东，于9月9日到达独石口及其附近与方振武部会合。9月10日，方振武邀请吉鸿昌到赤城举行了云州会议。会议决定打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并推方振武为总司令。由于对当时敌情估计失当，会议作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错误决定。中共前委决定暂随方、吉二部出山，再图甫下冀中。
于是将其掌握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随方振武部，在长城线以西，经云州沿白河向东南发展；一部随吉鸿昌部，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四海，向南推进。讨贼军在南进途中遭到蒋军和日伪军的跟踪追击。指战员们不顾危险奋勇迸击，于9月中下旬先后收复丰宁、怀柔、密云等县城，并进占顺义县之高丽营及板桥村。与此同时，中共前委所部与吉鸿昌部曾几次出山，试图南下越过平绥线，均遭蒋军拦截，被迫退回山中。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晨报》1933年10月17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42期，1933年10月23日。]
尔后，方、吉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至此，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则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蒋日的压迫和联合进攻，是同盟军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错误，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但其将近半年的英勇奋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的卖国行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以至全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对尔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四、福建事变
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1933年冬，以第19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19路军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往福建去同工农红军作战。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政策，日益不满。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苏区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第19路军将领受到触动。9月22日，第19路军派陈公培携带蒋光鼐的亲笔信，到苏区与红军联系。彭德怀给蒋、蔡写了回信，对其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
10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领袖黄填翔等酝酿在福建起事的计划。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同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页。] 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经济上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军事上撤销绥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兼任总司令。下辖第19路军总指挥部的5个军和两个空军大队及其他部队。此外，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共产党先后派张云逸、潘汉年为驻闽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蒋介石国民党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
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也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更为阴险的是蒋介石派人潜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职收买等手段，从内部瓦解第19路军。在蒋介石内诱外攻下，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等跟随蔡廷锴多年的将领，相继叛变，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接连被蒋军攻占，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逃往香港。至1934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民族危急关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毅然同其决裂，表明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国民党内首先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历史借鉴。蔡廷锴等人失败后，到香港继续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参加抗日反蒋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一节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和内蒙独立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5省（冀、鲁、晋、绥、察）2市（北平、天津），面积1018947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16132000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约占全国人口1/6。[《华北享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493页。]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有较多的工矿企业，纺织厂占全国1/5，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日本僵略华北的旱期策划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33年多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酝酿制定其对华北的侵略政策。
早在1931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芜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中，就提出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关内的作战，其占领范围“依据情况区别决定，然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后，陆军部于1931年11月16日起草《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指导方针第一条要求“确实占领北满……。此外，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22页。] 还计划“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4个师，迅速平定平津一带，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3页。]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发起进攻。参谋部同时设计，在对华全面战争之时，将从四个方面对华作战，即：第一，满洲方面，第二，华北和山东方面，第三，长江方面，第四，福建方面。此时，日军以攻占东北为第一要务，未敢旁骛。
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案》，该案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将所谓“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并列提出，该案供认，日本此时最需要的是巩固东北的占领，要使列国消除对日本“对于中国本部政策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页。] 以避免列强实行干涉。在这里，对华北的侵略计划包含于“中国本部”之中，尚未单独分立。此后，日本就迅速加快了独立的对华北侵略政策的制定。
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经略满蒙之我见》中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107～109页。]
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枪杀了首相犬养毅，结束了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建立了由军部、政党、官僚联合控制政权的“中间内阁”，军国主义强硬对外路线得到加强。日军于1933年1月制造山海关事件，进犯热河，开始侵入关内，兵锋直逼华北。板垣等还制定计划，欲收买华北的反蒋派军政要员，力图以此排挤蒋介石在华北的势力，然后建立由日方操纵的华北傀儡政权，名称为“华北联治政府”。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调查记载，到1933年5月，板垣为执行此计划已耗资300万元，这项费用均从日本陆军省机密费中开支。[〔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67—568页。]
5月6日，参谋部向日本驻北平、天津等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提出在华北的方针是“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对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并迫使满华国境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确保该方面的安定”。还规定其要领在于：“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1—515页。] 考虑到对东北的占领尚未巩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有“22万之众”，[〔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5页。] 日军需要以较大兵力进行“讨伐肃正”。
另外，日本正在建立和巩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用于热河等地的日军在作战中消耗较大，急需休整补充。所以，尽管制订了上述初步的方针和要领，也未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二、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多方面展开的，这是日本推行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各种侵略华北方案的出笼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该大纲提出对华北问题的两点：
“（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
（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147页C。]
1933年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所订出的三条方策，其基本精神是要使华北地区“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并“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页。]
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其中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12页。]
同月25日，经五相会议讨论确定了《对华方策》（绝密），认为在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应该努力促使和助成“华北地区形势好转”，应该经常以“严肃态度认真对待”，使“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会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49页。]
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这样，日本政府和军部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提出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宗旨。
（二）天羽声明——日本独占华北的宣言
经过上述酝酿，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逐渐形成。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
“日本为了满洲事变和满洲国问题，于去年三月，不得已通告退出了国际联盟。”“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这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没有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的意图。日本始终希望要保全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8～79页。]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夭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说：“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裁判记录第1763—A号。]
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定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规定日本在华北的基本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3页。]
同时，还制定了“关于伸张商权的方策”，强调其经济上的目的是：“在实业界及其他普通民间广寻对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提携，培养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而使日满华之间的经济特殊关系置于以政治等方面的理由无论怎样也难于动摇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4页。]
根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
（1）华北五省独立；
（2）华北五省自主；
（3）河北省中心自治地带；
（4）局外中立裁兵地区设立。[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新版，第62～63页。]
各种方案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自治”、“亲日”。
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中心议题是塘沽协定签定后的对伪满和对华北的方针，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第123页。]
（三）广田的伪善外交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兼用政治、军事手段，以武力威逼与外交诱惑相结合，企图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就范。在日本军部与关东军着手分离华北的同时，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上作外交演说，提出了对外关系中要推行所谓“不威胁、不侵略原则”。[《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2页。] 立刻得到蒋介石政府的响应。l月29日，蒋介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他对铃木说：“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当极力取缔，但完全消灭，尚须相当之时日”。[《外交周报》第3卷第6期，第9页。]
此时，载于1934年12月《外交评论》杂志的国民党官方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正好发表。该文系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记，用法律学者徐道邻的名义，竞相转载于各报纸，文中宣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1935年2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说：“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徘日之必要。”[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接着，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对日关系书”，大谈中日提携的必要和应促其实现，他说：“广田的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大致吻合，……。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日本外交史》。第19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7页。]
为了摸清日本对“亲善”、“提携”的意向，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定，由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乘返海牙任所之便，取道日本，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王宠惠于1935年2月19日抵日本后，先后会见广日外相，访晤冈田首相，并会见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务次官重光葵等要人，一再表白：中日提携系属大道，希望两国努力扫除障碍。他趁此机会“与贵国朝野各士会见，一面就中日外交关系及经济提携对策等听取日方真意，一面使贵国朝野人士彻底明悉中国当局所持之意见”。[《政治周刊》第2卷第8期，第21页。]
为了表示对中日“亲善”、“提携”的诚意，2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日本政府看到中日“亲善”、“提携”的谋略得到响应，遂进一步加以诱导。同年3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有野晤访汪精卫，表示感谢中国方面有诚意取缔排日，中日关系渐上常规，不胜庆幸。晤谈后有吉明在发表谈话中说：“前者蒋介石氏即发表中日问题正常化之声明，国民政府亦复努力取缔排日，致中日关系，已有急速好转之机运。”[《政治周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3月。]
次日，日本外务省亦表示大体满意。5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转达日本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决定。5月17日，中日使节升格的决定由双方同时发表。中国驻日本大使为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日本驻中国大使为现任驻华公使有吉明。
在日本政府伪善外交掩蔽之下，日本军部及其在华特务机关却积极策划着进一步分离华北的计划。在大连会议后，土肥原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遍访国民党有关要人，于3月下旬返回长春，提出报告。关东军据此于3月30日决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
（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
（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版，第33页。]
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协商策动“华北自治”。同年8月，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及驻华武官一份文件，强调其华北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在华北五省建立“同帝国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日〕《历史学研究》第511号，1982年版。]
曾任关东军参谋并主持内蒙特务机关工作的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华北的自治运动，始于1935年4月，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86～87页。]
（四）多田骏声明——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代表作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多田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第56～57页。]
多田上述声明在报纸刊出之后，舆论界立即哗然，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抗议。
10月7日，蒋作宾大使访问日本广田外相时指出：对于多田谈话“中国方面官民皆感到惊诧。”[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217页。]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同年10月4日，日本外、陆、海三相经过协商，再度确认日本分离华北政策，强调要“采用缓急得宜的方法，使中国方面（中央及地方政权）调整其与帝国及满洲国的关系，其作法是：
第一，“使中方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
第二，“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有效合作”；
第三“排除赤化威胁”。[〔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03～304页。]
此后，就上述问题关东军、军部和政府拟定了各种文件，10月还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召开以关东军为主的在华官员会议。
多田声明所宣布的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特点是：
第一，公开宣布的完整的方案；
第二，范围上着眼点在于整个华北；
第三，强调政治上的“分离”、“自治”以及日本的“指导”；
第四，在经济上正式提出了“华北经济圈”的说法。
多田声明完整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制定决不单是军方的作用，而是日本统治阶级意志和权益的集中体现。法西斯军人桥本欣五郎曾说：“华北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日本历史》28，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45页。]
近卫文鹰更露骨他说：中国对华北“自己没有开发之力而将此天赋资源放弃不顾，这可以说是对上天的冒渎，日本为了表露友谊而对其进行开发”。[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版，第101页。]
1935年和1936年间，日本在华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多种形式的侵略活动，制造了各种大小的阴谋事变，正是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日本分离内蒙的侵略政策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陷入日军铁蹄之下，部分蒙古族上层分子依靠日军的支持和指挥，在通辽一带大搞“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粉饰门面，掩遮其卖身投敌的叛国行径。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充分地利用了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操纵部分上层叛国分子，策动所谓的内蒙独立运动，推行对内蒙的侵略扩张。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3年10月，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起草了《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于“蒙古国”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包括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还提出建立“蒙古国”的准备时间为三年，以便集中和培养“人才”，甚至还对“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国号”、“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细致的说明。[〔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49～462页。]
1934年1月，日本陆军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年）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68页。]
2月，改任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满洲国接邻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72～485页。]
日军在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扩张，是其对华北侵略政策的构成部分，但它的目的与手法同在平津等地域的作法有所不同，其方案纲领显示有作为独立计划的特征。日军对于内蒙中西部的插手，是在1935年前后大规模开展的。
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进一步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该文件总结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侵略的经验，规定其今后的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了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2页。]
同时，还就控制内蒙地区的军事、文化、交通和经济等各领域作了细致的规定。军事方面强调组建由日本军官作指导官的仆从军，文化方面要借助宗教与教育力量，进行奴化教育，交通方面要以军事为目标全面规划，“以利于关东军将来的工作”，经济上则特别强调要由伪满洲国加以指导，展开物物交换贸易，但尽量“使之养成使用满洲国货币的习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3～496页。]
日军在内蒙推行的分离政策与以河北为中心的分离华北工作，其基本着眼点都是要使这些地区与南京中央政府脱钩，都要成为日本的卫星国、仆从国。对于内蒙更要求其对日军和伪满洲国具有最大限度的依附性，并要担负日军对付苏联和外蒙古的战略任务。
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又对上述要领进行了修订补充，进而制订更为具体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规定其方针仍是：“关东军基于帝国陆军的形势判断对策为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应当采取必要的对外蒙古的怀柔措施以及促进其反苏分离的气氛，同时为了有助于对华工作的进展，且巩固满洲的统治和国防基础的目的，要从实质上强化德王统制下的内蒙古军政府，同时使其势力逐渐向中国西部地方扩大，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最终要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同时确定，其施策的重点地区目前仍是绥远，其后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日〕《现代史资料》8，第540页。]
对此，陆军省为通盘考虑对华战略、兼顾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实施，遂制定《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对关东军制定的计划略加调整，将绥远南部及宁夏方面划归中国驻屯军担任。该月13日，陆军省的《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曾提出“内蒙工作其范围应大致限定在长城线以北，且暂不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的地域”，[〔日〕《现代史资料》8，第350页。] 力图突出分离华北的中心地位。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二节 日本对华北主权的逐步攫取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活动，在1933年“榆关战役”之后逐渐加强，伴随其分离华北政策的酝酿和形成，日益加剧了对华北主权的攫取。在中国方面，由于执政的国民党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本着眼点，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运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和主要敌人，将“剿共”放在第一位，而对日本的侵略，则采取一再妥协退让的政策，并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不能形成抵御日本侵略势力的有效力量，以致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动一再得手。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
一、张北事件、察东事件与《秦土协定》
察哈尔省为宋哲元第29军驻防地区，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张北两城，乃华北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在其“华北政策”以及“内蒙工作”的方案中，都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其矛头常首先指向张北、张家口等要地。
（一）张北事件
日军制造的张北事件，共有两次。
1934年10月27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交书记生他田克已等一行8人，以前往内蒙“旅行”为名，未经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即出发前往多伦。到达张北南门时，企图立即穿行而过，守门卫兵及保安队索查证件，盘查约40分钟后放行。10月29日，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桥本正康，向驻军第132师提出抗议。30日，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强烈抗议。
11月25日，宋皙元令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并于29日将直接责任者连长免职后，日军才暂告罢休。
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的4名军人，奉该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的派遣，以“旅行”为名前往张家口，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当其乘卡车由多伦去张家口，途经察省张北县城南门时，因无护照，被哨兵暂时扣留，但宋哲元怕触怒日方，下令放行。
第二天上午，驻军将4名日本军人“礼送出境”。然而，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却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在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同时，于6月11日由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等三条无理要求。松井还宣称：“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时，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4页。] 这就是第2次张北事件。
（二）察东事件
1935年1月，日军曾制造了第1次察东事件。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第29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采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日军于1月22日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固原防，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
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天津《益世报》1935年5月5日。]
6月，日军再次制造了第2次察东事件。
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史》1，第74页。]
第29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却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将进入东（北）栅子（独石口北约八公里的伪满洲国境内）时，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面返回。”还说12日，宋军又向小厂的国境警察射击。关东军立即以此为借口，电令土肥原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07页。]
而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过黄河，恐有过份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撤过黄河的决定。
（三）秦土协定
对于张北、察东事件，何应钦唯恐事态扩大，指示察省当局，要求对日方“斟酌情势办理”。6月13日，日方负责交涉张北事件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到北平，与日本使馆武官高桥但密谋。此时，日本关东军又派土肥原为全权代表来天津参与交涉，松井邀察省交涉代表民政厅长秦德纯同赴天津。
6月16日，日方又提出道歉、撤职和惩办第132师参谋长、军法处长等4项要求。17日，关东军将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召到长春仔细密谋，最后决定：以平津地区为重，将上述事件发生后的问题作为地方性问题而加以解决，要求中国将在“满洲国”境内和多伦附近的军队向张家口方面撤退，由宋哲元就各类事件向日方谢罪，处分直接责任者，中方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由于土肥原等人在平津大肆活动，要求罢免宋哲元，国民党政府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改由宋的副手秦德纯代理。
6月23日，土肥原偕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及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由天津市长程克陪同，到达北平府右街秦德纯住所，提出宋哲元军撤退，向日方道歉并处罚责任者等5条苛刻要求。关东军为配合上肥原谈判，调兵4000余人在古北口、南天门等长城一线进行实弹演习。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再度妥协，于26日晚复电同意签署协定。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察省官员陈觉生和雷寿荣与日方代表上肥原、高桥坦签署了协定，其土要内容是：
“一、从日中亲善的角度，为了将来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合法行动不受阻挠，向察哈尔当局提出以下要求：
（1）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2）解散排日机构。
（3）［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4）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5）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1）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2）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3）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4）〔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5）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的设置等）。
（6）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1页。]
这就是所谓《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
二、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一）河北事件
日军在华北进行侵略扩张，基本手段是制造阴谋事件，以此为借口，进行讹作，劫夺权益。在河北方面利用的借口和制造的阴谋事件主要有：孙永勤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等。
孙永勤系河北兴隆县黄花川人，自幼习武。当日军侵占热河后，在家乡组建“民众军”，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扣支持。
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会见孙永勤，民众军从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冀东特委选派了一部分优秀党员加入这支队伍，经过整编，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孙任军长，下辖4个纵队，队伍发展到5000余人。救国军击退了日伪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军，战绩卓著。
1935年2月，救国军在日伪协剿之下，被迫转移到河北遵化县境内。5月，在茅山地区遭5000余日军包围和国民党军的协同“会剿”，孙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镇压了这支人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接着又借口孙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庇护等大作文章，对中国政府横施压逼，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胡恩溥系天津亲日的《国权报》社社长，住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
1935年5月2日晚，有人潜入其住宅，向胡连击数枪后逃逸。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送至租界盐谷医院，因伤重毙命。白逾桓系天津亲日报社《振报》社长，住日祖界须磨街22号。5月3日凌晨4时许，有人潜入住屋，连击3枪，当日本警暑人员赶到现场时，白已身死。胡、白死后，两家汉奸报纸即告停刊。胡、白二人均系亲日派人物，经常往来于伪满地区及日本，二人所办报纸受日本驻天津军事机构资助，并为日本侵华政策作宣传辩护。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被杀，日本即借机说这是中国排日运动的表现，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将平津等地区纳入“非武装区”。
但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并指出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是事件的操纵者。[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18页。]
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孔祥熙财政部长会见美国大使詹森说：“亲日记者被杀害，应该说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18页。]
（二）何梅协定
日本为利用上述事件来压迫中国政府，1935年5月29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一同到北平军计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住所北平居仁堂，会见了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第一次以口头形式提出了日本的通告和要求。基本内容有：
“第一，由于中国官宪方面的贡任，发生了对付满洲国的阴谋，中国方面给予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援助，还有实行对日恐怖等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和天津。如此看来，日本军队已经需要再度越过长城线而进行新的发展，北平、天津两地也应在实际上包括进停战区域。”
“第二，明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是践踏在天津订立的交换公文，[原著者注：1902年7月12日订立，包含镇压治罪权。] 是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今后如有类似事件发生，日本将依据条约所规定的权力，采取自卫上听必要的行动。”
同时又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1。中国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和与事件有关系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从平津撤退，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员。
2。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
3。希望事项：驻平津地区的第51军（于学忠军）及中央军移驻保定以南，禁上平津地区党部及蓝衣社和其他秘密团体所策动的反满抗日活动。”[张篷舟：《近五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页。]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及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飞盘旋，对于学忠施加压力。
6月4日，酒井、高桥再次到居仁堂访何应钦，询问对日方要求的执行情况。何应钦答复说，已处理者已有罢免蒋孝先等3人，解散宪兵第3团特务处等7项。但酒井等变本加利，当即又提出将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走北平的宪兵第3团，解散抗日团体及调走驻天津的第51军等5条更为苛刻的要求。
6月7日，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6月9日，酒井、高桥第3次晤见何应钦，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一味妥协，当日，何应钦以口头形式答复酒井和高桥等谓：“日方所希望之点，截止昨日为止，已完全办到：
1．于学忠、张廷谔已他调。
2．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兵第3团已他调。
3．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定，天津市党部已停止工作，
4．日方认为有碍两国国交之团体（如励志社、军事杂志社）已结束。
5．第51军已决定他调”。
然而，对于国民党当局这些让步，酒井等仍然表示不满，又提出除已办诸事之外，还须办理以下四点：
1．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
2．第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
3．窜2师、第25师他调。
4。排日行为之禁止。
酒井等人还将日方要求的缮写件一份交中国方面。上述要求限中国于12日午前答复，并一再声称，中央军调离河北系日军军部之决意，绝无让步可言。[《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07～408页。]
对于如此无理的压逼，国民党竟再度让步。
6月10日，何应钦会见高桥，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训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全部要求。
同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张篷舟：《近五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页。]
在此前的6月6日，国民党政府已令于学忠率第51军经保定退避陕西，再以孙永勤入境问题令遵化县长何孝恰辞职，宪兵第3团调走。6月10日停止了国民党部在平津两市的活动。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开始移驻洛阳，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
对于中央军南撤，当时有人就写了一首诗：“忽闻协定说班师，十万儿郎涕泪时；忍辱不堪回首望，城楼不见汉家旗。”[《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07～408页。]
日本侵略者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退让和全部承诺仍不满足，又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以便作为凭据。6月11日，高桥突然携带一份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到北平军分会，要中国方面照抄一份，并由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梅津，该备忘录全文如下：
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迟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19～1020页。]
梅津备忘录的第一部分，把何应钦在6月4日、9日、10日的3次答复内容全部记录文中，要求何签署以形成正式协定。6月15日，经南京国防会议决定：“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是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我方难以照办，应请日方原谅。”[《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16页。]
但日方仍蛮横进逼，于6月21日、7月1日由高桥连续登门将拟好的一个要何应钦具名的通告交何应钦，文稿全文是：“六月九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并关于实施此等事项之附带事项，均承诺之。并拟自动的使其实现，特此通告。”[《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24页。]
何应钦在得到汪精卫的批准后，按该文稿复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待此通知。
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20页。]
至此，由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实际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
《何悔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有吉大使则声明说：“期望中日两国国交之圆满不仅限于一地，应将全华排日风潮为之一扫。”[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29日。] 日方毫不掩饰侵吞全中国的意图，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三、“华北自治”事件
日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自治”事件，对中国华北地区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和肆无忌惮的侵夺，在这些事件当中，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是主要的策划与执行者，中国方面曾对日本驻军的侵略行动表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其驻军的行动。日本军方则公然宣称：“本问题为关于停战协定内属于军司令官之统帅事项，而非外交事项，故不可移于外交交涉，想应由驻在军部当局处理之也。”[北平《晨报》1935年6月2日。] 完全是实力外交，跋扈之至。
其主要的事件有：
（一）丰台事件
丰台事件是由汉奸白坚武在日军的指挥和配合下，在北平西南部丰台发动的武装暴动。白坚武是河北交河县人，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长，1926年，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军队，白东渡日本，成了汉奸。1933年在沈阳组织“正义社”，1935年在土肥原支持下，纠集汉奸石友三、李瑞清等拼凑“华北正义自治军”，白任总司令，日本浪人樽崎一良为顾问，拟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为此，白收买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的第5中队长沈锡之与第6中队长段春泽，段被委任为“华北正义自治军”第2路总指挥。铁甲车队原属张学良东北军，张下野后归隶北平军分会，下辖6个中队，分驻南口、西直门、长辛店等北平四郊，第5、第6两中队驻丰台，曹耀章任大队长。白还派汉奸李瑞清先行收买大队附邹立敬，邹不愿当汉奸，虚与委蛇，向曹耀章密报，曹随即密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等设计逮捕了活动于铁甲车队策划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遂决定提前发动叛乱。1935年6月27日夜，白坚武率60余名匪徒，伪装成日本人（内有一部分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在丰台车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曹耀章得知驻丰台的铁甲车中队情况有异，亦向上作了报告。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立即采取措施，令全城紧急戒严，所属缪澂流部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警戒。
在丰台站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段春泽的第6中队，于28日凌晨向北平开进。段逆一伙到达永定门，缺口已堵，车队无法前进，日本人命令向城内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发炮，企图以爆炸声通知东交民巷的便衣队出来响应，但炮弹被士兵卸去引信，均未爆炸。便衣队在东交民巷受到四周军警的包围，无法行动，此时天将拂晓，城外叛军不敢拖延，听从日本人命令退回黄村。段春泽见大势已去，率300余人逃往香河县。该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了王树常密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3名头目，其余部下立即自行散去。段等被解往北平，经审讯后枪决。第5中队长沈锡之等叛乱时没有直接参加，但也没有听从命令截击叛乱，遂被扣押。日本顾问松井兼之及几名日本浪人也一同落网，其后由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据“日方史书记载，丰台事变中直接参加叛乱的日本人有15人。[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2页。] 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在日军的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二）香河事件
丰台事件不久，又发生了香河汉奸叛乱，其导火线是香河县的税收问题。
1935年8月13日，香河县政府颁发布告，宣布从9月10日开始，每亩土地再增加附税1角2分，连同以前增加的5分1厘，每亩地每年共附加1角7分1厘。这对土地贫瘠，连年天灾的香河地区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沉重的负担。布告贴出后，民众怨声载道。那些土地较多的乡绅地主们更为不满，城南柴庄的武宜亭，城北领子村的安厚斋等，想借民心波动之机，鼓动抗税不缴。武宜亭有土地100余亩，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过河北省议员，其子武真华在日本留过学。父子二人是仰仗日本势力、横行乡里的汉奸劣绅。
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得知武宜亭等要闹事的消息，甚为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华北的有识之上从心底里产生出的华北自治的迫切愿望。”[〔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129页。]
香河县地处平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战略地位重要。在此策动“自治”，既可直接影响平津两市及河北全省，又能使国民党方面难以武力干涉。把香河抗税闹事纳入“分离华北”阴谋的轨道，还能通过武宜亭等人搞一个“民众倡导自治”的先例。10月上旬，曾任伪满军事顾问的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在北平对武宜亭、安厚斋亲自指点，面授机宜。武、安等返回香河，武真华与两个日本浪人胜见、福田霞也同时赶回柴庄。一面联络乡绅地主，一面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
18日，武宜亭与两个日本浪人到大地主胡承武家，召集所谓“国民自救会”，决定20日以请愿抗捐为名到县府闹事，“要求县长收回成命”，“要求自治”。20日晨，约2000余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县府已经获悉武宜亭等人将举行叛乱，见状急忙关闭城门，只让其派3名代表入城交涉。此时，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队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经该县警察呜枪弹压，又将城门关闭，受骗民众大部散去。翌日，河北省主席商震，由附近的三河县调“非武装区”保安队第1总队第7中队前往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便从北平派出宪兵20余名，由分队长大木带领，分乘汽车2辆，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当日下午，日本宪兵到达县城西门，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各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
6月22日，武宜亭等扩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并派人四处张贴和散发由武署名的“香河县人民自救自决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有计划煽动的香河乡民暴乱，既不愿放任不管，又怕采取措施会触怒日方，遂于10月23日命令商震“妥为处置”，“万勿任其扩大”，“于外交中得一根本解决办法”。[《北京日报》1935年10月27日。]
商震所派代行县长职的省参议刘耀东到达香河后，23日19时，武以个人名义宴请刘参议及日本“代表”西村。刘不知这是一席难吃的鸿门宴，如约前往。席间，西村向刘索阅省府委任状，刘从身上取出递过，西村根本不看即将其撕毁。刘耀东提出抗议，武宜亭同伙一拥而上，将刘打得大呼救命，刘的随从3人拔枪登楼，武等一齐开枪，随从杨文治身中5弹，当即倒地。其余2入亦受伤，其后一人重伤在医院死去。刘本人被扣押监禁。随后，武等率众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商震于24日晚从北平赶到天津，次日会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参谋长酒井隆，以及日本驻榆关特务机关长竹下睛义等人，但未能解决。各国驻平人员纷纷表示对事态的关注。6月24日，日本陆军省召开非正式军事参议官会议，川岛陆相、桥本次官、杉山参谋总长等均参加，讨论了所谓“华北农民运动的情势”。会后，陆军省发言人说，香河事件，将来无发展之可能、“可望依华方当局之手使之平息。”[天津《益世报》1935年10月25日。]
基于日本“民众倡导自治”的隐讳策略，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多。中国驻屯军及驻华特务机构，经过一番强同夺理的纠缠后，才与商震达成协议，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这伙叛逆一失去主子撑腰，立即如乌兽散，武宜亭于6月27日晚逃进天津日祖界，其余亦各寻出路。驻通县的保安第1总队第7中队于28日早6时开入城内，维持治安。这样，一场由日本扶植的“自治”闹剧匆匆收场。据日方宪兵队调查材料，有6名日本人参加了这次叛乱，整个事件受到了伪满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操纵。[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3页。]
（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泛指河北东部平津一线东北的大片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及22个县城，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余万。日本的关东军虎踞于前，驻屯军狼顾在后，到塘沽协定签署，这里大部分被划入所谓非军事区，实际上已成为日军的囊中物。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批准将冀东22县划为两个区，在唐山和通县分别设立滦榆、蓟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陶尚铭、殷汝耕分任公署专员。陶不讨好日本，为日方所排斥，不得不于1935年7月27日辞职，转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殷汝耕由日本推荐改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遗职由苏玉琦继任，冀东大权实际上全部握于殷一人之手。殷汝耕系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娶了日本妻子。其后虽然归国，实际却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日本学者评论他是：“自认为只有依赖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时候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日本。”[《日本外交史》19，第238页。]
殷曾参与1932年《松沪停战协走》和1933年《塘沽协定》谈判，为日方尽了犬马之劳，深得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员的青睐。殷在任专员时竭力巴结日本，纵容日方走私，完全成了日方在冀东得力的看家犬。
8月4日，滦县车站保安队长刘佐周被人暗杀，日本一宪兵亦被流弹击伤。日方认为是离任的陶所策划，一方面向中国提出抗议，同时还以商谈为名，约见已去北平的陶尚铭，并将陶扣留两周之久。这就是“滦东车站事件”。
土肥原致力于华北“自治”，在拉拢宋哲元遭受挫折后，即着眼于冀东，企图利用殷汝耕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以实现其分离华北的政策。照土肥原的盘算，以此促动，“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决定让殷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谋后，当晚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决定宣布停战地区自治。24日，殷汝耕返回通县，当夜发表“自治宣言”，25日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如此尽心尽力，连上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殷汝耕宣布“自治”的消息，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巨大冲击。为防止事态的扩展，国民党政府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通缉殷逆，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冀东地处“非武装区”，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没有能力惩罚他，蒋介石也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82年版，第85页。]
在日军卵翼之下，这个伪自治委员会在一个月之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改组后的自治政府制定了组织大纲14条，设委员9人，殷汝耕为政务氏官，“总揽全区军政事宜”。1936年4月，该傀儡政权第二号人物，政府秘书长兼外交处处长池宗墨，作为专使率10余名官员访问伪满洲国，其目的是公开表示“为与邻邦敦睦友谊，并专诚答谢关东军”。池宗墨一行每到一处，肉麻地吹捧伪“满洲国”为王道乐土，保证要以日满“王道乐土精神，灌输于我冀东二十二县”。[《冀东日报》1936年4月24日。]
5月，伪“满洲国”官员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殷逆不但为日本看护冀东这块殖民地，还配合日本的侵华政策，频繁以通电、谈话，甚至以飞机播撤传单等方式，向宋哲元、阎锡山等国民党华北大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冀东实行“自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日本推行分离华北政策的得力工具。
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日本将国民党政军两方面的势力逼出平津等河北中心区之后，立即着手扶植“自治”傀儡。日本曾拉拢诱使华北各势力代表人物，如于学忠、孙传芳、吴佩孚以及阎锡山等人，均遭抵制或公开拒绝。其后，日本分析宋哲元拥有很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同南京政府有矛盾，是一个理想的对象，遂展开了对宋的“工作”。
日本最初设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土肥原所拟定的“高强度方案”，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有：
“（1）自治领域为华北五省，推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会中聘日本人为顾问；
（2）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
（3）向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合作经济圈迈进，即：开发矿藏资源，振兴棉花栽培，脱离国民政府的白银国有令，通货与日本建立连锁制等：
（4）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65页，注释②。]
土肥原还企图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召开期间达到这一目标，在五全大会闭幕时公开宣布自治消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1935年11月13日，日本关东军调一个旅的兵力在山海关等处摆出推进姿势，海军亦调兵到青岛。
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
因此，蒋开始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为力求主动，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进行对日交涉，同年11月20日蒋电告宋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独为其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4页。] 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5页。]
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月20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
“（一）实行共同防共；
（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
（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
（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
（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
（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12月3日晚进入北平。
4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未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国闻周报》卷12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月5日，15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页。]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国闻周报》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藉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中央日报》1935年12月10日。]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订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井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霞、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1937年2月20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7页。]
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
五、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用了类似平律等地的手法，十分注意扶植傀儡政权，首先拉拢的是李守信。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土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任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长。
1931年冬李部驻防开鲁，曾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此事博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支，现款3万元。随后，李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井协助日军占领林西，破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从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译本、第121页。]
日军也认为由于李的投靠而“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74页。]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侵入与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区”，李任行政长官兼军长。日军认为，单靠李守信还不足以策动内蒙的“独立”，又着手扶植第二个傀儡，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德王是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生于1902年，1908年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社棱郡王。
1919年德王开始主持全旗政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
1930年冬，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即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进行拉拢德王的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等请他到扶桑馆吃饭并进一步煽动他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满蒙联合”。1932年，日本陆军派遣特务笹目来苏尼特旗，在德王的掩护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活动。同年，德王前往北平，串联当时住北平的蒙古王公等上层分子，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到南京活动。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当时由南京政府所委派的委员长石青阳，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为蒋介石所拒绝。返回北平之后，继续以该代表团为基础，结成松散的社会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1军长。但德王推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于7月26日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9月28日，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并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顾虑日本在背后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遂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由德王担任秘书长。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均已年迈，不愿到职视事，“蒙政会”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德王在此时暗中通敌，尚未公开叛国，仍与蒋介石拉关系，领取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12万元，经常费则每月3万元。还得到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3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4辆，大小无线电机10台等物资，这些经费和武器等，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增加了德王个人的活动资本。
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十分合拍。1934年初，日本特务笹目由苏尼特旗德王府动身回国，不久再回德王府，并在该旗设立特务组织“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1934年夏，长期在内蒙地区活动的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也潜来百灵庙与德王晤谈，并答应送给德王步枪2000支。同年10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来苏尼特右旗进一步拉拢德王，德王也就“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20页。]
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这一事件事实上具有援助德王内蒙自治工作的意义。”[《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23页。]
当月，德王派其心腹宝贵廷带着他给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田的密信，潜赴多伦。在植田和李守信的帮助下，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成立了1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暂在李部属下进行秘密训练。接着关东军派突浦为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在该旗架设电台，并与德王商定保密办法，宍浦化名石田三雄，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为掩护。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固定的联络渠道。不久，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2科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来到苏尼特右旗会见德王。
会晤中，田中拿着写有“满洲国”和“蒙古国”的一张纸对德王说：
“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21页。]
1935年6～7月间，日本连续制造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也加快策动内蒙独立。日本关东军专派小野寺少校给德王赠送飞机1架。日本“满铁”总裁也同时派员给德王送来整套的电影、照像和放映机。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借渡边上校、田中隆吉参谋等，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
1935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为解决经费和武器问题，关东军送给德王日币50万元和步枪5000支。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占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31页。]
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室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其亲信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
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李守信兼参谋部长，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并德五郎等日本人分别任主任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会场上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作为军政府旗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元731年，日本方面派宋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日〕《现代史资料》8，第612页。]
这样，德王终于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建立之后，日本欲将其与伪满和伪冀东政权更紧密地纠集在一起，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建议德王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于是德王借同李守信等人乘飞机到伪满新京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又拜谒伪康德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之礼，溥仪在关东军授意下封德王为“武德亲王”，并授予“钦任状”。德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了所谓“蒙满协定”。此后，德王又根据田中隆吉的指示，派伪外交署署长陶克陶与冀东伪政权殷汝耕会商，缔结了所谓“蒙冀协定”。这样，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关内外的三个傀儡，就被其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三节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对华北的经济调查
日本在侵占和掠夺东北大批的资源财富后，并未感到满足，正如战犯重光葵战后所供认，日本在夺取了东北之后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转向华北进行扩张。[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64页。]
为了对华北实施经济掠夺，日本首先进行经济情报方面的刺探和搜集，满铁是领头的执行机构。早在1933年11月，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准备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分会，在北平、山海关或滦县、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南京、汉口、香港及广州设立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有开滦煤矿、井陉煤矿、山西矿业、山东煤矿等矿产资源，冀东地区工业及整个华北地区经济资源（包括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以及交通状况，还计划摸清伪“满”对华北的贸易及关税，各国在华北的利权及投资等问题。
1934年3月和6月，满铁两次派理事十河信二到中国“考察”。在其“考察”基础上，十河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其要点是，由满铁在华北设立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另设对华投资公司，负责与中国交涉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这就是后来组建兴中公司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还计划将北宁线（北平——沈阳）延长至山西，以便于山西煤炭外运。
1934年10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162页。] 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还规定了对华北调查事项及其细目。
为达上述目的，日本作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满铁根据军部要求，在满铁经济会内增设了第六部，下设综合班与基础调查班，专门负责收集和调查华北的经济情报。又在满铁总务部内新设东亚科，在天津设事务所，在察绥两省设调查所，扩张满铁在华北的地盘。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设置了经济科和经济顾问部，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科”，等等。这些组织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对华北地区经济资源、政治制度、社会人情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性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对华主权的粗暴践踏。
1935年，随着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日本在华北的非法调查亦加紧进行。7月7日，以满铁总务部东亚科长内海治为团长的华北事业经济调查团一行7人，由长春抵达天津。该团预定在平、津、冀、晋、察、鲁、绥等地，有计划地搜集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方面的情报。
同时，为加强统一协调，满铁对华北的经济调查被纳入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总体计划之下。其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自1935年10月至1937年1月，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先后动用380余人，耗资54万日元。其调查手段，多是在各地日军的武力支持下，采取收买、诱骗或恐吓等各种间谍式作法，收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数据。对华北的煤、铁、石油等矿业资源，电气事业与制造业的原料及其发展前景，铁路的运输能力与港湾关系，港口与运河水运等诸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出了85册调查报告书。例如，矿业班先后调查了华北的金、煤、铅、铜、铬等26种矿藏，159家矿山的各方面数据。[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5页。]
满铁在天津设立的事务所，伙同日军特务机关对华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测量。其调查的主要活动有：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滦县、乐亭等13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冀东地区13县实态调查报告书（绝密）》，数量达14本。同时，向济南、张家口、太原等日军特务机关派遣金融财政方面的人员，参与对各地财政经济的调查及阴谋活动，还通过在各地的驻员搜集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各种情报。
日本通过满铁、驻军等各种组织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对华北经济情报的攫取，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具体细致而密级甚高的特点。依据上述调查，为日本军部和政府制定新的侵略政策提出了建议和参考，例如会田勉写出《华北大观》，声称：华北对于日本真可谓是“生命线”，不仅“政治上要稳定，经济上也应协作开发。”[会出勉：《华北大观》，早稻田出版部，1937年版，第314页。]
兴中公司这一类侵略机构，也是在满铁调查基础上，以满铁人士十河信二为首组建的殖民机构。
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计划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
日本推行其华北扩张政策更是如此，其各种纲领方案，几乎都强调了华北的“军需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满铁调查部：《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中国·立案调查书类·？编1卷之2）》1937年，第97页。]
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内容有：
“（一）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该公司为纯粹的金融机关，满铁、东拓当然参加，同时广泛地纠合日本内地的资本。
（二）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各事业公司作为中日合办，日本方面现金出资，中国方面现物出资，而对现在营业中的合办公司，予以改组扩充。
（三）考虑到华北资源及产业的现状，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
（四）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
（五）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方法是扩充东方旅行社，考虑在中国领土内敷设铁路。
（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蒙古为背景的华北贸易日趋衰落。今后应当努力复活各该地贸易，谋求天津及其他贸易都市的繁荣。
（七）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华北中日“经济提携”》，《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
7月17日，关东军在其长春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进一步策划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具体办法，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各参谋以及土肥原、仪我睛义、花谷正筹各地特务机关长，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均出席，会议决定了以下五项：
“（一）建立中、日、‘满’三国经济合作的常设机关。
（二）开发范围暂以河北省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省发展，
（三）为了金融流通顺利，第一步应先开发矿业、棉业等经济资源。
（四）满铁应与各种商业公司密切联络与合作，并促各界有力者奋起。
（五）为注视华北当局的动向，关东军与平津驻军应密切合作，今后应不断召开会议，以资联络。”[《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为使掠夺华北经济资源计划更加完善，关东军在会后又与满铁公司反复进行磋商，满铁公司主张，在对华北经济进行基本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项计划，并设立港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华北经济调查委员会，经协商，双方意见趋向一致，都主张先利交通，然后开展其它各种事业。其要点如下：
（一）铁路建设计划：满铁想尽快在华北建成的路线，第一是沧石铁路，第二是彰（安阳）济（南）铁路，其目的在联络平汉与津浦二线，使其横断华北。
（二）海港建设计划：第一想利用青岛与秦皇岛原有海港，以运销山西和绥远的煤，察哈尔的铁以及山东的棉花，第二想开设大沽港，使其能容八千吨以上的巨轮出入，成为冀、晋、绥、察各省资源的最大吞吐港；扩建塘沽港，使之能容三千吨位的船舶自由出入。
（三）开发农业经济计划，在华北各处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向天津及其他各地派遣若干农业指导员，确保农产品购销，保障日本所需的棉花、羊毛等类产品等。
（二）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更大范围的扩张和进攻英、美、苏的战争作准备。矿产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为上乘，多为炼焦用煤及无烟煤；铁矿不但储量丰富且品位很高，含铁量达50％以上，宜于直接冶铁。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7万元，其中华北2078。9万元，占99％，在华北矿业投资中，又主要集中于煤、铁、金矿各业，投资额达1976。9万元。投资方式中，合办投资额量大，达1318。4万元，约占67％，其次是贷款，为338。5万元，约占17％，直接投资只占16％左右。[〔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第208～210页。]
在矿业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1936年日本向中国煤业投资总额达2108。7万元，其中华北地区为1853。2万元，占近88％。[〔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208～210页。]
在合资矿业中，日方占有统治地位，在一些煤、铁等重要行业的中日合办公司中，日方自不待言占有垄断地位。同欧美相比，1936年日本在华北等关内地区投资达3484。6万美元，超过了历来在华经济势力最大的英国。[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日本对煤铁等矿，采取盗匪式的直接夺取，如“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仰仗关东军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占。
棉花是日本掠夺的又一重点。日本国内很少种植棉花，其纺织业所需棉花的98％依靠进口。中国华北各省均适于种植棉花，产量很大。1933年仅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价额即达1980余万元。日本自侵入华北即开始夺取华北的棉花产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设立所谓“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并利用汉奸转手，以中国人名义偷买中国土地。冀东伪政权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的几万顷土地，为日本“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公司”、“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夺华北棉花的组织纷纷建立。
同时，6家日本纱商也成立了“棉花协会”和“棉花交易所”，以便控制华北的棉花产地和棉花市场。
“兴中公司”则拟定华北种棉的5年计划，企图独霸华北的棉产。
棉纺业也是日本垄断的重点。“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向华北侵略扩张的战略需要，以及华北棉花得天独厚，量大质优，因而，贪婪的日本财阀将纺织资本急剧转向华北。日本以收买、吞并或新设厂的办法，排斥华资企业。自1935年至1937年间，天津原有7家较大的华资公司被日资吞并4家，占天津纱绽总数70％以上。[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到1937年初，日本在天津纺织厂已有10家，纱绽177000枚，织机数千架，而华资只有5家，纱绽71000枚，织机310架。[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33页。]
华北的另一个纺织业中心青岛更为日资所统治。从整个华北的纺织业看，日本的扩张是十分惊人的，1932年华北纺织业集中地河北、山东两省，纺织锭数华商有374980锭，占50。63％，日资365580锭，占49。37％，到1936年，华商纺织下降至242456锭，仅占26。02％，而日商纺织猛升至689202锭，占73。98％。[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第220页。]
按计划，日本还将新设若干厂房和织机，其规模将赶上中国最大的纺织中心上海。
日本对华北其他物资的掠夺，亦不遗余力。如对渤海湾头白河两岸著名的长芦盐，日本政府决定由其专卖局统制进口。冀东地区丰富的高矾粘土，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兴中公司和日军特务机关与冀东伪政权相勾结，最后将59处矿区攫为己有。此外，还积极掠夺内蒙的羊毛等物资。
（三）控制华北交通命脉
交通运输业的控制也是日本侵略者十分重视的。在铁路方面，1936年日资向华北铁路投资的贷款，本息累计达8733。25万元。[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494～496页。]
除上述修筑沧石、彰济铁路外，还打算修筑连结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蒙古铁路。在海港方面，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原有青岛、秦皇岛等口岸，还计划扩建塘沽等港口。[《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在航空业方面，1936年6月，日本曾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13333。4公亩，修建了大机场，用作华北航运中心。10月，日本逼迫宋哲元与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签订了《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合办“惠通航空公司”，资本为450万元，日方投资250万元。公司总部设在天津，董事会7人，日本占4人，航线5条：北京——锦州、天津——大连、天津——张家口、北京——沈阳、天津——热河。各线均与日满航线联结。[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第556～559页。]
从此，日本逐渐掌握了华北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命脉。
（四）建立经济掠夺机构——兴中公司
日本为实施经济侵略，兴办名目繁多的公司，并渗透到华北所有的工商业。在天津设立的几家大公司有“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此公司后并入“兴中公司”）等。还利用旧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等，从事各种搜刮。其中，规模最大、掠夺最多的要数“兴中公司”。
兴中公司筹建子1935年初，8月2日由日本政府批准，于该年12月20日在大连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兴中公司是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直接产物，是日本实施经济侵略大肆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机关。兴中公司成立时，名义资本为1000万日元，由“满铁”承担70％，其余招中日商股。其总公司设大连，分设子公司于天津、上海、东京。其营业目的，名义上规定为中、日、“满”之间相互贸易及关于中、“满”小企业的投资及斡旋介绍等业务，实际上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经济掠夺不择手段。如兴中公司收买了天津市新公司，于1936年8月20日创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河建成3万千瓦的大型发电站，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1936年以后兴中公司又合并了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芦台、通县等7家电灯公司，创设了冀东电业股份公司。随后还收买了北平电力公司、北平华商电灯公司的股票。[依田熹家：《日中战争史资料》（占领地统治·1·），1975年版，第414页。]
其成立后的10个月，资本额便由1000万日元猛增至1亿日元。[《银行周报》卷20第40期。]
该公司一方面是满铁的子公司，它在华北的活动，是满铁势力在华北的扩大。但兴中公司在财务上接受日本大藏省的监督，其章程、董事人权以及对华通商政策需经日本外务省指导。这又充分说明，兴中公司是一个日本的国策公司，它推行日本的经济侵略政策，是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代行机构。
兴中公司以这种满铁子公司与国家国策公司的一身二任的形式，不但联结了日本的军部与财阀，而且勾通了日本作为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通过兴中公司这条巨大的吸血管，吮吸华北的富源，从经济上全面地推行其侵略华北的政策。
三、“自主币制”、走私与特别关税
金融财政领域，也是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一）“自主币制”
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各国竞相寻找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路。英、日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筑起保护性的货币壁垒，以此向海外倾销商品，并防止外国商品侵入。1934年5月，美国政府通过《白银法案》，抬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此向银币国家倾销商品。
中国当时是最大的用银国，由于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银币便象潮水一样涌入美国市场，从而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不足，带来经济萎缩。南京政府曾于1934年10月设置银输出税和平衡税等项目，力图阻止白银外流，但没有效果，财政情况日见险恶。
中国政府迫于财政危机而筹划币制改革，并向各国借款。英国在华的投资大大超过美国，英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便积极帮助南京政府进行市制改革。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为英国首席顾问来到中国。李滋罗斯考虑到当时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曾多次征询日方意见，并于1935年6月启程离开伦敦后，取道加拿大先到日本访问，试图争取日方对于援华的协调。
日本对于中国的市制改革的态度，取决于日本总的对华战略。削弱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因此，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蛮横地加以反对。当李滋罗斯来华之际，日本外务省玩弄外交手法，宣称：“日本是稳定东亚的力量，稳定东亚应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遂行。”在此前提之下，日本表示“尊重英国的正当权益”。[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22页。] 明白地警告英国，不要侵犯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李滋罗斯访问日木之后，认为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谅解。于1935年9月21日抵达上海，经过同南京财政要员的协商，英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期限35年，年息5分，以作为财政整顿和实行新币制的准备金。经过一系列准备，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样熙于11月3日正式宣布中国开始币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以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各种公私款项只许用法币结算支付；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现有流通白银及银币可按规定换领法币，以后又规定与英镑美元等外币的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这次币制改革实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对全国金融财政的统制，国民党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纸币，加重财政赤字，从人民手中汲榨财富。但是，市制改革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有利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币制改革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军部、政府各方面却纷纷发表声明，并采取反对和阻止活动。
1935年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实行阻挠币制改革的方针，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满洲报》1935年11月11日。] 9日，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币制改革事先未与日方“协议”并取得合作，同时对英国对华借款表示“始终持反对之态度”。[〔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08页。]
同日，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73页。]
配合其外交方面的声明，日本加紧在华北各地实行所谓“自主”货币制度，以对抗和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市制改革。其主要方案曾议定出：“1、全票方案，2、满洲国国币方案，3、华北统一银行券方案”，[〔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第124页。] 等几种方案。
1935年12月8日，曾策划伪满币制方案的伪满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在《中国币制改革与我国策的确立》一文中声称：“中国此次币制改革虽在政治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重大危机，但在技术上却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向关东军建议，日方表面上与法市保持联系，但应进行“华北自主币制”。[〔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51页。]
随后，日本陆军省拟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其基本方针是：“华北币制在形式上虽需要使之同中国一般市制建立相当的联系，但应迅速排除来自华中、华南方面实质的支配关系，并进而吸收利用其资金”，把以中国新币制为基准的“一种日金汇兑本位”作为本位货币。[〔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84～285页。]
1935年12月10日，华北日军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设立新的金融中枢，使之与华中、华南金融相分离；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由华北自治政权与民间银行、钱庄集资1亿元，首先发行额1。33亿元；由银钱业和商界的亲日分子任公库首脑，顾问及科级职员由日本人担任。1936年2月22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提出了上项计划纲领的修正案，对华北币制独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货币取10进位，计纸币5种，铜币4种，共9种；华北公库理事会由理事长（总裁）、理事（副总裁）、各分库理事会代表，银钱业公会和商会代表等组成；在冀察经济委员会下设公库准备委员会。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由日军松室孝良少将胁迫，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5月由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印发纸币。
1937年3月，伪冀东银行也发行若干面额的纸币及辅币。日本的“自主”币制活动，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推行，但亦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其对华北实行经济掠夺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白银走私与武装走私
从日本进行的白银走私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金融财政的险恶用心。在市制改革之前，日本一直在唆使日本及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
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天津的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兑出白银达1682103元，北平的交通银行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这20余天内兑出1629600元，使库存银元降到最低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档案。]
而这些银元几乎全部落到伪满及日本手中。其挤兑的主要办法是，用中国、交通、河北等三行的1150元钞票购兑中国银元1000元，之后运到关外售与日本人专设的收购中国银元的机构。
用其他钞票也可以购兑中国银元，其价格是，以日本银行钞2050元，或朝鲜金票1400元，或满洲洋票1300元购买中国三行钞票1000元，再以之购兑中国银元偷运关外。就这样，有限的中国银元就被日本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而去。[《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0册。]
此举既可以毫不费力地塞满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国的金融财政，这就是日本使劲地破坏中国市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在给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呈文中说，每日密送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十五六万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于学忠转报华北白银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以此而计，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400万元。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177900元之多。[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
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由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平、津两地库存白银几乎被汇兑一空，中国银根吃紧，同时又纸币贬值。带来物价上涨，工商业停滞，经济崩溃。这正是日本所希望发生的混乱局面，它便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翻云复雨，巧取豪夺，策划自治，吞并领土。
除上述白银走私外，日本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武装走私活动，对华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种走私活动随着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扩张加剧，从隐蔽的小规模的，发展到公开的集团性的武装走私。
“走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秘密输售货物，逃避交纳合法捐税。而日本所进行的走私，是以其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对中国实行强迫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输售活动，其实质无异于强制掠夺。当时在长城一线，满载各种商品的马车几十辆为一队，连同其武装护卫数百人一伙，从伪“满洲国”通过长城各缺口浩浩荡荡进入华北。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自冀东远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89617包（4033745公斤），卷烟纸6171包（1183836公斤），布匹12131包，白糖479296包（43136640公斤），杂货11052包；其中1936年4月19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1862包（830790公斤），白糖41171包（3705390公斤），卷烟纸245包（15239公斤）等。[《银行周报》卷20第20期。]
这些武装走私队以武力抗拒中方的陆海缉私人员，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更以外交手段保护走私，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横加勒索。日本方面还以“协助缉私”为名，派出宪兵警察非法进驻北平、天津、唐山、滦县、昌黎等站，“检查”来往客人，严重干扰中国方面的正常缉私业务，侵犯中国的主权。
当时，处于伪满和冀东之间的“中国方面的税收机关，其职能处于停止状态。”[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43页。]
日本在华北走私，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糖业与人造丝业，以糖业来说，1935年一般市价白糖每担22元，红糖每担18元，然而私货却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总之民族工业没有一样不受私货打击。
（三）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1/4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36年2月，冀东伪政权颁发所谓《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在登岸时只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海关关税的查验费（亦称特别关税）后，即可合法运往各地。
伪冀东特别关租与中国关税之比较
货物冀东特别关税（元）中国关税（元）
砂糖135斤/包4～59。8
方糖100斤/箱6～1020
人造丝100磅/包20～40120
干贝100斤/包15～2040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1/4）
在冀东伪政权特别关税的庇护下，走私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日文资料记载：“以往在高关税桎梏下的输入品，以人造丝、砂糖为主，现在能一起向天津输送。因之天津的人货量以惊人的数额上升，人造丝、砂糖犹如洪水一般。估计3月下半月的入货量是：砂糖五六万包，人造丝六七万包。
这些优良廉价的日本货冲破冀东关税堤坝，如同怒涛涌入中国各地，现已南下运至上海方面，以致给中国市场一大冲击，遂成为最近哄动一时的问题。”[〔日〕《现代史资料》8，第153～154页。]
日本还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武装区延伸到海上。日本海军否认按国际惯例中方所应有的3海里之内的领海权，蛮横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的通行，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关缉私权力。中国无论在陆上和海上都无法行使主权，而日本走私集团则恣意妄行，旁若无人，甚至常以200吨位以上的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大连和冀东海岸。
日本的武装走私使中国遭受了巨大财政损失。据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年）8月至本年（1936）4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2500万元，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东方杂志》卷33，第13号。]
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日本的野蛮走私及不平等贸易遭受中国和各国的抗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经过中方反复交涉，日本在其“特殊贸易”的规模上，表面曾有所收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破坏中国财政金融这一经济战略方针。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以弥补日本资源和国力不足，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一、“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略路线的确立
（一）“八一宣言”的发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疯狂“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宣言。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即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但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虽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也不能切实执行。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发展了“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德、日、意法西斯势力猖獗，新的世界战争危险日益严重，国际工人运动受到残酷镇压的实际情况，决定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策略方针，并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创议，“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页。]
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多次发言，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等，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救国报》以后改为《救国时报》。]上发表。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正确地分析国内形势，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着，长此下去，中国这个5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4万万同胞将会变成亡国奴。宣言还指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集团坚持卖国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正因为如此，日寇才能得寸进尺，才使中国出现半壁山河被侵占的悲惨局面。宣言庄严宣布：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卖国罪行。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中华民族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第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宣言指出：“无论各党派问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8页。]，为抗日救国而战。宣言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第三，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提高工资；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八一宣言”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1）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页。]
（2）不再局限于过去与国民党某些军政人员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上，进而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并为国防政府提出了十条施政方针。
（3）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以外，但却一再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事业而奋斗。
宣言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
“八一宣言”的发表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很激动，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八一宣言”在全国各个爱国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使蒋介石对内用兵对日妥协政策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之后，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等。会议深入分析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国前时局的基本特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5、609、610页。]
《决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它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即“十大政纲”。
《决议》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决议》具体明确了对知识分子、华侨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及白军官兵筹各项政策，强调“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616页。]
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8页。] 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加速革命的发展，就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页。]
中国目前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他们已经起来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1页。]
因此，在革命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抗日救国的活动，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页。]
毛泽东同时指出，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根据毛泽东这一科学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条件下，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蒋介石集团；就有可能抗日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让他们参加人民政权的管理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第三，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全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正确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二、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继续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利用党办的半公开、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着重向全国人民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华北地区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哨，中共北方局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在华北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视了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杜斌丞等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宣传和解释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市等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信给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派出代表做联络工作，给他们送去党的文件，解释和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对爱国民主人士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和推动他们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东北军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部队，1928年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遭国人谴责。热河沦陷后，张替蒋受过被迫辞职，去欧洲考察。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很大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他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当着亡国奴，因此，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对蒋介石的歧视、威逼及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日益不满，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抵洛川与王以哲首先会谈，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
（一）互不侵犯；
（二）建立交通和通商；
（三）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等。
张学良于3月4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意思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与张会谈，4月6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主要问题，内容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肤施（延安）东北之川口。因为风雪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9日才自己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飞到肤施。
当日晚8时，周恩来等人城，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直率地对周恩来说： “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页。]
此时，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但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周恩来对张提出的不能反蒋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4月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临别前，张学良赠送《申报》 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次会谈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指示还指出：“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的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承、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
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
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做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关系的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经过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情给国民党蒋总司令及西北的将领，提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三）对华北及其它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先进地区。
第29军负责平、津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前哨。
1935年8月，宋任平津卫戍司令，11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的错误，并把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阐明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对他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希望29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并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干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为了促进联合，毛泽东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处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29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对29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29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
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10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强救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成立于1936年5月。]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助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
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5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3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
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于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事宜。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而蒋介石现在还在进行内战，“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建议，毛泽东在信中答复说：“实属绝对必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联系。
（四）争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逼蒋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1936年仅写给他们的信函即达70余封，最多的一天写信9封。
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1927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毛泽东1936年9月8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与邵联合。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3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工作。邓当时恰不在西安，他得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见成，但已足见其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的热忱。
中国共产党还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对促进国共联合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6年5月，日本向华北增派大量军队，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各军事要地及铁路沿线。日本还派遣特务、浪人等，故意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以配合其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都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甚至一些开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部分的变化。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好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战，尤为重要。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共产党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民党中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态度有转变的实际可能性，为了促进蒋介石进一步转向抗战，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这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口号，直接公开地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4、81页。]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9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速中国工农红军向实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年1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9月1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张闻天、毛浮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吞并整个中国的步伐，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早日对日作战，开始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1935年10月，红1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推动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已成为开展全国抗日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都有国民党军的包围：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2个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即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据此，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决议还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的任务。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是：第1军团第2师、第4师、第1师，第15军团第81师、第75师、第78师。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是山西阎锡山竟动员其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于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所部，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冀察对日直接作战。2月23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约10个师，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重演1933年围歼积极抗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在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27日在晋西地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战争中，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当前华北形势变化急剧，是最大的世界喷火口之一，日、美、英、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华北5省有占中国1/4的1亿人口，它已名存实亡，对全国危险比其他地方更甚。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我们到山西来，因有了清醒的估计，民众会全力帮助我们，这是证明了的。华北广大群众具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与日军首先在华北作战，这是为着组织群众，为着组织友军，扩大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我们要在山西、河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越打，红军就越大。要准备在山西、河北、绥远3省作战，这是战役的跳跃，应当估计是必要的。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还决定要在“陕甘及华北5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水平，加强政治工作等。
晋西会议发展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它对加速红军对日作战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以及尔后实施战略展开和对日军的胜利作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红军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
11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是，蒋介石却无视这一倡仪，不顾日寇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仍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并着手成立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任总指挥，调集16个师另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18日决定：以红1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3省边境地区创造新根据地；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28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的红74师，在鄂豫陕3省边区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
1936年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至6月中旬占领陕甘宁3省边境的广大地区。随后，继续西征，经过定边、盐池、豫旺等地区的作战，到7月底，在两个多月作战中，给反共军以沉重打击，并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随后3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之国民党军，使其先肃清东线红军，再向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归于破灭。与此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开展。这些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准备对日作战（参见附图12）
1936年秋，红一方面军已经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与原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
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头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心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之际，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经同张学良等协商后，于8月12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红军3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尔后以1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过黄河，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挺进，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然而，蒋介石此时仍处心积虑于消灭红军。为了阻止红军3个方面军会合，调第1、第37、第3、第41军等部，准备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1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25、第49、第51、第140师以及第3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1部，向陕甘边境南部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逢部向中宁以南推进，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相机打击反共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16日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歼灭进犯之敌骑兵第6师两个团的大部，红1军团特别支队于18日派1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于进占徽县、两当后，即向宝鸡方向前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分5个纵队，相继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同时，红一方面军相继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
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至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之第2师会师。至此，3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3大主力红军会师，对于开展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为了争取红军早日实现对日作战，中共中央根据变化的情况，于11月8日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其主要内容是：3个方面军继续在现地作战，引诱国民党军北进宁夏。12月上旬后，红一、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占领镇原、正宁、洛川，继续向濒临黄河的韩城、宜川、延长地区发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省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在绥东抗战爆发后，即沿安边、横山进至黄河沿岸的神木、府谷地区。南北两路到达黄河沿岸，即迅速筹集船只，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寻求直接对日作战。
11月中旬，3个方面军均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此时，国民党军第37军正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过劝阻，前进缓馒；第3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之第1军行动积极，分3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敌憎及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军委致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1936年11月15日。]
因此，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速上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求歼胡宗南之第1军第78师。21日，红军对进占山城堡之第78师发起攻击。当日黄昏，该师一部开始向北撤退。
红军乘机一举攻入山城堡，接着转入追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谷中，至22日，将其大部歼灭。这一仗，红军歼来犯之敌1个多旅，给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该部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共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3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它大振了红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夏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领导全军战胜了国民党军30多个师的围追堵截，实现了3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对挫败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增强红军团结，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所指出的：“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一、“一二·九”运动
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夏，外患猖獗，黄河又泛滥成灾，难民流离失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的指示，通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于9月间发动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带领学生开展救济募捐和宣传活动，团结广大学生，以合法活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河北省委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并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与彭涛、周小舟等人，积极领导发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成立了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统一组织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任党团书记。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6日，在学联的发动下，平津15个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好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2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共产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039年12月9日。]
毛泽东还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扩日的共同战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并组成以彭涛为党团书记的扩大宣传团党团，领导全团的工作。扩大宣传团下设4个团，共约500人。1936年1月初，4个团的学生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叉国团体。
宣传团员们在斗争中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并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民先队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200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年2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爱国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地深入农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团结、影响和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5个区委。1936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l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数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力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某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达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达15万份以上。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遂于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宋庆龄等亲往苏州，到关押“七君子”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请求入狱。
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肖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芜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鬼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在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
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文学》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
《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10月19日，鲁迅不幸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高度赞扬鲁迅的丰功伟绩。
22日，宋床龄、蔡元培、沈钧儒等著名人士参加了上海数万群众为悼念鲁迅的送葬。队伍行进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这次送葬实际上成为学习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人们献身抗日斗争的救亡示威大游行。
三、绥远军民抗日和全国援绥运动（参见附图13）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7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1936年6月，日本派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了板垣。板垣征四郎对傅恭维一番后，即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
傅正告板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支出版社，1987年版，第691页。]
板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扫兴而去。
1936年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傅作义，指出：“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巴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毛泽东还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更加坚定抗日救亡的决心。
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迫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侦得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同时，傅作义密召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到绥面授机宜，任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
1936年11月15日晨，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猛烈攻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
16～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亲率所部，突袭日伪军。
11月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l 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卒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华军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7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决定在敌伪发动进犯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2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211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20℃以下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傅部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
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敌，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室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
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12月9日，收复日伪军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率部反正。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于是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11月21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将军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红色中华》1936年11月23日。] 中国共产党还派包括南汉宸在内的代表团等，赴绥慰问。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共200余万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四节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一、国民党内抗日反蒋势力的兴起和英、羡派同亲日派矛盾的激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强，蒋介石顽固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存亡的危机，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战的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
1932年，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19路军，不顾国民党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毅然进行了英勇的上海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激于民族义愤和政府的屈辱退让，毅然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同年11月，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反对蒋、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们与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李济深以及第三党黄琪翔等人联合，于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上述爱国抗日的行动，虽然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镇压，但抗日反蒋的势力在进一步发展。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1935年9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冯玉祥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冯玉祥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在写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说：“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冯玉祥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日，并以“冬（2日）电”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称：“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469页。]
6月4日，国民党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内容，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两广事变”使全国震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就“两广事变”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讨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红色中华》1936年6月13日。]
但是，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准备讨伐，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终于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手段将其瓦解。
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
1936年之后，日本不仅在青岛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且在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天津，其投资额也超过了英、美。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因争夺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利害冲突，使英、美对日态度逐渐有所改变。
在国民党内，长期存在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分化。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提出了异议，并乘机组织反对亲日派的活动，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由于蒋介石的“慰留”，汪虽又复职，但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935年11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阎锡山、冯玉样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五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改组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的主要官员为：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
（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
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1976年版，第300页。]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4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6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30万国民党军对付3万红军，不要3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月27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月27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渲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51页。] 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
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
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17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
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
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193页。]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
（一）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
（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剿”抗日。张学良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对蒋一片忠心，所以才敢在是非、全局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并涉及部队情绪，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3小时。
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苦思一番，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蒋介石命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123页。]
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5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17路军警备2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杜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年版，第3、4页。]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人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
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的结果。
东北军、17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1936年春天起，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系列友好协定。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一直在秘密执行，这一计划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的，是要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虽然，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自己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并不知道，但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1页。]
因此，它确与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全国人民和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短短3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5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余件。西安事变的当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全国武装部队和各党各派，号召加强团结，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公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
西安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走“讨伐”张学良“叛变”。
为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为了对付南京的军事威胁，12月14日，张、杨调东北57军和105师到渭南一带，第51军和67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17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带，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努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主张，从而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视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因此，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日〕《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客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党史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7页。]
英、美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第26页。]
12月23日，英国外交部致电休格森称，意、法、美等国已同意进行上述的合作。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目的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中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12月17日，该报评论员在《国际评论》中说：“张学良叛变纯系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挑拨事件，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17日。]
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说：“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党吏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8页。]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干无军权凭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何应钦于当天晚上就在自己家中召集重要会议，戴季陶、居正、叶楚伧等在会上表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维护纪纲”，应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蒋安全，如立即出兵，必引起内战。
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部署第28、第36、第79师、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
17日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遵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紧张。
中国共产党面对何应钦的“出兵讨伐”，全国人民和爱国正义人士的呼声，张、杨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托与厚望，意识到历史已把这付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形势迫切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根据张学良以及在西安的刘鼎等人来电的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复电张学良，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与此同时，军委主席团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目前西北任务应“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2～3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与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中共中央清楚地指出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一是“使内战爆发”，“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结束内战，实现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就是为实现第二种前途而努力，“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务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2月21日，毛泽东又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要求：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的地位；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同时，又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于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则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时，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也有人主张“审蒋”。
12月15日，红军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中也提出：“罢免蒋氏，支付国人裁判。”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特别是何应钦等想借机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而且当周恩来于17日到西安了解各方面情况后，首先提出“保蒋安全”的方针。次日，即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已反映在12月18日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从接到中共中央12月12日报告起，直至12月15日未作出任何表示。
16日发来一电，因电码差错无从译出。
18日，中共中央又发电给共产国际请“即检查重发”，延至20日才算收到16日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来电，内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
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
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文件集》。]
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责难西安事变的同时，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措施。但是，早在共产国际来电以前，中共中央从事变一开始就抓住了事件的本质，肯定了它进步和积极的意义，立即采取了支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和有力措施，并根据事件的发展情况，修正和充实了原定决策。
在短短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就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订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这不但说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胸怀，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三、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他们按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运用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斗争。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
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前，张学良早在等着周的到来。
12日他们虽然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周恩来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映。
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肯定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后指出：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页。]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阿、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第2天，他飞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
当时“讨逆军”总司令为何应钦，所属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组成，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组成，拟由大水坑、甜水堡、同心城、靖远等地向天水、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顾祝同军。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3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
（一）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6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给蒋。[《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12月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3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汇报：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同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12月24日晚，周恩来、博古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六项承诺：
“今日蒋答复张：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12月24日，双方最后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页。]
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接着，据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国民党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杨两将军即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
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在许多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张学良就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他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张学良去南京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表明中华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救亡图存，自己起来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美国友人斯诺认为，事件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斯诺：《西行漫记》，第392页。]
第二，结束了10年内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6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34页。] 所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要迅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由于国共两党逐步走向团结，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展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已告完成，它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六节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西安事变后，国内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新形势下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
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这是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有利于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
二、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转变其内外政策
西安事变谈判时，蒋介石、宋子文允诺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准备抗战及开放政权等问题。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是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
她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己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印行，第101页。]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石敬亭、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提案接着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杨虎城、于学忠提出关于西安方面的8项主张的提案，李宗仁等9人提出关于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动员之基础的提案。冯玉祥等16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草案，受到全会许多国民党元老的抨击，他们批评汪的主张不但使外侮日甚，内忧日亟，而且将使国民党本身在全国人民面前信用扫地，为党为国，均系有害。因此，除少数亲日派分子为汪精卫辩护外，全会许多代表均表示反对，结果，该决议案未获通过。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没有确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是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作了某些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会议通过的《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中的四条，“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在对内政策上，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朋。]将原来对共产党采取的武装“围剿”方针改为“和平统一”的方针，因此，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
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等字样。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朋。]
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5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竭力挑拨内战与分裂，力图阻挠和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时候，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使中国走上全国性武装抗战过渡时期的新阶段，这对得寸进尺的日本侵略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操纵伪满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在经济上实行疯狂掠夺，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以达到把该地区变成任它奴役和宰割的殖民地的目的。
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主要以伪满洲国的名义进行殖民统治。其主要手法是：在形式上给伪满披上“独立国家”的外衣；在内部则实行严格的操纵和控制，使伪满政权成为它在东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日本的这种统治政策，主要由关东军具体实施。
（一）对伪满政权的政策
从关东军到日本政府对如何操纵和控制伪满政权早有主张。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伪满政权建立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官就与溥仪签订了一个密约，规定伪满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都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保荐”与“解职”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3月12日，日本内阁作出两项决定：
一为《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为了贯彻帝国关于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和“治安维持机关”，“尤其要让日本人成为这些机关的领导骨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4页。]
二为《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纲要》，规定：“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5页。]
4月11日，日本内阁又作出《关于帝国对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和指导问题》的决议，要求伪满必须聘请有权威的日本顾问作为财经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的最高指导者。
为了实现对伪满政权的控制，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于1932年6月拟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了一套统治的政策和办法。
桥本在《纲要》中把“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作为日本的基本指导方针。据此，侨本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
桥本还提出：“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指导满洲国政府”；同时，“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颀，第640～641页。]
关东军的这个方案后来被日本政府所采纳。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下达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这个《纲要》与桥本方案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即把“适应”日本国策的“独立国家”改为“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这个《纲要》由14个项目组成，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国体、军队、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关于控制伪满的体制与机构，《纲要》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长为中心的现行体制。”[〔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589～590页。]
这些规定从体制上确立了关东军司令官及日本官吏在伪满政权中的主宰地位。1934年12月10日，南次郎彼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阐述了日本关东军控制伪满政权的基本政策，并特别强调“在实际执行时要以关东军为中枢实行一元化统制”。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章，把关东军太上皇和伪满傀儡的关系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该文第三项专门论述了《天皇、军司令宫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文章写道：“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已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
文章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规定为“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文章威胁说：如果博仪“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文章还就日本天皇的“圣意”如何体现和执行解释说：“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08～911页。]
文章的这些论调，毫不掩饰他说明溥仪只有甘当奴才，对关东军司令官百依百顺，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太上皇面貌和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
（二）加强对伪满政权的实际控制
一是调整在东北的统治机构。“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构存在着“四头政治”分立的局面，即：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分别隶属于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伪满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它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力谋在满机关的统一。
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在满机构改为“两位一体制”，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废除关东厅，在驻满大使馆下设关东局，赋予驻满大使对满铁、电电公司、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以行政监督权。在关东州设州知事。在日本内阁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大臣兼局长。通过改组，统一了日本在东北的多头政治，实现了以关东军为中心的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为了加强对伪满的实际控制，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还专门设立了办事机构——第四科。
二是向伪满政权派遣官吏或顾问充作骨干，日本对伪满政权各级机构的具体操纵与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遣日本官吏和顾问实施。在伪满初期，关东军规定，伪满中央政府官吏限额为600人，其中日本官吏占20％。但一些重要部门日本官吏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此限。例如：伪总务厅、国都建设局，日满官吏比例为7∶3；伪财政部、实业部，日满官吏比例为6∶4。到1935年5月，日本人官吏增加到3000人，如果算上准官吏，则达到6000人。在伪中央一级机构中，日满官吏的比例已超过1∶1，象伪国道局日本人官吏竟达90％。在地方机构中，日本人官吏人数也成倍增加。
三是在伪满皇帝溥仪身旁派驻常任代表。常任代表的任务是指导并支配溥仪按照日本的腔调演傀儡戏。关东军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冈安直等人。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吉冈安直（1934～1945，由中校升为中将）。此人“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天津与溥仪相识，后回日本任职又与在日本留学的溥仪的弟弟溥杰交往。吉冈对溥仪的支配作用，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所迫述的：“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354页。]
在伪皇宫内除吉冈外，还有约1/10的职员是日本人。日本职员都身居宫内要职，操纵宫内大权，就连溥仪的诏书和敕语也由通晓汉文的日本职员包办。溥仪的任务只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大大小小的“可”字。
四是利用总务厅、次长制和火曜会控制伪满政府。根据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系伪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处理伪总理直接掌管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用的有关事项”。但关东军却在伪满中央机构中“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总务厅的人事统制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20页。]
1937年，日本人又在总务厅下设内务、外务、兴安三个局，企图以总务厅为中心，谋求伪国务院的集中统一。这样，属伪国务院管辖的总务厅，实际控制着伪国务院；属伪国务总理领导的日本人总务厅长，却事事凌驾于伪总理之上。
于是，总务厅便成了关东军第四科的对口机构，两者构成了伪满统治机构的真正中枢。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总务厅长则成了伪国务院的实际总理。关东军还在伪国务院各部实行次长制，由日本人充当各部次长。次长本是各部大臣的助手，却称霸于相关部门，各部大臣都得听命于本部的日本人次长。
按照惯例，伪国务总理每周主恃一次审议重要国务的国务院会议，但这只是形式。真正的“内阁会议“是每周星期二由日本人总务厅长主持的、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这个会议虽不是立法机关，但可以决定伪满洲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只是拿到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走走过场，有时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就付诸实施。
关东军对省和省以下伪满地方机构的控制，其手法与中央机构大同小异。
二、日本在东北的暴力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屠杀和镇压。
1932年关东军在《形势判断》中就赤裸裸地宣称：“要使满洲三千万民众不为中国本部和苏联的蛊惑所动，使其相信新国家（即伪满洲国）的永久性，而不敢有所蠢动，……须继续实行帝国的威力压迫。”[吉林师范大学校刊：《新师大》总第46期；1971年。]
在这个法西斯的“威力压迫”方针下，关东军假手伪满政权，在东北推行所谓“治本”即加强殖民统治与“治标”即加紧军事讨伐相结合的政策，不断强化暴力统治。
（一）建立暴力统治机构
日本在东北除保持一支庞大的关东军外，还设有关东军宪兵队。原来关东军宪兵队只一个队，约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队，约1000人。在屠杀和镇压人民的暴行中，宪兵队处于元凶和主脑地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就曾任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官。除宪兵队外，关东军还设有遍及全东北的间谍特务网。其总部设在哈尔滨，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在东北各地，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东安（密山）、佳木斯、间岛（延边地区）、黑河、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都设有关东军情报部的支部。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政权建立了庞大的导力机构——军、警、宪、特。初期的伪满军，主要是由投降日军的东北军所组成。日军对伪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顾问团进行。
1933年8月9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要求将伪满军置于日军指挥官的掌握之下，兵力控制在6万人左右，兵种只限于步兵和骑兵。
1934年到1941年，伪满军不过8万人左右，而日本人军官和职员则由1800人增加到8000人，占伪军总数的1/10，使伪军变成了完全由日军直接控制的附庸军队。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控制下，伪满军从1934年10月开始在吉林建立宪兵训练处，1935年设立宪兵司令部，辖6个宪兵队，1937年3月，又将各宪兵队改编为宪兵总团，约2000人。
除伪满军和宪兵外，日本关东军还在伪满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伪满政府设有警察总局，省设有警察厅，县设有警务局，局下设警务署，辖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另外，还有专门由日本警察组成的特殊警察队。
日伪警察，大多数为保安警察。在保安警察中又分为普通警察和高等警察。
有的警察机构还设有特高部门，以迫害和镇压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主要任务。与伪满警察机构并行的是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它在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长直接指挥，在机构上是关东军司令部第二科的分支，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所谓“秘密战”。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联系的秘密特务组织，设有庞大的地下组织网。这种地下组织网，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有总班长、班长，均由日本人担任。该组织在各地还设有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从事刺探抗日情报和侦破抗日地下组织与进步力量的活动。
（二）实施暴力统治手段种种
1。残酷的“三光”政策。
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对一些“讨伐”区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和暴行。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就是突出的一例。平顶山位于辽宁抚顺市区以南，共有400多户人家，800多间房子，住有3000多矿工及其家属和贫苦农民。1932年9月15日夜，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16日晨5时，驻抚顺日本守备队从沈阳附近应援返防后，于11时乘汽车赶到并包围了平顶山村，准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报复。日军在川上精一守备队长的指挥下，以给老百姓照相为名，把全村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南的一块洼地里。洼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摆着几挺用黑布盖着的伪装成照相机的机关枪。
当全村群众被赶到洼地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间，机枪、步枪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顷刻之间，在场的男女老幼一个个都倒在血泊之中。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凡是中弹朱死的，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连哭喊着的孩子，快要分娩的孕妇和七八旬的老翁也无一幸免。为了焚尸灭迹，日军还放火烧毁了村庄。第二天又用二三十桶汽油焚烧尸体，并用炸药炸塌山崖，掩盖尸骨，种上树木，毁灭罪证。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共烧毁民房800余间，屠杀群众3000多人，其中2/3是妇女和儿童。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群众130余人，在千金堡焚毁民房1000多间，杀害群众五六十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修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3页。]
除平顶山惨案外，日军于1933～1936年间，还在东北地区制造了安东（今丹东）南岗头村、依兰土龙山、舒兰老黑沟村、辽宁清原镇、吉林通化和柳河白家堡子等暴行。仅1934年春，日军在土龙山附近就血洗了12个村庄，残杀群众10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35万余公斤。
1936年夏，日军在通化一带山区“讨伐”中，又屠杀无辜农民1。3万余人，烧毁民房2700多间。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野蛮和凶残。
2。建立“集团部落”
日军在进行军事“讨伐”、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还大搞所谓“治本”措施。从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1933年2月，公布了《暂行枪炮取缔规则》，规定如有藏枪不交者，一经查出，立即处死。
同年12月，伪满政府颁发了《暂行保甲法》24条，实行一家犯法，九家连坐。1934年2月，又公布了《户口调查规程》，对人民群众进行严格控制。
还规定，在铁路两侧沿线500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以利镇压抗日武装。
1935年日伪在推行保甲特别工作的49个县中，共建伪保51个，伪甲8387个，伪自卫团5408个，计1050190人。
更为毒辣的是日军在东北农村推行“集团部落”制。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用烧房、枪杀等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群众到指定的地点，组成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农民称它为“归大屯”，俗称“人圈”。
日伪推行“集团部落”制的目的是：妄图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及对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同时，通过“集团部落”严格控制广大群众，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每个“集团部落”一般规定为100户至200户，占地约4万至9万平方米。“部落”四周挖有深沟，沟旁修筑土墙，沟外再围设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安插警察、特务监视，每个部落只设一个出入口，出进要出示证件，并进行搜身检查。据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认：“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总数达14000个”。[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
在建立“集团部落”中，日军强迫农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部落”，然后将原村庄烧光，使之变成无人区。
1934年至1936年，伪通化县因日伪制造“集团部落”而损失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1936年10月，伪柳河县将全县散居民房统统烧毁，1。2万户农民被赶出了家园。
1937年1月至9月，伪奉天省和东安省，因“集团部落”而逃亡人数达11。3万余人。在“集团部落”中央，日伪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它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胁迫群众参加反动组织“协助会”，并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它还对群众出入“部落”横加限制，禁止进入或运送物资到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即使种地也不能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由于“集团部落”环境条件恶劣，造成大批群众病、冻、饿死。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仅通化、金川和柳河三县“集团部落”传染病患者就有7025人，其中死亡595人。[伪满治安部思想战研室：《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书》，1942年7月。]
1937年，抚顺县冻、饿、病死和被日军杀害者占全县人口的30％以上。整个东北因“集团部落”而受害者达500万人，约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6。每个“集团部落”都有一部被日伪烧杀抢掠的血泪史。
3。法西斯白色恐怖
1932年9月11日，伪满政权公布了《治安警察法》，禁止结社、集会和发表议论。
1933年9月10日，公布了《惩治叛徒法》，以后，又相继公布了《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等一系列伪法令，规定罪行有50多种，甚至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依据这些法令，赋予宪兵警察以无限特权，肆意迫害和屠杀东北人民。自1934年至1937年4年间，日伪在东北搞了三次所谓“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1935年，日伪以“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在伪安东省以教育界为中心，先后逮捕省、县教育厅、局长等500余人。至当年冬，有40余人被刑讯致死，其余的人下落不明。
1936年，在沈阳市因频繁“大检举”而遭日伪逮捕、杀害的爱国志士和居民，竟达19623名。
1937年4月15日，日伪军警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共满洲地下组织进行大逮捕。到当年10月，共逮捕482人，其中85人被杀害。[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8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东北各地遍设监狱和“矫正院”，关押和残害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东北各地设有监狱189所，仅辽宁一省就有50所，至于各种名目的看守所和拘留所，更是不计其数。
（三）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实验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就决定由石井四郎主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实验所。
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肇东县满河和五常县背阴河车站附近开始细菌战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军部根据日皇裕仁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秘密细菌部队：一个是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另一个是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改称“第100部队”。
第731部队驻在哈尔滨市南部平房一带，占地30多平方公里，对外严格保密，仅修建四方楼细菌实验工厂就将参加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全部秘密杀害。这支部队拥有细菌专家、科技人员3000余名，并有自己专用的航空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特种靶场，还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建立了4个支队。第100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屋、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这两支部队都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负责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第731部队设有8个部，主要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该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及其他细菌。第100部队主要是培养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他们在实验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仅731部队，就设有可容三四百人的秘密监狱。该部还专门培育与繁殖散布细菌的寄生虫和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并拥有规模庞大的生产设备。用这些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及数千万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
最残忍的是莫过于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这一计划是由关东司令官正式批准的。而惨遭细菌战部队实验的活人就是中国的抗日爱国志士、无辜群众和苏联、蒙古、朝鲜人。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原木”，即任意宰割的意思。这些所谓“原木”，都由日本宪兵队进行“特殊运输”，每年大约五六百人。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最常见的有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真空环境实验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实验等。凡是接受以上种种残酷实验的人，要是经过治疗痊愈起来，他就不免要再受接二连三的实验，一直到折腾死为止。惨死者的尸体经过解剖，就被投入焚尸炉里烧掉。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对他们作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军事科学院外军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页。]
日军不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而且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但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活体解剖。更有甚者，残暴的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竟把一个12岁的健康男孩活活地解剖了。据原第731部队一个队员揭露说：有一天，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送到了解剖室。几个日本军医一齐扑过去，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用扣带将4肢紧紧扣住。然后强行消毒，注射麻醉剂。
待这个小孩失去知觉后，日本军医就将他的腹部划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接着，又将小孩的脑袋锯开，取出大脑。然后，将这些东西分别投入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容器中。最后手术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川岛清还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731部队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日本侵略青不仅大规模地对活入进行细菌实验，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而且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细菌战和细菌实验，危害极大，贻患无穷。单就东北地区来说，在辽阳、本溪、洮南、东丰、双城、新民、白城子、哈尔滨、泰来、抚顺、农安等地，就发现有撤播过细菌的迹象，造成一些地方传染病流行。
三、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一）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东北的铁路、通讯、金融、贸易等经济命脉。铁路交通主要由满铁所控制。“九·一八”事变以前，满铁只霸占了南满（长春至大连）铁路和安（东）奉（天）、大（连）抚（顺）等支线，以及大连港。“九·一八”以后，在关东军“极力支持和协助”下，满铁又先后夺取了沈（阳）海（龙）、奉（天）山（海关）、吉（林）长（春）、四（平）挑（南）、呼（兰）海（伦）等铁路的路权和部分新铁路的修筑权。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司令官与满铁总裁签订了所谓《关于铁路、港湾、河川委托经营及新设等之协定》，将伪满的铁路、港湾、河川全部委托给满铁经营。1933年2月9日，关东军又迫使伪满与满铁签署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敦化、图们江铁道外二铁道建造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这样，满铁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除中苏合办的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以外的东北所有铁路的经营权。
1935年3月23日，日伪与苏联正式签订了关于让受中东铁路的协定。
日伪方面以1。7亿元的代价，获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同年末，满铁派出2135人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东北铁路交通就完全置于满铁的垄断之下了。
日军对东北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武装占领。“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元，实缴资本1。3亿多元。除日本银行外，还有苏联、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银行。
从外国投资情况看，日本占72％强，英、美等国将近28％。中国自身在东北也拥有庞大的金融机构网。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省官银号，号称“四行号”，是东北金融界中的决定力量。
除“四行号”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其他新设的普通银行。“九·一八”后，关东军占领了这些金融机构，美其名曰“实力保护与监视”。
1932年6月6日，日本指令伪满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法》等法令。接着于6月15日任命了伪满中央银行主要头目，并先后成立了伪中央银行及其总、分、支行128个，吞并了原来东北的四大金融机关，垄断了东北的金融市场。
日本也不放松对东北通讯权的夺取。日本认为：“把握满洲国的通讯权，在推行我国的国策上是绝对必要的”。[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秘），第1页。]
1932年7月23日，关东军正式提出所谓《对满洲国的通信政策》。政策规定“帝国将校参与满洲国电信电话公司的创设与经营，以贯彻帝国的政策和军事上的要求”，并强调将“公司的实权把握在日本方面的手中”。[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密），第3～4页。]
1933年3月26日，日本与伪满签订了《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讯公司的协定》，9月1日，满洲电讯电话股份公司（简称电电）正式成立。从此，东北地区110多个电话局和2万多用户均为该公司控制。
1935年日伪接管中东铁路时，电电公司又夺取了沿线的通讯设施。至此，东北的通信事业完全为日本所垄断。
此外，日本对作为国家经济门户的海关亦不放过。
1932年6月26日，首先攫取了占东北关税收入1/3的大连海关。接着，又相继夺取了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五个海关。到1933年1月，包括大黑河海关在内的东北海关，全部夺到了手。关东军还以各种借口侵占工厂和矿山。至1932年9月，日军先后占领的工矿有奉天纺纱厂和复州、八道壕、西安（辽源）等煤矿，并夺取了东北、内蒙古的38处地方重要矿产的开采权。
（二）实行经济统制与资源掠夺
1。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
1931年底至1932年初，关东军与满铁分别成立了“关东军统治部”（后称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会。这两个组织密切配合，给关东军起着经济参谋部的作用。
1933年3月1日，由伪满政府公布了所谓《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这个《纲要》是关东军统治部和满铁经调会用一年半时间炮制的。《纲要》由10部分组成，包括交通、农业、工矿、金融、商业和私人经济等各个方面。
《纲要》提出了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和把重点放在同该国（日本）的协调上等4项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幌子下，使伪满洲国彻底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纲要》还规定了实行经济统制的方法：
一、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原则上实行公营或交由特殊公司经营；
二、其他产业及资源等各种经济事项听任民间自由经营。
同年8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进一步作出决议，凡属有关军需部门和重要经济部门，都实行统制，由“国营或特殊公司经营”。
1934年6月28日，伪满政府发表《对一般企业的声明》，宣布对重要产业通过特殊公司制度进行统制。所谓重要产业是指：“国防上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产业，即交通、通讯、钢铁、轻金属、金、煤炭、石油、汽车、硫铵、碱、采木等产业。”[〔日〕满洲国史纪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385页。]
1937年5月1日，为进一步强化经济统制，日伪政府又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经济统制的范围与种类也日趋扩大。
在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中，特殊公司制度占有重要地位。所谓特殊公司，就是日伪官方，或日本资本家与伪满政府，或日本资本家单独出资经营的企业，它带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独立地从事重要资源的开发或基础产业的经营。这种特殊公司，都是垄断某一行业的大企业，在日本榨取中国东北的经济中起着特殊的作用。1933年3月1日伪满《经济建设纲要》颁布后，这种以日本资本为主体的特殊公司纷纷建立，逐步垄断了东北的经济。
1936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达30亿日元，比1930年的16亿日元增加了近一倍。以满铁为例，它不仅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还把侵略矛头伸向各个经济领域。至1937年底，属于满铁系统的公司已达80家，实缴资本2。4亿多元。此外还有许多“附带企业”，计：农牧场23个，种育场6个，造林所30个，造园所4个，另有满铁辅导义勇开拓团，铁路自警村，以及伐木业等。在伪满初期建立的特殊公司中，大部分均有满铁的投资。
1932年到1937年间，满铁在东北的投资占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的56％；如再加上满铁子公司（即所谓准满铁）部分则达68％。
2。对工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九·一八”前，日本生铁进口主要靠当时的英属印度及马来亚等地区，中国东北所占的比重很小。 1931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年为32。2万吨，占进口的73％；1933年为45。3万吨，占进口的71％；1934年为40。9万吨，占进口的67％。[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资料。]
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以后，掠夺进一步升级。除满铁外，1934年成立了“满洲煤炭股分公司”（简称满炭）。1936年又成立了“炭业统制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伪满政府、满铁、满炭的代表为委员，开始有计划地掠夺。日本掠夺东北煤炭，主要通过满铁和满炭两大公司进行。前者统辖抚顺等28处煤矿，后者管理阜新、西安、鹤岗等12处煤矿。“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年为703万多吨，1933年为885万余吨，1934年为1055万多吨，1935年为1127万余吨，1936年为1214万多吨，1937年达1266万余吨。[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第305页。]
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
1931年生产粗油6。3万吨，1935年增至14万多吨，1936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此外，日本还通过“满洲盐业股分公司”垄断了东北的盐业生产，仅1937年运往日本的海盐即达55。5万吨。
3。对农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移民侵略；二是大量掠夺农产品。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15年，日本就开始向其霸占的旅大地区即“关东州”移民。“九·一八”后，日本为确保其经济掠夺，并扩大侵略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开始掀起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热潮。
1932年初，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移民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同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了《移住适用地调查费》等法案；8月又通过了《第一次五百满洲移民费追加预算》，拨出了用于移民的经费。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29人，于1933年3月到达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这种武装移民到1936年7月为止，共移来5次，2900户，7296人。
为给移民霸占土地创造条件，日伪从1936年起开始实施为期8年的所谓地籍整理计划。准备投入550万人员和6000余万元经费，对全东北130万平方公里中的72万平方公里的田野和3000万宗民地进行所谓整理。
1936年8月，日本新成立的广田内阁更把移民侵略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日伪也把它吹捧为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当局除了组织“海外拓务委员会”、“满洲移民协会”、“满洲拓殖股分公司”等移民机构外，还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确定了《日本移民土地使用整备纲要》。新的移民计划，以20年移民100万户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
100万户移民准备霸占土地1000万町步[每町步约合99。18公亩。]（约合9。918亿公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第949～950页。] 占全东北可耕面积的1/3。日本移民按其性质分为五类：
一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的集团开拓民；
二是由民间组织的集合移民；
三是由青少年组成的义勇队移民；
四是分散移民；
五是铁路自警村移民。
这些移民有目的地分布在三个地带：
（一）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主要是东北边境与苏联接壤地区，目的在于为关东军直接充实兵源或作为兵站据点。此类移民约占40％。
（二）所谓开拓第二线地带，即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为环形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周边的外侧地区。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部分移民约占50％。
（三）所谓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以加强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这些移民约占10％。日本在实行移民的过程中，规定每户移民给田10～15町步（约合991。8～1487。7公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用极低廉的价格或其他非正常手段收买或霸占的。那些被剥夺土地而未离开原地的农民，都沦为日本移民或伪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年至1937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万吨，占总输出的46％。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人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群众。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记载，单法律许可种植鸦片的面积，1933年为94。1万公顷，1937年增加到103万公顷。鸦片产量，仅热河种烟老区1936年即达815万两。官营鸦片零售所，在沈阳一处就有730多家。鸦片销售量，1933年为120万两，1937年就增到1230万两。鸦片收入，1933年是550万元，1937年则达到4780万元。吸鸦片上瘾者登记人数，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达到811005人，增加了14倍。
（三）奴役劳动与残酷压榨
为推行经济掠夺计划，日本在东北实行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专门成立了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北平、天津先后成立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7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3108533人。除骗招外，日本还采取摊派、强征和抓捕等手段，搜刮劳力，以满足经济掠夺扩大的需要。这些劳工至少有1/4是在关东军的刺刀下担负沉重的劳役。但最多的还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上。其中矿工最多，最高年达534000人。
这些劳工被抓到工厂、矿山和施工单位以后，受尽虐待和折磨。他们劳动时间最长，工资待遇最低。据1935年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调查，同样工种的工人，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及日本工人的1/3，有的不及1/6。如果日本工人平均工资为100，则同工种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所占的比率是：机械工人占32。2％，化学工业工人占22。4％，印染工人占15。6％，饮食业工人占24。5％。超时、过量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造成疾病流行，事故不断，成批的工人无辜致死。死了之后就被扔进厂矿附近的山沟里；有些人还未死掉，也被活活地抛入乱尸坑。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
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5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劳工的尸骨。如抚顺煤矿，自1906年到1945年，日本从该矿掠夺优质煤2亿多吨，残害矿工近30万人，平均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个中国矿工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关东军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每年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关东军工兵部队指挥下，修筑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待工程峻工后，唯恐泄漏军事秘密，遂将这部分劳工秘密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7项工程，就有近3万中国劳工被秘密处死。
四、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一）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
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就在伪政府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具体领导。1933年废除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情报处。该处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并控制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1937年，日本人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统辖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此外，在伪满政府一些部和伪警察机构里，还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及文化警察、特务等。
在关东军司令部里，也设有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报道部和调查部。它和弘报处一起成了伪满宣传文化统治的核心。
日伪当局对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实行集中垄断。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机构和事业。1935年又建立“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1937年再次强化新闻通讯机构，建立了《康德新闻》（汉文）、《满洲日日新闻》（日文）和《满洲新闻》（日文）三大报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东北的广播事业、出版事业和电影事业，也分别先后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电信电话股分公司、满洲图书股分公司和满洲电影股分公司（简称满映）所垄断。文艺部门的文化、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亦按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统治，各种文艺团体均由日本人所把持。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殖民思想文化的同时，加紧摧残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1932年溥仪一就任执政，就通令不准在东北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准使用中国教材，等等。
1932年10月，伪满公布了《出版法》，禁止一坝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
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7月，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1940年伪《满洲年鉴》记载，1934年到1937年间，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出版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
与此相反，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进口，却由1936年的58。7万余册，增至1937年的380万册。电影也是一样，1936年禁演中国电影178部，而日本电影进口却由1936年的154部猛增到1937年的232部。
（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实行愚民政策，对教育一再进行限制。从伪满财政支出看，军事治安经费占30％乃至40％以上，而文教经费仅占1％，多时也只占2～3％。“九·一八”以前，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以后，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50万人，教师减至万余人。以后，日本改用“文治”笼络人心，小学增至800所，学生达200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70％以上。“九·一八”前，东北有中学194所，学生3。8万余人，教师2400人；“九·一八”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仅有中学173所，学生3。3万余人，教师1600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约有30所，“九·一八”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5所，1937年10所。作为愚民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培养为它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
从“九·一八”事变到l937年，日伪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思想。随后，又实行所谓新学制，其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忠良”奴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特别强调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各学校不仅把政治课列为主课，而且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
在新学制中，日伪当局还提出所谓日语化。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伪政府一切正式文件均用日文。还规定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资格。
日本甚至准备用日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企图毁灭汉语和汉字。
日伪实行新学制的再一个特征就是教育职业化。它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6年制，改为分科的4年制。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培养更多的经过奴化训练的下级技术管理人员，以便从事农工商的管理与掠夺。
（三）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的利用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后，就被召到日本去拜谒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浴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薄仪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一个《训民诏书》，胡说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体”，要东北人民作日本的顺民。以后，日本又耍新花招，决定在长春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做“建国神”供在建国神庙里。表示满洲不是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
还规定，由日伪头目领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一般中国群众也要这样做。如有对神庙“不敬罪”者，依据伪《保安法》，判处1～7年徒刑。
除在伪首都搞“建国神庙”外，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给中国人民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此外，日本还利用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东北进行控制，使各宗教信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在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信对当时东北的斗争形势和遍布东北各地的各类抗日武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后，指出：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只有进一步发展这支队伍，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指示信着重指出：为使抗日游击运动及一切革命群众活动取得胜利，满洲党组织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指示信改变了过去建立红军、“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左”的口号，提出在东北要“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民众革命军”的任务。指示信最后指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460、468页。]
尽管“一·二六”指示信还保留一些“左”倾观点和政策，但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的，对中共满洲各级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以后、于当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这个指示，并速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贯彻。省委还于5月15日和7月1日、分别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和《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要求满洲各地党组织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新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巩固与扩大了游击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建立与南满游击区的扩大
（一）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立，南满游击区迅速扩展
中共满洲省委特别重视南满游击队的建设，在接到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7月1日发出《给盘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要求将中国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目前军队的编制稍稍再向前发展时（一倍左右），立刻编制成为一师。”[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6页。]
根据省委指示，南满游击队于9月18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下辖两个团。
同年10月，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师就遇到日军第10师等部及伪军1。2万人的大“围剿”。独立师采取避实就虚，不固守一地的方针，以第1团留在盘石地区坚持斗争：师部率第3团南渡辉发河，到东边道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边道当时泛指东北东南部山区的宽甸、桓仁、兴京（今新宾）、通化、辑安（今集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今靖宇）、辉南、金川、柳河、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清原等16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几十股，约六七千至一万人，其中属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南满第1游击大队。
10月27日，杨靖宇率部南渡辉发河，与南满第1游击大队汇合，在蒙江、桦甸、辉南、柳河、清原、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24日，杨靖宇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绕过伪军邵本良部重兵把守的凉水河子，一举攻克柳河县重镇三源浦；接着，又把邵部从凉水河子诱出，并乘虚袭击了凉水河子；尔后，再放出攻打柳河柞木台子的空气，迫使邵部急忙西调增援，而独立师却趁机奔袭了东边道北部重镇八道江（今浑江市）。独立师连战获胜，声威大振。南满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纷纷表示愿意接受独立师的领导。
1934年2月下旬，独立师在临江三岔子附近，召开了有17支抗日武装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会议还决定，除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余参加会议的抗日军编成第1至第8八个支队，共5000余人。到会的各抗日军一致同意，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斗争纲领就是抗日联合军的斗争纲领。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它抗日武装联合抗战的开始，给敌以震动。日关东军惊呼： “匪贼渐次结成‘联合战线’，……战术巧妙，不避讨伐，不受宣抚，在各地有较大的活动。”[《关东军公报》第207期，1935年。]
独立师在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由于得到其它抗日武装的配合，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代”。活动地区由三五县扩及20余县，攻入和收复大小城镇16座，全师也发展到1600余人。此外，南满游击区还有农民自卫队员1000余名，青年义勇军600～700名，反日会会员6000余名。
（二）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建立，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
为推动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中共南满组织于1934年11月上旬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目前“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千百倍地加强我们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的力量来扩大巩固人民革命军，最大限度地扩大反日游击战争”。[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由杨靖宇、李东光、宋铁岩等6人组成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李东光代理书记。会议还通过了杨靖宇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两个师的提议，并于11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朴翰宗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及1个教导团和3个游击大队。
第1军成立后，仍进行分区作战。第1师和第2师分别以龙岗山脉和辉发河南的蒙江、金川、抚松等地为后方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军部则在上述区域南北转战，指挥作战。12月间，第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利用鸭绿江封冻之机，率部袭击了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1935年1月11日，杨靖宇率军部在红土崖东15公里处设伏，歼灭伪靖安军1个骑兵连，并以缴获的数十匹战马装备了教导团。在战斗中，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3月22日，杨靖宇指挥军骑兵教导团，利用内线关系，化装成伪军开入临江红土崖镇，一枪未放，俘敌40名，缴获全部枪支，4月下旬，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西越柳河至通化间铁路，再次进至兴京、桓仁一带，先后在兴京之东昌台、桓仁之样子沟、歪脖望等地与日伪军激战，发展了游击区。5月末，杨靖宇率军部东返临江，留下第1师继续坚持斗争。
第1师师长李红光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之后，任命程斌（后叛变）为第1师师长。活跃在濛江、抚松、桦甸一带的第2师和南满游击第1、第2大队，于4月中旬袭击了日军踞守的桦甸老金厂金矿和抚松县万良镇。4月以后，又转战在辉发河两岸的盘石、东丰、西丰和桦甸、抚松、濛江等地域，有力地配合了军部和第1师的南进作战。
1935年6月，第1军根据中共南满特委的指示，以第1师挺进辑安，开辟新区；以第2师坚持盘石地区的斗争；军部率教导团在第1、第2师活动地区进行机动作战。8月20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在柳河黑石头沟伏击一支300余人的“讨伐”队，毙伤俘敌70余人，并迫使伪军50余人反正。9月21日，杨靖宇又指挥军直部队在金川寒葱岭袭击伪军邵本良部，截获弹药和被服一批。10月，杨靖宇率第1军一部返回蒙江根据地时，在那儿轰与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的远征先遣队会师，从而沟通了南满与东满的联系。至此，第1军已发展到近5000人（含地方武装），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第1军在频繁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特别是金川河里后方根据地的建设。金川河里地处龙岗山脉中段的哈尼河上游山区，即今吉林省柳河、通化、浑江交界地带。这里地势复杂，多深山巨林，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第1军成立后即在此建立军的后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临时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和物资仓库。根据省委1934年发表的《关于农民委员会与民众政府》的指示精神，根据地还陆续建立了反日会等群众组织。在河里根据地的影响下，到1935年10月，南满各游击区已建立300个农民委员会、15个乡政府和56个区政府。同年11月，还在辉南石头河子召开南满特区民众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在斗争中创建的南满游击根据地，已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的编成与东满游击区的发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组成并转战东满各地
东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较早、较活跃的地区，也是日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的重点地区之一。
1933年夏，中共东满特委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指示东满游击队与其他抗日武装订立协定，加强联合作战。以东满游击队为主体的联合部队，先后进行了攻打八道沟和夺取东宁城等战斗，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1933年冬至1934年春，东满游击队以避敌主力，择敌弱点，伺机袭击的战术，又先后粉碎了日伪军数千人的冬、春季“讨伐”。
1934年3月21日，在汪清县十里坪反“讨伐”中，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7岁。童长荣在担任特委书记两年多时间里，积极领导东满人民进行反日斗争，创建了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为发展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3月，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东满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合编成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朱镇（后叛变）任师长，王德泰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团。独立师成立后，即“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特委短信》，1934年2月10日。] 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2团、独立团（1934年夏组成）向安图方向发展；第3、第4团到汪清、宁安、东宁等地活动；第1团仍在原地坚持斗争。随后，独立师各团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各地艰苦转战：4月初战安图车厂子，5月激战东宁二道沟，6月夺取汪清大甸子，8月猛攻安图城，连战连胜，共歼灭日伪军450多人，缴枪160多支，并促使伪军约300人反正。
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日军集中主力及伪靖安军、警备旅共3万余人，以通化、哈东、东满和绥宁等四区为重点，发动为期4个月的秋冬季大“讨伐”。第2军独立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一面将游击区里的群众疏散到深山密林和敌人统治区去，一面将部队分成三路转移：一路到宁安镜泊湖南湖头；一路到敦化、安图之间；一路至大梨树沟。独立师各部在反“讨伐”中，采取伏击、袭击和截击等战术手段，寻机打击敌人。
1935年1月，日伪军分四路围攻安图车厂子游击根据地。独立师以少部兵力牵制伪军，集中主力伏击日军，取得毙伤日军40余人的胜利，自己仅伤亡四五人。4月，独立师一部突然包围了珲春县大荒沟伪军一个连，迫使伪连长率全连82人，携枪85支反正。4月末，独立师主力在安图境内伏击由延吉运送给养返回的伪警备旅一个营，毙伤伪连长以下官兵50余名，缴获军需品一批。经过40余天战斗，独立师终于粉碎了日军的秋冬季大“讨伐”，并发展到1000余人。
（二）人民革命军第2军编成，东满游击区进一步扩大
1935年2月末，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原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参加下，中共东满特委于汪清县大荒崴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改组了党、团特委领导机构，选举魏拯民为党的特委书记，周树东为团的特委书记。3月下旬，东满特委又在汪清腰营沟召开第2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大荒崴会议决议，加强人民革命军建设的问题。这两次会议是在东满党组织和第2军独立师面临严重困难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统战工作和反“民生团”斗争中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为东满党和军队摆脱困境，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第2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30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200余人。
第2军成立后，根据腰营沟会议的决定，加强了对东满地区的抗日救国军和反日山林队的争取、团结工作。
1935年6月，第2军发表了《为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致反日部队的信》，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军的四项主张：
第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收复失地；
第二，不分什么部队，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问宗教信仰，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
第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战费；
第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抗日救国。
通过争取工作，在东满地区活动的数千名其他抗日武装中，与第2军关系密切的有11支武装，共1500余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有8支武装，约数百人。这些武装已能做到，“凡是我们有事叫他们来，他们能来。他们叫我们去，我们也去，实际上已经能在我们号召领导之下统一行动”。[《冯康报告之二——义勇军工作》，1935年12月20日。]
为了扩大游击区，打通与人民革命军友邻各军的联系，第2军除以部分兵力坚持安图、汪清原地斗争外，主力分三路向外线发展：第1路由第1团团长安凤学和政委周树东率领，于1935年4月末向敦化、额穆、蚊河、舒兰一带前进。他们先后取得了敦化沙河掌、额穆青沟子、敦额交界处的威虎岭等战斗的胜利。特别是5月2日在京（长春）图（们）铁路哈尔巴岭伏击日伪202次国际列车，俘日伪军政人员13名，歼灭押车日军一部。日伪报刊哀叹，此次列车被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伪《协和》第9卷，第148号，第7、8页，1936年6月15日。]
由于情况变化，该路未能与活动在哈东地区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联系上。第2路由军参谋长刘汉兴率领，于6月间向宁安、穆棱、东宁一带进军。他们在东宁县老黑山附近歼灭伪靖安军一个连后。又取得了东宁县太平沟、宁安县山东屯等战斗的胜利。不久，即与周保中率领的反日联合军第5军一部会合，并以宁安为中心，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第3路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于8月向抚松、桦甸、濛江一带西征。该路于10月间在濛江那儿轰与人民革命军第1军会师，并举行了两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就两军联合作战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第2军部队与第1、第5军部队会师并协同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各军联合抗日局面的开始出现。留在老区坚持斗争的第2军部队，于8月29日联合反日友军攻克安图县城，有力地配合了远征部队的行动。
第2军的节节胜利，使日军大为震惊。自1935年9月开始，日军从长春、热河抽调部队对东满游击区进行疯狂的“讨伐”，致使游击区人口减少，面积缩小，并被分割成东西两半，给各部队相互协同和统一指挥带来困难。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第2军军长王德泰率第2军一部，于1936年1月中旬来到镜泊湖北头第5军军部，与该军军长周保中等共同召开了两军特别党委会议，讨论了两军的整顿、发展和配合作战等问题。决定第2军军部率第1师转战安图、敦化、额穆、桦甸、抚松地区；第2师大部仍与第5军一起行动，小部在汪清、珲春一带坚持斗争。还决定将第2军由原成立时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6个团。第1师师长、政委分别由王德泰、李学忠兼任；第2师师长史忠恒因病未到职，由刘汉兴代理，政委王润成。通过这次会议，实现了东满、吉东地区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联络，为以后各军协调动作，联合对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成立与北满哈东游击区的扩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并转战哈（尔滨）东各地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珠河（今尚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34年底，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已发展到450余人，并与10多支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了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游击区也由1个县（珠河）扩展到6个县，并先后取得了宾县三岔河、五常县五常堡和宾县、延寿毗连的肖田地等战斗的胜利。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于1935年1月28日，在珠河铁道南三股流，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500余人。
第3军编成后，以团为单位分别活动于珠河东北部和中东铁路南北的方正、延寿、宾县、阿城、五常、双城一带。
1935年2月，日伪军调集1000余人分路向珠河、宾县、延寿、方正游击区大举进攻。第3军各团就地与敌周旋，先后在小亮珠河、孟家店、一面坡和延寿中和镇等地，给敌以一定程度的打击，3月初，赵尚志率部抵达方正县大罗勒密，与在该地活动的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抗日武装谢文东部及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会合。经过协商，以第3军为核心；共同组成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名义签发了布告，号召“一切反日队伍联合在一起，民众与武装队伍结成共同战线”，一致抗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布告》，1935年3月。]
联合军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分四路围攻方正县城，打开伪警署，火烧日住宅，在占领县城12小时后主动撤离。4月，赵尚志率联合军东征牡丹江沿岸，途中曾先后攻克小罗勒密、半截街、新开道和老五团等敌军据点，5月初，部队到达三道通地区，与李延禄率领的第4军西进部队会师。后因情况变化，赵尚志决定留下一部继续在依兰、方正、延寿游击区活动，自己率军部返回珠河游击根据地。
（二）第3军主力北上汤原，西征巴木通，开辟新的游击区
珠河地区第3军的成立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市。1935年7月下旬，日军继春季“讨伐”受挫之后，又发动了夏季大“讨伐”。这次“讨伐”以双（城）、阿（城）、珠（河）、宾（县）、五（常）、延（寿）六县的日军和伪警察为主力，对第3军中东铁路南、北两块中心游击根据地进行重点“讨伐”。在日伪“讨伐队”的摧残下，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路南被烧的地区几乎成为空城，路北游击区被毁的也有2/3以上。为摆脱困难局面，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决定留部分兵力坚持老区斗争，主力在赵尚志率领下向松花江下游的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等地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并沟通同友军的联络。转移前，第3军已由3个团扩编为7个团，共750余人，其中贫农占75％，青年占60％，党团员占60％左右。
10月，赵尚志率军主力在方正大罗勒密地区与第4军李延禄部以及谢文东部、李华堂部会师，并协同打击敌人。走后取得攻克刁翎镇、伏击敌商船、智取二道河子等战斗的胜利。11月，赵尚志在勃利西青山里召开第3军干部会议，作出了把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渡松花江北上汤原，以小兴安岭为依托，扩大江北抗日游击区，以及加强同其他抗日武装的统战工作等项决定。会后，赵尚志率领第3军主力跨越已经封冻的松花江，经通河、依兰于12月到达汤原县境，和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总队会合，共同筹建汤旺河沟里游击根据地。
1936年4月初，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从汤旺河沟里出发。向松花江北岸的通河、巴彦、木兰、东兴、庆城、铁力、海伦等地西征。西征途中，首战江北敌之重要军事据点舒乐河街，歼灭日伪军100余人，缴枪300多支。当部队行至依兰县巴兰河谷时，又与一支敌军激战，缴了伪警察一个营和伪军一个连的枪，并击毙一名日本指挥官。同年夏，第3军西征部队顺利抵达木兰县蒙古山地区，并以蒙古山为基地，东向通河，西向巴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些地区，西征部队先后破坏了一些“集团部落”，缴了一些伪警察署（所）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袭击并烧毁了伪军的一些兵营和哨所，还收编了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使巴木通一带成为新的抗日游击区。第3军西征的胜利惊动了日军，同年秋，日军从哈尔滨和佳木斯抽调重兵，部署于滨北铁路沿线，妄图消灭赵尚志率领的西征部队。赵尚志立即改变原定向庆城、海伦继续西进的计划，率领部队巧妙地迂回穿插，终于突破敌人封锁，顺利地回到了汤原后方游击根据地。
在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远征期间，留在珠河老游击区的第2、第3团，在日伪军反复“讨伐”、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11月15日，在铁道北活动的第2团50余人，被日伪军500余人包围在春秋岭。经1天顽强奋战，击毙敌机枪队长谷清一上尉以下30多人，第2团仅剩10余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政委赵一曼（女），在指挥部队突围中身负重伤，转到另一处养伤时，遭敌逮捕，被送到哈尔滨伪省警务厅关押、审讯。赵一曼曾留学苏联，归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九·一八”后，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从事工运工作。1935年秋被任命为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兼第3军第2团政委。负伤被捕后，敌人曾以残暴和卑鄙的手段进行过多次的拷讯和软化，但赵一曼始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敌人见从她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遂于1936年8月2日将赵一曼杀害于珠河小北门外。
第2团在春秋岭战斗中突围出来的人员，转移到铁道南与第3团汇合后，即在珠河县委和第3军留守处的领导下，继续铁道南、北的斗争，配合主力部队远征。直到1936年夏，全部留守人员，才在县委负责人冯仲云、张兰生等率领下，分批转移到汤原地区与第3军会合。
第3军部队在北上西征期间，由1个师发展到9个师，基本队伍1500人，加上收编的队伍共有6000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松花江两岸20余县。除在汤原县汤旺河沟里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外，还在通河县的大小古洞河、依兰县的巴兰河谷、木兰县的蒙古山和方正县的大罗勒密山里，建立起4处带有根据地性质的后方密营，保证了部队的休整训练、伤病员治疗及物资的储藏和供应。
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的组建与北满汤（原）萝（北）游击区的发展
（一）汤原反日游击队的重建与活动
1933年6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一·二六”指示和满洲省委指示精神，派戴鸿宾等到义勇军开展工作。至8月初，他们建立起了一支有1500余人的东北民众义勇军。8月14日，民众义勇军未经县委同意就进攻汤原城，结果遭受严重挫折。县委总结这次行动的教训，于11月间重建了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以戴鸿宾为中队长的汤原抗日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进行了七马架和葫芦脖子等战斗，并收缴了一些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
为打开局面，汤原中心县委决定在位于汤原北部、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的太平川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6月，汤原反日游击队袭击了太平川伪警察署，并在西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9月初，汤原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部反正，被编成一个队，由张任队长。随后，汤原反日游击队又连续袭击伪军获胜，全队发展到五六百人。当年秋，根据满洲省委指示，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亮子河扩编成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戴鸿宾，政治委员夏云杰，辖3个中队。
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编成后，按照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草案精神，进行了以纠正极端民主化、增强团结和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整顿。整顿后，游击队立即投入了反“讨伐”斗争。1934年冬，日伪军警500余人“讨伐”
汤原游击根据地，并以伪地方武装封锁各山边沟口要道。游击总队避敌锋芒，转移到萝北等地活动，待敌疲惫时，又返回汤原一带袭击疲惫之敌。经过十余次大小战斗，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此后，由于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负伤离队休养，政治工作一度削弱，部队中曾出现纪律涣散和军事行动停顿等现象。经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井派特派员白江绪前往帮助整顿，加强了党的领导之后，游击总队又发展到700余人，游击区也得到巩固与扩大。
（二）人民革命军第6军编成与汤（原）萝（北）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2月，北满各抗日部队会师汤原，大大加强了汤原地区的抗日力量。先期到达汤原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为把汤原游击总队扩编成人民革命军第6军做了大量工作，并选派该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张寿筏到第6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为解决扩编后枪弹不足问题，后期抵汤的抗日同盟军第4军同第3军一起，将两挺机枪和100多支步枪及3万发子弹全部送给了即将扩编的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正式编成，军长夏云杰，参谋长冯治纲，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下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000余人。
第6军编成后积极在汤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36年四五月间，第6军司令部拟制了袭击鹤岗的作战计划。5月22日，该军分两路进攻鹤岗：参谋长冯治纲指挥部分兵力牵制鹤岗日军骑兵连，阻敌增援；军长夏云杰率主力直捣鹤岗矿务局。傍晚，各部开始向鹤岗攻击。由于日伪军毫无戒备，加之又有内线策应，夏云杰指挥部队迅速解除了伪矿山警察队的武装，并击毙了企图顽抗的伪矿警队长和日本官员多人。与此同时，冯治纲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日军骑兵连的反扑，并炸毁矿山东南面的吊桥及车库，配合主力歼敌。经一夜奋战，第6军部队于黎明前满载武器弹药等战利品，顺利返回汤原根据地。
在此之前，第3军和第6军还共同商定筹建汤旺河沟里后方根据地，并组织了两军后方留守处，由第6军代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兼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张寿篯受领任务后，首先率领队伍消灭了盘踞在岔巴旗和老钱柜一带的敌人，尔后开始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他们先后建立了医院、仓库、被服厂、小型兵工厂和军事干部学校，还建立了一些密营，从而使汤旺河根据地真正成了第3军和第6军的后方基地。
五、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组成与吉东密（山）勃（利）穆（梭）游击区的扩大
（一）抗日救国游击军北上密山，开辟新区
1933年初，抗日救国游击军司令李延禄，在汪清县听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后，决定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回旋余地较大的密山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联络更多的抗日武装。5月初，李延禄率军400余人从宁安卧龙屯北上，于6月下旬到达密山平阳镇附近的大石头河子地区。李延禄在同中共吉东特委职工部长吴赤峰及密山县委取得联系以后，便于7月下旬在郝家屯召开了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到会的十多支抗日武装负责人一致同意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平时分散独立活动，战时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并公推李延禄为总负责人。人民反日革命军组成后，抗日救国游击军番号取消，但部队编制未变。
1933年9月初，反日革命军准备联合攻打密山平阳镇，因走漏消息，连遭敌人袭击，第2团和骑兵营要求重返宁安老区，经军部同意，约有300余人南返宁安。军部和第1团不足百人继续留在密山坚持斗争。9月中旬，李延禄得到驻密山城伪骑兵第4旅已调往饶河一带、城内兵力空虚的情报，立即决定联合各抗日武装，攻打密山县城。各抗日武装在李延禄的指挥下，以少数兵力佯攻县城西南的半截河、平阳镇，集中主力猛攻密山县城，全歼伪警备队，缴获长短枪130多支，子弹万余发，及大量布匹、棉花和粮食等物资。这次胜利，不仅解决了部队过冬物资问题，而且鼓舞了部队斗志，扩大了人民反日革命军的影响。
（二）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建立与活动地区的扩大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吉东巡视工作。9月25日，在吴平参加下，中共密山县委于哈达河沟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县委1934年3月20日重建的密山游击队与李延禄领导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任命李延禄为总司令，并抽调县委部分领导干部到该军工作。同年12月，吴平巡视宁安后，在牡丹江筹建了吉东特委，吴平任特委书记，在吉东特委统一部署下，将新组建的抗日同盟军正式定名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何忠国，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231人。
第4军成立后，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军部建立党委会，朴凤南任党委书记，党团员较多的第2团和卫队连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战士中普遍建立了反日会组织。
1934年冬，日伪军集中兵力对密山游击区进行“讨伐”。第4军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于12月间撤出敌人重点“讨伐”的密山穆棱河北山区，转移到勃（利）密（山）穆（棱）边境山林地带，一面发动群众，一面袭击敌人。自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末，在勃、密、穆山区边沿地带组织抗日救国会47个，发展会员300余人。人民群众纷纷参军，参战，支援第4军打破了敌人的冬季“讨伐”。
1935年春，第4军以团为单位进行分散游击活动。1～6月，各团先后取得袭击勃利方家沟、攻打依兰阁凤楼和突袭林密铁路滴道车站等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警一部，缴获战马100多匹，全军发展到800余人。9月，根据中共吉东特委指示，饶河游击大队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4军第4团，全团250人。继第4团之后，又将第4军初建时联络并达成改编协议的一些反日山林队分别编入第4军。至此，第4军发展到7个团，两个独立旅，共2000余人。活动地区也扩展到穆棱、林口、密山、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9县县境。
根据省委巡视员吴平关于应重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的意见，李延禄于1935年6月，率军部到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该部抵达目的地后，一面派干部深入陈家亮子和前五家子等村屯发动群众，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等组织，开展抗日活动；一面组织力量，在陈家亮子南山和红石砬子修建军部密营和被服厂。同时通过统战关系，凭借伪商会的掩护，在大罗勒密镇上开设了一家药房和一个邮政代办所，负责第4军与外界的联络和采购军需物资、订阅报刊、传寄文件。此外，还通过独立第5旅旅长等人的关系，与当地伪警备旅旅长暗中签订了“互不作战”的协议。
同年冬，日军“讨伐”依兰、方正地区时，大罗勒密镇上的统战关系全被破坏，但陈家亮子和红石碰子秘营却在群众的保护下，仍发挥着后方基地的作用。
1935年秋，李延禄在方正三家子屯一带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团会合。经过协商，两部决定联合谢文东、李华堂部共同行动。在李延禄指挥下，9月7日，联军首战松花江岸的洼洪，歼灭伪军一部。
26日，联军又攻南刁翎镇，迫使伪守备队一个营反正。29日，联军再克林口，缴获近百匹战马和一批粮食、弹药。战后，联军返回各自的游击区。
六、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的建成与吉东绥宁游击区的扩大
（一）绥（芬河）宁（安）反日同盟军的成立与活动
1934年2月，周保中率领的边区军一部同李荆璞率领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队，会合于宁安县的平日坡。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以周、李两部为基础，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部参加，在宁安东南乡组成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中共宁安县委决定并于1934年5月10日正式组成宁安反日游击队，队长白殿贞。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于1934年3月20日首战新官地获胜。4、5月间，同盟军袭击宁安卧龙屯、进攻小城子、突袭东京城，连战告捷。6月份，同盟军偷袭石头河子车站附近之敌，一弹未发即将伪军一个连缴械。反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扩大了该军在宁安地区的政治影响。很多义勇军和山林队表示拥护或接受同盟军的主张和领导，甚至要求配合同盟军作战，从而把联合抗日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反日同盟军的迅速发展，也使敌人大为震惊。
驻宁安地区日军迅速调集兵力，向同盟军发动猖狂进攻。为避敌锐气，反日同盟军决定暂时分兵：将大部兵力派往东满地区活动，只留小部兵力坚持宁安地区斗争。6月中旬，周保中率领同盟军主力，开赴东满地区，途中曾联合各抗日武装会攻绥芬河大甸子达7昼夜，虽未达到攻克目的，却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李荆璞率领同盟军一部，到西北山、石头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打破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
1934年9月到1935年1月，日军集中第6师和伪靖安军、警备旅等部共3万人，把绥宁地区作为四个“讨伐”重点之一。在“讨伐”中，日军采取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经济封锁等手段，进行所谓总体“讨伐”战。同盟军针对日军进攻的特点，在各反日友军的配合下，采用避敌锋芒，化整为零和攻敌虚弱，化零为整的战术，先后取得岔沟、二道河子、猴石和狼窝等战斗的胜利。
1935年1月，为进一步打破敌人的“讨伐”，同盟军将联合部队分成四个部分进行游击战：一部到宁安以东，一部去宁安西北山。一部返镜泊湖南湖头，一部回东满。各部在分散转移过程中，不断给尾追、堵截的敌人以打击。
东返部队6天打了7仗，毙伤日伪军一部；西去部队在转移中毙伤日伪军150余人。
（二）第5军的编成与绥宁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月，为进一步落实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尽快实现宁安地区反日武装的统一编制和指挥，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并于2月10日发表成立宣言，由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张建东任参谋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师，7个团，共936人。
第5军编成后，主要是以八道河子为很据地，在宁安境内活动。至5月上旬，先后取得百门子、庙岭、二道河子和葡萄沟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
1935年5月，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5军党委决定：以军部和少数部队留守宁安根据地坚持斗争，以军主力编成东西两个派遣队执行开辟新区的任务。东部派遣队由军政治部主任胡仁带领，于1935年5月中旬进至穆棱、勃利和林口县境后，即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36年初，东部派遣队先后取得了林口、四合屯、亮子河等战斗的胜利，并用缴获的枪支，帮助穆棱县组建了两支游击队，同时还将一支配合该派遣队行动的山林队编成第5军第8团。西部派遣队由副军长柴世荣率领，于1935年7月末8月初到达额穆地区。尔后分头活动：一部活动于黄泥河子、威虎岭和敦化附近；另一部活动于宁安与额穆之间，与军部保持联系。西部派遣队在额穆地区活动期间，曾与日伪军多次作战，特别是额穆东青沟子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留守宁安的军部及其所属各部，在粉碎敌人“讨伐”中，曾在三道河子、长岭子和东南山与伪军警激战，共歼敌100余人，缴枪100多支，机枪两挺，子弹两万多发，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开辟新区的行动。
（三）第5、第2两军联合作战
1935年七八月间，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2师主力来到宁安，配合第5军开展游击战争。经与第5军商定，该师由第5军直接指挥，后第5军又派陈翰章代理该师师长，主要活动在宁安、额穆、敦化一带。是年冬，日军对绥宁地区进行冬季大“讨伐”。第2军第2师和第5军第1师，在第5军军长周保中直接指挥下，转战于宁安、额穆、敦化地区，不断取得胜利。
11月下旬，第2、第5军联军以一部兵力向敦化以东之敌实施佯攻，以主力夺取官地，打击通沟岗子的日军。12月7日凌晨4时，联军主力一举攻克官地据点，毙、俘敌180余人。尔后，联军威逼伪警官给通沟岗子日军守备队打电话诱称：“共产军袭击官地被击退，有再进攻的模样，请速增援！”[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通沟岗子驻有日军100多人，接伪警官电话后，即以大部兵力向官地驰援。
当日军通过通沟岗子东面联军预伏地段时，突然遭到猛烈射击。日军一部就地抵抗，大部企图退回通沟岗子。但是退路已被联军另一部封锁，日军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激战从7时持续到9时30分，除10余名日军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驻通沟岗子40余名伪军也全部投降。此战共缴获轻重机枪10挺，步枪160多支。1936年1月5日和8日，第2、第5军联军又在黑石屯和额穆索两次战斗中，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联军共歼灭日伪军警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700多支，冲破了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
第5军在反“讨伐”斗争中，由于重视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援。据敌伪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宁安长岭子和勃海两甲群众，就给第5军支援物资共76项，其中面粉5975斤，食盐2408斤，大米10担，伪币1680元。不仅如此，广大群众甚至一些爱国的保、甲长还冒着危险，承担伤、病员和反日战士的隐藏、治疗及进城为部队购买紧缺物资等工作。
1935年冬，日伪当局以通反日同盟军的罪名，将东京城区22名甲长中的19人逮捕，全遭毒刑，其中2人被枪杀。
1936年初，第5军根据部队在历次战斗中减员和新成份增加等情况，对全军进行了全面整顿。经过整顿，全军总人数由刚组建时的986人减少到630人，但基本队伍却由原来的300人增加到500多人，其中党团员占25％。由于部队素质进一步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打下了基础。
自1933年秋到1936年春两年半的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据日伪警察部门统计，1934至1935两年中，抗日武装共出动52545次，达2684059人次。[伪满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第821页。]
日军伤亡人数，据当时日本报刊记载，仅1935年就达到54766人。连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对付抗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时相比），确实要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现代5》，岩波书店，1971年东京版，第280页。]
日军战史也记载：“在广大地区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按使用兵力和时间计算，所付出的努力远比正规战为大，即使如此，还很难得到良好的成果。”[〔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页。]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反“讨伐”作战的胜利，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到6个军共6000余人，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0余县，为进一步发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随着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
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六三”指示信）及其它指导性文件。[“六三”指示信的主导思想与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策略转变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八一宣言”号召在全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全国的国防政府；“六三”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地区扩大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组织，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等问题。同年秋冬之际，中共东北各地组织普遍贯彻了“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精神，对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0月2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
1936年初，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和《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10日，再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指出：“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页。]
上述文件的发表，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它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11军。随着抗日联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高潮阶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却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致使正在成长壮大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挥机构，而仍处于分散独立作战状态，这不能不对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军政部制定了一个所谓《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在三年内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伪满各省和各军管区、警备区以至各县，都按照这个计划分别作出年度和阶段“讨伐”计划。
日伪军在进行频繁“讨伐”的同时，还加紧推行各种殖民统治措施，给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东北人民支援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反“讨伐”中不断成长壮大，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也随之不断发展与扩大。
1934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遭破坏，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共产国际决定，从1935年夏起，由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清洲省委和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
一、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组成，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故争达到高潮
（一）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编成，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
1936年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和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同年7月，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会上正式宣布），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安光勋（后叛变）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5个团和1个教导团，约3000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程斌　 参谋长：李敏焕　 政治部主任：胡国臣
第2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国安　参谋长：李希敏　 政治部主任：全光
军直教导团
抗联第1军编成前后，正值日伪军开始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与对“东边道进行独立大讨伐”之时。第1军决定，以第2师留在金川老区坚持内线斗争，军长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
1936年初，杨靖宇率军主力转战于通化、辑安（今集安）、兴京（今新宾）、桓仁等地，取得了痛歼伪军“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部的重大胜利。
2月27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袭击了伪军邵本良部驻通化热水河子的一个团，歼敌60多人，缴枪50多支。随后继续南下，邵本良图谋报复，从4月12日开始，纠集1000余人日夜追击，妄图一口吞掉第1军军部。杨靖宇决心采用疲劳战术，诱敌深入，敌疲我打，歼其一部。于是转锋西向，出辑安，牵着邵本良伪军在通化、桓仁、兴京、宽甸等地兜圈子，历时18天，拖得敌人疲惫不堪。4月30日，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与第1师会合后，进至本溪县赛马集山区，在梨树甸子的夹砬子沟，利用狭窄山路设伏，布成口袋阵。
当邵本良带领伪军钻进“口袋”时，伏击部队齐向敌群冲杀，经4小时激战，歼灭邵部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4挺，长短枪100余支。邵本良被击伤后，带领残部逃脱。此后，杨靖宇又指挥所部在通化四道江附近，袭击了由沈阳伤愈返回八道江的邵本良及其率领的运输车队，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毙伤俘敌50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邵本良再次化装逃脱，但已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以后被日籍医生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第1军外线部队痛歼伪军邵本良部的胜利，鼓舞了在金川地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经过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斗争，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春季大“讨伐”。在反“讨伐”中，第1军不仅扩大了游击区，而且部队也得到发展。
当年5月，在辽宁兴京一带新建了第3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辖两个团。第3师成立后，即以兴京、清原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同月，第1军外线部队返回金川地区休整。此时全军已发展到6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和《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在安图县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下辖3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安奉学　 政治委员：周树东　 参谋长：朴得范　政治部主任：吕伯歧
第2师
师长：史忠恒（陈翰章代）　政治委员：王润成？ 参谋长：陈翰章
第3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亚范
军直教导团
同抗联第1军一样，抗联第2军成立之时，适逢日伪军对东满疯狂“讨伐”之际。为破坏敌人的企图，扩大游击区，第2军决定兵分两路开展游击活动：一路由王德泰、魏拯民率领第1、第3师西进安图、抚松、桦甸、濛江、长白等县，发展长白山游击区，并与第1军相呼应；另一路由王润成、陈翰章率领第2师北上宁安、敦化、额穆一带，与第5军共同活动，西进部队为了迷惑敌人，自奶头山出发后，先向西北开进，于1936年4月间进入敦化、桦甸县境。以围点打援再攻城的战术，先派少数兵力围攻桦甸东部重镇大蒲柴河据点，而将主力埋伏于敦化至大蒲柴河之间公路的寒葱岭。在此歼灭从敦化来援之敌200余人后，又乘胜将大蒲柴河攻克。然后，部队折向西南，于5月间到达抚松县境，又连续与日伪军进行了10余次战斗，均获得胜利。北上部队在安图县境与第5军会合后，分成三部分活动：一部在穆棱地区中东铁路两侧活动；一部向额穆以西分散游击；一部返回汪清、珲春老区坚持斗争。北上部队在转战中，先后在宁安的团山子、镜泊湖的南湖头和敦化的小荒沟等地，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经过3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第2军西进、北上部队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完成了开辟安图、抚松、濛江、临江、长白等县和重建宁安镜泊湖南湖头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全军发展到5000余人，尤其是第3师又扩建了第3、第9两个团。
抗联第1路军组成和中共南满省委建立
1936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即率部来到南满游击区，同杨靖字一起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特委和第1、第2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金川河里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以游击区建立省委及编成“路”军的指示，讨论了抗联第1、第2军的任务和党的工作问题。
会议决定将抗联第1、第2军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l 路军，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第1路军下辖第1、第2两个军，共6个师，即第1军的第1、第2、第3师，第2军的第1第2、第3师改称第4、第5、第6师。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
会议还决定将中共南满特委和东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统一领导第1路军和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1人为委员。会议还研究确定了第1路军的活动方针和任务。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执行西征辽西、热河的任务，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第2军军部率第4、第6师在原第1军游击区内，协同第2师坚持斗争。并开辟长白山游击很据地，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第5师仍留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第5军行动。
（二）第1路军西征东战，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第1军西征辽西、热河
根据金川河里会议的决定，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人民抗日武装的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独立作战的局面，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第1路军第1军，奉命于1936年6月和11月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征。6月28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率领第1师主力自和尚帽子一带出发。计划从本溪、凤城之间插入辽阳附近，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抵辽西、热河地区。经过数日连续夜行军，西征部队迅速抵达岫岩北部山区。日军发觉第1军的西征意图后，立即从沈阳、辽阳、海城等地调集重兵，跟踪追击，四面包围，第1师部队前进受阻。为了争取主动，该部于7月15日回师摩天岭，设伏于各主要峰道，勒马待机。中午时分，当尾追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进入大榆树沟后，西征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当场击毙日军队长今田上尉以下30余人。
下午又与追兵激战数次，再消灭敌人数十名，摩天岭战斗后，第1军西征部队被迫陆续回师，途中屡遭敌之尾追和截击，部队伤亡较大，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于途中病亡。
10月，西征部队返回宽甸地区休整。同年11月，第1路军总部吸取第1军第1师西征的经验教训，决定将第1军第3师全部改为骑兵，乘敌人集中兵力讨伐第1军活动地区和辽河封冻之机，从北路再次西征。
11月下旬，第3师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率领下，从兴京县境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过清原，越铁岭。横跨南满铁路，于12月下旬抵达辽河东岸。不料此时辽河尚未封冻，又找不到渡船，部队被阻于东岸。
在敌迫兵将至的情况下，第3师部队只好绕道回师，折返清原。途中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师长、政委先后牺牲。至此，第1军西征任务暂告停止。第1军两次西征取得了摩天岭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抗联活动区域和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远离游击区，缺少群众配合，在敌重兵追堵下，不得不半途折返。它说明，在抗联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企图长时间脱离老游击区行军作战，并且要越过敌重兵云集的地区是困难的，因而遭受重大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第2军转战南满东满
为策应第1军主力西征，王德泰和魏拯民率第1路军第2军军部和第4、第6师及第1军第2师，在抚松、临江、长白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8月至12月，第2、第4、第6师密切配合，先后取得攻打抚松县城、进攻安图东清沟和伏击长白七道沟等战斗的胜利，击毙敌第2军管区日军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在大碱场突围和七道沟伏击战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和第2师师长曹国安先后壮烈牺牲。当年底，第2军一部于抚松小汤河村宿营时，突遭伪军600余人包围。王德泰军长沉着指挥，采取正面反击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战术，终将进攻的伪军打退。
这次战斗虽然毙伤敌70余人，但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王德泰不幸牺牲。王德泰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的创始人之一，为坚持和发展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王德泰牺牲后，魏拯民继续指挥第2军第4、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长白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7年1～4月，第4、第6师在抚松、长白、临江、安图等地袭击、伏击敌人。仅长白鲤明水、临江六道沟、安图大沙河三次战斗，即歼灭日伪军340余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230多支。在大沙河战斗中，第4师政委周树东不幸阵亡。
5、6月间，魏拯民指挥军部和第2、第4师各一部，利用打入敌营的人员作内应，一举攻克临江县庙岭据点，歼灭伪军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给养。6月下旬，敌从朝鲜境内调来日军第19师约2000人，企图“围剿”长白县境的第2军。第2军以第4、第6师为主，第2师一部配合，设伏于长白县十三道沟间山峰，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与来敌展开激战，歼其一部。
抗联第1路军从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展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严重威胁着日本在东满和南满的殖民统治，日军惊呼抗联是满洲“治安之癌”。[〔日〕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402页。]
二、中共吉东省委建立，东北抗联第4、第5、第7军编成，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
（一）东北抗联第5、第4、第7军先后编成，中共吉东省委建立
吉东系指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和中东铁路东段道北、道南20余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统一军队建制的指示和中共吉东特委的要求，从1936年春开始陆续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5、第4、第7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936年2月，活跃在绥宁地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参谋长张建东，政治部主任胡仁，辖两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队，约3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
师长：李荆璞　副师长：姜振荣　参谋长：张镇华　 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后叛变）
第2师
师长：傅显明　参谋长：陈翰章　 政治部主任：李光林
军教导队
1937年以后，第5军又增编第3师，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辖3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936年3月，活跃在密山、勃利、穆棱和虎（林）饶（河）地区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1936年李奉调入关，由李延平代理，1937年正式接任军长），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辖3个师，7个团，1600余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李延平（兼）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
第2师：师长 郑鲁岩　参谋长 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崔荣华
第3师：师长 李天柱　政治部主任：邓化南
1936年7月，第4军又将在富锦南部山区活动的原自卫军第2旅余部编为第4师，师长刘振国，政治部主任朴德山。11月，上级决定在第4军第2师的基础上成立抗联第7军。于是第4军又以原第5团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2师，师长李天柱；以原第3师第7团为基础，成立了第3师，师长官显庭。此时，全军已达21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第7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成立的饶河反日游击队。1934年2月，该游击队改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5年9月，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为第4团。1936年3月，扩编成第4军第2师。同年11月，为适应虎林、饶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共吉东组织决定将该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3个团，共7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师长 陈荣久（兼）
第2师：师长 李学福　 参谋长：金铎
第3师：师长 景乐亭　 参谋长：阎敬山　 政治部主任：金铁宇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
1936年中共吉东特委遭敌破坏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先后成立了中共下江特委、道北特委和道南特委，分别领导吉东十余县党的工作。随着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联各军的成立，中共吉东组织于1937年3月10日在依兰县四道河子（现为林口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上述三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吉东省委，负责领导整个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抗联各军。省委由宋一夫、周保中等8名委员组成，宋一夫为书记。会议还对今后抗日救亡运动和游击战争的策略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在“坚守实力不损条件下，尽可能推展进攻的活动。”[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二）吉东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步入新阶段
抗联第5军主力转战中东铁路南北，取得大盘道、前刁翎、依兰战斗的重大胜利为了打击敌人，发展抗日力量，抗联第5军成立后，即决定军部率3个团留在宁安老区坚持斗争，军主力第1、第2师开往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2月，军主力从宁安地区出发，向中东路以北的穆棱、密山、依兰方向转移，第2师为先遣队，第1师主力跟迸。2月下旬，由额穆地区向镜泊湖方向转移的第1师部队，进至东京城莲华泡地区时，突然遭到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一部的围攻。师长李荆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毙伤日军林田中校以下官兵90余人后，突出重围。3月间，第2师师长傅显明率师主力北进至密儿县黄泥子时，被一支日伪军包围，在突围中傅显明师长壮烈牺牲，由王光字接任师长，继续指挥部队北上。随后，军主力向道北转移过程中，又多次与日伪军警激战，颠覆敌火车一列，击毙日军少校以下官兵30多名，缴获步枪200多支，轻机枪4挺。
10月，军主力第1、第2师相继进到中东铁路以北林口地区。
为策应和掩护军主力北移而留在宁安老区的部队，在周保中指挥下，先后取得宁安三道河子、卧龙屯和烟筒沟等战斗的胜利。9月初，为摆脱敌人进攻，周保中率军部及第5军和第2军第2师各一部，从宁安西区向道北转移。转移途中于9月24日在宁安泉眼头召开第2、第5军干部会议，决定在宁安地区建立第5军留守处，以第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任主任，领导第2军第2师和第5军留守部队，坚持中东路以南老区的游击战争。
10月，第5军军部亦到达道北林口地区，并在头道河子建立了军部临时办事处。此后，军部和第1师以刁翎为中心，活动于牡丹江下游地区；第2师则活动于依兰以东、宝清和富锦地区。在此期间，第5军还和松花江下游的抗联第3、第4、第6、第7军及其它抗日武装沟通了联系。在相互协同作战中，多次挫败日伪军进攻，拔除许多敌军据点。
1937年春，第5军军部和第1、第2师先后集结于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游击战，进行了大盘道、前刁翎和依兰几次较大的战斗。1月下旬，日军驻后刁翎步兵300多人，强征当地居民爬犁（亦称雪橇）200多张，准备撤往林口。第5军闻讯后，决定在大盘道北面设伏，歼灭这股敌人，第5军伏击部队于1月28日晨4时进入预伏地域。13时，当日军乘坐爬犁闯入伏击圈时，预伏部队立即开火，激战至16时，终将360余名日军消灭，缴获全部物资和武器弹药。大盘道战斗的胜利，曾使驻刁翎的日伪军一度不敢出扰。2月1日，第5军又乘驻刁翎日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军部和第2师主力夜袭前刁翎屯，歼灭伪军一个营。3月中旬，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3、第4、第5、第8和第9军各一部，决定联合攻打依兰县城，推举周保中为总指挥。
19日，联军各部分别进入依兰县城周围阵地。
20日凌晨2时发起攻击。在城里伪军内部地下工作人员策应下，联军一部首先从城西北门突破。接着，其他各部分别从东、西、南门攻入。激战至晨6时许，城区大部被联军攻占。与此同时，联军另一部在新卡伦西北地域，重创了从双河镇驰援依兰的400多名日军。7时，联军在向城西、城南撤退中，诱敌出击，又歼其一部。依兰战斗，共消灭日军300余名，伪军数十名，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320多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一部。联军伤亡80余人。
1937年3月，在中共吉东组织召开扩大会议并成立吉东省委的同时，第5军也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设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师设党委或工作委员会，团及军直属单位和军部各处设特支，连设支部，连以下设小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连队党支部为核心进行。为了筹办该军及下江地区第3、第8、第9等军的军需给养，1937年还先后成立了牡丹江、依东和下江等办事处。
吉东党组织扩大会议后，第5军调整了军事行动部署：军部率第1师以勃利、依兰、方正为中心，进出中东铁路沿线，并恢复原绥宁游击区的工作；第2师主力继续在松花江下游依东、桦川、富锦、宝清、同江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建立后方基地，并与第4、第7军取得联系；第2师第5团，坚持原地活动，保持同第3、第6军的联系。
5月，为与南满第1路军沟通联络，第5军又将配属该军的第2军第2师第5团扩编成独立旅，执行南进联络任务。随后各部按计划行动。五六月间，军直和第1、第2师先后分别在三道通江、桦树底子和土龙山等地与日伪军警激战，取得多次胜利。7月，驻宁安三道河伪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率部150人，击毙日本指导官后携械反正，被编成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
抗联第4军开辟富锦、宝清新游击区，协同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刚刚编成的抗联第4军，根据中共勃利县委召开的第4军和第3军第4师联席会议精神，决定东征富锦、宝清，打破敌人的“讨伐”，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20日，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率军部和第7团及第3军第4师主力向富锦、宝清地区东征；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第1团仍留勃利老区活动。李延平率部进到富锦以后，一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打击日伪军和反动地主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第4军在室清、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宝清李金围子西南的大叶子沟沟里修建了密营和被服厂。与此同时，抗联第4军第1师一部还参加了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
在近5个月中，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1937年春，第4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在第3军的帮助下进行了整顿，部队数量虽未增加，但质量有了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了准备。
抗联第7军扩大虎（林）饶（河）游击根据地，开辟同（江）富（锦）新游击区抗联第7军成立后，曾与抗联第3、第4、第5军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敌人。
1937年3月，陈荣久军长率领150余人，在饶河县西北大顶山北部天津班进行统战工作时，被日伪军300多人包围。陈军长指挥部队英勇奋战，毙伤日军饶河参事官大穗久雄以下40余人，伪军几十人。部队虽然突出重围，但损失严重，军长陈荣久英勇牺牲。陈荣久是抗联第7军创建人之一，在扩大抗日队伍，指挥部队对日作战方面成绩显著，被誉为“魁武将军”。陈军长牺牲后，第7军在暴马顶子召开军中共代表会议，决定由崔石泉任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原第1、第2师合并为第1师，李学福任师长；原第5团扩编为第2师，邹其昌任师长，云鹤英任政治部主任；原第3师景乐亭仍任师长，李一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在部队中反对不良倾向，开展反奸细斗争，并加强各反日山林队的工作。
第7军在军党代会后，从各方面加强工作。经过小南河各民众武装团体、山林队联席会议以后，各山林队和红枪会相继投奔或接受第7军的领导。第7军收编了数支山林队，并经过思想组织整顿，战斗力有了加强。
1937年4月下旬，崔石泉率第7军一部配合其它抗日武装共300余人，分四路攻击西林子警察署和伪军据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物资，解决了收编部队的补给问题。尔后，第7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崔石泉率领军部和第2师及收编部队在虎饶地区活动；另一路由李学福率领第1师和第3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游击。崔石泉率队在虎林地区活动期间，积极联合当地山林队，成立了虎饶反日游击指挥部，并收编了部分抗日武装。李学福率部进入同江、富锦之后，时而化整为零发动群众，时而化零为整打击敌人。
5月15日，李学福所率部队在二龙山第三牌附近与500余日伪军遭遇，毙敌50余人，并接应伪军一部反正。6月间，该部由富锦进抵二道林子时，又与日军900余人遭遇。经一天激战，毙敌150余人后安全转移。第7军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山林队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伐”，而且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全军发展到880余人，扩大了虎、饶老游击区，开辟了富、同新游击区。
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一）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1936年1月下旬，会师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和汤原抗日游击总队以及东北民众军、救国军等各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篯、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在汤原吉兴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的精神，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临时政府，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会议还通过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决议》。会后，谢文东、李华堂部与第3军分开活动，第4军于2月上旬返回延寿、方正地区。这次会议上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同志并五军诸同志信》，1937年2月10日。]它实际上是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统一指挥北满军事行动，统筹安排给养，培养和调配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汤原吉兴沟会议精神，为贯彻“八一宣言”和军队统一建制的原则，中共领导的北满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936年8月1日，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辖10个师，共6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李熙山
第2师：师长 关化新　政治部主任：吴兴才
第3师：师长 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吴景才
第4师：师长 郝贵林　 政治部主任：
第5师：师长 景永安　政治部主任：蔡近葵
第6师：师长 张光迪　治部主任：兰志渊（后叛变）
第7师：师长 于海云（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张德
第8师：师长 考凤林（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
第9师：师长 李振远　政治部主任：雷炎
政治保安师：师长 常有钩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辖7个团。1937年2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对第6军进行整编，任命戴鸿宾为军长，兰志渊（后叛变）为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并将7个团扩编成4个师12个团，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马德山　 政治部主任：徐光海
第2师：师长 张传福（陈绍宾代） 政治部主任：张兴德
第3师师长周云峰（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兼）
第4师：师长 戴鸿宾（兼） 政治部主任：吴玉光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随着北满地区抗联第3、第6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及游击区的不断扩展，给北满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要求。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3、第6军党委，于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重大问题，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等15人为执行委员，赵尚志为执委会主席。省委常委由3人组成，冯仲云任书记。会议还要求第3、第6军相互配合，突破日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5县为中心的秋季大“讨伐”，开辟以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域。
（二）北满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
抗联第3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展到北满30余县抗联第3军编成后，军部率第5、第6、第7、第9师，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通河、木兰、巴彦、东兴、铁力、庆城（庆安）、绥棱、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佛山（保兴）等县活动；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于松花江南岸的宾县、延寿、珠河、方正、林口、苇河、五常、阿城、双城县境；第4师和以后成立的第10师，在牡丹江东北的依兰、桦川、勃利、宝清、富锦、绥滨、萝北、密山、虎林、饶河等县游击。
1936年冬，北满日伪根据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动员伪三江省全部军事力量，进行冬季大“讨伐”，妄图聚歼该地区的抗联第3军和其它抗日部队。据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以粉碎敌人的企图。
按照这一精神，第3军决定以主力西征小兴安岭一带的铁力、海伦、龙门，然后插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第3军参加西征的部队有第1、第2、第3、第6、第9师主力和第5军第1师、第4军第1师一部。这些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11月以前先后到达铁力地区。
同年11月，第3军军长赵尚志又亲率一支500余人的骑兵部队（由军直部队和第1、第5师各一部混合编成），从汤原出发西征。西征部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于12月间抵达铁力地区，同先期到达该地的各部会合。
此时，日军已侦知第3军的意图，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讨伐”队，乘坐马爬犁，对西征部队前堵后追。
赵尚志决定率军部和第5、第6师各一部由铁力转向西北前进，把敌人引进深山，寻机歼灭之。一天，第3军部队进到通北县附近一个叫“冰趟子”的狭窄山沟，赵尚志决心利用山沟两侧的山林设伏，歼灭尾追之敌。经两日部署准备之后，日军700多人果然闯入预伏阵地。第3军伏击部队立即对敌展开包围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敌人仓惶退去。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留下第6师一部在海伦、铁力一带坚持斗争，自己率军部和第1师一部继续北上，挺进通北、龙门。北进途中，远征部队又在龙门附近的炭窑设伏，一举歼灭日军町田少校以下21人。
龙门战斗后，日军在空中用飞机追踪轰炸，在地面调步兵加紧堵截，远征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仅剩百余人。由于过度疲劳和麻痹大意，夹遭敌人包围、袭击，又损失过半。余部在赵尚志率领下，忍饥挨饿，杀战马当食，以橡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行程1000余公里，于1937年春末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在第3军主力西征期间，留守汤原地区的第1、第5师和军直各一部，分头出击，策应军主力西征。军直和第1师留守部队先后袭击林口、金满沟和小道沟之日伪军，并协同第5军攻占了依兰县城。第5师一部于1936年12月1日曾攻克伪国境线上军事重镇佛山（今保兴）县城，震动了萝北和绥滨的敌人。
自1936年9月到1937年4月，抗联第3军部队驰骋北满几十县，纵横数千里，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敌1000余人，攻占城镇20多座，打破了日军以汤原等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开辟了铁力、海伦等新游击区，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抗联第6军转战下江各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第6军刚刚编成，便在第3军协同下，以汤原为根据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
1936年秋，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第6军主力在军长夏云杰和参谋长冯志纲率领下，从汤原出发，越过松花江，进到依兰、桦川等县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几个月艰苦征战，入冬以后，南下部队返回了汤原游击根据地。
同年11月23日，第6军一部在汤原西北部活动时，遭敌袭击，军长夏云杰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夏云杰是抗联第6军的创始人，对建立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夏云杰牺牲后，第6军于1937年2月，在集贤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提名，决定由戴鸿宾继任军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并在原7个团的基础上，将部队扩编成4个师12个团。4月间，又增编了第5师，师长刘振声，政治部主任高玉声，辖4个团。正当第6军进行扩编之时，日伪军集中3000余人开始了对该军的春季“讨伐”。为避免损失，第6军决定以师为单位向外线转移，军部及第4师留在汤原地区坚持斗争。
各部在转移中，冲破敌军的堵截，先后取得了火龙沟、夹信子、暖泉子、葫芦信子和三道乌隆等战斗的胜利，并在桦川、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与此同时，留在汤原老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在冯志纲的率领下，取得了夜袭汤原县城的胜利。5月18日夜，第6军留守部队在汤原抗日救国会会员的接应下，首先从汤原城东北角突入城内。尔后分三路向纵深发展：一路直插伪县公署，并阻击日军守备队的反扑；一路解除北门伪警察武装，并以部分兵力控制退路；一路打开监狱和仓库，解救被关押的同胞，获取军用物资。拂晓以前攻城部队顺利撤出，并打退了日军的反扑和尾追。此战全歼城内伪警察和伪守备队，击毙日本参事官，俘伪副县长以下数十人，缴迫击炮3门，轻机枪3挺，步枪60余支，救出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70余人。这一胜利轰动了北满，鼓舞了下江军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第3、第6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巩固与扩大了北满游击根据地，使松花江沿岸10余县联成一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农民自卫武装。仅依兰、汤原两县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35万人，珠河县有农民自卫队员6000余人，各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救国会的领导之下进行。
1936年三四月间，在汤原还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根据地建设日趋完善。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8、第9、第10、第11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7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立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
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10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年9月，该部在抗联第5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6个师，约2000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
1936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字，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10多个团，1000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该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年5月，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团1个游击队共400余人，后改编成3个旅9个团，约800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1个师，3个旅，9个团，1500余人。第11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
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
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年到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00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
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年到1937年6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年共出动377万多人次，1937年则增加到1035万多人次。[伪满治安部编：《满洲国警察史》，第321页。] 再以月计算，1936年7月一个月就出动20万人次，日军死伤达900余人。[1936年伪联华社长春电讯。]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世界历史20·现代5》，第280页。]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年12月。]
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
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
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五、朝鲜、日本人民支持和参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朝鲜优秀儿女和日本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朝鲜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残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纷纷渡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就已在本国或中国东北边境参加了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井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据日本所发表的数字，从1931年9月到1936年7月，这支部队同日伪军作战23928次，毙伤日伪军警4321人，俘虏日伪军警18114人，缴获武器3179件。对推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武装斗争中，许多朝鲜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同中国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种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团结战斗的友情，在杨靖字所写的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这首歌词写道：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钟，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以至，势同破竹，虏焰自息影。阵容强化，战线巩固，优点早造定。
　　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中朝两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朝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日本人民和关东军士兵的反战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日本共产党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奋战展开斗争”。[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42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立即揭露日本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号召全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工人、农民相继开展大规模的反战斗争。各阶层人民先后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开展反战斗争。为了加强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于1932年7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9月创办了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军营和军舰上进行发展基层组织的活动。
日本无产者、工人活动家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战大会，于1932年8月17日至29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和劳动团体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片山潜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游击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联名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现在日本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军部”，“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把全体劳动人民统一起来，反对军部、反动和战争。”[〔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务馆，1972年版，第595页。]
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许多日本士兵目睹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正义感和自责心，推动着反战运动在关东军内部发展。有的拒绝将枪口对准中国人民，有的暗地援助抗日力量，有的想尽办法投奔到抗日队伍中去。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人民，伊田助男在1933年日军鳖刚村一旅对吉东马家大屯一带游击队进行“讨伐”期间，将10万发子弹用卡车运送到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隐蔽的森林里，准备送给反日游击队。由于未找到游击队，伊田最后遗书自尽。该遗书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星火燎原》第4辑，第422—123页。]
游击队员们看过这份遗书后，无不敬佩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这件事一直传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伊田助男事件轰动了日本关东军。事后，日本特务机关在鳖刚村一旅进行大搜捕，并将该旅调往延吉解散，所部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但是醒悟了的日本士兵，并不因为日本当局的镇压而停止反战活动，类似伊田助男的人和事仍不时出现。这些事例表明，许多日本士兵是不愿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的。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抗战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迎接全国抗战的思想、理论、组织和干部准备
（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
为适应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的新形势，规定党在新阶段的任务，1937年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和讨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
会议指出，国民党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彻底转变，党的任务是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并在抗日运动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煮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还指出四方面军过去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对他们的艰苦奋斗英勇奋战，表示深切的敬意。通过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以下主要内容：
（1）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2）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凌，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这一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
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有时还会相当尖锐，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解决，要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主要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到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4）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迅速地彻底地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
（5）肃清“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20余人。会上，张闻天致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红军在新阶段的任务》和《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着重全面阐述了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指出：从“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第二阶段也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党在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在第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同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经过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已经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任务是巩固和平。“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
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实行抗战。国民党政策开始有了转变，但没有实现彻底转变。要使国民党的政策彻底转变，国内和平才能得到巩固。因此，今后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经过更大的努力，逼使国民党彻底改变错误政策，克服可能发生的波折，为巩固和平而斗争。
实现和平、民主、抗战三大任务，争取民主是中心环节。“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对日抗战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必需的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抗战的前途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就会失败。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要实现争取民主的任务，中国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
第一方面，改革政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建立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为此，要发展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召开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规定民主宪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
第二方面，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中国，抗战是全国人民的任务。巩固和平、争取民主都是为了准备抗战和实现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是为了使处于次要地位的国内矛盾得到适当的解决，以便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着重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任。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致于流产。依现实情况看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有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正确的原则：
（1）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适时提出基本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一基本口号的具体行动口号。
（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口号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3）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正确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4）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担负起抗日的领导责任，必须造就大批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
毛泽东提出：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应抗日战争的情况，应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政府改为民主政府。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对日抗战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主要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应当由停止内战、争取和平，转变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说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党的工作转变等问题。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及白区代表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推动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红军的抗战准备，对进一步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胜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后，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认识，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利用比较稳定的时机，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并首先在抗日红军大学进行演讲。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那种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仅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它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杰出的哲学著作，亲自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上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在思想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两论”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
《实践论》和《矛盾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正确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巩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创办学校，大量培养干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前夜，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涌现出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领袖。但是，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来说，却远远不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也及时提出：
“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子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5页。]
1936年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0卷第4期，第35页。]
据此，中国共产党除加强干部的在职教育外，付出极大精力，创办学校，培养训练干部。
1。创办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于江西瑞金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大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学员与干部同红军大学等院校合并组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编入中央军委第3纵队。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抵瓦窑堡，学校恢复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1935年12月初开始招生，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2月，党校学员和部分教员随主力红军东征，学校暂停招生。5月继续招生。
1936年6月，党校迁至保安，设1个高级班和8个普通班。还增加了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专门培训统战工作的干部。同年10月，党校迁到定边，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学校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至延安。5月，罗迈（李维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学校按学员的学习重点，分别编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班、老干部班、少数民族班、白区学运干部班、抗大转学干部班等13个班。
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
2。“抗大”的建立和发展
“抗大”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时，红军大学编入中共中央军委干部团随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干部团部分教职学员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建立了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为提高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中共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建立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第4卷第14期。]
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063人，共分三个科。一科主要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干部，三科为班、排干部和部分红军老战士。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并亲自授课。第一期学员于1936年12月底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由保安迁至延安，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非常关怀“抗大”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并经常和中央及军委其他领导人亲临学校演讲和授课。
“抗大”通过轮训部队干部和大量吸收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青年学生入校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到1937年7月初，“抗大”共培训了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好了干部上的初步准备。
自从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到1937年上半年，党员已发展到4万余人。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各地遭到破坏的领导机关陆续开始恢复和建立。
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对日作战的直接准备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后，即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和巩固陕甘苏区，打通抗日路线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准名了力量。
为加强红军的对日抗战准备工作，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在《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的任务是：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抓紧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早日直接对日作战，积极地进行了准备。
（一）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特别是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改名以及停止土地革命等政策措施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另有少数人产生若干松懈麻痹情绪，忘记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差别，失去了对国民党应有的警惕，以致逐步减弱了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甚至滋长了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情绪的存在，都不利于党和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使红军的广大指战员认清国内和平实现后抗日的新形势，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自觉地为实现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工农红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陆续发出的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
在教育中，各部队根据《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等文件，针对一些同志所产生的疑虑，着重解决：
革命根据地改名为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但特区的整个领导还在共产党手里；
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服装改了，但本质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而且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我们力量的机会；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但革命根据地内已经分过的土地并不收回给地主；
在新形势下，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份，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及传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聚的核心；
在和平统一后，红军的任务更繁重，要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
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了组织干部讨论会、开展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为使教育进一步深入，许多部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措施，并对部队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健全了党的生活，严格了组织纪律。
经过以上教育和工作，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拣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改编以后仍然必须保持和发扬长期斗争的光荣传统，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军队。同时，通过清除张国煮错误路线的影响，全军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加强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为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并把红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红军各部队在大力进行政治整训的同时，积极进行军事整训和开展文化教育。
1936年12月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中明确规定：为着保证红军完成新时期的政治军事任务，红军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与训练。1937年2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训令，在要求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同时，对新老战士、排连长和团以上干部的训练，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定》中，又对部队军事、政治训练作了进一步的要求，并拟定了推动部队训练的措施，规定：各方面军要分别举行“五卅”运动大会，进行以刺杀、投弹、实弹射击为内容的军事比赛，以演讲“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测验政治课为内容的政治比赛，以及文化娱乐体育比赛，以全面检查、考核训练效果，为全面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各部队立即以教育训练为中心，有计划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红军各部队通过举办教导团、教导队和各种轮训班，轮训基层干部、班长及参谋人员等，提高基层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参谋业务工作能力。各部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普遍开展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的练兵活动，并组织野外操练和演习，加强战术演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结合军事训练，严格养成教育，建立和健全了部队的正规生活。各部队进行了扫盲教育，使许多战士学习了语文、算术和自然常识，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各部队还广泛地开展了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各方面军或军分别召开运动会，活跃了部队生活，增强了指战员体质，促进了政治、军事、文化训练。
（三）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的同时，要求大力扩大和巩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证红军成为将来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的台柱子。中共中央军委在1936年12月又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各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陕甘宁省在半个月内就扩军700人。到1937年7月初，在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总数已发展到7。4万余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支（挺）。
针对根据地年残存土匪活动猖獗、危害后方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5个区域，组织红军第27、第29、第30军和独立师各一部以及各独立团、独立营、保安队等，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特别是1937年5月、6月有计划的清剿，将原有的43股土匪大部肃清，共消灭、打散、驱逐土匪2100余人，基本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为巩固后方秩序，保证红军出师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红军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对红军的编制、序列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并酝酿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
中国工农红军从思想、组织和军事训练等各方面的积极准备，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早日出师抗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陕甘宁苏区积极创建抗日、民主模范区
（一）陕甘苏区的发展
陕甘苏区是在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汇合发展而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武装暴动，组织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下半年，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和第27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至6月，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甫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共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拥有正规红军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
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西北党和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各省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合，组成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的红15军团。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并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的领导，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原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和新发展的苏区统一起来，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之下，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37年初，陕甘宁苏区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从此，陕甘宁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心根据地，也成为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二）改名陕甘宁边区，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模范区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随后，于1936年8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将苏维埃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召开专门会议，具体讨论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开始使用“陕甘宁特区”的名称。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5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井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好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该报自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为会议的开幕发表社论指出：“会议在全苏区共产党党员前面，提出了如下的紧急任务：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中间，苏区的党应当如何的努力建设一民主模范区于西北，如何的努力于实现苏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教育的提高，如何的为建设一般的模范区而奋斗，如何的加紧锻炼我们抗日的武装力量，使之成为抗日战争中模范的民族战斗队伍。一切这些任务，都着重的放在苏区党每一个党员肩上。这些任务的执行，概括的说，就是要全部工作的精力，目前阶段上应当放在民主运动上面，使这一民主运动和改善群众生活、抗战的准备与教育密切地联系起来。”[《新中华报》（特刊），1937年5月3日。]
随后，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边区造成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作为边区工作的总方针。从此，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建设时期。边区的建设主要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
政治方面：建立民主政治，实施普选。陕甘宁边区曾是中国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之一，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向来缺乏民主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陕甘苏区，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旧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民主政治的曙光，第一次照到了黄土高原这一偏僻的地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为了团结全民族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在特区实行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恢复了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富农、僧侣的公民权，在特区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抗日民主制度。为实现这种转变井创造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地区，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4月制定出了第一个选举条例，并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破天荒地于1937年5月开始，实行了乡、区、县人民普选运动，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边区的普选是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并采取了真正的民主方式进行的：
第一，真正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边区的选举是普遍的，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了汉奸卖国贼、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外，“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六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的选举是直接的，各级参议员及政府行政领导，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边区的选举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选民，都只能有一票选举权，其效力相同，同时在选举的人数比例上，没有差别。选举中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为了使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无拘无束的选举，边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在投票的方式上，边区也有许多创造，如识字多的人采取写票法，识字不多的人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人则采取投豆法、燃香烙洞法；对于因路远、离不开生产岗位或年老有病而不能赴会的人，又特地采用背箱法，即由选举委员会成员背上箱子挨户送票收票。各种投票方式，都因时因地因人因习惯而异，灵活运用。由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原则，全体选民中70％以上都热烈地参加了选举运动。
第二，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各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同时，对于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或群众团体的人，还规定一定数量的选民的联署。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为了争取当选，他们要向人民介绍自己的履历、工作情况和施政主张，以便于人民了解、判断。为了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手段妨碍选举自由者，公民有权向司法机关告发，将其提交法院依法惩处。选举条例还规定：一切选举费用，均由边区政府财政厅支付。这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也从物质上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权利。
第三，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边区实行参议会民主制，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的权力。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罢免一切渎职或不称职的人员。在边区各级选举会议中，政府负责人都到会报告政府工作，有的报告还印成小册子，或公诸报端。报告要求简明具体，实事求是，既说明做了哪些工作，也要检讨存在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自我批评。政府报告工作时，选民均能倾心细听，报告以后，即展开质问、讨论、批评、建议。在这些普选运动中，蟠龙一、三乡的工作受到选民的严厉批评，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则得到选民的热烈称赞。另外，在各级选举会议中，一般均有提案，选民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和通过许多有关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推行教育、改善人民生活、锄奸剿匪等提案。据统计，有2/3以上的乡的选民大会都提出并热烈地讨论了具体的提案。
陕甘宁边区普选的实施，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的政府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而边区人民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权领导下才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边区各阶层的团结，充分发挥了人民抗战和参加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
经济方面：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异常贫困。土地革命时期，广大人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在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根据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陕甘宁边区才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为了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便积蓄力量，支持抗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在实行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土地政策的同时，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地调整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和土地政策。1937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置回苏区豪绅地主的办法，规定：“在已分配了土地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租债，不许再索取。”“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96页。]
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这些规定宣布后，许多在土地革命时期离开边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参加了边区的生产建设。
1937年4月，边区政府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6月29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要求发展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地，增加粮食，发展畜牧业，培养农业干部等。
为了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鼓励大量垦荒，除发动现有农民加垦外，规定地主豪绅回家的，外籍士兵志愿在此落业的，外籍逃荒来的，皆给予足够的土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实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由政府开办水利，以利农耕，改良土地。同时，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在畜牧业方面，从外地购入良种，以改良畜种，并加强畜病防治。在工矿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帮助手工业恢复生产，欢迎资本家投资开发矿产。在商业方面，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并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维修和开辟公路，发展交通，以利物资流通。同时，为适应党政军机关人员的需要，还着手建立和扩大公营经济。在财政上休养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负担，借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政府根据需要与可能，仅向人民征收一定的税收和救国公粮。
1937年仅收救国公粮13000石，占全年农业实际收获的1。24％。除烟、酒、盐税外，其余一律豁免。
通过上述有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的耕地面积为8431000亩，1937年扩大到8626000亩。1936年的粮食收获1034301石，1937年增加到1116381石。1937年工矿增加30％，商店增加60％，汽车路、大车路增加90％，牛、羊数增长迅速，手工业亦大为发展。
在边区政府“休养生息”的财政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为边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行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在以前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2％。苏区时期，由于“围剿”与反“围剿”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共中央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把在边区进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使之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切为着民族革命战争、自由和解放，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和巩固而教育的群众运动。
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
同时提出了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
“（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
（二）在一定时期内（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
（三）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的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的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练专门替教育服务的人员。
（四）实行优待小学教员，不断的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的支柱。
（五）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已暂时抛弃谋生职业学习更高的学问。”[《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边区政府还确定了教育方针：
（一）以民族解放运动为教育的根本内容，党的主义和宗教的信条不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任个人信仰自由及在大学研究，以实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宗教的统一的教育。
（二）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是教育的中心标准。
（三）取消区分劳心劳力双轨制的教育制度，一切人民不分男女、不分阶级，给予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为了号召和推动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北青年救国会提出了普及教育突击年的标语口号：“提高苏区青年儿童的文化水平！”“克服苏区人民的文化落后！”“实行国难教育！”“提高我们政治上、国防技术上、生产上的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苏区文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等等。
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学校教育大大发展。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才，同时增加了许多中小学校，吸收了更多的青年、儿童到学校学习。以小学教育发展为例：边区成立以前，仅有学校120所，1937年春季，小学增至320所，学生为5000人；到1937年秋季，小学增加到545所，学生增加到10396人。
其次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一切不能脱离生产的青年和成人，可以参加为他们设立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等，还设立巡回补习学校到各地巡回扫盲。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发展迅猛，1937年原定设立冬学400所，招收学生6000人，结果达到60O 所，10000人。随着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开始逐渐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巩固政权的建设和军事方面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是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和总后方，通过边区政府和军民的努力建设，使边区日益成为中国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有识之上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同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对抗战准备进行某些筹划。但是，这些都停留在计划及口头上，绝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1935年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内部分化趋于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一些国民党将领及有识之士，“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有的毅然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有的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蒋介石1933年3月23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的纵容态度，使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初步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一些抗战准备。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其“安内”政策，仍然用主要精力“剿共”。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被迫改弦更张，基本上停止了内战，开始筹划全国抗战，加快了抗战准备的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准备很不充分，特别是由于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消耗了国力，削弱了抗日的中坚力量，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步伐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这无疑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一、整理军务加强国防
（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15～416页。]
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 “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8页。]
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国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二）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
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
第二线有察冀区、山东区、河南区、安徽区、江西区、湖南区；
第三线有晋绥区、宁夏区、甘肃区、陕西区、湖北区、四川区、云南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该年度防卫计划大纲还根据对日采取消极和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为甲、乙两案，分别拟定了未来抗日作战的战略方针。
《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
（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
（2）警备区：皖、赣、湘、桂；
（3）绥靖区：付、陕、川、宁；
（4）预备区：陕、川、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陕、甘、川、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北正面：
甲、山东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
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
丙、河南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
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
（2）晋绥侧面：
甲、山西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
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
（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
乙、浙江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
（4）南海岸：
甲、福建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
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
（5）警备区：
甲、陕甘宁青区。
乙、湘鄂赣皖区。
丙、广西区。
丁、滇黔区。
戊、川康区。[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29～138页。]
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又拟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3月修订完毕。
此外，1935年3月，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也拟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准备以七·五厘米高射炮营担任南京与各战略要地的防空任务，在全国各省、市、县成立防护团及防空协会，在各省会及各重要地区设置防空情报所或分所，以构成全国防空情报监视网，并将全国划分为9个防空区：苏浙皖、河南、赣闽、晋绥、冀察、湘鄂、粤桂、陕甘、川滇黔。
（三）整建陆海空军
1。整理陆军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是由若干个新军阀集团的松散联盟所组成。这些新军阀集团各自拥有一支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军队，有相对固定的地盘，割据一方，自成体系，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各不相同。全国除新疆、西康、西藏外，计有180个师、又94个旅、40余个独立团。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必须加以整理。同时，蒋介石也一直企图借整理军队之机，削弱地方异己力量，发展中央嫡系势力。
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第1期整编陆军10个师，称为“调整师”。到年底，共整编了20个调整师。随后，又决定在以后2年各调整20个师，连同1936年度已调整的20个师，共60个师，“以作国防军之基干”。此外，还决定同期整理60个师，称为整理师，补充装备，使各师单位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护地方之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5～376页。]
至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鳖理共85个师又9个独立旅，此外已适用调整编制但尚未充实的有5个师。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
1937年上半年，共编装甲兵1个团、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铁道兵1个团、装甲汽车兵1个团、通讯兵2个团、工兵2个团。
迄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170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80个师又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团。
2。扩建空军
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1934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原有空军8个中队。1935年增编了6个中队，1936年又增编了17个中队（其中包括归顺国民党政府中央的广东空军共10个中队）。至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空军增至31个中队，编成9个大队（即3个轰炸机大队，3个驱逐机大队，2个侦察机大队，1个攻击机大队，共辖26个中队）和5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4个运输机队。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全国有飞机场262个，飞机修理厂6个（分设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和重庆）。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700余名。
1936年与意大利合办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7年2月，又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937年5月，将全国划分为6个空军区，先后在南昌、南京成立第3、第1空军区司令部。
3。海军建设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建设中，以海军建材最少，“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80页。]
1934年海军部曾有1个为期5年造舰50艘的计划，呈送军事委员会，但未能付诸实施。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海军虽有3个舰队，大、小舰艇100余艘，但总计不过6万吨。且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担任警备。
（四）修筑国防工事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国防建设进行一些筹划。
1935年，虎门要塞改归军政部直辖，经过整理，71门火炮分别修配齐全。
1936年3月，对镇海要塞进行了调整。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国民党政府向德国订购了一批要塞重炮，先后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要塞。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政府按照国防区域、作战计划以及战场划分构筑国防工事是从1935年开始的。当年底开始投入较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国防工事按其坚固程度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性工事则由简易材料临时构筑。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构筑大部展开。主要是在按敌情设想的下列地区构筑阵地：
（1）山东区：潍河、鲁南、鲁西。
（2）冀察区：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
（3）河南区：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
（4）徐海区：海州、运河、徐州、蚌埠、淮阴。
（5）山西区：晋东、晋北。
（6）绥远区：绥东、绥北。
（7）浙江区：沪杭线、宁波、温州、台州、京杭。
（8）江苏区：京沪线、南通、南京。
（9）福建区：龙岩、延平、福州、厦门。
（10）广东区：潮州、汕头、雷州、琼州、广州、惠州。
上述战场的工事构筑，又分为若干道防线，如京沪间分为漱沪阵地、吴福阵地和锡澄阵地三道防线。至1937年上半年，江苏、浙江、山东、河甫、山西、绥远、冀察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漱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澉甬、宁镇、鲁南、豫北、豫东、沧保德石、娘子关雁门关内长城等阵地工事。
另外，武汉地区的国防工事，也于1935年夏开工，从北面的武胜关，南部的城陵矶，东至田家镇，构筑东向的武汉外围国防工事，断断续续构筑了两年之久，至1937年上半年，仍未竣工。
国民党政府修筑的国防工事和整建的要塞，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为尔后的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和《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实行“兵役法”。当年底，首批征集新兵5万名入营训练。
与征兵制相关的是建立师管区。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划分全国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
1936年，先在苏、浙、皖、赣、豫、鄂6省设立了12个师管区（各辖4个团管区）。1937年春，又在湘、鄂、赣、豫、苏、闽6省设立8个师管区，在川、黔、陕、甘、桂、滇、鲁、冀、晋、绥、宁等省设立19个师管区筹备处。师管区的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等。
在实行兵役法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壮丁和学生推行了国民军训。
壮丁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并予实施。
同时订立《县军训教育官遴选办法》，由中央统一训练各县军训教官，分配备省任用。计第一期至第四期共训练县军训教官968人。至1936年底，壮丁训练完毕者达50余万，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余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壮丁，绝大多数是强抽和抓捕来的，难以收到应有的训练效果。
学生军训：
1935年国民党政府对大、中学生全面推行集中军训制度，每期3个月，授以预备役军士和候补军官教育。首先实行学生军训的有苏、浙、皖、闽、赣、鄂、鲁、晋、冀、滇等省和京、沪、青3市，尔后逐渐推行到全国。到1936年底，全国高中及同等学校受训合格为预备役军士者有17490人，专科以上学校受训合格为候补军官者有888人。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受军训的高中学生约224000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0人。
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整建陆空军等军事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剿共”服务的。
1937年度，国民党政府拨出普通军费和国防建设专款共6。34亿元。其中空军建设费7000万元，陆军建设费约1。2亿元，海军建设费228万余元。
这是自“九·一八”以来第一笔不用于内战而用于抗战的巨款。然而此时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所能进行和完成的军事准备是极其有限的。
二、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筹划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内称：“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应速具勇往果断之决心，采取最进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作适当之准备，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行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
该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朋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01～104页。] 并在第3条中规定：“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
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甫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47页。]
据此，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
国民党政府确立配合国防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抗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资源调查和工业建设计划
为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提出相应计划，1932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了全国矿产、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化学工业及轻工业有关部分作了分业调查，拟定了统制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但实际上注重进行重工业建设。
当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内容如下：
（1）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
（2）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铁厂，年产30万吨。
（3）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
（4）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
（5）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
（6）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
（7）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
（8）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铔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和硝酸。
（9）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
（10）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页。]
1936年度，国民党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度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于是，资源委员会便开始着手工业建设。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设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铅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21家企业。同时从国防考虑，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工业三年建设计划中筹设的厂矿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这一计划的拟定以及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交通建设
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较为显著。
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流畅货运，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规定“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57、762页。] 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并对各主要铁路增设防空设施。国民党“五大”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
至1937年上半年，交通建设有了较大进展。
铁路：
中部南北大干线粤汉路于1936年4月28日株（洲）韶（关）段通车后，全线贯通。广九线也于1937年7月中旬接轨投入使用；东西大干线陇海路的展筑工程到1937年上半年，宝鸡以东至连云港共1075公里通车；
华东干线浙赣路于1936年通车至南昌，迄1937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西部南北干线同蒲铁路于1935年9月通车，平绥、陇海两路从此勾通；东南的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此外，已经建成的铁路还有杭甬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等。1936年国民党政府还提出了“铁路五年计划”，拟定在5年（1936～1941）内兴建铁路8500公里，其中湘黔、贵南等铁路已开始动工兴建。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13000公里。[资料来源：张公权：《十年来中国的铁道建设》：《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台北1980年6月印影初版，第271～27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4～95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4～105页。]
公路：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公里，其中各省联络公路有29000公里，互通公路达3万余公里；已铺路面者有43521公里，土路65979公里。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主要干线有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京陕、洛韶、汴粤、绥新、绥晋、西兰、西汉、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资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93～94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5～106页。]
三、寻求外国援助
（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讲道：
“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并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虽然天天在……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罗俄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依赖和依附世界大国。他为给充当大国的附庸寻找理论根据，竟不顾日本《田中奏折》所规定的“惟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既定的侵略计划，并以错误的大前提，得出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的荒谬结论，认为世界列强是不会让他们的中国殖民地为日本所独占的。因此，认为中国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这明显是指依赖国际的方法和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同时，向西方寻求援助，并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牵制日本，试图以此延缓或避免日本的全面侵华，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南方，加速“剿共”战争，以期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时，利用全国人民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向西方求援，以借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加强统治实力。于是，国民党政府宣布“整个国策”是“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将抗日完全抛置脑后，忙于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33年5月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于8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会谈。随后，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并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国民党政府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急欲倾销的棉麦，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克服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从中也部分解决了“剿共”的军费。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1936年4月7日，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一行抵达美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5月中旬，“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订，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市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
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
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成玉山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价值8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2月，由中国银行等与沃尔夫公司签署萍乡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1000万元法币的材料贷款；1936年11月，铁道部为湘黔铁路工程和平汉路整理工程，与德国爱森钢铁公司等达成了价值为4000万元法市的材料借款。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经济界的影响，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张除与德国达成协定外，还分别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捷克、法国的一些银行达成铁路借款协定，签订的铁路借款共达31932370英镑。[张嘉璈《中国铁道发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3～74页。]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访欧期间，还与一些国家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央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瑞士银行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1000万瑞士法郎、财政部充实法币外汇准备借款5000万瑞士法郎；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政府购置军用飞机信贷1。2亿法郎；在捷克与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机器、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后因全国抗战爆发，成约大部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决定对华贷款时指出：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虽然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有利于抗战。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出发点的。英美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种种财政经济“援助”，是以强化其在华特殊利益，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和倾销商品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重大代价为前提。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经济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民党政府寻求外援加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更为加深。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1932年2月26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信函，建议讨论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代表欣然同意。同年12月12日，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复交。
1934年3月，蒋介石派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是两国军界在复交后的首次接触。同月，颜惠庆在莫斯科向苏方表示，倘若发生日苏战争，中国将支援苏联。1934年9月，苏联决定加入国联，中国给予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苏，秘密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临行前，孔祥熙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请蒋教授协助”增进中苏关系。[《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版，第153页。]
1934年10月16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举行会晤，就中苏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蒋向苏联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在一定条件下还将和苏联一起反对进犯之敌，并希望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方式，达成某种攻守同盟的默契，两国通过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对方的态度，明确了合作的前提，并决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谈方式谋求一致，实现合作。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长期逗留在国内的颜惠庆回任驻苏大使，并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以增进友谊。2月19日，又批准艺术大师梅兰芳接受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签订中东铁路买卖协定。
这是苏联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政府理应向苏进行严正交涉，但为保持中苏问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对的表示。
苏联在推进中苏合作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迅猛膨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密切勾结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亦持积极态度。
1935年5月，随着所谓“满蒙边界纠纷”的加剧，蒋介石指示颜惠庆向苏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苏联将可以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苏对此极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置于新基础上感到高兴，并指示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蒋介石合作。5月9日，鲍格莫洛夫提出加强中苏事务性联系的建议，继而又要求举行两国的商约谈判，并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35年10月18日，广田三原则刚刚传到中国。19日，蒋介石就与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提出，由于中苏两国受到来自同一方面的威胁，他是赞成改善中苏关系的，尽管他本人不反对签定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它只是形式上的，关键在于中苏能否签订一个确实保障两国及远东和平的协定，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了打消苏联政府的疑虑，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意图，孔祥熙又会晤鲍格莫洛夫，说明日本人欲在华北制造一个与蒋对立的傀儡政权，故可排除蒋日合作的可能；日苏战争即将发生，中苏军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进而直接了当地对苏大使称：中国政府在迫不得已进行武装抗日的时候，在海上获取任何军需物资都很困难，是否可以经由新疆从苏联获得军需物资。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姿态。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偕张冲秘密取道欧洲，准备赴苏同苏联首脑“商谈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未能取得斯大林关于就秘密军事同盟进行交涉的允诺，遂令陈立夫“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陈立夫：《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近代中国》，1977年第2号，第20页。]
苏联方面鉴于蒋介石的某些诚意，于1935年12月14日指令鲍格莫洛夫，苏联同意就蒋介石所提出的协定同中国方面进行具体商讨。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通过汪精卫寻求德国的合作，但根本得不到答复。
在此情况下，只有加强对苏合作，于是，1936年10月，蒋介石特派蒋廷黻接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中苏合作的方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接照李维诺夫的意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应该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处于同等的程度，在这方面，苏联既不应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也不要落在他们后面太远。[《蒋廷黻回忆录》，（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为了贷款给中国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担保。孙科告之国共和谈进展，请予宽虑。[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1937年6月，苏联倡议国民党政府召集包括苏、美、英、法、日、荷等国的国际会议，起草太平洋地区性集体安全条约，如遭拒绝，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苏）维戈斯基：《外交史》第3卷，第896页。]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曾与苏大使磋商该项议案，但毫无进展。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一、“二·二六”事件与军部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中，推动日本发动1931年的侵华战争，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危机。以此为契机，法西斯“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互相勾结，借助战争煽动民众情绪，冲击“政党政治”，转移国内矛盾，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全国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
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地策划武装政变，在社会基层煽起法西斯狂潮，扩大法西斯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策划和行动，“自上而下”地推波助澜。
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在1932年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后，给政党政治以严重的打击，从此政党内阁结束，使新组成的斋藤内阁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法西斯“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上升。
主要由军部幕僚组成的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此可见，统制派与皇道派在拥戴天皇和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
由于军部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在军部掌有实权的以永田铁山为骨干的统制派，策划从军部中央清除皇道派，压制少壮派军官的政治活动，企图在军部的一元化统制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公布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这是统制派改造国家构想的“蓝图”。
1934年11月，发生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的事件，两派对立更为严重。
1935年7月，反对天皇机关说的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职务。[天皇机关说，指美浓部达吉博士依据明治宪法解释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否定国家统治权单属天皇的学说。]
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在此影响下，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8月13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永田铁山。这次相泽事件，及以后的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使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日趋尖锐。
1936年1月，日本军部下达派遣驻东京的第1师开往中国东北的命令，因为第1师是驻防东京的两个师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离东京的传说。第1师的少壮军官，遂下定决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军事政变，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2月26日凌晨，驻东京第1师第1营和第3营的3个连，近卫第1师的1个连，共约1400余名士兵，在野中四郎上尉、安藤辉三上尉、栗原安秀中尉等21名尉级军官的策动下，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枪杀了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首相），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枪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使其身负重伤。兵变的军官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向天皇转达，并提出了《希望事项》，要求将事态引导至维新方向，统一警备司令官等活动，勿使皇军互相厮杀。
同时，兵变军官已准备好起事成功后的组阁名单。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与海军的皇道派加藤宽治一起拜会伏见宫，要求建立“皇族内阁”，并建议“发布昭书，赦免事件参与者”。[〔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随后，陆军军事参议官聚集在宫中，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纵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并通知给军官们，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皇宫向天皇宣读了兵变军官的宣言书，天皇裕仁说：不管他们以什么为借口，我不高兴，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求你尽快镇压他们。
27日，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接受天皇镇压叛军的主张，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军队相互残杀，所以对事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他首先发布戒严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部队司令官，并由第1师第1团的小藤上校负责东京市内的警卫，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1团指挥之下，这说明陆军已承认叛军为戒严部队。
2月27日，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将当时的内阁更换成军部内阁，日军青年军官的意思是席卷全中国和准备立即对苏作战，以便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也极力袒护叛军，他说：“其精神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则愤愤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因为这等于谴责朕。”并表示：“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平定叛乱。”[〔日〕祢律正志：《无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日本海军对“二·二六”事件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因为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海军方面担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海军从横须贺调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处的警备。
2月28日下午，陆军参谋副总长杉山，从甲府和千叶县佐仓以及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及部分航空部队，以便从数量上压倒叛军。次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认为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而且叛乱的下级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人民谴责的锋芒转向军部本身，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必须严厉地镇压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即军部中央的领导权，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加强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
因此，“二·二六”事件后，进行了严厉的肃军活动，以处罚叛军。1936年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决对叛军的全部首领19名均判处死刑，其余70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实行了包括对有责任者的处分在内的两次调动；8月，又实行了包括3000余人的大规模的走期人事调动。通过3次的人事调动，撤免了大批军官，基本完成了肃军工作。从此陆军中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统制派的统治权终于稳固地确立。
“二·二六”武装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变。以新陆相寺内寿一上将为核心的军部统制派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对内严厉肃军，彻底清除皇道派势力的同时，对外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对付叛军的威胁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并将皇道派提出的要求为我所用。2月26日，军部立即宣布在第1师管区（东京市、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等县）内实行战时警备。2月27日，又对东京市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令，而在叛乱结束后也不予解除，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在戒严令下的临时议会，制定了危险印刷品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的法律。从这一年起，“五一”节被禁止，陆军工厂中的工会也被取缔。法西斯军部超越政府和一切机关之上，掌握着独裁的绝对权力。
1936年5月18日，日本军部按照敕令以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附属别表的简单手续，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以堵塞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这是对日本政治至关重要的事件。从明治时期以来，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大正初期开始的护宪运动，经过反复斗争，才干1913年将大臣现役武官制废除，这次军部乘势收复过去失去的权势，利用军事政治压力，向广田内阁推荐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条件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广田只好被迫答应。这样，法西斯军部就掌握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只要军部拒绝推荐或撤回现役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得垮台。军部不会容忍不实行法西斯政策的内阁存在。同时，军部为了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迫使内阁俯首听命，在军务局的军务科内，专门设立了政策班以“指导”政府。
“二·二六”事件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皇道派叛乱军官所期待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和军部独裁统治的目标，都由统制派军阀实现了。
统制派利用皇道派的武装政变，出来镇压叛乱，控制政权机构，确立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迫使政府成为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工具。
二、广田内阁与准战时体制
广田内阁成立前的冈田内阁（1934年7月8日至1936年3月6日），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1934年12月，日本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1935年12月，日本宣布退出伦敦海军会议，走上无约束的发展陆海军军备的道路。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又在从国联接受的委托统治的太平洋诸群岛（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建立航空基地和储藏设备，以及为阻止外人进入各该岛的周密警戒措施。日本政府在内务省直接管辖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警察对于一切公共舆论媒介机关，都采取了广泛的检查和取缔。陆军省对各类学校开展了军国主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鼓吹振兴“皇运”，灌输武士道精神。
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勾结也在加紧进行。虽然日本政府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快速前进着，但是，日本陆军仍感到不满足，认为冈田内阁抑制着陆军的激进政策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必须清除陆军省的稳健势力，彻底清洗内阁，才能建立全力推进侵略战争的军部独裁内阁，排除对外侵略扩张的种种障碍。皇道派发动的“二·二六”叛乱，杀害冈田内阁的主要成员，使冈田内阁不得不于10天后辞职。
1936年3月9日，在陆军宣布戒严的情况下成立新的广田弘毅内阁时，对冈田内阁的成员，除外相广田本人留下担任首相外，其余阁员一律更换。
陆军方面以寺内寿一上将作为陆相的继任人选，并直接干予组阁事务。寺内寿一率领陆军省军务局骨干军官武藤章中校等人，经常前往组阁本部，代表军部对内阁成员及其政策提出强硬意见。寺内说：“新内阁对打开空前出现的时局负有重任，绝对需要气魄和实力，根本刷新内外存在的真正时弊，实行充实国防等积极有力的国策，不应该依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根据维持现状或消极的政策妥协退让。应该说，采取积极政策，革新国政，是全军一致的希望；妥协退让，不能收拾时局，反而会使事态发生混乱，而且会贻害将来。不符合上述宗旨的内阁果真能克服涉及内外的困难局面吗尸陆军方面的根本态度是彻底更换阁僚名单，并具体指责了不该人阁和留任的人员：
“——起用牧野的女婿吉田茂担任外务大臣；
——让自由主义的急先锋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入阁；
——让川崎卓吉这种党人占据内务大臣一职；
——让小原直这种对国体明征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留任法制长官；
——让中岛知久平这种与军需产业有关系的人入阁。”[〔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0页。]
总之，陆军方面要排除任何自由主义分子，并以法西斯主义分子取代他们。直到内阁成员名单基本按照陆军的意旨大致内定的最后一瞬间，寺内寿一在另一房间与等待的军务局官员磋商半小时后，转回来就说：“尽管先前决定由政党派两名人员入阁，但军部仍然只能同意派1名入阁，否则就不行。”在军部的压力和威胁下，以广田为首的多数成员得出结论：“此时，如果凭一时感情放弃组阁，在各方面将会带来不少恶劣影响。因此应排除万难，坚决完成组阁任务。至于陆军方面的主张，有道理的采纳之，应实现的尽可能实现之。使其反对态度有所缓和是最为妥当的。”[〔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
这样，在顺从军部的要求下，广田内阁终于产生：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大藏大臣马场锳一。
广田内阁从一开始就接受陆军“庶政一新”和“建设国防国家”的要求，积极推进侵略战争的政策。新内阁用“广义国防”的口号，在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个各方面，都涂上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使内阁从组织机构到施政纲领，都成为军部的傀儡。广田内阁的建立及其“广义国防”、“庶政一新”的推行，实质上标志着日本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广田内阁对财政方面的负责人，是由军部的推荐出任大藏大臣的日本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镁一。他在就任的当天即3月9日，就发表了推进战时财政的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和降低利率等3项政策。他说：“……我认为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在于保证实现一系列重要国策，包括贯彻我国对‘满’政策，加强国防，复兴农村、渔村的经济，增强国力，巩固国家基础。因此，不但不能设想减少财政开支，相反地，还要估计到可能增加新的开支。一部分经费当然可以用发行公债的方式进行筹措；同时，也不能认为目前公债·的发行已经碰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页。]
马场的财政路线是，对内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实行军事预算的膨胀；对外以侵略战争的手段，在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独霸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打开财政的出路。马场说：“在许多情况下，也唯有依靠背后的军事压力，产业和贸易才能对外起作用。”[《东京朝日新闻》1936年5月31日。]
马场锳一为了全力贯彻准战时经济的方针，在财政预算上首先保障军费的开支，从编制预算的程序上也打破过去的惯例，废除先由各省（中央部）会计科长和大藏省主计局长进行洽商的办法，而采取“军费未确定以前岁出就不能确定”的方针，使财政总预算完全围绕军费并以军费开支比率为转移。在广田内阁的一次“国策阁议”上，在决定的重大国策项目中，首先提出“加强国防”，并以贯彻陆军的大陆政策和海军大力扩充军备为内容。其次以广义国防的目标，制定了发展燃料、原料，统制电力，发展航空事业等国策，并动员这些工业部门为战时经济服务和建立有关的设施。马场锳一藏相对军部的预算，采取极其宽大的态度，对1937年度32亿余日元的直接军费，内阁会议仅仅用1个半小时，就在阁员们谈笑之中通过了。这完全是一个以军费为中心的“畸形预算”，马场财政宣告了日本战时财政的开始。
广田内阁为将整个国家纳入战时轨道，1936年8月25日，由陆、海军省和“革新派官僚”，拟定了自1937年起开始实施的所谓“全面革新政治”的7项政纲，内容如下：
（一）加强国防；
（二）改革教育；
（三）整顿中央、地方税制；
（四）安定国民生活……；
（五）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贸易：
（1）加强电力统制；
（2）实现液体燃料、钢铁自给自足；
（3）确保纤维资源；
（4）奖励并统制贸易；
（5）发展航空、海运事业；
（6）奖励国民向海外发展；
（六）制定重宴的对“满”政策——移民政策和奖励投资政策；
（七）调整改进行政机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39页。]
以上作为“七大国策”的政纲，是按照军部的要求，为准备总体战而建立高度国防化的准战时国家体制。
陆军迫不及待地敦促广田内阁加快准战时体制的建立。陆相寺内寿一认为，作为“全面革新政治”的基本问题，应首先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及议会制度。他与海相永野修身协商后，由陆海军双方共同拟定出改革的方案。
1936年9月21日，陆海两相会晤广田弘毅首相，向他提出上述方案，并坚决要求从1937年度起实施。陆海军共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对一切政治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关于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1）设立集中掌握国策的机构，在内阁首相之下，设立担任有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研究、统辖、预算的控制和安排等工作机关，并设情报委员会；
（2）在内阁首相下设立管理和改革人事行政的机构；
（3）合并外务、拓务两省，统一和加强对外政策；
（4）合并农林、商工两省，并扩大或新设掌管贸易、燃料、电气的机关，以便加强产业行政的合理化；
（5）将内务省神社局掌管事项移交给文部省，以便鼓舞国民精神，增强国民体质；
（6）改组内务省和内务行政机构，统一和加强卫生行政机关；
（7）统一铁路、航空、邮电行政事务，统一加强有关船舶、港口的行政管理；
（8）整顿改进各省内部，调整重复机构。对地方行政机构，在配合中央机构的改革中，适时进行整顿改革。
关于议会制度的改革：
（1）废除由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政府的政党内阁制；
（2）制定一项政党法的法律，规定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范围；
（3）修改现行政府和议会互相对立的制度，取消议会可以通过弹劾政府之类的决议的权力；
（4）改变贵族院的职能，在众议院内附设经济参谋部；
（5）修改选举法，只赋予家长（户主）或服过兵役的公民以选举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9～42页。]
陆海军提交内阁必须坚决实施的所谓改革方案，无论就裁并政府机构、集中统治权力的行政改革，还是改变议会制度，废除政党内阁制，取消议会对内阁的监督权，修改选举法等政治改革，实质上都是使政权逐步独裁化，确立法西斯体制和准战时国家体制。
广田内阁的成立及其准战时体制的确立，为日本法西斯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内阁之下，陆军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计划成了日本政府的确定政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二节 摆脱裁军会议的约束及日德的勾结
一、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
1922年2月和1930年4月，美英日法意5国先后在华盛顿及伦敦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使日本全力发展海军的野心受到一定的遏制，引起日本对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不满。1930年的伦敦条约，规定在1935年由各缔约国开会订制新的条约。1933年七八月间，斋藤内阁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次长高桥三吉公开说：“我们打算以贯彻平等要求的决心出席会议。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撤退回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1934年10月，美英日3国代表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预备会议。日本天皇裕仁就日本出席海军裁军会议，事前即对海相口授了指令，又于10月6日批准发电报给会议代表，指示“在谈判时伺机尽早”宣布废除条约。日本在《给帝国代表的训令》和《帝国政府对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的方针》中指出：
“倘沿用1922年在华盛顿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对我帝国国防建设甚为不利。为实现我帝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根本方针，务须在本年度未以前，向条约成员国发出废除此条约的通知。”[〔日〕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按照日皇和日本政府的指令，在到达英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再不能屈从于海军比例制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1934年10月，在举行伦敦会谈中，日本政府还发表了一个指导舆论的正式声明，其中说，从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经验看来，公正的主张并不一定经常能获得国际会议的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由于日本已拿定主意决定废除华盛顿条约，不承认各国问的海军比例数，因此，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只不过是想听一下各方的陈述，弄清各国的意图。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煞费苦心地寻找既废除条约，又不背拨弄是非、缺乏信义污名的妙法。它不想首先提出废约，而希望各与会国共同发出废除条约的通知。为此，日本政府向法、意等有关国家建议，共同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但未得到他们的赞同。
巧计不成，只有赤膊上阵。于是，12月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并于12月9日经由枢密院批准，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原文如下：
华盛顿国务卿考代尔·赫尔阁下迳启者：本大使依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将以下内容通知阁下，实为荣幸：
日本国政府根据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第23条，现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通告废除上述条约的意思，为此，该条约于1936年12月31日后应即无效。
本大使现向阁下谨表敬意。
斋藤博于华盛顿？
1934年12月29日
12月30日日本政府为对其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的行动辩解，又发表了外务省当局关于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通告的谈话。谈话中说：
“帝国政府在这次进行海军军缩准备谈判时，希望与有关国象合作，获得帝国国防的安全和巩固，……
然而，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不但承认保有舰艇中最富有攻击性的舰种——帝国认为这种舰种必须完全废除，并且根据比例原则规定了大海军国之间的战斗力等级。因此，对照帝国政府的根本方针，毕竟不能承认这个条约继续存在。并且，国为受相形见细的比例规定，伤害了我国国民的自尊心，这是永远不能使国民得到满足的原因。…………我方认为，如果有可能，就和有关国家一起通告将该条约废除，然后再合作致力于签订新条约，这样最为适当。由此，帝国政府在此之前对有关各国说明了以上要旨，劝告他们一起通告废除，可是没有任何一国同意这一点。…………至于进而扩张军备或有害于国际和平，这完全是帝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287～288页。]
自从1922年2月6日签订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以来，日本始终对这种限制不满，总是梦寐以求打破条约的限制，以便不受束缚地全力扩充海军军备。当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也认为：日本“废除华盛顿条约，意味着日本要同英、美第一流海军国展开军备竞赛。”[《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但是，在日本外交当局的谈活中，无限制发展海军军备的主旨，竟变成了“帝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在伦敦召开的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经两个多月的会谈未达成任何的协议。1935年12月7日，依据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召集的5国海军会议，正式在伦敦开会。美国代表提议，按现存比率对各种类型的舰船，从整个量上裁减两成，并讨论对火炮口径等质的限制。
但日本首席代表永野修身海军上将，重申日本不赞成华盛顿条约，主张共同最高限度原则，由于日本固执必须首先决定对等问题的主张，大会于1936年1月15日，讨论了共同最高限度的原则。因为没有其他代表发言支持这个提案，日本代表便于1月16日正式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1936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建立足以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强大海军。这样，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都在1936年12月31日失效。从1937年1月起，进入了无条约的时代。当时英美日3国舰艇的总吨位是，英国100万吨，美国80万吨，日本70万吨。日本开始了不受任何条约限制的军备扩充和竞赛，以图争霸于西太平洋。
二、《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世界人民的谴责，国际联盟中的英、法等大国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一些小国仍要求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的表决通过19国提案，日本遭到失败，恼羞成怒，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使它感到必须寻求志同道合的同盟者，以便在实施扩大侵略的行动中，相互支持和配合，并与国际上的反对势力相抗衡。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揭露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阶级本质，指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侵略战争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对于怯西斯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当时的法西斯德国，是继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3年10月又一个退出国际联盟陷入孤立的国家。日、德两国都奉行着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它们都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企图通过重新瓜分世界和对外侵略来谋求出路，都自称“穷国”，要向“富国”控制的国际秩序挑战，它们有着广泛的共同利害关系。日本指望通过和法西斯德国的勾结，在它进攻中国、苏联和英美时，得到德国的支持和帮助；德国认为它和英法及苏联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还不够，最好在远东有一个伙伴，从东方威胁英法和牵制苏联；同时，以反共为幌子实行这种联合，也不会引起英法美的反对。
1934年3月，日本政府任命大岛浩上校为驻柏林大使馆武官。此人是原陆军大巨大岛健一的儿子，受过德国式的教育，能讲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有着特别的亲热感，是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德国通。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以训令指示大岛，调查纳粹政权的稳定性，德国陆军的现状及发展，德苏两国间的关系等情况。从此，大岛即通过纳粹党的外交代表里宾特洛甫，与纳粹首领希特勒表示亲近。
1934年12月，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结束时，里宾特洛甫曾特意请求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离开伦敦回国时顺路到柏林，并打算让希特勒接见他[〔日〕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以密切双方的关系。
1935年6月，里宾特洛甫派助手哈克拜访了大岛武官，建议两国缔结反共的军事同盟。此后，日本参谋部即派情报部欧美科德国组长若松中校到德国，与大岛先后同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德国方面提出了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建议，若松表示了日本陆军方面的同样意图后，于1936年1月底回到东京汇报了会谈情况。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法西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愿望更为迫切。4月，主张日德合作的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后，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各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日德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此时，日德之间的谈判便由陆军移到内阁，由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通过外交途径进行。7月上旬，德国向日本提出了经希特勒亲自修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和秘密附件。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四相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确定在欧洲方面，以日德合作牵制苏联。该外交方针提出：“德国在对苏关系上大概和帝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鉴于法国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德国在国防上和对赤化的政策上，易于和我方取得协调。
由此，应采取措施，一面增进和该国的友好关系，一面根据必要，实现日、德合作。增进与波兰等国的友好关系，以牵制苏联。”[〔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2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46页。]
由于日德法西斯双方扩大侵略战争的共同需要，两国对互相加强勾结、缔结反共协定的谈判进展迅速。
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于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和《秘密附属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德国政府……为防范共产主义的破坏而共同合作，签订协定如下：
第1条 缔约国商定，就互相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进行协商，并以紧密的合作完成以上的措施。
第2条 缔约国对于国内安宁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而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宗旨采取防范措施，或共同进行劝导，使其参加本协定。
第3条 本协定以日文本及德文本为正本。本协定自签订之日起实施之，有效期为5年。缔约国应在期满前的适当时期，就以后两国合作的形式取得谅解。
……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子爵？ 武者小路公共（印）
德国特命全权大使？ 约希亚姆·丰·里宾特洛甫（印）
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附属议定书……
1。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应在交换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对共产国际采取揭发和防范措施方面，进行紧密合作。
2。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对于在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为共产国际服务，或助长其破坏活动者，应在现行法律范围内，采取严厉措施。
……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
……
第1条两国约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攻击，或非因挑衅而受到攻击的威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足以减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负担的一切措施。
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缔约国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当就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进行协商。
第2条缔约国在本协定有效期间，未经相互同意，不得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缔结与本协定的精神相抵触的一切政治性条约。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文书》第352～354页。]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文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同盟国拿到手的。[〔苏〕Л·H·斯米尔诺夫、E·Б·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1936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以德国法西斯为枢纽，在1个月内分别和意大利、日本签订两个协定。
10月25日，德意两国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意大利不干预德国兼并奥地利，德国承认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并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双方在反苏反共的侵略行动中，取得相互的谅解和支持，从而达成东西方法西斯的勾结。因此，《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是德日意法西斯在扩大侵略的道路上，实现世界性的勾结的重要一步，它标志着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初步形成。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是反苏反共的，在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中，更是赤裸裸地指明了这一点。心怀鬼胎的日本政府在谈判缔结协定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保守秘密，防止任何消息的泄露。当时，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给日本外相的电报说：“坚信，只有上述秘密协定对德国将来的对苏政策才具有决定性作用。”[〔苏〕Л·H·斯米尔诺夫、E·Б·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11月14日，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2东方司司长在询问日本驻苏代办，关于日德协定的传闻是否真实时，代办回答说：“传闻不合事实，外务省责成他正式辟谣。”然而，在日德反共协定签订的当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在枢密院会议公然宣称：“苏维埃俄国应该懂得，它所面对的是日本和德国。”[〔苏〕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85～886页。]
这是日本政府对协定实质最有力的说明。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是针对英法美等国的。日德法西斯在东西方的扩张侵略，必然加剧和英法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直接间接地损害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而且争霸世界斗争的发展，最终必然要与英法美等国决一雌雄。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就道出了该协定的要害，他说：“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想联合德国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采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名称，也是日德法西斯的一种阴险策略。他们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便于给英法美等国以迷惑和麻痹，有利于侵略者首先从弱处开刀，对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避免过早地和英法美正面冲突，以便积蓄力量，进行最后的决斗。希特勒曾对齐亚诺表示，如果英国认识到德意是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结盟的，那么他深信，英国非但不会反对这种结盟，反而会“寻求同它达成协议和谅解的手段。”[马尔康姆·莫格里奇约：《齐亚诺外交文件》，1948年伦敦版，第43～48页。]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对日本法西斯来说，首先是为全面侵华战争服务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内政、外交主要是围绕着侵略中国、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总目标而展开的，这一点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已作出明确的规定。日本侵略者周密地计划着使外交配合军事侵略以及牵制第三国的策略，它“希望借这个协定加强日本在对华交涉中的地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同时，也“是为了想把苏联牵制在西方，至少在几年内得到稳定的环境。”[〔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0页。]
这就清楚地说明，日本是把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它全面侵华战争的外交保护伞。在该协定缔结仅仅半年之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就发动了。这也是对签约意图和协定本质最有力的证明。
以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形成的日德意法西斯集团的勾结，使他们伉瀣一气，在东西方扩大侵略的胆子更壮。加之英法美等国继续以本身的安全有保障的幻觉来安慰自己，不但不制止法西斯的侵略，反而实行绥靖怂恿政策，这就使东西方新战争的危险急剧增长。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三节 制订全面侵华战争计划
一、早期的侵华作战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防方针中，虽然也提出以俄国（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中国为第二位的假想敌国，但是按照对象强弱的程度，预定的侵略步骤却是先中国后苏美。因此，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先的侵略目标，拟定其侵华作战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3省后，陆军当局进一步研究和制订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由于只出动少数部队就兵不血刃地侵吞了东北，进一步增长了日本对中国抵抗力的轻视。因此，其作战计划的基本点，是要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内全力进行内战，对外推行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不可能出现全国抵抗侵略的有利时机，以“保护”日本权益和侨民等借口，出动少数兵力，“尽速”占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必要”地区，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1934年，日本陆军中央部制订了1935年度侵华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1。对华北方面作战在平津地方作战时，第7集团军（以中国驻屯军、关东军的1个旅以及由日本国内及朝鲜派来的3个师为基干）占领北平及天津附近要地。
在山东方面作战时，第8集团军（以两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山东半岛及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
根据情况，可合并第7、第8集团军为1个方面军。
2。对华中方面作战第9集团军（以3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长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
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平汉铁路南下，策应沿长江向汉口方面作战。
3。对华南方面作战以1个师的兵力，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必要时占领汕头。
以上对华作战总兵力，为3个集团军共9个师。[〔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5年增印，第101页。]
1936年度日本侵华作战计划，大体沿袭了1935年度的计划，不同之处，只是取消了深入腹地的汉口作战。
二、《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
1936年，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形成，准战时体制已经建立，在国际摆脱了裁军条约的限制，加强了和法西斯德国的勾结，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得手。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和称雄世界的侵略计划，即“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以武力对付苏联陆上及英美海上之武力，切实掩护我东亚联盟地区，进而寻求制服敌人之方策，开拓战胜之途径。”[〔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9页。]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经过近半年的研讨和协商，于5月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3次修改。
日本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于5月1日修订完毕，6月3日经裕仁天皇批准，其要点如下：
帝国国防方针：
（一）帝国国防的根本意义在于，根据建国以来天皇的宏图，经常以大义为根本，倍加发扬国威，保证增进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
（二）帝国的国防方针在于，根据帝国国防的本义，充实国力，特别是军备，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稳定东亚的势力，同时付之以相应的外交活动，以确保国家的发展，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的目的。
而且鉴于帝国国情，竭力增强作战初期的威力尤为重要。另外，将来的战争很可能要长期化，因此必须有能够经受住这种战争的认识和准备。
（三）帝国国防鉴于其本义，应以与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并且拥有强大国力特别是军备的美国和俄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和英国。为此，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足以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满足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
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
（一）帝国军队的作战基本要领是：
根据国防方针，陆海军协同行动，采取先发创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
为此，陆海军应迅速摧毁敌野战军及敌主力舰队，同时占领所需疆域。
此外，随着作战的进展或鉴于外交上的需要，可以必要的兵力占领政略上的要地。
陆海军共同担任国内防御，在不违背上述作战的基本要领的范围内实行之。
对马海峡的海上交通线由陆海军协同，经常确实防御之。
（二）以俄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三）以美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四）以中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如下：
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
为此，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
海军在协同陆军攻占青岛的同时，协同陆军占领上海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
（五）以英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六）以便、美、中、英四国中两国以上为敌对，基本援用第二条至第五条，根据情况对这几个国家尽可能逐次作战。
（七）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应根据本纲领起草各项作战计划，经相互反复协商后，奏请天皇裁可。[〔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0～262页。]
日本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露骨地反映了日本的世界战略的侵略性和疯狂性。它公然宣称要实现天皇的宏图，发扬帝国的国威，以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战略，逐次向中、苏、英、美进攻，消灭其陆海军主力，占领其疆域，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
三、《国策基准》的制定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用兵纲领》的修改后，展开新的政治攻势，促使议会通过适应扩大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
日本陆海军对外侵略的方针，历来存在着分歧。陆军主张以陆为主、以海为辅的北进方针，海军则主张确保大陆、发展南方的南进方针。因此，陆海军分别拟定国策纲要的提案，双方分歧很大。海军坚持“北守南进”的方针，对陆军的方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为解决战争指导方面的分歧，日本陆军参谋部进行了改编，在第1部内设置了主管战争指导和判断形势的第2科，专门研究国防国策，调整陆海军之间的意见。
1936年6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作出《国防国策大纲》最后方案。
它是一个包括军事、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广泛的国防政策的纲领，其中陆海军在方针方面也达成一致协议，将“北守南进”改为“南北并进”。
1936年8月7日，日本在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国策基准》又称《基本国策纲要》、《国策大纲》。]，其主要内容如下：
1。国家大政的根本，在于根据大义名分，内则巩固国家基础，外求发展国运，……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基准的大纲如下：
（1）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具体体现皇道精神，……
（2）……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必要的国防军备。
（3）对大陆的基本政策，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
（4）对南方海洋，特别是对外南洋方面，努力促进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一面避免刺激他国，一面以渐进的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2。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力求适应现在的形势而实现刷新国政。其纲要如下：
（1）扩充国防军备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
……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
（2）我国外交政策，总的说来，应以不折不扣地完成根本国策为基本精神，加以综合地革新，……
3。政治行政机构的革新改善、财政经济政策的确立以及其他各种设施的运用，都必须和上述根本国策相适应，关于下列事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1）指导和统一国内舆论，使在打破非常局面上能够巩固国民的决心。
（2）……对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应进行适当的改革。
（4）为航空及海运事业的飞跃前进，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5）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日〕外爷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1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44～345页。]
上述《国策基准》，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制定的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它具体地规定了侵吞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它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并列为国策，妄图独占东亚大陆，控制西、南太平洋，争霸世界。《基准》强调以整备国防为主要手段，推行法西斯的内政和经济政策，并以积极的外交相配合，以实现其战略计划。这一侵略性的《国策基准》，一直成为日本政府在亚洲和太平洋扩大侵略所遵循的方针。在以后的年代里，日本政府始终按照这一基准行动。
四、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
1936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照例于9月末前制定第2年度的作战计划（年度是从本年4月起至翌年3月止），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准备日趋完善。
日本感到自从实行侵吞华北的计划以来，和英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1935年12月5日，英国外相贺尔表示，英国对华北情势“密切注视”。
次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声明对“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但是，他们对日本的军火贸易继续在进行。苏联明确谴责法西斯国家在东西方的侵略，但为了自身利益，亦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并于1935年3只将中东铁路非法卖给日本。国际联盟也仍在推行着怂恿侵略的绥靖政策。同时，日本看到，意大利自1935年10月侵入阿比西尼亚后，于1936年6月即将其吞并。德国于1935年3月宣布重新发展军备，建立50万军队，1936年3月撕毁凡尔赛和约和罗迦诺公约，悍然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并于7月与意大利开始了干涉西班牙的武装侵略。德意法西斯国家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受到鼓舞，它急欲在中国扩大侵略战争。
9月3日，恰巧在中国广州北海日商丸一药房的中野顺三被杀，系何国人所为尚属疑问，日本海陆军中央部却借机向中国发难，其出兵计划如下：
海军军令部《时局处理方针》
1。国家需要定下对华惩罚的决心。
2。GF（联合舰队）立即从佐世保方面开始行动。
3。促进对华作战准备。
4。促进现在进行的对华交涉，并适时要求其限期答复。
5。根据中国方面对上项采取的态度，可对河北、山东及青岛进行保障占领。根据情况也可对海南岛进行保障占领。
6。对华作战要极力限定于局部，且准备持久战。
因此，在华中、华南的侨民，要相机使之撤退，但上海可就地保护。[〔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2页。]
陆军参谋部《对华时局的对策》
1。对华中、华南方面，按目前形势，不以陆军行使实力。
2。为预防因抗日行为波及华北而爆发不祥事件，看时机先派1个师去满洲，在锦州附近待机。
3。在华北，万一发生……中国驻屯军应坚决奋力给以惩罚。此时将给中国驻屯军增加上述待机的1个师和关东军司令官所辖部队的一部，有关指挥问题另定。
在以上场合，军队的行动应神速机敏，在最短时间内给以闪电般打击，以最小限度的要求，就地解决问题。
4。其余的关东军作好对苏作战准备，以求万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91页。]
以上陆军参谋部《对华时局的对策》中，虽主张先侵占华北，但是陆军省主张选择中国的要害地区上海、南京大举进攻。
至于外交如何配合，9月26日，日本陆、海、外3省局长会谈，设计了由外交导致行使武力的三部曲：
“1。促使蒋介石回京，进行外交谈判；
2。如蒋介石拖延回京，则以最后通牒强迫之；
3。如仍不回京，则采取行使实力之手段。”[〔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92页。]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省部又作出了杀气腾腾的“对华处理方针备忘录”，内容如下：
1。国家迅速确立惩罚中国之决心，尤应促使陆军速与海军采取同一步调。
2。做好对华作战各种准备，并依靠已下令增派兵力之威慑力量，促进外交交涉。
3。蒋介石不回京，或南京政府对我最后要求事项不表诚意时，海陆军应分别进行必要的兵力配备（对华作战）。
4。在不接受我最后要求情况下：
（1）固守上海（海陆军协同）。
（2）对青岛进行保障占领（海陆军协同）。
（3）封锁华中、华南之要地（海军兵力）。
（4）轰炸华中、华南之航空基地及主要军事设施（海军兵力）。
（5）陆军向华北出兵。[〔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419～420页。]
日本的一个侨民，不知何故被何人所杀，日本政府和军部却掀起轩然大波，决心向中国政府兴师问罪。日本法西斯政府明目张胆地以最后通碟的形式，勒令一个主权国家接受其无理的要求，如遭拒绝就以全面战争相威胁。竟然要以“神速机敏”的行动，给中国“闪电般打击”，占领华北、华中、华南的青岛、上海、南京、海南岛等各要地，并对华中、华南实施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一举灭亡中国。
这就是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利令智昏跃跃欲试的真实写照。
1936年下半年，日本没有实现这一侵华计划，只是因为侵略者想选择更为有利的时机而已。
日本1937年度的侵华计划，是在1936年就准备付诸实施的计划上修改而成的。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当以中国为敌时，依下列要领进行作战。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为此陆军应协同海军击溃必要地区之敌，并占领各要地。海军消灭敌舰队，并控制中国沿海以及扬子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必要之要地。”
“因此，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
“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9集团军（3个师）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线，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因此而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因此，计划调新编第10集团军（2个师）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集团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三角地带。”
“对华南的作战计划，同去年度一样，计划大致用1个师的兵力。如此，按去年度计划充作对华作战的兵力为9个师，而昭和12（1937）年度增加到14个师。”
日本海军方面认为，限定局部作战可能是不现实的，“必所作出全面战争的计划。海军用兵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它富于机动性，所以一开始就是准备去全中国所需要的地方，用必要的兵力，迅速达到目的。”[〔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l〉，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2～104页。]
为了贯彻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便于侵华日军各兵团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训令规定如下：
1。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的作战要领，大体规定如下：
（1）河北方面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属下部队以外，还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及朝鲜军司令官派遣的部队，以及从国内派来的部队），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可根据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也可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
（2）山东方面作战军，在青岛或其它地点登陆击溃敌人，并占领山东省各要地。
2。帝国陆军在华北作战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任务如下：
作战初期要以原有的属下部队确保天津、北平、张家口，可能的话包括济南等各要地，为在华北方面的陆军初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尔后的任务随机而确定。
3。于上述场合作战初期之中国驻屯军作战地域是，独石口以东满华国境以南的地域，至于和山东方面作战军的分界线临时决定。”[〔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9～140页。]
日本帝国主义历来是把中国作为首先要侵吞的假想敌国，照例编制年度对华作战的计划，而且对作战方针、原则与入侵战略方向，以及作战兵力的编成和部署，军事与外交如何配合等等，谋划得愈来愈具体和周密。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四节 扩充军备，加强部署，频繁演练
一、增加军费
日本为了扩大侵略，把增加军费、扩军备战作为历届内阁的重要任务。
从1931年12月“非常时期财政”的高桥（是清）的财政，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的准战时财政的马场（锳一）的财政和结城（丰太郎）的财政，各届大藏大臣都实行军事预算膨胀的政策，使军费的增加逐年直线上升，财政经费迅速膨胀。财政经费的膨胀，主要是因为军费增加。如所谓的“九·一八事变费”，从1931年至1936年，累计达10。7亿日元。这项费用的大部分是以陆海军省费的名目支出的。又如“军备改善费”，从1933年至1936年，陆军方面是4。95亿日元，海军方面是8。37亿日元，两者共计13。32亿日元。
如以陆海军两省省出的合计为军费，同一般会计岁出总额对比，则可明显看出军费比率逐年提高，详见下表：
军费的增长（单位：亿日元）
年度岁出总额军费比率%
193322。58。7338。8
193421。69。4143。5
193522。110。3246。7
193622。810。7847。3
从1933年至1936年的4年间，日本内阁拨出的直接军费即近40亿日元。
实际上军费不只限于陆海军省费，大藏省拨付的军事公债利息总额，递信省的勋章和养老金，内务省的征兵费等，虽属于其他省但仍归于军费的项目还很多，所以军费的绝对数和比率要远高于上述数字。
1936年3月9日上台的广田内阁，更是实行空前的军费膨胀政策，“国策阁议”优先讨论陆海军的“国防”发展计划，完全支持军方的要求。于是陆海军陆续提出自己庞大的军备计划，如陆军的第1次计划：扩充航空、防空设备，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约3亿日元；扩充关东军的兵力，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1。5亿日元。第2次计划：改善日本国内的军备，经费约3亿日元；整备作战资材，经费约1亿余日元。上述经费约20余亿日元，要求自1937年起继续5年至10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页。]，海军也提出了以建造主力舰及扩充航空部队为中心的庞大经费计划。为执行上述扩充军备计划，1937年度军费预算总额达到32。7亿日元之多，军费的比重大大增长，仅直接军事费，就超过了岁出总额的69％。
日本政府推行军费膨胀政策，军费连年大幅度增加，使年度财政赤字随着连年增长。为了弥补预算的亏空，一方面修改税制、增加税收，仅在1937年预算中即增税6亿日元。但这同庞大支出相比，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从增发大量公债中寻找出路。从1932～1936年，日本每年发行的公债，都在10亿日元以上，5年间，公债发行总额达71亿日元，年度末公债的余额，从70亿日元增加到105亿日元。
军费膨胀和增加税收加重了日本国民的沉重负担，而公债发行的增长又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国民的生活进一步降低，这些都加深了日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二、扩充军队
陆海军[日本不设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于陆海军。]是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工具，对其扩充和加强历来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在1935年1月退出裁军会议后，更以全力发展陆海军，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力争与世界列强匹敌。到1936年初，月本陆军常备兵力从1930年初的25万人增至4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1936年6月3日，日本在改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中，确定陆军的扩充军备计划为陆军50个师，航空兵142个中队。根据上述计划，陆军省于11月26日制定陆军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其主要内容是：
1。战时兵力到昭和17（1942）年度，大约配备40个师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航空兵约140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
2。平时兵力到昭和17（1942）年度，大约在满洲配备10个师，国内及朝鲜配备17个师及与之相应的部队。航空兵140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部队。同时增加补充、动员、教育、补给、卫生等各项设施。
3。作战物资的整备伴随昭和12（1937）年度至17（1942）年度之间，增加战时兵力，改善编制装备，对其所需作战物资要大部配齐。[〔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6～97页。]
为了上下一致全力贯彻军备充实计划大纲，1936年12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召集各集团军和师的参谋长等人，密示该大纲的精神。“象这种内容属于军事机密，并且在预算尚未决定之前就向下传达的事，这是以前完全没有过的事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圆满实现这一划时期的充实军备，还需要军民的一致协力，所以事先告诉大家，作为指导舆论的参考。”[〔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7页。]
这种无先例的作法表明日本陆军中央部对加速扩充军备，掀动全面战争升级按钮的迫切心情。
日本海军对扩充军备的劲头，较之日本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已无任何的国际约束，海军即在造舰方面与美国展开竞赛。1936年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确定海军的扩充军备计划是，海军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水雷战队6队（驱逐舰96艘），潜水战队若干（潜水舰70艘），航空兵65个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95页。]
日本海军连续进行了3次海军军备补充计划。第1次是从1931年起至1936年的“01计划”；在第 1次补充计划过程中，又进行了第2次的1934年至1937年的“02计划”；第3次是1937年至1942年的“03计划”。列入第3次军备补充计划所建造的军舰，有世界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以及13艘潜水舰。[〔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03页。]
“大和”号战列舰长256米，宽36。9米，吃水10。4米，排水量69100吨，装有460毫米主炮9门。按照“02计划”到1937年，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与美国海军总吨位的比例，已远远超过华盛顿条约规定的64％，达到80％的最高状态。[〔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6页。]
日本陆海军经过大力扩充，到1937年7月初，其总兵力及配置如下：
陆军
1。关东军：第1、第2、第4、第12师，独立混成第1、第11旅，独立第1～第5守备队，骑兵集团（第1、第4旅），骑兵第3旅，独立炮兵3个团，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第10、第11、第12、第15、第16团）、铁道第3团，汽车第1、第2团，电信第3团等。
2。朝鲜军：第19、第20师。
3。中国驻屯军：驻屯步兵旅，炮兵团等。
4。台湾军：第1、第2团，炮兵团。
5。日本国内：近卫、第3、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4、第16师，共11个师。
6。航空兵团：第1飞行旅（驻日本国内）、第2飞行旅（驻朝鲜）、第3飞行旅（驻台湾）[〔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9～110页。]
海军
军舰：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舰55艘，航空母舰6艘，合计199艘、77。1万吨。
舰队：联合舰队（第1、第2舰队）、第3舰队、练习舰队。担任对华作战的为第3舰队，司令部驻上海，所辖第10、第11战队及第5水雷队分别活动于中国沿海及长江。另外还有第27驱逐舰队驻旅顺港，第5驱逐舰队驻马公港。
海军航空兵：共37个中队，基地航空兵飞机512架，舰载航空兵飞机173架，共计飞机685架。[〔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航空军备和运用》〈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72页。]
三、掠夺和储备战略物资
日本是岛国、小国，战略物资贫乏，石油、铁矿石、棉花等工业原料，全部或绝大部分依赖从海外进口，在非铁金属中，铝、镍、钴、镁的全部，铜、锡、铬、锰的大部分原料都依靠进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鞍山、本溪、沈阳、抚顺，安东（今丹东）、营口、旅大、吉林、牡丹江等地，开办采矿、钢铁、制铝等企业，对东北的铁、煤、铝、镁等资源，进行强盗式的开采掠夺。从1932～1936年，日本平均每年从东北掠夺的铁和钢，分别约占其总产量的50％和10％。
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而争霸世界，加速各种战略原料的进口和物资储备。
1936年，用于进口贸易的金额，较1935年增长约10亿日元。[〔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从1932年至1936年，铁矿石进口增长2。5倍，废铁进口增长1。5倍，铜进口增长26。5倍，石油和煤的进口各增长近1倍。日本的大部分战略原料是从美国进口，由1932年开始，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原料，占其总进口额的比例是：废钢铁90％，钢铁半成品45％，铅45％，铜90％，铝18％，石油及石油产品45％。美国的战略原料出口，大大帮助了日本以扩张侵略为目标的军事工业的发展。
日本战略物资大部依赖海外进口，这就决定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脆弱性。
随着军事工业的迅速膨胀，所需战略物资与日俱增，缺额越来越大。截至1937年，日本主要战略物资对海外依赖程度如下表：
日本主要战略物资的对海外依赖程度及进口地（％）*
物资名称对海外
依赖程度物资进口地
朝鲜台湾南洋中国东北小计其他地区
石油82───0。910。9199。09
煤炭109。903。73─43。6857。3142。67
铁矿石898。81──7。1815。9983。97
废钢铁72─1。15─1。8002。9597。05
生铁3312。00──19。0031。0069。00
铝钒土100─────100
菱镁矿石100───99。3099。300。70
棉花1000。96───0。9699。03
羊毛100───0。180。1899。82
纸浆68─────100
生橡胶100─────100
磷矿石100──9。31─9。3199。69
硫酸铵2520。13──34。3154。4445。55
盐75─5。58─31。7237。3062。66
大豆7521。041。01─77。95100─
小麦303。28──6。399。6790。30
玉米76　 　 ─　 2674
大米1560。4537。66　 ─98。111。87
糖88─80。284。00─84。2815。67
机床46　 　 ─　 5446
*[〔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对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由于坦克、飞机等新的技术兵器大规模使用于战场，以致钢铁、石油、各种非铁金属以及橡胶和各种化工原料等，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扩大武器装备生产和维持军队作战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充军备，实现对外侵略的战略计划，从其本国战略资源贫乏的情况出发，差不多每次发动向外侵略的战争，都把攫取重要战略地区和战略资源作为其首要的目标。从“九·一八”鲸吞中国东北的资源，到蚕食中国华北的资源，从谋划制造各种挑衅事件，到不宣而战肢解中国的领土，都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通过侵略战争夺掠资源，再通过侵吞的资源扩充军备和扩大侵略战争。
四、加紧工业的军事化和武器装备生产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其侵略世界的野心相比，是很不适应的。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例仅为38％，其中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总共不过占工业总产值的20％，而且工业技术落后，许多机器制造部门，如机床和重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几乎没有发展，郑铝业等还是空白，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才刚刚生产。因此，实行工业军事化、经济军事化，就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和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这样既可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又可使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
为了实现经济的军事化，1936年日本设立专门研究机关“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首先对扩充重要产业等进行研究。
1937年5月，日本设立企划厅（以后又改为企划院），作为国家战争经济的参谋部，就各项产业、资源适应扩大侵略战争需要，进行通盘的谋划。
为推动政府加快经济军事化和军事工业的扩充，日本陆军参谋部于1936年7月23日和29日，先后向陆军省提出“为战备迫切期待开发产业”、“备战计划方针”两项计划，强烈要求于1941年前完成。1936年底，参谋部又拟定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1937年5月29日，陆军省根据参谋部的计划，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大致以昭和16年（1941年）为期，有计划地发展各项重要产业。……由此取得国力的飞跃发展，亦可确立安定东亚的实力。
第二、要点1。本计划以昭和12年度至昭和16年度的5年为第1期，先严密选定国防上重要产业的种类及指标，予以统制，促其实现。……根据第1次5年计划的进展，亦拟订第2次5年计划。
2。发展重要的国防工业，是以帝国为主体，因地制宜地根据日满一体化原则进行安排的。由于考虑到国防上的必要性，尽力使必要的产业在大陆得到发展，……选定最为必要的资源，通过日中提携，努力在华北进行开发。
3。本计划实施中应避免对帝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作急剧的变革，但对于金融、财政、物价、贸易、对外结账、运输、配给、劳务及非重要的国民生产消费等统制上，应先发制人，讲究必要的对策，以求本计划的综合顺利进展。
4。发展重要产业，须综合技术、资本及原料等各方面，……分出轻重缓急的程度，首先选择重要和急需的产业，促其实现。第1期计划中首先着手的有下列各重要部门。
（1）军械工业；
（2）飞机工业；
（3）汽车工业；
（4）机床工业；
（5）钢铁工业；
（6）液体燃料工业；
（7）煤炭工业；
（8）普通机器工业；
（9）制铝工业；
（10）制镁工业；
（11）造船工业；
（12）电力工业；
（13）铁道车辆工业。
军械工业及飞机工业的发展，按照军部另行设计的方案进行，但和它有关的资金、机械、原材料、劳动力、燃料及动力等一般重要产业的发展，……已包含于本计划中。
5。根据以上要求，规定发展重要产业的一般目标及在日满的分配额列成下列3表：
重要产业五年计划一般目标
类别单位生产发展指标增加的指标
合计日本满洲合计日本满洲
飞机架1000070003000民用机
2000　　
汽车万辆109130264
工作母机万台50455　　　
钢
铁钢材万
公
吨1000
（1300）700
（900）300
（400）　　　
生铁1150
（1550）750
（1000）400
（550）　　　
铁矿石225010501200存量800800　
液
体
燃
料挥发油万
千
公
升330190140　　　
酒精50455　　　
苯20146　　　
重油235135100　　　
煤炭万吨1100070004000　　　
铝公吨1073　　　
煤千公吨963　　　
船舶万吨（93）（86）（7）70068020
电力万千瓦（1257）（1117）（140）　　　
铁道车辆辆　　　机2200
货527001000
300001200
22700
4。军械数字未列入本表。
5。（略）
计划产业的生产力扩大率表和重要产业扩充计划所需资金概算表（略），需要资金为85。36亿日元。[〔日〕秦郁彦：《军事法西斯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62年版，第328～333页。]
关于兵器工业，是把改造多年的旧式军备纳入产业计划，使之按总体的要求完备起来。其具体指标为：
（1）飞机工业：根据产业计划，保持年产1万架的设备能力，第1年生产1万架，第2年生产2万架。
（2）军械工业：除加强官营设施外，还要把民间设备能力约增加为4倍，并通过教育和定货等办法，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3倍。
（3）弹药工业：官营设施，重点设在满、朝并予以加强，民间设施能力的增加为7倍，特别是在增加榨出设备的同时，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约扩大3倍。
（4）坦克工业：设备能力增加为2。5倍。
（5）机械器具工业：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2～3倍。
（6）汽车工业：计划根据产业计划年产10万辆，保持30万辆。
满洲的建设，飞机3000架，其他以适应10个师的军需生产力目标。[〔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页。]
为了加速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将军事开支的绝大部分用于扩大军火生产。首先对陆海军的官营军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扩建，使其成为综合性的大兵工厂，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从1932年至1936年，陆海军兵工厂的固定资本均有增加，陆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1。39亿日元增至1。503亿日元，海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0。167亿日元增至0。47亿日元。由于日本的军工厂大批扩建，陆海军工厂的工人迅速增加。从1932年到1936年，陆军工厂的工人数增至1。9倍，海军工厂的工人数增至2倍多。随着军工厂固定资本的增长，新设备和工人不断增加，各项军工产品的生产额迅速提高，军工厂生产总额急剧扩大。从1931年至1936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倍，计2400挺，火炮增长6倍，计590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架。[〔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从1932年至1936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日本加速扩军备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仅靠官办军工企业已经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军工产品的需要，日本政府遂在大力扩充官营军工企业的同时，开始向民间垄断资本安排大批国家军事订货，将飞机、军舰、火炮、弹药以至新式武器的制造也交给民间企业。巨额的军事订货和超额的利润，吸引大批私人企业迅速向军事工业方面转化，民间企业形成了一股发展军工生产的热潮。
1931～1936年，日本政府向民间企业的军事订货和军事投资的金额，为向官营军事工厂投资金额的3倍。日本军火生产增产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民间企业。如从1931～1936年的6年中，陆军的军事费合计为25。295亿日元，其中约51。2％即12。955亿日元，作为兵器制造费的支出，而兵器制造费的70。2％即9。09亿日元，支付给了民间企业，支付给官营工厂的只占29。8％即3。864亿日元。海军方面，从1933～1936年的4年中，军事费合计19。973亿日元，其中61％即12。19亿日元，用于舰船、兵器等的生产，而舰船、兵器等制造费的75％即9。18亿日元，用于向民间企业订货，仅以25％即3。01亿日元，用于向官营工厂订货。[〔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房，1972年版，第217页。]
由此可以看出，在军工生产中，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官营企业。为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的军事工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巨额军事订货和军事利润的增长，推动日本老财阀资本迅速转向军事工业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指定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有110家，其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基本上全部属于三菱、三井、往友、大仓、久原等老财阀。它们纷纷改变经营方针，扩大军事工业投资，从事军舰、飞机和机械化装备的制造。在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又扶植了一批与军阀密切勾结，以生产武器和军需品为主的新兴财阀即康采恩。如：日产、日氮、森、日窒、日曹、理研等军人康采恩。这些新兴财阀在军方的支持和扶植下，乘着“军需通货膨胀”的浪潮，迅速发展成为日本军事工业中最富侵略性的一支力量。1931～1936年，民间企业同军事有关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老财阀为14～26％，主要投资于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的基础军需生产部门，而新财阀为50～95％，主要投资于直接生产军火的部门。
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工厂企业由1932年的6。73万个，增加到1936年的9。06万个。日本的工业产值从1930年的59。63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163。56亿日元。重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的38。2％（即22。83亿日元），上升到1937年的57。8％（即94。52亿日元），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则由61。8％，下降为42。2％。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书房，1972年版，第199页。]
日本已由轻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进到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至1936年，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些已进入世界的前列，船舶居世界第3位，水泥、钢块、生铁、汽车的产量，分别居世界第5、6、7、8位。[〔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从1931年到1937年，某些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增长见下表：
1931～1937年某些重式业产品的年产量*
产品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钢（千吨）188363522。3
钢材（千吨）166456302。4
石油产品（千吨）112246220。8
汽车（台）434946220。8
造船（吨）1005154281883。3
*[〔美〕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杜，附表c—21、C—22（钢、钢材）；〔日〕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50年版，第61、325、265页（石油产品、汽车、造船）。]
从1931年至于937年，日本陆海军兵器的年生产量，更是有数倍至数十倍的增长，详见下表：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兵器名称1931年1937年增长倍数
步枪（支）36134275410。8
机枪（挺）54122953。2
火炮（门）904784。3
坦克（辆）1247938。9
飞机（架）41015802。8
军舰（吨）5100517249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1972年版，第175页（坦克）；〔日〕安藤良雄：《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步枪、机枪、火炮、飞机、军舰）。]
五、增加在华驻屯军（参见附图15）
所谓驻屯军，是按照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即1901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之《辛丑条约》建立的。它应允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页。] 并对各国驻兵数目作出了规定。
据此，日本编成“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守。但是，日本从1911年起即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步兵1个营、机枪6个排。1927年4月，又扩大编制在天津成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上述驻守部队外，又配属了1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2个营及工兵、通信、炮兵等分队）。
1936年，日本随着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广田内阁决定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在驻屯军司令部下设驻屯步兵旅司令部（辖步兵第1、第2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及医院、仓库等。总兵力由改编前（6月1日）的人员1771名，马174匹，增至改编后（6月10日）的人员5774名，马648匹，兵力增加近3倍。同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6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控制战略要点。据1936年9月22日《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已达1。4万人以上。
日本政府在1936年如此猛增中国驻屯军，是与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企图相关联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在使用兵力时“应在不声不响之中发挥威力”，驻屯军的“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
这就一语道破了此举的用心，增加驻屯军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是加强战略先遣支队的必要部署，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而绝不是什么防卫使馆、保护侨民。
当时，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中也承认：“按照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日本驻屯军的兵力在事变前，即1936年6月增加到一个旅，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34页。]
日本陆军参谋部有关方面也承认：“如此增加兵力，中国人自不待言，即对住在化北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也都给以将对华北以武力推进工作之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5页。]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猛增兵力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除在北平使馆区可驻守少数的警备兵力外，不得在北平的任何地点驻扎兵力，即使在北宁铁路线，也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驻兵警备，通县和丰台两地，是北平东西两面的战略要地，失去该两地，北平即陷于被东西包围的态势。特别是丰台地位更为重要，它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
日本将驻屯军开进通县和丰台，这是对中国主权不能容忍的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军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不得不承认，驻屯军驻守点“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不能离开北宁铁路而置于通州”[〔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78页。] 而丰台即非《辛丑条约》指出的地点，它又是平汉铁路的通道。
1936年5月，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并不断派人到中国驻军兵营挑衅制造事端，然后提出抗议，要求第29军从丰台撤出。7月下旬，日本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强行进驻丰台。9月中旬，再次挑起两军枪击事件，逼迫宋哲元从丰台撤出中国驻军。
日本在增加华北驻屯日军的同时，在华中等地也不断增兵。1936年9月，日军借口所谓“北海事件”[指1936年9月3日广东北海日商侨中野被杀事件。]，即以“调查”为名向中国南海方面派遣军舰。
同时派舰艇和特别陆战队进至上海，增强原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日本海军第3舰队调集部分舰艇，进至汉口，增强原驻之特别陆战队。此外，组成第11航空队集中于台北。
日本如此穷兵黩武地增加在华的日军，有的日军高层人士仍认为增加得不够，还要加强。如1937年6月5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即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3页。]
日本在华驻屯的日军，经过1936年以来的大量增加，其在华北的主力中国驻屯军1937年7月初的兵力和部署如下：
驻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团第2营及步兵第2团（欠第3连及第3营）、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驻北平部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司令部（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1团、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分遣队。其中丰台分遭队，兵力为步兵第1团第3营及步兵炮队，其余分遣队，兵力多数为1个连。
除以上部队外，还有陆军特务机关，分设于北平、通县、天津、太原、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8～139页。]
此外，日军还在张北、嘉卜寺、归绥、保定、郑州、平凉、额济纳等地设有特务机关。
六、频繁的现地侦察和军事演习
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政略战略动态，摸清现地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策划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目，多次到华北、华中等现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当前中国军政的形势。
3月上旬，日本陆军参谋部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校3人召回东京汇报现地形势。
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
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
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枪射击，酿成“大沽冲突事件”。在北平市内的日本驻军，更野蛮地擅自在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日军在民房顶上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坦克由街道隆隆而过，俨然成了城市的“占领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进行综合演练。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的军事演习，更是进入紧张的阶段，连、营级的战术演习，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不断，已进入全面战争升级的待命阶段。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就此寥寥提到几笔：“我们部队的以下行动可能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兹举数例如下：
（ 1）驻丰台部队的中期（5月至6月为连及营教练演习期间，特别是连教练的完成期为5、6月）的连教练，不分昼夜地进行。
（2）（驻屯）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部队进行检阅。5月下旬，军的大部幕僚齐集于一文字山（即大枣园山），检阅该部队。
（3）团长去丰台部队按教育计划检阅了连教练；以后辅助官又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
（4）旅长、团长去该地附近视察了演习情况。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上校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44页。]
中国驻屯军不分昼夜地紧张演练，旅、团各级指挥官反复督促检阅，力求完成预定的扩大侵华的准备，以便东京一声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进而按照规定的侵略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二编 小结
自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6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进而加速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阶段；也是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内外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和变化之中，它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日本不断变换侵略中国的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为了实现先取满蒙再占全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炮制伪满洲国之后，又武装进攻热河和长城以南，打开了入侵华北的大门。尔后改变策略，将武装“鲸吞”变成和平“蚕食”，企图以军事为后盾，通过政治压眼，不战而取华北。日本这时之所以要对华北采用“蚕食”策略，主要是因为：日本自身力量的不足；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1936年，随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和战争准备的逐步就绪，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动武，再加上西方列强继续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促使日本又由和平“蚕食”华北转向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全中国。这一演变过程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手段是为其根本政策服务的，尽管策略手段不断变化，但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这个“宗旨”是不会改变的。
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必然破产。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用兵，全力“围剿”红军，破坏局部抗战，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对外步步退让，造成东北沦陷，淞沪、长城等抗战夭折，并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塘沽、秦土与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加深了民族危机。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公愤。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中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推行到破产告诉人们：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民族意志不可违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所以破产，就在于违背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这一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得人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引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力支持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战行动，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爱国侨胞，以及世界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抛弃了“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8页。]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初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予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坚持与胜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马仲廉、何理、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谢钢等同志，参加了中卷史稿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主编：王道平
副主编：罗焕章 支绍曾
编写人员：高培 王明亮 柳茂坤 王天成 韦显文 支绍曾 罗焕章 耿成宽 贺新城 徐勇 彭玉龙 周小宁
大事记编制 高培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14年斗争的抗日战争史，总结和借鉴抗日战争的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任务，是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由有关单位于1982年4月29日召开的“关于落实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号提案”的会议上确定的，具体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该项目是“七五”社科研究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先后列入《全军一九九○年前军事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全军军事科研“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还被列入《1991年—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在编写中，我们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进程和规律，全面反映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备方面的情况，全书共分三眷六编。上卷（1931。9。18～1937。7。6）分为第一编东北沦陷，第二编救亡高潮；中卷（1937。7。7～1940。12）分为第三编举国奋战，第四编转入相持；下卷（1941。1～1945。9）分为第五编渡过难关，第六编走向胜利。各卷均附有照片、地图及大事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时的形势与日中实力对比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形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日本内外矛盾加剧和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发生的。
1937年下半年，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蔓延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次危机比上次更为严重。在危机的第一年，美、英、法三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减少了21。9％、9。5％、15。5％，失业人数高达1800万人。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不断进行侵略，暂时还未陷入危机，但是这种片面地发展军事工业，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必然带来新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险恶形势，更加激化了各国之间的矛盾。
德、日、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了逃避危机和实现重新爪分世界的目标，加紧相互勾结和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经过签订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意初步形成了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在欧洲，德意一方面与英法美进行经济争夺，强化干涉西班牙的局部战争，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国主要军政首脑秘密会议上，决定了首先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侧翼威胁的战略方针。
在亚洲，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1937年日本的陆海军武器生产总额，比1931年增长了8倍。垄断资本的暴富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使1936年日本参加工农斗争的人数超过42万人，达到战前最高水平。在日本国内，不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亲德意派与亲英美派之间，政党、军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
在远东，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亦不断加剧。随着“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在变中国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计划碰壁后，日本正加紧策划全面侵华战争。
英、法、美等国家，虽然同后起的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经过几次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已力不从心，为了保住现有市场和殖民地，它们在法西斯侵略面前，采取了一种姑息迁就的绥靖政策。在英国，张伯伦于1937年5月出任首相后，全面推行绥靖主义政策。他的总计划是：“在最近一年之内争取同德国和意大利议和，并缔结四国条约。”[《苏联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11，1937年第1卷，第48页。]
为此，张伯伦指派亲信哈里法克斯勋爵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表示英国同意满足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要求。英国还试图拿中国东北与日本做交易，以保住其在远东的权益。这时的法国，也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同英国的联盟上。
此时的美国，则实行一种名力“中立”，实为“绥靖”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37年初设想了一个包括军备限制、政治保证和殖民地重新调整的欧洲问题总解决方案，企图以此换取“德国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和扩充军备。”[〔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缓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页。]
在远东，美国“担心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英美统一阵线，都会在日本激起支持军队‘极端分子’的舆论，从而危及和平”。[〔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第42页。] 并坚持从经济上绥靖日本，源源不断供给日本战略物资，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当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经济危机状态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一直顺利发展，1937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已由1913年欧洲第4位世界第5位，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苏联致力于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但遭到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建设和巩固内部，并打破西方大国祸水东引的企图，苏联也极力避免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直接发生对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西班牙人民反对德意武装干涉和亚洲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遥相呼应，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转变，国共两党开始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1937年，国共两党为动员和准备全国抗战，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诸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国民党还于1937年6月中旬决定在庐山召集全国高级将领、各界人士座谈会，共商军政大计，研讨对日方策。共产党亦于5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争取民主，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号召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坚持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此时，中国社会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国民政府还不愿实行民主政治，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抗战准备还不充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法西斯集团决定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达成之机，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摆脱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实现征服中国的既定目标，并加强它争霸世界的地位。
事实表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战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给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战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使其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日、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日强中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无论“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部显得不如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7、449页。]
（一）经济实力
在经济力量上，日本占有很大优势。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到80％，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中国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内）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10％。除沿海部分城市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少数轻工业外，大部为手工业。在农业方面，日本已使用机械生产，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以1937年日中两国的工业总产值和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为例：工业总产值，日本为60亿美元，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生铁产量，日本力239。7万吨，中国只95。9万吨（含东北）；钢产量，日本为635万吨，中国仅55。6万吨（含东北）；石油，日本为39。3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日中在经济方面的另一个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2。2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的61。7％。
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到1937年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如重炮、坦克、舰艇、飞机等，或者不能制造，或者只能少量制造。
（二）军事实力
1937年上半年，日本有陆军常设师17个，独混旅、骑兵旅和守备队10余个，共60余万人；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202。9万人。但是，日本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比中国雄厚，有预备役73。8万人，后备役87。9万人，第1、第2补充兵248万人：而中国仅有预备役50万人。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较强。日本一个常设师与中国一个整编师相比，步骑枪比中国多1。5倍，轻重机枪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另外，日本一个常设师还多有炮兵车和辎重车1000余辆，坦克24辆。
日本有海军舰队4个，大型舰艇200艘，共77。1万吨，中国仅有舰艇66艘，共5。9万吨。日本陆海军有航空兵中队91个，飞机2625架，中国只有空军中队31个，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
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日强中弱，这是中日全面战争初起之时最基本的形势。但是，日本是一个小国，本土只及中国1/28，人口只有中国的1/6，本国资源缺乏；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些因素也必将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二节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一、事变前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是：
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日本关东军一部，其前锋已伸入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地区。
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张北、尚义、宝昌等地。平津之间，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万人的伪保安队5个总队，部署于通县、顺义、怀柔一带。
在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及直属分队，共5700多人。其部署是：军司令部率步兵第2团及第1团第2营、炮兵团及直属分队驻天津及其附近，其中第2团第3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1团（欠第2营）驻北平，其中第1团第3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
第143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1、第2旅，独立第29、第40旅，以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和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和独立第26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辖第1、第2旅和独立第27、第28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29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中国驻屯军旅长、团长均先后到卢沟桥附近，对丰台日军演习进行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29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情报工作等项建议，以及“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
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3营（步兵连4，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连各1，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二、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立即率该营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又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73。]
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3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1营于大枣山附近侍机，同时令第2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当晚，日方松井与中方秦德纯进行交涉，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胁议：
（1）双方停止射击；
（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宁河西岸；
（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方意在缓兵，并不打算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在9、10两日内，日军4次背约弃信，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随后，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得到批准。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
是日，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94页。] 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三、中国方面对事变的态度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
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四、日军发动总攻，北平、天津失守
（一）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1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进抵高丽营；第20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25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20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20师第77团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
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日下午，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碟，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2团第2营，分乘26辆卡车于19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22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参谋部于27日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5、第6、第10师和第11、第3师共5个师约20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捷。
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
蒋介石复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二）南苑战斗与北平陷落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26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29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27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11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1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20师3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29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37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在接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29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29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请兄镇静谨守，稳打三日”，“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70页。]
28日凌晨2时，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29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5页。]
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29军驻南苑部队有第38师、骑9师和军特务旅共5个团（含骑兵团1），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1、第2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20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遂陷敌手。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29军所部节节抵抗。第37师和第38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39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亦举义反正，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28日23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去保定。第37师等部亦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乃告沦陷。
（三）天津战斗与守军撤退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5000余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29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第112旅和第26旅等部。第38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38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第38师第26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
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十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20师的4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29军转攻为守。经过15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遂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而且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版，第129～130页。]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
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军仓促应战，后授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年版，第13～1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三节 “八·一三”事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日本制造“八·一三”事变
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准备进行会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认为战争将波及到全中国，“对于海军来说要作全面战争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65页。]
7月12日，日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会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然后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向东京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他认为：“要想用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他还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因此，他主张派5个师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南京、上海。[〔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187页。]
7月27日，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还达成了《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要点》，正式提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4页。]
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将长江沿岸的2。9万多名日侨于8月9日前撤到上海。
8月8日，长谷川清遵照东京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第3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并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是为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准备进攻上海。8月10日，日本陆海军中央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的确认。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提出了向上海派兵的方案，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马匹，并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两个师。同日，日参谋部和军令部还达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协定和陆海军关于在华中作战的航空协定。
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于是，“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页。]
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同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了中国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当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给第3舰队司令官发布命令，要求消灭当面的中国陆军及华中的航空兵力。是晚，在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要求全面进行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还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台和提携”之目的。[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文书》，第370页。]
同一天，日本国内开始第三次动员。日军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师，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下旬以后，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投入华北和上海的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的决定，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内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期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局势，忠诚奉公，同心协力，以襄助达到所期之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05页。]
日本近卫首相也在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要求各界支持对华战争，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和与紧急事态相适应的财政经济体制，据此，第72届临时议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加快了日本转入战时体制的步伐。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止，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为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办法，取消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致使谈判无进展。6月25日，中共重新提出合作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
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
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第4次国共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把《宣言》搁在一边，另提一套方案。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由于他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按他的一套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未获结果。
7月底平津失守，8月中上海又起事端，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5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双方于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最后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19页。] 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表示：“中共宣言与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国民党政府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政治主张，并积极投入抗日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大局为重，从原来抗日反蒋的立场转到拥蒋抗日的方面。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去猛烈冲击日本侵略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四节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国军队沿铁路线防御
一、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前的战场形势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与部署
日军占领平津后，即以主力巩固平津地区，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平津以南的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待国内援军抵达后，再向华北内地进攻。8月5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其主要战略企图是：“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31页。]
按照日军参谋部的指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于8月7日调整了部署，确定：
（1）待国内援军到齐后，即与中国军队在河北保定——沧县之线决战。主决战方向为平汉铁路沿线。决战时间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
（2）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沿平绥铁路作战，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
（3）保定、沧县会战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之线迫击。
为进行华北决战，日军参谋部于8月21日提出：除原向华北派出第20、第5、第6、第10师外，拟再向华北派出第16、第101、第108、第109师和一批特种兵部队。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4个师的动员。8月3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式编成，其战斗序列如下：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寿一上将　 参谋长 冈部直三郎少将
第1集团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中将
第6 师：师长　 谷寿夫中将
第14师：师长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20师：师长　川岸文三郎中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2集团军：司令官 西尾寿造中将
第10师：师长　矶谷廉介中将
第16师：师长　中岛今朝吾中将
第108师：师长 下元熊弥中将
集团军直属队
方面军直属部队
第 5 师：师长 板垣征四郎中将
第109师：师长 山冈厚重中将
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 德川好敏中将
重炮兵营、防空部队、通信队、铁道队
兵站部队、中国驻屯混成旅、宪兵队
以上共辖2个集团军、8个师、17个旅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它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独立混成旅和2个支队，共约37万人。
（二）中国军队的防御方针和部署
平津失守以后，中国军事当局判断日军必然很快要向中国内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所以迅速制订计划，组建统帅机构，调整军事部署。8月12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决以武力解决”企图“灭我民族生存”之日军，“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本此主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华北平汉、津浦路方面为第1战区；华北晋、绥、察方面为第2战区。并且指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的侧背在第二战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11、12页。]
同时还规定了第1战区和第2战区的作战任务。为加强主战场的防御，国民政府决定在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设立三道防线：以保定——沧州之线为主要防线；
以彰德（安阳）——济南之线为第二防线；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之线为第三防线。为达成防御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调整了兵力部署：以傅作义之第7集团军一部向平绥铁路东段的张家口和南口地区集中，准备迎击日关东军和驻屯军向西进攻；以刘峙之第2集团军向保定、石家庄之线集结，其中第26路军（第1军团）孙连仲部进到琉璃河、马头镇地区展开防御，准备迎击北平方向日军的南攻；以宋哲元之第1集团军展开于津浦路北段地区，准备迎击天津方向南下的日军。
根据对日防御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全军战斗序列：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蒋中正？？？ 参谋总长 程 潜
第1战区：　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　辖区：平汉、津浦两铁路线
第2战区：　司令长官 阎锡山　辖区：晋、察、绥
第3战区：　司令长官 冯玉祥　辖区：苏、浙
第4战区：　司令长官 何应钦　辖区：闽、粤
第5战区：　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　辖区：山东
第1预备军： 司令长官 李宗仁
第2预备军： 司令长官 刘 湘
第3预备军： 司令长官 龙 云
第4预备军： 司令长官 何成濬
第17集团军：总司令 马鸿逵
第18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
？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兼）
担任华北防御作战任务的第1、第2战区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1战区
第1集团军：总司令？？ 宋哲元？ 副总司令：万福麟、冯治安
第59军：？？ 军长？？ 宋哲元（兼）（第38、第180、第181师）
第77军：？？ 军长？？ 冯治安（兼）（第37、第132、第179师）
第53军：？？ 军长？？ 万福麟（兼）（第116、第130、第91师）
第67军：？？ 军长？？ 吴克仁（第107、第108师）
第3军团：？ 军团长 庞炳勋
第40军：？？ 军长？？ 庞炳勋（兼）（第39师）
第49军：？？ 军长？？ 刘多荃（第105、第109师）
骑兵第3军：军长？？ 郑大章（骑兵第4、第9师）
第2集团军： 总司令？ 刘峙？ 副总司令：孙连仲
第1军团： 军团长？ 孙连仲（兼）（第27、第30、第31师）
第52军：？？ 军长？？ 关麟征（第25、第51师）
第32军：？？ 军长？？ 商震（第139、第141、第142师）
第3军：？？？ 军长？？ 曾万钟（第7、第12师）
第13军团： 军团长 刘茂恩（第64、第65师）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177、第17、第23、第47、第106师，新编第35师，独立第46旅，骑兵第14旅）
骑兵第4军：军长？？ 檀自新（骑兵第10师）
第14集团军：总司令？ 卫立煌
第14军：？？ 军长？？ 李默庵（第10、第83、第85师）
挺进军：？？ 司令？？ 马占山（骑兵第6师）
特种兵部队（炮兵第6、第8旅）
第2战区
第6集团军：　总司令 杨爱源　副总司令 孙楚
第33军：　军长　孙楚（兼）（独立第3、第8旅，第73师）
第34军：　军长　杨澄源（第196、第203旅，第71师，新编第2师）
第7集团军：　总司令 傅作义　副总司令　刘汝明　前敌总指挥 汤恩伯
第35军：　军长　傅作义（兼）（第218、第211、第20旅）
第61军：　军长　李服膺（第200旅、独立第7旅，第101师）
第68军：　军长　刘汝明（兼）（第143师，独立第40旅）
第17军：　军长　高桂滋（第84、第21师）
第13军：　军长　汤恩伯（兼）（第4、第89师）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94师，新编第5旅、第6旅、骑2旅）
预备军：　总司令　阎锡山（兼）
第八路军：总指挥　朱德（第115、第120、第129师）
第19军：　军长　王靖国（第205旅、独立第2旅、第209旅）
骑兵第1军：军长　赵承绶（骑兵第1、第2师）
以上两个战区共6个集团军、24个军（军团、路军）、53个师另21个旅和其它部队，约60万人。
二、平绥铁路沿线的作战
平绥路作战是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8月9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察哈尔作战，其目的在于“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41页。]
为进行平绥路作战，日军以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和大泉支队、堤支队，航空第2飞行集团（共14个飞行中队），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中国驻屯军以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参加平绥线东段作战。
为了加强华北的防御，蒋介石于8月初先后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平绥路东段之防御，在南口地区，以汤恩伯第13军之第89师和第94师沿长城线右自南口左至宁强堡组织阵地防御；以高桂滋第17军之第21、第84师部署在宁强堡—赤城—龙关一线，对热察边实施防御。在张家口地区，以刘汝明第68军之第143师担任正面防御。另以傅作义之第35军，赵承绶之骑兵第1军集结于绥东之集宁、兴和地区，作为机动兵力。
（一）南口——张家口战役
中国第13军于8月7日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并进入阵地。8月8日，日中两军即展开前哨战。8月11日，日本驻屯军命令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火力支援下，向南口展开攻击；以一部向南口西侧长城线助攻；以另一部佯攻得胜口。中国守军第89师在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顽强抵抗后，于12日退守长城要隘居庸关、八达岭一线主阵地。13日，蒋介石电令石家庄卫立煌之第14军及第85师编成第14集团军，车运易县，经平西山地增援南口，并以第1军团出房山掩护该部前进。12日后，日军曾多次向中国守军发动猛攻，均被击退。
战至17日，日军第5师一部占领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1390高地，并以其主力向守军右翼镇边城迂回，使守军的防御处于危急状态。18日傅作义奉命率一师三旅车运怀来增援。19日，双方争夺空前激烈。在镇边城方向，两军在黄老院、禾子洞、沙锅铺等地反复冲杀，一日之内守军伤亡1200余人。在居庸关方面，日军也倾全力攻击，并突入该关南门，又被守军击退。
为挽救危局，汤恩伯于19日下令调整部署，将得胜口、居庸关、镇边城一线划分为三个固守区，由第89、第21、第4师和第72师一部分别固守。傅作义亦准备指挥守军向进攻的日军展开反击。正当此时，察北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攻击，张家口告急。于是，傅作义又率第200、第211两个旅由下花园车运回援张家口，留下第72师和独立第7旅归汤指挥。奉命北上增援的卫立煌部于21日进至门头沟西北30公里的傅家台、千军台一线时，日军第6师牛岛支队已占领阻击阵地。卫军前进受阻，侧后又受到良乡西部日军第20师的威胁。于是，卫军转取守势。由于中国守军与援军被隔断，第72师各部在长城峪、灰岭子和镇边城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终因孤立无援，镇边城乃于23日被日军攻占。
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怀来；一路向东北方向包抄长城正面守军前沿阵地。25日，日军在横岭和居庸关两地与守军激战。在危急情况下，汤恩伯于26日午后下令中国守军向桑干河右（南）岸突围。日军左翼第5师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于8月26日和27日分别占领怀来和延庆。至此，南口战斗结束。
此役历时半月，中国军队伤亡26736人，日军伤亡据日方公布为2600余人。南口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其影响也是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立，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解放》第1卷第15期，解放周刊社，1937年9月版，第1页。]
在南口前线中日两军激烈战斗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趁势向张家口方向发动攻击。8月20日夜，日军混成第2旅从张北的二台出发，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御，占领了神威台。22日，日军乘胜进攻旧万全，中国守军第143师进行抵抗后，于23日退守张家口西南、平绥线上的孔家庄一线高地。日军占领旧万全后，继续向孔家庄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曾以有力的反击，迫使日军转取守势。经三昼夜激战，日军始占领该地并切断了平绥路。此时，东援南口的傅作义立即率两个旅赶回张家口，组织固守城垣并反击日军，但未能抑制住日军的攻势。26日以后，整个战局严重恶化，南口、怀来失守。
27日，刘汝明下令所部向洋河南岸撤退，张家口遂告沦陷。日军左翼之大泉支队于20日从沽源开始南进，26日，占领独石口以西之三间房。
27日，再占宣化，与由张家口东进的混成第2旅会合。
29日，日军第5师亦进至宣化。至此，进攻平绥路东段的两支日军会合。
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占领了张家口以西的柴沟堡。中国第2战区防守平西的部队受到日军南北夹击的威胁，遂分头向天镇、蔚县方向撤退。
（二）大同、归绥沦陷
日军占领南口和张家口以后，中国驻屯军第5师集结于怀来、下花园之间。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集结于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宣化、柴沟堡地区。9月6日，日军第5师根据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作战”的指令，分三路向南推进。担任蔚县守备任务的中国第68军刘汝明部未与日军接触即行后撤。汤恩伯急令第17军高桂滋由广灵速派一个团去蔚县填防。高部所派之团尚未到达蔚县，日军第5师就已先行入城。随后，日军于14日陷广灵，16日取涞源，20日占灵丘，准备突破内长城线后，参加保定会战。
在日军第5师南下的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亦以混成第2、第15旅等部在伪蒙骑兵9个师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进攻。9月6日，日军强攻天镇。驻守天镇的第61军之第299团孤军奋战，坚守天镇达一周之久。9月11日，日军占领天镇，接着向大同进逼。13日，大同守军弃城而退，日军不战而占大同。尔后，日军继续向前推进。17日，攻占大同北面的丰镇，24日攻陷绥东重镇平地泉（今集宁）。随后，又向西发展进攻。10月13日，日军占领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16日又占绥远重镇包头。至此，平绥线作战遂告结束。
平绥路沿线作战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历时两月有余。平绥路作战中国军队失利，使日军完全控制了内蒙地区，解除了其主攻方向的侧背威胁，消除了日军南下冀、晋的后顾之忧，为中国华北防御作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平汉、津浦铁路北段的作战
8月下旬，日军在平绥线取得进展后，即以第20、第6、第14师在北平，以第10师在天津，分别向南进占良乡、固安、静海附近地区。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成立后，即根据日军参谋部关于进行华北会战的命令，于9月4日制定了《华北会战指导方略》。《方略》规定将会战的重点放在河北省中部的平汉沿线，由第1集团军担任该线作战，第2集团军负责津浦线作战，第5师从蔚县南下参加河北省中部会战。为保证第1集团军在重点方向平汉线的作战，方面军除令第5师南下蔚县，以确保平汉线右侧安全外，还令第2集团军先向津浦线进攻，以保障平汉线左侧的安全。
日军第1集团军于9月11日下达命令，规定9月14日开始攻击。具体部署：
以第20师攻击涿县北面之中国军，尔后，迅速进入易县以南地区；
以第14师迂回涿县以南地区，切断第20师正面中国守军的退路；
以第6师攻击其当面固安以南地区，然后进入定兴附近；
以第50团为军预备队，位于良乡。
9月11日，日军第2集团军占领了津浦线上的马厂和青县，并以一部兵力进至青县以南的兴济镇。为防御日军由平津沿铁路线向南进攻，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第1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北正面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日军沿津浦、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侧击日军对南口方面的攻击。并区分第1集团军力右地区队，第2集团军为左地区队，第14集团军为总机动部队。
据此，石家庄行营于8月下旬决定，在房山至保定之间构筑三道防御阵地：
第一道设于房山、琉璃河、固安之线，由孙连仲的第1军团（第26路军）配属骑兵第10师构筑与防守；
第二道设在易具、涞水、高碑店一线，由曾万钟的第3军构筑与防守；
第三道设于满城、保定、新安镇一线，由关麟征的第52军构筑与防守。
（一）保定、沧县地区的战斗
9月14日，日军第1集团军从北平附近出发，分三路向涿县、保定地区大举进犯，其第20师由正面向琉璃河、涿县方向进攻；第14师于永清、第6师于固安方面渡过永定河，分别向涿具南面和定兴方向迂回。中国守军第1军团（第26路军）、第47师、骑兵第10师等部，依托防御阵地，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伤亡严重。至18日，日军第20师攻占房山南部阵地后，已进至汀县以西地区；第6师越过沼泽地区后，已进到拒马河左岸的辛桥地区；第14师已迂回到涿县以南的松林店地区，堵住了守军的退路。在此情况下，中国守军开始后退。中国第2集团军立即命令第1军团在高碑店以北、第3军在大情河右岸阻敌前进。但是此时双方已陷入混战状态，卫立煌之第14集团军也由张坊南撤。
日华北方面军见战局对其有利，遂于18日21时令第1集团军突破保定附近阵地后，向正定迫击；令第2集团军第10师向德县进攻，其余部队向正定方向迫击，以切断平汉线上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5师主力迅速经沫源进入保定方面，据此，日第1集团军于21日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推进。22日，日军开始向僧河阵地攻击，并于当日占领满城。同日，蒋介石曾电令刘峙固守保定、满城，但已无济干事。23日，日军开始向保定及其两侧地区发起攻击，未能得逞。
24日11时，日军第6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保定城垣再次发起攻击。
这时，刘峙曾向第52军转达蒋介石“务须固守保定，无令不准撤退”的指令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但该军在强敌进击下，纷纷南撤。同日，保定一带守军已全部退至滹沱河南岸，至此，保定及其以北全陷敌手。于是，日华北方面军决定乘胜前进，将战线推进到石家庄——德县一线。
在日第1集团军南犯的同时，日第2集团军按照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沧县以南，之后以主力准备向保定南侧前进”的命令，[〔日〕《中国享变陆军作战》（1），第332页。] 以第10师沿津浦路南下，迅速占领沧县；以第16、第109师继续沿子牙河向南攻击。中国第1集团军根据军委会“在沧县附近抵抗”的命令，加强了沧县地区的防御：令第59军之第38师、第40军之第39师、第49军（欠第109师）、第77军之第132师等部，防守刘各庄、姚官屯、李天木一线；令第49军之第109师为预备队，位于沧县以南地区。同时，以第67军在文安、大城一带侧击敌人，策应正面作战。9月21日，日军第10师开始攻击姚官屯，经四昼夜激战，突破了姚官屯防线。
24日，日军未遇到大的抵抗，便进入沧县城。23日，日军第16师亦攻陷大城，继续沿子牙河南进。日军第10师占领沧县后继续向南进攻。中国第1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冯家口、泊头、东光等地逐次抵抗。25日，日军进占捷地镇东西之线。
27日，日军分三路从运河东西两侧及津浦路以东向德县方向进犯。
29日，中国守军第59、第49、第40军及第43师等部，向冯家口日军侧翼实施反击，未收大效。10月1日，各部即沿铁路东侧向南撤退。其左翼之第67军在刘各庄、沙河桥逐次抵抗后，即向献具转移，改归第1战区指挥。日军乃进逼献县、德县。
（二）石家庄、德县及其以南的战斗
保定、沧县失陷后，平汉和津浦路沿线的中国守军分别退至石家庄和德县地区。为便于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下旬决定划平汉路北段为第1战区，以程潜代理第1战区司令长官，撤销石家庄行营，并调整兵力部署：以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指挥第32军（欠第139师）及第17师、第47师和骑兵第10师，担负平路线以东、滹沱河南岸的防御；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第14军团（第27路军），第3、第14军，及第27、第85、第89、第177师等部，守卫平汉线上的正定、石家庄及其以西、滹沱河南岸之线；以第1军团（欠第27师）和第139师、第54师为预备队，集结于平汉路西之平山以南地区。同时决定，在津浦线北段设第6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统辖第：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继续抗敌。冯受命后，立即赶到德县以北之桑树园指挥作战。
9月28日，日第1集团军令各部向石家庄追击。此时适逢晋北告急，蒋介石令第14集团军车运忻口增援，余部留置平汉线逐次抵抗。
10月1日，日军第20、第6、第14师和新加入战斗的第108师，开始向石家庄方向进攻。未经大的战斗，先后占领了望都、定县、曲阳、新乐等县城。10月8日攻占正定、灵寿。10日，第14师强渡滹沱河，占领了石家庄。
11日，第20师占领井陉。在此期间，日军第2集团军以第10师沿津浦铁路向德县攻击前进，第16师和第109师沿于牙河西南方向推进，配合日第1集团军进攻石家庄。10月初，日军第16、第109师连占武强、深县、衡水、束鹿等地，逼近石家庄。
10月3日，日军第10师开始进攻德县。军委会速令第3集团军以两个师增援。但按时赶到德县的仅有第12军第81师之第495团。该团在日军猛烈攻击下，牺牲巨大，余部退至徒骇河右（南）岸，德县遂于10月5日陷入敌手。
日军占领石家庄和德县后，将第6、第16、第20、第109师等部、先后分别调往上海和娘子关方面作战。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追击的日军第14师等部，于10月中旬相继占领了元氏、赵县、赞皇、高邑、临城、柏乡、内丘、邢台（顺德）、任具、肥乡、邯郸与南和等县市，中国守军逐次撤退至漳河南岸。
19日，日军第14师又从武安以南强渡漳河，与守军关麟征之第52军激战两昼夜，双方伤亡重大，于丰乐、安阳间形成对峙。10月下旬，军委会决定第1集团军改归第1战区指挥，津浦路之作战由第3集团军负责，改属第5战区，第6战区撤销。同时令第1集团军以一部于平汉、津浦之间钳制日军，以主力协同友军阻击南下之敌；令第3集团军与前出石家庄方面的第1集团军相呼应，攻击敌之侧背，以解娘子关之危。据此，第1战区作了相应的部署。正当各部准备行动之际，第20军团奉命经林县增援太原。而日军则乘势于11月4日抢先向驻守安阳的第20集团军进攻，5日占领安阳，第32军退守宝莲寺东西之线。中国第1集团军仍按预定计划，于6日开始攻击，连克沙河、任丘，逼近邢台，切断了平汉路。日军立即集中第14、第108师等部夹攻向邢台逼近的中国军队，并由邯郸、磁县向大名反击。
11日，日军占领大名，第1集团军退至卫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在津浦路的第3集团军，由于韩复榘意存观望，前进迟缓，日军先于11月5日开始分数路向第3集团军进攻：一路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南进，连陷高塘、禹城、临邑，向徒骇河进迫；一路由盐山南进，相继占领乐陵、阳信、惠民、济阳。第3集团军退守黄河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12月23日，日军一部由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陷周村，切断了胶济路。
24日、26日，日军第10师由济阳和齐河相继南渡，27日占领济南，尔后继续前进。
平汉、律浦路北段作战自9月中旬至12月下旬，历时三十多月。日军虽然击退了平汉、津浦路北段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平汉、津浦路沿线广大地区，但未能达到其“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的会战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21页。]
在日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大举进攻的三十多月中，中国广大官兵发扬守土抗战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进行了抗击或反击，给日军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中国军队在这段防御作战中，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并给敌以更大的消耗。
这里除了技术装备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方针。上层军官指挥不力，消极防守，互不支援，致使部队常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有的将领一战即退，中央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大撤退，即遭到全国各界的谴责。国民政府监察院张华润等人于10月26日对其提出弹劾，指出：“豫皖绥靖主任刘峙，恇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一溃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晋两省交受其祸。今又退至彰德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石家庄至彰德计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国民政府监察院档案（二）1497，《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7册。]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五节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
一、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8月22日关于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下辖陆军第115、第120、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队。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之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第74师编成，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之第2、第6军团和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编成，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陕甘宁独立第1～4团和第15军团骑兵团编成，共1。3万人；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计4。6万人。其编制序列如下。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朱　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 权
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副主任　邓小平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聂荣臻
参谋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343旅：旅长　陈　光（第685、第686团）
第344旅：旅长　徐海东（第687、第688团）
第120师：师长　贺　龙　副师长　萧　克
参谋长　周士第　政治部主任　关向应
第358旅：旅长　张宗逊（第715、第716团）
第359旅：旅长　陈伯钧（第717、第718团）
第129师：师　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参谋长　倪志亮　政治部主任　张　浩
第385旅： 旅长　王宏坤（第769、第770团）
第386旅： 旅长　陈　赓（第771、第772团）
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为了加强党对新形势下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书记。同时，中央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三个师的书记。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命任粥时为主任。
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级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为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任第343、第344、第358、第359、第385、第386旅政治委员。同时，还撤销了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级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还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公开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
二、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的作战地区为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
8月22日，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之时，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主力从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该师经韩城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上，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八路军总部与第120师主力分别由陕西泾阳云阳镇和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跟随第115师之后，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9月30日，第129师主力也由富平庄里镇出动，东进北上。八路军开赴前线，纪律严明，勇敢迎敌，受到战区人民的称赞。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之际，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以一部继续向绥远进攻，主力则沿同蒲路南下。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之第5师，亦由平绥路东段之宣化南下晋察冀交界地区。中国第2战区部队退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一线。9月中旬，日华北方面军7个师沿平汉、津浦两路南犯，突破中国第1战区保定——沧县防线后，继续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9月16、17日，向八路军发出变更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友军侧背，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的计划。同时判断恒山山脉一带必力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枢纽。
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决定将原来三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省的四角，即：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15师立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和太岳两山脉中；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变更后的部署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它对于八路军保持战略上的主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军的进攻，对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统一八路军指战员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认识，加速全军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这一方针，毛泽东于9月1日致电彭德怀，要求向全军和友党友军解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八路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依据情况灵活机动“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并“坚持依托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21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25日，毛泽东给中央北方局的电报中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八路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指示还划分了各师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地区。根据总部指示和地区划分，第115师于9月中旬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及冀西阜平地区推进；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前进到宁武、神池等晋西北地区，其第359旅开至五台、平山地区活动；第129师准备向正太铁路以甫之晋东南地区发展。
三、平型关战役
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攻的日华北方面军第5师，在由大同向南进攻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歼灭第2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的作战。
至9月20日，日军第5师已占领晋东北的广灵、浑源和灵丘等地；察哈尔派遣兵团亦进逼晋北雁门关，在日军进攻下，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凭借长城夭险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部署杨爱源所部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第33军）担任右翼北楼口以东至平型关的防御；傅作义所部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第61军），担任左翼北楼口以西至神他沿线防御。9月21日，日军第5师第21旅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其后续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开进的模样。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心集中4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并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称：“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个团的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册。]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的指示，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他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日军。
第115师赶到大营镇后，立即侦察平型关方向的敌情、地形。得知日军第5师正由浑源、灵丘、涞源分三路向西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兵力分散，进攻平型关方向的日军约一个旅。
平型关以东是群山连绵的谷道，而两侧高地又便于隐蔽机动和伏击。
据此，第115师决心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并报请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批准。23日，第115师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当夜，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地区。24日，林彪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后，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的公路两侧高地设伏，将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臼军歼灭于狭谷之中，具体部署是：
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钳制和打击增援干型关之日军。
以第343旅两个团担任主攻：其第685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敌先头部队，协同友邻围歼公路之敌，并阻击由东跑池向老爷庙回援之敌；其第686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协助第685团向东跑池发展进攻；
以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域。
同日，第2战区第6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要求第115师依据原计划由东南出击。为了隐蔽行动企图，第115师于24日午夜利用夜暗和暴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之白崖台开进，于拂晓前进入预伏地域，并做好了战斗准备。（见附图1）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并趁敌陷于混乱之机，适时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其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第686团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实施突击，并令第2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者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狭谷之中。己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企图向北突围。控制考爷庙及其以北高地的第686团第2营在第1、第3营协同下，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在此期间，先期（22日）进占东跑他的日军一部，试图回援老爷庙，亦被第685团所阻。
日军第5师师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其部下将被围歼后，急令在蔚县的第21旅和进至涞源以西的第9旅各一部，火速增援平型关。当该两部行至灵丘以东的驿马岭和以北的王山村时，遭到第115师独立团的迎头痛击，涞源的日军也因受第115师骑兵营的钳制，而不敢倾巢出援。13时许，蔡家峪以东之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彼围日军会合后，在6架飞机火力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再次向老爷庙高地猛扑，由于敌我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也无能为力，其反扑被第686团又一次击退。随后，第686团冲下公路，在第685团的协同下，将该日军全歼。
至此，战斗胜利结束。第115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向平型关正面东跑他日军逼进，按照与友军达成的协同作战计划，共同消灭该地区之敌。当日黄昏，第343旅两个团迅速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并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盆地。但是由于友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该日军未能被歼。
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抢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日军长驱直人、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其政治意义是很大的。
平型关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同时，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支援了平汉路友军的作战。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全国各界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出的贺信、贺电，达百余件之多。
蒋介石26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
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28日致电八路军称：“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国民党同盟会会员、第2战区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著文称赞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下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也使第2战区司令长官受到鼓舞。26日，阎锡山命令傅作义指挥第6集团军等部迅速击破平型关之敌，并令新组建的第61军速援平型关。第61军于27日到达平型关、团城口附近，解了第34军第71师之围。正当第35军准备东援平型关之时，西线日军己突破茹越口，直趋铁角岭南下，于29日夜占领繁峙城，切断了平型关正面第2战区部队的退路。于是，阎锡山下令内长城线上各军向五台山、三中山、芦茅山之线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口地区组织防御。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六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初期抗战的不同态度
一、苏联和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世界法西斯国家所发动的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既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又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是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让中国拖住日本侵略军，以备德意法西斯一旦发动侵苏战争时，能避免两线作战。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第485页。]
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积极的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日斗争的消息，举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的展览。苏联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中国抗战迫切需要外援，而西方大国对中国抗战持观望态度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但是，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仍与日本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及各国人民给予中国抗战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号召备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和广大民众之一切力量去赶快地把法西斯强盗驱逐出中国。”[延安《解放》周刊，第29期，1938年1月28日，第13页。]
英国共产党号召援助中国。在英共组织下，伦敦万人集会，声援中国。英国全国劳动工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售商品和提供贷款。
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代表几万集会工人致书中国，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美国共产党号召美国人民给中国尽可能的帮助。在美共的号召和推动下，美国“反对国际侵略委员会”等援华组织相继成立。美国产业和劳工两大工会组织所属800万工人，表示声援中国。
法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人民阵线进行援华工作，全法有30万工人决心支持中国抗战。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战，“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
除上述国家外，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和瑞典等国的共产党和工会，亦积极号召和推动本国的反日援华活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得到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越南、朝鲜、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推动下，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声援中国，而且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手段，支援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两面政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特别是日军进攻上海更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
“八·一三”日军进犯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的物资，美国减少了86％，英国减少了60％。
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行径进行了一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并企图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这是英美两面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英、美自身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而与日本在反苏反共和反民族解放上又是一致的。因此希望借助日本之手，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于是，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主要采取了绥靖政策。
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不受日本侵犯，宁愿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妥协。在“七·七”事变之前，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艾登就对中国代表团说过：“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页。]
“七·七”事变后的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意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的殖民地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打击。由于英国惧怕日本报复，所以主张同中日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力图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1938年5月3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将中国沦陷区海关移交给日本的《中国海关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日本全面侵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权益，但是美国为了保持对日贸易，避免日美矛盾激化，对日仍然实行绥靖政策。当中日双方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告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卷，牛津1938年版，第259页。]
7月16日，赫尔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原则十六条”，无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区别，却要求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我克制”。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禁止美国政府的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这项声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公平的，但在中国缺少船只和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占便宜的是日本。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明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支持罗斯福的演说，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罗斯福的演说和国务院的声明，立即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于是罗斯福又出来解释说：这个演说“不意味着放弃中立法”。随后，他又进一步宣布这个演说“没有考虑对日制裁”。无怪乎有人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性汽球”，吓唬一下日本而已。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绥靖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日本“输血”。从“七·六”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日本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1937年为33。6％，1938年为344％，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
对此，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性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七·七”事变后，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演得最为充分。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国及英法政府递交备忘录。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控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书，要求各国制裁日本。9月16日，国联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提交给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项报告：
第一项报告，指出日本军队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
第二项报告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提议国联明确表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要求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但无实际措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是英国代表提出的。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会。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希望“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愿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1964年版，第406～407页。]
英美两国，在会前既不愿意带头主持正义，更不愿在会上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是完全错误的”。[〔英〕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7年版，第42页。] 这就给会议的成功投下了阴影。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中美英法和特约国苏联等19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开会。英美等国在会上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
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
但英、美、法等国都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行动。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带头行动；法国代表德尔博斯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则认为，即使日本统治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
11月24日，历时3周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但对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大失所望。中国代表顾维钧事后写道：
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和利益本应采取的。”[《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6页。]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使日本摸到了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底牌，因而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前后，日军攻占上海，逼近南京，在长江炸沉、炸伤美英军舰和炮艇各1艘，这是对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莫大讽刺。
三、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灭亡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由于德意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其对中国初期抗战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七·七”事变前，德国虽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仍较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失去它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使德国失掉在华经济利益，所以，在战争初期希恃勒不赞成日本的行动。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2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德国继续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供给中国作战物资，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服务，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给中国输送军人，甚至扬言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因此，希特勒决定一面继续履行中德贸易协定，攫取中国战略资源；一面命令驻华军事顾问下准参加前线作战，为尽量消弭中日战争而努力，其目的在于既不使中国赤化，又不失去日本。但是随着10月德英秘密谈判的中断和英德矛盾的加剧，希特勒为了对抗英美而作出了改善德日关系、加强两国联盟的决定。他宣布“在远东问题上，原则上赞成与日本合作的主张。”[威廉·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43页。]
11月18日，德国政府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推迟所有德中军人贸易及工业贸易谈判，并部分停止德中原订军火贸易合同的履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月，德国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在演说中称：“德国为抵抗共产主义，始终认为要尊重日本为一种保障的力量”，“德意两国再和日本联合，便成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势力继续扩展最坚强的力量”。[国民党执委会宣传部：《中日战争与舆论》，第31～33页。]
1938年4月，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要求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以实际行动支持和纵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意大利法西斯从“七·六”事变开始，就与日本法西斯沆瀣一气。在舆论上，意大利公然袒护日本，蔑视中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发表言论，污蔑“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吹捧“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9月1日。]
1937年11月，在19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意大利在德日拒绝与会的情况下，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忠实代言人。它极力宣传日本的荒谬主张，反对制裁日本，在大会最后通过宣言时，意大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时，称赞意大利政府“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始终有力地支持日本。”意大利还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29日，又承认了伪满洲国。接着，意大利政府又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航空教练官。
1938年2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给予日本“在远东以积极援助”的决议，为日本提供军火，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德意法西斯在西方遥相呼应，袒护和支持日本扩大侵略，使其与日本一样，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公敌。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井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在反对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等目标上，有着共同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主张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为使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纲领，为使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并将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视为我们的朋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5页。]
上述纲领不仅明确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的方针，以及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和解决抗日经费的具体办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来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名国内著名人士签名公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力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10项方针，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侵略者。“八一宣言”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对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救国神圣事业提出的最具体的纲领性意见。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又重申了上述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2～153页。]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中，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这个战争会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446页。]
毛泽东回答斯诺的中心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毛泽东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
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对全国抗战和国防问题的方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5项主张：
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
2、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3、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
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
5、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年版，第292、293页。]
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7月底至8日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抗日的国防有关重大间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国防间题我们意见如下：
（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下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力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
（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
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1、第2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6405—9）。]
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洛川会议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侍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针。
（三）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转变
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从预定的战略任务着眼，确定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博、林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
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红军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也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造成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的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
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
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讼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人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
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中国全民族几万万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这场亚洲的大战，它的胜败和结局，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存亡，而且极大地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世界各国无论就其本国利益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抗战的发展，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待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页。]“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2页。]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存在的疑虑。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
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
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敌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尚难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它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毛泽东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此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1/3左右的区域，2/3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
第三个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军事学，创造出的军事辩证法的范例。
他说，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对于内线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他认为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决不能靠战役战斗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来实现，相反地必须发挥地广和兵多的长处，采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进行突然包围攻击，歼灭其大部或一部，迅速解决战斗，一战胜之，再及其余。使敌之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战斗的作战上，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敌之战略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战斗的败仗和消耗，不得不改为持久战。毛泽东还辩证地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关系。要改变敌我力量总对比，就要在战略上消耗敌人。要减杀敌军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就要靠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所造成的歼灭战。战役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对敌人的消耗，只能起辅助作用。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战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就要求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游击战争，但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辅助正规战的一种作战形式，认为它只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他要求广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
他强调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一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就不能长期坚侍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汉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都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弟101页。]
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沦”观点也有所触及。[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论持久战》由杨刚译成英文于1939年出版后，它的影响迅速在国内外扩大。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伊藤宪一，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94页。]
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著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日〕《丸》1965年12月号。]
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存在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日战争实行正确的指导，而且实际上已使抗战受到不少失败和损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抗战指导方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际上是标榜抵抗，重心在谋求对日妥协。这一对日方针继续到西安事变后，才有了转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0～43页。]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
（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34页。]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37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4个集团军共14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
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
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
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
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页。]
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6页。]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弟7页。]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8页。]“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9页。]
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0页。]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页。]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4页。]
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己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
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伺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享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
8月7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接着，由秘书厅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情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情况。最后，蒋介石阐述了战争的意义和决心，他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国防联席会议决议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不放弃以妥协办法解决的前途。
（三）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
战争指导方案
“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
“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将全军区分为四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颁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左：
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
第二战区：晋察绥。
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
第四战区：闽粤。
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4页。]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
“一、方略
1、……
2、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
“二、敌情判断综合所得诸情报，及依据历次战役之经验，判定：
1、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线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
2、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
3、敌国为使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攻我胶东，进出历城。
“三、指导要领
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
第一战区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线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宫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
第二战区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力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
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
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
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较之过去的方案计划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正确判定敌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铁路线各要点，尔后深入山西以威胁第一战区之侧背，并将以一部进攻淞沪，窥伺首都，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正确决定主战场之正面为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为第二战区，决定第二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但是，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正面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以攻势略取张北、赤城、沽源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这些部署和任务，都或多或少背离持久战略，而带着轻敌和速决战略的成分。
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上册，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69页。] 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1937年12月17日。]
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蒋纬国：《抗日御梅》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序言第6页。]
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十七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党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3页。]
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以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是很困难的。
三、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检查全国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为帮助国民党继续进步，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提出八项建议：
（1）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
（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
（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
（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认真改善征兵制度。
（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
（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游击队。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
（7）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
（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4页。]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
甲、总则
（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
乙、外交
（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
（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
（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六）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
（七）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
丙、军事
（八）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
（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行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
（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上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丁、政治
（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
（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指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
（十六）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财产。
戊、经济
（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己、民众运动
（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庚、教育
（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
（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
（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
（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8页。]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自西安事变被迫转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走向全国抗日以来所制定的比较好的一个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首都南京后，又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华北华中的战略联系，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国军民团结奋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允许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以便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只能选择继续抗战的道路。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日的胜利，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采纳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在政治改革开放民主的方面，多少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都在纲领中得到了某些反映。
《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要抗战的。《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有基本一致的方面。
《纲领》吸取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采取了近似和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好商垄断居奇”； “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因此，它对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的决定和转变的有限，在大敌当前、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制订《抗战建国纲领》，既能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抗日，又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总体方面进行统制；既能用《纲领》搪塞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健全民意机关的意见，又能拒绝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建立国防政府等民主改革的要求，从而使抗战的胜利成为政府和军队的胜利，达到维护旧国家制度的目的。因此，《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纲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建国纲领》的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在于：抗战纲领未对抗战的最后目的作出规定，未提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坚决反对妥协和动摇，这就给抗战的妥协动摇派夭折抗战留下了后路。《纲领》虽提出实行总动员，但未对实施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这就变成了空洞的诺言，无从实现。
在军事纲领中，只提到训练官兵、壮丁，抚慰伤亡官兵等，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未提出采取积极的作战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也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却只能“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名为援助，实为限制。
在政治纲领中，虽提出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但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具有决定国策和实际权力的民意机关，只是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而对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防政府，开放党禁等最关键性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在经济纲领中，虽提出了“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但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都未作出规定。
在民众运动方面，虽不得不提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但只限定于一定的范围，而且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以非实质性的改进和让步，掩盖限制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民主管理和参加抗战活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表现。
虽然如此，《抗战建国纲领》总的倾向是要抗战的，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它虽与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相差甚远，但与一味妥协的不抵抗路线，仍然有着巨大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赞助这个纲领，希望在实施中逐步去完善、发展与提高它。对其中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希望在实施中给以逐步的批评，以推动国民党的进步。人们还担心《纲领》提到的一些进步的东西能否兑现，担心国民党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习惯，以及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能否改变。事实上，就在《纲领》通过的前后，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就出现了解散已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日团体，压制群众抗日活动的情况，说明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一、日军进攻山西的方针和计划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雁门关以南娘于关以西系多山地带，居高临下，直接威胁日军平津地区的军事重地，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1937年10月1日，日军突破茹越口、平型关一带之内长城防线，侵占大营镇、繁峙等地之后，日军中央部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以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应“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55页。]
华北方面军于当日夜半即命令关东军位于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归第5师师长指挥；同时命令第5师以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攻占太原。
10月3日，第5师由大营镇向代县附近集结。4日，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主力列入该师指挥。
10月7日，萱岛支队（以中国驻屯军步兵第2团为基干编成）到达大同，也配属于第5师。至此，忻口作战日军的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下辖第5师、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堤支队、大泉支队、萱岛支队等部。
6日，华北方面军命令沿平汉线南侵的第1集团军在适当时机攻占石家庄，并以一部兵力进入井陉以西的要地，切断中国军队在山西方面的交通，以策应第5师的作战。同时，命令第5师向太原前进，攻占太原。
二、第2战区的防御企图和部署
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太原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挽回危局，遂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巩固山西防御。10月1日，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共四个半师的兵力，由石家庄经正大路，转赴晋北增援。并令第2战区以有力一部固守谆县、原平，掩护集中。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扭转晋北作战的败局，决定缩短战线，将兵力集中于宁武、代县、原平一带，利用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推卸晋北作战失败的责任，他又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雁北作战夫利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同时，阎锡山召集有关人员对当面敌情进行分析，判断日军将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夫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附近实行钳制攻击。
据此，第2战区确定忻口作战的方针是：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原平、阳方口地区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脉。将部队编为右、中、左及预备等4个集团军：以第18集团军及第73、第101、新编第2师为右集团军，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五台山至峨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第9、第15、第17、第19军等部为中央集团军，归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在蔡家岗、南怀化、大白水一线占领阵地；以第68、第71、第120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为左集团军，归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在黑峪至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34、第35、第61军及第66师等部为总预备军，归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配置于定襄、忻县地区。决心以主阵地之部队竭力阻止日军前进，以第18集团军第115、第120师分由平型关及雁门关施行包抄，截断日军后方连络线，包围敌人于原平以北山地而歼灭之。
与此同时，阎锡山命令第19军固守崞县，第34军之第196旅固守原平，独立第7旅固守轩岗，阻敌南下，以掩护主力在忻县附近之集中。俟各路部队集中完毕后即开始向当面之敌攻击。
三、中共中央军委对山西作战的指导和对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的部署
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极为关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多次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以协调共同作战。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指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队箝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1页。]
他还提议，立即组织、武装正太、同蒲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配合保卫山西。
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尤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一个师左右。如果我方部署适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
并指出此战役关键在于下列三点：
（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
（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
（三）敌后方之破坏。
为达上述目的，毛泽东提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速派主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第14集团军的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担任守备；八路军第115、第120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袭击忻口至大同，大同至张家口之铁路及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之公路交通线。八路军第129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大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6日、7日，令第115师协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相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120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129师主力进到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四、忻口作战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忻县、崞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沦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从1935年起，就已在此修筑工事。
为了占领太原，日军第5师于10月3日由大营镇出发，6日在代县集结。
混成第2、第15旅于10月1日由代县沿公路分别向崞县、原平进攻。此时，第2战区第19军王靖国部凭借有利地形，对日军的进攻奋力抗击，迟滞了敌军的行动，并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
10月5日，第14集团军先头第9军（欠第47师〕到达忻口，占领忻口附近之南怀化一带阵地。
10日，第14集团军主力到达忻口，占领忻口东西一线阵地。
12日，第2战区又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第35军及第61军之独立第2、第3旅等部开赴忻口一带，协助中央集团军作战。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先后到达忻口地区的部队区分力三十兵团：以第15军军长刘茂恩指挥第15、第17军为右翼兵团；以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第19、第35、第61、第9军为中央兵团；以第14军军长李默庵指挥第14军及第85、第66、第71师为左翼兵团。各部队由卫立煌统一指挥，在12日前展开于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准备与敌决战。（见附图2）
日军在10月8～11日占领崞县、原平后，企图一举攻占忻口，直趋太原。
10日，其第5师从代县向忻口前进。12日，日军各部队集结于原平附近。板垣征四郎将混成第15旅及堤支队等部编为右翼队，第5师力左翼队，于13日开始向忻口阵地攻击。因两翼有五台山和云中山相阻，日军集中5000亲人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炮50余门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央兵团第9军第54师之南怀化阵地及左翼兵团之阎庄阵地发起猛攻。战至10时许，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乘机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郝梦龄即以第17军第21师两个团增援堵击，卫立煌派第14军之第10师及第61军新编第4旅协力夹击突入之敌。激战终日，毙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向阎庄进攻之敌，至黄昏时，增加到3000余人，突破守军前沿阵地。
13日夜，卫立煌组织部队向日军实施反击，企图围歼突入之敌。14日2时，反击开始后，中央兵团之第35军第218旅向南怀化以北之弓家庄日军反击。日军1000余人则向第9军第54师之第161旅下王庄阵地攻击。第218旅以一部增援第161旅，旅长董其武率另一部继续向弓家庄日军反击，7时攻克弓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坦克10辆在飞机15架、炮20余门的掩护下，向下王庄至弓家庄一线反扑。守军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在中央兵团对南怀化附近日军开始攻击之际，日军亦增兵向南怀化反扑，战斗甚为激烈。经一日激战，南怀化阵地又为日军占领。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于20日将当面日军压迫于滹沱河东岸至灵山脚下一带；左翼兵团于拂晓攻占旧练庄，遇日军增援部队反扑，激战终日，成对峙状态。
14日20时许，卫立煌亲率独立第5旅至忻口督战，将指挥关系作了调整：由第61军军长陈长捷指挥第21师、独立第2、第3旅（欠第4团）及新编第4旅，负责肃清南怀化之敌；由郝梦龄指挥第54师附第217、第218旅及独立第3旅之第4团等部，担任忻口——正面守备及向当面之敌反击。
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泥河、东泥河之敌反击，曾一度攻占中泥何，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之日军，自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攻击，情势极为严重。左、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
卫立煌鉴于南怀化为全线锁钥，关系忻口战役的全局，遂决定集中第21师、独立第2、第5旅及新编第4旅等部共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由秦家庄、旧练庄向前后城头行动，夹击该敌。限于16日零时前后开始攻击。
阎锡山得知当面之敌增加，恐中央集团军兵力不足，遂电令朱德总司令指挥所属截断敌后交通，以阻敌续增；并即派第73师及第101师之第201旅等部，迅速轻装赴忻县，归傅作义指挥。
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弓家庄向南怀化敌侧背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是时，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其地面部队一再反扑，终被击退。
郝梦龄率部向占领南怀化之敌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昼夜激战，占据南怀化以南之日军，大部被歼。此战，日中双方军队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上将）、第54师师长刘家琪少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中将）、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等，均壮烈殉国。
连日鏖战，部队伤亡惨重，卫立煌除派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各部队继续作战外，并电呈蒋介石，请求迅筹援军。蒋介石即派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一带兼程驰援。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及第177师之第529旅由五台山之耿镇、龙泉关一带星夜赶赴兰台镇、二十里铺间，归卫立煌指挥。
与此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步兵，由团城口西进。卫立煌遂决心固守阵地，以等援军到达，再行反击。乃令第217、第218旅分别撤至忻口附近集结；第54师界河铺北岸之一部亦撤至界河铺以南占领预备阵地。并以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为副总指挥。是日24时，卫立煌又对部队部署作了调整，将部队区分为左地区队、右地区队、中央地区队（即原左、中、右翼兵团），分别配置于张家庄、灵山、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之线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再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之敌。
17日至19日，日军陆空协同不断向中央集团军之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官村、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守军击毁其坦克、装甲车各20余辆，使日军攻击未能得逞。自20日起，日军先后对中央集团军各阵地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并向守军阵地实施爆破。
22日，日军增援部队萱岛支队也投入了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突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守军虽“战斗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日耗两团上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1987年版，第510页。]，但阵地仍巍然屹立。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进犯时，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之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夜袭宁武县城。该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袭占朔县以北之井坪镇（今平鲁县城），4日又收复平鲁县城（今平鲁镇）。接着该支队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破袭战，10日在辛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
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了游击战。
第115师之第344旅主力于10月13日至14日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断绝日军交通。
15日，截击由灵丘方向驶来的日军汽车130余辆，并打退该敌一个营的数次反扑，迫其退回灵丘。接着第344旅主力干当日夜袭团城口，随后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具城。第344旅之第688团于15日夜袭沙河镇日军，缴获大批粮秣和军用物资。
18日，该团又一举攻克繁峙。
第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等部，则向察南、冀西之敌展开进攻。15日，独立团于广灵以南之冯家沟设伏，歼灭日军步骑兵1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120余辆、骡马300余匹。16日乘胜收复广灵县城。随后收复灵丘、蔚县、易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向冀西挺进之骑兵营等部，于18日克复曲阳县城。至29日，骑兵营等部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具等城，严重威胁了日军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经20余天的作战，第115师先后收复县城10座，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
第120师向进攻忻口之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其第358旅旅部率第715团于10月13日夜向崞县西南之日军进击，一举攻占大牛店。随即于14日乘胜向南北大常、永兴村之敌进袭，毙伤日军120余人。第358旅之第716团深人日军侧后，打击敌人的运输队。
18日，该团在黑石头沟公路两侧进行伏击，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
20日夜，又以一部袭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大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一度切断了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
第359旅（欠第718团）在日军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之时，星夜由平山地区进至忻口西北侧击敌人。10月23日，该旅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敌汽车7辆。此后，不断袭扰过往日军，使敌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
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忻口之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迫使敌人不得不借飞机来输送给养。卫立煌10月24日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敌自雁门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现向地方征发杂粮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05页。]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电嘉奖，蒋介石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34页。电中所说“林师”指林彪任师长的第115师，“张旅”指张宗逊任旅长的第120师第358旅。]
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遂由代县西南之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了对忻口阵地的轰炸。此时，八路军第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进抵滹沱河南岸苏龙口一带，发现日军飞机不断由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遂决定出其不意，夜袭机场。
10月19日凌晨，第769团各部队分别进至预定地区。担任主攻的第3营顺利偷渡滹沱河，潜入机场，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共毁伤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余人，营长赵崇德光荣殉国。
这一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力量。
八路军各部队的积极作战，切断了敌后方运输线，削弱了日军的进攻力量，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压力，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五、娘子关作战
娘子关位于平定县以东、井陉县以西之正太线上，为晋冀间要冲，是太原的东面门户。
日军在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后，以一部继续沿平汉线南侵，而以主力第20师等部沿正太线西进，企图迂回忻口、太原侧后，配合其在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这样，娘子关地区的局势遂告紧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山西，使晋北作战无后顾之忧。”在抽调第14集团军转用于晋北作战之后，又命令第1战区第26路军、第27路军、第3军及第17师等部转用于娘子关南北之线，以掩护第2战区之右侧。阎锡山于10月10日夜派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赴娘子关统一指挥作战。此时，第26路军除留第30师归第27路军总指挥冯钦哉指挥外，其余部队在第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领下入晋增援，正向太原输送中。冯钦哉将第17师配置于娘子关与雪花山一带；第30师及第169师在左翼之张家井、西板山、曹庄一带；第3军在右翼之九龙关、测鱼镇、北障城一带。
11日，守军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即开始发起攻击。第17师于井陉附近仓卒应战。
12日拂晓，日军以飞机支援，战至18时，井陉亦被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也相继被日军占领。据此，阎锡山急令孙连仲率部掉头东返娘子关，加强该线防守。
13日晨，日军继续西犯。大小尤窝之敌1000余人向第17师右翼旧关猛攻，战至14时将旧关攻陷。并陉之敌则向第17师正面雪花山阵地攻击，守军奋勇阻击，敌未得逞。为迟滞日军的进攻，当夜，第17师师长赵寿山率部趁夜幕向长生口之敌出击，正当部队攻击进展顺利之际，不意雪花山阵地被日军攻占。赵寿山立即调部队反击，激战至拂晓，部队伤亡逾千人，阵地仍未恢复，不得不退守乏驴岭一带。
在雪花山一带战况紧急之时，黄绍竑即令第3军主力向左转移，以策应第17师作战，其第12师于13日夜移至新关一带。与此同时，孙连仲率部抵达娘子关。
14日，第27师等部向旧关、核桃园及大小龙窝等地日军反击，曾一度攻占核桃园及大小龙窝。15日1时，阎锡山决定娘子关附近作战由孙连仲统一指挥，并限令16日消灭旧关之日军。15日拂晓，第12师向王家岭及旧关东南地区日军攻击；第27师围歼夫沟附近之敌。经两日战斗，守军共毙伤日军第20师之第77团团长鲤登行一上校以下500余人。
16日，守军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至19日，守军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但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乏驴岭被日军攻占，遂不得不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
日军对忻口正面攻击受阻，娘子关方面攻击进展缓慢，其华北方面军遂令第1集团军“部署精锐的一部迅速突破正太线方面的敌阵地。”此外，命令第109师的一部“21日入列第1军的指挥下，以协助攻占太原平原。”据此，第1集团军司令官于“19日命令第二十师以全力击败当面之敌，攻占阳泉平原；又在21日部署归其指挥的第一百零九师的一部（称为“昔阳支队”），沿赞皇——九龙关——昔阳大道进攻昔阳。”[〔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9～370页。]
第20师根据上述命令，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以右纵队沿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攻击；以左纵队沿微水镇（今井陉县城）—测鱼镇—石门口大道地区前进。
自21日起，日军增援部队逐次到达娘子关一带，以步、炮、空联合，向守军阵地展开了全线攻击。守军将士虽经顽强抗击，但因连日血战，部队减员过重，致使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为此，孙连仲于22日电陈阎锡山，请速调生力军增援。
在此紧急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该师于10月18日抵达平定以东。
20日至24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打击进犯之敌。
25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以第386旅伏击日军第20师约1000余人的辎重队。26日拂晓前，旅长陈赓令第772团第3营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地区设伏。9时许，敌进入伏击区，第3营向其本队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小时激战，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其余日军逃回测鱼镇。刘伯承判断日军辎重队必将沿原定路线继续西进，决定第386旅在七亘村再次伏击敌人。28日，日军果然以步骑兵400余人掩护其辎重部队经原道西进，11时许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突然发起猛烈冲击，战至黄昏，歼日军100余人，缴骡马数十匹，再次打击了进犯之敌。
然而，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提出的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防守的建议，也没有被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至娘子关仓卒组织防御。加上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4卷，第231页。] 以致未能有效地阻止敌之进攻。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守军全线撤退。
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大道向太原、榆次继续进犯。晋东战局急转直下。
为了打击进犯之敌，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西进行动，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30日抵达平定西南地区，统一指挥第129师及第115师主力，向沿正大路西犯之敌展开了连续的作战。
11月2日，第129师之第386旅在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指挥下，于昔阳东南之黄崖底一带，伏击由东冶头向昔阳进犯之敌第109师第136团一个营。共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300余匹，八路军仅伤亡30余人。
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在师长林彪率领下，则进至昔阳以西之沾尚镇地区，待机歼敌。
11月4日，日军第20师先头两个团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其辎重队及一个营进至广阳。第343旅在旅长陈光指挥下，对敌辎重队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歼日军近1000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贸然西进，已进至松塔镇的两个团被迫回返广阳。
7日，第129师主力在第115师一部的配合下，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在黄崖底、广阳、户封村等地连续地伏击日军，予敌以沉重打击，从而迟滞其行动达一星期之久，掩护了沿正太路撤退的国民党军。
但是，从娘子关方面后撤的国民党军已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致使平定、阳泉、寿阳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相继沦陷。忻口、太原处于日军大包围之中。
六、太原保卫战
太原是山西省首府，由于娘子关方面作战的失利，使太原危在旦夕。阎锡山为集中兵力固守太原，遂决定忻口守军全线撤退。根据阎锡山的指示，卫立煌于11月2日下令，对部队的编成、任务区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要旨如下：
以第15、第17军（欠第21师）等部为右兵团，第15军军长刘茂恩为兵团长，以主力确保莱水墕、川套里、窑子上之线阵地；
以第19、第61军，第35军一部及第21、第47（已到达太原）、第54、第72、第73师等部为中央兵团，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西黄水、育龙镇至周家山之线阵地；
以第14军及第68、第71、第94师等部为左兵团，第14军军长李默庵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观象坡至西青善及东墕村至天门关之线阵地；
以炮兵第5、第23、第28团为炮兵集团，炮兵司令刘振蘅为指挥官，其主力占领凤楼阁、阳曲镇及栏岗村等阵地；
以第85师及独立第5旅、第529旅为总预备队，分别配置于太原、新城村、新店村附近；
飞行队由陈栖霞为指挥官，负责轰炸由忻口南进之敌。
各兵团接受命令后，当即于2日21时开始向指定位置转移。
在忻口撤守的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保卫太原的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1987年版第543页。]
同时，委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18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外，均归其指挥，委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并将第2战区长官部指挥所移驻交城。
11月4日，阎锡山等纷纷撤离太原。
对于太原的守卫，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还在忻口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即于10月12日向阎锡山等建议，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并指出，保卫太原，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在太原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对受领守城任务的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3页。]
之后，周恩来一直坚持到11月5日夜，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晋北日军在获悉忻口守军撤退后，遂跟踪追击。4日，逼近石岭关。
鉴于原预设阵地已难以立足，卫立煌遂决定将阵地转移于太原北郊。与此同时，由晋东方面西撤之部队，除第27路军及第17、第27师撤向太原附近外，其余部队均遭日军截击，被迫向榆次西南撤退。
6日，由忻口南下和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相继逼近太原城郊。卫立煌除抽调第68师（即独立第8旅）、第71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增援第7集团军守备太原城外，将主力转移至太谷、交城之线，以阻止日军沿同蒲路继续南侵。
在外围防守部队相继南撤后，守卫太原城垣的部队，仅有第35军的9个营及独立第1旅、第213旅等部10个营，共约19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守城的部队，除独立第8旅之1个营于6日21时渡过汾河，进入城内外，其余部队均因受阻而循汾河西岸南撤。这样，“依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
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之狄村、双塔寺等地会合，太原城西汾河河上各桥均为其占领，太原城被敌四面包围。日军以步、炮联合攻城，并出动飞机向城内狂轰滥炸。激战竟日，城外守军大部壮烈牺牲，余部于黄昏撤入城内据守。入夜，傅作义将军亲自登城指挥，鼓舞士气。8日晨，日军凭借优势火力继续攻城。战至9时，城垣东北角及西北角被日军轰陷，东、北两面城墙亦被轰开突破口十余处，敌趁机向城内猛冲。守军将士奋勇截击，至午后4时始将各突破口封锁，仅在东北城角一处，仍与敌1000余人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日军一部空降于城中大校场，并四出袭击。守军官兵虽奋力血战，但终因伤亡过重，无力再战，被迫于21时由城南门突围，经文水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遂告陷落。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会战过程中，广大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但它仍不失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二节 八路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八路军的任务
日军占领上海、太原后，继续发展进攻。在华北，沿津浦线南犯之日军，于11月中旬进至黄河北岸，并准备攻占济南；沿平汉线南侵之日军，于11月上旬突破第1战区防线，占领豫北重镇安阳；沿同蒲线南下之日军，于11月8日攻陷大原后，继而侵占平遥、榆次等地；而沿平绥线西进之日军，于10月中旬已攻占归绥、包头。在华中，日军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进而逼近南京。国民党军虽在上海、忻口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从正面战场的全局看，却处在严重的失利之中。
针对上述形势，毛泽东主席于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他还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抗战，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必须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对于华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在太原失守前，毛泽东即于9月12日至29日先后五次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明确了“关于坚持华北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太原失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具体指示八路军各师：“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11月13日，毛泽东又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力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良土地开展游击战，创造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并决定第115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外，师部率第343旅适时转移至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主力及第115师之第344旅由正大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关内的咽喉要道，扼制着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等交通大动脉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七·七”事变后，日军首先占领这一地区，企图把它作为占领整个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重要基地。
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
24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
10月11日，毛泽东又电子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于9月下旬率政治部机关、骑兵营、教导大队和第686团第6连等部组成若干个工作团进入阜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聂荣臻副师长（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及地方工作团等共2000余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创建工作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地区进行。其中：
在北部地区，杨成武、邓华率师独立团向冀察边界发展。
10月10日，独立团收复涞源县城。
16日，乘胜收复广灵城。23至26日，又相继克复灵丘、蔚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在积极作战的同时，独立团以民运科为基础增加部分人员，组成了若干个工作团、工作组，深入到各县、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使察南、冀西地区的抗日斗争蓬勃开展。
在东部地区，北方局于9月下旬即派王平等到阜平协同当地党组织开创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工作，在阜平县成立了“动委会”，在全县还组织了4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在这个地区活动的骑兵营，于10月8日至11月11日克复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县城，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400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打开了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战局面。
在南部地区，第120师第359旅于10月初在五台县柏兰镇组成约250人的工作团，在第717团政训处主任刘道生率领下，进到平山、盂县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
11月初，八路军总部又派第343旅副旅长周建屏来加强工作团的领导。
他们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配合下，一面打仗、一面发动群众。10月29日，收复了平山县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近2000人的第一个“平山团”。赴盂县的工作组，建立了一个中心县委。随后，工作团又分赴阳曲、寿阳、平定、正定、灵寿、井陉、获鹿等县，全面展开滹沱河以南地区的工作。
在西部地区，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茹村一带地区后，总政治部派出以民运部和宣传队干部组成的工作团，开展了以五台、定襄为中心的群众工作。
10月下旬，总部特务团一部也留在此地开展工作。他们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建立起各县、区“动委会”。尔后，改造了五台、定襄两个县的县区政权机构，广泛组织起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
进而使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扩展到代县、繁峙、崞县、忻县等广大地区。
各地区工作团在一面作战、一面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减祖减息、没收汉奸财产、废除苛捐杂税等抗日的经济政策，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改造各级政权。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地区工作团都迅速地打开了抗战局面。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支队外，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还成立了党的特委和政权机构——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县的工作，东部地区的工作团和骑兵营，在各县都成立起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骑兵营自身也有较大发展。南部地区除成立了“平山团”外，还组织了井（陉）获（鹿）、平（山）井（陉）正（定）获（鹿）、孟（县）平（定）阳（泉）寿（阳）等3个游击队。西部地区工作团及总部特务团留下的部队也都发展到2300余人，并成立了晋东北特委和游击司令部。
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便于各地区武装的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于13日以各地区工作团为基础成立了4个军分区：第1军分区（兼独立第1师），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第2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第4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热情。各抗日武装主动出击，四处袭扰日军，断敌交通，攻取城镇，使其日夜不得安宁。日军为消除后顾之忧，于11月下旬调集第5、第14、第109师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兵力，由平绥、平汉、同蒲、正太等铁路沿线出动，分8路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首次大规模围攻。
晋察冀军区首长判断，日军此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因此，指令“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团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而依靠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以削弱、消耗和疲惫敌人。”[《聂荣臻回忆录》中，第378页。]
自11月24日起，各路日军开始向晋察冀边区进犯。边区军民密切配合，奋力反击入侵之敌。
在北线，日军首先从关东军及华北方面军各抽调一部，分4路向第1军分区发起围攻。其中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部队分为三路：
一路1500余人于11月24日由涿鹿、怀来出动，经桃花堡向蔚县进犯；
一路1900余人于26日由天镇、阳原出动，与怀来之敌钳击蔚县；
一路1400余人由应具出动，于27日分向浑源、广灵进犯。
与此同时，华北方面军第14师之第15团3000余人为一路，由保定、易县出动，并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第1军分区部队的主力一部，配合民兵、游击队，采取各种战法，巧妙灵活地袭击敌人，以迟滞其进攻；主力部队则隐蔽行踪，寻机歼敌。
26日至12月5日，第1军分区先后经过大龙华、乱岭关和北口村等战斗，歼日军600亲人，给北线围攻之敌以沉重打击，使其不敢贸然南犯。
自12月中旬起，南线之敌分4路对晋察冀南部地区开始了围攻。其中：日军第14师一部1700余人为一路，于12月13日自新乐、定县出动，分向曲阳、行唐进犯。晋察冀第3军分区主力一部在曲阳以东之高门屯地区予敌以痛击，迫其退回定县、行唐。日军第109师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1500亲人为一路，由代县、原平、忻口向繁峙、定襄进犯。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平镇，歼敌100余人，残敌分向代县、忻口逃窜。日军第5师第21旅2000余人、第109师一部1600余人各为一路，于12月15日由石家庄、获鹿、井陉及平定、寿阳等地出动，分向平山、盂县等地进犯。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军民密切配合，予敌以连续打击，使其疲惫不堪。与此同时，第115师之第344旅于平山、井陉间之小寨地区设伏，歼灭日军第5师第21旅100余人。第4军分区主力则于清城镇袭击向盂县进攻之敌，歼灭第109师200余人。
21日，日军第5师第21旅分由平山、井陉向温塘合围，第344旅及第4军分区各以一部分头伏击该敌，经数小时激战，歼其400余人。
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反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第129师各一部，分别在同蒲铁路北段和正太铁路沿线展开破袭战，调动围攻晋察冀边区之敌回援。至12月21日，进犯晋察冀边区的日军除占据浑源、广灵、蔚县、定襄、盂县、平山和行唐等县城外，其余先后退回铁路沿线。
此次反围攻作战，晋察冀军区在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下，连续获胜，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一胜利，进一步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热情，使初创的晋察冀根据地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来领导和团结整个边区人民进行抗战。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民主选举了宋劭文、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先等9人为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并推选来劲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1月30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取消了临时机构的名义，晋察冀边区政府行使政权职能。边区政府成立后，“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有了政府，人民群众就有了靠山，同时，也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晋察冀军区为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2月上旬对平汉、正太、同蒲铁路进行了破袭作战。2月9日夜，第3军分区部队向平汉线保定至新乐段展开破袭，先后袭占新乐、定县、望都三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入满城和保定城关，毙伤日伪军370余人，争取伪军100余人反正，破坏铁路数十公里，焚毁新乐等6处火车站。
9至16日，第1、第2、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攻占了蔚县的九宫口、北口，袭击了浑源、忻口、原平、崞县、代县等城镇，给同蒲、正太铁路沿线之敌以有力打击。八路军前总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这一胜利，“不但缴获了许多军用资村，而且钳制了正在沿平汉线南进之敌，直接援助了津浦线上的作战，兴奋了友军，打击了敌人，帮助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为此，晋察冀军区于12日获得毛泽东主席的嘉勉。
日军遭到打击后，调集1。2万余人的兵力，从3月4日起，由易县、满城、完县、定县等地出动，向晋察冀边区再次发起了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于曲阳、阜平间的贾口、党城等地设伏，并以游击队向敌之后方交通线猛烈袭击，迫使敌不得不于10日夜由阜平撤退。
3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第114师以一个团的兵力，由易县向滦源进攻，企图打通易、涞间公路。
21～27日，日军先后进占王安镇，侵入涞源。第1军分区于25日夜袭王安镇，毙伤日军400余人。并以一部围困涞源城，以主力不断出击敌之运输线。日军连遭打击后，于4月11日夜弃城回窜，第1军分区部队收复涞源、易县广大地区，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日益扩大，为尔后向平北、平西和冀东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汾离公路以北，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9月16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八路军总部：第120师应活动于晋西北之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北部地区，并向绥远、大同游击，以钳制敌军，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具体部署第120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袭击左云方向之敌，并发动及组织晋西北及绥东群众，首先是在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和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域组织游击队，并派得力干部领导。
第120师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率第358旅于9月28日抵达神他地区后，立即指令第358旅之第716团团长宋时轮率该团第2营组成宋时轮支队（简称宋支队），赶赴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师主力部队则一面侧击沿同蒲铁路南侵的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一面在晋西北大力展开群众工作。
10月1日，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月2日任政治委员）率政治机关大部和教导团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到达岢岚、五寨、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群众工作。工作团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党委及“牺盟会”和“动委会”的配合下，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在工作团的动员组织下，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一个月内即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和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达1。1万余人。并迅速建立起工、农、青、妇等抗日救国会及儿童团、少先队组织。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工作团继续开展了扩军工作。第358旅在崞县、宁武地区组成忻崞独立团，在汾阳、孝义地区组成了三泉游击队；第359旅在忻县、崞县地区组成了崞县独立团，留在平山，井陉地区的工作团组成了平山独立团；宋支队在雁北地区组织了3000人左右的游击队；师工兵营扩编为警备第6团，师骑兵连扩编为骑兵营。
1938年1月，第120师进行了整编训练。经过整编，全师由出征时的2个旅3个团8200亲人，扩大到2个旅6个团共2。5万余人。各县也都成立了1000～2000人的自卫军和游击队。
自1938年2月中旬起，第120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了破袭战。在18～27日的10天中，第120师即歼灭日军500余人，攻占平社、豆罗火车站和麻会、石岭关、关城镇等敌军据点。炸毁火车3列、汽车10余辆，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20余公里，并袭击了太原火车站和飞机场，有力地打击了入侵之敌。
正当第120师对同蒲铁路展开破袭战的时候，日军调集驻蒙军第26师、华北方面军第109师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的兵力，于2月下旬分5路向晋西北发起了进攻，妄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迫使第120师西渡黄河。
21日起，日军先后占领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五寨、岢岚等7座县城及离石、军渡、碛口等地，并西渡黄河，一度攻陷保德对岸的府谷。
为粉碎敌之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率主力于28日由同蒲铁路星夜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主力转至岢岚地区，阻敌南侵。
3月2日，军渡、碛口之日军撤离黄河渡口，向北进犯，日军围攻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已明。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主席于3月6日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它区域之作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第120师首长决心集中4个团的兵力，首先打击五寨、岢岚之敌，尔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3月7日，第359旅首先将日军第26师第11团1000亲人围困于岢岚城内。敌连续被围三天三夜后，于10日弃城北逃三井镇，第359旅之第717团夜袭三井镇，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其余日军逃向五寨。三井残敌会同五寨之敌共1000余人，凭借五寨城固守。第120师以一部兵力围困五寨城，主力则集中在五寨至神池之间，相机歼敌。3月12日，日军400余人由五寨出城反扑，被第358旅之第715团击退。
17日，第358旅于义井以南之虎北、山口村与神池出授的日军1000余人遭遇，歼日军300余人，迫敌退向义井。
18日，三岔堡日军出动200余人增援五寨，又被第359旅之第717团击退。至此，五寨之日军完全陷于孤立。自3月20日起，日军被迫全线撤退。
第120师遂收复五寨、保德、河曲、偏关4城，并乘胜截歼撤退之敌。21日，第120师在田家洼、凤凰山等地又歼敌300余人，并随即收复神池。31日，第120师又于石湖河地区歼灭日军300余人，并乘胜收复宁武县城。至此，被日军侵占的晋西北7座县城全部被第120师收复。
此次反围攻作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共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机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这一胜利，不仅挫败了日军摧毁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而且大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从而，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向东可直下冀鲁豫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早在1937年10月中旬，第129师刚刚挺进太行时，即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派遣秦基伟、赖际发率教导团第5连和部分干部，协同地方党在太谷、榆次、寿阳、平定、阳泉、昔阳、和顺等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后编成第129师独立支队（亦称秦赖支队）。
11月初，又派骑兵营深入临城、赞皇地区，开展冀西的游击战争。
11月13日，第129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会后，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的部分骨干组成的工作团与步兵分队，深入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并以师参谋长倪志亮负责着手组织晋冀豫军区的工作。
工作团深入各地后，在中共地方组织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密切配合下，通过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改造旧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很快组织起了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各种抗日自卫队，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至1938年2月中旬，除秦赖支队外，还相继由教导团派出部分干部组建了第129师游击大队（亦称谢张大队）；由教导团的另30余名干部与地方党协同组建了游击支队（亦称桂张支队）；以教导团2个连为骨干组成了先遣支队；第771团的1个步兵连和教导团的部分干部为基础组建了独立游击支队（亦称赵涂支队）；由第386旅派出2个连组成了挺进支队，第129师和各旅还直接扩建了一些部队，其中：由第769团抽调干部和1个连为基础扩建为汪乃贵支队，由师派出的部分干部组建了独立团，以第772团4个连为基础组建了补充团，师骑兵营扩编为骑兵团。此外，第129师还从教导团抽调30余名干部组成挺进支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冀南地区开展活动。随后，又以第385旅抽调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第386旅1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于1938年1月中旬挺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作了部署。会后，派新建的补充团南下，协同赵涂支队开辟太行山南部地区及道（口）清（化）铁路沿线工作。3月中旬，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来任穷率骑兵团进抵冀南，协同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创建与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2月下旬，还派出部分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发展了数支抗日游击武装，并于4月28日正式成立了晋豫边游击支队，唐天际为司令员，在中条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日军构成一定的威胁。华北方面军之第1集团军为维护其后方交通、巩固占领区，遂调集5000余人兵力，于1937年1月22日起，由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分6路，以马蹄形的阵势向活动于寿阳以南地区的第129师部队进行围攻。刘伯承师长当即命令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第772团在内线之花泉、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打击敌人；第769团、汪支队、秦赖支队等部在外线袭扰和钳制敌人。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先后在里思、松塔及南、北军城等地予进犯之敌以打击，迫敌于24～26日相继撤退。是役共毙伤日军700余人。第129师开创晋冀豫根据地伊始，首次粉碎敌之围攻的胜利，对鼓舞广大军民抗日的胜利信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推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8年2月，第129师为了打击与钳制向晋南、晋西进攻的日军，与正太铁路以北的第115师之第344旅协同，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地区的日军展开进攻。21日夜，首先以第386旅设伏于井陉、旧关间的长生口附近。22日拂晓，以第769团强袭旧关之敌，井陉之敌以200余人分乘汽车8辆增援。
当敌进入伏击地域后，第386旅突然发起攻击，毙警备大队长荒井丰吉少校以下130余人。与此同时，第344旅袭击娘子关至井陉间之敌据点，毙伤日伪军200余人，拆毁铁道100余米，一度切断了正太线交通，有力地钳制了向晋西、晋南进攻之敌。
长生口战斗后，第129师南下寻歼邯（郸）长（治）大道之敌。该大道是日军西进的主要交通运输线，地形复杂，是比较理想的伏击战场。师领导经现地勘察后，部署第769团一部袭击黎城，团主力则伏击涉具可能来援之敌；以第386旅设伏于神头岭，准备歼灭潞城方向可能来援之敌。
3月16日4时许，第769团第1营按预定计划强袭黎城。黎城之日军向涉县、潞城求援。涉县援敌被第769团主力在东、西黄须击退。潞城援敌1500余人于9时30分全部进入第386旅伏击区。陈赓、王新亭指挥部队从东、西、北三面突然向敌发起冲击，血战至16时，日军除后尾的10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1500余人，俘敌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第129师仅伤亡240余人。
神头岭战斗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就连日军统帅部也把它看成是八路军的“典型的游击战”。
为进一步打击西犯日军，第129师首长决心在邯长大道上再次伏击日军的运输部队。副师长徐向前根据敌情和地形条件，决定把伏击的地点选在涉县至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第771团及第769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以北之后宽漳至杨家山一线山地；第769团一部前出到河南店钳制涉县之敌；以第772团主力集结于马家拐为预备队。31日8时许，日军第14师辎重部队汽车180余辆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时许全部驶入伏击区。伏击部队先向敌实施猛烈火力袭击，随即发起冲击，经2小时激战，将敌全歼。在战斗激烈进行之际，黎城及东阳关之日军400余人，涉县之日军200余人赶来增援，均被八路军阻援部队击退。16时许，当日军飞机10余架对响堂铺实施轰炸时，八路军伏击部队已安全转移。此战，第129师共毙伤敌森木少校以下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焚毁汽车180余辆，自身伤亡300余人。
晋冀豫边区抗日斗争的迅猛开展，对华北日军构成严重威胁。为保障其后方安全，日军遂以华北方面军第108师主力及第16、第20、第109师各一部共3万余人，从4月4日开始，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和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见附图3）
为粉碎日军的围攻，八路军朱、彭总副司令决定：采取以一部兵力钳制其它各路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日军一路的作战方针。第129师、第115师之第344旅及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部，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了“空室清野”等各项准备工作，当日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29师主力及第344旅之第689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敌人合击圈以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同蒲等铁路出击，钳制日军。
4月10日前后，由榆社出动的第109师2个营被第129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动的第109师1个团被防守在该地区的国民党军第94、第169师与八路军游击队阻滞于东西团城地区；由洪洞出动的第20师1个团被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国民党军第17军等部阻滞于沁源地区；由涉县出动的第16师2个营被国民党骑兵第4师阻滞于麻田地区；由邢台出动的第16师1000余人被第129师先遣支队阻滞于浆水镇以东；由元氏、赞皇出犯的第16师1个营被第129师游击支队和当地游击队阻滞于九龙关以东地区。至此，9路日军在八路军内线部队及国民党军和游击队的英勇抗击下，有6路日军被阻；只有由屯留、长治、平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08师的3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且不断遭到阻击袭扰，处于恐慌不安的境地。
4月11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由外线转向内线，进至武乡以北地区，寻机歼灭侵入根据地腹地的孤立之敌。
4月15日，侵占武乡的日军第108师之第117团及配属的特种兵共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撤回武乡，并于当日黄昏又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首长命令第772、第689、第771团沿浊漳河两岸平行追击，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敌人。16日晨，八路军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以西截住了敌军大部，将敌拦腰斩断。日军遭到八路军突然猛烈的打击，顿时乱了阵脚，1500余人及车辆、马匹被压缩在狭窄的河谷里，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此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为解救其被围的部队，集中1000余人向第772团左翼戴家坑阵地猛攻，一度攻占该地。12时，第689团赶到，经七八次反复冲锋肉搏，又将阵地夺回。14时，日军第108师第105团1000余人由辽县赶来增援，被八路军击退。
17时，日军又从辽县调第105团1000余人来援。此时，被围之日军已被全歼，第129师首长遂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2200亲人，自身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长乐村战斗的胜利，重挫日军锐气，对粉碎敌之“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后，各路日军纷纷撤退。八路军、决死队及国民党军乘胜迫击，先后在沁源以南及沁县至沁源间、辽县至和顺间歼灭日军一部。
27日，八路军又在高平县以北的张店等地截歼日军1000余人。至此，敌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此役历时23天，八路军共歼灭日军4000亲人，收复县城18座。此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驱逐或消灭晋东南八路军的计划，而且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更加提高。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条件。
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部主任，军区对外称第129师后方司令部。按各基干支队活动地区划分力5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对外仍以支队名义出现。秦赖支队为第1军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力第2军分区，桂干生任司令员，张贻样任政治委员；先遣支队为第3军分区，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谢张大队为第4军分区，张国传任司令员，谢家庆任政治委员；赵涂支队为第5军分区，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
五、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纵贯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早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主席就电示八路军总部，于适当时机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1月9日令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南进，准备转移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第344旅则随八路军总部继续在正太铁路沿线活动。
第115师主力南下洪侗、赵城地区后，就地进行休整补充，12月底，从各团抽调部分骨干，加上2000余名新兵组成第343旅补充团。
1938年2月中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向晋西南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吕梁山部分地区变为敌后。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由洪、赵地区进至孝义地区打击敌人。2月19日，第343旅在孝义以西之兑九峪、辛庄等地袭击、侧击由孝义西进之敌，并于20日收复大麦郊。21日，该旅在川口与西犯之日军激战，阻止了敌之西进。第115师在积极打击日军的同时，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同当地中共组织一起展开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2月下旬，日军在占领隰县、临汾后，继续向西向南推进，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第115师师长林彪（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的千家庄被友军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巩固战略枢纽和寻机歼敌的指示，一面组织工作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一面率主力进至隰县、午城地区待机。
3月14日12时许，第115师直属队在午城镇以东地区与由蒲县西进的日军第20师先头部队遭遇，毙敌100余人。
16日，第343旅于罗曲、午城、井沟公路两侧设伏，将日军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100余匹全歼。
17日，第343旅第686团于午城以西伏击日军运输队，截获汽车6辆，毙敌200余人。当日，第343旅又以第686团第3营和第685团两个连夜袭午城之敌，毙敌50余人，余敌乘夜幕逃窜。
午城战斗后，第115师首长判断日军连遭打击，定会进行报复。当即决定再次伏击敌人，令第343旅以第686团和汾西游击队预伏于井沟至张庄公路两侧，以第685团在午城以西阻击大宁援敌。果然不出所料，日军于18日急忙从临汾调集第108师步骑兵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经蒲县西进驰援大宁。14时许，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区时，第686团突然发起攻击，乘其队形混乱，展开反复冲锋肉搏，连续打退日军数次反扑。战至19日拂晓，日军除100余人逃窜外，均被歼灭。
午城、井沟战斗，八路军第115师共歼日军1000余人，焚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各种枪200余支、山炮2门及大批军用物资，自身伤亡200余人。这一胜利，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给山西人民及友军以极大的兴奋，稳定了晋西南抗战的局势，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地方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山西新军的建立和发展
“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力争取山西实力派阎锡山共同抗日，做了许多统战工作。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表现出有利于抗日的进步倾向。
1936年9月，派人到北平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组成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决定成立领导秘密工作的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张友清负责。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等人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首先，接办和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接着，通过牺盟会及军政训练委员会，掌握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及军士训练班等13个训练团的政治领导和组训工作。在“七·七”事变前8个月的时间里，训练了2万多名知识青年，为以后扩大牲盟会的组织，组建山西新军和建立抗日政权准备了大批骨干。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北方局由天津迁到太原，加强了中共山西党的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薄一波等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要求他们不放松一刻工夫和机会，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
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很快侵入山西。阎锡山为应付危局，急于扩充实力。
薄一波审时度势，建议组建一支新军，得到阎的同意。北方局对这一工作极为关注，指示今后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掌握武装上。从此，山西省公开工委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组建和发展新军上来。
1937年8月1日，以原来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第9团各一部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相当于团），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政治干部绝大部分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担任。决死队在成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到1938年初由原来的4个总队扩建为4个纵队（相当于旅）。第1纵队，由鲁应麟（旧军官）任纵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总队；第2纵队，由陈庆华（旧军官）任纵队长，张文昂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5、第6总队；第3纵队，由陈光斗（旧军官）任纵队长，戎子和任政治委员，下辖第7、第8、第9总队；第4纵队。由梁浩（旧军官）任纵队长，雷任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1、第12、第13总队。
由牺盟会组织起来的新军部队还有政卫队和4个支队。1938年秋，政卫队扩大为旅级单位，张韶芳任代司令兼政治主任，下辖10个支队（营）。
1939年春，政卫队改为政卫旅。与此同时，中共地方党及牺盟会先后在晋西南地区组织起若干支自卫队和游击队。1938年秋，将这些自卫队和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政治保卫第1、第2、第3支队。是年冬，又将活动于晋南地区的县自卫队改编为政治保卫队第4支队。
此外，在“九·一八”六周年之际，中共太原市委恢复了总工会，成立了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相当于团），简称工卫队，由郭挺一任队长，侯俊岩任政治主任。
在牺盟会各项工作迅猛开展的同时，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迅即组成。
1937年9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太原后，与阎锡山等多次会谈，商定在第2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长，南汉宦任组织部长。动委会成立后，活动于晋北及察哈尔、绥远全省，积极配合八路军、牺盟会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首先以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和汾阳等县游击队合编为抗日游击第1路纵队，程子华兼任纵队司令，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支队。到1938年3月，动委会先后共组建了25个基干支队。8月，第4支队随第120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其余部队整编为晋西北保安第2区队，续范亭任司令员。到1939年夏，保安第2区队又统一整编为陆军暂编第1师，由续范亭任师长。这支部队是山西新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壮大，到1939年冬，下辖决死队4个纵队、第207、第209、第212、第213旅，暂编第1师及山西第3、第5、第6行政区组建的保安司令部所辖保安团，共发展到50个团，计5万余人。
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归第2战区的晋绥军，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
山西新军建立后，即分别活动于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地区，积极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及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河北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发展
中共河北省各地方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七·七”事变之后即在平西、冀中、冀南等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8月10日，在中共北平市委和“东特”[中共北方局为了对流亡北平的东北军家属和学生进行群众抗日救亡工作，成立了“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 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一支数十人的抗日武装，活动于北平郊区圆明园附近地区。8月22日深夜，他们砸开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救出被囚禁的几十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部队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9月5日，这支武装打起了“国民抗日军”的旗帜，由赵侗任司令，下辖3个总队。
12月11日，该部开赴阜平地区进行整训。后经八路军总部批准，编为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由赵侗任司令员，高鹏任副司令员，下辖第1、第2、第3等3个总队。
第5支队整训后，即于3月下旬奉命返回平西地区。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第1支队第3大队为主组成邓华支队，进抵平西地区，为挺进冀东、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准备工作。
两个支队相互配合，积极袭击日军，连续攻克敌军据点，逐步开辟了房山、涞水、良乡、昌平、宛平等县的抗日工作，建立了3个联合具政府和抗日救国会，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为八路军向冀东挺进创造了条件。
在冀中地区，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七·七”事变后，中共保属特委南移石家庄，改组为平汉线省委，李菁玉任省委书记，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地区的各项抗日工作。石家庄夫陷后，平汉线省委西迁阳泉与八路军第129师会合，所属保东、保南特委于1937年10月10日合并为保属省委，张君任省委书记，继续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斗争。此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受中共中央派遣，回到家乡冀中，在高阳、蠡县、任丘、安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遵照中共北方局回师北上抗日的指示，脱离向南撤退的国民党军，率部回师抗日。
10月14日，该部在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
部队改编后，继续北上，经博野、蠡县，攻占高阳，并收编了驻高阳的的保安团。到12月上旬，人民自卫军即发展到3000余人。
12月12日，人民自卫军主力赴平汉路西阜平地区进行整训，部队军政素质大大提高。
在人民自卫军去平汉路西整训的同时，中共保属省委将省委之军委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由孟庆山任司令员，统一领导中共地方组织在冀中区组建的各抗日武装。游击军司令部先以一些县人民自卫团为基础扩编成了第1、第2、第3等3个师，又以加委和收编的方式组成了13路抗日武装部队及3个直属团。
1938年1月中旬，人民自卫军整训后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1月下旬，中共保属省委改为冀中省委，鲁贲任书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在冀中省委的领导下，相互配合，积极袭击日军据点，收编和消灭了10余股游杂武装。2月间，人民自卫军以独立第1团组成北上先锋队，赴大清河北地区开辟工作。该部连克新镇、霸县、永清等县城，并收编了安次、武清、霸县、永清、固安等地联庄武装4000余人，初步打开了大清河北的抗战局面。3～4月间，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在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春季“扫荡”中密切配合，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自身伤亡600余人，并先后收复河间、高阳、安新等县城，充分显示了冀中军民团结抗战的威力。
1938年4月下旬，冀中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冀中区党、政、军的领导。会后，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由黄敬任书记。
接着，又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兼任主任。各专区成立了专员公署，健全了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5月4日，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同时成立了冀中军区，军区机关兼纵队机关，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8月任职），下辖第7、第8、第人第10等4个支队，并成立4个军分区，至此，西起平汉铁路，东至津浦铁路，北迄平津铁路，南达沧（县）石（家庄）公路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在冀南地区，中共中央北方局于“七·七”事变之后即派马国瑞等回到冀甫，组成冀南特委，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先后在南宫一带组建了八路军别动大队，在赵县、藁城、栾城一带地区组建了抗日义勇军第5支队，在巨鹿也组建了抗日游击武装。特委还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对游杂武装进行争取工作。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赵辉楼等人也在宁晋、束鹿一带成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上述工作的开展，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7年12月中旬，八路军第129师挺进支队，由辽县进入冀南地区的任县、隆平、尧山等地开展抗日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并将部分农民和收编的地方武装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同月，第129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李菁玉任政治委员，于1938年1月挺进冀南，与先期到达的挺进支队会合。他们先后在巨鹿等县建立了动委会，改组了南宫县政府，收编、改编了巨鹿、南宫等县保安团（队）和冀县的部分地方势力武装，争取了威县伪军警备旅反正。
力争取冀南地区各色地方武装共同抗日，东进纵队经与河北20民军赵云祥部及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段海洲部协商，由三方各派代表参加，成立了统一战线组织“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陈再道为主任委员，统辖冀南各抗日部队。军政委员会的建立，是八路军在冀南执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为了加强冀南的领导和军事力量，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来任穷率骑兵团于1938年3月19日开赴冀南。
20日，中共冀鲁豫省委在南宫成立，李菁玉为书记，宋任穷接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3月下旬，骑兵团等部向西南挺进，相继解放广宗、曲周、平乡、南和等县城及附近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东进纵队第1团向北开辟了滏阳河西岸之冀县、新河、宁晋、束鹿等县的广大地区。到4月底，东进纵队发展到2万余人。冀南先后建立了20余个县的抗日政权。4月27日，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东进纵队机关兼军区机关，并相继成立了第1、第2、第3、第4、第5等5个军分区。“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具有政权性质）也于4月间正式成立，由宋任穷任主任。至此，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
三、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山东地处华北东翼，东濒大海，西邻冀豫，南连陇海铁路，北接平津，津浦、胶济两铁路纵横其间。境内有泰山、鲁山、沂蒙山、昆嵛山等山区，地形复杂。它是联结华北、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对于山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毛泽东极为关注，1937年9月25日曾指出：在山东应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织游击队。中共北方局也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于1937年10月在济南秘密召开了省委会议，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抓紧在日军开始入侵但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国民党军溃退、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参加部队，并争取和改造一些掌握在爱国人士手中的地方武装。省委决定，各地武装起义后，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山东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会议精神，深入进行了政治动员，派代表到各地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山东人民在中共各地组织的领导下，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西、鲁东南、鲁南、湖西等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抗日烽火在山东大地迅速燃烧。
在冀鲁边区，“七·七”事变之后，中共冀鲁边区工委于文彬、马振华就在盐山组织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1月，日军侵占盐山等地，冀鲁边工委即在盐山之旧镇、乐陵之黄夹镇及宁津、庆三、无棣等地，领导人民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抗日救国军第1军”。起义武装先后数次袭击盐山之敌，1938年1至4月，曾攻克盐山、解放无棣、收复庆云县城，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同时，成立了乐陵、庆云、南皮三县民主政权。
在鲁西北地区，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即对第6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进行统战工作。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范筑先于11月19日通电全国，宣布誓死留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并将第6区保安司令部改为“山东省第6区抗日游击司令部”。随后，陆续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编成35个支队，并在10多个支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此外，鲁西北特委还在堂邑县组建了第1游击大队，不久以此为基础扩编成范部的第10支队。
鲁西南工委在曹县组织了一支3000余人的武装，使用范部第35支队的名义。
在胶东地区，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文登县天福山领导武装起义，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翌年1月中旬，胶东待委又在威海卫组织了一支武装，扩大了起义部队。2月上旬，正式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司令部，辖两个大队。起义武装曾夜袭牟平城，收复福山县城。在天福山起义的同时，中共掖县、蓬莱、黄县、莱阳等地党组织也相继举行起义，组织了抗日武装，并建立了掖县、蓬莱抗日民主政府。第3军于4月间将起义部队分别编为第1、第2、第3、第4路，每路下辖若干大队；掖县起义武装则编为第3军第3支队。全军共发展到7000余人。
在清河地区，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0月即派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与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密切合作，开办游击训练班，准备发动游击战争。
长山失陷后，他们于12月26日在长山、临淄间之黑铁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该军于1938年1月袭入长山县城，在小清河伏击日军，击沉日军汽艇一艘，2月间，又于周村西白云山之三官庙击退日伪军400余人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共淄川矿区及章丘、益都、临淄等地党组织，也组织了抗臼武装，并相继编入第5军，部队迅速发展到6000余人。
在鲁东地区，1937年12月29日，寿光县委的马保三和红军干部韩明柱在寿光城北牛头镇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8支队”。翌年1月27日，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又在潍县北之蔡家央子等地发动武装起义，组成“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队”。3月，第7、第8支队于昌邑县瓦城会合，台编为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后转移到胶东掖县、黄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7月，该部又西返清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徂徕山武装起义，是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38年1月1日，在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和红军干部洪涛、赵杰等人的领导下，于泰安东南徂徕山之华光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接着，中共莱芜、新泰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先后编人第4支队。部队组成后，相继在大汶口至新泰公路、泰安至新泰公路优击日军。此后，第4支队乓分两路：一路向新泰、蒙阴、费县、泗水一带活动；一路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发展。中共博山、泗水、临沂等地方组织发动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继与第4支队会合。4月，第4支队南北两路会师莱芜城，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编为3个团。
在泰（山）西地区，中共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即派张北华、远静沧等到此地开辟工作。1938年1月1日，他们在夏张镇举行武装起义。11日，起义武装与中共肥城地方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会合，组成“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先后于1～4月间攻克肥城，夜袭津浦铁路上的界首村敌据点。
此间，中共长清、太安地方组织发动的部分抗日武装先后编人自卫团，使泰西起义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
在鲁东南（后称滨海）地区，中共沂水县地方组织于1938年初在沂水以西公家疃一带组建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第6大队”，4月间，中共莒县地方组织在浮来山一带组织的“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开赴沂水西南之泉庄与第6大队合编，使第6大队的力量得到加强。8月间，第6大队发展到两个营、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2支队”，坚持滨海地区抗日斗争。
在鲁南地区，1938年3月，日军逼近徐州，苏鲁豫皖边特委即分别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5月1日，三支起义武装在枣庄以西的墓山会合，合编成“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不久，中共临沂地区党组织在临沂、郯城地区组成的抗日武装“临郯青年抗日义勇队”也编入第1总队。之后，第1总队于5月间在临（城）枣（庄）公路、津浦铁路的临城、滕县段上多次伏击日军，破坏敌军交通线。
在湖（微山湖）西地区，1938年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又在铜山、沛县、萧县，丰县、砀山、永城、宿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与此同时，中共鲁西南工委在单县、金乡一带也组织了抗日武装。6月13日，各地起义武装在丰县东南的华山镇会合，组成“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第2总队编成后，部队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坚持了湖西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到1938年5月止，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先后在山东一省的十几个地区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近4万人的抗日武装。各起义部队共作战100余次，解放县城15座，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山西、河北、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抗战，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向华北的战略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四节 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一、广泛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鲁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津浦铁路纵贯南北，在这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对于打破日伪对占领区的控制，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七·七”事变爆发后，该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即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鉴于山区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巩固，力进一步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打击并钳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1938年4月21日向八路军发出了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子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有计划的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507页。]
22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2个团及1个支队挺进冀南；令先期进抵冀南的陈再道、宋任穷部仍发展冀南，并组建1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合组为1个纵队，深入冀东创建雾灵山脉根据地；令山区各抗日根据地部队积极活动，策应平汉路东我军迅猛发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冀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及八路军总部的部署，第129师决定全部主力以平汉铁路力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以第385旅之第769团、第115师第344旅之第689团及第5支队（即曾国华支队）组成左纵队即路东纵队，由徐向前率领向冀南挺进；以第386旅组成右纵队即路西纵队，由陈赓率领，展开于邢台、沙河一带，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
4月26日，路东纵队在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下从辽县出发，于5月初抵达河北省南宫地区，与先期到达的陈再道、宋任穷率领的东进纵队、骑兵团等部会合。徐向前的到达，加强并统一了冀南各部队的领导和指挥。为了配合友军在徐州地区的作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他指挥第689、第769团等部于5月10日进行了威县战斗，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迫使驻威县的日伪军弃城西窜，驻临清、南和、平乡之日伪军，也先后逃往邢台。
在威县战斗的同时，“六离会”在汉奸李耀庭的暗中操纵下，于5月11日在南宫东南之张马、小屯附近，杀害路过此地的津浦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一行24人，并纠集会众1万余人，向八路军进攻。冀南部队忍无可忍，被迫将其击溃，并镇压了汉奸首领，巩固了冀南的中心区。
“六离会”事件被平息后，冀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即分兵向东、向南发展。至6月底，他们先后收复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成安、永年、肥乡、广平等县城，歼灭伪军近2000亲人，开辟了卫河东西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并先后收编、改编了数十股各色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共2万余人。
与此同时，第386旅政治委员王新亭率第771团由太行区进至永年、肥乡、成安地区；第385旅之汪乃贵支队进至赵县、藁城、栾城、宁晋、束鹿地区。
至此，八路军挺进冀南地区的部队全面展开。
7月5日，第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大行到达冀南。为加强正规军与军区建设，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对冀南地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东进纵队第1、第3团合编为第1团，归第386旅建制；第771团与东进纵队第2团及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合编为第129师独立旅（8月21日，改称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汪乃贵支队与民众抗日自卫军合编为冀豫支队；各军分区基干队与各县民团、保安队及一部分地方势力武装合编为东进纵队第1～8等8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
11月初，东进纵队再次进行整编，除第5、第6支队及独立团保留原建制外，其余各支队合编为第1、第2、第3团。经过整编，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在部队整编的同时，还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改造政权，至8月初，先后在近30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8月中旬，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议，将冀南军政委员会改力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力副主任。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东至津浦铁路，北起沧石公路，南跨漳河、卫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钳制企图进攻潼关、洛阳的日军，乘势开辟漳河以南地区，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于8月30日令陈再道、王新亭率青年纵队、东进纵队、第689团和新1团等部发起漳南战役。
31日，各部首先进袭临漳以南贾河口、秤钩湾之敌，消灭伪军2000余人。至9月10日，又连续攻占回隆、楚旺、吕村集、崔家桥、大韩集、窦公集等重要集镇，消灭伪军近2000人。9月15日，第344旅副旅长杨得志率第688团、第689团及新1团组成漳南兵团，由王新亭、杨得志统一指挥，继续南进。25日，该部收复滑县、道口等城镇。
26日，又在汤阴西南地区追歼伪军一部，俘1400余人。经过近一个月的漳南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铁路以东、漳何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100公里地区内的伪军和土匪，并协助中共直南特委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八路军尔后向冀鲁豫边区发展创造了条件。
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
冀东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就曾指出，红军可以出一部兵力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9日，毛泽东又指出：“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4月1日，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20师抽调在雁北地区活动的宋时轮支队东进平西，与先期到达该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然后挺进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
5月下旬，宋时轮支队抵达平西斋堂、杜家庄地区，与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下辖第11、第12支队等部，共5000余人。第4纵队经短期整训，6月8日由平西出发，向冀东地区挺进，沿途先后攻克昌平、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据点。除留一部在平北开展游击战争外，主力于6月下旬进抵蓟县以北的将军关、下营一带地区。
第4纵队向冀东挺进及沿途作战的胜利，给冀东人民以极大鼓舞。7月6日，中共冀热边特委首先在滦县、昌黎、乐亭等县发动抗日武装暴动，随即武装暴动的烈火又在以丰润、迁安、遵化、蓟县、玉田、三河、平谷、卢龙等县及开滦煤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一个多月内，整个冀东地区共有22个县、1个矿区共20余万人民群众参加了武装暴动，组建抗日武装10余万人，其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即编为39个总队，达7万余人。冀东起义武装与第4纵队相互配合，先后攻克玉田、乐亭、卢龙、蓟县、平谷、迁安等6座县城及广大村镇，予日伪军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初步形成以蓟县、平谷、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8月中旬，八路军第4纵队与冀东暴动武装在遵化县铁厂镇胜利会师。
下旬，第4纵队、冀热边特委及抗日联军的领导干部，在铁厂镇召开联席会，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举宋时轮、邓华为军区正、副司令员，下辖5个军分区，以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会议还计划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统一抗日政权领导。铁厂会议后，第4纵队主力一部向北行动，准备北越长城进军都山，建立根据地；另一部主力向西行动，进军兴隆，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尔后依托山区逐步向平原发展。向兴隆山地挺进的部队，几经转战，进至白河以西，袭占赤城，歼日伪军200余人，同时袭占龙关城，歼敌一部，向都山进军的部队，遭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的阻击而退回滦河以西。
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和冀东人民大规模武装暴动，直接威胁了平津及北宁线的安全，日军于是急调第110师并纠合当地日伪军和东北伪满军于8月对冀东开始进行“讨伐”。第4纵队领导认为，部队苦战数月伤亡较大，弹药亦无法补充；加之暴动武装成分复杂，未经整顿，并且时值秋未，平原地区青纱帐已倒。提出除留下八路军骨干和一部暴动武装外，纵队主力和暴动武装大部转移到平西整训，准备来年再回冀东。10月中旬，冀东暴动武装四五万人随第4纵队开始西移，由于途中遭到日伪军的围迫堵截，暴动部队大部失散，一部随第4纵队抵达平西，一部随中共冀东地方组织返回冀东坚持斗争。
冀东暴动的胜利成果虽未能巩固，但暴动所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还保留下2500余人的骨干，暴动队伍失散的人员大部在各地顽强地坚持着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这些都是以后冀东抗日游击战争重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冀东暴动的成功和部队西撤途中的受挫，也为以后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中共中央军委在1938年11月25日致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的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中共中央军委还决定，以第4纵队为基础，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此后，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又重新发展起来。
冀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冀中地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底的半年间，曾3次攻人保定东南关，2次攻人定县城，一度占领徐水，井先后进行方顺桥、献县、安国、安次，牛驼镇、青县、固安、陈官屯、沧县、马庄镇等大小战斗100余次，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徐州及武汉地区的作战，第3纵队还发动群众不断对平汉、津浦、北宁三大铁路进行破击作战，共拆毁铁轨3000余条，收割电线1000余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行动。
为了创造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冀中军区发动全区军民掀起了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
拆城工作，先于1938年1月在肃宁县城开始，接着是河间，继而是素以“固若金汤”闻名的蠡县城，随后，对冀中腹心地区的县城全面展开了拆除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拆除24座县城的城墙。破路工作，几乎与拆城工作同时开始，起初是拦道挖横沟，后来改为顺道挖沟，破路工程变成了筑沟工程，纵横贯连各村的大道沟，深达2米多，宽3米左右，大车可以行走，汽车、坦克难以通过。随后又在道沟两侧挖了各种掩体和防空洞，这既便于打击敌人，又利于群众安全转移。这种道沟，是冀中军民的伟大创举，对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发展大清河以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于1938年六七月间移至任丘县青塔镇，并派出部队及工作团深入到任丘、河间、大城等地区开展工作。他们先后将河北游击军改编为第1战区独立第1支队第1旅和冀中军区独立第1、第2、第3支队，并将收容的联庄武装编为冀中军区独立团。至9月间，从大清河至北宁路间广大地区的抗日局面全面展开，成立了冀中军区第5军分区。
至此，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4个支队、5个独立支队及回民支队、挺进支队等部，共63120人。另外，各县还建有基干队等地方武装，冀中抗日根据地己发展到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达北宁路，南界沧石路，拥有44个县，人口约800万的广大地区。
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冀鲁边地区东临渤海湾，西逼津浦路，南靠黄河边，北迫天津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发展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于1938年5月间决定：第115师组成的第5支队（曾国华为支队长），第129师组成的津浦支队（孙继先为支队长），挺进冀鲁边。7月上旬，第5支队及津浦支队由冀南地区出发，进抵冀鲁边区的乐陵、宁津地区，先后于7月下旬在庆云县西北之黑牛王地区歼灭伪军800余人，8月收复宁津县城，歼灭伪军1000余人。
并与当地抗日武装密切配合，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为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又决定派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343旅政治委员萧华赴冀鲁边。萧华率该旅司、政机关及补充团部分干部共100余人，由山西出发，于9月27日进抵乐陵城。接着，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萧华为书记。成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将该地抗日武装进行了整编：第5支队由3个营扩编为3个团；津浦支队由2个营扩编为3个营；新编第6支队辖3个团。
部队整编后，先后袭击沧县城东南七里淀、盐山城西孟村等日伪军据点，井对津浦铁路、沧（县）盐（山）公路进行了破袭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同时，他们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密切协同，相继成立了津南、泰山、宁津、鲁北、阳信、商河、惠民等若干个地方游击支队，并在沧县、南皮、东光、盐山、新海、庆云、无棣、宁津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1938年底，以乐陵、宁津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建成。
八路军挺进冀鲁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行动，不仅开辟和发展了平原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源，而且使平原与山区根据地相互依存、相互策应，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条件。
二、发展和保卫山区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抽调部分主力部队挺进冀鲁平原的同时，在华北广大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
发展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八路军第129师在徐向前等率主力一部向冀南挺进的同时，留在平汉路西的部队继续发展晋冀豫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4月下旬，第386旅在陈赓旅长率领下，进入平汉路西邢台地区，统一指挥先遣支队等部，由北向南横扫邢台、沙河、武安、磁县以西山区的伪军，连克峰峰、西佐、彭城等伪军据点，多次破坏邢台至磁县间的平汉铁路，并消灭该地区内的10余股土匪、汉奸及反动会道门武装。6月上旬，第386旅主力继续南下，进到漳河以南、道清路[道清路，河南省北部与平汉铁路交叉的一条铁路线，由道口（今滑县）至清化（博爱）。]以北的豫北地区，统一指挥补充团、赵涂支队等部，相继攻克观台、水冶，袭人汤阴、辉县及潞王坟等车站据点。
至8月间，该部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将日伪势力从山区驱至铁路沿线，并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在安阳、林县、辉县等山区建立了抗日政权，在豫北平原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
与第386旅在豫北展开的同时，第129师于6月12日又以第769团、独立团和汪乃贵支队组成新的第385旅，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
该旅组成后，在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邢台段以西地区继续袭击、伏击日伪军，粉碎了敌依托交通线扩大占领区的企图。
活动于晋南地区的第115师之第344旅，于7月6日，在沁水东南之町店附近地区袭击由晋城向侯马增援之日军第108师一部，歼敌500亲人，击毁汽车20余辆，八路军自身伤亡近500人。此役严重打击了敌人增援的行动，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在侯马地区的作战。
为了配合国民党军在徐州、武汉地区的作战，5～10月间，第129师统一指挥第385、第386、第344旅及各基干支队与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在晋冀豫边区对平汉、正太、道清等铁路进行了10余次破击，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行动。
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阴山山脉中段，横亘于内蒙古高原。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对于坚持绥远抗战，箝制日军向大西北的入侵，掩护陕甘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翼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指出： “在平绥路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为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根据这一指示，第120师决定以第358旅第715团及师直骑兵营1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第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358旅参谋长姚喆任支队参谋长。此外，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所属抗日游击第1路纵队之第4支队及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部分干部随同北上。
7月29日，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姚喆率领下，由晋西北五寨地区出发，开始向大青山挺进。8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突破日军层层堵截，进到蛮汗山地区，除留下第715团第1营由姚喆率领在平绥铁路以南，开辟以蛮汗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保障大青山与晋西北的联系外，主力部队由李井泉率领继续向大青山腹地挺进。9月1日夜，支队主力由旗下营与三道营之间越过平绥铁路，胜利抵达大青山腹地——武川县之大滩、甘沟子一带地区，并很快与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蒙汉人民游击队会合。为迅速打开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局面，大青山支队于9月3日首袭陶林城（今察哈尔右翼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之日伪军。10日，该支队又挥戈西进，奔袭了乌兰花镇。
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支队决定由李井泉等率领第3营、第2营第5连、第4支队第2连及绥蒙游击支队等部，挺进归（绥）武（川〕公路以西，开辟绥西游击区；由姚喆率领第1、第2营的3个连，骑兵连及第4支队第3、第4连等部继续坚持和发展绥中区的游击战争；由第1营副营长邹凤山带领该营第3连及第4支队第1连等回师蛮汗山，开辟绥南游击区。
西进部队越过归武公路，直达萨拉齐以北的后脑包一带地区。10月1日，该部奔袭了包头东北的石拐镇伪蒙军，10月中旬，他们又袭击了平绥铁路线上的陶思浩、苏安盖、毕克齐等车站据点，直接威胁包头、归绥之日伪军。
11月，大青山支队粉碎了日军2000余骑兵分4路向萨拉齐以北山区的围攻，回师蛮汗山的部队，重新开辟了绥南抗日游击区。绥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地区以来，在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经3个多月的积极作战和工作，初步开辟了绥南、绥中、绥西3个抗日游击区，建立了绥蒙总动员委员会，井在3个游击区内分别设立了办事处，下属各县也分别成立了动委会，以代行政权职能。至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建成。
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1938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第115师的电报中指出：第343旅目前“仍以对同蒲、太军（太原至军渡公路）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辅助任务。”遵照这一指示，第115师第343旅在汾（阳）离（石）公路及介休至灵右铁路展开了积极的破袭作战。
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以第108师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进攻柳林、军渡，并炮击黄河西岸宋家川，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粉碎敌之企图，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决心在汾离公路上伏击日军辎重部队，以切断其补给线。
9月14日，第343旅之第686团设伏于汾离公路中段吴城镇以东的薛公岭，将由汾阳西进的日军20余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和200余名步兵全歼。
17日，第115师又以第343旅补充团在吴城镇以西的油房坪设伏，将从汾阳开出的日军运输汽车20辆及步兵100余人全歼。
日军在汾离公路上连遭打击后，其后方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9月19日由离石向汾阳方向撤退。第115师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第686团、补充团、第685团第2营及师恃务连等部，再于20日设伏王家池附近地区，将东撤日军800余人全部消灭。
第115师在汾离公路连续三次伏击日军，共歼敌12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缴获各种枪560余支、战马100余匹，予敌以沉重打击。
晋察冀边区反击日军围攻
1938年4月，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边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积极向东向北发展游击战争。第120师之第359旅奉命于5月下旬由崞县进入浑源、广灵、灵丘等地，协同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向平绥线发展。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晋察冀军区和第359旅在八路军总部统一部署下，向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和附近城镇据点发起了连续破击作战，一度攻克易具城，攻占定县车站及桃花堡、西合营、暖泉、北水泉等日伪军据点，袭入新乐、平山等县城，并击毁了北平近郊石景山发电厂设备，袭击了香山附近之日伪军。此次破击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1450余人，俘伪军130余人，缴获各种枪300余支，破坏铁路50余公里，使平汉线北段的交通一度中断。
八路军连续作战的胜利，使华北日军惊恐不安。为消除后顾之忧，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的同时，决定“北围五台”。自9月10日起，日军先后调集第110、第26、第109师及独立混成第2、第4旅共5万亲人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
晋察冀军区及边区党委针对日军的企图，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了反围攻作战的组织动员和具体准备。
自9月20日起，集结于晋察冀边区周围的日军，开始向边区城镇要点进犯。
在东线，由平汉线之定县、望都、保定等地出动的日军第110师于21日占领曲阳、唐县、完县等边沿城镇后，继续向阜平发展进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于9月22日分别在曲阳以东的赵邱和东北的刘家马等地毙伤日军300余人，迟滞了日军行动。10月3～4日，第1、第3军分区及冀中军区各一部在阜平以东之王快、方代口及东西庄一带地区伏击日军，毙伤敌1000余人。6日上午，日军侵入阜平城。
在西线和南线，由同蒲铁路之代县、定襄等地出动之日军第109师一部及由正大线之盂县、平山、井陉出动之独立混成第4旅，分路向五台、子洪店进攻，企图合击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晋察冀军区第2、第4军分区部队分别在东冶、河边村及上社等地阻击日军的进犯。南线之敌北渡滹沱河，继续向柏兰镇发展进攻时，在牛道岭、石佛寺等地被歼400余人。
在北线，由平绥线之蔚县、广灵、浑源等地出动的日军第26师及独立混成第2旅，在9月20日占领北口、九宫口等地后，向涞源、灵丘等地发展进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与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密切协同，在邵家庄、冯家庄、居吉沟等地阻击日军，并于26日夜袭直峪。经6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800余人，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行动。直至10月1日，日军才进占涞源、灵丘县城。
日军在侵占五台、阜平、涞源、灵丘等城镇后，即加紧修筑工事，建立据点，企图采取先分割后“清剿”的手段，达到各个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在晋察冀边区反围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于10月2日电示晋察冀军区：“根据敌人构筑据点，步步推进，紧缩边区，及敌人顽强与敌人不足的优缺点”，应“相当的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以小部队与敌进行极不规则的小战，迟阻和疲惫敌人，以相当有效部队转入敌之后方交通线，打击敌之运输”；“如敌无弱可乘，不便我主力集中打击或消灭时，待敌人进至利害循环变换线，即将主力转至敌后方，仍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待敌转移方向或退却时，给敌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并命令第129师“对正太路有计划的进行破坏，并相机以适当兵力越路北进，分途尾击敌人”。令第120师“积极地吸引原平、忻口、关城之敌，并相机越路东，尾击东进之敌。”
晋察冀军区遵照毛泽东等人的指示，于10月7日决定改变对敌斗争方式，以各大队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而以主力部队转移敌之包围线以外行动。
各部队根据军区的统一部署，对敌展开了灵活的斗争。
10月中旬，侵入五台的西线和南线之敌共3000余人，在北线和东线日军的配合下，分路向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台怀、石咀、金刚库地区进攻扑空后，于13日分路撤退。由正定向灵寿入侵的日军在同下村遭伏击后，被迫退回原据点。北线日军在第359旅等部袭扰打击下，退守涞源城。东线侵入阜平、王快、党城等地的日军，也连遭袭击，惶恐不安。
晋察冀军区首长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决定：适当集中主力，相机歼灭困守城镇据点或撤退之敌。
10月中旬起，第1、第3军分区部队先后在曲阳至阜平的交通线上连续进行了19次袭击、伏击战。第359旅之第717团和第1军分区一部夜袭阜平城，迫使日军于27日晨弃城撤退。第1、第3军分区乘胜收复阜平以东地区，在北部地区，第359旅主力与第1军分区部队密切协同，连续在蔚县、广灵、沫源地区出击日军。10月28日，第359旅又于邵家庄、张家湾、黄台寺、贾庄地区伏击日军，歼灭独立混成第2旅300余人。至此，北线日军龟缩于涞源、灵丘等城，不敢轻易出犯。在南部地区，第4军分区以一部不断袭击侵入回舍、于洪店日军，另一部在第129师一部配合下，于10月下旬起对正太铁路展开了广泛的破击战，迫使侵入平山、盂县的日军回防正太线。在西部地区，进抵五台南部地区待机的第120师之第358旅，11月3日夜，在滑石片地区设伏，歼灭了奔袭高洪口后回返的日军第109师1个营500余人，俘21人。
至11月7日，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基本结束，此役毙伤日伪军5200余人，缴获长短枪570余支、轻重机枪49挺、各种火炮10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反围攻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武汉地区的作战。
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山东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创了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然而，由于各起义武装成分新，缺乏领导骨干，指挥也不够统一，因此直接影响着起义部队的发展及各项抗日工作的开展。1938年5月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多次电示八路军总部派遣部分主力部队入鲁，并决定派洪涛率50余名干部加强山东地区的领导力量。同时，对山东省委指出：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量地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战略支点。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力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以郭洪涛任书记。6月8日，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凡属我党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对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实行了统一领导，决定以各大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成支队，分配一批有领导和战斗经验的红军骨干到各支队担任领导职务。至1938年底，将活动于沂水、莒县地区的第4支队第6大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2支队；清河区第5军编为第3支队；鲁中抗臼联军独立第1师恢复使用第4支队番号；胶东第3军编为第5支队；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和汶上县起义部队合编为第6支队；由胶东西返清河地区的鲁东游击指挥部（辖第7、第8支队）仍用原番号；湖西起义武装编为挺进支队；在苏北邳县地区成立了陇海南进支队，此外，还一度成立了第9、第12支队。
在整顿部队的同时，各起义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8月间，在清河地区的第3支队先后袭击了张店、周村、黄台火车站；8月13日袭击济南，一度攻入济南北关，占领伪省政府。9月，活动于鲁中区的第4支队先后对胶济铁路周村至张店段及张（店）博（山）铁路进行了袭击战，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与此同时，活动于胶东地区的第5支队数次袭击烟台之敌，并于蓬莱、龙口、栾家口连续击退了企图由海上登陆之日军。鲁南人民起义武装于9月间在临（沂）枣（庄）公路上的燕柱山伏击敌汽车队。泰西区的第6支队、滨海地区的第2支队等部，也都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了抗日游击区。
为进一步统一山东各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同时，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为书记。山东纵队及山东分局的成立，使山东起义武装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标志着山东各抗日武装由分散的游击队成长为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八路军自誓师出征至1938年10月，共作战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1。2万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及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部队也由出征时的3。2万人发展到15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连续作战的胜利，钳制和消耗了大量日军，使其难以抽调兵力转用于正面战场。因而，对削弱日军的力量，遏制和迫使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加速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
一、日军进犯淞沪的企图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广大官兵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抵抗，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淤沪会战。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其中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优良的港口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的交会，又使上海成为通柱国外和内地的枢纽和守卫当时首都南京的门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由于“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在“一·二八”事变以后，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派驻重兵，专设了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曳。
1937年7月17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给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就说过：“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
后来，日军参谋部给天皇的上奏中也露骨他说侵占上海的目的，是“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年增印，第284页。]
8月9日，日本制造虹桥机场事件后，即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并将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陆军亦开始向上海调动。
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认为上海战事已不可避免，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密令驻防京沪沿线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立即率所部开赴上海周围布防。同时急令该军驻西安的第36师火速向上海开进。8月12日，第87师主力进驻杨树浦一线，第88师进入闸北、虹口公园以北一带布防。
二、淞沪会战经过
（一）上海市区反击作战
8月13日3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以虹口区预设阵地为依托；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至横滨路的中国守军开枪挑衅。9时许，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沿宝山路进攻，中国守军第88师予以还击。15时，日军在海、空火力支援下，由租界再次向闸北地区宝山路、八字桥和天通庵路发起进攻，又被中国守军击退。（见附图4）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时，军事委员会以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个师1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江苏保安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任务；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当日16时，第9集团军在炮火支援下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攻击，第87师占领沪江大学，第88师占领持志大学、五洲公墓、八字桥和宝山桥等要点。
同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本陆战队司令部和日海军第3舰队“出云”号旗舰，中日双方在上海空域展开了空战。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声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于今不得不采取之断然措施”，同日，日本下达了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以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第3、第9、第11师（欠天谷支队）等部，作战任务力“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为5个战区，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决定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基地，阻止后续敌军登陆。
8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向虹口、杨树浦方面之敌反击。第87师攻占了日海军俱乐部，并击退敌多次反扑。第88师在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与敌反复争夺。8月19日，中国军队又一次发起攻势，以从西安到达的宋希濂所属第36师加入战斗，与第88师、第87师一起，经一昼夜激战，突破日军阵地全纵深，攻入汇山码头。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抗侍援，中国军队进展困难。第36师第215团第2营300余名官兵攻入华德路十字街口，突入巷内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不料被日军以坦克阻塞路口，遭到火力袭击，全部壮烈牺牲。
在此期间，中国空军亦与日本航空队展开激战，并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艇。8月14日，日本飞机分批袭击中国杭州及广德机场，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队长郑少愚、李桂丹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击，击落日轰炸机3架，首创空战胜利的纪录。
8月15日，日本鹿屋及木更津等海军航空队，以轰炸机60余架，分别袭击中国杭州、嘉兴、曹娥、南京等机场。中国空军第9大队于曹娥上空，击落日军飞机4架，第4大队于杭州上空击落日军飞机16架，并协同第3、第5大队及航校暂编部队，于南京上空共同击落日军飞机14架。至16日，日本航空队又以轰炸机20余架分别袭击各地，又被击落8架。经3日激战，共击落日机45架，给日本鹿屋、木更津航空队以歼灭性打击。
8月17日，中国空军第4、第2、第7大队出动飞机44架，由副大队长孙桐岗及队长刘粹刚、董明德、杨鸿鼎等率领，分批前往轰炸虹口日军阵地，予以重创，并击落日机2架。日军高射炮火猛烈回击，中国空军队员阎海文座机被敌高射炮弹击中跳伞降落敌阵地，举枪击毙包围之敌数名后，以最后一弹自牧，壮烈殉国。
8月19日，中国空军为打击长江口外活动之日本舰艇，由第4、第2大队出动飞机20架，轰炸白龙港水域日舰，队员沈崇海驾机向日舰俯冲，炸沉日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
（二）淞沪地区防御作战
日本编组上海派遣军后，日军参谋部制定该军的作战方针是：以精锐的兵团在浏河镇方面登陆，以主力在吴淞方面登陆，占领上海及其北面的重要地带。8月18～20日，日军第3、第11师先后由日本出发，至22日到达上海以东120公里的海域，换乘小舰艇准备登陆。第3战区鉴于敌登陆威胁增大，遂以第9集团军专负上海市区之作战，以新编成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负责吴凇镇以下沿江防线的作战。
8月23日晨，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第11师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未能阻止日军进展。日军后续部队陆续上岸，即向吴淞、主山、罗店、浏河之线发起进攻。
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立即抽调部队支援江防军作战，以第87师一个旅增援吴淞，以第98师、第11师向主山、罗店、刘行疾进，阻止上陆之敌。当日17时，第11师在敌机不断的轰炸下进至罗店附近，向敌展开攻击，毙伤其一部，收夏罗店。此役影响重大，它不仅稳住了正面，而且掩护了后方的交通，保证了后续部队的陆续增援。与此同时，第98师亦将狮子林之敌驱逐。
教导总队第2团与张华浜之敌形成对峙。
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先后进至上海，中国军队向登陆之敌发起反击。第98师向吴淞、宝山地区日军展开反攻，至傍晚将敌压缩至江边，歼其300余人，将进攻吴淞之敌击退。另一部收复宝一山，残敌向狮子林撤退。
27日晚，第15集团军再由同浦镇、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向敌展开反击。日军第11师主力向罗店方面反扑，守军与敌反复进行巷战，罗店数次易手，终因伤亡过重被敌夺占。31日，日军第3师第68团在吴淞登陆，守军伤亡惨重，吴淞镇夫守。9月1日，日军1000余人围攻狮子林炮台。第98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搏斗，多数牺牲。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守卫宝山的第18军第583团第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浴血奋战；击退日军数次冲击。日军以炮击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
第3营官兵同敌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多数壮烈牺牲。迄9月17日，中国军队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继续与日军对峙。
9月上旬，尽管上海中国守军伤亡较大，但斗志高昂，拼死抵抗，使日军进展缓慢。这一形势使日本统帅部焦虑不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8月31日即向日军参谋部紧急呼吁，请求派遣5个师速向上海增援。
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向天皇上奏说，“上海的陆上作战迟迟未有进展，需要增加陆军兵力。”[〔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296页。]
为此，日军中央统帅部决定再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9月7日，以台湾守备队扩编而成的重藤支队，乘海军舰艇急驶上海，并将华北方面军后备步兵10个营及炮兵、工兵一部调到上海；9月11日又下令调华北方面军第9、第13、第101师及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到上海作战，正式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在9月20日制订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提出“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以上海派遣军（以5个师为基干）击败上海周围之敌。”日军决心将侵华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上海。
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以后，蒋介石自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
以陈诚的第15集团军力左翼作战军，以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以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9月21日，再次调整部署，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19集团军（薛岳为总司令）和第15集团军（罗卓英为总司令）；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8集团军（张发奎兼总司令〕和第10集团军（刘建绪为总司令）。
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第101、第9、第13师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之作战。日军总兵力达20万人。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突破万桥、严桥、陆桥等处阵地。刘行方面的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较重。为了避免日军继续突破，10月1日晚，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左翼作战军各兵团，向蕴藻浜右岸陈行、施相公庙、浏河之线阵地转移，至3日拂晓前，完成新阵地的占领。10月5至8日，日军第3、第9师在第11师和13师一部的掩护下，向蕴藻浜地区实施猛攻。中国军队经数日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
11日后，日军继续猛攻，企图进占大场，向南翔发展，截断京沪铁路。
中日双方军队在蕴藻浜南岸阵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10月15日，中国军队第3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令廖磊的第21集团军归中央作战军指挥，加入大场方向作战。
中国守卫蕴藻浜南岸之部队，在第21集团军统一指挥下，19日发起反击，适逢日军主力亦发动步、坦、炮联合进攻，双方展开大规模激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连日战斗，伤亡过大，攻击陷于停顿，26日大场失陷。
中央作战军遂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之线转移。中央作战军主力27日转至苏州河南岸新阵一地，各掩护部队完成任务后亦陆续归还建制。唯第88师第524团第2营在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据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誓死下退。该营八百壮士孤军奋战至30日，乃退人英租界。国际上对中国军队这次英勇作战，赞为奇迹。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即发起攻势，双方死伤惨重。至11月4日，日军仍未突破苏州河。此时，第3战区根据战局变化，乃撤销中央作战军，将全正面划分为左、右两作战军，分由陈诚、张发奎指挥。
（三）杭州湾抗登陆及撤退
淞沪会战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坚持下，已延续两个月，日军虽增援至6个师，兵力达20万人，且在武器装备上占有很大优势，但仍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这对其速战速决战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统帅部急于在上海方面取得预期战果，决心采取新的措施。
10月6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要攻占上海，“预料还需要相当的时日和付出相当的代价”，“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役。”[《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美铃书房，东京1973年版，第477页。]
10月9日决定增派一个集团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攻击上海守军侧背。
10月20日，日军参谋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国崎支队、独立山炮第2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和第1、第2后备步兵团，组成第10集团军，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10月20日，日军又从华北抽调第16师等部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地区的日军已达两个集团军9个师，侵华日军的作战重点，已经转移到华中。当时日本留在国内的部队只有近卫和第7两个常设师。日军在中国，特别是在华中下的赌注，表明了在上海附近进行决战的意图。
日军选定的登陆地点，是位于上海南侧杭州湾北岸。这里海岸线平直，近岸有10米以上的水深，是淞沪地区最良好的登陆场。日军登陆后如占领松江城，即可切断沪杭甬铁路，与北面的上海派遣军配合，对淞沪地区之中国军队形成包围。
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军队曾设置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第8集团军4个师1个旅担任防守，防止日军增援部队在沿江沿海登陆。后因上海方面战事紧张，部分守备部队先后被调往浦东一带协助正面作战，以致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仅有第62师之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守卫。
11月5日拂晓，日军先以舰炮对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阵地轰击数小时，然后第10集团军第一梯队登陆部队（第6师与第18师）在航空兵火力掩护下，于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咀、漕泾等地登陆。中国守军在沿海岸担任警戒的部队为第28军步兵第63师的2个连，兵力薄弱，为敌军击破，日军登陆成功。5日上午，全公亭方面登陆日军已达3000余人，中国战区指挥官急调第62师、独立第45旅及新到枫径之第79师前往阻击，井令在青浦之第67军推进至松江。但部队联络困难，行动迟缓，未能如期实施反击。
日军乘机突击，后续部队源源上陆。
日军登陆成功后，即以第18师一部向沪杭铁路前进，第6师和第18师主力向松江进攻，当晚进抵金山县城、松隐镇、亭林镇一线。
11月6日，敌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附近，傍晚渡过黄浦江，突破守军阻击，以主力向松江前进。中国守军第62、第79师分别向亭林镇、金山城发起反击，伤亡较大。指挥松江地区防御的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组织第62、第107、第108、第26、第79师固守黄浦江各主要渡口，阻敌第6师、第18师渡江。
日军参谋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11月7日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集团军编组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其目标是：“以挫伤敌之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与海军协同消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并规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联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397页。]
8日拂晓，日军第10集团军主力渡过黄浦江，与中国军队第108师激战。9日占领松江城。
对日军第10集团军在金山卫的登陆未能扼制，其主力登陆后又未能阻止其向纵深扩张，在此情况下，中国军队本应果断撤出上海，向第二防线转移。
当时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委会第一部作战组长刘斐及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等人，都曾就此向蒋介石提出正确的建议，蒋也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对前线下达了向吴福线[吴县至福山。]转移的命令。但下令后的第二天，蒋又突然召开紧急会议，幡然变计，说现在准备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结束中日战争。因此，要收回撤退命令，让各部队仍回原阵地死守数日。这一决定使守军丧失了主动转移的有利时机，直至阵脚开始混乱，第3战区指挥部才于8日夜命令各部队向吴福国防线转移。
9日，守军开始全线撤退。右翼作战军第9、第15两集团军开始沿京沪线两侧地区撤退，因遭敌机轰炸，联络中断，陷于混乱，险成溃退。为掩护右翼作战军后撤，左翼作战军第15、第21两集团军在新泾河一线坚守至12日夜，达成任务后，始向吴福线转移。
为掩护上海方面中国守军顺利撤退，第67军在松江阻击由金山卫登陆的日军深入。11月6～8日，该军在松江县城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敌多次进攻，完成了“死守三日”的任务，在向昆山突围中，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
11月11日夜，中国守军在上海市南侧地区及浦东担任掩护之部队撤离。
被隔绝于上海市内的守军4000余人撤至租界。日军即向上海市西、南方向推进。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长江展开战斗。8月16日晚，江阴区江防司令部派出102号快艇，自江阴经内河潜至上海黄浦江，进至距日军旗舰“出云”号300米处，向该舰施放两枚鱼雷，均命中爆炸，使日军旗舰遭受重创。中国快艇在返航中被敌击沉，官兵泗水离艇。8月中旬，中国海军派出“甘露”等舰在江阴下游破除航海标志，堵塞港道，阻止日舰溯江上驶，同时，抽调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辰字、宿字等舰艇，以及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怔集的轮船23艘，合计35艘，下沉堵塞航道。
随后，又征用民船、盐船一批陆续下沉，填补航道空隙，并在江阴一段分布水雷。8月下旬，中国海军为保卫首都，派平海、宁海、应瑞、逸仙等舰开往江阴封锁线，协同其他舰艇实施防卫，并与来袭的日本飞机进行了频繁战斗，至11月下旬，共击落日本飞机7架，重伤日本军舰两艘。中国舰艇损失惨重，大部被炸沉或炸伤。
11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并策应第10集团军登陆，将从华北调来之日军第16师在白茆口、浒浦口附近登陆，向常熟进攻，企图切断中国守军退路。上海派遣军除以两个师担任上海及后方要点的警卫外，集中7个师沿京沪铁路及其南北地区向吴福线进攻。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二梯队第114师于10日在金山卫登陆后，向嘉兴方向进攻。担任江防的中国守军第40师及第21集团军所属各师，与日军展开激战，掩护战区主力向吴福线转移。
11月19日，日军分别攻占常熟、莫城镇，苏州亦同时失陷。第3战区为避免与敌决战，乃于是日夜命各部撤向锡澄线。[无锡至江阴。]
这样，吴福线国防工事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即被日军占领。
日军统帅部曾规定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苏州——嘉兴一线以东，至19日其各部进抵该线后，并未停止前进，决定乘中国军队撤退混乱之机，继续向西追击。20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决定向南京追击。
日军突破吴福线后继续西进。
23日开始向锡澄线发起进攻。蒋介石下令死守现有阵地，但溃退之势无法挽回。
25日无锡失陷。中国军队放弃锡澄线，一部沿京沪铁路向常州撤退，大部经宜兴往浙赣边境撤退。
27日日军切断江阴、无锡公路，29日攻入常州。
自锡澄线弃守后成为孤军的江阴要塞守备部队，从11月28日起受到日军围攻，与敌激战5日后，工事大部被摧毁，官兵伤亡甚多，遂向镇江方向突围。
12月2日，江阴要塞失陷。
11月9日，右翼作战军开始向乍平嘉[乍浦经平湖至嘉兴。]国防线撤退，遭敌第6、第18师迫击。与敌激战至14日，嘉善失守。
19日，苏嘉线[苏州至嘉兴。]与沪杭线交会点嘉兴被日军攻陷，乍平嘉国防线被突破。
守军退向南浔、青镇、长安、海宁一线。20日，蒋介石命令刚到达之第7军向吴兴急进，加强吴兴、广德地区防御，11月24日拂晓，日军在30余架飞机掩护下，攻占吴兴。30日占领广德。
12月初向宣城、芜湖西侵，主力北上进攻南京。此时，中国第7战区已经编成，刘湘上将力司令长官，即命第23集团军（川军6个师）支援第7军。
12月初，第21、第15集团军在第23集团军掩护下，经宜兴向孝丰、宁国附近地区转移；第23集团军亦向宣城以西及宁国转移；锡澄线守军即向南京转移。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西撤，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华中方面军，编成上海派遣军、第10集团军，下辖近10个师的兵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和驻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总计兵力约70余个师，海军舰艇约40艘，空军飞机250架，投入战斗。广大官兵同仇敌汽，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与有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的迷梦。
这次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上海工厂内迁，保存经济实力，以至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赢得了时间，松沪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亦有其重要地位和影响。
淞沪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而是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势必难免。在淞沪地区进行多大规模和多长时间的作战，要从中日双方的特点及中国长期抗战的全局利益考虑。在上海地区给敌以相当的反击和消耗，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后，逐次转移至第二、三防线，再从正面阻击，翼侧反击给敌以更大的消耗，在战略上是有利的。把70余万大军部署于敌掌握制主权、制海权的滨海城市，单靠拼消耗，拖时间，幻想求得国际干涉，解决中日战争，这是违背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不利坚持长期抗战的表现，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因而给以后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陈诚也认为：“这次战略受政治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8页。]
三、南京失陷及日军大屠杀
日军侵占上海后，鉴于进攻发展顺利，中国首都南京也指日可待，侵华气焰更为嚣张。11月17日，成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随后，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席会议。
1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陆军参谋总长等在上奏作战计划中提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不失时机地果敢追击，进攻南京。
此时，日军乘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以8个师的兵力，分三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日军上海派遣军第11、第13、第16师沿京沪铁路及其以北进击南京。第10集团军第114师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前进；另以第6、第18师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断中国军队沿江往西的退路，国崎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攻占浦口以截断中因军队后路。日军企图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防守南京问题。会上多数高级将领认为，日军由京杭国道、京沪线和长江进逼南京，来势凶猛，而南京地处长江弯曲内侧，地形上背水，易攻难守。加以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战斗力受到削弱，短期内无法恢复，但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亦非上策，因而只能作象征性防守。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训练总监唐生智则坚持死守。
他说，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表示南京必须防守。此时，唐生智自告奋勇，表示愿意防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唐生智到任后，于27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人与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并预言“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付出莫大之代价。”他为表示破釜沉舟、拼死一战的决心，让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之间的船只撤走。其后，又命驻浦口之第1军禁止任何部队及军人由南京北渡，“如有不听制止者，可开枪射击。”[《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9页。]
蒋介石把可以调得动的兵力即调来防守南京，计有：宋希濂第78军、王敬久第71军、孙元良第72军、叶肇第66军、俞济时第74军、邓龙光第83军、徐源泉第2军团、教导总队和宪兵团等部，共计10余万人。这些大多数是刚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的部队，未经补充休整，尚未恢复战斗力。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长沙。
日军大本营于12月1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
12月2日，免去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兼职，任命朝香宫鸠彦王继任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即分路向南京逼进，决定夺取南京守军的既设阵地，准备攻城。12月5日，日军己到达南京外围阵地附近。当晚，日军第16师向第66军防守的句容阵地进攻，并从土桥镇、牧马场两翼迂回，另以一部由土桥镇转向新塘市断第66军后路。句容守军被围，与日军苦战，损失极大。
6日上午，日军侵入孟塘。午后，日军进至高家庄、大胡山附近，第66军后方联络被切断。中国军队第36、第41及第66军各一部对该敌进行反击。日军第9师与守军第51师在湖熟镇展开激战，守军被迫后撤。
12月7日拂晓，日军猛攻淳化镇，中国守军英勇抵抗。8日，日军分别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抄，企图断守军后路。第51师奋力抵抗，伤亡沉重，其第5营官兵牺牲甚多。在8日午后，该镇失守，中国军队撤至板桥镇。至此，日军已进入城郊，南京被围。同日，日军攻陷镇江炮台，第3师一部在此渡江，进击南京。
12月8日晚，日军向南京发起进攻。9日拂晓突进至光华门外大校场、通光营房。守军第87师后续部队赶到，将大校场日军击退。
12月10日，日军逼近南京城下，第114师、第6师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同时进攻。当夜守军第156师选敢死队坠下城墙，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日军及盘踞在通光营房的日军消灭甚多。12月12日，日军猛攻雨花台，守军第88师顽强抗击，伤亡惨重，中午雨花台陷落。第88师退守中华门。同日，敌第18师攻占芜湖，向当除前进，中国军队后路被断。
当日，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城墙数处被轰塌，日军乘机蜂涌而入，守军抵挡不住，遂撤离中华门，于是南京城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军一部从中华门突人后，中日双方军队展开激战。接着光华门、中山门亦被突人。此时，日军国崎支队亦开向浦口，切断南京退向长江对岸的去路。
12月12日傍晚，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随即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下令一部渡江，大部实行突围。当时城内秩序混乱，军队难于掌握。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36师掩护下由下关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向令，只有第66军、第83军两部当夜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退至宁国一带，其他各部涌向江边。是夜从挹江门到下关一带，秩序混乱，纷纷争船抢渡。
南京之战，中国军队以10余万之众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国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守军分别扼守正面很宽纵深浅短的外围和复廓阵地，缺乏机动兵力。战斗中，消极防守，被动应付，致使本可作为首都屏障、钳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轻易陷入敌手。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损失严重。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人城，肆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日军国崎支队占领浦口，日军第16师进入下关，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并乘舰艇向江面正在撤退的渡船、木排射击。中国军队被敌枪炮击毙及舰艇撞翻而淹死者多达3000余人。
日军人城以后大肆“扫荡”，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当时城内剩下的居民和外地逃来的难民大部分已避人“安全区”。这个“安全区”，是11月下旬由留在南京的少数外侨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该委员会向中日双方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中国方面对之完全承认，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将区内军事机构全部迁出。日军当局也保证：“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田伯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中正书局，1938年版，第236页。]
“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29万人。然而，“安全区”内并不安全。
12月13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6师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立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战斗目标，以各种火器射击，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籍、尸体纵横。14日，日军大部队涌人城内，继续搜杀街巷中的难民。日军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处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射击，枪杀数万人。
15日，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军人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日军对集中在“安全区”的大批难民肆意屠杀。16日，从“安全区”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将尸体推入江中。
在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大部分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士兵在被俘后惨遭杀害。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好些中国士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的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三万人以上。”[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12月1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后，对纵兵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最甚的第6师师长谷寿夫大加奖励。于是屠杀暴行愈演愈烈。展开了骇人听闻的“杀人竞赛”。
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紫金山下》的通讯中写道，“向井（敏明）少尉与野田（岩）少尉，举行杀人的友谊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得了锦标。在他俩碰头的时候，向井己杀了106个，野田已杀了105个，两个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向井说，这一次竞赛，完全是很有趣味的事。”
18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俘虏5，7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猛扫，然后在推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自12月下旬开始的“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又使上万人头落地。日军野蛮地屠杀无辜的中国百姓，其手段之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达20万人以上，仅掩埋的尸体即达15。5万人。[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
日军进行集体屠杀后，往往将尸体焚化或投入江中，因此，被杀的中国军民总数在30万人以上。
日军进城后兽性大发，滥杀无辜，花样翻新，甚至杀人取乐。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浇汽油，后用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火光随之燃起，被弹击火烧之难民，挣扎翻腾，痛苦之极，日寇则鼓掌狂笑，引以为乐。有的令难民脱光衣服，破冰入水捕鱼，看着一个个难民在水中寒栗万状，手舞足蹈。有的把难民杀后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除残酷屠杀之外，还大肆污辱中国妇女，肆意强奸、轮奸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而且奸污之后，残酷地将其杀害。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有计划的破坏。日军驾驶着汽车，直入各大公司、商店，将各种货物搬运一空，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抢劫之后，日军到处放火，南京城内主要街道的高大建筑物都被烧毁，断壁残垣，惨不忍睹。浩劫之下，昔日街市繁华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尸横遍地、满目凄凉的死城。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还对中国图书、文献进行了大肆掠夺。根据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的命令，日军派特工人员360人，士兵367人，苦1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共抢去图书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韦。这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文化财富的野蛮大掠夺。
日军在南京灭绝人性的丑恶表演，连他们的盟友德国的代表在给政府的报告中也说，日军就是“兽类的集团。”[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5页。]
日军空前野蛮的大屠杀并没有征服人们的抵抗意志，南京地区的抗日斗争正如火如茶地向前发展着。
四、日本诱降及陶德曼斡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迅速向上海增兵。8月23日，日本第一批援军2个师投入上海作战，受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陷于苦战。9月上旬，日本决定再增派3个师到上海。1937年9月13日，日军参谋部次长多田骏指出：“10月中旬，将在上海方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也许是稍晚些时，但大概在同时，华北方面军将击败当面敌人，这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失去这个时机就会变成长期战争。所以从现在起，需要在外交方面开展秘密活动。”
同日，日军参谋部制订《战争指导纲要》，决定以华北、上海方面决战为一个阶段，要利用这一阶段的决战成果，推动日中和谈。此时，日军同时在华北、上海两个战场作战，华北日军达8个师，上海日军亦达5个师，而日军统帅部估计11月左右，将会出现对苏作战危机，因此，9月20日，日军参谋部制订《作战计划大纲》，规定于10月上旬在上海、华北发动攻势，造成使中国屈服的机会，结束中日战争。
1937年10月2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决定“接受第三国公正的、劝告式的和平斡旋。”[〔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53页。]
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34页。]
这显然是赤裸裸地要求德国牵线搭桥，诱使国民政府妥协。
10月22日，德国外交部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德国愿意斡旋中日谈判。
10月30日，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政府的意见，陈介表示希望知道日方的谈判条件。11月2日，广田向狄克逊提出了同中方谈判的条件。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命会晤蒋介石和孔祥熙，转达了日本提出的7项和谈条件，即：
（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府”；
（2）将平津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建立一个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亲日政权；
（3）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
（4）停止抗日政策；
（5）共同防共；
（6）降低日货关税；
（7）尊重外侨权利。[〔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20·日华事变》下，鹿岛研究所出版社，东京1973年版，第178页。]
广田并威胁说，中国如不接受，日本将随着战争的进展，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攻陷上海，并占领苏州、常熟等地。11月下旬，日军向南京推进，月底，逼近南京。11月24日，布鲁塞尔会议以毫无作为而草草收场，使蒋介石企图借助西方大国遏制日本侵略的幻想化为泡影。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媾和的打算。它希望通过国际干预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于12月2日会见陶德曼，提出在以下条件下愿意与日本谈判：
（1）停止敌对行动；
（2）同意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谈判的基础；
（3）德国参加谈判全过程；
（4）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等。[〔日〕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20·日华事变》下，鹿岛研究所出版社，东京1973年版，第178页。]
蒋介石一面对德国的所谓“调停”，表示衷心的感谢；一面又忧心忡忡地要求陶德曼和日方，对于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并说：“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法国外交文件》D 辑第1卷，第780页。]
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日本在华驻军相继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等傀儡政府，在这种状况下，因为胜利而洋洋得意的日本政府，于12月21日又提出了比先前的条件更强硬的要求，其基本条件是：中国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予协助；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中国应给日本必要的赔偿，以上条件要求中国政府全部接受，并以战败国姿态表明对日乞和态度，限1938年1月5日、6日以前答复。日本这些贪得无厌的要求，就连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认为要中国政府接受是极端不可能的。
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提出的新条件，转告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中日秘密谋和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报刊、通讯社都有所透露。
蒋介石畏于共产党和人民的压力，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不愿妥协投降的要求，不敢贸然接受这些十分苛刻的条件。日方为此表示强烈不满，1938年1月16日，日本宣布中止谈判。在当日近卫内阁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中，扬言要另外扶植伪政权，来“调整两国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也于1月18日发表宣言，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至此，陶德曼的“调停”即告停止。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二节 徐州会战
一、津浦路南北两段的阻击战
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为嚣张，于12月24日和27日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12月14日，日本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月18日，又对上述用词补充声明，其含意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79页。]
日军华北方面军多次向统帅部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的建议。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力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黄、淮两河之间，地据鲁豫皖苏4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周围，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我国军事史上，向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北可威胁济南，甫可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中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确保郑县和平汉铁路南段的侧翼。
日军先后集中8个师、5个旅（支队），约24万人，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中国第5战区先后调集11个集团军和军团、64个师，约60万人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
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见附图5）
南线作战
从1937年12月中旬起，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第13师从镇江、南京、芜湖渡江，沿津浦路北上，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3师主力攻占滁县、来安、明光、他河、藕塘，抵达池河东岸。日军第13师另一部攻占扬州后，即进击邵伯、天长一线。日军第9师一部攻占裕溪口后，循淮南铁路北进至巢具、全椒一线。中国第5战区的作战部署是：以李品仙之第11集团军和于学忠之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侩河等地形障碍，阻止沿津浦路北进的日军。当正面北进日军向明光、池河镇一带进攻时，即为刘士毅所部第31军堵截。待日军从南京增调援军及重武器继续来犯，其主力被吸引到明光一带时，李品仙急令第31军让开津浦路正面，撤至铁路西侧山区伺机出击；同时，又以于学忠之第51军增援，由砀山南调至淮河沿岸，阻敌越河北进。至2月初，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相继失守。
2月8日，日军向小蚌埠第51军阵地进攻，被中国守军歼灭500余人。
2月9日，日军强渡淮河。中国守军未能阻止敌军渡河。中国第5战区急调第27集团军之第59军及第21集团军第7军增援。2月10日，中国军队于学忠之第51军所属第114师在王庄阵地同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几经血战阵地失守，中国军队伤亡2000余人。2月13日，张自忠率第59军抵达淮河流域，在瓦疃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替第51军战斗。
于此同时，廖磊率第21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之线。
中国军队以第51、第59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以韦云淞之第48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之第31军和周祖晃之第7军对日军侧背进行袭击。2月11日，第31军围攻上窑，守军冲人圩内与敌肉搏，敌300余人向考城逃窜，日军被歼100余人。
2月16日，周祖晃之第7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一度攻人桑家涧，日军不得不抽调淮河地区主力6000余人增援考城、上窑、他河、定远。
当日军回援淮南之时，张自忠之第59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反攻，敌退向曹老集。第59军分向苏集、湖口子、曹老集、王庄之线推进，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日军国腹背受敌，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全部退回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铺之线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北线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两个师分路南下。一路由华北方面军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该师于1938年1月配属第2集团军）沿胶济铁路东进，19日与其海军会师青岛。旋即南下，连占沂水、蒙阴等地。至潍县后，沿台潍公路南下，试图夺取鲁甫要地临沂，从东路进攻徐州。
2月21日，日军第21旅旅长坟本顺率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骑兵营，共约2万人，向临沂突击，沿途遭到中国第3军团等部的节节抵抗。
日军连陷诸城、莒县、沂水，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之汤头、白塔一带，距城仅10余里。3月10日，日军在坦克、飞机与炮兵火力掩护下，向临沂猛攻。
中国驻临沂守军实际兵力仅有5个团，以及从青岛撤退的海军陆战队。
与日军激战后，守军庞炳勋部伤亡极大，连电告急。第5战区即令张自忠之第59军从肤县附近紧急驰援临沂，第59军于12日抵达临沂北郊之沂河西岸。
3月14日凌晨，第59军强渡沂何，向敌发起反击，经数日激战，连克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子岭等多处敌据点。3月16日，日军向第59军石家屯东南至大安子、崖头、刘家湖、钓鱼台之线阵地反扑，敌机狂轰滥炸，第59军第38师伤亡虽重，仍然坚守阵地。
18日，第59军与第3军团从东、南、西3面夹击汤头、王疃、傅家池附近日军，经过3干激战，先后攻克李家五湖、辇沂庄、车庄，日军被击退，向官具逃窜，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一次胜利。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伤亡3000余人，日军亦伤亡约3000人。
3月20日，第59军主力奉命调费县方面作战，日军第5师增援到达后，于23日再向临沂发动猛攻，庞炳勋部守军伤亡甚重，形势危急，第5战区又令第59军星夜驰援临沂，3月24日，该军赶回临沂西北向日军侧背发起进攻，并派出一部增援庞部确保临沂。敌凭借优良装备，全力反扑。第59军奋战至29日，敌损失惨重。张自忠下令全线出击，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二次胜利。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5、第10师会师企图失败，为尔后台儿庄歼敌奠定了有利基础。
另一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之第10师沿津浦路南下。津浦路北段保卫战，原由中国军队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由于韩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25日，日军进占周村。 27日占领济南。
1938年1月1日，矶谷廉介所部第10师占领泰安。1月上旬，韩复榘所部放弃大汶口、济宁，退至曹县、城武（今成武）、单县一带，使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被打开，日军沿铁路线向南推进。韩复榘擅自撤退，被判处死刑，改任孙桐萱（原韩部所辖第12军军长）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
2月10日，李宗仁为确保徐州地区安全，令孙桐萱部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取济宁。2月14日，第22师渡运河，攀登入城，与济宁城内日军展开巷战。敌我短兵相接，由于日军大批增援，该师伤亡甚重，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
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之第55军阵地。24日，日军猛攻第12军阵地、25日进占杏花村阵地。中国守军向新泰、蒙阴发动反击，收复蒙阴。第3集团军与日军激战，歼敌1000余人，该集团军也伤亡3000余人，钳制了日军第10师一个旅，支持了津浦路正面的作战。
二、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3月上旬，日军第2集团军向参谋部申请增加兵力，追击当面之敌，得到批准。第2集团军即指示第10师向滕县进攻。又令第5师从临沂向峰县推进，配合第10师作战。第10师以第33旅为基干组成濑谷支队，于3月14日开始由邹县以南之两下店沿津浦路南下，当日攻占界河，并迂回守军第22集团军之侧背。
15日到达滕县，16日向滕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
中国军队第5战区孙震第22集团军命令所属第41军第122师拼死防守滕县。17日，日军向滕县发动猛烈进攻，当日下午攻入西城。守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伤亡甚重，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
18日滕县、临城陷落。
20日韩庄、峄县失守。
中国第5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保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令孙连仲的第之集团军的3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令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峄县（今晖城）、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同时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第一厅（作战厅）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于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白崇禧离武汉赴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对白说：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第4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在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此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劝李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讲了几条：
一是日本侵略军占济南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
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
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转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3月24日，日军濑谷支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日军不断增加兵力，配以坦克、重炮实施攻击。
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了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
28日，突入台儿庄之日军，被守军第31师围攻，损失甚重。29日，中国守军第20军团奉命以一部于30日对峄县佯攻，以钳制该敌南下，另以一部速向泥沟前进，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并极力破坏铁路、公路，遮断峄县与台儿庄之联络，并与进攻峄县之友军部队竭力阻止峄县南下之敌。
当日，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之第27师继续对日军展开进攻；第31师对台儿庄内之日军攻击；第30师分向南洛、三里庄前进，截断日军联络，阻止日军增援。蒋介石也在此日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
3月30日，日军濑谷旅长鉴于福荣团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南北围攻，急令赤峰团驰援，濑谷亦亲自赶赴前线督战，全力对台儿庄守军展开激战。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正当濑谷支队处于危急之时，日军第2集团军令攻击临沂的坑本支队于29日停止攻击，转向台儿庄驰援，该支队31日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侧击第20军团。第20军团遂即命第52军和刚到的第57军一道围攻坂本支队，经数日激战，予日军以重创，使坂本支队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据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36页。]
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拼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守军逐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据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5日，蒋介石电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8页。]
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第2集团军和第20军团围歼被围之懒谷支队。
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峄具附近固守待援外，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三、徐州外围战及中国军队撤退
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重兵集团，认为是给中国军队主力一大打击、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好机会。
4月7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以第5、第10、第14、第16师共4个师，向陇海沿线进攻，封锁兰封（今兰考）以东地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以1个师从兰封向商丘方向进攻，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命华中派遣军以第9、第13两个师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并占领徐州要地和津浦铁路全线。
为协调华北、华中日军的军事行动，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还派出以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少将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到中国，进行协调和联络，指导南、北两兵团作战。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由初期的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将第5战区军队编为5个兵团：3个军组成淮南兵团，由李品仙任司令；4个军组成淮北兵团，由廖磊任司令；9个军组成鲁南兵团，由孙连仲任司令；3个军组成陇海兵团，由汤恩伯任司令；2个军组成苏北兵团，由韩德勤任司令。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
5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徐州。在徐州北战场，5月1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第14师从濮县地区南渡黄河，以一部到内黄集附近，截断了陇海铁路交通线。5月9日，日军第16师从山东济宁南下，向砀山、唐寨地区疾进，从西面攻击徐州。5月15日，日军第5师在鲁南同中国军队激战数日后，渡运河，向宿县推进，尔后进攻徐州。在徐州南战场，5月5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开始北进。5月9日，第13师攻占安徽蒙城，13日到达徐州西南的永城，从西南面包围徐州。5月10日，日军第9师北上，经蒙城、永城向徐州西南地区进攻，16日进入萧具附近地区，逼近徐州。从南京附近参战的日军第3师也随之沿津浦铁路急速北进，5月15日陷大营集之后，即在第9师右翼支队配合下向徐州推进。至此，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
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军队第23师师长李必蕃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国军队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拼死激战，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台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
16日，第5战区下达撤退命令，以刘汝明的第68军于徐州掩护撤退，以第24集团军留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鲁中进行游击作战，主力分5路向徐州西南方向突围。各路大军突破日军的封锁线，撤向豫、皖之间山区。第68军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5月19日放弃徐州。至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突破日军的包围，向皖北和豫南转移。
在第5战区部队突围之时，日军乘机占领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徐州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又决定“扩大徐州会战战果”，进行追击作战。5月21日，日军大本营下令进攻兰封、归德（商丘）、永城、蒙城以东地区。29日，又下令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地区。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分兵数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追击。5月22日，日军第10师开始西进，相继攻占毫县、拓城，6月5日到达太康。5月21日，日军第16师从徐州附近出发，相继攻占砀山、马牧集，5月21日到达归德。归德守军顽强抵抗两天后撤退。
日军占领归德、杞具、通许、尉氏、朱仙镇。日军第14师于5月17日到达内黄集，准备进攻兰封。驻守鲁西南的中国第1战区薛岳兵团，为掩护第5战区部队突围，在兰封地区发动反击，与日军第14师激战。日军第14师于5月24日攻占兰封，遭中国军队包围，激战至30日，中国守军退却。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企图攻占郑县，然后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遂下令第10师向郑县推进。6月6日，日军第14师攻陷开封，7日又陷中牟，10日，该师骑兵团到达新郑南郊，炸毁了平汉铁路，12日炸毁了新郑南面的平汉线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线，郑县告急。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6月12日之后，日军第14、第16师遭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乃组织向东撤退。花园口决堤虽暂时阻挡了日军的继续西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如此“以水代兵”阻敌前进，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面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国标却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尤其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台儿庄之战是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的形势下进行的。作战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第5战区广大官兵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取得的，是由于及时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围歼突出冒进之敌而奏效的。台儿庄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受单纯防御战略思想的束缚，消极保守，台儿庄大捷后，未乘胜扩大战果，集中全力击破疲困之敌，致使日军濑谷支队残部和坂本支队余部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尔后又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增援来的一路或数路，发展胜利，竟坐视日军从容地调整部署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徐州东北方向基本以阵地战实施重点防御，约30万大军被日军钳制，而未能抓住战机，以机动部队实施有力反击，或迂回敌侧后，战局呈现被动之势，且徐州以西、以南之后方兵力薄弱，致使日军乘虚而入，最后导致徐州夫利。徐州会战对中国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军队失去了钳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和防御武汉的屏障，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这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拒下承认湘、赣、粤、浙、闽、鄂、豫、皖8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仍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特别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页。]
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指示南方各红军部队：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要移驻大地方，严防国民党的暗袭及破坏，避免重蹈闽粤边、湘鄂赣[闽粤边恃委代理书记何鸣，与国民党谈判后，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于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包围，除部分突围外，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曾接受国民党派人任副司令等职。]等地区的覆辙；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避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党和军队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应在党内外、军内外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教育全体军民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对它可能采取的各种阴谋手段，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以及陈毅、曾山、张云逸等负责人分赴各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多数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坚定而灵活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权改用国民党政权的名称，游击队由国民党给予番号等，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各游击区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1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改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第2两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第4两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第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980余人。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支（挺）。
1938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开进途中，各部队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在2～4月间，第1、第2和第3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二、京沪杭地区沦陷后中共中央开辟华中的方针和部署
京沪杭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仅南京惨绝人衰的大屠杀，即有30余万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全市房屋1/3化为灰烬，在日本侵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抢劫；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收集武器，组织或扩充武装，自封“司令”，各霸一方，敲诈勒索。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迫切要求抗日自卫。
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敌军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和实行，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人民迫切希望新四军迅速挺进华中敌后，打击日本侵略军。
而且，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苏浙皖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的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傈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毛泽东又对新四军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根据华北的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胆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和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三、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具体地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指出我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之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且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即使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
基于上述条件，新四军军部在指示中提出，本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同日伪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第1、第2支队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沦陷后，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人民处于水深人热之中。为开展苏南敌后抗战，钳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以第1、第2、第3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与此同时，第1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挺进苏南。6月中旬，第1支队到达苏南傈水竹簧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并积极向京沪、京芜铁路及各公路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之韦岗，伏击乘汽车由镇江开往句容的日军。经半小时激战，毙伤日军少校以下2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新四军江南首战告捷，意义重大，在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机关附近的京沪铁路一侧，歼灭日军车队，不能不引起敌人的震惊。这一胜利更使苏南渴望解放的人民看到了光明，振奋了民心，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陈毅即兴作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3页。]
7月1日夜，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北地区8个乡人民自卫团和千余群众的配合下，袭击镇江东南的新丰车站，突击队乘日军熟睡，攻入车站，并向顽抗之敌实施火攻，一举消灭日军40余人，摧毁其车站大部设施，并拆除一段路轨，使敌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8月12日，第1支队第2团，夜袭京杭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句容城。突击部队由东南门之间架梯袭入城内，将敌逼退至县政府和教堂固守，在歼日伪军4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是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新四军第1支队在京沪铁路、京杭公路连续获胜，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日军在加强城镇交通线守备的同时，调集兵力寻找新四军部队作战。8月23日，驻金坛之日军200余人乘船两艘出犯，其一艘沿丹（阳）金（坛）漕河北进。第1支队第2团遂于敌必经之珥陵镇设伏，毙伤其40余人，给出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
1938年7月，在第1支队挺进苏南后，张鼎丞率领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傈水、高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日伪军，并破坏其交通线。8月22日，日军调集4500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分8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第2支队，企图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
第2支队为打破日军的围攻，以1部兵力转至日军合围圈的外线，向当涂、陶吴等地日军据点袭击，钳制和调动敌兵力；另以一部兵力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广泛袭扰和阻滞日军的进攻；以支队主力大部干小丹阳以西杨家庄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打击日军薄弱之一路，为配合第2支队的反围攻作战，第1支队主力和地方武装在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向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广泛的破袭战，并派出小分队深入南京近郊袭击麒麟门等日伪据点，钳制敌人，进行策应。23日，日军由溧水、秣陵关、当涂三面对小丹阳地区形成包围，数路合击小丹阳。第2支队主力于鸡笼山给进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后，迅速转移。日军合围失败，又遭到不断袭击，被迫于26日开始撤退。9月以后，日伪军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日伪“扫荡”近30次，沉重打击了敌人，初步巩固了以茅山力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1、第2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伪政权，并正确对待当地各种武装。由于第1、第2支队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因而，绝大部分游击武装均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日。其中丹阳抗日自卫团，在第1支队的指导下获得了发展，扩大到4000余人，扩建为丹阳县游击纵队。与此同时，第1、第2支队辽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租息调解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不少青壮年自动参军，群众主动支援军队作战。第1、第2支队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陈毅还亲自争取了茅山地区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促使他们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战。
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日军经常出动“扫荡”，战斗频繁。9月底，第3支队在担任坚守青弋江阵地防御战中，多次击退小股敌人的袭扰。10月29日，日军在湾址、凤凰闸、大洋桥等地集结800余人，准备向青戈江阵地进犯。第3支队以第6团一部在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正面阻敌，以第5团一部在跑马山一带，待机向进犯马家园之敌实施侧击，并控制有力的预备队，伺机反击。30日，日军500余人由湾沚向青大江阵地发起进攻。第3支队于清水谭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100人后，主动撤出战斗。11月3日，日军继续增兵后向马家园围攻。第3支队以主力向敌实施反击，并以小分队夜袭敌人的湾沚及九里等据点，日军前后受袭，被迫于4日撤退。经四日连续作战，第3支队共歼日伪军300余人，给敌以重创，巩固了皖南前线阵地。
第4支队挺进皖中敌后
1938年4月底，新四军第4支队即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 5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迸至巢县以南地区，12日，第9团一部在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伏击敌人，江北首战告捷，歼敌20余人。7月间，第9团4个连，袭击运漕地区伪军，毙其50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50支，轻机枪6挺。9月3日，该支队以两个营在桐城以南的棋盘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部队，经半小时激战，一举毙敌70余人，俘4人，击毁汽车50余辆，取得了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此时，当地封建势力乘机搜罗上匪，勾结日伪，破坏抗战，第4支队于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两县城，歼灭反动武装共3000余人。
为贯彻东进方针，开展江北地区统战工作，加强对皖中抗日战争的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令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11月抵达元为地区，当即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将庐江、无力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同时，第4支队又以一部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开展游击战争。第4支队经过半年的作战，打开了皖中地区抗战局面，使皖中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游击支队东进豫皖苏边区
1938年9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边区部队沟通联系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并以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300余人挺进豫东。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出发东进，经遂平于10月11日到达西华社岗，与豫东游击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台编，扩大为3个大队，共1000余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10月27日，游击支队进至淮阳以北20余公里的窦楼时，遭到戴集的日军100余人进攻。该支队随即以直属队扼守窦楼，另以一部占领马菜园以北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支队主力以勇猛动作，对进攻之敌翼侧实施包围，经两小时激战，歼日军数十人，残敌仓惶窜回戴集。游击支队在东进中取得初战胜利，给当地人民以很大鼓舞。
11月下旬，游击支队进入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相继取得西陵寺、陈寨、宋庄等战斗的胜利。随后，又粉碎睢、杞、太、商（丘）地区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初步打开了豫东敌后的抗战局面，为发展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四军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在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广大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半年的英勇奋战，取得10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3300余人，初步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钳制了日军的兵力，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对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五章 武汉保卫战及广州作战
第一节 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会战由中国第9战区和第5战区联合实施，它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一、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4页。]
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决定如此重大作战的理由是：“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故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86页。]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日本政府研究国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一文中称：“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日］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326页。]
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规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为前提，使内外各种措施均适应于此。”［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89页。] 并于五相会议的前一天，发表了政府关于确立战时体制的声明，宣称日本有史以来之大军，于陆海空重事奋战，以达成帝国所期之目的，国家凡百施设，不可不集中于贯彻战争目的，确立官民一体长期持久之战时体制，以对应时局。
为了配合进攻武汉的作战，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决定了对华谋略，其方针和要点是：“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纲要如下：
（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形势。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实力派，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
（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设法造成法市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
（六）为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版，第94页。]
关于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拟以1个集团军沿平汉线南下，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力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6月12日，因黄河决口，淮河泛滥，主力沿淮河水运前进困难，又确定主力沿扬子江进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和日本政府的已定方针，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命令第119号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准备命令。其要点是：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华中派遣军应于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准备下一步的作战；华北方面军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钳制敌人于北方，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其参谋总长据此指示：华中派遣军利用安庆作战之成果，与海军协同，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之线。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向郑县方面挺进，钳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的作战。
日军根据大本营指示，将徐州会战后正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10、第16、第9、第13、第6等师转移南下，集结合肥地区。又从华北及日本国内调遣部队，以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集团军，增强逆江作战兵力。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其中日本本上只有2个师。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7月上旬，日军大本营颁布华中派遣军新作战序列：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
第2集团军：司令官 东久迩宫稔彦王
第3师：　师长　藤田进
第10师：　师长　筱畑义男
第13师：　师长　荻洲立兵
第16师：　师长　藤江惠辅
第11集团军：　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 9 师：师长　吉住良辅
第27 师：师长　本间雅清
第101师：师长　伊东政喜
第106师：师长　松浦淳六郎
第 6 师：师长　稻叶四郎
直辖兵团
第116师：师长　清水喜重
第18 师：师长　牛岛贞雄
航空兵团
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
第11集团军辖5个师集结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正面进攻武汉并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以南，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日军沿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为主要进攻方向。
第2集团军辖4个师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武汉推进，进攻信阳，切断平汉线，从北面包围武汉，进行配合作战。
派遣军直辖3个飞行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3舰队溯江西上，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
（见附图7）
二、中国保卫武汉的政治动员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全民族的力量空前团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的作战。但在中国，主要在国民党内，存在着悲观的“亡国论”和轻敌的“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在国民党内迅速抬头。徐州失陷后，“速胜论”销声匿迹，但“亡国论”又迅速拾头。
为肃清“亡国论”和“速胜沦”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坚定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武汉保卫战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通过了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一些抗战机构，一度开放了一些党禁，有限度地给人民以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
在徐州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日寇现正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我们的首都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建议用一切方法动员全国人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同汉奸亲日派分子做严厉的斗争。”强调“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以达到收复失地，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支点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2页。]
1938年7月5日，毛泽东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建议：“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与此向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武汉保卫战的宣传与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亡国论”的反动气焰，促进了全国抗日的高潮。
这一时期，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与武汉青年一起，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工人抗日自卫队、农民抗日自卫队、战地服务团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更是利用各种形式，团结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武汉地区的“七·七”周年献金活动、做慰问袋和写慰问信的活动、百万棉背心征募活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响应。武汉医药征募会举行讲演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街道及轮渡码头、车站等处讲演，怔募慰劳费，募捐前线受伤将士极需的医药品。[《武汉日报》，1938年4月10日。]
武汉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征募棉背心、布鞋、毛巾、牙刷等慰问抗日官兵，当时，在武汉三镇设立了6座固定的献金台，献金之热烈令人感动。从沦陷区跋涉来汉的避难同胞，将节衣缩食的钱献给国家；老年人献出积蓄；工人、小贩等献出劳动挣来的钱；流亡的青年学生在献金台附近擦皮鞋，把所得投入献金柜内；文艺界举行献金公演，将报酬全部献出；妇女中有人献出心爱的戒指和耳环等。许多在武汉的外国朋友及华侨也踊跃献金。这一切使“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国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推动的抗日救国运动，对国民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7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和建议。这对推动国民党抗战，特别是促使国民政府准备武汉保卫战起了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1938年日军攻陷瑞昌之后，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指导方针是：
“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指导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3师、55师使用于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0～662页。]
国民政府保卫武汉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军队于华中地区，运用第5、第9两战区兵力，以粉碎敌继续进攻能力，重点防御江南地区，节节抗击敌向武汉的进攻，消耗敌军，以换取至少4个月的时间。[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06页。]
确定中国军队防御的重点放在武汉外围：
一是部署重兵坚守马当要塞，把日军阻止于鄱阳湖以东地区，阻止其溯江西犯；
二是在武汉外围部署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从南昌、九江、黄梅、皖鄂边境、豫鄂边境之大别山一线为第1防御地带，实施这次抵抗；以田家镇、广济、罗田、麻城、武胜关一线为第2防御地带，进行决战。
划分战区，调整兵力部署
徐州会战后，中国守军第1战区程潜所部主力退至河南信阳以西，第5战区李宗仁所部则退守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第3战区顾祝同所部驻守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一带。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适应当前作战局势，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新编组的第9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主要防御鄱阳湖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防止敌人突破防御阵地，所辖第1兵团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第2兵团在德安至九江一线组织防御，阻止敌人沿长江进攻武汉。第5战区所辖第3、第4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地区的防御；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
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成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序列：
总指挥：蒋介石
第9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长江南岸）
第1兵团：总司令 薛岳
第20集团军：总司令 商震（辖第32、第18军）
第9 集团军：总司令 吴奇伟
第 29 军团：军团长 李汉魂（辖第64、第70军）
第 37 军团：军团长 王敬之（辖第25军）
第4、第8、第66军
第74、第29军
鄱阳湖警备司令部
第2兵团：总司令 张发奎
第30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辖第72、第78军）
第3 集团军：总司令 孙桐宣（辖第12军）
第31集团军：总司令 汤恩伯（辖第13、第98军）
第 32 军团：军团长 夫麟征（辖第52、第92军）
第 11 军团：军团长田北要塞指挥官 李延年（辖第2军）
田南要塞指挥官 霍揆彰（辖第54军）
武汉卫戍区：总司令 罗卓英
江南区指挥官：周嵒（辖第75军）
江北区指挥官：万耀煌（辖第6、第16军）
武汉警备司令：郭忏（辖第94军）
第37军
湖北全省防空部队
第30军团：军团长 卢汉（辖第60军）
第26军团：军团长 万福麟（辖第53军）
第5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白崇禧（代）（长江北岸）
第3兵团：总司令 孙连仲
第2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兼）（辖第30、第42军）
第26、第55、第87军
第4兵团：总司令 李品仙
第29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辖第44、第67军）
第11集团军：总司令 李品仙（兼）（辖第84、第48军）
第 28 军团：军团长 刘汝明（辖第68军）
第26集团军：总司令 徐源泉（辖第10军）
第21集团军：总司令 廖磊（辖第31、第7军）
第 19 军团：军团长 冯治安（辖第77军）
第 27 军团：军团长 张自忠（辖第59军）
第24集团军：总司令 韩德勤（辖第57、第89军）
第27集团军：总司令 杨森（辖第20军）
第51、第71、第45军
第17集团军：总司令 胡宗南（辖第1军）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
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苏联援华志愿航空大队参加了这次会战。
三、武汉保卫战作战经过
日军进攻武汉分两个方向：
一是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及其沿岸地区向西进攻武汉。此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
二是以第2集团军自合肥地区西进，沿大别山北麓西犯，然后沿平汉铁路地区南下进攻武汉。
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一系列的防御作战。
（一）长江及其沿岸地区的防御战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华中战场的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当时南京到武汉问的封锁线尚未完成，长江沿线空虚。但是，日军未沿长江西进。徐州会战后，日军以3个师沿陇海路西进，准备由豫东平原和皖北地区沿平汉线西犯，席卷郑县、开封，然后南下信阳，与沿长江进攻的另1个集团军协同进攻武汉。但黄河决堤挡住了豫东日军的进攻势头。日军大本营又改变部署，以主力沿长江、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中国军队的武汉防御阵地由对北及东北变为对东和东北正面。日军集结在淮河两岸的主力华中派遣军第11集团军约6个师沿长江西进。
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从庐州（合肥）附近南下进攻安庆，第6师坂井支队因阴雨天气及道路破坏，前进缓慢。为增强突击力，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驻台湾的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的波田支队担任溯江作战的先遣部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进攻安庆。6月11日夜，该支队在海军20余艘舰艇护送下驶抵安庆附近水面。翌日凌晨，波田支队在大雨中偷袭登陆，向安庆进攻，迅速占领了城郊的飞机场，守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属1个师及保安部队未经力战，安庆即于12日沦陷。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安庆西北集关等地继续阻敌前进，主力则向太湖方向转移。
日军华中派遣军攻占安庆后，为隐蔽沿长江西进的主要作战方向，指示所属进行欺骗宣传报道，企图引诱中国军队把注意力从日军的溯江作战转移到江北陆地。
6月13日，日军第6师板井支队占领桐城。14日得知波田支队已攻占安庆，奉命改变进攻方向，向中国军队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进攻。潜山地区是保卫武汉主要阵地的大别山脉的最右翼据点，由川军2个师防守。
18日，日军坂井支队攻占潜山城。此后，日军第6师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之南的狭长地带向西突击。
中国第26集团军和第27集团军所属部队素质和装备欠佳，防御正面过宽，且战斗不力，使日军长驱直入，守军轻失安庆，又连失潜山、石牌等要地，直接导致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间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危急。
马当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地处长江中游，与安徽省相接。长江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素称长江天堑，军事要地，中国第16军所属部队与马当江防要塞守备部队防守马当。国民政府在京沪沦陷后，为阻止日军西进，确保武汉安全，在马当从江心横贯两岸构筑一拦河坝式的阻塞线。阻塞线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碉堡和炮台，水陆两相配合，形成了一个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中国海军还在马当江面，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9艘，布雷1600多具。
6月24日，日军集中第3舰队10余艘舰艇输送波田支队向马当进攻。
马当此时仅配置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数百人，当敌陆海军向马当要塞阵地进攻时，只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在阵地与敌人作战，第16军和马当要塞司令部的各级指挥官大多数去参加军政大学结业典礼，直到下午才会餐完毕。6月26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海主火力支援下实施登陆作战，守军江防总司令和第16军军长命令第167师增援马当要塞，该师迟迟未能到达，当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要塞。第16军军长李温市率第53、第167师反攻马当。6月28日，第16军所属部队驰往香山、香口，并由东、西夹击马当要塞之敌。这时，白崇禧正在田家镇要塞视察，当得知日军已在马当要塞登陆，即用电话指挥驻彭泽的第167师薛蔚英师长，率部火速从彭泽到马当的公路兼程驰赴香山增援。而薛蔚英当时没有遵照白崇禧的命令行动，改走崎岖小路，耽误战机，被查办枪决。
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29日攻占彭泽县城，湖口告急。
30日，第9战区任命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43军所属第26师赴湖口，接替第77师防务。7月3日，日军开始登陆，前来接防的第26师尚未接防完毕就与日军交火，奉令回援的第77师力敌钳制，未能增援、第26师陷于孤立。该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全是新兵，武器又劣，轻重机枪很少，但在师长刘雨卿率领下仍奋力厮杀，苦战两昼夜，炮台守兵伤亡甚多。第26师阵地终被日军突破，该师所剩兵力不到1/3，于当夜向南突围。7月4日夜湖口失守，马当、湖口丢失，九江失去屏障。
中国空军以汉口与南昌为基地，连日出动轰炸机与战斗机，攻击安庆至湖口间敌舰艇，予以重创。
湖口沦陷后，日军集结兵力，以波田支队、第106师、海军陆战队约1个旅、第3舰队所属舰艇约数百艘，积极准备向西继续进攻。中国第9战区，以第1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策应九江方面防御，以第2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之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即策定以第25军、第29军团、第54军、第9集团军防守星子、姑塘、九江、码头镇、瑞昌等地区。
7月22日午夜，日军波田支队及伪军一部，在军舰20余艘、汽艇100余艘支援下，冒雨夜潜都阳湖，23日零时在姑塘登陆，中国守军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击沉敌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得到报告，即令第15师、第128师增援姑塘，务于拂晓前歼敌。
但第128师未能到达，反自溃败，退往九江、星子地区。24日，日军波田支队与第106师会攻九江，翌日晨发动总攻，第4军欧震部虽匆匆赶至，但因控制机动以防不测事态，未能投入使用。是日夜，日军攻进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26日晚，第2兵团以态势不利，伤亡过大，当晚遂放弃九江。同日，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不守。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主阵地。
8月1日，第2兵团总司令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南方面自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张发奎总司令即行调汉。”[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8年版，第218页。]
中国军队在九江一带集中有数十万军队却败不旋踵，一是由于当局固守九江的决心下得过于仓促，以致后勤准备不周，粮食补给困难。二是败于军纪不良。张发奎自陈“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页。]
在此时期，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集结主力。7月14日，华中派遣军发出作战准备命令，令第2集团军将部队集结于合肥附近，伺机占领六安、霍山，准备沿大别山北麓作战。令第11集团军攻占黄梅、九江，接着占领瑞昌——德安一线，准备以后的作战。但日军部队分散在各地，北抵晋绥、南达余杭，还有的部队远在日本国内，输送集中成为一大难题。在炎热的气候下乘车船长途行军，人员伤病增多，日军集中部队缓慢。此时，日本和苏联发生张鼓峰事件，日军以1个师与苏军激战，未能取胜，而又怕引起日苏全面战争，妨碍对华作战，经交涉，日苏于8月10日在莫斯科签定了停战协定。此事件也使日军大本营对进攻武汉作战行动，梢有迟延。日军主力迟至8月下旬才集中完毕。
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华中派遣军所属第11集团军主力于九江附近，第2集团军主力于合肥附近，已分别集中完毕，遂于8月22日下达进攻武汉附近的命令，其要点为：“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占汉口附近之要地，在此期间，力争击破多数之敌。攻占汉口附近后，应力求紧缩占据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6页。] 其参谋总长复加以指示：“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之作战，不得越过信阳、岳州、南昌附近。”此次作战之目的，以攻略占据汉口附近之要地为主眼，将捕捉击灭中国军，列为副目的，以达其“将国民政府驱逐于中原之外”之政治目的。同时，进攻广州，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
这时，中国政府决定的战略防御方针是：保持现态势，消耗敌军兵力，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之阵地，先摧破敌包围武汉企图，尔后集中兵力，由南北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第5战区防御大别山主阵地；第9战区阻止敌沿长江西进。并根据日军进攻重点在长江以南，遂将防御重点放在长江以南沿岸地区。
8月末，日军华中派遣军根据所属第11集团军及第2集团军大致完成战略展开情况，遂按原计划全面发起向武汉的大规模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向中国第9战区发动了总攻势。
在长江北岸，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有精锐之你的第6师在海空火力直接支援下，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大举西犯，直接威胁武汉。
早在6月22日，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断定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只能循溯江西上一途，建议“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区，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将敌各个击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页。]
7月，第5战区判断“敌以长江为进攻我武汉干路，其江北岸之主力似集结怀宁、合肥，将以主力由潜山趋太湖、宿松，一部由岳西、英山迂回，与长江各日上陆之敌呼应，策应其主力之作战。合肥附近之敌或向我六安、霍山攻击，以资牵制我兵团之转用”。故确定：“战区应置重点于右，以积极之行动确保豫鄂皖边区山地及长江沿岸各要点，击破或阻止侵入之敌，以屏障武汉之翼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1～652页。]并根据上述判断和基本方针，部署了各兵团的任务。
8月2日，日军第6师占领太湖城后，又进占宿松，与第3师汇合，进迫黄梅。刘汝明所部第68军与日军激战3日后退出黄梅城，8月3日，中国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亦往第4兵团指挥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决定反攻黄梅，侧击太湖、潜山等日军据点。各部于8月6日开始行动，但战至17日并无进展。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遏制日军西进，决定再次发动反击以挫敌锐气，以第68、第84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另调第31、第7、第10军及第29集团军一部由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从侧翼攻击日军。
8月下旬，日军第6师在中国军队反击下，被迫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军队日益猛烈的攻势。8月26日，中国军队刘汝明部第68军第119师克复太湖、潜山，28日，第68军收复宿松。第68军和第84军又向黄梅附近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
黄梅方面日军补给线被中国军队切断，日军被迫在小池口方向由长江水路获得补给。日军据险死守，从30日起又以主力进行反突击，反复展开阵地争夺战，第68、第84军当夜向广疥撤退。日军尾随迫击，于9月6日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部第4兵团所属第84军与第3兵团第26军于广济以东与日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第4兵团另调援兵第67军和第48军前往广济以东地区阻敌，因行动迟缓，未能阻敌西进。至9月9日，日军攻占广济。李品仙兵团连日征战，损失严重，在广济附近丛山口阵地与四望山阵地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第174师和第15师拼死战斗，牺牲官兵达数千人。
中国军队防御黄梅、广济地区的战役，也是保卫武汉的第一线决战，对武汉的安全有直接的重大影响。战役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调集川、鲁、桂3省5至6个军的部队。但因处处防御，指挥不统一，难于互相支援，敌人打到哪里，就由该地守备部队抵抗，主动反击不力，被敌各个击破，结果全线失守。
广济失守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田家镇为武汉锁钥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宫池口要塞与其夹江对峙，共扼长江航路，是武汉三镇的门户。蒋介石8月6日曾电示田北要塞指挥官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徇我国最坚之要塞。”令其“长久固守，以利全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5页。]
日本海军虽横行江中，但其陆军未能突破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侧背陆地阵地时，也难于突破这道坚固封锁线。8月23日，日军第11集团军曾命令第6师集中主力，在进入广济附近后，应急速攻占田家镇，以保障日本海军舰艇溯江西进。
9月17日，日军第6师与第3师一部集中兵力约1。5万人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中国守军第2军军长李延年率所属第9师和第57师，以及田家镇的要塞炮兵部队，与进攻之敌展开激战。中国第5战区派3个军进行策应，钳制南下日军。
日军第6师为攻占田家镇，组成今村支队（临时改编成驮马部队），以适应山地进攻需要。9月22日。第6师和今村支队与中国守军第9师在田家镇附近松山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守军凭借既设阵地，在要塞炮兵及军师炮兵部队有效火力的支援下，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来犯之敌。许多负伤的官兵，裹伤后继续战斗。阵地被敌炮火摧毁，就利用弹坑作掩护，继续抗击敌人。弹药用尽，即与敌进行白刃战。两日激战，中国守军第25旅伤亡官兵约800人。第9师师长坚持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在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中，第9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100余人，士兵2000余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
9月28日，日军海军增援部队到达田家镇长江水面。日军出动飞机70余架，集中人炮100多门，对田家镇实施袭击，摧毁了田家镇防御工事。日军第6师与今村支队在海军支援下，向田家镇发动进攻。
29日攻陷田家镇炮台，中国军队被迫退却，田家镇失陷。日军第11集团军机密作战日志记载，在田家镇战斗中，日军“第6师以步兵3个营为基干编成今村支队，命令其出发攻占田家镇，但优势之敌从蕲春方面及广济以南前进，切断了它的退路。为此，第6师先派出一个步兵营增援，接着又抽出一个步兵营、两个山炮连前去救授。当时，广济周围之敌乘第6师的兵力分散，以击败之目的，从四面下分昼夜采取猛烈攻势。”日军第6师9月30日电报向第11集团军报告称：“今村支队的损失甚重，截止现在查明我方损失为，战死284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合计：150人，预料还要增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日军第6师攻占田家镇后，伤亡惨重，加之官兵患霍乱病减员，迟至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后，才继续西进，22日占领上巴河，24日晚攻占汉口以北的黄陂，于25日首先攻进武汉。
在长江南岸地区，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27、第9、第106、第101师约4个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判断日军于九江得手后，将以1个师以上兵力进攻瑞昌、南昌。他认为虽在瑞昌与德安地区已集中20多个师，但沿江沿湖防御兵力薄弱，敌仍可能实施登陆作战。他请示蒋介石能否集中兵力主动给日军一次打击。蒋介石即表示：“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7页。]
8月上旬，中国第9战区拟定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从翼侧攻击深入之敌。第1兵团担任南得路（九江至南昌）正面防御，屏障南昌，侧击西进日军。第2兵团担负瑞昌一带作战任务，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污正面的西侧翼。
8月上旬，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长江水域扫雷。8月11日，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附近江岸港口登陆。8月21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波田支队进攻长江要塞马头镇，遭到中国第31集团军的有力阻击，攻势受挫。日本海军沿长江前往增援，亦被马头镇炮台炮火击退，这时，日军第11集团军获悉中国军队增兵瑞昌，从背后威胁波田支队，便命令第9师进攻瑞昌。8月24日攻陷瑞昌。8月31日晨，中国第52军主力乘敌立足未稳，向瑞昌西部的大郊山实施反击，歼敌甚多。9月7日，日军波日支队、第9师一部与海军陆战队协同，在其海空火力的支援下，强攻要塞，反复夜袭，战斗激烈。中国守军予敌大量杀伤，己方也遭严重伤亡，最后要塞阵地被毁。马头镇经8昼夜恶战，于14日陷落。中国守军第31集团军退守富池口。中国守军利用富池口天险，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日军采用施放毒气手段，于9月24日陷富池口。
在九江以南南污铁路地区，从7月至8月，日军进攻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8月4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106师进攻庐山北麓，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重创日军，遏制了日军攻势。至8月9日，日军第106师连排长死伤达半数，团营长一级指挥官死伤达8人，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
为增援第106师，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1师向庐山东南面的星子地区发动进攻，进而向德安推进。8月21日，日军第101师进攻星子，并向庐山南麓推进，中国第25军等部在星子一带同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第101师久攻星子不下，而第106师已无力发动攻势，在这种形势下，日军第11集团军将第27师投入战斗。
9月中旬，日军第27师从瑞昌向武宁推进，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阻击，进展缓慢，直到10月5日才占领箬溪。期间，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薛岳兵团3个军，在德安以西阻击日军。
9月21日，日军第106师于德安正面攻击未逞，以其所属第136旅向南进攻万家岭，企图包围中国第1兵团德安阵地左翼。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及时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自9月底起开始围攻，战斗惨烈。日军第136旅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严重。第66军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酷烈。
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发现第106师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主运弹药粮袜救授该师。并派第27师前往救援。
10月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合力攻击，当晚攻占万家岭、雷鸣鼓等地。此役，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为改变战局，日军第11集团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同第106师，并令该师向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兵第13团配属第101师，令该师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协同，会攻德安。中国守军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阻击战，才最后放弃德安。10月27日，德安失陷。薛岳所部退至修水。11月1日，日军第101师攻占永修。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
（二）武汉以北地区大别山北麓的阻击战
7月14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下令第2集团军向安徽合肥集结，准备向武汉进攻。7月中旬至8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第10、第16、第13、第3师相继在合肥地区集结完毕，8月20日，日军第2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分南北两路作战，北路第10师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第3师力后援跟进；南路第13师沿安徽霍山至河南商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第16师尾随第13师为预备队，并担负交通线的警备。
8月下旬，中国第5战区在大别山北麓加强防御部署，以第3兵团在六安、霍山以西至商城地区设防，准备迎击日军。其所部第51军部署于六安地区；第77军部署于霍山方面；第71军控制于商城东侧附近，准备对进攻之敌实施反突击。
8月27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第2集团军发动进攻。28日，日军第10师击败中国第51军，占领六安，继续向河南固始推进。 29日，日军第13师突破中国第77军阵地，攻陷霍山，向河南省商城推进。9月2日，日军第13师攻占叶家集，当夜强渡史河，进攻富金山。中国第71军（军长宋希濂）在宫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的进攻，不断反击敌人，予敌以沉重打击，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伤亡也多。［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战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42页。]
9月7日，日军第2集团军令正在向固始推进的第10师，派遣濑谷支队增援第13师作战。濑谷支队在向富金山前进途中，在方家集北侧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无法前进。日军第2集团军又将第16师调到叶家集，支援第13师，并给第13师增配独立机枪队、独立轻装甲车队和炮兵部队等，加强该师攻击作战力量。9月11日，日军发动强大攻势，中国第71军被迫撤退，12日，富金山失守。9月16日，日军第16师攻占商城。9月17日，日军第2集团军命令第13、第16师突破大别山中国军队防御体系。9月20日，日军第13、第16师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日军第13师、第16师在突破大别山作战中，激战1个多月，以战死约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1页。] 才突破大别山地区防线，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然后沿宋埠、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向武汉推进。
向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进攻的北路日军第10师，于9月4日渡过史河，6日进攻固始，中国守军第71军第181旅抵抗一天之后撤退，固始失陷。
9月12日，日军第10师逼近潢川，遭到中国第59军阻击。9月19日至20日，日军相继攻占潢川、光山、罗山等地，逼近信阳。这时，中国第5战区增加兵力，在信阳、大别山地区同日军第2集团军所属部队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9月20日，日军第2集团军下令第10师进攻信阳，第3师在光山地区待机增援。9月28日，日军第10师改编为驮马部队从光山出发向信阳进攻。
中国第17军团所属刚到战场的第1军与第45军向罗山附近日军展开攻击，迫敌退守罗山城。日军冈田支队在罗山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第17军团所部从两翼的围攻，日军第10师主力迂回到罗山南侧地区，向中国第17军团右翼发动攻击，中国第17军团两面受敌，被迫撤退。9月30日，日军第10师在罗山以西继续向信阳发动攻势，又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激战两昼夜，才于10月2日夜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在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其中，步兵第39团由从庐山出发时的2800人，到9月末减少到不足800人。[〔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吏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47页。]
在这种形势下，10月2日，日军第2集团军令第3师从光山出发，经罗山北侧向信阳东北推进，策应第10师进攻信阳，于10月9日到达信阳东北15公里处的大洋河镇，10月11日进至信阳北侧，切断了平汉铁路交通线。日军第10师冈田支队于10月11日到达信阳东面，第10师主力到达信阳南面，与第3师一起包围了信阳。10月12日，日军在优势炮兵火力和坦克掩护下攻占信阳。中国守军进行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610人。10月16日，日军第10师从信阳南下，沿平汉线西侧向武汉推进，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中国守军在桐柏山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日军第3、第10师于10月26日占领桐柏山地区后，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集团军进攻武汉。
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
日军第9师10月27日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日军第27师从箬溪出发，10月18日攻占辛潭铺后，配合第9师向粤汉线推进，27日占领桃林镇。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
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长江南岸部队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长江北岸地区部队撤至鄂北、鄂西北地区。蒋介石当晚离武昌飞往衡阳。日军第6师26日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至此，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了激烈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各驾一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抽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了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后安返汉口机场，首次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飞机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保卫武汉的作战。在作战中，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与中国空军配合一道对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其中许多人血洒长空，贡献出宝贵生命。（见附图6）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时，中国海军在九江至汉口间水道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武汉前卫之田家镇设置海岸炮，在武汉门户之葛店设立武汉区炮队，并在葛店至田家镇间布水雷。9月中旬起，中国海军一部与日舰在田家镇要塞展开激战，击沉日舰艇多艘，有力地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武汉保卫战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
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通过强大的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国内人民反战情绪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开展，大片失地的收复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使日军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这也意味着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不利局面。
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新阶段中，正面战场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正面战线正规军的补充整训，逐步恢复战斗力，坚持长期抗战。在敌后战场，由于日军集中兵力对付抗日根据地军民，战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将超过以往，抗日游击战成为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敌后战场激烈的争夺战，将使敌后军民受到巨大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将为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为坚持持久抗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五章 武汉保卫战及广州作战
第二节 广州作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准备
早在1937年12月末，为切断中国南方物资补给线，日本陆军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设想，但遭到日本海军的反对而中止。
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为了尽早结束“中国事变”，在确定进行武汉作战时，就认为同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较为有利，但由于船舶运输准备不足，所以决定侍攻占武汉之后再实施广州作战。7月，日军大本营认为船舶运输除满足武汉作战外，尚有余裕，遂决心在进行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7月13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以秋季作战力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广东作战的目的，是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6页。]
8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开始研究攻占广州的计划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准备。
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作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日，下令编组第21集团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集团军战斗序列，由古庄干郎中将任该集团军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和第4飞行团等部队。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集团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主要通往国外的补给线。
9月26日，日军第21集团军决定将进攻广州分为两期进行：
第一期，从10月12日开始，主力部队在大亚湾登陆，经惠州向东江推进；
第二期，侍后续部队到来后，突破东江防线，向广州北方推进，进攻广州，另以一支部队在海军配合下，于10月27日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向广州逼近，配合主力从东北面进攻广州。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指示，日军第5师陆续集结于青岛，进行登陆和攻占虎门要塞的战斗训练。第18师于9月下旬在上海北部集结并补充装备，加强登陆作战训练。第104师于9月下旬集结大连，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分别由青岛、上海、大连乘船起航，进抵澎湖集结，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海岸，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便成了中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主要地区。国民政府在广东设立第4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由于广州邻近香港，日本如果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利益，引起英国的对抗，因此，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不敢贸然进攻广州。所以，没有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而将抗战重点放在华中，从各省、包括属第4战区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导致华南兵力单薄。在武汉作战期间，甚至还从广东抽出4个师的兵力参加武汉保卫战，使广东兵力减少到8个师。广州防务松懈，兵力空虚，成为日军易于突袭的目标。这时，中国第4战区第12集团军负责广东防务，余汉谋任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下辖3个军（8个师），其部署为：第135师守备虎门要塞地区，第151师驻惠阳，第157师驻潮汕地区，一部驻大亚湾附近，第156师驻增城，第154师驻从化，第158师驻广州东郊，兵力分散，戒备松弛。
1938年9月7日，蒋介石从广东省长吴铁城处得到情报，称日军在进攻武汉的同时，进犯华南。10月8日，吴铁城又急电告蒋：“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4师1旅大举南犯，或在本月真日（11日）前后发动”，指出主要攻击地区在大鹏湾、虎门一带。蒋介石及军令部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广州方面不会发生大的战事，还要求余汉谋抽兵增援武汉。
10月10日，蒋介石致余汉谋手令：“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60页。]
二、广州失陷
10月11日夜，日军第21集团军第5、第18、第104师编成输送舰队，从台湾海峡澎湖地区出发，进入广东大亚湾，当夜，月光皎洁，海面风平浪静，中国军队在滩头阵地守备的兵力仅为新编成的1个特务营，对敌行动毫无察觉。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海军第5舰队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分别乘约300艘登陆舰艇突然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溃退。
当日，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同一天，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兵保卫广州。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在大亚湾登陆，几乎未受到抵抗，便长驱直入，迅速推进，占领淡水后，于14日到达惠州附近。日军第104师在大亚湾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稔山、吉隆，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推进。
10月14日，日军第18师以优势兵力向惠阳发起进攻。惠阳中国守军仅1个团。日军15日攻占惠阳，16日再陷博罗，19日进占增城。中国第4战区集中3个师的兵力在增城附近地区阻击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在增城地区作战中投入兵力共5000余人，伤亡400余人。
10月20日，日军第18师突破中国军队防御，于21日到达广州东郊，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但未能击退日军进攻。当晚，日军第18师进入广州，中国守军撤离，广州失陷。
日军第104师于10月17日到达惠阳，21日进抵增城后，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继续向广州以北推进，22日攻占太平场，23日占领从化，与日军及川支队会师。
日军第5师10月21日在第5舰队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22日晨乘船到达珠江口，然后溯江而上。
10月22日夜至23日晨，日军第5舰队出动110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轰击并摧毁了虎门炮台。当晚日军第5师占领虎门要塞。
26日攻陷广州西面重镇佛山，29日到达广州南部。至此，日军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要地。
对于第4战区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很大。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0月23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称：“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据最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事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盼望我能坚持一两个月。”[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一、陕甘宁边区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再次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随后，在国共两党代表谈判中达成协议，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亦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并在延安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指定划以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栒邑（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富县）、米脂、绥德、葭县（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并以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经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关心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
早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就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根据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任务和提出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在已经开始的各项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军事各方面的建设。
二、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于1937年4月制定出第一个选举条例，并从5月开始，实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937年11月，完成了乡、区、具各级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府，从而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实行议会（后为参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1937年底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选举。
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要求八路军必须积极的热烈的参加特区大会的选举，并指出：“当此抗战紧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特区大会的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在巩固和开展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也是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动力。”[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7年11月22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向特区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进行特区政府民主选举的指示》，提出这次选举运动的总方针是：“要使特区成为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去影响与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改造南京政府的政治机构，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特区政府的民主选举是要产生真能领导抗战保卫特区的政府。”[《党的工作》第48期，1937年12月1日。]
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报告强调指出：“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会议还听取了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的工作报告。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提出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三民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纲领规定在边区实行“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的彻底的民族主义；“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的彻底的民权主义；“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工业”，“发展边区商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彻底的民生主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会议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
大会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力边区政府主席，高自力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边区参议会的创立，使边区的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保证和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且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1939年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至此，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关进一步健全起来。朱德指出：“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
（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
（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
（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具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抗日人民的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41页。]
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突出地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选举等方面。
第一、边区政权是真正的抗日的人民的政权。它属于抗日的人民，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够而且被吸收参加政权工作。
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参议会、边区最高行政机关边区政府以及各级地方参议会和政府，都由人民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边区参议会之职权：“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委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9页。]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之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2页。]
这些重要的法律政策规定，切实保证了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的权利，充分体现出由人民当家作主。
在边区各级政权的组成成分上，包含了各个阶级。例如在1937年固林、延长、安定、曲子四县当选的各级参议员中，其成分的百分比如下：
此外，各级参议员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妇女。
第二、边区的民主是抗日人民的民主，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等等。
第三、边区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边区政府不仅从政策上规定了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从实际上保障了人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由于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有95％加人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
第四、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 “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边区政府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扶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正确处理汉回、汉蒙之间的争执与纠纷，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蒙民、回民居住的地区，开办抗日蒙回学校，并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第五、边区政府是廉洁的抗日政府。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由各级参议会选出，而各级参议会议员，则由选民根据生产单位与区域直接选举出来。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对于渎职或不称职者可以随时予以罢免。边区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
1939年，边区行政领导每月最高的津贴为5元，县长每月津贴2。5充，每天粮食1。4斤，菜钱4分。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即要被处死刑。这种廉洁的作风，在我国政治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创举。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环境和艰难险恶的条件下，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和合作，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参加抗战及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陕甘宁边区这个历史上曾是政治落后的地区，变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模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三、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它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它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边区经济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但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加之长期战争的影响，人民的生活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发展和巩固边区，使边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
早在1937年4月，边区政府就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并开始实施。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个大纲领》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指导边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力争利用“外援”的收入，达到“休养民力”的目的。
所谓“外援”，主要是指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一部分用于边区开支）和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的捐款和援助。外援对抗战初期的边区经济有着重大的作用，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1640。5万余元（法币），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捐款8l2万余元（法币），中共中央拨出了1409万余元协助边区，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其中，1937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7。2％，1940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0。5％，外援收入，使得边区政府有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
休养民力的另一方面，是边区政府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年仅征收救国公粮1。4万石，占收获量的1。27％。
1938年征收救国公粮1。59万石，占收获量的1。32％。
1939年以后，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粮食需要增加，1939年征收救国公粮5。2万余石，占收获量的2。29％，1940年征收救国公粮9万余石，占收获量的6。38％，其余不足部分，由边区财政拨款在外地或向农民购粮。
在税收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的42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并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证外，没有任何附加和重征。边区政府对工业一般不征税。
1938年只征税27万元，1939年也才征税50万元，边区人民负担大大减轻。
在土地政策方面，早在1937年3月，边区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调整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明确宣布：“凡地主土地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未被没收的，不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和房屋，井享有公民权”，“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以任何干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除严禁高利贷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外，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实行仲介制度，即在政府指导下的劳资两利，订立合同，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上述政策的实行，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全体人民的拥护，大大促进了边区建设。
边区政府还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以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
农业方面：
（1）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垦荒的政策，规定荒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大量组织外来移民进行垦荒，同时鼓励边区内移民垦荒，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减少义务负担，提供安家费，解决口粮、种子、农具等问题。边区政府还把开垦荒地列入每年的生产计划，广泛宣传动员，组织落实。
（2）组织劳动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边区政府提倡、组织和领导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1939年3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使劳动互助社有组织地发展起来。
（3）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劳动力。
（4）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劳动，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和宣传劳动英雄，召开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1939年，边区开始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3页。]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中央领导人亲自带动下，边区军民迅速投入生产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生产热潮。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05万多亩，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1。4万余石，细粮9500余石，各机关经费自给达30％，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
（5）实行农贷，增加生产建设投资。
1939年边区政府生产投资14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万元。
（6）兴修水利，种植树木，以利农耕和改良土地。
1939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兴修水利5493。2亩，植树139万余株。
（7）开办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以加强农业指导，提高农业技术。
商业方面：
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和屯积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同时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公营企业方面：
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纸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使边区的经济从内战时期的残破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1937年力862。6万余亩，1940年为1107。6万亩，增加了39。3％；粮食产量1937年为111。36万余石（1。67亿余公斤），1940年达到162万余石（2。43亿余公斤，尚欠庆阳、吴堡、鄜县三县的统计），增加了40％以上。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1938年，牛10。26万余头，驴7万余头，羊76。14万余只。到1940年，牛19。3万余头，驴12。5万余头，羊172。5万余只。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首先是小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年边区私人手工业比1939年增加1倍，公营企业也有了初步基础。从1938年起，先后创办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印刷厂、机器制造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还有制灯、肥皂、面粉等工厂。到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资金均比1936年增加5倍以上，解决了边区部分需要。
商业方面也开始发达起来。以前歇业的老店铺重新开业，到1939年初，又新开设了1000多家店铺。此外还发展了一批公营商店。农村集市重新开放，安塞、定边、淳耀等8县开辟了30多个新集市。
合作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除消费合作社外，还有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等。边区的合作社，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是调剂市场、便利人民的经济组织。
交通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开辟了定庆、庆临、延志、延靖、绥靖等许多汽车路与大车路，并对己有道路进行了大力改造。交通公路的建设，保障了国防军事交通，发展了运输事业，帮助了经济的发展。
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不但解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有许多家庭有了剩余，能拿到市场上交换，并有余力添置农具和生活用品。在农村，贫困户数逐渐减少，中农户数逐渐增多。如安定县4个行政村228户，在1936年前，中农10户，1940年春有中农126户。在城镇，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工人失业基本上消除，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提高。
从全国抗战爆发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及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也为逐渐摆脱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教育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教育的革命传统，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8页。]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进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
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同时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709页。]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努力争取、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力革命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页。]
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这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教育方针，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为了使边区的文化教百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开办了许多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并加强了原有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又相继决定边区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大大加强了干部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力全国抗战乃至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干部。在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等形式的教育。为了加速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以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大量扫除边区的文盲。在儿童教育方面，改革全部公办的作法，采取了公办与民办公助兼施的方针，促使民办公助学校大大发展，公办学校也得到加强。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的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边区抗战的需要。
大办干部学校。全国抗战开始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师范学校等。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把创办干部学校当作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陆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中央党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主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1年的时期内，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党校校长，为党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校也继续得到发展，为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时，“抗大”已举办了两期，培养了3800余名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全国抗战开始后，各地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给“抗大”增添了培养知识青年成为革命干部的新任务，“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悉心关怀着“抗大”发展，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题词中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抗大”第3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另外，还有老干部军事队、青年军事队、老干部游击训练队等，全校共13个队，学员共1272人。
1938年3月～5月，本期学员陆续毕业，其中一半以上学员毕业后即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
“抗大”第4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12月陆续毕业。本期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学员共5562人。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约占全校学员总人数的83％，部队和地下党干部有907人，约占 17％。另外，还有来自东南亚的爱国华侨青年，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友人。
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第一、第二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陈伯钧等率“抗大”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兴办“抗大”第一、第二分校。同时，在延安的总校第5期于1939年1月28日正式开学。
总校直属5个大队、41个队，学员共4962人。6月，“抗大”总校奉命挺进到晋东南办学，留下的一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3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正式开学，成仿吾任校长。
1938年3月，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调罗迈（李维汉）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陕北公学的创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作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第23～24页。]
中共中央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北公学讲课。毛泽东亲自带头，经常到陕北公学作形势报告。
陕北公学是一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它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凡有志参加抗战，年龄在18岁以上的青年，身体健康，不分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出身、职业、信仰和党派，都可以入学。它一面招生，一面开学，学员到校，随即编班上课。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依据抗战的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学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一般学习3～4个月，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队），学习一年。陕北公学采取半军事化编制，分大队（连）、分队（排）、班（学习小组），一切行动实行军事化。
陕北公学的学员，除最初从“抗大”转来的200多人外，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也有从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及朝鲜等地回国的华侨爱国青年。陕北公学从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员，到11月1日正式开学，已有学员近600人，编成5个学员队。到1938年3月，共编成27个学员队，接受和培训3000多名学员。7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构邑开办了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校长。
1938年底，为适应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抽调2000多名学员和工作人员，与“抗大”抽调的人员一起到敌后创办“抗大”分校。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主要是办大学部，着重培养抗日教育事业的师资和理论研究人才。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战时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4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
1939年12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复校。
1941年8月，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陕北公学至此正式结束，先后共培养1万余名学员。
陕北公学创造性地发展国防教育，在教育方针、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民主生活和艰苦奋斗作风等方面所创造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为不少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所采用。毛泽东在参加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三批学员毕业典礼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不亡，因为有陕公”，给予陕北公学高度的评价。
中共中央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校（1941年7月改组力马列研究院，8月改为中央研究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和专门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共西北党校）、各分区党员干部训练班、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等，还有工程、合作、司法、公安等干部训练班。另外，边区青年抗敌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工会等群众组织，也都开办了各自的干部训练班。这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兴办，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在职干部教育
中共中央既重视干部学校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教育。为加强干部教育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2月成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任正、副部长，具体负责干部教育的各项工作。1939年3月，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6页。]
此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延安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部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学习，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有2100余人。到1940年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迅速增加到4000亲人。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原则、学习方法等作了明确的规定。6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朱德、任弼时、李富春等出席大会。大会总结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收获、经验，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意见。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
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不识字的干部摘掉了文盲帽子。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同时，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大大推动了各敌后抗臼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的开展。
中学教育，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和米脂中学共3所中等学校。1938年边区政府又开办了边区中学，1939年6月，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第一师范学校）。9月，边区政府又兴办了关中师范学校（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和三边师范学校（边区第三师范学校）。1940年夏，边区政府又在庆阳设立了陇东中学，并接办了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
至此，边区共有4所师范和2所中学，在校学生达1000余人。
小学教育。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和物质上的困难，采取“因陋就简”的办学办法，使边区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边区小学教育发展状况表
时间学校数量 所学生人数 人
成立边区以前120不详
1937年秋季54510396
1938年秋季73315348
1939年秋季78322089
1940年134141458
社会教育
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大办社会教育。1937年4月颁布《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上，设立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俱乐部、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
1937年边区开始大办冬学，当年办起冬学619所，学生人数达1万余人。
1938年，社会教育得到更大普及，办起冬学723所，学生人数达1。2万余人；识字组5560组，人数近4万人；夜校599所，人数8245人；半日校236所，人数3994人。1939年，边区提出当年消灭文盲3万人，社会教育各组织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40年，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仍继续发展，共开办5469处，学生近6万人。边区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闻出版工作
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在延安出版了关于政治（《解放》、《共产党人》）、军事（《八路军军政杂志》）、文化（《中国文化》、《文艺突击》）、妇女（《中国妇女》）、青年（《中国青年》）、工人（《中国工人》）、科学卫生（《国际卫生》）等专门刊物，并出版了《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等，还出版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边区各分区也都出版了日报，有的县也办了报纸。广大群众还办了许多大众化的黑板报，随时随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人新事。
卫生工作。边区建立了组织上、设备上相当完善的医院（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能实行近代医学上的一般手术。最重要的是努力克服了许多医药上的困难，用边区土产的原料，制成了各种中西药品，使一般药品达到部分的自给。各县也兴办了卫生院、医药卫生合作社等医疗机构。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培养医护卫生人员，推广新法接生，禁止妇女缠足等。
通过这些工作改变了边区农村不卫生的落后面貌，增强了人民体质，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
文艺工作
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四面八方云集陕甘宁边区，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文艺队伍。他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用文艺这一锐利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延安的民主空气和自由环境，为革命和抗日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各种文艺组织、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早在1936年11月22日，由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等发起成立了陕甘苏区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使陕甘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的分散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1937年11月24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音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族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化艺术团体。协会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1939年5月14日，又成立了与“边区文协”并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其他专业性的协会，如1938年1月9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1939年2月10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和“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这些协会活动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办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许多文艺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等，出版了《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新诗歌》、《部队文艺》、《歌曲月刊》、《部队歌曲》、《边区戏剧》等几十种文艺刊物，创造出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音乐，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文艺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结合起来，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宏图，为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一、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建设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359旅第718团，第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着、辎重营及第385旅（欠第769团），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与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保安队和自卫军，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各留守部队。
1937年9月，在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之下，成立东地区与西地区两个留守处。以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0师第718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和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以定边、盐他、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栒邑、淳化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第770团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
1937年10月2日，八路军各留守部队除第770团番号不变外，统一改编为警备第1～第8团。另有骑乓营和鄜甘独立营。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留守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38年1月，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郭洪涛任政治委员，毕占云任参谋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日军对边区河防开始发起进攻。为统一边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增强河防保卫力量，4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时边区部队计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队、1个独立营，总兵力有1。5万余人。
1939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对边区部队进行了调整。7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建制，随后与鄜甘独立营合编为留守兵团直属特务团。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
10月，第359旅奉命率第717、第718团由晋察冀边区返回陕甘宁边区，接替绥德警备区防务，并归留守兵团指挥。
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成立警备第1旅司令部，下辖警备第3团、警备第8团，调防关中地区。1940年2月，警备第6团拔归第120师指挥。4月，第359旅雁北支队和第4支队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归建。
10月，第719团亦抵达陕甘宁边区归建。至1940年底，留守兵团部队计有第385旅、第359旅、警备第1旅及警备第1、第4、第5团及特务团、骑兵团，连同保安司令部所属备部队，总兵力3。1万余人，长短枪1。5万余支，轻重机枪1077挺，迫击炮17门。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出席了会议。毛泽东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的道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以“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提高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作为兵团的主要工作。[萧劲光：《留守兵团五年来工作总结》（1942年7月28日）。]
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确立留守兵团的工作方针是：“在备战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克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是保证今后战斗任务完成的重要条件。”[《陕甘宁解放区抗日战争史》（初稿），第51页。]
从此，留守兵团在政治建军的道路上，向着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迈进。
（一）留守兵团的政治建设
留守兵团成立后，在兵团首长及兵团党代表会议中，都强调了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制度，规定了政治教育内容，适时地进行时事政策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及时纠正错误思想。留守兵团各部队营以上干部，普遍组织了政治学习小组，并选送干部进入中共中央举办的学校学习。
1940年，留守兵团开办了兵团军政训练班，分批调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在职学习，施以较系统的军事政治理论教育。对连以下干部战士主要是加强时事与政策教育，普遍扫除文盲。为促进部队的文化学习，留守兵团政治部提出了学习文化的具体要求：干部识字要在2000字以上，战士识字在要500字以上。经过几年学习，留守兵团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留守兵团还非常重视党内教育，不断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举办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训练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这对提高党员质量、巩固党组织发挥了作用。留守兵团政治部还出版了《烽火报》和《烽火副刊》，创办了烽火剧团，成立部队艺术学校，用各种形式配合教育。
留守兵团通过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建设，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提高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留守兵团的正规化建设
留守兵团在坚持政治建军的根本方向的同时，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1937年12月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的指示，确定统一部队建制，提出奠定部队正规化基础的口号，强调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此后，健全了指挥机关，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并召开各种业务会议，研究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
1938年8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各种草则，并开始试行。
1939年5月，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进一步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参谋工作条例》等。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军事素质，是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的根本内容之一。留守兵团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战术和技术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事训练主要靠抓干部教育，搞示范教学。留守兵团每半年召开一次兵团干部会议，每次干部会议都是实际的干部训练，一方面汇报交流训练情况，一方面讨论制定下一步教育计划，然后进行统一标准的训练，再回去训练下级干部。在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由团长、政治委员、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集体领导本单位的教育训练工作。各营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带动战士训练，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在战术训练方面，注意统一战术思想和战斗动作，坚持以近战战术为中心，以班、排夜间战斗、河川战斗等特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为训练重点。技术训练方面，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迫近作业，使四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过几年的军事训练，留守兵团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改善部队生活和供应，减轻人民负担，留守兵团根据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展部队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生产、学习”的口号，开展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运动，大力种植蔬菜，喂猪，养羊，开磨坊，办合作社，动员战士学会做鞋、织布、织毛衣毛裤、袜子，改善了部队的伙食和军需品、日用品等供应。仅1939年就垦荒2。5万余亩，在遭受天灾的情况下仍收到2590石（38万余公斤）的细粮。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指示，留守兵团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不仅开荒、种粮种菜，还开办了毛纺厂、被服厂、鞋袜厂、皮鞋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和各种作坊，进行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多种生产经营；留守兵团1940年全年垦荒2万多亩，收粮2400多石（36万余公斤），经营获利223。65万余元，并为以后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开创了历史上军队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先例，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保障了各项任务的完成，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二、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建设
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自卫军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共同担负着保卫边区安全的光荣任务。
1937年8月，边区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
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原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除一部分编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外，其余部分则编成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县保安队，共5000余人。1938年4月，保安司令部及其所辖保安部队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
1939年上半年，保安部队先后改编为各独立营。
保安部队统一指挥系统后，加强了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保安部队还进行了自给生产，解决了部分军需用品和日用品。
保安部队不仅配合留守兵团肃清了边区匪患，保卫了边区人民的财产和生产安全，而且担负着部分的河防守备任务，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打退了日军对河防的进犯。
边区的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平时值勤放哨，战时配合主力军作战。它既是主力军的经常补充者，也是保卫边区的重要武装。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发《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凡边区的劳动公民，自愿执行抗日自卫军的任务与遵守抗日自卫军的纪律，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者，均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页。]
从此，整理、扩大与训练自卫军便成为全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39年，边区80％的壮丁参加了人民抗日自卫军，人数达22万余人，其中有基干自卫军3万余人，另外还有2。8万余人的少年先锋队。其次，自上而下地建立了指挥系统，村设班和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团，统归保安司令部指挥。每年利用冬闲，对自卫军，特别是基干自卫军进行一次冬季训练，训练的内容有梭镖刺杀、投弹、布雷、射击、盘查放哨以及侦察敌情等。自卫军每人至少有一件旧式武器（如红缨枪、马刀、步枪、土枪等），以及经常备有担架及运输工具，准备参加战勤工作。自卫军在抗战和巩固边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据统计，在1939年到1940年边区破获的汉奸案、土匪案、伪钞案等近千起，都是自卫军参加或是自卫军破获的。在保卫边区的战斗中，每次都有自卫军参加，负责运送伤病员和给养物资等。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采取主力兵团（留守兵团）、地方兵团（保安部队）和民兵（抗日自卫军）三结合的体制，使边区的机动作战、河防、边防的保卫以及部队锻炼和补充均得到全面的照顾，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坚强力量。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坚持持久抗战，保卫和巩固边区的斗争
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威胁边区安全，陕甘宁边区担负着正面阻止日军渡河西进，拱卫西北北大门的艰巨任务。
一、固守千里河防，粉碎日军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大堑。边区河防线北起府谷，南至宜川，婉蜒1000余里，它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从1938年起，日军向边区河防不断发动进攻，企图强渡黄河，突破西北重要门户，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
为加强河防的守备，八路军留守兵团以警备第6团驻防神府地区，守备葭县北、万户峪、沙峁、磐塘、马镇、贺家堡等沿河各渡口；以警备第8团调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以警备第3团驻防清涧，守备河口、界首、枣林坪（不含）等渡口；以警备第4团驻防永坪地区，派出1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警备第5团驻防延长，守备凉水岩、马头关、清水关等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193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整个河防划为3个地段，分别由神府、两延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5县警备司令部负责设防，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当日军逼近黄河东岸时，河防守备部队进入临战状态，边区军民立即进行紧急动员。
在河防战斗中，各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的战术动作，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多次进攻。
1、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2月，侵入山西的日军以第109师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侵占中阳、离石，27日，进占黄河东岸要口军渡、碛口，直迫河防，并猛烈炮击西岸吴堡、宋家川河防阵地。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扼守宋家川一带渡口，警备第3团以一部兵力渡河，向柳林敌后袭击，3月3日，军渡、柳林之敌均向离石撤退。在此期间，驻大同日军第26师亦向晋西北进攻，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直逼神府河防。3月12日，进占保德的日军第26师一部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13日进抵神府磐塘渡口对岸，首先炮击河防阵地，尔后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守备部队及神府武装沉着应战，在日军密集渡河时，以突然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并以机动兵力一部，乘日军渡河混乱之际，迂回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背，在八路军第120师积极配合下，迫使进犯河防的日军撤退。此次战斗，共计毙伤敌140余人，警备第6团仅伤亡6人。同时，八路军第120师在晋西北收复被日军占领的7座县城，粉碎日军的首次围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2、第一次宋家川战斗
1938年4月，沿份（阳）离（石）公路西犯的日军第109师在离石一带集结约1个旅的兵力，附火炮30余门，于5月再次向黄河东岸军渡渡口进犯，企图突破留守兵团黄河西岸阵地，占领陕西省宋家川（今吴堡城）渡口。为打破日军企图，留守兵团未等敌到达河岸，即令警备第8团主力东渡黄河，进至汾离公路翼侧，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寻机打击日军。5月10日夜，该团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地区袭击西进日军，击溃日军1个营，歼灭日军200余人，警备第8团伤亡80余人。日军渡河企图再次遭到挫败，随即撤退。
3、凉水岩、马头夫河防战斗
1938年12月下旬，山西日军在占领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伺机向黄河东岸逼进。
1939年1月1日，日军分3路，每路1000余人，附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的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挺进，先后占领上述三据点河东阵地，当即以猛烈炮人轰击河西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并以飞机10余架投掷毒剂弹，在破坏数段河防阵地后，即在火力掩护下进行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运动集结时，进行猛烈火力还击，击毁其部分船只，歼敌一部，日军被迫撤回黄河东岸。与此同时，八路军河东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军运输队。日军在攻击受挫，后方交通又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1月4日开始撤退。警备第5团以一部兵力东渡黄河，向日军发起追击，在大宁城西的曲峨镇给日军以打击后，安全撤回何西。此役共歼灭日军80余人，警备第5团伤亡8人，中毒10余人。
4、第二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日军对边区河防的三次进攻均遭失败，于是调集重兵，向宋家川与马头关、凉水岩等处，同时发起进攻，企图钳制河防部队兵力，乘虚实施重点突破。
1939年5月，日军由太原增调2个师至汾阳、离百，并携带大批渡河器材，于6月4～5日，日军一路1万余人进占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以炮火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河防阵地。6月6日，日军又以1。5万亲人进占孟门、碛口两镇，并以飞机竟日向河西河防阵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地城市进行猛烈轰炸。同日，日军1个团共2000余人，由隰县、大宁出动，附炮20门，于6日晚分别占领马头关及泥金滩河东阵地，并向西岸八路军留守兵回警备第5团阵地轰击。
面对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与动员全边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大力支援下，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经3昼夜激烈战斗，使日军始终未能接近河岸，渡河未成。在马头关、泥金摊方向，八路军何防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和毒剂攻击下，沉着应战，也粉碎了敌人渡河企图。
在此期间，黄河以东八路军部队于敌后积极活动，破袭日军交通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此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李家垣（军渡以东）、柳林，击毙日军5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撤退至河滩集结时，进行突然火力袭击，毙伤日军30余人，至此，日军对边区河防最大的一次进攻又告失败。
5、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9月4日，驻汾阳、离石日军约三四千人，附炮30门，进占军渡，构筑工事，修筑军（渡）离（石）公路，企图巩固河东阵地长期据守，待机进攻。为粉碎日军在黄河东岸立足的企图，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猛袭军渡以东之穆村、薛村，并破坏了军渡和薛村的公路。9月6日，日军向碛口进犯，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即于河东孟门等地抗击消耗日军。同时，留守兵团河西部队又以一部兵力渡过黄河，迂回至日军后方，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部队袭扰下，日军遂于12日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
6、碛口河防战斗
1939年11月初，日军调集1万余人，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于20日分4路由晋西大武、离石、柳林、穆村等地，向碛口合围，同时以一路奔袭葭县渡口。23日，日军主力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开始向河西实施猛烈炮击，并以一部2000亲人，在火力掩护下，集结碛口河滩，放船漕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立即对集结与渡河之敌猛烈射击，将日军击退。此时，留守兵团河防左翼部队警备第6团以一部兵力，趁机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后，经5小时战斗，迫敌分路撤退。此次战斗，八路军留守乓团河防部队共毙日军100余人，俘虏日军2人，自己伤亡12人。
7、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12月初，日军集结驻离石、柳林兵力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于12日占领李家垣后，加强对河西阵地实施炮击，企图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当日军向李家垣进犯时，即在李家垣以南山地对敌阻击，随后，转向军（渡）离（石）公路打击日军。经5日战斗，日军因侧后不断遭到打击，于16日向东撤退至柳林。留守兵团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垣。
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人民自卫军的支援下，在晋西北人民和八路军直接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河西的顽强防御和何东的积极进攻结合起来，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以猛烈人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以机动部队大胆渡过黄河，迂回敌之侧后，给敌以突然打击，挫败日军的渡河企图，打退日军的进攻。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以数千至万余人的兵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向边区何防频繁发动23次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屡遭失败。八路军留守乒团河防部队，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江河防御作战中，是绝无仅有的辉煌战绩。
二、肃清边区匪患，维护边区安定
全国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土匪基本上已被消灭。但在全国抗战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敌特汉奸有计划地破坏边区，边区土匪再次蜂起。据统计，除三五零星的土匪外，共有土匪40多股，约4000余人，枪2000余支。
为了安定边区社会秩序，保卫和巩固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进行了剿灭土匪的作战。
留守兵团根据陕北高原地形复杂、土匪分散的特点，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同时，采取不咎既往等争取瓦解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边区广大群众，配合了留守兵团的剿匪作战。
从1937年11月开始，留守兵团首先集中警备第1、第2、第5团和2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地区的官滩、盐池以北的■蜡梁、安边以北的仓房梁，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亲人，马100余匹，缴获枪械60余支。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第718团在鄜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实为上匪的2股“地方民团”，缴枪70余支。
1938年2月，留守兵团清剿黄龙山区，经勇猛穷追，将该地的股匪大部歼灭，击毙土匪100余人，缴枪70余支。在安定南区一带窜扰的刘志清股匪，也被留守兵团部队全部歼灭，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被肃清，共计消灭土匪36股，击溃土匪10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20余万发。
三、实行全面抗战动员，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全面的抗战动员，要求全边区军民立即一致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
1937年11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动员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1938年3月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配合政府军队抗战，独立在敌人后方抗战，坚持边区的抗战，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号召一切民众团体，动员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一切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强抗战动员工作，边区政府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开展广泛的抗战动员工作。
1、动员群众参军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在1937年、1938年两年中，动员了8000余名青年参加抗战部队。
1940年春，原计划动员3500名青年参军，结果有500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加上抗战爆发前参军的人数，陕甘宁边区参军人数总计达3万余人。有些地方参军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0％。
2、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1937年11月晋南形势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在7天之内就动员了1万余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开赴山西前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并为前方将士募送毛袜、手套10万双。
1938年3月起，在日军不断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进攻中，陕甘宁边区广泛动员自卫军组成交通队、担架队等直接到战地服务。在河防任务紧急时期，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协助部队修筑河防工事，加强河防力量，为保卫河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边区抗战动员工作进行得普遍、深入和持久，边区人民在配合政府剿匪锄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及积极缴纳救国公粮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如洛川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制定了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历程，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以及转弱为强等，都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延安是全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的中心阵地。许多爱国的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者志士，纷纷来到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抗战期间，边区成立了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抗日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30多个，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陕甘宁边区还出版了30余种报刊杂志及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延安又是向全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马恩列斯著作即达50种（册）。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武装了群众的思想，它对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指导全国抗战卓有成效，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各地服务和访问考察。继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苏联友人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英国记者贝恃兰、德国记者希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行、印度医疗队柯律华一行等，相继来到边区，许多记者对边区的所见所闻，作了客观的报道。英国记者贝特兰说：“延安虽小，却的确有它的首府气象。而且从政治上说来，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因而在统一战线之中起着日益增加的作用，所以也许可以算得中国的第二重要的城市了。”在这里“‘虚伪、信命和徇私’……被坚决地全部推翻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含糊的。”[（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98、136页。]
二、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敌厅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同陕甘宁边区存在着依赖关系。作为首席抗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抗日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训练抗日干部的重要基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大量的培养和造就干部以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万分急迫的任务。在这里，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20多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出政治、军字和文化技术干部4万余人。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革命干部的熔炉，使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使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高了思想觉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各条战线。
陕甘宁边区在保证后方大量脱产人员供给的同时，还经常向前线运送粮食、被眼、医药以及其他物资，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畜力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承担了八路军的大部分重伤病员的医疗任务，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1。5万余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8万余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
三、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下多，面积不大，原有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边区的进步受到普遍的称赞，就连大后方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值得全国各地仿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第一个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边区实行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实行的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全中国也应该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华报》1938年7月15日。]
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区。示范区。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实行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主要任务在这里都得到了实行，成为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宝贵经验，造就的大批建设人才，对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坚强的抗日堡垒。由于边区民主制度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是全国进行得最早、最充分的地区。边区成立的“民族抗战后授会”，下辖的抗日救国民众团体有25个，其分支机构遍布于边区各地，参加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边区自卫军扩大到22。4万亲人。边区大批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走上抗日前线。
由于边区军民密切配合，进行全面的抗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不但使具有陆空装备优势的日军始终未能突破边区河防，而且使匪特的捣乱破坏和国民党顽军进攻未能得逞。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坚强抗战堡垒。
陕甘宁边区是自力更生的榜样。边区由于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脱产人员不断增多，财政十分困难，特别是由于国民政府停发边区经费和八路军军响，敌伪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边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边区克服了困难，而且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胜困难的典范。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尽了极大的努力，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的兵站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极为重视中国东北在其扩大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一、命令关东军出动部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立即于7月8日晨召开会议，判断“苏联因内部纠纷及干岔干事件[1937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干岔子南水道击沉苏军炮艇1艘，击伤1艘。]的教训，目前北方可望平安无事。因此，应乘此时机对冀察给予一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称：“鉴于华北局势，已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主力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立即出动之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
当时，关东军序列如下：
司令官：　植田谦吉上将
参谋长：　东条英机中将
第1师：　师长　河村恭辅中将
第2师：　师长　冈村宁次中将
第4师：　师长　松井命中将
第12师：　师长　山田乙三中将
独立混成第1旅：旅长　酒井镐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11旅：旅长　铃木重康中将
第1～第5独立守备队
骑兵集团（骑兵第1旅，骑兵第4旅）
骑兵第3旅
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集团，系飞行师的前身，1937～1942。4。15以前称飞行集团，以后称飞行师。]
7月8日20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衅，华北发生事端。对此，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和坚定的决心，严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关东军司令部对其管区以外的事项，独断发此声明，尚无前例。关东军在发表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情报科长宫永恭次上校、情报参谋田中隆吉中校飞往东京，要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敦促中央当机立断。日本驻朝鲜司令官小矾国昭中将也向参谋部报告说。“第20师之一部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当局利用这个时机“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日本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为了充分发挥它所占领的中国东北这个巨大战略基地的作用，迅速占领华北及征服中国，于7月11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5个师，目前暂用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经奏请天皇批准，18时35分由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临参命第56号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将所属部队中的下列部队迅速派往华北：
独立混成第1旅主力；
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
关东军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
上述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但飞行集团之一部则应立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应对中国驻屯军提供兵站交通业务之援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7页。]
7月29日，日本又以关东军第：师之一部编成第2混成旅（旅长关龟治少将，8月1日以后为本多政材少将）。以关东军一部编成第15旅（旅长筱原诚一郎少将），以第3独立守备队编成堤支队（支队长堤不夹贵中校），派往华北，参加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战略进攻。
8月10日，由上述调至华北的多数部队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官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9月20日后为笠原幸雄少将）。8月中旬，由关东军第2师的1个营编成的大泉支队（支队长大泉基少校），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至此，该兵团辖混成第2、第15旅和两个支队。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别于8月16日和30日归建后，也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10月5日，独立混成第11旅改编成第26师。察哈尔派遣兵团负责察哈尔地区的作战和与华北方面军的配合。
1938年1月4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改编成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中将），直属日本天皇。7月4日，驻蒙兵团改编力驻蒙军（司令官为莲沼著中将，9月12日改为冈部直三郎中将），辖第26师、独立混成第2旅、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第5通信队等，配属给华北方面军，在华中派遣军主力的协同下，参加攻占徐州的作战后，于6月中旬归建回到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为准备对苏作战和迫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强大压力，又不得不加强“满洲”地区的兵力。
1937年8月，将中国驻屯军第2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调归关东军。10月，将第8师调入东北境内关东军序列，到1937年底，关东军已达5个师。
日本为进一步扩充关东军的实力，从1938年初起，关东军在师之上设集团军建制。1月，编组第3集团军。7月，编组第4集团军。同时，将第23师和第7师调入关东军。1939年春，关东军增编第6～第9独立守备队，并新编第1～第8国境守备队。5月，编组第5集团军。8月，编成第6集团军。
9月，关东军飞行集团扩编为航空兵团。
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中将
关东军司令部
第3集团军：司令官 尾高龟藏中将
第2师：师长 吉本贞一中将
第8师：师长 塚田攻中将
第12师：师长 上村清大郎中将
第4独立守备队
第1、第2国境守备队
第4集团军：司令官 后宫淳中将
第1师：师长 横山勇中将
第8独立守备队
第5、第6、第7国境守备队
第5集团军：司令官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11师：师长 内藤正一中将
第24师：师长 黑岩义胜中将
第6独立守备队
第3、第4国境守备队
骑兵第3旅
第6集团军：司令官 荻洲立兵中将
第23师：师长 小松原道太郎中将
第8国境守备队
关东军直辖部队
第4师：师长 山下奉文中将
第7独立守备队
第7师：师长 国崎登中将
珲春驻屯队
第1、2、3、5、9独立守备队
第1坦克旅
关东军炮兵队
野战重炮兵第3旅（欠一部）
关东军高射炮队
航空兵团
二、疯狂“讨伐”抗日联军，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七·七”事变后，日军为稳定其战略后方，以利于向关内大举进攻和加强对苏战备，更加疯狂地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从1937年夏到1939年3月，日伪军主要以三江（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地区力“讨伐”重点，同时也对东边道地区继续进行”讨伐”。“讨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计划越来越完备，反动措施也越来越毒辣。既有对抗日武装直接进行军事“围剿”的“治标”，也有动员日伪一切机构和力量，采用各种手段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孤立瓦解抗日武装的“治本”。
关东军于1937年6月11日制定了《东北防卫地区治安整顿计划纲要》，决定“增加1个兵团的力量”参加对该地区的“讨伐”。7月16日，关东军发布第1063号命令及附件《关东军司令部关于1937年第二期治安整顿计划要领》，进一步作了具体部署。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日军和伪满军集中兵力首先对活跃在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主力进行大“讨伐”。要求，“各地区防卫司令官”“彻底做好各自担任地区内的治安整顿工作”，管好各该“地区内的日满军警”；“第2、第3、第4、第5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应命令驻扎在自己防卫地区以外的部队，听从该所在防卫地区司令官的指挥，担负起治安整顿任务”；“飞行集团应根据要求，配合各兵团的‘讨伐’活动”；“日满军仍然继续做高度分散的部署”，以“充当治安整顿的中枢”；“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仍由满军独立进行”；对三江地区，在落叶期以后“集中使用特设游击队”。这种游击队，要在9月中旬以后组建起来；第2师两个独立连（每连定员100～150人。装备重机枪及其它所需武器，下同）；第4师两个独立连；第12师两个独立连；第4独立守备队两个独立连；第5独立守备队1个独立连。除此之外，各地区防卫司令官也可根据需要，在报告关东军司令部以后，组织使用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6～835页。]
日伪军以高度分散的部署来限制抗日武装的活动和迅速掌握情况，而特设游击队则用于对发现的抗日武装实施机动打击。
第二，日伪统治者极力推行建立“集团部落”，制定无人区的政策，以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使人民群众得不到抗日联军的保护，使抗日联军丧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集团部落”，农民称之为“归大屯”，或“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形状，一般为正方形，边长200米×200米的，收容100户；300米×300米的，收容200户。周围挖有3米多深的壕沟，上有3米多高的土墙，墙上设置铁丝网，每隔100米修一座炮楼，由自卫团、治安队以至日伪军（1个班至1个连的兵力）进行警备，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均受到监视。1934年开始在伪间岛省建立“集团部落”36处，1935年一举达到1172处。
1936年，日伪当局制定了《治安整顿三年计划》。加紧建立“集团部落”；这一年共建3361处。1937年又建立4933处，到1938年末达到12565处。
日伪当局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大批地破坏烧毁民房，迫害以至屠杀群众，仅1937年至1938年2月，为建立“集团部落”，就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什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亲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伤害牲畜4800余头。其中，仅冷家沟一屯就被烧毁民房300余间，伤害牲畜60头，毁掉水并7眼，无家可归的群众冻饿死30余人。
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内普遍推行街村制，实施保甲连坐，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明书、身份证，1939年8月以后又加上了指纹鉴定。“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部队的活动。
第三，日伪当局在广大城乡收缴武器，进行政治诱降和“大检举”，瓦解抗日队伍，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群众组织。日伪当局估计，在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散在民间的枪械下下130万支。到1937年末，收缴总数达150万支。虽然比预计的超出20万支，但仍认为有许多枪支未收回，便大幅度增加警察力量进一步彻底收缴。1938年收缴221161支，1939年收缴143047支。[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44、536页。]
所谓政治诱降，就是日伪军在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的同时，组织军警官宪搜捕被打散后三三五五潜入民间的抗联人员，劝其“归顺”及通过叛徒奸细等策动抗日军政人员中的下坚定分子叛变。“归顺者”要供出同伙，填写“归顺誓约书”、“归顺批准证”，列入“归顺匪徒名册”，并接受所在地警察署每月至少一次的考察。
1936年度日伪共捕获这类人员14630人。从1938年2月起，为配合对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讨伐”，伪满警察全力开展了“北满地区特别归顺工作”，在各省维持会、协和会及叛徒奸细协助下，于1939年策动救世军军长王荫武、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先后率多名部下叛变投敌。日伪在东边道地区进行“讨伐”时，也由日伪军警一起在现地组成了“省归顺工作班”，伪满警务司组成“中央特别归顺班”，对抗日联军部队开展了瓦解工作。
1939年10月，日伪开始“东南部地区治安整顿工作”时，重又组成了“特别临时归顺工作班”，与“讨伐”相呼应，瓦解抗日联军1000多人。[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90～210页。]
日伪当局除以军事“讨伐”与招降相结合，“围剿”抗日武装之外，还在军事“讨伐”地区和其他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搜捕与残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民众，摧残与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反日党派的组织和群众团体，使整个东北地区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所谓“三年治安整顿”期间表现尤为猖狂。
1937年4月15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和伪滨江省警务厅破坏了中共哈尔滨市特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之后，又破坏了中共大连市委、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和抚顺特支等。这次大逮捕一直持续到11月，先后共有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S 人惨遭杀害。[《黑龙江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哈尔滨出版，第215～216页。]
据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长筑谷章造在1954年8月18日写的笔供：“在四月十五日早晨一齐动手……逮捕总数是二百零七名……将其中四十三名判处死刑，四十名处有期或无期徒刑”；“关于大连、柳河、磐石等地……共逮捕约三百人，判处死刑的一百余入”。[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08页。]
1938年3月15日凌晨起，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及所属各县宪兵分队、分遣队与当地日伪军警计1000余人，根据长期侦察和叛徒告密而掌握的情况，在伪三江省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五县及佳木斯市，实行“一起大检举”，制造了“三·一五”事件。这次“大检举”持续到7月8日，有共产党员及抗日群众328人被逮捕，其中8人被杀害，81人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87，190～191页。] 使上述一市五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救国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东北抗日联军失掉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有力支援。
第四，日伪当局采取严厉的经济控制和经济封锁措施，妄图使抗日联军失去生存和战斗的条件。“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农产品的购销采取了垄断政策。
1938年8月，制定了《米谷管理制度纲要》。
11月公布了《米谷管理法》和《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规定稻米、高梁、玉米、谷子、大豆等粮食的购销、加工、运输均由伪满政府控制。同时，还规定“集团部落”不许到4公里以外去种地。秋收时，要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制农民如数缴粮，防止瞒产私藏，如有私人买卖粮食，一经警察密探查知，不仅粮食要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另外，在抗日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用各种复杂手段对购买者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加严格。
凡是资助、供应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者，一律按所谓“经济犯条例”，以“通匪”罪论处。
总之，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反动措施，妄图使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分离，尽快消灭抗日武装，以实现其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的目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二节 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东北地区局部抗战变成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16页。]
因此，配合全国抗战，袭击敌人后方和削弱敌人兵力，钳制日本侵略军入关，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新的抗战形势增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心，使东北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见附图8）
一、策应全国抗战，掀起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后，东北各地党组织、抗联各军也向广大东北人民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并积极地领导东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
1937年7月25日，在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的抗联第1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全体同胞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乘机崛起，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接着于8月20日，发布由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字署名的布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号召东北人民在全国总动员之下，“响应中臼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提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动员群众以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援助抗日联军，号召伪军哗变，反正救国，集结抗日部队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等，动摇敌人后方，同关内对日作战相呼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通知，号召东北人民为配合全国抗战而积极行动起来，抗捐抗税，反对劳役和征兵，反对归屯和建立“集团部落”，破坏敌人兵站、仓库、交通，参加抗日队伍，袭击和消灭日本侵略军。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号召，秘密组织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抗日联军。仅据北满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4县统计，抗日救国会和分会共发展到103个。一些地方还组织起游击连、农民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依兰、佳木斯、富锦各地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卢沟桥事变，鬼子打进关。杀人放火，到处起狼烟。
　　 这一日，众百姓，扛枪上了长白山。”[《东北人民抗日歌谣选》。第25页。]
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抗战杀敌的热情。至于以物资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更成为群众的普遍行动。送粮食、运武器的到处都有，就连开明绅士也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春秋两季给抗日联军送粮、送菜，杀猪做饭，慰劳部队。
1937年8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从桦川县火花沟向依兰县境转移途中，于20日到24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九·一八”国耻日，组织松花江下游地区爱国群众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9月5日，中共汤原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组织暴动的具体方案。抗日联军第6军第3师积极配合。同时，还派人加紧修理土枪、土炮，赶制大刀、长矛，力暴动作了充分准备。
9月17日和18日两天，汤原县格节河区人民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1000余名暴动群众在宝宝山集会，县委领导人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号召大家不忘“九·一八”，不忘国耻，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与会群众群情激愤。接着，暴动群众手持武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告同胞书》等6种标语和传单，同时割断了汤原县城至莲江口等地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30余根，烧毁公路桥梁数座，完全阻断了通往汤原具城和佳木斯的交通。驻守在格节河区丁家粉房的日本守备队，受到群众抗日暴动的威慑，整日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并于20日深夜狼狈逃走。在格节河人民进行抗日反满暴动的同时，汤原县龙区、鹤区、汤区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暴动。这些抗日反满暴动，严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表现了广大东北人民不甘作亡国奴、誓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反抗精神，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在全国抗战和人民反日斗争高涨形势的影响下，许多地方的伪军和伪警发生动摇，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伪警纷纷反正，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1937年7月12日，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150人，经抗联第5军第1师参谋长张镇华等人进行积极工作之后，由大队长李文彬毅然率领全队倒戈抗日，击毙日本指导官津村昌、日本教官加藤直秋等8名，焚毁森林警察队的防所及附属设施，携带全部武器装备投向抗联第5军。7月15日，官兵被编为抗联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团。力欢迎该部反正抗日的爱国行动，抗联第5军举行了军民联欢誓师大会，发布了《三道河子森林警察队反正抗日救国告各地民众及满军满警书》，指出：“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各地满兵、满警现在就应当一齐哗变出来，反正救国”。[《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会后，周保中军长亲率警卫旅移师依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继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起义之后，驻依兰伪军第38团机枪连等共118名士兵，于8月21日携带迫击炮1门，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举行起义，参加了抗日联军第6军，被编为第1师第6团。9月10日，驻勃利伪军第29团600余人，也在牡丹江东小河沿附近反正，加入抗联第8军。这些伪军警起义，引起了驻守在依兰、桦川、富锦、宝清一带的伪军第23、第24、第26、第30、第35团以及第38团残部的动摇，致使伪统治者惊恐异常。为防止伪军起义，日伪当局不得不采取监视、缴械甚至遣散等办法，严加控制和防范。
二、抗联备军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日伪军
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抗日联军广大指战员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加之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伪军的不断反正，抗联队伍扩大，实力增强，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全力钳制日军入关，各部队都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
为了适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被日伪破坏后先后成立中共甫满、吉东、北满省委的实际情况，东北抗联亦随之编成第1、第2、第3路军，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各路军划分了活动区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第1路军（1936年7月组成）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　副总司令：王德泰
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　参谋长：安光勋　政治部主任　宋铁岩
第2军：军长 王德泰（兼）　政治委员　魏拯民　政治部主任　全光
第2路军（1937年10月组成）
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周保中　副总指挥：赵尚志（1940年2月2日任职）
第4军：军长　李延平　副军长　王光宇　政治部主任　黄玉清
第5军：军长　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　宋一夫
第7军：军长　李学福　政治部主任　郑鲁岩　王效明（后）
第8军：军长　谢文东　副军长　滕松柏　政治部主任　刘曙华
第10军：军长　汪雅臣　副军长　张忠喜　政治部主任　王维宇
第3路军（1939年5月组成）
总指挥：　张寿篯　政治委员　冯冲云
第3军：军长　许亨植　政治部主任　张兰生
第6军：军长　张寿篯（兼）　政治部主任　冯仲云（兼）
第9军：军长　李华堂
第11军：军长　祁致中　政治部主任　金正国
（一）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频频出击，奋勇作战
1937年7月中旬，杨靖字亲率抗联第1军直属部队约150人从桓仁西进，拟袭击奉（沈〕吉线铁路列车，以造成抗日声势，扩大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
途中，在兴京县（今新宾县）永陵街附近黄土岗山中与日军松原部队遭遇，激战达6小时之久，终将敌人击退。战斗中，随军部行动的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牺牲。尔后杨靖字率所部继续在兴京、桓仁、宽甸、本溪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9月，第1军第1师奉命到宽甸县小佛爷沟，同杨靖字率领的第1军军部会台，经过充分准备，杨靖宇指挥军部直属部队和第1师3团共200余人，于10月31日袭击了宽甸县双山子和四平街的守敌。这次战斗，采取了围点打援的部署。首先派小股部队切断四平街通往本溪、桓仁等地的电话线，只留下通往双山子的线路；同时，将主力埋伏在敌军援兵必经的要道小佛爷沟山头和道路两旁。然后分兵三路佯攻四平街，迫使守敌向双山子求援，以便诱歼驻双山子之日军。战斗开始后，驻守在四平街的日军陆岛徘急忙向各地求援。驻双山子的日军守备队接到求援的电话后，即由水出佐吉营长率领日军守备队和部分伪军，分乘3辆汽车急往四平街增援。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抗联的优击部队开始猛烈射击并发起冲锋，敌汽车一辆被击毁，水出营长及同车的日军当即毙命。此时，围攻四平街的抗联部队按计划撤向指定地点。日军排长陆岛得知援军受阻，立即率兵出四平街前去援救，结果又遭到杨靖字所率部队的截击，陆岛徘长等多人被击毙，这次战斗仅2小时便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营长以下40余人，烧毁敌汽车2辆，缴获步枪30余支。
12月4日，杨靖宇率领抗联第1军直属队等约300人，在本溪县南营房附近同日军川野、木越、福本部队及驻南营房伪治安队等作战。次日，该部在南营房东南之老边沟山区又与日伪军作战，前后共毙伤敌人3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支。
第1军第3师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转战于清原、开原、东丰、西丰和抚顺、沈阳东郊等地。7月18日，该师一部在开原县东松木岭与日军冈田“讨伐队”作战，击毙冈田中校和坂本少校等13名。同月，又在清原县七道河子设伏击毁日军汽车1辆，毙敌20余人。9月13日，师长王仁斋率小分队潜入沈阳郊区，在东陵附近智擒伪奉天省公署土木厅日籍官员村上博等。
10月5日，又潜入抚顺城内洁动，使敌人不得安宁，10月下旬，王仁斋率队返回清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钓鱼台遭到敌人伏击，英勇牺牲。
抗联第2军在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该军政委魏拯民的领导下，也在额穆、辉南、闬江（今靖宇）、抚松、桦甸等地同日伪军英勇战斗，屡创敌军。
1937年8月，第2军独立旅之一部，在额穆老黑顶子与伪军作战，给敌人以有力打击，9月，第4师教导团在柳河与日本守备队和伪军作战，击毙日军营长以下10人。第5师在穆棱二站设伏，击毙日伪军20余名。第6师教导队一部在抚松西岗与伪军展开激战，毙伤敌人20余名。
10月26日，魏拯民指挥第2军教导团、独立旅和第6师夜袭辉南县城，取得重大胜利。辉南县城是日伪在南满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驻有100余名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60余人的伪警察大队和部分自卫团武装。战斗前，抗联攻城指挥部派侦察员对城内敌人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做出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26日凌晨2时，攻城开始，主力迅速从敌人防守较弱的南门攻入城内，敌人仓促应战。在抗联部队凌厉攻势下，20多名日军被击毙，并解除了部分伪警察的武装，受到打击的伪军龟缩回去再不敢出动。抗联部队立即打开敌军仓库和洋行，搬出大批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等军需物资。对群众则秋毫无犯，还散发了《告民众书》、《告满军士兵书》等抗日救国传单。拂晓，结束战斗撤出具城。这时，前来增援的日伪军和海龙治安队，也遭到打援部队第6师第8团的迎头痛击。此次战斗，击败守城的日伪军，缴获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所需冬装，扩大了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给群众以很大鼓舞。
辉南战斗以后，部队又分散活动，第6师第8团转往临江一带，独立师一部仍随第2军军部活动。11月中旬，魏拯民率部进人濛江县活动。12月，在江排子大森林中夜行军时发现敌军的一处宿营地，敌人正围着一簇簇火堆休息，枪支架在一旁，魏拯民指挥部队以突然袭击歼敌200余名，井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及两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抗联第1、第2军积极配合作战，在南满铁路沿线的两侧到处袭击敌据点，炸毁列车，焚烧军人库。在半年多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十次战斗，歼灭大批日伪军，并在盘石、柳河、临江、长白等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把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二）吉东抗联各军英勇战斗，消耗日伪军事力量
“七·七”事变后，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10备军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在西起哈（哈尔滨）长（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地区，对日伪军积极发动进攻，扰乱了敌人后方，造成了很大声势，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
1937年7月1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埋伏在穆棱县十站西盘道岭，袭击由牡丹江开来的日伪军用火车一列，击毙日军100余名、伪军30余名，击伤众多。7月25日，第5军第1师一部利用内部关系，解除了刁翎腰围子伪警察队及自卫团防所的武装，俘敌23名，缴获步枪21支、手枪2支。25日，第5军第1团第3连、教导队及第4军第3团，在三道通经6小时廖战，击退日军170余人的进攻，击毙日军少校、中尉军官以下10余人。
8月3日，该部队在刁翎兴隆沟、双鸭子“集团部落”，解除了自卫团的武装。8月13日，抗联第2、第4、第5、第8军各一部共250人，在第5军副军长柴世荣指挥下，对在三道通修建兵营的120余名日军发动攻一击，激战半日，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500发。8月14日起，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警卫旅在十大户与日军激战一天，毙敌官兵20余人，8月15日，抗联第5军第1师第2团，在牡丹江五河林半拉砬子设伏，击毙日伪军20名。以后，该部向绥宁西老爷岭方向推进，不断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运输。
8月21日，日军黑石部队600余名骑兵再次从孟家岗出动袭扰。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第5军警卫旅、第8军第3师及独立师等部队共400余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用伏击战歼灭了这支日军大部。战斗前，抗联第5军警卫旅埋伏在五道岗南北高地1。5公里长的阵地上，隐蔽待机；第8军和独立师骑兵部队担任诱敌任务。是日10时，日军骑兵先头部队被诱进伉联部队伏击圈，接着日军骑兵主力也进入抗联部队伏击地区，这时，担负伏击任务的警卫旅战士一起向敌人进行猛烈射击，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顿时秩序大乱，数次企图冲出伏击圈皆被击退。与此同时，抗联诱敌部队也趁势向敌先头部队实施反击，将敌人压缩到岗南大道两侧。
15时，抗联部队全线发起冲锋，敌骑兵200余人拼命突围，向太平镇逃去，16时，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300余人，打死战马200余匹，缴获钢盔、马刀、弹药等战利品甚多，五道岗伏击战后，这里的日军半个多月不敢外出骚扰。周保中近回牡丹江岸四道河子第5军军部，警卫旅由第5军第2师师长王光字率领向主清转移。途经太平川时曾伪装成日军“讨伐队”，打开反动地主李家大院。
随后在富锦县安邦河又与敌人激战，接着进入宝清与第5军第2师第5团会合。8月22日，第5军第1师第3团在师参谋长王毓峰和该团团长领导下，解除了伪军张营第3连的武装，击毙伪军1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72支、子弹万余发、皮大衣100余件。
东北抗联第4军自成立以来，转战于宝清、密山、饶河、虎林、勃利一带。1937年8月，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指挥第4军和第5军各一部，在二道河子公路上成功地优击了来自宝清的一支日军部队，歼敌100多人，缴获步枪100多支、轻机枪3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联第7军指战员积极发动群众，反对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宣传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分化敌人，争取伪军哗变。这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7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
1937年9月，为了对付敌人的冬季“讨伐”，第7军全部集中到虎饶地区，积极准备和储藏给养，在山区建立密营地。
东北抗联第8军是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救国军改编而成。自1936年9月成立起到1937年10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各部队积极活动在依兰、方正、勃利、桦川等广大地区，密切配合各联军部队，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给日本侵略青以沉重打击，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北抗联第10军在汪雅臣军长率领下，经常袭击舒兰、五常、苇河一带日伪据点，并北进至延寿、方正一带，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1937年夏，第10军100余名战士攻打山河屯伪警察队，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发展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9月27日，周保中在牡丹江左岸的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决定继东北抗联第1路军之后，将吉东各抗日部队组编力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组织筹备委员会及成立总指挥部，以加强领导。
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发表通告，周保中任第2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随后，周保中先后到主清、饶河等地，对抗联第4、第5、第7军进行整顿，井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新的进攻。他们利用夏秋季节，在图（图们）佳（佳木斯）铁路以东、松花江南攻击日军薄弱据点和屯垦军，取得许多胜利，第5军第3师第8团袭击驼腰子敌人采金船，经过激烈战斗，将保护该船的武装人员全部缴械。第9团又在虎林黑咀子街后营救出200多为敌人筑路的工人，并卡住敌人运货车，获得大批物一资。
10月下旬，第5军第2师与警卫旅等部队，攻破富锦、宝清之间大孤山伪军防所，击毙敌军10余人，日本指导官和伪署长狼狈逃窜，团总以下50余名伪军被俘，缴获步枪50支、手枪2支。此后第5军军部转移到依兰，同第8、第9军部队联合打击日伪军，进行了许多战斗。例如：11月5日在依兰大岭顶子截击日伪军卡车战斗；9日小烧锅战斗；17日路家屯战斗；19日大苇子沟战斗；12月12日依兰横道河子战斗等等。
11月，第5军第1师第5团第2连与第2军第5师部队，在刁翎西北楞一带同日军骑乓部队激战5小时，毙敌17名，伤敌9名。12月12日，抗联第5军和第7军各一部联合作战，袭击宝清七星河镇，取得了1937年冬季反“讨伐”斗争的又一胜利。第5军在1937年一年之内在一系列大小战斗中，共歼敌1000余人，毙伤日伪军官百名以上，缴获枪支弹药、马匹、军需品甚多。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胜利的信心，各师、团都有扩大，第2师新编了1个游击团，军部教导队扩编为教导团。
东北抗联第4军经过整顿后，加强了中共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组织性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在1937年冬季反“讨伐”斗争中，第4军在第5军部队的配合下，积极主动地向敌人展开进攻。同年冬，第4军副军长王光字率领第4军与第5军各一部共100余人在宝清活动时，遭到数百名日军“讨伐队”包围，该部在王光字指挥下奋力反击，毙伤日军40余人，突围成功。
12月28日，王光字率领第4军与第5、第8军各一部共100余人，在反日救国会的配合下，袭击了桦川县聚宝山伪警察署，缴获警察署全部武装，计轻机枪1挺、步枪140余支、手枪6支和大量弹药，部分伪警人员在中共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参加了抗联部队。不久，抗联第4军在孙大脖子缴获伪军1个连的武器，得到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和一些其它物资。
抗联第7军和第5军一部骑、步兵共400余人，于12月12日民合袭击了七星河镇，消灭伪军1个连，毙伤日军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各1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和其它许多军用物资。
抗联第10军，在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以后，仍继续战斗在五常、舒兰一带。
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对所属各军进行整顿的同时，根据部队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下江联军教导队，专门训练团以下干部。抗日联军第4、第5、第7、第8军共派出100 余名学员参加训练，翌年3月结束。这些部队经过整顿和干部训练，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提高了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使部队进一步巩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进行更加艰苦的抗日斗争做好了准备。
（三）北满抗联部队积极开辟新游击区，主动进攻日伪军
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精神，东北抗联第3、第6、第9军及独立师，分别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和小兴安岭西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内的广大群众与抗联部队相呼应，积极开展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枢纽等斗争，扰乱敌人后方，严重威胁着日伪在北满的统治，被日军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解放日报》1946年5月13日。]
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发展到10个师。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南的宾县、珠河、延寿、方正、苇河、五常、双城等县。第4、第10师活动在依兰、桦川、富锦、勃利、萝北、宝清、密山等县。军司令部直接领导的第5、第6、第7、第9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北的汤原、通河、巴彦、木兰、东兴、铁力、庆城、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等县的一些地区。
1937年7月，赵尚志率领部队在通北县境内多次袭击伪警察分驻所，给伪警以沉重打击。7月10日凌晨2时左右，袭击该县王通使屯，烧毁该屯警察分驻所，活捉分驻所长等5名，缴获步枪、手枪13支，马30匹，同年7月，第4师师长郝林率部在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一带活动时，遭到勃利县200余名日伪军的包围，郝师长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牺牲，陆希田继任第4师师长。随后，该师成功地策应了20余名伪军哗变，并将40余名伪军缴械。
11月，第4师部分骑兵与第6军第：师共250人联合编成模范师，挺进饶河、抚远境内活动。同年冬，他们与抗联第7军共同在乌苏里江岸国宫镇、蒿通镇等地袭击敌人。第3军第5师骑兵部队在师长景永安率领下，在依兰以东肖家屯与驻四合山的日伪军激战，给予敌人很大杀伤。尔后，该部又与第5军警卫旅第1团一起，在小门傅屯同日军150余名骑兵战斗3小时，毙伤敌人20余名，活动在海伦的第3军第6师第73团，同年秋在师长张光迪率领下，攻占侯家大屯，摧毁了伪警署；俘虏了伪警察署长和伪警察多名。
第3军第9师在师长李振远率领下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7至10月间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共缴获步枪100余支、轻重机枪6挺、炮1门、子弹数万发，击毙日军七八十名，俘虏伪军数百名。
11月间，第3军第9师根据军司令部的指示，经通河、木兰转战到海伦，与第3军第6师第73团会合，共同开展抗日斗争。
抗联第6军在军长戴鸿滨率领下，也积极在松花江下游及小兴安岭西麓开展游击活动。为反对“集团部落”政策，开辟三江平原游击区，首先在集贤夹信子解除了反动地主自卫团的武装，没收其全部资财。1937年7月，戴鸿滨率领军部保安团、特务连和第2、第4师共700多人进行西怔，穿越小兴安岭，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与第6军第3师先遣部队会师。随之乘胜攻击敌军重要据点叶家窝堡和吕缸烧锅，歼敌30名，缴获重机枪1挺，尔后，第6军远征部队又转战于绥棱、通北等地，攻克朱家站，缴获大量军需物资。8月中旬，戴鸿滨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返回汤原。9、10月间，戴鸿滨率部返回汤原，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此期间，第6军第5师开辟了绥（滨）同（江）抗日游击区，多次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同年10月，第5师在绥滨、同江连续袭击“集团部落”，不断打击农村保甲制伪政权，分化与争取伪警察，从而解除了绥滨第5区伪警察署和自卫团武装，缴获步枪40余支。11月，第5师蒲鸭河后方密营遭到敌人破坏，师部率领第1、第2团越过松花江进入富锦县别拉音山西部地区，与抗联第11军师长李景荫部会台。不久，这两支部队共300余人袭击了伪军第4军管区教导队，击毙日本教官1人，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
12月，抗联第6军争取了依兰县暖泉子伪自卫团团长张广文率领40名自卫团员起义抗日，经中共富锦县委同意，将该部与安那河游击连合并编为抗联第6军第4师第17团（张广文任团长），主要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保卫北满临时省委机关和第6军后方基地。
东北抗联第9军自改编以来，在松花江下游地区配合第3、第6军英勇战斗，打击敌人。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划分了作战区域。军部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先后开办3期军政训练班，共训练了100多名干部战士，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第1师政治部主任郭铁坚率部活动在依兰、方正一带。第2师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率部在勃利一带活动；9月，转赴主清，与抗联第5军第2、第3师一起开展游击活动。
抗联独立师在祁致中率领下，战斗在富锦、宝清、桦川一带。1937年7月，独立师一部袭击了富锦县七区伪警察署，然后直驱同江县五顶山，攻下伪自卫团防所，解除37名团丁的武装。8月，又袭击了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分驻所。此间，独立师第2旅政治部主任金正国率部在桦川县孟家岗长碰子，伏击向佳木斯护送驼腰子金矿黄金的一连伪军，当场击毙伪军杨参谋长等10余人，其余向独立师投降，缴获100余支枪和数百两黄金。8月21日，独立师一部与第8军第3师配合，将桦川县孟家岗日军黑石部队骑兵之一部诱至五道岗大道第5军警卫旅伏击圈内，协同攻击，取得重大胜利。同年10月，抗联独立师在富锦第二区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1个师，师长李景荫；师下辖3个旅。
另有军部保安连和少年连。第11军编成后，部队分开活动，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第1旅仍留守依桦地区，协同其它留守部队，保卫后方基地安全。
11月初，日军开始“冬季大讨伐”，日军步、骑兵约2000名在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向桦川、富锦、主清等地的抗联部队实施进攻。
11月1日至12日。日军恃设桥场游击队和宪兵队一起，对桦川具七星砬子山里的第11军根据地密营发动进攻。第11军密营遭到严重破坏。
11月12日祁致中率领军部和第3旅第7团，在富锦县富亭岗西北的黑鱼泡附近，同日伪军激战3小时，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11月下旬，该部又到同江县十一甲以及阳川等地缴了伪自卫团130多人的枪械。
12月末，军长祁致中赴苏求援。部队由师长李景荫率领坚持抗日斗争。
总之，东北抗联各军从“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至年底，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广阔地域，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先后作战300余次，打击日伪“讨伐队”，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设施，袭击日伪军事据点，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钳制了10余万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同时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抗日联军队伍也进一步壮大。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严重地打击了日本殖民政策的实施，钳制了大批日军人关作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本为消灭东北抗日联军，解除其后顾之忧，以便充分地利用它在东北的这块占领地，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从1938年起，大量地向东北增兵，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讨伐”。同时，对东北人民和抗日志士，加紧推行其世界上罕见的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措施。因此，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一方面不断克服着自身存在的严重弱点，一方面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34页。]
一、东北抗联各军进行西征和分区作战
1938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加紧实施分区包围，多路“扫荡”，采取“铁壁合围”、“蓖梳山森”、“来回拉网”等办法，企图把抗联队伍一网打尽。特别是对南满和抗联部队比较集中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用兵更多，“扫荡”的规模更大、更残酷。日伪军在南满“围剿”杨靖字率领的抗联部队，一次就出动11个军管区的兵力。在松花江下游，日军用4个师以上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行长期的“三江大扫荡”，对吉东省委和抗联第2路军所在地的依兰、刁翎地区，日军9000人“围剿”达6个月之久。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各军决定向西远征和分区作战。
（一）抗联第1路军向山区转移，中共南满省委召开老岭会议，部队改编力3个方面军
战斗在南满地区的抗联第1路军，冲破敌人1937年冬季“讨伐”后，决定留第1师在桓仁、宽甸、本溪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由杨靖字率领第1军主力于1938年初北上，开辟辑安老岭抗日游击区，实施分区作战。3月13日，第1军直属部队共500余人，奇袭修筑中的通（化）辑（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该部兵分三路，同时袭击了老岭隧道西口的施工现场、十一道沟发电站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全歼守敌，烧毁了大批建筑材料，破坏了机器设备，大获全胜。翌日，该部队又在杨靖字率领下，在距老岭西南10公里的十七道沟，与前来追击的日军部队及伪警察队120人激战4小时后，安全转移。4月，拔除了太平沟等敌据点。5月，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2军政委魏拯民率领抗联第2军一部，自辉南、金川、临江一带来到老岭山区，与杨靖字会晤。抗联第1、第2军会师后，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1路军总部于1938年5月11日至6月初在辑安老岭五道沟联军密营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会上根据全国和东南满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决定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的方针；并提出为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络，第1军应再次组织西征。会议还补选魏拯民兼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
老岭会议结束后，抗联第1路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在准备再次西征的过程中向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6月6日，魏拯民率部按预定计划先攻下通辑公路上的蚊子沟敌据点，以诱敌前来增援，杨靖宇则率领第1军主力部队埋伏在蚊子沟西南方的公路两侧，待机歼敌。6月12日，伪军索景清旅第32团一部共140亲人前来搜索时，在家什房子沟口彼杨靖宇指挥的伏兵全部歼灭。接着，杨靖字指挥抗联第：军教导团和第2师共600余名，连续两次袭击修建中的通辑铁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等，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其中6月24日第二次袭击时，有许多被解放的中国劳工当场参加了抗日联军。日本工人福间一夫也一起参加抗联队伍，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转战在惮甸、蛟河、延吉等地，曾袭击蚊河县大青配“集团部落”，歼灭日军守备队20名，还在蛟河县漂河地区夜袭过日军部队。第5师在陈翰章指挥下，配合抗联第5军攻打了宁安县杨木背，击毙日军守备队30人；袭击了宁安县陡沟子“集团部落”，将自卫团全部缴械并处决作恶多端的伪自卫团长。第6师在金日成率领下转战在抚松、闬江、临江、辉南一带。6月下旬，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第3团炮台，歼敌80人。
7月，在辉南击溃70名伪军的进攻，毙敌26名。接着又在闬江头道花园与200名伪军激战，取得了胜利。
正当老岭山区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时候，传来了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程斌在本溪境内率部叛变的消息。抗联第1路军总部随即于7月中旬在老岭山区召开紧急会议，即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取消第1军再次西怔的军事行动计划；统一改变部队编制，撤销第1军、第2军番号，组成警卫旅和3个方面军，实行1区作战。以后，抗联第1路军先后进行了改编。警卫旅由原第1、第2军教导团合编而成，在杨靖宁的直接领导下，活动于金川、闬江、辑安一带。第1方面军由原第1军第1师编成，主要活动在辑安、临江、通化、金川、辉南、闬江等地。第2方面军由第2军第6师编成。主要活动在长白、抚松、临江、闬江、和龙、安图、延吉、珲春、敦化、额穆、桦甸、宁安等地。
1938年8月2日，杨靖字指挥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一部共400余人，在辑安县城北方的长岗附近山地，伏击伪军索景情旅骑兵第42团和步兵第32团余部，经激烈战斗，毙伤敌人60余名，俘虏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步兵上尉高风武治和骑兵中尉西田重隆，缴获机枪9挺、步枪130支、手枪4支及其亡许多军用物资，彻底消灭了这个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9月下旬，杨靖宇率部离辑安北上，向河里山区转移，在1个多月的行军中，沿途同敌人进行了14次战斗。
10月17日，部队渡过浑江到达临江县外岔沟，准备通过四方顶子向河里前进。不意遭到日军部队及1500多名伪军的重重包围。敌东边道“讨伐”司令乘飞机在上空指挥，双方激战竟日。抗联部队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未能突出重围。18日，夜幕降临，敌人进一步缩小包围圈。
杨靖宇沉着果断，指挥部队从敌人兵力薄弱处奋力突出重围，使日本侵略者长期策划消灭杨靖字部队的阴谋计划遭到破产。从此以后，杨靖宇率领第1路军总部警卫旅等转战在桦甸、金川、上江等具境，并于1939年春攻打桦甸县柳树河子、木箕河及敦比大蒲柴河等敌据点，连续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与此同时，第1方面军几度进出辑安县境，多次袭击伪警察署和“集团部落”。
第2方面军在临江分兵活动，转战在长白、和尤及安图、辉南等县。还曾过鸭绿江到朝鲜境内进行游击活动。第3方面军是于1939年7月最后完成改编的。在此之前，第4师和第5师曾配合总部警卫旅分别进行过攻打木箕河和袭击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工程等战斗。改编后，8月在安图县大沙河、大酱缸等地又取得了歼灭日本宫本“讨伐队”等重大胜利。
抗联第1路军自1938年7月决定改编为3个方面军，至193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杨靖字、魏拯民的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作战，积极打击敌人，使日伪军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仅1939年6至12月。抗联第1路军就与日伪军进行战斗276次，其中总指挥部49次，第1方面军23次，第2方面军41次，第3方面军55次，归属不明部队108次。其中第3方面军尤为活跃。[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9年。]
在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杨靖字总司令收到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11月5日发出的《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七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夭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下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电文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寇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电文转告：“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最后“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2页。]
电报不仅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极大关怀，而且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增添了坚持斗争的力量。
（二）抗联第2路军第4、第5军主力西征，总部及所属留守部队坚持反“讨伐”斗争
抗联第2路军的反“讨伐”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自1938年初开始，敌人的军事“讨伐”日益加紧，抗联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粉碎敌人企图将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打通与活动在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和挺进到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第4军和第5军一部作为主力，包括王荫武部救世军等共680余人，向抗联第10军活动的五常、舒兰地区转移，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1938年5月1日，第4、第5军领导干部在主清召开会议，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这支西征部队分步兵、骑兵两路，统一由吉东省委书记兼抗联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负责政治军事领导，第5军军长柴世荣、第4军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字等分别负责指挥各部队。7月1日，先遣队出发，7月2日远征部队从勃利具刁翎地区北上，袭击了壮丹江岸三道通，经过激战突破敌人防线。尔后沿四道河子迅速西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地带艰苦行军150多公里，越过老爷岭，7月8日逼近苇河县楼山镇。7月12日拂晓，西征军出敌下意地发起猛攻，顺利地占领了楼山镇，俘虏伪森林警察中队长以下达40余人，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粮食等。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激发了厂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当西征部队从楼山镇撤出后，敌人从中东路沿线及延寿、方正调来大批日伪军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遂决定分开行动：柴世荣率第5军教导团、第1师第2团及王荫武救世军部队共210人返回勃利县刁翎地区后方基地；关书范率第5军第1师110人南下，准备经过横道河子、老爷岭与第2军第5师会合后再西进；李延平、宋一夫率领第4军第1、2师和第5军第2师共360人继续西进，奔赴五常。
但是，由于继续西进的队伍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不熟悉，一度误入延寿县境，多次与敌进行遭遇战。7月末部队复人苇河县境，同南进迷路的第5军第1师巧遇，遂又一起向五常进发，还袭击了珠河县的元宝镇和沙河镇。
这一带尽管曾是抗联第3军的旧游击区，但早已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各地修筑起“集团部落”，统治甚严。西怔队伍步、骑兵行动参差，给养困难，只得靠强攻敌人据点来夺取，不断造成伤亡和减员。这时又发生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投敌事件，造成极坏影响。
8月初，敌人调集3000余名日伪军警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8月下旬终于进人五常县冲河山区。但因敌军的重兵封锁和分割包围，无法同闻讯前来接应的抗联第10军靠拢会合，被困馁于荒山野岭之中，仅能以山果野菜充饥，人员减少至200人。为缩小目标，决定第4军与第5军分开活动。第4军继续在五常县山区艰苦斗争，9月下旬遭敌包围，由于作战牺牲、饿毙和逃亡，队伍减员很大。
到11月下旬以后，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字相继牺牲，第4军参加西南远征的部队损失殆尽。第5军西征部队在向舒兰转移途中遭受严重损失，第1、第2师失掉联系。第2师余部返抵宁安，与第2军第5师会合，一起转战在额穆、敦化一带。
第5军第1师余部于9月初在头道河子渡过壮丹江，11月返回刁翎抗日游击区。其中第1师等部于10月中旬返回壮丹江地区时，在乌斯浑河渡口（今属林口县）遭敌袭击。抗联第5军妇女团冷云等8名战士，为掩护大队转移，猛烈向敌人射击，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紧急时刻，宁死不屈，毅然决然地背扶着受伤的战友，步入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溺江捐躯，壮烈殉国。这8位女英雄是：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原第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激励和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抗联第2路军总部及其所属留守部队——第4军留守处、第5军第3师及第7、第8军等部队，为策应第4、第5军主力西征，保卫后方基地和密营，在周保中的领导下与强敌周旋，展开了激烈的反“讨伐”斗争”。
1938年春，大批日伪军及伪兴安军骑兵部队分路进攻富锦、宝清境内的抗联密营，3月18日，200名日为军和100多名伪兴安军骑兵向主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的尖山子第5军密营逼进。负责保卫密营的第3师第8团第1连得知敌人出动的消息，便由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带领14名战士向蓝棒山北麓的李炮营出发，途中与敌遭遇，遂占领小孤山迎击敌人。敌人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机枪和迫击炮猛烈射击，第：连战士下畏强敌，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临近黄昏时，指导员等多人已先后牺牲，弹药也己打光，双腿被炸断的连氏命令两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两名受伤战士转移，然后与冲上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近100人。
不久，抗联第2路军总部为烈士们举行了追悼会，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抗联战士。这12名烈士是：李海峰、班路遗、朱雨亭、魏希林、陈凤山、李芳邻、夏魁武、王仁志、张全福、杨德才、王发、李才。
总指挥周保中亲笔写下诗文，悼念这些壮烈殉国的战士。
烈士山战斗之后，敌人继续向山区进犯，由于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在这段时间里第5军第3师的密营没有遭到破坏。
1938年6月，日伪在宫锦、主清等地也加紧推行“归屯井户”政策。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吉东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并对各军的反“讨伐”斗争作了具体部署。第5军第3师奉命将第8和第9团分开活动。从6月中旬起，第8团100余人由主清抵达桦川县驼腰子地区，活动将近3个月，多次与敌人作战，钳制了敌人，在完成掩护西征部队西迸的任务之后，于9月中旬又回到富锦、宝清地区坚持斗争。第9团在宝清东部与第7军第3师组成第5、第7军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在宝清等地相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进行给养征发和军需品筹集，选择有利时机打击敌人。6～7月间，这支联合部队在宝清南部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袭击伪警察署，捣毁“集团部落”，截断密（山）宝（清）公路，与敌人作战多次，钳制了大批敌人兵力。8月，敌人进一步加强对富锦、宝清一带的进攻。13日晨，近200名日伪军骑兵在飞机火炮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抗联小团山子临时看守所。第9团团长戴克正指挥14名战士英勇抗击，激战3小时，团长以下11人壮烈牺牲。此后，联合部队一直处在敌人“讨伐队”的“追剿”之中。经联合部队干部会议研究决定，8月23日留一部在双鸭子坚持活动；80余名骑兵由李文彬、景乐亭两位师长率领奔赴大旗杆，进至富锦、同江一带，与第7军第9、第10团取得联系，并负责筹措给养和服装。
在此期间，第2路军总部警卫部队与在主清活动的第9军第2师联合作战，取得数次胜利。9月初，周保中率领这支部队由主清向依兰、方正地区转移，9月下旬抵达刁翎地区。不久，在与西怔返回的第5军及救世军的部队会合。这时，敌人动用约1个师的兵力寻歼抗联第2路军总部和第5军军部。11月初，敌人调集大批“讨伐队”在数架飞机配合下，对牡丹江岸的五道河子、喀上喀、土城子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集中袭扰，又向南推进。
周保中率领总部直属部队90多人在牡丹江岸莲花泡、夹皮沟狭小地区，利用森林、山洞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个多月，同派出去的小分队及第5军军部也中断了联系，形势十分险峻。到12月下旬才转移到牡丹江东岸，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同第5、第9军和救世军军部取得联系，共同等划突围斗争。
1939年1月6日，周保中在柳树河子主持召开了中共吉东省委临时会议，着重处理了第5军第1师师长关书范动摇叛变问题，稳定了部队情绪，坚定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信心。随后，接连打了几次胜仗，部队也受到很大损失。3月，日伪军约6000人，编成10余支“讨伐队”，对第2路军留守部队轮番进行围攻。第2路军处境十分困难。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刁翎地区钳制敌人，主力分路向外线转移。4月初，第2路军总部和第4军留守部队开始向宝清、密山方向转移。日军步、骑兵约七八百入跟踪追击。周保中等指挥所部在葫芦葳子（今海林具境内）组织还击，毙伤日军120余人。尔后越过图佳铁路，于6月29日到达宝（清）密（山）附近的蓝棒山临时后方基地。柴世荣率领第5军在向穆棱方向前进中被敌人发觉，遂于泉眼河设优，激战5小时，共歼日伪军约300人。5月初，第5军部队终于到达镜泊湖一带，与第1路军的第3方面军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活动。在舒兰活动的第10军由军长汪雅臣率领于6月化装成伪军，在小南门至九十五顶子山的途中，消灭日军数十名。9月，又在亚布利消灭日伪“讨伐队”100余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抗联第8军在臼伪军频繁的军事“讨伐”和政治诱降之下，到1938年冬各师相继瓦解。
1939年3月19日，早已动摇的军长谢文东率军部部分人员叛变投敌。
随后，副军长腾松柏也投降了敌人，抗联第8军全部瓦解。
（三）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的主力部队远征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领导人——第3军军长赵尚志、第6军军长戴鸿滨、第11军军长祁致中越界进入苏联国境以后，日伪军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进攻有增无减。抗联各军与众多的围攻之敌进行艰苦的奋战和周旋，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同时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为了突破敌人包围，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6月初作出决定：将第3军由10个师缩编为4个师和1个警卫团；北满抗联各军主力部队立即分批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以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7月，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李兆麟）在萝北麻花林子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以贯彻省委关于组织西怔的决定。
参加这次向西远证的有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主力部队共700多人。在北满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下，由张寿篯、金策、魏长魁、冯治纲具体组织，分三批进行。第9军军长李华堂因不同意远征，带领部分队伍潜入深山躲避，后于1939年7月率部携械投敌。
首批远征部队由第3军政治保安师师长常有钧、第9军第2师师长郭铁坚和第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率领所部共约150多人组成，已于6月出发。
部队分别渡过松花江，在通河小古洞集结并筹集给养后，即向海伦方向前进。
途中遭敌袭击，魏长魁牺牲。6月底，部队到达庆城九道岗附近时，再次遭到敌人包围。在突围时，常有钧和郭铁坚失掉联系，遂率政保师及第9军第2师第4团部分人员，于9月下旬到达海伦第3军第6师后方，在后来的战斗中，常有钧被叛徒杀害。郭铁坚率领第9军第2师第5团60多名战士空围后，继续前进，由于作战牺牲、饥饿、伤病，在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时只剩下20余人。
第二批远征的有两支部队：一支由第6军参谋长冯治钢、第2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军部教导队和第之师第11团及第1师第6团共200余人组成；另一支由第3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6军第3师师长王明贵、第3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率领的第3军第3师和第6军第3师第8团、第1军第12团及第4师部分队伍共300余人组成。
第6军远征部队于8月上旬从萝北老等山出发，8月23日，在汤原黑金河西沟岔口遭敌袭击，张传福师长及7名战士牺牲，给养和马匹大部散夫。
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风雨交加，战士们穿着湿透的衣服，吃着野菜山果继续前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堵截，冯治纲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过草甸，穿树林，披荆斩棘越过小兴安岭。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到达海伦东部八道林子，与第3军第6师师长张光迪所率部队会合。
第3军远征部队在金策等率领下于9月6日从萝北出发，冒雨人沼泽地行军，几天之内就有10名战士因饥寒患病而死，马匹也因疾病接连死去。部队进入汤原老游击区后，打垮伪自卫团筹备了一些给养，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给部队一些粮食和牲口，部队继续西进，伪汤原县治安队300多名骑兵尾追而来。远征部队以少数机枪手对其进行伏击，把敌人甩掉。为了缩小目标，远征部队决定步、骑兵分道前进，渡过汤旺河后，进入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密林。抗联战士忍饥挨饿，跋山涉水，经过：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0月8日抵达海伦白马石与第6军远征部队会合。
第三批远征部队由第6军军部教导队、第11军第1师共100余人组成，张寿篯亲自领导。第11军第1师师长李景荫负责行军的一切计划和指挥。
1938年11月初，部队在富锦集结，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萝北县境，到达汤原东部联军密营。进军途中曾奔袭鹤岗，筹备冬装和给养。
12月8日，部队沿叉巴气河到达小兴安岭南麓王肇风密营，稍事休整。
12月12日，部队绕道北上，转向西行，穿越小兴安岭，向绥棱县境进发。
在那寒冬季节，广大抗联战士顶风雪、冒严寒，前进在林海雪原之中。一些战士双脚被冻坏，步履艰难；给养断绝，战士们用雪水煮橡子、榆树皮和牛皮靰鞡充饥，还要时常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在露营地，战士们便围在篝火旁取暖、睡眠。这支部队历尽干辛万苦，最后在12月29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6军第3师会师，胜利完成了西北远征的任务。这样就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抗联队伍“聚歼”在三江省的阴谋，保存了北满抗联部队的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组织北满抗联部队主力远征的过程中，以及在征途上，张寿篯和他的战友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露营之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们英勇、艰苦的战斗生活。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意哪怕松江晚浪主。
　　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冠，复东北，天玻晓，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兄弟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震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万里熄烽烟。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野火晶莹，致垒频惊马不前。
　　革枯金风疾，霜晨火不燃。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丛〔重〕山。
　　奋斗呀！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团结起，赴国难，破难关，夺回我河山。[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青年出版社，1946年版，第6页。]
北满抗联主力部队陆续到达海伦后，立即展开了创建新的游击区的斗争。
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九次常委会，总结反“讨伐”斗争和远征的经验，提出了北满游击运动的新方针和主动利用敌人弱点，及时地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以少胜多的灵活游击战术。会后，北满抗联西北临时指挥部为迅速开展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所属的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部队，按在不同区域活动的实际情况，统一编成第1、第2、第3、第4支队和第1、第2独立师。部队改编后，各支队、独立师进一步加强了部队建设。并与广大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黑嫩平原逐步站稳了脚跟。
1939年春，他们已协助建立了讷河县委，并在讷河、嫩江、克山等地发展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同时，还成立了一支有三四十人的武装游击队——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抗联各支队时常以轻骑部队寻找敌人薄弱环节，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歼灭敌人，缴获敌人的武器和粮食。第2支队所属第6军第2师第12团，在支队长冯治纲率领下深入德都平原地区活动，先后取得在田家船口击溃日伪“讨伐队”及在谷家窑从尾追的近1000名伪军包围中突围的胜利。第2、第3支队混合部队也在攻克孙家船口及进攻青石岭木营的战斗中获胜。第3支队袭击日本移民团森林采伐场及日本森林采伐作业区，缴获数十匹良马，使第3支队变成了骑兵部队。第1、第4支队也多次与敌人作战，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遭到了严重损失。
二、抗联各部队转入深山密林，坚持艰苦斗争
（一）抗联第1路军化整为零，在长白山区艰苦转战
1939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对松花江下游抗日游击区进行严重破坏之后，又组成“日满军警宪特东边道联合讨伐司令部”，以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队长野副昌德为司令官，纠集7。5万余兵力，重点在东南满地区的通化、间岛、吉林三省实行疯狂的“大讨伐。”这次“讨伐”，敌人不采用以往集中兵力“进剿”的办法，而是派出精锐部队占据东南满大小城镇和山材据点，对抗联第1路军各部队进行长期封锁和分割包围；同时派出“出击队”、“挺进队”、“游击队”、“警防队”、“特搜班”、“工作班”等各种名目的“讨伐队”，到处搜寻抗联部队，一旦发现踪迹，就在飞机支援下穷迫不舍。敌人为了捕杀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还专门组成“富森工作队”、“程斌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等。敌人采取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等手段，向抗联第1路军实施全面进攻，使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游击区不断缩小，抗联第1路军最后不得不进入通化及东满的密林山区，处于极度艰难困苦的境地。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杨靖宇和魏拯民于1939年10月1日至5日在桦甸具头道溜河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主要领导人会议，商讨对敌斗争策略。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将队伍化整为零，编成小部队，分散活动，以冲破敌人的“讨伐”。会后，抗联第1路军各部便在长白山区的闬江、抚松、金川、辉南、桦甸、敦化、和尤、临江、辑安等地同敌人周旋转战，坚持艰苦斗争。
杨靖宇为了钳制敌军，使抗联各部队顺利转移，率领第1方面军部分队伍和总部直属警卫旅400余人，转战于桦甸夹皮沟、闬江瓮圈、金川回头沟等地。入冬后，山林里气温常常在—40℃以下，大雪封山，抗联部队的衣食极度困难，战斗空前激烈，往往甩掉一股敌人，又遇上一股敌人，很难有机会休整。杨靖宇所带领的队伍在恶劣环境和残酷斗争中不断减员和失散，到1940年1月初，还剩200余人，月底就只剩60余人了。由于警卫旅第1团参谋丁守龙被俘叛变，供出杨靖宇的行踪，于是敌人调集多支“讨伐队”进行跟踪追击。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始终无法摆脱追击之敌，部队大量伤亡。到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有6名战士了，当晚，他命令警卫员黄生发等4名负伤战士转移，他与另外两名战士继续前进。2月18日，两名战士去找食物时，在大东沟屯附近牺牲。杨靖宇只身一人，饥寒疲惫，又患感冒，仍坚持与敌人周旋。2月23日，杨靖宇在闬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陷敌重围，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这种不畏困难、威武不屈、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英雄气概，使敌人也为之震惊。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人民政府于1946年将闬江县改为靖字县。诗人郭沫若也题诗《咏杨靖宇将军》：
“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394页。]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1路军在副总司令魏拯民领导下，继续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1940年3月13日至15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从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以恢复党的地方组织，密切同群众联系等项决定。会后，魏拯民抱病出征，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广大指战员紧密团结在魏拯民周围，在长白山区艰苦转战。
第1路军警卫旅主力在同杨靖宇分开后未能如期与总部会合，后与魏拯民会师，一起坚持斗争。第1方面军主力部队在临江、闬江县境频繁出击，仅3月份内，就连续袭击了珍珠门、大阳岔、三岔子、湾沟、大板石沟等地的伪森林警察队和日军长岛工作班。但这支部队在与敌军的残酷搏斗中，自己也遭到严重损失，严寒与饥饿也造成大量减员。第2方面军主力部队于1940年春在抚松、安图、和龙一带寻找敌人薄弱环节，积极而灵活地攻击敌人。3月25日，又在和龙县红旗河取得了消灭日伪军“前田讨伐队”队长以下140余人的重大胜利。1940年春，第3方面军在敦化牛心顶子山的几处密营遭到破坏后，失去了后方基地，处境更加困难。当他们袭击了敦化县黄泥河车站撤退到牛心顶子山时，遭到跟踪而来的日伪军2000余人的包围。这支抗联部队在激战中伤亡30多人，最后利用夜暗寻隙突出重围，转移到敦化一带，后又经延吉到达汪情，与第5军第2师会合，一起坚持斗争。
（二）抗联第2路军各部小股部队在乌苏里江左岸等地坚持游击活动
随着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从刁翎地区向宝清转移，敌人即调集重兵对这一地区进行严密封锁，并不断对抗联部队展开进攻，形势极其严重。1939年7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向各部队党组织发出了《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就加强部队领导，改变活动方式以及对敌斗争策略，作出了具体要求。第2路军所属部队根据《通知》精神，把部队改编成小股部队分散游击，以灵活机动的战术，破坏敌人交通线和军事设施，截夺敌人运输车辆，袭击敌人据点，积极打击敌人。7月上旬，第2路军总部警卫部队在富锦县李金围子西北截获敌人一支运输队。7月28日又袭击了富锦县兴隆镇附近的杨家“集团部落”。第5军第3师一部伏击了桦川县驼腰子日本采金船；8月又袭击了宝清县柳毛河日本采金公司，均取得胜利。在此期间，该师第9团与第7军补充团共同袭击了虎林具黑咀子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工程，解救出300多名劳工，其中100多人参加了抗联部队。
11月，第5军和第7军联合部队在大碰子东山和七星河地区与大批日伪军激战，毙伤不少敌人。
1939年冬，敌人以数十倍于抗联部队的兵力集中向依兰、桦川、富锦、宝清各旦山边和森林地带大举进攻，使抗联第5军第3师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第5军和第7军在冬季反“讨伐”斗争中都受到很大损失。在敌人严密封锁下，部队给养经常发生困难，战士数日吃不到粮食、食盐，有时竟以树皮果腹；为防止暴露目标，往往露营时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医少药，还要日夜行军打仗，许多战士因饿、冻、病死亡，部队减员很大。1940年1月，第7军缩编为两个团，由王效明任参谋长，全军只有200余人。3月，第2路军总指挥部将第5军第3师仅有的20余人编入总部警卫部队。抗联第10军一直在五常、舒兰、榆树等县山岳地带孤军奋战，他们在与第2路军总指挥部的联系被敌人隔断的情况下，仍依托五常县南部的崇山密林，采取小股部队分散出击的方式，坚持开展游击活动。当时，第10军除从木场工人支援和袭击伪森林警察队解决给养外，经常几天吃下上顿饱饭，伤病员更是缺医少药。
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抗日歌谣：
“抗联医院不简单，条枝软床稀乱颤，松树桦皮当天棚，绿草青苔当地毯。
　　伤员们，钢铁汉，没有医药不呻唤，一日三餐吃不饱，伤口没好上前线”。[《东北抗日联军第八——第十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142页。]
这首歌谣反映了第10军后方医院的真实情况，也表现了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军长汪雅臣的眼睛、右臂、腿部等处，曾先后9处负伤，伤口溃疡化脓，仍坚持工作和战斗。
（三）抗联第3路军各部在黑嫩平原英勇斗争
北满抗联各支队实行分区活动，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召开了第二次执委会议。会议郑重讨论了重大组织问题，其中一项是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以第3、第6、第9、第11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及总指挥部。
5月30日，抗联第3路军在德都县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接着成立了三个地区性指挥部：龙北指挥部（指挥许亨植，后为冯治纲），龙南指挥部（指挥李景荫），下江指挥部（指挥徐光海）。各部队在黑龙江省北部十几个县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抓注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进攻车站，袭击机场，攻克村镇，解除伪警察署（所）的武装，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先后开辟朝阳山（德都县境）、阿荣旗（齐齐哈尔西北）、甘南等游击区。在嫩江两岸活动的部队，在1939年下半年内，与敌作战40余次，攻占讷何等城镇，歼敌250余人，缴获500余支枪。9月，第3、第6军联合袭击德都县伪警察署，毙敌100余人，缴获100余支枪。11月，第6军一部在德都凤凰山反击日伪军“讨伐队”，击毙日军上校、中校各1人，少校3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机枪5挺。
抗联第3路军在黑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平原游击战术，即：灵活地大步前进、大步后退、迂回作战，伺机袭扰敌人；在群众未发动起来的地方，采取远距离奔袭，寻找敌人薄弱环节，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在群众已发动起来的地方，采取深入敌人内部，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打击敌人。
抗联第3路军各部在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在黑嫩平原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打破了日伪的所谓“黑（河）、北（安）、龙（江）三省汇攻计划”。同时抗联第3路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约有1/3的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到1940年2月，第3路军各部只剩下500余人。
在北满抗联主力部队向黑嫩平原远征，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的同时，北满抗联留守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疯狂“讨伐”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奋战，艰苦斗争，打击并钳制了敌人的兵力。一年半以来，这支留守部队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付出巨大牺牲，但却为坚持松花江下游游击区的斗争，配合北满抗联主力部队的西征作出了贡献。
三、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缩编为支队，顽强地坚持对日伪军作战
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在反对日伪军“大讨伐”的斗争中，遭到严重挫折，受了很大损失，原有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大都被破坏，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便于对日作战和指挥，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和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会议，确定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制定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决定第1、第2、第3路军所属的11个军缩编为10个支队：第1路军各军缩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各军缩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各军缩编为第3、第6、第9、第12支队。
伯力会议结束后，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返回东北，第1路军各部远在南满地区，被敌隔断，无法听到伯力会议精神的传达，因此，在1940年仍以3个方面军的番号活动。
1940年4月以后，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一部转移到东满一带活动，并于7月在东宁县境与第2路军季青所部会台。随后又向南返，准备接出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领的队伍。警卫旅另一部在敦化、宁安等地转战，曾在宁安鹿道东北、镜泊湖北湖头等地袭击敌人。后来两支队伍都在对敌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只有少数人员重返东宁片底子。第2方面军在安图、敦化、延吉一带多次与日伪军警作战，并袭击了敦化县哈尔巴岭车站等，年末去东宁活动。第3方面军在第5军一部西去联络第10军时，曾于7月下旬攻入五常县冲河镇，后返回镜泊湖周围。
12月8日，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所部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湾沟被敌包围，在突围战斗中，陈翰章壮烈牺牲。陈长期战斗在镜泊湖畔，被当地人民誉为“镜泊英雄”。第1路军各部在连续反“讨伐”斗争中，相继遭受重大损失。到1941年初，第2方面军一部约200余人转移到中苏边境休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1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病无法随军转移，留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密营休养，终因疾病冻馁于1941年3月8日逝世。
这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又一重大损失。当月，第1路军一部改编为第1支队。
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同保中和新任副总指挥赵尚志于1940年3月上旬返回下江地区，向崔石泉、王效明等传达伯力会议精神。4月初，召开第7军党代会，决定将第7军改编为第2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王效明任政委。
此后，该支队曾袭击宝清南日军屯垦小队，在大岱河设伏歼灭伪军20余人，袭击富锦县柳大林子伪警察队与自卫团，奇袭宝清县七星河镇，攻打密山县东二道岗日本移民开拓团等。在抗日联军胜利的影响下，驻宝清七星河镇的伪军约300人于9月中旬反正。敌人获悉后，急派飞机多架狂轰滥炸，并以大股兵力尾追，起义人员大部分逃散，只有34人正式加入抗联。活动在宁安地区的抗联第5军因受敌阻隔，未能与第2路军总指挥部取得联络和实行改编。
1940年冬，第5军一部在军长柴世荣率领下转入边境休整，另一部在新任军政委季青率领下转到珲春、汪清一带活动。奋战在五常山区的第10军，1940年9月袭击拉滨铁路日伪重要城镇据点山河屯及伪警察署，缴获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
1941年初，第10军在九十五顶子山露营时遭到敌包围，军长汪雅臣负伤被俘后牺牲，部队突围散失，但仍有少数人员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第3路军新任政委冯仲三返回东北战场后，到海伦和绥棱向中共北满省委和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篯等传达伯力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将龙北部队编为第3、第9支队，将龙南部队编为第6、第12支队。经改编和整顿的抗联第3路军，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和后方群众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各支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多次袭击日伪军事据点获胜。1940年8月，第3、第9支队由冯仲云指挥，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攻占克山县城重创日军守备队，缴获各种枪100余支。
10月13日，第3支队突然冲进嫩江城北的霍尤门车站，毙伤日军多人，俘虏伪军警100多人，缴获步枪120余支、弹药2000余发、战马200余匹和大批粮食、衣物等。第12支队于8月开赴肇州、肇东、肇源地区。
11月8日，第12支队联合当地义勇军及抗日救国会等地方组织一举攻占肇源县城，将伪军全部缴械，并打开监狱，解放了被关押的爱国者和群众。
是役击毙日籍警务股长以下10余人，俘虏伪警察116名，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3万余发及其他军用物资。抗联队伍迅速扩大到140余人，并大部改为骑兵。但12月以后，大批日伪军进行反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肇惨案”，抗日群众惨遭镇压。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第12支队向木兰、东兴、铁力转移。第2支队在青冈、明水、拜泉三具地区活动，也取得一些胜利。入冬以后，由于敌人加紧“围剿”，自然条件恶劣，各支队都先后遭受一些挫折和严重损失。
这样，到1940年末和1941年初，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阶段。许多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牺牲，抗联部队人员锐减。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除将部队陆续集中到中苏边境地带实行整训以利再战外，仍派留第3路军第3、第6、第12支队和第2路军第2支队一部，在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其环境之困苦，斗争之残酷，时间之长，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东北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大量消耗和钳制了敌人，对全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一节 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抗日救亡斗争
一、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较之“九·一八”事变以来又有新的发展。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大众，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迅速形成一股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7月8日，北平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学生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马上派代表赴宛平县城，对英勇抗敌的前线将士表示北平人民誓作坚强后盾的坚定态度。8日下午，被派的代表抵达宛平前线，冒着炮火向城上的守军将士递交慰劳函件及旗帜。守城将士和代表们一起宣誓：抵抗到底，与城共存亡，决不撤退。7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联络了协和、平大附中、同仁、道济、妇婴红十字等医院，腾出可容纳数百人的病房和床位，做好一切收治前线伤员的准备。上述单位还与各使团医官、妇女协会、青年会、国际妇女会、女青年会、基督教联合会、救世军、卫生局、戒毒所、银行、新药业等取得联系，采取共同行动救治伤员。北平城内的一些招待所，每日派人在德胜门至西直门之间巡逻，沿途查询有无负伤官兵，一旦发现，立即接回救治。在“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仅崇文门外东大地第一收容所，就收治伤兵200余人。
7月21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教职员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该单位制定捐助办法，开展捐钱捐物活动。同时号召财源宽裕者实行特别捐。
北平从“七·七”事变到沦陷，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北平市的各阶层和各救亡团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保卫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这个多年以来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人们对帝国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因此，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组织上的大联合。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就有“救国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团体。但由于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各条战线上的救亡团体既不能联合，又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其作用大受影响。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公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它在各条战线上的活动分子，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上海最早由“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的组织，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担任理事。成立初时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中包括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继“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后，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这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据成立的当天统计，团体会员有28个。其中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职协”的成员不仅有店主、经理、工程师、工商业者，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店员和工人，社会成分广泛，动员量较大。该会由沙千里任理事长。
此外，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这些协会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7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邀集了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授会”），并通过政府明令该会是上海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其它抗日救亡团体均需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
因此，前述各抗日救亡协会成立后，在名义上都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但在行动上，“救亡协会”和“后援会”仍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了大联合以后，高高地举起抗日的旗帜，广泛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仅“文协”就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和40多个慰劳团，同时与“职协”、“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协作，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文协”等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3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
11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死4名英国驻上海的士兵，在英国驻上海的机构力牺牲者举行葬札时，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了3000余人的送葬队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同声高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之情扣动人心，许多行人感动得为之落泪，不仅动员了群众，而且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在众多的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的专门设立了演讲股，有的专门设立了演出科，还有的专门设立歌咏组。郭沫若、钱俊瑞等知名人士，常应“文协”之邀，出席各种集会和发表讲话。“职协”还动员其属下组织，在上海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许多演出队，不仅在上海城区演出，还深入郊区和内地，甚至到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在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办了大量的报纸、刊物。其中“职协”创办了《职业生活》，“文协”创办了《救亡日报》，其他救亡团体创办了《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妇女生活》、《读书》、《朋友》等等。与此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积极开展救国募捐、救护伤员等活动。
上海沦陷后，租界未被日军占领。一些未及转移的抗日救亡组织的成员，利用租界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以“联谊会”、“俱乐部”等名义，向上海人民传播抗战消息，发动募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和其他物资。
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在比较不发达地区和边远省份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一些进步爱国的文化人士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等，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贵州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也很活跃。“七·七”事变发生后，“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行了自己的油印刊物《贵州学联》，首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还利用寒假的时间，背着背包，步行数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营扎寨，在广大乡村大量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他们的活动，使这个处于偏僻地区的省份也迅速动员起来。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强大，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却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在“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长辛店地区的工人，立即动员起来，向宛平、广安门、南苑等地运送了大批的枕木、铁板、铁轨，并帮助宛平驻军构筑阵地。卢沟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抽出了大批劳力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送情报，运送伤员，并且积极向军队提供粮食、饲料。甚至连磨刀师傅也到军营为部队的伙房磨刀。
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干津夫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除了昼夜加班为前线输送军队和物资外，还抽调了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从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轮船上的600多名中国籍海员毅然离船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前夕，广大工人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帮助政府和爱国资本家向大后方迁运了大批的工厂和物资，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员中组织了“益友社”，有社员万余人；在电车工人中组织了“电车工人消费部”，有成员千余人。上述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了数干名男女加入新四军。截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占领租界，各种组织均被取缔，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被迫采取分散的方式进行。
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工矿单位建立的工人游击队就有40多支。太原失守前，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通过与阎锡山的关系，在太原等地组织了以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自卫队，是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铁路、阳泉煤矿、榆次纱厂等单位工人，都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后来合编为榆太游击支队。济南失守后，山东淄博煤矿向八路军输送了4000多名兵员，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游击队，配合山东的八路军作战。地处华北与东北咽喉地带的开滦煤矿工人万余人，1938年3月举行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七八月间，唐山、赵各庄、村西、开滦等矿工人7000余人，举行抗日大暴动，暴动工人一部分由节振国率领转入农村加入冀东人民抗日联军，一部分由于武器装备太差，缺乏训练和有力的组织指挥而溃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次暴动，对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9月，山东淄博地区矿工将日军发电总厂炸毁，烧毁淄川洪山煤矿，使日本侵略者损失20余万日元。以青岛纱厂工人为主体建立的峙山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峙山一带袭击日军，给当地日军造成很大威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较之全国其它地区的发展更为深入。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据1939年至1940年的统计，晋察冀边区有县级工会31个，会员约7万人；陕甘宁边区有县级工会20个，会员2。7万余人；晋东南、晋西南、山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都有基层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春，通过晋东南各级工会登记的参军和支前的工人就有3万余人。同蒲铁路有工人8000人，直接参加八路军的在700人以上。北岳区19个县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间，工人参军的有5270人；
冀中区在1941年的一年中，工人入伍的有4300多人；山东淄博矿区，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12月，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军或游击队。广大工人除直接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活动，为战胜敌人的包围、封锁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作贡献。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工人70余人，到1941年发展到6400亲人。工业发达区和中心城市沦陷以后，一些工人带着机器来到根据地，他们不要边区政府任何投资，自己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逐步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各种军民用品，满足根据地的需要。
三、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妇女奋然而起，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妇女深深懂得，要发挥妇女的作用，首先在于组织起来。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过去个别分散的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
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是“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于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杨虎城夫人等。
成立的当天，何香凝宣布该妇女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分别通电各省，要求各省也成立相应的妇女组织。
1937年8月1日，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参与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成立当天，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才尽力”，为“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17页。]
该会成立后，也致电全国，要求各省成立分会。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分会。
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了统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前者于1937年8月4日主动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慰分会）。据9月中旬的统计，该分会有团体会员20余个。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初，由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沦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其中儿童尤甚。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滋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南洋各地华侨社会，都建立了“中国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中，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庐山妇女工作谈话会的召开，是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由以反共为宗旨向以抗日力宗旨的一个转变。“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出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宣扬封建道德的思想灌输运动，其目的在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工具，是一个反共组织，宋美龄将其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组织并容纳了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形成了左、中、右各派力量联合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
1939年3月发动了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在陕甘宁边区，中共边区党委于1937年7月作出了《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下的妇代会改组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随后，成立了边区各县妇女联合会。在晋察冀边区，1938年3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边区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各中央局、省委都成立了专门指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机构，北方局由杨尚昆、南方局由邓颖超、东南局由李坚真、陕甘宁边区由郭洪涛、山东分局由史秀云、北方分局由张瑞华、广东由张越霞、琼崖由刘秋菊、江苏由陈修良、河南由吴平、浙江由刘英、鄂豫皖由陈少敏等人担任妇女书记或部长。继各中央局、省委妇女救亡领导机构建立之后，从1939年3月至1940年夏，晋西北、晋东南、冀南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系统。
组织战地服务团体赴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几乎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其中较有影响的如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和广西南宁、玉林妇女战地工作队等等。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10月，其中大部分为女工。该团成立后，主要服务于罗卓英部，始时参加淤沪会战，后于1937年11月随军撤退至南昌、汉口，接着转战于苏、浙、赣、鄂、豫、湘等省。
1940年以后，国民党反共磨擦加重，由于服务团中有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国民党方面下允许她们在罗卓英部立足，被迫遣散。服务团员中一部分加入了新四军，一部分奔赴延安。
1937年8月，由丁玲任主任的第18集团军（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以后进入山西，在山西走遍了16个县市、60多个村庄，行程在1500公里以上。有时3大连演7场戏，越演情绪越高。只要一提服务团，老百姓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初期成立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也是名声显赫的战地服务团之一。1937年9月，服务团由湖南到达淞沪会战前线。救治了大批伤员，坚持在前线服务将近3个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抗战中，妇女们除了进行战地服务以外，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后方开展宣传鼓动和募捐钱物活动。“七·七”事变一发生，各地妇女团体就组织歌咏队、演讲团、戏剧组，采取各种形式向前线将士和后方人民宣传抗日到底的思想，坚定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上海组织的“孩子剧团”，是全国千千万万个孩子剧团之一，成“立于1937年9月。淞沪会战中，孩子剧团在市民中巡回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话剧，曾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上海失守后，孩子剧团随军撤离，一路上，除继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老剧目外，还增加了演唱《在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深得官兵和群众的赞扬。孩子剧团到达武汉后，还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接见，最后列编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一直坚持抗战宣传。
献钱献物也是广大妇女救亡的一项重要活动。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头几天，北平的妇女献了大批的钱物。山西太原的妇女捐献的金银首饰折国币达7000余元。“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何香凝率先捐献银元500元。在一天时间里，各救亡团体收到的金银玉器就有200余件。在捐献活动中，“妇慰会”的常委们积极带头，几天内购买救国公债23000余元。山东胶东地区的妇女，在抗战爆发后3个月的时间里，捐献了黄金50两，白银1万余两。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全国各地妇女募得现金1300余万元，金银首饰折款在5000万元以上。
在抗日救亡浪潮中，许多女青年和男子汉一样，积极参军参战，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部队专门设立了女军人训练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浙江绍兴妇女营、广西女学生军、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新四军教导总队第8队、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妇女干训所等。
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在八路军学兵队中的序列为第5区队，有学员120余人，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并开学，1938年2月，在日军沿同蒲铁路大举南侵时，学员们被输送到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等抗日根据地。
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1938年1月成立于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任青年军团长。女生队共有300多人，经训练后，活动在以潢川为中心的豫东南各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七八月间，日军进攻豫东南以后，女生队即随军撤离。
广西女学生军是广西学生军的一部分，有130人，1937年11月在桂林受训，12月中旬开抵武汉。
1938年2月由武汉开赴豫鄂皖前线，1939年2月以后进入大别山坚持抗日斗争。
浙江绍兴妇女营成立于1938年5月，分为宣传、武装、救护3个队。其中武装队开始时仅有17人，活动于平湖、海盐、海宁、嘉兴一带。1938年11月22日，妇女营奉命配合省自卫队偷袭日军王店据点，该营从硖石附近出发，渡过钱塘江，急行军20余公里到达王店。战斗发起后，妇女营负责火力掩护任务，战士们用步枪以集火射击压制日伪军，一直坚持了几十分钟，完成任务后安全撤离返回驻地。妇女营直接参加作战，一时成为百姓当中流传的佳话。1939年2月，周恩来在绍兴接见了妇女营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二节 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其中主要集中在察哈尔北部和绥远地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长期斗争中，蒙古族始终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中，蒙古族人民继续发扬了这一传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发展起来的。
在日军占领绥远以后，与其毗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关注着蒙古族人民的斗争。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召开了专门讨论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会议，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会后立即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深入伊克昭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为加强蒙古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以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开进伊克昭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派到绥远进行抗日斗争组织工作的党员，很快便在鄂托克、准格尔、乌审等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在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发动工作，以后又建立起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敌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时通过统战工作争取了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等上层人士共同抗日。在蒙古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并在鄂尔多斯草原建立了多支就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八路军警备第1团的活动也逐步地向桃力民、包头方向发展。
在“七·七”事变到归绥、包头沦陷期间，中共党员杨植霖和蒙古族青年高凤英等，在归绥以东膝家营子地区建立了一支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和归（绥）武（川）公路沿线。至1938年秋，游击队的兵力有200余人，以骑兵力主。这支游击队的活动，为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8年秋，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得到蒙族人民的大力支援。
至1939年春，大青山支队逐步将步兵改为骑兵，在改建骑兵的过程中，广大蒙族人民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们在牧民中掀起献马卖马热潮，很快解决了建立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问题。牧民们还不计报酬主动献技，充任义务教官，帮助战士学会养马、驯马、骑马、医马本领，在蒙族人民的协助下，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支骑兵队伍就建立起来了。除此之外，在各地区还建立了10支由蒙汉各族人民组成的地方游击队。
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物质上也给予八路军以巨大支援。据1941年绥中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武川县交公粮8万余石，军马800匹；陶林县交公粮4万余石，军马200匹；归凉县交怔款3万元，军马100匹。整个地区还征集了大批物资，折银洋约200万元，其中仅皮大衣就有4000余件，洋布100余匹。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就在1万人以上。
二、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在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组织了“陕甘宁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出版刊物，编演戏剧，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河北，文安县夏村回民在日军进攻文安时，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船只，打死打伤日军多名。冀中地区的回民群众，在抗战开始时就建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教公会”、“回民公会”等救亡组织。
1938年8月，又专门召开回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冀中回民抗战救国联合会”和各地的分会。晋察冀、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和延安，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组织。这些回民抗日救亡团体，对于动员和组织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斗争也十分活跃，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回民支队。在河北，有活动在定县、河间一带的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活动在香河一带的冀东回民支队；活动在定县的7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献县、河间一带的8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9分区回民支队；活动在武清、永清、雄县、霸县一带的10分区回民支队。上述各回民支队，总兵力达3000人。此外，在山东、华中和陕甘宁边区，也有人数不等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是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一支回民抗日队伍，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时，活动在定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第9支队，发动回族青年刘文正和白仲庆、马国忠等人，组织了两支回民抗日队伍。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200多人；白仲庆、马国忠领导的回民抗日队伍有130多人。
1938年初，河北人民自卫军主力由平汉路西返回冀中后，将活动在定县一带的回民支队加以整顿，编成河北人民自卫军干部教导队。这时，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武装发展很快，他们在河间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活动在献县一带的回民抗日武装领导人马本斋率200余名回族青年来到河间，参加刘文正的回民教导队，马本斋任队长。1938年6月，河北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由安平迁到河间，与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约300人，马本斋任总队长。
1939年7月，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兵力约200人。
从1940年春开始，日军加紧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围攻。回民支队奉命在深县以南开展抗日斗争。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30余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5月，在康庄地区运用伏击手段，一举毙俘日的军80余人。
此战受到冀中军区的表彰，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为此专门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题词。
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回民支队继续转战于清河、交河和子牙河以东等地区，常常出敌不意地给日伪军以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冀中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日军封锁的斗志。
回民支队的发展壮大及其斗争业绩，与马本斋的名字是紧密相联的。马本斋生于1901年，少时家境贫苦，四处流浪，后加入东北军，从战士升到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乡为民。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武装，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41年，马本斋指挥冀中回民支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由于他熟悉地形、民俗，善于指挥作战，常常给日军以突然打击，因而日本侵略者对他恨之人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消灭回民支队或逼迫马本斋投降。
8月4日深夜，日军从河间、献县、沙河桥、淮镇、景和等据点，出动1000亲人的兵力，突然包围马本斋家乡献县东辛庄。次日清晨，日军将全村群众驱赶到清真寺门前的草坪上，用机枪和刺刀逼着群众供出谁是马本斋的母亲。群众不供，日军就灌以辣椒水、用火烧、用刺刀挑。马本斋母亲目睹惨状，不忍乡亲们为她流血牺牲，愤然高喊：“我是马本斋的母亲！”她毫无惧色地大声质问日伪军：“你们不是想抓马本斋吗，他是我的儿子，他就在河东岸，你们怎么不到那里去抓他呢？”日军把马老太太带回河间，软硬兼施。首先让叛国分子哈少符劝马母给儿子写信，要儿子为营救母亲而投降。
马母当面痛斥哈少符是民族败类，指出他们祸国害民的罪行迟早要被人民清算。此计不成，日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许诺：“你要是写信叫马本斋来河间谈判，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复”。马老太太怒目而视，指着日军指挥官说：
“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当的，我儿子打你们是我叫他打的，叫我写信劝他投降，万万不能。马本斋就在河东，你们去找他嘛！抓我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大婆干什么？讲条件，就是让本斋不要管我，好好带着回民支队彻底消灭你们这群强盗”。马母在日军看押下进行绝食斗争，于9月7日从容就义，时年68岁。临终前，马老太太对被押在她身边的一个亲戚说：“告诉本斋，叫他好好打鬼子给我报仇，给乡亲们报仇”。
马老太太凛然殉国后，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联名致电冀中军民，电报说：
“冀中回民支队支队长马本斋同志的母亲，为敌人俘去，在胁迫利诱和凉水灌鼻等残酷严刑下，不仅拒绝为敌奸劝降自己的儿子，并表示决不屈服，而且严厉斥责敌人，终被折磨以死。在听到这个悲痛消息以后，我们认为象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当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愧死一切对抗战大业表示动摇的民族败类。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而我们八路军人中，有这样深明大义勇敢坚定的母亲，正是我们八路军的光荣。我们仅以悲愤的热忱，向马母英灵致崇敬的悼念，并向我们的马本斋同志，致以兄弟的慰问！”
日军胁迫马母劝子投降的阴谋失败后，仍不死心，继续利用汉好特务诱骗马本斋投降。马本斋坚持中华民族爱国仇敌的高尚品格，并一一识破日军的阴谋，先后将劝降的敌特哈少符、马庆来处死。马本斋失去母亲以后，继续指挥回民支队，驰骋于大清河两岸的子牙河以东地区。在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鲁豫和鲁西地区。马本斋也被提升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数年来，回民支民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日伪军3。76万余人。马本斋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冀鲁豫后方医院，葬于辛县张鲁集，终年43岁。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渤海回民大队也是抗日战争中较有影响的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1940年8月成立，1941年秋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约400人，在几年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共攻克日伪军据点20余处，歼日伪军380余人。
其他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的回族人民，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正规军，转战于抗日战争前线，洒热血于对敌搏斗的战场。有的参加了本地的抗日斗争。他们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东北和华南各地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尽管日本侵略者与伪“满洲国”傀儡实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2年初，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就用长矛、大刀、火枪与侵略者展开斗争。在夺取敌人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以后，在长白山南麓建立了游击基地，转战于安图、抚松一带。朝鲜族人民对自己的游击队给予巨大的支持，无代价地给游击队提供粮食、布匹、衣被等物资，使游击队顺利地渡过一个又一个严冬。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放火烧毁他居往的村庄时，他与其他七八个人侥幸逃出，躲进森林里。没有吃的，就以树皮草根充讥，宁肯饿死、冻死，也不向日伪军投降。后来他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从东满转战到北满，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百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9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6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朱新玉毫无惧色，愤怒揭露日军蹂躏东北人民的罪行，最后高唱《红旗歌》就义。象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抗日勇士，在朝鲜族人民中不胜枚举。
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甘共苦，从“九·一八”以来就一直坚持斗争。
1937年9月，汤源县格金河各族人民为声援关内抗战，组织了数千人举行抗日反满（洲国）大暴动。参加暴动的群众割断了汤源县城至莲江口、鹤岗之间的电话线，砍倒电杆、破坏桥梁，逼使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
在东北满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也发生过多次反对“满洲国”的斗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有许多满族战士，他们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一条山脉转战到另一条山脉，从一个村庄战斗到另一个村庄。他们的斗争，有效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在全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十分活跃。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以后，在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据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达成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广东省第14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在琼山、文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独立队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部队迅速由改编时3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战争也扩展到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最后向五指山发展。聚居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达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聚居在广西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各少数民族通过抗日斗争，加强了同汉族人民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是抗日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祖国大陆就予以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1年6月，日本侵略军制造“中村事件”，《台湾新闻报》专门就此发表社论，揭露这是”武力外交”的“惯用手段”，提醒全国人民“军阀勃勃欲动”，“国民而深警醒”。“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新闻报》从9月26日开始，连续报道事变的真相，向台湾人民传递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进一步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与高山族同胞联合起来，坚持抗日斗争。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
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暴动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由于当时台湾所处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上述斗争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但它却充分表现了台湾同胞的民族精神和斗争意志。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怔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有的被强怔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出其不意的伏击。
在岛内的台湾同胞开展多种形式抗日斗争的同时，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台胞也积极行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行列。
1937年8月，厦门的台籍同胞首先组织了“抗日复土总联盟会”，接着，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台湾革命党”和“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
1939年，上海台胞进一步联合，组织了“台湾革命党”。
1939年春，在大陆日军占领区的台湾同胞，秘密组织了“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闽台协会”等组织。1940年3月，台湾同胞部分抗日组织派代表共同组成“台湾革命同盟”。该盟先后在闽南、浙东分设“南方执行部”和“北方执行部”，创办《新台湾》和《台湾民声报》等刊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初，“南方”“北方”两个执行部先后撤销，成立南方、福建、直属第1区、直属广州区、直属汕头区以及厦门、曲江、上海等8个分会，形成了遍及半个中国的台湾民众抗日团体。
台湾革命同盟还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台湾抗日义勇队”，这个武装组织是1938年建立的，人数最多时达300亲人，分为3个队，活动在浙江沿海一带，1942年转移至福建，在龙岩设立指挥部。义勇队成立以后，经常进行对日军的骚扰活动。
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厦门举行霸占台湾47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一天，义勇队深夜出动，向日军设在厦门的“兴亚院”投掷数枚炸弹，同时在全市广为散发抗日传单，引起日军的震动。6月30日，义勇队以炸药炸毁厦门虎头山日军油库，再次显示了力量。7月1日，日军举行庆祝厦门市伪政府成立3周年活动，义勇队在会场上向参加庆祝会的日军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日伪军数十人。义勇队的骚扰活动大大鼓舞了厦门人民的斗志。义勇队除以军事活动对日军进行骚扰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福建、浙江等地建立制药厂，制造了大批药品支援前线。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虽然未能大规模发展，但他们的斗争行动，起到了大陆人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效地配合了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均得到港、澳同胞的全力支持。未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于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三节 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一、华侨社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世界各地的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祖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有力的声援。全国抗战开始后，祖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给华侨社会以极大的鼓舞，使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向更有组织、更大规模、更讲实效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马来亚新加坡，当华侨们获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各华侨团体的领导人立即行动起来，互相联络，共商救国大计。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在“七·七”事变后立即进见陈嘉庚，商请由陈嘉庚出面组织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工作。陈嘉庚毅然应允，并积极活动。经过串联和协商，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接着，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经过联络协商，成立了“华侨筹赈会”。
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下，该地区华侨筹赈祖国抗战的工作普遍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在陈嘉庚的倡议下，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陈嘉庚亲自任通讯处主任。
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38年，菲律宾华侨援助前敌委员会和印尼侨领庄西言，先后致电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统一组织南洋各地华侨团体的筹赈工作，以更好地发挥华侨的整体力量。陈嘉庚十分赞同这一建议，在争得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参与下，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召开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侯西反、李铁民等华侨知名人士参加了常务委员会，由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缅甸，1937年8月1日，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9月间，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同时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旅居美洲的华侨在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授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
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动员》、《救亡》、《呼声》、《蹶起》、《铁血》等；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等；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
众多的华侨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四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嫌不够，报馆的职工还加班加点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在越南出版的《国民日报》，过去只在出版地南析销售，“七·七”事变后，由于大部分版面刊登祖国抗日的消息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销售范围迅速扩大到河内、金边、万象、曼谷等地。《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有时甚至以全部版面刊登侨胞捐输的消息，极大地推动了侨胞筹赈活动的开展。
在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得许多侨报争相仿效，纷纷向国内聘请编辑人员。如《汇总报》聘请乔木（乔冠华）、郑森岛等，此举曾一度惊动了英国殖民当局，竟误以为“乔木”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政论家“乔木”（胡乔木）而不许入境。《星洲日报》聘请了俞颂华等。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华侨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在南洋，华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因而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成效显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南洋各地华侨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在马来亚，各地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索运动”，其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在“救国连索运动”中，每逢有日本船只到达马来亚摈榔屿等港口时，抵制日货的组织都派人查验，如有日货则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阻滞。平时组织锄好团四出巡查，检查各商店、摊贩有无出售日货者，一经发现日货，即进行规劝教育，对屡查屡有者，则进行处罚。在泰国，各华侨商家议定，宁可没有利润，也不出售日货。过去以购销日货为主的商家，一律改国货或欧美货。工作在码头、车站的侨工，也都自动组织起来，火车、轮船一到，立即上前盘查，如有日货，就组织力量暗中破坏。在缅甸，1937年10月10日，各华侨团体组织了抵制日货大游行。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也此起彼伏，使日本货成为过街老鼠。各地华侨的行动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
战前，日本渔船在海上捕鱼后都在新加坡上岸销售，战争爆发后，渔船往往不能靠岸，经营渔货的日本商店不是无货就是无人购货，许多渔店被迫关门。
战前，新加坡每月从日本输入约为400万元叻币，战争爆发后的月输入仅为100万元。据马来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马方输入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数字的锐减说明，在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本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等款形式。“特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力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台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市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市汽车运输商陈林将一天营业所得悉数捐给了募捐队。该城的光华照相馆专门发售“七·七”留影的纪念券，将所得收入全部交给募捐组织。巴达维亚华侨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将全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全市华侨还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除了特别捐、献金等形式之外，各地华侨还成立了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2。5亿元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爱国侨领陈嘉庚不仅为组织华侨筹赈祖国的机构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抗战开始他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接着又在当地认捐“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李清泉，印尼侨领、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南侨总会常委侯西反，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等，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爱国巨商胡文虎，一次就认购救国公债20万美元，还捐赠200万元国币供建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和烈士遗孤教养院之用，1938年9月，又将存于国内银行的200万元巨款全部认购救国公债。
侨汇和投资也是华侨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尽管国内战事频繁，形势极不稳定，但侨汇和华侨回国投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仍逐年增加。据国民政府统计，抗战开始后，1937年的侨汇为4。27亿元（国币，下同），1938年为6。44亿元，1939年为12。7亿元，1940年为13。2亿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南洋和香港均被日军占领，并对中国的侨汇实行封锁，因而南洋地区的侨汇骤减。但美洲的侨汇仍维持较高水平。每年达到7000至8000万美元。抗战爆发后，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踊跃，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可以生产90多种成药提供前线使用。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大大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马来亚华侨向广西运去新式机器，并投资1000万元帮助改造和扩大广西锡矿。
海外华侨的捐献、购债、侨汇、投资，对祖国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及侨汇即达13亿元。此外，华侨还捐赠了大量物资。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同时多是根据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的。到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药品在1000“单位”[每“单位”药品共50余种，可供容纳500名伤兵的后方医院1个月之用。]以上。这些药品对于救治抗战中的伤病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
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1937年10月，庄西言、柯全寿、许启兴等人发起组织救护队。当招募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达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以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队回国。华侨组织的回国服务团体，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给祖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爪哇华侨救护队和吧城华侨救护队，成立于1937年10月，是回国较早的华侨救护队之一。爪哇华侨救护队在祖国缺医少药的关键时刻，携带了大量抗日战场上急需的金鸡纳霜（奎宁）等药品回到祖国，并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救治伤员。被前线伤病员称为及时雨救护队。吧城救护队随队带回9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于1938年6月到达武汉，并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场救护工作。以后又转战于长沙、桂林等地，在长沙会战中救治了大量伤员。
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成立于1939年初，团长王西雅，政治指导员沈尔七，全团23人，主要由学生、工人、店员等组成。
1939年5月，该团带着华侨捐赠的大批药品、100多面锦旗和一付铜管乐器，从马尼拉出发，途经香港取道越南从广西入境，于6月中旬到达桂林。
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经湘、粤、赣等省于8月初到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尔后分别到1、第3团和第3支队开展宣传慰问工作。在完成宣传慰问任务后，团员们纷纷要求直接参加战场的作战。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新四军教导总队为他们举办了集训班，经集训后，大部分人分配到新四军各部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其中沈尔七、唐其忠、陈洛恨等人先后光荣牺牲。
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成立于1939年1月（简称东团），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该团成立后，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在东团下又先后设立了吉隆坡队、两才队、文森队、加影队等12个队。
1939年夏天，东团带着巨款和五六十担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地区的战地服务工作。
广州失陷后，旅居南洋的琼崖华侨，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召开了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和“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下分香港团（团长范世儒）、赵南团（团长符克）、星洲团（团长陈琴）、泰国团等。全团共276人。在1939年至1940年间，该团先后在文昌、琼山、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开设医疗所，为当地军民服务。在战斗中，他们曾经救治过一名被日军刺了18刀的年轻妇女，被群众称为“神医”。
有一次，日军飞机轰炸琼山县甲子圩，炸伤数十人，但经琼团医护队抢救，无一人死亡。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不仅以人力和技术支援琼崖抗战，而且不断地从海外运回医疗器材，帮助冯白驹领导的抗臼游击队建立野战医院。
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支援中国抗战的海上国际交通大部被遮断，西甫边镜上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沿途翻越滇西的横断山脉，道路崎岖险峻，气象变化无常。保证这样一条公路运输的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当时国内人材奇缺，无法满足滇缅公路运输的需要。
华侨领袖陈嘉庚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者达数千人。最后，南侨总会批准了3200人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上的工作非常艰苦，除了随时有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外，还要过“三关”：
第一是“疟疾关”，滇缅公路通过疟疾流行区，许多侨工一到就染上此病，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不愈。每隔一面天或两三天发烧发冷一次，有时行车至半途病发，只能在路旁的草窝里躺着，等待发热发冷过后才能继续开车。
第二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许多路段山高坡陡，通过悬崖峭壁，特别是三台山一段，终年雨雾笼罩，路的一边是看不见底的深谷，由于潮湿多雨，路面特滑，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翻入深谷之中，非经过多次来回适应是不敢在这样的路段上开车的。
第三是“雨季关”，每年雨季，终日大雨不停，能见度极差，加之山洪暴发，滑坡经常发生，随时都有被山洪和滑坡吞没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行车修路，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人献身。但广大侨工毫不顾及自己，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除了滇缅公路上的侨工以外，其他服务于各个战场上的侨工也都一样努力地为祖国服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的力量薄弱，广大华侨为了加强祖国空军，不仅大批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而且辽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华侨青年加以培训，输送回国驾机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举办的航校，共培训了飞行员和技师70余人。美国的其他地方和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到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
1937年8月14日，日军工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泮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一起驾机迎战，以3比0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3架敌机围攻，当他弹药耗尽，不能再向敌机攻击时，毅然驾机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其他归侨飞行员的战绩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据广东省的统计，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主安地区，和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就有50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主1000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200乡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人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侨女青年李林，1940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被誉为女英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四节 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一、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在国际上首先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是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各阶层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
在欧洲，1937年8月，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援助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呼吁书，号召英国工人阶级大力开展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的活动。英国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表示铁路工人将尽一切努力抑制政府将工业原料输往日本。英共主席波立特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抗战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应当为帮助中国取得胜利作出贡献。英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
仅在1937年10月底的一周内就将1800码[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0。9l44米。]消毒纱布，1224磅棉毛织品和大批绷带运交宋美龄。此外，一些社会团体还开展各种募捐义卖活动筹集资金。
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援中国。法国的“法中之友社”1937年11月13日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
12月22日，又召开反日大会，邀请吴玉章等人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通过了援助中国反侵略的决议，并致电蒋了石，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西班牙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也向国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加强反帝斗争和援助中国的宣传，并以抵制日货、拒绝装运输往日本的武器等手段，制裁日本法西斯。拥有1900万会员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于193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国联制裁日本和发动会已国援助中国。
1939年9月，该会又在苏黎世开会，通过了中国代表朱学范提出的《加紧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援中国，其中仅募捐一项，就筹得556万法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90多万会员的国际运输总工会，于1938年在卢森堡召开了有34个国家（地区）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各国代表共同提出的援华制日提案，决定国际运输工会的会员工人停止为日本装运军火、汽油等战略物资。
在美洲，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于1937年7月29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应当得到美国人民各种形式的尽可能援助”。美共还号召美国工人阶级“停止给日本运送一切军火”。美国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于1937年10月28日通过一项抵制日货的决议，决定“会员的家庭下购日货”。全美学生会于同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了有5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援华反日大会，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穿戴的日本丝袜、围巾烧毁。在中国驻美机构和美方有关机构的组织、推动下，美国各阶层人士和民众筹赈中国的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共筹得美金1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
1941年5月18日，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美国各地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的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踊跃参加。
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朝鲜人民，除了在国内坚持斗争外，大批爱国者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结合参加抗日斗争。金日成等朝鲜爱国者，率先在中国东北组织了以朝鲜人为主体的游击队，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为朝鲜的独立解放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对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可贵的帮助。1938年至1940年，朝鲜爱国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下，于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来到延安的朝鲜志士，建立了“朝鲜义勇军”，他们都参加了中国抗战。在中国抗战期间，越南人民和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中国抗战，胡志明来到中国，并参加了八路军，辗转于延安、重庆、昆明、桂林之间，在领导越南革命的同时帮助中国抗战。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人民，与侨居在这些地区的华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述许多地区的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与中国人民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国家，但日本人民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多次公开揭露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表示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即冈野进）等，曾在延安工作，建立了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直接帮助中国抗战。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他田幸子，以及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延安或重庆，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侵略军的官兵中，许多人被俘后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翻然悔悟，加入反日本法西斯的行列，建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在“觉醒联盟”、“反战同盟”和其他日本人进步团体的领导和推动下，反战的在华日本人以多种形式对日本的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有的日本士兵被俘后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二、白求恩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印度授华医疗队1938年初，正当中国抗战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托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组织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战。
白求恩，1890年生干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
1936年曾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白求恩接受委托后，率领医疗队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医疗队由八路军驻地陕北的清涧出发，到达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第120 师重伤员收容所。在这里，自求恩对重伤员进行检查和处理后，继续深入根据地，于6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在五台金刚库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接见。白求恩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白求恩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十分感人。
1938年5月，白求恩由清涧到神木县贺家川时，行程300多公里，历时12天。行前，白求恩自己借来木工工具，亲自动手制作了驮运医疗器械的木箱子。经过12天行程到达贺家川以后，一小时也没有休息，就先查看了每个伤病员。吃过晚饭，白求恩又立即提着手电筒进行第二次查房，对每一个伤病员的伤势及生活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查完房以后，又立即将自己带来的30多件毛毯、床单、鞋、袜等，一一分发给急需的伤员。第二天一早，白求恩又检查手术室，发现房顶没有天花板，手术时灰尘会落到伤口上，便立即组织医务人员缝制一个手术帐蓬，接着便是做一整天手术。由于白求恩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使许多伤病员得到及时治疗而挽回了生命。白求恩到了晋察冀边区以后，与在贺家川一样，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就去松岩口研究模范医院的计划，后来，白求恩又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极其危险的冀中平原为八路军救治伤员。白求恩被任命力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顾问以后，想方设法举办卫生训练班，为根据地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医疗卫生骨干。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为一名头部患蜂窝质炎的伤员手术时，在掏取碎骨的过程中左手中指被划破，感染上致命的病毒，未及处理又立即参加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在参加这次战斗中，白求恩虽感不适，但为了抢救战士的生命，他默默地坚持着。战斗结束后，当人们用担架将他抬到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时，病情已极端恶化。这时白求恩已预感到自己的病难于救治，便抢在昏迷之前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交侍自己的希望和未及办完的事情。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
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患病者。
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士[《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逝世。白求恩逝世的消息使聂荣臻以及接受过他治疗或者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不泪下。晋察冀边区政府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河北唐县军城村修建了白求恩墓。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白求恩的高尚精神，称颂他是一个“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外国人。
白求恩逝世后，为了发扬白求恩精神，1939年12月1日，八路军总部颁布命令，将八路军设在延安的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仅是白求恩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战争的象征。在这个医院里，除了中国医护人员以外，还有一批援助中国抗战的著名的外国专家和医务人员。如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国名马海德）。印度医生D·s·柯棣尼斯（Kotnis）、M·M·爱德尔（Atar）、B·K·巴苏（Basu）、德国医生汉斯·米勒（Hans Mueller）、朝鲜医生方禹镛、澳大利亚医生富莱（Richard Frey），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部医生保尔舍克（Borcic）等。这些外国专家和医护人员，舍弃自己在国内的和平生活，到中国最艰苦最危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军民一样地住窑洞，吃小米，穿草鞋，着粗布·共同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其中乔治·海德姆和柯棣尼斯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国际医院。它不仅在医务人员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支援，而且在经济、医疗器械方面，也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援。保卫中国同盟负责人宋庆龄在香港等地开展各种募捐活动，为医院筹集下一批又一批医疗器械和资金。英国朋友约翰·桑勤克诺弗特，曾慷慨地给医院捐献一辆大型救护车。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协助用飞机将一批医疗器械运到延安。在根据地人民和国际的支援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最终发展成为拥有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共1。18万张病床的医疗网。
与白求恩一样在中国竭诚地力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该医疗队是印度国民大会组织和派遣的。成员有队长M·M·爱德尔，队员M·R·卓克尔、D·S 柯谏尼斯、B·K·巴苏、D·木克吉等5人。医疗队于1938年9月17日到达广州，29日到达武汉，由于武汉失守，11月21日撤至重庆。在重庆经过多方交涉和几番周折，最后才获准去延安。在由重庆赴延安之前，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谭文山应五位印度医生之请，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尔称安德华；卓克尔称卓凯华；柯棣尼斯称可棣华；巴苏称巴思华；木克吉称慕客华。[他们当中有的名字后来在报刊上写成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并一直习惯地沿用着。]
1939年2月12日，医疗队到达延安，14日受到毛泽东、王明的接见。3月18日，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被派到八路军军医院任外科主治医生。卓凯华被分配到卫校任教师。以后，印度医疗队又先后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
他们在中国期间，积极工作，细心诊治伤员，以最大的热忱帮助进行护士教育和由医院代训的学员临床教学。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还会同延安的名医为周恩来会诊治疗骨折的右时，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医疗队的5人当中，巴苏华和柯棣华在华工作时间最长。
巴苏华，1911年生，印度共产党员，1938年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同年9月来到中国，1939年3月至10月，在八路军军医院外科任主治医生，同年11月与爱德华、柯棣华一起，先后到晋东南、晋察冀前线作救护工作，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回到延安后，除继续服务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并在朱德任主席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负责编辑《中国报道》杂志。
1943年6月回国。1985年卒于印度。
柯棣华，1910年生，1938年印度医科大学毕业，志愿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柯棣华具有极为高尚的国际主义品质，在他离开印度到达重庆的时候，接到父亲在国内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劝他回去料理后事，他含泪谢绝说：“我们到中国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柯棣华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医院工作。这里虽然环境艰苦，比起被日军四面包围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还是安全舒适一些。可是柯棣华在医院工作不足半年，就提出要到抗日根据地的前线去。经毛泽东的慎重考虑和批准，柯棣华与爱德华、巴苏华离开延安，先到晋东南，后到晋察冀。在晋察冀，他们参加了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柯棣华连续工作13于，接收800多名伤员，力585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最紧张的时刻，柯棣华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柯棣华在担任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期间，在医疗药品的供应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上都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力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他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家。”按照印度政府的规定，援华医疗队每年轮换一次。到1940年9月，柯棣华和巴苏华在华服务已届两年，印度政府多次催促他们回国，毛泽东也电促他们取道延安返印。但柯棣华却不肯离开。他热爱中国，憎恨日本法西斯，把能在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看成是自己最大的愉快。在他来华一年半的短时间里，就学会了中文。在敌后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1942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心甘情愿地在中国当一名普通的反法西斯战士。
柯棣华的身体历来不甚健壮。他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到敌后战场以后，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癫痫病越发严重。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多次劝他返回延安然后回国治疗，他却拒绝说：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要还活着，就一不能离开伤病员。”由于顽固的癫痫病频繁发作，抢救无效，柯棣华于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年仅32岁。对柯棣华的逝世，抗日根据地军民万分悲痛。各地军民都为柯棣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毛泽东专门送了亲笔书写的挽词。挽词写道：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三、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是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申明两国均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规定“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05页。]
日本侵略者向华北华中发动大规模进攻，美、英等国采取“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也是一个打击。《中苏互下侵犯条约》签订后，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政府总数为5000万美元贷款，以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年息3％，中国政府以茶叶、皮革、兽毛、锡、锌、钨、棉花、桐油、药材和红铜等偿还。1938年7月1日，中苏代表又商定年息3％的第二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分5年偿还。1939年6月13日，中苏代表再次商定年息与前两次相同的第三笔1。5亿美元的贷款，分10年偿还。1940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总数为2亿美元的两笔贷款。[〔苏〕安·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8页。]
苏联除了以贷款的形式援助国民政府抗战以外，还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用物资。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在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战的5年里，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0000余挺，汽车1000余辆。
苏联除了以军用物资援助中国以外，还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的训练，并且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0多人，他们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的空战，还多次出动轰炸机轰炸日军的机场、车站、港口、仓库、舰船等军事目标。据统计，苏联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即击落日军飞机100余架，炸沉日本舰船70余艘。在作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多人在中国牺牲。
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主要直接援助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几乎没有直接援助。如果敌后战场也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四、美、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美国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政策，不仅对中国的抗战没有提供必要的援助，相反，在客观上鼓励了日本的侵略。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才逐渐发生变化。
1938年，国民政府派胡适使美，经过反复交涉，中美两国订立了桐油贷款协定，获得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达成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衡资金借款（5000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
1940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承认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乓工厂的责任，这才打通了中国直接在美国购买军火的渠道。然而，中国自广州夫守以后，海上国际交通大部断绝，单纯依靠滇缅公路运输不敷需要，购得军火也只能少量运入，美国方面也常以运输问题为借口拖延供货时间，因而中国实际得到的军火与需要的距离仍然很大。
英、法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较苏、美等国少，战争开始时，由于英、法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因而对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响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未取得一致认识。1938年底，在美国给中国第一笔贷款后，英国先后给中国商业信用贷款及外汇平准基金等贷款共约1000余万英镑。法国亦给中国贷款1。8亿法郎。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一节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地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能够长期坚持极端艰苦的敌后抗战并使自己日益发展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了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
一、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辟和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项重大决策。在敌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也随之流亡或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实际上除少数仍坚持抗日外，大部分是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则变为汉好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10月16日，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
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指出：作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23～424页。]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首先是从建立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开始的。
随着国民党旧政权的分崩离析，华北、华中敌后许多地区一度陷入极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为了动员、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以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各种形式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团体，如晋东北、晋西北各县和察、绥两省以及冀西的某些县份，成立了“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冀中各县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冀南地区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苏南地区成立了镇（江）句（容）溧（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以及江（宁）当（涂）句（容）溧（水）四县抗战总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抗战初期为适应战争环境而成立的，它们一时成为战时动员、组织、武装群众和维持地方秩序的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者代替已经撤退或瓦解的国民党旧政权，或者排除被摧毁的敌伪政权，而在当地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以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合理负担等政策，实际上成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渡性组织。这些组织的建立，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抗战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们还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有效地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因此，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已成为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任务。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各地方组织与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紧密配合，积极进行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
在晋察冀边区，各县政府除晋东北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兼五台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外，其余原国民党政府官员全部逃散。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领导成立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各县成立了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团体，同时以山西第1行政区主任来劲文和动委会的名义，向各县委派县长，建立了39个具政府（含冀中己开辟地区）。为了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抗日政府，支援八路军抗战，保卫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经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1938年1月31日，正式批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任命了各委员。边区政府的成立，宣告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这对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其他敌后根据地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边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取消半政权性质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由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委任县长。在县以下，设立区、村（镇）公所。3月初，晋察冀边区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代表大会同时在阜平召开，分别选举产生了各自的领导机关。到3月底，边区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一类的组织全部结束，政权和群众团体分开，各自建立起独立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系统。抗日民主政权自上而下建立起来。
在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基层政权的统一和最高政权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在晋东南，实际由中共领导的牺盟会有较大的力量。牺盟会作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组织形式，在山西抗战危急的关头，经过阎锡山同意，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发展新军（抗敌决死队），接收和改造各地政权，建立“牺盟县政府”（又称抗日县政府）。对县以下的村长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法，逐步撤换旧村长，由共产党员或抗日积极分子担任。到1939年初，晋东南的基层政权大部分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县政权，普遍成立了行政会议，吸收各界代表参加，扩大政权的民主性，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为民选政府准备了条件。晋东南各县政府由山西省第3、第5专员公署领导，戎伍胜和薄一波分任公署专员。冀西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根据地创建的同时。由中共地方组织和由杨秀峰主持的统一战线组织“冀西民训处”共同建立的。
1938年9月成立冀西专署，统一领导冀西10个县政府。豫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修武县抗日政权是在原国民党政权瓦解，中共豫北特委派人和当地抗日爱国人士协商后于1938年4月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建立起来的，并获得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批准。涉县则是由中共涉县县委派出工作队，由点到面，逐步改造旧村政权后，才建立起抗日县政府的。
冀南地区，在八路军部队东进驱除日伪军、摧毁敌伪政权和组织、恢复社会秩序后，中共冀鲁豫省委组织各阶层民众成立冀有及各县动委会，担负起抗日政权的职能，然后成立各群众抗日团体，选举县长，建立县以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2月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统战性的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8月，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1939年9月冀南行政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冀南行政委员会，组成了冀南最高行政机关。
1940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的决议，为统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山西第3、第5行政专员公署经过协议，建立了“冀南、大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作为过渡性质的全区统一政权组织。“冀太联办”的成立，标志着晋冀豫边区政权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
在山东各地，从1938年春开始，蓬莱、黄县、掖县首先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7月，中共山东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迅速建立与恢复各县、区、乡、村政权。9月后，冀鲁边成立了津南、鲁北两个专员公署和15个抗日民主县政府，鲁西北建立了6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其他地区，有的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有的建立了类似县政权的“办事处”机构。但是，在根据地迅速发展中，政权建立工作进展缓慢。
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发出指示，认为山东“过去没有利用良机大量的普遍的争取政权”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今后除自上而下争取政权外，还应自下而上争取政权，决不应放松争取县、区、乡政权的一切机会。此后，山东各级党组织加快了政权建设的工作。至1940年，全省已建立350个区级政权，70余个县政权，10余个专区级政权和2个行政公署。
1940年7月山东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后者行使省政府职权。
在晋绥边地区，初期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大多数地区中共是以牺盟会、动委会的名义开展工作的，中共以牺盟会的名义派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为县长，通过动委会也掌握了一批政权。
1940年1月15日，在兴县召开晋西北各界代表大会，2月1日，正式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统一领导晋西北、大青山两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
在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由于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认识不足，未能独立自主地在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多数地区只成立了“抗敌自卫会”，“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统战机构。后来，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华中敌后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凡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伯出任定远县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界代表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已民主县政府。至年底，华中敌后己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亦即华中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己有1/3建立了新型的抗日民主政府。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立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光辉著作，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2月10日，中其中央在给八路军、新四军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批示中，重申了执行2月1日决定的重要性，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将华北、华中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41页。]
还提出政权人员分配，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应各占1/3。并对选举政策、施政方针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和政策，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主政治的榜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陕甘宁边区在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被誉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加强了抗臼民主政权的建设。晋察冀边区于1940年进行了普选运动，选民占公民的70％以上，中心地区（如平山、灵寿等县）达90％以上，民主选举产生了由边区到村级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颁布了20条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和任务、人民群众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具体政策都作了明确规定，使根据地的施政工作有章可循。晋冀豫、冀鲁豫边区从1938年间至1939年夏，由初步民选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8月成立“冀太联办”之后，实行普选，建立各级政权，并制定了各种施政条例，使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走上轨道。晋绥根据地于1940年2月1日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后，颁布了施政纲领，接着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在山东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开始大力开展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内的经济，是以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加之战前连年军阀混战，天灾频繁，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衰落的状态，人民的生活异常困难。同时，根据地不仅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之中，而且经常直接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摧残，农田被破坏，房屋被烧毁，耕牛、农具、粮食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抢走，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在这样的地区建文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抗战的坚强堡垒，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培养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以保障战争供应，改善人民生活，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据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大力进行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一）发展生产事业
发展生产，以农为主，重视多种经济，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方针。农业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生产事业。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首先是发展农业。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制定了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等政策，以调动广大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示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1940年2月，《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进一步指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指出：“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文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67页。]
减祖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调节农民与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相互利益和关系的最恰当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政策，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先后宣布实行减租减息。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先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条例规定：“地主之上地收入，不论租种伴种，一律按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并规定废除正租之外一切杂租和各种名目的高利贷。到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北岳区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仅在第1、第2、第3、第5等4个专区16个县中，总计减息32万余元，仅第2、第5两个专区就有1840余顷土地减了租，减租额12290石粮食。[黄韦文：《关于根据地减祖减息的一些材料》，《解放日报》1942年2月11日。]
冀中区大部分县和平西中心区也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各地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
1938年6月以后，在条件较好的辽县、和顺、沁县、邢台、赞皇等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借粮反霸斗争。
1940年2月1日，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和承租人的“永佃权”。此后，边区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12月15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减息2。5分。
1940年4月，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不论新欠旧债，年利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并禁止现扣租、现扣利以及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
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贯彻执行，团结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热情，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奖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是抗日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和措施。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农田锐减。在生产技术和农业投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和增加的情况下，扩大耕地面积就成为增加农业生产总量的一个主要方面。
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时就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防止新荒、开垦荒地的方针。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垦荒单行条例》，规定凡本边区内未开垦之地及已垦而连续两年来未经耕种者，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荒地论，准许人民无租耕种，土地所有权归承垦农民。在当年春耕中，边区人民就开荒约3万亩。
1939年秋，边区政府又颁发了《垦修滩荒办法》，规定先由土地所有人积极垦修土地，土地所有人不能垦修土地者，由地方政府招人垦修。1940年，边区开展“修滩运动”，边区政府为此发放300万元贷款。晋冀豫边区为鼓励开荒，决定将开荒地兔征3年公粮延长到5年，以调动农民的开荒积极性。
有的地区还规定，对为逃避合理负担故意不垦种以及逃亡将土地遗弃者，一律无条件招人开垦，地权归承垦人。对抗属和无力耕种者，则设法借款、代耕，助其开垦。在晋绥根据地还规定，开垦生荒地免征公粮3年，免征地租 5年；开垦熟荒地兔征公粮1年，免征地祖3年；而开垦河滩则免征公粮5年，免征地租5至20年。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都提出了开垦荒地的规定。
由于政府鼓励，广大农民、部队和机关人员纷纷垦荒，使根据地耕地面积逐年增加。据统计，仅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第3、第5两个专区1940年就开荒12。7万余亩；第1至第5专区的修滩总数达15。6万余亩，这些荒地的开垦，河滩的修复，使根据地的粮食生产逐年上升。
兴修水利，是农业增产的又一条重要途径。为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根据地政府都十分重视兴修农田水利。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早在1938年2月，边区政府就颁发《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后来又制定了《兴修农田水利条例》，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大搞农田水利，鼓励农民挖渠凿井，扩大灌溉面积，力争旱涝保收。各地区都大力兴修水利，1940年春，冀中区修筑堤坝30余处，长26C 余公里，疏通河道9条，长80余公里，100多万亩土地及时种上了农作物。北岳区修筑堤坝310多处，开凿渠道2000余条，打井3500余眼，使17万亩土地及时得到灌溉。
科学种田，是提高农业单产的关键所在。根据地政府积极扶植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改进农具，并改变旧的粗放式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有的根据地还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研究机构，集中科技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改良种子，研制农具，除虫灭病。
根据地政府十分注重农时，春种和秋收时减少会议，停止支差，发动各方面力量支援农业。每年春耕时节政府都调拨好种子，准备出贷款。基层政权对劳动力的组合、调拨，畜力的调配做好安排。在1940年春耕中，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要求各级政府以农救会为主，建立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还公布了贷粮贷款办法、劳动调剂法，春耕中各地组织了由56000人参加的代耕队3228个。晋察冀边区为解决农民春耕中的困难，各级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募集借贷运动，全边区共募集和借贷粮食近4万石，补充和调剂农具11万余件，募集款50余万元，基本解决粮食农具种子方面的困难，支援了农业生产。根据地政府还提倡、组织劳动互助，以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
根据地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十分注意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使农、林、牧各业都得到发展，广辟财源，提高人民生活，支持抗战。
根据地繁荣农村经济的另一途径就是把发展农业和发展手工业、家庭副业结合起来，为根据地创造更多的物资和财富，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民用军需，克服了各种因素造成的经济困难。
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虽然以农业为王，但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军用品（枪弹、医药等）和生活必需品生产自给显得十分迫切。因此，发展工业，使工业品逐渐达到自给自足，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政策，这是敌后根据地发展生产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各根据地在缺乏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在艰苦奋斗中创业，实行以手工劳动为主，木制铁制机器并用。根据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各根据地除政府办工厂外，还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发展工业。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还着重发展合作工业、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政府奖励并保护根据地内外工商业家和华侨来根据地投资发展工业，对工业给予定期免税和低利贷款。实行抗日的劳动政策，取消对资本家宫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奖励地主商人创办工业。上述政策和措施，使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敌后广大军民的需要。
（二）发展商业
发展商业，是抗日根据地整个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商业贸易“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方针，各根据地所制定的总的商业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采取统制主义，即统制对外贸易；对内贸易采取自由主义，即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总的要求是把边区不必需的货物尽量销售出去，把心需品（特别是军用品）尽量交换回来；禁止敌方奢侈品向根据地倾销，严禁粮棉资敌。为此，各根据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
第一，除特殊商品外，“绝对禁止日货入境”，如有私运入境者，一经查出，“货物没收，人以汉奸论罪。”[《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版，第355页。]
第二，执行税则，严稽走私。军火器材、电讯材料等32种货物为免税入口货物，粮食、棉花、布匹等18种货物为禁止出口货物。其他出入口货物，则视对敌我利大利小，分别课以轻重之税。对于违反政府法令，私自贩运者，一经查出，区别情节，予以罚款和治罪。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奸商的破坏、扰乱，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以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根据地的商业系统有公营、公私合营、私营和合作社商业。他们在公营商业的领导下，分工协作，各得其所，各根据地一般都先后成立了贸易局，领导商业贸易事宜，普遍设立贸易栈，并在若干重要村镇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公营及公私合营商店的业务范围主要是：采购批发及零销根据地内外各种军需民用必需品，并购集土货，办理输出业务。它们是商业贸易系统中的骨干。私营商业几乎全部为中小商人，且小商贩占绝大多数。根据地政府允许他们合法经营非违禁商品并赚取适当的利润。在不违反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根据地政府奖励私人商业，扶助中小商人繁荣市场，允许根据地内外商人和百姓在根据地内部自由贸易。私商的发展，弥补了公营商业的不足。
（三）发展合作事业
发展合作事业，是发展根据地全部经济的重要环节。合作社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它是一种群众性的协力互助的经济组织。它的集股，完全出于群众的自愿。其宗旨是：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平定物价，改善民生。由于合作社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群众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根据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发了《合作社暂行规程》，1940年边区银行发放了300万元的合作贷款，并训练了200多名干部，加强对合作社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组织的迅速发展。其北岳区在1938年仅有合作社14个，到1940年发展到合作社4120个、社员498478人，股金1018490元。
合作事业的发展，活跃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四）创办银行，巩固敌后抗战金融
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初期，货币市场十分混乱，除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等。日伪军利用伪钞强行收购和掠夺物资，搅乱金融，破坏经济。
1940年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饱，人民抗日武装生活难以维持。为了支援抗战，自力更生地发展根据地经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打击敌人的经济掠夺，并解决抗战财政供给的困难，各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并发行了货币（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般称“边币”，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统称“抗币”），统一根据地的金融事业。
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成立的银行有晋察冀边区银行、上党银号、冀南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鲁西银行等。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起，先后成立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江淮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淮南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和浙东银行等。
边币和抗币发行之初，受到伪钞和土杂钞的包围。为了开辟自己的货币阵地，占领市场，各根据地采取了“发行和巩固本币，保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的货币政策，并于1940年前后，澄清了金融市场，初步建立了本币市场。
根据地银行对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银行成立时的业务纲要均强调了本身业务是发展经济，为扶助经济而办理贷款和投资业务。各地银行都尽其所能，发放了相当数量的生产和商业贷款，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部分困难。
这对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促使本币与生产结合，稳定金融市场，增加生产，促进贸易以及巩固根据地政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加强财政建设
加强财政建设，以保障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的物质供给，支持长期抗战，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任务。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建设，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
从一切为了抗战出发，立足于自力更生，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发展生产，保障抗日部队供给，改善民生，逐步达到收支平衡。为此，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1、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
抗日根据地政府建立后，普遍宣布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对原定的捐税，除保留较合理的部分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实行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的合理负担。在开始实施合理负担办法时，是由各县动委会出面，根据抗日部队的军需任务，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有钱者”筹粮筹款。这种“县合理负担”对初期解决抗日部队的军需供给，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不是通盘的财政措施，负担面往往集中在少数“有钱者”身上，不可能保证长期抗战军政费用开支的需要。合理负担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开始步入正轨。
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了《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规定以村为基础，每年实行合理负担两次。各种负担（后来包括公粮征收）皆按村户“分数”（根据其财产、收入和消费的情况制定）而计算。这种负担办法比过去的办法更趋于合理，负担面由少数人扩大到50％左右。农村中大多数贫农、雇农负担较轻或免于负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援抗战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根据地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负担，促使了根据地小商业的活跃。
晋察冀边区的村合理负担起到了示范作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此都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合理负担的办法。抗日战争中，由于各根据地认真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使抗日经费来源保持了稳定并能逐年增加。合理负担调动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全面实行统筹统支。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形势的发展，财政收支日益浩繁。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军政民的最低需要，根据地政府陆续建立和进一步完善了财政顶决算，审计、会计、金库等财政制度：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一切部队、团体均不准向群众征粮收税，一切税收，均归政府，文金库保存；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所有军政费用概由政府筹划供给；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等等。总之，根据地的财政，立足于自力更生，精打细算，保证了抗日部队的需要和政府各项开支，有力地支援了敌后的抗战。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加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极其重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在艰苦激烈的战争环境里，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干部教育
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迫切需要培养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首先大力发展干部教育。
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开办高、中等学校及各类干部训练班，造就和培养各级各类干部。
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系统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发展起来。1938年至1940年3月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除抗大总校和华北联合大学外，军事学校系统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晋察冀军区军事学校，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冀南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山东鲁南军政干部学校和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八路军各部队还办有随营学校或教导队。党校系统除中共北方局党校外，中共晋察冀分局和中共山东分局都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区党委，如晋察冀、晋西北、冀南、晋东南（1939年12月分为太北、太南、太岳三个区党委）、鲁南、鲁西、胶东等区党委，先后办起了党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办起了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也举办了各种干部和专业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如晋察冀边区抗战建国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晋察冀边区群众干部学校、冀中抗战学院、冀中民运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晋东南民族革命干部学校、晋东南抗战学院、晋东南群众干部学校、山东省财政经济学校、筑先抗战学校等。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出大量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人经过抗战烽火的锻炼和考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建设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同时，各地区的中等学校在抗战前期亦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了一批青年军、政、民干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推广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从1940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始进行在职干部的教育，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军政素质。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为满足部队和根据地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军队系统有新四军教导队（教导总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皖东干部学校、鄂豫挺进纵队随营学校等。上述学校后分别改建、合建为抗大第四、第五分校等。新四军各支队都办有教导队或随营学校。中共各地委和县委大多办有党校或党员干部训练班，各地区也办有各种干部训练班。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军事、政治和其他各类专业干部，保证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二）群众教育
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山区或农村，文化教育也极不发达。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民族意识，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各根据地都把扫除群众中、特别是青壮年中的文盲作为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开办冬学、民校对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则成为完成上述任务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晋察冀边区，1938年就认真开展了冬学运动。《抗敌报》发表专文论述开展冬学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提出开办冬学的10条具体办法。该年，在阜平就办起冬学190多处，入学人数达7600余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了冬学识字活动。
1939年的冬学是在日军大规模的“扫荡”中进行的，冬学与抗战的政治任务相结合，形成了热烈的群众学习运动。据统计，这一年全边区冬学增至5379处，比1938年增加了1倍，参加入数由1938年的18万人增加到39万余人。各地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午后半日学校、夜校、救亡室等，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教育。晋冀豫、冀鲁豫边区，抗战前文盲约占人口总数的95～97％，经过几年的冬学运动，文盲人数逐年减少。到1940年，已办起冬学1801处，有73824人入学，占文盲总数的23。5％。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从1940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山东根据地从1939年开始利用冬学进行群众教育。
1940年，仅泰山区7个县就有14万人参加了冬学，其中有2万人识字300个以上。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成年群众（主要是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学。办学方针是“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华中——各根据地对办学都很重视。据统计，苏南常州、苏州两县1940年曾动员组织80％左右的农村青壮年参加了冬学。
对儿童进行小学义务教育是群众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各根据地创建初期，主要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小学教育的改革和提高，使小学教育普遍发展，并且出现全新的面貌。晋察冀边区，1938年初，边区政府认真进行小学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规定原有的小学一律恢复，校址被占用的一律迁出，被焚毁的另找民房或寺庙暂用，同时规定小学生一律免费。边区自编了国语课本、国难讲话等新的教材。到1939年，小学增到7000余所，小学生增至40余万人。晋冀豫边区，至1940年7月，全区32县有小学3770所，其中以晋东、太南及太岳最为发达，有些地区已超过战前水平，有近1/3的县恢复到战前水平的81～93％。晋绥边区，1940年起颁布教育政策，编印新教材，优待小学教师，使小学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当年9月底据19个县的统计，有完小26所，初小1393所，学生61938人。山东根据地，1940年召开省文化教育宣传座谈会、战地国民教育座谈会，提出了加强小学教育的建议，此后山东小学教育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华中在全国抗战前小学教育比较发达，但屡遭日伪“扫荡”摧残，学校和学生数均显著减少，但各抗日根据地对小学教育十分重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小学教育。如苏北盐城的小学很快就由200所增至700所。
总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群众教育，使各根据地的成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盲状态，提高了抗战的觉悟和生产建设的能力，使学龄儿童也能受到应有的政治、文化教育。这些都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新闻出版
在文化教育建设中，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积极创办了油印、石印和铅印的各类报纸、杂志，印刷出版了多种书籍。通过这些印刷品将国内外战况、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进行了传播。
据统计，在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大小报纸共计150种以上，杂志140种以上。其中较有影响的报刊和杂志主要有：晋察冀边区出版的《抗战报》、《边政导报》、《冀中导报》、《挺进报》、《救国报》等报纸和《战线》、《新长城》月刊、《边区建设》、《边区教育》等各类杂志；晋冀豫、冀鲁豫边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人民报》、《冀南日报》、《鲁西日报》、《中国人民报》、《战友报》等报纸和《抗战生活》、《华北妇女》、《前线》、《战场》等各类杂志；晋绥根据地出版的《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战斗报》等报纸和《人民时代》、《中国青年》（晋西版）、《青联》等各类杂志；山东根据地出版的《大众日报》、《胶东大众报》、《群众报》等报纸和《大众》、《战地妇女》、《山东群众》等各类杂志。
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治部出版了《抗敌报》、《战士园地》等，新四军各支队还有油印小报30多种。
除报刊杂志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发行都有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论著以及大量的抗战读物和文化书籍。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各类报刊、杂志，内容丰富，文字简洁，时效性强，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艰苦环境中，为坚定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和分化瓦解日伪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四）抗战文艺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也十分活跃。自1938年起，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文救”、“文协”分会及“文联”等组织，创办了许多刊物。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人民参加抗战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创作出大批反映战争现实，讴歌根据地建设、揭露敌人罪行的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抗战文艺对激励军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和瓦解敌人，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造成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长期坚持井巩固发展的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大地出现了举国抗战的形势。如何顺应民意，变革各项制度与政策以适应抗战需要，便提到了国策位置上。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一度表现出进步的倾向。
一、国民参政会的设置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就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国民党曾被迫作出决议，召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许诺，并未付诸实施。直至全国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政治才出现新的转机。坚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级目睹国势艰厄，痛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误国害民，强烈要求开放政治，实行民主，集中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57页。]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纷纷呼吁国民政府设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了战时国防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会议，并设国防参议会，邀请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抗日党派代表人物、社会名流为参议员。这个参议会没有任何职权规定，对任何议案均无决定权。与会的参议员只能坐而论道，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国防参议会容纳国内各抗日党派领导人参政议事，毕竟是抗战开始后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国民党执政以来邀集各党共商国是之先声。
国防参议会即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31日，大会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大会《宣言》指出：“为适应战时之需要计，应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并应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上以参与大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该条例凡15条，规定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的机构。置参政员总额150名（后增至200名），在年满30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或女子中，选任曾在各省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员88名；选任曾在蒙古、西藏地方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该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海外侨民居住地工作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谙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6名；选任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3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50名（后增为100名）。
国民参政员的入选，是由国民党各省市政府和党部联席会议、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候选人，由国防最高会议汇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付国民参政会资格审议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人选）审议，最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参政会的正副议长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条例》还规定，参政员任期为一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参政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0天，心要时，召开临时会议或延长其会期。休会期间，设置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以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之实施经过。[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弟113～115页。]
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1次常务会议决议，选任汪兆铭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21日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另公布国民参政员名单，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占44。5％；共产党员7人，占3。5％；青年党7人，占3。5％；国社党6人，占3％；社会民主党1人，占0。5％；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名，占0。5％；无党派89人，占44。5％。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的名额被列入“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之中。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中间党派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黄炎培、江恒源、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璜、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罗文干、陶孟和、张奚若、莫德惠、杜重远、王卓然、许德珩、张澜、陈嘉庚、邹韬奋、谭平山等。
从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和参政员的产生，可以看出：
第一，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政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参政，而只能以地区和经济、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出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28页。]
第二，国民党和追随国民党的无党派人士占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国民党参政员比其他党派参政员的总和还多几倍。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及其他进步民主人士所占比例甚少。周恩来称国民参政会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第三，国民参政员不是由民选而来，而是由国民政府选请而来，因此离民众期望的民意机关，还相去甚远。
第四，国民参政会没有决策权力，参政员虽有“听取权”、“询问权”和“建议权”（后来加了“调查权”、“审议权”），但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都必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方能有效，实际上还是由国民党最高当局裁决。正如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所说，“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代表民意发言的机关，执行之权却在政府”。[邹韬奋：《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19387。3），原载《全民抗战》1938年第1号。]
因此，国民参政会实际上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反映民意的场所，对于团结各族人民，促进抗日民主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有利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参政会首届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等7名中共参政员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的声明，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青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
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
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对国民参政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会议，他在致大会的电文中说：“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出席这次参政会的参政员共160多人。国民党及其政府官员，英、美、瑞典、法、意、比等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等1000余人到会。一些国际援华组织、华侨团体纷纷致电祝贺。会议由议长汪兆铭致开幕词。大会宣读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重庆发来的贺电及书面训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戎装佩剑，登台致词。他说：“此次国民参政会，成立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他表示“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会议先后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报告。许多参政员听了报告后，慷慨陈词，提出询问。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作了施政报告后，参政员许德珩“情绪激昂，离开座席，直趋主席台前，手指台上，痛斥豪门贵族，贪官污吏，寡廉鲜耻，误国害民，与会参政员无不为之振奋。”[《武汉文史资料》，第16辑。]
这次大会收到的提案共130余件，经过讨论、审查、修正，通过了100余个议决案。由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