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大贵族
《正说清朝十大贵族》 *************** *礼亲王代善家族 ***************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前方连奏凯歌，而后方的内宫则不时传出绯闻。据传言，努尔哈赤的儿子大贝勒代善就曾经与努尔哈赤大妃衮代有染，因此叱咤风云，为女真统一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代善，最终失去了继承其父亲汗位的机会。因为这个传言亦真亦假、虚虚实实，一直流传于一些清朝野史的书籍中，所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呢？ --------------- 礼亲王代善家族 ---------------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前方连奏凯歌，而后方的内宫则不时传出绯闻。据传言，努尔哈赤的儿子大贝勒代善就曾经与努尔哈赤大妃衮代有染，因此叱咤风云，为女真统一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代善，最终失去了继承其父亲汗位的机会。因为这个传言亦真亦假、虚虚实实，一直流传于一些清朝野史的书籍中，所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呢？后人是不得而知的，但是有一个流传在史书里的故事倒是把事情的始末说得有鼻子有眼儿，而此中也牵扯出一个重要的人物——皇太极。 衮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任大福晋，满洲富察氏，因为她是老汗王的大福晋，所以历史上又称她为衮代皇后。衮代是建州女真富察氏首领莽塞杜诸祜之女。十二岁时就嫁给努尔哈赤。因为她长得丰腴秀美，机巧多智，是一个活脱的美人儿，颇得努尔哈赤的宠爱。 传说在一个傍晚，努尔哈赤在衮代的宫中多喝了几杯酒。这对于戎马半生的努尔哈赤本来不算什么，但是因为此时老汗王年事已高，而且也一直在为考虑自己接班人的问题而大伤脑筋，所以此时的他心里也不觉升起一团愁云，他将衮代搂在怀里，便感慨地说：“朕少年漂泊，成年戎马疆场，辛苦半生，如今已成年老体弱之象。”说到这里，衮代在努尔哈赤怀中哭了起来。虽然口中说着“汗王会长寿百年”的话，但衮代也想到万一老汗王百年之后自己的际遇，因而她此时也颇有伤感之情。老汗王见此情景，安慰衮代说：“现在朕已经不比从前了，我已经老了，不过诸子之中，代善为人憨厚，万一日后我有个三长两短，我便将你们母子托付给代善，我想他一定会尽心照顾你们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努尔哈赤的这些话虽然只是简单地说说，但就这么简单一说，却惹出了日后的弥天大祸。原来衮代听了老汗王的话之后，心中炽烈地燃烧起来。因为在诸王贝勒中，她本来就很看中大贝勒代善。而且代善功劳大，地位高，将来很有可能由他继承汗位。所以自从她听了老汗王的那一番话之后，对代善就更加看重了。因此以后每逢宴会，她总是打扮得艳丽动人，在代善面前走来走去，趁人不备，眉目传情。而衮代又比代善小10岁，这样的举动，代善心弦颇有所动，不过代善只是惧父亲的威严，所以才不敢造次。 明朝末年，明廷为了消灭后金国，大批派遣军队，不过最为关键的萨尔浒一战，明军却大败而归。虽然此役后金大胜，但是身为军事家的努尔哈赤便感觉到，虽然此番战斗赢了明朝，但是毕竟他们十分强大，也许还会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所以当萨尔浒大战刚一结束，努尔哈赤便派代善赶回赫图阿拉防守，以防都城有闪失。代善一回到赫图阿拉，衮代便命御膳房做了几盒十分精巧的细点，叫来贴身侍女阿济根和代因扎准备给大贝勒代善送去。但因为在老汗王爷诸多王公贝勒出征的这几天中，衮代一直坐立不稳，心猿意马，恨不得扎到代善怀中。按捺不住的衮代立刻打扮了一番，对代因扎说：“我实在惦念汗王，你领我去大贝勒府，我亲自问问汗王的消息。”以此为借口，准备亲自前往大贝勒府见代善。王宫与大贝勒府相去不远，一会儿就到了。代因扎叫开大门，进去禀报。代善听说王妃驾到，赶紧迎了出去，施礼请安。衮代则笑盈盈地说：“免了吧。”随身走进书房。据事后侍者揭发说，那天晚间衮代就在代善的书房里过了夜…… 又有一天，在天色将晚之时，衮代命贴身侍女代因扎以送点心为名，过去给代善送了一张纸条，纸条之上只写了五个字——今夜来宫中。代因扎刚出大贝勒府，猛然迎头撞上了一人，代因扎此时吓得心中乱跳，不想此人正是皇太极。 此人为什么是皇太极呢？原来皇太极刚从前线回来，恰巧路过大贝勒府，看见代因扎慌慌张张的样子，觉得可疑。于是把她叫住问她夜晚到这里做什么？代因扎吞吞吐吐欲说难言。皇太极“唰”地抽出宝剑，厉声喝道：“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代因扎才哆哆嗦嗦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皇子们中间传开。他们纷纷到汗父那里去告状，众口一词说，大贝勒代善不仅与衮代有染，而且他还轻信继母之言，虐待前妻之子硕托，还要杀害他，这叫为父不仁。反正只要能从代善的手里把太子之位夺过来，似乎什么恶事代善都有份。努尔哈赤不想把事情闹大，丢了自己的面子。他派额尔德尼简单地查了一下之后，草草地免去代善的太子之位，并以贪财误事为由，把衮代打入了冷宫。 以上不过是一个传说，稍懂历史的人就会知道，清朝在没有入关之前，也就是后金时期，根本没有太子一说，而此时的努尔哈赤也正值壮年，更不会那么早地就定下自己的继承人，虽然后人通过史料分析，努尔哈赤确实在某一时期内有想立代善为继承人的想法，但是也因为连年的征战和自己身体一直很健康而没有最后确定。另外衮代即便给代善写了纸条，也绝不会写的是五个汉字，因为入关前满人里面会汉字的基本没有，他们都操着一口满语，而写的则是满文，因此绝对不会出现宫廷之中书信秘函用汉字书写的可能。因此断定这个传说是假的，所以传说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切末当真！但是历史上的代善又是如何的一个人呢？是否真的那么窝囊，连被诬陷甚至栽赃，都不会给自己辩驳呢。毕竟在清以前生于帝王家无论男女聪明者少之又少，难不成这位贝勒也是如此？那您就错了，历史上的代善可以说是清初的一位风云人物，带兵打仗勇冠三军！更被他父亲，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军事家努尔哈赤赐予了“古英巴图鲁”的头衔！ // --------------- 大清开国第一亲王(1) --------------- 爱新觉罗·代善，生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是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与兄长褚英，均为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所生，十四五岁时便被其父亲封为贝勒。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主策穆特赫来到赫图阿拉拜谒努尔哈赤，策穆特赫对努尔哈赤说：“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乌拉国主布占泰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在自身壮大并着手统一女真期间，所以不由分说就派遣三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与大臣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领兵三千，往斐优城，迎接策穆特赫部众归附。他们到达斐优城后，先后收编四周屯寨约五百户。三位贝勒令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三百护送先行。不料此时乌拉部贝勒布占泰得到了消息，想借助这机会一举消灭努尔哈赤手下的几员得力干将，所以命令博克多贝勒领兵一万余，潜伏在图门江右岸的乌碣崖一带，在三月十九日，突然冲出，拦路截杀建州部众人。扈尔汉一面让护送的五百户斐优城女真在山上树栅扎营，遣兵一百卫守，自己率兵二百与敌军列营相持，一面派人将乌拉拦劫之事回报三位贝勒。第二天，三位贝勒领军赶到，此时三人面对大军突袭的严重威胁临危不惧，褚英、代善对着全体官兵，策马愤怒说：“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泰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泰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 这一番话言语虽然不多，但却大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对鼓舞士气有很大作用。当时建州军队只有三千，而乌拉部的军队则多达万余，而且是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双方实力对比相当悬殊，建州兵丁能否冲破敌军包围安全返家，已是一大难题，要想打败对方，更是谈何容易。褚英、代善的话无疑起了很大的鼓舞，建州兵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代善与兄长褚英乘机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此时的代善不过才十九岁而已，和现在的十九岁的孩子比，真可谓是一位大英雄。当他们回师以后，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了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遂赐与“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努尔哈赤的长子诸英，因为心胸狭隘，经常虐待自己的兄弟子侄，还蔑视汗王重用的几位大臣，更不可叫人容忍地在背后诅咒努尔哈赤，并阴谋叛乱，于是在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被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额亦都、费英东等五大臣，联名向努尔哈赤告状，努尔哈赤十分气愤，革掉褚英的嗣子身份，罢其执政（三年后处死）。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听说乌拉部贝勒布占泰欲囚禁他所娶努尔哈赤的两个女儿，又要娶取努尔哈赤先前已聘的叶赫布斋贝勒之女，因此努尔哈赤大怒，亲自统兵三万，进攻乌拉，并旗开得胜，一路连取逊扎塔、郭多、鄂谟三城。而布占泰也亲自率兵三万，越过富尔哈城迎敌，准备和努尔哈赤大战一场。当时诸多贝勒、大臣都欲与乌拉部决一死战，身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努尔哈赤则拒绝了他们，他说：“岂有伐大国能遽使之无孑遗乎？”（哪有两个大国之间相互进行战争，而其中一方毫发无损的道理？类似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乌拉是与己“同等之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的大树，只能一点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应先取各城寨，然后才能攻其首都。此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时间不等人，四个月以前进攻乌拉时，就是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拒绝了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攻其都城的建议，只俘获了为数不多的俘虏就退兵了。这次如果又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拖延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这也印证了汉人的一句老成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听计从，决定之事很难再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而行之人，可是不进攻，贻误了战机，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正在这紧要关头，代善挺身而出，冒险率众将奏请进攻。《满洲实录》卷二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因其为满文原始档案，所以可信度非常高，实录记载：太祖子古英巴图鲁、侄阿敏及费英东、何和里额驸、达尔汉辖、额亦都、硕翁科罗等奋然曰：“初恐布占泰不出城，尚议设计赚之，今彼兵既出，舍此不战，兴兵何为？厉兵秣马何用？布占泰倘娶叶赫女，其耻辱当何如，后虽征之，无益矣。今人强马壮，既至此，可与一战。”这番言语，既说明了必战的理由和能胜的根据，又讲清了不战的严重后果，而且还使用了激将法，果然说服了努尔哈赤，他立即下令全军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代善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又立下一大功。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亲自送女儿来到翰河渡口，嫁与代善为妻。 // --------------- 大清开国第一亲王(2) ---------------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早已统一了建州女真，并且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还重创海西女真最强大的叶赫部，成为了女真历史上第二大强盛的国家，其国土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而且还又确立了八旗制度。所以在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登上了“英明汗”宝座，并且按照历史的所有开国君主一样为自己的后金政权确立了第一个年号——天命代善也与堂弟阿敏、五弟莽古尔泰、八弟皇太极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以年龄为序，分别称为大、二、三、四贝勒。 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布告天下，并誓师伐明，而且亲率八旗军队进攻抚顺，从统一女真的历史进程扩展到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十四日努尔哈赤进驻瓦浑鄂谟，当天夜里天空忽晴忽雨，军营之中，努尔哈赤谕告八旗贝勒和各大臣，他说：“阴雨之时，不便前进，可回兵。”但是身为军事家的他，所做的这个选择并非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第一次进军伐明的伟大历史时刻，如果后撤将会给后金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严重挫伤八旗将士的热情，进而影响以后的战斗，所以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大贝勒代善以大局为重，冒险谏阻父汗，最终努尔哈赤听从了自己儿子的建议，改变了想法，变化了战术。从历史上看，代善的这一番进言，从政治决策到战略战术都讲得十分清楚，因此，努尔哈赤“善其言”，撤销了退兵的决定，下令前进，于第二日四月十五日轻取抚顺，攻克马根单、东州等城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获得了征讨明国的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说，代善在这关系到后金发展的重要关头，又树奇功一件！ 从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四月开始，代善跟随父亲、率领兄弟克抚顺城，败明援军。四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多立战功。继取开原、铁岭，败蒙古宰赛兵。八月，克叶赫西城。六年，从破沈阳、辽阳。 不幸的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因半年前攻打宁远失利负伤，气愤成疾，往清河温泉休养，八月初七日病危乘舟返回，召大福晋往会，相遇于浑河，十一日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去世。 努尔哈赤的一生对女真民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日后满洲民族统一中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之下，女真族由长期被统治的、落后分散的状况，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所以努尔哈赤不仅是女真族杰出的领袖，同时也是清朝政权的奠基人。然而英雄去后，他的身后事却没有那么平静，诸子为争夺皇位开始明争暗斗，可以说这次权力的交锋稍有不慎就能从根本上危机到刚刚建立的后金国，甚至影响到未来的中国，而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的出现则是平息这场风波的关键。 努尔哈赤去世后，后辈的贝勒们根据天命七年制定的共治国政的汗谕，集议任置后金国的新汗。此时，势力较大有条件参加汗位争夺的有三个人：一是代善。因为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晋佟佳氏之子，长年统兵作战，军功累累，虽曾被汗父严责革除太子之位，但仍位列四大贝勒之首，辖有正红、镶红二旗，实力强大，而且辅佐父亲治国理政，另外代善还有五个能征惯战的儿子和亲侄子。代善之子岳讬、硕讬、萨哈廉、瓦克达，皆是英勇善战的猛将，很早就披挂甲胄，带领士卒，冲锋陷阵，屡败敌兵。岳讬、萨哈廉更是能文能武，聪明过人，善于从大局出发来处理军政大事，都是不得多得的人才！褚英被斩以后，他的儿子杜度一直跟随叔叔代善，唯其马首是瞻。杜度本人更是转战四方，屡建军功，早在天命四年、五年就是八旗旗主之一，掌管镶白旗。代善、岳托、硕讬、萨哈廉、杜度还是代表后金国对外交涉的“十固山执政贝勒”（固山满语为gusa，意思是八旗的旗，贝勒满语为beile，女真语为“勃堇”、“勃极烈”，早期的地位相当于部落的酋长，满族早期没有亲王和郡王，努尔哈赤称汗后，他的儿子多称贝勒，入关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在宗师爵位中加入了亲王和郡王，贝勒只好放在其后，成为爵位的一个等级）成员。掐指算来，代善的实力最为强大，最有可能争取到汗位因为代善系统的人丁最多，执政贝勒最多，其他贝勒难以与他抗衡。 四贝勒皇太极也具有很强大的竞争实力。四贝勒皇太极智勇双全，机警聪睿，而且善用权术，最重要的是他功勋卓著，是一位能争惯战的皇子，皇太极还是正白旗的旗主贝勒，天命五年以后深受汗父宠爱，岳讬、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等贝勒，以及额尔德尼巴克什、乌尔古岱督堂等八旗高级官将，都与他关系密切，也曾誓言愿意为皇太极效劳。 第三位有可能性的竞争者是努尔哈赤的另外一位王妃阿巴亥所生的十二皇子阿济格。因为其母阿巴亥深受夫君宠爱，并且从天命五年三月起，就是后金国大福晋。因此早在天命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盟誓，表示今后子孙之中勿开杀戒之时，年方十六岁的阿济格就成为了后金八大贝勒中的一员，不久又荣任正白旗旗主。而且阿济格也确实非常骁勇善战，很小的时候就披甲随父出征，而且多次都以少胜多屡败敌军。另外阿济格同母的弟弟多尔衮拥有十五牛录，最小的弟弟多铎还是镶白旗旗主。所以阿济格兄弟三人拥有二旗，母亲阿巴亥又是后金国母，所以这个集团也颇有威力。但他们这个集团最大的弱点就是三人年龄不大，阿济格二十一岁，仅是一青年贝勒，多尔衮十三岁，多铎十二岁。 // --------------- 大清开国第一亲王(3) --------------- 另外，同处后金国四大贝勒之一的二贝勒阿敏，也是虎视眈眈。但因他只是努尔哈赤的侄子，照理说是不能继承汗位的，但他身为镶蓝旗旗主，又在建立后金国过程中南征北战，屡建功勋，因此说后金国的建立，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之他的弟弟斋桑古和济尔哈朗，也是统兵辖民的“执政贝勒”，势力也不小，而且此人素有割据地区自为国主的想法，是不大愿意屈居诸弟之下的。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晋富察氏之子，虽因生母被汗父休离而在政治上受到严重影响，但他是正蓝旗旗主，同母之弟德格类也是有权有势的“执政贝勒”，他又生性鲁莽，爱生事端，也有争当国君的愿望。 在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势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却作出了一个使人料想不到的但又是十分明智的决定，他提议任置四贝勒皇太极为新汗。因为代善心中很明白，他的势力最强，他的威望最高，他的年龄最大，他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晋所生的唯一皇子（兄长褚英已死），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父位登基为汗的，其他贝勒不会也不敢起来反对。但是，他对几个弟弟的性格、抱负、才干、势力和当时的国情，也同样是十分清楚，深悉这个新汗肩负的担子之重。他知道，阿敏素有野心，莽古尔泰桀骜不驯，皇太极胸怀大志，阿济格刚强好斗，多尔衮虽小，也不愿甘为人下，何况还有汗父宣布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自己没有力量把他们制服，使他们如同汗父在世那样听从国主的管辖。而且，半年前兵败于宁远城下，士气不振，汗父晚年的弊政又激起辽民强烈反抗。周围四面皆敌，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利用宁远大捷，广修城池，训练士卒，欲图乘机收复失地。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领也跃跃欲试，准备联明反金。朝鲜更是久欲助明反击，支持明平辽总兵官毛文龙。这种内外交困的艰难重任，代善是担当不起的。这一点，代善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左右手岳讬、萨哈廉也非常明白。 从八月初七努尔哈赤病危一直到八月十一未时老汗王去世，在这段期间里，代善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一大事，在此期间代善考虑出来的最终结论也就逐步形成了。在这几天之后代善提出推立贤君的决策，稳定了动荡的形势，保持了皇族集团的统一和团结，使后金能够革除弊政，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转危为安，继续前进。所以说代善为巩固、安定爱新觉罗江山，建立清王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正式继位汗位，与十四位贝勒“议定君臣之仪，上下和睦”，书写誓词，昭告天地。誓词规定，新汗皇太极要“敬兄长，爱子侄”，“行正道”，不得藉口“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之人民，或贬或杀”，若违此誓，则短命夭折。誓词赋予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训子弟”的特权，他们对阿巴泰、阿济格等十一位“子弟贝勒”，有管教之权、辖束之权，如果这些贝勒“藐其父兄，媚君希宠”，即藐视代善三人，背叛三位大贝勒，投靠天聪汗，则将短命而亡。这次盟誓，抬高了代善等三位大贝勒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形成了金国新的政治权力格局，即以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为主，加上阿巴泰等十一位小贝勒，共同治理后金国。 后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正月初一，后金国正式举行新年朝贺仪式，新的大汗皇太极端坐在大殿正中，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分坐其左右，四人并肩端坐殿上，接受群臣叩拜。外藩蒙古贝勒来谒时，亦依“谒汗之礼，会见三大贝勒”。 天聪五年八月，代善和儿子岳讬率正红、镶红二旗人们，参加了皇太极发动的进攻大凌河之战，父子分领本旗士兵攻城的西面。后金军围城历时三月，击败总兵吴襄等来援明兵四万，生擒监军张春，迫使粮尽援断的大凌河总兵祖大寿开城投降，此后代善开始逐渐推出政治军事舞台，开始闭会自己的锋芒……但是，尽管代善一再退让，也随着天聪汗势力的不断增强，先后幽禁二贝勒阿敏，降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为和硕贝勒（不久即病故），而倍受排挤，皇太极此时也开始对兄长大贝勒代善发动进攻了。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下了一道非常长的圣旨，其中列举出了十多条罪状，主要是指责“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肆之处甚多”，宣称要“杜门而居”（在家不出门），叫八旗贝勒、大臣“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诸贝勒，八固山额真、六部根据天聪汗的旨意，集中开始讨论代善及其子岳讬、萨哈廉、瓦克达之过，议论是否夺取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并收缴其十牛录属人，并罚银万两，夺萨哈廉二牛录，罚银二千两，罚岳讬银一千两，夺瓦克达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没其庄田仆役，交与其兄萨哈廉约束等等。但是，会议结束后，皇太极却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轻松地革了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发还代善、萨哈廉应没的十二牛录余依议。实际上，代善并没有什么大错误，只不过是皇太极要抬高君权、压抑旗主而已，其目的是取消大贝勒与汗并尊的特权，最终废除汗父努尔哈赤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而已。 代善被责以后，更加克制退让，时刻以臣僚自居。而且在天聪九年十二月，他还偕诸贝勒再三劝进，拥戴皇太极为皇帝。当天聪汗要诸贝勒立誓以表忠心时，以代善年迈为理由，令其免誓，代善却坚请参与盟誓。他上奏说：上念臣年老，恐犯誓词以致死亡，然已往之事，臣不载诸誓词，自今以后，若不与诸贝勒同誓，臣且食不下咽坐不安席矣。倘皇上不令臣与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即不与盟誓可也。若皇上怜臣而仍令居议事之列，臣性顽钝善亡，必出誓词，庶臣心不忘警惕，或可免于皇上之谴责也。经皇太极同意后，代善对天立誓说：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后，若不克守忠贞，殚心竭力，而言与行违，又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作乱者，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国中子弟，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为不轨，代善闻知，不告于皇上者，亦俾代善不得令终。凡与皇上谋议机密重事，出告于妻妾旁人者，天地谴之，亦俾代善不得令终。 // --------------- 大清开国第一亲王(4) --------------- 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初五日，代善偕诸贝勒奏准，十一日举行大典，皇太极即帝位，尊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分封兄弟子侄，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代善父子虽占六个和硕亲王之二，而且代善还是惟一的“兄礼亲王”，似乎是深得帝宠，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就在册封之后的第五个月，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极就谕令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集议代善的之子岳讬之过，议定的五条罪状中第一条便涉及代善。尽管这些罪过缺乏根据，难以成立，可是诸王竟将此定为大罪，拟处死岳讬或“监禁籍家”（在对犯人判处刑罚的同时，将其家人没收为官奴）。后来皇太极下谕，岳讬免死释放，革王爵为多罗贝勒，罚银一千两。 崇德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追论征朝鲜时诸王大臣违犯军纪之过。法司给代善定了六条罪：一、违令多收十二名侍卫；二、诬称系吏部车尔格令其多收；三、明知多收侍卫而说不知；四、以戴翎侍卫充当使令下役；五、违制在朝鲜王京养马；六、妄遣家丁私往造船处。法司拟议革代善亲王爵，罚银一千两，马匹人丁入官。八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遵谕复议时，亦“如前议奏闻”。这些所谓“罪状”，也是吹毛求疵，牵强附会，根据不足。皇太极召集王公贝勒大臣，当众宣布这些罪状，羞辱以后，“悉宥之”，但却斩杀庇护其主的户部参政恩克。 清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因阿哈廉牛录下潜逃的新满洲事件，代善被皇太极以“年迈颠倒”为辞，“姑赦其罪”，下令斩杀宜希达。 代善既然被赫赫君汗宣布为“年迈颠倒”因而犯罪之人，当然就不能治国理政统军出征。他只好听从君命，退居林下，不问朝政了。 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突然去世了，在举国上下悲痛之余，却发现皇太极生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下所有王公大臣便又开始了多年前的那一幕，名义上是商议推立新君，实际上都想继承这个位置。此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有三位，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他有其父拥有的强大的正黄、镶黄二旗作后盾，他自己南征北战二十年，军功卓著，先后荣任和硕贝勒、和硕肃亲王，并统摄六部至中最重要的户部，且豪格在八旗王公大臣中还享有比较高的威望。另一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他拥有自己的正白旗和弟弟多铎的镶白旗，人马众多，因长期受到皇太极的宠待，还得到了不少老臣的支持，所以势力相当强大。再一位和多年前一样还是代善，虽然代善虽已退居幕后数年，但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经统兵出征咤叱风云三十年，为后金——清国的建立与强大，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八旗王公中，他资历最老，地位最高，又有硕讬、瓦克达、阿达礼、罗洛浑、满达海等一批封授王公爵位的儿孙，势力其实是最强大的。 在议立新君的过程中，两黄旗的主要大臣欲立豪格为帝，两白旗拥戴多尔衮，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代善冷静明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既不参与皇位的角逐，又不支持多尔衮，也不推举豪格，而赞同多尔衮为了平息事情所提出的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位，并当众告发了自己的儿子硕讬、孙子阿达礼准备密谋拥立多尔衮的非法活动，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争夺皇位的问题，避免了大动干戈骨肉相残的悲剧，保持了统治集团的一致，为八个月以后清军进关、入主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说，代善又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 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排斥代善，代善又年事已高，遂在家闲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十一日，代善病卒于北京，享年六十六岁，葬于西山门头村，帝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追谥为烈。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配享太庙。其第七子满达海袭爵，后世袭罔替。 // --------------- 礼亲王家族的后人们(1) --------------- 代善去世后，他的第七子满达海继承了他父亲的世袭礼亲王的爵位，满达海这个人虽然没有他父亲名气大，但是也是随太祖太宗一路征战出来的。崇德五年，满达海兵围锦州；六年满达海被封为辅国公，和肃亲王豪格一起兵围松山，大破敌军。后又大战洪承畴、吴三桂。顺治元年满达海从龙入关，大败李自成，后加封为贝子。顺治六年满达海率兵平定山西叛匪。剿灭叛匪后班师回朝改封号曰巽亲王。顺治九年二月，满达海病故。后其子常阿岱，初袭亲王。 礼亲王代善之孙，被封为康亲王，名杰书，这位杰书王爷与电视剧《鹿鼎记》中的康亲王却不同，因为杰书并不是趋炎附势，更不是碌碌无为之辈。杰书在清入关时的顺治年间就已被晋升为亲王。但因年龄岁限，直到康熙年间他为国征战天下，才得以成名。杰书父亲是代善的小儿子，名叫祜塞。因为他年纪最小，所以他不像岳托、萨哈廉等几个哥哥们那样功劳显赫，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祜塞。因此祜塞只能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凭借皇帝近亲身份得了镇国公爵位，并非他几个哥哥那样在入关之前就因为战功，早以被封王赐爵，而且不幸的是祜塞受封当年就因病故去。此后，杰书的二哥精济承袭了父亲爵位，不久又被顺治皇帝晋封为多罗郡王。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精济病故，年仅5岁的杰书袭多罗郡王爵，成为大清国堂堂的王爷，两年后，顺治皇帝赐杰书为康亲王。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因顺治皇帝对这个将及成年的郡王侄儿很赏识，传旨追封杰书的父亲祜塞为郡王，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荣耀。次年，杰书又获意外之喜。巽亲王常阿岱因父亲满达海生前曾谄媚多尔衮（此时顺治与多尔衮已非叔侄关系，而是政敌的关系了），被年轻的顺治皇帝降为贝勒，其世袭亲王爵位也被迫夺。因常阿岱的亲王爵系承袭祖父代善而得，这一爵位收回后按制应转归代善其他直系后裔继承，因此这一幸运落到了杰书头上，皇帝命由他承袭祖父的亲王爵位。这样，十六岁的杰书由多罗康郡王晋封为和硕康亲王，登上了贵族爵位的最高台阶。 康熙皇帝玄烨继位后，国内大局已渐趋平稳，除东南沿海等少数地区尚有南明和农民军残余势力抗清斗争外，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朝廷内部自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玄烨铲除鳌拜及其党羽，政令也更趋统一。杰书作为地位显赫的皇帝贵胄，在玄烨亲政初年就已入议政王之列，平时主要是参加国家的一些礼仪活动，除随驾或受命短时间外出，基本都是在京城的王府中享受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爆发了历时十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把在悠闲中生活的杰书送上了腥风血雨的战场。所谓“三藩”，即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个藩王。吴、尚和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原本是明朝将领。尚、耿二人早在天聪年间就已投降后金(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被封为智顺王和怀顺王，顺治时又改封平南王、靖南王。吴三桂则是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进攻山海关时投降，被封为平西王。清朝入关初年，在消灭李白成、张献忠农民军和南明抗清势力过程中，吴、尚、耿所率汉军部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配合作用。因此顺治年间先后将其分封于上述各地，借以清除当地抗清武装，守卫东南、西南边防。 然而，自康熙初年起，“三藩”已逐渐成为危害清朝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拥兵自重，把持地方大权，鱼肉当地百姓，侵吞地方财源。因此，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便把“三藩”视为国家重大隐患，从各方面采取措施，限制和削弱他们的势力。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皇帝借尚可喜请求告老还乡之机，果断做出“撤藩”决定，对吴、耿二人提出的撤藩试探也迅速予以批准。久欲自立为王的吴三桂见皇帝撤藩之意已决，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势将不保，于是又一次“反叛朝廷”，是年十一月，以恢复明朝为标榜，自命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起兵反清。不久，福建耿精忠也起兵响应。几个月间，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西、江西等省都有原明朝降将叛变，叛军势力很快蔓延到南方大部分省份，刚刚稳定的中国又受到严重威胁。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二月，皇帝决定派八旗劲旅出征，联合各省地方军队平定叛乱。首先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兵进荆州，其次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兵进岳州。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六月，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领第三路大军前往浙江，进剿耿精忠叛军。随同出征的还有固山贝子傅喇塔，又命将军赖塔、副都统喇哈、纪尔他布参赞军务。时年30岁的杰书，生平第一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为国家效力疆场。 同年九月，杰书大军进抵浙江金华。此时耿精忠叛军已攻占浙江南部的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区，威胁江西，十分猖獗。杰书兵至浙江之初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遏止叛军继续进犯。因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所以大军严阵以待，伺机出击。不久，耿精忠部下都督徐尚朝率5万大军进攻金华，企图一举击败清军，进犯浙江腹地。杰书命都统巴雅尔、副都统马哈达率军迎击，斩敌将吴荣先等30余人，歼敌2万，初战告捷。十二月，徐尚朝又率兵5万进攻金华城南十二里庄，巴雅尔与总兵陈世凯合兵拒战，大破敌军于积道山，歼敌2万，招抚伪总兵官以下700余人，并乘势收复永康、缙云二县。两次保卫金华的战斗，打击了叛军嚣张气焰，初步稳定了当地局势。此后，杰书所部又先后于上虞县击败叛军方懋功部；于义乌、武义击败叛军冯公辅部，并收复此二县。 // --------------- 礼亲王家族的后人们(2) ---------------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杰书派兵主动出击，副都统马哈达、总兵官李荣于桃花岭击败伪总兵沙有祥部，进而收复被叛军长期占领的处州府城。又遣副都统穆和林等三路并进，追剿败走仙居城的敌军，连破伪都督林坤等13营，直抵仙居城下，叛军增兵固守，屡招不降。杰书命清军之一部埋伏在城西门外，其他从南、东、北三面竖梯攻城。守城敌军抵御不住，出西门逃窜，被伏兵截杀，前后夹击歼灭殆尽，缴获炮300多门以及大量军械物资，胜利收复仙居城。数月后，傅喇塔部清军又先后收复太平、东清、青田三县，并进攻温州。次年二月又大败进犯的叛军4万多人。 杰书兵进浙江后，一年多时间里虽连战连捷，收复处州府和一些县城，采取征剿与招抚并用的策略。一直打到了福建，当时他知道福建漳州、泉州等府已被另一股反清势力郑经所部占据，加之耿军内部粮饷不足，当地百姓饱受盘剥，怨声载道，耿精忠已近穷途末路。因此传檄晓示：“浦城是福建财赋要地，今已被我大军攻占，扼住福建咽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立功赎罪，保全属下百万生灵。”攻心战同时，杰书仍统大军继续推进，九月，收复建阳，招降建宁、延平二府。耿精忠见大势已去，又因康熙皇帝曾多次表示，可将他与吴三桂区别对待，只要真心投诚、戴罪立功，即可赦免前罪、待之如初，于是派儿子耿显祚往见杰书，告知愿降之意。杰书让显祚把皇帝的上述旨意再向其父重申，耿精忠意决，亲自出城60里至杰书军前投降。十月，杰书大军进入福州城。此后不久，福建、浙江等地耿部叛军纷纷投诚，“三藩之乱”的耿藩基本平定。 但是，东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台湾的郑锦还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康亲王马不停蹄，协百战之师横扫金、厦，将郑锦残军赶回了台湾，彻底平定了东南各地。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十月，郑经派部将许耀率兵3万直逼福州，于乌龙山、南小门、真风山等处结寨屯兵。杰书派都统拉哈达率兵迎击，大败郑军，乘胜追击，在两个月内，便收复宁化、清流、长汀等七县及汀州府、邵武府。次年正月，杰书又挥兵直进，拉哈达、赖塔等在白茅山、太平山等处连败郑军26营，收复兴化府。二月，又收复泉州、漳州二府，福建大部平定。康熙皇帝闻奏龙心大悦，传谕称赞杰书自统率官兵由衢州入仙霞关以后，“剿抚并用，所向克捷。击逐海贼，收复全闽，安辑百姓，克奏肤功，深为可嘉!” 大局既定，杰书于同年四月修书一封，派官员前往招抚退守厦门的郑经，但郑仍不肯归降。杰书命各府县备办船料、修整战船，准备进剿。此后两三年时间里，清军与郑军在漳州、泉州、厦门等地区多次交战，其中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夏，郑军攻占海澄等地，还一度使清军陷于被动局面。杰书仍坚持贯彻康熙皇帝“剿抚并用”方针，并举荐才干出众的汉军旗人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既不放弃对郑经本人招抚，更重视对其部下官兵分化瓦解，取得明显收效，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有数万郑军官兵投诚。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九月以后，形势趋于好转，清军连挫郑军主力，步步进逼。至十九年二月，郑军已人心惶惶，势将土崩瓦解。三月，厦门、金门、铜山先后被清军收复，郑经率残部逃回台湾。 康亲王杰书在浙、闽地区转战六年，至此时才算大功告成。杰书凯旋之时，康熙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荣誉达到极点。康熙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病逝。康亲王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使大清得以继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康亲王的丰功伟绩无愧于清代亲王的美誉。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杰书曾孙永恩复号礼亲王，以《啸亭杂录》一书传世的礼亲王昭梿即永恩之子。 昭梿号汲修主人，生活时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嘉庆年间曾袭礼亲王，后因虐下获罪，被革爵圈禁。半年后蒙赦释放，但没有恢复爵位，后混了个宗人府候补主事，但一直郁郁寡欢，道光年间病故，时年五十四岁。昭梿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当时的文史学家魏源、龚自珍、袁枚等都有交往，自己也有诗集，但没流传下来。《啸亭杂录》是他的读书札记，而他本人也不过写文自娱，本不想传世。病故后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官方组织搜集整理，加上启功先生收藏的一部分，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啸亭杂录》，包括杂录、续录两部分。《啸亭杂录》涉及民俗、人物、宗教、传说、重大历史事件、个人生活琐事、读后感……范围很广。有些文章还有独家报道性质，能补正史之不足。全书虽为文言，但文笔简练而不晦涩。而且昭梿治学严谨，凡涉及历史事件多为亲历，如系道听途说则注明来源，因此错误不多。更为可贵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尤其在《癸酉之变》一文中更是淋漓尽致。 光绪年间，第十二世礼亲王世铎，是当朝亲贵之中最没有“王爷”架子的。即使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世铎先后担任内大臣、军机大臣、军机处领班等职务，处理军国大事，被赠与亲王双俸。不过身为军机大臣世铎年迈昏庸，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处一个天地之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后默然无语。公元1913年世铎去世，世铎之子诚厚袭礼亲王爵位，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礼亲王。这位王爷在辛亥革命后住在蓝靛厂，因其酷爱养长虫、刺猬、猫头鹰，对生物、动物学有很大兴趣，人们背后称他“疯王爷”。 // --------------- 清代第一显赫贵族的生前与身后(1) --------------- 北京有句老话说的是，“礼王府房，豫王府墙”，就是说礼王府的房子多，豫王府的院墙高。由此不难看出礼王府的规格，在北京诸多王府里面的等级之高。礼亲王府位于西城区西安门黄城根南街路西，南起大酱房胡同，北至颁赏胡同，占地约30公顷。在清代所建的诸多王府中，最大的就要数礼亲王府和豫亲王府。 礼王府的所在地在明代是崇祯皇帝的外戚周奎的私宅，清朝入关进驻北京之后，此地后为代善所有。现在礼王府大殿门下部还雕有云龙，而且其工艺为明代手法。规模雄伟，占地宽广，重门叠户，院落深邃是礼王府的一大特点。王府分三路，中路有正门、二道门、银安殿、穿堂门、神殿、后罩楼等！王府的西部是花园，亭台楼阁错落有制，设计得十分巧妙。东部是王爷和其家人休息的房间。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礼王府着火毁了不少院落，后经嘉庆皇帝赐银万两由当时的礼王昭梿主持大体按照原式重修。1927年，礼王的后人将王府前半部租给华北学院。然而就是这么一座北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宅门儿，在百年前竟然是传说中的北京四大凶宅之一，究其原因不得而知，但应该也是和封建迷信有关吧。 说到王府里的迷信，其实在老北京，甚至封建年代的中国，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王府之内又和寻常百姓之家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王府里面规矩多，有很多忌讳。所以有段相声里说了，到王府里给王爷们唱堂会，说相声，先问忌讳，所以演员们为了不犯忌讳，就只能用自己开玩笑，站在台上，说我叫“小狗子”，台下的老爷听了不高兴了，因为他的小名就叫“小狗子”，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也能反映出王府里面的迷信忌讳之多。其实这个笑话本身也很可笑，因为满族人是宠狗，敬狗的，更不会杀狗，吃肉，狗皮的帽子衣服也不会穿戴，所以拿狗开玩笑则更是不可能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府内的日常生活中，迷信活动是其重要支柱，反思一下确实如此，毕竟在几百年前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天黑后又没有电灯，只能搞些带有艺术性的宗教活动来娱乐了，久而久之民间就把这些宗教当成了迷信，甚至一直流传到现在。王府中的一年四季，可以说王府从吃喝穿住到言谈举止，无一不与迷信密切相联，虽然有些活动只是宗教活动，但是因为历史特殊原因在最近十几年才真正地被广泛地承认为宗教，而在以前被认为是迷信活动，不过既然是古人，那么我们也就不过多苛求了。 在王府日常生活中，每天随处可以听到“吉祥、如意”这种口头禅。大清早，幼辈见了长辈，奴婢见了主人，第一句话必须说“爷吉祥”或“奶奶吉祥”。祭神之后须请安“道吉祥”，祭祖之后也不例外。“如意”开始是一个口头颂祷之词，演化成为重要的形象化礼节。例如，在长辈过生日时，幼辈在行三跪九叩礼之先，要把“如意”呈奉到长辈受礼者手中，同时，口中还必须念念有词，如说“××千秋如意”。除夕向长辈辞岁时也是如此，只须把“千秋如意”改念“岁岁平安”就行，元旦则要改成“新禧如意”。这样朝夕不断地念着“吉祥”和“如意”，其含义不外希冀封建统治地位的巩固，一时一刻也不要出麻烦，不要发生不“吉祥”的事儿，不“如意”的事儿！ 下人常用的迷信语叫做“讨吉利”。谁都明白讨吉利纯粹是自欺欺人，王府却兴这一套，只要你是用来作善颂善祷，哪怕是牵强附会，或怪诞不经的事情，都能得到个吉利。例如，太监、妇差等偶尔失手摔坏了器皿，即使是主人最心爱的东西，只要能适时说句“岁岁（碎碎）平安！”便可以弥补过失，不致遭受谴责。如果是在新年或在作寿时，不但可以免受叱责，甚至还会使主人引为吉利呢。 此外，还有什么“吉日吉时”、“求神信佛”等等都是王府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迷信活动，这是生活的寄托——王府成员不这样生活，也没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 然而再吉利，人也会故去，不幸的事情也会发生。既然生老病死是不可逃脱的，那么王坟在生前王爷们的眼里是看得很重的。虽然他们并非古代皇帝那样，从登基开始就为自己选择坟墓，建造陵寝；但是他们也是很早地就为自己寻找一个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福地。 据考证，清代礼亲王在西山有三处坟地。第一块在海淀区门头村。第二处位于石景山区金顶山。第三处则位于石景山区福寿岭。 门头村的礼王坟坐落在香山镶红旗东南，占地有一百多亩，苍松翠柏，宝顶祠堂，很有气势。礼王坟东门前，由北往南有一条土道，门两边蹲着两座汉白玉石狮子，一公一母，十分威武；再往外，就是两棵古老的松树，一棵像龙头，一棵像龙尾，大风一刮，这条龙摇头摆尾，真像活的一样。人们说，礼王家代代将门，辈辈虎子，都是因为他家坟地的风水旺盛，门口有金龙银狮把门的缘故。礼王家也对这一对石狮和两棵龙松看得非常珍贵，加意保护，专门派了几名士兵日夜看守着；生怕有人损坏了这两对宝物，破掉他家的风水；若是发现有人走近石狮和龙松，立刻就会被赶走，弄得不好还会挨顿毒打的。 乾隆年间，相传隐居在香山附近的曹雪芹有时候常到礼王坟一带遛弯儿。有一次刚下过大雨，土道上汪泥汪水的，走起来很滑。有一个赶车夫拉一车石头，出了门头村往南走，经过礼王坟东门时，窝在水汪里啦。车夫紧摇鞭子赶车，牲口一使劲不巧车辕杆上的铁箍撞在石狮子上，碰下来一小块石片。这可气坏了守门的士兵，他们如狼似虎地冲过来，把车夫打得头破血流。车夫见闯了大祸，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过路的人都上前替车夫求情，可是那伙士兵怒气冲天，不依不饶，非要把车夫逮走不可。 // --------------- 清代第一显赫贵族的生前与身后(2) --------------- 这时候，从北边走过来一个身披鹤衣大氅，年纪在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此人脚踩福字履，眉目清秀，手拿一把折扇，走起路来很有气派。他压低嗓音训斥那几个士兵，说：“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平民百姓，是何道理？”看门的士兵见有人出来“挡横”，但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如何，就仔细打量来人的穿着打扮。一个士兵说：“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是干什么吃的？”那个人说：“我是道王府的。”士兵听说这个人是“道王府”的，当下就变了一副面孔，点头哈腰起来。有人问：“请问尊姓大名？”那个穿鹤衣大氅的人很生气地说：“回家问你们的主子去，让你们这些不睁眼的也见识见识！”吓得守门士兵们谁也不敢吭声了。 此时，车夫才从地上爬起来，向来人作了个揖，说：“请先生救命！”还把撞坏石狮子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那人听罢，仰天大笑，把在场的人都笑糊涂了。等笑够了，他才对大家说：“说是这位车夫把石狮子撞坏了，这简直是没影的事！我把真情老实告诉你们吧！这对石狮子有五百年的道行，经过长期修炼，已经成了精！每天五更时分，它们都要到天下第一泉去喝水，昨天它去玉泉山的半路上，得罪了一位仙人，仙人变成一个捡粪的白胡子老头，举起粪勺砍在石狮子身上，砍下一块石片来。不信，你们就去看看！”大伙围上去一看，果然是掉了一块月牙形的石片，像是用粪勺砍的。那人对士兵们说：“回去把我讲的话禀报你家主人，砍掉一个月牙儿，无关大局，以后要妥善看管才是。”一个岁数大些的士兵，向那个穿鹤衣大氅的人施了一礼，说：“谢谢先生的指点！”他回过头来，小声地对那几个年轻的士兵说：“若是说大车碰坏了石狮子，那就是咱们的失职，王爷要是怪罪下来，还有咱们的活命吗？”士兵们一下子醒悟过来，指着石狮子身上的月牙说：“这哪像是车撞的呀！” 赶车夫听了这些话以后，立刻向旁边那位来人说了声“谢谢！”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痛，一纵身坐上车，“啪！”地抽了一鞭子，赶起大车赶紧走了。那位穿鹤衣大氅的人朝守门的士兵微微一笑，一甩袖子，又到处闲遛去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在山村著书的曹雪芹。 传说毕竟是传说，已经没有历史可以考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处礼王坟都已消失，留下的只有历史的名词。 // --------------- 附录：礼亲王世袭表 --------------- 礼王共传十三代，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至清朝逊位后三年（公元1914年）共278年。堪称“清代第一王！” 第一代礼亲王：礼烈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初号贝勒。太祖嘉其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崇德元年，封和硕兄礼亲王。顺治五年十月，薨，年六十六。康熙十年，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配飨太庙。代善子八，有爵者七：岳讬、硕讬、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第二代巽亲王：代善第七子满达海，崇德六年，封辅国公。顺治元年，进贝子。六年，袭爵。八年，世祖亲政，改封号曰巽亲王。九年二月，薨，谥曰简。十六年，追论满达海于奏削多尔衮封爵后，夺其财物；掌吏部，惧谭泰骄纵，未论劾：削谥仆碑，降爵为贝勒。 第三代巽亲王：满达海子常阿岱，初袭亲王。降贝勒。康熙四年，薨，谥怀愍。常阿岱子星尼，袭贝子，再袭辅国公。星尼子星海，袭镇国公。并坐事夺爵。乾隆四十三年，追录满达海功，命星海孙福色铿额以辅国将军世袭。常阿岱既降爵，以从弟杰书袭亲王。 第四代康亲王：代善第八子祜塞之第三子杰书，初袭郡王。顺治八年，加号曰康。十六年，袭爵，遂改号康亲王。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薨，予谥。 第五代康亲王：杰书子椿泰，袭。康熙四十八年，薨，谥曰悼。 第六代康亲王：椿泰子崇安，袭。雍正十一年，薨，谥曰修。 第七代康亲王：杰书子巴尔图，袭。乾隆十八年，薨，年八十，谥曰简。 第八代康亲王：崇安子永恩，袭。乾隆四十三年，复号礼亲王。袭爵垂五十年，淡泊勤俭，出处有恆。嘉庆十年，薨，谥曰恭。 第九代礼亲王：永恩子昭梿，袭。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夺爵，圈禁。 第十代礼亲王：昭梿从弟麟趾，初封辅国将军，嘉庆二十一年袭，父永諲，乃崇安子、永恩弟也。追封礼亲王。道光元年，薨，年六十六，谥曰安。 第十一代礼亲王：麟趾长孙全龄，初封奉恩将军，袭，父锡春，追封礼亲王。道光三十年，薨，年三十四，谥曰和。 第十二代礼亲王：全龄第三子世铎，袭。逊位后三年，薨，年六十八，谥曰恪。 第三代礼亲王：世铎长子诚厚，初封不入八分公，1913年袭。薨，年五十三，谥曰敦。 // *************** *睿亲王多尔衮家族 ***************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 --------------- 自古英雄出少年(1) ---------------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和硕hoso，满语为方和角的意思，放在爵位之前有管辖、管理一方的意思，额真ejen，意思是主人，和硕额真直译为管辖一方的主人的意思，即旗主），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衮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阿巴亥，乌拉纳喇氏，她是海西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女，满泰死后为其叔布占泰收养。乌拉部在吉林乌拉街一带，辖区辽阔，人口众多，又有貂参之利，是海西女真四部中实力最强者。当时努尔哈赤为了统一海西女真，对乌拉部采取团结拉拢的联姻结盟政策，将自己的侄女和女儿许给布占泰为妻。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布占泰亦运用同样的手段，以缓和乌拉与建州的矛盾，亲自把年方12岁的侄女阿巴亥送往建州费阿拉城，嫁给比她大31岁的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聪明美貌，强大的乌拉部为其后盾，因此努尔哈赤不敢轻视慢待，在诸福晋中最受宠爱。不过生活在古代皇室的女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忧无虑，温馨如意。他们伴君如伴虎，荣辱沉浮瞬息变幻，不知何时就会祸起萧墙。到了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三月，她被告发与大贝勒代善之间有不正当的暧昧关系。努尔哈赤对代善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十分痛恨，不久就废除他作为后金汗的继承人。而对阿巴亥，怕丑事外扬有失自己的名声，虽然暂时没有追究，但是夫妻间出现了很深的感情裂痕。 然而一波未平，另波又起，紧接着阿巴亥私匿财物的罪行被一个小庶妃揭发，努尔哈赤对她更加愤恨，地位一落千丈。尽管母亲阿巴亥失宠，多尔衮在诸贝勒中受到歧视，但是其父努尔哈赤仍然很喜爱他们兄弟三人。同年九月，努尔哈赤提出不再立嗣子，由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多尔衮兄弟三人皆为和硕贝勒。后来努尔哈赤又将两黄旗的大部分牛录分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子，多尔衮年龄虽小，却受到努尔哈赤的钟爱器重。在努尔哈赤去世不久之后，他最宠爱的大福晋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福晋虽然年轻貌美，但心怀嫉妒，常常使汗王不快，如果留下，将来恐怕会成为乱国的根源，所以必须殉夫。按当时的习俗，妻殉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爱妻，一是没有年幼的儿子，阿巴亥虽然符合前一条，但她确有两个幼子需要抚育，而且她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她要据理力争。但是，四大贝勒告诉她：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按规矩，当殉者盛装坐炕上，众人对之下拜，然后以弓弦扣颈勒毙；若殉者不肯殉，则群起而扼之，至死为止。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虽然照规矩殉者不得哭，她还是哀告诸贝勒，请求他们照顾她的幼子多尔衮和多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还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十二岁侍奉汗王，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汗王恩厚，我不忍离开他，所以相从于地下。” 女真族与蒙古族一样，有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的传统习俗，努尔哈赤自己就从死去的族兄那里继承了嫂子衮代为大福晋，而且他自己也公开表示过他死后由代善继承阿巴亥。现在，阿巴亥出于对未来地位的考虑，提前向身为储君的代善传情，表达自己的倾心爱慕，可谓预做准备，原也在情理中。须知，努尔哈赤已经年过花甲，须发苍白，而阿巴亥正当三十岁的盛年，最是女人丰姿绰约的成熟时期，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很难不生外心。再说，拿贼要赃，拿奸要双，并无通奸的确证。所以，努尔哈赤赦免了大福晋的死罪，但予以休离。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毫无地位可言的小庶妃如何胆敢去告深受汗王宠幸、贵有三子的大福晋？而且牵连自领两旗、居参政“四大贝勒”之首、老汗王欲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诬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的邪风从哪里刮起？人们不难看出，这一切皆缘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因为老汗王年事已高，汗位的继承人为谁已成为诸子侄中明争暗斗的焦点。因为努尔哈赤时代在政治上实行八旗制，以八旗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即以八旗旗主分权统治的制度；在经济上则“予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之”。军事上凡行军打仗亦以八旗旗主为统帅，各有统属，联合作战。这就必然形成八个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集团统治，也就会在汗位继承上导致“诸王争国”的恶劣后果。 // --------------- 自古英雄出少年(2) --------------- 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在他们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成为拥有一旗、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兄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幼弟恃母亲受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让人心服口服？ 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联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谁又敢不服从？那么阿巴亥就能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对他们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必须除掉阿巴亥。因为除掉这个总挈首领的母亲，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一旦多尔衮、多铎成年，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 而且，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的努尔哈赤的临终遗命。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但是这个女人既然放出了所谓“临终遗言”，即便不能把家族推向斗争的血海，也会埋下不睦的种子，早晚酿成灾祸。而且，皇太极地位声望渐隆，怎肯将皇位让给还不懂事的多尔衮呢？所以大福晋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从上面的情况来分析，导演努尔哈赤大福晋生殉这场惨剧的应该是四大贝勒，而不太可能是努尔哈赤遗嘱所命，她的殉葬反射出爱新觉罗家族说不清道不明的皇权之争。此时多尔衮只有15岁，父死母殉对这个少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家庭悲剧使他深深感到人世间的冷酷无情，故养成孤僻、放荡、任性、残暴的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获敖穆楞大捷。因其作战英勇有功，深得皇太极赏识，被赐以美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从此，聪慧多智、谋略过人的多尔衮，逐渐成为后金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多尔衮几乎是每战必出征，而且每次都表现得无比英勇。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他随皇太极自龙井关入明边，趋通州，直逼明都北京城下，败明的援兵于广渠门外。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又随皇太极攻明于辽西。大凌河之战，他亲自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后金军颇有伤亡。事后，皇太极怒责他的部下不加劝阻，说：“墨尔根戴青亦冲锋而入，倘有疏虞，必将你等加以严刑，断不宽容。”攻锦州时，他又一马当先。祖大寿从锦州城头向南发炮，洪承畴军由南已向北发炮，多尔衮被夹击于中，几乎被击毙。以后祖大寿投降，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的危险情形。祖大寿惶恐不安地说；“果有此事!如彼时炮中王马，为之奈何!”多尔衮则坦然说：“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由于多尔衮在军事、政治上已经成熟和可以信赖，在天聪五年皇太极设立六部时，命他掌吏部事，更全面地参与军政大事。多尔衮不负皇太极的厚望。 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六月，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探讨进一步兴国的大计，询问他们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多尔衮以锐敏的目光，直抒了他的战略思想。他从夺取全中国的目标出发，力主以征明为先，他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这种深入内地，消耗明朝国力，然后再与之决战的战略，深得皇太极的赞同，以后的几次征明，基本上都是照着这个方针行事的。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五月，多尔衮从皇太极征明，克保安，略朔州。次年，在招抚蒙古察哈尔的归途中，多尔衮自山西平鲁卫侵入明边，在山西、宣大一带，又捣毁了明朝的宁武关，攻打了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等地，俘获人畜七万余。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自董家口等地毁明边墙而入，越过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西掠至山西，南徇于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又南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北还时复掠天津、迁安等地，出青山关而还。此役，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城池四十余座，掳掠人口二十五万有余，夺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给明朝以沉重的打击，给山西、河北、山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明人夏允彝记述这次事件的影响说：“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而多尔衮则因为此役，被皇太极赐马五匹，银二万两。对察哈尔和朝鲜，多尔衮全力贯彻皇太极“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使统一全国的后顾之忧得以早日解决。早先，当后金征服与招抚蒙古各部时，唯独强大的察哈尔部在雄主林丹汗的率领下，不肯降服，始终采取与后金对抗、周旋的态度。察哈尔部虽亦不与明廷合作，终究是后金南下伐明的一大后患。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林丹汗死于青海打草滩。皇太极以此为契机，于次年二月命多尔衮偕岳托等将领，率精兵万人，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去招抚察哈尔部众。此次进军，政治目的明确，秋毫不犯，进展颇为顺利。先在西喇朱尔格地方，招降了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四月二十八日，就抵达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驻地托里图，多尔衮令已降的额哲的舅舅南楮前去劝降。额哲在父亲新死、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只好率部投降。八月，多尔衮率师凯旋。林丹汗曾得元朝的传国五玺“制诰之宝”，这时，多尔衮使额哲呈献给皇太极。因为元朝的这方玉玺象征“一统万年之瑞”，皇太极大喜，第二年(公元1636年)便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多尔衮同时被晋封为和硕睿亲王，更加受到重用。 // --------------- 自古英雄出少年(3) --------------- 朝鲜本是明朝的属国，世代忠于明廷，虽多次受到清的分化、威胁，也始终不渝，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总和明朝相呼应，因而始终是清侧翼的一大忧患。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为彻底解除这一忧患，亲率大军侵入朝鲜，围朝鲜国王李宗于南汉城。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多尔衮和豪格分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正月，突袭江华岛。当时，朝鲜王妃、两个王子，以及很多大臣及其眷属都转移在此岛避难。多尔衮在这里遇到了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经过激战，清军杀伤守军一千余人。围城之后，多尔衮恩威并用，立刻执行皇太极的招降政策，停止杀戮，使江华岛得以投降。对投降的朝鲜王室成员，多尔衮不加侮辱，并颇能待之以礼。朝鲜国王因妻子、儿子及很多大臣已被俘虏，各路援军又被清军打败，于是只好放下武器，穿上朝服，率领群臣，向皇太极献上明朝给的敕印，投降清朝。皇太极凯旋盛京时，命多尔衮约束后军，并携带朝鲜质子李洼、李昊及大臣子以归。朝鲜国王因为多尔衮全其妻子，以礼相待，所以一直不忘此情，给清朝诸王送礼时，多尔衮的一份总是最厚的。在顺利地解决了蒙古和朝鲜的问题之后，多尔衮便集中力量协助皇太极，和明朝在辽西地区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较量。 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为进军明朝做准备，多尔衮监督修治了盛京至辽河的大道。接着就如前所述，自董家口侵入明境，残毁了山西、河北、山东大片地方，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方回。为最后夺取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多尔衮屯田义州，并不断向锦州、松山、杏山等城进攻。由于进展迟缓，受到?皇太极的责备，被降为郡王，罚银万两，夺二牛录。受处分后，多尔衮更加兢兢业业，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清军攻占松山，生擒洪承畴。明锦州守将祖大寿见松山已破，粮尽援绝，解围无望，便出城至多尔衮营前投降，清军占领锦州。明朝受到巨大的打击，多尔衮威望大著，被恢复亲王。接着，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20多丈，明守军不战而降。至此，明清松锦大战结束。此役历时三年多，多尔衮三次出任统帅，他是这次松锦决战取得胜利的有功之臣。此时，皇太极已抱病在身，军国大事便经常委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这两个亲王共同处理。 多尔衮从一名幼稚的少年成为千军万马的统帅，功名显赫的亲王，除了他懂得兵法，会用兵之外，和其兄皇太极的培养重用也是分不开的。皇太极曾对多尔衮说：我喜欢你胜过其他弟弟，我对你是最好的。多尔衮也曾对众人说：四哥皇太极养育了我，他对我比对其他弟弟要好，他一直很信任我，我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多尔衮深得皇太极的信任，甚至得到了“凡所谋议，无不得参”的殊荣。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疾而死。由于生前未能预定后事，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满洲贵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 --------------- 一统天下摄政王(1) --------------- 清入关以前，继嗣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贵族诸王议立。皇太极死前，诸王已渐渐分成党派：一派以多尔衮为核心；另一派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早已露出了争立的苗头。皇太极刚死，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了活动。皇太极自将的正黄、镶黄两旗及豪格主管的正蓝旗，誓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代、鳌拜、谭泰、塔瞻等大臣齐往豪格家，策划立豪格为君。索尼等六人更“共相盟誓，愿死生一处”。豪格又派人去探寻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意向。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当时颇有影响，他也倾向于立豪格为君，但是又主张要与多尔衮商议。另一方面，多尔衮和多铎所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主张立多尔衮为君。多尔衮的两个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一些贝勒大臣，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清政权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的可能。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如果能答应，这也实属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为帝。此时代善也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认同皇帝之子。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我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我们吃的东西是先帝给的，穿的衣服也是先帝给的，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如同天一样大，如果不立帝子为皇帝，我们则宁死也要追随先帝于地下。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正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但是事事难料，仅仅在达成协议两天之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成议，劝多尔衮自立。多尔衮从大局出发，揭发了这一乱国阴谋，而代善也出自为国家之社稷着想，诛杀了他的儿孙。崇德八年(公元1644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同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并规定，刑法，政务等大小国事都由九王爷多尔衮专门掌握，济尔哈朗仅管出兵等事。可见多尔衮的野心有多大。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崇德八年十二月，多尔衮以“盈庭聚讼，纷纷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与济尔哈朗定议，废除贝勒们共同参政议政的权利，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只让贝子、公等管理部务，而贝子、公要向摄政王负责。同时，又向各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分别发布谕令，要他们听命于摄政王；又传谕都察院各官，要密切注意诸王贝勒的行动，有事应纠参者，必须据实奏闻，不许隐匿不报。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又定，以后凡是外国馈赠诸王贝勒的礼物，一律都不能收取。进一步限制了诸王贝勒同外界的联系，从而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摄政王手中，不久以后济尔哈朗宣布，以后凡是各个衙门办理事务，都要事先告诉他本人和多尔衮，而且一切公文，都只以摄政王多尔衮的名义签发，而济尔哈朗则完全被多尔衮排除出最高权力决策机关。济尔哈朗由首位退居第二，这当然不是他慷慨让贤，而是多尔衮巧妙地运用计谋取得的。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济尔哈朗也已在多尔衮之下。这时，礼部也议定，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了帝王的尊荣。 多尔衮在争得摄政王首位之后，即着手打击政敌豪格。顺治元年四月初一，原来支持豪格的固山额真何洛会，告发豪格对没有立他为皇帝一直有怨言，而且还在言语中对多尔衮颇有不敬，有图谋不轨的嫌疑。借此，多尔衮以“言词悖妄”、“罪过多端”为由，要置豪格于死地。只是由于福临涕泣不食，豪格才免去一死，但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同时，以“附王为乱”的罪名，处死了豪格的心腹大臣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至此，在短短的八个月内，多尔衮便集大权于一身。多尔衮这一系列做法，虽是个人的争权活动，但客观上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清的军政大权得以集中，指挥得以统一。这正是不久之后，清兵入关的必要前提和可靠保证。 // --------------- 一统天下摄政王(2) ---------------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上吊，至此270年的明朝灭亡。在这之前，正月二十六日，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这是要和农民军搞统一战线。四月初，多尔衮还不知道农民军已占北京，他在沈阳作了伐明的紧急军事动员；征调满洲、蒙古八旗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及汉军八旗的全部。四月九日，他自己任命自己为“奉命大将军”，率领阿济格、多铎以及归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向山海关进击。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遣人至清军，报告农民军攻陷北京的消息，并向清军乞援。当此形势突变之时，多尔衮显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他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立刻改变策略，接受了临行前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他又征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除同意范文程的建议之外，还着重指出，应派先遣官宣布，这次进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扫除逆乱、消灭农民军，有作内应及立大功者，将破格封赏。为了争取时间，清军应精确计算里程，骑兵在前，辎重在后，限以时日，直趋北京。十九日，清军到达翁后，吴三桂再次派遣副将杨坤致书多尔衮。多尔衮正式复信吴三桂，表示对“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声称这次出兵的目的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并且一定要做到“唯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明确表示要统一中国才肯罢休。同时又拉拢吴三桂说：“伯(吴的爵位)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俨然反客为主，以全国最高的统治者自居。以这封信为标志，清政权彻底改变了打击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转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一昼夜急行军二百里，到天黑的时候在距离山海关十五里外驻营。当天，李自成亲率二十余万大军到达山海关，将吴三桂部包围于关城之内，并即刻开始了夺关激战。吴三桂自知不敌，屡屡遣使向清军告急，但多尔衮与多铎、阿济格计议后，仍不敢轻信吴三桂，故当夜清军“披甲戒严，夜半移阵”。李自成与吴三桂激战的隆隆炮声，彻夜不止。二十二日凌晨，清军进迫关门五里许，吴三桂见清军至，遂炮轰大顺军，率诸将十余员、甲数百骑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多尔衮在军前将吴三桂晋爵为平西王，树立了一个给明朝降将加官晋爵的样板。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迎降，多铎与阿济格分率劲兵一时驰入关门，竖白旗于城上，多尔衮自统大军继入。复以吴三桂军作右翼先发，出关敌李自成。李自成自知边兵强劲，成败在此一举，挥军与吴三桂死战。山海关城内闻炮声如雷，见矢集如雨，清军蓄锐不发。及午，多尔衮见吴三桂不支，乃命三吹角，三呐喊，始派多铎、阿济格率铁骑数万从三桂阵右出，直冲敌阵，发矢数巡后，但见刀光闪烁。是时狂风大作，一阵黄埃自近而远，直扑大顺军阵，农民军败溃。仅“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是役，刘宗敏负伤，李自成收残卒急退北京。在李自成的大军被击溃之后，多尔衮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并谕令全军，“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又在进军途中，以汉官范文程的名义，四处张贴安民文告，文告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这就完全改变了以往清军数度入关到处烧杀抢掠的野蛮做法，使得关内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这样，清兵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一日便到了通州。在这前一天，李自成已满载辎重，放弃北京，向西撤退。五月二日，明朝的故将吏出北京朝阳门外五里，以帝王之礼，迎接多尔衮。多尔衮乘辇入城，升座武英殿，正式接受明朝降官降将的拜谒。 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的同母兄、武英郡王阿济格曾提出，当初我们得到辽东的时候，汉人杀了我们不少人，现在我们得了北京，我们也应该把汉人杀掉，然后退回满洲。这个野蛮而愚蠢的建议，遭到了多尔衮的断然拒绝。多尔衮继续采纳汉官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明朝士人的措施。为崇祯帝、后发丧：多尔衮入京伊始，就“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同时将周后、袁贵妃、熹宗张后、神宗刘贵妃等，“丧葬如制”。改变对明王室的态度：规定原来明朝的诸王投降的一律不夺其爵位。有一个叫朱帅钦的宗室来投诚，受到欢迎，后来还让他作了保定知府。明朝殉难诸臣，照旧录用故明各衙门官员，对一些有影响的人还加以重用，如冯铨、陈名夏等明朝降官，都任命为大学士或尚书。对降官穿戴明朝衣冠也暂不加限制，七月山东巡抚朱郎碟向他请示，新补官吏能不能仍以纱帽圆领的明朝官服继续当官行使职权，多尔衮说，目前军事斗争还没有结束，衣冠礼乐也尚未制定，所以一切还悉数按照明朝的样子。对明陵采取保护措施，六月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又“以故明太祖牌入历代帝王庙”，还规定“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申严军纪，取悦百姓，当时多尔衮把多数清军留在城外，“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规定“军兵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对于清军中一些违反禁令，“毁伤民间，动用家伙者”，则“悉置重典”。所有这些安抚明朝统治阶级、整肃军纪的做法，都是为了收买人心，即范文程说的：“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事实证明，这些办法确实起到了笼络明朝士大夫、安定民心的作用。当时随清军入关的朝鲜人就指出，“九王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这对清朝统一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 --------------- 一统天下摄政王(3) --------------- 清军入关后，对于清朝应否建都北京，要不要统一中国等问题，在满洲贵族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当时，由于到处是战火，漕运不通，北京一带的“公私储积，荡然无余，刍粮俱乏，人马饥馁”。而这时的关外，则是“禾稼颇登”。因而八旗官兵“皆安土重迁”，对于立即移居北京，“多有怨苦者”。在这内外交困的同时，五六月间又谣言四起，“有讹传七八月间清兵东迁者”，“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的同母兄八王阿济格就主张，将诸王留下来镇守北京，而大兵或者还守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这样才无后患。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清朝在全国统治能否建立和保持的战略问题，多尔衮非常坚定，他驳斥说：既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是在目前人心未定的情况下，更不可弃而东还，动摇人心。他坚定表示：“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为了安定民心，六月间多尔衮明确宣布：建都北京。并派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去迎接幼主福临。他还反复宣谕说：“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福临)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这既是对京师人民而发，也是对八旗内部的军民而发。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力排一切困难，决计建都北京，以统一中国。 九月，福临从盛京起程进入山海关，多尔衮率诸王群臣迎于北京城东四十里的通州。福临到北京后，马上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为他“建碑纪绩”。多尔衮的同母兄阿济格、弟多铎也都升为亲王。济尔哈朗则仅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至此，摄政王只有多尔衮一人。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大清王朝终于实现了定鼎中原的目的，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多尔衮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也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渐由“叔父摄政王”进升“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明摆着多尔衮就是太上皇了。不过，这位“太上皇”还算是清醒，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多尔衮位宠功高，擅权过甚。豪格虽然镇压张献忠有功于清室，但因在继嗣问题上和他有争，终于在功成返京后，就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济尔哈朗原和多尔衮同居辅政，被多尔衮逐渐排挤，终被罢其辅政。在排除异己的同时，则任人唯亲。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都得到重用。尤其对多铎，待之甚厚，顺治四年，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取代了济尔哈朗。多尔衮勉励他说：“汝继予辅政，益加勤勉，斯名誉非小矣。”当时就有人议论他，“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官；不合伊者滥降”。他又将应贮大内的“信符”（中国古代朝廷颁发有一种传递信息的物品，一般由木雕或铜铸成鱼形，时称“鱼符”、“鱼契”；由于要把传递的信息书写在符上，故又称为“鱼书”。使用此符时，把它剖为两半，双方各执半边鱼符，以备双方符合作为凭信。宋代的时候，为了显示使用者的高贵身份，有以黄金原料制作的鱼符）贮于自己府中，国家大事也基本不向幼帝讲述，完全独断专行。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所以，多尔衮才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帝，以至当他入朝时，出现“诸臣跪迎”的场面。 多尔衮身材细瘦，虬须，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刚到北京时，又复一度“为疾颇剧”，顺治四年以后，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使他时感“几务日繁，疲于应裁”，因而烦躁愤懑，易于动怒。上上下下都怕他，据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但他始终以全副精神经营清王朝的“大业”，牢牢控制着军国重务。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择切要者以闻”，要求文字简明扼要，不允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据多尔衮自己说，他之体弱神疲，是由于松山之战时亲自披坚执锐，劳心焦思种下的病根。其实，和他好声色也有一定关系。他的妻子是博尔济吉特氏，当他的哥哥皇太极死后，顺治五年，他又将嫂嫂、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娶了过来，这就是当时人称的“皇后下嫁”；在他的侄子豪格被幽禁死以后，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他又将豪格的妻子博尔济吉特氏也娶了过来；五月，又征朝鲜女成婚。 多尔衮厚自奉养，睿王府宏伟壮丽，甚过帝居。据当时人杨义说：“墨尔根王府晕飞鸟革，虎踞龙蟠，不唯凌空斗拱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他还“服皇帝之服装”。由于感到北京暑热，曾下令在古北口外筑避暑城，为此加派钱粮，福临亲政后，才令此工程停止。李自成退出北京时，皇宫曾毁于火，多尔衮命令修复，曾从京外弄来工匠七百名，“俱皆铁锁所系”，举一反三，多尔衮在修建睿王府、避暑城时，工匠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 --------------- 一统天下摄政王(4) --------------- 满洲贵族酷好放鹰围猎，多尔衮亦如此。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仪礼。顺治二年，有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鹰就上千只。“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头在地等候他通过”。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 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又专断权威，树敌颇多，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其近侍、刚被提升为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其罪，说他“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明”。诏削爵，财产入官，平毁墓葬。有的记载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坐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案，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又修建新睿王府。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著名的贵族世家之一。 // --------------- 太后下嫁及多尔衮病死之谜(1) --------------- 太后下嫁之说，此为传说也好，野史也罢，但一直都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而且直接当事人就是皇帝的母亲、祖母孝庄太后，和当朝摄政王多尔衮。然而太后下嫁之说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甚至有人还认为，因为此一事件在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们认为，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于是销毁了所有相关的档案，还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为了从侧面印证，可以翻阅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在《李朝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迎合清朝为正统，但其官员自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自清亡以后，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太后下嫁考实》一文的作者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就在其文章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在孟森先生之后，更源源不断地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 而野史中的大婚恩诏写得有声有色，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事者的杜撰，根本就不能叫人相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能证明确有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明末清初的张煌言曾写了一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正史，只能作为民间传说论断。张煌言本为抗清将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后来被杀，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为什么又称“皇父”呢？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公元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一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公元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还有持太后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多尔衮死因也一直是一个谜，多尔衮的病,可能有多种。有人说他患的可能是脑溢血或脑瘤。但是，笔者并不同意这一种说法，因为患脑溢血的人一般较胖，而且发作几次就会毙命，或留下偏瘫等后遗症；脑瘤患者应该发病后很快毙命，不会拖那么久，而且应该越来越严重，很难缓解。而且加以印证的就是入关之时的满洲人上至皇帝，下到八旗将士，都不会出现身体很胖的人，而且从多尔衮流传下来的画像来说，其人也只能说健壮而已。另外多尔衮号称清初第一美男，所以更不会是个胖子。 // --------------- 太后下嫁及多尔衮病死之谜(2) --------------- 那么多尔衮到底是因为什么病而死的呢？有人认为是“气胸”。气胸指当空气或其他气体进入肺周围的胸膜间隙时所有或部分的肺塌陷。气胸有不同的类型：开放性、自发性和张力性气胸。本病是常见的呼吸急症，大多发病急骤，病情严重，要求迅速做出诊断和正确处理，否则可因肺脏萎缩和纵膈受压移位导致急性进行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史书上多尔衮的病况记述中不是提到他常略感到胸闷吗？但是无其它大碍。 后来多尔衮去喀喇城行猎，发病坠马，摔伤双膝，可是膝伤决不会导致死亡。很可能事情是这样的，多尔衮从京城到喀喇城，路上鞍马劳顿，加上那时正是十二月，塞外气候严寒，与京城大不相同，劳累和气候的大差异诱发了他的偏头痛，使他坠马。偏头痛发作前兆是眼前出现盲点，眩晕使多尔衮坠马。坠马使多尔衮的胸部受到撞击震荡，撞击震荡应当并不是很严重，但由于多尔衮已有不为人察觉的自发性气胸，这撞击就是致命的了。但当时还觉查不到。而他的偏头痛经过几个小时的卧床休息后，应该大大缓解，所以多尔衮第二天又出猎了。气胸患者最忌剧烈运动，多尔衮本来患自发性气胸，肺底部的肺泡破裂漏气，加上坠马的撞击震荡，使得肺部的伤口更大，再去骑马行猎，肺部漏气就更快了。而且肺内部的伤口也会扩大，就会有出血，史书上说多尔衮坠马后有咯血，很符合气胸患者的临床表现。但咯血不是致命原因，咯血说明他肺部的破洞更大了，肺漏气就更快，漏出来的气积在胸腔内，行成正压，导至肺萎缩，令他无法呼吸，这才是致命原因。所以多尔衮从还能骑马猎，到病死只有短短几天。 // --------------- 睿王府内二三事 --------------- 前文说了，多尔衮死后没多久，顺治就下圣旨，废了多尔衮子孙的世袭睿亲王的爵位，然而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多尔衮本身是根本没有孩子的，那么这个废除世袭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尔衮的儿子是他弟弟多铎的儿子，叫多尔博，后来因为要继承多尔衮家的香火，所以才过继给多尔衮，所以多尔博就承袭了睿亲王的这个爵位，但是没多久就被废了。而多尔博又归宗又到多铎名下，到了乾隆的时候，给多尔衮平反了，那多尔衮的这个睿亲王的爵位还是要承袭，就只能要多尔博的第五世孙淳颖来承袭多尔衮的睿亲王的王位。 到末代睿亲王中铨时已是民国，王爷爵位虚设，既无禄银又无禄米。但是中铨依然挥金似土，修房子，修花园，并且在每间房子都安上了电话，还学起洋人吃西餐，更不惜重金买汽车添马车，渐渐地就花光了祖上留下来的财产，最后连王府也被法院查封作为学校。1939年，最后一代睿亲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不少现代影视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景，不少官宦之家，在清朝退位过后没多久就败光了整个家，有的确实是不会过日子，整天挥霍，而有的确也知道做买卖，赚钱养活家，但是却大多被下人或者奸商，甚至时局说骗，最后不得不流落街头。 然而民国年间确实是睿王府上下最奢侈的时代，就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如摆谱，显阔，亦不排除被骗被蒙，最后才败光了这个偌大的家。在睿王府还没败家之前，但也已是民国十几年了，凡事都要按照旧历、旧俗“折腾”很久。比如旧俗十月初一为寒衣节，意为天气渐冷，死去的先人，亦需穿衣。故上冢送“寒衣”，各地同风。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十月朔，纸坊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识其姓字辈行，如寄家书然。家家修具，夜奠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徕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这是传统的满族风俗，在民间这种纪念先人的活动叫做：“烧包袱”。然而睿王府却不兴这一习俗，既不送寒衣，也不上坟烧纸。但有一件事与北京民间旧俗一致，即十月初一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撤火。这好像是明文规定的一样，却又不见有文书。但确系百业皆然，王府也不例外。这是指升白炉子和一般炉子而言的。 “白炉子”是用“石灰木”制成的。最早见于《析津志》。而据《燕京岁时记》则称“此木实产易州（今河北易县）非西山也。”这种炉子，大小不等，不仅色白形美，而且因其炉膛大，火力旺，散热快，故取暖驱寒，非常得力。确能寒谷生春，犹胜红炉暖阁。白炉子没有固定位置，搬出搬进悉定自便。王府生白炉子有专人照管，旺时搬进，微时搬出，既无烟筒，也不受煤气污染，每间一具，其数可观。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灯市口外偏南有家“海山长”字号的白炉铺，颇负盛名。睿王府每年得添置白炉子数十个，全由此号供应。此外，还安装有烟筒的炉子，那时叫“洋炉子”。这种炉子有大有小，只能取暖，不能用于烧水做饭。大的洋炉子，一般有三个门，内装有隔热隔音性能的玻璃，炉火熊熊，皆可透视。小的上面有个添煤口，其状与今天的公用大桶炉形状一样，所不同者为通体电镀，光可鉴人。 据说，有些炉子都不是中国产的。但是在王府上下却不止这样的炉子是洋货，大部分日用品都是从东交民巷“锡勒福洋行”购进的。据说民国初期，睿王府安了一部电话小总机，各殿堂轩馆以至管事处，三门（太监居住的地方）等地一律安上手摇分机，事不分巨细都打电话，同时备有全份西式餐具，可将外面西菜厨师临时找来制作西餐，由此可证，当时，在王府和许多世家，崇洋之风，非常普遍。 有一年十月的一天，睿王府太监谢永祥刚一进“妙香界”的殿门，看见一只白色皮毛如猫似狸的动物，窜出殿门，上树越墙，迅即消失。太监目赌此物，疑为狐仙现形，立即吓倒在地上，惊魂失色。这件事一传开，王府上下三三两两奔走相告，认为狐仙现形，恐非祥兆。数日之内，全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妖！尤其是仆妇们，晚间不敢单独行走。尽管如此，佛殿不能因此断绝香火。于是，太监由一人增为二人。半月之后，忽听得佛龛之内传出咪咪之声，很似小猫在叫，走近前一看，小铜佛已倾倒龛外，此处已经被一窝小白猫所占领。太监所见白色动物，原来是老母猫，狐仙现形之谜，不攻自破。众皆如梦初醒，转惊为安。 旧时，北京一到农历十月，往往要下场大雪。1922年，是旧历壬戌年，小雪节那天，竟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和南朝梁吴均诗描写雪景相似：“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萦空如雾转，凝阶似花积。……” 次日，雪止，但见“阶铺密絮鹅毛雪，窗绣奇花凤尾冰”。气温骤降，寒冷异常。太监们率领“披甲的”进“关防院”各处扫雪，其中有名叫治福的，手艺甚巧，平时能捏戏装面人，三、五一组，叫做“戏出”。如《嫁妹》、《连环套》等，都很工细，虽非专业，却有个小名气。 入冬下雪，本来是常事，而在贵族王府之家对这第一场雪，却不能等闲视之，总要搞点什么名堂来凑凑趣儿。饭房在这方面是最知趣的，不待“上头”传话，早就备好搪寒赏雪的食品，如银鱼、紫蟹三鲜火锅或三白火锅以及佐酒佳味，样样精致。这些食物不在月例之内，开账领钱，自有好处，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安福堂排桌设宴，长幼赏雪，自有一番乐趣。 // *************** *郑亲王济尔哈朗家族 *************** 提起郑亲王济尔哈朗，熟悉清朝历史，或者对时下影视作品有兴趣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戎马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 --------------- 伴君如伴虎 --------------- 提起郑亲王济尔哈朗，熟悉清朝历史，或者对时下影视作品有兴趣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戎马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为争夺皇位几乎刀兵相见，最后在孝庄太后和礼亲王代善的安排下，皇太极年仅6岁的皇九子福临继承大统，是为顺治皇帝，而以他和多尔衮共同辅政。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六子)，是唯一非帝王直系子孙，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起他的父亲舒尔哈齐。 舒尔哈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三弟。努尔哈赤弟兄五人，他是长兄，四弟雅尔哈齐早亡，穆尔哈齐、舒尔哈齐、巴稚喇三个弟弟皆先后追随努尔哈赤起兵征战，并屡获战功。舒尔哈齐排行第三，比努尔哈赤小四岁，二人同母所生。自从母亲死后，两人感情更加亲密，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与好伙伴。在险象环生的岁月里，舒尔哈齐始终是大哥的得力助手。他为努尔哈赤赴汤蹈火、冲锋陷阵，二十岁时成为努尔哈赤身边最勇敢的战将。 由于出身十分相近，生活环境也是如此相似，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有着过多的相同之处。他们都很勇敢、顽强，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着相同的雄心。事实上，舒尔哈齐的权势和地位与努尔哈赤不相上下。就在努尔哈赤称王的同时，他也称“船将”（同舟共济的大将），处于努尔哈赤的副手地位。对外，他与努尔哈赤一样，是建州女真的“头目”，并数次作为建州女真的代表赴京向明廷朝贡。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第一次作为建州女真代表赴京朝贡，当时他的势力已经可以与努尔哈赤相抗衡。舒尔哈齐手下精兵强将逾万，自己又因为战功显著，颇得民心。因此，在明廷的官书中，常常把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并称，并冠以相同的都督头衔，称他们是“都督努尔哈赤”、“都督舒尔哈齐”。就连近邻朝鲜人也把他们两个分别称作“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和“小乙可赤”(即舒尔哈齐)，或者称“奴酋”、“小酋”（古代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领袖的蔑称）。 舒尔哈齐的锋芒外露是努尔哈赤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开始冷落、故意贬低舒尔哈齐。由于舒尔哈齐实力不断增长，他越来越不甘心居人之后，只是碍于兄弟的情谊才强压欲火。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元旦，当努尔哈赤设宴款待明朝使者申忠一后，舒尔哈齐立即提出他也要设宴接待，于是有了“两都督府”的分别宴请。宴会结束后，舒尔哈齐向申忠一说：“如果以后你要送礼，不能忘记我。”从这儿开始，一奶同胞的兄弟俩已经出现了嫌隙。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借口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背弃盟约，想要娶叶赫美女东哥，于是发兵讨伐。舒尔哈齐奉命率领先头部队二千人攻城，由于哈达兵事先已有准备，当舒尔哈齐到达城下时，哈达兵已经出城迎战。舒尔哈齐正在犹豫是否攻城时，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当他看见舒尔哈齐兵临城下，却未发一箭，心中大为不满。他勃然大怒，呵斥舒尔哈齐靠边，自己亲率大军攻城。虽然最后哈达城被攻破，但努尔哈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不仅失去了上千的勇士，也失去了胞弟舒尔哈齐的心。 当努尔哈赤兄弟俩的不和成为公开的秘密时，又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先是明朝总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纳舒尔哈齐之女为妾，双方结为姻亲。随后，舒尔哈齐的妻子病故，李成梁又亲自命令手下置办了20桌酒席，外带牲畜前往吊祭。舒尔哈齐逐渐成为“拥明”派，这与努尔哈赤期望的叛明背道而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在努尔哈赤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亲自到京朝贡的情况下，舒尔哈齐第三次代表建州女真入京。明廷以“建州等卫夷人都督都指挥”的名义向他照例赏赐，此时的舒尔哈齐萌发了拥明自立、借明自立，将一切权利揽入自己手中的想法。这种想法无疑加剧了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结果导致军事上的各自为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舒尔哈齐作为统兵主帅与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大臣费英东等率兵三万接应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优城部众归附。行军途中，舒尔哈齐突然借口军旗发光，不是吉兆，提议班师回朝。但由于褚英和代善的努力，才稳定了军心，继续前行。当建州兵率领蜚优部民众返回到钟城附近的乌竭岩，突然遭遇乌拉数万兵马的拦截时，舒尔哈齐开始裹足不前。当褚英、代善率领不足敌人四分之一的兵力奋死拼搏时，舒尔哈齐却带领五百人滞留山下，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也率领百人在一旁观战。经过这一役，努尔哈赤以不力战的罪名将那两个将领处死，并不再让舒尔哈齐带兵打仗。被剥夺了军事权力的舒尔哈齐满腔忧怨，不时与努尔哈赤发生口角。舒尔哈齐不服，努尔哈赤不满，他们俩已经完全决裂。于是舒尔哈齐找来三个儿子，共商大计。他们想到了依靠明朝，于是很快踏上了第四次通往京城的道路。 正当舒尔哈齐以为自己找到了靠山时，努尔哈赤突然下令剥夺了他的家产，并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又将与此事有关的部将处死。之后，努尔哈赤佯称新宅落成，邀舒尔哈齐赴宴。自知难逃活命的舒尔哈齐，仍寄希望大哥能顾念手足之情，对他“宽恕”。然而，舒尔哈齐刚刚走进新宅的大门，还未来得及向兄长倾诉愧悔之情，就被推入内寝锁了起来。从此，舒尔哈齐过着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虽生犹死。两年之后，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十九日，舒尔哈齐死在了囚狱中，年仅四十八岁。 // --------------- 南征北战辈出名人(1) --------------- 也许是因为诛杀了亲弟弟努尔哈赤心有愧疚。事后，努尔哈赤把舒尔哈齐的三子济尔哈朗收养在宫中，从13岁起，他就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因战功封为贝勒。 郑亲王济尔哈朗(1599~1655)，1627年他会同贝勒阿敏、岳讬、阿济格攻打朝鲜。后金兵攻入平壤城，朝鲜国王李倧请求议和。阿敏主张不予理睬，岳讬认为不可以这样。他也认为不宜再深入，军队应驻扎在平山城，以等待和议达成。果如所议，和议达成之后，后金兵班师回朝。同年，他又随皇太极征明，他们从广宁城出发，围攻锦州。他与莽古尔泰，偏师截击塔山明朝的运粮军队。之后又移师宁远，与明朝总兵满桂的军队相遇。两军激战，他受了伤，只是稍稍包扎了一下伤口，接着又投入了战斗，终于打败了满桂的大军。 1629年，他与德格类、岳讬、阿济格攻打明朝的锦州、宁远，烧毁了明朝存藏的物资粮食，为皇太极大举攻明创造了条件。随后，皇太极亲统大军，命他与岳讬攻打大安口。他统兵毁掉大安口的水门，乘夜进击，击退了明朝马兰营的援兵。次日，发现明军在山上建有两个营寨。他先攻拔这两个营寨，然后追歼马兰营的逃兵。这天，从辰时直到巳时，济尔哈朗连打了5仗，招降了马兰营、马兰口、大安口3处的明军。之后，他又领兵攻石门寨，击溃了明朝的援兵，石门寨的官民出城投降。旋即，他到遵化与皇太极的大军会合，然后进逼北京。他与阿巴泰攻打通州，烧毁了明军的船只，攻克了张家湾。 1630年，后金兵攻克永平之后，他奉命与萨哈廉统兵1万人驻守。在这期间，他检查仓库、检阅士兵、设置官吏，又招降了明朝道员白养粹、废员孟乔芳、杨文魁。还派出使者传信，招降永平所属的州县。于是，滦州同知张文秀、迁安知县朱云台、副将王维城、参将马光远、守备李继全、千户钱奇志先后来降。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他总是那么胸怀大略，同时又善于运筹。 1631年，皇太极下诏让诸贝勒大臣直言时政。济尔哈朗上奏说：“过去，出现了很多冤狱，主要是官员造成的。现在应选择贤良，谨慎处理司法事务。”皇太极初设六部，就任命他来掌管刑部。1633年夏，皇太极征求诸贝勒大臣的意见，对攻打明朝、朝鲜、察哈尔三者，究竟应该先攻打谁。他上奏说：“对朝鲜，姑且与之互市，不必往征。明朝是我们的敌国，应攻取近京的几个城，长久驻扎，伺机进攻。另屯兵在山海关以东、锦州以西，不断袭扰而使他们不得休息。再分兵一半，在山海关前安营，一半绕到关后，内外夹攻，明朝势必左右为难。”一个时期，后金正是这样做的。皇太极见他一向行事慎重，在御驾亲征时总是让济尔哈朗留守盛京。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封他为和硕郑亲王。 1642年，济尔哈朗仍然围攻锦州。祖大寿派人前来请求投降、盟誓。他传话给祖大寿说：“我军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怎么会与你盟誓，想要投降就投降，并非我勉强你。”祖大寿无奈之下，遂率众官前来军营投降。接下来，他又移军攻克了塔山，杏山城守军不久也开门出降。皇太极命他毁掉塔山、松山、杏山3城，然后班师凯旋。1643年，年幼的顺治继位，他与多尔衮共同辅政。次年，多尔衮率兵入山海关，击退了李自成的农民军。9月，他护送顺治迁都北京。顺治旋封他为信义辅政叔王，赏赐给他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绸缎千匹。 1647年，济尔哈朗因修建府第超过了规定，擅用铜狮、铜龟、铜鹤，被罢免了辅政的职务，不久又降为多罗郡王。次年，顺治又恢复了他和硕郑亲王的封爵。9月，他受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兵攻打湖广。途经山东，他镇压了曹县的义军，抓住了义军首领李化鲸、李名让、张学允。1649年，他率大军推进至湘潭，抓住了南明桂王的总督何腾蛟。他又分兵奔袭永兴、辰州、宝庆、宣庆、靖州、衡州，一直追杀到广西全州。还平定了道州、黎平府以及乌撒土司，先后攻克了60余城。大军凯旋后，论功行赏，顺治赐给他黄金200两，白银2万两。 1655年，他上疏给顺治，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建议。比如皇帝应与诸王大臣讨论政务得失，咨访兵民疾苦；录微功，弃小过；凡下诏令，必讲求顺人心，垂久远；立纲纪，延国祚（沿袭国家的福气），发扬淳厚之风；仿效前朝的起居注，记录皇帝之言行。顺治十分高兴并一一采纳了。 1655月，济尔哈朗突然一病不起，顺治亲往探视，眼含泪水说道：“上天为何不让朕叔长寿呢?”他命宫廷画工给济尔哈朗画了像。 济尔哈朗死后，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终年57岁。顺治十分悲痛，特地罢朝7天，赐葬银万两，安排守墓人10户，还专门为他立碑。康熙十年(1671)，追赠谥号日“献”。乾隆十九年(1754)，人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1778)，乾隆追念他的功勋，命配享太庙。 济尔哈朗之孙雅布，康熙二十二年袭王爵。二十九年为副将军，出喜峰口，征噶尔丹。三十五年随康熙帝亲征。 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为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三子，生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十月初十日。道光二十六年袭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阅兵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长驱直入，攻陷大沽，陈兵天津，京师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上层乱作一团，咸丰帝束手无策，时而要“御驾亲征”，时而又策划遁逃。慈禧认为：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遗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慈禧的这一主张，表明了她在人心惶惶之际，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颇有主见，惜未被咸丰帝采纳。当通州八里桥败讯传来，联军进逼北京城下，咸丰帝携带后妃、皇子，仓促北逃承德，而将残局留给恭亲王奕收拾。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初十，咸丰帝忧劳成疾，暑泻日久，以至病逝于烟波致爽殿。 // --------------- 南征北战辈出名人(2) --------------- 端华、肃顺本来留了难题给奕，但精明的奕却置死地而后生，不仅稳定了北京的整体局面，而且他在与外国侵略者的谈判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是他能够成功发动“辛酉政变”的基础。就在押送咸丰皇帝的棺柩回京的途中，由咸丰皇帝生前托孤的八大顾命大臣已经被慈禧与奕联手逮捕了。 这场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被称为“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它为慈禧的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辛酉政变”后，肃顺被斩于南城菜市口，身首异处。端华还算幸运，家中虽被勒索，但能“移尸成殓”，埋入了祖坟地——京西五路居的郑王坟。五路居的郑王坟，东到五路居，南至两家店，西为高庄，北边营会寺，占地二顷二十四亩三分。坟地以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立祖。在虎皮石大墙之内，由一座大山子隔开，分成东西“衙门”，葬有九位王爷，依次由东向西排列。 东衙门葬有巴尔堪、巴赛、简勤亲王奇通阿。辅国公巴尔堪，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三年(1674)参加平定吴三桂叛乱。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在广东韶州莲花山作战时冲锋陷阵，中流矢后，裹创力战，破敌阵。康熙十九年(1680)将军喇布师次广西，要求他相从，以创发卒于军。巴尔堪之子巴赛在康熙朝任黑龙江将军，雍正初年为宁古塔将军、振武将军。雍正九年(1731)六月，噶尔丹策零以三万人来犯，屯科布多西边博克托岭。 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以本部兵及蒙古索伦兵万余人往袭，前锋四千人在和通泊尔遭到埋伏，溃败。副将军巴赛率满兵四千保护轻重，且战且走，渡哈尔纳河时战死。巴赛之子奇通阿在乾隆十七年承袭简亲王后，巴尔堪、巴赛均追封简亲王。他们祖孙三所王爷坟由东南向西北斜线摆开，均建有碑楼、宫门、享殿、砖墙，巴尔堪友谊龙碑碑阴镌有追封简亲王的文字。巴尔堪宝顶前有小宝顶两座，巴赛宝顶东南有小宝顶一座。简勤亲王奇通阿是大红宝顶。 大山子西北并列的四所王爷坟，俗称西衙门。最东边一所葬有简恪亲王丰纳享，享殿后月台上有大宝顶两座。往西即郑恭亲王积哈纳的墓地。再往西是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墓地。乌尔恭阿大宝顶前有小宝顶两座，其一为革退郑亲王端华墓。郑慎亲王墓地是双碑楼，有光绪六年(1880)左右立的郑顺亲王受仁驮龙碑一方，端华小宝顶下边是爱仁的小宝顶。最西边一所为郑恪亲王凯泰的墓地。凯泰在1900年时死在河北省固安县，墓地建设由凯泰之弟乐泰主持，地穴是先清出底儿，用砖起的券，用了十袋洋灰。在王爷坟北有姨娘坟地，王爷坟东在民国初年葬有郑顺亲王爱仁的侧福晋。 王爷坟的树木以马尾松和红松为主，粗在一米以上的有几百株，还有杨柳榆槐等柴树。照看坟地户有二十四家，护卫章京原由马家、安家担任，后改由固安县人关家出任。关家养身地西边有九亩，东边十一亩。还有高、孟、宫等姓。 1929年，郑亲王昭煦拟将坟地一顷多卖给南方人徐汉儒(该人在玉泉山、南苑有产业)，郑王府管事的闫继武已接受了定钱，因郑王家族内部起了纠纷打了官司，你卖我也卖，莫衷一是。道东栽过“双和堂”的石桩子。王爷坟的树木卖给了城里洪林工厂，砖瓦石片卖给了裕泰木厂。王爷坟仅存孤宝顶和白果树八九十棵。这期间，关长友从黄庄孟九处买了二十根榆木，八根椽子，被木厂刘炳新认为是偷的，还受到传唤，村里人打抱不平，与刘某打起官司，后经双榆树八段(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调解，才算完事。1950年，煤建公司五路经营处占地，郑王后人金晏煦经手其小，花了十几块钱，在卢沟桥卧龙岗买了八个穴位，将祖先骨殖移上。不过，老住户在这里白种地三年。1957年坟头全部平毁。 // --------------- 郑王府内家族往事 --------------- 郑亲王府的位置整个清代一直没有变。《啸亭杂录》中说：“郑亲王府在西城大木厂”，也有记作“大木仓”、“打磨厂”的。《乾隆京城全图》绘有简亲王府，其地在打磨房胡同。其建筑规模为，正门面阔五间，大殿面阔五间，东西配殿面阔五间，后殿面阔三间，后寝面阔七间，后罩面阔五间。 郑亲王府的花园，在京城王府中最优。据《啸亭杂录》中记载，乾隆十三年德沛袭王爵后，府库中存银数万两。他看见以后十分惊讶，认为这是祸根，要赶紧花掉，否则会加祸于后人。于是，他就把许多银子分给了府中之人，剩下的就建造了花园亭榭。郑亲王府的花园称为惠园，清人对其有所描绘，“惠园在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传是李笠翁手笔。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池，其后即内宫门楼。后有瀑布，高丈余，其声琅然可听”。从记载中，可见当年王府花园的气派。 光绪二十六年，第十六代郑亲王凯泰病重，但是，王府处处讲求礼法，在关防院内除王府成员和小苏拉（满语为sura，意思是闲散）外，根本见不着男人的影子，出出进进只有太监们。虽然，在过年过生日也有至亲中的男子前来拜贺，也都只能到殿堂里为止，不得进入卧室，惟有医生（当年王府上下一律称“先生”）可以进入卧房，这在《红楼梦》里面写到看病就有描述。说来也很奇怪，王府的内眷好像爱生病似的，所以，常常请医生。 每个王府都有长年延聘的几位医生，有名医，也有御医，一般都是府中常客。在王府内若遇见这类医生，要以长辈身分相敬，见面要请安。佣人除习称“先生”外，有时亦称“老爷”。这类医生在王府中很有身价，脉金按月致酬。 诊脉，有时在卧室，有时在“外间儿”。医生切脉、望闻以后，便向病人说一两句安慰之词，即步出至外书房开药方。 药方照例用朱笺（一种红色八行纸）书写。药方抓来之后，由太监送往里面，各房均有专人按方核对药包，然后，由老妈妈们倒入砂锅，放到木炭炉子上煎熬。 煎熬都在晚饭后。第一煎睡前服，二煎次晨服。至今，后人仍不明白，王府内眷服药多在冬春两季。一到这两个季节，晚间进入各房，几乎都能闻到药香。在王公府第，朱门世家都与中药结有不解之缘，若许只有这样，才显得娇气、尊贵与黎庶不同。 但是就是这些规矩、体面，最终耽误了老王爷病情，就这样没多少日子，老王爷就一命呜呼，身归那世去了。一场大殡之后王府又恢复了平静。 光绪三十三年末代郑亲王昭煦过生日，最后一次体现了郑亲王家族的贵族气势，此后，郑亲王家族就一直萎靡不振近二十年（1922年宣统皇帝大婚的时候昭煦还以郑亲王的身份出席过）。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就这样灰飞烟灭了，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就是这样走完了自己或金戈铁马或荣华富贵的风雨历程。然而，历史的长河是永远奔流不熄的，任何贵族世家是不可能存世永远。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 --------------- 附：郑亲王世袭表 --------------- 郑亲王家族在清代的地位十分显赫，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世爵17位。 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舒尔哈齐第六子。崇德元年封郑亲王，顺治十二年薨，谥号献。 第二代郑亲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顺治八年封简郡王，十四年袭亲王，仍号简，十七年薨，谥号纯。 第三代郑亲王德塞，济度第三子。顺治十八年袭简亲王，康熙九年薨，谥号惠。 第四代郑亲王喇布，济度第二子。康熙九年袭简亲王，二十年薨。二十一年追削王爵。 第五代郑亲王雅布，济度第五子。康熙二十二年袭简亲王，四十年薨。谥号修。 第六代郑亲王雅尔江阿，雅布第一子。康熙四十一年袭简亲王，雍正四年革爵。 第七代神保住，雅布第十四子。雍正四年袭简亲王，乾隆十三年革爵。 第八代郑亲王德沛，舒尔哈齐第八子费扬武曾孙。乾隆十三年袭简亲王，十七年薨，谥号仪。 第九代郑亲王奇通哈，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之孙。乾隆十七年袭简亲王，二十八年薨，号勤。 第十代郑亲王丰纳亨，奇通哈第一子。乾隆二十八年袭简亲王，四十年薨，谥号恪。 第十一代郑亲王积哈纳，丰纳亨第二子。乾隆四十一年袭简亲王，四十三年恢复郑亲王号，五十九年薨，谥号恭。 第十二代郑亲王乌尔恭哈，积哈纳第一子。乾隆五十九年袭郑亲王，道光二十六年薨，谥号慎。 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乌尔恭哈第三子。道光二十六年袭郑亲王，咸丰十一年赐自尽，降世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第十四代郑亲王承志，奇通哈第四子经纳亨之曾孙。同治三年袭郑亲王，十年以罪革爵。 第十五代郑亲王庆至，积哈纳第二子爱仁之第四子。同治十年袭郑亲王，光绪四年薨，谥号顺。 第十六代郑亲王凯泰，庆至第二子。光绪四年袭郑亲王，二十六年薨，谥号恪。 第十七代郑亲王昭煦，凯泰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郑亲王。 // *************** *恭亲王奕家族 *************** 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在世的时候，前后一共有过三个皇后。道光皇帝共有九个儿子，这在清朝的十位皇帝当中并不算多，但比起他的子孙们来说，亦不算少。不过不幸的是旻宁的二子、三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不幸的则是道光皇帝的大儿子也死于道光十一年四月。 --------------- 恭亲王奕家族(1) --------------- 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在世的时候，前后一共有过三个皇后。道光皇帝共有九个儿子，这在清朝的十位皇帝当中并不算多，但比起他的子孙们来说，亦不算少。不过不幸的是旻宁的二子、三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不幸的则是道光皇帝的大儿子也死于道光十一年四月。不过好在两个月以后，即道光十一年六月，皇四子奕詝出生，他就是后来的清文宗咸丰（慈禧太后的丈夫）。奕詝的母亲是满洲钮祜禄氏，是二等侍卫、世袭二等男、赠一等承恩侯、晋赠三等承恩公颐龄之女，嘉庆十三年二月二十八生，她刚进宫的时候被封为全嫔，后来熬到了一定的时限后晋升为全贵妃，道光十三年四月，旻宁的第二位皇后佟佳氏去世了，全贵妃理所应当地晋升成为皇贵妃，虽然皇贵妃不是皇后，但是因为道光皇帝并没有指认新的皇后，所以在后宫一时无主的情况之下，皇贵妃成了代理皇后，掌管后六宫事务。道光十四年十月，皇贵妃钮祜禄氏被正位中宫，母仪天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后！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奕詝的生母钮祜禄氏皇后去世，时间三十三岁。道光皇帝亲自定谥为“孝全”。 因为孝全皇后死时年纪并不大，而她死时也的确有些蹊跷。因此关于孝全皇后之死在宫廷中曾经有很多传言，其中《清宫词》记载道：“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 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晋升为皇后之后，执掌后宫母仪天下，几年之后突然去世，事情实在是蹊跷，其中必然有隐情，当时道光皇帝的继母还在世，就连道光皇帝也不敢对继母有微词，所以故特谥之曰：“全”。道光皇帝既对孝全皇后之死感到伤心，孝全死后，道光皇帝也未再立后。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必有故事。 按照那首清宫词看，孝全皇后的突然死亡，似乎是新年宫中家宴，为人下毒所致。但“温成贵宠伤盘水”，兼用宋仁宗张妃悖宠及庆历八年近侍作乱纵火，曹后率宫人救火擒贼的故事，不知意何所指？词中牵连到孝和太后（道光皇帝的继母），更始不可理解的。史载：宋仁宗张妃颇与闻外事，曾为其伯父尧佐乞官，或者孝全亦有类似的举动，而宣宗继母孝和太后秉性严毅，有所责备，孝全因而羞惧服毒。宣宗哀矜，谥以“全”字。 孝全皇后去世后在后宫的妃嫔中，名位最高的是静皇贵妃，夭折的皇二子、皇三子，都是她生的，此后她又再生一子，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皇六子奕。孝全皇后去世时，奕詝就被静皇贵妃收留抚养，王闿运《祺祥故事》中这样说道：“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托康慈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静皇贵妃在文宗即位后，被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此位皇太妃对奕詝很关照，传说奕詝是吃这位太妃的奶长大的，而太妃为了照顾好没了母亲的奕詝甚至舍弃了自己的亲儿子，来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奕詝。当然在宫廷环境中，一位皇贵妃能做到如此确实不容易，但是也不排除此说法不实的可能，毕竟一位母亲多少也会偏爱自己的孩子，她对奕詝的偏爱是为未来自己孩子打下感情基础也未尝不可能。但奕詝与奕为皇子时如“亲昆弟”则是非常可能，因同在一母照顾之下长大，而且年龄也大概相仿，并且同在一个书房读书，也因为皇五子奕淙被早早地过继给了嘉庆第三子和硕敦格亲王绵恺当了儿子，不住在宫里，皇七子奕澴岁数还很小，所以说在宫内他们兄弟俩根本没有年龄相仿的兄弟可以玩，所以感情自然而然就亲密了。 然而道光皇帝的晚年确一直为立谁为太子而苦恼万分。道光皇帝儿子不少，但是他却很为难，因为道光最喜欢的是奕，但是奕却并非皇长子，奕詝才是皇长子，奕是次子。不过奕在道光的几个儿子当中最为聪敏，奕小时侯就显示出来了他的聪明才智，即能读书成诵，虽然这个本事在现在的年轻人里不算什么，毕竟摇头晃脑的背书不如素质教育值得提倡，但是在接近二百年前的清代宫廷，这个则被看得很重要，首先他代表的是皇子的聪明程度，其次就是皇子的学问，毕竟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历代的皇帝都不会选出一个草包来当的，所以学问大小关系到是否能继承皇位。聪明的奕很小就开始了宫廷读书的生涯，他先就学于大理寺少卿翁心存，后来跟随翰林院侍讲贾桢读书，特别受到ama（满语父亲，下同）的钟爱。道光皇帝曾有意立奕为大阿哥(清代对太子的称号)，虽没有公开表示奕将来要继承大统，但是也算是对奕的一种暗示。但是道光皇帝确是个优柔寡断的皇帝，他一边想立奕为大阿哥，一边又举棋不定，整天胡思乱想。因为奕最大的劣势就是不是皇后的儿子（孝静成皇后是道光死了之后才追谥的），如果叫他继承皇帝的位置，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奕詝那里就很难说得过去，因为奕詝也是一个比较贤德的皇子，虽然比他弟弟奕稍差，但是多年来也一直没有犯过错误，且精通文武，并与奕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二八式。而且奕生母孝全皇后又死得早，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奕詝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好在他有个没有正式取得地位的后妈，但是后妈再亲也毕竟是后妈呀……所以道光皇帝一直忧郁未决。 按照清朝的祖制，每年皇帝都要带领自己的儿子们到北京城南10里的南苑打猎，道光皇帝也不例外，其实这名曰打猎，实际上就是试一试皇子们的武艺怎样，毕竟清朝是在马背上打得天下的，从入关前开始皇帝们就都是马背上的皇帝，所以皇子们也要着重培养。 // --------------- 恭亲王奕家族(2) --------------- 而按照清朝的惯例，皇子们的宫廷生活除了读书，外出时必须向老师请假，颇有点现代学校的作风，没有事情不得旷课！所以在这一年快要到南苑打猎之前，皇四子奕詝找到了自己的老师杜受田（时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杜受田沉思了很长时间，凝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向奕詝耳语说道：“四阿哥您只需要到猎场中骑在马上看其他人骑射，自己千万不能发一枪射一箭，而且还要约束自己的随从，千万不能捕杀任何生灵。回来后皇帝肯定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射一箭打一枪，你要这样回答：‘这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鸟兽也正好孕育的季节，所以我不忍伤害生灵。我更不想以弓马的贤淑技艺与其他兄弟争高低。’” 结果当天狩猎结束之后，六阿哥奕所射杀的猎物最多。天色将晚的时候诸位皇子携所获的猎物复皇帝之命。果然皇上询问缘故，奕詝就把杜受田教的话说了一遍。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才是君主之度。”平心而论，奕詝无论文韬武略还是健康状况都比不上奕。道光皇帝直到死前仍对传位之事下不了决心。 道光重病在床自知无回天之术之时，还没有忘记考察两位皇子的能力和气度决定继承人。奕的老师告奕的办法是：“晋见时皇上若在病榻上询问治国安邦大计，你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对奕詝说：“你若陈条时政，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爷，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将不久于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晋见时皇上果然询问身后治国大事奕无视皇上痛苦之状口若悬河大谈自己治国安邦的见解和抱负；奕詝则一如师言面对父皇的垂问悲伤得涕流满面以至于不能作答。道光皇帝在病榻上仔细观察两人的言谈举止，被奕詝的举动所感染，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第二天道光皇帝驾崩领班大臣宣读密谕：“着皇四子奕詝继位。”奕詝终于击败奕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咸丰。虽然这些只是传说，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杜受田对奕詝的帮助，和奕在少年时的天真。无论如何，从历史上看咸丰对自己的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在师父去世后追谥为文正，在清一代，只有杜受田和嘉庆的老师朱硅两位帝师享受这一殊荣。 道光30年，清宣宗道光皇帝病故，遗诏四皇子奕詝即位，封奕为恭亲王。这个决定改写了清朝历史，对晚清政局影响极大，让后人对假如让奕即位产生了很多联想。 咸丰继承帝位后，奕成了恭亲王。不久他又进入军机处，咸丰皇帝又命他在内廷行走。咸丰即位伊始，洪秀全等在广西造反。攻取南京后，又派林凤祥等北进，咸丰命奕协防。第二年又封奕为都统、右宗正、宗令。因为林凤祥北进的军队被击败，奕也被记功。 这一阶段似乎两人的关系很和睦。但咸丰五年，奕的生母孝静成皇后去世，咸丰以奕礼仪疏略，罢了奕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职位，让他回上书房继续读书。是什么原因让咸丰如此呢？原来在咸丰即位后，即尊奕的生母为康慈皇太妃，但奕是希望自己的生母能尊为太后的。但咸丰却不同意，有人说，虽然文宗是孝静皇太后抚育成人的，但毕竟不是自己的生母，所以不同意。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清朝祖制每位皇帝册封和追封皇后只能有三位，道光已经有了3位皇后，孝穆成、孝慎成、孝全成三位皇太后（在道光之前只有康熙有四位皇后，那是因为雍正做了皇帝，母以子贵，雍正追尊自己的生母为第四位皇后）。最后咸丰虽然在奕的坚持下，追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却不称成皇后，而且不系宣宗谥，不祔庙。葬慕陵东，为慕东陵。把她降了规格，也和道光皇帝分葬，不葬在一起。而奕也因此事受到了以上提及的一系列处罚。 而且对咸丰的继承皇位，奕心中是不服气的，他的情绪也有所表现。本来文宗初一即位，重用皇弟的行为，让兄弟两人的关系已有所缓和。但因为以上提及的这件事，在咸丰一朝，奕只是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移驾承德前，才重新被授以重任，此重任也不过是留京议和而已。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逝于热河行宫。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额驸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顾命大臣”辅弼幼主的制度。 不久，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圣母皇太后”），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于是与咸丰皇帝异母弟恭亲王奕密谋，夺取政权，由“顾命”而变为“垂帘”，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王总揽全局于下，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从无闻的皇弟到议政王 奕一生政治活动中的第一个高峰，是他在咸丰皇帝死后，和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合作，积极参与发动“北京政变”。因为咸丰十一年(1861年)为农历辛酉年，史书上也称为“辛酉政变”或“麒祥政变”。奕扶持慈禧太后实现垂帘听政，同时他本人也取得了议政王的高位厚禄。这是他在政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长驱直入，并于七月八日攻陷大沽，陈兵天津，京师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上层乱作一团，咸丰帝束手无策，时而要“御驾亲征”，时而又策划遁逃。而当时作为皇贵妃的慈禧倒是头脑很清醒地认为：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遗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但是可惜的是未被咸丰帝采纳。当通州八里桥败讯传来，联军进逼北京城下，咸丰帝携带后妃、皇子，仓促北逃承德，而将残局留给恭亲王奕收拾。当时随同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的主要大臣，有载垣、端华和肃顺等人，他们近在皇帝身边，掌握着朝廷的大权，成为清朝的政治中心。 // --------------- 恭亲王奕家族(3) --------------- 奕以亲王的身份，担负着对外交涉的全权。咸丰十年九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事务日益频繁。奕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建议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涉的机构，得到咸丰皇帝的批准，在北京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和桂良、文祥三人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实际上以奕为主要首领。 这样，清朝政府又在北京形成了另一个政治中心。这个总理衙门不仅掌握着清廷对外交涉的大权，还掌握着各口岸的关税及其他各项收入，把持了清廷的财政大权，这就增加了奕在清廷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热河以肃顺为首的，是一些思想顽固，盲目虚骄的王公大臣，他们主张抵抗英法的侵略，但是拿不出任何作战的有效方针和政治措施。而以奕为首的留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们，则由于战争的屡次失败，产生了与外国侵略者议和的主张，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垂青和支持。于是以肃顺和奕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在对外政策上发生了根本分歧。 总理衙门的设立，适应了外国侵略者的需求，同时也增强了奕集团和热河肃顺集团进行争夺的政治地位和实力。这期间，热河行宫里还有一股暂时暗藏着的政治势力，就是当时身为皇贵妃的叶赫那拉氏。 “乱世出英雄”，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咸丰末年，南方农民起义的烽火四起，北方亦战乱频频，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慈禧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在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披览各省奏章”，议论朝政得失，这些举动渐渐引起了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等朝臣的不满。肃顺甚至请求咸丰帝行“钩弋故事”，即仿照汉武帝的做法，将太子之生母钩弋夫人赐死，以除后患。然咸丰帝却不具备汉武帝的远见，“濡需不忍”，而慈禧与肃顺间关系已势同水火，难以弥缝。十一年七月初十，咸丰帝忧劳成疾，暑泻日久，以至病逝于烟波致爽殿。 咸丰皇帝死前留下一道谕旨，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大阿哥，继皇帝位，由载垣、肃顺和端华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的辅政大臣。咸丰皇帝的这个临终安排，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把他的弟弟、掌握朝廷对外交涉大权的恭亲王奕，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以外。咸丰皇帝的这种安排，不仅加重了那拉氏和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肃顺等人和奕原有的政见分歧进一步加深。正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下，那拉氏自然和奕结合到一起，从而促进了北京政变的迅速发生。 英法侵略者在那拉氏与奕之间的勾结上，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且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写给英国外务大臣罗素的信里曾经明确地表示，奕及其同僚如果能够掌握清朝政府的大权，对中国保持和外国的“友好”，关系重大，因此，普鲁斯提出，应该对待奕一派采取温和与协调的态度，以促使奕尽快地把皇帝从热河行宫迁回北京。英法侵略者认为，只要清朝皇帝不在北京，就不能使已经签订的《北京条约》得到有效的实施，而且还会影响到各省局对条约的执行。因而他们便极力笼络、扶持奕等主持议和的一派，力争在扩大侵略权益的条件下，《北京条约》能够顺利实施，而十分厌恶和反对肃顺集团。英法两国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在签订北京条约之后不久，便把侵略军撤出北京。这件事使奕等人大喜过望，得出了洋人并不企图占领中国土地的结论，从而坚持了对洋人实行用信义笼络的政策。 咸丰帝生前，奕屡屡上请咸丰皇帝回銮北京，但被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载垣诸人所否决。咸丰驾崩后，奕陈请赴承德叩见两宫皇太后，而载垣诸人却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加以阻挠。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奕突然出现在避暑山庄，使载垣、肃顺等人十分震惊，但给慈禧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奕在咸丰灵前伤心哭泣，沉痛祭奠之后，慈禧即迫不及待地要太监传旨召见恭亲王。顾命王大臣最担心的正是这件事情，因此再次阻挠，声称为了避嫌叔嫂不能相见而且皇帝刚死不久，太后正式在守丧期间，更不能见自己的小叔子。而一心想与慈禧相见的奕为表示清白，便请端华陪同晋见。 而端华和肃顺却推脱说：你们是小叔子与嫂子见面，和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于是，慈禧终于获得了与奕单独会面密谈的机会。她详述肃顺诸人横行跋扈，目中无人的举止，希望亲恭王设想办法。而颇有心计的恭亲王在赴热河行在之前，已同列强驻京使节磋商，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慈禧与奕通过密谈，确定了尽快返回北京、发动政变、歼除异己的方针。 慈禧与奕密谈之后。八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呈奏折，请慈禧太后执掌朝政。董元醇的奏章说出了慈禧的心意，其矛头所向，对准顾命八大臣，因此引起肃顺等人的强烈反对。慈禧要颁发懿旨采纳董元醇之议，肃顺诸人则坚持要痛加驳斥，双方剑拔弩张，进行了激烈争论。载垣等在召见时公然声称，顾命大臣只能对皇上负责，而不能听命于太后，且载垣当慈禧太后的面咆哮，含怒负气，最后竟拂袖而去，并以“搁车”（北京口语，意思是半途而废）相威胁，全然不把慈禧放在眼里。慈禧被气得面色青紫，双手颤动，小皇帝亦被惊吓得直哭，以至把太后的衣服都尿湿了。 // --------------- 恭亲王奕家族(4) --------------- 董元醇的奏折所引起的风波，实质上是政变的前奏。这场斗争暂时以肃顺的胜利，慈禧的失败而告终。慈禧因势薄力单，不得不作了些妥协，但是她却通过自己的妹妹那拉氏与妹夫醇亲王奕譞加紧了准备政变的步伐。顾命八大臣可以颁布上谕，痛斥董元醇“殊属非是”（实在是不对），但他们无法阻止慈禧和小皇帝的回銮计划一旦回到京城，那就是奕的势力范围了。 奕迅速返回北京。其实奕留守北京“主持抚局”，这是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愧对祖宗，也无颜于人世。可是奕居然“不辱使命”，不但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这也是慈禧能够放心大胆地返回北京后在对顾命八大臣下手的原因。 奕能控制北京地区，固然是英法联军希望这个年轻的显贵，控制北京政局后能成为西方国家在清廷中的代理人，同时也由于他获得了驻防京郊地区的僧格尔沁部队、胜保部队的支持和密云副都统德兴阿的支持。密云副都统驻防密云城关檀营，兼辖昌平、顺义、三河、玉田、古北口等地驻军，是北京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控制着由京城通往热河咽喉要津。 十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由热河乘坐骡车起驾回京。端华、载垣等七名赞襄政务大臣护驾同行。肃顺率领亲军拱卫着咸丰棺柩行进缓慢，远远落在了两宫的后面。十一月一日两宫回到紫禁城，第二天在朝房逮捕了端华、载垣。 肃顺于十一月二日晚，拱卫着咸丰棺柩到达了密云行宫。密云副都统德兴阿安排护卫部队在檀营整休一日。密云行宫由“檀营”驻军担任警戒。夜间，醇亲王奕譞（咸丰七弟、慈禧妹夫）由北京赶到密云，在德兴阿的配合下，顺利地擒获了肃顺，然后拱卫着咸丰棺柩回京。在京文武大员及臣民们在东郊半壁店跪迎咸丰棺柩，肃顺被押械在囚车之上回到了北京。 这场晚清政治舞台上动人心魄的权力争斗，被称为“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它为慈禧的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以当时情形而论，以肃顺之才，早已经能够知道慈禧与他水火不容，应该早下手除掉慈禧，可惜载垣、端华之流才能平庸，没有采纳肃顺其议。最后都落了个自杀的自杀，砍头的砍头的下场。在奕主持下，内阁大学士等于四日讨论通过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决定。次日，由宗人府和内阁大学士等议定载垣、端华、肃顺的罪行，并决定立即赐载垣、端华二人自尽，将肃顺斩首，其余五名辅政大臣有的革职，有的遣戍边疆，一些与八大臣有联系的官员和太监也受到了惩处。 十月六日，慈禧下令将载垣、端华赐死，慈禧命其二人在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至于肃顺，则以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本应凌迟处死，后加恩改为斩立决。十一月八日，肃顺被斩之日，万人空巷，前往观看。肃顺白衣白靴，面无惧色，骂不绝口。囚车行至菜市口刑场肃顺又拒而不跪，被刽子手打断腿骨，始下跪就刑。 十一月十一日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改“祺祥”，年号为“同治”，意在两宫太后同治天下。十二月二日清廷宣布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从此，慈禧太后掌握了清朝的统治大权。奕因为在这场宫廷政变中立下大功，又先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部大臣，并被赏以亲王双俸。慈禧太后通过政变，掌握清廷统治大权达四十七年之久，奕的参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享受了清末诸王大臣从未有过的崇高爵赏和职位。特别是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的五年间，他以议政王的崇高地位达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峰。 // --------------- 掌握国家军政外交的大贵族(1)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根据奕、桂良、文样等于当年十二月初一所上“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的建议而成立的。上谕任命奕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其中以奕为首席总理大臣。从此，奕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坐镇中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见。“通商”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当时，即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取洋人之长，其中心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他与“师夷”有关的一切事务，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特征。 “夷务”，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处理。鸦片战争中闯进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当然不是过去的所谓“四夷”，不能作为“藩”来对待了，于是设立了处理五口事务的钦差大臣，始由两广总督兼领，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管，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天津、牛庄和长江内河汉口、镇江等增开口岸十余处，因而南洋钦差大臣由江苏巡抚兼任，北方则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一员。这就是后来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来。它们名为“通商”大臣，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在洋务运动整个过程中，总理衙门起了枢纽的作用，左宗棠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 由此可见，总理衙门是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以拯救清朝统治的自强新政（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洋务运动）成为国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是适当的。总体来看，总理衙门级同军机处，兼有管理商务、外交、教育、关税财政、军事政治情报等权力。发展到后来，权力更大，范围更广，实际上是以举办自强新政为己任兼有军机处、内阁权力于一身的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最高政权机构。活动的中心在于“自强”。这一点，奕在清廷批准总理衙门成立后几天即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确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显然，“自强”是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怎样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奕等人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武装和训练军队。这就拉开了引进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拯救和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序幕。 然而功劳也罢，贡献也罢，奕登上总理大臣的宝座之后的第一件对外买卖干的就不是很光彩，虽然在外交上清廷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从经济上清朝确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亏。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同治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政府委托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协助购买军舰，卜当即推荐了时任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参与办理，赫德出于个人及英国的利益考虑，在购舰上表现出了异常的热心，但由于经费以及议论不齐等问题，清政府迟迟不能下决心。同年底，太平军在李秀成指挥下，接连攻克杭州、宁波等江南重镇，海内为之震动。恭亲王奕紧急上奏，请求速购兵船，在严峻的形势逼迫下，清政府仅用一天时间，就作出了以往争论了5年都未能下定的决定，外购兵船。 1862年，赫德和清政府商定了购买中号、小号兵船共7艘，一共需银65万两，并函请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具体承办购船事宜，李泰国认为这是控制中国军队的大好机会，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挑选了曾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公然把舰队命名为"英中联合舰队"，舰队全由英国官兵操纵，并擅自为军舰命名和制订海军旗，而且规定舰队只接受中国皇帝和李泰国二人的命令，李泰国还有权决定中国皇帝的命令是否有效。这支几乎是李泰国私人部队的舰队，史称阿思本舰队。而此时舰队还在英国没有起航，而远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中国，各方势力为了角逐这支梦想中的洋舰队也在斗争得不可开交。当时国内共有三大势力角逐对舰队的支配使用权。其中曾国藩集团是当时清王朝内最大的实力派。对控制该舰队，曾国藩期盼之至。他除持本集团的实力地位，还运用其他的狡猾手腕，与奕等斗法。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坚持三条对该舰队的期望，其一、轮船驶至安庆、汉口；其二、配用楚军水师之勇丁；其三、有关事宜由“臣与胡林翼商定”。其实曾国藩的三点期望都是有很大目的性的，第一条驶至汉口是假，但汉口在曾国藩的实力范围却是真，他想借助舰队驶至汉口，对奕和洋人来一个既成事实，把舰队的控制权纳为己有。后两点中，也有含糊其词、欺上瞒下的意思。总之曾是准备把该舰队收归己有，“称霸”一方。奕则反对舰队上驶至安庆，他则要求该舰队驻守在上海，用于袭击南京之用。而曾国藩硬说“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长海上，势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据陈奏。”好笑的是，曾国藩从1861年1月起就强调“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以后又不断重复此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该舰队已不乏掩耳盗铃之拙。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清政府对此事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 掌握国家军政外交的大贵族(2) --------------- 而另外一股势力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一方，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后，与上海的买办官绅结合，羽翼渐丰，上海相对优势的条件使他颇为踌躇。从筹购该舰队起，至该案结束，上海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掌握了上海这个财赋重镇，并同曾国藩联系密切，结成“湘淮一家”式的联盟，上海当时号称“月收百万”，仅海关税收就占全国海关税收的一半以上。李鸿章“当暴富之名”，奕不得不对他折腰请助。李鸿章却对曾国藩特别照顾，常拨银饷接济，对奕这股势力则敬而远之。就这样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一个求势，一个要钱，又谁都想控制这支舰队，故而能心志不一地联合起来对付奕集团。 而奕集团也想得到该舰队。奕身为先帝咸丰的弟弟、当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议政王之尊，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为臣者无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军事以至皇室事务都归其秉持，可谓军国枢纽在握。奕集团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顺地控制该舰队。而且慈禧太后颁发的上谕也与奕为此事的奏请完全一致。其实慈禧太后也是在利用恭亲王这个人，才在很多事情上顺着他。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在不久前的“麒祥政变”中，奕帮了嫂子慈禧太后的大忙，慈禧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感恩戴德。其次，当时时值清朝末期，满洲大员当众有能力的人已经不多，能够有恭亲王这样一个办事得体的人也确实难得，所以在很多事上两宫太后也不得不多想着小叔子。然而，“周室式微，诸侯称霸”，在可能当舰队主任的名单上奕集团只可排到第四位，根本不是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以及英国人的对手。甚至连奕内定为舰队统治者的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甚至都没胆量出来较量一番，就旋即退场。尽管如此，奕集团也是颇费心机，连出恶招，为此还想出了几个利己损人的办法。一是拟拆开舰队，把舰队一分为二——北洋、南洋各半。奕奏请：舰队运到后，酌分数只，驶赶天津，以备北洋防守之用。上谕马上得到皇帝，实际上是太后们的同意。二是名与器不假人，裁夺之权不放，尽量不让曾国藩集团得益过多。三是借重洋员，颇有宁付客卿、不托家臣的味道。奕由此遗祸无穷，他给李国泰的信件中有行乎不清的“一手经理”字样，也有曾国藩统一阿思本“综理一切”。在这方面，奕走得最远的是在该事件的关键时刻同李国泰签订了《轮船章程五条》，沾沾自喜于该战争中规定的空洞的统帅权，对出让最重要的实际指挥权却不以为然。 在该事件中，拉拢李鸿章是奕集团的最重要措施。奕告诉李鸿章，经费上“自不能专令江海关一关支应”，行政上要李国泰、赫德“均着听候李大人预为酌定”，“此船板就，驶赴上海听候拨用”。奕还私下通知李鸿章：“带兵十数人或数十人，与该轮船到时立即商船，皆阿思本版是，以分其权”。奕暗中扬李抑曾并不是真要把权力交给李鸿章，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挑起曾、李之间的斗争，着眼于促使李鸿章做出有利于将该舰队的船只转送北洋的行动。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在上述大肆角逐之时，阿思本舰队还尚未离开英伦三岛。清政府欲构建现代化海军，好不容易与洋鬼子们“串通一气”一回，可连它的汽笛声还没听到，清政府内就已经悄悄地龙争虎斗起来。虽然他们的目的也许都是为了国家富强，建造海军，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和影响确实是负面的。 由“北京”等6艘军舰以及1艘军辅船和1艘小艇组成的李－阿舰队到达中国后，大出清政府的意料，这支不受控制的舰队是军政大员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经过反复争辩后，清政府决定将这支舰队一卖了事，在各派支持下，奕主持的总理衙门又几经周折，终于了解了“撤退阿思本舰队”一案。“阿思本”舰队寿终，最终在清政府“博采众论”后，痛下决心，“将轮船撤退”，并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取得“辉煌”成果。1863年11月23日，阿思本上校带领被遣散的舰队从上海驶回英国。此时，清政府已为这支舰队支付了9个月的薪工银，为了遣返舰队，又支付了37万多两的遣散费，还额外送给阿思本一万两，送给李泰国一万四千两，以后只陆续收回一百多万两。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谈判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得上是外交方面的成功案例。 虽然“‘阿思本’舰队事件”，搞得奕很不愉快，但是也抹杀不了这位议政王在晚清的贡献，更不会抹杀奕在中国近代洋务史上的地位。因为在奕的主持下，通过总理衙门的工作，19世纪60年代起，我国先后与英、法、俄、美、德、丹、荷、比、意及奥匈帝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同治五年(1865年)，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请假回国，他行前对总理衙门表示，愿意率领一些中国官员出国考察。奕接受赫德的建议，派知县斌椿和几名同文馆学员，随同赫德到英、法、德、俄等国游历。奕对斌椿交待的任务是：将所得到的各国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等详细加以记载，并以绘图说明，以便作为今后外交工作的参考。 同治七年(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满回国，总理衙门在蒲安臣自荐和赫德的推荐下，聘请他充当清政府的全权特使，以“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代表中国到欧美各国访问，并由英法两国各派一人作协理，清政府陪同前去的是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奕在蒲安臣出访时曾和他约定，在访问中凡遇到有损于中国的事，必须力加阻止；凡对中国有益的事，必须先请示总理衙门，经同意后再办。蒲安臣等首先到达美国，他并不把总理衙门和奕放在眼里，竟擅自与美国签订了一个《中美续增条约》，使美国在招募华工和扩大在华传教等侵略利益上，得到合法的依据。蒲安臣等离开美国后，又以中国政府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英、法、俄等国访问，直到他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俄国病死，其他成员才经由意大利回到中国。以上两个由外国人率领的所谓中国外交使团出国访问，成为中外历史上的一大笑柄，说明当时清政府和奕等封建统治者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无知。 // --------------- 掌握国家军政外交的大贵族(3) --------------- 真正由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是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因马嘉理案件在奕主持下派往英国，常驻伦敦的郭嵩焘。他以花甲之年，甘于冒当时顽固派的诽谤与诋毁，不避艰险，远渡重洋，首先为中国在伦敦建立起第一个常驻外国的公使馆。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郭嵩焘又兼任法国公使，开辟了驻法公使馆。在英、法建立我国使馆，开中国使节常驻外国的先河。郭嵩焘在海外目睹流居海外华侨备受凌辱的惨状，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九月上疏清政府，提出仿效外国，在各国主要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中国侨民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和奕等的支持。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领事馆，随后又陆续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和神户等华侨集中的地方，设立起领事馆。此外，郭嵩焘还参照外国的经验，为中国制定了一套外交人事行政管理办法，受到奕的赞许，对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后来，郭嵩焘因受顽固派的诬陷而回国，脱离仕途，归回乡里。 继郭嵩焘之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曾纪泽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光绪六年，曾纪泽又受命兼任驻俄公使，与俄国谈判，经过反复斗争，于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被俄国强占的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使国家领土主权的损失，得以部分挽回。 此外，清末时期还由总理衙门先后派出了很多在国内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驻外使节，如许景澄、杨儒等，有的是在奕主持总理衙门工作时期派出的，有的是在奕被罢黜时派遣的，但都与奕开创中国近代外交，设立总理衙门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奕先后主持总理衙门近三十年，对建设中国近代外交事业作出了一定努力，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取得了不少经验。 此时的奕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地位仅在慈禧太后一人之下，而且在朝廷内外也有很大的威望。权力日益膨胀的奕成了慈禧的心腹大患，对慈禧的统治根基构成极大的威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春，慈禧借清军在中法越南战争中失利之名，借机撤销奕的一切职务。失去权力的奕深知慈禧的狡诈与阴狠，为躲避杀身之祸，他以养病为由离开政治漩涡，躲在西山戒台寺不问政事隐居长达十年之久，恭亲王奕在戒台寺期间，居住在北宫院。奕在院内遍植牡丹，因此后人又称北宫院为牡丹院。牡丹院坐北朝南，大门悬挂奕手书“慧聚堂”匾额。此间他名义上是颐养天年，实际还是一直在注意国家的政治动向，试图东山再起。 // ---------------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1) ---------------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现在的北京城还有60余座清代王府，其中位于什剎海畔的恭亲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恭王府，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最早是乾隆皇帝宠臣、大学士、清朝大贪官和珅的私人家宅。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晏驾，次日嘉庆皇帝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和家，和珅被“赐令自尽”，其宅邸被没收。咸丰元年(公元1852年)，咸丰帝将此宅院赐予六弟奕，改名恭王府。 和珅是历史上的“贪污之王”。当初他大兴土木逾制修建了这座豪宅，为日后恭王府的恢弘富丽奠定了基础，也为自己筑就了一条通往灭亡的路。嘉庆帝赐死和珅时，宣布了他的20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隔断皆仿造宁寿宫制造，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和珅获罪，宅第入宫，先被嘉庆帝赐予庆王永璘，后被咸丰帝赐予恭亲王奕，奕在原有基础上对王府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形成了今日前王府、后花园的布局。如今的恭王府，南北长300多米，东西宽180多米，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内的建筑分东、中、西三路，由南自北都是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着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 位于王府东路一进院落的“多福轩”是恭亲王的会客厅，奕常在此会见外宾大臣。当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奕全权负责与英法联军的议和事宜。而奕也是在迫于无奈之下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多福轩”也因而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地。 府邸最深处横有一座两层的延楼，是王府最大的建筑，东西长达160余米，据说内有104间房，俗称“99间半”，取道教“届满即盈”之意。延楼二楼的40多个后窗框造型各异，绝无重样。整座楼气势宏伟，不同于一般王府。相传这里曾是和珅的藏宝楼，嘉庆帝从中抄出了和家富可敌国的家产，也留下了那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话。 每当恭亲王在府邸居住时期，整个王府总出入的大门在东侧院落的东墙上。在现存的正门外，有两组并列的院落；西侧院落在正门前纵列着四排房屋，院南侧有两排倒座房，为当时王府的办事机构；东侧院落南边也有一排倒座房，驻护卫的八旗兵丁，北面有一座四合院。正门两重，南向，大门三开间，前置石狮一对，二门五开间，均在中轴线上。二门内是正殿及东西配殿，其后为后殿及东西配殿，后殿悬“嘉乐堂”匠额。中轴线上的建筑物，屋顶都用绿琉璃瓦、脊吻兽，配殿屋都用灰筒瓦，显示出王府的与众不同。 东路前院正厅名“多福轩”，后院正厅名“乐道堂”；西路前院正厅名“葆光室”，后院正厅“锡晋斋”。葆光室与锡晋斋之间有垂花门一座，上悬“天香庭院”匾额。垂花门南有竹圃，北有西府海棠两棵。在三路院落的后部，有长160余米、贯连50余间的两层后罩楼环抱，东边悬“瞻霁楼”、西边悬“宝约楼”匾额；楼前檐出廊，后檐墙上每间上下各开一窗，下层窗长方形，上层为形式各异的会锦窗，窗口砖雕精细，楼梯原为木假山形。楼中间偏西原有一间下层是过道门，通向府后的花园。 萃锦园恭亲王所建，正门在园南，为西洋式石雕花拱券门。门内左右都有青石假山，正面迎门耸立一座柱形太湖石，顶刻“独乐峰”；石后为一蝙蝠形小水池，旧名“福河”。水池后面是一座五开间的正厅，名“安善堂”，其东配房名“明道堂”，西配房名“棣华轩”。堂后一方形水池，池后一组叠成龛形的假山，中嵌康熙御笔福字碑一座。假山上一座盝顶敞厅，名“邀月”，厅两侧都有爬山廊通向东西配房：西配房名“韵花移”。中轴最后为“养云精舍”5间，两侧各接出折曲形的耳房，屋顶形式特殊多变，形如蝠之两翼，因得名“福殿”。 东路第一进院前有一座垂花门，右前方有一座流杯亭，名“沁秋亭”。门内东房一排8间和西房3间，靠南边的3间东房名“香雪坞”，西房即明道堂之后卷。院北即为大戏楼，为三卷勾连搭式，最北一卷就是“怡神所”。戏楼北边有北房5间，东房两间，传闻这里才是天香庭院。园东侧南北方向叠有青石假山。花园西路最前面有一段城墙式的围墙，墙上辟券洞，额书“榆关”。墙两端接青石假山。榆关内有“秋水山房”、“妙香亭”、“益智斋”等建筑，再北有一个较大的水池，池心有水座3间，名“诗画肪”。池北有5间两卷房，名“澄怀撷秀”，其东耳房名“韬华馆”，再北为王府的花洞。园西侧有南北向的土山一座，从榆关以西一直延伸到澄怀撷秀的西侧。萃锦园的院墙为城砖砌成，原来没有门通往街道，只能从府后出入。 愈是位高权重、贪恋权势之人，其渴望宁静之心往往愈迫切。从花园的布局中，人们不难体会得出王府主人当年的心随境转。花园入口是一座西洋门，上有题字：外题“静含太古”，内题“秀挹恒春”，意指在喧闹之中取太古幽境，颇有道家意境。进门后，正面有一直立突兀的孤石，上书“独乐峰”三字。独乐峰是花园的屏风障景，“独乐”亦是奕复出政坛的屏风障景。奕被慈禧罢官三次，每次他都来园中“独乐”，在宁静安详的氛围中韬光养晦，在“独乐”的幌子下伺机重返官场，所以说奕正如在西山所居时所想的一样，韬光养晦，借机再起。可惜踌躇满志的恭亲王早慈禧太后十年就去了，空留下一个恭王府供后人凭吊。 // ---------------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2) --------------- 民国以后，恭王府及花园于上世纪20年代被末代恭亲王溥伟和其弟著名书画大师溥儒(字心畲)兄弟抵押给西什库教堂，1932年后，产权为辅仁大学所有。 // --------------- 人生自古谁无死(1) ---------------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奕重新被启用，此时的奕已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再次入朝的奕并没有发挥多大的能力，纵然后人在提起甲午议和时会说当时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和首府大臣奕向日本政府乞和，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授予“商让土地之权”，于是有了《马关条约》的耻辱。我不能说这种说法不正确，奕一生害怕战争，渴望寻求一条大清国的出路，却越走前方越黑暗，英雄末路的悲哀终于来临。每个人都有其辉煌的一面，奕也不例外。住着最大的亲王府邸，首辅大臣，领导洋务运动，被封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按说，奕的一生也是比较完满了。奕没有过铁马金戈的经历，却伤痕累累，这伤不在明处，却在心里。奕不但在政治上不能遂心，在家庭上亦然无法作主。夫妻离散，女儿早年守寡，最心爱的儿子被过继……都成了他心中不可磨灭的痛！ 有人提到奕，也许会调侃地说：“他不就是鬼子六嘛！”也许还会有人说他是个投降派；然而，他的患得患失，他的悲凉一生又有谁能体会呢？像李鸿章，在朝野之上也是名声显赫，可生不逢时的悲哀使他落到多少骂名？其实他们都是英雄，只是与以往的英雄不同而已，试想，如果把现在的一些铁腕政客摆到当初他们的位置，又会演绎何种人生呢？又会把中国的命运导向何处呢？ 奕在法源寺一住十年之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以后被再次启用。在其死后，朝廷以铁帽子王的身份安葬了他，给他的生命终结点涂了色彩，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一生的郁郁不得志和枯灯般的悲凉。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奕在宗人府任宗令，却对已兴起的维新运动大为不满，他病卧家中，对前来探望的德宗光绪皇帝大讲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小人”。可叹当年主张办洋务的奕，此时却对维新运动大加阻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二十九日，年六十七岁的恭亲王奕带着无数遗憾和一生的梦想去世了……道光皇帝的诸子都先奕死去，咸丰之子同治，及光绪，宣统三代无后，所以奕訢成为清代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皇子。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世间从无不死的人。王府中死了人，则用同义的词汇来代替，如王爷死了，私下叫做“殡天”。对外则称“薨逝”。王府主要成员，如王爷、福晋、太福晋在弥留之际，寿衣、寿棺自然早就准备好了的。棺材是上等的木料，如金丝楠木、黄柏、紫杉之属。遵照满族习俗，棺盖前端要安一个同样与棺盖厚薄相等的木质葫芦形的一块前遮，故称“葫芦材”。这个葫芦可折，可放，放为前遮，折成复盖。临到人要咽气的时候，管事处就要妥帖安排各方面的执掌，同时要恰办杠房、冥衣铺以及和尚、道士和喇嘛念经等等事宜。这时，府中表面很宁静，实际上人人心里却特别紧张。只待人停止最后一次呼吸，府中就能有条不紊地忙起来。有两件事要办是刻不容缓的。一是“报丧”，如果是王爷死了，首先要报宗人府，然后才向亲人报丧。报丧一般都用口报，但也有用文书的，叫做“口报条”。作为贵族的死去，远比一般大员的去世要隆重得多，借此来显示他们作为贵族留给活人在记忆中最后一点他的贵族身份。 当奕去世的消息穿到了皇宫里，光绪皇帝得到消息后，立刻来到恭王府奠奕，并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谥曰忠，配享太庙，并谕：“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皇帝的这一举动使恭王府上下欢欣鼓舞，甚至已经忘却了奕去世的这一事实。皇恩浩荡，在封建年代皇帝能眷顾一臣下，那么当是该家族最大的荣幸，曾经有一笑话就说了，皇帝赏赐给臣下一张草纸（卫生纸），臣下回家都会高兴得在祖先堂里供奉起来，美其名曰：皇上赏赐的擦屁股纸。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在封建年代，皇帝能够到臣下的府第去吊唁，确实也是给为臣的天大的皇恩！ 按照满族宫廷礼仪的贵族，奕去世后，由他生前随身伺候的太监或仆妇们，为亡者洗脸、洗手、洗脚，剃头留后，然后穿上寿衣，谓之穿“依制殓服”。寿衣也分等级，王爷的寿衣，如其品级，他的蟒袍、补褂和内衣，均为丝绸面，内絮棉花，一律禁用缎子和皮毛做寿衣，上一顶小帽。帽上镶嵌串珠寿字和红宝石等装饰。有顶无翎的秋帽则放置一旁。足穿朝靴，底绘莲花。用来掩盖在亡者全身的黄色“陀罗经被”上，要用朱砂书写梵文“大悲咒”。只有这样小心谨慎一一办妥之后，才能将尸首抬到寝殿中央的灵床上去。灵床又称“吉祥板”，上摆三条杏黄绸带，以备入殓之用。吉祥板上铺垫三层杏黄色寸蟒棉褥，棉枕的颜色与殓褥相同，一般不用莲花枕。尸首放置吉祥板上也有规定，循例头向西，脚朝东，不许乱放。头前放一张茶几，上置一盏点燃了的“指明灯”，并燃四炷藏香，称之谓“倒头香”，一一办完这些常规习俗之后，便要在吉祥板前焚化纸钱，俗谓烧“倒头纸”。这些看似很烦琐的规矩，在清时，或者说在封建年代则是不可避免的规矩，俗话说得对，无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是死了人，但是规矩还是要照样的，这才能配得上一位世袭亲王的地位和身份。不过人已过世，这些规矩不过是给活人看的罢了。虽然人们心中都明白，但是为了能叫去世的老爷继续把富贵荣华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子孙奴仆们真是不惜血本，大有叫老爷们把这些值钱的物件儿，提前给他们带过去，省得以后自己过去的时候没得挥霍！ // --------------- 人生自古谁无死(2) --------------- 按照规矩，奕在躺到吉祥板上时，为他的去世而正在痛苦的子孙后代奴仆家人们，在为他烧倒头纸的同一时刻，恭王府府门前则烧“倒头车”、“倒头轿”。车、轿扎糊，制作精致，用料皆系呢子、丝绸。“车夫”、“轿夫”及随侍人等，均按生前规制配置。烧这些迷信品的用意，据说是让亡者无忧无虑地安息，让他在九泉之下过着与人间相同的舒适生活。实际上这也给活人看的，人之已死，有了这些东西也是带不走的。与此同时，在二门外的左边，要竖起一根约三丈的高幡（这是满俗），幡杆漆以杏黄色，柱顶则为金漆，上挂荷叶宝盖，杏黄寸蟒。幡下垂拂长约一丈的飘带，含引魂之意。高幡一经竖起，前来探丧的亲友，方可在吉祥板前悲泣，牵动丧家上下悲思，于是，众皆又恸哭不已，宛如今天之“向遗体告别”的场面。少的只是鞠躬，代替的则是磕头。少的虽然是领导向家属慰问，多的则是，皇帝的眷顾，和一家男女老幼们半边脸的难过，半边脸的欢欣，交替出现在脸上。 奕去世的次日，由恭王府首领太监率领十一名和尚、喇嘛站到吉祥板前，手持法器，念“倒头经”，即“往生咒”，统称“转咒”意为死者免罪安魂，让死者顺利地走到现实人间“阳”的另一境界中去。佛教教义的意思是：转咒是把现实中万种罪恶根源的肉体而转入好的善的命运而已。故亦可称作“转轮”。有清一代，对宗教是非常重视的，整个中国的宗教都非常自由，所以在人去世以后，有人会请老道，有人会请和尚，有钱者还会请来喇嘛，而作为贵族的葬礼，则是老道、和尚、喇嘛一股脑都请来，如不是宗教政策开放，很难想象他们不会争吵起来，也许争吵的原则不过是谁念经的声音比谁谁念的大声罢了…… 接着就是选择吉时了，所谓的吉时也不过是抬尸至大殿入殓而已，但是在封建年代，这一切都带着浓重的封建思想，想想与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在是格格不入，这就是一个贵族，一个大贵族死后人们对他的景仰吧，或者说是慑于他生前之威吧。抬时，由王府六名官员，握紧金箍杏黄棒头，丧家人众尾随其后，再由仆役四人提着尸身下边所垫棉褥的四角，平平稳稳，徐徐而行。经过神殿前的“祖宗杆子”（此乃吉祥之物，亡者则视为凶物）时，要用红绸将尸首包得严严实实，然后才许经过，这是“吉不见凶”的常规，不得违背。到了大殿正中，即移尸入棺。孝子近前用筷子夹着一团棉花，蘸上清水为死者擦洗两眼周围，谓之“开光”。随之将盛清水的碗狠狠砸在地上。接着由家人捧一朱漆坛（也有用木雕盒子的）至，内有殉葬殓物，如翡翠般指、怀表、鼻烟壶、白玉别子……以及宝石顶朝珠一串，和死者生前平日爱用的各种物品，一一塞进棺内，占据了棺内的所有空间。还要用一根红线穿上一颗大珍珠，系在死者的衣襟纽扣上，并把珍珠塞进死者口内，这叫“亲视含殓”。然后由杠房司役者盖上棺盖，至此，入殓仪礼宣告结束。此时，全府上下失声恸哭。盖棺之前，是不许哭泣的，怕泪水掉落棺中，影响死者安息。与其说是影响哪个死者的安息，不如说是影响了生者的正常生活，想一想几千年来，为了安葬死者，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为此穷困一生。当然有人真的是孝子，而有的人则是比富斗气，就好比在民国年间，北平多少富户为了给老人出殡下葬，倾家荡产，最后导致家道败落，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一切停当之后，按照王府的规制，就要举行葬礼了。但是王府毕竟不是小门小户，他们的规矩和民间的还不同，所以王府里举行殡礼葬仪是不搭客棚，不吹打鼓乐，不备酒筵，不发讣文的，而以经单代之。故有咏经单句：“最怕人情红白事，经单一到便为难。”而最主要的殡礼是念经。老王爷去世后三日，王府内家祭、念经同时开始。和尚、道士、喇嘛念经，王府执事在一旁看经，看他们是不是敷衍了事。这叫念管经。而且按照规矩，王府内停灵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府停灵为五七三十五天（二十一天或十五天亦可），最多为七七四十九天。没有出殡之前，都要念经超度亡魂。 一次丧事，所收的祭礼，如饽饽桌子、祭席、祭果，不计其桌，各种冥活，不计其数，而府中自制的冥活种类更多。除用绫绸糊制的灵人外，还要按照亡者生前日用器皿及其所爱的古玩文物，依形糊制。这种复制品，技艺精巧，可以乱真。凡此种种，在最后送库时，同一楼二库，付之一炬！这种穷极奢侈，不败者得乎！ 出殡这天，又是丧礼的高潮。事先要选择吉时发引。起柩出府时，先把棺材抬出府门，放入“小请”，即由三十二名杠夫，直到胡同口，继而换用特许的王爷专用的八十人抬的所谓黄杠（杏黄色），棺罩亦为杏黄寸蟒图案所制，清制只有王爵，才准使用这种装饰，可以说是给贵族，逝去的贵族最后的荣耀了。大殡最前的停灵门前竖立的那大幡，由二十四名杠夫抬行。两列仪仗，为清制“头品执事”组成，故有鹰、狗、骆驼、刽子手等。并有两杠门纛、八根驱路，其形如戏曲舞台上龙套所执之物相似。以其颜色之分，即可看出亡者所隶某一旗籍。仪仗外还有影、伞、小轿以及太平杠和松人、松狮、松鹤、松鹿、松亭等等。加上禅、番、道三堂执法器送殡，真如《红楼梦》所形容秦可卿出丧时的那种“漫天盖地而来”的情景。棺前另有一队“小嚷”，共二十四对。他们身着孝袍，手捧木盘。盘内放些亡者应用纸活，如鼎、炉、瓶、碗之类，人人必需发出似哭似喊的“有声无泪”的凄怆之声。讲到此为止，笔者真是同情可怜逝者，为人一生死了之后，竟然出殡的时候他的子孙仆人都是假哭，实在是悲哀，要放在现代社会，也许是符合规律的，毕竟生老病死很正常，但是在封建年代人去世和出殡是很隆重的，更何况是一个大贵族的去世…… // --------------- 人生自古谁无死(3) --------------- 王爷的坟叫“园寝”，一般说来棺到墓地先停灵暂放，待园寝修后再行下葬丧礼至此，自家上下一片号啕大哭，与和尚、道士和喇嘛的念经声交织在一起，地确很有悲怆的感觉。这时，杠房人等把全部烧活一齐焚烧，王府的丧礼殡仪宣告礼成。因恭亲王奕是在晚清的一个极值得重视的人物，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恭王爷奕的墓地也十分奢华。恭亲王的墓地在现今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麻峪村，是恭亲王赋闲时亲自选定的陵址，在当时也是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工程。麻峪村百姓称此地为元宝山，应是以形似元宝而得名。最初，恭亲王陵寝依例修建了碑亭、享殿等建筑，还有一座三丈多高的大理石牌坊，四柱三间，颇为壮观。不过晚清风雨飘摇，一朝覆亡；民初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恭亲王的坟墓几次被盗掘，很快衰颓破败了。现在只存了一块因体积甚大，连卡车也拉不走的石碑，成了恭亲王园寝唯一残存的印记。 奕去世时，其长子载澂早年虽贝勒加郡王衔，但早卒，谥果敏；二子载瀅过继给锺端郡王奕硉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三子载濬，与载瀅同时受封；四子载潢，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因载澂、载濬、载潢皆已在奕之前去世，所以只能以载瀅之子溥伟为载澂后，袭恭亲王，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二代恭亲王，而溥伟之弟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画家溥儒。 // --------------- 没落贵族出奇才 --------------- 民国初年，虽然规定“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的形势，民族的偏见，各种书报刊物充斥歧视满族的宣传，许多街谈巷议流露排满的情绪，很多满族人被迫改变姓氏，隐瞒民族成分。史料可查的一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不予发照。他只好放弃满姓瓜尔佳氏，改取汉族姓名李承荫，并改满洲旗籍为房山县民籍，才获准发照行医。还有人在外面做事，写家信时不敢写真实地址“正黄旗”，而写成“正黄村”，免得让同事知道自己是旗人。以上说明，民族歧视给北京满人造成多么大的思想压力与心理恐惧。 满族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末代皇弟溥杰传》一书中说：辛亥革命之后，满族人民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不光是父母，甚至连整个爱新觉罗家族都对溥杰说，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满族处处受到排斥，皇族都必须改姓为金，如不改姓就不能就业等。”后孙中山到达北京，在广济寺会见北京各界旗人代表。他在会上指出，“现在五族一家”，就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才对北京地区的旗人的生计有了一些帮助。 然而即便如此，很多前清的名门望族，也在清朝逊位后没多久就没落了，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就恭王府来说，溥伟在隆裕太后、宣统皇帝宣布“逊位”时，他力图阻挠，当大局确定，溥伟方悲切地离开京城来到青岛。清廷倾覆后来到德人侵占的青岛的遗老，仅巡抚、副大臣以上的就有18人，徐世昌、周馥、赵尔巽、张勋等纷纷前来购地建房，躲避革命风暴。 而北京的恭王府则一直是溥伟之弟溥儒居住。说起这位溥儒可是大名鼎鼎。他1896年生，曾以画名与蜀人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溥儒字心畬，又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溥儒自幼饱学，稍长专心研究文学艺术，1911年入贵胄政治学堂，毕业后再入青岛德国威廉帝国研究院，又留学柏林大学，学习天文和生物，获得博士学位，他也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先住清河二旗村，后隐居戒台寺10年，从此专事绘画，以卖书画自食其力。虽然溥儒是皇亲贵胄，但他出生之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待王孙梦醒，恭王家族特权便随着清王朝的轰然坍塌一去不复返了。好在诗画风骨的溥儒并不在意家道的中落，他曾隐居西山，读书作文，寄情于山水之间。清丽的西山风云飞扬灵动，山脚下桑干河水清湍激扬，朝晖夕照，异彩纷呈，给溥儒以艺术启迪。他决定拿起笔来，通过线条和色彩的组合变化来表现自己对大自然流光神韵的感受，寄托惆怅的情怀。溥儒悟性极高，加之与家藏古画朝夕相伴，耳濡目染，兄弟中的溥松风、溥松窗、溥佐、溥毅斋等均为知名画家，潜移默化，转益多师，几年工夫便画技大长，于山水、人物、花卉无一不精，作品首展便轰动北京。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台静农先生赞其画为能挟“天才学力，独振颓风”。 作为能与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画大师张大千齐名的荣誉，溥儒以山水独步北方画坛时，张大千已在上海成名，他的山水写意犹如其人，狂放旷达，自成一家。虽说文人自古相轻，但作为南北两画派代表人物，溥儒与张大千间绝无此恶习，两人不仅私交甚厚，时相往还，而且艺术上常相切磋补阙。更可贵的是他俩还联手作画，一人作画，一人题款，可谓双绝。身为没落贵胄，溥儒免不了由落魄而生发出孤傲怪癖，放不下旧王孙的身架，他常名“寒玉”，常钤“旧王孙”款名，便可见端倪。张大千虽然也狂放气傲，但却能曲谅俯就，常主动往溥儒宅邸拜望，在著名收藏家张伯驹的府上也常看到两人身影。画名并重，友情深笃，于是便有了“南张北溥”的美誉。 溥儒怎么在这个时刻到台湾去的呢？原来抗战胜利后，溥儒几度南游，并在上海举办画展，又引起轰动。溥儒南下时，为西湖山水所吸引，以致流连忘返。但国民党内战炮火粉碎了他的艺术梦，仓皇之中他避战舟山。当国民党军退守舟山时，溥儒已身不由己，不久便被国民党用飞机裹挟到台湾。这时爱新觉罗家族中人，大都留在大陆，就连溥仪惟一健在的亲叔，贝勒载涛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任为中央军委马政司的顾问，走进人民干部的行列。惟有溥儒别井离乡，孤身台岛，真个是形影相吊，孑然一身。 因此在台的溥儒一直郁闷不快，蜗居岛隅，故园难返，亲情阻绝，凄清孤寂，残留的没落王孙意识使他行为怪异，难以与人交流，“心死惟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便是他内心世界的独白。加之他不知珍重，抽烟无度，饕餮不节，积郁成疾，竟一病不起，1963年11月18日，终于油尽灯灭，在无尽的痛苦和乡愁之中辞世，终年仅67岁。 // *************** *醇亲王奕譞家族 *************** 在醇亲王奕譞的治家格言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作为皇帝的老爹，太后的妹夫的奕譞为什么还怕这么多呢？这一切都源于奕譞是一位知进退、明荣辱的人，也是一个深知慈禧的性格与为人的人。 --------------- 醇亲王奕譞家族 --------------- 北京城的西北郊有座妙高峰。金章宗时在这儿修了个寺院，叫“香水院”。后来这里又改名叫“七王坟”了。原来，清朝末年的时候，咸丰帝的弟弟奕譞看中了这个地方，在这儿建造了自己的陵墓。陵台所在的基地上，有好几株鱼鳞松，还有一棵千年白果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传说有一天，慈禧的亲信太监李莲英，见旁边没有人，便趴在慈禧耳朵跟前，故意惊惊乍乍地叽哩咕噜说：“那‘白’果树下埋王，是‘皇’字。这应在七王爷他的这个支系，还要出皇上。”慈禧一听这哪受得了？气得那脸色由红变了白，牙根咬得格格响，真不希望在他们这一支再出皇帝了。她问李莲英：“以你之见，此事应该如何是好？”李莲英贼眼珠子又一转，把手恶狠狠地往下一挥，“砍了它，叫他生不成！”慈禧“嗯”了一声，立刻下了一道懿旨，令宫内太监，把“七王坟”的白果树砍了。可说也怪，那些奉旨砍白果树的太监一到坟地举起大斧往白果树上一砍，那斧口所到的地方就流出一道白浆，斧子刚拔出来，口子又长上了，如此反复多次，依然如此，太监们砍了好些日子谁也没能伤那棵白果树一块皮。 慈禧得知后又恼又怒，于是又下了一道懿旨，把京城里所有的木匠都抓来，谁砍倒了这棵白果树，赏钱百两；若砍不倒，就杀头！可是京城的木匠们也无能为力，还是砍了长，长了砍。正在慈禧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太监禀报，外面有个白胡子老木匠求见，说有办法。慈禧立刻召见老木匠。老木匠见了慈禧就说：“这棵树是有了千年道行的树精，非比寻常的树木，必须有命大法高的人，把这树的灵气破了，才能砍倒。”“上哪去找那命大法高的人呢?”慈禧又犯了愁，问老木匠。“太后您就是那命大法高的人呀！您是当今太后，有谁能比您命更大？您是老佛爷，有谁能比您法更高？”老木匠说。慈禧太后听罢脸上有了笑模样，白胡子老木匠见慈禧心里高兴了，就大着胆子说：“破这树精，须在七月十五鬼节的那天晚上，因为这天晚上阴气最终，您需披发仗剑，扮做恶鬼，围着大树，口中念念有词，起舞三圈。”这样树精就会被破了。 慈禧听到这里，心里很不高兴，于是突然脸色一沉，对老木匠说：“好大胆的木匠，竟敢戏弄于我，拉出去给我砍了！”老木匠赶忙解释说：“启禀太后，我还没有有话说。待我把话说完了，再杀也不迟。其实我刚才说的不一定非要太后自己去做。您找个最能体会您心意的人做替身也行。”这话正对慈禧的心思，老佛爷马上转怒为喜。随即叫了声：“小李子！”“喳！”李莲英连忙答应。“那你就做我的替身吧！” 到了七月十五的晚上，李莲英披头散发，手拿宝剑，打扮得跟恶鬼一模一样，口中念念有词，围着大树跳起舞来。老木匠走过去，抡起大板斧，一斧下去，那大树哗啦一声就倒啦！树精破了，慈禧甚是高兴，赏赐了老木匠之后，就回宫了。到了第三天，忽有小太监来报：七王坟上的那棵白果树又长上啦，还跟先前的一模一样。慈禧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赶忙叫李莲英派人去抓那老木匠，但是李莲英找遍了整个北京城，也没看见老木匠的影儿。没几年，慈禧和光绪皇帝相继驾鹤西游，而新皇帝溥仪又恰恰是奕譞的孙子溥仪。 // ---------------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1) --------------- 在醇亲王奕譞的治家格言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作为皇帝的老爹，太后的妹夫的奕譞为什么还怕这么多呢？这一切都源于奕譞是一位知进退、明荣辱的人，也是一个深知慈禧的性格与为人的人。 咸丰十一年(农历辛酉年)七月，初秋的承德避暑山庄仍然是风和日丽、山清水秀。绿叶成荫的丛林遮掩了灼热的阳光，带来丝丝凉意，沁入肺腑，令人心旷神怡。以往，清朝的几代皇帝几乎年年都要到这里“巡幸”，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可是，这一年刚刚入秋，避暑山庄就失去了往日欢快的气氛。 风流文宗咸丰皇帝驾绷，终年三十周岁又一个月零五天。奕詝死后第三天，新皇帝载淳即位。七月二十六日，由八位辅政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道光帝驸马景寿、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右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拟定新皇年号，经两宫太后批准，决定翌年改元为“祺祥”。咸丰皇帝的灵柩停放在大殿内，还没有进行上殷典礼，脸色阴沉的太监来来往往，为大行皇帝布置祭典和灵堂。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忙个不停，惟恐用心不力。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在皇帝大丧的肃穆气氛中，蕴藏着两宫皇太后和赞襄政务大臣一场可怕的权力交锋。 就在大喜大悲之中，宫廷权力斗争正逐步推向高潮。新皇帝太小，尚不知皇权为何物。对小载淳来说，更乐意将一身龙袍换成一只皮球。由此出现的最高权力真空怎么填补呢？老皇帝断气之前，做了精心安排。小皇帝没有能力执政，咸丰帝任命八位王公大臣赞襄一切政务，旨在用这帮心腹干臣的集体政治智慧辅佐年幼无知的载淳。任命这么多大臣辅佐幼主，而不是一两个大臣，主要是吸取历史教训，试图形成权力制衡。八大臣中肃顺的才能出类拔萃，但他是宗室疏族，咸丰帝钦定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他排位第四，头上还压着怡、郑两位亲王和道光帝的额驸景寿，他要成为多尔衮式一手遮天的权臣非常难。这是顾命八大臣内部的权力牵制。令人不解的是，咸丰临终前又赐给皇后和太子“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谕令今后颁发谕旨，都要钤上两印，以为符信。“御赏”印盖在行文前，“同道堂”印盖在行文后，这就等于给予了未来的皇太后、小皇帝以钤印权——拥有了裁决政事的权力。这就形成了八位辅政与两枚宝印的权力制衡。按祖制家法，赞襄政务大臣辅弼的是幼主而不是太后，因此，肃顺等人只欲太后钤印，不愿太后看奏折和过问政事。可是，两个年轻的皇太后偏偏不愿受人摆布，坚持要看奏折，不肯随便为赞襄政务大臣所拟的谕旨钤印，也许两宫太后以为，大行皇帝生前之所以赐印给皇后和太子，就是担心将来权臣跋扈，欺负孤儿寡母，爬到太后和皇帝头上。咸丰皇帝走得太匆忙了，微睁的双眼似乎有什么不放心。可能他终于感到这样做反而欠妥：使赞襄政务大臣和两宫的权限扯不清，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导致妻儿和顾命大臣势如水火，为自己走错一步棋而懊丧! 然而，咸丰已经来不及挽回一切。慈安、慈禧早就对肃顺等人不满。皇帝生前载垣、端华等人为讨好皇帝，诱使咸丰纵情声色，使本已有病的皇帝身体急转直下，雪上加霜，终于英年早逝。在热河期间，肃顺佩带内务府库钥，以战乱不裕为借口，有意削减后、妃食粮，弄得皇后每餐只有菜一味，饭一品。其他妃嫔每月只发膳钱五千。连近支王公都被肃顺勒扣的“衣食不继”、“拮据异常”、“至冬日仍著单衣”。更有传说，肃顺进言皇帝效法钩弋夫人故事，杀掉懿贵妃，再立载淳。但咸丰在肃顺当年科场案杀柏葰显出的心狠手辣中看出，他必定会威胁到载淳的皇权，虽然有钩弋夫人的故事在，但是汉朝钩弋之后，又有外戚霍光专权，所以咸丰皇帝做了多手准备，他为了防止西太后专权，留给了东太后一道密旨，内容是如果西太后专权，则凭此旨杀之，根据后来东太后的死因，这道密旨的存在与否虽无从考证，但其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说咸丰能够给予西太后一枚印章，难道说他没有顾及钩弋夫人的故事吗？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咸丰皇帝的算盘必定不如事态发展来得快，而皇权斗争的残酷更是他始料未及的，遗诏带来的权力纠缠，使皇太后和肃顺等人没法和安相处。“肃六，你别做梦!”慈禧皇太后早就下了决心，要和顾命大臣斗一斗，“看谁先取谁的首级!”可是，要和肃顺斗却不那么容易。两宫太后毕竟太年轻了。一个只有25岁，一个只有27岁，缺乏政治阅历。肃顺为人精明，是满洲贵族中的佼佼者，曾主张重用汉人，整饬朝纲，维护国体。《瑷珲条约》交涉时，连俄国人都拿他没办法，气得直骂：“有权势的肃顺是与欧洲为敌的头号坏蛋。”“难怪当年咸丰皇帝那么信任他!”想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狡诈的面孔，慈安、慈禧不禁心有余悸。为了避开肃顺的耳目，两后只好在庭院散步时，装做观赏金鱼的样子，在鱼缸边低声商谈。“得找七王爷想个办法。”“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值得信任？” 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咸丰、奕七弟、慈禧太后的妹夫。道光死时，奕譞年幼，留在宫里读书，由于咸丰被肃顺等人所迷惑，冷落了这位异母弟弟，咸丰朝时，奕譞除了醇郡王的爵位，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封赏。这样一来，他和失意的六兄奕同命相怜，相互接近。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连占大沽、天津、京师，八旗兵溃不成军，载垣、端华怂恿皇上逃跑，奕譞闻讯谏阻，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随扈从到了热河行宫。 // ---------------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2) --------------- 年轻气盛、满腹怨气的醇郡王奕譞对太后果断地说：“肃顺骄横跋扈，朝臣多不齿之。热河不易举事，惟有联络恭王。”两宫太后对他的话十分赞许，遂命醇王速与恭王联络，奕譞领旨退下，其实，他早已和在北京的奕接上了头，秘密通信已有半年多。 在热河期间，肃顺恃宠日骄，根本就没有把皇族近支放在眼里，对奕、奕譞兄弟竟以“六儿、七儿”相称，把八王奕詥、九王奕譓欺负得食寝不安，其困万状。奕譞对肃顺恨得咬牙切齿。从福晋那里，他听到两宫太后对今后的命运也颇为担忧。 别看当时的奕譞刚过20岁，貌似古朴，性情倔直，其实倔中藏巧，大智若愚。他知道，自己空挂着一个王爷的爵位，无权无势，根本敌不过肃顺，如两宫与恭王携手，足以号令群 臣，把肃顺拉下马。当时，奕被排出辅政之列，对肃顺十分痛恨，可是，由于肃顺等人有意造谣，说“恭王欲反”，奕在未知两宫态度时，反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如果没有奕譞为奕和两宫太后牵线，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挫败肃顺？ 有了奕譞的密报，奕对热河的局势已了如指掌，八月初一，奕不顾肃顺等人的重重阻挠，终于赶到了热河。 这正是山雨欲来前的宁静，经过周密准备，奕通过大学士周祖培指使御史董元醇上折请太后垂帘听政，事情虽然以太后的退让告终，但却成功地起了两宫太后与肃顺的直接交锋。 奕固然精明，奕譞也不在其后，黄元醇奏折被批驳后，慈安、慈禧已下决心要尽快动手。密令奕譞拟定罢免顾命大臣的上谕，奕譞从6岁起就开始“典学”，随咸丰朝榜眼、翰林名士朱凤标读书10余年，有博古渊深的学识和通达干练的笔力。禀承太后旨意后，鼓足了劲，一挥而就，上谕中说：“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已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肝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该王、大臣奏对时，晓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发，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从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期朦，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之公论？”为了把载垣、端华、肃顺置于死地，奕譞为之拟了三个罪名：一是载垣等人作为秉政王、大臣“筹画乖方”，不能称职，致使京师沦陷，皇上西狩热河；二是载垣、端华等力阻皇上回銮，以致“圣体违和”、“龙驭上宾”（皇帝去世的专有名词）；三是载垣等不仅害死皇上，对皇太后和小皇帝亦“无人臣之礼”，欺负孤儿寡母，从而数罪并记，足令载垣、端华、肃顺罪在不赦，论死而有余。奕譞很机警，在草拟八臣罪状时没有忽略令诸臣妥议皇太后应如何垂帘听政，提前为太后掌管朝政而埋下了伏笔。 慈安和慈禧对奕譞拟定的上谕相当满意。回銮前，慈安亲自把它缝在衣襟里，准备秘密带回北京。据说在咸丰皇帝梓宫回銮之前，怡、郑两王和肃顺突然提出辞掉御前侍卫总管等掌控兵权的职位，究其原因可能是肃顺因董元醇的奏折和两宫太后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为了回京后制造新政府上下一心的局面，所以假装辞掉一些职位，实际上是想邀功请赏，但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丢了兵权。还有一些观点是说肃顺等人以为掌握了大权，鉴于当时职位太多，的确忙不过来，所以辞掉一些职位。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一步步地走进了两宫皇太后和奕、奕譞两兄弟为他们精心编织的一张网了。在北京，恭王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皇帝与两宫太后回銮。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因为肃顺疑心很重，出一点破绽都会使前功尽弃。一旦肃顺“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前的计划将前功尽弃，而且还会威胁到两宫太后以及奕、奕譞兄弟的性命。所以，回銮时必须把肃顺与太后、皇帝分开。为了不使肃顺等人疑心，奕譞托亲贵中年长的睿亲王仁寿出面，以“天气渐寒”、“皇上冲龄”（皇帝年幼）为借口，拉着赞襄政务大臣一同上折请皇太后、皇上由间道回京。八臣不疑有诈，反把肃顺一个人留下来伴大行皇帝梓宫走大路，结果，八臣群龙无首。更有甚者，传说肃顺在密云被捉后，到了宗人府大牢见到载垣，便开始埋怨他，说他为什么没有听自己的。原因是肃顺在承德曾经想让载垣在回京途中杀掉小皇帝，自己称帝，但载垣不敢，最终事败，这就是肃顺埋怨他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八大臣最终还是栽到了两个在他们眼中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手中，也成就了奕、奕譞两兄弟的一番大业。 由于事先筹划得很周密，九月三十日，两宫太后在北京召见了御前大臣、三公、大学士和六都九卿。当天，出示了罢免顾命大臣的上谕。载垣、端华被捕。与此同时，肃顺在密云就擒。十月六日，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被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佐瀛等大臣，尚书陈浮恩、侍郎刘昆、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等官员被革职。咸丰帝设计的政局就此宣告破灭。不管小皇帝载淳是否愿意，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他被抱入太和殿登基。此前几天，已将肃顺等人确定的“祺祥”年号改为“同治”。“祺祥”年号从七月二十六诞生，至正式宣布废除，共七十三天。西太后志得意满：她胜利了。从此，慈禧太后开始了对大清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 ---------------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3) --------------- 因奕譞在政变中为慈禧等出了许多高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政变后，他被封为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后扈大臣、都统、掌神机营，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说：“我21岁时就担当过大事，亲手缉拿了肃顺。”33岁，他由醇郡王晋封为亲王。45岁时，他参与了军机处紧要事件的商议。46岁，他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统统归他节制调遣，还带领禁卫军保卫皇宫。正当壮年的奕譞成为清王朝内有权势的人物。如果他要弄权的话，完全可以作威作福一番的。可是慈禧对奕譞的信任，反而使奕譞变得异常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他愈亲近慈禧，愈知道慈禧的猜忌任性、不可一世。他不敢安然享受这些权势禄位，所以他曾一再请求辞去他担任的总理海军等职务，但总未获准，而且为了慈禧的需要，反而挪借北洋海军的军费为她修建了北京西郊的避暑胜地——颐和园。47岁时，他更被赏坐杏黄肩舆，他一再固辞。甚至有人对他的赞扬奉承，他也以为是有人要陷害他而心存戒备。最能说明这种心理的是1875年，同治皇帝病逝，慈禧让立奕譞的次子载湉作为咸丰的嗣子，即光绪皇帝。这本来是个“喜讯”，可是奕蘸听说后却大惊失色，当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后来他自己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更，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之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以此遮盖他的失态。慈禧也认为他“情词恳挚，出于至诚”，而没有深究。 奕譞的正福晋是叶赫那拉氏，她是慈禧的同胞妹子，理应和慈禧很亲近，但恰恰不是。她为人拘谨，头脑里旧的观念根深蒂固。夏天轻易不到花园里去，怕踩死蚂蚁，是罪过。光绪被选进宫去以后，底下还有两个孩子，她心疼孩子，怕孩子得病，不敢让孩子吃饱，节制饮食。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得了营养不良的病。仆人们看见孩子饿得可怜，偷偷地给些吃的，又受到训斥，最后这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同治死后，西太后看戏，召奕譞福晋进宫一同看戏，她闭着眼不看。慈禧问她为什么不看戏，她说：“国丧不能看戏。”把西太后气哭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近人情！所以说她们亲姊妹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 慈禧既和她亲妹妹不和，她还想出个绝招来治她妹妹，慈禧太后后来赐了个宫女给奕譞，叫颜扎氏，并封为侧福晋。慈禧赐的宫女，奕譞怎敢不要呢？更不能亏待她。颜扎氏长得漂亮，又常被慈禧叫进宫去，她常和正福晋作对，使醇亲王府内宅不宁。载沣的亲娘是刘佳氏，她原是王府中的“侍女”。 慈禧为了维护并巩固她的权威，必然要信任奕譞这样的近支亲属。奕譞也一再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让慈禧放心。例如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退省斋”、“九思堂”、“恩波亭”等等。据说奕譞还有一个象牙镇纸，上面刻有奕譞亲笔题词：“闲可养心，退思补过”，就说明了他这种心情。奕譞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谥曰“贤”，称醇贤亲王，这是第一代醇亲王。老醇王刚过世不久，慈禧太后就指派奕譞第五子载沣世袭醇亲王。 至于慈禧派人砍掉奕譞坟上的白果树那件事，那是因为听了一种迷信的说法，说奕譞家出了两位皇上(光绪以及后来的溥仪)，风水好，“皇”是“白”、“王’’两字的重叠，出乎女人的嫉忌心，她派人砍掉了奕譞坟上的白果树。 // ---------------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1) ---------------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清末宣统年间监国摄政王载沣在辞去摄政王之职后，在王府鉴意轩所写的一副对联。生性淡泊、忠厚懦弱的载沣在归隐后只有“身安茅庐隐，性定菜根香”的想法。也许在和平时代，他可以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太平王爷，但世事弄人，在风雨飘零的清末最后三年里，他幸运地世袭为醇亲王，也正是由于王爷的特殊身份，时势又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让他扮演了一位既无力回天又无可奈何的大清王朝替罪羔羊的角色——摄政王！这个角色使他处在“幸”与“不幸”之间，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难以忘却的回忆…… 1908年十一月，窝囊了一辈子的光绪皇帝和执掌朝政长达半世纪的西太后同时病危。但终究还是光绪皇帝早走了一步，次后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问题。此时的西太后虽然病入膏肓，但是神智依然清醒，西太后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但张之洞和世续担心会出现光绪皇后隆裕重演垂帘听政的局面，所以主张不如径立载沣为帝即位。慈禧太后听后，沉思良久，然后表述了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临终下的最后一道懿旨，她认为：同治、光绪二朝都是兄弟相继，假使再立载沣，则三代皆为兄弟相承，史无前例，不甚相宜，坚持立溥仪为帝。当然西太后有她自己的打算，她以为自己不会早死，幼儿易控制，又深知载沣生性懦弱，顺从听话。她作为溥仪的太皇太后不便再垂帘听政，但有了载沣这样一个听话驯服的工具当监国摄政，大权仍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可高枕无忧。但是第二天，她就发现自己已大限将至，眼看载沣要挑起这份重担，肯定不堪重任，于是慈禧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称：“……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隆裕太后意旨办理。”就这样，在此后的清朝最后三年里，载沣虽大权在手，但在事实上不免受制于隆裕太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面对如火燎原、势如破竹的革命浪潮，奉命应变的清军，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出征讨伐。可是战事屡屡失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二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了。 载沣被解除摄政王之职，退居醇王府，对他本人来说，不无是一件幸事。对于安于现状，生性淡泊的他而言，执政的三年才是一生中最难过、最不幸的三年。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温不火足矣。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很没有兴趣，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闹剧。日后溥仪前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溥仪到东北建立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对他们所言缺乏信任感，并且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 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有人称赞他开明，但也有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对他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起义者孙中山突然拜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但时隔一个月，便传来了孙中山逝世的消息。 // ---------------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2) --------------- 1949年北京解放后，载沣受到照顾。因生活问题，将后海房屋售予国立高级工业学校。解放后，载沣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照顾，铭感之下，也对公益事业做出一些表现，如将家存图书、文物捐赠北京大学，响应淮北水灾捐款，带头购买“胜利折实公债”（当时国家发行的一种国债）……载沣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1951年2月3日病故，3月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 // --------------- 醇亲王府的生活(1) --------------- 醇亲王府位于后海北沿。前身是清初大学士明珠的宅第。乾隆五十四年封其十一子永理为成亲王，并将明珠府赐永理。后被赐予醇亲王奕譞。奕譞的原王府在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因光绪帝生于此府，成为潜邸，故光绪继位后醇王必须迁出。为区别，醇王原在太平湖的王府称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北府坐北朝南。西部为王府花园。东部是王府本身，分为东、中、西三路。南府位于西城区太平湖东里，原为荣亲王府。荣亲王永琪是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荣亲王。道光三十年(1850年)封宣宗第七子奕譞为醇郡王。咸丰九年(1864年)分府出宫，居太平湖。同治十一年(1872年)晋醇亲王。府称醇亲王府。俗称七爷府。府坐北朝南，分中路和东、西路及花园。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帝载淳逝世，奕譞的次子载湉嗣位，因此醇亲王府迁北府。奕譞死后，太平湖的醇亲王府前半部改建为醇亲王祠，后半部仍作为"潜龙邸"。 王府中除了祭祀、宴饮、年节、寿诞、吊庆等日程外，居家饮食也并非都是山珍海味。一些制作精巧的市井饮馔占据着他们的餐桌，与百姓不同的是，食物品种和搭配上的讲究。王府中日常食馔分为一日五餐：早点、早饭（即午饭）、晚饭、中午点、晚点（中夜宵），比咱们老百姓每天多吃两顿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在醇王府为府内的主子们提供一日饮食的厨房分大小两种，大厨房是全家公用的正式“法定”的厨房，小厨房则是个人专用的私厨房。在醇王府内，厨房里的服务人员，从掌灶、掌案的大小师傅到学徒的小伙计(当时叫做“小力笨”)为止，都是父死子继世世代代做着以割烹伺候主人的工作。因此，即使他们不去下工夫钻研烹饪技术，也照样能维持这个饭碗，从而他们的煎炒烹炸的艺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据说当年就有人“直言不讳”地说“醇亲王府里的饭菜中看不中吃”。府内大厨房照例是由首领太监管辖，饭菜虽然做得不怎样，每月的开销却相当可观，以致府内的主人竟然到月底为伙食开支过大而发过愁甚至流过泪，虽然此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也可以想象到其开销之大，管事太监也是饿“瘦”了主人，吃“肥”了自己。 虽然大厨房的饭菜着实不怎么样，但是能享有吃大厨房饭菜资格的还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想一想，他们确实很有“口福”呀。 每当正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左右的正饭点儿，便有散差太监到大厨房去取饭菜。每顿饭都照例是四碗四盘，另有粥和饭以及一盘面类蒸食并两小碟的咸菜等。当厨房把饭菜分装在两个圆笼里面后，散差就用扁担把它挑起来，小太监在两只衣袖上安上白布袖头跟在后面。到了屋内，散差便把汤、菜等放在圆笼盖内，端到饭桌前，由小太监一样样摆在桌上。至于每日早餐，则是不分大人小孩，每人都有从外面买来的油炸果和马蹄烧饼各两份和一桶粥并一些咸菜。不过也有些特列，比如太福晋则要加上两个煮鸡蛋和一碗牛乳，王爷则是加上两盘炒菜，王爷福晋则加上一些熏鱼、熏肉之类或是另炒一些半荤素的菜，这些可能就是当时的营养配餐吧，总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吃这些东西，确实是一般人难以“享受”的。 由于规矩繁琐，醇王爷家人每天都不得不吃冷饭凉汤。惊讶之余，不妨看一看王府内太监送饭是个什么规矩。每天午、晚两餐的饭菜既是放在无法保温的木条制的圆笼内，又由散差太监慢腾腾地挑起来，穿过七道门、三个大院落和两条好几百米长的更道和甬路。大约走上十多分钟，才把本来做得就欠高明的饭菜，送到屋内，再慢吞吞地把已经起了荤油的饭菜一样一样地放在桌上，全套程序下来自热饭菜出锅，到一一“躺”在桌上等待宰割，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小时，无怪乎帝师陈宝琛感慨说：“醇王府的饭菜，每天就和上供的一样！”所以久而久之，吃大厨房的饭，成了王府内最磨练人意志的事情，所以小厨房就应运而生了。 王府内的小厨房是王爷福晋“力排众议”而自行设立的。据说，福晋刚进王府的时候，本来同样吃着大厨房的伙食，但是因为福晋打小在娘家娇生惯养，吃不惯这冰冷的饭菜，只能自己想办法，起初只是在公费的每餐之外，偷偷摸摸地叫自己身旁的“陪奉”(随嫁而来的女仆)做一些可口的东西吃。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索性就大胆地打破了府中的惯例，另雇来几名手艺高的厨师，占用了一个院落，成立了自己专用的小厨房。后来醇王福晋还在吃腻了中餐之后，雇了一批兼擅西餐的师傅；想不到不知在王府内吃西餐是什么感觉的咱们，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醇王福晋会享受。 此外，王府设有衣服库，为一大家子人准备一年四季的衣服。王府的衣服当然不能如民间那么随意，"皮、棉、单、裌、纱"五个类衣服，是王府成员四季必备服装，缺一不可。 早年间衣服库所存衣服，只限于官服（即朝服、补服）和王爷的便服。内眷的便服不入库收藏，故各房的套间都有存物躺箱立柜存放衣服。立柜多则三节，少则两节。日常换衣服，出门换衣服，都不简单，都很繁琐。夏季的内衣，须每日更换，由浆洗房水妈妈们负责洗涤。冬天，须每日更换内衣的袖衬、领衬，浆洗整洁后，由司衣服的仆妇依次缝上，在起床之前必须准备妥当。而且，每个人的袖衬领衬要经常保持洁白，哪怕在学房写字也得小心翼翼。如弄上墨迹，必遭申斥。所以，日食三餐，则更加当心。在王府生活中如不这样，必视为有悖圣人之礼。 // --------------- 醇亲王府的生活(2) --------------- 随着时代的变迁，王公府第和各大世家的女眷们已与社会有广泛的接触，如外出看戏、看电影、逛公园，上东安市场、劝业场和新世界等公共场所，开了眼界，时髦服饰见得多了，衣着自然随变化而变化。突出的变化是做鞋和买鞋，有的竟至买了高跟鞋。对衣料的选择，也已趋新为尚。以买花丝葛、物华葛、物华纱，以及丝哔叽、印度绸等高档衣料，来替代鸳鸯缎、芙蓉纱、实地纱等丝织品。惟纺绸、直罗、横罗等衣料依旧受到欢迎。一时竟给王府里带来了一股新活力。 在偌大的王府里，吃穿的讲究也掩盖不了王府内的长幼尊卑的秩序，王府长幼尊卑有序，十分严格，除"行礼"和"请安"的活动外，还有种种不可冒犯的诸多规矩。 例如晚辈在长辈面前决不可随意坐下。当长辈发话让坐下的时候，就不能再站着。坐还有坐的规矩：屁股不应占据整个椅面。把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到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着是不许可的，只能侧着身子，坐在椅边或椅角上，脚腿要承受身体的一部分重量，以表示对长辈的谦恭。对长辈的意见或吩咐决不可辩驳，更不能拒绝，而只能回答说："嗻！"如果长辈说的话较长，则应当间隔一定的时间回答一声"嗻！"以表明自己是在用心听着。回答时要轻声，如果像现在的戏剧或电影里那样高声应"嗻！"那就显得不恭敬了。这些耸人听闻的规矩，在现在看来实是无聊之极，但是在过去的王府里确是每日必行的功课，难怪有人说，在王府大宅门里呆久了，脑袋也会木纳了。 过去，再富的王府也没有汽车，出门全靠骑马或者坐轿，所以每家王府里都雇用数十名轿夫，轿夫们并分两队，互相值班。有人说，轿夫需要每天抬着大活人满城溜，虽然累点苦点，但是相比在府内作丫鬟太监的要强得多，至少不会因为小事就轻则被罚，重则被打，但事实也未必如此，有这么一个故事，就证明了，做轿夫的也是有危险的。据说有一次恭亲王奕乘轿走到半途，碰到他哥哥敦亲王奕誴的轿子在前面。当时精壮轿夫见轿就要赶过，已成为一种习惯，于是奕的轿夫就加快脚步想要赶过前轿。奕知道他哥哥的脾气古怪，如果超越了他的轿子，严重的后果定会随之而来。他就在轿中大声制止，但是轿夫不听，仍然加劲拔腿前行。奕无法，急得在轿中连连跺脚说：“超不得!超不得!前面是我的哥哥!”轿夫回答得更妙：“是你的哥哥，不是我的哥哥!”结果是赶过前轿扬长而去。奕身在轿中，王爷的威风当然无法使出，只得在回府之后责打轿夫们几十板子。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奕誴在回家之后第二天，便派人到恭王府借轿一用。奕自然是不敢不借，那班轿夫在挨完了打之后也不敢不去。这帮轿夫到了敦王府之后，奕誴就命人把很多的银两放入轿内，派专人监视着让他们抬起轿子遍游四城。当这些轿夫困惫不堪，回到敦王府复命时，奕誴这才责问他们越轿的“罪状”，并问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再这样。那些轿夫这才死心塌地地认了输，齐声回答说“再也不敢了!” 当如水的月光，朗照在北京城里的这些庭院深深的王侯府邸的时候，府中的主人们可曾会想到，仅仅数年之后，京城王府已然物是人非，江山易代！ 民国以后，“铁杆庄稼”（辛亥革命前，旗人以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一人当兵，全家人都吃他那一份俸禄，所以他们管钱粮叫“铁杆庄稼”）没有了。上到王公贵戚，下至八旗兵丁，都得自谋生路，养家糊口，所以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不少曲艺人才，其中大多是旗人，都是为生活所迫的。京城王公贝勒们的生活水平也是一落千丈，到后来王府也只重形式，不重内容，也无法“重视”内容了。作为京城的一个贵族阶层的崩解，其世代传袭的生活方式自然也随之消失。由此不禁想到《红楼梦》中甄士隐的那篇“好了歌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 *************** *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家族 *************** 僧格林沁临危受命，受此殊荣，十分激动地说：“皇上如此加恩于奴才，奴才一定为保大清江山肝脑涂地，不打败太平军绝不活着回来。”僧格林沁受命第二日便调兵遣将，命八旗前锋营统领舒通额率部二千做先锋，迅速赴紫荆关设防。护军营参领全顺率部二千为左翼，健锐营参领曲云彪率部二千为右翼，随先锋部队成犄角进兵。 --------------- 初生牛犊不怕虎(1) ---------------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兴图嘎查一个四等台吉家降生了一个男孩，他出生时并没有像许多伟人一样出现什么“奇异”的现象。虽说是名门之后，但此时业已家道中落。也许谁都没有想到，命运之神特别眷顾这个孩子，多年之后，他长大成人之后成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是大清中晚期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朝廷最为倚重的铁帽子王；这位蒙古王爷在二十年前曾轰动一时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中是这样出场的，也是叫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的一个蒙古王爷在与英国使臣谈判时，因一语不和双方动起了手，蒙古王爷身手强悍，几下子就把英国使臣摔到了湖里。这个蒙古王爷就是被晚清政府“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亲王。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昆弟哈布图哈斯尔的后裔。按《蒙古世系》的记载推算，僧格林沁是哈布图哈斯尔第二十六世孙。但他的少年时代，却并不显赫。博尔济吉特家族由于非常庞大，随着时间推移，便会有分支衰落下去。僧格林沁的家中虽是贵族，但早已败落，只比赤贫稍好一点。幼年的僧格林沁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牛羊，12岁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他天资聪明、富有进取心。如果说，一个人如要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本身的素质与勤勉之外，还要有很好的运气。由于他的生父早逝，而家族族长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虽然娶了嘉庆皇帝的女儿，但却是没有儿女，于是将他过继过来作为养子。如果仅仅是这样，也不过是比以前的命运稍好一些，作为养子的身份，只能延续郡王家的香火。为什么家道已经中落的僧格林沁可以成为王爷的养子呢？原来，明清两朝在皇家规矩之下，公主与驸马间的夫妻生活太少，夫妻生活少则受孕机会也少，公主们往往一生都不能生育。而王爷虽然尊贵，却也不敢随意纳娶妾室，即使有妾室，出于妒忌的天性，妾室所出的子女基本都得不到公主的认可。因此驸马只能强忍欲火而自认自己没出息——机会虽少却也不是没有啊，谁让自己抓不住呢？没法子，只好承认自己没本事，让皇帝帮自己选一个养子罢啦。而僧格林沁的养母就是道光皇帝的妹妹庄敬和硕公主，嘉庆十六年三月去世，享年31岁。她没有为丈夫生下儿女，所以才过继僧格林沁作为养子。 但是作为养子的僧格林沁却是断然不能承袭郡王王位的，不过命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他，由于郡王无后，便要从家族的第二代中选出继承人，按照清朝典制，郡王的继承人要由大清皇帝来指认。道光皇帝在看过所有的候选人之后，独独看中了僧格林沁。《清史稿》上说，选中是因为他“仪表非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长得仪表堂堂，是一个英俊帅哥。于是僧格林沁就凭借着自己的英俊外表，赢得了皇帝的欢心，成了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于是他从一个没落贵族和寄人篱下的养子，一跃就成了统驭科尔沁的郡王。从此，僧格林沁成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的嗣子。而索王的妻子又是道光皇帝的妹妹，论辈分他是道光皇帝的外甥，因此深得皇帝的宠爱。他为人忠厚，保持了科尔沁人特有的忠诚、直爽、憨厚和热情奔放的个性。 在僧王继承王位后不久正好赶上清廷例行筵宴蒙古王公、喇嘛的宴会。清朝从顺治开始，每年进行两次例行宴会筵宴蒙古王公、喇嘛。第一次是年初即正月十二日元令节。第二次是岁尾即腊月二十三。道光五年旧历腊月二十三，北京城里一清早开始便鞭炮轰鸣。人们正在过小年，祭天祭祖，热闹异常。皇城太和殿屋檐下，挂满了大红灯笼。太和殿的巨柱之间挂上了各种各样制作精美的装饰灯。太和殿这个皇权的最高象征披上了节日盛装，在恢宏庄严的氛围中透出节日的喜庆色彩。蒙古各王公大臣，各大召庙（召庙是专指藏传佛教的寺庙）的葛根、活佛、住持喇嘛，雍和宫的大喇嘛以上品位的喇嘛均聚集在这里等候皇上驾临赐宴。 约辰时一刻，太和殿中鼓乐齐鸣。道光皇帝在众太监宫女的簇拥下来到太和殿。他今天格外兴奋，瘦削的脸上红晕满布。蒙古王公大臣、众喇嘛立即跪下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已毕。皇帝随侍太监喊道：“皇上有旨，诸位请起，开宴。”众人起身纷纷找各自的座位。此时宴桌上已摆上了满蒙大席烤乳驼、全羊。 道光皇帝威严地扫视了一下阶下左右说：“各位王公、喇嘛众爱卿，自我在清皇朝列祖列宗奉天承运一统天下的过程中，蒙古各部鼎力助天，不遗余力，真乃一脉相承不只同宗天自承统五载以来，谨奉祖训，未敢忘怀各蒙古王公大臣、喇嘛诸卿对我大清王朝的披肝沥胆之举。今天，借这宴会，朕召集各位，以示慰问嘉勉。请各位开怀畅饮，为使我王朝永世昌隆举杯同饮！”“谢圣恩!”众人举杯齐眉又一声齐呼，震得大殿回声震荡。三杯过后，一太监又喊起：“诸位，皇上有旨，今日乃是喜庆宴会，不议朝政，诸位不要拘谨礼节，可活跃气氛，谈各地趣闻轶事，风土人情，也可互致问候。”“谢皇恩。”这样，宴会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道光皇帝也离开御座走下金阶，先是到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汗亲王宝彦温都尔湖跟前说：“达尔汗亲王爱卿，贵部祖先为我大清皇朝的一统天下最先归附并转战关内外。功勋卓著，又出三代国母，犹如日月经天。朕感念至极，敬爱卿一杯。”达尔汗亲王举杯一饮而尽说：“谢圣上隆恩普照，微臣一定恪尽职守肝胆涂地在所不辞，决不辱没先祖立下的功名。”“这就好，这就好。朕最近听说，贵部族泰民安，一派盛景，可是真的?”道光又问道。“禀圣上，是真的。由于奴才一时糊涂导致的垦荒之乱因圣上英明决断处理之后，旗内确实是盛平了。”达尔汗亲王赶忙回答。道光元年，达尔汗亲王宝彦温都尔湖广招流民垦荒，又抗旨不遵，被革去扎萨克。后又复职。道光皇帝在嘉勉之时也没有忘记提醒注意，显出道光皇帝的明察秋毫之处。 // --------------- 初生牛犊不怕虎(2) --------------- 这时，在一侧的僧格林沁郡王异常兴奋又有些紧张。因为他年小，又第一次参加如此隆重的御宴。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底。嗣位这几个月来，他没有急于行使权力，过一过当郡王的瘾，而且把管理王府内外诸事交给大总管金宝善，又请养母协助。他自己则请老师学习宫中礼节，清廷法规，孜孜不倦；又请武师演习武术，闻鸡起舞。凭他的聪明又处在年少而当郡王的亢奋之中，所以这几个月学习顶得上几年习读。他想皇上肯定会注意，并与他攀谈，他必须语出惊人，又不骄不躁。果然不出所料，道光皇帝向着僧格林沁面带笑容地说：“少王，今日你我以君臣之礼相见呢?还是以舅甥之礼相见呢?”“禀圣上。以小臣之见应以君臣之礼相见。”僧格林沁略一思索躬身回答。“这是为何?”“这是因为，今天的宴会乃是我大清王朝祖制所定，是朝中的大事，并非圣上家中宴会。所以小臣怎敢以家礼拜见皇上呢?”僧格林沁不慌不忙地答道。 周围的各位王公、喇嘛们见这小王爷如此有胆识而说得入情入理，都很惊异，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他。“少王，在郡上任上几个月，面对这繁重的政事，是否有些胆怯?”道光进一步逼问。“禀皇上，我大清初创之时，列祖们十几岁就随太祖鞍前马后，冲锋陷阵，刀光剑影毫无退缩，血雨腥风毫无怯意。卑职在这太平盛世恭职还怕什么呢?唯恐不能谨奉王事，辜负皇上盛恩。”僧格林沁说话时语气朗朗，不紧不慢。“对旗政可有谋划?”道光皇帝称不谈政事却直接问起了政事；“小臣，正欲启奏皇上，我在旗时只是一个牧童学子，对本旗不甚了解。现在在京城耳目塞听，怎敢定议旗政。所以，想回旗里一趟，了解旗情民意，处理些旗务再回京城侍奉皇上左右。请皇上恩准。” 这时，道光皇帝真的高兴了。他想，这捡来的外甥不白给。小小年纪一上任不久就敢当着这么多资深的老王公大臣的面，与我皇身对答如流，不怯不慌头头是道，应该说是个雄鹰，是颗搏击蓝天的雄心。“诸爱卿，少王僧格林沁人小志大，然而初涉政坛，望诸位鼎力协助，共扶设计。还望少王，戒骄戒躁，善学众王公长辈的理政之长，为振兴我大清江山鞠躬尽瘁。”道光欣喜之余举起酒杯大声说了一番话。众王公又一声齐呼：“遵圣旨。” “谢皇上错爱。也衷心望各位王公、喇嘛父辈不吝赐教。”僧格林沁受到皇上嘉勉自然颇为得意。这时，达尔汗亲王有些不服气。他想，小小年纪口出狂言，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如果不敲打敲打他，我这个哲里木盟盟长今后怎么节制得了他?想到这，他骨碌了一下眼说：“少王，索王兄在世时，并没有提起过你在后旗草原上放羊的事，此事可是真的?那里的水草可丰美?”达尔汗亲王说起僧格林沁放羊的历史，实际上是揭他出身低微这个短，有的王公听了便暗暗窃笑。僧格林沁有些激动。但是，他极力控制住情绪，以极低沉的口吻说：“叔王，晚辈确实是在科尔沁左翼后旗草原上放过牛羊。叔王会记得我蒙古太祖成吉思汗自小历尽贫寒艰险，在放牛赶羊之时磨练意志。在饥寒交迫之时顽强搏斗，终于成就大业。这都是天意所为。”僧格林沁说完有意扫视左右。这几句话比喻极其恰当，绵里藏针、软中带刺。一时噎得达尔汗亲王欲怒未敢，因为道光皇帝也轻轻地点起头来。 理藩院尚书穆彰阿自道光走下御座以来，一直跟在皇帝左右，在这众多王公、喇嘛之中，道光也有不认识的，他职责是作介绍。这次宴会他是组织者。他收了达尔汗亲王的厚礼，想阻止僧格林沁嗣位却未成。见皇上如此器重僧王，僧格林沁又如何不卑不亢对答如流，心中也有些不快。他稍一挺胸，以引起众人注意，说：“少王才思敏捷，老夫深感钦佩。只是有一事不明，索王选嗣子时传闻很多，其中有人说，少王早就被认为义子，并得到索王祖传宝剑。此剑如果带在身上，能否与老夫一睹。”他是想以此来给僧格林沁在皇上面前一个难堪。“尚书大人，父王所赠宝剑是祖传的圣物，已供奉在家庙神位之上，哪能随意带上身上。另外，今日乃是我皇上赐宴以庆盛平，为臣者不需要带剑。”穆彰阿没想到僧格林沁如此善辩，他讨了个没趣不吱声了。 道光皇帝也看出这几个人有意为难少王，他本想斥责制止他们，但是他们都是他信任忠臣，不好在这喜庆时刻扫他们的兴，而且，这僧格林沁的对答也胜他们一筹，无须皇上替他说话。所以，他只笑而不说什么。他回身走到雍和宫的葛根(活佛)跟前。葛根双掌合十先祝福说：“我佛保佑吾皇洪福齐天。”“活佛。西藏的达赖、班禅朝觐接待事宜可有打算。”道光问葛根。“禀皇上，按皇上旨意与理藩院的穆大人共同筹划的，一切就绪。”葛根回答。“我朝历来尊奉佛教，你们要善理佛事。”“遵旨。”道光皇帝继续到各宴会桌前唠上几句。 僧格林沁经过一番折腾后稍感轻松，他就位与其他王公边饮边谈些各地的水土人情、历史掌故等。宴会接近尾声，道光皇帝重新登上御座后庄重宣布：“今日各王公大臣及众喇嘛济济一堂，充分体现出蒙古各部万众一心继承祖训保我大清的气象，尤其是科尔沁左后旗扎萨克王僧格林沁少年有志深孚朕望。特赏戴三眼花翎，任为御前行走。”僧格林沁忙跪下叩谢皇恩。 // --------------- 初生牛犊不怕虎(3) --------------- 此后的僧格林沁开始了官运亨通的仕途。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朱缰（乘马用红色缰绳）。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又名粘竿处，清代的时候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专门粘叫得欢的知了。北京夏季知了很多，发出噪音扰人休息，粘竿处的任务顾名思义就是人手一根长竹竿把树上乱叫的知了“粘”下来消除。上虞备用处事的意思就是掌管粘竿处）。九月，命管火器营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整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九月，为后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长枪步兵营）。七月，命总理行营（行营的最高长官）。十二月，为阅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乘马用黄色缰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八旗一般分左右两翼，右翼监督就是掌管右翼的长官），署整蓝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整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这样的宠幸，在蒙古亲王当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从14岁到39岁，僧格林沁就一直在不停地加官进爵，皇帝对他的信任也是与日俱增。由于他在满、蒙八旗中任都统多年，虽贵为王爷，又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但由于出身寒门，懂得民间的疾苦，所以他愿意接近士兵关心属下，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军，战斗越艰巨他越是亲临第一线督战，往往是身先士卒，对部下赏罚分明。同时，忠君的正统思想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惜对清王朝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 --------------- 戎马征战成伟业(1) --------------- 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僧格林沁受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八旗一般分左右两翼，左翼监督就是掌管左翼的长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僧格林沁表现出色，很快便平定了匪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亲王的官服）并准予穿用。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大臣之一。 新继位的咸丰皇帝，对于僧格林沁也是宠信有加，咸丰元年（1851年），任命他为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皇帝的贴身侍卫）。咸丰二年（1852年），主持道光皇帝帝梓宫迁葬，因为恭谨从事，赏加三级。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而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林凤翔、李开芳两员骁将率领两万精锐北伐，并一度逼近直隶境内！此时的京城中种种传闻不胫而走，京城里的权贵们恐慌至极，有的已做好了出逃的准备，把一些金银珠宝包裹起来，备好车马随时准备撤出京城。一些皇亲国戚和大臣们纷纷向咸丰皇帝哭诉，一定要派得力人员堵住长毛，否则京城一破江山休矣，家中老少休矣。咸丰皇帝急急忙忙召大臣商议。他开口便骂那些军机大臣无用，全是饭桶。几经派兵，节节败退，竟让他们打到门口来了；然后下令，摘去败军之将讷尔经额的花翎顶戴，撤其文渊阁大学士之职。讷尔经额摸摸脖子，脑袋尚在就有些轻松，说声谢恩就退后。失败下来的将领惩办了，那再派谁堵击北犯之敌呢？ 帝师杜受田说：“皇上，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在先帝时，剿除密云匪患，深为得力，受到先皇嘉许。他智勇足备，我意只有派他率兵堵截长毛，加强京城防务，才能有致胜的把握。”咸丰皇帝几次阻止僧格林沁的请战，都是为了京师的安全。但如今不同了，长毛已打到门口了，此时不用何时用。他瞅了瞅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向前跪下说：“皇上，臣愿意率兵出战。”“甚好，甚好。此次出战定要堵住长毛，保我大清江山。爱卿身系社稷之危亡，朕特命你为钦差大臣，赠我祖传之纳库尼素光刀，对前线畏葸不前之将领和调遣不从之官员，可以先斩后奏。”咸丰从御座的一侧拿出纳库尼素光刀，由太监递给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心里明白，这纳库尼素光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佩宝刀。努尔哈赤为鼓励皇太极进关作战奋勇杀敌，把纳库尼素光刀赠给了他。后来成为各皇帝的承大统的象征物。今天，咸丰把意味着皇权象征的宝刀赏给僧格林沁，显然把堵截太平军保护大清江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 僧格林沁临危受命，受此殊荣，十分激动地说：“皇上如此加恩于奴才，奴才一定为保大清江山肝脑涂地，不打败太平军绝不活着回来。”僧格林沁受命第二日便调兵遣将，命八旗前锋营统领舒通额率部二千做先锋，迅速赴紫荆关设防。护军营参领全顺率部二千为左翼，健锐营参领曲云彪率部二千为右翼，随先锋部队成犄角进兵。僧王亲率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骑兵五千做中军。八旗步军营和察哈尔骑兵在都统达洪阿的率领下押后阵，大军粮草供给由所到县府筹备。两万大军刀戟林立、旌旗蔽日、人唤马嘶、浩浩荡荡地依次进兵。九月，僧格林沁设防紫荆关。 咸丰三年十月底，太平军北伐军突然东克静海、独流，前锋抵达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清政府大为震动。僧格林沁临危授命，率领自己的蒙古马队会同钦差大臣胜保设防于天津外围，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面对着百战百胜的太平军，僧格林沁亲自带队冲锋，使得士气大振。经过三个月交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咸丰帝赐僧格林沁“湍多罗巴图鲁”称号。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咸丰帝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三月，僧格林沁攻陷连镇，北伐军主将林凤祥被俘就义。四月，咸丰皇帝下诏僧格林沁的亲王爵位世袭罔替，俸银加倍。随即他又移师围攻山东高唐州另一支北伐军。北伐军将领李开芳率八百余骑逃回。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防守天津大沽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兵力，倾全国之经济，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风，僧格林沁的意见未被采纳。第二年，咸丰皇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的舰队，行至天津大沽口时，不听清朝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相持数日后，敌舰撤走。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亦是僧王抵御外敌的一次重大胜利，到达了僧格林沁入仕为将以来的最高峰！ 1860年7月，遭受重创的英法联军卷土重来，英军约18000人、法军约7000人始达上海。至7月中下旬，联军分别占领烟台、大连，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初，英法各种舰船173艘，陆续向天津大沽口逼近。因为英法联军的武器装备比清军先进不知多少倍，虽经誓死抵抗，大沽口还是失守了。被失败激怒的僧格林沁又集合了自己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在通往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八里桥设防，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9月21日凌晨，清军由通州和张家湾、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上午7时许，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骑兵冲杀，一部分骑兵一度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短兵相接，毙伤敌军无数。随后，由于南路法军大炮太猛，清军遭到重大伤亡。但守军与法军第二旅在桥边进行肉搏战，僧格林沁亲临前线，指挥蒙古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试图分割敌军的阵势。然而，由于清军另一将领败退，骁勇的蒙古骑兵损失惨重，僧格林沁只得率部撤退，退敌计划未能实现。随后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也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北京失守后，僧格林沁遭到了严厉的处罚，被褫官革爵，贬为庶民。 // --------------- 戎马征战成伟业(2) --------------- 咸丰十年（1860年），直隶、山东一带捻军四起。此时清廷能够打仗的将领基本都在南方与太平天国作战，无暇北上。在家闲居的僧格林沁被重新召回。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1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同治元年（1862年），僧格林沁乘太平军失守寿州、捻军在皖北陷于孤立无援之机，率部由豫东入皖，与苗沛霖部团练一起对捻军前后夹击，次年春攻陷捻军根据地雉河集，捕杀了捻军首领张乐行，在鄂东霍山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张乐行死后，新捻军经过整编后“易步为骑”。而僧格林沁屡胜而骄，继续采用穷追不舍的战术，最后被新捻军引诱，在河南、江苏、山东等省千里平原上奔驰3个多月，军需不济，将士饥疲，作战屡屡失利。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地区）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5月18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士兵杀死在麦田，终年55岁。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禧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绘像紫光阁。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祠堂庙一座供奉僧王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绘像紫光阁。1865年7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 // --------------- 贵族往事多寻味(1) --------------- 清王朝建立后，为了对北方草原上众多的蒙古部落进行有效的统治，针对着蒙古地区土地辽阔、民族强悍勇敢和人随畜迁的游牧生活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方法。其中，曾将驻牧于当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科尔沁等二十四个蒙古部落，编定为四十九个札萨克旗，总称为内札萨克。为了笼络内札萨克的蒙古封建主，清朝统治者根据清代外藩封爵制度，对其陆续封爵。 当时所封的爵位，第一等是和硕亲王，简称亲王。“和硕”是满语的部落之意，这里作为荣衔加在亲王之前。第二等是多罗郡王，简称郡王。“多罗”是满语的称美之辞，相当于汉语的“理”字，在此冠于郡王之上。第三等是多罗贝勒，简称贝勒。“贝勒”是满语，意为“管理众人”，亦即“旗之王”。第四等是固山贝子，简称贝子。“固山”是满语清代八旗的“旗”；“贝子”是满语，原为贝勒的复数，清代成为爵位的名称。第五等是镇国公，第六等是辅国公。以上六个等级统称为王公，与清朝宗室爵位基本相同。蒙古王公贵族的爵位经清朝皇帝批准后可以由其子孙承袭。承袭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即某王公的爵位经皇帝颁诏允许后，其后代可以按原等级承袭。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的爵位大多是如此继承的。另一种是降等承袭，即按清朝时的惯例，王公贵族的爵位其后代要降一个等级来承袭。这样逐代降等承袭，子孙的爵位就越来越低了。就一位王公来说，其爵位等级也并非如同“铁饭碗”那样终其一生不会改变，有时因其功过亦会有所升降的。与封爵有关联的还有封号。封号的办法在清朝制定封爵制度之前即已产生了。原是对于作战有功的人赐以不同的封号以示褒奖，后来清廷开始封爵，封爵与封号有了些关联，常被统称为爵号。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有的人有爵有号，有的人有爵无号，有的人因其功高享有双封号。这些封号也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也时有例外。 获得爵位的内札萨克蒙古王公贵族，享有清廷给予的各种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在经济待遇上，清廷给予他们丰厚的俸禄。每年的标准是：亲王俸银二千两，俸缎二十五匹；郡王俸银一千二百两，俸缎十五匹；贝勒俸银八百两，俸缎十三匹；贝子俸银五百两，俸缎十匹；镇国公俸银三百两，俸缎九匹；辅国公俸银二百两，俸缎七匹；担任旗札萨克的台吉或塔布囊俸银一百两，俸缎四匹。但是科尔沁部有四位亲王和一位郡王的俸禄特殊。其中，图什业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博多勒噶台亲王每年各给俸银二千五百两，俸缎四十匹；札萨克图郡王每年俸银一千五百两，俸缎二十匹。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功勋卓著，所以比其它亲王郡王的待遇要优厚。 清朝北京的王公府第虽然很多，但是蒙古王府确并不多，僧格林沁的王府就是其中一座，而且僧王府还保着这不少蒙古地方的传统习俗。僧王府位于东城区炒豆胡同77号、板厂胡同30至34号。僧格林沁王府不是一次建成的完整府邸，而是累年添购而成的。僧王府的前门在炒豆胡同，后来几乎占了炒豆胡同一条街，由此可见僧王府规模之大。 按照清朝祖制亲王府第，皆坐北朝南，出入王府都由东西阿司门（满语）行走。门的对面皆有影壁。说到影壁，其实在北京，上到王公贝子府，下到平民百姓的四合院都设有影壁，可以说影壁是标准的老北京建筑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北京住宅的影壁亦称影壁墙。其式多为一字型，高约5尺，宽6尺，厚1尺有余。一般为石、砖结构，以石为基，用大青砖砌壁身，壁顶多呈马鞍型瓦顶。正面壁心平面，画以吉祥纹饰，亦有雕刻如意彩绘者。反面壁心多设有佛龛，为供奉土地爷之用。满族家庭在影壁墙前面还立有索伦杆(神杆)。影壁均置以庭院大门里3米左右处。而王公贝子府的影壁则更大，和平民百姓的影壁亦有些区别，主要是王公贝子府的影壁多立于王府大门之外。 关于影壁的作用，其实倒是一件十足的封建遗留物，不过其独特的建筑造型倒是已经成为北京传统民宅府第的代表了。传说旧时人们认为自己的住宅中，不断有鬼来访。如果是自己祖宗的魂魄回家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是孤魂野鬼溜进宅子，就要给自己带来灾祸。如果有影壁的话，鬼看到自己的影子，会被吓走。所以，影壁在旧时是被当作阻挡各种灾祸之用的。 一般的王府过了影壁就进入了阿司门，阿司门外有斜行(读霞杭)木、上马石木拴马桩。门内俗称狮子院，因院内正中即宫门，宫门外有石头狮子也。其阿司门内靠南群房，为护卫等办事轮值休憩之所，及管事处、回事处、庄园处皆排列于是。正面为宫门，门罩凡五间(郡王三间)。东西相对有两铺炕。沿北墙有枪架，上竖阿胡卢枪(满语)，分左右各若干枝，枪头罩以蓝布，并有管项牌，长方形，胪列各项差缺，每项一条，黑色油木边框，用红纸写宋体字，上罩桐油，每年岁暮更换一次，常年悬挂。宫门外有石狮子一对，分东西对峙。宫门左右两旁门曰抱厦门。门扇于新年悬挂门神像，门楣挂红纸挂钱(挂钱为长方形，凿有花纹及满洲字，与门神像皆有木屉，布底，蓝布边)。凡门皆有门联，用白色纸写，与宫内同。以上皆于次年正月十九日摘下。 // --------------- 贵族往事多寻味(2) --------------- 进抱厦门后，正面大殿，俗称银安殿，亲王五间，郡王三间。亲王大殿及宫门用绿琉璃桶子瓦，郡王则用桶子瓦。东西两配楼；大殿则非有大典礼不开，由东西夹道绕进，是为二殿(三间)，东西配房各若干间，为首领太监及使唤太监居住。凡皇子分府，必由宫内将向来供使役之太监常往，而以首领管理之。二殿后为神殿，两旁为东西配殿。神殿之西间有炕，名为万字炕，实则“门”形之砖炕也。西墙挂祭神之乐器多种，为萨满太太跳神之用。西墙、北墙均供有神橱。东间为亲、郡王及其袭爵人合婚之所。须在此住一个月，始迁回跨院(住房、书房等皆在跨院)。其新婚制度与坤宁宫为帝后合婚之所相同，盖坤宁宫西间向为跳神吃肉之处，仍沿关外风俗也。 神殿后院为遗念殿，专供奉先帝、后曾穿戴之衣帽等物。清代向例，帝、后崩逝后，由继位之皇帝将帝、后曾穿戴过之遗物，颁给各王公大臣，名曰“遗念”。此外则佛堂、祠堂皆在此院内。 住房在西跨院，屋内皆用尺六金砖墁地，砖面上罩桐油，砖地中空。屋外前廊(两明间)皆有炉炕，上盖朱油木板；冬令在内生火，名曰“地炕”，室内温暖适度，而不见灰尘煤气。其唐花如牡丹、碧桃、腊梅、香橼、佛手、罗列满屋，经暖发香，并可经长时间之摆设。 府第正屋之外，各有花园，大约皆在住屋之西，亭台堂榭、山石荷池。园内若欲引进活水，须经特赏，如醇王府花园有恩波亭是也。园中并植各种树木花草，以供退食游赏及宴客之用。如三座桥恭王府之萃锦园，大木仓西郑王府之惠园，是其最著者也。 僧王府虽属晚清的王府，规矩虽然不如入关的时候那么讲究，但是其规模格局也在现存在王府里排得上号儿的，僧王府原大门外有影壁，门两旁有上马石，门内有枪架子，从刀枪架子的放置也不难看出，这位蒙古王府不忘习武，不忘骑射，以武立功的姿态。但是进入晚清以来国家财力已经有所不支，加之僧王在外连年征战，所以其府内并无显示王爵尊贵的银安殿，但是爬山廊、游廊、花厅、亭、台、水池倒是一应俱全。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下令在北京为僧格林沁专建一座“显忠祠”。祠堂坐北朝南。由仪门，享殿及配殿构成二进四合院式建筑。仪门3间。东西配房各5间。二门前有一碑亭，亭内有石碑，碑高4米余。碑阳为满文，碑阴无字，碑侧雕龙。二门l间。民国时，建为怀幼小学，后更名进步小学，现为宽街小学。祠的主要建筑保存完好，是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僧格林沁死后，博多勒噶台亲王的王爵由其子伯彦讷谟祜继承。后其孙阿穆尔灵圭（僧格林沁之曾孙）所袭。 自僧格林沁死后，僧王府内的王爷们就少有建树，那么作为一国之亲王，到底每天在王府内都做些什么呢？一般来说王爷们多以养花鸟鱼虫打发时间，一般王府正院西廊檐之下喝天棚底下都挂着许多百灵、画眉、八哥等鸟笼子，而自在的鸟也在不停地叫着，王爷世子福晋们有时候还养一些猫狗等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也在各个院子里窜来窜去。不过最叫这些贵族们感兴趣的还是斗蛐蛐儿，每年冬季他们都打发听差的挑着许多蛐蛐儿到各处去斗，以此来打发时光。 伯彦讷谟祜，在父亲战死之后世袭了其父亲王爵，众所周知，僧格林沁是在同治四年四月率清兵剿捻军时战死沙场，其丧期期满之后的同治五年九月，清皇家便把同治帝之皇叔醇亲王奕譞年仅6岁的女儿，指嫁给僧格林沁的年幼之孙那尔苏，这无疑是对这位为维护皇家江山社稷而捐躯的蒙古王及其后裔的一种特殊奖酬，这是一桩“娃娃亲”，表达了皇室的迫切之意。另外，同治五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仅5年，她是以政变的形式而得以掌政的，需要拉拢支持者，那尔苏之父伯彦讷谟祜以前便在朝中任职，此时又刚袭和硕亲王之爵，且为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之领主扎萨克，颇有权势。而被指嫁之女，既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又是她的外甥女。“指嫁”，是皇帝或皇太后按“赐婚”之意指令某女嫁某人，所以慈禧太后将此女指嫁给伯彦讷谟祜之子，又是她笼络、培植私人势力的举措。可惜此女在被指婚一个月后便殇逝，未能成婚，实为满蒙联姻政策最后的一点遗憾。虽然婚事没有办成，但是僧格林沁家族倒是与皇族又拉近了一层关系，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是晚清了，和皇族的关系也就不是那么十分的重要了，不过倒是为后来僧王家族的子孙留下了那么一点便捷通道，一直到了宣统皇帝退位，僧王家族还在朝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乃至民国，僧王家族也没有彻底地消沉。 20世纪初，清廷和一些蒙古王公、官僚、商人等，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开始创办具有近代工业意义的新兴手工业，在少数大的手工工场里采用了机器。博多勒噶台亲王阿穆尔灵圭的“蒙古实业公司”，其他发起人还有外蒙古塞音诺颜汗部札萨克亲王那彦图、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奈曼旗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科尔沁左翼后旗辅国公博迪苏。这些发起人在蒙古王公中都有较大的权势和影响，是蒙古封建王公势力在清王朝官场政界的主要代表。“蒙古实业公司”从一开始就得到清廷的军政大员载涛、毓朗、锡良、三多、瑞玮以及官僚买办资本家盛宣怀等人的支持和帮助。阿穆尔灵圭等拟定，“蒙古实业公司”先筹集资本库银100万两，从兴办蒙古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入手。其具体设想为：第一步开辟张家口至库伦的汽车运输；待张家口至绥远的铁路修成后，再开辟由邻近归化城的老河口至宁夏的黄河水路航运；然后，在建立交通运输业的基础上，再向经营其他行业方面发展。其筹集和管理资金的方法为：将预定的100万两白银分为1万股，每股100两。其中2000股即20万两，由发起人(蒙古王公)分担认购，其余8000股即80万两则向全国范围内募集。股金，分两期交纳，每期半年、半额。收纳股金的业务，由清廷官办的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以及由民族资本家周廷弼开办的信成银行受理。为了使公司的经营活动不致受各有关部院的牵制，阿穆尔灵圭还在公司正式开办之前上奏清廷，“请饬各衙门遇事维持、俾免竭蹶”（请命令各个衙门遇到事情出面维持，避免出现不良结果。见《宣统政纪》卷26，第3页）。1910年10月12日(宣统二年九月十日)，“蒙古实业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阿穆尔灵圭宣布“本公司之宗旨，重在增殖蒙人生计”（《东方杂志》第7卷，第10页，《记载?中国时事汇录》）。这个由蒙古王公自诩以“开发蒙古”为基本宗旨的实业公司，大有仰仗清廷的支持和扶植，垄断整个蒙古地区各业开发的势头。公司成立之初，筹集股金50余万两，以此筹办张家口至库伦的汽车运输，承揽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后旗的垦务，以及筹划经营乌珠穆沁旗的盐务等。正当其踌躇满志以求继续扩展之际，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中国都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旋涡。“蒙古实业公司”所筹办的各项“实业”，也随之陷于停顿。民国以后，政局不稳，加之资金严重亏空，所筹办的“实业”均遭破产，无一幸免。1914年10月19日(民国三年九月初一)，并未为外国资本和势力所染指的“蒙古实业公司”终于宣告歇业。 // --------------- 满蒙友谊显忠魂(1) --------------- 前文已经介绍了，僧格林沁是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那么什么是黄金家族呢？黄金家族指的是纯洁出身的蒙古人。蒙古人有一个女性始祖阿兰豁阿，据记载她与她丈夫一起生了两个儿子，在她丈夫死后又生了三个儿子。她的两个大儿子包括她的亲属对这件事有疑问，阿兰豁阿说这后边的三个儿子是她与一个黄白色的神人后代，是上天的儿子，从此之后，这三个儿子的后人就被称为纯洁出身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就属于其中的一支乞颜部孛儿只斤氏。除此之外，还有主儿乞氏、泰赤乌氏等。蒙古各部的可汗都出于这个家族，所以就被称为黄金家族。 孛儿只斤蒙古语为“borjigen”，意思是灰色的眼睛。由于满语和蒙古语构词法的差异，满语把“borjigen”转写为“borjigit”，音译为汉语就是“博尔济吉特”，所以孛儿只斤和博尔济吉特其实是一个姓氏，只不过是蒙满两种语言的差异而已。 僧格林沁所在的蒙古科尔沁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部落。科尔沁，蒙古语为“korcin”,原意是指成吉思汗时皇帝卫队中专门披弓挂箭的战士，也就是弓弩手，由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萨尔亲自指挥。12世纪，众多的蒙古部落逐鹿蒙古高原。铁木真经历了塔塔儿部害其父、篾尔气惕部掠其妻、遭泰亦赤兀惕部囚禁等劫难后，经过十三翼之战，斡里札河之战、阔亦田之战、达兰涅木格思之战、合兰真沙陀之战、纳忽崖之战等重大战役，先后击败篾儿乞惕部、札木合部、塔塔儿部、克列部、乃蛮部等部落，统一了蒙古高原，于1206年在翰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宗亲大会，建九游白旄，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1211年誓师讨金。1218年灭西辽，1219年亲率20万大军西征，５年之间横扫欧亚两洲。1227年的对夏战争中，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在成吉思汗统一各蒙古部落和对辽、金、夏的战争中，有一支精锐的“怯薛”，即侍卫军护卫着他的安全。这支侍卫军由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统领，称为“带弓箭的豁尔臣”。这支部队在跟随成吉思汗征战中，屡立战功。哈萨尔号所部“科尔沁”，即“豁尔臣”的同名异译。 这位勇猛善战的弟弟辅佐着哥哥，在统一北方草原的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军功。1206年斡难河源聚会，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赐予他四千五百封户，封地在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历经元朝一代，其后裔都在这里驻牧，繁衍出众多的蒙古部落。时光流转到明朝洪熙年间，1425年哈布图哈萨尔第十四代子孙中有位名叫奎蒙克塔斯哈喇的部落首领，为了躲避其他蒙古部落的攻击，率其部众向东移牧到嫩江流域。为别于同族中已有的阿噜科尔沁部落之称，自号嫩江科尔沁，后来径称科尔沁部。奎蒙克塔斯哈喇有两个儿子。长子博第达喇，号卓尔郭勒诺颜；次子诺扪达喇，号噶勒济库诺颜。兄弟二人都是科尔沁部的首领。后来博第达喇又生了九个儿子。其中第三子乌巴什，号鄂特欢诺颜，率领部分部众单独游牧，形成了郭尔罗斯部；第八子爱纳噶，号车臣诺颜，仿照其兄，又自称杜尔伯特部；第九子阿敏，号巴噶诺颜，相沿此法，也自称札赉特部。博第达喇其他六个儿子和诺扪达喇的一个儿子仍称科尔沁部。由于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这四部同祖，所以其首领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观点相近，步调一致，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蒙古部落群。随着牧场的扩大和人口的繁衍，以科尔沁为首的四部逐渐南下，成为北起嫩江流域，南到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广袤草原的主人。这片地域也常被称为科尔沁大草原。 到明朝末年，以努尔哈赤为首领的建州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开始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根据地吞并附近部落。海西女真的叶赫等部落感受到威胁之后，便设法联合附近的蒙古部落进行反抗。起初科尔沁部是站在对抗者之列的。在1593年，叶赫部首领布斋纠结了几个女真部落，并联合科尔沁部首领翁果岱及其堂兄弟莽古斯、明安等，共同组成了九个部落的联军进攻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双方浑河岸古勒山一战，努尔哈赤巧妙用兵，以少胜多，九部兵马一败涂地。结果布斋被杀，科尔沁部的翁果岱、莽古斯被俘，明安逃遁。在军事打击的胜利之下，努尔哈赤又采取了怀柔政策，将俘虏的科尔沁部首领赐锦衣战马优待放还。翌年，明安向努尔哈赤遣使通好，努尔哈赤亦崇礼相待，双方开始有了些和平交往。此后一段时间内，双方时战时和，但在军事上努尔哈赤占有一定的优势。在他利用这种优势地位不断使用恩威并施的政策之下，双方逐渐结盟，并出现联姻。在1612年，努尔哈赤遣使往科尔沁部提出聘女为妃，欲结姻戚，明安遂将女儿嫁与。1615年努尔哈赤又纳科尔沁部孔果尔之女为妃。自此清朝皇室与科尔沁部相互嫁娶不断。与此同时，双方在军事行动上的协助也已开始，清军八旗劲旅的金戈铁马曾助科尔沁部打退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进攻，科尔沁的铁骑洪流也为清王朝统一女真、征服蒙古、讨伐明朝的战争立下赫赫功勋。到1626年，科尔沁部已在各蒙古部落中率先归附清朝。1636年清朝开始对蒙古各部首领授官封爵，并推行盟旗制度。科尔沁部被分为左、右两翼，各有前、中、后三旗，共六旗；并附上郭尔罗斯部前、后二旗，杜尔伯特部和札赉特部各一旗，十旗组成一盟，名为哲里木。会盟地点定在今兴安盟科右中旗西哲里木之地。这标志着清朝与科尔沁部双方君臣关系的最终确立。当时的哲里木盟地域辽阔。大致在现在的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的铁路线以南（包括以北的林旬县），哈尔滨到昌图的铁路线以西（不包括扶余县），从昌图向西到库伦旗库伦镇一线以北（以南还有一小部分），从库伦镇向北经开鲁县开鲁镇再经扎鲁特旗鲁北镇，往北直至洮儿河和嫩江上游一线以东，这其中就是清代哲里木盟的属地。 // --------------- 满蒙友谊显忠魂(2) --------------- 清朝统治者以这种武力与怀柔相结合的方式征服了科尔沁部，也循此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立国之后，还用这种政策来巩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在怀柔的各种方法中，满蒙联姻和封爵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朝皇帝娶科尔沁部之女为后妃，这在清朝前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本文前述的1612年明安之女嫁给努尔哈赤，1614年莽古斯之女嫁给皇太极之后，到1625年宰桑也将女儿嫁给了皇太极，此女1636年封永福宫庄妃，1638年生福临，后为孝庄文皇后。1634年宰桑又将孝庄的姐姐嫁给皇太极，此女1636年封关睢宫宸妃，最受皇太极宠爱，不幸早卒，死后追封敏惠恭和元妃。到1651年，宰桑长子科尔沁和硕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之女、孝庄的侄女，被清世祖福临册为皇后，后来被废，降为静妃。1654年，宰桑次子察罕的儿子、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将两个女儿都嫁给了福临。姐姐被册为后，即孝惠章皇后；妹妹封为妃，即淑惠妃。推算起来，这两姐妹都是孝庄的侄孙女了。这样的联姻，呈现出一些复杂的情况。明安和莽古斯本是兄弟，却分别将女儿嫁给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孝端与孝庄、宸妃本是姑侄两代，却先后同嫁了皇太极一夫；福临与绰尔济本是姑舅表兄弟，却娶了他的两个女儿为后、妃。这种通婚联姻尽管从今日风俗看来不合伦理，但在当时的满蒙礼俗看来完全正常。在清代，蒙古族皇后共有六位，其中四位出自科尔沁部，而且皆属宰桑家族，即上述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清世祖废后和孝惠章皇后。 与科尔沁部的姑娘嫁往清宫的同时，清朝皇室的公主和格格也下嫁科尔沁部蒙古王公。清代的皇后之女封固伦公主，嫔妃之女和由中宫抚养的宗室之女封和硕公主。宗室中有封爵者之女皆称格格，其中亲王女称和硕格格为郡主，郡王女称多罗格格为县主，贝勒女亦称多罗格格为郡君，贝子女称固山格格为县君，镇国公和辅国公女称格格为乡君。其他宗室女皆谓宗女。公主和格格的丈夫称为额驸，是满语，即汉语的驸马。固伦公主之夫为固伦额驸，和硕公主之夫为和硕额驸；格格之夫依次为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据有资料介绍说，清代共有一百一十八位公主格格下嫁蒙古各部落，其中嫁往科尔沁部的即有二十四人，占了五分之一。从《清史稿》来统计，从清崇德年间到嘉庆年间，六朝共有十二位公主嫁往科尔沁部。 清朝的满蒙联姻，有别于历史上汉唐等朝的和亲政策。汉唐是中央统治者对边疆民族的单方面下嫁，而在清朝则是双方互相嫁娶，而且从清开国之前一直延续到清末不断，即所谓的“北不断亲”。为了使这种联姻关系固定化，清朝还建立了“备指额驸”制度。即规定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敖汉等归顺较早的十三个旗内，于王公贵族的嫡亲子弟及公主格格的子孙中，挑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明俊秀者，将其衔名年龄注册登记后，于每年十月报送中央的理藩院备案。这些已上报姓名的蒙古青年，由其父兄于年节到京向皇帝请安时，各自带来，以备清皇室选为公主格格们的夫婿。在全国众多的蒙古部落中，被指定实行备指额驸制度的仅有十三个旗，其中科尔沁部即占五旗，可见在这个制度下，科尔沁部是得天独厚，享有殊荣的。至道光年间，仅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就达到二千余人。由此管中窥豹，可想而知双方通婚频繁给科尔沁蒙古王公带来的是何等浩荡皇恩了。 可见，蒙古科尔沁部和清皇室世代血脉相连，有清一代始终是朝廷最为倚重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和清皇室通婚最频繁的蒙古部落。清代满蒙之间的政治联姻是一项民族统治的政策，下嫁的满洲公主身负绥服、监督和羁縻蒙古王公的重要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匈奴、蒙古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从来都是难于被驾御和控制的，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做到了这一点，实现了真正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而满蒙联姻应该是其诸多有效手段中相当重要的一个。 关于僧格林沁，史学界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对于朝代的更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说农民起义就代表着进步和先进，却绝对是大错特错。也有人说他是晚清政府中抗击外辱的第一人，然而，毁也好谤也好，功过也只能由后人评说，对于九泉之下的僧格林沁，他只是尽到了一个中国封建王朝王公大臣的应有责任而已，是一个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蒙古勇士，是晚清朝廷少有的能征惯战的将领之一，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代，响誉中外的成吉思汗的昆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