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12臣

　　正说清朝12臣　　作者:余沐

一、鳌拜　


近年来，随着各种清代题材历史剧的热播，康熙智擒鳌拜的故事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鳌拜这个名字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在历史上，鳌拜不仅确有其人，而且是清朝初年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历史上的鳌拜，其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呢？
　　鳌拜，生年不详，卒于康熙八年（1669），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顺治去世，遗诏命鳌拜与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共同辅佐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为辅政四大臣之一。康熙八年，鳌拜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不久就死于幽所。鳌拜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对于这样一个在清初历事三朝（太宗、世祖、圣祖）、亦功亦罪的重要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一生？
　　概括地来说，鳌拜早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忠于故主，始终不渝，是功臣也是忠臣；康熙初年辅政时期飞扬跋扈，把持朝政，颇多恶迹，最后败在少年康熙手中，虽然免于刑戮，但身死禁所，成为中国历史上强悍不逊的权臣。
　　鳌拜出身将门，精通骑射，从其青年时代起就效力军中，屡立大功。他曾跟随清太宗皇太极攻察哈尔部、征朝鲜，均有战绩。此后的战功主要有以下几次：
　　皮岛之战攻克皮岛当属鳌拜所立下的第一个大战功。天启年间，辽东失陷于后金之手，明将毛文龙率军退守皮岛（今朝鲜椵岛），与关外宁锦一线的明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骚扰和牵制后金的兵力，使后金腹背受敌。后金一直将皮岛视为心腹大患，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日夜筹划，企图拔掉这颗钉子。
　　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命贝子硕讬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诸将往攻皮岛。由于硕讬久攻不下，皇太极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接手，鳌拜从征军中。阿济格与众将反复商议后，制定了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进攻方案：一路从海上以巨舰摆出正面进攻的态势，故意吸引守岛明军的注意力；另一路则以轻舟精锐，快速推进，直插该岛西北角之要害阵地。后一路是这次进攻的关键所在，鳌拜主动请缨，并与准塔一同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
　　鳌拜与准塔遂率部渡海发动进攻，不料明军早已严阵以待，一时炮矢齐发，清军进攻受挫，形势紧急。鳌拜见状，奋起大呼，第一个冲向明军阵地，冒着炮火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清军遂一举跟进，登上皮岛，举火引导主力来攻。皮岛终于被攻克。
　　捷报传到盛京，皇太极大喜过望，亲自撰文祭告努尔哈赤，以慰其父在天之灵。皇太极认为皮岛虽是区区一岛，但攻克之意义远在占领重城要地之上，所以下令对诸将士从优奖励。鳌拜以首功晋爵三等男，赐号“巴图鲁”（勇士）。
　　松锦会战锦州是明朝在辽西地区的军事重镇，当时辽东已经失陷，锦州的地位更加突出。锦州城之南为松山城，锦州西南为杏山城，杏山西南是塔山城，锦州西200里为另一重镇宁远。这些要塞重镇构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军事防御体系。从清军方面来说，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先取宁、锦等城。明、清双方争夺锦州的战争于是不可避免。
　　崇德六年（1641），鳌拜从郑亲王济尔哈朗进围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13万大军来援，于八月初进至松山，与锦州守军祖大寿部遥相呼应，大放火器，猛攻清军。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势下，济尔哈朗指挥的清军右翼失利。武英郡王阿济格派遣精锐护军前来增援。其时鳌拜率领镶黄旗护卫军纛（ｄàｏ），路遇明军骑兵，于是迎头而上，击败对方。鳌拜这时又不待军令，果断决定乘胜追击，打到明军步兵阵地之前，遂令部下将士下马步战，再败明军。鳌拜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五战皆捷，因功晋爵一等梅勒章京。八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西援锦州之师。洪承畴指挥明军分路突围，总兵吴三桂、王朴、唐通等人率军沿海边撤退。清军从锦州大路至塔山大路沿途截杀。鳌拜与阿济格、尼堪等率部排列至海截击之，明军大败而溃。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自杏山沿海至塔山的海面漂满了明军的尸首。松锦会战，关系明、清双方的生死存亡。自此以后，明朝势力更衰，败局已定。次年六月，鳌拜升为护军统领，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西充之战松锦大捷奠定了清军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入关前后的鳌拜，依旧战功赫赫，升迁频频。
　　入关以后，鳌拜主要的任务是追击农民军。顺治元年（1644）十月，鳌拜随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取道陕北，进攻已经退守西安的李自成农民军，率军由内蒙入陕北，攻陷四城，降三十八城，随即挥师南下。后来多铎率军攻进潼关，直逼西安。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退往湖广。阿济格奉旨率军剿除“流寇余孽”，鳌拜等遂分翼出师，水陆并进，于河南邓州和湖北承天、德安、武昌等地前后十三战，重创大顺军。顺治二年（1645）六月，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遇害，大顺军瓦解。清军前后共陷河南、湖广、江西、南京等地六十三城。
　　打垮李自成，清军开始对付大西军。顺治三年（1646）正月，鳌拜随肃亲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清军得知张献忠率军已退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领先头部队前往狙击。两军相遇，鳌拜等人又是身先士卒，往前猛冲。狭路相逢勇者胜，昔日威风一时的大西军抵挡不住而溃败，张献忠也于此役中被杀。清军击破大西军营垒130余处，斩首数万级，获马骡牲畜12200余匹。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基本上肃清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退往云贵地区，继续抗清。击破大西军，鳌拜实居首功。
　　由上可见，鳌拜早年无论是在关外与明军的反复交锋中，还是在入关定鼎中原后巩固统治的大小战斗中，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清初开国功臣。
　　鳌拜不仅是战场上的一员骁将，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逝世，满洲亲贵在帝位继承上出现矛盾。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皇太极生前统领的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而多尔衮自领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则拥立多尔衮。双方争持不下，形势极其严峻。
　　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手握重兵，成为这场皇位之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两黄旗的其他大臣索尼、谭泰等八人会集于豪格府邸，“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密谋拥立肃亲王为帝。鉴于当时紧张的局面，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卫门禁，以防不测。
　　八月十四日，代善于崇政殿召集会议讨论继承人选。鳌拜于当天清晨与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坚决拥立先帝（皇太极）之子，并命两旗精锐护军全副武装环卫崇政殿，作好了不惜兵戎相见的准备。当会议之中争论不休时，鳌拜与效忠于皇太极的一批将领纷纷离座，按剑而前，齐声说道：“我们这些臣子，吃的是先帝的饭，穿的是先帝的衣，先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有如天高海深。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先帝于地下！”实际上是以武力威胁多尔衮不得觊觎帝位。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不得不作出让步，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辅政。这一折衷方案最终为双方所接受。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当时正值李自成起义军一路进逼北京、即将推翻明王朝之时，满族统治者内部在帝位继承问题上互相妥协，有利于避免祸起萧墙的悲剧，也有利于清军适时入关，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鳌拜是黄旗的重要代表，当初拥戴豪格，继而拥戴福临，在稳定清朝内部的继承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多尔衮权势欲极强，也非常有才干。他摄政之后，党同伐异，擅权自重。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他的争位对手豪格及其拥护者。鳌拜本是豪格的坚定拥护者，又不阿附多尔衮，遭到残酷打击自是情理之中。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受到的大迫害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顺治初年。顺治元年，鳌拜随英亲王阿济格征讨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军，立有大功。顺治二年八月，阿济格因为没有及时奉旨班师，而且谎报战功，受到处罚。阿济格是顺治帝的叔父，为人粗暴，藐视小皇帝，私下呼为“孺子”。清廷谕令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会同护军统领鳌拜召集部众，将阿济格“称上为孺子”之语传示晓谕。谭泰顾及英亲王情面，没有照办。鳌拜也因听从了谭泰之言未奉行谕旨，结果不仅征讨李自成的军功不准议叙，还被罚银100两。后来谭泰又与索尼相仇，互相攻击，鳌拜因庇护索尼再次获罪，几被革职。
　　第二次发生在顺治五年（1648）。当年二月，征讨张献忠大西军的豪格大军凯旋回京。参领希尔良因冒功邀赏一事遭到处罚，鳌拜也以勘察不实而被议处“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三月，贝子屯齐告发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后又包庇豪格的种种罪状。鳌拜诸人谋立肃亲王之事也被同时告发。多尔衮借此事兴起大狱，严讯诸人。最后，鳌拜以欲立豪格、与诸人盟誓等罪名论死，得旨“罚锾（ｈｕáｎ）自赎”。四月，侍卫廓步梭又告发鳌拜在皇太极死时“擅发兵丁守门”，再次论死，改革职为民，得旨免革职。鳌拜虽以大功凯旋，在短短数月间却被论死两次，可见其所受打击之严酷、境遇之窘迫。
　　鳌拜所受的第三次打击是在顺治七年（1650）。这年七月，多尔衮生病，暗示贝子锡翰，想请顺治帝亲临探视自己，锡翰遂秉承其意“请驾临幸”，多尔衮却又以“违令渎请”罪之，并追究鳌拜包庇之罪，论死，后改免死罚赎、降爵。是年十一月，多尔衮死，顺治亲政。总之，在多尔衮摄政期间，鳌拜有功而无赏、无罪而受罚，三次论死，备受打压。
　　顺治亲政后，鳌拜可以说是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顺治闻知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忠心耿耿，遂对鳌拜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从此以后，鳌拜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和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应该说，鳌拜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顺治十三年（1656），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顺治十四年（1657）冬，孝庄太后（即皇太极妻博尔济吉特氏）病重，顺治朝夕侍侯。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自己休息吃饭，深获顺治帝的赞赏。
　　综上所述，鳌拜作为“天子自将之师”镶黄旗的重要将领，忠心事主，始终不渝，在皇太极去世后坚决拥立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最终争得福临继位。他为此与睿亲王多尔衮结下怨仇，在后者摄政期间，多次遭受残酷打击，三次论死。当年曾一起盟誓的黄旗大臣这时早已分化瓦解，改变初衷转而投靠多尔衮者（如谭泰）大获好处。故主皇太极既已去世，其子福临也得以即位，鳌拜此时完全可以为谋求个人利益而党附多尔衮，这在古往今来的官场上是司空见惯之事。但鳌拜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却仍然不屈不挠，始终没有迎合多尔衮。就此而言，鳌拜作为清初一员骁将，其性格是梗直倔强、敢于抗争的。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在目前热播的影视剧中，鳌拜形象给人们留下的都是骄横跋扈、贪婪不法的奸恶形象，他的忠贞梗直这一面恐怕还是鲜为人知的。
　　如果顺治活得更长一点时间的话，这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恐怕就能够进入历史，深入人心。可惜的是，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八，年轻的福临就去世了。鳌拜的政治命运进入了一个转折期。顺治对鳌拜的信任在其对后事的安排里体现出来了。顺治立下遗诏，指定由皇三子玄烨嗣位（即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顺治没有选择宗室亲王担当辅政大任，而是选择了异姓大臣。这也许跟他幼年时期多尔衮专权的经历有关，他不想再出现一位“多尔衮”来操控子孙的天下。不过，权力也许真是一个魔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鳌拜功臣、忠臣的形象开始渐渐变形，他再也不像从前忠心扶持皇太极的儿子福临那样对待福临的儿子玄烨了。结果，康熙初年，虽然没有了多尔衮，但却出现了专权的鳌拜。
　　顺治死后，四位辅政大臣曾经在顺治灵前盟誓，表示同心同德辅佐小皇帝玄烨。虽然这一盟誓意义重大，但事实证明四大臣并不能抱成一团，忠心辅主。位居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是四朝元老，位望隆重，但已年老多病，畏事避祸，在很多事情上往往疏于过问。苏克萨哈属正白旗，原本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受到顺治重用，在四辅臣中名列第二。正由于苏克萨哈是从多尔衮那边分化出来的，索尼等人都瞧不起他。鳌拜与苏克萨哈虽是姻亲，二人却常常因政见不合而发生争论，宛如仇敌。列名第三的遏必隆出自名门，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鳌拜。鳌拜虽然屈居第四，但由于资格老，军功高，常常气势夺人。在这种情况下，鳌拜虽居四辅臣之末位，却得以擅权自重，日益骄横，开始走上专权的道路。
　　康熙初年，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稳定秩序。这些调整包括：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存实力，等等。这样，清朝统治者对全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不过，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却在加剧。康熙初年，清廷内部的矛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黄、白旗之争。黄、白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清太宗皇太极之时。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不久便将自己掌握的正白旗、镶白旗改为正黄旗和镶黄旗，使其地位日益上升。同时，皇太极又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幼子的正黄旗、镶黄旗改为正白旗、镶白旗，使其地位渐渐下降。从此，黄、白两旗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皇太极死后，黄、白旗为争立皇帝，关系紧张，后来虽以妥协告终，但彼此成见甚深。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摄政时就很压制反对他的两黄旗。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曾得罪，或降职，或罢官。顺治亲政，政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重又失势。苏克萨哈虽以白旗投靠黄旗，但索尼、遏必隆、鳌拜都瞧不起他。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第二，圈地之争。清初圈地时，多尔衮凭借摄政的便利，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正白旗，而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别拨土地给镶黄旗。康熙五年（1666），鳌拜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反对换地，以免引起大骚动。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也坚决反对。但索尼、遏必隆则支持鳌拜，形成四辅臣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三，鳌拜与康熙之争。鳌拜是一个赳赳武夫，历事三朝，但表现前后有异，原因或许在于他辅佐顺治，皇太极余威、余恩犹存，而且顺治也是他力争而立的，所以还能忠心耿耿，可康熙玄烨就不一样了，此时他是三朝老臣，且掌握辅政大权，对年幼的康熙就不那么看得入眼了。这种情形就好像当年阿济格私下称呼顺治为“孺子”一样。不同的是，阿济格还只是背地里表示，而鳌拜却渐渐公然表露。在朝堂之上，鳌拜常常当面顶撞小皇帝，也当着皇帝的面，呵斥大臣。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假如鳌拜遇上个末世也就罢了，其皇帝只能忍气吞声，徒叹奈何，可当时的清廷还处于上升态势，小皇帝康熙也不是等闲之辈，鳌拜如此行事，迟早会下场不妙。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尴尬而紧张。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鳌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机智应变，都可以想见。
　　鳌拜处于这些矛盾的中心。很明显，鳌拜挑起换地事件，用意在于利用黄、白旗积怨，削弱反对自己的正白旗势力，打击政敌苏克萨哈。在打击对手这方面，大权在握的鳌拜可谓轻车熟路。此前他就曾整治过内大臣费扬古。费扬古之子倭赫是康熙身边的侍卫，在御前对鳌拜表现得不怎么礼貌，鳌拜对此深为衔恨。康熙三年（1664）四月，鳌拜遂以倭赫等人擅骑御马、取御用弓矢射鹿之罪名将其处死。费扬古对鳌拜痛恨不已，鳌拜又以“怨望”的罪名，将他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一并处死，家产籍没，给予都统穆里玛（鳌拜之弟）。费扬古一门惨遭家破人亡之祸。不过，鳌拜这次意图打击苏克萨哈的举动却失算了，直接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鳌拜没有想到却有三个不怕死的官员敢于违拗自己换地的要求。他对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三人极为恼怒，分别以苏纳海“藐视上命”、拨地迟误，朱昌祚、王登联“纷更妄奏”的罪名，俱论死罪。康熙虽然年幼，但心知苏纳海等三人并没有什么大罪，只不过是惹怒了鳌拜而被妄加罪名而已，于是召集辅政四大臣询问意见。鳌拜坚持要将三人处以极刑，索尼、遏必隆附和，苏克萨哈知道自己若反对极易惹火烧身，只好沉默不语。但小皇帝却有魄力，不允鳌拜所奏，只是批准刑部拟定的处罚，即将三人各鞭一百，没收家产。鳌拜公然无所顾忌，最终竟矫旨将三人处死。然后，鳌拜强行换地。看起来，他又一次阴谋得逞。实际上，这未必是好事，因为它在小皇帝心中留下的印象绝对不会对鳌拜有利。40年后，康熙还提起这次事件，很痛心自己当时阻止不了鳌拜等人的决定。他说苏纳海三人不仅不当杀，而且不当罪，这纯粹是一场大冤狱。
　　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病死。这个索尼虽然在生前未能遏制鳌拜的势力，不过他临死前的一个动作却在其身后造成解决鳌拜问题的良好转机。这年，小皇帝玄烨已年满14岁。索尼上书请小皇帝遵循先帝（顺治）14岁亲政的先例，开始亲政。七月，康熙亲政，加恩辅臣，仍命佐理政务。皇帝已经亲政，自己又无法应对鳌拜的威胁，苏克萨哈便上疏请求解除辅臣之任，愿往遵化守护顺治陵寝。这个举动别有意味，那就是既然苏克萨哈已经卸任（此时他已经排名第一），那么鳌拜、遏必隆两人按理也应辞职。这一招触及到鳌拜的要害，可鳌拜却不想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于是鳌拜给苏克萨哈罗织了心怀奸诈、久蓄异志、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24款罪名，提出应处凌迟、族诛之刑。康熙同样深知苏克萨哈并不该杀，虽然自己已经亲政，却仍然无力保全苏克萨哈一命。鳌拜气势汹汹，竟在御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最终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族。苏克萨哈的被杀，使鳌拜与康熙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几乎达到了令康熙不可忍受的地步。
　　至此，索尼已故，苏克萨哈被杀，四大辅臣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遏必隆，鳌拜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虽然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并不想归政于他。当时在康熙宫廷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说，在康熙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即鳌拜），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异议。此时的鳌拜已经对康熙的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康熙决意铲除鳌拜集团。鳌拜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内外，行动稍有不慎，必将打草惊蛇，酿成大变。康熙决定不露声色，于是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在宫内整日练习布库（满族的一种角力游戏，类似摔跤）为戏。鳌拜见了，以为是皇帝年少，沉迷嬉乐，不仅不以为意，心中反暗自高兴。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先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以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然后他召鳌拜入宫觐见。鳌拜此前常常出入宫廷，不是什么奇事。这次一召，他也就大大咧咧地来了。此前，康熙召集身边练习布库的少年侍卫说：“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怕皇帝。”康熙于是布置逮捕鳌拜事宜。等到鳌拜入宫，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们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被摔倒在地，束手就擒，一代骁将就这样戏剧性地败在一群少年手下。
　　接着，康熙命议政王大臣等审讯鳌拜。大臣们审实后，宣布鳌拜30条罪状，应处以革职、立斩。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当时鳌拜请求觐见康熙，让康熙看他为救康熙祖父皇太极而留下的伤疤。结果，累累伤痕和对上两代皇帝的功绩，终于使他保住了性命。康熙也确实是念及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遂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不久，鳌拜就在禁所死去。
　　纵观鳌拜的一生，早年战功赫赫，虽偶有波折，但还算是荣宠一时；又历事三朝，辅佐幼主，忠心耿耿。晚年的他本可善终，辅佐年幼的康熙，保全令名。但最后他却因擅权而被革职抄家、身死禁所，可叹可惜。

　　
二、于成龙

明末清初刚正不阿的包拯式人物于成龙，从广西罗城知县到两江总督，他怜贫苦、抑豪强、治强盗、赈饥荒、平冤狱、肃吏治，为官一任，流惠一方，被百姓称为“青天”。
　　凡看过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的观众，想必对于成龙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在清朝近300年的历史中，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不算少，但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曾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这里顺便提一下，清代历史上有两位叫于成龙的著名官员，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另一个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汉军镶黄旗人，后人又称他为“小于成龙”。他也是一位好官，在于成龙手下做过知州，还曾得到过于成龙的保举，后因政绩升任江宁知府。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要他好好向于成龙学习。这也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话。
　　本文的主人公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他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亲都在明朝做过官。据说他的父亲在乡里倡导孝义之道，有长者之风。受家庭熏陶的于成龙性格端庄，不苟言笑，又才智过人，勤俭耐劳。他“为学务效实行，不屑于词章之术”，认为“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作，不患不到圣贤地位”，可见他自始就是个崇尚实干、不屑空谈的人。
　　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广两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于中丞》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爆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清史稿·于成龙》《清史稿》第33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
　　《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第2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2月第1版。
　　王春瑜主编：《康熙政风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王永泰著：《清官于成龙》，群众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三、明珠

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以“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荣辱兴衰，有起有落。但是，由于他在从政晚期，被康熙帝罢相，导致关于他的许多资料都湮没不详。还有，因其子纳兰性德享誉文坛，常被人指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那么明珠似乎就是“贾政”了。这一切，都有待于从史料中逐一厘清，还原一个真实的“明珠”形象。
　　北京西郊有一块《明珠及妻觉罗氏诰封碑》，系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四日所立，上面记载明珠“初任云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内务府总管，四任弘文院学士，五任加一级，六任刑部尚书，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经筵讲官，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官、吏部尚书、佐领，十二任加一级，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十四任今职。”所谓今职，是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从履历上可以看出，明珠真可谓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了。于是，人们不禁会问：明珠究竟是何许人？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了他在官场上的春风得意？
　　明珠的家族是满族非常有名的叶赫部，不过，到明珠出生时，这个部落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他的父亲尼雅哈只得了骑都尉，世职，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由于历史渊源，叶赫家族与皇室还有着姻亲关系，使得明珠从小就有机会接近皇室。
　　明珠的岳父是多尔衮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他一生战功赫赫，但缺少政治谋略。多尔衮死后，他想继任摄政王，曾胁迫多尔衮的属下依附自己，结果被人告发“谋乱夺政”。多尔衮灵柩回京，顺治帝亲迎时，他又携带佩刀，“举动叵测”。议政王大臣会议据此将其囚禁。阿济格竟然想挖洞越狱，并声言要放火烧掉监牢。后来，亲政的顺治帝宣布了多尔衮的十二大罪状，为绝后患，又将阿济格及其已获亲王爵位的第三子劳亲赐死，次子镇国公傅勒赫削除宗籍，其余八子均贬为庶人。很显然，明珠与阿济格之女成婚已是冒了极大的风险，这种姻亲关系绝不可能成为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的阶梯。
　　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明珠为人聪明干练、善解人意，又通满、汉两种语言，能言善辩，遇人嘘寒问暖，善结人心。这才是他官场得意的重要原因。
　　明珠，字端范，姓纳喇氏，生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祖父金台石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继其兄纳林布禄为叶赫部首领，天命四年（1619）时，被英明汗努尔哈赤斩杀。其子尼雅哈、德勒格尔归顺后金，隶满洲正黄旗。尼雅哈初授佐领，后屡次从征有功。顺治时改授骑都尉世职，康熙三年（1664）卒，长子振库袭职。
　　明珠为尼雅哈次子，顺治时初任侍卫，后任銮仪卫治仪正，又调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1666），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明珠更被重用。次年，任刑部尚书。他奉命和工部尚书马尔赛调查淮扬水患之处，并会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官，到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勘。返回后，向康熙帝报告说：旧有闸口四座，所出之水，由牛湾河入海。后因禁海填塞，水路受阻，淹没田地。因为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海地方，不应堵塞，应速疏通河道，将四闸开通，积水可尽放出。另外，仍可设置板拦，一遇发水，即行开放，地方不致淹没，居民也不必迁移。明珠等人又查明清口是淮河、黄河汇合处，如果黄河水泛滥，势必越过淮河，而淮河水弱，黄河水中泥沙，将阻塞河道。因此，他建议：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备蓄泄，使泥土逐水而下，保证运道畅通无阻。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解除水患，保护运道畅通，具有积极作用。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认为吴明烜推算的康熙八年历书中，差错很多。明珠与其他大臣奉命前去测验。测验结果，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都符合天象。康熙帝决定采用南怀仁的历书，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康熙八年（1669），惩办了鳌拜以后，明珠参与消除鳌拜集团及其影响时，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康熙九年，明珠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二月，充经筵讲官。八月，建议停止盐差御史巡历地方之例。十一月，调为兵部尚书。康熙十二年（1672）正月，康熙帝在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在明珠的指挥下，军容整肃。康熙称赞“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
　　平定三藩
　　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并列为“三藩”。在对待“三藩”撤与不撤这个重大问题上，唯有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极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与帝意完全一致。康熙帝认为：“吴、尚等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在处理尚之信属下兵丁时，给事中余国柱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即撤回，三总兵官标下兵丁应予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中，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将军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为民。康熙帝则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分散其力量，日后或撤或迁比较容易。二总兵标下官兵仍驻广东，归将军管辖。裁去另一总兵标下官兵。他便征求明珠之意如何？明珠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共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每一旗五佐领，为数不多，不必分隶八旗。以后若撤回迁移，亦不论旗分调取，有满洲大兵押送，分入上三旗办法可行。康熙帝表示同意：“既如此，不必分入八旗。尔等可改票来奏。”在处理耿精忠等人时，依照刑律应凌迟处死，其同伙董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明珠上奏：“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随后又奏：“此内有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四人，犯罪固应处死，然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康熙帝命议政王大臣会议集议。于是陈梦雷等四人，免死，给与披甲新满洲为奴。
　　三藩之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明珠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承“三藩”之乱后恢复经济，明珠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收复台湾
　　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死，贼无渠魁，势必衰微。”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宄之徒可能窜匿其中，应该设官兵防守。康熙帝认为：不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此议甚当，即依行”。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
　　治理黄河
　　治理黄河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务。康熙二十一年，萧家渡决口，工部尚书请令河道总督靳辅培修，遭到康熙帝拒绝。明珠极力推荐靳辅参与治河事宜。他说：“靳辅历任既久，所见必真”，应令来京会议。次年，河水复归旧道，康熙帝甚为赞赏。明珠说：“河道既深，挽运无阻，往来商贾皆得通行，真国家之福。”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提出治黄河方案：挑濬高、宝等七州县下河，引水入海，又筑高家堰堤岸，修整黄河两堤。康熙帝征求明珠意见？他回答说：“臣等意谓，最宜修治，但钱粮陆续给与，似为有益。”十一月，在会议治河时，为防止海水倒灌，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则主张开濬故道。明珠赞成靳辅治河方案，上奏：“于成龙居官虽清，但河工事宜，未能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似应从靳辅之议。”王熙认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训《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以后康熙帝听信汤斌所言，赞成于成龙治河方案，而靳辅主张未能施行。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被劾与靳辅结党。靳辅被免职离任。
　　对俄交涉
　　明珠任大学士时，参与筹划抗击沙俄侵略，并亲自与沙俄使者交涉。康熙二十年（1681），蒙古正红旗副都统缺员，明珠推举彭春，“人亦颇优，不但副都统，即将军亦可”。康熙二十二年，明珠认为：“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彭春、萨布素在首次抗击沙俄侵略，收复雅克萨城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康熙二十五年，清朝再令萨布素率兵包围被沙俄第二次占据的雅克萨城。沙俄派使臣到北京请求解围，明珠奉命在午门前接收文书，并负责谈判。康熙帝决定和平解决，令萨布素将包围雅克萨城之兵，撤回驻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准备。
　　康熙帝崇尚理学，用以改变满族贵族缺少文化素养的武夫形象，并作为统治汉人的思想武器。在皇帝周围聚集了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珠作为新一代的满族贵族，注意与理学名臣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其子性德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在徐乾学帮助下编印《通志堂经释》，俨然以宿儒自居。
　　当时，理学名臣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互相攻击。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徕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徐乾学原先请李光地引见明珠，认为明珠是“可与为善之人，还有心胸”，因此想要请明珠帮助，重新起用熊赐履。明珠对徐乾学说，你报老师之恩很好，但熊赐履对你未必好。他对皇上说你学问好，其他都不好。于是，徐乾学怀恨而别。后来徐乾学与索额图联合，索额图与熊赐履抛弃前嫌，重归于好。明珠、余国柱很是惧怕，阴谋诬陷熊赐履。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康熙二十四年，江宁巡抚余国柱告诉继任巡抚汤斌，朝廷蠲免江南赋税，乃明珠尽力促成，意欲勒索，遭到汤斌拒绝。考核官员时，外任官员向明珠馈送金银者络绎不绝。二十五年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争论治河方案，朝臣均仰承明珠鼻息，支持靳辅，汤斌则陈诉勘查结果，赞成于成龙主张。凡明珠集团行事，汤斌多加梗阻。明珠、余国柱怀恨在心，曾经奏陈：汤斌有诽谤皇帝之语。建议罢免汤斌，未获批准。时人认为：“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前途难料”。汤斌病死后，徐乾学又激其门生郭琇弹劾明珠、余国柱。在原先依附明珠的徐乾学、高士奇的密谋策划下，明珠降职。明珠本为广植党羽，招徕新进，联络理学名臣，但由于理学名臣间的学派纠纷，明珠、索额图集团之间的矛盾，却使他自己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地位。
　　康熙二十六年，李光地还乡探母，临行之前，明珠对他说：事势有变，江浙人可畏（郭琇山东人，曾为江南道御史；徐乾学江南昆山人；高士奇浙江钱塘人），不久我亦危险，无所逃避。冬季，康熙帝谒陵，于成龙在路上便对他说：当今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了。康熙帝问有何证据？于成龙回答：请皇帝派亲信大臣去检查各省布政司库银，若有不亏空者，便是臣妄言。康熙帝讯问高士奇，高士奇尽言其状。康熙帝问：为何无人揭发？高士奇回答：谁不怕死！康熙帝又问：有我，他们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除去，就除去了。有何可怕？高士奇说：皇上作主有何不可！于是，高士奇与徐乾学密谋，起草参劾疏稿。先呈皇帝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交由佥都御史郭琇参劾明珠八大罪状：
　　（一）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使，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错误之处，同官莫敢驳正。皇帝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帝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书写，则保举张汧原属指使，于此可见矣！
　　（二）凡奉谕旨，获得好评，明珠便说：“由我力荐”；或不称旨，便说：“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任意附会，市恩立威，因而结党，挟取货贿。他每日奏事完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语片刻。皇帝意图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三）明珠连结党羽，满人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腊塔、席珠等，汉人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心腹。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国柱更为囊橐，唯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
　　（四）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所以督抚等官愈事朘剥，小民重困。今皇帝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
　　（五）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六）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帝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初议开濬下河道时，他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当见皇帝欲行另委他人，则以于成龙方蒙信任，举山必当旨。于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及靳辅张大其事，与于成龙意见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靳辅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七）科道官有内升或出差的，明珠、余国柱都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送阅览，因此言官多受其牵制。
　　（八）明珠自知罪戾，见人则用柔然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郭琇所列明珠八大罪状，直欲将明珠置于死地。在处理明珠问题上，康熙帝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故采取宽容的处理方式，革去明珠大学士职务，授为内大臣。明珠同党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革职。
　　明珠之贪渎和跋扈，从某种程度言之，是康熙帝放任的结果，康熙帝允许明珠党发展，也是出于牵制索额图党的需要。一旦圣主认为其势力不加约束就弊大于利时，便会着手整顿。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下令革去明珠和勒德洪大学士职务。此后，明珠的权势就一去不复返了。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追击败逃的噶尔丹，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此叙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十五日，明珠病逝于北京。明珠死后，康熙帝派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明珠的一生，也算善始善终。
　　乾隆三十七年（1772），这时明珠已死了60多年了，乾隆帝在国史馆修纂《明珠传》时指出，确核明珠的罪案，认为：明珠主要的罪状是“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但是因康熙帝“念其于平定‘三藩’时曾有赞理军务微劳”，而没有“暴示罪状”，严加惩罚，“是非功过不相掩”，仅是降职使用。并不至于像明代的严嵩、温体仁等人那样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潜害忠良，搞得满朝畏惧而又不敢多言。虽然明珠也有很大的过失，但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这应该算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康熙朝前期，在分裂与统一的激烈的斗争中，以及满族政治经济变革的形势下，明珠参与朝政，协助康熙帝清除鳌拜、平定“三藩”、抗击沙俄、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治理黄河、接受汉族影响建立清朝政治经济制度，都有利于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应予肯定。明珠结党营私，贪污贿赂等等不法事，都是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康熙帝对郭琇弹劾明珠诸罪，并未公布于众，显然尚有曲全之意，这比索额图幸运多了。
　　明珠在任期内奉皇帝之命，以总裁之职参与重修《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编纂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以及《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明史》等，所编之书多为清朝首创，为后代所沿袭，其中《大清会典》是清朝康熙以前各项政治制度的集大成之作。明珠为清朝各项制度的确立出力最多。康熙朝以后，历朝续修《大清会典》，它成为研究清史的宝贵资料。

　
四、隆科多

在有清一代，被皇帝公开以“舅舅”相称呼的，大概只有隆科多一人。就是这个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之间扑朔迷离、明争暗斗的皇位大战中地位非同一般，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这与他在雍正即位之后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着直接关系；他最终为雍正所猜忌，屡遭打击，直至被圈禁而死，实际上其根源也在于此。
　　隆科多能够跻身政坛，风云一时，与他的身世、他的眼光有绝大关系。在他起家发达乃至身败名裂的过程中，步军统领一职起着重要作用，而他的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和最仓皇潦倒的一幕都在皇家园林畅春园及其附近上演。
　　隆科多并非一无是处。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派往边境主持同俄国的划界谈判。当时，尽管他的地位摇摇欲坠，但他恪尽职守，仔细进行实地调查，态度坚决地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大片蒙古土地。也许他有讨好皇帝的心思，但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应该值得肯定。可惜，那时雍正已经完全不信任他，反倒因为其他问题把他逮捕回京受审。人们只记得一代权臣隆科多如何擅权结党，却对此间一段事迹略过不谈，不知隆科多逝去的魂灵该如何苦笑？
　　《清史稿·列传八十二》：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也。康熙二十七年，授一等侍卫，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以所属人违法，上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副都统、銮仪使，在一等侍卫上行走。五十年，授步军统领。五十九年，擢理籓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大渐，召受顾命。世宗即位，命与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袭一等公，授吏部尚书。旋以总理事务劳，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自侍卫授銮仪使。雍正元年，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兼领理籓院事。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复与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
　　隆科多（？～1728）清康熙、雍正时大臣。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维三子，圣祖孝懿仁皇后佟佳氏弟。隆科多于康熙朝累官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武力。清圣祖玄烨临终，王大臣受顾命者，惟他一人。他参预清世宗胤禛夺权。世宗之立，外得力于年羹尧，内得力于隆科多。世宗即位，以拥戴殊勋，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官至吏部尚书，加太保，备极宠任，呼为舅而不名。铨选官吏，不经奏请，任意为之，号为“佟选”。
　　雍正的继位问题，历来是史家争论的焦点，虽然近来认为雍正继位合法的一派占了上风，但坚持篡位说的人也并没有偃旗息鼓。不过，无论说正说反，隆科多的作用却是公认的。作为老皇帝康熙咽气前守在身边的惟一大臣，对于皇位的继承，不说一言九鼎，至少是相当关键的。也就是说，无论雍亲王作弊还是没作弊，隆科多都是绕不过去的关口，而隆科多，恰是雍亲王胤名份上的舅舅，京中兵权在握的步兵统领。
　　当然，隆科多也因此得到了回报，不仅封官进爵，荣及子孙，而且得以总理朝政，兼管理藩院，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跟嫡亲皇家宗室一个待遇，还以武人身份，被委以意识形态看门人的重任，担任《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的总裁及负责监修《明史》。在刚刚即位的那年，雍正对隆科多张口必称舅舅，甚至在奏折上也直书：舅舅隆科多，一点也不担心不成体统。
　　《清史稿·列传八十二》：
　　（雍正）三年，解步军统领。玉柱以行止甚劣，夺官，交隆科多管束。羹尧得罪，上以都统范时捷疏劾欺罔贪婪诸状，及妄劾道员金南瑛等，并下吏部议处。上谕曰：“前以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劳，予以异数，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缴上所赐四团龙补服，并不得复用双眼花翎、黄带、紫辔。及议上，以时捷劾，请罢羹尧任；以妄劾南瑛，请严加治罪。上以前议徇庇，后议复过当，责隆科多有意扰乱，削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谕曰：“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向日明珠、索额图结党行私，圣祖解其要职，置之閒散，何尝更加信用？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蹈，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赇，事发，逮下法司，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谳上，上命斩伦，罢隆科多尚书，令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疆事务。寻命勘议俄罗斯边界。
　　初，隆科多与阿灵阿、揆叙相党附，既又与羹尧交结。至是，上尽发阿灵阿、揆叙及羹尧罪状，宣示中外。又侍郎查嗣庭为隆科多所荐，坐悖逆诛死，上诘隆科多，隆科多不以实对。五年，宗人府复奏劾辅国公阿布兰以玉牒畀隆科多藏於家，阿布兰坐夺爵幽禁。上命夺隆科多爵，召还京，命王大臣会鞫。以圣祖升遐，隆科多未在上前，妄言身藏匕首以防不测；又自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上躬祀坛庙，妄谓防刺客，令於案下搜查；上谒陵，妄奏“诸王心变”。具狱辞：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党奸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凡四十一款，当斩，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上谕曰：“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於暢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妻子免入辛者库，岳兴阿夺官，玉柱发黑龙江。”六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赐金治丧。


五、年羹尧

　　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朋友，都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印象。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不久，风云骤变，弹劾奏章连篇累牍，各种打击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那么，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倚为心腹的宠臣？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shì）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比如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员上疏建议，年羹尧也曾提出，但为康熙所斥责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后，山西巡抚诺岷等人又奏请实行，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纭。在此情况下，雍正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
　　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失势后，估计到雍正不会放过自己，可能最终难逃一死，所以给其贴身家人巨额银票，让他带着两个怀孕的蒙古小妾远走高飞、隐藏民间，以延续年家的香火。这个情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这时的年羹尧不仅不是没有子嗣，而且还不止一个儿子。《雍正王朝》还有一段剧情说，年羹尧是在雍正的另一宠臣李卫的监视之下于杭州的城门洞里自尽的，也不准确，实际上他是死于北京。
　　雍正为何杀年羹尧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犯上谋反，难成定谳　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
　　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杀人灭口，事出有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作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六、刘墉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
　　《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七、纪晓岚

　　时下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剧中的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鲜明对比。纪晓岚与和珅打成一片，时时不忘捉弄对手，让他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观众看了无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流行的民间传说和电视剧中，纪晓岚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这是经过美化了的描写，历史上并不如此。实际上纪晓岚不过是乾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这要先从纪晓岚的长相说起。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纪晓岚的官场命运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深宫的皇帝，有很多怪习。对于纪晓岚来说，乾隆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他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说的了，即使是福长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宠信，一方面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他年轻漂亮。曾经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著作中记载说，福长安英气逼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美少年。
　　长相本由天注定，没有办法选择。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预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长相不过是一个表层原因。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专制君主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喜欢稍有个性、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乾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为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乾隆竟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大怒而受到残酷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面临的竟是同样的处境：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纪晓岚面对乾隆的指责，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在电视剧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的吧？
　　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即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长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纪晓岚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如此。那么，从纪晓岚这一方来说，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处境呢？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中间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但也仅仅两年多就被召回京师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纪晓岚也可以算是官运亨通的一个人。然而，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愁苦的感叹。这从纪晓岚一生中的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
　　不敢著书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时有庄氏《明史》狱和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有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其中查嗣庭狱是莫须有的罪名外，其他的还是或多或少确因文字有犯忌之处。而在乾隆时期，文网更加苛密，大多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例如有内阁学士胡中藻狱。胡中藻的诗歌中有两句诗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是故意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又因为胡中藻在广西学政任内，曾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龙与隆同音，这是诋毁他的年号。乾隆就凭着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将胡中藻杀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多都是这样。作为乾隆的词臣，纪晓岚对这些文字狱自然深有感知。
　　同时，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
　　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观弈道人
　　纪晓岚有一个别致的自号，叫“观弈道人”。纪晓岚晚年很喜欢下围棋，在下棋的同时，他也从中体悟官场、世道、人心。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曾经请朋友沈云浦画了一幅《桐荫观弈图》，自题诗一首：
　　不断丁丁落子声，纹楸（qiū）终日几输赢。
　　道人闲坐桐荫看，一笑凉风木末生。
　　在这里，他以“观弈道人”自比，闲看世间风云变幻。7年后，他再次检视《桐荫观弈图》，又有感叹。他认为当初请人作观弈图，也不过是道人（也就是纪晓岚自己）不亲自参与胜负而已，但其心中仍然存在着胜负之心，而如今看来，连这个胜负之心也都是幻象呢。这种心态在另一首与弈棋有关的诗中暴露无遗。这首诗是写《八仙图》的，图中八仙，各具情态：何仙姑与韩湘子对弈，其余五仙旁观，而铁拐李一个人却在一旁呼呼大睡。纪晓岚写道：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顽仙”既指铁拐李，也是纪晓岚自喻；“春风蝴蝶”，化用庄子化蝶故事，比喻自由自在，不存人间胜负之心。纪晓岚在这里表达了超然世外的态度，可算是看透红尘。不过，他在乾隆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想要超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自挽联　纪晓岚在69岁那年，有一天跟同僚聊天，聊得兴起，说：“从前陶渊明自作挽歌，我今天也自题一首挽联，希望我死后大家能够用它挽我。”这首自挽联如下：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挽联第一句是说在官场中起落浮沉，就好比鸥鸟一样，这把仕途的艰辛描摹出来了。第二句是说自己埋头于图书之中，好比在书中生死的蠹鱼一样，这表达了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从这一自挽联中可以看出纪晓岚对官场的厌倦之情，其中也包含了纪晓岚对自己一生的认识。
　　从以上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纪晓岚不太可能做成乾隆的宠信之臣、重用之臣，充其量不过是皇帝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
　　在电视剧中，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经常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民间也有不少传说，多次讲到纪晓岚如何捉弄和珅。《清朝野史大观》就记载，和珅在宰相府内修建凉亭一座，需要一幅亭额，便求纪晓岚题字，结果纪晓岚爽快答应，题以大字“竹苞”。这二字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句，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和珅得到纪晓岚的题字，大为高兴，就高高挂在书亭上。乾隆偶尔临幸和珅宅第，一见纪晓岚题字，马上就知道了纪晓岚是在捉弄和珅。他笑着对和珅说：“纪晓岚是在骂你们一家‘个个草包’呢。”结果和珅对纪晓岚恨之入骨，几次进谗言，参奏纪晓岚。
　　其实，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仅从一件事中就可以看出。乾隆朝晚期，纪晓岚好友、御史曹锡宝欲弹劾和珅，纪晓岚虽为朋友担心，但也仅以宋人《咏蟹》诗相赠：
　　水清讵免双鳌黑，秋老难逃一背红。
　　意思是说，现在弹劾和珅，恐怕时机不够成熟。但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书，指参和珅。结果乾隆大怒，要将曹锡宝治罪，此时的纪晓岚再也不像上次救卢见曾那样，尽心为朋友出力，而是在乾隆面前竭力表白，声称自己毫不知情。结果由于他表现得过于露骨，反而使乾隆认为纪晓岚正是幕后指使者。可见，纪晓岚怎么会把自己树立成和珅的对立面呢？
　　有史料记载，和珅在他发达之后，曾与文学名流诗文唱和。有时他私下请纪晓岚、彭元端为其作品润色。而纪、彭二人考虑到和珅权大势重，万一不从，被他穿了小鞋可受不起，也就每每代为捉刀。当然，也就仅仅润色文字而已，纪晓岚并不是要依附和珅去谋求高位。据朝鲜使臣徐有闻所见，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投靠，只有刘墉、纪晓岚、朱珪等人始终不依附。看来，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纪晓岚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尽力不与和珅同流合污而已。
　　晚年的纪晓岚，常以弈道为喻，言其心志。比如前文所引题《八仙图》诗，就表达了他超然世外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世故的态度，也是纪晓岚从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经验。纪晓岚久任官场，官职也不低，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为官之道。这种为官之道，正是各不得罪，尽量保持中立的身份。而他长期追随乾隆，游山玩水，吟诗作对，阿谀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见其为人。从纪晓岚这种性格特点来看，他不会与和珅发生面对面的冲突。电视剧中的那些镜头，根本就不会出现。
　　嘉庆十年（1805），纪晓岚老死于京城，享年82岁。
　　生前他自撰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就是这样的一位“世故老人”，他又如何肯、如何敢与权倾朝野的和珅直接对抗呢？
　　既然纪晓岚只是乾隆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也不是一个跟和珅针锋相对的斗士，然而他在广大民众中间却极受欢迎，似乎可以说是老百姓的明星，这是为什么呢？有关纪晓岚的民间传说不计其数，这恐怕也是中国文人少有的待遇吧？仔细想来，恐怕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纪晓岚具有幽默风趣的真性情。清代笔记中记纪晓岚，提得最多的就是纪晓岚的诙谐。如牛应之《雨窗消意录》说：“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说：“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如果说纪晓岚幽默风趣，大概不会错。但仅仅是幽默，还不足以达到人人传颂的地步。纪晓岚的幽默，还有真性情的一面。在流传下来有关纪晓岚的幽默故事里面，有两点比较突出，最能看出纪晓岚的真性情。这就是纪晓岚敢于跟权势人物开个小玩笑，而且也能讲荤段子。
　　例如他敢称呼乾隆为“老头子”，敢趁题亭额的机会讥嘲和珅一家，尽管这些故事不一定真，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纪晓岚面对权势人物的幽默作风。对于文人一般不敢惹的太监，纪晓岚也敢开个玩笑。有一天散朝时，一个太监想听纪晓岚讲笑话。纪晓岚假装沉思半天，说：“从前有一个太监……”说了半句，就不说话了。这个太监等了半天，就问：“底下如何？”纪晓岚答道：“底下一样没有。”闻者绝倒。对于这样的调侃，当事人倒也不好表示什么，也不便于施加报复。这也许是纪晓岚借幽默来表达性情的原因吧。
　　纪晓岚还时不时来点段子，更可以见出其性情。有一次，一个姓平的朋友做了新郎倌，纪晓岚送了一部《诗韵》贺喜，人们都很奇怪这个礼物有什么奥秘。平某思索了好几天，才知道纪晓岚取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跟自己开了个玩笑。这种荤段子向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要想它不流传天下也难。明清两代，民间非常流行的一部笑话总集《笑林广记》中，大概有一半内容都是与性有关。
　　第二，纪晓岚善于对联之戏。对对联，俗称“对对子”，既是文人自幼接受教育启蒙最基本的课程，又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娱乐活动，深受百姓喜爱。纪晓岚才思敏捷，诙谐不羁，尤善对对联，常有妙语。比如他为一穷苦铁匠所写对联为：
　　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
　　又比如，他为理发匠所写的对联为：
　　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寥寥数字，精细入神，堪称绝对。
　　有一次纪晓岚入值南书房，有位老太监久闻纪晓岚大名，特地前来一睹风采，只见他身穿皮袍，按当时文人的习惯，手持折扇。这位太监便出题：
　　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读否？
　　此联巧妙地将春、夏、秋、冬四季相嵌，且暗含对纪晓岚打扮的讥讽，非常不易回对。不料纪晓岚轻松应对：
　　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么？
　　此事迅速被传为笑谈。
　　纪晓岚善于对联，应该是事实。纪晓岚这个才能在当时的官场上也是流传已久。
　　纪晓岚首先引起乾隆注意的，是他出的一副灯谜。一年元宵，乾隆命大小臣工上进灯谜，以供紫禁城悬挂。纪晓岚所献灯谜为一副谜联，注明上下联各猜一字：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猜不出答案，查知系纪晓岚出题，便召其回复，结果得知其答案为字的偏旁谜，即“猜谜”二字，大加赞赏。纪晓岚的座师刘统勋等人，也乘机对乾隆夸奖纪晓岚。此后，纪晓岚名声更著。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五十寿辰，文武百官纷纷撰联赋诗，无非万寿无疆之类。而纪晓岚所写之联别出心裁：
　　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前兹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上联指清朝统一全国后，西起葱岭，东濒大海，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纵横均为四万里，版图之大，为历史上所未有；下联指五十圣寿再加九千九百五十岁，正好合为万岁，敬祝乾隆万寿无疆。见到此联后，乾隆大喜，当即传旨，将纪晓岚擢为京察一等，以道府记名。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39岁的纪晓岚奉旨出都，任福建学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翰林来说，外放学差无疑是仕途上的一个转折点。纪晓岚对此喜不自胜。登车启程，至济南改乘舟船，沿运河南下，一路行来，山川秀丽，他也不停写诗作赋，后来还结集出版，名为《南行杂咏》。
　　传说在行舟途中，纪晓岚遇到一位老者，亦乘大船南下，还给他送来一张纸条：“我看阁下必是一位文士，现有一联，如阁下能对出，敝船必当退避三舍，如对不出，则只好委屈阁下殿后。”老者的上联是：
　　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
　　这是一副语意双关联。“橹速”谐指三国著名文臣鲁肃，“帆快”暗指西汉著名勇士樊哙，一文一武，正巧构成双重含义，表面上是说橹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说文不如武。纪晓岚深知此联难对，不禁冥思苦想，结果让老者扬帆远去。他到福州后，主持院试，乐声轰鸣。纪晓岚触景生情，想出下联：
　　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
　　“笛清”暗指北宋名将狄青，“萧和”暗指西汉宰相萧何，也是一语双关，一文一武，文胜于武，对得天衣无缝。
　　世上流传的纪晓岚对对子故事，有真有假。例如，有一则故事说纪晓岚曾随乾隆南巡，路过黄河碎石滩。乾隆出了一个上联：“石头渣稀烂棒硬。”纪晓岚漫不经心地答道：“黄河水翻滚冰凉。”对联上下句都体现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算是不错。但其实乾隆六次南巡，纪晓岚没有一次扈从过。不过，纪晓岚善于对对子是真，而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更广泛地传播了纪晓岚的大名。
　　第三，纪晓岚朋友遍朝廷，门生满天下。纪晓岚早年就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文人学士结成文社，半月聚会一次，谈古论今，切磋诗文。文社中有他的族兄纪昭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大昕。就连上科进士刘墉，这时已由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也参加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纪晓岚与刘墉一齐被推为文社领袖。由于文才出众，也由于性格谦和，纪晓岚很快在朝廷上下拥有了一批兴趣相投的朋友。
　　纪晓岚多次担任过考官。他先后任过乾隆己卯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会试同考官、本省壬午乡试同考官、提督福建学政、甲辰会试副总裁官、己酉武会试正总裁官，嘉庆丙辰会试正总裁官、己未武会试正总裁官、壬戌会试正总裁官等。正因为他经常担任考官，所以门人众多。
　　朋友和门生一多，纪晓岚的名字未免在他们口头、著作中经常出现。久而久之，纪晓岚的声名怎么可能不越传越大呢？
　　第四，与两部名传天下的书有关。第一部就是清代的文化大工程——《四库全书》。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借此机会还删定了一部重要的目录学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本书在学界也享有盛名。第二部书就是纪晓岚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流传甚广，也获得后世极高的赞赏。鲁迅认为此书“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既有趣，又有真知灼见，而其“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鲁迅据此盛赞纪晓岚是当时社会中“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小说家孙犁认为这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这两部书都留名后世，其编纂者纪晓岚自然也就名动天下了。
　　纪晓岚死后，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一种相当高的认可。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他是一代通儒，“胸怀坦率，性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这就是说纪晓岚不仅学识好，而且也是性情中人，幽默得也很在理。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基本上符合实际的。


八、和珅

　　自从《宰相刘罗锅》等电视剧上演后，油头滑脑、不学无术的大贪官和珅的形象家喻户晓。和珅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乾隆年间，他做到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权力仅在乾隆之下。那么，历史上的和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和珅列传》是嘉庆年间整理的原始档案，详细记录了和珅的身世和他的经历。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他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清初随清帝入关，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
　　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便平步青云，迅速成为大清帝国政治舞台上一手遮天的人物，闻名全国。
　　但是人们对他的早年生活却所知不多。冯佐哲曾在《和珅评传》中作过详细考证，和珅应该是满洲正红旗人，他家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被划归正红旗。有人说和珅出身“贫贱”、“卑微”，估计是和珅当政时升迁太快，又飞扬跋扈，故被人所痛恨，遭到过他打击、排挤的人，故意造谣，以表示他不配当宰相。当然，和珅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却是事实。从许多野史中可以知道，和珅童年时曾在家里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又由于他的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所以和珅10来岁时，得以和弟弟一起进入咸安宫官学。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很高的全国重点学校。
　　事实上，有史料记载说，和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玉树临风，脸庞白皙，行动敏捷，举止端庄，言语诙谐。他记忆力强，过目不忘，加上他努力学习，所以经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除了能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外，和珅的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也都相当不错。
　　日后和珅在乾隆身边时，运用各种语言接待不同民族的上层人士，同时能用多种文字起草上谕，甚至连西域秘咒也略知一二，能猜测乾隆心理，使得自己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与少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和珅还练得一手好字，对诗词歌赋与绘画都能来上一手，可惜当他受诛之后，人们不齿他的为人，故作品流传不广。
　　皇帝的侍卫很多，但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
　　《庸庵笔记》记载：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乾隆马上将他升了职。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26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短短半年，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进入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成为乾隆皇帝的亲信宠臣。
　　《和珅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1780年），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
　　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
　　随后，和珅又向皇帝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州县都出现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赞许。
　　当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得到乾隆的肯定。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两人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
　　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处分。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造反，和珅受命与大学士阿桂一起督军镇压。前方将帅本来快要取胜，但和珅先到一步就瞎指挥，竟然转胜为败，致使总兵图钦保被打死。乾隆知道情况后，命令和珅马上回京。和珅回京后，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兼任了兵部尚书。
　　据史料记载，和珅从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直至他获罪前后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乾隆四十一年，27岁的和珅被授予军机大臣。3年后，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英武殿大学士阿桂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当年在军机处任职的还有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和福长安。阿桂、王杰、董诰都讨厌和珅，结果就出现了五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办公的奇特现象。
　　为此，御史钱沣专门上了一道奏折，请皇上下令恢复军机大臣在一起办公的规定，这一奏折矛头指向和珅，乾隆承认奏折所反映的情况是对的，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乾隆知道阿桂与和珅不和，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工程、办理案件，军机处的实权自然就落在和珅的手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和珅究竟是凭借什么功夫，讨得乾隆皇帝如此欢心呢？
　　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相反，他还是很有才干的。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
　　和珅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做诗、书法，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乾隆的书法很见功力，和珅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摹仿的，乾隆后期的有些诗匾干脆交由和珅代笔。挂在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和珅代笔。
　　乾隆在晚年时仗着国家繁荣昌盛，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三十个行宫；他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仿造江南风景；建造娱乐场所；80岁时举行万寿大典。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当时国库已枯竭，银子从哪里来？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非常需要像和珅这样的人，因为和珅是一个弄钱好手。他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需要。
　　皇帝八十大寿，和珅命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在京各部长官要捐出工资，淮南淮北的盐商要捐银四百万两。
　　和珅还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就是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罚款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数万两、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许多督抚大员都受到过这种敲诈，而他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努尔哈赤后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和珅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的内务府，没用几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乾隆的腰包被塞得鼓鼓的，能够随意享乐，当然高兴，对和珅也就更加依赖了。
　　和珅不仅在崇文门税关勒索商人和官员士子，而且通过各种方法搜刮大量银两与珍宝。和珅在填满皇帝腰包的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怀里装银子。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有时交一二件给皇上，其余都落在和珅的手里。这些珠宝分别藏在许多地方，在当年和珅的住宅，有一部分珠宝就藏在特制的夹墙里。
　　这种事情，打着效忠皇上的旗号，自然不容易被人发现，就是发现了，谁又敢说三道四呢？看来，和珅是认准了这样一条：只要讨得皇帝欢心，其他什么都好办，哪怕是犯了什么过失或是顺便也给自己搂钱，皇帝也不会在意。那么，和珅既然已经把乾隆皇帝伺候得到了离不开他的程度，又怎么会丢了性命呢？
　　和珅之所以能够成为乾隆的宠臣，权倾朝野，不仅因为他给乾隆搞到了不少银子，更因为他在官场玩弄权术也十分高明。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所有这些，最终都未能挽救他的性命。
　　和珅一方面依靠乾隆掌握朝中大权，同时利用权术拉帮结派，培植亲信，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珅拉拢亲信军机大臣福长安，福是乾隆孝贤皇后亲侄子，其父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任军机大臣等高官。此外，山东巡抚伊江阿，和珅的老师吴省钦、吴省兰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他的弟弟和琳，更是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言官升为四川总督。和珅对那些正直大臣，则不择手段地排挤打击。大学士松筠对和珅不屈服，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任职。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德高望重，和珅总想扳倒他。军机大臣王杰、董诰也是和珅压制的对象。
　　和珅对付同僚的手段非常高明，讨好皇上更是与众不同。从当时朝鲜《李朝实录》中可以看到来华朝鲜使臣的描述：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每当皇帝吐痰时，他就马上端个盆子去接。由于和珅的种种恶行，总有人想弹劾他。当然，那并不是传说中的刘墉，实际上刘墉比较圆滑，不敢仗义执言，反而是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敢于碰硬。
　　乾隆五十一年《夏季档》记载：御史曹锡宝本想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从中打开缺口。但他做事不慎，将奏稿拿给同乡吴省钦过目。吴省钦连夜向和珅告密，曹锡宝因此事被革职留用。
　　曹锡宝等人没有搬动和珅，反而使和珅有所警惕，他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以绝后患。他规定：以后所有送给皇上的奏章，都必须同时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这样谁去皇帝那儿告他的状就不容易了。他还规定，御史位置空出时，只能用60岁以上的老臣担任。和珅用权力几乎把所有通向皇帝的渠道都堵死了，这样他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嘉庆元年，乾隆把皇位传给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自己当起太上皇。但遇上国家大事和重要人事任免，他都要亲自过问。
　　形势发生变化，和珅不得不采取措施防备嘉庆。他一面极力讨好嘉庆，又竭尽全力限制嘉庆培植自己的亲信。嘉庆即位时，他的老师朱珪时任广东巡抚，上了一封表示庆贺的奏章，和珅就跑到乾隆面前告了朱珪一状，不过乾隆未予理睬。
　　嘉庆元年八月，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嘉庆向老师表示祝贺，和珅又向乾隆告状，说嘉庆笼络人心。这次乾隆生气了，幸亏军机大臣董诰劝谏，乾隆才作罢。但不久，和珅还是鼓动乾隆将朱珪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
　　和珅还将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二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杰因看不惯和珅告病退休，董诰因为母亲守孝也回了老家，在军机处和珅可以呼风唤雨。
　　这时乾隆已年老力衰，记忆力下降。和珅真正成了乾隆代言人，他的专横比往日更甚。
　　嘉庆城府很深，他把和珅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却不露声色。当有人说和珅不好时，嘉庆反而批评说：我正要依靠他来治理国家，你们为什么来说他的不是呢？甚至有些重大事情仍然让和珅去处理。这样，和珅终于被麻痹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倒了。当天，嘉庆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并召朱珪迅速回京。　　
　　正月初四，嘉庆谴责在川镇压白莲教的将帅冒功请赏，并解除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的和珅与福长安的军机大臣职务，命他们昼夜在大内守灵，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正月初五，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
　　正月初六，嘉庆进行人事调整。
　　正月初八，嘉庆命令上奏文件直接送给他，军机处不得抄录副本。
　　正月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职务，交由刑部，并命查抄和珅家产。
　　正月十一，嘉庆宣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要各省督抚表态。
　　正月十五，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请求将和珅凌迟处死。
　　正月十八，在京大臣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表示，为了国家的面子，恩赐和珅自尽。对福长安改判死缓，但要让他亲眼看着和珅自尽。
　　随后，除了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其他由和珅保举或向他行贿的官员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稳定。
　　嘉庆为什么要铲除和珅？
　　有人说和珅被杀是因为他太富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他的家产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招来杀身之祸。
　　从查抄家产的清单中可以看出，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索贿受贿；大量兼并土地；开设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开设煤窑、跑运输……大量银子进入他的私囊。
　　巨大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北京、承德等地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起豪宅（今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宁寿宫建起楠木房，并仿皇帝建制修建垂花门等。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淑春园，即今北大未名湖。和珅不仅享受着姬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像皇帝一样风光，他在河北蓟州（今蓟县）修建巨大坟墓，规格甚至超过亲王，民间称之为“和陵”。和珅被抄家时，坟墓被平毁。
　　和珅被抄家时，除各处房产花园外，还抄出银子300多万两、金子32000多两；土地10多万亩，收租房屋1000多间；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约有1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通过和珅仿皇帝建制修建房屋、陵墓等，不难看出他已不光是贪恋钱财，权欲之大已到了惊人地步。这才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主因。
　　嘉庆四年，嘉庆在张诚基奏折上批示：“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其实嘉庆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嘉庆四年正月，他在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奏折上明确批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甚至后来大臣萨彬图奏称目前抄出的不足和珅家产十分之一，请求再深挖严追时，遭到了嘉庆的严厉批评。
　　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是因他权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嘉庆甚至怀疑他可能会谋反。不过，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乾隆时期，和珅也许运气太好了，盛极而衰。嘉庆元年以后，和珅的家庭接连遭到不幸。
　　嘉庆元年七月初七，被和珅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当时他正随驾避暑山庄，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极为伤心。
　　两个多月后，和珅弟弟四川总督和琳又染瘴气身亡。和氏兄弟手足情深，和琳又是他官场上的一大支柱，突然暴亡，和珅格外悲痛。
　　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夭折。
　　嘉庆三年，和珅结发三十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
　　和珅虽妻妾成群，但与冯氏感情最为深厚。不到一年，和珅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蓟州草草埋葬了和珅。
　　和珅始终认为是被自己的才华给害了。和珅的确是个有才的人，但他最大的才华却是玩弄权术。他能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靠的是紧紧傍着皇帝、讨得皇帝欢心的本事，然而这种本事却不能让他永远享受富贵，最终还是皇帝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九、曾国藩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　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　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qiāng）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
　　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客观地讲，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后，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十、
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在　水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个人的奋斗史上，李鸿章无疑当属成功人士。就做官而言是做得最成功的人物，就做事而言也是做了空前大事业的人物。
　　官场如同战场，其中的尔虞我诈、权谋诈术比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场黑暗一片，腐朽溃烂，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为立稳脚跟，一些利益相投的官员因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相互照应，壮大力量，结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共荣共损。李鸿章能在晚清官场活跃40年之久，虽屡遭危机，几经沉浮，却始终位极人臣，权倾当时，除其自身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惯用权变之术，阴柔刚猛，深谙为官之道外，与其背后的庞大关系网不无关系。李氏大宅门的众多宗法、姻亲关系是李鸿章在官场驰骋最稳定、最牢固的基础。初入仕途，投门拜帖曾国藩这棵大树，再加上潘世恩、翁心存两位官宦名臣为科举正途之师，师门渊源使李鸿章做人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为仕途畅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与同门师兄沈葆桢、同年进士郭嵩焘等人的相互帮衬、关照与提携则是仕途关系网的平面铺展。传统的同乡、乡土观念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他积极联络皖籍京官，回乡办团练，后乘时趁势招兵选将，组建淮军。并不断网罗骨干，加以举荐、提拔，使其各具要职。如树军统帅张树声，反对洋务的刘秉璋，末路英雄潘鼎新，功业足与台湾共不朽的刘铭传，有勇有谋的周盛传等。这些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形成势力庞大的淮系集团，成为李鸿章仕途愈挫愈进的强有力后盾。层层关系网之间又相互交织，而其中每一个扭结都关系着整个网络的生存荣辱。因此关系网内部虽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共同利益时却能联手对外，以求共存共荣。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所谓“守困”，即忍辱负重、舍小保大、变弱为强如韧劲一他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为了守住江山而不辞辛苦。一个“让”字，道破权势亘古之决；一个“乘”字，点透谋权攻心之术。不可知者不可知，可知者不可知，此奥妙全在明白与糊涂之间。从本质上讲，李鸿章是晚清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式人物，他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重臣的关系都相当密切，而且才识之大。令曾国藩、胡林翼都大为欣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个人物，我们看到守身、守国的重要性。
　　曾国藩与李鸿章不仅是师生关系，也同是晚清重臣。两人都是强国富民国策的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就没有晚清。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从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海军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舰队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清史稿·李鸿章传》列传一百九十八（《清史稿》是1914年由北洋政府组织的“清史馆”所著，主编赵尔巽，1927年完稿。赵尔巽（1844——1927），同治进士，汉军正蓝旗人，曾经担任翰林编修、甘肃、新疆布政使、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晚清重要军政职务。）：
　　李鸿章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籓游，讲求经世之学。
　　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籓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十一年，国籓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馀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　：“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　。”旋诏署江苏巡抚。是时上海有英、法二国军。美国华尔募洋兵数千，攻克松江、嘉定、青浦、奉贤，号南路军；学启等将湘、淮人攻南汇，号北路军。四月，贼悉众战败南路军，嘉定、奉贤再陷，华尔弃青浦走保松江。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贼围之数十重，践尸进。学启开壁突击，贼骇卻。鸿章亲督军来援，贼大奔，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外国军见其战，皆惊叹。自此湘、淮军威始振。诏促移师镇江，鸿章请先图沪而后出江。既定浦东县，伪慕王谭绍光来援，败之北新泾，贼走嘉定。九月，进克其城。谭绍光率数十万众，连营江口，犯黄渡。诸将分攻，简精卒逾壕伏而前，毙数人，贼阵动，学启乘之，裹创噪而进，贼大溃。捷入，授江苏巡抚。
　　初，美人华尔所将兵名常胜军，慈谿之役，殁於阵，其副白齐文怀异志，闭松江城索饷。鸿章裁其军，易以英将戈登，常胜军始复听节制，命出海攻福山，不克而还。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初，常熟守贼骆国忠、董正勤举城降，福山诸海口俱下。伪忠王李秀成悉众围常熟，江阴援贼复陷福山。鸿章牒谕国忠固守待援，而檄鼎新、铭传攻福山，夺石城。国忠知援至，开城猛击，俘斩殆尽，遂解常熟围，进复太仓、昆山。因疏陈贼情地势，建三路进军之策：学启由昆山攻苏州；鹤章、铭传由江阴进无锡，淮、扬水军辅之；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鼎新等分屯松江，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李秀成纠合伪纳王郜云官等水陆十万，偪大桥角而营，鹤章击之，败走，九月，复集，连营互进。鹤章立八营於大桥角，与之持。源章以贼麕集西路，志在保无锡，援苏州。乃令鹤章、铭传守后路，抽锐卒会学启合破贼屯，苏、锡之贼皆大困。贼陷江宁、苏、杭为三大窟，而苏则其脊膂也，故李秀成百计援之。谭绍光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筑长墙石垒，坚不可猝拔。十月，鸿章亲视师，以砲毁之，城贼争权相猜，谋反正，刺杀谭绍光，开门纳军。时降酋八人皆拥重兵，号十万，歃血誓共生死，要显秩。学启言不杀八人，后必为患。鸿章意难之，学启拂衣出，鸿章笑语为解。明日，八人出城受赏，留饮，即坐上数其罪，斩之。学启入城谕定其众，搜杀悍党二千馀人。捷闻，赏太子太保衔、黄马褂。十一月，鹤章等复无锡，进攻常州，以应江宁围军。学启出太湖，图嘉兴，以应浙军。鼎新等军先入浙，收平湖、海盐，贼争应官军，所至辄下。三年二月，学启急攻嘉兴，亲搏战，登城，克之，中弹死。四月，克常州，擒斩伪护王陈坤书，赏骑都尉世职。常胜军惭无功，戈登辞归国，乃撤其军。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托辞延师。六月，曾军克江宁，捷书至。鸿章遂分军令铭传、盛波由东坝取广德，鼎新、秉璋由松江攻湖州，松林、鼎勋由沪航海援闽。贼平，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四年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殁曹州，以曾国籓为钦差大臣，督其军。鸿章署两江总督，命率所部驰防豫西，兼备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鸿章言　：“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托。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　。”诏寝其行。时曾国籓督军剿捻久无功，命回两江，而以鸿章署钦差代之，败东捻任柱、赖文光於湖北。
　　六年正月，授湖广总督。贼窜河南，渡运河，济南戒严。初，曾国籓议凭河筑墙，遏贼奔窜。鸿章守其策，而注重运西。饬豫军提督宋庆、张曜及周盛波、刘秉璋分守山东东平以上，自靳口至济宁；杨鼎勋分守赵村、石佛至南阳湖；李昭庆分守摊上、黄林庄至韩庄、八牌；皖军黄秉钧等分守宿迁、运河上下游：互为策应，使贼不得出运。六月，抵济宁，贼由濰县趋窜登、莱。鸿章复议偪入海隅聚歼之，乃创胶莱河防策，令铭传、鼎新筑长墙二百八十馀里，会合豫军、东军分汛设守。时贼集莱阳、即墨间，屡扑堤墙不得出。七月，贼由海神庙潜渡濰河，山东守将王心安不及御，胶莱防溃。朝旨切责，将罢防，鸿章抗疏言　：“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蹂躏，其受害者不过数府州县，若驱过运西，则江、皖、东、豫、楚数省之地，流毒无穷　。”乃坚持前议，严扼运防。令铭传、松林、鼎勋三军往来蹑击。十月，追至赣榆，降酋潘贵升毙任柱於阵，捻势渐衰。赖文光挈众窜山东，战屡败，遁入海滨，官军围击之，斩获三万。赖文光走死扬州。东捻平，赏加一骑都尉世职。
　　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由山右渡河，北窜定州，京师大震。诏夺职，鸿章督军入直，疏言　：“剿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河北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截此则窜彼，迎左则趋右，纵横驰突，无处不流。且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愈众，步贼多改为骑，趋避捷，肆扰尤易。自古办贼，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於官军，但彼骑多而我骑少。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严谕绅民坚筑圩寨。一闻警信，即收粮草牲畜老弱壮丁於内。贼至无所掠食，兵至转可买食。贼虽流而其计渐穷，或可剋期扑灭也　。”二月，鸿章督军进德州，败贼安平、饶阳。三月，贼窜晋州，渡滹沱河，南入豫，复折窜直隶，扑山东东昌；四月，趋茌平、德平，出德州，西奔吴桥、东光，偪天津。下部议处，命总统北路军务，限一月殄灭。
　　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运防，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防。闰四月，以剿贼逾限，予严议。时贼为官军所偪，奔突不常。以北路军势重，锐意南行，回翔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鸿章虑久晴河涸，民团不可恃，且昼夜追奔疲士卒，议乘黄河伏汛，缩地扎圈。以运河为外围，以马颊河为里围。其时官军大败贼於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上窜盐山、沧州。官军扼截之，不得出，转趋博平、清平。適黄、运暨徒骇交涨，东昌、临清、张秋、徬河水深不可越。河西北岸长墙绵亘，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期会前敌。分屯茌平之桃桥、南镇，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周回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诏复原官，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内骑马。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十二月，诏援黔，未行，改援陕。九年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教堂滋事，命移军北上。案结，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日本请通商，授全权大臣，与定约。十二年五月，授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调文华殿大学士。
　　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籓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籓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
　　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　：“西人专恃其砲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於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砲、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　：‘穷则变，变则通　。’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於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
　　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砲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三年，晋、豫旱灾，鸿章力筹赈济。时直隶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决，害尤甚。鸿章修复金门徬及南、上、北三灰坝。卢沟桥以下二百馀里，改河筑堤，缓其溜势。别濬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减河，以资宣泄，自是水患稍纾。
　　五年，命题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赏加太子太傅衔。
　　六年，巴西通商，以全权大臣定约。八年，丁母忧，谕俟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鸿章累辞，始开缺，仍驻天津督练各军，并署通商大臣。朝鲜内乱，鸿章时在籍，趣赴天津，代督张树声饬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定其乱，鸿章策定朝鲜善后事宜。九年，复命署总督，累乞终制，不允。
　　十年，法越构兵，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师援越。法乃自请讲解，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议订条款，既竣，而法人伺隙陷越谅山，薄镇南关，兵舰驰入南洋，分扰闽、浙、台湾，边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砲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乃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
　　十一年，法大败於谅山。计穷，复寻成。授全权大臣，与法使巴德纳增减前约。事平，下部议叙。是年朝鲜乱党入王宫，戕执政大臣六人。提督吴兆有以兵入护，诛乱党，伤及日本兵。日人要索议统将罪，鸿章严拒之，而允以撤兵寝其事。九月，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
　　十二年，以全权大臣定法国通商滇粤边界章程。十三年，会订葡萄牙通商约。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
　　十五年，太后归政，赏用紫缰。十七年，平热河教匪，议叙。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二十年　，赏戴三眼花翎，而日朝变起。
　　初，鸿章筹海防十馀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於牙山，继败於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於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
　　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　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　，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二十三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十月，出督两广。
　　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孑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
　　大乱之后，公私荡然。鸿章奏陈善后诸务。开市肆，通有无，施粥散米，中外帖然。并奉诏行新政，设政务处，充督办大臣，旋署总理外务部事。积劳呕血薨，年七十有九。事闻，两宫震悼，锡祭葬，赠太傅，晋封一等侯，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祠以祀，并命於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及八国定盟，其使臣大将多后进，视鸿章皆丈人行也，故兵虽胜，未敢轻中国。闻其薨，咸集吊唁，曰　：“公所定约不敢渝　。”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籓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　：“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恆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恆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侯爵；经迈，侍郎。
　　论曰：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十一、刘铭传

　　凡看过电视剧《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和《沧海百年》的观众，想必对刘铭传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正如姚永森先生在《刘铭传传》里写的那样，刘铭传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第二是保卫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第三是担任首任台湾巡抚六年时间内开发和建设台湾。这位出身农家的将领，曾经贩过私盐，啸聚山林，其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生于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祖上世代以农为业，在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六。刘铭传幼年曾染天花，脸上留有“陷斑”，同乡人叫他“六麻子”或“幺麻子”。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刘惠人称“刘老好”。有一次，有个偷伐刘家树木的贼被捉住，刘惠为了息事宁人，一边设宴款待捉贼者，一边偷偷放走了伐木贼。刘铭传的性格里却似乎没有多少父母的基因。据说他二目如电，说话嗓门很大，同年龄的伙伴都怕他。后来上了私塾，他也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好好读书，而是喜欢自己身为一方“主帅”，带领一群小伙伴玩开仗的游戏。他不屑以农耕为业，更不想通过科举荣身，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而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杂书，传说他曾经登大潜山仰天叹曰：“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科举间？”
　　刘铭传11岁那年，父亲去世，不久两个哥哥也相继去世。这样，老母亲更难以约束刘铭传，他偷偷参加了贩卖私盐的团伙，后来索性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一次，当地一个地霸大声呵斥刘家人供给不及时，然后扬长而去。刘铭传听说后非常生气，对他的几位兄长说：“大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说罢就徒手追赶地霸，追上后拦在马前，要求与他决战。地霸听后狂笑道：“你这小孩子敢跟我过不去？我给你一把刀，你有本事把我杀死，你就是好汉！”刘铭传听后大喜，从地霸手里接过刀，猝不及防地将他杀死，然后骑上地霸的马，按住马头，大声叫道：“这个地霸侮辱乡亲，我杀了他，愿意听从我的，我们一起保卫乡里。”围观的几百名穷苦青年当即表示愿意听他的号令。而刘母周氏据说“吓破了胆”，惊吓而亡。后来刘铭传显贵时，每逢母亲生日和忌日都“涕泣悲怨不已”。
　　后来太平军的势力越来越大，清政府所依赖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斗力很差，于是寄希望于各地组织的“团练”。刘铭传这几百人的队伍很自然成为当地办团练者拉拢的对象。而刘铭传此时也急于寻找日后的出路。两下里一拍即合，刘铭传遂成为本乡团练的小头目。
　　同治元年（1862），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这支队伍号称“铭字营”。与淮军中的其他队伍一样，“铭字营”也是依靠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在这支队伍中，刘铭传职位最高，辈分也最高，这种既是长官又是长辈的关系，使他更容易驱使部下。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刘铭传受到李鸿章重用，迁升很快，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他的“铭字营”此时也成为“铭军”，分左中右三军18个营。随后他又参加了剿灭捻军和以督办陕西军务的名义协助左宗棠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他告病回乡休养。
　　此间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因为对于刘铭传以后的遭际将有很大影响。
　　常州获宝
　　同治三年（1864）四月，刘铭传率部占领常州后，住在原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刘铭传听到院子里有金属撞击之声，急呼亲兵到院中搜查，结果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声音。他命亲兵将马槽移开并刷洗干净，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铜盘，上面还有蝌蚪形的文字。后经人鉴定，这个铜盘叫“虢（guó）季子白盘”，是西周时期的宝物。刘铭传自然十分高兴，告诉家人妥善保管。
　　后来刘铭传回乡养病（原拟3个月，实际赋闲13年），各地名士纷纷慕名参观此盘，刘铭传也很是得意。
　　据说这个消息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知道了，这位酷爱古文物的老夫子赶紧派人游说刘铭传，说是愿以重金购买，结果被刘铭传一口回绝。后来，翁同龢又派人向刘铭传表示双方结好之意。刘铭传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谢绝了这种好意。这下彻底惹恼了翁同龢，也为刘铭传以后的官场生活埋下了祸根。
　　尹隆河之役
　　同治六年（1867）正月，李鸿章为了剿灭东路捻军，和曾国荃商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淮军方面的刘铭传率“铭军”西上，曾国荃派鲍超率“霆军”东下，在尹隆河一带对东路捻军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刘铭传与鲍超约定正月十五日上午七时出兵，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上午五时就出发。结果，“铭军”与捻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铭传几乎成了俘虏。这时，鲍超的“霆军”赶到，不仅救出了刘铭传及其残部，而且使战役反败为胜。但刘铭传却推卸责任，一是责备部下刘盛藻“浪战轻敌”，一是责备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结果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使得刘盛藻和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来等着朝廷嘉奖，不想却差点儿丢了脑袋，真是又急又气，当即晕倒。后来，鲍超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一蹶不振。这一事件引起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十分被动，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为鲍超请功。虽然事情总算得以平息，但刘铭传以怨报德的行为却让包括同僚旧友在内的人们觉得过分。他以后长期赋闲在家不被起用，不能说与此无关。
　　陕西督军
　　清廷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当地的捻军和回民起义。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回民起义军击毙左宗棠爱将刘松山，一路南下。西太后急命李鸿章入陕督办军务。左宗棠唯恐李鸿章抢功，指使手下奏报陕西“匪患”已经肃清，则李不必西来。李鸿章也不想自讨没趣，因此派刘铭传前往。左宗棠对此也深表不满，不愿刘铭传插手其中。刘铭传自然对左宗棠的阻挠也不满，此时又接到西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后来刘铭传到台湾督办军务时，左宗棠进行报复。
　　在派系林立的晚清官场，互相排挤、掣肘之事实在是司空见惯，即使像左宗棠、翁同龢、刘铭传这样的名臣也不能免。刘铭传大概是厌倦了官场中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加上确实有病在身，遂提出休假回乡静养。清廷此时也来了个顺水推舟，使刘铭传的假期从三个月“延长”到13年。
　　刘铭传在赋闲期间，留心洋务，结识了许多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也使自己眼界大开。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领舰队开往中国福建、台湾一带海域进行侵略活动。法国的行动计划是攻占基隆煤矿，夺取台北，进而吞并全台。台湾告急。清政府在危难之际又想起了刘铭传，急令他以巡抚衔奔赴台湾督办军务。
　　据说法国人得知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的消息后，决定在海上谋害他。刘铭传表面上装得非常害怕，征调了不少水师船只保护自己。到了上海后，更装得畏畏缩缩，使法国人误认为他不敢到台湾去督师。正当法国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刘铭传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早已微服坐船前往台湾了。
　　刘铭传到台湾后，发现台湾防务十分薄弱，总共40营官兵，号称2万多人，却要守卫长达2000余里的海疆，而且装备极差，名为水师，却无船只，守岸炮台火炮又少得可怜。时任台湾道台的湘军将领刘璈又将40营兵中的31营部署在台湾南部，在台北只部署了9营。这一弱点为法国侵略者所窥知和利用。
　　八月四日，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
　　当时基隆守兵仅800人，只有5门固定方向的大炮，而且还只能正面守，无法侧向攻。还没等刘铭传进行部署，法国舰队已发起攻击，清军炮台连同火药库很快就被摧毁，清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当天夜里，刘铭传通过查看地形，决定大胆采取诱敌陆战的战术。第二天，他下令除少数人固守海岸小山制高点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到后山隐蔽。法军以为昨天清军大败，便大摇大摆地涌上岸来，一面修筑滩头阵地，一面攻打坚守岸边的清军。眼看敌人上岸，刘铭传立即下令后山部队从东西两侧迂回包抄，三面夹攻，杀向敌人。这出乎意料的围攻使法军不知所措，顾不上还击，纷纷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刘铭传首战告捷，大挫敌锋，“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座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帽甚多”。清廷闻报大喜，特发内帑（tǎng）银3000两进行犒（kào）赏。
　　利士比不甘心失败，再战基隆，刘铭传防守严密，法军仍未得逞。孤拔恼羞成怒，10月1日，他决定兵分两路，向基隆、沪尾（淡水）同时进攻。基隆在台北东北，有良港和煤矿，相距台北100公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相距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的门户。法军攻基隆，意在占有良港和煤矿；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刘铭传两处受敌，处境十分艰难。他却无法将刘璈在台南的重兵调到台北，只好将军队分为两部，分别在基隆、沪尾作战，他自己则在基隆亲自指挥。法军开始主攻基隆，几千名士兵轮番进攻清军滩头阵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但法军终究无法得手。
　　下午，孤拔突然改变主攻方向，将火力集中攻打沪尾。而沪尾的守军不多，经过半天作战，已筋疲力尽。突遇重兵，难以招架，连连飞书向刘铭传告急。这时，“基隆万分危迫，沪尾又被急攻，基隆无兵可分”。在这种形势下，刘铭传当机立断，下令基隆守军立刻撤出战斗，炸毁煤井，转移机器，全力援救沪尾。刘铭传看到法国海军需要不断得到能源补给和淡水供应，因而利在速战。基隆离台北尚远，沿途还有狮球岭等险可以扼守。沪尾则距屯聚粮饷的台北府城仅30里，沿途又无险可守，所以基隆失尚不失根本，沪尾失则大势已去。因而刘铭传冒着巨大风险果断下令放弃基隆，赴援沪尾。基隆守军不解其意，纷纷哭谏，要求死守基隆。一些淮军老部下和湘军将领也纷纷伏地请求收回成命。刘铭传大怒，拔佩剑砍前案呵斥道：“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吾意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清军遂主动撤出基隆。
　　基隆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刘璈趁机攻击说刘铭传是对沪尾湘军不信任，致失基隆。许多人信以为真，清廷也大为不满，对刘铭传大加训斥。
　　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不为所动，坚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固守沪尾。由于基隆部队的增援，使法军连攻沪尾7天无果。10月8日，当四五百法军进入埋伏圈时，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分路合击，“敌兵三面受敌，狂奔败北”。当场击毙300余名，其余的惊慌失措，夺路而逃。慌乱中敌炮又自伤战船，败兵彼此间又相互践踏，伤、溺百余名。这一仗，法军伤亡惨重，孤拔也沮丧地承认“淡水失败严重”。
　　在刘铭传的领导下，台湾军民同仇敌忾（kài），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五、六月间挫败法军占领台湾的阴谋，保卫了祖国宝岛台湾。刘铭传成为晚清第一个挫败侵略者使民族自尊得到张扬的民族英雄，也是继郑成功之后第二个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而英勇抗击外国侵略的杰出爱国将领。
　　保台成功几大要素
　　刘铭传能够保台成功，除了战略战术正确外，还有以下因素：
　　第一，摒弃成见，重用湘军将领。他刚到台湾时，身边的淮军将领只有两人，士兵不过数百。而以台湾兵备道刘璈为首的湘军，在台湾兵多势众，对刘铭传深怀戒心，不愿受其节制。刘铭传对此采取谨慎态度，到台后主动先拜访刘璈，尽量缓和内部矛盾，以期两军协力，共同抗敌。在抗法战争中，与湘军将领孙开华、曹志忠共守台北阵地，放手让他们指挥，不去多加节制。台湾布政使沈应奎也为湘系，刘铭传“知其精明练达，久任储胥”，觉得人才难得，此委以重任，使沈应奎成为他治台的得力助手。战后又主动为孙开华报请头功，次则淮军将领，而对于自己的从孙刘朝祜则仅述其功却辞其赏。这种公允大度的做法，获得了湘军广大将士的认可。
　　第二，依靠台湾士绅民众，自力更生。在后来法军围困台湾的数月中，刘铭传苦守待变，他向李鸿章表示“（铭）传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同时他没有消极地坐待援兵，而是紧紧依靠台湾士绅和民众，号召他们出钱出力，保卫家乡。在此期间，台湾士绅自动捐款近百万两，台湾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协同官军作战。就是在台湾抗法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台湾依然是“将士奋发，土勇甚好，人人思战”，而且“米粮充足，市价如常”。
　　第三，身先士卒，同甘共苦。在战斗中，刘铭传短衣草履卧山野，每战辄亲自出战当先锋。有一次，法军开炮轰炸，他的马突然弯腿躺在地上，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差一点儿被打中。尽管如此危险，他仍然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主帅的精神感染了将士，人人用命。
　　击退法军之后，刘铭传又上书朝廷，请求免去自己福建巡抚的职务，以使自己可以专心治理台湾。刘铭传于光绪十年到台，光绪十一年台湾正式建省，他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1891年离开台湾，他用了前后不到7年的时间，在台大展抱负：练军队以厚兵力，筑炮台以严海防，设制造局、军械所以造兵器，集捐输以充经费，厚礼聘以聚人才，抚生番以开疆土，丈田地以纠隐圃，编保甲以别良莠（yǒu），移穷民以垦荒土，兴织造以杜漏卮，惠商顾以广交易，筑铁路以便交通，架电线以灵消息，购船舶以增航路，立公司以结商团，聘西医以疗疾病，建学堂以施教育，置隘勇以密巡防，兴水利以资灌溉，开矿产以集材料，铸货币以便民生，革税法以维国计，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使台湾能成为全国的模范。他在台湾创新的一切新政，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台湾学者称刘铭传为“理台政治家第一人，其功业足与台湾垂不朽矣”！有学者称他为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
　　“商战富民”与敌争利　刘铭传是具有近代思想的洋务派官员，他摆脱了传统教育中“重农抑商”的思想，十分重视商业，强调通过“商战”与敌争利。他在台湾实行樟脑官府专卖制度，严厉打击走私；放开硫磺开采禁令，使之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等国产品竞争；其他如茶业、蔗糖业、盐业等方面，刘铭传也下大力气开发，并使之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战。这些举措，为巩固台湾和建设台湾提供了经费，也使百姓从中获利。
　　改革关税制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吸引了大批外商。这些外商以台湾是通商海口为借口而拒交内地关税，致使中国流失大量税源。刘铭传抚台后，坚持外商进入台湾内地经商，必须持三联税单，否则一律征收内地关税。这一下，气得奸商们暴跳如雷，他们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逼其下令阻止刘铭传的行动。面对内外压力，刘铭传不为所动，据理力争，义正词严，有理有据，连李鸿章也不得不表示这样做是行之有理。
　　“抚番”垦荒　刘铭传无论在抗法保台期间，还是在抚台期间，与台湾绅民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无论是汉民，还是生番、熟番，都视为大清子民，一视同仁地对待。
　　光绪十二年（1886），台湾成立抚垦总局，下设10多个分局，刘铭传亲任抚垦大臣，开始开山“抚番”。他派大军修通进山的道路，委派地方官、官军一起去做“番酋”的工作，进行招抚。对招抚之后的“番民”，又设立“番学堂”进行教育，指示地方官发给衣服，教他们穿衣，让他们知礼。他还帮助高山族同胞革除杀人驱疫的恶习，通过教唱通俗易懂的歌谣宣传不该杀人的道理。刘铭传要各地“认真教导，不拘番童、番丁男女，朝夕歌唱，并为之讲解，使之家喻户晓，期革嗜杀之风，渐知人伦之道”。根据史书记载，仅在光绪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台就有400余“番社”、8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同时开垦农田数十万亩。
　　他充分依靠台湾士绅，尽力做到“凡在台官绅，有可用者，无不广为罗致”。曾任太常寺少卿的林维源急公好义。法军围困台湾时，他带头捐银20余万。刘铭传对林维源非常器重，称赞他“笃实忠勤”，不仅为他报功请赏，还推荐他担任帮办台北抚垦、帮办全台抚垦、督办台湾铁路商务等职，让他参与治理台湾的各项要政。有人说，刘铭传在台湾是“惟绅是赖”。
　　雾峰林家也是他主要依靠的对象。林家是台湾彰化大豪绅。林朝栋的父亲林文察在同治二年（1863）因镇压台湾戴万生起义立功，担任过署福建提督，后来战死在漳州，谥刚愍，立传建专祠。林朝栋和林朝昌是台湾义勇首领，在抗法中备资募勇，杀敌前驱，配合官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保奏林氏兄弟，林朝栋担任道衔兵部郎中，林朝昌担任守备。
　　刘铭传还为雪林文察之弟林文明的冤狱专门上书朝廷。林文明，性粗豪，因为镇压戴万生起义为起义军后代所仇恨。加之他遇事多武断，得罪的人就更多。同治九年（1870）他被诬告谋反。当时台湾道黎某非常凶悍，得到闽浙总督便宜行事的授权后，派官吏凌定国前往彰化城向林家问罪。林文明坦然冠带到县衙对质。凌定国出其不意，将林文明杀害，然后以“露刃登堂，率众拒捕”上报。林家多次上告，但终因官官相护而未果。
　　刘铭传为此案写了数千言的奏折，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上报给朝廷，后来刘铭传“复奏建刚愍祠塞其悲”。林朝栋对此铭记于怀，台湾被日本占据后，他仍然穿华装不归日，说：“吾不忍负刘公也！”
　　清赋丈田　刘铭传在台湾遭遇最大阻力的事情就是“清赋丈田”。台湾的一些大租户隐瞒实际土地数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此偷漏巨额的政府税收。刘铭传实行“清赋丈田”的目的就是使这些地主豪绅按照实际田额缴纳田赋，同时废止这些大租户的收租权和土地所有权。这一举措触动了大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十分激烈的反对和抵制。刘铭传作了一些让步，但清赋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彰化县发生了施九缎聚众围攻县衙、斩杀提督朱焕明事件。
　　这时，刘铭传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是台湾士绅制造流言蜚语攻击他，一方面是朝廷上的政敌设法诋毁他，最高统治者也责备他行动“过激”。
　　刘铭传自己曾经说过：“只身渡台，内忧外患，孤孑（jié）危艰，无复生人之趣。自分不死于敌，必死于谗，冰糵（niè）孤怀，至今心悸。”“不死于敌，必死于谗”，正是刘铭传对官场斗争残酷性的切身体会。自从刘铭传赴台以来，各种谗言就没有断过。当初他决策“撤基援沪”，就有刘璈等人造谣生事，险些造成军队哗变。后来左宗棠又听信片面之词而上疏朝廷弹劾，要不是刘铭传反击有力，差一点就身陷冤狱。而此时，刘铭传的处境更加艰难，一是台湾岛内大批士绅对他由支持转为排斥，二是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醇亲王奕也离开人世。刘铭传知道大势已去，于是连续三次上折请求开缺，回乡养病。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朝廷准许刘铭传开缺。台湾首任巡抚，就这样黯然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着的台湾！
　　刘铭传隐居乡里的几年间，并没有忘怀国事。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并突袭中国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刘铭传在台期间，就担心日本日后会侵吞台湾，因而有针对性地研究了日本的情况，并提醒朝廷提高警惕。此时的刘铭传盼望能再次为国驱驰，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荐举刘铭传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但当年曾因宝物的事与刘铭传结怨的翁同龢不同意，结果此事就没有了下文。
　　刘铭传始终心系台湾，听到清政府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消息后，他整日沉默无语，“忧思郁结”，终至卧床不起。据说，刘铭传死前还面朝东方高呼：“苍天啊，还我的台湾！”刘铭传死后，台湾民众歌颂追思不已。


十二、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bǎi）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将袁世凯描绘成一位有本事、有贡献、开明进步、有情有义、带浓重人文色彩的“共和英雄”，他推行的政策是“引进新生事物”，“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认为袁世凯多少有点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沙俄末代铁腕首相斯托雷平，而不是什么“独夫民贼”。这样，观众心头不免疑虑重重，不明白孰真孰假。
　　袁世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会为维新派所倚重？袁世凯的告密和戊戌政变有没有直接关系？袁世凯在晚清新政中有什么贡献，为什么会得到立宪派的信任？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又有什么表现，为什么最终能够以全票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下面，让我们看看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很多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守旧势力预谋政变。光绪帝颁密诏给维新派，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读到密诏后，痛哭失声，誓死营救皇帝，并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说服袁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也被囚禁起来。随后，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变法运动最终失败。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党。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密。
　　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政变之初，慈禧太后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
　　因为谭嗣同是劝说袁世凯“围园劫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政变，那么在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时，上谕中应该会指名逮捕谭嗣同。但上谕中只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没有谭嗣同。而且给康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而“围园劫后”则属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谕中则没有提及。
　　第二，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
　　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赶回天津。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荣禄处告密，应该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不可能在当夜乘车赶到北京，把消息反馈给慈禧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和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所以，荣禄在八月初五日夜间很难赶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的，政变时也不知道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计划。政变是新旧两派势力长期矛盾斗争积累的结果，守旧派大臣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训政，也是他们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那么，袁世凯的告密在戊戌政变中起了什么作用呢？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虽然戊戌政变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发布政令捉拿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并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予以革职，永不叙用，此外并没有涉及处理其他参与变法的人员，也没有发布停止新政的谕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没有立即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当听到政变消息后，袁世凯以为事情已经泄露，为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围园劫后”的密谋。
　　八月初七日，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有罢黜太后之意后，恼怒至极，对事件性质的认定有了重大转变，因而下令大肆捕杀维新人士，致使事态扩大。
　　袁世凯为什么会得到维新派的信任呢？在变法初期，袁世凯与维新志士交往密切，表现出倾向于变法、积极推动变法的热忱。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请求当时手握重权的荣禄代递，虽然为荣禄所拒绝，却反映出他对维新志士的态度。康有为因此很感激他。
　　七月，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还捐资作为会金。
　　十一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时，与维新人士严复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谈论维新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罢官路经天津时，袁世凯冒险派人持函送礼，以示慰问之意。
　　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并通过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断接触，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袁世凯对戊戌变法的关心，赢得了维新志士的信任，康有为对袁世凯也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在变法危急时才敢把重任托付于他。经维新派的举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在袁世凯进宫谢恩时，光绪帝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其实是在暗示他以后不要受荣禄的节制。
　　八月初三日，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场。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也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
　　但是，袁世凯作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会不明白，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斗争的双方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后。随着两方面斗争的加剧，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立场倾向不仅关系到顶戴，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也许他内心并不反对变法，但从残酷的政治现实考虑，他觉得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远远不是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对手。光绪皇帝下了那么多的变法诏书，却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权衡，他决定投靠后党走升官之路。因此，他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后，对这样的超擢“自知非分”，惟恐引起后党的猜疑，于自己不利，在八月初一日被召见的当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处拜访后党权贵人士，如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等人，进行解释，以表白自己的心迹。
　　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走后，袁世凯一夜未睡，“反复筹思”，知道自己面临着生死抉择，对自己在谭嗣同面前表态说“诛荣禄乃杀一狗耳”的话非常懊悔，生怕谭嗣同会将与他的密谈向后党揭发，这样就使自己牢牢地与维新派捆在一起了。为了保全自己，袁世凯最终下决心出卖维新派。
　　袁世凯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几天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还得了4000两的赏银。慈禧太后为表示对他的信任，还特准他在西苑门内骑马。此后，袁世凯便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靠山，走上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了袁世凯这种出卖维新派的做法：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旧统治，清政府正式发出上谕，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奖励工商、改革学制、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等。
　　袁世凯赞同“新政”，在山东巡抚任上，他就开始贯彻执行清政府的谕令，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向朝廷提出了筹办新政的10条办法，包括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振兴实业、增强军备等等。山东也成了全国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区。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改实授，这成为他步入晚清政坛权力顶峰的起点。袁世凯也成了推动新政最重要的人物。
　　增练新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清廷任命袁世凯兼任练兵大臣，负责编练新军事宜。袁世凯乘机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一镇外，其余5镇的统制（相当于师长）都是袁世凯的嫡系亲信，统领（旅长）、统带（团长）则都是小站练兵时的旧班底。这样，北洋派系军人自成一个体系，其他势力根本插不进去。通过增练新军，再加上在政界网络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渐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时，就采用德国的陆军建制，军队分步、马、炮、工、辎重各兵种，打破了旧军制不分兵种的框子；每军分设左右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袁世凯还建立了步兵、炮兵、骑兵、德文四所随军学堂及讲武堂、学兵营等，并选派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同时，配备新式军事武器，采用“练洋操”之类“西法”练兵等。
　　虽然袁世凯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他自从投效军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都能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袁世凯认为练兵“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袁世凯在练兵中，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法，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
　　其一，注重幕僚和军官的选拔。袁世凯把那些多年追随他的“家兵家将”，一般都安插在关键位置，以充当爪牙和耳目，例如徐世昌等。又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其中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等。此外，袁世凯一向把自己视为淮军的后继人，为此，他广为招纳淮军旧将，以示自己在延揽人才方面一视同仁。
　　其二，控制士兵。袁世凯认为练兵的秘诀“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他向官兵进行思想灌输，让官兵相信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为了加强对士兵的控制，他还编了《劝兵歌》，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在小站练兵时，他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识，并且还能大致了解每个人的脾性以及长处、缺点。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吃空额、冒领等弊端，在每月发放饷银时，袁世凯都亲自点名，按名发给。
　　其三，笼络幕僚。小站练兵时，阮忠枢在他手下当文案。有一次，阮忠枢告诉袁世凯，说他看上了一个叫小玉的天津妓女，想纳为小妾。袁当即就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严正地予以驳斥。阮见状如此，就作罢了。过了不久，袁说到天津有公事，邀请阮一同前往。下车后，天色已晚，袁邀请阮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看到屋子里铺设得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照，并且摆着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刚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到了”，一面从里间屋里搀扶出一个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当时不明就里，如入云里雾里，仔细一瞧，才知道便是自己一直想娶的那个小玉。原来，袁世凯在阮忠枢和他说过之后，就秘密派人给小玉赎了身。等到把事情办妥了，他才领着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就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袁世凯，直到袁世凯称帝时，始终如一。
　　其四，严密控制属下。在任山东巡抚时，为了了解山东各府州县的情况，袁世凯经常派员去分头密查。他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到同一个地点去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知情。如果他们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对照。对查报真实的予以奖励，对谎报不实的则进行处罚。他在担任直隶总督时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袁世凯曾对儿女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创办巡警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袁世凯在保定设立警务局，开办巡警学堂。七月接收天津时，又把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又设立巡警学堂。后来，又增添马巡（骑马的警察）、河巡（水上警察）、暗巡（便衣警察）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和铁路，建立全省警察网。光绪三十一年，又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并推荐亲信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为侍郎，从而控制了警政。
　　整顿吏治　他饬令各道府州县将所得陋规一律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防止官吏贪污；设立官吏考验处，考核甄（zhēn）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关注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以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
　　改革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丙午（1906）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并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
　　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通过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和培养师资等措施，使得直隶省的新式教育发展迅速。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隶有各类学堂8700余所，学生16万多人，居全国第二位。
　　振兴实业　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振兴直隶实业的领导机关，劝导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各种实业。还创办了工艺学堂等，培养技术人才。在保定设立了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并聘请外人指导种植。又附设农业学堂，教授桑蚕种植和糖酒制造。
　　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天津的近代工业企业只有四五家，资本不过11万两。到辛亥革命前夕，工矿企业达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以上。天津实业的迅速发展为世人所瞩目，袁世凯在全国工商业者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大大提升。
　　中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jiǎn），曾和袁世凯有过长时间的龃龉（jǔ　yǔ），但在宣统二年（1910）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上的直隶馆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观劝业会直隶馆，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各种新政措施，使直隶成为“新政权舆之地”，为全国所瞩目。正因为如此，很多工商业者都把袁世凯视为自己的保护者。辛亥以后袁世凯能东山再起，一方面固然得力于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也和他这一时期在实业界中的声望及由此得到众多实业家的拥戴有很大关系。
　　伪倡立宪　20世纪初，为了对抗和抵制日益兴起的革命运动，清政府被迫搞起了立宪运动。袁世凯这样一个靠出卖维新派、反对立宪而平步青云的大官僚，对立宪运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起初，袁世凯对立宪运动基本采取观望的态度。光绪三十年（1904），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张謇试探他对立宪的态度时，袁以时机不成熟而回绝。他说，现在还不到时候，等等再说吧。光绪三十一年，立宪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也决定要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袁世凯看到清廷的意向已很明显，于是上奏“考求各国宪法，变通实施”。
　　袁世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积极倡导“立宪”呢？这是因为：第一，打算以立宪消除革命；第二，借立宪的机会，从满洲亲贵那里捞到更多的权力；第三，鉴于立宪潮流势不可挡，以赞成立宪进行政治投机，以免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第四，借立宪来限制皇帝的权力，防止光绪帝重新掌权后对自己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干脆顺水推舟，又加入到立宪派的行列，并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地位，俨然以立宪的倡导者和主持者自居。
　　可见，袁世凯赞同立宪，完全是为了抵制革命和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正拥护立宪。在此后的立宪活动中，他也不是一贯坚持立场，而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不过，从袁世凯本性来看，这都是正常的，正如其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通过实施新政，特别是编练新军，袁世凯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积累了日后重新崛起的最大资本。同时，袁世凯在新政中的表现，也使他赢得了立宪派的好感和信任，为他在辛亥革命中争取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12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清廷的惊恐。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镇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进行镇压，但荫昌根本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都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根本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kuāng）认为：此种非常局面，自己绝对不能承当。袁世凯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xǐ）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面对这种状况，人们认为除袁世凯复出别无他法。
　　此时的袁世凯在做什么呢？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因在和满洲贵族权力斗争中失败，正“隐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门外的洹（huán）上村。
　　袁世凯打着实施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对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权高震主，被清政府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位。在慈禧死的前一天，她已宣布由醇亲王为摄政王，监国，主持朝政。
　　载沣对袁世凯出卖光绪帝是痛恨的，更重要的还是怕自己大权旁落，因而决定要惩治袁世凯。但是当征求军机大臣的意见时，奕劻首先表示反对，说：“杀了袁世凯并不难，不过北洋军要造反谁来负责？”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认为：“现在时局动荡，皇帝年幼，不能轻易杀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逐出京城？”军机大臣多数赞同奕劻和张之洞的建议。载沣最后也接受了张的意见，让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kē）”。
　　在洹上村的养寿园里，袁世凯每天逍遥自在。或与兄长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弄舟湖中，或与文人骚客饮酒作诗，或与妻妾儿女共享天伦。他还把在洹上村唱和的诗句编为《圭塘唱和诗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桥名。其中有一首《登楼》诗，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抱负和在洹上“隐居”的实质：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袁世凯这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被奉步军统领衙门之命前来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看在眼里。但此人生性愚蠢，又不通文墨，而且贪财好利。袁世凯对他周密照顾，大量奉送金银财物，还与他拉宗族关系。最后袁得亮不仅把每月向步军统领的报告交给袁世凯的幕僚捉笔，还把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也如实相告。
　　为了表明自己准备老死林泉，袁世凯还特地从天津请了一家照相馆来洹上村为自己摄影，并将照片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照片中袁世凯披蓑垂纶而坐，其兄袁世廉则持篙立船尾，名曰“蓑笠垂钓图”。
　　袁世凯表面上要给人们遗忘世事的印象，实则是在韬光养晦，静待时机。他在养寿园中设有一个电报房，时常与在京城和全国各地的心腹通消息。从北京到地方，“政无大小毕报”，“唯世凯意旨是瞻”。据他女儿回忆，他那时每天要收到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来办理“公务”。虽然身居乡村，却经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同时，他还紧紧地控制着北洋军。袁世凯向各方面都伸出了触角，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武昌起义给了他这个机会。
　　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北洋军去镇压革命。但袁世凯对此并不满意，借口“足疾未愈”，故意拖延。此后，革命形势发展得更快，而湖北前线的清军却一直停滞不前。清廷慌了手脚，27日，将荫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及长江水师。这下，袁世凯的“足疾”全好了，30日赴湖北誓师。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为什么袁世凯当时能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当时国内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六镇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各镇军官都是袁世凯提拔起来的旧部，他们一向“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回籍，但是他的影响力一点也没有降低。
　　第二，袁世凯多年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来又调任外务部尚书，长期掌握清朝的外交事务，和西方列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对外态度和精明干练也深受西方列强的器重，称他为“强有力”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后，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列强各国急需物色一个既能扑灭革命又能替代清政府的人物，认为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袁世凯，使馆区便发出了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清廷施加影响。英、美、俄公使还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催促起用袁世凯。
　　第三，袁世凯同立宪派也有很多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推行的新政。他同立宪派领袖张謇的关系尤为密切。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此时，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他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不让清廷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廷：如果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廷来恐吓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之前，袁世凯主要是借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给清朝施加压力。在他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就进一步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11月27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武昌危急。他暗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谋后，请汉口英领事出面，提议南北双方停战议和。湖北军政府中的旧官僚和立宪派立即响应，签署了停战协议。12月18日，双方在上海开始正式谈判。
　　在谈判期间，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即向议和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逼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同时，还从经济上切断临时政府的财政来源。
　　当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极为恼怒，决定采取武力威胁。他指使北洋将领群起发出反对共和政体、誓死抵抗的通电。段祺瑞在汉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并声称如采用共和政体，当战斗到底。冯国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决政体问题。他们还叫嚣要与民军开战。武昌、汉阳的北洋军违背停战协定，炮轰武昌。
　　在各种力量的压迫下，革命党人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当革命党人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接着又发表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话，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这样，清皇室内部就没有人敢坚持反对退位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寿终正寝。第二天，袁世凯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孙中山被迫再次退让，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清帝退位诏书发表时，袁世凯擅自添加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袁世凯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对象征是清王朝臣民的辫子，也并不是随着清王朝的退位就立即剪去。1912年2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莫里循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他刚与袁世凯的亲信蔡某见面，蔡某谈到下午见到袁世凯的情形。蔡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两天以后，蔡某又告诉莫里循说袁世凯把辫子剪了，还说在剪辫子的时候袁世凯哈哈大笑不停，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袁宫保剪辫子”还成为当时北京城上层的轰动新闻。袁世凯为什么选在2月16日剪辫子呢？原来，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代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17票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这样，在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这位袁宫保才剪掉了辫子。
　　在袁世凯复辟时，京城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袁世凯：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虽然崔启勋被袁世凯处决了，但这副对联却真实地勾画了袁世凯这位“共和英雄”的本来面目。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袁世凯：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出来……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确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大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
　　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正一品：
　　文职京官：太师、太傅、太保、殿阁大学士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
　　武职外官：无
　　从一品：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督御史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内大臣
　　武职外官：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
　　文职京官：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部院左右侍郎、内务府总管
　　文职外官：各省总督
　　武职京官：左右翼前锋营统领、八旗护军统领、銮仪使
　　武职外官：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
　　文职京官：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
　　文职外官：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
　　武职京官：散秩大臣
　　武职外官：副将
　　正三品：
　　文职京官：督察院左右督御史、宗人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
　　文职外官：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按察使司按察使
　　武职京官：一等侍卫、火器营翼长、健锐营翼长、前锋参领、护军参领、骁骑参领、王府长史
　　武职外官：城守尉、参将、指挥使
　　从三品：
　　文职京官：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文职外官：都转盐运使司运使
　　武职京官：包衣护军参领、包衣骁骑参领、王府一等护卫
　　武职外官：游击、五旗参领、协领、宣慰使、指挥同知
　　正四品：
　　文职京官：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督察院六科掌院给事中
　　京职外官：顺天府丞、奉天府丞、各省守巡道员
　　武职京官：二等侍卫、云麾使、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贝勒府司仪长、侍卫领班
　　武职外官：防守尉、佐领、都司、指挥佥事、宣慰使司同知
　　从四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
　　文职外官：知府、土知府、盐运使司运同
　　武职京官：城门领、包衣副护军参领、包衣副骁骑参领、包衣佐领、四品典仪、二等护卫
　　武职外官：宣抚使、宣慰使司副使
　　正五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庶子、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给事中、宗人府理事官、各部郎中、太医院院使
　　文职外官：同知、土同知、直隶州知州
　　武职京官：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礮官、分管佐领
　　武职外官：关口守御、防御、守备、宣慰使司佥事、宣抚使司同知、千户
　　从五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鸿胪寺少卿、司经局洗马、宗人府副理事、御使、各部员外郎
　　文职外官：各州知州、土知州、盐运司副使、盐课提举司提举
　　武职京官：四等侍卫、委署前锋参领、委署护军参领、委署鸟枪护军参领、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五品典仪、印物章京、三等护卫
　　武职外官：守御所千总、河营协办守备、安抚使、招讨使、宣抚使司副使、副千户
　　正六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左右春坊中允、国子监司业、堂主事、主事、都察院都事、经历、大理寺左右寺丞、宗人府经历、太常寺满汉寺丞、钦天监监判、钦天监汉春夏中秋冬五官正、神乐署署正、僧录司左右善事、道录司左右正一
　　文职外官：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
　　武职京官：兰翎侍卫、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鸟枪护军校、骁骑校、委署步军校
　　武职外官：门千总、营千总、宣抚使司佥事、安抚使司同知、副招讨使、长官使、长官、百户
　　从六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钦天监满洲蒙古五官正、汉军秋官正、和声署正、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文职外官：布政司经历、理问、允判、直隶州州同、州同、土州同
　　武职京官：内务府六品兰翎长、六品典仪
　　武职外官：卫千总、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国子监监丞、内阁典籍、通政司经历、知事、太常寺典籍、太仆寺主薄、部寺司库、兵马司副指挥、太常寺满洲读祝官、赞礼郎、鸿胪寺满洲鸣赞
　　文职外官：京县县丞、顺天府满洲教授、训导、知县、按察司经历、教授
　　武职京官：城门史、太仆寺马厂协领
　　武职外官：把总、安抚使司佥事、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詹事府主薄、光禄寺署丞、典薄、国子监博士、助教、钦天监灵台郎、祀祭署奉祀、和声署署丞
　　京职外官：京府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土州判
　　武职京官：七品典仪
　　武职外官：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
　　文职京官：司务、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钦天监主薄、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协律郎、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寺左右至灵
　　文职外官：布政司库大使、盐运司库大使、盐道库大使、盐课司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按察司知事、府经历、县丞、士县丞、四氏学录、州学正、教谕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外委千总
　　从八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典薄、国子监典薄、鸿胪寺主薄、钦天监挚壶正、祀祭署祀丞、神乐署署丞、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至义
　　文职外官：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训导
　　武职京官：八品典仪、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护军校、委署骁骑校
　　武职外官：无
　　正九品：
　　文职京官：礼部四译会同馆大使、钦天监监侯、司书、太常寺汉赞礼郎
　　文职外官：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薄
　　武职京官：各营兰翎长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从九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一部中国近代历史，军事斗争内容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对晚清绿营兵制作一简单的梳理。
　　清朝前期经制兵（正规军）有八旗兵、绿营兵两种。八旗兵为清朝嫡系，以黄、白、红、蓝四色和四色镶边旗色为标志。清军入关后，招降和招募的汉军则以绿旗为营标，故称绿营兵。八旗兵以骑兵为主，绿营兵以步兵为主，是清军正规军的主力。清朝绿营系沿袭明朝，分省建置，其主要任务是镇戍地方。清朝统治者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战略军事区，每区下辖一至数省，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区，则由兼领提督的巡抚为最高长官；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省下为镇，镇的长官是总兵；镇下分协，协的长官为副将；协下设营，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设汛，汛的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
　　各省绿营分以镇为最高战略单位，以营最基本单位，以标加以区分，一般分为四种标兵：督标、抚标、提标、镇标，还有一种军标，是由驻防八旗兵将军直接统辖的绿营兵。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直接统辖的为本标，其余为城守营和分防营。营以上设本级领导机关－－衙门。营以下分哨、司，哨司两级编制是与城守营、分防营的汛地相结合。一般来说一哨或一司的长官都领一汛，因此绿营防汛兵实际只分营、汛两级。汛虽是绿营的最基层单位，但并非是最小驻军单位，有的汛由于汛地宽广，在其下又设若干墩塘小汛或堆汛。本标驻地较为集中，一般同驻一个城镇或要隘地区，城守营和分防营则驻地极为分散，分汛布防。如江南水陆提督属下福山镇下辖的吴淞营编制官兵不过一千一百余人，却分驻吴淞炮台、县城以及三十五处汛地。湖南镇篁镇，编制士兵4107人，“分布汛塘六十七处，驻守碉卡关门哨台七百六十有九”，兵力之分散，不难想见。
　　绿营的编制和配置都根据镇戍需要而定。原则是“按道里之远近，计水陆之冲缓，因地设官，因官设兵，既联犄角之声援，复资守御之策应”，　“皆量地形之险易，酌兵数之多寡”。因此全国除福建金门、海坛两个水师镇以外，其余水陆各镇编制都不相同。如山西大同镇编制士兵18687人，而云南永北镇编制士兵只有1953人；山西太原镇城守营额定士兵1253人，而直隶宣化镇君子堡营只有五十人。编制虽然不一，但每营官兵的编制数目、粮饷供应都是固定的，非经总督、巡抚会同提督奏请兵部请旨批准，不能随便更易，因此称为经制兵。由于驻地分散，绿营兵中除督、抚、提、镇的本标兵兵力集中、机动性强可堪国防军之任外（绿营兵全国总兵力大约是二千营左右，而本标兵不过三百营之数）。分汛防兵则更多的担负警察或地方官府差役的职责。
　　绿营兵士兵实行募兵制，一般招募兵籍之家的子弟或驻地青年，入伍后即终身服役，但一般到五十岁可以体衰力弱为由退出现役。绿营兵的军官来源有两种：一是行伍出身，清制视为武职“正途”　士兵按照守兵升步兵、步兵升马兵、马兵升额外外委这样的顺序晋升为军官。如陈化成、冯子材均是由士兵升至一品大员；二是武举，乡试中试者为武举人，汉武举一、二等者授营千总，三等授卫千总。会师中试为武进士，也分一甲、二甲、三甲。如武举人有关天培、王锡朋，武进士有葛云飞。
　　清代正处在欧洲各国火器飞速发展，冷兵器迅速被淘汰的时代，但是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闭关自守，致使清军装备、编制、训练等各项制度始终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落后传统兵制。　　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统治，虽以八旗兵、绿营兵为其主要军事力量，但是在指挥体制上，却采用以满制汉、以文制武的原则，使其相互牵制，以利于控制。八旗兵为清军主力机动兵团，由皇帝直接指挥，并不接受当地总督、巡抚指挥，有时驻防八旗兵却可以节制部分绿营兵。绿营的高级将领满人占了相当比例，这种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尤为明显。各省提督、总兵虽是直接统率和指挥绿营的战臣将帅，但军令却出自文臣总督、巡抚。大规模战争时，各省抽调部队，拼凑成军后，往往由皇帝委派的文臣或皇亲贵族担任前线统帅或方面军总指挥。如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授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为广州前线统帅，委宗室奕经扬威将军为江浙方面主帅。
　　绿营的平时指挥体系如下：
　　皇　帝
　　督标　总　督
　　提标　提督　巡抚　抚标
　　镇标　总兵　镇
　　副将　协
　　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营
　　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　汛（哨、司）
　　总督：全衔一般为“总督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根据职责不同，少数总督全衔有所变化，如直隶总督还加上“管理河道”，两江总督加上“操江、统辖南河事务”，陕甘总督加“管理茶马”。总督系正二品官，加尚书衔为从一品，一般称“部堂”、“制台”、“制军”；加大学士衔为正一品，可与大学士一样称“中堂”。其职责为“掌总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因此，清代定例各省总督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不加尚书衔者，俱加加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有清一代，前后共设总督九个。
　　名称：直隶　　　两江　　闽浙　　两湖　陕甘　　四川　两广　云贵　东三省
　　管辖：直鲁豫　　苏皖赣　闽浙台　湘鄂　陕甘新　四川　粤桂　云贵　奉吉黑
　　驻所：保定　　　江宁　　福州　　武昌　兰州　　成都　广州　昆明　奉天
　　天津　
　　直隶总督在同治三年（1864年）加钦差大臣、三口通商事务，授为北洋通商大臣，常驻天津，冬天还驻保定。两湖总督原为湖广总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定名为湖北湖南总督，习惯上也称湖广总督。而东北地区原为将军辖区，清末改革官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建立行省，设东三省总督以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之职任，为总理三省军政旗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
　　除此之外，清政府还设有漕运、河道衙门，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的品佚与各省巡抚一样，漕运总督如加尚书衔与各省总督一样为从一品。河道总督为正二品官，清朝共设北河、南河、东河三人，北河由直隶总督兼管，南河由漕运总督兼管，东河为专任，名为河东河道总督。漕运总督亲辖的军队称为“漕标”河道总督亲辖的军队称为“河标”。　
　　巡抚：全衔一般为“巡抚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有少数省份由于职责不同，衔位有增加。系从二品官，加兵部侍郎衔为正二品。巡抚和总督在职掌上的划分，一般是总督统管军事，巡抚则总理民事，而实际上，巡抚也有管理一省军务之责，尤其是巡抚兼管提督者。因此，清代惯例巡抚加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提督：武职从一品官，全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一般称“军门”，如电影《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就被称为“丁军门”。提督与总督、巡抚并称为封疆大吏。提督职责为统率本标官兵及分防营汛，节制全省各镇，校阅军实，修治武备，稽核武职官弁。为各省绿营最高军事长官。
　　清代全国分设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衙门共十八个，其中陆路十二个，水陆三个，水陆兼辖三个。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的提督由巡抚兼任。1841年2月在虎门之战中牺牲的关天培时为广东水师提督（驻地虎门）；1842年在吴淞口殉国的陈化成则是驻松江的江南水陆提督。中法战争中的清军老将冯子材在此前后历任广西、贵州、云南提督。1894年平壤之战中清军统帅叶志超是直隶总督（驻地为古北口），他的继任者是1900年战死在天津的聂士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大沽之战清军将领罗荣光本是直隶天津镇总兵，1900年升补新疆提督（驻喀什噶尔），未赴任战争即爆发。北洋军阀时代旧桂系首领陆荣庭原为满清广西提督。
　　总兵：武职正二品，全称是“镇守总兵官”。掌一镇军政，统率本标，管辖所属协、营将弁，为重镇大臣。受本省总督和提督双重节制。
　　清代总兵官也分为陆路和水师，全国共设总兵衙门八十三个，其中水陆兼辖十个，水师七个。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为浙江定海镇水陆兼辖总兵，郑国鸿为浙江处州镇总兵，王锡朋为安徽寿春镇总兵。中法战争后，黑旗军被清政府收编，刘永福被委为广东、福建共设的南澳镇水师总兵，1894年10月移驻台湾台南。1902年署理广东碣石镇水师总兵。甲午战争中的左宝贵为广东高州镇总兵，（未去广东，仍留奉天。）聂士成在晋升为直隶提督前为山西太原镇总兵，旅大之战中的徐邦道是直隶正定镇总兵。
　　副将：自清代始设，为武职从二品。副将的职责一般有两种：一是为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以及河督、漕督统领军务，称为中军，不另设衙门，但冠以“军标”、“督标”、“河标”中军等称号，以资区别，如军标中军副将、督标中军副将等等，全国共设十四人。二是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分险守要，直接统率军队，称为协标，各掌其分地之军政，以整饬行伍，管理所属参将以下各员弁，全国共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水师协副将十九人。在鸦片战争中沙角之战牺牲的陈连升就属于第二种，牺牲时为广东南韶连镇下辖的三江口协副将。
　　参将：武职正三品官，直接统兵。如为总督、巡抚、提督管理营务则称为督标、抚标、提标中军参将。全国共设参将一百七十七人，其中水师参将二十二人。
　　游击：武职从三品官，如为总兵综理营务则称为镇标中军游击，也有统领营兵的游击。全国共设游击三百七十人，其中水师游击四十九人。
　　都司：武职正四品，如为副将统领营务则称为协标中军都司，亦有统领营兵的都司。全国共设都司四百九十四人，其中水师都司八十二人。
　　守备：武职从五品官，如为参将、游击管理营务则称为中军守备，也有直接统属营兵者。全国共设守备七百六十六人，其中水师守备一百二十一人。
　　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统领的官兵为“营”，均有分汛备御、督辖将弁之责。守备有专管营务、职掌粮饷之责。
　　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额外外委分别为武职正六品、正七品、正八品、正九品、从九品官。其所领之兵皆为“汛”。一般千总领哨，把总领司，也有外委领军哨司的。
　　由于宋明以来的重文抑武的政策，清王朝虽是以军事起家，对武官十分重视，但是天下底定后，吸收了宋明的历史经验，实行将兵分离，避免武将拥兵跋扈。绿营士兵提拔为军官时，不得在本营任职，守备以上军官提升后，不得在本单位任新职，不许士兵随军官调动。依回避制度，参将以上军官不得在本省任职，都司以上必须在本籍五百里外任职。
　　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武官的品佚虽高，但是社会地位低下。提督、总兵一、二品大员社会地位竟不能与六、七品翰林相比。“虽提镇崇阶，已非复如昔日之可贵，至于千把末佚，则更视为无足轻重之官，稍有志节者，咸鄙薄而不屑就”。清末为振刷士气，提高军人地位，采取了各种措施。根据宣统年间确定的晚清军衔制度，少尉居然和县长同级，矫枉过正，只能留为历史笑谈。
　　以下是晚清文武官员品佚对照表：
　　从一品　正二品　从二品　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　从四品　正五品　正六品　正七品
　　文官　　　总督　　巡抚　　布政使　按察使　　　道员　　知府　府同知　府通判　知县
　　武职　　　提督　　总兵　　副将　　参将　　游击　都司　　　　　守备　　千总　　把总
　　晚清军衔　正都统　副都统　协都统　正参领　副参领　协参领　　　正军校　副军校　协军校
　　现代军衔　上将　中将　　少将　　上校　中校　少校　　　　　　上尉　　中尉　　少尉
　　编制职务　军总　　镇统　　协统　　标统　一等参　营管带官　　队督队官　排长　司务长
　　统官　　制官　　领官　　带官　　谋官
　　满清入关后，承平日久，随着政治的腐败，绿营兵那种分汛设防、营制不一、调动不灵、将兵不相习的弊端使其也逐渐走向腐朽和衰落，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军装备、制度的落后和将领的庸懦无能。太平军兴，绿营兵更是遭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于是由乡勇团练发展起来的湘军、淮军等，取代了八旗兵、绿营兵的正规军地位。太平天国战争后，清王朝为挽救统治，一方面裁撤绿营，一方面以湘淮军制建立防军、练军，用洋枪洋炮改装部队，但是结果是一方面裁汰绿营效果不大，1849年绿营兵全军六十一万人，至1887年还有近四十七万人，四十年裁军十四万。另一方面，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防军、练军依旧不能完成清军的近代化。于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开始在全国“裁汰旧军，扩展新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将绿营一律全部裁撤，改为巡警军。至此，有清以来的绿营兵制结束了历史使命，但是绿营兵的裁改，一直延续在清政府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