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

《长征》 前言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一０００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一０００年至公元二０００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共同认为，在已经过去的整整一千年中，这一百件重要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事件包括：一０八八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诞生——人类的真


知有了得以“世代相传的智慧之地”；一五八二年，罗马教会颁布了历法——从此日历“见证着组成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类第一次全社会的革命将平等的法律制度传向了全世界；一八０四年，海地获得自由——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一八三０年，第一列火车从英国的利物浦开出——人类只能通过脚力推进陆地运输的时代结束；一八九六年，法国人顾拜旦开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使人类实现了“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的梦想；一九０五年，爱因斯坦发表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论文——人类的思维第一次“深入到了宇宙的两个基本构成：物质和能量的内在联系”中；一九五三年，ＤＮＡ链的奥秘被解开——它使人类得以“弄清我们是怎样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九六九年，“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登月——全世界得以开始探索星球之谜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唯一的人类吗？尽管人类登上月球与人类进化过程相比，仅仅相当于生命从海洋刚刚来到陆地……

　　这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类，世界“是如何变当时的沧海为今日的桑田”。历史淘汰了千百万匆匆过客，留下的是那些能够书写并见证人类已往生存面貌的人与事，是那些能够启发和塑造人类未来生存理想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无不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足以说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震撼人心。

　　公元一０００年，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公元一０００年至公元二０００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

　　第一个事件：一一００年，火药武器的发明。

　　早在公元十世纪初的唐朝末年，中国人就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至宋代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一一三二年，即宋高宗绍兴二年，宋军在和入侵中原的金军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靠火药燃烧喷火杀伤对方的火枪。由中国人发明并首先使用的火药武器，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形态——“以常备军队为后盾的中央集权国家取代了封建分封制。火枪使殖民者对于土著人有了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武器的广泛传播最终使大家又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从而使一个充满着革命、世界大战、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爆炸的时代来临了。”整整一千年过去了，无论当代科技如何发展，只要子弹和炮弹还在世界上继续被使用，火药武器依旧是战争兵器的主角，并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或倒退。

　　第二个事件：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的帝国。

　　自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起，蒙古帝国凶悍的骑兵横扫中亚和欧洲腹地，铁戈所指，势如破竹。成吉思汗的军事占领使“蒙古帝国成为历史上拥有土地最多的国家”——“西至波斯和阿拉伯（今伊拉克），东南至朝鲜、缅甸和越南。几乎所有俄国的土地都在他们手中”。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狂风暴雨般地征服了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打到了多瑙河岸边”。然而，对于历史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的交流”——欧洲人这才知道“亚洲人竟然用纸作钱币，一种被叫做煤的石头居然可以用作燃料”。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蒙古骑兵的铁蹄和尖矛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的隔膜，促成了东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内文明成果的碰撞、交融和嫁接，由此产生出的奇异现象使人类生活陡然显得异彩纷呈，至今欧亚大陆上仍有众多的文明成果与这次东西方真正的交融有关。

　　第三个事件：一九三四年，长征。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评选一千年间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也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长征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湿地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近十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三万三千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方面军两万一千多人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一万一千多人。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


红军武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知道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长征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在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人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一九八一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

　　一位叫Ｂ·瓜格里尼的意大利诗人这样写道：

　　　　　　黑夜沉沉，朦胧的黎明前时分，

　　　　　　遥望辽阔而古老的亚细亚莽原上，

　　一条觉醒的金光四射的巨龙在跃动、跃动，

　　这就是那条威力与希望化身的神龙！

　　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

　　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

　　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

　　飞出牢笼的鸟儿——丫环、童养媳，

　　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

　　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

　　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世界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黯淡的民族。

　　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经过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类一０００年》对此评价道：“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

　　长征永载人类史册。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壮丽的史诗。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上路，走过那千山万水，感受那风霜雨雪，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行进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的红军士兵。

长征 一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街道。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年轻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


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着三个人身后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重创，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即将发生。

　　这个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小镇被遍布在中国西南高原上的险峻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念。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根据地外围的局势日益恶化，他们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

　　八月七日，第六军团的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上，使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全部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第六军团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湖南人：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 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中央派驻第六军团的党代表任弼时，三十岁。年轻的军团指挥员和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国民党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蔡家埠渡口，他们这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阳明山极度贫瘠，大军无法生存，第六军团只能再次突围。他们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掉头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以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旧州。在旧州，军团长萧克万分惊喜，因为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这张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了。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到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国的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天夜里，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传教士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


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纵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红三军靠近。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作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国民党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向贵州东北部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一条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已经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订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回，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三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兵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

　　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和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月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堵截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可是，尽管情况很好，却总是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们坐在湿漉漉的路边开始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第六军团红军官兵的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哩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惊异万分，他们随手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之间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


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遭到袭击之后部队的作战方案。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使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正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着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领头的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桂军成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来。

　　桂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掩护步兵前进。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接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位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崖上的桂军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他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刘转连立即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持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尽管前面已经发生了战斗，但第六军团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依旧在通往甘溪的土道上缓慢向前。而桂军在正面进攻受到阻击之后，已分成两路向西运动，企图直接侧击第六军团主力。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桂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了。

　　在先头部队五十一团的阻击方向上，桂军的大部已经冲进了甘溪镇，并在镇南一个叫青龙嘴的高地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桂军猛烈的火力冲击令红军很难守住这一地势上的要地。军团机关被迫作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一个机枪连与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向东南方向撤退。军团党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与军团机关和部分官兵一起离开土道折进了没有道路的山谷密林中。而已被分割包围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为了给军团机关赢得宝贵的转移时间，拼死阻击着桂军洪水般的冲锋。桂军武器精良，每个班都配有机枪，数十挺机枪一齐扫射，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甘溪上空。

　　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在最后关头开始组织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副营长樊晓洲命令机枪火力掩护二连冲击。红军士兵手扒着陡峭的崖壁缝隙，头顶着如雨的枪弹向上爬。不断地有人掉下来，不断地又有红军接着拥上去。在一排长的带领下，二连最终爬上了敌人的阵地。司号员蔡百海在爬上崖顶的瞬间，一手提着号一手提着马刀喊：“营长命令，冲呀！”二连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冲击线上撕开了一条裂缝般的生路。四十九团与五十团的官兵混杂在一起从这道裂缝间向南撤去——他们不知道前面一个叫羊东坳的山涧会成为他们的死亡之地。

　羊东坳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水槽从那里通过。退下来的红军官兵拥挤在一起走上水槽，很快，木制的水槽断了。红军在水槽断裂的那个瞬间听到了迎面两百米处桂军阵地上响起的机枪射击声。桂军将数挺机枪聚集在一起，射出的子弹被狭窄的山涧挤压得异常迅疾而锋利，红军即刻便出现大量的伤亡，倒下的人重重叠叠地摞在了一起。到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这条山涧里的红军官兵的尸体全部掩埋掉。




　　这一天傍晚，接近五时的时候，周仁杰的前卫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把重伤员集中放在了镇东南尖峰山鞍部的草丛中，然后便在当地青年农民陈正财的带领下匆匆撤离了战场。边无际的低吟。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大部分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就地杀害了，少数还能动的自己爬到悬崖边滚了下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甘溪之战结束了。

　　受到国民党军凶猛追杀的红军第六军团，经过整整两个月异常顽强的突围之后，除了流尽鲜血永远倒下的官兵外，其余的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消失在中国西南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

　　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着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前兆。

长征 二(1)
井冈山，方圆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挡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二十五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曾经指挥过无数次战斗和战役，但他本人却一辈子不愿使用任何型号的枪支。著名的红军


指挥员萧克说，他只看见毛泽东挂过一次枪，那次传说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从军长降到了师长，毛泽东就挎了支驳壳枪来到官兵们中间。他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在朱德的记忆中，毛泽东也只使过一次枪，那是一九二九年初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形势危急时他看见毛泽东提着枪亲自带领警卫班向前冲。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湖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根据中共中央在写给前敌委员会的一封信中的指示：“关于你们的军队，可以正式改称红军。”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南瓜常常是红军的饭。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的所有官兵们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

　　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区中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地点在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区一幢名为塞列布各耶的别墅里，会议代表们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然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人一声呐喊，一夜之间就会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顷刻之间便会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稀烂，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个轮船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拒绝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可以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并且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了。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力，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是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地全部剔除了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再次引发冲突。会场上互相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压力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

　　顾顺章，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在武汉在街头被叛变认出被捕。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国民党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


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了电文并连夜派人赶往上海秘报李克农，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许多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被中共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英勇不屈壮烈牺牲。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址，这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共产党主席是不是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经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

　　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犹如惊弓之鸟，他到处躲藏，最后藏在了上海郊区的一座尼姑庵里，他想起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人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已，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张闻天、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生等，总书记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

　　一九三二年十月，蒋介石向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运动战。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陈云、张闻天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一条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常委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已被撤销了红军总政委和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职务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到来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中国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的嘴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


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凡有红军基层指挥员提出“避免直接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的建议，都被训斥为“如果原则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实施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仅红一师三团的九个连队中，就有十三名连级干部先后阵亡，而他们都是红军队伍中的骨干。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苏区内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大规模地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亲自缔造了红军并且带领红军屡打胜仗的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自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的上空开始连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惟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主席共和国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中共临时中央根据这四大错误，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批判毛泽东这个“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项英。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的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命令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王稼祥等。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中央局立即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表示要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只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自珍生了个儿子。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反党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和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


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

　　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二十四岁的博古无法接受毛泽东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现实，于是他和李德签发了一封给共产国际的秘密电报，请求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去苏联治病。博古认为这是体面地将毛泽东打发走的最好办法。把毛泽东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到他十分陌生的异国去，将他放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管起来，那么他就是本事再大怕也很难翻身了。

　　但是，共产国际并不明白博古的真实意图，回电说：“在苏区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大家应该都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显然博古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不了解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因为即使莫斯科回电同意，毛泽东也不会离开中国。毛泽东说：“我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去苏联，我不离开中国。”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体面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

　 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

　　战至四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作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了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奉命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骑马飞奔而至。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躺了整整八天。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忍不住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长征 三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


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在广东说一不二的陈济棠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采取的是口头坚决执行的办法。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嫡系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 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做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和平共处”的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红军，正好是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兵力部署永远采取大军自北向南齐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除了陈述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外，更重要的是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必求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央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向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的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必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不惜诚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了。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一直气氛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曾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哨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打越多，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就命令所有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时，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然后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冲去，在信丰大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正策马扬刀急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这个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举着的马刀在月光里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那沉闷的“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作战英勇无比，他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军团长彭德怀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一走上阵地高处，枪声响了，阻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过，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张锡龙已没有了任何气息。红军师长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生日。


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立即被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了。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作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防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


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中央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在全国的各大报纸上发布了悬赏布告：“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史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逐渐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湖南的唯一通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一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参谋长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政委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侦察排的战士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有胆子下来看看！诈诈唬唬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一百五十多里。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再一个黄昏来临时，曾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起来：“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镇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

　　虽已万分疲惫，曾保堂仍一夜没敢睡觉。第二天上午十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了四十多里。曾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占领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报告又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了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说是只要是“剿匪”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曳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珍宝。耿飚命令给每个挑夫三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飚自己塞了满满三条子弹带。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飚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部署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具体行动计划。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脚下通过。

　　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


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保证军委纵队安全地通过。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命令到达了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飚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

　　阴雨变成了大暴雨，天地瞬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飚和杨成武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和杨成武带领着四团开始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飚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病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们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飚嘴上肿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 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也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的两个纵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和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此刻，在一路向西的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

　　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

　　从军事地理上看，一旦大军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长征 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第二路军司令薛岳一看不禁惊愕万分：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主力部队，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在湘江上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


伍”正在向湘江靠近。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发布了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

　　全州，位于中央红军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脚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全州三十公里、向南距离界首五十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脚山铺上空，并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所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大约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的指挥员们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一片——“向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官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攻击的湘军有整整两个师，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去，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新圩位于红军开辟的通道的左翼，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军第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师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长了胆量和信心，使桂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一直听说红军根本没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仗打了一整天之后，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五百多名官兵的性命，红三军团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明确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镇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也就是说，一天一夜之间军委纵队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镇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桂军对新圩的攻击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五师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不久后，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报告说，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人已达五百多人。虽然阵地还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



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地说：“无


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军委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军委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冕昌交代完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之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五团打来的，十五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五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甚至还微笑了一下黄冕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在新圩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二十九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争夺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在尸体密集之处，鲜血和着泥土形成了一片红色的泥浆。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团长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一九三０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红色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部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彭德怀站在前沿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彭德怀对那个骑在战马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再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在通道的右翼，红一军团阻击着湘军的进攻。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二师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抱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所有的小山岭一一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地掀起来，然后把红军的工事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经过几次近距离的战斗后，红一军团的几个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到达了军团的阻击阵地。下午的时候，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而在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号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二十六岁的红军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曾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的手里枪，同时高喊道：“赶快突围！” 然后他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渡江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直接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四团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拥了上来。警卫员杨力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飚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等敌人暂时退下去之后，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顶着敌人猛烈的冲击已经有了支持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那里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负伤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尽管各部队指挥员已经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二十公里的路途。二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指挥红军主力阻击国民党军在南北两面的夹击，同时指挥陆续到达湘江边并开始在浮桥上渡江的庞大的军委纵队。此刻，他们已了解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部队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那条通道的完整和畅通。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八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都已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中央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红一军团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了。原来的后方，现在成了前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将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红军退守黄帝岭阵地后，湘军组织了敢死队，向红一军团各团的阻击阵地开始了疯狂的冲击。湘军冲击的兵力已经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红一军团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三十日晚上无论如何要渡过湘军。林彪和聂荣臻认为否则的话阻击部队将很难坚持，因为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凌晨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人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好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但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们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和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这两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这也许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了。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了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被完全封堵，同时也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这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中革军委给红一军团的命令是：无论如何在中午前保证不让湘军突破全州以南的白沙一线。于是，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敌人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 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


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才缓和了话语：“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和缓了而轻松，他的脸色反而格外凝重了，他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之所以怒火万丈地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警卫员冲近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感到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鸣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

　　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甚至已经打到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没能渡过湘江的是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要求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已经意识到在中央红军的最后担任后卫的危险处境，命令还特别指示三十四师：“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也要离开道县了，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指挥员在和三十四师师团干部们握手时，依依不舍，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霖，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００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由陈树湘带领一０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霖带领一０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镇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追击。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镇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和中央红军的各部队都失去了联系。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疯狂攻击湘江渡口的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国民党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官兵的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之后，子弹全部打光。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一００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０一团和一０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００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用大刀抵挡着敌人的冲击，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陈树湘带领的那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霖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十分恼怒，他们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的下游方向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长征 五
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

　　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之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们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


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王家烈，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的是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另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了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企图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进入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陷于流离失所的境地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他急忙与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攻击中央红军，使其早日离开贵州。具体的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二十一个团。会后，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指挥人员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当得知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后，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再次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给供給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于是各路军阀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当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时，所有的军阀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势不可挡，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中央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中央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四十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黔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摸索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却没有发现黔军的影子。根据几个百姓的指点，红军朝黔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摸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黔军从他们百米之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着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在几乎没有发生剧烈战斗的情况下被黔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了师里的命令，让他们立即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直到下午三点，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才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

　　几乎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从台江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黔军柏辉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马场坪方向撤去。红军打死了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官兵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于是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迎战阵地，但是红军的攻击又嘎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过年更感兴趣，由于从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所有店铺里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国民党军这才发现红军早已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

　　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

　　一九三四年终于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

　　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黔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但普通的商贩却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的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热火，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

　　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猴场会议”。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将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此前在黎平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中央红军继续向西，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独自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乌江两岸陡壁悬崖，难以攀登，江道狭窄，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一百公里。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大军到达之前渡过乌江。

　　湘江一战的情形绝不能重演。

　　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

　　在距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见到但是如今又不得不见人。

　　黔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茅台酒已经开封。薛


岳的车队到了。

　　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黔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何应钦），今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黔各自上路了。

　　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了电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紫江（贵州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最后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希遵办。” 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

　　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在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或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

　　四团团长耿飚到达猴场的时候，过年的兴致依旧很高，他亲自杀了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飚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击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的三个师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

　　耿飚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了。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耿飚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妆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急行。在爬上了一道峭壁后，耿飚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岸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有黔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飚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先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飚布下的阵势使对岸的黔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飚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员的名单。

　　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红军。接下来报名的足有三十多个红军官兵。耿飚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八个人首先强渡。八个人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飚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乌江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飚一一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黔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飚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他们被水冲跑了！”

　　耿飚急了，一面让一营营长罗有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 警卫员知道耿飚水性不好，一听见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这个小红军对耿飚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飚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

　　正抽烟的时候，罗有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个福建籍的战士没能从旋涡中游出来。

　　天黑了。

　　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了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飚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又一只筏子上的几个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消息了。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地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

天亮的时候，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了乌江回龙场渡口，红军刚一接近江岸黔军就开火了。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早已被黔军拿走了。当地的老乡说：“不但没有船，而且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得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上，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正想着，杨得志突然发现江面上漂着根什么东西，仔细


一看，是一根大毛竹！

　　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了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的竹排。和四团一样，杨得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红军官兵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得志热血贲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组成突击队。突击队离岸的时候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之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

　　红三军团五师担负了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三百多米，关下的渡口叫茶山渡。在这里防守的是黔军侯之担部实力最强的第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亲自坐镇指挥。五师集中了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将在三个强渡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泅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黔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了江对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黔军的阵地扑了过去。前沿阵地上的黔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概吓呆了，当泅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水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黔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泅渡点的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了数十只竹筏、木船，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的交火中，赵宪群中弹死亡，没有了营长的黔军随即兵败如山倒。与此同时，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排搭建浮桥，从浮桥上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庚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强渡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初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黔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等五人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整整一夜他们一动不动，等待大部队打过来时突然发起冲击。

　　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黔军阻击阵地了，这时候，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黔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二师把重机枪调来了，暂时封锁了黔军冲击的那条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到了极限。耿飚在电话里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一九三一年被俘后参加红军。他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枪法，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八二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地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黔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时，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员上了岸。紧要关头，红军官兵发现山路旁边有一块岩石可以攀登，于是几个战士身跃了上去，被阻的突击队员跟着一拥而上，黔军的阻击开始动摇，接着就是混乱的大溃散。几个要跑的黔军去拉他们那个叫罗玉春的团长一起跑，罗玉春哭喊着：“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但是很快他就跑得没有了踪影。

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地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在纷飞的子弹之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黔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负伤被江水冲走，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


补上来。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后，一百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担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部队大部分绕过了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了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担，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出了贵州逃进了四川重庆。

　　一月三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黔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的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另一种贵州特产麻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麻草鞋。当天晚上，观音山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

　　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称黔军在乌江各个渡口正在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两次抢渡，均未逞，刻尚目隔岸相持中”。

　　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中央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黔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植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黔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进入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里。他统治的首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样。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洋，还附有一张写有“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来，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祝新年！

长征 六
前景未卜的大战即将爆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些焦灼不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南下向乌江急促前进。那一天，贵州中部和北部风狂雨暴，而在数百公里以外，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处却是天清月朗——没有证据表明徐向前对中央红军此刻的行动和位置有确切的了解，他仅仅依据几天前的一封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土城受阻，已经被迫放弃了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的


计划，现正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困中频繁移动。

　　春月朦胧，夜风拂面。

　　这个晚上，嘉陵江东岸葱茏的大山中，正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举动：距离江边三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天黑刚下来的时候，突然涌进来数十支人流，这些由红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组成的人流，抬着上百条刚造好的大木船和数十只大小不一的竹筏，以及数十个体积巨大的浮桥构件，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向那座叫凉风垭的大山主峰缓慢移动。不许点火把，不许喊号子，只有红军干部小声的督促声，还有很快便回响起来的如同闷雷般的粗重喘息声。沉重的浮桥构件在一寸寸地蠕动，粗厚的绳索把百姓和战士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在山路险峻的地方，由于无法转弯，上百条巨大的木船被直立起来，使夜色中的陡峭山崖犹如长出了无数的尖峰。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和保护木船的时候从山崖上跌落。船体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惊心动魄的闷响，惊飞了一群又一群夜宿的野鸟。

　　这些船全是崭新的，船底的木板还没有完全干燥。听说红军要在山里造船，当地的老人们就开始惊讶，他们从没听说过不在水边而在山里造船的。但在红军民运干部的动员下，百姓们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老船工、木匠和铁匠都带着工具背着干粮来了。没有手艺的青年农民砍大树、搬运木材，妇女和孩子们收集废铜烂铁，铁匠昼夜拉着风箱打造打铁钉和铁件。船造好了，工匠们还在船帮上写上了“革命成功”的标语。体积巨大的船在山里造好了，必须把它们抬过山去。老人们这下更惊愕了：“哪个见过船走旱路的？红军这是要干啥子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刚刚开完遵义会议的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北渡长江。关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之后的命运，红四方面军只能通过电台得到有限的消息。当被要求派出一支部队南下的时候，方面军指挥员感到了为难。因为仅仅以一个师的兵力自北向南穿越整个四川东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举动，部队走不到半路就会被川军包围吃掉；但是如果派出足以与川军抗衡的兵力，那就势必意味着要将川陕根据地全部放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独立旅进入四川，接替了川北广元、昭化地区川军的防务。于是，红四方面决定先向川甘方向的广元、昭化出击，把相对孤立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部队吃掉，寻求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的生存空间，同时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兵力，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了广昭战役。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向据守广元以西羊模坝的敌人发动攻击。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年仅二十三岁的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和同样年仅二十三的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先后阵亡。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红军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切断了广元与昭化之间敌军的联络。但在接下来攻打广元县城和昭化县城的战斗中，红军遇到了敌人在坚固工事里的顽强抵抗。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始终没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在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

　　广昭战役开始后，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这是一封因对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趁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与即将北渡长江的中央红军迎头并进。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中国红军的两支主力方面军如果真在四川腹地胜利会合，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必将是另外一样的叙述。

　　由于中央红军渡江在即，关于这一指示是否能够执行和如何执行已经没有时间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马上开始造船，做好西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同时收缩东部兵力，派出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上，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并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有利时机。

　　出击陕南的部队先后向宁强、勉县和阳平关发起动了攻击，致使胡宗南的一个旅和川军的四个师开始向陕南移动，红四方面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作战部队随即返回了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
但是，就在这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电报表明：“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中央红军因北渡长江受阻而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所制定的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川陕根据地东线的部队向西压缩之后，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万源，此刻正向通江、巴


中方向推进。西线，苍溪、阆中、仪陇各县在红军部队移动后，也相继被川军占领。目前的川陕根据地已经被压缩得很小，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西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停止。徐向前说：“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决定是：继续执行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实现向陕甘方向扩展生存空间的目标；同时在战役进行中密切注意中央红军的动向，随时准备给予配合和策应。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发生在四川北部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就要打响了。

　　嘉陵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山峦耸立，乃巴蜀大地上的巨川，长江的重要支流，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向南在广元与白龙江汇合后，奔腾直入长江。

　　在嘉陵江西岸防守的，是国民党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和第二十九军军长邓锡侯的部队，总兵力共计五十二个团，由邓锡侯统一指挥，集中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的沿江一带。这是一个布防分散、后方虚弱的防线。

　　针对川军布防正面宽大的特点，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徐向前亲自带着参谋走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详细勘察了嘉陵江沿江的地形、水文和对岸川军的防守情况。在对各部队提出的渡江地点进行了反复论证后，苍溪至阆中之间约五十公里的地段，被最后确定为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的地段，其中主要突击点是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突击点右侧的渡河点是鸯溪口，突击点左侧的渡河点是涧溪口。

　　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第三十一军保障方面军右翼的安全，第九军保障方面军左翼的安全，第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方面军的炮兵配置在塔子山上，掩护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第三十军强渡嘉陵江。此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军九十师和地方游击队，负责在东线牵制敌人。

　　大战即将爆发，第三十军年仅二十三岁的军长程世才和年仅二十六岁政委的李先念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师长们按照当地农民的打扮，换上了蓝布裤褂，头上缠着白布手巾，拿着镰刀背着箩筐，一次又一次地在塔子山附近的江边观察，并派出了大量侦察人员偷渡到对岸侦察敌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为了隐蔽渡江意图，第三十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部队进入指定区域后，水路和旱路全部实行了警戒，部队不断地变化着番号，所有通往江边的道路都进行了伪装，炮兵的设计诸元被反复校对，参加强渡的每一条船上的战斗分工都进行了详细分解，甚至连船一旦中弹后谁负责堵漏都作出了规定。

　　嘉陵江在两岸陡峭的山崖之间奔腾咆哮。塔子山江面宽约八百至一千五百米，红四方面军选择这里作为重要突破口的理由是：江道弯曲，水流突缓，如果敌岸开火，便于强渡部队攻击。且塔子山高耸于江东岸，居高临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掩护火力的作用。一旦部队强渡成功，对岸纵深是丘陵地带，有利于突破后的发展。

　　渡船秘密隐蔽在江边的山林中，渡江战斗将在天黑的那一刻打响。

　　第三十军确定的主攻部队是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被确定为主攻团。白天，李先念和程世才到达二六三团时，发现不少官兵并没有按规定睡觉，一问，官兵们如实回答道：“就是把眼睛闭得紧紧的，还是睡不着。”

　　二十八日晚上九时，嘉陵江西岸，数万红军从黑暗的山林中出发，开始悄然向江边移动。跟随八十八师行动的军长程世才和红军官兵一起抬着船。两个小时之后，上百分比只木船一只只地下了水，每条船都由一名战士拉着船绳固定在江岸。按照事先的计划，师长熊厚发跟随二六三团的第二批船突击，军长程世才跟随第三批船突击。

　　午夜一时，在嘉陵江西岸的三个突击点上，突击队队员上了船。

　　在方面军设立在塔子山上的指挥所内，李先念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手表。午夜一时三十分，李先念看见徐向前猛吸了一口旱烟，然后向身边的参谋点了点头。

　　突击命令发出了。

　　嘉陵江突击点上的所有船只都离了岸。

　　红军突击队队员奋力划桨，不顾一切地向对岸靠近。距离对面江岸大约还有几十米，川军的游动哨兵发现了动静，喊：“哪里来的？要干什么？”

　　突击队队员没人吭声。“不回答我就开枪啦！”川军哨兵拉动了枪栓。

　　这时，二六三团的第一条船猛地撞到了江岸，突击队队员纵身跳了上去。

　　双方几乎同时开了枪。

　　就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嘉陵江东岸的塔子山上，数十门火炮一齐发射，炮弹在川军的江防工事中密集地爆炸。和火炮一起发射的，还有塔子山半腰的几十挺重机枪。炮弹出膛的火光、机枪子弹划出的亮线以及爆炸引起的巨大的火球，顿时映红了嘉陵江江面。

红四方面军的炮兵在王维舟的指挥下有整整一个师！在这个重要的夜晚，红军的炮兵们炮弹充足，足以在主要突击点上组织起令敌人恐惧的强大火网。

　　在塔子山对岸防御的是川军陈继善旅的一个营。八十八师突击队开始渡江的时候，值班的川军官兵正在哨棚里聚赌，对红军的强渡行动毫无察觉。等巡逻的哨兵开枪的时候，营长陈择仁慌忙跑出营部，结果一出门就被红军乱枪击毙。红军突击队队员迅速攻占了川军设立


在滩头的碉堡。第二天拂晓时分，第三十军后续部队大批渡江，塔子山对岸川军的防御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登陆场已经开辟完毕。

　　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第三十一军在鸯溪口的突击也是同时开始的。但是鸯溪口江面水流湍急，在这里防守的川军邓锡侯部的四个团已经和北面胡宗南的中央军部队联合部署了江防，准备一旦红军渡江便实施南北夹击。川军还把东岸所有能找到的船只全部毁坏了，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选择这里渡江。这天深夜，当塔子山那边传来枪炮声的时候，鸯溪口江面上也出现了红军的强渡船只。第三十一军的突击队队员手上是驳壳枪，背上插着大刀，腰间挂满了手榴弹。由于强渡出乎川军的预料，川军还没弄清大祸是怎样临头的，滩头阵地就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在涧溪口渡口指挥部队强渡的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这个师竟然没用一枪一弹就渡过了嘉陵江。在准备渡江的时候，由于沿岸的船只都已被川军破坏，而为了加强塔子山主要突击点的渡江行动，师里把所有的渡江器材全部给了第三十军，因此，韩东山师长面对“渡江器材自行筹集”的命令有一点发愁。这时，一个四川籍的红军小战士提出了用打谷子的大木桶渡江的建议。这种巴蜀农家使用的木桶确实又大又结实，里面可以容纳五六个人。二十五师各团很快就从百姓那里购买了几十个大木桶，韩东山和师政委陈海松亲自实验了一下，结果发现木桶在水里不稳，很容易翻。这时候，一名湖北籍的红军战士说，在他们家乡打渔用的也是这种木桶，但不是一个，而是用木杠子把四个木桶连在一起。韩东山和陈海松用这种办法又试了一次，果真又稳又灵活。二十八日夜，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红军突击队队员就是坐在这种木桶里开始强渡嘉陵江的。虽然上游塔子山方向枪炮声已响成一片，但是涧溪口这里的川军却没有任何动静。七十四团渡过江的官兵在对岸找到了两条大木船划了回来，并且报告韩东山师长说没有看见川军的影子。韩东山立即命令其余的部队迅速渡江控制对岸区域。等二十五师全部渡过了嘉陵江才知道，对岸的川军奉命向塔子山方向增援去了。

　　二十九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从塔子山突破嘉陵江后，占领了江对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击溃了川军田颂尧部一个旅的阻击。在鸯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三十一军占领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在涧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九军已经开始向阆中进攻。同时，方面军的第二梯队红四军也从苍溪迅速渡过了嘉陵江。

　　全部渡过嘉陵江的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对敌人的追歼。

　　第九军二十五师在第四军一部的配合下，一路南下，对南部县城发动了攻击。南部是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一个县城，县城周围驻有川军的七个团，其中一个团驻扎在县城里。二十五师以七十五团为前锋向县城的南面穿插，以断川军退路并阻击增援，而以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急促向县城推进。三十日晚七时，扫清南部县城外围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五师占领了大部分的制高点，但在攻打最后一个小山头时，遇到了川军一个加强连的顽强抵抗，七十五团二营多次组织进攻都未能突破，营长和副营长在进攻中先后阵亡。韩东山师长命令二营六连连长万德坤再次组织强攻。万德坤年仅十九岁，是方面军中有名的“夜老虎”。年轻的红军连长果然出手不凡，在他的指挥下，数路小股红军从不同的方向摸了上去，在漆黑的夜色中全歼了川军的这个加强连。

　　南部县城墙高两丈。四月一日晚，红四方面军进攻南部县城的战斗正式打响。川军利用城墙居高临下拼死阻击，红军发动了数次进攻都没能成功。七十三团团长田文龙仔细研究了川军的防守情况，决定组织敢死队从靠江边一侧城墙的薄弱部位冲进去。这时，七十三团副团长手提着大刀对韩东山师长说：“敢死队组织好了，这次再拿不下来，把我当尿泡踩！”多年后，韩东山已经无法回忆出这位副团长的名字，只记得大家都叫他“余娃子”。敢死队每人持大刀一柄列队完毕，余娃子作了战斗动员：“咱七十三团没有孬种，咱拿过方面军‘攻如猛虎’的大旗，好名头别让咱砸了！”话音一落，就带着敢死队冲了上去。敢死队终于攀上了城墙，在川军的城防上撕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敢死队员的奋力拼杀，越来越多的红军官兵拥入了县城。当天边露出了第一缕晨光的时候，南部县城里的川军已被全部歼灭。韩东山师长在进城的那一刻听到了副团长余娃子在拼杀中牺牲的消息。韩东山快步登上城墙，在那个被红军用生命撕开的城防缺口处，余娃子的遗体已经血肉模糊，一柄大刀依旧紧攥手中，刀刃已经卷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余元。河南罗山人。一九一四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副团长。一九三四年，于四川作战中牺牲。”

第三十军和第九军的一部渡过嘉陵江后一直追击着溃逃的川军。在追出了大约四十公里的时候，军长程世才跟随二六八团到达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官兵发现村头的一个院子周围布满了电话线，于是立刻包围了这里。军长程世才进了院子，看见里面有个白白胖胖的川军中校，程世才问：“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中校回答说：“我是刚从庐山军官学校毕业的团长，负责阆中、苍溪、剑阁及其周边部队的联络。你们是哪部分的？”程世才说：“我们是中央军的。你介绍一下情况。”中校说：“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红军渡江之后我军


的一个旅正向剑阁增援。”程世才等中校说完了，让身后的战士缴了他枪，他说：“我们就是红军！” 白白胖胖的中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中央军不能这样对待川军！”

　　三十一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于中午时分到达剑阁城。部队战斗发展很快，渡过嘉陵江后的急促行军使他和他的战马都已大汗淋。这个时候，徐向前还不知道，此次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将永远地离开川陕根据地。此刻，徐向前放眼望去，剑阁城里大火升腾，撤退的川军把县城里的粮仓给点燃了。徐向前立即命令红军官兵连同川军俘虏一起先去抢救粮食。然后，徐向前来到了川军旅长覃世科的指挥部，里面的电话还能使用，一个红军战士正抱着电话筒与川军对骂。徐向前拿过电话，听见里面有人叫喊着需要增援，叫喊的是防守剑门关的川军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与昭化之间的著名隘口，两旁峭壁耸立，关口仅一狭窄古道。这个由川入陕、由陕进川的交通的要道，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在四川军阀的长期经营下，剑门关关口碉堡林立，堑壕交错。眼下，川军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指挥的三个团在此据守，其中一个团据守关东，一个团据守关南，而在关口主峰上防御的是杨倬云团。为了确保不失剑门关，刁文俊专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了四万块银元囤积在关口阻击阵地上，制定了“勇者赏退者杀”的奖惩规定。

　　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一军的四个团和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从三个方向将关口守敌包抄而来。红四方面军攻打剑门关关口的战斗开始了。

　　蒙蒙细雨中，红军官兵向剑门关主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川军凭借险峻地势居高临下的阻击火力异常猛烈，担任前锋的二七四团二营官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不断增加，战斗没有进展，这使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十分焦急。这个威震川北的著名的红军将领这一年年仅二十九岁，第三十一军是他从鄂豫皖根据地亲手带出来的老部队，他和官兵彼此拥有的信任使这支部队经受了无数战斗的考验。

　　红军的攻击部队又一次退了下来。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二营营长陈康来到了王树声面前，年轻的营长只有一句话：“该我们上去了。”

　　二营是王树声从几十人的游击队带出来的部队。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以来，作为军预备队一直跟随在王树声的身后，他们知道关键的时刻军长会用得上他们。

　　王树声举起望远镜看了看，然后轻声对陈康说：“去准备吧。”

　　在炮火的掩护下，二营的攻击开始了。陈康拔出手枪红军官兵说：“跟我上！”

　　在险峻的剑门关主峰上，川军的火力十分凶猛，二营刚一开始攻击，陈康的左臂就中弹了。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看见冲在前面的几个战士相继倒下。

　　王树声急了，跑到炮兵阵地上把炮连连长大骂了一顿。王树声命令他们把炮打得准一点，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炮连的炮声再次响起来，炮弹一发发地准确地落在川军的射击阵地上。王树声大叫：“好！好！给我接着打！”。

　　陈康一挥手，二营各连的军号声依次吹响，然后负责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了火，红军官兵从土坎后面犹如掀起的巨浪一般猛然站立起来，杀声随即响彻了剑门关山谷。

　　在王树声的命令下，二七四团所有的火力都射向了二营冲击的方向，川军盘踞的主峰上顿时硝烟漫天。这一刻，大雨突降，雨柱在剑门关的群峰之间形成一团团雨雾，令着血腥的战场上一片迷蒙。

　　二营教导员刚从土坎上跃起便倒下了，栽倒的那一刻他把手中的手榴弹朝前扔了出去。这个年仅十七岁的红军指挥员个子不高，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打仗的时候永远冲在最前面。他姓鲍，红军战士们都亲热地叫他“包谷米”。攻击前战斗动员的时候他说：“在二营面前，没有什么关不关的，跟我冲上去就是了。”

　　二营冲上剑门关主峰的红军官兵都端起了刺刀。在陡峭的阵地上，红军的拼杀声和川军的咒骂声混合在一起，双方扭打着的士兵不断地从悬崖上跌落下去。当川军被压缩在阵地后面的一条石沟里时，拼杀中的陈康忽然感到今天为止川军越打越多，原来石沟里藏着川军的预备队，数百名拥上来的川军一下子把石沟填满了。此刻，二营的官兵已经都冲上了主峰，手榴弹下雨一般向石沟里砸下来，一时间令这条石沟里血肉横飞。

　　王树声向主峰急步攀登。在二营攻击的路上，他看见了那些倒在川军尸体中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一个已经牺牲了的战士依旧靠在石崖上，王树声轻轻地把他放倒，然后把战士腰间的手榴弹攥在了自己手里。
据守剑门关的川军团长杨倬云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让他的营长廖玉章把那四万块银元抬了出来，然后他一面用手枪向撤退的川军士兵射击，一面把箩筐里的银元往外扔，但是，他即刻就看见营长廖玉章被红军的手榴弹炸倒了，几个士兵想把廖营长拉起来，但是连同这几个士兵在内，一群人在一声炮弹的爆炸声中先是向天空飞去，然后碎片一样地落在淌着雨水的草丛中。




　　杨倬云在几个卫兵的护卫下顺着崖壁往上爬，当他们终于爬上悬顶的时候，却看见关口前面的山路上杀声四起，红旗飞舞。几天前，军长邓锡侯视察这里的时候曾经问过杨倬云这道绝壁有多高，当时他的回答是：“一块石头丢下去要一袋烟的工夫才能落地。”——前面是冲来的红军，身后是万丈绝壁，无路可走的杨倬云一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剑门关被红军占领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那个下了一场大雨的春天里，所有牺牲在剑门关的红军官兵自此在这里守望着美丽的巴山蜀水。

　　剑门关战斗后，为了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梓潼、江油的川军邓锡侯部，并力求向川甘边界地区发展。

　　第九军和第三十军主力部队经过艰苦的急行军，一昼夜奔袭近一百公里抵达了涪江岸边，并于四月十日突破了川军的防线，向南推进包围了江油县城，其前锋直逼江油南面的重要城市绵阳和成都。

　　江油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地处要道，土地肥沃，古时就有“成都的北门”之称。防守江油的邓锡侯在四川军阀中素有“能战”之名。红四方面军突然向西突破川陕根据地的边界嘉陵江，邓锡侯与刘湘的看法是一致的：川陕红军很可能要放弃根据地，沿着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因此，他对红军挺进涪江上游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红军的“转山”行动，于是把兵力全部放在了防守川西平原上，因为平原的中心就是省府成都了。红军到达涪江上游的消息令成都城里一片慌乱，大地主、大资本家和高官大员们纷纷逃往上海，有的还逃到了香港，飞机票成了这座城市里最抢手的东西。那些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只有逃亡重庆，从成都到重庆的汽车票因此上涨了一百倍。刘湘急忙把川军潘文华部调到了成都，在成都城垣的四周大修碉堡，表示要死守成都。结果。报纸上把刘湘说成了“大救星”。邓锡侯对此很是一笑置之：潘文华有多少部队？说穿了就一个教导旅而已，听说他把自己的家眷也送到了上海呢。——“本帅率兵十团，亲出一阵，你看如何！”

　　红军扫清了江油城外围之后，江油成了一座被红军围包的孤城。这座县城有三座城门，在红军到达之前关上了两座，只留下北门与城外联络。但是，当防守外围的任建勋团被红军击溃之后，江油城的北门也关上了。此刻，川军杨晒轩旅的旅部、一个手枪连和九个步兵连全部被困在了城里。邓锡侯打电话问杨晒轩能坚持多久，杨晒轩回答说最多十天。

　　四月十六日，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师的龚渭清旅、第五师的陶凯旅、李勋伯团和任建勋团由绵阳出发，到达青莲镇，会合了孙礼和卢济清的两个旅后，继续向江油前进。

　　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以第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县城，而将第四军十师、十一师，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部署在邓锡侯部的必经之路上。四月十七日拂晓，川军开始了进攻，进攻似乎发展顺利，红军节节抵抗，但抵抗一阵后就稍退一段，川军虽然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是追究是在向前推进。这种缓慢的推进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川军左翼部队已经攻到了鲁家梁子的半山腰，右翼部队也占领了一个高地，并开始向红军主阵地发起了攻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战斗，如果能够发动一次猛烈的冲锋，红军也许瞬间就垮了，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赶回涪江以北去——邓锡侯觉得胜利在握。

　　此时，徐向前正在江油城南的一间民房里阅读《史记》，这本红军缴获来的竖版史书令他一有空就想读一段。徐向前与四川军阀们交手多次，他的体会是：论兵力，刘湘兵强马壮；论打仗，邓锡侯精明过人。因此，他给部队的命令是：以小部队的边打边撤，把敌人深深地引进来，同时以一部向敌人的后面包抄迂回。

　　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徐向前抓起电话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不是个好脾气。迎着川军密集的子弹，他硬要站在阵地的前沿，大个子警卫员无论如何也拉不动他。许世友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在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长，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虽七次负伤但凶气未减。没有人知道这个威猛的红军将领到底有多大力气，据说他能把一头大黄牛举起来然后重重地摔死。他那把又宽又厚的纯钢锻造的鬼头刀极重，红军战士往往需要双手抬着才能试试这把大刀的分量，但是许世友单手抡刀却犹如一阵旋风，无数敌人的脑壳在他刀起刀落的风声中滚落在地。这天下午，许世友虽然接到了反击命令，但他不准部队射击，说谁在五十步以外射击就枪毙谁。川军快到跟前的时候，许世友突然大吼一声，官兵们一齐开火，然后阵地上便杀声四起。战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许世友果断起用了预备队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是方面军中有名的打仗能手，这个团坚守在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的接合部，阵地始终坚如磐石。

同时，第三十军也发出了出击的命令。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冲出阵地向敌人扑了上去。由于冲击得太急，担心在川军猛烈的火力下出现太多伤亡的指挥员一个劲儿地喊“稳住气！不要急！”但是，红军官兵的冲击已经无法停止。从早上六点就开始进攻的川军已经连续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部队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了几截。眼看要被包围的川军拼死突围，与冲到了跟前的红军混战在一起。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了一个整


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了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两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一个十六岁的小战士，是两个月前红军攻打勉县时参军的，他在连续刺倒了两个敌人之后，又和另外一个把刺刀刺入他后背的敌人抱在了一起，无论敌人怎样扭打他就是不松手，直到赶过来的战友把这个敌人刺死——小红军终于松开了自己的双手，他踉跄着扑向自己的战友，背上依然插着敌人的刺刀。

　　黄昏，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有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有进行最后的搏杀。在搏杀中，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凶猛的攻势。龚渭清身负重伤后，他的团长赵云霖、张南芳以及营长龚应全也先后负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了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全旅伤亡已经超过了五百。各路川军的溃逃令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了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进逃进了中坝县城把城门死死地关上。

　　躲在中坝城内的邓锡侯心乱如麻。仗如果继续打下去，重新整顿溃散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就此退回绵阳，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他想到了负责相邻地域防御的孙震。邓锡侯急忙打电话请求增援，孙震说是增援不可能，如果想靠拢的话可以派部队去接应。邓锡侯的心情一下子恶劣到了极点，他想起了作战前曾经要求刘湘的第一纵队司令王瓒绪协助，但是王瓒绪以没有刘湘的命令为借口予以了拒绝。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曾数次给重庆的中央军参谋团打电报请求飞机增援，参谋团每一次都答应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中央军飞机的影子。犹豫再三之后，邓锡侯决定部队撤回绵阳，毕竟命和实力比面子重要得多。

　　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川北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占领了川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他们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尽情享受着大米、腊肉和豆瓣酱。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他不断地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

　　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了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并且采取的是坛坛罐罐统统带走的方式。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以东的所有部队都撤到了嘉陵江以西。此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总计在十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促使张国焘作出放弃根据地的决定的客观原因是：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结束了混战之后，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期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十六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就必定会影响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因敌情所迫不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一九三五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之中。

红四方面军撤离了川陕根据地。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对集结在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围攻。从川陕根据地撤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同庞大的后方机关因此被围困在了江油和中坝附近的狭窄区域内。东去、南下、北上的方向都已有敌人重兵防守。那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只有向西这一条路了。




　　从江油向西，走不了多远，就会一头进入川西常年积雪的高山峻岭之中。而在雪山冰峰的那一边，是中国西部最荒凉的高海拔荒漠沼泽地带。

　　红四方面军上路了。关于中央红军，他们只知道那支受伤严重的队伍快要到达金沙江边了。

长征 七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中央红军由黔西进入了云南。

　　此前，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云南王”龙云并不关心，直到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他才开始警觉起来，但是他仍认为红军不会进入云南。他害怕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更害怕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的事务，以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他给滇军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歼灭红军，而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为了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龙云


在云南边境地带修筑起了两千多座碉堡，加上原来沿着进入云南的主要道路修好的碉堡，龙云修筑起的碉堡已达五千多座，使整个云南俨然成了一个被碉堡围起来的山寨。

　　但是，龙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派出的部队和他修筑的碉堡没能阻止中央红军长驱直入。这一下，他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与红军打硬仗，不要说滇军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实力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可是如果不打如何应付蒋介石？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龙云盼望红军仅仅是路过云南——让他们过好了，而且过得越快越好，滇军凭什么要和红军动武？然而消息传来了：红军有攻击昆明的迹象。一时间，龙云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果红军真要攻占昆明，那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了；喜的是，如果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那么正好有了把所有的滇军都调回来的借口。龙云毫不犹豫地按着令自己窃喜的思路行事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了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回的命令。但是，紧接着传来的消息是：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一师为右翼，二师为左翼。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的官兵不断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在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他们的装扮引起了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多没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而且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

　　占领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到达了距离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影。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的标语。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一度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很快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了城里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向昆明回援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横贯滇北的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充满了旱烟味道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八连，全连的红军干部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开始急促地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但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由于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急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地方，八连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们为红军提供船只。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终于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从昆明开始急速北返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金沙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了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红军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了三条船。

　　在和当地船工讲好了价钱之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了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了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不耐烦，说交税等天亮了再说。里面的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了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如果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已完全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


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渡口，定会在敌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但是没有船又架不起浮桥怎么办？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口转移。于是，奔走了数百里的红一军团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

　　后来才知道，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红三军团占领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了一条船，仅仅把十三团渡了过去。这里的江水同样湍急，红三军团的架桥也失败了，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往皎平渡口转移。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了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了金沙江。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由于江水太急无法架设浮桥，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木船都是旧的，即使用买来的布匹做了防漏处理，但是每次渡江的时候依旧漏水严重。白天还可以边渡边观察，晚上便会险象环生。为了保证渡江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了大火，大火将金沙江照得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官兵还没到达江边就会拿到这个纪律。因此，仅靠七条渡船就将数万人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而且是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报酬极其优厚，每昼夜五块大洋和六顿饭，尽管红军官兵每天只吃青豆，但是他们每顿饭都为船工们杀猪。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红军官兵一齐喊，让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他们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多次承担如此艰巨而危险的任务。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第九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吗门渡口遭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最后一个过江的第五军团三十七团的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上等着他们，红军官兵们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以后，第一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才到达金沙江边，除了从江北岸的悬崖上不断地向他们打来的冷枪之外，他们连一个红军的影子都没能看到。

　　中央红军逼近了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城。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西进至川西阿坝地域，中央红军突破金沙江进入了川西北。包括蒋介石在内，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将发生：中国工农红军中两支最重要的部队，在各自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后，终于同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并且就要会合了。

从金沙江防线上溃败的川军刘元瑭部四百多人逃进了会理县城，但是川军官兵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守住这座县城。这是刘元瑭万分痛苦的时刻：如果抵抗，凭着有限的兵力很难与红军较量；但是如果丢下县城继续逃跑，仍在一线防御的毛国懋和胡槐堂的两个团就会难逃覆没的命运，到那时自己的家当就算是全部丢光了。几天前，他已经派人把太太严容华和姨太太伍碧容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各自给了她们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只要被红军捉住就自杀。刘元瑭在无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徘徊犹豫了很久，最终他给卫兵下了一个命令：把太太们追


回来，与会理县城共存亡！

　　刘元瑭立即把防线上的部队全都调回了会理县城，并打电报给位于西昌的川康防军司令刘元璋请求增援。同时，派出部队到县城外用武力征集百姓的粮食。然后，他开始清除县城周边的民宅，为城防火力打开射界——刘元瑭清除的办法是放火，于是连续几天会理城外大火熊熊。

　　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下辖三个旅，除了驻守德昌的许剑霜旅外，其余两个旅的旅长分别是他的兄弟刘元瑭和刘元琮。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愿与红军硬拼的刘元璋为了保存实力，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了各个县城里。但是，既然亲兄弟要求增援，他便派出了一个团前去会理，团长叫聂秋涵。增援部队刚派出去，刘元璋又有点后悔了，他打电话给刘元瑭，建议把根本无望守住的会理放弃算了，免得自己的队伍遭受损失。可是，局势已经容不得刘元瑭再考虑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向会理包围而来，县城附近已经响起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刘元瑭即使想撤也撤不出去了。刘元瑭怕增援的聂秋涵团半路听到枪声返回，于是亲自率领两个连冲出县城去迎接聂秋涵团。此时，聂秋涵的部队已经受到红军的袭击，聂团长本人大腿上中了一弹，在刘元瑭的掩护下，他仓皇跑进了会理县城。刚进城，又有士兵向刘元瑭报告说，从金沙江边往回撤的胡槐堂团已被红军截住。刘元瑭把上衣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腰上绑上了一条红缎钱囊，手提马刀，命令聂秋涵的两个步兵连全部上刺刀，他的一个手枪连也全部子弹上膛，然后带着这些部队冲出了县城北门。经过一场血战，他把胡槐堂团的大部分官兵接进了县城，然后命令立即关闭城门，再在城门上压上几条大石条。胡槐堂团落在后面的散兵到了会理城下，无论怎样叫喊城门也不开了。也有部分逃兵在城门关闭的最后时刻逃进了城，胡槐堂团特务连二排长庞云就是其中的一个。庞排长和他带着的十多名逃兵全部负伤。会理县城里的川军围着他们问县城外的情况。庞排长说，这几个弟兄全被红军捉了，但是红军不但不杀俘虏，还给他们包扎治疗。红军长官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在一起吃饭，对他们说话很和气。

　　五月八日夜，中央红军包围了会理。

　　已经显得有些神经质的刘元瑭提了把大刀，疯了一样地满城乱窜，开始了他噩梦般的守城日子。

　　除了留一个手枪营和一个步兵营为预备队外，刘元瑭将所有的部队都派上了城墙，每一座垛口两个兵。为了防止红军偷袭，川军把松枝蘸上煤油，然后用弓射出去。燃烧的松枝落在城外任何一处地方，把城墙四周照得如同白昼。川军还在垛口上摆了装满石灰的瓦罐，以对付搭云梯上来的红军突击队。为了进一步扫清射界，川军把接近城门的两条街道也点燃了，木结构的民居顿时火焰冲天，百姓扶老携幼匆忙逃离。大火一旦点燃就无法扑灭，会理的东西两街整整燃烧了两天，大火熄灭之后，半个县城成为一片废墟。

　　五月九日，中央红军野战司令部发出了攻占会理的作战命令：第九军团在金沙江边阻击渡江的敌人；第三军团和干部团负责攻击县城；第一、第五军团负责消灭川军的增援部队。

　　红军攻击的重点是会理县城的西北角。红军的攻击刚开始，那里的枪声炮声便响成了一片。有人报告刘元瑭说红军在挖城墙，刘元瑭立即命令各部队在墙根挖大坑，把空坛子放进去，用以查听红军挖墙的位置。果然，川军士兵听见了咚咚的声音，于是就往发出声音的地方灌水。也许红军真的挖城墙了，也许因为水灌得太多了，十日凌晨，会理城墙的西北角发出一声巨响，那里的城墙塌了一大块。红军官兵异常欣喜，趁势往上爬。防守这段城墙的川军连长吴鸣恩顿时慌了手脚，刚要准备撤退，就见刘元瑭提着马刀上来了。子弹横飞，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刘元瑭带领着手枪团和县城便衣队开始与红军肉搏。负了伤的刘元瑭满脸是血，大喊大叫地督战。由于塌陷的城墙被水弄得十分泥泞，红军的后续部队无法及时增援，再加上吴鸣恩的士兵不断地往城墙缺口处投手榴弹和石灰罐，最后，冲击进来的部分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天亮的时候，会理城墙的这段缺口处布满了战斗双方官兵的尸体。

　　上午，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飞临了会理县城，向包围县城的红军阵地和所有怀疑有红军驻扎的城外民房开始了狂轰滥炸。在轰炸的掩护下，川军组织大量的民夫抢修塌陷的城墙。城里的关帝庙里挤满了地主士绅们的家眷，都说是关公保佑县城没让红军攻破，因此那里的香火被烧得浓烟滚滚。中午，一架飞机投下一封信，竟然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信的内容是：奖励守城官兵赏金一万，刘元瑭晋升为陆军中将。

　此时的薛岳正在金沙江边发脾气。当中央军全部到达了金沙江边的时候，由于气候闷热，船只很少，各部队根本不听从渡江指挥官的调度，部队之间、官兵之间都发生了打架斗殴的现象，局面混乱得几乎令他无法控制。而且无论是南岸还是北岸，滇军早已经没有了踪影。看来，只要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云南王”龙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按照常理，中央红军不该滞留在金沙江北岸，因为身后依旧有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但


是，中央红军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必须停下来开会。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郊一个草棚子下召开了。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点，为的是容易对空观察，避免遭到轰炸——想必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从这个草棚还可以看见县城方向冒出的滚滚硝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敌情暂时得到缓解，但红军内部的不同意见产生了。导火索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信的原始内容无从查找，但众多史料都引述了其核心内容：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难道非走弓背不能走弓弦吗？部队已精疲力竭，再这样下去会被拖垮。建议更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应主持军事大计，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确实极其复杂曲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详尽阐述了自四渡赤水开始，中央红军成功地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合围和追击的过程。朱德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但是，当彭德怀发言表示他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时，毛泽东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批评红军中有人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产生了动摇情绪。彭德怀似乎能够感到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的，因为毛泽东的话表明他认为林彪是受人鼓动才写了这样一封信的。果然，当毛泽东面对林彪时，竟是一番语重心长，他说对林彪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吗？不是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吗？下一步，要研究同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的，我们多跑一些路，走了一些弓背，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不值得发牢骚讲怪话。天下的事，有时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等你转了一圈回来，事情又办成了。遵义会议后，军事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这一点，不要有怀疑和动摇。一直沉默不语的刚林彪想替自己辩解一下，毛泽东却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彭德怀，这个耿直倔强从来不肯低头的硬汉，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只要一回忆起会理会议上发生的事，便会心情沉闷：“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尽管彭德怀并不知道林彪给中央写信的事，但在会上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他没有辩解——“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曾四次提到会理会议。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林彪才表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 三十五年后，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了一生的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一份又一份的自述材料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好。”

　　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对会理县城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五月十五日，随着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终于被红军利用挖地道的办法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由于守城的川军还在大量灌水，爆炸的威力受到了严重减损，城墙坍塌出的缺口不大，虽然红军官兵拼死突击，但是最终仍被川军的火力所封堵。这个夜晚，会理成了一个癫狂之地，枪炮的闪光横贯县城上空，川军点燃的大火将四野照得一片通亮，城墙上的川军大喊大叫如同开了锅一样，刘元瑭甚至把城里的小学生都动员起来上了城墙跟着喊叫，似乎喊叫得越凶会理县城就越安全。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叫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震荡夜空。

　　但是，喊叫了一个晚上，清晨时分，刘元瑭却发现红军没了踪影。

　　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了。

　　这支经历了重重艰难困苦的红军此刻已经有了十分明确前进目标：北上，与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长征 八
驻守川南德昌的原来只有许剑霜旅的一个营。当得知中央红军放弃会理继续北上，并很快就要达到德昌时，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本来准备把德昌也放弃，以便集中兵力守卫川南重镇西昌。但是，德昌是一个富裕的县城，县城里的不少豪绅又是他的相识，在这些豪绅的恳求下，刘元璋觉得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抛弃朋友，于是命令许剑霜带一个团前往德昌加


强防守。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黄昏，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到达德昌外围的隘口丰站营和八斗冲，仅仅打了几枪川军就撤退了，而且一退便退得毫无踪影，中央红军顺利地进入了德昌县城。德昌果然物资丰富。中央红军的后续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想必刘元璋的那些豪绅朋友们损失巨大。

　　天很蓝，风很猛，从会理北上，中央红军的队伍一直沿着安宁河谷地前进，河谷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山脉。这里是四川西南部最荒凉的地区，但却草木葱郁，山花怒放，整个河谷犹如一条景色秀丽的走廊。

　　过了德昌，再向北就是西昌了。

　　刘元璋坐镇西昌，决定死守，并且调集自己指挥的所有部队向西昌靠拢。

　　在西昌，比刘元璋的国民党正规军更霸道的部队，是地方武装邓秀廷的队伍。

　　邓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上溯几代就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其祖父被称为“九蛮王”，在这里的彝民中有相当的号召力。邓秀廷接了其祖父的班，当上了地方团总,并被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为“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正规部队”虽然仅有两个团，但是他有随时调集上万彝兵的能力。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时候，邓秀廷被命令防守距西昌上百多公里的宁南一带。他率领一个团和五千彝兵赶赴宁南，中途遇到了从金沙江前线溃逃回来的刘元璋的部队。国民党正规军的狼狈溃逃令邓秀廷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这一次，在接到增援西昌的命令后，他的部队一路行动迟缓，走到一个叫黄水塘的地方，邓秀廷接到了刘伯承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有两点：一是红军不以彝民为敌，即使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也不会还击；二是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去抗日，因此路是一定要过的，如何对待红军请邓秀廷自己考虑。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也是著名的川军将领，刘伯承的信让邓秀廷很是犹豫不决。打吧，刘伯承的厉害人人皆知，恐怕打不过红军；不打吧，在刘氏兄弟那里怕说不过去。邓秀廷召集手下人反复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赶快跑，当然要是能乘机捡回点枪支弹药什么的更好。邓秀廷把部队布置在安宁河谷两边的山上，然后对彝兵军官们说：“今天的事，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在德昌通向西昌的河谷中，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走进了邓秀廷的防区。趴在草丛中观察的邓秀廷，在看见红军的那一瞬间，就决定绝不能开枪，因为“红军的部队来得很密”。眼看着红军陆陆续续地过了河谷，突然，枪声响了！是一个不听约束的彝兵开了枪。这一枪响过之后，不少彝兵跟着开了枪。邓秀廷怒火万丈地用彝话大声制止，而河谷里的红军不但没有还击，而且也大声地喊叫起来。懂得汉话的邓秀廷听见红军在喊“汉彝一家”和“汉彝是兄弟”。混乱很快地平息了。但是，红军刚过去，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来了。彝兵绝大多数没见过飞机，于是他们像打鸟一样开始朝飞机射击。邓秀廷马上命令他的副官把事先发下来的对空识别标志拿出来铺在地上。但是，副官仅仅记得标志似乎是在哪个马驮子里，于是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找。正找着，炸弹就朝他们扔下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之后，邓秀廷的部队二十多人被炸死。收拾了混乱不堪的部队，邓秀廷一撤就撤到了西昌以北六十公里处的冕宁。他的撤退使西昌外围没有了任何防守部队，川南这座重要城市被彻底暴露在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西昌城坐落在富饶的西昌坝子中。这里是川军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如果西昌失守，刘元璋的部队将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了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上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关于烧与不烧，叔侄之间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了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刘元璋想出个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的主意。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须要烧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士绅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请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起来了，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西街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但是，等了一夜，也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路上的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经安顺场渡口北渡大渡河。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到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是水流凶猛，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全是悬崖峭壁，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进入了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几乎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

　　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这个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山路也常常被倒下来的树木堵塞，这令红军官兵们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自己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红军官兵的身边忽然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官兵们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官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拉了枪栓准备战斗。但是，已经被扒得浑身精光的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领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这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一营的官兵。一营的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是这个样子，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一营营长曾保堂赶快命令大家凑衣服，凑的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那里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个事件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官兵执行纪律的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们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当地那位名叫“沽基达涅“的彝族头人谈话。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族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和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让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了小叶丹十几支步枪。按照彝族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伯承。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物资和伤员。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


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等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直接走进了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等女红军的欢迎。女红军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为了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了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在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

　　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韩营长原来是在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基本上是上下都拜了“把子”的袍哥队伍。余味儒让他在这里防守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了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而且还在强迫安顺场街里的百姓们搬家，然后在街上堆了很多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央红军的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而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在德昌至西昌间被红军击溃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赖执中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奉命准备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立即被赖执中毫不迟疑阻止了。赖执中和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的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阻止的理由，他说自己在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团长听了半信半疑，但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了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了一条船，准备在红军万一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三万多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刘伯承率领先遣队也向安顺场出发了，他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起千军万马。眼下，大雨中的刘伯承只想着一件事：能否找到船？

　　刘伯承命令把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看见孙继先，刘伯承说：“二营去下游牵制和吸引敌人，三营是先遣队的预备队，占领渡口的任务由你们一营完成。你马上去完成三件事。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到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好以后，再放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后续部队就上去！”

　　晚二十二时，在团长杨得志的亲自率领下，一营分三路，一连攻正面，二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面，三连从西面，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扑了过去。

　　韩阶槐和赖执中都侥幸地认为红军走大路去了大树堡。当一营已经悄悄摸进了安顺场街的时候，川军还在哨所里高声唱着川剧。枪声骤起，川军很快混乱起来，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俘。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跑，翻墙的时候脚扭伤了，他的卫兵背起他跑到山上的彝民家里藏了起来。

　　一营二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船只，他们顺着河到处找，不见任何船的影子，正着急，看见河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是赖执中的家丁正准备划船往北岸跑，红军官兵们决不能让这条船跑了，他们在漆黑的雨夜里大叫起来，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硬是把这条船给拉了回来。营长孙继先一看有了船，立即命令把船拉到上游去做渡河准备。但是，这条大木船很大，红军官兵又没有拉船的经验，船在湍急的河水中不停地原地转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船才被拉走。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大雨中盯着安顺场方向，希望能看见孙继先点起的三堆火，但是一直等到了凌晨三点，一堆火也没看见。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渡口已经被占领，于是刘伯承跑到了河边，边跑边喊孙继先的名字。孙继先跑过来了，刘伯承大怒：“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点火？”孙继先这才发现自己只顾作战和弄船而把点火的事忘了。刘伯承听了孙继先的汇报，尤其是听到已经搞到了一条船，火气顿时消了。本来准备立即渡河，但是百姓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渡河，实在是太危险了。刘伯承想了想说：“一营睡觉！天亮了，街里能够搞


到什么好吃的全给你们吃，吃完了准备抢渡！”

　　这个夜晚，刘伯承没有睡觉，他找来有经验的船工，不但询问了渡河的种种问题，连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看来红军准备在大渡河上架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地的船工们都说，连在河中插一跟木桩都是不可能的，游水过去更是不可能，无论什么不等到河水中间就会被冲得没了影。

　　只有靠唯一的一条船，先把对岸渡口占领了再说。

　　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大雨停了。突击队十七名队员集合完毕， 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大渡河对岸被大雨洗刷过的悬崖高高矗立，悬崖下河水咆哮奔流。

　　刘伯承突然问：“赵成章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成章，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成章，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要先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而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十分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南岸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他知道，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们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了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拼死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中。船在极大的旋涡之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红军官兵们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旋涡中挣脱了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对员们突然站了起来。在北岸的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川军也冲出来了。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突击队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被在瞬间内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神炮手”赵成章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了。两颗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突然，从抢渡的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停止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

　　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尽力气吹了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的突击队占领了。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到了北岸。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毛泽东向老秀才问起渡河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红军一共才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理。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外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川军的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段。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军委决定：从最


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这是一个犹如破釜沉舟的决定。

　　中央红军的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再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追赶主力，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突破安顺场渡口后兵分两路夺取泸定铁索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方向接应的红军，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头顶巨石高悬，脚下万丈深渊，深渊下是蜿蜒奔腾的河水。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迷茫，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中所有的党员都分散到了战士们中间，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大雨停了，突然间，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王开湘和杨成武规定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之上的速度前进。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并且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了，司号员赶快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这次也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大渡河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被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块铁桩上。一九三五年六月末，以往在桥上通过的客商骡马不见了，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大渡河两岸间的峡谷上铁索空悬。北岸桥头的桥楼已经被沙袋围严，形成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面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正对桥的城门上城墙高两丈，上面也修筑了几座堡垒，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天全部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了，天又下着大雨，同时有不少人鸦片烟瘾犯了，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天全率李昭营到达，南岸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到了，双方都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




　　万丈深渊之上，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至少川军这么想。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由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强行攀索向北岸冲去。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向旋风般地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到红军竟然就这样向他们靠近了。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红军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所有火力的愤怒喷射声惊天动地。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已经靠近了泸定桥北岸桥头堡。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木板堆在桥口，泼上煤油点燃了。

　　火势凶猛，顿时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冲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一挥手：“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员们一个跟着一个冲过了火焰，冲上了川军丟下的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天全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营长则把掩护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连长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与二师四团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王开湘和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片刻，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喃喃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停下来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域，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传统的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没有可以绕行的路，红军必须打过去。

　　红一军团一师向被土围子围起来的林化坪镇发起了攻击，镇子很快就被红军占领。阻击的川军逃到了镇北的一个险要的山垭口凭险据守，一师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山垭口依旧没有被攻破。

清晨时分，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王开湘和杨成武叫来了：这里距离大渡河仅仅几十公里，中央红军的大对人马全都聚集在这里，如果不赶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调动完毕的敌人一旦发动反击，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这个山垭口。

　　细雨霏霏，莽莽丛林和层层山峦全都被遮盖在浓重的雨雾中。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顺着


山势蜿蜒向上，小路的一面是悬崖，一面是峭壁，川军在小路上和路的两旁都埋了地雷，阻击主阵地就在峭壁的顶端。

　　攻击的任务交给了四团六连。

　　刘亚楼政委问六连连长黄霖有什么困难，黄霖说：“我的连队一天多没吃饭了。”

　　刘亚楼说：“告诉师机关和直属队，把干粮全给六连！”

　　吃了点干粮的六连很快了消失在被雾气笼罩着的山林里了。

　　红军官兵刚开向崖壁攀爬，川军的冷枪就飞过来了，其中一颗流弹把指导员的脸擦伤了。连长黄霖说：“好兆头，好兆头，这叫见面红！”

　　六连攀上了山腰上，山风渐渐强劲起来，吹散了云与雾气。黄霖观察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发现左边的崖壁是没有设防，于是决定从左边爬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六连开始在野藤和乱石中登崖。遇到笔直的峭壁，他们就搭人梯，有官兵被苔藓滑倒，坠落了下去。在接近崖顶的一道石壁前，一名战士爬上了一棵古树，利用树梢的柔韧，居然荡到了悬崖顶的边沿。他在那里落下站稳后，从上面放下了连接在一起的绑腿带子，下面的官兵一个跟一个拉着绑腿带子往上爬。爬上崖顶，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黄霖督促官兵检查枪支准备战斗。这时，一个战士看见一股白雾飘上了崖顶，再一细看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雾而是烟，冒烟的地方就是敌人的主阵地。

　　黄霖一声令下，六连的官兵们抱着枪，从陡坡上开始往下滑。不管下面是什么，只管直接向敌人滑下去！

　　果然是川军的阵地。

　　川军受不住湿冷的天气，正在烤火，红军从头顶伸出的悬壁上落下来了。

　　六连没有任何犹豫，管他是一个团还是一个旅，机枪朝着阵地来回扫射。

　　川军借助兵力优势试图将六连压下去，但是身后是绝壁的六连如同大树一样死死地扎在山崖上。黄霖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在敌人近得可以听见喘息声时，六连的决死拼搏开始了。在六连牵制敌人的同时，四团主力从正面冲上了阻击阵地。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了令他们震惊的情景：山崖上到处是川军丢弃的武器和尸体，数百名俘虏龟缩在崖壁下瑟瑟发抖。而在敌人的尸体中，数十名红军官兵躺在血泊中，和敌人的尸体摞在一起。三排长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一直爬到敌人的机枪跟前与这个川军射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王开湘看见牺牲的三排长时，忍不住落了泪，年轻的红军排长身上布满了凝着血的弹孔。二排长已经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刺刀，刺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在一个川军的肩胛骨里。一排长没负重伤，但也是浑身是血，王开湘和杨成武上来的时候，的正抱着一挺“花机关”向川军逃跑的方向来回扫射，他一边打一边说：“我早就想缴获一挺这玩意了。好使！真好使！”看见主力来了，他扔掉手中的机枪，蹲在牺牲了的三排长跟前哭了。杨成武悲痛万分。他们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以往艰苦征战的日子里，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拉过家常，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梦想着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就死在了这个细雨中的山崖上不知道以后当革命胜利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再来这个荒僻的山崖看望他们。杨成武走到一排长身边，替他擦着脸上的血，将他抱了很久。这位一直想得到一挺“花机关”的红军排长在不久后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之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呼吸微弱了。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轻地说：“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了在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墓穴，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红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他在胡昌保的坟头上添上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了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的脚下。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为令他们心情紧张。有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而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俵，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存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六连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遵义会议后，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被调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他走在缓慢的爬山队伍中，亲眼看见有官兵只要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于是他反复告诫自己决不能停下来一步。接近山顶的时


候，伍修权看见雪地上躺着几十具姿态各异的红军官兵的尸体。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后，无论如何就是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在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香抬头一看，是地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鼓劲，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说：“好，好，你很坚强！”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直至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过了担架员。他们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不能让任何人因为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而死在雪山上。”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巨大消耗。毛泽东在山脚下也喝了一碗辣椒汤，然后他拄着根木棍向大雪山出发了。毛泽东不但没有出现严重的不适，他还把掉在雪窝里的警卫员小吴拉了出来，给被冰雹打伤了的马夫老余擦药。在喘得太剧烈的时候，毛泽东会停下来站片。他看着皑皑雪峰，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

　　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们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了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王开湘和杨成武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

　　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似乎把对方的喊声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什么也听不清。

　　四团官兵沉默着，依旧向对方摸过去。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还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们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便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王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们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上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长征 九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


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以“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作，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刚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二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 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

　　袭击胡宗南的别动队的是二二三团的一营，袭击地点在陕甘交界处的双石铺。双石铺，今天的凤县，位于川陕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红军发起袭击的时候，四个连的国民党兵正押着大批民夫抢修西安至汉中的公路，他们根本没有应战准备，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红军发起袭击之前，一营三连奉命向双石铺东北三公里处派出了一个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刚布刚置完毕，红军官兵就看见从凤县县城方向来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着一位国民党大官，红军官兵立即扑了上去。

　　吴焕先对这个少将参议进行了审问。审问的问题单刀直入：红一、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哪里？少将参议回答说：“贵军两部在懋功附近会合，现在毛儿盖一带休整，有北进的企图。”再问的问题依然单刀直入：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是怎么部署的？少将参议回答说：胡宗南的第一师、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王钧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以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分别部署在川西北、甘南一线，渭河沿线和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一线。

　　红军在滑竿上又发现了一张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

红二十五军领导拿那着报纸立即开会，会议决定：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威胁天水等城市，在敌人防线的后方大造声势，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迎接他们顺利北进。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自陕西凤县越过省界，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了甘肃两当县，策应随后开来的先头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两当县县长朱志和声称自己率县保安队


“奋勇抵御七小时之久”，而实际上红军的杀声一起他就已经逃出县城有十里远了。红军在把县政府里的文件档案搜集了之后迅速穿城而过。红军的队伍出县城北门径直向北，翻越了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

　　攻击天水的行动是佯动。这座县城一共有五座城门，要打下来并不容易，红

　　军攻击的目的是要把西面的敌人调回来，然后乘虚西进。九日晚，军主力沿着天水城南边的一条小河悄然向西，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二营猛攻天水城的北关，在占领了北关之后，他们放火点燃了一座造币厂，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之后，二营的红军官兵迅速撤离。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早饭了。红军攻击天水的行动令国民党军大为吃惊，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的一个旅奉命紧急回援，结果被红五军袭击了其后卫部队。

　　绕过天水向北，就是那条横贯陕甘的大河渭河了。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滞留在天水东北面的清水县附近，始终踌躇不前，与红二十五军隔河对峙。红二十五军遂决定从天水西面的新阳镇附近渡过渭河，以避免与牟中珩的第一一四师交火，同时还可以把身后追击的敌人甩开。

　　在渭河边，徐海东看了地形后，决定先派一个连渡河，占领对岸的一座小庙，以掩护主力的渡河行动。由于只弄到了一条小船，官兵们就又弄来了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待小船到达河对岸后，再利用河两岸的大树把绳子固定好，然后官兵们头顶着枪支弹药沿着绳子溜过去。

　　红军渡过了渭河，蒋介石焦急万分，他不断地发出电报，命河南、河北等地的部队向天水方向增援。八月十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证明红二十五军牵制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主力红军军事压力的意图已经初显成效。

　　渡过了渭河的徐海东心里有点不踏实。

　　应该说，部队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顺利地渡过了渭河，这是有很大侥幸成分的。可是，一旦过了河发展不顺，想走回头路，在军事上就十分危险了。吃了晚饭，徐海东找到吴焕先，说：“我们能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这条水是个大害。往回走准带尾巴，就是背水作战，搞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吴焕先说：“我对渭水也有考虑。假如遇到敌人，怎么过好？不打死些，也要淹死些。”

　　渡过渭河之后的行动让吴焕先和徐海东思量了一夜。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攻击并占领了秦安县城。

　　得知红军攻击两当县城后一路西进，接着又渡过了渭河开始北上，秦安县县长杨天柱已经有好几天寝食不宁了。他向上级请求派部队前来守城，但是请求没有任何回音。他知道红军一旦攻城定会凶多吉少，于是命令全城三千多家商户百姓将财物粮食设法藏匿，然后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出城躲避。藏匿财物和争相出城的举动持续了好几天，秦安县城终于成了一座空城。上午十点，红军到了，攻击县城的第一枪跟着就打响了。此刻，防守秦安县城的只有县保安队，一共五十四个保安员，除了放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之外，实际守城的只有三十一人。秦安县城是一个大县城，由一座老城和三座边城组成，仅城门就有十二座。每座城门的防守兵力还不足三人。红军的枪声一响，保安队队员立即跑了。红军分三路攀城而上，打死了几个保安队队员后，秦安县城落在了红军手中。杨天柱看见红军来了才跑的，由于过度惊恐，他在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居然说他看见红军官兵“额前系以红花”：先至城下者，约八九百人，均持短枪，并有少数自动步枪、手提机关枪，马数十匹，行动敏捷，剽悍无比，身着蓝衣，两袖围以约五分宽之红布，头戴八角帽，额前系以红花，口音混杂，各省人均有，似南方人最多。陆续至者，有二千人，枪支不全，服装褴褛。”——秦安县县长也许此前从没见过红军，他虽不敢与红军作战，却将红军个个看得十分仔细，只是将红军八角帽上的红星看走了眼。至于县城的丢失，他是这样向上级报告的：“职本与城共存亡之决心，引枪自殉，奈被左右拦阻，不得已率队分头冲出。”

　　红二十五军穿过秦安县城继续向北。一支不知番号的国民党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徐海东被吴焕先叫了去，吴焕先说：“还不作出决定的话，我又得一夜不睡。现在不需要省委开会，咱两个下决心就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接不到中央怎么办？”徐海东说：“能接到最好。接不到咱们就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我们不是不要陕南了，是敌人的封锁和渭河让我们回不去了，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愿意隔开嘛，咱们在哪里都是革命！”吴焕先说：“这个渭水很讨厌，越往下游水越大，根本不能徒涉。我同意你的意见，继续向北，接到中央更好；万一接不到，咱们就朝着陕北走！”

八月十四日，红二十五军逼近了秦安以北七十多公里的静宁县城。部队从县城的西面穿过了西兰公路，很快就越过甘肃省界进入了宁夏，到达了一个叫兴隆的小镇。

　　这里是回民区。许多红军都听说过回民的强悍，历史上远到左宗棠近到冯玉祥都曾兵败于回民。红二十五军领导一致认为，绝不能与回民发生任何冲突。吴焕先集合部队讲了话，要求全体官兵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为此作出了很多规定：绝对不准食用猪


油；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民的经典，回避回族妇女，买卖要公平，甚至还规定即使从井里打水也不准使用自己的水桶。这是一个有数百户人家的小镇，小镇里有一条小街，街南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

　　部队开进的时候，镇子里的回民百姓都躲在屋子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这里休整了三天，由于和回民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官兵们不但没有受到排斥，反而受到了优厚的款待。吴焕先亲自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座谈，讲明红军是北上抗日去，不对回民群众征集粮款，也不拉夫派夫。军领导还吹打着洋鼓洋号去清真寺拜访了当地的阿訇，十二张桌子抬着四块银子、六只肥羊和一块写有“德高望重”的额匾。清真寺的阿訇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还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羊送到军部作为回拜，他们也给红军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劳苦功高”。红军官兵把镇子里的那条小街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二十五军离开的时候，镇子里的百姓都出来欢送红军，小街的两边摆满了香案和点心，并有向导在红军队伍的前边带路。这些向导都是回民自己安排的，而且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红军的队伍每走出数十里，前边的向导一声呼哨，立即就出现了新的向导接着给红军带路。

　　在兴隆镇，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召开会议。与会者综合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和消息，认真分析了主力红军可能的走向，最后一致认为：主力红军如果北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而且必然要跨越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于是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附近牵制敌人，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路，等待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

　　红二十五军官兵认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他们预期的等待时间是半个月。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向东，沿着西兰公路，向卡在公路上的隆德县城扑了过去。

　　隆德县城不但有县保安队防守，而且还驻扎着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第二团一营。红军发起的进攻十分猛烈。红军从北面攻城，县城里的土豪们从南城墙上往外爬，县长林培霖和公安局长温葆鑫混杂其间。林培霖事后对他此番举动的解释是：民众的“扶掖推挽”。占领了德隆县城的红军照例搜缴了县政府的文件，处决了几个被抓获的民团、甲长，张贴了宣传标语和布告，然后迅速撤离了县城。这时，沿着西兰公路，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的七十多辆汽车正从兰州方向增援而来，车上的国民党兵胡乱往天上发射信号弹用以壮胆。红军官兵中不少人第一次见到信号弹，都很惊奇地朝天上看着。

　　从隆德县城撤离的红二十五军，连夜翻越六盘山，接近了平凉县城。

　　红二十五军始终沿着西兰公路不断袭击县城的行动是危险的。

　　红军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实力，每到一处便大量地张贴标语和布告，几乎是在故意告诉敌人他们在哪里和将要干什么。红二十五军希望向他们围过来的敌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牵制敌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一反常规的举动是危险的，特别是他们的兵力和火力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的因素在逐渐积累，如果他们还不迅速离开西兰公路，待敌人大批增援部队一旦到位，残酷的战斗就会来临。

　　接近平凉的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防区。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这支部队是以凶悍著称的“马家军”中的一支。八月十八日，马鸿宾在他设在平凉城内的师指挥部，得知了红二十五军已经接近的消息，当时平凉城里的守军仅仅有第一０四旅二０八团的一个营。为了平凉的安全，他立即命令驻扎在平凉以北固原的第一０五旅副旅长马应图率该旅的两个步兵营、两个迫击炮连增援，同时抽调二０五团的一个营也归马应图指挥。之后，马鸿宾又命令驻扎在西峰镇的骑兵团一营副营长卡得云率部向平凉靠近。

　　向平凉增援的马应图率领两个步兵营到达瓦亭的时候，与红二十五军遭遇。红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马应图部逐渐处于不利地位。这时，卡得云的骑兵营赶到了，战斗骤然激烈起来。红军官兵顽强防守着几个重要的高地，战斗虽然短暂，但是双方都损失很大，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团长阵亡，而马应图部也伤亡十余人，卡得云的骑兵营两人负伤、五人被俘。被俘的五名士兵很快就被红军释放了，释放回来的士兵都说红军好，因为红军说话和气，还给他们鸡肉吃。

　　红二十五军继续向平凉逼近。在占领了西兰公路上一个叫三关口的要点后，红军切断了公路，使平凉城的对外联络中断。

　　为了打通去平凉的通道，马应图决定强行闯过三关口，以便迅速增援平凉。当两个步兵营营长王凤云和白效禹显出惧怕情绪的时候，骑兵一营副营长卡得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险闯关。凌晨，在步兵的掩护下，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向红二十五军防守的三关口猛烈冲击，已经决定放弃威胁平凉的红军仅仅留下了一个排边阻击边撤退，因此卡得云的骑兵营得以顺利地冲过了三关口。

平凉城里的马鸿宾一见到卡得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向卡得云询问红军的情况。卡得云说，红军身体都很瘦小，而且很多是小孩子，并不可怕。卡得云的描述加上他顺利闯关的事实，使马鸿宾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他认为瓦亭遭遇战的损失完全使马应图怯战的缘故，第三十五师只要主动扑上去就能把红军吃掉。马鸿宾当即命令骑兵团和第一０四旅的二０八团迅速向泾川县城集中，准备竭尽全力把红二十五军逐出他的陇东防区。同时，根据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东去白水镇的动向，马鸿宾命令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迅速追击，命令炮兵集


中火力向运移动中的红军轰击。

　　八月二十日，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城东面的四十里铺到达了白水镇附近。马鸿宾得知消息后，命令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马钟选率领辎重营东出平凉城追击。部队出发后，决心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马鸿宾在第一０四旅旅长马献文的陪同下，带领二十多名警卫员和传令兵也跟随出击到达了四十里铺。在这里，马鸿宾见到了马应图，他立即拉下脸来质问他在瓦亭为什么怯战；马鸿宾身后的马献文也帮腔说怎么连娃娃兵都不敢打。马应图回敬马献图道：“你站在后头好说话。你们敢打就上去吧！”说完掉头走了。

　　这时，乘坐卡车前进的辎重营到了，车上坐着该营的一百多名枪手。马鸿宾让枪手们下来步行，然后自己和马献文、警卫员、传令兵一起爬上了汽车。马鸿宾命令汽车往东追击。马献文提醒马鸿宾，卡得云的骑兵营还在后面，是不是再等一等。胆子大了的马鸿宾没有搭理马献文，一个劲儿地催促汽车快开。

　　下大雨了。

　　陇东地区很少下雨，即使下雨也没大雨，而这天下的却是罕见的暴雨，这场暴雨竟然持续了两天。

　　红二十五军即将遭遇的巨大创伤与这场罕见的暴雨密切相关。

　　下午六时，马鸿宾乘坐的汽车顺着西兰公路到达了马莲铺，汽车在村西口停了下来。

　　山野在大雨中一片迷蒙。

　　突然，前方传来了剧烈的枪声。

　　马应图一听就知道这是红军的枪声。他不能在马鸿宾面前再怯战了，于是打马向前奔去。

　　在马莲铺东面的打虎沟，红二十五军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位置，机枪阵地开设在了山顶上的一座小庙里。急需洗刷怯战罪名的马应图严令他的三个步兵营立即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猛攻。在正面反复攻击始终没有得手后，他又派出两个连迂回到打虎沟的西面往山上爬。国民党兵快要爬到山顶小庙时，红军的机枪子弹穿过雨雾射来，马应图的两个连顿时伤亡惨重。瓢泼大雨中，红军官兵趁势冲出了阻击阵地，军号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与大雨倾泻的声音混杂在一起，马应图的三个步兵营顿时陷入了混乱，官兵们开始疯狂溃逃。红军很快了冲上了公路，马应图身边的卫队瞬间跑了个精光。马应图不敢骑马，跌跌撞撞地在泥水中跑进了公路边的一间民居里藏了起来。

　　在马莲铺村西口的马鸿宾不知道前面的战斗进行得如何，只听见枪声越来越激烈。已经认定红军是群娃娃的马鸿宾让马献文留在原地，自己则带着他的六个儿子马定国和几个警卫员拍马向战场方向冲了过去。刚冲到村东口，迎面就遭到了手榴弹的袭击，马鸿宾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发生了误会，但是很快就明白朝他冲过来的是红军。马鸿宾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命令身边的卫兵进行抵抗。在警卫人员抵抗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六儿子跳下马，爬进了公路边的一个院子里。红军隔着院墙往里面扔手榴弹，并且把院子团团围住了。

　　就在这时，卡得云的骑兵一营和辎重营的一百多枪手赶到了战场。卡得云率领骑兵拼死向包围院子的红军冲击，同时命令士兵用刺刀在院墙上挖洞。经过反复的冲杀，红军撤退了。险些成了俘虏的马鸿宾被卡得云的骑兵连拖带拉才出了那座破败的院子。

　　接近午夜的时候，第三十五师的炮兵营赶来增援。

　　红二十五军的攻击停止了。

　　大雨依旧下。

　　受到惊吓的马鸿宾甚至都不敢回马莲铺了，师部就在村外一片黑乎乎的树林里休息。大雨把所有人的衣服全浇透了，马鸿宾浑身发抖，一个劲儿地说：“太厉害！太厉害！”

　　平静了之后，马鸿宾首先想起来的是：怎么在战场上还是没见着那个该死的马应图？于是命令去找马应图。卡得云在黑暗的大雨四处叫喊，就是没有人答应。其实马应图听见了，但是他怕卡得云被红军捉住，喊话引诱他出来，所以一直不敢应声。卡得云喊了很久，马应图才从他躲藏的那间民房里悄悄爬出来。大雨倾盆，他竟然不知道红军已经撤了。见到了马鸿宾，马应图连哭带闹地说：“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让我当副旅长，什么副旅长，只有三个营，还指挥不动，身边连个护身的卫兵连都没有！你说红军尽是些娃娃，还让我活捉他们，你现在干脆杀了我吧！”

　　马鸿宾说：“你把三个营都丢了，我不问你罪，你到倒打一耙！”

　　第二天，马鸿宾回到平凉城里，立即给马应图记了一大过。

　　经历了激烈战斗的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沿着西兰公路向东。

　　连日的暴雨使公路北侧的泾河河水猛涨，部队要渡过泾河几乎是不可能了；而公路的南面是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台地，回旋的余地很小。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的支流汭河，佯攻灵台县城摆出进入陕西的态势，而实际部队回击崇信县城，坚持切断西兰公路，顺着公路再往回走，继续探听中央的消息，并随时等待主力红军。
大雨仍未停止。

　　红二十五军离开白水镇向东，在王村附近翻越王母宫塬，然后徒涉汭河。

　　部队渡到一半的时候，这条平时并不湍急的河流河水迅速上涨。




　　山洪暴发了。

　　正在渡河的官兵立即被突然而至的洪水卷走。

　　先头部队二二五团基本渡河完毕。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已经在汭河南岸了，他们在大雨中开辟了阵地，准备掩护二二三团、军部机关和军直属队渡河。

　　突然暴涨的洪水令两岸的红军顿时焦急起来。

　　军事常识是：一支部队在渡江河时，被天然的河流截成两半，这正是这支部队最脆弱和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遭遇敌人袭击，就是中国兵法上所说的“半渡而击”了——半渡而击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跟随先头部队渡过了汭河的吴焕先已经强烈地意识到部队处在危险中了。

　　被隔在汭河北岸的徐海东在大雨中来回走着，他始终没有离开河边，希望看见疯狂上涨的河水在某个时刻会突然平静下来。

　　没能过河的二二三团在塬上展开了警戒，军部机关、大量驮着物资的骡马、行李担子、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跟随医院行军的伤病员，此刻都混乱地拥挤在大雨中的北岸。

　　吴焕先的军衣湿淋淋地裹在他细瘦的身体上。

　　二二三团必须赶快渡河！

　　下午，枪声响了。

　　在大雨中向红二十五军冲来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０四旅的二０八团。先头部队是骑兵，后面紧跟着步兵。

　　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讲，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奉命到达了泾川县城。骑兵团团长马培清不愿意继续追击了，因为一方面骑兵团在大雨中行军已经十分辛苦，另一方面他已经得知了在马莲铺战斗中马应图旅的不幸遭遇。但是，师长马鸿宾的命令到了，命令要求他立即出发追击红军，并说红军都是些娃娃和女兵，如果让红军跑了唯骑兵团是问。同时，调步兵二０八团和二一０团三营归骑兵团指挥。下午，马培清把二０八团团长马开基请来商量，开口就说红军不是那么好打的，这次一定要稳扎稳打，不可轻易出击。谁知，马开基团长当场就顶了马培清一句：“怕死你就别带兵打仗！”原来，泾川是马开基的防区，马培清的骑兵团是奉命到他的防区来增援的，理应接受他的指挥，可是马鸿宾师长竟然命令他接受骑兵团的指挥，这让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商量没能进行下去，因此也就没有战斗部署。马开基命令他的副团长张海禄留下来坚守泾川县城，自己带着步兵一营、二营的各两个连和团直属队，还向马培清要了一个排的骑兵，冒着大雨出发了。马开基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通知奉马鸿宾之命前来参加追击的二一０团三营。在他出发后，二一０团三营营长马维麟自动担负起了县城的防守任务。而马培清不愿意跟着马开基走，又不能不出击，于是率领着他的骑兵团向南出发了，说是去迂回红军的侧翼。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马开基的部队到达王母宫塬。发现塬上已经被红军占领，但是汭河边正聚集着大量的红军。马开基意识到这是突然出击的大好时机。身边的军官说，天下大雨，不利于战斗，不如先建立阵地再说。马开基还是那句话：“怕死别打仗！”然后命令部队立即向汭河北岸的红军发动攻击。

　　红二十五军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

　　首先接敌的是二二三团三营。三营利用塬上一个小村庄的房屋、土墙和窑洞，与最先冲击来的敌人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他们分散成班和排，一波接一波地轮流向前顶，那些被红军被砍断了腿的战马在大雨中嘶鸣着。二二三团机枪连连长戴德归率领几个战士抬着一挺重机枪就上了一孔窑洞的顶部，用猛烈的扫射压住了敌人冲击的势头。这时，渡过河去的二二五团无法回援，战斗力较弱的军机关和后勤人员被迫开始在上涨的河水中拼命渡河，形势危在旦夕。

　　军政委吴焕先在枪声响起的那个瞬间，纵身扑进了水流湍急的汭河中，奋力往敌人发起冲击的北岸游来。汹涌的河水将他冲出了很远，他上岸后拼命朝渡口的方向猛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把敌人顶住”。徐海东也迎着吴焕先跑去，两人紧急商量了一下，就一起向三营所在的塬上跑，那里现在是整个北岸战斗的最前沿。徐海东的腿受过四次伤，跑起来跟不上吴焕先，吴焕先在剧烈的喘息中回头对徐海东说了句：“来呀，咱俩比赛！”

　　吴焕先冲到了塬上，立即组织军部交通队和军校学员直接插向敌人的侧后。他跑在这支队伍的最前边，边冲边喊：“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

　　二二三团一营、二营冒着横飞的子弹，迅速占领了塬上的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动了进攻。

　　敌人的冲击受到两翼的压力，力度和速度缓慢了下来。

　　在双方接触的前沿，仍听得见肉搏战的厮杀声。

　　红二十五军绝不能让敌人拖延在这里直至消耗殆尽。

　　吴焕先一声呐喊，红军官兵开始了反击，他们必须把这股敌人打跑。

　　跟随着吴焕先冲击的交通队的战士看见他们的军政委在大雨中直起了细瘦的身体，回过头来对他们喊了一句“冲啊！”，然后，那个细瘦的身体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大雨中。

敌人的数粒子弹射中了二十八岁的红军军政委吴焕先的胸口。

　　吴焕先，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他留下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创建了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任政委。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官兵来说，无论进行的是多么残酷的战斗，只要吴焕先在前面大刀一挥，他们就会拼死争相跟随。




　　红军官兵的怒火喷发了。

　　他们向敌人迎面扑去。他们愿意跟随他们的军政委去死。

　　国民党军二０八团官兵几乎无一漏网全部被红军压在一条烂泥沟里。

　　这条烂泥沟最终成了国民党军二０八团的坟墓。

　　红军官兵往沟里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最后扑进去，用大刀砍，用拳头打。敌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红军干部在一边喊：红军优待俘虏！把他们押出来！但是，红军官兵仍继续射击、砍杀、撕咬。

　　二二三团二营通信班班长周世宗看见一个似乎是敌人指挥官的人要骑马逃跑，于是他开枪了。他连续开了四枪，把那个军官的马打伤了。马停止不动了，他跑上前去，命令马背上的那个军官下马投降，但那个军官不肯。于是，周世宗朝着他再次连续开枪，直到他重重地跌下马来。

　　团长张绍东跑过来说：“立功了！奖励大洋三块！”

　　被红军通信班长周世宗打死的军官，就是声称“怕死就别打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０四旅二０八团团长马开基。

　　但是，无论消灭了多少敌人，都不能让红二十五军官兵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副军长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一口好棺材。”

　　天黑下来的时候，先是大雨停了，接着汭河河水开始回落。

　　徐海东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汭河。宣传队队员们到处寻找棺材，最后把当地大地主郑庭顺家的一口还没上漆的柏木棺材抬来了。吴焕先穿上了他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旧呢子大衣，被安葬在汭河北岸宝盒山的山脚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泾川地区，沿着西兰公继续向南，逼近了崇信县城。

　　惨烈的王母宫塬之战使国民党军暂时不敢靠近红二十五军了。为了继续钳制敌人，红二十五军开始在崇信、灵台地域长久地徘徊转战。他们每天都派出大量的侦察员四处打探主力红军的消息，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这时，由兰州方向增援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也开始向崇信方向靠近，从陕甘方向调来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已经向北推进到陇县，而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逼近了距离崇信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华亭。红二十五军已经处在被四面包围的境地。

　　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

　　这种没有后方的游动和作战，会使部队的战斗力逐渐消耗。

　　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下了决心：不再等待了主力红军了。离开西兰公路，直接往北去寻找陕北红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晚，红二十五军自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离开了西兰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

　　渡过了泾河，昼夜兼程前进的红二十五军依旧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追击着。九月三日，红军渡过马莲河到达了合水县的板桥镇。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紧随红军也到了。为了使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前去包围合水县城，命二二五团为后卫掩护军部机关。二二五团在板桥镇内短暂休息后，凌晨四时部队准备出发。可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骑兵来了，立即与二二五团的后卫部队三营交了火。

　　突然攻击三营的是第三十五师马培清的骑兵团。这个团在王母宫塬战斗后一直尾随着红二十五军。追到泾川与合水之间的西峰镇时，团长马培清接到了师长马鸿宾的电话。马鸿宾在电话里命令骑兵团要与红军“好好打上一仗”，并把二一０团也调来归马培清指挥了。马培清知道马开基的二０八团是怎么覆没的，为了避免与红军硬拼，为了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对马鸿宾说自己一个人怕是指挥不了六个营，要求派第一０四旅旅长马献文来西峰镇。马鸿宾说：“红军现在很容易捉，你就不要推辞了！”

　　马培清对骑兵团下达的作战原则是：采取守势，谨慎出击。在从西峰镇到合水县的路上，骑兵团两次和红军接触，都采取了这个策略，因此部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马鸿宾的电话又打来了。说他看出来了，马培清在消极作战，如果贻误大局，军法从事。这一下，过了马莲河后，骑兵团的追击速度加快了。

　　九月四日凌晨，黎明前天色漆黑，马培清的先头部队一头进入了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的阻击阵地中。

　　二二五团三营和多达六个营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对于红军官兵来讲，马鸿宾的骑兵是很强硬的对手。当这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国民党兵呐喊着冲过来的时候，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显出将要顶不住的迹象。前去包围合水县城的徐海东听见板桥镇方向响起了枪声，立即返了回来，发现二二五团参谋长戴季英还在军部机关的队列面前讲话，据说他已经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了。徐海东立即率二二五团二营投入了战斗，以掩护三营突围。但是敌人的兵力过于强大，连同徐海东在内，二二五团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马培清似乎看出了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动摇，他命令骑兵团一、三两个营从正面冲击，两个步兵营从右翼包抄，自己则率领一个骑兵营向左翼插了过去。骑兵的冲击给红军的阻击阵地带来了很大的混乱，阵地被突破时，红军官兵出现了很大的伤亡。危急时刻，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率领部队迅速占领了左翼的一座山头，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率部冲出了重围。




　　刘震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着徐海东。吴焕先政委刚刚牺牲，红二十五军绝不能再失去徐海东。在望远镜里，刘震发现了徐海东的身影，他骑在一匹白马上，白马正沿着一道土梁奔跑，敌人的骑兵已经距离他只有几十米了。刘震立刻命令所有的机枪向敌人的骑兵扫射。

　　已经认出白马上的人就是徐海东，骑兵团长马培清顿时兴奋起来，因为蒋委员长悬赏的“徐匪”价格是十万大洋。马培清的副官马长清却极端懊悔起来，因为徐海东是从他的眼皮底下跑过去的。那一刻，他看见一匹白马跑到了他的跟前，马上的人一身蓝衣没有拿枪，马培清以为是位师爷，慌忙中还敬了个礼。白马跑远的时候，马长清才回过神来，他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骑兵去追。跑得最快的两名骑兵追上了在徐海东后面掩护的警卫员，他们把这个小红军拉下了马，接着，两个国民党兵为了谁占有小红军身上的驳壳枪争执起来。徐海东继续纵马飞奔，白马绕过了一片高粱地，等马培清的骑兵追上来时，高粱地里突然飞出了一片密集的子弹。

　　这是红二十五军结束辗转中的游移作战的最后一战。

　　红二十五军依然没有间断行军，直至跨过陕甘边界。在接近洛河的时候，部队遇到了几百头羊迎面而来。饥饿的红军把羊群拦了下来，后面赶羊的人急忙走上前来，拿出了国民党的护照，说他们是做生意的，于是红军官兵说必须要没收这些羊。赶羊的人赶紧问：“你们是红军吧？”当听到确实是红军的部队时，他们又拿出了苏维埃政府的证明，说这些羊都是苏区的羊，准备赶到白区卖了之后买布的。红二十五军的供给干部问这些羊要卖多少钱，赶羊人说最少要四百二十块，于是供给干部给了他们五百块大洋，赶羊人丢下羊兴高采烈地走了。几百只羊，让红二十五军所有官兵都扎扎实实地吃饱了。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了他们单独军事转移的终点——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了——《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波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

长征 十
甘孜，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上层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红四


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里的司号长，因为那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年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他的军政委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红军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工农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甘孜，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上层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红四


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里的司号长，因为那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年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他的军政委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红军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工农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由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由云南进入四川后，分兵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部署发布了：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 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烟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的时候，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座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通过藏族向导的解释，牧民们知道了停在河边的红军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特别感兴趣。红军出的价钱绝对公平，付钱时不欠分文。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红军都接受。骑兵师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在到达阿坝之前，又筹集到三千头牛羊和五万多斤粮食。

　　尽管对于长途行军的数万红军来说，这些食物可谓杯水车薪，但是终究能给后续部队的


官兵带来极大的希望。

　　半个月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相继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九十一师十六岁的小红军谭清林是“打旗兵”。打旗兵要举着红旗走在连队的最前面，因此谭清林特别留心先头部队留在草地上的毛绒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地延伸到草地深处的绳子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掉到泥潭里去。但是，沼泽中的草墩子往往踩上去就会沉下去一截，接着黑水就泛了上来，谭清林脚下的毛绒绳几次都差点没在黑水里。进入大草地的第四天，一场冰雹过后天降大雪，官兵们只有躲在用手撑起的被单下。雪停了，打旗兵伸出头来先看绳子，却发现绳子不见了！连长命令全连排成一路横队，一个草墩一个草墩地寻找。谭清林急得掉了眼泪，四野茫茫，他的红旗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没能找到毛绒绳，只好原地等待后续部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全连只有谭清林还剩最后一碗炒面，他这碗炒面到在炊事班的大锅里，用水搅拌得稀稀的，让全连官兵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后续部队仍不见踪影，这支掉了队的连队必须走了，因为再等只能全都死在这里。谭清林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眼前的草墩一晃，人跟着就栽进了泥潭里。身后的卫生员赶快用一根木棍拉他，可是没有把他拉出来，自己也差点陷进去。后面的官兵看见前面的红旗没了，赶了上来。一个大个子战士把自己的被子铺在草地上，再取下身上的两支步枪，十字交叉地横在被子上，然后几个人趴在被子上一起拉，终于把小红军谭清林拉了出来。队伍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条河边，暴雨使河水涨得很高，先头部队在河上拉了一根铁丝。谭清林下了河，拉着铁丝往前游，游到河中央的时候，铁丝断了，他抱着红旗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连长骑上一匹马，跟着河里的红旗追，然后连人带马冲进河里，让谭清林抓住马尾巴。连长拼命打马朝河岸冲。“别松手！坚持住！”官兵们都在岸边喊。喝了一肚子水的谭清林上岸后，呕吐了一会儿，接着，红旗又湿淋淋地竖在队伍前面了。晚上的时候，官兵们围着一堆火，用茶缸煮水喝。一个战士从衣服深处像摸宝一样摸出一小块干姜，抠下一些姜末放在了谭清林的茶缸里：“喝吧，喝了姜水打旗有力气。”喝了热姜水，疲惫的打旗兵和卫生员挤在一起睡了。第二天天亮时谭清林怎么也起不来，身子与地面冻在一起了。连长使劲地摇晃他，把他拉了起来；他回过身去拉卫生员，卫生员一动不动，仔细看，和谭清林年纪差不多的卫生员已经死了，身体和结着薄冰的大草地一样冰冷。连队继续出发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落在了后面，他们还在宿营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推这个喊喊那个，他们总觉那些官兵没有死，只是太累了，睡得很深。这个连队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不足二十人。

　　七月七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

　　贺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但是部队出发不久遇到危机还是令他吃惊不小。由于奉命跟随红四方面军前进，他们严格地走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这样一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宿营地可以筹集到的粮食已经全部被前面的大部队筹走了。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前面大部队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全部被收容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队伍中，人员的增多使粮食危机更加紧迫，部队很快就出现了因冻饿而减员的现象。贺龙给各师都下了命令：“不管多么难，都不许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抬着他们走！”贺龙把自己剩的一点炒面给了身负重伤的警卫连连长朱声达。他命令成立一个由党员组成的“试吃组”，尝试着吃各种野草，然后把不会引起中毒的野草挑选出来，仅这个工作就牺牲了不少党员。胡子已经长得像乱草的贺龙心急如焚，因为这些红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贺龙把一个倒在路边的战士扶上了自己的马，然后对警卫员说：“把他送倒军医院去，不许半路让他死了，让军部给我打个收条回来！”松潘大草地上，那些倒下的红军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索性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收容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他们扒开每个人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可是他们看见的更多的是已经冰冷的尸体。

　　由于是后卫部队，红二方面军不断遭到藏族土司武装的袭击。开始的时候，没有与骑兵作战经验的红军伤亡很大，他们没有力气抵挡旋风一样冲过来的马和从马上劈下来的锋利的刀。但是，后来红军还是摸索出了办法，比如坐在地上背靠背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射击。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方面军总部宿营地。七百多敌人的骑兵从一座小山丘的背后突然冲了出来，担任警卫的特务连人少力单，附近的二八八团听倒枪声立即赶来增援。这时候，贺龙正在一个小水洼旁钓鱼。红军过了嘎曲河以后，草地里的小水洼很多，贺龙号召大家钓鱼以补充食物。这里是藏区，藏民不吃鱼，因此鱼很多。敌人的子弹从贺龙的头顶上飞过，警卫员跑过来让他隐蔽，贺龙一动不动，直到把一条大鱼拉上岸才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贺龙赶回来，看见二八八团一营营长正命令战士们坐下来围拢成一个圆阵，这给土司的骑兵造成了红军投降的假象，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冲了过来，红军的枪一齐响了。贺龙对一营营长说：“打得很好！把这个办法通报给全军！”

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提出了“交公粮”的建议。所谓“交公粮”，就是大家把携带的干粮或者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平均分配。张振坤向红军官兵强调的理由是：“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这是草地中最艰苦的时刻，身边随时都有人倒下去，一粒粮食比金子都宝贵。张振坤在地上铺了块雨布，首先把自己的干粮全倒在了上面，红军官兵们都跟着他这样做了。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每个官兵都分到了一份。分配的时候，张振坤听见有战士说：“要是能抽上口烟，就不会感到


那么饿啦。”张振坤放下小碗就骑马走了，一会儿他带回来一小袋子烟叶，说：“这是贺老总交的‘公粮’，他的烟我要来了一大半。”三十八岁的红军师长张振坤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饶集中营。

　　六师是红二方面军的后卫，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红军穿越松潘大草地的最后一支队伍——当六师走出草地的时候，他们从这片苍茫荒凉的土地上带走了最后一个关于生命的不朽故事。六师在甘孜筹粮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于是每人只带了仅够两天的干粮。进入松潘大草地后，六师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因为他们必须收容前面所有的掉队人员和伤病员。每到部队宿营的时候，师长贺炳炎都要带着马匹返回去接应再次掉队的官兵。他把躺在地上的战士拉起来，扶上自己的马，然后用一只胳膊拉着马缰绳在前边引路。贺炳炎边走边说：“小鬼！坚持一下，出了草地，就有村子了，咱们搞饭吃，吃它个够！”尽管许多人倒下了，但是在松潘大草地上，红军的队伍逶迤不断，一直向北。

　　八月九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接近了天堑腊子口。

　　在腊子口防守的是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的一个营。从防御兵力上看，去年鲁大昌将两个旅放在了这里，而攻击的红军仅仅是一个团；而现在，鲁大昌仅仅放了一个营，而攻击的红军却是整整一个师。战斗并不激烈，八十八师就把鲁大昌的这个营一直赶回了岷县县城——鲁大昌轻易放弃腊子口的举动，引起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警觉。

　　但是，毕竟这里是天堑，关口狭窄险要，两侧壁立万仞，去年红一方面军通过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曾说：这里只要放上一挺机枪，就会叫红军付出巨大牺牲。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负责护送方面军五百多名伤病员通过隘口。

　　袭击红军伤病员的不是鲁大昌的部队，而是藏族土司的骑兵。

　　骑兵突然出现，马蹄如风，一路砍杀了过来。

　　那时，红军伤病员们正在通过腊子口中的那座小木桥。

　　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边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一个排在伤病员的两侧掩护。副连长谭怀明带剩余的战士迎击土司的骑兵。

　　谭怀明是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背着钢刀，举着步枪，面对即将冲到跟前的敌人，脸色由于紧张和冲动而涨得通红。她对战士们说：“现在伤病员们正在过桥，咱们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一个敌人接近！”

　　土司的骑兵也看清楚了阻挡在他们的马蹄前的是一群女子。

　　狂暴的马队一下子就冲乱了妇女连的阻击线。

　　枪声、砍杀声和咒骂声顿时混杂在一起。由于敌人骑在马上，年轻的女红军都站立着射击。那些被击中的骑兵纷纷落马，女红军的大刀接着就砍了下去。受伤的马匹恐惧地嘶鸣着，在狭窄的山谷中狂奔，而剽悍的土司骑兵和身体单薄的红军女战士扭打成一团。双方都使用了大刀，土司骑兵的马刀刀面窄而长，砍下去女红军血肉飞溅；女红军的刀宽而厚重，砍下去敌人血肉模糊。谭怀明的额头被砍出了一道口子，她柔软的皮肤使伤口即刻翻卷起来，血一下子汹涌而出。那把马刀在她眼前寒光一闪之后，她的大刀也砍了下去，土司的骑兵栽倒了。混战进行到最残酷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赶过来了。连长向翠华很快就牺牲了，敌人从她的身后袭来，马刀砍在了她的头上，向翠花的黑发混在鲜红的血沫里飞扬起来，然后飘落在布满尸体的战场上。指导员刘桂兰也倒在了血泊中。最后的时刻，满脸鲜血的谭怀明喊着：“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杀死他们呀！”谭怀明成了土司骑兵攻击的主要目标，她被几名骑兵死死围住，前胸、肩膀都已被砍伤，最后，两把马刀斜着劈下来，她的左肋被砍断了。生在江南的女红军谭怀明倒在了中国西北苍凉的大山里，两眼直直地望向腊子口上那一线淡青色的天空。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全连近百名官兵，七十多人阵亡于腊子口。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后，相继占领了大草滩和哈达铺，击溃了鲁大昌部三个团的阻击，扫清了岷县外围据点，包围了岷县县城。

　　方面军领导的警觉得到了证实：鲁大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岷县县城。

　　九月十四日晚六时，狂风暴雨，红军开始对岷县县城以及外围要地二郎山同时发动了攻击。整整一个晚上，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反复攻击二郎山阵地。防守山顶大碉堡的王咸一的一个团几乎伤亡殆尽。天蒙蒙亮的时候，碉堡里只剩下一个排的官兵在苦撑着，已经没有弹药了。红军利用云梯攀上大碉堡，在碉堡的顶上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眼看着碉堡即将陷落，鲁大昌派来的蒋汉城旅到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杨伯达营，全营每人手持两把驳壳枪，左右射击，火力猛烈，从山脚一直冲到碉堡下面。最后红军退去。


　鲁大昌分析了战场形势，感到问题严重了：二郎山需要继续增加兵力，但是他的新编十四师已经无兵可调。他立即给兰州绥靖公署打电报请求增援。鲁大昌的电报发出后不久，蒋介石亲自回电了：“已派队应援并补给，希督励所部杀贼，勇建殊勋。”——鲁大昌受宠若惊，立即上街去巡查城防。

　　但是到了傍晚，还是昨天的那个时辰，狂风又起，红军以主力攻击二郎山，以另一部攻


击岷县县城，致使鲁大昌的部队终“不能彼此兼顾”。午夜十二时，二郎山阵地被红军突破。鲁大昌焦急万分，命令梁应奎和蒋汉城的两个旅立即组织敢死队，由两个旅长亲自率领，由县城的小南门冲出去，直奔距离城门一公里的二郎山阻击阵地，同时命令迫击炮和机枪集中火力掩护。凌晨四点，消息传来，二郎山阵地保住了，但是官兵伤亡巨大，九个步兵连中的七个连长生死不明，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了四百人。而在二郎山阵地前的战壕里，红军官兵的尸体已有千余。

　　十六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往岷县县城内空投了大量的子弹、炮弹和粮食，但是在晚上的战斗中，红军的攻势更加凶猛，整整一夜轮番进攻，不曾有过一刻停止。鲁大昌的二郎山阵地虽没丢失，但是与县城的联络中断了。十七日清晨，红军的一部开始攻进县城南关，鲁大昌命令城墙上的两个团用机枪掩护，动用预备队进行反击，双方在南关的街巷中用大刀、刺刀和手榴弹战斗。两个小时后，红军撤走了。为了防止红军再度攻进城，鲁大昌下令把南关一带的民房全部拆除，限居民五个小时内一律搬走。同时还决定，放弃岷县外的一切阵地，死守二郎山和县城。最后鲁大昌把开战以来唯一允许军民通行的北门也彻底封闭了，“以示全城军民破釜沉舟之决心” 。这一天，鲁大昌还发放了赏金：“以团为单位，凡能固守二郎山三天三夜者，各赏现洋四千元。”

　　但是，到了十八日凌晨的时候，县城的东、西城门都出现了危机，红军的攻击部队已经逐步逼近。

　　蒋介石再一次亲自致电鲁大昌：“该师应鼓励士气，凭城固守。中正已派飞机三架，增援接济，望勿顾虑。”

　　鲁大昌接到侦察情报，说红军正在城外广泛征集木头、柴草、木板，制造攻城的云梯，扬言“不把县城攻破决不罢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红军动用了一百多架云梯，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攻城。红军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三天，双方在城墙两侧形成了残酷持久的拉锯战。

　　红四方面军攻击岷县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于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的抗日目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需要极大智慧的政治抉择。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提议“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部队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三支主力部队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后，朱德和陈昌浩都认为大军不能久留这里，必须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去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是张国焘反对，他说红军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张国焘为此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他主张的两个方案：一是往西进入青海、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后再回来；一是往东南，向川陕豫发展，也就是回到红四方面军原来的老根据地去。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向西的行动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至于往东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进攻的方向，这只能在与南京方面谈判彻底破裂之后才能考虑。




　　北上，与中央的会合近在眼前，张国焘对其政治前途的担忧也达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极限。当得知红一方面军为了确保陕北根据地，只有一个师南下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时，张国焘突然觉得转机出现了：原定计划是红一方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北上，共同对胡宗南进行夹击，而现在红四方面军要单独与胡宗南作战了。于是，张国焘决定将北上静宁、会宁的计划改为西渡黄河。

　　静宁、会宁均位于甘肃北部，从那里再向北就进入宁夏了。

　　而西渡黄河将进入人烟稀少的青海，再往西就是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了。

　　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一旦西渡黄河，对于已经东出甘南的红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将即刻失去侧翼与身后的策应。二十五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甘泗淇、王震、陈伯钧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关于目前的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人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红二方面军请求红四方面军暂时不要立即西渡黄河：“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制定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致电：“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而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行动。一、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紧接着，向西探路的先头部队派人回来报告说：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怕是异常艰险。

　　张国焘终于知道大势已去。

　　九月二十九日，朱德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五路纵队，由甘南向北面的通渭、庄浪、会宁和静宁前进。第一纵队的第四军是先头部队，他们刚刚到达通渭县城，胡宗南的部队就追了上来，鲁大昌和毛炳文的两个师也从兰州方向压来。为了避免敌人纠缠，尽快地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第四军一个昼夜急行军二百三十里。北上沿途全是黄土山坡，村庄极其罕见。在连续的行军中，官兵在忍受极度疲惫的同时，还要忍受严重的缺水。出发第三天的时候，红军官兵终于看见了一个小茅屋，只有一个老婆婆住在里面。经过官兵们的解释，老婆婆把她积攒下的半桶浑浊的雨水和一小罐蜂蜜送给了红军。官兵们每人喝了一小口，然后把蜂蜜和剩下的水混在一起全部给了伤员。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十师在会宁附近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会合了。在那个秋日晴朗的天空下，最先拥抱在一起的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和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庚。

　　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占领通渭，使红军总司令部顺利地通过西兰公路。十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到达了会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中国西北部偏僻的会宁小城一下子成了红军之城。满城的红军无不兴高采烈，来来往往的任何一个红军，无论过去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如久别重逢的兄弟。晚上红四方面军十师和红一方面军一师聚集在县城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的红军官兵激动万分的时刻。尽管官兵们并不清楚中国红军的会合经历了多少曲折与艰难，但是他们知道中国红军主力一旦会合在一起未来就会无比光明。

　　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于会宁城的时候，红二方面军正在北渡渭河。

　　在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后，红二方面军开始突围北进。

　　红二方面军单独突围北进，被贺龙称视为“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敌人大军夹击而来，残酷的战斗不可避免。第三十二军在成县阻击王钧部。敌军火力强劲，阻击阵地很快告急。为了把敌人的攻击遏制住，掩护大部队突围，四师十二团和六师十八团奉命增援。两个团到达战场即投入了战斗。十八团在团长成本新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击，但是敌人的炮火十分密集，在十八团的冲击道路上打出了一片火海。十八团新任政委周盛宏被爆炸的气浪抛出去一丈多远而阵亡，团长成本新再次负伤。敌人越打越多，从红军的阵地上看下去密密麻麻，而十八团的伤亡越来越大，但是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十八团就是不退半步。最后时刻是已经分不清敌我的肉搏战。十八团二营十五名干部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三营全连一百多人仅剩下几个人。


红二方面军担任突围后卫的是由师长张辉和政委晏福生率领的十六师。部队出发没多久师长张辉就牺牲了。到达盐关镇时，十六师再次与胡宗南的部队遭遇。为了掩护主力北进，十六师在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誓死不退，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正指挥着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转移。红军的顽强和敌人的疲惫使战斗最终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十六师参谋长杨旻和政治部主任刘礼年先后负伤。师政委晏福生一个人指挥部队开始突围，一颗炮弹呼啸而至，落在晏福生的身边爆炸了，断了一条胳膊的晏福生倒在地


上，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电报密码本，对警卫员说：“你负责把这个带出去。”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驳壳枪给了另外一个战士：“这枪很好使，你带上！”然后，晏福生严厉命令他身边的官兵赶快突围。警卫员和战士们不肯走，晏福生喊道：“你们好胳膊好腿，革命需要！把我的枪给我，谁不走我就枪毙了谁！”官兵们把昏迷的晏福生藏在灌木中，走了。

　　前边就是渭河。

　　连日的大雨使渭河河水猛涨。红二方面军两翼没有掩护，前面也没有接应，岸边找到的船只根本不够，官兵们就往汹涌的河水中跳，不少人瞬间就被河水卷走了。更严重的是，两个旅的敌人已经包围上来。过了河的红军官兵上了岸就开始阻击，仍没过河的一边向河边撤，一边回击追击的敌人。整个部队被牵制在渭河两岸，掩护、抢渡、阻击同时进行着，部队出现巨大的伤亡。

　　渡过了渭河的红二方面军顽强地向北前进。

　　王震得知了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负伤的事，立即派刘转连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返回去寻找。战斗已经结束了，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刘转连没有找到晏福生。回来报告了王震，王震说：“让我们为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已经是红军官兵第二次为晏福生“默哀三分钟”了。在去年四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四十九团政委的晏福生在追击敌人的时候追得太远了，没能及时归队。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团长提议为他默哀三分钟，红军官兵们刚把头低下来，晏福生回来了，身上挂着好几支枪。一个多月后，驻扎在黄河边的萧克接到了一个报告，说是有个流浪汉被老乡用门板抬着送到了红军这里，因为门板上的人自称是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萧克说：“立即抬到军部来！”门板从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坡上起起伏伏地抬了过来，还没到走到跟前，萧克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已经脱了相的红军师政委，他大步上前，一把抱住晏福生说：“你受苦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贺龙在平峰镇（宁夏西吉县）见到了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见到他仰慕已久的中央红军的军事将领。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了。两军的红军官兵彼此见到的那一刻，双方都向对方跑过去，红一军团一师的官兵手里还拿攥热乎乎的土豆。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交界处。

　　而国民党军正加紧准备“通渭会战”。

　　蒋介石认为红军长途跋涉，人马疲惫，虽然三路会合，但是伤亡累累，粮弹奇缺，处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基本上再也无路可走，正是集中歼灭的好时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促变化，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日益紧迫，这也许是消灭红军最后的机会了。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军近二十个师，分兵四路，北堵南攻，企图把红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宁边界地区。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飞抵西安。

　　蒋介石把他制定的战役计划称之为与共产党红军的“最后五分钟的决战”。他甚至打电报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说，在彻底消灭了红军之后“收编者不得超过五千”，其余的“一律铲除”。

　　十一月十五日，甘肃东部，红一方面军已经移至豫旺堡以东地区，红二方面军到达环县西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豫旺堡以东的萌城地区。而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追击红军，王钧部因军长病逝到达同心城后便停止了推进，东北军王以哲部在胡宗南部的右翼向豫旺堡缓慢推进，只有胡宗南部兵分三路，孤军深入，在向豫旺堡方向展开。

　　十一月十五日，中革命军委向红军总部下达指示，要求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 ——“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十七日，胡宗南为了控制战略要点和解决大军给养，命令部队急促前进。第二天，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中路部队的第二旅，毙伤其团以下官兵六百多人。受到伏击后的胡宗南立即命令中路撤退休整，由第四十三师接替继续前进。十八日，胡宗南右路部队的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向山城堡方向突进，红军等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十八日，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发布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

十九日晚，彭德怀下达了作战命令：红一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南的罗山沟至于家湾之间；红十五军团以小部诱敌，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和东北山地；第三十一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的田家庄；第四军隐蔽于山城堡的东南方，红二方面军为预备队。另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一部分别钳制胡宗南部的左路和中路，八十一师以及红一方面军特务团、教导营协调红六军团在环县、洪德城以西分别阻止东北军王以哲各部的推进。




　　这是除了西路军之外中国红军的全部力量。

　　这是中国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决死一战。

　　二十一日，总攻开始了。红一军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断其退路；红一军团二师、四师由山城堡以南向北实施突击，红十五军团主力由山城堡东北向西南突击，第三十一军由北向南突击。黄昏时分，在各路红军的猛烈攻击下，单独冒进的胡宗南部第七八师被迫急切转移，红军占领了山城堡并开始了追击。由于敌人的退路已断，在各路红军的猛烈打击下，敌军除小部分突围之外，大部分被压缩在山城堡西北方向的山谷之中。至二十二日上午，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基本被全歼。

　　山城堡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山城堡集会,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官兵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说：“三大红军主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红军炊事员朱家胜挑着担子跟着部队往陕北走，因为战友牺牲了，他一个人担着的东西太多，渐渐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夜色沉寂，雪落无声。朱家胜踩着战友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一直向前。天边出现了一抹淡红色的光亮，朱家胜看见了向他跑来的红军。红军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扑打着他身上的雪花，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洋芋。一位红军干部从背包里翻出一个蓝布小包，拿出里面的针线对他说：“同志，到家了，补补吧。”红军干部一针一针地缝补朱家胜那件破得很难再补的衣服，那是他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妆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