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

《土匪的历史》作者：张耀铭

　　在土匪这个特殊的群体里，容纳着从主流社会里逃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光怪陆离。英国的菲尔·别林斯里把土匪类型分成“偶尔为之者”和“职业土匪”两种类型，他说，偶尔为之者把土匪活动看作临时的出路，因为他们行窃或是面临饥饿的威胁，蓝天是遭遇短期的财政危机，大部分匪徒都属偶尔为之者。

　　目录——　
　第一部分　土匪的类别
　　积匪　　义匪　　兵匪　　外籍土匪　　政治土匪　　海匪、湖匪、山匪
　第二部分　土匪劣迹种种
　　抢劫　　绑票勒索　　摊派　　贩毒
　第三部分　土匪的纪律
　　规约　　对违纪者的惩处　　入伙仪式
　第四部分　土匪的组织结构
　　小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作为匪首的条件
　第五部分　土匪的信仰和习俗
　　神灵崇拜　　圆梦与占卜　　语言和行为禁忌　　报号　　衣食住行　　婚丧礼俗
　第六部分　匪患的肃清
　　历代政府的治理方略　　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第一部分、土匪的类别

　　传统上，人们当土匪都是逼上梁山的结果。只有逢荒年乱世的时候，人们才会铤而走险，抢些财物赖以为生，所以，土匪种类比较单一。
　　但到了近世中国，由于社会控制的严重削弱，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土匪种类逐渐变得繁多起来。在土匪这个特殊的群体里，容纳着从主流社会里逃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的角色，光怪陆离。英国的菲尔·别林斯里把土匪类型分成“偶尔为之者”和“职业土匪”两种类型，他说，偶尔为之者把土匪活动看作临时的出路，因为他们行窃或是面临饥饿的威胁，或是遭遇短期的财政危机，大部分匪徒都属偶尔为之者。职业土匪则把土匪活动看作长期的生活方式。
　　如果按土匪所从事活动性质或身份的不同划分，那么可以划分为积匪、义匪、兵匪、外籍土匪和政治土匪等不同类型。专门从事抢劫烧杀、子继父业的，是为积匪。义匪是指那些颇具正义色彩的侠盗，他们奉行“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信条，但是，这些人在“杀富济贫”旗帜的掩护下，又有着先天克服不了的缺陷。旧时代，一些被裁撤的军队、溃败或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以及脱下军衣、换上匪装，为非作歹的士兵，是为兵匪；外籍土匪主要是指为本国殖民侵略政策服务但又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的日本人和在中国进行不法活动的白俄匪帮以及朝鲜土匪。目的不是占地为王、抢掠财物，而是怀揣国民党颁发的委任状，极端敌视人民、民主和进步的土匪，则称为政治土匪。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横行于沿海的海匪、混迹于湖泊港汊的湖匪和啸聚山林的山匪等不同称呼。

　　一、积匪
　　所谓积匪，也就是世匪、惯匪。这种土匪，往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世代为匪，长期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他们以匪为职业，以匪为生活，穷凶极恶、诡计多端，所到之处，不分贫富良莠，将财物洗劫一空，使不少人陷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绥远兴和县南区大滩村，有一户姓卢的人家，族大人多，世代以抢劫为生，人称传统匪、世袭匪。卢家人十分崇尚为匪之道，他们信奉的信条不是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而是:“生而为强盗，做鬼也不冤。”“宁我欺负人，不能受人欺。”“年轻不刁人，到老后悔迟。”“王八水蛋（骂人语），有钱的就是好汉。”“丈夫不怕死，死后早托生。”“不能抢夺人，一辈子长受穷。”“与其死于病，无声无息；不如死于匪，落得英名千古。”基于这种思想观念，卢氏一家人把横行抢劫、杀人越货当做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在1909年至1949年的40年里，卢氏家族中，祖孙、父子、叔伯、兄弟、子侄相率当土匪的很多，其中剿匪中被割去的人头就有30余颗之多。（刘锦魁：《绥远五十年间匪祸见闻》）
　　1、湘西王
　　湘西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这里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土地贫瘠，可耕地稀少，偏远的地区甚至尚未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阶段。在天灾不断、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不少人被迫铤而走险，落草为匪。
　　湘西还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为了对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从南宋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土司制度。到清雍正年间，才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设置流官”，以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有一定任期的流官，代替当地土司的世袭制度。封建王朝的“以土制土”政策，加剧了偏远地区的封闭性，新流官又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成分。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大量成果，不是被土著头人掠夺，就是遭到满汉流官的侵吞。他们有苦难诉，有冤难书，上告无门，最终纷纷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沦落为匪。
　　无论在土司、流官统治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湘西苗族、土家族各村寨、家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武装械斗事件和残酷的血亲复仇。土司和流官常常利用这种家族间的流血斗争为自己谋取好处，而械斗的双方却两败俱伤，许多斗败的家族成员外出流为匪帮。
　　复杂的地理环境，纷乱的社会现象，使得湘西产生了许多积年老匪，他们山地活动经验丰富，又掌握四季变化，出没无常，进退裕如，官军很难追剿他们。他们当中有的自动为匪，有的半路出家；有的一生为盗，成了积年巨匪，有的世代相传，竟为绿林世家。
　　
　　“湘西王”陈渠珍，又名陈有木，陈巨金。清朝末年，他曾担任过驻西藏的清军统领，后驻军溃败，他逃回湘西老家上山为匪。在民国初年的一次强行抓逼中，他强迫沅陵的大批农民上山当土匪，使该地区几乎成了一个“女儿国”。他曾在名义上统一过全湘西土匪，故人又称“陈老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渠珍曾纠集了5万之众的匪徒，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到全国解放前夕，陈渠珍年届七十，为匪长达40年之久。
　　2、姚大榜
　　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匪首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也是湘西著名的一代积匪，他是受了家庭环境的“熏陶”，才成为这种类型的土匪的。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1882年生于湘西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姚家世代为匪，前后相传24代，专以抢劫为生。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姚大榜从小耳濡目染，为匪之道，早已精通。对他来说，当土匪并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倒是作为一种祖传的谋生手段被天经地义地继承了下来。
　　姚大榜原来并不叫“大榜”，是后来别人根据谐音给叫成的。因为他小时候长得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个膀子尤其粗大，父母特别疼爱他，就叫他为“大膀”，“膀”、“榜”谐音，因此得了“姚大榜”这个名。
　　姚大榜长大成人后，外表看上去特别凶恶：高颧骨、大嘴巴、厚嘴唇，下巴像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一大截，两个腮帮子凹进去又像猴，除了两颗大门牙外，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鹰勾鼻子，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充满了杀气。由于一个哥哥早先夭折，姚大榜自小便被视作家中的独生子，娇生惯养，少年的时候就养成了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的坏毛病。他读过私塾，认得几个字，看了些杂七杂八的书，但好的没学会，却把绿林好汉杀人越货的那一套本领学会了，并把那些杀人的草莽英雄称为“强人”，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
　　姚大榜16岁时，进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套耍刀弄枪的本领，并且行走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传说他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手下几人从芷江回晃县路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手下：“谁能把前面的狗抓住？”众人个个摇头，以为他是说着玩的，谁想姚大榜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向前追去，不一会儿便将狗抓回，手下见了都惊愕不已。
　　姚大榜第一次杀人，是由于一个叫蔡建狗的人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就到蔡家门上去讨牛，蔡家依仗人多势众，不仅不退他牛，反而口出狂言威胁姚大榜：“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这一来，激怒了姚大榜，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了。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又从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那里搞到20条枪，伙同牙生矮子姚国安和富林麻子姚本富，上山开始了其长达50多年的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因为自己的羽毛未丰，更加上杀了人怕在当地别人找他麻烦，便带枪跑到贵州岑巩县等地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并从此发展成为害一方的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也从晃县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所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随着抢来的横财的增多，姚大榜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买田置地，修建房屋，还掌握有200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湘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野蛮落后的风气较其他地区更严重，所以土匪多如牛毛，十分猖獗。但在众多的土匪当中，姚大榜却被尊为“榜老爷”、“榜公”、“老前辈”，别人都不敢直呼其名，即使是芷江警备司令楚汉宫龙头大爷杨永清，后来虽然成了姚的上司，但在场面上，还要以长辈相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般土匪相比，姚大榜杀人经验更丰富、越货手段更毒辣，而且老奸巨滑、手段高明。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姚大榜也懂得这个保身之计，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如果他听说有谁在这附近胡作非为，非追查到底，决不轻饶。有一次，他手下一个姓吴的土匪，在他管辖范围内杀了一个过路商人，外人传言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坏了，追查到姓吴的头上，那个姓吴的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磕头如捣蒜：“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姚大榜为杀一儆百，不再追问，就说道：“好，你回去吧。”姓吴的以为姚大榜饶了他，没想到刚转身要走，姚就开了两枪打死了他。还有一次，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姚硬是在大年初一把潘等三个匪徒捉来，勒索五百块银洋后又当众将他们杀掉。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石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说得好听，为了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大好人，给地方办了一件好事。殊不知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地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国民党政府为统一湘西，屡次对姚进行招安，想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声望来笼络各地股匪。1918年，龙溪口商号也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表面上答应保商，暗地里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
　　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他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得以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罗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队长”。第二年7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重操旧业。对于姚大榜的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国民党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其实，姚大榜根本无意做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姚大榜为匪成性，自有其无限乐趣。他曾得意地宣称：“老子是江湖上的狼，绿林里的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快活得很。榜老爷放个屁，你县官州官，谁敢说一声是臭的？”
　　招抚不成，国民党只好改用清剿。但这条“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的恶狼，自有一套对付清剿的招数。
　　1940年8月，姚大榜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国民党政府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捉拿，姚大榜在屋子里正在与那女子寻欢作乐，清剿队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屋子给围了个严严实实。姚大榜听见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包围房子的士兵叫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向那个黑影冲去，没想到中了姚大榜的“声东击西”之计，而姚则趁机从容地溜掉了。还有一次，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获悉姚大榜已回到家里，一大早就把队伍开到姚大榜的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急中生智，顺手搭起一个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枝快慢机枪放在装满粪水的桶里，装扮成一个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清剿队并没有怀疑，还向他打听看见姚大榜没有，姚回答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清剿队信以为真，到他家里一搜，只看见他的几个小老婆和子女，哪里还有他的踪影？问他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一听，连呼上当，赶快让士兵去追，可为时已晚，姚大榜早已过了两条田埂，逃之夭夭了。“黑吃黑”是姚大榜聚敛财富的一贯伎俩。1942年秋，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联络姚大榜及当地其他匪帮，发动“黔东事变”。姚大榜为获取钱财，假意与秦共事，但当秦给了他7万元的经费后，他不仅不出兵，反而向玉屏县长李世家告密派兵镇压了这次事变。秦宗炳发现是姚在背后搞鬼，气得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龙溪口各商号为了走私纱布，暗地里寻找姚作靠山，给他大量钱物，让他押帮。而狡猾贪婪的姚大榜却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去玉屏，天黑时在小地（地名）住宿。到了半夜，姚又安排另一伙人把纱布抢走，并嫁祸于与之毫无关系的无辜民工，硬说是他们抢了纱布，并当着货主的面把民工杀了。这种“黑吃黑”的阴险手段，对于姚大榜来说，可谓家常便饭。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他与人说话，也总手不离枪。有一天，他在一个客店与一客商谈话，对方由于感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外边人听到枪响，拥进店里问是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抢，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的丧钟。姚大榜拒绝人民政府和军队的政治争取，伙同其他匪股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负隅顽抗，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思想进步，劝他放下武器接受宽大处理，他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人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要吃了你。”说完掏枪就要打，幸亏手下有一人抬高了他的手腕，姚应科才得以活命。在解放军的追剿下，晃县土匪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1950年八、九月间，解放军发动“雪凉合围”一役，将蚁集在湘黔边界凉伞的5000名土匪予以歼灭性打击。在随后的壕庆湾一战中，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到达十家坪，在此他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到六龙山继续作恶。当晚，在渡河时，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射击，姚大榜落水而死。
　　积匪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消除。（参见杨长光：《湘西巨匪姚大榜》）

　　二、义匪
　　在人们的心目中，土匪一向以凶残狠毒著称，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污等恶行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土匪之中也有义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那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颇具侠义心肠的土匪称为“社会土匪”。他认为：“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
　　老百姓把这种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称之为侠客、义士，我们称之为“义匪”。他们中有些人家产丰厚，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性格豪爽，喜好交友，路见不平，常拔刀相助，往往得罪了官府或地方实力派，惹来官司。还有人性格倔强耿直，不肯趋炎附势，受到奸妄之徒的攻讦和迫害，激愤之下，与仇人刀兵相见，然后沦入绿林。
　　1、形形色色的义匪
　　据《老残回忆录》记载，甲午战争后，辽宁省牛庄有一位铁匠，叫赵志刚，为人有胆有识，遇有不平之事，常据理力争，甚至拔刀相助，深得当地贫苦群众的爱戴，称之为赵义士。当地有个姓范的恶霸地主逼令佃农白老头将其女儿菊花押为侍女，引起赵志刚的愤慨。有一天夜里他探知范氏夫妇毒打菊花，便逾墙潜入范宅，杀死范恶霸，救出菊花，随后聚集贫苦群众数十人组织穷人队。赵志刚本人亲自率领青壮年杀官济贫，为穷人报仇。老弱妇孺则由白老头率领，到处吃大家，声势颇为浩大。赵志刚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斗争，表现很勇敢，辛亥革命时，不幸因被部下出卖而牺牲。
　　辽宁省还有一位名叫高鹏振的义士，家境富有，性情豁达，曾就学于沈阳文登书院，返乡后广交侠客义士，习文练武，以诗酒酬唱为乐。民国11年某日，高鹏振在郊外射得一只狐狸，被东北军混成第二旅的一位营长知道了，非要夺为己有不可，高鹏振说什么也不给他，这位营长竟恼羞成怒，派人抢去狐狸，还把高鹏振绑至营中，毒打了一顿。高回家以后，越想越气，心思一横，持枪寻回军营，将营长及其小老婆击伤，然后拉起一支绺子，报号“老梯子”，只抢大户、不扰百姓，他为匪10余年，据称从未杀过一名平民百姓，没有烧过一次民房，没有奸污一名妇女，被当地民众称作“大爷”。（参见王希亮：《土匪秘录》，第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
　　象赵志刚、高鹏振这类人物，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而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沦落的土匪，以行侠仗义为己任，抒大丈夫之胸怀，标榜以手中武器扫尽天下不平。这些人率领的匪帮多是只抢大户，不掠民众，故而被百姓称之为“义匪”。
　　义匪之所以能够博得“义”这一好名声，受到人们的欢迎，同他们打出的口号和制订的纪律也是有关系的。
　　他们不仅打出了富有正义色彩的口号，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体现老百姓愿望，而且，还规定了许多不同于一般土匪的清规戒律，以维护这一宗旨。如拥有“中州大侠”美誉的河南巨匪王天纵，他在伏牛山初拉杆匪队伍时，规定了三条禁令以约束匪众：“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张钫：《中州大侠王天纵》）
　　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的抢劫准则，也为他们博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名声。类似这样的准则，虽然大多数土匪都实行，但作为“义匪”的土匪，实行起来则更严格一些。更有些匪首，有着很强的兄弟情谊、江湖义气等封建道德观念，当别处匪帮在其家门口骚扰的时候，他们还充当了本地利益保护神的英勇角色。
　　辛亥革命时期，豫西有一个与“中州大侠”王天纵齐名的侠盗，叫丁老八。丁老八18岁时，因岳父毁亲，投身绿林。丁老八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专以殷实富户为劫掠对象，对穷苦百姓不仅严格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还深表同情，曾于积雪盈门时到古庙，送点抢来的粮食接济他们。丁老八在土匪中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一言九鼎。他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不准路劫商旅”，如有谁胆敢违抗，则必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有一次，土匪张老二、张安父子劫掠了一个过路的基督教神父，被丁老八知道了，他将张氏父子扭获枭首，将首级挂在树梢上。从此，丁老八的辖区内路劫商旅者几乎绝了迹。至于土匪的采花行为，更为丁老八所不容。“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这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两句民谣，而丁老八也因此获得了“戴花英雄”的美称（苗培萌：《清末民初的洛宁绿林人物》）
　　义匪绑票也不像别的土匪那么凶恶。
　　和王天纵结拜为义兄义弟的栾川人柴老八——柴云升为筹集粮饷，提出了“仁义借款”的口号，即向老财富户“飞叶子”，令其仁义解囊，缴送银粮资助他们的造反队伍，否则就绑架家属。有一次，柴率众奇袭了卢氏县范里镇，劫走了号称富贵之家的刘吉的母亲，作为“仁义借款”的人质。柴奉刘母如上宾，亲自陪她看戏、聊天，用轿抬她出外游览和去温泉洗澡，还指派佣人精心侍候。后来刘吉筹措了10袋银子送到柴部，将其母赎回。临别时，柴云升还认刘母为干娘，派部属护送刘母安全返回范里镇。（王凤梧口述、李玉瑞整理：《柴老八与家民揭竿造反》）
　　洛阳一带的名匪黄全贵，因结冤仇杀，被迫拉杆当了土匪。有一次，他拉回一张肉票，是个老人。老人愁眉苦脸，食不下咽，坐不安席。黄全贵见状，百般安慰，老人才放下心来。黄全贵还专门给老人请了一个厨师做可口的饭菜吃，久而久之，老人竟乐不思蜀了。几个月后，他的儿子们差人带了很多银两来赎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走，并说道：“把银子放下你们回去吧，我在家亲儿亲女也没有像黄家对我这样好，我不走了。”后经黄全贵好言相劝，他才答应回去。（王兼三：《忆洛阳市郊匪患》）
　　2、东北义匪
　　东北的马贼也有不少值得颂扬的故事：
　　吉林双阳的“大来好”是一支绿林土匪绺子。他们人多，枪好，打头的心正，他们也“绑票”、“砸窑”，但主要绑有钱的主，砸那些“挂旗”的人家。还往往“救票”（帮助一些穷人从小绺子里索人要票）。一次，双阳的邪岔子“红山帮”，把黄榆家一个豆腐店老头的孙子给绑去了，还抢走了拉磨的驴。这天，正好“大来好”路过，听屋里哭得伤心，问明了事由，就亲自到红山地界要票去了。到了那儿，他斥责红山说。“缺钱花就‘涨’（扩大）队儿，去碰响窑，也别欺负老百姓啊!”一席话噎得红山白眼直翻，哑口无言，只好把孩子交了出来。这家见小孩子要回来了，不知怎样感谢“大来好”才好，听说“大来好”没成亲，就要把17岁的闺女许配给他，“大来好”坚决不同意，说：“我救人是应该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绺子。我弟兄和我的脾气也一样。你们可以闻一闻，我‘大来好’的身上一辈子没臭味！”（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义匪在起局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投靠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治意图，为的是吃喝玩乐，逍遥法外，一般不骚扰老百姓，只是砸大户人家的窑，绑有钱人家的票。可是一旦民族矛盾一起，他们也会良心发现，觉得应该对付外来的敌人，于是转到抗敌救国的道路上，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1937年，在吉林的敦化、汪清一带的山里，出现的“野马”绺子，就是典型的救国救民的“义匪”帮。“野马”与“老三省”、“江南好”、“包打一面”、“黑星”等绺子联合起来以后，于是年旧历正月初六，直奔延吉，袭击了那里的日军。他们打了一个胜仗，战果赫赫：歼敌250人；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各6挺，手枪、骑枪270枝，军马刀75把，弹药60箱，钢盔270顶，军马76匹，焚烧兵营一栋。（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出现在辽河沿岸、名震东北大地的“老北风”也是一位典型的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绿林英雄”。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贺年，1890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九台村（今属台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12年，辽河发了大水，九台村一带颗粒无收。为求生存，张海天的父亲乃带领一家人迁到郑家屯附近一个村子落了户。
　　张海天23岁那年，到警察分所去当杂差。由于他年轻气盛，性情耿直倔强，不甘忍受所长的打骂，于是决意投身绿林，去做一条杀富济贫的好汉。决心既定，他先把妻子赵氏休掉，让其另嫁他人，然后从警察分所偷出几枝抢，投到报号“老头票”的匪伙，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的首领是一个姓刘的山东人，他们不仅杀富济贫，而且经常与日本侵略者作对。他们在抢劫日本人时，专要日本银行在东北发行的“金票”，这种“金票”上印有日本“武内大臣”的头像，俗称“老头票”，他们即用“老头票”作了他们的报号。张海天身材高大魁梧，遇事胆大心细，为人大度，精于骑射，深得众望。他曾多次参与对日本奸商的抢劫和绑票，还同众人一起捣毁了设在郑家屯、洮南附近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军火、鸦片贩卖所。张海天十分能干又很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炮头”，成为匪队首领之一。
　　1928年，张海天离开“老头票”匪帮，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纪兴玉的“西胜”匪伙，仍当“炮头”。不久，他的报字“山河”的三弟张海贷、报字“黑龙”的四弟张海秋以及五弟张海迟也参加到“西胜”匪帮之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20余万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没作任何抵抗即退入关内，日军很快占领辽宁全境，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闻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悲愤异常，怒发冲冠，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老北风”这个报号含意深远。“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人出牌如何，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取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之意。“抗日自卫军”成立后，吸引了许多绿林豪客，不久就发展2000余众。
　　日军占领沈阳后，一方面继续向吉林、黑龙江进攻，一面提出了“以华治华”的方针。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利用汉奸、上海《国民日报》驻沈阳特派员凌印清，指使他收编各地胡匪，为日军效力。凌印清随后在辽宁省海城县沙岭镇成立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由日军提供步枪300枝、手枪24枝、机枪6挺、子弹7万发。老北风、项青山等人为获取凌匪的军械，假意接受了他的收编，均被任命为旅长。在获得了凌的军械供给后，他们暗地里与在锦州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取得了联系，相约合力消灭凌印清和日本特务。1l月18日，老北风和项青山以宴请为名，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官岗繁太郎等16人一网打尽，全部枪决。各股胡匪顿时分崩离析，伪东北民众自卫军随即瓦解。老北风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辽河两岸人民的抗日斗志，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
　　12月，日军关东军精锐第二师团主力偷渡辽河，攻占田庄台和大洼。老北风、项青山闻讯率部同日军展开激战，义勇军不顾敌人炮火猛烈，英勇冲杀，经三进三出的拉锯战，日军败退。老北风的义勇军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即取得胜利，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田庄台和大洼战斗后，老北风等率领义勇军在营（营口）沟（沟帮子）线上，与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九联队多次进行战斗，使日军每向北进犯一步，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再电令东北军退入关内，致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12月31日，锦州门户沟帮子落入敌人之手，锦州危急。在此紧急关头，老北风、项青山以东北民众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坐视东北沦陷的滔天罪行。1932年1月3日，关外重镇锦州城陷于敌手。
　　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后，老北风被队伍拉到敌后，继续浴血奋战，同时还取得了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援助与支持。1月16日，老北风进攻驻沙岭镇的日伪军，收复沙岭镇。2月18日，老北风率部直捣牛庄，缴获了许多军械物资。不几日，他又乘胜出击围攻营口。这期间，救国会派出高鹏、马宏德等军政人员到老北风的部队工作，成立政治宣传处，加强了政治领导。5月初，老北风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为第二军区第三路司令，下辖10个旅，20个独立团。
　　老北风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活动于辽河两岸，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名震长城内外。5月，老北风联合吴三胜等袭击辽中县，占领了老鹳坨、六间房村。6月，老北风率部攻克台安县，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抗日爱国人员，焚烧了伪县府的文书档案，抄走现款及贵重财物。7月袭击海城，打败了前来围剿的日伪军，并将闵家房的伪警队缴了械。8月，老北风在项青山等部的支持下进攻营口，战斗中将日军少佐阴山、少尉忠直等10余人击毙。
　　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成了日伪军的心腹大患。为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日军于10月间，派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所部和王殿忠的伪军共万余人，进犯高力堡子抗日根据地。老北风率部与敌激战3小时后，因寡不敌众，退入海城界内。为保存势力，老北风奉军团之命率部退入热河，后被国民党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改编。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北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老北风率400余人前去参加，不久队伍被打散，老北风回到北平。后他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回到北平治疗。此时，救国会亦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使其经济来源断绝。1939年5月28日，老北风在悲愤与绝望中死去，时年50岁。（参见潘喜庭、魏福祥：《走上抗日之路的“老北风”》）
　　3、悍匪白朗
　　民国初年，中州大地崛起的一代悍匪白朗，是一位令后人无法盖棺论定的“义匪”（参见《白朗起义》）。
　　白朗，字明心，汉族人，当时的统治者又诬称他为“白狼”。1873年出生在河南宝丰县大列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白朗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白朗幼年时读过一年多私塾，后辍学参加农业劳动。成年后娶关姓女子为妻，有一子四女。青年时的白朗，身高五尺有零，背微弯，脸圆微黑，双目圆大，眉浓黑，膂力过人，喜欢弄武玩枪，崇威尚武，对朋友很讲义气。
　　白朗25岁时，因和本村地主王真发生口角，被王家众人痛打一顿，白朗气不过，就找了一帮朋友找王家评理，王家七八十岁的老父亲出来阻拦，被白朗推到在地，抬回去不久就死掉了。王父死后，王家兄弟为此投诉公堂，白朗遂被逮捕，蹲进监狱，直至一年以后家中变卖百余亩地将其赎出。期间，白朗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与凌辱，旧仇新恨，使白朗发誓非报此仇不可。
　　河南南部自古以来就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宝丰一带兵荒马乱，群匪趁机兴妖作怪。著名的匪杆有杜启斌、泰椒红、牛天祥、郭以德、董万川、张黑子等，其中尤以杜启斌枪多杆大。白母这时不放心家里积攒下来的钱物，为了保险，便打点了托两个人送往城中，准备存在女儿家。孰料不仅钱物中途被清乡的官军抢走，而且送财物的两个人也被绑在站笼里囚死。这件事更加刺激了白朗，使他忍无可忍，加之朋友们再三怂恿，便一狠心，当了土匪。
　　白朗刚拉杆时，势力很小，只有二三十个人，衣衫不整，武器也很简陋，除了一枝快枪，其余全是笨炮和大刀。但是到1912年，他率领手下缴获了土豪杨小瑞的十余枝快枪，同时还以绑票的方式，向卸任的县令张礼堂勒索了新式五响钢枪十枝，势力一时大增，人数迅速扩到70多人，（参见《白朗起义》）成为仅次于杜启斌、独踞一方的著名匪杆。
　　1912年10月，河南当局宣布对土匪实行“结社整编”，答应把境内的杆匪改编为官军，充实军械，发给军饷，原来的大小头目则根据杆枪的多少酌情分给官职。大部分匪徒和匪首为之所动。在这节骨眼上，白朗按兵未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杜启斌等十八杆首率众进城接受官军招编时，明智地没有随同前往。十八杆首果真中了当局的骗局，全被豫督张镇芳砍头，所部匪众亦被改编或遣散。由于匪众无所依归，加之白朗待人和善，性格沉稳，严于律已，很得人心，所以纷纷投奔白朗一杆。从此，白朗一杆声势更加壮大，枪多人众，影响日大。
　　白朗一度与以反袁复清为己任的地下组织“宗社党”合作，下决心为大清帝国复仇，杀死许多不留长辫的大清国叛逆。同时，还向西式学校兴师问罪。191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共和，发动“二次革命”。为阻止袁军南下，黄兴亲自修书致白朗，希望白朗军占据豫鄂之间，破坏铁路。白朗为反袁，也派人南下湖北汉口，与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开始与共和主义者合作。（参见杜春知：《白朗起义》，第35、226页；《邹永成回忆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号）期间，白朗带领匪徒攻城陷寨，南冲北突，不仅洗劫无数富豪，还绑架了八名外国传教士，还有一名法国牧师由于意外也死在白朗匪帮的刀下。
　　白朗匪帮的活动引起中外震惊，由于外国传教士的遭绑架和遇害，有关各国也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根除匪患，救出人质，否则便派兵到中国来保护自己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由于白朗的活动威胁了袁的统治，袁世凯被迫开始镇压白朗匪帮。
　　共和派为配合长江下游的起义，建议白朗把队伍开进四川建立根据地以引开那里的政府军队。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白朗匪帮长途跋涉，不断遭到官军的剿伐和民团的打击，特别是到了甘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白朗被迫率领余下的匪徒沿原路返回到河南老家。到1914年8月初回到宝丰时，身边只剩下百余名追随者，不久，这支曾经威风一时的残余股匪亦被彻底击溃，白朗在混战中中弹身亡。白朗死了，但他却以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社会性的“好土匪”。他提出“专打官长，不打弟兄。”的口号，也曾经公开倡言“劫富济贫”，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白朗军也做到了这一点，“所到之处皆能实行”。（《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5月）
　　在白朗的绿林生涯中，他从不置房买地，蓄财肥己。为匪之初，手下匪徒曾将所掠财物用牲口驶至其家。白朗拒不接收，让他们散发给贫苦农民。他说：“我白朗不是为买产业才干起来的，只要咱穷兄弟都有吃的有住的，咱自己要房子要地干啥。”（《大自由报》1914年1月8日）白朗以身作则的精神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白朗军，而且也获得了许多下层民众的欢迎。从官方的评论中也能看出这一点，“该匪以劫富济贫为惟一手段，故所至之处，贫苦小民均极欢迎，并乐为耳目。”（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白匪复假行仁义，见奴小民。”（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这些评论虽不乏侮蔑、毁谤之词，但多少也反映出了白朗军与一般土匪帮伙的行为是相区别的。他也曾经张贴布告宣称：“嗣后本军过境，尔商民等但能箪壶迎师，不抗不逃、本大都督亦予以一律保护，决不烧杀。”（杜春知：《白朗起义》，第224页）在白朗军所经之处的不少地方，也的确做到了如布告所宣称的那样。

　　三、兵匪
　　在旧中国，有句俗语叫“好人不扛枪”，而扛枪的不是“兵”，就是“匪”。被称作“兵匪”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原先是兵，后转变为匪；另一种是指虽身为士兵，但其具有与其军人职守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不同之处，前者是以前曾经作过兵，后者名义上仍是士兵。
　　近世中国，各种战乱连绵不断，国无宁日。有人曾作过统计，仅从1921年到1933年，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候，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也有人作过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5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胜败兵家事不期”嘛!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找不到生活出路，往往沦落为匪，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员和主要骨干。
　　1、山东兵匪
　　齐鲁大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在疆场上征战冲杀的山东男儿几乎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因此，在民国成立之后的连年战乱中，那些拥有“雄才大略”的军阀政客们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东大汉，争相来山东招兵买马。结果就如记者们在报上所报道的：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
　　据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兵士、退伍兵士与难民结合而成，其中以定武军势力最大。当时的报纸也指出，山东境内的土匪，不是被遣散的民军，就是溃散的定武军。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
　　“今日杀，明日战，替官长做了一碗现成饭。官长日肥兵日瘦，半年军饷全刻（克）扣。你督军，我司令，装满腰包不嫌重。”
　　官长的剥削和压迫使得军队中不断发生“兵变”。据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则干脆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
　　这些加入土匪队伍的士兵，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比一般的土匪更加凶悍，所以当时的政府“很难用军队来剿灭他们”，而只好改用招抚、收编的办法。
　　例如，山东悍匪毛思忠，手下拥有的万余匪徒，原先属于被解散的张勋的定武军。他们熟悉地势，枪械又利，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派张敬尧为剿匪督办，集聚了四个省的劲旅会剿无效。后经官匪双方达成协议，将毛思忠的部队收编成一支“新编陆军”。
　　许多时候，军队素质极差，缺乏严格的纪律，不但不能保护民众，反而乘时局混乱，发国难财，成了比土匪更加凶残的“兵匪”。据说，汤玉麟的兵卒驻热河时，经常不发饷，官兵们的活路就靠勒索搜刮百姓。
　　2、川黔兵匪
　　1923年，四川省的一二十名军阀，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大打内战，军队不仅无力剿匪，反而千方百计拉拢、利用土匪，许多官佐都是匪首出身，因而军纪废弛，士兵行为等同土匪。当时四川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于战争。因此，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1925年，蒋介石在致国民党军委会的建议中，对军阀的军队作了如下评语：“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虚报军额，吞没军饷。强劫税收，庇赌包烟，通盗运私，干涉民政，霸占机关。……人民畏兵甚于畏匪。”事实也确如蒋氏所言。
　　1923年，一向把贵州当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张汝骥、吴学显部进入贵州，赶走了驻当地的袁祖铭部。唐继虞命号称三路总指挥的滇军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率队到镇远驻扎。吴学显部是由收编的云南土匪组成，到达镇远后，匪性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平常在大街小巷上浪荡转游，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地县太爷因应付不了这帮“匪军”的军差，只好弃官潜逃。
　　后来，张汝骥和王洁修率队返省，黔东各县只剩吴部驻防，更是肆无忌惮地扰乱危害老百姓。在镇远驻防的彭管带、皮司令等部的几千人，向老百姓逼粮逼款，无休无止，有的士兵假银元当真银元用，没有人敢说个假字。更令人切齿的是，这些匪部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抢掠姑娘，大商号刘聚金家的三姑娘被逼得跳了河。
　　1923年冬季，吴学显部撤走，老百姓刚吁了一口气，不想，又有一个自称支队长的梁惠卿来镇远收编匪众，其部恶行不亚于吴学显部。东门口的一条街被其放火烧毁；文明书院被毁得只剩断壁残垣，所存书籍损失惨重。“民之畏兵，尤甚于畏匪”，是对这类军阀部队“匪类行为”的真实写照。（梁鼎、黄永锡：《镇远的兵匪之乱》）
　　更有甚者，有些军官为了鼓励士兵打仗卖命，不仅放任士兵奸淫抢掠，有的干脆让部下换上便衣，扮成土匪到民间去抢，使当土匪成为士兵的“第二职业”。
　　传说民国15年，吉林双阳一带，青草没踝时，土匪成群的起来兴风作浪，当地驻军一营长非但不去打匪，还把他手下的班长找来几位说：“明天换衣服，你们出去!”
　　班长们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换衣服干啥？”
　　“混到土匪里也行!占山为王也行!”
　　经这一提醒，班长们才开了窍，原来营长是让他们扮作土匪去抢劫。就这样，班长们各自带着手下高高兴兴地出去了两个月，每人回来时都带回了一堆白花花的大洋，还美其名曰“执行任务”，这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兵匪一家呀！”
　　3、河南兵匪
　　在豫西，“兵匪”尤其猖獗。这里先后涌现出了像刘镇华、张治公、孙殿英等名噪一时的“兵匪”匪首。
　　刘镇华是嵩山北麓的巩县人，辛亥革命以后他收编了嵩山一带的大小土匪，参加到“陕西军政府秦陇复议军东路大都督”张钫的部队里，后又分化出来，命名为镇嵩军。
　　镇嵩军的三路标统分别是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他们都是揭竿而起的杆首山大王，都称老架子（总头目）。为了扩充势力，又都放出些“外队”。
　　所谓“外队”，就是把已编好的连长、营长，讲好条件，暗中给他们些枪弹，再放出去拉杆子，等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收抚回来。这样，连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的杆子，收回来可编为营长，营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回来可编成团长，部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这些“外队”到处烧杀、奸淫、抢掠、“拉肉票”、“下帖子”，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豫西山大王之多，就是因为以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这种恶风使然。当时人们有个口号形容镇嵩军的官长出身，说是“嵩山大学毕业”，这是讽刺凡是镇嵩军官长，无不是在嵩山上拉过杆子的山大王出身。张治公是洛阳龙门南衙村人，是著名杆首张黑子的侄儿。他在镇嵩军当第二路标统之前也拉过杆子。1917年，他随刘镇华入陕，驻省垣附近，当时陕甘两省鸦片烟很多，他就利用势力，用数辆“轿车”不断地从陕西运烟到河南卖，发了横财，成了洛阳县的头号大地主、大富翁。1925年，张治公升为镇嵩军第二师师长，随刘镇华参加了所谓河南胡憨之战。他们失败，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张治公则潜伏豫西，又做起放杆子的勾当。1926年间，刘镇华投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当了“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张治公就地收编的杠子并到刘部，刘叫张当了“陕潼护军使”，驻洛阳继续收土匪，同时收官匪。当时伊阳县民团统带王建昭所部，就被张收编为“陕潼护军使”属下的第九混成旅。
　　以后，刘镇华又把张治公编成了一个军长，随刘去陕西，参加了围攻西安8个月的残酷战斗，遭到惨败，不得已，张治公又回转豫西把旧部下再放出去拉杆。另一方面他又投到西北军宋哲元部下当了“豫西剿匪司令”。他一面放匪，又一面剿匪，亦兵亦匪，一举两得，这可真到了兵匪一家、兵匪莫辨的地步了，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就只有遭殃的份了。（参见王凌云：《兵匪横行祸豫西》）
　　下面是援引自《民国匪祸录》中的“孙殿英祸亳一案”，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兵匪一家、兵匪难分情形的最真实的写照。
　　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的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流过，成为连结豫、皖的东西交通枢纽，故而众商云集，市面繁荣。姜桂题在亳州附近的豫、皖各县招募了许多子弟兵，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孙殿英。
　　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在姜桂题的部队里当过机枪连连长，投入毅军将领丁香玲部，不久即当上机枪连连长。毅军纪律败坏，豫皖一带百姓称“吊儿郎当混毅军”。而孙殿英从军前就在地方上赌博、贩毒，结识土匪、流氓；从军后，依然故我，继续与歹徒往来。1922年前后，孙殿英率部哗变，拉到河南省陕州、巩县、宝丰、鲁山一带，当了土匪头子，人数达万人以上，孙殿英自称旅长。他因当初曾驻过亳州，深知此地富庶，于是决定东下亳州。
　　亳州驻军这时是老安武军（原倪嗣冲部）第五旅，旅长华毓庵听说孙殿英有意东下，便打算收编该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带信要孙殿英速来。1926年冬，孙殿英杆匪长途跋涉到亳。城里官员士绅认为有一旅官兵加上警备团、商团、民团等武装，自不必担心，故未理睬孙殿英。却不料兵、匪双方早已暗中默契；华毓庵故意将该大部调往十河、双沟一带，仅留张拱臣一团驻防城北；一名老毅军将领的儿子李大瞎住县城内，与孙殿英夙为友好，此时特地派人送孙一车弹药；孙殿英在亳州的狐朋狗友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人，则勾结了当地匪徒百余人，埋伏在东门内的小巷里，准备接应；驻防城南的警备团长李传运在巡逻时，发现这批不三不四的家伙，却佯装不知，有意避开……
　　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夜，孙殿英指挥股匪攻城，枪声如炒豆子般炸响。城内居民认为有驻军防守，安全当不成问题，因此都十分平静。这时，早已潜伏在东门附近的匪徒即纵火焚屋，到处乱喊：“失火啦!”“孙殿英进城啦！”
　　附近居民惊慌失措地地拥上街头，见纵火狂呼的为首者是几个地痞流氓，便怨声斥责。不料，那伙人中竟有人当即出枪射击，打死打伤居民。于是人群大乱，波及面愈来愈广，许多地方都谣传土匪进城，准备逃跑。
　　县地方警备团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团长蒋逊之以及东台镇守卫军官，闻讯后立好召集队伍，保护自己的眷属匆匆起逃河南商丘。
　　城外匪徒在城内歹徒策应下，攻入北关，大肆纵火抢劫。北关是亳州商业富庶区，本是匪徒抢劫重点，但由于城北尚驻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部分警备团、商团，匪徒不敢多停留，便突入城东、城西、城南各处，抢劫大商号和民宅。按说北关商业区因此可以保护下来。然而这里的官兵见城内大乱，商民无主，放着土匪不打，竟也趁火打劫，成了土匪。亳州城城里一时出现了城南土匪抢、城北官兵抢，双方互不干扰的局面。官兵抢得大量财物后，就在涡河上征集民船装载，由士兵押运到蚌埠窝藏，事后分赃。由于抢的东西太多，有一部分堆在码头上，他们怕留下罪证，竟放火把大量物品烧毁扬弃。时任安徽督军的陈调元派军进剿，但官军行动迟缓，使孙殿英在亳州奸淫烧杀抢劫达18天之久，还能安然撤离，事后，亳州有关军政官员虽受到罚款、撤职、关押、枪毙等不同处分，但真正受难的还是黎民百姓。省里拨给5万元善后款，与亳州人民受的损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被抢、被杀、被烧、被奸的姑娘且不说，便是被架走的400名人票，也还得各家自己筹款去赎。
　　孙殿英祸毫一案，自始至终都是与兵、匪勾结有关。起初是官军勾引孙殿英来亳；其次是官军或有意撤防，或无视匪情；随后是军官临阵逃跑；接着是官兵趁火打劫；最后是官军救援迟缓。如果说，这场匪祸是兵、匪共同制造的，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四、外籍土匪
　　这主要是指潜伏在中国为本国殖民统治者服务，同时，其活动又具有土匪特征的日本人。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中国，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除了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活动以外，还怂恿、支持一大批法西斯军官、政客、浪人潜入中国，乔装成中国人，啸聚徒众，组成匪帮，干扰中国政局，残害中国民众。
　　1、日籍土匪
　　二十年代，在日本流传的一首《马贼之歌》，歌的大意是：
　　我要前去你也去，狭小日本无生计。
　　隔海彼岸是中国，四亿人民期待我。
　　……
　　告别故国少年华，征尘仆仆满伤疤。
　　……
　　故乡别离十余载，屹立满洲大马贼。
　　出没高原密林间，叱咤风云兵五千。
　　今日吉林城郊外，马啼声声几徘徊。
　　明日急袭奉天府，长发迎风驰骋出。
　　飞奔疆场舞刀枪，壮龙洒血黑龙江。
　　（王希亮：《土匪秘录》，第122页。）
　　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而且也唱出了那些所谓“大陆志士”的日本浪人到中国投身匪帮，“建功立业”的动机。他们是寄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恶性毒瘤，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王希亮在《土匪秘录》一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关日匪的的例子。如江大辫子、“天鬼”队、铁甲等等。道见勇彦是负有勾结和联络土匪任务的一个日本人。他有一个绰号，叫“江大辫子”。
　　清末民初，东北民间男人还都留有一条长长的辫子，要乔装成中国人，这条辫子是至关重要的，日本间谍王小辫子和林大辫子，就是经过几年潜伏，蓄起辫子后才获得了护身符，从此混迹在中国人之间进行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道见勇彦，也是靠了一条辫子蒙骗世人，然后组织一支土匪队伍作乱东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东北效了大力。
　　道见勇彦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部将道见十太郎之子，其父在明治十年日本西南战争中为主殉葬。此人性格暴戾乖张，中学时就充当过暴力团头目，以充任打架斗殴的指挥、逃学鬼、降级大王而闻名。后来，道见致力于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立志投身于中国大陆的谍报活动”。1902年进入中国，在上海充当出版中文书籍的作新社成员，期间先后到中国的汉口、宜昌、重庆、香港、厦门、台湾等地旅行，并开始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蓄发留辫子，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江仓波。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道见以为大显身手的时机来到，便辞去作新社工作，跑到北京日本使馆求见武官青木宣纯大佐。青木其人打着驻华武官的招牌，实则是日本派驻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头目，他的“青木公馆”专门招徕法西斯狂徒和失意的日军政界人士，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和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早在日俄之间剑拔弩张之际，青木便搜罗了数十名狂热的“大陆志士”，组成“特别行动班”潜入东北刺探俄人军事情报，破坏重要交通桥梁，以策应日本海、陆军的军事行动。然而，由于俄人防范十分严密，“特别行动班”功败垂成，竟无一人生还北京。道见的到来引起青木的兴趣，一则此人是日本将门之子，堪可信赖；二来道见已经蓄了一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又操流利的中国话，可掩世人耳目。因此，道见即成为青木的最好人选，随后被派潜入东北，协助日军中佐桥口勇马，收编东北匪队，组成一支“东亚义勇军”，搅乱俄军后方。
　　道见早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就认识了桥口勇马。当年道见临近考试，违犯了校规，校方决定开除道见。有人劝道见去请鹿儿岛同乡、当时为少佐的桥口勇马说情，道见由此同桥口结识。没料到今天二人竟在异国他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又碰在了一起。在热河的六家子山寨，两人见了面。桥口身披黄色袈裟，颈挂黑色念殊，一副僧人打扮，化名乔铁木，是负责组织“东亚义勇军”的总头目，人又称乔总帅。
　　道见从此留在桥口的匪队中，以军火、日元为诱饵，收罗虹螺山区的数支匪队，挂起“东亚义勇军”的旗号，开进辽西的刘龙台，在这里撒开人马刺探俄军的军事部署，炸毁辽河大桥，袭扰俄军的运输队。与此同时，附近村屯的民众也遭受这股匪队的洗劫，而腐朽的清政府却标榜“中立”不敢得罪这支由日本人控制的匪队。可怜辽西一带的民众横遭蹂躏，水深火热。1904年8月间匪队闯入巨流河以西九门村，在这里杀鸡宰羊，大吃大喝，没料到俄军哥萨克骑队袭来，匪队登时作鸟兽散，桥口、道见指挥不灵，只好顾命要紧，逃回锦州日本军部。
　　不久，他们又收买了黑山著名土匪头目田义本，以这支匪队为基础，重整旗鼓。道见充当匪队的监督，在距辽阳50公里的老鹳坨设立指挥部，与辽阳日军成犄角之势。道见摇身一变成了江监督，驾御着这支匪队破坏铁路，切断电线，爆破桥梁，并负责向日军各部队派向导队，策应日军开展辽阳和奉天会战。转过年的春天，匪队在同哥萨克骑兵的冲突中失利，士气沮丧，加之道见在匪队中大施淫威，指手划脚，田义本一怒之下，拉队离开道见出走，道见又成了光杆司令。
　　道见垂头丧气去康平觅桥口勇马，桥口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又派他去衙役出身的冯麟阁的匪队中充当监督指导官。不久，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官方向中国政府正式举荐在日俄战争中助日有功之员，冯麟阁名列其首，被清廷授为“都司职衔四品官”，而在日俄战争中驾御匪队的道见勇彦也因此发了迹，被委以三品官总监督和奉天将军的顾问，身着佩有绶带的大清朝的新式军服，从而体面地结束了他的土匪生涯，开创了从日籍土匪到清廷将军的先例，此后更加野心勃勃地活跃在中国东北的政治舞台。
　　“天鬼”队是1911年间，在东满的间岛崛起的一支颇为引人注目的匪队。大当家腰圆膀粗，体态剽悍，蓄着两撇浓浓的八字胡，报号“天鬼”，世人皆以为此人为中国人，其实不然，“天鬼”者乃日本浪人薄益三。“天鬼”匪队亦完全由日本退役军人、浪人组成，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本匪队。
　　薄益三同道见勇彦有密切关系。道见靠组织匪队发迹，依仗日本官方的支持，公然在东北经营赌业，而这个薄益三，便是当时道见聘用的长春华实公司（实为赌博场）经理。薄益三出身于新泻会津藩，自幼“顽皮好斗”，成年后不务正业，始终未得出头。日俄战争爆发后，薄益三怀着与道见同样的心境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大陆，企望在乱世中投机钻营、出人头地。他在这里与道见结识，充当一名小匪，随队活动。日俄战争后又投在道见门下充当赌场经理。1910年，赌场在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下被迫停业，薄益三不甘寂寞，往返于吉林、长春、奉天之间，结交日本朝野人士，搜罗落魄浪人，并把17岁侄子薄守次招到东北，最后于1911年在间岛拉起绺子，自任大当家，报号“天鬼”。他手下有日籍匪徒26人，均是心狠手毒，狂热吹捧日帝大陆政策的亡命之徒。
　　薄益三拉起匪队后，同间岛和吉林一带的匪队头目刘宗、杨振清、左宪章、于小钉子等人勾搭连环，不时联手打响窑，袭击警察局，抢掠民财和武器。“天鬼”匪队的势力逐渐扩及到吉林南部地区。其时，日本政府为独占东北，策划了以复辟清朝为幌子的满蒙独立计划，唆使亲日的蒙古王公举兵叛乱，脱离中国。
　　然而，由于蒙古族居住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沿途又有中国军队设卡盘查，由日方资助的大批武器弹药无法运送至叛乱分子手中。于是，日本军方想到了“天鬼”薄益三。
　　一天，日本驻公主岭守备队两名军官衔密柬来请薄益三赴公主岭一叙。接持薄的是日本参谋本部特派的多贺宗之少佐和松井清助大尉。二人明言要往蒙古巴林王府和喀拉沁王府输送一批武器，以资助“蒙古勤王军”，请薄天鬼帮忙。并答应事成后重谢。
　　薄天鬼一口应允，返回山寨后立即召集众匪首议事，同时派员向沿途各匪首传递“叶子”借路，计划从公主岭出发，翻过哈拉巴山，沿通辽、开鲁一线向西，目标直奔巴林王府。然后即征集数十辆大车，将武器弹药装入木箱，对外伪称往洮南垦区运送农机具，以掩中国官府之耳目。准备就绪后，薄天鬼率领本队26名日本土匪及左宪章匪团的100人，另由部分日军士兵化装成中国匪团相助，于1912年5月29日登程上路。
　　出公主岭西行，首先经过刘来德、四海、四甲山等吉林匪队的活动区。因薄天鬼事先向这些绺子队打了招呼，所以未遇大的麻烦。3天后队伍濒临东蒙境。薄天鬼满腹欢喜，却不知这支可疑的日匪运输队已引起中国官方政府的警觉，出动不久，奉天官方便下令驻郑家屯吴俊升部严加设防查询。
　　6月2日，运输队夜宿哈拉莫吐地区，匪徒们刚刚升起篝火，就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薄天鬼还以为蒙古方面派来了接应队，谁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奉天方面派出的巡警队。查询一番后巡警离去，薄天鬼大惊，情知运输队底细肯定为中国官方察觉，顾不得吃饭睡觉，传令全队全速开拔疾进，企图逃脱。队伍拖泥带水地又行进了几日，当来到柯尔温卡布拉时，终于被吴俊升马队跟踪包围，吴宣布要检查运送的物资。薄天鬼无奈，派他的侄子，报号“天龙”的薄守次出面与中国官军谈判（中方代表之一便是后任黑龙江督军的万福麟）。薄天龙一口咬定运输的是农机具，不准中方检验。万福麟见状，宣布日方运输队3日内不得离开此地，等待吴俊升将军前来处理。
　　薄天鬼闻报直急得坐卧不宁，招集匪队头目商议，决计孤注一掷，连夜逃出这是非之地。于是，匪队作了部署，分成运输和护卫两队，由薄天鬼率领护卫队向官军马队冲阵，掩护运输队转移。岂料中国方面早作了防止狗急跳墙的安排，匪队遭重创，死伤惨重。运输队陷进泥沼里，最后被一火焚之，而薄天鬼及他的侄子天龙、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要员松井大尉等20余名日匪徒被捕，日本策划的这起满蒙独立阴谋，刚拉开序幕便宣告失败。
　　日方做了一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自然不甘罢手，为了继续利用薄天鬼等人为其卖命，日本方面通过政府外交等各条渠道，向东北当局施加压力，终于把薄天鬼等24人保释出来。
　　薄天鬼感激涕零，伙同日本右翼团体黑龙会、玄祥社，串通东北著名匪首“老头票”，跨海窜入山东，联络山东匪队为害地方，捣乱中国政局，引起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青岛的日本军部对薄的行动先是暗地怂恿支持，慑于舆论的压力，加之薄的骚扰活动有时与日本军政各界的本意相悖，而尤使日本军方反感的是，传言薄天鬼以组织“义勇军”名义向日军司令部冒领双份军饷和经费，于是指令薄天鬼解散匪队，同时以涉嫌冒领军费之名将其遣送回国，押至优待号监狱——福冈监狱——羁押起来。
　　仅几个月，薄天鬼及其侄子天龙又被特赦。这缘于此时东北又起风云，蒙匪巴布扎布在日本军政各界的支持下举兵叛乱，策应宗社党掀起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在此动乱之际，薄天鬼又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再次进入东北后，四出游说，搜罗日本浪人，很快组织起由日本人主宰的3股匪队。一支由日本浪人重信义为头目，此人原系长春日本警察署的署长，退休后网罗匪徒拉起队伍；第二支匪队的头目为小滨原上，安东某日本会社的副社长，后成为浪人，拉起匪队，盘踞在本溪湖一带；第三支匪队头目便是前述虎林绺子的参谋野中壮介，报号“天乐”。薄天鬼以此3支日本人主宰的匪队为骨干，又联络了亲日匪首双山、金龙、乌龙、长江好、靠山、双龙、魁斗等人，编成勤王师第三军团，由薄天鬼自任总司令，公然打起黄龙旗，提出恢复清室、满蒙独立的口号，在公主岭设置大本营。然后分派各匪队分别在伊通、靠山屯、长春、通化及奉天等地发难，遥相策应巴布扎布匪队南下。1916年8月，巴布扎布匪队在郭家店被奉军包围，弹药匮乏、局势危急。薄天鬼急忙跑到大连向日本反动政客、宗社党头目之一的川岛浪速告援，经川岛转圜，驻旅顺日军打开军火库，拨给薄天鬼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导火线、雷管等物品，当即发往公主岭。与此同时，薄天鬼的侄子薄天龙（此时报号“白龙”）为救援巴布扎布匪队，率领一支匪队接连向郑家屯附近的五台子、靠山屯、二首河子军地出击，并一度攻陷五台子，“放火焚毁民户”，驱走中国官兵，妄图策应巴匪突出重围，然后合兵一路会攻奉天。
　　由于奉军紧紧围住郑家屯不撒手，日方气急败坏，最后竟采取恐吓手段，责令奉军撤去包围，准许巴匪撤回蒙边，奉军却不得追击。奉军屈服，于是巴布扎布这头困兽得以喘息逃出郑家屯。薄天鬼乘机令薄天龙率领一支精悍分队与巴匪合兵一处，掩护巴队转移，薄天鬼则率领其它匪队在右翼行进，监视中国军方。这些匪队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有日本军方作后台，地方当局敢怒而不敢剿，致使巴布扎布等匪队绝境逢生，气焰嚣张，竟又举兵去袭林西，薄天龙率领的匪队又充当前锋。在激战中，巴布扎布中弹毙命，薄天龙带去的500余人也大多战死、走散。此时的薄天鬼已返回公主岭坐镇，待得知噩耗，急忙率领数人赶赴林西，却只见战痕累累，硝烟依稀，巴布扎布的残匪早作鸟兽散，薄天龙匪队也踪迹皆无，薄天鬼又当了光杆司令，作乱东北，策应分裂的梦想又一次化为泡影。巴布扎布匪乱被平息以后，薄天鬼虽然又成光棍一条，却也腰缠万贯，于是便去了关东洲，央求日本军政财界要人帮其兴办“实业”。要人们念及薄天鬼为大陆政策效过犬马之劳，日本关东洲长官亲自出面斡旋，帮助他在蒙古族居住区购置土地，经办农牧场，成立起“蒙古产业协会”，后扩大成为“东亚劝业公司”，从事经济掠夺活动。就这样，这位当年的日本土匪头目摇身一变，成为日本资本家，其所拥有的资本，自然多是多年行抢东北民众而来的血膏。待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东亚劝业公司”又升格为伪国的特殊会社，更名为“满洲开拓株式会社”，垄断着伪满洲国的各项拓植事业。
　　再说薄天鬼的侄子薄天龙，因其17岁便步入土匪生涯，与东北各路匪队多有交往，又谙熟匪队和帮规、习惯等，于是就转而办起一家镖局，还起了个时髦名字称作“山口运输公司”，附设于满洲会社的名下，专门为各运输业者和商行、会社、工厂充当保镖，着实发了大财。他在沈阳建有豪华的私邸，出入前拥后呼，好不神气，不了解底细的人何以会想到，这位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大老板，当年竟是为害中国人民的土匪头呢!
　　2、俄籍土匪
　　白俄匪帮是活动在中国的另一种外籍土匪。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沙皇将领组织反革命叛乱，遭到打击后，部分白匪越境进入中国：东部入黑龙江省，中部入乌里雅苏台（今外蒙），西部则入新疆。他们一方面企图在中国境内建立反苏基地，一方面不听中国地方政府的约束，大肆骚扰，其中新疆受害最深。
　　进入新疆的白俄匪帮，主要由沙皇时代的贵族、地主组成，活动在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均属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他们有时接受新疆省政府的招抚，潜伏一时，有时攻城掠地，肆意抢掠。
　　活动在伊犁的主要是阿连阔夫、杜托夫等率领的5000多白俄（内有3000多宪兵），他们于1920年上半年先后由与新疆毗连的中亚地区进入伊犁。其时新疆督军为杨增新，他下令收缴白俄武器，并将他们安置在博乐居住。白俄军官大部分都滞留在伊犁，与沙俄领事共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其部属则四处抢劫商民财物，杀伤事主。
　　5月，苏俄塔什干政府赦免叛逃的白俄，有3000多人从伊犁回国。留下的多为冥顽不化的军官。阿连阔夫带700名白俄向东进入乌鲁木齐，杜托夫带数百人则继续留驻博乐。
　　一进入乌鲁木齐，阿连阔夫就向地方当局索粮，向当地俄国商行派款，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还计划武装抢劫。后来，受日本特务的劝告，于1920年11月，他又东移奇台，准备与由西伯利亚进入外蒙的白俄谢米诺夫会合。另外，他还与驻伊犁、塔城的白匪相约，共同起事，夺取北疆。
　　1921年初，阿连阔夫派了一个叫祁海山的华侨混入奇台县城侦察，打算攻占县城，夺取武器、粮食，并掳掠车马、民夫，以便北上阿勒泰、迈卡布其海（今名吉木乃）、科布多（今外蒙古吉尔格朗图）。不料，祁海山被抓获，供出了阴谋，阿连阔夫的计划遭到失败。杨增新遂调兵遣将，将其包围，勒令缴械。阿连阔夫本人被送往乌鲁木齐软禁。1923年遣送内地时，冯玉祥部队将其扣留，引渡给苏俄处死。其部下则分别在新疆和内地各省定居下来。
　　留驻伊犁的杜托夫部和华侨刘连科、张俊卿部，为配合策应阿连阔夫的阴谋，在西部也举行了暴乱，烧杀焚掠，也被新疆驻军平息，几名匪首均被击毙。

　　五、政治土匪
　　政治土匪一般是指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匪帮。他们为了寻找政治出路，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往往为一些在野或垂死的势力所收买、扶植，除给以金钱武器外，还授以军职、军衔，给以军队编制和番号，用以参加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因而由单纯的抢劫土匪演变为政治土匪。这种现象，在近世中国，屡见不鲜。
　　1920年皖系军阀在对直系的斗争中失败后，派出一批政客、军官到各省去联络土匪，授以“×省建国自治军”、“×省公民救国军”等番号，与直系政权作对。杀人如麻的一代恶匪“老洋人”张庆和孙美瑶都曾标榜过这类旗号。
　　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是如此。他们收抚各地土匪，或组成“民团”，或改编为“国军”，用以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
　　1、陈汉章和陈光中
　　湖南怀化大土匪陈汉章，在1923年前后被唐生智属下何健收编其部为暂编第六师，陈被委任为师长。从此，陈汉章改头换面，从土匪一跃而成为正规军的师长。陈被收编后，尽力为主子卖命，成为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马日事变后的5月24日，溆浦县党部为了改善与陈部的关系，决定邀请各界人士联合召开慰劳陈部的大会。即日上午，溆浦县城各机关、团体代表和部分学生约百余人，由党务特派员、共产党员刘积成率领，抬着酒肉，放着鞭炮，绕街游行一周，最后来到考棚树陈汉章的司令部，举行慰问联欢。代表们满以为这是搞好军民关系的一个盛会，谁知陈部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当鞭炮燃放得正烈时，陈的部下中有人上前踩熄，不准燃放，入内代表也被置于武装监视之下，不许自由行动。陈汉章密令部下，代表们只准进不许出，并假惺惺邀请刘积成讲话。刘讲话还不到几分钟，陈便喝令将到会者一律捆绑。当慰问队与官兵搏斗时，陈率队追至外院，下令用机枪把住门口，向内扫射。十几分钟后，许多代表便横卧于血泊之中。这次遇难的烈士共有30余名。随后，陈又先后到常德、绥宁、长沙等地大肆屠杀，负下累累血债。（韩卫贵、欧玉琳、张化云：《陈汉章其人其事》）
　　湖南另一名臭名昭著的惯匪陈光中，也几度被蒋介石政府利用，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陈光中1918年后在当时驻防常德的贺耀祖部所办的学兵营当学兵。受训后即在第1团当班长。1923年，当部队由溆浦移驻湘阳时，他伙同湘阳人颜藻生合谋劫夺同团2营营长马弁的一支驳壳枪跑回家乡，开始了其长达26年的土匪生涯。陈光中在力量壮大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青睐，被任命为“湘东剿共司令”、“反共先遣司令”、“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等职，成为攻打红军、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刽子手。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反革命两种力量大较量的展开，被国民党收编用以挽救其失败命运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匪帮更是比比皆是。
　　在中南，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后，又广为收罗土匪武装。蒋介石在退出大陆前，曾亲自写信要湘西匪首陈子贤“坚持游击战争”。他还指示湘鄂川黔边区军政长官宋希濂，将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将一批匪首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等职务。1949年7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又带着10万银元和大批枪械，亲赴芷江，收买湘西土匪，为他们打气，妄图变湘西为“反共游击根据地”。
　　2、于福
　　在东北，许多日伪时期的大汉奸、警察、宪兵、特务、被清算之地主恶霸、大部队中被清洗之坏分子以及惯匪，在国民党的怂恿和利用下，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以反共为目的的政治匪帮，兴风作浪，公开进攻袭击人民军队，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干扰减租减息，劫夺火车，破坏交通，烧杀奸淫，危害人民，无恶不作，像一群群四处猖狂奔突的狼群，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其中罪恶最大的当属于福匪帮。
　　于福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先遣军三十三师三团的分队长。1945年12月，先遣军被我辽东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一团击败后由长春溃逃到抚松榆树河子村时，于福拉出17人，携枪17枝上山为匪。
　　于匪匪帮拉拢伪警察、地痞流氓，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并极力与国民党地下组织挂钩，取得赞助。到1946年春节前，这股土匪扩充到30多人、30多枝枪。他们干扰、袭击我军和人民民主政府，对我山区的人民民主政权机构成严重威胁。为尽早消灭于福匪帮。稳定社会治安，抚松县人民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指令县大队将匪首于福之妻抓捕，诱使于福等匪徒投降；二是派出李红光支队、县大队深入于福匪帮活动的山区追剿。时值严冬，又近春节，于福匪帮被我剿匪部队追击得无处藏身，匪徒军心浮动。于福迫于内部压力，担心“局底”一旦泄露，将会被一网打尽，想来想去，决定采取暂时栖身的缓兵之计，率匪徒向政府伪装投降。
　　我政府误认于福真心悔过，放弃了对于福的监督管理，使他得以利用投降的合法身份，探亲访友，出入机关和逛市场，多方探听国共两党和两军的情报，权衡双方的军队、装备、经济等各方面的力量。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不仅通知原降匪徒携家眷重返山里为匪，并串联原日伪残余势力多人拉进匪窑，誓与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为敌到底。
　　国民党军北犯时，于福四处用写信、派匪徒联系等手段勾结活跃起来的伪警察杜学俭、于景龙、杨致忠以及伪官吏季元德、土豪李长胜、恶霸李会海等人，收编一些小股土匪，策动我县大队、公安队叛变，使这股土匪扩大到100多人。他们自称“东北剿共游击大队”，于福自封为大队长。
　　5月，“剿共军”匪帮在抚松仁义砬子被我抚松县大队击溃后，残匪在砬子河会合，投到于匪的“东北剿共游击大队”。这时于福匪帮已达到150余人，有机枪2挺、长枪120余枝，短枪20余枝。6月，国民党长官部派少将王绍武潜入抚松，收编于福匪帮为国民党东北长官部第三团，于福为上校团长。
　　这股反革命武装袭击我松江、东岗区政府，杀害我2名区长，l名区干部。他们以茂密的森林为掩护，昼伏夜出连续不断地袭扰我地方政府、部队和县大队，打死、打伤并俘去我干部、战士多人。抚松县人民武装指挥部决定，要在尽短时间内铲除于福这股反动势力，即部署我公安局集中主要侦察力量，摸清这股反动武装的活动规律。
　　6月中旬，这股匪帮窜到靖宇县伏击我军，打死我双阳县长乔海涛，俘去战士9人，劫去机枪1挺，长短枪12枝。这股匪帮得手后与黑瞎子战匪帮相勾结，并在抚松抽水区碱场集合，威逼群众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大吃大喝。酒席上于福还劝黑瞎子战匪首胡新春投到他们帮中。公安局侦察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查清了这一情况，火速报告指挥部。指挥部派出李红光支队、县大队等700余人当夜赶到，将碱场村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击毙匪徒13人，打伤40余名匪徒，俘虏10余名匪徒，我无一伤亡。
　　经过这次围剿，这股反动势力龟缩到小南岗一带。7月，王绍武派鲍玉海来抚松传达命令，令这股匪徒到辉南集合待命。这一情况又被我公安局侦察员侦察到，李红光支队奉命追击，在途中击毙匪徒5名。追至望乡台时展开激战，战斗整整打了1天，打死、打伤匪徒20余名，只有匪首于福带40余名匪徒逃到辉南。
　　12月，抚松县公安局在辉南镇将于福抓获，押回抚松县审判，于福被处死刑。（宋永春、李元东、杨万元：《于福匪帮的剿灭》）
　　在西北，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夺热河，一方面大肆收编伪军、伪警，给汉奸头目封官加委，组成国民党各种名目的“先遣军’、“别动队”，继续与共产党、八路军和热河人民为敌；另一方面，则大量收编日本投降后蜂拥而起的土匪，委以各种番号，破坏热河人民的和平生活。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热河土匪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声势之大，危害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先后有450股土匪，有匪徒50758名。蒙古地区的土匪则被国民党收编为地方保安团队，其第一中队长老铁及分队长郎布黑塔二人，均系土匪出身。他们被收编后，任意抢掠蒙民财产，并绑架旗札萨克。1946年5月2日，土匪老铁等扬言八路军十队进攻土默特旗，迫令旗札萨克携眷出走。老铁率队七八十人，将其绑架至库伦旗。老铁等还绑架了旗札萨克的长子并且到处抢掠、骚扰人民。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他们在各地屠杀革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随着内蒙、热、察绥地区的解放，他们有的受到惩罚，有的则得到重新改造。

　　六、海匪、湖匪、山匪
　　1、海匪
　　海匪，顾名思义是指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这类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偶尔也爬到岸上来劫掠陆地民户。近世中国，沿海地区，自北到南，几乎都有海匪肆虐。
　　在西方一些电影和历险记中，海盗往往被描述成为富有正义、传奇色彩的反抗者，过着罗宾汉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船沉海底，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可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到民国前后，在规模上，中国沿海海盗同西方海盗已相差无几。他们打劫客船、渔轮，掠夺钱财货物，曾给中国海洋运输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怖和灾难，他们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歹徒、杀人狂和强盗了。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沿海各省都设有靖海水勇以对付海盗的骚扰。
　　在渤海地区，老百姓称海盗为“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
　　这里的许多海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曾被海匪许三头子的手下绑架，后来因为海上刮起了大风，多数海匪晕船，郭善贵趁机串通了几个伙伴，一举消灭了匪徒，才逃出来。
　　郭善贵有心继续治渔为业，可考虑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况，以后免不了还要遭到海匪的欺负。于是，他与几个船友，一狠心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
　　除了这种情况，海匪中有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乱，趁火打劫之徒。
　　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他们多不定位，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作恶。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
　　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他们各立旗号，自封司令，真可谓：“兔子王八满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其中，山东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
　　傅瑞五，又称傅老七，山东省沾化县傅家庄人，自幼家贫，父母早亡，生活无着，到处流浪。为了填饱肚皮，他十几岁就加入了匪伙。由于他聪明机灵，主意多，颇受头目重视，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的妻子是当地一个地主家的女儿，是傅瑞五在一次抢劫中碰上的。当时，有一小匪欲非礼她，傅见其姿色秀丽，当下心中爱慕不已，便把她带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儿看傅瑞五年轻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贼穴，遂许身于他。时间一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女人也练得一手好枪法，能使双枪。在她的帮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独树一帜，成为拥有千余人枪，有船队，占据鲁北、沾化、无棣一带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盗。
　　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妇两人混入天津港口内，偷偷登上一艘叫“顺天轮”的英国船，暗藏在货舱内。轮船驶出大沽口，傅与妻子突然出现，各使双枪，将商船劫持到陶儿河口，掠夺了船上所有财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盗散匪，纷纷投奔入伙。
　　英驻我国使馆，获知顺天轮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惩治罪犯，赔偿损失。国民党中央政府连下通辑令要求沾化县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归案。沾化县党部书记赵载方接到上司命令后，不敢怠慢，带领工作人员下乡催租，把赔偿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痛骂傅老七作孽。傅听说后，痛恨官府，便带人袭击了国民党沾化县城，将国民党部书记赵载方及其工作人员10多人杀死。自此，他与官府更结下了不解之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加活跃，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陆两路，成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全民族的敌人，我冀鲁边区党委先后派出无棣县委书记傅洁尘、沾化县委领导人张荣廷、耿同临和军事干部贾乾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傅部工作。在我党的说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与我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与此同时，日伪军也纷纷拉拢他。经不住日伪的拉拢与诱惑，傅与伪军勾结，配合敌人的蚕食政策，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我军对傅部严厉打击，消灭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经过我军8个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我军将其释放，他收拾旧部，组成“山东抗日自卫队第三旅”，后改编为“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四分区独立团”。从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打了许多漂亮仗，解放战争后，进军湘鄂云贵，成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一支劲旅。（王新华：《渤海土匪与海盗》）
　　闽浙海匪的活动自有特色。他们打劫过往客商，炸沉轮船，残害生命，十分猖狂。国民党无奈，只好收编从温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献金两股海匪，组成“浙江外海护航队总队”。过往客商不仅要向护航队交纳所谓的护航费，还要向海匪交“片子儿”费。因为据说护航费是给官方的，而“片子儿”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来源”。此外，对护航船只的卫队，还要给“顺风钱”。经过这重重盘剥，对商人来说，每运一担货物所得到的利润已微乎其微。
　　护航队的总队长，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职权，任人唯亲，其中护航队小队长的人选，都由他保荐充任；同时，他还结交官府和恶势力，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台州专员杜伟、温州专员张宝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张乐、王献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进行走私活动，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他们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挂“毛”字大旗，便可畅通无阻。护航队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每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为了独占走私之利，毛止熙还一手策划了劫持江东轮船事件，打击利用江东轮走私的副总队长戴福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时从福建洋面至洞头一带的浙闽洋面还另有乌军骚扰。
　　乌军以台湾人蔡光为首，他在抗战初期，流落福建，不务正业，吸食鸦片，穷困潦倒。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利用这点特长，冒充日本浪人，纠合当地恶棍，组织流氓集团，招摇撞骗，无恶不作。其势力随着日本侵华的进展而大涨，后来发展至海上，联络小股海匪，盘踞分驻台山、南麂、北麂等岛屿，蔡光自任司令。他们专在浙闽海面打劫航行商船，还不时上岸抢掠，并勾结奸商进行走私生意。
　　1944年，蔡光又勾结陈荣博，发给陈枪支弹药，令其扩充乌军。陈即纠合当地郑亮、江声等流氓无赖，组成乌军一大队，陈荣博任大队长。到这时，乌军发展到顶峰，人数多达五六百人。他们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抢到货物后与日军平分，助纣为虐，十分可恶。一年后，日本投降，乌军被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收编，大队长陈荣博被当地百姓所杀，蔡光在解放时，被人民政府处决。（陈于滨、苏宰衡：《记浙闽海匪》）
　　2、绿壳
　　在浙江，人们对海盗还有另一种称呼，曰“绿壳”。
　　“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驾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致使广东海盗占据海门十天，焚烧数日，直逼至黄林洋。因海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成绿色，沿海渔民便贬称这种船为“绿壳”，后演变成对一切海匪的代名词。清末民初，“台州绿壳”影响颇大。
　　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为镇压太平军，大办团练。一批地痞流氓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肆无忌惮，“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说民团就是土匪。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围捕，这些人就成了“绿壳”，为害极大。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绿壳”活动更为嚣张，成分也十分复杂。一部分以抢劫勒赎为生，无恶不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济贫为宗旨，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员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绿壳”在台州起事，不久，他们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令，后来周、郑两人都壮烈牺牲。
　　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一部分“绿壳”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领导下，或参加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或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绿壳流窜成性，成为为害极大的惯匪。著名“绿壳”陈季甫，又称麻皮奶王，他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还有一部分“绿壳”是国民党兵沦落而成的。驻棚浦的浙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而怀恨上司，于1940年6月20日夜间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大肆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绑架镇长及群众30多人，黎明时呼啸而去。
　　解放后，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威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烧毁房屋，罪行滔天。
　　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绿壳”，发动了四省多次剿匪战，歼灭了黄岩境内的“绿壳”，又在土改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海盗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严振非：《台州“绿壳”》）
　　广东沿海海盗活动也甚为猖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盗。
　　三合公司匪首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岛深澳（县署）的地棍劣绅。吴品三体格魁梧，力气过人，曾在福建诏安县署前当众抱起重达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胡子，人称“八万”。陈顺身材矮壮，善轻功，行动敏捷，能攀桅尾，腾跃过船，撑竿翻墙，步履如飞。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补衣服时把针丢了，遍寻不获，正在吸鸦片的陈顺轻易地从地上捡起，其妻便同他开玩笑说：“真是贼目，一看就着。”一句话犯了陈顺的忌讳，立即遭到他的枪杀。土匪的心思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身为贼却忌称贼。曾伯崇为人老谋深算，阴沉寡语，人称“乌面”。
　　吴、陈、曾三人一同在青年会练过拳，习过武，后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术高强的僧人友然为师，所以，在关系上也算是师兄弟。1913年，青年会由于横行乡曲，作恶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也被枪决。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开始了其罪恶的海盗生涯。
　　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各自统领一伙人，在海面进行劫掠，有时，又联合打出“三合公司”旗号对过往船只收行水，每艘经过南澳海面的潮汕、闽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缴交一定钱银，领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红旗，挂在船上作标志，否则，就会被斩尽杀绝、洗劫一空。
　　不几年，他们即成气候，匪众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大乌底贼船10多艘。
　　一些远海货船也常被骑劫（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农历四月一天早上，陈顺在汕头港，混进了一艘开往暹罗的大货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备入驾驶室，把驳壳枪口对准舵公，装腔作势地喊道：“其他人免来，我一人对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开往南澳前江湾。航公听他口气，误以为船上贼人很多，吓得大气不敢出，被迫把船改变方向，驶至前江湾，由吴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驾小艇前来接应，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担左右的货物，搬完后，陈顺为显示自己是“孤胆英雄”，竟然对舵公说；“你把船开回汕头港，说是我陈顺单人劫船的，谁要比高低，就请他到南澳来!”
　　最令人震惊的是1928年10月13日发生的抢劫汉阳号轮船事件。汉阳号是行驶于伦敦、香港、厦门之间载重约2000吨的英国货轮。该轮航行到上海时，饶平县虎头山盗魁等十几个人，假扮为乘客，混进该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杨狄一伙海盗，分头出动突袭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银、药材等珍贵财物。为转移目标，他们又把汉阳号劫持到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吴品三等同党干了三昼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丝、绸缎、手表等货物，为迅速藏好赃物，吴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长强迫全乡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晓，汉阳轮才被放行，向香港驶去。汉阳轮返英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澳港报纸也极力渲染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自知理亏，为息事宁人，被迫赔偿英国政府50万元。
　　三匪魁盘踞南澳，作恶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愤慨。1925年，在汕头市《岭东日报》当校对的深澳乡人吴桂东以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鞭挞“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请清政府剿办。不想，这一行动却使三魁首误以为是南澳知识界名流林少颜、章肇华、蔡等元所写。他们视林少颜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
　　1926年3月2日，林少颜被诱请到曾伯崇处，遭到绑押。第二天，林少颜的金兰契友章肇华前往探听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设计软禁起来。两天后，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枪杀。
　　林少颜在被诱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枪杀后破腹，沉尸海底。在林少颜被绑架的当夜，蔡等元也被陈顺率领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栖澳沙坡，匪徒残忍地斩断了他的头和四肢，尸体被抛入大海。
　　多行不义必自毙。号称三魁的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26年底，陈顺率领匪徒12人在厦门伪装乘客上了一艘轮船，图谋不轨，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好运。船开之前，陈在后舱小便，捋起阔裤筒时，被一名水兵发现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驳壳枪，密投船长后，船长急忙引来了武装警察，陈顺被当场捕获。几天后，陈顺在厦门被宣判死刑。在处决时，这个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嚣“十八年后再相会!”真是凶顽异常。
　　1928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后逃往他乡。藏匿于揭阳棉湖镇。一天夜里，隔壁抓赌，曾伯崇做贼心虚，以为是来抓他的，在翻墙逃跑时，从墙上摔下，跌断了腿，束手就擒后，在揭阳被枪决。
　　陈顺、曾伯崇死后，吴品三的灭顶之灾也已来临。他偕心腹几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窜到诏安县其义弟林国光家避难。林为获得政府之悬红厚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暗中却向官军报密，正在觥筹交错间，伏兵四起，吴匪落网。官军怕他逃走，用铁线贯穿了吴品三的双掌，并剪断后脚筋。押往汕头枪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至此，横行闽澳沿海20载，罪恶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彻底覆灭。（《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39页）
　　3、湖匪
　　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混迹其间。其中巢湖土匪颇有代表性。
　　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抗战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后来随着日军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均异常混乱，逐步发展起了郭道发、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气焰极为嚣张。
　　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
　　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
　　到了抗战末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加之内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所以兼接受了蒋方和伪方的“招安”，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地区，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开始兴风作浪，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沦落为匪。不到两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运动，才真正肃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蒋伯举、黄庭宣整理：《巢湖土匪》）
　　山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但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狭小地域，如宋江率领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地势显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同时也四处出动打家劫舍。这类土匪，近世中国十分常见。如制造民国第一匪案的元凶孙美瑶，把大本营设在只有一线鸟道可通的抱犊崮上。为虎作伥的杀人魔王刘黑七则以山东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冲道、恶魔张结巴都曾是为害一方的山匪。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第二部分、土匪劣迹种种

　　近世中国，大大小小的匪帮充斥全国的各省、县，甚至乡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正像民国时期曾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中所唱道的：“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
　　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
　　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收水打单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更有那奸淫烧杀、殴斗兼并，本领可谓“博大精深”。

　　一、抢劫
　　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
　　在要道僻静处，这是传统土匪经常使用的一招。丛林中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一般胆小的客商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成了一滩泥，岂能不乖乖地卸下货物，扔出钱两。即便是胆大的，在匪徒那先入为主的声势要胁下，又怎能不服贴呢？况且人家还振振有词呢！
　　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有个姓李的独匪，叫老乱，经常扛着一把马刀，一个人拦路“宰线子”（抢劫）。1947年冬天，老乱得知有8个湖南的小商贩，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就在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老乱用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然后就蹲在小树旁专等小商贩来上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大雾笼罩着山丫口，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一步一喘地走过来，正走到山丫口中间，离老乱还有丈把远，老乱就猛的一下跳将起来，把大马刀一晃，大声喊：“不许动!”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藤头，狠扯几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又大声喊叫：“弟兄们快下来!”这伙湖南人虽然人多，但因不明就里，以为山上有许多土匪，顿时被吓得心惊胆颤、六神无主。老乱手脚很麻利，把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预先准备好的茅藤，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随后把尖刀往腰间一插，就进行搜身，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呀。搜完钱、银之后，拣一小捆白布挟着，拾起马刀来就跑了。等他跑远之后，这些湖南商贩才发觉，原来土匪才一个人，互相解开后，想追也来不及了。（周道祥：《回忆我家乡的匪患》）
　　1、乔日成
　　乔日成在其老家山西应县，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乱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显示了土匪那种杀人越货的卑鄙伎俩，而老乱的手段则很有些欺骗性，甚至还带有点戏谑的味道。
　　1926年，乔日成借同学于孝先的中学文凭，改姓换名考入太原阎锡山的北方军校，不到一年，他就对军校单调枯燥的生活产生了厌烦心理，终因违犯军规，被校方开除。被开除后的他，整日无所事事，手头日见拮据，遂萌生了拦路抢劫的念头。其时，于孝先的胞兄于绍先，是乔日成的幼时伙伴，时任晋军连长，也同他混在一起。一天，他对于绍先说：“看那些洋人肥头体胖呢装革履，个个都是有钱的阔人，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去抢他们些钱，咱就不受穷了。”说干说干，他们提了手枪就到了大街上，正好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太原火车站走，乔几步赶上去，用手枪逼着洋人到了他的住处。洋人为保全身家性命，只好乖乖地让乔和于搜身翻箱，眼睁睁地看着他俩将其所有贵重物品掠去，随后，乔、于移居他处。
　　当晚，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那个洋人的控告，他们感到事情重大，就电报了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第二天，《晋阳日报》就登出了有名军人持枪抢了一个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轰动了太原城，引起国际交涉，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局马上通令太原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但最终不了了之。
　　年仅17岁的乔日成初次抢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快乐，不免洋洋得意。他每日里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旦，只几个月的光景，就将钱挥霍一空。在于绍先的劝说下，乔日成又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1927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领了雁北地区，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补助每个学生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取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见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并顺手从炉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头部猛击一下，并举枪威胁说：“不准叫嚷，赶快拿钱，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了乔。临走，乔让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许起来哭叫，然后他从容地逃之夭夭。当晚，乔到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绥远省。到此时，人们还以为抢匪叫于孝先。后来，于孝先被捕，供出借给乔文凭考入军校一事，人们才知其真名叫乔日成。
　　乔日成接二连三地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下令抓捕乔日成，但因绥远省是奉军的势力范围，所以一时也奈何不得他。
　　1929年冬的一个黑夜，乔日成纠合另外两个小匪，又到浑源县南山界板沟抢了种中药黄芪发财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儿子在太原当官，听说家中被抢，分析面貌口音，认定是乔日成所为，就报告了省府。为免遭辑捕，乔日成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干脆跑到太原投军去了。时值中原大战，阎锡山大搞扩军，乔日成没费什么周折就当上了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旅长王铺的贴身副官。不到半年，阎锡山战败，被迫下野，阎军由张学良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为4个军。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所有的编余军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闲住太原。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他因经济来源断绝，又变得囊中羞涩，于是重操旧业，抢了与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团的邓友兰家。邓友兰知道后，呈报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严令县政府缉拿乔归案，但在乔的老家应县根本没见到乔的踪影，于是移文绥远协助抓捕。当时，傅作义主政绥远不久，公务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里还顾得上一个乔日成？因此，口外一带成了乔日成的避风港。他抢了邓友兰家后，由太原直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又尽情享乐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陷于内外交困之中，不得已又于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复掌晋绥两省军政财政大权。阎二次上台后，声言拥护蒋中央，不争政事，以实业救国为号召，开始建设晋绥两省的轻重工业和发展交通运输、金融、水利等。为筹集资金、便在绥远屯垦土地大量种植鸦片，并准当地百姓亦广为种植。但在口内的山西是严禁种植的。阎锡山严令，所种大烟只准官收官卖，不许私贩私卖，为此在长城各口设卡，严密搜查。因私贩鸦片获利很大，所以每年秋后都有大批烟贩冒险于此营生。为对付关卡，烟贩子结为团伙，雇用有枪的强人护送闯关。当时，应县有名的土匪王谋、弓三等就到口外以保镖烟贩赚钱。乔日成同他们多有往来。
　　1933年秋季，乔日成离开绥远城来到杀虎口外，开始了护送大烟贩子出关的保镖行当。雁北各县尤其是应县的烟贩子，都知乔日成的厉害，所以大都愿雇他保镖。每次过关进口时，烟贩子们在口外集中成队于夜间行动，乔领队在前，独自先到关卡门口堵住卡警，如未发现即行通过；如被发觉，乔即送礼说情请求放行；若不放行，乔即开枪对抗，打死值勤人员护送烟贩子们安全进口。那时，关卡人员多靠吃黑钱发财，送上门的钱大都乐于收下，这样也免得双方交火造成伤亡。一来二去，乔便与关卡人员交上了朋友。关卡人员一见是乔保镖的贩子队，不讲给钱多少即行通过，都怕得罪了乔遭到报复。
　　乔干了一段保镖后，总觉得挣钱太少，来的太慢，很不过瘾，于是决定干一桩抢劫烟贩子的买卖。一天，他蹲在口外离关卡不远的地方，等待过客。夜深后，恰巧走来一队20多人的烟贩子，每人身背一包烟土急速前进。乔仔细查看，见其中没有一个熟识的，便尾随其后。入关后，乔跟踪烟贩走进一个村店，同住一个大火炕上。等大家睡熟后，他从炕上爬起来，点着大油灯，站在门口朝火坑里边墙壁“咣、咣”开了两枪。众烟客猛地惊起，不知所措。乔端枪对准炕上的人们喊道：“我是关卡人员，你们把带的烟土各交出一半，把带的钱也全拿出来，扔到地下门口，谁也不准下炕，哪个不交我就打死他。”众烟客迟疑之中，乔照着炕边的人打了一枪。受伤者疼得惨叫，大家才慌忙哀求讨饶，于是一个接一个乖乖交出烟土和钱，扔到乔的面前。之后，乔用早已准备好的大口袋装好，出屋将房门反锁上，星夜赶路，洋洋自得地急奔于返回家乡的路上。
　　乔日成抢劫了烟贩子回到家中，官府抓捕他的风声已经过去。因此次抢劫是黑吃黑，无人告状，所以他在家中也得以安然居住。
　　到1935年秋季，乔日成的手又痒痒起来。他与其兄乔日昌把目标对准了离应县不远的浑源黄崖村的张凯家。张家是当地最有钱的大地主，以放高利贷和种黄芪发财。张凯是留学生，阎锡山的化学专家，当时在太原任西北实业公司火柴厂厂长兼西北化学厂高级工程师，月薪可观。其父在家经营，雇了十几个长工，还有护院枪枝，长工又兼为张家的家兵。
　　乔日成将同他抢过南山的那两个小匪招来，连同他哥哥共四人各带手枪一技，夜间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黄崖村。乔日成先是假装买黄芪药材的客商，进村察看了进出村的路径、街道及张家的前、后院和晒黄芪的场院情况。下午，他们四人趁村民和张家长工都下地后，直奔张家。乔让两小匪把守前院和街门监视院内外动静，让其兄守卫过厅监视内院。他自己则走到正房。当时，张老太爷和老太太午睡还没起，乔掏出手枪照老太爷头部砸了一下，随即砸了老太太背部一下后厉声说：“快把你家的金条法币银元全拿出来，不然开枪打死你两个老狗!”还说：“我们是土匪，来的人很多，已经把你家包围了。”两个老人哪见过这阵势，只好开箱取钱给乔。
　　乔日成这次抢劫却没有那么好运。他们刚走出村外四五里，就有十多人从后边追上来，用步枪朝他们射击。乔日昌腿部被击伤，乔日成见状，忙令同伙散开隐蔽于地埂后边还击。乔日成将其兄伤口包扎后，吩咐两小匪就地对抗，待天黑再作打算，他自己则悄悄返回村中，袭击张家后路去了。乔窜至张家晾晒黄芪的场院，见场中空无一人，放火将场中黄芪茎点燃，顿时火光冲天，张家追击抢匪的人见状，急忙撤回救火，乔日成趁机返回原地并掩护其兄脱险。张家人伤了他哥哥，乔日成决意报复。第二天下午，他重返黄崖村，见张家场地中有不少人在整理被烧焦的黄芪，掏出手枪就朝人群射击，当场死伤五六人，场中乱作一团。乔复仇目的达到，趁乱扬长而去。
　　这次抢劫案和枪杀案使浑源县上下震惊，成为全省的大案。张家将匪首相貌口音连续两次向县政府报案，并派人到太原告知其子张凯，又直接上报了省政府。经查，此案又是乔日成所为。阎锡山不得不再次下令各县严密侦察并悬赏重金通缉乔日成。
　　谁能料到，乔日成此次带上金条元宝烟土和银钱，连夜跑到阳高县，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往北平天津又去游玩去了。（参见康耀先：《山西土匪乔日成》）
　　有些匪帮为了获得大量的钱财，把列车也作为抢劫目标。一次，在京包线上，一列由西向东开行的火车，至福生庄时，遭到50多骑匪的拦劫。土匪们气势汹汹，怒声喝斥，遍搜乘客之身。此时，手无寸铁的乘客们只有俯首贴耳，任由他们搜身。凡穿戴华丽整齐的，都被脱去衣服，由匪徒们一并席卷而去。那些被脱去衣服的乘客，不分男女，都赤身裸体蜷伏在车厢内，有的披被单，有的围一条手巾以遮身，有的妇女无以遮身，羞愤交加，只有怀抱小孩哭个不停。
　　在云南，个碧石铁路（石屏——个旧——碧色赛）的列车不止一次地遭到土匪的截劫，凡是没有招安土匪保路或是军队保商的路线，经常有土匪扎着抢劫，行人插翅也难飞过，百姓真是寸步难行。“行路难”之叹，在土匪横行的时日里，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
　　2、砸窑
　　在东北，土匪劫掠钱财的方式是以武力强行攻入豪绅富户家，这种行动，称“砸窑”。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窑有“软窑”、“硬窑”和“响窑”之分。“软窑”是指用柳条子、木板障子夹设的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往往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也有设置地枪来自卫的。这样的窑顶多是些小康人家，虽说积攒了些家产，但还不够富，修不起坚固的院墙和炮台，防守能力很弱。“硬窑”是指砖砌起或土打的大院，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通常是乡村里富得流油的豪门大户。“响窑”又称“红窑”，是指那些常常悬挂小红旗的大院。这类人家大多是些乡镇富户、店商铺号、油坊、烧锅、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较坚固的高墙大院，四周围墙安设炮台、枪眼，雇佣职业武装人员（炮手、炮勇）自卫。他们既怕土匪来砸窑，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装，于是就挂出一面红旗，绑在烟囱上，意思是可以来砸。这是吓唬土匪。对这些响窑，一般小股土匪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弄不好，窑也没砸响，弟兄们的命还要搭进去几条。再者，这类大户常常是地方豪强、士绅，其人或子弟往往与军方或官署有联系或有某种关系，甚至有财力买通了某股巨匪，所以，一般胡匪往往不敢触动响窑。尽管如此，土匪往往还是选择红窑作为攻打的目标，因为这挂红旗的窑，虽然难打，但油水也特别大。土匪经不起这巨大的诱惑，愿意舍本做大买卖；二来遵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先把那挂着红旗向绺子示威的窑给砸了，可收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为了砸窑，特别是为了砸开“硬窑”和“红窑”，土匪很懂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为此，必须事先派专司侦察情报事情的人——“插千的”去探地枪，这是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1923年春，吉林双阳县双镖绺子准备攻打一个姓胡的大地主家，这个窑插的是红旗。双镖这时当炮头，和插千的装成卖布的货郎子，背着一个大口袋就进了村。他们围着老胡家大院吆喝一阵，老胡家的小姐就把他喊进了屋里。这胡家是东西大厢房，宽敞明亮。那时双镖正年轻，长得高大英俊，这老胡家的小姐叫二霞，长得精灵美貌，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的，像个小小子。卖布的进了家，她上去挑成色，与双镖眉来眼去，心中爱慕不已。双镖借口喝水，就走到外屋，往西屋的墙角一打量，有4台暗枪和2杆地枪。老胡家掌柜的发现这小伙探头探脑的，就猜出来者不是卖布的。双镖发现对方已有所察觉，况且地枪已探好，赶紧和插千的溜走了，胡家立刻布置了人巡夜。
　　第二天夜里，他们攻打胡家窑。双镖领着几个人从大板障子跳了过去，然后爬上了墙头。当年，挂红旗的大户人家都是两层院墙，外边那层就是大板障子，里边才是砖土垒的带炮台的墙。他们从大墙上跳过去，已绕过了地枪，谁知一个弟兄忙中出错，脚尖碰在地枪线上，只听“咕咚”一声响，惊动了胡家护院的，当场打死两个，双镖被打伤让人捆了起来，胡家掌柜的提着灯笼走过一看，说：“这不是白天卖布的那小伙吗！”胡家把双镖吊在马棚里，用皮鞭蘸着凉水抽。
　　为了砸窑探地枪，大炮头、二炮头有的被打成了残废，有的挺不过苦刑，招出绺子地点，又领着官兵去围捕。双镖算是幸运，后来胡家小姐救了他一命。
　　探好窑的内部情况，砸窑就开始。砸窑的当天，就由翻垛的（匪帮里的军师、参谋）看好黄道吉日，然后出击，砸窑往往在夜里行动。炮声（土炮）一响，弟兄们在炮手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让老头和小孩给溜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衣食足，思淫欲。土匪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匪徒间往往醋性大发，相互争执不下，甚至撕打。
　　砸窑之后，他们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剿。往往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划了”（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要想方设法硬攻。1914年，佳木斯“小白龙”攻城砸窑，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冻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边打边叫。1923年，洮安土匪“天照应”攻大安城砸窑。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土匪就用牛粪火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外边招到城墙里的马圈里，终于将这个窑“砸”了下来。（曹保明：《土匪》，第49～52页）
　　砸窑一般都是势力不太大的小股土匪的“业务”。那些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匪帮，兵强丁壮的，有着大得惊人的胃口，他们一般去砸“框子”（即集镇）、砸“圈子”（即县城）。三十年代胡匪两次洗劫伊通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1年，土匪第一次攻入伊通县城后，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就连县政府保存的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已经编纂完稿的伊通县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付之一炬。1932年，他们再次攻陷伊通县城，这次，他们理直气壮地扯起了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天下第一团，是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得还。”这几句顺口溜倒是典型地反映了一般土匪那种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贪婪心态。这次的抢劫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如狼似虎地把各商号店铺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而且街道的普通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他们抢掠的对象。（刘庆祥、李南浦、王中光：《群匪两祸伊通城》）
　　抢劫一般家室，称砸黑窑或掏窑。砸黑窑者大多是当地的散匪，知道人家根底，如钱物的数量、存的地点，便临时组织几个无赖，拿一枝枪，甚至没有枪，往往以木棍、刀子、假枪做行凶工具，运用一切暴力手段抢劫财物，见什么抢什么，货币、马匹、衣物，甚至袜子也抢。为防人认出，戴上假面具、口罩、帽撸（只露双眼的帽子），趁黑夜入室作案。巨匪称他们是“捅鸡蛋的”、“胡子的小舅子”。这类胡匪，哨聚成窑，分赃即散，与大绺子无内在联系。另外还有“棒子手”（单人的暗杀）、“地崩子”、“打杠子”、“别两子”（劫路）之类的劫匪，他们的作案手段与砸黑窑者类同，只是称呼不同。

　　二、绑票勒索
　　1、绑票
　　“票”一词，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绑架人质的行动则叫“绑票”。湘西一带，绑票叫“牵羊”、“吊羊”。
　　这是土匪主要的创收渠道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绑票勒索“是一种完全可靠的方式，与单纯的抢劫相比它有三个明显的好处：首先，由于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其次，抢夺的赃物很难处置，而绑票的家人肯定会赎出受害者；最后，绑票可以移动，在匪帮迁徙时易于带走。”(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13页)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想绑谁就是谁，调查清楚哪一家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财值得他们冒风险，是很重要的。土匪有时候也讲条件，讲求“先礼后兵”。湘西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他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他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率人前来烧屋杀人抢夺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他就正式下令“吊羊”，进行勒索。(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东北的土匪绺子，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是，绑这样的票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兵来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事非要出门不可，也都带上保镖。这一来，使得许多实力弱的小股土匪只能望而却步。弄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这样，许多中、小户人家也会成为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家里虽然稍有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水平。
　　绑架的人在家庭中应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家人才肯舍得下大本钱将其赎回去。比如宠爱的独生子，“他们的家庭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以告慰祖宗，会被迫立即交出赎金。”1919年，土匪“大龙”绺子的人要从“金玉堂”妓馆里赎一个叫张淑贞的妓女，老鸨子小金宝死活不肯，因为张淑贞是她的摇钱树。于是大龙决定绑票。一天，小金宝领着她的独生儿子去逛庙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大龙的人就在小金宝儿子的头上抹上了蒙汗药，然后趁小金宝不注意把孩子给绑走了。后来，“花舍子”（匪帮里的联络官）给小金宝送信，她没有办法，虽不为“延续血脉”、“告慰祖宗”，但为换回儿子，只好舍出张淑贞。(曹保明：《土匪》，第53页。)
　　依此类推，作为绑架的对象也可能是年幼的小孩子。（黑话称为“抱童子”）、待嫁的少女（要求当天赎回，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故而黑话曰“快票”）要么是具有相当现代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姐，“她们往往是学生或教师，因为这类人要比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更有可能交赎金。”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土匪就绑架老太爷或者老太太。也有的土匪绑架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由全保或全村筹付赎金。土匪最有可能绑架的还是当家的、掌柜的，因为一来他是这家的顶梁柱，全家生活来源全靠他，不把他赎回来，日后也没法生活；二来当家的或掌柜的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信写到家里见效快。总之，土匪在揣摸肉票及家人的心理方面算得上绝顶聪明，他们决不会为绑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的肉票而冒生命的危险。
　　除了武力威胁下的强行绑架，土匪精心策划的绑票招数很多，五花八门，异想天开，令人防不胜防。
　　1935年，吉林省九台东部山区的桦树沟附近，住着一户姓姜的大财主。此人腰缠万贯，但又抠得要命，人送外号“姜老抠”。当地有一伙大绺子，大掌柜的姓罗，叫罗明星，报号“三江好”。他三次带人砸姜家窑，都没砸响。“三江好”苦思冥想数日，终于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他率领一伙弟兄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祖坟，连哭带喊，挖坑出殡。
　　姜老抠此时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忽然听见二当家的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哥，咱家谁老了（死的意思）？”
　　姜老抠50多岁，秃头胖脸，一脸老奸巨滑的样子。他家大业大，大院套四周筑有炮台，雇有12名炮手护院，平日深居简出，就怕绑票。当他一听二当家的来报丧信，立即心生疑窦：“会不会是土匪扮演的？”就又派人去查看。可是派去的人回来比二当家的还着急：“不得了了!墓子已打好了！快要埋了!”姜老抠一听，再也顾不得细想，腾地从炕上跳下来就走。等走到他家祖坟地一看，当中果真摆着一口棺材，一些披麻戴孝的人正在哭哭啼啼，喇叭匠子还吹着丧乐《九条龙》。姜老抠气得破口大骂：“日你祖宗，是谁这么狂？”那伙人却好像没看见姜老抠似的，哭得更来劲了。姜老抠再也忍不住，撸起袖子就要动手打人。时机一到，哭声嘎然而止，土匪们一下把姜老抠按倒在地，其中一个把大红棺材盖一揭说：“来吧，就等你呢。”一下子把姜老抠给按到棺材里去了。就这样，姜老抠中了土匪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被“三江好”及众弟兄逮个老实，顺顺当当做了一回“肥猪”。(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宽城子有一个叫孟昭惠的接骨先生被绑票时也很有意思。
　　据说有一天，孟医生出诊坐火车回家。同车的两个人坐在他对面，有意向他脸上喷烟，他气得训斥了几句，那两人当即寻衅动手。这时，坐在不远的另一个人，作见义勇为状，三下五除二，几拳脚就把那两个家伙赶跑了。孟医生感恩不尽，和他聊了起来，那人自述家母不慎折腿，此行是去请接骨医生的，不巧医生外出。孟医生听后就跟他下了车，到了土匪窝，才知上当受骗。就这样，孟医生被土匪巧妙地绑了票。(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对于穷凶极恶的土匪来说，从富人那儿敲榨出大油水，固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当富户为免遭土匪祸害纷纷避居城内，或者富户已被敲榨勒索得没啥油水的时候，穷途末路的匪帮也会退而求其次，把穷人也列为绑架目标。
　　以山东为例证，据文献记载，1918年“山东土匪绑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可是进入二十年代，山东匪帮的绑架勒赎竟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的地步，票价也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河南的土匪也是如此，“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洛阳的土匪就曾经公开叫嚣：“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大规模的匪帮在洗劫村镇时，会不管贫富，顺手拉走数十成百的“肉票”。
　　2、折磨肉票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绑来的肉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他们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东北胡匪有个很是损人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刑法常常在匪帮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比如，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着一堆炽燃的火坐下来，然后取出一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逼使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跑也跑不掉了。据说有的人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福建土匪折磨肉票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人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够进退，也不能够转移，痛苦和倒悬一样。
　　有时变个花样，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残废，这叫“戴眼镜”。还有“鸭子凫水”，就是将肉票四肢用细麻绳捆住，“飞行式”吊起来，背上再加以重物。也有的时候为了省事起见，用长钉或竹签将肉票的手脚钉在地上或木板墙上，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逃掉。最残忍的，是用细棕绳箍在人头上，另用小木棒一根插入绳中，渐渐扭紧，使人忍受不住，疼昏过去，这叫“临安套头”。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匪队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攒面条，铃铛晃动乱响，土匪把这种面条叫作“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窜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东北的匪帮，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被绑架者的家庭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他门路，想要人就得拿钱来换。在一定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民俗心理学家。
　　但有的时候，对更重要的肉票，他们会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1913年，辽阳“徐老帅”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才4岁，花舌子送了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吝啬，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是个葫芦还是瓢。不赎！”可徐老帅又舍不得这个票，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胡子缝了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边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看那家人真不要这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孩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继父”。(曹保明：《土匪》，第55页。)
　　有些舍不得撕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车轱辘采火烤肉票腿上的蛆。那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嚎叫，爹一声娘一声，令人目不忍睹。
　　在有些地方，肉票在匪帮之间甚至可以买卖。出卖肉票的匪帮多半是因为组织性较差，缺乏安全的藏身之所才卖给更有实力的匪帮的。比如在广东，就有专门的肉票市场，有专门充当这种交易的中间人。广州周围的肉票买卖现象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有个叫利利厄斯的外国人在《我与中国海盗一起航行》一书中写道：“有时恰巧另一个海盗头子也希望得到同一个人，当他得知他所要的肉票已被别人绑架时，他常常会出价买下这个肉票。由于出现了买卖被绑架受害者的现象，便产生了暗探网络……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提到可能的‘主顾’的名字，情报无疑马上就会泄露出去，接着就会为占有那个受害者而大忙一阵。先得手的匪帮通常好处最多，尽可能迅速地使自己赎身也符合受害者的利益……”。
　　绑票的买卖在别处也很常见。四川广汉地区的土匪在出卖拉到的肉票时，有的几百元几元一个也卖。对于那些实在卖不上价钱的穷人，他们甚至说：“我们当拉了一只鸡一样，总要卖几个钱。”(侯少煊：《广汉“匪世界”》)
　　民国初年福建惠安巨匪汪柴水除自己派出匪帮绑架肉票外，还向仙游等地散匪“收购鲎仔（即肉票）”，每个“鲎仔”估计可以勒索赎身银多少，按20％为收购价收进，然后转手勒赎。他还把在惠安抓到的小孩卖给外县以获取钱财，拆散人家骨肉。1933年，有三个英国海员在东北遭到绑架，附近一个绺子愿意以200万元外加150枝步枪的代价换取他们，但是大当家的要求双倍的价钱和400枝步枪，最终因意见不一致，交易没有达成。
　　为换取银元，土匪也会把那些因家庭贫穷、无法筹足赎金的青少年男女卖作他处。雷州半岛的李福隆、妃陈仔、造甲三、蔡阿兰等几大股匪，就把青年男子当做“猪仔”贩卖到南洋群岛等处做苦工，把青年女子卖入妓馆：样子好看的被卖入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妓院为歌女或妓女，卖出的身价，大约为七八百银元；样子不那么好的，则四五百银元卖到江门、海口、安铺、北海等地妓馆为娼妓。不少女子，因此挨皮肉之苦，身心受到摧残。从1913-1933年间，仅徐闻一县的青少年男女，被土匪缚掠辗转倒卖者，就达四五千人。(梁国武：《雷州半岛匪祸见闻》)
　　如果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就要设法通知其家人赎回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代劫匪通常以充满威胁恐怖的声调给受害者家人挂电话。旧时代可没这么方便的通信联络手段，一般由受害者或匪帮内精通文字的人写封信，找“花舌子”送信上门，约定日期、索价，带足赎金到某地点赎票。届期不前来赎票，若绑的是小孩，就砍掉小孩手指一个，装在信内送到被绑小孩的家中，再约定赎期和地点，促使其家人遣人前来赎票。届期再不前来换票，就再砍掉小孩一指，再去送信，直到砍掉五指。土匪这样做，是为了使人恐惧，促使其他被绑票人的家中前来赎票。这同处死家人不来赎的肉票有异曲同工之处。价码一般由土匪开，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队前前后后的心思、功夫都算白搭；价格过低，捞不到大油水，白忙活一回，也是一件窝囊的事。只有出个不多不少的价，才可靠，这也全靠“花舌子”去周旋。
　　“花舌子”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把死马说成活马，将稻草说成金条，对票主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常常能让票主家按他的意见去做。他见了票主家往往说；“你家摊上事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这是一条命。再者说了，这是你们当家人，古语说的好：家有万贯，主事一人。不能不去赎。”末了，眼睛里果真流下几滴眼泪来。反正，大凡匪队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决不撒手的。
　　赎人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小户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落个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更糟的情况是，财产全搭进去了，可赎回的亲人也早已被土匪折磨、摧残得伤痕累累，甚至终身残疾。
　　3、洋票
　　土匪除绑架本国人，也绑架洋人。本国人质称“本票”，抓来的老外则称“洋票”。民国时期，洋人遭绑架勒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土匪绑架洋人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仇视，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也不完全是为了赎金，而是利用政府恐洋、惧洋心理，把洋票当作对付当局的“王牌”，带在匪帮里，前来剿匪的政府军就不敢随意开枪放炮，或者在谈判改编成军队的条件、索取高额赎金时，当作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最成功地利用洋票这一法宝的是老洋人匪帮。在老洋人之前，白朗也绑架过38个外国人，但白朗既没有得到赎金，也没能保证自己的匪帮不被剿灭。老洋人却很善于利用这种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1922年6月9日，在开始行动后l个月，他的部队洗劫了一个传教场所，抓走了一位挪威传教士。8月24日，他们绑架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希腊人，然后又绑架了一个意大利人。10月13日，他们袭击了一个美国传教团，绑架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瑞典传教士。在同一个月里，还有三个英国人被绑架。在11月初，又有一个美国人巴牧林和他6岁的儿子遭到绑架。到11月底，老洋人已经拥有14个外国人质。在遭到官军的猛烈进攻时，老洋人不仅利用肉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而且利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面前，诚惶诚恐，生怕洋票出事，并不急于发动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
　　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官匪双方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洋票，手下匪徒改编为12个营的正式军队。老洋人本人也获得很高的军衔，并获准继续统帅自己的人马。
　　各地匪帮从老洋人的范例大受启发，纷纷群起效尤，1923年5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这一次，有20多个外国人被当作人质。“临城劫车案”之后在整个华北接连发生了大量类似的绑架拦劫火车的事件，结果使外国人都不敢坐火车。同时，这种绑架“洋票”的活动波及到了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1923年这一年有41个美国人、23个英国人和14个日本人被绑架。
　　洋票之所以受到土匪的青睐，正如一个土匪解释的那样：“由于持续不断的内战，造成的贫困或荒凉，我们不得不邀请几个洋人上山，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坚持某些要求，获得某些保证……我们无意虐待洋人，或者制造外交纠纷。由于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你们同我们谈论赎金是多费口舌。”正因为如此，土匪对待大多数洋票的态度并不坏。云南匪首李绍宗，曾捆走滇越公司职员法国人巴都，但他非但没有勒索钱财，反而给予优厚的款待，数月后还派人把巴都送回家。在“临城劫车案”中，被绑架者都承认没有受到土匪的虐待，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经历看作大笑话。记者乔治·索科尔观察到他们中有“许多人如此健康，气色很好……许多外国人都羡慕他们能在抱犊崮的山峰上休养。”可怜的本票不仅不敢奢望有什么优待，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担保不了。在临城劫车案中，由于山上饮水紧缺，土匪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政府对待“本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局认为本票不值得他们直接插手，本票甚至在土匪“平定”之后往往也得不到自由。临城劫车案中，洋票释放出来以后，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葸瑟缩，惨状不可睹。”但是，官方却不再过问。

　　三、摊派
　　摊派勒捐是土匪聚敛财富的又一种途径。
　　许多土匪为中饱私囊，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派款，搜刮民财，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陕西商县大荆地区土霸王——外号“周狼”的周寿娃，一次就派给大荆、腰寺壮丁费8000余银元，小麦1000石。
　　盘踞陕西陇县吴山的王友邦，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吴山东北的梨林川南村有安姓“书手”（书手是满清王朝遗留下来专门记载农民纳粮数字人的名称），姓安的家里还藏有梁林里（陇县共有28里）农民纳粮底账，王友邦的匪部查出后，便根据该底账向当地农户摊派。派款的办法按八渡里过去的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当时的农民普遍种植鸦片，所有派款以鸦片烟款为最重。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天内必须交清，有吴山派来的土匪专门催款，他们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农民稍有反抗，就要遭到杀害，曾经在一天之内就有两人被枪毙。
　　除了征粮派款，有时为了运输需要，王友邦还向当地农户选派脚力驴骡。1926年后，随着王友邦扩张范围的不断增大，征派的粮款不敷开支，粮食严重不足。于是，他下令到接近陇县东部的千阳县寇家河源上产麦地带抢运小麦。在抢运的前二天，土匪到八渡以下梁林川各村派好驴骡数百头。到抢运那天，选派好的脚力驴骡，整队出发，由吴山匪部派出马队三四十匹作先导，到了抢粮的地方，鸣枪示威，惊散当地农民，再由赶驴骡脚户进入各村庄农户家中抢装粮食；抢装齐全，吹哨集合，脚户驮运粮食先走，马队再鸣枪一次，押送返回吴山。（阎存正：《王友帮盘踞吴山纪实》）
　　云南有个叫杨玉清的匪首也任意选派劳力为其服劳役。他建盖私房耳房两所，茶房1所，碉楼一座，所用木料，分派给农民运送木材；所需四五万土基，分派赤沙白佃农托好晒干，送至墙脚；石料数百车，分派附近村寨农民拉运至墙脚。但他却不付一分钱，不管一顿饭。（杨竖、陈荣华：《弥勒五匪首》）
　　陕西还有个土匪叫王海山，他除了在宝鸡县私自派粮收款外，还要老百姓提供学费给其四弟上学。宝鸡七区30多个村，每村分摊20块硬币，全年就负担600多元。（娄生成、段志恭：《宝鸡恶匪王海山》）
　　1、土匪杂税
　　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土匪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使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试举两例。
　　闽南著匪高为国的税目有烟捐（鸦片捐）、赌捐、戏捐、花捐（妓女捐）、军队捐（规定高匪防地，每户应出匪兵1名，如果无兵可出，就要每名折洋10元交纳）、门牌捐和铺路捐之类。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捐税中，最不得人心的是铺捐和门牌捐。铺捐即店铺捐。该捐无一定捐额，多少全凭高为国的心腹走狗韦乔说了算，他说这家店面50元，店主必须在三日内一文不少地缴清，过期不缴，加罚一倍，再不交，就派兵封店抓人。所谓门牌捐，即是高匪将其盘踞下的城镇、乡村划为几个区，然后按区派定总捐额，再包给手下爪牙按户征收。按其规定，不论城镇乡村，洋楼草房，甚至牛栏猪舍，一概须缴纳门牌捐，捐率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户征收12元，乙等户8元，丙等户4元。对那些富户和侨户，则给钉上特种门牌，捐额面议，这样的人家往往要被敲索至百余元甚至数百元。（洪卜仁、傅维翰、陈朝卿：《闽南著匪高为国》）
　　福建另一个匪首涂友清立下的税目有丁钱、田赋税、普通捐、特别捐、子弹费、过节费、优抚费等，使得群众不堪重负，敢怒不敢言。匪徒所到之处，还要地方应酬饭菜，供其享用。另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还印发信用票，以此盘剥群众。票面一元，票印价值与银元和法定钞票同样，发给部下为每月饷款，强迫群众使用通行。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发行数次，到收取信票时，票面价值只以七折计算，以此获利坑害剥削持票人。（涂明哲：《匪首涂友清》）
　　土匪的发家史，也是善良的穷苦百姓的受难史，土匪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赋税，使得他们在贫困的深渊里滑得更深。就以“铁磨头”许铁英为例吧。许铁英又名钟琪，“铁磨头”是他的绰号，是河北永年县有名的土匪。自从1939年他成立了“保险团”后，就开始了明暗结合的抢劫，白天要粮派款，晚上绑票勒财。他向群众的摊派从来是想要多少就多少。要粮，除春、秋两季必交外，平时要也得给；要款，随要随收，不论次数和多少；要费，被子费、烧柴费、枪枝子弹费等等，名目繁多；要捐，牲口捐、水车捐等不计其数。以上还都是所谓正项摊派。此外还有不少名目：如“饭折款”，就是催款人到村催款，须以鸦片、烟卷、肉馍招待，不在吃饭时间，就得出“饭折款”。铁匪对永年县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土匪统治，他的罚款、派差使得老百姓胆战心惊。1939年，铁匪曾连续向茹佐村要款5次，按每亩地1.2元收款，村民筹措不出，匪徒们就在腊月三十闯到茹佐，摘门卷抄家绑人，家家户户遭到抢劫。农民陈志祥家仅有的准备过年的一斗玉米也被抢去。1941年，铁匪派人到兴业村要款，群众没能按数付出，就把赵承方、刘福珍、崔成志和永冬的母亲4人抓去，村里花了几万元，才将他们赎出来。（成合群：《永年巨匪“铁磨头”》）
　　除了公开的征派，土匪们还另外想出了许多名目，什么买路钱、什么保险费，变着法儿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1938年，张治中在谈湘西匪患时就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种情况：
　　“我们设官收税原有一定的规章，一定的步调；但是在湘西有些地方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情形。离奇的秘密的税收机关，还是存在；但这不是中央所收的税，也不是省政府和地方所收的税，而是土匪要收的税，是所谓某大王某大王的税收机关。比如商人运输的桐油，经过某大王的‘势力范围’，每1桶就要交3块钱的土匪税，这算是买路钱或者保险费。因为假使不缴纳，那货物的通过和安全，就要发生问题，要是缴纳了，那就可以通行无阻。所以现在一般商运，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受着政府的保护，合法政治的保护，而是受土匪的保护，受非法的黑暗势力的保护。”（谢心宁整理：《张治中谈湘西匪患》）如湘西瞿伯阶匪帮在抽鸦片烟税的时候，一是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种鸦片烟的多是地主，他不管是谁种的，一来就给你割得精光。二是他没有去抢收的地方，规定按保交给他捐税多少。三是过往客商贩运鸦片烟，如果向他交了税，可以畅行无阻，如果没有交税，一定财物两空。
　　四川广汉地区的匪头们，鉴于该地区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想出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保住他们的饭碗。即每乡每保每月交与当地大匪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土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1只，月缴5角；养猪1只，月缴3角；种稻1亩，秋收后缴谷1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5角……如此等等。匪徒们通过这种办法，坐享其成，不须动手抢劫，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呢？（侯少煊：《广汉“匪世界”》）
　　在某些地方，更有一些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例如湘西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他为了谋求官职做护身符，托人送礼给国民党古丈县党部及县政府大小官员，官大多送，官小少送。1943年2月，他在古丈加入了国民党，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员。不久，他又当上了保安乡乡长。亦官亦匪的张平，公开以捐税的形式坑害老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土地捐、人头税、出谷税、存谷税、火坑捐（湘西当地居民在屋子中央，挖一坑，中烧柴火，用以照明、取暖、烧煮食物）、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子弹捐、碉堡捐等。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娶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许多农民因交不出捐税，被割掉下身、吊半边猪，甚至被残忍地杀死。（胡家模：《恶魔张平》）
　　2、吃票
　　在东北，有一种变相的摊派勒捐，名之为吃票。吃票就是专门管理地方一些“单开”——专干一种“案件”人的事情。吃票的绺子多指那些常在一个地方来往的大绺子，也有的就是他们派出去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捕渔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干什么的都有。匪绺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庄、车站、码头等要隘地方设立暗卡、底线、坐线，下山的人、运货的人、担款的人等等，必须接受吃票，一般而言，吃票最高三成，少则一成。
　　下面是曹保明先生描述的放排季节吃排饭的是怎样向土匪纳献进贡的：
　　“这些吃排饭的，往往要到管这个地段的绺子掌柜那去‘报号’，取得他们的认可，叫‘考票’。实际是去拜见‘吃票’的头子，也是去寻找‘靠人’（靠山）。不然他们得了钱也出不了山口。土匪是靠吃排饭的这类人物养着。吃排饭的闯进绺子，抱拳在左肩，施礼道：‘西北连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
　　大掌柜的说：“从哪来相府？”
　　来人说：“称不起相府，抱老把头瓢把子，吃排饭的。”
　　这时掌柜的说：“给这兄弟倒酒上烟。”这人说：“等一排下来，我恭敬弟兄们和大掌柜的……”另外，也有的匪徒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河口、山门等地方，临时设卡吃票。
　　辽西巨匪杜立三，17岁时，单人到辽河岸上，用红布缠起一把木头勺子，形似土造手枪，威胁上水船只，一天之内，劫了16只由营口回航的粮船。那时候，辽河两岸出产的粮，多半靠水运到营口去卖，回航买杂货。每到秋季，沿着各码头，热闹异常。杜立三限令每只船，放下“买路钱”，船家或多或少放下银元或元宝，才准解缆上行。后来杜的力量渐大，索性在柳条岗子渡口岸上搭起席棚，公然设临时“官卡”，派人开捐，规定到营口卖粮下航船每只2元，由营口运货回航上航船每只5元，船商没人敢于违抗。（王寿山：《辽西巨匪杜立三》）
　　对那些具有金银财宝和有价值的“细软”的高官大吏、大粮户、大商人，土匪也自有办法对付：
　　“上饷”，即向当地富户筹措军饷。上饷者向上缴纳军饷之谓也。当盖着红色大印、写着“都督府某某先遣支队，为筹设军饷，以应急需……仰该民某某，限于几日以内，筹借现洋几千几万元，送交某处，如敢违抗，则火烧房屋，鸡犬不留”字样的布告文书贴在大门上时，有哪家还不赶紧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也有的土匪单独出马，向亲戚朋友或地方富裕大户以“借款”的形式来搞钱的。
　　“丢条子”，这是江汉平原向地方、富农及富裕的中农逼款的方式。
　　丢条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丢”，几家或全村共丢一张条子，要款若干由大家共同负担。一种是“单丢”，按户丢条，要款若干由某户负担。
　　“贴票”，和“丢条子”有些类似。有贴一户的单独票和贴一保一村的集体票。夜间派人把写好的条子，上面规定款额、限期及兑票地址，贴在预定对象的门上，或投进屋内。
　　“收水”，“收水者，岁向商店收取例规也。”说白了，就是土匪强迫其势力范围内的商家店铺，每年向匪帮孝敬一定数额的钱财。土匪声称，按期将事先规定好的钱财恭送过来的，可以受到他们的保护，否则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商家店铺为求安宁度日，岂有不服从的，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于是，土匪也理所当然地充当起税监的角色，年年敛取高额“税收”，坐享其成，从未上交政府。
　　“上饷”、“借款”、“丢条子”、“贴票”、“收水”同“吃票”一样，都可看作是土匪变相摊派勒捐的手段，因为这几种手段虽然在名称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却同真正意义上的摊派勒捐毫无二致。

　　四、贩毒
　　1、土匪与烟土
　　在旧时代，有不少人吸食鸦片或金丹、烟土等，久之成瘾，决难改掉。而贩卖毒品，又是一项一本万利的生意，许多黑道人物都把贩卖烟土作为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作为恶势力之一的土匪自然也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价高利厚的鸦片烟是土匪们的一棵摇钱树。
　　民国初年，许多地区每两烟土价格在黑市上已升至10块银元以上，甚至20块银元，接近黄金价格，这对于贪婪成性的土匪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
　　为了得到鸦片，许多地方的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虽遇灾祸也不得减免。
　　河北临漳县匪首郭清在他的管辖区内，强迫20多个村庄的农民种大烟，每年种1000多亩，然后以每亩5两的比例收取实物烟税，一年就收“大烟土”六七百斤。湘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除此外，土匪为了得到鸦片，有的通过扼守烟商通道，大肆拦劫烟土；有的大量从种烟地低价收购烟土；有的通过绑架勒索鸦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更有一些股匪，竟强迫群众把大烟种在盆子里，把盆子放在背箩里，背着随土匪的行动转移。
　　有时土匪也直接经营罂粟地种植，自种自销。“狗肉将军”张宗昌就曾在黑龙江东宁县其驻军范围内，由他出资，令裕宁公司经营了2万垧土地，种植罂粟面积占5000垧。
　　东北地方的林区，半山区和偏僻的边远地区，凡胡匪盘踞出没的地带，只要有罂粟的种植，就有胡匪从中操纵渔利。有些烟农特别是豪绅官僚等巨富种植，为了确保产销的顺利，往往雇佣胡匪保护；还有些烟农因不堪查禁罂粟的官方、军方的侵夺，组成“烟匪”，伺机报仇。
　　1920年，在乌苏里江支流挠力河畔有个叫孙玉民的种烟把头，纠集了一伙人种植罂粟。这一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孙玉民满心欢喜，组织了上百把“烟刀”准备收割。正在这时，驻防吉林一带的吉林陆军第4旅旅长李少白，到挠力河一带查禁鸦片，与孙玉民谈判。孙玉民没有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用镰刀将10亩地的烟桃全部涮光，收入全部化为乌有。军方撤走后，孙玉民被烟农推举为大当家的，组成了300人左右的匪绺，攻城占镇，成为著名一时的烟匪。
　　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的贵州省，土壤、气候特别适宜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都很有名。当时政府虽然装模作样三令五审禁烟，贵州省议会却借口该省地穷民贫，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所以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称作“赶烟会”。
　　除上述地区以外，凡种植鸦片的地区均有烟匪出没，如热河、云南诸地，鸦片种植业兴旺，围绕鸦片“要清钱”的土匪业也极为猖獗。
　　土匪得到鸦片，除了自用外，很大一部分是用来高价出售，换取现钞、黄金、白银，牟取暴利。1940年夏，郭清为贩买毒品，带十几个护兵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崔家桥王自全那里，驮回白料面两包袱，一两白料面可换100块大洋。按这个标准来计算，郭清这一次贩的毒品价值就达4万块现大洋。福建大田县匪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把用低价从群众中收来的鸦片一面开设鸦片馆，供人吸毒。一面销往外地，获利甚巨。涂友清还同大田县城富商勾结，集股到仙游贩运鸦片，并由他派兵护送，每趟数十担，光收保镖费银元就达数千元。
　　2、孙殿英贩毒
　　孙殿英，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东陵大盗”，世人皆以为他是靠盗墓发的财，贿赂权贵显要才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殊不知，贩烟才是他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真正奥秘。可以说，贩卖鸦片是孙殿英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
　　民国初年，在豫西有一绰号“仁义老张平”的悍匪，无恶不作。孙殿英在张平部下当了两年多的兵，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制造烈性毒品的勾当。后来，张平被刘镇华的镇嵩军收编为第二路军，孙殿英又在该部所属张明部下当马夫，他与张明沆瀣一气，合伙挪用库银，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牟取暴利。为了私拉人枪，发展自己的势力，孙殿英加入了在豫西群众中颇有影响的道门组织“庙会道”，为了收买人心，需要更多的金钱。
　　起初，他购买了一部分烟土，掺和其他药物，在极简陋、肮脏的磨坊制造了一种叫“红丸”的鸦片混合剂，捏成条状或块状，后又经改造，在封口上印上一个飞鹰标志，称之为“殿鹰”牌海洛因，在陇海铁路沿线出售，毒害广大人民。老百姓恨之入骨，骂他是害群之马。当时，凡是在豫西贩烟的贩子都曾遭到孙的抢劫，他不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售烟土。
　　1922年，孙殿英投奔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丁委任为机枪连连长。从此，他更是借着军官的名义大干贩卖烟土、白丸的勾当。他贩毒的范围，北抵热河，西及河南，规模数量都相当庞大。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投降张学良，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在这里，他为了继续制造烈性毒品，派他的两个亲信李之朴、常川到陕西收购了大批制毒原料运往晋城，制造三种毒品，即白面（海洛因）、金丹和“二两三”。孙殿英买通华北铁路沿线各个关卡，烟土车都有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烟土行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甚至远达上海。人们都认为孙是靠东陵盗宝发了大财，其实黑金（烟土）比黄金、白金不知贵重多少倍。孙本人曾对人夸口说，贩运烟土，华北各地乃至上海帮会都有他的面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孙殿英的军队士兵多吸鸦片，以致兵无斗志，遇敌即溃不成军。孙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倾销鸦片，毒害人民，牟取暴利。人们因吸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一个县城少说也有几百户。孙的军队因嗜烟成瘾，久之军纪松懈，到处扰袭百姓。他靠烟土发了大财，也因此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孙殿英购买烟土，制造海洛因都是为了赚大钱，牟取巨额利润。鸦片的畅销，使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一时间，阎锡山、张宗昌，张作霖等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都与他交朋友，拉关系。
　　孙殿英用什么办法打通这些难关呢？这分两种情况：一是孙殿英与华北不少军警胥吏都有勾结，由晋、陕、到天津、上海都有他的狐朋狗友。他贩运的毒品，遇到有关系的地方，只要押运人出示他的一张名片，即可通行无阻。
　　二是当地没有熟人。对于这种情况，他就先派出亲信，逢关遇卡，详细调查、摸索岗卡情况，探查当地头目的好恶。人家喜欢烟土的送烟土，喜欢钞票的送钞票，喜欢文物、古玩的就依着他们，一句话，就是投其所好。孙殿英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一物降一物、大虫吃小虫”的道理和妙用，先挑选大头头送钱送烟，然后再层层下送。大小关卡、头目一律都有。每到一处，不等人家开口，烟土未到，钱先送到。当地大小头目得了好处，心里清楚，自然不会张扬，还在外面讲孙殿英是江湖上的好汉、够意思。一回生，二回熟，这些地方被收买以后，就更方便了。给各地这么多钱，从哪里出呢？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大宗烟土、海洛因运到天津、北平后，他转手倒卖，一本万利，除掉沿途送出的一小部分，孙殿英得到的仍然是大头。
　　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孙殿英瞄准了上海租界这块风水宝地。他认为中国人想要钱，外国人更想要；中国人赚小钱，外国人赚大钱，所以下决心把烟土生意做到租界里去。
　　30年代的上海，是流氓、政客和帮会、道门以及各种军阀控制的世界，租界里的生意更是一片混乱。这里的码头、烟土、妓院、赌场都被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吴四保、张啸林等控制了。孙殿英在华北各地畅行无阻，初到沪上，也挤不进去。孙殿英苦思冥想，想了个主意，以重金收买了天津帮会头子，通过他的周旋与黄金荣挂上了钩，先用名片向其问好，因孙殿英曾制造东陵盗宝案，臭名远扬，国内许多大军阀都想从他那里弄到宝物。黄金荣接到孙的名片后，没有轻视，礼节性地回了一张名片。
　　事过不久，黄金荣知道孙殿英制造毒品很畅销，从上海汇给孙殿英10万元，要他帮助代买烟土。孙殿英仔细推敲，细心算计以后，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有利可图，便拿出老本为黄金荣买了价值相当于10万元的烟土，同时又将黄金荣汇来的10万元原封不动地寄回，并亲自送货上门。
　　这一招着实厉害，黄金荣叹服孙殿英的良苦用心，答应烟土只要在黄金荣的“辖区”内可以畅销无阻。就这样，孙殿英打通了上海的销售渠道，他在上海销售的烟土比天津还多。
　　孙殿英的烟土有商标，有的土匪还公然打出公司的招牌，进行贩毒的勾当。福建同安土皇帝高定国设立“同通号公膏公司”，专门推销他自制的鸦片烟——“铜盆膏”。
　　3、土匪的鸦片生活
　　为了出售鸦片，土匪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用以掩人耳目。在厉行烟禁时期，贩毒风险很大，一旦查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尽管如此，土匪贩毒之事仍然屡禁不绝。有的匪帮甚至并不把官方或军方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头子要么与官僚、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本身就身兼要职。
　　有一年，一批商人贩运烟土被湘西沅陵县查禁烟土的警察拿获。商人们竟不做任何辩解，将烟土码在桌子上，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是帮瞿伯阶贩卖的。”因当时瞿伯阶刚被收编，当上了什么司令，警察不敢没收，只是无可奈何地对那几名商人说；“你们也别太张狂了!”随后，便连人带物一并放行。
　　有时，土匪也同专门的鸦片贩子打交道，由他们运往外地，通过经纪人和关系网，直接交换枪支弹药和各种物品。
　　鸦片于土匪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收买官府和军队。对于那些嗜食大烟或贪婪的政府官员和军官来说，这一招往往很灵验。因为在禁烟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
　　送烟土巴结上司、笼络下级是孙殿英常用的办法。抗战胜利后，他隶属于庞炳勋。庞嗜烟如命，孙殿英抓住这一点，不断送土送钱，二人“配合默契”，狼狈为奸，打得十分火热。为打通沿线关卡，更是少不了送大宗亲手制作的烟土。就连孙殿英本人也是个大烟鬼，他虽然穿着草绿哔叽军服，但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形同尸骨。最后在河北战犯管理所就是因为烟瘾大发，心情抑郁才死的。（参见张鸿基：《土匪司令孙殿英兴衰纪实》，《险恶人生——民国土匪大写真》，团结出版社，第100页）
　　湘西恶魔张平，也非常善于用鸦片来为自己谋好处。他先是用鸦片铺路，给古丈县县长送礼，当上了保安乡的乡长。接着，命全乡种鸦片，按株定产，按产抽税。保安乡百姓因交不足税，有的被杀害，有的被逼得卖儿鬻女，有的弃家讨饭。而张平家里则装满了几大缸鸦片烟，成了张平升官发财的资本。他用鸦片换枪，又把枪用高价卖给百姓，美其名曰买“自卫枪”，规定家家要买，不买不行。他还用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鸦片，购置了不少田地。此外，鸦片还是张平消灾避祸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国民党湖南当局派七十四军一个连追剿张平，刚到天台山，就被张平的一个匪徒打死了一个排长。七十四军便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剿灭张平。张平见势不妙，跑到古丈县城给新任县长陈立谟送鸦片，请他游说七十四军。同时，派人抬了两缸黑油油的上好烟土到沅陵“酬劳”七十四军，军长一看，不禁大喜，命人抬了四箱弹药作为回赠，接着就收兵回省了。
　　鸦片对于土匪来说是第二生命，为了供自己吸食或疗伤，在没有其他办法得到鸦片的情况下，也会购买鸦片。土匪为躲避官兵的追剿和防备内部的火并、厮杀和暗算，常年过着东奔西窜、担惊受怕的生活，如果能够抱着烟枪过过瘾，放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抽鸦片成了土匪生活中的一味很好的调节剂。
　　霍华德下面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土匪的这种特殊需要：
　　“抽鸦片似乎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它常常可以取代他们的吃饭、睡觉和娱乐活动。事实上，比起在腾云驾雾中吸食鸦片来，其他任何欲望和消遣都是相形见绌的了。当他们拿到大量未经提炼的鸦片时，他们就喜形于色，一旦没有鸦片时，他们的生活就如同嚼蜡。”
　　土匪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还把大烟当成应酬品。在临城劫车案中，那些有价值的洋票“每天晚上都受到鸦片烟的款待”。后来，匪帮就释放人质进行谈判期间，为使官方代表满意，他们还特意在司令部设立了三个烟馆，每个烟馆里经常供一套鸦片烟具。

第三部分、土匪的纪律

　　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可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组织要持久地存在并进行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则，受一定的约束，不可能绝对的自由、绝对无约束。土匪组织，的确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中最为放荡、最散漫、最不愿受约束的一种。但是，这是指他们不受正常社会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众规则的约束，一般说来，多数土匪队伍内部是有约束的，有的土匪队伍的纪律还相当严厉。
　　近世中国土匪的纪律，包括对土匪行为的奖赏与惩罚、土匪的入伙及退伙仪式等。各地区的土匪纪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些纪律土匪则普遍地遵循。对违纪者的惩罚是严厉的，英学者霍布斯鲍姆界定的“社会土匪”（前文的“义匪”），对执行纪律尤其重视。

　　一、规约
　　1、纪律
　　根据土匪问题研究专家何西亚的考察，绝大部分土匪队伍要求遵守的纪律有：
　　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现分别述说。
　　所谓“四盟约”，指的是：
　　①严守秘密；②谨守纪律；③患难与共；④与山共休。
　　“八赏规”则包括：
　　①忠于山务者赏；②拒敌官兵者赏；③出马最多者赏；④扩张山务者赏；
　　⑤刺探敌情者赏；⑥领人最多者赏；⑦奋勇争先者赏；⑧同心协力者赏。
　　“八斩条”指的是：
　　①泄露秘密者斩；②抗令不遵者斩；③临阵脱逃者斩；④私通奸细者斩；
　　⑤引水带线者斩；⑥吞没水头者斩；⑦欺侮同类者斩；⑧调戏妇女者斩。
　　（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6～38页，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
　　土匪组织的“四盟约”，据有关专家指出，它最早来源于秘密会党，后来土匪结帮盟誓也多采用。例如，道光、咸丰年间，秘密结社组织天地会内开始流行《洪门三十六誓》，土匪的“四盟约”与《洪门三十六誓》中的内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显然，是土匪组织吸取了天地会的一些内部规范。
　　土匪与秘密结社同是下层社会组织，他们的某些活动也存在相一致的地方，并且，土匪与秘密结社存在着各方面的关系，在约束和协调其成员的行动步调，有效地抗击和躲避官府的追剿，以保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因而，土匪与秘密结社某些规矩的大同小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各地土匪以及各种性质和类型的土匪，它们所规定的纪律的侧重点、详略情况和严厉程度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土匪纪律比较简单，如河南土匪王天纵规定了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张钫：《中州大侠王天纵》）。平原上的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但土匪纪律也比较简单，即“不拒捕”、“不采花”（强奸），“不出卖江湖”，“不吃水”（土匪私吞赃款物叫吃水，这条纪律很严格，每次出门抢劫回来，各个匪徒都要洗身——搜荷包，以防夹带，有事先带款出门者，如果先不向匪首报告明白，一律以赃款论处，须纳出并在赃款里平分）（朱国南：《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巨匪瞿伯阶，为匪整整20年，但为他的土匪队伍制订的纪律却相当简单，这就是：①不要得罪没钱的人；②不能强奸妇女；③不要牵别人的耕牛。（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而有些地区的土匪纪律是比较详尽细致的，这以东北地区的土匪最为典型，东北地区普遍遵循的纪律是“十不抢”、“不横推立压”、“兔子不吃窝边草”等。
　　所谓“十不抢”，指的是：
　　一是喜车丧车不抢。土匪不抢喜车丧车，主要是图个吉利。
　　二是邮差不抢。俗话说：“穷教书、苦邮差。”邮差没有多少钱，不值得抢。
　　三是摆渡的不抢。土匪到处流窜，遇到江河摆渡，常常求助于船老大。
　　四是背包行医的不抢。土匪在打仗作战时，不免有伤病号，因而很需要医生的治疗。
　　五是耍钱、赌博的不抢。据说土匪与耍钱、赌博的是—家人，所以不抢。
　　六是挑八股绳的不抢。挑八股绳的包括两种人：一是锔锅的，二是卖梨糖瓜籽的，卖酒、卖油的。他们都是小本经营，抢他们不值得，有时还能从他们嘴里打探点消息。
　　七是车店不抢。冬天来到，寒风刺骨．经常在野外活动的土匪无处藏身，往往扑到车店里住宿，吃点喝点，所以不抢车店。
　　八是僧侣、道人、尼姑不抢。
　　九是鳏寡孤独的不抢。
　　十是单身的夜行人不抢。
　　“不横推立压”，包含两层意思：
　　“横推’指的是办事出乎常理，不太近人情。“立压”是指用强迫的手段糟踏女人，对于有这样事的土匪，他们叫它为“邪岔子”，多要严惩。
　　“兔子不吃窝边草”，这容易理解，就是不打扰为难身边的父老乡亲。村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只要他们知道，往往要去参加，特别是救过他们的命、有过恩情的人，更是如此。
　　2、惩罚
　　对于违背土匪纪律的，东北土匪股常常以“活埋”、“背毛”、“挂甲”、“穿花”、“看天”等手段加以严厉惩罚。
　　所谓“活埋”，即把活人埋进土坑，这对自己内部和抓来的人都适用。
　　所谓“背毛”，就是用绳子勒死。处刑人用一根小细绳，套在违纪人的脖子上，然后用擀面杖在脖子后一点点上劲，直到把人勒死。
　　“挂甲”惩处一般在冬天使用。把人的衣服全部脱光，绑在树上，然后向他身上泼凉水，东北冬天气温极低，只一夜的工夫，那人就冻成了雪白的冰条。
　　“穿花”惩处一般在夏秋季节使用。把人衣服脱光，绑在大树上。东北地区的山上，各种蚊子、小虫、瞎虻特多，一到黄昏，象雾气一样，成群飞来，糊在这人身上，一宿间就把人的血吸干。土匪往往利用这个刑罚来对付抓来又逃走的人。
　　“看天”是最残酷的刑法。处刑人把一棵青干柳小树（一般碗口粗细），一头削尖，插进犯人的屁眼子里，然后一松手，人被挑上天空，不久死去。土匪使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叛变、告密的人。
　　此外，用马拖、火烧、刀割等等刑罚也是很多的，最多的是用皮鞭沾凉水（或用皮带）抽。
　　对于“压花窑”（即强奸女人）的匪徒处罚很严，一般都是处死刑。随便找人家女人，也是要受到刑罚的。（以上东北地区匪规参见曹保明《土匪》，第73～79页）
　　3、义匪的纪律
　　近世土匪队伍中，制定纪律最全面具体的要算东北著名的马贼张白马股匪。张白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北满活动的土匪首领，在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乌托邦式的“赭土嘎共和国”。20世纪初这个共和国灭亡之后，张白马就为他的部众制定了13条纪律。在这13条纪律中，张白马首先明确什么人可以什么人不可以抢劫。攻击单身行人、妇女、老人和孩子要受到处罚，外国人不管多么富裕，都受到保护，以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攻击妇女要处死等等，具体的条文是：
　　第一，凡遇孤客妇女，或老叟儿童，不准开差（即行动），违者罚。
　　第二，凡遇官吏经过本山主区域，不问其清廉贪墨，须奋勇直前；苟若人稍有政声者留半给之；贪墨者尽没其囊橐；苟有徇情纵容者，流西伯利亚。
　　第三，凡在客地同志，比比对面不相识，本山主持颁发一种飞马牌香烟，苟见彼人有吸此种烟者，不啻即表示本山之标帜，须彼此互相援助，违者立斩决。
　　第四，凡属本山友派，以义情为重，不必溢露于面，苟此在内肇祸者重罚。
　　第五，关东毗连外国境界，若遇外国人任凭有几何财帛，不特不能开差，抑且暗中妥为保护，庶免惹起无谓之外交。
　　第六，凡情愿入本山为么者（么即在胡匪中最小之称谓），须由本山20人以上之介绍，并须躬自认定某人为老师，然后行拜谒师礼，手续完备后，经其师出切保证方可入山。
　　第七，凡各地同志为膺介（指他党土匪）所攫，如有隙乘，须出全力援救，违者重罚。
　　第八，凡本山同志有泄露秘密者杀无赦。
　　第九，凡抽签得为宣告他人死刑之实行员，虽骨肉至亲不能宽贷；若临事退缩或徇私纵放，则实行杀无赦。
　　第十，凡开差时奸淫妇女，或非公搜括，及私纳不报公账者杀无赦。
　　第十一，凡因荒怠误公，有碍全局者，杀无赦。
　　第十二，凡开差一次得来之财帛，无论多寡均以九折开拆；二成归公，一成给与眼线，四成公摊，一成特奖此次出力人员，一成抚恤本山历年伤亡弟兄子侄之家属。
　　第十三，凡入本山为么，舍正当经犯可以兼为外，其余医卜星相等空心饭，皆不兼为，因此种营业容易败事，而最注重者不能为官。若已入本山团体而又为官者杀无赦。（参见《东方杂志》第244卷第13号，第77页）
　　从这些条文的内容来判定，张白马属于劫富济贫的义匪（英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的社会土匪）。一般说来，义匪所规定的纪律，多侧重于劫富济贫宗旨的贯彻，而且执行纪律比较严厉，张白马股匪的纪律可以说明这一点。另外，河南义匪白朗和秦椒红股匪所制定的纪律也能证明这一点。白朗队伍规定的三条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专打大户老财，对贫苦人民则多方体恤，秋毫无犯，违者就地正法。”（《白朗起义调查简记》，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秦椒红专门与富户作对，不抢穷人。他规定其部众派粮派款要执行“五要五不要”的原则。
　　五要是：做官的人要，在衙门当差的要，做生意的人要，吃租子的人要，放债的人要。五不要是：贫苦人家不要，做苦力的人不要，帮工的人不要，残废人不要，参加革命（辛亥革命）的人不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第60页）
　　纵观各地区、各种种类的土匪纪律，有三条纪律是土匪提到最多、也是最重视的：第一保守秘密；第二，禁止强奸、调戏或虐持妇女；第三，兔子不吃窝边草。
　　对于保守秘密这一条，人们不难理解。土匪是与正统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作正面对抗的组织，它的劫掠活动显然会引来统治阶级的镇压，因此，绝大多数的土匪组织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而是流窜劫掠。在活动过程中，为了避免官方的追踪和打击，土匪对自己的活动和行为严加保密，因为一旦泄露，后果是严重的。
　　为了保密，土匪常常使用自己的秘密用语。土匪的秘密用语不及秘密结社那么复杂，通常是以纯粹的当地土话为基础，只有本地人才能听得懂，再加上某些带有土匪活动的劣性特质的特殊词汇或者和土匪日常生活有关的某些迷信用语。有人说，每个土匪首领都有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匪帮的秘密用语，所有成员都必须学习使用，一般要花6—8个月的时间才能熟记。
　　此外，为了保密，土匪还采用了秘密手势，口令，规定的对话等，以达到巩固联络、增加内部凝聚力、排斥外人的目的。例如，河南的有些土匪常用下列规定的对话验明来者身份，以排斥外人的混入。
　　1问：你从哪里来？
　　答：我从我来的地方来。
　　问：你到那里去？
　　答：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问：你身上带着什么？
　　答：我带着3支香和500元现金。朋友，富有可能来找你，但又走了（说最后一句时，来者以手指点提问者的身后）。
　　2问：你到哪里去？
　　答：我要去拜见捕手。
　　问：你想拜见哪个捕手？
　　答：我想拜见某某捕手。
　　问：你为什么想拜见老捕手？
　　答：我有事要跟他谈谈（或者我想送钱给他）。
　　当来人能准确回答完上述规定的对话，提问者便知道来人是自己人。这些规定的对话显然外人是不知道的，因此难以混入。
　　从整体而言，土匪组织的秘密用语、秘密手势、口令等等虽不如传统的秘密结社那样发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保密方面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土匪纪律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禁止强奸、调戏和虐待妇女，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土匪这样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名誉，争取民众尤其是本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男女授受不亲、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的社会，淫荡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强奸妇女更易触犯众怒，会遭到舆论的普遍谴责。在古典小说《彭公案》中，作者虚构的一系列罪孽多是为了传播儒家的道德观点，例如书中写道：绑架受人尊敬的少妇和成熟的女子，要受到老天爷的处罚和唾骂。整本书所表述的主旨是，强奸和通奸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行。
　　土匪虽然是个极为放荡不羁的群体，但活动在这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国度里，在制定纪律时，不能不考虑对待妇女的问题，以博取名声。因此，在土匪纪律中突出禁止强奸、调戏和虐待妇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兔子不吃窝边草”，指的是不抢劫骚扰邻近乡里，不危害相识百姓，因为乡里百姓知情多，如果多次犯案，必定积成民愤，就自断活路了。

　　二、对违纪者的惩处
　　各地土匪组织为各种需要而制订了纪律，以约束土匪成员的行为规范。
　　但是，在土匪的活动过程中，土匪的违纪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即使是口碑较好的“义匪”亦如此，如河南白朗匪部，白朗制订严厉的纪律来禁止部众骚扰妇女，但实际上当他们的部队扩展到成千上万的规模时，特别是当土匪外出抢劫得意忘形时，就很难控制他们强奸妇女的行为，例如，在白朗洗劫陕西彬县和河南栾川之后，据记者报道，没有一个超过十岁的女孩子不被强奸。
　　此外，还有大量的开小差、泄密、不服从、私吞抢劫财物、骚扰乡邻、动作迟缓等违纪现象。对于这类违纪现象是否作惩处呢？不能过高地估计土匪纪律对土匪成员的约束作用，土匪队伍不会严格按纪律惩罚违纪成员。但是，也不要否认在特定情况下，对违纪的土匪又的确是按纪律作严惩的。例如，有的土匪队伍对行军中动作迟缓的人要作严厉的处罚。有一位因心脏衰弱而在急行军中掉队的土匪实在走不动了，土匪头子很平静地告诉他，他当土匪的日子最好可以结束了。这位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的土匪听了立即明白了该做什么，他没有说什么，提起自己的步枪便朝着河沿走去，然后消失在一片沼泽地中。这位土匪的土匪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一般情况下，由土匪头子执行纪律，土匪头子操纵着其他土匪的生杀大权。许多资料证明，土匪头子对以下几类违纪者基本上都要处以死刑：
　　一是骚扰抢劫乡邻。“兔子不吃窝边草”，是土匪制订的一条最重要的纪律。土匪的抢劫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取决于是在家乡还是在外打劫。一离开家乡，普通土匪就变得很难控制。但是在家乡，他们受到土匪行为准则的约束，违纪是要受到惩罚的。以下是一段记载：
　　民国时期流窜于山东济宁、汶上、宁阳、兖州一带的武装土匪陈德山部，作恶多端，队伍发展很快。陈德山系汶上县人，为了能在当地站稳脚跟，不准自已部下的土匪在当地抢掠。他常讲：“一百里内出了事，找我姓陈的。一百里外，我就不管啦！”
　　有一次，有一个姓魏的小土匪在本地抢劫，被人告发。陈德山听后火冒三丈，魏再三磕头求饶，陈德山为了笼络群众，收买人心，还是当众把他枪毙了。（孙源：《土匪头子陈德山》）
　　二是私吞赃款物。土匪抢劫、勒赎来的财物，一般是要论功分配，不能私自处理。每次抢劫回来，各个匪徒都要洗身——搜荷包，以防私吞，有事先夹带出门者，如果先不向匪首报告明白，一律以赃款论处，严加惩罚。江汉平原上的土匪，有“不拒捕”、“不采花”（强奸）、“不出卖江湖”、“不吃水”（即土匪私吞赃款赃物）等纪律。如果违反其中一条，或者处死、挖眼珠、割吊筋或三刀六眼加以严惩。
　　民国初年，湖北省天门县有土匪20多人，将一土匪杀死在孙家岭后大路边。土匪杀土匪的原因，是由于被杀之匪平时喜欢“吃水”，触犯了土匪纪律。在被杀之前，该土匪被匪众请到观音湖杨大旺的菜馆内，众人对他说：“哥儿好吃一餐，今天你可以吃个饱。”待吃饱喝醉后，该土匪被扶着来到田边杀死。（朱国南：《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三是骚扰、强奸妇女。前文所述“义匪”白朗部攻下陕西彬县和河南栾川之后，几乎所有10岁以上的女子都遭到了奸污，这绝不是白朗纵容的，也不是白朗所愿意看到的。纪律归纪律，但要完全贯彻，那是相当艰难的。实际上，白朗对骚扰强奸妇女这一行为是极其深恶痛绝的，只是他难以完全控制土匪部下的行为。一个老兵回忆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白朗在，我们甚至没有人敢看一眼妇女。如果他发现我们对某个女子微笑，他会厉声辱骂：下流坯！你在看什么？”白朗自己以身作则，他把送给他做小妾的女子送回去，严令部下不得骚扰糟塌那些用以索取赎金的作人质的妇女，违者砍头。1914年4月白朗洗劫陕西彬县之后，在场的一名记者看到地上有一大滩血，这是白朗亲自砍下一个违反他制定的禁止骚扰妇女这一纪律的土匪的头留下的。类似白朗这种对强奸调戏妇女进行严惩的土匪头领在近世还是较多的。
　　河南伏牛山北土匪丁老八在拉杆子为匪时，公开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对穷人颇表同情，经常将抢来的粮食送至古庙，接济穷人。他特别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即奸污调戏妇女），违者多数即行暗中处理。当地著名土匪梁才，因奸情被丁老八捕杀。因此，当地流传有两句话：“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丁老八乃有“戴花英雄，人间报应”之称。（《河南文史资料》）
　　有些论者认为，土匪标榜纪律，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只是为了获取名声而使用的伎俩。这种论点显然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是不全面的。有些土匪，尤其是义匪（社会土匪）的头领，执行纪律是相当严厉的，并非说说而已。当然，也不能把土匪执行纪律的情况估计过高，否则，土匪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会如此低劣。他们毕竟是法律和秩序的对抗者，土匪的存在是对民众生命与财产的最大威胁。从整体而言，土匪外出抢劫过程中执行纪律要差得多，而对内部违纪活动，严惩则比较注意！

　　三、入伙仪式
　　土匪的入伙仪式虽不是土匪纪律，但却是一种规矩，因此我们仍在这一部分加以论述。
　　近世土匪在入伙之前，一般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种做法和秘密结社组织差不多，而且与秘密结社的仪式有相类似的地方。
　　通常情况是用红纸书写“关（羽）圣帝君神位”，供于堂前。入伙者站在神位前，手拿三枝香，在别人的引导下，宣誓忠于组织，永不背叛。宣誓完毕，即将手中的香砍成二截，意指的是，如果违背了誓言，就像香柱一样，愿受到砍断的处分。宣誓的内容一般指的是纪律，即“不泄底”，“不拉稀”（即事情泄露后，不暴露组织，不向敌方求情，要承认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别人无关）之类。通常，宣誓后喝血酒，用大碗盛酒，其中滴以鸡血，大家一饮而尽，表示和衷共济之意。仪式完毕，就算加入了土匪队伍。
　　1、考验
　　秘密结社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秘密活动，其仪式的亚文化含量特别高，即所进行的入伙仪式极其复杂、森严，目的是为了与正常社会处于隔离状态，不为外界察知。而土匪组织虽然也强调保密，但由于其活动多是公开地抢劫与勒索，公开地与统治阶级作对抗，因此，土匪的踪迹较之秘密结社要公开化一些，由此导致土匪的入伙仪式也要简单一些，不象秘密结社那么神秘、复杂。
　　相比较而言，东北地区的土匪入伙仪式稍复杂一些。
　　东北土匪的入伙仪式黑话叫“挂柱”，挂柱一般分保人保举和自己投靠两种。
　　保人保举相对简单些。这个保人—般和土匪比较熟悉。头回提出有人要入伙，第二回再提出时，要有个字据，交土匪为专门的人保管，上面写明被保举人的来意、愿意“走马飞尘”、“不计生死”等字样。
　　对没有保举人、自己提出来“挂柱”的人，则要经过相对严格的盘问。来者首先试探他的胆量，这叫“过堂”。
　　“过堂”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叫来者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的东西，让他朝前走去，不允许回头。当他走到百步之外，土匪头子突然举起枪射去，将葫芦或酒壶之类的东西击碎。随后，土匪头子叫人去摸摸来者的裤子，看他是否尿了尿。如果尿了，说明胆小，当不了土匪，就把来者轰走。如果未尿，则可进行正式的入伙仪式。
　　另一种考验的方法是陪着土匪出去抢劫，或者不给他枪和刀让他去“踩盘子”、“望水”，打探情况。如果来者干得很出色，就会有人向土匪头领汇报说：“这人骝过了（考验过了），还算顶硬（能挺住、胆大）！”
　　2、拜香入伙
　　经过考验后，就进行拜香入伙仪式。
　　拜香时，想“挂柱”的人要插19根香，其中18根表示十八罗汉。19根香要分5堆，插法很讲究，前3后4，左5右6，当中插上1根。一切准备完毕，来“挂拄”的人双腿脆下，发誓道：“我今来入伙，就和弟兄们一条心。如我不一条心，宁愿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入了伙，就和众弟兄们一条心，不走露风声不叛变，不出卖朋友守规矩，如违犯了，千刀万剐，听大当家的插了我！”
　　这时，大当家的在一边说：“都是一家人，你起来吧！”然后领着他去认识其他土匪头头。
　　首先见的是“炮头”。“炮头”告诫他：“强中更有强中手，你的枪法还得练。每天早点起来，别踏被窝子。到你的卡子时精灵点，你要及时，生命都在你这儿了。”话毕，叫人给拿子弹和枪。
　　接着见的是“粮台”。“粮台”告诉他：“我们在外追风走尘的，不易啊！啃富（吃饭）时别挑肥拣瘦的，东西少了大伙分着吃。你听说过孔融让梨的典故吗？要好生学着点。”然后派人给他拿套衣服或被子、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
　　接着见的是“水香”。水香向他说的是一些他管辖之内的注意事项。最后，见过土匪股中所有众兄弟，这“挂柱”的入伙仪式才算完成，新来者正式成了土匪。（以上入伙仪式参见曹保明《土匪》，第30～32页）
　　有的匪股则根本不举行仪式，而只是通过一定的考验就收留想加入土匪的人。淄博土匪杨大山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杨大山在吸收土匪时，一般采用过“三关”的考验办法，谁能通过了考验，谁就能被收留下来。
第一关，假枪毙。如果有人想干土匪，杨大山要亲自审问：“你来干什么？”
　　来人回答：“我想来当杆子。”
　　杨大山拍着桌子瞪大眼睛，露出凶恶相，大声喝道：“我看你是八路军派来的密探，还当什么杆子，拉出去崩了他！”
　　如要来人吓倒了，手下的匪徒便会痛打他一顿，骂他是孬种，把他赶走。如果来人面无惧色，匪徒们便把来者拉出去，朝他头顶上、左右耳旁连打三枪。如果仍然没有吓倒，便认定他是个好汉，有胆量，算是初试合格。
　　第二关，去杀人。杨大山见第一关没有吓倒来者，于是又问：“看来你是真想当杆子了？”
　　来者赶紧答道：“是的，我真想干！”
　　“你有没有冤家对头？”
　　“有！”
　　“那好！给你一支盒子枪，去把他崩了回来见我，说是我杨大山派你去崩他的。”
　　当然，如果来者回答说没有冤家，杨大山也会要他去杀人的。因为杨认为，只要杀了人，有了血债，他就没有后路可走，只好死心塌地地干土匪了。（刘仇：《淄博土匪杨大山》）
　　第三关，绑架姑娘。杨大山让来者公开到某村去抢一个姑娘来，一方面是供匪徒们玩乐，另一方面将姑娘当成肉票，使其家属在限期内拿钞票或银元来赎回，否则把姑娘杀掉。
　　杨大山的这三关，十分毒辣，对于新入伙的土匪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想入伙的人真的这么干了，他就不得不跟杨匪死心塌地地干下去。
　　3、退伙
　　参加入伙仪式后，一般不能退伙，只能将土匪一直当下去。但是，在东北地区，如果土匪的爹娘、老婆孩子在家里出了大事，一定要让儿子或男人回去，有正当的理由，还是可以退伙的，这在土匪中叫“拔香头子”。之所以这么称谓，是因为入伙时拜香起誓，现在要退伙，就得把香拔掉。
　　土匪退伙也有仪式。这个日子一般选在某个月份的阴历十五左右。皓月当空，星星闪烁，众匪徒在夜晚选定某个院子，在院子的空地上插好香，插法和“挂柱”时相同，也要插19根，插的数字还得是前3后4、左5右6，中间插一根。
　　退伙仪式开始。要退伙的人跪在中间的香柱前，口中念念有词：“十八罗汉在四方，大掌柜的在中央。流落山林百余天，多蒙众兄来照看。今日小弟要离去，还望众兄多宽容。小弟回去养老娘，还和众兄命相连。有窑有片弟来报，有兵有警早挂线。下有地来上有天，弟和众兄一线牵。铁马别牙不开口，钢刀剜胆心不变。小弟废话有一句，五雷击顶不久全。大哥吉星永高悬，财源茂盛没个完，众兄弟们保平安。”
　　每说—句，拔香一根，19句说完了，香也就拔完了。如果说得流利，把大伙都逗乐了，土匪头头便站起来，说：“兄弟走吧，啥时候想‘家’，再回来‘吃饭’！”如果说得疙里疙瘩、吞吞吐吐，大家听了没有笑声，则会被认为不上路子，便会让欲退伙的人自己选择死的方法。
　　当然，大多数欲退伙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还是能退出的。不过，总的说来，退伙难于入伙，土匪中间就流行着一句话：“挂柱容易、拔香头子难。”有的犯了案的人想到土匪队里去避避风，在此之前一般请别人指点“拔香头子”的全过程，如果不清楚“拔香头子”的过程，就不轻易去“挂柱”入伙，怕“挂”了以后就“拔”不出来了。

第四部分、土匪的组织结构

　　任何一个集团或团体，为了能正常活动，发挥自己的功能，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组织机制，在内部设置各种职务，形成某种体制。土匪自然也不例外。
　　土匪的组织结构，比起秘密结社相对要简单些，但与秘密结社又有相类似之处，即它的组织结构是模仿传统的中国家庭的。正象传统家庭中的家长一样，土匪头子的权威意味着一切，他代表匪帮发号施令掌握全部财产，并且委托其他成员适当分配财产。而小头目及普通土匪，则像传统家庭中的小辈，无权支配财产，得把自己的个人所得交给匪帮。
　　各地区土匪发展的规模是有差别的，如果以人数规模而论，有小股土匪、大股土匪，他们的组织结构自然不同。

　　一、小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小股土匪，指的是人数只有数人，十几个人，最多几十个人的土匪队伍。小股土匪一般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拉起杆子，集聚数十人通过结拜结成匪帮，在相对比较小的区域内进行抢劫、勒索活动。小股土匪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一般每股有一、二名匪首，是为头目，或称杆首，头目以下的均为弟兄，没有其它职衔了。
　　小股土匪一般是通过类似哥老会式的结拜仪式后形成的，这种结拜仪式在河南一带称为“孤庄”。据记载，土匪进行“孤庄”时，他们供奉的是关羽的牌位，牌位前陈设蜡烛等，桌子上则摆着上了子弹的勃朗宁、自来得手枪，准备拉杆为匪的众人按序分列站立。
　　仪式开始，众人烧香磕头，口里念的咒语是：关爷在上，弟子某某在下，今晚“孤庄”我某兄弟，从此以后，互相扶持，对待众家兄弟，不准有三心二意，如果有三心二意，上前线炮打穿心而过，五狗分尸，肝脑涂地。念毕，朝关羽牌位三叩首，仍旧站在原位（《河南文史资料》第24辑，第171页）。然后由匪首发誓，为表示他的诚恳和耿直，他加念几句咒语。至此，一小股土匪队伍形成了。
　　这种以结拜兄弟组合起来的小股土匪，主要依靠首领与成员间生死与共的关系连结起来，匪首靠自己独特的魅力慑服匪众，他们大多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能保护部众，匪众在他们手下有一种安全感，匪众则以忠诚报效匪首。由于小股土匪人数少，且匪首和匪众相互比较熟悉，因而凝聚力比较强。小股土匪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季节性的，即除了极少数为人熟悉的核心分子，大多数匪众往返于匪帮和村社之间。农忙到来时，他们扔下枪杆子，到田里去干活；农闲时又拿起枪杆子回到匪帮中去，从事抢劫、勒索活动。例如，在江汉平原上，人们三五成群的、有数十人的土匪股称为“土土匪”。“土土匪”有的是二流子组合，有的是贫苦人民迫于饥寒而铤而走险结合起来的，他们初次为匪，一般尚未脱离生产。
　　近世以来，特别是民国年间，小股土匪的活动遍布全国各地。据王汝桂、王赓熙的探报，1912年仅在河南的宝丰、舞阳两县，就有土匪股30余支（杜春和：《白朗起义》，第3～7页）。
　　东北的匪股更是不计其数。据不完整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分布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几个局部地区的百人以下的小股土匪就有75支。例如，活动在临江县境内的土匪有：“海洋”50人；“上山好”40人；“凤山”50人；“天下好”20人；“青山”20人；“海红”20人；“南鹰”50人；“长山好”50人；“新海龙”50人（王希亮：《土匪秘录》，第12页）。在热河省，从1919—1932年，为害地方的小股土匪有四木匠、黄司今、罗老耗子、王文法、王秃子等百多股（王振兴、邓一民：《热河匪祸》）。
　　土匪股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许他人入侵，否则便会发生火并。实际情况是，匪股之间的夙冤非常普遍，但不到万不得已，土匪之间不会采取强烈的冲突，而处于冷战状态。
　　当面临官军的威胁，或者新的杰出的头领崛起等其他原因，分散活动的小股土匪也会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大股土匪帮。

　　二、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大股土匪，菲尔·别林斯里称之为“复杂的匪帮”。通常人数有几百、上千甚至超过万人的匪股，可以称为大股土匪。大股土匪的活动区域不再限于本地区，而扩展到更远的地区和省份。大股土匪多数是在联合或吞并小股土匪基础上产生的，也有的是能力较弱的匪首试图加入更有力量或更有前途的土匪队伍，这使土匪帮猛烈地扩大。例如，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从安徽、江苏邻近的山上下来的土匪一窝蜂地投奔肇事的山东孙美瑶匪帮，即使军警在这一地区设置警戒线后，土匪仍然试图强行进入。一个山东匪首吹嘘道，他可以在片刻之间召集4000到10000名部下。各地土匪之所以纷纷投靠孙美瑶，原因是孙美瑶部当时存在着被官军收编的极大可能性，结果使孙美瑶匪股大大地扩大了。
　　由于人数众多，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也比一般土匪要复杂得多。
　　众多小股联合起来后，共推一位势力较大能力最强最有胆识的人为大头领，这在中南地区称为“总杆首”、“总驾杆”，在东北地区称为“大当家”、“大掌柜”，也称“大揽把”、“大瓢把子”等。川黔云贵地区则称“航把子”、“舵爷”，也称作“老摇”。
　　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其所部接洽一切之权。此外，收入的分发、绑票赎金的商谈等重大问题，也是由大头领来作决定。
　　大头领之下，便是二头领，河南等地称之为“杆首”，东北则称之为“二柜”，还有的地方名之曰“二当家”或“二家子”等等。例如，1928年7月30日《时报》载，在豫西泌阳方城之间的母猪峡地方，有大股土匪张老六盘踞在那里骚扰地主，危害乡邻。张老六手下有十八股小土匪，每股均有头目。1913年8月白朗起义进入高潮时，他联合34支各有900人不等的股匪，总计二三万人，白朗被推为总秆首，以下白瞎子、宋老年、张起云、张建店、李鸿宾等34人则为杆首。
　　总杆首与杆首之间，当总杆首死亡或缺席的情况下，杆首中最突出者可以接替总杆首，以防止匪帮的瓦解。杆首们有权参与所有有关匪帮前途的会议，在作出决定之前，他们可以各抒己见，讨论所有的行动步骤。
　　总杆首和杆首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虽然在归并或联合之前发过誓，并以兄弟相称。实际上组合起来的各个土匪团伙的成员在宣誓服从他们的总头目时，还保持着他们的个性，他们最终还都是忠于原来的头目，因此，小股土匪在必要的时候能很自由地脱离大股土匪。正如菲尔·别林斯里指出的：与其说是出于对组织本身负责的愿望，不如说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他们合并各自的武装，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之间并非可靠的同盟者（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27页）。
　　杆首们在口头上答应服从最高首领，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带来的那批人马，当情况变得糟糕，他们有可能率领原班人马投靠更有前途的匪帮，或者将头领杀死。因此，近世匪帮中常常演绎着属下杀死头领的故事，正如有人指出的，一个匪首生活得如履薄冰。不可一世的“老洋人”就是被自己部下杀死的。
　　1923年11月，在官军的追击下，老洋人匪股开始南下，奔窜于豫、鄂、陕三省之间。由于昼夜连续行军与作战，匪众实在疲惫不堪，加上匪徒人数众多，无从就食，更导致人心浮动，怨声四起。1924年1月上旬，老洋人部被官军围困在郏县西北山中老爷顶，作垂死挣扎。老洋人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骂人、训斥人。一天，他通知众匪首来开会，大家刚刚坐定忽听老洋人大喝一声：“李二黑！”李二黑听了，连忙站起来。
　　老洋人继续对他吼道：“好你个小子，胆敢背我私通官军！”
　　李二黑竭力辩解道：“没有的事！”
　　老洋人根本不信，说：“想瞒我老洋人，你是瞎了眼！给我拉下去砍了！”
　　这时，匪首丁保成等纷纷起身为李二黑求情，老洋人根本不听，说：“这不干你们的事，谁也不许坏了我的规矩！”
　　其实，李二黑是私通了官军，而且这是丁保成一手策划的。原来，丁保成见官军围困日紧，硬拼下去只是死路一条，便想走招安之路，并向老洋人试探了几次，但因为老洋人过去被收编后，多次为官军暗算，所以根本无意于招安之事。丁保成只得转而与其他几名有同样想法的匪首商议，大家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暗中先与官军谈起来，事成之后，老洋人也许顺水推舟就答应了。若他执意不从，或者放他一个人走，或者干脆逼他就范，迫不得已时也可动武。不料奉派去与官军接洽的李二黑的行动，为老洋人察觉，但又认为这仅仅是李二黑的行动，因此他丝毫不从众人之意，执意要杀李二黑。而丁保成见老洋人如此顽固，也很愤慨，便大声道：“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老洋人大怒，拔枪想打丁保成。只听“砰”地一枪，却是老洋人应声倒地。原来，另一匪首早已暗中持枪在手，一见事急，便举枪将老洋人击毙。（苏辽：《“老洋人”——张庆》）
　　鉴于不断有匪首被部下击毙这种现象，大多数匪首不得不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张作霖还是马贼时，每晚睡觉更换地点，或选派贴身保镖守护，他们通常是张的同乡。山东匪首赵永岭的贴身保镖全部由妇女组成，河南匪首樊钟秀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选择一个近亲负责他的安全。杆首之下，除少数土匪股尚有更小一级的头目，绝大多数便是匪众了。杆首与匪众之间的关系，要比总杆首与杆首之间的关系稳定得多，因为秆首与匪众接触的时间较长，关系比较密切。
　　总杆首→杆首→匪众，这是大股土匪的基本结构。实际情形是，在此基础上一般在土匪股的总部还设有核心的领导机构。例如白朗部就由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组成领导核心。孙美瑶部则建立了一种“委员会制度”，包括6位最高首领。有的地方，土匪核心中设有相、大都督、先锋、当家官、户部尚书、巡查等职（参见陆军部档《北十一》1176）。
　　此外，在土匪队伍的内部，还设有书写公文的文书，掌管财务银钱的会计，刺探情报的侦察等职司名目。土匪研究专家何西亚对此作了详细记述。土匪“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握全山银钱出纳事项，号曰账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匪众进退战守事宜，号曰炮火，亦曰门神；壮匪数百人，遇有不测时，武装拒敌者，号曰拒捕，亦曰坎手；匪探数十人，分布近寨各处专以守岗备警为事者，号曰巡风，亦曰巡冷子，专往外埠各地调查军队动作探刺重要消息者，号曰踏线，亦曰走线；与走线同样在外奔走，刺探消息，惟其任务仅在调查富翁财产住宅面貌以及家中人口等事者，号曰插签，亦曰掳票；阳似良民，阴为匪类，介于盗匪与掳票之间专以谈说票价为事者，号曰压水；此外在外尚有派往各地联络各方认识交情之交际匪，在各通商口岸结识洋人购运军火之匪；在内有执行匪法之匪，掌管械弹之匪，以及看守肉票之匪，种种职司，无不兼备，故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口噤舌咋不置也。”（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3～34页）
　　东北地区相对复杂的土匪组织结构，与何西亚的论述基本是相吻合的。
　　东北地区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基本是这样的：大掌柜（大当家、大哥等）——“里四梁”、“外四梁”——“崽子”。
　　所谓“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
　　“炮头”分“正炮头”、“副炮头”。“炮头”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应当是这样的：一是枪法准，二是胆大勇敢。
　　“炮头”实际就是土匪中带兵打仗的神枪手，他的枪法，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可。炮头在表演自己的枪法时，往往是在墙上插根秫秸，然后离百步远打枪，打上了，往后挪，挪到一里地远了，还是打得上。另外就是打飞禽，天上飞过鸟，要点射而下，并且说打鸟头便不打鸟脖。打小家雀，一枪出去，打碎了不行，要留下完整的尸体。
　　炮头最应具备的品质是胆大勇敢。东北一些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说：某某炮头在屋里看牌，放哨的突然跑进来说：“跳子（兵）来了！”炮头没有惊慌，脸一沉问：“多少人？”“20人吧！”“你们先滑（快走）！”自己则点了一袋烟，慢慢地吸。这时，院子的门被砸开了，一队人一下子拥了进来，将枪口对着他。他冷笑道：“兄弟们请了！”一脚把桌子踢了过去，众兵一惊之际，他双枪齐发，在炕上一滚从后窗跳出去走了。他弹无虚发，谁也不敢去追，生怕送命。这种描述也许经过了人们的加工，但当炮头确实需要这种本事，否则难以慑服别人。
　　“粮台”，就是管理着弟兄们吃喝的人。东北地区山区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冰封大地的时间长，一年四季能管好吃粮吃菜十分不易。在冬春两季，必须加紧储备，否则到时会发生粮荒。因此，在大股土匪中，粮台负有重责。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心眼正，对所有匪众一视同仁，不图财不留物，算盘好，心眼来得快。
　　“水香”，即管理站岗放哨和纪律的。水香颇有来历，古时候没有现在的钟表，那时计时靠的是漏壶和香烛来计算。漏壶用铜制作而成，分播水和受水两部分，播水壶分2-4层。滴下的水流入受水壶，受水壶内有立箭，箭尺上刻划着100个刻度，随着蓄水的增加，可标出时间。这种以水滴表时间的方式，就是“水香”之“水”的来历。古时除了用滴水表示时间外，还用焚香来表示时间，烧完一柱香代表一定的时间，这就是“水香”的“香”字来源。
　　由于土匪队伍不停地行动，并且常常受到官军的追击，因此，每当土匪到达某个地方，或者攻克某一地方，水香要先布置列岗哨，通常派那些枪法好又勤快的“崽子”去放哨，哨卡一般设在墙上和房上，用以监视和防备官兵的袭击。水香通常由那种机灵、干事利索的人来担任。
　　“翻垛的”指的是土匪队伍中的军师，大掌柜的参谋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担当这一角色的人必须有文化，又精通天文地理和八卦行文，会卜算生辰八字。土匪行动之前，由“翻垛的”推算黄道吉日，由他定出走向何方。如果在行军途中迷了路，“翻垛的”要搬八门、能作法。红白喜事的执事是他，装神弄鬼的也是他。
　　所谓“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花舌子”、“插千的”和“字匠”。
　　“秧子房”，就是专门关押绑架而来的肉票的地方。正如我们所论述的，土匪是以抢劫和绑票勒索为生的人，当绑架到了肉票，就要把他（她）关押在秧子房，等待着被害者家属拿着光洋来赎票。管理秧子房的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是心狠手辣。土匪绑来的肉票，常常是几十个人，统统关在一个屋子里，他们中有的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有的生了其他的疾病，他们往往在屋子里哭天喊地。对于这种情况，管秧子房的人无论肉票如何哀告，也不能发善心，否则便吃不到肥头。有时为了让受害者家属早点来赎票，他便凶相毕露，行凶作恶，如割下耳朵、鼻子等，然后寄给受害者家属。因此，心软的人当不了秧子房掌柜的。
　　“花舌子”，就是土匪中的联络员。土匪把肉票抓到后，几天之内，就会让花舌子送信给肉票的家里人，既是给人家通风报信，又是交待土匪赎票的价钱。
　　当花舌子的人，显然应当有好的口才，能言善辩，能把白的说成黑的，死的说成活的。花舌子明处是百姓，暗中却是土匪，他平时主要的任务是摸清各家各户的家底，以便在抓获肉票后可以提出一个合适的赎票价，因为出价多了，肉票家拿不出，就得伤票，白绑了；出少了弟兄们白忙一回，捞到的油水太少。
　　选花舌子要选择对土匪忠诚的人，不从中取回扣或“打小项”。但实际很难做到。1923年吉林临江六道沟木厂掌柜傅永财为匪首“红子”当花舌子，第一次从徐三合家索要1300元小洋钱，5天后又索要了1700元，才把徐三合的儿子送回来，第一次索要的钱全部落入了他个人的腰包。
　　“插千的”，就是为土匪探查情况的人，长白山区的土匪也有称“稽查的”。担当“插千的”这角色的性格要求是胆大心细。土匪在决定攻打、抢劫某一地方之前，先由插千的带少部人去探明那里的一切情况，特别是要摸清那里有没有地堡地枪（即设在暗处的枪口）。如果这些情况摸不清，跳进人家的院子就扣了弦，一下子就可能丧命。因此，插千的需要胆大心细和精明能干的品质，他们的活动往往决定行动的成败。
　　插千的常常装扮成货郎、收猪鬃狗皮的小贩，或者扮成剃头的、卖布的……混入大户人家的院子里，仔细查明情况，以找到攻打的突破口。
　　“字匠”，即土匪中的秘书和书记官，凡是文字处理的事都要由他去办，这种角色当然是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担当，而且字要写得端庄漂亮，要拿得出手。
　　这个职衔其实也与绑票有关系。肉票绑到手了，字匠就开始起草书信，言辞要恰到好处，力求打动对方，出钱赎人。这类人物通常是个戴着眼镜的老学究。
　　“崽子”，就是匪众，他们是土匪中的普通成员，为数多，没有任何职衔，要绝对服从大掌柜和里四梁、外四梁的命令，打仗时冲在前，驻扎时要站岗放哨。（东北地区土匪组织结构根据曹保明的《东北土匪》和顾正仁、沈明勋的《长白山土匪》二文整理而成）
　　以上就是东北大股土匪主要组织结构。

　　三、作为匪首的条件
　　如果说，一般的匪徒是因天灾人祸及其它因素、通过一定的入伙仪式而走上从匪之路，不必要具备突出的才能；那么，作为土匪队伍的匪首，则并不如此简单。土匪组织原非正常的社会组织，土匪中也多有桀傲不驯之辈，他们散漫、放荡、残忍，……作为土匪的首领，如果没有一定的本领和才能，是很难慑服那些来自各地的匪众的。
　　那么，作为匪首的条件是什么？换句话说，匪首应具备怎样的才能呢？
　　多数论者把匪首应具备的才能集中在军事素质和特别技能方面。例如，何西亚认为，虽然所有的土匪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作战能力，但是那些首领至少还得有一两手特技，比如能够“青蛇寻路”、“飞檐走壁”、“倒立行走”，或者能够“徒手折断铁链”。长野朗也认为，匪首必须是最好的枪手，最能干的指挥员，匪帮中最为无情和无畏的人。
　　何西亚和长野朗的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按菲尔·别林斯里的观点，具备上述这些素质的人往往只适宜担当单纯的匪帮（即小股土匪）的头领，具有这些素质的土匪头头，能够有效地控制部属、慑服匪众，组织烧杀抢掠这种基本的土匪活动。
　　但是，对于大股土匪和军队化的土匪来说，如果匪首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活动，并且持久地生存下去，那么还需要有另外的素质和才能，这些东西是非军事的、非特技的，但如果不具备的话，匪首的影响将十分有限，生存的时间也不会过长。
　　作为匪首的条件，除了有一定的军事素质，更重要的是应具备如下素质：
　　1、政治目光
　　这指的是有制造谣言、神话及无恶意谎言的能力，目的是操纵部下，增强土匪活动的凝聚力。
　　传统的土匪头领在进行活动时，为了操纵部下增加匪众之间的凝聚力，一般是通过装神弄鬼等手段，使匪众在灵魂深处产生神秘感，从而对土匪头领言听计从。近世土匪头领不再使用这种伎俩，而常常制造谣言、无恶意的谎言以及神话，使匪众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并且从内心里认识到跟着他大有希望。例如，1913年河南土匪头领白朗带领匪众进入安徽时，匪众充分地相信，他们是去加入革命领袖黄兴的队伍，他们还相信黄兴那时在江西九江掌握了政府军的10万名官兵，黄兴得到了7个外国政府的支持，还娶了一位日本公主等等。黄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西行，为了不使匪众怀疑，白朗又诡称是去支持当时正在中国边境形成的蒙古独立运动。随后，在试图进入四川时，显然这与河南家乡是不同的方向，为不使人心涣散，白朗于是又夸口说革命政权可以很容易地在那儿建立起来。结果匪众深信不疑，一心一意跟着白朗跑。
　　近世的土匪头领还常常制造一些神话，以增加他们的神秘色彩，目的也是使匪众敬畏他、顺从他、崇拜他。例如，老洋人和他手下的土匪头目被描绘成“骑着高头大马……他们神气活现地端坐在马鞍上，仿佛统治着整个世界，目的是想让村里所有人都感到，他们是老百姓的长官。”而制造津浦大劫案的匪首孙美瑶也有这样一段赞颂他的故事：有一次他从房顶上掉了下来，于是回身再来一次想找出原因。结果又被石头绊了一下，他气坏了，用枪托把石头打碎，以显示任何东西也无法让他退却。土匪给人以“强人”的印象，正所谓的“强者流为盗匪，弱者行乞为生”，而正因为土匪都是“强人”，匪首不容易驾驭，而必须制造一些谣言、谎言和神话迷惑这些人，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旨意行事。
　　2，会笼络人心。
　　正如菲尔·别林斯里所指出的，虽然匪首在名义上拥有匪帮的最高统治权，并且拥有生杀大权，但是专权并不意味着专横，他们不能脱离自己的部下。一个匪首，要获得匪众的尊敬和顺从，必须有笼络人心的手段。近世以来，有些著匪之所以为匪几十年而不灭，与他们善于笼络人心有较大的关系。据记载匪首瞿伯阶对人处事气量大，能容人，是很懂笼络术的。
　　瞿伯阶，湖南省龙山县二所乡人，1926年开始为匪，在内部倾轧兼并、外部搜捕围剿的情况下，他的土匪队伍不断扩大。他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至1949年病死于龙山，几乎为匪四分之一世纪，人民深受其害。
　　瞿伯阶这支土匪队伍是一支典型的军队化土匪。据统计，瞿伯阶的这支土匪，共辖15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5个特务大队。支队最小的有300多人，最多的千把人左右；大队则是40-300人不等。全部人数为19000，约有步枪机枪12000余枝，司令为瞿伯阶，副司今为杨树成，总指挥彭春荣，参谋长侯振汉。瞿伯阶的这支土匪队伍以湖南龙山为中心，称王称霸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是一般土匪股难以匹敌的，而这一切与瞿伯阶的笼络术有很大关系。
　　瞿伯阶笼络军心的手段是气量大、能容人，他能做到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例如，杀父之仇可以不报；想暗杀他的人可以留用；犯了错误只要来见他，什么事都没了。
　　有一年，国民党86军来围剿他，瞿的父亲年纪大不便跟着土匪队伍到处流窜，瞿便把自己的父亲寄居于四川一个姓王的人家。86军来后，对老百姓窝匪者，杀无赦。这个姓王的人害怕了，便把瞿的父亲用绳子勒死，然后丢到了深山中，并向瞿谎称出走了，找不到人。但是，瞿伯阶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派人捉拿姓王的人，要剐了他。姓王的东躲西藏，实在无路可走，便在一个晚上跑到瞿那里，述说他如何害怕，只得杀了他父亲，原原本本地讲了，并且准备接受瞿的剐刑。不料瞿伯阶听了，反而饶了他，认为既然来了，也就算了。部下有人劝他为父报仇，他还说服别人，说：“杀死我父亲，难道我心里真的不想报仇？还不是为大家、为部队的发展而容忍着。”
　　从匪活动十分险恶，这对瞿伯阶也不例外，经常有人要暗杀他，可瞿伯阶竟能做到对想暗杀他的人作留用。典型的一例是，后来当了他的支队长的彭雨清，就是四川土匪张少卿派来暗杀他而又被他留用的。
　　此外，瞿伯阶还能做到，如果他要杀人，他的下属从大队长到士兵，都可以向他求情，只要他不在喝酒，一般往往能满足他人要求。而如果他的下属要杀人，他不会以司令官的名义命令不准杀，而是以一种求情的身份去向下属求情。
　　以上并不是瞿伯阶的软弱，而是他的笼络手段，并且十分得人心，大大巩固了他的统治。（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而匪首刘黑七有七种笼络人心手段：
　　刘黑七的阴险，狡诈，残暴，在近世匪首中是赫赫有名的。但是，刘黑七绝不仅仅依赖阴险与毒辣巩固其对匪众的统治，相反，他还有一套“仁治”。这一套“仁治”的目的是为了笼络部下、收买人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①严禁部属骚扰近邻乡亲，违者严惩不贷。有一次，刘匪部来到他的老家山东费县锅泉村，刘黑七早已发出通告，不许欺压抢劫百姓。可是刘匪军已掠夺成性，到了锅泉村后，仍有抢劫群众的匪兵。刘黑七知道后，把抢劫的匪兵抓来，立即枪毙，还口口声声说：我常给你们讲，有些人就是不听，连野兽都不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都懂得窝边草是伪装，使敌人看不到自己，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②重用家乡和有能耐的人。刘黑七常把家乡的人安插在自己的身边及一些重要的岗位，他常给这些人以好处，使他们死心塌地替他卖命。当然，对那些非同乡但确有学问和能力的人，刘黑七也能予以重用。
　　③帮部下找女人。每次抢劫掠夺到一些妇女后，刘黑七就把她们分给手下的人，有的土匪自已找到女人后，刘就为其成亲，亲自主持婚礼。这大大安定了部下的心，又使得部下对他感恩戴德。
　　④为部下解决实际困难。刘黑七常常走访士兵家属，问这问那，以表示“关心”，当发现土匪家属确有困难时，就给予帮助、救济。就此一举，不仅匪兵感激，连匪兵的家属也能为他“做思想工作”了。
　　⑤同匪众称兄道弟，接近下层。刘黑七对其部下很少打骂，常和他们称兄道弟，一派江湖味。他常常厕身匪兵中，躺在一起，同匪兵拉家常，这使匪兵认为刘很看得起他们，因此也愿意同他讲心里话。
　　⑥舍饭放粮。为了笼络群众，刘黑七有时会把抢来的粮食煮成米饭，放在大路口，让饥饿的人们随便吃，的确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的眼睛。
　　⑦金钱收买。凡是乡里四邻，只要找到刘黑七或者找到他的部下禀告一声，刘黑七就会给几块钱。（张占军整理：《山东巨匪刘黑七》）
　　刘黑七从1915年起上山为匪，至1943年被八路军击毙，中间经过多次跌落，但常常旋灭又旋起，为匪时间长达30年，最多时有3万余人追随他，这些与上述刘黑七七方面的笼络手段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刘黑七如果没有这些手段，是不可能横行那么长久的。
　　3、具备足智多谋的才能
　　近世社会是个十分险恶的社会，土匪这个非正常的社会群体尤其险恶，在这个险恶的环境里，没有足够智谋的匪首是难以出人头地、长久存在的。
　　那种足智多谋的匪首被菲尔·别林斯里称作“阴谋家”类型匪首，他们远比纯粹的“恶霸”类型的匪首要成功得多，这以东北胡子出身的军阀张作霖最为典型。在同时代的人中，他被看作是一个“随身携带枪枝的好汉，具有天赋的非凡的领导才能，既有开拓的勇气，又有灵活的外交手腕；他非常善于捕捉时机……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时候该谈，什么时候该集中精力建设他的队伍。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品质，才使张作霖以后具有不同凡响的成功。”（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32页）
　　张作霖从小机灵多谋。他的母亲欠了邻居一笔账，总也还不上。张作霖听说后，眼珠子一转，想了个鬼点子。某天，他故意将邻居的猪撵入池塘中，并大喊“猪落水了”。人们听到喊声后便来观看，他便跳入水中，把正挣扎着的猪救上了岸。邻人见状，甚是感激，为表示谢意，张家借的钱也不要还了（张占军整理：《张作霖的土匪生涯》）。
　　在以后的土匪和军阀生涯中，张作霖诱杀辽西巨匪杜立三，“文劫”东北将军增祺的姨太太，排挤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夺取老友汤玉麟、冯麟阁的兵权……一步步从土匪中看押肉票的秧子房小头目到成为控制东三省的东北王、奉系军阀头子，成为“中国第一匪”，这些“辉煌的业绩”，无一不是张作霖通过狡诈、手段、智谋而获取的。
　　此外，果断、坚强、勇气等也是匪首应具备的品质，那些不能显示这种素质的人，很快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也没有人愿意跟从他们。

第五部分、土匪的信仰和习俗

　　土匪是社会肌体病变而产生的毒瘤。这个变异的犯罪群体，立意向法律和现存社会秩序挑战，用暴力来蹂躏整个社会，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他们是国家的叛逆者，也是整个社会的敌对者。他们抛弃了人类社会，也自然被人类社会所抛弃，他们生存于这个社会，却又无法和这个社会共存。在独立于社会、远离社会的状态下，群居的土匪内部，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正常社会的特殊心态，从而为土匪亚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们拥有自己的信仰和习俗，更有独特的语言（即黑话）和“盗匪之道”，也有自己的娱乐和时尚追求。这是蒺藜丛中的一朵狗尾巴花，虽不艳丽，却也自有其独特的一面。我们这章就来看看土匪的信仰和习俗。

　　一、神灵崇拜
　　神灵是宗教学的一个常用术语。神，指神秘、神圣，灵是灵力、灵性，二者合一为“神灵”。它是寓于客观形体之中而又独立于客观形体之外的超自然的灵性，它能够主宰人类和自然的一切活动，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和永恒性。神灵支配世界和人间生活的特殊意志、智慧与权能就是“神意”，而最能体现“神意”的就是神灵创造的“神迹”。这一切令人感到惊异、畏惧，并由此而产生了依赖和敬畏，这就是“神灵崇拜”。神灵世界多姿多彩，有自然神，如日月星辰、风雨雪霜、山石江湖、林木禽兽等；氏族神，如古华夏的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职能神，如战神、爱神、牧神、农神、财神、商神等；至上神，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古罗马宗教中的朱比特等；惟一神，如犹太教的耶和华、伊斯兰教的安拉等。
　　1、达摩老祖和十八罗汉
　　那么，土匪的神灵崇拜是属于哪一种呢？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它属于职能神崇拜。职能神不是以自然界或社会中的某些具体事物或现象作为崇拜主体。它是自然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或功能的代表，是社会中人的某种特性或职业、行业的象征，它同时也成为这些特定的性质和职能的保护神。行业神是职能神的一种，所以，更进一步说，土匪的神灵崇拜属于行业神崇拜。
　　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奉和崇拜的神灵或祖师。如木匠信奉鲁班、铁匠信奉老子、茶商信奉陆羽、屠宰行崇拜张飞、豆腐行崇拜乐毅、酿酒行崇拜杜康、医生信奉华佗和孙思邈、船家信奉孟公孟姥、酿醋行崇拜醋姑、陶瓷业崇拜童宾、补锅炉匠崇拜太上老君等。
　　江湖上的各种门派、行当也各有所奉，如占卜行供奉伏曦、文王、鬼谷子，娼妓行崇奉真武帝君，乞丐行崇奉“搪帐老祖”等。这些祖师爷们或贡献卓著、或技艺精湛、或德行高尚，因而在该行业中享有盛誉。有的则纯粹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各行各业的神灵崇拜，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借神自重”。尤其是一些显得低下贱陋的行当，其从业者更具有这种心理。他们往往选择一位神灵作为自己行业的崇拜神，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同时求得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肯定。二是渴望得到神灵的佑助，使其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以求行业发达，生意兴隆。这两方面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自我安慰和自我调适。三是行为规范和群体整合功能。信奉者希望借助祖师神灵的威信来团结和约束同行同帮，维护本行业的形象、声誉、行规和秩序等，使行业内部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以利行业的组织和发展。
　　土匪，可以说是社会上最为鄙贱的一个行帮，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蹂躏社会、抛弃社会的同时，也自然受到社会的敌视、抛弃和抵抗。他们成为历来朝廷和上层追杀的对象，整日里惶恐不安，东躲西藏，朝不保夕。饥饿劳顿的苦楚，情感生活的匮乏，生死无定的处境，以及无法抑止的对美好未来的渴望，这一切使他们更需要冥冥之中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来佑助他们。于是，他们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最有代表性、最吉祥的“神”来充当他们的祖师爷和保护神。他们选中的是达摩老祖和十八罗汉。
　　达摩老祖，全称“达摩波罗尊老”，六世纪印度达罗毗荼国的高僧。“达摩”的意译是“护法”。他自幼奉佛，少年时即出家为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佛教衰微，外道盛行，国王招来一位外道高师与僧侣们辩论，并宣布如果僧侣落败，将禁止佛教流行。僧众害怕失利，无人应战。危难之际，达摩波罗挺身而出，登坛护法，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达摩获胜，并从此成为印度佛教十大论师之首。
　　梁武帝时，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佛法。武帝闻讯后，亲自迎接他到首都金陵，请教佛法。会谈后，达摩潜行北上，到了河南西部的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影像印入石中。达摩在少林寺面壁时，相传有一位名叫神光的信徒慕名而来，欲拜达摩为师，潜心学佛。为了表示诚意，神光于风雪之夜端立于达摩身旁，直到积雪没膝。达摩虽然怜其至诚，却不为所动。
　　神光便断然抽刀，砍去一条手臂，以示诚心。达摩终于答应收他为徒，并赐名惠可。达摩在少林寺传授禅宗，惠可深得其髓，成为衣钵传人。达摩返回印度后，惠可不负厚望，潜心传播和光大禅宗，使中国古文明的百花园中又增添了一朵璀璨的奇葩。达摩也从此被奉为中国禅宗的始祖。
　　这样一位佛教大师，怎么会成为土匪的祖师爷呢？想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江湖上演绎了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康熙十三年，西鲁国大将彭龙天领兵东侵，一路上攻城陷邑，势不可挡，直逼潼关。康熙数次派兵迎敌，屡遭败北。于是贴出黄榜，诏令天下，“不论军民人等、僧道女将、山林豪杰、草泽英雄，如能退得敌兵者，赏万金，封万户侯。”当时，福建圃龙县九莲山少林寺有一百二十八名僧人，个个武艺高强，能征善战。他们听说此事后，就揭了榜文，前往京城请命杀敌。康熙皇帝大为高兴，派杜龙、苏洪为先锋，命郑君达督粮策应。兴师祭旗之后，一百二十八僧出师西征。到了潼关，他们斩杀敌将彭龙天，击退西鲁军，逼迫西鲁王急驾来到前线求和。凯旋回朝后，康熙如约封赏。众僧身入佛们，四大皆空，请准回归少林，继续修炼，以期修得正果。不料，事过不久，康熙听信谗言，害怕众僧谋反，竟派兵用计在上元节火烧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被大火围困，死伤惨重，最后只有五人拼死逃出，他们是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这就是后来的洪帮“五祖”。朝廷欲将他们斩尽杀绝，穷追不舍。当“五祖”逃到惠州府长沙湾时，前面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后面追兵又已逼近，情况极为危急。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两个神仙，一持铁板，一持钢板，瞬间搭成一座桥，让这五人走了过去。这两位神仙，就是达摩专门派来救“五祖”的。可以说，没有达摩就没有后来的“五祖”创立洪门。因此，江湖上的洪门供奉达摩为祖师爷。同时，又有传说达摩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而土匪虽然以抢掠为生，却向来自居为绿林好汉，崇威尚武，他们眼见洪门和少林名满天下，心生羡慕，于是，把达摩搬过来作了自己的祖师爷。
　　土匪们开立山堂，焚香盟誓，要请达摩老祖等神灵前来证盟。土匪拦路抢劫时，货主若懂得规矩，恭敬地喊声“达摩老祖威武！”或许可以免遭劫难。土匪在“三十六誓”中也多次提到要尊奉“老祖”，其中，第三十六誓说：“自入绺门，便归达摩老祖所掌管，命运新起始，当乐而为之，大起局业。如不振旗鼓，无有新业绩，死在万刃分尸。”（曹保明：《中国东北行帮》，第12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一些实力较强的绺子中，还常常建有达摩老祖的香堂，加以供奉，有的还写上对联，如“出门望见君王面，入室方知古佛心”等。如果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多求助于达摩老祖的佑助。比如，同治年间，土匪马傻子攻打长春，他们的队伍里有炮。那时，南门一带是一片涝洼塘，炮车陷入淤泥，怎么也拖不出来。这时，土匪就开始祈求达摩老祖的佑助。军师刘三走到炮前，用手摸着炮筒子，说：“我奉达摩老祖之命，前来收编此城；大炮再不出泥，就要天打雷轰。”说完，他用战刀一砍炮身，说，“拉吧！这回该出来了。”果然“灵验”，众兄弟一使劲，他拉出来了。
　　那么，土匪又怎么会供奉十八罗汉的呢？达摩老祖和十八罗汉又是什么关系？据说，十八罗汉是由十六罗汉演变而来。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受佛陀的嘱咐，担任护法，不入涅槃。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十六罗汉被加以增添，成了十八罗汉。具体添了哪二位，众说纷纭。其中一说是“达摩波罗”和“布袋和尚”。也许中国人认为，十八这个数字最为吉祥。
　　古人以九为天，一天一地为十八。生于天地之间，纵横驰骋，自在逍遥。这确实比较符合人的心愿。可是，佛陀的护法十八罗汉与烧杀淫掠的土匪有何牵连？为何会被土匪奉为神祗？
　　有人推想，土匪崇拜十八罗汉，多半是为了求得他们的佑助。土匪的生活吃惊受吓，生死无常，朝不保夕，每日里像提着脑袋一样东逃西窜，不得安宁。因此，匪徒们对于厄运的恐惧和安全的渴望特别强烈。既然十八罗汉是受人供奉为众生作福田的，而土匪也忝列众生之间，自然希望得沐甘霖。这样，十八罗汉就很容易成为精神空虚、神经紧张的土匪们的精神寄托，从而作了他们的崇拜偶像。同时，十八罗汉是一个集体，行动起来是一个整体。从“集体性”来说，也特别适合土匪的要求。而且，十八罗汉中的布袋和尚，也就是弥勒佛，原在民间就备受崇奉，享尽香火。人们认为，他的大肚子非常灵验，摸一下，就可以免祸消灾，保佑平安。这对土匪来说，自然非常需要。因此，东北匪帮中的匪酋，常在胸前挂个弥勒佛像，以求吉样平安。
　　另外，民间还有十八罗汉“杀富济贫”、“普度众生”的传说。
　　从前，有一户人家，兄弟十八个，家境贫寒，难以过活。娘就说：“你们兄弟都出外谋生吧。一年后回来，我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事。”于是，兄弟们外出游走一年。所到之处，穷人多富人少，富人不知稼穑却吃喝玩乐，穷人受苦受累依然忍饥挨冻。他们回来对娘说：“天下不公平，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问他们想怎么办？他们说：“世上什么行业都有了，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娘说：“可你们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了吗？”兄弟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些毛，象长了长胡子一样，别人就认不出我们是谁了。”于是，他们化装好，就去杀富济贫了。所以，民间称他们为“胡子”。后来，由于他们长期隐迹山林、寺院、青纱帐里、大车店中，不能理发修须，一个个长发披散，胡须飘胸，就真成了“胡子”了。
　　这个传说自然是牵强附会，但打家劫舍的勾当，既然是由名满天下的十八罗汉首先开创的，其口号又是冠冕堂皇的“劫富济贫”，土匪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肆意横行了。这样的祖师自然值得顶礼膜拜，奉为神灵。匪帮中有首俗歌就是明证：“西北连天一片云，天下耍钱一家人。清钱耍的赵太祖，混钱耍的十八尊。”其中的“十八尊”就是“十八罗汉”。土匪们开立山堂，要把十八罗汉请来证盟。出门抢劫，中途迷路，也向祖师爷求问吉凶，其军师拿着帽子或四角叠好的手巾，把帽子的某一方向定为“开门”，拿在手里，口里念着“十八罗汉各位仙爷，给俺指指明路。队伍拉出去了，供奉你各位仙爷。”说完，将帽子或手巾一扔，帽子的“开门”对着哪个方向，或手巾角开的方向，即为吉途，可以行走。土匪拦路抢劫时，保镖的若是明白人，就会恭敬地说声：“达摩老祖威武！”土匪一听，知道不是外人，就会说：“西北悬天一枝花，十八罗汉始当家！”接着客气地让行。另外，土匪们在“挂柱”（入伙）或“拔香头子”（退伙）时，要“栽香”十九根，其中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共十八根，代表十八罗汉，中间一根代表大当家的。“拜香”时要念着“十八罗汉在四方……”等词句，以示虔诚。
　　2、盗跖、关羽、宋江
　　此外，也有一些地方把盗跖、关羽、宋江等奉为祖师，加以崇拜的。盗跖，古称“盗贼之圣”，先秦时期著名盗匪。他主张为盗匪应遵循五项原则：即“圣”、“勇”、“义”、“智”、“仁”。所谓“圣”，是指打劫前，只凭感觉就可以准确猜度室内财物；所谓“勇”，是指肆行劫掠时，要争先恐后，勇往直前，不畏牺牲；所谓“义”，是指撤退时，应先人后己，争着留在后面打掩护；所谓“智”，是说在劫掠烧杀时，要善于把握时机，适可而止；所谓“仁”，是说劫后分赃时，要体现出“平等”和“博爱”的精神，使匪徒各得其所（参见冬煤《中国匪人》，第157页）。
　　能够总结出这些原则来，确实不愧为“千古盗贼之祖”，值得后世为盗匪者的崇拜和奉祭了。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盗侠”条载：“高唐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停于此矣。城旁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齐天保初，土鼓县令丁永兴，有贼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旁伺之。果有祈祀者，乃执诸县案杀之，自后祀者颇绝。”
　　关羽曾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立身行事，可谓“义薄云天”。土匪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死难测，特别需要讲究江湖义气。有些地方的绺子建有武帝庙，并写上对联：“有一片忠心方可入庙，无几分义气何必焚香。”江汉地区的土匪入伙举行结拜仪式——“砍香”时，要用红纸书写“关羽圣帝君神位”，供于堂前，入伙者当神位前拈香三柱，宣誓效忠，誓词念毕，将香砍成两截，表示如若背弃誓言，一如此香。其上香咒语中也有“今晚兄弟同盟誓，愿学关公结义缘”的词句（参见朱国南《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四川地区的土匪举行大典时，要行“安圣”仪式，由红旗管事司仪，龙头大爷升坐主盟，音乐齐鸣，迎接圣驾；行拐子礼，颂赞词，再由两位二哥捧关羽牌位安放上面，接着还要安位、焚香、上祭、开光、点像等。（参见鹤年《旧中国土匪揭秘》，第9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河南地区的土匪“孤庄”（结拜）时，供奉的也是关云长。结拜之人在关老爷塑像面前，依次烧香磕头，燃表念咒，心意诚恳，仪态庄严（参见姚文蔚《匪窟余生记》）。
　　宋江，在民间和绿林向来享有盛誉，号称“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四川土匪的开立山堂，即是仿效梁山泊忠义堂聚义之事，供奉宋江和关羽的灵位。一些地方土匪的插香堂上写着这样的对联：“敬请祈仁须有梁山义，求心异姓要学桃园忠。”《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世俗诞妄”篇也有“济宁有宋江庙，为道者尝私祈焉。”的记载。
　　青海地区的草原土匪则信奉“妥保久期木”十三位高山之神。每次行动前，他们都要进行“煨桑”祭神活动，祈请神灵的保佑。行动方向要看桑烟流向而定，桑烟南流到南边抢劫，北流则北向出击，因为这是山神指引的方向。抢劫成功后，要宰杀一些牛羊放在火堆上烧，以答谢神灵的佑护，这叫“煨红桑”（参见赵清阳《草原土匪如是说》）。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已经对土匪的神灵崇拜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这种神灵崇拜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在异己的外部力量的压迫下产生并虚幻地反映这种力量的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是以信仰超人间力量的社会意识形式为核心的观念、情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和组织与制度所构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共时态结构包括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与制度四大要素。四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无法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宗教。而土匪的神灵崇拜只具备其中的某些要素，如观念、情感、行为，它缺少严格的组织与制度。因此，它只能说是宗教的一种不成熟、不系统的畸形存在形态，是准宗教，或者说是具有某些宗教特质的神灵崇拜。
　　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信仰虚幻的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并将其视为现实世界的主宰，消极地期待它来改变现实，这种态度都是非经验、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它们都是一种长时间存在的特殊的社会意识现象；都有各自的有关行为规范、禁忌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套礼仪、祭祀、祈祷等。但二者的区别也相当明显，宗教是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体，它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完整的社会现象，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千百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它不仅创立了系统完整的宗教教义和神学理论、积累了堆积如山的经典著作，而且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礼仪戒律、统一严密的组织团体、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以及虔诚坚定的固定信徒。相比之下，土匪的神灵崇拜则简单得多，它既不是独立的世界观，也不构成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主要是一般的神鬼意识，是在某些范围内相信超人间力量存在的一种普通信仰。它不对整个世界及人类的基本问题发生兴趣，也没有系统的思想和学说。再从目的和功能上来说，宗教的崇拜行为祈求的是非现实性的终极目标，诸如灵魂的拯救、来世的幸福、生存的意义等；而土匪的神灵崇拜则功利性非常明显，他们所祈求的往往是某一次打劫行动的成功与否，或者能否逃脱官兵的追捕等，从不关注来生如何，灵魂得救等太过遥远的问题。因此，我们说土匪的神灵崇拜不是宗教。

　　二、圆梦与占卜
　　圆梦与占卜是匪帮中经常进行的迷信活动。为了对此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迷信？它的功能是什么？以及迷信分为哪几类？
　　一般来说，所谓迷信，就是指那些以非理性的信仰和信念为基础，企图借助超人间的力量来解决各类具体现实问题的活动或习俗。其实质是信仰或相信超人间的力量，其特征在于把这种神秘力量作为追求现世生活欲望的满足手段，它一般表现为应急式的仪式表演或日常习俗。迷信的主要功能就是在面对现实无能为力的困境之中，对人的意识与行为加以特殊形式的组织和安排，以期提供一个超自然的避难所，从而在心理上给人以慰藉和调适。根据迷信的具体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奇迹迷信和巫术迷信两类。奇迹迷信是对尚未获得合理解释的某些神秘事物或奇异现象的迷信，如原始人对风、雨、雷、电现象的迷信。巫术迷信是指通过某种仪式运用超自然力达到施术者目的的行为或技艺。它包括四种亚形态：交感迷信、厌胜迷信、预兆迷信和禁忌迷信。本节所述的土匪的圆梦与占卜就是属于预兆迷信。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圆梦
　　土匪的生活是堕落的、残暴的和血腥的，同时也充满了艰辛、恐惧和危险。在悲喜无常、生死不定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生死由天，吉凶是命。要对危险生活下的变态心理进行调整，他们只有借助于圆梦、占卜一类的迷信活动。迷信缘于无知。他们把发生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某些特殊现象，加以神秘化，煞有介事却又毫无根据地把这些现象与特定事件的发生进行奇异的联想，附会以种种因果关系，或将前者视为后者的征兆，以期预测吉凶，避祸趋福，藉以安慰惶恐不安的心灵。由此，土匪们将烧杀劫掠的成功于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希望借此来调动匪徒们的情绪，鼓舞他们在绝望中挣扎。
　　绺子里的土匪特别重视做梦，他们往往根据梦的内容来决定第二天是否出击，甚至用以判断匪帮的前途。对于梦的解析，他们有自己特定的说法。比如，梦的吉兆有水、火、红棺材、小毛驴、姑娘、媳妇、太太、老头等。梦到大水预示财源滚滚，流金流银；梦见大火表示旺星高照，匪业红火；梦中出现红棺材，说明里面装的是财宝；梦到小毛驴则是说，有倒骑毛驴的神仙张果老佑护，将打劫顺利，财运亨通；梦见姑娘、媳妇，是遇到贵人，若是穿着黄衣服的姑娘，就预示黄灿耀眼的金子；梦中出现太太、老头，更是吉相，那是财神爷驾临。这等好梦，土匪们当然愿意多做几个。可是，若有凶梦来临，他们次日便不敢行动，只好缩手缩脚，胆颤心惊地蜷卧于老巢了。比如，梦见大风，表示财宝已被刮走，出击也将空手而归；梦到出殡或一群小孩在哭，也不是好兆头；梦中有老虎，说是老佛爷出面，有强手在此，不可造反；梦到狗追人，预示要吃败仗，被人追杀，不可出动；要是梦见有人从树上跳下来，更是绝对不能出击，“跳”同“洋跳子”，是指官兵和警察，表示贸然行动，必然会遭到军警的袭击。
　　2、占卜
　　占卜，是指通过看相、测字、抽签、算八字、看风水等术数活动为人们预测吉凶、祸福、婚姻、寿命、疾病等人生大事。土匪们特有的生活处境使他们更强烈地想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以求趋吉避凶。这样，便需要有一个精通天相、八卦和风水的军师来担当占卜的重任。
　　军师，匪帮行话叫“翻垛的”或“搬垛的”，是大掌柜的参谋，此人必须有文化，又精通天文地理和八卦行文，会看生辰八字等。遇有绺中大事，如绺子应压在哪儿，应否出行砸窑等，先由大当家的摆香案，再由翻垛先生占卜，推演休、生、伤、杜、死、景、惊、开八门。“开、休、生”三门为吉，其它五门为凶。行动时择吉避凶。此外，还有纸牌摆八门、空中飘手巾、扔帽子、点香堆、观星相、看风水等。纸牌摆八门，八张牌表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向。其中一张牌代表“开门”，在哪个方向找到这张牌，就向哪个方向出击。空中飘手巾，是将手巾四角叠起，平托于掌中，嘴里念着：“十八罗汉各位神仙，给俺指条明路。”说完一抛，落地角开的方向可以行走。扔帽子，即先把帽子的某一方定为“开门”，念过口诀后，将帽子一扔，落地后“开门”的指向就是行动的方向。点香堆，东南西北埋上四堆土。各插一枝燃烧的香，哪个方向先燃完，就朝哪个方向走。观星相，据此来判断吉时凶向，并决定如何行动。常用的口诀是：“一七艮上不可移，口舌是非步步逼；三九兑上有横事，祸伤人亡要当心；五十一坤必要死，毕星查辰有救星；六十二坎准得伤，钱财不旺人有灾。”看风水，也叫堪舆术，就是察看住所、茔地等周围的地理环境，诸如山川、河流的走向等，对“主凶”者加以变化，以祛凶求吉。
　　圆梦与占卜，是土匪惊恐、变态心理的反映，他们把烧杀劫掠的行动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以此来掩饰自己对不可预知的命运的恐惧，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生命进程的关心。至于这是否“灵验”，或许只有天才知道。

　　三、言语和行为禁忌
　　禁忌与圆梦和占卜一样，同属于迷信的范畴。禁忌迷信是对于某些被认为具有神秘特性的事物的迷信。禁忌一词来源于太平洋波里尼西亚群岛的土著语“塔布”（Taboo），原意是“奉为神圣的”和“不可接触的”，指被禁止的事物。波里尼西亚人信仰和崇拜一种被称之为“玛那”的神秘力量，相信凡是具有“玛那”的人或物都是危险的，不可接触。否则，必将受到超自然的灾难性惩罚，轻者危及个人，重则祸延民族。因而，他们将具有“玛那”的事物，视为“塔布”，严厉禁止普通人接触。后来，禁忌一词被广泛运用，指某种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对象及针对其产生的行为方面的禁止和忌讳。禁忌的内涵具有二元性：或是“崇高的”、“洁净的”（如关于神灵、图腾的禁忌）；或是“低贱的”、“污秽的”（如关于死尸、产妇、月经期处女的禁忌）。人们出于对其所含的神秘力量的崇敬或恐惧，害怕冒犯以后会遭到惩罚，就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禁止与“不洁”、“不吉”的事物接近，或禁止与“神圣”的事物接触，甚至不许在言语中提到它们等。禁忌因行为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言语禁忌和行为禁忌。
　　土匪的生活方式充满暴力和危险，整日里东奔西窜，动荡不安。这种情况下，每一根神经都崩得紧紧的，为了进行心理上的自我调节，土匪们将一切都归之于天命。他们除了进行圆梦和占卜以外，在言语和行为方面也有许多禁忌。
　　1、言语禁忌
　　一是言语禁忌。这是关于字、词和话语的禁忌。它是指说话涉及神圣事物或在神圣场所和神圣时间时，要避开不吉利的语言，禁止用亵读的言词，遇到犯忌讳的词语要用别的词来代替。如“梦”，暗示黑夜到来，是令人烦恼的不祥之兆，要用“冥”或“黄粱”代替。“虎、狼、牙”也是不吉之词。过去，人们把官府比作“虎口”，落入虎口者自是难以生还。“狼”的禁忌或许是因为土匪习惯上把政府军称为“黄鼠狼”，另一方面，也确实害怕山地和草原上出没的真狼、“牙”与“衙’同音，使人联想到官兵的攻击。因此，在使用“虎”、“狼”、“牙”这些词语时，他们用“海嘴子”、“裂嘴子”、“折刀子”来表示。“灵”、“鬼”也要避免提到。因为“灵”、“鬼”与死亡相连，易使土匪想到随时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或者招来被他们残害的幽灵的报复。而“灵”义与“囹”、“裂”音同或音近，使人联想到监狱和车裂的刑罚。“谢”与“卸”、“猪”与“诛”、“睡”和“碎”、“饺”和“绞”也是同音字，都容易令人想到处死罪犯的刑罚——大卸八块、诛戮、碎尸凌迟、上绞刑架等，大不吉利，不可乱说。甚至连“吃饭”、“喝茶”也犯忌，因为“饭”与“犯”、“茶”和“查”同音。为了避讳这些词语，他们就把吃饭叫做“上传子”、“啃富子”、“填瓤子”，喝茶称为“上清传子”、“富海”、“受苦莲子”，饺子叫作“飘洋子”，睡觉称为“搪桥”，杀猪称为“搬浆子”等。其绑架活动不叫“抓”、“捉”，而叫“架票”。杀人称“放”，受伤叫“挂彩”或“贴金”，拒捕叫“扑风”，被捕叫“失风”等。此外，土匪还忌讳在言语中直接提到敌人，他们把地方官吏叫作“古子”，士兵和警察称为“蚱蜢”、“兔子”、“冷子”、“风”，衙门和警察局叫做“威武窑”，监狱称为“快窑”等。在匪帮中行走做事，要非常注意这些言语禁忌，否则就可能身罹祸害。比如，土匪把事情失败了叫“过了河”，死了叫“过了桥”，而真正的过河与过桥则忌讳说出，称之为“过坎”。江汉地区的匪首聂大辉有一次骑马夜行，马夫跟在马后，行至桥头矮檐下，对聂说：“团长注意脑壳。”聂匪听了，嫌他有意说破口话，非常厌恶。又走了没多久，要过小桥，马夫又提醒聂说：“团长过桥呀！”聂匪见其屡犯禁忌，大怒说，“看谁先过桥！”返身一枪，将马夫击毙（参见王兴华、黄代芳《民国年间郧西匪患》）。
　　2、行为禁忌
　　二是行为禁忌。例如，吃饭时，筷子必须平放在桌子上，不能架在碗沿上，因为它象一对枪管指着对面的人，又像受某种酷刑的姿势；筷子也不能斜靠着碟子，因为他像一个人等候处决的样子。掰开的馍口不许对着别人，因为这像被捕之后在“对口供”。面包不准横切，横意谓“横死”，易使人想到刀刮和凌迟的严厉刑罚。鱼只吃一面，禁食鱼头和鸡头。鱼吃两面要翻身，意谓“翻船”，这本是船家的忌讳，传入匪帮中，意指行动失利。鱼头和鸡头，象征匪酋或指人头，失去则帮乱人亡。夜晚禁吹口哨，以免招鬼进屋，带来厄运。伏地叩头也不允许，这使人联想到下跪投降，或被捕后俯身在地等待砍头的情景。双手交叉在背后也被禁止，因为这好像被捕获后五花大绑。撕扯和打碎东西更是匪中大忌，这使人联想到五马分尸等酷刑。土匪们特别忌讳撒网，张网捕鸟的人若被土匪碰见，很可能立即遭到杀身之祸，因为网使土匪联想到，出去打劫有自投罗网的危险。土匪出行劫掠的时间也有许多忌讳。
　　东北地区的土匪对此有一套固定的说法：“丑不南行酉不东，求财望喜一场空。寅辰往西主大凶，病人遇鬼邪害在。亥子此方大失散，鸡犬做怪事难成。己未东北必不通，三山挡路有灾星。午申休往西南行，文生下马一场空。逢戌不上巽中去，口舌是非有灾星。卯上西北必不通，隔山隔水不相连。”其它，如四川的土匪从不在阴雨天外出打劫，有的匪帮只逢单日才发动袭击等。
　　土匪的言语和行为禁忌，反映了他们对生存环境的焦虑和恐惧，也反映了他们貌似强大的淫威之下的内心的极度虚弱，以及对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无奈之情。对于这些禁忌，土匪们非常重视。在匪帮里，如果哪一个肉票冒犯了禁忌，往往会遭到杀身之祸。就是匪徒自己，若不熟悉或忽略了这些禁忌，也往往受到蔑视或惩罚。

　　四、报号
　　报号，又叫外号、绰号、浑号，就是隐去真名实姓，代之以表明此人性格行为等特点的另一称谓。绿林报号，可谓源远流长，远者可追溯到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山野豪杰并起，如黑山、黄龙、飞燕、白雀、雷公等，都是以外号闻名的义军领袖。说到声名卓著者，恐怕应数宋代梁山聚义的一百零八将，他们个个都有响当当的名号，如“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小李广”花荣、“浪子”燕青、“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等。此风波及后世，影响深远，致使江湖各行稍有名气的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报号。土匪世界里，此风尤胜。因为匪徒们特别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的俗语，所以不论大小绺子，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报号。匪帮之间的联系一般不直呼姓名，而是称其报号。这些报号，一方面反映了土匪这一特殊阶层的道德、理想、崇信和特质，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弊端、习俗、民意等。土匪的报号，来由各种各样，现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归结为以下几种：（本节“报号”的分类参阅了曹保明的《土匪》）
　　长相
　　根据一个人比较突出的生理特征来起报号。如河南巨匪“老洋人”，他原名张庆，既不姓洋，也不真是洋人。而是因为他长得身材高大，黄头发、深眼睛、高鼻子，非常像洋人，所以得了个绰号叫“老洋人”。雷州半岛的匪首李福隆，因为长得身高体胖，人称“妃肥”。南澳“三合公司”的海盗头目吴品三，长年留着两撇胡子，颇象麻将牌里的“八万”，所以被人称为“八万”。湘西巨匪姚大榜，因幼年时长得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膀粗大，父母昵称为“大膀”。而“膀”与“榜”谐音，由此混号为“姚大榜”。其他如“金大牙”、“独眼龙”“矬子”、“张大下巴”等都是以生理特征来报号的。
　　枪法
　　土匪以枪法的准确来起名报号的很多。因为土匪们要绑票勒索、砸窑破围、义举报复、抗击官兵等，靠的都是武力，枪法不好是难以成功的，所以，匪徒们吃饱喝足后的娱乐之一，就是练枪法。比如，枪击飞鸟、骑马点射、空中打飞钱、夜晚打香头等。大当家的和四梁八柱一般都要有这样几种过硬的本事，才能服众。如双阳县匪徒李某“双镖”的报号就是以枪法迅速准确而得名的。
　　“双镖”，姓李，因体格魁梧，人称李大个子，是双阳县一大地主家的公子，因婚姻爱情不如意而被逼为匪，入了“老二哥”的绺子。一次春寒料峭时，群匪见到一群北归的大雁，嘎嘎叫着，从南面飞来。李大个子说：“弟兄们好些天没捞着油星，我想撂下几只，来给弟兄们解解馋。”大伙儿不信。这个说：“李兄弟牛是吹得地道！”那个说：“看那爷台劲儿！兴许弄个雁屁毛！”李大个子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说：“打雁不打头，不然闹得成帮雁没有着落。”说完，举枪向空而射，只听“咣、咣、咣、咣！”四声枪响，第二、三、四、五只大雁，一只接一只从空中栽了下来。众匪见此情景，佩服至极。晌午，“老二哥”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攥着雁大腿，猛喝一口酒，说。“老李大兄弟！你‘局红管亮’（枪打的硬），我放你个头把！你枪头子好，就叫‘双镖’吧。”此后，“双镖”的名头就叫响了。
　　其他还有“双枪驼龙”、“快枪林三”、“火神爷”、“神枪马”等都是以枪法而得名的。
　　地盘
　　以地名、山头来定名报号的，也不少见。比如“老三省”、“土岗龙”、“常山虎”、“占东岗”、“阴山”、“东边”等。绺子报号带地盘字样的，说明这个地盘是属于他的活动范围，别的绺子进来“闯盘儿”是不允许的。其中，“老三省”很具有代表性，他是吉林、安图、延边、珲春一带出名的土匪头子，起局时自命为东三省的主人，宣称要照顾东三省的父老乡亲。“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他说。“我不能眼瞅着东三省的父老们沦为亡国奴，让命运掌握在人家手里，否则，我还算他妈什么‘老三省’！……为了起局，把老祖宗留下的姓都扔了。我姓杨，可是‘羊’在山里是最受欺负的，我宁肯姓‘狼’。所以我从来也不提我姓啥，大家只知道我是‘老三省’！我要对得起这个报号！”于是，他就联合了一些绺子，投入了抗日的洪流之中。
　　政治
　　一些匪帮的报号表现了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号称“铲除共匪”，或者明确宣称反抗日本的侵略。比如，九台的“三江好”，他原名叫罗明星，起局时，他宣誓完毕，就把兄弟们召集到院子里，高喊着说：“弟兄们，我们为什么叫‘三江好’？就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这三江两岸的老百姓都团结起来，一同打日本鬼子。今后，谁要是有个三心二意，可别怪我不客气。”
　　活动于辽河流域的“老北风”也是这样。“老北风”，名叫张海天，原名张贺年，辽宁海城人。他年轻时在警察分所当杂差，因不堪忍受所长的打骂而落草为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宁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对此悲愤填膺，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并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老北风”的报号就含有抗日杀敌的深意。“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出牌如何，因而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意思。
　　还有一些，如东北临江的“仁义军”、“余共仇”、蒙江的“保国军”、浑江的“战东洋”、“压东洋”等也是如此。
　　事件
　　有的是因为某件事情特殊而值得纪念，遂决定了这个匪首的报号。如“傅殿臣”、“铁磨头”等。
　　“傅殿臣”原名傅学文，盘石县凉水台子人，年轻时是一个地主家的伙计，因羡慕土匪吃喝自由，就与几个人结伙为匪。为了决定谁当头领，他们弄了几个粪箕子，上面放个凳子，谁坐上去不倒，谁就为头。他们弄好了，一个一个坐上去，都坐不住。轮到傅学文，他上去坐住了，还挺稳当，就说：“我这还挺沉，又稳当坐了殿，干脆就报号‘殿臣’吧。”
　　“铁磨头”，名叫许铁英，又名许钟琪，河北永年县的巨匪。1938年初，他率众到西杨庄一带抢劫，与当地匪首“暴团长”发生冲突。许被对方连击五枪未中，狼狈逃回。同伙奉承他说，连击五枪未伤一根毫毛，真是铁做的头。从此，许匪就得意地自号为“铁磨头”了。
　　“顺风耳”，也是因为一件事引起的。年轻时，他因枪法好，被一个大户人家请去看果园。果园虽然很大，但他能够听风辨声，只要贴着树一听就能知道。主人的二儿子刚从外地回来，不相信他有这个本事，就在晚上前去试探。夜深时分，“顺风耳”听到有草和树叶的响声，知道有人摘果，就说：“行了，摘几个你就走吧！”主人的儿子以为他只是在瞎诈唬，没理他，继续摘。“顺风耳”接着又说。“你走不走？”但还是不见动静。他心里火了，顺手发出一支袖箭，当即撂倒了“偷货”果子的人。由于他是护园，主人并未怪罪他，主人的二儿子养了几天也就好了。后来，他落草为匪，因耳朵好使，就报号“顺风耳”。
　　再如“包打一面”。他原是一个绺子的炮头，没有报号。后来在一次砸窑途中被官兵包围，他让大掌柜的领人先走，自己则躲在一棵歪脖子树后面，手持双枪阻挡官兵，打到天亮，官兵也没摸上来。不久，大当家的病死了，他被举为匪首。报个什么号呢？有人提议说。“那次你不是一个人断后阻击官兵，包打一面吗？干脆就叫‘包打一面’吧！”他听了，非常乐意，于是这个名号就叫开了。
　　其他如“刘不开面”，是在处罚了他的起局好友之后叫开的；“打得好”，是因一次仗打得特别漂亮而得名的。都是因事而起的报号。
　　速度
　　因行动神速而命名。如“穿山甲”，有一次，他独自一人砸了响窑，劫走金银大洋一背包，护院的家丁发现后，穷追猛赶。他飞树跳林，穿山过涧，行走异常迅速，很快甩开了家丁。因此，他就报号“穿山甲”。浑江匪首曲振广手下有50余名匪徒，长年奔命于深山老林之中，行走飞快，好象急风骤雨时的滚地惊雷一样，稍纵即逝，因之报号“滚地雷”。
　　其他还有“草上飞”、“冰上飞”、“岗溜子”、“旋风队”、“一股风”、“快马林三”等。
　　动物
　　以猛禽烈兽报号，给人一种凶悍勇武的感觉。比如“云中雁”、“座山雕”、“金翅雕”、“九头鸟”、“钻天鹞子”、“铁公鸡”、“野马”、“飞虎”、“下山虎”、“穿山虎”、“坐地虎”、“山豹子”、“野狼”、“压江龙”、“金龙”、“飞龙”、“黑龙”。
　　愿望
　　有的土匪以自己的希望来报号，如希望威武凶猛的就起名“南霸天”、“北霸天”、“活阎王”、“大威”、“铁雷”、“许大马棒”等。祈求出击胜利的，就报号“双胜”、“全胜”、“常胜”、“万胜”等。想望发财走运的就直接以金银财宝之类来起名报号。如“金局”、“银堆”、“宝胜”、“宝全”、“财神爷”、“开门宝”、“财源茂”、“达三江”等。想讨个吉利，要个好名声希望与人和睦相处的，就起个“君子仁”、“君子义”、“仁合”、“天下好”、“大家好”、“半拉好”、“哥俩好”、“西来好”、“南来好”、“青山好”、“绿林好”之类的报号。

　　五、衣食住行
　　土匪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饱受凌辱和盘剥，内心充满了对上层社会的愤恨和忌妒，落草为寇以后，他们就通过疯狂的烧杀淫掠的暴行向不公平的社会进行变态的报复。除了一些政治土匪外，一般的匪徒都无所谓什么社会理想，他们既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创造者，自然也不可能描画出新的社会蓝图。他们心中所渴望的迷梦只不过是：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像至高无上的皇帝或达官贵人一样，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时，哪管别人也像现在的自己一样只有受不完的饥寒交迫。这种对现实不平等的愤恨以及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幻想，在土匪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1、服饰
　　我们先来看看土匪的服饰。俗语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土匪不事生产，一切物品都掠之于他人，服装、鞋帽也不例外。他们走一路抢一路，不管是什么锦缎丝绸，只要色彩艳丽，就往身上一穿，感觉良好地到处耀武扬威。所以，土匪服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追求衣着的华丽，而不顾其千奇百怪的形态与整体感的缺乏。这种杂乱无章的服饰，也是匪徒们久遭压抑的灵魂和心态的扭曲的反映。虽然这些漂亮的衣服都是抢掠而来的，但他们却终于有了一个充分显示自己特色的机会，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华美的服饰，从而满足期待已久的模拟达官贵人的幻想。比如，白朗匪军攻入甘肃后，其部下曾将前清翎顶、蟒袍、马褂穿戴整齐，在大雨泥泞中跑来跑去，样子颇为滑稽。当他们架票得到勒赎时，就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购买哪些东西来打扮自己，比如带毛皮领的锦缎上衣、丝绸裤子、崭新的外国皮靴、珠宝和眼镜等。1920年，“老占东”匪部攻陷佳木斯，匪徒们抢来服饰，个个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把女人的花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上其它颜色的衣服；有穿皮大氅的，有穿皮大袄的，有穿长袍马褂的；头上的帽子有貉壳的，有狐狸皮的，有毡帽头，还有缎子面帽头顶上带个红色帽搭疙瘩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乍看起来真像正月里的大秧歌队（参见李春科《张学良怒铡老占东》。）。
　　第二、土匪对制服和洋装的兴趣。因为制服象征着出类拔萃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制服的颜色、款式、镶边、纽扣好像都显示了一种威风，他们借此来表明自己也成了体面之人，而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九流末徒。曾被土匪绑架过的厄普顿·克洛斯于《在笑脸佛陀的土地上》记载了他这方面的发现：那些匪徒“穿着六、七种制服——军服、警服、列车员制服、学生服、甚至童子军服——可是没人有一套完整的制服，不管是哪一种。”（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土匪，不失聪明地发现，洋人好像特别受到政府显要们的尊敬甚至畏惧。因此，他们绑了洋票以后，总是喜欢体验一下身着洋装的感觉。曾被匪徒绑票的霍华德在《和中国土匪相处的十周》中记述说：“每天……首领跳下来脱我的夜礼服，穿上皮尔斯的浅黄褐色的、袖口有花哨的波纹的驼毛晨服；再把布卢的军帽歪戴在自己头上，然后跳上甲板发号施令。”（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在河南的一个匪帮里，也有俘虏发现，匪徒们“特别喜欢穿上进口的内衣，然后像野人一样四处奔跑。”（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第三、土匪对女性服饰的兴趣。对于这一点，别林斯里归因于女性服饰色彩的艳丽，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性饥渴的外在表现，是性心理和性欲望的变态的满足。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后者，因为土匪圈里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他们对性的占有多是暴力强迫。平时蜷缩在匪窝里，是难以见到异性的，于是就产生了对女性饰物的恋物癖，这是一种性心理的变态表现。临城劫车案中，一个被俘者就发现，他的大多数东西土匪都没有动，只是拿走了他妻子的白鞋子和白帽子；另一位女士则注意到，他们特别垂涎于她的绿玉色拖鞋和晨衣上的粉红色丝带。被俘的美国人露公·奥尔德里奇小姐在《与中国土匪共度周末》中写到：“我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中国人头上戴着麦克法登小姐的那顶蓝色乔其纱帽子，帽上的羽毛在微风中飘动……他还炫耀两串蓝色的念珠……马蒂尔达后来告诉我，她看见一个年轻匪徒戴着我的带有花边的奶罩……”（转引自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69页）
　　2、饮食
　　至于各地土匪具体的穿戴，因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各有所异，但与本地居民的服饰相差并不很大，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土匪饮食方面的特点。由于土匪行业的与众不同，决定了其饮食方面的独特性——美酒佳肴与冷劣饭菜并存。匪帮里有首歌谣可以作为佐证：“打梗米，骂白面，不打不骂‘星星散’（小米饭）。”匪徒们抢劫成功后，就暴饮暴食，尽享酒肉佳肴。今天要吃“漂洋子”（饺子）或“翻张子”（油饼），明天又要吃“翘脚子”（小鸡）或“江错儿”（猪肉）。但他们平时吃的也只是一些极普通的饭菜，遇到被官兵追捕的时候，就只有风餐露宿，甚至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土匪的食物通常只有小米、高粱饼、煮玉米等，在南方有大米，吃的是冷的，而且常常发霉。其生活并不像有些小说所描绘的那样：“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他们能有一顿饱饭吃就不错了。
　　3、居住
　　接着，我们再看土匪的居住情况。虽然各地土匪因活动区域、实力强弱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但地处隐秘、高墙重垒却是其共同特点。土匪既以暴力来蹂躏社会、对抗官府，当然也会受到他人的顽强抵抗和官兵的武力镇压，这样，注重安全就成了他们选择住所的首要考虑。
　　长年在山区活动的土匪，一般都出没在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的密林大山里，而且多处于数省或数县的交界地带，地方政府鞭长莫及。他们盘踞在山林的险要地带，建有易守难攻的山寨。如桐柏山区的著名匪穴“母猪峡”，就是个天然要塞，它四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一条小道与外面相通，而它又处在附近六个县的交界地带，便于出袭，也利于逃避。1913年，白朗在这里设伏打败了前来剿匪的张锡元；10年以后，“老洋人”的兵匪遭到吴佩孚军队的追杀，也逃到这里避难休整。广西平南县大桂山匪巢，方圆数十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里有条深沟，长几里，两岸悬崖峭壁，树林荫蔽，藤蔓覆盖，崖下沟边是狭长的石巷。土匪栖息其间，外人看不见，枪打不到，火烧不着。湘西匪酋师兴周盘踞的八面山也是异常险要之地，只有四条山路可以直通山顶，沿途尽是峭壁悬崖，匪徒们又在山岩路口和岩梯上设有闸门、碉堡，堆集大量滚木擂石，易守难攻。湘西另一匪酋龙妹堂隐身的两羊山，是一个天然的独立山区，为万溶江的两大支流所合抱，形成一个独立的山岛，岛上洞壑危岩，交错钩连，边缘是峭壁深渊。境内两座对立的奇峰高耸入云，形如斗羊；中部凹下，形成了7条长垅和两块小盆地，与外地相通的只有5条深谷溪水和一条崎岖险路，确是险要天成。加之此地与外地相距甚远，故明清两朝以至民国初年，统治者都视之为“不可王化之生界”。龙匪占据此地后，虽有官兵来剿，但见此天险，也多是望而生畏，兴叹而还。永顺地区的匪首李兰初占据的云岩山五连洞，高山突兀，云雾缭绕，五个天然洞穴并排于山腰悬崖之间，洞下是万丈深渊，洞中又筑堡屯粮，实为难破的天险。李匪曾吹嘘：“要破五连洞，除非搬来齐天大圣！”临城劫车案的孙美瑶匪部，其大本营抱犊崮的上端是突出的悬崖绝壁，顶上宽平，广数顷，过去为耕种崮顶田地，由于路险，牵不上牛去，只好抱个小牛犊上去，养大了再用它耕地，因而得名“抱犊崮”。其状宛如茶杯倒置，周围尽是峭壁，只有北面一线鸟道可通。鸟道中间最险处，凭石匠凿的半环形扒手，方可手脚并用，攀援而上。其余都是峭立的绝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闽南土匪高为国的老巢福山腰也是一处隐秘的险要之地。它背靠双阳山，山高林密，洞穴密布，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高匪在此建有炮台一座，架设大炮一尊；设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吕铺，第二道防线在福山腰村前，第三道防线在村子的前后左右，每道防线都安设有电网，建有防御工事。村后双阳山上密林掩映，大小石洞不计其数。山岗有一特大岩洞，可容上百人，经高匪整修，分为上下两层，作为秘密据点，这里极为隐秘，一般人是找不到的。行踪诡秘、狡猾无比的东北惯匪“座山雕”，其老巢隐藏于林海雪原之中，军阀张作霖和日本侵略军也未对付得了他，就是杨子荣所在的部队也花了数月时间才找到他的踪迹，从而将其智擒。
　　平原地区的土匪则大修工事，高筑堡垒，建立独立王国，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如东北土匪杜立三盘踞的三界沟，地处辽阳、新民、海城三县的边缘，沟渠纵横，堤道骈联，碉堡四立，重门深巷，就是一个深沟高垒、难以攻陷的匪穴。雁北乔日成匪帮的驻地新堡，四周筑有土围墙，墙的上部和腰部有散兵掩体，挖有射口；下部地面统有交通战壕，壕上盖木板堆土掩盖，战壕通向堡墙外，有射口，出击暗道，与堡墙外的伏地碉堡相连；堡内匪军院落修有地道，同堡墙内的交通战场相通。这样，就构成上中下三层防御体系和火力交叉网，易守难攻。旧有“土匪王国”之称的豫西，其中心就被称为“有围墙的匪都”。据说，许多村寨都更像要塞，而不像和平的城镇。
　　海盗一般以沿海地势险要、舟楫方便的沿海岛屿为巢穴，如为害南中国海二十余年的海盗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就盘踞在闽粤之交的南澳小岛上。渤海匪盗傅瑞五、窦同义、李景文、陈二虎等部则占据浅海滩涂，活动区域沟汊交错，沼泽连片，芦苇丛生，人烟稀少便于出击和隐没。湖匪则主要是在内河湖泊港汊里作案，如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皆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是土匪活动和隐藏的好去处。他们或终日泊于水上，或占据湖中小岛，也有的藏身于湖边的隐秘之处。
　　至于各地土匪具体的居所，则难以强说有什么统一的特色，此处从略。
　　4、出行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土匪“行”方面的特色。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西北大漠、草原地区的土匪向有“马贼”、“响马”之称。由名可知，他们多是骑马劫掠。大漠、平原和草原地势平坦，骑马行动，来去飘忽，行劫时令人措手不及，遇有官兵追剿，又可迅速逃遁。所以，“马贼”、“响马”的行动是难以离开马的。如东北匪酋杜立三就拥有二百多匹精良健壮的好马，这些马被分为青、黄、红、白四队，每队一色，施以严格的训练，跨沟越壕，穿林涉水，迅如疾风。出去抢劫时，匪徒们在青纱帐里跃马驰骋，践踏禾稼，遇有车马行人，就横截道路，肆行劫掠（参见王寿山《辽西土匪杜立三》）。
　　青海的马步芳、甘肃的马仲英、蒙疆的巴布扎布、热察绥的卢占魁等西北大漠的巨匪就是凭借着精锐骑兵称雄一时，为害千里。海盗、湖匪、河匪等自然是依靠舟楫之利，而山匪因山路崎岖，难以行走，就只好步行了。总起来说，土匪“行”方面的特点似乎不甚明显，暂且就说到这儿。

　　六、婚丧礼俗
　　大多数匪帮是清一色男性的世界，他们是无妻室的光棍汉。在旧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农村的破产，使广大农民无法继续在小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不得不从农村游离出来，落草为寇，他们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又何谈什么娶妻生子呢？而且，相当一部分土匪认为，女人是不祥之物，其“阴气”会给匪帮带来厄运，威胁他们的生存，所以，不能进入土匪的“神圣领地”。据说，河南匪首王天纵，就因与一上海知识妇女结婚并将她带回嵩山领地，而威信一落千丈。在东北土匪中，也有些绺子规定，当大掌柜的人都不能娶媳妇，否则就会分散军心。但这些禁忌，也有许多土匪不以为然，并不遵循，因为许多土匪加入匪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一个老婆。所以，他们除了在烧杀劫掠的行动中，肆行奸淫外，也常常在营地里娶有老婆纳有小妾，这些女人多数是匪徒们劫掠而来，强行霸占的，或是从绑票中挑选出来的。
　　比较有特色的是东北地区土匪的“季节婚”。东北的土匪和马贼有“猫冬”的习俗。入冬以后，天寒地冻，山高路远，人烟稀少，难以行劫，他们就按财产多少，先分了“红杠”（钱），再散伙各找过冬安身的地方。有些土匪就在车店落脚，因冬季漫长，土匪马贼在店里呆烦了，想要“压红窑”（找个女人陪着），往往就对掌柜的姑娘起了歹心，甚至逼迫成婚。
　　当然，也有的店家因为看中了马贼的金银财宝，而顺水推舟，成全好事。另外，还有一些浪漫动人的传说，马贼和店家女相亲相爱，结了良缘，过了一冬的美妙生活。开春一走，难舍难分。于是，就有店家女和马贼一起出走，投奔山绺的。而多数是开春一走了之，扔下老婆孩子，到冬天再回来，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婚姻形态——季节婚。季节婚是典当婚的变种，往往是这个马贼走了，到冬天另一个人又来了，还找这个女人。一来二去，这个女人就属于众多的男人，而且是土匪马贼们的人。到这些人一走，女人就开始守活寡，守不住的，就作了暗娼。此外，也有一些车店做些“拉皮条”的勾当。比如，当地有些日子过得特别艰难的人家，尤其是那些家里男人岁数大，又没手艺，光靠种地养活不了家小的人家，或者男人有残疾，生活重担不得不落在女人肩上的人家，店主看准了这样的居户，每当土匪和马贼来店“猫冬”时，他们就给穿针引线，让二者喜结“良缘”，这又形成了一对一对的“季节婚”，店主则从中渔利（鹤年：《旧中国土匪揭秘》，第215～216页）。
　　丧事对土匪来说，可能比常人更为普遍。他们很少有寿终正寝的，不是在官军的剿匪行动中被打死，就是遭擒后被“正法”，或者在内讧中被殴毙。匪徒死后，要举行葬礼。埋葬时，大当家的点上香，别的匪徒则一齐跪下，大掌柜的说：“江湖奔波，人老归天。兄弟你走了，大伙来送你！”另有一个小崽子给烧纸。
　　有固定居所的大绺子，办红白事时一般也请“鼓乐班”来。他们对鼓乐班大都比较客气，也给定钱。鼓乐班也不怕胡子，因为胡子一般不抢他们。鼓乐班来到绺子，头一通都要吹《九条龙》。据说十八罗汉外行，每两人骑一条龙，十八罗汉骑的就是九条金龙。所以，不管是喜事还是丧事，《九条龙》是必备曲目，鼓乐手们坐棚吹奏，悲悲喜喜，变化自如。至于一般的小绺子和行走无定的土匪是不请鼓乐班的。　　

第六部分、匪患的肃清

　　一、历代政府的治理方略
　　一时一地的股匪，普通民众或可抵御，而到处蜂起、横行无忌的众多土匪还得依靠当局的治理。统观历代政府治理匪患的方略，简而言之，不外乎剿、抚和剿抚兼施三种。
　　1、武力剿杀
　　由于土匪具有天然的反政府性和反社会性，轻则危害一方百姓，重则危及当局的统治，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力量允许，官方对土匪都要严加痛剿，或督策地方官吏密网搜捕，或征调大军武力围剿，对于捕获的土匪更是严刑惩处，或斩首示众，或凌迟处死，以告诫人们不要走上违法的“危险之路”。
　　晚清时期，面对日益猖獗的土匪活动，清朝政府屡屡派出大军，奔赴各地进行围剿，对剿匪执行不力者，则严厉惩处。比如广西匪患严重时，清政府就曾撤换剿匪不力的广西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等地方大吏，后调四川总督岑春煊为两广总督兼办广西军务，耗银数百万两，调动两广、两湖、云贵、福建等省兵力，频频攻迫。到1905年，各大股如李二、覃老发、罗万起、沈少英、王和顺、黄五肥、覃三等均逐股剿灭。再如，太湖水盗为害甚烈时，清政府集合江浙两省的兵力联合防守、合力会剿，“江有警则浙分兵以援之，浙有警则江分兵以援之。”（陶成章：《浙案记略》，见《陶成章集》，第389～390页）
　　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特派员带同武备学堂学生前往湖面详加测绘，拟即咨会浙抚各派劲兵扼要驻防，以为严绝根株之计”。（《东方杂志》第1卷第9号，第369页）
　　1908年，余孟亭、夏竹林匪帮活动达到高潮，此时已任江督的端方也“尽出锐师佐江、浙诸营入苏松以击之”，大败余夏匪帮（陶成章：《浙案记略》，见《陶成章集》，第389～390页。）。
　　共和党人与土匪的关系十分特殊，在反清时期，曾利用土匪作为敢死队，但在民国初建之时，对各地土匪也力主镇压。如南京留守黄兴在1912年4～6月，就调兵遣将，责成江北各地守军尽力剿匪。至“二次革命”后，方又转为联合利用。
　　北洋政府时期，对各地土匪也多采取武力围剿的政策。比如，袁世凯对拥兵万余人、纵横中原数载的白朗匪帮就是如此，不惜出动大军多方围剿，将其部队歼灭后，还把已经中弹身亡的白朗与其他首领砍去首级，高悬于开封城南门的城墙上示众，以警告试图效法的人们。再如，山东历来匪势甚盛，1916年7月至1918年12月，仅一年半的时间，北洋政府陆军第七混成旅在山东就先后进行了123次剿匪，毙匪总计5232名，夺取各种枪枝1071枝。对于啸聚一时的太湖匪患，则实行长江与太湖联防，海军与水警厅协作的办法，由海军派浅水兵舰进入太湖剿匪，1914年11月，海军就应苏省水警官员赵会鹏的请求，派出两艘浅水军舰进驻太湖东西山地区。
　　山东第六混合旅旅长何锋钰在鲁南地区剿匪时，对捕获的土匪不问首从，一律格杀勿论。1922年11月间，在枣庄数里外的一个小山谷里，将捕获的1012名匪徒一次全部斩首，暴尸荒山。
　　就连雄踞一方、调兵自重的军阀，对其辖区的匪类、“乱党”，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剿灭。如倪嗣冲就认为，对于土匪要严剿不抚。“如欲增加军队，不妨呈明添募；万不可纳降匪众，编入军队，致贻日后无穷之患。”（陆军部档（北十一）757，陆军部档1014（二）97，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41页）
　　又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对老洋人匪帮，也曾动用重兵布下天罗地网，多次进行合力围剿，试图将其一举歼灭。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各地匪患依然烈度不减，国民政府为了安抚百姓，稳定统治，对匪患严重的地区也不惜屡次出动军队进行平定。
　　比如1930年，川军邓锡侯出动4个旅的兵力围剿川西区匪赖金廷，歼灭所部，击毙赖匪。1931年，蒋介石命嫡系部队刘峙、展书堂等3个师和一个旅围攻驻扎大名的刘黑七匪帮，血战数日，刘损失惨重，最后仅带2000人马突围，逃回山东。1932～1933年，陈济棠派遣数团兵力，进剿雷州半岛徐闻山地区的匪徒，耗时两年，激战多次，方才肃清匪患。1939年9月～1940年10月，川陕两省出动数千国民党军队，围攻陕南巨匪袁刚的老巢高洞子，迫其投降，并将民愤极大的袁刚与其他几名匪首处死。1939年春，国民政府派李延年率部进剿川东土匪，历时半年，剿灭称霸酉阳10余年的张绍卿匪帮。但该部撤离不久，张匪部属杨树臣、李老菊、张思曾等股匪又东山再起，为害川湘鄂边界地区，甚至惊动重庆当局，蒋介石怒不可遏，严词质询第六战区长官陈诚，令其全力清剿。1941年冬～1945年9月，第六战区先后派高瞩东军、罗广文军、朱鼎清部、李士林部对湘鄂川边的土匪进行清剿，激战无数次，才将匪势有所遏止。
　　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匪患，1944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惩治盗匪条例》，共11条26项，对犯有盗匪罪者进行严厉惩治，可惜该条例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
　　历届政府在对土匪进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并不忘记诱捕剿杀的策略，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孙美瑶和手下的几员部将在被改编后仅六个月，就被诱入一个圈套，以未能控制手下土匪、拒绝服从命令为由而处死。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赴雷州半岛剿匪，当时，造甲三匪帮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以徐闻山为据点，要想一举剿灭是不容易的。张发奎便以假招安为计引诱造甲三，造不知是计，率领匪众1000多人到指定地点沈塘圩接受改编，并在旷地上列队欢迎张发奎的队伍。岂知张部一到，立即把造部匪众包围起来，用机枪、冲锋枪扫射，匪徒纷纷倒下，造甲三当场毙命，幸免而逃脱者寥寥无几。1933年，梁公福部再次进剿徐闻山残匪，也是一面搜剿，一面设计引诱。梁公福经过活动，引诱徐闻山残匪200余人接受招安，带回海康县城后，被陈济棠下令全部就地枪决。再如，甘肃匪首马宝，1928年10月，被河州镇守使赵席设计诱捕，不久送往兰州，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将其枪毙。
　　2、怀柔安抚
　　收编土匪为士兵，美其名曰怀柔安抚，此事也屡见不鲜。梁山聚义的宋江就醉心于此，不惜牺牲自己兄弟的性命，也想上朝为官。近代土匪中，相当多的匪首对升官发财充满梦想，这条道路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民谣就是明确的反映。普通的匪徒自知为匪的悲哀和危险，也希望脱离土匪生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被改编成政府军或地方保安部队，衣食不愁，又十分体面，自是非常向往的。而官府自然也希望如此，代价小而匪患平，何乐而不为呢？
　　比如满清统治时期，奉天将军增琪就于1902年收编了纵横一时的张作霖匪部，300多名土匪军装一换，就成为马队二营、步队一哨的正规军，张作霖也由“草莽胡匪”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路军阀招抚土匪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可谓比比皆是。如军阀赵杰剿匪不见战绩，就别出心裁进行招匪，“凡能招匪一千以上且在地面扰乱有声名者，授以旅长；三百以上者，为营长。”（《晨报》，1920年9月20日）
　　悍匪毛思忠拥众万余人，纵横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北洋政府屡次进剿无效，遂进行招抚，将其收编。“中州大侠”王天纵受抚后作了袁世凯政府的北京稽查长，河南匪酋刘镇华招安后出任陕西省省长，著名匪酋张寡妇、老洋人、樊钟秀等都曾被北洋政府招抚过。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收编的土匪更是数目庞大，难以胜计，或利用他们充当反共先锋，或改编他们以图抵抗日军等，比如反复无常、作恶多端的河北永年巨匪铁磨头，就于1944年2月被汤恩伯部收编，充当走卒。有奶是娘、匪性难驯的沂蒙恶匪刘黑七，曾先后被何应钦、阎锡山、宋哲元、张学良、韩复榘、于学忠等部和日军招安。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为抢掠抗战胜利果买，大肆搜罗收编的土匪更是不计其数。
　　既然谁都知道土匪淫掠烧杀、为害深重而且劣性难改，那政府又为什么要对其进行怀柔招抚呢？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①兵力不敷布防。比如在苏鲁豫皖地区，如果凭官方剿匪报告，有些时候土匪人数相当于一地驻军的半数以上。
　　②土匪的作战能力较强。小杆土匪长于袭击隐蔽，“聚则为贼，散则为民”，官军不易剿灭。大杆土匪人众枪多，兵匪、积匪能征惯战。这些人若能为己所用，既无须装备，也无须训练，军阀自然更愿意将其招抚，而不愿因剿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③为使土匪免为敌对势力所招抚，或被他们煽动起来制造麻烦，从而招抚。
　　④以匪治匪。比如张作霖招抚后，就卖力地把另一匪酋杜立三诱捕枪杀。江西匪首周文山投靠蒋经国后，也尽力剿灭另一股匪黎英、黎雄。
　　3、剿抚兼施
　　对于匪患问题的治理，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是单纯地采取或剿或抚的政策，而是剿抚兼施，对匪帮进行分化瓦解，武力围剿与利禄引诱相结合。
　　愿意归顺者，招抚使其有新生之路；顽固不化者，严惩以警戒他人。例如，1918年10月，巨野县商会会长魏翰卿就认为：“夫治贼之法，不外剿抚。顾剿而不抚，无以开其生路；而抚而不剿，无以警其邪心。”（陆军部档（北十一）757，陆军部档1014（二）97，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41页）
　　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当然，历届政府除了直接对为非作歹的土匪进行治理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其他政策，以防止匪患的产生和肆虐。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曾采取这样一些措施：①注重地方政权建设，实行保甲制度和联保连坐法，多方加强控制；②对于流民，或遣返回乡，或设立游民乞丐习艺所和感化所加以收容，防止他们转化为匪；③灾荒期间实施救济，尽力消除匪患的来源。

　　二、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即投入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斗争洪流，切身的革命实践，使中共认识到，在土匪活动甚烈的中国乡村，要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无视这批流氓武装力量的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中共自身的日益成熟，其具体认识和解决方法也各不相同，而最终以全面军事清剿结束了群魔乱舞的局面，使这一长期危害中国社会肌体的毒瘤得以彻底清除。下面我们试分期加以叙述。
　　1、注重联络、分化打击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认为土匪中的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在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因生活不下去而被迫为匪的，有些成员基本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只有少部分是烧杀淫掠、为非作歹的劣徒，对他们的破坏性和顽固性则认识不足。中共这一时期对土匪所采取的策略是注重联络、分化打击。
　　1925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三种策略：
　　①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土匪，予以适当联络；②被地主利用而压迫农民的土匪，一面实行武力对抗，一面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图谋，启发他们反对地主的压迫，回到农民队伍中来；③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训练农民自卫军，进行防御。
　　政策颁布以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一部分土匪愿与革命合作，有的加入了农会，但这却引起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攻击。第二种土匪惟利是图，见风使舵，谁出的钱多就为谁卖命。所以不管革命者怎样联络，他们也经常被地主利用来攻打农会。第三种专以农民为敌，更无须多说。这样，他们实际上都阻碍革命的行动，妨害农会的发展。一年以后，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有肃清土匪的必要”。湖南的情况与广东类似。
　　2、合作为主、注重改造时期
　　1927年，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在血雨腥风之中，力量大幅削弱的共产党人被迫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边远落后的政治真空地带寻找自己的落脚点，而这些地区正是长期以来土匪的栖身之地。同是出身贫苦、被迫反抗，同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相同的境遇使二者的接近具有了可能性，同时，中共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土匪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合作为主、注重改造的对匪政策。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土匪“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选集》，第640～641页）这段论述成为中共制定对土匪政策的指导思想。
　　比如，闽西地区的党组织所采取的对匪政策：
　　①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坚决解除其武装。
　　②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和不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③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④……在白色区域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闽西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的工作方面就取得了很大成绩，使许多贫民出身的土匪或投入红军、或参加农会，脱离了反革命阵营和绿林生涯，顽固不化者则由于孤立无援只得流窜他乡，从而瓦解了此地的股匪。
　　至于井冈山根据地，以王佐、袁文才部队的改造最具典型意义。毛泽东、何长工对王、袁等人以礼相待，坦诚相交，传播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终于将一支阶级观念模糊、具有很重的流寇思想、游民习气的绿林队伍，改造为战斗力很强的工农红军。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与土匪的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当时游击队活动的伏牛山区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但由于游击队自身力量很小，不足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中共就派陈香斋深入匪帮，做匪运工作。他讲义气，同土匪拜把兄弟，很快得到土匪的拥护。由于陈香斋的努力，很多土匪知道了共产党是解放穷人的，所以他们不反对共产党，有时还听游击队指挥，不破坏共产党组织起来的群众，不拉游击队活动区域的群众的肉票，如果拉错了，游击队拿信去，他们就放回。这种彼此相安的做法对革命也很有帮助。
　　其它根据地在联合与改造土匪绿林武装方面，也创造了不少经验，如陕甘边区刘志丹改造郭宝珊的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改造从旧日“神团”转化而来的游击队，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当然，中共在联合与收编土匪的实践中也并非一帆风顺，这种合作受双方实力及当时的生存环境影响较大。收编过来的一些土匪，由于散漫放荡已成习惯，受不了革命队伍中的极端艰苦的生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革命的暂时失败又使他们悲观失望，这样，他们就故态复萌，不时骚扰群众，有的土匪调到前方去就动摇、逃跑、留下祸根。同时，他们身上积聚的流氓习气，也严重腐蚀革命军队的建设，“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1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团结争取、联合抗日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纷纷南逃，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许多地方土匪活动猖獗，各种性质的地方武装蜂拥而起，成为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争取的目标。
　　在日军大举进犯、民族危亡在即的情况下，团结和争取一切力量进行全面的民族自卫战争，成为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了发动人民战争，进行持久抗日，中共对土匪武装的主要政策是争取他们积极抗日，协同作战，同时逐渐改变他们的性质。比如，晋察冀边区的做法就颇有代表性。聂荣臻对于任何主动要求抗日的“杂色司令”、“主任”，都热情欢迎，但并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土匪武装，暂时也不实行武力解决，而是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对他们耐心地说服教育。有时遇到个别人的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拘留，但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后，仍然送他们回部队。这些做法，较好地团结了尽可能多的武装力量一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随着敌后抗战日益艰苦，土匪武装分化明显，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加入到八路军行列；有的本性难移，依然烧杀劫掠；有的投入日军的怀抱，作了汉奸走狗；也有的见风使舵，脚踏数只船，明里靠八路军，暗里靠日军，还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勾结，在根据地搞磨擦，为害一方，成为根据地发展和巩固的一大障碍，对这种武装，八路军当然是坚决歼灭。
　　总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共的争取与联合土匪武装的政策较为成功，土匪参与抗日阵营比较普遍。如东北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是马贼巢穴，自“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土匪、马贼纷纷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组成了约30万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后来多改编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中不少于半数的人原先是绿林人物。他们活跃在黑水白山之间，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来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4、武力围剿、肃清镇压时期
　　抗战结束后，龟缩重庆的国民政府为抢夺胜利果实，大肆搜罗收编各地土匪残余武装，疯狂争夺地盘、袭击人民军队、枪杀干部群众、破坏土地改革和地方民主政权建设。这一时期的土匪已经完全堕落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的帮凶，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必须加以消灭。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已经积聚了充分的力量。因此，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对为害后方的土匪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和镇压。
　　比如，中国共产党为建立稳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从1945年底，开始对东北的土匪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清剿，摧毁了国民党策动和利用土匪从事破坏活动的阴谋。对于小股流窜土匪，各军区派出机动部队穷打猛追，连续作战，不给土匪喘息或分散潜伏的机会，同时发动群众，军民合力，进行搜山拉网，反复进剿，加以消灭。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2月～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剿匪作战1303次，毙匪1.25万余名，伤匪1.85万余名，俘匪3.66万多名，降匪1.17万多名，共计歼灭土匪武装7.9万余众。曾经横行一时的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张伯钧、刘山东、孙永久、张乐山等匪帮均被消灭。
　　解放战争后期，全国各地相继解放以后，剿匪肃特成为巩固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许多隐藏下来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分散在农村、湖区，与地主恶霸、封建帮会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他们四出造谣惑众，杀人放火，不断进行破坏捣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针对这种情况，为使肃清匪特工作顺利进行，中共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方针，把军事清剿、政治攻势与群众工作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并以政治攻势为重点。总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宽大与镇压正确结合，总的策略是：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总的方针是：以政治为主，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以军队为主，军队与地方齐头并进；以外力为主（在初始时期和没有深厚民众基础的地区），外力与本地协同一致（参见江苏省档案馆藏，案卷号74-9，《剿匪肃特反霸资料汇辑》。（4001884），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326页）。
　　这些方针政策颁布以后，各大军区和各级党政组织立即贯彻执行，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肃特运动。如热河地区，1945年10月～1948年5月，冀察热辽部队共进行剿匪作战869次，歼灭土匪19211人，大股匪患基本肃清。又如湘西地区，1949年10月～1951年1月，人民解放军12兵团47军进驻湘西，采取“重点进剿与分散驻剿相结合，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剿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以及“孤立匪首，分化内部，降匪不杀，捉到的惯匪、匪首坚决镇压”（袁福生：《解放初期湖南剿匪概述》，《军史资料》1988年第1期）等政策，对盘踞湘西的土匪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清剿，歼灭土匪武装计10.2万余众，肃清了湘西为害600多年的匪患。再如广西地区，1949年12月～1952年l2月，广西军区集中14个师，加上地方独立团4400人，共计12.84万人，对土匪武装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清剿，历时3年，共歼灭土匪4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以广西为反共前哨基地的迷梦。
　　其它各地区也都出动军队，军民联合，对土匪实行清剿镇压。在西北地区，解放军驰骋在茫茫的腾格里沙漠、美丽的天山南北牧场、芦苇丛生的博斯腾湖畔；在东南地区，解放军搜遍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起伏连绵的丘陵山地、河网密布的水乡；在中南、西南地区，解放军追击在莽亘逶迤的大山间、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充满瘴气蛇虫的热带丛林里，短短的两三年内相继剿灭肃清了各地土匪，根除了千百年来任何政权都无法消灭的匪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