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账难销
《铁账难销》 ------------ 前言（1） ------------ 引子 六十年祭——警钟为谁而鸣？ 《田中奏折》露骨地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侵华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果然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台湾、东北和全中国的侵略。 近年来，《日本可以说“不”》问世、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拒绝向慰安妇赔款等一系列的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关注日本对外政策的焦点。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这些问题更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了。日军侵华暴行铁证如山，但日本政府中的某些官员和右翼分子仍旧否认对中国以及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日本右翼势力在自己的组织和舆论阵地，如《全貌》、《动向》、《民族与政治》等杂志，成年累月地发表否认“九 · 一八”事变、“七· 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不仅如此，几乎每年8月15日，总有一些身着日本旧军装的旧军人及右翼分子，在靖国神社吹着军号、耀武扬威、招摇过市，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大国主义思潮”迅速抬头，他们认为：承认侵略并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会影响日本的大国“形象”。日本一些人从不承认曾经加害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历史，而只是片面强调日本是世界上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声称原子弹造成了近20万人的瞬间死亡。但是，旅顺口大屠杀中的全城民众、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人,还有至少20万成为日军兽欲发泄的对象、日夜遭受凌辱的中国随军“慰安妇”，以及还有被日本抓走而冻死、饿死甚至是虐待致死的不计其数的中国劳工，他们为何视而不见？ 因此，在日本右翼为侵略历史翻案之风猖獗之时，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有必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清算。让人们再次清楚地看到屠刀上的血在中国大地上的蔓延，野兽行径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刺刀和皮鞭下的中国人民。这样血腥斑斑的历史事实绝对不容篡改，这样惨痛的经历绝对不能忘记，它们刻骨铭心！ 日本的对外侵略意图由来已久，对此日本自己的解释是：国内资源短缺、市场狭小。英、法等国都有长期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未经原始积累的过程，资金匮乏。基于这样的认识，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对外侵略和扩张，把自己伟大的日不落帝国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白骨和废墟之上。据此，日本在侵华的半个世纪里，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表现出了更赤裸裸的急迫性、疯狂性、凶残性和劫夺性。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制约日本发展的两大弱势：一是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极大。海外市场的稳定与否，进口战略资源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日本经济的兴衰；二是海外交通线已成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一旦这种航线受阻或遭到封锁，就等于割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其经济就会瘫痪。因此，保卫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日本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怎样在国土如此狭隘，资源如此贫乏的环境下生存呢？日本一位史学家回答了这个问题：“后进的日本资本主义如果不通过军事占领而形成排他性的贸易圈，就不能使那里成为有指望的市场。”〔1〕 因此对外扩张和侵略掠夺就是日本的生存之道——这在日本人的脑海中深深印刻下来。而且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缘环境，易于生成对外效仿不足的文化环境，易于繁衍内聚力较强和文化性格独特的单一民族结构。而单一民族的特征、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及文明程度，都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在血缘、地域和世代的演变中，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和延续性。天皇“万世一系”，相传至今。这样的民族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较强，很容易衍生出优越、自豪、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的民族心理。因此从近代开始，日本就蔑视亚洲，蔑视中国和朝鲜，认为自己是一个优越民族。1885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发表了“脱亚论”，要脱离中国和朝鲜这两个“恶友”，与西方列强为伍，反过来侵略中国和朝鲜。福泽谕吉还把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文明与野蛮之战”，宣扬日本代表西洋的进步文明，“日清战争”是日本先进文明对中国落后文明开战。 日本人对外掠夺的策略和历史事实由来已久，从民间开始的经济掠夺到官方的全方位侵略，如此的掠夺结果是很快地养肥了自己，迅速地成为东方惟一能与西欧列强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自元代开始一些日本人（倭寇）就开始在朝鲜和中国的沿海省份进行过武装劫掠行为。他们在海上劫掠往来的商船，靠岸洗劫滨海村镇。明代时期沿海的海盗和私商与倭寇勾结起来后，使倭寇的劫掠行为更为猖獗。他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劫掠焚烧，杀戮奸淫，生灵涂炭，村舍荡然，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六省。 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日本的贪婪和野心，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前的1577年就曾上奏说：“臣更拜命征伐九州，亲平该地，并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2〕而在他亲征九州的时候，再一次流露出这种野心。在5月29日给其爱妾浅野氏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3〕据此，战争之事，在所难免。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朝鲜人民和朝中联军彻底粉碎。 ------------ 精心谋划 寻衅滋事（图） ------------ 甲午战争中致远舰部 从日本自身的对外关系来说，侵台之役是明治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对外用兵，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中国。这件事既是日本统治者蓄谋已久的扩张欲的表现，又一下子点明了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从台湾开始，打开武力征服的道路。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这个主题的逐步展开。 第一节 日本觊觎台湾的连环套路 一、精心谋划，寻衅滋事 明治维新后，日本摆脱了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向帝国主义的过渡，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在攫取更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迫切欲望与政府庇护的猖狂叫嚣下，日本就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与之一水相隔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蓄谋以久的以吞并琉球为目标的侵犯中国台湾事件首先打开了中国大门。琉球自从1372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中国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富饶的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而把琉球最贫瘠的南部交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作为一个藩属，每年向萨摩藩主纳贡，还定期向设于江户的幕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主仍旧渴望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仍旧让琉球继续当中国的朝贡国。 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亲政后，势力极大扩张。10月，日本宣布设琉球藩，以琉球国王为藩王，列入日本华族。随后又攫取琉球的外交权，由日本外务省管辖琉球对外事务。1873年进而又将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归内务省管辖。其租税缴纳给日本的大藏省。就在日本把它的凶恶魔爪逐渐探入中国邦属并进而渗透到中国领土之时，清政府还是一无所知。为了诱使或者说是逼使中国承认琉球属于日本，它终于找到了一个使清政府落入陷阱的极好借口——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事件。1871年12月，琉球岛民60多人乘船遇风浪，漂流到台湾南部东海岸登陆，其中54人被附近牡丹社居民杀害，经福建督抚查办，将幸存的12名遣送回国。日本鹿儿岛当局得知后，趁机向台湾 “兴师问罪”，自此“征台”及合并琉球的论调在日本统治者中便愈益流行开来。1873年3月初，日本备中州人佐藤利八等4人遭风暴漂流到台湾卑南社地方，遇救后被送回国，日本竟宣称受到劫掠，其统治者内部“征台”的叫嚣进一步滋长起来。 随后日本派出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出使中国，就前两事向清政府问罪。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等说：“我听说台湾生番曾杀害琉球国民，但这和贵国有何相关呢？琉球本来是我朝的藩属，琉球人的生存者，我朝已给予救济，并送还回其本国。”但是日本竟然辩称琉球人就是日本人。然后又说：“你们说贵国官吏对琉民曾救恤，那么请问对狂暴虐杀琉民的生番又做何处置？”总理大臣说：“该岛的居民一向有生熟两种，已经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藩，已设府县施治；其未服者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又说：“生番之横暴未能制服，是乃我政教未逮所致。”柳原抓住这句话，马上说：“贵大臣既然说生番之地为贵国政教不及之区，且有往例证明（杀害琉民者）为化外孤立之藩夷，则只能由我独立国加以处理。”〔1〕日本出使中国的这次活动是有预谋的，目的是要从清朝当权者的话中抓些把柄。因此，问者有心，答者无意。果然清朝官员由于用语不慎，陷入了日本人所设置的陷阱。这使日本统治者如获珍宝，认为找到了中国对台湾东部土著居民地区并未行使政权的“证据”。副岛回国后，极力主张尽早“征台”。 日本明治天皇 不久日本就派军事人员到台湾进行侦察，很快绘制出地图，武力侵台如箭在弦。1874年4月，日本政府组织“台湾生藩探险队”，任命陆军中将兼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为台湾藩地事务都督。这支军队实际上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支侵华军。与此同时，日本还派公使到北京，要求设立公使馆，承办中日交涉事务。5月19日，日本第一任驻华公使柳原前光来到中国。这就是说日本一手拿着战刀，将侵略的大炮架到了中国的大门口；另一手拿着橄榄枝——令副岛去敷衍和拖住清政府。对此，腐败无能的清统治者仍旧蒙在鼓里。直到4月18日，当英国公使威妥玛根据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的来电就日本兴兵侵台的一系列问题向总理衙门提出询问时，清政府才第一次听说。5月7日日军的进犯正式开始了。 ------------ 枪炮之威与厚颜无耻（图） ------------ 日本地图 5月7日，日军在琅峤登陆。18日正式与台湾当地居民交火，5月22日进占石门。在继续进攻时受到土著居民的阻击，损伤较重，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也阵亡。牡丹社攻破后，数百人逃往山顶。在这次战斗中，据一个曾参与这次侵台战争的日本军医落合泰藏的回忆，“我凯旋士兵，获得首级12个，把他们的头发缚在青竹上，意气扬扬地挑着回来了。”〔2〕自此开始日军的残忍性就已经暴露无疑。日军自恃武器装备精良，而土著居民只有火枪、长枪、弓矢、刀矛等落后武器。因此日军目空一切、野蛮成性。26日夜又杀伤5人，杀死2人。28日，日本增兵200多名从石门进入，80余名从风港进入，杀死台湾人3名，生擒5名。据中国的官民报称，生番死者多于日兵，而日本将领则称日兵死者多于生番，其实这正是日本为其勒索要求留有借口。在攻入牡丹、高士佛、加芝城、竹仔等社后四处纵火焚烧，造成了当地土著居民严重的死伤。日军实行军事威慑的同时，还以好言好语和金钱对台湾各社诱降。7月中旬，日军完成了对各社的征服及诱降。侵台日军先后撤回沿海一带，集结于龟山、风港等处，以后虽时有增减，在其驻地附近虽时有骚扰，但从整体上说，军事行动阶段已基本结束。 在日军暂停军事行动期间，西乡就透出索取赔款的意向，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7月21日的上奏说：“退兵不允，因求贴费，赔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万不可开之端”〔3〕。必须增台防兵力，以应其变。而此时日军自身所面临困难日益增多。日军远离本土，从出征之日起就遇到运输困难、给养匮乏等问题。士兵自登陆台湾后就因水土不服，肠胃病等不断出现。6月中旬，疟疾患者日有增加，到8月间差不多全军都得了疟疾。整个侵略军都处在疾病的威胁下，每天死亡经常自数人至十多人不等。日军此次侵台，前后7个月，共动用兵员3600多人，战死者只有12人，病死者却达561人，可见病情之严重。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益低落，厌战情绪遍及全军。何况，此时沈葆桢已带海陆军到台，兵力远胜日军。日本既然在军事上讨不到便宜，就想在外交上捞一把，而在台的驻兵和驻地则成了它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勒索的重要手段。 台湾居民奋起反抗 7月中旬战争基本结束后，柳原前光受日本政府之命前赴北京，15日政府训令，要他在对华谈判中掌握这样的要领，即：日本取得赔偿，然后把已经攻占的地方归还中国，“但在谈判中切不可露出欲求偿金之词色”；如果谈判逐渐进入偿金问题时，关于其数额“切勿由我方提出”。〔4〕这个训令标志着日本要以外交手段索赔罢兵。为了不立刻表露出向中国要钱的企图，首先从否定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入手，强词夺理向清政府诘难要钱；后经多方讹诈不成，才不得不亮出牌底。在第五次会谈中，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日本将撤回兵力，台湾的事情由中国政府自己解决。但是本国为此事费尽财力，想要台番偿还，而台番无此力量。中国怎么可以让日本士兵空手而归呢？”〔5〕日本丑恶的嘴脸暴露出来了。而在清统治者方面，自8月下旬以来，已在酝酿、讨论用某种名义给日本一点钱，促其退出台湾。现在日本既吐露真情，双方在一个基点上便走在一起，这就是清政府出钱，换取日本退兵。但总理衙门只肯以“抚恤”遇难之民为名，“酌量”拿出些钱；而日本则要求偿付“兵费”，并且一开口就“索洋银五百万元，至少亦须银二百万两”〔6〕。双方差距较大，一时难以合拢。后来大久保利通向总理衙门提议，中国应完成由日本已经开始的惩治藩人的任务，并且应对日本支付三百万元的赔款。赔款的要求被拒绝后，这位日本特派员随即提出了最后通牒，宣称必须于10月19日以前予以解决，否则日本将继续已经进行的任务。并曾以罢议回国相威胁，事实上他自己最怕决裂的，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谈判不得而终，……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势必至无理开战。……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主权之大祸。”〔7〕因此大久保利通一面与总理衙门从事正面谈判，一面运用驻北京的英、美、法外交团帮其对清政府施压，并终于在多次的谈判中达成了最有利于侵略者的协议。 ------------ 敲诈——无赖国家的流氓行为（图） ------------ 大久保利通费尽周折，终于实现了出使中国的外交目的，既使清政府让步，又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他由衷地对威妥玛说：“经过熟思，以为银额多少，勿在置论，中国政府所提五十万两即可”。〔8〕就当时日本的形势来说，既无实力与中国进行战争，也无法摆脱外国的影响。因此，他见中国让步，便断然接受，同意签约。各国（除俄国外）多希望中日争端尽快解决，英使威妥玛出面调停，10月30日达成协议。31日，总理衙门大臣奕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约》三款和互换《会议凭单》。《北京专约》共分为三条：（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9〕在《北京专约》中明确写上日本侵略台湾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等字样，诱使清政府在字面上似乎承认了琉球属于日本，为此后日本吞并琉球埋下了伏笔。这正是大久保利通所设圈套的主要目的之一。《会议凭单》规定，中国先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军队应于12月20日全部撤走，到那时中国将为日本原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支付四十万两。签约第二天，大久保利通就离京赴上海，从上海税关取出白银十万两带去台湾。然后大久保利通经厦门去台湾，16日到琅峤，第二天就派福岛九成到台南面见沈保桢，提出“藩地交代事宜节略”五条，作为交接日军占领地及处理有关善后事项的具体办法。26日，风港日军撤尽；12月2日，龟山日军撤走，西乡本人随去。3日，日军尽数离台回国。16日，清政府向日方付款四十万两。中国本是日本侵略下的受害者，却承认侵略者的行为是“保民义举”，并向侵略者付出金钱。这仅仅是日本打开中国大门的开始，而后日本的贪欲急剧增长。 条约签订后，西方的反应如何呢？侵台事件对国际的影响极大。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英国人李欧尔.卡克的传记里这样说：外国人认为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说这里有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10〕 从此以后，列强加速了瓜分中国的步伐。 日本则以逃脱了它尚无准备的一次冲突而庆幸，它曾不知不觉中陷于这种冲突里。日本自己都认为“中国是值得怜悯的……我们不知道怎样为中国庆幸……我们的确没有想到中国会情愿为被人侵略而付出代价”〔11〕。还有的言论和解释可能更准确地表达了签约的意义，“它宣布出，这个插曲的一些特点就是支配着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历史的那些特点——这种和解的确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告着，这是一个富有的帝国，它准备给钱但是却不准备打仗”〔12〕 。比起这种勒索赔款甚至更有意义的是日本轻易地吞并了琉球群岛，这个地方曾向清政府进贡达5个世纪之久。然而这仅是原有朝贡国一个一个的相继地被夺去的序幕而已。 ------------ 东邻有盗 “大陆政策”序幕拉开（图） ------------ 贫弱的朝鲜 如同日本吞并琉球而觊觎我国领土台湾有密切的联系一样，它入侵朝鲜包含着为打开我国东三省开辟道路的阴谋。因此日本侵略朝鲜的第一步就是获得朝鲜不是中国属国的口实和字据。1875年日军就把军舰开到了朝鲜的大门口，逼迫朝鲜开放。朝鲜被迫同日本签订所谓的“修好条约”——《江华条约》，条约规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种种特权而对朝鲜在日本享有什么权利却只字未提。其中“朝鲜国乃自主之邦”的说法，显然是针对清朝与朝鲜之间的“上国”、“属邦”关系而发的，日本的目的是使朝鲜脱离清朝的影响而听命于己。 1884年朝鲜发生了由日本的竹添公使一手导演的“甲申政变”。竹添公使率三小队进入景右宫，软禁国王，杀戮保守与亲清大臣多人，并由“开化党”的朴泳秀、金玉均等人出面组成新政府，强化朝鲜的亲日势力。在朝鲜政府“救援”的呼声下，驻朝清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率军开进王宫，与日军直接交火，驱走日军，恢复朝鲜原来的统治。但是日本却置干涉朝鲜内政，制造内乱，日公使率军驻留王宫三日，惨杀朝鲜大臣，自焚使馆等事实于不顾，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朝鲜签订答应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的《汉城条约》。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政府的侵略热情。这也使日本更切实地感到驻朝清军的存在已成为它在朝鲜、在亚洲大陆扩张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它亟欲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日本于1885年2月派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进行交涉。伊藤博文的使命集中在两点：一是要求清政府处置平定甲申政变的清军指挥官；二是要求清军撤出朝鲜首都汉城。在两个月之间，双方共进行了六次谈判，日方尽力在谈判之中占得更多的权益。最终于1885年4月18日签订《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以后如要向朝鲜派兵，应提前互相通知。许诺日本在朝鲜拥有和中国同等的出兵权，这使日本找到了实现“大陆政策”中侵略朝鲜的极好借口。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附一照会与伊藤博文，声明对中国在朝鲜的官兵的不小心，将行文戒饬；对中国官兵伤害日民之事，等查明如实有其事，将依法严办。这两点都是承认日本是站在有理的方面，这为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患。 《天津条约》后，两国均从朝鲜撤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停止了对朝鲜的觊觎，而是酝酿独霸朝鲜进而侵占中国的一个更大的阴谋，其扩军备战活动更是变本加厉。陆军的兵力扩大了近二倍，海军也不断扩充兵力，增建军港，并且专门针对清朝北洋水师。在1886－1894年间日本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每年支出总额在8000万日元上下，而每年的军费开支一直保持在2000万日元以上。〔13〕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阶级内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纷纷炮制出各种向邻近国家侵略的理论。首先是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中心论点是对待中国、朝鲜没有必要“因为邻邦而有所顾忌，而应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其次是山县有朋“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的提出。“主权线”是指国家的疆域，“利益线”则是与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即邻近的国家。也就是说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必须侵占邻国。除此之外，日本军事部门为掌握中国、朝鲜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细致的侦察。日本参谋本部一成立，下面就设置了专门负责调查从我国东三省到西伯利亚、库页岛、堪察加的地志及政情的管东局和专门负责调查从朝鲜到我国沿海的地志及政情的管西局，而且它们马上就展开了调查活动。调查后所得的结论是：日本对华作战，有稳操胜券的把握。至此，日本在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趋于完备，剩下的只是时机和借口问题了。1894年3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写给日本驻英公使的信中就露骨地说：“国内政局越来越紧张，用日常手段已不能使这种混乱平息下去，但是要开战也还不能没有任何的由头。”〔14〕而朝鲜“东学党”的武装起义，正好为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提供了借口，这就正式拉开了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序幕。 ------------ 血腥甲午 中日黄海大战（图） ------------ 邓世昌 1894年初朝鲜相继发生了两件事，即农民武装起义和金玉均遇刺身亡。日本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代韩戡乱”，这实际上正是日本的一个圈套，意在诱清政府出兵，从而使自己派兵可以师出有名。日本在鼓动清政府出兵的奸计得逞之后，便立即组建战争体制。这期间，朝鲜农民起义军已经同政府讲和，撤出全州，局势已平静下来。清军固然已无驻朝的必要，日本所谓保护使馆和侨民的理由也不复存在，因此清政府建议两军同时撤走，朝鲜也要求日本撤军。但日本不仅拒绝撤兵，还源源不断向朝鲜增兵。为了沿着通向战争的道路走下去，日本又制造了一个新题目：为防止朝鲜再发生内乱而必须使其改革内政。这是一个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的方案。当时清政府拒绝了日本的方案。一个多月来，日本压迫朝鲜、刁难中国、厉兵秣马向战争目标行进的同时，还得到了英俄等国对其行为不干涉的默许。战争的时机终于成熟了，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日舰“吉野”、“浪速”、“秋津”三舰对中国的“济远”、“广乙”开炮，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了侵华战争。“广乙”中弹起火了，南驶搁浅。“济远”势孤，挂旗西逃。第二批运兵船的“操江”号被俘，“高升”号全体清军勇敢地还击，“宁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15〕官兵1200人中，900人壮烈牺牲，仅300人遇救。随后日军又进攻汉城，推往平壤，从此朝鲜南部已无清军据点。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成功，更刺激了扩大战火的野心。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从8月到9月的一个月之间，日军极大地制造了发动战争的因素。加紧运兵到朝鲜，强迫日本人民捐献作战资金，总额预定为5000万日元，实际勒索到7600多万日元。9月15日明治天皇亲征督战，发动了对平壤的总攻击。清军将领左宝贵坚守牡丹台、玄武门，亲自登城指挥部将杀敌，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牡丹台失守后，左宝贵自行开炮，两次中弹，直至壮烈牺牲。战争从拂晓打到当天下午，双方不分胜负。随后日军把进攻重点放在北面，经过激烈战斗，摧毁了牡丹台，但因清军仍顽强抵抗，始终未能突入城内。当晚，胆小怯弱的清军统帅叶志超自动弃城逃跑，在溃逃中，清军遭到伏击，死伤惨重。第二天日军进入平壤，缴获清军弃留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在这场战斗中，日军伤亡约700人，而清军被俘、死伤共2000人。“致远舰”向“吉野”号撞去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附近发动了对清朝海军北洋舰队的袭击。“致远”号为保护旗舰，迎战日舰“吉野”，虽多处中弹，但在管带邓世昌的率领下，开足马力，冲向“吉野”，准备与敌舰同归于尽。不幸中途中鱼雷沉没，全舰252余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全部壮烈牺牲。中日舰队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临近傍晚，日舰先退出战场，战斗是在未分胜负的情况下结束的。但从军舰损失来看，北洋舰队比日本舰队要严重得多：被击沉5艘，约9000吨，相当于参战舰只总吨位的1/4，重创致残的6艘，大都须经过大修才能重新服役；日舰没有一艘被击沉的，受创四艘，除旗舰“松岛”号外，其他伤势都不太严重。从人员伤亡来看：北洋将士伤亡约1200人，占参战兵力的一半左右；日海军伤亡约300人，不到总数的1/10。总之，在这场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惨重，从此以后不敢也无力出海应战了。日本虽未能全歼北洋舰队，取得主力决战的完全胜利，但经过这场对北洋舰队的沉重打击，基本上控制了黄海、渤海广大水域的制海权，达到了大本营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目标。平壤、黄海战役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是两次关键性的战争。日军既控制了整个朝鲜又基本上取得制海权，我国东北和直隶就暴露在它的面前了。 日本内阁 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按捺不住其狂妄野心，立即决定把战火烧向中国大地。10月18日，日本第七届议会在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开幕，会议一致通过政府提出的1.5亿日元临时军费以及募集1亿日元的军事公债案，表现出强烈的战争狂热。10月24日，日军两翼同时出动：第一军由朝鲜义州强渡鸭绿江进攻，以3万之众突破号称有4万清军驻守的防线，两天内连克九连城、安东（今丹东）等地。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大约2.5万多官兵、2000多马匹和大批辎重，在连续14天中从容登岸，未遇清军任何阻击；随之即以旅顺、大连为目标发起进攻。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多万发子弹、约250万发炮弹。〔16〕11月7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拥有百门大炮和无数弹药的大连战略要地。11月22日，旅顺这座耗资数千万、经营10多年的北洋第一要塞落入敌军手中，要塞配有新式克虏伯重炮及各式大炮140余门，还有水师营、鱼雷营、船坞等军事设施和大批弹药，全都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 1895年1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出动军舰25艘、水雷艇16只，分载2万人在威海东南的成山头登陆。由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方针，停泊在威海的北洋舰队未出动阻拦，致使敌军轻易地在山东半岛上建立了据点。1月30日至2月2日先后攻陷保卫威海的南北帮炮台，并对威海进行了严密封锁。从5日起，日军出动水雷艇潜入港内，炸伤炸沉“定远”、“平远”、“济远”等舰艇多只。8日，日舰从东口突入港内，对刘公岛和北洋残舰发起最后攻击，17日，日军正式占领威海，俘获剩舰“镇远”、“平远”、“济远”等11艘及炮台、军械、弹药，李鸿章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在辽东战场，从3月5日至9日几天之内，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陷。从此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全境，清军全线崩溃，实际上关外已无兵可战了。日军南据威海，北占辽东，完全控制了渤海口，形成了威胁天津、北京的态势。 痛击定远号 在战争中，日本的一些狂妄者竭尽全力为这场战争摇旗呐喊，鼓吹日本是为“世界文明”、“东洋和平”而战，战争关系到日本的前途与命运，“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能后退。〔17〕战争胜利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地宣称这场侵略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18〕日本政府为鼓励日本浪人、武士参战，组织武士“拔刀队”，号召武士踊跃参战，并且捏造一些为侵略战争“忠勇”献身的宣传材料，以刺激武士的“爱国”心。在成欢战斗中，编造一个至死军号不离嘴的号兵白神原次郎，战后人们才发现这是假的。在平壤战斗中编造了第一个冲进玄武门的英雄原田重吉，而真正冲进玄武门的是松秋太郎，因为讲了真话，被警察监禁起来，终身不得说明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况。〔19〕 一位诗人兼小说家国木田独在其小说《酒中日记》里，对甲午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描写更具有典型性。他写道，甲午战后，“军人万岁”的喊声到处都可听见，“如果没有了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啦”。在中上层社会中，凡是家有女孩的父母，不论他们是华族、富豪、官吏或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找一个军人作女婿”。〔20〕 ------------ 旅顺——东洋屠刀下的白骨之城（图） ------------ 清朝军队 从1894年11月21日日军进占旅顺市区到24日，整整4天，光天化日之下，日军如同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只红了眼的歇斯底里的吃人野兽，在旅顺肆虐着、吞噬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灵…… 旅顺，变成了一座没有生命的死亡之城、白骨之城，一座人类的屠宰场。整个旅顺城侥幸逃过这场灾难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每人都戴着一顶尖尖的大白帽，上面用日语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这是日本人特意留下用以掩埋尸体的中国人！ 参加掩埋尸体的幸存者鲍绍武老人回忆说：“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全家被杀了好几口人……更惨的是一家炕上，母亲身旁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中吃奶就被捅死。”〔21〕水师营王宏照老人控诉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送，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的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参加过抬尸的高延举老人就掩埋尸体的人数说：“记不清楚了，好像除36人以外，又从城边子上（城外）抓了几次，有一、二百人，也戴上黑字的白布条。每天都抬尸，冬天没有多大气味，就是零头碎脚的，惨得很。日本鬼子也不给饱饭吃，足足抬了一个多月才完。”死尸都抬到花沟张家窑，两万多尸体，堆成尸山，浇上油来焚烧，烧了十几天才烧完，这就是今天大家所凭吊的旅顺“万忠墓”。 詹姆士·艾伦是英国籍海员，大屠杀期间被困旅顺，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灭绝人寰的惨剧，在他的回忆录《旅顺落难记》中写道：“我立的地方极高，望那池塘约离我一丈五尺，只见那池塘岸边，立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人逼向池塘里去，弄得逃难人群挤满了一池。只见在水里攒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洋枪打，近的拿洋枪上的刀来刺。那水里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快活地了不得，似乎把残杀当作乐的事。那池塘里活的人，还在死尸上扒来扒去，满身的血污……内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向着日本兵凄惨的哀求。将近岸边，那日本兵就用枪刺来搠，竟当胸搠了个对穿。第二下就搠这小孩子，只见洋枪刺一搠，小孩子就搠在那枪头上，只见他竖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这个孩子约只两岁，那女人伏在地上，尚未搠死，用了将断的气力，要想起来看这孩子的意思，刚要起来，翻身便倒。日本人就照屠戮别人的法子，也把这女人斩成几段。那兵后面，又来了一群日本兵赶逃难人，来这池塘里。我不忍再看，回头逃走……一路走来，无非是死尸垫地。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结，他们便慢慢的当作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像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我所见的无论男女老少，竟没有饶过一个”。将中国平民反绑跪地，即将斩首 在一个钱铺里，日本强盗抢完财物后，便把所有男女老幼全部杀死。艾伦说：“但见地板上铺满一地的死尸，当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缩做一堆，死在那里，也有直挺挺死的，有没头的，也有开膛破肚的，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也有手脚都斩去的，也有斩作两段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挂上了无数人头。……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尸重重叠叠地堆了起来。那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也是旅顺大屠杀的目击者。11月24日，克里曼自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题目是《日军残杀记》：“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兵之前，叩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上，然后手起一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人缩身于墙角，日兵一阵排枪将其击毙。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将他斩成了两段……” “战后第三天，天正黎明，我被枪弹之声惊醒，日兵又施屠戮。我出外见一军官带领一队日兵追击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抱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因急于逃命，将婴儿跌落。一刻钟后，我见这个婴儿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婴儿之父，失足跌倒，一个日本兵手执枪刺将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却将刀向这个人颈上猛插了三四下，然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我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已被用枪射死在旁。见我们过来，日兵一脚将老人踢倒在地，看见这个老人倒地呻吟，这个日本兵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看他胸口流血，就又向他开枪射击。老人痛极凄嚎，形体瑟缩，日兵非但不垂其怜，而且向老人脸上吐唾沫，还肆意嘲笑他……”被日军残暴的斩掉头颅 日本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记载了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暴行。龟井兹明在11月21日亲见“路旁及涸河中，‘敌兵’尸体和刀枪衣物无数”，23日看到“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约二千户室无一人，路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民房内家具残破，纸张、鞋等散乱狼藉，尸体鲜血淋漓”，有的被砍头，脑浆崩裂，有的腹腰被切断，肠胃裸露，惨不忍睹〔22〕。日军的暴行，使清军被杀害2000人左右，旅顺约1.8万市民惨遭杀戮。不仅如此，日军还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继续进行着烧杀抢掠。 日军在旅顺的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遭到了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公法专家、英国人胡兰德博士，一位自始就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倍加赞赏之人，看到旅顺惨案的报道后，对日本军人的行为表示“痛惜”，认为这玷污了日本国家的“名声”。“日本军队之行为，实在是超出了战争常度之外。” 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的报纸也尖刻地指出“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23〕 面对如此的铁证，日本政府却采取了掩饰和回避责任的态度。作为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明白，这种世界性的谴责舆论所酿起的风暴，有可能毁掉日本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成果，毁掉日本政府20年维新所积攒来的“声誉”。他急忙和伊藤博文商讨对策。“承认有过大屠杀，危险太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两人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一份《陆奥声明》在《纽约世界》报上刊载了出来。与此同时，各国驻日公使也收到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外国记者关于旅顺口事件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实际上，旅顺口陷落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因此，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了装的中国士兵。”这样，一场义愤填膺的谴责运动也就不了了之。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战刀 对日本军人来讲，像旅顺口一样灭绝人性的屠城，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此前，有大连湾血案；此后，则有“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731细菌战部队，有无锡大屠杀、芜湖大屠杀，有扬州屠城、死亡工程和数不清的惨案，而将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发展到顶点的就是南京大屠杀。陆奥宗光的辩解也仅仅是日本狡辩的开始，而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才是日本谎言的巅峰。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至今还在大肆宣称，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认为“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等等。但是事实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篡改。 ------------ 马关缔约，日本贪婪欲念的大满足（图） ------------ 被近签订《马关条约》 结束战争的老套形式——谈判又不得不提上了日程。对清政府来说，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随着战场上的失败越来越多，清朝当权者的求和倾向也越来越重。于是，清政府决定按照日本政府的暗示，与日本进行和谈。在日本方面，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固然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但是随着侵略的深入，问题也随之袭来。一是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不允许再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二是怎样妥善处理自身与其他列强侵略中国的关系。因此在双方都有此种需要的时候，和谈的局面就逐渐地展开了。在进入和谈期间，反映日本社会舆论的报纸，在鼓吹割地赔款要求时，表现得贪得无厌。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公开声称，要把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纳入日本版图，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款也并不苛刻”。〔24〕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偕带儿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以及大批随员、跟班离开天津，19日到达日本马关（下关），20日开始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为了防止国际干涉，企图迫使清政府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不料，24日会议后，李鸿章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事件发生后，各国舆论哗然。26日，日本驻德公使青木致陆奥宗光电报说：“整个欧洲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文明。”〔25〕为了摆脱对这一事件的责任，日本政府急忙对凶手审判定罪，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以此向国内外表明，李鸿章遇刺与日本政府和国民无关。为了争取外交上更多主动权，表明和谈的诚意，缓和国际舆论，日本在3月30日终于同意之前中国苦苦哀求的停战协定。自当日起至4月20日，停战范围只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台澎地区不包括在内。3月23日日军已向澎湖发起进攻，26日占领该地，从而造成了威胁台湾的形势；停战范围把这一地区除外，就保持了日本对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本代表主动提出具体媾和条款，内容主要有：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军费3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条约为基础，给予日本以最惠国待遇和新的权益；此外，还要求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7处为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路和准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为保证条约切实可行，日本需占领奉天（今沈阳）、威海卫，中国负担占领期间的军费，等等。伊藤博文以进攻北京相威胁并指责中国代表拖延谈判，要对谈判破裂负责。〔26〕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允许中方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明确答复，条款本身不可再行商议。为了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征清大总督府指挥下的增援部队于13日分乘大批兵船从宇品港出发，驶向旅顺。 在日本的威逼下，清政府只能同意在日方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画押。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所向中国朝贡礼仪等全行废绝；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岸搭客装货，日本政府需在这些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五、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还可以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都照输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享受同样优待；六、此条约经双方批准后，应于5月8日在烟台互换；换约后日军从中国境内撤出；但为保证本条约各款的“认真实行”，中国应允许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直至中国交清赔款、双方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并经批准互换为止；中国应付给日本驻军费用，每年库平银50万两。 《马关条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最恶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不但使日本马上得到巨大的实际利益（巨额赔款），也为其继续向中国扩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占有辽东半岛为向中国北方扩展打下根基，并有利于日本巩固其在朝鲜的地位，而占有台澎则是取得了向中国南方及南洋扩展的基地。此外还使日本拿到了讨好英国等其他侵华列强欢心的资本，因为开辟新的通商口岸等所带来的利权也是其他国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享受的；特别是在华设厂权一条，更是英国等迫切要求而未得到的，由此就可以“一体均沾”了，这完全适应了它们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从而使《马关条约》带上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 战争结束了，中华民族更为深重的苦难、辛酸和屈辱却开始了。灾难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大崩溃。2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其中包括“赎辽费”为本来就是中国国土的辽东而赔付的3000万两），再加上日本以中国库存银两成色分量有问题，要“贴实足色”而敲诈增赔的5000万，中国的赔款总额竟高达28000万两！（这个数字可折合今人民币130亿元，如以每人每年200元扶贫标准计算，足够800万贫困人口用上25年！）为了在三年内还清这笔天文数字的赔款，年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白银的清政府，不得不向俄、法、英、德等垄断资本集团大举借债。从1895年7月到1898年3月这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里，借款总额达3亿两，扣除回扣，清政府实得26000万两，几乎全部交给了日本。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借外债被迫承担了列强提出的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借款本息必须在36年或45年内还清，不得提前，以海关、税收、铁路、矿山等权益作为抵押。清政府为此要支付的借款本息超过6亿两白银。这等于清政府8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这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30年蹒跚而艰难的努力，被无情地腰斩、碾碎，现代化的步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无法挪动半步！而日本这个当时人口不足5000万、国土面积不足中国1/10的岛国，在一场不到九个月的战争中一下子就掠得了4亿多日元的暴财，它相当于日本全国六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而且，这还不包括从中国掠走的1亿日元的战利品，还有被强行割占的台湾全岛、澎湖列岛。经济上始料不及的成功令所有日本国民为之陶醉和癫狂。日本成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暴发户”。战后三年间，日本以赔款、赎辽费和威海卫驻军费（每年银50万两）等名义从清政府实收到34725万日元（中国库平银23150万两），大大超过它在1896-1898年3年间全国税收26890万日元的总和。依靠这一大笔收入，日本确立了金本位制（1897年），打下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笔巨款的具体分配是：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的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的一般支出，其余近3亿日元全部转入临时军费特别支出，用作扩充海陆军等军事费用以及扩大军备产业基础（如建立国营八幡制铁所等）。日本从对华战争掠夺的不义之财又用来准备以后的战争，发展它的军国主义力量。清政府所做的是挖肉补疮，日本则以中国的贫弱化，以中国人民的脂膏而培植起自己的国力和军力。 ------------ 干涉还辽 退赃也要实行赎买制（图） ------------ 台湾街景 《马关条约》中辽东半岛的割让使日俄两国在亚洲大陆上的争夺激化了。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的2月，列强中开始出现了对中日战争进行干涉的迹象时，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就曾训令驻俄公使向俄国透露日本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的意向，并示意作出“一步不让”的姿态，探测对方的反应。俄国劝日本不要向大陆扩张，而对其割占台湾没有异议。这表明，如果日本要将辽东半岛据为己有，势必会引起同俄国的麻烦。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同一天，俄国正式邀请德、法两国采取行动。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分别向日本政府提出口头劝告，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理由是：如果它占领该地，就会危及中国的首都，使朝鲜的独立变成有名无实，妨碍远东的持久和平与各国商业上的利益。与此同时，俄国几艘军舰分别开进日本神户和中国烟台，作好随时应战的姿态。而且俄、德公使还警告日本说：对中国的抵抗是没有希望的，日本必须做出让步。面对三国联合的武力干涉，日本感到问题严重。但日本还是要把“一步不让”坚持到最后一刻，在外交上拉拢英、美，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为了获取英、美等国的支持，陆奥宗光还准备把营口和辽东半岛上另一港口开放为自由港。〔27〕但日本的外交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英、美两国都不愿意冒战争危险进行反干涉：英国声明坚守中立，劝告日本不可与三国交战；美国表示只能在不违反中立原则下给予援助。鉴于国际形势于己不利，国内又无实力抗衡三国，日本决定全面让步，于5月5日正式向三国声明接受“劝告”，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权。日本一面被迫屈从于俄、德、法三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仍坚持把对中国“一步不让”的方针贯彻到底，提出要中国另出一笔巨款赎还辽东半岛，三国同意了这个要求。10月在东京达成协议：中国向日本支付赎辽费白银3000万两，日本在收到此款后3个月内自辽东半岛撤走军队。 在日本被迫接受这一干涉时，深受军国主义宣传毒害的日本舆论非常不满。三宅雪岭通过《日本》报纸著文质问说，归还辽东既有损日本面子又丧失一半胜利成果，“百战百胜反而招致外来的侮辱，其责任到底在哪里？”日本政府推行战争狂热宣传的策动者之一陆奥宗光，为了推卸责任在其著作《蹇蹇录》中进行百般辩解，认为舆论是“战胜的狂热充满社会、狂妄空想达于极端”，〔28〕他忘记了舆论的这种狂热，正是日本政府煽起的这一事实。不过，日本政府惯于玩弄伎俩，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又把社会舆论的不满引向反俄，在全国范围内培植割取东北三省的复仇心理，以促进对俄扩军备战的顺利实施。中国的土地利权在它们手中只不过是争夺和妥协的筹码，所以中国土地的失而复得是不牢固的，在当时就潜伏着得而再失的危险。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后，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借口，于1896年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通过中国东北吉林、黑龙江两省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等侵略权益。 日本侵略者可以从清政府的手中攫取台湾，但对广大的台湾民众来说，割占台湾将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对台湾人民的反抗给予了血腥镇压。5月10日，日本任命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5月29日下午，日军首次踏上了台湾岛向台北进军，在进犯台北、新竹的时候不断受到由台湾民众组织的义军的进攻和狙击，弄得筋疲力尽。桦山资纪对“全台皆兵”的抗战大为惊慌，下令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对无法辨明好坏之沿途居民”一律予以彻底扫荡。侵略军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然后一把火把整个村落变为废墟。6月7日，日军攻入台北城，城中大乱，积尸遍地，清政府原拨援台的炮械弹药、粮秣库存以及人民捐赠物资，悉数资敌。城中的散勇游匪趁机沿途劫掠，藩库犹存银24万两，劫夺互斗，库中积尸400余具。台南刘永福领导的义军在经历了5个月的浴血奋战，日军经过5个月的血腥屠杀后，台湾全岛陷落了。11月20日，日本台湾总督府在被屠杀的台湾人民血泊中，举行庆祝会，宣告全台平定。 在这场战争前，日本叫嚷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然而在长达将近6个月的攻防战中，日本所投入于台湾的兵力，计为陆军2个半师团，约5万名官兵，军夫约26000名，马9400余匹。当时，日本全国的军力只有7个师团，可见投入的陆军已占全国陆军的1/3强。至于海军，自松岛战舰以下之联合舰队的大半都已投入于台湾。战死和病死者5000余人，因病送返日本者2.5万人，留于台湾治病者5000余人，总计损失达3.5万余人，即出征者的半数以上。日本付出了比他们在甲午战争中总伤亡人数多出将近一倍的惨重代价。但台湾人民被杀死者，据不完全的估计（当时事实上无法统计），达数十万，可见日寇行为之残忍，台湾人民牺牲之惨重！ 6个月的攻坚战之后，台湾各地仍旧不断地组织抗日游击战，这成为日据台湾初期人民抗争的主要形式。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日寇最初是以警察、宪兵、军队三者合作，用惨无人道的杀戮、最恐怖的手段，试图压服暴动，维持统治。但台湾人民对日寇的仇恨，却更深了。于是日寇一改过去武力万能的一味讨伐策略，而重新采用所谓“土匪招降”的做法。各地领袖被诱降之后，日寇对他们部属分解、监禁和杀戮，到其部属全面被消灭之后，再将诱降的领袖加以处死。但这种“招降政策”仅仅实施于北部，南部领袖鉴于北部抗日部队的覆辙以及日本强征的各项苛捐杂税，他们不但对日方的引诱置之不理，而且反抗更加有力。因此日军对台南的武力屠杀活动更为猖獗和凶残了。据日方文件公布：自1897年至1902年，台湾抗战志士被捕8030人，其中被杀者3473人，而在战争中被焚烧活埋者，更不止此数。其惨无人道，已可想见，何况这种报告上的数目，不知已打了多少折扣呢！至于日军侵台，台胞被屠数字更无法完全统计，仅举两个例子就可见一斑了。在1896年大坪顶事件中，据《台湾省通志稿》云：“台中守备队另派益田中佐，带步兵一联队入斗六街，对云林县各地，开始屠杀。一连持续五天，范围广及50余庄。被惨杀人民，虽无确实数字可考，但查其遭劫户数，有4900余户；相传死者当不在3万以下。……不论老幼男女，同归于尽。”在1915年西来庵事件中，日寇将噍吧年附近的后厝、竹园、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20多个村庄住民，全部看作凶犯，制造了空前的大惨案。据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记载：“噍吧年一带为日军所血洗，不论男女老幼，都加以匪徒之名而予以屠杀，甚至小学学生亦集体地被排枪击毙千二百余人于一山坡，另择一大平地为刑场，以一百人为一次，依次屠杀，除妇女外，不分老幼，皆就缚俯卧，老者龙钟佝偻，幼者就乳襁褓，无一幸免，实人世未曾有之浩劫。”其他不计，仅这两次事件就有6万余台湾同胞被屠杀，再加上其他一些抗日事件，日军欠下台湾同胞的血债即可达11万人之多。 日本侵占台湾不仅有武装镇压的暴力形式，还把台湾看作是对华战略物资的后备库，在经济上大肆掠夺。日本占据台湾不仅在于扩张其势力范围，其更主要的目的乃在于榨取丰富的物资资源，以追求巨额的利润。日本开发台湾已是“势在必行”了。开发台湾首先要建设其地的交通事业，因此日本统治者征集台湾当地人来修筑铁路。由于工人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的恶劣，每逢雨季来临之后，就会发生疟疾、鼠疫、赤痢等传染病，致使3万多台湾同胞丧生。随着纵贯铁路工程的进展，日本各种企业都相继登陆台湾，开工建场和贸易经营。日本占领台湾后的经济总收支，在账面上由红字转为黑字的时间为1905年，至1912年之后，台湾宝库的地位已被确立了。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以来迄至1905年的9年之间，由日本国库汇至台湾来的金额总数为3048万余日元，此乃日本占台湾以来到确立开发基础为止，所付出的资金。相对的，日本自该笔资金所获得的报偿为由1897年至1921年止，台湾与日本间的贸易之输出总金额为20亿零331万日元，其所得之纯利，若依最低的15％为计，是为3亿零41万日元，此乃日本自占领台湾以来所投入资金之10倍。日本巨额的资金，不久就将台湾人相传已久的家庭式企业完全淘汰了，自香蕉业开始，举凡煤炭、电力乃至鸦片等，都由日本人独占生意与销售，把台湾人都逼迫为无产者了。各大企业对其所雇佣的台湾人又极尽苛刻之能事。台湾人所得的工资只有日本人的一半。而就劳动人口而言，低工资所得的台湾人实际占压倒性的多数。总之所谓“帝国富强的基础，海外发展的基地”等成就，完全是建筑在对“新殖民之百姓的苛求”之上。 在日资大量拥入台湾，经济掠夺日趋严重的同时，各种奴化与歧视政策和所谓“皇民化”的措施也纷纷亮相出台，向台湾人民灌输“日台一体”思想，禁止使用中文，强迫中国人改用日本人姓名，企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湾人民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 狗仗人势的瓜分行径（图） ------------ 跻身列强——加入了强盗帮伙 日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特权地位时，它在其本国正消除欧美列强的特权地位。从此它在双重意义上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地位：在它本国，欧美列强不能再凌驾于它之上了，这意味着它摆脱了屈辱；而在中国，它加入了欧美各国的行列，这意味着它步欧美后尘，把屈辱加给了中国。 第一节 狗仗人势的瓜分行径 一、订立新约，法律认可掠夺权利 《马关条约》仅仅是日本对华扩展的新出发点而已，条约之中还有许多隐患和未解决的问题。在互换批准之后，日本又展开了对华侵略的新攻势。《马关条约》中规定本约互换批准之后，应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而两国新订的约章，应以中国与英国等各国条约为蓝本，其落脚点就是订立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于是日本在处理三国干涉还辽问题期间，已开始为与中国订立新约做准备。1895年8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新约方案，随之拟出约稿40款〔1〕。还辽问题一结束，马上把对华谈判提上日程。12月29日谈判开始，日本的目的是以条约明文取得与欧美各国在华一样的利益和特权，清政府的出发点是不使日本获得超出英、 美等以外的权益〔2〕，两者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尽管在历时半年的谈判中双方有不少争辩，最后还是在日本原来约稿的范围内定议。1896年7月21日，签订《通商行船条约》29款，不仅在商务、航务各方面给日本以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殊便利及利益，而且确认日本如西方列强一样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个条约是《马关条约》的延续，它的签订标志着中日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完成。自中日订立第一个条约时起，25年来日本统治者在中国梦寐以求的东西，至此全部到手。又一个历史的鲜明对照是：当日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特权地位时，它在其本国正消除欧美列强的特权地位。从此它在双重意义上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地位：在它本国，欧美列强不能再凌驾于它之上了，这意味着它摆脱了屈辱；而在中国，它加入了欧美各国的行列，这意味着它步他们的后尘，把屈辱加给了中国。 但是日本国内一些“武臣议士”等更富侵略性的政治势力，认为所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中“未得格外利益”，仍感不满。日本政府正好利用这种情绪，很快又向中国索取新的利益，其主要目标是在中国各地广泛建立租界。日本要求在《马关条约》所规定的新开商埠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地建立日本租界，并声称中国所定的机器制造税“日本可以照办，惟须增开天津、沪、厦、汉四口租界以相抵换”。日本还威胁说，日本各项要求“期于必办，否则新约（指《通商行船条约》）即行停换”。〔3〕清政府抗不住日本的压力（如不交换批准，关于日本归还威海卫的谈判将因之延期），急忙与日本签订《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约》，完全同意了日本的上述要求。10月20日，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交换批准，正式生效。日本利用换约以扩大租界权的目的达到了，接下来就是建立租界以实现其条约权利。随后在沙市、厦门、苏州、杭州、重庆设立领事，并开始筹划在各地建立租界的事。日本在其所建立的租界内占有特殊地位及种种特权，但中国仍保留了部分权利，日本对此很是不满意。三周之后在所签订的《公立文凭》中强调了日本要建立的是“专管租界”。日本还对“专管租界”下了明确的定义：“专界者，系以此处专为日本商民之界；专管者，系日本领事官专管界内商民之事。”此后几年间，分别签订了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重庆等租界地的章程和约书，而且都贯穿着“专界专管”的原则，界内土地只准日本人租赁，而且是“永租”，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可在里面居住、营业，但不得租地。后来日本的权利、特权越来越扩大，规定得越来越具体：《天津日本租界条款》中还特别划定出某一地段，作为日本的“预备租界”；福州、厦门、重庆日本租界条款都规定不仅“界内所有马路、警察之权”，“界内诸般行政之权，皆由日本政府管理”。这样的租界，实际上就是在中国领土内的小独立国。 日本商人以各地的租界为基地，大做进出口贸易，他们一方面掠夺中国的原料和白银，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的工业品运到租界，然后转销内地，从中获取暴利。而且各地租界还是日本所制造的藏污纳垢最为严重的角落，主要表现在烟、赌、娼三个方面，其中以烟为最。日租界当局不仅从贩卖鸦片中牟取暴利，而且还公然包庇，甚至参与鸦片运送，使日租界成为贩运鸦片的主要基地。害人最甚的赌博，在日租界当局庇护下，却盛行无阻。 ------------ 群魔乱舞中分一杯羹 ------------ 《马关条约》后，使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在中国所获利益大为眼红。因此，由德国带头，欧洲列强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分占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及攫取利权的争夺战。日本政府因势乘便，为自己能参与劫掠全力清除道路障碍。日本一方面同德、俄、英各国就侵夺中国的条件进行交易，交易结果是不再反对“日本立足于中国大陆上任何地方”〔4〕。另一方面寻找侵夺中国的目标和时机。它很快就选定了福建省，这是它侵占台湾之后的必然发展。1897年4月22日，日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日本公使在同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李鸿章等谈话中说：从运动形势来看，从维持亚洲均势、从日本的条约权利以及从人情等各方面来说，日本都可以要求在中国大陆上占有一个重要港口，但它并未这样做，而仅从自卫的立场以及保全清国的立场要求福建不割让。日本政府的“善意友好”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如果贵大臣等不体察此意，而加以坚决拒绝，那末“将来由此而发生的事态变化，应由贵大臣等自负其责”。又说：日本政府已情至义尽，如果中国政府对于尊重友情并出以温和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拒绝，对于用其他手段提出的要求加以容忍，那末日本政府恐将“认真考虑其应付手段”〔5〕。这种花言巧语露骨的威胁马上发生效果，两天后清政府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由此福建正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插足福建，一条由日本本土经琉球、台湾而达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侵略道路便建立了起来，这就形成了日本侵华的南翼。日本政府在得到清政府关于福建省“不割让”的保证后，马上决定以铁路利权加以“补充”。5月17日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向总理衙门提出：如果中国决定将福建省内的铁路利权让与任何外国政府或个人，或寻求外国的帮助在该省修筑铁路，则应将所有此种权利只让与日本及日本人，只应向日本及日本人寻求帮助。要清政府就此给予书面承诺，但遭到总理衙门的坚决拒绝。〔6〕 甲午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朝野上下对日本的感情，这给俄国造成了在华扩充势力的机会，这对日本想要进一步在中国发展以及在远东活动都是不利的；日本不能不感到这一点，并想加以改变。但在《马关条约》体系的建立未完成以前，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签字、生效，《马关条约》体系便算业已完成，于是日本开始着手修复对华关系。一年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俄舰开进旅顺口，法、英各国也跃跃欲试，欧洲列强的利爪一齐伸向中国，中国陷于被瓜分的边缘。这对日本借以缓和、消除中国对其的恶感和敌意的时机便日益成熟。日本在宣传中日“同文同种”的旗号下，一连串的“友好亲善”姿态向清政府的当权者相继展现出来。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在提出上述的铁路要求之前，就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一个倡仪，他说：“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这会使日本破费一些钱，但毫无疑问将来会产生良好的效果。”〔7〕接着，他果然向清政府提出：日本拟与中国加强友谊，知道中国急需人才，如中国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日本愿支付费用，约以200人为限。〔8〕日本参谋本部的大佐神尾光臣及大尉宇都宫太郎等到武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游说，转达其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之意：前此中日打仗“彼此俱误”，现在“西洋白人日强”，中国、日本日危，中日同文同种，极愿与中国友好联络。他们还送了日本地图及政治书籍给张之洞，劝他派人到日本进武备各种学堂，日本“必优待切教”〔9〕。正是由于日本谨慎从事，尽可能不伤害“中日感情”，所以在要求福建省的铁路利权被拒绝后，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转而在其他方面加紧活动：它处心积虑地要控制从福州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报，1898年12月7日，其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与电报督办盛宣怀签订合同，日本以10万英镑把这条电线买了去。随后小田切又就购买铁矿石的问题向盛宣怀（汉阳铁政局督办）进行了试探。经谈判， 1899年4月7日双方签订合同，规定：汉阳铁厂须向日本制铁所出售大冶矿石，每年不得少于5万吨；盛宣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及织布局经该制铁所之手购买日本煤，每年不少于3、4万吨；汉阳铁厂“除自用外，所余矿石应尽先供给制铁所”，每年不少于5万吨；日本制铁所“委派委员2、3名驻石灰窑、铁山二处，以便监督”；合同期限15年，“双方无异议，得再延期十五年”。这个合同保证了日本正在兴建的八幡制铁所的矿石供应（从1900年7月起，大冶铁矿石开始向日本输送），并使日本开始插手中国的汉阳铁厂。日本在福州、厦门相继建立起专管租界，这对于它充实在福建省的势力具有重要作用。 不久，日本重新把夺取铁路权的问题提上日程，其目标且不限于福建省，而是由福建扩充到江西、浙江、以至湖北，并由路权连带而及于矿权。1900年6月5日，日驻华公使西德二郎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允许日本人与中国商民设合股公司，修筑一条由厦门起经福州、邵武、江西梧州、南昌至汉口的干路和由福州经罗源澳至三都澳、由南昌经浙江衢州至杭州两条支路，沿路三十里以内的煤矿等都交该公司开采。13日总理衙门拒绝〔10〕。这时义和团的活动正进入高潮，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正酝酿干预、镇压，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正在变化，路矿利权问题才又被搁置下来。 ------------ 日军充当八国联军的先锋（图） ------------ 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时局图 半个多世纪，列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北方大地上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斗争锋芒所向，初时主要是外国在华的教会势力；后来，逐渐扩大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各个方面，并旁及一切带洋字的事物。 日本对华的态度是由本国的实力来决定的。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日本鉴于甲午战后元气尚未恢复，在即将出现的瓜分中国斗争中，很难与列强抗衡，抢到自己应抢到的一份。因此，日本政府不仅提出保全中国的策略，而且动员社会舆论，高唱保全中国的调子。但是义和团在京津和直隶地区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权益，而且帝国主义各国认为分割中国的时机业已到来，立即出兵企图瓜分中国。日本为了乘机攫取更多的权益，于是脱下保全中国的外衣，拿起抢劫中国的枪炮，在诸列强中出兵最多。6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遣陆军来华，这成为侵华军事行动大升级的契机。此后短短几天内，日本军事当局从第五师团及第十一师团相继抽调步、骑、工兵等将校以下3314人组成临时派遣队，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率领来华，从23日起相继到达大沽，登陆后不久就渐次向天津进发。在进攻大沽炮台战役中，日本军舰没有直接参战，只有“爱宕”号担当保护塘沽的任务；但事先在塘沽登陆，由6个国家的陆战队组成的近900名地面部队中，有日军300名，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战斗中，日军冲锋陷阵，首先攻入该炮台，其指挥官海军中佐服布雄吉当场战死，亦可见日军狂热好战的特点。大沽口登陆 当时列强中能在较短时间内派大军到中国的，只有日、俄两国，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只有一海相隔，俄国与中国接壤，而且在旅顺驻有10000多名正规军；如果日本派入中国的兵力超过俄国，那对它在华竞争将大为方便。事实上，日本早有乘机派遣多数军队之意，6月13日，日外务大臣青木向英公使怀特海德示意：“如果现已登陆的各国海军特遣部队被包围或遭到其他危险，日本政府愿立即派遣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去解救，假如英国政府同意这样的话；否则日本政府不拟派遣军队。”〔11〕此时英国态度很冷淡，未予答复。当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所率领的八国联军被困于杨村、廊坊之间，青木又召集各国驻日公使说：“联军形势迫切，日本政府甚欲与关系各国，决定一致之行动”。####次日英公使怀特海德访晤青木乃“以日本在地理上最为近便，特望出兵”。日本这时却故做扭捏之态，原因是青木乃要求英国向其保证其他在华拥有利益的各国政府不反对日本对华增派军队，尤其提到了俄国，实际上日本是怕重蹈三国干涉还辽的覆辙。这时北京形势更加迫切，英国盼望日本行动更急切了，因此英国公使通告日本政府：“日本是能够向天津迅速增派援军的唯一国家，欧洲列强中无反对日本迅速增援者。”〔12〕这实际上是向日本做了保证：日本大规模出兵将来不会引起三国干涉还辽那样的问题。在这样的保证之下，第五师团所辖各部在师团长山口素臣的统率下启程开往中国。7月13日进攻天津城的主要是日、英、法、美四国军队。次日清晨天津城陷落。这次战役，联军出动兵力5055人，其中日军为2700人，占一半以上；14日凌晨的最后突击战，福岛实际上担任了联军总指挥的角色；而轰开天津南门、首先攻入城内的又是日军。从这时起，日军开始显示其是镇压义和团、侵略中国的主力。攻陷天津城后，福岛提议将全城分区，由日、英、法、美四国军队分别占领，得到其他国家的赞同。天津城被分为四区，日军占领的东北区，是天津城内最殷富的地区。日俄战争这时，原来由山口素臣中将统率的日本第五师团自7月上旬起相继来华。随着它的到来，侵华日军达到22000多人，一时成为所有列强侵华军中最大最强的队伍。这样一来，日军充当了八国联日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特权地位时，它在其本国正消除欧美列强的特权地位。从此它在双重意义上取得了与欧美列强同等的地位：在它本国，欧美列强不能再凌驾于它之上了，这意味着它摆脱了屈辱；而在中国，它加入了欧美各国的行列，这意味着它步欧美后尘，把屈辱加给了中国。 ------------ 《辛丑条约》吸干中国最后一滴血（图） ------------ 北京古城残貌 从1900年8月北京被攻占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整整拖了一年多时间。其间除了帝国主义为强迫清政府彻底屈服以便取得更多的奴役中国的特权外，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争霸中国的斗争空前尖锐和激烈，各列强间需要协调他们的侵华政策。日本在法国六条对华和约及其他列强所提出的处置中国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若干补充和修订意见，基本上为各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关于建立保卫北京各使馆的永久性卫队问题、禁止中国输入军火、惩办首祸罪犯等问题上，都反映了日本在参与制定《辛丑条约》中所起的作用，它既坚持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又维护了列强的共同利权，并且在惩办罪犯的问题上还得到了清政府的“好评”，被奕忻和李鸿章说成对中国“素有相爱之意”。〔21〕这是日本为了对中国再次下手所做的准备。 被俘义和团团民 各帝国主义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最终于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一）勒索巨额赔款。这是一个日本所高度重视的问题。甲午战争后日本曾尝尽了赔款的甜头，当然想再一次用中国人民的脂膏来滋补自己。因此在议和时，日本于1901年4月10日第一个提出赔款5000万日元（合银近3559万两）的要求，接着其他国家也纷纷提出各自的具体要求，合计共达46000余万两。后来列强将中国赔款总额确定为45000万两，将这个数字列入《辛丑条约》，各国原来要求的数目按比例进行调减，1902年6月14日签订最后分配额的协定，日本分到了其中的7.73％，计34793000余两（合48953000余日元）。（二）军事控制京津地区。撤毁北京至大沽之间的炮台，并允许外国可在沿线派军驻守。从而使北京向列强彻底敞开大门，列强长期驻兵京津山海关沿线，把清政府完全置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三）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这一规定，不仅劫夺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而且可以长期在中国首都的这一地区任意设置军队和军备，随时威胁清王朝的安全；同时帝国主义还凭借治外法权，在这一地区进行种种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活动。此后，东交民巷便成了无数政治阴谋的庇护所。（四）镇压人民反帝运动，还要清政府派人到日本为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杀一事，向日本政府道歉。这些规定使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替帝国主义镇压人民反帝运动的工具。（五）设立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帝国主义提高外务部的地位，目的是便于它更好地执行卖国媚外政策，更多地为他们效劳。（六）修订新的商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同意按照帝国主义的要求，订立新的通商行船条约，以利于他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根据这一规定，清政府与英国于1902年9月5日订立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10月8日又分别与美、日订立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和《通商行船续约》,使他们在商业上又取得了重大权益。部分八国联军军官 《辛丑和约》的签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全方位的侵略的新开始。有关各方这时要做的事首先是把这个条约中的各项规定逐一付诸实施。日本就是急切而强横地利用这个条约牟取新的侵略利益的国家之一。首先表现在对待庚子赔款的问题上，从1902年起，清政府开始按约向各国付款，因为付的是银，当即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它们都要求付金。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金银比价正处于金涨银跌的时期，付金则中国要承受额外的负担，清政府已十分困难，筹措赔款已很不易，当然不愿再增加，于是与各国发生争执。由于《辛丑条约》在付金付银的问题上语意欠明，因而造成争论双方各执一是。日本是主张要中国付金的国家之一，它伙同其他持同样立场的国家，蛮横地强压清政府就范，给中国造成很大困难。这个问题争持了好几年，到1905年7月有关各方才达成协议，清政府终于被迫同意付金，并为前三年以银支付的赔款加付800万两。就这样，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在掠夺性的庚子赔款之上又进行了一笔额外的勒夺。 其次日本急切利用《辛丑条约》来索取新的利权，这主要表现在签订新商约上。中日双方谈判断断续续经过一年多，最后于1903年10月8日签订《通商行船续约》，其内容并不限于通商行船。主要有：一、扩大内港行轮权。日本（以及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其他帝国主义）的“各项轮船”，不论大小，不分是否“出海样式”，只要“能走内港”，都可“合法地”在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处畅行无阻；二、获得版权保护权。清政府应允制定章程，对日本人特地为中国人使用而以中文编制的书籍、小册子、地图、海图等的版权给予保护；三、增开商埠。清政府应允开长沙为通商口岸，奉天（今沈阳）及大东沟（在今辽宁省丹东市西南）开埠通商。 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文本 当时东三省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俄军占领之下，俄国要独占东三省的利权，不让中国恢复那里的主权，也不许其他国家插足进去。在此情况下，日本以及美国坚持把东三省地区增开商埠的条款列入约中，这不仅是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俄国，是为了对俄国在那里的独占地位进行冲击、挑战，是决心同俄国进行争夺的明显信号和严重步骤。结果，按照商约的规定，日本不但实现了奉天、大东沟开埠通商的愿望，而且取得了干预该两商埠外国人居住及贸易地段（实即租界）的选择和有关章程制订的“权利”。当这个商约签字时，日、俄间正就争夺我国东三省及朝鲜的问题展开谈判，日本马上利用了这个商约中的这项规定作为同俄国斗争的武器，而这场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了践踏中国主权的日俄战争。 议和招书 ------------ 分脏不均，两恶魔兵戎相见（图） ------------ 日俄战争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刚吃到嘴边的肥肉被俄国抢了去，日本决心“卧薪尝胆”，伺机对俄作战。日本天皇说：“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者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晚。”〔22〕。1900年俄国侵入我国东北，就更加深了日俄之间的矛盾，最终在朝鲜和我国东北的侵略势力及利权的划分问题谈判破裂后，兵戈相见。1904年2月10日两国同时宣战。这场战争，日俄双方动员的兵力都在百万以上，战争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其战斗之激烈也是前所少有的。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在对立的立场上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它的主要战争是我国东三省居民最稠密的地区，因此，交战双方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蹂躏了中国的土地，而且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直接带来一场浩劫。日本和俄国各自都只有一个敌手，而战区内的中国人民却夹在中间，受着双方炮火的摧残；日、俄都是在异国土地上作战，他们对那里的山水草木、田园庐舍毫无顾惜，往往恣意践踏，对当地居民毫无感情，粗暴残忍，因此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惨重。日军在攻打旅顺期间，居住在旅顺要塞及其附近的中国居民，不是死于日军的炮火，就是死于俄军的屠杀，“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23〕日俄战争在辽阳会战期间，俄军驻地之中国居民，“悉数驱逐，财产、粮草悉为所有，房屋焚毁一空。”73岁的褚德顺老人在《控诉日俄战争时日寇罪行》一文中，讲述了他三哥当时以万国红十字会中国分会会员身份派往战地救济难民，目睹奉天各县城里日军的暴行：“日寇一群围住三、四十个老百姓，硬逼着他们掘一大坑，掘好后便把他们推下去，用四周刚挖起的松土堆在他们身上活活的埋死，一片凄惨叫呼声，听了下泪。”“这些人究竟犯何罪？说是日寇认为做俄国间谍的，不必要有证据，只须日寇认为是间谍便是间谍。”这样以“间谍”之罪，成批杀害，屡见不鲜。“后来到各县去，访得这样被屠杀的良民，在这一年多中，每个县里至少也有一、二百人。” 抢掠污辱妇女之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随处可见，就连在奉天省城里的绅士家眷，也不能幸免。日本第三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甚至不知羞耻地说：“你们自己的土地保不住，我们花费了无数金钱，牺牲了无数生命，替你们夺回了土地，这区区的子女、玉帛供给我们军队是应该的。”在奉天会战中，中国人的1369户商店又被迫向日军献纳粮秣费10万两。据复州守尉等呈报：在日俄战争中，俄军给该州居民造成的损失约合银1930万两；被日军打死打伤33人，物质损失约合60930余两。据辽阳城守尉等禀报：辽阳州属居民被俄军打死打伤252人，损坏财物约合银1944900余两；被日军打死打伤178人，损坏财物约合银490300余两。据盖平县呈报，该县境内凡日俄战争经过地方，受害214村屯，5267户，被俄军占地毁苗43600余垧，毁坏房屋173间，砍伐树木2.8万余株，价值64.2万余两〔24〕。关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惨遭破坏的数字，还有很多很多，难以尽数。从以上举例的几件事就可见证了日俄两军的残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厄运，整个战区在侵略军铁蹄的践踏下，“未数月即变成瓦砾场”。广大农村“贫民如鲫”，逃难之人“纷纷如蚁”。大批难民在冰天雪地中“露地栖宿”，“囚首垢面，状如乞丐”，“啼饥号寒，死者相藉”〔25〕，真是惨不忍睹。日俄战争 在日本占领区内，日本完全把中国人当作“被征服者”、“亡国之奴”、“劣等人”，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军事占领的名义下施行殖民统治。日本在各地设立军政署，直接施行军事统治。日军同俄军一样奴役中国人当苦工，强占人民的田地，劫夺人民的财物，霸占官所、衙署，还把一切名之曰“军事需要”，称之为“战利品”，完全是一派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他们也同俄军一样到处拦截行人，稽查邮件，并且广泛地、无孔不入地抽收税捐，“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捐”。〔26〕他们还发行大量军用手票，取代原来俄国的纸卢布，迫使人民接受和通用，并用以强换人民手中的实银，以及进行其他种种巧取豪夺。他们还乘机攫取利权，不但占有了铁路，而且占据了铁路附近的电报局以及一些矿地、矿产，还强行修筑安东——奉天、新民——奉天轻便军用铁路。在日军占领区，还强令居民悬挂日旗，由日本当局向中国人颁发进出城使用的通行证，逼令过路人向城门处的日本卫兵行礼，“戴帽子的必须脱帽，不戴帽子的必须鞠躬”。总之，日本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中国人之上，以傲慢、粗野、狂妄的态度对待中国人，动辄“以战胜余威相凌”。日俄战争 ------------ 虎去狼来 中立者还是被宰的羔羊（图） ------------ 石井家族人员在平房谷 日俄战争以俄军败绩而告终，遂于1905年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俄国将旅大租借地以及租界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都转让给日本，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后来称为南满铁路）连同其支路、权利、煤矿等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这表明，日本经过势力较量，终于迫使俄国将其在我国东三省的势力范围重新划分，把长春以南的地区吐了出来，转到自己手中。条约内还有一些内容使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地位比俄国在北部更为有利。此外，双方协议各自的军队都于条约生效后18个月内自东三省撤走，但都“保留”此后在各自的铁路线内驻扎护路兵（每公里不超过15名）的“权利”。这最后一点是一个信号，它表明:这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昨天还在大动干戈，明天就可能串通勾结。 日本的“胜利成果”并非仅此而已。它还要扩大掠夺物资，于是侵略的矛头又转向中国。《朴茨茅斯条约》内提到，关于转让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利权的条款，须取得中国同意。日本就借这个题目，派小村寿太郎来华，从1905年11月17日起，同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等进行谈判。12月22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正约规定清政府将俄国按照《朴茨茅斯条约》转让日本的一切“概行允诺”；附约给予日本在东三省南部一系列新权利，主要有：（一）在日俄军队撤走后，清政府“从速”将奉天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的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地开为商埠；（二）战争期间日本擅自修筑的安奉军用铁路，于1908年以前加以改良，仍由日本继续经营到1923年，届期估价卖给中国；（三）设立一个“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林木；（四）中国交界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相待最优国之列办理”等等。这些内容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把中国的东北变成第二个朝鲜。如果说日本在朴茨茅斯得到的是对俄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那么在北京得到的就是一笔巨大的副产品，是前者的继续、扩大和补充，清政府则以标榜中立而把中国引到了与战败国一般无二的结局。一个战战兢兢、唯恐得罪任何一方的中立国，在战胜国面前竟落得个如此屈辱的下场，在古往今来的国际关系史上实在是仅有的。 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曾打着“保全”中国的幌子，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及物资上均为日本之助。”希望日本能在战争中取胜，以日胜而喜，俄胜而悲。但是战后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和国际关系准则来看，无论俄国或日本，都是外来侵略者，俄被日代，无非是虎去狼来。日本以对俄一战而报了十年前俄国干涉还辽的仇，重新回到东三省南部。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里的一切都是中国人民的。但日本帝国主义却从此创立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理论”，称满洲（即东三省）是它以10万生命、20亿日元代价所得之地，必须掌握在它的手里，它理应成为这里的主宰。于是，日俄战争一结束，它就沿着这个方向展开了新的活动。 ------------ 安营扎寨 扩大经营的侵略 ------------ 战争以后，日本就开始对南满进行疯狂掠夺。而掠夺之初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取得不受各帝国主义干涉的口实，最好是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在1905－1907年日本积极地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穿梭忙碌，先后取得了英、法、俄的支持，而这些支持条件的获得是以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为交易筹码的。在如此的保障之下，日本于1906年夏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前者是日本在华经济侵略的官方组织，后者是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机构。日本政府公然赋予满铁公司以广泛的职能。这些职能包括经营东三省南部的所有铁路，在这些铁路大站兴办有关旅客食宿及货物贮存的各种事业，经营其他各种附属事业，经日本政府许可，在上述各铁路及附属事业地界内兴办必要的土木工程、教育、卫生等事业，向这些地界内的居民征收捐费等等。按照日本政府的这种设计，满铁公司注定要成为一个以经营铁路为中心，旁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孔不入的综合侵华机构，成为日本政府在东北地区推行扩张政策的有力爪牙。 对日本来说，东三省南部的驻军可以撤走，但战争期间已抢夺的利权则要保留和发展；而且占领军已打开日本向东北移民的通道。以商人等身份来到东三省的日本人并不随军撤出，反而日益增多并逐渐扩散开来，加上以调查、游历等为名前来的各路人马等等，由铁路沿线而蔓延到奉天、吉林各地，有的深入于蒙藏聚居地区，实际上成了日本“和平”侵略的开拓者。这就是说，日本军队撤出之日，正成了它的势力深入之时。 从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成立后，扩大侵略的第一件事便是谋夺新奉（新民-奉天）铁路和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路权。新奉铁路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擅建的轻便铁路，属于京奉铁路的一段。1907年、1908年清政府被迫先后与日本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协约和续约。条约规定：中国以166万元买回日本所建新奉轻便军用铁路，改为中国自造；并要向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借款32万日元和215万日元，建造新奉、吉长铁路，年息5厘，分别以18和25年为期，限期未满前不得偿清；借款期间内，总工程师，会计及其它办事人员，均须任用日本人。就这样，以旅大租借地为基点，以满铁直接经营及插手其中的各条铁路为网络而构成的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基础，在其撤军期间便牢牢地打下了。 第二件事是侵夺安奉（安东-奉天）铁路。安奉路也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擅建的一段轻便军用铁路。战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规定，允许日本继续经管该路，“改良”为商用，“除因运兵回国耽延12个月不计外，限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然后再延展15年，期满后“估价售于中国”。关于改良的具体办法应由中日两国的承办人员共同商定。但日本政府违反上述规定，单方面擅自改造该路，放宽轨道、改移路线，沿路任意占用土地、民房、驻扎军警。企图使该路成为南满支路，与汉城－新义州路相联，架设鸭绿江铁桥，以便利其今后对东北的经济军事侵略。直至1909年1月，约定改良期满，日本才通知中国政府派员协商。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日方提出抗议，不允许改造为南满支路，只准改良；并要求撤退沿路军警，退回土地民房，然后派员会商购地，公平给价。日方蛮横地加以拒绝，并擅自动工。1909年8月，日本又强使清政府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半年后又签订《鸭绿江架设铁桥协定》，至此日本以上的侵略计划全部实现了。 第三件事是1909年2月6日，日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六案”节略，即新法铁路问题、间岛问题（延边-带地方）、大石桥-营口铁路问题，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问题，抚顺、烟台煤矿问题，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问题。这是包括铁路、矿务、界务等多方面的一揽子侵略要求。实质上是日本向中国实施的又一系列挑衅行动，其目标有两个，即破坏中国在东三省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扩充自己在东三省南部的利权和势力。关于新法铁路问题，日本以新法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并有损于南满铁路利益为借口，一再蛮横地宣称对该路的修筑“断难承认”。由于日本的阻难，东三省地方当局的修路计划无法付诸实行。随着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的加强，对我国延边地区的觊觎之心日增，于是就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日本陆军中将佐斋藤季治郎根据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命令，进入延边地区。在那里强占民地，擅伐林木，兴工建造公署、铺户；又相继在其他一些地方设立宪兵分谴所。极力破坏中国的行政权、司法权，树立日本的权威，并不断制造事端，力图加重该地的紧张局势，向清统治者施加压力。由于清政府在拒阻日本势力的扩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日本入侵延边地区虽已成为既成事实，但其发展毕竟受到抵制，日本一手制造的所谓间岛问题，渐成僵局。关于新奉铁路，新奉段原系临时军用性质，必须改筑，才能使京奉全路一致。在改筑中有一个问题须顺便解决，即将奉天站由原来距城十来里展修至城根。这一段要穿过南满铁路，清政府提出在交叉处造一天桥的办法，日本竟借口“与南满铁路相抵触”，悍然拒绝，致使此项改筑工程迟迟无法进行。而日本政府要满铁公司经营抚顺、烟台两煤矿及大石桥——营口铁路，更具有特别蛮横无理的性质。抚顺、烟台两煤矿都是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凭借军力强占的，战后声称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把矿权转给了它。但实际上，抚顺煤矿本是中国人创办的，俄国控制下的华俄道胜银行只投了很少一点股本；烟台一部分矿区俄国人曾经开采，但中国并无让给俄国的明文；这就是说，这两个煤矿的权利，中国从未正式让给俄国；俄国本来不曾正式得到的权利，怎能转让给日本？可见日本立论之荒谬。大石桥——营口铁路原是俄国修筑南满铁路时，为运料方便起见，由中国特许“暂筑”的，按中俄原合同规定，南满铁路完工后，此路即应拆去，或者至迟于1906年必须拆除。日本由俄国手中继承南满铁路利权，有义务遵守此项规定，而它却在南满铁路完工后继续经营，不但不许拆去，反而悄悄购置土地，准备把该路末站由牛家屯展修到营口市街。这一切都说明日本攫取权利的手段比俄国更变本加厉。 为了解决上述的争端并且获取更多的权益，日本又向清政府发起了一场外交总攻战，企图按照它的方针一举全盘解决几年来的积案。日本在同清政府谈判的同时，大力加紧对延边一带的侵袭，接连制造了一系列新事端，有意加剧紧张局势。1909年9月4日，清政府被迫就东三省六案与日本签订两个条约，解决所谓间岛问题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解决其余问题的《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这两个条约规定：日本以“承认”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这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和宣布不再阻挠京奉铁路展修至奉天城根（它根本就无权阻挠），而正式取得了大批路矿利权，并取得干预延边地区的司法、筑路等事务的“条约权利”。自此日本的脚跟牢牢地插入东三省南部，并为以后独霸整个东三省，对东三省大动干戈做好了准备。 ------------ 日本开列的侵略大清单（图） ------------ 济南惨案 战争以后，日本就开始对南满进行疯狂掠夺。而掠夺之初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取得不受各帝国主义干涉的口实，最好是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在1905－1907年日本积极地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穿梭忙碌，先后取得了英、法、俄的支持，而这些支持条件的获得是以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为交易筹码的。在如此的保障之下，日本于1906年夏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前者是日本在华经济侵略的官方组织，后者是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机构。日本政府公然赋予满铁公司以广泛的职能。这些职能包括经营东三省南部的所有铁路，在这些铁路大站兴办有关旅客食宿及货物贮存的各种事业，经营其他各种附属事业，经日本政府许可，在上述各铁路及附属事业地界内兴办必要的土木工程、教育、卫生等事业，向这些地界内的居民征收捐费等等。按照日本政府的这种设计，满铁公司注定要成为一个以经营铁路为中心，旁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生活的各个领域无孔不入的综合侵华机构，成为日本政府在东北地区推行扩张政策的有力爪牙。 对日本来说，东三省南部的驻军可以撤走，但战争期间已抢夺的利权则要保留和发展；而且占领军已打开日本向东北移民的通道。以商人等身份来到东三省的日本人并不随军撤出，反而日益增多并逐渐扩散开来，加上以调查、游历等为名前来的各路人马等等，由铁路沿线而蔓延到奉天、吉林各地，有的深入于蒙藏聚居地区，实际上成了日本“和平”侵略的开拓者。这就是说，日本军队撤出之日，正成了它的势力深入之时。 从此，日本在中国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成立后，扩大侵略的第一件事便是谋夺新奉（新民-奉天）铁路和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路权。新奉铁路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擅建的轻便铁路，属于京奉铁路的一段。1907年、1908年清政府被迫先后与日本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协约和续约。条约规定：中国以166万元买回日本所建新奉轻便军用铁路，改为中国自造；并要向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借款32万日元和215万日元，建造新奉、吉长铁路，年息5厘，分别以18和25年为期，限期未满前不得偿清；借款期间内，总工程师，会计及其它办事人员，均须任用日本人。就这样，以旅大租借地为基点，以满铁直接经营及插手其中的各条铁路为网络而构成的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基础，在其撤军期间便牢牢地打下了。 第二件事是侵夺安奉（安东-奉天）铁路。安奉路也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擅建的一段轻便军用铁路。战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规定，允许日本继续经管该路，“改良”为商用，“除因运兵回国耽延12个月不计外，限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然后再延展15年，期满后“估价售于中国”。关于改良的具体办法应由中日两国的承办人员共同商定。但日本政府违反上述规定，单方面擅自改造该路，放宽轨道、改移路线，沿路任意占用土地、民房、驻扎军警。企图使该路成为南满支路，与汉城－新义州路相联，架设鸭绿江铁桥，以便利其今后对东北的经济军事侵略。直至1909年1月，约定改良期满，日本才通知中国政府派员协商。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日方提出抗议，不允许改造为南满支路，只准改良；并要求撤退沿路军警，退回土地民房，然后派员会商购地，公平给价。日方蛮横地加以拒绝，并擅自动工。1909年8月，日本又强使清政府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半年后又签订《鸭绿江架设铁桥协定》，至此日本以上的侵略计划全部实现了。 第三件事是1909年2月6日，日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六案”节略，即新法铁路问题、间岛问题（延边-带地方）、大石桥-营口铁路问题，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问题，抚顺、烟台煤矿问题，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问题。这是包括铁路、矿务、界务等多方面的一揽子侵略要求。实质上是日本向中国实施的又一系列挑衅行动，其目标有两个，即破坏中国在东三省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扩充自己在东三省南部的利权和势力。关于新法铁路问题，日本以新法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并有损于南满铁路利益为借口，一再蛮横地宣称对该路的修筑“断难承认”。由于日本的阻难，东三省地方当局的修路计划无法付诸实行。随着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的加强，对我国延边地区的觊觎之心日增，于是就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日本陆军中将佐斋藤季治郎根据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命令，进入延边地区。在那里强占民地，擅伐林木，兴工建造公署、铺户；又相继在其他一些地方设立宪兵分谴所。极力破坏中国的行政权、司法权，树立日本的权威，并不断制造事端，力图加重该地的紧张局势，向清统治者施加压力。由于清政府在拒阻日本势力的扩张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日本入侵延边地区虽已成为既成事实，但其发展毕竟受到抵制，日本一手制造的所谓间岛问题，渐成僵局。关于新奉铁路，新奉段原系临时军用性质，必须改筑，才能使京奉全路一致。在改筑中有一个问题须顺便解决，即将奉天站由原来距城十来里展修至城根。这一段要穿过南满铁路，清政府提出在交叉处造一天桥的办法，日本竟借口“与南满铁路相抵触”，悍然拒绝，致使此项改筑工程迟迟无法进行。而日本政府要满铁公司经营抚顺、烟台两煤矿及大石桥——营口铁路，更具有特别蛮横无理的性质。抚顺、烟台两煤矿都是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凭借军力强占的，战后声称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俄国把矿权转给了它。但实际上，抚顺煤矿本是中国人创办的，俄国控制下的华俄道胜银行只投了很少一点股本；烟台一部分矿区俄国人曾经开采，但中国并无让给俄国的明文；这就是说，这两个煤矿的权利，中国从未正式让给俄国；俄国本来不曾正式得到的权利，怎能转让给日本？可见日本立论之荒谬。大石桥——营口铁路原是俄国修筑南满铁路时，为运料方便起见，由中国特许“暂筑”的，按中俄原合同规定，南满铁路完工后，此路即应拆去，或者至迟于1906年必须拆除。日本由俄国手中继承南满铁路利权，有义务遵守此项规定，而它却在南满铁路完工后继续经营，不但不许拆去，反而悄悄购置土地，准备把该路末站由牛家屯展修到营口市街。这一切都说明日本攫取权利的手段比俄国更变本加厉。 为了解决上述的争端并且获取更多的权益，日本又向清政府发起了一场外交总攻战，企图按照它的方针一举全盘解决几年来的积案。日本在同清政府谈判的同时，大力加紧对延边一带的侵袭，接连制造了一系列新事端，有意加剧紧张局势。1909年9月4日，清政府被迫就东三省六案与日本签订两个条约，解决所谓间岛问题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解决其余问题的《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这两个条约规定：日本以“承认”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这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和宣布不再阻挠京奉铁路展修至奉天城根（它根本就无权阻挠），而正式取得了大批路矿利权，并取得干预延边地区的司法、筑路等事务的“条约权利”。自此日本的脚跟牢牢地插入东三省南部，并为以后独霸整个东三省，对东三省大动干戈做好了准备。 ------------ 山东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图） ------------ 向济南进犯 一、急忙建立殖民统治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山东地区进行掠夺和殖民。日本占领青岛之后，就有日本陆军部发布军令，设置了日本青岛守备司令官作为占领区最高长官，这一职权拥有统帅守备军及相关机构，并担任占领区警备，统辖民政，监督、保护山东铁道及其附属矿山的经营管理等权利，后来又设立了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并对守备军重新进行编制，配以宪兵队以镇压各地人民反抗，将日本在关东州的一系列统治模式搬了过来，是典型的殖民统治机构，在山东地区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这场战争使山东地区人口大减，殖民当局除让在山东拥有产业的人来居住外，还组织了多次日本移民，大量日本商人涌入并迅速充斥了各行各业，同时更利用其军政特权使其在山东商界尤其在进出口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以青岛为例，1914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也就是三五百，职业也仅限于小本经营，如照相馆、妓院之类，但自1914年12月青岛被重辟为商埠后便掀起了移民热潮，1915年移民总数就增加了40余倍，1917年，日人为18576人，华人为77076人，西方人为494人;1918年，日人为19260人，华人为78804人，西方人为510人，同时在鲁日侨增至24160人。至1922年12月，我国接收青岛时全鲁共有日侨3万余人，此中寓居青岛者就有24132人。〔4〕 日军占领山东期间，完全不顾中国主权，大肆掠夺土地。驻鲁日军将掠来的土地公开向日人低价出售，同时又取消了德国占领时期的土地增价税，1920年规定买卖土地只征卖费千分之二〔5〕。殖民当局还出租山东地区特别是青岛地区的官地，1922年日本将掠来的青岛商埠官地50万坪（一坪约合3.3057平方米）〔6〕出卖，在其承买者中日人有78人，而华人只有2人，地价每亩30至60元，价钱也比德国占领时低。日本统治青岛期间共向日人出租官邸310万余坪。而日本填海造地数十万坪，私自卖地60余万坪，官承购之私有地16万坪未记入在内。〔7〕同时，日本还在淄川、博山、桓台、昌乐、潍县、安丘、昌邑、长山、青州、胶县、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大片租用土地，进行不同形式的经济侵略行动。济南惨案 二、疯狂攫取物资资源 一战时期正是日本工业发展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发展空间是日本所不能放弃的，而这更使日本痛感其国内资源之不足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这更加刺激了日本对山东地区资源攫取的欲望。 为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就加紧修复青岛港，使其恢复运行，同时，抢占胶济铁路及其全部机关设备，以加强对胶济铁路的管理。另一方面，重开战时被迫关闭的海关，逼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签订《会定青岛重开海关办法》，承认日本承袭德国在海关的税权，日本可截留2成税银，日本人任海关税务司把持海关权。日本把持海关期间，“抢走税银54万元”〔8〕。这样就为其运送山东地区的资源到日本及把日本国内的剩余物资运往山东打通了各条交通线路。与此同时，对山东各矿山特别是原有德国投资的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进行掠夺式开采。以租给日本商人的坊子煤矿为例，它年产量为155512吨，计利润20万元〔9〕，后来又划归铁道部直接经营。此外，淄川煤矿出产的煤被验证适用于海军舰艇，且储量达7000万吨，有12层煤层，储量极为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军工的需要。而金岭镇的铁矿也是被探明矿储藏量为12亿吨、易采量为200万吨、矿石含铁量60%的优质矿山，仅在1919年投产当年产量就达178847吨。〔10〕仅就淄川煤矿为例，从1915—1921年期间，日本就盈利达446亿1997万5322日元。〔11〕济南惨案 此外，日本还发动国内私人资本对其周围小矿区进行经济渗透，大批日商涌入矿山煤田进行窃取矿权的投资活动。日本在矿区的所作所为对山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资源开发和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一战使日本大发战争横财，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便开始大规模资本输出，殖民当局又开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日本人到山东投资，以充分利用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牟取暴利。除创办独资企业外，当局还积极鼓励兴办能纵深渗透的中日合资企业，这些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企业为日本大财团和大资本家所创，以其雄厚的资本、势力和技术力量压制、排挤着中国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地理位置特殊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更是称为“日本工业的独占地带”。〔12〕以纺纱厂为例，日方为保证纱厂需要就得控制棉花的生产，于是，日人就先深入各地给农民推广优质棉花，种植时期就借助日本金融机构向农民贷款，到收获时农民就不得不将棉花低价卖给日商用来抵债。日本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垄断山东棉花市场，压价收购，盘剥棉农，棉农们辛苦一年最终被剥削殆尽，他们用血汗种植的棉花大部分被运至青岛的日本纱厂，其余运往日本国内加工生产后返销中国以赚取高额利润。 三、残酷压迫中国人民 在日本统治山东期间，山东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物价上涨，而人民购买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人民毫无人身自由，个人财产毫无保障。在日人工厂，工人受着地狱式管理，工人在重重监视下进行高强度工作，还要忍受毒打和恶劣环境的折磨，甚至人格上的污辱。除此之外，日本还拾起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旧式武器——鸦片，继续毒害中国人民。殖民当局对鸦片施以专卖政策以牟取暴利，并规定“只要向当局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既可凭证吸食”。济南20000名日本人中一半以上从事鸦片贸易〔13〕，每年日本输入山东的鸦片不低于46800斤，总值300万余元〔14〕。日本殖民者利用各种手段掠去中国人民血汗和财富，残害中国人民健康，其种种行径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老人和小孩也未能幸免 日本虽然占领山东并签订《二十一条》获得非法利益，但《二十一条》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抵制，且并不作为其拥有山东的合法依据。于是日本又通过与列强交涉来达成共识。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为了各自利益，拿中国主权作交换，支持日本在山东的殖民，这对同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主权是一种践踏，从而在中国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阴谋未能得逞，山东问题也就此搁置。日本并未因此放弃，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中日双方在美国压力下做出一些妥协，最终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虽然规定日本交出原属于中国的一些权利，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仍受到损害。条约虽然规定由日本交还胶济铁路给中国，但也规定中方需负担5000万马克的赎金，并且允许日本人仍可在相当长时间内担任铁路要职，同时，日本的资本仍然控制着山东地区的矿山。可见，日本对山东地区的侵略远未停止，山东问题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到1922年山东回归中国，山东人民饱受8年殖民之苦。在此期间，日本破坏中国主权，建立军政殖民统治体系，攫取了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权、领事裁判权、驻军权、关税权、警察权、土地管理权等各方权利，在政治上奴役占领区人民，在经济上把占领区变成日本的垄断投资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使山东地区在这期间沦为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 ------------ 山东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图） ------------ 向济南进犯 一、急忙建立殖民统治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山东地区进行掠夺和殖民。日本占领青岛之后，就有日本陆军部发布军令，设置了日本青岛守备司令官作为占领区最高长官，这一职权拥有统帅守备军及相关机构，并担任占领区警备，统辖民政，监督、保护山东铁道及其附属矿山的经营管理等权利，后来又设立了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并对守备军重新进行编制，配以宪兵队以镇压各地人民反抗，将日本在关东州的一系列统治模式搬了过来，是典型的殖民统治机构，在山东地区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这场战争使山东地区人口大减，殖民当局除让在山东拥有产业的人来居住外，还组织了多次日本移民，大量日本商人涌入并迅速充斥了各行各业，同时更利用其军政特权使其在山东商界尤其在进出口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以青岛为例，1914年，在青岛的日本人也就是三五百，职业也仅限于小本经营，如照相馆、妓院之类，但自1914年12月青岛被重辟为商埠后便掀起了移民热潮，1915年移民总数就增加了40余倍，1917年，日人为18576人，华人为77076人，西方人为494人;1918年，日人为19260人，华人为78804人，西方人为510人，同时在鲁日侨增至24160人。至1922年12月，我国接收青岛时全鲁共有日侨3万余人，此中寓居青岛者就有24132人。〔4〕 日军占领山东期间，完全不顾中国主权，大肆掠夺土地。驻鲁日军将掠来的土地公开向日人低价出售，同时又取消了德国占领时期的土地增价税，1920年规定买卖土地只征卖费千分之二〔5〕。殖民当局还出租山东地区特别是青岛地区的官地，1922年日本将掠来的青岛商埠官地50万坪（一坪约合3.3057平方米）〔6〕出卖，在其承买者中日人有78人，而华人只有2人，地价每亩30至60元，价钱也比德国占领时低。日本统治青岛期间共向日人出租官邸310万余坪。而日本填海造地数十万坪，私自卖地60余万坪，官承购之私有地16万坪未记入在内。〔7〕同时，日本还在淄川、博山、桓台、昌乐、潍县、安丘、昌邑、长山、青州、胶县、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大片租用土地，进行不同形式的经济侵略行动。济南惨案 二、疯狂攫取物资资源 一战时期正是日本工业发展时期，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发展空间是日本所不能放弃的，而这更使日本痛感其国内资源之不足所带来的种种限制，这更加刺激了日本对山东地区资源攫取的欲望。 为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就加紧修复青岛港，使其恢复运行，同时，抢占胶济铁路及其全部机关设备，以加强对胶济铁路的管理。另一方面，重开战时被迫关闭的海关，逼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签订《会定青岛重开海关办法》，承认日本承袭德国在海关的税权，日本可截留2成税银，日本人任海关税务司把持海关权。日本把持海关期间，“抢走税银54万元”〔8〕。这样就为其运送山东地区的资源到日本及把日本国内的剩余物资运往山东打通了各条交通线路。与此同时，对山东各矿山特别是原有德国投资的淄川、坊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进行掠夺式开采。以租给日本商人的坊子煤矿为例，它年产量为155512吨，计利润20万元〔9〕，后来又划归铁道部直接经营。此外，淄川煤矿出产的煤被验证适用于海军舰艇，且储量达7000万吨，有12层煤层，储量极为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军工的需要。而金岭镇的铁矿也是被探明矿储藏量为12亿吨、易采量为200万吨、矿石含铁量60%的优质矿山，仅在1919年投产当年产量就达178847吨。〔10〕仅就淄川煤矿为例，从1915—1921年期间，日本就盈利达446亿1997万5322日元。〔11〕济南惨案 此外，日本还发动国内私人资本对其周围小矿区进行经济渗透，大批日商涌入矿山煤田进行窃取矿权的投资活动。日本在矿区的所作所为对山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资源开发和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一战使日本大发战争横财，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便开始大规模资本输出，殖民当局又开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日本人到山东投资，以充分利用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广阔的销售市场牟取暴利。除创办独资企业外，当局还积极鼓励兴办能纵深渗透的中日合资企业，这些分布在各行各业的企业为日本大财团和大资本家所创，以其雄厚的资本、势力和技术力量压制、排挤着中国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地理位置特殊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更是称为“日本工业的独占地带”。〔12〕以纺纱厂为例，日方为保证纱厂需要就得控制棉花的生产，于是，日人就先深入各地给农民推广优质棉花，种植时期就借助日本金融机构向农民贷款，到收获时农民就不得不将棉花低价卖给日商用来抵债。日本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垄断山东棉花市场，压价收购，盘剥棉农，棉农们辛苦一年最终被剥削殆尽，他们用血汗种植的棉花大部分被运至青岛的日本纱厂，其余运往日本国内加工生产后返销中国以赚取高额利润。 三、残酷压迫中国人民 在日本统治山东期间，山东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物价上涨，而人民购买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人民毫无人身自由，个人财产毫无保障。在日人工厂，工人受着地狱式管理，工人在重重监视下进行高强度工作，还要忍受毒打和恶劣环境的折磨，甚至人格上的污辱。除此之外，日本还拾起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旧式武器——鸦片，继续毒害中国人民。殖民当局对鸦片施以专卖政策以牟取暴利，并规定“只要向当局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既可凭证吸食”。济南20000名日本人中一半以上从事鸦片贸易〔13〕，每年日本输入山东的鸦片不低于46800斤，总值300万余元〔14〕。日本殖民者利用各种手段掠去中国人民血汗和财富，残害中国人民健康，其种种行径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性。老人和小孩也未能幸免 日本虽然占领山东并签订《二十一条》获得非法利益，但《二十一条》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抵制，且并不作为其拥有山东的合法依据。于是日本又通过与列强交涉来达成共识。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为了各自利益，拿中国主权作交换，支持日本在山东的殖民，这对同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主权是一种践踏，从而在中国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日本阴谋未能得逞，山东问题也就此搁置。日本并未因此放弃，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中日双方在美国压力下做出一些妥协，最终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虽然规定日本交出原属于中国的一些权利，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仍受到损害。条约虽然规定由日本交还胶济铁路给中国，但也规定中方需负担5000万马克的赎金，并且允许日本人仍可在相当长时间内担任铁路要职，同时，日本的资本仍然控制着山东地区的矿山。可见，日本对山东地区的侵略远未停止，山东问题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到1922年山东回归中国，山东人民饱受8年殖民之苦。在此期间，日本破坏中国主权，建立军政殖民统治体系，攫取了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权、领事裁判权、驻军权、关税权、警察权、土地管理权等各方权利，在政治上奴役占领区人民，在经济上把占领区变成日本的垄断投资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使山东地区在这期间沦为了日本的海外殖民地。 ------------ 日军兽性再次大发作（图） ------------ 被斩首的头颅挂在电线杆上 192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田中义一取代若木规内阁上台，日本外交政策也转为强硬，随着东方会议的召开和《田中奏折》的出台，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中国方面，1927年开始的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北伐战争进展颇为顺利。日本当然不能坐视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于是便再次出兵山东以干涉北伐战争。 从1927年4月开始，日军就开始在济南附近集结。按照日本人惯用的伎俩，但凡进行侵略之前，必定要扯出一张遮羞布来做幌子，作为侵略的借口。这次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口实，不断挑起事端，从5月1日起，日军在以“侨民”面目出现的“义勇团”分子的鼓噪之下向济南进犯，于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降临到济南人民的头上。 一、有预谋的挑衅行为 在日军向济南集结时，蒋介石就早与日军开始交涉，但日军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与蒋介石政府周旋，一面在各商埠马路口用沙包垒工事，架设电网，步步为营，准备进一步的行动。 1927年5月1日上午10时左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三团第一营营长阮济民，少校副官朱有礼，因找房子带着四个连长及徒手士兵数人行经纬五路口《济南日报》社附近，被50多个日军和日本浪人无故捉住，当场全部用刺刀刺死，并将死者全部用卡车拖去焚毁。当天下午，又有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团第一军刘峙部第二十三师经过三大马路小纬六路时，日岗哨竟加阻拦，几经交涉方准通行。〔15〕就在同一天，日军还明目张胆地武装闯入设在普利门外青年会的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机关，强行捕虏六名工作人员。 被惨杀的中国人 日军对平民的屠杀也是同步进行的。5月1日早，有一名叫宋占光的中国饥民在纬十一路中国人开设的食品厂取食，日军遂趁机将其刺杀。据济南“棉源公司”职员李某目睹：中午11时左右，一居民徒手经过经三路纬二路口，日本兵立即将其阻拦，该居民遂向他们陈述其母亲患病急待请医生，日军将其放行后，立刻又追上去先用刺刀将其刺伤，后将其枪杀。晚上，住纬二路南首之居民李清海因上厕所出门，日军不加警告立即将其刺杀，之后济南红十字会要掩埋尸体，日军竟将尸体运往济南医院灭迹。〔16〕另据梁敬淳的《济案之见证》中所载：傍晚4时半之顷，日军6人，至小广汉影戏院防线前刺杀一身穿黄绸长袍马褂之中国人。其人不知何事，必欲步入防线以内。日兵一人，先以枪挥之不去，且向前徐行。另一日兵，突出刺刀，刺其人胸部。同时又一日兵更以刺刀刺其肩部。血光四溅，其人立毙。时街立市人，方如堵墙，见状惊呼。日兵立出实弹之枪，举拟欲发。群众惊退，日兵以布兜尸去，更以枪刺掀土，践没地上血迹毕，举枪伺卫如故，状至睥睨。其残暴程度可见一斑。 5月2日上午9点，二十六军陈焯部上尉宣传员韦云彬在林祥街头做宣传，百余人正在听讲，在魏家庄西口纬一路晋丰茶叶公司门前布岗的日本哨兵气势汹汹上前横加阻止，这位宣传员和当时在场观众与之理论，该日军暴跳如雷，双方僵持不下。此时，西边跑步冲来一队日军及日本浪人约百名，打了一排子枪，打死打伤数人，并再次冲来，秩序大乱，韦云彬当场受重伤死在了野战病院，商埠各处枪声也随之四起。10点钟左右，家住城里西公界街、在商埠小学当教员的黄咏兰老师因见商埠情形混乱就请假回家看看。走过商埠公园门口，两名带刺刀的日本士兵向其追赶，黄老师逃至公园前边一家烧茶炉子的里院躲避，但被日本兵抓住，遂将其按在地上强奸。黄老师羞愤交加，翻身想往外逃走，没想到又被另一个日本兵迎头撞上，这个日本兵将黄老师的头发一把揪住，拖到后院后再次强奸。黄老师遭受如此大辱之后，本已了无生念，就想将日本兵所带刺刀拔出自杀，可这个日本兵却误认为黄老师是要杀他，于是抽出刀先将黄老师的两个眼睛挖掉，再将她的两个奶子割下，并将这家茶炉子女掌柜的双手砍下来，然后才悻悻离去。将砍下的中国人头提在手中 同时，日军又向驻济南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先是带机枪到纬五路牌照税局缴去中国军队某连的枪支，并将其官佐兵夫一概俘虏。驻在南仁义里余亚农师炮兵团许华堂部及掩护沙炮的两个步兵排也同时被日军闯入，因没有得到抵抗命令，也被缴械，人员全部被俘。此外，日军还闯入济南车站的余亚农师张树理重机枪营的马号，将30余头骡子全部拉走，并将草料、马棚放火焚烧，饲料兵全部被俘……〔17〕 二、“五三惨案”的发生过程 挑衅活动之后，日军突然大放“和平”烟雾弹，实则酝酿更大规模的屠杀。5月3日早，济南“各商家一律开门营业”，日本驻济南的领事西田等人跑到蒋介石处颂扬国民党纪律，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大约9时左右，日军按照原计划倾巢出动，突袭也由此开始。 袭击完全未进入军事行动的中国军队 5月3日上午9时许，一名中国士兵经过日兵警戒区域遭日兵枪杀。也是在这个时候，几名北伐军宣传员在南魏家庄粘贴标语，遭日本人无理阻挠，随后大队日军赶到，肆意开枪射击，伤亡数人。此外，驻牌照税局的一个营的国民革命军被日军架炮包围。国民革命军因为没有接到抵抗命令，又害怕因冲突加剧矛盾而未加抵抗，日军将革命军的枪械和人马全部掠走，随后又将南仁义里与五大马路东首的国民革命军一小部分包围缴械，不少士兵被当场虐杀，又将其余士兵虏入邮局，不许邮局工作。〔18〕后来不少被俘人员也遭到枪杀。 另据惨案幸存者彭镇寰回忆：5月3日上午9点钟，我坐人力车至城外浴池洗澡。洗澡完毕，车到四马路口，远远听见枪声，路上行人全都出现惊慌之色……我步行至四马路，见一群我方士兵站在一所住宅门口，突然一些日本军人从大马路冲过来向我方士兵扫射……有好几名士兵中弹身亡。此时，枪声四起，流弹纷飞……排长急吹哨子集合，但已没有一个人能回来，这些士兵竟全部不幸死难……马路两旁墙根，尽是军人尸体，均系沿墙躲避枪弹致被击毙者。有的尸体上面盖着军毯等物，血迹斑紫、结成团块。有三四辆日本运输汽车上交叉站立日本兵，他们端着刺刀，怒目凶眼，注视着路上行人……〔19〕制造济南惨案的日军 据日参谋本部资料记载，单是临时济南派遣队就俘虏了1120名（内军官130名）（后又公布为1051名）中国官兵。〔20〕那么这些被俘士兵的命运又如何呢？日本人提供的数字准确度有多大和可信度又怎么样呢？据目睹者和逃脱者叙述并经济南红十字会等团体调查得知：所有战俘均被日军“用绳索束缚，即在卫生池洗澡之各军兵士亦被掳走。均暂押于五大马路之空场内，尚提出一部分去逼迫助日军做防御的工作（即建工事）”〔21〕。在日军强占邮局后，“是时人数约达一千六七百人，时时有被拖出枪毙者，且终日毒打……白天则反缚其手，夜间足部亦不得自由，缚时用铁丝索将手足极力勒进……且日军监视甚严，号哭就用铁杖打他们的头，轻则流血，重则晕倒”〔22〕。可见，日本官方所公布的数字是大打折扣的，被俘的中国官兵远不止于此，而且他们所遭受的虐待令人发指。据商埠立民医院冯护士回忆，一日军在树上倒悬一名国民革命军士兵，用皮鞭抽打后，再用火针穿手心、脚心，用刀一块一块地将肉割下来。〔23〕根据当地居民的事后揭露，这700余名战俘，已被日军加上“土匪”罪名，分批枪决，尸体也被运走灭迹了。这应该是日本参谋部与济南后援会关于战俘统计人数严重不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济南惨案 ------------ “五三惨案”的发生过程 ------------ 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日本无视1868年彼得堡公约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自发动突袭之时起就轰击毫无军事价值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平民，连老弱妇孺也不放过。 商埠情况更是混乱如麻，日本军人及便衣队配合日本浪人大肆蠢动，日军一见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不是刀杀就是枪毙，“他们洗劫居民，抢空粮食和中国人商店……甚至在当街逮着中国妇女就地强奸。”〔24〕 家住普利门外大街的受害者遗孀许大嫂回忆：5月3日上午，人们还在大街上捡到日本人飞机撒下的传单，说什么中日一家，不要误会，不要冲突仇杀等。下午5点来钟，街上行人正多，突然有一伙野兽一般的日本兵，从普利门里吼叫而来，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他们双手挥动战刀，往人的头顶上直劈，将人劈做两片，脑浆、鲜血、五脏六腑淋漓满地；或从人的头顶上斜劈，使大半个头颅带着一条臂膀，身首异处；或从人腰中横砍，将人截为两段，又不能即死，凄厉地尖叫，真是惨绝人寰。他们端着快枪，上着刺刀，追着人刺，刺穿胸部，刺穿腹部，尸体倒地，肠脏流溢。小孩子被刺刀挑起，甩到空中，摔到商店瓦屋上，摔到马路上，摔得脑浆迸裂。被枪弹射杀幸得囫囵尸体的是少数。两旁商店没有一家幸免。有的商店伙计被杀，有的商店伙计被活埋。霎那间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及马路两旁的电线杆子、商店橱窗、招牌栏柜，无处不是鲜血，鲜血染红了普利门大街，尸体阻断了大街的交通。见大街无人可杀，日兵又到小巷去杀住户。当时大街小巷无处不是尸体横陈，没人掩埋，血腥尸臭，惨不忍睹……〔25〕 这只是发生在普利门的一段血案，殊不知整个济南市已处处都是“普利门”，“济南西门外所有水井都填满了死尸”〔26〕。据济南红十字会等团体实地调查：“斯时所有日兵，凡遇中国人，不论兵农，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遍野，儿童、妇女、工人、商贩、学子、兵士等等，皆有死伤，死者则东倒西躺，伤者则伏地呻吟……10点以后，又开大炮轰击，一时商埠房屋炸裂焚烧者不知凡几。”〔27〕 肆意凌辱虐杀我外交人员 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日本却在这一方面展现的是十足的野蛮作风。在5月3 日这一天，日本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据济南红十字会事后调查：在日军发动突然袭击之后，就武装包围和封锁了山东交涉使署。当时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曾就日军之非法行为打电话给日本领事馆，随之，交涉使署的电话就被日军切断，而蔡公时的公函也因日兵的非法武装拦截而无法递出。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从来未曾放弃与日和谈的机会，他一方面下令军队停止抵抗，一方面派代表与日方和谈，并且通过双方当时文件可得出结论：中日双方确已进入谈判阶段。然而就在此时，日方捏造对其有利材料以赢得舆论诬蔑中国军队，并威胁济案的中方负责人即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在材料上签字。黄郛仅在上边写了一个“阅”字，日本的阴谋并未得逞。但事情并未结束，黄又受到日方跟踪，他回到住处后就发现数十名日军已在门口等着，并鸣枪想要闯进去，中方士兵虽有所还击，但黄郛怕事情闹大，就马上派人带自己的名片与日方进行协商，日军官声称，不杀外交官员，只需其卫兵缴械，黄不得以答应，但这之后日军直闯黄的临时办公楼，现出土匪抢掠的行为，黄郛见情势不对，便带着他的随员离开，但其所带行囊都被日军抢走。堂堂一国的外交官竟然被如此狼狈地赶离设在自己国家的办公驻地，真是可悲可叹。 事情远未能结束，在蒋介石已经下令中方驻军撤离商埠后，日方一方面假意表示接受停火要求，但正式签约之后，日军仍旧封锁交涉使署，并企图以武力强行闯入署内。这时交涉使署的署长蔡公时已开始督促职员正式工作，“是时日人之枪声已大起，署门口日兵聚集，街上尸体卧伏渐多”。进入之后，蔡公时曾试图以好语相劝，日军则大吼“你不配！”，随后又蓄意撕毁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先生像，搜掠文件，这种破坏国际法、以粗暴手段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工作人员的恶劣行径遭到蔡公时的据理严斥，日军却更加穷凶极恶。据当时逃脱者辛长胜回忆：“其30余人，先做全楼检查，再掳去10余人为其做苦力推车，余等所余18人全被日军缚住，牵至楼角，全体将衣服剥去。至9时半，余等被缚者按次枪毙，先将蔡署长割去耳鼻，后枪毙之。后依次枪毙。”〔28〕日军手段之残忍为人间少见，日军官“令兵士皆将刺刀起下，执于手中，对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而日军面对这种人间地狱般的惨象，还能“口中皆‘咻咻’做鬼语”，以此取乐。而当时从“日军手电中得见诸人之形状，大半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可见当时情况之惨烈。而蔡署长痛斥日军，高喊“此种国耻何时可雪？”更在一顿拳足鞭挞、受尽凌辱之后，被“割耳削鼻”，折磨致死，真可谓是人间之极刑。蔡公时被残杀后，尸体无存，不知被弃之何处或被焚毁。直到1929年，山东省政府自泰安迁回济南，蔡公时的夫人在张汉儒先生的陪同下到济南寻尸，当场发掘但也只寻得一堆骸骨和破衣，更引为千古之憾事。 为使殉国之人可得昭雪，使日人之暴行得以揭露，现将当时同蔡公时一起殉难的已查明的我外交工作人员姓名公布如下： 张麟书（庶务）、张鸿渐（参议）、熊道存（科长）、谭显章（科长）、王炳潭（书记）、周惠和（办事员）、袁家逵（办事员），另有康办事员、刘文鼎、姚成义、姚成仁、勤务兵王立泰等17人。〔29〕 被日军所抓获的18人中仅有一人逃脱，很多资料并不能一一还以真正面目，但日军种种令人发指的残杀我外交人员的行为应是每个中国人所不能遗忘的。 根据红十字会等团体的实地调查，就是在5月3日当天，遭日军虐杀的中国居民就达到了1000人以上，这一天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这笔血债永远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 ------------ 屠城之辱的“血账”清点 ------------ “五三惨案”之后日军并未有所收敛。4日早上仍然在普利门外至济南车站各马路恣意放枪，使很多来往的非战斗人员死伤众多，并强扣车辆，致使交通道路完全受阻。到5日早上时日军出动飞机向济南城内投掷炸弹5枚，伤亡10余人。日军沿街洗劫，当天下午有居民1700余名被俘，押解至经三路西头纬十路空地上继续强奸、毒打，直至杀害。6日仍然继续炸死20余人，当时有人想拍下日军射击镜头，也遭日本人刺杀。7日，商埠六大马路东口路南李子清家有百余人避难，日军一小排兵冲进去，用刺刀杀死13人后将尸体运走。 8日早上，中国军队按照中日双方协议党政机关乘坐津浦车退出济南，在车即将开动时就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市民同时毙命者50余名，伤者不可计数。同时日军开始进攻外城，炮击无影山弹药库，致使房屋多处损坏，并以强制手段驱散厂内人员。到25日下午1点又将20个药库炸毁，内存价值20余万元的无烟黄色火药顿时化为乌有。后开始搬运场内机械及所存之飞机炸弹、手榴弹、迫击炮弹及各种材料，用火车载走，运了十余日。经惨案后的粗略统计，仅这次损失价值达600万元以上。 9、10两日日军开始大举攻城，他们用煤油燃烧顺河街一带，“斯时昊天不吊，大风怒号，隐隐听到一片哭声”〔30〕，并在齐鲁大学女生楼前的苏宅楼上置炮遥击关东大街及山东大学等处。一时之间，到处是残垣断壁，号哭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使日军恼羞成怒，便在对城内强攻的同时又在城外展开暴行：几十个日本兵将卖煎饼的刘晓俊的妻子强奸致死后又抓走其隔壁的许士杰，随后将他和刘晓俊及卖面的巩某三人胳膊穿通连在一起，连同顺记木厂20余人押往空地，将其用长刺刀一个个兜胸戳穿，未戳死的就推到臭水坑里活埋，到被发掘出时“个个舌伸尺余，眼瞪如铃”……这种暴行到处即是。经过惨战，10日晚日军占领济南。抵抗日军的斗争中，中国官兵牺牲达1000余人，未来得及撤出的留守士兵及伤病员大部分被杀死。 进城之后，日军便开始了大肆屠城。他们公布了极为苛刻的规定，但凡犯有其中一条者，即被立即刺死： （1）推平顶头与学式头者；（2）女子剪发者；（3）穿草鞋者；（4）有皮带者；（5）有灰色衣服者；（6）有南方人名片者；（7）见他们害怕者；（8）有中央钞票者；（9）若受检查时开门迟者；（10）有自卫之枪械者；（11）带开国纪念币者；（12）家中有关于军用品者；（13）穿皮鞋者；（14）南方口音者；（15）带照相机者；（16）镶金牙者；（17）学生式的青年；（18）家藏党国旗者，有国民党书籍者。 5月11日早上5点，日军将中国警察三人张思厚、马振东、严子明用铁丝捆住后满身刺击，致使每人身上百余道伤痕，头部缺少半块，这一暴行被另一警员蒋凤翔看见，蒋也遭此酷刑后致死。 西关东流水一家18人藏在家中被日军寻到后，一起拉出刺死。接着又发生了顺祥缎店灭门的惨案，其店员工13人及邻家一妇人和吃奶的小孩均被刺死。 江家池一家医院收容战时的伤病员百余人及4名医生全部被杀，每人至少被刺10刀，护士也被强奸……这是对国际法公然的践踏（1864年的《红十字公约——改善战地军队伤员境遇的公约》中明确规定“伤病的军人应受到接待和照顾，不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救援伤员的居民应受到尊重和享有自由”；并且“接纳在屋内并受到照顾的任何伤员应被认为是在该地受到保护，在其屋内接纳伤员的任何居民亦应受到尊重”）。 …… 5月13日，商埠七大马路街中18人正在走路，日军立即将其拉到济南医院，每人身上刺刀捅遍后，将长发者的头发连肉皮一起削下，有一个头颈被转了四圈后用刀割下。〔31〕 …… 除此之外，众多妇女也惨遭日军凌辱： 12日，4名日兵在商埠纬三路李家强令其4女（系4名女学生）为其做饭陪酒奸宿2夜。 23日，3名日兵遇一少女本欲强奸，该少女不从即遭杀害，正好少女父母回来，也被日军杀死。 28日，西关迎仙桥内的米家一女子被3名日兵强奸。 31日，商埠纬一路凤翔里的一名王姓女子被3日军轮奸后服毒而死…… 这样的惨剧每天都会发生，济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 济南惨案中，济南死伤民众达3954人，伤1537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9575623元，其中还不包括许多日本人干下一些不为人所知勾当后的损失，如被日军焚尸及投入黄河的人员、“一千七八百”战俘和“一千零五十一人”之间700余人的差额，数字也许有所不清之处，但日军在济南的种种恶行已大白于天下，它警示着中国人民世代必须要将此铭记于心。 注 释： 〔1〕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8页。 〔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欧战与山东问题》，民国63年（1974年）版，第624页。 〔3〕 赵琪修《胶澳志》第74页，1928年版。 〔4〕 谭天凯《山东问题始末》，民国24年(1935年)版。 〔5〕 刘大可、马福震、沈国良等《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 〔6〕 谭天凯《山东问题始末》，民国24年（1935年) 版，第40页。 〔7〕 《胶澳志》（一）第79页。 〔8〕 张洪祥主编《近代日本在山东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 《日本侵略山东史》第94页。 〔10〕（日）桂川光正《占领期（1914-1922年）山东权益的使用——之一》，大阪产 业大学研究所《所报》第12号，第80页。 〔11〕 《“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 〔12〕 《日本侵略山东史》第104页 。 〔13〕 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第26页。 〔14〕 《日本侵略山东史》第106页。 〔15〕 苏友文《“五三”惨案见闻》，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页。 〔16〕 李家振《济南惨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 〔17〕 苏友文《“五三”惨案见闻》，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17页。 〔18〕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五三惨案记实》，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28页。 〔19〕 彭镇寰《日寇屠杀济南军民之真相》，选自《五三惨案亲历记》第83-84页。 〔20〕 李家振编著《济南惨案》，第105页。 〔21〕 济案后援会《济南惨案》。 〔22〕 济案后援会《济南惨案》。 〔23〕 李家振《济南惨案》，第110页。 〔24〕 苏友文《“五三”惨案见闻》，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17页。 〔25〕 王慰农《铁蹄下的济南》，选自《济南惨案亲历记》，第121-122页。 〔26〕 彭竹林《济南惨案历变记》，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80页。 〔27〕 李家振《济南惨案》，第106页。 〔28〕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五三惨案记实》，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30页。 〔29〕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济南五三惨案记实》，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31页。 〔30〕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济南五三惨案记实》，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35页。 〔31〕 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济南五三惨案记实》，选自《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第39页。 ------------ 处心积虑谋划九一八事变（图） ------------ 进攻东北示意图 一、《田中奏折》的基本国策 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从未被日本政府所忽视过，早在1927年东方会议后，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训示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就说到：“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由于在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我们不仅要给与特殊的考虑，而且要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发展经济以使其成为外人安居之地，作为接壤邻邦，深感负有责任。”〔1〕随后的《田中奏折》全面陈述了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方针，更露骨地表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即便是制造济南惨案也是要制造混乱占据山东以扼东北。在屡次不能得逞之后，再生一条毒计也就不足为奇了。 恰在此时，日本发现“东北王”张作霖也“不安分”起来，开始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公开执行一些抵日亲英美的政策。而另一方面，日本与蒋介石经多方接触后，达成默契：蒋保证北伐只到京津，“统一”绝不反日，满洲交由日本处理。这更加速了日本想要摆脱张作霖的步伐。“为确保日本在东北权益不受到极不良的影响”，“为了在不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而使奉天军屈服”，“河本参谋认为已经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2〕。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将张作霖专车炸翻，张作霖及黑龙江主席吴俊升及五名随从当场被炸死。但由于张被急送沈阳，日摸不清底细，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迅速赶回沈阳布置后事，并接管沈阳事务，使日无可乘之机。日军当然不会放弃，他们软硬兼施，要拉拢张学良，张学良面对国恨家仇，不但完成东北易帜，使中国形式上统一，还采取一系列排日手段，使日本在东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恰在这时，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很大的影响，使本已风雨飘摇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并由此引发政治危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出于自身的考虑，为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又重打东北牌，提前了侵华日程。 九一八事变幕后策划者 二、先找个理由再偷梁换柱 同“济南惨案”一样，在实施侵略之前，日军又要找一些理由以证明自己的冠冕堂皇。这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万宝山位于长春县境内，为中国管辖地。1931年，汉奸郝永德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便将自己租的地转租朝鲜农民。朝农为引水强挖壕沟，占了中国农民土地，使大批中国土地被淹。在中方农民申诉后，日警借机插手，打伤中方农民一人，捕去一人。日报纸借机做欺骗性宣传，在朝鲜煽动排华情绪，并由日警混入人群屠杀当地华人。从这个月的3日到8日，就有500余名华侨被杀，另有2000多人受伤，中国人开设的商店被捣毁，房屋被焚烧，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同年，日本人中村震太郎借旅游为名到东北考察情况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军抓住后秘密处决，日方经秘密调查后即向中方提出交出驻地长官等无理要求，这一事件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才有所“缓和”。 这两件事本来算不得是什么大的事件，但日本却以此为借口，大做文章，一面在国内煽动民情，大造侵华的舆论，一面积极调集军队，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柳条湖纪念碑 1931年9月18日，做好充分准备的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破坏的”〔3〕。并以此为借口进攻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就此发生。 日军进攻沈阳中国军队 ------------ 日军狼奔四野的掠夺和杀戮（图） ------------ 日军进攻满洲里 自9月18日占领沈阳等地后，于19日占领长春，接着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恰的投降，日军又轻易占领吉林市。一支日军继续向北进发，借助张作霖和吴俊升两位东北元老派人物的结义兄弟张海鹏的倒戈，于11月19日占领了黑龙江省的大部；另有一支日军又对辽宁新迁的省政府锦县紧追不舍，于10月8日开始对其进行轰炸，直至1932年1月3日锦县陷落。1932年2月5 日，日军攻陷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已大部沦陷。 一、强占东北的军工厂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境内军事工业基地众多，这正是渴求扩张的日军所急需的。“九·一八”期间，东北几乎所有的军工厂及军事机关均被劫掠一空，连居民手中用于防卫的武器也被收缴。 辽宁省的沈阳城是东北四省的政治重心，城内更有许多军事机关。北大营是东北军队的主要驻地，也是日军首当其冲的进攻目标。战争打响时，我军官兵多在梦中，且所有枪械军备封存于库房。一时之间，“全城震动，军民从酣梦中惊醒，惶骇无措”〔4〕。日军用大炮机枪对其任意轰炸扫射，打死军官5名，伤1名，士兵144名，伤172名。日军进入北大营后，将东北军未来得及带走的军械武器及财物掠走不说，还将这所东北军历时10余年建起的惟一的一座大本营付之一炬，直至第二天中午，营内依然“烟火弥天，居民北望，无不挥泪，妇女孺子甚有痛哭失声者”〔5〕。北大营陷落后，沈阳的防御力量基本解除。与此同时，东大营也遭此厄运。日军进驻沈阳城，接管军事机关。 19日凌晨，日军打死守卫后进入东北迫击炮厂，杀死未来得及穿衣的20多名工人并毁掉所有文件，烧毁厂房，直接经济损失达893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162.7万余元的250门各式迫击炮及价值71.5万余元的约53万发迫击炮弹，另有50辆汽车及各种半成品弹药和各种器械及大量现金。 废墟的东北军北大营 上午6点，日军打死102名、打伤104名士兵后占领东北边防长官公署，搜走文卷信印及各种枪械弹药、军用器材设备价值达3700余万元。 10点，占领东三省兵工厂，杀死守兵40余名，将厂内重要文书机件统统掠去，并在兵工厂的四周埋上地雷。更令人痛惜的是存放于兵工厂内的大量武器也遭洗劫，包括：2725挺机枪、92722支各式步枪、765挺各式马枪、5016把各式手枪及其他型号的各式枪支1353把；并有大炮665门，其中包括野炮302门、山炮147门、平射炮189门、各式迫击炮27门及各式子弹和炮弹共计105万余发；另有地雷760个，火药440余万吨，加上对厂房及办公器具的损害，仅在东北三省兵工厂一处就掠走32亿9911万2294元。 几乎是与此同时，海军司令部也遭此厄运，损失达50万元，其中还包括两架价值约8万元的军用水面飞机。航空处也蒙受5638万余元的损失，包括价值约4000万元的新旧飞机260架和发动机450余架，另有价值1000万余元的飞机发动机配件30余种及各种仪器、无线电机、照相器及40余辆汽车和各种医药、军事器械。 东北陆军讲堂和东北宪兵司令部也分别损失了价值533万元和15.4万元的财物。长官公署卫军统带部也被日军搜去2457挺各式机枪、152万余发子弹、77辆载重汽车及各种军用医疗器械。日军侵入沈阳 ……〔6〕 另外，全省警务处和省会公安局也遭受不同程度损失。省会公安局被日军焚毁一部分，全城警卫被缴械，90多人死亡，单在保卫省公安局过程中就有30余名警察被杀，“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残酷”〔7〕。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大帅府内所有的贵重物品及多年的珍藏也被抢红了眼的日军洗劫一空，仅金条就搜出8万条，运往日本，每条重2斤，计256万两，价值华币2.6亿元；办公器械也被毁于水池之中，损失无法统计，但更为惨重的是东北军仅剩的颜面就此扫地。 …… 不仅如此，日军连残存于居民手中零散的防卫武器也不放过，他们闯进冯庸大学，将校内所存的两架飞机及五百余支枪全部掠走，足见日军的贪婪和无耻。 日军的这种对军事武器的大规模抢劫，不但将大量军事工厂和机器设备、文件资料全部毁坏，使东北三省的军火生产成就几乎等于零，还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日军正将这些抢到的军械反过来应用于其他战场对付中国人，加重了中国军民的伤亡。 宣传画掩盖罪恶行径 二、毫无人性的狂轰乱炸 日军无视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肆意地开着飞机和军舰轰炸进攻东三省的土地，使东北人民饱受荼毒。 从日军侵略东三省的第一天开始，日机的轰炸就从未停止过。 19日:日机轰炸东省特区第七中学，学校大礼堂被炸去楼顶，学生宿舍也被炸毁20余间，全校房屋所剩无几，学生死亡40余名，伤20余人，未死的学生也被日军监视软禁，学校的电话线和电报线均被日军割断。 …… 21日：早上7点半，日机在打虎山投掷炸弹3枚，并用机枪扫射，造成多人死亡。10点20分，又有3架飞机向兵营轰炸…… 22日：北宁路102次列车开出后，就被日机追赶射击，到达兴隆店时已死一人伤6人，其中一人伤重不治。接着，日机又在盘实县热闹地段投下5枚炸弹，炸死3人，伤5人。在山城子又炸死农民4人伤5人，清源县炸死农民3人伤5人。又有两队日军闯入牛庄，以剿匪为名，将驻扎的我军官兵缴械后又调来飞机掷弹，造成众多房屋破坏，居民被炸死40余人…… 23日：飞机在打虎山的车站和营房之间来回轰炸，造成多人死亡…… 24日：早6点，日机在通站公务段和电灯厂各掷一枚炸弹；11点45分，日机在102次车到达兴隆店附近时扫射，当场打死2人，伤5人，在车厢内有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当时由于手被击断，孩子也随之掉到车轨上被轧死，该妇女伤心难当也跳下车被轧死，情形十分凄惨…… 25日：日机到白旗堡和新民县掷弹，并用机枪扫射；上午一客车行至赵家屯，日机又掷炸弹；又在另一辆客车行至饶阳河西扬旗时掷弹，未命中后，又追至东扬旗…… 26日：102次列车由于铁轨被日军拆毁而在赵家屯出轨，致使两列车轧在一起，司机、警长当场死亡，另有3名外国人也当场死亡，火车出轨后，又有日军豢养的百余名土匪大肆抢劫，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冒着敌人炮火前线救护伤员 …… 10月4日，日机在抚顺县第三区上章党村投掷炸弹将村民张云祥西厢房炸毁，将在场7人炸死，5人重伤，被送至千金寨医治后，日军又追至千金寨，强缴村民用于自卫的11杆枪，及5000余粒子弹，并沿街杀死一名华工…… 8日：下午日军12架飞机到新成立的辽宁省政府锦县城内轰炸，“天地为昏”，当场炸死16人，内有交通大学一名俄国教授，重伤12人。在贝宁路车站炸毁机车、邮车各一辆，铁路附近的电报线及电话线均被破坏，机场至交通大学的道路也被炸毁。至于民房、牲畜，更是毁损、死伤无数，一时间“全城哀号，声震街巷”，被炸死的多为平民，“头颅糜烂，肚破肠穿，血肉模糊，惨不忍睹”。〔8〕在9日，锦县政府查明这次轰炸造成22人死亡，其中不少妇女儿童…… 10日：日机5架在新民炸死2人…… 15日:日机在通辽县闹市投掷炸弹9枚，炸死14人，“断头缺肢，血肉飞溅，惨酷不可名状”〔9〕。…… 17日：两架飞机在锦县、双羊店盘旋侦察后飞去，当晚，南台子就遭到与日勾结的200余名盗匪抢掠奸杀，之后又将该村焚烧，“300余户之村全成焦土”〔10〕…… 11月1日：日军一架飞机在锦县北门外以机枪向下扫射，造成多人死伤…… 5日：日军开始帮助反叛的张海鹏轰炸我军，致使军民死伤100余人，6日又造成六七百人死亡…… 7日开始，日军在三间房等地区轰炸马占山的抗日军队，造成重大伤亡…… 12月16日，日机在通辽县城投弹39枚，城内天主教堂被炸毁，随之又以机枪在车站扫射，死伤十分惨重…… 这些鲜血淋漓的记录记载着日军密集地派出大批飞机对中国居民进行轰炸造成非战斗人员的重大伤亡的事实，更是日军践踏国际法则、毫无人道主义的铁证。 日本官东军司令部 ------------ 对沿街商埠的纵兵劫掠（1）-（图） ------------ 日本妇女庆贺前方胜利 日军在以大炮飞机敲开城门之后，又采取野蛮至极的手法对在轰击中幸存的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 日军攻陷沈阳城便迅速接管了金融机构、官方银号和边业、交通、中国银行，在东北官方银号库存着16万斤黄金，另外，张学良也寄存于边业银行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大量古董字画，这些均被抢劫一空，其他银行遭遇也差不多，整个沈阳城的财政陷于瘫痪，各商埠均受不同程度损失。沈阳市被占后，城门外及饭店、旅店、戏院都有日军把守检查行人，手段极为严苛残暴，经过的行人稍有应答不慎即遭刺死。凡是穿军装马裤或者西服在街上走的行人就会立即遭日军枪杀，一时之间，沈阳城再没一个敢穿西装的华人。经过日兵身边时，行人若对日兵正视则必遭枪把痛殴甚至刺刀刺死，因此被杀死的每天都有数十人。城内粮商哄抬粮价，而平民的财产已被日军掠夺所剩无几，迫不得已到粮店抢粮，日军以危害治安为名向店内用机枪扫射，“至尸横满屋，枪杀罄尽始耀武扬威”〔11〕。在工业区、北市场、小西边一带亦“伏尸遍地”。被杀的尸身多日没能掩埋，只是将被陈在街中的移到较偏僻的地方，时日一多便“皮肉腐烂，臭气熏天……肢体不全”。真是惨不忍睹。上海人民抗日救国大会 9月20日，日军占领皇姑屯，便立即查封了各要人住宅。使交通断绝，路上行人极少，各重要机关、银行、钱店和商铺均被封锁，并大肆残杀民众。在安东的洪聚涌棉线厂，仅因为自卫而请武师训练工人，就遭日军攻击。日军先向厂内投掷炸弹，又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5人，重伤10余人，被捕的20余人也被诬为“大刀匪”而惨遭杀害。 在开原，一些没有撤走的学生因激于义愤，将日军贴在墙上的为自己歌功颂德而对中国人民进行诬蔑的标语撕下，日军发现后，挨户搜捕，将抓来的7名学生全部处死，其中有一名学生浑身被日军用小锥子刺成马蜂窝，痛过三天才死去。 昌图附近的重镇金家屯被洗劫后，屯中妇女均被强奸，学校校长和教员也被日军用机枪扫射后全部惨死。 在吉林南岭地区，日军四面夹击，凡遇华人，不分兵民，一律射杀，又用大炮轰击村民房屋。仅在12小时之内就杀死四百三四十人，其中有一百七八十名普通市民。 在二道沟，据当时长春红十字会救济及掩埋的记录，死于日军手中的平民也多达四五百名。又有多位妇女被奸污：东北头北孟家桥一带有一李姓人家，一日，日军突然闯入，将在家的姑嫂二人强暴。由于害怕日军武力，被害者多忍气吞声，以至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受害人也越来越多。 在东局子军械厂门前，日军无故射杀厂书记段宗五及两名随从，又用刺刀将其面部乱划数十刀，再诬其为匪。日军还派出大量宪兵冲进各家各户，开门稍缓轻则罚跪，重则刺死。对在屋内见到的“不法”书籍要进行盘问，应答不力者即遭逮捕。 在哈尔滨，白俄罗斯侨民为日人唆使进行集会，高举“打倒中国警察 欢迎日本警察”的口号向中方施压，并向中国警察开枪，造成一人死亡十余人受伤。 11月份，日军在进入哈尔滨后，每天都在街上“荷枪而立，夸示战胜”。〔12〕19日下午，日军手持麻绳到龙江饭店检查，随后又到各大户家宅中进行搜查，对于有军人或学生嫌疑的人员就地逮捕，又跑到医院枪杀了200余名伤兵……朝日新闻的报道 23日，日军在搜查各旅馆时发现一批黑龙江省各县在省城办事的公职人员，即拉出其中十余人就地枪毙。又有一旅客在乘车时被日军检查出一套旧灰军装，日军当即不问情由即用刺刀乱刺，“直至旅客血流满地气绝倒毙，始拂拭刺刀狞笑而去”〔13〕。 在延边地区，一些朝鲜居民受日人暗示，要求将延边四县划归朝鲜县督府进行管理，并不断惹出事端。在敦化县，由于炮火的不断轰击，民房已十室九空，在乡间，如果是朝鲜人和中国人起争执，朝鲜人就可立即报告日本军方，日军即将这户中国人家包围，“老小一律屠杀，鸡犬不留”〔14〕。后日军在大举进攻敦化城时遭重击，又怀疑是当地群众与中国军队互通消息。于是便将当地商会会长盖文华等13人逮捕至日军驻敦化的司令部，用酷刑进行拷问，在达不到意图后就将这13人全部用汽车载往九龙口刑场处死。处死前还用布蒙上双眼，口中塞满棉絮，枪杀之后，又用刺刀将其喉管割裂。其手段令人发指！ …… 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后的整整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东北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惨之中。他们不但要忍受着作为亡国奴的屈辱，还要时时遭受对其生命的种种威胁。在九一八事件之后，东三省居民人数大减。仅在沈阳市一地，事变前的男女人数分别为29万余和26万余，事变中或被杀或逃散，在事变后统计分别减少了10万和15万。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年底，共有23662名中国军民被日军屠杀，事变中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公私损失不下200亿元。 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3000余万民众和无数的宝贵财富遭受荼毒和抢劫，113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此沦为日寇铁蹄之下，时人曾作《流亡三部曲》记录了东北人民的悲惨境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 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逃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皆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一堂。 泣别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年，逃往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无处逃亡！ 谁使我们流浪？ 谁使我们国土沦丧？ 谁使我们民族灭亡？ …… 不错，“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国土沦丧？谁使我们民族灭亡？”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日进犯哈尔滨，我人民集结 ------------ 对沿街商埠的纵兵劫掠（2）-（图） ------------ 占领东北全境 1932年8月7日，日军在吉林海龙县四合堡村小西沟，趁地主张振魁娶小老婆之际也赶来“助威”： “一个姓刘的小伙子正在上菜，刚到院中心，突然枪响，便应声倒地，接着，枪声大作，又有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人们惊慌失措到处奔跑……日本兵在岗顶上看得一清二楚，人们往哪里跑，他们就往哪里开枪射击。只听到人群里一声接一声地惨叫，只见跑着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的中弹身亡……日军用掷弹筒向张家大院猛轰，老孟家12岁的姑娘被炮弹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有一个姓胡的赶车老板，他媳妇抱着孩子没跑出大院，被炸死在磨盘旁边了。枪声停了之后，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进了张家大院……没跑出来的，有的在柴禾堆里，有的趴在炕沿底下，有的跑到仓库都没躲过杀身之祸……日军发现了藏在路旁小桥底下的人，就对他们扫了一阵机关枪，藏在小桥底下的10多人全给‘突突’死了……小西沟一片血海，悲惨之状，难于形容。整整3天，人们才把被日寇无辜杀害的亲人安葬完毕……”〔15〕 在这次惨案中，128名群众被惨杀。 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发生在平顶山地区的大惨案： 1932年9月15日（旧历中秋节）晚，辽宁民众抗日自卫队要去攻打抚顺，在经平顶山时，烧了日军配给店，袭击采炭所，打死了几个日本人。9月16日，日本宪兵队就来到平顶山将其包围。随后就挨家挨户把人们叫出来，用刺刀逼着，用皮鞋踢着，把人赶到南面的洼地里去，说是给大家照相，不照相的就是通匪。后来的《抚顺市政协委员会关于平顶山惨案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当时的这场大屠杀： 汽车上，山坡上，有许多用黑布蒙着的东西，但不是照相机，而是机关枪。全镇上的人（老百姓和矿工）男女老幼都被集中到这块洼地来了。接着就开始了有计划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机枪由四面八方向人群扫射。有些人看情形不好，便想冲出去，但没跑几步就被机枪射倒。大屠杀持续了一小时，当停止扫射，鬼子兵攀上汽车准备回去时，他们见尸横遍地的人堆里仍有人在呻吟，于是又冲下车来用刺刀再检查一遍。幸存者洪振儒控诉日军暴行说：日本侵华女兵 “鬼子开枪了，一排排的人随着密密的枪声倒下了，鲜血洒满地。这里有男有女，有未满月的婴儿，也有70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媳妇。有的婴儿还衔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而狠毒的鬼子竟一刀把他扎死了……还用刺刀扎着婴儿高高举起来再摔到地上……我家5口人……首先我9岁的小子被打死了，倒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媳妇也被打死了，2个姑娘（3岁、5岁）也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 幸存者杨占有也回忆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 “……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身上……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 这时满天都是雾，细雨连绵，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个月的婴儿及大肠流在地上……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下。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当时有人不愿上山，就躲在自己的房子里，鬼子干脆就点起火，把房子烧光，没有出来的人也全部都烧死了……我一家原有24口人，这次惨案中就被杀死了18口，剩下了6个人。这血海深仇永生难忘。” 当时的伪抚顺县公署总务科长林喜岳想到平顶山看看情形未果，“但见到山沟里留下的水都是血沫子”。 日本兵在制造了平顶山大屠杀后，又来到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百姓130余名，又到东西两个千金堡屠杀了五六十名老百姓。〔16〕惨案第二天，日军就派人在平顶山用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浇上汽油焚尸，其中还有没死的，也被扔在死人堆里烧死。还怕掩盖不了罪证，“就在杀人场周围拉上了铁丝网，不准任何人接近，并用山炮崩下了半壁山崖掩埋罪证……布告全县，不准收留平顶山跑出来的人。留者即是通匪，全家处死”〔17〕。日本女兵战争机器 据抚顺市政协委员会调查，平顶山惨案中共有3000余名无辜平民死亡。屠杀后的平顶山，“瓦舍茅屋，净化残灰，圃园蔬禾，悉成焦土，人踪灭迹，鸟影绝空……闻者惊心，观者闭目”〔18〕。 1972年9月16日，在平顶山大惨案40周年之时抚顺市政府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里面陈列的均是建国后在约长80米、宽5米的平顶山惨案发生地出土的800多具遗骨。在这些遗骨中我们依然能看见当年他们在临死一霎那的恐惧和悲惨，有的尸骨上还能清晰地看到被刀或子弹穿透的痕迹，还有很多婴儿的幼小的身躯……这些就像是一份血泪斑斑的控诉书，尽管无声但却有力地诉说着1932年9月16日日本军队对平顶山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日军59师中将藤田茂曾三次凭吊，他忏悔说：“侵略战争的苦是绝对不能忘掉的，现在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面对各位英灵烈士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之心情使我们肝肠俱裂。”〔19〕 1934年3月后，日军在土龙山地区的12个村屯进行了大洗劫。烧毁房屋1000余间，屠戮百姓1100余人，掠走粮食70余万斤，打死牲畜290余头。据当年的幸存者回忆： “3月12日在北半截河子，日军一到后院就开始烧杀，屯里二十几户人家，除不在家的外，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柴禾垛甚至垃圾堆都用火点着……在韩国文院套里边，附近屯逃难到他院套里的200多乡亲们全部被日军用机枪打死。日军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同胞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粮食20余万斤，牲畜一百七八十头……3月19日日军开始血洗九里六屯，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全屯顿时火光冲天。日本兵见人就杀，甚至被打伤还有一口气的人也要捅上一刀。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钻进坑洞里的人也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老王家是三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有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他开口，就被日军打死了。屋里的人也不敢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日军对九里六屯的血洗，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被杀群众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毁掉粮食20多万斤……”〔20〕川岛芳子 1935年，日军在辽宁新宾县的响水河子一带以“抓梁司令（梁世峰）消灭‘匪徒’安定秩序”为借口，抓了汉族、朝鲜族青壮年130余人，并杀害了其中的70余人，将其余50余人的手脖上用刀和黑炭做上记号。为缩小围剿范围，日军放火烧毁了响水河子、双粒子、大荒沟、房平沟等村屯的约2200多间房屋，血洗了响水河子、红庙子，残杀当地百姓3000余人。 1935年5月，日军对吉林舒兰县老黑沟进行了春季大扫荡。在短短10天之内就屠杀居民1017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1936年5月，在通化金川县白家堡子日军又进行了一番屠杀。在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赵玮的检举书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屠杀发生时的惨状： “……被绑上的男女老幼一串一串的被赶到大荒沟警察署东南山根底下，密集在一处，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展开无比残忍的大屠杀。枪声一起，人们东挣西撞，弹丸比雨点还密打在人们的身上……瞬息之间，活生生的368条生命就生息全无地倒卧在血泊里，堆成了尸山，做了恶鬼中山（日军中队长）的牺牲品……”〔20〕 1936年12月16日，日军包围了辽宁东沟县南岗头，逼问谁是抗日人员，达不到目的后便开始屠杀，该村除有10余人逃出外，有36户人家、230多口人被杀，200多间房屋被烧毁。 日军为了从根本上断绝人民群众对抗日联军的支援，他们不但疯狂地屠杀，而且在1933年开展了所谓的“匪民分离工作”，即建造“集团部落”和“归屯并户”，将群众集体迁移到平原地区，制造无人区，稍有反抗就杀死、烧光，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手段对抗日力量实现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的目的。 “归屯并户”于1934年全面实施，到1935年，日伪已经建立了1172个“集团部落”，1939年达到了13451个。在制造“集团部落”和“归屯并户”的过程中，日军一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应与制造“无人区”的过程是同步的。东北抗日联军 1935年，在宝清地区，由于抗日力量的活跃，日军决定在此“归屯并户”，日伪在各村强迫青壮年上工地，不管是否农忙，均要让所有牲畜全部要用上，致使田里农收受很大影响。而且，工地上待遇十分苛刻，还要忍受监工的毒打。到1939年，全县已建成45个“集团部落”。 1936年，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村，日军划出了一块东西长600米、南北长660米的区域建立“集团部落”，要将太平川附近的13个村屯的居民赶到这一地区。刘盛金屯民众不愿并入“集团部落”，便遭洗劫。日军让他们集中跪在一处，拿木棒用力击打这些人，直至头破血流，其中有4人致死。在其他村屯也存在这种情况，日军就将他们抓进一个大院里，并找汉奸认人，看谁是“抗日分子”，随后，将“认”出的68人全部送往日本守备队在汤原县的驻地，这些人，遭受了日军的种种酷刑：辣椒水、老虎凳、压杠子、狼狗的撕咬、刀劈火烧等，无一不是惨绝人寰，最后，大部分人被拉到汤旺河，塞进了冰窟窿里。这68人中，最后只放回了6人，其余62人均被杀。在前两次的“归屯并户”中，太平川地区就有110余名群众被害。全部13个村共有853户人家，进入“集团部落”的有279户，其余则流散各地。使三个村的4490间房屋全被烧毁或扒掉，粮食、柴草、家具和其他财物大部分被焚烧，荒芜耕地4000余垧。 …… “集团部落”的生活极为恐怖。部落周围设有围墙，以防和外界相通，部落内设有警察署和日军守备队，三五人不能一起走路、说话，夜间不许点灯、插门，日本人昼夜侵入民房，强奸民女，众人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部落内还实行保甲和连坐制度，以让居民互相监视。日军警随意抓捕居民进行拷打，许多人被刑讯致死。这又是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日本国民欢送侵华日军 ------------ 繁华上海竟成瓦砾世界（图） ------------ 淞抗时的上海医院平民 嗜血江南——日军攻掠淞沪暴行 在东北的迅速得手使日本侵略野心无限膨胀。日本清晰地意识到，抢占上海滩，不但可以转移英美对正在筹备当中的伪满洲国的视线，还可以进逼南京，对还不是太听话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还能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及中国腹地进一步渗透。似乎没有理由再让日本把目光从上海滩移开了。 在东北的迅速得手使日本侵略野心无限膨胀。日本清晰地意识到，抢占上海滩，不但可以转移英美对正在筹备当中的伪满洲国的视线，还可以进逼南京，对还不是太听话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还能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及中国腹地进一步渗透。似乎没有理由再让日本把目光从上海滩移开了。 上海位于我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出海口，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更与日本的九洲岛、冲绳及台湾殖民地隔海相望，一衣带水，这种微妙的地理关系使上海始终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进行一次侵略之前，日军总是不厌其烦的寻找一个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旁人的种种借口，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嗜好”。这一次也不外如此，1932年1月18日，日军先是在三友实业社工厂外挑衅，遭到制止后，又召集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纠集六七千人进行抗议活动，并派60余人于20日凌晨趁工人熟睡之际烧厂，并将赶来阻止的一名华捕打死。下午，在沪日侨几百人沿街呼喊“杀尽中国人，遇店即毁，逢人便殴，商店闭市，秩序大乱”〔1〕。随后，日军开始增兵，战争阴云逐渐笼罩在上海上空。 第一节 繁华上海竟成瓦砾世界 1928年1月28日日军规定：从下午5时半起至第二天早上，“禁止华人通行市内”〔2〕，并向上海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驻沪第十九路军立即撤出闸北。但在通牒时间尚未到达时，便于当晚向中国驻军发起猛攻，日军第一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声称“4小时内占领上海”，对上海的战争至此拉开序幕，上海人民的苦难也就此开始。这是日本“在驻上海最高指挥官盐泽少将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后发动的战争，首先就违背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打破了租界的传统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撕毁一切国际和平条约”〔3〕。日派上海军司令 一、肆意轰炸非军事区 轰炸救助机构。由于常年的灾难，上海出现大量难民，慈善机构在这时就扮演了收容的重要角色。但在这时，面对日军的轰炸他们却找不到任何安全感。 在收容万余名灾民的上海第一灾民收容所，于2月3日就遭到日机的轰炸；4日，又有炮弹落于慈幼组，当场炸死3人，伤数人，炸弹将收容所前门炸毁，灾民们争相逃出，但泯灭人性的日军驾驶11架飞机一路追着灾民打，他们逃到哪飞机就跟到哪，同时日军还用机枪扫射，造成难民死伤无数，其中有不少是儿童；5日，另一收容所又遭日机攻击，被炸死者达48人，其中大多是患病的老弱灾民，第二天日机又到该收容所进行轰炸。 6日，红十字会派出的两架救护车遭日机轰炸；7日，红十字会在赴闸北救援伤病时，一日机紧跟其后，并向其投弹射击，未命中后，竟又追上再次投弹；15日，红十字队员赶赴闸北救护伤病，为防不测，他们事先携带红十字会救护旗帜，以向敌方表明自己的救护员身份，但即使这样还是遭到日军的攻击。日军违背不许对红十字会人员加以伤害的国际条例，向其连续发枪，一名叫刘祁瑞的红十字人员遭连续十余次枪击被抬出阵线，但又遭日军追击再补两枪，终因伤重且身中毒弹不治而亡；不但如此，日军还利用国际上不准伤害红十字救援人员的条例，身着白衣，臂缠红十，冒充救援人员，携带瓦斯等危险物冲进我军阵地，我驻沪士兵如若抵抗，则正中其攻击红十字会人员的口实，必会遭舆论谴责，但若不抵抗，则无异于束手就擒，日军如此用心真是险恶至极！日海军陆战队 …… 难民本已饱受天灾的折磨，如今更要受人祸的蹂躏，在日军的炮火之下，他们失去了最后一块容身之地，当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红十字会本是减轻日军罪孽的组织，如今竟连自身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这些全部都是日军对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的践踏。 轰炸居民区。上海人口众多，日军无视国际公约有关条款，对居民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加重了居民伤亡。在中山路水门汀桥日机掷弹10余枚，当场击毙3人，其中一人为孕妇；在潭子湾日机伴以机枪扫射，造成多人伤亡；在浦东高桥塘桥，日机投弹十余枚，炸毁房屋数十间，炸死6人，伤10余人。日机向在苏州河上的四艘民船轰炸，当即船身被炸毁，20余人死亡…… 租界本是中立之地，应受各国保护，但日军不顾公约，每天都在租界上空盘旋，制造恐慌气氛，以进一步向中国及各国政府施压，并且竟然不时投弹，造成租界内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在四川路一带，日机投弹10余枚，炸伤华人30余名;同时在新闸路又投弹数枚，伤数人，并一度造成秩序混乱，商店被迫停止营业；日机又在愚园路投弹10余枚，炸毁房屋数间，当场炸死7人，伤8余人……日军长亲临前线 ------------ 市政当局给日军记下的“账单”（图） ------------ 上海国军战壕 据战后上海市当局的统计，“一.二八”事变当中，被占区内住户财产价值80亿元，损失7/10；房屋价值24亿元，损失85％。〔4〕无数平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昔日客往如云的的上海滩如今俨然成了难民居留地。 轰炸工业区。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也是民族工商业的密集地区，它对全国的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其中，还有不少爱国工厂为前线将士供应大量抗战物资，但正在“一.二八”事变期间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2月18日上午，位于公共租界四川路的电报局遭日军轰炸，想要破坏电报总线的测试室，虽未命中，也使电报局的房屋及文件多被毁坏。 21日，日机又轰炸位于闸北天通庵路宝兴路口的慎记纺纱厂，该纺纱厂的机器均为最新式的，所产纱布畅销国内各地，但这次轰炸，将工厂的全部房屋、仓库、机器、存货等全部被焚烧殆尽，直接经济损失达30万元。〔5〕 3月12日，公共租界的永安纺纱厂遭日机轰炸，毁坏工厂内电器马达一部，52部摇纱机也被炸毁，并造成当时正在用餐的30余名工人死伤。 20日上午，华租界的统益纱厂、溥益纱厂和大丰纱厂被日机击中，房屋均被炸毁，财产受到不同程度损失。 另有吴淞面粉厂、永和实业工厂、南华橡胶厂、大生橡皮套鞋厂等数家民族工业均成为日机的轰击目标，据《上海市区内沪变损失初步估计》中声称：“一·二八”事变期间全市工厂损失至少为9715万1287元，全市597家工厂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失，占全市工厂总数的1/4；失业工人达25万，占全市工人总人数的8/10。另外，商店遭受损失达5亿9813万6074元，交通损失也有1689万3317元，公共事业损失1128万2025元。〔6〕那个曾为中国实业翘楚的灯红酒绿的上海大都会已不见踪影。中国军队第五军 破坏文化设施。上海地区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市内林立着多所学校和文化出版机构，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不顾国际法对文化设施不得破坏之规定，竟丧心病狂地对这些文化设施进行攻击。 据战后的调查，单在吴淞一地，就有7所大学被毁，4000余名学生大半失踪〔7〕；在同济大学，电气间、生理学院、材料实验室、中学教授室及全部宿舍，正在建筑之中的中学教室以及大量由德国人捐助的价值不斐的医疗器械等，尽被日炮火击毁无疑，经济损失达120万元〔8〕，另有30余名工人和400余名学生下落不明；在原有350余名学生的商船学校遭日军炮轰后，学校成为一片残垣断壁，一半以上学生失踪；距商船学校不远的水产学校，也遭灭顶之灾，校内设施全毁，多名学生失踪，死伤人数无从统计。另外，中国公学、中大医院、劳大农院、劳大工院也遭到不同程度损失。 位于江翔路的复旦大学被日军占领后，所有的器物均被捣毁，子彬院、女生宿舍、卫生处等建筑物也被极大毁坏，特别是图书馆也被焚烧，大量珍贵书籍被付之一炬，损失极为惨重。复旦大学附近的中央商学院也遭浩劫，学院资产全部被焚，在其图书馆中藏有中国宋、明版经、史、子、集及大量东西各国商业经济、会计、统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与各种商业、文学用书，均被毁坏，全校经济损失达104.7万元…… 据事变后国民党教育部呈报的“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各学校问题的损失统计：截至4月1日受灾学校为：高等学校13所，损失652万8903银元；中等学校28所，损失186万0783银元;初等学校54所，损失28万8149银元;全市共有95所高等、中等、初等学校受损，共计861万7835银元。〔９〕抗战上海难民 除了学校，大量的新闻出版机构也遭损害，其中最令人痛惜的就是被称为“东方惟一的知识宝库”的东方图书馆和供应中华民族知识之粮食的商务印书馆的被毁。1月29日，日军向闸北连掷炸弹，炸毁商务印书馆总厂，将印书馆的房屋、馆内的的印刷器具以及一些寄放的书籍、字画全部毁坏。2月2日，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又被纵火烧毁，东方图书馆内藏有工作人员穷尽二三十余年的精力搜罗的古籍善本包括价值100万银元的经、史、子、集千余种及各省府州县志，及各国的学术书籍，编译所中也有不菲的中文、外文图书，全部遭毁坏，仅这三处的经济损失就达1629万2395银元，其文化价值损失更不可估量。 文化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理应为全世界人民所共享，更应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和保护。同为法西斯国家的德国曾经轰击英国的工业区和雷达站，甚至曾派千余架飞机从柏林直炸至英格兰，即便这样，二战结束后，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依然完好地矗立于大不列颠国土。同样，1944年，盟军轰炸德国时，将科隆市夷为了平地，但科隆大教堂依然保存至今。即便是后来美国对日本国本土的轰炸，很多城市均化为火海，但东京大学和神田书店区也未动分毫。连麦克阿瑟都采纳了哈佛大学的日本美术史温纳教授的建议，不攻打日本两个文物最为集中的城市即奈良和京都，为感激温纳教授，日本甚至为其建了一座纪念碑。可见，日本并非不了解文明的价值。历史上，日本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鉴真东渡的故事记载了中日文化交流美好的过去。但在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时，这个表面标榜文明的国度无疑扮演了一个“文化屠夫”〔10〕的角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伤害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字来概括的，它对人类文明的荼毒是跨越于这些数字之外的，也应该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所必须铭记的。淞沪抗战上海西施公 ------------ 富庶城乡血流成河（图） ------------ 上海事变 “街道上已经躺满了死尸，炮弹和子弹到处爆炸，枪声日夜不绝，战云已弥漫整个闸北，向来极为热闹的闸北火车站已变为战场的中心，轰炸机在半空盘旋个不停……它们在三百米的高空掷下炸弹来，被掷中的地点立即腾起一股火焰和黑烟。闸北变成一片瓦砾，巷战区域已经扩大到了虹口租界界线以内，整排的房屋都被炸坍倒，工厂都被炸毁……长满荒草的地上只看见成群的野狗和老鼠……”这是美国人霍塞在“一·二八”时期在上海的所见，并将这些以一个外国人的观感写进了《出卖上海滩》，成为在日军攻占上海滩的历史见证。 一、各大报刊的血证 当时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曾到战区调查，据他的报道我们基本可以想象上海当时的情况：市区的虹口，自老靶子路北至虹江路直至邢家桥一段全部被焚毁殆尽；水电公司至狄斯威路口高屋亦均被焚毁；麦拿里、永安里都遭炮轰倒塌；江湾路及六三花园全遭焚毁…… 1933年曾出版了一册《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其中用大量珍贵的照片重现了“一·二八”时期的上海。本为繁华区的闸北、宝山路一带已经成为一片焦土，由宝山路至永兴路已是残垣断壁，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在郊区的江湾镇，街市、寺庙、乡镇机关、火车站、学校、居民住宅已尽被烧毁。《申报》登载：江湾镇东自大街万安桥起点，一直朝西延烧至花园弄口；新市路底起，朝北烧至大街北弄止，计被焚商铺百余家…… 被轰炸后的上海街道 被占领后的上海滩亦成为日寇们发泄兽欲的场所： 1月30日，曾有大批难民从战区逃往市区，半途中被日军所抓，日军将其中10岁以上的妇女全部奸污。 在江湾，日军闯入一杨姓人家，将在家的母女两人轮奸。在江湾的孟家寨，日军先将一批妇女轮奸，又把他们的四肢割断，接着割伤其身体其他部位，听任在地上辗转呼号而肆意狂笑。在殷行乡，一妇女因坚拒日军暴行，“被日兵以刺刀割破小腹，肠流于外，见该女未死，日军竟将其奸于血泊之中，直至该女气绝。”〔11〕 2月24日，唐山路士林小学的校长在敲门时引来日军盘问，随即胸前被猛戮数刀而死，随后，日军夺门而入，见到一名女教员，便强令她脱掉衣服，意欲强奸，该教员大声呼救，日军顿时恼怒，将其乳头割下，并向其肩头腋下猛刺，其残暴手段令人发指。 在占据嘉定之后，日军“见妇女或令脱除衣服，使之赤露，或系铃乳头，使在其旁往来奔走。各地驻扎之日军，时至附近乡村骚扰，见妇女必强行奸污，因此此乡村妇女有钱者多逃往上海，无钱而居家者，夜则匿居田野及柴草堆，昼则站立村边四望，遥见日军将至，即奔走远避，状态可怜”〔12〕……日军在“一·二八”事变的残杀行为毫不亚于九一八事变。在武昌路的三元宫从日军魔爪中逃出的黄包车夫阿发想起日军暴行仍心有余悸：“该处日兵20人，押着我国男女同胞约300余。对我男同胞备极虐待，勒令跪地，任意用铁棍毒击，被击者轻则血流满面，重则骨碎目突。更用雪亮犀利形如割稻用之镰刀，由颈项拉割衣服，直至小腹以下，因之有胸腹割破，肠流血涌，满地哀号而死者，为状奇惨。对我女同胞百般凌辱，迫令将全身衣服脱去在地面旋转，日兵则骑其背，挞其身，以为笑乐。有时兽欲大发，将妇女两手反缚凳上或柱上，轮流奸淫，稍一反抗，即被倒悬梁间，用小刀割去乳头，遍刺体肤，可怜我妇女求生不得，觅死无从，哀啼惨号，不忍卒睹……”〔13〕 被日军炸死1300多人 在丰田纱厂，工人因向厂家索要工资引发争吵，引来日军捕走13人，并将全部杀死；在江湾，日军闯入一家索要钱财，在翻箱倒柜仍无所获之后放火烧屋，将屋内祖孙三代全部烧死。 江湾镇方滨村的须根英老人曾满怀伤心地回忆自己一家10口人被日军杀害的情景：“那年正是正月半元宵节（公历2月20日）……节后听说我们家的七间房子被日本兵统统烧掉了……我们于正月二十二到广州人的花园中去寻，结果在葡萄树下发现有一堆尸体。两个人一对，面对面，用绳子缚牢，背都烧得弓了起来，但面孔还能认得出……那天被烧死的除我的公婆、叔伯、婶婶、侄女10口人外，还有我们家隔壁夫妇俩、延松家婶婶及金发（十几岁的男孩子）等14人……”〔14〕 在普陀，2月3日，槟榔路的民房内有几个人正在议论挖掘地窟避难的事，被日军听见，便破门而入，捕去10余人，严刑拷打致死，后在吴淞江里发现13具尸体；太平桥太东路一老年妇女，因行动不便，躲避不及，日军即用竹尖插其下身，被活活捅死；北四川路的俭德公寓，曾经是很多中国人被囚禁之处，在他们的面部都用刀尖刺着“广州”二字，很多人被折磨致死，如有不死的，日军就“将其头颅割下，置于花盆之中”，致使其花盆之中人头累累，使人目不忍睹。 据《大美晚报》记载，江湾地区已是“一片惨毒”，“入门处皆死尸”，“妇人弹从背后穿入，所穿棉衣为军刀刺透数重。儿童满身为子弹所射穿。乡农衣服之人，积尸满地，血染地面之上……日军焚毁屋宇之术精极，连一根火柴亦不妄施，跑马看台之下有焚余之尸体在焉。一尸满身涂油，焦黑而扑于地。其他累累者，看台之下皆也。登台远望，乡间房屋，火势方炽，红光熊熊然”。 上海街上到外都是尸体 据《申报》2月2日这一天的登载：虹口旅馆被日兵捣毁并捕走30余人，当场击毙6人。150余名华人被日军枪毙之后用数辆货车载去灭迹。大陆报代表在天潼路和吴淞路亲见日军捕获百余名华工作苦力，押解到日人俱乐部，恐性命不保…… 2月5日这一天，日军司令部将已经被用刀穿透胸腹而死的一百四五十名华人装入麻袋运走；在黄埔码头，有30余名华人被日军逮捕，当场很多人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其中不少是孩子；日本便衣队伙同中韩流氓大肆抢劫，并纵火烧屋，烧毁铺面10余家；昆山路的东吴大学和江湾路持志学院也遭日军血洗，持志学院的餐厅、宿舍、礼堂、教室、图书馆等处均被日军焚毁，损失惨重，学校还有10余名员工被日军杀害…… ------------ 一个日本军曹的供述（图） ------------ 日随军画家笔下的战争 下面是一个叫杉下兼藏的日本军曹对自己在“一·二八”期间所作所为的口供： 1932年2月我任日军混成第9师团卫生队第一中队第一小队第一分队长军曹时，于同年2月侵入上海。在复旦大学我看到日本天皇御用菊纹被踏在地下，当时我觉得侮辱我们，我决心在上海无论老幼都要杀掉，因此定了在上海要杀害100名中国人的计划。 1932年2月5日，我与山本曹长到上海复旦大学宿舍一老百姓家中，企图掠夺东西，发现两个小孩藏于床下，我亲自将一约7岁男孩摔死，将尸体投入河中。同日，在上海江湾镇与十九路军混战中，我亲自用刺刀刺死十九路军将士5名，并令部下刺死15名。 2月6日，在上海江湾镇阵地与十九路军交战时，我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战士3名，命令部下刺死3名。 2月7日，在复旦大学内，将300余册书籍烧毁。 2月8日，在上海江湾与十九路军交战时，亲自用刺刀刺死5名，命令部下刺死了10名。 2月19日，于江湾镇陆家桥吴淞路东侧，正在看日军36连队在该村放火时，由此村跑出5个小孩，我用手打了其中4个，后将一约6岁的男孩摔死投入火中，其余皆向赛马场逃去。 2月21日，在上海江湾镇北16公里之白杨村南，我命令部下森田上等兵用枪打死失去联络的十九路军中士一名。 2月22日，在上海白杨村南侧运输日军伤病员时，发现有十九路军伤员3名，我用脚将他们踢下河淹死。 2月24日，我率领我分队士兵28名到江湾北方支援日军作战，我命令部下射杀十九路军战士15名。 2月25日，于同一地点命令部下射杀十九路军战士十几名。日伪时期的宣传画 2月26日，带领部下20名向江湾北之阵地与十九路军作战，捕获俘虏3人，亲自刺杀1名，其余二人由部下杀死，并掠获轻机枪6挺。 3月1日，于大场镇南约1公里小庙中收集伤兵时发现十九路军女兵2人，我用军刀将其杀死。在崔家桥战斗中杀死十九路军战士1名。 3月2日，于大场镇、真茹镇间公路旁的竹林子内，我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伤兵3名，命令部下刺死15人，向前走时发现伤兵12名，亲自用刀刺死2名，命令部下刺死10名，后又刺死3名，命令部下刺死15名。在此日共杀死约50余名，我亲自杀8名。 3月4日，为了做饭，我带领部下20余人，将南翔镇一家院房屋内门窗家具全部破坏、烧掉，又将一商号酱油等3000余斤全部撒在地上，并命令士兵随便掠夺，我掠白洋10元。 3月13日，我参加修筑工事时，在真茹国际广播电台南两公里通往铁路的散兵壕内，发现有5名负伤的十九路军士兵，我亲自刺死于沟壕中。 3月15日，任第9师团第7连队第一大队卫生队步兵曹长，在镇茹铁路南侧修筑工事中，刺死十九路军士兵伤兵5名，同时在真茹镇西街游玩中，在一家民房内掠去了4幅千年的古画。 3月16日，在真茹镇北方10公里修筑工事时，发现十九路军5名伤兵藏于居民家，我命令松田等上等兵用手榴弹集体炸死。 3月19日至4月15日，在真茹国际广播电台附近杀死十九路军伤兵十几名。准备屠杀 4月20日，在大场南约1公里的阵地内，日军混成第9师团为了拍照上海会战的情况，将60名俘虏和老百姓伪设成战斗情况，并有飞机助阵轰炸。当时我代理小队长指挥作战，共打死10名，其余50名由其他小队杀害。拍照印8万册以上，拿回日本宣传。 4月20日至5月10日，先后三次在上海吴淞路用手枪威胁强奸妓女3名。 4月23日，在上海杨树浦路一名一等兵强奸中国妇女，引起民愤被围困，我路经此处，亲自解围，殴打老百姓3名。〔15〕 （杉下兼藏在上海的3个月内亲手杀害了63名中国人，包括平民、伤兵和俘虏。） 杉下兼藏只是一名普通的日本军曹，其他日军在上海的罪行我们不难想象…… …… 在“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市185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占，住沪居民死亡6080人，伤2000人，另有10400人失踪，至少23831人失业；4274名官兵阵亡，其中包括214名官佐，另有9830名官兵受伤；全市损失达15亿6004万9871银元。 ------------ 八年抗日——中国牺牲最惨重（图） ------------ 向南京进攻 中国在二战中的重大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除前苏联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牵制日军最多的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它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澳大利亚），打下印度……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它们可以一直冲到中东。” 中国在二战中的重大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除前苏联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牵制日军最多的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它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澳大利亚），打下印度……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它们可以一直冲到中东。”日本战争宣传画 色彩缤纷的人类生活，构成了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血与火、兴与灭的历史。上下五千年，战争从未平息过。根据瑞士、美国许多国家的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世界上共发生14513次战争，其间有329年是和平的，战争给人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1〕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千百年来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勤耕劳作，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也与周边的国家保持了睦邻友好的关系。在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北角，一个狭长弧形的岛国，陆地面积为37.78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和中国一衣带水，与中国有着2000多年文化交流史，历史表明，在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日本就总是虚心向中国学习，而当中国衰微时，日本就一次一次地侵略中国。日僧人接受军事训练 20世纪的中国是充满苦难与幸福、泪水与欢笑、屈辱与尊严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处于最危险时刻的中华民族与入侵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抗日战争的发生绝非偶然。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受惠于中华文明的长期辐射，只是到了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后走向了军事扩张的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则充满坎坷，日本则趁中国衰落之时，一次次地充当起侵华的急先锋，1894年甲午战争，日占台湾、澎湖列岛；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视中国东北为其领土。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日本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开始全方位地开展了对华侵略的攻势。日小学生接受军国 第一节 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从1937年卢沟桥畔的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整整8年，漫漫长夜，3000多个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中国人民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13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165次，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的重大会战就有22次，发动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国民党军队战死132万人，伤176万余人，有13万余人失踪，共计32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军队伤亡达60余万人。 如此重大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除前苏联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牵制日军最多的战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它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澳大利亚），打下印度……它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它们可以一直冲到中东。”日妇女学习射击 一、中国空军的战争损失 著名意大利军事理论家，世界航空理论权威杜黑预言：“飞机这一新技术成就用于战争，必将引起战争的革命。”历史确实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 中国的空军创建于民国初年，从美国回来的飞行家冯如曾制成当时世界上一流水平的飞机。在以后的军阀混战的年代，各地军阀也开始重视利用空军来打击对方。在东北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的东北空军，到1923年底，已购买各类飞机50多架，到1929年已拥有300架飞机，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苦心经营的东北空军毁于一旦，262架飞机以及从捷克购买的40多架飞机及大量的军事设施全被日本侵略者掠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即着手进行空军建设。首先在1929年成立航空司令部，这以后又把它改为航空署，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日军使用飞机对我军阵地轰炸，死伤惨重，国民政府意识到空军对于国防的重要性，于是加紧训练空军人才，此外还进口飞机和设备，并由自己开始制造飞机，在飞机制造厂方面，原来的韶关飞机制造厂和上海飞机制造厂规模比较小，后来与美国、意大利、德国都合办过飞机制造厂，但是由于生产落后，技术设备依赖国外，仅能仿造和修理一些进口飞机，一些发动机等部件都需要从外国进货。 在人员的训练方面，1929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了航空队，以后又扩大为航空学校（在杭州），到1932年中央航空队已有50架飞机和200多名飞行人员。中国空军当时缺乏实战经验，训练也只是打击地面目标，因此飞行员大多缺乏空战素养。加紧军事生产 1934年，航空署又改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周至柔任主任委员。宋美龄还拿出每月的月薪1000美元聘美国人陈纳德为中国空军顾问。经过几年的建设，战前中国的飞行队伍已初具规模，组成驱逐、轰炸、侦查三个司令部，拥有轰炸机137架，驱逐机121架，攻击机20架，侦查机39架，连同教练机等总计有60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全国共有机场262个。 日军方面，战前日本共有各种作战飞机2200架，在抗战初期用于战场的飞机达850架，很明显中国的空军与日本相比，在装备上是处于劣势的。 在1937年，“八·一三”凇沪会战之时，中国的空中战场开始形成。8月14日，中国空军先发制人，轰炸了停在黄浦江上的敌舰——出云号日军旗舰，给敌人当头棒喝，取得了中日首次空战的胜利，1940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每年的8月14日作为空军节。 从8月15日到16日，日本鹿屋木木更津航空队，出动100架飞机对上海、南京进行了空袭，中国空军奋起迎敌，日机损失12架，中国损失5架飞机。17日，被称为“空中勇士”的中国飞行员阎海文，在作战中，座机被日炮击中，跳伞后落入敌人阵地，被100多名敌人包围，他拒不投降，在击毙敌人多名后，自杀殉国，事后敌人也十分佩服他，日军白川大将曾说，“中国已非昔日支那矣”。日飞机轰炸彩 8月19日，被称为“钢人铁马”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沈崇海和陈锡纯去长江口外轰炸日舰，但在海空作战中，敌舰做着不规则运动，沈崇海几次投弹都没有命中目标，他计算了一下，一艘军舰造价在1500万到2000万美元，舰上有五六百名日军而他的飞机顶多在35万美元左右，他们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和飞机与敌人的军舰同归于尽，他们的飞机爆炸了，机上的500磅炸弹也爆炸了，敌人的军舰也被炸沉了，两人也随着飞机的爆炸壮烈牺牲，创中国空军自杀型一机换一舰的首次记录。 从8月14日到8月底，中国空军空战12次，损失27架飞机，由于中国飞机是伤一架即少一架，因此无法与空中优势的日本相抗衡。到1937年凇沪会战结束中国还剩下可作战的飞机30架左右，基本上已不能进行空中作战。以后由于苏联和美国的帮助，中国空军才慢慢扭转了不利局面。 日飞机生产彩 ------------ 血祭沙场的中国陆军（图） ------------ 国军霍克 在近代，日本海军对中国的侵略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日本海军在1874年即带军3000余人侵占台湾，1894年甲午战争占领旅顺及威海卫，1914年日海军舰队趁火打劫，抢占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1932年在上海出动航母攻占上海。 日本海军为什么这样嚣张呢？一是由它的侵略本性决定的，二是它的海军力量强大。一战后，日本海军力量强大成为仅次于英、美的海军大国。据《日本海军要览》记载，战前日本海军即拥有3万吨的大型主力舰9艘，航空母舰6艘，加上其他各类舰艇296艘，总排水量在190万吨左右。此外还有各类舰载飞机182架，等等。 在中国方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海防舰队被日军全部夺去。1929年国民党政府成立海军部，1932年陈绍宽主持海军部后，进行了海军建设和人才培养，虽然经过惨淡经营，有了部分改善，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国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但实际作战舰艇仅66艘，总体来看，力量还是十分弱小，中国海军舰船总排水量为6.8万多吨，其中吨位最大为4300吨，而日本海军中型以上舰船就达115吨以上，中国海军官兵总共约2.5万人，而日本海军在1937年就达12万多人，不仅在兵力上不如日本，而且舰船速度慢，非常陈旧，主要舰船为大清帝国留下来的，就连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也是光绪22年从英国购买的，已有40多年的舰龄。就这样一支与日本海军相差悬殊的中国弱小海军竟与位居世界第三的强大海军展开了大拼搏。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海军主力舰艇先后驶入长江，准备备战，海军部也制定了封锁长江，构成堵塞线的计划。为防止日海军沿长江西进威胁南京首府， 国民政府决定在江阴长江江面上建立堵塞线，由于江阴附近水面较窄，水不深，而且在长山一带设有炮台，可控制下游水道，同时江防司令部又设在长山山麓，因此，以江阴为主要的堵塞线。随后将江阴下游的航行标志全部拆掉，江阴堵塞线是抗战中最大的堵塞线。陈绍宽到江阴指挥，将预先征到的20艘商船和8艘超龄的旧舰艇在江中排成一道拦江横线，打开舱底阀门，让其灌水自沉，由于有的沉船被江水推倒或推移，堵塞线上出现了豁口 ，又用3艘商船，8艘趸船，还用装满石子的185只木帆船，连船带石子，一齐填补江中豁口，还将海圻等4艘旧巡洋舰沉入江中大的豁口，整个堵塞线共用舰船吨位相当与中国海军舰船的总吨位。孙元良将军 8月13日，凇沪大战开始，中国海军同日本海军的交火是从上海开始的。中国海军鱼雷艇袭击了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使日海军感到震惊。 中国的“永健号”被敌机炸沉。江阴作战是中国海军悲壮的一战，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果断指挥将“平海”等主力舰停在封锁线两侧，会战初期日海军对江阴防线主要是扰乱袭击，到了9月下旬，日军先后派出70多艘舰艇投入战斗，最激烈的战斗是9月22日和23日，日海军轮番轰炸中国海军及岸上阵地，平海号也遭到80架以上飞机的轰炸，陈季良也受重伤，平海和宁海号均被炸沉，阵亡官兵26人，负伤72人，25日，逸仙号被16架日机袭击，陈季良指挥炮火打击，击落日机两架，逸仙号也中弹沉没。 到了12月江阴失守，日军开始打捞沉船，直到次年2月才打开一个缺口，在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中日海军陆战队攻陷马当，中国海军所剩舰艇被炸沉，剩下的全部自沉 ，由于缺乏空军的掩护和防空武器，大量的中国舰艇在战斗中先后被击沉或击毁，中国海军的主力舰基本上消耗殆尽，舰艇和人员的伤亡，并没有动摇海军杀敌的决心，他们拆下沉舰上的火炮，继续同敌厮杀，同时海军的水雷作战也同步展开，这成为中国海军后期作战的主要方式，到抗战结束时，水雷作战炸沉日军10余艘大型军舰，伤日军5000余名，由于没有制空权和和防空力量弱小，中国海军除自己沉船外，大量的舰船是被敌机炸沉的。八一三抗战 三、血祭沙场的中国陆军 日本在近代对中国曾多次出兵，从1874年2月，第一次派兵侵占台湾，到甲午战争中强迫清政府割占澎湖列岛及台湾作为它的殖民地，到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夺取了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线的驻兵权，它在中国的军队也越来越多，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的权利，在1913年，日本在中国的军队继续推行征服中国的计划。到它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多达2万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玩弄阴谋诡计，自炸南满铁路，反诬中国人所为，于是悍然发动战争，3个月后，东北人民在日军的铁蹄下成了亡国奴，到1933年攻占山海关、热河向中华民族的伟大结晶长城进犯，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到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发动全面战争的时候到了，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练，又故伎重演，借口士兵失踪，要到中国的宛平城进行搜查，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军队开炮，一场全民族的抗战于是开始了。以后的10多天，日军兵临北平城周围，黑云压城城欲摧。为了保卫古都，中国军队严阵以待，决心与鬼子拼个你死我活，日军发动了对平津的总攻击，矛头直指南苑。南苑是北平的最后一道屏障，在这儿指挥中国军队的是赵登禹和佟麟阁。28日，日军调集了上百门大炮，几十架飞机对中国阵地进行了狂轰烂炸，中国军队的营房被夷为平地，敌人机关枪的密集火力像狂风暴雨，中国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我军将士依然以死杀敌，他们有的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有的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有的与敌人展开肉搏战，阵地丢失了，战士们用血肉之躯重新夺回来，前面的部队打没了，后面的战士冲上去。七七事变由于敌众我寡，敌人突破了西南面的防线，这时日军想要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想要把中国军队包围起来。佟麟阁决定带领百余人队伍扫清敌军包围，但是由于势单力薄，中国军队陷入了重围。在战斗中佟麟阁腿部中弹，血流如注，仍带头冲杀，他的部下劝他包扎伤口，但他说：“抗战是大，个人安危是小。”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佟麟阁军长不幸牺牲，他是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由于日军的人数越来越多，日军从东、西、南方向突破了中国军队防线，赵登禹听到佟军长牺牲的消息，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对身边的卫士说：“佟军长已经先我们走一步了，几年来天天喊杀敌报国，现在正是时候。”激战中他的腿被炸断了，他忍着剧痛对要背他撤退的士兵说：“不要管我了，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北平城里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让她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壮烈牺牲。解放后，北平西城的南沟沿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沟沿街被命名为赵登禹路，以纪念这两位抗日名将。 缅甸位于中国云南西南部，地处亚热带山岳丛林，作战条件十分艰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积极策划进攻南太平洋，把夺取与我国邻近的缅甸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滇缅公路成为我国接受外援的惟一陆地交通要道，因此这条交通道路的存亡关系到中国的安危。由于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英方要求下，中国向其派出了远征军。 1942年3月，蒋介石派戴安澜率第5军第200师入缅作战，第200师在戴安澜的指挥下，英勇杀敌，奋不顾身。日军在3月24日偷袭并从西、北、南方向包围了200师，戴感到形势危急，便把他的部下召集来说：“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缅旬战场国军驻印军并命令团营连排长都预立遗嘱，指定代理人，由于英军的软弱，又由于远征军指挥混乱，缅甸的战局急转直下，原已失利的远征军只好向北前进。这是一条布满死亡陷阱的路，很少有人活着走出野人山这座充满恐怖和神秘而险恶的原始大山，战士们忍着饥饿，冒着大雨，穿过密林，跨过大河，还要躲过日机的搜索和日军的追击，在5月18日这天，远征军进入了日军的埋伏圈，戴安澜身受重伤，第200师伤亡惨重，有两个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战士们抬着戴将军在密林里又走了2天，这里的蚊子大得出奇，可以把健壮的牛马等动物咬死并把血吸干，蚂蝗也特别多，因为无药可医，戴将军的伤口严重发炎，伤口溃烂，因伤势恶化而壮烈殉国。许多战士的伤口也腐烂了。这200师是曾有万人的精锐之师，由于撤退时指挥不当，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到走出野人山连病带伤不足3000人。远征军出征时，总兵力约10万人，回国仅存4万人左右。仅第5军一个军战斗死伤约7300人，撤退时死亡人数为1.4万人，损失十分惨重。 以上只是抗战时期我军正面战场中的一小部分。在八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役有200余次，大小战斗20万次，大会战22次，较大战斗有凇沪会战、太原会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等等。 在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导致短短16个月就被日本占领了中国13个省、区，340余座城市，伤亡达110多万。蒋介石曾说：“我们死伤一个半到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4万万同胞，它最多只有6000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它们吗？” 1937年凇沪大战中，中国军队投入战斗80万兵力，占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所指挥军队的1/3，战斗激烈程度是空前的，中国军队有的整营整连的官兵为国捐躯。在一次激战中，第七九九团六连长陈月村阵亡，他的妻子当时是一位军医，当丈夫牺牲后，她从死尸堆中找到一节丈夫的断臂高举在手替丈夫指挥战斗继续与敌人搏斗…… 在抗日战争中，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郝梦龄、张自忠、左权、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许多将领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粉碎其吞并中国的阴谋，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争取世界和平付出了宝贵生命。 第二节 水深火热，平民百姓生灵涂炭 ------------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图） ------------ 进攻南京 血海深仇的数字统计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一场长达15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烈，最严重的伤害和破坏。在那个血洗中华大地的黑暗年代，侵华日军一次屠杀我国同胞几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数万人的惨案，何止千万件！以中国敌后战场为例，在8年抗战中，日军屠杀解放区人民达数百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晋绥边区有15万人被杀，晋察冀边区有48万人被杀，冀热辽区有35万人被杀，晋冀鲁豫边区有98万人被杀，山东区有90万人被杀，苏皖边区有24万人被杀。如果加上国统区及敌占区，被屠杀的人数就更多了。 为了看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让我们回顾一下近代以来它们在中国的暴行吧!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在战场上一溃千里，日军突破清军防线长驱直入，攻战了中国旅顺。日军侵入旅顺后，开始了3昼夜的大屠杀，持续几个昼夜的屠杀，旅顺几乎没有了活着的中国人的身影，在旅顺市内被杀死的同胞近两万人，据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的调查，当时抬尸体集中起来的尸骨就有18000多具。日军占领中国台湾以后，对台湾人民实行血腥的屠杀，如1930年10月日军对台湾雾社实行大屠杀。日军见人就杀，同时纵火烧村，甚至施放毒气，这样原有1230多人的雾社地区，经过两个月的大屠杀，仅剩下298人。攻陷南京 1928年，日军侵占济南，对济南民众大屠杀，仅5月3日一天，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居民达1000人以上。 大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大量使用着，德国人用先进的技术杀人，而日本则用武士道的原始方式杀人，西方的犹太人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刀下冤魂。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大约有600万人成为纳粹德国灭绝政策的牺牲品，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军杀死中国人2100万，杀伤1400万，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是德国杀害的犹太人的3倍还要多。 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凶残本性的一次大暴露。在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侵略军屠杀我国30多万同胞，南京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为什么日本在侵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南京而没发生在其他地方呢？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蒋介石在南京沦陷前对防守南京的军官曾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所以对国内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可以看出南京的确不同于其他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活埋中国平民 采取恐怖手段，迫使中国屈服，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次中日战争中的既定方针。1937年10月8日，身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发表声明说：“降魔的利剑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当日军已经攻到南京郊外时，已经担任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发出命令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密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屈服。”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这场大屠杀是早就预谋好的。 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屠杀中国人民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入南京城，旋即对南京人民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伍长德是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日军攻入南京后，他一个人留在家里看家，其他人都疏散到新沂县姥姥家去了，在12月15 日为日军俘获后，随一同被抓的两千余人解赴中山门外，遭到日军机枪密集扫射，他因伏在尸堆中间，身体仅受刀伤，才得以活命。1984年已经76岁的伍长德已是南京市同仁街菜场的一名退休工人，他对那段难以忘怀的恐怖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 “12月15日上午8时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并被集中到马路上，共约两千人以上。11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下午1点钟到达汉中门，要我们这两千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被命令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两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一百多人，周围有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的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偶尔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5点多钟，我本人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的尸体，我急坏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就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的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尸体堆积如山机枪射击停止后，接着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的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传来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我的背上却挨了一刀，火辣辣的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又连续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另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的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还不多，以后又偷偷的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一个宅院的厨房里。” 伍长德在瓦厂街的民房里一共躲藏了10天的时间,后来装成要饭的,逃到了难民区,由于他背上有日军刺的刀伤,又到鼓楼医院治了伤,但是,脊背上留下了一条5寸多长的伤疤。 南京雨花台地区的望江矶，花神庙一带也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地方。望江矶因古代长江流经此处,地势较高,可以看见奔流的长江水,因此得名,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诗句。可是,1937年这儿的大屠杀却使她黯然失色。 日陆军上等兵中山重夫,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雨花台地区的大屠杀,他回忆说: “我忘不了进入南京城前两天,在郊外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的人坐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捅死,对于一刀未刺死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里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4个多小时……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坦克的沿途看到累累的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尸首,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擦试军刀 日军还在雨花台西羊巷,将躲藏在一个地洞里的20余名村民,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杀死,当时刚刚才9岁,在这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孙育才回忆说: “冬月初十(1937年12月12日),日本兵侵占了西羊巷一带,老百姓东躲西藏,在一个骡马旁的地洞里,躲了27个人,我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我都在洞中，冬月初十下午5点多钟，日军发现洞口后，就用烟熏我们出来，我父亲发现后，对大家说：“赶快上去，不上去会被活活呛死的。”于是大家哭着爬了上来，日军叫大家排队出去，用刺刀一个一个的刺死，我5岁的弟弟吓得大哭，被一个日本兵拎过去摔在地上，活活给摔死了。父亲的头部，肩膀被戳，躺倒在地，姐姐肋下也挨了一刀，我看到家人都被刺倒在地，也吓得倒了下去，才幸免一死。我的母亲以为家里人都死了，就往家里跑，日军追上她，一刀砍在左边脸上，一块被砍下的肌肉耷拉在脸上，牙齿也砍掉了几颗。躲在洞中的27个人，除我家4口人和另一个人死里逃生外，其他22人都被杀害了。” 日军在南京南郊的屠杀，除了雨花台、沙洲圩等地外，南京南郊到处都有它们的杀人暴行。200名日军曾在南郊的梅山村，残忍地将手榴弹扔进人群中爆炸，对这个仅有20来户的村庄进行了屠杀。雨花台被害人的尸骨 草鞋峡惨案是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中国军民人数很大的一次屠杀，在这次屠杀中，5万多人惨遭杀害。草鞋峡，是一块峡地，全长约10余里，据日本方面的一些战时和战后报道，证实了日本的这次血腥大屠杀。日本《朝日新闻》的早刊上就以《廿二栋人满为患，粮食供应颇费脑筋》为题，发表报道称，“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了14777名南京溃兵，因为这是前所未遇的大规模生俘敌军，部队人手不够，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将其解除武装，押入附近兵营，兵营中塞入一个师以上的兵员，22栋房屋挤得满满的。真是盛况空前”。后来日军士兵根据上面要求，把被俘虏的南京溃兵带到江边残忍地杀害了。据日军第13师团第65联队士兵的记录，1937年12月14日，该联队在南京幕府山南侧将2万名已无退路的不得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收容在22栋中国兵营里。结果，16、17日根据上级命令，将俘虏集体屠杀，然后把尸体焚烧，抛尸入江。日记中记载：“傍晚接到命令，将1/3俘虏带到江边，由一大队予以枪杀。”“下午3时，大队决定了必须采取的手段，把俘虏兵约3000人带到扬子江枪杀了。”比赛杀人 ------------ 杀人比赛的游戏（图） ------------ 大屠杀的元凶们 1947年12月18日。南京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中山东路励志社大礼堂公审日军战犯向井敏明等。上午9时，正式开庭审判战犯。石美瑜庭长先传被告入席。当时庭内座无虚席，庭外装有广播器，为让更多的人听到实况，同时还将公审战犯的情况摄制成影片。在审理过程中，战犯向井敏明一再抵赖，国防部审判军事法庭认为，被告在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后，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以杀人多少来比赛，穷凶极恶，应予严惩，在外籍记者田伯烈的《日军暴行记实》中，详细记载了其情形。日本东京的《日日新闻》当时也记载了该战犯在南京紫金山“斩杀百人”的消息，而且还有该战犯手执军刀，炫耀武功的照片，旁载“百人斩竞争之两将校”等字样。 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向井敏明，野田毅在紫金山麓，以杀人多寡为竞赛娱乐，各挥利刃，不择老幼，逢人砍杀，结果野田毅戮毙百零五人，向井敏明则以杀百零六人获胜。 这两名战犯于1937年11月、12月间参加攻打南京的作战，竟在攻打南京的途中大开杀戒，两人以谁先杀完100人来比赛。12月10日中午，两人一路杀到紫金山麓，结果战绩为106比105，向井比野田多杀一人，由于胜负难决，两人继续一路杀去，并以谁先杀满150人为目标。在屠杀中，向井把一个中国俘虏连人带头盔劈成两半，而使刀刃都被砍坏了。在战争中，显然斩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因为在战争中不可能完全依靠大刀去杀死敌对的一方。两人在回国后，曾被它们的母校作为“英雄”来对待，野田在鹿尔岛县立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对学生们做报告时竟宣扬它们的杀人功绩。 1948年1月28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和另一名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犯田中在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想到日军的狂暴杀人场面，一旦国家机器发动起来作为战争的工具，它的人民就成为其役使的杀人工具，其爆发力是巨大的，人一旦成为了军国主义的爪牙，它就变得成为禽兽不如的东西。这些杀人战犯在中国被执行枪决时，还至死不悔改，仍旧口喊着“军国主义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的狂妄口号。想到现在在日本国内仍有一股军国主义势力，企图死灰复燃，我们应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1946年，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11个国家在日本东京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大量人证、物证，确认日本在南京的暴行是旷古奇有的破天荒的残暴罪行。 国际法庭在其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中判定：“日军仅在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究竟是多少，据日军战俘太田寿南供认，曾与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与800名日兵、10辆卡车和30艘小船，在南京下关马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在南京事变中处理的尸体总数和进攻南京的部队处理的人数约5万，南京碇泊场处理人数约是10万人。不难看出在南京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在30万人以上。 由于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外国人众多，而南京大屠杀遍布南京及其周围的许多地方，因此许多外国人都见证了这次大屠杀。南京沦陷后，在南京的部分外籍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把日兵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并把胶片带回国去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军的残暴。马吉牧师，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主席，他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在南京鼓楼医院及“安全区”拍下了受害人的照片。后来他把胶片的第一部分带到上海，在上海制作了四部拷贝，送给德国驻华外交官罗森等。在他拍的影片中，可看到被轮奸致病的妇女和被日军杀害的平民的尸体。 这部片子成为了日军在南京罪恶暴行的真实反映。 押往屠场 1992年底，德国政府将一批藏在国家档案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公布，成为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又一有力证据。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是法西斯盟友，因此日军对德国的人士是不敢下手的，这为德国的外交人员了解日本的暴行提供了便利。如在南京德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格劳森，利用自己是外交官的有利身份，天天乘坐插有德国国旗的小汽车外出，搜集了许多一手的资料，他还拍下日军在鸡笼山下的万人坑及日兵持枪追杀妇女的照片，后来他把所收集的材料送到德国。希特勒看了后，因为他厌恶日本人，日军曾在一战中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并杀害了一些德国战俘，出于盟友的考虑，于是他下令将这些材料严加封存，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公布，这些文字及动态的史料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有力证据。 各地的屠杀 日军不仅在南京制造大屠杀，而且在全国各地也进行着屠杀暴行。在中国华北地区，进行了连续大规模的扫荡。在扫荡中，日军实施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1940年10月2日到11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扫荡太行山区及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作战的目的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食，其不能搬走的，也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掉或下毒。在这样的政策下，残暴的日军血洗了河北的潘家峪村。这场大屠杀，有1230名平民被杀害，有33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多达1100 间。 1943年，日军对河北的平阳进行了大扫荡。11月21日，日军在平阳罗峪村抓到该村妇女主任刘耀梅，刘历数日军暴行，日军头目荒井剥下刘的衣服，把其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并烤熟，用刀叉起一块说；好吃，好吃。刘女大骂它们是两条腿的野兽。日本兵把刘的腿上、胳臂、胸部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烧熟后，让被逼来看的人吃，谁不吃谁就被杀，还把肉塞到刘的嘴里，刘女几次昏死过去，最后，日军头目挖出她的心，割下她的头，把她身上的肉剐干净，用铁丝串上带回兵营，剁成饺子馅吃了。日军扫荡过后，平阳到处是尸体，平阳街上，人头一堆一堆的，烂肠碎骨到处都是…… 早在1907年世界各大国签订的《海牙第四公约》中就明确指出“对于未设防的城镇、村落、居宅加以攻击或炮击者，应禁止之”，但是日本鬼子见人就杀,见物就抢。一次，日军在山东齐河县为了抢到酒肉食品等年货，竟向集市上开炮。这时，一名日兵报告说，大炮的瞄准器上出现了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孩子，如果开炮就意味这两人会打死。然而毫无人性的日军官竟“果断”命令开炮，顿时，两人血肉横飞，在日军的机关枪的突突下，赶集的人丢下物品，赶快逃命，而日军则抢到了丰盛的年货。大屠杀元凶们 驻长春的日本第二陆军医院外科军医，由于手脚不能动，想用中国人的筋来作移植手术，于是把三个中国人的筋抽出来。 在云南，日军把新寨农民赖德有的头上凿了一个洞，把水银灌入脑子里，使他非常疼痛地死去…… 日军还残酷地虐待战俘,侵华日军不少官兵战后多有供述。原日军和歌山第61联队士兵服部弥一供述:1940年6月,在南昌作战时,抓到一个俘虏,为了寻找乐趣,服部和其他士兵商量后,决定不用它们看厌的枪毙或砍头的手段,而试用“楠竹分尸”的办法处死战俘。这些日本兵把两根直径在20公分粗的竹子压弯在地,把俘虏两条腿各绑在一根楠竹上,一切准备停当,两名日本兵同时举起刀把固定竹子在地面上的绳子砍断,两根竹子猛的弹起,当竹子顶端离开地面10米左右时,一声撕裂声,俘虏的身体被撕裂了,右边楠竹上挂着一条大腿,左边竹子上则悬着五脏六腑,鲜血随着竹子的摇晃而撒落,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甚至连日军也吓得头也不回就跑了，这样的虐俘事件还很多很多。 侵华日军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入侵中国后，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它们在抗日根据地及其附近疯狂进行大扫荡，制造无人区。据记载，日本从九一八事变起到战败投降，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制造了6大无人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长城沿线两侧的无人区。无人区是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敌后战场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残暴罪行。日军制造无人区是以血腥屠杀开始的。 侵华日军117师中将师长铃木启久，在后来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时的忏悔中回忆道：我们在这里制造“无人地带”的阴险目的是根除八路军的根据地，抑制其活动范围……在这期间，大约640平方公里的中国农民的土地被我们夺取，有一万几千户中国农民的房屋被我们烧毁，10万多名中国农民被我们逼得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等待他们的只有饥饿与寒冷。大约200多位中国人，因为对日本鬼子们的暴行提出抗议而遭到了残酷的屠杀…… 据各方面的调查统计，侵华日军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共屠杀虐杀20多万中国人，而被日军的掠夺而饿死以及死于病灾的至少有七八万人。 ------------ 女性的悲惨命运（图） ------------ #### 强奸妇女及强征慰安妇。日军完全是一群丧失了人性的野兽集团，在妄图灭我民族毁我河山的大烧、大杀的同时，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强暴妇女，残害女性的滔天罪行。 兽性凌辱的强奸 对于妇女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遭受凌辱。侵华日军每到一地，都要大施淫威，强奸妇女，其手段残忍，行径卑鄙，令人不堪言状。从七八岁的幼女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以及大腹便便的孕妇，都逃不出日军的魔掌，有的被数名，甚至十几名日军当场强奸，有的被奸后还赤身露体的被当众受辱，有的奸后被杀死，尸体被再次施辱。日本的军队一方面在战场上发扬武士道精神，另一方面兽性大发地到处对中国的妇女进行蹂躏。 在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大奸杀。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南京被日军侵占的一个月，日兵就连奸带杀达两万妇女之多。 日军在城里，到处搜寻中国女性，对抓住的无一例外的实施强奸，有的日兵竟然打开军裤上面的钮扣，直接将生殖器暴露在外面，强奸了一个再去强奸另一个。据参加侵华战争原日本大尉宫本回忆说：当年我们在南京强奸妇女，如同在两次战斗间隙抓紧大小便似的，宫本在其写给因残疾而免去兵役的好友的信中说：小队长见我笨手笨脚的和一个中国姑娘拉扯，走过来用皮靴一脚踢在她的小肚上，她大叫一声，不再和我搏斗，倒在地上，大家都像投入激烈战斗一样，很刺激，引发大家争先恐后的拼死精神。我最终把这个不知姓名的女人击溃了…… 从1937年底到1938年，整个南京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日本鬼子的淫笑叫声和广大妇女的凄惨的挣扎，全城只要是女人，不论教授夫人、女职员、女教师、农村妇女，还是尼姑、女学生等尽遭这些野兽的奸污。 日本是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它的士兵甚至在佛门清净之地也要大施淫威。根据《南京市遭受敌寇暴行人口伤亡统计》可以了解到，在南京女性死亡65902人，其中绝大部分为先奸后杀而死亡，小部分为拒奸而死亡或被奸后羞愤自杀或不堪蹂躏而死。#### 全国各地的中国妇女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侵略军的强奸和虐杀。 在河北梅花镇，日军对200多名中国女性进行野蛮侮辱和屠杀。在平阳，一日军军官和翻译官为一个怀孕妇女肚中的胎儿性别打赌，就把这个妇女剖腹。 在江西吉水县,日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在坡村,日军抓到一个叫黄腊英的妇女,将她按倒在田里轮奸,每当一个士兵奸淫完毕,下一个都用田里的泥巴水,冲洗她的阴道,在第九个兽兵淫掠时,黄已气绝身亡。 日军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杀害了很多热爱和平的老百姓，奸污了很多很多中国妇女。在侵华战争结束后，很多日本士兵对自己野兽蹂躏中国妇女的罪恶勾当进行了忏悔。1913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中农家庭的石田干雄，1942年随侵华部队来到中国，1945年8月在朝鲜向苏联军队投降，后来释放回到日本，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由于他得了脑溢血而半身不遂回到了老家和妻子生活，他们没有孩子，想起自己在中国亲手杀死了的孩子，他深感自责，回忆了他强奸中国妇女并杀害儿童的一幕：#### 火柴擦燃，一股硫磺味钻入鼻孔，突然燃起的微弱火苗渐渐变得光亮起来，映照出黑暗中一个躲在铺着棉被土炕上的，怀里抱着吃奶孩子的年轻女人，她的身影斜投在后面宽大的墙壁上，不停地晃动。我像一只猎犬（评：真是禽兽不如），向那个女人扑去，两只手像鹰的利爪揪住她的双肩，把她从墙角拖开，黑暗中两个身影合为一体滚到了土炕中央。旁边的婴儿突然发出了啼哭声，我不由一惊，慌忙用手捂住了孩子的嘴，孩子透不过气来，憋得直晃脑袋，女人拼命向前，企图把我的手从孩子的嘴上拉开，我揪住女人的衣领把她按倒。这时孩子的啼哭声又响了起来，“这个兔崽子”，我心里一阵紧张，一边捂住孩子的嘴，一边用另一只手去扒女人的衣服。然而女人却拼尽力气，紧紧地抱住孩子。战争中的败者理应驯服于胜者，连个女人也没能治服，我仿佛感到自己的荣誉受了损伤，同时，眼前这个孩子妨碍着我，因此激起了我的无比憎恶，要不把这小崽子干掉，他的哭声很可能被伙伴们听见，还是先把他收拾了再说。我松开女人的衣领，把手伸向孩子，女人预感到孩子的危险，紧张的把她移在身后，我一只脚踏住女人的肩膀，扭开她的手臂，猛的把孩子抓了起来，“哇！”悬在空中的孩子发出了惨叫，两只小手就像两片枫叶挣扎着，怎么办？我看着孩子，脑海里不由浮现出白天见过的那口架在灶炕上，里面冒着热气的中国特有的大锅，好了，就是它了。我便向大锅走去，女人看出了我的用意，死死拖住我的腿，我一脚把她蹬开，抓住孩子的脚，头朝下向锅里投去，热水四溅，孩子发出了更为凄惨的叫声，这声音像一把利锥刺进我的耳鼓，继而在婴儿叫声刚刚停止的瞬间，又响起了被夺去孩子的女人的柔肠寸断的悲鸣，“小崽子已经收拾了，现在该你了”。女人牵挂着孩子，拼命向大锅扑去，我抬腿一脚，踢在她腰口，跌到在地上的女人一边喊着她的孩子，一边发出悲惨的呼救声。“哼，我让你不老实，这回随你怎么叫也没用了！”说着我用手捂住她的嘴，她用牙咬我，拼命的反抗，这时我更是兽性大发，拿起被子，盖住她的脸，一下子骑了上去……［P121-P125，（日）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编，祖秉和、霍军译《日军侵华的自白》，1985年10月群众出版社出版］。#### ------------ 刺刀下强征慰安妇（图） ------------ 日细菌部队队长 侵华日军不仅任意强奸中国妇女，还大量的把中国妇女运到战场上供日军发泄性欲。这些强征的妇女就是慰安妇，慰安妇是专门被强迫从事性服务的妇女，被日寇强征的慰安妇就连孕妇也毫不放过。 南京沦陷前后，日本认识到，在短期内使中国投降已不可能，因此要作长期作战的准备。日军远离本土，士兵的性欲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日军在大规模的到处强奸中国妇女，使得淋病、梅毒等疾病在军队中大肆蔓延，如果不加解决，日军的战斗力会严重削弱。而且，日军奸淫妇女的兽行也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因此决定建立慰安所，征招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本军部以及官方有计划的罪恶产物。在慰安妇问题上，现在日本一些右翼团体及个人大肆宣扬慰安妇是商业行为，因此与日本政府无关，真是这样吗？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华人劳动者内地移入实施要领》（1942年11月27日），这个要领是日本企化院根据日本内阁意见写成的，其中规定，“设立慰安所以及其他娱乐设施，要有适当的对策”，并要求慰安所设置时，要与有关厅协作进行。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是支持慰安妇的征集等罪恶活动的。 由于从日本国内征召慰安妇即妓女资源非常有限，因此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残暴的掠夺中国妇女当慰安妇。随着战争的蔓延，慰安所也遍及中国各地。根据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苏智良教授的估计，日军慰安妇人数在40万人以上，其中中国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的达20万人以上，年龄有50来岁的，也有20来岁，甚至还有不少幼女。 日本士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述了日军去慰安所糟蹋中国妇女的情形：一等兵金桥拿着发给的军票和阴茎套，顶着寒风兴冲冲的去了。晚上，他笑着回来了，把床上的毛毯裹在身上，打开日记本，像要做重大纪念似的，描绘着花姑娘上床的姿态：感觉真好，只是入口处，站着宪兵，按顺序排队的士兵也吵吵嚷嚷，这样的话就没有时间全脱光了，不过感觉还是蛮棒的。［P313，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1997 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日本军队的确像一群急待交配的野兽。女人一旦被日军强征去做慰安妇，她就失去了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就像被送进皇宫大院做太监一样，不仅身体上受到折磨，而且在精神上严重的被扭曲了。细菌部队驻地 日军把这些中国女人称作公共厕所。日军知道这些女人只是一副工具而已。在日本强盗的眼里，这些为它们提供肉体服务的女性根本不被当人看。白天这些日军在战场上屠杀中国人，晚上则到“公共厕所”里释放性欲，面临失败和死亡的一支在云南的日军抓到了几十名中国女人做慰安妇。放人肉的铁槽太田是这支队伍的中队长，负责指挥这支穷途末路的军队，近来它经常去找一个19岁的中国傣族姑娘，这个姑娘为什么成了它的私有物呢，因为太田青睐她的白晰的皮肤，修长的大腿，性感的乳房，每次这个野兽用它那双大手猛的扯开那个小姑娘的衣裤，然后像拎小动物一样把她摔在床上，那个小姑娘自从被抓的那一天便哭啼着，太田知道自己那粗大的家伙使这个女人受不了，但它不管那么多了，这个野兽用80公斤的肉体一下子把那个女人紧紧的压在床下。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女孩带着满腔怒火，一下把那个动物的睾丸给抓坏了。暴怒之下，这个动物用自己的刺刀残忍的割去了她的阴蒂，她疼的昏了过去，这个动物在慢慢的欣赏着自己的作品之后，便把这个19岁的少女挑死了。[P933-P944，王俊彦 编著《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与今日的扩张》（下册），1996年11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见慰安妇遭受的蹂躏的残酷性。据调查每个慰安妇，一般每天平均要接待29人，多者要接客100人，不同国籍的妇女要求还不一样，日本慰安妇主要服务那些高层日本军官，平均慰安军人是1比10；而韩国慰安妇则是1比40；中国慰安妇则是1比89。那些女人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1941年1月13日，日军田中久一陆军中将率38师团侵入香港，冲进圣斯蒂芬学院，强行将该院78名女医生及护士掳走做慰安妇。后来一个参与这项罪恶活动的日本旧军人中田道二在其肝癌晚期对其罪行进行了忏悔，下面是其口述的内容：她们大都不服被污辱,反抗和寻死时时发生,有一个女人,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劲,没有一个士兵能顺利和她性交。小队长见状,便命令人把她裸体绑在一个圆木桶上,是仰脸八叉的捆住的,这回可不用费劲了,只需滚动木桶就行了。不到三天,这个女人就死了。溃烂的实验室活体 这还不是残酷的,有一个女子,在被迫慰安时,咬掉一个士兵的鼻子,疼的士兵捂着鼻子原地蹦跳大叫,这个女子被捆到电线杆上,先是当靶子,远距离用手枪击碎两个乳房,最后剖开肚子,将子宫割下来,撑大套到女人头上,阳光暴晒,子宫膜开始往回收缩,最后将这女人的头紧紧地箍住,这个女人始终挣扎着企图喘上一口气,最终被憋死了。我们叫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也许最可恨的是中队长的嗜好。他这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了一个爱好,它专门吃焙干了的女性子宫,并且是处女的。于是它把早就捆来的未让士兵上手的一个15岁的女护士,在火堆旁活着剖开肚子,取出只有鸡蛋大的子宫,用瓦片焙起来,这个女孩一直没死,血和肠子流了一地,躺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着被中队长吃掉，最后头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个士兵趁热掏出来,生生的吃掉……[P534，《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1995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这些慰安妇有的被杀，有的虽然活了下来，却是疾病缠身，什么性病、梅毒、淋病、肺结核，等等，可以说，她们还不如那些在战争结束前死去的慰安妇，那些死去的可以毫无牵挂了，但是活下来的呢？活着比死了更痛苦，她们在其他人看来被瞧不起而且非常下贱，这在精神上是一种折磨，同时肉体上又是一种极大的苦痛，有的被日军注射了绝育针药从而失去了生育能力，难以名状的痛苦使她们默默无闻，忍辱负重的活着。她们不愿见人，不愿向别人说出自己的那段痛苦经历，有的活下来的慰安妇现在已经死去了，有的还活着，她们应该向日本政府索赔，赔偿她们的精神和肉体被蹂躏的损失，如果现在还不行动，她们这些活证人死去以后谁还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呢？ ------------ 日军秘密武器——毒气弹（图） ------------ 拿活人试验生化武器 在2004年8月4日的《黑龙江日报》上有一则消息:日承认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惹祸——日方已组成7人小组前往调查。新华社东京8月3日电,日本外务省外务报道官高岛肇久3日在东京发表谈话说,7月23日在中国吉林省敦化市发生毒气弹伤害事件是由当年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引起的。据报道,这一起毒气弹伤害事件发生在敦化市内的一条小河中,4名儿童在河中洗澡时发现一枚炮弹,两名儿童接触到了弹体流出的液体,于是手脚等部位出现红肿。 看到这则消息, 不由使我们回忆起那个日军一手制造的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悲惨岁月。 1931年到1937年间,日陆军就已生产出芥子气、光气等多种性能的毒气。到1936年前后,日本的毒气武器已接近世界一流水平。1937年在卢沟桥事变中,就向中国部队阵地投了毒弹，揭开了日军使用毒弹的序幕。八年抗战中,日军毒气战遍及华北、华南、华中、华东16个省市,380个县。 1937年在位于长江下游的凇沪会战中,日军对上海及周围的守军使用毒气达23次。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使用了窒息性毒气以及糜烂性毒气,多次造成中国军队成营、成连的甚至成团的官兵中毒伤亡。 1941年11月到1942年2月，日军为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主力,在突袭扑空后,将300公斤糜烂性毒剂(芥子气)撒在我军兵营、窑洞等地，结果数千名返回根据地的抗战军民中毒,其中半数惨死。 1942年5月27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坦村使用毒气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北坦惨案”。 冀中人民深受日寇蹂躏,创造了地道做为隐蔽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5月27日,日军开始围攻该村。当地游击队和民兵为有效地打击敌人,适时转入地道,后因村庄被敌人攻占,日军进村后寻找并堵塞地道出口,向洞内投入高浓度窒息性毒气,洞中的民众在中毒后一批批死去，共有800多人被毒杀。有的头扎地面而死,有的撕烂衣服而死,有的紧搂着孩子而死,对因毒气刺激而出洞的群众,当即射杀,同时日军还在村内各处烧杀、强奸,其中有30户被杀绝。这就是震惊国际的“北坦惨案”。 各种手术器具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在1942年到1943年两年在华北地区用毒气一次毒杀16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5起以上,死亡一千六七百人。日军在侵华期间使用毒气武器,不仅当时给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而且在其战败后,留在中国大量的毒弹,继续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根据已发现毒剂的范围,毒剂弹遍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许多省份和县市,其中又以在东北遗留的毒弹最多,约占侵华日军在中国境内遗留毒弹总数的2/3以上。 在半个世纪里,由于日军的遗留毒弹造成的人员伤亡事件达上千起,2000余人中毒,仅在东北就有超过千人中毒。尚未发现的毒弹还在威胁着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 1941年11月4日的湖南常德地区，天刚刚亮,该市就响起了令人恐怖的空袭警报,人们开始到处躲避,一会儿,来了一架日本飞机低空飞行,没有投下炸弹,却把一些谷子等粮食投了下来，市区各个角落，有的甚至撒到市民的房间里。市民在纳闷,为什么扔粮食呢？是不是日本人又在玩什么花样呢？市民们把这些粮食都收集起来，大部分都烧掉，一小部分拿去做化验。经医院化验得知，空投物中有类似鼠疫杆菌存在，鼠疫从此悄悄地传播开了。在当月12日，一个叫蔡桃的女孩，被送进了医院，前天还又说又笑，可到了晚上就全身打颤，折腾了一夜，其母就一大早把她送到医院来了。医生急忙抽取其血液化验，始知是鼠疫，虽经全力抢救，但为时已晚，这个女孩在痛苦中迅速地死去。与此同时，常德有很多市民出现类似症状，均不治身亡。此事引起了全市恐慌，当局也采取一些灭疫措施，但直到次年二三月才将疫情控制。在这次飞来横祸中，仅常德就有600多人被夺去了生命。 1949年12月，在前苏联伯力的审判日军战犯军事法庭上，原日军医佐藤作证说：“731部队用飞机向常德市喷洒了鼠疫跳蚤。” 日自拍毒气弹部队 731部队是什么，它又在哪儿呢？想必一些人还不了解，或者只知道它是一个杀人魔窟。在中国的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大城市哈尔滨东边的一条笔直大道，中国人称其为“杀人的大街”。如果望一下四周则发现在道路的拐弯处，繁茂的草丛里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通向731部队的路。这块地方自从日本侵略者搬到这里后，便成了细菌试验杀人场。731部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生产、实验军队，它拥有大量的先进设备，几天内就可生产3万万亿个细菌及传染物。 石井是这支部队的核心人物。石井，1892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一家大地主家庭，从小聪明过人。1919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校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此后他对制造细菌武器产生了兴趣。他曾经到欧洲考察各国的细菌研究状况，回国后，他向当局献策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打败中国，就必须使用细菌武器。残暴的日军为了搞到标本，对一个12岁的小男孩，实施活体解剖，这个少年被扒光衣服，几个日军军医扑了过去，把他按在手术台上，军医一刀将他的腹腔切开，他昏死了过去，军医按照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依次取出各种内脏，经一一分离，砰砰地扔到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进装有福儿马林溶液的大容器内，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不停的抽动，随后又将少年耳朵到鼻子割了一刀，头皮切开后，就用锯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掀开，取出了脑子。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被完结。手术台上只见少年的四肢和空壳的身躯。在石井的指挥下，它们这群野兽还进行各种活人试验。 投放细菌武器证据 如冻伤试验。在冬天将活人押到室外，全身用凉水浸透，直到冻僵，反复试验，直到手脚露出骨头。电击试验：把活人绑在电椅上，加大电流，人的身体瞬间成为黑炭。此外还有梅毒试验、抽血试验、毒气试验、烫伤试验，等等。手段残酷令人发指。 731部队不仅实验，而且还进行实战，组织远征队到宁波、常德以及浙赣等地散布细菌。据不完全统计，死于日军细菌武器研究及试验的中国民众，至少在20万人以上。 四、被送进地狱做劳工的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国内资源贫乏和劳动力匮乏，在疯狂掠夺中国丰富的物产资源时，还强行掠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强迫他们到其占领地及日本本土去作劳工，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 被抓的劳工多数来自乡村，也有一些是城市的青壮年，他们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转眼之间成为任人役使的奴隶。 凡是被抓的劳工都先被送进劳工训练所或集中营，经过短期的“训练”，然后送到东北、华北等地的矿山，还有一些被掳到日本。 县令向百姓发布的预防毒气弹训令 1994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回答质询时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受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国当劳工。日本投降后，外务省曾就“中国劳工”问题向政府提出一份报告书。据川岛批露，报告书明确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6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① 刘连仁，他在1944年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去作劳工，后来逃进深山，等到被发现他已经在深山里过了13年的“白毛女”生活。这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刘连仁曾多次到日本打官司，但日本政府依然逃避责任，2000年9月刘不幸去世。 臧马写著的《刘连仁的难友：我也在日本深山老林里》一文，提到有个叫陈宗福的老人，他也是和刘连仁一起在家乡高密被日本侵略者绑架到日本北海道去做劳工的。在1944年刚刚17岁的陈宗福正在地里干活，突然被日军绑架，以后日军把他和其他的中国老百姓押上了开往日本国的货轮。到了日本，被带到北海道山区的矿井去挖煤，每天干16个小时完成80车煤的任务，劳工稍有怠慢就遭到拳打脚踢，口粮却一点不增。有许多人被砸死在矿井里。他记得一次塌方，他去扒井，扒出5个劳工，全都缺胳臂少腿，脑袋就像踩坏的烂地瓜。日本鬼子还直接虐杀劳工，一个中国劳工在逃跑时被抓住，日本人让狼狗把他咬的一块一块的。 上千万劳工 劳工的生活非常悲惨。亲眼目睹中国劳工受虐惨状的日本人对此有过揭露：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用水泥袋或稻草袋裹着身体，而用水泥袋裹身是日本人禁止的，这样的结果是要么冻死，冻残，要么被打死。日本人留给中国劳工的只有这两种选择。 日本人还不给中国人吃人该吃的东西。刚开始还给豆腐渣、橡子面做成的窝头，后来连这些都不能保证供给。就说这些东西吧，许多人吃后，肚子涨的难受，食后口渴，喝冷水后就腹泻，由于腹泻严重，有的人没法穿裤子，许多人还染上了痢疾。就这样，劳工干着干着就晕倒了，残酷的迫害以及过度饥饿，使他想到了逃跑，于是和刘连仁等一起，趁看守不注意，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后来与刘走散了，在深山里他靠吃草根、野果、野乌鸦生存，这样过了3年后，被一个日本猎人发现，在当地华侨帮助下，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像刘连仁、陈宗福这样被掳到日本的劳工还有很多很多，他们能活下来还是幸运的，那些没能回来的就把自己的魂魄撒在了东瀛列岛上。而回到中国的劳工，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致伤致残，因此日本政府理应对劳工及其家属进行经济及其道义上的赔偿，以安慰那些遭受迫害的心灵，同时也使死去的劳工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中国劳工 ------------ 中国的经济损失（1）-（图） ------------ 被炸毁的上海体育场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不幸，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难以估算。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2753254平方公里的国土，970余座城市（全国城市为1200个），沦陷区人口2.57亿(全国人口为4.5亿)。 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关内军队和平民的伤亡包括被敌人抓走和下落不明的达2100多万,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亿美元。”〔1〕 “在抗日战争中（1937到1945年），全国有2100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2〕 战争是残酷的，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是严重的。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丧失了几次迈入现代化的机会，其中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就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就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1931年到1936年当时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8000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２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经济的发展也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到1937年出现了 沪、平、津等人口过百万的大型城市，这一切表明，中国已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迈进，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得国民政府推行的经济建设遭到破坏。据统计，由于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罗荣渠(学者，历史学家）估计，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20年时间。［P326，罗荣渠 著《现代化新论》，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日军轰炸中国的城市 直接破坏及损失。日本侵略军为达到使中国人民屈服，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武装基础，对中国的广大城乡进行了野蛮的破坏和劫掠。它们实行了狂轰烂炸，尽灭作战（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绝的意思），直接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采取速战速决的手段，想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因此阴险地采取用飞机大批大批狂轰烂炸的罪恶行径。1932年的国际空战规则：禁止对非战斗区为目的的空中轰炸；禁止对靠近地面作战部队地区的城市、市镇、乡村、居民点或建筑物进行轰炸。但是，日本公然蔑视国际法规，频频出动飞机对中国城乡狂轰烂炸。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屈服，给人民制造恐怖。空袭范围几乎遍及全中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有23个省份遭到了日机的轰炸，这些省份有：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贵州、云南、青海、西康、福建、内蒙古、河北、绥远、山西、陕西、河南。从1937年8月15日起，日本飞机从台湾横越海峡首次袭击南京开始，几乎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轰炸。城市是经济中心，因此日本为破坏中国经济，首先选择轰炸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在轰炸时既无防空设施，又无防空武器，这使得日本飞机十分嚣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工业发达，因此在日军空袭中首当其冲。1937年8月14日到23日，日机轰炸外滩到南京路闹市区，造成4000多人死亡。8月28日，日机12架轰炸上海南火车站，上海原有南北两个车站，因为北站在“八·一三”事变后，成为战斗地区，交通被切断，南站就成了交通的惟一出口，当时车站人流拥挤不堪，这一天日机飞来投下大量炸弹，车站、天桥月台以及铁轨被炸得稀烂，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到处是惨不忍睹的场面。 在日机的轰炸下，上海到处是断壁残垣，在市区从外白度桥到百老汇路直到沪东，没有一座房屋幸存。 作为当时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同样遭到了日机的轰炸。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沦陷，日海军袭击南京50多次，投下炸弹160多吨，空袭的飞机总数多达800架，国民党中央社、电台、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均被炸毁。 素有“花城”之称的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从日本掀起全面侵华浪潮开始，就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在1938年5月28日到6月9日，日机对广州进行了连续的轰炸，从此广州失去了她的美丽风彩。掠夺的物资 武汉是华中的重要工业中心，1937年9月25日，日军对其进行了轰炸，人口稠密的武圣庙住宅区一带成了存尸场。 1938年12月16日开始，日机对重庆进行了狂轰烂炸。重庆是长江上游的大商埠，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重庆是一座山城，她背靠青藏高原，北、东、南三面又为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的大娄山环绕。这些10至3000公尺的高山，是很好的天然屏障。她像一个半岛，三面环水。四川俗语说，天生重庆，铁打泸州。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中心，为时达8年之久。抗战爆发后，沿海工厂大批内迁，在452家内迁的民营工厂中，迁入四川的有250家，其中大半设在重庆及其附近地区。官营工厂内迁2120家，其中44%设在四川。重庆市区人口也由抗战前的10余万人，增加到1939年初的50万人。日本侵略者认为轰炸重庆，势必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人民厌战情绪的增长，以及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从1938年10月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在八年抗战中，重庆是我国遭受日机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的城市。 1939年5月3日，日机自沅州起飞，侵入重庆上空，沿长江北岸轰炸，顿时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市中心地区陷入冲天火焰当中，市区的27条街道中有19条被炸。5月4日日机再度轰炸市区，大轰炸过后，到处死尸枕集，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令人惨不忍睹。统计得知：日机空袭重庆34次，计865架次，毁房6599幢，炸死市民5247人，伤4196人，财产损失十分严重。从1938年10月4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机对重庆空袭达218次，炸毁房屋17000余幢，仅市区工商界损失达500万美元。 日本企图通过轰炸来摧毁中国经济，威胁中国人民，破坏抗日的斗志。事物往往有时会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在日寇的狂轰烂炸中不但没有被炸垮，反而更加认清了日军的残暴性，同时更激发了抗日的决心。 日军实行了“三光政策” 日军在侵占的中国领土上，除了杀人、放火、强奸外，还大肆抢劫。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日军都贪婪的瞪着它们发红的眼睛，随时准备进行掠夺。 ------------ 中国的经济损失（2） ------------ 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这伙强盗露出了它们的本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赵宗陶，被日本士兵抓住正要拉去枪杀时，这些日本兵看到了鸡，便去抓鸡，他才得以幸免，他说：日军占领双闸，杀人，放火，家里的房子被烧后，就逃到沙洲圩岳父家避难。大约过了3天，日本兵到沙洲圩村来扫荡，进村后，日本兵挨户搜查，有两个日本兵闯到我岳父家，把我的帽子拿掉， 摸我的头，看着我的手说我是中国兵，“死了死了的”，就在这危急时刻，日本兵看到筐里的鸡，就丢开我去抓鸡，它们把4只鸡抓住就走了。想不到真万幸，4只鸡救了我的命。[P348，引自孙宝巍 主编《南京大屠杀》1997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日军在市内不仅抢劫市民的财物，连蒋介石的办公室也遭抢。日军不仅将蒋氏办公室的古物陈设抢夺一空，还把蒋的私有财产也抢劫一空。日军随军记者小吴行男就曾“进到蒋介石的家里”，从寝室里偷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做为纪念，并且取走了放在桌子抽屉里的宋美龄名片：上面印有“蒋宋美龄”字样。 日军的抢劫得到了日本当局的纵容。日军特别贪婪，他们什么都抢，当时留在南京的目睹者李克痕在《在南京五月记》写到：“敌人有想出抢劫的妙法，在路上以检查行人为名，搜查行人衣装，于是我同胞所有钞票及其他贵重物品，尽被掳去，既或有稍美好之衣服，亦被强行剥去。” 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之下，中外人士为了救济我国难民在南京设立了安全区。安全区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学校作为基地，在南京失陷前很多难民进入安全区，安全区成为难民的收容所。日军在南京不仅在市区抢劫，还无视国际法，到安全区抢劫。日军在安全区内什么都抢，只要它认为重要的，不论金钱、首饰、被褥甚至连难民的钢笔、手表、日记等全都被抢去。当时一位外侨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说：难民仅有的衣服，被褥和食物，至少遭日军夺去一部分，这真是毫无心肝的行为，使难民在最初的一星期到10天内，露出绝望的神情……饥寒交迫的难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日如年。 日军在大肆抢劫中国人的同时，还对在南京的外侨进行抢劫。1938年，一位德国大使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在军纪如此败坏的情况下，德国国旗不受尊重将不足为奇……许多德国楼房被恶意烧毁，有些楼房被洗劫一空，几乎所有的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劫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强盗对德国元首和陆军元帅兴登堡的画像也不放过…… 日军的抢劫引起外侨的不满，后来日军派兵来检查，一次在外侨房里检查时，有一名日本兵偷偷的把一枚小钮扣藏于怀中，这时外侨把钮口拿过来对那名日兵说，这个纽扣就作为你来检查的报酬吧，这名日兵竟然毫不羞耻的接受了。纵火：日军侵入南京后 ，对市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纵火，许多学校、商店、公司等建筑遭到了日军焚毁。当时在南京目睹日军纵火的李克痕《在南京五月记》中记载道：敌人又到处纵火焚毁房屋，尤以中华路、太平路、夫子庙等处为甚。烧的片瓦无存，往日是繁华街市，今日却变成一片废墟，残瓦颓垣，真令人触目惊心。总之自敌军进入，终日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放火烧房几乎成了它的能事。有时还逼迫我百姓前往救火，却将我同胞推入火中，看其活活烧死，而残暴无人性的日军，却鼓掌大笑。 日军的纵火罪行都是在其长官的命令下有组织进行的，有些日兵在放火时，先由日军军官在房门上画记号，然后有士兵用火把浇上汽油焚毁。日军在南京城的大规模纵火，使南京城到处是断垣残壁。 一位在南京工作的美国传教士在1937年给其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孩子们的学校有两幢房子被焚烧，其中一幢全毁了。南京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日军进城以来，商店的货物被洗劫，大部分商店被烧毁了，太平路、中华路以及城里所有的主要商业街道现在都是一片废墟。在南城，大街后面的大片地区也被烧毁了。我们每天都看到新的地方起火，不知道如此野蛮的破坏何时才能停止。 后来远东军事法庭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毫无理由的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了，这类的放火行为就像按照预订的计划似的继续6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1/3被毁了。 ------------ 日军的粮食掠夺 ------------ 日本侵占中国后，对中国的粮食进行了残酷的掠夺。首先对农产品进行掠夺。“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与“以战养战”战略的加紧实施，中国的粮食成了日军掠夺的重要对象。为了掠夺粮食，它们残害农民，侵占土地，对中国的农业进行了严重的摧残。日军掠夺农产品的方法，一是向沦陷区人民无偿的征收粮食，实际上是日军的“三光政策”；二是通过合作社对农民的粮食进行低价收购,在这样的收购中始终伴随着日军的武力镇压。 当时山东老百姓说：鬼子轻的不拿鸡毛，重的不拿碾砣，凡是值钱有用的东西，没有不抢的。带不走的东西就烧掉，烧不净或来不及烧掉的食物，日军就在粮食上拉上屎，撒上尿，有的还加以搅拌，然后强迫这家人吃了下去，说:“皇军好好的，你的米西米西的要！” 在东北，日军实行残酷的“粮食出荷”和“粮食配给”政策。(“粮食出荷”就是日语出售货物或商品的意思。)这种所谓的“粮食出荷”是一种用低价强制征购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的政策。到了春天，伪“满洲国”的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召开伪省长会议，确定各省粮食的出荷量。在秋收的时候，它们掠夺粮食，省县一级的伪警察伙同村丁，挨家挨户的催逼交粮，村前屋后，掘地三尺，甚至连炕洞、顶棚、畜棚也不放过，翻到农民的粮食后，轻则受到毒打，重则关入监狱判刑。林甸县太平屯农民孙老头在草垛底下藏的粮被搜出后，伪副省长指挥警察把他殴打一顿又关押起来，并烧了他家的房子和草垛。一天日本人中村率领一帮日军，到村中下令甲长（日本在沦陷的地方为实行有效的法西斯统治而设立的村基层组织的管理人员，由中国人担任）去催粮，有一个甲长说，全屯一粒粮食也没有，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哪有粮交？中村大吼：你的粮食的不交，死了死了的有！说完抓起一根木棍朝着这个甲长头上砸去。只见这人头上立即出现一个大窟窿，血直往外冒，这个人很快昏过去了,其他甲长吓的赶快去催粮了。过了一天，中村把全庄的老百姓都集中到大场院中，逼迫老百姓交粮，这时群众中有人说，家里连吃的都没有，让我们交什么？中村不听群众的，仍旧气势汹汹的说：“不交就狠狠的打”,说完就找出一个大户王金山让他带头交粮，恰巧一个贫农王青山听错了名字，便走出来说：都几天没吃饭了，用什么交？中村的手下冲过去，就照王青山头上一阵毒打，当场把这个老百姓打死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喊成一片，打手们立即上去踢打哭喊的人们。日军挨家挨户的搜粮，没翻到一粒粮食，就气急败坏的放火烧房，老百姓正要跑进屋里抱东西，被这群鬼子打回去。日本侵略者的强制出荷使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也都被搜刮殆尽，许多农民被活活饿死，甚至全家自杀。 日军的粮食出荷使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天津，残暴的日军实行严酷的米谷统制。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按户登记土地，然后根据需要进行强占。日军攫取农民的田地后，对粮食的种植收割，进行全面的控制。日本侵略者不许农民吃自己的稻谷，而是给农民吃这些强盗配制的劣质粮食。配制粮都是搀有沙子的腐烂杂粮，变质的军马料，这些东西不仅难咽，而且吃后还中毒，日本帝国主义的敲骨吸髓的剥削，使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冻饿而死，日本侵略者哪管群众的死活。为了防止农民“偷吃”稻谷，日本鬼子将各村的碾米工具都砸毁，有时还三更半夜观察各家各户的烟囱，看看有没有冒烟的，一旦发现，就把老百姓往死里打。一次咸水沽的王家厂村有一户人家母女相依为命，这家妇女死了丈夫，妇女因病数日滴水未进，她的女儿便到地里拾了一些稻穗，回到家里为其母亲做了一碗粥，后来母亲因病势未见好转，便携其母到镇上看病，遇到日军的检查，这帮鬼子丧心病狂的往其母亲嘴里灌了稀屎，其母一阵呕吐，吐出一些饭粒，日军大怒不止，向其母亲腹部立捅一刀，顿时鲜血直流，日兵并将这家女儿强奸了，这个女孩悲愤至极，便跳进河里自尽。 在抗日根据地，日军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既抢又烧，肆意破坏粮食生产，企图致我抗日军民于死亡之地。日军在根据地的抢粮连续不断，日军第59师团的主力，独力混成第十旅的团长河田健太郎，命令部下在扫荡时，一头家畜、一粒粮食也不留，要叫当地人民再也不能活下去，把家俱、锅碗瓢盆全部打碎。在日军的破坏下，农民没有种子、牲畜，许多村庄甚至七八家共用一把菜刀。许多农户，每人平均不到一个碗，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日军就提前收割或者是农民收打后，强征硬抢，不交就有生命危险，交上去同样饿的不能活下去。在1943年春，山东牟平县一家三口，丈夫卧病在床，妻子外出讨饭，很多天没有吃过饭了，一天好不容易从亲戚家借来半篮子地瓜，却被日本鬼子抢了去，这位农民感到实在无法继续活下去，便把三岁的孩子放入水中溺死，然后上吊自杀身亡，他的妻子回家看到这一幕,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一些大中城市，敌人实行粮食“配给”制度，给城市的市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美国发动珍珠港袭击引起的）爆发后，由于长时间战争，农村的好多土地荒芜的荒芜，减产的减产，日本掠夺粮食的渠道减少了。为了保证军队的需要，便对沦陷的地区进行了所谓的配给制度。在北平，日军把一些老鼠啃过的杂粮、树皮、草根等磨在一起，称做混和面，这些日本侵略者，卖给老百姓的混和面里大部分是谷糠甚至还有牵牛花籽等，蒸出来的窝头很难下咽，许多人吃了后因为不能解出大便导致肠梗塞而死去。日军有时甚至连这种混和面都不能配给老百姓。一位市民这样说过：我亲眼看到日本兵用大米去喂军马，而我们却买这些枕头瓤子似的混和面，中国老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真不如人家那些畜生。由于饥饿得十分厉害，许多市民到处挖野菜、捋树叶，甚至有的人在日本军营附近拾马粪充饥。北平城的护城河边的很多柳树叶子，被饥饿的人们摘的干干净净。人们为了能活下去，便冒险到张家口等地区贩运粮食。一次一位王姓妇女与邻居去贩运粮食，回来的时候，碰到一群日本兵，不少人被抓去，连粮食也没收了，这位妇女又急又害怕，当场心脏病发作而死去。这个时候，在北平的街头巷尾，常常可看到因饥饿而倒下去的尸体，在天桥一带每天都要往永定门外拉走十几车死尸。［P117-119，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纪事》199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 日军的移民侵占 ------------ 日本是一个国土十分狭小的国家，在近代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征服他国的道路。明治政府制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政策。日本帝国主义把向中国移民作为侵略中国的国策之一。“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已在东北进行过多次移民侵略的试验。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了它在中国站稳脚跟并且为其以后的侵华战争奠定基础，日本开始进行成批的武装移民。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向中国移民可以加强经济掠夺，因为东三省是中国的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粮食又是侵华战争所必须的战略物资，移民进入东北后可以获得中国的粮食，因此大规模的移民。最初的移民是武装移民，这些移民从在籍军人中招募，实行边耕边战。从1932年到1936年上半年，日本组织了5次移民。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以及在东北的移民经验，日本关东军决定向东北大规模的移民。1937年8月，日本内阁正式将２万户移民计划作为它的国策之一，通过移民将日本一半以上的贫寒农民输送到中国，减轻日本国内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是分不开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了土地便失去一切，因此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便起来反抗，在1934年爆发了土龙山事件。3月日军在佳木斯东依兰土龙山武装移民，但当地群众早有准备，他们集合了附近乡民1.5万人与日军对抗。日军整整一个连和他的司令官饭冢大佐，都被农民杀死。日军当局随从哈尔滨调遣其第十团的部队1000余人，携带大炮、重机关枪等武器，又派轰炸机10余架，一同向土龙山进攻。在一天中，土龙山附近的17个村庄都被炸平，炸死农民5000余人。日军在掠夺农民土地时，还强占农民的住房。1939年在瑷辉县，日军为移民和军事用地，将法别拉等12个村屯的土地和房屋强行占去，农民不交出土地便把农民杀死，把村民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靠四处乞讨生活，有的成了日本移民的雇工。 日本军阀又利用整理土地，实行并村的办法，间接侵占农民土地。所谓并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防止义勇军的活动，把小村和零星的农户集中到大村庄，由于大村庄离并村来的农民的土地很远，日本帝国主义便趁势将这些土地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还修筑铁路和飞机场、军火库等强占农民的土地。据统计，截至日本投降，日本移民直接占用地170万亩左右。 中国工矿业，除被毁坏和内迁的外，绝大部分为日军所霸占。在东北日军对重工业实行养鸡生蛋的方法，造成农业的生产衰落和为战争服务的重工业的畸型发展。在华北、华中前期用杀鸡取蛋的办法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吞并打击，后期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用军管理和委任经营等方式掠夺中国工矿业。 所谓军管理，就是中国人的工矿企业由于厂矿遭到破坏或经营者逃亡，由日军进行直接的掠夺。委任经营就是日本私人工商业者自行劫夺在华企业。在天津唯一制造硫酸的企业利中酸厂在“七·七”事变前就遭受日货的排挤，但依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等途径，使工厂得以发展壮大，日军占领天津后，那些在与这家酸厂竞争中失败的日本商人就以军管理为名带军队将该厂霸占，这家企业的总技师也被押送日本受训，不久因精神打击很大而死去，日本商人就强行霸占了该厂。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天津的永久黄集团也遭到了日军的霸占。这个集团包括中国第一个精盐厂，亚洲第一流的制酸企业等。天津沦陷后，永久黄负责人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将办事处撤往香港，一天，一个神秘的日本人闯到其住处，不说姓名，就对范旭东说：“日本兴中株式会社派我和范先生商量，准备买下您在天津的工厂。”而范则轻蔑的对这人说道：“我的工厂不卖，你们若能拿走就拿走好了”。之后在天津的李烛尘接到范的来电，要其公司人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来日本连恐吓带派代表与李烛尘谈判，要与其“日中亲善”，霸占工厂，但都被李严辞拒绝，日本侵略者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于是强占。 通过军管等方式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沦陷区全部煤铁矿业、水产、电力、纱厂等尽被日军夺去。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为了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便改变了初期的大肆破坏与封锁，而实行残酷的“以战养战”政策，打着“中日合办”的幌子在华北以“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的名义，利用傀儡政府的资本扩大对中国人力和物力的掠夺。对于 “中日合办”，日本是否真的有资本投入呢？前华中振兴会社经理儿玉谦次在1940年的新年感想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方面虽应提供现金资本与技术，但严格来说，目前所提供的仅是技术而已”，而所谓提供技术，只不过是为了利用沦陷区的重要人力和物力罢了。 ------------ 日军对中国金融业的摧残 ------------ 在金融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摧残中国的各种金融机构，建立各种伪银行，发行伪钞，使其成为向非沦陷区人民进攻和掠夺沦陷区的武器，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侵华期间，自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扶植的傀儡政府设立了八家伪银行，发行了155种纸币。这些银行包括满洲中央银行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冀东银行、察南银行、蒙疆银行、华兴商业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厦门劝业银行。日本侵略者通过在中国建立的这些伪银行，发行大量的伪币和军用票，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军在中国发行伪币和军用票在政治上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国人民和国家政府的关系，在经济上为它在侵略战争中掠夺中国的物资，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伪银行发行的伪钞，都是依靠暴力作后盾强制流通，都是准备金不足或毫无准备金。日伪通过滥发伪币，制造通货膨胀，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最残酷的掠夺。以伪中央内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为例，开始发行时，票面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1944年6月，开始发行200元、500元大钞，1945年2月又发行1000元大钞，6月又发行5000元大钞， 8月又发行万元大钞。滥发纸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物价上涨进一步猛烈，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比1941年上涨了5490倍，粮荒空前严重，每石米从1941年的238元，上涨到1945年的每石150万元，上涨了6300倍。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工人和贫民的生活急剧恶化。 日本在经济上除了发行伪币掠夺中国的物资外，还通过发行军用票对中国进行经济榨取。军票是一种没有任何准备金，主要依靠军事强制流通的军用通货。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正式使用军票。日军发行军票的目的之一就是取代法币，获得在沦陷区金融方面的垄断地位，从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法币非常巩固的地方，日本首先在这些地区发行军票，极力破坏中国的经济。在初期对法币既利用又排斥。日方利用手中掌握的法币，当军票行情低落时，就把法币抛出购买军票，当军票行情好时，就出售军票购买法币。日寇将搜刮到的法币投入国统区，套购战略物资，加深了国统区的物资恐慌和通货膨胀。在抗战初期，法币在一定程度上可换取外汇，日军利用掌握的法币套取外汇，向英美等国购买军用物资及原料，这样不仅消耗了中国的财力，还破坏了中国的抗战，支持了其在中国的侵略战争。 ------------ 日军对文物古迹连偷带抢加破坏（1）-（图） ------------ 北京猿人头盖骨 日本在侵华期间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摧残十分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以暴虐野蛮的手段对中国大中小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及公共文物、私家文物等实行轰炸，纵火劫掠，使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受到空前劫难，其损失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中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对中国的图书，日本侵略者能抢则抢，抢不了则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至1944年则减少一半以上，仅存18家，其它如附在学校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有四分之三被毁。不仅大量有名的图书馆毁于战火，而且许多珍贵书籍被掠走，这在中外藏书史上是空前的。1938年底，中央图书馆与教育部的报告估计，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6年，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报告说，战前中国全国图书馆总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各省市之工私立图书馆因战时影响损毁者达50%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后逐渐恢复。据1943年之统计，全国亦仅有图书馆940所，约占战前的50.86%。 日军占领东北后，掠走沈阳故宫清代文朔阁《四库全书》，并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中国历史地理教科书，仅1932年３月到７月的五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日本占领华北后，华北各地图书馆藏书凡有抗日排外内容均被没收，易以反国民政府的书籍。在华东地区，尤以江浙文化发达地区损失巨大。“八·一三”事变中，上海的中国公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劳动大学等校图书馆均被炸毁或焚毁。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藏书50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90年间搜罗的图书杂志包括大量孤本、珍本，善本古籍全都化为灰烬，仅有七分之一的藏书由于事先转移，才幸存下来。 以下是部分图书馆损失： 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32794册。 北平师大附中图书馆，损失图书2886册，挂图323幅。 清华大学图书馆，北平沦陷后，馆舍改为外科医院，阅览室改为病房，书库改为手术室，其部分图书被分给新民会、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等伪机关，多数散失。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该馆所藏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8宗，及未整理的60余大篓，全被日军运走，作旧纸出售或焚毁。寄存兴化北门外观音阁的图书被焚毁的有6808册，其中多是木刻丛书或方志。南京图书馆与夫子庙同毁于战火中。 江苏南菁中学图书馆所藏宋版书及创办人王先谦藏善本全遭焚毁。 侵华日军还有组织地对中国文化古物进行劫掠。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军掀起抢劫高潮。先是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部长“指示”其在南京的特工人员立即检查南京市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接着从东北大连调动“南满洲株式会社”的大连图书馆的专业人员，赶赴南京；同时还有东亚图文书院与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汉籍专家”，共集中了日本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对南京城的中国文献进行了劫掠。这次劫略的目标有70余处，被劫走的图书达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当年参与这次文化大屠杀的青木石，他当年是满洲铁路大连图书馆职员，被调来参与抢劫，他证实文化大屠杀这一史实。据他回忆，日军占领南京后，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就调集特务部9名工作人员，以检查市内重要图书为名，乘坐3辆汽车在南京市区到处搜寻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等处，然后日军又调集特工人员以及士兵和抓来的苦力，动用了300多辆卡车，装载抢来的图书和文献。从3月起，花了一个月时间，进行大肆的抢劫文物。他们让士兵和苦力乱七八糟地把书籍装到卡车上，运到目的地。抢来的图书都放在南京地质调查所的三层大楼里。每天搬入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在调查所的一二三层房间里构筑了200多座书山。由此可见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的规模很大。 日军在抢劫的过程中甚至把已成为日本汉奸陶锡三的住宅也抢劫了。事后陶致函伪政权要求日查寻归还所抢的东西。函曰：所有全部红木家俱及衣箱，瓷铜器与一切物品，约值四五千元，被劫一空。唯内有佛堂一间，供奉老祖宗笔画像，与历代祖宗神位像，并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及《午集正经》、《未集经髓》与各种经典，今竟全行被劫。日军在南京对于不能抢走的文物便破坏掉，我们可以从一个日本士兵的日记中得到证明，侵华日军远原孝太郎，原是日本千业县佐原市的一名小学教员，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应招入伍，从1937年9月1日起至1939年8月7日退伍时为止，他逐日记载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中他记载了日军纵火焚烧南京市内地质矿产陈列馆的暴行： 9时出发，目标南京。我来到马场，这里是陆军军官学校，宿舍是距马场不远的地质陈列馆，这是一座用黑砖盖成的建筑，建筑物内部也很讲究，摆满了珍奇的矿物标本，宏大的三层建筑中，标本装得的满满的，令人惊叹。如果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一定会被这里的陈列感动得流泪。贝壳、树叶的化石、珊瑚、古代的容器，任何一件都是珍品，如果带回佐原的学校，人们一定会惊叹，要拿走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战场上，没有时间干这种事情。看到了很漂亮的名信片便带走了，因为要建宿营地，陈列架和陈列品都被扔到外面焚烧了。 转眼间，从世界各地征集来的价值数十元，数百元的化石、岩石、容器与马路旁的石块没有任何区别了。价值数十元，数百元的陈列架也化成了灰烬。实在太可惜，虽说可惜，可那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只能烧掉。［引自孙宝巍 主编《南京大屠杀》1997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P341]。 1942年８月至1944年2月，日军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内，搜刮金缸和铁器等就有220吨。故宫内铜灯97件、铜炮一尊、铜缸66口，全遭日军抢夺。此外北平研究院收藏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文物300多件，中央博物院筹办处存于北平的宋清瓷器、绣花屏风等88件、南齐石刻佛一尊、山西赵城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星镜及青铜戈等50余件被日军劫夺。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沦陷期间也同样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南京朝天宫保存库是钢筋水泥建筑，共四库，第三库有窗户通风，其它三库全靠调节空气机去除潮湿。南京沦陷后，朝天宫库房被日军占用，改为伤兵医院，三座库房的空气调节机被日军掠走，而库中的2954箱文物也被掠走。在南京分院故宫印刷厂的先进印刷设备购自德国，有铅石印机，以及铸字机和切纸机等，使得印刷期刊，影印历代书画、瓷器、玉器图录数量较多，这些设备在南京失陷后也被日军掠走。 以上只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而使中国图书文物损失的一部分，日军的侵略，使中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损失，阻碍了中国图书馆及博物馆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的文化。 ------------ 日军对文物古迹连偷带抢加破坏（2） ------------ 日本侵华导致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丢失，是人类文明史上无可挽回的损失。“北京猿人”于1921年到1923年发掘于北京市西南周口店镇的龙骨山。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历史学家裴文中教授首先发现第一个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当时这一重大发现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类研究史的重大发现，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正当发掘的黄金时刻到来时，“七·七”事变爆发，北京人遗址被迫停止发掘，工作人员只得离开周口店现场，回到城里，在协和医院内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938年，日本侵略者竟将留守在周口店的3名技工残酷的挑死。当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美正式宣战，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内所有美国人的地盘包括协和医院，当时参加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贾兰坡已经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决不会放过这些放在协和医院里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其重要性在于它标明了所挖出来的标本层次，如果图纸破坏或丢失，那么以前所有出土的化石标本将因层次混乱而失去价值，贾兰坡趁日本人不注意，冒险偷偷复制这些图纸，整整用了两个月将全部图纸绘完，并装订成册收起来。此外他还将现场照片也洗了不少。不久，果不出他所料，日本侵略者把存在协和医院的图纸、文件及部分标本，都掠走了。贾兰坡，这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依靠他的机智，终于拯救了部分科研资料，但是北京猿人化石却意外失踪。 “北京猿人”化石首先存于北平协和医院试验室，在日美宣战前，两国关系已经很紧张，为了保存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经多方研究决定，将其存到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中，计划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把装箱包好的化石标本先运到秦皇岛，然后由一艘从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送到美国。不料这天爆发了珍珠港事件，秦皇岛等地机场及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被截，“哈里逊总统号”也一直未能驶入秦皇岛。据说该文物被日军劫夺，从此“北京猿人“化石便没有了音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多方寻找，但毫无消息。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是人类不可估量的损失，侵华日军应对“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负责。[《北京文史资料》第54辑，1996年1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 引自谭依孝：《抗战时期被平的几处日本牢房》］。 抗战爆发后，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之一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面临日军掠夺的危险，到1933年2月，为了文物安全，故宫大部分文物经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先运往上海，后运往南京。“八·一三”事变后，文物又受到威胁，故宫文物又开始西移，但仍有2900余箱滞留南京，在1938年6月不幸落入敌手，内中包括比较重要的清实录、圣训、御笔、玉玺等，另有字画“唐太宗御笔、宋徽宗御笔荔枝山雀图真迹、苏东坡墨迹”等，日军把这些文物大多带回日本，对认为没有价值的便毁掉。 日军在长期占领期间，无视中国主权和考古学程序，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等进行了大规模强盗式的发掘，这是一种典型的盗墓贼的行为。考古学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但是日本侵略者对发掘遗址的完整性不重视，它们发掘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商都殷墟遗址、以及齐国故城遗址。这些遗址都被发掘的一片狼藉，遭到破坏。 日军在侵华期间也对中国的甲骨文进行了偷窃。甲骨文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稀世之宝，它行成于我国的殷商时代，它是研究古代宗教、历法、文字、政治等的原始资料。在清代末年有一个叫作王懿荣的人，是他发现了甲骨文，因他懂古文字因此看到了甲骨文的价值，于是高价向古董商购买，许多大臣以及外国人也大量购买。日本人西村博、林泰辅也很早就开始就收集甲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在占领河南安阳时，从1938年到1943年，多次组织大批人员到殷墟盗掘，从殷墟挖走了许多甲骨、陶器、玉器、骨器等重要文物，其间盗走的文物装了满满8辆大卡车！ 南京是我国的六朝古都，战国时楚置金陵邑，秦称秣陵，三国吴称建业，晋称建康，明为南京，清为江宁府治。南京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有紫金山、宣武湖、燕子矶、中山陵、雨花台等名胜古迹，地下文物也十分丰富。一次在南京郊外建飞机场，挖出一座古坟，发现有唐代名僧的舍利，侵略者将部分唐僧舍利盗去日本。 江西也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省份之一，1939年9月，日军用钢炮毁掉了在江西境内星子县的一座舍利塔。该塔建于三国东吴时期，位于金轮峰上，日军在塔下挖出法华经一部、银佛一座、舍利子数颗、红白绿色珍宝多粒。 第二年，又从该县的栖贤寺抢走一大批珍藏了数百年的著名文物，有古罗汉图轴、宋代黄庭坚书法石刻、宋元明清历代珍迹等珍贵文物。 私人文物也遭到破坏和掠夺。我国是一个重视收藏的国家，许多文物在民间被广泛的收藏。而我国的藏书有很多集中在南京、北平、上海、苏洲等地，这些地方战争激烈，因此许多文物被破坏和掠夺。如南京陆舆云先生“半生喜筑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猝间未携出，悉被劫”。南京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字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欲购买石家藏书，被石家拒绝，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南京刘铁云家收藏的殷墟龟甲文字183片、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1卷，以及宣德炉等著名文物。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损失书刊以外的文物计：碑帖30件、金石拓本100种、书画40件、印章150方、古钱650枚、古镜3枚、古经2卷、明清善本6000册等。吴锡南寻刘氏，藏有《永乐大典》残本，为国内所藏大典之精本。苏州蟠氏藏有秦鼎、周鼎等均被抢走。1938年，日军在开封查抄冯翰飞宅，劫走《吴道子山水》等古画。1940年，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陆军少佐在江苏嘉定掠走地方志535种，及殿本《二十四史》等。 ------------ 古迹及建筑的损毁（图） ------------ 被破坏的上海龙华寺 日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每到一处就进行烧杀抢掠，不少名胜古迹毁于战火，许多著名的古建筑在日军的炮火中被夷为平地，损失惨重。 座落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原为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朝政的地方，它继承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风格，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瑰丽的明珠。位于避暑山庄的宗镜阁，在日军的侵略下成了牺牲品。1761年即乾隆二十六年，宗镜阁与北京颐和园的宅云阁同时建成。宗镜阁，高2丈2尺6寸，呈正方形，不但造型优美，而且工艺复杂，该殿共用青铜207吨，耗工料合银65660余两。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经济状况恶化，日伪以“金属献纳”到处掠夺铜器，连铜鞋钉子、铜锁也不放过，以此制造枪弹。由于宗镜阁都用青铜铸造，因此遭到了摧毁。据辽宁档案馆记载，被拆毁的宗镜阁铜殿，共装26大箱、30捆。作为世界艺术珍品的铜殿便这样从中国消失了。位于避暑山庄周围的外八庙，融和了我国多民族的艺术风格，它是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及佛教圣地，1933年日军侵入后受到严重破坏。日军不仅毁坏外八庙和避暑山庄的园林建筑，而且抢劫了其内的珍贵文物，其中有许多镀金的银佛像，还有用金字书写的，珍珠装饰而成的用汉、蒙、满、藏四种文字写成的《甘珠经》、《丹珠经》两部。以上仅是日军掠走的一小部分珍贵文物。 在山西，始建于北魏的晋祠，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位于晋察冀根据地的佛教名山五台山在日军的扫荡中，许多古建筑被毁。在古都北平，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炮轰宛平城，有“马可波罗桥”之称的卢沟桥也被损坏。京西房山一座建于隋朝的云居寺，是一座庞大的古建筑，也被日军整个摧毁。 在南京，日军侵入南京城后，一面强奸杀人，一面放火抢劫。许多古迹文物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不少文化建筑葬身火海，南京著名的夫子庙也为烈焰吞噬。夫子庙位于秦淮河畔，建于北宋1034年，是供奉孔子的地方，也是江南学宫所在。整个建筑群占地广阔，布局和机构位东南各省之首，但是由于日军的纵火，使得这座有名的建筑物荡然无存。 三、日军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破坏 在抗战以前，我国有高校108所，其中北平有14所，河北有8所，上海有25所，广东有7所，这些学校大部分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处在交战频繁的地区，因此破坏非常严重。被破坏的上海龙华寺 在上海，日军于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许多学校在日军的炮火下被毁，如上海同济大学。同济大学的前身是德国人宝隆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改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在“一·二八”事变时许多教学楼和宿舍被毁。 “七·七”事变后，我国北方重要大学南开大学遭到了日军的摧残。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天津4个多小时，在这次轰炸中，南开大学被敌人付之一炬。南开大学的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被夷为平地。南开大学成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第一个遭破坏的高等学校，据初步统计，南开财产损失占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了变本加厉的毁坏，并且有意识的对中国的大学进行破坏。 1937年8月15日，日机炸毁泸江大学，8月23日，日机轰炸同济大学，所有设备和建筑都被炸毁。截止到10月15日，上海社会局调查表明，上海文化教育机关，包括博物馆、图书馆、大中小学校以及体育场等，总计损失1094多万元。 1938年4月11日，星期天，湖南岳麓山尖厉的警报声把人们从宁静中震醒，27架日本军用飞机携带炸弹投入岳麓山湖南大学内，顿时湖南大学成为一片火海，湖南大学有珍藏典籍的传统，从书院的御书楼到藏书楼到图书馆，历经千年，绵延不断，藏书十分丰富，其中不乏有历朝经典、珍本、善本。1933年11月刚竣工的新图书馆，藏书量在国内图书馆中屈指可数，可是在日机的轰炸下，成了一片废墟。望着被炸的水泥骨架，望着数万册图书在烈火中被烧，化为灰烬。多少代人的心血被烧的一干二净，有的教师和学生禁不住失声痛哭。在湖南大学遭毁灭性轰炸的时候，岳麓山风景区的名胜古迹也遭到日机的严重破坏。后来，爱晚亭、云麓宫殿等先后被日机投放的炸弹所毁。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进行摧残，妄想毁掉中华文明。为了挽救中国的教育，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主张迁移学校。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邀请各团体及学术名流在庐山召开了国事问题会议。会上决定把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定名为临时大学，9月三校迁往长沙，南京失陷后再迁往昆明，学生们跋山涉水，从湖南西部经贵州直到昆明，一路上经受了意志的考验和体力的锻炼，而且观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了当地风土人情，学到了很多东西。临时大学迁到昆明以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大学在昆明呆了整整8年时间。1938年到1940年，昆明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敌机直接轰炸联大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这天下午，联大大部分男生宿舍被毁，清华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两枚炸弹轰击，屋顶遭到相当的破坏。1941年的轰炸比1940年10月的轰炸更严重。这次轰炸使图书馆、教室、宿舍都有损坏。为了解决宿舍问题，一些教室被改为宿舍，一位学生在描述当时情形写到：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就在此时，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寝室睡觉也要打伞，真别致！在轰炸中也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各种材料，联大师生由于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估计死10人左右，伤10人左右。轰炸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联大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一有警报，师生就往外跑，大多数是往郊外的土山或坟头上躲一躲。 尽管联大的条件艰苦，但是教学质量很高，联大师生8000人，后来绝大多数在祖国大陆，其中一流名人比比皆是，如杨振宁、李政道、宋平、彭佩云等等，联大也为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巨大损失（图） ------------ 杀害郁达夫 1937年，上海、太原失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创建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山东解放区、陕甘宁边区……这些解放区的军民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中流砥柱。日军从1938年底开始，集中60%以上的侵华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治安肃正”的法西斯活动，发动一系列疯狂的大“扫荡”，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日军疯狂进行大“扫荡” 八路军挺进敌后所创立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构成了华北敌后的广阔战场，成为日军“扫荡”的首要也是最酷烈的地区。“从1938年底到1940年止，日军在华北解放区发动的千人以上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1〕日军的扫荡在1941-1942年达到高峰，其间杀人无数，劣迹斑斑，惨案连连。对百团大战的报复“扫荡” 1940年百团大战后，敌人抽调各地兵力开始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开始了大屠杀、大破坏。例如山西省襄垣县西营向人民在后来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罪行：“民国29年9月，日寇由南来至我乡西营村居有三天之久，在我乡所做的罪恶滔天。进村后见人就抓，不能走者就杀，远见野外难民也要用枪打死……特别是我村鲍怀中、刘铁匠在地里逃难，就被用枪打死，并将眼睛挖出。还有李根堂、李兆堂（60多岁的老汉）在家用饭，被日寇抓住将头割下拿走。另外，在本村北郊大沟地洞内用毒瓦斯毒死任和尚全家和邻居13人。把我村房子烧了1190余间，变成一片焦土。……抢拉牲口37头，杀了7头。将衣物等好的拿走，次的全部烧坏，共计衣服62870余件、农具37200余件，另外进行掘地搜寻找出人民的口粮2260余石，合31640斤，全被拉走、烧掉，共损失猪135头、鸡鸭等无数。使我难民回村无吃无穿无住，死者遗体在地，还有找不到整个遗体，全村老少个个痛哭。更残酷的全家被害，老少无留一人，闹得断苗绝根。”〔2〕 此外，据1945年9月第18集团军总政治部关于太行太岳部分损失统计：仅太行8个县，被惨杀1782人、伤185人；烧房62765间、窑洞4676孔；抢走及毁坏粮食3.2万余石；抢及杀牲畜1372头、猪羊2073只；毁农具4万件。太岳区5个县，惨杀4381人、伤258人；烧房165500余间、窑3310孔；抢及毁粮食166800余石；抢及杀牲畜2800余头、猪羊鸡9100余只；毁农具车辆15600余件〔3〕。 对晋冀豫的“四一二”大“扫荡” 日寇视日渐巩固强大的晋冀豫边区为眼中钉、肉中刺，准备了3个月的时间，抽调1万余兵力、150多辆汽车和坦克车，1000多骑兵，进行总扫荡。这次扫荡中的残暴屠杀，简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据统计，“共计杀死及杀伤2749人（死2245人，伤195人，失踪256人）。被杀死的以女人、小孩、老头为多，大多数用刺刀刺死，还有活埋或烧死的，南张堡一间房子里就烧死了17口，一个猪圈内烧死了12口，许多是用机枪扫射死的。敌人用开会名义欺骗老百姓到枪口，一次用机枪扫射死了100多名。许多女子被敌人逮住奸淫后用刺刀刺死。许多婴孩被敌人从腰中挑断，有的用两手将腿劈开，有的用开水煮死。许多被俘的老百姓，却活活填到水井内，填后用手榴弹将井炸坏。阎一村，用人的尸体填满了5个水井。日军扫荡过后，从一个井中打捞出67个死尸，内有两三岁的小婴孩，还在他母亲怀里。在这次扫荡中被杀绝的有100多家……”〔4〕。 在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在敌人“奔袭”、“扫荡”中不幸被捕的抗日军民，许多都被押解到太原，关在“工程队”里，其中约有70%的人，都因饥饿、劳役及被抽血过多致染重病或死亡，还有一些人被日寇活埋和虐杀。1941年3月间，敌人在“工程队”后院活埋了130多人；6月份一个月，“工程队”中被敌人在深夜里酷刑打死，直到次晨宣布“疾病暴卒”的就在60人以上。1942年7月间，敌寇更把我们200名被俘的战士从“工程队”带走，由敌军当作“活肉靶子”，分成三批令其新兵“上操”“练习”，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根据比较可靠的材料估计，在抗战八年中，太原“工程队”内日军共计杀死我们的抗日军民数达12万人以上〔5〕。 此外，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5月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到1944年春，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大扫荡就达120余次；在华南，日军对东江、琼崖等根据地进行了十几次千余人大规模的扫荡，大行肆虐，解放区军民遭受严重损失。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 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6〕 杀光：日军足迹在所到之处，进行杀人比赛。其屠杀规模大，千人以上的惨案比比皆是；杀人手段残忍、变态，刀刺、活埋、解剖、奸杀……甚至生食，敢比禽兽。 烧光：在大屠杀的同时，日军还对血洗后的村庄放火焚烧，赶尽杀绝，毁灭证据。各个村庄房屋尽毁，村民在劫后重建，日军又来烧毁，有一个名为驴儿叫村的竟然被先后烧过了22次。好多村庄就此完全毁灭。 抢光：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对各种财物，能拿的都拿走，不能拿的也要破坏掉；对各村庄的牲畜抢掠宰杀；各种损失不计其数。日军的“三光”政策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也给边区造成重大损失。 ------------ 几大惨案 ------------ 河北省潘家峪原本美丽幽静。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日军就来这里“清乡”138次，并扬言要血洗潘家峪。1941年1月25日黎明时分，在日本驻丰润县城顾问佐佐木指挥下，五千多日军和伪军将潘家峪团团包围。天明后，就开始闯进村里搜人抓人，把人们赶进村里的大坑里。然后逼问村民谁是“八路”，机关在哪里，可是换来的只是人们的怒视和沉默。后来，佐佐木又以天气太冷为借口将人们赶入墙高院深的潘家大院里。 走在前头的乡亲发现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松枝和柴草，柴草上还浇上了煤油。这是敌人布下的杀人场啊！有的人发现上了当，就呼喊反抗，但立即被部署于墙上房顶的日军扫射而死。片刻混乱过后，日军马上采取既定计划，开始了大屠杀。一面机枪疯狂扫射，一面点着泼了煤油的柴草。顿时，潘家大院血肉横飞，火光冲天。少数人与敌人奋力搏斗逃出火场，但更多的人则惨死在熊熊大火里。敌人在尸体上浇上煤油又火烧第二遍，并对村子再次进行搜查。他们见房就烧，见财就抢，见人就杀。傍晚时，整个潘家峪已是一片火海，原本美丽平和的村庄化为废墟。 后来，附近人们闻讯去抢救时，“只见一亩大小的潘家大院里，尸体盖着尸体，焦骨并着焦骨。潘正萱的妻子怀孕六个多月，独自被大火烧的爆裂，胎儿露了出来，像这样惨死的孕妇还有10多个。院内火苗还在窜动，人肉被烧烤得吱吱作响。潘贵一家除一个7岁的女孩被压在尸体下得以活命外，其余的人全被烧死，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也精神失常了。” 〔7〕“地窖里发现30多个女尸，身上都没有一块布片，在沾满血污的尸体上，看得出被挑破的下身，肚肠拖出，瞪眼裂牙。据逃出的难民说：这30多个女尸是先遭轮奸，再遭杀戮，最后又焚烧的。”〔8〕这次惨案，全村共有1230人遇难，96人受伤，1300多间房子被烧毁。 平阳千人惨案 平阳在北岳根据地腹地阜平县的东边，距县城60里，是平阳河流域中最大的村庄，分上下二村。周边有20几个村庄，彼此互通往来。但1943年秋季大“扫荡”到来时，平阳人民再无宁日。日军从阴历8月21至11月19日，对平阳及周边区域进行了长达三月的血腥“扫荡”。 战后有关方面对此进行了调查，其所述情节令人触目惊心。 “制造平阳惨案的罪魁荒井就住在平阳，与他的500个刽子手组合成一个大队，……由平阳移到铁岭又移到土门又移回平阳，终日清剿，彻夜包围，一夜合击60里，平阳区漫山遍野几乎天天有铁骑兽迹，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牲口就赶，更拼命的屠杀赤手空拳的百姓。”〔9〕兽军以枪打、食杂、刀剐、吊绑、开膛、剖腹、刀割、剁脚、火烧、水淹、狗咬、活埋、针刺、钉钉、碎割、整刮等手段杀人，极尽残暴之能事。举例可知：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敌人搜山捉住，因拒绝日军的奸污和保守抗日工作秘密，被生生割下两腿上的肉，日本军用铁丝将肉串着烤着吃、包饺子吃，然后砍下头来扔进了井里。她父亲刘荣榜被洋狗咬着打滚染红满身血，惨叫着死掉了。她的弟弟刘耀星也被活埋了，父子三人同时被害。为了取乐，残忍的日军把捉住的20几个妇女叫到一起，把一个怀孕的妇女绑住放到棺材里，其他人被迫脱光衣服站到棺材前，日军用刀把那个孕妇怀前的皮肉剥开，撕到乳旁，开了她的胸膛，摘出还在怦怦跳动的心，破了她的肚，挑出腹中的胎儿，血顿时流满了棺材底，其她妇女被吓得死去活来。惨死的人很多很多…… “敌人退走后，井里没有人敢打水，井里死尸半井，井沿园子边即是屠杀场之一。白萝卜染成了血红的皮。一个院子里满地鲜血和土凝结成一寸厚的血层，许多地方抬出死尸后，在地上有一个血人形，死尸遍地，臭气熏人。仅大屠杀场就有五个，除此外，一个崖根1具死尸，一个小院子里20个光身女尸，一个山药窖里2具死尸，七个山药窖都装满了死人。”〔10〕 平阳一带人民在此惨案中被敌直接杀死者752人，酷刑致死者89人，抓走112人，连同贾家口被杀死的200多人，此次共牺牲1000余人。此外，被烧房屋5200余间，被抢走粮食18万余斤、牲口计1200余头、衣服4000余件…… 这只是大“扫荡”期间日军制造的无数惨案之一二罢了，再看下面： 平定马家庄惨案：杀害我无辜群众334人（其中小南庄48人，大南庄49人，马家庄237人），烧毁民房24处，烧抢驴127头、牛237头、羊532只，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血洗兴县城乡事件：屠杀了1300多个无辜的老百姓，烧毁了5700间房屋，抢走和屠杀耕牛1千多头、驴4百多头、猪羊50多只、鸡1万多只。抢走和焚烧各种粮食3千余石。抢走首饰器皿多件，白洋1380元、法币3300元、农钞27800元，绸缎布匹70丈、衣物用具8千余件。捣毁织布机29架，破坏农具不计其数〔11〕。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日军暴行罄竹难书！ ------------ 制造“无人区”和“人圈” ------------ 日军深知我敌后军民的鱼水之情，是促使敌后解放区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柱。为达到其彻底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目的，着力于切断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军通过大屠杀、大焚烧的方法，制造无数“无人村”，连接成为“无人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河北冀东长城两侧的“无人区”，东西绵延350余公里，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河北省的兴隆县正位于此区的腹地，成为日军进剿的主要对象之一。《河北日报》记者曾深入抗日老区，对此进行了实地访问。据记者提供，当地77岁的温秀贵老人回忆说：“1941年正月‘小集家’，日本侵略者把山上的人一个个抓下来，仅在茅山坟东坡就抓捕36人，有28人被带走，只有1人死里逃生，其他人至今未归。1943年‘大集家’，日军把周围都定为‘无人区’，谁出‘人圈’，格杀勿论。在‘人圈’中我们温家仅半年时间就被折磨死6口人，有爷爷、奶奶、伯母及女儿、堂兄和二哥，我们的父亲温彦之是八路军地下办事员，在这以前就被日军杀了。”〔12〕 要让祖祖辈辈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园，确实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对于此，日军根本就不会顾及，他们对于不进或延误期限迟进的人，见一个杀一个。 “无人区”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又装上铁丝网或插满枣树刺枝，实施戒严，但里面的人们却被强迫必须“夜不闭户”，以方便兽军随时进去奸淫掳掠。被抢掠一空的民众在住进“人圈”后，无力再建新房，只有勉强搭个马架子窝铺。冬天，暴风雪肆虐，“屋”里“屋”外没有分别，同样寒冷彻骨；夏天则是遍地污水、粪便，泥泞不堪，臭气熏天，成为各种瘟疫、传染病滋生的温床，1943年一次瘟疫流行，兴隆县就死了6000多人。“人圈”内的人们生活无着，仅靠配给的一点点“共和面”（由豆饼、苦橡子面和霉烂的粮食做成）来过活，吃得这样却还要被日军逼着去服劳役，修公路、筑碉堡、挖封锁沟 ……死亡率极高，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将其指为“变相集中营”〔13〕。 综上，日军对解放区的毁灭性扫荡，确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据不完全统计： “在抗战八年期间，晋绥根据地有15万余人被日本侵略军杀害，9万余人被抓走，85万余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44亿斤、耕畜30万头、猪羊356万只、农具家具约1000万件、被服538万件。 晋察冀根据地有48万余人被杀害，近30万人被抓走，188万余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101亿斤、耕畜57万头、猪羊169万只、农具家具约2441万件、被服2113万件。 冀热辽根据地有35余万人被杀害，39万人被抓走，292万余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166亿斤、耕畜36万余头、猪羊424万只、农具家具1800万件、被服930万件。 晋冀鲁豫根据地有近98人被杀害，49万人被抓走，488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275亿斤、耕畜170万余头、猪羊624万只、农具家具8041万件、被服6593万件。 山东根据地有90万人被杀害，126万人被抓走，580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493亿斤、耕畜290万头、猪羊2960万只、农具家具7767万件、被服8700万间。 苏皖根据地有24万人被杀害，13万余人被抓走，297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62亿斤、耕畜36万头、猪羊266万只、、农具家具约1121万件、被服4088万件。 中原根据地有7万余人被杀害，10万余人被抓走，22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7亿斤、耕畜10万头、猪羊30万只。 上述七个根据地八年间共被杀害318万人，被抓走276万人，1952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家具农具2亿2270万件、被服2亿2963万件。”〔14〕 一个又一个的长长账单！日军的暴行已不是简单的“烧杀抢掠”四个字所能涵盖，而且，日本法西斯军队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杀戮和对我妇女同胞的蹂躏所造成的损失，也绝非数字所能计算！ ------------ 在1945年我们胜利了（图） ------------ 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 中国人很久没有尝到过胜利的滋味了。打开近代历史，迎面扑来的是浓重粘稠的血腥之气，中国人无条件的“享受”百年的恐怖和践踏。那一张张的老照片在说话：在午门的城楼上悬挂着的义和团员的头颅；万人坑边即将被推进去的大学生；轰炸后的重庆山路上破碎的断臂残肢；跪在地上等待着军刀挥下的老百姓；731工厂血渍的白色床单里无名的“实验品”……他们都有一个真实的身份——中国人！百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不仅是血和泪，而是血泪干涸后的麻木与茫然！丧权战败、割地赔款、屠戮灭种、蹂躏强暴……百年的梦魇折磨得中华民族奄奄一息。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中国伤亡近3500万同胞，其中多为无辜的百姓！那只是一串串数字。数字再大、再惊人也不能写罄历史的悲哀，而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瞬间，是一双双渴望胜利的眼睛，是一堆堆积淀在国人魂灵中的仇恨，是一刀刀剜在国人胸口的无法抹去的疮疤。 一、不愿讲和讲不完的故事 广岛被炸后，有一个日本人作了一首哀鸣广岛的诗，但是只要把诗句中的“原子弹”改成“南京”，相信日本自己也会惊诧，他们对南京、对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诗的内容是： 你说：原子弹是一个故事！ 他说：原子弹是一个故事…… 你说：这个故事我不愿讲下去！ 他说：这个故事我永远讲不完…… 如果，用日本人自己的故事来讲一讲中国，讲一讲南京的话，我们可以原样写一首诗： 你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故事！ 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故事…… 你说：这个故事我不愿讲下去！ 他说：这个故事我永远讲不完……苏联出军中国东北给日关东军以打击 但是，这两个看似相同的故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因果。“南京的故事”是人类史上罕见的虐杀！“广岛的故事”是日本法西斯犯下弥天罪行后招致的灾难！ 1945年8月15日，我们胜利了！中国，这个古老巨大的身躯，穿越了世纪的磨难之后，看到了给她带来仇恨和屈辱的邻国“太阳”陨落了。1945年9月2日，天皇颁布了保证执行《波茨坦公告》的诏书，宣布“朕命令朕之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放下武器”。接着，在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受降仪式。这样，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有了法律保障，日本将因此忠实执行《波茨坦公告》，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已隶属美国为首的盟国占领军最高总司令。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天皇第一次宣告战败并被置于外国主权的控制之下，日本政府成为外国的办事机构。这真是一次重大变革！所谓的“主权”为的是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对中国人而言，“主权”似乎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字眼。百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外国人面前佝偻着身躯，习惯于看着自己的同胞暴尸街头，习惯于他们的强取豪夺，习惯于在枪林弹雨中梭行狂奔……在没有“主权”的中国，大多数中国人养成了“活着”的习惯，所谓的自尊、人权、发展、价值，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条件早已被外国人踏在脚下，而且在脚下被寸寸碾碎！ 然而，当古老羸弱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为“胜利”而老泪混浊的时候，我们期待着的并不是让日本人尝尝被那些军国主义兽兵撕剐啃啮的痛苦，世界给予战败后日本的是“菊”而不是“刀”。日本是幸运的，世界给了日本和平的发展和扶植的力量，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曾就密苏里战舰签字仪式发表的讲话称：“为解除日本的精神武装，必须废除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教育和集权主义教育，扶持日本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新生力量。”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和创痛是最严重的，所以我们和全世界一样以“中国的名义”阻止法西斯日本悲剧的重演。我们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 但是，胜利的背后是惨痛的代价，当站在“胜利”后的一片焦土之上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谁来归还民族的血债，我们需要应得的正义的赔偿。 “战败后的初夜” “战后日本”的结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日本国家从法律上获得了民族独立为标志。而“战败的初夜”不是一种僵化的时间定义，它是指日本投降后国民整体精神上的幻灭和国内的消极的状态，也就是战败的最初阶段。苏出军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那天的中午被称为是“呈现出虚脱状态的酷夏”，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他们凭着“天皇的神话”和“神风的传说”赖以存续下来。直到那一刻，“战败”还是一个在梦呓中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战败的消息传开后，整个长长的夏日午后，数以千计的人络绎不绝地涌向宫城二重桥前的广场，在人群里夹杂着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妇女的身影。他们的步履由于战败的冲击变得分外沉重。不知是谁，顾不得外表与体面，一屁股坐在沙土地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1〕 这一画面开启了战后日本史的“初夜”。在这个炎热而苍白的夜晚，曾令日本兵士以作为忠君督战的口号的“大和之魂”, 变得游离虚幻，没有了依附。这种曾经在历史上作为智力、感情、想像力等精神原动力的 “大和之魂”，在军国主义的战斧下最终被扭曲为 “集体兽性”！在今夜，历史见证了这种狂信的彻底失败！ 投降后的日本国内并不平静，“初夜”里的骚动一直在继续：“一亿玉碎”、“本土决战”、“彻底抵抗”以及右翼集团的集体自杀，但诸如这类歇斯底里的叫嚣，在失去了依附感，神经衰弱的国民心中已经死寂无声。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首脑们在追述当时的感受时说：“我们进驻日本时，以为一定会遭到一部分军队和国民的抵抗，因而派往厚木的先遣部队都有决一死战的思想准备。而实际上却出乎意外地实现了不流血的和平进驻。”〔2〕 战后的生活依旧是战时贫困生活的继续，真正分界的是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道德、经济、伦理、制度、法律——由于战败在瞬间崩溃了。也许当时剩下的惟一的权威就只有“形式上的天皇”了。战败的日本沦为“四等国家”，在大都市的废墟上兴起了黑市群，黑市成为了大都市的闹市，在黑市上出售的东西全都比国家牌价高。畸形的市场呈现出异样的喧嚣和混乱。 云集于黑市的商贩们受到一种帮会组织的管辖。这种由地痞流氓组成的组织叫做“帮”，其首领被称为“老爷”。由于物资短缺，物价扶摇直上，抢购与黑市活动已经成为战后社会风貌的剪影：“……大多数人都想通过抢购粮食度过难关，就是连节假日也不得安宁，东京和京都各火车站前呈现出更加急切的抢购风潮。人民摩肩接踵，纷至沓来，帆布背包和大小包袱随着人流卷入漩涡。”〔3〕日无条件投降 麦克阿瑟的“美国方式”： 1945年8月30日下午，一架飞机划破碧空冉冉下滑，降落在神奈川县的厚木机场，它带来了一个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人——同盟国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戴着一副太阳镜，在他那高个子身材的右手里轻轻地捏着一个烟斗。华贵的烟斗，在从前曾经是开拓者的珍爱之物，是开拓美国西部地区的象征。这次麦克阿瑟担负着远东开拓者的使命。事实上，从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日本无论在地理、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风俗上，都将作为美国的边陲度过以后的若干岁月。”〔4〕 二、《波茨坦公告》与 美国的“仁慈” 盟国关于战后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波茨坦公告》中作了规定，主要内容有排除军国主义、军事占领、限制领土、解散军队、严惩战犯、复兴和增强民主主义、赔偿等。日本投降后，美国派遣15万军队占领日本，并于9月22日公布《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声明美国对日本的最终目的是：（1）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2）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此政府应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原则与目标。 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占领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前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英联邦的军队驻北四国、中国（日本地区名）一带。日本不像德国那样被大块地分割占领，而主要由美国占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在日本战败前就已经确定下来。杜鲁门早就说过“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反法西斯盟国进驻日本后成立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占领军总司令部与其说是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部，还不如说是美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部的司令官和具体工作人员均由美军担任。 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太平洋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并授予他至高无上的特权：“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限，隶属于作为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贵官。贵官可行使为执行其使命而认为是适当的贵官的权限，”“贵官的权限是最高的”，麦克阿瑟也得意的说：“我对日本国民事实上有无上的权力”，“我是八千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5〕这样，麦克阿瑟君临日本，美军掌握了对日本军事占领的主导权。〔6〕蒋介石 ------------ 不愿讲和讲不完的故事 ------------ 美军的先遣部队几乎是异常和平的进驻日本，9月9日《朝日新闻》报道说：“传统的美国骑兵师军纪颇为严整，对市民的日常生活也颇具慈心”。麦克阿瑟抵达日本之后，通过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决定采取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统治的间接占领方式。主要理由是：美国进驻日本没有遇到预料中的抵抗；日本投降的方式与德国不同，中央政府一直存在并代表日本签署了投降文书；将来美苏对立势所难免，为防止日本国内混乱和爆发革命，尚需要利用天皇的权威。于是，他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决定取消军管而采取间接统治的方针。实行间接统治而不实行军政，这就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体制。〔7〕美国对“一个沾满了中国和东南亚人民鲜血的屠夫”所具有的这种仁慈之心，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也许应该是疼痛），《东方杂志》有一篇 “盟国管制日本的两年”的文章，对麦克阿瑟的所谓“管制”给予了全面的评析： 首先，是武装的解除。“占领日本及解除日军武装时间拖的相当长，自1945年8月10日日本表示求和，经过28日盟军始抵日本，再经过44日才将日本本土200万军队解除武装，这种类似编遣式的按步进行，较之对德国的迅速解决，截然不同。一方面给日本人一种自豪的心理，认为皇军不是完全的溃败，盟军是被放纵来到日本的；另一方面在这期间给日本人以盟军准备占领的预备功夫，日阀得以从容安排后事，埋没各种犯罪证据，潜藏武器财宝，以图他日东山再起……。直至今日在日本境内到处有飞机场和军事建筑，从九州到北海道随时可以看见战时的防空洞和地下军火工厂及司令部。”正如王芸生《日本半月》内所说的：“即使在战败投降的今天，天皇存在，宫城巍峨，明治神像，象征日本帝国的璀璨，靖国神社还供奉着众多战死的战犯灵位，上野公园里耸立着西乡隆盛的铜像，日比谷公园里建立着海军进行曲的碑。” 其次，是战犯的惩处。“日本战犯的审判进行的非常迟缓，直到美军占领日本半年以后，开始宣布与珍珠港事变相关的28名战犯，加以逮捕……重要战犯被捕者绝少。” 再次，政治的革新“三大民主改革”并不完全是新与旧的置换，比如解散财阀的改革并没有将财阀连根铲除，只是清除了原来持股公司的运转机制，并制定“独禁法”，以禁止重新出现过去那样的纯粹持股公司，但是三菱、三井、住友等作为财团完整的保留下来，成为日本战后国民经济的支柱。 政治制度表现为最突出的是日本仍保留天皇制。尽管天皇只是象征，而且授予他名义上国家元首的称号（只在形式上由天皇公布宪法修正案、法律、政令及各种条约），对于天皇的保留 ，文章认为天皇制度是日本以往对外侵略的发动元素之一，它本身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政治机构，加上日本人民神道的军国主义思想，更是发动侵略的主要根源。〔8〕 根据《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应在日本人民之间复苏民主倾向，并排除一切阻止加强此种倾向的障碍,日本政府更应尊重宗教言论思想的自由，并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麦帅最初依照宣言的规定，很想使日本政治民主化，决定消减阻碍民主政治的障碍，因之发表了军国主义者的放逐令，主张从教育上铲除侵略主义者的毒素，树立民主政治的规模，可惜未做进一步的改进，日本政治与民主的气息依然相隔很远。宗教改革也是极不彻底的，一方面实行政教分离，剥夺了天皇的神道教主身份，并由裕仁天皇自己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不是神是人”，另一方面传统的神道几乎完整的保留了下来，神道仍然是千百万日本国民虔诚信仰的宗教。 ------------ 天皇难道可以免责吗（图） ------------ 终战招书原件 美国对日本天皇制和神道的保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是从维护战后日本的社会秩序 ，还是从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神圣地位，因为自从7世纪初日本历史上正式出现“天皇”称谓以来,千余年来天皇一直是日本人心中的偶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观念当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天皇是“神”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没有天皇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虚构的观念统治长达十几个世纪,并成为人们的心理定势。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一书，对此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于1944年6月受美国政府委托对日本进行研究,“以求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坍塌。”“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激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以研究日本历史见长的埃德温·赖肖尔在《日本人》一书中这样写道:“人们对天皇家系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敬。在现代社会以前,没有一个人对于一切合法的政治权威归根到底来自天皇家系这一观念进行过挑战。”“战前的日本人对作为其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崇拜,大概要算是这种现代民族现象的最极端的例子。”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底,日本国内支持天皇制的人数比例仍然是相当高的。日武士剖腹自杀效忠天皇 战败国的天皇已经失去了驾御他的国家权力，但他依然代表了这个民族的自尊，麦克阿瑟深谙其中之道，面对战败后惴惴不安的天皇，麦克阿瑟具有一颗如同上级军官对待一个初犯军规的士兵一般的宽容心。“刚到日本来不久，麦克阿瑟的一些参谋人员说，为了显示一下权威，他应该把44岁的天皇传到盟军最高司令部来。麦克阿瑟远比他的参谋人员更了解日本人，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解释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贬低天皇的身份。他打算利用天皇对日本人的神秘影响，来促进实现他重建这个国家的伟大宏图。他觉着天皇会不请自来的，实际上此后不久天皇就主动要求来会见麦克阿瑟。9月27日，也就是正式投降后的第4个星期，天皇和皇宫中的一名助手来到了。“天皇身穿燕尾服和带条纹的裤子，头戴大礼帽。麦克阿瑟在门口热情的迎接他，并陪同他穿过长长的客厅，走到客厅另一端的火炉旁就座。只有一名第三者在场：天皇的译员。麦克阿瑟递给裕仁一支美国香烟，天皇感激的接受了。当麦克阿瑟点烟时，他注意到天皇的手在颤抖。”“当时，英国人和俄国人——特别是俄国人（作者依然有冷战意识）——以及不少的美国人正闹着要处死裕仁。但是麦克阿瑟认为那样做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会在日本引起广泛的骚乱和暴动。正如麦克阿瑟回忆的，天皇说：‘我之来见你，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由你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麦克阿瑟对此‘非常感动’。”〔9〕当然，裕仁的表现是相当“明智”的，他所谓的“把我自己交由你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其实主要就是交给“美国主子”发落。 美国作者在描述这段“充满优越感”历史时，往往用事后诸葛亮一般的击节称快来欣赏麦克阿瑟对战后日本的统治。日国民收听投降招书无限伤悲 麦克阿瑟这股浓浓的人情味，在整个日本岛弥散开来，使得日本以后在美国的战略调度中，乖巧的就像是口中衔着棒棒糖的“小朋友”。杜鲁门和麦克阿瑟此时就已经开始“理解”：要实现社会的平稳过渡与长治久安,为实现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服务,必须找到一个有效途径。这个途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通过天皇凝聚社会与人心,减少社会动荡。在第一次拜访之后,裕仁就给麦克阿瑟留下了“日本第一绅士”的印象。经过裕仁的多次拜访以后,麦克阿瑟确信“他在振兴日本精神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他的真诚合作和影响对占领的成功是大有关系的。”作为占领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的态度是异常重要的,他执行美国的对日政策,反过来他又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10月6日,美国政府向麦克阿瑟发出指令:“不得采取排除天皇或类似排除的任何措施”。那么各国对天皇不同处置的争论很自然也在此时选择了“尘埃落定”。天皇制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投降书英文版 为了使日本适应美国远东扩张的需要,从1945年9月起,“盟总”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1946年颁布了新宪法。《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乃国家之象征,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尽管天皇已不是从前绝对意义上的君主,但是他还是作为统而不治的虚君被保存下来了。美国接受了在德国分裂问题上的教训,意识到独占日本是限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关键,保持一个完整、稳定的日本对美国东亚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日本问题上不肯对苏联做出半点让步。日本历史学家祢津正志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废除天皇制和让天皇退位好像是逼迫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退位,这种结局不是美国所乐意接受的。”“美国最担心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世界舆论。为此美国便想方设法利用日本人尊崇皇室的心理,只有这种心理才能筑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坚强的堡垒。在这点上,与惧怕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天皇是一致的。”日代表在美国军舰上签字投降 麦克阿瑟是用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去改造日本的，这种改造方式可以有相当的权威和分量，但是也给足了日本人的面子，保留了一些形式上的，实际却是核心的旧体制。这时期的日本刚刚从“战败后的初夜”中缓过神来，它经历了其民族文化被扭曲直至破碎的过程，重塑文明成为和重建家园同等意义的使命，而且，这时的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泥人张”，用他的手来重塑一个什么样的日本，就要看美国人自身的审美观了（即战略意义与秩序维持的难易程度）。中国战区日投降签字协议日本是一个像海绵一样善于吸收和丰润自身的文明的国家，王文元《樱花与祭》将日本的文化更新模式归为C型：即全面接受世界的文明，用部分新文明取代部分旧文明但不触动旧文明（或不全盘触动），学会用旧文明的“瓶”来装新文明的酒，而且这个行为一直持续下去。当然，和前几次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所不同的是，战败后的日本被美国占领，它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所谓“用强制力量让日本社会发生全面性的突变”，这是一种被动和强制的“文明嫁接”，令美国人沾沾自喜的是，以往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中得用“渐变”的方式，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目标，这次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有些日本人将这个奇迹的功劳归于美国占领军与麦克阿瑟将军身上。美国的对日占领至今被认为是十分成功的，即美国人没有完全用美国的蓝图来设计日本社会的大厦，美国人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的“民族性”，考虑到日本人只适用于C种文明转型模式，因此美国人并未强制性地摧毁日本旧的社会结构。麦克阿瑟的“美国方式”，甚至在昭和年代初期日本人已经开始接受独特的美国式洗礼，因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美军占领下的独特而平静的景象。人们对占领的状态渐渐习以为常，并开始追逐美国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欢庆抗战的胜利 有一首流行歌曲《吉普车在奔驰》这样写到： “轻盈的车身多么漂亮， 手握方向盘我心里舒畅。 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哈喽！哈喽！ 吉普车在奔驰，吉普车奔向前方！” 美国的新“绥靖政策”，从表面上来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得一个重新强大起来的日本顺利且迅速地进入美国新的“卫星国”轨道，遗憾的是这种美国人顺应的所谓的“民族性”，其实是在美国式的物欲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粉饰下也无法遮掩的“民族顽劣性”，它随着战败的日本逐渐复兴和靖国神社青烟的重新点燃，点滴还魂，萦绕不散……日本战败，日妇女伏地痛哭 ------------ 美国战后初期的赔偿政策（图） ------------ 正在投降的日军 一、美国《初期对日方针》与调查结果 早在尚未投降的1945年7月26日，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就规定了日本除“可被准许保留足以维持其经济以及支付公正之实物赔偿的工业”以外，“以使日本武装再起之工业”一律拆除或充做赔偿。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周边各受害国以及对日作战各国纷纷提出了赔偿要求，其中，东南亚国家要求赔偿300亿美元。国际上普遍要求严惩日本法西斯，美国在1945年9月《初期对日方针》中也明确提出，“凡是非日本和平或供应占领军所必需之货物或现有资本配备及便利，皆应移充赔偿之用”。文件的第四部分第四条规定：“（四）赔偿和归还掠夺物资赔偿：关于日本的侵略赔偿，应： （1）通过移交（由适当的盟国当局决定）处于日本今后可保留的领土以外的日本财产。 （2）通过移交那些对日本的和平经济和对占领军的供应并非必需的物资或现有的基本设备和设施。除指定列入赔偿清单或归还掠夺物资装运出口者外，对于其他出口物资，则规定：收货人必须同意提供日本需要进口的物资做交换，或同意外汇支付才能出口，任何赔偿形式，凡属于干扰或有损于日本非军事化的纲领者，都不得强迫采用。 归还掠夺物资： 任何工业物资，一经认定，应立即全部归还”。 “（二十八）你应依据参谋长联席会议转达给你的盟国有关当局作出的决议，保证执行以实物赔偿的计划和归还业已证明的掠夺物的计划。实行赔偿的途径是： (1) 转让日本所保留的领土以外的土地上的日本财产。〔10〕 (2) 转让日本国内的对实施日本和平经济或供应占领军来说并非必要的货物、现存的成套设备、装备和设施。 凡是你所接到的由日本侵略损害的各联合国提出的要求赔偿和归还掠夺物的申请书，都应加上你的建议，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11〕 天皇就可以不负责吗 从该方针中不难看出，美国在对日占领初期，是企图通过战争赔偿彻底击垮自己的军事宿敌以及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同时，利用赔偿复兴日本的周边邻国，一方面，通过经济上的振兴，制约日本；另一方面，通过这一手段，拉拢亚洲各国，防止日本再度侵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欲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必须削弱其工业力量，特别是那些与侵略战争紧密相关的军需工业，拆除“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工业设备，借以发展邻国工业。只有“日本以外的远东各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才是防止日本再度发动侵略战争的最佳保障，”基于这一认识，在占领初期所制定的一系列赔偿方案都明显的具有“惩罚”特征。因此，相对的说，也比较公正。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是鲍莱方案。 对日战犯审判的全景 1945年12月7日鲍莱使节团提出“中间报告”，要求日本的赔偿内容主要包括：1、陆海军工厂、飞机制造、轻金属、轴承制造等工厂的全部设备，钢铁、机床、造船、火力发电、硫酸、制碱等工厂的一半，拆除后移交美国；2、日本保留50万吨的钢铁生产能力；3、日本工业水平维持在20年代后半期水平，国民生活水平不得超过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将日本的生产设备能力移至这些国家，以复兴当地经济并促进其工业化。接着鲍莱使团于1946年4月提出一份“最终报告”，其内容比“中间报告”更为苛刻，例如，允许日本保留的钢材生产能力压缩到150万吨，机械制造能力1万台。〔1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美国赔偿使节鲍莱根据调查结果，“认为日本的过剩物资与机件，均应充做赔偿，原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于1926——1930年间之水准。我们知道1930年为‘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年，亦为日本准备侵略之一年，恢复‘九·一八’前一年的生活水准，对日已嫌宽大；但日政府及资本家认为足以维持日人最低水准的生活，他们要求将生产水准维持于1935——1939年间的平均水平，贸易规模须维持1937年的程度。” 于是，美国于1946年3月向远东委员会先指定一个临时赔偿方案，先后通过了十几项有关暂时拆迁的政策性文件，将日本的主要军事设备，如兵工厂、航空工业、所有轻金属以及合成橡胶和合成石油设备，都用于赔偿。在重工业方面，如造船工业和化学工业，都用于赔偿。远东委员会监狱拆迁其生产能力的50%以上。1946年远东委员会通过的各种充赔工业设备方案主要如下： 甲级战犯被带到国际军事法庭 5月23日通过四项议案：（1）超过生产能力2.7万部的工具制造设备予以拆除；（2）超过年生产能力350万吨的硫酸生产设备予以拆除；（3）超过5万吨年生产能力造船设备及300万总吨位的修船设备予以拆充赔偿；（4）超过年产成品价值3250万日元（以1939年币值计算，约折合845万美元）的钢珠轴承制造设备予以折充赔偿。 6月12日又通过了四项议案：（1）超过年生产能力钢块350万吨、生铁200万吨的生产设备拆迁充赔；（2）年生产能力超过8.25万吨的烧碱生产设备拆迁赔偿；（3）超过年生产能力63万吨的纯碱生产设备予以拆赔；（4）超过21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设备拆迁充赔。 等审判的日本战犯 6月20日，通过了民营军需工业全部拆迁充赔的议案。 9月12日，通过了人造石油与人造橡胶工厂全部拆迁充赔的议案。 12月16日，通过了超过年生产能力277.5万吨的轧钢设备予以拆迁赔偿的议案。 但临时赔偿方案又是纸上谈兵，远东委员会规定，这一方案必须等各同盟国对日赔偿分配比例商定后方能付诸实施。可是11国代表磋商了几个月也没得出什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给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一项有关拆迁赔偿的暂行指令。 这一指令于1947年4月正式发出，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将远东委员会在临时赔偿方案中所规定的超出保留和剩余设备中的30%先行予以拆赔，这部分物资分配给受日本侵略占领时受害最深的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国当时所属的缅甸、马来西亚、香港和北婆罗州。其中，中国分得50%，菲律宾、英国、荷兰共分得50%。拖至此时，即日本投降后的1年又8个月后，对日索赔的实际工作才艰难的进入实质阶段。 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中国战区是绵延最广、牺牲军民最多、坚持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起到了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力作用。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忘不了中国人民在7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抗战后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作为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和强国，在对日本索赔问题上应有一定的发言权，是可以理直气壮的维护自己国家权益的。 南京大屠杀的主谋谷寿夫被押赴型场- ------------ 中国的抗战损失调查说帖（图） ------------ 中国军队在对受害妇女做调查 按照国际惯例，1945年日本战败后，应该对这笔民族间的血债进行偿付，而当时中国政府也参加过远东委员会对日索赔行动。国民政府在初期是比较重视这项工作的。抗战中他们就开始注意抗战损失调查工作，准备在战后清算日本罪行、索取赔偿。1938年11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黄炎培等人提议政府速设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工作。蒋介石对此提案非常重视 ，“谕令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参事厅，从速估计之直接间接损失，并时时注意此项工作之进行”。1939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制定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调查须知》，通令各机关及各地方政府调查具报，并指定国民政府主计处审核汇编所有材料。 1943年开罗会议后，同盟国各国开始考虑战后索赔问题。中国成立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加紧系统调查工作。1944年3月参事室参照苏联索赔办法，草拟《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指出：日本除对我军费赔偿外，还应用以下方式对我予以经济赔偿：“（甲）赔款与债权：日本对华所得赔款无论已未交付，所享债权无论有无担保，一律取消；（乙）损害赔偿：日本非法侵略所致中国一切公私损害，日本应付赔偿之责，并以实物或金钱交付；（丙）投资与建设：日本在华所有投资以及在侵占或割让地区公私建设，包括路矿厂舍各种财产以及存储物资一律交与中国；（戊）复兴资源：日本在若干年内应负责供应中国复兴建设所需资源及制成品；（己）债票伪钞：日本及其所支持伪政权在中国占领区域内所发行公债、伪钞、军用票及其他有价政券，应由日本政府以国际通货全部赎回。”〔13〕 抗战胜利后，为向日本索赔，必须提出各项战争损失的数字及有关资料。1945年10月12日，行政院将资料整理估计数，编制成《财产损失报告表》和《人口伤亡报告表》上报。财产损失方面，初步计算出“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损失，折合1945年8月价值的部分3100372亿元，未折合1945年8月价值部分9033.7亿元，《人口伤亡统计表》收列了苏、浙、皖、赣等8个省以及南京、上海、西安、重庆市的人口伤亡计516609人。调查战争损失 由于上述统计是战时统计资料汇编，缺漏很多，沦陷区伤亡及财产损失大部分未被列入，并且所收者也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估计成分，可见该统计只能仅供内部参考，而无对外发表的价值。为了纠正“偏于估计之统计”，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调查。1945年11月22日，行政院颁令《抗战损失调查实施要点》，明确划分中央各部会及地方的职责、调查事项，并限3个月内办理完毕。1946年10月，主要统计数据已经出来。其中，国际远东委员会正讨论日本的赔偿问题，为备会议参考，驻美大使顾维钧电催国内尽早提出总的损失数字。为此，中国方面于1946年10月编制出《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说帖》初步统计出八年抗战期间，除东北、台湾以外的中国领土内损失数为：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直接财产损失约313亿美元，公私财产其他损失为270亿美元。如将军战费66亿美元从公私财产其他损失中分开单独计算，则公私财产间接损失为204亿美元。关于国民伤亡人数，《说帖》附带指出，“经初步调查，计人民伤亡8420898人，军人伤亡3211000人”。《说帖》还说明上述统计结果，仅是初步调查结果，并不代表我国抗战损失的全部，因“我国抗战损失八年，所受损失，自非短时期所能调查完竣，日人占领较久之区域，尚在继续调查，凡未及查报完毕之损失，或遗漏未报之损失，均应保留补列”。 《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是拟提交远东委员会的，并未对外发表。而1947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期间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实为国民政府公开发表的惟一一次抗战损失统计数字。赔偿委员会所提损失数与《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略有不同：（1）财产损失方面，将军费从“公私财产其他损失”分开计列，军费数也从原来66亿减为41.6亿。这样，财产直接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军费损失41.6亿美元，（军战费损失减少，可能是因为扣除非战时常年应付军费所支）。（2）全国人口伤亡方面，将军人因病死亡的间接战争消耗计入“军人作战伤亡”栏目内，军民伤亡总数也略有增加。全国人口伤亡统计具体数如下： （一） 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 （1）死亡 1328501人 （2）负伤 1769299人 （3）失踪 130126人 （二）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 （三）平民伤亡 9134569人 （1）死亡 4397504人 （2）负伤 4737065人 总计人口伤亡 12784974人 因上述数字是国民政府惟一对外发表的，且时间又在拟具《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之后，故其价值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过，此数字尚不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的损失，“七七事变”以前我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财产损失也不在内。如再加上中共敌后根据地的抗战损失，则八年抗战中我国的人口伤亡当在2200万以上，财产损失势必更加惊人。 ------------ 国民党政府的赔偿交涉（1） ------------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对于索赔事宜紧锣密鼓地着手进行。对外，1945年9月，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换文，表达了中方对赔偿问题的看法。对内，蒋介石在“最短期内”将战时公私财产损失及人口伤亡情况调查具报。行政院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实施要点》指导工作。经过一年多努力，于1946年10月得出不完全数字：仅从卢沟桥事变算起，中国公私财产直接损失达313亿美元，间接损失204亿美元。10月和11月，蒋介石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约集行政院、内政部和外交部代表，两度会商研讨索赔方案。11月3日，在讨论赔偿的范围和方式时，形成两种代表性意见。朱绍阳等人坚持参事室拟定《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里确定的赔偿原则和方式，即要求日本赔偿中国因抗战而支付的巨额战费，用货币支付赔偿。而王宠惠等则力主放弃军费赔款，以日本实际偿付能力予以实物赔偿办法。由于王宠惠的意见基本上遵循了美国对日本赔偿的原则，所以主实物赔偿的一方占了上风。11月13日，外交部最后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规定： 1.日本对我赔偿以实物为主。 2.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害最深，故对日索取各项赔偿，应有优先权，如同盟国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得日本赔偿之总额过半。 3.凡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公司财产，悉数归属中国政府，以做赔偿之一部。 4.日本境内应充赔偿之各种实物，应交中国做赔偿之一部，这些工业包括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工厂设备。 5.日本每年应将若干原料及产品，在规定年限内分期定量运交中国做赔偿一部。〔14〕 从这里可以看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日本索赔标准，不是依据中国所受损害数，而是依据日本当时赔偿能力来定；索取的是实物，着重包括“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工厂设备”，以充实军力。为取得这部分实物，国民党政府直接向同盟国政府提出：“日本海军设备，航空工业生产设备，拟由我方接受，作为抵偿损失之一部”，并令驻美大使魏道明多次与美国洽商。为加强组织工作，自1945年11月29日起，由行政院主持办理索赔案，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1945年2月由行政院改隶内政部）改名为赔偿调查委员会，隶属行政院，由蒋梦麟担任主任。后求得与国际间的名称相符，1946年10月1日，赔偿调查委员会更名为赔偿委员会，主理抗战公私损失调查统计和赔偿方案之编制及赔偿物资之审议支配事项。1946年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总部在东京设立后，国民党政府派出中国驻日代表团，朱世明任团长，主理日本的赔偿归还工作。在二战后的赔偿中，中国得到了与美、苏、英三国相等的日本残余战舰，占1/4，分得驱逐舰、护卫舰、运输舰共24艘，但吨位不足5万吨，根据国际惯例，中国将在华接受日本产业作为赔偿我国损失的一部，当时统计，除苏联红军从东北拆走大批机器资产外，日在华资产可供赔偿者约3.5亿美元。 在准备拆迁的有关工作中，中国代表团在日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处处遇到盟军总部的刁难，其困难之情形也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中国驻日代表团的一份工作报告材料列举了四方面的困难：（1）调查工作的困难；（2）通讯联络的困难；（3）因拆迁政策不落实而致使具体工作上的困难；（4）实施拆迁工作时的困难。 当谈及调查方面的困难时，中国代表团在汇报材料中说： “凡充赔偿之工厂，盟军总部不准盟国人任意前往参观，故其设备情形及生产能力，无法调查。一切资料仅能从旁搜集，且总部禁止日政府与盟国人员随便来往，致使从旁探索消息亦颇艰难。 再查日方在投降时曾下令将所有重要资料烧毁，即在投降后所保留仅有之记录，亦均为美军搜提，加之各大都市迭遭空袭，图书杂志损失甚多，致使搜集资料益感困难。”〔15〕在远东委员会公布临时赔偿方案后，1946年秋，美国政府就邀请各国设一个驻日五人代表团，负责办理各国赔偿归还事务。中国于1947年1月即组团赴日进行拆迁赔偿的准备工作。1947年2月，盟总召开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意各国代表团可以对它先期宣布的拆赔工厂进行参观调查，但规定调查不得径自行动，必须有盟总有关人员进行。3月，中国代表团在盟总人员陪同下和其他同盟国代表一起参观了43座工厂。 上述报告中所提及的尚属调查初期的遭遇，在后来掀起拆迁方案公布和盟总宣布工厂拆赔时的调查工作所遇困难依旧如故。 1947年4月，美国先期拆迁指令发布，应该说可以从速安排参观调查，以利各受偿国申请，可是盟总就是一再找借口拖延，不予安排。在各国代表团的多次要求下，不得已选了4所工厂作为选样，在5月27日至6月3日期间派员陪同各国有关人员调查参观。可参观后这4所工厂又没有供赔工厂名单。1947年9月盟总在各国催促下提出了17所供赔兵工厂名单，在前两次赔偿设备处理事宜中，均没有进行申请前的参观调查，而是首先采取抽签的方法进行分配，后来只安排了检验参观而已（按原规定，参观调查分两类，先是申请参观，其目的是调查了解设备概况以供选择申请时参考，然后是检验参观，即在申请及分配以后视有关设备决定取舍）。 另外在给设备的估价上也是标准不一。 1947年6月16日，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主席提出估价的计算公式，其由盟总赔偿组编估价科科长尼古拉斯少校拟定，并列出了相应的计算公式。估价工作由盟总随时通知各国的受偿设备的数量和价值，但整个估价工作进展情况、供赔设备是否全部估价，总价值是多少，在拆赔工作中始终未见公布。 此外，进行通讯亦十分困难，当时日本对外交通尚未完全恢复，各国代表团邮寄信件十分困难，即使电信来往也颇费时日，这给中国驻日代表团与国内或华盛顿无法密切联系，消息隔阂，使工作效率受到严重影响。〔16〕 在中国索赔过程中,资委会地位最为重要。作为主管全国重工矿事业的机关,它在索赔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1)赔偿物资分配比例高。由于赔偿物资多为重工业及军工设备,所以资委会分配比例高,中国政府共申请先期拆迁赔偿物资482218公吨,分配给资委会309150公吨,占总额的64.1%，与各其他参与索赔的机构关系密切。资委会的恽震、周茂柏、邵逸周等都曾是驻日代表团成员;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行赔)的四个业务小组的组长都由资委会人员兼任;此外,资委会与外交部也保持密切的联系。鉴于资委会的重要地位,在中美双方人员接触时,资委会人员也有较多的参与。在索赔过程中,中美双方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但受美国索赔政策的影响,美方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资委会与美国的交往可以清楚地体现出这一点。在美国索赔政策积极的时期,资委会与美方人员交往频繁,关系也较为融洽。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赔偿专使鲍莱率领调查团于1945年11月赴日本调查,为日本赔偿做准备。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调查团发表了临时报告,在日调查暂告一段落。同年12月底,调查团赶赴中国调查经济状况,调查团在华时间有限,因为该团必须于1946年1月7日左右返回东京与远东顾问委员会赴日调查团会晤,所以这次来华目的是交换意见,属非正式的。1945年12月29日,调查团副团长Ｈ.Ｄ.麦克斯韦尔及团员五人与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所指派的彭学沛、杨继增、恽震(资委会人员)、杨锡仁等4人在上海会晤两小时。会议的内容主要有四点: 第一是盟国对日索赔的总体计划。美国对于日本不需要机器设备及货物或劳力的赔偿,但拟协助中国及菲律宾得到相当数量的工业设备,使环日本的国家都成为富强之国,印度或许可以得到一部分,而澳大利亚则所需甚少。 第二是日本可供中国利用的工厂设备。经调查后,中美双方认为日本可供中国利用的设备主要有:(1)蒸汽电力厂设备甚多;(2)钢铁厂毁坏甚微,设备甚佳,大可利用(日本约须保留每年产200万吨的设备);(3)化学工业(但炼油设备损坏较大,另外,人造橡皮厂也有几个);(4)工具机有余甚多,制造工具机的工厂也可以迁移,滚珠轴承厂拟全部迁出日本;(5)重电机制造工厂、电话无线电厂及电线电缆厂;(6)造船厂因正在利用,拆除须推迟,但浮动码头可先拆移;(7)铁路机车车辆及其制造厂;(8)铝及镁炼制工厂;(9)各种兵工厂及其试验所(设备质量较好,其工具机尤佳);(10)人造丝厂及纸厂;(11)少量汽油储存及少量纺织机。 ------------ 国民党政府的赔偿交涉（2） ------------ 第三是中国应做的准备。盟国正式主管赔偿的机构成立在即,中国应先提出急要的赔偿品单子(临时赔偿计划)以供参考。 第四是中国的劫物归还问题。中国被日本拆除盗窃的设备或文物,可首先要求取回,此事应置于赔偿之先。 1946年5月,鲍莱调查团又一次来到中国,在外交部召开的两次会议上,鲍莱就日本赔偿问题与外交部长王世杰、驻英大使顾维钧、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5月14日刚辞去资委会主任委员一职)及资委会主任委员钱昌照等进行了讨论。中国这次显然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翁、钱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阐明中国要从日本拆迁的工厂种类及在华日本工厂恢复生产的情况,翁文灏还特别向鲍莱强调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某些机械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化。出于各种考虑,鲍莱在日本赔偿问题上对中国表示出友好的态度。当顾维钧提出中国要求将日本相当大一部分设备交付中国,作为日本对中国的部分赔偿,鲍莱表示完全同意,同时鲍莱还暗示让美国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操纵难度较大的日本机械,顾维钧对此表示赞同。应该讲,鲍莱调查团对日索赔的态度比较积极,对中国索赔也较为热心,中国对鲍莱本人及其调查团也很有好感,对鲍莱计划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可惜,鲍莱的意见后来却得不到美国政府的认可。战后,美国企业与中国的合作更加密切,除了与中国订立合约,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或技术支持外,一些知名企业还试图在对日索赔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以取得更多的利益。因为资委会主管全国的重工矿事业,加之这些企业与资委会有长期的业务关系,所以它们很多便与资委会商讨对日索赔的合作问题。 例如麦基公司(ArthurC.Mckee＆Company)在战时就与资委会有业务联系,战后更是积极地与资委会进行合作,公司派专家来华考察中国的钢铁企业,并制定了中国钢铁事业复兴计划。与此同时,中国的对日索赔工作正在进行,这也是中国进行战后复兴工作的一部分。出于经济等方面的考虑,麦基公司计划代中国聘请选择日本钢铁工业设备的顾问。在与资委会驻美人员王守竞等人会谈的基础上,1946年6月,麦基公司就此问题致函资委会主任委员钱昌照。函件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麦基公司承诺的条件,第二部分是要求资委会承诺的条件。在第一部分中,麦基公司向资委会承诺将在选择适合中国钢铁厂的日本设备方面全力提供帮助,认为帮助应采取代聘顾问的方式。第二部分要求资委会承诺的条件是三个:第一是合同期问题。麦基公司认为由于美国商业活动发达,要想与合适的人选签订短期合同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资委会应授权麦基公司聘用合同期至少为半年最好是一年的工程师,就目前来讲,如把争取参观许可的时间包括在内,不少于半年的时间是较充足的。第二是顾问人员的住行问题。麦基公司要求资委会在中国与日本提供这些人符合顾问身份的最好的住所,另外,资委会应保证给他们来回美国的自由权,就像在中日之间来往一样。第三是顾问的薪水问题。麦基公司认为综合各方面的条件,资委会应每月付给顾问1000美元。由于资料的欠缺,尚不清楚钱昌照是如何答复麦基公司的,但从种种情况来分析,双方的合作似乎并没有实现,赴日参观、调查、拆迁设备的专家中没发现有麦基公司的人员。从1947年初开始,美国索赔政策就转为消极,资委会在与美方人员交往时,双方的分歧便逐渐显露出来。 1947年4月,中美双方代表在华盛顿就日本赔偿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美方代表有马丁(Ed.Martin)等人,中方代表有王守竞(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原资委会驻美技术团团长)等人。会议主要讨论了美国提交远委会的“减少战争潜力”的文件,中国在索赔方面的要求以及对日索赔最终方案等问题。马丁首先强调日本混乱的经济局势,希望尽早决定其工业水平以便缓解目前局势,于是讨论便开始了。对于美国的“减少战争潜力”的文件,王守竞指出,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在文件中所建议保留的日本工业水准过高,在同意这项方案之前,中国应该了解赔偿安排的方式,中国的要求能得到满足的程度,将来留存日本的可用工业产量。马丁解释说,远委会218号文件是对“减少战争潜力”的补充,因为文件要求明确指出工业水准。由于工具机成了支持战争潜力工厂设备的核心部分,而这在“减少战争潜力”中已提到,因此工具机清单的减少也体现了这一意图,没必要具体指出每个工厂的工业水准。王守竞进而指出,在“减少战争潜力”文件中提到的一些工厂,如水泥与电力设备工厂,文件对在这些工厂里应用的工具机现有产量的减少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程度。马丁认为根据他的观点,水泥与某些轻金属制造厂像其他一些种类的工厂一样,从安全角度来讲并非重要。马丁还估计,想从日本拆迁全部赔偿物资的20%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那些对工厂设备真正感兴趣的国家才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王守竞提出了中国的两个要求。他首先指出,中国有权要求拆迁制盐工业设备。原因是中国原盐储量丰富,并且掌握制盐技术。王守竞接着指出,从日本过去几十年工业的扩展来看,钢铁消费的平时需求也比较高,他认为美国的新建议可能是为了消除日本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相信中国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希望自己的担心是无根据的。马丁对此显然不便于正面回答,只是一味强调日本的经济困难,认为允许日本出口有限的轻金属产品很重要,但他向王守竞保证,“减少战争潜力”的精神将会与远委会总的决策精神一致,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到实施。王守竞在与美国政府人员的磋商中,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中国方面的意见,意在有助于中国的对日索赔。但此时美国扶植日本的倾向已比较明显,双方的磋商已不能扭转这一局面。 美国与资委会对日索赔的中止随着美国先期拆迁计划的出台,中国开始为对日索赔的具体实施进行准备,与此同时,资委会也开始制订有关索赔计划。资委会申请赔偿物资数量时,根据各业务小组的意见,决定申请309150吨,后经行赔业务小组审核同意。从1947年底开始,日本赔偿物资运华工作开始正式启动,从中国的海康轮于是年12月6日离沪赴日载运赔偿物资(这也是盟国赴日载运赔偿物资的第一船),到1949年9月止,我国前后派船并租船共22次,运回赔偿设备12524箱,计重35912.73吨,其中资委会分得1559箱。我国分得赔偿物资价值仅约美金22501664元,自剔去吴港电厂及起重机等(盟总禁止中国拆迁后,又减为22070282美元,与巨大的战争损失相比,我国所得赔偿简直是九牛一毛)。由于资料原因的欠缺,资委会在整个索赔过程中得到的赔偿物资确切数量以及第二、三批物资的分配情形,目前尚不知晓,但资委会第一批计件工具机的分配情形大致还是清楚的。先期拆迁物资第一批为工具机,我国分得9447部,资委会分得1392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物资的数量在不断发生变化。资委会原来分配的1392部工具机,到1948年1月30日(此时海康轮已将第一批赔偿物资运回中国)止,暂时只同意接受1001部,拒绝接受其中的391部。同年9月底,中国首批日本赔偿物资运完。在这些物资中,资委会共得1160421部,其中车床351部,铣床228部,磨床117部,钻床134部,刨床34部,模型机88部,压机98部,齿轮机14部,其他杂项机器95部。此外,还分得一套625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及其他物资。 ------------ 国民党政府的赔偿交涉（3） ------------ 正当赔偿拆迁工作艰难推进之时,1949年5月13日,美国政府向盟总颁发第104号临时指令(美国有关声明已发表于5月12日),指示其取消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美国对此行动所持的理由是有关日本赔偿决策有效执行的两个前提已不存在,这两个前提是:(1)一切赔偿拆迁应不损及日本平时生活水准;(2)盟国间对于执行拆迁办法必须达成协议。美国停止先期拆迁声明发表后,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但中国与菲律宾等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国家则纷纷表达强烈的不满,但美国对此充耳不闻,甚至还发表声明,强词辩解。这种情况表明美国对日政策早已决定,宣布停止拆迁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停拆指令颁布后,我国分得的第一、二批赔偿物资绝大部分已运回国内,第三批物资业已分配完毕,正在拆卸、包装、待运当中,但盟总于指令颁发当日宣布停止拆迁,致使我国拆迁工作暂时搁浅。中国驻日代表团人员向盟总提出抗议,要求迅速恢复拆迁工作,但遭到盟总拒绝。在获悉停拆指令全文后(指令中有‘已着手进行拆迁者,仍得继续拆迁’一语),代表团继续致函盟总,重申前旨,盟总自知理屈,同意考虑恢复拆迁。6月7日,拆迁工作得到恢复,但盟总将原分配我国的吴港电厂及200吨起重机列入停拆范围,虽经代表团竭力争取,但盟总始终未予同意。这样,至是年底,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赔偿物资运回国内的工作。于是,资委会对日索赔工作便中止了。与中国最初期望的50%及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分配给中国的赔额30%相距甚远，可以说只是作了象征性的偿付。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的过程,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对日索赔,通过资委会与美国的交往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中美双方考虑到各自的利益,进行了协调与沟通,双方初期合作较好,但由于美国决心扶持日本，以应对战后局势的变化，逐渐改变其索赔政策,中美双方出现了分歧,政策的改变也导致资委会对日索赔计划最终没能实现。 四、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思路 不可否认，蒋介石政府在战后初期是采取了积极索赔的政策，但是收效不大，这和中国在二战中造成的创痛和损失比较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作为名誉上的“四大国”，国民政府依然无奈和无力地遵循着“弱国无外交”定律。 抗战胜利后，中国一跃成为 “名惠而实不至” 的所谓四大国之一。蒋介石摆出积极和高昂的姿态，对日本“不念旧恶”，这是他所谓的“道义”；另一方面，他也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对自己的“垂爱”和抗战烙在他心中的民族耻辱，命令展开积极的索赔工作。这两者之间，在开始之时同时并举，两不相悖，但随着美国风向的转变，“道义”和“利害”不可兼得时，他便大大的慷了一回民族之慨，甩甩头将“血雨腥风”变成了“往事如风”。 8月15日上午10时，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一个小时，蒋介石亲临重庆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随着电波他的声音飘向全世界： “我们的抗战，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分肤色，所有的人民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的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和“以德报怨”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尊的德行。我们至今一贯地只识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的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段“以德报怨”的宣言，得到了包括全世界的称誉，蒋介石也为此深得美国人的好感，大赚了政治资本。尤其是尚未完全撤出的侵华日军更是对蒋感激不尽。冈村宁次起草了一个《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草案，命令全军对国民党军队要积极配合，完全彻底交出武器、弹药、军需品，以充实其武力，并以设备、器材、技术人才及原保密的工业技术等促进其经济复兴。 蒋介石的“道义”原本希望换来的是国家的“利益”，也就是蒋之所谓的“利害”，即在对日索赔中得到美国及世界舆论的支持，获得应得的赔偿。所以，他以“仁义之师”的实际行动，做到的最大的“宽容”。 首先，遣返日俘日侨，宽待日本战犯。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动用大批运输工具，从塘沽、青岛等12个港口，遣送日侨日俘回国。至1946年6月底，除极少数日本战犯外，其余全部遣送完毕。对于日本战犯，国民党政府也进行了宽大处理，只处决了其中的一小批。其次，放弃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抗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建议蒋介石与之共同出兵，占领日本，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3月正式决定在6月间派遣15000人前往，但在中国军队即将出发之时，又临时决定中止派遣，放弃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对此深知内情的蒋经国后来撰文追记道：“当时，美军曾经请我国派遣占领军，如果我们照办当然不会有人反对；可是苏联也就会坚持成为交战国，应有权力派兵进驻。这样，苏联的势力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 国民党政府的赔偿交涉（4） ------------ 蒋介石对日政策最突出的，也是最能体现“以德报怨”精神的便是开始于他在开罗会议上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保留态度,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把日本国家政体的选择权利留给日本人民自由处理。由于这两次会议都没有把天皇制问题作为会议的正式议题提出,从而为天皇制的存续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 1945年1月，邵毓麟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市召开的太平洋学会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战后日本?》。会后他游说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格鲁和战时情报局的首脑,向他们转达中国在战后日本天皇制保留问题上的态度与看法,当格鲁问及“阁下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蒋委员长的意见?”时,邵毓麟回答:“不错,我不过是重申蒋委员长的意见而已。”1945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审定的《处理日本问题意见书》中有这样一条:“日本天皇及整个皇权制度之存废问题,在原则上应依据同盟国共同意见办理。先从修改其宪法入手,将天皇大权交还于日本人民;其有违反民主精神者,则应予以废除。” 综观蒋介石抗战期间维护日本天皇制和对日本的种种“德行”的言行,可以看到这是蒋介石欲在战后稳定日本、使其免受革命危机的重要步骤,也是防止苏联“赤化”日本的重要步骤。这个步骤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稳定的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可以借助日本完成他念念不忘的“剿共”、反苏事业;二是维持天皇制度的遗产，这种遗产是他从现实出发考量的,通过权衡利弊而采取比较实际的政策。台湾学者林金茎博士对此有精辟的见解:“此天皇制的存在对于化成废墟的日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到底具有何等复兴的功能,其后的历史事实可资证明。假如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凭占领军的一纸命令而废止了天皇制,则日本国内必将陷于无可名状的混乱情况。”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对日采取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政策,也可以看做是这一步骤的延伸。 顺着蒋介石的外交思路引申下去，中国的对日索赔必然也会成为他获取政治资本和美、中、日、苏关系互动中的副产品乃至最终成为牺牲品。他把对日索赔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军需用品）、数目、态度乃是依照国内的战争局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而潮起潮落。蒋介石在1946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颇为自得的写到：“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目标，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至高至贵之德性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绝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绝不对日本以前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受降，而共党遂无煽惑之机矣！”可见，蒋介石是想得到一个“道义”和“利害”的双赢。但是，随着眼中的山河日渐呈现出“赤色”，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在无力回天，退居到台岛时，蒋介石于1952年4月与日本非法签订了“中日双边和约”，主动放弃对日本的赔偿索求权，以次作为外交手段，换取日本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 美国人心里的“算盘” ------------ 战后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的转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首先是美苏矛盾的加剧。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两国的矛盾与冲突便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急于尽快解决对日索赔问题,以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其次是日本的状况，自美军进驻之后,日本国内秩序相对安定,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取得进步。日本政府表面上恭顺逢迎,深得盟总的欢心,这进而也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态度〔17〕。 中国的局势也是美国改变索赔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二战后期,美国就基本上确立了它的战后对华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又亲美的中国,可以取代日本,支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杜鲁门接任总统后,基本延续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内战还是由国民党挑起来了,马歇尔调停于1947年1月宣告失败,美国已开始考虑从中国部分脱身,这时它的索赔政策便趋于消极。更令美国失望的是,国民党于1947年中期以后,便逐渐在战场上处于劣势,尤其是到了1948年,国民党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这时美国人退保“一线重点”——欧洲，这是大势。美国力量有限，苏联毕竟还没有公开支援中共。美国不愿与苏联在中国对抗，也是既定方针。马歇尔一再提醒：“中国掌权的反动集团”最希望不过的事，就是把我们卷入同苏联政府的麻烦之中。而且，马歇尔及其部下深知，援蒋是无底洞，与希腊相比，希腊是“茶杯”，中国是“海洋”。〔18〕 美国人开始寻找新的力量来取代中国,而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的日本在各方面符合美国的口味。早在1946年年底，美国商务部长哈里曼（前驻苏大使）就强调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1947年3月，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又提出振兴日德经济在美国抗衡苏联中的重要性。同月，杜鲁门抛出杜鲁门主义时也暗示把日德拉入反苏阵营的用意。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强调德国在欧洲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在亚洲能遏制意识形态上敌人的惟一国家是日本，因此应对复兴日本经济和军事力量予以最大的关心。在这种叫嚣中，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分别向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提出《日本经济的再复兴》和《美国关于日本经济的单独行动》的报告。这些报告都强调复兴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两者是否和远东委员会协调的问题上都有分歧，国务院强调和该委员会协调，而后者反对。可见，陆军部的态度比国务院更为强硬。 如上所述，这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较为突出的是复兴日本经济问题。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时期美国对外争霸的一种形式犹如马歇尔一样，以“经援”形式进行的。第二，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如以1930年至1934年平均为100，1948年则为64.4，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便引起日本工人和广大群众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斗争，这一斗争日益威胁日本统治阶级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因此，美国允许日本从1947年8月开始实行民间的对外贸易，以便复兴经济。重新开放日本民间贸易后，美国大企业顾问丁·加夫曼于同年8月赴日考察，回国后便提出一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经济领域中所实行的整肃法规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 ，盟军总司令部所实行的民主化决策使日本接近“社会主义理想”，日本有共产化和亲苏化的倾向。他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对日的民主化政策。加夫曼把这一报告散发给美国政府要人，进行政治性煽动，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于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于10月31日向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提出日本可能“社会主义化”的警告。翌日，福莱斯特尔立即指令陆军部长罗亚尔重新评估日本经济在美国占领上的地位和作用。接着，凯南于11月5日又提出《对现状趋势的探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可以依赖的惟一国家，是美国的桥头堡，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应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他认为，现行的对日政策，在解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方面没有予以充分考虑，因此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政策。〔18〕 凯南于提出报告后即飞抵东京，就有关对日政策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第二次会谈中，凯南便提出：准备恢复日本政府经济的权力，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权力，恢复日本政府的自主性，缓和占领政策。〔19〕因此赔偿问题也就顺理成章的缓和下来，被列入凯南报告的重要一条。凯南甚至要求实现日本文化的亲美化，希望把日本不仅是从经济上、军事上，甚至是情感上也纳入其山姆大叔引领的路线图中。凯南的报告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提出了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具体意见。这意见成为对日政策转变中的主导性意见。这样，以凯南为中心的美国国务院掌握了这一转变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陆军部也不甘落到国务院后头。4月底，陆军部便提出比凯南报告中更激烈的意见：一、无限地推迟对日媾和；二、允许日本再军备；三、停止远东委员会职能；四、关于缩减总司令部人员，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对总司令部提出协助意见。这样，陆军部的意见从单纯的经济复兴扩大到政治军事方面。此后，陆军部副部长德雷伯于5月中旬又提出报告。这一报告除重整军备问题外，和国务院的意见大致相同。 可是，国务院和陆军部在赔偿问题和远东委员会问题上发生分歧。陆军部主张大幅度减轻赔偿，而国务院坚持原赔偿总额的30%。对远东委员会问题，国务院虽然主张限制远东委员会的职权，但表面上和远东委员会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而陆军部则要明确宣布远东委员会的工作业已完成，没有存在的必要。远东委员会是决定对日占领的决策性机构，是维护战后盟国关系的纽带。当美国单独改变对日政策时，它却变成障碍。因此，这样远东委员会就成为美国迫切希望扔掉的破靴子，所谓的盟国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依然有美国国务院要求协调的“呼声”，但已经是言不由衷了。 为了早日解决对日政策的转变，政策设计委员会在重新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又草拟了美国对日政策的NSC—13号文件，并于5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这一报告基本上继承了凯南3月25日的报告内容，对日媾和和远东委员会问题上没有采纳陆军部的意见，对赔偿问题也采取暂时的回避态度。国务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罗亚尔8月底9月初进行数次会谈，力图协调和统一两个部门的分歧，但没有得出统一的意见。于是，国务院和陆军部于9月24日分别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各自的报告，即NSC—13—1号。在这一报告中，国务院虽然同意结束战时形成的盟国关系，但依然主张和远东委员会协调。 这时，在欧洲，美苏就柏林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辽沈战役，中国革命形式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9月以来一直把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一并进行研究，并于10月9日通过了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NSC—13—2号文件。该文件基本上继承了以凯南3月25日报告为蓝本NSC—13号文件精神，只是把远东委员会和赔偿等问题暂时搁浅。时隔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并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国民党要举行和平谈判。但两党在北京的和谈于4月20日破裂，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相继解放南京、上海。在这一情形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5月又通过了NSC—13—3号文件，就搁浅的远东委员会和赔偿问题，完全同意了陆军部的意见。 于是美国不惜牺牲盟国的利益,一再减少日本的赔偿,最后乃至于宣布停止拆迁。 ------------ 美国索赔政策的“三部曲” ------------ 美国凭借其战后雄厚的实力掌握了对日索赔的主导权,他的风力和风向的转变，颇为戏剧性的反映在其对日占领和对日索赔的政策方面。如果，用一句中国成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来形容，也并不为过。美国的索赔政策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这对盟国索赔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害最深重的中国人民，随着“山姆大叔”挥动着手中的“仁慈之笔”，将日本对中华民族的血债笔笔勾销，使中国人民一次次地忍受着椎心之痛。 一、 美国索赔政策的“三部曲” 大体来讲,美国的索赔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二战结束到1947年1月为第一阶段。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美国对日索赔政策是较为积极的,鲍莱计划和临时赔偿方案就是在这一时期出台的。 (二)1947年1月—1947年8月为第二阶段。美国的政策转趋消极,但尚能顾及盟国的利益。鉴于分配率问题迟迟不能达成协议,1946年12月间,美国政府援引远委会组织规程规定,采取单独行动,对盟总发布指令,饬令执行先期拆迁,并建议远委会制定先期拆迁计划,在临时赔偿方案内,先提30%作为赔偿物资。1947年4月4日,美国政府向盟总颁发第75号临时指令,命令它立即执行先期拆迁计划。指令中规定,先期拆迁物资分给中、英、荷、菲四国,中国得到供赔物资的15%,英、荷、菲各得5%。〔22〕 在这段时期里,美国的政策显出消极的迹象,斯揣克调查团的赴日是此迹象的体现。1947年1月28日,美国陆军部派曾任美国驻德军政府赔偿代表的斯揣克(Cliff Strike)带领多名实业家赴日调查经济情形,并研究其他相关问题。斯揣克调查团在日调查了一个多月后,向记者发表了谈话,对日本赔偿显示出了宽纵的态度,建议日本在1950—1951年达到远委会规定的生活标准,在此前提下计算日本应保留的工业数量,同时他建议纺织工业全部保留。虽然斯揣克调查团的赴日表明了美国政策开始趋于消极,但这一次的调查并没有发表正式的报告,并且此后美国为了部分解决赔偿问题,还向盟总下达了执行先期拆迁计划的指令。 (三)1947年8月—1949年5月为第三阶段。(1949年5月以后的政策是这一时期政策的延续) 消极因素已经占据了美国此阶段索赔政策的主流,停止先期拆迁指令的下达是此政策的极端体现。 斯揣克调查团于1947年8月间再度赴日调查,3个月后返美。1948年2月底,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与鲍莱报告相比,斯揣克报告在对日索赔方面消极了许多,它大大减少了日本赔偿的数量。该报告认为如将日本生产设备(主要军火工业设备除外)搬去,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23〕 美国政府并不就此罢休,1948年3月15日,美国陆军部又派次长德雷柏(Wiilliam Draper)率领经济合作局局长霍夫曼(PaulG.Hoffman)、化学业银行及纽约信托公司董事约翰斯顿(PercyH.Johnston)等实业家多人赴日调查经济情形,并研究斯揣克报告所建议充赔的各项工业。德雷柏调查团3月下旬抵日,4月初返美。5月18日,陆军部发表该团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由约翰斯顿拟草,故陆军部称之为“约翰斯顿报告”。根据报告的建议,美国扶植日本的意图更加明显,对日本赔偿品数量的减少比斯揣克报告更有过之。报告敦促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援助日本,希望日本不待和约完成,即可与各国恢复正常贸易关系。〔24〕 这两个报告发表后,受日本侵害的国家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强烈的不满,美国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并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下达停止执行先期拆迁计划的指令。 这样，美国人便在看似缜密和繁冗的三次所谓的调查后，结束了本已微薄的拆迁赔偿，国民政府便在心情的起起落落中，接受了美国人定下的“公允”的事实。 国民政府最终还是在1945-1949年的国家间对日索赔中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有过曲折回旋的希望，这种希望承载的不仅是14年日军之辱，而是百年国耻的一种补偿！它有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但是，二战后的中国依然遵循着“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国格”，甚至是“弱国无人格”的定律，把希望撒播在他人的田野里，自己收获的依然是沉重的苦涩。 对日国家赔偿的失败有着偶然中的必然，我们从上文记录下的种种矛盾的盘结与交织中，便不难推断出它的“虎头蛇尾”的结局。 ------------ 对日官方索赔失败的必然性 ------------ 首先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惟美国马首是瞻。二战结束前后，蒋介石确实踌躇满志，想通过索赔来血洗14年被侵略的耻辱，充实发展自己。所以，他非常积极地支持抗战损失调查工作，商讨索赔方案，向他国表达中方对赔偿的意见。但是，随着抗战的结束，国内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的对内政策是在全国恢复和维护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并在“统一政令、军令”的旗号下吞并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然而，国民党集团连日本投降后的接受，都要靠美国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即用美国飞机和军舰运送军队来实现，又适逢“国力凋敝”，战事节节败退，而面临重重困难。要推行其对内政策，必须借助外力，寻求外援。当时，国民党想以签约手段换取苏联疏远中共和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没能如愿；英国早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在同盟国中，惟有美国能依靠。美国政策完全符合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因此，以美国为靠山，借助美国的援助来实现战后“统一政令、军令”的部署，便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所以非常可以理解的是，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月刊》里会呈现出“东边日出，西边雨”般的迥异声音，上一篇是《改造日本可以吗》：“改造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防共的主要基地，是美国当局特别是军方人士所梦寐以求的，但是日本这样一个野性难驯的民族，是否可能加以彻底的改造，连美国舆论界也已经开始怀疑了……”接着一篇是《军事援华，不容再缓》：“对近来对华援助的呼声已不仅局限于经济援华，而对军事援华尤有强烈的要求……”国民党的反对美国扶日的要求只能通过美国人士的怀疑和疑问的口吻体现出来，而乞美援华则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时蒋介石只能是酸酸的乞求美国对日本说“不”，再次把视线往中国的反苏反共战场移一移。所以他在“合作”的途径和手法上，亦尽力与美国协调一致。 在索赔问题上，1944年2月就明确表示：“战后我国需要美援助之处甚多，是以我方将来对于赔偿问题所应提出的主张，必须对于中国利益与国际舆论二者与之兼顾。”即使美国作法损害了中国权益，也只能忍气吞声。战后中国凡是有关赔偿责任和方法的确定都不是从中国受侵害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根据1945年9月6日美国颁布的《关于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之一般初步政策》的有关内容。在征得美方同意后，《没收日本在华资产的原则及方法》才敢执行。在远东委员会讨论赔偿方式时，很多国家提出日本应以货币赔偿并具报具体的索赔数，而作为受害最大的中国始终不提货币赔偿和具体索赔数，以示紧跟美国。 ------------ 牺牲的都是中国的利益 ------------ 其次是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主义这一主要矛盾消失，很快地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纷争伴随着冷战的降临而日益凸显。战后形势的变化，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从1945年到1946年，亚洲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势力在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力量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苏联在东欧一系列卫星国的成立，所谓的同盟国的关系由日本投降初期的维持着的组织上、形式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以分歧与争论为特征的角逐之地。 远东委员会的表决方式有些类同于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方式，这是苏联坚决要求的。即，不需要全体同意，只需包括中、苏、美、英四大国在内的大多数代表同意即可。但换言之，只要上述四大国任何一国使用否决权，该项政策就不能通过。苏联和美国往往是各执一端，它严重地阻碍了远东委员会迅速达成协定和采取行动。各国还常常因为维护自身利益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协议。这种局面在远东委员会越发明显，致使在处理日本的许多问题上议而不决。其中，特别是美苏之间的矛盾逐步尖锐，加上成员国的11个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发表意见不一，因此，在战后日本索取赔偿工作上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使中国等亚太受害国家或地区再度蒙受损失，而却对少数大国和日本有利。 各国为利所驱，争论不休，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尽早办理赔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关于赔偿有两条原则：一是盟国只令日本以工业设备和产品等事物作为赔偿，以消除其战争潜力，而不向它索取赔款；二是必须让日本保留足够的生产能力，使其人民能在战后维持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这两条原则实际上是苏、美、英三国妥协以牺牲亚洲受害国利益的产物。在这个原则下讨论赔偿方案时，分歧很大，如日本在国外资产是否应计入受偿国应得的赔偿国分配额内，各国各有主张。苏联曾出兵东北，消灭关东军后，延长了撤兵时间，以“清运战利品”为由，拆走了东北的机械设备，还在千岛、库页岛接受全部日本资产。因此，苏联提出全部日本在国外资产处理，不在远东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否则拒绝参加赔偿会议。英国为首的国家坚决反对。最后虽由美国提出折衷方案，以苏联在东北等地移去的器材不列入赔偿，调和了矛盾，但牺牲的却是中国的利益。据说美国政府协同国民党政府到东北调查苏军拆运设备情况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东北直接经济损失达5.8亿美元，如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损失达20亿美元。在赔偿工业设备的分配比例问题上，从1946年3月起就着手研究，1947年2月开始讨论，4月14日通过议案，请各国提出本身所希望的分配率。第一次提出的百分率总额超过204%；第二次请所有会员国代表各提11个国家的百分比，在澳大利亚拒提的情况下，结果仍高达189%。以后远东委员会讨论了年余，仍无结果。在战后将日本工业限制在何种水平，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由于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各持己见，不但给赔偿方案的拟定设置了障碍，也给美国自行其是以有利的借口。 失败的必然还来自美苏之争，二战后，世界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美国在对日索赔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根据它的全球战略需要来调整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彻底打败美国在远东的这一竞争对手，美国认为必须给日本彻底处罚，使其不可能成为军事大国。清除日本再次成为威胁的可能性就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目的。因此美国把亚洲的重点放在中国。这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形势出现了对美国空前有利的局面：日本、德国战败，英法实力严重削弱，美国在华的所有竞争者都消失了，独占中国的目标有可能实现。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要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加强中国，中国可能是在远东协助管制日本方面成为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国家。”美国坚持远东稳定的关键是中国，政策的重点放在蒋介石统治中国上。基于上述原因，在索赔问题上，美国在战后初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主张从严处理。美国赔偿专家鲍莱在出访日本、朝鲜、中国东北后，于1945年2月向杜鲁门政府提出关于日本赔偿报告书，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1926—1930年的水准。为“复兴东亚工业，以监视日本东山再起……其余工厂均尽快拆充赔偿”，以削弱日本，而对中国方面的索赔要求则给予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需要日本的军事装备，中方得到了与美国、苏联、英国三方同等的军舰份额。在分配各国家赔偿份额上，各国争持不下，1947年2月，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的《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准许在先拆充赔偿的30%中，中国得一半，1947年２月远东委员会分配的索赔额中，美国帮助中国取得总额的30%，甚至表示愿意将自己所获得的6%给予中国。 但是到了1947年底，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迅猛发展，美、苏矛盾日益加剧。各地冲突迭起，缔结对德和约陷入僵局。美国为控制欧洲，排斥遏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积极援助希腊、土耳其等，推行“杜鲁门主义”。中国战局形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马歇尔特使帮助蒋介石建立统一政府和军队的调停失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美国许多军界人士认为“国民党无能”，美援不足以阻止它最后的解体。尽管战后初期美国希望在远东成为自己合作者的是中国，把侵略者日本作为它将来合作者的想法，无论在道德上和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但为了自己的全球计划，它不得不于1948年底至1949年3月决定从中国“抽身”，而把日本作为亚太地区同苏联对峙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国一反过去“整肃”的做法，把对日政策的重点转移到促进日本经济复兴上来。这样美国对索取日本赔偿不再热心。1948年5月，美国放弃鲍莱计划，置远东委员会于不顾，同意了陆军代表、纽约海外咨询公司兼麦格劳公司董事长克利福德.斯特莱克的方案，即认为日本基本战争能力已被消除，其余工业应予以保存，日本工业水准应维持在1936年水平，过去拟拆日本重工业的3/4，现只拟拆去5种工业。接着，曾被指定充作赔偿的设施大量解除，凡是日本经济复兴所需要的工业设施被全部保留下来。到1949年5月，工业设施拆除工作中止。“美国停止对日索赔，重建日本经济作为美国的‘远东工厂’的方针，显然同其亚洲政策重点的变化直接结合在一起。” 美国在对日本索赔问题上的行为，完全反映了美国的一切政策的变化都是以实现霸权政治为转移的。它之所以能这样置远东委员会于不顾，随心所欲地改变对日政策，是由战后世界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决定的。战后，美国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一跃成为霸主，形成美苏对抗的世界两极。在对日问题上，苏联虽给予日本以打击，但它是一个新加入者，而且从雅尔塔协定中及中国东北搬运器材中已获益不少，何况其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在远东问题上显然不愿与美国矛盾激化。英法两国虽在远东有不少利益，但战后沦为美国的债务国，所以在索赔问题上与美国一致。至于法国控制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英属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签有防务协定的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他们虽渴望赔偿，但不能不顾及美国的态度。如此种种，使美国在对日问题上骄横无忌。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而又现实的情况是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美国在二战末期掌握了占领日本的主导权。美国政府确定了以美为主的集中统一占领体制后，虽要求其他盟国也派遣军队占领日本，但各国对不参加管理只派军队进驻并不感兴趣。结果，除美军以外只有3000英联邦的军队占领日本并进驻日本。事实上，是美军单独支配日本，所谓盟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是美军司令部。虽说是由远东委员会决定对日政策，但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向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中间指令来实施它认为必须采取的政策。所以，在日本，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盟军总司令部甚至规定：“严格禁止美国以外的其他盟国同日方有任何接触”。 ------------ 国家索赔最终变成了一纸空文 ------------ 二战结束近60年来,国际上的战争赔偿已发生变化,比过去更加明确了。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是战败国恢复国际社会成员资格、恢复主权的必要前提,是战争加害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是受害国的当然权利,它基本上已不属于战败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一战之前战争赔偿多以“indemnity”表示,兼并、割让战败国领土和以现金(或金、银等贵重金属)赔偿战胜国军费损失构成其主体内容。一战后,战争赔偿多用“reparation”表示,战争赔偿的涵盖面则仅限于以现金或实物的方式赔偿战胜国及其国民蒙受的战争损害。由于一战后对德国采取惩罚性的金钱赔偿政策,超出其支付能力,使德国无法履约;而战胜国提供的援助资金,不但超过其所得赔偿,更促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崛起,给人类社会带来更深重的灾难。因此,二战后盟国对法西斯国家索取赔偿与缔结媾和条约时,则多偏重于实物赔偿,包括没收海外资产、拆迁过剩工业设备、提取当年工业产品与劳务。二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是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重要体现,其内容包括国家战争赔偿和战争受害者赔偿两个部分。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以冷战为分水岭，对于中国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到1949年美军占领军宣布中止赔偿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赔偿基本上是赔偿国与受偿国之间的赔付交涉，参与的利益主体和外交主体，以及赔偿之所得皆属于国家或者是政党、政权所有者。1945年日本战败后，按照近代国际法以及国际惯例，中国对日索赔是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参加由11个国家为主体的远东委员会并通过专门的国家机构，如“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来实现的。第一时期的索赔失败也是“政府间行为”的结果。 第二阶段是1951年的旧金山国民党政府的非法对日媾和包括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赔偿交涉都是国家间赔偿的性质。但它是在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后，和日本政府进行的协议性赔偿协商。美国为了迅速将日本扶植成为反苏反共的前沿国家,主张日本“无赔偿义务”,遭到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抵制,不得不改为“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具体的赔偿事宜由两国间协议来解决;还规定每一同盟国有权扣押和处置日本在该国的财产,成为日本对受害国国家战争赔偿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在没有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朝鲜参加,苏联没有签字的情况下确定的。 1945-1949年的国家间赔偿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强制性拆迁赔偿。这一时期的赔偿以拆迁现有工业设备为特征，而且，绝大多数是过剩的甚至是破旧的军需工业设备。确定拆迁现有工业设备作为赔偿的时期，正是世界反法西斯呼声高涨和美国国内打击和削弱日本、振兴周边邻国经济的主张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因此，拆迁现有工业设备是为了削弱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但是，赔偿开始实施的时期，冷战已经激化，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已经动摇，为了维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开始扶植和复兴日本，这一政策上的转变，直接反映在赔偿问题上，就是减少工厂的数量，而且充作赔偿的都是些严重老化、破旧、行将淘汰的工厂。它们都是战时专门为侵略需要而设立的，和平时期就完全成为多余的负担。它们的拆迁并没有给日本战后的和平建设、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为后来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对受偿国来说，由于并非和平建设事业所必需，对本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益处不大，反而在财政上是一大负担。 赔偿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无论是赔偿方案的制定、工业门类、工厂名单的确定，还是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变更、删减，或者保管、拆运完全取决于美国占领当局，日本方面必须无条件执行。尽管到第一阶段后期，赔偿已经被严重扭曲，差不多失去了赔偿的本来含义，但是，惟有这一强制性色彩还使得赔偿具有这一点点惩罚侵略者的意义。 其次是雷声大、雨点小。整个赔偿过程“雷声大，雨点小”。在形式上它直接受控于1945年12月27日宣布成立的远东委员会，即战后对日索赔和战后有关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国方面对于赔偿工作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调查，并由最高国家机构的高级官员直接负责。为开展对日索赔工作的需要，赔偿委员会又先后成立了三个委员会，把工作层层细分，几乎赔偿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设有专门的处理机构。 可以想见，战后的对日赔偿问题曾是战后对日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各受害国包括盟国间的国际机构都设置了权威的部门直接加以执行。在赔偿政策初期的具体制订上，也是要求严惩日本军国主义，严格限制其生产能力，拆迁所有的日本财阀工业，并指定了1090家工厂作为赔偿对象。但是这些“义正辞严”的“还债之声”却好景不长。随着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复兴日本的声音愈加强烈，“债务人”慢慢地变成了“债主子”。早期的方案被一再修改，最后变成了一纸空文。使“实质性”赔偿转化为“象征性”赔偿。 国民政府起初是喜滋滋地等待着大旱后将至的云霓，然而，这“一片云”在震耳的雷声过后，悠然远去…… 它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附属品。1945-1949年的中国政府的对日索赔，自始至终深受美国世界政策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影响，成为美国世界政策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赔偿是在美国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它直接体现了美国的主观意志，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附属品。 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核心放在扶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上，而且，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占据优势，所以，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和削弱日本，表现在对日赔偿问题上，就是积极推进赔偿，拟订的方案也比较公正。但是，随着冷战的加剧，特别是中国革命日趋取得胜利，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共产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在远东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在蒋介石之外另寻一个新的、可靠的跳板与基地。而这一时期的日本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都具备了深受美国青睐的条件：已经向美国俯首称臣，在政治上接受了至少在形式上接受美国赐予的政治制度，军事上已经按照美国的设想实现了非军事化，思想观念上不像其他亚洲国家那样对西方文明表现出排斥心理，并且很快予以接受，在经济上拥有亚洲其他国家无以伦比的工业力量和坚实的工业技术基础，因而日本就成为冷战中美国用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理想阵地。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在经济上，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复兴日本，并努力恢复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赔偿问题上，开始由原来的积极推进赔偿转变为阻挠赔偿、反对赔偿，最终在1949年5月份单方面中止了赔偿。 总之，1945—1949年第一阶段的国家赔偿受到了世界形势尤其是亚洲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影响，受到了美国世界政策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左右。战争赔偿本来是日本对周边邻国所遭受的侵害的一种物资上和精神上的补偿，但是因美国世界政策，和日本代替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核心而遭受严重挫折，仅仅剩下一点点表面上的象征意义，而那些少得可怜的、作为赔偿品拆迁到受偿国的破旧无用的、过剩的军需工业设备又使得这一点点象征意义也荡然无存了。因此，亚洲各受害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赔偿。 然而对于日本来说，由于这种赔偿的实施，使那些陈旧的战时军需工业设备被拆迁到邻国，为后来的设备更新、改造清除了阻力。强制性拆迁赔偿在客观上对日本的设备更新起了积极作用。赔偿的实施过程与日本战后初期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基本同步，也不妨说，它已被纳入为日本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J.S.穆勒认为，国家迅速从灾难中恢复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否减少。如果“有效人口”当时没有灭绝，以后又没有挨饿，那么，一旦他们原有的同样技能和知识、未被破坏的土地，那些未被损坏或仅部分损坏比较坚固的建筑物，他们就几乎拥有了达到原有产品总量的一切必要条件。到战争结束时，日本不但拥有亚洲最多的和水平最高的技术人员与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且，“对战后日本经济重新起步具有重要意义的（作为条件）工业生产设备”特别是“钢铁、造船等可作为后来重工业发展基础的骨干产业”的损失“比较轻微”，作为主要动力工业的水力发电则完全没有遭到破坏。战后初期的赔偿又将这些主要工业设备完好地保留下来，日本在战争中掠夺到本土的财富自始至终没有归还，它们与美援一起，成为日本经济复兴与飞跃发展的最有利的前提。 ------------ 铁账难销——步履维艰的中国民间索赔（图） ------------ 许多受害者选择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深埋于心，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战后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的种种行径，更多的人不愿再沉默，他们不想把苦痛的记忆埋进黄土，一并带入那边的世界。当国际上不断有当年战争的受害者向加害国要求补偿时，他们也开始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要和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许多受害者选择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深埋于心，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战后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的种种行径，更多的人不愿再沉默，他们不想把苦痛的记忆埋进黄土，一并带入那边的世界。当国际上不断有当年战争的受害者向加害国要求补偿时，他们也开始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要和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转眼间，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世界大战早已成为历史。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结束了，破裂的关系可以重修旧好，但真正遭遇战争的是国家的老百姓，他们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欢笑的痛苦可以修补吗？ 第一节 此“战争赔偿”非彼“战争赔偿” 许多受害者选择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深埋于心，但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战后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的种种行径，更多的人不愿再沉默，他们不想把苦痛的记忆埋进黄土，一并带入那边的世界。当国际上不断有当年战争的受害者向加害国要求补偿时，他们也开始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要和日本政府打官司了。 一、民间索赔的法理依据 前面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赔偿性质都是属于国家赔偿。赔偿有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也有民间的受害赔偿。受害国的政府有权向加害国索赔,受害国的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有权向加害国索赔。民间受害者既可以向加害国的政府索赔,也可以向加害国的加害团体进行索赔。 由战争造成的创痛直接受害的便是民间。“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就国际法而言，保护个人的条款优先于保护国家的条款。”① 日本政府和企业借口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说中国政府放弃了政府间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就是放弃了一切索赔权,这是不合情理的。只要把日中联合声明的条文与其他国家的有关条文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区别。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政府”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并没有代表民间受害团体和个人放弃民间索赔权。 国际法规定：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应承担国家责任，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严惩之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还应对受害国和受害国国民进行正式的道歉和战争赔偿。 历史上，战败国向战胜国支付战争损失赔偿之事例不胜枚举。仅在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个个卖国条约中所支付的赔偿金额每每掏空清政府的国库。放眼世界，一战后，德国向战胜国支付了837820万马克；二战接近尾声时，日本政府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已回天乏力，承诺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其中第11条：“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第10条：“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民，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施以法律之裁判。”由此可推知，日本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缔结合约之际，就已从经济上和法理上担负起赔偿的义务。 二、日本的解释是抽自己的耳光 虽然大多数交战国在缔结和约时，并没有将战争赔偿细分，只是笼统地提出总的赔偿金额，但是这时的战争赔偿已不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始见的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赔偿”。此时，从战争造成的实际损害看，无论从理论还是逻辑上，战争赔偿的内容都应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国家主权、军人、国有财产、历史文化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即国家赔偿；另一方面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国军队、军人不分皂白地屠杀、强暴及施放细菌性、化学性武器等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受害赔偿。二者在赔偿的对象、方式、性质与途径上均存在差异。事实上，这种分类在历史上也有先例。1956年10月19日签署的《日苏联合声明》第六条规定苏联与日本双方互相放弃对对方国的请求权，但1991年3月26日，在日本国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外务省欧亚局高岛有终审议官代表政府的意见指出：“虽然根据《日苏联合声明》第六条的规定，日本和苏联相互放弃请求权，但是，我以国民一个人的名义，依从苏联国内法向苏联或苏联国民的请求赔偿权并没有放弃”。1951年依据旧金山和约，日本和美国双方均放弃了战争赔偿权。然而，1999年1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联邦法院对二战时期受到美国政府强制收容的日本平民对美国政府的起诉做出了支持原告要求的判决，判令美国总统向原告谢罪和美国政府向日本国做出人均5000美元的赔偿。 因此，尽管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对日索赔权，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有遭受伤害的中国国民都还有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责任人谢罪赔偿的权利。 ------------ 对日民间索赔全纪录（1） ------------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民人权和法律意识的增强而兴起的。 一、民间索赔的兴起 说到对日索赔的由来，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再一次移向60多年前开始的那场灾难，重新打开那扇令人心碎的记忆闸门。 这一巨大灾难，使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如果把日本对华侵略追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中国侵略开始算起，那么中国遭受的损失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计算，日本也永远无法偿付的。中国人民难道不该讨个说法吗？ 中国民间团体特别是个人的受害赔偿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是中日间最大的战争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屠杀惨案受害问题、战俘劳工问题、妇女受害问题、细菌武器受害问题、化学武器受害问题、被劫文物图书归还问题、日机滥炸受害问题，以及日本残留公债问题等等。上述问题，一方面与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有关，是其野蛮性、掠夺性和毫无人性造成的，是违反战争法规造成的；另一方面，受害对象都是平民，所以与民间索赔相连。日本对遗留问题仍保持日本民族妄自尊大和不正视历史的劣根性，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国内从政界到民间及整个社会有一股翻案逆流，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愈演愈烈。对此，为了促使日本政府承担战争罪责，中国人决定拿起法律武器与之抗衡。 其实，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即开始了对日战争索赔事宜，但因美国对日的包庇扶持，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投下了阴影。1952年4月，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与日本政府进行媾和，只为求得一个所谓的“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签订所谓《日华和约》，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尽管《日华和约》实际上是非法的，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战争赔偿制造了很大的障碍。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台湾当局的代表被从联合国一切合法机构中驱逐出去，西方与中国冰冻的关系开始松动，日本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日中关系。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由于先期台湾当局已经放弃了战争的索赔权利，同时为了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在1972年9月22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日两国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国家战争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之举宣告结束。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反华言行甚嚣尘上。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为了给千万受害者讨一个公道，人们毅然走上了对日索赔的道路。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索赔诉求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据报刊披露，从80年代开始，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了300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村民主任吴莉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村民房屋等所造成的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然而合诉状递交后，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崇山村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达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2月6日，第一次获得庭审。此外，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掠去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赔。他们用自己的诉讼行动，揭露出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世人，告诉来者，更告诉日本国内那些妄图掩盖罪行的人：历史不能忘记，更不容肆意歪曲和抹杀。 我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1991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又提出了对日索赔的民间议案，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此，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战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①1992年4月1日，正在日本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在答日本记者有关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提问时明确回答：“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对于一些战争遗留的问题，我们历来主张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得到合情合理的妥善解决。”同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两次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肃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系列讲话无疑给日本政府借《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已放弃索赔权利为挡箭牌拒绝赔偿的行为以正面的驳斥。有了这个依靠，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诉讼最早在1995年6月28日由被强迫抓到日本花冈的原中国劳工对日诉讼正式拉开了帷幕。 受害者们认识到：既然迈出了第一步，惟有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才能讨回一个公道。他们深知横在自己面前的将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诉讼之路，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场严峻的考验和一次次往事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们已下定决心，要讨回公道。 ------------ 任重而道远的索赔历程（2） ------------ 其实，民间战争赔偿诉讼并不仅仅存在于中日之间，而是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的问题。据日本律师联合会统计，到2003年10月为止，向日本法庭提出战争赔偿的诉讼已达77件。其中多来自韩国及在日韩国人、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方面，其余则分布在菲律宾、美国、英国、荷兰等一些国家。最早的关于战争赔偿的诉讼是由在日韩国人于1977年提出来的，而后七八十年代就很少，其余约90%的诉讼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提出来的。 中国战争被害人的诉讼最早是在1995年6月28日由原中国劳工提起的“花冈诉讼”。自此直到2003年10月，以中国大陆方面的受害者为原告的诉讼案件达20余起，其中涉及劳工受害的13件，慰安妇受害4件，细菌战受害1件，遗弃化学武器受害2件，无差别轰炸、大屠杀及名誉损害各1件。这些诉讼大部分在一审的地方法院进行，部分提到了二审的高等法院，还没有一件提到最高法院，而且几乎无一例真正胜诉。请看下列清单： （上表引自《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1-第153页） 对以上的诉讼案件做一下分类，大致有劳工受害索赔、慰安妇索赔、细菌战化学武器受害索赔、大屠杀及无差别轰炸受害索赔等。 劳工受害索赔 二战期间，尤其是侵华战争末期，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因战争而严重短缺的问题，强行从中国等亚洲国家掳掠劳工到日本从事建筑、采矿、冶炼等繁重体力劳动。据《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统计，当时日本有135个作业场、35个企业役使了中国劳工近4万人，其中有6000多人悲惨地客死异乡，死亡率高达15%以上，年龄最小者只有11岁，最大者达78岁。 高死亡率主要源于在日的中国劳工生活条件十分之恶劣。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寒，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每天长达12至16个小时，而且还有手拿棍棒的蛮横监工对他们进行驱使、殴打，致使每天都有不少劳工被砸死、压死、累死、病死、饿死、冻死、狼狗咬死、日本监工打死。 战后，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有关资料一直被日本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来处理，从未对外公开。直到1993年，日本外务省一份记录国内各地就业情况的文件被公布于世，日本政府才在国会答辩中首次承认“国内存在半强制性质的中国劳工”，却否认政府对此事负有责任。 为了讨回公道，幸存的被掳中国劳工从1995年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诉讼历程，也揭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序幕。 花冈诉讼案 花冈诉讼案的原告是1944年到1945年6月被先后抓往日本鹿岛公司在花冈町的一个作业场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原告向法庭展示当年日本内阁会议《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现藏于美国公文书馆），指控这一罪恶行径完全是日本政府一手策划的。原侵华日军下级军官小岛隆男提供《加害者证言》：“我当时是机关枪小队长。抓劳工是用了大量兵力，形成大范围的包围圈，发现中国人就把他们抓起来，挑选身强力壮的送往日本。”揭示了侵华日军强掳中国青壮年人，连同一些中国战俘一起，押送日本充当劳工的黑幕。 创建于1840年，以拥有150年以上历史而自豪的鹿岛建设公司（原鹿岛组）真正发迹是在二战时期，不到10年，公司资本便膨胀了4倍。可谁知道，如此飞速的发展，却是以残酷压榨中国劳工的血汗换来的！鹿岛不光是日本劳工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更在其作业场中使用了大批劳工，成为这一政策的忠实推行者。其中掳掠了1000名中国人分三批送往花冈作业场。在接运中有14人被迫害致死或失踪，其余986人到达目的地，被强制进行修建矿坑、拦水坝及花冈河道改建工程的苦役。当时劳工们住在深山中的木板房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只能吃到少量的橡子面及野菜，劳动中稍有迟缓便遭监工的毒打。到1945年6月底，已有120人不堪折磨而死在作业场上。当年的花冈中山寮由此得了个“人间地狱”的名号。有志气的中国人向来有不甘受他人奴役的传统精神。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自身性命，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决心以死抗争。1945年6月30日晚，幸存的中国劳工近700人，在大队长、曾任国民党军上尉连长耿谆的领导下群起而动。他们愤怒地打死对他们横加役使和虐待的日本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准备向北海道进发或夺船回国。但因暴动中逃跑了几名监工，使得这场远离中国本土的大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上下。日本当局迅速调集了2万多军警和保安队员对暴动劳工进行搜捕剿杀。翌日，参加了暴动的中国劳工全部被捕，暴动惨遭镇压。重新落入日寇魔掌的中国劳工遭到了变本加厉的疯狂报复。酷暑7月，中国劳工每俩人被反绑在一起，坐在铺满石子的共乐馆广场上，三天三夜不给吃喝，日晒雨淋，侮辱殴打。几天过后，广场上尸横遍地，惨不忍睹。暴动的组织者耿谆等13人被投入秋田县监狱，耿谆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另外12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其他人则继续在棍棒下服苦役，一直到日本投降，受难的劳工们才得以陆续返回祖国。而此时，被掳至花冈的近千名中国劳工，已有418人魂断东瀛。这就是“花冈惨案”，又称“花冈暴动”或“花冈事件”。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8年3月1日，横滨法庭对虐待花冈劳工一案做出审判，判决日本监工福田等6人绞首及终身、20年徒刑不等。但这6名罪犯先后被日本当局释放，逍遥法外。同时，日本又钻了中国内战的空子，逃避了战争赔偿，甚至连强掳中国劳工的历史都不肯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幸存劳工的悲惨遭遇在国内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反而倒是在日本，有一批爱好和平的有识之士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很多民间团体及留日华侨、学者对“花冈惨案”进行了不懈的调查和追究。从1952年起，大馆市把每年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都举行“慰灵仪式”。直到1985年，我国报纸报道了日本的纪念活动，“花冈惨案”才在国内引起重视。 1989年花冈受害者成立了“花冈受害者联谊会”，并在北京发出致鹿岛公司的《公开信》，向鹿岛公司提出三项要求：一、向幸存者及死难烈士的遗属声明谢罪；二、在日本大馆市和中国北京市建立花冈死难烈士纪念馆；三、向花冈受难者每人赔偿损失500万日元。此举正式揭开了中国战后对日民间索赔的序幕。1990年7月5日，耿谆等赴东京鹿岛公司本部，与公司进行具体交涉，并发表了《共同声明》。鹿岛公司承认花冈惨案的历史事实，承认作为企业也有责任，并对中国劳工及遗属们表示谢罪，但有关赔偿等事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鹿岛公司又出尔反尔，企图否认《共同声明》。 ------------ 任重而道远的索赔历程（3） ------------ 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受难家属代表，委托15名日本律师代理诉讼，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要求被告向原告各付550万日元，并承担诉讼费。然而东京地方法院并没有正视历史问题，从1995年12月10日起，先后经过8次开庭，到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在突然中断审理后，以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作出了驳回中国原告一切诉求的一审判决。1997年12月12日，耿谆等11名中国原告向东京高等法院重新提起上诉。1998年7月15日，日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受理耿谆等原告的申诉。1999年9月10日，东京高等法院审理此案的三名法官意识到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花冈案件的重大意义，于是对当事人双方正式下达了“和解劝告”。经过一年多共20余次协商谈判，双方于2000年11月29日达成《和解条款》。这个《和解条款》再次确认了1990年7月5日发表的《共同声明》，要求鹿岛公司在12月11日之前，通过“鹿岛公司出资5亿日元作为基金，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托管”，“该基金专用于花冈事件的中国受害者（986人）”，同时设立“华工和平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发放和使用工作。 花冈事件《和解条款》达成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有些媒体称之为“这是中国人在战后民间诉讼索赔首次的解决并以和解的方式为结局，这一模式将为今后同类案件的解决树立典范。”甚至长期以来对华工受害人所要求日本政府以及企业谢罪赔偿的正义斗争一直采取攻击态度的一些日本右翼媒体，也对这次的“和解协议”破例给予赞赏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避开无谓之争的现实的解决方法。在中国方面，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和解协议”表达了赞赏。新华社在和解达成的次日强调了“奴役劳工的鹿岛建设公司已经承认当年的历史事实，并对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一些新闻工作者也认为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为所有华工受害者讨还了公道。 但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应当慎重审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规定：“控诉人以及其他受难者及其遗属承认：有关花冈事件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包括放弃今后在日本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切请求权；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保证，今后控诉人（11人）等以外的人向被告要求补偿等情况发生时，利害关系人及控诉人等负有出面阻止的责任，不给被告造成任何负担。”有法律专家认为：这些条款的内容严重侵犯了除11名控诉人以外的其他花冈事件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理由是，上述11名花冈事件受害者或其代理律师并没有得到其余975名受害者的全权委托。事实上，花冈事件大多数受害者或其遗属至今下落不明，仍有不少于500人的身份或与其遗属的关系有待确定。日本的《每日新闻》在2000年11月29日的晚刊上所发表的社论中也一语道破天机：“东京高等法院促成了和解，可是对原告以外的被告人是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的。不过，作为隶属于政府机关的红十字会确认了一揽子的解决模式，今后，花冈事件其他的受害者提起新的诉讼的可能性则极低。” 就在“和解”达成公布的当天，鹿岛公司即单方面发表声明，完全否认自己奴役虐待中国劳工的罪行，否认自己奴役中国劳工的法律责任，并强调这一“基金”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意思，是捐出。日本的众多媒体说是“救济”，这无疑是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引起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其遗属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他们联名发表声明，与日本《花冈和解声明》相对抗，准备再次起诉，为讨回公道继续斗争。有的受害者也拒绝接受这笔“救济金”，并已准备在美国加州继续起诉鹿岛公司，要求赔偿。 花冈诉讼案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惟一一个算是“有结果”的案例，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先河。 刘连仁诉讼案 2001年7月1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厅内座无虚席。法庭正在审理一起特殊案件——中国公民刘连仁状告日本政府案。 刘连仁本是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的农民，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掠为劳工，后逃跑穴居1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回到祖国，并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刘连仁在后来回忆往事时，那一切仍像发生在昨天，清楚地印在脑海里。 1944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正值农民忙着播种小麦的季节，31岁的刘连仁刚下地种完麦子回家，同村人吴天富前去叫他吃午饭，商量请他去帮忙料理丧事。刘连仁推辞不过，手里拿了块熟地瓜吃着便向外走，谁知一出门就遇到了一伙抓夫的，他们中有汉奸，也有鬼子，不由分说就把刘连仁绑了起来。当天村里被抓的人有20个左右，但没走出村头，各家人都凑钱把人赎了回去。只有刘连仁家里穷得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弟兄5人就有4人在做长工，家人无力用钱助他消灾，他被当做无业游民抓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4年。 刘连仁被押到了高密县城，和他关在一起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曾经两次集体逃跑都没有成功。在高密火车站，他寻机逃跑，可刚跑出几步，就有一颗子弹追过来，擦着头皮而过，差点要了他的命。他亲眼看到和他一样逃跑的人中有六七个被日军开枪打死在火车站。他头部受伤，血流满面地被带走了，心中却还牵挂着有孕在身的妻子。之后，他们被带到了青岛。 在青岛，他们被关押在伪劳工协会，换上旧军装，照了相，逼着按了手印。10月11日，刘连仁同800名同胞一起在青岛大港码头被逼上日本“普鲁特”号轮船，装入运货舱，运往日本。船在海上航行了6天6夜，他们在日本一个叫门司的地方下了船，而后到达北海道空知支厅诏田町，分配到一个叫“明治矿业股份公司昭和矿业所”的矿山做苦工。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11月的北海道已是冰天雪地，连树木也冻裂了皮。200名劳工每天只发一袋半粗面粉，连喝碗面糊糊都不够，只好掺些野菜、果渣、橡子面甚至木屑，煮成稀糊喝。另外还有3个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小窝头，成分为橡子面、锯末和星星点点的小米或玉米，吃下去很难拉出来。然而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劳工们每人每天必须挖出20吨煤来，完不成定量，日本人不但不让吃饭，还用皮鞭抽、皮靴踢，经常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矿井里没有安全设备，塌方煤块将人砸死、砸伤是常事，受了伤不准休息更不给治，许多人就这样被折磨死了。有时，刘连仁被叫去挖埋在煤下的死尸，挖出的尸首脸胀得发紫，龇牙咧嘴，眼珠子都鼓了出来，看了让人毛骨悚然。 ------------ 任重而道远的索赔历程（4） ------------ 有一次，刘连仁的一位难友干活时饿得直冒虚汗，没了力气。日本监工发现了之后举鞭就打，这位难友忍无可忍，顺手一抡铁锨，劈中了那个家伙。这下可惹了大祸。日本人剥光了他的衣服，在滴水成冰的大冷天里朝他身上泼冷水，由于绑在树上挣扎不得，一会儿他就成了一个冰人。这样，中国同胞被砸死、勒死、饿死、冻死……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70多人。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谁能忍受？刘连仁暗下决心：即使被抓回来杀了，也要逃跑。他的想法得到了同乡难友邓撰友、陈增福、陈国起和杜贵香的响应。1945年7月31日，他们瞅准机会，冲进厨房抢了些干粮，不顾日本人开枪示警翻墙而逃。墙外是个化粪池，他们拼命从池子里爬出，一口气狂跑，终于摆脱了追捕。从此，他们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 一天，他们爬上一道山岗，望见山下有日本人在田里劳动，他们决定去弄点吃的。刚到山脚，就被日本人发现了，二十几个日本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虽然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和妇女，但他们5个人早在煤矿就被折磨得只剩皮包骨，除了逃跑别无他法。然而，陈国起和杜贵香落在后面被日本人抓走了，其他三人禁不住恸哭起来。为了防止再被人发现，他们决定挖洞隐藏起来，并搜集些口粮存起来，大雪随即就封了山，于是他们3人蜷缩在洞里开始过冬。为了节省有限的口粮，他们学习动物冬眠，多睡觉、少活动、少消耗食物。就这样熬到第二年天暖雪化，他们已经在洞里呆了半年多。乍一出来，个个面色苍白，双腿麻木，见光流泪，已经不会走路了。他们揉搓双腿，扶着树重新练习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走动。他们还得想办法回国。后来碰到一个60岁左右看起来很善良的渔民，他们求他送他们出海。老渔民害怕落个叛国罪，摇头拒绝了。非但没有得到他的帮助，反而引来了日本人搜山，两个同伴被抓走了。5位同胞一起逃出虎口，现在只剩下刘连仁一个人了。他独自流落山中，开始了长达13年的穴居生活。 虽然是穴居野外，也得想办法弄锅找火吃熟食。费了一年工夫，他弄到一个新火炉和一把质量不错的小铁壶，这就是他的锅灶了。炉和壶成了刘的伙伴，帮他生活下来；第3年找到一把雨伞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5年找到两根针，衣鞋破了可以补了；第6年又找到一件美式军大衣，既当衣服又当被。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着辛酸的日子。 有一次，一个采栗子的女人在山上遇到了他，吓得鬼哭狼嚎般逃下山去。她怎么吓成这样？边想边到小河边一照：哎呀！刘连仁自己也吓了一跳。 刘连仁把一年分成两季，下雪是冬季，化雪是夏季；月圆一次是一个月，太阳升起一次是一天。他就这样盘算着迎来了第13个冬季。因为这年食物富余，烧火较多，洞上很厚的积雪让热气化出碗口大的洞，可以窥见青天，听见外面的动静。一天，洞外传来了嚓嚓声，刘连仁还发现外面全是人的脚印，顿时感到被人发觉了。这是1958年2月8日。原来是一个叫田清治的猎户，在追野兔时发现了刘连仁住的洞口。刘只好逃了出去，但因天寒晚上还得回洞休息。几天后，田清治带着 10多个人找到了他，他奋力搏斗，终又再次落入日本人手里。重返人间的他才得知：日本人在他进山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了，而他由于消息闭塞，在山中整整过了13年的野人生活。 刘连仁被发现后送去警察署，有人把它当成潜伏深山的中国特务，日本报纸把这一消息公诸于众后，当地华侨愤怒了。他们来到刘连仁身边，鼓励他说出真相。可是，多年不与人交谈，刘的舌头已僵硬得不会打弯了。在华侨亲切诱导下，他先是点头回答自己是中国人，继而数着手指表达了自己在山上居住了13年，渐渐地又说出“山东诸城”等话语，接着他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在什么地方干活、和谁一起逃跑等情况。据此，华侨把日本人的劳工花名册找出来，上面赫然贴着刘连仁的照片，写着编号、姓名、籍贯等。至此，日本当局不得不承认他是劳工而非间谍。他的遭遇也作为奇闻，一时轰动了全球。 1958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饱尝艰辛的刘连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去天津迎接他，迎接他的还有其妻子和儿子。当年被抓时30出头新婚不久的棒小伙，回来时已是一个患有关节炎、肺病、胃出血等多种疾病的半大老头。当时尚在母腹的孩子，已是一个棒棒的少年，妻子也不再年轻，这一切让他有点无所适从。而多年的野外生活使刘连仁养成了蹲睡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团聚的一家人由于他的习惯而无法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心灵上的创伤更是无法愈合。 1958年4月回国前，刘连仁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过索赔问题，要求“明治矿业”和日本政府赔偿他14年间所受的身体上、精神上的伤害。当时的日本岸信介政府不但对此置若罔闻，反而欲以“非法逗留”的罪名处罚他，后迫于压力才送他回国。半个世纪以来，刘连仁一直没有放弃讨回公道的努力。1996年3月25日，他正式向仍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此案法庭辩论多达7次，却迟迟不见判决。2000年9月2日，87岁的刘连仁老人因胃癌医治无效带着未尽的心愿含恨离开人世。他临终前对儿子刘焕新说：“我死后，你要把和日本的官司打下去，你死了还有孙子，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其子刘焕新继承父亲遗志，到东京地方法庭代表原告作法庭陈述。 经过漫长的5年诉讼，23次开庭，东京地方法院于2001年7月12日对刘连仁案作出历史性判决，判令日本政府支付赔偿金2000万日元，全额满足原告要求。判决认定了二次大战中日本政府强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的事实，以日本政府该救助没救助为由，判日本政府败诉。而且，法院判决中驳回了日本政府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限制刘连仁索赔权的辩词，这无疑是对日民间索赔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当天，刘焕新在判决报告会上，欲请民众和新闻媒体继续给予支援，掀起舆论压力，以迫使日本政府接受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结果。但是由于被告是日本政府，法庭并没有认定日本政府对刘连仁的被强制从事劳动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只认定战后日本国对刘连仁怠慢了保护义务，承担由此带来的赔偿责任。 刘连仁案一审胜诉后，小泉政府不服，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呼声，于7月23日向东京高等法院递交了上诉状，理由是“日本国没有保护刘连仁的义务，不能预见到他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当日，中国战后索赔案日本律师团和刘连仁日本律师团对此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政府的上诉是缺乏正当理由的，表示坚决抗议。刘连仁的儿子刘焕新当即表示对日本政府的行为无比愤慨，而且“不能容忍”，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一定要将官司打下去，要为所有因日本侵华战争受害的中国劳工讨个公道。” 东京高等法院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上诉，刘连仁案又进入二审程序。这又将是一条漫漫长路，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关于刘连仁的相关材料参考了《中国律师》2001年第5期孙国栋的文章） ------------ 福冈诉讼案（1） ------------ 福冈诉讼案因诉讼对象是日本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因此又称“三井矿山劳工诉讼案”。三井矿山株式会社是日本三井财阀发迹的创始企业，也是三井集团的核心公司，还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奴役中国劳工最多的公司。该公司在战时共役使了5517名中国劳工，其中有1072人死在其残酷的压榨和奴役下。 2000年5月10日，张宝衡等15名当年在福冈煤矿劳动过的幸存者，在日本律师团和中国律师的支援下，以日本国及三井矿山株式会社为被告向日本福冈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井株式会社和日本政府在报纸上刊登谢罪广告，并给每人支付2300万日元的赔偿。同日，福冈地方法院受理立案。经过近两年的法庭斗争，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冈法院作出判决，由于此前已经有了花冈案的“和解”和刘连仁案的一审胜诉，这对三井案的审理判决起到了积极影响。法院审判长木村元昭认定，当时的日本三井矿山公司与日本政府共同实施了强掳中国劳工的计划，并确认日本政府制定了劫掠亚洲国家劳工的“国策”，判决三井支付原告每人1100万日元。但是原告对日本政府提出的谢罪诉求并没有实现。日本政府还以“本案强制劳动问题，三井矿业以及田川矿业所的设施、器械等由被告公司设置管理，直接指挥监督本案强制劳动；提供衣、食、住等劳动环境和直接负责劳动条件安排的皆为被告公司，因此，不能认为被告国家直接支配管理原告方的劳务”为辩解来推诿责任。法院虽认定被告公司向中国劳工实行了极其残酷和恶劣的虐待，但三井矿山不服，已经提起上诉。此案并没有最终结案。 尽管该案原告获得了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但在个人层面上，任何赔偿都无法弥补中国劳工遭受的苦难。作为本案原告之一的河北徐水县农民张五奎通过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们要的是道歉，不光是钱的问题。16岁时即被抓往日本服苦役的张五奎认为，日本福冈法院的判决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赔偿并不能抹平这些苦难劳工心中的创痛，因为日本政府和公司的资本家并没有向中国劳工公开道歉，也没有谢罪。张五奎同时坚定地认为，对于那些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日方同样要道歉赔偿。 正因为日本政府对强制劳工的事实百般抵赖，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推卸责任，中国劳工深感要打赢官司阻力重重。于是，有人开始另辟蹊径，这就是中国劳工在美诉讼。 1999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参议员海登提交的SBI245提案，形成法律。据此，二战期间在德国等轴心国（包括日本）遭到虐待的、目前不论在哪个国家定居的受害人，都可以向加州的法院起诉，向与加州有生意往来的原二战轴心国的公司索赔，有效期至2010年12月。此后，已有美国战俘、韩裔劳工等数十人起诉在美的日本公司。这无疑给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2000年8月23日，5名中国河北籍劳工在北京宣布：向美国加州洛杉矶法院起诉日本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与此同时，4位定居美国的中国海南籍劳工也在美国旧金山正式起诉日本三井公司。他们要求被告：交出不义之财、补还工资、支付损害赔偿、惩戒赔偿，支付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以及其他适当的补偿。 2000年12月27日，14名中国河北籍劳工及遗属委托北京、河北等五省市律师组成的律师团正式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对鹿岛建设组株式会社等五家日本企业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被告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人民币100万元。这是中国劳工首次在本国法院提起的对日索赔诉讼，也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慰安妇索赔 “慰安妇”是日语的特有名词，常被称为“从军慰安妇”或“随军慰安妇”，容易使人误解为与“从军记者”、“从军护士”一样，是自愿到战地服务的成员，它无法反映慰安妇所强迫受到的残酷无比的性虐待。 “慰安妇”一词还被一些别有用心或不知内情的人解释为“军妓”。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曾指出：严格而言，慰安妇与军妓是有不容混淆的区别的。在世界军队史上，有不少国家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实行过军妓制度。应征入伍的女性，大都是被贫穷和生活所迫而做了无奈选择，或者是妓女统一应征到军队去。日本也实行过这种制度，但是，这与日军在亚洲国家强征慰安妇完全是两码事。慰安妇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强行逼迫的结果，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或骗征的。甚至，其中的日本妇女，相当部分也带有强迫性质，或最初自愿，因受到非人折磨后想摆脱而无法摆脱。而军妓则主要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自愿”与“不自愿”只差一个字，其意义却有天壤之别。因此，苏教授将“慰安妇”定义为：二战期间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慰安妇”的确是日本人制造的战争史上最为丑陋的一页。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强迫做了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中国的港台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欧美白人妇女。由于中国是日本进行战争的主战场，从而成为最大的受害国。 1932年初，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3月6日，冈村宁次作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抵沪。当时不断发生驻沪日军强奸上海妇女事件，引起舆论谴责。为防止强奸事件导致性病蔓延而影响日军的军纪和战斗力，这个参谋长就在日本征集慰安团，在上海设立了首批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场所——慰安所。而日军全面推行慰安妇制度的契机是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场大奸杀。由此导致日军中性病的流行，使得日军方争得日本政府支持后，在中国各地占领区开始大规模设立慰安所。而这时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已不只是日本妇女了，更多的是被强征、骗征而来的中国妇女。据统计，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逼为慰安妇而终生蒙垢。在广大的日军占领区，兽性发作的日本兵，日夜不断地玷污着我们的妇女同胞。“更残酷的是轮奸后又遭奸杀。有的日本士兵用军刀割去妇女的乳房，露出雪白的肋骨；有的用军刀把妇女的下腹部切开后扔在路旁……更令人战栗的是日本兵把棍子、芦棒和萝卜插进妇女的阴道折磨她们，而自己则在一旁拍手取乐……许多地方，数百个妇女被监禁，终日被日军剥光衣服调戏侮辱……”①她们一旦落入日寇禽兽的魔掌中，将会是多么悲惨的境遇！更何况是沦为慰安妇，终日被迫为他们服务！慰安妇制度可以说是世界史上女性最惨痛的一页。 而中国被逼做慰安妇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据学者调查，至少有20万之巨。这些妇女受尽摧残，大多含恨而逝，幸存者已很少。再加上“慰安妇”一词在她们心中与“耻辱”相连，使得仅有的幸存者面对这三个字也望而却步，难于启齿将自己的悲惨经历和日军暴行讲出来。所以，日军方面才侥幸将这一滔天罪行隐瞒于天下。 ------------ 福冈诉讼案(2) ------------ 1991年，日本国会议员伊东秀子在国会上公开指出，战时日本政府曾经参与了慰安妇的征集活动，第一次把日本隐匿四五十年的“慰安妇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世界为之震惊。接着，韩国金学顺等几位妇女最先勇敢地从阴影中走出来，公开承认曾被日军强迫充当过慰安妇，并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谢罪和恢复名誉。之后中国（含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等国的慰安妇也纷纷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这样，揭露二战日军对亚洲妇女实行暴力的慰安妇诉讼，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上日本法庭。 每个慰安妇的那段经历都是一部血泪史，让我们从受害幸存者的真实讲述中来透视日寇禽兽不如的罪恶吧！ 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挺身而出控诉日军暴行的是71岁的万爱花，她曾4次去日本声讨日军暴行。万爱花1929年12月12日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勒县韭菜沟村，4岁时被吸食鸦片的父亲卖给了人贩子，后来几经辗转被卖到了山西孟县羊泉村做童养媳。1938年日军侵入孟县时，她加入了儿童团，后来解除婚约嫁给了村干部李季贵。1943年6月，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将她和另外4个姑娘作为战利品带走。由于叛徒的告密，她的抗日身份暴露。白天，日军将她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她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进行轮奸，她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用烟头烫。在被关押、蹂躏了21天后，她逃回了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她再次被日军抓走，在暗无天日的炮楼里被糟蹋了29天。之后，她又一次逃跑，又一次被抓回，被迫充当了日军的性奴隶，每次持续一个月，其间，万爱花多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44年1月28日，昏死几天未醒的万爱花被日军扔到村旁的河里，后被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此时她已命若游丝，非人的摧残使她整个身体都变了形：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5厘米的个子萎缩到了147厘米，右耳耳垂被日兵扯掉了一块。她在床上整整躺了3年，顽强地活了过来。 2000年3月30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当万爱花在会上站出来向世人控诉日军暴行时，一位年轻记者问她：“时隔50多年，起诉日军暴行还有无充分证据？”她激动地说：“有！我的耳垂为什么被撕裂，肋骨、胯骨是怎样伤残的？只要我不死，这就是永远的证据！”万爱花声泪俱下地控诉道：“我希望人们了解都发生了什么，仅仅是‘慰安妇’这几个字并不能说明我们遭受的折磨。” 1995年8月7日，山西孟县的李秀梅、刘面换等4位受害妇女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这是中国大陆第一起“慰安妇”对日诉讼案件。1996年7月19日上午，此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首次开庭。法庭内座无虚席，但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为李秀梅、刘面换俩人的血与泪的控诉震惊、动容。 李秀梅首先控诉：她出生在中国山西孟县西潘乡李庄村，15岁那年（1942年）秋天，一队日本兵冲进她家里，野蛮地把她从她母亲身后拉出来，拉出家门推上驴背，驮到了日军据点，被监禁在一个小屋——据点设置的专供女人住的房间里。从那天起，几乎每天都是不分昼夜地被强奸。因为不服从日本兵的糟蹋，李秀梅遭到了日兵的殴打，她的一只眼睛被打伤失明，另一只眼睛到现在只能勉强辨认东西; 右腕被打成重伤。当同意让父亲用大洋赎身回来时，才知道母亲已去世。原来李秀梅被抓走以后，母亲整日整夜盼着惟一的女儿回来。当得知女儿因受不了日军士兵的长期轮奸，身体极度虚弱却不准回家时，自己又筹不到钱，在希望完全破灭后，因伤心绝望而上吊自杀了。这样，李秀梅永远失去了母爱。 刘面换出生在山西孟县西潘乡羊泉村，她的父母只有她一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她的家乡时，她的幸福生活就被冲散了。15岁那年的一天，12个日本兵和翻译冲进她的家，通知她到场院里开会，她信以为真，结果与同村的冯壮香、刘二荷一起被抓到日军罪恶的巢穴——进圭据点。当天晚上，她就被汉奸送到日军小队长的房子里，并从此日夜遭受凌辱。她的父母爱女心切，把家里一群绵羊卖掉，把家里的财产变卖成大洋，托人求情，并通过汉奸维持会向日本队长求情。在刘面换身体极度虚弱，全身浮肿，再也不能承受日本兵糟蹋的情况下，日本队长才同意放人，让她带着一身病痛回到了家里。 在法庭审理的最后阶段，审判长问她们有什么要求时，她们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欺负中国妇女不是偶然的事情，是有上级的准许和明目张胆地设置专门处所供日军官兵欺负中国女人的行为。因此，她们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对历史负责，对受害者赔礼道歉，使她们的心理得到安慰；其次对她们的身体状况要负责，由日本兵糟蹋致残的身体应该由日本政府负责赔偿。 1998年第二次开庭，原告增加到6人，山西孟县的原慰安妇幸存者侯巧良和她的外孙女李素英到东京法庭作证。庭审开始要有一个宣誓仪式。侯巧良发誓，在本庭讲的不是谎言，没有隐瞒和欺骗，要求法官给予一个公正的评判。她说，她来自中国山西省孟县西潘乡高庄村，1942年至1944年期间，她和几个姑娘被驻扎在孟县的日本军掠夺到驻地，长期进行轮奸。当时她们几个年纪最小的不足14岁，最大的不过21岁。 在进圭据点，日本人占据的地方，她不仅被日本士兵轮奸强奸，有时还会遭到任意的戏弄和污辱。一次，在维持会的大院里，坐着的日本兵和伪军，把她围在中间，旁边放着旧式留声机，放着她从来未听过的浑浊音乐。日本兵让她伴着音乐跳舞，她不会跳，也因浑身的疼痛不能跳，于是日本兵和伪军把她推来推去，互相传递，又故意把盖在她头上的头巾掀起来让她既害怕又害羞，日本兵却高兴得哈哈大笑。后来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甚至不能站立行走。她家里人经多方筹措赎金，把她用毛驴驮回家。但是，由于过分恐惧和过度刺激，她的神经错乱了。直到现在，她的病情还时而发作。她向日方要求2000万日元赔偿、谢罪。 李素英在庭外答记者问时代表家属说明，如果她姥姥生前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她的子孙们继续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 福冈诉讼案(3) ------------ 1998年10月30日，山西原慰安妇幸存者万爱花、赵润梅、高银娥、王改荷、赵存妮、杨时珍、杨秀莲、杨老太（匿名）、尹老太（匿名）和张老太（匿名）共10人（其中一人为受害者家属），联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案名为“中国山西性暴力受害者要求损害赔偿案”。 至此，山西已有3批共16名受害妇女先后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 经过长达6年的审理，2001年5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1995年8月中国慰安妇的首起诉讼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关于谢罪、赔偿的一切请求，判令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在90多页的判决书里，有近70页是“慰安妇”们的苦难史，但判决书对此根本不予评价，只是以原告没有国际法的主体诉讼资格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来搪塞，日本政府被判定不承担责任。随后于2001年6月12日，原告上诉东京高等法院。7月9日，孟县又一位受害妇女郭喜翠飞赴日本出庭作证。时年74岁的她16岁时被扫荡的日军掠为慰安妇，之后仅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被数不清的日军肆意蹂躏，直到有一天她拼死逃了出去躲在山里生活。长期的非人摧残使她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她对日军不认罪的态度表示痛恨。她含着热泪坚决地说：“我必须去，给所有受害的姐妹们讨个公道！”但经过18次开庭，最终仍是败诉。 与山西受害妇女案一样，海南省一些原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案、台湾省受害妇女诉讼案等，同样遇到极大的阻碍，至今未果。 日本政府的态度确令世人大失所望。战后先是有意掩盖慰安妇问题，待1992年真相披露后，才被迫公开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1993年8月，日本外相虽然发表谈话，承认征集慰安妇“多数是违反了个人的意志”，但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对慰安妇的道歉和赔偿问题还没有解决。 199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天，日本村山首相在报纸上向全国发出为建立对“慰安妇”进行补偿的民间基金而募捐的号召。日本政府提议建立所谓“亚洲妇女基金”，但是要求这一基金以民间组织的面目出现，声明政府向基金会提供的近5亿日元必须要用于针对慰安妇的医疗福利事业而不是对慰安妇的直接补偿。很清楚，日本政府的这一姿态一方面是表示承认对慰安妇的道义上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又表明拒绝承担法律上的义务，而把责任转移到民间。由于“亚洲妇女基金”的民间面目是日本政府单方面要求的，并没有得到日本国民和市民团体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从一建立就遇到了信任程度上的障碍问题，募集经费一直没有达到政府原来设想的目标。而且，根据后来陆续提出的慰安妇名单，应当赔偿的数额更远远超过政府的想象。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慰安妇受害者要求的是日本政府的真正谢罪和赔偿，她们拒绝以接受民间组织金钱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日本的所谓“民间赔偿”是对受害者的侮辱和新的伤害。 更有甚者，日本方面竟有人使出收买受害者的卑劣手段。南方网2001年4月27日刊载了这样一篇文章，大意如下：2001年3月17日，历史研究人员在侵华日军在亚洲遗留的最大军事要塞——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慰安所遗址和相关的“慰安妇”资料。学者据此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得知目前仍有4名“慰安妇”幸存者在东宁县境内生活，李凤云老人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她已近80岁高龄。 李凤云老人原籍朝鲜，被掠到黑龙江做慰安妇受尽折磨，老人后住在东宁县道河敬老院。对她来说，后半生最令人心酸的是老伴不堪忍受她的这段经历而出走20多天，最后竟死在后山的河沿上。但是，她做梦也没想到，在她迟暮之年，居然还有这样的日本人来找她——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个普通的日子，那天天气不错,她常犯的大胯疼也没有发作。与往常一样，老人穿着她那身浅灰色的粗布衣裤坐在院子里的花坛边看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发愣。“老太太，老太太”，不知何时，他的眼前站着两个人。她敏感地觉得叫她的这个戴眼镜的瘦老头一定是日本人。她惊恐地站起身，大叫：“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不要怕，不要怕”，日本男人脸上强挤着笑容，用生硬的中文招呼着。见李凤云根本不理会他，他叽里呱啦地和翻译说了一通。那翻译过来对李凤云说：“他是日本人，想来看看你们‘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 听到这三个字，李凤云喊道：“你给我走，我最恨你们日本人了！” 那个日本人赶紧从兜里掏出了一把花花绿绿的钞票，递给她，生硬地说：“你不说过去，这钱给你！” 李凤云愤怒至极。她对那个日本人说：“你们可把我祸害透了，谁要你们的臭钱，再给我，我就撕了它！” 日本人赶紧收起钱灰溜溜地走了。李凤云老人事后愤愤地说：“他们不想让我说出他们的丑事，想用钱堵住我的嘴呀！” 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慰安妇幸存者说：“我今天在此，心里很是羞愧，但回想过去种种，应该羞愧的不是我，而是日本政府！” 愿正义早日得到伸张！ 战争受害索赔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依据起诉事件的性质除劳工索赔与慰安妇索赔两大类外，剩余的基本皆可归类为战争受害索赔。由于日军侵华期间的轰炸、屠杀、劫掠等残暴行径，造成的受害者难以计数。因此，这一类索赔诉讼涉及范围很广，最典型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化学武器和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出庭，指控侵华日军强奸和杀害妇女、对中国俘虏进行活体试验、轰炸平民和城镇等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准则的暴行，同时提交受害方面的证据和中立方面外籍人士的见证，可谓铁证如山。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诉讼案（1） ------------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重大罪行，但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企图否认这个事件的发生，甚至修改历史教科书蒙蔽日本人民的眼睛，掩盖其罪恶。但是，面对着埋葬累累白骨的“万人坑”和幸存者的指控，他们是赖不掉的。日本政府的不认账引起了人们的愤怒。一些当年亲历大屠杀的幸存者开始谋求用法律手段揭露日军制造血腥屠杀的野蛮行径。李秀英即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之一。 1937年12月19日中午，当侵华日本兵在南京五台山一学校地下室企图强奸虚岁19的孕妇李秀英时，遭到她的反抗，三名日本兵遂恼羞成怒，合伙在李秀英面部、腹部、腿上乱戳了几十刀。经大学医院（今鼓楼医院）美籍医生威尔逊抢救，李秀英活了下来，但不幸于第二天流产，并至今在身上留有多处伤疤。威尔逊医生和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德国西门子（南京）公司经理和美国牧师马吉分别用日记、电影和照片记录了此事，成为后来案件的确凿的证据。 1995年8月7日，李秀英和两名日本731细菌部队活体试验受害者的亲属以及无差别轰炸受害者高雄飞等10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给予2亿日元赔偿，并控告其战争责任。但1998年12月，日本人松树俊夫为迎合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需要，竟公开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指责李秀英为“假证人”，意在否定整个南京大屠杀。针对这种诬蔑，李秀英于1999年9月16日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树俊夫和出版商赔偿损失1200万日元，并进行道歉。这是首起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名誉权官司。经过两年多8轮法庭辩论，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宣布李秀英胜诉，判令松树俊夫向原告支付150万日元赔偿金。 与李秀英同遭迫害的还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当年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30余万南京人民在日寇的铁蹄和刺刀下失去了生命。回忆起60多年前侵华日军的血腥暴行，夏淑琴老人泣不成声。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入南京新路口5号，毫无缘由地在很短时间里将夏家9口杀了7口，其中夏淑琴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惨遭日本兵的轮奸，仅有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夏淑芸幸存。日本兵走后，幸存的夏家姐妹仅靠家中的一点炒米和锅巴，在尸体中生活了14天。60多年以来老人的心一直被这段苦难经历煎熬着。1994年8月，夏淑琴赴日参加了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民众痛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然而，同样在松树俊夫的书和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对夏淑琴的幸存者、见证人身份予以否定。书中荒唐地质疑说：“为什么只有8岁和4岁的两个小姐妹未被杀死呢？”“小女孩被刺刀刺成重伤，当时虽免于一死，但如何能支持得了14天呢？”夏淑琴老人认为这是对其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极大侮辱，于2000年11月28日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和道歉，为其恢复名誉。后此案经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玄武区人民法院受理。 2004年9月1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作者松树俊夫侵害名誉权案在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交换。然而，由于被告日本方代理人缺席，一场等了4年的证据交换，只用了半小时即宣告结束。第二天是同样的结果，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出玄武区法院时，夏淑琴气愤地说：“他们不到庭更说明了他们理亏，他们没脸见我！” 据悉，该案件将于11月下旬在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 731部队受害者索赔案(关于此案有关证词来自杨万柱、刘雅玲等《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回顾与思考》一文，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不仅有无数无辜生命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与刺刀之下，更有许多幸存者一直遭受着身心的双重煎熬。对幸存者提起731，那好似一场永远难以摆脱的噩梦。日本右翼分子一直以来妄图掩盖其残暴丑恶嘴脸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由于知情人和相关当事人的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一些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纷纷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 731细菌部队隶属于侵华日本关东军，对外冠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以此遮人耳目。该部通过用活人进行反复的细菌试验来进行细菌武器的开发，并具体负责实施细菌战，其惨无人道和丧心病狂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但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证据及美军不公开相关资料，731部队的罪行未得到应有的法律审判。1989年在东京新宿的路军军医学校（战时日本细菌战研究中心）旧址挖出人骨及1993年发现记述有细菌战详情的“井本（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参谋）日记”，才使细菌战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1997年8月11日，中国受害者第一次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审判细菌战”诉状。诉状封面上一句话特别引人注目： 这次审判，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原告项中赫然写着108名受害者的大名，他们要求被告日本国向每个原告支付1000万日元赔偿，并登报谢罪。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在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开庭。来自受害严重的浙江、湖南的受害者做了法庭陈述。66岁来自宁波的胡贤忠还清楚地记得，1940年10月下旬，涂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在宁波上空洒下一片淡黄色云雾。后来他才知道：日军播撒的是可怕的鼠疫病菌。11月初，他的姐姐突然头痛、发烧、脸越变越红、意识逐渐模糊，同时大腿淋巴结肿得厉害，没有食欲，最后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家人想尽办法，姐姐还是死了。之后不到10天，弟弟、父亲相继染上鼠疫，后来母亲也未能幸免，父母虽被送进隔离医院，最终也死在那里。8岁的胡贤忠成了孤儿，从此倍尝人间凄苦，他从心里无比憎恨细菌部队。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诉讼案（2） ------------ 来自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王丽君陈述说： 我的家乡崇山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村民们勤劳善良，安居乐业。……是日军的细菌战破坏了这个古老村庄的宁静。1942年，我才10岁，日军在这里撒下了鼠疫病菌，染上鼠疫的人高烧、头痛、淋巴结肿大。发病后短则一二天，长则五六天就死人。……当时我家7口人，母亲、大姐、二姐、二哥染上了鼠疫病，二姐、二哥只几天就死去了，我母亲和大姐侥幸活了下来。当村里到处都是病人和死人的时候，日军进村了。他们把村民强行赶到村内广场，给村民不明不白地打针，把许多村民送到村外林山寺给隔离起来，开始村民还以为是给病人治疗，谁知他们竟把这些病人活活地解剖了！哭声、哀号声惊天动地。许多死在林山寺的人都是缺手缺脚或被解剖过的。后来日军又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村里1200名村民死去1/3，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因失去亲人、房屋、财产而陷入悲惨境地。日军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 然而，原告的血泪控诉丝毫没有打动日本政府代表。他们没有做任何答辩，仅以“国家无答责”和“20年时效已过”为由蛮横地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一切请求”。之后至今开庭未果。 经过律师团、原告团的努力，第二批72名受害者于1999年12月9日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法院决定合二为一，至此原告团壮大为180人。在一次次的开庭中，原告方的证人、证据不断增多，为原告团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持。2000年9月11日第16次开庭时，77岁的731部队老兵筱冢良雄在法庭上作证，公开揭露了细菌战部队的罪恶： 1939年731部队开始大量生产细菌。……从1940年7月到1942年5月，我参加了伤寒菌、副伤寒菌、赤莉菌、霍乱菌、鼠疫菌和炭疽菌的制造。如果部队所有的设备都使用上，大约30个小时能生产出10公斤以上的细菌。从1942年11月底开始，我参加了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最初参加的活活解剖一个中国男人的事情。这个男人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感染了鼠疫的这个男性的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把他赤裸地放在担架上送到我们所在的解剖室。当班里的人员用听诊器在这个男人的胸部还能听到他心脏跳动的时候解剖就开始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解剖。 听了这样的证词，日本代表无话可说了。 该案从1997年第一次起诉，先后经27次庭审和激烈的法庭辩论，原告或声泪俱下，或怒发冲冠的陈述令法庭上唏嘘、低泣声不断。但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本案做出一审判决时仍无情地驳回了原告的一切请求，只承认日军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及特大的损害，不得不说旧日本军实施的该战争行为是不人道的”，“既违反了日内瓦协议，也违反了海牙陆战条例并产生了相应的国家责任”。判决当天，原告团不服判决，声明继续上诉，并于8月30日在东京高等法院办理了上诉手续。 8月29日的《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对于并不遥远的过去的重大历史问题，国家置之不理是不能允许的。不澄清事实，是对国民不负责的表现，这样的话，不仅周边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对日本不信任。” 日军遗留在华化学武器伤害案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除了进行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其实施的毒气战持续时间之长，用毒种类之多，毒袭范围之广和手段之残忍、行动之诡秘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 日军发动的化学战，不仅使1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牺牲，而且，当年日军战败撤离时仓皇中遗弃的毒气弹遍布中国河北、山西、内蒙、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又以黑龙江、吉林最多，总数约200万发，并曾发生过炮弹破损泄漏导致民众伤亡的事件。更为恶劣的是，日本政府虽然清楚这种状况，却一直故意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日本政府的这种不作为是日本50年前对中国战争犯罪的继续：日本政府的不作为是在向全世界表明，50多年来日本政府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人民的犯罪。 我国历来反对使用化武，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武，并且为1997年《禁止化武公约》的签署和生效做出突出贡献，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1999年7月，我国政府还与日本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留化武的备忘录》，敦促日本政府尽快解决中国境内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问题，就已发生的遗留化武伤人事件，积极与日本政府磋商解决。此外，中国民众也纷纷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 除了以上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还有称“对日民间索赔第一案”的中国船王三代诉讼。它是对日民间索赔时间最长、金额最大的官司。主要是向公众威轮船公司三代传人陈顺通、陈恰群、陈春和陈震向日本国原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索还租赁船只及赔偿金。但这一世纪诉讼打了三代还是没有结果，用陈春的话来说“真是一场悲壮的索赔”。 另外还有一件大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案，该案尚在搜寻证人、收集证据、筹集资金的准备过程中，且已取得很大成果并引起相当的关注，让我们拭目以待。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诉讼案（3） ------------ 目前这一类案件主要有两起： 一是1996年“双城市周家镇东前村、东兴村日军遗留炸弹爆炸受害索赔案”。 1995年8月，双城市周家镇东前村、东兴村日军遗留炸弹意外爆炸，重伤、死亡的受害人及其家属共13人于1996年12月9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全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赔偿每名原告2000万日元。并认为旧日军在中国遗留化武是国家行使权力的结果，而日本采取置之不理和怠慢做法是违反法律的，应做出赔偿，但日本政府不服。1997年10月16日，又有5名原告加入，提起第二批诉讼。经法庭判决承认原告被化武伤害的事实，但认为日本政府不承担法律责任。 另一件就是“八.四中毒事件”索赔案。2003年8月4日，在齐齐哈尔市北疆花园施工现场，一台挖掘机从地下挖出了5个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芥子气毒剂桶，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八.四芥子气中毒事件”，44人在这起事件中受害，其中受伤最严重的河南人李贵珍经治疗无效死亡。如今，虽然一年多已经过去了，但受害人的生活仍无法恢复正常。一些中毒较深的患者仍有咳嗽、怕冷、流泪的症状，中毒部位经常发痒，个别人还无法进行体力劳动。 在常为中国国内化学武器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苏向祥律师的帮助下，13名“八.四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是年，9月29日，日本法院就日军遗弃在华化武案，首次判决日本政府负有赔偿责任。然而，日本政府代表在2004年4月26日东京高等法院举行的口头辩论中仍然狡辩说，没有证据证明对13名中国原告造成伤害的化武是侵华日军所遗弃，要求法院驳回中国的赔偿要求。目前此案尚未做出一审判决。 迄今，我国约有2000人在战后受到了日本遗留化武的不同程度的直接伤害。而且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呕吐性和糜烂性毒剂为主，这两类毒剂都含有严重危害人体和污染环境的砷。它们被埋在地下某个不知名的位置，随时有可能被不小心挖出继而对人们造成伤害。日本政府理应认真地解决在中国境内遗留的化武问题，以免后患。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及遗属对日索赔 “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制造的第一个大屠杀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拱手送人。193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夜，侵占抚顺的日寇遭到途经平顶山的抗日自卫军重创后，恼羞成怒，将怒气发泄在无辜的平顶山村村民身上，诬蔑他们“通匪”。村民们此前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与亲人团聚的最后一个中秋夜了。第二天，日寇出动大批军队，把全村男女老幼3000余人全部逼赶到平顶山山脚下，随即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先是用8挺轻、重机枪同时向人群疯狂地扫射，并火烧民房。扫射停止后，日军又用刺刀向躺卧在地上的人们逐一刺杀。有的孕妇被剖开肚子，日本兵们用刺刀挑起腹中的胎儿，边挑边骂。很多在扫射中未中一弹便被死伤者压在身下的人，求生的本能使他们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有的侥幸躲过这场杀戮。杀红了眼的日本兵又于次日用汽油焚尸，崩山掩埋，意图掩盖罪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中国律师》杂志1998年第三期撰文揭露：为悼念死难同胞，抚顺人民于1951年修建了纪念碑，1970年在惨案遗址进行了局部挖掘，就地修建了遗骨馆。人们被震惊了！眼前的一具具白骨姿态各异，让人们有种亲眼目睹惨案发生的震颤。一具男性尸骨，双肘撑地，身下压着一具女性和两具儿童尸骨，不难判断他们是一家人。襁褓中的婴儿尸骨细小，包裹他的襁褓已烧成黑灰，幼小的生命还没来得及体验生活的美好，就死在日军的残暴之下；还有一位孕妇俯身向下，希求保全腹中的孩子，然而她心爱的宝贝已永远地留在了妈妈的腹中，母子共同化成了两具尸骨。……放眼整个屠杀现场，黑白对照，十分鲜明。累累白骨身下是一片黑土，除了火焚的灰烬层，还有一层黑色的粘土，那是死难者的鲜血和焚尸后溢出的油脂流淌而成的。相信没有一位目睹如此场景的人不为之动容、战栗。 所幸的是，在平顶山那场腥风血雨的浩劫中仍有少数人幸免于难。他们所经受的惊恐与悲痛，长久以来始终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他们还背负着亲人和同胞在九泉之下的嘱托：让那段被掩埋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讨还公道，告慰亡灵!莫德胜、杨宝山、方素荣三位老人最先打破沉默，公开对日提出索赔要求，李凤琴、董兴财、田廷秀老人的儿女亲人也随后相继对日本政府起诉。日本东京“平顶山事件调查团”两次赴抚顺参观、调查，并会见了惨案幸存者或其家属，日本律师深受震撼。 在中日律师的多方努力下，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1996年8月14日同意受理莫德胜等人的索赔案，并于12月向莫德胜老人发出了邀请函。1997年3月14日下午，时已73岁高龄的莫德胜老人神情庄重地坐在原告席上，激愤地控诉了他8岁那年侵华日军制造“平顶山惨案”的滔天罪行，讲述了他一家人被害的情景：“1932年我8岁……枪响后，父亲告诉我快躺下。把草帽盖在我头上，对我说：‘不要怕’。外祖母喊道：‘腿上挨了一枪！’外祖父说：‘别喊’。……鬼子穿着大皮鞋踩到我胯骨上，接着脖子凉了一下，一阵巨痛……鬼子走后，我赶忙掀开母亲盖着的被子一看，母亲和妹妹已经死了，用手拉父亲，他一动也不动，我用嘴咬他的手，他还是不动，仔细一看，父亲的脖子上冒着血泡。”声声血泪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们，旁听席上还传来了抑制不住的哭泣声。法庭未对莫德胜作为“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和见证人的身份提出任何质疑，也“承认65年前发生在中国抚顺的平顶山大屠杀”，却又以“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宣布退庭。后又经数次开庭，最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6月28日判决驳回原告请求。随即原告又于2002年7月8日向日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此案诉讼的二审结果尚不明朗。 ------------ 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 了解了各个具体案例，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群人和他们为战争受害者讨回公道所做出的努力。每一个诉讼案件，从寻访受害者、搜集证据到诉诸法律、法庭诉讼、直至最后判决，各个环节无不包含着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有些人由于经常在大众、法庭和媒体面前出现，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童增、王选、苏智良、苏向祥、康健、小野寺利孝、尾山宏……但更多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一直都在默默奉献着，他们都值得我们从心底尊敬。 一、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 1991年3月28日，一个朴素的年轻人走进全国人大办公厅信访局，这天是人大七届四次会议的第4天。青年人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意见书交给502号接待员，第一次向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大战争法概念。指出我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放弃的“战争赔款”指的是国际法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合约规定支付的那一笔款项，并不包括“受害赔偿”这一应由加害国政府直接向受害者支付的款项。这一万言书引起了中国官方对民间索赔的关注。而这个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的童增。 童增，祖籍湖北黄陂县，1956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亲童强蒙50年代毕业于重庆大学，后因在打油诗中写过“党委书记的脚，不要像三寸金莲”，反对技术人员任用上的弊端而被划为右派。作为右派子女，童增的童年是阴暗的，由于长期受到歧视，他形成了寡言少语的内向性格。 高中毕业后，童增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文革”结束后，同来的知青陆续返城了，但他执意不回，他想留在农村安静地读书——考大学。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童增考入了四川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幸运地被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任教。1986年，在他的而立之年，又考入了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再加之环境的影响，沉默寡言的童增养成了思考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使命感也逐渐成熟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恣意歪曲历史事实，这时候的童增意识到：必须让日本彻底谢罪和赔偿。他还天真地认为，即使中国放弃了索赔要求，日本出于道义和良知也应该主动给予中国赔偿。1988年前后，童增从报上获知，东欧一些国家包括世界上曾经放弃德国给予战争赔偿的国家，开始要求当时的德国对战争受害者给予赔偿。通过深入研究，童增茅塞顿开：原来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完全可以区别开来，我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但对于受害赔偿从来也没有宣布放弃。他甚至还与有关人士合作，计算出了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理论上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受害赔偿约1800亿。 从1990年开始，童增奔走于各报社之间，但没人敢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直到1991年他上书人大，海外传媒纷纷报道后，国内媒体才有所反应。童增的名字迅速地飞往了四面八方，被誉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第一人”。 1993年，童增被载入当年的《世界名人录》。美国《世界名人录》的总裁认为主要理由是，童增把战争赔偿的理论发展为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和民间的受害赔偿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民间索赔运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预防战争犯罪做了贡献。 ------------ 王选——追究日军细菌战的中华第一女子 ------------ 她，是现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她，同时也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 1952年出生在上海的王选，祖先是山西太原王氏，北宋初年因避皇氏赵姓之害从晋迁往浙江，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她从小就从父亲讲的家乡的事情里得知，自己惟一的亲叔叔惨死于1942年日军投下的鼠疫细菌，死时仅有13岁。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头一次把日军、鼠疫、死亡和恐怖联系起来。1969年王选到义乌回乡插队，与村民生活的4年期间，她从老人那里听到更多有关细菌战的暴行：鼠疫灾难、让人集体腐烂的炭疽病等等。老人们回忆往事时，常泣不成声，王选也深受震颤。 王选坐不住了。她放弃了薪俸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正义的事业中来。她从1995年开始进行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1997年组织浙江、湖南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并被推举为团长，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诉讼。在山西孟县调查时，她得知了日军细菌战的一个真实细节：当年，日军把6个中国人编为一组，每个人被注射了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被扒光衣服塞进1米见方的木笼子里，用他们的身体培养细菌。笼子下方有一个小孔，食物从那里塞入，粪便也从那里排出。关了一个多月后，这些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拖出来，检测身体中的细菌，然后活生生地把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抽出饱含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去，直至失血而死。为了挤干最后一滴血，日军还不停地踩着尸体的胸口和心脏。听完这血腥的叙述，王选失声痛哭。她为死难的同胞哭泣，决心要把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揭露于世，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她发挥自己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的优势，往来奔走于中、日、美等国，与所有帮助、研究和关注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人和各国媒体广泛接触， 为诉讼赢得了国际支持。 2000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而战斗” ------------ 苏智良——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 ------------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92年起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 1992年3月，苏智良在东京六本木的咖啡屋里喝茶赏樱。同座日本学者议论2月的热门话题：韩国人在日本最高法院门前示威，要求战争赔偿，为首的是被强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老太太。“据说战时日本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日本学者问苏，苏智良愕然。“据说日军慰安妇制度发源于上海”。苏智良放下咖啡，去了图书馆。 从日方文字记载中，苏智良发现了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受难最深，但至今仍未有任何中国慰安妇的声音。经过8年考证，苏智良得知日军慰安所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上海就有83家。保守估计，中国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75%被虐待致死，活下来的慰安妇应在70至85岁之间。苏智良决定去寻找慰安妇这一历史活证。 对于寻找慰安妇，尽管苏智良做了针插不进的思想准备，但艰难程度还是使他几次望而却步。他通过派出所在上海市区寻找。某老人先是缄默，后含糊回答：“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就让它死在我心里吧。”苏智良耐心做工作……当老人最终被说服，当摄像机架起来的时候，老人站起来，态度冷漠：“你们搞错了。”由此，苏智良的调查经验是：有亲生儿女的阻力大，有养子养女的好一些。苏智良曾聘请的山西调查员就曾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没这样的事，滚！不许再来。”亲属如此，当地政府一般也不配合。普遍看法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跟改革开放不搭界。”去外地调查时，当地要求出示红头文件才给予合作。当苏带着老人参加国际会议，便有官员背后挖苦：“像这样的人还出国呢，把丑丢到国外了。”某县曾有4个受害者找当地政府：“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道：“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4个人悄声回转。苏智良听后急急寻找，但至今下落不明。有些省较配合。在崇明岛，苏智良找到了80岁的陆秀珍，她道一声：“丑啊！”便没了声音。第二次在陆养子的配合下，苏记录了50年前血腥残暴的一幕。陆秀珍常用一句话述说那场噩梦：“日本人坏得很，坏得很。”山西共产党员万爱花第一个在日本开口诉讼。她是苏智良采访对象中性格最刚烈、受伤最严重、思想最开放的，她也是惟一一个不甘受乡民戳点苟活的人。万爱花对慰安妇一词反感，“我不是慰安妇”。她对苏智良说：“我不丑，丑的是日本鬼子，我去日本揭他们的丑。”这句话激励苏智良继续寻找。 12年来，苏智良调查了50多人，走遍全国十几个省，花掉积蓄数万元。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稿酬用于调查费用和慰安妇基金。在调查过程中，苏深感个人力不从心，几经周折，1999年3月15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目前仅有的一家慰安妇专门研究机构。 苏教授表示：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长期遭受残酷摧残，绝大多数没生育能力，晚景凄凉。精神上承受世俗偏见，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压力下煎熬，在“自己很脏很下贱”的羞愧心情下苟活。据苏智良目前掌握的资料，有名有姓、开了口的慰安妇126人，“没开口的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令人忧虑又无奈的是，“没开口的只能把他要的东西带进棺材里”。眼下能做的只能是抓紧调查，抢救活史料。 ------------ 苏向祥——伸张正义与法律尊严 ------------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基本上是由一件又一件的索赔诉讼案构成的，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律师的功劳。他们为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主动甚至无偿地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苏向祥律师就是其中的代表。 苏向祥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律系，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组委员。他是国内第一个为化武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年轻的苏向祥之所以会关注日军遗弃化武伤人事件是因为9年前的一起案子。 1995年8月25日早晨一上班，苏向祥习惯地翻开当天报纸，看到这样一篇报道：《爆炸发生在50年后》。具体是说，在离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不远的一个叫双城市周家镇的地方，发生了日军遗留炮弹爆炸伤人事件。苏向祥气愤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和一个同事一起带了1000元钱，打的直奔救治受害者的医院。在医院，他们看见了受伤者刘远国，他身上95%的地方被烧伤，双腿和一只胳膊被炸飞了，情形惨不忍睹。苏偷偷把钱塞到他床下，和同事临走时，刘远国的妻子悲怆地说：“战争期间我们受难，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我们还要受他们的罪。”当时，苏向祥觉得她的话太对了。返回途中，刘远国妻子悲愤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不禁思考：受害人就这么忍受吗？如何才能把受害人的声音传到日本，让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听到？ 3天后，刘远国撇下了两个辍学的孩子和抢救时欠下的7万元债务，含恨离开人世。刘远国的死深深触动了刚成为律师不久的苏向祥，他决定接受刘远国家人的委托，向日本政府讨一个说法。他开始先是调查取证，9月6日又向日驻华大使馆发送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传真。而且，他还发现日本有一群有正义感的律师，正在帮助中国受害者，于是开始了双方的合作。1996年3月，在对方资助下，他开始了第一次对侵华日军遗留化武的全面调查。 与日本律师合作时，他们有个约定：可以在日方律师那里报销有关费用，满一万元报一次。但不久，苏向祥主动放弃了日本的资助，让日本律师很吃惊。因为当时他的收入很低，日方的资助为他减轻不少压力。但苏向祥认为若拿了他们钱，好像是为他们工作。他代表的已不是他个人了，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代表中国人，他要用正确的姿态来回应日本律师和日本民众的义举。 放弃了报销后，几年来苏向祥已先后投入了30多万元用于化武伤害案的调查工作，且行程上万里，最终他搜集了1000多份相关证据，两次把日本政府推上了被告席。他还无偿为发生在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五、尾山宏——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日本律师 随着中国对日索赔运动在日本的推进，许多原来不为日本国民所知的历史真相都暴露于世，日本国内一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纷纷加入了支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队伍中。 尾山宏是日本著名律师，在调查了解了这些战争受害者的遭遇后，深受震动。怀着对法律和历史的尊重及正义感，他在日本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这个律师团现由30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尾山宏任团长。从1995年起，他就与律师团的最早发起人小野寺利孝带领律师团无偿为中国受害人代理起诉。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他到中国取证、会见受害者20多次，自己支出数百万日元的诉讼费用。这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在日本的影响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因其超越国界的正义行动，当选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 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本国内像尾山宏和小野寺利孝这样不分国界支持正义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会更多。 ------------ 拒绝赔偿受害者却优抚战犯 ------------ 在中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帮助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正在进行。然而，我们面对的却是日本政府和相关责任者极不负责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日本对待民间索赔问题基本上采取“三不”主义：不赔偿、不道歉、不认罪。自战争结束后在各国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诉讼中，被告凡是日本国家的，都由法务省派员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出庭。日本政府代表对原告方提出的被害事实既不表态，也不辩论，显示了其拒绝正视侵略战争历史的一贯态度，对原告方的索赔要求则提出种种理由来搪塞。被告凡是日本企业的，该企业同日本政府沆瀣一气，不是互相推诿当年奴役各国战俘和劳工的罪责，就是以国家之间已经通过和平条约予以解决为借口，顽固拒绝赔偿。 一、拒绝赔偿受害者却优抚战犯 在中国民间对日提出的索赔诉讼中，多数案例都是由地方法院直接驳回，只有个别案例在一审法院得到支持或部分支持。得到支持者，被告方日本政府则不服，转而提起上诉。这样来看，在被告方拒绝赔偿的情况下，对战争受害者索赔案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主要取决于日本法庭的主要决策人——法官的认识和判断。总体上看来，日本法官对于日本侵略的历史认识较为肤浅，对于国际人权规约的认识水平较低。日本法官的判断，还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尾山宏指出：“法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违反政府、执政党的基本政策。对于战争受害者赔偿，保守党坚持‘已经解决了’的一贯方针，司法也追随这个方针。” 日本坚持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是其战后历届政府掩盖侵略历史、逃避战争罪责的基本方针的突出体现。战后日本历届政府从未主动调查日本侵华日军杀害俘虏和平民、强征慰安妇、强制奴役俘虏和劳工、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严重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从未主动追究这些暴行的责任者，从未主动公布这些暴行的档案，甚至隐匿有关罪证资料，为各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设置了重重障碍。 然而让我们来看一看战后50余年来，当年侵华战争的刽子手们得到什么样的“礼遇”吧！日本政府1952年制定了《战时战伤、病者、战殁者及遗族援护法》、《恩给法》等法律，从1952年4月1日起至1993年末为止，支付给旧日本军人、军属、遗属的抚恤金，总共金额已达35亿日元之巨。每年支付给日本国人的所谓的战争受害者的补偿金额规模为2亿日元，至1998年累计达42亿日元，而且这种补偿将一直继续下去。就连被国际法院判处死刑的前首相东条英机等战犯的遗族至今也享受着巨额的年金补偿。旧大将级军人每年可得到761万日元的补偿，旧日本兵每年可得到104万日元的补偿。二战时罪恶越大，每年得到的抚恤补偿金就越多。 对于广大日本国民，他们亲身体验到的只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对日本进攻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没有切身感受。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刻意蒙蔽，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应有的水平，而且一部分人不否认历史却“厌烦提历史”。在年轻人当中则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要算账找爷爷去，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转换，回避历史甚至淡忘历史可能成为日本社会下一代的一种风潮。 日本政府及国民对战争及赔偿的认识态度，与同是战争责任者的德国相比，形成强烈反差。 战后德国重建政府，但是就纳粹德国的战争责任、赔款等，作为当然之事全部承担接受下来。战后初期，首先追究各类战犯、责任者，并专门设立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在德国学校教育中也能正视不回避历史。在平民受害赔偿方面，德政府依照国际法原则，于1957年制定了专门对民间个人战争受害者实施赔偿的《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明确承认纳粹迫害是一种犯罪，要对受害者给予补偿。据此，受纳粹迫害造成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及职业上、经济上损失的，均在补偿范围之内。而且，自该法颁布以来，德国政府认真支付了对欧洲各国民间个人受害者的赔偿，德国众多的企业也直接向战时受害个人，即被抓的各国劳工及遗属们给予了大量的金钱补偿。据德国财政部战后处理司公布，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欧洲各国受害者个人赔款支付总额已达905亿马克。根据《联邦赔偿法》、《联邦还债法》规定，1993年2月以后还要按计划支付318亿马克。自战后直至2030年为止，德国总计支付的战争民间个人受害赔偿款总额将为1223亿马克。除联邦政府外，原西德11个州都有自己的补偿措施，其总额达到约22亿马克。 我们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正视历史，敢于认错，在言论和行动上一致起来，还受害者以公道。 ------------ 不堪一击的几种法理辩解 ------------ 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提请赔偿谢罪的诉讼要求，无论是法庭判决驳回诉讼，还是法庭支持诉讼要求后，日本政府不服重又上诉的情况，其所持理由大致有以下三个：时效已过；国家无答责；个人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 关于“诉讼时效” 日本政府拒绝民间赔偿的最常用的理由，是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侵权行为的实施直至提起诉讼为止已经经过50年的时间，起诉内容已超过日本关于20年索赔时效的规定，因此损害赔偿请求权也自动消失了。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时间即产生权利变动的法律制度。日本《民法》第724条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损害或加害人时起，3年时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起，经过20年时，亦同。”这即是日本的所谓“法律依据”之一。 对于日本在时效问题上的回答，中外的法律专家学者均提出相应的法律依据予以反驳。如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第98条第二款规定：日本国缔结条约以及被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地遵守。在日本国内法律与国际法、国际习惯法发生冲突时，日本国有不得违背“诚实地履行国际法、国际习惯法的义务”。 而联合国1968年11月26日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最不适应法定时效公约》。这样一来，日本国内法服从国际法的规定与逾期超过诉讼时效为理由拒绝赔偿的做法就自相矛盾了。否则，难道说日本国内制定法律的目的只是装点门面，做个摆设吗？这个问题只有留给日本立法者自己去思考了。 与时效有关的诉讼期间的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诉讼期间是指权利的法定存续期间，期间经过后权利本身消灭；诉讼期间为不变期间，没有中止、中断、延长的问题。在中国对日索赔诉讼中，这一问题表现为：除斥期间，受害者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阻碍，不具备行使权利的条件。战后50余年，先是中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而战后中日又长期断绝外交关系，日本政府还长期隐瞒当年战争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的诉讼权利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即使依照时效20年的规定，也应在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算起。而且，侵华日军当年的战争行为造成的危害至今仍在不断发生。就日军在华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违法行为，其危害性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损害，并且不是一时的。据了解，遭受日军细菌战的浙江义乌崇山村直到1996年仍发现鼠疫F1抗体阳性血清，这一潜在的定时炸弹不知何时就会启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那么试问日本方面对此该如何计算时效问题呢？ 再者，有关法律专家还认为，对此还有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即依照中日有关法律规定，侵权行为所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及其效力，应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故审理日军侵华造成的战争受害案件时应适用中国法律。 这就说明，日本法庭用时效原则来判决受害者丧失索赔权是一种毫无理由的争辩，是违反国际法且自相矛盾的。 “国家无答责”吗？ “国家免责论”是100多年前日本明治宪法的原则。按照通常的法律原则，法律不得溯及既往。时至今日，日本法庭及政府又援引这种老掉牙的原则，试图推卸责任。不知是明知故问，还是没有这个常识。 所谓的“国家无答责”特指因使用国家的权力而出现伤害的场合，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日本国1947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第6条规定：“在外人成为受害者情况下，只要有相互保证，就可使用该法。”附则第6项又规定：“本法实施前的损害行为，按照从前的损害行为，按照从前的惯例处理。”日方紧紧抓住这一救命稻草，在无可奈何承认了铁证如山的事实后，仍坚决拒绝承担相关责任。但法律专家对此分析说，国家赔偿法的基础是民法，日本国在此之前的《民法》第715条规定了受雇佣者对第三人造成的不法侵权行为，由雇主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依照民法就可以追究日本国的国家责任。 在日本，“国家无答责”在其历史上是在早期行政法院与司法法院分开的情况下，在行政权领域里确立的。而行政法只是调整国家与其管辖之下的国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因此，“国家无答责”只能适用于处理日本与其国民的行政法律关系。而现在起诉的中、韩等国受害者与日本毫无行政法律关系，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受理依据应是国际公法及私法而非行政法，因此，“国家无答责”对此类案件而言，根本就不适用。 关于“个人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 个人在对日民间索赔中是否具有请求权，是这类诉讼案件中原被告双方争执的又一个焦点。 日方的《答辩书》认为：原告所依据的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虽然规定了“违反规则条项的交战当事人，在有损害行为时，应负赔偿责任”，但这只不过是明确了交战当事国的国家之间的责任，并没有国家对交战当事国的被害个人直接赔偿损失的意思，不能作为索取个人受害赔偿的法律依据。这一“答辩”与判决无视国家作为索偿主体的战争赔偿与个人可作为索偿主体的受害赔偿之间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以此来否定个人的请求权。 实际上，对于属于国际私法范畴的受害赔偿，受害者个人具有请求权是毫无疑问的。而在国际公法范畴内，此问题尚有争论。但中外学者认为，日本国对国际法的理解是19世纪欧洲的国际法思考方法，与现代已不相吻合。20世纪后半叶，人们逐渐承认个人作为战败国受偿主体的立法实践早已于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就已经开始了，二战结束后，针对战争对民众造成的重大伤害，纽伦堡军事法庭宪章对战争犯罪确定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罪。其中的反人道罪使个人成为国际法中公认的准则，后来更是得到了广泛的流行。再者，《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3条并没有否定受害者个人的索偿权利，相反却明确规定了战败国赔偿义务，该公约第3条是具有自动执行性质的条约，它在日本国内具有国内法的效力。 日本早在15年战争（1931~1945年）期间就对当时交战各国表示过，日本根据国际条约及确立的国际习惯法，对战争负有国际性义务，在违反了这一义务情况下，日本国将对被害者个人进行损害赔偿。 综上，通过法律界的相关论证，我们仿佛看到了日本辩护方勉强堆砌的拒赔堡垒在事实真理攻击下的轰然倒塌。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有着国际法和国内法等强大法律武器作后盾，更利于为中国民间受害者维护合法权益。 ------------ 民间索赔的持久战 ------------ 看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一路走来的艰辛——二十几例诉讼案最近刚有一例胜诉。日本方面设置重重法律障碍，无论是索赔案件的当事人、受害者，还是关注民间索赔进展的热心人们，大家心里不免都生出这样的疑问：对日民间索赔之路还能走下去吗？ 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案件，如同是进行一场马拉松比赛，目前只是在行进的途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无畏的受害者们勇敢的斗争，成为打破日本政府掩盖历史真相的起点和缺口。每一次的提起诉讼，每一次的调查取证，每一次的法庭辩论，都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戳穿和揭露，也都朝着揭开历史真相，偿还历史公道前进了一步，而且，他们已经获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舆论的普遍支持。 一、民间索赔的国际潮流 首先，我们应看到：在民间索赔已经成为国际潮流的今天，中国人民的民间索赔并不孤立。各国原“慰安妇”经常到日本驻本国大使馆门前示威，各国群众团体积极支持他们讨回公道，使日本政府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方面，1999年8月10日，美国加州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敦促日本政府为日军二战期间的战争犯罪做出“清楚的不含糊其辞的”正式书面道歉，承担政治罪责，对南京大屠杀的30万受害者支付赔款。此举被日本新闻媒体称为“再次追究日本战争罪责的起爆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也就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另外，自1995年以来，民间战争赔偿诉讼在日本多次开庭审理，尽管还没有获得胜诉，但是诉讼过程本身，对日本右翼分子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进行了有力反击，也极大地教育了日本国民。随着日本经济强国地位的确立，日本国民大国主义思潮和民族优越意识不断滋生蔓延，对以往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越来越淡化，但其中不乏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才能维护世界永久和平。迄今，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受到3个日本律师团的法律支持。家永三郎等学者组成“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支援会”，开展市民集会、报告会、签名运动等声援活动。尽管具有这一意识的人现在还是少数，但是队伍在逐渐扩大。 所以，尽管对日民间索赔之路十分艰难，大家依然对民间索赔的前景表示乐观。童增曾说：“对日民间索赔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让许多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在教科书上不曾了解到的历史。留在日本法院的证据以及那些判例，都将被载入历史。这便是对日民间索赔的又一个重要意义之所在。” 因此，要总结经验教训，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未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就要明确另一个问题：对日民间索赔之路该怎么走下去？ 看来首先要做好民间索赔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在日本社会呈现保守化趋势、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大搞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活动的形势下，要想促使日本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原劳工刘连仁生前就表示：我要至死不渝地打这场官司。我死了以后，我的子子孙孙也要继续下去。 此外，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7日A5版提供，曾参与过11件对日民间索赔官司的中国律师康健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自己应该（在对日民间索赔问题上）发出更强硬的声音，不要指望日本方面来主动承担责任。法律工作者刘慧明也表示，半个世纪前见证日军侵华历史的老人们，大部分已进入高龄并陆续去世，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抓紧时间收集和整理侵华日军罪行的第一手证据。参与多起对日民间索赔官司的法律工作者管建强说，在民间索赔官司中，日本刻意歪曲和否定《中日联合声明》的法律地位，这说明科学严谨地解释《声明》相关条款的内容、驳斥日本政府和法院的谬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已经刻不容缓，以使大量的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的诉讼不至于在日本政府和法院所设置的第一道障碍前受阻。中国律师楼献指出，国务院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已于2004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果能成立一个对日索赔基金，那么无疑会为今后的民间索赔诉讼提供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 日本政府好好地掂量掂量 ------------ 归根结底，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其索赔的主体对象——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对赔偿的态度将在根本上影响民间索赔的进展，进而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中日关系自建交始一直在热烈讨论的历史问题，包括历史认识问题、历史遗留问题都借民间索赔这一契机有了进一步的深化。30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依然“吵个没完”，真的是像日本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打“历史牌”，老揪住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吗？ 事实上，日本政府对赔偿问题的态度最能反映其真实的历史观。赔偿与侵略是密切相关的，日本政要在对待中国民间索赔问题上，总会伺机拒绝赔偿，又否认侵略。田中角荣以来的历届政府应认识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善举，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是有前提条件的。对日民间索赔是否能够公平和体现正义地得到解决，关系到今后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能否和睦相处的问题。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向来是以睦邻友好为基准的，当初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就是明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上来说，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只有吸取历史教训，对它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灾难认真反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公开、真诚的谢罪，公平合理地向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赔偿，才能换取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原谅和信任。日本希望成为一个大国，但它的大国形象是需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努力去塑造的，是需要全世界人们认可的。它必须首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因为一个不负责任，不会反省的民族是难以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更不用说步入世界公认的大国之列。孰轻孰重，日本政府自己需好好掂量！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未来还有很多变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诉讼未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受害者的民间索赔斗争将在更多力量的支持下继续下去，使中国人民的正义得到伸张！ ------------ 日本战后对其他国家的赔偿（图） ------------ 人民英雄纪念碑 日本征服中国的狂妄梦想终于在1945年被正义而又坚强的中国人民粉碎了。可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3500万人的死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对于这一切损失，新中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为了中日世代友好，声明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要求。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应永远被历史铭记。 日本征服中国的狂妄梦想终于在1945年被正义而又坚强的中国人民粉碎了。可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3500万人的死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对于这一切损失，新中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为了中日世代友好，声明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要求。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应永远被历史铭记。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必经的环节之一，但每一场战争都会给交战国带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就产生了赔偿战争损失的问题。战胜国有权对战败国索取战争赔偿，数额大小的确定并不完全是根据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损失，而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历史上有许多这类的事例：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规定，法国付给德国5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亿（外加3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1901年，清王朝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王朝赔偿各国白银共计4.5亿两。这个数额的确定就不是根据战争中实际发生的损失，而是从当时中国人口数量上得出来的，要求每一位中国人赔偿1两白银。这实质上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惩罚。新加坡悼念日本占领时期 按照国际法，只有与战败国进行过交战的战胜国才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所以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国家有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本处在美国军事占领统治之下。美国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天皇和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和更换政府人员，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太上皇。在美国的庇护下，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日本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4年。1951年７月美国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美国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由于美苏两个大国在认同谁（是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应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时发生分歧，从而失去了参加会议的权利。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认为，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由于日本的资源和经济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一事实。如果对日本要求过分的战争赔款，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这不但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也要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战争赔款。这几个国家是菲律宾（1946年从美国独立）、缅甸（1948年从英国独立）、印度尼西亚（1949年从荷兰独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均在1950年从法国独立）。 日本对亚洲除中国以外的国家的赔款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70年代。 ------------ 对各国的赔偿细则 ------------ 一、对缅甸的赔偿 缅甸是第一个和日本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缅甸最早提出的索赔要求是25亿美元，经过不断地讨价还价，1954年11月5日两国达成《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和《日缅和约》，其中规定：“日本准备向缅甸联邦支付赔偿，借以补偿战时由日本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日本同意根据双方同意的详细条件，每年平均以价值72亿日元，相当于2000万美元的日本人民的劳务和日本产品，以10年为期，供给缅甸联邦作为赔偿。”〔1〕其次日本每年平均以价值相当于500万美元的日本人民的劳务和日本产品，以10年为期，提供给缅甸，作为日缅的经济合作，条约还详细规定了合作的具体项目。此外还规定，日本在最后解决对其他一切要求赔偿的国家的赔偿数额时，其最后解决的结果要按照可能负担赔偿总额的日本经济力量，同意公正、平等相待地再次考虑缅甸联邦的要求。1959年以后，缅甸再次将赔偿问题提出来，经过多次谈判，到 1963年1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日本对缅甸无偿经济合作提供1.4亿美元，一般货款提供3000万美元，缅方保证今后不再提出赔偿问题。 二、对菲律宾的赔偿 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中被战争破坏得最厉害的国家。据统计，菲律宾在二战中的公私财产损失和人员损失约合80亿美元。战争结束后，菲律宾积极地致力于对日索赔， 1952年1月，日本派出代表团到达马尼拉与菲律宾方面举行了关于赔偿问题的会谈。菲律宾提出了要日本赔偿80亿美元现金的要求，并要对方在10至15年内付清，菲方还提议日本先交付8亿美元的象征性赔款以表示日本的诚意。日本方面则认为赔偿现款已被旧金山和约所否定，和约规定只限于劳务，而且数额也应在日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次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无果而终。此后经过多次交涉，1956年4月27日，日菲双方正式签订了赔偿协定，规定日本在前10年向菲律宾每年支付2500万美元，共计25000万美元，在后10年每年向菲律宾支付3000万美元，共3亿美元，总计日本对菲律宾赔偿55000万美元，支付方式为日本人的劳务和产品。〔2〕 三、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 1951年12月，印尼在东南亚国家中率先派出代表团赴日进行战争赔偿问题的谈判。印尼根据自己所估计的战争中的全部生命、财产损失情况向日本提出了相当于180亿美元的消费品和劳务的要求。日本坚持以旧金山和约中的赔偿条款为依据，主张劳务赔偿，拒绝印尼赔偿实物的要求，印尼稍作让步，1952年1月18日，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定，重申赔偿应以劳务来支付，而且不妨碍维持日本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 1953年10月，日本提出向印尼赔偿12500万美元的建议，印尼仍坚持原先的要求，谈判未果。1954年，日本建议在赔偿总额决定以前，先进行临时赔偿，但印尼主张首先解决赔偿的总额问题。1955年，日方又建议将对印尼的赔偿金额定在对缅甸和菲律宾的赔偿数字之间，印尼方面拒绝接受。1958年1月20日，日本和印尼在雅加达签订了《赔偿协定》，根据该协定，日本在12年内向印尼提供相当于22300万美元的日本产品和劳务，这些产品和劳务在前11年内按现在平均每年相当于2000万美元的数额提供，剩余部分在最后一年内提供。〔3〕 四、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赔偿 柬埔寨和老挝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权。但日本以无偿经济合作的形式对柬、老等国作了补偿。1958年10月15日，日、老签订了《日本与老挝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日本向老挝以赠与产品和劳务的形式，提供1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1959年3月2日，日、柬签订了《日本与柬埔寨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日本同样以赠予产品和劳务的形式提供15亿日元的经济援助。 日本对越南的赔偿由于越南国内政局的演变较为复杂。日本由于追随美国，拒绝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赔偿，而采取了只与南越政权交涉的对策。1953年9月，日本与南越方面签订了打捞沉船的间接赔偿协定（金额为2250万美元），1956年1月，南越方面又提出了25000万美元的要求，而日本提出由其支付劳务和生产设备作为一部分赔偿来建设达尼河水力发电站，南越方面拒绝此项建议。1959年南越与日本最后达成协定，规定日本向南越在协定生效后5年内提供相当于3900万美元的生产物资和日本人的劳务作为赔偿，另外在协定生效后的3年内日本向南越提供750万美元为限额的贷款。1973年9月，日本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日本为越南无偿提供85亿日元的经济援助。〔4〕 五、对泰国的赔偿 二战结束后，泰国也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不过泰国的索赔与其他国家不同，它主要是要求日本支付在战时所欠泰国的债务15亿日元和9.5吨金块。1955年7月9日，日、泰签订了《特别日元问题解决协定》，日本同意在5年内向泰国以英镑分期支付54亿日元的经济补偿，另外，以投资和信贷的方式提供96亿日元的生产设备和劳务。〔5〕 六、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赔偿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以二战期间日本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事件为由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的，经过交涉，1967年，日本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签署了协定，日本向新加坡以“赠款”和“贷款”的名义各提供2500万新元，向马来西亚以“赠款”的名义提供2500万新元，均用日本的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方式进行赔偿。〔6〕 七、对韩国的赔偿 日本对韩国的赔偿问题也历经曲折。1948年，朝鲜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日本追随美国，随即与南朝鲜开始了官方关系。1952年初，李承晚政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提出了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要求，韩方向日本提出了2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日本坚持认为朝鲜在二战中不是一个交战国，拒不接受韩方的要求，谈判未果。1953年双方又进行了两次会谈，但无结果。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又与日本开始了谈判，1965年6月22日双方终于订立了《韩日基本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答应给韩国5亿美元的政府援助，其中3亿美元为现金赠予，2亿美元是可延期7年偿还的20年长期贷款。贷款通过新设立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来提供。此外，日本政府同意再由它促成3亿美元的私人信贷给韩国，并强调所有这一切都是经济合作的形式，而不是战争赔偿。④ 由于日韩两国关于赔偿问题的协定离韩国人民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日韩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交涉从未中断过。此外日本对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战争赔偿也一再悬而未决。 八、对蒙古和“中立国”的赔偿 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1972年2月，日本与蒙古建交，蒙古以其在1945年8月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及日军制造诺门坎事件为由，要求日本进行赔偿，但日本认为其与蒙古当时在国际法上不是战争状态，拒绝赔偿，直到1977年3月，日本向蒙古提供了50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7〕 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4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具体数额是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九、《日华和约》的签订 《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为孤立、封锁新中国，竭力策动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与日本订约，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便不惜放弃赔偿，讨好日本，以订立和约。1952年4月28日，《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华和约》正式签字。和约共14条，基本内容与《旧金山和约》大体相同。《日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台湾国民党当局完全放弃了向日本索取赔偿的要求。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扶持以及国民党政权自身的软弱无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对日索赔以失败而告终。 ------------ 新中国大力发展民间外交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确定外交方面的三条方针：(一)另起炉灶；(二)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后再请客；(三)向苏联“一边倒”。这些方针体现在中日关系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反对媾和，反对片面的旧金山和约。 一、周恩来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 然而美国无视新中国的正义要求，于1951年7月，美国以主持国的名义召开了没有新中国参加的旧金山会议。同年8月又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该草案关于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认为日本缺乏赔偿能力，希望各同盟国放弃对日索赔。美国这是慷各国人民之慨，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的强大的反共基地。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说：“美英和约草案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合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接受的草案，而将于9月4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不能被承认的会议。”〔8〕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周恩来总理再一次表示：“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9〕 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日本也结束了美国长达6年半之久的占领统治。但日本还是在美国的牢牢控制之下，日本吉田内阁追随美国的旨意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同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当局缔结了《日华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 二、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 这样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交流渠道就中断了，但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交流的愿望是阻隔不了的。在日本吉田内阁敌视中国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恢复和发展传统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有识之士在1949年10月10日组织了“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1950年10月1日，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积极开展促进日中友好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经济界相继成立了三个旨在促进日中贸易的团体（日中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把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1952年6月中日两国的民间往来揭开了正式的篇章。被日本人称做是“最大的知日派”的廖承志主要负责对日民间交流工作。6月1日，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的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樱井英雄等人在北京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1953年1月，廖承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与日本红十字会代表团商讨日侨归国问题。从此，中日民间往来日益增多。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来访的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教授。大山教授说：“我以为，中日两国外交关系未建立之前，并不妨碍两国人民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周恩来答道：“是的，我们欢迎日本人民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同时我国人民也愿意派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但是今天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阻碍着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日本现政府公然执行着美国政府的所谓禁运，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要打破这个阻碍，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10〕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到“民间外交”。 中日民间往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1958年5月2日，在日本长崎百货公司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国旗被暴徒扯下，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发生。中国宣告贸易协定中止，停止人员交流等所有一切的对日关系。在这个阶段中,日本的民间人士表现了极大的对华友好的热情和胆量。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他们不顾美军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压迫和阻挠,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等一批民间组织，确立了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宗旨，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各种对华友好的活动。在两国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签订了第一、二、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了首次中日渔业协定；完成了在华日人的返国和在日华人及遗骨的归国；实现了中日各界人士的友好交往。 第二个阶段，是从50年代末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至60年代半官方的“LT贸易”（廖承志、高崎达之助贸易协定）诞生。由于岸信介政府的一系列反华活动，中日民间关系一度出现低潮。在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组织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的声援下，日本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岸信介政府的国民运动，岸信介在一片声讨中倒台。随后,中日民间关系突破停滞的僵局，使两国关系出现了质的飞跃,这就是以“LT贸易”诞生为标志的中日半官方关系的出现。为了增强对日民间外交的力度，中国的19个民间团体于1963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从而使中日两国民间外交更为有组织、成系统、循章法。 第三个阶段，是从60年代中期反对佐藤政府反华政策至1972年中日建交,是中日民间外交取得胜利的阶段。随着佐藤政府上台后积极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破坏两国已经缓和并有发展的关系，中日关系出现了又一次逆转。但是由于民间外交关系已构筑了深厚的基础，所以这次逆转难以取消已经形成的中日半官方关系。两国人民在努力克服佐藤政府设下的种种障碍中，使中日贸易和其他关系在曲折中得到了发展。例如克服干扰相互举办商品展览会、扩展渠道增多贸易额、冲破阻挠实现中日青年大联欢等等。70年代初,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尼克松访华的对日冲击，经民间外交的全力以赴，1972年中日复交运动达到了高潮。在中日两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而形成的时代洪流面前，佐藤内阁不得不解体；田中首相上台后，迅即作出了尽快与中国建交的决策。民间组织与各界人士为做好田中访华的准备和达成《中日联合声明》的意向，奔跑于北京与东京之间，可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实现了周总理在1956年说过的话：“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11〕 ------------ 中日建交 放弃对日索赔（图） ------------ 中日正式缔结和约 1972年2月2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握手，打开冰封20多年的中美关系，也使得世人震惊，更让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气歪了嘴。中美的和解更是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6月17日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灰溜溜地下台了。 7月7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同时任命他的好友大平正芳为外相。同一天，田中发表谈话指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中，积极奉行和平外交。”〔12〕外相大平正芳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首相或外相到时候是要访华的。”〔13〕 一、难道仅是“添了麻烦”吗？ 这些信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政府总理也迅速作出回应。7月9日晚上，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他说：“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14〕 7月25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了日本的“基辛格”的角色，竹入义胜在华同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8月3日竹入义胜回国，带回了中国关于建交的原始方案。在这个方案里，第七条规定：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田中乘坐的专机从日本羽田机场起飞，直飞中国北京。这天，日本警视厅为了防止日本右翼势力破坏田中访华，出动了2500名安全警卫人员，在沿途和机场严密警戒。因为在启程访华前，曾经有许多日本右翼分子给田中打电话，威胁他不要去中国，后来出任过日本外相的田中真纪子是田中角荣从小就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从真纪子十四五岁起，只要有出访，父亲必把她带上长见识。根据田中真纪子的回忆，此次去中国，真纪子本欲陪父亲同行，但被父亲厉声拒绝。田中角荣对真纪子说：“你是我惟一继承家业的女儿。如果两个人都去的话，万一丢了性命，田中家从此香火就断了。”“我这次一个人去，你留下看家。万一我被刺杀丢了性命的话，你千万不要惊慌，要镇定地办理后事。我此行的目的是极为重大的，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日本的普通国民能够自由来往。我为实现这样的时代而去！我为坚定自己的政见而去！” 与此同时，准备随访的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的儿子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威胁他说，你父亲的生命只有一星期了。行前，田中曾对部属说：“如果这次谈判失败，我们的生命将结束。” 上午11点半，田中及其庞大的代表团抵达北京。陪同访问的除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还有陪同官员、翻译、秘书、速记、医务人员、安全保卫和卫星技术人员、文字和广播记者等共230余人。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时初春二月寒风刺骨的天气截然不同，这一天风和日丽；与半年前尼克松访华时相对冷清的欢迎场面相比，田中降落的北京机场却是另一番风光：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群众和穿着鲜艳衣服的中小学生。 身穿深灰色西服，系一条素色领带的田中首相缓步走下舷梯，与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总理将手紧紧握在一起。 9月25日晚上7点半钟，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欢迎田中访华。出席宴会的中外人士达600多人。餐桌上菜肴、水果丰富，有北京烤鸭、对虾、八宝饭、各式点心和各样水果。在主宾席上，周恩来在正中间，左边是田中，右面是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再左面是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餐桌上，作为主人的 周恩来热情地劝田中喝茅台酒，并为他夹菜，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客之道。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首先致词。他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 但是，在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 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能够实现。”〔15〕 随后，田中致答谢词，他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16〕 突然间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热烈的气氛立即变得异常安静，“添了麻烦”一词，引起我们中方从总理到普通工作人员的强烈不满和气愤。 第二天，在中日双方进行正式会谈中，周恩来对田中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17〕在中国的指责下，日本对过去的侵华战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在后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这样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8〕这是日本政府对过去侵华历史的第一次正式表态。 ------------ 新中国放弃国家索赔的历史思考 ------------ 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引起激烈争论的是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中国人民毫无疑问地拥有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曾长期承受巨额赔款重负的中国人民，深知这种赔偿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负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愿看到自己曾受过的灾难再在日本人民头上重演。 1957年4月，浅沼稻次郎率领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访问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胜间田清向周恩来提出，能不能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像处理日本侵华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采取宽大政策，周恩来答道，这件事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讨论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认为可以放弃战争赔偿，其理由一是为了对日本表示友好，二是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偿，使德国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引发了德国复仇主义，使得战争狂人希特勒上台，发动法西斯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要吸取这个教训。三是一些国家已放弃对日索赔。从这可以看出，放弃赔偿要求，是中国政府早已决定的。 周恩来在中日建交谈判前，会见日本著名经济界人士冈崎嘉平太时说，“在日本好像有的人十分关注中国是否要求赔偿。但是，我国不能要求赔偿。为什么呢？日本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同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如果现在日本还有军阀的话，那么我们将要求赔偿。然而，现在日本没有军阀了。因此，如果要求赔偿的话，那就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承担。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19〕 1972年中国政府在中日建交三原则（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日华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的前提下，提出的中国建交原始方案中明确表示，中国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一宽宏大量的表示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可是日方代表却蛮横无理，无事生非。在9月26日上午举行的中日双方外长谈判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却硬说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1952年签订《日华和约》已放弃了赔偿，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写上放弃赔偿问题，就意味着日本和台湾缔结的和约从一开始就无效，所以联合声明就不需写上这一条款了。由于日方坚持《日华和约》的有效性，上午的会谈不欢而散。当天下午两点开始的会谈中，周恩来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无理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为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来的吧。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20〕 他接着说道，《日华和约》是日本与被中国人民抛弃的蒋介石集团签订的，是非法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但是，从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友好这个大局出发，中国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中国的态度同蒋介石集团的态度有原则的不同。那时，蒋介石已逃至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他宣布放弃战争赔偿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这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有权要求日本赔偿，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词严的说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申明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本着中日世代友好的大原则，关于赔偿问题作了这样的表述。声明第五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的复杂问题——战争赔偿由于中国政府的深明大义而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关于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在接见台湾同胞、旅美华侨、美籍华裔梅子强等人时，这样说过，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甲午战争，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自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来，日本也就走上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日本也就把它过去一直仰慕的东方大国当做征服的对象。在对中国的侵略过程中，向中国掠夺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单就中国对日赔款一项来说：1874年日本派兵侵入台湾，最后向当时的清王朝勒索了白银50万两作为撤军的条件。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又从中国攫取了白银2.3亿两。1901年作为侵华的8个国家之一，又从中国获取了6000万两白银。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邪恶的势力终将被正义的力量打败。日本法西斯征服中国的狂妄梦想终于在1945年被正义而又坚强的中国人民粉碎了。可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3500万人的死亡，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对于这一切损失，新中国政府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为了中日世代友好，声明放弃了对日本国的索赔要求。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应永远被历史铭记。 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的历史，中国人民则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