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第一部分 前言 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 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绪章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一个国家制度，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力量，决定了一条对外发展路线，这是一种体制论思维方法。从这种思维出发，考察近代日本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日本关东军是近代天皇制的产物，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急先锋。它的存在及其发展，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缩影。 为弄清日本关东军侵华问题，我们有必要弄清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日本天皇制，日本军部在统治结构中的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等问题。 一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 1867年12月，日本发生了“王政复古”政变，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此后，新政权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由以下级武士为主导所进行的一次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万峰:《日本近代史》第3页。它的任务是实现近代民族独立和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明治维新”是一次历史的进步，被称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第一次是“大化革新”）。由此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成为亚洲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明治维新又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如天皇君主制、寄生地主制以及财阀等的存在，都是明治维新不彻底的表现。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是在进步与反动的并存、斗争中发展的。走的是一条畸形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由明治维新所形成的近代日本的存在方式是，以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为国体，以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君主独裁为政体的近代天皇制。正如马克思评论普鲁士军事专制时所说，是一个“以议会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由此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同时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至1945年日本战败，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明治新政权成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是近代天皇制的雏形期。这一时期，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发布了《五条誓文》和《政体书》，确定了近代日本的发展目标和方针、政策。接着进行了“废藩置县”、“奉还版籍”、“秩禄处分”、“地税改革”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并平定了封建士族的暴乱（以1877年西南战争为突出点），从而确立了近代天皇制的经济政治基础。 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890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大力推进近代天皇制的建设。在政治上，由于自由民权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藩阀专制统治的斗争，明治政府于1885年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开始正式实行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至1889年以钦定方式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于次年实施，并开设了议会，至此，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大体完成。在经济上，以国家资本为主导大力推进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农村的寄生地主制也基本形成。在思想文化上，1882年颁布了《军人敕谕》，1890年颁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天皇主义的思想统治体系。以上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正式确立。 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10年代初。这一时期，日本对外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修订了不平等条约；对内完成了产业革命。这表明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形成并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近代天皇制作为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最终完成。万峰:《日本近代史》第202页。 第四个时期，从20世纪10年代初至30年代初，这一时期，伴随着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日本也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也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对近代天皇制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向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近代天皇制政权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权力向帝国主义法西斯专政转变的过渡时期。 第五个时期，从30年代初至1945年。这一时期，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首先在东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开始了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在战争中把日本推向国家法西斯化。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确立和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标志。至1941年东条英机内阁的全面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化达到最高潮。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近代天皇制最反动的时期——法西斯帝国主义时期。或者说，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基础是近代天皇制，其突出表现形式是以军部势力为主导，所以又称日本法西斯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或军部法西斯主义。 日本近代天皇制始终实行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这是从近代天皇制的阶级属性或者国体来加以认识的，因此也可以说，近代天皇制是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这是对近代天皇制的总的概括。但另一方面，近代天皇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既有日本国内的内部因素，也有国际的外部影响。这种变化主要是指社会结构和功能，以及统治方式和机能的变化。这种结构功能性变化反映出的基本特征，就是近代天皇制的两重性。从上述阶级性质和结构功能两个方面认识近代天皇制，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天皇制以下的主要特点。 (1)天皇总揽大权和多种政治力量集合体的集团统治方式。战前的日本天皇既不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虚君”状态，也不像美国总统那样握有国家的重大权力，但是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不仅总揽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统帅权，而且实际上还拥有财权（财权指天皇以拥有大量财产的经济权势来干预政局）和文权（指天皇作为“国君”和“国师”，有权为国民规定思想道德准则，如发布《军人教谕》和《教育教语》等）。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天皇“总揽统治权”（第4条）;“天皇批准法律，并命令其公布和执行”（第6条）;如此等等。 在天皇总揽之下，作为行政机构的内阁，其国务大臣的职能是“辅弼天皇”，即辅佐天皇施政，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对国会负责。立法机关的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贵族院是敕任议员，众议院是选举议员（选举资格限制很严，在第1次选举时，有选举权者仅占日本人口的11%）。两院表面权力相等，实际上贵族院牵制众议院。司法机关的“裁判所”（法院），亦“以天皇名义，依照法律行之”。上述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称为“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日本虽有其形，但其“实”却大打折扣。此外，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中还有两种占有特殊地位的力量，一是军部势力，它代表着“统帅权独立”（详见下节）。一是宫中势力，包括元老、重臣（内大臣）、枢密院等。其中枢密院作为天皇的最高顾问府，是天皇意志的重要体现。除具有对重大国事进行咨询的职能外，甚至可以否决议会的决议和内阁的政策。有学者认为，“像日本枢密院这样的机构，是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的。它和帝国议会、内阁，同为支撑天皇制统治的三根支柱”。万峰:《日本近代史》第188页。 由天皇总揽大权，各职能部门分权构成的近代天皇制，是一种既集权又分权的双重统治结构，这样各种势力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而由天皇掌握最终决定权，从而根本反映天皇制的集体意志。 (2)近代天皇制的性质始终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各政治力量并不平衡，不同时期各有消长。其中主要有藩阀、财阀、官僚、政党、军部以及宫中势力等几种政治力量，其统治形态也相应出现过藩阀政治、政党政治和军部法西斯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由藩阀和军阀（两者经常浑如一体）为主导的藩阀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32年出现过短暂的政党政治，其后是军部法西斯专政。需要明确的是，各统治力量在维护天皇制统治的根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 (3)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近代天皇制走的是一条从属与侵略并存的道路，即所谓“失之于西方，取之于东方”。明治维新时，日本仍然面临着半殖民地的危机，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压迫，实现近代日本民族的独立自主，成为明治新政府头等重要的外交课题。明治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了实现民族完全独立自主的斗争。这一斗争集中体现在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其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问题，然而在明治初期，日本收回国权的斗争并不顺利，西方列强以日本“不开化”、“没有资格修改条约”为由，拒绝交涉。为迎合西方列强的口味，日本曾经出现过“鹿鸣馆外交时代”（19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建洋馆，穿洋服等洋化手段，讨好西方国家）。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列强的矛盾斗争为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创造了条件。1894年7月，英国率先签订了日英新的通商条约，美、德等国也相继重订了新条约。通过这次修改条约，取消了治外法权，关税自主权也得到很大恢复。进而到1911年，日本再次与美、英等西方各国全面修订条约，完全实现了关税的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独立平等。至此近代日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得以完全实现。 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历经40年，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日本人民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结果，但也要注意到，新兴的日本资产阶级也有维护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压迫的要求。虽然他们的态度较之于人民显得十分软弱，但比较注重了解西方情况（如派遣岩仓使节团），重视发展自身实力，善于利用国际矛盾，在完成近代日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的完整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功绩。 与对西方列强的态度相反，日本对亚洲各国采取了蔑视和侵略的态度。从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多次发动战争，对亚洲弱小民族、国家和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将别国的领土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对那里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对那里的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其野蛮性和疯狂性，比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始终是近代天皇制对外发展的主导方向。 上述近代天皇制的对外发展模式，称之为“脱亚入欧”方式，其具有代表性的论调，是福泽谕吉所写的《脱亚论》。该文说：“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队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这个论调集中反映了近代天皇制的对外发展战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理论指南。 (4)在经济方面，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垄断资本的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有许多特异之处。 第一,跨越式的发展模式。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原始积累开始，经过产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然后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用（如日本资本主义的因素极为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等等），日本要追赶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就不能亦步亦趋，而必须是跨越式的追赶。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看，自明治维新开始至19世纪80年代初，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建立近代企业制度，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其突出特点是，后进国移植型资本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到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早期产业革命阶段。其特点是产业革命和原始积累同时进行。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是第一次产业革命高潮和日本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其特点是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已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从日俄战争后到20世纪10年代初，日本出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高潮，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垄断资本主义也大体形成。因此，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循序渐进地发展，而是交错跨越式发展。 第二,与上一个特点相适应，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的作用极为突出，因此有人称日本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上是以资本家阶级为主体，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开展和实现的。而日本的情况是，从原始积累到工业化实现，一开始就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加以组织和推进的，在这个意义说，日本几乎不曾有过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国家资本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私人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很大，从而决定了国家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特殊地位。 第三,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资产阶级亦有其特点。在幕府末期存在着拥有特权的“政商”，明治维新后他们与政府联系密切，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还有许多封建领主出身的华族，通过改革俸禄制度，也转化为金融和产业资本家。这样的资产阶级结构残存着相当浓厚的封建因素，使日本资本主义带有一定的封建性。他们在政府的保护下，形成了少数特权资本，从而控制了各个部门的支配权，使日本资本主义很快出现了垄断现象。到日俄战争前，已经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和古河、涩泽、大仓等二流财阀。他们几乎垄断了工业、金融业和交通业等重要部门。日俄战争后，这些垄断组织很快发展为康采恩性质的垄断组织，形成了多角经营形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财阀资本已经垄断了国家经济，标志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确立。财阀垄断资本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现代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企业集团，其组织经营形态一般以“家族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关系，结成“家族康采恩”。因此也可以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是“家族康采恩”式的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容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从轻工业向重工业发展。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毋宁说是从国营重工业部门开始的。虽然从私人资本主义来说，工业化还是从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开始的，但从整体上看，由于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由国家组织和推动，以军事工业为“龙头”的国营重工业始终是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牵引车”。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说是以军工生产为主的国营重工业的近代化带动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近现代化。这种军事工业的主导性，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同时也是近代天皇制具有明显军事性的重要表现。 第五,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怀，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殖民侵略扩张中实现的。殖民侵略政策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例如，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获得了大量殖民权益和战争赔款，从而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第1次产业革命高潮。 (5)在思想方面，近代天皇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天皇主义和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通过国家政权，向国民灌输“天皇国体观”和“武备第一”的思想，以此来支配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统治首先是对军队进行思想统治。1878年和1882年，日本相继颁布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强调军人必须信守“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贵俭朴”的武士道信条，以此来为天皇制军国主义效忠、卖命，后来还把所谓“战功者”如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捧为“军神”和“圣将”，宣传纯属自杀式的“肉弹攻击”,愚弄军队士兵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 1890年近代天皇制确立时，还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强迫人民“尊崇天皇”，“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个文件是近代天皇制思想统治的指导方针。为更有效地利用天皇主义愚弄人民，一些御用文人还借用西方哲学思想为天皇主义粉饰。如西村茂树所作《日本道德论》，主张以西洋哲学补充“东洋儒教”；受命解释《教育敕语》的井上哲次郎，在《敕语衍义》中把德国的国家主义嫁接到日本家族主义之上，提出了“家族国体观”、认为“国家至上的忠孝伦理乃是敕语的核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130、161页。。这样，天皇主义披着“西洋”外衣，成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6)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很容易地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使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天皇制阶段。 在政治上，军部法西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强化其政治地位，使天皇制统治结构日益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而且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毫不留情地肆意践踏。1932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五·一五”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结束。1936年又发动“二·二六”事变，确立了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到1940年所谓“近卫新体制”,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形式已经不复存在，议会制度形同虚设，实际上完成了“一党一国”的独裁政治体制。1941年东条内阁的上台，更使军部法西斯主义政治独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经济上，军部法西斯推行经济军事化和经济统制政策，将国民经济纳入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轨道。首先，以军费开支为核心的国家财政膨胀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高桥财政”，在1931～1936年期间，财政支出由148亿元上升到228亿日元，其中军费由45亿日元增加到103亿日元，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由30%上升到47%。在庞大军费支持下，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使侵略战争不断升级。其次，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使经济发展完全为侵略战争服务。1931年日本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开始对重要经济部门实行统制，而后又提出了《日满经济统制方案要纲》，实行“日满一体”的统制经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全面展开，颁布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国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性统制法律，标志着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业已确立。到近卫内阁时期，颁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和《重要产业团体令》，确定了将国民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的原则，按各产业类别设立统制会，对经济运行实行了全面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成立了军需省，颁布了《军需会社法》，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体制更加深化。 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强制推行经济军事化，表面上刺激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实际上这完全是战争需要带来的“跛行景气”，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失去平衡。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财政，只能用于战争消耗。军需生产的扩大必然是对社会总财富的掠夺。这种消耗性掠夺性的经济方式，获利的只能是大垄断资产阶级，最终国民经济必将走向崩溃。战争经济还必然导致国民生活贫困化。法西斯将沉重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人民，一方面必然是劳动强度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人民经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总之，军部法西斯推行的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表现，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反动。 在思想上，天皇主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法西斯天皇主义和“高度国防国家”的军事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以“超国家主义”理论提出“天皇赤子观”，强调“君民一如”是日本国体的根本。另一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提出“天皇道义论”，鼓吹由至高无上的天皇绝对权威统治“道义的国家”日本。高素之也接过墨索里尼的国家集权主义论调，认为“万世一系”和天皇国体是日本“独一无二”的精华，宣扬“英雄独裁主义”。军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西斯天皇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强化。1937年和1941年，日本发布了《国体之本义》和《臣民之道》，强调以天皇的“圣德”永远统治日本，国民尽“臣道”维护国家，是“万古不易的国体”。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6］，第69～90、156～187页。 另一方面，军部法西斯从现代军事理论出发，提出了“高度国防国家”理论，强调在天皇的绝对权威下，建立高度的全民的“国防国家”，即法西斯主义的“总体战”体制。“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高度国防国家”的思想形成高潮。军部法西斯通过在乡军人会等法西斯团体，大力开展“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对人民进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1934年军部发布了《国防的本义及其加强国防的倡议》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思想，并广泛向社会进行宣传，毒化人民。当时民主人士评论：这是“以笔为剑的‘五·一五’事件”三轮忠公编《再考·太平洋战争前夜》第88页。;同时，军部法西斯更为注重对军队的思想控制。1941年军部发布了被视为“皇军座右铭”和《军人敕谕》战场版的《战阵训》，强调军人必须视勇武为“皇军精神”之根本，以对天皇的绝对服从为“军纪之精髓”，愚弄士兵为法西斯侵略战争卖命。总之，法西斯天皇主义是各种反动思想的大杂烩，它以极端集权主义方式，用天皇主义的封建伦理和法西斯的国体意识统治人民的精神生活。 前言军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 二日本军部在近代天皇制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化过程 1“军部”的概念 “军部”一词，在战前日本曾经十分流行。据日本学者井上清研究表明参见《日本军国主义》（三）第5～14页。,“军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初出现在1913年2月田中义一少将（时任第2旅团长）致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件中。不久陆军省军事课长宇垣一成在其撰写的《关于陆海军大臣问题》一文中，多次使用了“军部”一词。当时军国主义分子使用这一词汇，主要是指军令和军政等国家军事机关而言，其含义是要表明，将国家行政部门（政府）与军事部门对立起来，即表明统帅权独立。另外，针对社会上将陆海军政治势力称为“军阀”这种带有贬义的称呼，而俨然自称为“军部”，以表示“国家之正统”。这样“军部”就成了“军阀”的代名词。后来“军部”一词逐渐成了一般社会上的普通用语。但是其含义已超出特指军事机关的历史概念，系指以军事机关为核心的军事实体，不仅垄断国家军事（不许议会、政府等介入），而且在政治上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某种特殊的政治势力”。 井上清对“军部”所下的定义是，“军部”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关东军和其他军事机关。或者甚至可以说，“军部”是由“少壮派军官”、“中坚军官”等组成的一个集团。它依靠陆海军或其总体的军事力量，恣意操纵全部国政。《日本军国主义》（三）第5页。这个定义指明了构成“军部”的人及其组织的结构范围；明确了“军部”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定义基础上，我们认为，其一，“军部”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时期的一种历史现象，它是近代天皇制的产物，与近代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二，“军部”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作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统治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具有一般军事上国防上职能的军事力量，而且是对内政、外交等国家政治具有重大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政治力量。其三，“军部”既是一种统治机关（如陆军省、参谋本部等），又是一种军事的政治的势力集团。“军部”势力不仅包括军事机关和军队等军事力量，还包括准军事力量（如在乡军人会等）。它是一个以军事机关为核心的政治力量集合体。 2“军部”的“独立” “军部”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其形成和发展是与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与发展相伴随的。由于明治维新后所形成的近代天皇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所以也就规定了天皇制下的军队只能是为这种专政服务的工具。 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是打着天皇“王政复古”的旗号进行倒幕维新运动，因而造成了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极不彻底性。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决定了明治新政权及其军事制度带有极为浓厚的封建性和专制性。明治政府成立时，虽然在机构上设立了陆海军科（不久改为军防事务局），但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利用各藩（封建诸侯）的军队。后经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明治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解散了各藩的军队，将藩兵改为镇台兵（地方军队），并组建了中央直属的天皇“御亲兵”（约8000人，1872年改称“近卫兵”）。这样的军队，“首先是为了保卫天皇和官僚的政权，防止国内人民和士族反抗政府，尤其是针对一般人民的武力”。《日本军国主义》（一）第169页。在此基础上，1873年初日本颁布征兵令，建立起天皇制常备军制度。这种制度形式上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建军制度，实质上是“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欺压人民和侵略邻国的军队”。到后来在明治宪法的规定下和军国主义的军队教育下，日本军队成了“天皇的军队”，成了近代天皇制对内镇压人民和对外进行侵略的重要工具。 与军队建设相适应，军事机构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明治前期日本实行太政官制度（1868～1885），太政大臣作为天皇最高辅佐者，总揽政治、军事大权。太政官下的军事机关初为兵部省，其首脑兵部卿在太政官领导下负责处理海陆军一切军务。1872年兵部省撤销，分设了陆军省和海军省。这一时期日本陆海军的军政、军令是通过各自的一元化组织机构实施的，即军政、军令的统一。而且军事机关隶属于太政官、实行的是法国式的兵权从政主义。有一种例外是，在非常时期临时任命“讨伐总督”，赋予军政、军令上发号施令的权限，如西南战争时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讨伐总督，负责指挥讨伐的军事事务。讨伐总督在官制上不受太政大臣节制，有某种“独断专行权”，从而造成了政治与军事的一元化组织的破坏，为后来军部专横跋扈埋下了种子。 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受国内自由民权运动的冲击，以及欧洲普法战争德国胜利的影响，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阀头目认为，为防止政治运动波及到军队，加强天皇对军队的实际统帅权，应当仿效德国的兵权独立主义，将军令机关独立出来。1878年12月，由太政官发布命令，撤销了原隶属于陆军省的参谋局，新设了天皇直辖的参谋本部。根据条例规定，参谋本部长作为天皇在陆军军令方面的最高参谋长，负责处理规定的军令事项，即有关用兵的军令权从太政官制中独立出来。这是军部独立的重要一步。1886年军部机关进行改组，成立了陆海军联合的中央军令机关。该机关在皇族参谋长之下，由陆海军将官各一名任副参谋长，其下并列设置了陆军部和海军部。但这种军令统一只经历了三年，明治宪法颁布不久，陆海军军令机关分开，陆军恢复为军令独立的参谋本部，而海军参谋本部重归海军大臣管辖，海军仍实行军政、军令一元化组织。 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日本加紧进行对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为此1893年日本军事机关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一是成立海军军令部，实行海军军令机关独立；二是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确定战时实行以参谋总长任长官、由陆海军的军令、军政机关首脑组成的统一军事体制。第二年日本就发动了甲午战争，随即第一次成立了大本营。至此，日本军事机构的框架基本确立起来。这是军部“独立”的重要标志。 与军部机构确立相适应，军部的权力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其根本点就是所谓“统帅权独立”。狭义的统帅权是指用兵权，即军令权，包括制订国防方针、作战计划，动员、调动、指挥部队等。广义的统帅权是指包括军令、军政等军事事务的权力，军政权包括编制、训练、后勤保障等内容。我们说军部的“统帅权独立”是指广义的统帅权。 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军事权力的法律基础是由明治宪法确立起来的，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1条，指军令权），“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第12条，指军政权）。即天皇掌握国家的根本军事大权，这种军事大权的实际运用是通过辅佐天皇的军事机关进行的。这种军事机关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在战时集中军令、军政大权，统一军事的机关，即大本营。第二种是军令机关。即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1933年改为军令部）。第三种是军政机关，包括陆军省、海军省、教育总监部等。这些军事机关通过相应的法律、条例，各自执行部分统帅权。概括地说，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统帅权是指由天皇总揽，由各军事职能机关运行的国家军事权力。 所谓“统帅权独立”，就是指国家军事权力从国家政治中分立出来，脱离政府的制约，独自推行其政策的历史现象。军部的“统帅权独立”主要有两个方面和两种方式。 在军令方面，军部主要是通过“帷幄上奏权”方式取得“独立”。如前所述，在1878年之前，军令权由太政官掌握。作为军令权的运用机关，早在兵部省时期就设立了陆军参谋局，它的成立表明军令机构开始出现了“独立”的萌芽。1878年参谋本部的设立，标志着军令权独立的开始。但这只是陆军军令权的独立，当时海军的军令权机关是海军省内的军务局等，仍然由海军卿负责掌握海军的军政、军令权。1886～1889年，曾出现过短暂的陆海军联合参谋部时期。到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军令权由国家根本法确定下来。即天皇行使军令权，不受国务大臣的辅弼，而由军令机关长官（颁布宪法时为参军，后为参谋总长和管辖海军参谋部的海军大臣，后为军令部总长）进行帷幄辅佐。就是说有关军令的事项，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这种权力被称为“帷幄上奏权”。至1893年海军军令部成立，标志着军部的“帷幄上奏权”完全确立。 在军政方面，军部主要是通过现役武官专任制以示“独立”。这主要是指作为内阁构成部分的陆军省和海军省。在太政官制度时，对于担任军事机关长官的资格并没有明确的规定，1872年陆军省和海军省成立时，出任第一任海军大辅（相当于海军次官）的胜安芳就是文官。随着军部势力的增强，军部也不断强化在军政方面的“独立”地位，但到内阁制度实行前，也只有陆军卿规定为“将官”，海军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1885年内阁制实行后，在陆海军官制中规定“职员由武官担任”。这是第一次陆海军同时在法制上确定了武官专任制。但是到明治宪法颁布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890年修改海军军官制时，对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没有明文规定。1891年改革陆军军官制时，也取消了另表中大臣和次官的任用资格限于将官的条文。这样直到1900年陆海军大臣的武官专任制在制度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因为在民主主义运动的冲击下，军部不得已做出了某些妥协。但从实际情况看，陆海军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的次官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至此军部的武官大臣一直由武官担任。1900年藩阀山县有朋内阁时期，便伺机修改了陆海军官制，明文规定其大臣和次官只能由现役将官担任。至此军部的武官专任制正式确立起来。然而到20世纪10年代初期，日本民主运动再次出现高潮。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军阀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舆论的压力下，山本权兵卫军阀内阁不得不做出让步，将陆海军大臣、次官的任用资格放宽，规定可由预备役将官担任。但这只是策略上的妥协，实际上仍继续由现役将官充任陆海军大臣和次官。不过从法制角度看，武官专任制中止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6年军部法西斯政权确立之后，才恢复了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同时也标志着近代天皇制在政权形式上进入了最反动的时期。 军部的“独立”，表明军部势力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明治政权一开始就是以天皇为元首的带有浓厚封建性和军事性的政权。把持政权者基本上是藩阀、军阀和官僚。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他们主张天皇集权的专制主义，当然不肯将作为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军事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薄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虽然出现过几次高潮，对近代天皇制及军部专权给予了很大的冲击，但总体上仍然很难撼动天皇制。再者，第一次大战后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自身发展存在很大缺陷，没能引导人民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统一战线，也就未能对天皇制产生有力的冲击。相反与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相对抗的法西斯主义，与天皇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在日本形成了一股反动逆流，特别是统治阶级上层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日益严重，使天皇制军国主义朝着法西斯天皇制的方向发展。天皇制的独裁日益增强，军部“独立”的政治地位也自然得到加强。 3军部的政治化过程 如果说军部“独立”所显示的特殊政治地位是静态考察的话，那么军部政治化就是军部“独立”的动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军部“独立”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政府对军部的要求和行动无法制约和控制，相反军部可以利用其权力和手段干涉或主导国家政治，从而造成国家政治二元化。这也是近代天皇制政治的一个特点。 按照西方政治学原理，国家政治应该是一元化政治，国家的内政、外交等方针、政策应该是统一的协调一致的。因此作为国家权力的统一，应实行政府一元化领导。军队应是政府的工具应服从政府的领导。这就是所谓“兵权从政主义”。与此相匹配，就要实行“差别主义”。所谓“差别主义”，就是在履行宪法和所规定的权利和责任方面，军人与普通公民有所差别。要求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应采取中立主义。这一点在明治宪法、选举法、陆海军刑法等法律中都有规定。但另一方面法律也规定了“帷幄上奏权”和“武官专任权”。所以法律本身就是矛盾的。而在政治实践中，权力的转移和消长，并不完全依赖于法律的规定。法律所确定的差别主义原则，在实际上由于缺乏文官控制的必要条件，可行性基础薄弱。差别主义在根本上无法抑制军部的“独立”，相反军部倒是利用“介入主义”，不断增强自身地位和实力，控制了国家政治权力。 所以说，军部政治化就是突破差别主义，干预国家政治，实行军人专权，军部左右政府的过程。而“帷幄上奏权”和“武官专任权”则是军部政治化的两把利剑。军部政治化的范围包括内政、外交两大方面，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是第一个时期，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是第三个时期。各时期还可分为若干阶段。 明治前期是近代天皇制藩阀政治时期，执政者多是长州、萨摩等藩出身的维新功臣。他们既是藩阀、又兼有军阀、官僚的性质，因此军阀（军部）与藩阀是浑然一体的。军部势力依附于藩阀，尚未显现出独立的政治势力。毋宁说统治阶级所担心的是防止“军部政党化的危险”《明治军制史论》下，第505页。。军部势力处于孕育阶段，还谈不上政治化的展开。 明治后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军部政治化已开始崭露头角。这主要表现在对外关系特别是殖民地政策上。甲午战争后，日本将中国台湾变为其殖民地，设立了台湾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总督由武官担任，掌管军政、民政大权甚至还有立法权。这样军部政治化首先在殖民地打响了第一炮，“军队把台湾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日本军国主义》（三）第64页。。这种总督制成了日本进行殖民地统治的模式。后来日本在朝鲜、关东州（旅大租借地）进行的殖民统治都是这种模式的翻版。这种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军人总督勾结军部中央，越过政府推行自己的政策。因此可以说军部通过总督统治的殖民地，已经掌握了日本对外政策主动权的一大半。 进入20世纪，随着“武官专任制”的确立，军部干预国家政治更加有恃无恐。其中一个重要的举动是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这个方针及相关文件属于国家政治的重大方针政策,远远超出了“军令”的权限。但是在“方针”确定之前，军部既不与内阁协商，也不向议会报告，而利用“帷幄上奏权”单独上奏天皇后，再由天皇下旨给内阁总理，作为国家的意志和方针确定下来。日本学者井上清对此评论道：“国家存亡攸关的最高政治方针——国防方针，只由军部来策划，首相只能就天皇下达的方案发表意见，这就等于首相只能承认陆海军的决定。”《日本军国主义》（三）第72页。这样，军部将其权力置于政府之上，擅自决定国家大事，露骨地干预国家政务。因此可以说军部是“政府之上的政府”。 此外，像军部利用“武官专任制”倒阁事件也不胜枚举。如1912年，因西园寺内阁不赞成增设两个师团，陆相上原勇作单独辞职。而军部拒绝推荐后继人选,致使内阁垮台。还有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对华政策，军部介入国际政治的趋势日益增强。 这一时期军部势力增强及其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日本在乡军人会的成立。前面提到军部政治化不只是统治上层的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包括对社会基层的政治控制，通过在乡军人会自下而上地推动军部政治权力的强化，是军部政治化的重要途径。早在甲午战争后军部就产生了组织在乡军人会的想法，日俄战争后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对统治基础的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国民思想的恶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军部提出了“良民良兵主义”（即以良民来保证良兵），于1910年建立了在乡军人会。这个组织既是军国主义的战争后备力量，也是军部政治化的基层力量，在从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国民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军部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思想”的形成，在乡军人会成了军部政治化的极端形式——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工具。 但是，军部政治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势力代表人民的呼声，反对军部干预国家政治。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也为争夺权力互不相让，因此军部政治化在某个时期、某个方面也表现出退缩和妥协。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20年代末，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此起彼伏。日本社会政治处于一种变动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军部政治化在一些方面表现出退缩。如1913年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扩大到预备役军官，1919年殖民地官制改革中军政与民政的分离，以及20年代的两次裁军，都是军部退缩和妥协的表现。还有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更使军部威信扫地。但是这种退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军部的政治地位。同时军部势力加紧与民间法西斯势力勾结，积蓄力量，伺机反扑。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这种历史的冲击，给军部政治化创造了条件。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引发的所谓“干犯统帅权”问题开始，军部法西斯展开了全面的反扑。特别是1931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把日本的国家政治引上了战争的轨道，军部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大为提高。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的“权力核”正在癌变。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推进军部政治化，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特点和表现形式。同时，军部法西斯在国内制造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和暴力恐怖事件，牵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向法西斯化转变。到1936年“二·二六”事变，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军部垄断了国家权力，内阁和议会成了军部的附庸，从而标志着军部政治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专政时期。 前言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 对外政策或称外交政策，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在世界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就是强权政治外交。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的对象。明治维新后，日本首要的任务就是克服半殖民地危机，实现近代民族独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又仿效西方列强对周边亚洲国家进行了更为残酷的侵略和掠夺。近代日本的对外发展，实行的是一条从属与侵略的双重路线,而军国主义侵略则是近代日本对外发展的主线。 从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实行的是“脱亚入欧”的发展模式，即摒弃亚洲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伍。这种模式既有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历史进步的一面，也有对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反动的一面。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正是这种模式中反动一面的反映。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就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作为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和《御宸翰》（天皇御笔亲书的文件），规定日本对外发展的总方针是：“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就是说要以武力把天皇的“肇国”神威普及到全世界,表明日本确定了一条侵略扩张的对外发展路线。 这种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封建社会，是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实行的是“武家政治”。武士阶级的政治信条，一是认为“日本为万国之本”的神国，天皇是君临天下的神君，神君以神威理所当然地统治天下。二是崇尚武力，认为“武力是立国之本”。他们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耀。到了幕府末期，在西力东渐，日本面临殖民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封建军国主义的思想发展成为“进取”的攘夷主义——“海外雄飞论”。其代表人物有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佐藤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皇国（日本）乃天地间最早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号令、征服世界各国乃天理使然”。因此，要以武力“先吞并满洲……继而再将朝鲜，中国全部划入日本版图”。《日本思想大系》45，第426页。吉田松阴也鼓吹，对于美、俄等国，“励行条约，敦厚信义”于此之损失则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养蓄国力，一旦强盛，就向北开拓虾夷（北海道），夺取堪察加，割取“满洲”；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进而君临印度《吉田松阴全集》，引自《日本军国主义》（二）第7页。。上述论调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脱亚入欧”模式和制定侵略扩张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也是近代天皇制国内政治发展的延续和外部表现。 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因素十分薄弱，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缺少必要的条件，所以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是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点比起西方殖民侵略更为突出，更为凶残。 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其中“富国强兵”是其核心。所谓“富国强兵”，其意是“强兵为富国之本”。按照军国主义巨头山县有朋给天皇的上奏书《邻邦兵备略》中的解释：“兵强，则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山县有朋意见书》第93页。也就是说，国家要富裕，武力乃先行之道，侵略扩张是增强国力的先决条件。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对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在《外交政略论》及议会施政演说中反复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者，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也……而今介入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非充分，还必须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03页。对于所谓“利益线”，山县指出：“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这种公然宣称将邻国纳入其利益范围的主张，表明日本已决心向大陆进行扩张，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山县的“二线说”集中体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标志着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业已形成。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是近代天皇制统治阶级总体意志的体现。一般来讲，国家的外交政策应由外交机关掌握，实行一元化外交，但是，由于军部在近代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对于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外交活动，主管外交事务的日本外务省有时无法确定统一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各时期有所不同）必须听取军部的意见。而军部或者要求外务省接受其意见贯彻之；或者另行一套，独断专行。这样就形成了外交二元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务省不主张侵略扩张，而是说在侵略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为达到侵略目的所采取的具体方针、实施方式、手段等方面，两者有所不同。从近代日本外交总的情形看，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有三大力量。一是以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为代表的政府（通过外务省体现）力量；二是军部势力；三是民间势力，其中民间右翼团体（如黑龙会等）在侵略扩张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主张以政治、外交、经济等相对温和的手段进行侵略扩张、故称其为“稳健派”，而军部和右翼团体强调以武力实现侵略目标，故称之为“激进派”或“强硬派”。但我们要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政党势力中，在不同时期亦有相当部分的“激进派”。 与上述政治力量相适应，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外交方式也可以分为“强硬外交”和“协调外交”。这种外交方式的变化，既有受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影响的外部因素，也有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特别是军部政治化进程的内部因素。 总的说，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外部表现，是由军事性封建性帝国主义这一近代天皇制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它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从侵略的方向和目标看，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是以日本列岛为基点，向中国、朝鲜等邻近大陆国家和海洋地区辐射出去的侵略扩张，史学界通称为“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和阶段：第一步，向南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东北(“满蒙”地方)；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六步，欲图称霸世界。 第三，从侵略的方式看，有“强硬外交”和“协调外交”两种方式，总的看是以武力征服为主，辅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 第四，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侵略战争相伴随的。以战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两次产业革命高潮的兴起。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孕育着新的战争。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70多年里，日本几乎是每隔10年左右就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日本是战争促发展，发展又促战争，最后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历史过程。 第二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甲午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对大陆的侵略 一侵台与征韩——军国主义初试锋芒 明治政府成立后就确定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路线。其首要目标便指向了中国台湾和朝鲜。1868年12月以木户孝允为首的日本领导层就提出了所谓“征韩论”。木户向政府建议说：“遣使朝鲜,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3页。于是，日本遣使向朝鲜递交了国书，其中使用了“皇”、“敕”等字样，以上国自居，遭到朝鲜拒绝。日本视此为“无礼”，大肆叫嚣“征韩”，并制订了征韩计划。当时朝鲜与清朝有宗主关系,日本也担心征韩会遭到中国的反对。于是日本采取迂回策略，于1871年与清朝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1873年互换批准书）。该条约本身是一个平等条约，但其政治用意是，以中日平等来显示日本对朝鲜的“上国”地位，并试探中国对台湾和朝鲜的关心程度，以便准备向中国台湾出兵或征服朝鲜《日本军国主义》〔二〕第67页。。此后日本便加快了侵台、征韩的步伐。 1871年，琉球渔船在海上遇难，漂至台湾。一部分渔民遭当地土著居民杀害。余者由清政府送回琉球。当时，琉球是个独立国，明清以来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对此事并未提出异议，事件本已平息。但后来日本得知此事，便借口说琉球人是“日本人”，大肆鼓噪“征台”。1874年5月，日本派出以西乡从道为首的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大肆烧杀抢掠，并设立殖民机关“都督府”，企图霸占台湾。但是，在清军和台湾人民的英勇抵抗下，日军遭到惨败，于是，日本又将侵略图谋转到谈判桌上，9月日本派出外交代表来北京谈判，歪曲事实地提出台湾是“生番地”，妄图加以霸占。清政府对此予以驳斥。但是，在英美等国偏袒日本的“调停”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们的条件，于10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亦称《台湾专约》），默认了琉球人为日本人；并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这为日本吞并琉球合法化提供了依据。此后，日本便将琉球划入了日本的版图，于1879年4月废琉球藩，改设冲绳县。 侵台战争结束后，日本便把矛头指向朝鲜。1875年夏秋之际，日本多次派出军舰侵入朝鲜西海岸，烧杀抢夺。1876年初，日本派出黑羽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率领海军陆战队到朝鲜，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日本由此获得了贸易免税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这成为日本侵略朝鲜的开端。1882年7月，由朝鲜士兵起义引发成反对朝鲜封建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的起义。起义者火烧日本公使馆，打死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公使狼狈逃窜，史称“壬午事变”。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紧急动员，编成混成旅团，大兵压境朝鲜，迫使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除索取赔款之外，还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日军协助其占领王宫，挟持国王组成新政府，宣布断绝与清政府的关系。驻朝清军应朝鲜方面的要求，立即兴兵击退了日军，闵妃集团重新掌权，史称“甲申政变”。但日本却借机于1885年1月以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并于4月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不仅使朝鲜主权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使日本攫取了在朝鲜扩张的“合法”权利和与清政府的对等地位,日本更加得陇望蜀。 二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侵台，征韩，还只是在亚洲初露锋芒,要称霸亚洲就必须与中国进行决战。为此，日本军国主义加紧扩军备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首先，大肆制造侵略理论和侵略政策。日本军部在19世纪70年代末派出大批间谍和特务到中国搜集、刺探情报，据此于1880年完成了《邻邦兵备略》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中国的国情及军备状况，指出“为对抗清国陆军，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并提出了对华作战方针和战略。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巨头山县有朋提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二线说（参见前章），将朝鲜和中国划在了利益线范围，宣称必须“防卫利益线”，即对中国和朝鲜发动战争。 其次，加紧战争体制的准备。1878年日本设立了参谋本部，实行军令和军政分离，使其成为直属于天皇的独立军令机关。这使军部在天皇制统治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得到加强，为发动战争奠定了军事指挥基础。尔后又经过几次调整，到甲午战争前，又设立了海军军令部（1893年），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完成了战争体制的准备。此外还将军队编制由守备性的镇台制改为野战性的师团制，使日本军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 再次，扩充军备，加强军事力量。日本陆军于1882年制订了“军备扩充计划”，至甲午战争前改建完成了7个师团（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现役总兵力达123万人，战时总动员，加上预备役可达23万人。海军于1883年制订了“八年扩充计划”，针对清朝北洋水师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号，着重建造了被称为“三景舰”的严岛、松岛、桥立三艘主力舰。至甲午战前，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吨位达7万多吨。 此外，在军费开支，武器装备，情报侦察等方面的军备都得到很大加强。 最后，为了争取西方列强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支持，日本向英美等国保证，不侵犯其在华利益。于是，英国率先支持日本，于1894年签订了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而“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帮助已不亚于一个同盟了”。参见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第118页。这样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日本便可以放心大胆地发动侵略战争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灭尽权贵”、“逐灭倭夷”的口号，矛头直指日本殖民侵略者。对此，日本玩弄外交手腕，先是诱使清政府出兵，然后援引《天津条约》中规定的如果清政府出兵朝鲜，日本亦可出兵的条款，以保护侨民为名给侵略披上“合法”外衣，派遣1个混成旅团在朝鲜登陆，占领了汉城、仁川一线的战略要地。 这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政府提出双方共同撤兵，但遭到日本的拒绝。相反日本提出要改革朝鲜内政，清政府以“不干涉内政”为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双方形成对峙。于是日本一面不断增兵，一面通过外交手段了解到列强不会干涉日本侵略，遂凶相毕露，于7月23日占领朝鲜皇宫，7月25日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军舰，挑起了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 这次战争，中国是为了阻止日本入侵朝鲜和中国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而日本则是以侵占朝鲜将其变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但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清军作战连连失利。9月，陆战中清军败于平壤，退守中国境内。海战中于黄海作战中失利，退入旅顺军港，后又转移到威海，坐困待敌。 而日军在控制了黄海的制海权之后，于10月向中国发起大举进攻。一路由朝鲜越过鸭绿江，进攻安东、岫岩等地；一路由庄河登陆包抄旅顺、大连。11月下旬，日军攻占旅顺后，对清军俘虏和当地居民进行了疯狂屠杀，有两万余名中国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全城仅有36人作为掩埋尸体者才幸存下来。详见《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29～33页。 至1895年3月，清军北洋舰队在威海被日军包围歼灭;陆路日军攻占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大有长驱直入北京之势。至此清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了。4月17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从事制造业；并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实际是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马关条约》触犯了其他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特别是沙俄早就对东北垂涎三尺，于是俄国联合法、德,向日本发出“劝告”，要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日本在比它更强的列强面前，只好忍气吞声，与中国签订了《辽南条约》，归还了辽东半岛，但又索取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侵略扩张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攫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控制了朝鲜，实现了侵略扩张的第一步，为以后向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东北的扩张奠定了基础。日本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和殖民权益，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从而加速了日本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并且使国际关系和世界列强的争霸出现了新的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俄战争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角逐 一日俄战争——帝国主义争霸的战争 甲午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瓜分热潮。老牌殖民强国英国仍然保持着强势，强占九龙，控制长江流域;法国将云南、海南岛等划入其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州湾，而俄国的扩张最为疯狂。在甲午战争前，沙俄就推行“远东政策”，谋求建立“黄俄罗斯”，1890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加快了向远东的扩张。甲午战争后，沙俄凭借干涉还辽获得了清政府的好感，企图称霸中国。《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给日本赔偿金而不得不向外国举债，沙俄抢先勾结法国金融资本，于7月与中国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而后又强拉中国入伙，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企图在财政金融上控制中国，同时又加紧实施称霸远东的政治图谋，1896年春，借李鸿章参加沙皇加冕典礼之机，沙俄进行贿赂和诱骗，于6月签订了《中俄密约》，其要点是：如果日本对俄国或中国或朝鲜有所侵犯，中俄两国即行互相军事援助，不得单独议和，俄国兵舰可驶入中国港口；为御敌之需要，允许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吉、黑地方接造至海参崴。这个《密约》实质是，沙俄打着共同对付日本的军事同盟的名义，妄图对中国实行全面的控制和侵略。继《密约》之后，9月沙俄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以及铁路沿线的采矿权和工商业权等殖民特权。而后沙俄以中东铁路公司为殖民侵略工具，把东北变成了沙俄的半殖民地。1897年底沙俄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派军舰占领了旅顺。1898年3～7月，沙俄又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旅大租地续约》和《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进一步攫取了旅大租借权，中东铁路支线权等殖民权益，中国东北完全被纳入了沙俄的魔掌。 日本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浪潮中，由于其实力相对较弱，因此把侵华的重点放在中国南部，以台湾为据点，向福建等地进行扩张。1898年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交换了《关于不得割让福建的换文》。同时对太平洋地区的动向表示了极大关注。如1897年反对美国兼并夏威夷，1898年美西战争中，日本派出军舰到菲律宾，企图分得一份殖民利益。参见《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70～76页。但日本的侵略重点仍然在朝鲜。于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沙俄的“远东政策”的冲突日趋激烈起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暂定合同条款》和《日朝盟约》，攫取了京釜等铁路筑路权，强迫朝鲜与日本搞“攻守同盟”，为日军作战提供一切方便，并推行所谓“国政改革”，企图把朝鲜变为日本的属国。这种强盗行径，不仅激起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在朝鲜统治阶层中也威信扫地。1895年7月，朝鲜闵妃集团与俄国驻朝公使勾结发动政变，将亲日派赶出政府，解散了日本所控制的新军。日本侵略强硬派不甘心，于10月在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的指挥下，出动日军冲入王宫，杀死闵妃，裸体焚尸，挟持大院君组成傀儡政府。这种残暴行径，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极大愤怒。日本被迫召回三浦，并假惺惺地进行了审判。1895年底朝鲜爆发反日义兵运动，朝鲜国王乘机于1896年2月“蒙尘俄国使馆”，下诏废除了亲日政府，成立了由俄国控制的傀儡政府。 这样，日俄在朝鲜的争夺愈演愈烈。为了取得利益平衡，日俄开始了讨价还价的交涉。1896年5月，日俄两国驻朝公使在汉城签订了《小村·维伯备忘录》（即“日俄汉城协定”）。这个协定限定了日本在朝鲜的军队数量，并且俄亦可有同等数量的驻兵。在这个日本做出退让的条件下，俄国“劝告”朝鲜国王返回王宫。6月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到俄国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又签订了《山县·罗巴诺夫协定》（即“日俄莫斯科协定”）,确定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各方面，俄国和日本具有同样的干涉权利。同时，俄国暗中与朝鲜签订了有关军事和借款的密约，使俄国在朝鲜的扩张明显得到进展。1898年4月日俄又签订了《西·罗森协定》（即“日俄东京协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优越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军事方面双方仍坚持对等权益。俄国之所以让步，是因为前不久俄强租了旅大。为使日本承认其权益，俄国才进行了这笔“满韩交换”的政治交易。 1900年，中国爆发了反抗殖民侵略的义和团运动，英、俄、日、德等八国组成联军出兵镇压。其中日、俄出兵最多，野心最大。日本最初打算“少出保险费”，变成“大股东”，但当俄国大举进兵东北后，也迅速增兵达2万余人，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俄国一面出兵北京，一面借口保护中东铁路，派10万大军很快占领了东北，日本不甘心落后处境，提出了“北守南进”策略，制造了“出兵厦门事件”，企图霸占中国东南沿海，由于英、美等国的“劝告”等原因，未能得逞，但日本对沙俄占领东北耿耿于怀，双方矛盾日趋激烈。 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就把俄国作为头号敌国，提出了“卧薪尝胆”的口号，积蓄力量，伺机打败俄国。为此，日本加紧扩军备战。首先，军费开支庞大。在日本从中国夺取的36亿日元的赔款中，有22亿日元用于扩充军备。《日本军国主义》（2）第161页。1896～1903年间，每年国家预算支出的40%～50%是军费开支。其次，制定和实施扩军计划。陆军从7个师团扩大到13个师团。平时兵力达20万人，并进行了各种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海军按“六六舰队”进行扩充，新建舰艇106艘，还从外国购进了先进的战舰，至1903年，海军拥有军舰76艘，其中战舰8艘，巡洋舰23艘，总计达258万吨。还有重鱼艇76艘。再次，扩大军事工业及其相关产业。1894～1903年的10年间，军事工厂的职工数增加了42倍，达5万多人，动力增加了8倍。在全国10家最大的企业中，军事工厂占半数。与军事工业关系密切的钢铁、造船业也发展迅速。最为突出的是1901年建成投产的八幡制铁所，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外，在军队编制、训练、情报搜集等方面，日本都做了充分准备。 同时，俄国的军备也在加速扩充，特别是俄国占领东北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兵力拥有4个西伯利亚军团和2个独立师。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第73页。至日俄战争前，俄国拥有野战部队31个军，总兵力达207万人。海军拥有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等，军舰总计80余万吨。万峰：《日本近代史》第249页。而且由于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建成联通，战时可从欧洲运兵达百万以上。在军事设施方面，俄国加紧建设海参崴和旅顺两个军事要塞。甲午战争后，俄国开始建设海参崴要塞，建立了两道炮台线，各要冲共有炮垒23座，并建立了部分永久性工事。穆景元等：《日俄战争史》第141页。俄国占领旅顺后，将其作为远东第一要塞，在几年中就修建了长约9公里的海防线和25公里长的陆防线，修筑各种炮台54座，堡垒14座，配备各种大炮500多门。此外还有兵营、船坞、发电所等，使旅顺要塞成为世界一流远东最大最坚固的军事要塞。 日俄双方在加紧扩军备战的同时，也展开了外交活动。日本吸取三国干涉还辽的教训，最初企图以《英德协定》争取西方列强支持，但德国表示《英德协定》不适用于满洲，英国虽坚持《英德协定》适用于满洲，但因无法从英布战争中脱身，表示在满洲问题上不能帮助日本。而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与英国结盟以对抗俄国，这一派以山县有朋、桂太郎等人为核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满韩交换论”的方式与俄国达成妥协。这种主张以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元老为主。最后日本决定实行日英同盟，于1902年1月签订了《日英同盟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了日英两国针对俄国的军事攻守同盟关系，同时也是共同镇压中国和朝鲜反帝民族斗争的条约。 有了英国的支持，日本对俄态度强硬起来。1903年4月，日本首脑举行了“无邻庵会谈”，确定了对俄强硬外交方针。8月开始与俄谈判，至1904年2月初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在此期间，日本完成了战争体制的准备。俄国也增兵东北，战争已成剑拔弩张之势。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突然袭击旅顺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 这场历时20个月的战争，完全是一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交战双方都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东北亚地区的霸权。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这场战争的陆战是在我国东北进行的。它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屈辱和灾难。由于清政府的没落、腐败,在帝国主义的挟持下，根本无力保护国家的安全。开战后，清政府竟发表了所谓“中立”上谕，议定出一个《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允许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厮杀。而日俄两国根本没把中国的“中立”放在眼里，他们肆意抢掠财物，杀害中国官员和百姓，设立军政府进行殖民统治。中国毫无主权可言，这既反映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表明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落后就要被欺凌的历史法则。 1905年3月奉天会战和5月日本海海战，俄国在陆海两方面都遭到惨败。同时，俄国国内的工人运动高涨，民族矛盾尖锐，沙皇政府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日本虽然打了胜仗，但也是国力消耗严重，军力疲惫。而英美等国虽支持日本，那是为了削弱俄国，但并不愿日本过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由美国出面斡旋，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谈判。几经讨价还价，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正约15条，附约两条。其主要的利益交换内容：①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利益（统治权）。②俄国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旅顺至长春等支线）及有关特权转让给日本。③俄国将库页岛南部让给日本。其中关于中国东北权益事项，规定“须商请清国政府承诺”。这个条约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满洲”，设立满铁奠定了第一个国际法基础。但是，我们应该明确，这个条约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无视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事前根本不同中国商量，擅自签订的条约，它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是“合法”的，但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绝对不合法的。 在这个条约的背后，反映着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利益关系。日本通过这个条约所获得的对朝鲜的统治权和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殊利益，是得到了英美等列强的谅解的。在条约签订之前，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桂·塔夫脱密约》，其内容是“韩国·菲律宾交换论”。日本与英国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同样得到了英国对日本在朝鲜统治权的承认。但是，英美并不允许日本独占满洲利益，要求日本恪守“门户开放”原则，这就为后来日美矛盾的发展留下裂痕。 日俄虽然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但要把条约上获得的利益，变为实际利益，必须得到清政府的允诺。于是，赶快与中国交涉，落实《朴次茅斯条约》的利益，就成了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众所周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居然对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竟无法阻止，只能采取所谓“局外中立”的态度。虽然几次声明，要求日俄保证中国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在日俄媾和开始之际，也曾照会两国：“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但日俄两国根本置之不理，背着中国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肆意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1905年10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制定了对华交涉的基本方针，提出了七项要求，其中将日俄和约中的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的利益作为“绝对必要之条件”；此外，还提出了在东北开埠16处，安奉、新奉、吉长铁路的修筑或经营，甚至改革东三省政治的无理干涉中国内政的要求。 11月16日，日本外相小村率领参加日俄和会的原班人马来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此人后任满铁总裁）辅佐，同以庆亲王奕匡为首席全权代表，以及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参加的清政府代表举行谈判。从17日开始，谈判历时月余，开会22次。在谈判期间，小村完全按照“强权就是公理”和“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法则，蛮横无理地强迫中国无条件地接受日本的要求。谈判伊始，日方根据对华交涉基本方针提出大纲11款，其要求完全超出了日俄和约所规定的权益，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长期霸占东北的野心。对于日本的强硬态度，清政府软弱无力，同意就日方提出的方案进行商讨，中方提出关于俄国转让日本之利益应加以具体化，以明确中国应保有的权利。而日方竟强词夺理，拒绝讨论中方的细目方案。最后，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不平衡，中国迫于日本的压力，于1905年12月22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东三省事宜条约》。该条约正约3款，附约12款。正约第1款规定：“中国政府将俄国按照日俄和约第5款及第6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日本完全实现了“绝对必要条件”。正约第2款规定：“日本国政府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实力遵守，嗣后遇事随时与中国政府妥商厘定。”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4),第220页。此款限定了日本取得的特权，不能超过俄国据约所得之权利，同时也限定了日本须遵守中俄原约所规定的俄国应履行的义务。正约对日本获得在东北的权益做了总体上原则性的承认和限制，使日本继日俄和约之后又一次加强了侵占东北的国际法基础。 而附约各款几乎都是向中国敲诈勒索的新权益，诸如在东三省开埠16处，及在商埠划定日本租界；安奉铁路由日本经营；对东北森林的采伐权；南满铁路所需各项材料豁免一切税捐厘金等等。此外，日本在条约签订之后，煞有介事地对外宣称，中日还签订了一个凡17条的“秘密议定书”。其实所谓“秘密议定书”，仅仅是中日谈判时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或是对正约、附约的补充、解释，或是双方对某些问题达成的初步谅解。它未经双方代表正式签字，根本不具备正式条约的效力。而后来日本动辄拿出这个根本没有法律效力的东西作为交涉的法理依据，充当为巩固和扩大日本在东北利益的说辞。会议记录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允于该（南满）路附近不筑并行干路及有损于该路利益之支路；日本同意中国自行筹款修筑吉长铁路，但修路不敷之款“允向日本贷借”；新奉军用轻便铁路议价售与中国，中国自造该路允向日本借款等等。这些本来就是属于意向性的条款，后来都为日本攫取路权、干涉中国路政种下了祸根。 《东三省事宜条约》是《朴次茅斯条约》的继续和补充。这两个条约以国际法形式确定了日俄战争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沙俄的势力大为削弱，日本的势力大为增强，日本实现了对朝鲜的独占，把中国东北南部变成了势力范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重占辽东”的夙愿，形成了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南北新对峙。 二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角逐 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实力消长有所变化，各列强间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作为争霸远东两大主角的日本和俄国，都感到无法单独称霸远东。为确保由《朴次茅斯条约》所确定的殖民地权益，阻止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在远东的增强，日俄之间出现了缓和趋势。1906年5月，日本政府做出“忘却旧怨与俄亲善”的决定。年底，俄国也表示为改善日俄关系，愿意妥协让步。1907年春日俄开始进行谈判，于7月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公开的《协定》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承认各国在华工商业之机会均等，但在非公开的《密约》中规定，将东北的北部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地位，日本承认俄国在蒙古的特殊利益。结果日俄以牺牲中国和朝鲜的利益达成妥协。 在此前后，各列强从自身殖民利益出发，还签订了《法日协议》（1907年6月）、《英俄协定》（1907年8月）。这样，战前日英与俄法两大对立同盟的矛盾大为缓解，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局面。而日美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 20世纪之前，美国在华势力较弱，其他列强抢先瓜分了中国。于是美国为打进中国市场，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企图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中抢夺利益。对于东北，美国也早有打算。在日俄战争前，美国或明或暗地支持日本，企图通过战争削弱日俄在远东的影响。罗斯福曾在日俄开战不久说：“（日俄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俄国人与日本人双双受到削弱，继而面对面地互相牵制下去。”陶文钊：《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第158页。 1905年9月初，正当日俄两国代表紧张地进行《朴次茅斯条约》的最后签订的时候，在太平洋西岸日本的横滨港却有一位美国人登台亮相，此人名叫哈里曼，是美国铁路行业的巨头，有“铁路大王”之称。哈里曼到达东京的第二天，美国驻日公使特意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日本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全部到会。可见此人影响之大。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哈里曼来访呢？我们从他“铁路大王”的身份不难猜到一定与某条铁路有关，那就是日俄两国正准备签约的南满铁路。其实哈里曼的计划还不只一条南满铁路。这时的哈里曼已经拥有横跨美国的铁路公司和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轮船公司，他所要实现的是一项在美国控制下的环球运输线计划。这个计划把南满铁路作为亚洲的远东部分之一，首先以美国资本对其进行控制，进而收买中东路;再进一步获得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权，形成横跨欧亚的大铁路，然后再从波罗的海与美国的轮船联接，跨越大西洋到达美国，由此建立起环行世界一周的全球交通线。看来哈里曼计划确实宏伟庞大，全球意识强烈。那么这个计划能实现吗？哈里曼很有自信地登上了岛国日本，从那隆重的欢迎场面，哈里曼心里已经有了七分把握。果然不出所料，仅仅一周时间，哈里曼便说服了日本政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于9月12日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签订了有关南满铁路的预备性协定，史称“桂·哈里曼备忘录”。其要旨是：由日美组织一个辛迪加，共同出资购买南满铁路，产权和利益均等共享。哈里曼揣着草约文本，心满意足地回国了。 然而，刚刚过了三天，却出现了变故。10月16日，参加日俄谈判的日本全权代表，外相小村寿太郎回到了日本。当他了解到桂哈协议后立即表示反对。其理由是，根据朴次茅斯条约规定，俄国转让南满铁路，须征得中国的同意。在取得所有权之前，日本无权与第三者协商。但真正的意思是，用“20万国帑和10万人鲜血”换来的满洲利益，绝不能轻而易举地让予他人。 其实，小村的反对，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关于战后如何经营满洲问题，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日美共营论，理由是：①担心俄国复仇，有美国参加可以起挡箭牌的作用；②虽然满洲战略意义重大，但经济前景不明，日美共营有利可图；③当时日本因战争消耗，财力不足，而美国的资金可解燃眉之急。桂哈协议实际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另一种是日本独营论，其前提也是基于俄国复仇论。但主张解决办法只能依靠独立自主的经营，以不断强化在满利益，形成以主制客的对抗态势，认为吸收美国等第三国势力，不利于日本自身势力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小村的反对是这派意见的一个代表。但是小村并不是绝对排斥美国，而是企图在完全掌握满洲利益主导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吸收美国资金。据研究，小村在美逗留期间，美国的摩根财团曾提出给日本经营南满铁路提供资金，或许这也是小村反对哈里曼计划的一个原因。 由于小村等人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决定放弃与哈里曼的合作。当哈里曼刚刚回到美国，就接到日本的通告，合作暂缓。1906年1月，日本正式通告哈里曼，桂哈协议作废。这样，美国资本第一次企图介入南满铁路的计划宣告破灭。 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形成了新的争夺局面,特别是围绕中国东北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东北铁路问题上。日俄战争后，东北铁路形成了由英、日、俄控制的京奉铁路，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三大系统,而美国没有份额。哈里曼计划失败之后，美国继续图谋插足东北。1907年春，清政府拟修建新民至法库门铁路,英美对此表示了极大关心。美国驻奉天领事司戴德与奉天巡抚唐绍仪几经磋商，于8月签订了一项备忘录，拟定由美国资本（尤其是哈里曼）贷款，建立东三省银行，以兴办实业，修筑铁路。在司戴德的撺掇下，清政府于11月与英国公司签订了《新法铁路草合同》，决定新法铁路作为京奉铁路支线，由英国公司修建，并预定将来展修至齐齐哈尔。日本得知此事，竭力阻挠，日本向清政府多次提出抗义，声称该路是南满铁路平行线，损害了南满铁路的利益,要求中国停建该路。后又提出如果中国放弃新法铁路之修建，作为补偿可从满铁干线修一条至法库门的支线，结果由于日本干涉等原因，新法铁路夭折了。 之后，司戴德并不甘心，绕开“平行线”，制订了锦（州）瑷（珲）铁路计划。1909年8月，司戴德以美国银行代表的新面孔再次来到中国，经其斡旋，中英美达成默契，于10月签订了《锦瑷铁路草合同》，规定由中美英合办锦瑷铁路。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也提出了一个“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亦称“诺克斯计划”）。其内容：一是为推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组建国际银行团，收买日俄在东北的铁路，实行国际共管。二是若前项方案实施困难，可先行就锦瑗铁路组建国际银行团，其后再图东北铁路中立化。美国的上述动向很明显是要打破日俄对东北铁路的垄断地位。对此，日俄表示拒绝。日本还威胁清政府“于决定办法之前务须商允敝国政府”，否则“两国关系上惹起何等事故殊难预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五）第270～273页。英国见日本态度强硬也不愿冒犯之。法国则表示“在中国与俄国达成妥协之前”，反对这一计划。陶文钊:《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第170页。只有德国支持这一计划。最终，锦瑷铁路计划和诺克斯计划均告失败。 美国积极介入东北的举动，促使日俄反而加紧了勾结。1910年7月，日俄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和《密约》。这次改订较前次订约又前进了一步。一是只字未提“承认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二是规定为保持满洲现状，两国有必要协商对策，共同采取防卫此种利益的办法;三是强调了日俄各自的特殊利益范围,进一步表明了日俄共同瓜分远东利益的企图。第二次日俄协定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前述计划，从而使日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此后，美国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910年11月，在美国的倡议下，组成了美、英、德、法四国对清银行团。名义上是用于清政府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实际上是为挽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以确保四国的在华利益，并带有明显抵制日俄的意图。1911年4月，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规定在对东北的企业投资上给予四国银行团以优先权。对此，日俄共同提出抗议，百般阻挠。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日俄乘中国政局混乱之机，于1912年3月加入四国银行团，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银行团染指其“满蒙”特殊利益。美国见日俄加入银行团，认为银行团已失去意义，遂于1913年3月退出银行团。银行团已经名存实亡。而后实力雄厚的列强便纷纷自由地进入中国。这对竞争力较弱的日本是一个打击。 在此期间，日本和英国从各自利益出发，签订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该条约限制不适用于对付美国。这对日本来说，受到很大掣肘。于是，日本加紧了与俄国的勾结，于1912年7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进一步瓜分了在中国内蒙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俄进一步勾结，于1916年7月签订了第三次《协定》和第四次《密约》。这次改订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军事同盟的性质，并将整个中国划定为其势力范围。其“锋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向英国”。《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7页。 总之，日俄战争后，由于英法的重点在欧洲，在远东以支持日俄来确保其既得利益。日俄为确保其在远东的“双霸”地位，勾结更为密切。美国则企图在远东插进一只脚,但结果在日俄的对抗下未能如愿。特别是日本的态度十分强硬，与美国的扩张计划日益冲突，日美争霸渐次成为远东国际关系的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侵略扩张的加剧 如果说日俄战争前日本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英美的支持来充当“远东宪兵”的话，那么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成为远东霸主之一。其侵略扩张也随之疯狂起来。 一吞并朝鲜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立即强迫韩国签订了带有军事占领性质的《日韩议定书》（朝鲜于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8月又签订了第一次《日韩协约》，把持了韩国的内政、外交。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决心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为取得西方列强特别是影响力较大的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谅解，日本于1905年7月与美国签订了《桂·塔夫脱密约》（备忘录），以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权，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8月与英国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日本以担负协助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义务，取得了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益。之后，日本便加快了吞并朝鲜的步伐。 1905年11月，日本以武力威逼朝鲜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亦称“乙巳保护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掌管朝鲜的外交事务。但实际上，日本按照统监府官制已经把朝鲜的全部内政、外交都置于了日本的军事力量的威压之下。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229页。1907年7月，日本借“海牙事件”（朝鲜派使赴海牙，谋求万国政府和平会议干涉日本压迫朝鲜），迫使朝鲜国王让位，强迫朝鲜签订了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约”），规定统监拥有“指导”内政的权力，朝鲜的法令、国策的制定，以及高级官吏的任免，都必须得到统监的同意。此后日本不断增加驻朝军队，解散了朝鲜军队，疯狂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1909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吞并朝鲜，指使朝鲜卖国贼上书要求“日韩合并”。1910年8月，在日军的警戒下，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的国名被日本废除，称之为朝鲜，设置朝鲜总督府，实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在政治上，总督直属于天皇，统帅驻朝日军，掌管朝鲜的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实行残酷的军事警察统治。在经济上，颁布“公司令”，压制朝鲜民族工商业；强制推行“土地调查”，掠夺土地，压迫朝鲜农民；设立东洋拓殖会社和朝鲜银行等，垄断了朝鲜的经济命脉；修建铁路，使之成为榨取朝鲜人民血汗和侵略中国的大动脉。总之，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把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第二向朝鲜输出资本攫取殖民地利润；第三独占朝鲜为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资源、粮食供给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井上清：《日本近代史》上，第284页。 二日本的“满洲经营”政策与“三头政治”的确立 日俄战争后日本推行大陆政策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式，一个是采取何种经营方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包含两种压力，一个是中国人民的反抗，一个是美英等列强的态度。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南满迟迟不肯撤兵，并于1905年10月设立关东总督府，实行军事管制。对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公认的亲日派袁世凯等人也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一再催促日本撤兵。同时日本利用军事管制，为日本商人大开方便之门，而对英美商人严加限制，也引起了英美的不满。从1906年2月开始，英美接连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履行保证“门户开放”的诺言。对于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日本必须做出抉择。或者甘冒与中国及英美激烈对抗，继续实行军事管制；或者撤回军队，解除军政统治，利用新近取得的条约徐图扩大在东北的利益。如何抉择？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基本有两种意见。以军部为首的强硬派，认为所谓“满洲利益”是军队打出来的，绝不能拱手让出；而以外务省为主流的协调派，认为以目前日本的实力，难与英美相抗衡，如果强硬实行军政统治，恐怕会引起第二次干涉还辽事件，反而对日本不利。 于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东北巩固和扩大其侵略利益，就成了继日俄和约和中日条约签订后的最重要的问题。为此，1906年2月，日本政界首脑及元老在大矶召开了“七巨头”会议。接着，4月首相西园寺秘密率团赴东北巡视日本占领区实况，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举行了会谈，企图消除中国对日本的不满。在此基础上，1906年5月22日，由初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出面召集军政首脑及元老重臣，召开了“满洲问题协商会议”，这是日本关于处理中国东北问题的一次最高级决策会议。会上，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协调派分析了日本面临的形势，认为如果继续蛮干下去，则不仅中国终将反对日本，而且面对俄国复仇的战争压力，得到英美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日本在“满洲”立足未稳，采取强硬态度绝非良策。而以儿玉源太郎为首的强硬派，显然不甘心放弃把“满洲作为日本的属地”的主张，但面对目前的局势及伊藤等人的反对，不得不同意对占领地的统治现状进行调整。会议决定：①从除旅大租借地以外的东北地区撤兵，撤销设在各地的军管机构，将主权交还中国；②将现时的关东总督改为关东都督，统管旅大租借地实行民政统治；③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从俄国接收的南满铁路及其一切附属权益。 关于第二个问题，经营方式，1906年初西园寺内阁上台伊始，便把“满洲经营政策”列为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由政府各部门委员组成的“满洲经营委员会”。其任务就是研究侵略中国东北的任务，审议和起草所谓“经营满洲”，特别是利用铁路的计划和方案。在这个委员会中，儿玉首先将他委托后藤新平起草的题为《满洲经营策梗概》的方案提交出来。后藤时任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颇受儿玉的赏识。早在日俄谈判期间，儿玉就让后藤来东北一次，专门就未来满洲经营问题进行考察，“梗概”就是这次考察的结果。其核心内容是，模仿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南满设立殖民统治机关，即在掌管租借地的总督府之外，另设一个由政府直辖的表面上经营铁道，暗地里实行多种设施的公司。也就是，一是铁路官办，二是以铁路为核心多种经营。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官营方案”。 对于后藤的方案，外务省和大藏省的一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根据有关条约，不能采取官营方式，而以私立公司担任为宜，提出了所谓的“民营方案”。在外务省制定的《满洲铁道纪要》中，主张成立一个民间股份公司（株式会社），政府将获得的铁路及其他特权所附带的利益财产折价入股，在股东形式上，名义上作为日中(清政府)两国的共同事业。这个方案虽然以民营案为基础，但吸收了官营案中的以铁路为核心多种经营的方针，为日本在东北殖民侵略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基调。 根据“满洲问题协商会议”确定的原则，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设立了若干侵略机关。主要有关东都督府(前身为关东总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日本领事馆，史称“三头政治”。 1906年8月，日本将关东总督府改为关东都督府，按其《官制》规定，关东都督由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掌管关东州(日本继俄国强占之旅大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的行政统治权；负有对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的守备权和军事指挥权；以及对满铁事务的现地监督权。它集殖民侵略的民政与军政于一身，其下设有民政部和陆军部。陆军部设参谋长，辅佐关东都督掌管军事，其职能是租借地的“哨兵”和南满铁路的“铁道卫士”。关东军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至1919年关东军独立，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内政干涉、军事侵略等活动，主要是由关东都督府指挥实施的。 关于满铁的设立，1906年6月7日，以敕令第142号公布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之件”，7月13日成立了满铁设立委员会，指定了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及80名委员。8月1日以秘铁第14号向设立委员下达了由递信、大藏、外务三大臣签署的命令书。 敕令共22条，对会社做了框架性规定，其根本点在于确定了政府与会社的关系，诸如干部任命权，业务监督权，股票发行权，财务管理权，财产处理权等，都做了原则性规定。这样，从筹办开始就是完全由日本政府一手包办的会社，形式上虽然是株式会社(股份公司)，实质上必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机关。更为重要的是三大臣命令书，其特点是它所规定的许多内容是公开的敕令所不能公之于世的秘密事项，它才是满铁一切经营活动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大法。命令书共26条，从第1～6条是关于会社经营事业内容的规定。其事业除以铁路为核心的运输业之外，还附带有矿业、水道业、电业等经济性事业。值得注意的是第5、6条所规定的有关土木、教育、卫生等事业及其相应的行政权和征税权，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明显侵犯。从第7～17条是关于会社股份及社债的规定。其中对资本规模规定为2亿日元，日本不出分文而以侵占的铁路等财产实物充占总资本的半数，以确保日本政府对会社的控制权。特别重要的是从第18～25条的规定，明确规定了日本政府对会社的强制性干涉权，会社经常的重要事项必须向政府报告，并根据政府的指示调整业务。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会社完全是国家强力编制下的机构，会社对国家的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必须全面协助”。 如果说敕令和命令书是满铁产生的指导理念上的精神母体，那么满铁设立委员会则是满铁的组织母体。在所任命的80名委员中，有22名政府高官，其他主要是两院议员及大资本家，而委员长的要职初由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担任，后由于儿玉于7月突然死去，改由陆军大臣寺内正毅继任。这样，委员会的最高职位始终由军阀头目把持，说明军部在制定侵略东北政策的优越地位，这就使得满铁的产生必然带有较强的国策性和军事性的色彩。满铁设立委员会与京釜铁路发起人会相比，其成员结构明显不同，政府官员特别是军部成员占有重要地位，寺内所指定的8名常务委员全部是政府官员，13名定款调查委员中，政府官员近半数。可见，这样由政府官员控制的委员会，所产生出来的满铁，其国策性质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设立委员中的民间代表，或是经常参与国事的特权大资本家，或是与殖民地经营有密切关系的财界巨头，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与政府一致的。这种所谓“官财抱合”的财阀体制，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第一银行的涩泽荣一被推举为定款调查特别委员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日本外务省的派出机关，于1906年5月正式设立了“驻奉天总领事馆”，其职责是负责对中国东三省的外交事务，除一般外交权力之外，满铁附属地的警察权也归其掌管。 这样，日本形成了关东都督府、满铁、领事馆三个平行的机构，史学界将其称为“三头政治”，它们之间职权虽有分工，也有交叉之处，三者都企图扩大自己的权力，因此也经常围绕权力之争产生矛盾，使得日本在“经营满洲”政策上或方法上也出现了某种不协调或者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例如满铁监督权问题，成为后藤就任满铁总裁的最大难题。从敕令到章程都对满铁监督权做了规定，监督实体来自中央和现地两方面。最初在中央由递信、大藏、外务三大臣共同监督，在现地由关东都督负责。后来在中央又先后改为递信大臣、总理大臣、铁道大臣、拓务大臣等负责监督，在现地继关东都督之后又有关东长官和“驻满全权大使”的监督时代。这种对满铁监督权的实施及其变化，是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侵略机关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满洲经营”政策的核心，是获取和扩大在经济上的权益，置于首位的乃是铁路权益，因此，满铁的核心地位和突出作用十分明显。但是，满铁又位于“三头政治”之中，也必然受到来自都督府和领事馆的影响，在1919年以前的“三头政治”体制中，1916年因后藤进入寺内内阁，在他的力促下，当时的满铁总裁中村雄二郎被任命为关东都督，暂时形成了所谓“一元化”经营时代。但是这个体制仅仅存在了三年便解体了。 三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 从日俄战争后到1919年日本关东军成立前后，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垮台，中国社会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东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逐渐形成。东北局势处于错综复杂的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局势极大震荡。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时代变化、世界动荡的形势下，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疯狂起来。日本以“两地一线”为据点，即由关东州（旅大租借地）、满铁附属地和南满铁路，展开蛇形扩张阵势，以满铁和关东都督府等为侵略的主导力量，加快了侵略东北的步伐。这一期间日本侵华活动主要有：攫取东北的铁路权益，逼迫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进行“西原借款”，制造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强拉中国搞军事同盟等。在这些侵华活动中，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侵略者的突出目标。 1攫取东北铁路权益 根据《东三省事宜条约》，清政府承认日本继承俄国转让的权益，但同时规定日本政府须遵守中俄原约，根据中俄原约，中东铁路（包括南满支线）系中俄合办铁路，中国拥有部分投资权和经营权。而日本根本无视上述条约，擅自成立满铁。成立满铁时，日本表面上打着“日中合办事业”的旗号，实际上事先根本未与中国商讨，待天皇敕令发布后才将满铁章程抄送清政府，并假惺惺地询问清政府是否应募满铁股份。清政府虽然有人力陈日本设立满铁之弊害（如盛京将军赵尔巽等），但清政府只是发出了一个软弱的照会，而日本未予理睬之后，便坐视其成了。参见苏崇民《满铁史》第26～31页。这样，满铁成了日本独家经营的公司，南满铁路成了在东北的日本铁路。此后，满铁以南满铁路为基干，大肆攫取东北铁路权益。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强行修筑了安奉（安东至奉天）、新奉（新民至奉天）军用轻便铁路，战后便欲图加以霸占。安奉铁路是联接中国与朝鲜的所谓“满韩联络铁路”的重要线路，是日本将侵略势力由朝鲜向东北扩张的重要通道。在中日北京会议上，日本便强迫清政府同意日本改良并经营安奉铁路。而后日本偷梁换柱，将“改良”改为“改筑”，于1909年8月，出动军警，强行改筑。使之成为继南满铁路之后日本霸占的又一条铁路。 新奉铁路在当初修建时，并没有多大军事价值，日本急于修建新奉铁路的真正用意在于战后经营。特别是为向辽西发展创造条件。原来这条线路是以英国资本为背景的京奉铁路的预定线，由于俄国的阻挠，只修到了新民。日俄战争后，这条铁路的归属及连通，就成了英日对抗的最初问题。在东三省善后会议上，日本企图独占新奉铁路，遭到中方拒绝，至会议结束未有定论，只是达成如下谅解：新奉铁路公平议价售与中国，另由中国改造，其辽河以东所需款项允日本公司借贷半数。后在英美的抗议下，日本估计到难以取得新奉铁路经营权，便以该路作为攫取其他铁路权益的筹码，提出将新奉铁路与吉长铁路进行对等交换。直到1907年4月和1908的11月，中日签订了《新奉、吉长铁路协定》和《新奉、吉长铁路借款续约》，中国以吉长铁路的巨大让步，以及高额售价和高息借款等苛刻条件，才收回了新奉铁路。但京奉铁路展修至奉天城以及与南满铁路相联通，又成为新的问题。直到1911年9月，中日签订《京奉铁路延长协定》，才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这样，日本通过在日俄战争中强行修筑的军用铁路，攫取了在东北的部分铁路权益。 2“满蒙五路”计划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在企图保持清朝统治的打算破灭后，转而以袁世凯北洋军阀新政府为对手，展开了新的对华侵略攻势。1912年11月，日本外务省制订了《关于对华外交政策的纲领》，其中“关于满蒙的方针”，规定为“以我现有的地位为基础，在经济方面确保和平的发展”。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使既得利益永久化，即解决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等的租借、使用延长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向辽西和东蒙及北满扩大新利益。其首要的一条，就是计划新建一条从南满铁路的四平街向东蒙的洮南府的铁路。恰在这时，英美也在积极策划将京奉铁路向东北腹地延伸以及其他支线的建设。1913年2月，英国向日本打探修建锦州至朝阳的铁路的可能性。这条铁路是以前争论过的锦瑷铁路的一种变向铁路，即向热河地区发展的铁路。对于英美的这种新动向，日本担心落在后面，立即决定了一项有关南满与东蒙铁路的方针。3月12日，日本外务省就这一方针征求满铁的意见，要求满铁搞清，第一，日本在南满及将来向东蒙应建的铁路；第二，对于中国及其他列强要建的铁路，确定哪些是应当阻止的。3月26日，满铁很快做出答复，提出希望修筑的铁路如下： 一是四郑线，由南满铁路的四平街向西北至郑家屯的铁路。 二是郑洮线，由郑家屯向北延伸至辽西重镇洮南府的铁路。 三是开海线，由南满铁路的开原向东至海龙县城的铁路。 四是吉海线，由海龙向北通到吉林省城的铁路。 五是从南满铁路抚顺向东至山城子或兴京的铁路。 此外，还提出了一个新铁路构想：从南满铁路经过辽西，再转向热河，最后通达长城地方的铁路。 坚决阻止的铁路是，以奉天为起点的任何铁路。 这个计划是所谓“满蒙铁路网计划”的开端，其特点是，以奉天以北的南满铁路为基轴，路西向东蒙扩张，路东将吉林省的富饶地区联通起来。同时，很明显是针对英美的以京奉铁路为基干的向吉林的延长线和向热河的锦朝支线的计划，采取的对抗措施。 于是，日本政府根据满铁的新计划，向袁世凯政府展开了攫取新权益的攻势。而袁世凯为了获取日本的承认，以便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很快与日本达成一笔政治交易，于1913年10月双方互换了《借款修造铁路预约之办法大纲》，即所谓“满蒙五路秘密换文”。根据换文，日本取得了四洮、开海、长洮（长春至洮南）三路的借款修筑权，及洮热（洮南至承德）、吉海（吉林至海龙）两路的借款优先权，完全满足了满铁计划的铁路建设和构想的全部要求。这是继东三省五案协定之后，日本在东北获得的最大一笔权益，或者说是从北洋军阀手中获得的第一笔铁路权益。但是，后来中国发生了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五路合同的交涉不得不中断，北洋政府与日本仅签订了《四郑铁路借款合同》，其余四路均未签订合同。日本向东北腹地和内蒙扩张的计划，虽然暂时未能实现，但“五路换文”却成为后来日本继续扩张的所谓依据。其中前三条是以满铁干线的一站为起点的培养线，后两条与前两条延长线联接，成为与纵向的满铁干线相平行的卫星线。 日本原拟定的四洮路，由于交涉困难，暂时变成了其中一段四郑路的修建问题。1915年8月开始交涉，至12月签订了《四郑铁路借款合同》。规定由日本正金银行贷款500万元；铁路总会计师、总工程师、行车总管等都要由日本人充当，实际上成了日本控制的铁路。四郑路于1917年4月开工，11月铺路结束，1918年1月开始临时营业。不久即同满铁签订了货物联运章程和直通货车暂行合同。1919年9月，又由满铁直接出面与北洋政府签订了《四洮铁路借款合同》，完成了“满蒙五路”中第一条铁路的最后法律形式。这个合同基本沿袭了《四郑铁路借款合同》，只是债权人由正金银行变成了满铁。借款额为4500万日元。满铁首先于1921年4月开始，修建了郑通（郑家屯至通辽）支线。并准备由通辽向北展修至洮南，这实际上成了原英美锦瑷铁路的一段。后来由于中国的强烈反对，满铁不得不让步，按原案（郑家屯至洮南）修建四洮路。至1923年10月全线完工，1924年7月正式营业。四郑路和郑通路同并于四洮路。 四洮路的建成影响十分重大。第一，它是继吉长铁路之后，日本以借款方式取得的第二条铁路，作为满铁的重要培养线，可以将北满中东路附近的货物，尤其是粮食重要产地安达附近的货物吸收到南满铁路。第二，它是满铁干线西侧通向内蒙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对于日本向内蒙扩张势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条铁路继续往北延伸（即后来的洮昂铁路），可以穿越中东铁路，到达北满的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是原英美设想的锦瑷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俄抗争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 3对华“廿一条”与满蒙权益 与上述以“满蒙五路”为中心的日本殖民权益扩大化相对应，辛亥革命后日本侵华的另一个动向是殖民权益的长久化,也就是将已获得的殖民权益永远为日本所霸占。日本在中国东北所获得的殖民权益，主要是根据日俄和约和中日条约取得的。根据条约，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等殖民权益，是有时间限度的，到一定期限必须归还中国。对此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心甘情愿的。 首先，南满铁路是根据日俄和约由俄国将中东铁路南满支路的一段转让给日本的，日本经营期限和中东铁路的租借期限是相同的。根据1896年中俄原约第11条规定，中东铁路开始营业后80年无偿返还中国，36年后中国有权收买。中东铁路是1903年开始营业的，36年后即到1939年，中国有权收买该路。又根据中日条约，中国只承认俄国转让给日本的权益，而没有赋予日本新的租借期限。因此，日本经营南满铁路的期限，只能继续俄国的经营期限，即从1903年开始到1939年为止。 其次，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强行修筑的安奉铁路，根据中日条约，该路改良期三年，改良竣工后由日本经营15年，即至1923年须估价售与中国。其后日本虽然强行改筑安奉路，但并没有改变安奉路的经营期限。 再次，作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基地，所谓“满洲入口”的旅大租借地，也是由日俄和约转让，由中日条约承认得到的，但不得超过中俄原约，即租借期限为25年，从1898年起至1923年到期。 这样，从1912年算起，日本还可以经营南满铁路27年（至1939年），安奉铁路和旅大租借地都是再经11年至1923年到期。这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些狂妄的侵略分子叫嚣：满洲权益是以“20万国帑和10万人的鲜血”为代价得到的，日本绝不放弃。他们从获得这些权益之始，就根本没想交还中国，企图把这些权益永久由日本保持。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便企图乘中国混乱，使他们的殖民权益永久化。武昌起义后10多天，日本西园寺内阁就决定了乘中国混乱之机，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方针。首要的课题就是延长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和旅大租借地等殖民权益的期限。 在1913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对华外交方针中，提出以南满所有的铁路及满洲和内蒙古的权益为基干，不仅满铁本线，而且所有支线，都要由日本永久掌握经营权，因此必须抓住时机与中国交涉，延长其租借期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认为此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机会，确立对东洋之权利。于是，日本以英日同盟为招牌，对德宣战，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等地的权益侵吞。进而日本认为确立它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和“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时机到来了。1914年1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二十一条”对华要求，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正式提出。其中有关“满蒙权益”的要求集中在第二号，主要内容是，将旅大租借地并南满铁路及安奉铁路，均展至99年为期；及其他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73～77页。此后，中日交涉数月，20余次，至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9日袁世凯屈服，25日签订了有关山东、福建、满蒙等大量权益的两个条约及13件换文。在《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相关换文中，规定南满铁路等展限99年，这等于宣布日本要永远占有这些权益，是“满蒙权益”永久化的重要表现。此外，有关铁路的权益还有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南满与东蒙铁路借款和税课抵押借款优先权等等。 这样，日本通过1913年的“满蒙五路换文”，获取了满蒙铁路新权益，而“二十一条”则侧重于满蒙权益永久化。两者相辅相成，使以满铁为主导形式的日本对中国东北及内蒙的侵略大大推进了一步。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战”，欧美无暇东顾，是造成日本如此猖狂的原因之一。但是，“二十一条”之签订，仍然引起了英美的极大关注，并使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进一步加大。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英美强烈反对“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了所谓“第五号要求”。 4“满蒙四路”与“满鲜统一”政策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袁世凯企图依靠日本推行帝制，但复辟不得人心，反袁运动兴起。日本也见风使舵，转向支持倒袁，并在东北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企图侵占东北，但又遭到失败。日本大隈内阁一片狼藉，终于倒台。继之，1916年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针对大隈内阁露骨的侵华政策，寺内改变策略方针，决定采取从财政上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方针。寺内的股肱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将这种政策比作“菊分根”，意即日本利用“一战”中捞取的大量资本，以秘密政治借款方式提供给北洋政府，从而获得更大的在华权益。“西原借款”就是这种政策最突出的产物。在这笔以经办人西原龟三而得名的庞大借款中，涉及东北权益者，主要有吉会铁路垫款，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满蒙四铁路借款等。 日本寺内政府与中国段祺瑞政府，最先达成的铁路交易是，1917年10月签订的“吉长铁路借款续约”，这在“二十一条”中已经有所规定。接着，1918年6月，中日签订《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后述)，日本为实现“满鲜联络铁路第二通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9月，在寺内政府临近垮台之前，先由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即满铁首任总裁)签订了“满蒙四铁路换文”，后又签订了《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所谓“满蒙四铁路”是指，①开吉线，开原——海龙——吉林；②长洮线，长春——洮南；③洮热线，洮南——热河；④洮热路某一点到达某海港的铁路。这四条铁路是日本满蒙铁路计划的重要发展，即对1913年“满蒙五路换文”的扩充和确认。原“满蒙五路”中，只有四洮路的一部分四郑路已经修建，其余四路尚未订立合同。而这次的“满蒙四路”在重申和确认原“满蒙五路”的基础上，新增了从洮热路之一点至某海港间的铁路，表明日本欲把铁路权益向辽西扩展，并为掠夺内蒙资源，寻求新的出海口。后来因段祺瑞政府垮台，正式合同未能签订。而且“满蒙四路”垫款，是以“西原借款”为形式的日本垄断财阀借款之一，引起了英美的强烈抗议。1920年10月，由英法美日组成的新四国借款团成立时，日本不得不把“满蒙四路”中的洮热线和洮热路一点至某海港铁路的借款权转让给新四国借款团。 与上述以铁路为核心的满蒙权益扩大化政策相适应，寺内政府调整大陆政策，推出了“满鲜统一”的新政策。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强化以满铁为主导的日本在东北亚的殖民侵略体系。其重点是统一“在满”机关，解决所谓“三头政治”问题。如前所述，早在满铁设立之时，儿玉和后藤就主张在中国东北实行“满铁一元化”的殖民体系，并将鲜铁划入满铁经营范围，企图同时推进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殖民地化进程。但由于日本政界意见不一，未能实现，而形成了关东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的三头政治殖民体系。后来随着安奉铁路和鸭绿江桥的修成，形成了“日满鲜满联络通道”，即从日本过海峡与朝鲜釜山联接，再通过朝鲜半岛纵贯铁路，越过鸭绿江，经安奉铁路到达南满中心奉天，使“满鲜一体化”的重要性突出起来。但是，满铁主张坚持大连中心主义的经营方针，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强化阪神、大连港、长大线的运输网，对“满鲜一体化”没有重视起来。然而到“一战”前后，满铁进入了中村雄次郎时代，再次出现了“满鲜统一化”倾向，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所谓“三线”(日本国铁、满铁、鲜铁)联运问题，最积极的策动者是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1913年寺内提出了三线联运统一方案，其重点是强化朝鲜铁路与安奉铁路的联络运输，寺内企图将在朝鲜的日本资本打入满洲，由朝鲜市场来推动满洲市场。 当寺内上台组阁后，便积极展开“满鲜统一”政策。首先，统一殖民地行政，在日本中央政府新设拓殖局，统一掌握殖民地行政；在东北，指令关东都督统掌满铁业务，满铁不设总裁，改设理事长秉承都督之命执行业务。领事业务设特别任用制度，使之与都督和满铁相协调。其次，加强在东北的金融力量，使东洋拓殖会社在奉天开设支店，总揽在东北的日本不动产金融业务；使朝鲜银行增设分行和营业所，成为专门的商业金融机构。再次，由上述两点作为保证，实现满鲜铁路统一化。寺内沿袭满铁设立之初的国营化方案，提出由政府与满铁订立协定的方式，实行满鲜铁路及附属事业的委托经营，使满铁在职能上作为国家在殖民地的铁路管理机关，在奉天设立铁道厅，在东北和朝鲜分设铁路管理局，确立以铁路为核心的“满鲜统一化”殖民体系。 但是，寺内的“满鲜统一化”政策，受到日本政府中稳健派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矛盾的激化，不赞成以满铁为主导形式的“满鲜统一”。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确定了满铁委托经营案。1917年7月，日本政府以敕令第90号宣布，以满铁与朝鲜总督府缔结委托契约的形式，将朝鲜总督所辖的朝鲜铁路的一切业务转由满铁委托经营。一直到1925年，满铁才将委托经营权交还给朝鲜总督府。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满铁在委托经营的7年多时间里，虽然取得了3800万日元的总收益，但按照契约中必须确保朝鲜总督府投资6%的利润的规定，反而要拿出230万日元，向总督府上缴4070万日元的缴纳金，满铁等于做了亏本的买卖。但是，由于满铁委托经营的实质，在于强化侵略的大陆政策的整体效益，所以让满铁做出一点牺牲也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在满铁委托经营期间，修建了朝鲜北部的咸镜、京元和南部的湖南铁路，并增强了釜山港的运转能力，使“朝鲜联络通道”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这期间又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满铁的委托经营在保证军事运输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横卧东北腹地的吉长铁路是日本所要攫取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陆海交通构想中，提出了所谓“三港三线”体系。即由大连港通过南满铁路伸向东北，由釜山港经京釜路、京义路、过鸭绿江再经安奉路到达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条线路也称为“满鲜联络第一通道”；由清津港经中朝边境的会宁跨图们江，再经吉林通往东北腹地长春，这条线路又称“满鲜联络第二通道”。吉长铁路是“满鲜联络第二通道”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日俄战争后，日本利用中国急于收回新奉路的心理，提出将新奉路与吉长路一并解决，几经交涉，于1907年签订了《新奉·吉长铁路协定》，规定吉长路所需资金的半额向日本借款。1908年又签订了《续约》，规定借款额为215万日元，并附加了进款存入日本银行，任用日本为技师长、会计主任等条件，从而使日本控制了技术和财会大权。后在吉长铁路的修筑和经营中，多次遇到资金困难，日本又乘机于1917年10月签订了《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日本增加借款451万日元，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接管了吉长铁路经营权。吉长铁路是中日间第一条借款铁路，为后来日本以借款方式控制中国铁路开了先河。日本不仅利用这条铁路进行军事侵略，而且还进行资源掠夺。 5所谓“满蒙独立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中国局势动荡之机，图谋分裂中国，吞并东北。武昌起义不久，日本政府就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声称“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帝国政府必须不懈地策划，待有可乘之机，则采取断然措施加以利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356页。。在革命开始时，形势不明朗，因此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而且由于统治机构的多元化，元老、军部、政府等大都各行其是。但以军部和民间右翼最为活跃。军部很快就制定了《关于对华用兵问题》的文件，决定向东北增派兵力，以便形势有变之时占领各地要冲，同时派出大批军事间谍刺探情报。 在东北的关东都督府和满铁也十分积极，他们以满铁附属地作为策源地，通过给“革命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企图造成东北局势动荡，为日本出兵创造机会，对此军部中央十分支持。12月初军部拟定了《满洲派遣师团编制要领》，计划向东北增派一个师团，并与关东都督府商讨了用兵事宜。参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三）,第98～99页。但是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12年2月清朝宣统皇帝逊位，军部和关东都督府感到“利用革命党扰乱满洲的阴谋也到了限度”，遂放弃了出兵东北的打算。 另一方面，一部分民间右翼势力勾结军部中央及关东都督府，策划利用满清贵族的反动组织宗社党，进行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活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川岛浪速与军部相勾结制造的“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早在甲午战争时就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后来与清朝肃亲王善耆结识，称为兄弟。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清朝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川岛与善耆勾结，决定在东北发起勤王军，先行“满蒙”独立，而后再图中原。为此，川岛制订了行动计划，并向军部做了报告，要求军部和关东都督府给予大力援助，军部认为这一阴谋可行，遂派遣高山公通大佐等人通过关东都督府和北京守备队协助川岛，在军部中央则由参谋次长福岛安正负责组织指挥。另外，军部还与外务省勾结从大仓财阀弄到一笔借款，充作叛乱武装经费。 1912年2月，在川岛、高山等人的策划下，肃亲王等一批宗社党人被秘密护送到旅顺，关东都督府协助其制订了叛乱计划，并提供武器支持，准备纠集蒙古王公和土匪举兵起事。但由于运送武器途中被奉天当局查获，阴谋败露。加上日本政府对这种冒险未抱希望，而加以阻止,使得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归于失败。但是，这种阴谋伎俩却成为后来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蓝本。 1916年春，中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涨，政局动荡。于是，日本乘机搞起了第2次“满蒙独立运动”。3月,日本政府通过一项决议，认为“任何人取代袁氏，均比袁氏更有利于帝国”，因此，对于日本“民间志士对中国人进行反袁活动给予同情或财物援助，政府虽不能公然鼓励之，但将予以默许”《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418～419页。。实际是支持侵略分子进行颠覆活动。根据这一方针，军部派遣土居市之进和小矶国昭等军官，令其在关东都督府的协助下，重新武装宗社党人，并勾结蒙匪巴布扎布，准备于4月中旬举事。在资金方面还得到了大仓财阀的帮助。 这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如何举事却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支持奉天实力派张作霖，特别是在张作霖驱逐段芝贵前后，甚至原本支持川岛浪速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改变了主意。但关东都督中村觉等人坚决反对拉拢张作霖计划，他们制订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于5月下旬，派三村丰等人前去刺杀，但由于张作霖机智，幸免于难。而后土居等人修订计划，准备在6月中旬在东北和华北同时举事。然而6月6日袁世凯突然死去，日本决定支持黎元洪，使其投靠日本，遂说服军部及川岛等人被迫同意中止武力行动。 但这时在内蒙由青柳胜敏指挥的巴布扎布匪兵仍在活动，7月下旬，叛匪在突泉附近被洮辽镇守使吴俊升部击败，“勤王军”面临被歼灭的境地。为保住这支今后尚可利用的武装，关东都督府一面给叛匪武器支援，一面出兵掩护叛匪撤退。这期间，日本还先后制造了郑家屯事件（8月中旬）和朝阳坡事件（9月初），又一次扮演了武装干涉中国的丑恶角色。 6“中日军事协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在“为了英日同盟”的幌子下，于8月对德宣战，日军迅即对山东半岛的德军展开了攻势，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与清政府一样宣布“中立”，要求日本“保全东方”。而日本根本无视中立，在战区及其以外烧杀抢掠。至11月德军投降，日本在华势力大为扩张。这种形势促使日本侵略野心膨胀起来。右翼团体黑龙会于1914年秋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要求强迫中国订立军事同盟。这一想法深得军部赞同。后来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个问题也有所体现，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原来日俄共同称霸远东的局面结束了，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世界现代史中新的矛盾。日本也在酝酿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为此，军部认为“必须把中国作为对苏作战的前哨基地，取得军事上自由使用的权利”。《日本军国主义》（三）第113页。于是，从1918年初开始，军部一面利用在中国政府中的军事顾问等诱使北洋政府与日本共同防御;一面让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威胁中国，迫使冯国璋同意亲日的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段上任后于3月25日与日本互换了“共同防敌公文”。双方约定，对于日渐蔓延的“将使远东全局之和平及安宁受侵迫之危险”，“凡两国陆海军对于此次共同防敌战略之范围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7）第251页。 经中日双方磋商后，段祺瑞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中旬与日本签订了陆海军《防敌军事协定》，9月又签订了“补充协定”。这些协定统称“中日军事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将中国境内（主要指东北、内蒙）划入“军事行动区域”之内，日军可在区域内行动，适时要求中国地方官宪予以协助；中国须为日军提供交通、通讯、武器装备等保证，以及相互交换军事情报等。“补充协定”还规定，境外（主要指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军队“应纳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中日军事协定”是中日关系史上仅有的一次军事协定，明显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其目标明显是针对苏联的。因此它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军事协定。同时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取得了可在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活动的权利，从军事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在当时中日政治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只能加剧中国的附庸化。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 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矛盾斗争激化的最高表现。然而战争引起革命，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侵略压迫的斗争蓬勃高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人民首先突破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628页。 现代,世界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世界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不仅原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后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又形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不同表现。在这些矛盾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力量相互斗争，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历史进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表明俄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苏联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很快从战争的创伤中解脱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相继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在短短20年赶上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站了起来，而且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十分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蓬勃兴起的局面，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统治的重大胜利，对帝国主义体系给予了巨大冲击。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极大动摇。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和途径。一些国家通过缓和阶级矛盾，谋求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了缓和的局面，如以美国的“柯立芝繁荣”为突出表现的相对稳定和发展。而另一些封建性和军事性较为浓厚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出现后，与反动传统相结合，带动国家政治朝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法西斯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推行极权主义的独裁和疯狂的侵略战争，因此，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斗争，成了世界现代史各种矛盾的焦点。 在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重新分割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面干涉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面继续压迫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和人民。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加上帝国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一体系也随之宣告破产，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以新的战争形式来加以解决。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述时代因素影响下，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从“大战景气”转变为危机四伏。在国内,1918年发生了“米骚动”，这次运动虽然是群众自发的社会运动，但“具有了破坏资本主义运动的浓厚色彩”《日本现代史》（二）第121页。。1921年春夏爆发了战前最大的工人运动——神户工潮。1922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2年4月成立了日本农业组合，组织农民与地主展开了租佃斗争；被歧视的部落民，为争取自主解放，于1922年3月成立了全国水平社，要求取得平等权利和自由民主。在国外，朝鲜人民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于1919年3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三·一运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原属德国的中国山东权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使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上述日本帝国主义内外全面危机的情况下，日本统治阶级谋求以新的统治方式来挽救危机,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迎合了天皇制统治的需要，使之朝着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历史现象。季米特洛夫曾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强烈的尖锐化和劳动人民大众的日益革命化，统治的资产阶级就日益乞灵于法西斯主义……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的公开恐怖独裁。”《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就是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和国会制度的旧方法来维持他们对广大群众的专政”《季米特洛夫选集》第39～41页。。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欲求以极端的民族扩张主义和恐怖专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民族解放，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性独裁体系，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涵。 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法西斯主义在各国亦有不同的类型。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法西斯主义与近代天皇制相结合，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军部、官僚、政党等政治力量向法西斯化转变，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过程。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运动（包括民间的和军队中的）又“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也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化是在近代天皇制框架内完成的，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形式。因此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军部势力是法西斯化的主导力量，日本法西斯化首先是军部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内进行恐怖政变，把近代天皇制推向“高度国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轨道。因此也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军事的法西斯主义。 20世纪10年代末，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德国、意大利泛起的同时，在东方的日本也盛行起来。如“超国家主义”、“天皇日本主义”、“农本主义”、“国本主义”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应首推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1919年，北一辉写成《国家改造原理大纲》（后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下简称《法案》）。主张对内动用“天皇大权”，凭借军事力量，实现“国家改造”，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对外以“国际无产者”的姿态,执掌世界联邦的牛耳。桥川文三编《超国家主义》第293页。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巨头大川周明，提倡“天皇日本主义”。他认为：日本是以“皇统连绵”的天皇为最高元首的道义国家，天皇至高无上；日本文明是“世界无以伦比的精神”，“是整个亚洲思想及文明的真正体现和有力保护者”。《日本历史》20，第89页,岩波讲座。法西斯“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宣扬“社稷国家论”，鼓吹社稷是人类社会的本源，基于“自然而治”的“君民共治”是日本国体的真髓。主张“信考古典，重归社稷，劝民自治”小林英夫:《昭和法西斯主义者群像》第202页。,恢复到大化革新的社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天皇主义,各派都提倡以天皇为核心，建立绝对权威的专制统治，维护日本国体，振兴日本精神。 随着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的泛滥，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从1919年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成立开始，到1933年已达500余个。江口圭一编《体系·日本现代史》(1)，第149页。这些组织大多各树一帜，随立随散，未能形成像德、意那样的统一强大的法西斯党。这是造成军部掌握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的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由于军部是天皇制统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皇制赋予军部的“统帅权独立”，决定了军部的特殊地位。法西斯主义者非常明确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实体”《现代史资料》4，第37页。,极为注重争取军部势力。著名的军部法西斯分子西田税就是犹存社的重要成员。而行地社包容了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等军部骨干分子，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大本营”的国本社，有东乡平八郎、上原勇作、永田铁山等一大批高、中级军官。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第60页。大川周明等人以大学寮为基地，与军部上层往来密切。故大学寮有“昭和军阀储水池”之称。北一辉则通过西田税将《法案》传入军内，许多下级军官接受其思想后，遂成为法西斯主义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军国主义的传统。军人“对国际形势最为敏感”。《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397页。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形势变化，军部中产生了“高度国防国家”思想。主要内容一是军备现代化，二是经济军事化,三是国民总动员。1917年8月，时任参谋本部中国课兵要地志班长的小矶国昭起草了《帝国国防资源》，其中指出：“为保证帝国生存，于平时就应做好战时经济自给的准备。”《陆军军需动员》(1)，第40～42页。1920年5月，永田铁山写成《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军部“幕僚派”改造国家的理论依据。同年佐藤钢次郎发表了《国防上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国民军队化”、“军队社会化”的国防国家构想，意在建立军部独裁体制。可见，军国主义的专断性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性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军部需要用法西斯主义武装自己，巩固天皇制统治，建立世界霸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军国主义的代名词。这样，法西斯主义与军部势力结合，更加增强了其维护天皇制的“使命感”，认为“但凡古今革命，皆由军队运动而成乃是历史性规律”末松太平:《私の昭和史》，第24页。。“国家改造”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应由军队担负。于是，在军队上下形成了所谓“军内革新派”。 早在1921年，当时在欧洲的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集会于德国的巴登巴登，商讨了“总体战”体制问题。以此为起点，军部法西斯“幕僚派”着手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准备。他们回国后于1923年组织了“二叶会”，后又组成了有东条英机、铃木贞一等人参加的“木曜会”。1929年，“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为“一夕会”。成员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河本大作、石原莞尔等著名法西斯军人，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三项议案:①刷新陆军人事；②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点；③拥立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三将军，建设正规陆军。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90页。他们明确地把“国家改造”和对外侵略紧密联系起来。与军部幕僚派相对应，以部队下级军官为主体，形成了“青年军官派”法西斯。1927年以西田税为头目组成了“天剑党”，包括陆海军军人40余名。该组织声称是“以《法案》为经典的实行之剑”《田中五郎》《北一辉》第282页。,形成了以北一辉、西田税为首的“青年军官”法西斯运动轴心。还有成立于1928年的“王师会”，以藤井齐为首，包括古贺清志、中村义雄等40余名海军军人。他们与民间法西斯井上日召、大川周明等人联系密切。 1930年9月在“干犯统帅权”论争和“满蒙危机”的形势下，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团体“樱会”组成。重要成员有坂田义郎、口季一郎、根本博、田中弥、长勇、田中清等人。他们大多是重要军事部门的军官。“樱会”在其《趣旨书》中指出：“本会以国家改造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即便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现代史资料》(4)，第58页。他们还认为现在的外交家已经堕落为“国际妓女”，有损于无与伦比的国体。中野雅夫编《桥本大佐手记》第15页。因此，必须实行“国家改造”，振兴天皇国体，“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既吸收了“幕僚派”成员，也接纳了“青年军官派”人物，还同海军法西斯团体“王师会”、“星洋会”等有着密切联系，与民间法西斯保持着经常往来，从而决定了它在激进法西斯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至此，从中央军事首脑部门到地方部队的日本军队中，法西斯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军部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此后，军部法西斯便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和凶残的军事政变，推动国家法西斯化。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关东军的独立与张作霖的崛起 一关东军的独立如前所述，1918年夏爆发的“米骚动”，是“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表现。这次运动导致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垮台，继之上台的是被称为“平民宰相”的原敬，组成了日本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面对动荡不安的局面，决定“用有秩序的变迁来制止国内的变动”。《原敬日记》，1919年4月2日。提出了“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振兴实业和充实国防”的四大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朝鲜“三·一”运动的冲击，迫使日本首先进行了殖民地制度改革。于1919年4月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头政治”变成了“四头政治”。表面上看，文武分立，各行其是。其实，为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侵略开辟了一条捷径。按照《关东军司令部条例》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陆军大、中将担任，直属于天皇，受参谋总长（军令）和陆军大臣（军政）的指挥。其职责是“统帅驻关东州及南满陆军部队，防卫关东州和保护南满铁路及沿线”。这种规定便于关东军秉承军部旨意，动辄以“防卫”和“保护”的名义，独断专行（日语叫“独走”）地行使武力。事实上关东军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二张作霖的崛起与日本 从1919年关东军独立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主要表现在与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关系上。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今辽宁）海城，青少年时流浪江湖，作过货郎、兽医、小买卖等，与赌徒流氓厮混。甲午战争时，曾一时充军，后加入“绿林”，在辽西割据一方。1902年受抚于清政府，任游击马队营管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作霖率部由洮南进入省城奉天，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逐步控制了奉天军政。从此,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1912年1月，张作霖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表示“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洲有特殊关系”，“如果（日本）对我有何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15。同年12月，又拜访了路经奉天的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亦表示“愿按日本指示行动”。对于张作霖的表态，日本侵略者很满意，一种意见认为“在对满政策上，充分研究利用张作霖是必要的”。此后，扶植张作霖就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一项重要政策。张作霖也进一步与日本勾结，壮大自身实力。 1915年10月，张作霖借赴汉城参加日本召开的所谓“始政纪念博览会”之机，拜会了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极力“表白自己的意见，与寺内肝胆相照”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第86页。张作霖在这次活动中赢得了寺内的好感，增加了日本统治阶级对他的重视。不过这时日本还没有把张作霖作为唯一的支持对象，还有一些人主张利用宗社党搞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为此还实施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未能得逞。 1916年6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张日勾结更为密切起来。张作霖对其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十分理解”，愿意“与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日本外务省档案》MT117。日本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曾任满铁首任总裁），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氏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日本能“利用张氏”，则日本在“满洲”就可以“为所欲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第55页。这段话对张日关系说得非常明白了。 此后，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逼走握有部分奉天军权的冯德麟，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于黑龙江省内乱之中夺取了黑省军政大权。1918年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遂成为东北王。在此期间，日本还几次从朝鲜银行给张作霖贷款，在财政上援助张作霖。 张作霖雄踞东北之后，又企图问鼎中原，争霸全中国。为此他在日本的支持下，数次进军关内，穷兵黩武，进行军阀战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通过支持奉系军阀的武力扩张，达到攫取“满蒙”权益，控制中国的目的。 1920年7月，北洋政府直、皖两系军阀发生冲突，张作霖乘机派兵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但很快直奉矛盾又突出起来。于是奉张企图依靠日本争霸中原。1920年9月，张作霖访问关东军司令官，提出“要想出中原，成大事，如不得到日本更大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恳请日本给予大力援助。为此，张派于冲汉为特使赴日，往访原敬首相等日本首脑。日本政府遂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必须使张放心，并给予相当的待遇”。原敬首相在其日记中写道：“其实，张虽欲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其势力，而我欲于东三省发展，亦必须对张优待，此乃双方利益不期谐和之事也”。《原敬日记》第9卷第138页。这是对张日相互利用关系的极好注释。1921年5月，日本政府在《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决定中，重申“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524页。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在长辛店，马厂等地激战7天，结果奉军大败，退回关外。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然而，张作霖虽然兵败，但实力犹存，特别是有日本的撑腰，张作霖竟宣布东北“自治”，仍然割据东北。并整军备战，企图东山再起。对此，日本对奉张给予了极大支持，除供给大批军火外，日本还帮助张作霖扩建奉天兵工厂，增派军事顾问，协助训练军队。日本政府在1924年5月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强调，“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62页。 在日本的支持下，奉军经过两年整备，决心与直系决一雌雄。1924年9月，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日本施尽伎俩支持奉张，不仅在军事方面派出军事顾问团指挥奉军作战，供应武器弹药，出动军舰到秦皇岛，伺机干涉，而且通过军事间谍策划倒直联盟。在日本军部的撺掇下，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军迅即瓦解。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 不久，张作霖进入北京，拥段祺瑞为“执政”，控制了北洋政府，其势力扩展到了华北，进而伸展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但是，奉张连年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并且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反对革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一些军阀也乘势发起反奉战争。这种局势导致奉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酿成了郭松龄反奉事件。 郭松龄，字茂辰，辽宁沈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加入奉军，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功勋卓著，成为奉军中举足轻重的将领之一。1925年11月，郭对张作霖镇压革命，穷兵黩武极为不满，与冯玉祥订“合作密约”七条，举兵反奉。郭军很快攻占了锦州，兵刃直指奉天。当时奉军大部都在关内，张作霖在奉天只有少数卫队，奉张政权岌岌可危，于是张作霖便向日本求救。日本“在满”各机关认为，郭军举事使“满洲受到赤祸威胁”，并有破坏日本“满蒙”权益之虞，主张“援助陷于困境之张作霖，使之东山再起”。参见满铁档案：“总体部3083卷”。12月上旬，日本政府做出决定，令关东军“速施警告，做适当配置”，实行武力干涉。于是，关东军一面发出警告，禁止两军在南满铁路沿线附近作战，以阻止郭军进攻;一面派出浦澄江大佐等人，向郭军提出所谓“援助”条件，企图诱使郭松龄承认奉张与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遭到郭的拒绝，关东军遂调动部队向奉天集中。不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增兵“满洲”的决定，从日本和朝鲜增派部队进入东北。当郭军进抵奉天附近时，省城已由日军把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和支持下，张作霖得到喘息，调来援军，在巨流河会战中，郭军兵败，郭松龄夫妇被俘，惨遭杀害。 上述事实表明，张作霖的崛起及其发展，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作为回报，日本则利用张氏权力攫取了许多权益。在铁路方面，1922年张作霖批准日商在吉林省合办天图（天宝山至图们江）铁路。1925年张作霖实际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与满铁签订了《吉敦铁路承造合同》。这两条铁路是日本长期策划的“满鲜联络第二通道”重要线路吉会（吉林至会宁）路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924年奉日签署了《洮昂铁路承造合同》，使日本势力伸向了黑龙江省。在矿业方面，1916年在张作霖的许可下，以满铁资金成立了中日合办“振兴铁矿公司”，使日本控制了著名的鞍山铁矿。由日本大仓财阀控股的本溪铁矿，得到了张作霖允许减税的好处。在“土地商租权”方面，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获得了该项权益，但在袁世凯死后中国未予承认。而张作霖却在1917年以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名义发布“训令”（《奉天省长公署训令》第306号），承认该项权益。此外，张作霖还聘用日本军人为军事顾问，至皇姑屯事件止，张作霖聘用的日本顾问达10多人参见陶尚铭《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日本顾问是日、张勾结的重要纽带。 张作霖在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同时，还镇压反日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当然也包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斗争高潮，张作霖对革命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派出军警监视学生，限制其行动自由。对此日本深表感激。常城:《张作霖》第78页。1920年在延边地区发生了“珲春事件”，中朝人民起而反抗日本侵略者，日本驻朝鲜军队出动,进入珲春地区进行镇压。张作霖不但不制止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还派兵协助日本进行镇压。这些充分暴露了张作霖卖国求荣，为日本效劳的丑恶嘴脸。 当然，张作霖作为一个大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是由其本性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但这种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转变。还不能说张作霖是完全死心塌地依赖于日本，当他势力较弱或出现危机时，他会极力讨好日本，而当他羽毛丰满，势力强大起来,就不那么听话了。概括地说，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张作霖需要依靠日本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一方面日本企图利用张作霖扩大“满蒙”权益，控制中国。两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在一些问题上可以达成妥协，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矛盾。总的来说，在20年代中期以前，张作霖对日本投靠的一面较多，从1924年张作霖第二次入关以后，随着其势力的增强，不能不考虑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不愿听任日本的摆布，张日之间的裂痕扩大起来。而日本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法西斯化的侵略倾向日益严重，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更加疯狂起来，彻底解决所谓“满蒙”问题，也触及到了张作霖的根本利益。因此张日矛盾也不断激化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早期侵略东方会议与皇姑屯事件 一东方会议1927年日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使国内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中国北伐革命蓬勃高涨，席卷长江两岸，北洋军阀统治摇摇欲坠。在这种国内外极度动荡局势下，日本成立了以军阀头子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外务次官由与军部和右翼团体关系密切的森恪担任（实际代理外相），田中内阁刚上台，就改变若内阁所奉行的协调外交，实行对华武力干涉的强硬主张，于5月第一次出兵山东。接着，为加快推行大陆政策，于6月末至7月初召开了“东方会议”，专门研究对华积极政策。会议由田中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方面的森恪、出渊胜次、亚洲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及驻奉天、汉口、上海总领事；军部方面，陆海军次官、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次长、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此外还有殖民地重要官员和内阁的重要成员。 会议分析了中国的局势，重点研究了所谓“满蒙政策”。制定了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共计8条，其要点：第一，当日本在华之利益“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这表明日本决心不惜使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第二，“满蒙”权益是日本的特殊利益，“万一动乱波及满蒙……不论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第三，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将对“东三省实力派”予以支持,这表明日本决心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亲日政权参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会议还研究了实施“满蒙”政策的策略问题，出现了两种策略主张。稳健派主张采取“内科方式”，即以强硬外交为手段，以经济渗透方式，逐步扩大其利益,他们较为担心以武力干涉方式容易引起与欧美列强的直接冲突。强硬派主张实行“外科方式”，即在强硬外交的基础上，不惜动用武力侵华，准备必要时与英美进行战争。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曾探问田中，推行“满蒙政策”如引发世界战争怎么办？田中表示：“有决心和准备”《蒋介石秘录》中文本，第7册，第66页。。 会议还就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如何对待张作霖政权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逼张从日”（因张作霖已经不太听话了，故需让其顺从）或放弃张作霖，另外拥立“东三省实力派”的意见。总的看，“放弃论”已成为主导策略，但如何“放弃”意见有所不同。田中等人认为，应在张作霖衰败之前，做最后的勒索，然后再抛弃之。为此，田中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和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进行了密谋策划，决定从所谓“满蒙”问题中最突出的铁路问题着手，逼张就范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前后》。而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则主张干脆换掉（其中一些人主张除掉）张作霖，另立顺从于日本的“适任者”。 实际上，以上政策和策略在东方会议召开之前已经进行了充分酝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曾提出一份《关于中国时局对策的考察》的报告《年表及文书》(下)，第98～100页。,其中重点谈了对待张作霖问题，认为以前那种“总是以张作霖为唯一（支持）目标的作法是极其短见的”，应“及早将张作霖之沉浮与帝国在满蒙特殊权益之维护区别考虑”，因此，“对他不仅不应给予援助，必要时还应对他施加压力”。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已经认识到，在北伐革命的形势下，已经不可能继续扶持张作霖，需要改弦更张了。关东军则更为积极，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主张“满蒙乃我帝国多年奋斗之基业……我既得权益绝不允许侵害”；为确保“满蒙”权益，如果张作霖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就要另外拥立“适任者”，并由日本顾问掌握外交、财政、军事等行政主权；这个政权应从中国独立出来，实行“自治”。对此，如果中国方面敢于抗拒和排斥，关东军将不惜行使武力。参谋本部:《昭和三年中国事变出兵史·附录》第46～47页。关东军的这一论调被东方会议所采纳，成为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 “东方会议”后，日本内阁和军部将会议所决定的内容，汇编成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上奏给天皇，作为日本的最高层决策。这就是在史学界众说纷纭的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虽然对这一文件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但文件所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构想，与历史发展的史实十分吻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二皇姑屯事件 1阴谋的策划与实施 根据“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华积极政策”，日本加快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首要目标的侵略步伐。东方会议后，田中将原来的“保张”策略改为“逼张亲日”。为此田中颇费苦心地“赠张作霖人偶一具”，暗示你为我掌中之孩童，必须从命《时事新报》，1928年6月14日。。随即田中加紧逼张活动。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驻华使领馆，采取外交手段；二是通过与张关系密切的日本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有关东北铁路的交涉。据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供认，田中和町野及“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经过密谋策划参见町野武马《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后》，《中央公论》，1949年9月号。,逼张草签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山本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森义彪：《炸死张作霖与町野武马》，《日本周报》，1957年3月25日。。没想到皇姑屯一声巨响，把他们的美梦炸飞了。 日本军部与田中的想法有所不同，认为只有以武力才能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东方会议期间，武藤司令官强烈主张“满洲问题依靠外交根本得不到解决，除依靠武力之外别无他途”森克己：《河本大作大佐谈话》1942年12月，《满洲事变内幕史》(下)，图书刊行会，1976，第264页。。会后武藤就把这种主张作为“内训”在关东军内传达了。当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后，日本军部认为使用武力的机会来到了。但寻找什么样的契机行使武力，军部中央颇费思虑。这时河本大作认为：“当目前南方派北伐方酣之际，采取于满蒙方面内部使之发生动摇之手段，使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乃为解决满蒙问题之契机，较之仅依靠摇摇欲坠之蒋介石、冯玉祥等外力，期待形势发展，更为可靠。”河本的意图是，应趁南北双方酣战之际，造成奉系内部瓦解和崩溃态势，乘机在东北建立“亲日政权”，从而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不要等到张一败涂地时再做手脚，那样将会“丧失千载良机”参见《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1928年4月27日。。 河本的想法代表了整个军部的意向，但又与军部中央略有出人。军部一种意见认为，当奉军败退关外时，以维护治安之名义，将其全部解除武装，然后“再以赤手空拳的张作霖为对手”。据此，日本政府于5月18日分别向南京政府和北京政府提出了“觉书”（备忘录）。声称：“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并祸及满蒙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军部中央随即命令关东军主力向奉天集中，准备向锦州、山海关方面出兵。然而，出兵的“奉敕命令”终未下达，反而接到了“中止既定方针”的命令。 关东军企图“名正言顺”地动用武力的计划破产了，便穷凶极恶地开始实施暗杀计划。1928年5月下旬，关东军决定“卸磨杀驴”,干掉张作霖。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指派参谋竹下义晴去北平，与驻华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实为日本军部特派监视张的大特务，后来“九·一八”事变前夜以第二［情报］部长身份秘密来到沈阳）和驻天津日军指挥官联系，准备在华北除掉张作霖。河本得知这一情况，认为“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这种事的人，实在不无疑问”，便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干吧！”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河本认为：“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指奉系军阀）就会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如果不以清算二十年来总账之决心来对待，满蒙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道路”。所谓“二十年总账”概指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的“中日悬案”。所谓“满蒙问题”是指与我国东北地区（民国初年主要包括辽、吉、黑、热四省）有关的诸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此外还有东北铁路、商租权、移民问题等等。也就是说解决所谓沉积“二十年总账”的“满蒙问题”是谋杀张作霖的根本目的。 于是，河本立既着手制订暗杀计划。暗杀地点最初选在新民以东的辽河铁桥，经侦察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后经多方研究，最后选定沈阳城西北的“三洞桥”。暗杀手段有两种，一是袭击列车。在铁轨上安置脱轨器，造成列车脱轨，组织“拨力队”袭击列车。二是用炸药炸车。为了“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河本选择以第二个方案为主，第一个方案为辅。接着，河本把负责“三洞桥”地区守备任务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找来，布置实施方案，命菅野工兵中佐负责准备电气工具和炸药，派神田大尉和桐野中尉协助实施《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至5月底，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张作霖闯入“必死之阵”。 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返奉时间，河本除派竹下去北京侦探外，还在京奉线沿途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派出石野芳男、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等密探，使用军用电话与关东军参谋部联络。为了混淆视听、嫁祸于人，河本还自作聪明地导演了一出“南方便衣队”的戏。他通过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骗来三个中国游民，其中一人觉得不妙，中途侥幸逃跑。其余二人被带到“三洞桥”，刺杀现场附近。据事后调查，二人各持有俄国制炸弹一个，衣袋中查出密信三封，内容暗示他们要在东北举事。河本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反倒弄巧成拙，败露了马脚。 6月初，张作霖不甘心情愿地发表了“出关通电”，于3日离京返奉，当他以为已安全到达家门口时，不曾想却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6月4日凌晨，河本得到张作霖即将到达奉天的准确消息，亲自坐镇设在东拓大楼内的临时关东军司令部，密切注视着“三洞桥”方面的动静。5时23分终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河本心喜若狂，后来回忆说：“随着轰燃的爆炸声，黑烟腾空飞起200米，我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了，这可怕的黑烟和爆裂声，令人毛骨悚然。”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 据当事人张作霖的随从温守善回忆：“火车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坐的那节专车，只有张作霖、吴俊升（黑龙江省督办）和我。由于当时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都望着车窗外的晨光和庄稼，边看边谈。当这节专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烟尘滚滚，沙石纷飞，把车箱炸碎。……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辽宁文史资料》第22辑，第161～162页。关于被炸情形，据事后调查报告，张作霖所乘列车共计20辆，由机关车算起第9～12辆共4辆被炸毁。“第10辆大包车系大元帅、吴督办、仪我（也写作仪峨）顾问等所乘，车身几乎全部毁坏，仅剩前方门及门框并框侧木板，而后方脱落一轴，二轮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北首铁桥完全坠落，其栏杆正压在饭车右侧，其副桥则坠落于其南首。副桥之南端炸有大形洞二处，口径均逾尺”。报告判断：“足证药性之猛，用药之多，决非手腕之力所可抛掷，必系预先装置”。档案：《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署4683/842》。 2皇姑屯事件评析 这样一个凶狠而阴险的阴谋，有人说是河本大作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仅仅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河本大作在1953年的供述中，一方面承认了策划皇姑屯事件的阴谋罪行，另一方面以“我察知司令官的企图……我认为……我选定……”等一连串的“我”来供述，最后说:“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河本大作笔供》,1953年4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装出一副“唯我独行”的样子。现在的日本人也有这样的认识，皇姑屯事件是河本大作的个人独断行为。或者认为,皇姑屯事件是以河本为主谋的关东军的独断行为。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也是不够准确的。 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于6月12日发表声明，诬称爆炸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所为，但侥幸逃跑的那个人已被东北当局控制，说出了事实真相。东北当局又根据现场调查及事前的种种可疑现象，已判明爆炸是关东军干的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岩波书店，1950，第22页。。只是为了稳定局势，才未予公开。 另一方面各种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所谓“满洲某重大事件”的轩然大波，甚至触及了最高统治者昭和天皇，并导致了田中内阁的垮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路人皆知”的重大事件，最后对肇事者未作严厉处置，仅以“警备疏忽”为由，给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河本等人行政处分而了结。对外未予公开，使之成了一段历史之谜。直到战后才真相大白。十分明显他们是在袒护凶犯，掩盖罪行。 对于这个问题，从当时昭和天皇异乎寻常的表现，就可以看得更为明白。据近年来一些新史料披露，关于皇姑屯事件，田中曾两次上奏天皇。第一次是1928年12月，上奏说：“关于张作霖被炸事件，窃以为似乎我帝国陆军军人中，于某种程度上有其事件元凶之嫌疑，目前正责令陆军大臣调查”。田中腹案打算将河本交军法会议，从严处理。可是，1929年6月第二次上奏时，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奏曰：“鉴于事件发生于关东军守备区域，乃进行慎重调查，然可确认其真相之证迹一无所获，于我军部军人中亦未确认出与之有关者。……鉴于无重大影响波及他者，故依行政处分，匡正军纪。”《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臼井胜美著，刘立善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第31～34页。天皇听了顿时震怒道：“此话与上次所言迥异……这不是有违前言吗？你提出辞呈吧！”《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田中终于灰溜溜地下台了。由于天皇发言而导致内阁垮台，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天皇为何如此愤怒呢？有人说是“触抚了天皇的逆麟”，天皇自己则解释说是“由于年轻气盛”。究竟是“一时冲动”呢？还是真的触抚了什么“逆麟”？天皇虽然表面上训斥了田中，但却于翌日立即批准了回避公开事实真相不做严厉处分的方针。可见用心良苦。因为他知道，如果公开真相，“召开军法会议进行审判，河本将把日本的计划全部暴露出来”《昭和天皇独白录》，《文艺春秋》，1990年12月号。,怒斥田中不过是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或许美国人的看法更为直观，称昭和天皇是“一个可怕的战争魁首”，“一个搞阴谋的领袖”。皇姑屯事件正是天皇指使其亲信的“陆军党羽”干的〔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84。 天皇究竟“知情”多深？姑且不论。而他亲统的“陆军党羽”是完全知晓的。据最新资料表明，事件一个月之前的4月27日，河本曾写信给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的荒木贞夫（后成为日本军中法西斯“皇道派”首领）和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一封信［《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下石根的信》（1928年4月4日）］。信中提到“如蒙二位阁下关照，暗示中央有必要于满洲方面进行某种策动之意，余者皆由我方（指关东军）适当解决可也”。信中所言“某种策动”，就是要在东北制造混乱，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杀死张作霖。此前的4月4日，河本在写给挚友矶谷廉介（台儿庄战役时的侵华主将）的信中表白了他的决心：“死他一、两个张作霖算什么！这次一定要干！”“去年，前年都很想干，但未能如愿，今年一定要达到目的”《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1928年4月4日。。看来河本要除掉张作霖的决心由来已久。岛田俊彦认为，河本早在1927年12月已有杀张企图（参见《关东军》)，如从河本致矶谷信看，大概从1926年3月，河本上任关东军参谋时已有此想法。他给军部中央的信意在取得上面的支持，同时也证明了军部中央与皇姑屯事件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当然，要暗杀张作霖绝不单单是军部势力的想法。其他侵略分子也早有此意，并与军部密切配合。前述的所谓“便衣队”的由来，据研究，在大石桥卖煤炭和滑石的伊藤谦三郎曾往访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和河本，向他们提出了“除掉张作霖，拥立吴俊升”的计划。河本对此十分赞同，后来当他策划皇姑屯事件时，便通过伊藤等人找来了“便衣队”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65，第64页。。另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当河本加紧策划阴谋时，“北陵地方的地主原某（抢占中国农民土地非法经营者）和伊达顺之助（大陆浪人）等人，早已酝酿这一计划，并已做好充分准备”《城野宏笔供》,195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 以上说明，皇姑屯事件绝非一时的、个别的行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关东军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河本则是急先锋中的马前卒。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上)，原书房，1981，第547页。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这完全是一条帝国主义的侵略逻辑：“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 综上所述，我们对皇姑屯事件应有以下一些历史认识。 第一，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侵略事实不容否定，侵略罪行罄竹难书。当今在日本仍有一小撮极右势力，歪曲历史事实，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诸如“南京大屠杀虚构说”、“七·七事变”是“中国的阴谋”等等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1997。,对此我们必须给予严厉驳斥。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来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他们一方面采取经济渗透、外交逼迫的软方式，另一方面施以阴谋暗杀、武力干涉的硬方式，两者互为呼应，不可分开。 第三，当时日本正处在法西斯化的胎动期，尤其是在军事部门和军队中出现的所谓“昭和新军阀”是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第四，帝国主义者的信条是：能为我所用者，刮尽其肉；不能为我所用者，卸磨杀驴。皇姑屯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例证。 第五，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一次重要尝试。从事件本身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一方面充分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疯狂；另一方面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抗日情绪，张学良毅然“易帜”就是最有力的回击。在这个意义上说，皇姑屯事件的阴谋是失败的。但它却又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教训。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动员，阴谋策划得更加周密，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达到了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正如侵略者坦白的那样，如果那时（皇姑屯事件）策划周密，获得成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或许在那时就已经爆发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理性》1956年12月号。。这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第三部分：走向世界战争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 第一节东 北 易 帜——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抗争 一皇姑屯事件后的东北局势 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使东北政局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东北的动乱，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日本法西斯在省城奉天制造了多起爆炸案参见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238～251页。。关东军主力陈兵奉天，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第276页。,给东北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进占京津地区，大兵压境，仍有向东北进攻的趋势。加上滦东地区的直鲁联军欲图不轨，战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东北当局审时度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经过短短两周时间，张学良运筹帷幄，于6月17日秘密返奉前后，将各方面事件相宜处置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耗，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张学良成为东北政局新的掌舵人，使东北的政治从休克状态中得以复苏，使日本法西斯制造皇姑屯事件挑起事端的阴谋归于失败。按照河本的逻辑和设想：第一，奉系军阀“只是由头目、喽关系所结合的私党”，“只要把这个头目（张作霖）干掉，他们便会四分五裂”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日〕《文艺春秋》1954年12月号。;第二，正所谓“树倒猢狲散”，造成“奉天军阀陷于内外形势压力下只有崩溃之境地”《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藏。,从而引起“满洲”大乱；第三，奉张没落，“满洲”大乱之时，“将成为于东三省建立新政权之契机”《河本大作致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的信函》，《荒木贞夫关系文书》，东京大学法学部藏。,即乘机树立“日本之意中人物”的傀儡政权，使其完全听命于日本；第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日本法西斯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当局的冷静处理，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法西斯势力羽翼尚未丰满，各方面的准备和协作尚不充分。但是，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企图肢解东北的行动并没有停止。 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面临着一大难题，两种抉择，三种关系。即面临着东北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是选择有条件的南北妥协与南京政府合作，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还是选择屈服于日本，走“保境安民”的傀儡式割据之路？这就关系到如何处理原奉系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关系。这是东北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问题。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历史将张学良推到了紧要关头。 当时，张学良面临的形势是，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北伐军攻占京、津后，北洋政府已经垮台，北伐革命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力图乘胜前进，使东北地方政权“归顺”，谋求全国统一。至于如何统一，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武力统一，即以战争形式决出雌雄，实现统一。但这种方式有两大问题，其一，奉军实力并无大损，且占据东北地利之优；其二，日本向以东北为“特殊权益”之地，此前已有山东出兵干涉，对于东北日本绝不会袖手旁观，毋宁说日本正期待着战乱，以便借题发挥。因此，这种方式断不可取。第二是和平统一。即利用皇姑屯事件，因势利导张学良，通过和谈，使其服膺南京政府，这是既可避免生灵涂炭，又能达到国家民族统一的最佳选择。而且在奉军退出关外之前，张学良也表示过息兵谋和的意愿，因此，南京方面决定采取和平统一方式，积极争取张学良。 在奉系内部历来就有元老派（旧派），青壮派（新派），以及陆大派和士官派之分，政见不一。元老派主张息兵议和，保境安民。这种主张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就实行过，不过那是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才得以实行的。此时元老派中对日本好感者为数不多,他们主张独立自主的保境安民，即确保在占有东北地盘基础上的独立政治、经济权益。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两派之间在息兵议和的观点上是相同的，但目的性有所不同。早在济南事件后，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息兵议和”佳电辽宁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同泽出版社，1998，第1～57页。,目的是想借日本干涉的军事威力保住北京政权。而张学良在其后发出的若干通电中，表示“息争救国、南北一家”，其目的是要达成国家民族的统一，共同抵御外侮。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 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硬干涉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期待的东北混乱的局面没有出现，使其动用武力的阴谋落空，但对谁人主政东北十分关注。早在日本法西斯策划皇姑屯事件时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议论，或有提出“以吴俊升取代张作霖”计划者岛田俊彦：《关东军》，中央公论社，1980,第64页。,或有“视张学良为亲日派化身”者《河本大作致矶谷廉介的信函》，《民国档案》1998,第3期。,还有的将张景惠、杨宇霆等人都被列入日本“意中人”名单，他们期待一旦东北有变，就推出这些“意中人”，建立亲日政权。事件发生后，在张作霖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对将来谁人主政东北的可能性做了推测。田中曾推断：“万一张作霖不能复起，东三省之将来恐怕多事多难，张学良年轻不负众望，又因吴俊升已死，无股肱相助，权且只能与杨宇霆协调善处。”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他认为，东北未来之政权将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由实权派杨宇霆辅佐之。当张学良执政形势明朗后，这种认识基本成为日本对奉策略的主流。当然这其中也有“排杨拥张派”和“排张拥杨派”，但将张、杨作为日本“意中人”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围绕张、杨，日本对东北当局展开了“争取”工作。 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张学良对这种“进言”未予理会，于7月1日发表“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第102页。,并密派代表团赴平与南京政府谈判易帜事宜，不日旋即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易帜气氛十分浓烈。这种形势使田中政府极为恐慌。7月5日田中电训林总领事：“东三省此际对南方派采取迎合态度，于种种关系上乃失策之举，应告诫其采取维持现状，保境安民，观望时局之策，此乃东三省自身之需要，也是我方之立场。”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田中的意图是，对张先施以安抚、怀柔之策，使其感到依靠日本之益处，放弃与南方之接触，推行老派主张的保境安民路线，为日本控制东北政权做准备。张学良接到林转达的田中的“劝告”，对日本之伎俩十分清楚。但鉴于南北妥协正在谈判之中，还不到与日本针锋相对的时候。因此，张学良表示“与田中首相有相同的见解”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至7月中旬，国奉妥协谈判达成协议：东北当局答应改旗易帜，服从中央。南京方面承诺暂缓东北党部之工作，东北地方政权之人选概由张学良提名，呈送国府任命。于是，张学良决定命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热河易帜，以此作为对国民党方面表示的具体行动，并试探日本对易帜的进一步反应。如形势允许，则于7月下旬再实行东三省易帜。 7月16日，林久治郎往访张学良，张学良沉稳地告诉林：关于东北新政府的方针政策，“南京政府不断劝告实行统一合作，（东北）政府内部也大体倾向于此”。并征求林之“高见”。林十分露骨地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进而强调“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原书房，1978，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第95～98页。这次会谈张学良向日本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林的回答也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林显然是虚张声势，对张学良易帜加以阻止，但觉得力度不够。回去后一面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商讨“以武力加以阻止”，一面电请日本国内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7月18日，林收到日本政府训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原书房，1981,第958～962页。,其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提出软硬兼施的两种方法。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二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翌日，林访张学良，转达了田中的上述意见，并递交了政府的照会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 第220～221页。。张学良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仍不卑不亢地表示对日本的意见可以继续加以考虑。 紧接着，7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又出马“劝告”林久治郎：《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第95～98页。。村冈先是假惺惺地对张作霖逝世表示哀悼，然后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表示对张学良“今后将给予充分的帮助”，接着又煞有介事地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企图伺机取而代之。”暗示在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对立中，关东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排斥杨宇霆，以此拉拢张学良投靠日本。最后，村冈凶相毕露地“劝告”张学良：“停止南北妥协”。对于村冈的拙劣表现，张学良看得十分清楚，但表面上却做出一副“感激得声泪俱下”的样子，似乎对村冈的“劝告”大为感动。后来据王家桢披露，张学良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涌流”。的确，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而张学良为民族大业，却必须坚忍克制，这表现出张学良对侵略者斗争的高超艺术。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张学良考虑到滦东军事尚未收束，奉系内部仍有动摇、不稳的倾向，此时易帜难保关东军不会寻衅闹事，引起冲突，难以控制局面。因此，决定采取拖延观变的策略。7月22日东北当局做出决议，同南京谈判转为秘密进行，公开易帜暂缓。张学良就此通知日本方面，表示南北妥协可以停止，但东三省政治仍依民意而决。既不封门，又留有回旋余地。同时电告蒋介石，虽因日本干涉暂缓议和，但统一意志并无改变。 由于日本的干涉，易帜被迫第一次延期，但日本对张学良的暧昧态度仍很担心，并对南北妥协暗中进行有所掌握。于是，日本决定利用张作霖葬礼之机，对张学良施加更大压力。这次田中请出侵华老手林权助，行前二人商议制定了新对策：①将东北与内地之联系完全切断；②绝对阻止南方势力进入东北，为此日本不惜做出牺牲；③若张学良推行保境安民的路线，日本将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全力协助之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第220～221页。。在参加张作霖葬礼期间，林权助等人先后4次与张学良会谈，对张进行极为霸道的“劝告”。尤以8月9日的晤谈最为猖狂。此前田中再次电训林久治郎，提出对张学良的最后通牒：“如果张学良不停止南北妥协，日本将改变以往对张的善意态度，必要时采取自卫措施。”马场伸也：《满洲事变への道——币原外交と田中外交》，中央公论社，1972,第220～221页。因此，在会谈中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林久治郎甚至狂叫：“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王家桢：《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文史资料选辑》〈6〉。但张学良始终没有一个正经的答复。在会谈后的筵席上，张学良还十分巧妙地给林权助等人以有力回击。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得都周到。”林听了很高兴。但张学良话锋一转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有替我想到。”林惊讶地说：“哪件事情没替你想到？”张说：“我是个中国人呀！”弄得林无可奈何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 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 这次会谈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中国内政的绝妙表演，同时也是张学良以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聪明睿智与侵略者进行的顽强斗争，但是敌人已经把军刀摆在了桌面上，东北当局也不能不有所考虑。经保安会议讨论，为避免与日本最后决裂，酿成重大事件，决定易帜暂停三个月。林权助接到这个消息，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总算保全一个面子，悻悻地回日本去了。经过这次斗争，虽然易帜被迫再次延期，但实际上等于日本默认三个月后东北可以易帜。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谋略” 如果说日本的威胁,恫吓，粗暴干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硬方式的话，拉拢引诱，阴谋煽动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软方式。在东北易帜过程中，日本也采取了这种软方式的对策。 挑拨离间是日本帝国主义惯用的阴谋伎俩之一。在奉系军阀中历来有陆大派与士官派之争，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学良和杨宇霆。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张、杨之间矛盾愈加激烈。于是，日本企图利用这一矛盾造成奉系内部混乱，为日本控制东北创造机会。据卢广绩先生回忆，林权助在完成“吊丧使命”，回到日本后，曾对记者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德川家康原是丰臣秀吉的重臣，秀吉死时将其子秀赖托孤于德川等重臣。后来德川杀秀赖取而代之。林之所言，暗示杨宇霆为德川家康，将张学良视为秀赖卢广绩：《张学良将军一夕话》，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果然，张学良对林的讲话“确很注意”，并感觉到杨“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成为后来杨常事件的诱因之一。从当时的情形看，林权助的讲话确实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希望张杨为争权而火并，造成东北动乱，以便日本有可乘之机。 另一扰乱事件是，当时日本人在奉天办的《满洲报》，居心叵测地搞了一次东北民意测验，在报上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投票评选。据高纪毅回忆，杨宇霆每日大量购报，在选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寄回报馆，以显示他是民意所归之人。张学良知道后自然十分不满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史资料选辑》〈52〉。。这件事的作用就是要造成东北军政要人之间的互相猜疑，破坏东北的稳定局势，可谓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在日本龌龊卑劣的表演中，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愤然地说：“态度最坏的就是土肥原。”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此人表面上总是一副温和的面孔，大谈什么“中日亲善”，但骨子里却十分阴险狡诈。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时，土肥原曾施阴谋诡计，诱骗、挟持溥仪充当傀儡皇帝。其实早在东北易帜过程中，他就施展过这种阴谋，曾假施善意地写了一份叫“王道论”的长篇文章，其主旨是让张学良当“满洲皇帝”。张学良非常气愤地质问道：“你这不是要用这一套叫我叛国吗？”后来张学良干脆对土肥原一概不见，可见对其憎恨之深。 与此同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实干家”的大川周明也造访过张学良。此人以鼓吹“皇道精神”而闻名。这时他粉墨登场，为军部法西斯助威，对张学良侃侃而谈什么“王道政治”。他说：“中国与真正日本之根本原理，毕竟不外乎王道，故吾等须为共同之理想而战。” 日本NHK采访组：《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角川书店，1991，刘立善译《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28～47页。其意在规劝张学良与日本合作，同行“王道”。实际是要把张学良拉入日本法西斯主义轨道之上。 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施尽千般诡计，万般阴谋，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民心，顺应历史潮流，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实行东北易帜，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从当时时代发展的历史情形看，东北易帜是一次民族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张学良初掌政权，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正义精神和非凡的外交斗争艺术。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首先，坚持民族要独立、国家要统一的根本原则。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在涉及民族生存、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上据理力争绝不让步。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凛然正气和永不屈服的高尚精神。其次，审时度势，维护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权利，并利用人民的力量，使自己站在斗争的有利地位。如对路权保护运动的支持即是明证。再次，不急不躁，忍辱克制。在敌人凶狠时不鲁莽对抗、巧妙周旋，既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又使其无可奈何。张学良不愧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东北易帜”也可以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和阴谋伎俩。在日本的应对中，既有军部的武力威胁论，也有内阁的强硬外交论。既有公开的压服“劝告”，也有暗中的挑拨离间、“亲善论道”。可谓软硬兼施，手段何其多也。 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推行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和霸道主义。在他们眼里，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只有服从于他们的意志，而绝不允许其独立、统一、平等。东北易帜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以史为鉴，在今天人们企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明确“落后就要挨打”是处理国际关系的硬道理。只有自立自强才能不被人欺侮。 第二节石 原 构 想——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构想 皇姑屯事件后，河本大作眼见阴谋失败，但贼心不死，又重整旗鼓，把称为日本陆军“鬼才”的石原莞尔调进关东军做他的助手，开始制订新的侵略东北的阴谋计划。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这个阴谋当时除少数法西斯分子之外无人知晓。后来1942年河本在与伪建国大学教授森克己的谈话中略有表白。但世人真正了解“满洲事变”的阴谋还是在战后。我们认为，从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是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的继续和发展。 一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岗市一个旧藩士家庭。其父石原启介曾任警察署长，对石原莞尔从小就进行“武士道”教育，对于培养石原莞尔的性格有着重要作用。1902年石原13岁时，进入陆军仙台地方幼年学校，1905年转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又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第21期）。在此期间，石原莞尔全面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他特别重视战史、政治、哲学方面的学习。他还目睹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情况，这使他开阔了眼界，开始注意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形势的变化。这些都为后来“石原构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15年石原莞尔进入日本军人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第30期）学习，于1918年毕业。此后开始信仰佛教，1919年加入田中智学主持的佛教团体国柱会，成为日莲宗的信徒。1920年4月，他被派遣到中国汉口，在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在这里与板垣征四郎相遇，两人“情投意合，肝胆相照”〔日〕《人物昭和史》(3)，筑摩书房,1928，第52页。,为后来相互勾结，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础。1921年7月，调任陆军大学教官。1922～1925年被派往德国留学，深入欧洲“战争现场”进行考察，对欧洲战史和军事理论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继续担任陆大教官。1928年10月，即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四个月，根据河本大作的推荐，调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 石原莞尔比起其他日本法西斯军人，在军事理论和战略预见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前已提及他在早年对军事理论和战史的研究较为重视。他在陆大期间对日俄战争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日本取得胜利，“仅仅是建立在侥幸之上”。当时日本所实行的战略，完全是照搬“以武力迅速使敌人屈服的德意对法作战”的模式，“如果俄国再稍加坚持抵抗的话，日本很难取胜”。《石原莞尔全集》第一卷，第15～17页。在这里他对日本以往所奉行的战略提出了疑问。后来他在汉口时，对战争又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将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的想法。 石原莞尔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在留学德国期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新式武器被使用于战场，促使战略战术产生了新的变化，战争形式以及军事科学出现了飞跃发展。石原莞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德国。他不仅详细考察了现代战争的实况，而且对军事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最大收获是，接触到了德国军事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汉斯的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军事理论，并依此对从古代到现代的军事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他以前对战争的认识和军事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石原莞尔回国后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石原构想”的初步形成，主要体现在1927年他在陆大所写的《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和到关东军后于1929年发表的《战争史大观》两篇文章中。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74～86页。在这两篇文章中，石原阐述了他的荒谬的军事理论。认为：“战争的进化与人类一般文化的发展，其步调是一致的。即研究一般文化的进步，可以推断战争发展的状态；同时，了解战争进行的大趋势，可为判断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获得有力的证据”。“战争破坏文明，但同时又是产生新文明之母”。可见，他是把战争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他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两大文明各有一个中心。西洋文明的中心过去是英国，而现在“正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由伦敦转向美国的同时，各种西洋文明正以全速开始向美国集中”。东洋文明的中心在哪里？石原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日本“正在努力集以自己为中心综合全世界文化的日本文化之大成”，而且“日本国体综合世界所有文明，并给予他们所憧憬的绝对和平，乃我大日本的天业”。这很明显是说日本应该成为东洋文明的中心。他接着断言：东西两大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发生这样的战争的时机有三个条件：“1、日本完全处于东洋文明的中心地位；2、美国完全处于西洋文明的中心地位；3、飞机能不着陆环球一周。”当这三个条件成熟时，“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即将爆发。石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各民族的最后决战，称为‘世界大战’是不妥当的”。这次以日美为中心的战争才是“真正世界大战，人类最后的大战争”也就是日莲(日本镰仓时代的僧人,佛教日莲宗的创始人)在《撰时钞》中所指出的，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即人类宗教信仰的统一，首先必将“于阎浮提（梵语，指人世间）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斗争”。通过这样的战争，东西文明才能得到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进入“黄金时代”。 所谓“石原构想”，简要地说就是日本要同美国通过世界大战，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实现“神武大帝八一宇之皇谟”。而作为其第一步就是要首先占领满蒙,确立“以战养战”的基地；第二步征服中国，威压苏联，确立东洋盟主地位；第三步由东洋文明的代表日本与西洋文明的代表美国进行总决战，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可见，石原构想与《田中奏折》一脉相承，因此得到了关东军和军部中央的赞同，成为军部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主导思想，石原构想是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宗教思想的大杂烩参见张劲松《石原莞尔军事思想初探》，《军事历史》1994年第3期。,是军部法西斯侵略理论的突出代表。 二“石原构想”的落实 石原莞尔为实现其“构想”，他刚一到任就同河本大作共同拟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讨论。这个计划有三个方案。①在奉天集中兵力；②不可能时，在浑河以北地区集中兵力；③不得已时，在浑河以南地区集中兵力。经幕僚会议讨论，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在奉天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岛田俊彦:《关东军》第81页。“万一发生事端时”，将“闪电般地消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 《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363页。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城,其实它的计划在三年前就已经制定了。 1929年4月，当河本调离关东军时，他同石原商量，把板垣征四郎调来关东军接替他。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于日本岩手县。少年就读于陆军幼年学校，1904年10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随即参加日俄战争。1913年入陆军大学（第28期），毕业后长期从事侵华活动，是军部中“中国通”之一。1929年5月由第33联队长（时驻沈阳）转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于是板垣和石原这两个老相识联手合作，成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侵略分子狼狈为奸，形成了所谓“实行的板垣和智谋的石原二人的合作”。岛田俊彦:《关东军》第75页。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了解内情的花谷正认为：“如果说满洲事变是由于板垣的实力与石原的周密结合而成，那也是不过分的。”《文献昭和史》(2)，第74页。 1929年5月，在板垣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东军情报会议。会上石原对目前形势进行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根本解决满蒙问题，除非加以占领，使之成为日本领土，别无他途。”《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为了进行武装侵略东北的准备，会议决定以“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为名，进行北满参谋旅行。此行从7月3日开始，到7月14日结束。石原在这次旅行中因扮演主要的角色而大显身手。从长春到满洲里，一路上讲解了《战争史大观》，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和《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这些方案和计划使“石原构想”开始具体化。 石原在《方案》中明确提出：“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而“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6页。所谓“领有”实际就是吞并。《计划》则具体规定，首先对中国军队要“巧妙地解除武装”，即以武力推翻东北政权，由关东军占领。并且对占领后的统治方针、行政制度等也都做了详细规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7～88页。石原等人认为，占领东北并非难事，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统治？为此，石原责成佐久间亮三专门对占领东北后的统治问题进行研究。一年后，佐久间亮三完成了《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下称《研究》)的草案。这一《研究》的根本原则是对占领地实行军政统治，并对实施军政的要领，以及相关的交通、产业、教育、宗教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参见《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1～95页。这个《研究》不仅得到关东军首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军部中央的批准。《目击者谈昭和史》第3卷，第64页。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后来说，这一研究“在处理事变后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做出了巨大的基础性贡献”《秘录板垣征四郎》第47页。。如果说河本把石原和板垣弄到关东军来，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组织准备的话，那么这次北满参谋旅行则可以说是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的开始。 1931年4月，为了适应阴谋策划的需要，新设了关东军调查班。为了贯彻“石原构想”，重新印发了石原的《现在与将来的日本国防》和《战争史大观》，作为调查班成员的学习材料。关东军调查班幕僚在学习了上述两个文件之后，作为总结，石原做了题为《欧洲战史讲话的结论》的讲演，同时散发了一个附录：《对美战争计划大纲》，又名《为解决满蒙问题之战争计划的大纲》。“石原构想”在这两篇材料中又有了进一步展开。石原指出：“现今我国国策在于迅速获得东洋文明的冠军”。为此，对外第一目标：“在于解决紧迫的满蒙问题”，而“满蒙问题只有靠使之成为我国领土才能解决”《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5月，石原又写了《满蒙问题之我见》一文，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强调了“满蒙的价值”，认为“满蒙实为发展我国国运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96～99页。 通过上述一系列文章、文件的发表、制订和宣传贯彻,表明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东北的理论准备和策略方案基本完成。在军事准备方面,继1929年7月北满参谋旅行之后,1929年9月组织了一次辽西方面的参谋旅行,实际是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的课题是“新民的渡河攻击”、“向锦州追击”。1930年春季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实地研究;夏季进行了“夜袭弓长岭”的实地研究;秋季又进行了“东部国境方面现地战术”的研究。1931年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对我国东北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从军事部署、兵要地志、铁路交通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到1931年7、8月间,关东军策划武装侵略东北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 第三节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法西斯狂热 一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日本的冲击 1929年10月，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为开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从而打破了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2年与1929年相比，平均下降44%，几乎倒退了20年。危机造成了大量企业倒闭，各国失业总人数达4500万。国际贸易缩减了1/3，国际货币体系严重混乱，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建立关税壁垒，进而造成了危机的深刻化和持久化。 这次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尤为严重。自20年代以来，日本在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打击下，陷入了长期慢性萧条之中。在1921～1929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3%，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仅仅高于英国的17%。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97,435页。而且在1927年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摆脱的情况下，又陷入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之中。这样就使本来相对脆弱的日本资本主义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危机首先袭击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价格锐跌。在商品市场上，1931年与1929年的物价相比，两年间下跌了30%；在股票市场上，由于受市场价格下跌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投资失去信心，致使股价暴跌，甚至一些主力股跌到了最低点。从证券市场一般指数看，以1914年第1季度为100，到发生危机的1930年第3季度，已经降到了69。在整个危机期间，股票价格持续低迷。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日本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很大，危机发生后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从进出口贸易额看，1930年与上一年度相比，出口减少315%，进口减少302%，入超达7600万日元。进入1931年,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与1929年相比，出口减少46%，进口减少40%。入超达8800万日元。主要输出品生丝价格暴跌，从1929年平均每捆平均1350日元，跌到1930年9月每捆约500日元，而且丝价低落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5年仍未恢复。 出口锐减，贸易不振，加剧了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31年与此1929年相比，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了329%。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开工率仅为50%，许多中小企业因竞争力较弱陷入困境，纷纷倒闭。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失业现象。据日本官方统计，1930年末失业人数为362万人，比1929年增加148%，1931年末为47万人，比1929年增加493%。而据一些学者推测，1931年失业人数达170万人，平均每6个职工中，就有1个失业者金原左门等:《昭和史》有斐阁,1987,第20～21页。。 危机对农业的打击尤其严重。作为农业生产两大支柱的蚕茧和大米的价格，1931年比1929年都下跌了一半左右。虽然1930年稻米获得大丰收，但因米价暴跌，农民无法收回生产投资，从而出现了“丰收饥馑”的怪现象。农民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在危机的3年中，农家负债总额由40亿日元升到60亿日元守屋典郎:《经济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第264页。。农民被迫外出逃荒，卖儿卖女，甚至全家自杀。 在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工人和农民为争取生存权而展开斗争。1929年和1930年，东京电车和汽车工人两次举行罢工，震动了整个日本。1930年被称为纺织业之王的钟渊纺织公司数万女工举行大罢工，持续两个多月。劳资纠纷频繁发生，从1929年的1408件增加到1931年的2415件。农民要求减免地租，确立耕作权的斗争也不断高涨，租佃纠纷从1929年的2434件增加到1931年的3419件。此外，市民斗争和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连小资产阶级也发出了不满的呼声。日本社会处于极大的动荡之中。 在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转嫁经济危机的恶果，使那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高涨。在朝鲜，1929年11月发生了朝鲜学生反日罢课和游行示威，1930年扩大到全朝鲜的学校数万人的反日斗争。同年在汉城、平壤、釜山等地还爆发了工人罢工，发生了流血冲突。在中国台湾，1930年10月高山族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压迫，举行了大起义（史称“雾社起义”），日本统治者出动大批军警，动用飞机、毒气等残酷镇压了起义，杀害起义者千余人。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中国人民反日斗争蓬勃高涨。突出表现在以铁路为中心的回收利权运动。1928年秋，东北人民组织起“路权保持会”（或称路权自主会），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铁路权益。后来又成立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团体，反对和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顺应民心，借助民力，对日本进行了坚决抵抗，使日本攫取“满蒙新五路”的企图破灭。并制订了“东北铁路网三大干线计划”，使之与满铁相抗衡。张学良还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与欧美的经济往来。这些举措对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这种所谓“殖民地危机”使得日本军部法西斯加快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二日本法西斯的狂热 3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国内外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更加猖狂起来，从民间到军队，从官僚到政党，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 首先，军部法西斯发展迅速，从“二叶会”到“樱会”，已经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军队基层的军事法西斯势力。他们提出了建立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的口号，推动日本朝着法西斯化方向进展。一方面对外突出强调“满蒙危机”，加快侵略东北的战争准备。一方面对内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进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1930年1月，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海军强硬派主张必须突破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比例，否则“国防就发生危险”。而浜口内阁压制海军强硬派意见，接受了美国的妥协案。于是军部认为这是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引起了所谓“干犯统帅权”争议。虽然最后日本批准了伦敦裁军条约，但导致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加快，军部的政治地位突出起来，法西斯化倾向日益严重，加速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运动。在陆相宇垣一成、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等军部首脑的授意下，1931年2月，“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与民间法西斯骨干大川周明，策划于3月在东京制造动乱，然后以保护议会为名。出动军队，迫使内阁辞职，建立以宇垣一成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但是，陆军省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等军部法西斯幕僚派认为，应先从对外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再推动国内“改造”更为合适，并已经与关东军的板垣和石原等人达成谅解，于是劝告杉山元等人暂时放弃政变计划。这时宇垣也倾向于首先解决“满蒙问题”，遂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月事件”。这次事变虽未成行，但军部法西斯统一了意见，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解决“满蒙问题”上，从而加速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 与此同时，军部法西斯认为，要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必须改变目前“反军空气和裁军论”的高涨情况,寻求促使国民对军部“内外理解”的方案。为此，1930年6月军部制订了《关于昭和五年度普及国防思想计划》，开始了所谓“国防思想普及运动”。《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2页。到1931年春，在“满蒙危机”的喧嚣声中，军部又强调：“陆军应当抓住内外形势进展的时机”，“扩大国防思想的普及，使国民充分理解陆军的立场”。《资料日本现代史》(8)，第205页。于是，在军部策划和指导下，于8月成立了“普及国防思想委员会”，制订了三期计划，以在乡军人会为主体，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大肆煽动“满蒙危机”，激发国民的“对外危机”意识，转移国内矛盾，在国民动员方面为发动侵略做准备参见张劲松《“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军部的“国民动员”》《日本研究》1991年第2期。。 其次，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勾结更为密切。民间法西斯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原动力，为日本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随着军部法西斯成为“国家改造”的主体，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的勾结日益密切起来。在前述的“干犯统帅权”争议下，1930年11月发生了民间法西斯右翼团体“爱国社”（属于玄洋社系统）成员佐乡屋留雄刺杀浜口首相事件。“三月事件”则是“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法西斯勾结的结果。 再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僚和政党的法西斯化倾向日益明显。这突出地表现在“外交强硬论”上。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1931年1月的议会讲演中，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说：“我认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在国防上、经济上都是如此。论及满蒙问题，如果只注意到20万日本人，或在那里拥有铁路等等，这很不充分。满蒙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我国的生命线。”不久，松冈又发表了《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强调必须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为此“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个人”。也就是说不惜与世界为敌，也要霸占中国东北。政友会另一个对华强硬分子森恪也乘机鼓噪，他在所著的《危急的满蒙》一文和其他讲演中，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说什么“满蒙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在这里，“日本消耗了20亿国帑，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是日本“施国威于满蒙天地的结果”。强调“如不确保满蒙，日本的生存权就将受到侵犯”山浦贯一：《森恪》第993～996页。 第四节“九·一八”事变——时代抗争的焦点 一战争迫在眉睫 在“满蒙危机”的鼓噪声中，到1931年春夏，日本法西斯加紧准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1军部法西斯加紧组织阴谋集团，确定侵略战争计划 1931年4月，参谋本部拟定了一份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中心的《形势判断》，提出分三个阶段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一阶段，“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置于中国中央政府主权之下）”;第二阶段，“使亲日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实现“日本领有满蒙”。参见《现代史资料》［7］第161页。但无论哪个阶段，都要以行使武力为绝对保证条件。在讨论《形势判断》的过程中，军部法西斯还提出在挑起事变之后，进而推动“国内改造”。即政府若不追随军队，军队就发动政变。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63页。 根据《形势判断》所确定的根本原则，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加紧制订具体方案。为此，军部成立了解决“满蒙问题”秘密委员会，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牵头，成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即所谓“五课长会议”。后来又增加了今村均、东条英机和矶谷廉介三课长，又称为“八课长会议”。这个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于6月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下称《大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问题”。为确保军事行动成功，《大纲》强调在策略上要“取得国内外的谅解”，并要求关东军“慎重行事”，听从军部指导，统一制订作战计划，规定准备一年后实施。《现代史资料》［7］第164页。这个《大纲》是军部法西斯发动战争的行动纲领。 与此同时，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规定要解决的目标，一是将东北完全“日本领土化”，二是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三是达到“二十一条”的程度，四是至少要达到山本条太郎所提出的铁路和商租权的重大悬案问题的解决。关东军主张一举达到“日本领土化”的目标。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方案”规定，一是直接交涉法，即以强硬外交和武力威胁，迫使张学良政权满足关东军的上述目标；二是利用政情变化法，即利用张学良政权与某方冲突之机，或打倒张学良，或将其变为傀儡，使东北成为保护国；三是制造阴谋，行使武力法，即在东北制造动乱，寻找口实，动用武力，一举占领东北《现代史资料》［11］第287～288页。,关东军倾向于实行第三种方法。 军部中央在决定了《大纲》之后，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日本，向他详细解释了《大纲》的要旨，并命其传达给关东军。关东军在接到《大纲》之后，提出了修正意见：①“要立即动手”，不能再等一年了；②“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③“不能坐等机会，要主动创造契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73～74页。由此可见，关东军的主张，在根本精神上与军部中央完全一致，但在行动策略和方法上比军部中央更为积极。 这时，关东军实际上已经在策划实施第三种方案，具体确定了《柳条湖计划》、《间岛独立计划》、《蒙古独立计划》等，决定首先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制造事端，然后迅速出动军队，占领预定地区。在制订这些阴谋计划过程中，关东军“吸取张作霖被炸事件的教训，将计划制订得十分周密”（花谷正语）。为落实上述计划，关东军组织了秘密班子，串通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独立守备队的中队长川岛正、小野正雄、第29联队长名仓刊和奉天宪兵分队长三谷清等人，分别实施阴谋计划。另外，关东军还与“朝鲜军”进行了联系，要求其在事变发生后给予支援，得到“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慨然应允。并且，关东军秘密联络退役军人甘粕正彦、和田劲等法西斯分子，要其组织“浪人”等配合关东军行动。 与此同时，关东军更加密切与军部中央和政府等的联系以争取其支持。从7月到9月上旬，关东军派板垣、花谷、土肥原等人多次回日本，一面与“樱会”等的法西斯分子密商，计划在武力侵略东北的同时，在日本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军部独裁政权。当时在军部法西斯内部，对于如何建立法西斯体制有所分歧。以关东军为主的一派认为，应以发动对外战争推动“国内改造”，即所谓“外地先行论”；以“樱会”为主的一派则主张，“先把日本国内搞好之后再采取对外行动为宜”，即“内地先行论”。三月事件就是这种主张的突出表现。此后在“满蒙危机”的狂热下，“内地先行论”转向了“外地先行论”。另一方面，关东军向军部中央汇报了阴谋计划，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军部首脑和“中坚幕僚”的支持。 8月初，日本陆军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其特点是将本庄繁等“中国通”和法西斯激进分子充实到军部中央和关东军等要害岗位，形成了从军部中央到关东军的顺畅的指挥体制。接着，8月3日召开了由驻外军（中国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等）司令官和师团长等军队首脑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了根据《形势判断》所确定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政策，陆相南次郎发表了根据《大纲》精神所拟定的“训示”，强调“满蒙之地，在国防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的生存和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全军上下要“恪守职责，不可稍懈”。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5页。实际是对日军进行了战前动员。会下，军部首脑和法西斯骨干分子还在“湖月”和“精养轩”饭店进行了秘密聚会，对军事行动方案进行了磋商。会后，军部有意将南次郎的“训示”在报纸上发表，其用意,一是表明军部对“满蒙问题”的积极态度，给政府施加压力；二是唤起舆论对“满蒙问题”的关心，煽动战争情绪。对此，《东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这是要把满蒙外交纳入一伙军人所设想的轨道。”但是政府却装聋作哑，暗地里表示在必要时“日本可以仗剑而起”。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第78～79页。实际上，在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根本点上，政府与军部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担心的是，行使武力恐怕会引起与欧美列强的激烈冲突，反而对日本不利。然而，一旦军部下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政府也就随声附和了。 2加紧军事部署和演练 为保证在发动战争时迅速击溃东北军占领东北，关东军多年来对东北的兵要地志，军事设施和部队配置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1931年7月，又组织了一次“北满参谋旅行”，让新调来的军官了解东北情况。对于沈阳更是关东军攻击的重点目标。为此，关东军参谋长亲自率领石原等人，以访问为由，进入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进行了侦察。关东军为增强进攻能力，还通过军部中央的永田铁山，秘密运来两门24厘米榴弹炮，架设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从1931年初开始，关东军还加强了军事演习，特别是在沈阳地区的演习更为频繁。另外，关东军还和与东北紧邻的朝鲜军秘密勾结，多次把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请来，密商在事变发生时请朝鲜军给予支援，神田表示同意。 3加紧与民间侵略势力相勾结 与日本国内法西斯动向相呼应，在东北当地的法西斯分子也大肆兴风作浪。最活跃的是“满洲青年联盟”，他们编写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满蒙三题》等小册子，在中国东北和日本、朝鲜到处散发，鼓吹“满蒙危机”日益深重。并组织“游说团”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制定有力的“打开满蒙时局的对策”。还有“大雄峰会”等法西斯右翼团体，也大肆煽动战争舆论。 这些右翼组织的成员大多是满铁职员，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东北的侵略机关，“九·一八”事变前，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主要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它是关东军的最得力的帮凶。关东军也知道仅以自身武力难以顺利实现侵占东北的阴谋，因此，与满铁及其内部的法西斯侵略分子加紧勾结。板垣、石原等人多次窜到满铁，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聘请宫崎正义、松木侠等人为关东军的顾问，为侵略东北出谋划策。满铁调查课长佐多弘治郎也被请到关东军做讲演，鼓噪把“满蒙”置于“大日本”之下的必要性。这样，关东军与所谓“在满”右翼势力的结合，大大增强了关东军制造阴谋的后备力量。 4策划阴谋,牵制张学良和东北军 从关东军的兵力看，关东军司令官指挥的部队有1个师团（当时为第2师团，有一部分留守日本）和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相当于半个师团强）总兵力约14万人。而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陆海空军齐备，总兵力约30万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对于关东军来说，要动用武力，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军部法西斯策划阴谋，利用中国的军阀混战，牵制张学良，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1930年中国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当时张学良拥兵几十万，雄踞东北，对于战事之进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最后张学良决定援蒋，出兵10万入关，助蒋取得胜利，张学良也乘机控制了华北。但东北军入关使东北防务受到削弱。 为进一步牵制张学良，1931年春，日本军部中央和关东军密商派遣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组成天津特务机关，策划在华北制造动乱。土肥原先是策动阎锡山从大连返回太原，让其发动叛乱。但阎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参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同时，土肥原又策动石友三反蒋倒张。石于7月发动叛乱。为与石友三作战，张学良又从辽宁、黑龙江急调东北军精锐入关。虽然讨石战争很快结束，部分部队返回原驻地，但仍使东北防务陷入了更加空虚的状态。 5寻找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事例。万宝山是长春县的一个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均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当地农民遭受巨大损失。就是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肆意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了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10页。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大肆鼓噪日本人和朝鲜人在中国东北的生存权已被中国政府蹂躏。日本国内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1卷，第414页。一些狂热的法西斯青年军官还在靖国神社前，“喝血”以示侵略决心。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权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如此等等，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日本列岛。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本庄繁日记》第348页。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还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在这一过程中，本庄多次训示，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4，第4～8页。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到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一系列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 关东军原订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已经按各自分工做好了准备。参见《满洲事变内幕史》第72～73页。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桥本大佐手记》，见中野雅夫《满洲事变と十月事件》第255～256页。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参见《日本天皇的阴谋》中文本，(上)，第558～561页。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桥本大佐手记》第122～124页。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板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板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如此变故，并不是因为板垣、石原等人因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了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于是，阴谋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柳条湖事件开始，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迅速踏遍了白山黑水，至1933年攻占热河，东北四省区全部沦陷，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有去对关东军首脑进行“劝说”，而是在一个叫做“菊文”的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之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就在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经全副武装出发了。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很长时间曾讹传为“柳条沟”)参见《“九·一八”事变史》第135页。。川岛中队到达这里之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其炸坏的状况，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以铁轨接头处为中心，向长春方向切断10厘米，向大连方向切断70厘米，在铁轨连接处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以外的部分，几乎全部被炸碎飞散。其他无异常。《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第107页。关东军只进行了小规模破坏，是有其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止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以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也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早已等候在特务机关的板垣进行了报告：北大营以西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并向我柳条沟（湖）分遣队攻击前进，目下我巡逻兵正与中国军队交战。儿岛襄：《满洲帝国》第1卷，第212页。板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驻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从北面支援第2大队，要求第2师团以主力增援之。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演习多年的《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然而，这时东北当局和东北军却是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军政长官张学良时在北平，东北军政委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代行。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1931年夏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蒋介石不但不加强东北国防，反而于8月致张学良“铣电”，让张对日本之挑衅不作抵抗，“力避冲突，勿逞一时之愤”《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学良给臧式毅、荣臻发来密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第57页。由此看来，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介石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中文本、第71～73页。。对于张学良的表白，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好，还是张学良自身判断失误也好，当时张学良是推行了不抵抗政策。这在客观上挫伤了东北军爱国官兵抵御外侮的积极性，致使东北军在敌人进攻面前迅即溃败，将东北的大好河山丢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 由于不抵抗主义，东北军的防务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义”基础上，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精锐第7旅，拟定了敌进我退的方案。参见《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第5页。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也造成了防务松懈，官不守职。事变发生当夜，第7旅主官，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和620团团长王铁汉留守营中，当敌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赵镇藩急忙用电话向荣臻请示办法，荣命令：“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后来在敌攻进营垣，大肆杀戮的情况下，赵镇藩下令部队按计划一边掩护一边向东撤退。在突围中，620团王铁汉部进行了英勇抗击，其他各部被敌分割，突围情形极为混乱。至19日晨5时左右，敌完全占领北大营，并将其付之一炬。北大营之战，日军以区区4个中队数百人，进攻东北军近万人劲旅，然而结局却是日军获胜。这在战史上极为罕见。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义造成的。如果我军敢于迎头抗击，完全可以消灭敌人，日本的侵略计划将难以实现。可见不抵抗政策，辱师害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 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从满铁附属地出动，侵入商埠地，向沈阳城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军警接到了不抵抗命令，除个别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对日军的进攻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虽然辽宁省政府几次与日本驻沈总领事馆交涉，要求日军停止进攻，甚至表示要“打开城门，以示没有抵抗之意”，但日领馆却回答：“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责任在中国”《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中文本，第129页。,并以“军人行动，领事无权过问”相推诿。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第246页。结果，日军第29联队几乎未遇抵抗，很快从沈阳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到19日晨6时左右，已占领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军政机关。沈阳城失陷了。接着，由辽阳赶来增援的日军第2师团主力，到达沈阳后，立即投入战斗，很快占领了沈阳航空处及兵工厂。然后又向沈阳(东北军讲武堂所在地)发起进攻，所在教职员和学生也由于接到不抵抗命令，亦随败退下来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时分，日军占领东大营。至此，沈阳内外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之间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同时对整个世界现代史进程有着重大意义和影响。这个事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重大事件，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种矛盾斗争的突出表现。第一，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矛盾斗争的激烈表现。它在给中国带来民族生存灾难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使中华民族在与帝国主义的抗争中走向解放和新生。第二，它是日本国内各种矛盾斗争激化的产物。日本法西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加速了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把日本拖入了一场日益孤立的民族毁灭之路，使日本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灾难。第三，它打破了由华盛顿体制确定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均衡，日本与英美等列强的矛盾日益激化。第四，日本侵占东北，将其作为战略基地，把侵略的矛头也指向了社会主义苏联，反映了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总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法西斯也是世界法西斯发动全球性侵略战争的开始，是法西斯主义向所有爱好和平、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挑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和序幕。 第四章关东军侵占东北四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就是要使“满洲日本领土化”，即完全占领东北四省区，将其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在事变初期，关东军兵力有限，以及考虑各种因素，关东军的作战方针是，先占据点（主要城镇）、线（交通线），再全面占领。其作战计划是，第1期攻占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及满铁铁路沿线；第2期攻占吉林、哈尔滨，向东满和北满扩展；第3期攻占黑龙江省，控制东三省大部；第4期攻占辽西，完全占领东三省；第5期攻占热河，将整个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第一节攻占满铁铁路沿线 柳条湖事件爆发后，板垣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做了报告，本庄司令官立即召开会议，断然做出了“关东军全线出动，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决定，命令各部队迅速占领满铁铁路沿线各主要城镇，消灭中国军队。所谓“全线出动”意味着把事态扩大下去，“发起攻击”就等于向中国宣战。就是说，关东军从事变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柳条湖事件”就地解决，而是要发动一场全面侵略东北的战争。同时本庄还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并向朝鲜军请求支援。关东军本来的任务之一是就是“防卫”南满铁路，在其沿线驻有重兵。当本庄命令下达后，关东军各部队迅速出动，很快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满铁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 营口位于辽东湾北岸，是东北南部重要的海上门户之一和京奉铁路营沟支线的南端终点。9月19日晨5时许，驻大石桥的独立守备队第3大队长岩田中佐，根据本庄的命令，率领2个中队乘火车到达营口，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扑中国海防练军营、县政府等军政机关。由于有不抵抗命令，日军“未遇任何抵抗，即将之占领”。一路进犯车站、码头等地，控制了交通枢纽。至上午8时许，日军完全占领营口。其后，日军对营口实行军管，发布布告称：“市政须在日本军政官指导下施行，日本军政官有权取缔集会、报刊、广告等。”《满铁档案·兴业部》(50)。 安东(今丹东)是中朝边境重镇和辽宁东部的重要交通枢纽。柳条湖事件当夜，驻安东日本领事即前往县政府，威胁县长王介公等同意日军进入。王等召开会议，以一县无能为力……决定坐待日军入城。《辽宁文史资料》第31辑，第141页。并向日领事声明，已命令中国军警“绝对不准轻举妄动”。日军得知县政府态度后，于19日上午5时许开进市区，解除了中方军警的武装，占领了县政府、县公安局，以及银行、报馆等，安东落入日军魔掌。 凤城是安奉铁路线上的军事重镇，当时驻有省防军姜全我部1个团。19日晨2时许，驻连山关的独立守备队第4大队长板津中佐率部向凤城进犯，于7时许进入城内，包围了县政府、公安局等机关，同样由于奉不抵抗命令，均无反抗。姜全我素有亲日倾向，即时俯首听命。中国军警悉数被日军缴械，凤城亦被日军占领。 长春，地处东北腹地，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和吉长铁路的交会点，是通往吉林、哈尔滨和洮南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日双方均有重兵驻守。东北军方面，在长春以南的南岭兵营，驻有炮兵第19团穆纯昌部，步兵第25旅任玉山团，两部合计兵力约4700多人，各种炮40余门；在长春以北的宽城子兵营，驻有步兵第23旅傅冠军营；长春市内尚有马锡麟部1个营，东北军驻长春部队总兵力约7000人。关东军方面，在满铁附属地内驻有：以长谷部照吾少将为指挥官的第3旅团司令部，部队有第4联队（2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1个中队，兵力约1500人。此外在长春以南的公主岭，驻有骑兵第2联队，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2个中队。 9月19日凌晨过后，长谷部得到“奉天日中两军冲突”的报告，便按预定计划命第4联队派出一个大队攻击南岭，其余部队准备南下增援沈阳。不久，接到本庄要其攻占长春的命令，遂调整部署：攻击南岭部队任务仍旧，第4联队主力进攻宽城子，驻公主岭骑兵第2联队增援长春。 第4联队驻地离宽城子兵营数里之遥，联队长大岛陆太郎率部很快于4时半进抵中国兵营，但被我军哨兵发现，遂变为强攻。首先将营长傅冠军击成重伤，(关于傅被击情形说法不一)随即冲进营内。中国士兵虽然接到了不抵抗命令，但眼见营长被杀，群情激愤，凭借营房、院 墙进行还击。双方激战至8时半，敌增援部队赶到，从东、北攻入兵营，战斗更为激烈。 这时我军又接到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的“不许抵抗”的命令，使我军官兵战意受挫，但仍有部分官拒绝缴械，且战且退，突出敌人包围。一部被敌缴械，至11时，日军占领宽城子兵营。 由黑石少佐率领的第2大队进攻南岭 ，于5时许从西北突然向炮兵团发起攻击，守军猝不及防，有16门大炮被敌破坏，穆、任两团长见状急向熙洽请示，熙洽仍令“急速撤走，不准抵抗”。《吉林文史资料》(11)，第57页。然而日军围攻甚急，我军士兵怒不可遏，一部官兵砸开库房，取出弹药，向敌人还击。但因重武器库被敌封锁，我军枪弹不济，又接不抵抗命令，遂且战且退。在撤退中，炮兵第3 营营长张瑞福，急迫之中，不顾不抵抗命令，以山炮射击日军10余发，将敌攻势压住，使得部队安全撤出。 黑石大队攻击炮团后，暂退袁家窝棚待援。9时许，从公主岭赶来增援的由小河原指挥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到达袁家窝棚。黑石大队和小河原大队汇合后，于10时从西面和东南向步兵团发起攻击。我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打退敌人数次冲锋，独立守备队第3中队长仓本被打死，整个中队伤亡殆尽。中午时分， 敌在炮火掩护下再次攻击，冲入营内，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随即，敌将预备队投入战斗，战斗达到高潮。只因我军迭次接到不抵抗命令，遂于战斗稍缓情况下，放弃抵抗，撤出战斗。14时许敌骑兵第2联队亦赶来增援，至14时30分许南岭 兵营失陷。 日军在进攻我军兵营的同时，即着手解除长春城内的中国军警武装。当时长春的最高行政首长是市政筹备处处长周斗钦。事变发生后，周已得到熙洽的“不准抵抗”的命令，遂于19日上午派公安局长修长余等，通过日本领事馆，向日军表示中国方面不抵抗之意。日军提出：须解除城内军队武装，治安在日军指挥下由公安局负责。下午，周斗钦等同意了日军要求。日军随即派部队进城，占领了各军政机关，并派宪兵队指挥公安局。城内的马锡麟部1个营放下武器，退出城外。至此，长春被敌占领。 一朝鲜军越境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19日零时左右下达了“全线出动，攻击中国军”的命令后，又向日本人指挥的朝鲜军发电报请求支援，并向军部中央报告了战况。于是，军部中央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事变。至8时许，军部中央得出结论， 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初步拟定应急动员朝鲜军一部和驻姬路的第10师团，派往中国东北增援关东军。这时却突然接到了朝鲜军的电报，内容是：“我军鉴于奉天方面情况，已派飞行第6联队(2个中队)增援关东军，又正在准备派遣第20师团1 个混成旅团向奉天出动……”《现代史资料》(7)428页。 朝鲜军行动如此迅速，是因为事先关东军早就与其串通好了。其实也是军部中央应付“满洲危急”时的既定计划。但问题是，按惯例出兵须经内阁会议批准，由天皇下达敕命执行。而朝鲜军在未得到敕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决定出兵，一时弄得军部中央好不难堪。但越境行动完全是为了协助关东军扩大侵略的需要，军部中央很快便对这一行动予以“追认”了。 二出兵吉林 关东军很快攻占了满铁沿线，控制了南满，又得到朝鲜军的越境协助，遂决定实施第二期作战计划，即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向东满和北满推进,扩大占领范围。为制造出兵借口，关东军指使特务机关，在吉、哈等地制造了多起日本侨民被袭击事件。然后以侨民会的名义，要求关东军出兵保护。本庄随即于20日命令第2 师团主力向长春集中，准备实施下一步侵略计划。根据建川美次的建议：“鉴于中东路的性质和目前一般形势，虽然不可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对吉林、洮南等地尽快加以打击，应该说是有利的。”《现代史资料》(7)第187页。关东军于9月21 日决定首先出兵吉林。第2师团随即乘装甲列车向吉林进犯。 这时，由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在锦州，吉林军政由军署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是前清“闲散皇族”，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第2 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且素有复辟清朝的野心，因此，事变爆发后，熙洽在召集军政两署的紧急会议上，确定了“绝对不抵抗”的方针。会后熙洽一面通过日本驻吉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日军转达中国方面绝对不抵抗的决定，一面向所属各部队下令：“我军应万分容忍，幸勿端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吉林文史资料》(11)，第41页。当时，驻吉林市东北军有：第25旅张作舟部2个团和冯占海指挥的卫队团。20日，熙洽得知关东军主力正向长春集中，推测有可能进犯吉林，急令驻市各部队撤出。冯占海质问熙洽：“为何命令部队撤出省城? ”熙洽以奉到“避免冲突的电令”为招牌，还大谈了一通“抗战亡国论”《吉林文史资料》(11)，第44页。,逼得冯占海只好率部退出省城。 而后，熙洽又与刘知政等人密商投降事宜。21日，多门师团由长春出发不久，熙洽即派军署中将参议安玉珍等人前往土门岭迎接。下午熙洽再次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省府委员诚允等人的反对，强行通过了“不作抵抗，迎接日军入城”的决定。这样，日军于当日傍晚兵不血刃开进省城，随即占领了各军政机关。次日完全占领了吉林市。 接着，多门将熙洽召至下榻旅馆，要求3日内解除吉林省军队武装，撤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组织以熙洽为首的吉林省“独立政府”，并与日军合作。对此，熙洽唯诺连声而出。这样，关东军从吉林开始了“跨出满铁线以外”的第一步。在这一过程中，熙洽等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私利和政治野心，利用手中权力，引狼入室，卖国求荣，助寇为虐，成为千古罪人。汉奸们的投降卖国活动，极大地帮助了日军的侵略，成为东北沦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很好地思考。 三所谓“军事占领范围” 事变爆发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表面上确定了“不扩大方针”，但暗中却在商讨“如何保护在中国各地的日本侨民的安全”《太平洋战争史》(1)，第270页。,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侨民危机”，就要出动军队“保护”。实际上是为了使侵略“名正言顺”。关东军出兵吉林就是这种伎俩的开始。而且在军部的威胁下，内阁于22日对朝鲜军越境和出兵吉林的侵略行动也予以承认，这都表明在侵略的根本点上内阁与军部完全一致。 在军部中央和内阁的支持下，关东军更加狂妄起来，继侵占吉林之后，又准备进犯哈尔滨。于是，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和甘粕正彦等人，在哈尔滨制造了爆炸不稳事件，日本驻哈总领事大桥忠一极力配合，要求关东军出兵保护日侨。关东军遂于22日致电军部中央，准备出兵哈尔滨。《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24页。关东军的判断是，目前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不干涉政策，固然存在与关东军交战之可能，但日军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作战行动，则苏联将处于被动作战之境地。因此，出兵哈尔滨是可行的。 军部中央接到关东军的报告后，对于出兵哈尔滨自然担心与苏联发生冲突，造成不易收拾的局面。军部中央的意见是，关东军一旦打破“满蒙”现状，就要对满铁线两侧及东满地区实行军事占领，使南满、东满与朝鲜连成一片。对于苏联势力较强的北满和张学良控制的辽西地区暂不占领。据此，军部中央急电关东军，要其“放弃北进之企图”，并于23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关于军事占领范围》的文件，规定了三道军事占领范围。第一道是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西面以辽河划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面以吉林、海龙为界。第二道是进一步扩张线，西面以洮南、通辽、大虎山划线，东面以敦化、延吉(间岛)和珲春为界。这是军事占领的必要范围。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珲地区。对于这两个地区，“为保护侨民之出兵，须根据当地我外交官宪之请求”，才可采取行动。《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26～127页。这个“军事占领范围”的提出，虽然对关东军一举攻占东三省的急迫企图有所限制，但表明了日本决心完全占领东北。 军部中央决定了“军事占领范围”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颠倒黑白地把事变原因归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了我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并假惺惺地宣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竭力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年表与文书》(下)，第181～182页。但事实上，这时关东军已经侵占了辽吉两省省会及30余座城镇，控制了12条铁路线。 四轰炸锦州 关东军北攻哈尔滨的企图，由于受到军部中央限制暂时停止。于是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军事行动，以扩大战火。10月8日，关东军突然出动2个飞行中队，6 架侦察机和5架战斗机，轰炸了锦州市内的政府大楼和兵营等重要目标。投下了75枚25 公斤重的炸弹。同时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搭乘一架运输机，随同机群飞抵锦州，观察轰炸效果。关东军的理由是，设在锦州的张学良政权及东北军，“不仅扰乱满蒙治安，也妨碍新政权建立运动”因此，“驱逐锦州军政权是绝对必要的”。《现代史资料》(7)第208页。在此之前，关东军发表一个“公告”，明确宣布“不与旧东三省政权进行外交交涉”。并正在各地建立地方伪政权，轰炸锦州就是贯彻这种侵略构想的具体行动。 的确，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于9 月下旬在锦州重新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一面通过南京政府，依赖国联迫使关东军撤兵;另一方面也预感到外交前途渺茫，调集东北军加强辽西防御，并派出部队进行反击战。这些当然是关东军所不能容许的。关东军认为，要树立伪政权，就必须铲除张学良政权，这是刻不容缓的第一急务。所以必须给锦州以重大打击，但关东军地面部队有限，难以迅速实施打击。因此决定实施空中打击。 除这一主要原因外，轰炸锦州还有其他用意。一是给呈现“后期癌症”的币原外交动一次“大手术”，迫使内阁完全按军部意志行事，全力支持关东军的侵略。二是向中国政府显示，如果中国不痛快地让出东北，日军就有可能对其他城市，甚至首都南京实施空中打击。三是向欧美列强警告，日本将不惜一切代价独占“满蒙”利益。 果然，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将此事提交国联。这时欧美各国才断定日军的行动属于侵略，向日本提出警告。国联在10月的全会上邀请美国列席，共同解决“中日冲突”，英、法等国提交了一个旨在促使日本撤兵的议案。这时日本撕掉遮掩的面纱，以1票对13票，公开拒绝接受国联的决议案。10月26日，日本又发表了第2次《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 声称“为确保在满洲帝国臣民的安全”，不能“把军队全部撤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内”。这表明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国联的决议又一次成了一纸空文。在此期间，军部法西斯还在日本国内策划了“十月事件”，企图建立军部独裁政权。虽未成行。但对统治上层法西斯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促使内阁更加追随军部了。 五进犯江垣 关东军进行轰炸锦州的试探后，对辽西采取一种“威慑阵势”，而把进攻矛头指向了黑龙江。这次关东军为避免直接刺激苏联，采取了迂回和由汉奸打头阵的策略。即指使洮辽镇守使张海鹏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张海鹏，辽宁黑山县人，土匪出身，与张作霖是结拜兄弟，为东北元老派之一，任洮辽镇守使，坐镇蒙边达10多年。皇姑屯事件后，自忖资格最老，企图坐上江省第一把交椅未果，愤愤不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派遣满铁洮南公所长河野正直和今田新太郎等，策动其投降日本，许诺拥张为黑省主席，接济军械、钱款。张海鹏利欲熏心，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10月1日宣布脱离原东北军政当局“独立”，自任“东北边境保安司令”，借助关东军援助的枪械、钱款，大肆扩充军队，将所部由原来的4个骑兵团，扩编为8个支队，准备进犯黑龙江省。 这时，东北边防军驻黑省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在北平，省政由其子万国宾代理。但万国宾难负其责，幸有军署参谋长谢珂积极主持，一面电请张学良派大员来省主事，一面调动部队，加强防务。张学良接黑省告急，欲以蒙疆督办职位稳住张海鹏，未能奏效。遂于10月11日任命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主持黑省军政大计。 张海鹏闻讯，气急败坏，欲乘马占山尚未到任之际，图谋省垣。10月15日，张指派徐景隆率3个团伪军由洮南向齐齐哈尔进犯。同时，关东军派出第29联队一部协同前进。16日晨，敌军进抵江桥，向黑省守军发起进攻，守军英勇反击，将伪军击溃，徐景隆触雷毙命。关东军利用伪军北犯的阴谋遭到失败。守军为阻止敌军再犯，将嫩江铁路桥破坏数孔。于是，关东军便借口洮昴路是日本借款铁路，中国军队毁桥，严重损害了日本权益。便从幕后跳到前台，声称要以武力保护修桥。实际是发表了进攻黑省的声明。为进犯江垣，关东军一面调兵遣将，下令组成嫩江支队，准备武力进攻； 一面于10月19日新设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任命林义秀为机关长，担任刺探黑省军情，诱降马占山的任务。 同月19日，马占山抵达省垣，次日通电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任”。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上)，第123页。随即组成黑龙江军临时指挥部，积极部署防务，准备抗击敌人。 10月26日，林义秀到达齐市，即于次日向马占山提出一份“要求书”，限期中方于一周内至11月3日将桥修好，否则日方就以“武力保护”抢修。林义秀明知一周内桥梁根本无法修复，实属故意刁难。其真实意图正如其给关东军的报告中所言：“我军在援助保护修理的名义下出兵齐齐哈尔，实乃机不可失。”《现代史资料》(11)，第360页。同时，军部与外务省相勾结，由驻齐日领提出了内容相同的“通告”。《现代史资料》(11)，第361页。上述“要求书”和“通告”实际是日军进攻黑龙江省的宣战书。面对日方的挑衅，马占山一面严词加以拒绝，一面加强防务，在江桥至昂昂溪间设立了三道防线。 11月3日，敌嫩江支队到达江桥，占领南岸阵地。是日夜至5日，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多次发起攻击，黑省军队奋起抗击，英勇杀敌，将敌击退。5 日黑省军一部对敌右侧实施突袭，于敌重创，日军支队长忧惧至极，欲剖腹自杀，被部下急救而止。《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第506页。 日军原来十分轻视黑省军队，估计不会遇到抵抗，就可长驱直入。猝然遭此重创，十分震惊，遂决定增派步兵、炮兵5个大队，由第3旅团长长谷部率领火速增援。5日晚以后，敌增援部队陆续赶到。6日拂晓，敌军在飞机、大炮、战车的掩护下，向守军发起猛攻，守军各部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其激烈程度为事变以来所未见。后守军伤亡较大，于下午撤出大兴阵地，转入第二道防线。 日军在江桥受到重创，占领大兴后，未敢轻举冒进。同时，军部也担心由此引起日苏冲突，遂暂停了积极的武力作战方针，转而通过政治诱降手段，迫使马占山屈服。11月8～12日，林义秀奉关东军命令，几次与马占山交涉，提出“马占山下野，黑省政权和平移交张海鹏，黑省军队撤出省城，日军进占龙江车站”等无理要求。马占山即电北平请示张学良，得复电“饬死守，勿退却”。 孙邦主编《“九·一八”事变资料汇编》，第432页。据此，马答复日方：“本主席下野亦可，唯须中央派人接替……如张海鹏者决不能交与政权；关于撤兵，在我领土以内自有主权，非任何外人可以干预；齐克路(指龙江站)中国建筑，不能让与，尤在法律上、事实上，亦非日军所应要求占有者。”《档案选编》(1)，第230页。马占山据理驳斥了日方。 日军见外交压服未能奏效，便决定再次使用武力。11月13日，军部中央给关东军发来训令：“马占山军必须撤至齐齐哈尔以北”，否则，“帝国军队将采取必要有效之手段”。《现代史资料》(11)，第389～390页。同时，又下令增调空中和地面部队进入东北，加强关东军。于是，关东军一面调整进攻部署，将第2 师团全部投入江桥战场;一面让林义秀将军部命令转达给马占山，并限定16日午前予以答复。 17日，马占山答复拒绝撤兵，于是关东军便发动了更为疯狂的进攻。守军面对强敌，英勇抵抗，鏖战之烈，前所罕见。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奏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战歌。炮兵庞振海操炮向敌猛射，当炮身毁坏时，索性徒手跣足冲向敌阵。 至18日上午，三间房阵地被敌突破，守军被分割，无法应援，不得不且战且退至昂昂溪防线进行抵抗，马占山亦亲临前线指挥，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午后，敌攻势更为猛烈，昂昂溪亦失守。敌分数路向省城进犯。 在战事无望的情况下，马占山决定按原定之商议，军政两署向海伦转移，各部队退至克山、拜泉等地。19日晨，马占山率部撤离齐齐哈尔，午后，日军侵占省垣。 至此，“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抗击日寇的战斗结束了。江桥抗战，黑省军队以塞外孤旅坚持抗战半月之久，沉重打击了关东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御侮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英雄气概，使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人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认识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真面目。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爱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将永垂史册。 关东军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东三省的重要城市尚有辽西的锦州和北满的哈尔滨未被占领，两地遂成为关东军占领作战的第4期目标。 一侵攻锦州 关东军在轰炸锦州之后集中兵力攻取黑龙江省城，对辽西采取了 “威慑阵势”，其主要方式是通过拼凑伪政权来对抗设在锦州的张学良政权。10中月旬，关东军指使预备役军官仓冈繁太郎等人，收买汉奸凌印清，组织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辽西地区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进行侵扰。凌匪声称：要“剿灭东北军……占据锦州城，将张学良驱逐于关内。”《盛京时报》1931年10月22日。对于为虎作伥的凌匪叛逆，东北军在黄显声的指挥下，说服了附逆师长项青山、张海天等人，于11月初突然袭击凌匪司令部驻地三道沟，将凌匪及仓冈等日本顾问俘虏，一举歼灭了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的汉奸武装。 之后，关东军扶植另一汉奸张学成。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素有亲日倒兄之野心。11月初，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马，拉拢张学成协助关东军剿灭东北军，并保其成为“东北军政两方面的大首领”。张学成背兄忘祖，“当即向本庄表示愿作犬马”。《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05页。于是，本庄委任张学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拼凑起一支伪军，在黑山县一带，为关东军摇旗呐喊。由于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使锦州政府不免投鼠忌器。后在黄显声请示张学良之后，东北军一部于高山子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消灭了叛匪。关东军组织伪军的阴谋再次失败。 为消灭锦州政权，关东军又变换新招，与驻天津日军勾结，制造暴乱，为关东军出兵寻找借口。10月底，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去天津活动，一为“推动正在酝酿的反张（学良）运动”，二为将“溥仪尽快迎到满洲”。《现代史资料》(11)第350页。11月，土肥原策划了两次暴乱事件，一时间搞得天津卫火药味甚浓。于是，关东军以天津军被中国军队包围,需要紧急援助为名，于11月下旬调集混成第4、第39旅团等部，沿北宁铁路向锦州方向进犯。27、28日，在白旗堡、饶阳河一带，日军遭到东北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这时，由于中国正在向国联建议在辽西设立缓冲地带，日本军部和政府恐怕因此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对，遂命令关东军将部队撤回辽河以东。关东军不得已中止了侵攻作战。 到12月，随着形势的变化，关东军决定一举攻下锦州。12月中旬，日本内阁更迭，组成犬养毅内阁，军部法西斯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任陆相。不久，皇族载仁亲王上任参谋总长，统治结构的法西斯化日益严重,预示着侵华战争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内部斗争激烈，12月15日，在粤派的逼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学良改任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这对东北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12月中旬，军部中央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并决定增派混成第8旅团、第20师团司令部等，加入关东军序列。13日，关东军根据军部中央意图，制定了《攻击锦州计划》。15日军部中央来电，同意关东军以“讨伐匪贼”的名义，对锦州实施进攻《现代史资料》(7)，第299～301页。。内阁也表示“与军部协力，积极解决满蒙问题”。日本侵攻锦州已如箭在弦上。 这时，张学良在北起通辽、南至盘山、西达大凌河等地设置了防线，广大爱国官兵也有“与敌决一死战”的高昂斗志，还有众多抗日义勇军的支持，完全可以与敌一搏。但南京新政府，表面上高唱“积极抗战”，几次电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然而除一纸空文外，没有任何实际援助，这不能不对张学良的抗日决心有所影响。 12月17日，关东军分三路，沿北宁、打通、营沟三线西进，拉开侵占锦州的序幕。21日，关东军摆开了全面进攻的阵势。24日，本庄下达了全面进攻锦州的命令。《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1)，第74～75页。在此紧急关头，张学良接连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给予支援，均未果。这使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产生动摇，未能开展积极防御作战，东北军主力龟缩在大凌河一线，消极待敌。第一线主要是抗日义勇军在田庄台、大洼、盘山等地，对敌进行了英勇抗击，但在强敌面前难以支撑。29日，沿营沟线进攻之敌第2师团攻陷盘山。30日，沿北宁路西进敌军混成第39旅团攻占打虎山。31日，敌军占领三条铁路的要冲沟帮子，锦州完全暴露在了日军面前。 在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学良处境非常艰难，虽然曾有过与敌决战的决心，但不能不考虑：第一,正面敌我力量悬殊，且有日寇天津军和海军出动山海关，切断守军退路的可能；第二，要与敌决战，必须是全国抗战，目前仅以东北军之力，无异于以卵击石；第三，华北各地军阀已有反张迹象，或许趁火打劫，使张失去立足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东北军实力。张学良不得不下令在辽西的东北军全部撤至关内。 1932年的新年来临之际，设于锦州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相继迁往河北滦州，正规军各部也退入关内，只有黄显声领导的公安总队和义勇军留守掩护。敌探知东北军主力撤退，本庄命令第20师团迅速攻占锦州。1月3日，敌军进攻锦州，公安总队略作抵抗即退，锦州陷落。 二进犯哈尔滨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T”字形的枢纽点和北满最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东北当局在这里专门设立了“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和“东省护路军总司令部”，由张景惠任特区长官和护路军司令，主持军民两政。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暗中投敌，组织治安维持会，为关东军北犯哈尔滨进了一颗钉子。事变不久，关东军就打算攻取哈尔滨，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行动。关东军占领锦州之后，认为攻取哈尔滨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一，进攻齐齐哈尔是关东军对苏联施放的一个试探“气球”，苏联反映并不强烈；其二，关东军在上海制造动乱，已经火药味甚浓，列强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了那里；其三，军部与内阁的勾结日益紧密，关东军的后盾更强了;其四，有张景惠作内应。 这时，哈尔滨及其周围的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张景惠借助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的威势，于1932年新年伊始，发表“独立宣言”，宣布黑省“独立”;另一方面，在哈市和吉林之间，出现了由国民党中央任命的抗日的吉林省临时政府与日本扶植的伪吉林省政府的对抗。当时，哈尔滨成了“三不管”的地方。张景惠仍为特区长官，虽未公开投敌，但其利用治安维持会，为关东军效劳。丁超身为滨江镇守使、哈绥路护路司令，握有兵权负责地方绥靖，但其并无抗日决心，暗中与关东军有所往来。李振声被张学良委以吉省军政大员，但其不负众望，又与吉林临时政府主席诚允意见不合，难以驾驭全局。而驻哈及周边各部队长态度不十分明朗。这样哈市成了谁也不服从谁，谁也管不了谁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再加上伪吉林省政府极力拉拢各部将领，并组织伪军蠢蠢欲动。这些对关东军进攻十分有利。 但是，如何解决哈尔滨问题，在关东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以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张景惠，诱降丁超等人，企图不战自破;而以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为首的一派，主张由熙洽指使于琛澄等伪军，扫荡抗日军，攻占哈尔滨。后来本庄等人见怀柔手段难见成效，恐久拖不利，遂决定让伪吉林军打头阵，进攻哈尔滨。 1932年1月中旬，伪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澄，指挥5个旅伪军，向驻守舒兰、榆树一带的张作舟、冯占海部发起进攻。关东军派天野旅团作后盾。防守榆树的张作舟部，由于守城团长投敌，张不幸被俘，所部溃散。进攻舒兰之敌，被冯占海部击溃，而后冯见榆树失守，侧背受敌，遂退往阿城、宾县一带。于逆乘机北上，逼近哈尔滨。同时，熙洽发布伪令，免去丁超、邢占清等人职务，要驻哈部队3日内撤出城外，在哈埠危急时刻，依兰镇守使第24旅旅长李杜，率部到达宾县，会同冯占海，商议进兵哈市，联合丁超、邢占清共同抗敌。1月26日，李、冯率部入哈，与丁、邢及张景惠（当时尚未公开汉奸面目）等召开会议，决定共同讨逆抗日。 1月27日，于逆进抵哈市东南郊，李杜、邢占清、冯占海等部一齐出击，将敌击溃，并击落日军飞机一架，击毙飞行员清水大尉等2人。驻守双城的护路军赵毅部也歼灭伪军1个旅，哈尔滨保卫战初战告捷。 关东军见走狗先锋不顶用，遂决定亲自上阵。1月28日，本庄以日机被击落为口实，下令第3旅团沿哈长路北犯哈尔滨，混成第4旅团从齐齐哈尔方向进行夹攻。 驻守双城的抗日军赵毅部，得知敌来犯的情报，决定出其不意，阻击敌人。30日晚，敌两列军车开进双城车站。因事前熙洽等以为赵毅不敢阻挡日军，便向日军保证双城驻军已撤走，故敌军警戒放松。这时赵毅部以猛虎搏兔之势，猛袭日军，敌被打得措手不及，遭到重创。敌后续部队闻讯，迅速增援反扑，赵部未能及时撤离，又处在开阔地带，在敌飞机、大炮、坦克的猛烈轰炸下，损失惨重。余部退往哈尔滨。 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变得穷凶极恶，对遗留在战场上的守军官兵进行了野蛮报复，伤者皆被刺死。对阵亡尸体剖腹、挖心、剜眼，手段极为残忍。还不准老百姓埋尸，暴尸数日之久。而后，敌未敢轻进，在双城掩护第2师团集结后，才向哈市推进。 在强敌兵临城下的时候，为统一指挥抗敌作战，1月31日，李杜、丁超联合各部队在哈市成立了吉林抗日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任总司令、丁超任护路军总司令。并发表了抗日讨逆宣言，决心“一致团结，共赴国难……敌忾同仇，义无反顾，成败利钝，非可逆期……望我父老子弟，念国土之垂危，痛沦胥之将及，互相救危，共策进行”。《档案选编》(1)第299页。同时，调整防务，严阵以待。 2月4日，敌第2师团兵分左右两路，在伪军的配合下，向哈市发起全面进攻。整个哈尔滨炮火连天，弹如雨下。守军将士奋勇抗敌，李杜亲临前线，激励将士，多次击退敌人进攻，至傍晚仍将敌军阻击在市区以外。5日晨，敌发起更为猛烈的进攻，日机轮番轰炸，抗日将士仍顽强坚持战斗。中午以后，丁超部的中央阵地被敌突破，各部与敌混战，渐次不支，相继撤走。下午,北满重镇哈尔滨陷落。 哈尔滨保卫战，是继江桥抗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再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虽然在东北的爱国官兵，前赴后继，屡屡抵抗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结果却是孤军奋战，未能形成联合的全面抗战，最终都先后失败了。哈尔滨抗战失败后，使东北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作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的东北军出现大分裂，一部分退入关内，一部分转为抗日义勇军，一部分投敌附逆。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抗日义勇军成为抗战的主体力量。同时，哈尔滨的失陷，标志着东北三省和特区全部陷落。关东军的占领作战告一段落。 走向世界战争攻取热河 一日本图谋热河之野心 热河省地处塞外，所辖15县、3设治局，属于东北行政区划。自1928年东北易帜以来，由汤玉麟主持军政。汤视热河为自己的领地，为所欲为，野心昭然。当东北三省一区失陷后，热河之重要地位突出起来，成为我抵御日军侵犯华北及察绥的天然屏障。 其实，日本吞热之心，早为世人所知，在日本侵略“满蒙政策”中，已将热河划在其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就明确将汤玉麟作为利诱对象之一，“要适时领有热河”。《现代史资料》(7)第189、199页。伪满政权成立时，委任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主席，将热河划入了伪满洲国的领土。 关东军在侵占锦州之后，曾企图乘势攻取热河，但因忙于树立伪满政权和讨伐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以稳定占领区的统治秩序，未能付诸实施。到1933年春，东三省大规模抗日义勇军斗争相继受挫，日伪统治秩序相对稳定之后，便开始攻取热河，占领全东北的第5期占领作战。 在此之前，关东军对热河采取“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现代史资料》(11)第788页。多次派遣特务、汉奸，对汤进行诱降，企图以谋略手段夺取热河。由于中国人民抗日呼声高涨，且有东北军的武力威胁，汤未敢公开投敌。 同时，关东军还不断制造事端，为侵攻热河创造条件。1932年7月，关东军派遣特务石本权四郎，往来于奉热之间，进行诱降汤玉麟工作，被义勇军李海峰部（属朱霁青领导的“辽吉黑国民救国军”）得知，将其在锦朝路列车上捕获。关东军声称此为“第二中村事件”，并以“救出”为名，从锦州、义县出动装甲列车部队，向朝阳寺进犯，一度占领南岭，后在义勇军不断袭击下撤回。“石本事件”是关东军图取热河的一次武力试探，为后来的大举进攻做准备。事后，关东军向军部中央报告：“热河经略固然早晚必行之，但鉴于目前（关东）军整个形势，尚不可能对热河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为经略热河，（关东）军至少要将2个师团用于该方面”，要求军部中央“至少增派1个师团及骑兵1个旅团”。《现代史资料》(7)第490～491页。根据关东军的要求，9月至年底，军部增派骑兵4旅团、混成第14旅团等进入东北，加入关东军序列，完成了进攻热河的军事准备。 二榆关事件 在日本加紧侵略热河的准备中，各方面局势发生了变化。在日本，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五·一五政变”，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等政财界要害部门，枪杀了首相犬养毅。事件后，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举国一致”内阁。标榜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政治”宣告终结。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正在进一步形成。军部、官僚、财阀的勾结更为密切，预示着侵略战争将更加疯狂。8月，军部进行人事大调整，由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上任后，一面加紧镇压抗日武装斗争，一面积极部署侵攻热河，声称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134页。 在中国，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外不抵抗和对内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总方针。但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也不敢将热河战事公然置于不顾。1932年7～12月，蒋介石几次电令张学良，将部队调入热河边境，布置对日防务，以安定北方局势。并称“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秦孝仪：《史料初编》绪编一，第561～562页。这时，张学良已改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由于热河是东北的最后一个省份，乃其生存的根本之地，所以他的对日政策也有所改变。由原来执行不抵抗政策和依靠国联，明显转向抵抗政策，决心保住热河。1932年7月，张学良拟定了进兵热河计划参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560～561页。,调东北军第8、第16、第19、第29、第30旅进驻热河，着手建立热河防务体系。为解决抗战军费问题，张学良等还多次向南京政府请示拨款。而专心剿共的蒋介石对抗战经费十分吝啬，所拨少量经费不敷支应。粮和服装等久拖不决，直到热河战事已发，南京政府有关部门还在开会讨论，待其有了决定，热河已经丢失半月了。军科院:《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243～244页。 在上述形势下，日本法西斯侵略与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焦点，首先集中到了东北军与关东军临界的山海关。 山海关即榆关，号称“天下第一关”，雄踞长城东端，扼东北与关内交通之咽喉。自古即为军事要地。关东军占领锦州后直逼关下。张学良为加强防御，于1932年7月设立了临永警备司令部，统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及都山设治局。任命驻榆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并指挥驻该地域内的步兵第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一部等。第9旅辖3个团，625团驻九门，626团守榆关，627团在秦皇岛。 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在榆关和秦皇岛驻有守备队和宪兵队分遣所。隶属于天津军。当时山海关守备队约300人，队长落合甚九郎。在榆关至锦州铁路沿线，关东军第8师团配置于此。榆关至秦皇岛海面，经常有日本军舰游弋。榆关之地可谓处于被敌四面包围之中，其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也就成为日军进行挑衅的首选之地。 1932年5月以后，日军多次在榆关挑起事端，制造侵略借口。到10月进一步升级。10月1日，日军指使伪满国境守备队闯入榆关，寻衅闹事，与何部发生冲突，双方各死1人。12月第8师团第5联队装甲列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驶入车站，声称“遭到城上中国军队射击”《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128页。,遂开炮射击。这两次事件在落合的干涉下，以中方赔偿、谢罪并取缔排日活动为条件，才使事态免于扩大。在此期间，落合还多次诱迫何柱国，要求建立滦东和热河的“缓冲区”，企图以政治手段达到肢解和控制榆关地区的目的,未能得逞。于是，日军蓄意挑起更大事端。 1933年1月1日晚，落合甚九郎策划了日军营房爆炸事件，反诬我方所为，随即一面发起进攻，一面提出“南关归日方警戒”等项要求，遭我拒绝。日军即以武力将我南关外警察缴械。双方成对峙状态。 关东军闻讯后，第8师团立即出动第5联队，增援日军守备队，2日上午敌步、炮兵约2000人赶到榆关，逼我交出榆关，我军未允。敌便于10时许发起进攻。我军为自卫奋起抵抗。敌攻城未逞。于是关东军又命第4旅团及第16旅团一部出动增援，攻取榆关。3日，敌增援部队投入战斗，飞行第10大队、第2遣外舰队也出动配合，形成陆海空立体作战攻势。我军将士不畏强敌，英勇血战，营长安德馨以下300多人阵亡，全团伤亡半数以上。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但众寡悬殊，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午后撤出榆关。 榆关之战，我军以一团之众，敢于与强敌搏斗，表现了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英勇献身精神。它是中国军队在华北第一次打破不抵抗政策，以武力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自卫战。而其失利，完全是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军政当局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缺乏坚决抗击决心所致。榆关之战，是日本侵攻热河及长城的第一枪，同时也揭开了中华民族华北抗战的序幕。 三热河战役前中日态势 日军占领榆关后，加快了进攻热河的步伐。1月，军部声言：“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对“该省内扰乱治安者，当以讨伐手段解决之”。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议会发表演说：“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指伪满和日本）有共同维持之责任”。参见日本外务省《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为关东军侵略热河大造舆论。 关东军则积极进行军事部署。1月28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了“关于进攻热河的作战准备命令”（关作命第466号）《经过》(二)第135～137页。,命令第8、第6师团迅速向热河边境集结，骑兵第4旅团，混成第14旅团待命出动。此前军部还下令增派部队，充实关东军。2月9日，关东军完成了“热河经略计划”，指出“热河经略之目的在于使热河省名副其实地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确定了各部队的作战方向和时间。《经过》(二)第140～141页。2月17日，武藤下达了“进攻热河的作战命令”（关作命第473号）规定于2月23日开始，分热北和热南两个地域展开作战。同时下令编成进攻热河部队，主要有：第6、第8师团，混成第14、第33旅团，骑兵第4旅团，以及飞行、铁道、通信、兵站等部队。 为配合关东军侵攻热河，伪满政权组成了“讨热军”司令部，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为总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指挥，军事顾问有多田骏、佐佐木到一等人。此外，关东军还组织伪军程国瑞、李寿山、刘桂堂、李际春等部，也参加了热河及长城作战。日伪进攻热河总兵力约10万余人。 中国方面，张学良于1933年1月8日对中外新闻界发表谈话，表示放弃不抵抗政策，决心“以吾人之精神和血肉”，抵抗日本的侵略。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9日。18日，张又联合西北军、晋军将领发出“巧电”，表示要用“武力自卫”进行热河抗战。《国闻周报》第10卷第8期，1933年2月。国民党政府对热河问题也表示出某种热心态度。1月22日，外交部长罗文干发表谈话1933年1月23日《中央日报》。,对内田演说进行了驳斥。2月11日，宋子文、何应钦等北上，17日宋偕张学良视察了热河，正式发表抗战言论1933年2月18日《大公报》。。此时各界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2月中旬，救国会和后援会联系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动员民众支持抗战。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保卫热河，保卫华北的气氛十分浓烈。 在热河防务方面，张学良认为仅以东北军之力难以阻挡日军，遂多次致电蒋介石，请调中央军及晋军增援冀热。参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580～581页。但蒋以剿共为急务，只派杨杰赴平襄助张学良。张学良无奈，遂以北平军分会名义，将退往热河的义勇军冯占海部改编为第63军，调独立第106师沈克部至凌南一带，第41军孙殿英部调往热河。2月初，张学良仓促拟定了“确保冀热巩固平津”的作战计划《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22～224页。,拟从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中央军抽调部队，共同组成华北抗日军。初步编成第1～7军团，以及预备军团。其中第4、第5、第6军团担任热河防御。 不久，张学良又将在热河的东北军及义勇军编成2个集团军。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27～28页。第1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指挥第4军团及若干部队，计5个旅（根据军委会2月命令，东北军编制由旅制改为师制，为记述方便，热河战役仍按旅制，长城战役以后按师制记述），1个独立师。第2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指挥第5、6军团、第63军，以及义勇军7个军团。参见《“九·一八”抗战史》第373～374页。参加热河作战的中国军队（包括义勇军）总计约13万人。其防御部署为，以凌南——凌源——平泉——承德公路为作战分界线，以北为第2集团军防区，以南为第1集团军防区。张学良委任张作相全权统帅热河战事。 中国军队虽然在形式上做了防御部署，但实际上军队混杂，指挥不灵，人心不齐。张作相手中无兵，是个空头司令。拥兵最多的汤玉麟冥顽不训，不服从其指挥。许多部队也未按期调动，开战时尚有一半未到达防地。张作相的总司令部也是勉强凑起来的，开战后数日才进入承德。因此，所谓热河防御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热河抗战表面上轰轰轰烈烈，实际上是在仓促和混乱之中开始的。 四关东军攻取热河 1933年2月23日，日本驻华领事向中国提交一份“节略”，声称“张学良及其他反满军队在热河之存在，不但与满洲国主权抵触，且与热河之治安，税收不能两立”《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00页。,威逼中国军队退出热河。这等于向中国发出了进攻热河的最后通牒。日本政府的“节略”完全是为了配合关东军的侵略行动。关东军原计划就是于此日开始军事行动。但由于发现我已得知其作战意图，遂提前于20日开始行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149页。,热河战役由此开始。 热河战役，从作战范围和敌之进攻部署看，可分为热南和热北两个作战方向，敌以第8师团为主力组成南部集群，主攻承德方向；以第6师团为主力的北部集群，主攻赤峰一线。从作战时间上看，2月20日敌开始行动至25日敌占朝阳，为第一阶段；2月25日至3月4日，敌占赤峰、承德为第二阶段；3月4～10日前后，敌进抵长城一线，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热南战线，敌第8师团先遣队早川支队等部，于2月21日到达朝阳寺，然后向北票、朝阳进攻，沿途与东北军董福亭旅和义勇军朱霁青、耿继周等部展开战斗。因董旅某团（该团主官说法不一）阵前降敌，守军被迫撤退。至25日，北票、朝阳相继失守。热北战线，敌第6师团于23日分三路，从通辽、彰武等地向开鲁、下洼方向进攻。开鲁守军崔兴武旅，早已与敌暗中往来，李守信团开城引狼入室，崔弃城逃跑。只有义勇军刘振东、邓文、李海青等部顽强抗敌，终不能支，开鲁陷落。进攻下洼之敌亦突破守军冯占海部防线。至28日，敌各部于下洼集结。 第二阶段，热南战线，敌第8师团分两路向平泉推进，配属第8师的混成第14旅团从绥中向凌源方向夹攻。第8师团川原挺进队在叶柏寿遭到守军于兆麟旅和义勇军的抵抗，后于旅不支退走。但其684团仍坚持防守。敌混成第14旅团在纱帽山等地受到我军第19旅抗击，后又在庙岭附近遇我第8旅阻击，受到重创。3月2日突破我军防线，与第8师团汇合，攻占了凌源。接着敌第8师团以装甲车为先导，向平泉追击。由于凌南守军溃退，造成热南防线动摇，各部争相逃命。敌于3日占领平泉。此时，汤玉麟仍握有几旅兵力，且有黄土梁险要地势可守。但汤畏敌如虎，不肯应战。反而征用军车抢运私产。4日凌晨仓皇出逃丰宁。张作相成了光杆司令，无奈逃向古北口。当日敌仅以少数骑兵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北战线，敌第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分路进击赤峰，3月1日在赤峰以东与守军孙殿英部第117旅及退守的冯占海部展开战斗。2日敌突破守军防线，猛攻赤峰城，守城军民奋力抵抗，伤亡惨重，孙下令撤退，热北重镇赤峰亦告陷落。至赤峰、承德失陷，敌已攻占热河主要城镇及交通要道，随即向长城沿线推进。 第三阶段，武藤得知作战顺利，于3月2日下达新的作战命令（关作命第479号），命令第8师团占领承德后，向古北口长城沿线推进；第6师团向围场、隆化方面进击；混成第33旅团由绥中攻取清河沿线以东长城关口。《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156页。同时，关东军司令部由长春移至锦州，督导前方战事。 热南战败，承德失守后，张学良命第7旅前进至青石梁反击敌人。敌第8师团探知后，派第16旅团前往攻击，双方在长山峪一带展开激战，后敌增加援兵，我军不支后退。此前，敌混成第14旅团，于攻占凌源后即转攻长城沿线，其米山部队与我军稍有战斗，于3月4日占领冷口。旅团主力经茶棚向喜峰口进攻，9日先头部队抵达喜峰口。混成第33旅团分数路向界岭口、义院口长城沿线推进，其先头部队于3月11日占领界岭口长城一角。 热北战线，敌第6师团主力于3月5日进入赤峰，而后派高田支队和骑兵旅团向围场方面进攻，在朝阳地区、粮捕府等地遭遇孙殿英部抵抗，力战数日，孙部不支撤退。敌于9日占领热西要地围场。另外，敌两支部队在伪军配合下，于3月9日和14日占领了热北要地全宁（乌丹）和林西。至此，热河全境陷于敌手，热河作战基本结束。 热河沦陷，全国哗然，同声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并指责张学良未尽守土之责。在一片谴责声中，张学良于3月7日电请南京政府引咎辞职。而蒋介石为防火烧身，更把失地之责完全推给张学良。3月9日，蒋介石偕宋子文约张学良至保定车站蒋的专车会晤，劝其辞职，张表示“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72页。10日，张学良正式通电下野，东北军改编为5个军，分由于学忠、万福麟、王以哲、何柱国、冯占海等统辖。《东北军史》第268～269页。 3月12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准予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全权指挥华北军事。 走向世界战争长城战役 长城，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古代军事防御之杰作。山峦叠嶂，地势险峻，是抵御日军南进华北的天然屏障。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就确定了侵占东北四省，将所谓伪满洲国的“国境”划在了长城线上。关东军明确提出，为确保伪国的安全，必须把中国军队远远驱逐于长城线以南，因此进犯长城是关东军的既定目标。 一战前敌我态势 首先，我们要明确，自1933年春以来日本的侵略攻势，是一次连续的军事行动。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完成所谓伪满洲国的疆域，即完全占领东北四省；二是建立伪国边境的安全地带，一方面巩固占领地，一方面为以后扩大侵略战争奠定基础。因此，热河战役与长城战役在时间上没有严格的分界，关东军的作战行动是连续进行的，直到签订《塘沽协定》，才宣告战事告一段落。长城战役总体上应包括长城沿线作战，以及察东战役和冀东战役。本节主要叙述长城沿线作战，察东和冀东战役在下节叙述。 如前所述，关东军在攻占承德、赤峰等地之后，随即命令各部队扑向长城沿线。其部署是：第8师团由承德进攻古北口，混成第14旅团由平泉向喜峰口进击，混成第33旅团由凌南向界岭口、义院口推进，第6师团当时在赤峰一带，3月下旬转入冷口方面作战。 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是：根据2月初拟定的作战计划，石门寨至界岭口一线，由何柱国指挥所部第57军等防守；喜峰口一带由万福麟第53军一部驻守;古北口由第107师（原第7旅）王以哲部和第112师（原第12旅）张廷枢部驻防。并下令调西北军第29军宋哲元部编为第3军团，开赴喜峰口增援；晋军第32军商震部增援滦河一线，后转冷口方面。 在热河战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得已做出某种抗日姿态。下令调第2、第25、第83师北上，由第17军军长徐庭瑶指挥，加强华北防御。3月初，各部先后到达密云、通州等地集结。于是在古老的长城上，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中央军联合抗日的局面。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 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制定了一个消极防御计划，以长城和燕山为依托，自东至西做了纵深配置。3月15日，重新编成了华北抗日军战斗序列，共计7个军团，13个军（含骑兵军1个）、36个师（含骑兵师6个），又15个旅及军师直属部队，共约26万人。其部署是：第1军团于学忠部（辖第51军等）防守天津、大沽及津浦铁路；第2军团商震部（辖第32、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及冷口附近防务；第3军团宋哲元部（辖第29、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方向之防御；第4军团万福麟部（辖第57军等）在原驻地整理，以3个师协助第57军固守冷口以东要隘；第6军团张作相部（辖第41、第63军）和第7军团傅作义部（辖第59军、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防务；第8军团杨杰部（辖第17、第26、第67军）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 长城战役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1阶段为长城关口争夺战。从3月上旬至3月18日关东军暂停攻击。第2阶段为冷口、滦东战役，从3月下旬至4月19日关东军下令撤归长城线。第3阶段为南天门、兴隆县战斗，从4月21日至月底我军撤出南天门。第4阶段为冀东、平北战役，从5月初至5月25日双方停止战斗。 二长城关口争夺战 长城在河北与热河接壤地段，通称长城东段。其古北口、罗文峪、喜峰口、冷口、界岭口等均有公路通过。故以上各关口首先成为敌我争夺之目标。 古北口争夺战。古北口扼承德至北平最近通道，长城在此成凸状，形势险要。在热河战役后期，东北军第107师王以哲部于长山峪激战时，张学良命第25师关麟征部由密云速援古北口。3月10日，关部到达古北口后，与王以哲商定，由第112师张廷枢部于古北口设一线阵地，25师占据第二线阵地。当日敌第8师团一部到达古北口后，即展开试探性攻击。11日，敌第8师团主力发起攻击，第112师未尽力抵抗后撤。敌即占领关口，并向25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攻击，关师长急率预备队增援，将敌击退。12日，敌再次发起猛攻，战况激烈，25师各部联络中断，各自为战。午后各部相继退至南天门阵地,敌未再追击。而后第2师接防南天门阵地，敌我形成对峙。 喜峰口争夺战。喜峰口为平泉至遵化之孔道,扼滦河上游，亦为险要之地。3月9日，奉命接防的第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抵达喜峰口附近，即闻敌第8师团一部追击万福麟部至关门，便立即投入一个团进行战斗，稳定了关口战局。10日，第29军主力陆续赶到。10～11日，敌我双方在喜峰口两侧展开激战。我军虽然装备较差，但士兵敢于拼搏，手持大刀与敌短兵相接，使敌飞机、大炮失去效应。11日夜，我军主动出击，赵登禹、佟泽光两旅迂回夜袭敌军，摧毁敌炮兵阵地，予敌重创。敌受此打击，此后数日未有行动。17日敌增援部队到达后，再次发起攻击。我军因喜峰口正面过大，乃主动缩小战线。敌于18日攻占潘家口。此后敌守住既占关口，双方停止攻击。 罗文峪争夺战。该口位于喜峰口西南，有承德至遵化道路通过。敌于喜峰口受挫后，企图从罗文峪包抄我军。3月14日，敌第4旅团早川支队向罗文峪袭来。我军在关口内外有暂2师刘汝明部和骑兵第5旅，但骑5旅见敌进攻，不战自退。敌遂向刘部猛攻。我军依托城墙、碉楼，与敌激战数日，战士们手持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战，多次将敌击退。18日，我军迂回袭敌，迫敌向北退却。以至该口5公里内已无敌踪。 界岭口、义院口争夺战。界岭口由我军第4军团第116师缪澄流部防守。敌混成第33旅团到达该口后，于16日分两路向我进攻。我军前沿兵力较弱，稍事抵抗即后撤，敌突入关口内。而后敌以冈村支队确保界岭口，以人见支队转攻义院口。18日，我军进行反击，夺回界岭口。24日，敌复攻界岭口，我军不支后退。同时敌人见支队于20日向义院口发起进攻，由于该口地位突出，我军主动撤至邱子峪一带。以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冷口战斗。冷口位于界岭口与喜峰口之间，由第32军商震部担任防御任务。商震派第139师黄光华部于冷口一线设防。3月4日，敌一部已占关口，黄部闻知急进，途中与敌混成第14旅团米山先遣队遭遇，经过战斗，敌转向界岭口。我军出关进至萧家营子。中旬敌于喜峰口陷于苦战，为策应该方面作战，敌第6师团组成迎支队向冷口进犯，22日到达萧家营子与我139师一部接战，我军稍战即退至关口主阵地。后敌我互有攻击，终将敌逐出口外，于萧家营子一带采取守势。 至3月中旬，关东军相继攻占了古北口、喜峰口、界岭口等主要关口。武藤认为作战目的基本达到，于18日下达“关作命第488号”命令《经过》(二)第181～182页。,巩固占领关口态势。据此，关东军各部队暂时停止进攻，转而巩固关口防御，未向长城线以内进攻。长城关口争夺战暂时休战，长城沿线战役告一段落。 三冷口、滦东战役 滦东地区，北倚长城、东临渤海,滦河在喜峰口附近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大海，形成一个三角地带。长城战役开始后，北平军分会认为该地突出，命何柱国部除以第115师和骑兵第3师扼守石门寨一线外,其主力撤至滦河西岸。 关东军在占领长城主要关口，稍作休整之后，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有力打击，完全占领长城沿线，决定再次发动攻势。3月27日发布“关作命第491号”命令，发动了冷口、滦东战役。从3月底开始，敌从喜峰口、冷口、界岭口、石门寨等4个方向展开进攻。 由独立守备队组成的岩田支队，于3月31日首先从石门寨发起进攻，守军115师、骑3师稍加抵抗退往海阳镇，敌跟踪追击，4日海阳镇亦失守。何柱国立即组织57军各部反攻，于7日夺回海阳镇。 冷口方面，敌从赤峰调来第6师团，并由混成第14、第33旅团各一部配合，于4月9日向我第32军商震部发起进攻，经三日激战，敌突破我军防线，我军退至滦河西岸,敌于建昌营集结。武藤见进攻冷口顺利，于11日下令“给敌以铁锤般打击，将其赶出滦东地区”。《经过》(二)第190页。于是，敌分数路向前推进。宫崎支队向抬头营方向东进，途中与我第119师孙德荃部交战，14日孙部后退。古谷支队向西推进，15日进占滦河边上的东营附近。神代支队南下追击，13日在永平东北遭我军阻击，后我军退往滦县，敌于17日追至昌黎西北才停止前进。 石门寨之敌也于11日以后反攻，因冷口失陷，界岭口动摇，何柱国部奉命向昌黎撤退，敌于15日侵占秦皇岛、北戴河。此间，第8师团采取牵制性攻击，以炮火轰击我望楼、南天门阵地。喜峰口敌混成第14旅团于7日起实施佯攻，12日敌集结重兵，在飞机配合下猛攻我滦阳高地，激战数日，得而复失，后我军撤至滦河西岸。界岭口敌混成第33旅团于4月10日开始向我军116、108师等部进攻，至13日，因冷口失守，界岭口左后背受敌，我军遂南撤。至17日敌攻占抚宁、昌黎。至此滦东地区被敌占领。 此次战役开始后，何应钦急调第67军王以哲部，以及高桂滋、翁照垣等部增援滦河一线。17日前后，以上各部及溃退我军集结于滦河西岸，统由第2军团长商震指挥。设立防线，伺机反攻。《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长城战役》，第191页。敌我隔滦河形成对峙。 这时，日本天皇突然对滦东战事表示“关心”参见《现代史资料》(7)，第531页。,关东军遂奉敕命于4日19日下达“关作命第498号”命令，将占领滦东部队撤回长城沿线。天皇究竟为何“关心”，原因不明。不过关东军发动滦东战役，除军事打击目的之外，还暗藏着政治阴谋。 四南天门、兴隆县战斗 长城东线战斗刚刚结束，关东军又在西面的南天门、兴隆县发动了新攻势。长城战役第三阶段开始。 自3月中旬以来，我军组成第8军团，加强南天门防御，以421高地为核心，纵深构筑了多道阵地。与敌相持月余。4月20日，敌为配合“板垣工作”，命第8师团主力“对当面之敌予以痛击”。自21日起敌出动第16旅团等对我第2师发起猛攻。至25日，敌反复攻击均未得逞。我第2师苦战5昼夜，伤亡惨重，由第83师接替防务。敌久攻未克，于26日将第4旅团投入战场,再次进行猛攻。双方激战3日，我军工事全毁，伤亡甚大，我83师于28日退守新开岭第二道防线。8昼夜血与火的较量，敌以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了南天门。 与南天门战斗同时，敌第31联队岛村大队向兴隆县进犯，4月21日占领县城。驻守这一地区的我第26军萧之楚部，决心消灭这股敌人，组成4路纵队，分由马兰关、黄崖关等地出发，于27日将敌包围。29日正待全歼该敌之时，何应钦命萧部向墙子路转进。萧乃命132旅暂留兴隆，余皆转移。30日敌增援部队赶到，我132旅随即撤走。是役岛村大队伤亡达38%。《太平洋战争ヘの道》，第23页。 至我军撤出南天门，长城沿线关口均陷敌手，长城沿线战役结束。在3月初至4月底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军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号称“皇军王牌”的关东军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古北口，喜峰口的战斗尤为激烈。骄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在雄伟的长城前，第一次遇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长城战役是关东军与中国军队规模最大的作战。 走向世界战争入侵冀察 关东军占领热河，攻取长城沿线，其气焰更为嚣张。然后一面南进威逼平津，一面西进入侵察东，欲以武力和谋略，占领和控制察东和冀东地区。 一侵犯察东 察哈尔省紧邻热河，亦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图谋范围。东境多伦，扼内外蒙入关通道，有塞外“小上海”之称，为商业和军事重镇。关东军在制订进攻热河计划时，已将多伦作为攻占目标，命伪军刘桂堂部向林西、多伦方面作战。关东军占领热河后，以主力南犯长城，同时命骑兵第4旅团，纠合伪军张海鹏、李守信、刘桂堂等，准备侵犯察东。 我军在察省的防务情况为：根据2月上旬制订的华北防御计划，察省防务由第7军团（总指挥傅作义）担任，所辖傅作义第59军、李服膺第61军、赵承绶骑兵第1军。第59军担任张家口、张北、宝昌等地的守备；第61军防守赤城、独石口、沽源一带。骑1军驻守多伦。 另外，汤玉麟第5军团放弃承德后，收容残部编成步兵3个旅、骑兵3个旅等，退至上黄旗、花营子一带。虽国民政府已下令通缉查办汤玉麟；但汤拥兵自重，拒不离职。军分会无奈令其立功自赎，防守沽源一带。由赤峰退入察省的第6军团孙殿英、冯占海部；3月间集于宝昌、沽源一带，军分会令其与汤共同防守察东。其余散败部队编为骑兵挺进军由刘翼飞任总指挥，分驻张垣、商都、康保等地。并有义勇军多部退集察省。 4月下旬敌开始向多伦进犯，骑1军于25日派出第5团前往阻敌。在小汤河一带且战且退。28日敌全线攻击，三江洼、磴口桥阵地等被敌突破，我军退守第2道防线，敌包抄迂回，进入多伦，双方巷战，我军不支退走，5月1日多伦失守。接着敌进攻沽源，7日冯占海部在大梁底将伪军刘桂堂部击退。下旬敌再进攻，汤玉麟欲图投敌未成，南逃赤城;冯占海部抵敌不住，退往张垣，5月24日敌攻占沽源。后敌分两路继续进犯:一路拟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然后转而南下图取张北；另一路由沽源南进独石口、赤城，然后向西威胁张家口。在察省面临危机之时，爱国将领冯玉祥毅然奋起，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保卫察省，收复失地。 “九·一八”事变以后，冯玉祥就积极主张抗日，1932年10月，冯在共产党员吉鸿昌的动员下，由泰山移居张家口，联络旧部，积极准备抗日。1933年3月，原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在晋南揭起抗日旗帜，于5月中旬率部艰苦跋涉到达宣化。冯旧部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也先后到达张家口。宋哲元留察部队也纷纷响应冯的抗日号召，退入察省的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邓文、李海青、檀自新、刘震东、耿继周等部也表示服从于冯。察省的抗日情绪极为高涨。冯玉祥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共产党和民众及各界的广泛支持。 在日伪准备深入察省的情况下，5月26日察省各界在张家口召开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下简称“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方振武为副总司令，邱山宁为总参谋长。冯即通电全国，表示“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冯玉祥通电全文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1933年6月5日。 同盟军成立后发展迅速，先后所掌握的军队主要有：第1军佟麟阁部，第2军吉鸿昌部，第6军张凌云部，第16军李忠义部，第18军黄守中部，第5路邓文部，第6路刘桂堂部（于6月底在沽源反正后加入同盟军）；骑兵挺进军孙良诚部，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蒙古军等，总计约8万人。据冯玉祥自述：同盟军总数有12万人，但只有8万枪支，1/3的人均为徒手。 6月初，日机轰炸独石口，伪军张海鹏、崔兴武部西进，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原驻守察省的骑1军赵承绶部，第61军李服膺部则奉阎锡山之命撤向大同一带。于是，张北告急，张垣震动。冯玉祥急命张砺生、李忠义等部驰往张北布防；抗日救国军张人杰部赴独石口应战；张凌云率部策应。至中旬将敌攻势遏住。 6月15日，同盟军召开第1次军民大会，讨论了军事、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决定“组建北征大军，收复被占领土”。冯玉祥委任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李忠义分任左、右副总指挥，率军克日北上，收复察东。后又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统一指挥作战。吉鸿昌将所部编为3个梯队，集中张北，准备北进。自卫军张砺生部也受命出征,配合作战。 同盟军部署后，梯次北上出击。6月22日，自卫军王德重部等首战康保，伪军崔兴武部溃败东逃。康保克复，首战告捷。接着同盟军又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及自卫军一部挺进宝昌；一路由李忠义部直趋沽源。26日伪护国游击军司令刘桂堂在沽源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一部陷于孤立。7月1日同盟军将其击溃，克复沽源。同日在宝昌方面，经过战斗，伪军张海鹏、崔兴武部逃往多伦，宝昌亦告收复。同盟军连克三城，声威大震，决定乘势进军，收复多伦。在吉鸿昌指挥下，北征军向多伦前进。 多伦战略地位重要，日军派出骑兵第4旅团2000余人及炮兵部队，并由伪军崔兴武、李守作等协助固守。城内外筑有碉堡等坚固工事。在丰宁至多伦一带，有日军第8师团一部及伪军索华岑部等以为后援。 7月4日北征军到达榆树沟，并得知敌正在调动，吉鸿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发制人，攻取多伦。其部署是：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居中，刘桂堂部任右翼，吉、邓两部为预备队。7日夜展开外围战，翌日午后，敌不支退入城内。9、10两日我军数次攻城，敌据城固守，并派飞机轰炸，我军伤亡很大，暂停进攻。吉鸿昌施特洛伊木马计，潜兵数十人化装入城。12日晨，趁敌机不能起飞，再度攻城，吉鸿昌身先士卒，率队猛冲。城内部队内应四处鸣枪，敌闻变大惊，同盟军乘势冲入城内，经3小时激战，敌从东门溃走。多伦复归于我。同盟军自誓师北征，两旬之间就收复四城，击毙日伪军千余名，同盟军亦伤亡 1600余名。《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23页。 自同盟军成立伊始，国民党政府就企图扼杀同盟军。察东胜利使其更加恐慌，一面加强政治压力，威逼冯玉祥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一面先后调庞炳勋、冯钦哉、徐廷瑶、王以哲等部进兵察省，以武力威胁同盟军。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6个师、15万余人。 蒋介石集团的如此行径，正合日军之心愿。同盟军收复多伦不日，日驻北平武官柴山兼四郎走访何应钦，声言同盟军收复多伦，“有违《塘沽协定》，请予注意”。《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24页。驻承德第8师团派出一部增援，茂木旅团联合伪军张海鹏、崔兴武部等共约2万人，向察哈尔反扑过来。 同盟军面对内外敌人，被迫采取两面作战。冯玉祥一面命张凌云、刘桂堂部坚守多伦至独石口一线，并派出乜玉岭等3个师增援，以阻止日伪军反扑；一面命方振武、吉鸿昌回驻张北、宣化，派孙良诚部进驻宣化辛庄子（平绥路经此），以防止国民党军进攻。 至7月底，国民党的政治压迫越来越大，军事进攻更加紧迫，并施展“银弹攻势”，以高官厚禄引诱同盟军将领，使同盟军内部出现混乱，许多将领或脱离或动摇或被暗杀。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保存抗日实力，经与何应钦等多次交涉，最后表示：由宋哲元回察主政，取消同盟军。8月5日；冯玉祥通电宣布，“忍痛收束军事”冯电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8月21日。,9日冯撤销同盟军总部，14日冯离张垣再赴泰山。同盟军大部接受改编，唯方振武，吉鸿昌部坚持抗战。至9月底，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溃败。8月中旬伪蒙军李守信部重占多伦。察东战事告一段落。 二进攻冀东 关东军自4月下旬从滦东撤退后，命伪军李际春、程国瑞等部驻守滦东一带,我军遂实行反攻。4月23日李杏村师收复迁安，翁照垣师克复卢龙。27日骑3师王奇峰部、翁照垣部分别收复昌黎、抚宁。至30日，67军各部一直反攻到北戴河。 关东军见我军反攻，遂欲再开攻势。这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5月2日从东京返回长春，带来了军部的新作战方针，即对我军实行毁灭性打击，迫使我停战求和。5月3日，武藤司令官发布了向关内再次进兵的命令(关作命503号)。《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04～205页。 第8师团向石匣镇方面实行连续进攻；混成第14旅团配属于第6师团，攻击正面中国军队；第50联队调往山海关方面归第6师团指挥；第14师团派1个步兵旅团及骑炮联队至山海关，列入第6师团指挥；第6师团以一部占领永平、迁安，以主力从迁安滦河上游对中国军队实行沉重打击。 5月6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通报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现代史资料》(7)第515页。指出此次作战之目的，是以武力强压为手段，使华北当局彻底屈服。通过在长城沿线反复打击中国军队，并继续辅以内变工作，促使华北、华中、华南自行分裂；在时机成熟时，迫其签订停战协定。其停战线规定为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以南、以西地区。 5月8日，武藤发表进军声明，声言关东军“一忍再忍，至今已不能坐视华军之挑战，故断然奋起，痛击敌人，彻底挫败其挑战意志”。《满洲事迹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05页。于是，关东军除整顿补充原在长城线上的第8、第6师团和混第14旅团等部外，又增派第14师团之第28旅团等部（5月18日以后又增派骑兵集团）并纠合伪军各部，总计约10余万人，沿长城线从东西两面再次向关内发起全面进攻。 西线第8师团于3日完成攻击计划：以第4、第16旅团主力分为左右两翼，实行主攻；鲶江支队由兴隆县西进迂回攻击石匣镇；骑兵队掩护师团主力前进。10日黄昏，敌向平头峪我军阵地攻击，被83师493团击退。入夜敌左右两翼增兵，向稻黄庄，涌泉庄及其以南高地猛攻。敌我混战，双方伤亡均重。11日拂晓，敌加强炮火并在飞机支援下再攻，我军苦斗，伤亡惨重。补充团及494团伤亡约3/4，498团伤亡约1/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38页。阵地工事悉被毁坏，八道梁高地至上旬子以南之阵地相继被敌占领。83师基本丧失战斗力。于午间后撤，由2师接替防务。12日敌继续向南香峪等阵地进攻，战至午后，2师伤亡2千余名，渐次不支后退。敌占香山峪及小新开岭一带。13日敌追击进攻，我军在摇亭一带坚持抵抗，伤亡亦重，决定撤往石匣 镇以南九松山一带。敌进占石匣镇。 东线第6师团决定首先打击我在滦东地区的反攻部队,7日起开始进攻。平贺、常冈部队在伪军李际春部配合下，由山海关、北戴河击退我军西进。8日攻占抚宁，翁照垣师退往卢龙。尔后常冈部队向建昌营转进。平贺部队继续西进，10日进占永平以南，后向吴庄方面转进。松田部队由界岭口南进，7日在抬头营集结后向五达营前进，8日与我军一部遭遇战斗后转向建昌营。高田部队7日由建昌营出发南进，8日击退我骑3师后占领迁安。喜峰口之服部部队出击至滦河，威胁西岸撒河桥之我军。 敌击退滦东地区我军之后，于建昌营完成集结。10日下达了渡过滦河向滦西进攻的命令。12日第6师团主力松田、高田两部队由西寨庄一带攻击渡河；常冈、平贺部队由小营、吴庄一带渡河，我军王以哲、何柱国部略作抵抗，即奉命向唐山、丰润一线以西撤退。 5月13日，武藤得知战况顺利，为扩大战果，发布“关作命第506号”《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06页。。命各部队向密云、平谷、玉田、丰润、永平之连接线前进，扫荡华军后确保要地，构成对平津地区威压态势。 第8师团按军令于16日准备完毕。当时我17军各师与敌屡战，伤亡惨重，已无力再战，除25师一部担任警戒任务外，其余各师调回后方休整，由26军萧之楚部接替防务。敌探知我军退兵，18日师团主力分两路出击，右路第4旅团沿罗屯——岭屯——白沿庄大道追击；左路第16旅团沿通往北平的公路前进。途中在南省庄、九松山一带遇我26军阻击，突破后于19日占领密云。 第6师团按军令于14日命松田、高田、平贺各部队迅速向丰润、玉田推进。高田部队居中，突破67军在丰润北的防线，16日黄昏攻占丰润。平贺部队为左翼，自吴庄渡滦河后，在蚕姑庙、郑家庄连遭我军阻击，15日夜突破我军防线，16日进入丰润。松田部队为右翼，14日突破新庄以北我军防线，向我军左侧背进袭，16日进抵沙流河镇。 位于喜峰口的服部部队，13日向我龙井关口东南高地进攻，夺得关门一角。由于滦河防线失守，防守关门已无意义，29军向遵化退却。敌跟踪追击于15日逼近遵化，29军王淦尘团奋力抵御。16日敌攻占遵化。29军退往蓟县。 敌占丰润后，北平军分会命王以哲、何柱国等部退守蓟运河西岸；命宋哲元部由蓟县退往三河。拟在东自宁河，经蓟运河、至三河、顺义、昌平一线，再行抵抗。 武藤见我军节节败退，决定突破《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所规定的停战线，于18日下达“关作命第508号”命令《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07页。,第8师团击溃当面之敌，进占密云；第6师团以一部向蓟运河线（此线超越了原定停战线）追击敌人；调骑兵集团主力迅速转进玉田附近,以彻底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之敌。20日又发布“关作命第510号”《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08页。,命各部推进至规定线后，集结兵力保持对平津地区的强压态势，造成停战的有力局面。 第8师团占领密云后，依军令做进攻怀柔部署：第4旅团由西面山里庄绕攻怀柔；第16旅团以一部于怀柔东北陈各庄一带佯攻，主力正面攻击怀柔；骑兵第8联队配合第4旅团作战。 我军第59军傅作义部于4月底由察东调至昌平，此时奉令进驻怀柔一带布防。所部218旅为右区队，210旅为左区队，211旅为预备队，防守第二线阵地，军部设于萧家村。 22日夜敌第16、第4旅团分左、右两路发起进攻。23日我军左翼210旅伤亡严重，211旅赶来增援，将敌遏住。午后我军奉命后撤，敌续攻至顺义一线。25日敌收到“关作命511号”停止战斗的命令《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09页。，原地停止攻击。 第6师团据军令于17日命各部继续向西推进。松田部队于18日由玉田附近出发，20日进抵平谷，后奉令南下于23日主力集结在上仓镇，一部进占宝坻。服部部队主力18日进占石门镇，19日占蓟州，尔后并指挥由黄崖关南下的鲶江支队，于20日攻占三河。22日先头部队占领白河东岸，主力集结于夏店，威胁通州。高田部队22日从玉田出发，主力进至林南仓，一部进至新安镇。平贺部队22日从丰润出击，26日主力进入丰台，一部占领宁河。 至此，北路第8师团已进至顺义一线；东路第6师团打到蓟运河一线。北平、天津已是兵临城下。 走向世界战争停战交涉与《塘沽协定》 关东军连续发动热河战役、长城战役等，其目的一是要完成所谓“满洲国”的疆域；二是要使华北地区特殊化。为此，一方面大举实行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施展阴谋伎俩，欲图以武力和谋略相配合达到其目的。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的进逼态势十分恐惧，一面不得不抽出一定兵力组成华北军进行抵抗；一面又积极开展外交手段，欲与日本妥协。于是，在炮火硝烟军事较量的同时，一场幕后的政治谋略战也在展开。 一“板垣工作”与停战交涉 早在关东军准备进攻热河之时，日本军部就已经着手“扰乱华北”工作。2月中旬，板垣征四郎从关东军被临时调任参谋本部附，赶赴天津主持所谓“板垣工作”，即以天津特务机关为据点，物色北洋军阀残余人物等，进行策反，扰乱华北。企图一举“使华北准满洲国化”。岛田俊彦《关东军》，第118页。 板垣把当时华北军政人物分为四类：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和观望(首鼠两端)派。欲引诱收买后三派，排除蒋派在华北的势力，组成所谓“华北联治政府”。其属意人物首推段祺瑞，次为吴佩孚、孙传芳，再次为张敬尧、白坚武、石友三等。为此，板垣勾结永田铁山等人，数月之间从陆军省机密中融通资金300万日元《现代史资料》(7)第568页。,用做活动经费。但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段祺瑞为躲避板垣，刚到天津便移居到上海。吴佩孚、孙传芳也不为所动。板垣只好用25万元(一说为30万元)参见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收买了张敬尧。张化名常世玉，潜入北平阴谋活动。石友三、白坚武等也受板垣指使，在平津地区骚扰作乱。 关东军逼近长城后，根据板垣的意见，确定了“谋略为主，作战为辅”的政战方略。4月间的滦东战役和南天门战斗即为配合板垣工作而采取的作战行动。关东军先是发动滦东战役，企图为叛乱分子挖出一块立足之地，以鼓动声势。4月18日，关东军已侵占滦东大部，板垣高兴得急电关东军，声称“宋哲元预定4月21日在平发难”《现代史资料》(7)，第530页。,要求关东军加紧进攻，促其成功。由于天皇责命滦东战事告停，关东军转而于4月21日在南天门发起攻势，以策应板垣工作。在此期间，板垣多次发电，或言张作相起事，或言宋哲元发难，然至南天门战斗结束无一实现。关东军及军部对板垣工作逐渐失望。 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日本根本不听国联的“劝告”，竟于1933年3月27日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国联。南京政府所依靠的“国际政府”也无济于事了。蒋、汪等便通过各种渠道接触美、英、法等国，企图让欧美列强出面调停。但美声称实行不干涉主义，其他各国也顾虑重重，而日本军部则明言反对第三国干涉，致使第三国调停之路被堵死。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只好暗中寻找中日直接交涉之路，首先在上海打开了突破口。4月19日，黄郛、张群与日本驻华武官根本博会谈，只广泛讨论了中日大局，未言及停战问题。27日，军政部政务次长陈仪再晤根本，探询如何停战，根本暗示如中国军自南天门后撤，并解除对兴隆日军包围，停战可有希望。陈将此意转告何应钦，何遵此照办了。29日陈告根本我军已撤，要求开始谈判。但根本据关东军回电称，南天门为日军所夺，不能作为停战条件，但如果中国军队自动撤至密云、平谷、玉田、滦河西岸一线，日军攻势可以缓和。似乎中日停战有了一线曙光。 不料，这时北平和天津却又横生枝节。在天津的板垣得知上海方面情况后，感到如果停战，他的“谋略计划”将白费力气，遂于4月30日电告关东军，认为停战议和与既定国策相违。“目前华北的反蒋活动已处于饱和状态，唯有捕捉发动点火工作的微妙机会。……今闻日本军与中国军之间欲行妥协，实为荒唐无稽……前滦东撤军一时造成反蒋方面意志沮丧，最近古北口关东军勇敢行动已重鼓士气，亦准备在近期内我军反击适宜时，捕捉表面化机会，促进反蒋各派活跃……”《现代史资料》(7)，第536～537页。 驻北平的武官永津佐比重与板垣意见不谋而合。永津久驻北平，深知中国军阀之内幕。他认为目前华北局势，虽何应钦接张学良主持军政，但东北军、西北军和晋军等未必能与之融洽。永津虽不属关东军，但积极支持其侵略活动，此时便跳出来与板垣同唱一调，于5月2日通电关东军指出，停战不合时宜，当利用各派分歧造成混乱，再由日本增派1个师团进逼平津，并以飞机实施威胁，即可使华军不战自退。《现代史资料》(7)，第540页。 此时，关东军得到了军部允许进攻关内的新精神，遂采纳板垣与永津的意见，放弃根本博之前议，同时将前定的“谋略为主，武力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武力迫和为主，内乱策反为辅”，于5月3日下令大举进攻关内。 同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北平政务委员会，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北平政整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这是蒋介石对日本投降妥协的一个重要步骤。早在上海方面接洽时，南京政府已在考虑收拾华北局势，其案有三：①起用段祺瑞，以张群、黄郛佐之；②重用阎锡山予以华北大权；③组成由地方军将领参加的军委分会及政治分会，以黄郛主其事。《现代史资料》(7),第534页。蒋认为黄郛与日本关系较深，又非国民党，易为各方(实为日方)所接受，决定采用第三案。于是政整会便出现了。 黄郛出山首先于5月6～14日，在沪三次晤谈根本博三次谈话内容参见《现代史资料》(7),第544～548页。,表明妥协意愿，探询关东军虚实，“如果中国军队撤至密云，关东军是否停止追击”。关东军答复：“务盼中国军队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为要。”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第83页。黄郛将此线理解为密云、平谷、蓟县、玉田、唐山一线，并将此意转告何应钦，何表示同意。有以上交涉为基础，黄于15日离沪北上。 此时，关东军在西线已进占石匣镇正向密云逼近，东线突破我滦河防线，向《华北应急处理方案》之规定线推进。武藤认为该是表明关东军态度的好机会（虽然仍有反对)，遂于15日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如断然放弃从来之挑战态度，由国境线(指长城线)远退，则我军迅速复归长城线。”《现代史资料》(7),第516页。武藤声明可以视为关东军愿意停战之表示。 何应钦据此判断关东军有谈判之意，一面促黄郛尽快北上加紧交涉，一面派熊斌与永津接触。15、16两日熊斌三次访晤永津，表示愿意按日方要求，西线撤至密云以南，东线退至芦台、宝坻，但日军不得追击。永津由此窥测出国民党政府已丧失抵抗意志，便电告关东军继续进军。几日间关东军便攻占了密云、平谷、蓟州、三河、玉田，先头部队到达蓟运河一线。 关东军一面加强武力进攻，一面催促板垣加紧内乱工作。板垣、影佐祯昭等人活动更加频繁。从4月底至5月中旬，板垣连连电告关东军，或言××将发难，或者×××将宣布自治，其电文竟有9通之多。《现代史资料》(7)，第534～552页。然其中大多并未实现。板垣最得意的张敬尧于5月7日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刺杀于北平六国饭店。但板垣仍搞出了一些闹剧:5月18日石友三旧部于滦州发表独立宣言；19日李景林旧部在天津海光寺投弹；驻平日海军武官门前有菊花纹章毁损等。但这些举动未能造成大势。 正当关东军威逼日甚的局势下，黄郛抵达北平，于18日对报界声称：“希望(中日)于互相谅解之程度下，谋一和平解决办法，藉以维持大局。”《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长城战役》第437页。表白其对日妥协停战之意。但关东军为争取更有利的局势再行谈判而未予理睬。永津闭门拒洽，黄郛束手无策。20日敌机飞临北平上空示威。是日又发生刺伤日兵事件，天津之日军借此向北平增派2个中队。此时到处传闻日军将进攻平津，何应钦、黄郛等甚为惶恐，22日已做出军政机关撤出北平之准备。黄郛致电蒋、汪，叹息“既往工作，尽付流水”。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1页。 二《塘沽协定》之签订 就在北平当局走投无路准备逃亡时，关东军认为时机已到，遂打破停战交涉僵局。5月18日，参谋本部下达《华北停战指导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当事人，由永津在关东军指导下负责接洽。于是，关东军于19日急电板垣，告之关东军已准备谈判停战，内变工作已到最后机会。板垣无奈于21日电告关东军，托出内变工作四大困难：①华北无可发号施令之中心人物；②反蒋各派内容复杂难于合流；③反蒋派未必就是亲日派；④中央威力仍大，反对中央者犹豫不决，缺乏果敢勇气。《现代史资料》(7)第553页。关东军立即将此呈报军部，22日军部电告关东军，转令板垣停止内变工作，立即开始谈判。武藤当即电令永津接洽停战事宜，并提出条件三项：一是中国军队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一线以南及以西，以后不得越线前进；二是中国军队照此线退却，日军不越线追击；三是日方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至长城线。 是日夜，黄郛携李择一到丁香胡同日本海军武官宿舍，与永津、藤原喜代间、中山详一等晤谈(关于此次晤谈经过及参加者，说法不一，本稿取一说）。永津据武藤电令修改增加提出停战条件四项：①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及以南，而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②日军不越上述线追击；③何应钦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代表往密云，对日军表示停战之意志；④以上正式约定后，关东军司令官指定之日军代表与中国方面军事全权代表，于某日某时在北宁线某地点，缔结关于停战之成文协定。《现代史资料》(7),第563页。恰此日,汪精卫来电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订。”《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45页。黄郛据此电完全接受永津所提条件，至23日晨6时双方达成停战初议，并口头约定分三步进行。 第1步，停战之申请。黄郛回来后即与何应钦、黄绍、张群、熊斌等商议，均表示接受日军条件。何、黄一面将停战交涉、处置情况及日方条件电告蒋、汪，一面通过李择一向永津转达函告：“兹决定派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接洽停战。”《现代史资料》(7)，第563页。永津回函表示接受何应钦的“正式承诺旨意”。停战申请完成。 第2步，签订停战觉书。24、25日,蒋、汪分别连电何、黄电报内容详见《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4～258页。,表示愿对停战之事同负责任。但最好“避免文字方式”，不得已签订条款时，绝不能有“承认伪国及放弃东四省”之类似文字。实际已同意签署停战协定。何、黄等据此精神商议后，于25日派徐燕谋前往密云日军第8师团司令部，与关东军代表永津达成觉书五项。《史料初编》绪编一，第649～650页。其要点：中国军队撤至永津所提之线，而后不得越线并不为挑战行为；日军以飞机侦察等方法视察中国撤军；在以上确认后双方代表做停战成文协定；至协定成立为止，在中国不挑战之限度内，日军不越前记线追击。 第3步，签订停战协定。何、黄等对日方条件等研究后，决定委派熊斌以军分会总参议名义作为正式谈判代表，让黄绍急赴庐山向蒋、汪请示。29日，蒋、汪听取黄绍报告后，分别回电何、黄，表示“欣慰”，准许谈判。 5月30日，关东军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为代表，率永津等7人；中方派熊斌为代表，率钱宗泽等6人，于塘沽正式举行谈判。日方中山代办，藤原武官列席。下午举行第1次会议，双方交换委任状。31日上午召开第2次会议，正式开始谈判。冈村拿出拟定好的协定案，声言一字不得更改，限中方1个半小时内答复。熊斌阅后认为不违背中央所定原则，便提出《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希望共同讨论，遭到冈村拒绝。熊斌屈服于限定时间内在日方所提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其主条文如下： (1)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以西；而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得有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方对此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方便。 (3)日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线追击，且自动归至长城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之地域内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任之，但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之武力团体。 (5)本协定自签字后即生效力。《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940～941页。 协定签字后，午后又以恳谈方式召开第3次会议。熊斌 针对协定内容提出说明性“协定节略”三项《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0页。,几经磋商双方同意作为协定附件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发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镇压时，应由双方协议后再行处置。《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2页。 此外，尚有当时未予公布的日方口头提出的希望四项：丰宁西南之骑2师应即撤至限制线以南；速将平津附近华军40个师他移；白河口之防备违背案约，应即撤去以示诚意；排日为中日纷争之源，望厉行取缔。《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83页。熊斌对前3项表示允诺，第4项当代转达。 从军事角度看，从日军进攻热河开始，继之发动长城沿线战役，进而侵犯冀察，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军事行动。《塘沽协定》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从关外到关内进行侵略的一个阶段总结。至此关东军大规模的军事侵略基本告一段落(此时察东仍有战事)。但不能认为这是日帝侵华之停止或割断。就连日本军部也不把《塘沽协定》看作是“满洲事变”的终结，而将1933年6月以后的死伤者，仍按“满洲事变”的死伤者对待。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第63页。 《塘沽协定》形式上是交战双方(中国华北驻军、日本关东军)军事首脑委派代表签署的军事协定，但实际效力与两国政府间协定并无差别。其政治含义远远超过军事意义。其一，它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默认了日本对东四省的非法侵占；其二，设定由长城线至中国撤军线之间为非武装区(停战区)，使中国丧失了冀东、平北19县与2设治区(一说22县)之完全治权，日本得以涉足干涉，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的前沿阵地。美国女学人多罗西·博格(Dorothy Borg)曾评论：《塘沽协定》“等于授给日本侵袭华北之特许状。”《1933～1938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第37页。而后日本利用这张“王牌”继续侵略，终于发动卢沟桥事变，进行全面侵华。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 一“新国家”的设想及方案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那么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殖民统治呢？对于这个问题，关东军和日本军部中央早有设想和打算。 早在1929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计划时，石原莞尔就在《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中提出了“军政占领案”，主张占领东北后，立即实行领土“合并化”，与朝鲜、台湾一样，设立军政合一的总督府，推行总督全权制的殖民统治方式。同时也强调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给当地中国人以必要的位置，来保证日本殖民统治的顺利实行。《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87～89页。这是关东军对占领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基本构想。 军部中央与关东军的想法有所不同。1931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曾提出过三个阶段的方案，即：①组织亲日政权；②建立“独立国”；③吞并“满蒙”。到1931年末，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成为既定方案，这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 事变发生时，在关东军内部主张立即吞并“满蒙”的论调占优势。事变第二天，关东军立即对沈阳实行军管，成立了由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任伪市长的军政府。对此军部中央有所顾虑。时正在沈阳出差的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建川于9月19日夜，曾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发生争论。翌日，建川向关东军司令官建议说：“推翻东北现政权，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政权为上策。”为解决这一问题，9月22日，关东军召开会议，商讨如何统治东北的问题，土肥原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的方案，大家认为这一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可以收到实际效果且易于实现。结果，综合土肥原的方案和建川的建议，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该方案内容分《方针》和《要领》两部分。其方针是：“建立受日本支持的，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新政权。”其要领是：①“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讯由日本掌管；②国防及外交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③起用与关东军有联系的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为地方镇守使；④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该方案是关东军于事变后提出的第一个方案。 与关东军方案相对应，军部提出了建立亲日的“独立政权”的方案。9月30日，军部通过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之方针》，决定“为使满蒙在政治上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建立独立政权。在初期，建立三四个地方政权；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中央政权。帝国要对这一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和操纵，使其信任和依赖帝国。”《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31页。据此，10月8日，陆军三长官会议还决定了《处理时局方案》，规定“满蒙问题，拟同将在满洲建立的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新政权进行交涉，以求根本性解决。”《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35页。 关东军与军部中央的两个方案，虽然有所区别，但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东军依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使其建立伪国的意见逐渐为陆军部中央和政府所默认。 接着，关东军加紧制定建立“独立国”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方案。10月24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规定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是：“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的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现代史资料》(7),第232～233页。,并设想了具体政策和步骤。这一方案立即上报给了军部中央，成为日本法西斯拟定各种“独立国”方案的蓝本。在此前后，关东军勾结满铁中的侵华积极分子，炮制了若干有关“新国家”建立和治理的具体方案。主要有满铁职员关东军嘱托松木侠起草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和由满铁的金井章次炮制的《东北自由国建设纲领》等。这些“新国家”方案的要点是，第一，建立一个完全脱离中国行政统治的“满蒙独立国”；第二，“新国家”的疆域首先包括中国东北四省区，将来扩大到内外蒙；第三“新国家”采取“文治主义”的所谓“民主政体”；第四，最重要的是“新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包括军事、行政、外交等），必须完全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从这些方案可以看到伪满洲国的基本轮廓已经成形了。 1932年1月初，日本占领了锦州，东北三省绝大部分已经沦陷。这时，国际联盟决定派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感到必须在国联调查团到达之前将一个“新国家”产生出来。于是，军部中央要求关东军派人回日本汇报，做最后的敲定。关东军决定派板垣前往东京。行前的1月4日，关东军研究确定了“新国家”的最后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1）设置伪“满蒙中央政府”，以溥仪为“元首”，给以总统之类的称号；在伪中央政府中设置参议府，以便由日本参议传达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 （2）建立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以脱离中国本部。但为避免与《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章程》相抵触，应伪装成中国人本身的内部分裂。 （3）“国防军”以日本充任，其费用由“满蒙中央政府”负担。 （4）驻“满蒙”的日本官厅，要采用都督制或总督制，但如不可能时，则在关东军内部设置政务部，在关东军司令官的直辖下掌管产业及交通等。《现代史资料》(7),第333～334页。 板垣于1月6日到达东京，这时，军部中央已经制定了《处理时局要纲案》，其基本精神与关东军方案完全一致。进而由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要纲》。该要纲有关“满蒙”方面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根本方针是运用帝国的威力，使“满蒙”成为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各方面，为日本的永久生存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地区。 （2）当前，要引导“满蒙”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使其逐渐具备“独立国家”的形态。为此，要确立、稳定各省的伪政权，使其在适当时机联省合并，宣布成立“新的统一政权”。 （3）让日本人以顾问或其他身份参加“满蒙”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以加强日本的政治统治力量。 （4）当前“满蒙”的治安，主要由日本负责，今后，日本也要起指导性的骨干作用。 （5）“满蒙国家”的国防由日本负责，使该地成为日本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驻该地的兵力至少要增加3个师团。 （6）通过“满蒙”地方官民乃至“新的统一政权”，恢复和扩展日本在该地的权益。 （7）实行上述措施时，为避免与国际法或国际条约相抵触，“要尽量采取中国方面自愿的形式”。 （8）彻底改变“满蒙”的经济结构，使之与日本成为共同的经济体系。《太平洋战ヘの道·资料篇》第171～172页。 这个要纲，成为制造伪满洲国的指导性文件。 二所谓“地方自治”与“独立”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按照其设想，一步步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到1932年3月伪满中央政权成立前，有过一段过渡性政权时期。最早有过极短的军政统治阶段，尔后在各地建立了地方性的所谓“自治”和“独立”的政权。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即实行军政统治，将沈阳改名为奉天，由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任“奉天市长”。这一举动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的谴责。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外务部门也觉得这样赤膊上阵，过于露骨。陆军中央部认为：“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不够妥当，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181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建议：“市政机关必须由中国人出面组成，即使由日本人在背后加以实际指导，形式上也必须由中国人组成。”《满洲事变と奉天总领事》中文本，第142页。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不得不改变策略，加紧网罗汉奸，以维持治安为名，搞起了地方的所谓“自治”与“独立”。 在辽宁省，事变后关东军逮捕了省长臧式毅，企图诱降未逞。于是，关东军纠集了早就与日本方面来往密切的亲日分子袁金铠、于冲汉、阚朝玺、赵欣伯、丁鉴修等人充当其组织地方伪政权的工具。1931年9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宣告成立，袁金铠任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任副委员长，丁鉴修、赵欣伯等9人任委员。25日，这个伪组织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交一份媚日卖国的“请愿书”，要求日军“切勿撤兵”，“维持秩序”。26日，“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改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设立省实业和财政两厅，暂时代行伪省政府的职能。关东军派金井章次、甘粕正彦等人为顾问，直接加以控制。10月，关东军撤销了土肥原的奉天市军政府，将市政移交给了维持会，成立了以赵欣伯为市长的伪奉天市政府。11月，又将辽宁省改名为奉天省。此间，关东军还指使汉奸组织了伪“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和伪“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等伪组织，共同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国民政府。 由于这些伪组织，是由“为虎作伥”，“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所组成，因而遭到了辽宁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无法有效地贯彻关东军的意图。还有当时设在锦州的辽宁省政府仍以臧式毅为省长。因此关东军决定换马，加紧诱降臧式毅出山。在关东军的多方威胁和利诱下臧终于投敌变节。紧接着关东军于1931年12月16日，解散了伪“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成立了伪奉天省政府，由臧式毅出任伪省长。同时关东军派出一批日本顾问，担任伪省政府顾问。通过这些日本顾问，关东军掌握了辽宁省政治、经济、交通、司法等大权；臧式毅等汉奸则成为日本关东军严密监视下的傀儡。 在吉林省，伪政权建立较早，而且也没有经过“地方维持会”阶段。它是在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后，由关东军直接操纵而成立的。 熙洽，姓爱新觉罗，是清朝皇帝溥仪的本家。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在东北军及吉林省任要职。他还是进行复辟清朝活动的宗社党的头目之一，不仅与清朝遗老遗少来往密切，而且还和日本人暗中勾结，企图依靠日本的势力，复辟大清王朝。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关东军向吉林进犯，熙洽根本不做抵抗，迎接日军进入吉林省城，随即投降了关东军。 9月28日，在关东军操纵下，熙洽召集原吉林省军政两署要员及社会团体头面人物开会，正式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将原军政两署合并成立伪吉林省军政长官公署，关东军向伪政权派遣了以大迫通贞为首的日本顾问。这样，关东军便通过日本顾问严密控制了吉林省军政大权，熙洽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伪政权成立后，除少数汉奸附逆外，广大群众表示了强烈不满与反抗。许多爱国将领都不承认熙洽的伪政权。同时，张学良为反击伪政权，于1931年11月12日，在宾县另组了吉林省政府，与熙洽的伪政权对峙。吉林全省共42个县，熙洽伪政权当时只能控制10余个县。 在黑龙江省，事变初期，关东军兵力有限，又因碍于与苏联等国际关系，未立即对黑省武力进攻，而采取了先控制东省特区哈尔滨，进而攫取全省的策略。因为哈尔滨是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恰好事变时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正在沈阳，在关东军板垣等人的诱降下，张景惠叛国投敌。于是，关东军出钱出枪，指使张景惠于9月27日在哈尔滨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但由于黑省政权的存在，张未敢公开投敌，但已成为关东军攫取北满的马前卒。1931年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后，关东军即授意汉奸赵仲仁、吉祥、李维周等成立了齐齐哈尔地方维持会，并由该会推荐在哈尔滨的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为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鉴于黑省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并且汉奸内部的斗争也很尖锐，不愿前往赴任。因此，怂恿关东军诱降马占山，以马占山维持黑省局面。关东军也觉得马占山在黑龙江省享有威望，是理想的人物。于是，便加紧对马占山进行诱降工作。 1931年12月7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与张景惠密议之后，径赴海伦与马占山会晤，企图诱降马占山未果。其后，关东军又利用张景惠继续诱降马占山。12月中下旬，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张景惠与马占山进行了极秘密的会晤和多次接触，但马的态度不十分明朗。关东军迫不及待，逼迫张景惠自行“独立”。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黑龙江省独立宣言”，声称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此时，马占山看到抗日形势的恶化，锦州即将不保，已经产生了动摇的心理。1月6日，再次与张景惠会晤，表示愿意与张景惠合作。翌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举行就职仪式。仪式结束后，返回哈尔滨，与马占山商量，以黑省富绅吉祥为伪代理省长。而将省长一职留给马占山，这样，伪黑省傀儡政权登场了。它的实权也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村田等人的手中。 关东军除在省城相继建立了伪政权之外，还在一些地区和内蒙东部拼凑伪政权，搞“独立运动”。在辽宁西部拉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早在日俄战争时，就与日本有勾结。事变前拥兵于辽西，自霸一方，备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事变后，关东军为进攻黑省，与满铁勾结派人拉拢张海鹏。张利欲熏心，于1931年10月自任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政权。而后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扩充兵力，充当了关东军进攻黑省的马前卒。在辽宁东部，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是个实力派人物。事变后，关东军派大矢进计拉拢于芷山，于初脚踏两只船，取观望态度。不久见日军势力强大，于10月15日成立“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发表《独立宣言》，投入了关东军的怀抱。对于内蒙，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就利用蒙古族的个别败类，搞过“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利用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继续搞所谓“蒙古独立”。先是供给其枪支，帮助筹建反动武装“蒙古独立军”，并派和田劲充当其顾问。后来又改编为“蒙古自治军”。在这支武装遭到当地抗日武装沉重打击后，关东军又派去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接替和田劲，妄图挽回败局。其结果失败更惨，松井被击毙，“蒙古自治军”也垮了台。此外，关东军还指使呼伦贝尔盟副都统凌升在呼伦贝尔等地勾结土匪，发展武装，搞“独立”活动。同时，还利用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下设“临时蒙旗维持委员会”，以图控制哲里木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等地。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虽然操纵汉奸、卖国贼成立伪地方政府，控制了一些省、市的政权，但是由于各地抗日情绪高涨，各伪省政权的政令无法下达到所属各县。为了控制各县和指导筹建伪满傀儡政权，关东军决定成立“自治指导部”。1931年10月中旬，关东军与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民间法西斯分子共同制定了成立“自治指导部”的方案。为了粉饰“自治”的门面，11月3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面指派于冲汉充当部长。11月10日，“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正式成立。指导部成员，除于冲汉、于静远父子外，都是日本人。 “自治指导部”表面上实行“自治”，实际上完全由关东军控制，不受省、市伪政权领导。其性质正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该部为日人所组织，虽有一中国人为领袖，但其中职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其功用在为关东军陆军总司令部第四部之机关，以扶助独立运动为主要目的。”“一切政策与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承诺。”《东京裁判》［上］第344～345页。 “自治指导部”主要任务是培训、监督和指导汉奸，组织“自治执行委员会”，夺取县级政权，同时成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由日本人任委员长，控制县政权。其具体情况是：1931年11月27日，首先在沈阳县设置了伪自治执行委员会；接着，又先后在昌图、本溪、安东、开原、铁岭、凤城、梨树、盖平、沈阳、海城、洮南、营口、新民、锦县、绥中、兴城、北镇、抚顺、彰武、辽源、台安、法库等县设立了伪自治机关。到1932年3月初，设立伪自治机关的县已有30余个。 “自治指导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指导筹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因此，其活动范围已超出了辽宁省，影响到了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地区。“自治指导部”曾在东北各地伪造民意，大肆开展“促进建国活动”。 “自治指导部”的建立及活动，按其《条例》是在“依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之县政，确立完全自治的制度”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商务印书馆，1933，第307页。,但这不过是打着“自治”的招牌，利用汉奸，进行殖民统治而已。其实，各县的“自治执行委员会”，都必须按日本人的旨意办事。 三“新国家”亮相 1溥仪登场 溥仪，姓爱新觉罗，满族，是清朝末代皇帝。他生于1906年，1908年被慈禧太后册立为帝，第二年即位，年号“宣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他的皇帝称号。后在日本侵略者帮助下移居天津，仍梦想恢复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根据建立“新国家”的构想，对未来“元首”规定了四项条件：一是满洲民众敬仰之德高望重者，二是家族为满洲世系者，三是与国民政府未有联系者，四是能与日本合作者。这些条件只有溥仪是最合适的（有材料表明，除溥仪之外，日本侵略者还物色过前清皇族和军阀，如溥伟、段祺瑞等）。因此，从事变一开始，关东军就着手进行了挟持溥仪的阴谋。首先，关东军要求天津军（驻华北日军俗称）将溥仪严密控制起来。接着从9月末开始，关东军制造一系列阴谋事件，把溥仪挟持到了东北。1931年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溥仪在其司令部会见了关东军派来的上角利一和罗振玉。上角鼓动溥仪前往东北，罗振玉还转交了汉奸熙洽给溥仪的信。信中诱劝溥仪：“勿失良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在日本人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但是溥仪周围的陈宝琛、胡嗣瑗、陈曾寿等亲信，怕上当受骗，反对去东北，溥仪也想再观望一下形势发展，决定“暂不出行”。《我的前半生》第266～276页。 关东军为急于把溥仪弄到东北加以利用,于1931年10月27日，又派土肥原去天津进行阴谋活动。11月3日夜，土肥原到“静园”秘密会见溥仪。欺骗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他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当时溥仪问：“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土肥原答：“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溥仪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土肥原要求溥仪“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我的前半生》第280页。 第二天报纸登出了土肥原会见溥仪的消息，并揭发了他要溥仪去东北的阴谋，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溥仪的看法也不一致。海军态度消极，外务省也采取了严密监视措施。 鉴于是上述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离开天津。几天之内，静园连续接到装炸弹的果篮、恐吓信、警告电话，令溥仪毛骨悚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溥仪终于同意随日本人出走。为了掩护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11月8日晚，指使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华界大肆骚扰，天津日军则乘机宣布戒严。随后，于11月10日晚，在混乱的烟幕中，由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将溥仪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箱里，偷偷地运出静园，与郑孝胥父子会合，登上一艘小型运输船，强行闯过白河上中国军队检查站，驶抵大沽口。又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的满铁码头。当时，溥仪曾把此行视为“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我的前半生》第285页。,因此，异常兴奋。但抵达营口后，却被关东军封锁起来。负责“迎接”的关东军特务甘粕正彦，先把溥仪送汤岗子温泉旅馆——一座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软禁起来。继而，又把溥仪迁到旅顺大和旅馆，限制其行动自由。溥仪在这里一直住到伪满傀儡政权成立前夕。 2所谓“建国运动” 1932年1月初，关东军侵占锦州后，认为在东北建立伪中央政权的时机已到。1月13日，板垣从日本回到东北，根据日本政府筹建伪国的指示，频繁同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等密谋。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其办公室，召开了所谓“建国幕僚会议”，进行了“新满蒙自由国最高机关”的研究。1月27日，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所谓《新国家建设顺序纲要》，对伪“中央政务委员会”的组成,所谓“独立宣言”,以及伪政权的样式等做了规定。《现代史资料》（7）,第356～357、367页。接着从2月上旬到下旬，关东军连续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关东军顾问驹井德三和松木侠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讨论了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伪国行政、财政、军事、交通以及起用日本人充当伪国官吏和移民、警察制度等等问题。与此同时，2月16日晚，关东军又纠集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黑龙江省长张景惠及马占山，在沈阳举行伪建国会议，即“四巨头会议”。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及赵欣伯也出席了会议。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及顾问驹井德三列席了会议。会议在关东军的控制下，成立了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热河汤玉麟、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为委员。并对伪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问题提出初步意见。18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完全“独立”。这个宣言虽然是以“东北行政委员会”7名委员名义发表的，但在这7名委员中，汤玉麟、齐默特色木丕勒及凌升并没有到场，马占山虽然到会，却没有签字。实际上在宣言上签字的只有张景惠、臧式毅及熙洽3个人。 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建国会议”，未来的元首溥仪却没有出席，而是在会后（2月23日）由关东军派板垣将会议讨论的“新国家”的情形通知给了溥仪。板垣说：“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第72页。板垣让溥仪出任元首，元首的称号为“执政”。一心想当皇帝的溥仪则“反复表示，不能放弃皇帝身份，不能就任执政”。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等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否则只能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在关东军逼迫下，溥仪答应出任伪“执政”。 板垣从旅顺回来后，又与关东军参谋片仓、和知密谋，2月25日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一个方案：国家政治——民本政治；元首——执政；国号——满洲国；国旗——新五色旗；年号——大同。《现代史资料》（7）,第391～392页。 根据上述方案，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新国家组织大纲》，其主要内容有： 伪国名，满洲国；伪国土，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内蒙自治领；伪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伪元首，称执政，由溥仪担任；伪年号，大同；伪国都，长春，改称新京；伪国政治，民本主义。 在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假造民意又指使汉奸大搞所谓“促进建国运动”。为此，关东军专门炮制了《建国促进宣传运动计划》，在各地方伪政权中设立了宣传机构，利用报纸、广播等媒体大造舆论。还通过社团和宗教团体进行集体宣传。至2月底，伪建国运动搞得丑态百出，乌烟瘴气，东北人民对此深恶痛绝。 3伪满政权出笼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之后，一个历史的怪胎——伪满洲国终于出笼了。第一步是于3月1日，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伪“建国宣言”，声称：“满蒙旧时，本另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谋自立，应即以三千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第705页。接着，日人及汉奸狂欢数日而止。 第二步，此时，溥仪还在旅顺等待。为使溥仪的就任更像是出于东三省的“民意”，在关东军的指挥下，汉奸们还上演了一出“恳请”溥仪出山的丑剧。1～5日，在关东军的导演下，一群汉奸、走狗分几批到旅顺“恳请”，溥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辽宁档案馆编《溥仪私藏伪满秘档》第3页。 走完了这“三顾之礼”过场，3月6日，溥仪及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监视下，乘车秘密到达汤岗子，住进对翠阁旅馆。 第三步，举行所谓“开国典礼”。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等监视下，由张景惠、熙洽等一帮汉奸陪同乘专车由汤岗子前往长春。3月9日，由关东军操纵，在前吉长道尹公署衙门内举行了溥仪就任“执政”典礼，参加这个活动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统治部长驹井德三、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森岛守人、伪奉天省政府首席顾问金井章次、伪黑龙江省政府首席顾问村田等一批日本人；参加典礼活动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袁金铠、赵欣伯、张海鹏，已经投敌的内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丕勒，以及清室余孽胡嗣瑗、陈曾寿、宝熙等人和关东军纠集的各伪省“民众代表”。当时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由伪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引入会场，张景惠、臧式毅代表“满洲民众”分别献上用黄绫包着的“满洲国印”和“执政印”。郑孝胥代为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其文略云：“今吾立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凡我国人，望共勉之。”《我的前半生》第313页。从宣言内容可见，它是打着“道德仁爱”的幌子，宣扬媚日思想，反对抗日斗争，鼓吹建立日本的殖民地——“王道乐土”而努力的汉奸卖国宣言。典礼进行约30分钟，即草草收场，而长达14年之久的傀儡戏却由此开场。 刺刀下的“新国家”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 由关东军一手制造的伪满政权建立以后，关东军在这个“新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日本与“满洲国”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关东军又是怎样处理这个“新国家”的呢？本节对上述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东军与伪满政权的法基础及“日满”关系 1溥仪·本庄书简 伪满政权建立后，如何处理“日满”这种所谓的国际关系，是关东军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实早在伪满政权成立前，关东军已经策划好了阴谋。1932年3月6日，当溥仪在板垣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汤岗子温泉后，板垣拿出一份“书信式”的文件，迫使溥仪签了字。据日文资料记载，“这天板垣参谋到达汤岗子，决定了最后的人事并与溥仪签署了与军司令官之间的有关国防、交通等问题的文件”。《现代史资料》（7）,第407页。这份文件被称为《溥仪致本庄函》其内容如下：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军队及其人民均受重大之牺牲，本执政深表感谢，且确认关于以后敝国之安全及发展，贵国之援助并指导，绝对之必要。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援助。 一、敝国关于敝国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认为国防上必要，已修铁路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有必要之官吏，亦会用贵国人，而其人物选定，委诸贵国军司令官，其解职应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人数参议总数更改时，若有贵国希望则依贵我国协议增减之。 五、希望并誓约于贵国希望之时期，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精神及规定为基础。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溥仪印 溥仪在上面签字盖章的这封“书简”，无异于签订一分卖身契。“书简”所开各项，即把东北的国防、治安、交通、官吏任免等权交与日本，也就是将整个东北卖给了日本做殖民地。这一“书简”是伪满后来与日本签订的“日满议定书”的母约，属绝密文件。溥仪签字于3月6日，而日期却署为3月10日。这是因为日本关东军考虑到，溥仪将在3月9日就任伪执政，把签字日期署在溥仪就任之后，可以使这一卖身契具有“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庄给溥仪的复函，是在时隔两个月后的5月12日，本庄在回函中写道： 3月10日的尊函确已收悉。 我方对此无异议。谨复。 《溥仪致本庄函》和本庄给溥仪的复函,合称“溥仪·本庄书简”,又称《溥仪·本庄密约》。 据日本学者研究，关于“书简”一事，日本枢密院审查委员会曾进行过讨论，但目前未发现文件记载。内阁方面也是经过审慎的议论之后，于4月15日才得以承认。看来本庄复函是日本统治者内部统一意见后做出的决定。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东北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不断高涨，4月初马占山反戈一击，伪满政权极其不稳。二是国际舆论普遍谴责日本制造伪国的行径，国联调查团也将要到达东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暂缓了“日满”关系的进展。 2《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 至1932年5月以后，日本斋藤内阁成立，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加强；日军在东北对义勇军的“讨伐”逐渐得手；国际社会正等待国联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对东北问题的关心暂时淡薄。日本遂认为承认傀儡政权的时机到来了，于是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当年6月14日，日本众议院首先通过了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8月8日，日本政府任命武藤信义陆军大将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8月25日，内田康哉外相在日本第63届议会上发表臭名昭著的“焦土外交”演说，主张不惧一切外国干涉，承认伪满洲国。9月6日，日本内阁决定承认伪满洲国。9月13日，日本枢密院通过承认满的法案。 9月15日，日本政府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代表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该议定书正文计两条： （一）除日满两国将来另行签订的约款外，所有日本国及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依据既存之日中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合同所获得之权益，满洲国均应承认并尊重之。 （二）日本及满洲国确认：凡缔约国一方之领土与治安之威胁，同时亦是对缔约国他方之安宁与存在之威胁。双方约定，两国共同负担国家之防卫，为此一需要，日本军队应驻屯于满洲国境内。《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215页。 《日满议定书》的正文虽只有这两条，但作用颇大，第一条是确定了日本先前在东北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侵略权益，实即将东北的一切主权夺去。第二条是确定了日军在东北的驻军权和永久占领权。这样，就确定了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傀儡的地位和中国东北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地位。 《日满议定书》是公开的文件，此外，还有3个秘密附约。 （1）《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1932年8月7日本庄繁与郑孝胥签订）; （2）《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1932年8月7日本庄繁与郑孝胥签订）; （3）《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1932年9月9日武藤信义与郑孝胥签订）。 这3个秘密附约，具体确定了日本侵略者在交通、矿业等方面的侵略权益。密约内容参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217～233页。 《日满议定书》及其附约，是日本侵略者非法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富有侵略性的协定，它是日本霸占中国东北的罪证，也是伪满汉奸出卖中国东北主权和领土的罪证。 关于《日满议定书》签订的过程，参加过签订工作的时任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书记官的米泽菊二写道，当时场面十分紧张，到郑孝胥致答词时，竟一时语塞，“面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样子”，直到开始签字，郑“好像刚刚抽完羊角风”。《皇帝の密约》第129～130页。由此可见，卖国者心里也十分清楚，卖国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 3“日满”关系及其变化 从日本侵略者来看，伪满政权是一个“独立国家”，通过签订《日满议定书》等条约，从国际法上确定了“两国”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满洲国”的国家安全竟委之于日本国军队来防卫，这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反映出了伪满政权的傀儡性，以及所谓“日满一体”的特征。那么这种“一体化”究意是怎样的呢？我们仅从“满洲国”元首（1934年改行帝制后，称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与关东军等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溥仪当上“执政”之日起，到宣布“满洲皇帝”退位止，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特殊的日本“服务人员”，初期叫“侍从武官”，改行帝制后，名称叫做“帝室御用挂”，由日本现役军人担任。其中吉冈安直从1935年担任此职一直到1945年，10年间其军衔由中佐升到中将。这在日军晋升中是很罕见的，可见这一职务的重要。其实，吉冈一边挂着“帝室御用挂”的肩牌，一边又是关东军参谋，也就是说吉冈是关东军安插在溥仪身边的特别监视人。溥仪回忆说：“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的前半生》第354页。可以说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听从吉冈的吩咐。溥仪所居内宫，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然而吉冈却是例外，而且只要吉冈来了，溥仪从来不敢延迟，立刻出见。那么溥仪为何对吉冈如此唯命是从呢？按吉冈的口头禅：“我是关东军的代表”。由此可知，溥仪与关东军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奴仆与主人的关系。 如果说溥仪对吉冈带有某种惧怕的色彩的话，那么对关东军司令官则表现出一种毕恭毕敬的媚态。按照关东军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平时每月都要按惯例“晋见”溥仪，实际是对溥仪进行训导。对此曾一身兼三职(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书记官， 伪“宫内府行走”，关东军嘱托)的林出贤次郎， 在其撰写的《严密会见录》中有过详细记载。其中在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一次“晋见”溥仪，谈到如何对待采访时，武藤大谈了一通日本如何“援助满洲国”的功绩，而后溥仪诺诺连声地说：“我也这样讲吧。”《皇帝の密约》第142～143页。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的关系，正如许多人所描述的那样，是“儿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 另外，我们从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日满”关系的变化。伪满初期称日本为“友邦”或“盟邦”，到1942年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时，便改称为“亲邦”了。“亲邦”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种长幼有序的亲子关系。按照吉冈的话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友邦、盟邦、应称做‘亲邦’……日本犹如陛下( 溥仪)的父亲，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 ”《伪满宫廷杂忆》第136页。在1936年9月关东军炮制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中， 第三项专门阐述了“天皇、军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说溥仪是基于“天意(即天皇之意)”而即位的，因此必须“以天皇之意为己心”。文中还形象地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像月亮借太阳发光那样。而关东军作为“天意”的体现者和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 关东军作为这种“监护人”，不仅对溥仪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进行严密的控制，而且在精神上将“八弦一宇”的肇国精神强加于溥仪。关东军诱迫溥仪说，“日满亲善”也应该精神一体，“满洲国在宗教上也应该与日本一致”，应该“把日本的祖先迎过来，立为国教”。于是，1940年5月，溥仪以庆祝日本纪元2600 年庆典的名义，第二次访问日本，专门将日本的天照大神请到了东北，建立起“建国神庙”加以供奉。这样，“满洲国”完全在“天照大神之神庥”和“天皇陛下之保佑”之下了。 所谓“日满”关系，说到底，对溥仪等汉奸卖国贼来说，是一种唯命是从的主仆关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被奴役被压迫的关系。 二关东军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制 伪满政权建立后，如何治理“满洲国”，是关东军的一个重大课题。一方面关东军要凭借武力镇压抗日运动，维持伪满政权；一方面又要治理好“满洲国”，为侵略战争服务。治理好“满洲国”，关东军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解决所谓“在满机构”的统一问题，即完成以关东军为首的一元化统治体制，一个是如何贯彻“以华制华”的策略，打着“满人治满”的招牌，实际由关东军进行殖民统治。这两个问题相互交错，构成了关东军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制。 1关东军统一“四头政治” 伪满洲国建立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构有关东军、关东厅、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4个机构，分别受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管辖和监督，当时称之为“四头政治”。 这4个机构在侵略东北的过程中相互勾结，共同干了不少坏事;但因所属系统不同，也常常不能协调一致，甚至争权夺利，各自为政，日本政府难以统一控制。对于“四头政治”，日本统治层中早就有人指出其对侵略东北的不利影响，并主张加以统一。但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这种统一“四头政治”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凭借武力侵略的功绩，其势力与野心急剧膨胀。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试图利用关东军的威力，改变“四头政治”的分立局面，实现以关东军为中心，对我国东北殖民统治的一元化。关东军本身则更为积极。1931年12月，关东军制定了“满洲都督府官制案”《现代史资料》（7）,第287页。，提出在东北实行都督制，由“满洲都督担负全满洲的国防和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主张把关东厅改为民政厅，把满铁改为铁道厅，作为其属下的“国家机关”。这是关东军统治东北的基本设想。1932年5月关东军炮制了《对满蒙方策》（第四次案）；6月炮制了《满洲国指导要领》（草案），提出了统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机构的方案，主张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将关东厅、领事馆、满铁等方面统一起来。《现代史资料》（11）,第636～637页。日本政府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1932年7月26日，日本内阁做出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洲国大使和关东长官。并于8月8日，发出兼任命令，迈出了统一“四头政治”的第一步。 但是，这仅是驻“满”机关首脑的一体化，其下属的事务系统，依然是军事、外交、行政不相统一。而且其上的指挥系统陆军、外务、拓务3省，也难以步调一致，问题仍未解决。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驻“满”机构改为“二位一体制”，废除关东长官，在关东州设敕任知事。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驻“满”全权大使在外交上接受外务大臣的命令和监督，拥有对关东州知事、满铁等行政监督权，设置关东局作为办事机构。此外，在日本内阁设置对满事务局统一调整各省对满行政事务；由陆军大臣兼任事务局总裁，并附设参与会议，由各省有关局长参加。至此，“四头政治”结束。“四头政治”的统一，加强了日本军部在日本统治中国东北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关东军主宰伪满傀儡政权的实权。 2所谓“内部指导”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侵略者对其操纵的方法是：使其在外表上保持“独立国家”的姿态；而在内部，则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的统辖下，通过参加伪政权的日系官吏，对其严加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指导”。“内部指导”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所谓“总务厅中心主义”，即伪满政权的实际操作，不是实行“总理或部长（后为大臣）责任制”，而是由其属下的总务厅掌握实权。二是“日系官吏要职制”。与“总务厅中心主义”相配合，伪满政权中的重要职务（如总务厅长官等）均由日系官吏担任。由此构成表面上是由以溥仪为元首的“满洲国”，实际上是关东军为最高统治者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体系。这在近代政治史上可谓一大“奇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和政府就一直研究利用日本人参加伪政权，实行“内部指导”的方法。早在“溥仪·本庄书简”中，就取得了伪中央及地方各官署可任用日本人，并由关东军司令官直接任免的权力。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中又规定：“为了贯彻执行帝国有关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应设法建立或改革新国家维持治安机关，特别要使日本人成为领导骨干。”《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204～205页。同一天日本内阁通过的《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中也提出：“为了在外交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现代史资料》(7),第495页。同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炮制了《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更提出了一整套如何控制伪满政权的办法，其中有：“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在承认满洲国前，以关东军为中心，在我驻满政治机关的合作下，担任满洲国的指导与谈判；在承认满洲国之后，则改组或废除旧有我国行政官署，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负责指导满洲国政府；此外，关于外交手续，则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此外，关于日本对伪满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驻满全权大使），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伪满洲国政府的重要事务，不许脱离日本的监督。“其国务院会议之决定事项，于提交参议府会议前，必须使总务长官向关东军参谋长通报”。“日本人参议应经常领会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参加参议府会议，加以指导”等。《现代史资料》(11),第640～641页。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又通过了一个《满洲国指导方针要钢》，即所谓“八·八决议”。该决议则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对伪满的指导方针、指导重点、指导方法等问题。其指导方针是，“基于《日满议定书》的精神，把满洲国作为与大日本帝国有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在此方针下，规定对伪满国的指导，“要顺应满洲国社会的特性，尊重其独立的体面和旧有习惯”,同时，“要保持帝国的指导威力不断地潜在跃动”。其指导的重点是，“关于满洲国的国家根本组织、国防、治安及外交方面的事项，以及关于日满经济运营方面的特别重要的基础事项，以及关于确立国家基础的重大内政事项”等等。其指导的方法是，“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来实质地进行”；同时要求“为了使日系官吏成为活动的中心，便于其统制，要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制度”。《现代史资料》(7),第589页。总之，“八·八”决议确定了关东军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傀儡政权进行“内部指导”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在日本既要把东北变为与日本有不可分的关系的殖民地，又要它在外表上保持“独立”的假象的情况下，所实行的新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这种制度的实行，充分表现了日本侵略者虚伪、阴险、狡猾的特性。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内部指导”，主要是以“总务厅中心主义”来实现的。伪满洲国的《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为伪国务院的幕僚机关，凡伪国务总理主管的内部机密、人事、财会、需用等事项，由总务厅处理。但实际上，由清一色日本官吏组成的总务厅，是伪国务院的真正主宰机关。总务长官的职权远远超过伪国务总理之上，伪国务总理要秉承总务长官的意旨行事。凡伪国的重大行政事务，一律须经总务长官裁决，方可施行。总务长官不但统辖伪国务院各部、局，还统辖各伪省公署的重大行政事务。伪国务院各部都设置总务司，由日本人担任司长；各局相应设总务处，由日本人担任处长；各伪省公署都设置总务厅，由日本人担任厅长。伪国务院总务长官对各伪部、局、省公署的统辖，就是通过这些日系司、处、厅长实现的。这种以总务厅为伪国务院中心的伪行政组织的特点，被称作“总务厅中心主义”。 日本侵略者自伪满政权成立之日起，就“在军部掌握下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把伪国的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满人官吏变成傀儡。对此，当时代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曾说：“虽然任命满洲人担任国务总理大臣和省长，但那不过是个傀儡，而实权是握在由日本人充任的总务长官和次长手里。”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中文本，第83页。按照伪满国务院《官制》，凡属政策法令、条约、财政预算等重要国务，都必须经过伪国务院会议审议，即所谓“内阁会议”。然而实际上这个会议是徒有其名的。因为凡是提交到这个会议审议的议案，事先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才能提交出来。为此，关东军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火曜会议”，出席会议者主要是总务厅长官、各部次长、总务司长等日系官吏，关东军也派人列席。这个会议成为讨论决定伪满重要“国务”的常设会议，也是伪满最高决策会议。而“内阁会议”只是对“火曜会议”决定的事情举手通过罢了。难怪伪执政溥仪后来曾说：“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长官驹井德三。”《我的前半生》第319页。 总务厅所以有这么大的权限，是因为其背后站着关东军。在关东军内设有负责统治伪满洲国的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关东军司令官通过第三课，“利用总务厅作为窗口，对满洲国进行指导和统治”，第三课是统治伪满洲国的真正政治中枢。正如森岛守人所说：“主管指导满洲国事务的关东军第三课，事实上，就是满洲国政府这种说法，并不言过其实。”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实际上是凭借武力实现的。 这样，就形成了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体系。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代表日本政府与军部，通过关东军第三课，以伪国务院总务厅为窗口，对伪国务院和所属各部、局及各伪省公署，进而对各市、县，进行操纵和统治。在这一体系中，日系官吏是真正的掌握实权的统治者，而“满人官吏”则是用以遮人耳目的傀儡。这一体系的维持，完全仰仗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 关东军对伪满实行“内部指导”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日系官吏要职化”实现的。从伪满政权的人员组成看，大致可以分为“满系”和“日系”两个部分。无论何者，其人事决定权完全由关东军掌握。具体业务由关东军第3课(后为第4课)决定，再通过伪总务厅进行实施。按关东军的规定，荐任以上伪官吏的任命，都必须经过关东军司令官的批准。如果从日本国内任用课长以上官吏，必须由关东军与日本陆军省协商决定参见《现代史资料》(11)，《满洲国采用日本人重要职员要领》，第836～837页。,这个权力是不容改变的。 关东军通过这种权力，打着“五族协和”的旗号，将大量日本人充任为伪满高级官吏，并占据了重要岗位。日本政府最初的设想是，以较少的日本人官吏把伪满洲国控制起来。在伪满初期的约700～800名高级官吏中，计划日本人官吏占70～80人，为10%。这就是所谓的“比例制”。与此相适应，日本人官吏必须充任重要职位，如总分厅长官以及伪中央政府各部门副职等重要岗位均由日本人官吏垄断。“日系”官吏占据的职位是不能更改为“满系”官吏的。这就是所谓的“定位制”。在伪满初期，日本政府规定的在伪满中央政府机关必须任用日本人的高等职位就有71个。其中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和各总务司长是最重要的日本人人事。伪满初期，到伪政权中任职的日籍官吏一般都是由关东军选派的。而被选派的人大都是积极支持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投机分子，包括退役军人、关东厅职员、法西斯团体“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成员、满铁的职员等，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满铁职员。据统计，到1933年3月，关东军已从满铁抽调244人充任伪政权中的日系官吏，有11人担任伪国要职。由于这些人素质较低，不适于在伪中央政权从事政治与经济管理工作，不久，日本政府便和关东军协商调换了这部分日籍官吏。1932年6月，日本政府从大藏省抽调星野直树等7人进入东北，分别充任伪满洲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主计处长、文书以及关税、会计司长等职。此后日本政府又陆续选派一些行政和技术人员到伪政权中任职，从而加强了日系官吏的力量。 3伪满行政机构的演变 由关东军炮制的伪满傀儡政权，在其存在的14年中，所谓“国体”以及行政机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若干阶段。 (1)在“国体”方面，伪满成立初期，实行所谓“民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元首称为“执政”。根据《组织法》(伪满政权没有宪法，最高法律是《组织法》），执政之下设伪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法院和作为执政咨询机关的参议府。这种体制在形式上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三权分立，并保持了中国所独有的监察权，实行所谓“四权分立”。然而实际上这些机构都是虚伪的点缀，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 1934年3月，伪满政体由共和制改为君主立宪制。根据新的伪《组织法》，“满洲帝国由皇帝统治之”，“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皇帝不负刑事责任，在国务上实行无回答制，还拥有统帅权等等。这些与原《组织法》相比，明显增加了封建专制色彩。按新《组织法》，伪国务总理改称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改称为各部大臣，伪国务总理大臣是皇帝辅弼者，统辖各部大臣，并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停止或取消各部大臣的命令。原有四院一府继续保留，又增设了宫内府、尚书府、侍从武官处，军事咨议院等机关。 (2)随着伪满国体的改变，伪中央行政机关也不断调整。作为伪满政权最高行政机关——伪国务院，在伪满成立时，下设有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实业部、交通部、司法部等7个部。1933年初又增设伪文教部。1934年实行帝制时，仍沿袭8个部。1935年初将原直属于伪国务院的伪兴安总署改为专门处理蒙族事务的伪蒙政部。 以实行帝制为契机，关东军着手在行政人事上进行了大手术。伪满成立时，为了拉拢汉奸，关东军平衡各地区势力，使其各得其位。但这种格局并不利于关东军推行的中央集权制。于是，1935年5月，关东军对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重要职位又进行大换血。伪国务总理大臣由死心塌地的汉奸张景惠接任，原辽吉两派汉奸巨头臧式毅、熙洽被调离重要岗位，臧转任参议府议长，熙担任了毫无实权的伪宫内府大臣。其他各部都相应做了很大变动。这次人事大调整使伪满政权更加傀儡化了。 1937年，为进一步加强法西斯殖民统治，日伪当局进行了所谓“行政大改革”，5月8日伪满政府公布了《行政改革大纲》，6月5日，又发表了修改后的《组织法》，同时公布了新的《国务院官制》、《国务院各部官制》和《省官制》、《兴安省官制》、《新京特别市官制》等，从7月1日开始实施。 这次行政机构改组的宗旨，表面上是为实现伪满机构的“简素化”、“一元化”、和“效率化”，特别要防止政治上的“分立化”；实际上是要进一步强化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伪满各级政权机构的全面控制，使之日本化。为此，日本殖民统治者把目标放在加强伪国务院对各部局的横的控制和对内外的纵的控制上，即加强伪总务厅对伪满政权进行横的和纵的统辖权力，使总务长官更有效地总揽伪满的一切行政大权。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为了加强对抗日力量的镇压和对人民的统治，对一些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合并与加强，并协调军警与行政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经济掠夺计划的推行，强化了经济机构对一些重要工业及农产品的统制职能。此外，还强化了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 这次机构改组的具体内容是：将伪国务院的原9个部减为6个部，即治安、民生、司法等行政3部和产业、经济、交通等经济3部，将原来的实业部改为产业部，财政部改为经济部，军政部改为治安部，取消民政部、文教部、外交部与蒙政部，新设民生部，同时在伪国务院内设置内务、外务、兴安等3个直属局和审计局。 此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伪满的行政机构，还有一些小的变动，主要有：1939年1月设立直属于伪皇帝的军事咨议院；1940年6月将产业部改为兴农部，7月设立直属于伪皇帝的祭祀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行政机构随着时局的变化，又做过一些变动。主要有：1942年外务局再次升格为外交部；1943年4月将治安部改为军事部，警察业务移归总务厅所属的新设的警务总局，同时，恢复文教部；9月设立了司法矫正局；1944年8月在总务厅设立防空部；1945年3月，民生部改为厚生部，国民勤劳奉公局变为国民勤劳部等。 (3)与伪满政体变更、中央机关改革相适应，地方伪政权机构也发生了变化，伪满刚成立时，只有辽、吉、黑三省，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增至4省，此外，还有兴安三个分省，北满特别区,伪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等。对于地方政权，关东军确定的原则是，伪满政权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统治，“不得擅政于地方”。为此，在省级伪政权，开始即实行军、政、财分权，限制地方的“自立”倾向。但为笼络汉奸，也采取了某些退让措施。主要是伪省长兼任伪中央某部总长。实际上，在伪满初期，一些地方实力派仍然各霸一方。特别是吉林的熙洽拒绝将省库纳入伪国库，还养私兵3000人，曾引起关东军的不安。 伪满实行帝制后，于1934年10月公布了新的《省官制》，原地方公署不再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而成了伪中央与县旗间的中间机关。一些地方实力派的伪省长之职也被解除，并将省细分化，即将原4省划分为14省，以关东军信任的汉奸充任省长。通过新省制，伪满加强了中央集权。 1937年伪满进行行政改革时，地方行政机构也做了较大的变动。在原有的14个省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伪通化、牡丹江两省，以及安东、抚顺等10个普通市。而后又增设了伪北安省、东安省和四平省，以及阜新、海拉尔两个普通市，至此，伪满地方行政机构由19个省、1个特别市、17个普通市组成。在这次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动向是在各地方机构推行了次长制，原总务厅（司）长一律改为省次长、副县长、副市长等，这些职位仍由日本官吏担任，把持着各地方行政的实权。 伪满行政机构虽经几次整顿、改组，但目的仍是为了巩固和完善法西斯殖民统治。随着日本殖民统治体系的形成，伪满政权的中央集权性也不断得到加强，伪满的傀儡化也日趋加深了。 三关东军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国民组织化” 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独裁。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独裁，就是由法西斯政治集团垄断国家政治权力，实行法西斯统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国民组织化”。即法西斯通过由其操纵和控制的各种“国民团体”，强行将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纳入到法西斯统治体系之中，对人民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这一点日本法西斯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日本国内到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都广泛地推行了“国民组织化”。可以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东北所实行的法西斯“国民组织化”是最为典型的。其中由关东军一手炮制和操纵的伪满协和会，是最突出的代表。它作为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的别动队，在日本法西斯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之前，在东北就有“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等日本民间法西斯团体，他们与关东军勾结密切，大力鼓吹“满蒙危机”，支持发动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人成为关东军制造伪满政权的最得力的干将。伪满政权建立前后，虽然关东军倾注全力镇压抗日武装斗争，但抗日烽火仍然如火如荼。这使关东军认识到，单靠军事力量根本无法维持其殖民统治。于是，关东军决定利用民间法西斯，推行“国民组织化”政策，通过宣传以所谓“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为核心的思想战，来保证其法西斯殖民统治。 伪满政权刚一成立，在关东军的石原莞尔等人的支持下，“满洲青年联盟”骨干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召集一批汉奸，筹建协和党，制订了以“协和主义”取代和打破“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实现满洲现住民之协和”，“确立国家统制经济”等为目标的建党纲领。4月初，山口、小泽以及汉奸于静远、阮振铎等人，在沈阳成立了协和党。不久，关东军就承认了该党的“合法性”，并命伪满政府拨款支持。但是，关东军不能允许任何脱离于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的存在，而且对“党”这种带有民主意味的称呼有所忌讳。于是，关东军决定改组协和党，使之成为辅助伪政权的组织。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的指导下，以协和党为基础创立了协和会。1932年7月该会在伪都新京成立，关东军司令官、伪执政溥仪等日伪首脑出席了成立大会。 大会推举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伪执政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任名誉顾问。其骨干都是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以及原自治指导部的成员。并拉拢了一些汉奸以示“协和”。大会发表了协和会《成立宣言》和《纲领》，宣称成立协和会的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宣扬“王道政治”，实现“民族协和”。并标榜该会的宗旨是，以“融合民族感情”和“共存共荣”为出发点，铲除“军阀余毒”，肃清“赤化思想”，辅助“政府建国”，以及“振兴农业”，“改革产业”等等。《宣言》和《纲领》的词句虽然冠冕堂皇，但其实质是为日本关东军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涂脂抹粉，麻痹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以巩固法西斯殖民统治。 那么协和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与伪满政权是什么关系呢？ 协和会成立伊始，关东军和伪满当局就对其进行了定性，溥仪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发布了《训词》和《敕令》，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一个意思：建立协和会是为了进行思想统治。关东军也表示协和会是“国家机构的团体”。但是，在协和会成立初期，由于吸收许多地方实力派入会，曾与伪满地方政府产生了某种对抗，引起了关东军的不安。因此，1934年9月，关东军对协和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由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接替山口重次兼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其他首脑人员也几乎由伪满政府中的日本官吏充任。通过这次改组，协和会日益变为“准政府机关”的组织，走向与伪满政府的一体化。经过几年的试验，关东军认为以协和会作为组织工具，是推行法西斯“国民组织化”的有效方式。于是不断加强协和会的建设，到1936年出现了所谓“大跃进时期”。是年7月在关东军的主导下，协和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重新制定了《纲领》、《章程》和工作方针，确认协和会是“惟一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接着9月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名义，发表了题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的声明，对协和会的性质及与伪满政权的关系做了定论。文中指出：协和会是体现和维护“建国精神”的进行思想教化的政治实践组织，它“并非政府之从属机关，亦非对立机构，乃政府精神之母体”。即如阪谷希一所比喻的那样，伪满洲国好比一件衣服，伪满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两相结合而成为一件夹衣。经过这次改组，协和会发展迅速，1936年时有分会1800个，会员数37万，翌年就猛增到分会数2607个，会员数81万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伪满政权被纳入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体制之中，为进行“总体战”的需要，关东军加快通过协和会进行“国民组织化”的步伐。1937～1938年协和会进行了第三次改组，谋求把协和会真正变为“全体国民”的组织，拓展了吸收会员的广度，并改变原来的按职业和阶层建立分会的原则，规定以地区和岗位建立分会，开展活动，使协和会的活动更加广泛。 到1940年底，随着日本法西斯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关东军在东北推行的“国民组织化”运动也更加深入。从1940年底到1941年4月，协和会又进行了第四次改组，重点是彻底实现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二位一体制”。通过这次改组，协和会各层次的头目均由伪政权相应首脑兼任，使伪政权各级官吏获得了“国民动员指导者”的资格，协和会完全成了“官民一体”的机构，从而实现了“举国一致”的体制，到1942年5月，协和会的分会数达到4298个，会员数为289万人。关东军推行的“国民组织化”基本得已完成。 协和会作为与伪满政权“表里一体”的政治组织，其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国民组织化”运动，把伪满政权的所谓“国政”贯彻到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通过“宣德达情”等活动方式，维护日伪统治，这是日本法西斯推行殖民地化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特征。 协和会在成立伊始，就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宣扬建国精神”、“实行王道政治”、“促进民族协和”的任务。其根本点就是要把东北人民变为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顺服臣民”。所谓“建国精神”，就是强迫人民接受伪满建国的“合法性”；所谓“王道政治”，就是以君主立宪装饰门面，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治国论”作招牌，实则实行法西斯政治独裁；所谓“民族协和”，就是强迫东北人民承认“日本是优等民族”，并服从其领导。为完成上述任务，其根本方式就是所谓的“宣德达情”。按照协和会骨干小山贞知的解释，“宣德达情”不是简单的上意下达，下意上达，“宣德就是宣扬帝德，而达情则是将奉仰这种帝德的草民的心情上达”。也就是说，皇帝要爱惜其子民，百姓要尊崇皇帝，上下一心一德。不难看出，这完全是日本天皇至上主义和封建君臣论的翻版。其目的就是愚弄和麻痹东北人民的意志，听任日本法西斯的摆布。 为实现“宣德达情”的目的，协和会可谓不遗余力。其主要表现有：①协助日伪当局镇压和瓦解抗日武装。在日伪对抗日武装进行军事围剿过程中，协和会派出了大量随军宣抚班，挑拨民众与抗日武装的关系，进行各种招降、策反工作。②出版各种读物，如《协和》、《新青年》、《王道月刊》等，鼓吹“日满一体”、“王道政治”，腐蚀、毒化东北人民。③发展外围团体，控制和奴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早在协和会成立之初，就组织了“满洲童子团”和各种青年团，1938年将各青少年团体一律改为“协和青年团”，并规定“满洲国的青少年无论其属何民族，不分男女，都由协和青年团、少年团予以一元化组成集体”。同年还组织了“协和奉公队”，强迫人民为伪满政权服务。此外还有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等团体，都是协和会的外围组织，协和会对这些团体负有监督与指导责任。④大搞“国民运动”，支持侵略战争。如所谓“振奋精神”、“奉献劳力”、“捐献钱款” 等各种“国民运动”，大肆搜刮民众血汗。⑤大肆进行反共反苏“防止赤化”的活动。1936年12月，原协和会内设立了“排共委员会”，在各地举行“排共大会”，还专门培训对苏思想战的骨干人员，充实到边境地区开展反苏活动。 总之，协和会的活动遍及东北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可谓无孔不入，成为关东军推行“国民组织化”的主导力量，是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当时东北人民把协和会称为“蝎虎会”或“协和坏”，表现了人民对它的厌恶与痛恨。 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1期 第六章关东军的军事围剿与东北人民的民族抗争 以日本关东军为首的日伪军事围剿，与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统治与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这场长达14年的斗争，从关东军进行围剿的角度重点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四大时期。第1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个时期，从1933年春至1936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抗日义勇军等部和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个时期，从1936年春至1941年春，关东军军事围剿的主要目标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第4个时期，从1941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关东军军事围剿的重点是所谓“西南地区”的八路军。下面按各时期叙述日本关东军疯狂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围剿抗日武装第1期（1931年9月至1933年春）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随之开始。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主张“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也积极反对内战，主张一致抗日。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以不同方式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浪潮。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鼓舞下，东北爱国官兵和广大民众，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以武装斗争与日寇殊死搏斗，前赴后继，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东北战场，用血肉之躯与日寇战斗了14年。与此相对应，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为扑灭抗日烽火，以武力和“谋略”等手段，对抗日武装进行残酷镇压，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东北大地展开。 东北抗日战争初期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全民性和自发性。 在东北的爱国官兵、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众群起抗日，在各地自发地组织起许多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是沦陷初期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统称。从组成上看主要有：①由原东北军爱国官兵转化而来；②由绿林武装发展而来；③由各阶层爱国人士、青年学生组建而成；④由大刀会、红枪会等帮会组织发展而来。从武装性质看，可分为：①正规性武装（原东北军）；②地方性武装（如自卫团）；③民间、社会性武装（如大刀会等）；④绿林武装。从成分上看：爱国农民约占50%；原军警官兵约占25%；绿林出身者约占20%；政、工、商、知识分子等约占5%。从组织指挥系统看主要有：①东北军系统（名义上仍服从国民政府）；②救国会系统；③后援会系统；④其他分散各自独立的系统。从特点上看，义勇军未能建立统一的领导体系和建制，发展不平衡，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群众性。从时空看，义勇军遍及东北四省；大规模武装坚持到1933年2月，小规模活动持续到1935年。义勇军累计总人数达55万。参见孔令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为55万人论证》,《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辽热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在辽西、由爱国将领黄显声（时任辽宁警务处长）等人在由沈阳向锦州撤退途中，将散在的抗日武装编成“辽宁抗日义勇军”， 为东北义勇军成立最早的。后由救国会继续组织，于1931年12月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委任22路，约6万人。较为著名的有耿继周、王显廷、潘士贤、郑桂林等部。此外，绿林武装高鹏振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朱霁青组织的“辽吉黑国民救国军”活动于辽西、热边，其中马子丹、李海峰部较为活跃。 在辽南，最早有项青山，张海天、王全一等，后李纯华在救国会的帮助下，将各部联合起来，于1931年底组成以海城为中心的辽南义勇军，逐渐发展到8路。4个支队，总人数达3万人。 在三角地带（辽宁三角地带系指“满铁”路，安奉路所夹面临黄海的地区，主要有凤城、安东、岫岩、庄河等县）,卸任警官邓铁梅，回故乡凤城发动抗日，于1931年10月组成“东北民众自卫军”，初时二、三百人，不足1个月就发展到1700人，到1932年3月总兵力达16万人，编成18个团，3个支队，1个大刀队。后被救国会委为第28路。还有刘景文、李子荣，鞠仁清等部也相当活跃。三角地带的义勇军总数达到3万人。 在辽东，原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投敌后，驻桓仁第1团团长唐聚五起而反抗。在救国会的帮助下，联络东边各县实力人物及抗日武装，于1932年4月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推唐聚五为总司令，初编18路，加上王凤阁部为第19路。直接控制兵力为7路，约7000人。8月发展到37路，13个大队（支队）编成7个方面军。兵力达10万人。成为辽宁义勇军最大的一支队伍。 在辽北、热边，1931年10月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受张学良之命组建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收编蒙古军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骑兵。还有于德霖、张士林、贾秉彝、赵殿良等部在这一地区活动。 辽宁义勇军的兴起与发展，与救国会和后援会的关系密切。至1932年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者发展到54路，27个支队，6路骑兵，人数达到10余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东北义勇军概况》。6月初救国会整顿所属义勇军，设立5个军区。辽西为第1军区，彭振国为总指挥。辖16个梯队、6个支队，约7万人；辽南为第2军区，王化一为总指挥（由李纯华代行），辖17路、6个大队，约3万人；辽东为第3军区，唐聚五为总指挥；辽北、吉南为第4军区，熊飞为总指挥（因熊时任东北军骑2师团长未能到任，故该指挥系统未建立），主要队伍有孙光烈、赵亚洲等部，约万余人；辽北、热东为第5军区，高文斌为总指挥，编成9个梯队，10个支队等，约数万人。9月，救国会与后援会合作，将军区制改为军团制。辽宁境内的5个军团及接受两会指导的义勇军达30余万。 2吉林省抗日义勇军 关东军进占吉林后，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原东北军李桂林、吉兴、赵芷香等随之附逆。但冯占海、李杜、张作舟等部坚决反对。9月24日，冯占海通电表示“坚决与逆寇抗战到底”《吉林文史资料》(1),第24页。。随即率部进军舒兰、五常一带，收编绿林武装宫长海、姚秉乾部,开展抗日斗争。11月12日，吉林省临时政府在宾县成立，张学良命原省府委员诚允主持政务，任丁超为护路军司令，冯占海为吉林警备司令，所部编为3个旅。李杜、张作舟、赵毅等亦服从宾县政府。 1932年1月，关东军指使逆军进攻哈尔滨及宾县政府，冯占海、李杜率部进军哈埠，联合丁超、邢占清、赵毅等部御敌。1月31日，以上各部将领会于哈市，成立“吉林自卫军”，公推李杜为司令，冯占海为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丁超为护路军司令。形成了一支以原东北军为主的抗日队伍。 这支义勇军基本是与吉林抗日政府同时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接受国民党政府领导。1932年7月1日，南京政府任命李杜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丁超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冯占海为哈绥警备司令，王德林为宁安警备司令，均受副司令长官节制。 1932年5月，依兰失守后，冯占海部脱离自卫军，成立“吉林抗日救国军”，冯任总司令，全军编成6个旅，9个支队，不久发展到12个旅，4个支队等，最盛时达10万余众，活跃在哈长路，吉敦路之间，给日伪很大打击。 在吉东另有一支较大的义勇军，是王德林领导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王部原为东北军27旅676团3营，驻守延吉瓮声砬子。1931年12月，王部阻止日军测量队，毙敌2人。敌欲消灭王部。王德林毅然奋起，于1932年2月8日宣布起义，成立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为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总指挥。初为千余人，后发展迅速，3个月时已达2万余人。该部在吉东敦化、汪清、宁安等地非常活跃，成为吉东地区的抗日劲旅。 此外，原东北军营长田霖率部起义，联合大刀会及绿林武装，成立了“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转战于桦甸、蒙江一带。吉南有宋国荣，毛作彬等义勇军。吉西有姜荣耀、张广文、任子青等部活动。还有规模不等的大刀会、红枪会及绿林武装等也纷纷组成义勇军抗击日寇。 3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 1932年2月，马占山一度降日，黑省军队大部随之。但原绿林出身的新编旅旅长李海青和张锡侯部愤然起义，各率部冲出省城，首举义旗。张部开往兰西、青冈等地。李海青率部3千余人南下，于3月上旬进军扶余途中，将所部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李自任总司令，进而克复扶余，围攻农安，对伪满震动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万余人，成为黑省义勇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4月初马占山反正，于黑河重建黑省军政两署，并成立“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马自任总司令，联络各地义勇军，将所部扩编为9个旅，达6万余人。转战于北满，成为黑省义勇军的主要力量。 其后，原省防军第2旅旅长兼中东路哈满线护路司令、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和省防军第1旅旅长张殿九，于9月底在海满举起义旗，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通电表示决心“敌忾同仇，共行国难”。《东北血痕》第52页。苏炳文任救国军总司令，张殿九为副司令，谢珂为参谋长，张玉挺为前敌总指挥。此后救国军联络马占山、李海青等各路义勇军，在哈满线一带与日寇展开血战。 二关东军的“治安”战略及措施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依其作战目的可分为两种作战形式，一种是占领作战，即以侵占城市、铁路交通沿线及军事要地为主，随之建立伪政权。另一种是讨伐作战，以消灭抗日政权和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为主要目的，巩固和扩大统治区域，两种形式是相辅相成，并行发展的。但在伪满成立前以占领作战为主，其后讨伐作战全面展开。 随着关东军侵略扩大，抗日烽火也愈燃愈烈。消灭义勇军等抗日武装，确保所谓“治安”逐渐成为关东军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关东军承认：“兵匪跳梁日甚，铁路交通几乎阻断……甚至奉天亦受兵匪威胁。”《现代史资料》(11),第860页。对此，关东军最初采取“以武力根绝”的一边倒强压方针。早在1931年10月，参谋本部就已明令：增加赋予关东军担负满洲方面治安维持新任务。至1931年底，除混成第39旅团外，又先后增派混成第4、第9旅团、第20师团等部进入东北。 1932年4月，马占山反正，日军又增派第8、第10师团进入东北，以增强其侵略力量。4月15日，本庄下令关东军重新配置：第2师团由哈尔滨退回南满；第10师团进驻哈尔滨；第8师团进驻辽西，警戒关内及热河方面；第20师团交接后返回朝鲜；混成第38旅团向敦化、宁安方面讨伐。关东军重新部署后，仍感难于确保“治安”，又向军部中央请求：“鉴于目前形势恶化，为确立满洲国基础，请再增派1个师团和骑兵1个旅团。”《现代史资料》(7),第485页。 同时，关东军制定了《平定满洲方略》《太平洋战争への道·资料篇》，第180～181页。,规定：①第10师团（辖混成第38旅团）于5月中旬大体完成“平定吉林东部”的任务，尔后分别集结于宁安、哈尔滨。②从5月下旬开始“平定黑龙江省”,由第8师团于齐齐哈尔集结向讷河进攻，再向黑河方面展开攻势,“消灭敌根据地”；第10师团派出一部向海伦方面扫荡，策应第8师团；独立守备队及第2师团一部警戒沈长、吉长地区。 关东军的战略企图是，针对吉、黑两省义勇军力量较强这一情况，首先消灭以吉林自卫军为首的吉林义勇军，使松花江流域、哈绥路沿线至吉敦铁路以南，与朝解连成一片，形成吉东治安区。然后调头肃清黑省中、西部义勇军，确立黑省治安区。 根据上述计划和部署，关东军大规模(动用1 个旅团以上)讨伐作战正式开始。 第10师团由哈尔滨分两路讨伐。一路为村井支队沿哈绥路向海林、掖河方面出动，后由混成第38旅团接替。另一路中村支队利用松花江水运向方正、依兰方面进剿，后村井支队由哈绥路转进支援。第2师团主力由吉林向敦化方面讨伐，配合作战。至5月下旬吉东方面的讨伐告一段落。此间第8师团在辽西进行了小规模讨伐。 根据关东军的要求，参谋本部于4月底下令调在上海作战的第14 师团转进东北，承担原拟由第8师团担当的讨伐北满的任务。该部5月中旬到达哈尔滨，立即投入到哈绥路讨伐战中。这时吉、黑两省义勇军联合反攻哈尔滨， 关东军在击溃吉东义勇军之后，决定讨伐黑省义勇军。5月23日本庄由沈阳到达哈尔滨，亲自指导平定黑省作战。24日下令:第14师团从哈尔滨分两路讨伐，一路沿呼海路向绥化、 海伦进攻；一路沿齐哈路向齐齐哈尔出击，尔后转齐克路作战。第10师团伺机返回哈尔滨，接替第14师团防务。于是，关东军的黑省平原讨伐作战开始了。不久，骑兵第1旅团进入东北，加入第14师团讨伐作战。至7月底此次作战基本结束。 6、7月间，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在辽宁还发动了第1次东边道讨伐战。自“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9月，关东军在朝鲜军一部配合下，进行讨伐作战大小战斗905次，供认死亡约400人，负伤875名。《日本帝国主义の满洲支配》第99页。 6月8日，关东军根据讨伐情况，修改制订了《关东军治安维持方针》《现代史资料》(7),第486～487页。，上报给军部中央。其中指出：“到1932年未，彻底摧毁具有政治基础的反满武装集团，完成满洲国治安的总体性建设。”其军事行动顺序为：先确立奉天省治安；5 月消灭李杜、丁超反吉林军；5月下旬开始平定黑省中原作战；6至7 月实施铲除马占山根据地的黑省北部作战。初秋以后准备热河作战。 原来关东军预想，采用大兵团围剿，各个击破的战略，一举消灭大规模的义勇军，确立伪满的治安稳定局面，以便腾出手来解决热河问题。但春夏季攻势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义勇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有了发展。9 月时东北的抗日武装达到36万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1),第254页。关东军的估计数为21万。《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2),第1页。1932年8月关东军首脑及幕僚进行大调动，武藤信义新任司令官。 他总结以往的作战情况，做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在总战略方针上，改变以前的单纯依靠武力围剿的策略，采取“积极行使武力与以此为背景的合理的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治安方针，在作战方法上，“鉴于在满皇军兵力少，不可能到处实施积极讨伐”，将以往的全面出击改为治安重点主义，即“限定各师团任务，节省兵力，集中某一地区进行彻底讨伐，尔后逐步肃清其他地区”。在作战方向上，当时有两种情况，一是讨伐边境地带的义勇军，确立伪满的疆域安定；另一种是“平定南满各地群匪，巩固治安基础”。武藤决定以后者为主。在讨伐期限上，原定至1932年底完成治安总体建设，现改为到1933年夏“歼灭具有政治色彩和强大势力的匪贼”。《满密大日记》1932年第11册(后又延期到1933年末“结束全满的平定”)《续·现代史资料》(4),第52页。 关东军根据以上方略，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组建和利用伪军。“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张海鹏、于芷山、熙洽、吉兴等部叛国投敌。伪满政权建立后以这些军队为基础组建了“满洲国军”。初设伪奉天、吉林、黑龙江警备军等。1932年时伪军达到31个旅(内骑兵12个旅)，14余万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1),第254页。在对辽宁的唐聚五、吉林的李杜、冯占海、黑龙江的马占山等义勇军讨伐中，伪军出动,配合了日军作战。但此时伪军初建，素质极差，“指挥官能力甚低”，“部队营(大队)以下缺乏独立战斗能力”多田骏:《满洲国军政指导状况报告》。,未能达到协助关东军进行讨伐作战的水平。 第二，设立伪警备区。关东军为有效讨伐义勇军，实行分片划区，重点讨伐的办法。1932年7月，伪奉天警备军设立了沈海、中央、鸭绿江、安奉、辽河、 奉山6个警备区。在伪吉林省先设有“剿匪”司令部及滨江、延吉警备司令部。1933 年4月，新设了吉长、滨江、延吉、绥宁、农安5个地区警备司令部。 第三，成立清乡委员会。1932年10月关东军为推行所谓“广义治安对策”，协调日伪军警各方面镇压抗日武装，成立了从伪中央到地方省县的各级清乡委员会。中央由伪国务总理担任委员长，省县由伪省县长担任委员长，以当地日伪军警头目充当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该地区内的匪贼、自卫团的收编、宣传及其他治安工作。”《满洲国史·总论》第327～328页。为彻底完成讨伐作战及准备对热河用兵，关东军多次向军部中央提出增兵要求，从1932年9月至年底，先后有混成第14旅团，骑兵第4旅团，第6师团进入东北，隶属于关东军。混成第38旅团、第2师团撤回原编成地。 关东军按其新战略，于10月动用混成第14旅团、骑兵第1、第4旅团、独立守备队及第2 师团一部等部队，首先在南满进行了东边道讨伐。接着在北满的第14师团、骑兵第1、第4旅团等发动了黑省中原讨伐作战。12月，又增加混成第14旅团进行了讨伐苏炳文作战。同月，第2、第6师团及守备队等进行了辽宁三角地带讨伐。1933年初，第10师团及第6、第14师团一部发动了吉东边境讨伐战。至此，东三省大规模的义勇军受到严重挫折。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春，关东军讨伐作战的主要对象是义勇军。从时间上看，以1932年9月为界，大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 下面就按时间顺序分述关东军讨伐作战的实况与抗日义勇军英勇斗争的历史史实。 三第1期前期（1932年初至8月）关东军的讨伐作战1对吉林抗日义勇军的讨伐作战1932年初哈尔滨保卫战之后，以李杜为首的吉林自卫军退守依兰、方正一带。2月下旬，李杜、冯占海等部汇合，召开抗日联合军会议，商讨了佯攻哈尔滨，进袭吉林的作战计划，但由于王之佑与敌妥协，使这一计划流产。敌我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3月中旬，关东军调集第2师团，增援伪吉林军，向抗日军发动进攻。西路第3旅团，配有伪军5个旅，由哈尔滨向会发恒等地进犯；南路第15旅团并指挥伪军4个旅，由乌吉密向北进攻夹信子等地。 西路敌军于4月初进入桶子沟，受到冯占海部阻击和迂回攻击，伪军李文炳旅被全歼。后敌重整队伍再度进犯，双方在会发恒一带展开激战，由于敌过于强大，自卫军渐次不支，撤出会发恒。南路敌人在夹信子受到邢占清、丁超等部自卫军的顽强抵抗，后敌增加兵力，自卫军为避免损失退走。接着敌逼近方正，自卫军为避强敌，退往依兰。关东军于4月上旬占领方正。 自卫军退出方正后，休整队伍，准备伺机反攻。此前4月初，马占山在拜泉召开吉黑两省军事会议，商定两省抗日军联合进攻哈尔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4月中旬李杜在依兰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右路由冯占海指挥，中路由杨耀钧指挥，左路由张振邦指挥（张未出征，由马则周和刘万魁代行）。 此时，关东军也调整了部署，由新调入东北的第10师团接替第2师团，担任哈尔滨地区以及哈绥线的防卫。4月底又将混成第38旅团增调至哈尔滨。于是，从4月下旬开始，敌我双方在松花江流域和哈绥线之间展开了激战。4月底，自卫军以强大攻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一度收复了方正、宾县、珠河等地，对哈尔滨构成了极大威胁，并使哈绥线处于被我分割包围的境地。5月初，敌增加兵力后，水路和陆路并进，向依兰方向发起进攻。由于这时自卫军主力均在前线作战，后方留守兵力薄弱，李杜被迫率部向梨树镇一带转移。丁超心怀异志，独向宝清一带退却。5月16日，关东军占领依兰。 自卫军失去后方基地，前方攻势同时受挫，各路部队进退维谷，中路和左路部队相继退往牡丹江以北地区，右路冯占海部孤军陷入敌后，掉头南下重新开辟抗日局面。 冯占海部脱离自卫军后，改称为“吉林抗日救国军”，于6月上旬反攻哈尔滨，一度收复阿城，后转向双城、榆树等地，又挥师东进五常，南下舒兰，与关东军第10师团及伪军展开了运动战，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8月下旬，冯占海在舒兰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攻取吉林的作战计划。月底，救国军各部已运动到松花江左岸。关东军得知后，判断有可能进攻长春或吉林，急忙从敦化、辽阳等地增调兵力，集结于吉林和长春，准备在哈长路和吉敦路之间设立防线，在松花江地区围堵救国军。 在这种情况下，冯占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仍然决定继续进攻吉林。9月上旬，救国军分5路进攻吉林，宫长海组织“决死队”一度攻入吉林市区，在敌反扑下，前功尽弃。在久攻未克的情况下，冯占海决定撤攻吉林，除留田霖等部在原地牵制敌人外，救国军主力穿越吉长路，向辽西、热河转进。至此，吉林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退出了东三省。 2对吉东地区“中国国民救国军”的讨伐 1932年2月，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成立后，决定首先破坏关东军正在修筑的吉会路并进攻敦化。下旬，救国军发动攻势，一举收复了敦化，在东满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于是,关东军组成了清水支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发动进攻，经过激战，救国军向蛟河方面转移。后又向宁安一带发展，与吉林自卫军联成一片，从南面对哈绥路构成威胁，使关东军感到极大不安，遂于3月调集第15旅团和上田支队等，从哈绥线和吉林、敦化一线向宁安方面夹击救国军。面对强敌，救国军毫不畏惧，利用地理优势，在镜泊湖一带连续伏击敌人，取得了“镜泊湖连环大捷”沉重打击了关东军的嚣张气焰，被民众誉为“铁军”。 关东军讨伐失败后，调整部署，确定以海林、敦化、延吉为讨伐基地，集中第38、第15旅团和第14、第2师团一部，并请求朝鲜军协助，于4月中旬开始对救国军再行讨伐。在宁安方面，敌第38旅团由哈尔滨沿哈绥线东进，经海林南下进攻宁安，先后与救国军刘万魁、张治邦等部展开激战，因敌过于强大，宁安失守，救国军总部迁往东宁。在敦化方面，救国军自4月下旬以来，破袭吉敦路，关东军遂命第2师团第3旅团组成敦化支队，向宁安等地讨伐，以确保吉敦线安全。救国军虽与敌奋力战斗，但由于宁安失守，各部相继转移。敌占宁安后，企图夹击宁安至敦化间的救国军。待增调的第14师团到达哈尔滨后，于5月中旬发动了掖河战役。救国军在团山子、胡什哈等地顽强与敌激战，终因力量悬殊，被迫向穆棱等地撤退。6月救国军为扭转不利局面，决定兵分4路强攻敦化。姚振山部一度攻入城内，但因其他部队进展不利，相继退出战斗。救国军第2次攻打敦化，虽未克服，但对敌震动很大，迫使关东军增调部队，以加强吉敦路的守备。 救国军自成立以来，在北起哈绥路，南至延吉、安图一带，英勇抗击日寇，使关东军讨伐连遭失败。救国军南攻北袭，给敌军以重创。 3关东军追剿马占山（黑省中原讨伐作战） 1932年4月，马占山反正后，至黑河途中于拜泉召开吉黑两省抗日军联席会议，商讨了联合作战反攻哈尔滨的计划。会后各部按计划，分别向哈尔滨展开攻势。程志远等部由齐齐哈尔向东进攻，吴松林、邓文等部由呼海路南下进攻，李海青部由扶余北上增援，李杜吉林自卫军由依兰向西反攻。5月初各路义勇军相继发起进攻，对哈尔滨形成包围态势。此时，关东军讨伐的重点在于进攻吉林自卫军和哈绥路，防卫哈尔滨兵力较弱。但此前关东军为迅速完成在北满的讨伐作战，已调第14师团进入东北。该师团主力于5月10日到达哈尔滨，敌我双方在哈尔滨周边展开激战。哈埠局势连连告急。关东军不得不调整部署，将第14、第10师团集中到哈尔滨，全力对付义勇军。下旬，关东军出动平松支队向肇东方面李海青部进攻，第28旅团沿呼海路向绥化进攻，并调伪军张海鹏、吉兴等部进行堵截。在强敌面前，义勇军进行了英勇战斗。李海青部与敌在三肇地区战斗数日，因后方基地扶余丢失，转向丰乐镇一带。吴松林、邓文等部在呼海路，冒雨顽强抵抗敌军，激战后退向海伦。5月底，马占山抵海伦，召开军事会议，分析目前形势，决定采取游击战术，坚持抗战。不日，关东军分数路逼近海伦，马占山各部略作抵抗后，撤出海伦，关东军于6月1日占领海伦。 而后，关东军认为，马占山部是确保伪满治安的最大“匪患”,决定彻底消灭之。6月上旬，关东军得到情报，马占山在海伦西北……于是，本庄司令官下令第14师团全体出动，并指挥伪军，分三路夹击马占山。然而马占山巧妙穿过敌间隙，转移到了拜泉一带。关东军第1次讨伐扑空而归。由于马占山部多为骑兵，行动敏捷，飘忽不定。关东军为有效对付马占山，要求军部中央增派骑兵旅团。于是，军部下令将日军惟一的骑兵第1旅团调往东北。该部队于6月中旬到达齐齐哈尔，加入关东军序列。接着本庄亲自到哈尔滨布置第2次讨伐马占山行动，布设了三道封锁线，以骑兵旅团为讨伐主力部队，向拜泉方向追剿马占山。然而除与马军小部队遭遇外，未有战果。 面对关东军实行的大兵团围剿的战术，马占山则采取游击战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成几十个独立队，每队300～500人，这种小部队行动灵活，对大股敌人进行袭扰，打完后无影无踪;对于小股敌人则聚而歼之。这样，关东军虽来势凶猛，结果却是“空跑龙套”。在7月间，关东军又出动部队，在庆城、东兴镇、安固镇等地连续追剿马占山，前几次总是跟在马占山的屁股后面跑，直到7月底才于安固镇伏击成功。当时，马占山率部800多人渡过海伦河，以为已突出敌包围圈，放松了警惕，遭到敌人袭击，经三天激战，义勇军损失惨重，马占山仅率少数人突围进入深山老林，然后辗转40余日，于9月上旬在龙门重新出现。 关东军对马占山的围剿，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讨伐。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亲自出马督战，动用了第10、第14两个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以及海军派遣队和飞行部队，并有伪军相配合。可谓陆海空立体作战，步骑炮全兵种协同，动用兵力占当时关东军总兵力的一半。 4对辽宁义勇军的讨伐 如上所述，1932年8月以前，关东军的大规模讨伐，主要针对力量较为强大的集团性抗日武装，如吉林的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黑省的马占山、李海青等，其重点在吉黑两省。对于辽宁,关东军于1932年1月初占领锦州后，东北军撤入关内，省内的义勇军尚未形成大集团抗日武装，多以几百人至几千人的小股武装抗击日军，只有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是较为强大和集中的抗日武装力量。辽宁义勇军虽然规模较小，但抗击日寇的时间较早，程度也相当频繁和猛烈。与此相应，关东军在辽宁的讨伐也多是小规模的，其特点是以确保铁路沿线和重要城镇为基点，而采取战略上的守势性讨伐。至1932年8月关东军在辽宁的主要讨伐有：1931年12月中下旬，关东军为进攻锦州，稳定后方进行的讨伐。1932年1月，第2、第20师团对沈阳地区和辽西的讨伐。5～7月，第8师团对辽西的讨伐；日伪军对东边道的第一次讨伐，8月初对辽南的讨伐等，其中以东边道讨伐规模较大。 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以来，声势浩大，日伪当局将其视为“东边之患”，十分恐慌，着力讨伐。1932年5月，伪军于芷山部3个团向新宾进攻，被自卫军李春润等部击溃。6月上旬，驻朝鲜日军协助关东军越境讨伐，占领了长白、临江、辑安等地，从东面围攻自卫军。同时关东军出动平田支队和佐藤支队向新宾和朝阳镇讨伐，于19日攻占新宾。后在自卫军的反攻下向山城镇退走。此外，还有伪军田德胜部和廖弼宸部向金川和三源浦讨伐，均被自卫军击退。最后日伪对东边道的第1次讨伐以失败而告终。 日军在辽宁的讨伐中，古贺骑兵联队被歼是一件颇为重要的事件。日军占领锦州后派第38旅团骑兵第27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率骑步兵百余名进剿辽西。1月6日进占锦西县政府所在地江家屯。当地民众得知敌兵侵入，集会龙王庙，推举刘存起为首领，组成5个中队，决心消灭敌人。古贺骄矜狂妄，未把义军放在眼里。9日古贺率队出动，午前在龙王庙附近受到义军伏兵迎头痛击，后撤至西园子，再次遭到袭击，古贺企图夺取村中炮楼的制高点，被刘国忱等12勇士击中死去。残敌逃回县城。同日由松尾秀治少尉率领的25人补给队，由锦州返回锦西途中，被当地农民全歼。两次战斗共歼灭古贺联队长以下60余人。敌惊呼这次事件，“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协和》1932年第2期。。这个事件完全是当地民众，依据自己的武装，以劣等兵器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军大队，一次战斗就歼敌几十名，说明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击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四第1期后期（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关东军的讨伐作战1932年8月前，关东军的讨伐作战，主要是针对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和李杜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冯占海领导的吉林抗日救国军等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集团进行讨伐。但由于关东军兵力有限,战线过长，其效果并不明显。东三省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仍然如火如荼，对日伪统治构成极大威胁。 1932年8月，日本军部对关东军首脑机关进行了调换，任命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其他骨干人员，除板垣征四郎继续留任外，均进行了大换血。武藤上任后，提出了新的“治安方针”，决定“逐次恢复和巩固满洲国内地的治安”，将原有的防御性讨伐改变为进攻性讨伐。其战术特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作战顺序是，由南满转向北满再转向东满。其讨伐手段仍然是“武力第一主义”。其讨伐作战主要有：东边道讨伐作战，“吉京奉龙”四角地带讨伐作战，黑省中原地区讨伐作战，东满地区讨伐作战，辽宁三角地带讨伐作战等。 关东军为增强讨伐力度和准备进攻热河，在司令部机关大调动的同时，所属部队也不断加强。1932年8月至1933年春，有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1933年初与骑兵第1旅团组成骑兵集团）混成第14旅团等部队调入关东军。此时关东军兵力为4个师团（“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主力部队第2师团于12月调回日本）、2个骑兵旅团、1个混成旅团。 1第2次东边道讨伐作战 辽宁民众自卫军挫败敌第1次讨伐后发展迅猛，8月队伍扩编为7个方面军，在沈海路发起破袭战，并向伪军于芷山老巢山城镇发动了进攻，对日伪震动很大。其中第11路军梁锡福部于9月15日袭击抚顺对敌破坏很大;次日关东军为进行报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接着开始了对东边道的第2次大讨伐。10月初武藤下达了讨伐命令，关东军出动了两个骑兵旅团、1个混成旅团和第2师团一部，以及守备队、伪军等从东西两面分数路进行讨伐。西路敌骑兵第1旅团，在柳河、金川、辉南等地与自卫军展开激战，其中自卫军第16路一部在二密附近与敌拼搏，全部壮烈殉国。西路另一路敌人混成第14旅团向新宾方向进攻，与李春润部进行激战，李部抵抗后撤往桓仁一带。东路敌第2师团等部由中朝边境向通化进攻，很快突破自卫军防线，逼近通化，唐聚五只好下令向抚松转移。10月中旬敌东西两路汇合，占领通化。同时南路敌骑兵第4旅团从安东等地向桓仁方面进攻，自卫军在太平哨等地略作抵抗后转移。敌于10月20日占领桓仁。 唐聚五率部抵达抚松后，由于驻抚松的王永成暗中投敌，唐已无法立足，遂决定自卫军各部分别行动，唐本人化装入关。至此，自卫军大部溃散，一部由郭景珊率领，历尽艰险，转进热河，关东军对东边道的讨伐作战告一段落。 2“吉长奉龙”四角地带讨伐作战 紧接东边道讨伐作战之后，关东军又开始对由奉天、海龙、吉林、长春构成的四角地带进行讨伐。10月27日，武藤下令集中混成第14旅团以及伪军，统归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忠也指挥，按地区分成三个讨伐队，由东向西“梳篦”式扫荡，至11月下旬基本结束。这次讨伐使活动于这一地区的三江好、殿臣、宋国荣等义勇军遭受较大损失。 3黑省中原地区讨伐作战 1932年9月，马占山脱险后，重整队伍，再次掀起抗日高潮。是月，马占山在雅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四路攻打齐齐哈尔，从下旬开始各部按计划行动起来，关东军承认，“9月下旬群匪叛军迭出，扰乱该省中原的治安”。当时关东军在北满的配置是，第10师团负责哈尔滨及哈绥路、呼海路的防卫；第14师团集结于齐齐哈尔，负责哈满路、齐克路的安全。于是，义勇军的反攻作战和关东军的讨伐作战，在黑省中原展开。 战斗首先在昂昂溪展开，南路救国军李海青部于9月下旬发起进攻，敌急派原支队、松田支队等增援，李部与敌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于10月初转向安达。此役李部伤亡较重，义勇军邓文部于10月初攻打安达，歼敌千余，占领县城，切断了中东路。中旬，敌调动第27旅团，平田支队等部，分几路向安达反攻，邓文部渐次转入沼泽地带，敌未敢追击。而后敌转攻肇东李海青等部，义勇军采取游击战术，向西转移，此次敌军讨伐未达到围歼义勇军的目的。11月初，邓文、李海青等部再次向安达发起攻势，重占县城，敌急派冈原支队及伪军出动讨伐，但在义勇军的策反下，伪军檀自新部起义，配合义勇军将日军击溃。后因拜泉危机，邓文率部回师。 东路义勇军朴炳珊部于10月中旬由拜泉向泰安镇进攻，伪军萨团倒戈，配合义勇军歼灭日军守备队长林辉人以下40余人，收复泰安镇，敌得知后，增派户支队、种村支队，以及克山警备队，增援反攻。双方在贝子府展开激战，是役义勇军全歼了由川崎长雄率领的一中队日军58人。后由于敌克山守备队突袭泰安，义勇军力战不支，退出泰安镇。 南路义勇军徐海亭等部，于10月初开始破袭齐克路，并很快包围了关东军拉哈警备队。敌无法与拉哈联络，陆续增派部队前去解围。至月底，义勇军围攻拉哈达半月之久，由于敌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义勇军弹药不足，疲惫不堪。遂放弃围攻。此役歼敌600余人，其中尉官以上十几名，义勇军也伤亡900余人，团长田俊峰等牺牲。 到11月初，反攻省城的各路义勇军相继受挫，原计划已难实现。而关东军鉴于北满情况日益严重，于东边道讨伐结束后，急调骑兵第1、第4旅团等部队北上至齐齐哈尔。黑省中原形势开始发生逆转。义勇军由攻势转入守势，关东军则开始了进攻性讨伐。 11月上旬，关东军首先从拉哈向泰来进攻义勇军徐海亭部，义勇军在诺漠尔河一带抗击日军后撤往嫩江方面。之后敌全力进攻义勇军抗日基地拜泉。11月中旬敌集中骑兵两个旅团等部队，分五路四面合围拜泉，黑省中原的最后大战展开，敌骑兵第1旅团是这次讨伐的主攻部队，该部队由克山向拜泉进攻，义勇军邓文、檀自新部与敌在癞马沟一带激战数日，双方损失相当。同时，敌黑田支队，谷支队、骑兵第4旅团等从南面和东面一齐压向拜泉。至19日，义勇军被压缩在拜泉附近。在此紧要关头，邓文等将领仍决心抗战到底，进行了积极的布防。从20日起，敌在飞机、战车的掩护下，发动猛攻，义勇军与敌浴血奋战，后邓文率队向南突围。此役敌伤亡千余人，义勇军也伤亡或溃散6千余人。而后，敌继续追击义勇军到中东路以南，于12月上旬才停止追击。至此，义勇军丧失了在黑省中原的抗日根据地，队伍受到较大损失。 4海满地区讨伐作战 所谓“海满”即海拉尔和满洲里，该地区原属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区，“九·一八”事变前驻有省防军步兵第1、第2旅和东北骑兵第2旅。马占山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后，该地区也挂上了伪国旗，但实际上仍保留了一块净土，由原第2旅旅长苏炳文掌握实权。8、9月间，关东军企图更换具有抗日倾向的将领，引起广大官兵的义愤。9月27日，在苏炳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一网打尽了该地区的日军势力，组成抗日武装——东北民众救国军，通电全国，决心共赴国难，收复失地。并立即调动部队准备反攻省城。 关东军闻讯后，立即调集第2联队等部队，组成中山支队，向救国军进攻，双方在富拉尔基展开争夺战。我军苦战7天后，富拉尔基于10月9日失守。不久，苏炳文联络马占山，决心共同反攻省城。经整顿后苏部进行反攻，于下旬夺回富拉尔基，向省城逼近。 这时，由于关东军讨伐重点在南满，北满兵力相对较弱，对于救国军的进攻疲于应付。因此，关东军一度采取“以武力为背景的政治工作”，制造“和谈”骗局，企图诱降苏炳文，然而这一工作未能奏效。 11月下旬，关东军的黑省中原讨伐作战基本结束，遂调过头来欲以武力解决呼伦贝尔问题。于是，关东军调集第14师团、骑兵第1、第4旅团、混成第14旅团等，从11月底发起大举进攻。救国军侦知敌情后，将前方桥梁枢纽破坏，并将部队撤至碾子山第三道防线，准备抗敌。 12月初，关东军分三路开始进攻，服部支队担任主攻，直扑扎兰屯，救国军虽奋力抵抗，仍未能守住。平贺旅团进攻碾子山，我军两千余名官兵浴血抗敌，死伤300余人，由于退路已被切断，该部剩余官兵在张玉挺等率领下，向南转进热河。而后，救国军又准备在博克图设立防线，但现有兵力已无法与敌抗衡，苏炳文决定保存实力退入苏境。12月4日晨，苏炳文和马占山率官兵及民众4000余人退入苏境。行前发表通电，仍决心“与寇周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救国旬刊》第30期。。5日，关东军攻占海拉尔，6日占领满洲里。至此，苏炳文领导的海满抗战和关东军对东北民众救国军的讨伐基本结束。 5吉东边境讨伐作战 王德林救国军主力退守东宁后，整顿队伍，于8、9、10三个月向吉敦路和宁安一带反攻。仅据关东军承认，此间吉敦路遭袭击达27次。《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1),第292页。9月初救国军收复安图，中旬第3次攻打敦化，激战10余日，功败垂成。此时，由于关东军主力在黑龙江省集中讨伐马占山，因此在东满采取了防守战略，在救国军猛攻下，忙于应付。 12月，关东军结束在北满的讨伐后，调集兵力，转向讨伐东满抗日军。12月24日，关东军下达第453号作战命令，调集第6、第10、第14师团，并指挥宪兵队及伪军，向王德林救国军发动进攻。敌之企图是，沿哈绥线突击，将李杜的吉林自卫军和王德林的救国军南北分割，然后各个击破。 李杜率领的吉林自卫军，自依兰失守后，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基地，仍控制着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8县全境。 1933年初，关东军第8旅团首先向哈绥路要隘磨刀石进攻，救国军李延禄部奋力抗击后撤往五虎林一带。关东军继而进攻穆棱，救国军郑兴等部抵抗后退向东宁。接着关东军兵分几路，分别向密山、梨树镇、绥芬河等地进攻。竹本支队于1月5日进抵绥芬河，自卫军关庆禄部不战降敌，中东路被敌控制。关东军第10师团主力园部支队，向吉林自卫军总部进攻，自卫军虽节节抵抗，仍无法阻敌。李杜由梨树镇退往密山，再转虎林。日军跟踪追击，于1月9日攻进虎林，李杜被迫乘雪橇过乌苏里江退入苏境。饭支队由佳木斯向宝清丁超部进攻，丁超见敌大兵压境，本来抗日意志就不坚定，遂投降日军。 关东军在进攻中见吉林自卫军无力抵抗，遂调整部署：除小部继续跟踪追击外，园部支队由梨树镇南下，向东宁方面王德林救国军进攻，同时要求驻朝鲜日军配合作战。救国军在敌进攻面前，积极设防进行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面临“弹食告绝，万难支持”的局面。经各将领商量，决定化整为零，伺机再起。王德林率亲随退入苏境，东宁于1月14日被敌占领。后吴义成、周保中等收容溃散部队，编为1个游击军，继续战斗。 至此，关东军宣称“盘踞东部国境方面的叛军兵匪已大部歼灭”《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1),第121页。,吉林抗日自卫军和救国军所进行的大规模抗日战争遂告失败。 6对辽宁三角地带及其他地区的讨伐 辽宁三角地带，是指安奉路以西、满铁路以东、南临黄海的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地区，在这里由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及救国会所属的李子荣部，刘景文部等相当活跃。伪军多次围剿均告失败。关东军在东边道击溃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后，把“南满治安”的下一个重要目标指向三角地带。 1932年12月上旬，关东军调集第2师团主力、独立守备队，以及伪军组成岫岩和庄河两个讨伐队，围剿抗日义勇军。岫岩讨伐队在大偏岭、关门山等地与义勇军刘景文、李纯华等部进行了激战，义勇军利用地理优势,多次伏击敌人，在黄花甸战斗中击毙了日军中队长，歼敌140余人。庄河讨伐队于12月中旬进入庄河境内，受到大刀会的围攻，伪靖安军队顾问森秀树被击毙。而后敌增加兵力，从东西两面夹攻自卫军根据地龙王庙，邓铁梅由于缺乏对付大规模围剿的经验，被敌各个击破，义勇军被迫转入山林地带。 12月中旬以后，由于第2师团换防撤回日本，敌攻势有所减弱，自卫军再度出击，刘景文部于21日夜袭岫岩县城，予敌重创。月底，敌增加骑兵第6联队等加入讨伐，集中进攻岫岩，使刘景文部损失不小，刘部被迫向东转移，接近邓、李。敌遂跟踪追剿，在文家街、红花岭等地，遭到义勇军袭击 。1933年1月，敌疲于追击，逐次收兵。 这次讨伐使义勇军损失较大，刘景文部减员近半，李子荣部基本瓦解，邓铁梅部由战前的15万余人减少到5000余人。关东军亦有相当损失，据其自称，战斗50余回，伤亡80余人。据我方资料，战斗伤亡不少于200余人。 继辽宁三角地带讨伐之后，关东军又于1、2月间在辽西和辽河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讨伐，其目标是王全一、老北风等义勇军。经过激烈战斗，义勇军损失不小，李纯华率领的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包围，转进热河，余部在当地仍坚持游击战争。 这期间东北民众自卫军得以休整，于3月再次掀起抗日高潮，第3次攻打岫岩，虽未攻破，但对敌震动很大。4月,敌对三角地带进行了第2次讨伐。在反讨伐斗争中，义勇军浴血奋战，刘景文部损失较重。邓铁梅部被迫离开老根据地，转入山区，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 至1933年3月热河沦陷后，东北地区大规模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或瓦解，总人数由最盛时的30万人（也有40万之说）锐减到7万人左右。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在抗日战争史上的作用和意义十分重大。首先，义勇军的斗争冲破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其次，义勇军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延缓了日本侵华的进程。据日伪官方报告，自“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150多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者，平均每月50具。《救国时报》第9期。这个数字显然是日伪当局缩小了的统计。据周保中估计，到1933年上半年，日军被击毙总数在25万人以上。再次，义勇军的斗争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愿，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最后，义勇军的斗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积累了经验教训。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写下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抗日义勇军的将士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 第二节围剿抗日武装第2期（1933年5月至1936年3月)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继续战斗东北人民革命军兴起 热河战役后，东北四省全部沦陷。各大集团抗日义勇军相继溃败，抗日武装斗争受到很大挫折。但东北人民并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新的抗日斗争局面开始形成。一方面原有的一些抗日义勇军继续顽强战斗，一方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主导力量。1抗日义勇军继续战斗 抗日义勇军继续在各地坚持战斗的主要队伍有： 在辽东，原自卫军系统的王凤阁部较为完整，仍有3千人，活跃于通化、辑安等地；方春生、梁锡福、徐达三、英若愚等部也拥众千人，坚持斗争。在辽宁三角地带邓铁梅部仍英勇抗战。1934年５月邓铁梅殉国后由苗可秀组成“少年铁血军”；后由白君实等领导继续战斗。李春润部由新宾转到凤城一带，会同李春光部坚持斗争。刘景文也重整队伍与敌斗争。在辽南张秉林(小北风)、顾冠军(靠天)、卢士杰等部，各率队5000余人开展游击战争。在辽西有高鹏振(老梯子)、贾秉彝等，在辽北栾法章领导的“辽宁中央地区民众抗日自卫军”威震一方，其队伍发展到4000余人。 还有金山好、赵亚洲等部也都顽强抗击日伪。 在热河较有影响的有：蓝天林创建的“抗日灭满救国军”，发展到3000余人。李天德领导的“热东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喀左、朝阳、建昌一带打击敌人。郭文联领导的“仁义军”，人数几百，但威震敌胆。王文福(王老凿)率领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队伍，在朝阳山区一直坚持抗战到光复。 在吉东，原救国军由代理司令吴义成和总参谋长周保中，将所部整编为4 个路军和1个救国游击军。主要有吴义成、周保中、姚振山、柴世荣、李延禄等万余人。在下江地区原自卫军孙朝阳、陈子鄂、郭怀堂、刘化南、李华堂等部5000余人坚持斗争。陈大凡等在绥滨、桦川组织抗日军1700人， 高玉山在虎林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拥众5000～6000人。吉南宋国荣有千余人等。 此外，大刀会、红枪会、绿林武装等离散后潜伏各地，成为小股的反日山林队或百十人、或几百人，大小数百支，出没无常，袭扰敌人。 2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日寇入侵之初，就表明了坚决抗日的决心，但当时党在东北的力量薄弱，且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党的影响和作用并不大，但仍派人深入义勇军开展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同时也组建了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在南满地区，磐石游击队创立较早。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得到满洲省委等的支持和帮助，于1932年6月4日，在磐东小金厂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11月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将队伍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初再经整顿，由袁得胜任总队长，杨靖宇任政委，下设3个大队，1 个教导队。 到1933年5月底，队伍发展到300余人。成为南满抗日骨干力量。 南满另一支游击队为海龙游击队。抗战初期，中共海龙县委派人到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包景华部开展工作。1932年底第9路瓦解， 海龙工农义勇军独树战旗。 1933年1月经杨靖宇整顿，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后与义勇军苏剑飞部会合，发展到80余人。 在东满地区,有4支党创建的抗日队伍。1931年12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提出创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在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开始创建游击队。 在汪清县，1932年3月在小汪清成立了以金哲为队长的游击队。在王德林救国军中成立了别动队。11月别动队及从宁安、安图退下来的抗日队伍加入游击队，组成汪清游击大队，梁成龙任大队长，下分3个中队。 在珲春县，以先期成立的别动队和赤卫队为基础，于1932 年夏，在大荒沟成立了以姜锡焕为队长的岭北游击队，在烟筒砬子成立了以姜一武为队长的岭南游击队。11月两部合并为珲春县游击队。1933年4月， 吸收救国军吴义成部30余人，成立了珲春游击总队，孔宪琛任总队长，朴泰益为政委。队员120 余人。 在和龙县，1932年春夏，在开山屯、大砬子、平岗、三道沟组建了4支小游击队。同年秋各队集中组成和龙县游击队，1933年春扩大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承汉，政委车龙德。队员80余名，枪械50余支。 在延吉县，1932年春，在依兰沟和老头沟成立了两支游击队，后吸收花莲里赤卫队及山林队，于1933年1月成立了延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朴东根，政委朴吉，分3个中队，130余人。 在以上游击队的基础上，1933年春，东满特委组成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总计200多人，枪械80余支。并在4县地区建立了10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吉东地区，先后组成了绥宁救国游击军、饶河农工义勇军、密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 绥宁救国游击军：1932年冬王德林救国军趋于瓦解，绥宁中心县委决定将李延禄领导下的补充第1团和赤卫2团3营从救国军脱离出来，于1933年1月组成抗日游击总队，后联合救国军王毓峰、冯宁臣部,成立“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任司令、孟经清任政委、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2个独立营和1个游击支队，全军共800余人。后转进密山地区。 宁安游击队：1932年4月，党派周保中到宁安开展抗日斗争。5月宁安中心县委组建了绥宁工农义勇军，不久加入了汪清游击队。同时派人到抗日队伍“平南洋”中开展工作。1933年5月，将其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大队长李荆璞，下辖6个分队。1934年2月，周保中联合救国军柴世荣部等，与宁安工农义务队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5月宁安县委又组建了宁安反日游击队。一度受挫，8月重建，队长马连山，政治指导员陈翰章，有队员62人。 饶河农工义勇军：1932年10月，在饶河县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以崔石泉为首的6人特务队。1933年4月发展到40余人，在大叶沟成立了“饶河农工义勇军”，崔石泉任队长，金文亨为政治部主任。不久加入救国军高禹民部，编为第1 旅特务营。1934年2月重新独立，改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 成为活跃在虎饶地区的抗日中坚力量。 密山游击队:在密山一带,中共密山县委于1934年3月20日组建了密山游击队,队长张宝山。队员34名。不久,张宝山叛逃,改由周子岐任队长。 在北满地区，党创建的抗日武装主要有巴彦游击队、珠河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等。 巴彦游击队：共产党员张甲洲回故乡发动抗日，于1932年5 月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下设2个中队，200余人。6 月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等人帮助整顿队伍，赵任参谋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模范队。8月攻下巴彦县城时达700人。1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后屡遭挫折，年末减至70余人。 珠河游击队：1933年春赵尚志到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任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败，赵等7人携枪到达珠河。在县委的支援下，于10 月在三股流组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年底发展到70余人，辖5个中队。1934年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辖3个总队及直属部队，共400多人。 汤原游击队：1932年10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帮助下，以反日同盟会为基础，成立了“红33军汤原游击中队”，中队长李福臣，辖3个小队，由党团员40余人组成。不久受挫溃散。1933年1月重建，一度发展到60余人，又遭失败。是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3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戴鸿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由80人很快发展到600 余人。 海伦游击队:1932年夏党派人策动伪军哗变，组成以顾风为首的抗日义勇军，编成1团，约200人。不久顾风牺牲，队伍瓦解。1934年春，党员孙玉久将义勇军“全友”队改编为海伦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1935 年春夏海伦县委派张云峰争取“明山”、“草上飞”两支队伍，组成另一支海伦游击队，共百余人。后张云峰牺牲，队伍溃散。 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至1934年建成15支，活跃于东三省各地，虽然人数不多，武器也较差，在当时的抗日队伍的总数中微不足道，但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纪律严明，个人的政治素质较好。为后来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武装奠定了基础。 3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 1933年初，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又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满洲省委在5月和7月做出决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新策略。从而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6军。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1933年夏，磐石游击队与义勇军、 山林队组成了“联合参谋处”，9月18日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辖2个团等，约300人。10月海龙游击队也加入独立师。1934年2月，独立师与另外16支抗日队伍代表在临江县三岔子附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除独立师外，其他队伍编成8个支队。11月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成立，正式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朴宗翰，辖两个师约800人。活动于临江、通化、新宾、江 、金川、抚松等南满地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1934年3月东满特委在延吉县张芝营召开会议，决定将4县游击队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朱镇任师长、王德泰任政委，辖4个团，约900余人。同年秋与10余支抗日武装联合， 成立了“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推王德泰为指挥，朱云光为副指挥。1935年5 月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辖4个团及军直属部队，约1200人。活动于绥宁、宁安、敦化、安图等东满地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 1935年1 月，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暂编1个师，辖3个团及军直属部队，共500余人。3月与土龙山农民抗日武装谢文东部和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长。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1933年6月，李延禄率领救国游击军一部，由宁安北上密山地区，在满洲省委吉东局和密山县委的帮助下，联合10余支抗日武装，于7 月组成“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1934年3月，密山县委创建了密山游击队。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到吉东巡视工作，将反日革命军和密山游击队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何忠国，辖1个师，3个团，230余人。1935年8月饶河游击队200余人加入第4军。到1935年9月,发展为7个团及2个独立旅，1600人。活动于密山、宝清、依兰、勃利等9县。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5军：1934年8月，重建的宁安游击队加入由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转战于宁安、汪清等地，力量不断壮大。1935年2月， 根据党的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参谋长张建东，政治部主任胡仁，辖2个师，7个团，近千人。以八道河子为根据地，活动于宁安一带。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汤原游击队于1933年底重建后发展迅速。1934年9月汤原太平川伪自卫团张传福部反正，加入汤原游击队，当年秋在亮子河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戴鸿宾任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辖3个中队，500余人。年底发展到700多人，时人民革命军第3、4军等相继来到汤原。在他们的帮助下，1936年1月底，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 军长夏云杰、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李兆麟)，参谋长冯治纲，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约千余人。 此外，活动于五常一带的“双龙队”自1935年春以来，经常与人民革命军第3军共同抗击敌人。1936年2月，在中共珠河县委和第3军的帮助下，将该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汪雅臣，参谋长王维宇，政治部主任侯启刚，所部800余人。 从1933年秋到1936年春，随着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为6、7个军共6000余人，逐渐转变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大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党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团结各抗日武装，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走向一个新阶段。 二关东军分散配置，一齐讨伐 《塘沽协定》签订后，关东军向关内的进攻暂告结束，把目标转向伪满洲国内地，实行“治安第一主义”的根本方针，企图彻底消灭东北的抗日武装，稳定伪满的统治。 1933年6月上旬，关东军制定了《以恢复治安为目的的用兵计划（要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二),第238页。和《关于治安维持之一般指导方针》《大讨伐》第3页。,提出了新的治安方略。第一，在讨伐方针上，要求“在关东军统辖和指导之下，日满两国各机关共同协力剿灭匪贼”。以前的讨伐是以关东军为主体，部分伪军配合，而此次则提出“全面协作、共同讨伐”。第二，在以武力讨伐的基础上，加强治安的行政、法律方面建设。通过完善警务机构，解除“不良”武装，收缴民间武器，组建各村落自警团组织，健全并巩固“满洲国之治安维持机构”，逐步达到由伪军“独立”完成治安任务。第三，在讨伐方式和用兵要领上，由原来的大兵团重点讨伐，改为“分散配置，一齐讨伐”。即首先划分各兵团（师团或守备队等）的警备区域。其次，将各大区域再划分若干的警备队。各警备队再以步（骑）兵1个中队为标准的兵力，分驻于“交通、经济、政治等要点，或兵匪策动之根据地”，形成“治安维护网”，同时进行讨伐。第四，由日军援助和训练伪满军警，提高其警备力，使之逐渐代替日军，担负起“维持治安”的任务。 关东军各部队于7月初大体完成分散配置。10月中旬独立守备队的力量得到增强，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3个，至12月初编程完毕，并做了重新部署。到1934年4月，关东军兵力有所变动，第7、第3、第16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先后进入东北，第6、第8、第10、第14师团和混成第14旅团，返回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保持在3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辖2个骑兵旅团），1个混成旅团，3个独立守备队及飞行队等，总兵力约4万余人。 关东军为贯彻新的治安方针，于6月重申了《关东军讨匪手段概要》《大讨伐》第5～6页。,指出“恢复治安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讨伐是军队恢复治安的惟一手段”。在武力讨伐基础上，施以招抚和政治工作。并对讨伐的方法，招抚的条件和处理等做了明确规定。 为建立新的治安体制，关东军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伪军的建设。在伪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的指导下，伪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裁减和整备，到1933年8月，总兵力为11万余人，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1933年9月，日本参谋本部下发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现代史资料》(7),第590页。,规定“满洲国陆军平日处于驻满帝国陆军（即关东军）指挥官实际领导下，承担该国内治安之任务”。根据这一要纲，关东军主要通过大量派遣退役将校充任伪军官的途径来控制和指挥伪军，充当讨伐的帮凶。 第二，加强治安行政机构建设。关东军为贯彻所谓“军官民一致”的治安方针，于1933年6月10日，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目的在于：“统制有关维持治安的关东军、满洲国及其他有关各机构间的联络和计划。”《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41页。其组织构成：基本设中央、省、县三级委员会，若干地区设地区委员会。在中央，由关东军参谋长担任委员长，伪军政部、民政部次长担任副委员长，委员由关东军，伪满各有关机构人员组成，并设干事长，由关东军参谋部第一课长担任。在地方，委员长由关东军各地区部队的参谋长或守备队长担任。各级治安委员均听从关东军的旨意。这一点与此前以伪军政部为核心组成的清乡委员会相比，有了很大发展，正式形成了关东军指挥下的“日满一体化”治安体制。治安维持会既是有关治安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负责有关治安的咨询、立法和审议。 第三，建立保甲制度，日伪为使“匪民脱离”，用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性保甲制度，于1933年12月伪满颁布了《暂行保甲法》，1934年初又颁布了《暂时保甲法施行法》和《关于实行保甲法须知》，建立起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保甲制度。保甲法由保甲制组织、适用连坐法和自卫团组织三部分组成，保甲组织以10户为1牌，以村（或相当于村的区域）内的牌编成甲，以警察署管辖区内的甲组成保。保、甲设正副保、甲长，牌设牌长。统由警察署长指挥监督。牌内住民如违反法规，除处罚本人外，牌内各家长负连带责任，一并受罚。保甲内由18～40岁的当地居民组成自卫团，逐渐从原来有薪（职业性）常备制改编整理为义务轮换制。自卫团负责人团总、团长等受警察署长、保长、甲长的指挥和监督。 从1935年起，伪满采取重点主义，实施“保甲特别工作”，计划三年内完成163个县保甲特别工作。第一年指定伪首都警察厅和哈尔滨警察厅所辖的50个县为特别工作重点县，第2年又有52个县被指定为重点县，第三年又进行了其余61个县的保甲特别工作。伪满宣称：“在建国初期的治安维持上，保甲制度的功绩很大。”“达到了预期的维持地方治安”的目的。伪满洲国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中文本)第218页。 以上表明，自1933年以后，以关东军为首的日伪治安肃正工作有了新的变化。由单纯依靠武力围剿向军事、政治等多种手段并举转变；由以关东军为主导力量向“日满合作”转变；由以军警等武装力量为主体向“军官民一体化”转变。整个治安工作开始走向体制化和多样化。按照关东军的说法，治安工作分为“治标”和“治本”（后又加上思想工作，统称政治工作）两项工作。《满洲国史·分论》,第50页。所谓“治本”指武力讨伐以外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思想的等各种手段。从1933年开始，关东军采取“治标”与“治本”二者并用的方针，以达到完成治安肃正的目的。 三日伪1933年夏至1934年秋的讨伐 关东军及伪军在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期间，主要在以下地区展开讨伐。 东边道地区，关东军主要讨伐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独立师和王凤阁等义勇军。王凤阁在日伪两次讨伐东边道之后，率部退入临江、通化、辑安三县交界的山林中，依山筑寨，与敌斗争。1933年7月上旬，日伪军警在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井上忠也的指挥下，沿安奉路、沈海路出动讨伐。其中约3000名日伪军扑向老爷岭。王凤阁避实就虚，躲开敌人主力，在南阳盆地歼灭敌一股小部队，而后又转入山林与敌周旋。敌未捕捉到王凤阁踪迹，败兴收兵。10月，汉奸纪大作出任通化县伪警察署长，率军警200余人到大庙沟讨伐王凤阁，中王部埋伏，死伤30余人。纪大作侥幸逃走。 杨靖宇领导的独立师成立后，活跃于磐石一带。10～12月，敌以日军第10师团为主力，纠合吉黑伪军，总计约1万余人，连续发动讨伐。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杨靖宇将独立师化整为零与敌周旋。11月在金川县旱龙湾战斗中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同志不幸牺牲。独立师主力在旱龙湾战斗后向三源浦转移。11月24日奇袭了驻该地的伪军邵本良部第9连，一举攻占了三源浦。而后转进大小荒沟一带的山林中。 1934年2月，在独立师的领导下，于临江县三岔子18支抗日军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除独立师外，其余抗日队伍编成8个支队。随后独立师分兵北自磐石、桦甸,南至临江、通化地区，联合各抗日军，在较短的时间中粉碎了日伪军12万人的围攻，开辟出8个县的新游击区。人数发展到370余名。 在辽宁三角地带，在日伪1933年春季的讨伐中，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和李子荣各部损失均重。但经过一段恢复，6、7月间又活跃起来。于是日伪发动了第3次大讨伐。从7月中旬至11月初，历时3个多月。敌采取步步为营，分兵进剿的战术，以凤城、岫岩两县城为据点，企图将义勇军分而击之。义勇军则采取游击战术，忽而集中兵力攻打村镇，忽而化整为零转入山林。在这次讨伐与反讨伐的斗争中，可分为南北两个作战地区。 南部战场以龙王庙和红旗街等地为中心展开，义勇军以李春润部为主战斗较为激烈。终因敌众我寡，李命各部转移至汤山城、高丽门和哨子河左岸及沙里寨等地。 8月在与敌抢夺军火的激战中，李春润身负重伤，于9月上旬转至山东烟台治疗,14日施行手术后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33岁。在其临终前遗嘱中，仍鼓励大家继续抗日，“以期最后成功”。《李春润抗日殉国纪实》第77页。 在北部战场，刘景文部除将一部派往大洋河两岸配合李春润部作战外，刘率一部在北至黄花甸南到哨子河一带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邓铁梅部主力则集中在尖山窑根据地。8月上旬邓派出部队连续袭击了凤城车站等地。有力打击了敌人讨伐部署。 至9月底,敌人的讨伐告一段落。至11月初日军逐渐撤出三角地区，伪军也调整了防地，第3次讨伐结束。李春润、李子荣部损失较大。李子荣在李春润殉国后留在了关内，所部只有敖喜山、阎生堂等坚持斗争。刘景文在艰苦环境中失去抗日信心，化装入关，所部由任福祥、曹国仕等指挥。只有邓铁梅部较为完整，仍有千余人在凤、岫交界的山区坚持斗争。 1934年1月下旬，日伪又发动了第4次讨伐。主要攻击邓铁梅部。敌人在义勇军活动的地区，实行集村并屯，建立保甲，进行经济封锁，使义勇军陷于极为艰苦的困境，邓铁梅为保存实力，将部队编成30～50人的小部队，分散隐蔽活动，寻找有利时机打击敌人。 日伪为达到彻底扑灭义勇军的目的，公开悬赏捕捉义勇军领导人，宣称：有能捕获或密报者，“赏给大洋壹万元”《盛京时报》1933年8月14日。，同时进行策反工作。曾任邓铁梅卫队长的沈廷辅经不住诱惑，投降了敌人。1934年5月底，邓铁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今属岫岩县大营子乡）养病时，被沈廷辅带领敌人捕去。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于沈阳，时年43岁。 邓铁梅殉国使义勇军遭到极大损失，其后队伍在苗可秀、刘壮飞、阎生堂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在东满（间岛）地区，由党领导的汪清、和龙、珲春、延吉各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1933年10月达到700人。并联合山林队，开辟了东满抗日游击区。11月，日伪发动了“第1期讨伐”动用了第10师团和大批伪军，以及各地的伪自卫团。敌采取“设点封锁”，“骑兵游动搜索”，以及跟踪追击等战术，进行疯狂围剿。初期抗日军战术不灵活，多采取打“硬仗”的办法，死守根据地，结果在强敌面前反而使根据地损失不小。但也有的游击队采取伏击和迂回战术，对日伪军打击很大。抗日军在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改变了局面，到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发展到900人。 1934年1月，日伪又集结6000余兵力发动了“第2期讨伐”，重点进攻汪清、延吉游击根据地。在延吉县，延吉游击队在王德泰的指挥下，采取伏击和突袭的战术，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在3月底八道沟伏击战中，击毙日本警察巡察部长大武等数人。 在汪清县，汪清游击队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联合其他抗日军，顽强抗击敌人。3月敌集重兵在十里坪追剿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领导的机关和群众，在突围战斗中，童长荣不幸身受重伤，光荣牺牲。 在敌人进攻汪清、延吉时，和龙、珲春游击队多次出击，配合了汪清、延吉两县的反讨伐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期讨伐”。此后，在东满特委领导下，各县游击队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并向安图开辟新游击区，于7月攻占安图重镇大甸子，同十余支抗日队伍组成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 8月中旬，联合军猛攻安图县城，对敌震动很大。 据日伪供称：1934年4～10月间，抗日武装出没次数103次，人数3537名。《满洲评论》第8卷、第7号。 在吉林省，由日军第10师团担任“治安维持”。在这里自卫军和救国军余部还有相当数量；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逐渐发展起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治安比起其他地区极为逊色”《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二),第244页。。于是，关东军决定进行“吉林省秋季讨伐”。10月，关东军调集第14师团一部和1个骑兵旅团，以及大量伪军，并要求在珲春的朝鲜军协力讨伐。 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有原救国军李延禄部、周保中部和吴义成部等。 日伪军于10月中旬开始进攻以后，孔宪荣（于1933年9月潜回东北）、吴义成指挥各部退守汪清大甸子一带，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伤亡、溃散严重，各部大多独自行动。年底大甸子失守后，吴义成所部仅剩百余人，转入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林。 周保中部则以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4年2月中旬，周率部返回宁安，联络各抗日军，成立“宁安东南乡救国军第1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简称“反日同盟军办事处”）,3月初改为“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同盟军以周保中部救国军和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干，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裴振东等部，组成了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队伍。5月宁安县委又组成宁安游击队，增强了同盟军的力量。不久，敌就发起进攻，在同盟军密营——平日坡、团山子、八道河子等地发生战斗，各有伤亡。为保存实力，同盟军决定分兵活动。由周保中率领柴世荣旅，傅显明团等组成东满派遣队，赴绥芬大甸子协同2军独立师作战；由胡仁、李荆璞率一部向石头河子等地西征；由孟泽清率少部分人留宁安活动。 在哈东地区，自卫军大部队失败后，仍有10余支抗日山林队活动，其中孙朝阳率领的“朝阳队”较为著名。1933年6月孙朝阳率部进入宾县以南山区，队伍很快发展到近千人。中共派人到该部工作，其中赵尚志以其军事才能被提拔为参谋长。8月孙部攻占了宾县，日伪军在飞机的支援下大举围攻。孙部撤退时发生混乱，损失较大。孙率残部退入苇沙岭山林中。9月敌特诱骗孙朝阳入关，并鼓动除掉赵尚志，赵得知后率6人携枪出走。孙受骗到达哈尔滨时被敌逮捕遇害。队伍溃散。 赵尚志脱离孙朝阳部以后，在满洲省委和珠河县委的帮助下，于1933年10月创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地区和哈绥路沿线，展开活动。游击队在发展中注意团结其他抗日武装。1934年3月，在哈绥路北的秋皮囤，赵尚志根据县委的指示，联络10多支抗日军首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推赵尚志为总司令。4月联合军发展到近500人。5月下旬联合军攻打宾县，激战一昼夜，未能攻克。联合军的这一行动对敌震动很大。 敌人的军事进攻未能消灭抗日军，又采取暗杀手段，敌特周光亚混入我军内部，企图刺杀赵尚志未遂。为粉碎敌人的瓦解阴谋，巩固联合军，1934年6月底，对各抗日军进行改编，正式编成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梁佐术为参谋长，全军编成3个总队，9个大队，共450余人，其中9个中队180余人为党直接掌握的部队。 在三江地区，自卫军余部于1933年下半年陆续活跃起来，成立起各种名称的山林队，中共遂派党员进入各山林队开展工作。于8月上旬，联合各山林队成立了“东北民众反日义勇军”，青山为总指挥，高裕堂为参谋长，共产党员张文藻为政治部主任。全军编为3个大队，共550余人。中旬，联合军向汤原县城发动猛攻，虽未攻克，但鼓舞了抗日士气。不久各部在转移中失去联系，联合军实际解体。10月间，汤原、鹤立的日本宪兵队进行大搜捕，使汤原县委和各地党员损失很大。不久，夏云杰领导重建县委，并于11月末建立汤原游击队。 1934年2月，关东军为消灭吉东北及下江地区抗日武装，命第10师团（含第2独立守备队）、第14师团在各自的警备区域内展开讨伐，特别对下江地区要求两师团密切配合，“以期彻底剿匪”。面对敌人讨伐，汤原游击队避其锋芒，转入敌后，粉碎了敌人的“2月讨伐”。7月，游击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戴鸿宾为总队长，夏云杰为政委，李仁根为参谋长，辖4个队，150余人。 在依兰县，1934年3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土龙山农民暴动,歼灭了由日军第63联队长饭朝吾率领的日伪军讨伐队100多人。参见《吉林文史资料》第2辑。暴动发生后，敌调集大批兵力，对暴动农民和当地群众疯狂报复、屠杀。从3月12日起，几日内就血洗12个村屯，屠杀居民1100多人。在敌大兵压境下，暴动农民队伍转移到半截河一带，于3月12日成立了“抗日民众救国军”。推谢文东为总司令，景振卿为总指挥，辖5个大队，共1400余人。3月19日，敌第10师团平岗部队前往讨伐救国军，在九里六屯遭到救国军阻击，日军死伤北川大尉以下74人。救国军伤亡约30人。此后，救国军以横岱山为屏障，与敌展开游击战，多次袭击日本移民团和矿山。在5月初攻打湖南营移民团的战斗中总指挥景振卿壮烈牺牲。不久谢文东率队东去虎林，在敌军的围剿和“政治工作”之下，部队离散严重，到7月底谢率部返回土龙山时，队伍仅剩300人。 在完达山区，自卫军将领陈东山收集余部，并联络救国军余部，组织起2000人的队伍，在密山一带活动，另一支自卫军高玉山部于3月初在虎林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吸收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个旅，约5000多人。5月下旬连克饶河、抚远，控制了三个县地区。中共组建的游击队也加入高部，编为特务营。 8月，敌松田联队率日伪军千余人讨伐高部，先占黑嘴子，再围虎林城，高部奋战未能抵住，8月23日虎林陷落。高部经过整顿，于 1月下旬反攻包围虎林，与敌激战，特务营3连几乎全体阵亡，高率残部于1月底退入苏境。此前陈东山部在密山一带亦受到敌人重兵压迫，由密山县南进入苏境。日伪军继续向北推进，于2月初和中旬占领了饶河和我国最东北角的抚远，至此，东北的县城全部陷落。 到1934年春，东北抗日武装的特点是，义勇军和绿林抗日武装日趋衰弱，而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壮大起来。整个抗日武装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不断提高。 四日伪1934年秋冬季大讨伐 1934年2月的日伪讨伐以后，关东军认为：“反日满政治匪群几乎消灭，而且红匪的根据地大部覆灭……满洲的治安急速恢复，概已乐观。”佐佐木到一：《关于对满洲治安现状的悲观事态》东洋文库藏。于是关东军按既定方针，除在少数地区仍然分散配置外，从1934年3月开始，撤收分散配置，各兵团集中训练，转向对苏作战准备，治安任务则逐渐由伪军警等承担起来。伪满改称帝制后，计划将东北4省划分为10省，伪军的治安警备也根据这一变化，于7月撤销原警备司令部，改设军管区制（参见伪军一章）。从1934年秋到1935年春夏，日伪的重点讨伐主要指向东边道、东满、哈东、绥宁及锦热地区。 在治安措施方面，为与关东军的集团配置相配合，日伪认为治安维持会仍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在主体上应转到满洲国方面上来，日军处于指导和支援的地位”。《满洲国警察史》第292页。在防卫地区治安维持会下，增设了地区治安维持会，县治安维持会也进行了改组，基本上由伪县长担任委员长。其他各项“治本”工作，宣传工作等也得到加强。虽然敌人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讨伐更加残酷，但东北人民没有屈服，顽强坚持抗日。 一方面党领导的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它是目前满洲反日队伍中最坚强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几个重要游击区域（南满、东满、珠河等）人民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切抗日队伍中的中心力量和运动中的骨干与领袖。”《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连敌人也承认：“他们的干部具有一定的觉悟，在共产党领导下保持着思想上的宣传性，在这一点上同一般土匪或政治匪有所区别。”《满洲国警察史》第294页。 另一方面，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军，队伍越来越分散缩小，许多首领在党的帮助教育下，带领队伍加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由于党加强了在抗日军中的基层工作，使许多武装接受党的领导，壮大了统一战线下的抗日队伍,许多较小的武装往往几股联合起来，共同抗敌。 由于党领导或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日伪的讨伐重点也逐次指向这些队伍及其所在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及其抗日统一战线武装，成为这一时期抗击敌人讨伐、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在东边道地区，杨靖宇率领的独立师忽而南下，忽而北上，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为彻底“治安肃正”，于8月初制定了《东边道特别治安工作实施要领》。9月初，日军在三毛司令官的指挥下，出动本间、浅野、川村、板津、胁坂、岩永等支队，以及大批伪军警和自卫团，开始“东边道联合秋季大讨伐”。东边道军民不畏强敌，开展游击战争，在9月至11月初的两个月中，与敌战斗158次。 在对敌斗争中，党注意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和改造各抗日军，在江南先后建立起6个游击大队。在江北9月时被改编的直属游击连已达18个。使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壮大起来。 11月上旬，在粉碎了敌人秋季讨伐攻势的形势下，在临江县（今浑江市）四道二岔地方召开了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辖2个师。尔后第1师以龙岗山脉为后方根据地在通化，临江、柳河、新宾等地活动；第2师以江、金川、抚松为后方根据地，中心活动区域为磐南、海龙、西安、桦甸等地。 1935年1月，日伪又展开冬季讨伐。我军分散活动，与敌游击周旋，军部在杨靖宇率领下，1月中旬在临江县红土崖伏击伪军1个骑兵连，缴获枪马甚多，但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敌人的冬季讨伐未获成果。 4月，杨靖宇率军部和1师一部，第3次进入桓仁宽甸游击区，5月中旬在桓仁样子沟战斗中，1师师长李红光身负重伤，光荣牺牲。5月底，除留一部开辟辽东游击区外，杨靖宇率部返回临江根据地。敌除集中主力讨伐杨靖宇部外，还用相当兵力，讨伐了王凤阁部。 在东满地区，日伪讨伐的主要目标是2军独立师。讨伐开始后，独立师实行战略转移，各部主动撤出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原根据地，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反击敌人的讨伐。从1934年冬到1935年4月，较大战斗达40余次，其中较著名的战斗有，1月的安图车厂子战斗，4月的大荒沟包围战和安图伏击战等。 1935年5月30日，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2军成立后，注重恢复和发展与各抗日军的关系，在《告各反日部队的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军的四项主张，得到各抗日军的拥护，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救国军吴义成部、孙团、李团、史旅等约1500人；反日山林队有久战、爱民、靠友、青山等部。 在2军成立前后，根据3月联席会议的决定，1、2团挺进敦化、额穆地区。3、4团进军宁安，东宁地区。其中，1团在西进途中，于5月2日在哈尔巴岭颠覆了从朝鲜会宁开往长春的202次国际列车，敌报道这是“京（长春）图（们）线开通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协和》第9卷第148号。3、4团在北进与4、5军取得联系开辟新游击区的进军中，6月间，在东宁县老黑山痛歼伪靖安军1个连百余人。 在绥宁地区，主要是周保中率领的绥宁反日同盟军的活动地域。日伪为消灭同盟军等抗日武装，除在交通要道和重点城镇加强守备外，还调来靖安军进行专门讨伐。日伪还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企图从内部瓦解同盟军。9月开始，日军出动若干部队，配合伪靖安军等发起讨伐攻势。我军各部队化整为零，转入敌后，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 1934年底，敌又开始进行冬季讨伐。重点指向东南山（二区）和西南山（三区），采取分割包围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企图诱我军决战。我军仍坚持游击战，与敌周旋。其中较大的战斗有岔沟、二道河子和猴石战斗。 1935年2月10日，根据党的指示和决定，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原同盟军大部基本接受改编，至3月编成2个师，7个团，19个连，近千人。其中党团员占20%～30%。这支部队由此成为党直接领导的统一编制的抗日武装的基本队伍之一。 5军成立后，积极展开破袭战、伏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较著名的战斗有石门子和二道河子伏击战。5军在作战中还大力进行宣传工作，连伪靖安军也出现厌战和动摇。伪军哗变屡有发生。5军声威日高，队伍不断壮大，仅1师就由200人扩充到千余人。 1935年4月，5军分析形势，决定组成两个派遣队，扩大游击根据地。东部派遣队，由军政治部主任胡仁率领东进。曾到达穆棱、勃利等地，与4军配合作战。西部派遣队，于1935年7月由副军长柴世荣率领西征，开辟额穆，敦化新游击区。其余留原地活动。 在哈东地区，1934年秋赵尚志率领的哈东支队，在哈绥路两侧的珠河、延寿、宾县、五常、双城等县相当活跃，建立起了以三股流为中心的道南游击区和以秋皮囤为中心的道北游击区。敌人污蔑这块抗日根据地是“共匪的哈东乐园”。在1934年秋季的讨伐中，哈东地区也是重点地区之一。日伪采用占点拉线，分段围剿的手段，企图将抗日武装分割歼灭。然而，敌之讨伐连遭败绩。 在11月的肖田地战斗中，我军歼灭日伪军百余人，敌人惊叹：此战“必有名将指挥”。然后我军化整为零，四处袭扰，敌人的秋季讨伐以失败告终。 11月以哈东支队为基础，正式组建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下暂编第1师（独立师），辖3个团。第3军刚刚成立，日伪又调集伪军千余人，展开对哈东地区的冬季讨伐。3军各团分别在各地区中打击敌人，其中1团在刘海涛率领下，在延寿新开道与伪警察大队的遭遇战中，将敌延寿县日军指导官击成重伤毙命。我军取得了冬季反讨伐的胜利。 3月初，赵尚志在方正与原自卫军李华堂部和土龙山救国军谢文东部等会合，经协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谢文东任军事委员长，赵尚志任总指挥，李华堂任副总指挥，3月8日，联合军450人突袭方正县城，之后，又东征牡丹江沿岸。 在锦热地区，自《塘沽协定》后，大股义勇军的活动基本消失。但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郭文联的“仁义军”，李天德的热东义勇军，以及高鹏振、刘振东、周荣久等部仍然坚持斗争。1933年12月，一支声威大震的抗日军在热南诞生。这就是孙永勤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军”。1933年11月间，日伪强行收缴武器，兴隆县黄花川自卫团总孙永勤早就不堪忍受日伪统治，遂联络民众，于12月11日举起抗日旗帜，成立“民众军”，孙永勤任军长。1934年1月队伍发展到500余人，转战于黑河川，黄花川一带。5月初，在中共京东特委成员王平陆等人的帮助下，队伍改编为“民众抗日救国军”，辖4个总队，约4000人。孙部自抗日以来一年间，先后拔掉敌据点百余个，歼敌1500人。孙文炳等：《民族英雄孙永勤》。1934年8月，敌企图诱降孙永勤遭到拒绝。之后敌调集1500余人,施以毒气战等残酷手段围攻救国军。孙率部浴血奋战。1935年2月，被敌包围在承德老梁山，救国军顽强战斗，歼敌甚众，但我也伤亡600余人;后向黄花川突围，又有千余人失散。 2月下旬，孙永勤考虑到在热河孤立无援，敌人围剿日甚，决定进军长城内争取援助。孙率3000人南下，到达洒河川一带，敌遂调集第7师团及伪军进行围追堵截。此时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支持孙部抗战，反而配合日伪“协剿”救国军。5月22日，日伪军越过长城大举进攻，南面国民党保安队等出动堵截，救国军被围困在遵化东北的茅山、吴家沟一带。经过激战，救国军一部冲出包围，但孙永勤，关元有等官兵300余人壮烈牺牲。近400人被俘后也惨遭杀害。孙永勤英勇战死时年仅42岁。冲出重围的救国军余部，继续战斗在热河，不久相继失败。 孙永勤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军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共在“八一宣言”中称赞孙永勤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在1934年秋至1935年夏期间，日伪除对上述东边道、东满、哈东、绥宁地区以及孙永勤等部进行重点和大规模讨伐外，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同规模的讨伐。在辽宁三角地带，继邓铁梅殉国后，苗可秀率中国少年铁血军继续奋战。6月中旬铁血军在凤岫交界的羊角沟被敌包围，突围中苗可秀负伤。不久被捕，于7月25日壮烈牺牲，时年30岁。在密山地区，李延禄率领的抗日同盟军第4军，活动频繁，敌于同年春发动一次较大规模讨伐，被我军挫败。在黑省中原，原黑省救国军张锡武所部，在日伪1934年秋季的讨伐中溃败，张锡武于1935年10月被捕，壮烈牺牲，时年35岁。在嫩江地区，一些小股义勇军在敌多次讨伐下，或溃散或潜伏。 五日伪1935年秋冬季讨伐 经过日伪1934年秋季到1935年春夏的讨伐，义勇军和山林队抗日武装受到较大损伤，仍在坚持斗争的较大的队伍有：在东边道有王凤阁；在辽宁三角地带，有继苗可秀之后由赵同等率领的少年铁血军和义勇军阎生堂部；在吉省东境有吴义成、姚振山部；在辽西和热河、有蓝天林、刘振东、老梯子、周荣久等部。而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经受挫折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到1935年秋季时，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1～5军，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主导力量。1935年底，各地抗日武装共有5万多人。 从1935年9月开始，日伪又展开了秋冬季“治安肃正”工作。关东军分析当时的“匪情”认为：经过数次讨伐和治安工作，大多数“政治匪”和土匪已严重衰落，“只有共匪还残存着，试图进行激烈的抵抗”。《满洲国警察史》第296页。“特别是共产思想之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实乃治安维持上极为忧虑之事”。《东北大讨伐》第12页。关东军总结以往的讨伐情况，指出历来讨伐效果不大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与匪贼完全分开……这些匪贼精神上的友军，虽不敢持枪反抗我们，却是抚育匪贼之母体。”《东北大讨伐》第12页。关东军根据这种分析，决定此次治安肃正的策略方针为：在以武力讨伐为主的原则下，加强以“匪民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工作。“讨伐工作”以日伪军警为主体，在日军统一指挥下，“对于共匪及反满抗日之类的政治匪，须依靠坚决彻底的讨伐行动，在局部地区将其歼灭，并彻底消灭有根据地的匪徒”。《满洲国警察史》第297页。“政治工作”以伪满各机关为主体，各机关要密切联系，并达到“军民协调一致”地开展治安肃正工作。关东军按照以上方针，在各讨伐部队中，专门设立了“治安工作班”。伪满也根据关东军的指令，在《康德2年（1935）秋季治安工作纲要》中规定：“县以县长，县参事官为中心，动员各方面组成以行政警察为主体的治安工作队。”《满洲国警察史》第297页。配合讨伐行动，彻底搞好治安工作。 这次治安肃正的重点地区是伪奉天、安东、吉林、间岛、滨江、三江6省。日军出动的部队主要有：“以三毛部队为基干的部队，担任三角地带和东边道等伪安东、奉天两省的讨伐；以尾高部队为基干的部队，担任京（长春）图路沿线地区之伪吉林、间岛两省的讨伐；以岩越部队为基干的部队，担任哈绥路沿线地区以北至松花江之间的讨伐；川岸部队讨伐锦热地区；涩谷部队向齐北路出动；儿玉部队向洮南西部和通辽西部讨伐。” 在东边道地区，杨靖宇率领1军军部在柳河、金川一带活动，伪军邵本良部紧紧追踪。8月下旬，杨靖宇率部于柳河黑石头设伏，歼敌200多人。9月中旬又在金川县寒葱沟（今属浑江市）截击伪军，缴获了许多弹药和被服。之后，杨靖宇率部到达那尔轰，与由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的西征队伍会师，由此开始了两军联合作战，使东满和南满的游击区连成一片。 这时，敌人的秋季讨伐已经开始，日伪一面调动部队加强城镇守备和封锁道路；一面推行保甲制度，隔离我军民联系；还派奸细打入我军内部进行破坏。并在战术上采取“剿杀匪首”的办法，专命伪靖安军（俗称“红袖头”）和教导队等3000余人，围攻杨靖宇的司令部。杨靖宇率部避实就虚，南征北战，在宽甸、本溪、通化等地打击敌人。1军各部经过数月南征北战粉碎了敌人的秋冬季讨伐，并得到发展，1935年底总人数已达1600余人。 在辽宁三角地带，赵同继苗可秀之后，任铁血军总司令。敌人秋季讨伐开始后，铁血军一度受挫，后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今后“应当互相帮助，彼此辅助，组织统一，行动一致，以长补短，共同发展”。赵同：《东北义勇军》，转引自《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第299页。12月初，铁血军与其他义勇军各部举行了联席会义,决定各部义勇军一律以“少年铁血军”为军号，设立总司令部。这次义勇军各部的大集合，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6年1月初，敌再次集结日军百余人及大量伪军，从凤城向龙王庙方向讨伐铁血军。赵同、白君实率部300余人几次与敌遭遇、损失较大。3月中旬，铁血军在周家堡子被敌200余人包围，突围中参谋长赵伟壮烈牺牲。 1936年春，在敌人残酷围剿下，赵同失去抗日信心，将铁血军指挥权交给白君实，只身入关。此后由白君实、阎生堂、赵庆吉等形成了铁血军新领导核心。5～8月间，铁血军几度出击，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在高力桥子战斗中损失百余人。 入秋以后，敌加强讨伐，并施行归屯并户，铁血军再度遇到困难。10月间赵庆吉在战斗中牺牲，曹国仁进入关内，队伍受到较大影响。12月中旬，阎生堂在沙里寨被敌包围，突围中身负重伤，饮弹自尽，时年26岁。 此后只有白君实领导余部顽强坚持斗争。在公开活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白君实就在山林等地挖筑地洞坚持抗日。就这样铁血军利用地洞战，辗转迂回，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达数年之久。 1938年冬，白君实在李家园子前山地洞坚持斗争时被敌包围，突围后被捕，1939年1月，白君实壮烈殉国，时年32岁。至此，辽宁三角地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坚持8年之久，最后失败了。但中华儿女不屈的精神永垂史册。 在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5军联合作战，共同抗击敌人。8月召开了两军联席会议，组成西征军共200余人，由周保中统一指挥，向额穆、敦化一带开辟新游击区。11月上旬，在额穆县青沟子，老头口等地，西征军与敌松井讨伐队及伪军发生战斗，我军取得胜利。12月上旬，西征军向敦化官地发动进攻，取得大捷。月底，敌调动兵力企图将我西征军围歼在敦图路以北。1936年1月上旬，双方在额穆索等地展开战斗我军歼灭伪军50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第108页。 以安图为中心的2军留守部队1、2团，在军长王德泰的指挥下，分成小股部队，抗击日伪讨伐。至1936年1月中旬，敌再次集结兵力，发起更猛烈的进攻。终因力量悬殊，为保存实力，我军主动放弃东满最后一块根据地，转移到抚松境内活动。但是，2军各部仍积极战斗，并与1军2师配合作战，有力打击了敌人，挫败了敌人的秋冬季讨伐。 在宁安地区活动的5军一部，同样反击了敌人的讨伐。5军的基干部队和2军的部队，取得了较好的战绩。但5军非基干部队的5、6团等受到较大损失。5军领导于1936年1月对全军进行整编，共编为2个师、7个团、21个连,总人数630人，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素质有较大提高。 2军丢失奶头山根据地后，挥师北上，于1936年1月中旬到达宁安镜泊湖根据地与5军军部会师。2月上旬，2军政委魏拯民由苏联返回东北到达宁安根据地，与周保中进行了会晤，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讨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之后，魏拯民动身前往额穆，与王德泰、李学忠率领的2军部队会合。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又走向一个新阶段。 在三江地区，赵尚志领导的第3军和李延禄率领的第4军，携手团结并联合李华堂、谢文东等抗日队伍，粉碎了敌人1935年秋冬季讨伐，3军还帮助汤原游击队组建成人民革命军第6军，使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有了较大发展。 赵尚志率部东征受阻返回珠河根据地后，将1团留在方正、延寿一带活动。1935年6月，李延禄率4军军部西征，创建了大罗勒密根据地。8月，李延禄部与刘海涛、张寿率领的3军1团及李华堂部，在大罗勒密会师。9月以后，三支部队联合在松花江沿岸打击敌人，取得了林口战斗胜利，扩大了游击区。 9月上旬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会议，鉴于老根据地被敌破坏严重，决定由赵尚志率3军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游击区。10月，赵尚志率军部及4、5团等共500余人，从珠河道南根据地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远征。于10月下旬与在大罗勒密一带活动的1团会合。 此时敌人的秋季讨伐已经开始，沿哈绥路沿线，由南向北推进，并在松花江沿岸设点堵截。我军各部分别抗击敌人。3军1团坚持在大罗勒密山区。 3军2、3团仍然坚持在珠河根据地，但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损失较重。11月中旬，2团在春秋岭遭敌500人包围，团长王惠同和政委赵一曼负伤被俘。赵一曼被捕后受尽敌人酷刑，仍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抗联女英雄赵一曼被敌杀害于珠河，牺牲时才31岁。2团余部突围后过道南与3团会合，转战于大泥河一带，顽强坚持战斗。 李延禄率领4军军部于林口作战后返回依兰五道河子，10月底赵尚志率3军军部及4团东来，在勃利西九龙沟与4军3团会合。11月初，两军发生误会，造成内讧。1935年11月中旬，赵尚志率3军军部从勃利到达牡丹江五道河子，经1团刘海涛和张寿介绍，与李延禄会见，消除了两军的误解。 联合军北渡松花江后，于12月中旬奇袭了二道河子，然后向汤原县境挺进。1936年1月，在汤原吉兴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东北反日联合临时政府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议。 会议前后，在3军的帮助下，汤原游击队于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夏云杰，3军派张寿到6军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军下辖4个团，近千人。 吉兴沟会议后，李华堂、谢文东各率部返回松花江南岸，在依兰、方正地区独立活动。李延禄也率队南返，于2月上旬回到大罗勒密沟里陈家亮子4军后方。3月李延禄奉调去苏联，军长由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李延平代理并兼1师师长。 在1935年日伪秋冬季讨伐中，3、4军原有的老根据地，在敌疯狂围剿下，受到较为严重的损失，但各部联合，协同作战，创建了松花江北新游击区，建立了北满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使三江地区的抗日斗争不断发展。 在辽西、热河地区，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声势浩大，1934年6月，吸收义勇军各部，总数达4000余人。《抗日救亡》第16页。敌为消灭这支队伍，进行多次讨伐。10月，敌人开始秋季讨伐，集中6个县的伪军，并由松井指挥的日军配合，分数路向大黑山一带的救国军进攻，蓝天林等部损失较大，但仍坚持斗争。直到1937年7月，蓝天林率数人在北票县南平安地被敌包围，蓝天林顽强拼搏2个多小时，英勇战死，时年39岁。此后救国军溃散。 “老梯子”高鹏振，活动于阜新、彰武、法库等地。高鹏振率部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使敌人的讨伐“屡战屡败，堪堪束手”伪《大同报》1934年12月26日。。1935年夏，敌再次组成讨伐队围剿高部，在7月的一次遭遇战中，高部损失惨重，此后高部未能重振。1937年5月，高率十余人在阜新县境内陷敌包围，突围时高负伤。不久在养伤处被叛徒“双胜”诱骗杀害，余部溃散。辽西热河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再次转入低潮。 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3期 第三节围剿抗日武装第3期（1936年4月至1941年3月） 讨伐东北抗日联军 一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1935年夏，东北各路抗日武装战斗方酣，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而面对的却是在统一指挥下的日伪军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围剿。因此，统一建制，以便统一指挥，就成了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当此时，中共中央，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路上，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消息传来，东北各路抗日武装纷纷响应，并着手进行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准备工作。 1935年9月，2军西征部队在蒙江那儿轰与1军会师。1、2军领导干部举行了联席会议，就联合作战和筹建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35年11月11日，东北各抗日武装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发表了《致关内军政领袖及各法团电》。1936年1月，2军一部在军长王德泰率领下北上，到达镜泊湖与五军军部会师。1月20日，在北湖头召开了2、5军党委特别会议，讨论了两军配合作战和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问题。 在南满的1军、东满的2军和吉东的5军加紧联系的同时，北满与吉东的部分抗日武装，包括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4军、汤原游击队、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和吉林自卫军李华堂支队，也于1936年1月26～28日，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张寿、夏云杰、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人。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部的决定，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司令。 1936年1月，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返回东北。2月5日到镜泊湖与周保中会晤，并在南湖头召开了第2军与第5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的指示，讨论了加强二、五两军的合作和筹建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 上述一系列会晤和会议，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提出全东北抗日军队要统一名称，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 2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下称《宣言》)，宣布废除抗日武装不同的名称，将东北的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游击队，并随时准备参加正在酝酿的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的发表，把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宣言》的规定，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自1936年2月至1937年11月，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1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1936年7月，中共南满特委在金川县河里后方基地会家沟密营，召开了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安光勋。下辖第1、2、3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1936年2月，魏拯民同周保中会晤后返回安图县2军游击区。3月上旬，在安图县迷魂阵召开了2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改编为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兴汉。 迷魂阵会议后，2军军部率主力经敦化、桦甸两县，到达抚松、蒙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魏拯民，为了向中共南满特委和1军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研究1、2军建立集中统一指挥中心等问题，于1936年6月到达金川县河里地区会家沟与杨靖宇会晤。7月上旬，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由魏拯民和杨靖宇共同主持召开了东满、南满党的特委和1、2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会议鉴于抗联第1、2路军主力业已胜利会师，经常互相配合作战，活动地区已经连成一片，决定成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以便统一指挥。总司令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委魏拯民。辖抗联第1军和第2军。第1军辖3个师，番号不变；第2军各师改为第4、5、6师。另外第2军增设独立旅、旅长方振声，政委尹俊山。辖两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936年8月1日，当《八一宣言》发表一周年之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辖7个师，到10月又编成3个师，共辖10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奉命进关开展统战工作，由李延平代理，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辖3个师。1936年11月，4军第2师扩建为抗联第7军，抗联四军又以原5团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2师。后又将原自卫军2旅残部编为第4师，至1937年春共辖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936年2月，在镜泊湖南湖头召开第2军和第5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后，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立即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辖1、2、3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夏云杰，辖8个团。1936年11月，军长夏云杰牺牲。由第4团团长戴鸿宾代理军长。1937年2月2日，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的主持下，在汤原境内6军军部召开了军政联席扩大会议，确定戴鸿宾任军长。蓝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冯治钢任参谋长。部队扩编为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1936年11月，中共下江特委将活动在饶河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石泉。下辖3个师，每个师各辖一个团，共9个连。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谢文东的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藤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参谋长于光世。原有的4个团编为2个师，自1936年底到1937年5月又编成4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937年1月，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将李华堂支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辖3个师。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委和3、6军党委在汤旺河沟里帽儿山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同年冬正式成立。军长汪亚臣、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被处死、由张忠喜接任），原参谋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合军独立师，在富锦县二区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下辖1个师。第1师代理师长李景荫。师下辖3个旅。 1936～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第1～11军先后成立后，分别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活动在各个地区的抗联部队，为了更好地配合作战，需要集中统一指挥。因此，南满的第1军和东满的第2军，在1936年7月，即已联合起来成立了第1路军。 吉东的抗联部队，也于1937年10月，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决定，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2路军是以第5军为骨干，以第4、5、7军为基础，联合第8、9军和姚振山的东北义勇军及王荫武的救世军组成的。总指挥兼政委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参谋长崔石泉、政务主任黄玉清。 北满的抗日部队，早在抗联成立之前，于1936年1月26～28日在汤原县吉兴沟召开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上，已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 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议决定，组织抗联第3、6、9、11军向黑嫩平原远征，并建立西北指挥部。1938年底，抗联西征部队先后到达小兴安岭西麓的海伦后方游击根据地。1939年1月，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总指挥张寿，政委冯仲云，副总指挥许亨植，参谋长冯治纲。西征部队编为4个支队两个独立师。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省委决定撤销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以抗联第3、6、9、11军为基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张寿，政委冯仲云，参谋长许亨植。辖东北抗联第3军、第6军、第9军第2师郭铁坚部、第11军李景荫部。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标志着东北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日伪对抗日武装的围剿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日伪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 “第二期治安肃正工作的结果，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仍很有限，原因是反满抗日匪团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中共和苏联的领导，这些匪团转入共产党的指导（意为‘领导’——笔者）下，联合战线日趋加强”。这是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的作者们的评价。不错，进入1936年以后，东北抗日武装的确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二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的加强。经过日伪1935年秋冬大讨伐，抗日武装虽然受到不少损失，数量有所减少，但却更坚强了。所有坚持下来的主要抗日武装，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联也好，或是义勇军（如王凤阁等）也好，都抱有抗战到底的坚定意志。因此，对于日伪来说，这些抗日武装并不是一扫可灭的。针对这种情况，关东军一改过去按季度（某年某季）制订讨伐计划的做法，于1936年2月制订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为期三年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妄图确立长期的治安对策，有步骤有计划地彻底剿灭抗日武装。其总的设想是：“第一年，以铁路沿线和某城为中心，对其周围一日行程之地区实行完全整肃。第二年，对二三日行程内之地区，第三年，大致实现确保全国的治安。” 《大纲》有以下三个特点。 (1)是长计划、短安排。长计划，主要是关东军制订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此外，伪满政府根据关东军的三年计划，也相应地制订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为贯彻执行关东军的三年计划，又制订了《关于昭和11年4月至昭和14年3月警宪施行之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这些都是长计划。 在贯彻执行三年计划的过程中，每一年都订有年度计划，称为《××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年度期限为当年4月至第二年3月。还分期，例如1936、1937年度，都分三期，第一期为4月1日至7月末，第二期为8月1日至11月末，第三期为12月1日至第二年3月末。这就是短安排。 此外，有的地区，还根据不同的情况，订有一定时期的计划。例如1937年6月，关东军司令部制订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纲要》和与此相适应关东宪兵队制订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的《东北防卫地区警务机关治安肃正计划纲要》。 (2)点面结合。三年计划期间，以重点讨伐为主。重点讨伐地区是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四省及奉天、安东两省之一部（即东边道和三角地区）。同时兼顾面上的讨伐。重点地区之中还有重点，南部重点地区之中的东边道北部，北部重点地区之中的三江地区是重点的重点。重点讨伐也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有先有后。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先对东边道北部进行所谓“独立大讨伐”；1937年7月至1939年3月对三江地区进行所谓“特别大讨伐”。 在面上，关东军将东北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东北、东南、西北、西南，9个防卫地区，每个地区驻有日军师团或独立守备队，由师团长或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任防卫司令官，统一指挥驻该防卫地区内的日伪军警。每个县分散配置一定数量的日军，负责并组织驻当地的日伪军警维持治安，随时进行讨伐。 (3)治标、治本、宣抚、思想工作并行。 伪满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规定：“以剿灭既存匪贼的治标工作为首位，并行以普及贯彻建国精神的宣传宣抚和警防镇压共产主义、反满抗日及其他不良思想的政治工作，以及通过适当施政，来分离匪民，控制和稳定民心的治本工作。”《满洲国警察史》第300页。 所谓治标工作，就是由日伪军警对以抗联为主的抗日武装进行武力讨伐，由日本关东军和伪军政部（1937年7月1日改为治安部）组织进行。 所谓治本工作，是与治标工作相配合的各项工作。其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妄图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粮食、物资、武器、弹药和军事情报的来源，使之陷于困境，如建立集团部落，划定无人区，收缴民间枪支等；二是最大限度地为日伪军警防止抗日武装的袭击和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创造有利条件，如加强警备公路建设和通信网络等。治本工作，主要有以下各项。 第一,建立“集团部落”。治本工作的核心是建立“集团部落”，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即所谓“匪民分离”。其具体做法是，强迫散居山林峡谷的群众，集中到日伪军警监视范围内的开阔地区，建立“集团部落”。 每个部落中心都设有警察派出所，配备有10人以上的武装警察，对群众进行监控。有的重要部落还驻有日本守备队。 部落中的18～40岁的男子，都被强迫编为自卫团，受军事训练，拿着棒子站岗放哨。实行严格的保甲连坐制度，一家出事，十家连坐。12岁以上，不分男女都发给居民证、通行证、购买携带物品许可证，出入大门必须持有这些证件。 集团部落，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第二,划定无人区。与建立集团部落同步进行的是划定无人区。无人区规定为“匪区”。无人区划定之后，无人区内的居民必须在限定的期限之内搬到指定地点，建立集团部落。逾期不搬或未搬完者，房屋、物件一律烧毁。以后凡进入无人区者，必须持有规定的证件，否则一律以“匪”论处。 第三,建设警备公路。警备公路与一般公路不同，它是专门为所谓“治安肃正工作”来修建的。警备公路大体分为三种：①联系县城及日伪军警驻地的公路，主要是为了便于日伪警备机关的联系；②由省、县或日伪军警驻地通向抗日武装根据地或抗日武装活动频繁地区的公路，主要是为了便于“讨伐”；③联系警防所（设于由集团部落接近抗日武装根据地及其通路的无人区，由50～200名伪警组成)及防卫（集团）部落的公路，主要为了便于警防所及防卫部落之间与警备本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支援。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制订之后，鉴于抗日武装基本上活动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为了便于“讨伐”，急需整备警备公路。因此，与“治安肃正三年计划”相适应，制订了“警备公路三年计划”，工程预算总额为18724万元，1936年新建公路35665公里，1937年新建56825公里，1938年新建25223公里，三年合计新建警备公路117713公里。 第四,建设警备通信网。日伪军警的通信设备有三种：有线通信、无线通信和信鸽。 有线通信（警备电话）,线路分为干线和支线。干线为中央机关与省、省与县和县与县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支线为县与警察署与分驻所之间互相联系的线路。 三年计划期间，先后由民政部警务司拨款总额为1663397元，新建线路10121公里。 无线通信,1935年以前，伪满共有无线电台68台，报务员75名。1936～1939年新增电台114台，报务员184名。电台多数为固定电台，也在讨伐部队中配备有少数随身携带的移动电台。固定电台，除配备在伪中央机关、省政府、县政府外，有些国境警察队、海边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一些“治安肃正”办事处、警察署，也逐步配备了无线电台。 信鸽,1935年开始使用，当年从日本购进信鸽300只。1936年增加1440只，1937年增加960只，1938年增加1200只。主要配备国境警察队、森林警察队和警防所。 第五,收缴民间枪支。这一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枪支、弹药流入抗日武装手中，同时还可以用来武装日伪的群众性武装团体。例如1937年拨给三江省1万支洋炮。用来装备集团部落的自卫团。后来又拨给日本开拓团步枪2万支。短枪发给伪警察和部分伪军，总数不下3万支。 收缴民间枪支，从1933年即已开始，到1935年末已收缴98万支。1936～1938年又收缴了79万支。到1940年共收缴205万支，包括各种枪支。以1938年为例，在收缴的22万多枪支中，步枪16386支，短枪6583支，自动短枪53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5挺，猎枪96支，洋炮198089支。 第六,铁路、公路两侧禁止种植高棵作物。日伪为了防止抗日武装利用铁路两侧高粮、包米等高棵作物，袭击火车，1933年开始禁止在铁路两侧各500米之内种植高棵作物。后来又鉴于抗日武装经常在公路上袭击日伪汽车，1935年又规定在“国道”和警备公路两侧各200米内禁止种植高棵作物。由于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得已于1937年将公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200米减到100～50米；1938年将铁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500米减到400～200米。 治本工作的其他有关措施如保甲制度，自卫团等，在集团部落中都有所涉及，不再详述。 所谓宣抚工作，就是由宣抚小委员会,通过广播、电影、讲演等手段，进行“建国精神”、“王道乐土”、“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以及“通匪”、“纵匪”、“窝匪”、“济匪”、“反满抗日者要受到严厉制裁”等反动宣传和恐吓活动，并通过医疗、救助等手段，施以小惠，恩威并用，妄图笼络民心，控制群众，从思想上切断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治本工作”。但日伪一般不把它包括在“治本工作”之内、而是单列一项。 所谓思想工作，主要是镇压共产党和一切反满抗日的“不法思想团体”及个人。这项工作在关东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宪兵和警察进行侦察、逮捕、刑讯、审判和处置。 三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没有日军参加，完全由伪军“独立”地对东边道进行讨伐。 过去日伪对抗日武装的大规模讨伐，都是以日军为主，伪军辅之。但关东军一直想让伪军能够早日担负起讨伐抗日武装，维持“治安”的担子来，以便使分散配置的日军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准备对苏作战。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一次尝试，一次检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1936年11月24日在通化军政部讨伐指导部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东北大讨伐》第315页。 所谓“独立”大讨伐，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从上到下都是由日本顾问、指导官，教官控制和指挥的，伪军仍然是傀儡。关东军的这一招儿，不过是为了“减轻负担”，减少流血“牺牲”，让伪军去当炮灰。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是关东军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决定的。1936年7月10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命令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贵官在第二期中，指挥尽量多的满军，主要在东边道北部（辑安、通化、柳河、辉南、金川、江、临江、抚松、长白各县和磐石县东部、桦甸、安图两县南部），以满军独立彻底进行治安肃正。”这里的“第二期”是指1936年度治安肃正计划的第二期（8～11月）。关东军1936年度第二期《治安肃正要领》规定：“军政部最高顾问……尽量将满洲国军向北部东边道方面集中……使之独立担任桦甸、安图两县南部和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据此，伪军政部于1936年8月26日发布《满作命第1号》命令，对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做出了部署。10月1日，在通化设立了讨伐指导部，佐佐木到一任指导部长，伪第1军管区主任顾问河崎大佐全面负责组织指挥（相当于参谋长）。伪第1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也在通化设有讨伐司令部，在讨伐指导部的“指导”下具体指挥。下辖5个地区司令部，参加讨伐的伪军共计12个旅（包括教导队和靖安军）、2个团，约25万人。此外，在桦甸、安图地区还有伪第2军管区的配合。 敌人把讨伐部队分为：堵击部队、扫荡部队和游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堵击部队：凡抗日军行动要路、出口一律封锁；扫荡部队：遇有情报时，或出“奇袭”，或在抗日军意料以外进行搜索；游击部队：经常在山里穿梭般行动，以使抗日军的活动受到阻碍。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1936年10月1日正式开始，而组织准备工作从8月就开始了。讨伐的主要对象是抗联第1路军和王凤阁的自卫军。还有吴义成的救国军。 当时，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第1军军长杨靖宇组织第1军第1师第3师西征、不在东边道；第2军第5师留在绥宁地区；在东边道的有第2军军部、第4师、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第1路政委魏拯民和第1路军副总司令王德泰率领下，活动在江、安图、抚松、临江、长白一带。 王凤阁部活动在通化、辑安、临江西部一带。吴义成部活动在桦甸、安图、抚松一带。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分3期进行。 第1期，10～11月，全面铺开讨伐，重点是抗联第5、第6团和王凤阁部。7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8号”，各地区部队都编组了“游击队”。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游击”，王凤阁在辑安县的根据地遭到破坏。但没有发现抗联部队。 10月21日，敌讨伐指导部又下达“满作命第11号”：从10月25日开始，各游击队同时向临江西北地区王凤阁部发起总攻，至11月20日结束。结果还是没有捕捉到王凤阁。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200余人，于10月10日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第2军官区第7旅第10团发生战斗，击毙石川隆吉大佐和河村中佐以下数十名。 东清沟战斗后，敌纠集5000余名兵力，对抗联部队紧追不舍。王德春率部转战于抚松、临江、江各地，出没在林海雪原，与敌人兜圈子，终于把敌拖得疲惫不堪，被我军甩掉。 10月末，王德泰率抗联第2军军部和第4师主力，进入临江抚松地区活动。11月初，拔掉了大阳岔据点。而后，王德泰又率部来到抚松县小汤河。敌探知后，立即纠集伪军600余人，利用夜间袭击小汤河村。王德泰沉着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歼敌60余人，但我军也牺牲了军长王德泰以下13人。 讨伐的第一期，据日伪的记载，共进行战斗350余次，使抗联、王凤阁部队一些小股抗日武装，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其主要目的并未达到。佐佐木到一不得不哀叹道：“遗憾的是本期讨伐的主要目标东边道匪首王凤阁未能捕获。”《东北大讨伐》第266页。 11月15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25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第二期讨伐。讨伐的重点地区是临抚地区的抚松、临江、长白三县。12月上、中旬重点讨伐临江、长白一带的抗联。抗联有时避其锋芒，有时主动出击。在此期间的主要战斗有：五道河战斗、十三道沟战斗、七道沟战斗、黑瞎子沟战斗等。 12月下旬，敌讨伐重点转向吴义成部。敌人判断，吴义成“在瞎子河南方地区”，遂分几路向吴部基地进攻。吴义成部受到很大损失。 1937年1月敌开始第三期讨伐，到3月末基本结束，重点是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在临抚以西地区围剿王凤阁部。 1936年12月31日，讨伐指导部下达“满作命第48号”，部署伪军进行讨伐。抗联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决定只留一部分主力在长白和临江县坚持斗争，以吸引敌人；其余部队转移到抚松县境，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相机打击敌人。从1月至3月，2军各部进行了小夹皮沟伏击战，明水沟伏击战等战斗，到3月下旬，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讨伐，抗联2师、4师、6师主力在抚松县东满大牛沟密营会师，总结了1936年秋季以来反讨伐斗争的经验。 敌在临抚地区围剿抗联部队的同时，在临抚以西地区疯狂搜剿王凤阁部，1937年1月，敌下达“满作命第50号”，要求“全力搜捕匪首王凤阁，同时彻底歼灭小匪团”。敌此次讨伐采取拉大网的办法。集中10几个旅团四面围剿王凤阁。敌人如此兴师动众，搜寻两个月，始终未能找到王凤阁。到3月上、中旬，敌终于“得到了王凤阁部队约100余人在八道沟东北山地密林中活动的情况”,于是出动2000余人将老虎顶子团团围住，激战三昼夜，王凤阁部损失严重，迫不得已于3月26日夜突围，进入通化县第三区六道沟东方约6公里的王凤阁沟。敌又跟踪追来。由于连日苦战，已经人困马乏，弹尽粮绝，王凤阁及其妻儿和5名战士在突围中终于被俘。4月1日在通化被杀害。 历时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至此基本结束。 四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基本结束以后，日伪将讨伐重点移向三江地区。 伪三江省，辖14个县。当时，抗联的11个军，除1军、2军在南满，10军在五常、舒兰、苇河一带外，其他8个军，基本上都集中在三江地区。 1937年3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达“关作命第96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其“方针”是“除三江省外，满洲国全部地区，准备在日本军人后援下，初步以满洲国各机关的力量，独立担任肃正工作。”“对三江省，在适当的时期进行特别工作。”这是因为，在三江地区，抗联部队集中，不仅数量多，军政素质也较好，战斗力较强。所以，关东军在《纲要》的“方针”中，不得不把伪三江省除外。对三江地区，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赤膊上阵。而且不仅指挥军事，连伪行政权也一并统揽，带有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性质，即所谓“具有浓厚的军政色彩”。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都是特别之处，所以叫“特别大讨伐”。 1937年6月11日，植田谦吉又下达“关作命第995号”命令，及所附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纲要》，部署伪三江省特别大讨伐。根据这一命令，关东军特派当时在东北的5个主力师团之一第4师团前往三江地区，第4师团长松井任东北防卫地区司令官，全面负责三江地区的特别大讨伐。与此相适应，又调整了伪军管区司令官，派遣日本顾问进行指挥。 特别大讨伐，仍采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办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1937年7～10月，为第一阶段，以治本工作为主。治标工作主要是分散配置部队，收集情报，就地进行讨伐。 治本工作以建设集团部落为主，妄图隔绝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以断绝粮道，切断情报来源，使抗日武装陷于困境。日伪特别修订了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将康德4年（1937年）度预定数目78个增加150个，共228个。集团部落的建设，给抗日武装在粮食、衣物和药品的补给、情报的获取以及作战行动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937年11月，敌人的军事布置已基本完成，对集结在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形成包围之势。于是开始进入治标为主的第二阶段。所谓治标，就是武力讨伐。日伪军武力讨伐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破坏密营，妄图消灭抗联的根据地；二是捕捉抗联部队，妄图消灭抗联的有生力量。 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敌多次向抗联密营发动进攻。例如：1937年11月上旬，敌2000余人进攻七星砬子，抗联第8军4师、6师和第11军的密营遭到破坏。其中5军某连在抗击日伪讨伐中谱写了壮烈篇章。1938年3月，敌300余名向5军密营进攻。我军3师8团1连在小孤山顽强战斗，激战竟日，敌始终未能突破。是役击毙日军27名，伪军20多名。我1连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12人壮烈牺牲。为了纪念12名烈士，第2路军总指挥在追悼大会上宣布，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面对敌人凶猛的攻势，为了打破敌人“聚而歼之”的阴谋计划，跳出包围圈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打通与其他抗联部队的联系，1938年4月，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向西南远征。敌得知我军动向，四处围追堵截，我军损失严重，但仍英勇抗敌。其中，1938年10月发生了“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至年底，4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先后牺牲，部队全部溃散。第5军也损失惨重，第二路军西征失败。 1938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组织抗联第3、6、9、11军，向西北进行第二次远征。以3军、6军为主体的西北远征部队一路上摆脱敌人的尾追，冲破敌人的堵截，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终于跳出了日伪军在三江地区的包围圈，保存了抗联的一部分主力，粉碎了“聚而歼之”的企图。于年底分别抵达海伦县境，在黑嫩平原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9年1月，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西北指挥部，将两次远征到西北的抗联部队，编为4个支队，决定依托小兴安岭山区，在黑嫩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初，日伪军开始向饶河地区大举进攻。抗联第7军为了避敌锋芒，决定除留军部与敌周旋外，1师、2师转至同江、富锦地区，3师转至宝清与5军3师共同开展游击战争。 抗联各部队在反讨伐战争中，在防御作战的同时，也相机出动进攻，积极打击敌人。例如：1937年8月，在5军副军长柴世荣的指挥下，抗联各部向刚刚驻在三道通的日军发动进攻，击毙击伤敌人40余名。8月20日，抗联5军、8军和独立师各一部，在周保中的指挥下，在桦川县孟家岗截击日军黑石部队，击毙敌300余人。1938年9月28日，抗联第7军参谋长兼代军长崔石泉率部，在挠力河下游的西风嘴子，伏击了归敌日野支队支队长日野武雄少将的汽艇，击毙敌日野以下39名。 敌人对抗联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政治瓦解工作，由日伪宪警组成的田中工作队和日军各部队中的特设游击队，通过侦察、诱降等手段，围剿抗联。第8军军长谢文东，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就是在敌人的“特别工作”下叛变投敌了。 1937年7月至1939年3月，历时21个月，日伪军出动数万之众，对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进行的大讨伐，虽未完全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但也使抗联部队遭到严重的损失。在三江地区的8个军，有3个军（4军、8军、9军）完全解体，其他各军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严重的是损失了不少优秀指挥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也有个别病逝和被叛徒杀害的。 日伪军三江大讨伐基本结束以后，转战到黑嫩平原的3、6、9、11军部队，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第2路军的5军在牡丹江下游和穆棱、宁安一带，7军仍在虎林、饶河、抚远、同江地区，坚持战斗。 五“东南部治安肃正” 在日伪军开始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内先后发动了“七·七”事变和上海事变，把从“九·一八”开始的侵华战争，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对此，中国也开始了全面抗战。随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由局部的独立抗战，变成了全国抗战的一部分。因此，在日伪军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期间，抗联第1路军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和策应三江地区抗联部队的反讨伐斗争，在南满和东满地区，积极地进行游击作战，以牵制敌人。他们四处伏击火车和汽车，破坏交通线，袭击伪警察署、分驻所和集团部落以及进攻城镇和日伪军据点。例如：1937年10月25日，魏拯民指挥2军夜袭辉南县城，打死日伪军数十名，缴获大批物资；10月31日，杨靖宇指挥1军，在宽甸县双山子和四平乡之间伏击日军守备队，击毙水出大队长、陆岛小队长以下20多人；6月6～12日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指挥了伏击伪军李（景清）旅的战斗，歼敌140多人。由于抗联1军1师师长程斌于1938年6月底叛变投敌，1军和2军改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1938年8月2日，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老岭山区长岗，痛歼伪李旅，伪旅长李景清仅带少数残兵逃走。至此，这个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李旅，被抗联消灭殆尽，对敌人的打击是很沉重的。 总之，在日伪军进行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期间及其以后，抗联第1路军，在南满地区积极作战，给敌人很大打击。因而，到1939年3月日伪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虽然随着三江地区“特别大讨伐”的结束而告结束，但远未达到“大致实现确保全国治安”的预期目的。于是，日伪不得不以抗联第1路军为目标，继续进行所谓“东南部治安肃正”。 “东南部治安肃正”，亦称“通化、吉林、间岛三省日满军警联合大讨伐”，又因其讨伐的头目叫野副昌德，所以也叫野副大讨伐。在引文中，为了方便，将视情况分别使用。 “东南部治安肃正”，早在1938年底就开始策划了，1939年5月，在吉林市成立了讨伐司令部，司令官为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 参加讨伐的日军有：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约6000人。伪军有：7个旅，2个教导队和1个团，约25万人。讨伐的对象是杨靖宇、魏拯民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据敌人掌握“约有3000余人”。讨伐的范围，为伪通化省和间岛省全境以及吉林省东部。 在讨伐正式开始以前，敌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一是调动、编组和部署部队；二是出动军警强迫农民在9月末以前进行秋收，严禁粮食外运，以断绝抗联的粮源；三是搜索无人区，摧毁山寨，使抗联无处藏身；四是向整个讨伐地区的居民发放按有指纹的居民证，以便在讨伐过程中搜捕潜伏在居民中的抗日人员。 整个讨伐，从其过程来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讨伐的主要目标是杨靖宇及其率领的第1路军司令部、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 敌讨伐开始后，1路军决定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办法，粉碎敌人的讨伐。杨靖宇率军部及警卫旅，转战于桦甸、金川、江等地，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追剿。194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等原因，杨靖宇行踪被敌发现。敌集结重兵追捕。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杨靖宇与敌进行了最后的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尔后，第1方面军余部仍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直到4月损失严重而解体。敌在集中兵力讨伐抗联第1方面军的同时，也对第2、第3方面军进行了讨伐。第2方面军主力，在金日成的指挥下，于敦化、抚松、桦甸等地与敌周旋。1940年2月又转进和龙、安图，打了几个漂亮的伏击战和歼灭战，取得了反讨伐斗争的胜利。第3方面军以团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争，在敦化、延吉、桦甸、宁安等地，时而隐蔽，时而出击，粉碎了敌人的讨伐。 第2阶段，1940年3～9月，杨靖宇牺牲以后，日伪军认为在伪通化省的讨伐任务已基本完成，3月开始把讨伐重点转向吉林省东部和伪间岛省北部地区，伪第2混成旅调归伪第2军官区指挥，伪通化省的警察大队，大部调到间岛省。讨伐的主要目标是第一路军政委兼副司令魏拯民、第2方面军指挥金日成和第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 这一阶段第1路军各部仍分散进行游击活动。 警卫旅一部由政委韩仁和率领，转战桦甸、敦化、安图、延吉、和龙等地。警卫旅另一部约200人，由旅长朴德范率领，在东宁至汪清间活动。9月朴德范在汪清县天桥岭西方被敌逮捕叛变。 第2方面军活动于安图、抚松、敦化、珲春等广大游击区，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与敌周旋，较好地保存了自己，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第3方面军为避敌锋芒，于1940年春由敦化向五常远征。7月，为了寻找魏拯民，陈翰章率部回师敦化，与敌几次战斗，损失很大。去敦化不成，遂转入宁安县活动。 第3阶段，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这一期间，魏拯民因病在桦甸县抗联密营休养，金日成率领第2方面军，韩仁和率领警卫旅活动在敦化、宁安一带；陈翰章率领第3方面军活动在镜泊湖地区。 敌人为彻底剿灭上述“匪首”，制订了《1940年度第二期修正讨伐肃正计划纲要》。规定，讨伐重点是伪间岛省，特别是伪牡丹江、间岛、吉林3省省境和汪清、珲春、东宁、穆棱4县县境地区。 根据这一“纲要”，日伪调集大批部队，组成4个地区讨伐队，日伪军警总兵力至少在3万人以上，而敌判断我军“只有300人左右”。面对百倍于我的强敌，抗联将士们顽强斗争。陈翰章率部转进宁安县境，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与敌周旋。最后于1940年12月在南湖头遭敌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尔后，敌将追剿目标集中到金日成和魏拯民等抗联领导人身上。敌人判断，金日成可能在“五道阳岔西马鞍山北部山区”，魏拯民在“吉林、通化、间岛三省省境地区”。于是，敌于1940年底至1941年1月上旬，调整了部署，制订了《1941年度吉林、间岛、通化各省讨伐肃正计划纲要》参见《东北大讨伐》第584～591页。，开始了新一轮讨伐。其实，金日成早于1940年11月就摆脱了日伪围剿，进入了苏境。敌人自然没有收获。追捕魏拯民的敌长岛工作班，于3月8日发现魏拯民等12人，在激战中魏拯民等8人壮烈牺牲。3月15日，韩仁和率部在宁安县境与敌战斗中牺牲。 至此，抗联第1路军主要领导干部，除金日成外，全部牺牲或被捕叛变，部队损失殆尽。余部在中共吉林省委帮助下编成第1路军第1支队。到1941年3月，敌“东南部治安肃正”的目的已基本达到，遂撤销了野副讨伐司令部，结束了讨伐。 第四节围剿抗日武装第4期（1941～1945） ——“西南地区特别肃正” 所谓“西南地区”，是指伪满疆域西南部的伪热河省和奉天省西部（后改为锦州省）地区，这里以长城为界限，形成了所谓“西南国境地带”。 “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特别是地处“满华”交界的冀热地区，其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红军可出一部于冀东，以雾山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建议《聂荣回忆录》中册，第398页。，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1938年春，晋察冀军区从第一军分区和120师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组成了八路军第11支队（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和第12支队（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又将两支队合并为八路军第4纵队，深入冀东、热南、察东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 6月，第4纵队出长城进入热南地区，攻克兴隆县城，连战告捷。在八路军挺进热河攻势的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组织领导了冀热边人民武装大起义。从7月中旬开始，冀热边人民相继组织起抗日武装，举行反日大起义。至7月下旬起义达到高潮，在冀东、热南22个县，有20多万群众参加起义，有组织的武装达10万人，其中由中共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武装有7万余人。起义队伍先后攻克了玉田、乐亭、卢龙、蓟县等7座县城，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集镇，在长城内外的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高潮。 八路军挺进冀热边区，以及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日伪统治者的极度恐慌，惊呼“延安触角伸进满洲，扰乱了满洲的秩序”。于是，关东军及日伪当局不断加强对八路军和抗日武装的讨伐。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长城内外展开了。 自1936年春开始，关东军为彻底围剿东北的各抗日武装，将伪满境划分为6个防卫地区，在各野战军司令官的指挥下，由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地区治安防卫司令官，指挥日伪军围剿抗日武装。1939年8月，关东军又调整所谓“防卫体制”，将伪满全境划分为“作战地区”和“防卫管区”。“作战地区”主要指北满和东满与苏联国境邻近的地区。“防卫管区”则包括伪满全境。西南地区在关东军1936年防卫体制中属于第1 独立守备队管辖的南部防卫地区，在1939年体制中属于第9独立守备队管辖的西南防卫地区。 由于西南地区地处所谓“满华”交界，从日本侵略者统治范围看，长城关外属于关东军的“防卫”范围，而关内冀东地区属于华北方面军管辖，所以关东军在进行“西南地区肃正”时，往往与华北方面军相互配合，共同行动。但同时也存在着指挥和行动难于统一的问题。因此，八路军也经常利用日军管辖区域间隙，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根据地建设。1939年2月，挺进军以第4纵队为基础，于平西野三坡正式成立，由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主力部队第11和第12支队，以及冀东抗日联军部队。9月，又将抗联部队及游击队改编为挺进军第13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对冀东地委等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冀热边根据地出现了重新高涨的局面。至1940的年春，根据地的建设由原来的小股游击队和小块游击区，转变为大股游击队和大块根据地。八路军和中共各地党组织抽调精干力量，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使得伪满的“西南地区”不得安宁。 关东军和伪满当局，为了消灭八路军，铲除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以后，将西南地区作为军事围剿的一个重点地区，逐步加强了所谓“西南地区治安肃正”。 1938年9月，关东军制订了《西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西南防作命第65号附件”），1939年1月和6月，又对这一计划做了调整和补充。规定：“为今秋（1939年秋）前根绝在热河省内残匪，西部、西南部及南部国境方面，仍集中日、满军和警务机关的综合力量，进行讨伐”，“其主力集结于铁路沿线，转入驻屯态势”。并提出“必要时可以越境到邻近满洲的地区”，与驻华北日军协力，共同围剿冀热边抗日武装。关东军根据以往的讨伐经验，还提出了“精选少数人员编成挺进队、便衣队，坚持追击，或通过潜入虎穴等办法”，消灭八路军。在“治本”方面，提出与武力讨伐并行，“迅速完善警备道路和通讯网，调查户口，收缴武器，分离匪民，宣传宣抚等工作”。《东北“大讨伐”》,第597～599页。 根据这一计划，关东军成立了以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为首的防卫委员会，统一日伪军警宪特各镇压机构，实行所谓一元化彻底肃正。肃正的重点地域主要是铁路沿线和所谓边境地区。为此，关东军抽调一部分军队，并增调伪军和铁路警备队，在所谓边境地区建立了100多个哨所，加强对铁路周边和“国境”地带的军事围剿。仅1940年上半年，就进行讨伐290次，屠杀抗日军民2900多人。《历史的毒瘤》，第265页。 面对日伪的疯狂围剿，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0年春冀热察挺进军开赴冀东、热南和热西等地。第10团和第7团一部进军至热河省西部的丰宁、滦东地区，创建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犹如一把尖刀插入伪满“西南国境”。对此，日伪当局极为恐慌，纠集4000多日伪军，采取多头并进，合围聚歼方式，进行大讨伐，企图消灭八路军。挺进军第10团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转移至外线作战与敌周旋。1940年11月，10团在冯家峪歼灭日军哲田中队70余人。1941年2月在滦平县马营西山歼灭敌“道田讨伐队”117人。 在热南、冀热边区，包森支队以五指山为中心，相继创建了迁道兴、迁青平、平密兴等3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向长城以外扩展。至1941年夏，在热河境内已有抗日根据地的8个行政区，在我方控制的基本村，建立了抗日政权（一面政权），在敌伪力量稍强的地区，则采取“两面政权”政策，表面上保持着日伪的行政组织形式，实际上进行抗日活动。至1940年底，在游击队活动地区，两面政权已达半数以上。《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第469页。 越烧越旺的抗日烽火，极大地震动了日伪的“西南边境”。于是，从1941年春开始，日伪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从5月开始，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进行了联合大讨伐。各抽调1个旅团，并纠集伪满军和华北伪治安军6万余人，企图一举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冀热察挺进军和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但由于敌众我寡，挺进军第13团受到重创，第12团在苦斗中，陈群团长不幸牺牲，根据地遭到重大破坏。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企图实施“北进战略”，举行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准备发动侵苏战争。为配合这一战略,关东军从9月开始进行了“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以达到“歼灭在国境附近地区逐渐恢复匪势的各匪团，铲除国内治安的祸根”的目的。《东北“大讨伐”第199～600页》。但是，关东军的屡屡讨伐，始终未能根除所谓“匪患”，“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攻势日趋顽强”。《满洲国史·分论》(上)，中文版，第515页。为彻底解决所谓“西南地区治安”问题，关东军于1941年12月提出了以3年为期的《西南肃正大钢》，并根据所谓“西南边境”的特殊性，决定将“西南肃正工作”长期化、系统化。①强化镇压机构的一元化体制，即在“西南防卫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军警宪特各机构协同配合进行“肃正”。②加强“治标工作”的力度，一是增调军警力量，将伪通化省的所谓“讨伐功绩”显著的班子及警察队调至热河；二是加大了讨伐规模，仅1942年参加讨伐的兵力即达66816人次，扫荡次数366次。《历史的毒瘤》第266页。三是加强与华北日军的协同讨伐。③在“治本”工作方面，一是关东军实施所谓“匪民分离”策略，在长城沿线建立“集团部落”和制造无人区（详见暴行节）。二是建立所谓“国境防卫组织”，即在所谓“国境”沿线，以日伪军中、小队（连、排）的“防卫据点”为核心，并与“集团部落”的行政据点相结合，形成所谓“军警民”联防体系。《东北“大讨伐”》，第601～603页。三是加强道路交通、通讯设施等建设，以保证“肃正”的硬件基础。 关东军进行的“西南地区肃正”是日伪期间最后一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讨伐、大逮捕、大镇压。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实行非人道的“集团部落”，推行 “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 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是日本侵略者在讨伐中最常用的手段。 我们从日本战犯植松犹薮的交代，便可见一斑。《东北“大讨伐”》，第655～663页。屠杀：1943年3月19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在兴隆县进行讨伐时，将未及躲避的留在村中的病老者及儿童39人全部屠杀，并焚尸灭迹。焚烧：1942年4月17日，植松所在宪兵队在兴隆县西南讨伐时，以该地区为八路军宿营地为由，放火烧毁民房约70余户。1943年9～11月，植松以扫荡分队长身份参加讨伐，在七沟村附近，烧毁抗日民众房屋200余户。抢掠：1944年3月，植松率领宪兵，以搜捕八路军为由，在下板城村，将从事耕牛贸易的农民强行赶走，掠夺了全部耕牛，私下委托伪村长将牛卖掉，榨取钱财。 进行大逮捕。镇压抗日军民和爱国人士，这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疯狂暴行。据关东宪兵队档案，仅1942年上半年，光是日本宪兵所进行的所谓“一齐检举”就达154次，逮捕人数1292人。1943年9～12月，日伪又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总计逮捕人数达1250人，其中被起诉者524人，判处死刑38人，无期徒刑30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5人，10年以下有期徒刑251人。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进行大讨伐受害最大的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共有33万多间房屋被烧毁，16万多头耕畜受损，近40万亩土地荒芜，75万人丧生，近3万人被捕。承德党史办《暴行与血泪》第169页。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虽然关东军法西斯的暴行疯狂至极，但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秋至1942年秋，关东军进行“西南肃正”较为疯狂的阶段，在春夏秋季连续发动了讨伐攻势。同时华北日军发动了第3～5期“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扑灭冀热边的抗日斗争。针对敌人兵力强，来势猛的形势，我军采取避强就弱的方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离开长城沿线，转移到长城以外与敌周旋。冀东军分区第12、第13团，转移到热河兴隆、青龙以及承德以南地区，与当地游击队相配合，开展破袭战、游击战。1942年4月，我主力部队抓住时机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役出击，在热河南部及锦承路周围破铁路，拔据点，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 针对日伪大搞“集家并村”，企图割断中共和八路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共冀热边党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反“集家并村”斗争。在凌青绥地区，我党发动群众拒修围子，或采取敌人白天强迫修，我方夜间破毁的办法，与敌顽强斗争。许多优秀党员在这一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青龙五总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海瑞祥等，在反“集村”斗争中被敌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吸引敌人，光荣牺牲。《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391页。 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使日伪的“集家并村”计划接连受挫，于是敌人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以中共凌青绥工委所在地——青龙县花厂峪为中心的地区。1943年，日伪军5000余人合围花厂峪地区，到处实行“三光”政策，以武力强行“集家并村”，在此期间日寇屠杀凌青绥地区群众1万余人。《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392页。 在敌人的强力逼迫下，热南人民被迫进入“人圈”，抗日斗争进入困难时期。面对这一形势，冀热边特委决定把拆“人圈”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方面积极开展瓦解争取工作，开创两面政权；一方面对死心塌地为敌伪服务的汉奸进行严惩，如在群众的支持下，处决了加岩伪甲长路长恩和大北沟“部落长”王占一，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同时我军还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敌人。1943年10月，我军在龙王庙伏击敌辎重车队，消灭日伪军80余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此外，在承平宁（城）、承兴密地区，中共和八路军领导抗日军民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集家并村”、反“人圈”的斗争。在1942～1944年日伪疯狂进行“西南肃正”期间，八路军不但未被消灭，抗日烽火反而越烧越旺，先后在热辽地区开辟若干块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十几个区的抗日政权，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反攻。1945年1月，在中共晋察冀分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冀热辽区党委和行署、冀热辽军区。重建了政军各组织，为反攻热辽地区奠定了组织基础。5月冀热辽区党委决定，组织“热北（东北）支队”，扩大热辽解放区，为收复全东北做准备。自6月中下旬起，我军组成3路挺进支队，分头向热北、辽西出击。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的东路部队，7月初已进至辽西绥中的大王庙一带，并对敌予以重创。在1945年的头半年，在中共的领导下，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而且还开创了大片新解放区，为我军挺进东北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宪兵队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关东宪兵队的建立与发展 在关东军进行阴谋侵略和法西斯统治中，关东宪兵队是其得力打手。宪兵队的发展大体上与关东军的发展同步，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若干阶段。即前期为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为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早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在“满洲派遣军”中配置了宪兵，后在此基础上于1906年建立了关东宪兵队，隶属于关东总督府（后改隶于关东都督府）。其任务规定为：对日本驻东北的军队执行军事警察任务，以及对关东州、满铁附属地执行行政与司法警察任务。业务上受日本国内宪兵司令部的指导。1917年由于日本实行宪警合一体制，关东宪兵队长兼任警务总长，使其成为日本在东北殖民行政及军事司法的主导者。 1919年关东军独立时，关东宪兵队改由日本宪兵司令部直辖，其任务主要承担对关东军执行军事警察业务。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宪兵队有本部（在旅顺）1个，分队7个，分遣所8个，人员共计218名。《满铁秘档选编》，第308～314页。在此期间，关东宪兵队的侵华活动主要有： (1)从保护所谓日本权益出发，对当地的中国人进行监视，并搜集各种情报。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等各个方面。并对各要点地区，分别开展不同业务。如对“间岛”（延吉）地区，特别注重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与共产主义活动等情报。 (2)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宪兵和警察打着“合法司法者”的招牌，干着非法侵略的勾当。如关东州租借地的不断扩大，就是日本宪警的侵略活动之一。据统计，日本占据旅大期间，通过欺骗、强占手段，非法违约扩展租借地262平方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宪警是侵略的主要执行者。 (3)镇压反日活动。在旅大租借地，日本宪警对反日活动十分恐惧，大肆进行镇压。如1922年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举行反日爱国示威活动，遭到日本宪警的镇压。有30余人被捕，其中5人被判刑。《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92～93页。在延边地区，日本宪警于1919年制造了“三·一三惨案”，对纪念朝鲜“三·一”运动的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1927～1930年，日本又制造了四起所谓“间岛共产党”检举事件，残酷镇压反日活动。 (4)积极配合关东军的侵略活动。皇姑屯事件时，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是河本大作的得力助手。曾制造借口拒绝奉军执行警备任务，及提供所谓“南方便衣队”，企图混淆视听，掩盖罪恶。战后河本在其供述中承认：这场谋杀做得如此周到，是“事前取得了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谅解”。《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0页。“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制造万宝山事件，关东宪兵队都积极参与和协助。此外，关东宪兵队还积极配合关东军在东北举行的军事演习，为关东军组织在乡军人会等军事后备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于侵占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需要，将关东宪兵队升格，改为关东宪兵司令部。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成为关东军进行“占领地统治”的骨干。不久，关东宪兵司令部在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地设立了5个宪兵队，17个宪兵分队。总人数达500多人。这时，关东宪兵队的任务规定为：“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在关东军行动的区域内，执掌治安与军事警察业务”。并同时执行原有的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行政与司法警察业务。其工作重点在于，有效地配合关东军的行动。为此，日本军部通过了《战时宪兵作战要务令》，规定关东宪兵队的具体任务为：保护关东军的军事机密；防范和侦破针对日本的间谍活动；检查邮政通信；监视民众的言行。 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又设立了热河宪兵队，延吉地区原由朝鲜军管辖的延吉宪兵队也划归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东宪兵队的规模又有所扩大。这时，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激烈，关东宪兵队的任务重心又有所调整，转变为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讨伐作战，巩固所谓“治安战”的成果。其具体任务：一是协助关东军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二是加强对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包括监视、侦察、搜捕各反日团体和人士，破坏反日活动;三是协同伪军警确保重要城镇、交通、军事要地及重要设施的安全，特别是加强了对长城沿线和边境地区的防范。初步形成了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网络。 1935年关东宪兵队的机构和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充实。在机构上，被称为“剃刀将军”的东条英机调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同时又调来一批宪兵骨干，如荻根丈之助、齐藤美夫等。司令部机构也大为扩充，新设为二部四课，即总务、警务二部，经理、第一～三课等四课。这些表明关东军为进行法西斯殖民地统治，注意加强了宪兵等的镇压力量。至1937年初，关东军在“新京”、奉天、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承德、海拉尔等地设有8个宪兵队，人员为3000人左右。 与此同时，关东军加快在伪满政权内部建立伪满宪兵队，使之成为日本宪兵队的助手，辅助关东宪兵队加强对伪满军的控制和对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镇压。 早在伪满成立不久，日伪就在伪都新京设立了伪京师宪兵司令部，并在伪辽、吉、黑三省警备司令部下设立了督察队，执行宪兵业务。后又在伪军政部设立了宪兵课，掌握伪满宪兵业务。1934年在伪满军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等人的策划下，于沈阳的伪中央陆军训练处设立了宪兵练习部（又称宪兵养成所，不久该部迁往吉林，改称宪兵训练所）专门培养伪宪兵骨干。1935年3月第一批约300名宪兵学员毕业，伪满公布了《陆军宪兵令》，开始正式组建伪宪兵队。其组织机构为：伪满宪兵司令部（设在吉林），伪首都和第1～5宪兵队（分别设于伪都新京和5个伪军管区司令部），每队初建时设有1个连，约50人，后陆续增加第2、第3连。 1936年以后，日伪又新设了牡丹江宪兵队（第6宪兵队），佳木斯宪兵队（第7宪兵队），并在伪兴安各省设立林西、海拉尔等宪兵分队，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伪满宪兵队扩展到8个宪兵队，共有伪宪兵约1700名。《长春文史资料》(2)，第128页。在伪都新京、沈阳、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都设立了伪满宪兵队。这样，由日本关东宪兵队和伪满宪兵队两个系统，构成了关东军在东北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宪兵双重体系。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为巩固侵华战略基地东北，进一步加强镇压体制，日伪宪兵队也相应得到扩展和加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将原有2部4课扩展为2部5课，即将原庶务经理课分为庶务课和经理课。在警务部中于1939年4月又分设了第4班（又称通讯器材班），专门担负反谍报器材的研制工作。所属宪兵队也有所增加，1939年8月，在南满重镇大连设立了宪兵队，其主要任务一是保护重要军事设施，防范和镇压反日谋略活动，二是监控中国大陆与东北的海上通道，担负防卫东北南大门的任务。 为加强对苏作战准备，关东军加紧在国境地带设立宪兵队。1939年7月，在东部边境设立了东宁宪兵队，主要任务是协助关东军第3军防卫东宁至绥芬河段国境线。1940年2月，又新设了东安和北安宪兵队。这3个宪兵队属于国境宪兵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关东军在国境地带的重要军事设施，以及对苏开战后配合关东军作战部队进入苏境活动。此外，关东军还于1940年在“满鲜”边境地区设立了通化宪兵队，主要担负监视和镇压抗联的活动及朝鲜民族解放运动。 为加强宪兵防谍和镇压的力度，关东军加紧建立特设宪兵队，1939年8月，以前述通讯器材班为基础，于伪都新京设立了代号为13986部队（通称86部队）的特设宪兵队，这是一支以无线电和化学技术等武装的秘密宪兵队，专门担负以“各种科学手段”侦破镇压抗日活动的任务。队长由警务部第2课长山村义雄兼任，下设6个分队。工作内容包括无线电探查、指纹采集和鉴定，毒品检验，文字笔迹鉴定等。 为加强所谓思想战，关东军从1940年5月开始组建思想宪兵队，制定了《思想对策服务要纲》和《思想宪兵队服务要领》。其中规定，思想宪兵队的目的是“为加强满洲的思想防卫而组成统一的侦察网，以此来完成思想对策工作，同时确立将来战争发生时的思想、情报、宣传、谋略之基础”。《档案资料选编》(4)，第288页。根据“要纲”和“要领”关东军陆续组建了思想宪兵队本部和下属的7个分队及15个分遣队，计有宪兵、宪补、宪兵补350人，另配有工作员，总计约500人。 至1941年8月，关东宪兵队扩大为15个宪兵队，57个分队，41个分遣队，10个分驻所。另有1个特设宪兵队，下辖6个分队；1个思想宪兵队，下辖7个分队，15个分遣队；1个宪兵教习队，辖5个训练中队。《档案资料选编》(4)，第30～37页。关东宪兵队的总人数由1935年的1800人增加到1941年的3800余人。《长春文史资料》(2)，第11页。此外，日本军部于1941年7月在日本国内编成的第1、第2野战宪兵队，亦开赴东北。关东军还以宪兵教习队为基础编成了第3野战宪兵队。这三支野战宪兵队每队兵力约为400人，参加了关东军对苏作战准备的特别演习。 关东宪兵队在调整机构，增加兵力的同时，还普遍强化了特谍力量。即在宪兵队内普遍 设立了特高课，各宪兵分队分设特高班，以此有针对性地强化对伪满高级官吏的监控，以及对反日地下活动的侦破和镇压。各宪兵队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特高业务也有所区别。如新京宪兵队特高课主要负责搜集伪满中央的情报，奉天宪兵队主要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哈尔滨宪兵队专门负责监视白俄人的活动等。关东宪兵队通过这种秘密警察形式来维护法西斯殖民统治。 这一时期伪满宪兵队也得到充实和加强。在原有第1～6宪兵队和伪首都宪兵队及伪兴安宪兵队基础上，随着伪满行政机构的改组，伪军新军管区的设立，以及对苏作战准备的需要，伪满宪兵队兵力又有所增加，并设立了特种宪兵队。1938年5月，伪满宪兵队进行了改组，分成甲乙两种宪兵队，即从伪宪兵训练处的学员和各宪兵队中抽出约700人组成独立宪兵队，称作乙种宪兵队，该队在本部之下设有10个连，每连80余人，经过训练之后，先由第1～5连开赴乌云、呼玛、欧浦、漠河、饶河等5个边境地区，由当地的日本特务机关指挥，担负搜集苏联情报，进行国境监视，以及准备战时进入苏境执行破坏桥梁等谋略任务。第6～10连与本部驻在哈尔滨松浦镇，作为备换部队。《档案资料选编》(4)，第330～433页。 独立宪兵队属于执行谋略任务的特种宪兵队，其装备相当精良，除配有军马、机枪等一般装备外，还配有折叠艇，无线电等特种装备。该队连以上军官均由日本人担任、训练极为严密。1939年8月诺门坎战争期间，驻哈尔滨的5个连曾进行了轮换，并配备了登陆艇6艘，侵苏企图十分明显。但由于关东军很快遭到惨败，这支部队未有行动。其后由于军心不稳等原因，关东军于1940年8月将伪独立宪兵队解散。 各队余下人员则编成甲种宪兵队，继续留驻原地，但其任务由原来侧重承担地方警务与防卫转变为侧重承担军事警察业务。1939年5月，为便于与日本宪兵队有所区别，日伪当局公布了伪《宪兵总团令》。将伪宪兵队司令部改为伪宪兵总团司令部，各甲种宪兵队改为伪宪兵团及宪兵分团。警务课是宪兵团的主要机构，较大的伪宪兵团警务课下设有警务、特务、司法三个系，分别承担军官风纪等军事行政警察业务，思想对策，防谍任务，以及惩处军人违法业务等。 伪满宪兵队改组为伪宪兵总团后，其数量也有所增加。1939年以后，相继在佳木斯设立了伪第7宪兵团，在通化设立了伪第8宪兵团，在通辽设立了伪第9宪兵团，在海拉尔设立了伪第10宪兵团，在密山设立了伪第11宪兵团。到1939年秋，伪宪兵总团人数达1900余人。《长春文史资料》(2)，第129页。后由于1940年独立宪兵队解散，伪满宪兵人数一度有所减少，但1941年以后又有所增加。 这一期间，伪满宪兵除组成了对苏作战准备的独立宪兵队之外，还临时组成了若干专门宪兵队。①伪宪兵特别工作班，亦称特别技查班，共组成了三个班，专门从事无线电侦察及其他谍报业务，配合日伪军特务机关搜集情报。曾先后被派遣到内蒙锡林郭勒地区、三江地区、通化地区等地，进行特务情报活动，以及搜捕抗日地下人员。《档案资料选编》(4)，第391～397页。②冀东地区宪兵派遣队。1938年6月，伪宪兵总团司令部派出以宪兵上尉石川与一为队长由30余名宪兵组成的伪宪兵派遣队，随同伪兴安南警备司令部派遣的伪骑兵3个团，到冀东蓟县等地，进行讨伐作战，搜捕八路军和抗日群众。③三肇地区宪兵派遣班。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间，日伪对三肇地区实行大讨伐，为此从伪宪兵第4团中抽出30余名宪兵组成派遣宪兵班，在伪第4军管区主任顾问皆藤大佐的指挥下，配合日伪大讨伐。期间曾协助日伪军警镇压王岗伪军飞行队起义。《档案资料选编》(4)，第355页。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伪满洲国被纳入日本法西斯“战时体制”，日伪的镇压更为残酷。1942年1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向下属各宪兵队发布了《昭和17年度思想对策服务要点》的命令，要求下属宪兵队将“思想对策”转入战时体制。其要点是：①警防与镇压苏联和中国关内对伪满的思想策动；②重点搜捕与镇压在东北知识界中的共产党及抗日组织；③彻底调查汉满蒙朝等各民族的反日思想动向，并予以防范和镇压；④警防与镇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东北人民对日伪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扰乱”与反抗。《档案资料选编》(4)，第240页。 关东宪兵队为把“思想对策”深入到社会基层，认为必须弄清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情况，彻底开展“思想秘密战”。为此，关东宪兵司令部于1942年7月又抛出了《关东宪兵队警务工作指针》，作为“思想秘密战”的指导方针。其要点是：①要把特务情报网安插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个生活领域，把握民众对日伪统治的真正思想动向；②注意区分各民族的特性，把握各民族的思想动向；③注意通过流通、消费等各生活领域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捕捉民众动向的实质；④把握地区特点和特殊人，以此来弄清当地民众的思想倾向；⑤在商社及社团基层机构建立“可靠而持久”的秘密情报网，监视民众动向。参见傅大中《关东宪兵队》，第222～227页。 为贯彻这项“指针”，宪兵队录用一些效忠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为宪补和宪兵补，在各阶层、各领域精心培育了许多“优秀可靠”的特务和密探，在东北各地实行白色恐怖的特务统治。首先，宪兵队利用对其他警务机构和业务的统制权，在各机构，团体建立起秘密情报网，监视官吏，鱼肉百姓。如在伪都新京，由特高课特别情报班班长渡边千之等控制、利用吕荣寰的长子等人监视伪满高官；由思想对策班在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师道大学等大学中发展密探，监视爱国师生。其次，通过密布各地的谍报网，加强对各民族，各阶层民众思想动向的侦察和监视，对社会传言严加追查，甚至连学生转学、百姓娱乐等生活琐事也不放过，动辄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民众。再次，将“思想对策”与防谍业务结合在一起，即把在边境地区对苏防谍业务与在东北内地破坏中共等反日地下组织结合在一起。一面派假情报员扰乱民心，一面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目标的监控。为此，关东宪兵司令部于1943年6月发布了《如何查明苏联思想策略的真相》的文件，提出采取先入为主的积极工作方式，从调查和研究民众思想动向入手，发现线索，果断处理，并确定了四类地区和六种重点人，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 这一时期，伪满宪兵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加强了特高（特别高等警察）课业务。从1939年伪满宪兵队改编为伪宪兵总团后，各宪兵团就设有特高系（有的称特务系），随着战局日趋紧张，伪宪兵团不断强化特高业务，除加强原有对伪满军的监控等业务外，又增加了思想对策、防谍、基础调查等业务。所谓“思想对策”，主要指对伪满军内部思想言行的监控，研究和制定各种防范措施和对策。所谓防谍，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伪军内部的防谍，即防止反日活动从外部影响伪军；一方面是外部防谍，即对伪军的外部联系进行调查、监视，以消除伪军周边的反日因素。1943年以后，伪宪兵团中的特高系升格为特高课（后称特务课），在伪宪兵总团参谋处第3课的指挥下，特务警察活动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伪宪兵数量也不断增加。1943年以后，在锦州设立了伪第12宪兵团，在内蒙科右前旗设立了伪第13宪兵团，在鞍山设立了伪第14宪兵团。至伪满垮台前夕，伪满宪兵团共有15个，分团37个，伪宪兵总人数达2700多人。《日伪宪兵与警察》，第219页。 伪满宪兵作为日本宪兵队的帮凶，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务活动有：①监控伪军和搜集情报。伪满宪兵对各地的伪军军事机构及军人，以及伪满政府机构中与军事相关的部门等实行监视侦察，调查其思想动向，将掌握的情报通报给日本宪兵队等警务机构，采取压制、逮捕和镇压活动。中央军事机构、军队等是其重点监控对象，而且连与军事部门相关的宗教团体、娱乐场所等，都设有伪满宪兵的秘密侦探网，对伪军的内部和外部均实行严密的监控。②强化思想对策，伪满宪兵通过四处密布的侦察网，密切注意伪军内部及外部联系的思想动向。这项工作主要由特高课负责。其方法是，及时捕捉各种可疑线索，展开秘密调查，并与其他警务机构协同镇压。其实伪满宪兵往往捕风捉影，巧立罪名、滥杀无辜。③防谍工作是伪满宪兵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对伪军内部来说，家属探访，雇用员工等，都要经过宪兵的审查；对那些受过惩处的官兵，都由宪兵严密监视，防止进行反日活动。从外部关系看，涉及军事设施的工程，伪军对外联系的有关团体等，都受到宪兵的监控。总之，伪满宪兵以伪军为主要监控对象，从内部到外部，从军官到士兵，以及与伪军和军事设施相关的各领域各层次，都受到宪兵的监视、侦察。 日本关东宪兵队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工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成为关东军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和镇压抗日的凶神，通过密布情报网的特务方式，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屠杀中国人民，镇压抗日力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疯狂镇压反满抗日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日本法西斯则动用军警宪特等镇压机构，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反满抗日运动。关东宪兵队除配合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之外，在平时指挥其他镇压机构，成为实行白色恐怖的主导力量。 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中，以宪兵队为首的日伪当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逮捕与镇压。 1“六·一三”事件 1936年6月，日本关东宪兵队下达命令，对北满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逮捕和镇压。 1936年初，中共在东北建立了东满、南满、北满、吉东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领导东北抗联和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沉重打击。因此，日伪当局始终把中共作为镇压的主要对象。是年春，齐齐哈尔宪兵队侦知当地新闻、教育界有反满抗日活动。经调查判明，在满洲里、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北满地区，有大量的共产党人秘密活动，于是关东宪兵队决定在北满实行大逮捕。为此，由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思想对策”主任兼警务部第3课长的宇津木孟雄起草制定了侦察计划和命令方案，并向各个宪兵队进行了传达。 6月初，关东宪兵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了侦察结果，得到实行大逮捕的批准。原定于6月底某日实施，由于6月6日海拉尔军队抓捕的北满特委任福路等人于押送途中逃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前于6月10日下达了逮捕命令。并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一齐检举共产党计划一览表》进行了周密部署。《档案资料选编》(8)，第42页。 从6月13日开始，日伪警宪特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一齐出动实行大逮捕。仅第一批抓捕人数就达149人，其中哈尔滨52人，齐齐哈尔38人，海拉尔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继续在各地抓捕，总人数达213人，其中教育工作者87名《黑龙江文史资料》(28)，第14页。,大多是教育界、报界的爱国人士。如黑龙江《民报》社长王甄海，《大北新报》画刊社编辑金剑啸，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宪章（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常委），教育厅体育股长姜赓年，龙江省立日语专修学校教师麻秉钧，省立第一师范教师王柱华等人。 日伪当局对抓捕的爱国抗日人士进行残酷刑讯，据时任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的土屋芳雄交代：曾采用灌凉水、上大挂、棒打等酷刑残害被捕者，有的被当场迫害致死。在日本宪兵队审讯王宪章时，他高声怒斥敌人：“士可杀不可辱，头可断不可侮”，并挥拳与敌搏斗，当即被宪兵枪杀。《黑龙江文史资料》(2),第14页。日本宪兵队对被捕者进行刑讯折磨后，分别做出了死刑和不同刑期的判决。1936年8月，日伪将在齐齐哈尔被捕者王甄海、金剑啸、麻秉钧、王柱华、阎达生等5人判处死刑，26人被判徒刑；8月15日，王甄海等5人于齐齐哈尔北郊英勇就义。10月，日伪对丁立足等52名在哈尔滨被捕者，判处死刑15名，无期徒刑5名，有期徒刑25名，其他缓刑。《档案资料选编》(8)，第31～50页。 这一事件是日伪镇压共产党及反满抗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2“四·一五”事件 1937年4月15日，日伪宪警特对北满以哈尔滨为中心，以及南满奉天、抚顺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镇压，并残害了一大批无辜群众。 1937年3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从叛徒的供词中，获得了中共哈尔滨特委的组织机构及有关人员的活动情况，于是召开警宪特务镇压机构会议，制定了大逮捕计划，确定在日本宪兵队的统一指挥下行动。从4月15日晨开始，日伪当局在苇河县等哈东特委活动地区，逮捕中共抗日人员及无辜群众207名，其中中共苇河县委书记杨树森、地下党员伪苇河县警务科警长张霭如等均被逮捕，使哈东特委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同时，在哈尔滨逮捕哈特委书记韩守魁等110人，在安达、双城、阿城等地也抓捕了数十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117页。接着又将逮捕扩大到奉天、大连等地，至11月，共有中共党员、团员及爱国群众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8人被杀害。《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228页。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以及海伦、呼兰、抚顺等县委、特支等遭到严重破坏。 在“四·一五”逮捕中，日伪还制造了“法政大学事件”和“口琴社事件”。据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的回忆，市委宣传部长冯策安与交通员艾风林根据市委决定，假扮夫妻建立临时家庭，以掩护地下活动。其行动被伪哈尔滨警务厅特务科密侦郎树勋探知。在“四·一五”大逮捕时，冯策安被捕后在敌严刑下出卖了原法政大学毕业生、中共党员于维范和刘芳声。敌在逮捕2人时，从其家中搜出法政大学同学名录和结义金兰谱，认为是中共地下组织名单，于是敌人按名单抓捕了赵魁（中共党员）关文明等12人。 口琴社是成立于1935年的进步群众文艺团体，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参加其活动。该团体曾演奏进步抗日乐曲，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在“四·一五”日伪抓捕冯策安时，将同院的口琴社职员唐嘉伟捕去，唐在敌严刑拷打下，供出口琴社活动及其成员。于是日伪从4月18日抓捕了侯小古、王湘等原口琴社成员10余人，并将这一事件当成共产党案件上报伪中央警务司。 日伪对“四·一五”事件的被捕者施尽吊刑、电刑、上大挂等种种惨不忍睹的酷刑，使被捕者轻者失去健康，留下终身伤痕和残疾。如对艾风林刑讯时，日本宪兵泉屋扯开她的外衣，赤裸出她的胸部，用木棍拨打她的乳房，狂笑不止。对法政大学学生赵魁审讯时，残忍地往生殖器上狠踢，当场被活活踢死。仅法政大学被捕的12人中就有7人因刑讯致死。《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178页。 3“三·一五”事件 “七·七”事变后，抗联和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在三江地区十分活跃，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于是日伪将“思想对策”的重点由滨江地区转向以佳木斯、汤原、依兰为中心的三江地区。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下的反日组织及抗日救国会，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大逮捕。 1937年7月，佳木斯日本宪兵队组成的“特务工作班”和伪满警特别搜查班，在汤原县侦察、逮捕了中共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了解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及其领导的反日救国会组织的情况。接着在汤原日本宪兵分队队长藤原广之进的指挥下，日伪宪警逮捕了汤原、勃利等县的中共干部，并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佳木斯日本宪兵队。于是日伪决定对三江地区的中共及抗日组织进行大逮捕。 1938年3月，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本部召开了日伪宪警各有关人员的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实施大逮捕的计划。据佳木斯宪兵队《关于“三·一五”大逮捕的报告》中说,“对于本管区内的（中共）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的领导机关、党员及其外围团体，预定以3月15日为期，进行全面逮捕”。《黑龙江党史资料》(9)，第155页。 3月15日凌晨，以佳木斯宪兵队所属各宪兵分队为主，并纠集军警特等千余人，采用各种手段实施大逮捕。或对重点地区和目标包围搜查，或利用叛徒辨认逮捕，或伺机密捕。仅三天时间就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15人。至7月上旬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组织部长赵明九等13人，以及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海云（董仙桥）等党员和抗日群众60余人。日伪在这次行动中，共逮捕了党员、干部、群众387人，其中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30多人，抗联人员5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346页。 这次大逮捕，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的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佳木斯五县一市的中共地下组织和爱国群众组织均遭破坏。汤原县委因县委书记高雨春、组织部长周兴武、宣传部长尹洪明的被捕，致使其他干部全部被捕、下属各区委及抗日救国会分会均遭破坏。依兰县委书记刘洪泰、桦川县委书记赵明九、富锦县委书记刘善一等被捕，其所属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日伪统治者对被捕的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被害人葛延宗控诉：“殴打是最普遍的，另外还有灌凉水、老虎(凳)、跪砖头、举大棍、过电等等。”日伪对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实行“疲倦轰炸”，昼夜不停审讯3天，不给水喝、不让睡觉，并施以酷刑，使其几次昏厥，又用冷水喷醒，继续审讯。对于年仅18岁的桦川中学生李树昌，敌人采取诱供不灵之后，便采用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最后用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脊背上《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卷》第183页。,但是敌人灭绝人性的兽行并没使共产党人屈服。 在进行酷刑审讯之后，对抓捕的300多人中的112名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进行了所谓审判，将高雨春等18人判处死刑，其中2人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其余分别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三·一五”大逮捕，堪称是日本关东宪兵队有史以来对中共实行镇压的规模最大和最凶残的一次，据宪兵队的一份报告，“中共东北党（匪）于游击区之抗日共产运动，以昭和13年（1938）‘三·一五大逮捕’时处于顶点。由于实施思想对策，其下属地方组织大都被逮捕消灭”。《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第77页。 4“安东事件”惨案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日伪统治者以“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借口，在这一地区疯狂抓捕爱国知识分子，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大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界民众纷纷组成抗日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其中之一。该会详情参见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是由各阶级各党派爱国人士自发组织的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1932年救国会成员，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庭，曾秘密潜返安东开展救国会活动。 1935年12月，伪安东省教育厅在安东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借此机会由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孙文琢）召集参加会议者中主张抗日救国的各县代表李云霖、左秀海等13人，“名义上是研讨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会议一致同意以安东省教育会为主，成立安东救国会。孙斗南、秦有德（林科学校校长）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之后，在伪安东省庄河、凤城、桓仁、岫岩、宽甸等县，成立了救国会分会。各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影响到工商界及民众之中，这种情况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恐惧和注意，派出特务密探，寻找线索，罗织罪名。 1936年由于汉奸的出卖，桓仁救国会的活动被敌查知，实行了两次大逮捕，抓捕了工商界和教育界等百余人，进而又查出救国会与安东教育局有关系。于是大逮捕从桓仁波及到安东。11月12日夜，安东日伪当局出动宪兵、警察几十人，在安东市和安东县大肆抓捕抗日爱国者，先后抓捕了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礼教股长宋安东，以及各学校长及骨干张镇藩、于学礼、秦有德、李庆善等三四十人，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斗南、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也遭到逮捕。不久，大逮捕从教育界株连到工商界，“荣庆常”经理雪志山，“合兴义”经理焦馨一等20多人被逮捕，至12月，在安东省城就有近百人被逮捕。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在安东各县，出动大批宪兵、警察，大肆抓捕各县爱国人士。在岫岩，敌抓捕了县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内务局长夏治生等14人。在凤城，日伪抓捕了县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凤城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以及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关子荣、姜振昌、赵际清、马庆贵、李绍岩等19人。在宽甸，日本宪兵队在汉奸的指引下，逮捕了万字会长王冠五，亚新医院院长王锡忱，伪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教师李秀等。后又抓捕了县财务局长栾继先、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长李铭三等21人。 此外，在通化、庄河、辑安等又相继抓捕了很多爱国知识分子。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编的《在安东省内破获秘密结社组织反满抗日救国会的情况》统计，这一事件被捕者达311人，其中安东97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8～89页。 日伪当局将被捕的爱国者，当作“思想犯”和“国事犯”，分批押到安东宪兵队，进行“突击审讯”或采用“劝诱”方式，或严刑逼供，或残酷折磨爱国者。在敌人的淫威面前，绝大多数爱国志士和救国会成员表现出了“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爱国精神。日伪在审讯伪安东县教育局长邓士仁时，威逼他说出“同党”，不成便用皮鞭打、灌凉水、灌煤油。邓士仁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仍没有一句口供。敌气急败后，竟将邓空吊起来，致使其当场死亡。然后敌残忍地将邓士仁尸体送到连山喂狼狗了。《铁岭文史资料》(4)，第120页。 伪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在敌审讯中英勇不屈，对任何事情均不承认，只承认为函馆震灾募捐一事。并怒斥敌人：“函馆地震只是几万人受灾，是小灾；东北失陷是三千万人受了大灾，难到不应当救吗？”伪岫岩县农务会长于瑞庭被审讯时，怒骂日本侵略者：“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活活打死。女中校长关英华在敌严刑拷打时，乘敌不备，抓起案上的刀砍向敌人，当场壮烈牺牲。敌在审讯桓仁教育界人士王贡生时，见其拒不招供，便想出花招，在他孩子面前对其用刑，孩子不忍父亲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王则厉声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被敌人活活打死。宽甸县万字会会长王冠五备受酷刑，仍意志坚定，一字不吐，被敌折磨致死，扔进狗圈喂了狗。此外，左秀海，丛树春等爱国志士都表现出了舍生救国，以身殉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敌人酷刑审讯中，有7人被折磨致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89～91页。 日伪经过刑讯逼供和初审后，将主犯解往奉天（今沈阳）陆军监狱，进行所谓复审，给爱国者扣上了“反满抗日”、“叛国犯”、“国事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行进行了非法判决，除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者外,共有38人被判处死刑，14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91～92页表。 被判极刑的爱国人士，在法庭上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左秀海在给其妻镜青的遗书中说：“……所恨者，未能杀敌首万千，以消我胸中豪愤耳。”他在赴刑场的刑车上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壮举使日伪宪警十分惊恐，忙将刑车开回监狱，用棉花将左秀海嘴堵上，用黑布蒙住其双眼，又押赴刑场。其他爱国人士也都高呼：“抗日救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慷慨就义。《丹东文史资料》(3)，第27页。 这次惨案主要集中在安东教育界和抗日救国会，但株连甚广，达300～400人，很多是无辜群众。此案在时间上延续达三、四年之久，在地区上除安东地区外，还波及到奉天、海城、铁岭等地。这次惨案是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14年中对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镇压和极为残酷的血腥大屠杀。 5大连“放火团”事件 所谓大连“放火团”事件，系指1937～1942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地区陆续发生的放火破坏事件进行侦察，对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和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进行迫害、屠杀的事件。 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在大连地区，1934～1940年，建立起由爱国进步青年（包括一部分中共党员）组成的国际情报组（又称大连国际反帝情报组）。该组织接受苏联红军参谋部军事情报组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的军事设施为主要目标，主要活动于大连地区。1933年底，该组织主要负责人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等，经在苏联进行秘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在大连、上海、青岛等地开展工作。至1937年，该组织在大连的工人中间发展组织，队伍扩大到几十人，多次成功地进行了放火、破坏铁路等抗日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该组织从1935年开始第1次实施放火爆破，到1940年5月约有57次放火行动。《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2页。其中较大的行动有: 1938年4月，由秋世显领导，对甘井子石油会社第15、16号仓库实施放火，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烧掉，其损失最低估计约在70万日元以上。1938年6月，在秋世显、邹立升领导下，放火焚烧了码头4个仓库，大量布匹、糖、纸张、罐头、水银、机器等物资全部被烧毁。其后又两次焚烧了伪满石油会社工厂、关东军被服仓库、大连火车工厂、大连市内东泽木材工厂、特许品制造工厂各一次。1939年夏,大连台山屯满洲油漆株式会社起火。1940年2月，大连日清、三泰两油坊起火。 这些接连不断的放火，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军遭受毁坏和损失的军需物资达2300万日元左右，并扰乱了日本在关东州的统治秩序，使得日本统治者谈“火”色变，加紧对放火者的侦察和调查。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在放火过程中表现得机智勇敢，技术高超，最初日本统治者一直以为是自然火灾，后来因从现场发现了化学药品引爆的痕迹，才开始注意追查起火原因，相应建立起一套防谍机构，大规模搜捕放火者。其机构主要有：①特殊警察队。1938年4月，关东州警察部组成一个专门对付抗日放火人员的特殊警察队。由警察部长任队长，各警察署长为班长，设有特别班，负责化学药品的检验，以及采用科学办法（如无线电搜索）侦破。②防谍委员会。1938年6月，为加强对重点设施、工厂的防备，在各警察署及各重要工厂均成立了防谍委员会，除加强警备设施、防火设备等建设外，还对工厂和重要地点实行严密监视。③水上警察署。1938年关东州警察部设水上警察署，加强对水上通道的船舶和旅客管理，搜捕抗日分子，断绝大连与华北、华中等抗日力量的联系。④关东州劳务协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关东州”厅长官亲任会长。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劳工的管理和控制，如实行工人登记制度等，以此来侦察工人中的抗日动向。⑤外事警察课，由镇压抗日“有功”的警察和特务组成，其任务是检举、取缔“侵害日本帝国利益”者，特别是外国人间谍及政治犯。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工厂、码头等重要场所，利用汉奸作为耳目，采取广布密探的白色恐怖手段，企图破获放火事件。 1940年6月，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汉奸工头得知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活动，报告给了关东州警察部外事课，于是日本统治者开始了大逮捕。至8月，相继在大连、沈阳、上海等地逮捕了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显等13人，以及受牵连群众100余人。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了残酷的刑讯。在审讯黄振林和赵国文时，警察将黄的手拷在桌腿上毒打，并用竹棍毒打赵国文，以至棍子都打断了。在残酷的毒打下轻者全身浮肿、出血，重则被打成残疾，甚至惨死。灌凉水是又一种折磨人的手段，日寇将受刑者衣服扒光，绑在长凳上强行将自来水灌入腹中，日寇称之为“请喝啤酒”，受刑者大都因此得了胃肠病和肺病。还有一种吊刑，即将受刑人反绑架吊起来悬在半空，然后进行毒打审问。还有一种称之为“皮衣”的刑具，给受刑者穿上勒紧，可以将人活活憋死。此外还有火刑等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6页。 日本侵略者对国际情报组成员秋世显，进行毒打和灌凉水之后，又用烟火烧炙，使其面孔被烧烂，还用刑夹断了十指。邹立升也遭到了同样的刑罚，手皮都被剥掉了，痛得死去活来。在日寇的酷刑折磨下，秋世显、吴成江、马永佐等人被折磨致死。 国际情报组的成员虽然受到残酷的精神上和肉体的折磨，但他们大多数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法庭上义正辞严，痛斥敌人。当法官问纪守先“你们为什么放火？”纪守先严正反问道：“你们为何侵略中国？为什么侵略我们东北？为什么杀害我们同胞？”驳得敌人哑口无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97页。 最后经过长达5个半月的审讯之后，日寇于1942年3月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等12人死刑，李泽民、周文礼、丁兰盛等17人被判处7～10年徒刑。纪守先等人面对死亡，仍然继续斗争，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旅顺监狱绞杀了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纪守先等9人（其余秋世显等3人已被折磨死于狱中）。 在破坏国际情报组之前，日寇就以“放火犯”的罪名，大肆抓捕平民百姓，并进行残酷迫害。1937～1940年间，日本宪兵警察就进行过几十次大搜捕，迫害百姓达千人以上。例如，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会社着火，日寇便将工人集中起来，调查放火者，抓捕嫌疑者100多人，将工人李境、吴学金等人以放火罪名各判处徒刑15年，工友卢某在刑讯时被活活打死。由于日寇滥捕过多，以至于拘留所内过于拥挤，造成伤寒等传染病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治疗，被迫害致死。 大连放火团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又一个血证。 6“一二·三”事件 1941年12月，日伪当局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在奉天、新京、哈尔滨等东北各地，对各阶层的爱国抗日人士和组织进行了有计划的大逮捕和疯狂镇压。先后抓捕355人，170人被判刑，10多人死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35页。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法西斯为巩固其统治，在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在伪都新京等地建立了许多大学，如建国大学、法政大学、大同学院等。在这些学校里，一部分具有爱国精神的进步学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深感到做亡国奴的痛苦，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反满抗日活动。1936年6月，陈树满、王国贤、李逢春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成立了“读书会”，启发学生的爱国民族意识，培养反满抗日的爱国精神。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各地，仍继续保持联系，发展扩大力量。至1940年底，该组织建立了齐齐哈尔核心小组，并在伪新京军官学校等伪满机构和学校中发展了成员，遍布东北各主要城市，人员达200多人。还与中共和抗联等取得了联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秘密抗日组织。1941年8月，读书会更名为“铁血同盟”，明确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傀儡政权”的宗旨。以助乐读书为形式，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并开展搜集情报、张贴反满抗日传单等抗日活动。 1940年5月，由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吕殿元、崔立福（崔黎夫）、孙景庚等人发起，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反满抗日组织“恢复会”，其意为恢复失地。该组织发展很快，到1941年11月，已发展会员36人，占军校第1期中国学员的五分之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38页。,该会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编演话剧、歌曲等，积极开展反日活动，并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很多人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读书会。成为在伪满军事部门中的一个重要抗日组织。“青年读书会”是由《大同报》编辑李季风发起组织的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反满抗日组织。于1940年6月成立，该组织成员利用编辑等有利条件，以笔作刀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时政，其作品对青年影响很大。 在伪建国大学内，由大学生柴纯然、杨增志等发起组织了“建大干部会”，并与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战机构”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此外还有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地开展反满抗日活动。上述以“读书会”为突出代表的抗日组织及其活动，使日伪当局极为恐慌，加紧对其进行侦查和镇压。 1941年7月，“读书会”成员王国贤以“贪污”罪被捕《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2页。。敌人通过这一线索、掌握了一些读书会的情况，遂派遣特务和叛徒伪装成中共负责人，打入读书会，进一步了解到读书会的活动十分广泛，有青年知识分子，军校学生，感到读书会等对日伪统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决定采取集中检举的方式，将读书会等组织一网打尽。 12月30日，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和大镇压，在哈尔滨抓捕了“读书会”主要成员马成龙、常吉、崔立福、徐连汉等人，在伪都新京逮捕了“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恢复会”的领导人和《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以及建国大学学生柴纯然等。还在奉天和锦州等地进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可谓五刑俱全。最惨无人道的是烧女人乳头、阴户、将男性生殖器拴住牵行。受刑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用火烧阴毛，用竹签刺阴户……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0页。 除酷刑摧残外，日寇还采取“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折磨得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3页。崔立福有时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读书会”成员有五人死于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监狱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顿吃的高粮米粥，也被克扣得尽是些稀米汤，菜有时是烂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伪建大学生柴纯然得了伤寒，不给医治，很快就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4页。张辅三、王觉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于狱中。日本看守还动辄行凶毒打，从1942年到1945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残害致死。 7“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路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221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绪。 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40余名。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８“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下)，第53页。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桃园工作”。3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238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日寇对被捕者进行了严刑审讯。国民党延寿县党部书记长李芳春被捕后，日寇用烧红的铁钩子烙其腿部，李当即昏死。有的被浇上凉水冻成冰砣。被捕的无辜群众也惨遭迫害。据李芳春回忆，黑龙江省党部委员柳国栋回哈尔滨时被敌跟踪，他便躲到绥化的表弟关铁峰家，敌人未追捕到柳国栋，便将关家父子逮捕入狱，并严刑拷问。关海明在酷刑之下得了重病，日寇不给治疗，不几天就死去了。《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9页。 被捕者经过在拘留所的审讯之后，日寇将所谓“重要者”送交伪省高等检察厅起诉，继之由伪法院判决。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员王育文、督导员侯天民等3人被判处死刑，督导员崔荣，李继武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7～20年有期徒刑。干事傅乃新未及审判即病死狱中。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及张滔等人被伪新京特别法厅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黑龙江省党部主作委员萧达三在哈尔滨被判处死刑。 日伪当局在对被捕者进行司法处理的同时，又策划了新的逮捕行动。即所谓“晓工作”。1945年5月22日，日伪在伪都新京召开会议，阴谋策划了大逮捕计划。5月27日再次对国民党地下组织及其有关系者实行大逮捕。在伪奉天省，仅据敌伪档案记载，抓捕人数就达322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657页。日本战犯沟口嘉夫也供述，在伪滨江省预定逮捕的约有60名。此次大逮捕，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罗大愚、党部负责人张宝慈等均遭逮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30页。 更多的是许多无辜百姓被逮捕，受尽酷刑折磨，惨遭迫害。营口的被捕者万枝荣控诉：“在被关押的70多天当中，曾受到警察们用灌凉水、上大挂、皮鞭抽打、压杠子、夹钉板、拳打脚踢等刑罚，惨无人道地对我进行拷打，打得遍体是伤，昏迷不醒……”《档案资料选编》(8)，第671页。日本战犯时任伪辽阳市警察局特务主任的木村正二也供认，为调查辽阳市康德新闻社记者任某（县党部干部），将其妻（21岁）逮捕，当时拷问的方法是让其光脚跪在削尖锋利的三角木上，尖木刺进小腿，使人剧痛。《档案资料选编》(8)，第660～661页。许多被捕者在刑讯中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折磨得身体虚弱，出狱后不久即死去了。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受刑过重导致各种疾病，有的被判了死刑。辽阳的赵宗林、李福舜等人被判死刑，已经吃了长休饭，正准备行刑期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他们才免于一死。《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45页。 二制造屠杀血案 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在疯狂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和反满抗日活动的过程中，还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杀人罪。下面仅列举较大规模的案件，揭露关东军的罪行。 １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距离市区约4公里，此地原有一座小土山，由于抚顺西露天煤矿的开采，许多矿工移居此地，挖沙取土，将小山削平，故取名平顶山。“九·一八”事变时，村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000多口人，多为矿工和小商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是众多抗日义勇军的一支队伍。1932年9月15日（农历中秋节）夜，该义勇军分三路攻打抚顺，担任主攻的中路自卫军1200余人，在梁锡福的指挥下，从抚顺东南的千金寨，经平顶山向市中心进攻，沿途在杨柏堡杀死采矿所长日本人渡边宽一，捣毁了煤矿的机械厂、变电所和老虎台事务所、汽车库等，打死了敌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日本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引起日伪当局极大震动。加上前几天伪抚顺县公安大队一部哗变，日伪当局认为在守备森严的矿区居然被袭击，“治安”问题十分严重，遂决定实施一次大屠杀，以杀一儆百，镇压抗日斗争。 以驻抚顺日军守备队队长川上精一，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等人为首，开始策划实施大屠杀。9月16日晨，关东军驻抚顺的几个头目在小川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据参加会议的伪县公署外事秘书兼县长翻译于庆级回忆，日军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报告的，平顶山周围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他们未向分所报告，所以肯定他们是通匪的”。会议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川上断然地说：“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其他人均表示同意。并初步商定了实施办法。《不能忘记的历史》，第89页。两个小时后，又在抚顺煤矿会议室召开了所谓“机关首脑”会议，除川上、小川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警察署长前田信二，参事官山下满男，以及伪政权方面的伪县长夏宜、抚顺警务局长佟世勋等日伪首脑人物。会议在川上的主持下，决定对平顶山周围村屯实行“严惩”。屠杀任务由守备队和宪兵队负责，屠杀地点定在平顶山东山坡，同时将全村烧毁。会后敌宪警伪各自分头准备。为保证顺利实施屠杀，汉奸王长春等人提出了以照相为由集合百姓的鬼花招，被小川采纳，守备队出动了大部分兵力6个小队（共8个小队）约190人，宪兵队派出七、八人，川上和小川亲自驱车前往平顶山附近指挥。 16日中午12时左右，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200多人乘车开进平顶山，分兵把住路口，同时按原先计划好的哄骗办法，便衣特务进村挨户叫人出来，到指定地点“照相”。但这一办法收效甚微，许多群众并不愿意出来“照相”。于是日本兵便全副武装进村，用刺刀逼，枪托打，强行把全村人赶向东山坡。途中突然有人喊道：“日本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望去，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然而手无寸铁的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呢？据夏廷泽等人回忆说：“当时以为房子已被烧掉，就算是坏到头了吧，哪成想全村都被送上了屠场！”《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人们拥挤着被赶到了东山坡洼地，这里西面是断崖陡壁，高约二、三丈，北面是养牛场的铁丝网，只有东、南两面可以出入。早在日寇策划屠杀阴谋时，川上已派人察看了地形，决定把这块既便于把守，又便于屠杀的坡地作为屠场。 这时，人们南面站着手持上着刺刀步枪的日本兵，东面山坡上放着几个用红布盖着带支架的东西，许多人都误以为是照相机，其中有的机警的群众发现有些不对头，欲逃离现场，这时蒙着布的东西被揭开了，忽然有人一声尖叫：“不好了，是机关枪，快跑哇！”这时一个日本军官一摆手，机关枪和步枪雨点般射向群众，刹那间，人如墙倒，血肉横飞，尚活着的人们高喊着：“冲出去，快逃命啊！”拼命往外冲。可是东、西、北三面是绝路，只有南面一个缺口，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冲出去的幸存者甚少。大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刽子手停止射击准备撤走时，突然发现尸体中有呻吟声和人体蠕动，于是又重新开进屠场，挨个用刺刀扎一遍，有的鬼子竟用刺刀将婴儿挑起抛向空中，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这场屠杀直到当日傍晚，历时3个多小时，夺去近3000名无辜居民的生命。 日军为掩盖屠杀暴行，于次日派人用钩子将尸体拖到山崖下堆积起来，当时尚有受重伤不能行动者，也同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烧，然后用炸药把山崖崩塌，掩埋尸体，销毁罪证痕迹，后来又在烧毁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企图掩人耳目。《档案资料选编》(8)，第10页。 从此，往日热闹的自然村屯变成了人骨堆积的荒山，一个由人群流动形成的自然居民地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消灭掉了。后来人们悲痛地编出一首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拣起一块石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辽宁文史资料》第4辑。 日寇在平顶山施以大屠杀之后，又对其周围的村屯进行了屠杀和烧劫，这也构成了平顶山惨案的一部分。 栗家沟、千金寨（堡）是抗日义勇军经常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9月15日辽宁自卫军攻打抚顺时也经过了这两个地方。因此，日军在平顶山进行大屠杀之后，又血洗了栗家沟和千金寨。这些地区的居民得知平顶山屠杀事件后有所警惕，听说日军要来扫荡，纷纷出逃。于是日军便直接采取野蛮屠杀的方法，一进村逢人就开枪，这样栗家沟有130多人，千金寨有40多人惨遭杀害。千金寨1000多栋房屋全部被烧光。《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36页。曾经“日出千金”的繁华村庄，剩下一片瓦砾。此外，日军还计划烧平抚顺周围10公里以内的村屯，这个计划已部分实施，如抚顺南部的前孤家子村已被烧劫。有的村汽油已经运到，只待点火，后来日寇顾及到煤矿开采，才停止野蛮行动。 平顶山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的无数惨案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件。战后在平顶山挖出了累累白骨，抚顺市政府保存原样建起了纪念馆，用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2海兰江惨案 在吉林省延吉市以东35里，有个地方叫花莲里，海兰江和布尔哈通河在此汇合，是通龙井、走图们的必经之地和水陆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有12个自然屯，200多户人家。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成立了海兰区委，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花莲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敌人叫嚷：“剥花莲里的天，覆花莲里的地”。为扑灭抗日烽火和革命斗争，自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伪军警及自卫团（敌伪地方武装），对以花莲里为中心的延吉县海兰区进行了大小94次讨伐，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群众1700多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惨案。 1931年10月30日，驻龙井日本领事馆警察和保安队，在自卫团的配合下，突然袭击了花莲里各村落。凶残的敌人用刺刀刺死了7岁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了金学善怀孕的妻子和他的3个兄妹，杀害了金明浩等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 面对凶残的敌人，抗日群众并没有被吓倒。1932年春，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花莲里人民发动“春荒斗争”，揪地主，斗恶霸，掀起了新的反日高潮。于是敌人开始了新的镇压。5月3日，延吉日本守备队50人突袭花莲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南花莲里的金龙珠、中村的大夫金道济，以及过往行人共18人惨遭杀害。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112页。 敌人越凶残，抗日火焰越高涨。1932年7月，海兰区农民响应中共的号召，建立了海兰区游击队（又称花莲里游击队）经常袭扰敌人，给日伪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敌人更加气急败坏，叫嚷要铲平花莲里，并鼓动自卫团悬赏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 9月6日（农历八月初六），中共海兰区委负责人和游击队干部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商议奇取敌铁路护路队武器的计划，不料，这次会议被叛徒原县委宣传委员白昌宪密告给敌人。于是，敌人调集日本守备队、河东自卫团等70多人，组成讨伐队，于八月初六夜包围了柳亭村，占据制高点，架起了机枪和迫击炮，初七凌晨敌人开始攻击，我游击队虽然被困在屋内，但奋力抵抗，一直坚持到上午9时，终因力量悬殊，遭受重大损失。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以及游击队员28人，村民20人光荣牺牲,仅李三达一家就有11人殉难，只有张时雨等30多名游击队员和一些老人突围出去。敌人闯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放火，无论男女老幼一个都不放过，柳亭村顿时变为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的这次讨伐，共屠杀了53人，烧毁了柳亭村，这就是震惊东满的“八·七”惨案。 此后，敌人的讨伐不断升级，从1932年9月到1933年2月，对花莲里地区的讨伐多达几十次。1933年1月7日（农历腊月十二），日本守备队，警察和自卫团再次讨伐花莲里，用残忍手段屠杀了百余名革命者和群众。有5名养病的革命者被敌抓住后，放在柴垛上活活烧死。朴元石被割下四肢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金奎植被挖出双眼后乱棒打死；俞一男被刺刀刺死,他的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拖到山沟里弄死。《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4页。接着日寇又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干部和群众。 这一笔笔血债，人民不会忘记。抗战胜利后，人们揪出了18名主犯，崔南顺等7名首恶分子当即被处决，其他判处有期徒刑，清算了一部分历史血债。 3老黑沟惨案 老黑沟地处吉林省舒兰县东部，在呼兰河上游，又称呼兰川，现为舒兰县榆树沟乡。沟谷成东南西北走向，全长约40公里，两侧山峦起伏，树密林高，地势险要。30年代这里散居着300余户农民，“九·一八”事变后，在舒兰、五常一带山区活跃着一支抗日武装，就是以宋德林为首的反日山林队。老黑沟是这支队伍的根据地之一。宋德林部队利用这里的有利地理条件，养兵藏身，不时袭击日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2年3月，宋德林部第3支队，在队长邢文奎的率领下，混入敌营，将保护修筑铁路的日军58人击毙，拔掉了牛头山炮楼，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筑路资材和粮食物品。同年农历五月初十，义勇军１支队在上营东干沟埋伏，击毙日军12名，炸掉了碉堡。抗日义勇军神出鬼没，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日军调动兵力，一面加强防守，一面加紧围剿。但义勇军依靠人民群众，利用有利地形，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争。时而突然出击，然后无影无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1934年，有48名日军讨伐队，到碾子沟扫荡，遇到一个老农，要其带路。老农将敌引进沟谷，然后以找水为由，不知去向。这时枪声大作，日军被围沟里，乱作一团，除1人逃走外，47名日军全部被歼灭。 日本侵略者屡次讨伐，屡次失败，对抗日义勇军恨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甚至贴出布告，以高额悬赏捉拿义勇军头领。同时派出奸细，深入山里，刺探我军情况。根据密探报告：“老黑沟没有好人，都是胡子。”于是日军决定对老黑沟进行疯狂围剿。1935年春，关东军从齐齐哈尔调第38联队（第38联队又称奈良联队）第3大队进驻舒兰和蛟河，专门执行讨伐任务。日军第3大队进驻蛟河之后，根据守备队提供的情报，制订了讨伐计划，进行了强抓苦力，招聘翻译，“安抚”百姓等讨伐准备。经过周密的讨伐准备之后，第3大队于1935年5月15日从蛟河出发，向老黑沟进犯，开始了春季大讨伐。5月29日，第3大队到达额勒赫，然后分兵三路进入老黑沟。至6月7日撤出老黑沟。在10天之内，日军对平民百姓进行了血腥屠杀，并放火烧毁了大部分民房，使老黑沟成了人间地狱。据《老黑沟案件》约略统计，死难者合计1017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40页。主要屠杀场所有桦曲柳顶子，柳树河子，榆树沟，青顶子等处。 在桦曲柳顶子（现为长安）日寇屠杀我平民百姓200多人，其手段，一是将百姓堵在屋里杀死，然后烧房焚尸；二是将老百姓驱赶到桦树林边，挖坑活埋，待人埋到半截时，用刺刀乱刺，把人杀死。据调查，这里有7个坑，每坑埋10人左右，其中村西北角一个大坑就发现人头骨30多个。《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28页。 柳树河子胡家店是一个大筒屋客店，这里成了日军的又一杀人场所。5月31日，日军将抓来的老百姓72人，先在西院老孙家“过堂”，然后一个一个带到胡家店进行枪杀，又把客店烧毁。尸体被烧得扭曲萎缩，无法辨认。 青顶子屯坐落在呼兰河北岸，南岸有一个月牙形的水泡子，人们称为月牙泡。这里成为日军血洗老黑沟时最大的屠杀场。在5月31 至6月2日三天时间里，日军在这里残酷屠杀百姓300多人。在月牙泡岸边，日军让抓来的百姓面向月牙泡跪下，用机枪扫射杀死，然后将尸体推入月牙泡，清净的泡子水立刻变成了红色。据一位日本留学生的调查采访，至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在打鱼时，网上还不时挂上人骨。在月牙泡西边的树林中，日军将百姓每人捆在一棵树上，然后端着刺刀猛刺，日军野兽般的狂叫和被害者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寂静的山林，惨不忍睹。在月牙泡南200米处，日军采取了另外一种屠杀形式，将老百姓双手背过去，用铁丝拧住，从两臂间穿一根水曲柳杆子，每根杆子穿20人左右，排成排跪下，然后日军用机枪扫射，木杆压在死者的背上。日军就是用这样残暴的手段屠杀我百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当年手持屠刀的刽子手，至今对于这一血案竟缄口不言，不肯认罪。据日本朝日新闻披露，一位有良心的日本人藤森研，曾对此事做过调查采访。通过《随军史录》、《奈良联队战记》等史料，以及采访当时服兵役者的谈话，已经明确第38联队曾于1935年5月在老黑沟进行过讨伐。但对于是否进行过屠杀一事，除史料中有片断记载之外，被采访“证人”，或是遮掩搪塞，或是矢口否认，藤森最后感叹到：“当时的中国”，“当时的日本”，随着“现在的中国”准确地将“老黑沟”暴露于光亮之处时，只有“现在的日本”将记忆拼命地推向黯淡而在挣扎着。日本《朝日新闻》1988年2月12日。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日本对战争的态度。 4土龙山大惨案 土龙山原为吉林省依兰县东南部的一个行政区（现在黑龙江省桦南县），地处依兰、桦南、勃利三县交界。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因此，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移民的首选地区。1933年初，以关东军武力威胁做后盾，日伪当局在依兰、桦川等地强行“征用”土地，一律按每垧一元价格征购，这实际等于无偿剥夺。同时，日伪当局还以“治安肃正”为名，强行收缴民间枪支，闯进农户打砸抢，逼得农民走投无路。于是不堪忍受的土龙山农民，于1934年3月上旬发动了反日武装暴动，组成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攻占了伪警察署，伏击了赶来镇压的关东军第63联队一部，击毙了联队长饭朝吾。土龙山农民暴动震动了中外，引起了日伪当局极大恐慌和仇恨。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闻讯后大吼着：“一旦拔出了日本刀，不消灭敌人是不会收起的。”岸信介：《啊，满洲》第147页。于是，日伪当局调动大批军队，动用了飞机，对土龙山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讨伐，对这一地区的百姓进行了报复性屠杀，制造了土龙山大惨案。下面截取一段史料《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卷》第113～119页。,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暴行。 (1)血洗北半截河子。 1934年3月12日的早晨，一支日本骑兵队和弥荣开拓团守备队，以满载日本兵的3辆汽车开路，马队紧随其后，带着机关枪、迫击炮向北半截河子杀来。日军先到了后居园屯，一进屯就开始烧杀。屯里有二十几户人家，在家的人，都被日军用刺刀、机枪杀害了，所有房屋都用火点着。吴和当时只有12岁，家住前居园屯，在院子里望见后居园浓烟滚滚，火海一片，就和屯子里的人逃到了前面小门傅家去了。后来他回忆道：“日军在后居园屯烧杀后，接着血洗马青山、崔和、秦奎武、韩国文、王德花（现在的团结村）、蓝四先生（现在的曙光农场一分场）等村屯，把村子里人杀光，把房屋等烧光。尤其是血洗韩国文院套时，把附近村屯逃难到他院里的200多乡亲们，全部用机枪扫射打死。” 韩国文是当时依兰县土龙山区六保六甲甲长，其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套，院套四角有4个炮台。 许多逃难的人纷纷躲进大院。3月12日刚过晌午，满载日本兵的3辆汽车，后面是马队，在屠杀完别的村屯后，又杀气腾腾地向韩家大院开来。手无寸铁的逃难的人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的忙着套车逃跑。韩国文看此情形对慌乱的人群喊：“大家不要慌，我这院套的4个炮台里，有快枪、洋炮、母猪炮等10多根，鬼子来到跟前还能抵挡一阵子，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说着就拿起大枪上了东南炮台。马龙江是这次洗劫的幸存者，他回忆道： 那时我在东北炮台里，眼见日军的汽车越来越近，只离里把地时，炮台里的小伙子们沉不住气了，洋炮、抬杆子呼通！呼通！一齐向日本人开了火。怎奈离得太远，没有打中，但日本人也不敢再往前进。他们停下汽车，从车上抬下机关枪，对着逃难的大车扫射起来。这时，几十辆大小不等的马车，长蛇似的从韩国文门前大道向西奔逃，跑到前头的不知是谁家的马车的辕马“打压子”，道路堵住了，所有车辆都堵在横垄地。这一来，日本人的机关机更得把了，哒哒爆豆似的响着，马被击中倒下了，车上的人在一声声惨叫声中都倒了下去。 韩国文从炮台里撤出来往西北跑去。这时，我看到有两个便衣特务领着两个日本人指着韩国文说些什么，只见一个日本兵跪在地上端枪瞄准，一声枪响，韩国文才跑一里多地，就一头栽倒在高粱椽上。住在院外的老左家3口人，除一个小子逃出去了，其余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这时，日军从望远镜里看见王乃花屯方向来了大排队，才匆匆撤走。 日军对韩国文院套洗劫不到半小时，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子，这6里地的大道上，死尸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的老太太和儿媳妇死在一起；有不懂事的小孩，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有的还剩一口气，呻吟着。日军在此次血洗韩家院套中，各村屯来逃难的村民，惨遭杀害的有60余户的216人。 日军这次不到10个小时的烧杀，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百姓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烧毁粮食20余万斤,牲畜约180头。 (2)烧杀五保地区。 徐万福、尚春岐、阚运章是亲眼看到日军对个地区的烧杀的。有的亲人在这场日军的暴行中丧生。他们分别口述了日军的野蛮行为。 徐万福说: 日本人派往白家沟收敛饭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于1934年3月15日在徐爽屯（现在四合村东二华里）附近，遭到了民众抗日救国军冯丙辰部的阻击。冯部撤走后，日本兵兽性大发，向屯子里猛烈射击。孟大骡子屯（现在的小四合村）的张人贵，正走在路上，被一枪打死。我的父亲徐振明在屋里坐着，也被机枪打死。日本兵一进屯就烧房子，点柴垛。赵延禄的3间房和王学忠的两间房全给烧了。屯子里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后来一连下了好几天雪，足有4尺多深。被打死的十几口人，四、五天以后，才抬出去埋了。 尚春岐说： 日军烧完徐爽屯，汽车绕道来到我们四合屯，一进屯个个拿着火把烧房子。李义、鲁学贤、宣洋、王子杨、孔宪礼、老钱家和我家的房子，全给点着了。整个屯子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全屯共烧掉70多间房屋，大人孩子都吓跑了。衣服、家具、粮食全烧光了。 阚运章说: 日本兵烧了四合屯，往西直奔白家沟。路过梁喜春院套时，遭到抗日救国军20余人的阻击，打了不到一小时，救国军撤走后，日本兵就砸开院门，进院就开枪把梁振东等3位老人打死，然后放火烧了15间房屋和院内的一切东西。 (3)血洗九里六。 当时九里六，分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上九里六是现在桦南县八浪乡九里六屯，下九里六是现桦南县阎家乡老街基南2里多的地方。下九里六东西长3华里、南北宽2华里，有好几条大街。正街两旁有油坊、粉坊、杂货铺、成衣铺、饭店、皮铺、大车店、磨房、铁匠炉等工商业门市，当时也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日军血洗九里六后，这里成了一片废墟。当时的惨景使许多当地老户记忆犹新。 梁文秀老人当年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其父当年是土龙山地区三保五甲甲长。他在世的时候经常对孩子们及其他人讲日军血洗九里六的罪行。 1934年3月10日，九里六的老乡听说日军在北半截河子一带一天就血洗了8个村屯，还要对土龙山全区进行血洗，人们都提心吊胆。后来，一连下了几天大雪，积雪一米多深，道路堵塞，车马难行，人们的心才稍稍放下。可是刚通车的3月19日早8时许，有3辆日军军车从阎家方面开来。看样子是日军的侦察车。当时屯里有驻守的抗日武装，他们把日军停在屯里的两辆汽车打坏了。屯边的那辆车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当日下午2时许，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对九里六进行了大反扑。抗日民众救国军带领部分老百姓撤出九里六。日军见屯里枪声不响了，乘半夜冲进屯子，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整个屯子火光冲天，日本兵借着火光，见人就杀，没死的就补捅一刺刀，钻进炕洞的人都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 大半夜的血洗，九里六的房子全部烧毁，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许庆老人说： 我今年67岁，日军血洗九里六时，我13岁，住在下九里六南2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还挺晴，过午就下起雪来了。大约两点多我听到汽车声，爬上土墙一看，日军来了48辆汽车，车上架着机关枪、大炮，大约有千把人，不大一会儿，双方就接火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后来抗日军撤走了，日军闯进屯子开始烧房子，当时大人哭、小孩叫、猪叫狗咬，牛马在圈里烧得乱叫乱撞，真是令人心惊、惨不忍睹。 天刚放亮时，日军开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对逃难的群众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把人一个个捆起来，叫并排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都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把东山坡的老王家围了起来，老王家是3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一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开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 我今年已76岁，下九里六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下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 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响，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眼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被日军用刀都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个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味，尸首能认出来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一起埋掉。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下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只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地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条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日军在九里六的暴行，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根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统计，被日军杀害的群众有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土龙山农民暴动是日本侵略者野蛮推行移民政策促成的。在镇压这场暴动中，关东军出动的飞机使“土龙山附近十七个村庄被炸平，五千多农民被炸死”。从3月12日起，日军的疯狂报复和野蛮屠杀就开始了。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的调查材料，土龙山惨案中，日军先后血洗村屯12个，烧毁70余万斤粮食，死伤牲畜290余头。日军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战刀砍头，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手段杀害我同胞。那一幕幕的惨景使幸存者不能忘怀。这次大惨案的幸存者和见闻者的回忆，使我们仿佛又看见了当年日军的残暴，土龙山无辜百姓的惨死，历史怎能忘记？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除推行“三光政策”这一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本节通过矫正院、万人坑、无人区三个较为典型的表现形式，揭露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期间的罪行。 一矫正院 矫正院，全称矫正辅导院，有的叫做“保护监察所”、“更生训练所”等，虽然名称各异，其实质是一样的。1943年9月，日伪当局公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推行矫正制度的法律基础的确立。 矫正制度是日本法西斯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的产物。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所谓“日满一体”的体制进一步加强。为了确保“大东亚圣战”，日本法西斯不断加强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资源。对于关东军来说，维持伪满统治的稳定，加紧掠夺东北资源，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关于维持伪满统治稳定问题，虽然在关东军的强大武力围剿之下，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有所减缓，但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各种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仍在增长，因此关东军认为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治安对策。关于掠夺资源问题，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当局制定了两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等战争计划，以确保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以保证。虽然日伪当局在“七·七”事变后就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和《劳动统制法》（1938.12），推行强制的战时劳动体制，但仍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于是日伪当局决定，在强化政治统治的同时，通过各种刑法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出笼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了达到巩固伪满政权，获取充足劳动力以保证掠夺的需要，两个“矫正法”别出心裁地打着预防犯罪的名义，提出通过“保安矫正”、“预防拘禁”等措施，“以资达到治安保持之目的”。为此，对于“有犯罪之虞”者，必须进行矫正。所谓“有犯罪之虞”者，包括“浮浪”、“劳动嫌忌者”和“可能犯有政治罪者”等。这里提到的“浮浪”和“劳动嫌忌者”，表面上是指无业者和流浪者，实际上是为搜刮劳动力找借口。总之，只要被认为“有犯罪之虞”者，都会被押送到矫正院，接受无限期的“精神训练”，即长期服苦役。这个“大东亚圣战决战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留制度”，既是日本法西斯镇压中国人民的残酷手段，又可以获得大量无偿的劳动力，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为实行矫正制度，日伪当局在原伪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任命原刑事司长中井久二任局长。该局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伪满监狱（刑务所）行政外，主要是推行矫正制度。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最初一批矫正院设在奉天、哈尔滨、鞍山、本溪湖、抚顺等五个城市，以后又陆续在鹤岗、密山、佳木斯、阜新等地增设了一批矫正院，至1945年，日伪当局在东北各地设立的矫正院达几十所。在有的地方虽然名称不同，如奉天的“济生院”、伪新京的“更生训练所”，但其实质基本相同。在一些较大规模的矫正院之下，还设有矫正分院。如鞍山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1500人，分院有800人；抚顺的矫正辅导院本院有800人，分院有250人左右。1945年3月，甚至还在抚顺设立了“少年矫正辅导院”，不到一个月，就关押了500人。直到日本投降之前，日伪当局还计划在西安煤矿建立一个辅导院。《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424～425页。 矫正院中如此之多的“嫌疑者”都是以什么“罪名”被抓进来的呢？ 日伪当局抓捕“嫌疑者”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平时的“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李春荣是一个被扣上“莫须有”罪名抓进矫正院的例子。李春荣是家居绥中的小贩，由于对日伪警察的敲诈不满，去县里告了一状，便引来的灾祸。1944年9月，李正走在串亲的路上，被警察带走，在毒打逼供下，被扣上“经济犯”的罪名，送进了千山矫正院（后又转到弓长岭矫正院）。在矫正院里受尽了折磨，直到光复才得以回家。《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有的人就因为卖了自家西瓜，就被扣上“经济犯”罪名关进了矫正院。二是集中的“一齐索出”（即成批抓捕）。1943年11月，在哈尔滨道外船厂做工的40多人，突然被抓了起来，未经任何审讯，就被绳索捆住，用闷罐车送到了弓长岭矫正院。《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56页。又如1944年春，日伪抚顺市警察局，在抚顺闹市区以“抓浮浪”为名，一次就抓捕无辜群众300多人，经酷刑审讯后，将其中250多人送进了抚顺矫正院。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1页。 为了使用劳动力方便，日伪当局大多将矫正院或其分院设立在矿山、工厂附近，并建有严密的防范设施。如伪奉天矫正院周围设有电网。进了矫正院与进监狱是大同小异。矫正院可以说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别出心裁的产物，是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又一翻版。被抓进矫正院的人，不仅在肉体上受折磨，担负沉重的劳役，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在精神上要强迫接受“矫正”，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摧残。 首先，进了矫正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日本法西斯驱使的“奴隶”。各矫正院周围大都用高墙和电网围着，派有重兵把守。被矫正者进入矫正院后，都要强制换上写有醒目“犯”字的号衣，外出劳役都由荷枪实弹的军警押送。为防止被关押者逃跑，有的矫正院对被关押者剃眼眉或割衣袖。 其次，处于非人的生活状态。据曾被关押在弓长岭矫正院的刘万忠回忆《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住的地方是对面大炕，破玻璃窗户四面透风，睡觉时以鞋当枕，和衣而卧。冬天墙壁挂满霜雪，冻得睡不着，起床时身边都是霜雪。夜间大小便时必须几个人一起去，还得赤身裸体，与睡觉时必须穿衣服正好相反。有一次我上厕所忘了脱衣服，被辅导士发现，打了一顿耳光。吃饭是一日两餐，都是发霉的秫米稀粥，副食是每顿一条一指宽一寸长的咸菜。吃饭前都要盘腿正坐，低头默祷，然后才准吃饭。由于饥饿人们不得不以吃树叶和烂棉絮，甚至有的人竟把监房里的老鼠抓住吃了下去。《不能忘记的历史》第276页。就连当时担任过伪司法矫正局保健科长的日本人松冈功也认为，犯人是处于最低的生活水准之下，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以下”。《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13页。 第三，除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外，日伪当局还人为地制造苦难。例如，关押密度极高就是一个严重问题。据在伪奉天监狱担任过文书的铃木信司回忆，本来只能关8个人的监房，却硬塞进去30～40人，结果犯人只能人挨人地坐着，动弹不得。如果有人出去“方便”，回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在这种环境下，有的人竟是这样坐着死去的。《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356页。 第四，沉重的劳役。由于日伪设立矫正院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尽管矫正院的条件极端恶劣，但日伪当局始终实行“矫正即劳动，劳动即矫正”的原则，强迫被矫正者进行沉重的劳役。据刘万忠回忆，每天4点钟起床，在每道深30米的矿井里干12个小时活，常年不见太阳。作业任务是每人每天装3车，共计18吨，完不成不许出井。延长一、二小时是常有的事。不仅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且还不许休息，如因疲乏直直腰就要挨打，有一次我一直腰，立即挨了3镐把。更严重的是在掌子面不许四下观望，因此常有被落下的矿石砸死的。最危险的是冒顶，有一次冒顶，正在作业的全小队90人都被砸死了。《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更甚者还有给“辅导工人”带着镣铐迫其工作的。 第五，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施行残酷的“矫正辅导”。所谓“思想矫正”，实际就是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大东亚圣战”。而对于敢于反抗或破坏“院规”者，则施以酷刑。按照《矫正辅导院令》，对“辅导工人”必要时可以使用刑具。毒打、带铐、上滚笼等刑罚手段多种多样，在酷刑下致死者不计其数。 第六，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辅导士及看守的残酷迫害，矫正院中疾病流行严重。几乎所有的被关押者普遍患有浮肿病。对于患病者，矫正院不仅要减其食粮，而且不给及时治疗，或根本就不给治疗。因此，被关押者最担心的就是患病，一旦患病就等于宣判了大半个死刑。刘万忠就亲眼看到，许多重病号不能出工干活，被活活打死。在这样的残酷迫害下，矫正院的死亡率惊人之高。一些曾在本溪工作的日本人说道，那里的死亡人数同每年新进来的人数基本上是相同的；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人死亡，而到了日本快要投降的1945年6～8月，每天竟有近30人被抬出去，3年就死了1万人。整个矫正院的死亡率为1000∶240。《满洲动乱下の矫正》第165页。另据日伪当局对通化矫正院调查统计，仅在押500名“辅导工人”中，即先后死亡近200人，死亡率高达40%。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4页。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据日伪档案记载和有关案犯供认：“被辅导关押者，因不堪奴役的悲惨境地，起而反抗暴动和逃跑事件也多起发生。”1944年以后，在抚顺、鞍山、本溪湖等矫正院或劳役作业场，陆续发生过13起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1945年1月，抚顺矫正院的被“辅导工人”，在原八路军干部张继武、宋庆昌的率领下，组织了两次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他们手持木棒、铁锹，同日伪警察和看守展开了殊死搏斗。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6页。 矫正院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人间地狱，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矫正辅导院，活赛阎王殿。活着抓进去，死后算出院。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第134页。这座“活阎王殿”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大暴行之一。 二万人坑 万人坑，一般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在掠夺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修建工程（主要是军事工程）过程中，残酷使用或迫害中国劳工，从而形成的尸体集中地。其实从广义上看，应当包括由于日本侵略者进行屠杀所造成的抛尸地，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所造成的尸体集中地。从时间上看，万人坑的形成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情况。短期形成的万人坑，大多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在讨伐过程中进行大屠杀，而形成的万人坑。如平顶山万人坑就是日本在半天之内屠杀我平民百姓3000余人，然后焚尸弃于沟中，便形成了万人坑。中期形成的万人坑，一般是在建设某一工程，在数年中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劳工等形成的万人坑，如丰满水库和“国境阵地”的万人坑。长期形成的万人坑，是指日本侵占东北后，在矿山、工厂等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所形成的万人坑。可以说，日本侵略者不仅对活人进行残酷的迫害，而且对死者也采取非人道的肆虐，万人坑就是最好的证明。下面通过几个典型的万人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白家堡子惨案及其万人坑 这是一个典型的屠杀型万人坑。 白家堡子是吉林省通化县兴林乡的一个村屯。1936年7月15日，日本侵略者以讨伐为名，在这里屠杀了平民百姓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家堡子惨案。参见《通化文史资料》第1辑。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东满地区是抗联一军的活动地区。兴林乡大部分地方是当时河里后方基地，医院、被服厂等后勤部门都在这里，部队整训等也都到这里来。于是兴林乡地区便成了日伪的眼中钉。1936年日伪制定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其中对东满的讨伐是一个重点。 1936年7月，我抗联部队在雷家门沟伏击了日军的讨伐队。日军认为白家堡子周围方圆50里是“通匪区”，决定对这一地区进行报复性讨伐。7月14日，日军通过地方保甲的排长，欺骗老百姓第二天都到大荒沟去开会，给老百姓分粮食。但一般老百姓担心不知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没打算去。 次日晨，日军中山大尉带领一个中队，突然闯进白家堡子地区，见人就抓，用绳子捆住，赶往大荒沟一带。一些反抗不走和行动不便的孕妇、老人等，当时就被杀死了。中午，日军将抓捕的400多老百姓集中到大荒沟警察署院内，分批进行刑讯，一些被宣布为“通匪”者，当即就用刺刀捅死或勒死了。然后日军分批将百姓押到刑场，用刺刀杀死，尸体如山。最后剩下不多的人被赶到东山根，日军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在这次屠杀中，日军残忍地用刺刀挑破孕妇的肚子，将婴儿挑在刺刀尖上玩耍。 第二天，警察派人到东山根去掩埋尸体，先后挖了九个大坑，掩埋尸体总数为374具，加上原在家被杀者和重伤后死亡者，总计杀害平民百姓400多人。解放后，通化县人民政府于1965年在白家堡子建立了死难同胞纪念碑，在碑后建一座水泥围砌的坟丘，将死难者的尸骨埋在了里面。1983年12月，吉林省政府将白家堡子惨案地列为吉林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人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 2丰满万人坑 吉林市南20公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水力发电设施——丰满发电厂。高91米，长1100米的重力拦江大坝，拦住了滚滚的松花江，使坝上形成了一个长达200公里的人工湖——松花湖。丰满大坝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期间，自1937～1943年，用了长达6年的时间建成的。这座被日本侵略者称为“亚洲第一工程”的施工现场，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残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之地。可以说丰满大坝是由中国劳工的血泪和尸骨堆成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急于开发动力资源。经过勘查，选定丰满为最佳位置，并很快制定了建设计划。1936年关东军两次指示伪满政府，提前修建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力发电所。1937年9月，这项工程正式动工。根据工程设计，坝体为210万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重力型大坝，最高水位标高266米，最低水位标高248米，总储水量125亿立方米；坝下厂房内安装最大为7万千瓦的巨型发电机10台（第一期完成8台，第二期完成2台），总发电量为120万千瓦。如此庞大的工程，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需要的劳动力是相当多的。据伪水利电气建设局的一份资料披露，为修建丰满发电所，每天要有12万劳工被分成日夜两班劳动。另据伪吉林省永吉县警察局警务科副野田茂供认，从1936年10月至1943年9月，7年使用劳动者2250万人次，平均每天使用1万～12万人。总计使用劳工约8万人左右。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35～536页；《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7页。 一项工程使用如此庞大的劳工群，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他们或是被欺骗或是被强抓来的。 (1)1941年以前，主要是从关内骗招劳工。 1937年关东军决定由日本法人大东公司负责供应修建丰满发电所所需劳工。该公司在丰满设立了吉林工人管理所。在天津设立了招工处，进行欺骗招工。据许多丰满劳工幸存者回忆，欺骗手法之一是，谎告做工地点。如1939年大东公司以到青岛做工为谎言，从上海欺骗陈文连等150余名劳工。1940年5月，以到天津做工为名，骗招金孝发等500多名劳工。《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8页。欺骗手法之二，以假编的优厚待遇为诱饵，引平民百姓上钩，如宣扬到丰满修“水磨电”可以发大财，有大米、白面吃，住单身宿舍，带家属给安家费，每天可以挣到一块多钱等等。《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8页。许多人在这种骗人的诱惑下，怀着过好日子的心愿到寒冷的东北，结果是招工时所说的条件一条也没有实现，反而将性命扔在了丰满大坝。除在关内骗招劳工外，在吉林等地也用了同样方法骗招。 (2)收编保安补充队，充作劳工。 “七·七”事变后，日军将冀东保安补充队（国民党地方武装）缴械收编，收编后说：凡是愿意到锦州修马路的可以留下，每月开双饷，修完后负责将大家送回唐山。当时有约2000名士兵被骗，由大东公司将这批人装进闷罐车，连锦州的土地一下都没踏，就被押到了丰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69～170页。 (3)强制使用勤劳奉公队和摊派劳工。 日本法西斯在国民组织化过程中，于1942年11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组织令》，规定不能被征为“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即所谓“国兵漏”），从事每年4个月“国民皆劳”的无偿劳动。从1943～1945年日本投降，每年都有大批的勤劳奉公队在丰满劳动。摊派劳工也是根据“国民皆劳”体制，强行按行政区划要民众出劳役。据统计，每年有250万人被强征从事无偿劳动。《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0页。在丰满邻近的旺起乡，就有百余人被摊派到丰满做劳工。摊派时规定干6个月，实际上干了8个多月。而且不止摊派一次，有的被摊派多次。《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2页。 (4)驱使犯人，抓“浮浪”，充当劳工。 日伪统治者肆意抓人，扣上各种罪名，将许多人投入监狱，这些囚犯成了他们任意驱使的“无料劳力”（即不付报酬的劳力），而且从事危险和繁重的劳动。据当事者回忆，1939年在丰满大屯采沙场，经常有400～500名犯人在劳动，他们身穿囚衣，有的戴着脚镣。此外，日伪当局还以抓“浮浪”为名，滥捕平民百姓充作劳工，有的被抓后送到矫正院，强迫劳动，有的抓住后直接送到丰满工地。农民刘福田就是在住店时被日伪警察抓住，送到了丰满充作劳工。 这些被骗招、被强征、被抓来的劳工，在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从事着繁重的劳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仅从劳动情况看，在地面筑基工程中，冬季机械无法作业，全凭劳工一镐一镐地刨。为加快工程进度，日伪当局强迫劳工掏洞取土，但不采取保护措施，所以塌方事故此起彼伏。据刁歧山回忆，有一天，“掏窟”时出现塌方，100多人被捂在土坑里，小鬼子知道了不让救，这些人全被压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2页。据劳工徐子臣亲眼所见，1943年一次塌方，就有30多名劳工死于非命。《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3页。高空作业同样令人毛骨悚然。随着大坝增高，劳工必须爬到坝顶作业面干活，其危险性极大，劳工要求装软梯以保证安全，日本人概不予理睬，结果经常有劳工从坝上摔死。张英林是死里逃生的一人，他回忆道：“每天爬呀爬，最高爬过17层，每层20米高，手攀在木框上火辣辣的，手指已僵硬得不能弯。等到手挽着上面的一根立柱，迈腿跨上去，心这才落下底，可是再往下一看，心又会扑腾扑腾跳起来。”在这样的惶恐和劳累中，灾难终于降临了。一天夜里“仍然顺着水泥盖子往上爬，当我爬上最后一块，手已握住了上面的立柱，就在这时，仿佛立柱随着身子歪了下去，结果自己一倾斜，就从坝上摔了下去”。《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3～174页。幸运的是张英林落在了一个水泥坑的空地，才算拣了条性命，如果稍错开一点位置，那就粉身碎骨了。 后来，鬼子为了减少上坝时间，让劳工站在“洋灰盒子”（简易吊材料用的装置）里往上吊，经常有劳工被从“洋灰盒子”上甩掉，或撞在大坝上摔死。1943年8月，一次吊机事故，“洋灰盒子”碰在大坝上，20多名劳工全部摔死了，有的身子竟穿在大坝的钢筋上，其状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74页。 大坝合龙时，鬼子不顾劳工的死活，带着一批劳工拿着棉被和木板等堵截江流，然后浇筑混凝土。由于水面不断上涨，水压越来越大，只听“轰”地一声，江流把人墙冲开，200多名劳工被卷进漩涡冲走了。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0页。 在丰满的劳工，每天干着12小时沉重的劳动，同时还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在丰满有日本宪兵队，伪满宪兵分团、警备队、劳务股，以及数千名监工、拉杆、工头等。他们像毒蛇一样，对劳工随意打骂，抓人，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劳工头上，施以毒刑，进行残酷的人身和政治迫害。 一年秋天，有6个山东劳工在劳累和生活困苦之中，不由得勾起了思乡之情，正谈论间被拉杆发现，将6人叫出工棚外，不由分说绑了起来，然后抡起木棒劈头就打，嘴里还叫着：“看你哪个还敢想家，想家我就让你们回老家。”结果这6名劳工被活活打死。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1～542页。 为了脱离火炕，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在日伪的严密看管下，逃出去的人很少，许多被抓回来的劳工惨遭迫害。据曾任丰满警察署特务系主任的金泽武夫在战后供认：“任职时，对当时丰满修坝工人进行了残酷统治。在这期间，我亲自或指挥部下，逮捕了大东公司及正岛组逃跑的工人300余人，并进行了毒打，因拷打致重伤者50多名。我亲自拷问10余名，然后强迫其做苦工。……并令水电局警备队逮捕所谓有政治思想嫌疑分子70余名，经过严刑毒打，送回水电局做苦工，并对这些人进行监视。这些人因劳动条件不好惨死的有30多人。”《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5～186页。 日寇对被抓回来的劳工施以酷刑，其刑法有：“打棒球”，即将劳工装进麻袋，吊在树上，用木棒猛打；“冻冰棍”，冬天被抓回来的逃跑者，被扒光衣服捆在树上或木杆上，然后往身上浇冷水，活活冻死。“鬼推磨”，用大筐装土反扣于地下，让受刑劳工扒在筐上，身上横一条扁担，然后两人在扁担两头压，直到扁担压折，五脏六腑被挤压碎了。即使在酷刑下没死的劳工也难逃厄运。据劳工刘瑞祥亲眼目睹，鬼子把没打死的劳工，用铁丝拧住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了。最多一天拉出去138人，5天就死了300多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2～543页。 由于没有劳动保护措施，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所以在丰满劳工中伤病屡发，疾疫流行。劳工一旦得了伤病，不仅得不到医治，反而受到更残酷的虐待，能够活下来的极为少见。 1941年，上海劳工金孝发所住工棚中，有28人因生病被隔离在小屋里，因不给医治，有19人死亡。1938年夏，在堤坝基地东侧，有3名劳工推“轱辘马”运土，连同“轱辘马”一起从十几米高的山崖上滚了下去，3名劳工受了重伤，但还活着。可是日本监工硬是把他们扔进了松花江。1943年春，在火车站东8栋工棚里发生疾疫，每天都有几名劳工生病。日伪当局为防止疾病蔓延，一天清晨，突然有一辆汽车送来30多名日本警备队员，把住两栋工棚的房门，不许劳工出来。然后将汽油浇在工棚上，用火点着，硬是将工棚里的劳工当作伤寒病人活活浇死在里面。其中仅有一名劳工死里逃生。《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81页。 丰满劳工在危险、沉重的劳动和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下，每天都有大批死亡者。建坝初期，劳工的尸体在大坝周围就近掩埋。时间长了，尸骨异味薰天，日伪当局决定把大坝北面，距离丰满街镇约2公里的地方专门作为埋尸地。后来人们将这块地方叫做“丰满万人坑”，现为丰满陵园。日本侵略者将这块地方叫做“中国人义地”。在设义地之初，死亡劳工尚有一口薄木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席子卷，或用麻袋（也有草袋）装成“套合卷”，扔在万人坑里。再往后连草袋也不给了。夏天用车把尸体拉到坑里一扔了事。冬天则进行“集中处理”，将尸体用铁丝捆住，堆在一起，存到一定数量，再用爬犁拉到“义地”。有的劳工得了重伤病，还没死也被扔到了万人坑。 开始时，尸体还掩埋一下，有个坟丘。时间长了，秃坟累累，“义地”已经尸满为患。于是日伪当局就搞了一次平坟，将浅埋或暴露出来的尸骨，集中归成大堆，挖了几个百米长，数米宽的大沟，把尸骨像扔柴火一样往沟里一扔。1974年，丰满阶级教育馆（今丰满劳工纪念馆）在发掘丰满劳工遗骨时，就曾在一条沟里发现一处平坟后的劳工尸骨堆。在尸骨堆中，有的尸骨是无头的，头颅碎裂的、断肢的、头颅上钉着钉子的，还有的张着大口，其状令人惨不忍睹。《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 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对死亡劳工的尸体基本不做掩埋，拉尸队把死者拉到沟里一扔，任凭野狗、乌鸦为死者殡葬。据劳工张海林回忆，其父得了重病还没断气，就被把头从工棚里拖了出来，拉到万人坑，张海林再三请求拉尸队长挖个坑把父亲埋了，拉尸队长硬是不准。张海林无奈，只好用几块石头压住盖尸的棉被，含悲离去。3天后，张海林不放心父亲的尸体，借口帮忙又去了万人坑，结果他父亲的尸体不仅被犬雀食尽，而且连骨头也不全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91页。到了夜晚，万人坑里狼嚎狗叫，阴森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当时，在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催人泪下的歌谣： 日本鬼子狠又凶， 拿咱工人不当人， 冻饿摔死上千万， 丰满东山有个万人坑。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543页。 丰满万人坑究竟有多少劳工长眠在这里？准确数字是无法统计的。根据前述野田茂供认估算，平均每天有2人死亡，7年就有5千多人死亡。从丰满劳工纪念馆多年的调查看，野田的估算显然不够。有材料认为，埋进万人坑的死难劳工有1.5万多人。《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294页。可以说，丰满万人坑是名副其实的“万人”坑。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证，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见证，是人类历史上不该发生的悲惨的历史往事，值得人们很好地深思。 3五顶山万人坑 这是因日军修筑秘密军事工事——“国境阵地”而形成的万人坑。 五顶山又叫乌尔古力山，是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富锦县东南20公里。在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上，它是惟一的一个突兀支撑点。因其地理位置险要，关东军决定在这里修建永久性军事工事，称之为日军在东北的“陆路航空母舰”。为修建这一军事工程，关东军使用了两万多名劳工。这些劳工除一部分是从热河、辽宁、吉林抓来的之外，基本上是从关内河北、山东等地抓来的抗日武装人员和所谓“政治嫌疑分子”。他们大都被戴上“黑帽子”，秘密运到五顶山。 被抓来的劳工一旦进了五顶山就难以活着出去。当时这项工程是绝密的，就连在山外设防的伪靖安军也难进山一步。劳工的看守全部由日军担任。日军将全劳工分为区、棚、队、班。山内分为东西南北4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每棚有120余人；棚下设有2个队，每个队4个班。每棚设一个日军小队看押，每区设有狗圈（30余条狼狗）和医务所各一处。 2万余名劳工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劳动，由武装日军及狼狗看押，上下工都要戴上套住头的黑帽子，每天左手扯一条绳子行走，右手持工具，到劳动现场时帽子方可摘下，既不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更不知具体的作业地点，看管和监视极为严厉。 五顶山上的劳工是绝不会活着出山的，挖山洞、修碉堡、建秘密军用仓库等重要军事绝密工程，工程结束后全部劳工将被秘密屠杀。开山打石、筑路盖棚的劳工虽可移往他处继续劳作，但也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时间的早晚罢了。 日本法西斯屠杀劳工的方法是极其残酷的。富锦文化局的刘学让同志根据其调查在《白骨累累五顶山》一文中记述了日军屠杀中国劳工的手段如下： 一是劳工“医疗所”和“狗圈”：劳工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病倒的劳工甚多。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忙隐瞒，一旦被发觉（多半是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送去“医疗所”，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加上传染之名后便是狼狗圈的“美餐”。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上麻醉针，而后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他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二是贻害劳工的大烟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惟一的“优待”是劳工自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大烟分，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3个大烟分。因此劳工全染上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生存。名义上“优待”，“治病”，实际上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费一枪一弹，只要3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 三是惨死于日本屠刀下：日本兵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住地食宿，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众用战刀砍头示众。在施工现场，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砍头。 四是掺有毒药的饭菜：一项工程结束后，日军借开“庆祝会”名义给劳工准备一份平日吃不到的饭食，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狼吞虎咽地吃下掺有毒药的饭菜，时间不长，劳工便一排排“规矩”地死去。第二天日本人以“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名，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放火焚掉。 五是集体送劳工“回家”：日军为杀人灭口，军事工程结束时大讲：劳工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戴上黑帽子后用汽车送往“万人坑”集体枪杀。 日军屠杀劳工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就是对山下村屯里抓来的马车夫也不放过，住富锦市大榆树乡定屯的马运荣，就是被日军抓进山里用战刀屠杀的13名车夫中，幸免逃脱的见证人。 1945年8月，关东军日暮途穷，作垂死挣扎，到处抓捕劳工修筑五顶山未完工事。8月9日，马运荣同13名赶车农民被日军抓住，强迫他们抢修工事。运送准备撤退的军用物资。这时苏军已经进攻，飞机不时在山上盘旋、轰炸，这天下午，日军将这批劳工带到南山坡上，用军刀砍杀。马运荣脖颈被砍成重伤，肋下被连刺数刀，幸好主动脉没被砍着，马运荣半夜醒来爬出了魔窟，侥幸逃生。《黑龙江文史料》第19辑。 从1942年至1945年8月，在五顶山军事工程中有两万多名劳工，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4鹤岗东山万人坑 鹤岗煤矿自1932年8月沦陷于日本侵略者手中到东北光复，侵略者共掠夺原煤1554万吨。“万人炕”，作为日本侵略者殖民掠夺的产物，在鹤岗主要有大陆和东山两处。 东山“万人坑”位于今鹤岗东山区东岗路北侧现新一煤矿办公大楼东800米处，它是日伪时期鹤岗死难劳工遗骨埋葬地，在长40米、宽30米、深有7米的范围内抛弃了近万名死难矿工的遗体。1968年10月，掘开东山“万人坑”一角，在长10米、宽8米、深2.5米的坑内，就堆积着死难者的尸骨千余具。1981年东山“万人坑”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站在鹤岗矿务局东山“万人坑”的展览馆内，面对眼前的堆堆白骨，我们仿佛看到40余年前这里荒芜、悲凉的凄惨景象。 现今的“万人坑”原是长满柞树、桦树、青草的乱尸岗子，劳工死亡后被弃尸山野随处掩埋，任凭鸟兽啄食，风吹雨打。当时扔死难劳工的坑并非是为扔人而专门挖的，据老工人魏文元回忆：当时井下采空区需要沙子回填，挖沙后形成的坑，以后便成为专扔死人的坑。日本投降后，鹤岗煤矿工人自觉组织起来去拣死难者的尸骨，用了3天时间将拣到的大量尸骨埋入7个坑里，“万人坑”的名称就由此而来。 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鹤岗煤炭资源的掠夺，为多出煤炭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大量增加采掘工人，他们不计资源损失，采取广开井口，多设工作面，加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进行掠夺式野蛮开采。因劳工生活条件艰苦，缺少卫生设施和生产安全措施，造成劳工大批死亡。东山“万人坑”内劳工的死亡多由以下几方面造成： 一是在严酷的劳动统制下井下矿工劳累致死。 日本侵略者为大量掠夺煤炭，实行“人肉开采”、“以人换煤”政策，每条巷道每车煤都凝聚着劳工的血汗。井下工人作业极为艰苦，原始的手刨肩扛，操作环境恶劣，矿工嘴叼油灯，背荷重载，要从百米甚至几百米深的坑下爬出坑口，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煤滚下坑去。每人每天必须用镐头刨二三吨煤，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完不成任务不准出坑并减少伙食供给。 据老人廉成山回忆：“1942年兴山二坑从关内招来1000多名18～30岁的工人，因干活时间太长，吃的全是橡子面和发霉的包米面，喝臭水沟里的水，到后来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累死了、饿死了。”鹤岗矿务局矿史办材料。 南山矿退休工人许延岭说：“康德六年（1939）为修南一东线铁路，从天津招来外包工600多人，日本人为加速对我煤炭的掠夺，不顾工人死活，逼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披星戴月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铁路尚未修好，人已累死500多，全部扔到东面的荒山坡上。”《鹤岗文史资料》第1辑。 二是野蛮的掠夺式开采、井下事故不断发生，导致矿工大批死亡。 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煤炭资源，采用“高落式”、“残柱式”等野蛮落后的采煤方法，塌方、冒顶、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使无数劳工葬身井下。据老工人姜长旺回忆：“我在兴山二坑干活，我们7个人下山（下坡的坑道）送40多米，我因去取钎子，等我回到场子时，40米无棚区全部塌方，那6个人全被埋里了。待我爬出来后，日本人硬说我偷懒没在井下干活，不容分辩就毒打一顿。”老工人卢本忠讲：1945年6月，西三槽作业场一次就冒顶18架棚子，除了在掌子面上干活的5人外，其余30多名矿工全被砸死，葬身井下。 恶性事故屡有发生，令人发指的是一项事故发生后，日本人竟人为地将发生事故的井口堵死，井下死难的矿工和事故后侥幸活着的人全堵在井下，生者被活活闷死。1943年1月6日鹤岗南山三坑发生瓦斯爆炸，事后日本人为保住井口，置井内工人生死于不顾，硬将井口堵死。以后清理现场时，好多人都死于井口附近，此次事故死亡矿工94人。原伪满鹤岗陆镜采炭所计划系、今鹤岗矿务局科研所退休干部，68岁的吴文海讲：“只要瓦斯爆炸，日本人都采用封住井口的办法，那年南山爆炸后，我跑去看到封住的井口，待井口重新打开后，抬出的死尸一大片。” 三是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劣、瘟疫流行导致矿工大批死亡。 鹤岗煤矿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吃的是玉米面、豆饼面、橡子面掺一起的“杂合面”。如果矿工有病或误工还要扣发口粮，劳工穿的是更生布或麻袋片，饥寒交迫，劳工染病又得不到治疗，死者甚多。 据老工人李春秋控诉：“伪满时期吃水困难，工人吃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马粪和死尸。1939年霍乱病流行，哪一座房子里有人生病，鬼子和把头就用铁丝网将房子全围上，不许里面人出来，等人死了就抬出来扔到荒山坡。我们工棚就在现在万人坑下边，工棚死了人就扔进大坑里。”《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矿工孙永山说：“康德十年（1943)伤寒病流行，我们工棚里的工人李连义得了病，夜里把头来抬他，他还会说话，硬把他扔到工棚后边野狼出没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只看到一只鞋。”1942年，从华北招来的劳工400余人，因天天吃橡子面，拉肚生病，最后只剩下30多人。 四是政治压迫、日伪把头随意残害矿工。 日伪法西斯统治机构遍布整个矿山，工人毫无人身安全保障，随时都有被抓、被打甚至坐牢丧生的危险。几个人小声说话是思想犯，谈论时事是国事犯，走路低头是嫌疑犯……军警把头看到劳工不顺眼抬脚便踢，挥手就打。山东劳工李根生因病卧床不起，催工的把头挥镐，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他只好支撑病弱的身子爬到井下，最后死在作业场上。矿工李道立病卧板铺，日本把头举镐便打，李头部被打破两个窟窿，脑浆迸裂，顷刻身亡。 据老工人陈学增回忆：1943年我在南山五坑七片当维修木匠。一天，开压风机的矿工老张来到坑口，日本监工小野见到他，就让他快点给风，小野恶狠狠地将老张推到压风机旁，随即给了电,老张被绞进压风机内。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只见老张全身挤在压风机皮带的大轮之间，仅露出一个血淋淋、被挤偏了的头，他痛苦地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五官被挤扭曲，脸完全变了型，嘴里淌着血……《鹤岗文史资料》第2辑。 在鹤岗东山“万人坑”展览馆内堆堆白骨中，有带手铐脚镣的尸骨数十具，其中有的躯体被铁丝捆绑着，有的尸骨上留下刀痕，日伪把头像恶狼吞噬着矿工的骨肉，似毒蛇吸吮着矿工的血汗，真可谓： 腥风惨惨天日暗，恶狼野狗绕骨堆， 乌鸦老鹰噙人肉，荒山枯树也伤悲。摘自鹤岗东山“万人坑”展览馆简介。 日本帝国主义驱使中国劳工，掠夺东北资源，造成大量中国劳工死亡，这种情况以矿产业最为突出。鹤岗煤矿的东山万人坑就是这种罪恶的真实写照。 三无人区 村庄本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自然形成的人群居住地，然而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许多自然村落被人为地除掉了，原住民被强行搬迁，原住地变成了荒凉的原野。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无人区。其过程是，首先破坏原有自然村屯，然后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结果使原住地变成无人区。按时期划分，自1933年提出建立“集团部落”方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1935年，为初期建立阶段。第二阶段，1936～1941年，为建立“集团部落”高峰阶段。第三阶段，1941～1945年，为次高峰阶段。无人区形成的基本特征是：“集团部落”的实施、转移，以及时间高峰的出现，与军事围剿紧密联系。即随着“治标”工作的实行，“治本”工作亦随之展开。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以后，中国人民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日本侵略者便动用大量军队和各种镇压工具，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暴力镇压。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这种情况迫使侵略者感到，仅仅依靠武力围剿这种“治标”方法是无法彻底剿灭抗日武装力量的，还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本”措施。“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就是所谓“治本”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伪满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设“集团部落”的构想，最早是由伪吉林省磐石县参事官前岛升于1933年11月提出的。有的著作如《苦难与斗争》(上)第363页、《暴行》（辽）第343页,指出: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最早提出建议“集团部落”的方案。而《满洲国史·分论》(上），第3编“地方”部分指出,是前岛先提出来的。当时该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活跃，日伪当局虽经多次武力讨伐，收效甚微。因此，前岛认为：“若将分散于山林地区的农户集中于一地，可以截断匪贼（日伪当局对抗日武装的称呼——笔者）的粮道，切断敌人的情报网，而对我方来说，则可成为讨伐队的据点，进行部落的联合防卫。”《满洲国史·分论》(上)，中文本，第316页。之后，继任前岛的参事官荒谷千次，经与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研讨，制订出建设“集团部落”的计划，报告给伪满中央政府和关东军。关东军认为这一方法对强化“治安肃正”是切实可行的，决定先在伪间岛省的延吉、和龙、珲春3县进行试点。伪间岛省在朝鲜总督府的协助下，在上述三县以毁房、枪杀等残酷手段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将原地居民强行迁入8个“集团部落”。由此，日本侵略者推行“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和人们的习惯生活，制造了大量无人区。 经过在伪间岛省进行建设“集团部落”试点后，日伪当局认为，这措施对于治安肃正卓有成效，在全东北各地进行推广。1934年12月，伪民政部以第969号训令下达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东北“大讨伐”》第174页。,规定“将星散住户加以整理，使之结成互相联络之集团部落”，并配以强有力的防卫设施和警备力量。通过这种集团化和半军事化的行政形式，以实现彻底的“匪民分离”，断绝抗日武装赖以生存的生活补给之路，“使其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杜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俾陷于自行消灭之境”。《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544页。 在《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颁布之后，日伪当局加快建设“集团部落”。伪间岛省当年建成36个“集团部落”。从1935年开始，便从个别省份，逐步向抗日武装斗争活跃的伪奉天、安东、滨江等省推开。至是年底共建成1524个。1936～1937年两年，日伪当局将建设“集团部落”推向高潮，范围扩大到东北全境，总计建成10646个。之后几年，建设“集团部落”有所减缓，1938年新建886个。至此，共建成“集团部落”13451个，强制收容农民群众350万人《满洲国警察史》第383页。,1940年以后，日伪当局又将建设“集团部落”的矛头指向东北西部的伪热河省和北部的伪北安省，从1939年冬至1941年秋，日伪当局在热河西部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建设“集团部落”的试行工作。1941年，日伪当局开始强化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制订了三年肃正计划。为此，日伪当局在长城沿线大搞“集团部落”（即“人圈”）掀起了制造无人区的又一次高潮。至1943年，日伪当局仅在承德、平泉、宽城等地区设置“人圈”667个，被驱赶至“人圈”的人数达百万之多。《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544页。 日伪当局建设“集团部落”的样式，参照了日本陆军《野战筑城规范》，据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建设》资料《东北“大讨伐”》第183～186页。,部落的形式“避免多角形，原则上以正方形为准，作为防卫设施修筑炮台、壕沟、土墙、铁丝网”。炮台设于围城四角，壕沟标准深10尺。土墙标准高10尺，“围城”南北开两个大门，东西开两个小门。防卫十分严密。每个部落的规模，小的40～50户，大的以100～200户为准，其面积以边长200～400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准。实际上有的部落大大超过这一标准。 日伪当局在进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残酷迫害和屠杀中国百姓，犯下了极大罪恶。 首先，“归屯并户”完全违背原住民的意志，破坏了原住民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生态。散居东北各地的农民在原居住地靠自己的血汗开荒种地，从事农耕，维持着生活上的温饱。“集团部落”建设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家园，迁入新的陌生的地域，是每个中国农民所不愿接受的。在牡丹江宪兵队长中井转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1936年6月3日牡宪高第91号）有如下记载： 东宁县当局为确立治安，计划在县内23个地方建设集团部落，指令偏僻地区居民于本年4月末前迁移到集团部落。但山区偏僻地区一部分居民认为如果到集团部落，对农民生活有威胁，故皆不愿迁移，或者请求延期。《东北“大讨伐”》第201页。 报告中列举了数名农民反对迁入“集团部落”的起因，并附有民众请愿书一分。 从该请愿书上我们看到“集团部落”之建设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集团部落”建设不仅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便，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给抗日武装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其结果隔离了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了抗日武装对人民的保护和群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援，使抗日武装在给养、宿营、兵员补充、情报等方面均遭受到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冰天雪地、密营被烧、储粮被毁的情况下，饥饿和寒冷严重威胁着抗日武装的生存，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游击区另辟新区。 日本侵略者为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实行经济封锁。对居住在部落内的农户，耕种土地限制在部落周围，4公里以外禁止种植粮食，4公里以内也不得种植可以直接食用的农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秋收时必须查实地田，颗粒归仓，严防农民藏匿送给抗日武装。秋季庄稼尚未成熟就强迫农民早割，唯恐抗日武装获得地里的粮食，由此造成粮食严重减产。收割后的庄稼也由伪警察统一看管。 其次，对不满和反抗的群众和地区，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如前所述，“归屯并户”是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的烧杀政策下进行的。他们以武力强迫民众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凡是拒绝搬迁的，都遭到残杀。日本侵略者又将原来的村庄烧毁，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居民和被焚毁的民房、土地、财物不计其数。 “无人区”里的土地大片荒芜，仅据日伪统计，自1934～1936年，伪通化县拆毁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伪汪清县罗子沟一带的“集团部落”，归屯前有7500垧熟耕地；归屯后，由于大片土地与村庄变成“无人区”，荒弃耕地高达3800余垧，占原有耕地的517%。《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4年，第111页。伪柳河县，自1936年8月28日全县实施了并户法，设立了199处“集团部落”，强制12万户居民迁入部落，并将其房屋全部烧毁。在伪汤原县，日伪在太平川地区大搞归屯并户，1936～1937年两次圈屯，杀害110余名无辜百姓，有12个自然村落被毁掉，烧毁或扒掉的民房1668所，4490间，还烧毁了民众大批粮食和财物。279户被赶入“集团部落”，574户的农民被迫流落他乡。《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5页。在伪桦南县，1937～1938年，日伪建立170个“集团部落”，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多间，被杀害或冻饿而死的群众13万人，荒芜或放弃耕地2100多垧，伤害耕畜4800多头（匹）。《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8页。流落他乡的人家，除少数投靠亲友，绝大多数既无住处，又无土地耕作，难以维持生活。 再次，被驱赶到“集团部落”的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集团部落”里的民众，不仅丧失了自由和权利，人身经常受到威胁和摧残，而且还陷入了饥寒交迫、徭役繁重、疾病缠身的苦难深渊。由于土地荒废，粮食奇缺，常常以挖野菜、草根、剥树皮充饥。日伪也不得不承认：在伪通化县，“本年（1936年）夏季缺乏包米，居民竟以苞米核做粥充饥，将苞米核食尽后又以草根树皮填腹。更严重的是，素不悲观自杀的满洲人，亦竟由于生活穷困而缢死者时有所闻”。《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康德三年（1936）末，通化县已有13万余名的饥民，预料在春耕时期整个居民将要陷入饥饿状态”。在伪辑安县，“县城以外地方的居民中有二分之一由农历正月已断口粮……目前居民的半数，日无食，寝无被……”在伪柳河县，“食粮之缺乏尤甚”，到1937年二三月前后，“农民的粮食有断绝之虞”。《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20～421页。 居民不仅缺吃少穿，而且住房条件十分恶劣，甚至无处安身。居民被赶入“集团部落”时，往往居住的民房没盖起来，为了安身，搭马架子，挖地窨子，住房十分简陋。以伪通化县为例，仅就日伪治安工作委员会的调查所说：“房屋的建筑亦甚简陋，屋顶多数以树皮、干草铺盖，墙壁尽是窟窿，风雪之日当然难以挡寒。”由此便足以看出当时“集团部落”里民众的居住条件的恶劣状况。 部落居民还承担繁重的徭役：修围墙、筑炮楼、铺道路等等，并受苛捐杂税的盘剥。如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集团部落”居民，在归屯前“每年负担700个劳动日徭役，归屯后每年则增为3598个劳动日，增长了4倍多。其保甲税则由归屯前5946元猛增至归屯后的14365元”。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399页。 “集团部落”内卫生条件很差，致使传染病蔓延，许多居民被夺去了生命。据日伪统计，1936年“通化街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5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15人。传染病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同时也波及东边道各县”。《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21页。 下面以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集团部落”和长城无人区的实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太平川“集团部落” 位于汤原县城东35里处的太平川“集团部落”，是日伪统治中国东北期间建立的一处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部落。 太平川在“归屯并户”前约有500余户人家。1936年，日伪当局为切断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在“地红三尺”的抗日游击区太平川屯，划定了东西宽600米，南北长660米的范围建立“集团部落”，太平川屯西部300余户1800余间民房和大量粮草、家具等财物全部被烧毁；东部民房全部被扒掉。仅将中部10余户住地划进“集团部落”的范围内，东西部居民全部赶入部落内。同时，太平川屯周围远至17里，近至3里范围内邻近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也一律并入部落内。除部分逃散他乡外，约有270余户被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周围村屯全部被扒掉或烧毁。《东北“大讨伐”》，第196页。 1936年11月和1937年2月，日军在太平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清乡圈屯行动，制造无数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残忍的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家逐户清查，对拖延和反抗“归屯并户”者实行残酷的杀光或集体抓捕。一些民众不愿离开家园拒绝搬迁，他们或被抓进县城日军守备队，施以各种酷刑折磨；或被残忍地集体扔进水井中闷死。太平川“归屯并户”中，前孔家井里一次就被推下20多人；董家大井仅靠在一堵伐子墙下，归屯时没有人知道井里埋过人，天长日久，见墙根井旁总有野鸡逗留，并且飞下去啄食，人们下去探查，才发现井下面埋有6具尸体；安洪富家大井扔有七八具尸体。《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 只有15户人家的刘盛金屯农民不愿搬迁到太平川，日军守备队就将全屯的男女老少驱赶到村头场院，全体跪下，逐个用木棍毒打，人们被打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然后日军放火点燃所有房屋，刘盛金屯的人们无奈被赶进太平川。太平川“归屯并户”中被日军烧毁或扒掉的民房约有4000余间，粮草、家具和其他财物大部被焚毁。 太平川“集团部落”动用民工4500余人，修筑了高9尺、宽6尺、长达2532米的围墙，墙内筑有两层台阶，昼夜设哨巡查，墙外挖有15米深、3米宽的水沟，水沟外面安设5尺多高的铁丝网，还筑有大、小炮台9个，分布于部落四门（每门各一）、围墙四角（每角各一）和部落中心（一个），炮台和四门均有岗哨。部落内设有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拘留所各一处，以监视人民的行动。 日本侵略者强制东北人民“归屯并户”后，对部落内的群众实行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建立各种控制、镇压和奴役群众的机构。部落内设有伪警察署或分驻所、拘留所，配备10人以上的武装警察，同时驻有日本守备队、伪满军、治安队。部落内实行严格的保甲连坐制，组建伪自卫团，设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从事各种军事训练。伪警察和伪自卫团一方面要担负部落的防卫，同时还实行户口调查、收集民情，岗哨盘查等各项活动，协助武装“讨伐队”搜查部落内的通“匪”者和所谓的“潜伏匪”，即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 被赶入“集团部落”的群众在部落内受到严格控制和监视，毫无人身自由。日伪当局为使“匪”民分离，对部落居民中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采取指模，进行指纹登记，作为分辨民“匪”的重要凭据。部落内无论男女，凡12岁以上都发给居住证、通行许可证、购物证等，随时受到军警宪特的检查，如无有证件者，则以通匪罪惩处。 日本守备队、警察和特务在“集团部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据张和等人控诉：“日军守备队在太平川竭尽残暴，昼夜侵入百姓居室，强奸妇女。张禄之妻被日军强奸致死；汪某之妻被7名日军轮奸后，夫妻被迫逃散在外，至今没有下落。”太平川居民刘萧氏控诉：“日军毫无人性的残害和侮辱妇女，太平川东门外刘正刚的女儿就被日本军给强奸了。”《东北“大讨伐”》,第199～200页。 日本侵略者对“集团部落”内的人民残酷的殖民统治，使人民群众过着艰难、痛苦的集中营式的悲惨生活。“归屯并户”给人民造成了苦不堪言的灾难。 首先是耕地的迅速减少，甚至大量荒芜。太平川在“归屯并户”时荒芜土地4000多垧，大量土地和村庄变成“无人区”。人们被集中在部落内，耕地又被严格限制在一定区域。耕地的严重缺少使得民不聊生。 其次是严重的缺粮造成群众饥饿而死。被划定归屯范围的百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抛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家园和土地，强行迁往指定的地区，许多人来不及带上口粮，大批粮食连同房屋被日军一并烧毁，以致许多人因无粮可吃被活活饿死；秋收季节青壮年全部派去修建“集团部落”，剩下老幼病残无力收割致使大片庄稼烂在地里。太平川大圈屯正值春播季节，农民无暇播种，况且开垦荒地又需相当长时日，农民不要说当年的收成，就连口粮也难以保证。耕地的减少，相应造成粮食的严重短缺，缺粮的后果致使饿殍遍野，许多人不得不寻觅草根、树皮充饥，来维持生命，有的因草根和树皮被吃光而活活饿死。 “归屯并户”使农民住房简陋，拥挤狭小。部落内的民房只有极少数是归屯前筑成的，大多数是在没建成部落内住房，就放火烧了农民的原有住房，强行迁入部落的农民无处容身，只得在露天搭小草棚安身，有的挖个“地窨子”（半洞穴式的简易房屋），阴暗潮湿，由此得风湿病者甚多。 被赶入“集团部落”的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还要承担各种劳役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集团部落”中的各项工程都是以部落居民的义务劳动进行的，部落内的青壮年被迫编入自卫团或警备班，参加义务性的军事训练和劳役活动。据张和等人控诉： 白天强迫妇女站岗，晚间男子接班。经常要官工、官车、出劳役、修水壕、围墙和警备路。每年一户一般要被强征30余次人工。官车次数则无法计算。每当日军搜山‘讨伐’时，即强征青壮年为其背给养，并施以残酷虐待。如伪康德六年（1939年）八月,在太平川一次就强征20多人，去了一个多月，长途爬山越岭背120余斤，每天只给5两面饼吃，还不给水喝，人们饥渴时，还要避开日本人眼目，偷喝水沟里的脏水，有时四五天连不足一顿食的5两饼也不给了，日军就命令和逼着人们吃草喝脏水。晚间睡在山地上，肩背磨出水泡，忍痛挨饿不敢吱声。因此，有90%的人患腰痛、腿痛等疾病，有的还成了残疾，还有死亡的。20～50岁的男人一律强迫去当劳工，每年要二期，每期3～6个月，还有的人一年被迫去两次，不去就抓，对患病不能劳动者也强迫去当劳工。太平川在伪满去当劳工的就有五六百人，均胁迫至鹤岗煤矿和佳木斯日本兵营……除此还实行苛捐杂税，任意摊派，搜刮民脂，人、畜、土地和房屋均得纳税。如土地大租金、人头税、保甲费、协和会费、牲畜税、车牌子税、储金、门口费、天照大神费、狗牌子税、飞机献纳金、道德会费等10余种。全屯农民每年要付出约300吨粮食的杂税负担。《东北“大讨伐”》,第195页。 2长城无人区 长城无人区系指在东起山海关至伪蒙疆地区的长城沿线，由伪满，伪蒙疆和伪华北当局协同制造的无人住居地区。从空间概念看，以长城为界，长城外侧是伪满疆域，长城内侧为伪华北、蒙疆地区。由关东军和伪满政权制造的长城外侧无人区，据《热河抗日简史》记载，至1944年敌寇制造的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起山海关，西抵独石口，南至长城，北到围汤，东西长达千里，南北宽约250里，面积17万平方里，包括8县地区。当时伪热河省人口约400万，被驱入“人圈”的就达105万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139页。华北地区的无人区，主要分布在伪冀东道和燕京道。据日本编的《华北治安战》记载，“长城无人区包括76个村，1235户；暂时无人村28个，2342户，12036人”。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长城内华北地区的无人区数量和规模。据陈平研究，当时敌人沿长城内侧制造的带状无人区，是沿着山势走向划定的，有宽有窄。最窄的地段也有七、八公里，而像迁西县喜峰口以南的大片山区的无人区，则宽达10～20公里。无人区包括的村庄也不止76个，而是200多个。日寇在长城线上近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两万多座（民房）的村庄夷为焦土。在伪蒙疆地区，针对赤城、龙关、延庆三县的抗日斗争，敌伪于1942年4月制订了《东部三县特别计划》，实施所谓“施政跃进”措施，在平北山区制造了无人区。 从时间范围看，敌伪早在1940年冬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无人区制造。在热河马兰峪陵圈内（当时是伪满的一个特区），现在有个六合村，就是那时由6个自然村集家并村而形成的。据姚依林同志在1940年所写的《冀北游击战争是怎么坚持的》报告中说：“在我部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到了1941年，日伪开始了大规模制造无人区，1942年和1943年是制造无人区的高峰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直不间断地进行“集家”，制造无人区。这是因为一方面是敌伪不断加强“集家”，镇压抗日斗争；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集家”和“拆家”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由于长城的地理位置处于所谓“满华”交界，长城内外分属关东军和华北日军管辖，所以敌伪制造长城无人区的一个特点是，长城内外的敌人协同动作，共同制造无人区。据驻冀东日军第27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交代，1942年7月，他曾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强化治安”形势时，认为八路军虽然被迫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表面上是看不见了，但他们分散上山了，相反的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仍然是“白皮红心”。铃木建议：必须“使治安地区居民同八路军完全隔开”。《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66页。于是，在冈村的策划指挥下，华北日军一方面在冀北基本区大挖“遮断壕”，分别封锁八路军；一方面在长城沿线内侧制造“无住地带”，用封锁沟实行禁作、禁居、禁行，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同时，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相互勾结，缓和所谓“圈绳定界”之争，商定双方紧密联系，允许各自部队必要时进入对方所辖范围进行扫荡。这表明在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关东军和华北日军共同制造了长城无人区。 敌伪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起屠杀惨案。 农民们被迫离开的是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他们不愿离开，便躲在山洞里、森林里与敌人周旋。日军规定：在非居住区不许存留一人，对不进或拖延期限进“集团部落”者，一旦搜出，一律砍杀。1941年秋，在兴隆南部的前干涧村，日军搜出19名村民，便将他们的衣服扒光，在木棒乱抽猛打之下，一个个血肉模糊，然后日军又残暴地把他们推入萝卜窖内，放入干柴活活烧死。这个县有一个仅80户的村子——秋木林村，一次被搜出110名男人，日军把他们押到兴隆街南土门山沟，用十多挺机枪一阵扫射，109人当场死亡，惟一幸存下来的村民逃回家里，也因伤势过重死亡，秋木林村成了“寡妇村”。大黄崖冬水湖的一个小山沟，仅小孩子被日军刺死和摔死的就有48人。就这样，在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之下，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驱入“集团部落”。 日军野蛮地焚烧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还专门组织“拆破班”，拆毁烧毁房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3～5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建昌西南山区923平方公里的“无住禁作”地带内，有41486间房屋被烧拆毁，约有5292540件器皿、农具被毁掉，650头驴、马被宰杀，122万多斤粮食被抢走。《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此外侵略者还大面积地放火焚林，填死水井，破坏八路军与人民之联系的一切环境。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凡有生命的东西像家禽、牲畜之类都不放过，经日军洗劫的地区，几乎连一头驴、一只鸡、一头猪也见不到。夏秋之交，日军专门进行大规模的“割青扫荡”，一次次出动毁坏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种的庄稼，切断农民的一切生路。 1943年，日伪制造“无人区”达到顶峰，一年中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地区前后七次“大集家”。仅凌源县就烧毁民房46万余间，被枪杀的无辜百姓14万余人，在狱中惨死的12万多人，冻饿而死的3000多人。1943年末，日伪当局宣布“无人区”建设基本结束。据热河地区资料统计：“无人区”造成长城沿线10万多人丧生，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600多亩土地荒芜，1000个村庄被毁灭。《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 日本侵略者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武力强行把百姓迁入早已划定好的“集团部落”，人们称之为“人圈”。日本侵略者视中国的百姓为牲畜，把他们像猪、狗一样圈起来，任意驱使、奴役、杀戮，所谓的“人圈”就是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 “人圈”四周是高墙，壁垒森严。墙上是铁丝网或枣树刺枝，围墙四周和大门顶上有碉堡，像监狱一样，由日伪军警把守控制百姓的出入。日军害怕八路军的袭击，如惊弓之鸟，夜里经常敲锣吹号，搅得人心不安。白天很晚才开门，放百姓出去耕作或服劳役。夜晚早早就戒严，稍有风吹草动，大门几天不开。日伪规定：不许居民随意出入，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谁家来了客人或出入必须报告登记，经许可方可出入门，否则便招来横祸。夜间，家家必须夜不闭户，日伪警察夜晚挨门挨户查户口，并经常借机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人圈”里的人们必须服劳役，修围墙和炮楼，青壮年被强抓送到外地充当苦力，据统计：仅1944年建昌的要路沟下平方子“人圈”内就有40多人被送往奉天当劳工。 日伪规定，在“人圈”内划定范围自建住房。但被日军洗劫一空的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维系生存的东西，大部分百姓只好搭个马架子窝棚栖身。到了冬季，塞上寒风刺骨，屋外风雪漫漫，屋里雪花飞舞，仅兴隆县的“人圈”中就有1000多人冻死。由于“人圈”里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房拥挤，人畜相混，到了夏季，“在这里，繁殖的不是人，而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北方文化》，1946年3月。“人圈”里到处是粪便、污水、臭泥坑，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老鼠、跳蚤等害虫迅速繁衍，造成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成灾。建昌西南山区要路沟的19个“人圈”内分别住着163个自然村的4100户，205万人，仅三年时间里，就有6270口人染上瘟疫或其他疾病死去，约占“人圈”内总人数的305%。在老达杖子的吴杖子“人圈”内，共居住14个自然村153户、760口人，三年的时间里，就有306口人染上瘟疫死去，占总人口的40%。《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贺杖子小庙沟的一家有8口人，6个大人陆续死于瘟疫，只剩下兄妹两人，一个7岁，一个5岁。 据统计：自1943年夏季至1945年夏季，建昌西南山区108个“人圈”内的64562人中，被瘟疫或其他疾病夺去生命的就有12238人。《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可悲的是，有的人早晨还给别人送葬，晚上自己又被别人抬走了。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描绘“人圈”内非人的生活条件：“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人人愁断肠。” 不仅如此，住在烂窝棚里的人们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由于日伪将距“人圈”5里以外的土地皆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人圈”周围指定的可耕地很少，农民只能向富户租种一点土地。就这样，也难以支付日伪的苛捐杂税。日伪在“人圈”里实行的“组合配给制”。比伪“满洲国”的一般地区更为严酷。什么“大豆出荷”、“民生出荷”、“报国出荷”、“义仓粮”、“粮谷株式会社粮”、“地亩捐粮”等等五花八门；各种捐税，像地亩税、协和会税、门牌税、户籍税、牲畜税等名目繁多；“献纳”的物品多如牛毛，什么铜铁、皮毛、鸡、蛋等等皆属“献纳”之列。再加上送菜、送柴、维持费等十多种“杂项费税”，农民简直无法生存。如有违抗不交或所交钱物不如意者，轻则挨打，重则以“反对大东亚圣战”之名送入监牢。在层层重压之下，农民只能靠“配给的粮食”——“共合面”维持生计，“共合面”是一种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谷糠混合磨成的“粮食”。人们长期吃这种东西，浑身浮肿，连大便都解不出来。在“人圈”中，老人和孩子是最虚弱的，人们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很大的危险偷偷地藏些可以下咽的食物。但是一旦被日伪搜出，如大米、白面、纸烟、油、盐等专卖品，就要作为“经济犯”，以“通敌资匪”罪被投入监狱。为了生存，许多百姓只好背井离乡，以讨饭为生。建昌西南山区的要路沟土金塔“人圈”的180户人家中，要饭的有18户，逃荒的有10户，90%的人家只能以糠菜充饥。 布、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日伪当局也实行配给。就拿布匹来说,经过日伪官吏们的层层克扣，百姓每年至多只得到三四尺布，很多地方几年里一尺布也未给过。所谓的布料，都是用旧布烂棉织成的“再生布”，根本无法穿用，放在水里一搓就烂，人们称之为“唾沫缎”。“人圈”里的人们，很多只披一条破麻袋片聊以遮羞。据统计，1945年热河滦平县四海村64户370口人，有20户150人寒冬腊月没有棉衣；峙峰茶村的24户130人，就有大半数的人没有衣服。许多百姓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一床破被，有的20多岁的大姑娘，腰间竟只围块碎羊皮，不敢出屋。 日伪在“人圈”里还进行残酷的统治，大搞“大检举”，看谁不顺眼或有“反抗”言行就随意扣上“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走私犯”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任意逮捕、杀戮。百姓三人以上结伙闲谈或夜间明灯闲谈，就会以“谋反”罪将其逮捕入狱；谁家若有灰布衣、饭盒、裹腿等物品，便被认为“私通八路”而难逃厄运。据原日本驻承德宪兵本部特高课长本村光明供称，1943年2月1日，他亲手炮制了“二·一”镇压计划，在全热河镜内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举”，仅在承德一县就逮捕了1000多人，在酷刑之下受虐而死的就有854人。像这样大规模的“检举”每年都要集中进行二三次。承德监狱和设在各地的“留置场（拘留所）”是残害中国百姓的魔窟，在那里，有摘肝挖心、军犬撕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10多种。如果搜捕到真正的抗日干部，日军屠杀的手段更是残忍。兴隆东河大西山村长被日军抓去剁成了碎块。双庙据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前后挖了50多位抗日干部的心，并全部吃掉。像日军驻古北口宪兵队长岛玉次郎，连日军都称他是“魔鬼中的魔鬼”。 日伪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精心安排的长期的屠杀，或者说是灭绝中国人的行动。“无人区”化政策将人们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强行赶走，让他们移居别处，进行集中管理，有意识、有目的地毁灭人类生命，毁灭土地的生机，它的破坏程度超越了在“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下制造的大量惨案的孤立性和偶发性。它自开始就有计划地使这种行动尽量做到规模大、时间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三光政策。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军第731部队罪恶 第八章食 人 恶 魔——关东军细菌战化学战罪恶 日本关东军不仅是一支拥有大量野战部队，使用常规武器的侵略军队，还指挥特种部队，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违反国际公约，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化学战。 第一节关东军第731部队罪恶 一日军准备细菌战罪恶活动的由来 日军进行细菌战活动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至1945年战败为止，历经30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罪恶之重，是包括法西斯德国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在此期间，它在中国的东北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的细菌战活动由小到大，不断升级，恶性发展；由以动物为实验材料到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由室内实验到野外实验，直至投入实战；由培养、繁殖、传播细菌到制造多种类型的细菌武器；由训练细菌战人员到研究、确定细菌战的作战方式；由建立细菌战基地到在各地大规模地扩充细菌战特种部队、完成战略部署、形成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进行细菌战的体系与指挥系统。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经历了初期准备、大规模实验和实战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16～1933年。这是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 在此期间，主要由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对细菌战进行狂热鼓吹，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机构，进行多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以及防疫的研究。 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就在“细菌学”课程的教学中讲授如何“进行家畜细菌战”，并告诉学员将炭疽菌撒在干叶上，是使友军在不利的情况下撤出危险区的有效措施。安达诚太郎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86页。中华书局，1989。1918年，日军逮捕了一名在瑞典红十字会任职的俄国密探亚历山大，并“在审讯中知道他正在搞细菌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于是，日本军部决定进行细菌战研究。初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河本大作口供，《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页。后曾将任务交给东京科学研究局，要求它“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然而，限期内没有完成，致使日军的细菌战研究活动一度中断。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 制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的方针和国策。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它的细菌战活动又恢复了，并加快了发展速度。当时，这一活动首先是从日本陆军省军医署课长隆二推荐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研制“秘密杀人武器”开始的。 石井四郎，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6月25 日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今芝山街）的一个有名的地主家庭。读完高中后，1915年作为陆军委托生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1921年为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1924年为一等军医（相当于大尉）。不久在其岳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生物化学专家荒木寅太郎活动下， 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1927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术论文，获医学博士学位， 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 1928～1930年，受军部派遣，石井赴欧洲进行考查，并到了苏联。在此期间，他了解到许多有关细菌战的情况，认为“正合我意”。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18页。从此，石井开始了细菌战研究的罪恶历史。回国后，石井一边担任传染病学的教师，一边利用教学实验室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并得到了一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于是，他开始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恶性膨胀。战争狂热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主张也更得到日本政府、军部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支持。他们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提出了进行细菌战活动的计划，并上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批准了这个计划。1932年8月，日本军部根据天皇的敕令， 晋升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担任“军阵防疫”教官的石井四郎为军医正（少佐），并配备5名助手， 组建了“细菌研究班”，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从此，石井四郎便在“防疫”之名掩护下，正式开始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并亲自参与和指挥了日本进行的每一个重大行动，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3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耗资20万日元，将“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并按照他的“军事医学不仅仅是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其目的在于进攻”《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的反动理论，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石井四郎还将其称为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 二731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 1933年８月，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加紧研制多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而使日军的细菌战活动发展到了大规模实验的阶段。 1祸移中国东北 随着日军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他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递交了一份报告，说“由于军部不断指导和鼓舞，使得以石井中佐为首的细菌研究班，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 军部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这个决定，用心是险恶的，其理由：一是在东北容易获取细菌战实验的材料；二是东北靠近苏联，气候等自然环境也相仿佛，可直接对其实施细菌战，符合“北进”的战略需要。因此，1933年8月， 在哈尔滨市的南岗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一个新的细菌战基地，即“石井部队”，其化名为“加茂部队”，对外也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 当时，石井部队下设两个部（又称大队），一个是总务部，一个是研究部。研究部分为两个中队，一是从事防疫给水研究及其设备制造的“南栋中队”，队址在本部院内；二是从事细菌研究及其实验的“交通中队”，队址在背荫河。 石井部队本部驻地在日本陆军第七医院的南院，因此这里称之为“南栋”。“南栋中队”在医院的掩护下，秘密研究、生产石井四郎发明的“石井式”滤水器。“交通中队”的驻地背荫河，在五常县境内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线上。“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很快占领了背荫河，并将该地选为细菌战实验基地。经伪满政权批准，强行将该地48户人家赶走，建立起特别军事区域。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页。它由日军大尉中马管辖，因此称之为“中马城”。其四周筑有高墙、电网、炮楼、护城壕，并有重兵把守，警戒森严，与世隔绝，极端秘密，像一座关押要犯的监狱，所以，人们又叫它“东满大狱”。 在这里，石井部队曾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残害中国军民。据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之一的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一书中揭露:中马城里关押的人都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押运来的。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经常被提押出去，提押出去之后就很少能回到牢房了。当监号里的人减少后，又有新的犯人补充进来。其实，那些提押出去的人是被关进了地下室，并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的针管强行从他们的动脉血管里抽血。其中，有的人由于抽血过多，身体衰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就被骗出去，用斧头砍死；或以治病为名，给其注射一种剧毒药物害死。这些被残害的人都由专门人员秘密拖到炼人炉焚烧。焚烧后，骨灰也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点痕迹。这个焚炉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当时化名细谷）负责。 1933年，时任关东军参谋的日军中佐远藤三郎（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在背荫河视察时看到了使用活人实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被试验者一个一个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多种病原菌移植于人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22页。在其11月16日的日记中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记载：“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测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试验的分工，分别对各两名‘共党匪’进行实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进行5 分种的试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对用2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试验者，仍未使其致死， 最后注射毒液终将其杀死；第二个人，通过以5千伏高压电流反复试验， 并未使其致死，最后通电流数分钟，终将其烧死。”《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17页。当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也写道：“因使用了活人代替旱獭动物，当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冻伤治疗方面，获得在摄氏37℃热水中浸泡是最好的结论，这是根据对活人进行生、杀、再生的宝贵试验而取得的结果。”《冈村宁次资料》，转引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21页。 1933年中秋节夜晚，被关押在中马城中的30多名囚犯暴动越狱，其中王子扬等12人幸存，投奔了抗日联军。因此，石井部队在背荫河“中马城”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秘密暴露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多次对它进行了袭击。石井四郎在其细菌试验准备工作发生一次大挫折《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4辑，第216页。的情况下，将“中马城”拆毁，迁往“南栋”。 2新魔窟平房 在“中马城”的囚犯越狱事件发生不久，石井四郎就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了迁移扩大石井部队的计划。这个计划适应了日军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1936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天皇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两支特种部队:一是在距哈尔滨市区20公里的平房镇设立“石井部队”，即“满洲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是在长春孟家屯设立的“若松部队”，即“满洲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对于日军建立部队， 进行细菌战及其与日本天皇的关系问题，日本细菌战犯们是供认不讳的。据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处长、中将隆二交代，“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一体知悉”。隆二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7页。731部队第四部（生产）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也供称：“1935～1936年间， 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活动。”起诉书，《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7页。迁移和扩大石井部队的计划被批准后，日本关东军便在平房火车站以北4 公里的地方，即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等6个村屯中间地带进行地质、水文勘测，并圈定了6平方公里的军事用地。并且，按照5公里之内不准有中国居民居住的规定，将距其不足25公里的黄家窝堡4 个村屯划为强迁之列。为此，伪哈尔滨警察局香坊警察署平房驻在所贴出告示，限村民一个月内迁出，逾期不迁，民房除由日本军队留用之外，其余全部拆除和烧毁，损失自负，违抗者以“法”论处。强迁民屯，霸占良田，给平房中国居民造成很大灾难。据调查，以上村屯被强迁546户,拆除和占用民房1638间，霸占良田610垧。 日本侵略者就这样把中国人民世代居住的家园变成了屠杀中国人民的细菌战基地。在新魔窟的“国防道”之外，又设立了“国境地带”，范围包括21个村屯，占地面积3224平方公里。如果再将方圆30公里的军用仓库，机场设施算在内， 整个哈尔滨南郊几乎成了新魔窟的属地。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64页。 1936年初，石井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相继修筑了本部大楼、实验中心大楼（四方楼）、特设监狱和水源地、供水室、火力发电厂、铁路专用线、专用机场、物资仓库、锅炉房等附属设施以及宿舍、神社、广场、运动场、花园、医院、学校等生活设施。1938年6月，石井部队本部及大部分人员、设备迁至平房。于是，这里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细菌战基地。它拥有庞大的研究、生产、实验机构和3000多名人员，年经费1000万日元以上，具有大量的先进设备和设施。其中，孵育器4500具，几天内就可生产3万万亿细菌及传染媒介物。 其规模和能力远远超过了法西斯德国秘密设立的“波兹南细菌学研究院”。所以，连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视察该地之后都说：“那里制造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之巨大规模，竟使我极端惊异。”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91页。 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招牌的石井部队本部移驻平房后，对外名称也由“加茂部队”改为“东乡部队”， 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1941年，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番号。1945年5月， 又将其番号改为“满洲第二五二二部队”。为了便于叙述，以下均使用“731部队”这一简称。 由于731部队是日本最大的一支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有着不可告人的特殊的职能和重要的战略作用，所以，日本关东军对它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护措施。 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 将731部队营区周围大约40个村屯、12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划定为“特别军事区”。 “特别军事区”内的“甲号地段”为特别控制的“无人区”，不准中国人居住；在它的周边设立了界牌，上面写着“非特别军事区域内的人，未经批准不得入内，如有违者，依法论处”。拉滨线上的火车通过这个区段时，必须在前站放下窗帘，严禁旅客向车外张望。包括日本空军在内的任何飞机都不得飞越其上空，如发现违航者，可强迫着陆，否则予以击落。 不仅如此，731部队在日本侵略军中还占有特殊的地位。军部对其实行双重领导。它在序列上属于关东军，关于细菌武器的生产，使用等有关问题都由关东军司令官负责。在司令部内设有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参谋长担任，全面协调731部队的各种活动，行政指导部门是关东军司令部第1部（作战），业务主管部门是关东军军医处，1939～1945年，军医处长一直由细菌战的积极鼓吹者和支持者隆二担任。同时，731部队的最终决策权属于日本参谋本部。其所需科研人员、设备、原料等都由参谋本部直接掌管，细菌战的研究、生产及其成果等，均由关东军上报给参谋本部（或大本营）最后裁定。它的配备也与其他部队不同，人员级别高、机构庞大、设施先进。其中，有中将1名，少将4名、校官（佐级军官）80余名、判任官（委任官）和技师300 余名。731部队堪称日军中开支最大，待遇最优厚，学者最多，技术力量最强的部队，除部队自身的专家外，满洲医科大学等科研机构的许多学者、专家也无一不在其收罗之中。 731部队的部队长，1936年至1942年7月为石井四郎少将（后晋升为中将）；1942年8月至1945年2月为北野政次少将；1945年3～8月为石井四郎中将。731部队本部下设8个部。另外，还管辖设在孙吴、海拉尔、牡丹江、 林口等地的4个支队和设在大连的1个研究所。 8个部如下。 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北川大佐、菊地少将等曾任部长。第一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细菌战所需各种细菌的特性和培养、制造、使用等方法，以及实验（包括对人体实验)。该部下设从事鼠疫菌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病毒研究的“笠原班”、 从事细菌传染媒介物——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冈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伤寒研究的“田部班”、从事结核研究的“二木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从事细菌对人传染适应性研究的“川上班”。 第二部为细菌实验部，初由太田澄大佐任部长。第二部的主要任务是， 在野外条件和战斗环境下，实际检验由第一部研制出的细菌的使用效能，并制造相应的细菌战等细菌武器。这个部除用动物和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外，还通过“八木泽班”从事植物病毒研究和传染试验；设置了“石井”动物饲养班和培殖细菌传染媒介物的分部；在正黄旗三屯西南城小沟设立了临时实验场，在安达镇东35华里的鞠家窑附近设置了靶场；还有为细菌实验服务的“航空班”、“无线电班”和“气象班”。 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设在哈尔该市内的原“加茂部队”的旧址“南栋”。731部队本部迁往平房后，它改为第三部。其任务是负责关东军所属各部队的用水检查和消毒事项。它辖有滤水器制造厂和在哈尔该西郊杨马架子的秘密生产土陶瓷的“石井式”细菌弹壳制造厂,以及在平房的各类细菌武器的研制场所。 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川岛清少将任部长。第四 部是名副其实的细菌生产工厂，经过研制，实验所取得的效果，都在这里进行培养和生产。该部初期设4 个生产课，1943年合并为两个分部。每个分部按照各自的分工独立进行多类细菌的制造，由柄泽班、有田班、朝北奈班和山口班完成从细菌繁殖到细菌武器装配的全套工序。其每月生产能力为培养各种细菌200～300公斤。 总务部，部长初期由中留中佐担任，后期由太田澄大佐担任。该部是731部队的中枢部门，权力很大，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文秘、人事、财务、计划、后勤和劳工管理等工作，还负责与宪兵队联系和接收供细菌战实验使用的囚犯。它下设调查课，包括秋贞班、调查班、庶务班、兵要地志班、照明班、印刷班、电报室、图书室、邮政所；管理课，包括劳务班、工务班、建设班；庶务课，包括动力班、酒保、食堂、宿舍等；还有人事课、会计课、企画课、标本陈列室。其中，劳务班是管理、监督、调配中国劳工的机构。731部队从营建开始，日伪当局就从哈尔滨、阿城、海伦、佳木斯、牡丹江以及锦州、大石桥、海城等地强征和招骗了一批又一批劳工，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役。据调查， 在731部队盘踞平房的9 年间， 强征来的劳工达5000余人。在它的种种非人虐待和残酷迫害之下，除2000名本地劳工幸存外，其余3000多名外地劳工基本上都悲惨地死在这个魔窟里了。 训练教育部，部长初期由园田大佐担任，后期由西俊英中佐接任。它是专门培训从事细菌研究、实验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人员的部门。下设卫生兵教育队、特种人员训练队、少年队等。据西俊英供述，自1944年以后， 每年都要为关东军部队至少要培养300名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人才。前陆军审判材料。 器材供应部，部长由大谷少将担任。它除了负责生产细菌武器的各种器材、设备的贮存与供应外，还担负着实验动物的运输及各类菌苗、疫苗的贮存任务。下设第一、第二仓库和兵器库、菌苗库、血清库等。 诊疗部，部长由永山大佐担任。它负责日本人的疾病预防和治疗；设有诊疗室，日本军人家属医院等。佟振宇认为，诊疗部不是治疗一般疾病的部门。它是为在培植细菌过程中，不慎感染细菌的人进行抢救而设立的。因此，在魔窟内即使是日本人也要写保证书，保证将遗体交总部“处置”。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92页。 另外， 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掌管。 德国侵苏战争爆发以后，德、意、日3国结成同盟，日本企图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基于这一战略目的，它进一步加紧细菌战的准备。1940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又发布了敕令， 要求在进攻苏联的各个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基地，即建立731部队的各个支队，扩大731部队及其细菌武器的生产。据此在由日军大将、首相、陆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关于建立和分布石井部队4个支队的命令》中说，“在石井部队下， 分设有许多交由日本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它们的任务是准备在战争中，实际使用该部队的细菌武器。”其附件中，日军参谋本部对建队的时间、驻地以及配置人数都提出了要求，规定每个支队名额为300人，并指示各支队可以接纳雇员， 雇员人数不得超过各支队全员的30%。据此，731部队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等地分别建立了4个支队， 1941年8月， 号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石井部队及其各支队改用了秘密番号：本部为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为543支队，孙吴支队为673支队，牡丹江支队为643支队，林口支队为162支队。海拉尔支队，支队长为加藤恒则少佐,驻在海拉尔市西南15公里处， 有从事细菌研究、实验的日本人员226名。由于该支队地处内蒙草原，所以海拉尔支队成为供应细菌和实验用黄鼠的大户，储有黄鼠3万只以上。另外，该部队还经常与第100部队共同进行细菌战研究。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112页。孙吴支队，支队长先后由佐佐木少佐，西俊英中佐担任。它驻在孙吴镇西山，有从事细菌研究、实验的日本人员136名。有材料证明，早在1933年春，关东军就在孙吴建立了细菌部队，时称2645部队。该部队曾进行了细菌战的实验，并以活人为实验对象。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49页。牡丹江支队，又称海林支队，支队长为尾上正男少佐。它驻在海林县海林镇东北的后腰屯（今福利屯），设总务部、第一部（培殖老鼠和跳蚤）、第二部（细菌研究）、供给部、训练部，有从事研究、实验的日本人员200名。林口支队，支队长为木神原秀夫少佐。它驻在林口县的林口镇和古城镇之间，设总务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细菌传染的研究和动物的培养）、第二课（防疫给水研究）、资材课（各类器材和物品的保管）， 有研究、 实验的日本人员226名。 这样的战略布局，不仅可以按品种、数量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 发挥各支队直接进行细菌攻击的作用，而且还能在战局不利，哈尔滨的731部队本部或者某一支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时，使细菌战不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因此，石井四郎到海拉尔543支队视察时说：“日、苏战争迟早难免，因此我军亦在生物化学战上，应特别提高自己职能涵养；对于细菌战，我们是有信心的。”“为避免敌方轰炸的破坏，要分散培养细菌的设备，供战时使用”。中央档案馆档案：汤浅谦的证言。所以，731部队本部不断地为各支队补充人员、更新设备，使各支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的课长唐泽富雄在法庭上供称：“1944年上半年，731部队的设备很大一部分分散到各支队去了。”1945年3月，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日本的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军参谋本部又发出增加细菌武器生产的训令，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满足石井四郎提出的条件，不惜任何代价地为731部队及其各支队增加了人员和设备，作垂死的挣扎。 在731部队的庞大机构中，除8个部和4个支队外，还有1个研究所， 即大连卫生研究所。其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1925年8月，始建于大连市下葭街20号。 它是日本侵略者设在中国的第一个细菌研究机构，相继开展了对细菌、血清、疫苗的研制及病理、化学的研究和药品、饮用水、食物的实验。“九·一八”事变后，它不断增加人员，扩大规模，设置了血清贮藏库、鼠疫研究室及鼠疫预防液制造室等。731部队本部移驻平房后，大规模的细菌战的研究和细菌的培殖、细菌武器制造急需防疫及其研究也同步进行。其中，血清和疫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731部队在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验的过程中，使用血清和疫苗既可检验细菌和病毒的效能，又能防止队员被细菌和病毒传染而丧命。为此，日本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为由接收了满铁卫生研究所，并将它划归731部队管辖，改名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又称“满洲第319部队”单文俊:《深究大连731》。,同时对其业务做了调整。该所所长是安东洪次医学博士。下设有研究课、制造课、资材课、总务课等，总数约250人。研究课主要负责研究鼠疫、霍乱等约10种传染病菌，定期到哈尔滨接受课题任务。制造课人员最多达150人，主要担负制造细菌、 药剂和繁殖动物，其中饲养跳蚤是一项重要工作。该所与本部一样，也进行活人实验。据战犯潮海辰亥供认，曾批准过一次活人细菌实验。《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74～175页。 三各种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实验 731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验，从实验对象上可以分为利用动植物进行的细菌战实验和以活人为对象的细菌战实验；从实验场所上可以分为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验。 1利用动植物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活动 细菌研究离不开对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研究， 而细菌传染的最理想的媒介物就是某些昆虫，这些昆虫的宿主又往往是某些动物。因此，细菌的研究离不开动物。动物既可以培殖疫菌，又可以检验疫菌的效力，还可以充当传播疫菌的工具。所以，731部队、100部队等都非常重视利用动植物进行细菌战的实验活动。为此，它们饲养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和生产残杀人及牲畜的传染病菌，进行细菌战争。 在731部队，设有石井特别饲养班。由于这个班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班长是由石井四郎的三哥、畜牧师出身的佐级军官石井三男担任的。这个班有数十栋动物舍，分别饲养着牛、马、羊、猪、狗、鸡、骆驼、猴、江猪和各种鼠。鼠是从日本专程运来的。由于供不应求，所以，731部队便极力在中国东北的各种鼠中寻找替代鼠种。当他们通过研究发现黄鼠是一种有效的传染细菌的动物以后，一面发动大批人马捕捉，一面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大力繁殖。 在731部队，还有田中昆虫研究班，也叫“田中研究室”，班长是田中技师。田中班的昆虫动物舍专门研究和培殖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 这里饲养的红眼老鼠的特殊用途就是通过它繁殖跳蚤。在这里，为了保密，日本人把跳蚤叫“粟子”，把虱子叫“穗子”，把老鼠叫“饼子”。 在731部队，老鼠的用途最为广泛。因此，731部队及其各支队，都把繁殖鼠类作为主要任务。石井特别饲养班饲养的老鼠数量最多，连负责它的日本雇员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 所以， 人们称731部队为“老鼠部队”是不无道理的。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向731部队发出了加紧准备细菌战争并于短期内必须完成培殖200 公斤跳蚤的任务的训令。为此，石井四郎立即召开各部部长会议。他说：“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办法之所以必须施行，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已开始的德对苏战争和关东军准备实施反苏军事措施的‘关特演’计划，要求我们军队应当充分具有细菌武器，以及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 然而，当时731部队包括各支队在内，最大生产能力是3～4个月繁殖出45公斤（约145亿只）跳蚤。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尽管731部队具备生产和储存足以够用的各种细菌的条件以及随着战争的进展与扩大所需要的细菌，但是，由于跳蚤、虱子、臭虫等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生产既需要有计划地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又因为其生命有限，不可能大量、长期地储存，所以，要繁殖200公斤跳蚤， 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为了在“短期”内繁殖200公斤跳蚤，惟一的办法是扩大生产规模。然而，由于细菌传染媒介生产量的增大，存栏的鼠类数量又远远满足不了采血和繁殖跳蚤的需要。于是，根据第二部部长太田澄和器材供应部部长大谷章一的建议，以中国东北的黄鼠、土拨鼠代替日本白鼠，作为跳蚤的宿主进行大力繁殖。 1945年5月以后，战事更加紧张，日军参谋本部要求731部队短期内生产1～2吨跳蚤，所以，老鼠更是供不应求了。于是， 石井四郎召开各支队长及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会议，叫嚣为分担日军苦战的困难而全力以赴地加紧准备细菌战。一时，731部队饲养鼠类的品种和数量成番论倍地增加，甚至连石井特别饲养班的鼠舍都容纳不下了，不得不在本部楼的走廊里也摆满了鼠笼子。各个支队也把主要力量投放在老鼠的繁殖上。 日本关东军还把饲养老鼠纳入了备战计划，命令各军事机构、陆军医院以及各军用仓库都要饲养白鼠，供给731部使用。为了解决老鼠数量不足的问题，731部队采取了捕捉黄鼠的办法。他们分别组成专业捕鼠队到荒郊野地和城镇、村屯去捕捉黄鼠。有时还抽调劳工参加捕鼠队。 除饲养、捕捉外，731部队和日伪当局还采取摊派的方式， 向东北人民强征黄鼠。 731部队通过伪平房区事务所向“平房特别军事区域”内的居民索征黄鼠，每月每户必须上缴5只。铁路沿线和各支队附近地区征收黄鼠的任务量更大， 包括学生在内，每人每月必须上交5只。1945年2月12日，日本关东军向 伪满洲国兴农部提出了索要黄鼠的计划。于是，伪兴农部次长给四平、奉天、龙江、滨江、北安、锦州等省发出通知，要求在本年内捕捉黄鼠30万只，由协和会、青年团协助。 731部队等除大量利用老鼠进行细菌战的各项实验外，还用狗培殖狂犬病菌，用马研究炭疽和鼻疽，用牛和羊以及猪制造牛瘟和羊瘟与猪瘟，用鸽子进行病菌的传染。在植物方面，它们不定期从事植物病毒的研究。例如用小麦进行“黑穗病”传染。 2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活动 日军在准备细菌战的过程中，在大量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的同时，还进行以活人为材料的细菌及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这种实验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日军细菌部队在侵华期间，通过这种实验杀害的中国军民数量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据日本细菌战犯供称：“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1页、第121页。“本部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61页、第121页。。另外，据当时在平房基地负责印发机密文件的园尾估计，3000人死于这种试验。731部队问题专家、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记者下里估计，“受害者达1万人”。〔法〕爱德华·贝尔德著、刘汉全译《天皇裕仁传》，第172页。上面的两个数字，仅仅是731部队这一个“杀人工厂”的5年间的估计，而不是所有日军细菌部队在整个侵华期间杀害中国军民人数的统计。显然，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细菌部队杀害中国军民的实际人数远不止3000人或1万人，其准确数字不知要比这种估计多出多少倍！ 用活人作为“实验材料”，早在731部队初创时的背荫河实验场就开始了。他们把这些人称为“丸太”（日语读“马路大”，是“原木”的意思）。石井四郎使用的第一批“实验材料”是3名中国抗日志士。他们从中、苏边境的鼠疫传染疫区捕捉来40只疫鼠，并在其身上取下染有鼠疫跳蚤203只，然后将从这些跳蚤体内提取的液汁注入到3名中国抗日志士身上。结果：第一个人19天后发烧达394℃;第二个人12天后发烧达40℃。最后，他们都在昏迷的状态中被解剖了。对此，石井四郎还亲自写了检验报告。 据原731部队队员证实，用活人进行实验方法五花八门、数以百计，手段更是惨不忍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各种细菌传染的实验。细菌传染实验方法有四五种，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法”和“菌液内服法”。在进行菌液注射或菌液内服时，731部队队员对实验对象采取的是先诱骗，后强制的手段。他们或是说给实验对象打预防针，或是偷偷地把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掺入牛奶、水、瓜果里，让实验对象吃喝。后来，实验对象发现了731部队队员的阴谋，进行了绝食、绝水的斗争。于是，731部队在其欺骗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就采取了强制手段。他们先把实验对象提押出来，然后将其绑架在柱子上，由持着手枪、皮鞭的特别班成员在旁边监视，如果发现违抗行为就用皮鞭抽打；对特别顽强反抗者，则当场击毙。这样，731部队的实验人员就把菌液注射到实验材料的体内，或者灌到其嘴里。通过灌菌后的观察发现，霍乱、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的效果最明显，死亡率最高。在不治疗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在3～7天死亡；白喉菌也能产生致人于死命的效果；鼠疫菌通过胃肠传染的效果极差，仅有个别人死亡，其死亡原因也不在胃肠道的感染，而是呼吸道的感染所致。 1943年5月，由关东军司令部军医部调至731部队担任实验分队长的山下升在供述他所犯下的罪行时说：“我在731部队是专门负责对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特别是搞灌菌实验。强行灌菌的对象有中国人，还有俄国人，同时还有女的。在我担任细菌实验分队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仅灌菌实验就使用了100多抗日分子，他们多数死亡了，没死的又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实验把他们都杀害了。”中央档案馆档案：山下升供词。 第二，三种细菌传染方法的对比实验。1942年1～2月间，731部队的三谷班用45名“马路大”作为鼠疫菌的注射、埋入和内服3种方法对比实验的对象。每种实验又分为01克、02克、03克鼠疫菌液3组，每组5个人；埋入量、内服量、注射量相同。实验结果：注射传染法效果最明显，注射最低量（01克）的被实验者1天以后即死亡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证词。;其次是埋入传染法；发病最慢的是内服传染法，被实验者经过6天才死亡。于是，参加实验的731部队队员上田弥太郎把这3种实验所产生的效果制成了比较表。从此，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注射传染法的研究上。 1942年10月，731部队的宇野诚技师在田村良雄的协助下进行了一次细菌免疫的实验。他们首先对5名被实验者各抽5CC血液，测定其免疫价；次日，对其中4人注射了4种单纯合疫苗；一星期后又注射一次；而对第五个人始终没有进行预防注射。11月中旬，他们又一次对4个人抽血测定免疫价；然后，对所有的5个人分别注射了含有005克鼠疫菌的1CC液体。三天后，被实验者都发了病，在隔离期间3人死亡，尸体被送到第一部笠原班，由铃木启久执刀，一个一个地解剖了。其余2名染有鼠疫的人被送到诊疗部，在“治疗”的幌子下，继续当作实验材料，最后还是死于“白衣野兽手下”。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 1943年1月中旬，在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下，由宇野诚技师负责，田村良雄为助手，以检测鼠疫菌毒力为目的，对监禁在特设监狱中的2名中国人进行了菌液注射实验。这两名中国人顽强反抗并怒骂他们是“白衣野兽”。特别班和田雇员等把他们强行捆绑起来，宇野诚技师将含量003克的鼠疫菌1CC液体注射到了他们身上。3天后，这两个人感染了鼠疫病，不久便死去了。 第三，两种疫苗的对比实验。1942年5月中旬，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班成立了一个“A”号人体实验队，实验内容是对渡边和山内使用超声波制造的疫苗与中黑大尉和细井雇员使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进行对比实验，实验材料是活人，实验地点在“特别班”的7号、8号牢房内。他们选定了20名被实验者，首先由小林嘱托（非正式职员）和细井技师对被实验者进行预防接种，给其中的8个人注射用超声波制造的霍乱疫苗，对另外8个人注射了用陆军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的霍乱疫苗，其他4人没有进行预防注射。20天后进行人体感染实验，田川技师和千叶技师把霍乱菌掺入牛奶里并让20名被实验者喝下去。由于这种霍乱菌对人致死量为1‰ 克，所以，被实验者难以活命。然而，实验结果是，接种超声波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除1人稍有腹痛、头痛之感于第二天即复原外，其他人无任何反应；而注射军医学校方法制造的疫苗的8个人中，多数吐泻,3名重症，1名死亡；没有进行预防接种的4个人都先后发病，并于第三天全部死亡；这次实验之后，731部队又改用鼠疫菌进行了多次对比实验，结果都证明超声波制造的疫苗具有特效。于是，石井四郎命令用超声波大量生产疫苗。 实验对象被做了各种细菌实验之后和临死之前的痛苦、挣扎、惨状令人毛骨悚然，十分可怕；日本细菌战犯们刽子手的狰狞面目也更加令人憎恨。对此，一名原731部队的队员做了比较真实、详细的自述，他说：“我走进了研究室。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于疯狂杀人的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筋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了。我把这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了。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砍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快步走近3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畜生！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嘟咕嘟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 第四，冻伤实验。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为了适应严寒地区的气候，镇压、讨伐中国抗日军民和准备北进苏联，在731部队第一部专门设立了冻伤研究班，班长为吉村寿人。吉村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在什么样的气候下能冻伤和不同程度的冻伤会带来什么后果以及怎样治愈冻伤等。他们感到冻伤实验以动物为对象不能取得直接效果，所以，就以活人为实验材料。 1943年以前，冻伤实验是在室外进行的。每年的1月、2月或12月，平房的气候有时低于零下35℃。这时，他们就把被当作实验材料的中国人、苏联人，也有女人，从特设监狱中押出来，关进桶式的大院里，在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兵和手持木棍的特别班队员的监视下，露出手、脚、胳膊和大腿，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实验。这些实验对象都陆续失去知觉，甚至吉村班用木棍敲他们的胳膊和腿发出“梆梆”的声音时，才将其一个一个地拖进室内。 1943年，吉村班先后修建了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冷冻实验室。从此，冻伤实验随时都可以进行了。吉村班用活人进行实验有许多方式，如“抗寒”实验、“耐寒”实验、解冻实验、“治疗”实验等。其中，解冻实验尤为残酷。731部队队员把冷水浇在实验对象身上，冷水很快结成冰，然后，经过一定时间让冰融化，被实验的人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有的冻伤人的手被立即插进温水或热水中，烫得脱去皮。经过反复实验，被当作冻伤实验材料的人不是被活活折磨死，就是冻伤部位溃烂，肉和骨头坏死、变黑而被截肢。即便有人幸存，731部队也还要继续把他们当作其他实验的材料使用。正如《赤旗报》记者下里所说，“马路大”无一生存，他们惟一的出口“就是焚尸炉的烟囱。他们只能化为灰烬从烟囱中出来。”〔法〕爱德华·贝尔著、刘汉全译《天皇裕仁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第172页。 第五，毒气实验。这是731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方式中最残酷的一种。石井四郎的司机越贞亲眼看到731部队的队员每天将被关押的中国人推进密封的玻璃柜内，分别注入不同浓度（1度、2度、3度）、不同种类的毒气进行实验，直至将他们毒死为止。这种实验对象多是冻伤实验的幸存者。731部队除用活人进行毒气实验外，还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反抗实验的被关押的中国人、苏联人。中央档案馆档案：上田弥太郎的供词。 第六，解剖观察。731部队对人体细菌传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和病理观察3个阶段。解剖观察，一般是作尸体解剖，但根据其需要，也进行活体解剖。活体解剖既有对病体的解剖，也有对健康人的解剖，以便作对比观察。解剖取出的脏器都作为标本陈列保存，供病理研究。 解剖室里，解剖台前，活生生的事实暴露了日本细菌战犯们刽子手的狰狞面目，证明731部队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食人魔窟。 对尸体的解剖，731部队的刽子手们常常采取乱刀解剖法，即将尸体大卸八块，在脏器里取出菌液，然后把空壳尸体投进焚尸炉。原731部队队员田村良雄记述了他看到的尸体解剖的具体情景。他说，有一天，他跟着宇野诚技师来到特别班的解剖室，作解剖前的准备。解剖室里有3张解剖台，一张解剖台的排水口正在往下滴着鲜红的血，滴进放在下面的玻璃瓶里。消毒器里正在咕嘟咕嘟地煮着解剖器械。这里刚刚作完解剖。另一张解剖台上，停放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一个等待死亡的被实验者。现在，就要对他进行死亡观察了。这时，铃木启之少佐和带班的细矢技师走进解剖室。随着铃木“开始”的命令，细矢暗示田村递过了解剖刀和止血钳，已被泼上消毒水的中国人脸庞紫胀、口里往外流着血，呼吸极度困难，处于昏迷之中。铃木看了中国人一眼后，又下令注射强心剂樟脑液。这时，被用脚镣、手铐固定在解剖台上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是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了气愤的泪水，凝视着棚顶；极干渴的喉咙里像是要发出追究暴行的叫喊似的，然而发不出声音，嘴仅是动动而已。与此同时，用左手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矢，用右手的手术刀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咔嚓”一声就切了下去，血“吱”地流了出来。遭受鼠疫病折磨和被宰割的中国人的头左右摆动着，颈部的绳索勒了进去，头部忽然下垂，昏迷过去了。田村惊慌地擦去血。宇野用止血钳子搅动着刀口，他一看见颈动脉，“咔、咔”两下便夹住了血管。细矢马上用手术刀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至此，中国人已经不能动了，嘴角微弱地痉挛，从动脉流出的鲜血流进了田村拿着的30CC的软木塞瓶。不一会儿，忽然停止了。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于是，他的脸色迅速地变了，咽气了。接着细矢倒拿着手术刀，从尸体的上腹部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到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然后，又拉开骨锯，锯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这时，为了制造细菌，杀害更多的中国人，他们又用培养细菌的银耳和医用玻璃器皿，在培养基上使劲地涂抹。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分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他们看着这个被惨杀的尸体，像一只只吃饱了的狼。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到解剖室连续“作战”了。〔日〕田村良雄：《细菌战——七三一部队的野蛮行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第27页。 1943年，731部队计划用一个男性少年作为“实验材料”，进行一次对比性病理研究。但是，特设监狱里没有这种“实验材料”。于是他们按照北野政次的决定，在长春街头发现了一个中国流浪儿，并以政治嫌疑犯的罪名把他抓起来，押送到平房，然后杀害了。原731部队的一名队员说：把抓来的一名年仅12岁的少年进行活体解剖，肠、胰腺、肝、肾、胃等各种内脏从睡眠状态中的少年体内顺次取出，经一一分理，砰、砰地扔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日〕森村诚一：《魔鬼乐园》，第一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第79页。 除上述实验外，731部队以活人为材料的细菌战实验还有： 人血和马血换用实验，即将马血注入人的动脉血管里，或把人血注入马体内，观察人、马及其血液的变化。 真空环境实验，即将人塞进密封的实验室内，用真空泵将实验室内的空气抽净，然后观察人窒息直至死亡的变化过程。 人体倒挂实验，即将人头在下、脚在上地倒挂着吊起来，观察人受折磨而死的过程。 移植手术实验，即将人的手、脚互换接肢，或将直肠直接连在胃上，或将肝、脾、胃摘除，进行观察。 梅毒传染实验，多在女“实验材料”身上进行。 细菌武器性能实验，即将被实验的人押入坦克内，用火焰喷射器对着坦克喷射，观察在什么情况下人能被烧死；或用步枪、手枪对着纵向排列的被实验的人发射带细菌的子弹，观察子弹穿透人体的程度；或使用“手枪式”、“手杖式”的小型细菌武器向被实验的活人射击，观察这种武器的效能。 731部队往往把这些实验拍摄成纪录影片或绘制成画面存档，同时采集各类标本作为“科研”的成果进行陈列。对于各种实验结果也都有记录，例如：往人的静脉里注入5CC空气就是致命量，人就会死亡；马血注入人体的反应是，超过100克，人感觉到痛苦，而到500克左右，人就会死亡；低压真空环境中，空气压降到05以下时，人的血管就开始破裂，眼睛鼓出来，1分钟时间就会窒息而死；人体倒挂致死需几个小时，等等。 3以活人为靶子的野外实战演习 731部队在准备细菌战、毒气战的过程中，还不断地进行野外实验，检验它生产的各种细菌、病毒、毒药以及毒气武器的效能。它把这种实验称为“实战演习”。 为了进行野外实验，它根据实验的内容、目的的需要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实验场。这些实验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如731部队附近的城子沟和安达、佳木斯、陶赖昭等地的实验场，较为常用的是安达实验场；另一种是临时性的，如在肇东县的满沟（今肇东镇）、呼伦贝尔草原和牡丹江一带山区等地。在这些实验场，既进行对各种动物的实验，又进行对活人的细菌武器的攻击、传染实验；有时进行细菌武器或毒气武器单品种的实验，有时还实行细菌武器和毒气的混合实验。进行一些综合性实验的时候，731部队、100部队以及516毒气部队、附近日军的“细菌、毒气谋略队”都参加实验活动。其实，731部队、100部队的野外实验场就是比实验室规模更大、更残酷的杀人场。 据证实，在城子沟实验场，有一次进行炭疽菌的传染实验，731部队将马、牛、羊、猴、兔、鼠等实验动物运到实验场，然后，用飞机在200～300米的上空投掷炸弹，炸弹爆炸后，穿着白色防护服的731部队队员蜂拥而上，检查实验的效果，记录着有关的数据，他们走后，往往留下尚未烧尽的木炭和被烧焦了的各种动物的尸体。在这里，731部队还进行毒气实验。他们把被毒死的动物就地解剖，把其内脏取走，剩下的尸体浇上汽油就地烧掉。对活人进行毒气实验时，是把实验的人用特别囚车从731部队运到实验场，然后，将其转移到台车上，台车有手推车的一半大，上面装有一根柱子，被实验者被绑在这根柱子上。台车可以在铺好的轨道上直接进入实验室，同时，将狗、鸡、鼠等动物也一起放进去，然后关上门，开始实验。 在安达实验场，1944年冬，731部队队员曾把五六名戴着手铐、脚镣的被实验人从卡车上拖下来，倒背双手绑在间隔20米左右的木桩上，飞机从低空将炭疽弹投向目标，炭疽弹爆炸后，使被实验者感染上肺炭疽或皮肤炭疽。然后，将他们运回实验室检查感染情况，并使其在“治疗”过程中死亡。这种炭疽弹扩散面大，传染力强。据原731部队队员说，参加实验的汽车上的尘土都沾有细菌，把这些尘土抹在培养基上又会生出菌来。中央档案馆档案：上野的证言。1945年4月，石井四郎曾组织参加第二次支队长会议的人参观安达实验场的野外实验。在这次实验中，一架轻型轰炸机从150米高的空中投下不少颗“石井式”炸弹。这些炸弹在50米高的空中爆炸，里面填装的炭疽菌迅速扩散，4名被实验者被弹片擦破的皮肤感染上了皮肤炭疽菌；吸入鼻腔内染上了肺炭疽。然后，他们“被押回部队监狱，观察其病变情况，死后又做了尸体解剖”。中央档案馆档案：原秀夫的证词。 731部队在各个实验场用活人为靶子进行野外实验的项目、方式、次数是很多的。除上述实验外，还有在哈尔滨附近的松花江的一个荒凉小岛上用迫击炮向几十名被实验者发射用硅藻土制造的炭疽炮弹的实验中央档案馆档案：山内丰纪的证词。和用电流引爆细菌的实验中央档案馆档案：田村良雄的证词。等等。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的罪行 一关东军第100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 长春市西南10多公里一带，在东北沦陷时期是日本关东军的驻地。这里建筑栉比相连，构成环绕几十公里的日本兵营网。其中有一块独立地带，东西宽约05公里，南北长约1公里，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平房、楼房。这个神秘的地方就是日本关东军严密封锁的特别军事区域，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所在地。该部队是与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齐名的又一细菌恶魔。 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的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它于1931年11月在奉天（今沈阳）成立。历任所长有兽医中佐小野纪道、兽医专家安达诚太郎、兽医中佐高桥隆笃。1933年初准备细菌战，扩建了病马收容所。之后又改称关东军马匹防疫部，原所长改称部队长。 1936年春，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要求在中国东北建立两支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的部队，以担负“特殊的秘密任务”。根据这一敕令，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平房，建立了“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长春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 1939年至1941年7月，关东军马匹防疫部正式改称为“第100部队”，不久，兽医少将、细菌学家若松次郎就任第100部队部队长，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若松次郎就任第100部队部队长后，其下迅速聚集了一批日本陆军兽医、军医，有生物、植物、细菌、微生物、解剖、工程、化学、药物、农艺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之中有些还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部队里的文官（技正、技佐）也都是相当于陆军校尉级的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他们手下都配有专业人员做助手。第100部队成为一支由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特殊部队。 第100部队的人员来自日本在中国的各作战部队，一般经常保持在600～800人。 该部队下设第一至第四部和总务部，并管理一个实验农场和牧场。 第一部，主要以关东军所属部队的军马为研究对象，同时重点研究各种动物的血浆。通过对军马和动物血浆的研究，取得并总结制造鼻疽菌、痈疽菌、传染性贫血菌的方法；研究能导致马匹迅速死亡的病菌和生产这些病菌的方法。该部下设有若干分部，各分部的细菌研究工作在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亲自监督下进行。 第二部，也称生产部，主要从事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是第100部队的关键部门。部长更换了几任，村本少佐、穗坂中佐、雄板中佐等数人曾任该部部长。1943年前，该部下设5个分部：第1分部为“细菌分部”，主要研究与繁殖各种传染人畜以及植物的病菌，如伤寒、霍乱、赤痢、副伤寒等疫菌；第2分部为“病理学分部”，重点研究鼻疽、羊痘、牛癣、炭疽热等牲畜病毒。第3分部是管理用来实验的动物的分部，其实验材料不仅包括牛、羊、马和江豚、白鼠等动物，而且也包括用来做细菌实验的活人；第4分部为“有机化学分部”，主要研究与生产化学毒物和毒药，以及这些药物的防治、解毒方法等。第5分部为“植物学分部”，主要研究毁灭植物和农作物的毒物、毒菌，“负责探求用细菌毒害或传染植物的方法”。 1943年，第731部队石井四郎确认鼠疫武器为主要细菌武器，并得到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为了配合第731部队加紧鼠疫武器的生产，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将原先属于第1分部的职能以及其他各分部的一部分职能和人员转交给新成立的第6分部，委任军医中尉平樱全作为第6分部部长。专门生产、制造细菌武器。 第三部，与该部队对外称谓完全相符，即真正负责关东军所属各部队的军马防疫与饮水问题的研究。 此外，还有总务部、资材部和训练部，其职能与731部队有关的部门大致相同。总务部不仅管理部队的日常事务，其下还设有设计分部、研究分部等部门。此外还管辖一处占地60多垧的“实验”农场和一处占地20多垧的牧场。被拘禁在守卫处禁闭室内用来进行细菌试验的人，也归总务部管辖。 训练部也称教育部，主要负责本部队人员和关东军各部队人员在使用研究细菌武器方面的培训。原第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就曾到训练部培训过，他在苏联伯力受审时说：“我进入该部队后，进过炭疽热菌和鼻疽菌培养训练班。”后来，他一直从事这些细菌的培殖工作。 第100部队科学技术人员占人员总数的2/3。平樱全作在苏联伯力受审时供认：仅第二部人员中就“计有官佐20名、科学工作员30名及技术人员50名”。担任该部各分部部长职务的“都是细菌学专家、植物学专家、有机化学专家或病理专家，其中有些是现役军官，有些则是受雇的科学工作人员”。 前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也承认：“第100部队各支队及各兽疫部队长均由细菌学医生充任。” 第100部队建立后，它同第731部队一样，也在总部之下设立了若干支部。据资料记载，第100部队分别在大连、拉古（位于牡丹江市市郊）、克山设立了3个支队。1941年7月又在四平设立支队。同时在关东军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里，还奉令建立了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区。 由于第100部队也是日军部用来进行战争的保留项目，因而它也成了日本军部的宠儿，其经费是十分充足的。据原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在苏联伯力受审讯时供认:第100部队“经费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该部队人员的给养费，另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关东军制造防疫药品的费用”。而“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款项是按关东军秘密经费开支路线，由第二侦探部发给的”。与第731部队的经费一样，这是国会议员所无法知道的一笔巨大开支。第100部队仅在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一年时间内，上面就拨给给养费和防疫药品制造费共计60万日元，拨给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费共计100万日元。高桥隆笃供认说：“这个数目并没有限制过我们，因为必要时可按需要增拨款额。” 二关东军第100部队的细菌战实验 第100部队主要研究、制作针对动物、植物的细菌武器，同时，也研制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所以，在第100部队，动物、植物、被捕犯人都被称为“实验材料”，第100部队利用这些“实验材料”进行各种细菌实验。 第100部队以动物为细菌实验的主要对象，在20余栋房舍、1万多平方米的场地里，饲养了大批动物，其中以鼠和马为最多。 1950年，长春市政府两次组团到第100部队遗址实地调查，他们从饲养场地规模及设备、装置情况推算：可养20日鼠、荷兰猪、家免等几万只以上。尤其20日鼠1个月可繁殖一代，拿1万只来计算，去掉死亡雄鼠，月可增至15万只，经常保持1万只活的，那么每月最低也要有5000只20日鼠供试验使用。 第100部队每年可有1万匹马供试验使用。在该部队本部的后面有专门的马匹实验室，内设做免疫血清用的解剖台5个，但固定架只有1个，这说明饲养动物，并不是为了抽血做血清，而是为了试验细菌。每个实验室里都有焚烧炉，这毫无疑问是为做细菌试验而备，试验后，“实验材料”就烧掉，避免移动感染。 第100部队对牲畜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他们有意将染有传染病菌的牲畜驱赶到附近的村庄和牧场，以试验这种病菌的传染效能。第100部队有自己的牧场，设在距本部10公里外的八家子一带。这里是对牲畜进行细菌实验的一个重要场所，牧场附近从来不准中国人通行。第100部队所属2630支队技术员桑原明供认：1945年8月该支队将鼻疽菌掺和到燕麦里，喂给60匹马吃。然后，将其全部驱赶到附近村庄和牧场，结果，致使这些村庄和牧场的大批牲畜死亡。 第100部队对利用植物进行细菌实验也是非常重视的。部队内有高级植物学家和专业人员组织针对植物的细菌研制工作。第100部队从毗邻驻地的大广乡农民手中掠夺了60多垧土地，作为对植物进行细菌试验的“农场”。据当地农民回忆，“农场”里的庄稼长得“挺怪”，有的长势非常好，有的却非常糟；有的果实累累，有的却颗粒不结。第100部队的“农场”实际上是其毁灭农作物的试验田。 第100部队在频繁的牲畜及植物的细菌试验中，取得许多“可喜”成果。原关东军司令部兽医处长高桥隆笃曾向梅津美治郎总司令官汇报了第100部队的生产能力。他说：“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可见该部队生产规模之巨大。 第100部队最丑恶、也最鲜为人知的活动是它同第731部队一样，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 第100部队有一个“牲畜掩埋场”，距本部很近，位于西北侧，东西约半华里，南北约1公里。1949年春天，大广乡的农民到这里挖取马骨（卖钱或做肥料），结果挖出来的有马骨头也有人骨头。他们还在焚尸炉旁挖出个大竹筐，里面装满了人骨灰。这些死难者的尸骨暴露了第100部队用活人做细菌实验、残杀无辜的罪恶秘密。日本战犯的供词、耳闻目睹者的控诉也证实了这一血的事实。 日军曹长（上士）实验员三友一男供认，他在第100部队里，经常参加用活人做细菌感染或毒物药杀活动。他证实：“用活人做实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第100部队与第731部队也有不同处，即除留少数人继续做实验用外，大多数人是“实验”后被枪杀。 特别是研究与制造化学毒物时，第100部队大多是用活人做实验。1944年8月，三友一男奉命在两周内对“实验材料”进行多次实验。他遵照松井技师的吩咐，曾给“实验材料”注射了氰化钾。在注射前，谎称是给“实验材料”治病，从不同剂量的氰化钾注射中寻求效果数据。经过连续实验，结果，一些“实验材料”被实验折磨而死。 实验员木章供认：“第100部队曾用家畜和活人来试验细菌效能。这个部队内专门饲养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有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亲自看见过。” 兽医师福住光田供认：“为了确定这种毒药的效能，曾用动物和活人来进行实验。” 曾参观过第100部队的韩尉在《日军细菌杀人罪行的见闻》中写道：“我听说过100部队是设在长春市郊（石虎洞）的一个专门研究生物细菌的特种保密部队，也听说过有些乞丐被弄到里面去不能活着出来。”在第100部队工作过的中村吉二也对韩尉说过：“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100部队送活人做实验。”《吉林文史资料》第14辑。 曾参观过100部队的李野光（他当时是伪满军政部直属陆军军需学校学员）回忆说：“那位军医大尉领我们到一间陈列室门前……满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黄色的福尔马林药水里浸泡着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等，简直令人无法看下去……” 大广村农民也耳闻目睹了一些第100部队残杀活人的暴行。 家住大广村的农民刘万仁被第100部队拉去做苦力，有一天，他亲眼看到一位姓杨的马车夫被日本军医拖进隔离室，诬说他得了传染病。当这个姓杨的从隔离室推出来时，浑身已缠上白布，以后，再也没放出来。大广乡农民王会回忆,“1945年，眼看苏联红军快到了，日本鬼子连忙给每个劳工注射一针。当时有300多人，死了十分之二三，能够出去的，也染上严重的‘虎列拉’，这批劳工是双阳县的。”大广村农民也成为第100部队实验的对象，有时，第100部队藉注射为名，说是给农民打针防病，实际上却是抽一大管血。日本投降前夕，大广村农民阎洪喜被日本军医抓了进去强行给注射了一针药物。阎洪喜回家后不久便得了伤寒病，并传染给了家人，一个三代五口之家，最后只剩下祖孙两人。 第100部队不仅在本部利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在支队也是如此。第100部队在公主岭的支队就设有监狱和禁闭室。在这里的实验，经常由水野、木二人执行。在一次化学毒物实验中，就有3名“实验材料”被毒死。 第100部队到底用了多少活人进行细菌实验，通过细菌实验残杀了多少人？现在还无法统计。不过，从农民挖出的死难者尸骨和火化炉旁积存的人骨灰看，被第100部队杀害的人是大量的！ 第100部队不仅在实验室条件下和野外实验场条件下进行各种细菌攻击武器的实验，而且还组织别动队（关于“别动队”，在第100部队中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演习队”、“远征队”、“特殊考察队”、“侦察队”等等）,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各种活动，尤其是日本即将战败之时，其活动更为猖獗。 前第100部队别动队队长平樱全作在苏联伯力受审时供称：“第100部队长若松少将曾告诉我说，在一旦发生战争时，日本空军就会根据我所收集的情报，在毗邻苏、蒙边境的各区域内，散播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等，以便传染牲畜。” 为此，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作战命令，要求别动队在中苏边境选择地点，做一次假想的“远征演习”。1942年夏季，第100部队奉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的命令，组织了由村本少佐率领的别动队。于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了细菌传染实验。不仅动用牲畜做各种细菌实验，而且对河流、水井也进行实战投放细菌实验。目的是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1944年3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命令第100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冬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次郎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官平樱全作担任。委任令则由第二部长中佐惠坂下达。同时配备了7名士兵和技术员。并要求队员万一阴谋失败，也不要暴露出去。 1944年6月，高桥隆笃再度命令，第100部队组织别动队到兴安北省地区进行活动。其主要任务是调查“毗邻苏联及蒙古的各地区居民的牲畜数量”，确定“这些牲畜的情形，夏季和冬季牧场所在地，收割牧草地段，道路和蓄水池情况等”。其活动目的是“为了一旦与苏联作战时，便能大量传染牲畜，藉以进行细菌破坏活动”。1945年3月间，第100部队又到南岗河一带进行了又一次远征活动。这次活动先由雄坂中佐领导，后由山口少佐代替。参加这次远征的有20余名科学工作员。 第100部队在上述整个活动过程中，曾先后4次向其部队长若松次郎少将和关东军兽医处长做过汇报。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对第100部队的“远征”活动，自始至终听取汇报，做指示，并将综合情况3次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汇报。山田乙三听取了汇报后，分别命令关东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加紧研制各种烈性细菌和药物，探求大批毒杀人和牲畜的办法。 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破中苏边境的日军防线。第100部队虽按原计划执行，将染有病毒的牲畜全部赶到苏军后方，但他们自己却没有逃脱惩罚，被苏军捕获，送上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台。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罪恶 一日军化学战概要 生物化学武器是战争中对人类和自然伤害极大的破坏性武器。因此，国际社会对以这种武器进行战争提出了限制，如两次《海牙公约》、《布鲁塞尔条约》、《华盛顿协议》、《日内瓦议定书》等。日本是这些条约的签字国，并批准了前4个条约。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国际规则视而不见。大量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犯下了滔天罪行。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从欧洲了解到化学武器使用情况，着手进行化学战的准备。1918年，日本军部在陆军省内设立了临时毒气委员会，聘请22名科学家研究毒气的生产、使用及化学战训练等有关问题。1919年4月，军部派遣以久村种树久村种树：日本化学战早期倡导者之一，曾任科学研究所调查班长，运用班长，1928年8月任第3部部长，1932年任所长，1936年8月升任陆军技术本部长、陆军中将。为首的考察团赴欧洲，调查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情况。同年8月，军部又设立了专门进行兵器研制的陆军科学研究所，其中第2课负责有关火药化学武器的研制。1921年10月久村回国后给军部中央提交了一份综合调查报告，强调“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的秘诀之一是科学性的奇袭……制造毒气是当务之急”。《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第46页。军部对久村的意见十分重视，立即采取措施，在陆军科学研究所第2课设立了研究化学兵器的专门机构，每年拨给大量经费。由此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展起来。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页。 日本陆军进行化学战的基本情况是： 化学战的研究。主要由陆军科学研究所承担，在化学兵器班的基础上，1925年4月。该班扩大为科学研究所第3部，由岸本绫夫任部长，研究人员有高等官员20名，总员100人。当年研究经费为15万日元。1941年6月，该部主体改编为陆军技术本部第三技术研究所，仍然从事化学武器的研究，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化学武器的制造和装填。1927年日本军部决定在位于广岛县竹原市忠海町3公里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户岛建立生产毒剂的工厂，从8月开始征用土地，至1929年5月完工。日军在化学战中使用的毒剂大部分都是由设在该岛上的“陆军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生产的。因此大久野岛有“毒气岛”之称。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进展，1941年时忠海制造所的化学武器生产达到高峰。仅毒气生产一项，各种毒剂合计1579吨。步平主编《化学战》，第52页。继忠海兵器制造所之后，日本陆军又在北九州小仓市建立了曾根兵工厂，主要担负毒剂装填工作。此外，东京的第2兵工厂、广岛兵工厂也制造和装填毒气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陆续在中国沈阳、南京、济南、广州、汉口等地设立了毒气弹制造和装填工厂。有的甚至还制造毒剂。 化学战的训练。日军在建立化学研究机构的同时，就开始对部队进行化学战教育。这项工作最初由陆军科学研究所兼任，据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崎申之回忆，关东军对化学战训练十分积极。“1931年进行化学战教育时，教育总监部考虑到当时满洲正值事变前的紧张之际就没有要求处于国防第一线的关东军派专修员，但是关东军教育部主任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时任作战主任参谋）强烈要求派员参加，于是我就被派出参加了这次教育”。石原还说：“等你回来，关东军必须进行化学战普及教育……一定要加强化学战的训练。”步平主编《化学战》，第80页。由此可见，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在积极准备进行化学战了。 “九·一八”事变后，为提高化学战的能力，日本军部认为必须大力培养化学战骨干人才。为此，1933年4月，由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签发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令》（“军令陆第6号”），在千叶县津田町成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据初步统计，该校培训的化学战人员达1万多名。步平主编《化学战》，第80页。这些人员作为化学战骨干回到作战部队，进行化学战的教育和实施。这所学校可谓“日本陆军化学战的摇篮”。后来，日军又在各野战兵团设立了化学部，也担负化学战人员的培训任务。 化学战的实施，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在各野战兵团设立了化学战部队，如迫击联队、大队等，其任务是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战争。关东军第516部队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支。 除日本陆军进行的化学战之外，日本海军和空军（航空兵）也进行了化学战。日本海军于1923年就在设于筑地的海军技术研究所中开始进行毒气研究，以后又转移到设在神奈川县的“相模海军工厂”，进行毒气的研究和制造。此外，日本海军在横须贺，吴市港、广岛、佐世保等地也设有化学武器生产厂。根据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研究表明，仅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日本海军生产毒气至少760吨，战败时仍贮存有268吨；生产各种毒气弹70600发。步平主编《化学战》，第76页。日本空军进行的化学战于1931年开始着手，主要由设在立川空军基地的第3航空技术研究所负责。 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进攻苏联，开始加强关于冬季和严寒地区毒瓦斯的研究和试验。为此，日本军部专门抽调化学战军官进入关东军，开展这项工作。据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史》记载：“1933年末以来，一直有一名习志野学校的军官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他的任务一是负责关东军各部队的化学战实施及研究，一是负责习志野学校在中国东北的化学战研究与试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在东北进行化学战的研究和准备。”1937年8月，为在中国东北试验兵器，以陆军技术本部及陆军科学研究所派驻关东军的常驻军人为骨干，在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技术部。有关化学战的研究、试验等事务归新设立的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而有关教育、训练的事务仍旧由司令部（参谋部第三课）担任。步平主编《化学战》，第136～137页。 1939年5月11日，化学兵器班作为化学部（代号516）而独立出来。第一任部长由技术部部长小野行守兼任。化学部的任务与中央的科学研究所的任务大体相当，即化学战的运用，化学、医学、兽医学方面的研究及气象的研究等领域。在这之后技术部迁移到新京（长春），化学部占了原技术部的全部土地与建筑。化学部同毗邻的迫击第2联队（1938年5月设立，部队代号525）共同成为化学战研究的中心。 1942年10月左右，由一个毒气大队和一个迫击大队组成的部队作为化学部的练习队。于是，历来是协作关系的实战部队成为隶属于化学部的部队，关东军化学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化学研究的一大中心。 关东军化学部是隶属于关东军的重要部队，在关东军的勤务令中，有专门关于该化学部的一节，内容为： “第94，关东军化学部长隶属于关东军司令官，负责向关东军提供化学战的准备，进行化学战的资材的调查、研究、试验。 第95，关东军化学部为执行上述任务，在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允许后可指挥迫击联队长、特种汽车队长，同关东军气象队长及其他队长协商后，亦可使用其部队。”步平主编《化学战》，第136页。 同时，在日本陆军化学部队中，关东军化学部的地位远较其他的化学部或化学实验重要，它虽然隶属于关东军，但实际上是日本陆军化学战研究、训练机构在中国的支部。该部队的250名成员大部分是技术军官，曾在日本习志野学校培训过。516部队共设5个课，即总务课，负责以下各课的统筹工作；第一课，负责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第二课，负责毒气防护研究；第三课，负责毒气治疗研究；第四课，负责化学剂研究。1939年，516部队在佳木斯建立了一座挂有“三井花园”牌子的秘密研究所——“三岛理化研究所”（因该研究所由日本人大岛和福岛掌管，受伪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三江地方局理事官岛村三郎所辖，故名“三岛”）该所表面上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实际上从事毒剂、细菌实验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并为516、731部队提供实验对象，是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重要基地和秘密监狱。 除516部队之外，关东军指挥的化学战部队还有： 迫击第2联队（满洲第525部队），该联队于1938年5月在齐齐哈尔组建，是日本陆军第一支迫击联队，也是关东军化学部队的骨干力量。曾参加了诺门坎战争。1941年“关特演”时，迫击第2联队改编为迫击第10大队，该部队一直与516部队关系密切，是关东军化学部的重要实施部队。 迫击第10大队（满洲第526部队），1941年由迫击第2联队改编，当时关东军为准备对苏战争，便以第10大队为母体组建新的化学部队。到1942年10月，由于派出人员过多，余下部队与特种车第1联队合编组成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 以上部队是长期与关东军化学部协作密切的化学部队。 此外，迫击第11～14大队，都是以第10大队人员为骨干在东北编成隶属于关东军的。后随战局变化陆续调往南洋和日本。这些部队也在关东军的指挥下进行了化学战实验和训练。步平主编《化学战》，第123～129页。 二关东军的化学战实验及实战 对于516部队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个谜。直到几十年后，曾在516部队服过兵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才走出战争的阴影向世人揭露了这个部队的秘密。据他们回忆，516部队不仅对外严格保密，而且内部各部门之间也不能随意往来，而且每个加入这支部队的人都必须接受法西斯式的特殊训练，不仅通过教材了解各种毒气的外形特点，化学性质，还要亲身体验毒气。有一次在讲堂上，军曹滕川及助手当场将毒气释放出来，队员们没有人敢动。当10多分钟后门被打开时，讲堂内的人已被毒气呛得拼命咳嗽，头昏脑胀，眼泪、鼻涕横流，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只听军曹和助手大声喝道：“好好记住，这就是毒气！”《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 化学武器是进行化学战的物质基础，日本陆军研制的进攻性化学武器（包括化学毒剂）大致可以分为14类，百余种。其中被制式化的化学毒剂达9种之多。从时效性上看，可以分为一时性毒气和持久性毒气。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大量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伤亡8万多人。这中间，关东军化学部队也是重要的实施者。 由关东军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制品有：芥子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的毒瓦斯，路易氏气属于速效性糜烂毒瓦斯，氰酸是窒息性毒瓦斯，碳酰氯肟和联苯氰基胂都属于刺激性毒瓦斯。516部队研制的这些种类的毒瓦斯，除了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它装进迫击炮弹内。这些毒气弹，首先由与其毗邻的满洲第525部队（即关东军迫击第2联队）使用。 516部队在其驻地南约600米处设有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各类毒气弹20万发。这些毒气弹除了供应关东军和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外，日本侵略军攻打菲律宾和在冲绳同美军作战时也都秘密使用过。 关东军进行化学战的主要方式有：撒播实验、活人实验、化学战演习，以及化学战实战等。 撒播实验，有的是通过演习方式进行，有的直接撒播在东北的村庄、道路、河川等，以观察效果。据曾在关东军化学部队服役的渡边国义，飞松五男、齐滕美夫等战犯供述，这种化学战实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广泛的地区进行。以下参见《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445页；《日军罪行录：吉林分卷》第318～320页。 1940年5月，在辽宁新民县辽河左堤防附近，日军对奉天甲种干部候补生进行瓦斯教育时，队长南部让吉少将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用轻型坦克牵引散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地域内散布持久瓦斯。结果，由于瓦斯蔓延，毒死了100多只羊，并使48万平方米的土地染上液状瓦斯，使这块牧地1年内不能使用，同时还毒杀了2名中国人。同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关东军化学部在伪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两公里草原及村庄道路上秘密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黄剂（糜烂性持久瓦斯），还在小河里放了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5公斤，结果有6名中国农民通过放毒地区时，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死。7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通向中国人村庄的道路和草地上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有5名中国农民通过散毒地区时中毒后身体受腐蚀而惨死，另有25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被毒瓦斯伤害。1944年8月，还是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试验，毒死5名中国人，10人受到毒瓦斯腐蚀。从1942年5月下旬至1943年9月上旬，在伪兴安西省扎兰屯周围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先后4次试验糜烂性毒瓦斯效力，共毒死10名中国农民，140名中国百姓手脚受到不同程度的瓦斯腐蚀伤害。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伪兴安西省碾子山东3公里山地施放了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3人，50名中国农民手脚受到腐蚀。 1943年1月。在扎兰屯东南8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进行山谷瓦斯发射训练，发射大型“赤筒”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迫击炮毒弹50发，被害情况不明。7～9月，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在碾子山多次进行“赤筒”发射实验，许多农民受到毒气伤害，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伤。1945年6月上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第1大队，在富拉尔基训练放毒时，曾发射赤筒30发，瓦斯气体流向距该地300米的富拉尔基通向齐齐哈尔的道路，使过路及耕地的10名中国百姓的呼吸器官受到损伤。 为了取得化学战最直接明显的效果，关东军竟残忍地以活人为对象，进行化学战实验。1936年12月上旬至1937年1月的一天，驻牡丹江的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兵头周吉为了实验毒瓦斯（腐烂性）的效力，将3名农民监禁在外科的小屋内，倒背手绑着，将瓦斯涂在被害者身体上，然后观察其变化情况，第二天3人均死亡。 日军施放化学武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九大队三中队的一名少尉军官，仅凭一时的冲动，向在吉林市北山西面2公里处的一位正在劳作的中国农民点放两枚中型喷嚏性瓦斯，使该农民中毒，之后，观看中毒后的中国农民惨痛之状取乐。 日军不但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而且还用来教训溥仪的“护军”。1935年夏天，日军宪兵在伪皇宫大墙外发现伪满皇帝的护军正在伪宫西花园假山进行军事训练。这支皇帝私人武装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宪兵随即在兴运桥外施放起催泪瓦斯，瓦斯越墙顺风扑向护军，护军喷嚏连连，鼻涕阵阵，痛苦万状，跑到水池边用水清洗，护军队长登上岗楼发现正在施放毒气的日军宪兵得意狂笑。 1935年9月10日，关东军在吉林省下九台进行瓦斯演习，从新京（长春）、吉林监狱提出被日伪收容的200名中国人作靶子，绑在一起，然后施放毒瓦斯全部杀害了。 1936年6月，驻扎在吉林省延吉（当时是间岛省延吉）的关东军第960部队的“第二下士官候补队”进行“瓦斯化验训练”。由于没有实验对象就直接向中国居民区施放了5颗小型“赤筒”（喷嚏性瓦斯），毒气迷漫，散进10多户居民的家里，使50多名中国男女老少居民的呼吸器官受到毒害，不少人留下了终生后遗症。 1940年4月，日本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毒瓦斯学校来中国东北试验毒瓦斯炮弹时，齐藤美夫作为警务长曾抽调宪兵组成有60名兵力的警戒队伍，并命令将被捕的30名中国人送给他们作为试验品杀害了。当时，得到一名叫白滨的大尉报告说，效果很好， 30名中仅有1名未死。 516毒瓦斯部队所进行的这些试验绝大部分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受害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中的毒，更不知道如何治疗。试验后，日军通过秘密跟踪调查，掌握实验效果。因此，时至今日，除日俘、战犯的供认外，在许多受害者已不在人世的情况下，揭露日本侵略者施毒杀戮我同胞罪恶行径的证人已很难寻找。 在用各类瓦斯进行试验的同时，516毒瓦斯部队还伙同731细菌部队进行毒气的活体试验。平均每天有4～5名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或朝鲜人被当作试验品活活折磨死，这种活体试验至少进行过50多次。516部队进行人体毒气实验的情景，《魔鬼的乐园》一书作者森村诚一曾这样写道：“被关在玻璃罩里的‘马路大’瞪着愤怒的眼睛，想挣扎着冲出来，但身体被牢牢地绑住无能为力。516部队的队员们接通电源，打开旋钮……毒气进入玻璃罩时，‘马路大’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身体拼命地挣扎；接着眼睛一翻，口吐白沫，头忽地垂下去，生命就此结束。” 为了适应实战的需要，关东军经常组织各种化学战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关东军竟拿中国百姓作为假想敌，实施化学战实战演习，屠杀了大量无辜平民。 1939年9月下旬，在吉林，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组织瓦斯军官的集合教育，在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散布了糜烂性毒瓦斯。这次“瓦斯教育后，没作善后处理，因而使路过该地的4名中国人患了瓦斯症”。《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据研究表明，在1933～1941年期间，仅《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中记载的在中国东北的演习就达14次之多。步平主编《化学战》，第99页。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冬季化学战的应用研究和检验毒气队在极寒地带的作战能力。其中包含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机，具有明显的战略意义。 化学战实战。关东军不仅进行了大量的化学战实验和演习，而且还将化学武器应用到了实战当中。1939年7月，在诺门坎战争中，日军第23师团曾在海拉尔兵站兵工厂秘密运送4发甲号瓦斯弹（每发500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海拉尔日军第一医院曾对死亡的苏军军官进行过检验，结果是因瓦斯弹中毒。《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页。这表明，日军在诺门坎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 1945年，正义终于战胜邪恶，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反攻下，日本法西斯于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是，法西斯的战争余毒仍然留在中国的黑土地上。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 一关东军特务机关沿革 自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撰写的《恶魔的饱食》一书问世以来，人们大都知道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曾经有过一个食人恶魔——日本关东军“满洲第731部队”。但对于在哈尔滨市内还曾经存在过一个绝不亚于731部队的机关——关东军特务机关，恐怕知者不多。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强兵富国”的侵略扩张之路。间谍特务活动就成了日本对外侵略必不可少的手段。日本的间谍特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由军部指挥的军事间谍特务系统，由右翼团体（如犹存社）组成的民间特务系统，以及由外务省领导的外交特务系统。在军部系统中，又可以分为以参谋本部为首脑机关的陆军特务系统和以军令部为核心的海军特务系统。关东军特务机关属于陆军系统的军事间谍特务机关。 像关东军特务机关这样的特务组织是极其秘密的，其正式名称只记录在军部的秘密卷宗里。军事间谍的公开身份可以是名正言顺的武官，也可以是堂而皇之的顾问，还可扮成商人、学者，甚至和尚、仆人。有人称之为“穿西服的忍者”。 参见〔日〕山清行《陆军中野学校》（中译本），群众出版社，1984。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服务。他们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一个人可以顶上一个师团”。 军部系统的间谍特务，初期或以驻在国武官、顾问的名义公开地进行特务活动，或乔装打扮秘密刺探情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部对华特务活动中，曾出现过“青木机关”和“坂西机关”等著名的特务机关。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军事间谍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规模相对有限，也未形成固定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事间谍特务活动才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始终以中国和俄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权益，欲图向“北满”和内蒙发展，攫取所谓“满蒙”权益。为此，对俄军事间谍活动不断加强，曾派遣中岛正武、石坂善次郎等“俄国通”情报军官，到北满和俄国进行间谍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各国忙于欧战，日本认为“大正天佑时代”来到了，加紧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军事间谍活动更为活跃。日本军部一面派遣大批军官前往俄国考察军事和收集战时情报，一面着手制订了推进设立谍报据点的计划。拟定从1916年8月至1918年2月在西伯利亚中部和东部、1918年3月在中国西部扩大设立新的谍报据点。西原征夫：《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每日新闻社，1980年，第17～19页。这个计划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决心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之机，迅速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其构想是，以朝鲜和南满为基地，展开扇形扩张攻势。一面向北取代俄国在北满的地位，进而向西伯利亚发展；一面向西攫取内外蒙权益，进而向中国西北推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更增添了“防止赤化”的色彩。日本为积极准备出兵干涉苏联，军事间谍活动更为猖狂。此前，军部已在早就建立的军事间谍据点哈尔滨设立了“黑泽机关”和“武藤机关”。1918年春，军部决定谍报部门总动员，实施间谍扩张计划。谍报首脑参谋本部第二（情报）部长中岛正武亲自前往哈尔滨，俄国班长坂部十寸穗赶赴海参崴。8月，日本发表“出兵宣言”，伙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联。至年底，日本先后出动第12、第7、第3师团，占领了远东地区及外贝加尔的赤塔地区。这期间，日军派出以武藤信义为首的特务机关进驻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所在地鄂木斯克，成为有史以来日军向西和向北推进最远的陆军部队。 但是，帝国主义的支持并不能阻挡红军的猛烈攻势，日军在各地遭到沉重打击。最令日军头痛的是“如何解决第一线部队遇到的纯作战以外的各种复杂问题”。对此，军部经研究认为，有必要在军队配置军事外交机关，以解决上述问题。关于这个机关的名称，采纳高柳保太郎的建议，军部于1919年2月决定将军事间谍机关正式命名为“特务机关”。 西原征夫：《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24页。各机关原则上归军司令官统辖，在军参谋长指挥下开展业务。其任务规定为“统帅范围以外的军事外交和收集情报”。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日本陆海军の制度·组织·人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第468、492页。由此，日军特务机关正式出现。 1919年秋，日军经过整顿确定以下特务机关，即海参崴、尼科尔斯克、伯力、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哈尔滨。同年春，日本调整殖民地侵略体制，将关东都督府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关东厅和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转隶于关东军。其后，日本虽然几次轮换军队，先后动用了11个师团，最多时达73万人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214、230页。,仍无法改变干涉失败的局面，不得不于1922年6月发表撤兵声明，10月狼狈地从苏联撤出军队（库页岛除外）。日军特务机关也随之撤出，只在北满的哈尔滨、满洲里和黑河保留了三个据点。 此后，关东军侵略野心不死，以哈尔滨作为“北向”情报战略的中心据点，一面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间谍据点的建设，密切注视苏联的动向，并积极指导所谓“白俄工作”；一面加紧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资料的研究。其重点一是北满的兵要地志，一是中东铁路及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能力。为此，关东军与满铁相勾结，别出心裁地搞出了一个“满铁嘱托员制度”。即选拔优秀的情报军官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助理，并以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嘱托的身份进行间谍活动。首任嘱托为神田正种大尉，其后有大内孜少佐。他们所刺探的情报和研究的成果，对日本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及迅速占领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关东军针对苏联的“北向”间谍中心据点的话，与此相对应，针对中国的“北向”中心据点就是奉天特务机关。自清末民初以来，奉天就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旅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旅顺成为军部“对满”间谍特务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东北的政权中心在奉天，日本侵略者感到鞭长莫及。为解决这一问题，关东军成立后，于1920年5月设立了奉天特务机关。该机关作为关东军的代言人，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任务是，刺探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干涉、控制和颠覆东北政权。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在奉天。由于奉天特务机关的重要，一直由关东军直辖。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次重心在吉林。早在关东军独立之前，军部就于1918年6月设立了吉林特务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奉天大哥”开展以张作相为代表的吉林政权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对满”工作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派遣军事顾问的途径“指导”东北政权。自清末以来，日本骗取中国政府同意其向中央和地方政权派遣军事顾问，大批日本军人便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各级政权的座上客。在东北的日本军事顾问主要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人。这些顾问名义上是由中国各级政府招聘的，实际上是日本军部安插的耳目。他们打着“顾问”的招牌，成为潜入中国各级政权内部最阴险的间谍。 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在北面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主要开展对苏间谍活动，在南面以奉天为中心据点，从事对华“谋略”工作。战后苏联获得一份关东军特务机关制定的秘密谋略计划，曾拿到远东军事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42～43页。其主要内容是：进行反苏反共反犹太宣传；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在远东建立反共组织；加强“外蒙工作”；镇压在满洲及中国关内的“赤色”团体；准备通信谋略措施；制订与北满作战一体化的谋略计划。为落实这个计划，哈尔滨特务机关在原有俄国班之外，新设了中国班，与奉天特务机关配合，加强“对满”工作。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有所转移，即由“对满”工作转向以“对苏”工作和对华北、内蒙的谋略工作为重心。“对满”工作本身也转变为维持关东军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在“对苏”工作方面，关东军加强在所谓“满苏”边境地带设立间谍据点，主要有珲春、密山、三河、海拉尔等特务机关，下面还有许多分派机关及派出所，形成了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核心的较大规模的对苏情报网。机关本部也不断刷新，至“七·七”事变前，新设了白俄事务、文书谍报、特别谍报、特殊移民等业务内容。“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在伪满军中建立了一支由白俄组成的秘密部队，称为“浅野部队” 《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178～184页。,实际业务由特务机关的小野少佐指挥。这是日军最初的非正式的情报部队。1939年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争，哈尔滨特务机关组成两个战场情报班协同作战。事后军部总结惨败教训，对情报业务研究得出四项结论：①情报机构编制化；②刷新提高业务；③设立野战情报队；④设置俄语教育队。根据这个结论，关东军对特务机关进行了大改组。 原来的哈尔滨特务机关，只是在业务上掌握各地的特务机关，而行政人事方面则由关东军司令部第2课统管。这在实际工作上有很多不便，于是关东军决定彻底刷新特务机关，于1940年8月正式设立关东军情报部。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本部，各地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支部。本部最初主要直辖“北满”各支部（同时指挥大连支部），不久又在内蒙设立阿巴嘎支部，活动范围不断向西扩展。 在“对华”工作方面，关东军以奉天特务机关为中心，策划了挟持溥仪、上海事变、制造伪满傀儡政权等阴谋。1933年关东军侵占热河之后，又将黑手伸向华北、内蒙及西北，策动冀东傀儡政权，制造察东事件，拉拢内蒙王公，策划建立伪“蒙古军政府”，发动绥远战争。 在“对满”工作方面，日本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后，关东军成为日本法西斯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太上皇”。军、警、宪、特是其统治的主要支柱。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在维持伪满政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伪满初期的警务委员会等统治机构中，特务机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加紧开展所谓“秘密战”。关东军特务机关一方面加强对苏谍报谋略活动，一方面加强对“反满抗日”活动的镇压和破坏。为此，关东军决定在原有特务机关的基础上，又在伪满政权内部设立由其直接控制的特务机关——伪保安局。形成“日满协作”的大特务系统。伪中央保安局由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控制，伪地方保安局由各地的特务机关指挥。 1941年夏，日本为准备对苏战争，实施“关特演”，关东军间谍特务活动更为活跃，新设了第5课，由原奉天特务机关长池田纯久任课长，主持所谓“占领地行政”研究。此后虽然日军实行“南方优先”战略，但关东军的对苏工作继续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谍报和谋略方面，新设了矶野谋略部队、临时航空队、一面坡训练所，以及情报部教育队、通信班等机构和部队。特情力量和力度明显加强。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日益走向穷途末路，关东军实力大为削弱时，不得不采取“持久守势”战略，情报部也相应发生转变，原有边境攻势间谍据点不断收缩。到1945年夏，日本颓败之势已十分明显，关东军为负隅顽抗，决定将情报部所属机关和部队连同宪兵队等改编为特别警备队，企图以游击战和秘密战的方式弥补不可收拾的颓势。但未等改编完毕，苏军就发起了大举进攻，关东军迅即败亡。二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业务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情报机构，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指导。奉天和哈尔滨机关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两大支柱。“九·一八”事变前，奉天机关是主导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机关渐次占据主导地位。至1940年哈尔滨机关改编为关东军情报部本部，形成了规模庞大、手段多样、制度较为完善的军事间谍系统。哈尔滨本部设有6个班，第1班（总务）、第2班（文谍）、第3班（白俄）、第4班（谋略、器材）、第5班（情报）、第6班（宣传）。下属支部14个，其下有分派机关、派出所数十个。其他隶属或指挥的机关和部队7个。参见《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第80页表。其任务主要有谍报、宣传、谋略、防谍、人员培养等。 谍报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主要工作。分为文书谍报、人员谍报和科学谍报。科学谍报主要指用无线电截听等科学手段窃取情报，这项工作主要由关东军通信队负责。特务机关主要负责文书和人员谍报。 文书谍报（简称“文谍”）是指通过各种印刷物获取情报。这项工作在1935年前后初步形成规模，由第2班负责。1941年前后已有日本军官37名，白俄52人。主要分析资料有苏联的真理报、红星报、劳动报以及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杂志。另外还有“音情”和“音秘”资料。前者指高速莫尔斯电报资料，后者指旁听无线电话资料。各种文书情报资料由资料班集中管理，分析研究。1945年6月，情报本部召开了一次关于日苏开战形势分析会议，文谍班根据资料分析，提出苏联会很快发动进攻，但关东军对这一意见未予采纳，而判断苏军进攻时期在入秋以后，结果被苏军打得措手不及。 人员谍报在关东军内部称为“哈尔滨机关特别谍报”，即通过派遣特务打进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窃取情报。这项工作是从1936年安藤时代后期由山本敏少佐开始的。后由小野少佐继续。最初由山路翻译官操纵白俄米哈伊诺夫，与总领事馆电信员接触，偷取往来无线电文。关东军通过这一渠道获得了大量情报，甚至有南洋英美军队作战构想的情报。曾任哈尔滨机关长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自我吹嘘说：“最近‘哈特谍’提供的有关南方的敌情极为重要，就连大本营收集南方情报也要依赖‘哈特谍’，为此不胜荣幸。”《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其实，有些情报是苏联故意透露给日本的，有些则是假情报。但关东军仍自鸣得意地认为“每月五、六千日元的巨款没有白花”。 与这种平时谍报相对应，还有战时野战情报业务。诺门坎事件时，哈尔滨机关派出了两个战场情报班，但效果不佳。为弥补这一缺陷，关东军情报部设立了野战情报队，编制为军官数人，兵力两个分队，配有无线电和汽车。 关东军特务机关还有一种极端秘密和残忍的谍报手段，就是从所谓“越境入满者”口中获取情报。这项任务由“保护院”负责。“保护院”实际是非法拘留外国人（主要是苏联人和蒙古人）的集中营。本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香坊，主要关押苏军战俘。初由伪哈尔滨市公署负责,1942年2月移交情报部管辖。另一处设在内蒙王爷庙，主要关押蒙古战俘，由情报部兴安支部主管。“保护院”的正式名称叫关东军特别调查部内蒙古ァバカ会编《ァバカ特务机关》。,分为总务班、情报班、工作班、宪兵班、警备队（步兵2个分队）等。这里经常关押着150～200名所谓“越境者”，大部分是苏联军人，也有苏联市民被日本国境守备队拘留后押到这里。“保护院”通过刑讯逼供，弄清他们的身份，再分别处理。对有利用价值的进行策反，予以逆用。对一般无价值者充做苦力。约在1943年底有约100人被送往阜新煤矿，后来至少又有两回。而对态度顽抗或不守“院规”者，则按关东军的指令，送到平房驿站（即731部队）去。 所谓“宣传”工作是特务机关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关东军为达到反苏反共、发动战争的目的，推行民族分离的思想对策。这种宣传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俄国人和蒙古人。在“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总方针下，对俄国人主要以反苏反共、复兴俄罗斯帝国为口号，鼓动白俄反对苏联。这方面工作，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指导下，主要由白俄事务局担当。其手段有利用广播，文艺演出以及各种集会等。对蒙古人以吹捧其崇拜的偶像成吉思汗为根本理念。为此，关东军不惜重金，在兴安军官学校附近的山冈上，建造了一座十分壮观的成吉思汗庙。这对欺骗“蒙系”军官为其卖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44年秋，当时在参谋本部第2部任职的昭和天皇的弟弟崇仁亲王三笠宫，到兴安视察以蒙古人为骨干的第2游击队时，对这支关东军的“羽翼部队”非常满意。《全录ハルピン特务机关》。 所谓“谋略”，主要是指以非常手段破坏铁路、桥梁、军事设施等的间谍活动。日军称之为“威力谋略”。关东军从将来对苏作战考虑，认为使用“威力谋略”是确保对苏作战优势的重要手段。为此，关东军从1936年开始组建白俄谋略部队。先后组成松花江、横道河子、海拉尔三支部队，统称“浅野部队”。“关特演”期间，关东军将浅野部队一部派往“满苏”边境的漠河地区，准备实施“威力谋略”。同时又在昌图组建了士兵为蒙古人的矶野谋略部队矶野谋略部队初隶属于伪满治安部，称为第868部队，由关东军直接指挥，1943年3月改称第53部队，转归情报部指挥，1944年7月改编为正规日军，番号为关东军第2游击队。,准备开战时对外蒙实施谋略作战。虽然关东军十分器重这两支部队，但一直未能派上用场，最后在关东军的大崩溃中化为乌有。此外，关东军还策划了“K号工作”的谋略计划，企图仿造苏联舰艇，袭击伯力的桥梁和江上设施。最终未能实行。 所谓“防谍”，对关东军来说，就是防范敌方（主要是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以间谍方式危害其安全及伪满的统治。这项工作称之为“秘密防御战”。其任务主要由关东军宪兵队负责，伪满保安局协助。 所谓“人员培养”，就是专门系统地培训间谍人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加强间谍情报人员的力量，于1933年开始实行所谓“北满研究员制度”，派遣参谋军官到特务机关学习和研究谍报业务。诺门坎事件后，关东军为加强对苏情报业务，设立了俄语教育队（第345部队），分为普通科和高等科，后又增加补习科。主要培养掌握俄语的谍报人员。在专业技术培训方面，关东军为提高间谍工作的技术含量和机动能力，从1943年开始组建临时航空队（第377部队），主要培训远距离活动的间谍人员。这支部队被称为情报部骄子。但由于关东军在颓败局势下采取守势战略，不得不于1945年1月将其解散。另外情报部还于1943年建立了谍报和谋略人员的秘密培训基地——一面坡训练所（第322部队），下设一个谋略队和四个谍报班。1945年3月解散的临时航空队并归到一面坡训练所，使该部队成为最主要的间谍培训机构。最后与关东军一起败亡。情报部教育队（第471部队）是专门培训野战情报人员的机构，于1944年7月成立，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军官学员班，第2期学员未及毕业就遭至败亡。三关东军侵华“谋略”述要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谋略部队，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自1919年正式成立以来，作为关东军有力的“羽翼部队”，通过密如蛛网的间谍据点，以极其卑鄙和残忍的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重心是所谓“对满”工作，在关东军参谋部的指导下，主要通过奉天特务机关和日本顾问两个渠道，相互配合地展开阴谋侵略的特务活动。 1925年郭奉战争期间，当郭松龄举兵进逼奉天，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关东军为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益，认为必须“扶张抑郭”，遂派参谋长斋藤前往奉天，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与张密商，斋藤表示，关东军全力支持张作霖政权，要求张出卖东北权益。参见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页。正是由于关东军的武力支持，才使得张作霖政权起死回生。 1927年东方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侵略扩张的新攻势。关东军作为侵华急先锋，积极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特务机关是积极参与者。其一，所谓“南方便衣队”就是通过特务机关找来的，企图混淆视听、嫁祸于人。事发后，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为其遮掩，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其二，事件发生后，特务机关在奉天城内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为关东军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其三，特务机关暗中支持日本退役军人荒木（中国名黄慕），在东北军中组建所谓“模范队”，以作为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内应。 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又将“谋略”矛头指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一方面对张学良威逼和引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出马恫吓，而日本顾问土肥原别有用心地写了一个叫“王道论”的东西臼井胜美等：《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44～45页。,劝诱张学良当“满洲皇帝”，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特务机关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政要的关系，企图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这是发生“杨常事件”的一个原因。 东北易帜后，关东军不甘心失败，开始策划侵占东北的新阴谋。除在军事上加紧准备之外，在政治谋略方面更为猖狂。其一，1931年春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案》《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第78页。,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运用谋略创造解决“满蒙”问题之机会。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进而制订了《蒙古独立计划》和《间岛独立计划》等。其二，军事间谍活动更加频繁。从1929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参谋旅行”，一面考察战略要地，收集军事情报；一面为发动战争进行演练。另外还派出大批军事间谍，深入边境禁区刺探情报。中村事件就是最为突出的军事间谍案。案发后，关东军又将其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口实。其三，为将东北军主力牵制于关内，削弱东北的防务力量，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密谋，派遣土肥原前往天津，策动阎锡山、石友三叛乱。阎锡山在关东军的怂恿下，从蛰居地大连秘密返回山西伪满史料丛书《“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1～104页。,但其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石友三则在土肥原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虽很快被东北军击溃，但迫使东北军增调关内，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军部达到了调虎离山的目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起伪满傀儡政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间谍特务活动。其一，日本通过长期推行“恩惠”策略，使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见利忘义，有的很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有的在事变后经不住刺刀威逼或高官厚禄引诱变节投敌。如熙洽、张景惠等人。其二，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打着“民众自愿”的旗号，在占领地建立“维持会”，其实权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或指导员手中。这是关东军控制地方政权的重要形式。其三，溥仪成为伪满傀儡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关东军阴谋活动的结果。事变后关东军研究认为，溥仪是未来东北新政权首脑的最为适任者，于是在土肥原的主谋策划下，关东军将溥仪蒙骗、挟持到了东北，然后逼其就范于关东军的“儿皇帝”。其四，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都有特务谋略活动的紧密配合。如关东军在进攻黑龙江过程中，就设立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派遣林义秀出任机关长，担负劝降马占山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也几次前往哈尔滨等地，开展对马占山的工作。马占山一度降日，板垣曾自鸣得意。 伪满政权建立后，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与关东宪兵队构成镇压“反满抗日”的两把主要屠刀。如果说宪兵队是明目张胆的刽子手，那么特务机关就是乔装打扮的屠夫。伪满政权的镇压机构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所谓“日系”和“满系”，基本上是“日系”指挥和控制“满系”。在特务系统中，与关东军特务机关相对应，在伪满政权内部设有保安局等特务机构和组织。保安局在业务上受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与监督，其成员清一色都是日本人，并被赋予“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决”的特权。因此特务机关的罪恶就显得更为隐蔽和无法无天。如1939年伪三江保安局就以所谓“苏联间谍”名义，将两名中国人秘密杀害于松花江上。在1941年日伪制造的“三肇惨案”中，伪滨江保安局将抗联领导下的5名农民秘密毒死。中央档案馆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702、674页。保安局还在各地设有秘密监狱，如长春的“东亚寮”、“东兴寮”，哈尔滨的“松花塾”，奉天的“敷岛寮”等。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惨死在特务机关的屠刀之下。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是积极参与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罪犯。在731部队进行实验用的“马路大”中，有许多苏联人和蒙古人就是从特务机关所属的“保护院”转运来的。据曾任“保护院”副主任的山岸研二供称：1945年内被分批遣送到那里（731部队）去的总共约有40名苏联公民。《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第154页。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活动于我国东北的恶魔，而且还将黑手伸向内地，远至西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为转移国际视线，保证伪满政权的出笼，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主谋策划下，由日本军事间谍田中隆吉挑起了“上海事变”。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对华北和内蒙虎视眈眈，伙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展所谓“华北工作”。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主持下，日本制订了分离华北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日本侵略者或拉拢所谓“名望者”，如北洋将领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造成华北“自治”的局面；或以武力支持汉奸叛乱，如制造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或不断挑起事端，逼中国方面就范，如“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日本通过上述各种谋略工作，迫使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使华北成为“灰色”地区。在经济领域，特务活动也无孔不入。特务机关伙同满铁制定了对华北的经济蚕食政策，在贸易、金融、关税等方面展开侵略。对于内蒙，关东军也早有侵略野心。 纵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历史，我们认为： 第一,间谍、谋略、特务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 第二,关东军特务机关作为日本最大的军事间谍机关，其形成和发展是与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相适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产物。 第三,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侵略和战争罪行。 第四,在内容上主要可以分为谍报、防谍、谋略等若干方面，其中在谋略工作方面的“功绩”是十分显著的。 第五,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在方向上主要可以分为“对华”和“对苏”两大方面，“九·一八”事变之前，工作重心在“对华”（即“对满”）方面，其后转为以“对苏”工作为重心。 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 如前所述，关东军侵华“谋略”活动，主要是在东北，如制造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等。本节主要阐述在东北以外关东军所进行的“谋略”活动。一关东军与“上海事变”的阴谋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向中国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局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那么，这次事变是怎样引发的呢？又与关东军有什么瓜葛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种形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一些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也就中国东北问题展开了辩论，而此时关东军正在加紧制造伪满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关东军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南方某个重要城市制造一个事端，一则可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东北的视线，以便使伪满洲国顺利诞生；二则可以试探英美等国的反应和让步程度，伺机扩大侵略战火。于是，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主谋策划下，一个阴谋计划出笼了。 据这一阴谋的指挥者和实施者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893～1972)日本岛根县人，经广岛陆军幼年学校入陆军士官学校(第26 期)。 期间板垣任其区队长。1914年毕业。1927年作为参谋本部中国研究员，在北京张家口活动。1929年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1930年10月任驻上海武官。1932年接受板垣命令，制造了“上海事变”。1935年3月任关东军参谋，1936年指挥伪军挑起绥远战争。1939年1月任兵务局兵务课长，1940年12月任兵务局长，1942年9月转入预备役。战后作为“证人”参加东京审判。在战后供述：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 问：是活动费，是笔大款呀！ 田中：折合现在的钱，六百万日元。用这笔钱，我总得搞出些事来。说实在的，因为我也是和满洲事变有关系的一个人，希望它务必成功。当时有个和我亲近的女子叫川岛芳子川岛芳子(1906～1948)清末肃亲王善耆第14女，原名显,又名金璧辉。1912年善耆将显送给川岛浪速作养女，取日本名字良子，因“良子”和“芳子”在日语中同音，被讹称为川岛芳子。尔后，川岛芳子一直在日本生活。1927年回到中国后，与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结婚。1929年川岛芳子与其夫分离，再去日本。1930年回上海，与田中隆吉制造了“上海事变”。此前还受日本军部之命赴天津协助土肥原，挟迫溥仪妻子婉蓉去东北。伪满政权成立后，依靠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组织“定国军”，自任总司令。1933年夏一度回日本，是秋又潜回京津。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于1948年3月25日处决。。…… 田中：就把这二百万日元交给她了。上海有一个叫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果然就这样干了。 问：干了吗？ 田中：一个人被杀，两个人受伤。于是，我想，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青年同志会，就叫刚刚到上海的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这个团体，袭击了这个抗日色彩很浓的三友实业公司。我相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果然，以后日华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到了一月二十八日晚上，陆战队和十九路军发生了冲突。 田中还供认说，由于他在上海这样一搞，“满洲独立成功了”。“以后，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我被称赞了一番”。《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9～51页。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上海事变”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阴谋。 其基本过程是： 1931年11月，关东军为保证顺利制造伪满洲国，决定在中国南方挑起事端。于是，由板垣给时任驻上海武官的田中隆吉发去电报，要田中完成“转移视线”的任务。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决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 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0余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戳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 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焚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这样，事态日趋严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①市长向总领事道歉；②逮捕处罚凶手；③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④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反日”言行，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力进攻上海的准备。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 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终于挑起了战端。 二关东军的“内蒙工作” 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军部就将蒙古划分为东部（内）蒙古、西部（内）蒙古和外蒙古三大块，决定分步吞并，建立日本控制下的所谓“大蒙古国”。根据这一战略，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展开了“内蒙工作”新攻势。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后至1934年底。早在伪满政权建立不久，关东军就在关东军内设立了直属于副参谋长的蒙古研究员制度，专门搜集有关内外蒙的情报。1933年关东军攻占热河时，收容原汤玉麟部李守信部队，组成“兴安游击师”，指使其进犯察东，企图建立侵攻西蒙的前进基地。但李守信伪军遭到由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同盟军的坚决抗击，狼狈退出察境。 武力进攻失败后，由于关东军的重点在于围剿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遂暂缓了对内蒙的军事攻势，转而施展谋略手段，对西内蒙展开所谓“和平工作”。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68页。 为开展内蒙工作，关东军任命松室孝良为承德特务机关长，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建立安定满洲国西部边境，对与热河省相邻的察哈尔东部居民通过经济文化工作而形成附满亲日的气氛”。松室孝良大佐在承德通过与一些内蒙王公的接触，于1933年10月制定出详尽的《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建设“蒙古国”进行了充分论证，拟定用三年时间完成“蒙古国”建设。松室得意地认为，这一计划将“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兴起，(日本)帝国将成为真正的盟主，雄飞于世界”。 于是，松室一面扩充李守信伪军，设立特务机关，一面在多伦召开蒙古代表会议，策划建立“蒙古国”。1934年2月松室又制定了《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72～485页。 这一阶段，关东军谋略工作的重点，就是拉拢内蒙王公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后，东内蒙四盟被划入伪满领域，对西内蒙引起很大震动。一些王公为保存自己地盘，开始打着“边疆安全”、“民族自治”的旗号，欲行独立，德王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此人野心很大，梦想恢复“大蒙古帝国”。于是，一方面关东军意欲寻找在西内蒙的代言人，一方面德王欲借关东军的力量称雄，双方为了各自利益，暗中往来密切。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德王对国民党中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要求内蒙实行“自治”。对于德王的野心，蒋介石虽有觉察，但还是同意了德王提出的“自治”要求。据德王后来回忆说：“这是蒋介石想把我作为他统治内蒙的助手”，并达到“防共”的目的。1934年3月，国民党政府通过《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据此，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成立大会，名义上由乌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担任委员长，而实权则掌握在由德王担任的秘书长手中。蒙政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在内蒙设立了与华北政委会相似的“灰色”机构。蒙政会成立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拉拢德王的工作，派遣大特务盛岛角芳潜入百灵庙，秘密会见德王，表示关东军愿意帮助德王建立武装。不久，关东军就给德王送去捷克步枪200支。德王得到关东军的好处，便一步步走向叛国之路。 第二阶段，1935年初至1936年底。对于内蒙实现“地方自治”，关东军并不甘心，而是要使其成为亲日政权和进一步向西北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 1935年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研究讨论并决定要加强对华北和西部内蒙的工作。于是，关东军伙同驻华北日军，接连在华北和内蒙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等一系列挑衅事件，迫使中国政府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其中对于内蒙，关东军要求“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活动”等许多承认其侵略的事项。通过这些协定，关东军实际上已控制了察北地区。 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出了详细的《对内蒙施策要领》，其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西苏尼特方面”。〔日〕《现代史资料》［8］,みすず书房，1982，第492～495页。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经济措施。 接着关东军首脑相继出马，加快了内蒙工作。9月，板垣征四郎副参谋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田中隆吉参谋赴西乌珠穆沁王府与德王和索王会见，表示支持德王的独立活动。关东军派专人常住百灵庙以便于同蒙政会联络。而这时德王的心态按照他后来的回忆是：“当时虽已有了在蒋政权隶属下的蒙政会，但不能满足我的政治野心，到了1935年冬，我便亲自出马，和日本关东军直接勾结。” 11月底，德王接受关东军邀请赴长春与关东军南次郎司令官、西尾寿造参谋长会谈。结果商定，日本答应帮助西部蒙族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继而建立“蒙古国”，并送给德王50万元和5000支枪，作为扩编军队之用。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该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同时由村谷彦治郎等日本人组成顾问团，掌握伪政权。日本方面派来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这样，德王终于与国民政府正式决裂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关东军将其作为侵略的马前卒，出钱、出枪，出顾问武装起来一支万余人的伪军，唆使其向西北进犯。为实现西侵战略目标，1936年5月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确定了由田中隆吉提出的《西北施策要领》。8月，借伪蒙古军阅兵式之际，以参谋长板垣为首的一批关东军骨干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了入侵绥远的计划。任命田中隆吉为德化特务机关长，全面负责实施谋略计划。 经过数月准备，田中认为必定马到成功，于1936年11月5日，指使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通电”，要求“归还绥东四蒙旗”，当即遭到傅作义和国民党中央的驳斥。对此，德王认为有关东军撑腰，扫平绥远指日可待，于14日命令伪军王英部向红格尔图进攻，没想到绥远军在傅作义的指挥下，出步兵突袭红格尔图，歼灭了王英部。又经过百灵庙战斗，伪军溃不成军，一部起义杀死日本顾问和特务机关人员，日伪全线溃败。田中隆吉被关东军调回东北，由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伪蒙古军“闹剧”以失败告终。 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伪满军的建立及整顿 第十章关东军与伪满军 日本侵占东北，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后，关东军始终是维持伪政权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主导力量，或者说关东军是伪满政权存在的根本保证。虽然关东军一再增兵，对中国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但仍很难扑灭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烽火。而且关东军还准备着对中国关内和苏联进行侵攻。因此，日本侵略者需要建立一支伪军，充当其镇压东北人民和扩大侵略战争的辅助力量和帮凶。于是，关东军在制造伪满傀儡政权的同时，就组建了一支走卒军队——伪满洲国军。第一节伪满军的建立及整顿[1]一伪满军的建立伪满洲国军是伴随伪满政权的建立而建立的。1932年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的同一天，颁布了伪《政府组织法》该法规定：执政统率陆海空军(第12条)，溥仪为最高军事统帅。作为军事机关，在伪国务院内设立了军政部，掌管军政和军令，负责有关国防及用兵事宜。同日根据“执政权令”，任命马占山为伪军政部总长(马占山反正后由张景惠兼任)。4月15日伪满政府发布“第1号军令”，公布了《陆海军条例》，其中规定： 第一条，陆海军负责国内治安以及边境、江海之警备任务。 第二条，执政统率陆海军。第三条，执政决定警备司令官分担区域，令其所需之军队，负责维护该区域之治安任务。第四条，执政决定舰队司令官分担区域，令其指挥所需之舰队，负责该水域之警备任务。《满洲国史·分论》上，第371页。 同时又发布了“第2号军令”，公布了陆海军分担区域，设立了伪奉天、吉林、黑龙江等警备军。 伪奉天警备军，司令官于芷山，司令部设于“奉天”。辖廖弼臣、田德胜2个步兵旅,傅布彦、王翰臣、邵本良3个骑兵团和赫慕侠的卫队团。7月又将王殿忠、李寿山旅编入该军。警备区域为除洮辽警备军警备区域以外的伪奉天省。7月16日，伪奉天警备司令部划分地区，设立了沈海、中央、鸭绿江、安奉、辽河、奉天等6个警备区。 洮辽警备军，司令官张海鹏，司令部设在洮南。先后辖徐景隆、鹏飞、刘茂义、傅铭勋、彭金山、张俊哲、王永清、程国瑞等8个支队。《东北“大讨伐”》第778页。警备区域为以洮南为中心的伪奉天省西北部的14个县。 吉林警备军，司令官吉兴。辖15个旅，其中9个旅归吉兴指挥，6个旅归伪吉林“讨匪军”司令官于琛澄指挥。警备区域为伪吉林省。吉兴直接指挥的刘金麟、李文炳、王树棠、梁沣等9个旅,布防在吉长和延吉地区；于琛澄指挥的李毓久、崔文林、陈德才、白文清、杨秉藻、关琛旅，驻守滨江和依兰地区。《东北“大讨伐”》第828页。1933年4月8日，伪吉林警备司令部决定撤销“剿匪”司令部等，新设吉长、滨江、延吉、绥宁、农安等5个地区司令部。１2月1日，又进行改编，设“新京”、吉林、滨江、延吉、绥宁、依兰6个地区司令部。《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第93页。 黑龙江警备军，司令官马占山(兼)。辖苏炳文混成第2旅(驻海拉尔)、张殿九混成第1旅(驻扎兰屯)、徐景德混成第3旅(驻海伦)、徐宝珍混成第4旅(驻克山)、朴炳珊(大同)混成第5旅(驻拜泉)、王克镇骑兵第5旅(驻呼兰)、程志远骑兵第2旅(驻齐齐哈尔)、石兰斌骑兵第55团(驻通北)。警备区域为伪黑龙江省和呼伦贝尔地区。 1932年4月，马占山反正，上述各部大部随之。伪司令官由程志远继任，所部临时编成3个支队：第1支队，张文铸部；第2支队贾金铭部；第3支队王克镇部。10月，苏炳文、张殿久等举旗抗日后，改由张文铸任伪司令官，重新组建伪黑龙江省军队，编成9个旅。《东北“大讨伐”》第829页。在蒙族居住的兴安地区，建立了兴安南、东、北警备军。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马拉布坦，辖2个骑兵团，司令部设于钱家店，警备区域为伪兴安省南部地区。兴安东警备军，司令官绰罗巴图尔，辖2个骑兵团，司令部设于博克图，警备区域为伪兴安省东部。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辖2个骑兵团，司令部设于海拉尔。警备伪兴安省北部地区。 江防舰队，司令官尹祚乾、司令部设于哈尔滨。 以上是伪满军建立的开始。 1932年6月，伪满接收由关东军创立并指挥的靖安游击队，改编为靖安军，归伪军政部直辖。由沈阳移驻锦州。司令官为藤井重郎少将。辖步兵2个团，骑兵和炮兵各1个团。 1933年春，关东军侵占热河后，又建立了伪热河警备司令部和兴安西警备军。原洮辽警备军撤销。 热河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张海鹏。司令部设于承德。辖王永清骑1旅(驻赤峰）、张俊哲骑2旅(驻承德)、鹏飞骑3旅(驻朝阳)、傅铭勋骑4旅(驻围场)、索化忱骑5旅(驻丰宁)、冯秉忱独立步兵团(驻承德)、炮兵队等。 兴安西警备军，司令官李守信(伪察东警备军司令官兼，实际上由参谋长乌古廷代理司令工作)。辖2个骑兵团。司令部设于林西。 1933年5月28日，设立江防舰队司令部，属海军建制，归日本海军当局派驻东北的“满洲海军特设机关”，后改为“驻满海军部”指挥。司令官尹祚乾。 至此，关东军完全占领了辽、吉、黑、热东北四省，伪满疆域和伪满国军的警备区域确定下来。二伪满军的来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或是威逼、招降原东北军，或是网罗地方土匪武装，或是亲自出马组建浪人队伍，以各种手段组织起一批反动武装，为其进行侵略服务。后来这些武装成为伪满国军的基础。1投敌的原东北军 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事变时辖姜全我、廖弼臣、田德胜3个步兵团和曹秉森骑兵团。1931年10月15日，于芷山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将东边道镇守使署改称为“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将所部扩充为2个步兵旅、3个骑兵团和1个卫队团。这部分军队成了伪奉天警备军的基础。 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部。事变前辖4个骑兵团。1931年10月1日，张海鹏投敌自任“东北保安边防总司令”，将所部扩编为8个支队(相当于旅)。1932年4月编为伪洮辽警备军。 驻吉林省的原东北军第23旅李桂林部、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事变时被关东军击溃后投敌。骑兵第7旅常尧臣部、第25旅刘宝麟团、夏显文(鸿谋)团，于1931年9月随熙洽投敌。第27旅旅长兼延吉镇守使吉兴，率梁沣、朱榕、王树棠3个团，于1931年10月投敌。以上各部成为伪吉林警备军的主要部分。 原黑省驻军步1旅张殿九部、步2旅苏炳文部、步3旅马占山部、骑1旅吴松林部、骑2旅程志远部、卫队团徐宝珍部、炮兵团朴大同(炳珊)部等，1932年2月随马占山一齐投敌。后来，虽然马占山，苏炳文等相继反正和起义，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军队降敌，被编为伪黑龙江警备军。 原东北军江防舰队，队长尹祚乾，辖利绥、利捷、江平、江清等5艘炮舰。关东军攻占哈尔滨后投敌，编为伪江防舰队。2汉奸、军阀残余、日本浪人组织的匪军 原被撤职的东北军骑兵第16师师长于琛澄，事变后在关东军和熙洽的支持下，组建了2个旅(旅长李毓久、杨秉藻)，熙洽也组建了3个旅和1个骑兵支队。10月底，这两股逆军合编为吉林“讨匪军”，于琛澄任司令。后来成为伪吉林警备军的一部分。 军阀张宗昌的余孽王殿忠、李寿山、张宗援，事变后得到关东军的援助，在营口、大石桥、安东等地收罗土匪组成两支匪军。一支由王殿忠任司令；另一支由李寿山任司令，张宗援任副司令。1932年7月编入伪奉天警备军。3关东军组织的靖安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烽火遍地燃起，关东军由于兵力不足，扑灭不及。于是关东军命参谋小松巳三雄少佐，组织起一支3000余人的特殊部队，其中2/3是日本人，包括从日本招募的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116页。由退役军人和田劲任司令。归关东军直接指挥，专门用于围剿抗日武装。因其佩戴红色袖标，被称为“红袖军”。1932年6月，由伪军政部接收，改编为靖安军，归军政部直辖。4伪内蒙自治军和伪兴安南、东、北警备军 “九·一八”事变后，蒙奸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要求关东军帮助组织叛军。关东军拨给步枪3000支，子弹60万发《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94页。,并先后派和田劲和松井清助担任顾问，组建起“内蒙自治军”。后松井在进攻开鲁战斗中被打死，关东军又派去退役少佐盘井文雄、小泽一六八和现役少佐本间诚，组成顾问团。1932年4月，这支逆军改编为伪兴安南警备军。 另外，关东军派驻兴安地区的日本顾问志方少佐和寺田利光中佐，分别组建了兴安东和兴安北警备军。《满洲国史·分论》中文本，第376页。5李守信伪军 蒙奸李守信，原系热河省林西镇守使崔兴武部的一个团长。关东军进攻热河，崔兴武不战而降。李守信以崔旅为基础，由关东军控制，在察东、热西成立了伪“察东警备军”。尔后伪满将热河省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划出成立伪兴安西分省，将李守信伪军的新编第4支队改编为伪兴安西警备军。三伪满军的整顿 在关东军的扶植下，东北各地相继建立起伪军，至1933年春关东军进攻热河前后，总兵力达15万人左右，这是伪军兵力的最高峰。但由于受旧军阀秕政之影响，自成系统，互不服从，编制、番号混乱，军官和士兵素质很差，战斗力低下，甚至“中、少尉军官中有不少人不识字”。多田骏：《满洲国军政指导情况报告》,《满密大日记》，1933年第18册。这样，一来不能配合关东军完成“治安”任务，二来也使关东军难以驾驭。为此，从伪军正式成立开始，关东军就着手对其进行整顿。 1932年5月，以多田骏为最高头衔的顾问部，制订了分三期整顿伪军的方案： 第1期，建军时期。稳定部队，防止士兵动摇，统一建制。 第2期，整军时期。确立稳定基础，担负起治安任务。 第3期，练军时期。从各方面予以充实，有效地完成任务。 据此，整顿伪军的第一步就是统一部队番号和建制。1933年春夏，主要对伪奉、吉、黑警备军进行了一次整顿，统一番号，并在各警备军中设立了独立教导队。 整编后的情况是： 伪奉天警备军，司令官于芷山，辖混成第1～6旅和第1教导队。《东北“大讨伐”》第846页。 伪吉林警备军，司令官吉兴，辖混成第7～10旅和步兵第2旅、骑兵第2、第3旅、混成第21旅、第2教导队。《东北“大讨伐”》第852页。 伪黑龙江警备军，司令官张文铸。辖混成第11～15旅和骑兵第4、第5旅、第3教导队。 伪热河、兴安警备军仍旧。 整顿伪军的另一个措施是裁减兵员。关东军根据让伪军成为“日满亲善”的可靠支柱，使之成为治安维持的基本力量和对外战争的有力支持者的原则，对有军阀习惯和反满抗日思想及老弱病残和那些被视为“不合适者”予以清退。仅1932年4月，就有伪满军官及少量日系军官1600人被赶出军队。至1935年8月，原高达15万的庞大伪军被裁减近半，仅剩不到8万人。一般编制1个团约600人，1个旅约为2000人。 经过整顿，关东军认为伪军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多田骏在“满洲国军政指导”的报告中评价说：1934年时，“军心愈加安定，已完全置于(关东军)统制之下”。多田骏：《满洲国军政的指导》，东洋文库藏。伪满军政部顾问部在《满洲国军现状》的报告中也指出：“满军之战斗力，伴随其整备改善已逐渐提高，面目一新；对友军(关东军)的信赖也与日俱增，一般能较好担负起协同剿匪任务。”伪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国军的现状》，1935年12月，《满密大日记》1936年第2册。 与裁减兵员相对应，关东军不断向伪军中派遣日本人(“日系”)军官，以增强其控制力。此外还采用各种手段，使伪军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四伪满军的配置及变化 1934年3月，伪满傀儡政权实行帝制，伪军政部总长改称军政部大臣，仍由张景惠兼任。1935年5月，改由于芷山继任。由此，伪军步入“正规化”阶段。 伪满中央军事机关的变化： 伪军政部时期：伪军政部总长(19323～19343)；伪军政部大臣(19343～19377)；伪治安部时期(19377～19434)；伪军事部时期(19434～19458)。 军政部直辖伪军有： 禁卫步兵团,团长郭文林。1936年与独立骑兵第1旅司令部及其骑、炮各1个连合并，成立禁卫队司令部。司令官王克镇。 “新京”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德楞额。1934年10月，成立了以石黑贞藏中佐为顾问的吉林宪兵训练处，培训宪兵骨干360人，以此为基础，1935年3月，伪“新京”宪兵司令部与伪军政部宪兵课合编为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应振复，直属于伪军政部大臣。统辖6个宪兵队，每队250人。1939年5月改为宪兵总团司令部，司令官王遇甲。 靖安军。司令官藤井重郎少将。1937年由美崎丈平继任。 江防舰队，司令官尹祚乾。1933年时舰艇10艘。 地方伪军： 1934年7月1日，伪满实行军政改革，撤销奉、吉、黑、热4个伪警备军司令部，新设5个军管区。各军管区下设若干警备区。伪兴安东、西、南、北4个警备军仍旧。同年底，伪满实行地方行政改革，实行10省(加上兴安4个省为14省)建制，各军管区随之有所变动。 第1军管区，辖区为伪奉天省(1934年12月以后为伪奉天省、安东省)，司令官于芷山。后任者依次为于琛澄—王静修—王殿忠—邢士廉—王之佑。司令部设于奉天(沈阳)。辖1个教导队：第1教导队；6个混成旅：混成第1～6旅。 下设奉天，安东两个地区警备司令部。奉天地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弼臣。安东地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官王殿忠。 第2军管区，辖伪吉林省吉长和延吉地区(1934年12月后为伪吉林省、间岛省)。司令官吉兴。后依次为王济众—吴元敏—关成山。司令部驻吉林。辖1个教导队：第2教导队；4个混成旅：混成第7～10旅；1个骑兵旅：骑2旅。兵力13万人。下设“新京”、吉林、间岛3个地区警备司令部。 第3军管区，管辖伪黑龙江省(1934年12月后为伪龙江省、黑河省)。司令官张文铸。后依次为李文炳—朱榕—王之佑—吕衡—赵秋航。司令部驻齐齐哈尔。辖1个教导队：第3教导队；5个混成旅：混成第11～15旅；2个骑兵旅：骑4、5旅。兵力14万人。下设龙江、黑河两个地区警备司令部。 第4军管区，管辖伪吉林省滨江、依兰、绥宁地区(1934年12月以后为伪滨江省、三江省)。司令官于琛澄。后任依次为郭恩霖—于琛澄—邢士廉—应振复—张文铸—李文龙。司令部驻哈尔滨。辖1个教导队：第4教导队；8个混成旅：混成第16～23旅；2个骑兵旅：骑3、6旅。兵力17万人。下设滨江、依兰(亦称三江)、绥宁3个地区警备司令部。 第5军管区、管辖伪热河省(1934年12月以后为伪热河省、锦州省)。司令官张海鹏。后任依次为王静修—邢士廉—应振复—吕衡—吴元敏—赫慕侠。司令部驻承德。辖1个教导队：第5教导队；3个混成旅：混成第24～26旅；1个骑兵旅：骑7旅。兵力1万人。 设承德、锦州2个地区警备区令部。 以上伪军中央直辖和地方部队合计约8万人。 此后，关东军为适应“维持治安”和“国防”的需要，对伪军的配置有所调整，并允许伪军建立空军和高炮部队。 1936年3月，关东军将伪满全境划分为6个防卫地区。 (1)东部防卫地区，辖牡丹江、间岛、东安、三江地区，由第4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负责，司令部驻牡丹江。 (2)北部防卫地区，辖黑河、北安、滨江地区，由第5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负责，司令部设于哈尔滨。 (3)西北防卫地区，辖兴安北省、龙江地区，由第3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负责，司令部驻昂昂溪。 (4)中部防卫地区，辖吉林、兴安南省地区，由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负责，司令部驻长春。 (5)南部防卫地区，辖伪奉天、通化、安东、四平、兴安西、锦州、热河等省区，由第1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负责，司令部驻奉天。 (6)旅大防卫地区，辖关东州地区，由旅顺要塞司令官负责。司令部驻大连。 与此相适应，1936年7月，伪军新设了第6军管区。将伪第2军管区的伪间岛省地区和伪第4军管区的绥宁地区(1937年7月改为伪牡丹江省)划出，归其管辖。司令官为王殿忠。后任依次为王静修—张益三—美崎丈平—李文龙—贾华杰。司令部设于牡丹江。所辖部队由伪第2、3、4军管区拨出。共辖：1个教导队，2个混成旅和1个骑兵旅；并辖绥宁、间岛两个地区司令部。 1937年3月，设伪兴安军管区，司令官巴特拉玛布坦，辖兴安东、西、南、北4个警备军。开始未设司令机关，1938年1月始在郑家屯成立伪司令部。 1937年5月，伪满实行行政改革。出于“治安”的需要，将民政部的警务局与军政部合并成立治安部。任命于芷山为伪治安部大臣。后继者为于琛澄(19394任)—邢士廉(19429任)。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为驱使伪军充当马前卒，对伪军的限制有所松动，突破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规定的兵种和数量。伪军中建立起了飞行队、高炮队、汽车队、特种部队等。兵员数量也不断增加。1941年伪满实行征兵制，规定服役期限为3年。但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服役期满的伪国兵，一再延期服役，直至伪满垮台，无一人退伍。所以兵力有增无减。至1945年几乎膨胀了一倍，达15万人左右。其中，约7万人(包括“铁石部队”)，配置在热河。 1937年开始建立伪空军，主要是训练飞行员。1939年在长春正式成立飞行队(1个连)。1940年成立伪飞行队司令部，司令官野口雄二郎少将，辖3个飞行队。飞行队长都是日本人，飞行员大部分也是日本人。1942年11月，曹秉森任伪飞行队司令官。1943年伪飞行队司令部改称航空队司令部。 1937年开始建立伪高射炮队。最初在沈阳成立伪第1高射炮队，属第一军管区。至1941年又先后成立了4个高射炮队，计为5个队。1943年9月，在沈阳成立了伪高射炮队司令部，司令官张大任，统辖上面5个高射炮队。1945年又在鞍山成立了高角炮队。 1938年10月，在伪间岛省明月沟成立了“间岛特设队”，300人左右，全部由朝鲜族伪国兵组成，属第6军管区，专门用来对付抗联。 1938年和1939年，在伪第3、第7管区成立4个独立旅，作为伪国防的预备部队。1939年3月，撤销各军管区内的地区司令部，以加强对部队的直接指挥。 1939年5月增设伪第7、第8军管区。 第7军管区，由伪第4军管区划出伪三江省为辖区，伪司令官张文铸。后任依次为赫慕侠—吕衡。司令部设于佳木斯。所属部队为2个混成旅、3个独立旅和1个教导队。 第8军管区。由伪第1军管区划出伪安东、通化两省区及若干部队组成。伪司令官王之佑。后任为吴元敏—王作震—周大鲁。司令部设于通化。 1938年11月，日本“驻满海军部”撤销。1939年2月决定将伪江防舰队改编为江上军，归陆军建制。同年11月改编完成。司令官李文龙。后任为宪原—曹秉森。司令部设于哈尔滨。初下辖两个地区队。后于1942年9月进行改编，撤销地区队，部队编为5个战队和8个炮艇队。 1940年3月，撤销伪兴安军管区和兴安东、西、南、北4个警备军，分设第9、第10两个军管区。 第9军管区，辖伪兴安南、西两省。司令官巴特拉玛布坦。后任为郭文林—甘珠尔扎布。司令部设于通辽。辖1个师、2个团等，1941年又在林西成立了兴安骑兵旅，担负所谓伪国境警备任务。 第10军管区，辖伪兴安东、北两省。司令官乌尔金。后任为郭文林。司令部设于海拉尔。辖2个骑兵团。 1941年10月，增设第11军管区。由伪第6军管区划出伪东安省及混22旅组成。司令官于治功。后任为王济众—关成山—郭若霖。司令部设于密山。1944年冬，部队改编为步11旅。1945年初，伪第1师由锦州移驻勃利，归第11军管区指挥。 上述伪军新军管区的设置，以及新兵种部队的建立，是与关东军的整个战略相适应的。关东军逐渐增加伪军在边境地区的力量，以让其在对苏战争中充当炮灰。日美战争爆发后，伪军的建设与配置又有一些变化。 1943年4月，撤销治安部，成立军事部。任邢士廉为军事部大臣。 1944年3月，伪铁路警护队改编为伪铁路警护军，司令官濑谷启中将。司令部设于沈阳。辖6个铁路警备旅。 1944年12月，为补充侵略华北日军兵力之不足，加强对冀热地区八路军的围剿，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签署了一个“关于满华国境地带治安肃正协定”，规定由伪满军派一部分兵力进入冀东，归华北特别警备军指挥。据此，关东军命伪军事部拼凑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和其他伪军，组成华北临时派遣队，称为“铁石部队”。1945年1月进驻冀东，归华北特别警备军司令官加藤泊治（次）郎中将指挥。伪铁石部队的指挥机关——联络处，设在唐山的华北特别警备军司令部内。伪铁石部队包括铁血部队、铁心部队和直属部队。 同时，伪热河省派出一支由10个警察大队组成的“一心队”，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丞任队长，进驻遵化，负责该地区的警备。 1945年3月，又由伪铁路警护军抽出3个支队，组成铁路警护旅，称为铁华部队，担任京奉线唐山至山海关的警戒。队长富永清一少将，队部驻唐山。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伪军的编制配置的情况是： 伪军事部直属伪军： 禁卫队，司令官张名久，驻长春。 航空队，司令官田中收，驻沈阳。 高射炮队，司令官刘牧禅，驻沈阳。 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刘尚华。 铁路警护军，司令官太田（名不详）中将。 江上军，司令官曹秉森，驻哈尔滨。 铁石部队，驻冀东。 地方伪军： 第1军管区，辖伪奉天、锦州、安东、通化4省。司令官王之佑，司令部驻沈阳。辖步1旅。 第2军管区，辖伪吉林、四平省。司令官关成山，司令部驻吉林。辖步2旅。 第3军管区，管辖伪龙江省。司令官赵秋航，司令部驻齐齐哈尔。辖步4旅。 第4军管区，辖伪滨江省。司令官李文龙，司令部驻哈尔滨。辖步17旅。 第5军管区，辖伪热河省。司令官赫慕侠，司令部驻承德。辖4个步兵旅。 第6军管区，辖伪牡丹江、间岛省。司令官贾华杰，司令部驻牡丹江。辖步兵3旅。 第7军管区，辖伪三江省。司令官吕衡，司令部驻佳木斯。辖步兵7旅。 第8军管区，辖伪北安、黑河省。司令官周大鲁，司令部驻北安。辖步兵12旅。 第9军管区，辖伪兴安省南、兴安西省。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司令部驻通辽。辖第2师。 第10军管区，辖伪兴安东、兴安北省。司令官郭文林，司令部驻海拉尔。辖兴安骑兵第47、48团，均驻南屯。 第11军管区，辖伪东安省。司令官郭若霖，司令部驻密山。辖步兵11旅，配属第1师。 此外，还有3支特殊部队。 (1)朝鲜族特殊部队——间岛特设队。1938年9月成立,由3个连组成,队长为日本人。首任队长为染川一男，军官为日本人和朝鲜人，士兵全部是朝鲜人，队部设于伪间岛省明月沟（现属安图县）。 (2)白俄特殊部队——浅野部队（因队长为浅野节上校故名）。包括松花江部队，横道河子部队和海拉尔部队。为秘密谋略部队。名义上属伪军编制，实际上归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指挥。 (3)蒙古族特殊部队——矶野部队。1941年9月于昌图成立，称为第868部队，约700余人，全部为骑兵。队长矶野实一少佐，军官有日本人和蒙古人，士兵都是蒙古人。1943年3月移驻兴安（今乌兰浩特），改称第53部队，队长改由松浦友好继任。1944年7月，改编为关东军第2游击队，成为日本的正规军。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傀儡政权，其军队是关东军操纵下的傀儡武装。关东军对伪军的控制，是对伪政权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使之成为关东军的得力助手，忠实鹰犬。 关东军操纵和控制伪军主要有下列手法。1攫取指挥权 军队指挥权是用兵的根本。早在伪政权成立伊始，关东军就紧紧抓住了这个问题。通过关东军一手炮制的《溥仪·本庄书简》和《日满防御军事协定》，已经明确了伪军“置于日本军指挥官统一指挥下行动”。《满洲国史·总论》第341页。但这两个文件当时尚未公开，其“透明度”还不够。因此，在1934年溥仪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又以“第2号军令”向伪军公开宣布：“国军依据防卫法第29条，当驻帝国内之同盟军（关东军）实施共同防卫上防卫准备及训练时，根据需要应受其节制。”战史丛书《关东军》(1),第120页。这样，关东军便公开“合法”地攫取了对伪满军的指挥权，“名正言顺”地驱使伪满军了。2设置日本顾问 1932年4月13日，伪满军正式成立刚刚1个月，关东军就派遣了以关东军司令部附多田骏大佐为最高顾问，由陆军军官21人和海军军官2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最初的顾问阵容是： 伪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大佐（不久升为少将）、主任顾问佐久间亮三少佐、主计顾问住谷悌大尉，顾问小林光俊大尉。 伪奉天警备军主任顾问菅野谦吾少佐和军事教官2名（大尉）。 伪吉林警备军主任顾问大迫通贞中佐和军事教官7名（大、中尉）。 伪黑龙江警备军主任顾问林义秀少佐和军事教官2名（大尉）。 伪洮辽警备军军事教官1名（大尉）。 伪兴安南警备军主任顾问斋藤恭平少佐和军事教官1名（大尉）。 伪海军顾问伊藤整一海军大佐。 伪江防舰队顾问1名（海军少佐）。 1934年12月，佐佐木到一任最高顾问后，把顾问人数增加到70名。 伪军的日本顾问，与过去中国军阀聘请的日本顾问不同。军阀聘请的日本顾问，一般是起咨询作用，出出主意，提提建议，是否采纳最后由军阀决定。而伪军的顾问，则是由关东军硬塞进来进行“直接领导”，握有军政、人事、指挥、财务等大权。伪军政部（后来的治安部、军事部）总长、大臣和地方的警备军、军管区司令官，表面上是军事部门和部队的主官，实际上都在日本顾问的控制之下，由日本顾问说了算。伪总长、大臣、司令官只不过是傀儡摆设。在伪军中设置日本顾问是关东军控制伪军的最重要的一环。 伪军的最高顾问，继多田骏之后是板垣征四郎（1934年8月任），以后依次为佐佐木到一（1934年12月任），平林盛人（1937年8月任）、松井太久郎（1939年8月任）、中野英光（1940年12月任）、楠木实隆，最后一任是秋山义隆。 3制订控制伪军的方针、政策 有了日本顾问，就控制住了伪军的“神经中枢”，但还需要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这种“软件”措施，进一步控制伪军。关东军历来就把对苏战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素有“北向军队”之称。伪满成立后，关东军为便于集中兵力准备对苏战争，需要一支能维持伪国内治安和担负一部分国防任务的伪军，作为其辅助力量，以便关东军腾出手来，专心战备训练。根据这种战略，关东军对伪军的指导思想是，要把现有成分复杂，系统混乱、素质低劣、装备落后、军纪松散的10余万伪军，逐步加以改造和训练，使之成为接受关东军统一指挥数量不太多，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得力助手。 据此，首任最高顾问多田骏，起草了一份《满洲国军整备纲要》，包括伪军的“组织装备、警备作战、教育训练等方面”，并对伪军的兵员数量、兵种等做了规定。《满洲国史·分论》中文本，第369～370页。力求首先使伪军成为专门镇压抗日武装，即所谓“治安维持”的武装。关东军立即把这份“纲要”转报给了参谋本部。 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其中吸收关东军的意见，于第6项规定：“满洲国陆海军备，应限于维持国内治安之必要限度以内，对邻国必要之防御设施，舰船等根据需要逐渐调整。”同年9月，参谋本部以关东军所定“纲要”为基础，与内阁的《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相适应，上奏天皇批准发布了《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其方针为：“满洲国陆军，在驻满帝国陆军指挥官的平时实际控制之下，积极指导，使之担任维持该国治安，成为帝国国防之辅助成分。”具体规定：总兵力“以6万为标准”兵种为步兵和骑兵，其“编制装备以足够其执行任务使用为限度”，不得拥有坦克、重炮和飞机。 这份《纲要》是关东军统制伪军的纲领性文件。它既想利用伪军充当其走卒，又不敢太放手，怕其反水。所以对总兵力，兵种和编制装备等各方面做了种种限制，真可谓是“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了。 到1935年，由于苏联国力、军力的增强，远东苏军的兵力和战备不断加强。这使日本军方惶恐不安。1935年8月，“九·一八”事变阴谋的核心人物石原莞尔，上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后，认为“满洲国之防卫正濒于危殆”，建议“驻满兵力”至少要增加3个师团。由于在对苏战备上，深感兵力不足，所以对伪军寄托了一点期望。 1935年12月，参谋本部对《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进行了修改。其方针改为：“培养能以其主力担任国内防卫及后方之警备，另以一部兵力担任外征。”以后，关东军对伪军的控制和使用，基本是按这一方针进行的。4安插日本（所谓“日系”）军官 关东军要控制十几万伪军，仅靠几十名顾问是远远不够的。决定在伪军事机关和部队安插日本军官。初期分三个级别。 （1）高级军官。主要是日军佐级预备役军官。就聘任伪军职后，各按原军衔提高一级，分别安插在中央陆军训练处，各旅司令部和教导队等。后来这些人官运亨通，在伪军中占据了许多高级军职。当伪师长者，如伪靖安师长藤井达郎，伪兴安师长野村登龟江。当伪军管区司令官者，如伪第6军管区司令官美崎丈平。当伪军校校长者，如伪陆军高等军事学校校长秋山香、小林赣一；伪陆军训练学校校长梅村笃郎；伪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南云亲一郎、山田二郎。当伪治安部次长者，如薄田美朝、涩谷三郎。当伪军事部次长者，如真井鹤吉。 （2）校尉军官。主要来自日军预备役准士官（准尉、兵曹长）、下士官（曹长、军曹）。应聘后先入伪中央陆军训练处接受训练，其中优秀者作为甲种学生接受教育后，分配到部队或军事机关任职。 （3）候补军官。主要来自日军预备役初级士官，多为少尉，有一部分下士官。1932年第1批招聘120名，1933年第2批招聘97名。应聘后先分配到伪军各团当两个月的队附，然后入中央陆军训练处（后来入伪陆军各学校），接受指挥小部队的训练。第1批3个月，第2批11个月。1934年中央陆军训练处又招收300名日本候补军官，训练6个月。结业后，根据每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分别授予伪上尉，中尉、少尉军衔，分配到基层直接指挥部队。 伪军中的日本军官（包括少数文职人员），1933年时包括顾问、教官在内有350人左右；1934年急增到1800名，占伪军兵员总数79万人的2%还多；到1941年增至约8000名，约占伪军总数的10%。这样从伪军中央到基层部队，形成了庞大的“日系军官网”，关东军主要是通过他们来控制伪军。5“培养”中国人 为了控制伪军，除依靠日本军官外，还成立了各类军事学校，以培养可供日本军官驱使的中国人伪军官。 最早的伪军事训练机关，是1932年10月成立的伪军政部参谋司所属的中央陆军训练处，1940年改为陆军训练学校。主要培训中国人和日本人军官候补生和军官学生。总共训练中国人军官候补生1970人，日本人军官候补生1610人；军官学生数百人。 1939年3月，成立了伪陆军军官学校。分为预科和本科。预科2年，本科1年又8个月。预科结业后，到伪军部队（日本人和朝鲜人学生到关东军）做队附勤务6个月。本科毕业后，到伪军（日本、朝鲜学生到关东军）做见习军官4个月，然后，任少尉分配到部队。1939～1945年共招收新生7期，至1945年3月毕业3期，共800人，其中中国人450人，日本人350人。这是日伪自己培养出来的伪军骨干。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在校生为1450人，其中本科生720人，预科生730人。 为了培养蒙族（“蒙系”）伪军官，1933年在郑家屯成立了伪兴安军官学校，1940年改为陆军兴安学校。也分为预科和本科。前后共毕业9期，约320人，约占“蒙系”伪军官的60%。 1943年10月成立了伪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学生是由各军管区和军事机关中选出来的上尉至中校级伪军官，经考试入学。共办2期，每期30人，其中日本军官20人左右，汉族伪军官7、8人，蒙族伪军官2、3人，第2期学生中有朝鲜族伪军官1人。学习一年，毕业后派到各军管区中任参谋。 1933年以后，还每年选派一些伪军官和后来伪军官学校的预科结业生，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专业学校留学，其中包括溥仪的弟弟溥杰、伪第7（后转第5）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伪第11军管区司令官郭若霖等人。 此外，还先后设有伪陆军军需学校、伪陆军飞行学校、伪陆军通信学校、伪陆军汽车学校、伪陆军兽医学校、伪铁路警护学校，培养各种专业伪军官。6通过伪宪兵控制伪军 1935年3月，正式成立伪宪兵司令部。1939年5月，改为宪兵总团司令部。在每个军管区中都设有宪兵团。伪宪兵的任务主要有2项：一是充当军事警察，二是镇压人民。所谓军事警察，不仅仅是维护军容风纪，更重要的是监视伪军，特别是伪军官的思想和行动。这也是关东军控制伪军的手段之一。 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伪满军的任务 伪满军作为关东军控制下的傀儡军，其任务就是为日军做鹰犬，当帮凶，为虎作伥；而侵略者则美其名曰为日军的“辅助成分”。根据日本军部制定的《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的规定，伪军的任务基本可以分为四项：“维持治安”,“国防警备”,“外征”和特殊任务。 一“维持治安” 所谓“维持治安”，就是围剿抗日武装力量。这是伪军的主要任务。但总的说，围剿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关东军，伪军还是辅助力量。 伪军围剿抗日武装，主要有三种情况： (1)作为附庸参加日军对抗日武装的进攻和围剿。 (2)维持伪警备区内的所谓“治安”，即讨伐管界内的抗日武装。规模大小不等，分别由伪军管区、地区司令部和驻地伪军组织实施。 (3)增强和协同外省区讨伐。主要是对抗日武装力量较强，活动频繁而伪军兵力不足的东边道、三江地区和热河（各时期有所不同）。 二“国防警备” 国防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根本权力之一。早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在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制定的《解决满蒙问题策略案》中指出：新政权的“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管”。 在《溥仪致本庄函》中表示：“弊国今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均委诸于贵国。”本庄于5月12日回信表示承诺。这样，伪满政权便把国防大权拱手交给了关东军。 对于伪满的国防，在1932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关于满洲国国防之件》中认为：“满蒙”是日本“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满洲国的国防与帝国在满蒙的国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两者几乎可以视为同义”。同年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也约定，“两国共同担负(伪满)国家的防御”。所以伪满的所谓国防，表面上由“日满”两国共同负担，实际上是日本国防的延伸和扩展，完全由关东军负责，伪军不过是“辅助成分”而已。 尽管是“辅助力量”，仍在邻接苏联和外蒙边境的各伪军管区所辖的伪间岛、牡丹江、三江、东安、黑河、兴安等省区，伪军都负有所谓“警备国境线”的任务。 1938年以后，伪军还先后建立了6个师、旅，专门担负“国防警备”任务。此外，边境地区还设有若干由伪军和伪警组成的国境监视队。 1935年以后，在中苏、中蒙边界上发生多起所谓“边境纠纷”，伪军大多参加了。主要有：1935年1月哈尔哈庙事件，同年12的奥拉霍德加事件，1936年3月的长岭子事件，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1939年5月的东安镇事件等。 1939年6～9月，伪兴安北警备军的兴安师、伪第3军管区所属独1旅( 旅长石兰斌，故称石兰支队)、伪第1军管区的铃木支队、伪第8军管区第8教导队的炮兵连等部队，参加了诺门坎战役。 1944年6～9月，美机3次空袭鞍山，12月2次空袭沈阳。伪高射炮队和飞行队，在关东军指挥下参加了鞍山、沈阳地区的防空作战。 三“外征” 所谓“外征”，主要是指伪军越出伪满国境入侵华北的作战行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 同时命令伪军也组成热河支队、兴安南军和石兰支队随之入侵冀察晋。在此期间伪靖安军司令、热河支队长藤井重郎在黑鞑营子西侧高地察看地形时，被第1机枪连班长李玉峰击毙。 1938年6月，伪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甘珠尔扎布，以兴安骑兵第2、第5 两团组成甘支队，进入密云、平谷、蓟县,为日军做帮凶，与八路军为敌。12月返回原驻地。 1945年1月，伪铁石部队侵入冀东。其步兵旅(铁血部队) 负责警备唐山至滦县的铁路及对铁路以北山岳地带的“治安肃正”；骑兵旅(铁心部队)负责铁路以南平原地区的“治安肃正”，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1945年3月，伪铁华部队侵入唐山，负责唐山至山海关段铁路的警戒。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 四特殊任务 伪军中主要有3支特殊部队，执行特殊任务。 一是由朝鲜人组成的伪间岛特设队，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和镇压朝鲜族反满抗日运动。 二是由白俄组成的浅野部队，协助关东军对苏联进行谋略。1941年参加“关特演”，准备一旦日苏战争爆发，破坏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 三是由蒙古人组成的矶野部队，准备一旦战争爆发，作为别动队对外蒙进行谋略。 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伪满军的造反 关东军为了控制伪满军，煞费苦心，妄图使其忠于“大日本皇军”，至少要做到顺从，任其驱使。但出乎敌人的预料，“反叛”事件竟时有发生，使关东军甚为恼火。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45年8月，伪军造反事件大小不下百余起。 东北人民，包括伪军警在内，在日本侵略者长期统治压迫下，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有一天把日本侵略者通通消灭，以解心头之恨。但由于力量不足，时机未到，所以还是比较零散的。比如,1935年1月29日,伪密山国境监视队部分官兵发生兵变,打死2名日本中尉、1名少尉军官后,携械进入苏联境内。一年后的同一天,1936年1月29日,驻东北东部“满”苏边境全厂沟的伪军一部108人,在周连长率领下举行暴动,击毙日本军官3人,焚毁营房后,携械进入苏联境内。1941年1月4日,驻哈尔滨西南郊王岗附近的伪军第三飞行队的部分士兵,在班长苏贵祥的带领下,切断营区电话线;打开武器库,取出重机枪2挺、步枪120支、匣枪12支。军刀100把、各种子弹8700多发;捣毁3驾飞机;打死日本军官2人和伪军军官李德三等11人,率两个连的85名士兵举行起义,投奔抗联。6日,起义部队在肇州境内遭遇日伪军堵截,展开激战。虽然消灭了大量敌人,苏贵祥等大部也壮烈牺牲,一部被捕,只有少数突出重围。1943年6月12日,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军事部最高顾问楠木隆中将视察驻富锦县东北五顶山伪军部队时,一名士兵突然冲出队伍,向他们连发数枪;但由于过分紧张,未能击中。由于事发突然,在场伪军都愣住了。等反应过来,行刺士兵已骑马逃离现场。第二天这位士兵被敌人发现,赶到松花江边,跳江自杀。及至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北人民，特别是伪军中的爱国官兵，反抗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在短短几天里，大部分伪军部队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造反事件。 首先，在日伪统治的心脏长春，为溥仪保镖的伪禁卫步兵团、专门镇压人民的伪首都宪兵团和伪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及伪警察纷纷反正，至8月14 日已控制了市区、挂起了中国国旗。他们还袭击了伪首都警察厅，打死关东军总司令部参谋2人。 驻东部边境地区的伪第6、7、11军管区的伪军大部反正或逃散。伪第1 师驻勃利的骑兵团(团长靖兰坡)和炮兵团一部反正，俘虏伪师长秋山秀，杀死日本军军官数人，向苏联红军投诚。驻宝清的伪步兵第11旅第28团于8月13日反正，袭击了日本开拓团；驻镜泊湖畔的第30团于8月16日杀死日本军官4人后逃散。伪步兵第3旅驻东京城的第7团第2营8月17日杀死营长后逃散。伪步兵第7旅驻佳木斯的步兵团，杀死全部日本军官反正。 驻西部伪兴安地区的伪第9、10军管区的伪军也大部反正，有的逃散。8月11日，伪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弃军潜逃，所属部队杀死全部日本军官反正。同时，伪第10军管区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反正，软禁了伪司令官郭文林，将65名日本军官除27人逃走外全部杀掉。12日率部到乌兰哈尔嘎那向苏军投诚。 其他各伪军管区、江上军，以及在关外的伪军都有大量反正或逃散者。伪满军顷刻瓦解。 伪军造反事件，从时间上看，持续时间长。从1932年到1945年的14年间，基本上每年都有发生，只是次数多少不同。总的来说，是两头多，中间少。前头1937年以前多，是因为日伪统治尚不巩固，抗日武装斗争比较活跃，造反的条件相对较好。后头苏军出兵东北，关东军败势已成定局，埋藏在伪军官兵心中的怒火顿时大爆发。中间少，是因为1938年以后抗日武装力量削弱了，日伪军事力量增强，日伪对伪军的控制更加严密，造反的条件变差了。 从造反空间看，分布地域广泛，遍及伪满20个省市中的17个省市，40多个市县。其中伪三江、东安、牡丹江、间岛、通化、吉林等东部6省共有28个县，占地区总数的60%。因为这些地区是抗日义勇军和抗联的活动地区，伪军易受影响，便于联系，起义条件较好。 从造反人员看，非常广泛。有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等。其级别，上自伪军政部总长下至班长、士兵各级都有。 从造反的军兵种看，相当齐全。有步兵、骑兵、空军(地面部队)、江上军、炮兵、高射炮兵等。 从造反的规模看，大小不一。有成旅、团建制的，也有几个人联合的。 从造反性质看，大部是起义、反正和哗变，少数是刺杀、逃亡、暴动。 从造反人员的去向看，大部分投入抗战;一部分举事后进入苏境；一部分逃散。 伪军造反一方面打击了敌人，另一方面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伪军造反大部分成功了，也有少数失败了。即使失败了，对敌人也是一个打击。如伪空军第3飞行队起义失败了，但事件发生在日伪控制严密的空军，发生在关东军特务机关总部所在地、中心城市哈尔滨，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近10年之后的1941年，其对敌人的打击和国内外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 伪军造反，动机不一，目的各异。多数是出自民族正义，爱国之心，包括一部分因受敌人压迫深重而进行的报仇雪恨之举；也有的是迫于形势而反正、哗变的；还有个别是进行政治投机。有的是单一原因，有的是兼而有之。但不管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如何，而对侵略者的“反叛”，给敌人的打击都是一样的。一样使他们震惊，一样使他们伤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向认为是与“大日本皇军一德一心”的任其驱使的傀儡军队，竟会“背信弃义”，反戈一击。其实，这正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殖民统治的必然结果。完全是自作自受。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伪满军的造反 关东军作为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的主导者，不仅在政治上是伪满政权的“太上皇”，而且在经济上推行“统制经济”和“日满一体化”政策，将伪满经济纳入日本法西斯战争经济体制之中，把东北变为“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大肆进行资源掠夺，奴役中国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 伪满经济与伪满政权的发展相适应，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时期。第1个时期，1932～1937年，是伪满经济的形成和确立时期。伪满的经济基础，首先是由关东军的武装侵略和劫掠建立起来的。同时关东军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建立起完全由关东军控制的伪满殖民地经济体系。第2个时期，1937～1941年，在关东军的主导下，伪满政权提出“产业开发”、“百万移民”和“北边振兴”三大国策，使伪满经济成为适应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需要的掠夺性经济。第3个时期，1941～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者实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使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达到高峰，东北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中国人民遭到了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第一节伪满“统制经济”的确立[1]一夺取东北经济命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完全霸占东北的资源，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和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因此，关东军在制造伪满傀儡的政权的同时，便千方百计地掠夺东北的经济命脉，为其奠定经济基础。 1攫取东北铁路交通权益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满铁长期以来梦寐以求要攫取东北全部路权。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可以分为中国、苏联、日本和英国四个系统，与日本相关的铁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本独资经营的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第二种是日本借款的中国国有铁路，即吉长、吉敦、四洮、洮昂铁路，这部分铁路满铁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经营权，但未全部霸占。第三种是中日合办的金福、天图等铁路，实际由满铁经营。事变后，满铁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开始全面攫取东北的铁路、水运等交通权益和设施。 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向满铁发出了“关于铁路委托经营及新线建设的指示”《满铁史资料》第二卷，第四分册，第1108页。,要求满铁抓住事变的绝好机会，从速实行下列事项：①满铁会社拥有借款关系的铁路以及其他中国各铁路之委托经营；②已经同中国订立合同的铁路及军部希望的铁路之修建。于是，满铁伙同关东军开始攫取东北路权，10月23日，在关东军和满铁的筹划下，成立了伪交通委员会，名义上委员长由汉奸丁鉴修担任，实权则掌握在满铁理事十河信二、村上义一等日本顾问手中。夺取路权的行动，从事变爆发伊始就已经开始了。在辽宁，事变第二天，关东军就切断了沈阳总站与北宁路的联系。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第54页。9月21日占领了沈海铁路抚顺站，24日又对沈阳总站实行了军管。10月11日，军铁合伙，利用汉奸拼凑起“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实际已攫取了沈海铁路经营权。对于北宁路，因有英国借款关系，关东军未敢轻举妄动，但已处于关东军的监管之下。1932年1月，关东军占领辽西后，操纵伪奉天省政府设立奉山铁路局，接管了北宁铁路关外段山海关至沈阳间的铁路，满铁派出700多人控制了奉山铁路。在吉林，11月初，满铁与伪吉林省政府签订了《吉长、吉敦铁路借款及经营合同》，规定合并两路，并以50年为期委托满铁经营，同时交换了“关于建造吉敦延长线等七铁路的换文”，约定由满铁立即建造并委托经营。12月，又签订了《吉海铁路经营合同》和《四洮铁路借款及经营合同》，不仅攫取了两路的经营权，还规定将来四洮铁路之延修需由满铁贷款和派遣总工程师。在黑龙江省，由关东军的板垣出面勾结汉奸张景惠，于12月签订了有关协定，将洮昂和齐克铁路合并委托满铁经营，不久又将洮索路并于洮昂路，统由满铁经营。1932年1月满铁与张景惠签订《呼海铁路经营合同》。至此满铁攫取了黑龙江省全部中国所有铁路的经营权。到伪满政权出现之前，满铁伙同关东军，通过地方伪政权，陆续将东北境内的中国国有和省有铁路全部置于了满铁的控制之下。 1932年2月，日帝拼凑伪满政权的各项筹划大体就绪，关东军认为有必要改变原有的满蒙铁路政策。当时曾酝酿三个方案：①除满铁的社线之外，伪满全部铁路由军部直接经营；②设一特殊会社，委托其经营；③委托满铁经营。最后认为第三方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关东军与满铁紧密磋商，于3月10日签署了《关于满洲国政府的铁道，港湾及河川的委托经营及新建之协定》，确定了对于伪满交通事业，关东军与满铁之关系，即关东军将伪满的交通事业（航空除外）委托满铁经营；其经营受关东军的指挥监督。此前，关东军已迫使溥仪签署了一纸卖身契，即所谓“溥仪致本庄繁函”，其中表示，“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之管理并新路建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复旦大学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6页。这就成了关东军窃取伪满交通的管理和新建权的依据。8月，又由关东军司令官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空路管理及新线建设管理协定》，以作为关东军拥有对伪满交通的管理和建设权的“法律依据”。但是，上述协定都是见不得人的秘密协定，未敢公开。直到1933年2月，满铁与伪满签订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一系列条约和文件，才算完成了满铁霸占东北铁路所必需的虚假法律手续。 这样，东北铁路只剩下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尚未落入满铁手中，但早已成为日本所要夺取的目标。为此，关东军、满铁和伪满相互勾结，采取分割包围、扰乱破坏中东路等阴谋策略，造成中东路不能正常运行和经营困难。在日伪的逼迫下，苏联政府于1933年5月向日本驻苏大使正式提出让售中东路的建议。几经交涉，至1935年3月，苏“满”签订《关于让售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伪满以17亿元（包括苏联职工退职金3000万元在内）收买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当时参与交涉的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曾得意地把接收中东路称为“满洲国最辉煌的一天”。星野直树：《见果てぬ梦》，引自小林英夫《满铁——“知の集团”の诞生と死》,吉川弘文馆,1996年，第157页。从此至1945年日本投降，满铁完全垄断了整个东北的铁路交通。 对于空中交通，关东军于事变后向军部中央提出了设立航空会社的方案，经军部中央批准，1932年8月，日本与伪满签订了《关于设立航空会社协定》，规定“未经关东军同意，其他单位不得经营满洲国内的航空事业”，东北的航空事业完全为关东军所控制。 2夺取海关、税政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关由上海总税务司掌管，在东北设有大连、安东、营口、奉天、滨江、延吉、珲春等7关，除大连海关外，其他各关还设有海关监督公署，隶属于南京财政部关务署。中国海关在形式上存在着两套相对立的领导机构，但实权掌握在总税务司。于是，日本侵略者便利用这种情况，首先从各海关监督公署下手，夺取东北海关。1932年2月，伪“东北政务委员会”宣布：东北各海关属于满洲国所有，向各海关派遣海关监督，并通过海关监督公署命令各关停止向上海总税务司送款，但东北最大的海关大连海关，因其设在旅大租借地内，而未设海关监督公署。于是，日本便策划强行接收大连海关等。1932年6月，关东军指使伪满政权，策动大连税务司日本人海关长福本顺三郎等人脱离中国海关，强行发出通牒，宣称东北海关由伪满洲国管理，命大连海关“向总税务司停汇税款”，并在满铁码头另辟办公地点使原大连海关名存实亡了。至1932年10月，伪满政权将海关改为“税关”夺取了东北海关权。 东北盐税作为偿还外债担保，也有两套机构，一是担负盐务行政的盐运使，一是盐税收纳机关盐务稽核所。其中后者配有债权国外国人职员。伪满政权成立后，以伪盐务署强行代替了原有的两套机构。对于一般税务，1932年7月，伪满政府宣布撤销原东三省财政厅、吉林省印花税处、烟酒事务局等，代之于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设立税务监督署。此外还设立了吉黑榷运局、专卖公署等特殊税务机构，建立起伪满税务、专卖体制。 3垄断金融 事变前东北的金融机构较为庞杂。既有中资银行、也有外资银行。中国金融机构以东北“四行号”占有突出地位，即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官银行。此外，还有国民政府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民营金融机构（银行、钱庄等）200多家。在外国金融机构中，日本银行占压倒优势，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为主体，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等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元，实缴资本13亿多元。解学诗：《历史的毒瘤》，第131页。事变前在东北的外国投资中日本占72%强。 事变后，日本为垄断东北金融业，首先夺取以“四行号”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关东军在占领各主要城市时，便以武力劫收各银行，名义上打着“保护与监视”的旗号，实际上进行大肆掠夺和监控。如边业银行千万以上的资产，以及张家（张学良）在该行寄存的黄金4万余两和古董等，全部被没收。《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册，第195页。其他银行也是如此。 在监管和掠夺上述银行的同时，关东军还积极策划建立伪中央银行。1932年3月，伪满政权刚刚正式成立，就决定合并“四行号”设立伪中央银行。6月伪满政府公布了《满洲中央银行法》，任命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为银行总裁，日本人山成乔六（原台湾银行理事）任副总裁。实权由日本人副总裁掌握。7月，伪满中央银行所属120个单位正式开业，原“四行号”及所属事业，全部肢解。此后，伪满中央银行作为伪政权的“国家银行”，在关东军的控制下，垄断了东北的金融业，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4劫夺邮电 邮政、通信事业是人类社会交流信息的神经系统。“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邮政事业由南京政府交通部所属上海邮务总局管辖，设有辽宁和吉黑两个邮务管理局，邮务长为意大利人巴立地和英国人史密斯。事变后，关东军以武力干扰邮政事业，闯入邮局，查封邮件。伪满政权建立后，于3月底发布接收邮政的命令，派人强行接收各地邮局，迫使中国邮政业务转入关内，至7月日伪邮政机构开始营业，东北邮政事业为日本侵略者霸占。 对于电信事业，事变后关东军立即占领了各城市的通令机关和通讯设施，使东北通讯事业遭到了很大破坏。关东军为控制电信事业，于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立了特殊无线通信部，管理当时的通信，同时还拼凑了伪东北电政管理处，以作为夺取电信大权的工具。伪政权建立后，关东军便策划成立统一的电信机构。7月关东军提出《对满洲国通讯政策》，明确要求由关东军“指导”伪满的通讯政策，参与拟定设立的“满洲国电信电话会社”的创立与经营，并使会社的实权掌握在日本方面手中。《历史的毒瘤》第129页。关东军的这一方案经军部中央讨论修改后，又经日本内阁于12月通过决议，决定设立由关东军控制的通信会社。1933年3月，日伪签订了《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信会社协定》，规定设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满洲电电”），对全东北（包括关东州、满铁附近属地）的有线、无线电事业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日满两国政府”和“军事官宪”可下达必要的命令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参见《满洲国史·总论》中文本，第373～375页。实际上规定了关东军对电信事业的绝对控制权。9月1日形式上“日满合办”的“满洲电电”成立，很快接管了原有各官营、民营的电信事业。1935年日伪接收中东铁路之后，“满洲电电”又夺取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通信设施。至此，日本侵略者实现了对东北电信事业的垄断。 二统制经济政策的提出与确立 所谓统制经济，是特指日本法西斯主义为准备和扩大侵略战争而实行的一种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经济运行体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在战争中推进法西斯化进程，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全部被纳入到了所谓“圣战”的轨道之中。在经济领域，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的极端的干预，将国民经济逐渐纳入战争轨道，使国民经济军事化，为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 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其经济发展也被纳入到了日本法西斯战争经济之中，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部法西斯把中国东北作为“大陆实验场”，最先实行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从历史事实看，东北沦陷时期的经济，是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的延伸和补充，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先导作用。 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为把东北变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着手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体制。1931年10月，关东军的石原与满铁的松木侠、宫崎正义等人商议成立一个制定“满蒙政策”的机关，但没有得到满铁的响应。12月关东军决定设立一个研究和制定殖民统治政策的专门机关，于是撤销参谋部第3课，新设统治部，继承第3课承担的经济和行政业务，下设行政、产业、财务、交通、交涉5个课，实际上成为最初伪满政权的雏形。其成员主要网罗了满铁，“满青联”，大雄峰会的人。满铁先后派入统治部160多人，部长驹井德三是满铁出身，副部长武部治右卫门是满铁地方部次长，部副金井章次是满铁卫生课长。统治部成为关东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统治部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制定殖民统治的经济政策。1931年12月，关东军第3课制定了《满蒙开发方策案》，其要点是：第一，确保平战两时期的军需资源；第二，实行“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实际是“以满蒙的开发促进帝国（日本）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三，在计划经济下实行统制；第四，统制所涉及的资本、企业和经济各部门，均需在日本“指导”下进行。《现代史资料》(7)，第291页。提出了所谓“日满一体”的统制经济构想，此后沿着这一构想,经济统制政策逐渐形成。 1932年1月，统治部召开所谓咨询会议，邀请日本的许多专家、学者，就有关“满蒙”经济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同时关东军决定利用满铁所拥有的调查机关的雄厚力量，来完成“满蒙资源调查等国策事业”。在满铁总裁内田的支持下，1月26日满铁成立了直属于总裁的经济调查会（以下简称“经调会”），委员长一职根据关东军的要求，由理事十河信二担任。下设5个部，第1部负责研究东北的经济现状，以及与日俄等国的经济关系，制定伪满的根本经济政策，是经调会的主导部。其余各部分担产业、移民、交通、商业、金融以及法政、文化等事项的调查研究。经调会形式上是满铁的机构，人员和经费都出自满铁，但在业务上却处于满铁规制之外，与关东军统治部一起构成日帝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经济参谋本部。因此人们称它为关东军的私生子。《满铁史》，第454页。其任务就是起草和制定殖民地统治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方针。尤其在伪满政权建立前后，经调会的作用十分突出，其一般流程是，关东军发出指令或动议，由经调会调查研究，起草文件，提交统治部审议，再经关东军首脑决定，然后以伪满洲国政策的形式付诸实施。《太平洋战争への道·资料编》，第184页。经调会在起草伪满经济政策过程中，确定了四项基本方针：第一，将日满经济融为一体，确立两者间自给自足经济；第二，建立国防经济（开发国防资源）；第三，扶植人口势力；第四，不使满洲经济放任自流，而置之于国家统制之下。《满铁调查机关要览》1935年，第216页，引自《历史的毒瘤》，第135页。这四项方针划定了伪满经济的基本框架，即伪满经济必须是“日满一体”的，追求“以战养战”国防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方式。这种由满铁和关东军以公开设立“国立性”调查机关的形式进行的合作,直到1936年9月结束。在经调会存在的近5年中，起草的规划文件、调查资料等达1882件。小林英夫：《满铁——“知の集团”の诞生と死》，第114页。伪满初期的经济政策和法令等几乎都是由经调会起草和制定的。 经调会突出的“成绩”是协助关东军奠定了经济统制的基础。1932年6月，经调会根据关东军在《满蒙开发方策》中提出的经济统制构想，提出了《满洲经济统制政策要旨》，对统制的范围和方法规定为：一般经济实行计划统制；重要产业实行监理统制；其他经济实行法制统制。满铁经调会：《满洲经济统制方策》，引自《历史的毒瘤》第136页。关东军据此于8月炮制了《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其主要宗旨和内容与前述“要旨”大致相同，对与军事相关的交通、工矿、电力等行业的统制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最后1933年3月，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公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下称《纲要》)，正式宣布把“经济统制”作为指导伪满洲国经济的根本方针。《纲要》打着“全体国民利益”的招牌，其根本点是以国家的名义，用行政管理办法，将所有重要经济部门统管起来，以促进垄断的形成，弥补资本的不足，根本目的就是在“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口号下，把伪满洲国变为日本的经济附庸。但是，《纲要》对统制的范围等不够明确，致使一些日本资本家有所顾虑。关东军为吸引日本私人资本，又于1934年6月通过伪满发布了《关于对一般企业声明》，明确规定了统制企业和自由企业的界限,进一步阐明了经济统制政策。实际上是对日本资本家表示欢迎的声明书，从而引起了日本产业界对伪满投资的活跃。1935年6月伪满又发表《对工商企业家的希望》的文告，摆出欢迎日本民间资本投资的姿态。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对伪满的投资增加了9亿元。 统制经济这一概念，表面上看“是一个抹杀了阶级属性的中性概念，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都可以使用，它不能全面地揭示出社会经济的性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二)，第221页。对于统制经济政策，我们要明确其目的性。即统制经济政策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推行经济军事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日本法西斯实行统制经济，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掠夺东北资源，保证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的运行。关东军在推行统制经济政策时，曾提出“不许财阀进入满洲”的口号，这与希特勒上台时所标榜的所谓“反垄断资本”的把戏如出一辙。实际上，统制经济并不排除也不可能排除垄断资本。而只能是更有效地为垄断资本创造超额剩余价值。无论新财阀还是老财阀都从统制经济中捞取了好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统制经济政策，说到底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经济政策。 三特殊会社制度的建立 与日本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政策相适应，伪满经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企业制度。或者说，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政策的产物，伪满经济实行了一套特殊会社制度。 这种制度主要分为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在法律上是根据《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确立起来的。《纲要》规定：“带有国防的或公共公益的性质之重要事业，以公营或令特殊会社经营为原则”。特殊会社是根据伪满的特别立法、或与其他国家（主要是与日本）签订的条约而设立的会社。它与一般会社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对于企业的监督权和垄断权，具体表现为人事任免权和资本投资权。准特殊会社，虽然不像特殊会社那样有特别法依据，但与日伪政府有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有：一是由伪满政府出资，二是伪政权批准成立时附以命令性条款，三是在会社章程中规定有政府干涉权。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在形式上（主要是法律依据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行“国家统制”的实质上基本相同。都是根据经济统制的“一业一社”的原则，在国家的指导下实行行业垄断。这种会社实质上是追随国家政策而行动的经济机构，是国家的代行机关。由于伪满的傀儡性和殖民地位，它也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机构，人们称之为“国策会社”。特殊会社制度也就是在日本军事占领下的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形式的经济制度。 在伪满政权建立不久就开始出现了特殊会社。1932年6月设立的“满洲中央银行”就是最早的特殊会社。继之又设立了准特殊会社“满洲航空会社”和“奉天造兵所”（兵工厂）等。到1933年《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公布以后，特殊会社发展迅速。至1936年末，伪满有特殊和准特殊会社29个，其数量不到新设173家伪满法人的1/6，而资本总额却占2/3。更突出的是在这29家特殊和准特殊会社中，有满铁“关系会社”21个，占据绝对优势。在总计全东北新设455家公司中，满铁“关系会社”为29家，在数量上仅占627%，而“公营”资本总额却占5257%，实缴资本总额占544%《满铁史》，第652～653页。,可见，满铁“关系会社”地位的重要和规模之巨大。 事实上，1932～1937年，日伪推行经济统制政策，是以满铁为中心进行的。满铁通过发展“关系会社”，使势力大大增强，成为这一阶段日伪“经济开发”的主角和实行经济统制的骨干，从资本角度看，满铁借助参与制，支配了伪满国家资本，扩大了满铁资本的统治范围，在这方面关东军充当了清道夫。从管理和使用资本的角度看，关东军利用满铁资本推行经济统制政策，满铁充当了关东军的钱柜和伪满的助手。满铁新设“关系会社”的主要特征是，这些企业多为日本军阀急需的“具有国防经济意义的工业”和化学工业。满铁通过以工矿业垄断为主导，并实行超越“一业一社”的多行业渗透，成为超级特殊会社。加上原有的“关系会社”，在东北的“关系会社”达到67个，遍布伪满各主要产业部门。可以说，满铁通过“关系会社网”，完全垄断了伪满初期东北的经济命脉。 特殊会社是根据日伪的“国策”而设立的，都是伪满重要产业部门的企业。根据前述的《关于一般企业的声明》，伪满逐渐将企业划分为三大类：一是所谓“国营、公营”或特殊会社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共22种，主要包括中央银行、特殊银行、邮政、铁道、电信、电话、航空、矿业、钢铁、电力、兵器、火药等；二是须经许可（认可）才能经营的企事业，共24种，主要有普通银行、保险事业、地方铁道、海运、渔业、汽车、烟草等；三是可以自由经营的企事业，共21种，主要有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制糖、纺织、皮革、一般机械等。 在上述分类中，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属于第一类，所经营的都是属于经济命脉性质的金融、交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等部门。在金融部门，除伪满中央银行外，有满洲兴业银行。在保险部门，有满洲生命保险会社，在交通通讯部门，有满洲电信电话会社和满洲航空会社。电力部门有满洲电业会社。兵器制造业有奉天造兵所和火药贩卖会社，汽车制造业有同和自动车会社。液体燃料制造业有满洲油化会社、满洲动化会社和大同酒精会社。钢铁业有昭和制钢所和本溪煤铁公司。矿业有满洲矿业开发会社和满洲炭矿会社等。电业有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此外，像日本商事会社、满洲拓殖会社等，在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特殊部门也设立了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 从资本构成看，特殊会社是所谓半官半民企业。伪满政府投资约占1/3。其中一半是以事变时夺取的中国官产的现物作为资本投入的。私人资本主要是日本垄断财阀的资本。这样，“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为一个机构”《列宁全集》，第3卷，第75页。,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伪满经济就是这种国家极端统制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典型，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的重要特点。 四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 与统制经济相适应，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是伪满经济的又一特点。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以满铁为主体）在东北扩张殖民权益，企图独霸东北的资源和市场的话，那么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便通过武装占领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利用武力控制下的伪满政权，强制推行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完全独占了东北的资源和市场，使伪满经济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确定了以“独立国家”形式把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加紧制造伪满政权的同时，也着手制定致力于将来“日满经济合作”的政策，1932年1月，关东军最后决定了建立伪满政权的方案，并经军部中央批准，确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明确提出“彻底改善满蒙经济结构”，“使帝国与该地成为共同的经济体系”。《太平洋战争ヘの道·资料篇》第172页。伪满政权建立后，统制经济和“日满一体化”成为日伪推行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快了“日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首先，日本内阁成立了受总理大臣监督的“对满蒙实行策审议会”，负责起草、审议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对满”各项施策。不久还设立了日满产业统制委员会，专门审议有关“日满产业统制事项”。到1933年3月，以伪满政府名义发表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将“日满共存”作为四大根本要旨之一，这表明伪满政权以法律形式承认了“日满经济一体化”。9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强调“满洲国”经济的根本方针是：“使日满经济合理化，并融合为一个整体；谋求平战两时期日满两个国家发展和国民生活之稳定。”《满洲国史·总论》，中文本，第397页。1934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了《日满经济统制方策要纲》，提出了日本与“满洲国”之间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日本统制伪满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其要点：第一，“满洲国与帝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应“使日满经济合理融合为同一组织体”；第二，根据“因地制宜主义”原则，使“我国（日本）资本与满洲资源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第三，对于“帝国国防上要求所制约的”产业和资源，必须“使之置于帝国的实权之下加以统制”。并且对“日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及其统制方法、范围等做了详细规定。《现代史资料》(7)，第593～597页。其根本点就是在日本的统制下，使伪满经济附庸化，实现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为侵略战争服务。 根据上述政策，日伪加紧进行“日满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建设。1935年7月，随着日本“在满”殖民机关的统一和伪满行政机构的调整，关东军撤销了“经济统制中枢”特务部，日伪满间签订了《关于设立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的协定》，宣布成立“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咨询机构——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协定”规定：该委员会应“两国”政府之要求，“对有关日满两国经济联系上的重要事项和日满合办特殊会社业务监督上的重要事项”提出咨询；凡属咨询事项，未经委员会提出意见不得办理；委员会可对“两国经济的合理融合”提出建议。这里的所谓进行“咨询”和“建议”，无非是要求伪满政权贯彻日本法西斯的意图。从该委员会的组成看，日本方面以关东军为主要代表，伪满方面由伪外交、财政、实业三部的汉奸大臣作为主要代表，其实权完全由关东军操纵。该委员会实际是日本侵略者以“两国”名义控制伪满经济的公开机关。《历史的毒瘤》，第155页。 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实质是日本资本的垄断化。“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其在经济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日本把东北变为它所独占的投资场所。一方面日伪当局通过各种手段排斥外国资本，一方面千方百计打击中国民族资本，使日本资本垄断了东北经济。事变当时，日本通过各种侵略手段，使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急剧增长，达到17亿多日元，占外国在东北投资总额24亿多日元的723%。其他外国资本主要有苏、美、英、法等国，其中苏联资本占各外国投资总额的243%。《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中译本，(上)，第43页。事变后，日本把苏联作为首先排斥的对象，在其精心策划下，1935年3月苏联被迫出卖中东铁路，使苏联在东北的资本数量急剧减少。英、美、法等国资本也大为减少。到1935年5月，日本以外的外国资本额由事变前的669亿日元，减少到104亿日元。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事变前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排挤和压迫，中国民族资本力量较弱，只是在一些加工部门，如制粉、制油、酿酒、纺织等行业，具有一定规模。事变后，日伪当局实行经济统制，以日本垄断资本排挤与吞并中国民族资本，使之基本处于慢性萧条状态。与上述情况相反，日本资本却大量涌入东北，在1932～1936年五年中，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达116亿多日元，相当于事变前25年投资总额的664%。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53页。 日本资本在东北的迅速增长，是日伪当局推行统制经济和“日满经济一体化”政策的结果。为了使日本投资更为便利，1934年8月伪满公布了“关于公司资本”的敕令，允许直接使用日元在伪满内设立会社。在日本对伪满的投资中，重点是交通运输业，其次是工业，再次是金融商业。以1936年为例，当年投资总额为223亿日元，在交通运输业的投资额为143亿日元，占总额的641%，工业投资额为53亿日元，占239%，金融商业投资额为1亿多日元，占45%。满铁《满洲经济年报》(下)，第104页。 与投资增长相适应，在东北的日本法人会社也逐年增加，到1936年时，日本法人会社达2500多家，实缴资本10亿多日元，比1931年分别增加878%和432%。《辽宁近代经济史》，第365页。 这样，日伪通过推行“日满经济一体化”政策，大规模向东北进行投资，使日本资本在东北各类资本中，不仅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各重要部门占有垄断地位，使伪满经济日趋附庸化。 关东军与伪满经济所谓“三大国策” 1939年4月，伪满当局发布了所谓“三大国策”，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此“三大国策”的提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在东北的大调整。其目的就是进一步把东北变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基地，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 一产业开发五年计划1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酝酿及出台所谓“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是指以1937～1941年为期，日本法西斯为保证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物资的自给自足，在东北推行资源掠夺的战争经济计划。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1935年8月，“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策划者之一的石原莞尔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开始着手制定新一轮侵略战争计划。至1936年7、8月间，相继完成了《战争准备计划方针》和《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规定以1941年为期限，做好对华（指侵攻关内）和对苏战争准备。并专门强调为进行侵略战争，“要大力发展以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及察哈尔省东南部）为范围的持久战争所必需的产业，特别应急速开发满洲国产业,使之在战争准备完成及战争开始时，得以在大陆生产”。《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185页。石原等人认为，为将来取得持久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充实持久的经济能力和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为此必须进行国家总动员，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尤其应把“满洲”建设成为“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但是，石原等发现，“民间和政府几乎没有进行关于日本经济实力综合判断的调查”《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139页。,难以振兴产业。鉴于这种情况，石原与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和满铁总裁松冈等相勾结，在东京成立了以满铁参事官宫崎正义为首的“日满财政经济调查会”（宫崎机关），着手拟定以生产力扩充为中心建立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增进国力计划》方案。同时关东军责令满铁经济调查会制定“满洲现地”产业开发长期计划方案。1936年6月，军部中央提出了《关于对满洲国的要求》的文件，强调要“促使满洲产业迅速发展，使之成为军需的生产基地”。8月初又拟定了《满洲开发方策纲要》，下发给关东军，作为制定“开发满洲”各方案的基础。同月关东军作为对案，提出了《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以及由满铁经调会拟定的《满洲产业开发长期计划案》。9月“宫崎机关”根据上述各方案，完成了《满洲军需产业建设扩充计划》，继而由陆军省满洲班长片仓衷等人修改，提出了《满洲开发五年计划目标方案》，以上各种计划、方案的宗旨是，在“日满经济一体化”体制下，充实和完备“日满防卫上必要的各种设施”，使之达到战时军需自给自足的目标。 1936年10月，根据上述计划和方案，关东军、伪满政权和满铁的有关人员在汤岗子温泉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现地案》。后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审议，关东军于1937年1月决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与此同时，宫崎机关还完成了《帝国军需工业扩充计划》。上述一系列产业振兴的计划的根本设想是，日本军部法西斯为了实现战争准备计划，认为必须大力振兴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产业，首先在“满洲”进行先导性开发，继而推动“日满”产业的振兴。值得注意的是，在产业振兴计划出台的过程中，军部中央和关东军是制定计划的主体，而日本政府特别是主管财政的大藏省，对于如此庞大计划感到出乎意外，甚至主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马场一藏相也未能欣然允诺。《满洲国史·总论》，中文本，第552页。日本内阁没有正式批准计划，而是采取重点主义的逐项实施的办法来执行计划。事实上，产业振兴计划是一个不切合实际难以成行的计划。 2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内容及实施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是一个包括工矿、农牧、交通和移民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的计划，投资额最初定为25亿日元，后增加到28亿日元。其中工矿业是计划的主体，占投资总额的55%，工矿业中又以突出发展煤、铁、液体燃料等重要基础工业和兵器、车辆等有关军备的机械工业为主。计划拟定在五年期间各种重要工矿产品的生产能力，分别扩大两倍到十几倍，有的产品将实现零的突破。比如，煤炭预计扩大2倍多，钢铁约为3倍，稀有金属约为5～10倍，汽车、飞机、机车及车辆等突破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规模。 农牧产品方面的重点是尽量增产大米、小麦、棉、麻等与军需工业有关的农业资源，以及马、羊等畜牧业的增产和改良。交通通讯业在原有计划基础上，也要进行相当规模的扩建和新建，为其他工业的发展奠定相应的基础。移民事业也要有较大的发展。 《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决定从1937年4月开始实施。5月，军部中央又决定了日本的《重要产业五年计划》，强调“在日本、满洲、华北有计划地振兴产业，一旦有事之际，得以实现重要资源的自给自足”。《满洲国史·总论》，第557页。并对《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战争进一步强化，军部中央制订了《生产力扩充四年计划》，并将伪满产业五年计划纳入其中。根据日本战争经济的要求，伪满又对原来的计划（称当初计划）进行了修订。1938年2月关东军确定了《修正计划》，后经日本政府审议，于9月确定了最终修正计划。其规模相当于当初计划的2倍，重点突出了工矿业的开发，使其投资比重由原来的54%上升到78%满铁调查部：《满洲统制经济资料》，第71～79页。,投资总额由当初计划实际需资29亿元增加到修正计划的496亿元，如再加上物价上涨因素，总投资将达到61亿元。 修正计划的特点是，第一，改变了原定以满足满洲当地军需资源的自给自足原则，确定为圆满供应日本军需资源的需要。第二，当初计划采取“满洲先行主义”，而修正计划明确为“日满并行”促进产业开发。也就是将伪满经济与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虽然日伪当局企图通过扩大产业开发计划，加快军需工业的发展，以保证战争经济的运行，但实际上是难以成行的。在1937年执行计划的第一年，就遭到了炮制计划时所未曾预料的困难。资材缺乏，技术劳动力不足，运输效率低下，都影响了计划的执行。而且由于日本金融市场的不景气，计划所依赖的日本投资难以到位，甚至连计划主体工矿业所需资金146亿元，实际只筹措到116亿元，致使煤炭、液体燃料、汽车、飞机等新建部门未能按计划着手进行。其他产品的指标，在日伪调动多年积蓄力量的情况下，大体得以完成。较好的主要有钢铁、煤炭、电力等，个别产业如盐、纸浆、油等达到或超过了计划指标。日伪当局对这样的执行情况还感到乐观。 1938年执行计划的第二年，日伪开始执行《修正计划》。由于中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伪都在急速转入战时经济体制，各种矛盾不断显现，计划的执行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到了比上一年度大得多的困难。其执行结果，除生铁、钢锭等达到指标，钢材超过指标外，其他均未达到指标。煤炭、液体燃料、轻金属、化工产品等与指标要求相距很大。像矾土、石棉只达到计划指标的95%和20%。 到1939年执行计划的第三年，伪满为适应日本的《生产力扩充计划要钢》和物资动员计划（简称物动计划），再次修订了产业开发计划，将钢铁、煤炭等指标又成倍提高，企图最大效率地发挥日“满”两国的资金技术，来保证不断扩大的战争需求。为了维持战争经济运行的物资需要，日本于1938年开始实行物动计划，即调查每年重要物资供应和需求的总量，按军需、民需向各部门按比例分配。这是日本战时统制经济各种计划中的核心计划。但是，由于侵华战争的扩大化造成国际局势紧张，日本对外贸易大幅下降，与进口物资有关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方面在国内加强各种统制政策，进行国家总动员；另一方面，迫使伪满与其共同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执行物动计划。1938年7月，在东京召开了日满经济联络会议，重点制定“日满一体”的物资与资金动员计划。在物资一体化方面，决定由伪满向日本供应煤、铁等重工业原料，日本向伪满供应其所需机械设备。1939年4月伪满开始正式实行物动计划。 这样，从1939年度开始，产业开发计划受到物动计划的很大限制，一方面日本要求伪满增大产业开发计划指标，以保证军需工业原料的供应，另一方面由于欧战爆发，从德国进口设备受阻，加上美、英等国对日本实行禁运，日本很难向伪满提供机械设备，产业开发计划处于两难境地。这一年度，只有钢材、盐、石棉的生产量超过既定指标，煤炭、电力虽然达到了指标的90%左右，但煤炭欠产的主要是抚顺等地的优质煤。其他如生铁生产指标只完成58%，钢锭是795%，硫铵是497%。 进入1940年执行计划的第四年，资金、物资、人力都呈现出更大的困难，伪满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计划，实行所谓“彻底重点主义”，倾注全力重点开发钢铁、煤炭、电力、非铁金属等产业，其他部门的计划不得不缩减或停止。实际上产业开发计划已经停止执行，而变为只是为了完成物动计划。即使这样，指标完成情况仍大幅下滑，生铁产量只达到五年计划指标的48%，物动计划的65%，煤炭分别为80%和87%。 1941年是执行计划的最后一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化和泥沼化，日本法西斯提出建立所谓“日满华经济圈”构想，把关内沦陷区经济绑在了日本侵略的战车上。1940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日满华经济建设要钢》，公然提出建立“以三国为一体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态势”。伪满政权也相应发表了《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钢》，以示与日本协调一致，根据“日满华经济圈”构想，规定伪满“今后应特别谋求矿业及电气事业的划时期振兴，同时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并且作为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基地,华北则向伪满提供煤炭和劳动力。在具体实施方案上，伪满确定将煤炭和粮食作为最优先发展产业,而且生产指标已经不是参照五年计划指标，而是以大大缩减的物动计划指标作为基数,但实际产量仍未完成。以重点产业煤炭为例，改定计划指标为3161万吨，实际产量是2415万吨。其他产业的实际产量更是大大低于所定指标。伪满最为缺乏的铜，计划指标是3971吨，实际产量只有538吨。至于日伪所期待的作为外汇来源的黄金，实际产量只有2761千克，仅为计划指标的7%。 纵观整个产业开发计划的实施，不仅没有实现“综合开发”的目标，而且转向后的“重点主义”目标也未能完成。最初标榜“现地筹措主义”的高调销声匿迹了，重又回到“原料满洲，成品日本”的老路上去了。《历史的毒瘾》，第178页。究其原因，是由于产业开发计划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即产业开发计划的目的在于全面掠夺东北的战略资源，来保证法西斯主义的战争需要。它是一个具有强制性、掠夺性和疯狂性等特征的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计划。 3．产业开发计划与伪满统制经济的变化 关东军在策划产业开发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要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就必须有资金、技术和良好的经营作保证。然而当时伪满的实际情况远远满足不了关东军的要求。伪满初期，关东军与满铁相勾结，采取一业一社的统制经济方式，由满铁垄断了伪满经济。日本财阀资本对东北的投入也大都是通过满铁的孔道实现的。但是，由于满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铁道事业上，使之固定化了。到策划产业开发计划时，满铁在资金上也遇到了很大困难。而且满铁也缺少开发重工业的技术，加上关东军早就有改组满铁的意图，因此，产业开发计划的担当者，只能从满铁以外去寻找。于是，关东军把目标瞄向了日本新兴财阀。其原因是新兴财阀所经营的事业大都是与军需生产相关的重化学工业，他们从战争中崛起成为暴发户，与军部的关系十分密切。 1936年秋，在关东军和陆军省的策划下，召请日本新兴财阀代表津田信吾、鲇川义介、森矗昶、野口遵等来东北考察。其中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简称“日产”）的鲇川义介对“开发满洲”最为积极，在其所写的《满洲现地视察报告》中提出，利用东北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作为重工业三大要素的煤、铁、轻金属资源，建立一个从地下开发到制造，从煤、铁等基础工业到汽车、飞机等制造业的综合开发的重工业体系。参见复旦大学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56页。鲇川的意见受到关东军和军部中央的关注，认为鲇川是产业开发计划最合适的人选。 而后，关东军、陆军省，伪满与钻川进行秘密商讨，军部表示伪满目前实行产业统制方式（主要指一业一社）必要时可以改变。同意日产会社整体迁入东北。“七·七”事变爆发后，“军财抱合”更为紧密，10月19日，关东军最后决定了《满洲重工业确立要纲》，22日日本内阁会议原案通过。29日，日本和伪满发表联合公告，宣布由伪满和日产等投资设立经营“满洲国”重工业的国策会社，股份资本为45亿元，完全委托鲇川氏经营。12月，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正式改称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成为伪满的特殊法人。 “满业”自成立伊始，就是以综合经营重工业为目的“国策会社”。它作为“国家”的代行机关，对钢铁、煤炭、轻金属以及其他与军需工业相关的重工业实行支配性投资和垄断性经营，并以综合开发方式将伪满若干重要企业纳入其麾下，使之与日本财阀资本融合，造成了日本垄断资本对伪满经济的进一步控制。同时，又通过伪满以持股方式控制了原属于满铁的昭和制钢所，满洲炭矿、满洲轻金属，同和自动车等会社，改变了原来满铁垄断伪满经济的局面，形成了满业和满铁垄断伪满的“双霸”新局面。而且，满业以综合经营形式，打破了原有“一业一社”的统制经济原则，表明关东军推行的统制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 此后，在新统制经济体制下，满业发展迅速。1941年时，已拥有子会社16家，名义资本达1567亿元。到1944年，满业直接投资会社26家，间接投资会社17家，总资本超过28亿元，比初建时增加了5倍以上。控制了东北煤炭业、钢铁冶炼业、轻金属业的80%左右，飞机和汽车制造业的100%。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工业垄断大王。 鲇川义介显然野心勃勃，制订了经营投资30亿元的庞大计划，但是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其引进外资计划终成画饼，而且所谓产业合理化计划也难以推行。经营混乱，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增产计划一再搁浅，梦寐以求的飞机与汽车工业难以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满业不断扩大的综合性经营，同日伪推行的统制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是，满业作为日本法西斯战争经济的工具，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设立满业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制度调整的同时，伪满还通过法律手段不断强化统制经济。1937年5月，伪满发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及相关法律，再次强调了“一业一社”的统制原则，对统制的形式、内容和范围做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该法规定的重要产业有兵器、飞机、汽车、液体燃料、轻金属、煤炭等21种。其特点是原来属于自由经营的纺织工业、制粉、制糖等产业也被列入重要产业。据此，伪满将企业分为三大类：一是作为国防上之紧要产业或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业，实行特殊或准特殊会社形式；二是上述之外适用于《重要产业统制法》的重要产业；三是不属于重要产业可以自由经营的产业。 《重要产业统制法》实施不久，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推行所谓“日满一体化”的战时统制经济体制，把伪满经济完全纳入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轨道之中。以1938年2月伪满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为总纲，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统制。在外贸方面，1937年10月和12月，伪满修改和制定了《外汇管理法》和《贸易统制法》，以与日本颁布的《外汇管理及输出入品临时措施法》相配套。在金融方面，1938年9月发布了《临时资金统制法》，规定对5万元以上的贷款和会社的新设、增资等实行许可制。此前伪满于1937年6月修改了《产金收买法》，加强了对货币基础的统制。此外，1941年3月伪满还推出了共同融资制度，使普通银行与中央银行联系更为紧密，以加强金融统制。总之，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经济统制愈加强化，在从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领域和工业、农业等各产业部门，颁布了大量的统制经济法规，使伪满经济完全从属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 二“百万户移民计划”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政策之一。早在20世纪10年代，日本就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进行了农民移民。20年代末还制订了500户移民计划。但到“九·一八”事变前，其实际数量很少，总共移民74户。《伪满洲国史》第340页。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向东北移民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1932年1月，关东军的东宫铁男、日本法西斯农本主义分子加藤完治和法西斯官僚石黑忠笃等人相勾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满蒙移民事业计划书》,通过移民，使日本人取得“满蒙新国家”的支配地位。伪满建立后，日伪遂将移民政策作为国策之一加以推行。8月，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决定实施“满洲试验移民”。至1936年6月，共有5次9批移民进入东北，数量为2700余户，7000余人。这些移民大都移住到北满东北抗日武装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以配合日伪的军事围剿，因此称为武装移民。这一阶段的移民，大都是由关东军直接操纵进行的，带有试验和准备性质。由此开始了关东军直接进行的“东方圈地运动”。由于关东军采取以武力强行侵占中国农民土地的办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34年3月爆发了土龙山事件，中国农民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给关东军的武力移民政策以沉重打击。迫使关东军改变策略,将伪满政权推到前台，推行新的移民政策。此后日伪两方面积极展开推行新移民政策的组织准备。伪满设立了专管移民事务的拓政司，日本组成了“海外拓务委员会”和“满洲移民协会”，作为具体实施机关成立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鲜拓殖株式会社”。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确立，加快了移民侵略步伐。4月关东军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讨论了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原文参见《满洲开拓论》第156～160页。。5月最后定案，7月关东军将该案上报日本政府审批。后来通过。至此，“20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正式确定为日本政府的方案。8月广田内阁将移民政策宣布为七大国策之一。 百万户移民计划的主要内容是：20年内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使日本人在东北的人口比率达到1/10。这样，既可以在东北建立起以日本人为“指导核心”的经济秩序，又可以缓解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计划以每5年为一期，第1期为10万户，第2期20万户，第3期30万户，第4期40万户。关于移民种类，区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前者由政府经办，给予优厚补助；后者由民间组织，政府给予一定补助。关于移民占地，规定每户为10公顷，共计划占地1000万公顷。其中80%在北满。这主要是因为北满土地肥沃，地价低廉，因而投资较少；更重要的是从军事和政治原因考虑，北满是抗日武装斗争较活跃的地区，对苏进攻的前沿阵地。 1937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了第1期《移民实施要领》对移民的组成、规模、移住地建设和农业经营方针等做了明确规定。8月，日伪又对移民机构进行了调整，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日满”合办的“满洲拓殖公社”，以作为移民活动的政府代行机关。同时又成立了“满洲拓殖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形成了在“满洲拓殖委员会”督导下，由“满洲拓殖公社”组织实施的移民体制。日本国内也相应成立了“满洲移住协会”等组织，从事移民活动。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伪不断调整移民政策，使之为侵略战争服务。1939年12月，日伪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作为推行移民政策的最高纲领。《要纲》规定：“满洲开拓政策是日满两国为一体的重要国策……以培养和确立道义的新大陆政策之据点为目的。”《满洲开拓政策关系法规》。这充分表明了移民政策是日本法西斯称霸亚洲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后，日伪又制定了一系列“开拓”法规，主要有被称为“开拓三法”的《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要纲》和“三法”成为日本推行新移民政策的根本大纲和行动指南。其实质是，为保证把东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稳固的战略基地，通过移民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确保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稳定。 从移民计划的执行情况看，第1期计划的10万户，因预算关系调整为8万余户，至1941年第1期结束时，5年实际移民45万户，加上原有移民，共有日本移民8万多户移住东北。1941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决定不仅要完成第2期20万户的计划指标，还要补齐第1期未完成部分。计划到1946年3年间移民21万余户和义勇队13万人。《满洲开拓年鉴》,1944，第86～87页。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第2期也未能完成。据推断，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移民总数为10万户，30万人左右。《伪满洲国史》第345页。 从移民的分布看，可以分为三个地带。第一线地带，从伪间岛省到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兴安南省等，与苏联接壤地区。这一地带是所谓“对苏战备”的前沿地带，关东军在这里建设有“国境阵地”。移住这里的移民，其目的就是配合关东军的对苏战备。其数量约占总数的40%。第二线地带，主要分布于伪通化、吉林、滨江、北安、龙江等省。即沿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外侧。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与江北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巩固日伪统治。其数量占移民总数的一半。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和河流沿岸，其目的主要是加强经济掠夺和防护重要设施，其数量约占总数的10%。这表明移民的军事性质。 日本移民的军事性还突出地表现在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组织上。“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其军队兵员也不断膨胀，大批青壮年农民被征入伍或进入工厂，农业劳动力日趋紧缺。为了确保移民劳动力，日本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整，提出组建青少年义勇队。 1937年7月，在关东军的主持下，日伪制定了《青年农民训练所创建纲要》，决定从日本国内募集青少年农民移民东北。12月，日本确定了《满洲青年移民实施要纲》，1938年1月，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开拓青少军义勇队募集要纲》。到1939年12月日伪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提出把青少年义勇队“作为民族协和之核心”，以“培养和训练各种开拓民特别是开拓农民的基本资质”，并对募集、训练、管理等有关事项做了明确规定。青少年义务队基本上是16～19岁贫农家庭中无经营农业继承权的次子三子等。他们在日本进行三个月左右的集训后，进入东北的大训练所，经过一年训练再转入小训练所训练两年。训练按照军队编制，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首先是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业务上主要进行军事、农业及其他技能的训练。其目的就是把训练生培养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工具。 “募集要纲”公布后，日本动用各种宣传工具，鼓动青年农民去开拓“满洲新天地”，不到半年就募集录取14万余人。《满洲开拓史》,第250页。到1941年5月，在中国东北的青年移民训练所达到93所。《满洲开拓史》，第278～281页。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种移民人数达8万多人，约占移民总数的30%。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5批，计279个团。《满洲开拓史》，第325～333页。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不仅是一般移民的后备力量，更重要的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绝大部分布在边境和重要军事地区，成为协助关东军守卫铁路，军事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别动队。1945年8月苏军发起进攻后，关东军命令青少年义勇队全部加入战斗部队，企图负隅顽抗。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又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的牺牲品，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在日本战败的时候，又被日本统治者抛弃，成为法西斯战争的殉葬品。 三北边振兴计划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是1939年日伪正式提出的以进行“国防建设”为主体的综合性备战计划，是日伪整个法西斯主义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将其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积极向中国关内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苏联。1932年8月军部制订了《1933年度对苏作战计划》，准备在必要时向苏联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地区发动进攻。《大本营陆军部》(1)，第338～340页。为此，从1933年开始，着手在“满苏”边境建立所谓“国境阵地”系统。1936年8月军部中央又制订了《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规定以1941年为期限，完成对苏战争准备。《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186～191页。据此，关东军于1937年7月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至十六年度满洲国战争准备指导计划》。在其基本方针中指出“满洲国政治，经济各领域，要以近似战争状态进行组织运行”。在其要领中提出，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各种“国防设施”的建设，完成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加强“日满一体化”等《满洲国史·总论》中文本，第688页。,旨在把伪满纳入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从上述日本对苏战备出发，关东军分析认为，从“国防”上看，目前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日苏兵力对比有较大差距，从战略上考虑，必须加强守势战略。“七·七”事变后，关东军进一步决定将所谓“防卫线”推进到“满苏”边境，在大、小兴安岭外侧建立防卫地带。从政治上看，伪满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统治力有所增强，但对边境地区的行政指导力较弱，不利于对苏战备。从经济上看，要在边境地区加强对苏战备，就要有可靠的军需保证，必须增强交通力，实现自给自足。就是说，关东军从总体战认识出发，认为必须增强在北满的综合实力。这是北边振兴计划出台的重要背景。 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军部法西斯的侵略更为疯狂。在攻陷南京之后，军部狂妄地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投降。遂企图向北展开对苏攻势。 1938年7月，日军侦察到位于中朝苏边境的张鼓峰有苏军活动，担任这一地区防卫任务的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认为，“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使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确保所谓“边境”安全。《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文本，第80页。这一事件使关东军感到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边境地区的“国防建设”。1938年12月，关东军以“内部指导”的形式，向伪满提出了《关于国境方面国防建设的要求事项》，要求伪满依据“日满”共同防卫原则，作为对苏作战准备，加强北满的综合性开发。其要点是：第一，在伪牡丹江、黑河、间岛、兴安北、三江省等边境各省，设定“国防建设”重点地区，到1941年达到完成对苏战备的军事设施建设；第二，加强上述地区的交通、通讯、物资、移民、军事工业等； 第三，强化边境地区行政机构；第四，设立专项经费。 接着，由关东军第4课长片仓衷等人组织伪满政府有关人员，进行了边境调查。然后在伪满政权设立了国境建设方策委员会，制定国境建设的计划和方案。1939年5月11日，伪满制定了《国境设施建设基本纲要》，15日发表了《北部边疆振兴计划》，18日又发表了《北边振兴之声明》，把“北边振兴”正式作为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 北边振兴计划表面上标榜为“国防建设”、产业开发和振兴民生，但根本点是以完成对苏战备为目标，进行综合性“国防建设”。计划以1939年6月至1942年5月三年为期，预计投资总额10亿元，其中伪满政府负担2亿元，满铁为6亿元，特殊会社为2亿元。涉及地区为伪间岛、牡丹江、三江、黑河、兴安北、东安和北安省等7省。 这项计划与关东军的“国境阵地”建设工程计划相配套，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整备交通、通讯设施。铁路由满铁按既定计划逐步推进。1939年4月，伪满与满铁签订第5次契约，开始修建第6次线，其中新线建设总长为620公里，重点是复线工程，总长1448公里。1941年3月又签订第6次契约，开始修建第7次线，其中新建7条线总长698公里，复线总长395公里。这两次线的修建是“三大国策”的重要内容。其中在若干边境铁路也修建了复线，就是为了实施北边振兴计划。公路重点是加强军用“国防”公路建设。计划新建7000公里，改修5800公里。通讯重点推进通讯干线地下电缆的建设，并增设4万公里有线通讯线路，以及加强有无线通讯、邮政通信和航空设施建设等。 第二，电力、供水和城镇的整备。计划增建30个发电站所，完善供水设施，提高城镇功能,为日军进驻提供基本保证。 第三，确保移民和劳动力。向所谓“国境接壤地带”大量移住日本和朝鲜移民，使之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为保证各种军事设施的建设，强化劳动机关，确保劳动力的供给。 第四，确保物资供应，为此设立物资调配委员会，与物动计划相适应，统一管理生产和生活资料。增建仓库，建立保证计划实施的物资流通体系。 此外，还有防空、防疫、强化行政、福利保健等许多内容。 为保证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日伪采取了许多措施。在政治上，设立了“防卫委员会”，由当地日军参谋长任委员长，实行一元化领导。缩小边境地区行政区划，部分伪省长、县长由日本人担任，以提高边境地带的日本化。加强协和会以及各种国防团体（如军人后援会等）的建设，提高边境的军事化程度。在经济上，为保证“北边振兴特别会计划”的落实，伪满于1939年5月发布了《北边振兴事业公债法》,以发行公债方式对东北人民进行搜刮。 北边振兴计划原定三年完成，但从实行伊始，就因物资和劳动力的不足，遇到困难。从第二年起就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一道转入重点主义。计划一直拖到1944年才撤销该项特别会计划。不过日伪驱使中国人民还是完成了许多工程建设。在铁道方面，绥宁线、和龙线、绥佳线、墨霍线、虎林线等边境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公路方面，按计划修筑了第一线军用道路，第二线特殊道路和第三线开拓团道路等，完成里程为8500公里，占计划的70%。在航空方面，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机场和航空设施。仅据伪满总务厅次长谷亨回忆，军用机场就有420多处。《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87页。通讯方面，地下电缆只完成一小部分，无线通讯和有线设备有所充实，在保证军用通讯上有明显提高。电力建设，主要有1942年镜泊湖水电站开始发电。其他电力设备得到改善，重点供应军需电力。城市建设，主要是军用宿舍，兵营，医院等的工程，大体完成70%。物资供应也是以保证军需为主。劳动力是最严重的问题，虽然日伪到处欺骗，强抓劳工，但仍满足不了建设的需要。因而采取所谓“勤劳奉仕”（无偿劳动）的办法，强迫中国人民出劳役。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其实质是“国境地带军事化”建设。在计划实施上重点突出军事设施建设，以与关东军的“国境阵地建设”相配套，这一时期主要是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事基地建设。第二线基地的重要据点是关东军旅团以上司令部所在地。所以军事设施十分庞大，除军用房舍、兵营、军械库等必备设施外，还有医院、学校、邮政乃至“慰安所”等附属设施，仅以孙吴县为例，以前是只有几万人的小城镇，由于关东军在这里配置重兵、指定为重要军事据点，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建设，有师团司令部、部队兵营、俱乐部等等。日军竟把孙吴与北满重镇哈尔滨相比，称为“大大的孙吴，小小的哈尔滨”。第三线军事基地，主要是物资供应、兵员提供等后勤保障基地，也是开拓团的重要移植地。如东满的东宁、绥阳、穆棱、密山等地，北满的孙吴、瑷珲、呼玛、北安等地，都建有日军的重要仓库，以及大量开拓团。 与这些军事设施相适应，关东军进行的“国境阵地”建设进展也很快。自1933年军部决定修建“国境阵地”以后，关东军很快组织测量队，对准备修建工事的地点进行了测量和制图，于1934年6月开始正式施工，到日本战败投降，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期，前期为1934～1939年，分东部、东北部、北部、西部，修筑了东宁、绥芬河、半截河、海拉尔、黑河、虎头等14个国境阵地的主阵地。后期，从1940年至日本投降。1939年关东军在诺门坎战争中遭到惨败后，开始重视西部边境的战略价值，加强了对西部“国境阵地”的建设。同时又在东北部松花江流域和小兴安岭东侧修筑了若干辅助阵地，并加强了二线阵地的建设。主要有富锦、乌尔古力山、凤翔、牙克石、阿尔山等阵地。随着“国障阵地”的建成，关东军从1938年3月开始，按照“国境阵地”序号，先后编成了第1～14国境守备队，总兵力达2万多人，相当于两个师团。其中以第8（海拉尔）、第1（东宁）、国境守备队最为强大，兵力编制分别为6201名和4580名。上述“国境阵地”基本上是永久性军事工事。共有54个永久性阵地、165个野战阵地和63个其他阵地。另外，作为堡垒群共计有103群。《日本帝国主义の满洲支配》，第215、221页。其中以东宁、绥芬河、虎头、瑷珲、海拉尔为规模较大的阵地群。在某种意义上，“国境阵地”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关东军与伪满经济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破坏 一伪满经济的实质及其特征 要了解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破坏，就要对伪满经济的实质及其特征有所认识，也就是说，东北沦陷时期的经济性质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和破坏。前面所叙述的伪满统制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日伪所推行的“三大国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伪满经济的实质及其特征。下面再作一个基本的概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以武力侵占东北，制造伪满傀儡政权，中国东北的社会变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关东军的武力始终是伪满政权的根本支柱。关东军作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其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主导作用，决定了伪满经济的政策导向和运行趋势。这是我们认识沦陷时期东北经济的基本前提。 殖民地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与殖民地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殖民地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殖民地从属于宗主国，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已经没有民族的尊严与发展可言，那里的资源成为宗主国掠夺的对象，那里的市场成为宗主国倾销商品的场所,实际就是宗主国的附庸。东北殖民地也同样带有上述殖民地的根本特征。但是，东北殖民地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就是说，东北殖民地的形成，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它不是那种原始的殖民主义，以及一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是由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因此，从它形成开始，就在各方面打上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烙印。 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独裁与垄断。日本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特征是，军部法西斯政权以国家的权力推行战争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军事化，为侵略战争服务。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被强行阻断，由“战时统制经济”的方式所取代。因此，作为宗主国经济活动延伸的东北殖民地经济，也必然带有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的根本特征。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地域性差异，同样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朝鲜、中国东北以及关内，日本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的表现和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就中国东北而言，由于其自然资源丰富，在地理上与苏联、蒙古、朝鲜接壤，战略地位和价值十分重大。因此，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将其作为“以战养战”的战略基地,特别是把军事工业的重点放在了东北。这也与当时东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执掌东北政权时期，东北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张学良主政时期，号召“东北新建设”，大力推进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有人称他是“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张德良主编《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讨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第301页。并且至少有10个项目在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位居第一。《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讨文集》，第288～300页。其中如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代表的军事工业，堪称全国之冠。纵横交错的自建铁路网，已形成与日本满铁相抗衡的局面。此外在金融业、航空业、通讯业以及炭矿业等都具有雄厚的实力;乃至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民生牌”），已经有了中国人自己汽车工业的良好开端。这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大部分的“逆产”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殆尽，使之成为日本进行掠夺的重要物资基础之一。这从一个侧面也是对日本右翼分子所鼓吹的“开发有功论”的有力驳斥。也就是说，日本帝上主义是在劫夺原有奉系军阀的官僚资本和民族工商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东北的经济近代化。所谓“开发”是对中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的占有，是对中国东北资源的肆意掠夺。 从经济结构的资本构成来看，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主要有以下几种资本：一是伪满政权所有的所谓“满洲国的国家资本”；二是日本的国家资本（如满铁）；三是日本私人资本（主要是财阀资本，如满业等）；四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资本。在上述资本中，伪满的“国家资本”的基础，是所谓接收的“逆产”，即原来东北政权所有的财产的转化。这种资本形式上属于伪满洲国所有,实际上完全由关东军支配，是变相的日本国家资本。而且在以关东军为代表的军部法西斯的主导下，前三种资本的联系十分紧密，构成了沦陷时期东北经济资本构成的绝对主体。而中国民族资本的存在，是在伪满政权（实际是关东军）的严密控制下，成为东北殖民地经济的一种补充成分。其发展是极为艰难的。从总体上来说，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的实质是，在日本法西斯政权控制下，日本和伪满的国家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极端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从经济运行方式看，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发展，并非是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家政权干预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由日本法西斯强行的所谓“统制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各个部门的运行采取了极端强制的措施。其主要途径就是所谓“特殊会社”制度。从前期的“一业一社”到后期的“一业一社”与“一业多社”的并存，虽然统制方式有所变化，但统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日伪的特殊会社作为统制经济的重要工具，完全垄断了沦陷时期的东北经济命脉。其运行完全是根据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经济政策而展开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统制经济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如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等。但是，它既不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相提并论，也与一般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经济计划性有所不同。它的根本所在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计划经济”反映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意志和需要。 从经济发展的目的来看，日伪推行的“日满经济一体化”和统制经济的政策，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掠夺东北的人和自然的资源，使其为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所谓“产业开发”，并不是为东北人民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日本的资本和技术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满足军需工业的需要。所谓“移民”，实际是对东北土地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农民生存权力的剥夺。由于日伪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所以这种“开发”和“移民”的不断深入，就意味着东北的资源更加被破坏和中国人民遭受的压迫更加沉重。因此，对于右翼分子所鼓吹的“满洲开发有功论”，我们应该从“开发”的目的性加以有力驳斥。我们在分析一个事物时，不能只从表面现象来下结论。从表面上看，沦陷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投资不断膨胀，“产业开发”也取得了明显成果，如果从这种表面现象就得出“日本对满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结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种为保证侵略战争需要的投入和成果，反而说明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经济的垄断，以及对东北进行掠夺的疯狂性。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由于日伪推行增强军需产业的政策，沦陷时期东北经济的工业发展较为迅速，在某个时期某个部门甚至出现过“跳跃式”的增长。1930年与1941年比较，煤炭增加245倍，生铁增加35倍，发电量增加近7倍。一般工业总产值，1943年是1937年的3倍，是1931年的18倍。矿业生产，1943年是1937年的5倍。东北财经委员会：《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从工矿业主要指标看，以1936年为100，到1941年时生铁为219，钢锭为154，钢材为264，煤炭为178，铅为1223，亚铅为398，锢为 517。《苦难与斗争》(中)，第205页。但是，与矿产工业急剧膨胀相对照的是，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造成工农业比重的严重失调。1931年时，工矿业与农业的比例为269∶731；1937年时，工矿业已超过农业，比例为51∶49；1943年时达到593∶407。东北财经委员会:《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这种经济发展的畸形化，决不是工业现代化的体现，而是对农业生产力严重破坏的结果。其表现是，1930年时全东北耕地面积为1338万公顷，总产量为18856万吨，平均每公顷产量1409斤。到1936年耕地面积1035万公顷，总产量16274万吨，平均每公顷产量1246斤。1937年以后，耕地面积虽略有提高，但平均产量却连年下降，到1944年时下降到1148斤。《东北沦陷十四年研究》(1)，第100～101页。也就是说，东北沦陷时期，农业生产始终没有达到1930年的水平。其原因就是日本所采取的殖民地掠夺政策。而且在工矿业部门中，由于日伪以满足军需工业和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为重点，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也极不平衡。仅以1940～1942年为例，重工业与轻工业所占资本额百分比，重工业各年分别占754%、785%和792%，而轻工业则分别为246%、215%和208%。东北经济小丛书《资源产业》(下)，第9页。上述沦陷时期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由于日伪推行战争经济政策，导致东北经济发展畸形膨胀和严重失调的特征。 二日本对东北的掠夺与破坏 1掠夺矿产资源 东北地区矿产资源，特别是作为“工业食粮”的煤、铁的储藏量十分丰富，日本法西斯为发展军事工业以及保证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东北的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煤炭在东北的储藏量很大，据日伪1944年统计，已探明储藏量为228亿吨，1943年的生产总量占全国的近50%。朱建华:《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以满铁为侵略工具，已经攫取了被称为“煤都”的抚顺煤矿，以及辽宁本溪、吉林缸窑等煤矿。此外，日本资本家深川、饭田延太郎等人，通过各种手段，攫取了许多煤矿的开采权和经营权。 伪满政权建立后,根据关东军确定的统制经济政策,决定成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1934年5月，满炭正式成立，由伪满洲国和满铁折半投资，最初资本为1600万元。这样东北地区的所有煤矿分由满铁、满炭两个系统实行垄断。满铁系统主要是对自1906年以来所经营的煤矿继续经营，主要有抚顺、烟台、奶子山等煤矿。满炭系统则经营满铁所经营以外的煤矿，主要有阜新、复州、北票、西安（辽源）、鹤岗等煤矿，其中很大部分是接收所谓“逆产”而经营的 。 满炭设立当时，只是经营复州、八道壕、新邱等煤矿，并参与鹤岗、北票、西安等煤矿的一部分事业。1935年日伪收买中东铁路以后，其所属煤矿转给满炭经营。其后满炭又陆续收买了北票、西安、鹤岗等煤矿的全部经营权。其事业发展迅速。1936年增资到1亿元，1939年翻番增资到2亿元，1940年再增到3亿元。满炭经过短短6年时间，其资本额就增加了19倍。由此也可以看出满炭对东北煤矿的垄断。 从煤炭的生产情况看，“九·一八”事变之前，满铁经营的抚顺煤矿已经处于垄断地位。事变后日本为发展战争经济，加快了掠夺式开采，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为了满足军需工业膨胀的需要，在日伪制定的“产业开发”计划中，每年都把煤炭生产指标定在1000万吨以上。其中主要是依靠抚顺煤矿的生产。在满铁系统的煤炭生产中，抚顺煤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产量，1932年是687万吨，1933年就增加到885万吨，1934～1938年，每年均在900万吨位以上。其后生产连年下降，到1944年时生产量为470万吨。满铁《抚顺炭矿统计年报》。抚顺煤的减产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煤炭的生产过程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和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 满炭系统的煤矿多半是尚未开发或很少开发的新矿，因此日伪当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倾注较大，生产增幅较快。1935年满炭系统全面开始作业时的煤炭生产量为153万吨，1938年达到399万吨，1940年达到918万吨，超过了满铁系统，1941年时又增加到1115万吨，而后增产幅度减缓。到1944年时，满铁和满炭两大系统的煤炭生产量约为2000万吨。孙邦主编《经济掠夺》，第12页。这个数字远未达到日伪第2个产业五年计划4000万吨的指标，表明煤炭生产已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煤炭的销售看，主要是运往日本，供应军需工业。1936年以前，每年从东北向日本输出的煤炭达400万吨，其中抚顺煤约占半数以上。这是因为抚顺煤的煤质好，被日本人称为“东洋标准煤”，所以日本各工厂都争相使用之。但首先是要确保军事工业。如日本最大的海军工厂——吴工厂几乎全部使用抚顺煤。到伪满后期由于抚顺煤减产，日本规定只供应京浜工业地带、阪神工业地带等军事工厂和工业企业。 铁矿和炼铁工业是日本掠夺东北矿产资源的又一重点。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利用日军在东北实行军管的便利，强占了本溪湖一带的煤铁矿。而后满铁与汉奸于冲汉相勾结，成立了中日合办的振兴公司，窃取了鞍山一带铁矿的采矿权。日商饭田延太郎也攫取了辽阳东部弓长岭铁矿的矿权。到1931年日本在本溪、鞍山、弓长岭等地霸占铁矿区15个，占地21915亩。其埋藏量，据满铁推算为121亿吨。《满洲产业统计》，第48页。同时，日本侵略者相应在上述地区建立起一批炼铁工业，其中以1918年成立的鞍山制铁所规模较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更大规模地掠夺东北钢铁资源。1932年12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在满洲设立制钢所计划草案纲要》，认为从“日满国防需要”考虑，在东北建立制钢所确有必要。1933年4月，日本政府批准在鞍山成立昭和制钢所。兼并了鞍山制铁所和弓长岭铁矿，与振兴公司建立了租矿关系（1940年收买了该公司的矿业权），形成了从开采到冶炼的连续作业。同时制订了第1期炼钢增产计划。1935年又继续制订了第2期增产计划。加快了对东北铁矿资源的掠夺。1935年昭和制钢所正式投产,当年的生产量为：生铁47万吨，钢锭21万吨，钢材5万吨。《昭和制钢所十年志》。 1937年以后，与日伪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相适应，昭和制钢所又连续制订了若干期增产计划，生产目标一再提高，设备投资一再增加。到1943年，已拥有高炉9座，总生产标准能力达到195万吨。但是，由于煤炭供应不足等原因，钢铁生产量未能达到指标。1939年生铁产量为88万吨，仅为计划的50%；钢锭52万吨，为计划的80%。日本侵略者为提高产量，便采取增加富矿比率的办法，以杀鸡取卵方式糟蹋我国矿山资源。这样才使产量有所回升。1943年时，生铁产量达130万吨，钢产量为84万吨。但是，这种情况未能持久，很快又呈现出衰落趋势。虽然如此，日本侵略者仍掠夺了大量铁矿资源。 除昭和制钢所之外，还有本溪煤铁公司、东边道开发公司等，都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铁矿资源的重要工具。1944年日伪将昭和制钢所和本溪湖、东边道等钢铁企业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满洲制铁株式会社”，以增强发挥“国防产业”的作用。 在有色金属方面，东北的蕴藏量也十分丰富。据日伪1944年统计，铜为132万吨，铅、锌为113万吨，菱苦土（制镁原料）为20亿吨，钼为354万吨，钒为900万吨。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第198页。在沦陷时期有色金属是个新兴工业，但其开采早已经开始了。其中采金业是日本掠夺的一个重要目标。伪满成立不久，关东军就在其内部设立了采金事业调查部，组织勘查队对北满地区的金矿进行了调查。1934年5月，日伪成立了“满洲采金株式会社”，垄断了东北地区76%的黄金开采权。1934年“满洲采金”的黄金生产量只有208公斤，1935年猛增至1316公斤。《满洲国史·分论》(上)，第931页。此外，生产黄金的还有满洲矿业会社和满洲矿山会社。1936年黄金总产量是3976公斤。从1937年开始，根据日本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满洲采金等会社相应制定了产金五年计划，1941年的生产目标是33277公斤，但实际产量只有2361公斤，不仅计划指标完全落空，还大大低于1936年度的产量。事实上，产金计划是产业开发计划中执行情况最糟的部门。原定预计五年产金累计73562公斤，实际只生产了13929公斤。使关东军以掠夺黄金来保证购买军火的企图归于破灭。 除黄金之外，铝、镁、铅、锌、铜等轻金属，都是关东军极为重视的掠夺事业。伪满时期，日伪设立了“满洲矿山株式会社”（1938）和“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1936），与前述的“满洲采金”一起垄断了有色金属业。“满洲矿山”主要生产金、银、铜、铝、亚铅等有色金属。“满洲轻金属”主要生产铝、镁。 2对能源的掠夺 能源是工业生产的动力。日本侵略者为发展军事工业，对能源也进行了疯狂掠夺和破坏。除前述的煤炭燃料外，日伪还大力“开发”电力和液体燃料。“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电力事业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特别是在工业较为先进的辽宁，电力事业已初具规模。据统计，1931年时，东北三省有发电所（厂、公司）135个，其中日本34个，中国76个；实际资本总额4986万元，其中日本2641万元，中国2215万元。张传杰:《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史》第309页。日本侵占东北后，将原来的中国官产接收为伪满财产，并推行电力统制政策，于1934年11月成立了“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垄断了东北电力工业。其后满电又陆续收买了满炭、满铁等的发电所，将丰满、镜泊湖水力发电站划归直营，满电资本迅速膨胀。到1944年时增资到64亿元，比成立时增加了6倍。在满电的垄断经营下，东北发电量也有较大增长，由1932年的59亿度，增加到1936年的135亿度，1944年达到418亿度。其中辽宁所占比重仍然最大，大致在73%～86%。张传杰:《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史》，第310页。 在发电设施上，日伪一方面大力加强辽宁的抚顺、鞍山、本溪等工业地带的火力发电设施的建设，例如抚顺煤矿的发电装机容量由伪满初期的 81万千瓦，增加到1941年的29万千瓦，1945年的285万千瓦。另一方面突出水力发电设施的建设，兴建了松花江丰满电站、镜泊湖发电所和鸭绿江水丰电站等三大水力发电设施，并相应修建了输变电网，从工程技术角度看，丰满电站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但电站的建设是在日伪驱使中国人民的情况下建成的，有数不清的中国劳工葬身大坝（参见“万人坑”一节）。而且这些电能主要是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发展，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资源的一个重要表现。 液体燃料是日本帝国主义很早就十分重视的掠夺资源。自1909年满铁在抚顺发现“能燃烧的石头”后，就开始研究通过油田页岩提炼液体燃料的方法。“九·一八”事变前已经建立了抚顺西制油厂（今抚顺石油一厂），1931年生产原油63万吨。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为进行侵略战争，液体燃料成为日本十分急需的动力资源。由于日本石油资源贫乏，所用原油90%依靠进口。因此，日本占领东北后，投入很大力量在东北寻找石油资源，但始终未能找到可供利用的油田。于是，利用东北贮藏丰富的煤和油页岩炼制石油就成为日伪极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日伪所掌握的抚顺页岩油炼制事业成为至宝。 为此，1933年2月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政府设立了“满洲石油株式会社”，作为垄断伪满石油开采、冶炼和销售的特殊会社。1934年日伪在寻找原油资源无望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抚顺西制油厂的第1期改建和扩建工程，以增产页岩油。至1936年2月完成，使原油生产能力由原来的72万吨增加到145 万吨，翻了一番。接着又开始实行第2期扩建计划，预定投资1800万元，达到年炼油30万吨的水平。这项计划从1937年起被纳入日伪产业五年计划，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939年的产量仅达到19万吨。为进一步扩大产油量，1939年日伪又开始新建抚顺东制油工厂，预定建成后可年产原油50万吨；另外在三姓地区开发30万吨。但计划实施困难重重，东制油厂建设一度停工，到1944年才完成部分投产。虽然如此，在五年计划期间，产油量还是在不断增加，重油从1936年度的66万吨，增加到1941年的113万吨，5年累计42万吨；挥发油从7千立升增加到13千立升，五年合计是56千立升。 虽然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地增加页岩油的生产，但远远满足不了战争经济的需求，为弥补液体燃料严重不足的状况，日本还下力开发所谓“人造石油”，即煤炭液化工业。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就伙同日本海军有关部门研究抚顺煤的液化问题。事变后的1936年，经日本政府批准（“满拓第321号”，抚顺矿务局档案8～8～211～30），建立了抚顺煤炭液化工厂，计划建设日处理煤炭100吨（后改为50吨）的煤炭液化设施。至1939年2月建设完工，并立即试车运转，于7月取得一次加氢液化油的成功。1941年二次加氢石油也取得成功。 煤炭液化被日伪视为五年计划突击开发的项目，除在抚顺加紧研制外，还准备在间岛、阜新等地建立煤炭液化基地。满铁原打算在抚顺液化工厂的基础上，扩建煤炭液化基地，形成到1943年年产2万吨和到1945年达到年产12万吨的规模。但由于资材、技术等各种困难，计划远远未能实现。1943年抚顺煤炭液化厂被迫移交给了满洲人造石油株式会社（简称“满人石”）。该会社是1939年设立的特殊会社，其目的是以舒兰煤为原料进行煤炭液化。“满人石”接收抚顺液化厂后，被日本陆军指定为“指导工厂”，重点生产军用汽油。1943年生产航空汽油372吨，普通汽油1117吨。1944年航空汽油产量增至1289吨，普通汽油为1487吨。这些产量远未达到日本军部的要求。 与煤炭液化工业有关，于1936年在四平建立的“满洲油化株式会社”以西安（辽源）煤为原料进行煤炭液化。后被关东军接管为陆军燃料厂，改名为第238部队油化厂。还于1937年在锦州设立“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主要由三井财阀经营，以阜新煤进行液化制油。1943年部分完工投产，年产能力为粗合成原油3万吨。此外，伪满政权与日本神户制钢所联合投资，于1939年在奉天（沈阳）建立了一个煤炭液化研究所。1944年时生产航空汽油135吨。 在原油加工方面，经关东军与满铁协商，于1934年在大连甘井子建立了炼油厂。原计划年处理原油15万吨，原油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由南洋进油，但1943年以后外油断绝。 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掠夺东北能源，可谓费尽心机。但始终没有找到天然油田，而只好拼命掠夺页岩油和开发“人造石油”，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3对农业的掠夺 东北地区不仅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农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尤其是大豆及其制品在全中国乃至世界都十分有名。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农业资源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破坏。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业经济已经形成较好的发展规模，特别是20年代后期有了迅速增长。1924～1930年耕地面积由814万公顷，增加到1338万公顷；主要谷物收获量从1446万吨增加到1870万吨；平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保持在1400公斤以上。 事变后，关东军侵占东北，造成局势动荡，给农村也带来极大灾难，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东北农业危机，致使东北农业陷入衰退的局面。在沦陷初期，主要粮食产量，1932年锐减到1539万吨，1934年为伪满时期的最低点的1343万吨，此后虽有恢复，但始终没有达到事变前的水平。农业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呈下降趋势，大体在每公顷1100～1200吨，也未达到事变前的水平。这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情况，完全是日本法西斯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结果。 1933年在关东军的主导下，伪满发表了《经济建设纲要》(下称《纲要》)。这是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在经济方面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第五部分是关于农业的方针政策。《纲要》提出伪满经济“以农业为其根本”，强调为保证战争经济的需要，促使农业增产，谋求“农产品的自给”和“输出农产品”。其目的就是要掠夺农产品，使东北成为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粮食基地。其具体内容是，在农作物方面，对大豆、高粱、谷子、玉米等普通作物的品种加以改良和指导种植，并奖励和指导棉、麻、烟、果树等特殊农作物的种植。在农业设施方面，建立农村组合制度，完善农村行政组织。在土地方面，进行土地调查，防止土地兼并，开垦未利用土地，使农业在15年期间开发约500万公顷。《纲要》所确定的农业政策，规定了沦陷时期农业的发展框架。 根据这种统制经济政策，在关东军的主导下，日伪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建立起各种统制组织，从生产到流通各个领域对农业实行统制。特别是对大豆、棉花等特需的和军需的农作物的统制更为严格。1932年12月前后，关东军相继决定了《满洲棉花改良增产计划案》、《满洲小麦改良增产计划案》、《满洲烟草改良增产案》等重要农作物增产计划，企图在20年内通过多角化经营，建立起“满洲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为日本奠定战争经济的农业基础。浅田乔二等:《日本帝国主义の满洲支配》，第437～444页。对于流通领域，1933年9月，关东军制订了《满洲特产交易改善要纲案》，企图通过融资等手段，改变原有以粮栈为中心的流通途径，建立一元化农产品流通机构。为此成立了大豆共同销售会等统制机关，以加强对农业的统制。 从1937年起，日伪开始执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农业也是该计划的一个方面，为此，1937年5月，关东军主持召开农业政策审议会议，研究制定了《农业政策纲要》，强调为确保对农产品的生产销售的统制，建立农业组合。根据“纲要”，日伪于6月颁布了《农事合作社设立要纲》，至10月在各地农村设立农事合作社75个《日本帝国主义の满洲支配》，第467～468页。,以作为统制农村市场的母体。同时还制定了《棉花统制法》，设立了“满洲棉花会社”，首先对棉花实行了一元化统制。 在这种统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伪对农业的统制也进一步升级。从1938年8月至1939年9月，日伪颁布了《米谷管理法》、《小麦及面粉供求调整及价格统制应急实施要项》、《重要特产品专管法》等一系列农业经济统制法律、法规，并相应设立了“满洲粮谷会社”、“满洲谷粉管理会社”和“满洲特产专管公社”等，作为对农业经济实行统制的机构。上述各统制法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分配、价格等都做了明确规定，日伪对农业进入了全面统制阶段。 1940年，日伪调整农业统制机构，将金融合作社和农事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兴农合作社，作为负责农产品的生产、交易、保管、分配等的统制机关。当年即在全东北设立了186社，达到伪满市、县、旗总数的88%。《日本帝国主义の满洲支配》，第484～485页。1941年8月，日伪又将“满洲粮谷会社”、“满洲谷粉管理会社”和“满洲特产专管公社”合并，成立了“满洲农产公社”；以实现对农产品的统制更加集中，更加一元化。至此，日伪对农业经济的全面统制体制业已形成。 日本法西斯通过推行统制经济政策，对东北农业进行掠夺，首先表现在对土地的掠夺。日本占领东北后，利用伪满政权在东北实施了所谓“地籍整理”计划。该计划历经8年，调动550万人次，对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了“地籍整理”，整理件数达3000万件。《满洲国史·分论》(上)，第79页。其目的就是要使日本攫取土地资源合法化。同时伪满颁布了《商租权整理法》等法令和废除所谓“治外法权”，使日本人取得了在东北的土地使用权、借贷权等土地权利。仅1936年9月至1937年9月，日本人申请获取地照的件数就有18840件，获得土地608万多垧。《伪满洲国史》第339页。日本侵略者掠夺土地的又一种手段是，以维持治安为名，进行军事围剿，实施“归屯并户”和建立“集团部落”，迫使农民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造成大量耕地荒芜。然后，日伪则以“地主不明土地”为由强行占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强行“收买”。在日本推行“武装移民”政策中，制定了征用移民用地1000万町步的计划，决定强行从中国农民手中夺取土地。在关东军的主持下，日伪成立了“土地征用委员会”，对中国农民的土地强行收买。以富饶的三江平原为例，当时阿什河沿岸上等熟地的地价为200元，中等地为160元，下等地为130元，但东北劝业株式会社却以上等地56元，中等地40元，下等地24元，强制签订收买合同。而在实际收买过程中，价格更低，有的地方“实际是熟地和荒地平价后一律按1元的价格收买的”。《满洲国史·总论》第440页。这种强盗式的掠夺行经，引起了广大农民极大不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抗。关东军则对农民进行武力威胁，甚至强抢地契，到1941年，日本殖民者以移民用地的名义夺取东北土地已达2000万公顷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第364页。,是原计划的1倍多。事实上日本殖民者已经成为中国东北最大的地主。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日本侵略者推行“粮食出荷”（即强制农民交售粮食）政策，抢夺中国农民的劳动果实。如果说在伪满初期，日本侵略者主要是通过农业统制机构搜刮粮食的话，那么从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更变本加厉地实行强制摊派，疯狂搜刮农产品。1941年4月日伪制定了《农产品增产搜荷方策要纲》，开始实行“出荷预约”制度，即以提供预付款为条件，强行要农民签订“出荷契约”，秋收后按契约收购粮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对农产品的搜刮更加疯狂。关东军提出：“满洲之农业政策，不止于国内（指中国东北）自给自足，而尤应成为东亚粮食供给之基地，成为特殊农产品供给的源泉”。《档案选编》(3)，第288页。1942年底，日伪制定了《战时农产品出荷对策要纲》，要求“军官民一体共同努力，对农产品强制进行彻底征收”。《满洲国史·分论》(下)，第111页。 从“粮食出荷”的实施情况看，征购摊派量连年增加，征购量占生产量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39年粮食产量1599万吨，征购量414万吨，占259%；1941年产量1665万吨，征购量552万吨，占332 %；到1944年，粮食产量1743万吨，而征购量增至893万吨，占513%。从1939～1944年，日伪强制征购农产品累计达36449万吨。 征购量的增加和征购率的上升表明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农民的压迫和对农业掠夺的不断加深。“粮食出荷”是中国农民的灾难。每到征购时期，日伪派出督励班，逼迫农民出荷。对达不到征购量的农户，督励班便翻箱倒柜四处搜索，被农民称为“滴水漏”。许多农民因交不上出荷而遭毒打和逮捕。仅在伪奉天省，1942年春季就有1136人因“不交出荷粮”而被逮捕，次年同期达到3000多人。张福全:《辽宁近代经济史》，第477页。有的农民被逼迫得上吊自杀、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粮食出荷”政策完全是法西斯殖民主义的掠夺政策，征购价格仅为市价的1/10～1/20。农民在被迫将生产粮一半“出荷”后，还要交租，所剩种子、饲料和口粮微不足道，遇到灾年，甚至连种子和口粮也要交出去。而日本殖民者将搜刮来的粮食大量运往日本。1942年运往日本的粮食为260万吨，1943年为320万吨，1944年为390万吨。此外，这三年还运往朝鲜100万吨，以换取大米供给日本；运往关东州21万吨，以换取芝麻、花生等供日本榨油；运往华北伪政权110万吨，以换取棉花、煤等充作关东军的军用物资。《档案选编》(14)，第549页。另外，关东军每年还要搜刮100万～120万吨粮食充作军粮。《档案选编》(14)，第502页。 由此可知，日本法西斯实行战争经济统制政策，疯狂掠夺东北的土地和农产品，给东北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东北农业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使农业经济严重衰退。 日本侵略者除在工业、农业、能源等主要产业部门进行掠夺之外，还在林业、渔业等其他各经济部门进行了掠夺，给东北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整个沦陷时期，东北经济在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法西斯强制推行战争经济政策之下，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和不断被破坏走向衰退的趋势。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开发”绝无“功绩”可言，只能是对人民的犯罪和对历史的反动。 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文化奴役政策 第十二章关东军的法西斯文化专制 第一节关东军的文化奴役政策 伪满政权建立后，日本关东军一跃成为伪满政权的真正主宰者，成为伪满的太上皇。它依据日本内阁于1933年通过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所规定的全方位对伪满的统治政策，在中国东北建立起法西斯殖民主义的极权统治，而思想文化统治则作为其殖民统治的一个侧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极其野蛮、残酷和不容忽视的;与军事、经济、政治等其他殖民地政策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贯穿于日伪统治的始终。在伪满14年的殖民统治中，思想文化统治政策随着关东军的殖民统治的加强和军事侵略的升级而不断改变和进一步强化。在殖民统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起到超乎于武力的作用。 早在日伪统治初期，关东军就利用傀儡溥仪,在1932年发表的伪《建国宣言》中提出，在中国东北建一个“新国家”，实行“王道政治”，建设“王道乐土”。日伪统治者把“王道主义”作为满洲国的立国宗旨，美化其为“建国精神”，把伪满洲国标榜为“独立的王道国家”。在这一时期，日伪统治者利用所谓的“王道”,既利用中国旧有的封建意识形态，政治伦理道德思想，又利用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来欺骗、奴役、麻痹东北人民，腐蚀他们的民族意识和进步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日伪统治者借以消除东北人民的反日、抗日的仇恨心理，来达到使东北人民驯服于其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向东北人民极力灌输“建国精神”以及“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等殖民统治思想。同时着重宣扬日本乃是新国家——“满洲国”的友邦,伪满洲国的建立全仰仗“友邦”日本出兵援助的结果,进行欺世盗名的宣传。 1934年3月，伪满政权改为君主制，溥仪称帝。于1935年4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之下，溥仪首次访日，拜谒了日本裕仁天皇。溥仪归国后，随即发表《回銮训民诏书》《满洲国史》总论,第433页。，大肆吹捧日本天皇的统治体制和为日本制造伪满洲国歌功颂德。诏书中宣称：“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各族人民都要“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此后，日伪统治者大肆宣扬“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作为伪满洲国精神的根本。日本统治者还胡编乱造将中国古代固有的道德说成是来自日本的“东方道德”,将中国的“王道”说成是日本的“皇道”,并用日本的“皇道”取代了初期的“王道”。1936年9月关东军则在《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满洲国史》总论,第604～608页。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伪满洲国是日本建立“皇道联邦”大帝国的一员，日本是伪满洲国的“盟邦”。为此日伪统治者向东北人民灌输“日满不可分”、“民族协和”以及所谓的“东方道德”、“忠孝大义”等奴化思想，运用日本的传统的思想文化统治理念——皇道，来愚弄奴化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统治，使其成为效忠于伪皇帝，效忠于日本天皇的驯民。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国内开始实行全面战时体制，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也逐渐向战时体制转变。此时，日满之间所谓的“一德一心”、“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也进一步升级为“日满一如”、“日满一体化”。虽然日本统治者在伪满迅速地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日满一如”、“一体化”，可是要达到彻底兼并东北,将东北划归自己的版图之内，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还必须实现精神方面的一如、一体化。为此，日本关东军开始酝酿新的殖民文化统治政策，即借助于日本的神灵，统一日满精神信仰，用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来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实行灭种亡族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 1940年恰逢日本纪元2600年，关东军以此为契机，在其一手安排策划之下，溥仪二次访日。归国时把日本的开国元神天照大神捧回，随即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该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日本统治者在彻底兼并东北和奴化东北人民精神，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方面又有重大升级。诏书中声称，伪满洲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日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故在“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且着重指出“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要求所有东北人民要“克体朕意”、“力行弗懈”。 该诏书明文规定，惟神之道为伪满的立国之本，把日满两国的立国之根本统一起来，即是基于“惟神之道”。声称，伪满的建国和发展，全是依赖日本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的保佑，故把日本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来加以奉祀。日本的神道成为伪满的国教，统一了两国的宗教信仰。日满两国也由“一德一心不可分”之盟邦发展成为日满“一神一崇”之“亲邦”。日伪统治者据此诏书之神髓，进一步调整强化了其对东北殖民地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思想上向东北人民灌输以“惟神之道”为核心的所谓“建国精神”，实行的“尊皇敬神”、“报恩尽忠”为内容的愚民化思想统治，潜移默化地摧残和消融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征服，使其皇民化，来达到其吞并东北，将东北划归为日本版图之内的最终目的。 在文化统治上，日伪统治者根据战争时局的变化和日本基本国策的制定，以及诏书之精神，更深程度地加强了其文化统治政策。1941年3月伪国院弘报处制定并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将东北的文化事业完全纳入到战争的轨道。为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圣战”而摇旗呐喊。《要纲》规定，文艺只能是“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还规定，要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为目标”。其实质即向伪满大量倾销日本文化，进行文化侵略，利用日本文化来同化和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形成一种与殖民统治相适应的殖民地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典型殖民地文化统治政策。 纵观关东军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长达14年的时间里，在其法西斯殖民统治当中，始终是占据重要地位的。最为突出的是它是以日本政府既定的国策为轴心,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的;随着军事侵略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强化、演变的。运用欺骗、强制等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的思想毒害，残酷的精神统治，恶毒的文化统治。使东北人民长期生活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财，精神上无助，文化上无知的苦难之中，蒙受了亡国灭种的欺凌和深重的民族灾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傀儡政权，利用伪满政权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他们除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之外，还牢牢地把东北的教育事业抓在手中，作为其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东北教育事业横加摧残和破坏。在长达14年的统治时间里，建立起一整套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大肆摧残和破坏我国东北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把殖民奴化教育视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统治东北的重要手段，实行教育领域内的法西斯专政。 在整个伪满时期，奴化教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末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的旧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是一个为全面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做准备的初期阶段（或称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由1938年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此时的教育是在日伪制定的新学制的体制下进行的全面推行奴化教育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是教育被强行纳入战争轨道的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强化时期。 一伪满奴化教育的初期阶段 1攫取教育大权，建立伪教育行政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占领东北初期，由于忙于军事侵略，武装镇压，筹划建立伪满政权，将其统治重心放在“维持治安”上。为了阻止和镇压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日、抗日运动，对东北原有的教育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曾一度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各级各类的学校，同时，对爱国师生进行残酷地镇压和迫害。到1932年日伪政权建立后，日伪统治者采取文治与武治两手相结合的方法，开始对各类学校进行整顿，恢复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相配合，竭尽全力建立以愚民思想，奴化教育为核心的殖民地教育体系。并把殖民地教育视为巩固殖民地统治、扩大侵略的重要工具。为此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着手建立教育统治机构，加强对东北教育事业的统治。 日伪时期的教育行政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 。伪满在1932年6月前，其中央还没有设立部一级的教育行政机构，只是在伪满民政部内设立“文教司”，主管教育工作。1932年3月在伪《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伪民政部文教司为主管文教的最高部门，当时的文教司长由日本关东军选派的日本人上村哲弥担任。同年7月，伪民政部的“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成为伪满的八大部之一。伪文教部总长由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兼任。伪文教部下设总务、学务和礼教三个司。总务和学务两司在伪文教部中握有实权。该二司司长分别由日本人西山政楮和上村哲弥充任。文教部当时的官员有150人之多。伪文教部成立之后，在1933年5月和7月先后发布《训令》、《暂行私立学校规定》等，将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统管起来。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溥仪称帝，随之各部总长也改称为“大臣”。伪文教部大臣仍由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兼任，郑死后由阮振铎接任。 随着中央一级教育行政机构伪文教部的建立，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到1933年底以前在伪满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以及热河四省省公署及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内设有教育厅，其下设总务、学务、督学和礼教四科。1934年10月日伪当局为避免地方势力游离于其殖民统治的控制之外，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公布了“新省制”。由同年12月起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分为10个省（奉天、吉林、龙江、热河、滨江、锦州、安东、间岛、三江、黑河）。在这10省中除黑河省在省公署民政厅内设教育科外，其他各省均设置教育厅这一行政机构。各省教育厅内设有学务、礼教二科和视学官室。当时的伪都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则和其他各市、县、旗设教育局、科、股等教育行政机构。到1936年前后，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已很完备。日伪当局全面统揽和控制了我国东北的教育大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伪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之中，始终都设有对其殖民地奴化教育进行“指导监督”的视学机构。1932年7月伪“文教司”改为“文教部”时，在伪文教部内设置督学官室，1936年以前各省教育厅都设有督学科或视学官室，各县一般都设有县视学一人。1936年12月伪文教部以《训令》公布了《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学事视察规程》《满洲国法令辑览》。，规定“为发扬建国精神，养成国家观念”，“以期国民精神之统一强化”，要求省视学官及特别市视学“每年至少要到其下属的省立学校（特别市立学校）及县公署视察一次”，并对视察的内容做了相应的规定，总分为15项内容。要依次对学校教育活动的“适当与否”加以“判定”,予以“指导”和“监督”，借以不断强化殖民地奴化教育。 由此可见，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教育大权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统管起来，使其全部纳入殖民地教育体系之中。 2奴化教育方针的制定 在日伪统治者组建统管教育行政机构的同时，在日本关东军的参与和指导下，炮制了具体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伪政权建立伊始，即把以“王道主义”作为立国的政治、思想统治精神运用到教育上来，提出“王道主义”的教育方针。1932年，在伪满《建国宣言》中宣布“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所谓“王道主义”教育，也既是用中国旧有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和伦理思想，对东北人民进行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教育，来欺骗和麻痹东北人民，借以掩盖其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此一王道教育的指导思想，在1932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满蒙方案（第四次方案）》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方案中规定：“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弹压赤化的侵略，教育应首先完成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要遵循实科主义……”此一指导方针成为伪满初期奴化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1933年出版的《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中，对当时伪满“以王道为施行教育之方针”（即“王道教育方针”）有如下详细的记载：“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接着又说：“今我国家，以王道为实行教育之方针……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使内而重仁义、尚礼让，务实去伪，崇俭戒奢，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亲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则高尚优秀之国民易于善成，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 由以上可以看出，王道主义教育是一条典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方针，完全是为日本统治者的军事占领、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其反动的教育本质昭然若揭，日伪统治者标榜王道，鼓吹王道主义教育方针，是妄图利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孔孟的伦理思想，来欺骗奴役麻痹东北青少年儿童，消灭他们的反日、抗日的仇恨心理，消融他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爱国进步思想，从思想上征服东北人民，要他们对日伪统治者绝对的服从 。 3奴化教育的推行 在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具体实施方面，日本统治者把其奴化教育的重点放在普通的中小学教育上。因为中小学生年龄尚小，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头脑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故很容易被填充、灌输和接受奴化教育。并且中小学教育为一切国民教育之基础,所以日伪统治者则积极以中小学为主推行奴化教育。在初等小学教育上日伪统治者以“灌输人民以国家之观念，陶冶人民以高尚之品格，教授人民应有之知识，训练人民以相当之技艺”为基点。而中学教育则只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之上，实行稍高于小学的普通知识教育，男生却着重进行职业的训练和培养，女生则注重家政教育，同时兼顾道德思想教育。“以养成国家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所谓“社会实际应用之人才”也即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适应其殖民地经济掠夺所需的具有浅显的文化知识和奴化思想的特殊技工和劳动力。普通的中小学教育就是为日本统治者培养此类的所谓“人才”为目的的。 日伪统治初期，1937年以前的奴化教育，是在沿袭东北原有的旧学制的基础上的初级奴化教育阶段，仍采用“六六四”制。即小学六年制，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大学教育四年制。此一时期的奴化教育则是通过改换教学内容和改变课程结构的设置和授课时间等方法来推行其王道教育思想的。 在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内容方面，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就在《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密件中传达过“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满洲行政》1939年6月号。1932年4月伪国务院就以《院令》第二号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又以《训令》强令“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因此除传统蒙昧的封建愚民思想之外，一切有碍于日伪统治者的进步爱国思想的书籍一律被禁用、查禁、销毁。日伪所废止、查禁的书籍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教科书和教材”的范围，据日伪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932年3～7月的五个月的时间里，日伪就焚毁书籍650余万册。此外强行输入大量的日本书籍和带有浓厚帝国主义色彩的反动书刊。1932年7月日伪当局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公布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官制》，开始着手准备编纂新教科书。并于1933年开始编撰所谓的“国定”教科书。该教科书都是先由日本编审官编写，之后由中国编审官翻译成中文。到1935年末，小学和初中的“国定”教科书已全部编写完，共22种39册。并且出版了由“帝国教育会”编写经“文教部”审定的“审定教科书”共23种29册《东北教育通史》，第547页。,供各级各类学校采用。 此次编写的“国定教科书”，主要是以王道教育为根本准则，以体现日满不可分之精神，大肆鼓吹日本文化，歪曲史实、复古尊孔、崇尚礼教，为日本侵略战争来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因此伪满所颁布的《诏书》、《训令》、《敕语》以及《宣言》等都被塞进教科书中，书中充斥着反动的思想内容。 在小学教材《日语教科书》中,着重记述了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日本文化，向东北青少年灌输日本文化和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使之产生崇日、亲日的感情。把《日本之始》、《圣德太子》、《御访日》、《日本的交通工具》等等文章塞进书中。在初中的《世界地理教科书》中则利用东北与日本一衣带水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向东北青少年灌输“日满应为一家”不可分的奴化思想。在《满洲国史教科书》中则歪曲史实、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将日本侵略东北说成是挽救东北人民免于沙俄的侵略，免于国内军阀的混战的危难的正义行动，日本是东北人民的恩人，用以来欺骗和麻痹东北青少年。 在课程设置上，伪文教部于1935年12月发布了《关于小学校教科规程文件》，规定小学课程除增设修身、经学、日语及女生的家事、裁缝等科之外，仍沿用原旧制下的各科。小学从初小三年级开始即授日语并增加每周的教授时间，高小则逐渐减少国语课的授课时数，增加日语的教学时间。并指出修身科应“根据建国精神，涵养学生之德行，培育善良国民之信念及指导道德之实践为要旨”。中学则取消原有的党义一科，改添修身、经学，并减少英语的授课时间，增添日语科，并把修身、经学、日语作为重要学科，借以强化奴化教育。 高等教育方面，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遭到严重的破坏，原有的东北高校全都被关闭，后虽有恢复和发展但为数甚少，寥寥无几。日本统治者为适应其军事侵略、殖民统治的需要，和初期的军事上“治安第一为中心”的政策，以及把东北建成其进一步扩大军事侵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基地，设置了一些培养专门人才的特殊的教育机构。在1932～1934年间日伪统治者就设置了专门培养军、警、宪、特的教育机构，1932年在沈阳设立“中央陆军训练处”之后在各地先后设立“宪兵训练处”、“陆军军医学校”等特殊教育机构。 此外，采用承改（承认、改编）的办法，陆续恢复和设置了一些专业高等学校。1932年7月私立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私立哈尔滨工业大学，私立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得到认定，得以恢复和发展。同年10月私立北满高等工业学校、私立镜泊学园等校得以设立。1934年9月在吉林市创办了高等师范学校。1935年7月创办奉天高等农业学校，下设有农学科、林学科、兽医科等科。这些大学都是为适应日本侵略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等政策的需要而创办设立的。 二新学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 随着日伪殖民统治的日益加强，日本侵略者谋划完全吞并霸占东北，把其作为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来经管。但在殖民统治过程中，他们认识到要征服东北只靠刺刀、光凭武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思想文化上的“怀柔”相配合,而文化教育在这方面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伪统治者深深感到原有的旧学制已不能与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和掠夺东北经济资源的军事和经济政策相适应，必须建立新学制。为此日本侵略者提出新的教育方针，全面实行所谓“新学制”下的奴化教育。 1937年5月公布新学制，规定从193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新学制实施之日起到1941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此一时期是日伪统治者在新学制体制下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和强化时期。 1新学制下的奴化教育方针 日伪当局于1937年5月公布了《学制要纲》。该要纲共分为教育方针、学校教育要纲、学制起草之要点、学校教育之分类与其目标及学校之种类、学校要纲、学校体系等六部分。其核心为第一和第六两部分，即教育方针和学校体系。该要纲中明确提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予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伪满民生部:《满洲帝国学事要览》,1941。 此一教育方针与伪满政府初期的王道教育方针相比本质更为反动，殖民地奴化程度更加深重。初期王道的传统孔孟思想此时已被忠孝大义的日本皇道思想所代替。伪满初期，实行王道教育则是为了培养服从殖民地统治的驯民和亡国奴。而此时则是培养效忠于日本天皇与日伪一德一心的忠实国民，奴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新学制下“皇道”教育方针是以首要采取精神教育的手段来实现的。通过向东北的青少年、儿童灌输“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忠孝大义”、“民族协和”等奴化思想，把东北人民培养成为效忠于日本天皇的顺民，以实现“皇道教育”。 新学制下的“皇道”教育方针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整套的殖民统治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殖民统治政策的逐步完善而形成的。 2新学制的特点 新学制的制定和颁布使东北人民所受奴化教育进一步加深。1937年5月2日公布，193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新学制，主要是贯彻1933年的“八八”决议，即《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之精神，重视“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培养只知劳动不懂知识的学生。新学制规定：“修业年限尽量缩短……教育内容一般均以实业科目为重点。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之精神，日本语作为国语之一而予以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以国民精神为基础的精神教育须在一切学科中普遍实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新学制大要》,1937。新学制将整个学校系统分为“三阶段二部门”。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二部门既师道教育、职业教育。新学制将以前东北学制的“六六四”制改为“六四三”制，学习年限一共13年。 初等教育为新学制的第一阶段，仍然采取四·二制修业年限为六年，将旧制下的初级小学改为国民学校，修业年限为四年，高级小学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修业年限为二年。此外在农村还增设了国民学舍和国民义塾，前者为公立后者为私立，修业为1～3年，采取“单级复式制”。将私塾也正式化为国民义塾，纳入新学制之中。 中等教育是新学制的重点。修业年限与以往的旧制不同，比原来缩短两年，由旧制下六年的“三三”制改为初、高中合一的四年一贯制。并分别设有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进行以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为主的教育，以培养“忠良之中坚国民”。 高等教育方面，废除了旧有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分为大学和特殊教育机构两种。此外还设有师道教育和职业教育。 新学制的全部学程由初等到高等教育（六四三制）共为13年，与东北旧制（六六四制）相比整整缩短三年，与当时日本国内的现行学制（18年）相比则相差五年。日本侵略者缩短学制的主要目的是力图通过降低修业年限来达到降低东北人民的整体的文化知识水平，降低东北人民的民族素质。通过向东北人民进行精神教育，灌输反动的殖民统治思想，来达到其奴化人民的罪恶目的。另一个主要意图，是为了满足其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和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的需要。进行以实业教育为主的中等教育，在短时间内为日本侵略者培养大量的所急需的各种劳动力。 3新学制的全面贯彻实行 新学制公布后，伪民生部在1937年10月10日公布《各级学校规程》，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均做了规定。旧制下中小学教育中设置的修身、经学等必修课，现已全部改变，小学将其改为国民科，且作为主课。国民科是国民道德、历史、地理等科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学科。而中学则将以往的修身、经学等必修课改设为国民道德科，并把它定为主课，放在其他课程之首位。国民科和国民道德科都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奴化教育和精神统驭的工具，其在教育内容上，大量增加了对日本天皇的崇拜和忠于日本侵略者，效忠天皇的思想，充斥着反苏、反共的反动思想。在小学教材里硬塞入日伪的《宣言》、《诏书》、《语》等，向东北少年儿童灌输服从傀儡皇帝、崇拜日本天皇，忠孝大义，尽忠于天皇的说教。此外，在小学增设实务一科，中学增设实业一科，对东北青少年重点进行实业劳动教育。并且增加实业课所用时间，占全部课时的1/4以上。课程内容极为广泛，多侧重于农科，如农作物、园艺、土地改良、育苗、肥料、牧场经营、造林、森林利用、农业气象等等，科目多达20多个。有时实业课甚至取消系统知识、基本理论的讲授，代之以进行所谓的实际操作和训练，使学生成为只知劳作的活的劳动机器。以培养适应日本侵略者战时经济体制所需的劳动力。 新学制颁布后，日语已被定为“国语”。所谓国语即满洲国的国语，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伪满初期旧制下和日语同时作为外语出现的英语此时已然被删除掉，旧制下日语授课时间仅为每周三学时，后虽逐渐有所增加，但最多也只是每周六学时或十学时。可此时日语作为国语课，教学时间增加为“满语”（即汉语）课时的一倍。日本侵略者之所以把日语定为国语，其主要目的是妄图利用日语来消灭汉语，达到同化东北人民，使其日本化。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同化、被消灭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了,进而达到消灭中华民族之险恶用心。此时的日语也已不单是一门语言学，而成为“日本精神”有力的宣传工具，通过学习日语，极力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大和精神”和盲目的崇日、亲日思想。 在其他文化课教学中采取不断减少授课时间、改编所用教材的方法，来降低中等教育文化知识水平。如：作为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合在一起仅有2～4学时，作为数学的代数、三角、几何等科合在一起也仅有2～4学时。而且所用教材也都是经过特殊改编的，内容粗浅，缺乏理性、逻辑性、系统性。讲授中不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注重所谓的实习，严重的降低了中等教育的文化知识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新学制执行后，由于战时的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和劳动技术提出了迫切需求，日本侵略者才开始增设若干高等院校，以适应和满足当时之需。先是在1938年，设立奉天高等农业学校、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和伪新京医科学校，奉天医科专门学校改为大学。1939年新京和奉天工矿技术院改为新京工业大学和奉天工业大学。1940年设立哈尔滨农业大学和佳木斯医科大学，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北安开拓医学院、龙井开拓医学院、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等等。所设学校以农、工、医科居多，都是基于“国策”需要，属于应急对策。 在伪满统治期间有两所特殊的高等教育设施，即大同学院和建国大学。他们格外受到日伪的青睐，占有特殊地位，因为他们是培养殖民统治的核心骨干人员的场所。大同学院建立于伪满初期，建国大学则是新学制的产物。1937年5月“新学制”公布后，同年8月5日，伪满政府颁布了《建国大学令》，于1938年5月2日建国大学成立。这是一所不隶属于文教部门而由伪国务院直辖的特殊大学。大学总长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兼任，副总长日本法西斯主义专家作田庄一才是建国大学的真正主宰者。建国大学的学制与其他高校有别，修业年限为六年，且入学者免收学费，实行公费。大学课程设置根据教育训练重点的不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种。前期修业三年，日语、汉语为必修课，是课时最多的课程。此外主要是进行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军事训练占训练课的40%。后期三年，设有文教、政治、经济等专业课程。后期的训练课主要以作业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 建国大学之所以进行分期分科的教学和训练，其目的在于培养推行殖民侵略政策所需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骨干人才。军事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国粹主义教育贯穿其中。建国大学副总长作田庄一曾说：“不管是日、满、汉、蒙等任何民族学生，除对‘日满’外不许有任何祖国观念，以使学生最终能按日本的意志去指导‘满洲’以至亚洲各民族。”在1937年8月所颁布的《建国大学令》中也明确指出要培养“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之先觉指导者”。伪满《建国大学令》1937年8月5日。此乃建国大学创建之根本目的。建国大学还明文规定，学生毕业后负有义务，接受伪满政府的分配，充当伪满政府官吏和协和会职员。伪满《建国大学令》1937年8月5日。建国大学还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从事专门研究， 进行“建国精神”、“满洲国策”、“满洲民族思想”、“反苏反共”等课题的研究。可见，建国大学既是培养和训练殖民统治骨干的场所，又是炮制殖民侵略理论政策的中心。 总之，新学制公布后，在此一时期教育内容上除了注重劳动教育，实业教育之外，突出了效忠于日本天皇的教育即皇道教育，向学生进行反共反苏的思想灌输和降低文化知识的教育。 三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1战时体制下的奴化教育方针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基地，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伪满又被紧紧的纳入战争体制，被牢牢地栓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因此，教育也毫不例外地被纳入战时体制。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 ，捧回日本天照大神，开始推行惟神之道。并于同年7月15日溥仪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佐藤知恭草拟的诏书）诏书声称：“今兹东渡，恭祝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 随后，伪满文教当局依据诏书中的“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之精神，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神道教育”。该方针的基点为：“我国之教育本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此时的神道教育，即“惟神之道”，是惟日本天照大神之道。据日本史书所载，天照大神乃是日本国的始创者，以三神器(八咫镜、草剑、八坂琼曲玉)治国,在日本很受尊崇。日本侵略者为了向东北青少年灌输尊皇崇神，尽忠天皇之奴化思想，进行精神统驭，故歪曲史实胡编乱造，把天照大神说成是伪满洲国的创始人，并宣称裕仁天皇和溥仪都是“天照大神”之后裔，两人精神如一体，日满两国是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父子之邦。日本侵略者利用所谓的“惟神之道”，极力向东北青少年儿童灌输尊皇敬神的精神教育，从而为其巩固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可见该方针与初中期的王道、皇道相比，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奴化教育方针。 2战时体制下奴化教育的全面推行 (1)“尊皇敬神”教育。 日本侵略者抛出神道教育方针之后，整个东北学校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学校设置的国民道德科改为建国精神科，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建国精神科以惟神之道为基点，利用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对学生进行“尊皇敬神”、“日满一如”的奴化教育。宣扬“八一宇”、“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等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向学生灌输满洲国皇帝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日满两国一神一崇”， 溥仪是日本天皇在伪满洲国的代理人，要求东北青少年学生必须绝对尊崇和信奉“天照大神”，拥护“大东亚圣战”，绝对忠诚于伪满皇帝和日本天皇，做日本天皇的“忠良之国民”。 194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更加祈求于所谓“神灵”、“神光”的保佑，进一步加强了尊皇敬神教育，将“建国神庙”也搬进伪满各学校内，要求各个学校都要修建小型的“建国神庙”，搞供奉“神玺”的活动。“神玺”被安放在准备好的神龛内，要求师生按时参拜，并且每次经过时都必须行九十度的“最敬礼”。把“尊皇敬神”的思想强制性的融入到师生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学校每天都要搞三次拜神活动。此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各种祭祀、典礼活动，如朝会、参拜建国神社等强制性方式进行“惟神之道”、“尊皇敬神”的教育。如果师生稍有不顺，便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伪满政府在1940年发表的《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七年以下之徒刑”。还规定：“本法无论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法之罪者，亦适用之”。《盛京日报》1940年7月16日。将惟神之道的神道教育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强制实行，要绝对尊崇和信奉。 (2)校内的时局教育。 伪满各级学校在此一时期极为重视时局教育，把其列为学校教育的重点。在校内成立了专门进行时局教育的时局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资料、教材的收集和研究以及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学校每天都及时揭示时局新闻，组织学生收听重要的时局新闻广播，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反映战争胜利的电影。为了增强学生对时局认识的教育，要求学生每天记所谓的“时局日记”，把报纸或新闻广播中的时事材料记录下来，如果学生家庭缺乏此类条件，要求学生到“邻组”同学家里去听取。对时局材料认真记载之后，第二天交由教师审阅。各班级都要搞报纸剪辑，及时揭示大东亚战争的结果。此外，学校每天都按规定举行朝会，要求学生背诵《国民训》和唱伪国歌;还要面向日本东京方向向日本天皇,面向伪都新京方向向伪满皇帝鞠躬“遥拜”等等。通过在校对学生进行时局教育，极力宣扬“惟神之道”，“日满共同防卫”，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信念。3所谓“勤劳奉仕（公）” 日伪统治者为了解决战时体制下的日益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其黑手又伸向学校,学生也被其扩充为劳动力。其办法是以“勤劳奉仕”或“勤劳奉公”之名，使之从事无偿义务劳动。早在1938年12月1日伪满就公布了《劳动统制法》采取“统制”的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939年6月，伪满民生部教育司就制定了《学校教职员学生勤劳奉仕要纲》，1940年就开始奴役学生，进行所谓的“勤劳奉仕”，重点是农业劳动。并具体地规定了“勤劳奉仕”的天数。如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每年15天以内。初等学校每年10天以内。1941年日伪统治者又确定了以“国民皆劳”为核心的《劳务新体制要纲》，以驱使全国人民去担负各种艰苦的劳役。1942年日伪又相继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以及《学生勤劳奉公令》,在全伪满境内确立了勤劳奉公制度。1942年后日伪对学生的奴役劳动，变本加厉,学生参加劳动依据《学生勤劳奉公令》而制度化、法制化，学生所遭受到的劳动奴役也日渐增强。法令规定大学生编成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军事工程、铁路及道路的修缮、兴修水利及造林、土地开发、农作物收获、救灾等。出勤学生每年服役期限为30～45天，后期时间则大幅度增加。且同时还规定：“对于无正当之事由”而不能完成规定的“勤劳奉仕”的劳役者不允许毕业。中小学则根据《学生勤劳奉仕规程》编成“勤劳奉仕队”从事各种劳役。每年都有1～2个月或更多的时间。 1943年伪文教部重新设立后，在学校教育之中又增设了“终日实习”、“终日训练”课。使各级学校全年授课时数普遍减少，劳动和训练时数大大增加。授课也只能采取“重点分配”和缩短假日的办法。此种状况随着战争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加深，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此一时期，东北学生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无偿的劳动力。4战时体制下的军事化教育 伪满后期学校教育还有一点所不能忽视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使东北的学校教育适应和满足战时军事体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整个东北的学校采取军事化教育。其目的是为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圣战”培养后备军事力量。 伪满对中等以上的各类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实际上从1938年就已经在部分学校里开始实行。1940年2月起日伪统治者便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作为学校军事训练的专职教官。初期以尉官居多，后期以校官居多。同年12月，在对新学制实施后第一次修改的《学校规程》中明确规定，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均开设教练科。还规定“教练以实行军事的基础训练，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实行身心之实践锻炼，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为要旨”。由1941年开始，教练科被列入正式课程之中，中等以上学校统一实行军事训练。教练科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学科主要是理论教学，教授军事知识，军人素质，与此同时向青年学生灌输日本的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以及绝对服从等级观念。术科则是野外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有部队教练、指挥法、射击、防毒、距离测量、旗语、测图以及其他有关军训方面必要之事项。军事训练除了日常的课内训练外还进行军事检阅、行军、入营等较大型的活动。1943年起，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的失利，伪满的大中学校的军事训练进一步加强。为了能尽快培养出数量更多，素质更好的军事力量，1943年3月，日伪又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把中小学原有的体育科改为体练科。训练多以实战训练为主，在训练中间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献身圣战、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 此时东北的学校教育已完全军事化，整体教育事业充满了野蛮和血腥。到了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决战体制”，军事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宣布了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的制度，并且降低征兵年龄，由原来的20岁降到19岁，为此大学的修业年限缩短6个月。可见其用心险恶，为的是从速把东北青年赶赴战场，来填充弥补日伪军事力量的薄弱和不足，迫使东北青年献身于“大东亚圣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充当炮灰和挡箭牌。 关东军与伪满经济关东军的思想文化专制 一伪满文化统治中枢的建立 伪满政权前期，日伪统治者虽着重推行“治安第一主义”，倾注全力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但是言论文化统治作为其殖民统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伪统治者也从未放弃和忽视。日本帝国主义深知要想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必须彻底地占有东北，实现彻底的殖民统治。而最为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则是进行文化上的殖民统治。采取东北文化日本化的方法，即用日本文化来代替中国的民族文化，摧残东北文化，采取文化上的种族灭绝主义。因而在其采取各种手段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时，设立专门的文化统治机构，实行其殖民文化的统治。 弘报处就是为实行殖民文化统治而设立的专门机构。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在资政局内设弘报处（也称弘法处）主要是向东北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但是好景不长。1932年6月资政局被撤销，它所承担的宣传业务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处新闻班所继承。不久由于日伪为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军事宣传、情报活动的需要,于1933年2月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成为伪满政权的言论文化统治中心，在关东军的领导下把新闻、出版、广播以及通讯等舆论宣传阵地统管起来。1937年行政改革时，原情报处被改为弘报处，并进一步扩大其权限，全面统治舆论宣传，控制文艺，掌管主要政策之发表，领导和监督新闻机关，管理出版物、电影及其他宣传品，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关，掌管情报，负责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等。此时，弘报处已成为伪满言论文化统治中枢和宣传情报的首脑机关。此时弘报处长则由日本法西斯军人崛内一雄担任，其他成员全部为日本人。1939年则由司法官吏出身的武藤富男担任弘报处长。此后，弘报处的职能不断扩大。在1940年末，随着战争形势变化的需要，伪满行政机构再次进行调整。总务厅弘报处再次扩大为所谓大弘报处，依据1940年11月9日火曜会通过的《中央地方行政事务合理化纲要》接管了原伪治安部对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和监听国外短波的审查与监督，以及伪民生部的关于文艺、美术、音乐、电影、戏剧等文化工作的审查和管理，伪外交部外务局的对外宣传实施等业务。1941年初扩大后的弘报处建立起“弘报新体制”把情报和宣传结合起来，强化各地方的思想言论统治。1942年12月8日伪满《基本国策大纲》发表以后，弘报处为适应战争时局的需要，进行决战意识和必胜不败的对内对外宣传。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思想言论文化的统治，建立一系列反动的文艺团体和各种协会组织。并与协和会和满铁等相勾结，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 二殖民地文化统治的强化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东北地区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地区，备受各国的关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在东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控制东北的舆论宣传，达到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首先严格地控制新闻通讯和报刊出版、广播事业，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在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和操纵下，基于一国一通讯社的方针，于1932年12月1日成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该社主要是由“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设在东北的原电报通讯社和新闻联合社两社联合组成，同时国通社也继承了原电通和联合两社的通讯发行权以及设施和工作人员。伪满洲国通讯社直接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实质上是日本通讯社设在伪满洲国的分社机构。伪满洲国通讯社成立之后，即取代了原东北的新闻通讯机构，进行反动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在伪满处于新闻报道的垄断地位。为了适应时局的需要，1935年关东军以其报道班为核心，筹划建立了满洲弘报协会，进行高压言论控制，严加管制东北的新闻、通讯工作,限制和取消了人民的新闻通讯自由，实行报道、言论、经营 三方面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官制文化统制。弘报协会其实是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为全面垄断中国东北的新闻通讯和报刊发行而设立的统治机构。 弘报协会直接投资、经营新闻、通讯和出版事业。1936年弘报协会对东北的报刊发行事业着手进行整顿和控制。采取控股方式将伪满洲国通讯社和其他一些主要报社控制在手中，成为弘报协会的会员。其中有中文报纸《盛京时报》，该报是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10月18日在沈阳创办的，是行销东北的头号大报，发行量很大，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摇旗呐喊的主要阵地;《大同报》是“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在伪都新京创办的伪政府机关报。还有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是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提议由满铁出资创办的。创办的主要目的是把它办成经营满洲的有力宣传工具。《哈尔滨日日新闻》1921年创办，是发行在北满地区最有影响的一种日文报纸。此外还有日文报纸《大新京报》、《奉天日日新闻》，朝鲜文报纸《满鲜日报》，英文报纸《每日新闻》，俄文报纸《哈尔滨时代》等报纸。可见东北的新闻通讯和主要报刊发行都在弘报协会的统治之下。弘报协会作为统制会社，统一支配各通讯社和报社。1937年由于时局的变化和为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弘报协会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建立了独立的通讯体制，即1937年7月1日由弘报协会全部出资的伪满洲国通讯社宣布成立,取代了原来的伪满洲国通讯社。与之相适应,弘报协会采取强制性手段，对未加入弘报协会的报纸进行整顿，使之纳入到协会的统治之下。在奉天、大连、新京、哈尔滨四城市，只准许保留弘报协会控制之下的成员报纸中、日文各1种，其他各市、县地方基本上是采取1地1报的原则。通过收购、吞并、撤销等手段，使一些资金缺乏的弱小报纸被淘汰;具有进步倾向和对东北文化事业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报刊，受到严重打击。1937年废除了《满洲报》、《关东报》、《民报》、《大亚公报》、《民声晚报》、《奉天日报》、《奉天公报》等七家报纸，使东北新闻出版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经过此次整顿日文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弘报协会所控制的报纸发行量已达到全满报纸发行量的90%，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目的已经达到。 1940年末伪满行政机构再次改组，弘报处的权限又随之扩大。为建立所谓的通信新闻新体制，强化直接操纵舆论的新闻机关，于1941年1月16日设立满洲新闻协会，取代以往的满洲弘报协会。伪满政府在同年8月25日同时颁布了《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等所谓“弘报三法”。将伪满洲国通讯社和《满洲日日新闻》（日文）、《满洲新闻》（日文）、《康德新闻》（中文）等四大新闻通讯机关改组为特殊法人。使之具有国家机关性质并将报纸完全改为官办，将原各报刊分别纳入康德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和满洲新闻社中，建立起所谓通信新闻新体制，实现了由伪满政府严格的直接的对新闻报道机关的完全控制。 对于广播，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控制得更为严格。“九·一八”事变后，在1933年建立起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司，把东北的广播事业全部接收过去，统一管理东北的广播事业。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限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防止危及其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具有民族意识、抗日言论、进步思想的出版物的发行，采取法制化手段，强制性地控制东北人民的言论出版事业，使原来就很薄弱的东北图书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伪满政权出台之后于同年9月12日颁布了《治安警察法》,具体地规定了禁止人民群众集会结社的自由，禁止在街道及公共场所张贴标语、传单、图画或散布、朗读其他读物，如有违反者，警察便以“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禁止或扣留。此外还禁止在外学习的东北籍学生回东北，断绝东北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各种出版物的检查和取缔也开始由警宪来进行。1932年10月24日公布了伪满第一言论文化专制法令《出版法》，以法律手段来控制言论出版事业。出版法规定，凡有变革“国家组织的大纲”，危及“国家存在的基础”,泄露“外交及军事机密”,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破坏行为，煽动犯罪，惑乱民心等内容的都禁止出版发行。包括报纸、杂志和普通出版物。并且还规定伪满洲国务总理大臣随时以有碍于军事、外交和维持治安为由，禁止或限制报纸杂志的发行和新闻报道。为此日伪当局采取焚毁、禁止发行、禁止输入等手段，禁绝和限制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出版物的发行和传播，采取强制性手段把具有民族意识的进步书刊全部焚烧。仅1932年上半年，就有650余万册图书被烧毁。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1938年禁止发行的报纸、杂志、普通出版物分别为7445份、2315份、3508册。被伪满扣压的分别为56091份、13664份、924852册。仅1934年6月29日一次即有36种报刊被禁止输入。特别是有关抗日的革命的具有民族民主进步思想的书刊，严禁在东北出版发行，更不准由外界输入，隔绝东北人民与外界的一切文化言论思想的联系和交流。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出版事业的控制，强化文化统治，于1937年3月29日成立了满洲图书会社，主要出版发行学校课本和宣扬建国精神、殖民统治的书籍，垄断了东北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事业，并进口大量日本出版物，向东北人民灌输反动思想。为此1939年又成立了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来与之配合。主要进口大量的反动的日本书籍。1941年伪满政府成立了满洲出版协会，全面统治东北的出版事业，控制东北的文化市场。此时，东北出版发行的书刊主要以日文中文两种为主，且日文占绝对优势，占领了整个东北的图书市场。其内容则是宣扬日本大和精神，日本的风土人情，尊皇崇神、誓死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美化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及所谓的王道、皇道等殖民统治政策等。以此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毒害，以实现巩固其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 日本统治者为实行其反动的法西斯殖民统治,除采取控制新闻通讯、广播、报刊等领域进行美化和粉饰现实的反动的欺骗宣传之外，同时对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进行殖民文化统治。创办大量的文艺团体，力图运用文学艺术创作的形式为其殖民统治来涂脂抹粉。 日伪统治者于1934年成立了“奉天笔会”（满洲笔会）进行文学创作，其成员几乎全都是日本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是极力美化和粉饰日本侵略者和鼓吹侵略战争的，成为日本在东北推行殖民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日本作家高本恭造创作的殖民文学作品《奉天城附近》,把关东军残酷侵略我国东北的丑史，描写成皇军的光辉战斗历程。小说《满洲少女》无耻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描写日本侵略者如何以所谓优秀的日本精神，使一个具有抗日思想的满洲少女转变思想。作品极力宣扬日本民族优秀，丑化中华民族。其他殖民文学作品如《建国列传》、《晨晓的满洲》、《嫩江祭》等都是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作品。还创作了以吹捧日本人“开拓”东北业绩的,把武装移民称为“创造光辉的人们”，极力美化日本侵略者的移民开拓文学。如《太阳兵营》《圣锹部队》等。1933年6月30日在大连日伪又一御用文艺团体“满洲文话会”成立，在各地设有支部。该会出版了《满洲文活会通信》，并编撰《满洲文艺年鉴》。 到了伪满洲国的后期，日伪将文化事业完全归入战争轨道。在1941年3月23日由伪国务院弘报处制定反动的文艺纲领《艺文指导要纲》《满洲国史》分论上，第110～112页。，是日伪统治者强化文艺统治的重要措施。“要纲”规定文艺的性质是“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把文艺变成为战争服务的工具。“要纲”还规定文艺团体、文艺创作活动等一律由日伪直接指导，使文艺完全成为日伪法西斯统治的工具。它只许歌颂圣战，美化战争，咒骂抗日斗争，使东北的革命进步文艺遭到严重摧残。“要纲”出台之后，日系作家则进一步占据了东北文坛，积极推行殖民文化。在弘报处的一手控制下，为适应“圣战”时期对文化统治“一体化”需要，又改组和新建了一批日伪御用文艺团体。1941年7月在长春建立满洲文艺家协会，是在弘报处的直接领导控制下的官办文艺团体。主要制作殖民主义文艺作品和汉奸文艺作品，歌颂法西斯统治，创作了描写关东军报道队的作品集《守护北方》。此外还有满洲诗人会、满日文化协会等团体。最具代表性的则是1941年9月在伪都新京成立的满洲艺文联盟，它由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摄影家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满洲作曲家协会、满洲舞蹈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俳句家协会等文艺团体组成,遍及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艺文联盟设有事务局，伪弘报处则通过事务局对各协会进行统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便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圣战”动员，鼓吹“圣战”，先后于1942年11月，1943年8月，1944年连续三次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前两次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三次在南京召开。在会上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极力鼓吹“决战文学”，为贯彻大会精神，日伪对满洲文艺家协会进行改组，新设了审查、联络、企画三个部，与侵略战争相配合。伪弘报处还在1943年4月召开满洲艺文各协会全国大会，积极动员所有会员投身于“圣战”、“决战”文艺创作。同年还由伪满政府召开了“决战文艺家大会”动员日伪作家为侵略战争写作。日本关东军则号召文艺家要为侵略战争创作出所谓的大东亚文学作品。紧接着日伪文化机关为鼓动和引诱作家为“圣战”效力，设立了三项文学奖：艺文赏、大东亚文学赏、盛京赏。1944年9月《新满洲》、《新潮》、《麒麟》、《朋友》、《青年文化》、《兴亚》、《艺文志》、《民生》等八大杂志联合举办悬赏征文“大东亚战争与我们的觉悟”。此时文艺已经完全被纳入到法西斯侵略战争之中。 与此同时，日伪统治者为彻底摧毁东北民族文化，对文艺创作的审查和对抗日爱国文人的镇压迫害也日趋严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伪首都警察厅签发了治安密件，指挥特务“对管内对象实行侧面侦察”，并设立了专门机构“文艺侦察部”。因此许多送审的作品和等待发行的书刊常以被定为禁品而被销毁。1943年伪首都警察厅指示特务审查了1943年出版的报刊，结果从《青年文化》、《兴亚》、《新潮》、《华文大阪每日》、《民生》等报刊上发现了9篇有进步倾向的文学作品。并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刻分析”，其结果认为1943年及其后的文艺创作左翼色彩几乎隐蔽起来，相反的民族意识却还在高涨。这样一来，在审查作品的同时也把作者监视起来。 日伪对爱国抗日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和镇压可追溯到1935年。由1935年罗烽被捕开始，经过1936年的《黑龙江民报》社事件和1937年哈尔滨口琴社事件到1941年12月30日东北各城市的实行统一大逮捕，使许多抗日文人被捕入狱。日伪对爱国进步文人的镇压此时已经到达高峰。此次大逮捕之后仍时有迫害文化人士事件发生。1943年作家田琳被捕，1944年田贲、张汉、鲁瑛、王天穆等作家被捕，1945年李季风重又被捕。日本侵略者就是通过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统治，来达到消灭东北的爱国抗日的文化活动，致使许多作家和文化人士不得不背井离乡。 电影是整个文艺中最形象、最直观、最生动的宣传教育工具。伪满初期，日伪摄制的电影主要是满铁电影班跟随关东军拍摄的纪录片。当时东北电影市场主要是以上海电影和进口译制片为主。日伪摄制的纪录片和日本电影放映量很小。为此日本关东军等日伪机关策划占领电影阵地，垄断东北的电影事业，来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在1937年8月21 日成立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并于同年10月7日公布了《映画法》，实现了满映对东北电影事业的垄断。垄断了电影的摄制、输入和配给。《映画法》规定影片进出口和映演都必须经伪国务总理大臣指定官署检查，指定官署初为治安部，后期改为弘报处。指定官署规定，有损于日伪政权的，有损于日本侵略军和皇室形象的，有损于日伪殖民统治的，特别是带有反满抗日思想和共产主义色彩的影片一律禁演。1936年从日本进口影片为154部;禁演的178部影片中涉及共产主义思想和危及伪政权的有36部，被剪裁的影片有2600多米,1937年被剪影片增至20000多米，到1939年从日本进口影片达到1630部。此后逐渐有所增加，到1942年德国法西斯影片也输入到伪满。《伪满洲国史》，第436～437页。 满映是由伪满政府与满铁合资建立的，各出资250万，占地5万坪(1坪≈33平方米)，地点在伪都新京黄龙公园对面的洪熙街（今红旗街）。满映成立初期将电影分为“教育电影”、“文化电影”和“娱乐电影”三类。后来满映又把电影改为启民电影、时事电影和娱乐电影。所谓启民电影是作为满洲国的一种宣传手段，主要从事纪录片的摄制，向日本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向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制造王道乐土的假象，如《守护北方》、《北方的部队》、《雪的国境》等纪录片。时事电影就是新闻片，日语的有《满映通讯》、汉语的有《满映时报》来配合战争进行形象宣传。娱乐电影则是故事片，大都是炫耀日本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和镇压，制造“跃进满洲”的假象，腐蚀东北人民，也有用低级下流黄色内容的影片来毒害中国人民的。如满映第一部故事片《壮志烛天》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我东北的侵略史涂脂抹粉。《东游记》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日本的“资本主义文明”。其他的还有《碧血艳影》、《白马剑客》、《血溅芙蓉》等影片都是竭力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渗透着殖民文化的毒素。 关东军对东北进行思想文化专制，最为阴险和毒辣的另一侧面就是宗教。 为适应殖民统治需要，强化所谓“日满一体”的亲善关系。日本关东军曾向溥仪提出统一“日满”精神信仰，满日的宗教应是一致的，将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到伪满洲国，奉作国民的祖先供养。1940年恰逢日本纪元2600年，关东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其一手策划下，于1940年6月22日溥仪在日人星野植树、吉冈安直的随同下，以祝贺日本纪元2600年的名义，进行为期8天的第二次访日。期间溥仪拜谒了日本天皇裕仁，并拜谒了明治神宫，多摩御陵、伊势神宫等几代日本天皇的神宫、陵寝和神社,并向裕仁天皇表示欲迎接天照大神到伪满洲国奉祀。裕仁表示同意，并把业已准备好的象征着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即八坂琼曲玉、八咫镜、草剑交给溥仪捧回。溥仪回到伪都新京后，即在其伪皇宫内修建了供奉天照大神的木制建国神庙，占地3万多平方米，分为本殿，祭祀殿、拜殿三部分。同年7月15日按“政祭合一”的原则，日伪为建国神庙举行了“镇座祭”，溥仪还颁布了由佐藤草拟的《国本奠定诏书》。要求全体东北人民信奉天照大神。该诏书明确规定将奉祀天照大神作为伪满的国家宗教，并视为永典，以惟神之道作为立国之本。改祖换宗，将天照大神奉为伪满洲国建国之神。该诏书的颁发标志着日本迫使伪满洲国附庸化和彻底奴化东北人民精神方面又有重大升级。 当天，日伪又发布《建国神庙祭祀令》和《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把信奉天照大神制度化和法制化。日伪统治者还仿效日本奉祀靖国神社的做法，在新京南岭修建了建国神庙的摄庙——“建国忠灵庙”奉祀所谓殉国的日满英灵。为清除东北人民对天照大神本能的抵触情绪，日伪当局又宣扬满洲国是神之国，东北人民是神之民，伪满皇帝和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溥仪是日本天皇的代言人。 为了使东北人民信奉天照大神，日伪要求人们定期参拜，且每次经过神庙都要行90度“最敬礼”，如果表现出稍有不满便会被以“大不敬”的罪名受到处罚。举行各种仪式或典礼时必须遥拜日本的“皇大神宫”和伪满的“建国神庙”，背诵《国本奠定诏书》、《国民训》、唱伪国歌。各宗教团体寺院道观等在进行宗教活动之前，都要遵从这些礼仪，以表示其尊重“惟神之道”。就连男女青年结婚时，都要采取神前结婚的方式。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神前举行，那么也要将旧式拜天地改为遥拜建国神庙。日伪还采取强制性手段迫使东北人民祭拜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1940年7月15日发布的《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是以法制化手段强制实施的。该法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行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规定：“本法无论任何人，对于在帝国领域外犯本法之罪者，亦适用之。”可见该法范围之广，用心之毒，专横霸道。建国神庙的建立，惟神之道的实行，使东北的殖民统治、民族奴化，奴役人民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反攻 第一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反攻与日本法西斯的垂死挣扎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 1941年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全球化阶段。虽然在开始阶段法西斯得逞于一时，但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英勇反击下，战争形势很快发生逆转。1942年1月，由美、英、苏等国发起26个国家在纽约签署了“联合国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重大转机。 在欧洲战场，1943年苏联相继取得伏尔加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使苏联卫国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同时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根本转折。1943年9月,意大利无条件投降。1944年6月，英美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反法西斯欧洲战场的胜利。从1945年初开始，苏、美、英军队相继攻入德国本土，于春季会师于易北河畔。到4月，德国法西斯已呈现瓦解之势。4月30日，法西斯巨头希特勒走投无路，自杀而死。5月1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在太平洋战场，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受重创之后，勉强维持相持局面。至1943年2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日军再次受到重创。太平洋战场出现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的局面。1944年，美、英军队又攻占了塞班岛、关岛等海上重要战略据点，已对日本本土构成了威胁。至1945年4月，同盟国军队在菲律宾吕宋岛登陆，发动了硫黄岛战役、冲绳战役等，几乎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全部岛屿。同时，美军为摧毁日本的军事基地和工业设施，从1944年6月起，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并在海上进行布雷封锁，使日本战时经济进一步陷于崩溃。日本法西斯已经面临绝境。 在中国战场，中国军民始终抗击着日本法西斯的大部分侵略军。在敌后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以人民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寇疯狂的“扫荡”，到1943年夏秋，终于走出了艰苦的相持阶段，开始转入主动作战和局部反攻。1944年，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不仅老根据地不断壮大，而且向河南、湘粤边境、苏浙皖敌后进军，开辟了新根据地。到1945年春夏，日军只能控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等狭小地区，完全陷入解放区抗日力量的包围之中。在国民党正面战场，1944年日军集中50余万兵力，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一号作战），攻占了洛阳、长沙、桂林等地，夺取了华中、华南大片领土，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损失惨重，而且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反而陷入疲于防守的境地，加速了它在中国战场的溃败。 二盟国首脑会晤，推动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逐渐形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盟国首脑多次会晤，推动反法西斯战争不断走向胜利。 1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对日作战以及处置日本的问题，签署了《开罗宣言》。宣言声明：以不懈的努力“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取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国际条约集》，第407页。《开罗宣言》严厉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弱小民族的野蛮侵略，明确规定了中国收复失地的权利，显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致，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心和意志，成为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 2德黑兰会议 紧接着开罗会议，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晤，主要商讨了对德联合作战计划，并就战后分割德国和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签署了《德黑兰宣言》等文件，宣称：关于战争问题，三国已经议定了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就从东、西、南三面对德采取共同军事行动达成一致协议；关于和平问题，三国同心协力导致永久的和平，并与所有联合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至上责任。《国际条约集》，第408～409页。会上苏联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德黑兰会议是美、英、苏三大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极大地推动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3雅尔塔会议 1945年初，在欧洲战场，盟军对德国发动了强大攻势，德国法西斯面临最后灭亡。在亚太战场日军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海上交通已被阻断，但仍拥有相当数量的陆军力量。为彻底击溃日本法西斯，美国认为必须要求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为此，2月上旬，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第二次会晤。主要讨论了欧洲战后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2月11日，三国首脑签署了“雅尔塔协定”，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后2～3月内，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①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需予维持；②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昔日权益需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需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需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需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需予恢复；丙、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需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③千岛群岛需交予苏联。……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上述要求需在击败日本之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246～247页。 雅尔塔会议确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对加速日本投降、争取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会议无视中国主权，在中国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讨论了诸多有关中国的重大问题，并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利益的基础上达成了对日作战的一致意见，这是雅尔塔协定极不光彩的一面。苏联极力要求继承帝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使其出兵东北对日作战这一正义行动减色不少。尽管如此，雅尔塔协定的签订毕竟最终注定了日本法西斯彻底灭亡的命运。 三日本法西斯日益走向败亡 德国法西斯的崩溃，使日本法西斯更加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日本在太平洋的海上战场和中国大陆等的陆地战场也连遭惨败，其政治和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日本为了支撑侵略战争，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致使军费开支逐年增加。1937年日本军费开支327亿日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的14%。1944年军费开支735亿日元，占国民生产总值745亿日元的985%。《日本经济统计集》第351页。几乎所有的物资财富都消耗在了战争之中。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依靠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和对占领区资源的掠夺来维持。到1945年时，日本发行公债累计1295亿日元。滥发公债，强增税收，直接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以1936年日本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37年上升到125，1945年上升到350。在物价高涨的同时，日本还实行生活配给制，如在粮食配给上，1940年时规定成人每天的供应标准为330克，1945年时减到300克，人民生活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根本得不到保证。在日用品的供给上，火柴的使用甚至限制到每人每天5根。《日本民众の历史》(9)，第193页。物价上涨、物资奇缺，又造成了黑市的猖獗。1940年时，大米的黑市价格是公价的4倍，砂糖为18倍。《日本民众の历史》(9)，第192页。这样，日本法西斯通过强刮民脂民膏，把沉重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人民，致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困境。 由于战争经济以军需生产为主导，虽然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工业与农业的比重、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重严重失调，造成经济发展畸形化。而且军需生产完全是消耗性生产，加上采取疲劳扩张的生产方式，造成再生产能力日益下降，加上随着战争的溃败，从占领地掠夺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被切断，致使日本的生产能力不断下滑，物资储备日益减少，日本法西斯战争经济已呈现千疮百孔的病态。到1945年3月，钢材生产量与1943年相比下降35%，造船业下降27%。生产总指数如以1937为100，到1945年则下降到57。生产量远远不抵战争的消耗量。战争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与严重的经济危机相对应，政治危机也日益深重。身受战祸的广大民众反战厌战，工人罢工，农民闹租佃纠纷等从未间断。广大工人在法西斯统治下，难以展开公开反抗，但以缺勤怠工等形式展开了反抗。据1943年10月日本厚生省的调查，全国重要工厂缺勤率为142%，有的达到245%。在遭受空袭之后，这种情况日益增大，几乎有一半的工人不上班。至1945年，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等重工业的缺勤率都在50%以上。参见《日本近代史》(下)，第681页。农民的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1941～1944年，租佃纠纷有10648次，参加的佃农达91425人。参见《日本近代史》(下)，第682页。 政治危机的加剧还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1941年10月，日本法西斯巨头东条英机上台组阁，身兼参谋总长、陆军大臣，以及内相、外相等军政要职，集法西斯独裁于一身，并发动太平洋战争，将法西斯侵略战争推向高潮。但是，法西斯的疯狂只能猖獗一时，随着战争的节节败退，东条内阁已是破绽百出，引起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1944年7月东条内阁被迫垮台。继之小矶国昭内阁，调整侵略策略，企图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借以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全力对英美作战。但这一计划最后落空，小矶被迫于1945年4月辞职。而后组成铃木贯太郎内阁，不得不将议和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企图寻找公开结束战争的出路。为此，一方面日本起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派遣近卫文为特使，携带天皇亲笔信，赴莫斯科请求苏联出面斡旋和平。但由于苏联已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对日作战，因此对日本的谋和企图反应冷漠，反而于1945年4月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给日本的外交努力以重大打击。到7月，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完全堵死了日本有条件求和之路。 另一方面，日本法西斯调整部署，采用“特攻”战术，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妄图做最后的挣扎。1944年10月，日军集中全部海军力量，在菲律宾的莱特湾，与美军进行最后决战。此役，日军开始采用“特攻”战术，以自毁方式撞击对方军事目标，但仍无法挽回败局，日军联合舰队损失殆尽。此后，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由盟军掌握，不断对日军发动强大攻势。至1945年4月，日本在太平洋占领的主要海上据点丧失殆尽。战火已临近日本本土。为进行垂死挣扎，日本着手制订本土决战计划。1945年1月，日军大本营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计划在日本本土动员编成240万陆海军部队，组织国民义勇队，并从中国大陆抽调大量兵力和军需物资转用于日本，以便进行所谓“本土决战”。2月，日本战争最高指导会议通过了《世界形势判断》，预见德国将战败，亚洲形势也会不断恶化。判断6、7月美军可能会对日本本土进攻，苏联也可能参加对日作战。对此，日本除进行本土决战之外，别无良策。6月，御前会议决定了《战争指导基本大纲》，确定以“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为方针，提出以“一亿玉碎”之精神保卫国土。 根据本土决战计划，日军调整军事部署，从关东军等调回相当部队，加强本土防卫力量。至6月，日本本土的兵力有53个师团、25个旅团、2个战车师团、7个坦克团、4个高炮师团。陆军航空兵编为3个军，有特攻机2100架，其他飞机1100架。海军仅有驱逐舰19艘，潜艇38艘，海军飞机约有5000架，大多为特攻机。陆海军总兵力达370万人。但是，由于新编部队很多，不仅兵员素质差，而且武器装备也参差不齐，相当不足。所以，本土决战计划原本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死胎。 四面临崩溃的关东军 随着日本法西斯日益走向败亡，作为“皇军精锐”的关东军也变得空虚、衰弱。 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素有“北向军队”之称，对苏联虎视眈眈，多次挑起边境冲突，却屡遭惨败。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是最为惨重的一次。但它并不甘心，1941年举行“关特演”，欲图大举进攻苏联。直到1942年以前，关东军对苏联的战备方针仍然采取攻势作战的战略。它把东北分为4个作战正面：东正面，乌苏里江至图们江方面；北正面，黑龙江方面；西北正面，额尔古纳河方面；西正面，中苏、中蒙边境方面。 从1941年“关特演”到1942年是关东军对苏备战的最高峰。1942年的部署是：第1方面军所属的第2、3、5、20军的7个师团和装甲军的2个坦克师团部署在东正面，准备进攻苏联的沿海州地区。第2方面军所属的第4军的2个师团部署在北正面，准备渡过黑龙江，切断西伯利亚铁路，配合第1方面军作战。第2方面军所属第6军的1个师团部署在西北正面，采取守势。西正面，仅部署1个阿尔山驻屯队，采取防御作战。另外，还有4个师团部署在第二线，对苏备战总兵力达16个师团。战略总方针是东攻西守。 1943年以后，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局势日益恶化，关东军的主力部队和装备大量南调，战斗力急剧下降，攻势作战的战略思想逐渐动摇。至1944年7月，关东军部署在东正面只有4个师团，北、西北和西正面各只有1个师团，第二线有1个师团，共8个师团，比1942年兵力减半，战斗力降到最低点，已无力向苏联发动进攻作战。随着关东军实力的迅速减弱，其原来的对苏“攻势作战”即成泡影，战略任务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1944年9月18日，日军大本营向关东军下达了“对苏全面持久作战”的命令（“大陆命1300号”）,要关东军“尽力防止战争之发生”，并作好对苏持久作战的准备，一旦苏军来攻，关东军应利用东北的广阔地域阻止苏军的进攻，即使万不得已，至少应确保东北的东南部到朝鲜北部之间的地区。这种纯粹被动防御的作战方针，对于一贯骄横的关东军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关东军于1945年1月初制定出对苏防御作战计划。其要点是：首先沿边境形成第一道防线，利用地势和军事设施阻击苏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实行第二线防御作战，在东北广大地域及最后根据地东南满和朝鲜北部进行持久战和游击战。在兵力部署上，改变“关特演”以来力量重心一直放在边境一线的局面，从3月份起，关东军设在东、北、西3个边境方面的大批部队均开始向第二线后撤。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更加恶化，面临本土决战问题。为此，大本营制定了《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命令关东军准备放弃东北大部分地区，只“确保京图线（长春至图们）以南，连京线（大连至长春）以东要域，进行持久作战”。〔日〕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第232页。即由以长春、大连、图们三点构成的三角地带，作为日本进行本土决战的第一道防线，进行防御作战。并规定“根据需要可以指挥朝鲜军司令官”。这样，关东军便由原来的进攻最前锋变成了防御“总后卫”。 日本大本营为加强关东军的防御力量，于6、7月间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抽调第4军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师团移往东北和朝鲜，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关东军也紧急动员在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25万人，编成第30军司令部、8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等作战部队。并将国境守备队、宪兵、特务机关等统统整编为野战部队，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至开战前，关东军地面兵力共有2个方面军:6个军、作战部队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等，总兵力约75万人，仅有坦克160辆。空中力量的第2航空军，已是徒有“军”名，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足200架。虽然关东军从兵员上看再次膨胀起来，但新组建的部队，大多是40岁左右的老兵，兵员素质很差，武器装备也不足，甚至用猎枪充数。有人评论说：关东军已变成“用竹枪武装的纸老虎部队”和“稻草人兵团”。〔日〕岛田俊彦:《关东军》第186页；《关东军终战始末》第175页。 虽然如此，关东军还是决心为大日本帝国进行最后一战，其作战部署是： 第1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担任东正面的防御。其第5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附近的掖河，担任饶河至绥芬河的防御。其所属第124、126、135师团部署在东安、穆县、八面通等地。第3军，司令部设在延吉，担任珲春县正面至朝鲜东北角的防御。其所属第79、112、127师团，分别部署在图们、珲春、延吉南方的八道河子。方面军直属的第128师团，部署在罗子沟，担任第5军与第3军之间的东宁县正面的防御，第134师团部署在佳木斯，担任三江地区的防御；第122、139师团部署在第二线镜泊湖和敦化地区。 第3方面军，司令部由齐齐哈尔撤至沈阳，主要担任中、南满广大地区，特别是要最后坚守的以通化为中心的东南部地区的作战准备；同时担任西正面的防御。其新设的第30军，司令部设在长春，担任长春至沈阳铁路线以东的防御。所属第148、39、138、125师团，分别部署在长春、四平至海龙一线、抚顺、梅河口。新由关东防卫军改编成的第44军，司令部设在郑家屯，担任西正面的防御。所属第63、117师团部署在第二线的通辽、白城子；仅有第107师团部署在中蒙边境的阿尔山、方面军直辖的第136师团部署在沈阳；第108师团主力部署在赤峰，一部在承德。 关东军直辖的第4军，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担任北正面和西北正面的防御。所属123师团部署在孙吴，担任北正面防御，第119师团部署在海拉尔，担任西北正面的防御；第149师团部署在齐齐哈尔，兼顾两个方面。关东军直辖的第34军，司令部设在朝鲜咸兴，指挥第59、137师团担任朝鲜北部的防御。开战后，大本营下令驻朝鲜的第17方面军划归关东军指挥；山海关——大城子——达尔泊——由格吉尔庙之线以西伪热河省西部（包括承德在内）的防御，划归华北侵华日军负责，关东军驻承德部队归其指挥。 关东军的灭亡反法西斯力量对日本最后一击 一波茨坦公告 德国法西斯灭亡，欧洲战争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这时围绕处理战后欧洲问题以及建立世界新秩序，同盟国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为调整这种矛盾，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 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了第三次会晤。会议上，各国一方面为争取战后新秩序的有利地位而明争暗斗，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法西斯这个共同敌人仍在负隅顽抗，也相互做了妥协让步，以保证在消灭法西斯最后阶段的团结与合作。这样，三国首脑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协议，一些难以统一的分歧暂时搁置一边。 会议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对战后日本的处置方针问题，于7 月26日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当时，由于苏联尚未对日宣战，故未以四国名义发表。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亦正式加入公告，使之成为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全文共13项内容，指出中美英三国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日作战，给日本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为止。并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国际条约集》第77～78页。公告还就同盟国占领日本本土实施开罗宣言条款，日本的主权范围，以及惩办战犯等提出了条件要求。但是，美国为了达到战后对抗苏联的目的，不仅在公告制定中未与苏联商谈，而且在公告中放宽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没有把废除天皇制条款写进公告中。虽然如此，波茨坦公告仍然表达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合作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对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打击，为彻底击败日本法西斯，建立战后新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获悉波茨坦公告后，立即召开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对待波茨坦公告。结果，日本决定不接受公告，采取对公告不予正面拒绝，并观望苏联态度再行交涉的方针。而铃木首相根据军部的意见发表谈话说：“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能不予理睬。我们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大东亚战争全史》第920页。同时，日本统治者害怕公告内容影响国民情绪和军队士气，将公告进行了删除才公开发表。 铃木的“不予理睬”的声明，表明日本坚持顽抗的态度，仍要进行垂死挣扎。于是盟国决定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毁灭性的最后打击。 二美国投下原子弹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美国于1945年7月16日试验原子弹爆炸成功。杜鲁门政府迅速做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美国的企图是，考虑到战后对苏关系，想单独迫使日本投降，以降低战后苏联在亚洲的发言权。当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美国便迫不及待地抢在苏联出兵之前，对日本投下了原子弹。8月6日晨，美国出动B～29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原子弹。9 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这两次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毁灭性武器的使用，造成了广岛、长崎两城市20多万居民的死伤和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同时对日本法西斯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并没能使日本继续战争的决心发生变化。《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第116页。 与此同时，莫斯科时间8月8日17时(东京时间8月9日零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通知：苏联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苏联对日宣战既是履行雅尔塔会议上所承担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义务，也是苏日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苏联很早就已经下定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决心。1944年秋季已着手准备对日作战计划。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表示在欧战结束二、三个月后对日作战。4月初苏联宣布将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实际上是对日本发出了宣战警告书,接着便将大批强有力的作战兵团调往远东。6月27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完成了“对日本作战计划”，决定从外蒙的塔姆查格布拉格，中苏边境的伯力以及滨海地区三个方向实施突击，将日本关东军分割，孤立于中、南满地区，然后歼灭之。〔苏〕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译本）,三联书店,1972,第525～526页。7月初组成了以华西列夫斯基为首的远东苏军司令部，驻地设于伯力。至7月底基本完成了对日作战准备。此时远东苏军共有3个方面军，18个集团军，2个集群，33个军，作战部队128 个师和40多个旅，总兵力157万。各种火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00辆，军用飞机3900架。〔苏〕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译本），第537页。完成了对日本关东军的包围态势。其作战部署是：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外蒙东部突出部的塔姆查格布拉格，以5 个集团军、1个集群、13个军、作战部队38个师团和20个旅，准备从西面进兵东北。其部署是：自北而南，第36集团军在满洲里对面额尔古纳河西侧；第39集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第53集团军、第17集团军， 在阿尔山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突出部；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由格吉尔庙至二连对面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南部边境。 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兴凯湖东南的扎里科沃，以4个集团军、10个军，作战部队32个师和14个旅，准备从东面滨海地区进兵东北。其部署是：自北而南，第35集团军在虎头对面伊曼以南乌苏里江东侧；红旗第1集团军在兴凯湖西侧；第5集团军在绥苏河对面格罗迭可夫以北地区；第25集团军在东宁、珲春对面伏罗希洛夫(双城子)以西地区。 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部设在萝北、同江对面比罗比詹南方的拉扎累沃，以2个集团军，1个独立军，作战部队8个师和7个旅，准备从北面进兵东北。其部署是：自北而南，红旗第2集团军在黑河对面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第15集团军在萝北、 同江对面黑龙江北侧；独立第5军在饶河对面比金地区。此外，还有红旗黑龙江(阿穆尔河)舰队，准备在黑龙江和松花江配合第15集团军作战。 日本大本营和关东军虽然已经估计到苏联进攻的可能性，但推断苏军至少需要集中40～50个步兵师的兵力，按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约在8、9月之交才能完成对日作战准备。〔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译本）第4册，第1505～1507页。因此，关东军曾怀有一种侥幸心理：寄希望于苏联不能在8、9月进攻，以便挨过最危险时期。然而事实把关东军的侥幸心理击得粉碎,在苏军的突然进攻面前，关东军虽有准备，但很不充分，仓促应战，手忙脚乱。 8月10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了第1378号命令，其主要内容是：①大本营的企图是在坚持对美作战的同时，开始对苏全面作战，“以捍卫国体，保卫皇土”；②关东军的任务是“就地击破来攻之敌，保卫朝鲜”。这就意味着解除了关东军“防卫满洲国的任务”〔日〕松村知胜:《关东军副参谋长手记》第65页。,可以放弃东北。这样，由放弃东北大部确保东北一隅，退到放弃东北全部仅确保朝鲜，一退再退，关东军的精神防线首先崩溃了。而苏联远东军的斗志却极为旺盛。 在西线，担任主攻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作战区域为安东(今丹东)—长春—齐齐哈尔之线以西地区，包括沈阳、长春。该方面军分为北、中、南三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突击前进。中央主攻兵团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突破中蒙边界，分两路经察哈尔东北角，进入伪兴安南省和兴安西省。这个方向没有日军防守，所向“无敌”。与其说是作战，不如说是行军。第一天，8月9日就前进150公里，10日接近大兴安岭，11日越过大兴安岭占领鲁北，12日占领醴泉(突泉)，17日占领开鲁，通辽、长岭。20日进抵沈阳，一部进抵长春。在此之前，后贝加尔方面军空降部队已于19日分别在沈阳、长春空降。中路第2梯队第53集团军(6个步兵师)，紧随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之后前进。在占领开鲁、通辽后，南下进抵阜新、朝阳。中路左翼，第39集团军(9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2个坦克旅)，突破中蒙边界，向阿尔山方向进攻。这个方向是关东军第107师团的防区。该师团10 日接到命令：“务必迅速撤至长春附近，归第30军司令官指挥”《满洲国的末日》第86页。,于12日向东撤退。但由于苏军已于13日占领了索伦、王爷庙，切断了东撤退路，该师团不得不北折，逃向音德尔地区。第39集团军16日占领白城子，20日进抵长春。中路右翼，第17集团军(3个步兵师)， 向赤峰方向挺进。该方向也无日军防守，一路畅通无阻，于14日占领林西，15 日占领大板上，17日进抵赤峰。关东军原驻赤峰的第108师团主力已于12日撤向沈阳。 西线北路，第36集团军(7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向中东路沿线进攻。该方向是日军第4军的防区，有独立混成第80旅团在海拉尔，第119师团在大兴安岭新筑阵地防御。苏军9日占领满洲里，接着击破日军凭借坚固工事的顽强抵抗，于11日占领海拉尔。15日进抵博克图以西20公里大兴安岭顶巅,在这里又遇日军顽强抵抗，激战3日，攻克之。而后占领博克图、扎兰屯，19日进抵齐齐哈尔。西线南路，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苏军：1个骑兵师、1个坦克旅，2个摩托化步兵旅，1 个反坦克炮旅；蒙军：4个骑兵师，1个装甲旅)战史丛书《华北治安战》（2）第563页。向承德、张北方向推进。 该方向属华北侵华日军防区。东路苏军，14日占领多伦，19日进抵承德，日军第204联队缴械投降。西路蒙军，15日进抵张北，与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激战3日后，占领张北。 在东线，远东第1方面军，作战区域为安东—长春—哈尔滨之线以东， 虎头—哈尔滨之线以南地区，包括哈尔滨、吉林。该方面军分为南、北两路进攻。南路中央主攻兵团第5集团军(12个步兵师，5个坦克旅)，向牡丹江方向进攻。该方向是关东军第124师团防区。苏军10日攻占绥芬河，11日占领穆站，13 日突破穆西方的日军防御阵地，守敌第124师团大部被歼。14日第5集团军与红旗第1集团军并肩作战，开始进攻牡丹江。此时，日军第126、135师团已撤至掖河附近，防守牡丹江。经3日激战，16日苏军占领牡丹江。日军主力退向横道河子。南路右翼，红旗第1集团军(6个步兵师、3个坦克旅)，向八面通方向日军第126师团防区进攻。11日占领八面通，13日进抵掖河以北，14日与第5集团军协同作战，攻克牡丹江。之后，向哈尔滨挺进，18日先头机动支队突入哈尔滨。同一天，远东第1 方面军空降部队也在哈尔滨空降。南路左翼，第25集团军(4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向东宁、汪清及朝鲜东北角进攻。该方向由关东军直辖的第128师团和第3军防守。首先，在东宁附近遇到日军独立混成第132旅团的两个大队，凭借国境阵地进行顽抗， 分别坚持到16日,26日才停止战斗，损失惨重。在激烈的战斗中，苏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出现了波波夫(列兵)和菲尔索夫(下士)两名黄继光式的“苏联英雄”。第25集团军主力15日占汪清，19日进抵延吉；一部进入朝鲜东北角，12日占领雄基、罗津，16日占领清津。远东第1方面军直辖的预备队机械化第10军(1个坦克旅，2个机械化旅)，12日投入战斗，经敦化，20日进抵吉林。在此前一天的19日远东第1方面军的空降部队已在吉林空降。 东线北路，第35集团军(3个步兵师、2个坦克旅)，渡过乌苏里江，向密山方向关东军第135师团防区进攻。首先遇到关东军第15 国境守备队凭借国境阵地的顽强抵抗，直到26日才全部被歼。主力部队12日占领密山，13日占领东安，16日占领勃利。 北线，远东第2方面军，作战区域为虎头—哈尔滨之线以北， 齐齐哈尔—嫩江之线以东地区。中路，第15集团军(3个步兵师，3个坦克旅)，渡过黑龙江向佳木斯方向前进。该方向是日军第134师团防区。苏军10日占领萝北、同江、抚远。11日在黑龙江舰队的协同下进攻富锦，驻守该地的伪江上军第2团当即投降。但据守市区以南的日军1个大队约800人，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至13日不支，退往方正。苏军17日占领佳木斯，19日进抵依兰，同日，苏军一部由黑龙江舰队运载，进抵哈尔滨。左路，独立第5军(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渡过乌苏里江向宝清方向进攻。 该方向没有日军防守，长驱直入，10日占领饶河，14日进入宝清，17日进抵勃利。右路，红旗第2 集团军(3个步兵师，3个坦克旅)，渡过黑龙江，向驻守孙吴、 嫩江方面的日军第123师团等发起进攻。在孙吴和瑷珲遇到日军抵抗。据守孙吴的第123 师团一直战斗到17日才投降；驻瑷珲的独立混成第135旅团坚持到21日才放下武器。 苏军占领孙吴后，一路南下进抵北安；一路西进突向嫩江。 开战以后仅10天左右，至8月20日，除旅大地区外， 东北的主要城市均被苏军占领。到8月24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各一部，先后进入旅顺、大连，至此，东北全部解放。 三中国人民的大反攻 苏联出兵东北，为中国人民全面反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将持续近两年的局部反攻，发展为全面大反攻。抗日联军各部队也在东北或随苏军一起展开了全面反攻作战。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为题发表声明，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军及其他盟国作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第1018页。这一声明正式宣告了中国人民抗日大反攻的开始。翌日，朱德总司令发布战略大反攻的作战命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向各地日伪军展开反攻，其中特别命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10日、11日。各有关部队接到延安总部命令之后，立即进行紧急动员，迅速集中部队整装出发。一支支强大的反攻大军，向尚在顽抗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 晋绥军区的八路军于8月12日挥师北上，在苏、蒙联军配合下于22日攻克张家口市，占据了由陕甘宁和晋绥边区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 冀热辽军区接到总部命令之后，于8月13日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东进指挥部”，由李运昌任书记兼司令员，于8月中、下旬分3路，北出长城各口，迅速向东北挺进。西路部队于8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县向伪满统治下的承德地区进军，一路上先后解放了兴隆、滦平、承德等县，最后进入承德市与苏军会师。中路部队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出长城，向平泉、凌源、赤峰、北票、朝阳进军，8月20日在平泉与苏军会师，先后解放了平泉、建平、赤峰周围大片地区。东路是冀热辽八路军挺进东北的主力，号称“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于8月16日从冀东抚宁县出发,8月29日，八路军从九门口跨过长城，进入辽宁绥中县境内。30日中苏两军会师，攻占军事重镇山海关。李运昌：《挥师出关》，《八·一五这一天》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325页。 而后，曾克林，唐凯率领所部乘火车向沈阳疾进，沿途收复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13个县、2个市，收缴日伪军7000余人的武装。9月5日，2000余名八路军指战员开进东北最大城市沈阳，受到数万市民自发的热烈欢迎。 八路军自8月中旬挺进东北以后，很快收复辽宁省的36个市、县，还向吉、黑两省派出部队和干部，控制了吉林东部8个市、县和黑龙江的2个市，共解除伪满军约4万人的武装，歼灭、收降日军残余5000余人，还从敌伪手中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以勇猛的进攻和辉煌的战绩配合了苏军作战，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山东八路军万毅等部，奉命从山东半岛出发横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的庄河、大孤山等地登陆。于是，伪满南部地区完全被八路军收复。 在苏联红军向东北发起进攻的前后，坚持了14年抗日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奋起参战，掀起了抗日大反攻，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45年7月下旬开始，直至8月9日凌晨，抗联教导旅先后抽出数百名指战员组成先遣小分队，分期分批插入敌后，按照苏军各路部队的预定进攻方向，抗联小分队分别空降到牡丹江、鹤岗、海拉尔、满洲里、洮南、鲁北、通辽、开鲁、扎赉诺尔、索伦、赤峰、长春、蛟河、长白、辉南、海龙、磐石、拉法等地，执行战前侦察和协助大部队进攻的任务，同时相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 如李明顺率领的小分队空降在海林县拉古南甸子。苏军进攻开始后，小分队密切监视日军动向，并向苏军发电通报，苏军飞机很快出动，炸断了日军撤退时必经的桥梁。李明顺小分队还在海林县公开发动和武装群众，消灭逃散的日军小部队。在8月16日苏军攻克牡丹江时，李明顺分队已组织起百余人的武装部队，积极参加了消灭日军残敌的战斗。《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第749～752页。像李明顺分队一样，其他各抗联小分队都以机智、果敢的行动出色地配合了苏军的进攻，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阻击溃逃伪军，摧毁日伪政权，充当了解放东北的尖兵和先锋队。 在苏军向东北发起进攻时，一直在东北境内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抗联小分队也一跃而起，以各种战斗方式扰乱敌后方，与苏军一起对日伪政权实行内外夹击。如穆棱县泉眼河的王亚忱小部队，在苏军开战后立即在原活动地区大力发动群众。他们解决了一支惊慌失措的700多人的日军部队，夺取了全部武器装备，使队伍迅速壮大。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3000多人，在战斗中与苏军会师。长期活动于延边地区的朴更芝抗联小分队，在苏军进攻开始后的数日之间便迅速扩大为数千人的大部队，在苏军尚未到达时就已威震敌胆，浩浩荡荡地攻城夺镇，为延边地区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三江平原地区，抗联小部队的活动本来就很活跃。大反攻开始以后，这些小部队迅速发展壮大，积极参加了解放饶河、宝清、富锦、同江、汤原等地的战斗。从1942年起一直在北满地区领导抗联小部队斗争的于天放，在被日军俘获并宣布死刑的当天夜里越狱逃出，正逢苏军进攻开始，他随即联络旧部，发动群众，在北安一带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并与王明贵、张瑞麟、王钧、陈雷等率领的抗联先遣队会合，在敌后向日军发动猛攻，有力地配合了苏军的行动。 在抗联各分遣队以各种方式投入反攻东北的作战行动之时，教导旅主力也在积极备战。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其他原因，抗联教导旅没能成建制地参加反攻东北作战。按照苏军的建议，抗联教导旅宣布解散，旅内的中、苏、朝人员分别处置。400多名朝鲜抗日战士直接返回朝鲜。余下的330名东北抗联指战员（已在东北的各类小分队除外）由周保中、李兆麟率领，分期分批返回东北，分赴各地抢占和接收各大、中、小城镇，参加了光复东北的战斗。 苏联红军之所以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溃关东军。固然是由于苏、日军力对比悬殊，苏军占据了压倒优势。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东北抗日武装和全中国抗日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沉重打击，使关东军的实力大大削弱，特别是抗联部队的英勇作战直接支援和配合了苏军的进攻，八路军与苏军同时由南北进军东北，这3方面的力量合在一起，最终使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陷入了灭顶之灾。 四日本法西斯投降，关东军溃灭 8月9日清晨4时，苏联宣战的消息传到日本，万念俱灰的铃木首相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切终于迫临矣！”〔日〕迫水久常（铃木内阁书记官长）：《日本投降内幕》，载《八·一五这一天》，第61页。铃木随即谒见天皇裕仁，在原子弹和苏联出兵的双重威胁之下，天皇被迫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和平条件。上午10时，铃木以是否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为议题召开紧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意见仍不能一致。9日午夜，铃木召开了请天皇参加的“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天皇当众表示同意在“保持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军方首脑不敢违背天皇意志，于是会议做出了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此时已是8月10日凌晨。 接着，铃木又召开了内阁会议，正式批准了停战的决定。10日上午7时，外相东乡通过同盟社，以新闻的方式向美、中、英、苏等国发出了乞降照会。照会称：“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中、英3国政府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政府赞成的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的明白表示，能迅速获至。”《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 中、苏、美、英各盟国在8月10日上午几乎同时收到了日本的乞降照会。美国政府不愿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后退，但又不愿放弃这个能使日本投降的机会，于是以盟国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说明“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9页。美国政府在征得中、苏、英3国同意之后，于8月11日通过驻瑞士使馆将复文转给日本政府，并立即通过电台向全世界播发。 苏联政府虽同意了复文，但同时认为，日本的乞降照会既非无条件，也不是具体的，所以，苏军的进攻不能停。 8月12日凌晨，日本政府得到了盟国复文。但是，对于复文是否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及是否接受这个复文，日本内阁成员仍争论不休、议而不决。此后3天中，日本政府陷于极度紧张与混乱之中，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们在面临灭亡的最后关头迟迟下不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心。 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和各国人民却没有耐心等下去。苏联红军仍如狂涛般杀向日本关东军。8月13日，美国战略空军奉命重新开始行动，1000架飞机对东京进行了猛烈轰炸。同时，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陆、海、空军继续对日军实施猛攻。中国抗日军民也在各地掀起抗日反攻的高潮。 13日下午，美国政府通过无线电广播，斥责日本缺乏诚意，明言“该复文决非盟国永久保障日皇地位之意”。前引《八·一五这一天》，第67页。这就彻底打消了日本法西斯继续讨价还价的念头。但是，面临绝境的日本军部仍在顽抗，直到8月14日还在叫嚣“为摧毁苏联的野心而开始新的全面作战，要持久地对付苏、美、中”。《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1982，中译本，第63页。陆相阿南甚至宣称：“纵使茹草啖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1969年再版本，第635页。然而，这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梦呓。到8月14日，各路盟军继续向各地日军猛烈进攻，日本已真正到了“非投降即毁灭”的最后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天皇不得不再次出面，于14日上午10日50分下令召开特别御前会议，在大臣们的一片哀哭声中被迫做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天皇还下令尽快起草投降诏书，由他亲自向全国广播。日本政府于14日当天晚上便拟定了投降诏书，同时向各盟国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 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了天皇宣读《停战诏书》的录音，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曾经狂妄至极、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沉重灾难。现在，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打击下，它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苏联红军的迅猛进攻之下，惊慌失措的关东军未及进行有组织的全军抵抗，便被迫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在苏军发起进攻的第三天，即8月11日夜，山田乙三即率领关东军司令部匆忙撤往通化，傀儡皇帝溥仪也随之出逃。逃到通化的关东军司令部本拟在那里指挥全军防御作战，然而，由于前线部队在苏军进攻和围困下陷于混乱状态，通讯联系多已中断。撤至山岳之中的总司令部根本无法了解各处战况，指挥即宣告失灵。山田乙三等只好坐以待毙。 8月14日下午，关东军得到次日将有重要广播的消息，当即预感到日本将要投降。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当即率僚属乘飞机返回长春。当天夜里又收到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来关于停战的电报，并指示：“明天15日正午，将有重要广播，请收听。”草地贞吾：《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证言》，转引自《八·一五这一天》，第177页。 8月15日中午，12时整，广播中响起了天皇裕仁宣读诏书的声音。关东军的首脑们虽然对投降已有思想准备，但真的听到由天皇亲自宣布的停战决定，仍如五雷轰顶一般，一个个呆若木鸡。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彻底失败这一冷酷的现实。 收听了停战诏书以后，关东军司令部于8月16日清晨开幕僚会议，研究决定关东军的去向。一部分少壮派军官竟然不顾死活，主张“彻底抗战”，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最后由山田乙三宣布决定：“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 8月16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收到了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发来的关于立即停止对苏作战行动的“大陆命第1382号”和就地进行停战交涉并交出武器的“大陆指第2544号”命令。据此，山田乙三于当天通过长春的广播电台，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又于17日晨向各部队下达了停止战斗、交出武器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部还指定由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出面与苏军交涉停战缴械事宜。17日上午，秦彦三郎奉命匆匆飞往哈尔滨，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接洽之后又返回长春。 18日，远东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谢拉霍夫少将率空降部队在哈尔滨空降，会见了秦彦三郎。19日，秦彦三郎乘苏军飞机前往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扎里科沃，会见了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麦列茨科夫元帅等高级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对关东军如何投降做了指示；秦彦三郎提出尊重日本军人名誉和保护日本侨民的要求。之后，秦彦三郎又乘苏军飞机返回长春，安排投降事宜。 8月19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阿尔捷缅科上校奉命乘飞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提出了关东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山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要求，并第一个解下军刀交给阿尔捷缅科，表示投降。〔苏〕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译本）第550页。20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参谋部改为对苏交涉班，派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前往扎里科沃〔日〕《关东军》(2)第468页；一说为德乌霍夫斯克，见松村知胜《关东军副参谋长手记》。，进一步交涉投降细节。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法西斯宣告彻底失败。9月3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抵达长春，听取了山田乙三关于关东军投降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5日，关东军总司令部解除武装，宣布解散。至此，在东北横行一时，作恶多端的关东军，终于寿终正寝。9月6日，山田乙三、秦彦三郎等关东军高级将领被解送到哈巴罗夫斯克。 与关东军总司令部投降过程相比，关东军各部队投降的时间有早有晚，情况不一。总的看来。16～20日大部投降，少数部队稍晚一些，个别也有不服从命令，拒不投降的。 第1方面军，司令部于8月10日由牡丹江撤至敦化。19日，司令部和敦化附近的第139师团向苏军投降。23日，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等被送往伏罗希洛夫。第3军司令部及所属部队，经与苏军第25集团军司令契斯佳科夫上将交涉，于19日有秩序地缴械投降。第5军司令部及所属第126、135师团，17日在横道河子向苏军投降；第124师团残部，23日在宁安附近投降。方面军直辖的第128师团残部，17日在罗子沟以西缴械；第134师团，20日在方正投降。 第3方面军，由于后贝加尔方面军代表普里图拉少将率空降部队于19日占领沈阳，司令部及驻沈阳附近部队当即缴械投降。20日，司令官后宫淳大将等被送往赤峰。第30军司令部，19日由长春移至公主岭，20日向苏军投降。所属部队于19、20日分别在长春、四平地区先后向苏军投降。第44军所属的第107师团，27日在音德尔地区投降。第44军司令部于13日移至沈阳，20日，司令部及所属部队分别在沈阳和辽阳地区缴械投降。方面军直辖的第138师团于28日在抚顺缴械。 关东军直辖的第4军，司令部于8月11日由齐齐哈尔出发，12日移至哈尔滨，18日向苏军投降。所属部队，第123师团17日在孙吴，独立混成第135旅团21日在瑷珲，第119师团17日在大兴安岭阵地，独立混成第80旅团18日在海拉尔，第149师团19日在齐齐哈尔，分别缴械投降。防御朝鲜北部的第34军，司令部及所属部队，于8月24日在咸兴地区投降。另外，关东军直辖的第125师团于24～26日在梅河口投降。 关东军缴械投降以后，被苏军俘虏的有148名将校，59万余官兵，他们分别被集中到指定地点，大体以1000人左右为单位，编成1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打破原有编制，由各部队人员混合编成，军官与士兵分开，编为军官大队。劳动大队分别在东满(佳木斯、牡丹江、掖河、东京城、敦化、延吉等地)，北满(孙吴、北安、绥化、哈尔滨、嫩江、齐齐哈尔、博克图、海拉尔等地)，中、南满(吉林、长春、公主岭、四平、沈阳、鞍山、海城、锦州、承德等地)和朝鲜北部4个地区编成。在东满地区编成220个大队，共21万人；在北满地区编成70个大队，共74万人；在中、南满地区编成140个大队，共152万人；以上在东北地区共编成430个大队，约436万人。在朝鲜北部编成68个大队，共66万人。总计498个大队，502万人。从1945年9月1日开始，东北地区到1946年5月10日，朝鲜北部地区到1946年9月25日，关东军俘虏被分批解送到苏联。〔日〕《关东军总司令部》，第287～298页。大部分收容在西伯利亚、黑龙江地区和沿海州；一部收容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少数收容在俄罗斯西部(乌拉尔山脉以西)、高加索、乌克兰东南部以及蒙古等地。个别还被收容在北极圈内的边远地区。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最北部太梅尔民族州接近北纬70°的诺利尔斯克地区，就有1个收容所。《满洲国的末日》235页。 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以及关东军的迅速溃灭，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伪满洲国也走到了尽头。8月9日，关东军决定撤往通化的同时，要求伪皇帝溥仪及伪满政权首脑和重要机关一起南撤。溥仪等虽然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新京”，但在关东军的压力下只有从命。8月10日，伪满政权召开“防卫会议”，按照关东军的指令，宣布伪满“迁都”。伪满政权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这次会议实际成了伪满垮台前的一次散伙会议，此后伪满政权便分崩离析了。 于是在一片混乱中，伪满开始大逃亡。溥仪指使众人收拾细软，烧毁文件，仓皇出逃。伪满大小官吏也各奔东西，争相逃难。在行将灭亡之际，这些寡廉鲜耻的汉奸，还不忘大捞“国难财”，将“国库”的钱财瓜分一空。溥仪给侍从人员每人分发了4万元“安慰费”。张景惠给东京汇款5000万元，以留作后路。伪都市长于镜涛将市署存款2000万元分给手下官员，自己拿了400万元。还有伪都保存的大量鸦片、贵金属等都被劫掠一空。同时，伪满政权仍未忘记销毁罪证。在伪都由武部六藏指挥，将伪中央政府的机要文件，秘密档案等均付之一炬。其他各地伪政权也同样将罪证材料焚烧一空。就连作为伪满精神象征的平时顶礼膜拜的“建国神庙”也被焚毁，“天照大神”在浓浓黑烟中被送上天,这对日本天皇、关东军和伪满政权是一大讽刺! 8月12日凌晨，在滂沱大雨之中，伪皇帝溥仪携其后妃和近亲仓皇登上出逃的专列。与其同行的还有“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侍捧天照大神三件神器的桥本虎之助，以及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等人。专列途径通化，于13日到达临江县大栗子，设立了临时“行宫”和伪政府（次日迁回通化）。然而，伪皇帝和伪大臣们未及喘息，就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关东军随即决定停止抵抗。作为傀儡的伪满洲国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日本侵略者仍要将傀儡收场戏演完。8月16日，武部六藏召开会议，商讨伪皇帝退位和伪政权解体问题，制定了伪皇帝退位诏书稿。17日晚上，在大栗子矿业所，由武部代表日本和关东军导演了伪满洲国皇帝的“退位仪式”。参加的伪大臣们神色黯然，垂手而立，溥仪脸色发青，用机械的语调宣读了由日本人拟定的送葬词——“退位诏书”。而后，伪大臣们抛下溥仪，作鸟兽散,竞相逃命。次日，溥仪出逃时，竟无一人送行。 直到这时，关东军仍然严密控制着溥仪，命其亡命日本。8月18日夜，溥仪抛下“皇后”和“贵人”，只带他的兄弟溥杰和几个近亲，在日本人桥本和吉冈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通化。19日晨，溥仪一行分乘关东军提供的飞机飞往沈阳，准备换大型飞机转赴日本。当飞机飞临沈阳时，机场已被苏军控制,溥仪等人刚下飞机就成了苏军的俘虏。 伪满政权垮台后，汉奸们自知罪孽深重，但又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互相还在争权夺势，演出了丑态百出的闹剧。8月18日，张景惠等伪满重臣们逃回长春后，策划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其中还恳请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等日本人参加指导。苏军进驻长春后，张景惠等人竭力奉迎苏军，企图蒙混过关，继续升官发财。然而，伪装和欺骗掩盖不住他们民族罪人的丑恶嘴脸。8月底至9月中旬，苏军对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汉奸实行逮捕，使这些民族败类落得了可耻的下场。同时，苏军对原伪满政权中的日本人官吏也采取了行动，逮捕了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以及伪国务院各部次长、协和会骨干等一大批日本侵略者，将其押往苏联，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1) 余论历史没有结束——关东军罪恶仍在继续 历史自有公论。对于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破坏世界和平的反动势力，必将遭到所有希望进步、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唾弃和惩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对于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种种罪行，必将遭到人民的审判和清算。然而，历史又不无遗憾，由于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及其政治需要，对于本应受到严惩的战争罪犯实行纵容和包庇，没有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的战争根源，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而且，至今侵略战争的毒害仍然残留在一些地区，给那里的人民生活造成危害，给那里的自然造成破坏，侵略战争的遗毒还没有彻底清除。 一历史性审判 法西斯被消灭了。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灾难。法西斯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法西斯战争罪犯必须给予严惩,这是所有正义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因此，战后在欧洲进行了纽伦堡审判，主要是对德国法西斯进行审判。在亚洲进行了东京审判，主要是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 早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就已经提出“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更明确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日本法西斯投降后，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成员由苏、美、英、中、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共同担负管制日本和惩办战犯的任务，并授权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为执行机构。1946年1月，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定了战犯的三种犯罪情形：甲、破坏和平罪；乙、战争犯罪；丙、违反人道罪。在具体审理中，相应将远东战犯分为甲、乙、丙3级。东京法庭只负责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分别在新加坡、马尼拉、关岛、伯力、沈阳、太原等地进行。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死刑者941人。《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015页。 1东京审判 从日本投降盟军就开始发布命令，逮捕日本战争嫌疑犯,到1945年12月共指定110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战争嫌疑犯。其中许多自知难逃法网的法西斯分子畏罪自杀，如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前参谋总长杉山元，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日本法西斯军人；前首相近卫文，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等政府首脑；恶贯满盈的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拘捕。在被拘捕的战争嫌疑犯中，还包括梨本宫守正等日本皇族，澳大利亚代表还将昭和天皇列入了战犯名单，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庇护，昭和天皇未被追究。 从1946年3月远东国际检察局开始进行被告选定工作，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南次郎、星野直树等人，都曾在关东军和伪满洲国任要职，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他们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原日本陆军省礼堂正式开庭，由中美英苏等11国为原告，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向28名被告提起控诉。长达42页的起诉书详细陈述了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日本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体制，与德、意共谋为侵略别国、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罪行，以及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之各种屠杀和犯罪行为，共列举出55条罪状。 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中，公诉人最先陈述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指出在这一侵略过程中，最积极参与的被告有：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冈洋右、南次郎、大川周明等8人。为了揭露和证明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法庭传唤了溥仪、武部六藏到庭作证。溥仪在法庭上留下了长篇证词，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虽然他也企图极力掩饰自己勾结日本侵略者的行径，但仍然是极为有力的证词。武部等人对日本侵略东北，制造伪满洲国的罪行供认不讳，证明了日本侵略的真相。中国代表向哲浚也用大量事实，陈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在审判期间，日本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法西斯理论家和骨干大川周明发狂诊断为精神病而中止受审。 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千余页的判决书。内容分为3部共10章，阐述了日本在20年中计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的史实，陈述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一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其中有2节专门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掠夺。判决书最后认定25名被告有罪，宣布对其进行惩罚，判决如下：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俊六、平沼骐一郎等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和重光葵有期徒刑20年和7年。12月23日凌晨，在东京巢鸭监狱，东条等7名战犯被绞死在死刑架上，受到了历史应有的惩罚。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之久，对日本的主要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公正的判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东京审判代表了所有遭受法西斯残害人们沉冤昭雪的要求，代表了所有企盼世界和平，要求人类发展的心声，代表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法则。法西斯战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全世界人民求和平求进步的伟大胜利。第二，东京审判中所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准则，如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界定，成为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的重要内容。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律的高度上确定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人类共识，有力地驳斥了侵略者编造的“解放”、“圣战”、“共荣”等谎言；警告一切企图制造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战分子，如果敢于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第三，东京审判的各项记录和判决书等文件，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所依据的日伪政府及组织的档案文件，以及千余名亲历者的证词，都是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是日本法西斯犯下滔天罪行的永久记录，决不容许翻案和否定。至今，一小撮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仍然坚持军国主义的侵略立场，提出“东京审判否定论”，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这只能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强烈谴责和高度警惕。 东京审判以其历史的进步的重大一笔载入史册，但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由于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美国操纵了检察和执行权，决定了审判带有明显的美国色彩。美国的战后对外政策极大地影响着审判进程，致使审判产生了许多缺陷和偏颇。 首先，没有彻底追究战争罪犯。由于美国注重强调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侵略罪行。这从美国把东条英机放在“头号战犯”上就表明了这一点。而在中国作恶多端的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前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曾任首相及朝鲜总督的阿部信行等，皆未被列入被告之内。再则东京审判注重强调日本军部在侵略战争中的罪行，而减轻了日本政府、天皇、重臣势力、财阀集团等的罪行及责任。如在确定战犯嫌疑者名单时，澳大利亚提出了将昭和天皇列入其名单之中，而美国却在确定被告的名单中划掉了天皇的名字。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天皇顶得上20个师团”，“为顺利实行占领统治，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不能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东京审判秘史》,第133页。对于积极支持侵略战争财阀集团，本来有12名财阀，如“满业”总裁鲇川义介、满铁理事大藏公望等，已作为战犯嫌疑者被捕，但国际检察局却以“没有把握判定有罪”为由《东京审判秘史》，第196页。,将12名财阀排除在被告之外。而且在审判被告的进行中，又不断释放战争嫌疑犯，“审判”与“免究责任”微妙地交叉着。《东京审判秘史》，第8页。到1948年12月24日，即东条英机等7人被绞死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岸信介、川良一、儿玉誉士夫等剩下的17名甲级战犯嫌疑者全部免诉释放，并宣布不再进行甲级战犯审判。《阴谋·暗杀·军》，第205页。这使一大批日本首要战犯逃脱了审判和惩罚。1950年3月，麦克阿瑟又下令，将仍在服刑的日本战犯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使那些本来判刑就轻的战犯，刑期未满就得到了释放。有的重返政界，再任要职。如重光葵被提前释放不久就当上了外相和副首相。 其次，若干重大战争罪行未被追究。日军进行的细菌战（主要是关东军第731部队）和化学战，是十分重大的犯罪行为，却在东京审判中未被追究。“二战”期间，美国为了研究细菌战，于1943年在华盛顿郊外建立了戴特里克机构，了解到日军在中国东北准备细菌战的情况。战后美国立即派专家到日本和中国等地调查日军细菌战的实情，掌握了许多罪证材料。1946年1月，盟军统帅部拘捕了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国际检察局得知后要求立即审讯石井，但遭到拒绝。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要垄断日军细菌战的成果，为其所用。所以确定了对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免于追究的方针。这样，在美国的庇护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中没有提及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史实，石井等战犯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关于日军进行化学战的犯罪情况，中国方面提出了战场报告，证明日军曾在中国、缅甸等地使用过毒气武器，国际检察局也从日军机关搜查到了有关化学战的重要资料——《日中战争中化学战例证集》，大量事实完全与中国的战场报告相吻合。因此，要证实日军进行毒气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大概要比证实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容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5页。但结果与细菌战的情形一样，没有被提交法庭审判。 上述情况表明，美国出于反苏、反共，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需要，在东京审判中，有意袒护战争罪犯，肆意免究战争罪行，给东京审判留下了抹不掉的历史污点,给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留下了余火;对战后日本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2伯力审判 伯力审判是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对日本关东军细菌战犯进行的审判。早在东京审判期间，苏联就力主追究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责任，并通过国际检察局向美国军方提出要求，建议将石井四郎等3名731部队首要人员转交东京法庭审判。但是，这一要求最终被美方拒绝。于是，苏联决定根据自己掌握的罪证材料，对拘押在苏联境内的部分日军细菌战犯单独进行审判。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对“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的审判，史称“伯力审判”。被提交法庭审判的有：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处长军医中将隆二、前日本关东军兽医处处长中将高桥隆笃、前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731部队分部长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731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军医处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日本关东军第100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100部队工作员上士三友一男、前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前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司，一共12名被告。 苏联方面在正式审判日本细菌战犯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首先，对各被告进行了预审，取得了大量的口供。其次，苏方还搜集到一部分关东军有关进行细菌战研究的命令、档案等文件证据。此外，苏军还于1945年11月与中国东北民主联军合作，对哈尔滨西南郊平房的731部队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苏联检察部门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拟就了起诉书。起诉书首先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进行对外侵略，“曾立意大规模地使用、并且在局部上已经使用过细菌战武器这种大批灭绝人命的罪恶工具”。起诉书揭露了日本关东军于1935年建立731和100两支部队从事细菌研究和细菌战争，特别是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以及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和准备“对苏细菌战”等鲜为人知的罪行。同时指出，各被告在预审中对所犯罪行均供认不讳。 法庭首先由检察部门宣读起诉书，上述各被告对起诉书上所控的各项罪状都当庭服罪，并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法庭还讯问了前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正大佐、前731部队634支队卫生兵古都良雄等16名与此案有关的证人，取得了有力的证词。法庭最后还听取了苏联医学院士茹可夫代表法医专家委员会宣读的鉴定书，认定了731部队和100部队等机构从事细菌试验、进行细菌战争的事实。 1949年12月30日，军事法庭宣读了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起诉书中列举的各项罪状，陈述了日本进行细菌研究和细菌战的罪恶历史，确认日军“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而其用意在于“把人类卷入新灾祸的苦海”。《审判材料》,第578页。判决书确定了各被告的罪状。判决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全部“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其刑期分别为：山田乙三、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各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各20年，西俊英18年，三友一男15年，尾上正男12年，平樱全作10年，久留岛司3年，菊地则光2年。《审判材料》,第581～583页。 伯力审判做了东京审判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它第一次使日军进行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的罪恶行径昭示天下，代表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对日军细菌战犯进行了严正的声讨和惩罚。1950年，苏联在莫斯科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这一惊人材料的公布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成为查证日军进行细菌战活动罪恶史的重要开端。 伯力审判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伯力审判尚未全部“弄清731部队进行过多次活体解剖的真相”。这是因为受审的731队员隐瞒了部分事实，他们貌似坦白，对已经暴露的犯罪事实反复作证，而“对没有问到的事情只字不提”。然而这只不过是掩盖一时，如今这种种罪行早已大白于天下。还有，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细菌战元凶未被推上被告席，也是伯力审判的一大缺憾，但这并非它本身的过错。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因在伯力审判中证明日本天皇裕仁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笠原幸雄等5人是准备和实施细菌战这一“反对人类的滔天罪恶”的主要战犯，特照会中、美、英3国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上述5名战犯。中国政府于2月8日复照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提议。然而，美、英政府却避而不答。苏联政府为此又于1950年5月30日、12月15日先后两次照会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将照会副本送交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会员国代表。但是，美、英两国最终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对日本细菌战首要战犯的追究也就此被搁置起来。不过，苏联的照会本身就是对日本细菌战犯的揭露和声讨，并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3国民党政府的审判 1944年5月，联合国战争犯罪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由中国政府担任分会主席。11月，分会正式成立，邀请美、英、法、澳、荷、印度等10余国代表参加。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与分会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制定了审理与执法的规定，并在南京、广州、武汉、沈阳、太原等地设立了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罪行严重者，如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等，均被判处死刑。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国民党东北行辕军事法庭也逮捕了322名日本战犯，判处原抚顺煤矿矿长久保孚、原抚顺县副县长山下满男等23人死刑；判处原康德新闻社社长染谷保藏、原锦州高等检察厅次长坂井又七郎等106人无期徒刑和15年以上有期徒刑。 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军事法庭，审判了一批日本战犯，使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由于国民党出于利用日军残余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需要，对日本战犯的惩治并不彻底。如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首要战犯的冈村宁次，蒋介石却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进攻。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对其进行审判，但结果却宣判他无罪，引起全国舆论大哗。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竟不顾人民的反对，将冈村宁次及已判刑的260名日本战犯释放回国，遭到了广大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严厉谴责。 4新中国的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清算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也为了改造日本战犯，教育人民，中国人民政府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伪满战犯移交给中国。中国政府将这批战犯关押在抚顺监狱。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进行了长期侦讯、调查，为审判进行了充分准备。同时，通过教育战犯们对自己所犯罪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审判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 195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确定了处理战犯的原则。根据这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重要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法庭分设于沈阳和太原，于1956年6月开始公开审判。 在沈阳法庭，6月9～19日审理了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的犯罪事实。根据近2000人的控诉、检举和证词，确凿证实上述罪犯犯有屠杀罪、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分别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7月1～20日，法庭再次开庭，审理了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军政界的战犯。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各种罪证，包括档案等文件315件，证人证词360件，被害人及亲属的控诉书642件，以及被告本人的证词，陈述了各被告的犯罪事实，指控他们犯有侵略中国战争罪，制造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主权罪、残害和屠杀抗日志士及平民的屠杀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各被告对所列罪行均表示认罪，有的竟情不自禁地跪地低头，请求法庭给予严惩。《中国归来的战犯》,群众出版社,1984,第172页。最后法庭宣布了对武部等28名被告的判决，分别判处12～20年有期徒刑。太原军事法庭对富永顺太郎等8名被告进行了审判，调查证实上述罪犯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残害中国人民，以及抗战后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各种罪行，宣布判决8名战犯8～20年有期徒刑。 新中国所判决的45名日本战犯，只是在押战犯中的一小部分。对于大多数在押战犯，中国人民政府根据他们认罪和悔罪的表现，实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6～8月，分3批将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陆续回国。对已判刑的日本战犯，也根据其表现，实行了减刑处理。到1964年4月，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被提前释放回国。 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是新中国代表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清算和惩罚，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严正声讨。特别是沈阳法庭对伪满日本战犯的审判，对侵略者在东北的种种罪行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和声讨，为受尽苦难的人们申了冤雪了恨。同时，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审判与东京审判有着明显不同。在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气焰嚣张，拒不认罪，甚至公开进行军国主义宣传。而在新中国的法庭上，全部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这是中国人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教育、改造政策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胜利。当然，我们对千余名日本战犯实行了宽大处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原谅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而是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大气魄和长远眼光。中国是提倡礼仪仁慈之邦，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宽大胸怀和友好意愿，对远东及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被宽大处理或提前释放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深深的感化，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推动者。如由他们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多年来一直为追究日本侵略战争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不懈地努力工作。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对于反人类，反进步，反和平的倒行逆施，终将得到历史的审判。当今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战争，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不过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 二关东军的遗毒 关东军被消灭了，法西斯战犯受到了审判。但是关东军的遗毒仍然存在。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庇护，在东京审判中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恶未被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罪魁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一方面关东军在败亡之际，不甘心最后的失败，播撒了大量细菌，遗留了大量化学武器，继续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造成东北自然资源的破坏。 1关东军的余孽 前文已述，东京审判对日本法西斯重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仍有相当的战争罪犯逃脱了法网。他们潜伏暗藏下来，伺机作恶。特别是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罪犯，改头换面继续干着残害人类扰乱社会的勾当。 在日本东京有个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1989年7月，在该所新址建筑工地挖掘出近百具神秘的人骨，立即震惊了全日本。由于当地是关东军第731部队的用地，所以人们普遍怀疑这些人骨是进行人体实验受害者的尸骨。虽然后来未有定论，但人们认为战后第731部队的余孽仍在继续作恶。据日本舆论界披露，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先后有7任所长，其中有5人与石井四郎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第6任所长福见，曾从病猴体内取出大肠杆菌和赤痢菌，给襁褓中的婴儿注入体内，致使婴儿惨死。第4任所长北岛正见，曾使用伤寒菌对监狱里的日本犯人进行活体实验。在日本医学界，有关血液或传染病的行业，几乎被原第731部队人员所独占。如日本血库的发起人和主要骨干，基本上是石井的旧属。有份秘密档案曾对这些“旧属”的活动做了详细记载。其中有前第731部队专门进行细菌炸弹研制的二木秀夫博士，前第731部队实验专家笠原四郎博士等人。 这些战争罪犯，战后摇身一变。挂上了某研究所或某公司的重要职务，继续作恶。如前南京“荣”字部队材料课长山之内忠重，当上了日本兴和化学公司东京研究所的所长，继续从事“药剂师”的工作。前第731部队第2任部队长北野政次，出任日本曙村潼制药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专门从事病毒过滤器械的研究。原第100部队长若松次郎，主持日本的有关细菌研究与培养的机关。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马疫处处长北野政藏，管理日本制造伤寒霍乱等细菌疫苗的工厂。此外还有任国立三岛遗传研究所所长的小熊旱，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的小岛三郎，在东京“帝国兴信社”任职的乙津一彦等人，战后都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石井的指挥下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石井四郎更是成为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掌上明珠”。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1947年1月石井被委任为东京警察的高级顾问，即与美军开始合作，将从中国带回的罪证及实验资料，交给了美军司令部。美军协助石井在东京附近建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借此将其原部下召集起来，继续进行细菌战研究。不过这次是为美国主子效劳。这样，石井所主持的研究所已经成为“美国设在日本的细菌武器研究的中心机构”，积极参与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恶。 1950年美国纠合15个仆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对中国进行狂轰滥炸。对于美国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侵略者。美国在侵略战争中连遭失败，便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朝军民。仅据部分统计，在1952年1月至2月底的一个多月内，美机在朝鲜北部散布昆虫的地域达70多个郡、市，散布次数为804次。在中国东北地区，从1952年2月底至3月下旬，不到1个月所散布的地方达40多个市、县。《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4页。 在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中，石井四郎等一批战犯助纣为虐，再次犯下了重大罪行。美国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无论是细菌种类，还是媒介物，以及播撒的手段和方法，都是由石井等细菌战犯提供的。也就是说，美军进行细菌战完全吸收了石井多年来进行细菌战实验的所有成果，采用了石井式细菌武器及其技术。不仅如此，石井等还直接参与美国对中朝进行的细菌战争。最突出的就是以志愿军战俘为对象，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 据佟振宇先生研究表明，在侵朝美军司令部内设有进行细菌战的专门机构。其中专门为石井等细菌战犯配备了编号为1091号的登陆艇等设施，让其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在这艘登陆艇上，拥有38个细菌专家。其中有20人是以前第731部队长石井为首的细菌战犯。所用设备大多数也是第731部队所创制的。当时在釜山以西的巨济岛关押有大量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军经常将中国战俘带到登陆艇上，“试验他们可否有可怖的黑死病症兆”。所谓“黑死病”，又称“孙吴热”和“出血热”，是第731部队列为鼠疫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据美国舆论界报道，美军与石井合作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有时“仅在一夜里就进行了3000次之多”。美国军方也承认，“美国在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方面，有日本和德国的细菌战犯参与研制”。由国际人士组成的科学调查团，在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调查中，也指出“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曾3次在朝鲜战俘营，对朝中战俘做过细菌的活体实验”。 无数事实表明，石井四郎等日本法西斯战犯和关东军的余孽，在战后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与美国相勾结，继续进行着残害人类、破坏和平的罪恶活动。 2关东军细菌战之遗害 1945年春夏，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但又不甘心失败，遂决定实施细菌战，以进行垂死挣扎。此前，在1944年7月小矶内阁成立后，军部中央就决定了代号为“保号”的细菌战攻击作战计划。到1945年春，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审判材料》第100页。3月，军部中央正式向关东军下达了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同时将石井四郎重新调回第731部队任部队长。根据军部中央的指令，石井命令第731部队迅速动员起来，加快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为保证作为主要细菌武器的鼠疫细菌武器的生产，第731部队一方面迅速增强部队内的养鼠和跳蚤孵育的能力，一方面动员一切力量大力开展“捕鼠运动”，甚至驱使中小学生去捕鼠，以满足大量繁殖跳蚤的需要。仅林口支队在4～7月间就向本部送交老鼠达26万余只。《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46～147页。 虽然关东军已经做好了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准备，但由于对苏军进攻判断失误，所以当苏军于8月9日突然发起进攻时，关东军显得手忙脚乱，作战计划无法全面实施，细菌战计划也成为泡影。但关东军仍在毁灭细菌战罪证仓皇溃败之际，部分实施了细菌战。如在王爷庙等地有计划地撒播了细菌武器，以阻止苏军前进。加上关东军在溃败时一片混乱，许多细菌武器处于无管理状态，大量散失，带有细菌的老鼠四处乱窜，从而造成了战后东北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鼠疫流行。 在第731部队本部——哈尔滨平房地区，从1946年夏开始，出现了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其主要集中地在后二道沟村、东井子、义发源屯等地，都在第731部队旧址周围。这说明鼠疫的出现完全是关东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据记载，731部队在逃跑前夕，曾下令将装有鼠疫菌的投掷器分别投到了正黄三屯、正黄四屯和义发源屯。《黑龙江文史资料》第31辑，第299页。据初步研究表明，在1946～1954年的9年间，平房地区10个居民点，发生了4次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造成130余人惨死。《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41～42页。 内蒙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地区是因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的又一重要地区。从1945年8月开始，王爷庙突然爆发鼠疫，直到1955年才最终消灭。其间共发现疫患者1363名，死亡1257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而且，疫患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使王爷庙附近科右前旗所属的22个村屯，不同程度出现鼠疫，共发现疫患者2144名，死亡1922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不仅如此，王爷庙鼠疫还扩散到了白城县、泰来县、突泉县、洮南县和哈尔滨等地。据研究表明，1945～1947年的王爷庙鼠疫，直接或间接导致东北地区10个县旗市流行鼠疫，致使4363人染疫发病，3709人死亡《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王爷庙鼠疫流行的原因，可以肯定是由于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恶果。据档案材料记载，在关东军败亡前，伪兴安总省参议官白滨、警务厅长福地和特务机关的金川等日伪头目，分别或共同策划了细菌战谋略。他们将兴安医院试验用的鼠疫撒播出去，从而造成了王爷庙鼠疫流行。《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67页。 此外，在1946年和1947年两年中，通辽、扶余、乾安、热河等地也同时发生了源发性鼠疫。据报道，在1947年东北鼠疫患者达3万多人，仅通辽一地就死亡12万余人，热河、扶余、乾安等地各死亡千余人。《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这种大面积同时发生鼠疫的原因，据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藩认为，是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散放带菌鼠蚤”造成的。《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虽然目前还没有对关东军在战败前实施细菌战进行调查的完整资料，但除上述哈尔滨、王爷庙等地的确凿证据之外，还有材料证明，设在新惠县的关东军百斯笃(鼠疫)防疫所，在放马场等地撒播了细菌，并强行给过往行人注射“防疫针”，有的后来因此死亡。《东北沦陷研究》1998年第2期，第50～51页。关东军第100部队，在日本投降后还将用鼻疽传染的马匹四散放出。《东北沦陷研究》1998年第2期，第50～51页。上述事实表明，在中国东北光复后1946～1948年发生的大规模鼠疫流行绝非偶然，显然与关东军的细菌战谋略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关东军在战败之际，根据其既定的细菌战计划，由所属各细菌部队或机构，在东北各地实施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3关东军化学战之遗害 关东军在战败之际，不仅疯狂地进行了细菌战，而且还遗留了数以百万计的化学武器，至今仍危害着中国人民。据调查，在关东军化学战基地和国境阵地，以及其他重要军事据点，都发现了关东军遗弃的毒气弹、毒气罐等大量化学武器，对当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齐齐哈尔是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的驻地。由于该部队在这里进行化学战实验和训练，以及战败时遗弃的化学武器，造成化学武器毒害事件。1950年8月，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修建校舍时，工人们从地下挖出两个大铁桶，由于不知是什么东西，一个工人以为是酒，竟轻率地尝了一口，当天便死了。据受害者之一时任该校化学教师的崔英勋回忆：人们把那种液体拿来让我鉴别，我从未见过，一时下不了结论，开始以为是甘油，就用手沾了一点，抹在另一只手背上。结果受毒剂侵害造成左手臂损伤。学校共有8人受害，到医院检查后，确定为糜烂性毒剂所致。《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6～57页。 吉林敦化县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1945年春天关东军为进行垂死挣扎，将大批武器弹药，包括大量的化学武器运到敦化。战后遗弃在各地的废弹,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废毒气弹伤害事件发生。《敦化文史资料》第5辑。1947年8月，农民黄春胜在打草时，不慎被毒弹液体伤害右腿，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丧失了劳动能力，至今伤处仍常常隐痛。他回忆起这件事，就愤怒地说：“我恨死了日本鬼子，那炮弹可把人折磨苦了。”《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41页。 在松花江流域也发生了因毒弹中毒事件。1974年10月，黑龙江省航运管理局工程处“红旗09号”挖泥船，在进行河道疏通作业时，泥泵中吸进一颗毒弹，二管轮肖庆武及李臣、刘振起等人在排除毒弹时，受到伤害。肖庆武双腿在被毒剂污染的水中受到伤害。以后每年夏季都会出现眼睛痛，全身皮肤溃疡的病状。十几年曾12次进京求医，久治不愈。1991年他的病情加剧，两眼失明，双脚严重溃烂，去世时只剩下两个脚指头。李臣受害时才20多岁，双手及前臂皮肤损伤90%，以后又波及到身体其他部位，无法根治。现在他每年仍犯病几次，造成身心极大痛苦。刘振起当时22岁，是他把毒弹从机舱中送出去的，双手中毒最深。以后双手反复溃烂，产生粘连（指蹼）不得不经常作剥离手术，现在双手伤痕累累。除上述三人受害较重外，其余34名船员也遭到毒剂感染，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为了尽量减少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对人类的危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大力量，对毒气弹等化学武器进行了调查和排除。1953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珲春县第五区……图们江中据估计有5000余发毒气弹，现在水深有5公尺，并被砂泥积淤，人为很难处理。”《中国科协报》1993年10月21日。 黑龙江省孙吴县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重要基地之一。关东军在仓皇溃败时也遗弃了大批弹药。据调查，在该县发现了毒气弹513发，毒瓦斯筒4箱。《苦难与斗争》(下)，第262页。 关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况，从原关东军化学部队成员的回忆等也得到了印证。1993年，有关部门采访了曾在关东军516部队服过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他们回忆：1945年8月13日，奉命将一批毒气弹运到齐齐哈尔嫩江铁桥上扔到了江中。《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1995年，原关东军516部队的队员金子时二，得知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然危害着中国人民，深感不安，亲自到中国，表示谢罪。他谈到日本战败前关东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形：我接到命令，和士兵们一起挖了一个大坑……将装有毒瓦斯的罐子一个一个地推到坑里，估计有200个左右，然后用土一层一层地盖到上面。《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5页。对此，金子深感罪恶，写了悔过书，承认那是犯罪行为，表示反省和悔改。为找到埋藏毒气罐的地点，金子带领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确认了埋藏地点。据当地一位农民作证，那里以前是日本兵的“大营”，曾从地下挖出过像“氧气瓶”一样的东西。 以上事实表明，日军在中国遗弃的大量化学武器。用心是极其险恶的。即使在即将投降之时，法西斯还要把战争的遗害留给中国人民。日本法西斯虽然战败投降了，但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并没有结束。除上述受害事件、调查和回忆等，人们已经确知的日军化学武器的遗害外，还有多少毒气弹埋在地下或隐藏在什么地方，不为人们所知晓，随时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据估计,在东北境内,至少残留有毒气武器20万件,约13万余吨。张宗平:《200万中国人之死》,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从这个意义说，日本关东军侵略战争的历史远远没有结束。…… 附录附录一 历任关东总督、都督、参谋长关东总督上任年月参谋长上任年月大岛义昌大将1905年10月落合丰三郎少将1905年10月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大将1906年9月神尾光臣少将1906年11月星野金吾少将1907年11月福岛安正中将1912年4月柴胜三郎少将1912年9月福田雅太郎少将1912年12月西川虎次郎少将1914年5月中村觉中将1914年9月高山公通少将1916年8月中村雄次郎中将1917年7月浜面又助少将1918年7月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司令官上任年月参谋长上任年月立花小一郎中将1919年4月浜面又助少将1919年4月河合 操中将1921年1月福原佳哉少将1921年3月尾野实信 大将1922年5月 川田明治 中将1923年8月白川义则 中将1923年10月斋藤 恒 中将1925年12月武藤信义 大将1926年7月村冈长太郎 中将1927年8月三宅光治 少将1928年8月 英太郎 中将1929年7月菱刈 隆 大将1930年6月本庄 繁 中将1931年8月桥本虎之助 中将1932年4月续表司令官上任年月参谋长上任年月武藤信义 大将1932年8月小矶国昭 中将1932年8月菱刈隆 大将1933年7月西尾寿造 中将1934年3月南 次郎 大将1934年12月植田谦吉 大将1936年3月板垣征四郎 中将1936年3月 东条英机 中将1937年3月 矶谷廉介 中将1938年6月梅津美治郎 中将1939年9月饭村 穰 中将1939年9月 木村兵太郎 中将1940年10月 吉本贞一 中将1941年4月 笠原幸雄 中将1942年8月山田乙三 大将1944年7月秦彦三郎 中将1945年4月关东军司令部组织机构（1931年8月） 关东军组织机构（1931年8月）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兵力及部署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旅顺 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 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辽阳 参谋长上野良丞大佐 第3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长春 第15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辽阳 骑兵第2联队联队长若松晴司中佐公主岭 野炮兵第2联队联队长河村圭三大佐海城 工兵第2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花井京之助大尉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公主岭 旅顺要塞司令部司令官厚东笃太郎中将旅顺 关东宪兵队队长二宫健市少将旅顺 顺重炮兵大队大队长山村新中佐旅顺1945年7月关东军兵力及配置(地面兵力) 附录二 日本关东军侵华大事年表 1919年 4月12日关东都督府撤销，其陆军部改编为直属日本天皇的关东军。与关东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和“满铁”并列，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四头政治”的一头。司令官立花小一郎中将。 1924年 9～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关东军暗中支持张作霖。 1925年 12月关东军公开干涉郭松龄反奉战争。 1927年 6月6日关东军提出《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主张必须在东三省和热河扶植亲日势力，促使东北“宣布自治”，对拒绝这一政策者，“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 6～7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参加“东方会议”，与田中义一首相密谈。确定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 1928年 5月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率司令部由旅顺移往奉天，准备以武力解除即将败退出关的奉军。 6月4日在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的策划和指挥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 1929年 7月关东军组织“北满参谋旅行”，途中石原莞尔提出《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等，鼓吹以武力侵占东北。 1930年 1930年春关东军进行“攻取奉天城要领”实地研究。 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完成《关于满蒙占领区统治的研究》。 1931年 5月关东军制订《满蒙问题处理方案》，提出以“谋略”和武力占领东北。 6月19日日本军部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6月27日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被东北屯垦军关玉衡部处死。 7月1日日本蓄意挑起万宝山事件。 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此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9月19日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等南满铁路及支线的重要城镇。 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 9月20日关东军将沈阳市改为奉天市，任命土肥原贤二为市长。 9月21日关东军第2师团占领吉林和吉长、吉敦铁路。 10月8日关东军派飞机轰炸锦州。 10月21日关东军炮制《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 11月10日在土肥原策划下，溥仪秘密离开天津，13日乘船到达营口。 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 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任伪省长。 同日关东军决定设立统治部，1932年2月改为特务部 1932年 1月3日关东军占领锦州。 1月8日日本裕仁天皇颁布“敕语”，嘉奖关东军。 1月9日关东军古贺骑兵联队在锦西被民众武装歼灭。 1月28日在板垣征四郎指使下，田中隆吉等人挑起“上海事变”。 2月5日关东军占领哈尔滨。 2月16日在关东军导演下，伪“建国会议”在沈阳召开,即所谓“四巨头会议”。 3月1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 3月10日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傀儡溥仪致函本庄繁,出卖东北主权。 3月15日伪满洲国将长春改为“新京”。 4月4日关东军讨伐吉林自卫军，占领方正。5月16日占领依兰。 4月13日关东军向伪军派出了以多田骏为首的军事顾问团。 6～7月关东军讨伐马占山黑龙江抗日救国军。 6月16日日本军部下达“临参命第25号”命令，增加赋予关东军“防卫满洲主要各地及保护帝国侨民”的任务。 7月25日在关东军扶持下，伪满协和会成立。 8月8日武藤信义大将（第2次）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关东厅长官，实行所谓“三位一体”制，统揽东北军政和外交大权。 9月15日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9月16日关东军在抚顺制造平顶山事件，屠杀群众3000余人。 10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由沈阳迁至伪都“新京”（长春）。 10月关东军混成第14旅团、骑兵第1、4旅团讨伐东边道。 11月关东军第14旅团等部讨伐苏炳文东北民众救国军。 12月5日马占山、苏炳文等退入苏境。 12月关东军第2师团、独立守备队讨伐辽宁三角地带。 1933年 1月1日日军挑起山海关事件，3日占领山海关。 1月关东军第10师团讨伐李杜吉林自卫军和王德林吉林救国军，占领绥芬河、密山、虎林等地。李、王两部退入苏境。 2月21日关东军进攻热河，至3月4日占领省会承德。 3～5月关东军进犯东段长城沿线和冀东，中日长城会战。 4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再次下赐“敕语”，嘉奖关东军。 5月31日关东军迫使华北当局签订《塘沽协定》。 6月8日关东军发表声明，将部队分散配置于东北各地，实行所谓“治安第一主义”，全力围剿抗日武装。 6月关东军纠合伪军侵犯察东，遭到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同盟军”抗击。 7月7日日伪开始“东边道大讨伐”。 7月16日关东军制订《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要案》。 7月27日武藤信义病死。 7月28日日本政府决定菱刈隆继任日本驻伪满大使、关东军司令官,兼任关东州长官。 8月1日日伪军开始对辽宁三角地带大讨伐。 8月8日日本内阁制订《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 8月9日日本陆军省制订《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 10月2日关东军第10师团开始对吉东抗日武装进行“秋季大讨伐”。 10月9日关东军唆使德王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 1934年 1月20日在关东军策划下，伪满发表声明，宣布实行“帝制”。 1月24日关东军制订《对察施策》。 3月1日伪满实行帝制。 3月8日发生土龙山事件，关东军第10师团第63联队长饭朝吾被击毙。 5月日伪军在东满发动“春季大讨伐”。 9月日伪军对东边道地区进行“秋季大讨伐”。 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设立对“满”事务局,改革驻“满”机构;定废除关东长官，将驻满机构改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大使,即“二位一体制”。 12月10日南次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大使。 1935年 1月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讨论侵略华北方针。 1月23日关东军挑起察东事件，2月2日达成《大滩口约》。 3月30日关东军制订《关东军对华政策》。 6月5日发生张北事件。27日关东军迫使察哈尔当局签署《秦土协定》。 7月25日关东军制订《对内蒙施策要领》，策划内蒙古“独立”。 8月板垣征四郎窜到内蒙，策动德王“独立”。 9月关东军制订《秋冬季肃正工作计划》，分三期进行大讨伐。 11月土肥原到华北，策动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自治。 11月25日在关东军策划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 1936年 1月关东军制订《对蒙（西北）施策要领》 △关东军唆使李守信伪军侵占察哈尔省东北5县。 3月植田谦吉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大使。 4月关东军制订《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要纲》。 5月12日在关东军支持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 8月10日关东军拟订《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 10月日伪进行“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11月发生绥远事件，关东军扶持的伪蒙古军被绥远傅作义军击败。 1937年 4月15日日伪对中共东北地下组织进行大逮捕，共逮捕180余人，处死80余人。 6月19日日苏在黑龙江干岔子岛发生边境军事冲突。 7月1日关东军对伪满行政机构进行大改组。 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8月关东军组成“蒙疆兵团”入侵华北和内蒙。在察南，晋北建立伪政权。 10月27日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2月1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与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交换“关于日军驻屯满洲国”公文。 12月28日关东军命令伪满成立保安局，业务上归关东军参谋长指挥。 1938年 3月15日日伪进行大逮捕，抓捕中共党员及群众300余人，百余人被处刑。 6月13日关东军将哈尔滨平房地区划为“特别军事区”，建立细菌实验基地。 7月15日日军挑起张鼓峰事件。 7月25日关东军拟定《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 12月10日关东军提出“有关国境与国防建设等事项”的要求。 1939年 3月11日日伪开始施行所谓“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 4月25日关东军制订《满苏国境纠纷处理要纲》。 5月11日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争，遭到惨败。死伤17万人。9月15日在莫斯科日苏签订停战协定。 9月1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 9月7日梅津美治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 10月关东军制订《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任命关东军第669部队长野副昌德少将为指挥官，纠集日伪军7.5万人，重点讨伐抗联第1路军。 1940年 7月25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下令将石井细菌部队远征队派往华中地区实施细菌战。 8月石井部队改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9月关东军宪兵队在北满进行大逮捕，至年底抓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抗联人员近200人，7人被处死，90人被判刑。 10月日伪军围剿在热河境内的八路军。 1941年 4月关东军派出由太田澄率领的第2批细菌远征队百余人，在浙江、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 7月日本大本营下达匿名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对苏战争准备动员令，关东军兵力增至75万人，飞机千余架，战马15万匹。 8月关东军增设第5课，负责研究对苏占领区的统治问题。 9月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下达准备（对苏）进行细菌战的命令。 △关东军制订《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实施纲要》。 10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改升为关东军总司令部,梅津美治郎任总司令官。 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 1942年 1月10日关东军发布《关于昭和十七（1942）年度思想对策服务重点命令》。 3月关东军宪兵队开展“贞星工作”破获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 日伪在热南建立“人圈”。 1943年 4月27日日伪设立司法矫正总局，各地设矫正辅导院。 1944年 1月关东军召集在东北的日本乡军人集训，以补充兵员不足。 2月关东军被第1次大抽调，至1945年3月又有两次大抽调。 7月17日山田乙三接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 9月18日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下达《帝国陆军对苏作战计划要领》。 12月1日关东军下令征召45岁以下的在东北的日本在乡军人,限令24小时内离职入营。 1945年 1月17日 关东军拟订“确保满洲东南作战计划”。 3月1日关东军与伪满首脑研究战时政策基本方针。 5月30日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下达《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 6月4日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到大连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传达大陆作战命令。 6月14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兵团长会议，命令部队进行作战准备。 7月18日关东军将伪满划为5个战区，准备实行“自战自治”体制。 7月25日关东军召开“全满防卫会议”。 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 8月12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向通化转移。 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决定投降。 8月18日山田乙三正式下达停止战斗，解除武装的命令。 8月19日山田乙三代表关东军在苏军拟定的投降书上签字，关东军灭亡。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资料目录 丛书 “九·一八”事变丛书（全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林声主编《“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 伪满史料丛书（全10卷），孙邦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九·一八”事变》、《殖民政权》、《伪满军事》、《经济掠夺》、《日伪暴行》、《抗日救亡》、《伪满社会》、《伪满人物》、《伪满文化》、《伪满覆亡》 伪满史丛书（全10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1993。 张辅麟：《伪满末日》、《汉奸秘闻录》，藤利贵：《伪满经济统制》，傅大中：《关东宪兵队》、《伪满“国军”》、《古海忠之与伪满洲国》、《伪满劳工服役》、《河本大作五十年罪恶小史》、《伪满保安局内幕》、《伪满政权面面观》。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 王秉忠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孙玉玲、赵东辉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李茂杰、孙继英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步平、辛培林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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