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导言

　　就像四十五年前我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它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传教士给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带来了福音。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多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信奉了主的教义，但芸芸众生依然沉浸在无知和偏见之中无所作为。因而，古代世界也许包括近现代最伟大的民族之一陷入了革命和暴政之中，这将使它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回复元气。　　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即力图引导中国的精神领袖去一睹上帝之国的风景——同时昭示了它承诺此世的百倍福祉，以及未来世界里永生的欢欣。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就像读者在这本回忆录中即将看到的那样。　　我要记下对下列各位的真挚感谢，在本书的写作中，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太多的帮助：　　感谢我的女儿埃利诺，她将我的口述记录成文，并将手稿整理付印；感谢希尔达·G·宝瑟尔女士，她不辞劳烦，搜罗了书中的一些照片，并且打印了全部书稿；最后要感谢W·Y·富勒敦牧师，浸礼差会国内总部的秘书，这本回忆录是在他的要求下动笔的，他也承担了书稿的校对工作。　　 提摩赛·里查德　　 1916年1月于上海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籍贯与家庭（图）

　　1845年，我出生在威尔士（）卡马孙郡（）一个叫法尔德普林（）的小村，村名的含意是“国王谷”。相传，威尔士的最后一位王子——卢雷恩（），曾在那里躲避爱德华国王的追杀。四英里外，在庞赛特（）和赛欧（）之间，有一个罗马人开采过的金矿坑，还有一条罗马时代修的路。这条路在离坦格莱盖耶（我父亲的农庄）两英里内的地方穿过。我的祖先，尽管出身低微，却深受时人敬重。由于在九个兄弟姊妹中排行最末，而父亲又是他那颇负人望的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因而我没能有机会与祖父母谋面。我的祖父理查德，戴卫·仲斯的儿子，是一个铁匠。我的父亲提摩太·理查德在年轻时也曾操此业为生，但后来他成了一所农场的业主。父亲的一个兄弟，杰德戴耶（），有一些文学方面的天赋，曾用威尔士语出版过一本书。在卡马孙郡，他是在中国传教的杨格非博士的首任妻子皈依基督的领路人。父亲的侄子约书亚·刘易斯，朋布洛克郡最古老的教堂——那一带的众教堂之母——中一个著名的牧师，是家族中名气最大的人物。　　我的父亲被目为当地最有风趣的人物之一。罗兰·威廉姆斯，《随笔与评论》杂志的作者，在他任圣戴维学院的教授时，经常骑马来找父亲聊天。圣戴维学院 位于莱姆匹特，距我家五英里路程。父亲是波赛尔与赛勒特两地教堂的秘书和执事，也经常忙于调解乡邻之间的冲突和纠纷。　　我的外祖父是赖特柯村的农民，也是与赖特柯相邻的亚巴达沃村浸信会教堂的执事。至于我的母亲，埃利诺·赖特科（），威尔士的著名牧师柯斯比·仲斯（）曾这样写道：在“威尔士值得一提的人物”之中，他从来没有见到第二个像她那样气质典雅、性情柔顺的女人，在烤馅饼方面也罕有其匹。记得母亲总是这样评论别人对她的伤害和诋毁：“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比对我的伤害更大”。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童年趣事（图）

　　我的童年是在农场里度过的，尽管总地说来非常平静，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变故——通常发生在那些或多或少有些冒险精神的男孩子身上的意外之事——发生。我所能记得的最早一次是，一只肩膀脱臼了，家人安排车马要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家在五英里之外。当小马车在门外掉头时，因为想到很快就可以驾驶马车去访问医生了，我兴奋异常，向门口跑去。由于地面凹凸不平，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啪”地一声摔在地上。大家都惊呆了，认为这一下雪上加霜，肯定摔坏了。但我却像没事人似的，跳起来哈哈大笑。人们发现经这么一摔，我的肩膀竟然复位了。大家都很开心，然而，意识到自己剥夺了自己驾车去拜访医生的机会，我却异常丧气。　　在我的两眉之间有一道疤痕，呈“T”字形，正好可以代表我的名字——提摩太（），如同打在脸上的商标一样伴我终生。人们经常问我它的来历。在大约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随一个耕地的堂兄到田里玩。耕了一段时间后，他停下犁，去取一件什么东西。我想这可是个好机会，便扶起犁把，吆喝耕马往前走。马儿动了，一直向前拉去，直到犁头“咔嚓”一声擦到一块石头上。石头翻转起来，碰在了我的两眉之间。还有一次，大约八岁左右，我在农场的篱笆边为父亲放马，盯着它不让它偷吃庄稼。篱笆外面是一条小路，比里面低十英尺左右。在照顾马的同时，我还想温习一下第二天的功课。当发现马儿偷吃了一大口庄稼后，我用手中的语法书打了它一下；它马上就给了我一蹄子，把我踢飞了起来，越过篱笆落在下面路边的水沟里。所幸除了流了大量血，留下一块永久性伤疤外，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在大约十二岁时，有一次，我哥哥约书亚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车去二十英里外的煤矿运煤。我奉命牵着另外一匹马去接他，因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陡峭的山坡。把带来的马套上车后，征得哥哥同意，我赶着马车向山坡爬去；哥哥则在后面跟同他一起去运煤的马车手聊天。由于新加了一匹马，我很快就超越了前面的马车，领先将近一英里爬上了山顶。在山的另一面，道路急转直下。没有等哥哥赶上来，我抖起胆子继续前进了。谁知，在下山过程中，我带来的马开始加油了，使辕马无法控制巨大载重产生的惯性力。我跑向前去阻止它，然后又不得不赶紧回来指挥另外两匹马；但我一离开，前面的那匹就又撒欢了。三匹马一起小跑起来。我明白，载着那么重的货跑下陡峭的山坡实在太危险了。意识到我不可能跟上马的速度，也控制不了它们，瞅准路边树丛中的一棵树，我跳进树丛中，抱住那棵树，让马车从身旁冲了过去。山脚下有一条河，离河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有一个村子，那里的人都能看到马车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冲下山坡。人们都以为，无论是车还是驾车的牲畜，都在劫难逃了。但令所有人惊奇的是，在河边，那匹刚驾上去的马却不可思议地松套了，它拖着挽绳继续向前跑去，最后被村民们拦住，而另外两匹马却驾着车静静地停在了河中央。一切都完好无损，只是颠撒了一点煤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信奉浸礼教（图）

　　在1858-1860年间，像燎原之火一样席卷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瑞典的宗教复兴运动中，那些最不信上帝的人的精神壁垒一时间都土崩瓦解了，开始转变他们的信仰。同另外一些人一起，我向基督表白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家乡附近的一条河里接受了洗礼。此后不久，在听过一次并非专门针对传教士的讲道之后，我第一次有了从事传教工作的冲动。布道辞中的这样一句话牢牢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服从比牺牲更好”。在从赛勒特的礼拜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哥哥约书亚，在聆听布道的整个过程中，我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命令我出国传教。约书亚比我大四岁，对此他感到不可思议。这类想法从来没有在他心中出现过。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求学历程（图）

　　我所进入的第一所学校建在属于我父亲的坦格莱盖耶农场的一块地里，与公理会的一所礼拜堂连在一起。在十四岁以前，我一直在那里求学。十五岁时，父亲要求我同哥哥约书亚一起，到农场里助理农务，但母亲和哥哥们都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我告诉父亲，如果能再资助我上一年学，以后我就不需要家里的任何帮助了。于是，我被送到了一所由一个表兄开办的学校里。学校在一个叫“十字店”（）的地方，离家约二十英里左右。除了常规课程，我被安排和小学教师们一起接受上额外培训。此外，我还学习了首调唱法的记谱法。在学年末，校长收到了一件来自芬尼格罗斯学校的申请函，要求给输送一位教师。校方把我派去了。那是一个矿区，除了白天给孩子们开的日校，我还负责一个专为矿工办的夜班，其中有些学员在年龄上可以做我的父亲。这里的收入使我有了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在莱尼巴塞（）的一所语法学校的学费。一旦校长有机会外出，他总是把自己负责的学生交给我照管。想到邻居们都曾说，他们一直很清楚是谁在教学生，或许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人们的谅解，而孩子们跟我在一起时，更加安静，能维持更好的秩序。因此，当新店（）——在芬尼格罗斯南面几英里处——学校的校长不辞而别，另谋高就后，我立即被邀请去那里担任临时校长。那天下午，孩子们被告知第二天上午学校照常上课，只是校长是新的。离开新店后，我已经有能力支付斯温西（）师范学校的学费了。　　在斯温西师范学校我没能待多长时间，因为我的哥哥约书亚一直在家务农，这个冬天打算入校学习，因而家里要求我填补他的空缺。各种农活我都会做，从耕地、割草到挖沟、修理篱笆以及遮盖干草垛等，样样在行。邻居们见我又回到了地里，议论纷纷，说受了那么多教育后回来务农实在可惜，认为除了务农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工作可做。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教学经历（图）

　　然而，有一天我的长兄戴维（）给我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则招聘校长的广告，那是一所捐助学校在康威尔·埃沃特（）。哥哥约书亚对我说，如果我能得到这个职位，他情愿再回农场干活。在申请书的答复函中，我被告知已有六十人递交了申请。一周后，又来了一封信，说在六十人中只有两个申请者合乎条件，在考虑之列。其中一个是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另一个是我。没过几天，我收到了校长一职的任命书。对此，我深感意外，因为在当地我没有一个熟人。上任后，我才明白，当地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是学校教务委员会的成员，恰巧是我在斯温西师范学校的同学。牧师儿子的落选在当地引起一阵风波，许多家长领走了他们的孩子。这使得我上任时的学生只有二十一人。然而，八个月过后，有三所村小学被迫关闭，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源。而我校的学生却达到了120人。 同时，我在那里也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受益非浅。　　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些陌生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要求入学。看到面前一个大约八岁的孩子，那群人向那孩子打听能否见到校长。我接话说，本人就是校长。他们看起来非常吃惊，但似乎对我管理一个学校的能力丝毫没有怀疑。　　这时，我不得不同一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子打交道。长期以来，他使我的前任们头痛不已。由于是父母的独生子，他被宠坏了，因而总是跟其他孩子吵架。越处罚，他的表现越糟糕。一天，我决定用一种新的方式试试看。我告诉他下午放学后留下来。他看我的第一眼带着一副公然挑战的神情，似乎在表明受多少惩罚他都不在乎。在交谈时，我首先问他为什么总是同其他孩子吵架。他回答说，因为他们对他都不友好。　　“学校里就没有一个人对你好吗？”我问。 　　“不，有一个孩子对我一直很好。他对所有的孩子都好”，孩子回答说。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说，“我相信，如果你下定决心善待学校里的每个孩子，不管他们对你做什么，你就会发现大家对你都会很友好，就像他们对待你提到的那个孩子一样。现在，我要求你向我保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做一个试验。不要把试验的内容告诉任何人，而我也不告诉其他人。这将是只有你、我和上帝知道的秘密。你能保证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对所有的同学都保持友好吗？”　　我看到孩子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他说将努力试试看。“很好”，我又加了一句：“一个礼拜之内我们绝口不提这件事，一个礼拜后，你来汇报一下计划的实施情况”。　　从此以后，那孩子的性格看起来完全变了。他成了学校中最开心最可爱的孩子之一。有时候，我需要孩子们去跑跑腿，送个信什么的，他总是自告奋勇地第一个举手。　　每个礼拜，我都得拿出一个晚上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圣经课（），讲解保罗的生平。学生们非常喜欢，要求每个晚上都讲授。我拒绝了，但此后开课的频率却增加了不少。在我离开这儿的一年之内，听过这门课的每一个人都加入了我们的教派。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入哈佛孚德神学院（图）

　　随后，我成为朋布洛克郡哈佛孚德神学院的一名学生。入校后，我引进了首调唱法体系，并介绍到浸礼会和朋布洛克郡的其它教派。我在校期间，曾发生过一次课程革命。学生们团结起来，要求以对活的语言即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学生们认为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课程改革的请愿，并同其他同学一起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即使被开除，也不愿意继续接受一门内容落后于时代两个世纪的课程。使我们吃惊和欣喜的是，校领导居然同意大规模地修改课程，而不是召集一个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这次严重的学生闹事。然而，学校当局却又规定，所有神学学生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希伯莱文考试。就是在这门课程上，我赢得了一笔奖学金。十五年后，我来到母校参观，发现新开设的课程完全被取消了，一切又恢复了旧规章。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后来的整个传教生涯中，我一直力图需求更有成效的方式和途径，而不是墨守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俗。　　当我在同学面前作第一次布道演讲时，大家批评我抄袭了贺拉斯·布什内尔。按照规矩，学生们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轮流进行评论。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有一个同我一起寄宿的舍友，轮到他发言时，他说，他认为关于抄袭的指责其实是一种高度赞扬，因为他确确实实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一眼布什内尔的书。然而，我的第二次布道却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教授们给予的批评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简直不好意思跟同学们见面。　　幸运的是，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最后三两年里，G·H·罗斯博士成了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罗斯博士是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获得者，曾去印度传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校长戴维斯博士，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优秀的神学家；而罗斯博士前来执教，则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我们在校期间建立的友谊在我离开英国去中国传教、在他为了传教事业重返印度后，仍然保持着，并且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打算用来给印度学生上课的一个小册子《如何通过伟大的考验》由我的夫人译成中文，在太原府乡试期间广为散发。　　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时有一个同学叫切维尔（），通常我们两人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规划却使我们在1897年不期而遇，那时离我们毕业分手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了。那天，我正要取道纽约返回中国，听说浸礼会牧师互助会正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会议，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去了，去听牧师们做的工作报告。宣布会议开始后，主席说：“很高兴看到切维尔博士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从他的报告里，我们将高兴地了解到他在芝加哥的工作取得的进展”。主席话音刚落，一个恰巧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告诉我们，他的目标是，通过他所掌管的一个期刊，把南部和北部各邦的年轻人团结为一个全国性的浸礼会组织，结束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浸礼会协会各自为政的状况。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问：“还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他端详了我一眼，立即站起来，对主席说，与会者中间，有一个在中国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是他在威尔士时的同学。他确信与会者很愿意听我讲几句话。于是我走向讲台，简要地向听众表达了我的感受：我被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震撼了，来自小小的威尔士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两个学生，追寻着上帝的召唤，在相距万里的不同国度，各自承担起了引导信徒皈依圣教的神圣工作——切维尔博士在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浸礼会年轻教徒中拥有广泛影响，而我则工作在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信徒之间。我由此得到的教益是，人在卑微未显时不应当绝望，在上帝的引导下，一定会成就伟大的事功。　　在从神学院毕业之前，我应邀每月一次定期去一个教堂服务。去中国传教前夕，曾收到两份聘我担任牧师的邀请，一份来自朋布洛克郡的一座教堂，另一份则来自格拉玛干郡。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中国内陆传教的开始

　　1866年，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传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陆腹地的进军。那时，哈德逊·泰勒（汉名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花天酒地——在大商埠的繁华场里，一些传教士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自甘堕落。　　这个运动在浸礼派传教士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共鸣。泰勒博士正是在它的资助下去中国传教的。摄政园（）浸礼会教堂的兰德尔（）博士，还有安德希尔（）博士——浸礼会的秘书，对这一新出现的运动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它所启示的方式和途径将有助于改善浸礼会的传教思路。安德希尔博士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68年的年会上，他附议了兰德尔博士的动议。兰德尔博士主张，浸礼会应当比照中国内地会制定的传教政策，拿出新的传教措施。这些讲话在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印度的传教士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暗示他们缺乏献身精神。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奉献了毕生的传教士们则深感失望。诚然，中国内地会四十多年“亲身弘道”（）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献身精神和才能杰出的男女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总教堂的充分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平心而论，他们取得的成功与其它教会相比并不更加出色。事实上，在中国，其它教派的每一个牧师手下都有更多的皈依者。　　8申请去中国　　1868年，我听了魁丽斯夫人（）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　　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我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由于我是个浸礼信徒，他们建议我向浸礼会协会提出申请。我照办了，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我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在启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问我能否保证在十年以内不结婚。这使我很吃惊，因为以前没怎么考虑过此类问题，只是曾想当然地认为，带着妻子进入中国内地——那时仍然像非洲洪荒一样罕为人知——似乎是一种冒险。我回答说：“到底是在十天还是在十年之内结婚，最好取决于工作的需要与否”。事实是，我结婚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　　1869年春天，浸礼会协会批准了我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在我经常布道的朋布洛克郡教堂，我有一个叫里斯的朋友，每次我布道后，通常都是他驾车十五英里把我送回哈佛孚德学院。他和他的妻子是一对琴瑟谐和的知音伴侣，听到我将前往中国的消息，他们非常感动。我们之间的友谊纯真无暇，他们曾发誓与我同富贵共患难。临别之时，我们相对无语，垂泪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英国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准备搭乘霍尔兹“蓝烟筒”轮船公司的“亚克利”号开始东方之旅。父亲来利物浦港为我送行。考虑到他没出过远门，不放心把他孤零零地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上船之前，我坚持把他送上了返回威尔士的火车。在住宿的小旅馆里，我认识了一个将要移居美国的男人。他非常沮丧，因为钱不够了。他已给家里写了信，要家人把钱寄过来，但却发现要等到他乘坐的轮船启航一天后，这笔款子才有可能汇到。他请求同桌进餐的旅客把这笔钱垫借给他，等他的邮件到达后，再拿着他的信去邮局兑现。我把钱借给了他，但在匆忙之中却忘了记下邮件发送者的名字。正像那人所说的，第二天，邮件到了，我拿着邮件去邮局兑取。但由于我不能提供邮寄者的名字，这笔钱被没收了，作为政府收入上缴国库。　　我在船上放的那笔债结果却好得多。借钱的是一个医生，在旅途中间他的钱不够用了。一到上海，他就马上把借款还了我。　　2海上之旅　　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但由于水太浅，大吨位的轮船无法通过，我们不得不绕道好望角。　　在毛里求斯，船长吃惊地发现，一场地震过后，他最后一次所见还是一片深水的港口内冒出了一座岛屿。有一个时期，毛里求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欧洲军队的地方，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然而，在我们访问期间，发现情况完全改变了，死亡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考察变化的原因时，发现一开始人们将营房建在低洼的地方，后来在改建时营址选在了山顶上。住在那里，士兵们得以免除了疟疾之苦，而正是疟疾，曾使他们的队伍严重减员——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沼泽地带的蚊子造成的。　　3抵达中国　　船到香港后，乔治·摩尔（）牧师——后来他成了主教——加入了进来，他刚刚回英国度完他的第一个休假，将要与我们一道去上海。对我来中国，他表示欢迎，态度诚恳无比。我告诉他，有人曾建议我在旅程中不要学中文，因为不同地区的方言发音相差太大。就这个建议，我请教了他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加上一条：我可以学一学中文的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中文的212个部首，它们是构成书面汉语的令人困惑的象形文字的词根。在抵达上海前，摩尔先生对我的学习成绩进行了考试。　　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找到旅馆来，坚持要我住到他家里去。托马斯先生一开始属于伦敦差遣会，后来成了联合教堂的牧师。在他家里，我一直住到2月24日赴芝罘（烟台）为止。27日，我到达烟台，受到了我将来的同事劳顿（）先生的热烈欢迎。　　4浸礼差遣会在中国经历的早期考验　　1860年，烟台、天津和牛庄（今牟平）首先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列强在北京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使馆。原来住在上海和宁波的一些传教士随之到了中国的北方，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气候对他们来说更适合一些，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离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更近一些。在这之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福音会已在中国中部开展工作，但由于经费困难，它的一些成员申请加入了英国浸礼会。其中霍尔博士、荷兰传教士克劳克斯先生（来于刚果教堂的霍尔曼·本特丽女士的父亲）是第一批获得接受者。1860年，浸礼会决定在烟台开设一个基地，于是乎霍尔博士和克劳克斯便被派到了烟台。戴德生先生——原先也是福音派的成员，也申请加入浸礼会，条件是给他配备五名工作人员。这个要求没能获得同意，戴德生先生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内地会——前文已作了介绍。在我来中国之前，浸礼会遭受了巨大损失：霍尔博士染上霍乱去世，他是在照料霍乱病人时被感染的，到烟台还不到一年；而克劳克斯先生不久回了英国；另外两个成员，麦克米甘（）先生和金顿（）先生，在一两年后也奉命回国。在我来中国传教的申请被浸礼会接受的那年（1869年），劳顿先生是浸礼会在烟台的唯一代表。他拥有杰出的禀赋，并富于献身精神。不幸的是，不久我就丧失了从他那卓越的头脑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接受教益的机会，因为就在这年六月，他患伤寒去世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烟台的同仁

　　在我到达烟台时，那里有几个非常杰出的教会同仁。韦廉臣牧师（），是一位法学博士，在伦敦传教会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乘坐同一条船来国外传教，一开始定居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成效非同一般，在十二个月之内，就用中文写了一部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勤奋付出沉重代价：身体累垮了，只好奉命回国修养。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有作为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代理人重返中国，在烟台开关后，定居在烟台。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本游记，为此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无论是从体格、智力还是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不久，他发表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一书，影响巨大；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生平》，也非同凡响。晚年，他创立了广学会。1891年，我接替他做了该会的秘书。　　倪维思（）牧师是美国长老会的成员。他是一个非常可亲可近的同事，在来新开放的烟台之前，已在宁波和杭州住了多年。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大会上，他被选举为美国小组的主席。当时不列颠小组的主席是戴维·希尔（）牧师。　　也属于美国长老会的亨特·考比特牧师，曾与韦廉臣博士同船由上海北上烟台，不幸在山东半岛的海角处遭遇海难。其中一位遇难者在描述险情时，无意中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写的居然是他们“在海里登岸”。考比特先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音布道者，走遍了山东东部地区的角角落落。在他后来一次回美国休假期间，被选为长老会会议的主席。他结了三次婚，有好几个孩子。他的第三任妻子后来经常讲起下面这个有关她自己的故事：一次，她儿子在学年末没得到奖励，使她感到非常伤心。她责备儿子，说他是考比特家中第一个没拿到年终奖金的孩子。“但是，妈妈！”他哭着，一边用抱怨的眼光看着她，说：“他们的妈妈多么聪明啊！”　　狄考文先生（）同样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在中国，他是通过科学教育来推动传教工作的伟大先驱者。在访问烟台时，他做了一个化学方面的非常有趣的报告，并带去了一大堆科研仪器。我曾经作为他的助手帮助进行示范操作。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维思、考比特和狄考文——那么，说他们工作的价值十倍于在他们身上的投入，决非过誉之辞。　　J·B·郝维尔（）牧师来于美国浸礼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和信任。当太平天国叛军进攻滕州府时——那时他正生活在那里，城门关闭了，好多士绅被关在了城外。除了郝维尔先生，没有谁能够说服守城的官员打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去。　　罗伯特·利磊（）先生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师到来之前，他是在中国的最诙谐有趣的外国人。几年以后，他回到纽约，参与了《世纪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路过纽约时，我访问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满头银发的妇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去协助完成一本由阿普尔顿（）主编的百科全书。“他在这里时，我们费尽心思想把他转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说，“可是他坚持认为，有限的专制更好一些”。他去世于1914年。　　6天津惨案　　为劳顿先生举行葬礼的那天，在公墓进行的仪式尚未结束，我们都被一声突然的炮响吓了一跳，那是从一艘刚刚到达的轮船上发射的。我们赶紧返回住处，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船长带回了有关天津惨案的可怕消息，法国领事和她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惨遭杀戮 。谣言迅速传开，说在每个商埠，都将出现一次排外仇外的浪潮。于是，在烟台的外国人立即组织了一只志愿保安队，我也参加了。连着许多天，我们密切关注着当地中国人的动向，以防止他们进攻我们的驻地。 　　我的同事去世后，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以便尽快掌握它。因为，作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它的传教事业的所有职责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四顾苍茫，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我唯一的依靠了，而正是凭了它，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决定走怎样的路，学会了如何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　　7第一个皈依者，1870年　　在允许他进入教堂之前，我对第一个在我手里皈依上帝的人进行了考核。我问：“在上帝的眼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那人伤心地回答：“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大大的罪人”。　　我的心被震了一下，为回答者的坦白，也为自己所提问题的愚蠢，并意识到那人在精神上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问题了。这个人的经历很有趣。多年以后，罗伯斯顿（）先生在黑龙江附近新开了一个基地，属于他所在的长老会。一天，一个男子从附近地区来到教堂，告诉牧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你属于那个教派？”　　“浸礼会”　　“谁是你的引导者?”　　“烟台的李提摩太”，他提的是我的中文名字。　　“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　　“十九年”　　“你住的村里还有其他基督徒吗？”　　“没了。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是基督徒”　　罗伯斯顿先生有点怀疑他的基督徒身份，他认为，像这个人那样，处在不信教的邻居之间，没有牧师也没有旅行传道者去访问他、帮助他，是不可能坚守基督徒的本分的。当地的牧师建议让他做一次祈祷，据此可以很容易地判断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人一祈祷，所有对他的怀疑便烟消云散了：他的祈祷是那样娴熟，那样投入，说明他每天在都跟主进行交流。　　我很幸运，从当地人中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助手。他姓程（），是前太平天国的一个文职官员，从劳顿先生那里接受的神学训练。在我早年活动于烟台期间，他在曼彻斯特的克劳斯文纳（）教堂的资助下进行工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来

　　1870年十二月，医生传教士布朗博士从爱丁堡来到烟台，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中来。有这么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奉献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兴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事件。那还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人骑马去离烟台港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内地城市访查。途中停下来小憩时，布朗博士的马带着鞍子和笼头跑开了。我催马疾驰，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缰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脚挂在自己的马背上，而两手却抓在了另一匹马的脖子上。两匹马一齐向前飞奔，情况十分危险。幸运的是，一条宽阔的运河挡住了去路，两匹马停下来了，我得以调整好姿势，将那逃逸的马安全地控制住。　　9在山东半岛推销福音　　因为渴望自己到周围的乡村看一看，这年十二月，在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罗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进行了一次旅游。我们一路上散发圣经小册子，参观了山东半岛上的各个主要城市和商贸中心，行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回来后，我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烟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东半岛，没有人从事传教工作。我建议他们从信徒中选择一人，作为传教士派出去。他们真诚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确定了人选，并承诺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们当地教堂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　　10满洲之行　　1871年，我共出游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烟台附近的地区转悠，但第五次的里程却达六百英里，穿越满洲到了朝鲜。同伴还是罗伯特·利磊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知之甚少，只知道任何偷渡的企图都会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进行的是一次冒险之旅，并且确确实实，在朝鲜差一点没能逃脱对方的追捕。　　（1）海上惊魂　　我们遭遇的第一次危险是令人惊恐的渡船失事。那时，我们乘坐一艘德国帆船，借着强劲的南风由烟台驶往牛庄——满洲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第二天清晨，我们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床铺上掀了下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浅水里，高高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猛烈地撞击着船底。船厅里的大镜子摔在甲板上，成了千百块碎片。船长把航海图放在驾驶台上，哆哆嗦嗦的手里拿着罗盘，说：“去年我损失了她的两条桅杆，现在她要整个地离去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他指着海图上河口南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没能算准风速，被强大的南风吹过了头，导致搁浅在河口外边的浅水里。因而，只要我们抢风向西南方转向，很快就会进入深水区。他照做了，我们安全到达了牛庄，只是船底的铜包板略有损伤。　　（2）途中中暑　　第二次危险是由于对气候的疏忽造成的。六到八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洪水和泥泞使我们寸步难行。在被迫等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租到愿意冒险去奉天（）的马车了，尽管我们走的是通往这个满洲首府城市的主要道路。最后我们租到了三辆马车，每辆车由两头骡子驾驶。车上除了我们和两个中国仆人坐的地方外，满载着《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出发的那一天，我的头疼得厉害。沃森（）博士——在牛庄的六个外国人之一——极力劝我等一天再启程，因为他担心我有点轻度中暑，但是，因为为了等车就耽误了两个礼拜，我坚决主张立即动身。路上，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颠簸起伏的车里坐不住，眼睛也睁不开，太阳的光线照射在上面，感觉像针刺一样。我的朋友利磊先生让我抓着他的胳膊，两人靠在一起，一天时间往前蹭了大约三十里（一里约三分之一英里），天黑时到达牛庄城——牛庄港就是由此得名的。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得头疼得更厉害了，大家决定让我服用一些鸦片酊，以便入睡。我们带着一个小药箱，但不幸得很，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却忘记带了。到底应服多大剂量，我们凭自己的记忆各执己见。利磊建议我服的剂量大一些，因为当时只有他懂一些医术，这事就交给他了。很快，我就进入了沉沉梦乡；一觉醒来，头一点都不疼了。多年以后，我在翻阅《柳叶刀》杂志时读到，治疗中暑的最好药物是“一剂高效的鸦片酊”。这就是说，我们瞎猫碰着死老鼠，发现了最好的处方。　　为避免再度中暑，我把一个枕头绑在了头上，因为它具有很好的隔热功能。这样一路走过去。对欧洲人来说，我的形象算得上稀奇古怪了，然而，中国人对我的“帽子”一点都不在意，却反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利磊带的头盔上。“看啊，那家火头上戴着一个洗手盆！”他们喊道。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遭遇劫匪

　　在满洲里，我们接下来遭遇的危险与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有关。离开奉天后，我们继续向东走。人们告诉我们，满洲里乡野间的劫匪成群结队，横行不法。一个午夜，我们住宿的旅馆的大门被敲得砰砰响，一伙赶马车的人喊着要老板开门，放他们进去。一伙匪徒突袭了在我们前面路上的那家他们所住宿的旅馆，他们吓得赶紧牵着骡子逃了出来，把车和货物扔在那里，任凭劫匪们处置。　　第二天，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们的中国仆人害怕了，要求返回烟台，然而，看到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后，自尊心又使他们不好意思离开，尽管我们打算给他们提供返程的费用。于是我们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以便在有人遭到抢劫时，其他人那里还会剩下一些。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这样一个银疙瘩必须送到铁匠那里，加热至发红，敲成薄片，然后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块。我们把这样的方块缝进衣服不同的地方。如此这般做好防范抢劫的准备后，我们动身时天已经不早了。　　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带着武器，肩上斜挂着一杆长矛或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边的山谷前进，时刻保持警戒。突然，有人喊了起来：“有土匪！”我们看到，在我们前方的河对岸，有一些帐篷，有十一个骑马的人正向我们打算前往住宿的旅馆跑去。看到他们会在我们进入旅馆之前将我们截住，我们调转马头，向一所我们刚刚路过的农家院落奔去。在门口，我们遇到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问她能不能让我们把马车赶进院子里，等土匪走后再上路。她属于那种最高尚的人，立即邀请我们进去，嘴里说着：“我有一些庄客在地里干活，这就派我女儿去把他们喊回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路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的”。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院子，关上了大门。　　田野上覆盖着丰收在望的高粱，弯弯曲曲的道路在其间时隐时现。劫匪骑马向这边奔来，我们却看不见，因为那高粱实在太高了，但当他们挨近时，我们能够听见他们的马的蹄子敲在地上的啪嗒声。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大门内。直到转过一个街角，在十码的距离之内，骑马的劫匪才发现了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站在面前，他们吓坏了，大喊起来：“哎呀！了不得了！”立即调转马头，跑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一枪，给他们的同伙发了个信号。一会儿，我们发现有另外十一个人，从帐篷那边策马跑来，增援他们的同伙。　　与此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把手中的左轮手枪派上用场。我们在烟台的朋友坚持认为，在充满危险的乡野间旅行，应当带上它们用以自卫。但是，拿着枪去射击我们前来拯救的中国人，我们中哪个人对这样的想法都不感兴趣。最后，我们决定，一旦万不得已，就让承诺保护我们的庄客使用这些枪。于是，把它们插进草料房中的干草堆里，我们赤手空拳地来到门外。　　第二次出现时，劫匪们小心翼翼地转过街角，向大门口蹭过来，手里握着来福枪和（）。在他们停下来的那几秒钟里，周围像死一样寂静。然后其中一个向另一个看起来像他们的头目的人开口了：“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能听懂一点。于是他们就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是干什么生意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是卖书的。　　“什么书？”他们问。　　利磊是个很诙谐的人，他回答：“劝人行善的书”。　　“你是说车上装的都是书？”　　“是的，确实如此。”我们回答：“我们打算送你们一些”。　　于是我们向马车走去，每人抱出了一大堆。我们打开大门，向那些骑在马上的人走去，把书放在他们面前。这时我们看到，他们的枪机都打开着，但由于害怕，手却在发抖。他们谢绝了我们的送书，因为他们看不懂。我们劝他们把书收起来，送给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拒绝了，因为他们朋友们也都是文盲。他们说，他们不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听说有一些外国人途径此地，因为以前从来没见过，只是想来见识见识而已。在请求我们不要向地方官员透露他们的行踪后，他们拨转马头，离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三枪，作为给他们的党徒的另一个信号。于是，危险过去了，我们都平安无事。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萨尔浒

　　刚刚躲过了这一劫，我们又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接近了萨尔浒。这是我们途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利磊带着马车先行一步，去安排旅馆；我在一个村子里留下来，打算卖一些书。令我吃惊的是，整个村子就像一个死者之城：有房子，但没有一个活的灵魂。我走到几个十字路口，同样空无一人。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都用土砖封起来了。这种情景很不寻常。然而，透过土砖中的一个洞，我看到里边有人在活动，仔细一听，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没有想是不是会发生危险，我大声喊“卖书了！”过了一会儿，从旁边一条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出一个男子。我把书拿给他，他翻了一下。听了我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他马上就断定我是个外国人，并且只有我自己，因而没什么可害怕的。他向其他人喊话，让他们过来。很快，我的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书也卖了不少，但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门窗堵起来。　　在往城中心走的路上，每隔不远的就有一个哨兵，手里拿着武器。到城中心时，我远远看到在一个旅馆的门前聚集着一群人，原来那正是我的朋友入住的旅馆。因为充满了全副武装的人，整个城市才显得有了点活气。我们在平静之中吃了晚饭，安歇之前打算再去检查一下我们的马车。刚一出门，就有一发子弹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我们弄不明白它是从什么方向射过来的。赶车的人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最好继续赶路。　　于是，我们决定夜里轮流警戒。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欧德里几何对我这么有用：我凭记忆温习它的第一册，由一个定理推导另一个定理，以此来保持头脑警觉。　　第二天凌晨，透过挂在旅馆的公共间和我们房间的软帘，我看到一头骡子走出去了，明显是从后院经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门。几秒钟后，又过去一头骡子，然后又一头，又一头……我向利磊大喊：“快起来，有人把我们的骡子牵走了！”我们冲进大厅，发现只有一头骡子在那儿吃草料。原来，每当它身子探进射入我们房间的日光中的时候，通过影子看起来就好像它向前边的门口走去。事实上，是同一头骡子在不断地“走过去”又“走过去”。白忙活了一场，我们相视开怀大笑。　　起床后，我们问开店的老板，为什么整个城里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他反问：“难道你们不知道？到处传说有土匪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打劫。因此，当你们出现时，人们都怀疑你们是土匪”。　　（5）凌开 　　与劫匪当面接触过，又与防范劫匪的民众打过交道后，知道了人们对我们产生敌意的原因，我们以一种轻松得多了的心态继续前进。然而，荒诞无稽的谣言，比真实的报道传播得更快。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憩息地——凌开时，我们在任何旅馆都找不到房间，旅店老板们被外国劫匪吓坏了。终于，在小城的东部，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客店。这次，我们自己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个中国仆人前去打探情况。还有可供我们住宿的房间。门被用力打开了，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了院子。但是，一看到我们，店主就高声喊没房间了。他非常害怕，赶紧钻进旅馆的大厅里，那里有很多客人和仆人围着他，做好了应付针对他们的任何攻击的准备。他们看起来都很恐惧。店主争辩说，确实一个房间也没有剩下；我们解释道：我们已去过城里的所有旅馆，都没有地方，如果他这里也确实没有房间，我们就睡在马车里。　　于是，我们走出来，两人一组钻进马车里，打算在里边过夜，尽管我们很快就发现，睡在外面实在太冷了。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说：“你们不能在车里停留，太冷了。你们住我的房间吧，我去跟别人搭伙”。我们很高兴地跟着他进了房间。里边的炕洞里火焰熊熊，温暖如春。炕是一种用泥坯做的床，在每间睡房里都能见到。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晚餐。晚饭还没有吃完，就听到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老爷来了！”进来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脚登长靴，帽子上有一个白色石料的顶子。他是应店主的请求，来告诉我们，已经为我们找好了另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对他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说，有一位先生已经很客气地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们，我们不想再换地方了。在这个旅馆里，我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6）老城：满族的古都　　我们的下一站是老城 。这一带是满族的老家，老城是满族人的祖先留下来的一座城堡。它建筑在一片岩基上，临水的三面峭壁耸立，只有一面容易通过。因而，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天然堡垒。我们所寄宿的旅馆显然曾经是一所监狱，因为，对应着每个客人睡的地方，都有一个连在炕沿之上的坚固的铁环，那一定是用来拴犯人们的手铐或辫子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出卖书。一个人朝向城东，另一个人去往城西。每个人身边都围着一大群人，他们都很急切地要见识一下来到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翻翻他带来的书。当我正在向周围的人讲解书里的意思时，出现了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穿着一身油腻腻的衣服，手里握着一根结实的马鞭子，目露凶光。他在人群中向外挥舞着鞭子，吆喝着人们不要靠得太近。于是人群在我周围远远围了一个圈。因为他那凶恶的态度，没有人敢靠近。鉴于这种情况，我告诫他说：“你要干什么？为什么干涉我的工作？我是奉了皇帝的指令来卖书的，你怎么敢阻止大家过来买书呢，如果他们自己想买的话？”听我说这话时，那人把眼光投向了我的身后，围观的其他人也是如此。转过身来，我发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个政府官员，穿着官服，帽顶上嵌一块蓝色宝石 。听说是皇帝准许我卖书的，他变得非常谦卑。我的书得以卖出了一些。这天晚上，我了解到我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与他打交道的是一位帽子上镶有红宝石的朝廷高官 。　　两位朝廷命官可能在那天晚上进行了协商，因为第二天一早，官职较高的那位送来了他的名刺，说我们作为陌生人，在陌生的土地上旅游，肯定会遭遇到由无知小民造成的麻烦，因而他给我们派来了六名卫兵，由他们护送我们走完整个旅程。使我们高兴是，这些时并对我们非常友好，每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时，他们都帮助我们卖书。当我们走到他们长官的管辖区的边境时，他们表示希望能陪我们走完全程，回到他们的老家——山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朝鲜边境探险

　　（7）非同寻常的通货　　到达处于满洲和朝鲜边境的弓长（）时，我们发现当地流通的货币非常混乱。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一套计算法，因为我们发现，直截了当的算术计算会使我们遭到灭顶之灾。在那一带，十六文被当作一百文计算，一百六十文被算作一千文。原因是，以前这儿有一位将军，长期拖欠士兵军饷，在离任时，每一百文欠饷他只能支付十六文。从那以后，这种折算法大行其道。这本来已经够糟了，谁知当我们使用支票时，情况变得更糟。我们把身上携带的银子兑换成现金时，每两换到面值为一万四千文的支票，可是当我们把支票再兑换成流通的制钱时，怎么也不可能按面值兑现，而只能得到一万文铜钱。由此，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满洲边境，贫苦小民便只能听任各自为政的地方官员和当地资本所有者的盘剥了。　　（8）奇景怪事种种　　这些天里，我们碰上了一种奇异的地质构造：所有的路都依地势曲折盘旋，交错相叠，仿佛一本书里不同的码页。面对这种地形，任何一个地质学家都会兴高采烈。在穿过一片高产的肥沃的土地之后，我们来到了鸭绿江畔。在这里，脚下柔软的青草地使我们感到仿佛行走在家乡的草坪上。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穿行在两边大树高耸的壮丽的林间道里，头顶上的树枝间悬挂着藤繁叶茂、果实累累的野葡萄。梨子腐烂在地上，连猪都不吃。与此同时，我们了解到，在相距三十英里的朝鲜境内，正发生一场严重饥荒，为了活命，母亲们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孩子以换取食物。所有这些灾难都缘于人们对交通和通讯的意义的无知。　　（9）朝鲜边境探险　　离满洲-朝鲜边境最近的一座城是凤凰城。凤凰城的对过就是朝鲜的国门，它建在一片平原上，是边境的标志物，但却没有城墙。城外有一片两不管的中间地带，宽度从十英里到五十英里不等。一般来说，其间既没有中国人也没有朝鲜人居住，这是为了避免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他们的观念实在太原始了！到达凤凰城时，我们看到大约一千名士兵在行军中。军官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追捕一个叫刘金开的人，他大概就躲藏在这片两不管地区里。他是一个反叛者，一度僭夺了政府的权力，像一个地方官一样发布号令。有大约六百名喽罗追随他。　　因为这些军队一时还不打算离开凤凰城，我们等不及跟随着他们，在他们的保护下旅行，我们决定自己冒险进入朝鲜境内。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我们翻过一座小山，来到下面的山谷里。沿着山谷流出一条清澈的小溪，小溪的岸边是一片地毯一样绿油油的草地。我们在草地上停下来休息，吃了点干粮，喝了一肚子甘洌的山泉。刚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我们发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中国人，他指着远处的一座山峰，说：“那两个人是刘金开的哨探，他们不会给你们好果子吃的。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因为他有六百名士兵埋伏在前面那个山谷里”。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我们看到有两个骑在马上的人，穿着一种很特殊的衣服。听到这些，我们赶紧上了车，告诉赶车的原路返回，越快越好。回到凤凰城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关于刘金开的传奇事迹。在满洲的这个角落，地方长官远在五百里之外，因而，任何村子里发生纷争，双方都得经过长途跋涉，到行政长官那儿解决争端。为了节约时间，减少麻烦，刘金开便担当起了仲裁者的角色。因为刘金开为老百姓提了这样的便利，老百姓遇到麻烦时，总是到刘那儿请求帮助。这样，刘金开的名声和影响力迅速扩大。当地人没有把他看作一个反叛者，而是看作一个狭义之士。　　（10）糟糕的政府　　满洲的冬天，路冻得像铁一样坚硬。在通往牛庄的起起伏伏的公路上，成百上千的农民的马车时上时下，艰难地前进。除了一两条主要公路外，事实上大多数村庄没有通公路。因而，马车以干涸的河床作为通行之路。那些河尽管在雨季会泛滥，洪水过后很快就会干涸。农民们赶着马车行使在满是石头的河床上，时常被巨大的石块挡住去路。为克服这样的困难，赶车者往往几个人结伴而行。这样，当一辆车陷入深坑，或碰上一块大石头，驾车的骡子无能为力时，会有五到十头骡子从其它车上解下来套上，以此保障车队继续前进。因为城市——地方行政长官住在那里为老百姓主持公道，银行在那里兑换银子和纸币，农民在那里买卖他们的产品——大都坐落在五百里之外，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沉重了，只能忍受而已。　　政府对老百姓的安危漠不关心，难怪农民们都认为，每个冬天付给土匪们一笔保护费，是合算的，那会使他们能够安全旅行，不用担心被土匪劫掠。交了保护费的马车插着土匪们认识的旗子，土匪们有时会安全地护送他们通过一些危险地带。　　至于旅馆中的设施，除了炕洞里的柴火令人欢喜外，别的就乏善可陈了。在一个旅馆里，我们和另外三十七个人挤在一盘大炕上，其中一个是个女的。看到民众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遭受痛苦，而那些正在改善现状的人被政府视为叛乱者，我们感到，地球上这个黑暗的角落，确实充满了冷酷和残忍。在启程返回牛庄时，我们怀疑是否会有那一天，这块土地，这块从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流奶与蜜”的土地，会被妥当地加以管理，这里的人民会过上一种幸福昌盛的生活。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收效甚微的街头布道

　　1872年，回到烟台的住地后，我每天都去小礼拜堂布道，就像当时所有的传教士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当时我发现这种布道没什么成效，因而感到十分丧气。我了解到，当地很多做生意的人一起立了一个誓约，表示绝不进礼拜堂去支持外国人的布道。因而，那些参与、聆听布道的，大部分是来于农村的、偶然路过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来看看外国人和他们那野蛮人的服饰。　　在烟台的前两年，我尽力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传播福音，但取得的成就却不值得一提。从那以后，我开始实施“寻找上等人”的计划，如同我们的主所指示的。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我们播种福音的种子。　　12拜访一个晒盐老人，也许是一个隐居的景教徒　　听说在距烟台大约八英里的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很虔诚的人，我托人捎信询问，可不可以前去拜访他。他回信说见到我他会很高兴。他是一个晒盐人，通过把海水引进浅浅的盐池，蒸发掉水分，来生产食盐。他的年龄在六十岁上下。我带去了一些福音书、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集作为礼物，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坚持留我一起吃饭。席间我们就宗教问题交换了看法。后来，他把我领进了里边一间房子，那房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是我每天做礼拜的地方”。　　当我把赞美诗集拿给他时，他挑出其中的一首赞美诗——它歌咏的是尘世的飘忽无常——对我说：“这首诗是属于我们的”。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一派在做礼拜时一直使用这首赞美诗。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宗教的另外一些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像他这一类的人，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意识到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比我的要早的多，而且有一种令我震惊的深度。在度过了长长的、快乐的一天之后，他坚持陪伴我翻过山岭，返回烟台。尽管在路上我多次请他留步，他还是陪我走完了全程，一直把我送到我所居住的医院的门口。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我经常想，即使他不是个基督徒，无论如何，他离天堂的大门也不会太远。那时，我对中国人的语言和他们的宗教史的知识还很贫乏，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传教机会。　　13回龙山庙会　　我打算同一位当地的布道者一起到农村去，看看在人特别多的场所布道会有什么效果。我听说，在春天，许多地方都有规模盛大的庙会，周围各地的群众都前去参加。每年，一些著名的寺庙都举办这样的集会。许多村里的村民排着队，挥舞着彩旗，打着鼓，敲着锣，到庙里来进香祈祷。中午以后，各队进香者的朝拜活动都结束了，所有的人便都去赶集。集市上出卖的有马、骡子、驴子、牛，以及各种各样的农具。　　山东半岛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是回龙山庙会。回龙山靠近宋村的集贸市场，山上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寺庙。　　我骑上马前往宋村，后面带着两头骡子，一头驮着我的助手，另一头驮着两箱子的福音书、小册子和其它书籍。我自己先到达一步。走进一个旅馆，却被告知没有房间了。在当地仅有的另外一家旅馆里，得到的是同样的答复。我想其中缘故，可能是店老板不打算“窝藏”一个外国人。对此，我并没有任何沮丧之感，因为我确信，如果我蒙召在那儿工作，上帝会为我指示前路的。我催马走到街中央的一块大石头旁边，从马上跳下来，坐在石头上，手里握着马的缰绳。一会儿，四周就聚了一大群人。　　“你打算喂喂你的马吗？”有一个人问我。　　“当然！”我回答，“但是，在哪里喂呢？”　　“把它交给我吧！让我来照料它好了。”他将马牵进了我曾去预定房间的第一家旅馆。我自己仍然坐在那块大石头上。　　在十分钟之内，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存在，和我的意图——找一个住宿的地方。　　没多久，一个系着一条油腻腻的围裙的厨师走向前来，说：“我们老爷听说旅馆怕出事，拒绝你住宿。他有一所空房子，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欢迎你住在那里。”　　我跟他去了。到了以后发现，那所空房子住起来比任何一家旅馆都更舒适。我的主人是当地的领袖人物。他的曾祖曾是某个省的最高长官。因为庙会要等到两个礼拜后才开始，他让我这段时间一直住在他家里。他有两个儿子，与我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正在攻读，准备秀才（一般说来，相当于我们的学士学位）考试。他们都非常有才气，都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那些知识是他们从书本里学不到的。附近村里的校长们都来看望我，就外国的文明和宗教，我们进行了多次长谈。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一些关于他们的宗教和文明的知识。在没有访问者“围困”的时候，我自己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　　在庙会开始前的一两天，我提出去参观一下山上的寺庙。主人的一个儿子陪我前往。那是一座香火非常旺盛的寺庙，由一些和尚主持。我问在庙会期间可不可以向群众发表演讲。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位年轻人问我打算站在什么地方演讲。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在两个院子之间有一座塔，向两边的视野都不错，于是就选中它作为届时向群众布道的讲台。那年轻人告诉和尚在塔旁边放一架梯子，以便到时候我能轻松地爬上去。　　庙会那天，我起身向山上走去，看到人山人海，没有一个空闲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农产农需品都有人销售。我的身边围了一大群人，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挤过来，要看看外国人长得什么样子，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简直寸步难行，左冲右突向山上的寺庙移动，最后按时到达了那里。梯子早已准备好了，我登上塔去。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对四周发生的一切我都一览无余。整个上午，都在进行一系列的参拜仪式：伴着音乐、彩旗和锣鼓，来于周围各个村庄的代表队轮流进入庙里，在神像面前焚香、鞠躬。乐器有鼓、锣、铙钹等，敲起来无休无止，既杂乱又热闹。到中午时分，最后一个村庄向神明表达了他们的敬意，噪音终于平息了下来。　　我抓住这个机会，竭尽所能地向两个院子里的群众发表了一个长长的演讲。听着一个外国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对他们喋喋不休，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耐心。看到他们那么专注地听自己演讲，我差一点脱口说出其他传教士曾经说的那句话：“三寸簧舌倾天下”（英文原意：两唇之间吊千人）。然而，考虑到其中好多人的兴趣只是出于好奇，我又禁不住想，他们只是热衷于了解一些关于西方国家和西方宗教的事情。在演讲结束时，有好几个人走到我面前来，邀请我去他们村参观访问。　　这是我面向大群听众所做的最有纪念意义的布道尝试。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还不是最有效的传道方式。我同宋村那位士绅领袖和他的儿子建立的交情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他们每一次去烟台都忘不了去看望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尝试定居宁海

　　来烟台工作之初，我就感到在内地没有占领的情况下，那么多传教士大可不必都挤在这个偏处一角港口城市里。因而，我多次去内地旅行，对农村的情况进行考察，看是不是有开展传教工作的适宜环境。　　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个地方是宁海城 。它离烟台只有二十英里路。我觉得应该租一所房子，在那里住下来进行传教。但注定了我得到的只是失望。我委托租房的人一开始很成功，但一个外国人将要住在那里的消息一传开，麻烦就来了。房东被逮起来，拷问，投进了监狱。身处困境的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遭遇的麻烦，请求我想法搭救。　　我去拜访烟台的英国领事。领事认为，我们必须善始善终。他交给我一封写给宁海行政长官的信。但是，中国政府及其民众对外国人到底是什么态度，那时无论是领事还是我本人都心中无数。带着领事的信作为敲门砖，我到了城里，去拜会当地的长官。他立即穿上官服，以很高的规格接见了我，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友好。这是我第一次会见中国政府的官员。我返回了旅馆，期待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　　半个小时之内，那位官员到我住宿的旅馆回访了我。他同我正谈话间，有十多位当地的长者走了进来，对那官员行跪拜礼，请求不要租给外国人任何房子。那位地方官回答说，他没有禁止租房的权力，但租不租房子取决于我。于是他们转向我，跪在地上请求我不要坚持租房子。因为那时我对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只好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没有权力改变领事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任何违犯中英合约的有关规定的地方，我要求他们释放房东，并免与惩罚。但这次会见没取得什么成果。　　考虑到我拥有对房子的使用权，我便住进去了。那些在烟台取得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的中国人，用这样一些歪诗表达他们的愤恨之情：　　谁想把自己毁掉　　去给洋鬼子抬轿　　这首诗，在宁海的大街小巷传唱，将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成仇视的火焰，而我的行动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碎石和土块，晚上则借夜色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我的中国仆人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恶劣待遇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诉。然而，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在向浸礼会传教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声明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诉求政府官员的帮助。　　因此，我所做的是，去寻求主的启示，按照他的告诫行动。我的心中出现了这样两个想法：一是，如果确实是上帝召唤我，让我做了一个传教士，他会在同时安排了某些中国人来聆听我传布的福音。看来在宁海没有上帝预备的来接受福音的人。二是——进一步说，我们的主的教言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人迫害你，就躲开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我决定离开，感到似乎有人在这样安慰我：上帝已经安排好了另外的地方，那儿的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倾听我的声音。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有向地方官和士绅长老们说一句告别的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访一位虔诚的真理追求者

　　在我所有访问过的城市中，下一个就是在烟台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了。在那里我停留了两个礼拜。有一次，在街头布道完之后，我同两个佛教的高僧谈了起来。他们自由地讨论佛教和基督教的优越性。一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到了旅馆，向我提了两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上帝接纳了，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以及：“为什么说基督徒有必要为人类牺牲自己？”　　另一位姓刘的男子拥有求道者的美誉，对他的访问使我受益非浅。任何一个有志于传教的人在出来之前，掌握一些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得到的知识都会大有好处。下面是我当时写的一封信的节录：　　我进入了一个长而窄的房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库房，因为两边都铺着麦秸，中间只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摆着一张桌子。刘面向我们坐在那儿，在他的右面墙上，有这所房子唯一的一个窗子。在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是孔子学派的著作，一本是道家的（《道德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我问哪一本书揭示的是真理，他回答说它们揭示的都是真理，每一本书都来于上天的启示。这不是他的即兴随意之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放在他面前的《新约》，提了几个问题，想确定他的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另外一些人走了进来，其中两人对我们的问答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一个躺到了麦秸上，不时地发表一下自己的论点；另一个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像一尊雕像一样静静地站在过道之间。在门口，另外有些人在聊天，说笑话，对外国人的到访漠不关心。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刘到我那儿去，同我进行了另一次交谈。　　尽管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人，但与他们的会见影响了我的未来，后来发生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莱阳拜访了这位姓刘的先生后，我意识到，发明一些手段将中国的哲学家们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是很必要的。迷信使他们的心智被阴阳和五行观念禁锢着——他们用阴阳五行模式解释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迹。驱除他们的无知的办法之一就是做一些讲座，通过物理和化学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概念灌输给他们。回烟台后，我通过直观演示法给我的中国助手做过这类实验。　　16一个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绝妙好辞　　1872年春天，我试行了一种新的传教方式，从此以后，这种方法我屡试不爽，因为在同有头脑的中国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可能性。　　一份上海的报纸（可能是林乐知先生主持创办的）提供奖金，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要求应征者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　　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学士）带他的孩子到烟台，请布朗医生为他医治眼疾。在医院期间，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籍，其中有《圣约翰福音》和我们的一些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了上面提到的征文启事，于是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精彩论文。我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了英语，寄给了浸礼会差会。下面是论文的摘录：　　我就像海中的盐，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你却看不见它；我是花儿的芬芳，你把花掐下来，但它已远离了你的把握。人们认为我居于有形之物，但他们在任何有形之物里都找不到我的踪迹；偶尔他们会与我照面，但他们却不知那就是我，因为我的面容使他们犯错；那些能认出我的人，才是我的真正信奉者。　　那些能够被分裂、赋形、杀死的都是具体之物，但我是那惟一的整体，渗透一切，却没有形状；你抬起头来，向高处找我，却不知我就在下面；你在前面寻找我，紧紧的追逐我的踪迹，却不知我也会在你的身后。　　在太阳底下所有奇妙的事物之中，最伟大的奇迹是永远存在的客观真实。　　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又不同于物。我就是世界，这世界就是我。我存在，世界与我一分为二。我就是圣父，圣父就在我身上。我存在，圣父与我并不相互拥有。　　我既不休息也不行动。那些真正信奉我的人将获得人生的准则。那些热爱永生的上帝的人将成为永生的灵魂。那些不信奉我的人只是行尸走肉。　　尽管这位中国神秘主义者是在一种充满激情的精神状态中写的这篇文章的，传教士委员会很恰当地判定，它所阐述的观点不足以对英国的基督徒有所启发。因此，这篇翻译稿，尽管本身非常有趣，却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第一次访问济南府

　　1873年秋，同我的朋友利磊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一起——他们都是烟台长老会联合会的成员——我访问了济南。济南是山东省的首府，距离烟台超过三百英里。在那里，我们得以领略了也许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教育制度的运作情况。那时候，中华帝国一千四百个县的学者每年都要参加由政府的监考官主持的升学考试。秀才学位每三年授予一次，同时在全国各地举行，紧接着秀才们作为候选人云集各自的省府参加举人（相当于我们的硕士学位）考试。我们发现参加考试的差不多有一万两千人，但只有最优秀的九十五名能够获得学位。文科考试结束后，马上还要举行一次武科考试，参加的候选人有数千之多。我们接触的文科考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因为在杭州，同样的学者领导过针对外国人的骚乱，所以遇到他们时我们小心翼翼，不敢造次，但混杂于武科学生中间时，我们感到自由多了。　　麦金太尔先生和利磊先生在考试举行后不久就返回烟台了，但我留在那里一直待了五个月。　　18济南府的浸礼信徒　　 这时，我遇到了一位来自于河南省的下级军官，他多次到我住的旅馆来看我，要求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后，在城里美丽的湖水里我为他举行了浸洗礼。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浸洗仪式。两个男人走进城西南郊清澈的湖水里，这种景象很快吸引了一大群围观者。仪式一结束，那位军官就回到岸上，不顾衣服上依然滴着水，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围观的群众解释仪式的含义。　　奇怪得很，就在同一天，留在烟台的程牧师也为两个皈依者举行了洗礼，一个是王先生派去授课的，另一个则由刘先生所差遣。王、刘二先生是莱阳人，前面已提到。　　19济南府的回教徒　　在济南居留期间，我发现了两个很大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拥有大批信徒。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向他们打听是否《古兰经》已被翻译成了中文，他们告诉我没有翻译过来，尽管已有两本中文书籍（非卖品）讲解伊斯兰信仰的真义。同时，我也了解到，尽管伊斯兰教徒投入大量的时间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般说来，他们对中国文学却令人可悲地无知。　　20麦考文，济南府的第一个长老会传教士　　直到那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过一本供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基督教书籍。然而，在青州府，住着一位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叫麦考文（），他是在我来访问前一年从北京转到济南的，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传教士，曾跟长老会中一些资深传教士一起出版过一本在中国的传教规范。由此，他开始研究伊斯兰教义，打算写一本供它的支持者使用的小册子。从他动手准备到现在，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遗憾的是，还没有任何一位传教士就这个题目用中文出版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在济南府，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卡洛斯特（）先生，他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然而，这两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神状态之中，克服这种状态的主要困难是他们的观点过于僵硬，并且缺乏对中国环境的适应能力。　　第二点由麦考文先生的着装这种事情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因为中国人的居室和旅馆里没有火炉，我们外国人的冬装不足以御寒。于是乎，麦考文先生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皮袄，跟中国人的样式——里边是长袍，外罩一件马褂——不一样，而是类似我们外国人穿的大衣：以羊皮做里子，一片类似披肩的东西盖着两肩和胸部，后边部分却缝住了。　　在他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出现在街道上的第一天，看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这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哪！”他们大叫：“她不知道怎样做一件大衣！从前面和侧面看，他穿着马褂；但当他走过去，从后边看时，却看不到马褂了。谁见过跟这些鬼子一样荒唐的人？”　　当我告诉麦考文，说这种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嘲笑何辱骂使我无法忍受，他的回答尽管听起来漂亮，却不切实际：“我们必须超然物外”，他说。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作为人的本性所能忍受的程度。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住的旅馆（那时候，没有人敢租房子给外国人），显得非常沮丧，说：　　“理查德，我想请你帮个忙。”　　“非常愿意。帮什么呢？”　　“我已经得出了结论：原来以为上帝召唤我做一个传教士，现在看来这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如果是上帝指派我做一个传教士，他早就会使我拥有一些皈依的信徒了，但现在我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决定离开差会，好让委员会把钱用来资助那些真正蒙上帝召唤的人。我打算到任何一个通商口岸去，尽我的能力编写一些学校用的教材，以此来维持生计。我有一块钟表，是母亲送给我的，我不能失去它，希望你能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居下来为止”。　　“当然我将照看你的表。”我回答，“但你不认为，你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　　就这件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分手时我对他说：“为此再祈祷一次吧，在你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我们再谈一次”。　　几天以后，他又一次来拜访我，一见面就说：　　“我已经得出结论了：不论我们关于生活、宗教和差会的看法如何，总会有一条路绝对适合于我，它的价值永远也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　　我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这是一块磐石。站在上面，你的麻烦很快就会被克服的”。　　从那天开始，他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更有效率的工作者。他去世于1878年，因为精神上的问题早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麦考文的同事卡洛斯特

　　卡罗斯特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对于他认为是自己的职责的事，他同样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己多年来的工作毫无成效感到非常伤心，得出的结论是祈祷得不够。因而，有时他会在一种灵魂非常痛苦的状态里连着祈祷几个小时，不久就导致了精神的彻底崩溃，先是被送到北京，后来被送回美国老家。　　待在美国期间，为了寻得启示，他访问、研究了那儿所能找到的各种奇怪的宗教派别，但他回中国工作的渴望却有增无减。由于传教委员会不打算再派他出来，他去了海边，作为驶往巴勒斯坦的一艘轮船上的一名普通水手开始了他的旅行。在由雅法 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竟然碰上了罗马天主教驻济南的主教。卡洛斯特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次会面，更强化了他前往中国的渴望。他访问了巴勒斯坦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然后去了埃及，从埃及又乘船去了孟买。在孟买，他拜访了圣人鲍恩（），印度人对他敬若神明。在得到圣人的特别训示后，卡洛斯特又一次站在了桅杆下，开始了前往中国的航行。　　在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作者——其中包括早期的神父、中世纪的作者，直到现代的神秘主义者——所写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书籍，接受了许多奇怪的教条。比如说，认为身体上的毛孔是数不清的邪恶精灵进出肉体的大门。　　一到烟台，他就去拜访他的传教士老朋友们。看到他衣衫褴褛地出现在面前，他们吃惊不小，送给他钱让他去买一些新衣裳，但他一分钱都不要。他们偷着把一些碎银子塞进他的钱包里，但他发现后，把银子送给了路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他一路上为人看病，步行到了济南。当济南本地为数不多的几个基督徒看到他后，他们对他的形象同样非常吃惊，但他的归来使他们非常高兴，表示哪怕只剩最后一点食物，也会与他共享。　　有一段时间，他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在那里，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城里乞丐的救助工作中，无论是阿西西的圣方济（），还是任何其他苦修者，都没有像他那样投入地照顾穷人。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同他一起歇息在伦敦差遣会内达真（）医生的房子里；医生不在。晚上我睡在一张西式床上，而尔卡洛斯特则去医院跟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时分，他往往到我房间里来，躺在地板上，和我一起讨论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信仰，他的肚子里装满了这类学问。后来，在1889年我们家定居北京时，我们经常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来时经常带着一个中式面饼；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那种简单食物而不是吃我们做的饭菜。当我们请他留下过夜时，有时他也会接受，但他从来不睡床；经常是，他躺在火炉前的地板上度过一夜。　　他非常小心地保存着一本日记，里边记载了他第一次离开济南后的感想和经历。米切尔（）先生从中摘录了一些，不定期地发表在北京的报纸上。米切尔对他的奉献精神深怀敬意。一次，卡洛斯特把他的日记拿给我，请我编辑一下出版。发现他那种怪诞的行为与念头又有所回潮，我把日记还给他，告诉他等一段时间再发表。　　一年或两年后，他到了上海。从北京到汉口，他一路上都靠步行；到杭州以后才改为乘船。他同傅兰雅（）博士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馆，那儿的仆人对他都表现出十二分的忠诚。傅兰雅先生的夫人告诉我，一天早上，他去吃早饭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我战胜了我的最后一个敌人”，他宣称。　　“它是什么？”她问。　　“我的日记是我的骄傲。我刚刚把它烧掉了”。　　这真是一个悲剧！　　就在这年夏天，他的体能已开始衰退了。他认为如果能到达蒙古，就能恢复身体健康。于是他乘坐“爱德拉都”号客轮前往天津。船长佩恩（）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把船长室让给了这个疾病缠身的人。但是，船刚到天津，他就去世了。那时我不巧正在外地，我的妻子在听说这件事后，直接赶到轮船上，安排他的葬礼。后来，我在他的遗体所埋葬的地方树了一块很平常的石头，作为标志。　　麦考文和卡罗斯特先生以及另一些我所认识的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错误的神学理念，归因于对基督教教义的错误应用，也归因于他们对成功传教的环境条件理解得不够。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慈善家引进牛痘接种技术

　　1874年，由济南回烟台的途中，我在潍县停了一天，与我的朋友、苏格兰长老会联合会的麦金太尔牧师见了面。在潍县，我了解到了有关在中国传教成功与否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政府官员的强烈敌意；第二个是，即使在非基督教的中国，也能找到最虔诚的人。　　在传教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麦金太尔先生租了一所小房子，整个潍县城像被戳了的马蜂窝一样起来反对。就这么点小事，却使人们如临大敌，如遇劲匪，躁动不安。他们威胁要使用各种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被从他们当中清理出去。然而，当地一位有头面的绅士突然拜访了麦金太尔先生。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一个虔诚的人，饱读圣贤之书。他告诉麦金太尔先生没必要害怕民众的威胁，因为他们无知得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个人将出面向人们说明他们所犯的巨大错误。　　在这之前好多年，这位绅士就听说北京来了一位洋人（伦敦差遣会的洛克哈特医生），懂得如何预防天花。那时候，天花被看作神明对人类的可怕的惩罚，在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和村庄，有一半人口因此而死去。听说有办法可以预防天花，他非常高兴，奔波十天到了北京，去看望洛克哈特先生。洛克哈特先生向他传授了接种牛痘的技术。于是，他雇用了两位妇女，让她们带着她们经过接种的孩子，同他一起回到了潍县。一回到家里，他就忙着给朋友和邻居们接种疫苗，直接从那两个孩子身上取种。最后，人们都认识到了种牛痘的价值。很多年中，确确实实地，直到麦金太尔先生来潍县的时候，这位中国绅士一直夜以继日地义务为群众接种牛痘。作为回报，人们在他的大门楣上挂了一块颂德匾。　　现在，当人们看到他去拜访外国人的时候，非常气愤，纷纷说真不该把那块匾送给他，那样我们就不在乎他同危险又可恨的洋鬼子交朋友了，我们应该把匾摘下来。他回答说：“我给你们种痘，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块匾；如果你们要取下来，那就请吧。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误解了外国人。在预防天花方面，我所能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从一位叫洛克哈特的好心肠传教士那儿学来的。并且我知道，这位传教士除了行善之外，并没有其它意图。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地善待他”。　　在我住宿旅馆的一两天里，麦金太尔先生问他的这位中国朋友，可不可以带着我去拜访他。他说，他很高兴见到任何一个麦金太尔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就去了。那时，我很想知道，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在第一次读我们的《新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了解到他已把《新约》通读了三遍，我问他：“当你读它的时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思考了几秒钟后，他回答：“也许其中最美妙的思想是——一个人应该成为神圣灵魂的庙宇”。　　23不寻常的行医之旅，与布朗医生结伴　　1874年初，在离开济南将近五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烟台。这时，我发现布朗先生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在秦牧师的协助下，他正在翻译一部重要的医学书，并且正在训练四名当地人，作为学生和助手。　　我回来不久，领事馆的马杰里（）先生到布朗先生这边来做客。那天晚上，苏格兰圣经会的利磊先生也在座，他讲的那些滑稽故事使我们把肋骨都笑痛了；所有的故事，他讲的时候都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那年九月，马杰里先生离开汉口，开始了他那厄运已定的缅甸之行。1875年2月，他在迈文（）被奸诈的中国人杀害。　　这年上半年，我和布朗先生打算在山东东部的半岛周围各县做一次旅行，在每个县城和中心集市停下来，在他为病人诊疗时，我在候诊室里向候诊者布道，依次安排病人去布朗先生的房间。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还非常好奇，为了保障秩序和安定，我们在到达县城前给当地的首席行政长官（县令）送去我们的名片，告诉他我们打算做什么，请求他安排两名警察（衙役）帮助维持秩序。县令们总是很有礼貌，毫不迟疑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也有不少衙门里的人前来看病。　　每天一大早，布朗先生就开始诊治病人，工作非常繁重。担心他老这样绷着弦，身体会跨下来，我极力劝他一天不要工作那么长时间，但他就是不愿听。对他来说，病人的叫喊就是必须听从的呼唤。知道他的体能负担不起这样的超额“税收”，一天晚上，我用胳膊强行把他从岗位上拽下来，送回睡觉的房间。　　他治疗的许多病人很快就出现了好转，这在就医者看来简直就是奇迹。例如，有一天，进来一位男子，肚子痛得厉害，身体都蜷缩起来了。布朗先生给他开了一人剂量的药，十分钟后，他站起来，直起身子，睁开了双眼；惊奇于自己突然病愈，他大喊了起来：“我好了！我的病好了！不痛了！”这种戏剧性的广告场面使其他病人先是大笑，接着，意识到他是真的好了，都很急切地想得到药品，希望像那人一样药到病除。　　还有一天早晨，一个麻风病人走了进来，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带来了一些礼物表达他的谢意。他说，多年以来，他的手和脚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在服了昨天布朗先生给的药后，两手和双脚都有了刺痛的感觉了。　　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天我们恰巧住在了离宋村不远的一家旅馆里。前年，在参加规模盛大回龙山庙会之前，我曾在那儿住了两个礼拜。旅行时，我们乘坐的是一种叫做“什子”（）的交通工具，是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中间挂着的一个有顶的吊床。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布朗先生的一个助手，帮助布朗先生配制并分发药品。这样，人和骡子加在一起，我们的队伍事实上把整个小店都占满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请店主结账时，他却一点钱都不收。他说：“你们来到这里，免费向大家发放药品；倘若我收你们的住宿费，那就太不对了。况且，你不认识我了？”　　我记不起他是谁了。于是他解释说，前年我去宋村时，他拜访过我几次，从我这里得到了许多关于外面的世界以及关于宗教的有价值的知识，对此他一直深怀感激。我再一次坚持让他结账，心想他给我们免费可能是一种客套，只是为了表达再次见到我们的高兴之情。但他实实在在地拒绝收取任何费用，并说，在行善于民的工作中，他自己也愿意尽一份心力。　　这样，我们继续围绕半岛旅行，通过布朗先生对病人的悉心服务，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友好相待。　　唉！考虑到人的偏好和预见性上存在的缺陷，在我们的传教工作走上一条创新之路并取得如此成功之时，就应当把传教协会和我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严格地确定下来。使烟台各教派——英国的和美国的——的传教士协会无比伤心的是，1874年4月，他去了新西兰的丹尼丁（）。在那儿，他既是大学里的教授，也是开业医生，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很多年后，在他退休时，市长代表整个城市，向他颁发了一张充满谢意的褒扬状，表彰他在居留三十年间所做出的诸多奉献。　　这样，我又一次成了孤家寡人，独自承担着英国浸礼会在中国传教工作的责任。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鬼魅附体

　　七十年代早期，在冬天没有从上海驶往烟台的轮船，因为烟台港结冰，无法通航。因为没生意可做，烟台的外国人小社会便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和协会，由此高高兴兴而又不无益处地一起消磨时光。　　因为参与了一个文学社，一年冬天，我被要求宣读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鬼魅附体现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传教士和商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信教者和怀疑论者，都来了，曾来没有这么多外国人聚集在一起。一开始，我的房东做了一个鬼魅附体的演示；接着，我列举了中国存在的一些类似案例。被附体的人完全受制于那邪恶的精灵，会因此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人。某个不幸的牺牲者会在某一天突然声称自己姓李，来于很远的地方，并讲述他经历过的事情，而实际上他可能姓张。当他清醒时，他会说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他们张家的情况怎么样，声音清晰，语调自然；而被附体时，说话的声音变得完全不一样，讲的都是李的事情。另外一些时候，有一些房子会被鬼怪占据，居住者会因为害怕而离开他们的家。我们就了解到，有一些房子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无人过问，因为人们认为那儿被鬼魅占据了。　　这类事情可以作这样的哲学解释：意志薄弱的男人和女人就像微风所摇动的芦苇；关于鬼魅、关于房子闹鬼的任何一个谣传都会支配他们的心志，时时处处控制着他们。当基督徒来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他面前任何魔鬼都不能不慑服，而他的圣灵将前来居住在哪些愿意听从他召唤的人的心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令人欢喜的福音。他们的心志得到滋养，获得了力量，缘此得以抵拒种种公众谣传。这样，脆弱的人变得强大，失去理智的人会恢复正常的心志。　　我宣读论文后进行的讨论非常有趣。威廉姆逊博士描述了中国人为病人求处方而扶乩的情形，特别是发生在鲁村庙里的情况。扶乩的用具包括一根绳，拴在一枚铜钱上，下端系一支笔，悬在一个盛着沙子的盘子上面。　　考比特先生讲的是有关一所闹鬼的宅子的故事。据说那宅子闹鬼已很多年了，没有人敢租住。最后，他在当地的一个信徒住了进去，结果那想象中的鬼魂挪到了另一家，使那家住户不得安宁。于是他们请求他过去驱鬼。他随身带着《新约圣经》，请他的邻居一起祈祷，求上帝保佑他们免于恶鬼的伤害，于是乎他们的家居重又获得了安宁。接着考比特先生发言的是一个犹太人，他指出，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是从波斯传播到巴勒斯坦的。一个从医的人随后站起来，他驳斥了所有关于鬼魅附体的思想，说，鬼魅附体的受害者患的是歇斯底里症，所以应当从生理的角度做出解释。他讲完后，佛格森先生接着发言。福格森先生是福格森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负责人，原先是耶稣会的神父，是出席当晚讨论会的学问最大的人。尽管已经结婚，罗马天主教的进入内陆的所有主教，都曾受到过他的招待。并且他的虔诚一如既往。他强调说，他相信鬼魅附体的观念，并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信仰，正如那位从医的先生为支持自己的观点所做的一样。他列举了许多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例子已为许多不同的主教所证实——说明，即使一般的基督徒，也有能力使那些遭受鬼魅附体折磨的人恢复正常心志。　　我在那天晚上宣读的论文发表在了《天国》上，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弗•加登纳（）在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中，从中摘录了大部分；文章被寄回国内的一家报纸，在“中国的鬼魅”栏目上发表。在这个值得回忆的晚上之后，倪文思先生开始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收集鬼魅附体和驱鬼术的证据，收进了一部包罗宏富的著作《鬼魅附体》中。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黑羊和白羊

　　中国有句格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性中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现象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两个人，却几乎总是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与烟台相邻的登州，有一位霍尔姆斯（）夫人。她是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遗孀，丈夫在六十年代被太平天国叛军所杀。她有一个小儿子，没有送到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出于善良的本性，她想，如果能把两个与儿子一般大小的中国贫儿一起抚养，教给他们同样的知识，那就是做了有益于传教事业的善事。这两个中国男孩分别叫山子（）和杰。他们的英语学得非常棒。当时，懂英文的店员在外国人的商店里非常抢手，一个月可以挣到二十块钱的薪水。而一个洋助理的薪水至少是这个数的四倍。　　杰，年龄较小的那个孩子，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一家俄国人在烟台的店提出月薪二十元的条件。霍尔姆斯夫人对此一无所知。对他那贫困的父母而言，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在他们看来每月五元的收入已是他们的平均水平了。他们强迫自己的儿子接受聘用，于是，有一天，他不辞而别了。　　这使霍尔姆斯夫人非常伤心。为了防止另一个孩子离开她，她决定把他送到美国一所学校读书，她儿子正在那儿求学，并且快毕业了。在美国待了几年之后，山子又回到了中国，在罗伯特•赫德先生掌管的海关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他路过烟台时，霍尔姆斯夫人请我把他作为我的客人，好好招待。我发现他非同寻常的聪明，但是，唉！在进入海关的三个月内，他就认定通过领导一场叛乱，他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可以做皇帝。凭着在海关中的地位，他得以把一批部队和军火运进（）。但阴谋泄漏了，政府悬赏求他的人头。霍尔姆斯夫人的一位牧师朋友帮他逃到了美国。到美国后，把从传教士那儿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救了他的性命——忘得一干二净，他在美国各地旅行，向中国人发表演讲，极力去证明孔子学说对基督教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杰在天津谋到了一个职位，在贾丹－马西森公司旗下，负责招聘和监管装卸货船的劳工。在困难面前，他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同事们遇到难题，经常向他请教。　　大约二十年以后，霍尔姆斯夫人因为时运不济而陷于困境。她从医的儿子也很不成气。霍尔姆斯夫人穷困潦倒，身体多病，为了谋生，她不得不到一所学校教书，为此每天都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沮丧之中，她写信给杰，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杰。他立即到贾丹－马西森公司在天津的代理人那儿，把霍尔姆斯夫人那封伤心的信的内容告诉了他。“在我的信用账户里，你存入了有一千美元了吧，”末了，他说：“请替我提出来，我要把它寄给霍尔姆斯夫人”。那代理人答应了。过了大约一个礼拜，因为没有收到这笔钱，杰又去找代理人，提醒他兑现他的诺言。代理人说，他并没有忘记这事，只是他担心杰没有意识到，这笔钱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才积攒起来的，他推迟了一下，是为了让杰再仔细考虑一下。杰回答说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霍尔姆斯夫人为我做的事比我母亲做的还多。如果不是她，我也许就跟我管理下的任何一个苦力一样，每天挣三两百文工钱。把钱提出来吧，不要耽误了，因为想到当我有能力提供帮助时，霍尔姆斯夫人却在经受贫困之苦，我心里就很难受”。听到这个故事后，银行里的一位职员评论说：“这样美好的故事结局，会使听到的人受到教益。我将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给他最优惠的汇率”。　　1891年，在我从天津去上海时，杰负责把我的物品和家具运送的船上。一队民工来到我的大门口外，悄然而迅速地穿过院子，每个人背后都背着一些东西，就连“一根草都没有留下”。当我们登上客轮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东西丢失。杰拒绝接受任何服务费。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重访济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气适合时尽可能早地再回济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间，山东地区进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乡间的大多数地方地势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难，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泞。在雨季结束以前，各种生意都停顿了。　　然而，九月份还不到，我就启程了。雇了一辆很平常的马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车上，我放了一个书箱，还有一些中国式的衣物，而在车棚里面，则铺了厚厚的一层被褥——在中国，旅行者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好像旅馆里不提供这些东西。那时，一辆车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大概十到十二辆车，因为路还没有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候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坑里推出来。每天，我们至少有三次因为马车遇到问题而烦恼。有时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浆，马车夫们禁不住诱惑，离开主道，从地里绕行——那儿往往地势较高，因而比较干燥。地里的庄稼正是长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阻止这种侵犯。　　一次，我们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庄稼的主人坚持让车转回道路上去，赶车的人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侵犯，但是那路实在无法通行。双方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村民们都跑来支援那个农民，随身带着竹竿之类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对付入侵者。马车夫们看到村民们向他们步步进逼，个个怒不可遏，脱下大衣来，准备战斗。双方已开始动手动脚。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面前，指出，如果不对他们的人加以约束，那就难以避免严重的后果。“你们看到了，要我们原路返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有一辆车的轮子已经断裂了，你们不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车的轮子都坏掉吧？那样的话，倘若外地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没什么好处。让马车从这干燥的地方通过吧，而我，作为分内之事，将把那辆损坏的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　　那两位长者听着，思考了一番，然后招呼村民们停止阻拦，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马车夫们都非常感激，表示愿意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把他们从麻烦中解脱出来。　　在济南，我发现麦考文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几乎处于一种绝望状态。我到济南不久，烟台长老会联合教会的威廉姆森先生和妇人就也来了，带着一个中国人，李先生，他曾为烟台的行医传教士亨德森（）医生做了多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宣传品外，李先生还向急需的患者赠送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止痛药等。一到济南，李先生就发开了高烧。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威廉姆森夫妇要到泰安去，把李先生交给我照管，希望经过几天休息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由恶性斑疹伤害引起的。城里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所以李先生留在旅馆里和我在一起。他发烧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用鸡汤喂他，认为那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半个月后，他的体温已高得吓人了。我决定每隔一个小时就喂他几匙子鸡汤，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在夜里，我习惯了在每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醒来，就像在脑子里安了一个闹钟一样准时。　　第二十天上，他开始大量出血，我担心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在失去这么多血液以后还能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高兴的是，他开口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很贪婪地把送给他的小米粥都喝光了，没有够，还要。从此，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只是脾气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又想家了，坚持要回烟台，尽管身体还没有复原。我雇了一顶轿子抬着他，让我的仆人跟着一路上照顾，我自己步行把他送到三英里之外。当我回到旅馆后，头痛得厉害，随后发现自己感染了病人传播的热病，病倒了。因为就我一个人，我捎信给麦考文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旅行，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城里照顾我，直到我恢复健康。这次得病使我拥有了对更严重的病毒侵害的免疫能力，在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了伤寒的饥民中间的时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行路难：旅行北部中国

　　中国的路是最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平原事由黄河携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在山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山塬，当地农民在里边挖洞居住，夏天凉爽宜人，冬天则很温暖。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候六个月内不见一滴雨水，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车子可以很轻松地行进，因为在近百英里的路程内见不到一块石头。然而，在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样阻碍生意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应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有时在第一辆车子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子，遂至十多辆或更多车子拥挤在一起，导致数小时的延误。浪费的时间给商人们造成了很大损失，有时会逼迫他们花钱买下一部分街区拓宽道路，使之畅通。还有一种方式，冷静的官员和商人上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一天义和团却做到了：他们把城付之一炬。在重建时，当局加宽了街道，使小马车和四轮大车畅通无阻，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　　那时候，在中国北方，政府官员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轿子，根据不同等级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的方式是乘坐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蒙着草席的架子，悬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般来说，商人们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左右。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住到旅店里，以防止土匪抢劫。那时——现在还是如此——在主要公路干线上每隔一定的里程就有一家旅店。　　在最好的旅店里，什么样的食物都能买到：精心烹调的鸡、猪肉、鱼和鸡蛋，会做出许多不同的样式；烤猪肉和大白菜像火腿和鸡蛋在英国一样普遍；应季随时供应的蔬菜有土豆、红薯、山药、白菜、芜菁、胡萝卜、茄子、豆子、豌豆、李子 、黄瓜，而每年不同季节可吃到的水果有樱桃、桃子、李子、梨子、苹果、杏、柿子、各种瓜、葡萄，而核果类则有花生、栗子、菱角、和莲子。酒有用高粱做的，呈西班牙的雪利酒的那种黄颜色；也有用大米做的；还有一种是用黍子酿制的，可以保存，喝时要加热。旅店里的规则是，按菜式定的饭菜在上席时要完全一致。赶骡子的伙计和主人吃同样的饭，只是在另一个桌子上。中午饭一般花费二百文，晚饭要花费三百文，包括晚上的住宿费。其中十分之一付给侍者作为小费。总起来，午饭花费大约六钱银子，晚饭大约是九钱。　　除了这种快捷方式外，在中国北方地区旅行，还有一种慢得多但更常见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车。这种车子是中国所特有的，与美洲和欧洲的都不相同。它的中间是一个粗壮的轮子，大约有三英尺高，像马车的轮子一样结实；轮子上固定着一个架子，两边各有一个座位；旅行者坐在一边的座位上，另一边装载他的行李，正好起到平衡作用。车子由一个苦力在后面推着，前面则有另一个苦力或者一头骡子、驴拉着。这种车的载货量很大，有时能达到半吨，这取决于推车者力气的大小。车把的收敛型设计使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轮子上。这种手推车的行进速度为每天二十英里。他们所住宿的旅馆的设施要比接待马车夫和赶脚的骡马客的旅馆差得多。他们睡的“炕”经常离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而很潮湿；他们吃的食物很粗糙，由小米和玉米面做成，就的是咸菜，没有肉类。夏天，车上盖着绿色的遮阳蓬，当骡子拉着车匀速前进时，乘客可以在车上读书、躺着休息或者睡上一小觉。在山东，有一个很常见的景观，就是在风力适中时，这种独轮车上都加上了一张帆蓬。当十多辆张着帆的载重独轮车沿着一条深陷下去的大路向前疾行时，看上去就象一队帆船要赶在风儿沉落在原野上某条小溪里之前，奋力飞驰一般。　　一次，我坐着这种手推车在靠近山东海岸线的地方旅行。由于盐碱 的渗透聚积，那儿的地面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行前人们警告我很难弄到新鲜的饮水，因为所有的井都饱和了盐碱。我们尝试着泡茶，可茶叶混合了盐碱后的味道苦涩异常。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弄了一袋子黄瓜，当喝了那苦涩的茶而口渴难忍时，黄瓜吃起来像苹果一样甘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初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省人，在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战争中，曾是曾国藩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当年英国政府派戈登将军来中国，就是为了帮助他。那时他担任苏州总督。　　我第一次与李鸿章接触是在1875年，那时他正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协定》，而我同一个当地人助手一起，负责照料我们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发现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我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他送给我一张手扎表示感谢。　　2前往青州府　　回到烟台后，就定居在内陆的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经过调查，我了解到，在相距二百英里的青州城周边的某个地方，有几个当地人教派，信徒很多，他们追求的是比中国的三大宗教所启示的真理更高的真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上帝准备好的将要接受我的传播的福音的地方。于是，1875年元月，我启程前往青州府。有一个少年，年龄大约十四岁，是住在烟台的一个船长的儿子，由于无法继续学业了——那时候没有学校，家里人决定让他跟我同行，以便每天晚上我可以督导他学习。　　在严寒的天气里旅行，一路上我们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时值隆冬，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结伴同行的只有三辆马车。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十英里；第二天我们费劲力气，挣扎到午夜才到达旅馆，只往前移动了五英里。那儿是山区，风把雪从高处吹下来，路上覆盖着雪堆，你根本不知道它们有多深。路旁山坡上的地边上都插着篱笆，离路面有二、三、四英尺高。为了避开雪堆，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穿过，为此有时候不得不挖开地边上的篱笆。这使我们的行程加长了许多。　　一天晚上，我们的车队迷路了，只好雇了个向导。他领着我们穿越了几块种着小麦的地。村民们出来了，对我们提出抗议。劳累了一整天的车夫们没有好气，粗暴得很。双方你来我往争吵了起来。村里许多人跑来增援，看起来我们又要经历去年秋天雨季过后在去济南途中遭遇的麻烦了，这次还得去跟长老们交涉。听了我说的话后，他们转向向导——他们都认识他，毫不留情地责骂，因为他把我们领进了麦地。最后，他们对我说，“这次让你们通过，因为你们是外人，不了解情况。我们已经命令向导把你们带到最近的旅馆去。作为对他过错的惩罚，你们什么东西也不能给他”。　　离青州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遭遇了一场恶劣的暴风雪，又陷入了困境。风大得很，雪尽管不深，可细小的雪粒被风裹挟着是那样强劲有力，以至于把地上的一切都刮净了。我们既看不到路上的车痕人迹，也看不见天上的太阳。在中国的平原上就像在海里一样，指南针就是太阳，因而我们辨不清东西南北。有些地方，是深深的雪堆，使我们无法沿着可以看到的路前进。碰到这样的地点，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绕行；在地里又转来转去，寻找大路，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而，在辨不清方向的风雪里、在酷寒之中摸索了将近五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旅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店老板担心还有其他旅客找不到路，事实证明果真如此：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有两辆车迷了路，车上有的人已经冻死了。　　青州是州政府所在地。青州府下辖十一个县。有一个时期，在以前某个朝代，它是一个王国的首府。那时它占据的面积很大。即使现在，它的面积也是一般城市的两倍，它的城墙在山东是最好的。　　到达青州后，我住在了一家旅馆里，并没有试图去租一个住处。我平时研究中国基本的文学和宗教，同时给从烟台带来的那个男孩上课。我们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奇景。我们习惯每天下午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散步，当我们穿着欧洲服装出现在大街上时，经常是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出来观看，那些最为好奇并且胆子大的人会跑到旅馆里来看我们；我总是尽可能友善地接待，尽管经常很不情愿地被打扰。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青州行医

　　1875年秋天，雨季过后，很多人患了热病。我有源源不断的奎宁丸供应，遂免费向民众发放。对周围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迹，因为，通常情况下，只用一小包八九粒药片就能迅速制止这种令人忧惧的疾病。因而他们也来要治其它病的药，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医生。不过，我还是有另外几种特效药。　　我发现，止痛药是最有用的。这个夏天，霍乱很危险，突然间就会夺去人们的生命。幸运的是，我用樟脑油把许多人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一天，警察局长到我住的地方来，说他妻子感染了霍乱，快要死了，问我能不能去看看她。我跟着他去了，发现她躺在院子里的草席上，很明显，她的亲属希望她早一点离去。每隔五分钟，我就给她滴几滴掺在糖水里的樟脑油。还不到二十五分钟，她自己转过脸来，说感到好多了。这是许多类似的例子中的一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传说尽管很难找到我并从我手里得到药，可一旦找到了我就能像上帝一样手到病除。　　4青州府司库　　在前来求药的人当中，有一个很不一般的人物，是青州府的司库，青州征收的所有税粮款都得经他之手。他年龄大约有五十来岁，没有儿子，很急切地想生一个，因而娶了一个偏房，但仍然没有成功。朋友们告诉他，他没有孩子的原因，是鸦片烟抽得太凶了。因此，他来到我这里，问我能不能帮他戒掉吸鸦片的习惯。我建议他通过每天逐渐减少吸食的数量来戒掉鸦片。他问我能不能每天都到我这里来：“我不想打扰你研究学问，也不要求你花时间陪我说话，我所希望的就是躲开我的烟友们。他们不会到这里来吸烟”。　　因此，他每天大概十点左右来，当我工作时坐在我旁边。经常地，他掏出自己的旱烟袋吸烟，烟杆大约有一码来长。当他把烟装好后，看他怎样点着它，是很有趣的。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香，大约有一英尺长。把香燃着后，他把胳膊伸得长长的，再点着烟袋。他人很聪明，性情也很善良。看到他，总使人感到很愉快，并且，由于他天天来访，我们就无话不谈了。他很惊奇，我们外国人知道那么多奇妙的事情，那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5改穿中国服装　　考虑到服装问题，我想如果我改穿中国人的衣服，也许来拜访我的上层社会人士会多一些。因此，有一天，我换上了当地人的服饰，削了头发，人工做上了一条辫子。当我走出旅馆，作例行散步时，我碰上了一个卖点心的小男孩，他习惯了在旅馆里边打转转，向客人兜售点心。当时他正用头顶着装糕点的盘子走进来，乍看到我穿着中国式的服装，他吓得跳了起来，满盘子的点心都撒落在地上，使路过者好一个开心。当我走到街上时，好像消息已通过电话传到了每一个人家，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跑出来要亲眼目睹这般景观。我听到背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啊！他现在看起来像个人了！”那天下午，我被邀请去一户人家喝茶。现在我明白，以前没有人邀请我，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穿着外国人的服装，看起来会非常奇怪，当我坐在屋子里时，各种各样看热闹的就会凑到纸糊的窗子前，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用指头尖沾着唾沫把窗纸戳一个洞，在上面凑上一只眼睛。这样，在每一次邀请我做客之后，主人都得修补一次窗纸。反过来，当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后，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值得一看了。　　6 充当风水先生　　 此后不久，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到这个帝国身上：同治帝去世了。根据帝国的习俗，为了表达沉痛的哀悼之情，任何人都不许剃头刮脸。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如此，那实在是一副令人感到怪异的景象。因为穿起了中国人的服装，我也接受了这一习俗，像其他人那样不理发不修脸。　　那时，我正在研究艾泰尔（Eitel）博士所著的一本关于“风水”（风和水的精神）的书。中国的这种迷信在民众之间很有影响力。无论是铁路还是电信设施，都不允许修建，因为人们相信，它们会影响不同地方的风水。修筑一条墙、选择一块墓地、挖一个坟坑、改变一条河道或路径，都会对当地的风水造成严重影响。比如说，人们认为，一个出过杰出学者和高官的家族，如果他们地里的坟墓、道路或河流遭到外力的干预，就不会继续出现此类优秀人物了，而是逐渐趋于平庸、贫困甚至灭绝。　　有一天，那位司库说，他打算选择一块坟地，因此得请风水先生。他请我到时候和他一起出城，去他出生的村子选一个归宿之处。那天，我们一起步行出发，因为离得不是很远。在经过城里的街铺时，他买了一些茶和点心。到达他的农庄时，水已经烧开了，我们吃了些茶点，就到地里去转悠了。对地貌做了一番考察后，我指着一块像那么回事的地方，说，如果我们外国人打算选一块风水宝地，我们会选择这儿。他在那地方放了些砖，做了标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对一天的工作甚感满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充当风水先生

　　那位司库天天来旅馆与我见面。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个大忙人，不该总是持续不断地被那些来旅馆瞎逛的闲杂人员所骚扰。为什么不自己找一所房子呢？”　　我回答说：“有一所自己的房子那可是太好了，但如果没有人为我担保，证明我是一个诚实的、爱好和平的人士，我就不可能租到房子。我是个外国人，没有谁了解我。人们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啊？这就是唯一的原因吗？”他问了一句。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说什么。　　然而，第二天，他告诉我有一所房子可以租，并说愿意做我的保人。于是我就跟他去看房子了。房子靠近城市的行政机构——衙门，每月租金为九元（大约三十先令）。只用了三天时间，我就不费任何周折地成了房子的主人。　　我的房子建在一个座北朝南的小四合院里，院子长约二十码，宽约十码。房东喜欢花，小院被各色各样的花草塞满了，有盆栽的，也有繁花盛开的灌木类丛。他每天都来照料一番。我居住的是北面的三间，是这所房子的主体部分。中间最大的那间一开始用作会客室，旁边朝西的那间铺着石头地板，下边有烟火道，从外面可以生火取暖，这在冬天会使我舒舒服服免于受冻，不用再生炉子了，因此把它用作卧室兼书房。其它房间的地面是陶土，也或者是一般的土。正屋的后面是一个面积约有半亩的果园，栽满了桑树，桑树的叶子是用来养蚕的。房子和院子再加上一小部分家具的租金，每月共需要我花费四个半墨西哥银元，约合每年六英镑（中国人仍然根据月亮的圆缺周期计算时间，而不是采用公历的月份制）。我无需为房东做我的园丁支付任何费用，对他来说那种劳动完全是一种消遣。　　我的食物非常简单。早餐一直是小米粥，类似于燕麦粥，是由我的仆人从街上买回来的，通常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红糖，在冬天可以使下面的粥保温一个小时。这样满满一碗粥只花费五文钱。喝粥时通常我还吃一种薄如纸的小米煎饼，圆周约如威尔士奶酪大小，一张煎饼花费三文钱。只有在一件事上我算的上是奢侈：吃煎饼时总是抹上外国黄油。全部早餐的花费，加上茶在内，从来没有超过十文钱，兑换成英币大约半个便士。我的午饭也是由仆人从街上买回的，包括四个粽子 ，每个都裹着宽大的树叶，是沿街叫卖的小贩出售的，加起来花费不超过一个便士。　　晚餐比较奢侈。通常不在家里就餐，而是下馆子。在饭店里，第一天我会点一个煮鸡片（汤煮的鸡身上的白肉，味道好得很），第二天晚上则可能点一个熘鱼片（用一种很有味道的汤做的鱼）。叫过主菜后，我会再要四个小馒头，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小玻璃杯。整个晚餐的花费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二十文，合六便士。　　在冬天，晚餐之前我一般会先喝两盎司热黄酒，大概花费六便士。喝过酒不一会，原来被冻得冰凉的双脚就会变得热乎乎的，舒服得很。　　晚饭后，我会同一些来访的人聊天，以练习汉语，同时了解一天里所发生的新闻。　　为了换换口味，有时我也到一家清真餐馆就餐。与汉人开的一般餐馆相比，清真饭馆更清洁一些。在清真饭馆，我可以吃到红烧牛羊肉，味道美极了。　　在山西发生大饥荒那段时间里，食物被减到了不能再减的地步。根本弄不到任何肉类或蔬菜。然而，有一种很好的替代品，当地人称之为“果皮”（橘子皮） 。走进一家饭馆，能点的菜也就只有它了。开店的师傅倒出一些面粉，加上水，揉成一个面团，擀成一张很大的薄饼，然后他把面饼捏在手里，撕成小片，扔进滚着开水的锅里。几分钟以后，把煮好的面片舀进盘子里，滴上几滴醋，撒上一撮盐，“橘子皮”就可以吃了。这种食物很卫生，做起来也很快。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一个排外的退休官员

　　城里有一个退休了的知县 ，对外国人持有一种强烈的偏见。他专门去访问警察局长 ——正是我的房东，郑重其事地责备他怎么敢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一个外国鬼子呢。这位警察局长是个很聪明的人，应对这种情况绰绰有余。他回答说：道台（管理着三个州，青州是其中之一）最近发布了一道公告，警告民众不要辱骂外国人，以免引起国际争端。在这种其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如果他拒绝把房子租给外国人，道台会找他的麻烦的。并且还要考虑州府司库的因素，因为司库是那个外国人的保人。　　那个退休官员十分狼狈，因为没能说服警察局长——他以前的下属——而大为光火。他又去找现任知县，声称只要有外国人在场，总会引起骚乱，请求把我赶出城去。知县回答说，我的上司——管理十个县的行政长官——知府，就住在城里，你最好去拜访一下，只要知府传下命令，我就会采取行动。　　于是那位退休知县前去拜访了知府——是个满族人。得到的回答是：“北京生活着许多外国人，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麻烦。我听说那位外国人发放过药品，对民众做了不少好事，因此无缘无故地找他麻烦是说不过去的。然而，如果你听说他做了什么错事，来告诉我，我不会坐视不理的”。　　在中国，做什么事都不能瞒过别人的眼睛。很快，整个城市都知道了退休知县吃瘪的消息，并且没有人因为他的无事生非遭到政府官员的抑止而表示同情。从此以后，比退休知县地位低的各色人等没有谁敢跟我过不去了，我得以平安无事地在青州待了下来。　　那位退休官员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找我的麻烦。在大饥荒期间，我设立了一个孤儿院，收容父母死于饥荒的孩子。一天，我的一位作者，是一位中文学士（秀才），正领着一个孩子向孤儿院走去，在街上，与他迎面相遇。那位前知县质问道：“你，一个学者，是不是正在帮助洋人诱拐小孩？”　　这样的罪名是我的作者所承受不起的。他愤怒地进行了反击：“谁敢说我诱拐小孩？”他直截了当地进行了反驳，街上的所有看热闹的人都目瞪口呆。　　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侮辱，这位退休的政府官员恼羞成怒，直奔知府衙门告发我们诱拐儿童。我的房东——警察局长——一直对我不错，将此事透露给了我们。为了把麻烦消灭在萌芽之中，我写信给知府衙门抱怨有些搬弄是非者煽动公众反对我，并央求知府把作恶的人控制起来。　　第二天早上，知府衙门的公告被张贴在城墙上。公告说，凡收留在饥荒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的人，都是有助公益的慈善人士，理应受到众人的尊敬。任何人倘若居心不良，传播谣言，将严惩不贷。这样，这位退休知县反对我的最后企图以失败告终，并且，出于对孤儿利益的考虑，公众舆论也转向了他的对立面。　　9 研究当地的宗教书籍　　在自己的房子里安居下来后，我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从事我的学术研究了。此前，我已经学习过理雅各（）博士翻译的儒教经典。现在，我开始研习更大众化的宗教书籍，那是一些虔诚的宗教团体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近思录》，这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册子的汇编。在问及佛教最重要的书籍时，人们告诉我说是《金刚经》。一位中国朋友送给我一套，分上下两册，非常漂亮，完全是手写的。其做工是那么雅致，文字是那么精美，我想最好还是作为习字帖使用。因此每天我都花费大约一个小时来研读和抄写《金刚经》。每一段经文之后，都附上对相关术语的简要解释。　　通过这种学习，加上对《近思录》的研究，我掌握了一套中国人所熟悉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在《圣经》的翻译中所采用的。接受了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和词汇后，我用中文写了一篇《教义问答》，尽可能避免使用外国名字，因为中国人痛恨外国的事物，并且采取了我们的主诉诸良心的自省方法，而不是求助于一个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权威。与此同时，我还翻译了《拯救之道》，是一个宗教社团内部的布道小册子；同时还翻译了泰罗（）的《神圣生存》和弗朗西斯·索尔斯（）的《虔敬人生》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会伊斯兰教徒

　　这时，发生了另一件在我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爱德华·伊尔文（）关于传教的著名演讲中我学到，传教的正确方式，就是去结识当地的思想领袖。青州府有两座伊斯兰教清真寺，属于两个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别。还有一所培训伊斯兰教师的神学院。并且，城周围的农村也有很多清真寺，每一座都有一个牧师（阿訇）主持。　　我派人致函青州府最主要的清真寺的首席毛拉，问可不可以去拜访他。他很客气地答复了我，定下了见面的确切时间。我如期登门拜访，发现他还邀请了神学院的教授和周围寺庙的主要教师们。寺庙主持接待了我，把我引到圣台前，安排在贵客的座位上。我面前的桌子上摆上了各种点心。他亲自给我斟茶。饮茶期间，我们谈论的大都是关于阿拉伯、埃及、欧洲以及我怎样绕过非洲到达中国，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这位善良的绅士作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布道演讲，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讲的是伊斯兰信仰的价值和重要性，不断援引大量令人惊异的奇迹作为这种宗教之神圣起源的证据。在对犹太人的大族长和先知、以及基督和他的使徒们表达了敬意之后，他落脚于穆罕默德的更高优越性，以此结束了布道。　　在他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图表，可以称为宗教系谱树，从亚当开始，逐级分开的枝杈上标有历史上著名的犹太大族长、先知和基督使徒们的名字；但最高的树枝上结了一只苹果，代表穆罕默德。　　对我的主人在谈话中表露出来的认真劲，和准备演讲稿时的小心谨慎，我不能不表示赞叹。等他结束后，我对他的殷勤款待表示感谢，并说对他所讲的一切，我将进行认真思考，将来有一天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做深入讨论。这样说着，我跟大家道了别。　　回家以后，我反复思考了这位阿訇所列举的伊斯兰教信仰的证据，意识到我原来准备为基督教辩护的证据摆到伊斯兰教徒面前时会毫无用处，因为凡我所能引用的预言，他们都能举出相似的例子来针锋相对；而针对我提到的每一项奇迹，他们都能举出一百条来分庭抗礼。因而，我要想把伊斯兰教徒争取过来，使他们改信基督教，必须立论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于是，我开始研究手头所有的伊斯兰教典籍，同时研究索尔斯（）和罗德维尔（）翻译的《古兰经》。我还重温了卡莱尔（）等人的观点，他们把伊斯兰教看作同基督教相同形式的唯一神教，认为它在把阿拉伯人的信仰从偶像崇拜和迷信提升为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启示的一神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缘此，我准备了一个以首席阿訇为对象的演讲，来支持基督教的信仰。神学院的校长和大约十二名学生利用一个假期访问了我。那天校长也准备了一次布道，在一开始的客气之后，他着手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大多数观点与那位首席阿訇的看法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演讲结束后，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并问他是否有意听听我就基督教发表的看法，这是我不能不说的。他表示愿意聆听。于是我开始发表自己的演讲，其间学生们不止一次地深表激赏。也许我一针见血的发难有点过分了，但确确实实，此后校长再也没有带着他的学生到我这里来，一面削弱他们的信仰。然而，还是有一位年老的阿訇经常来看我。针对他，我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这种战术尽管过于大胆，但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每次来我这里，他都带着自己满脑子的信仰，往往还引用阿拉伯和波斯权威的话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反对我的观点。一天，我对他说：“再也不要引用这些权威的观点了”。“为什么？”他异常吃惊地问道。我回答：“确实，与他们那时代的人相比，他们不仅仅是有学问而已，但他们的知识在现时代已经被超越了。我在许多他们从来不了解的国度里旅行过，熟悉不同种族在生活、习俗、礼仪和思想上的细微之处，研究过他们各不相同的宗教制度”。　　这并没有触动他，相反他还振振有词：“然而，他们是在上帝之灵的指导下写作的，那不会有错”。　　我回答：“我，同样也是在上帝的指导下著书立说的。眼下我没有必要非得到中国来，是上帝之灵派遣我来的。上帝是离我们最近的教师，比你们伊斯兰教的任何神明离得都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异常庄严地说：“我苦恼的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上帝的指令”。　　临别时他询问能不能经常到我这里来，说在我工作时他可以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因为他发现每一次到我这里来，就会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这样，只要我在青州，他就经常来看我。他是那些以追求上帝为快乐的虔诚的灵魂之一。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访一位教派领袖

　　我的下一步行动是接近当地一个著名教派的首脑。他住在二十英里之外的山区里。我派两名使者到他那儿去，邀请他进城时前来看望我。他回答说，他很少到青州城里来，但如果我路过他门前，他倒是很高兴在自己的房子里接见我。于是我特地作了一次旅行，前去拜访。　　我决心在这次旅程中践行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对他的门徒所作的指示 。正是七月时节，我徒步启程。　　到达目的地后，我受到了以前从未受到过的最敌意的接待。敌意不仅来自我的主人，也来自他的一个传道者。那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那天恰巧和我同宿一室。在吃晚饭期间，以及饭后直到夜里很晚，他絮絮叨叨地一直在贬低基督教，认为基督教野蛮并且不人道。他关于我们基督徒不人道的证据是从一个行医的传教士那儿得来的，那位传教士在工作中进行过人体解剖和外科手术。由于对外科医学之高尚目的的无知，他把手术看作基督徒之野蛮的证据。他对基督徒的攻击是如此地不遗余力，以至于听不进一个字的解释。我知道与他进行任何理性对话的企图都只是枉费心机。　　第二前早上我把主人叫到一边，告诉他上帝把我从世界的另一边派遣到这里来，是为了向他以及这片大地上像他那样优秀的人物传达一项特别的指示，但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看来，我断定他还没有准备接受它，因此我决定立即走人。一听我这么说，他马上为他的门徒的行为向我道歉，说，他的徒弟很快就要离开了，希望我能再待一天，好好解释一下我带来的上帝的训示。我同意了。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神圣的时光，感到上帝就同我们在一起。　　第三天，我起身离去，将去拜访另外那些最高真理的人们。我的主人派遣他的仆从为我带路。他领我翻过山岭，把我送到通向目的地的大路上。在道别时，我告诉他，为我带路，就是在协助我一起引导那些追求最高真理的人，就是在同上帝合作。　　12 善良的村民　　 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直到接近中午。太阳高悬在空中，气温高得可怕。尽管头上带着中国式草帽，并且那草帽大得像个阳伞，我还是热得很。这是，看到路旁有一棵大树，枝杈繁多，浓密的树叶在微风中哗啦啦作响，我便决定坐下来凉快一下。　　突然，一群收工回家吃午饭的农夫走了过来，肩上都扛着锄头。我挨个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我隐约听到刚走过去的那两个人在说：“哎，他什么也没说，就走过去了”。他们话音未落，我就看到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转过身向我走来。他问我打算到哪里去。听到我的回答后，他说：“现在你去不了了，因为河里水很大。跟我走，等河水退下去再说吧”。　　我很高兴地跟他们到了村里。他把我带到一所学校里。一般来说，学校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在那儿我同校长一起吃了午餐，然后一直聊到下午五点钟左右。这时进来一个人，说河水不那么大了，可以渡了。　　六七位村民陪我出了村子，向河边走去。河面大约有一百码宽，水流很急。河上没有桥，唯一的办法就是脱光衣服涉水而过。其中一个人把我的衣服裹成一团，顶在头上，同另外一个人肩并肩在前面开路。我身体两侧各有一人，身后还紧跟着两三个。随着我们逐渐向前，河水变得越来越深，最后没到了胸际。水流是那样急，至于我感到脚底的大石块都在旋转。每当我趔趄欲倒，身边的人就立即把我扶稳，直到安全到达遥远的对岸。当我回过头来，再次面对汹涌遄急的河流时，意识到如果我试图一个人渡河，很有可能已经葬身河底了。这些人的善良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我告诉他们，对他们的善行，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才好。　　“嘿！”他们嚷道：“可别这么说。你不认识我们了？我们认识你。春节期间，我们到青州城外的庙里进香，听说城里有一个外国人，就去了你住的旅馆。你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还请我们喝茶。这是我们回报你的善意的第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指给我通向下一个目的地的路，我们在相互祝福中分手了。　　太阳落山前我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这是另一个山村。我要看望的朋友是一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曾多次来青州拜访我，并同我长谈过。他给了我最真诚的欢迎，并且，就像在前一个村里一样，把我带到学校，介绍给学校的老师。老师是一个善良的老头，大约六十岁左右。这所学校不是小学，而是一所中学，大约有二十名学生，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之间。我也被介绍给了学生们。　　因为天气很热，他们决定在院子里吃晚饭。那是一顿吃得最愉快的晚餐了。期间我们就东西方之间的不同之处展开了讨论。饭后，学生们把我围了起来。他们每人带着一把扇子，请我在上面写上点什么。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风习，人们会因为他们的扇子上有名人的手迹而深感自豪。我跟学生们讨价还价，讲明如果我在扇子的一面写上英文，他们就翻译成中文写在另一面。于是我在每一个扇子上都题了一首赞美诗。这样，我们便成了好朋友。他们邀请我以后再来做客，更多地教给他们在这些赞美诗中所蕴含的教义。分手时，他们告诉我在我即将经过的一个集镇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道教节日。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道观中的午夜妇女集会

　　到达那所城镇后，我去拜访了一个经营旅馆的店主，他曾不止一次去青州城看望我。他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告诉了我这次宗教集会的特别之处。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集会，参加者不是男人，而是妇女，并且年龄大都在四十岁以上。她们来参会主要是为了祈求丰收，也有人前来是为了求子。　　在白天，数不清的女人成群结队来到城里，有的三三两两，有的六七成群，有的则是十多人蜂拥而至。听说城里有一个外国人，她们都很好奇，希望能看我一眼。我所在的小旅馆一整天都被进城来赶会的妇女们挤得水泄不通，她们提的问题五花八门，包括我的国家里的农业、收成、父母和孩子等，也问到了宗教问题，这给了我向她们解释基督教的机会。　　祈祷仪式在主神殿举行，由一位道长主持。经他允准，我得以参观仪式的过程。仪式将在午夜开始。每位妇女都带来了她的感恩捐献，大都是一口袋小米，或诸如此类的实物。道长把捐献者的名字、捐献的数量写在两条长长的黄纸上，其中一张贴在道观外边的墙上，以便让路人看到捐献的名单；另一张放在一边，午夜举行仪式时在主神像前烧掉，以便使捐献者的名字上达天庭。举行仪式期间，道长上香膜拜、念念有词地祈祷，但却没说过一句教导或劝诫的话，这使我感到人们就像没有牧者的羊群。仪式结束了，妇女们有的回到她们城中的住处，也有的躺在道观的院子里，而那些最虔诚的信徒则继续她们的祈祷，直到困倦把她们征服。　　第二天，参会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返回各自的村庄，而我则踏上了青州的归途。至此，我已发现虔诚的人们一直在准备迎接我，聆听我，每个人都准备向我表达他的深情厚意。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所规定的诫条的英明。　　14 拜访隐士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拜访了一位住在山洞中的道教隐士，为了寻求真正的宗教。傍晚时，我到达了离隐士住处最近的村子。在旅馆里，了解到了更多关于隐士的情况。人们也告诉了我怎样前往隐士居住的山洞。第二天破晓时，我终于找到了那里，开始同他谈论宗教问题。于是隐士告诉我，在我拜访了这一带山区的地方教派首领后，后者就召集了他在不同村庄的传道者，通报了我来访问的情况。隐士本人曾跟随另一位传道者前去，从那位宗教领袖那儿得到了我送给他的书，目前正在潜心研究。当明白我是何人后，他对我肃然起敬，坚持让我和他共进早餐。早餐以小米粥为主，那东西总地看起来很像燕麦粥。饭后他把在道教中研究的最深奥的道理告诉了我，我努力向他指明，基督教已经更全面、更明确地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两三年之后，这些村庄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基督教的小教堂，这是当地的居民向我们在青州的传教基地请求教师的结果。　　15 第一个转换信仰者　　为了满足当地教派的需要，我集中了手头英语和威尔士语的所有教义问答书，从中选择了一些最好的，又加上了一些对中国人的良心有吸引的问题和答案。我也充分利用了当地一些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册子，剔除了其中的偶像崇拜成份，插入了对唯一真神的信仰的内容。　　在我准备这新的《教义问答》的过程中，一位虔诚的男子——从职业的角度看是一个纺织工匠，经常来拜访我，跟我谈论一些关于宗教的问题。他请求送他一套《教义问答》，好带回家诵读。在虔诚的中国人之间，通过背诵记住那些神圣的信条是很平常的事情。他非常兴奋地把书带回了家，每一天都看，一页一页地仔细研读。一天，当他正在用功时，他的妻子突然痛哭了起来。他问是什么惹她伤心了。　　“你将要进入天堂，而我将被抛在后面”。她回答，哭得更伤心了。　　“但你也可以学习耶教，进入天堂啊！”他说。　　“怎么可能呢？你可以看书，而我一个字也不认识，怎么学？”她哭道。　　“我可以教你”。　　“但是我这么笨，怎么能学得字？”　　“如果你每天学一个字，读书将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十天内，你将认识十个字；一百天就会认识一百个字。不用多久，你就能学会书里所有的字了，只要你能坚持”。　　“我能坚持，”她回答：“只要你肯教我”。　　从此他们夫妻俩一起学习《教义问答》。　　除了《教义问答》外，我还选集了三十首赞美诗。这些赞美诗不用解释，也会对非基督徒产生吸引力。那位机匠和他的妻子在学完了《教义问答》后，又开始背诵赞美诗。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每天都听他们的父母背诵赞美诗，结果比父母更快地学会了。当他们全部记住以后，机匠夫妇请求为他们举行洗礼。然而，由于把身体浸入水中的洗礼仪式在中国显得太不寻常了，我拿不准非基督徒如何看待它。因此，我带领他们两人出了青州城西门——那儿有一条优美的河流，河水清澈见底，附近没有民居，只有一所佛教寺庙。我拜会了寺庙住持，向他解释了洗礼仪式的涵义，问他能不能提供庙里的一两间屋子借我们一用。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于是我带领那对夫妇走进河里，为他们进行了洗礼，然后我们回到庙里换衣服。　　1875年底，我因公务有机会回了趟烟台。至此，我已经在内地待了十个月了，其间只有两三次见到过外国人。那时（整个山东）只有三个男人成了基督徒，其中一个是那位机匠，第二个是我的老师。然而，到第二年初，就有十五人接受了洗礼 。在这种情势下，我在自己的院子里为信徒举行了一次洗礼仪式。为防止针对这种奇特仪式的流言蜚语在非基督徒中间传播，我请求我的老朋友——青州府的司库，问他能不能参加，他同意了。他的出席向院子外面的民众提供了充分的保证，保证院子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合理的。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饥荒

　　往往，当中国的南方同洪水搏斗时，北方却正在同干旱抗争——因为雨水已经降落在了南方。从1876-1878年，中国北部几乎滴雨未下。一时间，几乎有十多个省宣布遭受了旱灾，受灾最烈的是山西省的南半部，以此为中心，半径将近一千英里的广大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所有北部省份遭受的苦难是如此可怕，据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凄惨景象罕有其匹。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　　1876年春，农民们播下种子后，雨却没有下来，官员和民众都忧心忡忡，到各种各样的寺庙里祈祷求雨。青州城里的行政长官 发布通告，禁止人们吃肉，特别是牛肉。有一天，他在脖子、手腕、脚踝上带上锁链，步行穿过青州城，去城外最主要的庙里求雨。这可是非同寻常的景象，因为中国的官员总是乘轿而行。乡民组成的巨大人群跟在他的队列后面，头上戴着柳条帽。当长官在庙中的神像面前跪拜时，乡民们就跪在外边的院子里，以最急切的心情祈祷雨的降临。　　 2 规劝人们皈依上帝的海报　　人们有庙就拜，向各种偶像祈祷。我趁机准备了几张一黄色纸写的海报，上面写着只有几句话，说的是：若想求得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之后，我骑着马走访了青州府辖区内的十一个县城，在城门上张贴海报。这种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每到一个县城，我都住在最大的旅馆里休息。往往，还没等我吃完饭，由当地老人组成的民众代表们便来到旅馆，跪下来哀求我告诉他们如何奉侍上帝，如何向活的神明祷告。后来，有一些小脚女人跋涉二十里山路来青州府找我打听同样的问题。几年以后，这些人成为那一代山区的基督教堂的核心人物。　　3 灾荒引起的骚乱　　在五月初九日的日记中，我这样写道：“报官的抢劫案，不下十九起。甚至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孩子，持匕首刺伤了一个大人，因为那人对他的抢劫进行了抵制”。　　到五月底，仍然没有雨下来，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　　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了解到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山东巡抚摘去了青州知府、益都知县的顶戴，告诫他们如果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就免去他们的官职。知县被逼得没有办法，把暴民抓起来锁在木笼子里——人在里边既站不直也坐不下，慢慢地把他们活活饿死。行刑的地方就靠近我的后院。这种可怕的惩罚每天都在进行，终于，社会秩序恢复了平静，官员们的乌纱帽也保住了。　　然而，穷人们即便没有遭到邻居们的抢劫，也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痛苦。五月十日，我到一个村子里去，看到一群跨着篮子的孩子，他们的篮子里盛着从野地里采集的各种野菜，还有从树上摘取的叶子。他们在我住的旅馆旁边的一棵大树下坐下来，开始吃篮子里的东西。而我正在用午餐，吃的是饼干。我问他们愿不愿拿他们的食物跟我交换。他们同意了，因为尝了一点面粉的滋味而高兴异常。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面色赤红，浮肿得几乎把眼睛都埋起来了。当问起他的脸为什么肿得那么厉害时，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他吃了刺槐树的叶子。刺槐的叶子对有些人没有伤害，但某些人吃了会导致中毒。　　同一天，一个下级军官因为暴力抢劫被斩首。五月十一日，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关进了木笼里。鉴于米价太高，巡抚发布了一个文告，要求灾区官员免除谷物进口税，尽可能地从江苏和满洲等地购进粮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灾民。其间的差价由官府承担。　　这期间，我拜会了青州知府，建议他奏请北京的中央政府组织从朝鲜和日本进口各种谷物，并免除进口税，以降低价格。　　在鹿皋（）一带，有一个姓丘的人。六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叛乱即将结束时，他被推选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抵抗太平军。这些村子现在又希望丘带头起来造反，因为群众由于没有食物快活不下去了。他拒绝了，逃进了青州城。乡民为他的行动所激怒，冲进他的家，杀死了他的六个家属。　　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妇女来到城里，怀里抱着一个大约四个月大的婴儿。她整天坐在府衙的门前。孩子的身边有一束麦秸，表示将要出卖。我那时的日记特别提到了下面的例子：　　六月二十七日：今天早上，据说又有一位妇女差一点亲手结果自己的孩子。在渡河来城里的时候，她曾想倘若把孩子扔进河里，她自己有可能活下来，但她的母性本能还是占了上风。她带着孩子进了城，现在就坐在街道边上，期待着有人会怜悯她们娘俩。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个来自寿光，另一个来自益都——来拜访我，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力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七月初二，礼拜天：民间传言说，一位测字先生死而复生，预言在今年，三分之一的人将要死去。如果这种流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用多久，整个北方的民众都会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我利用了这种谣传，用那种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的态度展开传教，劝说人们忏悔他们的罪过，转向上帝，以便求得上帝的怜悯。清朝的高官们没有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无知而使人民濒于毁灭，这本身就是罪过。一个站在我的门前妇女，怀里抱着孩子，一直盯着我的房东，突然疲惫地坐在了地上，请房东为她从旁边的树上捋了一把叶子。房东照做了，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说：“现在感到好受些了”。看到这些因为饥饿而面色苍白的病人不声不响地坐以待毙，你会深感同情。眼见这么多不幸发生，我却无力帮助，只能分送点什么帮他们苟延时日。　　5 分发救济金的方法　　找到一条合适的办法，把救济金发放到所有人手里，同时又能确保已领过的不回来冒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的方法之一是，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一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另一个人尝试了另一种方式：把硬币从城墙上撒向墙外的贫民。其结果不用考虑是乱作一团的拚抢。　　在当时记的日记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两句话：“知府——他的治下有十一个县，向皇帝奏报说，有七个县遭受了饥荒”。“王先生，是青州府学教授，用了两天时间向城隍庙的土地神求雨”。　　七月初，有报道说，在与临朐县相邻的沂源县，有一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愿意卖掉地产，换取粮食，然而，买主的出价最高不超过每亩两元半，尽管他的土地的价值在每亩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如此低的价格使他非常绝望，于是他在全家吃的饭里放上砒霜，以全家同归于尽了结了他们的烦恼。　　我知道，我既不能为保全自己离开这里，也不能持有任何财富，当可怜的民众正在忍受饥饿——正是为了他们，上帝才派遣我来到这里。然而，任何个人从事救助都困难重重。比如说，有一次，一个粮店老板决定散发他所拥有的全部谷子。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结果在为维持美好的生命而发生的拥挤中，一个小女孩死于非命，人们相互践踏，许多人的骨头折断，逃离现场。自此而后，知县发布告示，禁止私人举行救济活动。饥饿的民众绝望地流荡在大街小巷。　　七月三日：在进行早祷时，我看到了一则我的房东向饥民施粥的消息。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一下子领会了它的妙处：坐着的人群是不会发生拥挤的。我喊了十多个人，让他们去将饥民们招呼到我的住处对面的一处空旷的打谷场上，成排成行地坐在地上。男人以及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们都坐好后，我出现了，告诉他们我有一点点钱，如果大家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很愿意把所有的积蓄都分给大家。第一次我将分发一小部分，然后再发第二次、第三次。人们都得到了救济金，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坐的地方。他们是那样安静，就像在参加一场宗教仪式。街道对面就是县府的衙门，很快，衙门里的一些差役还有一位或两位师爷就看到了这不可思议的安宁场景，感到非常惊奇。最后一枚铜币、最后一点施舍物发放完毕后，我对他们说，我已经没有了，即便是朝廷也不能拯救他们，除非降下一场甘霖。为此，我们必须向上帝祈祷。我叫他们跪下来，说我将祈求上帝，请他眷顾下界垂怜众生。这样，数千遭受饥饿之苦的贫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给与他们的小小捐助，并且从此以后，只要知道有祈祷上帝的活动，他们都会参加。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再次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七月三日晚上，从青州东面大约八英里的一个叫凤凰台（）的地方来了一个人，他对我说，那儿的人民在准备起义，希望我能跟他回去，做他们者的领导。我的回答是，这种事情我不予考虑。他继续劝说我，这种危险的谈话使我惴惴不安。这时一个马车夫走了进来。此前，我从他那儿预定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济南。于是，我对来访的客人说：“到济南后，我将去拜访巡抚，努力劝说他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人还未离开，我的儿子走了进来，告诉我说，很多人等在外面，等候这个人带我出来，跟他们去凤凰台。那人起身告辞，并说，等我从济南回来后，再登门拜访。我送给他一张很大的海报——那天下午已在城里广泛张贴，上面写的是《主祷文》中的解说和劝诫。　　因为经常有一些小小的捐助，我得以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发放一点救济。第二天早上，有些妇女就拿我的态度和政府官员的态度想对比，说当官的对穷人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意识到倘若这样的话继续传播，政府官员会相信关于我鼓动叛乱的谣言。我决定立即离开青州。离开之前，我预付了房东三个月的房租。每月房租不超过五块墨西哥银元。　　离开青州大约五十里左右时，我发现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孩子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城里的一个裁缝，他有一个哥哥，也是裁缝，在济南府。他打算到哥哥那儿去。由于担心会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诱拐儿童，我委托一位大人把他带回给他的父亲。　　7 向巡抚进献预防灾荒的建议　　济南府的统治者 叫丁宝桢，贵州人。七月七日，我到达他所统治的这座城市，会见了他。他体格魁梧，作为太平天国叛乱的主要平定者之一而闻名。当丁宝桢率领所部镇压太平天国、并阻止了天国军队对北京的进攻时，叛军已经占领了全国十三个省中的八个。我向他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日本和满洲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认真聆听我的建议，深表赞许，并说，他建议立即进行改革。对山东来说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总督，没有机会为山东谋利益了。他的儿子名叫丁惕昌（），后来在山西曾遇到他，那时他任当地的道台。因为我曾认识他父亲，这位做儿子的在太原府对我一直很友善，后来他被提升为广东行省的主要大员之一。　　刚刚回到青州，我就听到了一些心地邪恶的人散布的谣言，说我把一个儿童强行带到了济南府。我马上去找那位裁缝——那个小孩的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衙门说清楚。当着知县门上（秘书） 和衙门内其他职员——那些低级勤杂人员还不算——的面，他证实说，他的孩子是曾跟着我的车离家出走，但我当时托人把他送回来了，他们夫妇非常感激我所做的一切，而他的孩子现在就在家里。　　8 来自烟台的捐助　　六月十一日，我代表正在遭受灾荒的民众，接收了我在烟台的朋友卡米吉尔（）博士募集的一小笔捐款。我把它送给了知县，让知县发放，并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礼物菲薄而不屑一顾。知县看起来非常高兴，说他一定会告诉民众这笔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告诉他说，这倒无所谓，我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些穷人会因此减少一些饥饿的威胁。那些日子，我这样写道：“土地的价格减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一，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买主。人们以原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卖他们的铜制和锌制器皿。当铺在春天当五百文的衣物，很快就减到四百文、三百文，眼下同样的东西只能当一百文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此类典当品，只是政府官员不允许他们拒当。正因如此，这些东西能当到的钱少得可怜。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砍头，一个人被锁进木笼里”。　　 9 对上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这时，引导人们转向上帝祈祷求雨的不仅仅有微不足道的海报，还有影响更深更广的宣传基督教的印刷小册子。它们不断地把大批的虔诚的信徒带到青州府，向我咨询宗教方面的事情。　　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一个教堂的核心。当这些小头目能够记下来教义问答和赞美诗时，他们会向我索要更多的印刷品。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至此，我译完了泰罗的部分《神圣人生》。它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对上帝”的修道实践，引导读者直接转向上帝，求助于上帝的启示和指导，而不是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指教和劝告。我还为能背诵下来的那些领导者编了旧约中的赞美诗和新约的选集，以使他们领先与其追随者。为了使他们能学会祷告，我订购了一些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暂时用来指导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运用。　　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新约中某些部分对问询者的影响，记录下来非常有趣。那些背诵《以弗所书》的成为加尔文派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是为给上帝做伟大之事而来到人间。而那些背诵约翰福音的呢，则成为可爱的神秘主义者。　　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我给他们提供一所空房子居住，他们自带行李和干粮。除了男首领的聚会外，我还组织过女首领的聚会。我指导她们学习，指定背诵的经文内容。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一两天，一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　　11 救灾中的插曲　　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灾荒最严重的人们进行救济后，在发放救济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边各个村子里去，仔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一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的日期，届时所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一个地点。这是我的习惯做法。一次，发放救济金的活动在一个小市场上进行。当我们到达时，发现有超过持票者两三倍的人聚集在那里，请求救济。他们的骡子、驴子和耕牛已经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救济金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得到的数目将少得可怜；可是，如果只给持票的人，这怎么可能？大门旁边挤满了人。我们枉费心机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饥饿感压过了其他任何想法。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对助手说：“我去城外，渡河然后爬到对面的山上，那些没有票的人很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后，你就可以给那些登记在册的人发救济了。”　　如我所料，那些没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后面乞求救济金。我放慢脚步，为的是让那些小脚女人也能跟上。到达河对面的山顶后，我停了下来，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围跪下哀求。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在夏季的一天，一个旅行者又热又渴，来到一所房子前讨水喝。女主人拿出仅有的一点水，他一饮而尽。在他离开之前，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像他一样，也非常渴、非常热，大嚷着要水喝。女人回答说：‘屋里一点水也没了，你若等一会儿，我会去井边给你打点水来。’今天手头的救济金实在是太少了，只能满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们处于如此可怕的灾难中，我感到难过。如果你们能耐心等一等，我会把你们的苦难告诉海那边的外国人。等有了更多的钱，我会高兴地分给你们。　　听到这些后，一个跪在我身边认真听讲的老夫人突然站起来，向身边的人群把我刚才在寓言中讲过的又说了一遍。她重复我的词句，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群众没有生气，并开始散开，对我的解释非常满意，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与此同时，我的助手在城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立即回去，因为我想给予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任务。等我回去后，听说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领取救济金时从一个门口进去，从另一个门口出来，一切井然有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写信给我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由于我收容了一些孤儿，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那时候，四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孤儿生活三个月，四百元钱则可以使一百名孤儿在同一段时间内免于饥饿。捐款开始陆续到达。N·P·安德生夫人（当时是赖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过托马斯先生交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团体捐助了五百元，当地的中国人寄来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我的名下。有了这些钱，我得以在五个中心建立了能够收容一百名儿童的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　　其中一个孤儿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内，在一所拥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内。由于传说闹鬼，那儿荒废已久，没有谁敢冒险住在那儿。我租下了它，第一天晚上就睡在里边。一开始有两位教师愿意陪着我过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里充斥了怪异的瑟瑟声、吱咯声。那两位吓得要命，认为妖魔鬼怪就要临身，赶紧开溜了。意识到那些声音是老鼠弄出来的，我便又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看到我没受一点伤害，也决定搬来居住。因为没有人能给孤儿们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以便使孩子们，从十二到十八岁不等，得以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他们被教以铁工、木工、纺织丝绸和制做绳索等各种工作。我订购了许多外国机器，从各种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机床都有。同时我还根据需要购买了其他一些必要工具，向孤儿们推广了一种新的制毯工艺。这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我以最朴实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下面这个时间表是我在青州府时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7：30-8：00 a.m 早餐；　　8：00-8：30 祈祷；　　8：30-10：00 英译汉；　　10：00-12：30 辅导有意皈依者，或讲道；　　12：30-2：00p.m 巡视孤儿院，以首调唱法教孤儿唱歌；　　2：00-5：00 英译汉；　　5：00-7：00 处理杂务、散步、晚餐；　　7：00-8：00 阅读英文教会史；　　8：00-8:20 做中文祈祷；　　8：20-9：00 读培根散文和巴特诺讽刺诗；　　9：00-10：00 与教师们谈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有报告说，昌乐县遭受的灾荒尤为严重。昌乐在益都东边，与益都接邻。在昌乐进行救济工作时，我差一点搭上性命。因为手头掌握的资金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我打算首先救助昌乐县的秀才们。　　秀才们有好多人来自于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家庭往往做出很大牺牲培养他们的一个子弟，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最强烈反对来自于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我向昌乐县的每一个秀才发放了一笔救济款。　　稍后，更多的现金到手了，我决定对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子发放救济，便派工作人员到那些村子去将贫困人户登记在册。调查工作完成，并确定了我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日子后，我到潍县去把手中的银两兑换成铜币。为了运送这些铜币，我雇了三辆马车，每一辆由三匹骡子拉着。而要到受灾最严重的那些村子去，必须经过昌乐县城。　　这时，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我没时间向他解释我的所作所为——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救济，我已经贿赂了县里的领袖人物；现在，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实施救济，我意在鼓动民众叛乱。因而，当他听说我赶着三辆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他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身边的人得到暗示，准备采取行动。　　中午时分，我到达了昌乐县城南郊，在那儿用了午餐。吃完饭，我指挥着马车向要去的村子前进。离开旅馆还不到二十码，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为了上来，动手抢车上的铜钱。我命令马车掉头，躲进了旅馆。在旅馆里，我同我的当地人助手讨论了面临的情况，他说，在当前情势下，我无论如何到不了目的地，因为还隔着好几英里路。于是，我把助手留在旅馆里，让他照看马车，我自己骑马去打算前往发放救济金中心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　　那可绝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来自于附近各个地区的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整整一天不散去，耐心地等待着发放救济金，许多人手里还抱着孩子。除了引起群众的愤怒，招致他们对我施加暴力外，我简直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人们，让他们知道是知县阻碍我发放救济，他们在盛怒之下会向城里进发，那对知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与当地的助手协商了一下，决定在门外张贴一张告示，说明由于不可预料的变故，很抱歉不能在允诺的时间内把救济金带来，建议大家尽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继续受冻。每个村留下两三个老人，我将同他们一起安排如何尽快地把救济金送到他们村上。使我大为宽慰的是，在十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了。我和老人们定了一个时间，让他们来青州府，我给他们发放各村的救济金。　　第二天，我回到昌乐。到旅馆时，已接近傍晚。在我走进城郊时，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向他们经常在打架前那样，紧着腰带，大声喊着：“来了！来了！”　　我询问自己的助手，他们怎么度过的那一夜。他们说自己这一生中从未度过如此恐怖的夜晚。人们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却没有成功，又一阵阵地从墙外扔进石头块和砖头。助手们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　　我刚到便接到一个军官的名片，希望和我见一面。他提了一些建议，然后离开了，在我看来，那些建议是居心叵测的。旅馆外的人群聚得非常快，我们也就更加危险了。很快，我就决定了如何去避免这种明显是蓄意的危害。我告诉助手，留在旅馆里看守马车，并坚持二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后，就带上五串钱，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离开旅馆和马车，到通往青州的公路上约六里路远的某一个地方等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地方政府官员

　　于是，我突然打开旅馆的大门，快速向城门走去。人群吵闹者、拥挤着，跟在我后面。我进了城后，径直向县衙门走去。人们喊道：“他要去衙门！他要去衙门！”在县衙门口，我碰上了知县的一个仆从，问他知县是不是在里边。他试图和我兜圈子，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时间跟他罗嗦，一下把他推到一边，就径直闯进衙门的后院——知县居住的地方，并走进了知县的内室。在那儿，我看到那位拜访过我的军官正在同另外一个人——我猜大概就是知县——交谈。我的突然降临使他们两人大吃一惊，似乎担心我会动粗。　　我于是直截了当地对知县说:“你了解南郊的情况，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在那里负责的仆人等二十分钟。”这时，我拿出表。“然后，他会离开那里，不对任何人解释任何理由。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我要说的是，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在他离开之前，你有充足的时间派人到旅馆，维持那里的秩序，保护马车的安全。”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叫嚷道。　　“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责任，”我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一场混乱。”说完我便离开那里，像以前一样匆匆走过院子。　　县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这样，我的人便控制住了马车。　　看到我从衙门中走出来，人们叫喊道：“他要回旅馆了！”说完，他们便往会转，以尽可能的速度跑在了我的前面。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他们都转向那个南门；我却继续往前来到城的西门，那片地方几乎一片荒芜。　　此时，天色已晚。在西门外，我发现两个人力车夫一边休息一边以馒头做晚餐。我问他们要去那里，他们说要去姚沟。那正好和我顺路，于是我让他们把我带上。有钱挣，他们当然很高兴。我爬上车，他们中一个拉车一个推车。他们的速度很快，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那群暴民。　　但是，我们走出没有多远，便听到后面传来嘈杂吵嚷声。我们到了一个庄子，声音越来越近，这时有五六个人从后面超了上来，一字排开拦住了我，坚持让我回到昌乐的旅馆，把钱在那里分掉，等等。　　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力气，劝说他们回去。村里的人很快围了上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我向第三方求助。我向村里的老人们解释我的情况，并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　　15 追逐与获救　　六个气势汹汹的暴徒的出现，使他们的恐惧压过了正义感。他们劝我跟随那些人回去。　　双方相持不下。我请来人到附近的一个打谷场上去。于是，针对这六个人的利己之心，我说：“倘若我跟你们回去，消息在城里一传开，立即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要求救济金，一场可怕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很多人会伤胳膊断腿，甚至被踩死。你们就能保证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你们自己不在其中？我建议采取另外一个方案。我已经告诉我的助手，在前面不远处的一所旅馆里等我，他随身带了五千文铜钱。如果你们同我前去，我将把那几吊钱分给你们几位。不用冒断腿断胳膊的危险，就能得到钱，难道你们不认为跟我去更合算？”　　其中一个人嚷道：“好啊！我们跟他去！”于是他们让我坐上车子，启程了。我们爬上一座小山，走进一片山谷，又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看见旅馆的灯光，还没有接近旅馆，我就叫他们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到旅馆去把钱取来送给你们”。　　我把钱取来，放到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一个说：“就这些？”　　我回答：“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了，几乎一文钱都没有剩，我的晚饭还得赊账呢。”接着我脱下外套说：“如果你们认为钱不够，拿走我的外套当掉好了。”　　此时，另外一个人对第一个人嚷道：“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们，你却索要更多，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于是，他们向我表示感谢，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便回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去吃点东西。　　在我吃晚饭之前，一个截然不同的、伟大而动人的场面出现了：姚沟的村民听说我遇到了麻烦前来营救了。姚沟是一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我年初在那里发放过救济金。村民们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看到我安然无恙，大家让我骑上骡子，队伍便原路返回了。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人声鼎沸，异常热闹。村里的长老们也没有闲着，在一家很大的当铺里，他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当铺是当地的主要建筑。直到深夜，我们还坐在那里闲谈，为我的成功脱险而庆幸。　　第二天，我回到青州府，拜会了知府。我原原本本的向他讲述了昌乐知县的错误做法，并说明车上的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各商埠的救灾委员会募捐的善款，我必须对这笔款项负责，如果您能就这笔款子向昌乐知县索要一张收据，我将不胜感激，至于现金，可由该知县发放给城里的老人们。知府对我非常客气。两天之内，我就收到了昌乐知县签发的收据。　　但那位可怜的人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的停止。他的刚愎颟顸使他遭到了民众的唾弃，陷入困境。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女人征服了政府官员

　　当城里的穷人听说这笔钱将要在他们中间分发时，他们去了县衙门，要求知县兑现。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打发人们回家，说救济金很快就会发放。人们不见动静，又一次聚集到县衙门，但同样遭到了知县的拒绝。于是乎一种非常有趣的场面出现了，表明中国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民主面前一败涂地，并且在对付女人的准则时无能为力。　　一天，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坐在院子里，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门的工作人员问她们要干什么，她们说，希望见一见知县，她们有话要说。知县不得不出来应付，也想知道她们到底要说些什么。他一露面，一位被推举为发言人的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于是一百多名妇女在板子上猛剁一阵，还一齐唱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明白，他的底牌已经出来了，只好允诺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金。他还就真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这件事一结束，我给一位在中国的美国人写了一封信，把我近期所观察所经历的一切进行了总结，并没有奢望会得到回音，但信还是被寄往了美国，并且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另外有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穿越大西洋，到达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观察》或者《庖摩尔要闻》——我忘了是哪一家了——上，标题是《传教士的奇思异行》。然而，编辑却忽略了提供一些建议，告诉传教士在那种环境中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17 令人沮丧的冬天　　1876年秋，募集到的捐款很多，以至于我难以轻轻松松地发放。此前，我曾同倪维思博士就传教的范围作了地域上的分工。这时他发现自己传教的地区内灾情很严重，便也参加了救济工作。与赈灾同时进行的，是礼拜留在各个传教中心举行的宗教仪式，于是乎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得以手牵手密切合作。　　随着冬天的临近，情况越来越危急了。有一个村子报告说，原先他们有五十个居民，现在幸存的只有十个人。米价飞升，涨到了平时的三四倍。有很多人，在听说满洲的谷物非常便宜后，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了那儿。那些无法迁走的人不得不拆掉房子，将其中的每一英寸木料——不论是门、窗子、门框或者是椽子——作为烧柴卖掉，以便弄到钱买一点小米。这点收入来源告罄之后，他们把原来盖在屋顶的烂高梁秆和草种子、谷糠一起煮食，以苟延残喘。　　正值深冬，为了取暖，可怜的灾民们在地里挖一些很深的坑，二三十人甚至五十多人挤在一起。致命的严寒，加上缺少食物，导致民众大量死亡。开始的时候，由于幸存者没能力给每个死者单独挖一个墓穴，便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葬男的，另一个埋葬女的。后来，死者就躺在倒下的地方，没有人管了：或者在家里，或者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在大路上被野狗、狼和秃鹫撕食。　　了解到这可怕的景况，我去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做了一次考查，发现土地所有者用一两块钱就把一亩地卖掉。为了活下去，夫妻们自愿相互分离。在青州东南部山区的一家乡村旅馆里，我住了一个晚上，那儿出现了一个买卖妇女的市场，买主都是从遥远的东部来的男人。由于内心极度不平静，由于伤心，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那些没人买的妇女请求人们无论如何把他们带走，即使什么东西也不给，因为那样也比饿死好得多。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偶尔也能制定一些基本上还算公平的政策措施。第二年，当大灾荒结束之后，省巡抚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前一年进行的妇女和土地买卖为无效交易。接下来是一个人、地归还原主的时期，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周年之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与政府官员和士绅一起发放救济

　　在读了我寄去的描述这场灾荒的信后，我的很多朋友，如荷兰公使福格森（Fergusson）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乔治·詹姆逊（George Jamieson）先生、海关的豪威尔（Holwell）先生，以及烟台教会共同体的医生卡米吉尔（Carmichael）博士等，凑到一起讨论了一下，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同时豪威尔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申报》(Shen Pao)上发表。此后不久，从北京到南方的广州，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仅仅从上海，我就收到了100英镑的救济金。益都县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也在他本省建立了一个救灾基金，并且有一些江苏的官员和士绅前来参加救济金的发放。　　为了避免分别来于当地政府、江苏省和外国人的救济金的重复发放，也为了防止人们对救助者提供的救助金的多寡进行任何可能的比较——那会在灾民之间引起动荡，我同管理着十一个县的青州知府和青州首府所在的益都县的知县进行了商讨，以便找出一个组织救济金发放的更好的方式。最后是这样安排的：将益都县划成几个区，江苏的士绅在其中的一些村庄发放救济，而我在另一些村庄发放，这样就避免了由于不同团体在同一个地方发放而在接受者中引起的不满，同时保证了发放到每个人手里的数目是完全相等的。　　当江苏的救助者到达后，他们也在城里开办了一个孤儿院。但从一开始，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就被霉运缠上了。由于爆发天花病，他们院中的孩子大批死亡，因此人们认为他们建立的孤儿院“风水”不好，不愿意再送任何孩子请他们看护。相反的是，我们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孩子没有一个生病的，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超出了我们的看护能力。　　山东巡抚代表受灾最严重的七个县上奏朝廷，请求救济。灾区的中心在益都县，是青州府治所在地。益都的知县是一个江苏人，为民众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除政府提供的救助外，他还鼓励士绅领袖们捐献了大量救济款。在城里，每天有五万人接受政府供应的质量不错的粥饭。他还在其它八个灾荒中心区建立了类似的施粥场。　　南京一位职位不高的中国官吏在听了关于山东救灾工作的报告后，汇给我一百两白银（相当于30英镑），尽管他根本就不认识我。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山东当地的银行家做出的贡献。我的救灾工作离不了跟他们打交道。我通常兑换现金的那家银行是青州府一所规模巨大的当铺，在周围的很多个县开展汇兑业务。当我们打算在一个村子或城镇发放救济时，所要做的就是把银子交给当铺，当铺负责安全地把现金送往目的地：用十多辆小车把铜币运往需要救济的村庄。他们总能迅速而安全地完成任务，并且，因为对我们给予民众的帮助怀有感激之情，他们给我们的兑换率总是最优惠的。　　19 A·G·琼斯先生的到来　　1876年11月底之前，阿尔弗雷德·G·琼斯先生作为我的浸礼会新同事到达烟台。他在爱尔兰的新罗兹（）有自己的事业，但却感到了传教事业对他个人的呼唤，他认为那是任何其它人所无法代表的，于是他把自己的业务委托给自己的经理，来到中国。　　我赶到烟台去迎接他。他到达的那天是礼拜六，第二天就开始学习中文。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沿着海边散步时，我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的是艾温（）那著名的传教布道。他呼吸在艾温言论的气息中，就像干渴的土地吸收上天的甘霖。突然，他在沙滩上停下来，喊道：“停！停！我走不动了！”他的心灵被一种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激情充盈着，终其一生，这种激情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给他提供了一个中文老师，并同他一起在烟台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到了青州。1877年5月，他志愿来青州协助我工作，负责管理救灾基金的往来账目。　　由于暴风雪阻隔，我费了十二天时间才回到青州。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建议地方官预防灾荒

　　当冬天过去、春天的庄稼露土之时，我向青州知府和益都知县建议采取必要措施预防饥荒。我请他们参观我的孤儿院，建议说，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并且承担一半的费用，我可以负责筹建几所类似于北京、上海、福州的学校。这些学校以孤儿中的佼佼者为对象，学生们将被教以英语和各种西方的学问；而其他智力稍差的孤儿则被教以各种新式的工业技术，以免增加传统行业的竞争者数量。当孤儿们完成专业训练后，便具备了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意义重大的服务的资格。我力图使官员们从内心里接受这样的道理：中国古代的圣人所以受人敬仰，是因为他们为人类的利益创造出新技术：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那么，在国际交流频繁的当代，清代的高官们应当为了百姓的利益而采纳新的方法。　　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但是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益都知县之子成为北京改革派的人物之一。后来，西太后加紧了对权力的掌控，镇压改革，他被迫流亡异乡。只是在义和团的反抗下，清政府才意识到学习西方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命令整个帝国接受西方的模式。　　 21 教会工作　　1877年2月18日，我以帕格特寓言为主题做了一次讲道，表明我们必须和我们的主做交易，主将根据我们的作为给予我们奖赏。　　我提醒听众，那些加入教会的，从今以后必须誓愿把以下要求作为侍奉上帝的特别途径：　　⑴捐款用于印刷和散发基督教书籍；　　⑵奉献出一部分特定时间用于传播福音；　　⑶看望和治疗病人；　　⑷抚慰遭受麻烦的不幸者；　　⑸冬天向急需的穷人赠送救济金及保暖的衣被；　　⑹提供帮助，埋葬死去的穷人；　　⑺分发药品；　　⑻关怀老人、寡妇和孤儿。　　那时，《旧约圣经》还没有被翻译成标准的中国语，翻译过来的只有《律上加律》，作为《旧约》的替代物，因而,教会的领导者们被介绍使用《律上加律》。由此，他们熟悉了《旧约》中的英雄和圣人。针对祈祷中问到的问题，我还设计了一个系列演讲，涉及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孩子、厄利亚预言天降大雨、厄利沙使死者复生、但以理保护众人免遭国王荼毒、摩西胜利逃出埃及、大卫放弃遭受瘟疫的土地等等，还有其它的例子。　　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以前从未读过一个字，现在却要背诵我们的书。礼拜天，她们踮着残废的小脚步行十多英里的路程来参加礼拜仪式。其中一个信奉者率领三十多个村的代表向上帝求雨。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带领六个邻居做同样的事情。提到实际结果，我感到高兴得很：尽管有怀疑者的冷嘲热讽，在这两个事例中，雨还真的被她们求下来了。　　1877年7月，我制定了一些纪律条款，作为教会的行为准则，基本遵照史密斯在他的《基督教古史记》确定的风格：　　⑴中国基督徒应当献出他们的部分金钱用于资助寡妇、孤儿、遭遇不幸者以及病人；　　⑵把对缘于基督教团体和非基督教团体的苦难的隐忍视为基督徒之爱的证据；　　⑶要提供金钱和智力侍奉上帝；　　⑷基督徒应当致力于救赎他人，同时救赎自己；　　⑸在没有咨询当地的牧师之前，任何教会成员不得诉诸法律。　　当感兴趣者前来学习基督教时，我帮助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团队。男人们选出自己的头领，妇女们也一样。被推举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口碑，准备奉献出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去拯救他的同胞免于罪孽，并引导他们走向上帝。优秀者得到的奖品是布道小册子和赞美诗。也教他们音乐。学习者被劝诫对那些花费时间教他们的老师要恭敬、慷慨。　　在我遇到的宗教问题中，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是风水迷信。倘若不征求风水先生的意见，没有人敢建一所房子、筑一道围墙、或者挖一口井。我认识到，驱除这种迷信的最好途径就是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我坚持认为，应当付出跟从事宗教事务同样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上帝制订的法律。因而，我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了一套针对中国人的教科书。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给浸礼会协会的信

　　大约就在这时候，我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并指出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无论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教会应当从以下四条途径帮助中国人：　　⑴立即赈济灾荒；　　⑵把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包括医学、化学和矿物学、历史；　　⑶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　　⑷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的过程。　　我代表琼斯先生和我自己请求协会资助1000英镑，用于赈灾；用于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为了这个国家的拯救和持续繁荣。　　我还斗胆指出，如果把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及其花费与以前的工作和花费做一个对比，再与其它协会——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的花费作一个对比，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并且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资金。　　在此，我很高兴地为协会的慷慨记上一笔：他们很快就汇来了资助的500英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决定赴山西

　　1877年秋，关于山西省发生灾荒的消息传到了沿海地区，灾情比我们在山东见到的要严重得多。伦敦传教士协会的慕威廉（）博士应上海赈灾委员会地的请求，写信给我说，他们对我在山东赈灾的工作方式深表满意，问我愿不愿意赶赴山西，在那儿开展救灾工作。　　那时，阿尔弗雷德·琼斯——他已经加入我们教会，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约一年以前，从烟台来到青州帮助我处理账目——在那方面，他是个行家。接到来自上海的信，在为这件事进行祈祷后，琼斯先生和我感到，确定无疑地，是上帝在直接指导我们去开辟中国的内陆地区。中国人也许不接受写在纸面上的基督教的真理，但当他们陷于困境时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却会成为我们宗教之动机的不容反驳的证据。　　琼斯先生非常愿意，在我们的牧师秦先生的协助下，照料新生的青州教会，照料它的七百名信徒和一至两千名宗教热心者。程牧师使中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作为同事发挥的作用可以抵任何两个或三个普通的外国传教士。原来，他是太平天国叛军中的一个文书。他对基督的信仰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终其一生，他为超过两千的转变者举行了洗礼。把教会置于这两人的掌管之下，加上拥有七年同中国人打交道的知识，凭着最近在赈灾中的实际经验，我感到很轻松，可以很放心地前往山西，展开传教和赈灾工作。祈祷和同琼斯先生的谈话结束后，我是那样激动，一种深刻的感情支配了我，我感到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对数百万人施加影响。一种难以抑制的震颤传遍全身，我浑身无力，简直无法穿过后院走回自己的卧室去。　　知道我将要去山西，当地教会的很多男女申请陪我一起去，但我认为，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山东，以扩大那儿的福音传播工作。仅仅在一名信奉基督的农民和一个仆人的陪同下，我启程了。走了不到二十里，我突然发现马车后面有一个陌生的行李卷。我问那是谁的，仆人只是笑，开始不想告诉我。随后，我发现它属于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福音传播者，他决心要跟我同去山西。十分不情愿地，他听从了我的劝告，返回青州，继续从事刚刚开始的传教工作。　　2 太原府之旅　　到达山区后，布满乱石的道路崎岖不平，车行十分困难，于是我骑骡子前进。正是十一月，天气非常寒冷。在穿越一个山中隘口时，我的一个脚后跟冻伤了。在这种山区，旅馆都建在挖在黄土坡上的窑洞里。这种旅馆在夏天非常凉爽，因为太阳的光线无法穿过黄土层；但另一方面，在冬天则非常温暖。在严寒之中骑在骡子背上跋涉一天之后，走进一家旅馆，躺在底下燃烧着木柴的炕上，实在舒服得很。　　山西省的首府太原坐落在一片南北绵延差不多一百英里、宽三十多英里、海拔大约三千尺的高原上，靠近它的北部边缘。我刚刚离开的山东省的青州府，距海平面只有大约二百尺。因而，山西的冬天特别严酷。幸运的是，这个省拥有充裕的煤炭，都是无烟煤和沥青炭。　　到达太原时，我手头只有为数不多的银子——大约两千两。来山西之前，我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那儿弄到一张通行证，以防深入内地的旅行途中会遭遇阻挠。行进途中，我们开始相继看到一些令人恐怖的景象：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上，被野狗和狼撕裂。这可怕的场面，加上气候的严寒，使我的两位伙伴的精神濒于崩溃。看到他们的心已回到了老家，我就打发他们回山东去了。然而，回到家后，周围的人因为他们两人抛弃我而非常愤慨：“想一想吧，作为一个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国家的气候，却让一个不习惯它的外国人自己去面对寒冷、危险和困穷！真好意思！简直是耻辱！”他们嚷道。那两人遭到如此对待后，对自己的行为深感羞耻，决心重返山西，回到我身边。在“失踪”了两个礼拜后，他们又在太原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之中。　　那时，整个山西省没有一个新教传教士，但有两个罗马天主教主教和大约十二个神职人员，继续超过两百年前耶稣会士开拓的事业，那时他们在北京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山西巡抚（1）

　　山西巡抚时曾国荃，是闻名天下的曾国藩的弟弟，清朝驻英国公使曾纪泽侯爵的叔叔。一到达太原，我就去拜访他，以便让他清楚地理解我来山西的原因。他的一个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而非常生气。在中国，叛乱经常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意的灾荒期间发生。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刁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出示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仍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他的哥哥，曾国藩，是太平天国叛乱期间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曾经把自己关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观点上奏朝廷，大意是，两派相互仇视得很厉害，往往会相互拆台，因而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必对双方都采取进攻性政策。当我向巡抚征求意见，问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放我将来收到的救济金时，他闪烁着狡狯的眼珠，说：“城里有一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些天他来为他负责的一所孤儿院申请粮食。你最好把你带来的两千两银子交给他处理”。　　对他的建议我表示感谢，并回答说，我将去拜访那位天主教主教，同他一起讨论这件事。我这么做了，把我在拜访巡抚时同巡抚达成的意见告诉那位主教，并说，我非常愿意把银子交给他，用于孤儿院的维持，条件是让我的一个助手参与救济金的发放，因为那钱不是我自己的，是上海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朋友的慷慨捐助。然而，那位主教没有一刻犹豫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告诉他说，我必须把这件事汇报给巡抚。他表示非常希望我这么做。于是，我起草了一个关于我们会谈的情况的报告，并把复印件寄给了主教，问那是不是对我们的会谈的真实纪录。他很快就把复件返回来了，说一切所记完全属实。于是我把报告呈交巡抚，同时请示赈济灾民的其它方案。巡抚迟迟不予批复，并且在继续拖延。利用这段间隙，我决定前往考察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南部地区，以便亲自了解灾荒的严重程度。　　4 在天主教神职人员中进行问卷调查　　出发之前，我以问卷形式准备了十二个问题，把它交给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烦请他寄给全山西省内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答好后尽快地返还给我。这些问题包括：平常年份谷物的平均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率。　　主教很高兴的接受了我的请求，把我的问卷分寄给山西各地他属下的神职人员。等我旅行回来，他们详细回答的问卷就已在等着我了。我把他们提交的内容进行了总结，附在我去山西南部的旅程中所记的日记后面——在日记里，我仔细认真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寄给了在上海的朋友。　　启程时我带了一名仆人，单身一人旅行很不安全，因为很多饥民变成了食人肉的野人。　　5 日记摘录，山西，1878　　1878年1月28日：　　从山西中部出发，一路南行，以考察灾荒的严重程度。我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一名仆人，仆人也骑着骡子。　　在离开太原时，我们无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门，因为街道上躺着一个人，快要饿死了，四周围了一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　　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但却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路过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置身于这无所不在的灾难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却没有人抢劫富户。今天这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得少。大家都听天由命，我唯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山西巡抚（2）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有些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出卖，每斤两到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草种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点这种干粮，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之后，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死于二十天前，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另一个装下半身。七天以后，另一个也死了，可是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不一会儿，听说救济来了，不少人前来找我说，每家都有未埋的死人。　　看到另一个女人努力起来。她有力气抬起一条腿，却没有力气站起来。再往前走，我看到一个笼子里有两颗人头，这是对试图暴动的人的警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里，他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在洪洞县城的北门，并排躺着三个死人，一个是男孩，另外两个显然是他的父亲和爷爷。前一天的夜里下了一场大雪。雪地里有两个男人争斗的痕迹，血迹斑斑，表明单身旅行是非常不安全的，尽管在旁边的两棵树上挂着两个篮子，每个篮子盛着一颗人头，作为对作恶者的警告。在这个地区，路两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门窗都被当作木柴卖掉了。里边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了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载满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的悲惨处境的写照。我们置身其间，不会感到很安全。　　2月4日，太原以南630里：　　在襄陵（）停宿。遇到从蒲州来的大车四十辆，要到北边去购买粮食。街道的一边立有稻草人若干，另一边写有两个大字：“穷人”。这是向所有路人的沉默无声的求告。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为运煤者的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走了这么远的路，看到了如此可怕的景象，我决定返回太原。关于灾荒的可怕，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材料，连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动的。　　就连豺狼也变得无所畏惧了。一天，我看到一只狼沿着大路行走，便大声吆喝，本想它会因为害怕而逃走，谁知完全相反，它站起来，盯着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敢跟它过不去。　　我们沿着原路返回。每天都看到同样的使人恶心的景象，以至于有时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只是精神混乱时的胡思乱想。　　我遇到的很多逃荒者来自蒲州。蒲州府在山西省的最南边，他们告诉我的是同样的故事。当我问他们饿死者和逃荒者的比例，他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见了。在很多地方，留下来的不超过二三十人。我还听到有人说，在三天之内，在路边上他们亲眼见到二百七十具尸体。在每一个城市，都有马车进进出出，车上往往装着三四十个死人，拉到坑里埋葬。　　处在这样可怕的景象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和心智——对此没有人会感到奇怪。我是置身于活人之间？还是在与正遭受折磨的死人为伍？灾难如此可怕，我们根本不敢从事任何救济活动，除非偷偷摸摸地进行。因为一旦人们知道我们发放救济金，会蜂拥而至，不仅救济活动无法进行，就是我们自己也会陷于险境，甚至会毫无意义地陪上性命。只有我们安全回到太原，为灾民申请救济，他们大多数人的生命才会得到拯救。　　14天以后，我们回到太原府，庆幸自己能够暂别连日来在路途中那可怕的一幕又一幕。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运输的困难

　　从天津到陕西南部的蒲州有800里路。政府运送粮食必须走这么远的路。也就是说近一些的地方没有粮食，方圆80里以内都是饥荒区。平民不能雇用骡子运粮，因为牲口都被吃掉了。山上的路超乎想象地难走，因而，对一支有六七头骡子的队伍而言，超过半吨运起来都困难。　　此外，山上的隘口的路非常窄，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让马车和骆驼交错着通过。为克服这个困难而规定：所有的骆驼，加在一起有一百只，应当晚上走，白天只准马车和骡子通过。　　听说从沿海运送粮食的这种困难，我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晴雨表，沿途观察海拔和低气压的变化情况。到太原府后，利用这些海拔和低气压的数据，我做了这条路的地图。　　那年冬天也是历年来最冷的。黄河上了冻，这样马车可以从冰上经过，这是三十年没有的事。　　1876～1879年的大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在此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中有一半遭受或轻或重的灾害。灾荒结束时，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死于这场灾难，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数。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确确实实，一位清政府的高官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人们迁往满洲，虽然那里的谷物便宜很多，而这发生在在土地的价格只能卖到实际价格的十分之一的时期；同样真实的是邻省的某些官员禁止向陕西出售粮食。这使得饥荒的状况更恶化了。　　在回太原的路上，通过快递，我把日记连同我收到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们的回信经过天津寄往上海。 7．内地会.传教士，詹姆士和特纳　　此时，上帝号召更多的基督救助者前往中国，以缓解中国的困境。1877年初，中国内地会的特纳（）及詹姆士（）先生到达山西。在整个夏秋季节，他们边布道，边把圣经和小册子发给饥民。但是他们两个都感染上了因饥荒而引起的热病。詹姆士先生患病后，非常虚弱，不得不离开。特纳先生陪着病人来到沿海。11月份，他们离开太原府，恰好是我到达那里的前两天。他们的有关灾民极度贫困的报告唤起了巨大的同情。　　另外，在汉口的伦敦布道团的阿诺德·福斯特（）牧师前往天津打听山西灾情的状况。经过直隶，在山西呆了一两天之后，亲眼所见足以使他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去英国，为救济饥荒筹集资金。他也是在我到达的前两天离开山西的。他到英国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先生在伦敦。福斯特先生向他讲明情况，恳求在英国成立一个救济金基金会。但是，公众希望得到有关饥荒的更详细的情况。我的日记和报告经罗马天主教牧师的手从上海到了伦敦，恰好在需要了解山西可怕灾情的细节的时候。 8． 在救荒中与中国官员合作　　送走报告后，只要钱一到，我随时把救济金发到该发的地方去。但是，当地的巡抚却迟迟不给我回信。钱在我的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人却要被饿死，我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捎话给巡抚，由于这么久没得到他的任何明确行动方案，我建议在五天内把救济金发给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我自主其事的行动使他坐不住了。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扰乱地完成工作。我告诉他们我非常满意。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　　官府在城里和主要的集镇设厂施粥。太原府的一个地方，每天有两万人前去领一碗小米粥。在山区的农村，农民想领救济的必须登记排队，每人每月100个铜板，也就是每天三个铜板。当时，二十个铜板等与英国的一个便士。 9 向巡抚提建议　　幸运的是，曾经做过将军的曾国荃这段时间在山西做巡抚，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需要高压政策。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发布了一系列严厉的命令，宣布如果有人胆敢暴乱或抢劫，城里的行政长官和村里的村长可以就地正法，而不用向巡抚请示。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决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一回到太原，我就向巡抚建议了三条救灾措施：　　⑴大规模向满洲和其它粮价低的地方移民；　　⑵启动公共工程，如修筑铁路，这不仅能立即给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可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　　⑶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　　一群候补道台根据巡抚的命令讨论了我的方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浸礼会的提议

　　大概是在1878年的1月26日，我写信给我们会的秘书，A·H·贝内斯（）先生，指出，当中国的第一批高级官员访问英国和美国时，他们被带去参观剧院和博物馆，却曾来没有被带着去参观过教堂或听过布道。因此，我请他采取措施，让英国最优秀的基督教士绅对中国新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次去英国，应该让他了解西方文明的精华，以便理解从初期到现在基督教传教士对人类文明的奉献。那将是祖国的朋友们所做的伟大的精神性工作，公使会把它汇报给帝国的中央政府，这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是巨大的贡献。我请贝内斯先生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建议，如果他认为这个建议有价值的话。　　不仅动员国内的基督教士绅通过伦敦的公使做工作，我还专为中国的读书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出中国的前贤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的意志，以此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灾荒是可以挽救的，如果官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其它国家的赈灾经验。儒生的傲慢自负，佛教徒的无所作为，道教徒和风水先生的迷信，确确实实是一种罪过，亿万民众因此陷入了毁灭的境地。关于赈灾，好多方案已经被讨论过了，但最好的方案是东西方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因此，我呼吁，中国和外国的优秀人才要走到一起，相互协作，以求中国富强。　　11 写信给各个新教差会，建议联合与协作　　1878年2月7日，我写信给中国的各个新教差会，指出由于没有联合起来，相互协作，我们的传教努力缺乏成效。每个差会都独行其事，建立了相互冲突的学校、医院，在同一个地区的传教手段完全雷同，与此同时，却有大量需要些的宣传材料没有人来做。“传教士们就像漂浮在海洋里的船，没有海图和罗盘，没有船长也没有大副”。　　但没有人对我的信做出回应。传教士团体还没有做好协作行动的准备。只是在30年以后，在1907年的百年纪念大会上，这个问题才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　　12 希尔、特纳和瓦尔廷的到来以及瓦尔廷的去世　　1878年5月，乘坐天津海河开河后的第一艘轮船 ，韦斯理会的大卫·希尔（）、中国内地会的约书雅·特纳（）、以及美国长老会的阿尔伯特·瓦尔廷（）来到山西，参与赈灾工作。从上海的赈灾委员会那儿，他们带来了一大笔银子，大约有3万两。他们的一些朋友非常担心他们会染上灾荒导致的热病，那种病已经带走了天津的好几位优秀传教士。但他们三人都做好了准备去面对这种后果。无论冒怎样的风险，他们都得前来，把救助款放在自己手里，而不去亲自散发给那些淹淹待毙的弟兄，这种事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刚到太原，瓦尔廷先生就成了热病的牺牲品，于4月25日去世。　　13 发放伦敦赈灾基金，1878年　　这时，我的旅行日记到达了伦敦。它为阿诺德·福斯特牧师的赈灾呼吁增加了极大的份量。威妥玛爵士和坎特伯莱大主教联合市长，在市长官邸开设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筹集的款项通过电汇汇到了上海。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银锭50两一块，每1000或2000两装为一箱。这些银箱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安排发运。他派遣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银子押运到太原交给我。其中一个军官无知得很，在交接银子的时候，他一直称我为“鬼子大人”。我制止自己不去校正他，以免他见到我不好意思。　　救济金源源不断地到来。我们发现，受灾最严重的还不是太原府，而是平阳府和临汾、洪洞和闻喜等县。于是，同巡抚指派的官员一起，我们到了以上地区，在那儿发放救济，一待就是几个月。　　在平阳府和临汾、洪洞、闻喜等县，我们分发过救济的村庄有145个，每个村子人口从63人到1267人不等，平均每户有3.1人。　　一位负责赈灾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洪洞县原有人口25万，在灾荒中死去的有15万。饥荒造成的痛苦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减少，还体现在牲畜特别是骡子和驴子的消失。例如，在一个拥有320人的村子里，有大量土地有待耕种，但只有三头牲畜保留了下来。其余的都吃掉了。　　官员和民众向各路据说能够降雨的神仙祈祷，但都是枉然。在异常悲惨的绝境里，他们听说在直隶省的一口井里，有一块铁板具有神奇的法力。于是巡抚曾国荃派人去直隶借来了那块铁板，用来祈雨。天主教和新教士也继续在各自的教堂里祈祷雨水的降临——像从前一样，相信同一个神灵的伟力——直到一场大雨浇灌了全省。老百姓对此无比感激。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内地会修女的到来

　　由于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敌意：政府官员接待我们的态度变得友好，遭受饥荒之苦的老百姓则欢迎我们到来，我感到一条大道敞开在眼前，我们的传教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机遇。我写信给中国内地会，讲述了这种情况，邀请他们派更多的传教士到山西来。听说戴德生夫人从英国启程，将来山西开展孤儿救助工作，我们都非常高兴。她由保乐（）先生陪同，从天津出发，于1878年10月到达太原，随她前来的还有霍尼（）小姐和科利克尼（）小姐。她们是第一批深入内陆的外国妇女。在我秋天外出赈灾期间，她们住在我的房子里。不久，同样属于内地会的詹姆斯夫妇也步她们后尘，来到山西。　　15 与马丁女士结婚　　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结了婚，我将在这个刚刚开辟的省份开展更多有成效的工作。此前，我在烟台时认识了一位很有教养的女士，她叫马丁，是联合长老会的成员，1878年来到中国。从一开始，她就被要求承担各种开创性的工作。除了在爱丁堡商业学院接受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外，她还在皮迪也（）博士指导下受到了良好的神学训练，在同蒙古的吉尔玛（）这样的神学家辩论时不仅仅能自圆其说。她还有音乐天赋，在与音乐有关的传教工作中总是一马当先。1878年10月，我们在烟台结婚，11月份就回到了太原。戴德生夫人、她带来的两位单身女士和保乐先生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妻子开办了一个男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开办的孤儿院则专收女童。　　16 冬天的赈灾工作　　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人又一次面临了饥荒所造成的苦难。遵从天职的召唤，我离开新婚一个月的妻子，与同事们在平阳府一起工作了4个月。坎农·斯格特（当时已是主教）和坎贝尔（）先生也在那儿，他们是我在烟台时的老朋友。他们也在发放救济，一开始是一个独立的基金，后来加入进来，与我们合作从事伦敦市长赈灾基金发放。　　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20万两，约6万英镑。其中的12万两由希尔、特纳和我发放。其余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天津一位姓盛的道台 （现在被称为“盛空炮”）负责，海关的布德（）先生协助；另一部分经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发放。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买进和发放粮食，在那样的小地方缺乏有势力的银行家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因而我们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每户差不多2到3盎司，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用这笔钱购买粮食，同他们的草种和谷糠掺和着吃。发放救济的过程并不容易。每一个村都派人带着登记表到发放中心领取救济。发放之前几天，我们雇佣一些铁匠，在一所院子里，燃起炉火，把50两（相当于英国的60盎司）一块的银锭烧红，敲打成薄薄的银片，再切割成长宽一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方块。　　中国的通货问题看起来简直要毁掉坚实的数学的基础。在有的地方，82文被看作100文；另一个地方则50文相当于100文；再换一个地方可能是16文等于100文；而在北京，10文相当于100文。银子和现金之间的兑换也不合常规：有时，一两白银可兑换1500文制钱，有时只能兑换1000文。更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在不同地区，银子的重量也不一样：在平阳府，1斤包含16两；而在外面的山村，则等于20两。　　当我问到这种无比繁琐的计算法是怎么来的时，有人告诉我82文是如何代表100文的。有一次，一个聪明的政府官员认为他发现了一个铸造货币的秘密，掌握了这个秘密可以大大地增加帝国的财富。他下令，每100文铜钱中的18枚要用铁来铸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铁钱变得锈迹斑斑，不堪使用。于是在交易中，人们就说“只给我那82文就行了，我可以把这82文看成100文。”从此以后，他们就把82文铜钱等同于100文。　　在汾西（）县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坎农·斯格特先生和我分手了。他要回国接受主教职务的委任。剩下的赈灾工作由我一个人完成。由于长期劳累，并且暴露在阳光下工作，我最终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城。在平阳恢复健康后，我回到了太原，开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规性的传教工作，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一步。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山东的赈灾工作结束后，倪维思博士工作过的地区的民众给他送了一顶“万民伞” ，上面写着对他深怀感激的1万个灾民的名字。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一般情况下只有各级政府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在中国以及在东方的其它地方，人们用这种红伞表达他们的敬意。我听说，在我发放过救济金的地方，接受过救助的人们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激。但我捎去话，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做，因为那必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　　山西的民众用各不相同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平阳府的学者们——他们的判断完全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树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了我们提供的帮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另一方面，那些心怀感激的乡民派代表到希尔、特纳和我的住处要我们的照片，好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当1878年我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的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还有，在山西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 （）的前山东巡抚——由朝廷委任的两位负责救灾的大臣之一——上报朝廷的奏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恩赏，但那些赞助了大量救济金，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容易感染伤寒病的救灾现场工作了两年的外国人，却不在名单之内。然而，李鸿章却给我们请赐了爵位——上海赈灾委员会的人没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协商，去跟李鸿章接触过——只是在阶别上要低得多。　　18 以中文写成的罗马天主教书籍　　赈灾结束后，在展望今后的传教工作时，我写信去上海，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的基地都有一套了。我还从北京定购了一套中文的关于希腊正教的书。早期——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耶稣会士曾经写过一些中文的基督教书籍，使中国社会上层的一些人成为信仰转变者，也在广大群众之间唤起了无数的追随者。在检查这些书籍时，我发现，如果把其中关于罗马天主教礼仪和罗马教徒的部分删去，其中包含的基督教教义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发挥它在宗教宣传中的作用。此前我还定购了由必尤特（）侯爵翻译成英语的《每日祈祷书》、《圣徒的人生》以及其它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著作，以便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当时，可用于赠送的基督教书籍很少，主要的有花之安（）博士的《西方文明》 、《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博士的《自然神学》、林乐知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的《基督教证》和《寓言》，还有一本由中国信教者所写的小册子《良知之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督教书籍可以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19 新教传教工作的无组织性　　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新教各传教会之间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且在讨论各种方案时认识到，我们应当效法罗马天主教徒所采用的一些好的政策。他们的方济各会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耶稣会在另一个地方，拉撒路会又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选定一个不同的地区。同样，新教的不同派别也应当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传教，而不应当把同一个地区分裂得支离破碎。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方案是，不同的派别应当放弃各自的名称，在不同省份成立中国联合教会。但财政难题是一个障碍，横挡在各派别传教区的再分配之路上。不同派别之间缺乏宽容，也是当时无法实现联合的原因。只是过了30年以后，我们基督教各派之间开始建立联合学校和医院。　　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一起吃中国餐。希尔告诉我们说，在经过了多年的布道之后，并没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读了《新约圣经》，发现他已不再像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强调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而是开始宣讲另外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更加接近《圣经》的原文本意，而神学意味越来越少。他说，在《新约圣经》中，他发现了一条福音，会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快乐——那是关于上帝天国的福音：在那天国里，有的是永恒的正义、大地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们幸福。　　听了这些，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传教经验和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我宣读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结论，与希尔先生所说的非常相近。听了以后，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吕洞宾

　　那时候，只有两种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在传播：一种攻击偶像崇拜，一种攻击祖先崇拜。　　它们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结果是，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对手。这样，这种小册子恰恰破坏了它们的作者所要实现的工作目标。　　在我来中国的第一年期间，一位传教士朋友得胜回朝一般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他的一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他告诉我，那人已经成了一名基督徒，他将把这牌位烧掉。我对他说：“当他烧掉他家的祖先牌位时，我想你也应该同时烧掉你父母的照片吧？”。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的思想。那牌位最终没有被烧掉。　　21 失落的基督徒　　在山西时，我听说大约1000年以前，那儿生活着一位著名的将军，叫郭子仪，他曾率领中国军队在西北边疆打败了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进攻。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家就在平阳府。那时，在山西的南部，有很大一批基督徒。从那以后，那一带兴起过多种基督教宗教团体，它们影响所及，向西南到达陕西的首府西安，向东到达河南的首府、也曾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洛阳。　　据说，在某个时期，有不少于3000个外国传教士，分别来自于印度、波斯、坎布尔和叙利亚，这还不包括洛阳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日本政府派出了由他们最有智慧也最忠诚的学者组成的外交使团乘坐四艘船来到中国的首都。这些学者中的两个领袖人物，为日本带回了一种新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基督教——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占统治地位宗教，此即大乗佛教。　　22 吕洞宾　　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公元755年，在中国出生了一个叫吕洞宾的人。他原来是一个儒生，曾在道教大教主的老家江西 做过地方行政官。因为对道家思想产生了兴趣，也因为受了景教和其它教派所启示的精神真理的感召，他由道家的方术转向宗教的伦理和精神方面，写了一部评论道教的书，直到今天仍然是道教的权威著作。这样，外国宗教在中国古老首都的引进导致了这个教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它的信条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信仰。关于吕洞宾的另一种记载是这样说的：他是来于西方的一个宗教教师，有一副白人而不是黄种人的面孔。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在生病时往往到庙里去，点上香，向一位白面孔的神灵乞求治病的处方。一支铅笔悬挂在神像前面的一根横杆上，祷告以后，那支笔在一块事先撒上谷子或沙子的占写板上移动，划出的文字就被视为药方。这种到庙里求神的活动，直到现在在中国北方的大多数省份里，还可以见到。获取处方的另外一条途径是，烧香跪拜后，从盛在一个筒子里的一把竹签中抽出一根，上面刻着一个数码；庙里四面的墙上都悬挂着长8英寸、宽2英寸的黄色纸条，每张上面都有数字，下面就印着处方。与抽到的数码相对应的那张纸条上的处方由祷告者带回家，为病人治病。　　当这种宗教派别大量出现时，政府的残酷迫害也就随之而来。政府有时候信奉佛教，迫害所有其它形式的宗教徒；有时候信奉道教和儒教。据传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它的信奉者被罚作理发师，穿着特制的服装。直到今天，戏子和理发师都不能参加政府举行的考试。许多理发师把吕洞宾看作他们的宗教的创立者，而清政府直到不久以前还禁止把神像的面孔做成白色的。　　白莲教的故事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中很广泛地秘密流传。它同莲花图案——佛教文学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以及同追求长生不老的术士们的丹药之间的联系，却并非人人皆知。格鲁特（）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有趣的探讨，写了一部关于龙华派的宗派主义的著作。我们因此可以发现发现，在中国北方的地区，人们充满了对宗教的热忱：这是一块值得“投资”的土地，对任何宗教上的投入，它同样能产生巨大的效益。　　1879年，赈灾工作彻底结束，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提供“生命的食量”。为此，我们必须准备一些基督教文学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对统治中国的儒生，对在帝国各个地方拥有最好的寺庙的佛教徒，对缘于吕洞宾的教导而从迷信、魔法和符咒半醒来的道教徒、对伊斯兰教徒以及对那些仅仅在山西一地就拥有数十万徒众的各种秘密宗教派别，都有吸引力。大卫·希尔能用中文写作，是传教士之中少见的睿智之士，开始写一部书和一本小册子。我感到有必要学习更多的中文词汇，开始坚持用中文写日记。我还试图同远在平阳府与特纳先生一起工作的希尔用中文通信，不过，是我口述给我的中文助手，由他写成书面文字。　　1879年初夏，希尔先生回到了太原。在太原，我们一起工作，经常心有灵犀地想到同一条道上去。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半道上相遇，他来找我，而我正要去找他，打算跟他讨论一些新的工作思路；而他也同时有了类似的想法，要来跟我商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亲密无间的、幸福的、美好而甜蜜的，这种友谊关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23 在108个县里传播福音、散发传单　　我们决定，在传播福音、散发小册子和各种专门制作的传单时，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在其它省份引起过骚乱的心怀不测之徒。考虑到工作人员之少，这可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标有全省各县的一幅巨大的地图摆在我们面前，一些志愿者被召集来参加宣传品的发放，能负责几个县就让他们负责几个县。大部分县被承包下去之后，剩下的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一年内结束。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一位姓郗的牧师

　　24 乡试上的有奖征文　　1879年是三年一度的乡试年。在山西，大约7000名学士（秀才）参加了晋升硕士学位（举人）的这项考试。我们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小册子，在考生之间发放。其中有一本是由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传教士大会上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制作的；另一本非常优秀的宣传册子是由上海的一位土著基督徒撰写的，题目是《良知之镜》。与此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一个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优秀论文奖。　　奖金是罗伯特·赫德爵士提供的，目的是鼓励中国学生研究有关人类文明和宗教的书籍。最后收到的论文有100多篇。　　25 一位姓郗的牧师　　在获奖的学生中间，有一位姓郗的先生，原先是一位金坛教徒（追求长生不老的一个宗教派别，与景教非常相似），家在平阳府，在那儿首次接受了希尔先生的影响。随着与希尔先生的交情的加深，郗先生被引导信奉了基督教。特纳先生为他举行了洗礼仪式。最后，他成了内地会属下的一座当地教堂的牧师。内地会早就渴望在平阳府开展传教工作，因为大部分的赈灾款发放给了平阳的灾民。　　26 访问北京，与李鸿章见面　　1880年，中俄之间发生了冲突，中国国内对俄国的敌意迅速蔓延。巡抚曾国荃被派往沿海，将组织一支军队迎击俄军。但他的很多士兵在半路上逃走了。意识到企图与任何外国开战的那些中国人的愚蠢，我写了一本主张和平的小册子，题目是《和议论》。1880年8月，我离开山西去北京，打算就这个问题向高层官员上书，并且给北京的每一个衙门都寄上了一份小册子。它引起了反战派的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上面发布命令，称任何倡言和议的人都被视为叛徒，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1880年9月，我路过天津。听说我住在城里，李鸿章派人向英国驻天津领事佛雷斯特（）先生传话，说希望能同伦敦传教会的朱乃森·里斯（）先生——他曾在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省赈灾——和我见上一面。我首先向总督表示感谢，感谢他派人将赈灾的银子送往山西，使我免于为它的安全担惊受怕；他也对我们两个表示了谢意，因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他的子民得以免于饥荒之苦。接下来他和里斯先生就基督教传道会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总督的一席话过后引起了我的深思。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他同时指出，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这使我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去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于是我回到山西，决定针对官员和学者们开展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　　27 斯格菲尔德博士和其它内地会传教工作者的到来　　1880年11月，哈罗尔德·斯格菲尔德（）博士到达中国，并来到山西参加内地会的工作。他是来到过中国的最杰出的医生传教士之一，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合作者，总是妙趣横生富于煽动性，也极具鉴赏力。他来后不久，兰德尔（）先生也到了山西，他是爱丁堡的一位律师。接着，骓克（）先生经由平阳来到太原；皮格特（）先生也参加了内地会在太原府的传教工作。在传播福音和发放小册子的工作中，他们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山东时，我跟每一个教派都保持着愉快的关系，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而且，就自己而言，认识在山东工作的每一位传教士。与他们见面，一起交换意见，是一件使人非常高兴的事情。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之间在地域上的划分很好地解决了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害怕的纠纷。　　在山西，我从邀请内地会的工作人员参加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不久，1883年，美国的奥伯林会向山西派出了他们的传教团。我建议在山西省的首府太原成立一个新教联合教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个教派都有各自的祈祷和布道的地方。我还建议，大家不要都跑到一个县里去传教，而是在我们之间划分工作地区，像山东那样，以避免叠床架屋。这个意见得到了在山西的所有三个教派的赞同，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和谐。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令人遗憾的门派分割

　　我们同内地会各传教士的关系一度非常友好。我妻子理查德夫人经常同科瑞克梅（）女士、霍尼（）女士还有兰克斯特（）女士一起走访中国妇女。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斯格菲尔德先生还不会讲汉语时，我在他的诊疗所给他当翻译。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在我家举行一个祈祷聚会——后来完全成了一种社交聚会；每个礼拜六，也是在我们的房子里，举行一次英语的礼拜仪式，所有的朋友都留下来喝茶；而在礼拜六的晚上，则用中文举行礼拜仪式，完了是合唱赞美诗。礼拜四晚上，我妻子举办一个音乐培训班，教我们那些希望学习读谱的朋友们首调唱法。兰德尔夫妇很有音乐素养，使我们的小团体获益良多。兰德尔夫人是一个虔诚的工作者，尽管去世得早，离开时却怀着成功者的欢欣。　　但内地会的戴德生先生，却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和谐。1881年，他命令手下的传教士到另外的地方祈祷，理由是我的做法不合正统。斯格菲尔德和兰德尔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带着戴德生先生的信来拜访我。他们肯定地告诉我，经常从我的谈话中受到启发；但是，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内地会在太原府有独立的教堂，也开办了独立的学校，这大大违背了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　　11月，我决定来回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前往烟台，以个人地身份去拜访戴德生先生，希望能够比较圆满地把问题解决了。最终，我提出可以离开工作了多年的太原府——正是在这里，通过参加赈灾，我确立了浸礼会的优势地位——前往河南省首府——在那里，他的内地会被驱逐出去了。条件是，他不再派任何一个内地会的成员前往该地，而应把这块地盘留给浸礼会。然而，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　　面对这种不容商量的态度，我带着一颗忧伤的心回到了山西。我感到，不管怎么说，在同一个城市里，开办不止一所学校，相互对立，相互竞争，对我们而言，是件不光彩的事。内地会的人告诉我，他们打算把他们的学校永久地办下去，于是我建议他们把理查德夫人的那些男孩接受下来，这样，我们可以抽出空来，全身心地去做其它善事。大家认为这是节约财力的最好办法。然而，理查德夫人教了这六十个学生三年了，非常喜欢他们。最早来的那十个孩子，在1880年1月已成为基督教徒。把他们转交出去，理查德夫人的心里颇不是滋味。　　从自我辩护的角度，我可能有很多话说，但是，于今而言，一切已为往事。就我当时的态度，我没有后悔可言，尽管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到它的影响。让我感到欣慰的事，太原府再也没有了分裂，浸礼会现在已拥有了整个城市。　　 29．基督教徒小传　　1880至1881年间，我偶然间意识到，中国人可能对那些卓越的基督徒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这时候，必须向他们讲明，那些伟大灵魂多少个世纪以来在所有国家所做的一切，究竟目的何在。于是，我设法搞到一些有关教会历史以及关于圣徒们的生活事迹——不论是宗教改革以前还是以后的——的最好的书籍，把我认为适合翻译成中文的章节标出来。当把城里的学校移交到内地会手里后，我妻子觉得最好把她的时间用在翻译这些杰出的基督徒的生活传记上来。在我去山东和北京期间，她一直在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直到最后积累成中国人所称的十卷。这些东西于90年代在上海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那位帮助她翻译材料的优秀的中国作者成了基督徒。在山西的基督教会里，没有什么比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高大凌（音译）更耀眼、更能增光添彩了。　　30 帮助山西人民的特殊措施　　在饥荒期间，狼变得非常大胆放肆，经常从村里把小孩叼走吃掉。想到有一位萨克逊国王曾经使英格兰免于狼患，我便效法他，对捕获的每一只狼，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都给予一笔奖金。不过，送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很多。　　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中国北部，覆盖着一层厚度从几百英尺到数千英尺不等的黄土。大雨在黄土高原上冲刷出了又宽又深的涧谷。年深月久，这些涧谷就发展成无法穿越的巨壑鸿沟。在思考交通运输的最好方式时，鉴于到处都是巨壑深沟，认识到修建铁路面临的巨大困难，我想到飞行机器，如果能够发明出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那将是对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福利。因之，我花了一些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记下了它们的体重和翅翼之大小的比例，并且，根据某些昆虫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计算了它们的翅膀每分钟煽动的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人们发明一种飞行器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人比其它民族对风筝的飞行更感兴趣，我想他们中的某个天才发明一种飞行器是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对飞机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直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但新科学的发展进程已超越了我所能梦想的范围。　　一天，当地一所儒学的校长跑来找我，并对我说：“在我们古代的典籍里提到过一种方法，可以阻止身体组织的损坏，使生命活动暂时停止，那是一种类似于生物冬眠的状态。不知道你们西方人是否了解一些这种技术的过程？如果了解的话，能不能把它的秘密教给正遭受饥饿的民众，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我回答说，我以前只是从书上读到过一个关于抑制心脏活动的试验 ，在赫胥黎（）的《生理学基础教程》中，但因为我在这方面知识贫乏，不能够冒险去做这样的试验。　　在这场严重的旱灾和饥荒过去了一两年之后，全山西境内下了一场大雨。在山西北部与太原相邻的归化城，我问农夫们年成怎样，他们的回答是：“糟透了。因为收成太好。每家每户都获得了丰收，但是没有市场。把粮食运到需要的地区去花费太大，因为劳动力很少，工钱很高。因此农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听任庄稼烂在地里”。这种令人痛惜的状况是我用来呼吁当权者修建铁路的强有力证据：为了以廉价的运输费用，在丰收时把谷物运出去，在需要时运进来。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图）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　　在汉朝——相当于基督教时代的初期，以及在从7世纪持续到10世纪的唐朝，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旅游或定居，不论他们是印度人、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但满清王朝建立不久，政策发生了彻底变化。　　下面这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它发生在山东的青州府附近，时间是1875年。一天拂晓，我骑马去一个村子。街道上空荡荡的，只碰到一个人。那人一边走一边把褂子披在身上，算是装束完毕。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以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从青州府”，我回答。　　“但是”，他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　　“是的”。我回答，“我来自英国”。　　“英国!”他喊道：“就是那个反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1837年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　　“她永远不会反叛，”我说，“因为她永远不会属于中国”。　　“她就是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当年马戛尔尼爵士及其他使节带给中国的礼物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作向中国的进贡）。“当年英国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他在说这些话时义愤填膺，而这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　　当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到达中国时，受到了明朝的万历帝和清朝康熙帝最热诚的接待。但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向教廷投诉了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策略，双方发生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来中国后，站在多明我会士一边，宣布耶稣会士关于上帝的一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一位多明我神父读一读挂在接见大厅墙上的一些中文字，那位神父不认得，皇帝便告诉特使说，他最好把所有那些无知的神父带出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与那些神父们相比，他更理解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应该管好自己的臣民，而中国的民众由他本人来管理。　　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加上教皇一直将自己看作整个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他已经把东方赏给了葡萄牙，把美洲赏给了西班牙，使得满清政府很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反过来，他们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天子”是全世界的唯一主宰。当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时，清廷向律劳卑（）爵士颁发了一道敕令，命令他恭恭敬敬接受管理。两种同样的心态发生了冲突，正是这种冲突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导致了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再后来，发生了太平天国叛乱，这使一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认为那是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尽管已经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条约，中国政府还是训谕他的官员，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传教士到内地定居，以防他们暗中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一个人到处打听租房子，官府的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封外国人写的信，他就被处死了。租房给“鬼子”的房东将被逮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政策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后来在中国开设的每一个传教基地都伴随着暴乱，而其发起者是官员和士绅。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图）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山西省的灾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须研究导致人类之苦难的根源，不仅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况。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一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一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几百名候补官——不久后就会被任命到帝国中的其他地方，通过他们，会给其他省份带去良好的影响。　　但在同他们进行有成效的交谈、对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演讲之前，我必须先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我减缩了所有个人性的花费，住在一所中国人的房子里，穿着中国式的服装，吃中国饭菜，以便把每一个便士都用在购买书籍和仪器上。至于住处，因为同时做教堂和学校，我买了一个三进院落的大宅第，共有十间房屋。房子装修得很好，配有非常漂亮的山西壁橱，装饰着关于日常生活情景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子里铺着砖，其余的都是泥土地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一所吉宅，那所房子已经空闲了好长时间，所以租金很低，每个月只要十二两银子。房主认为外国“鬼子”不会害怕另外的鬼，所以后来又把房租减了，条件是我保证长期住在那儿；于是我只用每年大约九英镑的租金，就把它租了下来。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大炕，是用砖砌成的，靠近用纸糊的窗子；窗子长十英尺，宽十五英尺 。炕高约两英尺半，宽有六英尺，炕里边是散热的管道。火生在炕的一边一个约一英尺深的小洞里——洞的上面与地面持平，每天要加两次煤。这使炕上和房间里能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炕上铺着草席，感觉像铺着地毯，使得睡在上面感到不再那么硬。妇女们坐在炕上靠窗子的地方做女红，缝制时髦的衣服。　　从1880至1884年，我花了将近一千英镑用于购买书籍和仪器，其中包括从一位叫约书亚·来维斯（）的亲戚那儿继承的一笔遗产。我所购买的最重要的书籍的目录想必会使读者们感兴趣，它们是：　　权威的神学著作，涉及罗马天主教和清教各派——德国的、英国的、高教会派、低教会派、广教会派、不信国教派等等，以免自己成为一个偏颇的基督徒；比较宗教学研究类书籍；马克斯·缪勒的全套《东方圣书》；全套的佛教《三藏》（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确切地说中文本也刚刚译过来），这些花去了32英镑；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类；医药学及各类产业学；各民族的历史；亚洲文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时，每一册都用锡盒装着，价值30先令）；《钱伯斯百科全书》等等。　　至于我订购的教学和科研仪器，主要有下面这些：　　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各种化学电池、化学电流表、盖斯勒管、电压表、电流表、袖珍六分仪、小型无液晴雨表。我还买了一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附带一套最新的天文学幻灯片、关于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自然历史的幻灯片，以及关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学知识的片子，还有一些关于各门科学的片子。我还订购了一套照相器材，后来把它交给了我的中文教师，让他帮助我摄像，不久他就成了全省最好的摄影师。我还购买了一部缝纫机。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图）

　　3 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　　有了这些书籍和仪器，我可以就以下题目给官员和学者们做演讲了：　　⑴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⑵化学的奇迹；　　⑶机械的奇迹，如车床和其他各种工具，以及由此生产的缝纫机和自行车等；　　⑷蒸汽的奇迹。蒸汽给采用它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好处，例如它在火车、轮船和工厂等方面的应用；　　⑸电的奇迹，如同人们从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儿所看到的；　　⑹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　　⑺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　　1881年，出现了一颗彗星。我为此专门作了一次演讲，向听众演示它的轨道的变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轨道的变化一样，因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凶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求作一次演讲。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满意程度：又一次，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就一所刚建成的戏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知府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用作演讲。　　在进行这些宣传科学的演讲时，我得到了内地会的埃里斯通（）先生的大力帮助。埃里斯通先生后来成为烟台教会学校的第一位校长，他是到太原府来度假的，同我共处了一段时间。地方官员们认为，现代科学的魔术超过了所有其它的魔术。比如说，我有一块磁铁和一个重60磅的铁砧。当人们在书房的一头称量铁砧的重量时，我则坐在书房另一头的一张桌子边，拿着一个类似钟表盘的配电板。我先让听众仔细检查一下磁铁，以确认上面既没有钩子也没有粘贴物，于是我在房子的这边动了一下配电板上的铜按钮，在房子的那一边，磁铁竖起来，“铛”地一声敲在铁砧上，与铁紧紧粘在一起。　　“喂！注意了！”听到磁铁与铁砧的撞击声，我喊道：“现在，把磁铁举起来！”但当人们费力地将磁铁举起来时，在周围因为吃惊而睁大了的无数眼睛注视下，铁砧也同时被举起来了，紧紧地粘在磁铁下面。“现在，我将停止按这个铜按钮，铁砧会从磁铁上掉下来，小心你们的脚！”我一松手，铁砧“砰！”地一声掉在地上。　　还有一次，我作一个关于氧气的演讲，说明它的助燃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氧气里边，铁丝会像一根稻草一样烧起来。这景象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也使他们感到惊异。但另外一个关于氢气的试验一开始却不怎么成功，并且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我预先告诉他们，氢会像油一样燃烧。当着他们的面，我分解出了一些氢气。但当我把火柴触到玻璃管上时，出现的不是我所期待的氢气火苗，而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音像手枪射击，烧瓶的软木塞像一颗子弹穿过纸糊的天棚，消失了。马上，所有听众都站了起来，异常恐慌，并且声称他们必须走了，因为手头还有前一天定下的紧急公务有待处理。我坚持让他们在离开之前，听一听我对这个事故的解释。他们很不情愿地留下了。我告诉他们，在点火之前，我过于急切，没等足够的时间让烧瓶里的空气完全排出；氢气和空气一混合，很容易发生爆炸，因而他们看到的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为了证明所言不虚，这一次我将等到空气完全被排出来之后再点燃火柴。当我确信烧瓶里再也没有空气时，我划着了火柴，氢气像蜡烛的火苗一样燃烧起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于是我让他们走了，不仅毫毛未损，而且心平气静。　　在做关于电学的演讲时，我做了一个试验，证明能量的传递。利用一部维美沙斯特（）发电机，和一个电感应线圈，我得以使至少三万伏特的电流通过我的身体。我还让电流通过手里握着的盖斯勒管，展示了一次灿烂的发光现象，这比泰斯勒（）在欧洲所做的那轰动一时的展览要早好多年。还有一次，我用幻灯作演讲，以图示的方式解说《新约圣经》的寓言。当我把关于“不结果子的树”的寓言——其内容是一位园丁祈求把不结果的树再保留一年——的画面打在屏幕上时，我隐约听见一位官员对另一位说：“他在对我们进行说教呢！”　　一般来说，每次演讲以后，总有一些特别有头脑的人留在后面，就我给他们讲的题目继续问这问那。但在选择听众时我不得不动点心思，以避免同时邀请不同级别的人。有一次，我无意之中邀请了几位道台（大约掌管三十个县）和几位知府（管理大约十个县的行政长官），还有几位一县之长——知县。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位官员，平常总是提一些非常有见解的问题，那一晚上却几乎没说一句话。第二天见到他时，我问他头天晚上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回答说，当着那么多长官的面，他哪敢说什么呢？从此以后，我就注意只邀请同一个级别的官员前来听讲，以便他们感到轻松、谐和。　　在每一次演讲中，我都指出上帝如何赋予了人类无限的权力，以利用自然的伟大力量，倘若对此茫然无知，则只能像劳工和奴隶那样生活。很多政府雇用的邮差，当他们携带急件，以每天二百英里的速度骑在马上长途奔驰后，经常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去；电报却能在几分钟内将信息传遍世界各地，而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疲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研究自然中所蕴含的所有上帝的律法，以便获取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他储备了所有这些力量供我们人类使用，然后通过遵守他的精神的律法，对他给与我们的所有的爱表示感激。　　从我在太原作演讲开始，就有很多官员和学生去我住处拜访我，我不得不在相邻的一个街道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在哪儿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不受拜访者打扰——那些拜访者习惯于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王知府（图）

　　4 拜访王知府　　有一个河南人，姓王，曾做过山西省宁武府的知府，对外国的学问非常感兴趣。在太原做候补官的时候，他经常到我的住处来拜访我。补缺后没几个月，他因公务到太原来拜见巡抚，抽空来看望了我。当我问及他在自己所统辖的府里引进了什么样的改革时，他立刻变得健谈起来，描述开了他的计划，说他将建一所学校，向学生教授现代科学知识。他已经举行过考试，并对最优秀的学生进行了奖励。他还说，曾经有两个人跑到他那儿去，告诉他，他们曾看到有两条龙，确确实实地，在宁武的高山顶上的云层里游动。他向那两人解释说，那只是云层里的蛇状或龙状闪电，是由电流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引起的，外国人以多种方式使用电。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是雨。这就是被崇奉了几千年的雨神降雨的科学原因。　　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并不是个儒生，而是个道教信徒。并且说，向我这样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竟然像佛教徒那样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东西，使他感到很吃惊。　　我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当你去上海时，必须先坐马车到天津，然后乘轮船走海路吧？”　　“是的，这我很清楚”。　　于是我把一张约斯通（）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系天文图挂在书房的墙上，然后指着各个星球，问他是不是知道，依据形状的大小，每个行星的吸引力和球体表面受到的压力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到某些星球去，会被球体表面的压力压碎。“因此，如果有一天必须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以适应新的家园”。　　“是的，我想应当如此”。　　“那么，你为什么奖励你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为了鼓励他们”。　　“你们的监狱是否已经废弃不用了？”　　“没有”。　　“为什么不？”　　“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可救药的人”。　　“是这样。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关到监狱里，以防他们危害其他人。因而，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你明白奖励原则和惩罚原则是不可偏废的。也许宇宙的统治者发现了同样的必要性”。　　听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我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出来，读了它以后，就不会有儒生对基督教吹毛求疵了”。　　5与儒家学者同居一室　　当时山西省最有学问的人，曾经被选拔出来负责《山西省志》修订版的编纂工作，表示希望能跟我同住一起，为他所住的房间付一部分房租，在那儿住几年。他对耶稣会士利马窦评价很高，特别是对他写的《天主实义》一书，更是称赞有加，认为可以与中国圣人的经书相提并论。他也非常欣赏伦敦教会的合信（）医生的著作。哈信医生当时住在广州，他的著作传到了这位学者手里，其中包含的大量科学知识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一天，我请求他帮我收集一些儒家的圣歌，但几个礼拜过后，他告诉我说，没找到，因为他们的诗歌表达的都是对上天庇佑之责的抱怨。当这位高级学者被派往另一个地方担任行政职务后，他来向我道别。我们就宗教问题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间，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经书，故意地把它扔在地上。　　“在整个山西省，没有任何其他人敢这么做”他大声说：“他们对文字和印有文字的纸毕恭毕敬。而在我看来，外在形式和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我看重的是它们表达的意义，对它们内涵的真理深怀敬意。因此，如果你建议我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仪式对我没什么意义。在头上滴几滴水或者跳进在河里洗一洗后，上帝不会更加看重我。如果我确实是一个虔诚的人，洗礼仪式和表面上的循规蹈矩并不能使我变得更好”。　　“你说得对”我回答：“但问题不在这儿。要点在于，你是否愿意在大地上拓展上帝的天国，是否愿意帮助提升你的同胞”。　　“哦！”他喊道：“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会见左宗棠

　　6 会见左宗棠　　除了诸如此类对太原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影响的机会外，我还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会见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同山西巡抚曾国荃一样，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派往伊梨，担任从沙俄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伊梨已被俄国侵占多年了。他采用让士兵在当地垦荒种田的办法，解决了运输军粮的难题。尽管旷日持久，最后还是完成了他的使命。　　收复伊梨后，他要返回北京，将从离太原府大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经过。因为他是陕西、甘肃两省总督，又是伊梨的平定者，山西省自巡抚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去迎接他。因为我跟太原府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他们建议我同他们一道去欢迎这位大人物。　　此前我制作了一幅世界历史图集。利用它，一个中国人在学习半小时后，就会比最好的国务工作人员掌握更多的世界比较史学知识。我带上这个作为晋见礼。当我们到达他过夜的旅馆后，他安排中国官员一起集体见面。打发他们走后，他单独会见了我。我们一起谈到很晚。一开始，他对我送的世界历史图解表示了兴趣，评论了一番；接着他谈到了刚刚在甘肃启动的、引进毛纺织机器的改革。他给我看了毛纺厂的样品——对此他自然显得很自豪，因为将机器运往内地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我汇报了在赈灾中的工作后，他谈到了宗教问题，说，既然传教士引导人们向善，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因为政府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认为在儒教与基督教之间并没有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他转任南京总督 后，尽管在中国政府和传教士之间已经积怨多年，当美以美会的赫德（）先生请求购买一块土地开办学校和医院时，这位总督命令当地的行政官员对南京基督教会筹建的各种机构予以关注，使之得以顺利进行。　　7 友好交往　　这段时间里，理查德夫人 经常收到城里高级官员和士绅们的夫人前往做客的邀请，其中有些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是我们与中国上层社会相互交往的开始。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为学生时，我会问：“你们就不害怕我对他们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西方的知识和宗教？”他们的回答是，对好的和有用的东西，他们用不着担心。有一些官员，在他们离开首府前往任职地赴任时，会到我这儿来道别，感谢我曾经给予他们的富有价值的指导，并告诉我说，任何我的朋友到他们任职的地方去，只要带上我的介绍信，他们将尽力给予照顾。这并不仅仅是空口许诺。我在山西工作了八年，最后整个山西省的传教士增加到五十多名，建立了很多传教站，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针对传教士的骚乱。　　这的确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很多有名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府城市，同当地的督抚大员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8 中国音乐　　从儒家学者那儿，我了解到，他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宋朝一本著名的著作《礼乐》（可以翻译为宗教仪式和音乐）来阐释的。宋朝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就是在研究儒家礼乐的音乐部分时，我接触了中国的首调唱法体系，欧洲人一直很自豪地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新近发明的东西，而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读者若打算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翻一翻理查德夫人1898年发表的小册子《中国音乐》。　　与此同时，我妻子和我着手编撰一套十卷本的介绍世界音乐的书。现在九卷还是手稿，其中一卷在山西出版并被人们使用多年了。这些书中包括了每个国家的国歌的曲调和歌词，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想象力。为了表明黑人的理念，还插入了一些禧年歌者的美妙歌曲。　　1882年，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后来成为著名的总督——在山西致力于儒教复兴，建立了一所新的孔子庙，庙里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一整套乐器，同山东——孔子的老家——的孔庙里的乐器一模一样。孔庙主持负责训练学生们的音乐艺术。一天，我去拜访他，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期间他发现我懂一些音乐。当我问到下一次他们练习时我可不可以来听一下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排练。”很快，他召集了大约三十名秀才，开始演练。那可真是一场可怜的表演：尽管乐器很多、很新、很漂亮，使用它们的人却不知道如何把音调调准，结果制造出来的是一片恐怖的噪音，而不是音乐。　　我问校长为什么不把所有乐器的音调调准。对他来说，那是一门新的技艺，他说他希望马上就弄懂这种新技艺。我邀请他到我住的地方去，告诉他说我的妻子精通音乐，她能够跟他讲解一下。这样，我们帮忙为山西的儒教音乐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佛教僧侣的交往

　　9 与佛教僧侣的交往　　为了理解佛教，我去一所寺庙住了一个月。那是当地最大的佛教寺庙，住持方丈是从外地来的，手下有一百多名和尚。每天我都同他一起进餐。他为人很善良，年纪六十多岁。每次吃饭之前，他都用一种基督徒难以超越的热忱进行祈祷。他的祷辞包括四个字：三、宝、法、僧（意为我们生活在宝贵的“三位一体”的恩泽里） 。　　然而，和尚们的教育却是非常简单的，除了每天例行的早晚诵经，他们的学业主要就是被教以各种宗教仪式的要点。经过大约五十天的学习后，他们就会获得由方丈签发的结业证书。　　10 参观五台山　　 在山西，有一座山是佛教五座圣山之一，这就是五台山，在太原府北边，只有几天路程。1880年6月，我前往参观了一次。山上有数不清的庙宇，其中的数千名和尚分属两大教派：一是中国的普通教派，穿灰色僧服；二是穿红色法衣的西藏和蒙古教派，称喇嘛。在每年的仲夏季节，五台山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宗教集会，论重要性相当于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也是一个举行大规模贸易的机会，蒙古人带着他们的小马和骡子前来进行交易。　　当时五台山最重要的人物当属中央喇嘛庙的方丈。为了能见到他，我精心制作了一幅很大的彩色世界地图，用汉字标出了地名。我把地图和名片一同让人送给他，表示希望能见一面。他定下了见面的时间，于是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我向他解释了地图的含义，从上面指出不同的地区、大陆和国家，并说明地图是按一比多少里的比例画成的，由此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相对大小。这是他看到的第一幅世界地图，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立即命令上点心伺候。于是我解释说，我前来访问他的目的是为了对佛教有更多的理解，希望能允许我参观他们第二天的祈祷仪式。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到达时，我看到寺庙内外挤满了汉人和蒙古人，很难挤出一条路穿过去。当我登上通往寺庙大殿的一百零八级台阶时，发现很多手持鞭子的仆人在等候我的到来。一看到我，他们立即用鞭子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于是我被领进一所大院子，穿过又一群人，到了一座平台上。那儿坐着一位中国官员，是个蒙古人。他的夫人，身着红黄两色的鲜艳服装，也被邀请坐在他们中间。　　在其他乐器的配合下，一面巨大的鼓被敲响了，这宣布了祈祷法会的开始。僧侣们用一种非常低沉的声音诵经（比俄国神父的声音更有俄国韵味）。接下来是一场想像不到的、令人吃惊的舞蹈。一群男人出现了，头上带着非同寻常的面具，有老虎，也有食肉猛禽，整个集会看起来成了埃及神话中各类野兽的大荟萃。看完这种宗教舞蹈后，我又参观了汉传佛教的中心寺庙。在那儿，我在他们的祈祷仪式中见到了规模宏大的音乐合奏。一切都令人肃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音乐强烈地使我回想起格列高利的圣咏和令人感动的古代教堂的颂歌。和尚们被分为两队，一队在大厅通道的右边，另一队在左边。一队站着，双手合十抱于面前，非常和谐地咏唱四行一首的宗教诗歌；另一队则拜倒致敬，悄无声息。礼拜结束后，轮着他们站起来，唱第二首歌，而原来站着的则跪下去，伏地行礼。他们所唱的圣歌是那样甜美，我把其旋律记了下来，用在了以后的礼拜仪式中。下面是其中的片断：

在山西，我没有发现任何道教徒接受教育和获取圣职的地方，但1881年在北京时，我却访问过一所道教的学院，那所学院是由政府资助的。我还给江西省道教的大教长写过信，向他讨要一些道教现代教学的教科书，但收到的只是一些护身符，人们认为那种东西像罗马教皇所赐福的十字架一样，具有除魔避鬼的功效。　　除了研究中国宗教、翻译那些我认为对传教有帮助的外国文学作品，我还通过给官员和士绅们做演讲、去农村旅行传播福音，来使工作变得多变有趣。我还筹办了一所能接受六十名孤儿的学校，由我的妻子掌管，她抽空参观了当地农村中七所基础学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张之洞

　　11 张之洞　　从1860年大不列颠和法国占领北京开始，恭亲王——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就明白，与外国势力作对是徒劳的。但在1880年前后，涌现出了三个聪明的、主张抵抗外人的少壮派。他们都是饱读经典之士，对中国往昔的荣耀念念不忘，声称中国只要去勇敢地面对，就能把傲慢无礼的外国人赶走。　　其中之一是张之洞。1882年，他被赐予山西巡抚的要职，这打破了京官不外派的惯例。第二个年轻有为的官员是张佩纶，驻防福州的海军舰队司令。他向上级汇报说，沿海要塞都固若金汤，但法国人的行动驳斥了这种官场套话：他们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全部堡垒。第三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三个人最后都发现，他们所拥有的世界知识还是非常基本的、不充分的。　　上任山西巡抚一开始，张之洞就大力采取富民措施，预防灾荒。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他发现了我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等方面的建议，便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这里来，问我能不能放弃传教工作，参与中国政务，将自己的观点付诸实施。我的回答是，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有必要的。代表们说，对此巡抚很清楚，但既然我在内心里知道怎样做对中国最为有利，巡抚大人还是希望找到一些合适的人才，在我的指导下实施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对此，我回答说，不论物质上的进步多么急迫，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更重要的，我不能完全离开崇高的传教职位去从事低级世俗工作。这样，我谢绝了巡抚的好意和报酬。　　因为存在着洪水淹城的危险，巡抚让我对太原周围的地形进行一番勘测，为预防将来的洪水泛滥提出建议。我请斯哥菲尔德（）医生帮我测量地平高度和照相。我们向巡抚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他还请我帮他考察适合开采矿山的机械，我遵命照办了。　　正当巡抚下定决心进行他的改革计划时，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处理与法国之间的争端。法国人那时正在安南边境制造麻烦。　　不久，他被改任湖广总督，驻武昌。他还没有忘记在山西时我给他提的建议。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业和现代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他又一次邀请我参与他的幕府，而我又一次拒绝了。我也有一种感觉，在这邀请下面，仍然遗留着强烈的排外情绪，我担心那会在工作中导致过多的摩擦。在当时的官员中，他大概是唯一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其他的各级官员都在酣睡，盲目自负，对民众的苦难漠不关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12 与罗马天主教徒的交往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对罗马天主教表现出信任和善意，就像对待非基督徒的中国人一样，尽管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不正确。1873年，第一次去济南时，我问烟台的一位名叫安哲力尼（）的天主教神父，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他捎给省府的神父们。安哲力尼曾经在新西兰待过，英语说得很好。他托付给我一个包裹。到达济南后，我将包裹送到了天主教堂。主教出门在外，神父们对我很友好，邀请我一同进餐。回到烟台后，我把去拜访天主教堂的情况向安哲力尼作了汇报。三年以后，恰巧也是在烟台，我听说他病了，就去看望他，看到他正躺在床上。谈了一回之后，他问我可不可以为他祈祷。这我当然很乐意去做。当我在1878年结婚时，安哲力尼不请自到，出席了我的结婚典礼。　　去山西后，正像前面已经提到的，巡抚建议我去与天主教的人协商，合作赈灾。那时太原府有两位主教，其中一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将近七十岁了。另一位比我大几岁，是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会员，是个富有活力的人，中文名字叫恩革（）。一开始，他极力劝我去母教堂交涉，我质问他，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母教堂呢？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开始了持续三天的争吵。他固执己见，我对他说，因为他只了解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没有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讨论问题。他用同样的方式反击我，但我向他保证说，我了解他所掌握的所有权威著作，而他，却不能获准阅读清教派的权威作品。　　第一天，他们最出色的当地人神父也在场，因此我们用汉语交谈，但接下来几天里，他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我们谈论的是纽曼（）枢机主教的宗教经验以及两个教派之间的各种不同之处，直到彻底理解对方的立场。最后我们友好分手。　　当大卫·希尔（）和约书亚·特纳（）来太原时，我曾领他们俩去拜访了主教，顺便对他通过遍及全省的神父们为我收集关于灾荒程度的证据材料表示了感谢。当我们三人散发救济金时，曾听说他以我们双方的名义在天主教堂举行祈祷大会。　　当我再次来到太原府，一种流言在人群中广泛散布开来，说天主教堂顶上的天使会给人带来灾祸。那是个吹喇叭的天使雕像，起着风向标的作用，面对能带来雨水的季风吹来的方向。紧接着，就有人声称，无论何时风从那个方向吹来，那个吹喇叭的天使都会把云和雨吹跑。因此，他们扬言要推倒天主教堂。巡抚巴不得激化我们和罗马天主教徒间的矛盾，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不赞同在教堂顶上放一个天使像，现在机会来了，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于是他派助手前来找我。我回复道：“告诉巡抚，那些人彻彻底底地错了。天主教堂顶上的那个天使，只不过体现着我们的《圣经》经文的一部分内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他问我能否让他看看那一段。我拿出一本《新约》，把涉及到天使的那页折起来，让他拿给巡抚看看。他如释重负地走了，天主教堂也保住了。　　此后，在太原府的时候，主教和我每年都要相互走访几次。在一次拜访中，他告诉我他已经向他的神父们下了通知，如果我到了邻近他们教堂的任何地方，他们会邀请我在他们那里住宿，那要比旅店里干净多了。他还邀请我给他的学生们做天体学的讲座，我都照做了。　　利奥十三世成为罗马教皇后，他把中华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各有一个中心，主教们可以在那里聚会商讨传教中遇到的问题。太原府作为其中一个区的中心，举行了一次会议，有来自山东、山西、甘肃和蒙古的主教参加。我被邀请参加晚宴，大家用汉语交谈，彼此都能听得懂，没有任何困难。我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由于会上不是使用汉语，在对他们的美意表示感谢后，我婉言谢绝了。他们依旧和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多次给我们送来番茄和他们自己做的山西葡萄酒。主教来访时，常有一个名叫维（）的意大利神父相伴，他是天主教堂的风琴演奏家。我家里有一个簧风琴，当我的妻子演奏罗西尼的曲子时，维很高兴。我的夫人问主教，陕西省是不是像山东和直隶那样也有欧洲修女，但当时是没有的。他们还不敢把修女送到那么偏僻的内陆，那些中国人会想当然地散布各种谣言。还有，维神父刚刚为失去父母的一些女孩办了一个班，叫她们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书籍和缝纫，以便她们能自谋生计。我夫人建议教孤儿们学习使用缝纫机。我们为他订购了一部。缝纫机如期送到了，我夫人曾到他那儿去，教女孩子们如何使用它。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之行

　　13 山东之行　　现在，再回到编年史顺序来叙述。1882年，我的同事，主持山东青州教堂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奉命回国。考虑到教堂创建不久，他请我在他回国期间代为料理。我实在不想担当这个差事，因为我想，当地的基督徒是能够培养起自立能力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放手让他们去做。然而，经不起仲斯先生和两个新到的同事的一再请求，我动身了。从太原到济南的距离是二十一天的路程。正值六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气温热得灼人，以至于有一天，一位马车夫喊了起来：“哎呀！天晴得像下火啊！”　　一路上，我不停地修订自己的中文手稿，准备到山东后出版。修订是在早晨、晚上和中午喂骡子的时候进行的。在到达济南的前两天即距离青州三天的路程时，我发现自己在修订稿子时经常打迷糊。考虑到可能是因为没有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打瞌睡时我一般会走一段路，使自己清醒清醒，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累垮了。　　14 在青州患痢疾　　一到济南，我就把自己的几本书稿交到出版商手里。然而，一天不到，我就倒下了，患的是痢疾，并且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直到最后，我感到自己要不行了。于是，我跟远在太原的妻子写信告别，也给仲斯和我的年轻同事去了信，让他们“把我埋在青州”。　　得到信息后，我们的医生克斯（）先生从青州府骑马奔向济南。从青州到济南是三天的路程，他用了六个小时就赶到了。刚到济南，他同样患痢疾倒下了。第二天，我的另一位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冒着酷暑奔驰六个小时到达济南，却遭遇了跟克斯先生同样的命运。克斯夫人听说他的丈夫患痢疾病倒后，从青州乘车来到济南。幸运的是，她没有患病。多亏了她的用心照料，我们三人都恢复了健康。　　这里，我应当提一提山东巡抚的好意。听到我们生病的消息后，他派了一位官员来到我们住的旅馆，专门负责照应我们的需求，直到我们康复后才离开。我们康复后，到巡抚的官邸对他给予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照顾好客人，是他的职责。在他坚持下，派了四名骑马的士兵护送我们，直到把我们送到青州。　　15 庆祝丰收的节日　　在由济南到青州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小镇上的一家小旅馆里度过了一个礼拜日。我问开店的老板，他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很不错。”他回答。　　“你们会为此而感谢上帝吗？”　　“不，我们不知道怎样感谢上帝”。　　“你认为，镇上的老百姓会不会愿意感谢上帝的恩惠？”　　“我想会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那好，如果你去把镇上有号召力的人召集起来，让他们明天中午以前到我这里来，我将告诉他们怎样感谢上帝。但我只要年老的人来，我只跟他们讲”。　　第二天中午来了大概有五、六十人。我告诉他们，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来自于上帝，我们最起码应当做的，就是崇奉他，向他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泛泛地讲了些道理之后，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跪下来，我就会跪下代表他们跟上帝讲话。这样，我进行了一次祈祷，而他们，像在他们习惯于崇拜的日常生活中一样，非常虔诚。当我表达感激的祈祷结束后，他们请我教给他们更多一些关于我们的宗教的知识。我允诺派一名福音传播者带着书去指导他们。然后我们就分手了，相互承诺在为上帝服务的过程中永远保持友谊。　　我们如期到达青州。在经过持续多日的会谈交接后，A·G·仲斯离开青州，返回英国，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山东的新教堂

　　16 山东的新教堂　　在秋季里，我访问了散布在各县里的多个教堂。向他们讲道，并为他们主持圣餐仪式。要使对基督教并不很熟悉的人们不对我们的仪式产生误解，是很困难的。有一个广泛传播的谣言，说我给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发给了大量银子。在一个基督徒调查这种流言时，一个非基督徒说，他参加过我作的一个演讲，曾听到我提到过分派银子的事。于是那位基督徒回答说：“啊，你不知道，牧师在讲解《圣经》中关于银子的寓言啊！”在那次报告中，我没有使用外国名称“塔兰特” ，而是直接解释成“一大堆银子”。　　对我来说，在这次旅程中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从一个在五年之前我只打过三四次交道的人那里，我见证了自己讲道的效果。那时，他去看我，他说希望能学习我们的教义。我让他背诵我从《马太福音》中选取的段落，四至五天以后，再背诵《启示录》开头的部分章节。　　在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看到他满脸发光，对我喊道：“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了！我看到我们的拯救者耶稣了！”　　“他是什么样子？”　　他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我们的主在《启示录》中的形象。　　“他说什么来着？”　　“他告诉我去讲道、悔过，‘因为天国就在自己手上’”。　　“你　　打算这么做么？”　　“我怎敢违背主的命令？”　　“那好，努力为之吧！你会在内心里体会到一种以前从未体会到的欢乐。上帝的安详将与你同在”。　　这件事发生在五年之前，正是我离开青州赴山西前夕。现在，在河东岸出现了五座新教堂，那都是在我离开后建成的。当我访问这些教堂时，我问它们的建造者是谁，有人回答说：“是一个姓顾的。他去青州拜访你回来后，就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讲道，说：‘忏悔吧，因为天国就在你们手上’。我们都很吃惊，认为他是在鼓动一场叛乱。于是我们跑回家里，关上大门，以免成为他的同谋。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与众不同。他慢慢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宣讲天国的真理和摩西的山中宝训；而我们，躲在大门内听他宣讲”。　　这是他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开始。现在，河东边已经有了五座教堂，都是他建的。这清楚地表明，生命的精神源泉不在人类的知识中，而在与上帝的交往中。　　17 J·S·怀特赖特先生的业绩　　这一段时间里，在青州我只有三位同事：克斯夫妇和怀特赖特先生。我与后者共居一室。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一些与传教有关的问题。我们常常谈到夜里一两点钟。一段时间之后，两人都病了，但不知道致病的原因是什么。仲斯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说：“很清楚你们两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们整个白天工作得很辛苦，晚上又谈那么多话，自然休息不足”。从此以后，怀特赖特先生和我就分开了，不再住在一间房子里。作息时间正常后，我们也就恢复了健康。　　后来，我离开山西不久，我那位充满工作热情的朋友怀特赖特在青州开办了一家博物馆，时间是1887年。在博物馆里，他给学生们作了一系列演讲报告。1904年，他去了山东省的首府济南，在那儿建立了一所研究院，他自己称为“济南府研究院”，而别人则称为“教会博物馆”。它规模很大，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恐怕在全世界也首屈一指。每天有四百至一千人前往参观。在最后两年里，它接纳的顾客将近二百五十万人次。曾有参观者这样来评述它：“它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开启男男女女的心智，教化他们的胸怀，使他们理解宇宙的浩瀚伟大，理解人类的一体性，理解他们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比例、所开发利用的资源的相对程度、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形象，以及理解呈现在眼前的使人类提升或退化的种种作为”。　　这些讲座的价值给四川中国内地会的维尔逊（）先生深受启发。在八、九十年代，他采用了同样的思路和办法。在最后几年里，即1910-1915年，罗伯逊教授接受基督青年会委托，以更大的规模组织了系列讲座课程，采用了科学仪器最新资料。这种方式还被推广到其他省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18 一位地方行政官的纠缠　　大约在这时候，我遇上了一个非常排外、心地非常恶劣的官员，看起来他丝毫没有公平竞争意识，使我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煎熬。我在这个城市比较好的一条街道上租了一间房子，没有来自老百姓的敌对情绪的干扰，当时恰逢一位青州府的官员新上任，是青州府最重要的县的知县 。就在我拿到这个房子的钥匙之前，他把我找去了。这个人四十上下，来自直隶省，是个进士，非常聪明且消息灵通。泛泛谈了大约半小时后，他说他听说我租了房子，但住在那条街上的士绅们和一些邻居请求他劝我放弃。他还说，他是一个新来者，他不愿拒绝他们的第一个要求，他求我给他一个面子，解除租房的合同。　　我告诉他，对于士绅们的这种态度，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整整一个月的合同谈判过程中，没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听我这么说，他非常激动，还是恳求我给他一个面子。于是，我答道：“如果我退了这个房子，你能为我找到另外的吗？”　　“可是，”他答道：“你在这里很有名气，毫无疑问你会毫不费力找到你想找的房子，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如果仍然有人反对，那么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我会关照这件事的，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因为你已经表明，你是乐于满足民众的愿望的”。　　得到这样的保证，我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把合同拿出来，交到他手里。对此，他表现得很感激。　　几天以后，知县被巡抚召到了省城。在他离开的两个礼拜之内，我又在一条很安静的巷子里租到了一所房子。附近只有三所住宅，我的在中间。为了避免邻居的反对，我请了左邻右舍做我的中间人。根据中国习俗，在得到邻居友好的同意后，我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这所房子的使用权。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早就对知县表现出来的坦率感到怀疑了，督促我赶在知县回来之前搬进去。但我拒绝了：“我已经在他面前公开地放弃了第一所房子，我将大大方方地搬进这一所”。　　又半月时，知县回来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我这里。这一次，他对我说的是：我所租的第二所房子的主人——一个寡妇——找到他，情绪很低沉，请他劝我放弃租房。我回答说，这我完全不相信，因为那位寡妇一直很急切地要把房子租给我。　　“但确实是”，他回答说：“她威胁说，如果你住进去，她就自杀。你是个好人，不愿造成任何人的死。况且，你的邻居们也反对。”　　“不可能，我已经让他们在我的合同上签过字”。　　由此，我得出结论，除了知县自己，没有人反对我。　　于是，他又摆出另外一个理由：“如果你住进那所房子，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会把房子烧掉。”　　听到这样的威胁，我十分震惊，问道：“难道你没有保证过，我租住另一所房子时不会有什么麻烦？”　　他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对控制着这座城市的、根本就不讲道理的暴徒，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谁统治着这个城市，暴徒？还是你？”我问道。　　他重申，如果我租了那所房子，其后果他无法负责。接着，他再次劝我放弃租房的合同。　　我拒绝了他，说：“这次，我不能放弃。第一次，我接受了你的建议，但我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返还租约”。还不算完，我又加上了几句：“入住之前，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倘若你不能保护我安全住进去，我将把此事上报领事。给你明天一天的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如果你不同意，后日我将启程去烟台，亲自向领事汇报”。　　两天过去了。我租了一辆马车，正打算动身，知县来了，显然一副急切的样子，似乎整个城市的人即将举行叛乱。这一次，他还是劝我放弃租约。　　“我知道居民都很平静”。我回答说：“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说完，我跳上马车，命令车夫出发。我把事情向领事作了汇报。领事去找了道台——他统治着三十个县。道台发布了一道文告，责备知县制造麻烦，说我完全有权力租一所房子住在里边，如果我愿意的话。任何官员和民众都不得干涉。　　从烟台回来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知县就登门拜访了，这使我很吃惊。几天前，道台的文告到了他手里。这次，他的态度是那样友好，至于无论从那各方面看，我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他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有一架幻灯机，能否让他见识见识？我说我可以在晚上演示。于是乎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一大群秘书。理所当然地，他很兴奋，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幻灯画面。在晚休时间之前，整个城市都知道了他来拜访我的消息。　　第二天，一些绅士代表来拜访我，问能不能也为他们演示一场幻灯片。我倒乐于从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当地的士绅那儿遭遇过麻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朋友。这样，知县挑动全城反对我的那种企图，终结在它所引发的对我的强烈同情里，也终结在他的诡计所激起的公愤里。　　在秋收结束、冬天来临之后，农民没有什么事可干，因而我邀请各个教堂的宗教领袖——有男的，也有女的——到青州来进行专门培训。这个，加上督管各个教堂和众多福音传播者，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1883年春天，哈勃提（）先生——曾经是中国内地会成员，在英国老家时加入了浸礼会——前来照料山东的教堂，我才得以脱出身来，重回山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遭遇劫匪

　　19 遭遇劫匪　　在回山西的路上，直隶境内，一天早晨黎明之前，一群强盗袭击了我们住宿的旅馆。我有两辆马车，一同住宿的还有另外五、六辆。强盗把所有马车里的箱子都打开了，把衣物和纸张扔得满院子都是。我起床后，发现同行的一位旅客因为不见了一张3,000两的银票而焦躁不安，那是他要带给北京的老板的。然而，幸运的是，天亮以后，他在院子里把所有行李彻底检查了一遍，最后发现银票就踩在脚底下。对他来说，这就不是高兴所能形容的了。至于我，车上的一只箱子完完全全不见了踪影。我们循着强盗的足迹找到了一堵高墙下，强盗们是越墙而逃的；在另一个方向，我们发现两行深深的脚印，显然是扛着我的沉重的箱子的盗贼留下的。在院子里微弱的光线下，他看到箱子里有些东西闪闪发亮，肯定认为那是银子。他肯定认为那是他最大的收获。肩上扛着那么重的箱子，翻过墙且跑那么远的路后，打开箱子，发现里边装着的不过是听装的浓缩牛奶，那盗贼会是多么地懊恼啊！　　路上再没有发生别的意外，我回到了太原。离开了九个月后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六个月大的小女儿在等着我。　　20 斯科菲尔德医生去世　　1883年8月，我们在太原的小团体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斯科菲尔德医生因为患斑疹伤寒而去世了。他是被自己的病人所感染的。因为以前我曾感染过这种病，所以同斯科菲尔夫人一起照料他。但我们所有的爱的关怀都无济于事。他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拥有一种最美丽的基督徒的性格，深受认识他的每一个人所爱戴。　　1884年，恭亲王被他的兄弟醇亲王所取代，好战的排外集团占了上风。统治集团的许多成员认为恭亲王的政策过于退缩，不适合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21 太平天国叛乱的影响　　尽管，在我到达中国之前，天平天国叛乱已经被平定六年了，他对基督教的推广所造成的危害仍然十分严重，在这里不能不记上一笔。这场运动是在1851年由洪秀全发动的，他是广西人，在广州接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后，建立了一个崇拜唯一真正上帝的宗教小团体。不幸的是，同穆斯林教徒一样，洪秀全弄不清绘画艺术的使用和偶像崇拜之雕塑的区别，在遵守摩西诫命的同时，他把对艺术的尊崇一概贬斥为偶像崇拜。他的不下对所有庙宇的这种敌视态度发展为一种宗教狂热，加上人数的迅速增加，引起了政府的警觉。当局逮捕了洪，把他投进监狱。他的部下相信他是无辜的，把他解救出来；政府宣布他们的行为是叛乱。从这时起，这场运动具有了反朝廷的性质，吸引了大量追随者。洪秀全自称“天王”（天上的帝王），率领他的部队北上，攻下武昌，然后顺长江直下，进入浙江，一路攻城掠地。然后他定都金陵，指挥军队北上直逼北京。　　洪秀全的堂兄，干王，是一个基督徒，真诚地力图转变洪秀权的极端自命不凡和腐化堕落。太平军的将军是忠王，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通过他的心腹，他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力。我手下一个姓程的中国牧师——曾参加太平军——告诉我说，他对战士们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下达的命令，哪怕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成功的，也会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美国人博高文（）、沃德（）和英国人戈登帮助中国政府镇压叛乱。干王和忠王向戈登的投降，标志着叛乱的结束。天国叛乱的十三年间丧失的生命总数，根据不同的估计，在两千至五千万之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留下的一个遗产是对基督教的痛恨，这种痛恨现在还没有消解的迹象。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22 政府的敌视和基督徒的困扰　　长期以来，遍布帝国的中国教会一直遭受着来自于官员、士绅和一般民众的干涉、骚扰与迫害。山东的教会更是持续不断地面临着地方独裁者的干扰。应住在国内的阿尔弗雷德·仲斯先生的请求，浸礼会协会写信给詹姆斯先生和我本人，让我们去北京会见新上任的公使亨利·帕科斯爵士（即巴夏礼），就传教自由问题交换意见。　　以下事例表明，采取行动，使中国政府保障“容忍条款”的贯彻实施，是多么的迫切。　　⑴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务部 所做的那一份著名的、充满敌意的备忘录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参见卫三畏的《中央王国》第2章，第707页）；　　⑵直隶的李鸿章总督在为一本书作序时，事实上是在排斥基督教；　　⑶陕甘总督左宗棠不允许一位传教士住在西安。　　⑷当一份为传教士遭受迫害而提出的申诉送到山西巡抚张之洞手里时，他说，那种请求使他感到很刺耳；　　⑸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曾指示他的部下，拖延所有教案的审理，结果是，很快广东省的十八座小教堂就遭到了攻击；　　⑹山东巡抚连续几次拒绝为传教士解决麻烦；　　⑺一位姓彭的长江水军司令 基本上遵循了外务部在前面提到的备忘录所做的指示；　　⑻山西省的学政告诫省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如果有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将被取消学位；　　⑼湖北省德安（）府的知府为近万人参加的三年一次的乡式出了以下两个文论题目：“民之所好好之”（出自《大学》或《伟大的学问》），以及“攻乎异端”（出自《论语》）。这两个考试题目导致的后果是，一位传教士的住所遭到攻击，房子被烧毁，传教士本人则被殴打致伤；　　⑽一个秀才罗致一些罪名控告基督徒，结果他们被捕入狱，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无罪，但诬告基督徒的秀才去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⑾山东登州的一个知县强要城里的居民保证，一旦有外国人来，要予以抵制；　　⑿领事馆的秘书和领事都抱怨，处理教案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　　⒀政府出版了一本有关教案的书，把所有麻烦和纠纷都归咎于传教士。那本书作为判例广为流传；　　⒁在山东，当一位基督徒被带到知县面前时，说：“你生在中国，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服，受中国皇帝的保护，是什么使你要学外国鬼子呢？”。　　一位美国领事告诉我，有个道台对他说，他将严格遵守道光皇帝颁布的《大清律令》。这就意味着，他不考虑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而是遵守在此之前的中国法律。　　以上各条，除了关于备忘录的第一条，都涉及与新教差会的传教工作有关的事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遍及全国的教堂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辱骂、劫夺，有的传教士遭到殴打。　　23 同詹姆斯先生一起进京，1884　　因而，现在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使对这种事态加以关注了，特别是当福建巡抚丁日昌向北京报告，说教案的主要原因不在外国人，而是源于官员对基督徒的不公平待遇之后。　　到北京后，我们得知巴夏礼公使去朝鲜了，去与这个“隐士之国”的国王签署一份条约。逗留北京等他回来期间，我们决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立一个福音联盟。在成立联盟的国家，对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制止。我们希望它在中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召集了在京传教士的集会，在会上我被推举为秘书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福音联盟的成立

　　24 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传教士曾打算成立一个联盟，但没有成功，因为不同派别的传教士很难在某些条款上达成一致。在北京，我们也必须面对同样的困难。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伦敦教会的艾约瑟（）医生——我就住在他家里——有持续好多年的过期《福音同盟杂志》。从中我发现，参与联盟的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尽管在总体上能保持一致，却信持不同的教条。我从中挑出最扼要的一些条文，来体现北京传教士联盟的宗旨，以尽可能地减少分歧。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中国福音同盟宣告成立。　　不久，我写信给《中国报告》，呼吁在有教会活动的各个省份建立同盟的分支机构，以便在各地成立执行委员会，为所有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九《宽容条款》的实施与当地官员交涉。　　通过在每年开始的时候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大会，同盟表明了它的存在，但我们成立同盟的另一个目的，即消除对基督徒的迫害，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　　在北京的各教会中，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对传教士角色的自我定义存在严重误区，从中国人一面看着导致了对我们的错误理解。出于谦卑，我们把自己称为“行僧”，这使中国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都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却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旨在把基督教推广到全世界的巨大机构派出的代表。外交、民政和军事官员都有他们的职级，能够与同样级别的中国官员打交道。各地的传教士都意识到当前社会状况下的这种规则，但他们习惯于称自己为“牧师”，并且这已被民众广为接受。但这种定义，确切地说，指的是“牧羊人”，而根本不是“传教者”。在官方书面文件中，“方术”或“宗教学者”的概念也被大量使用，但从来没有在各方达成一致。　　在90年代，应罗马天主教的要求，中国政府规定了神父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的身份级别，以便与不同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同样的待遇也提供给了新教传教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拒绝接受这样的身份等级。　　罗马天主教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追随者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为了免除这种麻烦，马礼逊（）博士最近建议中国政府撤回给予天主教的职级待遇。　　25 朝鲜著名的反基督教宣言　　在美国公使馆秘书哈克姆（）先生帮助下，我成功地得到了一份朝鲜政府反基督教宣言的复制件。该宣言是以清政府的态度为基础的，清政府是朝鲜政府乐于效法的榜样。这份文件大约发表于1864年，是美国人在占领某个朝鲜港口时得到的。宣言说：　　⑴人们通过自己的美德服务于上帝，而不是通过乞求他的恩典和忏悔自己的罪过；　　⑵上帝是一种精神，而耶稣基督是人群众的一个人，他如何能成为上帝？　　⑶神父们确证说，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因为他们是人类灵魂的教师，所以，按他们的逻辑，人们应该顺从他们，而不是给与自己身体的父母和教育自己成人的老师；　　⑷敬祖仪式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激之情，是为了使先人不朽，但神父们却加以禁止；　　⑸教皇宣称民众应当对他绝对服从，超过对统治者的服从，因此，他就像强盗和叛乱分子一样，破坏国家的和平安定；　　⑹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但神父提倡独身，对君父不能给予恰当的敬意，对夫妇之道也缺乏适当的尊敬；　　⑺关于圣母、圣父、洗礼、坚信礼和神启的所有教条都是欺骗人民的谎言；　　⑻既然耶稣死得那么悲惨，那么基督徒宣称他们不害怕死亡，不是醉了就是疯了。　　这个宣言说明，朝鲜政府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了罗马天主教的宣传系统。　　26 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改革计划　　在北京的时候，罗伯特·赫德爵士慷慨地让我过目了他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拟定的改革计划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⑴聘任贤能；　　⑵开采矿产；　　⑶改良河道；　　⑷修建铁路；　　⑸建立邮政服务体系；　　⑹成立政府银行；　　⑺筹建海军。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改革方案种种

　　27 改革方案种种　　在赫德先生的要求下，我把为中国政府提供的改革建议的概要送他过目，那是我在不同时期建议给各位政府大员的：　　⑴对山东巡抚丁宝桢，我建议在中国开采矿产，兴办棉纺织厂；　　⑵对山西巡抚曾国荃，我建议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　　⑶对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外务部，我建议引进现代教育，指出这是使中国免于战争和被勒索的途径；　　⑷对巡抚张之洞，我也花费了心思：　　 ①介绍了由贝西默在钢铁冶炼方面（）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建议在山西引进炼钢的设施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　　 ②呼吁他开采矿产；　　⑸对巴夏礼爵士和中国外务部的叶金铭，我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避免宗教紧张和冲突；　　⑹对赫德爵士本人，我则建议：　　 ①组织一个代表团，由一位亲王率领，如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政府高级官员为成员，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⑵组织一个由帝国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走出去，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　　 ⑶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虔诚的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国外研究各国的宗教状况；　　 ⑷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情况；　　 ⑸派出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⑹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各省全面介绍、推广考察的结果。　　这个方案实施二十年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结果。　　28 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　　巴夏礼爵士从朝鲜回来后，对詹姆斯先生和我提出的、关于在山东发生的迫害基督徒事件的申诉十分关注，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以便在有更严重的教案发生时，他可以照会中国外务部，使之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与同对日本政府相比，他对中国政府的落后和畏缩表现出了更多的耐心。并且，他提到，他同中国政府的官员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只在外务部商讨处理教案事宜，而在那儿，双方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相互斗争、相互阻挠。这使他感到十分苦恼。我向他叙述了自己在太原活动的情况，说现在我在那儿工作没什么困难，因为跟许多政府官员建立的朋友关系。因而我斗胆向他建议说，如果采用同样的打交道方式，北京的官员会有所回应的。隔了一个礼拜，当我在街道上遇到他时，看到他因为心情舒畅容光焕发。女皇生日那天，他曾向许多高级官员发出了做客邀请，所有的邀请都被接受了。（参看斯坦利·莱恩-波尔：《巴夏礼爵士的生活》，第396页）。　　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之宗教自由观的小册子。该册子以高级官员为阅读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意见都源于对整个宗教问题的无知。　　把我们拟定的公告草案交给巴夏礼爵士后，詹姆斯先生和我便返回各自传教的省份：他回山东，我回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门户张家口，穿过山西省的北部南下，到达太原。途中我随身携带了一个空盒气压表，测量沿途的海拔高度，以期我收集的资料能够促使山西的政府官员尽早地修筑铁路。当我回到太原后一算，离开已经整整五个月了。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

　　29 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1884　　1884年8月，我建议召开一次山西省传教士大会，以便推进传教工作。传教小册子和福音书已经在这个省的一百零八个县里得到广为散发，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在以下几个中心点展开具有长期性的系统工作：　　⑴成立福音同盟及其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有传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传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⑵出版更好的传教小册子，以满足全省的需要；　　⑶为每个外国传教士配备至少十名福音传播者作为助手（每位有经验的传教士都知道，大部分信仰转变者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由外国人引进教门的）。　　⑷在十个主要省份中各建一所学院，每所学校招收一百名学生，授予三年外国知识课程。　　同时，我还建议成立一个基督教文学艺术协会，其宗旨是：　　⑴提供合适的基督教文艺书籍，引导中国人以各种有益的工作去帮助他们的同胞；　　⑵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善意和相互尊重；　　⑶在所有真正对中国有益的题目上启发中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 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884年秋，我感到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并且，因为我期待着开始新的工作计划，感到有必要回国向浸礼会协会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我们开始了向东海岸的行程。当乘坐一只中国人驾驶的船到达天津后，我们决定待在里边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那样比住在外国人开的旅店里花费要少，但我在烟台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爱德华·寇森（）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代理，坚持让我们接受他的地主之谊。　　在上海，我们见到了仲斯先生。他是随同一个很大的、由英国浸礼会协会派出的新传教士团队回中国的。我同他会晤了几天，谈论的是关于同浸礼会协会委员会以及同国内教会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关于我将来的工作的一些事宜。　　2 同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　　仲斯离开后，我得好朋友大卫·希尔从汉口前来，为了在我回国前见上一面。我们俩人都为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一如既往的敌意感到苦恼，并认为现在是前往南京会见总督曾国荃的最好时机。曾在灾荒期间任山西巡抚，我曾同他打过多次交道。在南京，我们见到了他。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态度，但根本没有心思谈论一下宗教自由问题。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不仅有很多传教士在不同的省份参与了赈灾工作，而且很多人由于在救灾中感染疫疾而献出了生命。　　2发现《大乘起信论》　　访问南京期间，我们认识了刻售佛教经书的杨先生。杨先生原先是儒家门徒，后来皈依佛教，是个智力很高的人，曾作为中国大使的随员随同曾侯爵 出访过欧洲，与马克斯·缪勒（）、日本的南条雄文（）、巴黎的朱利恩（）等这个级别的人物有过交往。　　我问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儒家秀才，在经历了世界上那么多事情后，竟然安于售卖佛经？”　　“我很吃惊”，他回答：“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对于人生许多重大问题，儒家往往避而不答吗？”　　“是这样，但佛家回答了吗？”我问道。　　“当然了”，他回答：“我还是让你看一下这本书吧，是它使我由一个儒生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那本书名为《起信论》（《信仰的觉悟》）。我接受了，并且又购买了一些他为我推荐的佛经。　　在住宿的旅馆里，我静静地坐着阅读那本使那位儒生转变为佛教徒的经书，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最后，我向同室的希尔大声喊道：“听着！这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尽管所用的术语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是基督教的”。　　4 返乡途中遭遇风暴　　1885年初，我们乘坐霍尔特轮船公司的阿佳克斯号回返英国。在比斯开海湾，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海上刮起了飓风，波浪滔天。轮船载满了锡锭，行动很吃力。三天时间里，我们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船在波谷里挣扎，我们的耳鼓里充满着浪头把成吨的海水洒向甲板时的泼溅声，而头顶上的浪峰那持续不断的呼啸声使我们感到就像陷身在大洋的底部。一天晚上，前舱门被冲到了甲板上，海水涌进船舱里。船长命令水手们把舱门再安装上，但没有人动，因为害怕咆哮着掠过船头的巨浪。于是船长命令关闭发动机，减缓了船的运动速度，再次向船员们发布命令：“好了，孩子们，现在试试吧！”船员们照做了，十分出色地把舱门加固在了原来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进餐厅打算吃早餐时，发现船长——那不是一个脾气随和的人，除非在斥责旅客和手下的高级船员时，从来没有见他快乐过——正坐在餐厅的地板上，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看到我，他的脸上满是不好意思的表情。餐厅里什么早餐都没有准备，厨师什么也做不成。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利用饼干、黄油和奶酪解决了问题。一整天仍然大浪汹涌，我们的船可令巴巴地、绝望地在波峰浪谷间颠簸。傍晚的时候，水手们中间突然有人大喊了起来，那人指着一片蓝蓝的天空，宣布说，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晚上，我们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奇迹一样得救了。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浸礼会年会

　　5浸礼会年会　　刚到英国不久，浸礼会的年会就在爱克赛特大礼堂召开了。诺威奇（）城 的J·H·莎士比亚（）先生、托马斯·J·库博（）先生、还有我，作为大会发言人。库博先生以一种迷人的优雅语态讲述了他在非洲传教所遭际的神奇故事；而莎士比亚先生则在演讲中以异常感激的口气提到了我在中国的工作。　　当我站起来发言时，去不敢离开手稿像别人那样侃侃而谈。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之久，一直说中国话，我感到自己的英语已经很生疏了。因为前面两个发言者都是滔滔不绝的雄辩家，加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听众变得焦躁起来，并开始退场。发言结束后，我感到是我大煞了这次年会的风景，便向会议秘书贝那斯（）先生道歉。他以那种一贯的善解人意回答说：“别介意，大家会仔细阅读你的报告的”。　　关于年会的报导见报之后，《基督教世界》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库博先生和我的报告里，显然可以看出，基督差会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以前关注的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拯救遭受地狱之苦的异教徒，现在则是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里把异教徒从地狱的磨难里拯救出来。　　6 请求更多的人手　　在中国待了六年之后，为了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务，仲斯先生也回国了。仲斯先生向浸礼会的委员会描述了我们那时所拥有的信徒和向教者的数量，并说比在中国的任何其他基督教差会所拥有的都多得多。他成功地唤起了委员们对在中国——最开化的非基督教国家——开展传教工作的兴趣，请求大量增派传教士，在作为中心城市的青州所能辐射的十至十二个县内开展传教工作。委员会的答复是，允诺增派十二个传教士到山东，同时给山西增加六个。我去了之后，对委员会的委员们说，我们在山西的一百零八个县的传教工作都已开始，如果给山东增派十二名，山西不能更少，因为它的面积同山东一样大。　　7 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　　我的眼光更远大，不仅仅局限在山东、山西两个省份。我希望所有教会团结起来，在每一个省的首府建一所高级教会学校。首先在沿海各省试办。以便影响帝国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接受基督教。　　我印刷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十五年传教在中国》，在浸礼会委员会的成员间散发，希望他们中有人能支持我的方案，以期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转变。然而，我却发现，我对“全民转变”这个概念的使用，使许多人认为我的意图是要把中国已有的教会引向对不信国教者无能为力的英国教会体制。　　不久，我写了另一篇文章，建议采取新的教育和福音传播手段，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全民”这个词。这就是发表在《万民归宗》第2卷第60页上计划草案。它是针对浸礼会委员会而写的，在委员们中间散发。　　浸礼会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经过第一次讨论后认为，他们不能上报这个草案，因为他们的基金承担不了这样一个花费高昂的项目。但是，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慷慨大度的提议，使我眼看被枪毙的方案得以“缓期执行”——留待下一次会议讨论。　　这期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往返于乡间，忙于工作，没顾上这件事。并且我觉得在委员会没有批准方案之前，也不便在各个教堂公开提倡我的观点。但我跟自己的一些朋友私下里谈过这件事，发现许多人对此都深表同情，认为我的传教策略实际上与凯里（）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　　8 方案被否决：极度的失望　　在总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的方案又被提出来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对他们的基金来说，我的方案过于庞大了。方案被否决了，这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9 提出传教方式修正案　　于是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急需：善良的萨玛利亚人” 。在这篇文章中，就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样，我仍然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对每个新到的传教士来说，除了学习语言外，还应当致力于研究当地人的宗教，研究传教手段，这是基本的、必需的，因为能扩大他们的工作效果。　　第二，大量雇用当地人从事传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与单纯雇用外国人相比，雇用中国人从事传教工作的成效要高出八倍，也更合算。在七十年代，教会布道委员会就曾采用过这种方略，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近几年来，爱尔兰长老会在满州地区进行的传教工作是最成功的。在那儿，长老会给每一个外国传教士平均配备七个当地人协助工作；而联合卫理会——他们的工作成效仅次于前者——为每位外国传教士平均配备十名中国人助手；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工作——最近几年来十分惹人注目——无一例外地是由从其他布道会中挑选出来的中国人进行的。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强调了在每个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大学、培训受过教育的当地传教士的重要性。除了神学外，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学习西方大学所教授的各门分支学科的课程。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电机专业课

　　10 电机专业课　　这件事以后，我开始意识到上帝打算让我单独承担十字架的重量，为此我必须进一步充实自己，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于是我决定学习科学知识，在南坎信墩博物馆师从埃尔顿（）和西尔维纳斯·汤姆逊（）研究电机工程学。　　11 在柏林拜访教育部长　　因为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兴趣，我想了解欧洲最新最好的教育制度。于是我去了柏林，同教育部长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告诉他，我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很希望了解最好的教育制度并介绍到那儿。部长是个高个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会谈中当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时，他把椅子向后推开，站起来——看起来快顶到天花板了，非常生气地看着我，喊道：“当你把中国人都教育好了后，我们该怎么办？”　　看来他是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的。　　幸运的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一个基督徒，主持一所星期日学校。他很爽快地提供给了我所渴望的信息。　　出于同样的目的，我去了一趟巴黎，打算会见法国的教育部长。部长不在。有人告诉我说，他恨不得把官方教科书中所有有关上帝的字眼全部清除。　　返回中国之前，在一个偶然的场所，我向浸礼会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他们说“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成立一个协会，以便将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政府的官员转变为基督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 与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886年，乘坐法国邮轮奥克萨斯号，我又离开家乡，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同行的旅客有十八位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还有七位新教传教士。在天主教神父中，有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他每天都非常热心地把天主教的书籍摆在桌椅上供旅客们阅读。观察了几天之后，我对他说，我很想跟他聊一聊。他回答说，很好，那就在晚餐以后吧。一开始，我表达了对他为引导人们走向真理的而做出的努力的感佩之情。接下来，我说：“我们到中国去，都是为了引导中国人走向真理之路”，“因此，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兄弟，我是不是可以直言不讳地表达我的看法？”　　“当然了！”他回答。　　于是我说道：“我们进行工作的方式之一就是为了各自的信仰而努力以求。但是，不论我们属于天主教还是信奉新教，对我的心灵来说，信仰只是个第二位的问题。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对上帝和世界的拯救者耶稣基督的忠诚。现在，我发现在你散发的书里充满了不真实的东西，这样你就不是在为上帝服务。那正是将要撞毁罗马天主教这艘船的石头，因为上帝是永远不会祝福谬误的”。　　受到这样肆无忌惮的、尽可能以温柔的口气发出来的攻击，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两手紧握在一起。这说明他的感情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问我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我回答说不知道。　　“我是巴黎鲁德百克区（）耶稣会大学的校长。让我吃惊的是，你竟然会说我散布的是谬论！”　　我回答道：“你摆出来的书中有一本叫《对付新教徒的捷径》，我读过了。因为我是个新教徒，你必须承认，我比任何天主教徒对新教的理解更准确。这本书中包含着大量的错误言论。如果看到你捍卫真理而不仅仅是某个宗派利益，我自然会非常高兴”。　　“噢！”他大声说：“我知道我在谈论什么。在学校里，每个礼拜进行一次关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讨论课，这是我的规定”。　　“你有没有请过某个新教徒，”我问道：“阐发一下新教徒的立场？”　　“没有”。　　“这样，你就在不经意中误导了你的学生：你把一个稻草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新教徒摆放在学生们面前，让他们在论辩中轻松击倒对手”。　　十一年之后的一天，我刚刚结束休假回到上海，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皮尔·西蒙先生的名片。我怎么也记不起这人是谁，但还是回请了他。当他被引进房间时，我认出来他就是我乘坐奥克萨斯号时的那位旅客朋友。不久，他被任命为主教，我出席了他的就职仪式。三个月以后，他因为心脏病而去世。　　大约又过了五年，我们在又一次做了家乡的访问者之后回到上海。秀普林斯休斯修道院的修女、前剑桥培训学院的院长休斯小姐表示希望参观一下徐家汇的耶稣会教育学院。修斯小姐刚刚以教育为题在日本做了一次为期十五个月的学术讲座。我妻子和我带她前去。学院的负责人，皮尔·布歇，非常热情友好，他亲自领着我们转，详细为我们进行介绍。当两位女士去了另一所院子里看望那里的修女们时，他和我坐在走廊里等她们回来。透过窗子，我看到里边一间房子的墙壁上挂着西蒙主教的照片。我对皮尔·布歇说：“那是西蒙主教，是个很不错的人”。　　“是的。”他回答道，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你还记得将近二十年前在奥克萨斯号邮轮上的谈话吗？他全部告诉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你”。　　在我的妻子去世时，皮尔·布歇很快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慰问。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 妻子患病

　　2 妻子患病　　在到达上海之前，理查德夫人患了口炎性腹泻。这是英国人知之甚少的一种病，甚至医务工作者也不很了解。巧的是，我们在老家的一个朋友同时染上了这种病，并且我们很快得知，她的病早已宣告不治，因为当时的医生不知道怎样医治它。在上海，我耗费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请了当地技术最高明的医生之一给妻子看病。结果症状大为好转。然而，他从来不解释病的性质是什么，也不解释他的治疗为什么如此见效。　　我们继续赶往山西，寄希望于在那儿休养一段时间后，夫人会自然而然地恢复健康。然而，她的身体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个月一个月地恶化起来，直到1887年夏。在这最炎热的季节里，太原府的传教士都要到山区去开展工作，为期一个月，只有我们夫妻二人留在城里。我的朋友，中国内地会的爱德华斯医生，临走之前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为了给我妻子治病，他已经尝试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但令人丧气的是，什么办法都不能奏效。他手里拿这一本书，对我说：“我写信让国内的人把关于这种疾病的最好的医学书籍寄来。这是今天早上刚到的，我打算给你留下，你好好研究研究”。　　我从头读到尾，了解到这种病实际上全身的粘膜发炎，处方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治愈粘膜，那样健康即可全面恢复。书中建议了两种治疗方案：第一种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实上是让消化器官彻底休息，粘膜会因此而自行痊愈。然而，虽然说很难彻底禁绝食物，但如果要让粘膜自行痊愈，另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营养缺乏。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大自然养育婴儿的路数——就是说，喂奶，一次喂一点，以免增加胃的负担。采取这种办法后，腹泻第一天就停止了。于是我继续实行这种节食疗法，每次喂食的牛奶不超过半酒杯，并且每天都称一称病人的体重。牛奶的量在逐渐增加，以保持病人的体重不减少。十天后，她的体重开始一天天地增加，而一个月后，就完全复原了。这使所有去山区工作的朋友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坦白说，当他们来向我们道别时，根本没有期望她还能活下来。　　从那以后，在中国有好多人用同样的办法治愈了。对那些弄不到奶的人来说，还有一种特效药，即黄山道年草。甚至有些人仅仅通过禁食就治愈了。这种病现在再也不被看作是不可治愈的了。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让遭受病痛之苦的人知道这个疗法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3 来自同事们的批评　　当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时，一个新派来的传教士到了山西。他听说了关于我的传教方式的一些情况，没等我回来就这个问题听一下我的看法，就写信给国内的委员会，反对我的观点，其实我的观点他表述得并不正确。也许是出于无意，其中一封在《使者》上发表了。然而，与此同时，一封发自山东的传教士的信对我的工作的创造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封说好话的信抵消了另一封造成的影响。　　回到太原后，我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开展工作，发表了一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它表述的道理是真的，也表明了基督教比道教高明的地方。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一些可取之出，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们期待着我改变自己的神学观念，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两条我都不能接受。第一，我的观点同国内最有见识的牧师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因为我有多年的传教经验，而他们却没有。因此，我坚持享有他们为自己所主张的同样的自由。为此，他们给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责难。　　4 离开山西　　我的同事们是这样的态度，显然，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在工作上取得和谐的。留在这里只会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那对传教工作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于是我决定离开山西。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同事们，并在十天之内把所有东西收拾停当。那些科学仪器没有打包，我把它们以非常抵的价钱卖给了当地的士绅们。至于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片子，则留给了同事们作为礼物。　　由于太忙，没时间登门向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当面道别——他住在三英里之外，我给他写了一封道别信。两个小时内，他就赶来看我了。我正在将自己的书籍打包，各种各样的书满屋都是。我请他看一看，找一本他喜欢的，作为我们过去美好交往的纪念。他挑了一本装帧非常精美的，由伦敦的R·S·T公司出版，书名为《在那神圣的地方》。我在书上写下他的名字，我们就分手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建议他的神父们逃离太原，但他自己决定同耶稣基督一起留下来。当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指挥屠杀城里的传教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时，主教同基督徒们一起被处死。这证明了耶稣基督之道义的力量，对天主教和新教来说，都是一样的。　　10月18日，我挈妇将雏来到天津。在那儿，我找到了一个职位，为政府的兵工厂翻译资料，年薪600英镑。但我是不能彻底中断传教工作的。于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在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原先住过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在北京的工作

　　5 在北京的工作　　伦敦的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回山东工作。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首府济南建一所基督教学院。　　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动手撰写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七个最先进的国家在教育上的进展。在小册子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一般的、特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必须拥有对事物的一般知识和对事物的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了解——也就是说，既要了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一般。这本小册子我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也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6 拜访天津的李鸿章　　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开始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我回答，“你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噢！”他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在会谈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促使我后来写作《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一书的决定性原因。　　很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翰林，是一所省学的校长。他曾经读过我论教育的小册子。他告诉我说，在他的学院里，他一直在努力贯彻我前面提到的教育方法。　　7 理查德夫人的弟子　　除了帮我写书外，我妻子理查德夫人应三个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课。她采用了一种教授语言的新技术，那，说到底，也是最古老、最准确的，是儿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地采用的——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之最简单、最短的句子，那都是儿童日常操练并能够记忆的短句。结果，六个月之后，与另外两个曾经稀里糊涂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相比，那个在跟理查德夫人学习之前从未接触过英语的日本人讲得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语法不正确，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纠正。　　当他们开始自愿地月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一些宗教术语，弄不懂。我妻子建议他们同她一起阅读《新约圣经》，以便熟悉宗教词汇。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阅读，效果十分可观。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以至于三个人都渴望实施洗礼，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有一个时他的儿子，另两位是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天皇派往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他所际遇的所有欧洲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而，如果他的孩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不会反对，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这样，三个人都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秘书，即天野先生，先后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曾纪泽侯爵听说理查德夫人为这几个日本人教授英语的消息后，也表示希望能让他的一个孩子跟随她继续其英语学业。　　8 侯爵曾纪泽　　曾纪泽是著名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他早年即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出于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文。在伦敦和巴黎，他做了八年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总理衙门的一员。　　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的请愿而不胜其烦，问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修筑铁路后伦敦马车夫的生计受影响的情况的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医生达吉恩（）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有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这位侯爵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　　这位侯爵有好几个儿女，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很熟了。后来，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邀请理查德夫人给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　　当我把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许。他督促我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在总理衙门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他觉得他关于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张罗此事。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把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人生经验付诸实践。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大喇嘛

　　9 拜访大喇嘛　　那时，北京有一个东方研究会，经常有关于远东的论文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被邀请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从中国史籍中翻译了一些佛教占支配地位时的各个时期的纪录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华尔生（）先生。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因为急需得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资料，我拜访了在北京的首席喇嘛。他住在雍和宫。雍和宫曾经是一个亲王的家庙，其中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个朋友曾带我去雍和宫参观过。在中国那么多年，那一次在雍和宫大门口所遭遇的粗暴无礼和羞辱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未遇到过的。我发誓不再给喇嘛们任何机会再一次侮辱我。　　作为前期准备，我先给首席喇嘛送去了一张名片，请求登门拜访，并根据中国礼俗，送上一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件小礼物的效果好极了，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他回送了自己的名片，请我第二天十一点前去。　　我带了夏洛克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那儿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一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排成队列，迎候我们到来。我们被领着径直到了首席喇嘛的住处。我们发现桌子上已摆满了点心，用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奇迹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绝的谈资。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固定在首席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的仆人的房间里。我告诉仆人等钟响了以后再过去，然后就回了喇嘛的房间，按动了按钮。那个仆人立即跑着穿过院子，非常兴奋的喊：“它响了！它响了！”这使得首席喇嘛高兴非常。　　接下来，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喇嘛，喇嘛教是在繁荣昌盛呢，还是正在衰落。他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喇嘛教正在衰落。　　“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令人丧气的前景？”我问。　　“不！”他的回答是我吃惊不小：“就像海潮，涨落有时。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流。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它的高潮会再一次来临的”。　　谈到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地道。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尽管这所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他在北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政治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宗教教师。　　10 拜访寺院方丈　　在每个省的首府，中国政府都任命一个高级僧侣担任首席方丈，掌管一省的佛教事务。在北京也有一个同样的佛教总管，但中国政府不让他控制各省的首席方丈，以免他权力过大。　　1888年，我拜访了北京佛教界的首席方丈。他是一个慈善的老人，六十岁左右，举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问：“是谁派你来到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　　“不是！”我回答：“只有感到是上帝差遣我的时候，我才到中国来”。　　他立即抓住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你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　　他的谈话使我明白，当我们外国人仅仅依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徒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一种宗教，一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只是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乔达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从基督时代开始的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条，只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佛教徒将佛教的老教条和新义理混淆在一起，致使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承认存在着教义上的矛盾。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应邀赴山东工作

　　11 应邀赴山东工作　　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却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实施得非常成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学院，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教会不会准许把传教基金派在这个用场。计划遭到否决，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后，仲斯先生立即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到北京来，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回山东工作。经不起他再三恳请，九月份我同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打算同那儿的朋友们商量一下。　　在山东，我同所有教友见了面，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说如果我回山东工作，我将在济南建立一所教会学院，需要教友们的大力支持，到时候他们应当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同事们声明，我不想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们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内，两个牧师在一起工作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外传教时，一个传教区的十多个人在一个牧师职位上工作则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作分工，每个传教士都应当是自由的，为他自己领域的工作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12 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　　1889年5月，我转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救济金，鉴于我在赈灾方面的长期工作经验，我被邀请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通常情况下，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并且病得不轻。科特曼（）医生——他是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传教士——担心，如果我继续留在济南，会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邹平，夜里赶路，白天则睡觉，以避免炎热。在那儿，我恢复得不错，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被要求参加。在会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大家给英国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十二名传教士都签了名。会上，大家还建议我10月份搬到济南来。然而，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时，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灾荒导致的疟疾类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痛苦得很。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一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复后遵从指令去了烟台，以求在海边的空气中恢复健康。这个夏天，我前去同她相会，为了恢复健康，在那儿一起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得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开始为回山东工作做准备。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事全体一致的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绑好放在走廊里，准备启程。这时医生来了，对我说：“你别想走了，你不适合在陆上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同时，他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在那儿度夏，我的疟疾病肯定会复发，并且会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写的。通过口授，《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写作也在继续。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来自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3 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年　　浸礼会委员会没有接受山东教友全体一致的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关于建立一所基督教学院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提出了抗议，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整整二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例子，来自于一个传教区的全体一致的申请被驳回。随后，贝尼斯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接受山东传教士的方案，他们催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传教方式。驳回申请的信件于10月份抵达。　　14 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　　1890年5月，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举办于1877年）。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参加赈灾工作，我没能参加第一届大会，这一次能参加很兴奋，好些日子之前就一直期待着。在论文中，我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应当立即推举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我对社会现状的看法过于灰暗，但经过讨论，还是决定推举一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编辑中文报纸

　　15 编辑中文报纸　　回到天津后，我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请求他结束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恶毒的宣传报道。但他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此后不久，1890年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我的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了一项任命，成为一份名为《时报》中文报纸的主笔。我马上接受了任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因缘巧凑的机会。　　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号，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我还发表了一些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那一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地区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中国的官员们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我在《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王室成员之间相互访问的情况，指出这种互访极为有利于和平和善意的达成，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以同样方式出国访问。　　16 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班　　1890年，因为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人工，朱维尔（）小姐请我的妻子在冬季里负责一个50人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一个冬天，她在一个为中国妇女开办的班里帮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妇女们来自于这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们一起摘录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纲要，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并最终遍及全世界的。她从经文中选择了一些适合的内容，每天以亲身践行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学员们的智力水平和天生的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无一例外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哪怕一次最简单的冲突。　　春天到来时，她们回到了距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各自的家乡。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告诉她们，通过在她们村庄其它家庭的面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她们，上帝把她们选做了他的使者，要她们为她们身边的人们带去巨大的欢乐。秋天到来时，传教士们去山区作了一次福音传播之旅。听说妇女读经班的一个学员自己发展了50名向教者，而另一位学员发展了至少100人。这使我妻子感到非常高兴。这证明了那个已被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在发展教徒方面，当地人能对他们的同胞发挥更好的影响。　　17 浸礼会的代表　　1890年10月，英国浸礼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前来中国，代表团由浸礼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格劳沃（）博士和伊普斯威奇的W·莫里斯牧师两人组成。这是前来访问中国传道团的第一个浸礼会代表团。　　到达天津后，他们全面展开了工作，访问了山东和上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脱离浸礼会传道团的主要原因在我自己这里，接下来做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我的教会同事间达成和解。但他们发现，我和山东的任何一个同事之间都没有什么分歧。　　18 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建者威廉臣（）去世，上海的教会委员会邀请我做他的继任者。在对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有了切身经验之后，我对在中国开展文化工作的价值深信不疑。我的答复是，如果浸礼会传教协会能像联合长老会支持威廉臣那样支持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经过两位代表团成员搭桥牵线，浸礼会协会答应支持我三年。这样，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天津《时报》主笔的工作之后，我于1891年10月转到了上海。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 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887年，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的“中文宗教书籍会”（）宣布解散，继而成立了同文书会（），继承了原来的印刷厂和其它一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助的资产 。　　同文书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威廉臣牧师，初到中国在烟台时，我就认识他了。他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份名为《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观察》）的月刊开始发行，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份中文的《儿童报》 ；前者的主笔是林乐知（）博士，后者则是D·S·莫瑞（）先生。　　1890年，由于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她的印刷厂，把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　　1890年8月，威廉臣博士在烟台令人痛心地辞世。“威廉臣先生那魁伟的体格正是他多方面的卓越智能的标志。从他那令人眩晕的高处，他的视力似乎到达了他所渴望的遥远的尽头。他希望广学会 的成功成为他漫长一生的荣耀的王冠”。　　这是广学会托管财产管理人之一、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约翰·麦克格莱特（）先生所作的评论。　　2 在广学会开展的其它方面工作　　在1891年10月我到来之前，沪港银行的C·S·阿迪斯先生（现在是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广学会的代理干事。直到1909年离开中国，他一直留任协会的副会长。他那富有睿智的建议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热忱使广学会受益非浅。从1888年起直到1911年去世，罗伯特·赫德爵士一直担任会长。　　在我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会里只有我一个人全职从事文字工作。《万国公报》（《时代观察》）的主笔林乐知博士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开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只能将他的业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撰。正是从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在有关他们社会进步的任何事情上，他都是一个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论《万国公报》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他逝世于1907年5月。　　1911年，美国监理会他们继续同广学会的合作，准许A·P·伯驾博士拿出部分时间从事广学会的文字工作。　　当威廉臣博士在上海刚刚开始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的帮助。花之安是中国文学的最卓越的学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写了多种著作。他体形魁梧，富有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一文。多年以后，一个朋友问他：“很多人都希望拜读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这篇文章在哪里呢？”用一种缓慢、低沉而又严肃的语调，他答道：“在墨水瓶里”。当有人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花之安独立主持广学会的工作。1899年秋，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东》是一部论述人类文明的巨制，意义重大。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该书出版于香港，经花之安先生同意后，由广学会重印。　　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安保罗（）来到中国，参与了花之安先生的工作。他还被纳入了广学会的委员会。在1895年秋到96年初我在北京期间，以及在96－97年我休假期间，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干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情洋溢，永远有满脑子的改进工作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因而不得不过早地提前退休回家。　　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的卫理（）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卫理夫人在文字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个工作计划

　　3 第一个工作计划　　在这里，把我在1891年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战略规划方案作一个摘录，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　　下面是我设想的方案：　　1开办一份针对高级阶层的期刊，像克斯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那样，系统地涉及、讨论有关课题（幸运的是，林乐知先生可以承担主编工作）；　　2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呼吁、鼓励其它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　　6特别的，要在各个方面争取中国人的合作，使他们建立组织，从事于推进学术进步；　　7在举行考试的每一个考场，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的，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　　4 扩大影响的计划　　1892年，我给在中国的一些有名望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用于翻译。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强化广学会的社会影响。根据大家的建议，我拟出了一个包括70个题目的单子。有二十多位朋友，都是富有学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一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美森（）先生，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书籍的写作；我在海关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还有，广学会的各省委员会也组织起来，协助进行各种讲座的准备和推广。　　1892年春，在北京举行三年一度的举人（硕士）考试 。在考场上，我们免费散发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我自己的书《救世教益》作为礼物送给了18个行省中多数省份的高级官员。　　1892年3月，林乐知博士回美国度假，而我们报刊的另一位干将艾约瑟（）博士当时正在欧洲，因而学会的所有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编辑《万国公报》——一份以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和《中西教会报》，同时也开始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的翻译工作。　　1893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考恩科乡试。克兰思牧师（）慷慨捐资1200元，用于在参加考试的秀才之间散发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东》一书。而在另外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我们在其它考试中心共散发了各类出版物6万余册。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　　来自台湾、山东等地的不断增加的订单，证明了《万国公报》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5 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在1894年，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张之洞，中部中国的总督，捐资白银1000两；一位姓聂的道台从山东也寄来了捐款，数量相对少一些；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赞助，他后来买了100本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　　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介，当地官员和士绅向广学会定购了价值600两白银的书刊。1902年，他还寄来了1000元的一笔资助。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女儿，也是我以前在北京时的朋友、驻伦敦大使曾纪泽侯爵的妹妹。她富有文才，读过史木达夫人关于女人义务的一本书（当时东京的贵族学校以此为教科书）之后，她在中国女子学校采用了同样的教材。她的一个儿子成为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另一个儿子在长沙是一名积极进取的基督教徒。她本人也在1914年前后加入了基督教。　　1894年，托马斯·韩白瑞先生捐助了六百两白银，以此奖励在秀才中选出的最佳论文，征文的主题如下：　　⑴中国应仿效日本，修筑铁路，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以强国裕民。　　⑵中国应引进机器加工茶叶、缫丝，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便输出，与外国竞争。　　⑶中国近三十年的海关管理所取得的成就。　　⑷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在境内是否能认真禁绝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⑸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更友好关系。　　这一年，我把以前在《时报》上发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时世评论》为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侯爵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所作的序，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　　6 向慈禧太后送寿礼　　尽管与广学会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还是非常有必要为女基督徒们以《新约圣经》为礼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事记上一笔。我们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1894年春天，英国卫理公会的罗伯特·丝沃娄（）小姐写信给我的妻子，还有美国长老会的菲彻（）女士，建议由中国的女基督徒集资制作一部《圣经》，献给慈禧太后，作为庆祝她六十大寿的礼物。于是在上海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内地会的斯迪文森（）先生为主席，理查德夫人为会计，菲彻女士为秘书。他们认为，把《新约圣经》而不是整部《圣经》送给太后作礼物，会更好一些。每个省都成立了负责募集资金的分委员会，一共募集了1200元。伦敦会的慕威廉（）博士写了序言，由麦都思（）博士以前的中文教师翻译并写定。这部《新约》用国外最好的纸张印制，连同序言一起，被装在豪华的纯银封面里；封面在广州制造，上面雕刻着竹子和小鸟。书名和题词以纯金镶嵌。书被装在一个纯银制作的盒子里，盒子上雕刻着同样的竹子和小鸟，以古老的金色长毛绒为衬垫。献辞是理查德夫人的手笔，在杰出的中文作者蔡（尔康）先生的协助下，我把它译成了典雅的中文。献辞如下：　　　　献给伟大的皇太后陛下　　夫人：　　依据上天的旨意，您，尊贵的皇太后陛下，在史无前例的、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承担起了整个国家的份量。赖于您超凡的精力、伟大的智慧，整个帝国彻底恢复了和平，并同所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此，不仅您的臣民，而且五洲四海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对您深怀敬仰。　　在陛下所制定的那么多公正的法律之中，有一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就是像保护那些信仰其它宗教的臣民那样，保护您的基督教臣民。因此，我们，遍及您的帝国各个省份的数千女基督教徒，尽管大部分都非常贫穷，恭逢您六十大寿吉庆盛典，不能不表达我们的忠心和敬仰。故在此奉上《新约圣经》一部。这是我们信仰的神圣宗教即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我们的宗教是力图以亲身践行把世界从罪恶和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宗教。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真理曾把永恒幸福的希望带给了千千万万的人，使他们获得了生活的净化和心灵的安宁。它也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定的政府——那正是他们持续繁荣和强盛的基础。在女皇、皇后和公主们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时刻献上一部《圣经》作为礼物，这是我们西方的、风俗。我们这些工作在您的帝国里的基督徒一直在热诚地祈祷，祝愿陛下和皇室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幸福的秘密，祝愿陛下的国家繁荣富强，不落后于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也祝愿陛下在您睿智的大臣们辅佐下永远安享尊荣，而当您结束了世界上的工作后，所有那些贯彻上天之爱心的人们将为您铺好通向极乐天国门径。　　您永远深怀崇敬和感激的臣民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基督教妇女会

　　箱子在几名传教士的护送下，被送往北京。11月11日，由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先生、美国驻华公使科洛尼尔·登拜尔（）先生送交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当天就把它送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尽管对祝寿来说晚了几天，它恰巧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寿礼同一天到达太后的宫殿。没过几天，光绪皇帝派太监到北京的广学会书刊销售点购买了《旧约》和《新约》圣经以及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自己阅读。11月27日，总理衙门接到太后旨意，分别赏赐理查德夫人和菲彻夫人绸缎两匹、手帕两块、以及绣品两件，赏赐参与集资的其它另外200名妇女每人黑绸一匹、手帕一块。　　 7．中国的公学　　去上海不久，我发现由9个外国人组成的市政顾问委员会，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修路、建桥和治安上，却对国民的教育不管不问，这实在令人遗憾。这个问题早在1890年已被沪港银行的阿迪斯先生提出，他当时提出的议题是：为上海开办公学提供帮助。　　 于是我就此事与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詹森先生进行洽谈。他对此非常热心，并提供了上海现有的本地学校的数据，还要求我帮他搜集一些信息，以便为其他国家的本地教育做些什么。然后，他向委员会提交了议案，当时却没有被通过。詹森先生死后，这一提案便被搁置了若干年。　　 8．反缠足会　　 1895年，阿基贝尔德·雷陶() 夫妇来拜访我的夫人和我，就成立反缠足协会的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想法。　　他们要求，广学会除发表自己的文章外，还要协助写作、发表有关反缠足的文章，以便唤起舆论，反对这种罪恶。“天足会”的名称是伦敦会的麦考文（）女士在厦门首先提出来的，但这种新思路、新做法却主要与阿基贝尔德·雷陶夫人联系在一起。在上海，她第一个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大多数成员都成为这个社团中卓越的妇女活动家。我允诺为他们写一些传单和小册子。我的中文写作助手告诉我，当他把第一个小册子读给他夫人听后，他的夫人宣布从此以后再也不让她的女儿们缠足了。我把这件事讲给雷陶夫人听，她认为，这正好预示这场运动的成功。此后不久，有一些中国妇女写诗声讨缠足。这些诗由艾约瑟先生发表，并翻译成了英语。　　此后的几年里，雷陶夫人奔波于帝国的各个省份，在所到之处组织起反缠足会的分会。她还以个人身份拜访督抚大员们，劝说他们发表声明，反对缠足。最后，她还上奏慈禧太后，使太后下旨敦促其臣民放弃这种陋习。　　1903年，一个大约16岁左右的女孩，金小姐，出身于上海一带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写了一本反对缠足的小册子，无论是文采还是论证都非常出色，她还采用了两幅引人注目的图画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由反缠足会的分会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散发。　　在经过11个春秋最艰苦也最成功的不懈努力之后，雷陶夫人把协会的工作交给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有一位姓萨的海军司令 、一位叫沈暾昊（音译）的道台，还有其它人。他们承担起了把运动继续开展下去的责任。因为丈夫的健康急剧恶化，雷陶夫人不得不护送他返回英国。自始至终，反缠足会的所有书刊都由广学会负责出版，直到1906年雷陶夫人回国。　　9 瑞斯先生的奉献　　1895年9月去北京之前，我请理学士J·兰伯特·瑞斯（）牧师将莱辛（）的杰出论文《人类的教育》翻译成中文，并让我的中文助手，当时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蔡尔康先生协助他。瑞斯在中文方面成就卓然，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当我结束引人注目的北京之行回到上海时，他已把文章翻译好了。我把它作为广学会赞助的文献付印，并送了一份给总督张之洞。张非常高兴，又为广学会捐助了1000两银子，请我们出版一部世界通史。瑞斯先生（当时已加入了美国新教圣公会）经过格雷佛（）主教的慷慨允准，决定花上几年时间写一部原创的《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世界通史》），并且翻译成中文由广学会出版。1900年，该书面世，共三巨册，开本大小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这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内容涉及最广泛的世界通史。张之洞读了以后非常高兴，1911年又送来了3000元捐款（大约相当于300英镑）以支持我们的工作。显然，他对基督教那顽固的偏见烟消云散了。主持乡试的高级政府官员——各省的学政们，开始从世界史中出题——秀才们不读瑞斯的《世界通史》就答不上来——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从中国的文献中出题。由于家人健康原因，他早早就回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我们中间最有前途的中国学学者。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日战争

　　1894年，爆发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中日之间曾定有协议，规定任何一方向朝鲜派兵都必须事先通知对方。但满洲人，就像他们通常处理外国事务时那样，并不打算诚实地遵守协议。中国政府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叫“高升”号，满载士兵，急速向朝鲜驶去，以平定当地发生的动乱。一艘在朝鲜海上负责监视的日本军舰掠过它的船头发了一炮，警告船长停下。看到灾难就在眼前，船上一个叫凡·汉乃肯的德国人跳进海里，向岸边游去。汉乃肯来于天津，是中国政府请来协助运送军队的。中国士兵向在水里的他开枪射击。幸运的是，他毫发无伤地躲过了一劫。日本人认为，这是他们宣战地恰当理由——实际上在朝鲜已经开始了。在路过朝鲜首都平壤时，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朝鲜的王后——在反抗日本人的过程中，王后表现得积极而富有智慧——并吞了朝鲜。于是日本军队开进满洲，锋芒直指北京。这使慈禧太后惊恐非常，她害怕日本人会杀掉她，像杀掉朝鲜王后一样。　　在这紧急关头，精明的俄国驻华公使康德·卡悉尼（）看到了一个对俄国有利的外交突破的机会。他向慈禧太后保证，如果太后答应给俄国一定的优惠政策，俄国将对中国提供保护。太后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于是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一下子进入了高潮。旅顺港被割让给俄国，中国还同意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越满洲。当日本军队逼近北京，威胁在大陆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时，中国、俄国、德国和法国缔结了盟约，抑制日本。他们四国的舰队集结在直隶海湾，准备对日本的舰队采取行动。日本发现，他不可能同俄、法、德加上中国开战，就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打算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和谈。但他们对中国的胜利是彻底的。中国人因为被一个人口和土地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侏儒的国家”征服而感受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屈辱。　　2 战争期间我们的出版物发挥的影响　　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对它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重印。林乐知博士关于战事的文章深受欢迎，被看作中国唯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中国上海招商局的管理者们把他们的定数增加了一倍，并把我们的一些出版物分送北京的高级官员。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定期把30份《万国公报》寄给他在北京的翰林朋友们。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的翻译，并付印出版，为的是让中国的政府官员们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进程，说明如果他们采取同样的改革措施，他们的国家也还是有希望的。在绪言中，犹豫再三，我还是冒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近六十年来，中国一再外敌入侵，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原因何在？”我的观点是，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篱笆，以便使他们像同一个家庭的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满洲人，继续起阻碍作用，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挠这个历史进程。因而，他们不仅是在反对外国人，更是在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他们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因而，如果对世界的排斥态度是中国遭受失败的原因，她应当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样的话，她就不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我把本书和绪言寄给了一些督抚大员，焦急又不安地等待着对我这无忌惮之言的回应。但我并没有等得太久。李鸿章拍来了电报，邀我北上天津同他会面；而其时我已答应了南京的张之洞，将前往同他讨论中日战争问题。战争尚未结束，李鸿章就被免去了官职，闲居在北京的家中。这使我得以同他见面。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

　　3 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　　在过去80年的时间里，中国公众的观点是反对基督教文学的。宣传基督教的传单被用于做中国式的鞋子，其它大部分宣传品的最终命运是被集中起来，同写有中国文字的纸张一起，在寺庙里烧掉。无论如何，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销任何基督教书籍，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对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1895年，当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广学会的其它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其中一个是针对富人的，其它的则针对经济情况少差一些的买主。在全国流通的盗版书的总价值肯定能达到100万元。《时世评论》也被盗印。在北京，在1895年底至1896年初，戊戌变法的最初几个月里，改革俱乐部 办了一份报纸，不仅重印林乐知先生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就连报纸的名字都一样。　　因此，到这时，长期以来横亘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学之间的藩篱四分五裂了。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而是相反，因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一点也不用奇怪，一套《泰西新史揽要》在上海卖两元，到了西安却能卖上六元。我们无法弄清楚盗印者赚了多少钱，但我们从各个销售点获得的年利润超过了来自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捐助，这使我们得以更经常地开展免费赠送，在任何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　　1895年1月，当中国的主要当权者都为对日作战的连续败绩所震惊时，我被南京总督 请去，商讨使中国摆脱困境、安定秩序的最好办法。　　4 南京的冬天　　下面是从当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摘录的，想必读者会对此感兴趣。　　天气潮湿得很，风刮得很大，一会儿雨，一会儿雪。路上覆盖着一层很深的泥浆，每走一步都泥水四溅。因为寒冷，所有的行人都蜷缩着，就像患了心绞痛。什么代步的车都没有。只有一顶轿子，还是从河对岸的下口（hsia kwah） 弄来的，因为没有被派往急需轿子的渡口才得以留下来。如果现场看看中国人如何准备一顶轿子，任何因循守旧都会相形见绌。轿子被放在先辈存放过的地方，必须是先辈用过的那一顶，即便破裂的轿板和用烂了的蒙布也一摸一样；并且风必须从使先辈烦恼过的同一个缝隙吹入。因为到处找轿夫——当有轮船靠岸时，他们很抢手——耽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们才得以动身。　　在我们经过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但使陌生人震惊的，还是马路两侧的草棚子。那些棚子大约有4英尺高，4英尺宽，7英尺长，盖着一点稻草，和一个草垫子，是用作床睡觉的；唯一的家具是一口下面烧着火的铁锅，还有曾经是被子的一堆烂棉絮。老人们抵挡不了多久这样的严寒，食物的贫乏又使年轻人饥饿的身体衰弱多病。许多人以赌博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他们的皮肤冻得发紫。有的地方冻裂了，结了一层白色的疮痂。他们的姐妹们幸运一些：很久以前，为了过上相对好一点生活，她们就被卖了——这太可耻了，有人会说——以便使他们的家庭少受几个月饥饿的煎熬。尽管贫穷很可怕，但在那些把拥有一个妻子看得像白日飞升一样缈不可及的人们之间，“本能”还是宣告了它的存在。有时，他们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一位可怜的饥饿的寡妇——那寡妇就住在毗邻的草棚里，还带着一个小孩——她因此得到一晚上的盛情款待，直到又一个婴儿降生。新生儿是没人抚养的，夜里他们被扔在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码远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时就被饥饿的野狗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粘着斑斑血迹的破布。　　再看一下轿夫们。他们的情况好一些，但仍然穷得穿不起鞋袜，他们的腿直到膝盖光光的，脚上是用草绳系着的草鞋。在没过脚踝的冰冷的泥浆里，他们艰难地跋涉着，心情却很快乐，因为他们有活可干。冒着慢慢被冻坏、最终落下一身病痛的代价，他们挣得自己的晚餐。　　我们到达了总督的接待旅馆，很多高官在那儿住宿。它不是通常的三层楼房，而是一个由围墙围成的院子，里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后两个门，每一个都有8英尺宽；前边的门晚上才关闭，后门则白天黑夜都开着；这后面是一模一样的两所房子，由一个约20英尺长的敞亮的院子分开；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最前面的门。旅馆中间的房子前后门一直开着，最后面的那所则只有前门开着，至于后门，因为后面没有房子，被墙堵上了。穿过这些门，冷风没白没黑地往里灌。还有，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着纸的窗子，窗框中间都有很宽的缝隙；房间是由薄木板隔开的，中间的缝隙也很多。因为风是从高处吹进来的，从我的房间刮过就像水流通过筛子。房子没有天花板，并且紧挨着头的隔板与外面宽阔的走廊连在一起。因而可以说，这种头等客房只是一个遮蔽雨雪的盖子而已，冬天半夜里的冷风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这就是我们住宿的头等旅馆。　　房间里有两个木头架子，他们称之为床。它们只是光光的木板，上面没有一缕铺盖。也有两把椅子，其中只有一把是可用的；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条大约四英寸宽的板凳，可以坐在上面；桌子上有一个古老的油灯，大概是亚伯拉罕时代发明的。向他们要铺盖，他们拿来一领芦苇做的床垫和一床被子，那被子黑糊糊油腻腻的，多年没有洗过了。更糟糕的是，老板娘走到门口就铺盖问题向她的丈夫发布指示。她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大小的女孩，而孩子患了麻疹。他们并不认为，把铺盖从住有麻疹病人的房间拿出来有什么不妥当之处。所以，对住在那儿的顾客来说，既不暖和又危害健康也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像烟一样冒出来，因为室里的温度远在冰点一下。　　这就是帝国最有才干的总督治下的社会状况。谁会把这样一个对自己的臣民所忍受的贫穷与苦难熟视无睹的政府认作文明的政府，而费心思以某种标准拿它跟基督教国家相比？居住在草棚里的成千上万民众所陷于其中的苦难会使铁石心肠都软起来，从而打算做点什么以救助他们。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5 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我会见了张之洞。梁敦彦先生——留美归国学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首脑 ——是除我和总督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一天不仅是中国的新年（正月十一日），而且也是衙门的节日，因而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仆人没有戴帽子。院子里很静，就像我们英国的礼拜天。　　在督署的会客室里等了半个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着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跟总督当面交流，以免由别人转达造成任何误解。于是我们两个就战争问题谈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在我动身来南京后到达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是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转向中国方式，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失败的方面，并且拿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相比较。像辜鸿铭，非常挑剔，处在一种经验上很不成熟的状态中。他告诉我，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他的官帽走了出来，请我去见总督。此时已是一点半多了。我一到内院，总督便走到门外来迎接。他穿着长袍，还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先向他鞠躬，然后走进屋内，为他在前一年向广学会捐赠三千两银子的义举再次表示感谢。　　然后开始谈话，我讲了一下几点：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此，总督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打断我的话发表他的看法）；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意义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的能力（对此，总督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它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在回答我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并说：中国永远不会屈服，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最后，他问——以一种似乎已无计可施的表情——如何实现和平呢？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也坐视不管。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它事情上那样努力为之，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统一意见，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他的影响取得其它省份的支持。听了这些，他面露微笑，显然对他的恭维使他感到惬意。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打算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天使他身居显要，就为他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　　他对我为中国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通过我的书，在50个左右的高级官员中间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其它各级官员会跟上来的。他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容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急着回上海，什么时候再来看他。然后他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顶戴和兜帽。见状，我赶紧请他不要出去了，因为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　　前一天晚上,由于寒冷——实际上等于睡在露天里，我睡得很少。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头脑已受到震动之后，我同样没睡好，部分是因为冷，部分是因为我在反复思考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候，我把心里形成的方案写了下来：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6 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回到上海不及一个礼拜，我正在煞费苦心的细化自己的方案，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再交流一次，旅行费用由他支付。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梁先生告诉我，总督将在第二天上午8：30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关于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方案的大纲送给了梁先生，好让他先跟总督提一下，以便总督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会见时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第二天，按约定地时间到达总督衙门时，我不得不同其他官员 一起等候。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戴蓝宝石顶官帽的官员，姓于，他说他籍贯永庆（），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已多年了。接着一个红宝石顶戴的官员走了进来。他是前驻英公使郭松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兰雅博士。随后来了一个水晶顶戴的，说他认识麦肯西博士。接着又进来一位红宝石顶戴的。他一进门，所有人都站起来行礼；我跟着照做了。见过礼后，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总督府的司库，负责总督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　　11点，梁先生进来了，并且拿过我的表看了看。我问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约定的8：30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现在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打搅。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和他又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疗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告诉我说，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轻的皇室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是不是他建议派遣20－30岁之间的，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派遣更年轻一些的到国外接受教育。我说，那将使改革耽误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应当是那些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　　这当口，有人进来传话，说总督召见。总督不像我第一次拜访时那样友好，看起来似乎脸上有一团阴云。见面的寒暄过后，他问我要提供的“妙法”是什么。我马上讲了三点。　　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7 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回到上海不久，正碰上张荫桓 于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和谈公使去探询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感到有必要同他见个面，我把自己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连同我为此书写的绪言，派人送给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读一读，并问我是否可以登门拜访。他给了答复，约定2月28日见面。谈话过程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　　⑴来于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　　⑵来于她的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　　⑶来于她的人口无法增多这种现状，这将招致列强的瓜分，就像他们在非洲所做的那样。　　接着我提出了中国扭转颓势的办法：　　⑴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要求；　　⑵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　　⑶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　　⑷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前面已提到）。对此，他的回应是：“俄国是一个让其它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认为英国是最可信赖的。我指出，与所有强势国家结盟是致命的错误。　　这位和谈公使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　　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　　⑵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毫无用处；　　⑶本人曾提出派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我的影响力；　　⑷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⑸铁路会使中国受益非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　　⑹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的；　　⑺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　　⑻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　　⑼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很高兴见识见识（于是我把拟定的方案呈给他，见下文）；　　⑽对于你提到的改革方案，十有八九我赞同。为你创发的这些改革措施表示衷心感谢，但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　　当我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可供转圜时，他回答：　　⑾中国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　　⑿在国外，本人受到了各国政府优厚的接待，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感到惭愧得很。　　当我提到应大力诱导改革时，他说：　　⒀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　　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我提到的一下两点：　　⑴我把日本进步的原因归于她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　　⑵我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富强的途径。　　但对于立即实施我所提到的任何措施，他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在同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讨论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　　8 第三次会见张之洞　　 5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访了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看到书后，他自告奋勇要为我写一篇序。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想到他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谈话中，他提到了由于民众的贫困，不能筹集更多的税款或者发行更多的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张之洞没有把任何税款留在自己手里，同时他强调说，张非常专制，会把当铺、盐商和其它人的积蓄劫夺得一干二净。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上书委员会（图）

　　1 上书委员会　　1890年，在上海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结果成了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博士、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还有我。我们被责成起草一份请愿书，以表明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拟定了一份很长的稿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送上去。然而，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委员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　　2 对基督徒的迫害　　不幸的是，我在1890年的大会上所做的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被事实证明是太正确了。1892年，在芜湖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传教士的动乱，而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通过在的报纸上——日报和周报同时——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影响人们，但长江流域的迫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　　1893年，两位瑞士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样，被残忍地处死。这种罪行被汇报给总督后，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害怕，而是说出了以下值得记忆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传教士。我们要反对他们，发起暴动抵抗，毁掉他们的教堂，杀死受他们蛊惑的人，是外国人就杀死。不过可怕的是，我们杀死的越多，他们就越急切地要来”。　　1893年9月，我专门去了一趟汉口，与杨格非（）博士和希尔（）先生讨论上书事宜。这期间，在四川爆发了更严重的动乱。反教运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还蔓延了整个福建省。　　1895年4月，发生了圣公会11名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被残杀的卑鄙事件。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惊恐。　　我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前往北京，力图同最高层当权者接触。尽管大多数成员离不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赋予我全权，赴北京与住在那儿的上书委员会成员——布劳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协商。离开上海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实可行的文稿，其内容得到了林乐知博士的完全赞同。随后，我收集到了传教士团体20余位代表人物的签名，包括几位主教。　　9月，我到达北京时，发现布劳格特先生回国休假去了。原来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会的声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给了沃瑞博士。我们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总理衙门，而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请愿书因为篇幅太长，以书籍的形式同时呈送。因为中国人要把两份文件仔细修正一遍，并誊抄下来，因而过了很久后才呈报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第一次会见李鸿章（图）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以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当时总理衙门有8位成员，首席大臣为恭亲王。于是，我拜访了李鸿章，请他写封信，把我引荐给恭亲王。由于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李鸿章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去李鸿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当时所做的记录的摘要：　　“总督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同他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大加赞美之辞。谈到国家事务，他说：　　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　　⑵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不仅亲自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们读；　　⑶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　　⑷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　　⑸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⑹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　　⑺《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　　⑻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的中国经典的人非常之少。　　“在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白梯克（）谈话时，我得到了一下信息：　　⑴实际上，翁同和（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　　⑵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严格遵守，不论什么时候，如果忽略或违背了协议，就会导致战争；　　⑶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证据是，强学会的《京报》转载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　　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各国政府心怀怨恨，原因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就最近发生的暴乱对他们施加了压力。　　“谈到我代表教会面见总理衙门的官员并向中国政府上书的事情，他建议我请总理大臣翁同和引见，拜会恭亲王；并且见到翁同和后，要把我以前跟督抚们交往的历史向他讲一讲”。　　4 后来与李鸿章的几次会见　　9月23日的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对我说的那样，这对李鸿章是个安慰。总督说:　　⑴首席内阁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国公使回来，竟然上奏皇帝弹劾他，说他私下里与外国人相勾结；　　⑵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　　⑶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　　⑷满族人无足轻重；　　⑸我应当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　　⑹我建议让白梯克先生进入恭亲王的幕僚集团，以便让恭亲王了解他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他听了后未置可否，只是对我说：“你应该给翁同和写一封信，说明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启蒙民众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当面向他汇报，如果在他有空时定个时间，前去拜访他，你将感到非常荣幸”。　　这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讲的。同时，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⑴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　　⑵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　　⑶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　　⑷由于反战派的错误，中国被迫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而我规划了一个方案，可以使总理大臣每年有四亿两白银入帐；　　谈话期间，李鸿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他还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简直可以说没有脑子，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请我在塔利饭店用餐，席间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着写给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访了李鸿章，请他改正一下。李又给我提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会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结束时要强调，整个国家的成败利钝的伟大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大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确实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石头和印度橡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总理大臣（图）

　　根据翁同和的安排，10月26日，我们在总理衙门见面。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他把我领进了属于同一所建筑的同文馆的一间房子里。在场的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　　为了使他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的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他问我，谁是应当为此负责任的居心不良之徒。我回答说，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作为回答，我拿起上面提到的书中的一本，翻到书中对基督徒进行诽谤诬陷的地方，指给他看；接着，我又让他看了第一卷里由左宗棠——那位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伟大总督——撰写的序言，说：“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杰出的将军”。随后，我打开另外一套书，把含有错误指控内容的那一页折起来，又翻回第一卷，可以看到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你会认为这个人也是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我又加了一句：“你心里肯定很清楚，这本书不久前刚被重印了，就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为了能在整个帝国广泛传播而采用简装形式。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涵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国内高官签名认的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会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　　看到我的观点无可辩驳，总理大臣哈哈大笑，嚷道：“你在中国住的太久了！”，就这样，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　　接着，我指出中国一千年来在宗教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扰：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着道教徒又迫害佛教徒，并自相攻伐，国无宁日。而宗教自由的观点一旦得到各方认可，整个国家的和平便指日可待。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基督教徒们现在向政府所请求的不过是不被干涉而已”。“如果就这些的话，”这位总理大臣嚷道：“我看不难照办”。会见结束时，他请我准备一个折子，思考一下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最急需进行的改革是什么。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恭亲王（图）

　　李鸿章没有给我写引荐信，他说恭亲王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并读过我的书；如果我自己写一封信，请求登门拜访，他肯定会接见的。这位下野总督很耐心地帮我把写给恭亲王的信做了修改。　　恭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哥哥，在1860－61年间，曾作为满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挽回了危局 。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专横的人，身体的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爷，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他是众人之中的神明。据说，他是整个帝国之中唯一一个使慈禧太后害怕的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激烈冲突；而太后每一次都发现，对他作一些让步是合适的。　　10月30日，是约定与恭亲王会面的日子，地点在总理衙门。因为恭亲王出面，总理衙门其他七位大臣不得不奉陪。恭亲王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以此来表示对我的轻视。谈话一开始，他就提到了教民，称他们是中国的垃圾；他讲话时的那种轻蔑语气似乎在表明，自从1870年的天津教案以后，只有在判处他们死刑的时候，才会在这堂堂的总理衙门提到他们。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民们所遭遇的所有麻烦，都是他们卑鄙愚蠢的行为所致。等他发泄完毕，表明了他的观点后，我问可不可以允许我表达一下基督徒的看法。他表示愿意聆听。　　于是我陈述道：刚才提到的对基督徒的指控实属莫须有，以这种指控为依据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我在中国的不同省份生活了多年，亲眼目睹了教徒所做的诸多善行，因而了解事实的真相。而您，住在北京，只能相信口耳言传，得到的只是虚假信息。人们都对我说，如果王爷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您的正义感会使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最终结束。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以个人身份，也不是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者，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所有基督徒，来请您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针对基督徒的未被证实的指控。如果我们真的有罪，我们不想免除正义的惩罚；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相信王爷会让我们得到正义，得到中国的其它宗教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　　恭亲王一离开，皇帝的师傅、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的李鸿藻就走过来，感谢我这么直率地跟王爷谈话，并对我说：“在我们中间，没有谁胆敢像你这样反驳王爷，但既然你已经提出了你的请求，态度又是如此恭敬，他是不会生气的。你这次来会有成果的”。他还对我以前送给他的、由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表示了感谢。　　在离开恭亲王以前，顺便提一下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想必读者会感兴趣。几年以后，上海大不列颠高级法院的法官告诉我，驻北京的俄国公使有一次与恭亲王见面时，问他是否读过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这位王爷回答读过。　　“那么您认为它怎么样？”　　“对中国来说，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哦，我担心您没有抓住这本书的真意”，俄国公使回答：“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4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600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　　这位卡锡尼（）伯爵的预言在1911年变成了现实。　　7 11月14日，我和沃瑞博士递交教会请愿书　　出了由李鸿章介绍去总理衙门交涉外，我和沃瑞博士还走访了英、美、德三国的驻中国公使，向他们介绍我们传教士上书总理衙门的目的。德国公使没有跟我们合作的打算，但英美两国的公使（尼克拉斯·欧格纳爵士和克伦内尔·登比）向总理衙门发了紧急公文，说明我们此次公务的目的。在约定的第一次上访的那天，即11月14日，克伦内尔·登比亲自陪同，把我们向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做了介绍。　　听完我们的陈述后，总理衙门的多数大臣都倾向于答应我们的要求。　　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如下：　　尽管一千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即赋予了儒教、道教、伊斯兰教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从雍正帝（1723－36）在位时期以来，一直对基督徒采取迫害政策；甚至自1842年保护基督徒传教自由的《宽容条款》签订以后，情况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中国政府出版的一些官方报告中，基督徒被指控以各种形式从事恐怖活动。一般官员和知识分子看到这些书是在各地督抚大员们的同意下出版的，自然而然对它们的内容深信不疑，因而鼓励一般群众采取暴力行动，迫害基督徒，从而导致教堂被焚、教民被杀甚至外国传教士也杀害的惨案频频发生。中国人不了解，邪恶的人是进不了教堂的；基督徒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处。不仅西方文明仰赖于基督教会，就是各个大陆包括所有海岛上的居民都因为基督教而得到提升；日本采用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传教士影响的结果。　　即使在中国，传教士对民众也做了很多善事。他们把西方的神圣典籍随同历史和科学书籍一起，翻译成了中文；同时把中国先贤的圣书和历史著作介绍给西方。他们也曾在山东、山西、江苏、满洲等地协助救灾。尽管有很多人死于灾荒引起的伤寒，但他们仍然前赴后继地投身于这种义举。他们提出了种种建议，为了把中国从贫穷、软弱、灾荒和战争中拯救出来，使她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传教士所希望的只是中国政府向上帝那样，对所有的教派都宽宏大度，一视同仁。倘若中国政府不能保护前来帮助她的善良的人们，他们自己的国家就会来中国保护他们。如果不能使传教士不受干涉地从事他们的善行，势必引起国际纠纷。因此，我们请求皇帝颁布圣旨，同意我们提出的三项要求。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使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所面对的障碍（图）

　　8 使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所面对的障碍　　几天以后，皇上谕示外务部，要他们与传教士协商，直到问题妥善解决。12月初，两位总理衙门大臣向我们保证，很快就会发布政令，同意我们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但这时出现了两件事，改变了解决问题的进程。汪鸣銮，曾经是总理衙门中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突然退缩了，这削弱了支持请愿书的那一派的力量。李鸿章还告诉我，法国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对皇帝同意任何由传教士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了传教士是否有权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的问题。几年之前，法国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将这种权力授予传教士的成命。　　这当口，沃瑞博士离开北京，回美国休假。他的位置由劳瑞（）博士接替。于是，我和劳瑞一起去了英国和美国的大使馆，汇报了我们与总理衙门会面的情况以及我们听到的关于法国公使的所做所为。我们表示，希望各国公使一致行动，争取让中国政府同意请愿书的内容，并且请他们在请愿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要求：不论什么时候，凡给予罗马天主教徒的特权，应当同时推及基督教徒。　　尽管没能使中国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认可和批准我们提出的要求，但通过九次与总理衙门官员的会谈，我们使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明了了外国教会的宗旨和价值；而此前，他们对这些是极端暗昧的。　　还有，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1896年2月14日，翁同和登门拜访了我，并口头保证，那些造谣中伤基督徒的宣传材料将被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将被告知，要本着友好的、善意的态度对待传教士。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康有为

　　这时，有一些翰林，因为受了在中日战争中遭受的耻辱的刺激，也因为认识到除了变法维新，没有什么能拯救中国，于是组织起来，讨论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手段。一位聪明的广东学者——康有为，对他们的影响产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是一位进士，即文学博士。　　由于不满意朱熹这位近一千年来的权威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康有为有意根据上帝的精神特质重新注解古代经典。这在中国学者之间造成了一种强烈震动，许多人把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但北京保守的检察官们要求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康有为对经典的新解释为离经叛道，并下令把他的大量著作毁掉。于是，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有1万名学生签名，其中包括1300名举人，要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变法维新。他们所倡导的改革的步骤、方式与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非常相似。与日本和约签订不久，受康有为作品的影响，一群聪明的年轻人在上海组织了“少年改革协会” ，并在杭州、南京、武汉、天津等地成立了分会。他们把协会的章程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并跟我讨论怎样才能启蒙他们的国家。他们的一位成员还拜访了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把我们广学会办的报纸《万国公报》（《时代观察》）辟为政府的机关报，按期发行，发行量为1万份。　　1895年10月17日，我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那时，在伦敦教会驻北京的办事处里，我正在给远在巴黎的妻子写信，他的名片被送到了我的面前。在会客室里，我见到了这位身穿黄色丝绸的马褂的、蜚声遐迩的学者。第二天，在离京南下之前，他又送来了自己的一部书作为礼物。他告诉我，他信仰在我们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我们相互协作。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强学会

　　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创立的变法维新协会称“强学会”（“高等学会”），其成员不仅有北京最有学问的翰林，也包括督察院的监察官和内阁 的低级文官。政府的机关报——《京报》，千百年来一直是首都唯一的报纸 。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份新报纸。它独立于政府，尽管受到它的暗中支持。这份报纸的发行者就是强学会。有趣的是，这时的维新派依然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知道广学会的月刊《万国公报》多年以来在高级官员之间广为流传，从未遭到过反对，他们便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报纸。并且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报纸的内容都是从我们的刊物上转载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报纸是在上海用金属字印刷的；而他们采用的却是政府的《京报》所采用的木雕印刷术。这样，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　　在改革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有一位年龄大约28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梁启超。听说我需要一位秘书，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在我居北京期间，他一直协助我工作；另一位是文廷式，江苏人，是一位翰林，也是宫中女学的老师 ；再有一位是谭嗣同，湖南人，当时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后来在1898年的政变中被杀头；也有陈炽，江西人，他为我修订、誊清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还有袁世凯——当时是统率直隶省的军队的将军 ——以及其他一些人。改革维新派获得了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也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内克拉斯·欧格纳爵士的大力鼓励。　　大约就在这时候，美国长老会的李佳白（）博士，我在上海时的老朋友，开始在北京的上层官僚中开展工作，希望他们能对基督教采取友善态度。他，白梯克先生，还有我经常被强学会的成员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也回请他们。在每一次聚会中，人们演讲的内容都是中国的改革问题，在接下来的改革派最感兴趣的讨论中也是如此。他们邀请我在北京多住几个月，以便就如何推进改革，随时向他们提出建议。　　1月22日，强学会被一个新来者、勋爵李鸿章的儿子的岳父所告发，俱乐部被关闭了，门上被贴了封条。总督李鸿章拒绝承认他和强学会的关闭有什么关系。强学会成员上书皇帝请愿。事情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我听说总理衙门答应每年为它拨款1万2千两银子。　　3 我向翁同和提出的改革方案　　在为代表教会上请愿书的有关事宜拜访翁同和时，这位中国政府的总理大臣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于是我准备了一个草案，要点如下：　　在序言中，我先指出，上帝不会偏袒任何民族，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因此尊奉天意的国家就能繁荣昌盛，违背天意的国家必然衰落灭亡。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我提出了对中国来说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国内安定与国际和平，精神的更新。为了贯彻这些伟大的改革措施，我建议：　　⑴皇帝聘请两名外国顾问；　　⑵成立由八位大臣组成的内阁，其中满人与汉人占一半，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国人占一半；　　⑶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奠立坚实的财政基础；　　⑷立即兴建铁路，开采矿山，开办工厂；　　⑸成立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　　⑹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　　⑺为保卫国家安全，训练足够的新式陆海军。　　这个改革方案由翁同和上交给光绪帝，得到了他的首肯。不久就被发表在广学会的报纸上。　　4 皇帝的师傅孙家鼐　　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60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孙家鼐推荐我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前任校长丁韪良离开中国，不会再回来了。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谢绝了。但我到上海后，他再次发出了邀请，我又一次拒绝了，推荐了傅兰雅博士，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上海中国政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后来，在我回英国休假的路上，又收到了他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当我离开北京时，他送给我一对精美的花瓶，一只紫色，一只金色。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张荫桓见面

　　12月3日，应张荫桓之邀，我去他家里与他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我，广东的官吏在广州双门底教堂搜出了革命党人的文件，其中涉及到一个姓孙的。这对于目前教案问题的解决，将造成很大的障碍。我的回答是：与历史上儒生们的叛乱相比，革命党的叛乱并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并且，革命党对基督教造成的影响，也不比哥老会对儒教造成的影响大。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大笑。他还对我说，北京中国政府的衰弱，归因于恭亲王的体弱多病和翁同和对外国事务的茫昧无知。督察院的御史们权力很大，翁同和也怕他们。他们是朝廷手中的得力工具，其作用就是毁掉那些不受欢迎的官员。据张荫桓的意思，整个国家懂得外交事务的只有他和李鸿章（张荫桓曾任驻美公使）。外务部的所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操持，其他人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6．议政大臣刚毅　　 在我逗留北京的后期，2月2日那天，我如约去刚毅 自己的家中拜访他。他是满族人，62岁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他是山西巡抚，是那里最顽固的反对改革的官员。任何涉及到花钱的改革措施，都会被他立刻否决，他会说那是对钱的一种浪费，是劳民伤财。在山西，他同那些将古老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混杂在一起的术士们打得火热。在许多个夏夜，他一边观察星星，一边听他的那些朋友们讲述有关世界的过时了的认识，内容是天体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每当接到为士兵演习买子弹的申请书时，他的回复总是，铅子弹太昂贵了，并命令士兵用土块演习。　　这次会面中，他非常友好，一举一动像总理大臣翁同和那样令人感到愉快。他对自己在山西、江苏、广东当巡抚时采取的政策非常自信，然而我却没有听到他给我介绍一项改革措施。但他努力做到了两袖清风。他非常急于向我说明，汉族官员是中外建立友好关系的阻碍者，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固执的排外者。我努力提醒他中国不学习其他国家方式和方法的危险性。我强调了外国人的启发的必要性，并建议从外国聘请两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顾问，也为光绪皇帝请两位外国师傅。　　第二天，我派我的秘书去见他，问他能不能为我疏通一下，入朝觐见，以便向皇帝提出这些建议。两人就此事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说的是：他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和一手遮天；在内阁里，汉族官员独行其事，甚至恭亲王与李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和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刚毅的友善态度——尽管在感情上他是排外的，与其他满族官员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恭亲王像Lucner 那样傲慢自负，King Shin 要多粗鲁有多粗鲁。在这次会面中，满汉官员间的相互妒忌非常明显。刚毅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最大反对者，支持慈禧太后的反动政策。后来，他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组建团练，导致了1900年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排外运动。　　 7．向翁同和和李鸿章告别　　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和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时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曾拜访过传教士的住处。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政令，批准传教士的请愿书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见前章）。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　　他离开后不久，派人送来了四匹丝绸，还有让我路上吃的八盒点心。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　　那天晚上，我跟李鸿章最后见了一面。他已被指派出席沙皇的加冕典礼。尽管他对我们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的价值表示过肯定，但却没有打算为我们学会捐助点资金；在他总督任内，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赈灾、出版和中国的改革，但他从来不承认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了一点好事。针对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白梯克先生概括道：“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变法维新的过程

　　8 变法维新的过程　　在我回国休假期间，变法维新的愿望迅速弥漫了全中国。林乐知先生——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风行一时——被邀请担任将在上海开办的一所大学大校长，但他拒绝了。不过，他同意起草一份建立现代国际教育体系的章程，并以大英政府在印度建立的教育制度为主要底本，精心准备一个实施方案。　　变法运动像巨大冰川的消融，像阿穆尔河（黑龙江）坚冰的破裂，阻碍水流的巨大冰块被裹挟着，冲进大海。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它得到了驻节武昌的总督张之洞的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大力支持。它的写作风格介于高级的文言（一种属于古典文学的高级文体）——只有相对较少的学者才能理解——与白话之间，后者一般的苦力都能理解。它的内容很纯粹，博得了每一位学者的推崇；它的风格很朴实，每一位读者都能明白。甚至湖南省，曾因它对基督教的卑鄙下流的诽谤而使帝国蒙羞，也在1897年邀请梁启超到长沙——它的首府——担任一所改革派开办的学院的校长。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的热心倡导者。他们还邀请我的秘书蔡尔康先生——在上海时他协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为他们举办讲座，被蔡谢绝了，他说，所有新观念都是外国人的，而不是他的。　　维新变法运动大有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由来已久的对外国人的仇恨是不公正的；与外国人的友谊应当得到培养；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必须引进西方的学问。有一些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儒教过于功利和世俗，大胆地主张采用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期大有希望的另一个迹象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19家增加到70家。　　9 中国女学　　1897年底，我又回到了中国，发现变法维新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所女子学校在上海创办，倡始者是中国电报局的局长（总办）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学校坐落在去江南制造局的路上，距圣凯瑟林桥不远。我的妻子理查德夫人应邀推荐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条件是在美国新教圣公会接受过培训；另外推荐一名外国妇女，教授英文课。这个职位她推荐了林乐知博士的女儿。她自己则被要求至少每月巡视学校一次，检查一下有什么做得不到位。　　1898年2月，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其中四十四篇文章是梁启超写的，三十八篇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我的文章则有三十一篇被编者选中。陈炽——曾帮助我修改、写定献给翁同和的改革草案——也奉献了一些文章。　　10 光绪帝令人吃惊的变法诏书　　这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秘书，对皇帝很有影响力。张荫桓，前一年曾作为特别使者观光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既是内阁成员又是总理衙门大臣，也加入了变法维新派。内阁里的低级秘书们 对改革充满热情。年轻的皇帝很快就表示了他对改革派大信任，把他们的改革建议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变法诏令：　　⑴废除已经实行了500年的八股考试制度；　　⑵在北京成立一所大学，研究西方科学；　　⑶将所有庙宇转变成从事西式教育的学校；　　⑷成立一个翻译委员会（译书局），负责将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　　⑸成立专利局，鼓励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新式发明；　　⑹保护基督徒，使之不再受任何侵犯；　　⑺将改革派的报纸《时务报》确认为政府的政治喉舌；　　⑻废除中央及各省无用大机构；　　⑼鼓励年轻的满人学习外语，并到国外观光学习。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11 对改革派的第一次打击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及保守派也没闲着。他们非常警觉地注视着改革思潮在全帝国的迅速蔓延，并且，为了防止改革派的任何突然袭击，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在实施之中。原来担任陆海军大臣的恭亲王于6月份死去，若论资排辈，应该由曾担任恭亲王副手的翁同和接替这个职位，但慈禧太后任命了她的亲信荣禄，而翁同和却被撤职了。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尽管发生在通常所说的维新变法运动之前三个月，是对摆脱她的控制没多久的皇帝的第一次打击。翁同和被免职后，慈禧太后向高级官员们发布训谕，命令他们有事直接向她汇报。　　在皇帝发布变法诏令期间，保守派抱怨皇帝异想天开的改革方案将把中国引向毁灭。他们请求太后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她发布了一道旨令，将于秋天在天津检阅军队。皇帝担心在检阅的过程中，慈禧太后会大权独揽而把他晾在一边。维新派督促皇帝先发制人，把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以此结束保守派对维新变法的一切干涉。相应地，皇帝传唤荣禄部下的将军、也是在荣禄支持下发迹的袁世凯，让他秘密带兵入京，包围太后居住的宫殿。在得到袁世凯誓死效忠的庄严保证之后，皇帝特别任命他主持军队的改革。给予他这种权力，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实现皇帝的改革计划。　　12 应邀担任皇帝的顾问　　就在这当口，我到了北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在稍后的1900年，因为敢于抗议对外国人的谋杀，因为通过把朝廷电报的措辞由“驱逐洋人”改为“保护洋人”挑战慈禧太后的权威，而成为英雄人物；另一位实际上是一位美国公民，因为已加入美国国籍，叫容闳，他曾把第一批100名学生送往美国留学。　　9月中旬，我抵达北京后，与康有为见了面。他告诉我局势已变得很危险，他打算马上去上海。详细情况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告诉我。　　我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津田先生后来成为东京的《日本时报》的主编。在后来，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时，他仍然是秘书。梁启超当时也在北京，他经张之洞总督推荐，也在政府内获得了一个职位。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13 保守派发动政变，康有为的逃往　　听说皇帝对袁世凯的任命后，慈禧太后很担心皇帝在他的帮助下，将剥夺她的一切权力。于是，她给荣禄下达了旨令。电告荣禄董福祥将军带兵入京，保卫太后的安全。与此同时，太后命令皇帝逮捕康有为，说他毒害了皇帝的心灵，教唆皇帝与太后作对。同一天，康有为收到了皇帝的信件，敦促他立刻离开北京，赴上海接受任命。康有为从信中读出了皇帝的用意，乘火车去了天津。慈禧太后听说康有为逃走，立即密电烟台和上海的官员，要他们逮捕康有为，就地正法。当康有为在烟台登岸时，电报已经到达了。但道台有事去了高桥（），随身带走了密电码，他的秘书没法翻译电报的内容。而康有为那时正在租界的街道上闲庭信步，沿着海滩拣拾贝壳。上海的中国官员高度警戒，等待缉拿康有为。但在吴淞口，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安排下，康有为被转移到了一艘英国海轮上，然后送往香港。　　这时，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孙家鼐来通知我说，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我。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突然发生了。袁世凯，在最后一次接受了皇帝的召见后，向荣禄告发了维新派反对太后的计划。　　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在最后一次觐见皇帝时，皇帝命令他在带兵入京前除掉荣禄。所有的外国报纸也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贝克豪斯先生（）和布兰德（）先生在他们的著作《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提到这次觐见时确定无误地声明：“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以防谈话的内容外泄”（第205页）。因而，如果这是一次秘密会谈，根据精通这类情况的那些人的观点，关于所泄漏的内容的记载，只能来于朝廷中胜利了的保守派。尽管维新派一致认为，要结束反动势力对变法的阻碍，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除慈禧太后的权力，因为她是变法的主要障碍。但没有人想到要处死荣禄。荣禄曾是康有为的众多推荐者之一，并且曾当面向皇帝推荐另一位杰出的改良主义者——湖北巡抚陈宝箴 。在得到袁世凯提供的消息后，荣禄立即去觐见慈禧太后；太后马上采取行动，传令保守派采取行动协助她。听到袁世凯投向了慈禧太后，并且太后掌握了军队，伊藤侯爵解说道：“太晚了。没有军队，皇帝什么也做不成”。他立即离开了北京。　　这当口，孙家鼐来拜访了我，告诉我说皇帝已被太后下令监禁，关押在中南海的一个小岛上。他还说，太后已经正式作出安排，在我原定前去觐见皇帝的那一天、那个时辰，恢复对政府的控制。　　9月21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宣称对他来说，治理国家的负担过于沉重，责任过于重大，因此请求太后协助他理政。23日，又发布诏令，要王公大臣们向太后行礼致敬，并再次奏请太后摄政。　　同一天，梁启超和谭嗣同秘密拜访了我，告诉我说朝廷已下令逮捕他们。我们在一起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很可能他有生命危险。我们决定，容闳，因为已是美国公民，前去拜访美国公使；梁启超去日本公使处；我本人则去会见英国公使：劝说他们立即采取行动，保护皇帝。但不幸的是，美国公使去了山区；英国公使则正在北戴河。　　为了防止变法维新分子逃跑，城门关闭了。但梁启超想方设法去了天津，打算在那儿乘日本船出逃。尽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只小船的追捕，但他还是逃脱了，最后安全登上了甲板，驶往日本。　　我也去了天津，为的是与英国公使会面，他正在从北戴河回来的途中。我请求他尽最大努力，拯救皇帝和被追捕的改革者的生命。但他对维新变法派早有偏见，他的态度完全不像他的前任欧格纳爵士。他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来于无知。因为后来我了解到，在他从北戴河回来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康有为。　　14 遇害的改革派　　另外一些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但也有人根本就没打算逃跑。9月28日，有六人未经审讯即被处以死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湖南人，父亲曾任湖北省巡抚，大约三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经多位官员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 。在康有为替皇帝起草著名的改革诏令过程中，谭嗣同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有刘光第、杨锐两位，都是四川人，四十岁左右；还有杨深秀，是一位翰林，也是一位御史检察官；康广仁，三十五岁左右，是康有为的弟弟；最年轻的是林旭，只有二十六岁，是著名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初，他在广州销毁了外国商人的鸦片——的后代。六人中的四人曾在内阁任下级秘书。在解往刑场的路上，林旭要求说几句话，被拒绝了。但谭嗣同却不理会允不允许，毫无畏惧地慷慨陈词：“我愿意流血而死，如果我的国家能够得救。但是”，他向法官高呼：“今天死去的每个人身后，都会有一千个后来者继起，继续我们的改革事业，继续忠于皇上，反对篡夺！”就这样，维新变法的先烈英勇赴死。林旭的未婚妻听到他被处死的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15 其他改革者的命运　　被处死的改革者中有四位是湖南巡抚沈宝箴推荐的，因此沈宝箴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苏之庆（音译），一位杰出的翰林，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推荐康有为，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后半生；他的儿子、湖南学政苏胤之（音译），被撤职查办，终身不复起用，因为他向皇帝上奏，要替父亲在狱中服刑。　　我的老朋友张荫桓，担任过驻美公使和作为全权使节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纪念典礼的经历，可能使他的命运得到了缓和：他被发配到喀什干。1900年，张荫桓被义和团的首领下令杀死。陈炽，是他帮我写定了献给翁同和的改革方案，因为极度伤心而死。文廷式，是皇帝后宫女学的老师，在1895－96年间的冬季里，我与他经常见面。朝廷下令逮捕他，但他逃到了国外。　　王滔，乔治·欧文（）牧师的朋友，也是基督徒的坚定支持者，逃到了日本。大概是一两年后，在上海，当我去广学会的一处仓库时，一个和尚跟我打招呼，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认不出来。他不送给我名片，而是找来一支笔，在手心里写出了自己的名字：王滔。　　16 皇帝的逊位诏令　　 太后的严密软禁，导致皇帝久病不愈。1889年1月4日 ，朝廷发布诏令，声称由于身体健康原因，皇帝决定退位。这在皇帝的忠实追随者之间引起了惊惶。在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抗议当中，有一封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名义发出的电报，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并称皇帝退位会引发外国的干涉。起草电报的人叫经连三（），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也是上海第一所女学的校长。三天以后，经夫人在电报局一位职员的陪同下，来我家拜访我，请求我帮助一下她的丈夫。我建议他去日本或者澳门暂避，并替他给我在香港的朋友写了介绍信。女学很快就被查封。校长在逃往澳门之前，给了我一份有关女校资产的中文文件，是以我的名字注册的，以免校产被政府没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1 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宗教中心，也许可以跟耶路撒冷、麦加、贝那拉斯 、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道教大教主所在的江西（龙虎山），以及西藏达赖的驻地相提并论。这里是中国最流行的佛教的中心，莲华经为其主要经典。也就是从这里，大概来于埃及的、信奉阿弥陀佛的净土宗踏上了远东的土地，并迅速普及整个中国和日本。在天台山，有很多寺庙属于这个净土宗。它在佛教历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非常渴望前往一游。1895年5月，在伦敦会的厄尼斯特·包克斯（）牧师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座圣山。　　2 打算参拜教皇的满族基督徒　　我们带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姓童的满族基督徒同行。他这人很不简单：罗马天主教为他举行了洗礼，希腊正教为他举行了坚振礼；他在长老会传教士手下学习过医学，又在斯格特（）主教的指导下成为一名口授教义者。他有杰出的个人能力，又有一个开放的心灵，企图证明一切事物并且坚守那些正确的东西。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他与来中国的好几个教派有关系，他就应该去欧洲，请求教皇把所有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的教派统合为一个整体。带着这个目的，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找我。我们是老朋友，有一个时期，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由于他没什么经济来源，也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便来向我求助，让我给他出主意。知道他的计划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建议他同我和包克斯先生一起游天台山。与此同时，我写信给斯格特主教，说我发现了他丢失的羔羊，在得到他的回信之前，将替他照管着。　　3 奇怪的迷信风俗　　下面是从我当时写的日记中摘录的：　　在一个叫贾里镇（）的地方，当地人的迷信行为使我感到吃惊。有很多商店出售死人用的房子和衣物，不仅有纸做的，也有丝绸的。许多人甚至不惜大把花钱，把这种房子和衣物做得像活人用的一样，尽管大部分同我们给孩子做的玩具差不多大小。商店出售大量纸钱，有成捆的纸钱和纸做的金元宝。　　走过街道时，我们碰到了两处举行祈祷仪式的场面。第一处在主街道的一所商店里。四幅五彩缤纷的佛像，长约18英寸，宽约12英寸，装在镀金的木框里，以增加其吸引力。佛像面向街道挂着，每一幅前面都跪着四个半出家的居士，只是他们不像和尚那样经过剃度。他们身穿特制的宗教服装。其中一人敲着一个小球状的东西，像是为其他那些正在诵经的人控制时间。第二组做法事的人在某些方面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为举行祈祷仪式的人大多是女人，并且更加虔诚。显然，她们是在私人家里举行聚会：我们听到了诵唱赞美诗的悦耳声音，循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一所空房子里有一个男人和大约二十名中年妇女围成一个马蹄铁形，正在一齐诵唱佛教的阿弥陀佛经。为我们提供情况的人，是当地一个传教者。他告诉我们，那些人属于一个叫做“无为派”的佛教团体。正在举行的两处仪式都是为病人祈祷。在当地，人们习惯举行祈祷仪式而不是请医生。　　继续走下去，我们目睹了另一个令人吃惊的迷信场景。一座古老的牌坊，是为纪念本城里一个生活在一百年之前的人修建的，正在重修。为了避邪，街道两边二百码以内的房顶上，都伫立着一到五英尺高的稻草人：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握着弓箭，有的拿着来复枪，做好了回击任何攻击的准备。屋顶上，还有猴子以及各种长着尾巴的野兽的形象。我们还看到在有些门上贴着道家的符子，上面还盖着官印，写的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从以上可以看出，显然，对这里的人来说，那些看不见的神灵鬼怪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具有很好的宗教潜质。对我们传教工作而言，这里有可能成为一块大有收获的土地。　　这个地区盛产丝绸。我们发现，为了避免对蚕造成伤害，有一些词语是忌讳的。人们不说“死”，而说“静了”；“茶”使人想到“蛇”，于是这个词用“汤”来代替；“油”是永远不能提的，因为它带有在水中漂浮的意思，这暗示着有毒的东西，是不吉利的，因此必须用“木”这个词来代替“油”。在养蚕的季节里，各家的门都是关着的，否则蚕就会生病或死亡。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杭州的寺庙

　　4 杭州的寺庙　　乘坐一条小船旅行了五天之后，我们到达杭州。杭州在上海西南110英里。公元1130年，它是正在垂死挣扎的宋朝的首都，那时人口大约有200万。城里有很多佛教寺庙。布道会教堂的梅因博士告诉我们，很多佛寺被太平天国叛军毁坏了，由地方官员和士绅捐助正在重建。到达杭州北郊后，我们去了每年四月底的进山朝香者停留的地方。一到那时，这儿非常繁华，但现在却冷冷清清，安静得很。　　我们参观的第一座寺庙叫“弥陀寺”，即阿弥陀佛的庙。阿弥陀与Amitabha是同一个词，上帝的波斯名字。大殿里供奉的三尊神分别是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观音，仁慈与幸运女神，拥有圣灵的诸多本性；而“大势至”意思是“伟大的救世主”，相当于“世界的拯救者”。释迦牟尼佛被放到了后面的背景上，似乎在重要性上要逊于这三位尊神。　　在城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佛教书籍协会开办的书店，这使我们大感意外。在那儿，我们买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寺庙指南，上面标明了佛教徒的数量，在有的寺庙里，达到数百人。　　其中有一座寺庙，灵隐寺，在著名的西湖以西约三、四英里的处，沿途景色迷人。一条林荫道，两边大树耸立；右边是一块巨大的石灰岩石，刻着佛陀和他的追随者的形象；再往前走是四个守卫天门的大力士；除此之外，都被叛军毁坏了。一位和尚领着我们到了寺里西边一所院落里，那里供奉着五百罗汉，每一尊的尺寸都比真人大，全部镀金，表情形态各异。这种场面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两个和尚忙来忙去，给他们上香，直到整个殿里都烟雾缭绕。罗汉中间，是头罩杏黄伞盖的乾隆皇帝的造像，另一个厅里则供奉着嘉庆皇帝。　　我们参观的第二座寺庙是城东边的海潮寺。这是杭州最主要的佛教寺院，游方僧人可以在这里免费食宿。仅杭州一处就有二十座这样的寺院。整个寺院总共有一百多名僧人，还有一到二百名游方僧。它最近刚刚整修过，焕然一新。主殿里供奉的神灵是：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手是阿弥陀佛，而药师佛（伟大的医生）在左边。这三尊佛像坐在高出地面二十英尺的台子上，大约有三十英尺高。将要离开时，我那位北京来的朋友，董先生，招呼我看一下悬挂在寺庙前面的一块巨匾，上面写着：“伟大慈父” 。　　5 绍兴：出产师爷和酒的城市　　几天以后，我们前往大约在一百六十英里之外的天台山，动身之前搞了一张旅游路线图。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停留站是绍兴，距离杭州大约三十八英里。这个城市以两样东西出名：律师（师爷）和酒。依据传统习惯，中国一千五百个县的行政长官（知县）都为自己配备一位法律顾问，所有这些顾问都来自于绍兴。在绍兴，有一个差不多是长期性的、培训师爷的专门学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绍兴人控制着中国。使绍兴闻名遐迩的另一种东西是它出产的酒。我们叫作酒，尽管它没经过蒸馏。直到蒙古元朝（1260－1368），蒸馏酒才为中国人所知。绍兴酒是用大米酿造的，行销全中国，装在尺寸大小不一的陶制坛子而不是木桶里。中国人举办宴会，如果没有这种酒，就被认为是不美满的。这种酒总是热饮，用的是一种容量约一中匙的小杯子。　　在绍兴城里，有一些牌坊，是建来纪念抵抗太平军、保卫绍兴城而阵亡的法国军官的。绍兴郊区非常富裕，有很多村子和肥美的农场，标志着这儿非同寻常的繁荣富庶。房子是用大块整齐的石头修建的。这里耕地充裕，农民在稻田里的工作非常繁重，似乎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里。　　6 旅行者的代理机构　　有一个不错的代理机构，为旅客提供服务，使旅客能够以固定的费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不论是乘船还是坐轿子。游客因此可以减少在找船、轿子和苦力上耽误的时间，也可以减少讨价还价的麻烦。游客购买一张全程游票，在每一个停留点把它交给有关人员，不用一句话的争吵，也不用一分钟的耽搁。每个苦力每天付给400文现金，约相当于10先令。　　从绍兴到清溪之间，我们乘一艘由三名船工操纵小船逆流而上。这条河既受潮汐也受山区降雨形成的洪水的影响。在绍兴界内，山脉离我们很远，大约有三至六英里，平坦的原野上到处点缀着繁忙的城市，清澈的河渠纵横交错。现在，群山近在眼前，相隔大约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中间交插着农户的耕地。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避免了一场骚乱

　　7 避免了一场骚乱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了张家堡，离船登岸。当再回到船上时，大约有二十个青年和孩子跟在我们后面，其中有些人登上船，向我们索要药品等物。经过大约十分钟的友好劝说后，船工们突然大喊：我们开船了！他们都离开了，可一上岸，立即喊了起来：“外国鬼子！外国鬼子！”看到这种故意的恶作剧，我让船工停下来，跳到岸上。他们四散跑开了，认为我要抓他们。但我直接向镇中心走去，选择了靠近寺庙的最重要的那家商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店主，并说我要见一见本地负责治安的人。几分钟以后，警察的头头来了，说那些吵闹的都是些孩子。这时，街道上聚集了数以百计的人群，商店里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对警察、对所有的人，我说，孩子们做的，都是大人们叫他们做的。如果不是一直生活在辱骂外国人成习惯的环境里，今天他们就不会这么做。我今天来就是要大家结束这种粗野行为。有人建议说，警察应当把小孩子们抓起来，跟我们一起送到清溪县城去。对此，我回答说，我不想把事情弄大，但如果他们在半个小时内不有所表示（这时我摘下表，调整了一下时间），那我也不想不了了之。这时，一个姓杨的人走向前来，问我，如果到庙里去或者到我们的船上燃放爆竹，并告诫众人不要再次侵犯外国人，我是否满意。我同意了，因为我不想制造麻烦，只想结束事端。两分钟之内，在寺庙前边放起了很大一串的鞭炮，那位店主则就如何采取正确的行为向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向调解人表示感谢，建议他们同我一起到船上去。街上有数百人，在从商店到船上五分钟的时间里，河岸上已经站了一溜看热闹的人。大约有五十人跟在我们身后。我再次向这些调解人鞠躬致谢，告诉他们，最好劝说人们采取正确的做法，以免下一次导致严重事端。他们向我保证这么做，并像那位店主在寺庙旁边所那样，教训起跟在后面的群众来。这件事就这样令人高兴地结束了，没有酿成骚乱。　　这条河非常不利于航行。浪头猛烈地冲击着我们，但河水却很浅，船工们不得不在岸上牵引前进。小船经常搁浅，有时他们不得不在齐腰深的水流里行走。四名船工费劲力气，九个小时里我们只前进了十五英里。第二天，行进起来更困难了：船工们只好在水里、在泥里跋涉，并且有长长一段路是在石头间绕行。船三番五次搁浅，经常一动也不能动。　　8 繁重的水稻耕作方式　　这里的农村大量种植水稻。对农民来说，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当地里还覆盖着一层水的时候，农民便犁地了——犁由水牛牵拉着。耙地也是在有水的时候进行的。地弄好以后，他们便去一个很小的苗床，在那里，稻秧要多密有多密，已经长到离开水面一拃来高；他们把稻秧连根拔起，捆成像胳膊粗的小捆；接着，把它们四散扔在耙好的稻田里——现在看起来那稻田只是一方混水；然后，他们把宽大的裤腿高高挽起，手里拿起一捆稻秧，抽出十根左右一簇，插在污浊的水里，簇与簇之间相距约十英寸，而行与行之间相距一英尺左右。在一到三天的时间里，所有的稻秧都成活了，地里十分好看。这时，农夫再一次来到田里，蹲在水里，用手把稻秧根部的泥块掀起来，以便让稻子长得更快。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农夫种植水稻时的劳苦情形。　　9 大佛像　　在去天台山的路上，我们经过嵊县和新昌县。在后一个地方，有中国发现的最大的佛像。天台山寺庙里的导游告诉我们，大佛寺 里的佛像有130英尺高，也不如新昌县的大佛像大。它是一尊坐佛，由一大块岩石刻凿而成。它的上面是一座寺庙，开凿在同一片悬崖上，覆盖着数不清的佛像和菩萨像，其中最显眼的当然是大佛本身，它那交叉的双腿到膝盖部分已达30英尺长。日本镰仓时代的佛像代表作在它身边只是个侏儒。在跟庙里的方丈交谈时，他说，人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摆脱自己，如果这一点做不到，这个世界就毫无希望。他还告诉我们，他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书籍是《莲华经》。　　10 其它寺庙　　终于，我们到达了天台山。山顶上，每隔三、四英里，就有一座庙宇或寺院。但这里我提到的只是最重要的。　　清凉寺，根据我的无液气压计测量的结果，海拔5580英尺。寺里共有30人，其中一半是和尚，另一半人租种寺庙的土地——大概有50亩。走了12英里之后，我们到了地藏寺，海拔2750英尺。寺里有一尊掌管阴间的阎罗王的塑像，即日本的Jiso。又走了5英里，到了海拔2400英尺的万年寺。主殿的中央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东边是阿难，西边是伽叶。后面一个殿是空的，但有一尊大日如来的塑像，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大日如来是佛教中最古老的神祗，在他的头发上有一个红色的球，据说象征着光明从他身体里放射出来。第三间大殿里供奉着500尊罗汉，每个有一尺半高，在墙边的廊台上一层压一层地排列着，有五排。其他三面墙都用玻璃门封闭着。上边的一处阁楼是收藏佛经的图书室。其中一个书橱空空如也，另一个只有半厨书，被老鼠啮咬得一团糟。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寺院礼拜仪式

　　11 寺院礼拜仪式　　举行礼拜的钟声响了。我们走下阁楼，参观寺院举行的礼拜仪式。仪式分五节。第一节，寺僧们都站着；第二节跪着；第三节站着，其中有一人上香，主持仪式；在第四节，他们站成一队绕着大厅转圈；第五节又跪下来。参加仪式的有二十四人，其中一半人的年龄小于十五岁。最小的一个是一个孤儿，到寺里才两个月，看起来是这些人当中最聪明的。他们三人一排站成四排面朝东，三人一排站成三排面向西，相距都是一码左右。他们使用的乐器有五种，即是：一口大钟，一只木鱼，一面鼓，一块三角铁，和一个小手鼓。看来他们并不打算唱同一个调子，每个和尚都唱自己的，只是到了最后才一齐颂祷。但时间节奏还是被非常细心地保持着。开始时，节奏很慢，大约一秒钟一个音节；然后变得越来越快，直到一秒钟唱出四个音符。看到这一套仪式完全是做作的例行公事，没有一句对教义的解释，使人感到悲哀。有些和尚告诉我们，他们能够背诵一些最普通的经典，但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在这所寺院里，有一个布道（讲法）厅，是用来讲解佛教律法的。去年，山上举办过一次讲法大会。根据传统，四月到八月的每一天都有法会。但今年却没了，因为大多数师傅都应邀下山，到宁波、绍兴、杭州、苏州或上海宣法去了。他们在冬天回来。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这座寺院里住了一晚上，又继续前进。走了五英里之后，到了光明寺。在这里，有人告诉了我们这座山上年龄最大的六位方丈的岁数：最大的七十，最小的六十七。他们说，山上共有二十座寺庙，一百八十处隐士修行的房舍，但现在很多都毁掉了。　　12 访问隐士　　离我们经过的路不远的地方，有一所隐士修行的小屋 。我们去访问了隐士。走近后我们发现，他把自己锁在自己住的小屋子里。它建在属于寺院的地里，墙上有一个直径十五英寸的圆洞。他就从那洞里接受别人送来的食物。他来自上海，曾发誓在那儿待四年，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寺僧对里边喊，有客人来了，他便把门打开了。当我们问及是什么原因使他发了那样一个誓时，他回答，是为了根除内心的罪恶念头。我们问是否可以为他照几张像，他说他不反对。于是我们拍了一张他的头部从墙洞里露出来的照片。他一脸的诚实，头发很长，已经长到了十英寸。　　13 华廷寺 　　华廷寺是天台山上最高的寺庙，海拔有3400英尺。同其它大多数寺庙一样，它坐落在一处非常孤寂的地方。半径两英里之内，围绕着它有一百处隐士修行的小屋。寺里的方丈大约有五十五岁年纪，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对世间事物无所不知，只是看起来有点过于玩世不恭，因为他理解宗教的真谛，但也知道获取那真谛所要经过的路程是多么令人悲哀的遥远。他谈到，除了例行公事的晨颂晚祷，寺僧们无所事事，在学习和研究宗教问题上完全任意而为，或者随心所欲地游手好闲。他说，佛教寺院的建立有三个目的：省（沉思）、教（传授）和礼（仪式）。天台宗主要着力于“教”，而国清寺却以它的禅思而闻名。　　从华廷寺出发，我们登上了天台山的最高峰拜经台，发现它的海拔高度是4000英尺。因为被雾包围着，我们在那儿没能拍照。　　14 另外一些隐士修行的小屋　　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参观了好几处隐士的居处。第一处门紧锁着，没有人应答；在第二处，我们看到一个剃了光头的人打坐在垫子上，正在念诵《金刚经》。我问他是否理解第六章所提到的预言——书中是这样写的：“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他从打坐的沉寂状态中恢复过来，给我们奉上茶，问我们对这些话的理解。我把这一段话解释成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他出现在佛陀逝世后五百年。那位隐士说，他从来没有解释过这段话，尽管已经诵读了三十五年了。大约离开五十码之外，是另一个隐士的居处，住着一对年龄大约六七十岁的夫妇。老妇人面色和善，在工作过程中一直念念有辞地诵经。他们两人以采茶谋生，每采摘一斤，他们可以得到八文钱；每卖三斤（四磅）可以收入大约两个先令。不远处有一个密封的屋门，门上有一个直径一英尺的圆洞。我指着门问他们，里边是不是有个僧人。她说是的，但你们现在不能同他说话，因为现在正是他坐禅的时间，这当口女人们是不能大声说话的。方丈告诉我们说，周围有一百多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般不露面，除非在有些善士向寺院大量捐助财物或者在华廷寺举行宴会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庆国寺

　　15 庆国寺　　吃过饭，我们继续往下走，十英里后到了庆国寺。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名字，在上海，我曾遇到过寺里的一位和尚。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弗兰克博士，是一位优秀的梵文学者，当我在北京的德国公使馆学习汉语时曾在那儿遇到过他。他在搜寻梵语文献时，曾来到这所著名的寺院调查天台宗的创建者的材料。寺院方丈敏海是整个天台山最有名的高僧，是他募集了13,000银元，重修了寺庙。在这里的主殿里，供奉的不是佛像，而是一座小小的宝塔。这是很不寻常的。我拍了一张照片。　　16 国清寺　　第二天，我们继续下行，来到了海拔只有810英尺高的国清寺。这座寺院非常雅致，类似杭州的海潮寺。座台上供奉的神灵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新塑的部分非常鲜丽。佛像下面是500尊罗汉，循梯而上是一个管理得不错的图书馆。紧挨着的西边大殿是奉献给三位一体的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的。这三尊佛像都站着，大约有20英尺高，每一位头顶上都打着伞盖，标志着他们的皇家身份和在帝国中的级别。走进厨房，我们看到一口煮米饭的大锅，直径七英尺五英寸，已经弃置不用了，但关于它，却留下了种种神话传说；我们还看到了几口直径五六英尺的煮饭锅，用于为属于寺院的一百六十名僧人蒸煮食物。还有一座禅堂。在位于禅堂正中的神坛的西边，有一个蒙着白洋布的座位。紧挨着墙的四周，是一条大约两英尺多宽的长凳，上面排着四五十个垫子，僧人们每天在那儿坐禅三次。据说，这是这座寺院的特色。在讲经堂里，没有讲台，只有一把空椅子，是方丈宣法时坐的。负责接待我们的颂清（）师傅，是我所遇到的最优秀的僧侣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那坦尼尔（） ，三十四岁，已经游历了全中国，还希望去印度和世界的其它地方看一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国清寺还有以下特殊的地方不容忘记，如寺院的创建者智顗大师的宫室和庙 ，它们里里外外都挂满了还愿谢恩的旌匾。　　17 关帝生日以及楚王庙　　今天是战神关帝的生日。我们十分幸运，目睹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妇女宗教集会。前一天的中午，她们开始抵达；到太阳落山时分，各种建筑的院落里就挤满了四五十岁或者年纪更大的妇女们。寺僧告诉我们，她们中的许多人是来“求梦”的。下午，在去天台城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妇女，顺着我们来的路一直向寺庙走去。向导告诉我们，去寺庙里求个梦，这是当地妇女们的风俗习惯。如果得到了一个，她们就去找朋友们（而不是僧人）寻求解释。倘若了解到她们交了好运，她们就会到庙里去烧香，祷告，或者送一块谢恩匾。　　晚饭后，一阵巨大的女人的喧闹声从不远处传来。我们问领班的僧人，可不可以去看看那些妇女们在做什么。他们爽快地同意了。八点左右，他们领我们去了“智者大师塔院”。现在是农历一个月里的第十二天，月光很亮，但带路的僧人还是提着一个灯笼，走在前面。到了那里，我们看到在大厅中间的塑像前有一个架子，上面燃着大约十二枝指头粗细的红色小蜡烛。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妇女。她们躺在自己的衣服上，既没有铺也没有盖任何被褥。房间的东边，大约有六七个男人，正围在一张桌子边读一种祈祷文之类的东西。领头的大约六十岁左右。不仅庙里边，就是走廊和院子里，也都睡满了妇女。两三个僧人在她们中间出出进进，似乎在维持秩序，但大部分僧人却在旁边另一座院子里。回到住处后，我们听到某个地方在演奏音乐，时间持续了一个小时，但到十点时，一切都沉寂下来了，只是偶尔听到轻微的说笑声。　　早晨三点左右，僧人们就起床了，并开始祈祷。大殿里钟鼓之声悠扬顿挫。四、五点钟之间，住在智者大师塔院里的妇女们起来了，在两个从城里来的、年龄约六十多岁的教师带领下，背诵她们的祈祷文。看到这么多妇女聚到一起，并且很快就要散去，我在一张黄纸上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字写得很大，把它放在走廊里的桌子上。因为我觉得这是让上帝的选民们了解无可比拟的、伟大的救世主的一个机会——她们会缘此把某些信息带回家乡。教师们走过去，挤在一起，围着桌子看，并用他们的方言解释那句话的意思。由此，妇女们把某些基督教的理念带回了家中。　　在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男子开始背诵佛教的祈祷文之一，叫做《心经》。嘴唇能移动得多快，他就背诵得多快，时不时地张开嘴吸一口气。他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似乎在向往一种美好生活。那经文他已经倒背如流，成了一种机械性动作，因而能够在听我讲话的同时，数他的念珠。　　从院子里走过时，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生殖崇拜的遗迹——一个两英尺高的生殖器状物。离开这座寺庙，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寺里的僧人们热情地跟我们道别。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人变成驮畜

　　18 人变成驮畜　　途中，我们看到许多挑着重物的脚力走在从大塔头（）到天台山的路上。两地相距80英里。他们每人都挑着200多斤，用6天时间走完全程。每挑一斤可得到6文钱的报酬，算起来相当于每英里每吨11便士。因为缺乏好的运输工具，这些人只能肩挑背扛，这实在使人感到悲悯。特别是，这个地区驮畜很少。在我们离开上海的三个礼拜里，总共只看到了三头驴子，骡子则一匹也没有看到。马更是稀有之物。有旱牛和水牛，是用来耕地的。　　19 一个伟大的处方　　在一家我们住了一宿的旅馆的墙壁上，写着一个了不起的处方，可以看作是对天台山各寺院之教义的总结。　　大补清心丸　　　　 阴阳 全体　　 好感 足量　　 慎言 足味　　 正直 三钱　　 责任感 酌量　　 爱心与正义 多多益善　　 诚实 一片　　 好心肠 一个　　 小心 一点　　 投机 清洗干净　　 信仰 精心调配　　 安宁 一块　　 快乐 大量　　 宽容 完整的　　 耐心 万分　　 敬畏天地 随需定量　　 清心 随需定量　　日时 随需定量　　以上共20味，抟制成丸，名为智慧之种，可以清热借读。一次108丸，温汤服下，益己益人。　　禁忌：讽刺挖苦、中伤诬陷、流言蜚语；　　本处方来于净灵山革心殿，专治世间所有男女一切疾病，如没有信仰、不孝顺、没有爱心、缺乏正义感，等等。凡服用此丸者，无不药到病除。　　20 旅馆里的设施　　一次，我们走进一家旅馆，被引进了一间地下室，但随后又登上了楼梯。门一打开，我们发现房子后面是一条路，与房子一样高。地上，作为睡觉用的设施，是一些稻草帘子，大约两英寸半厚，编织在一起作为睡垫。垫子的两头都卷着，当作枕头用。在人多的时候，还可能两个人睡一个垫子，打通腿。整个房间都铺满了垫子，只在中间留出了一条过道。一间房子里睡了我们十六个顾客。为了应付临时急需，在房子一端的梁上还加了隔层，可以多睡六个人。　　以上所记就是我们这次有趣的旅行所闻所见的主要情景。在离开了一个月之后，我们于6月11日回到了上海。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与李鸿章一道旅行

　　1 与李鸿章一道旅行　　在回欧洲途中，我打算顺便访问印度，首先是要去看看印度基督教学会的秘书莫督克（）博士。他的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并且，我也想看一看印度传教工作的环境情况。我的旅伴是浸礼会驻山西的A·G·夏洛克（）牧师。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也很诚实的传教士。我们坐的是一艘法国邮轮的二等仓，同另外四位耶稣会士共用一个隔间。因为他们只能说一点英语，而我又不能说他们当地的方言，我们用汉语交谈。　　船上最有身份的旅客是李鸿章。他要去欧洲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我跟他谈了几次话。他表示，像我这样在教会工作和中国的改革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却乘坐二等仓，很使他吃惊，而他的秘书们旅行还坐头等仓。　　2 访问马德里　　从锡兰出发，我们前往马德里斯。莫督克先生的总部就设在那儿。自印度大叛乱 以来，他就在那儿工作，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于基督教学会在当地的事业。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像父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我们。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所有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让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工作记录和私人书籍——那些书籍开启了他人生践履的内在的力量源泉。　　在参观印度的教会学校时——比中国的教会学校早建立了50年，我们发现它们的规模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十倍：那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平均只有60名学生，而马德里斯的学校却拥有600名。　　米勒博士的基督教学院使我们大开眼界，深受鼓舞。教学楼的底层是小学；第二层从事的是我们或许称为中学教育的教学工作，它的上一层住的是大学预备科的学生；再上一层培养的则是学士和硕士，而最顶层则是研究机构。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类的“蜂巢”。　　有好多年，米勒博士经受着品格和意志的严酷考验，因为有人攻击他，说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是不务正业。这同1893年我担任《教会新报》主编期间那次引起在中国的传教士焦虑的对教育工作的攻击，是同一阵反对浪潮。但米勒博士成功地从攻击中摆脱出来，并被苏格兰自由教会任命为宗教会议的议长，由此证明了他的正确。　　3 横穿印度之旅　　我们计划离开马德里斯后去加尔各答，然后横跨印度，经过贝那拉斯和德里到孟买，三个礼拜之内在孟买再次乘坐同一艘法国邮轮。正值五月，我们在马德里斯的朋友们坚决反对我们进行这次旅行，因为加尔各答正流行霍乱，并且即便在此居住已久的传教士也从来没有谁想在如此酷热的季节里旅行。夏洛克和我相互看了一眼，说道：“这一次放弃，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印度走走，看看，我们必须抓住它”。于是我们坐上了驶往加尔各答的汽轮。在加尔各答，夏洛克染上了严重的霍乱，差一点丢了性命。　　一天晚上，我们在6点钟从加尔各答乘上火车，第二天下午3点到达贝那拉斯，投奔拉扎洛斯（）先生。他是一位犹太基督徒，来于南威尔士的卡马逊郡，是印度女王的代理人，娶的是著名传教士克里（）的养女。由于疏忽，我们错误地在另一个站下了火车。没有人迎接，我们只好乘坐一辆马车，穿过整个城市。酷热的空气就像从火炉里冒出来的，我们感到吸进去的都是火苗。等到了拉扎洛斯先生的家，女主人老太太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疯了，在一天当中的这个时候穿过整个城市！立即上床，等凉爽下来能外出时，我会喊你们的。布扇！仆人，快拉布扇！”天气凉爽下来以后，她请我们喝茶，又用她的车送我们到处游览。第二天，她的女儿领我们去恒河看印度人洗澡，以及河岸上火葬死人的情景，还有寺庙里做礼拜的场面。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德里

　　4 德里　　在亚格拉，我们参观了无可比拟的泰姬陵。但对我来说，最漂亮的景观是德里附近的著名的库特巴塔楼。太阳落山时我们从德里出发，到了靠近库特巴的一家政府招待所住下来。我们浸礼会在当地的传教士托马斯先生为向导。第二天黎明，我们登上了这座美丽塔楼——被建成一个望远镜的形状——的高处，看旭日东升。库特巴清真寺和塔楼是由七百年前的伊斯兰统治者修建的，作为伊斯兰一神教对印度偶像崇拜的胜利的纪念。它们的名字是从开始筑塔的奴隶管理者那儿得来的，又被用于整座清真寺。在这座清真寺的院子里，有印度最大的奇迹之一：一根铁柱子。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好多个世纪里，它就伫立在那儿了，回教徒曾经利用它，就像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利用圣索非亚清真寺。　　在回德里的路上，托马斯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有关附近一个圣墓的奇异传说。那是一位以幻术和奇迹闻名的圣者的坟墓。他的权力可以与帝王分庭抗礼。一次，皇帝外出，皇子阴谋反对父亲，请求圣人的帮助。皇帝听说这个阴谋后，发誓回来后进行报复，但圣人宣称他永远不会再回德里了。当皇帝取得战役的胜利后，传回话说，他回来后将对叛乱者实施最可怕的惩罚。但那位圣人捎回话说：“回德里的路无比漫长”。每一天，皇帝都向首都靠近一些，并且随时把这消息通告城里，而每天得到的回答都是：“回德里的路无比漫长”。最后，皇帝的军队驻扎在了首都的郊外，但得到的回答仍然是这个预言：“回德里的路仍然无比漫长”。接着皇子们和众大臣出城迎接皇帝凯旋。在欢迎仪式结束、众人都离开他之后，帐篷倒塌了，皇帝被压死：回德里的路依然无比漫长。　　在孟买，晚上10点钟左右外出时，我发现没法在马路边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因为上面躺满了人。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在露天里睡觉。第二天，登上法国邮轮后，我感到天气热得令人窒息，差一点就昏过去了。　　在通过红海时，气温变得很低。事实上，我们都穿上了厚重的外套。　　5 巴黎　　经过马赛，我到了巴黎。我的妻子和四个女儿迎接了我。女儿们早就在巴黎上学了。有两个女儿我已经十年没见面了。一起待了两个礼拜后，我妻子带女儿们去汉诺威上学，而我则启程去伦敦。正当我要离开巴黎时，一场少见的灾难发生了。一场暴风席卷了这座城市，把巨大的公共马车连同笨重的马匹掀翻在地，像吹起一片羽毛一样把它们摔向路边的店铺。很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尽管灾难发生时我正在乘车去火车站的路上，对当时的恐怖情形却一无所知，因为暴风所及的半径非常之小。直到到了伦敦后，我才了解到这次灾难发生的情况。当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消息。　　6 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回到英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浸礼会委员会汇报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根据惯例，回国的传教士在欢迎仪式的最后要对委员会说点什么。除夏洛克先生和我之外，还有从其它传教区归来的另外四五位传教士。我没有发表什么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拿出了一个装着很多中文书籍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出版的，有一些是自我上一次回国休假迄今十年以来所经常翻阅把玩的，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的以银封面的《新约圣经》版本；我翻译、麦肯西先生撰写的八卷本的《泰西新史揽要》；我撰写的《救世教益》；《时代观察》（《万国公报》）、《教会新报》和我在天津主编的中文报纸《时报》的年度合订本，以及《时代观察》的一些样报。我把它们一份一份地从箱子里拿出来，同时略加介绍。委员会的人认为，从我上一次见他们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否勤于工作，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　　7 对传教士秘书协会的建议　　浸礼会的秘书贝内斯先生对我眷顾有加，特意安排我于2月份在浸礼会的秘书联合会议上作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在广学会的作品启发下所发生的改革运动，呼吁他们派出更多的人员从事这种方式的传教工作。他们说，他们完全相信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性，并许诺，如果我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吁请，他们将给予支持。最终，其它传教会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W·A·考那比（）牧师；伦敦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的人员，但每年都可以向广学会的基金提供一笔资助。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8 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英美两国的圣经会成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对它们，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时要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这样效果才会显著提高。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此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会答复说，他们各自协会的组织章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同宗教书刊会联系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开始成立时的目的是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基于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读物对传教事业的助益很大。因此，印度大叛乱发生后，印度的基督教学会致力于为印度社会提供教育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旨在启蒙其领导阶层的广学会。尽管这种宣传努力效果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宗教书刊会却不为所动，拒绝给予帮助和支持。它们的章程使它们无所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量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和路线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能得到其它形式的帮助，特别是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读物方面。　　9 其它方面的工作　　除了作为代表即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的一般性工作——我的夫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我还就中国的觉醒所形成的危机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与一些人通了信，如：坎特伯里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第德先生。就国家建立联邦体制问题，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册子，送给和平会和几个重要的政治家。在1897年的夏季期间，我还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一个小册子。　　初秋，经联合王国返回中国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之后，平民运动的几个领袖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是来自华盛顿的银行家，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送给我一本小书。此后，我一直随身携带着。就是这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非常破的书，正是我为年轻的政治家准备的那本小册子。　　 10．访问加拿大　　因为见到过季理斐（）牧师编写的《中英词典》，当他在1896年途经上海时，我曾跟他提起过加入广学会、扩大其影响力的可能性。季理斐先生是一位文学硕士，属于加拿大长老会。我们两人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做了祷告。最后，他说，如果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同意派他从事这个工作，他很高兴加入我们。现在，1897年，在从英国经美国回中国的途中，我去了趟多伦多，拜会了长老会委员会的秘书，向他描述了敞开在基督教文学前面的伟大远景。第二天，他邀请了其它委员会的六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与我见面，以便我能够向他们强调开展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他们都来了。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呼吁他们派出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迈科（）博士同意派季理斐先生到中国工作，因为他认识到了这方面的工作被忽视得太过分了。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在多伦多花费的一个小时很有成果，太值得了。我们新征募的“志愿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者。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访问北京

　　1 访问北京　　1899年夏，广学会的执行委员会让我去一趟北京，以劝说中国政府批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并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广学会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深感悲观，说任何改革建议都会遭到它的否决。他建议我不要就此事与中国最高层的官员交涉，因为那没什么用处。但是我私下里还是拜访了几位政府高官，并且给荣禄和刚毅写了信，并拜会了李鸿章——当时他在天津。他那时的助手叫周馥，在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和南京总督 时我同他多次进行会谈。他拥有令人愉快的个性，是第一个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清政府高官。　　1899年冬，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吴淞作短暂停留，招我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在天津时我们曾相识——前往见面。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总督像他那样兴高采烈：就像一个厌学的儿童回家过节一样高兴。后来，我猜测他一定知道了即将爆发的义和团事变的一些信息，为自己能够逃得远远的而感到高兴。　　2 排外情绪的蔓延　　随着倡导同外国人友好合作的改革观念的传播，反动派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传统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国政府在两名驻山东的传教士被杀后，侵占了胶澳港 。德国政府的行为加强了这种政策取向。由于忽视对外国人的保护，中国政府遭到了如此严峻惩罚，而这只是强化了保守党的排外情绪。有几个亲王和朝廷高官筹集款项在不同省份组织了地方武装。在山东，出现了由无知的狂热分子创立的“长枪会”。他们宣称通过念咒作法，可以刀枪不入。长枪会和其它一些类似团体的宗旨是杀尽一切外国人。　　3 刚毅组建的团练武装　　与义和团运动大有干系的、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是刚毅。我在山西以及1896年在北京工作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此时，慈禧太后授权他筹款组建地方武装。这为他赢得了“敲诈者”的称号。1899年，他途径上海，派一位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此人曾任山西布政使——来拜访我，约定时间让我去看他。在同刚毅会见时——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座，他们很有见解地认定上一年是我把康有为带走的。刚毅宣称，康有为急着使中国变法图强，那只是一种伪装，掩盖了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因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说，对他（刚毅）来说，现在是实施真正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听到这里，我那位布政使朋友从桌子下面踢了我一下，因为他知道，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说动像刚毅这样顽固的保守分子。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4 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明恩溥博士和直隶、山东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经过训练的义和团的危险性。他专门写文章，对当时局势的严峻性提出了警告，但北京的各国公使置若罔闻。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全世界传教士大会。会上，我倡言了在中国开展与传教有关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价值。我坚信，存在着威胁传教士和所有外国人的危险，因而随身带了明恩溥博士的报告，提交给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我向该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对改革、对本土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因为他们也提倡改革——的敌视态度，会在一场使传教事业归于终结的排外运动中达到极端，并且危及所有外国人的生命。我请求各个传教会的董事会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这种令人恐怖的危险的发生。然而，大会执委会作出的决议是，这种行动属于政治领域，而且目前存在的危险也只是政治上的，因此，依据传统，他们不能够“干涉政治”。　　5 对二十世纪俱乐部的呼吁　　在波士顿，我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向二十世纪俱乐部介绍中国的现状。5月5日，我应邀作了一次报告。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看到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被毁掉不仅是基督教传教事业，还有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他们决定让我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华盛顿。为此，他们给我开了一些介绍信。这些信将为我打开从国会到白宫的每一扇大门。　　6 在华盛顿和纽约奔走呼告　　第二天，我动身前往华盛顿。为了避免仅仅通过口头交流所产生的任何误解，我把自己的声明和请求打印了出来。在汕头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威廉姆·阿什莫尔（）博士在我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书上署了名，但却没能与我一起去华盛顿。我首先把报告呈交给国务卿约翰·海因（）先生。对我的观点，他深表赞同。然而，他告诉我，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支持，政府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先生。他同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我把约翰国务卿的话转告他时，他回答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做不了什么，而纽约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于是我便到纽约拜会了该市的商会会长莫里斯·K·耶索普先生，在他那儿待了一个晚上。莫里斯先生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某些人的意见采取行动，尽管那意见是强有力的。如果不发生杀戮事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为立即采取行动提供站得住的理由。　　对我请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防止义和团造成的灾难所抱的希望，这是最后的打击。这次我与美国政府交涉以后不出两个礼拜，我便收到了电报，告知义和团已经开始屠杀了。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回到中国

　　7 回到中国　　于是我启程返回中国。在横滨登陆十分钟后，我就从报上了解到了山东的传教士九死一生的详情。听到在直隶首发的动乱正在向其它省份蔓延的消息，我感到震惊。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联络已经中断了。这时上帝给了我一个主意。从神户，我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转请沙士比雷（）爵士 电告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英国政府确认督抚个人对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电报是匿名发的，为的是让它完全凭自己的价值得到对方的重视。当我抵达上海后，晨报登载了路透社的电讯，大意是沙士比雷爵士已经照会伦敦的中国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个人对各自辖区内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　　8 给山西和陕西巡抚发的电报　　为了浸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通过电报发给了陕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传教士。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发给外国人的电信都必定先交给各省的督抚过目。对太原来说，电报来得太迟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对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大开杀戒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它才到达。听到这可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谁想到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这样一个我工作了多年、并且同它的官员和士绅结成了友好合作关系的城市里！　　在陕西没有遭受生命损失。我的电报到得正是时候。陕西巡抚是端方，一个满洲人，后来成了南京和四川总督 ，在革命初期被暗杀身亡。他派出卫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　　9 周馥采取的措施　　四川省采取的保护外国人的措施十分有趣。当时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些年在天津，当他还是李鸿章的助手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对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其它省份的外国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传到四川时，有很多官员劝巡抚——是一个满洲人，叫奎俊——把外国人集中到成都、重庆和遂宁三个城市，一起杀掉。其中只有周馥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说：“杀死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当你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你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巡抚对外国人采取保护措施。要求杀死传教士的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北京传来，巡抚一一塞进了自己高高的靴子里，不让排外的官员看到它们。这样，赖于周馥的努力，在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性命。　　10 与庆亲王和李鸿章的会见　　尽管我曾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过领导作用——正是这场运动最终迫使清政府流亡陕西 ，我还是被庆亲王和李鸿章邀请，协助他们处理山西省被杀传教士的理赔问题。我们双方慎重考虑的结果是山西大学的建立——筹建的过程将在下一章介绍。我与这位伟大的总督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星期日。会见时他身旁有四五名助手和秘书，其中一位叫周馥，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继而改督两广。一般情况下，李鸿章避免同我讨论宗教问题，但那一天他没谈别的，并且，在我过后看来，他提的问题显然经过了刻意安排。显然，他的助手们对我关于基督教会的目的和手段的答案已经有所了解。　　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个。从体形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迥出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图）

　　1 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　　1901年，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1900年，义和团屠杀了山西的传教士和数千名当地基督徒。中国人害怕联军进军山西，处死负有责任的官员和义和团首领——像在保定那样。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传教士协会不会拿传教士们的生命来卖钱，但是，由于罪行已经发生了——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5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　　我的建议提交给了全权代表。他们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设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权力交付给我，为期十年。十年后，学校的管理权将移交给山西省政府。　　2 挫败建立另一所竞争性大学的企图　　这些建议批准后不久，朝廷下令整个帝国的每个省份建立一所大学。1902年春天，我去了一趟太原。同行的有已被我任命为总教习的文学硕士敦崇礼（）先生，以及协调人、理学士尼斯托姆（中文名字新常福）。尼斯托姆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瑞典年轻人，担任了学校的化学教授，并且一直与学校保持着联系。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一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想尽千方百计反对建立实施西式教育的大学。他曾经去欧洲旅游，写了一本游记，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好的事物极尽恶意诋毁之能事。考虑到在同一个城市里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我与巡抚岑春煊进行了交涉，把两者合并为一所帝国大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制定了章程，规定学校包括两部分：中文部由中国人负责管理，专门教授中国的传统学问；西学部由我负责管理十年，教授的都是西学科目。　　3 反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的规定　　在筹建大学的谈判过程中，巡抚派一位道台来我这里，明确指示他要得到我的承诺，在大学的章程中加上永远不在学校中教授基督教的条款。我是决不会同意这种建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了这样的条款，就意味着承认传教士们所传授、所信仰的东西对这所大学毫无价值，也就等于承认对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屠杀是正义的。但那位道台是一个绝对聪明的谈判者，他软磨硬泡，在八个多小时里，自始至终坚持他的主张。由于身体已感到极度疲惫，情绪也变得烦躁不安，我担心会说出过后后悔的话来，就退场走进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向上帝祈祷，请求他的指示。两分钟之后，我又回来了，对自己所应坚持的路线十分清楚。我告诉道台，宗教自由问题，是清政府在同好几个国家签订的和约中同意了的。倘若巡抚现在被授予了特别权力，能够凌驾于条约之上，将它们废置不顾，那我们可以讨论这样一条禁止基督教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权力，则没有必要就这个建议继续浪费时间了，因为我决不会同意这样的东西。这个条款很快被放到一边，再也没有提起过。虽然在这所大学中，从未正式上过基督教神学课，敦崇礼先生却因能有机会在文化讲座中讲述基督教的好处而非常满意。而且，在每个星期六，学校里的职员都可以在学校的房子里举行一次礼拜仪式，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巡抚的友好态度（图）



　4．巡抚的友好态度　　与此同时，巡抚岑春煊拨出城里最好的房舍，供学校暂且使用，直到合适的校舍建成。在把临时校舍交到我手里的那天，他得知控制中学部的那位官员，也就是带头反对建立西学的那位，正忙于给北京写信，散布谣言破坏巡抚的威信，指责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对我让步，而忽略了中国人的权益。他立即命令那位官员交出属于中学部的所有财产，并立即离开太原。倘若多待一天，则性命难保。巡抚如此大发雷霆，没有谁敢就此事提出不同意见。当天下午，巡抚邀请他部下的高级官员和士绅们为我饯行。宴会即将结束时，我站起来对巡抚表示感谢，并祝贺在场的官员们，为他们拥有一位完成了两项山西历史上曾未有过的伟大创举的巡抚：现代大学的建立使中国得以有机会在教育上比肩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铁路的兴修将给山西民众带来巨大的利益。说到这里时，巡抚打断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不！不！这两件事都应归功于你！倘若没有你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不会付诸实施的”。　　新学校的章程签字后，被送到了北京，经帝国政府盖章批准。以政府官员为对象的报纸——《京报》用了整整一期的版面加以刊登，并发送到全国的官员手中。　　5 山西大学的教学课程　　1902年9月，我们与山西政府就修建合适的教学、办公用房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涉及到的建设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所以及机械工程、绘画、化学和物理、试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等学科的教室。学校设立了为期三年的预科课程，向学生教授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必须的一些课程；预科之后是另一个为期三年的毕业课程，期间学生将学习以下专业科目：法律、科学、医药学、机械工程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学生修完学业并通过毕业考试，将由政府授予学位；获得学位的学生将享受同中文部的毕业生——不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同样的待遇，由省巡抚或学政简拔使用。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费用不同，每月可以得到二到八两银子的助学金，但这笔费用由省财政出，而不是从西学部的基金里支付。我强调所有的教学都用汉语，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　　6 在上海成立的翻译部　　关于课本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翻译部，包括十名中国翻译人员和作者以及一名日籍翻译人员，由一名外国人即窦乐安（）牧师任总监，负责管理。它为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有：　　从周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年表》；罗素·华莱士所著的《神奇的世纪》，配有图表；梅耶的《通史》，附有大量地图和图表；文学博士吉本（）所著《欧洲商业史》，日本东京学校的系列标准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物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都附有图表；《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以及二十二幅巨大而漂亮的钢版印刷的插图；配有二十四张漂亮的大型彩色地图的《物理地理》；从剑桥的《名人辞典》中选取的一千个名人的传记；辛之（）所著《世界的故事》。　　翻译部存在了六年。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而关闭，但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7 袁世凯承诺资助课本的翻译　　学校成立后，东下途中，我去保定府我访问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在办学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缺少合适的中文课本。我打算从山西大学的基金里每年拿出10，000两用于为学生准备课本。他回答说，这主意不错，他愿意资助10，000两，并且动员北京的教育大臣常宝希资助同样的数目。他还保证，山东和河南的巡抚也会每人资助10，000两。这样，学生很快就会有课本用了。但这种高尚的承诺一直没有变成现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8 朝廷诏令每个省建一所大学 我关于建立一所实施现代教育的大学、以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的纠纷的观点，得到了全权大臣的赞同。不出三个月，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在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有趣得很，为这些大学拨出的启动资金的平均数与我为山西大学要求的一样多。这个计划使中国一时间充满了希望。一种学习西学的热潮迅速漫延了整个帝国，许多寺庙被改成了学校。然而，要求一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迅速改变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教育体系，而代之以一套舶来的外国制度，只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尽管有数百名政府官员去日本作过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尽管有三万名学生被派往海外以短期课程的形式探讨统治和教育的艺术，但还没有一位朝廷高官出国研究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　　9 张之洞的教育计划，1902年　　然而，要找到一个人，既拥有把握新情况的足够的知识，也能有效地处理这样的问题，是不容易的。　　中国政府能够想到的最优秀的人选是张之洞。他被指派用一年的时间设计一套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的方案体现在一部鸿篇巨制的报告里，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一个权威的基础。他设计的教育制度有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把旧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生源，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帝国内最好的资源；第二，他竟然打算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在这样的学制基础上：学生要受到充分训练，至少要用去十六年时间。　　我在北京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909年，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为中国设计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从日本照搬来的。我劝他通过提供适合各省通用的教材，为他的教育方案增添些光彩。他回答说，那太难了。我建议他，既然已有那么多留学生学成归国，那些在他们的专业上最优秀的学生应当被安排去编写教材，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全国教育工作的一致而高效。　　听到这里，他摇摇头说，尽管那些学生在外语方面可能很有长进，但他们的中文并不好，难以用恰到好处的中文来写书。于是，他要求我准备一些教材，所有费用由他支付。告别时，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我请他不要出来送我，但他坚持陪我走过一座又一座院子。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我确实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教材，你多费心，钱我会给的。”我指了指自己灰白的头发，回答说：“这工作应由年轻人来做了。”说完，我们就分手了。　　10 总教习敦崇礼　　山西大学西学部的第一位总教习是敦崇礼牧师。他是文学硕士，来于格拉斯哥。山西大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非凡的工作热情、永不疲倦的精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字的广博知识，以及他的聪明睿智和处理事务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一个无畏的、诚实的和能干的管理者，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1906年8月，他这在久病之后去世，年仅四十五岁。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哀悼他的辞世，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清政府追授他一品光禄大夫，赏红宝石顶戴。在合适的继任者出现之前，文学硕士、法学士路易斯·R·O·毕万（）教授被任命为代理总教习。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即1906－07年间，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了历年来最多的339人。也是在同一年，山西大学的25名学生被送往英国学习铁路和矿业机械工程。其中有23人是由山西省政府资助的。这一步是最富希望的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山西未来的福利取决于她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运输手段的改进。　　11 重访太原，1907年　　1907年秋，原来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牧师被任命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当地一位士绅，也是一位翰林，对我们非常友好，对山西大学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真诚的赞许。在我1908年访问山西时，他是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一天，他把所有院系的学生都召集到了省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学生们穿着不同校服，在乐队伴奏下列队走进广场。他和其他一些官员把我带到博物馆的二楼上，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将各个院系一览无余。学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制服，那场面十分壮观。议长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聚集到广场上的学生将近两千人，有军事专业的，有农学专业的，也有的来自不属于山西大学的师范学校——因为它们的骨干教师都曾在大学里接受过教育。并且不仅在太原，就是在山西的所有其它城市，赖于山西大学的带动作用，也都开办了类似的学校。同一年，我还很高兴地看到，1902年我呼吁兴建的铁路竣工了，在太原和北京之间开通了定期列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

　　12 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　　1910年11月，我收到了陕西省政府和省议会的邀请函，一再邀请我从欧洲回来后在去上海之前来山西大学访问。到达太原后，省政府要员和议会议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举行了欢迎酒会。其间，他们高度评价了山西大学对整个山西省做出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下了根，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我不打算将学校的控制权掌握到最后一分钟——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结束。于是我决定立即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1月13日，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承诺继承与教授们签的工作合同，并继续扩大学校规模。当时山西大学共有八名外籍教授，另有十四名中国教授和教师协助工作。　　13 巡抚岑春煊　　在我管理山西大学期间的第一位巡抚是岑春煊。岑是江苏人。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出北京、流亡西安时，他曾陪侍左右。作为对他忠心耿耿的服务的奖赏，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行政能力、廉正的操守和勇气，而成为帝国中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据说，在把他提升到种种困难的职位上时，他的敌人从不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希望他因为失败而垮台。他曾成功地避免了联军对太原的讨伐。不久，四川省陷于混乱，一场反叛势所难免。在他被升任四川总督后三个月内，全省彻底恢复了安定局面。　　接着，他又被调往广州。当时广东和广西两省局势复杂，多年以来就处在叛乱的边缘。历任督抚都未能恢复秩序。即使岑春煊到任后，也无法轻易使局面改观。于是他上奏皇帝，说明如果北京在广西任命一位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巡抚，他不可能在安定秩序方面有所作为。在中央政府授予他全权后，两广秩序的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他的手段与中国那些有作为的军事将领所采取的没有两样。不论在什么地方，一旦发生轻微的暴乱，他都下令立即处死领头的人。没有哪个官员敢于延误执行他的命令，因为那样的话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而，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中国当今最有能力的绥靖者。后来进京面圣时，他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勇气：他毫不犹豫地、随时随地地揭发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在中国的所有高官大吏中，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弹劾北京的最高权威——庆亲王——的人，迫使庆亲王在慈禧太后面前认罪服输。然而，当北京的高官们联合起来，搁置他的弹劾折子时，他拒绝继续为政府服务，一度回到上海安享天伦之乐。　　1913年，孙中山和黄兴发动叛乱，反对袁世凯总统。岑春煊在他人撺掇下，站在叛党一边，反对共和政府。叛乱被平定后，他同叛乱分子一起消失，从此默默无闻。　　14 其他几位山西巡抚　　接替岑春煊担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是汉军正蓝旗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敦崇礼先生发现，赵尔丰对有关大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后来，在他担任武昌总督 时，我拜访了他，那正是他转赴四川任四川总督的前一天晚上。谈话中间，我表示很遗憾中国当前没有真正的总督，也没有真正的巡抚，这使得中国处于极为危险的无政府状态。我表达看法的这种方式使他十分吃惊，要求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于是，我指出，总督和巡抚的调任过于频繁，经常几个月就换人，不论一个人的才能多么突出，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弄清他所管辖的省里的情况，也没有时间采取改革措施，因而总的效果就是各个省里都没有管理者。　　山西的另一位巡抚是个满洲人，叫恩寿。他对山西大学的态度不错，曾授意山西布政使拨出1万两银子，为大学增购器材。我任山大名义校长期间的最后一任巡抚是丁宝铨。他是历任巡抚中对山西大学最友好的。除了对山大的悉心关照外，他还费了很大的力气建设师范学校，为整个山西省培养师资。　　如果把我与那些跟山西大学有关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概括，那可以这么说：对我的管理工作，他们从来不加干涉。在每年5万两银子的办学专款到期之日，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予以支付。当我把办学合同交还给山西政府时，那种普遍的快乐和感激之情超乎我的预料。还有，为了表达对敦崇礼先生卓越的奉献的感激，他们在山西大学校园里边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颂扬他的诗句。

　　15 革命对大学的影响　　 在1911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城区大部分遭到破坏。但革命派却没有触动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财物总监，一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写作助手，在每不同教室的所有门上、在学校的所有建筑物的门上，都贴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乱者不敢触动外国人的任何财产。在革命运动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局势一直非常混乱，经费也接济不上，教授和学生们零落四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1 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就如同败于日本的屈辱导致了1895－1898年的改革运动，1900年中国遭受的耻辱也唤起了改革派全新的激情。上海的学生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成立了各种教育和文学社团。一种新的动力被灌注到了上海的教育当中——在广州人和宁波人开办的西式学校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渴望。　　在政府里，这种倾向也很明显。1901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令改革考试制度，以现代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法学、宪法等，作为策论的内容；那些古老技能的遗留——射箭、举重等等，原来是获得武举的必要条件，从此永远被清除了。9月份，又颁发了另一道上谕，命令全国的所有书院都教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并且在每个省的首府都要建一所大学。此后不久，又颁布了第三道上谕，规定所有督抚都要以刘坤一和张之洞为榜样，派遣有才能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各种专门知识。这些诏令原来是由光绪帝在1898年首先颁布的。　　光绪帝颁发的另一道诏令是劝谕满族亲王们到国外旅行。这条诏令下达时在朝廷上曾引起巨大的恐慌，现在却被付诸实践。即使满洲贵族们，迫于形势，也不得不然。光绪帝的哥哥醇亲王（皇帝和太后死后，为摄政王）被派往德国，就1900年两名德国牧师被杀事件向德皇道歉。因为此前从没有哪个满族亲王被允许到远离京城四十里的地方旅行，或者在城外过夜，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大事件，尽管他的使命只是道歉。第二年，庆亲王的儿子载振被派往英格兰，出席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此后，相继有满族亲王被派往日本、欧洲、美国执行特殊使命，或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州举办的商品展览会。　　1902年，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告诫中国人废弃妇女缠足的、害人不浅的习俗。这使“反缠足会”大受鼓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中国北方

　　2 访问中国北方　　⑴周馥　　1902年春夏之间，我在中国北方待了四个月，其中大部分是在太原度过的，因为要操持筹建山西大学事宜。在回上海途中，我去保定拜访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的是得到他的帮助，为教材的翻译筹集一些资金。他手下的省布政使是周馥。义和团事变之后，他在处理直隶省的对外事务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技巧，作为奖赏，很快被提升为山东巡抚。他不仅是引进电报和铁路的先驱者，也是现代中国对基督教表现出深厚兴趣的第一个高官。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打算赴山东担任新的职位。对传教士出版发行的书籍，他一直不满意，因为它们没有针对官员的心理把观点表达清楚。他告诉我，他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基督教书籍和小册子，把它们装进了一个箱子里。前不久，他手下一个非常有才学的官员，父母同时去世了，守丧期间不能从事政务。周馥认为他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研究一下这整箱子的基督教书籍。于是，他把箱子送给了那位官员，请他在读完其中的内容后，就基督教写一篇适合官员阅读的论文。　　我再一次在北京见到周馥时，那位官员已经把论文写完了。周巡抚请我把论文通读一遍，看看是否适合发表。我发现，由于受了中国政府的煽动，作者加入了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当然不会增加教会的声誉。我对周馥指出，写一本解释基督教基本原理的书，却引用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案例来反对它，这就像在写一本介绍儒教的书时，却引用儒生犯在衙门里的案件一样荒唐。理所当然，这本书没能出版。　　⑵拜会荣禄　　这时，荣禄派人来传话，让我去跟他见个面。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期间就很多重要事情，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能力方面，与我所遇到过的其它中国人相比，他更像李鸿章：头脑清晰，思维敏锐。会谈结束时，他问我是否愿意见见鹿传霖。我猜想，他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鹿传霖以最排外的内阁大员而闻名。我回答说，如果他真的愿意见我，我可以登门拜访。于是荣禄说：“明天五点，他将在他家里恭候你”。　　⑶会见鹿传霖　　鹿传霖是直隶人。在荣禄安排的那次同他的会见中，我问他，在他看来，中国的状况与六十年前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别问我这样的问题”，他回答：“比以前差多了，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坏。”这是我故意给他设的陷阱，他很轻易地就陷进去了。于是我说：“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那些使中国陷入灾难的陈规陋习，才是聪明的做法？”　　看到自己落进了圈套，他很老道地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这给了我一个我所期待的机会。我列举了几项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临分手时，他就通货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说，他应该向银行家们征询意见，因为他们是专家。但他坚持询问我的观点，于是我说：“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中国继续行用白银，毫无疑问受害的将是中国；而倘若中国像其它国家那样采用金本位制，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　　几年以后，我又一次见到他。时间是1910年，我正在北京。他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在他任户部尚书时，他开始安排向金本位过渡，但在他完成谈判之前，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鹿传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以一种巨大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一个同乡，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⑷肃亲王　　这期间，我遇到的另一位有趣的政府高官是肃亲王。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宫邸是如何为逃难的基督徒所用的。　　在义和团围攻北京期间，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英国公使馆周围。正对着公使馆，隔着一条河和一道街，是肃亲王宫邸。当基督徒的教堂和其它建筑都被焚毁后，詹姆斯先生（一开始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亲王和他的家人搬到别处去，把他的王府腾出来让中国的基督徒暂住，那就是无量功德。因为害怕义和团，肃亲王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基督徒从前门进来，他的家人将从后门逃走，做出他们是被驱赶出去的样子，这样可以免于遭受谴责。就照他的意见做了。将基督徒安排在王府里后，在返回的路上，詹姆斯先生落到义和团手里，后来就被杀死了。肃亲王负责京城的治安防卫，开始着手清理和修整街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改革者。他的第三和第五个妹妹都在女学中教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3 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正在与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商讨，以期制定一套条规，在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差会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　　早在1899年3月，帝国政府就以政令的形式，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政治身份作了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些规定的主题告诉我时，我指出，新教传教士也应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并且我再一次提起了1896年由六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的教会请愿书。外务部征询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代表新教差会，就有关教会的条规的制定进行协商。我回答说，有一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新教各差会。同时我表示，我们很乐意一起行动，制定一套合适的教会条规。　　然而，7月3日，朝廷颁布上谕如下：　　谕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事务李提摩太来京，请旨办理一折：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将现拟民教相安条规一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　　不久，外务部的官员通知我，说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京前召见我。我的答复是，如果太后陛下把她允诺的那些纸上的改革方案付诸行动，我将第一个来向他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明天我要回上海。我希望这样的回答与一次在我看来无所谓的会见相比，对改革能产生更好的刺激作用。　　4 樊国梁主教　　7月14日，在周馥陪同下，我拜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把自己草拟的传教规章呈交教皇，请求批准。我建议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先要达成和解，然后起草一个联合规章。他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在我们会见时，他的助手、驻章通（）府主教、驻奉天的主教、新任命的山西教区主教，也在场。　　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讨论，樊国梁主教就去世了。后来，就民教相安问题，我草拟了七条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肯定。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时，以个人名人把它呈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七条如下：　　⑴任何传教士，倘若散发了轻渎中国宗教的文字，即予撤职；　　⑵中国的任何官员，倘若怂恿诋毁基督教的书籍报刊的传播，即行解职；　　⑶任何传教士，倘若干涉中国臣民的诉讼案件，即行撤职；　　⑷任何中国官员，倘若不能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视同仁，即行撤职；　　⑸各差会的负责人，应每年向所在省份的巡抚提交报告，说明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和医院的数量，以及他的差会所从事的文字和慈善事业的情况；　　⑹巡抚应每年邀请其辖区内差会的三名传教士领袖进行协商，讨论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　　⑺各省巡抚和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政府汇报一次辖区内教会的情况，以便朝廷能获得正确的信息，而免于被那些无知和用心不良的人所提供的有问题的报告所误导。　　听完我所建议的这七条规定，枢机主教说：“如果这些条规早就被遵守了，我们就用不着为被杀害的传教士哀悼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一份复件，我将亲自呈递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执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5 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回到上海后，在广学会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务中，占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干事J·O·P·布兰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市政委员会，他相信委员们会批准的。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刚刚着手，随着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有关排外的骚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办学计划自然寝而不行。　　等义和团事变在当地社会治安中引起的骚动平息之后，这件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一起草拟了一个方案，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个人是卜舫济（）博士、弗古山博士，还有我。我们接到了回信，委员们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如果中国人自己能筹集到三万两，委员会就会给我们地皮并每年资助一千两银子。　　1901年，我邀请上海的三个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来与我的两个合作者见面，我们把市政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告辞之前，三位中国绅士宣称，他们三人将负责筹集办学需要的三万两。在买地的过程中遇到些困难，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员会划拨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一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一。　　6 访问日本　　⑴河野公爵　　1903年5月，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目的是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访日期间，我拜会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一些首脑人物，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殷勤。　　我见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人是河野，时任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在波恩大学接受的教育，当时还是该校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将来的政策作过预言，这条材料被学校按照其传统谨慎地保存着。作为黄色人种的领导者，在世界上实现对亚洲的统治，这是河野所坚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国后，他建议两国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亚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肯定。外务部建议他同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商讨。听完这个方案后，张之洞总督兴奋非常，因为他早就渴望为西方在历次战争中强加于中国的耻辱报仇雪恨。河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的结果是东亚同盟的建立——其规则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开始，也是今天日本对华政策的启钥。　　在同河野会谈时，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国际联盟成立的目的、仅仅作为维持世界秩序之后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说，各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要达到这一步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这些话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⑵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东京的贵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庆亲王的王子载振也去该校视察，他是由政府派来日本履行一项使命的。随他来日本的还有大臣那桐和大约十名中国官员。王子和那同热情地问候我，在北京时我同他们两人都打过交道。吃过茶点后，主人领着我们在校内参观。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操课，她们在跳一种类似于“乡巴佬舞”的舞蹈；也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并听了学生们的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种软体体操， 。学校的校长是下田女士，一个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举止优雅的美丽女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视察临近尾声之时，她把我们领进花园，摘了一朵白色和一朵粉色的玫瑰，她把这两朵花绑在一起，送给了那位满洲王子。他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这份馈赠是否合适。可是，她执意把花递在他面前，这位王子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拘谨与她的超乎常人的娴雅大度形成了强烈对比。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人的野心

　 （3）日本人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有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应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我问其中的一位――一个化学教授，他们要去中国做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将要去教中国人弄明白欧洲的确切位置。“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大声狂笑着说。后来，他在晚上为自己的失态向我道歉，说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说的都是胡话。然而，我却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实情感。也许那正是实际生活中的黄祸。　　 7．丧妻之痛　　1903年3月，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到上海的护理医院去动手术。我们希望这次的手术能够延长她的寿命。但是，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7月10号那天，她离去了，去接受上帝给予的崇高褒赏。没有一个传教士曾有比她还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　　在太原府她那所拥有六十个孤儿的学校和其它几所乡村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在《杰出基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表现出了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对在北京时所教的日本学生——其中三个成了基督徒，对她教过的曾纪泽的家人，她都留下来深远的影响。在天津，她教过一个妇女读经班，经过她一个冬天尽心尽意的培训，其中有两个学员各自把一百名向教者带进了教堂。在我们回家休假期间，作为国外传教士代表她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她的文学能力对广学会是富有价值的奉献。在艾约瑟博士休假期间，是她协助我从事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和《教会新报》的编辑工作；同芬驰女士一起，她是《远东妇女》的两编辑之一；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学校中，她也曾协助工作；她还是1898年由改革派开办的上海高级女子中学被推举的校长和唯一的外籍董事；在患病的后期，她还在多个政府高官的家里教授英语。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大多数妇女的十倍”。　　朋友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对她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写道：“她是这个世界上极少见的女性之一：她的才能、她的虔诚和她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字作品作为她对中国人所怀有的爱的见证，将传之久远；比她的书更重要的，是她留在所接触过的千千万万人心中的不朽的风范和永远的怀念”。　　8 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先生任中方秘书，我任外方秘书。不同省份的中国官员以各种形式提供了捐助。　　可是，当我们首次尝试向中国难民提供帮助时，俄国和日本的公使都表示拒绝，尽管北京的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请求。他们说，他们各自的红十字会能够应对各种危急情况。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手头有大笔款项，却缺乏必要的权威进行散发。于是我给我的一个朋友、满洲苏格兰长老会的韦伯斯特（）先生写信，说明中国政府没能取得日、俄两国的同意，使我们协会前往满洲救助中国难民，如果他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将非常高兴。　　于是韦伯斯特先生私下里拜会了俄方将军——他们有点私交，请求说，如果不能向中国人提供救助，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俄方将军允许他在俄军占领区内的中国人发放救济。然后，韦伯斯特先生又写信给日方将军，说既然俄方已经同意国际红十字协会对中国人开展救助工作，他（韦伯斯特先生）感到在怜悯可怜的中国难民方面，日本不应该表现得比俄国更差。日方将军立即表示同意。这样，北京的政府部门无法做到的，韦伯斯特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　　他立即申请电汇救济金。很快，钱就打进了他在牛庄的帐户里。不久，他又发来电报，要求在两个礼拜之内输送10，000套棉衣。我回电报说，“10，000套棉衣将按时送达”。从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向红十字协会捐助的资金总共达451，483两（相当于56，000英镑），慈禧太后一人就捐助了100，000两（约等于12，500英镑）。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北京

　　9 访问北京　　1904年5月，我对北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拜访了庆亲王、兼任外务部和户部尚书的那桐、孙家鼐，以及其他一些人（详情将在下面关于“和平运动”的一章中叙述）。当时伦敦会派往中国的代表（梅斯·寇森和伯尔顿）也在北京。想到伦敦会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我决定提醒中国政府的官员，对它和其它差会对中国的伟大奉献，应给予充分重视。为此，我给外务部写了一封信。　　10 在山东召开的宗教大会　　下面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宗教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仲斯先生和我都认为，邀请中国各宗教派别的领袖前来参会、并一起商讨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竞争方式的时机，真正到来了。　　巡抚周馥从济南派出了前山东学政——那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孙、一位知府和另外三位官员作为他的代表。超过三十位政府官员身着官服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满洲驻军的一位鞑靼将军。除基督徒外，参会的还有大约一百位宗教领袖。大会共开了四天，晚上聚餐，并有社交聚会。很多非基督徒参与了讨论。其中一人建议，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传教士应当编撰一些宗教课本，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　　11 周馥的建议　　大会闭幕后没几天，我去了趟济南，目的是拜访周馥。他对我极尽宾主之谊。不仅派一位官员陪同我浏览首府的风景，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逛大明湖，并且到那儿之后，早已准备好了游船和丰盛的茶点。然后，他举行宴会，邀请省里的高级官员们参加，欢迎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宴会中间谈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宗教。周馥一开始谈的是当年在天津时，他是如何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的；并且他提到，那时传递信息必须架设线路，但听说现在已经有了无线电报。然后，他评论说，中国需要一本书来解释上帝以及上帝与各种自然力之间的关系，那将是一本伟大的书的伟大主题。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为庆祝慈禧太后生日在帝宫剧院（）举行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坐在巡抚身边。我们西边的包厢里坐着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粮道、以及其他官员；而东边的包厢里则是新建的大学里的官员和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他的助手靠近我坐着。宴会中间暂停时，当演戏的锣鼓声压过了谈话的声音，巡抚就把我带进后面一座安静的院子里，单独同我交谈。就是在这样一次没有吵扰的间隙里，他提出了两条富有价值的建议：　　⑴我以他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新教传教士写信，希望他们选出三名代表，同他一起协商处理山东的教务问题；　　⑵我购进一些《新约圣经》，由他亲自发送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能重视此书，认真阅读。　　回到上海后，我拜访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他给了我二百套精装的《新约圣经》。我作为礼物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理解。　　不久以后，周馥被升迁为两江总督，随后又转任两广总督。在所有中国政府官员中，他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一个。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　　2 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 J. B. 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 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一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一次称作Cymanfa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一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一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一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潮。　　2 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一，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一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一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 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一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一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一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一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一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一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一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 J. B. 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一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一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一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爱丁堡大会

　　9 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二十名各差会的负责人——来于中国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还有西部的——到南京与他见面。从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工作规划。在同他乘坐同一艘轮船旅行时，我和他交谈过多次，告诉他我所确立的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经由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得到了贯彻。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与广学会进行合作，但他并不同意这样做。在南京的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上面写着很多他提前准备的关于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依次向每位传教士发问，以期收集正确的信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很专断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别出心裁的一套工作计划，要求、希望其它差会帮助他付诸实施。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而那种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从事的任何经营领域，都会使他出人头地。基督教青年会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经营体制是一脉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对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控制权。由此，他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得以从中挑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他工作。凭着强有力的、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磁石一样的人格，他令人惊异地打动了欧美学子的心。　　我在太原时实行的讲座方法，怀特赖特（）先生先在青州、后在济南在他开办的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研究院中也采用过。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这种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详细介绍。　　现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赖于罗伯森（）教授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成功地组织实施。　　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与1910年爱丁堡大会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员会联系在一起。　　10 爱丁堡大会　　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团体远在国内教会之前，表达了联合行动的愿望。但在英美两国，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分别在纽约和利物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别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这一类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组织得最精心，举行得最成功。　　因为代表很多，不可能让他们长篇大论。因而，不论他们是主教还是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每人只给七分钟发言时间。我在发言中——自然，讲的还是中国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需求——指出，我们的力量之链已暴露出了它最薄弱的环节，而我们在中国的教务合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缺乏有价值的基督教作品。　　11 爱丁堡大会的永久委员会　　爱丁堡大会闭幕时，大家都认识到，传教士的全球合作事实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只能说刚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经大会决定，成立了一个永久委员会。穆德先生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控制者。在担任主席期间，他访问了印度，在那儿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大会；随后又到了中国，召集了五次地方会议和一次全国性大会。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穆德博士提到，我在好多年之前就曾申请二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很为我惋惜，因为教会协会没有作出回应，他们忽略了应做的本职工作。　　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特别就两点作过发言。第一，我请求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第二，我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　　从永久委员会最近的工作中，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文字工作方面，他们在将来打算做的比以前曾经做过的要多得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研究佛教

　　1 研究佛教　　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数量达好几亿的全中国人的信仰。那时，一个很小的传教士团体，经常聚会展开讨论，渴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大家要求我写一篇文章，解释一下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以至于修建了如此众多的壮丽辉煌的寺庙。为了搜集论文材料，我研究并翻译了一本佛教书籍，书名叫《入佛指南》。这本书虽然很有趣，但我从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从早在1884年我偶然碰到的一本很出色书里，我弄明白了佛教影响力的秘密。这是篇专题论文，名字叫《大乘起信论》。一位原来是儒生的虔诚佛教徒，也是一位佛教哲学权威，答应在我抽出空来时帮我把它翻译成英语。1891年，在他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一直没有出版发行，直到由铃木大拙翻译的另一个译本面世。这本书的作者Ashvagosha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者。大乗佛教是公元1世纪末出现于印度北方的一个新的佛教派别，是作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对者兴起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有：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普度众生、对佛的信仰在修证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国净土、舍己救人等。　　2 洛宜德教授　　这部佛教典籍的教义中包涵的那种基督教性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发现其中相似之处的不光我一个人。在1907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位朋友送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书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为像上帝一样的神明。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亚瑟·洛宜德（），曾经是教会差会的传教士。对佛教相似的兴趣使我们通信不断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东京拜访了他。　　一天，他邀请了一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进午餐。一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参加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美以美会的主教哈利斯（）、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到便坐到挨着我的沙发上，对我说：“八十年代，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我有两份了。”我问他，他的工作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地答道：“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在政府官员、领袖和学生中间展开工作，而我实在无知的穷人之间。”然而，我了解到经他一人引导而转变信仰的人，等于另外大多数传教士所转化的人数的总和。午饭过后，洛宜德教授带我们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请我就我所感兴趣的日本问题提问。我告诉这位朋友，当我发现基督教在远东取得的进展相比之下太过缓慢时，感到非常震惊，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总领事是个实证主义者，他发表高论说，作为外行，他发现了一个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极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则持否定态度。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更少一点神学色彩，更切合实际，对社会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更广泛。斯布雷格博士于是说道，他认为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是个错误；他们应当开路，像圣保罗那样，不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离开后，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传播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在日本就会发展得更快。洛宜德教授的观点是，基督教之所以发展缓慢，从传教士这方面来说，完全缘于他们对当地宗教和教派状况的无知。其他大多数朋友还不准备承认基督教在日本发展缓慢，他们的讲话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也不是很有个性。然而，在聚会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以前参加这样的谈话，他从来没有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过了不几天，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邀请，我以儒教为题作了一次演讲。结束时，洛宜德教授特意请我向听众呼吁，要大家热心于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他认为，那会使传教工作更富成效。当时，洛宜德教授正在阅读两本很有意思的佛教书籍：《莠草中的麦子》和《半个日本的信条》。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3 日本对佛教的引进　　为了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有关大乗佛教的另外一些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有几条历史材料应当提一提。大乗佛教或者说高级佛教一开始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传入后对日本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九世纪时，得知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的，日本天皇派遣最澄大师和弘法大师空海出使中国，进一步研究佛教。最澄大师可以看作是日本的路德。使团分乘三条平底帆船，要穿越波涛汹涌的中国海。其中的一只因途中遭遇台风沉没，另外两只也失掉了联系，都担心对方已经遇难。然而，在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苦苦挣扎后，两只船上的使者都到达了中国海岸，踏上了前往中国首都的行程。在那儿，他们发现住着不少于三万人的基督徒、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传教士。　　随同最澄大师一同出使中国的弘法大师空海听说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学圣典，就去了那儿，把这本非同寻常的经书弄到手。它的名字是《莲华经》，人们认为，这本神圣经典的功效要超过所有其它经书。与其它经书不同，它不是从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的，或许是从埃及传入的。这条海路的存在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吃惊。根据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著作《新帝国》中的记载，早在基督时代之前三个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波斯湾的航路。而到了十八世纪，从埃及到印度的海路交通十分频繁。　　弘法大师将《莲华经》带到日本后，它成了“真言宗”最重要的经典，今天在日本，是流行最广的一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远东宗教的发展史并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宗教和教派的壮大，而是一种在整个远东——即使不是整个亚洲——不断衍生的宗教的成长。　　4 早期基督教与《莲华经》之间的关联　　在《莠草中的麦子》一书中，洛宜德教授充分思考了内涵在“真言宗”中的思想与亚历山大城的诺斯替教派的沉思的相同之处。他们的教义取自《莲华经》。洛宜德教授证明，《莲华经》是一本源于塞西亚（）的古籍的翻译。二至三世纪的“希腊之父”们曾见过原本，二世纪时一位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佛教徒根据翻译写成。在1911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半个日本的信条》中，洛宜德教授指出了基督教和大乗佛教之间极为显著的相似性，呼吁基督教的传教者们“对佛教徒要表现出同情和耐心。希望他们……能对佛教徒说：‘我将与你同行，我们将一起走近上帝。你会明白，释迦牟尼自己就是上帝的证人’”。　　5 戈登夫人的研究　　这个时期，E·A·戈登夫人住在东京。她曾协助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和珀西·邦婷爵士搜集最优秀的英语文学类图书，以应我们豪侠的联盟 所需。戈登夫人把这批藏书带到了东京，献给了当地的统治者。对方非常高兴，专门修造了一座建筑收藏它们。戈登夫人最大的愿望是研究日本的宗教。在她家里，我遇见了真言宗的方丈。他送给我一部日文的《莲华经》。其中包括一个中文的教义概要。读了以后，我为它关于生命、光明和爱的信念以及它与《圣约翰福音》的相似性所震惊。　　接下来的夏天，我去了宫崎，又碰到了戈登夫人。在那儿，我开始翻译《莲华经》，戈登夫人在上面做了许多注释。在一次由洛宜德教授召集的午餐会上，我提到见一见当地比较重要的牧师们，了解一下基督教发展缓慢的原因，将会有所收获。戈登夫人因此邀请了大约十二个人。与会者众口一辞，都说原因在于传教士不理解日本人的哲学、宗教和风俗习惯。相应地，就没能赢得那些优秀的日本人——他们本来应该很高兴地欢迎基督教的——的信任，而是与他们越来越疏远。听到这里，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感到，要使基督教信仰赢得远东，研究当地人的宗教是十分重要的。　　戈登夫人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她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社团的研究之中，出版了《说话的石头》、《<莲华经>解》等书。第一本书提到了西安的景教碑，指出了日本的宗教习惯和基督教的相似点，认为可能是由最澄和空海大师传入日本的，因为在公元九世纪，他们曾作为使者出使中国。戈登夫人的书由著名的梵文学者高楠顺次朗（Takakusu）译成了日文，并发表在一家佛学杂志上，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过去，佛教徒与基督徒一直不遗余力地相互攻击，造成过严重冲突；但戈登夫人以史实为依据的、善意的叙述出现后，佛教徒被基督徒这种公允的态度所感动。他们从西安弄来了景教碑的复制件，把它树立在高野山，那是空海大师的安眠之处——他在那里等待着佛教救世主的到来。他的坟墓很质朴。两排高耸云天的柳杉树形成了一条趋向坟墓的长长通道。通道两边埋葬着成千上万有名望的和虔诚向佛的日本人。他们埋葬在那里，期望当空海大师复活时，能跟着一起醒来。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高野山

　　6 访问高野山　　在访问高野山时，人们都知道我翻译了两本佛教经典——《大乘起信录》和《莲华经奥义》。佛学院的院长和教员拜访了我，请我在我打算停留的四天里，每天为学生们做一个讲座。　　我选择的演讲题目是：　　⑴世界各国的宗教；　　⑵世界上的文明；　　⑶当今世界物质主义的增长；　　⑷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复兴世界精神宗教中的义务。　　讲座做完后，学校师生一致决议向我表示感谢。离开高野山之前，我拜访了那位大方丈，问他在真正的宗教的复兴中，是否愿意合作；他非常高兴、非常诚恳地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原因有两个：第一，佛教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解脱而不是物质上的快乐；第二，日本人信奉的大乘佛教不仅追求个人的超度，而且主张普渡众生。离开高野山时，佛学院的院长把我送出了好远。他请我给他寄一套《圣经》，放在图书馆里，供学生们n使用。回到上海后，我便给他寄去了一套。　　这种新出现的对佛教的友好倾向并不是单方面的。那所佛学院里的一个学生，此前曾翻译并出版了托尔斯泰（）写的一些寓言；几年以后，一个姓岩下的僧侣发现了两种宗教之间的相同性，就这个问题为京都的佛教徒做了一个系列讲座。一开始，当僧侣们发现他对基督教有好感时，对他充满敌意，但逐渐的，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每次讲座听众的人数都在增加。后来，为了获取更多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他到了上海，在我这儿学习了两个月。　　7 基督教和佛教之仪式的相似之处　　日本的第一座大乘佛教寺庙建于古都奈良附近的×××。走进其中的一座庙宇，人们会感到困惑而震惊：其中的画像简直就是《启示录》描述的“禽兽围绕着宝座”这一场景的生动体现；在另一座庙宇里，佛陀作为最伟大的医生现身，为群众治疗一切疾病；还有一座庙里的释迦牟尼被十二位全身武装的将军（他的徒弟）护卫着——像耶稣的十二门徒一样，他们都有名有姓，他站在琉璃海中间，太阳和月亮栖止在他的身上；庙里的和尚们在举行仪式时，也在空中划十字符号。　　宫崎地处下关和神户之中途，是日本最神圣的海岛。岛上有一座寺庙，据说是著名的改革者最澄大师建立的。　　从中国回来后，最澄大师致力于把日本的各种宗教统一起来，并且引进在他看来他在中国所发现的最好的宗教。在宫崎，有一座小山，山顶上的寺庙里有一处圣火，是由最澄点燃的，持续燃烧到了现在。山脚下有一个洗礼的地方。获得允许后，我也进去了。他们给我看了一袭非常漂亮的丝织袈裟，是和尚在举行洗礼仪式时穿的，那种仪式在日本佛教界一直保留着。当我向一个和尚介绍西方的洗礼风俗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另一个很大的寺庙里，僧侣们正在诵经。他们的那种礼拜习惯和形式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使我想起了罗马天主教的弥撒。在大殿里，我见到一家人——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恭恭敬敬地跪倒在靠近门的地方。一个和尚走向他们，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边有一些小饼干和酒。他们吃掉饼干，把酒也喝了，然后那和尚回到祭台边的座位上。在过节的时候，这种仪式——可以称之为日本神道教的弥撒或者圣餐，要持续一整天。看了他们各种各样的仪式之后，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基督教教堂里举行的仪典，因为尽管外在的形式不一样，灌注其中的精神看起来却是相同的。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参观朝鲜的佛寺

　　8 参观朝鲜的佛寺　　鉴于大乗佛教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1913年，我专门去了趟南朝鲜，特意对那儿的几个佛寺进行了研究。朝鲜最大、最古老的佛寺是南朝鲜的Tsudoji寺，离釜山不远。寺里的墙上，“灵魂之舟”被描绘的异常清楚；观音和释迦牟尼占据了显要的位置，而“神圣的三位一体” 被画在一个花瓶上。　　但朝鲜最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一座依山洞修建的寺庙。它座落在新罗王国的故都以东相距只有半天行程的地方。他是在一位渡海来到朝鲜的黑和尚的请求下修建的。是他教会了朝鲜人使用棒香礼佛。　　相传朝鲜国王的女儿患病了，没有谁能治好。黑和尚声称他能治病。国王庄严地承诺，倘若和尚治好他女儿的病，他将修建一座寺庙，塑造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以示对和尚所信奉的宗教的敬意。公主被治好了。国王派人去中国，请来了最好的艺术家。艺术家们对他们的工作投入了全副身心，经过多年的勤奋劳作才得以完工。直到今天，凡看过他们留下的作品的人，无不体会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这座山洞寺院是远东地区几座无与伦比的佛寺之一，因为其中有一尊瑰玮壮丽的中央大佛像。来于芝加哥的一位建筑学家认为，卡玛库拉那闻名遐迩的杰作就是由此模仿的。　　9 令人震惊的神道教仪式　　不仅佛教与基督教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日本的神道教也是如此。倘若由于某种原因，日本的皇室灭绝了，还有一个被看作同样神圣、同样源于天神的族系，它的首脑人物是神道教的大祭主，住在日本西部的伊斯摩。除了属于天皇的神社外——人们认为那是最神圣的，伊斯摩的神社在帝国中拥有最高地位。　　1908年夏天，我参观了伊斯摩的神道教寺庙。由于我完全是个陌生人，而大祭主的地位又是如此崇高，当他答应接见我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安排了一位宫司带着我的朋友（也是外国人）和我在神社里转了转。在一间房子里，保存了一个复制的木钻，那是古时侯用来钻木取火的。同一房间里还有一见珍宝，是一个身佩长剑的古代天神的画像，据说首席大祭主的族系即源于这位天神。参观完神社不久，我阅读了莱夫卡狄欧·海耶林（）对伊斯摩神社的描述。他是拜访这一系的首席大祭主的第一个外国人，就在几年之前。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拍手的古老犹太习俗在神道教中随处可见。在一年的某个季节里，会有七八万的进香者来朝拜神社。据那些参加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朝会的人说，众人一起拍手的声音就像瀑布轰鸣。在参加拍手礼时，大祭主穿着纯白的法衣。一般来说，神社建在一个两进院落的三排建筑里，中间的门用草帘或布帘隔开。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也仍然保留着这种帘子。在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个石制或青铜的水槽，也有的是一个漂亮的黄铜盆，在进神社之前朝拜者要先在这里把手洗了。“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双手和心灵都洁净无垢的人。”（《旧约·诗篇·第24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出使天国

　　10出使天国　　在我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本书具有深奥的基督教哲学基础。1913年，我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此书。这次远征的领队――师父，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骄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只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11 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谈到这个题目，我想，介绍一下两位著名的日本高官的宗教态度，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1908年1月，我与伊藤公爵进行了一次会谈，谈的是我拟定的十个强国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经过一个小时的亲切讨论，我起身准备告辞。这时他对我说：“也许你愿意到另外一间房子里看看”。随即，他打开了一扇门。里边是一个很大的房间，但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外，什么也没有。　　“日本的宪法就是在这间房子里起草的”，他说，“天皇成立了一个以我为首席大臣的内阁。我们每半个月在这儿聚会一次，设计宪法框架。天皇自始至终参加了所有会议，不过他不是和我们坐在一起，而是坐在连在一起的另一间房子里——在那儿可以清楚地听到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我说道，“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也许，最困难的，是在我们讨论宗教自由这一条款的时候”，他回答。　　于是，他告诉我是如何取得一开始反对这一条款的内阁成员的赞同的。在处理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无懈可击的完美技巧。当他把这一条款的第一稿草案读给大家听时，其中一个成员的脸色变得“像墨水一样黑”，并声称，他永远不会赞同给予宗教信仰以自由。另一位内阁成员对他表示支持。　　看到那两个人下定决心持反对意见，伊藤公爵宣布当天不再进行讨论，但他将把主张加入这一条款的理由告诉他们，以便他们在下一次开会之前有充裕的思考时间。宗教自由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多年。在参加维也纳会议时，他同某位博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讨，使他顿感柳暗花明。认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反对宗教自由，势必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持久论争，久而久之，必然发展成政治上的冲突，甚至引起内战；而一旦一个民族的势力因为内战而遭到削弱，强势国家就会乘虚而入，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各种各样反叛分子的追随者就会忠于政府，就会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事务上相互竞争，从各个方面壮大国家的力量。　　“今天，摆在内阁面前的真正问题是”，他说，“是采取一种使国家得到稳定、和平与持久繁荣的政策，还是采取一套导致冲突与分裂并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的毁灭的政策？”　　“当内阁再一次碰头时，我问阁员们，是否考虑过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原来带头表示反对的那位说：‘从我们上一次见面到现在，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除了考虑这件事，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还是试试看。其他反对者也同意试试。于是这一条款一致通过’”。　　宪法令人满意地起草完毕后，天皇把原来开会用的房子送给了伊藤公爵，作为他的私宅。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大隈重信伯爵

　　12 大隈重信伯爵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大隈重信伯爵，新日本的卓越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一个眼界远大的人，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先进了一个时代，并且心胸开阔，富有生气。他不但希望日本富强——那是他的那些爱国同胞的崇高目标，而且希望所有的国家都繁荣昌盛。　　在改革初期，同事们意识到了他的才能，推举他为外务大臣。早期，他倡导推动整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开放几个港口。在保守派看来，他的政策激进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非把他除掉不可。于是，一天早上，当他去外务省上班时，一枚炸弹被扔在了他乘坐的马车中。他奇迹般地生还，但一条腿被炸掉了。从此以后，他用一只假腿行走。　　后来，由于内阁动作缓慢，让他失望，他辞去了公职，投身于在东京建立一所私人大学 。他用自己的方针路线来教导学生，以期将来他们能把他坚持的政策付诸实施。他的学校的学生数量比公办大学的还多，曾经达到过7，000人。　　1908年1月访问日本时，我发现在大隈重信的学校里总共有700名中国留学生。他邀请我给他们做一个讲座。从讲座过程中频繁的热情鼓掌看来，我讲到点子上了。我告诫学生们，在完成学业之前，在将早稻田大学所能教给他们的一切都学到手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对国家有害无益。　　讲座结束后，他邀请我和几位教授到相邻不远的他的住处，作进一步交谈。因为了解到他已把比较宗教学引进了大学课堂，谈话间我问他，政府会不会在国立中学中引进类似的学科；在教育领域，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都会跟在后面模仿。如果宗教比较研究进入中国大学的课程表，将会在基督教差会和中国政府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他的回答未置可否，然后对日本人的宗教态度作了一些说明。他说，当儒家学者渡海而来，天皇对他们的教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各地的大名们因此信奉了儒教；当佛教被引进日本时，天皇又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为这种新的宗教修建庙宇，大名们也跟着在各自的领地内大兴土木。　　“因此可以说”，他总结道，“在宗教事务上，我们这个国家大体上是追随着统治者的态度的”——他让我自己得出结论。　　13 在北京的日本银行里举行的晚会　　 1910年，我出席爱丁堡大会，路经北京。横滨银行的经理邀请“老兵”丁韪良博士和我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晚宴。参加者还有日本公使馆的工作人员、两或三名记者、北京的日本人的教堂里的牧师等。用过晚饭后，我们转移到画室里，有几位日本女士参加了进来。那位牧师唱了一首圣诗，其中的一位女士以手风琴伴奏；唱完后又开始祈祷。丁韪良博士谈了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经验。稍后，我将了基督教和大乗佛教的关系——大乗佛教是佛教后出的派别，在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记者们对我们的发言表示了赞赏。在赞美诗和祝福声中，晚会结束。这是一个使人特别快乐又深得教益的夜晚，在北京的任何其它银行都不可能举办这样的晚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朝鲜

　　1 访问朝鲜　　1908年冬，我访问了朝鲜。基督教青年会在汉城建了一座漂亮的楼房，很多政府高官和公务人员，既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都答应出席该建筑的剪彩典礼。日朝双方都对我发出了邀请——请我去为他们平息争端。庆祝会共开了三天。第一天的庆祝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专门以基督徒为邀请对象；第二天招待的主要是教会和公立学校的学生；第三天以政府高级官员为主。每天都有我的发言。第三天，在伊藤公爵讲完后，本该由我讲话，椅子却被聪明的朝鲜基督徒郧肃和（音译）抢去了。这对我是一种无礼的怠慢。　　在讲话中，我首先对最近二百年来他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表示同情。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想起在中国北方，有一大片土地，除了盐碱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这块地的拥有者负担不起为它支付的税款，就把它放弃了。可是有一年，黄河决堤了，一大片国土成了汪洋，淹死的人多得难以数计。当洪水退去后，人们发现原来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沃土：原来一钱不值的现在变得价值连城。　　“在我看来”，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势下，当你们显然认为自己遭受着苦难、失掉了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你们实际上被赋予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只要处在日本的保护之下，任何外国势力都不敢侵犯你们。伊藤公爵，中国的皇帝都希望聘他为顾问，现在是你们的顾问。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中国所得不到的。如果你们好好利用下一个二十年，你们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一个全新的国家，就能够承担伟大的机遇。那时，你们会发现，上帝已经把你们的不幸变成了祝福”。　　2 伊藤公爵的晚会致辞　　在我离开汉城的前一天晚上，伊藤博文公爵邀请了日朝双方的政府要员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参加他举办的招待晚宴。宴会结束时，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传教士式的发言，我一生中从未听到过其它类似的讲话。其大意是：天皇曾派他周游世界，去访问各个不同的国家，为的是考察什么东西对日本有用。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进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够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因而，他希望传教士把他看作是一个同情者，一个同事。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这位亚洲最优秀的政治家讲话。此后不久，他就倒在了刺客的手下。　　3 孙逸仙（中山）的早期经历　　孙逸仙博士，中国革命的主要煽动者，是一位信教者的儿子——他的父亲经伦敦会传教士的转化皈依了基督。他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医学专业，一开始在澳门行医，后来在广州成为一个积极的革命家。由于密谋泄漏，被迫逃亡日本、美国。1896年，他在英国被捕并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好几天，在肯特礼（）博士帮助下方得以获释。　　此后不久，他到伦敦我所住的旅店来拜访，对我在救荒和文字工作方面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之意。他夸大其辞地大谈满族人的专横和腐败，声称他们一无是处。在他看来，必须由一个汉族人的政府取而代之，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指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通过研究中国的历史，他就会发现，满族官吏有坏的也有非常杰出的。仅仅简单地把最高权力从满族人转移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在政府权力的中心进根本性变革，就像把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一样：那仍然是一枚残破的硬币。在我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但孙是不可能被从革命的路上劝阻回来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散发宣传革命的文字材料中。　　回到中国不久，我访问了南方各港口，就文字工作的必要性问题给各地传教士做讲座。在香港，我碰到了改革派霍凯（音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与康有为很熟，曾看过康有为的手稿，并提出了很多自己观点，那些观点后来被收在了康有为的变法上书中。他曾经劝说过孙中山不要倡导叛乱，而是去“宣讲自由的福音”。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4 孙中山的革命计划　　1900年，在去美国途经日本时，得知孙中山住在横滨，就去拜访了他。发现他正埋头制定推翻清政府的计划。他宣称，满洲人是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做法的，只能靠恐怖的暴力驱除。他已经下定决心倡导革命，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回答说，看来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因为我相信通过文字对政府的启蒙。我看得出，对曾经被囚禁在伦敦中国公使馆的经历，他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因此永远不会宽恕满族统治者。　　从那时起，孙博士在美国、新加坡和爪哇拜访当地的中国人，为革命筹集资金。他也访问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华南建立一个汉人的独立王国。但是法国人没有接受他的方案。　　于是，他在日本设立了自己的总部，那儿有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生在研究日本成功地超过他们的秘密。当他们对此有个一知半解之时，就回到各自的省份鼓动同乡反对满洲人的统治，把对满族人的仇恨煽动到白热化的程度。1908年11月，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皇帝的哥哥醇亲王的小儿子成为新皇帝，他被任命为摄政王。除了在日本积极筹备外，孙博士还与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持联系。欧美的一些留学生，尽管在政府管理艺术方面，他们的知识同孙博士对汉族和满族统治者的价值的相对性的认识一样不如人意，却相信共和政府能够使中国富强，像美国伟大的共和政体一样。于是，这样的呼声高了起来：“我们要建立共和国！”所有海外的中国学生和他们在国内的朋友都做好了采取行动的准备。在芝加哥，他们制作了共和国的旗帜。对那些渴望着攻击任何政府官员、或者打算劝诱他们接受共和的学生，孙博士都许以高官厚禄。　　5 革命的爆发　　1911年10月11日，革命先在武昌爆发，随后蔓延到其它政治中心。满族官员端方，刚被任命为四川总督 ，被残酷地杀死。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屠杀。在太原府，满族人居住的满城的大门洞开，以为那些想逃跑的人提供方便。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很多满族人被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的上空都飘上了共和的旗帜。　　12月上旬，代表自己的小儿子――皇上，摄政王向隆裕太后提交了退位诏令，她接受了，并把所有政治事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革命首次爆发之时，孙博士正在英国，但是他很快就回国了。12月，共和议会在南京召开，有14个省的代表参加，选举孙博士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总理。但是，三个月后，孙博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棋。他认为自己没有从政的经验，而袁世凯在中国大概是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孙博士被任命为交通总长，着手实施一个宏大的铁路建设规划方案。　　但是共和政府的官员们，从孙博士那里得到了有利可图的职位，就绝大部分而言表现得不仅不称职，甚至比满洲人更腐败。这就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各个省份无不盗匪成群，他们杀人越货，任意横行。有几个混乱的省份试图建立独立的政府。对此，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任命荫昌，一个在德国受过军事训练的满洲人，为平乱大臣，并给他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将士。因为他所推行的军事改革需要巨额资金，袁世凯决定大借外债。孙中山宣布总统采取的行动违宪，因为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　　我被邀请去拜会孙中山，劝他不要把抗议宣言发往海外。因为袁世凯是共和国的首脑，国民应当对他表示信任，不要扰乱他认为使国家富强所必须采取的计划。当我见到孙博士时，他正在阅读他的宣言的校样。他把稿子递给我，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请求他不要把宣言发表，但他无论如何听不进理性的劝告。这使他受人尊敬的早期生涯画上了句号。　　为数不多的革命党——他们在昙花一现的职位上劣迹昭彰，捞的好处往往达数百万两之多，可谓盆溢钵满——在1913年进行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叛乱尝试，结果不得不逃亡国外。据说他们现在藏在日本或其它什么地方，正在策划另一场革命。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6 袁世凯采取的措施　　面对各省混乱无序的压力，袁世凯坚持毫不延迟地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举措。他安抚了整个国家的民众，使他们对中国的所有朋友都心怀敬仰。　　他采取的另一个聪明举措是邀请那些曾经被慈禧太后驱逐出境的改革派领袖回国。在这之前，康有为一般是不会接受邀请的。当他最终回国后，拒绝了提供给他的所有职位。梁启超回国后，被任命为司法总长。1913年冬，我又一次在北京见到他。他正急着为他打算研究英语文学的女儿寻找一位女教师。我向他推荐了鲍登－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英国将军的女儿，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就在那次见面时，康有为谈到了他对上帝的父亲身份和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的信仰，并说总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将联合为一个政府。）尽管新政府也设立了一个教育大臣，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915年，除了国立的北京大学外，各省都缺乏能够满足需要的大学来训练中国学生研究各个高级的学科。这是共和中国的薄弱环节，因为她已经把教育从它占据了无数个时代的高高在上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从来没有采取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策措施。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是个翰林。那人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吸收了尼采的错误理念，认为军国主义是最正确的理论。1914年，这位政府官员在上海做讲座，宣称对人民来说，宗教是最不需要的东西。在我这本书付印出版的过程中，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那麻烦不断的人生画上了句号。进一步的评论也就不必要了。　　7 宗教活动　　从1910年开始，李佳白（）博士在上海他的“尚贤堂”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研究中国不同宗教各自的优越之处。我被邀请担任外方主席，还有一位中国人担任中方主席。他邀请了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主持讨论会，每人就自己的宗教写一篇论文。根据规则，任何人都不能考虑其它宗教的错误，而只能考虑其它宗教所带来的好处。一开始，参加研讨会的很少，但革命爆发后，来参加的人就很多了。而当某些有名望的宗教领袖做报告时，听众多得大厅里都容纳不下。　　8 会见首席毛拉　　1910年，我会见了在北京的伊斯兰教首席毛拉。谈话中间，我问及是否出身伊斯兰教家庭的政府官员，例如两江总督马贻新——他在七十年代被刺杀，会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还是，他们在为官生涯中践履的是儒家的信条？他的回答是，恐怕马总督更是一个儒教徒而不是伊斯兰教徒。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徒采取的是耶稣会士所实行的策略，把儒家看作是一种世俗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一种宗教。　　当问及伊斯兰学校是否仍然用阿拉伯语教学——像我在1875年看到的那样——时，他回答说，教授阿拉伯语，只是出于神学研究的需要；在普通伊斯兰学校中，学生们根据政府规定，接受现代教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上海的宗教大会

　　9 上海的宗教大会　　1911年革命后，社会上有一种很强烈的观点，认为不仅中国政府在治理国家上失败了，就是中国的宗教也没有成功。在上海最大的会议大厅里，改革派的领袖们召集了一次全国性会议，李佳白先生、我、还有几位中国演说家被邀请在大会上讲话。地板上座满了男性听众，走廊里拥挤着女士们，还有数百人连大门都进不去。当我们呼吁中国在宗教及其它方面的事务上进行改革时，听众的反响是最真诚最热烈的。　　此后，佛教徒和道教徒定期举行集会，讨论的是这同一个问题。李佳白先生和我，还有另外一些传教士，经常接受邀请，参加他们的宴会，并在饭后的讨论会上发言。道教的大教长这时来到了上海——他的家在广西，我们经常见面。一些虔诚的宗教领袖经常到我家来讨论宗教问题，往往待到下半夜还不走。在全国内重建宗教，这种观点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1914年，欧洲的大战 爆发后，大家都认为不宜继续在尚贤堂举行这种国际性会议。　　10 山东英国浸礼会大会　　1912年秋，在中国的英国浸礼会召开了它的第一次联合大会，与会代表十三名，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和上海。会议是在青州举行的。将近四十年以前，我在这里开创了浸礼会的工作。这次大会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的激励和鼓舞。在我们这次教派会议结束之时，我们很吃惊地收到了城里的非基督徒的请求，他们要向教堂申请一笔贷款，用于举办一次公众集会，对基督教会引进的每一项改革措施表达感激之意。超过一千人参加了大会，其中有来自公立学校的师生，也有社区各界的代表——包括伊斯兰教徒和满洲人。一队士兵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很多官员讲了话，其中有一位还朗诵了一首专为这次集会写的诗。那场面令人感到十分欣慰，十分快意。　　11 参观山东崂山　　1913年8月，在翻译著名的传说和寓言——《西游记》的过程中，我很希望去看一看作者——一位著名的道士——的家。他在山东东部海角上的许多道观里住过。东去崂山，要经过青岛。1913年的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文明的中心，处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崂山里边有很多道观，它在道教中就像浙江天台山在佛教中一样有名。据说，秦始皇大帝曾到崂山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在靠近中心道观——泰清宫——的一块石头上，刻有铭文，纪念秦始皇登临崂山。　　山里散布着二十余座道观。但无论是建筑的漂亮程度，还是其中的雕塑艺术品，都不能与天台山的佛教寺庙相比。它们更像是农家的房舍，建在相距差不多几十里的不同地方。除了华荫庵属佛教外，其它都是道观。　　在崂山靠近青岛的山顶上，有一个疗养院，名字叫麦克伦堡之家，德国人经常去那儿。其它国家的人住在那儿花费要稍微高一些。我在那儿住了几个晚上，白天去逛附近的道观，并参观他们的宗教典籍。那些道观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于是我决定继续前进，去参观中心道观泰清宫，那儿住着一位大道长，山上所有道观都处在他的掌控之下。泰清宫是最远的道观，一天之内走不到。由于路崎岖不平，天气又特别炎热，我乘了一顶轿子赶路。那天正是8月的最后一天，尽管坐在能遮挡阳光的轿子里，过高的气温使我手背上的皮都爆裂了。　　傍晚时分，我到达属于佛教的华荫庵。从它的建筑来判断，从前它一定是非常繁华的，但它的好时光如今一去不复返了。在这里我住了一夜，睡觉时枕的是一截子木头。我没能见到庵里的住持，因为他和手下的和尚被地方上的长官带走了，他们被指控吸食鸦片。庵里的佛教经典无人照料，布满了灰尘，有的还老鼠咬过。《莲华经》除外，它比较受人们关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泰清宫

　　12 泰清宫　　第二天，我踏着粗糙不平的、布满石块的小径，我来到泰清宫。道长没有外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翻译了《西游记》，希望在出版之前，看一看崂山的道观。他把我领进一所很静谧的院子，给我看一间装满了道教书籍的小研究室，我发现那对我非常有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关于宗教和教育，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所有的题目上，他的观点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相信，和尚和道士实行的独身生活（道家教规要求道士独身）是不应该继续坚持的，并且他们应该被授以关于世界各种宗教的知识。　　这所道观包括大约十二个院子，每一个院子里都有道士们住的房子。全观里大约有一百多名道士和劳工。后者负责道观所属土地的耕种。大概五、六里之外贫瘠的山地里，有一个村子。很难说清楚村民们是如何谋生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没有一点可耕种的土地。每天再落潮时，就会有很多妇女和儿童经过道观的大门到海边去拣拾鸟蛤、海螺和其它贝类。也有一些人会到道观里去，弄一碗小米粥填充饥肠。当我称赞道长的仁慈时，他说：“与你在差不多四十年以前的大饥荒期间所做的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这里有一位老道士，那时他就在青州府，把你在青州赈灾的情况都告诉我们了。与我们的邻居相比，我们观富裕一些，如果不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的心肠就未免太硬了”。　　13 乘木排返回青岛　　在获得了需要的所有信息后，我打听回青岛的最快的路线，因为我不想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再来一次艰难跋涉。道长告诉我，经常有一些运载山草和原木的木排穿越海湾去青岛。一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了港口，发现当天下午两点正好有一只木排要趁潮到青岛去。道长替我安排，让他们捎上我。吃过午饭后，厨师又给我准备了一些新蒸的馒头，让我路上吃，然后我们便动身去港口。六七位老道长陪同我走下山，热情友好地与我道别。木排上装载着一大堆原木和山草，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高。先用梯子爬了一段，然后拽着一根绳子，我爬到了顶上。坐在上面柔软的“床上”，天空和大海的美景尽收眼底。晚上十点左右，船工们停下来吃晚饭。整个晚上，我躺在草堆顶上，满天繁星近在咫尺。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睡过那么厚的草垫子。一路平安无事，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分，就到达了青岛。这样轻松又舒服地回来，我心情很好，给他们的报酬比他们所要的还高。对此他们也很满意。　　在青岛，我拜访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奥尔摩（）先生。他是德国的海关专员，对我们广学会在帮助中国、努力为中国人提供合适的文学作品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他曾参观过我的同事怀特赖特（）先生在济南开办的那个极为出色的博物馆，已着手在青岛建一个类似的，并收集了一些山东省的重要文物。他请我为他的图书馆搜集一些最好的中文书籍。　　14 湖南首府长沙　　好多年以来，湖南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对基督徒和外国人最恶毒的诽谤出现在这个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周翰的政府官员写的作品。他的诽谤之辞被收进了政府的文件——《经世文编》里，广为流传。在他写的小册子里，他威胁说，胆敢踏进湖南省一步的那个外国人将被处死，尸体被切成碎片，分而食之。十九世纪，长江流域爆发了多起排外的暴乱，他的作品对此是大有干系的。然而，由于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间的传播，这种敌意逐渐消除了。1896年，广学会最著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由改革者开办的学院邀去给学生做讲座。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1898年被处死的维新派中，就有一个是湖南人；其余四个改革领袖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皇帝的。由于这次过错，他被革职，终身不得起用。另一位改革者——湖南学政——也被降职，终生不得升迁。对改革派的同情唤起了对外国人的好感，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展开。1901年，有了第一所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近二百五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安富尊荣的地位，他们的某些成员转化成了基督徒，并在当地的基督教教务工作中发挥着带头作用。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1914年长沙之行

　　15 1914年长沙之行　　这次去长沙的主要目的是为联合福音会的杜波斯（）博士开办的新教堂捧场。我是在1914年的6月到达的。当时长沙和湖南的其它一些城市正遭受了可怕的水灾，而在我登陆的那一带，受灾的严重程度是我以前曾未遇到过的：通向城门的街道被淹在了三英尺深的水下；男人们在水里跋涉，沿着街道推着小船前行；商行和店铺的底层都被淹没了，人们都生活在较高的楼层上——妇女和儿童从那儿向下张望，看下面的苦力和行人扛着或背着包裹，艰难地行走。第一个五十码，我们坐在船里，随后乘了一辆人力车，水把车轮子都漫过了。后来到城里时，我乘了一顶轿子。当我离开长沙时，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乘船从城门里经过时，能用手摸到城门洞的顶部。这是一次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　　那天晚上，在邀请来同我见面的人中，有几个有意思的人物。其中有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的外孙；还有卫斯理会的华伦（）先生。聂先生的父亲曾经做过上海道台，后又升为浙江巡抚（见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谭，统治着大约200万人口。他的哥哥是北京政府的学部大臣（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访了都督、内务部长和教育部长，也拜访了不同差会——如卫理斯会、耶鲁大学会、中国内地会和美国教会差会——的传教士领袖，他们都很诚恳、热情。　　16 会见佛教徒　　有一天，长沙最大的寺庙里的方丈、另外还有几个和尚及俗家人，拜访了我。我提醒他们注意以前大家所犯的错误：基督徒诋毁虔诚的非基督徒，反过来，非基督徒又诋毁基督徒。但那些对双方的经典都熟悉的人认识到了，双方所信持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我说完后，一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把他们的两部经典译成了英语从而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他的滔滔雄辩富有说服力。　　在我离开长沙之前，那位方丈邀请我去他的寺院里看看。会见时在座的有一位姓吴的先生。他是一位翰林，曾是1895－98年间的强学会的成员，因而对我有所了解。革命期间，他做了贵州省的都督。他精通佛教经典。在讨论《金刚经》时，我问他们如何看待第六章里的预言（见本书第十章），他和另外几位和尚都确认我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向方丈及和尚们呼吁，要重新理解这个预言的意义，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相互协作。　　17 教育工作者会议　　6月17日，教育部长、各个国立学院的校长、还有几位编辑，都来到了教堂里。与会的有五百多人，都是高智商的。看到眼前这么多的面孔，我感到非常高兴。聂先生也出席了。他张贴出了一首赞美诗，并主持祈祷。赞美诗和《主祷文》字体很大，以便听众能看清楚，跟上祈祷的节奏。我以赞美诗和《主祷文》的主旨作为发言的题目：你的天国将降临。　　在演讲中，我不失时机地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变法派所追求的目标，同现在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所持有的理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尽管他们学习世界上进步国家的优秀文化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志之士追求的不是增加军备相互争战，而是促成先进民族的联合，建立一个全世界的中央政府。接着，我对这五百个教育工作者指出，只有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学校和学院开展这方面的教育，这个理想才有可能实现。我号召他们，如果相信这是为人类的大多数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作为教育者应当站出来，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令我异常高兴的是，听到这里，大家全都站了起来，这表明，对于成立一个世界中央政府的重要性，他们一致表示赞赏。两个月后，世界大战在欧洲宣布开战。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其它会议

18 其它会议　　另一天，教堂里挤满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演讲中，我谈到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作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亿万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残忍习俗中解放出来。我请求他们，要发誓制止这种风俗。我告诉他们有一本《妇女杂志》，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为的是中国妇女的启蒙。　　在另一个演讲会上，我的听众有牧师、福音传播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学校的校长等，共六百多人。我讲到了完美的教育的四个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研究，了解东西方各国的宗教的教义；竖向历史考察，既了解过去也了解现在；知识面广阔，对宇宙人生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专门研究，作为专家能掌握某些课题）。　　大会结束时，曾国藩的一个孙子，聂先生的表弟，大约三十岁左右年纪，走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五十多人。他跟大家聊了起来，对我讲话中的观点作了详细阐发。他是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是独立教会的负责人。　　还有一次值得一提的经历是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员中有一个电学权威，曾跟着端方派出的使团周游全世界。其间，我谈到了七十年来中国所遭受的两次巨大的厄运——太平天国叛乱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它们导致了可怕的苦难和生命损失。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根治混乱无序的唯一药方。这对于这个充斥了邪恶的、争战不休的世界也是适用的：只有一个强大的世界中央政府，才能保障人类的和平。在招待会结束时，聂先生的表弟对我的讲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在我这次长沙之行中，最不同寻常的经验是，为我的到来致欢迎辞的，是近两百年来最荣耀的两个中国人的孙子；而正是他们，指出我在中国所做过的一切，与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力量源泉——所做的没什么不同。在湖南所发生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欣慰呀！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第二次婚姻

　　19 第二次婚姻　　1914年8月，在过了十一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一次幸福地结婚了。妻子叫艾瑟尔·川博（），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布里斯托一个著名的非国教信仰者家庭，曾经作为一名自费的医生传教士为伦敦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二十年。　　20 爪哇之行　　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对爪哇作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了解荷属东印度群岛基督教传教工作的详细情况。　　我发现，八种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岛屿上打下了印记：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　　土著文明的遗留在婆罗洲岛和西里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见，如猎头风俗、土地公有制等。任何人都可以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在离开之前宣布那土地为自己所有，离开时再把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居民。　　21 印度文明的影响　　爪哇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东部的殖民者，大约有两万人，定居在那儿。他们带来了种植大米的技艺；也引进了印度教，随带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信仰，并在他们的殖民中心——靠近现在的日惹（）——建立起了寺庙。不久，信仰佛教的印度殖民者渡海而来——他们信奉人类的兄弟之情而不是种姓等级制度，在靠近殖民中心的婆罗浮屠（）定居下来。这两部分印度人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当地，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把著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译成了卡维语，直到今天，他们的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了他们的历史戏剧中。　　22 阿拉伯文明的影响　　与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时，在流向东方的阿拉伯人中间，也出现了阿拉伯文明的伟大复兴。结果是，他们以刀剑相威胁，强制当地的马来人改变了信仰。以这种武力方式，他们推倒偶像，确立了穆斯林的信仰。这个运动蔓延到了爪哇。占领者让来自印度的统治者选择，是成为穆斯林、继续做他们的苏丹，还是杀头。大家都选择了前者，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当地的统治者。阿拉伯人教会了马来人如何铸剑，而当地居民此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种波状刃的短剑；他们还被教会了使用阿拉伯字母、阅读《古兰经》。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他们走向了极端，毁掉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寺庙——因为里边都供奉着偶像。　　23葡萄牙文明的影响　　 当葡萄牙人开始环球航行、绕过好望角后，他们被教皇任命为东方的主人、西方西班牙后裔的统治者。他们拥有一支250艘船组成的巨大船队，这些船组成一只船队从果阿出发，到达摩鹿加群岛，运回香料，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条海上航线他们控制了七十年，一直秘而不宣。在这个时期，除了贸易外，葡萄牙人还派出传教士向当地人传播宗教、教授拉丁语，并且引进铁甲衣抵御阿拉伯人的长剑。他们与土著通婚，其后代都成了基督徒。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荷兰文明的影响

　　24荷兰文明的影响　　1660年，荷兰人发现了到香料群岛的航线，因而成为爪哇的主人。受了西班牙在美洲、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在另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启发，他们认识到殖民地能够增加宗主国的财富。荷兰总督――凡·登·波士珂（）在12年中从爪哇运到荷兰的巨额财富有2,000,000,000弗洛令（折合166,000,000 英镑），他认为自己实施的是一项不起的政策。但是，一些开明的政界人士后来意识到这种政策使他们杀死了能下金蛋的鹅，因而在对待土著居民的问题上，他们采纳了更人性的方式。他们传播清教徒的教义，尽管使用的仍然是拉丁语。结果是，西里伯岛上的米那都和其它地方的民众都成了基督徒。　　拿破仑战争期间，不仅荷兰本身而且它的殖民地一度沦入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期间丹德尔元帅——爪哇的拿破仑，修建了横贯东西的公路。　　而后，印度总督带兵侵入了爪哇——他把爪哇看作法国的属地。1811年，斯坦福·芮佛（）成了这个岛子上的总督。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在爪哇再次沦入荷兰人之手前他所统治的那很短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很多对当地人大有益处的改革措施。　　25 中国文明的影响　　从爪哇被欧洲人占领之日起，就有很多中国人在那儿定居。凭着他们比土著更先进的技能，他们在任何所居住之处，都把当地的主要生意控制在自己手里。在1895年开始酝酿并持续到1911年的中国革命期间，在东印度群岛，掀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就是爪哇的主要城市里的华人学校开始教授官话，目的是加强富裕侨民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目前，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总共开办了一百余所这样的学校，其中有一些我在旅游期间曾去参观过。这些学校的建立者、也是校董会秘书，是一个中国人——李蒙（）博士。　　在中国人当中迅速发展的这种推广官话运动，一开始引起了荷兰殖民地当局的警觉，他们担心这会在爪哇引起骚乱，像以前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但跟运动的领导者接触过以后，荷兰人开办了一些荷语、汉语双语学校，将其中最好的学生送到荷兰，完成学业。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开办了一些同时教授荷语和爪哇语的学校。现在的荷兰殖民地当局十分注意保护古代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曾部分地遭到阿拉伯人的毁坏。其中最宏伟的古迹是布隆巴德的寺庙，它那满是雕塑的长廊如果连接起来，长度接近三英里。　　荷兰人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尝试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就它的植物园而言——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为谋求发展，它试验种植新的作物：除茶叶外，还种植咖啡树、金鸡纳树、橡胶，以及其它引进作物。至于交通和通讯，则在不同的岛屿间建立了固定的服务体系。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早期的主张

　　1 早期的主张　　很多年以来，我就对各种各样促进和平的方案很感兴趣。甚至最早上推到1879年，我就在自己的一个笔记本里草拟了一个建立世界联合体的方案。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一次把这种想法向政府的高官们提出来。在同张荫桓的一次会见时——他当时是派往日本的和谈代表，后来因为同情1898年的变法维新派而被流放，在向他提出的众多意见中，我建议中国寻求与其它大国联合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终结国际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　　2 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我第二次与和平运动发生联系是在1897年返回中国之前。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王子们的和平联盟》。我的结论是：现在掌权的统治者义无反顾地推行他们既定的政策路线。我希望这种新的理念能相对容易地在年轻王子们心中扎下根来，为的是在将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后，能够对和平事业有所助益。于是，我把小册子寄给了欧洲每一个有继承权的王子。威尔士王子作出了回应，给我寄来了一封他亲笔签名的回信。他登基后，被称为“和平缔造者爱德华”。看到这个结果的人会感到欣慰。　　3 人类议会　　出席1900年纽约全球基督教大会后，我去了波斯顿，应邀为“二十世纪俱乐部”作了一场报告。随后，又以“人类议会”为题目，在一个小范围内为经过选择的少数听众作了一次演讲。我的一个朋友，哈佛大学的艾黎教授——他同帕特里克·盖兹爵士一起，组织了国际科学促进会美国分会——敦促我和他一起去巴黎，由我自己把这个问题向那些已经对国际组织感兴趣的人提出来。我提醒人们关注，由于政治和工业中存在的危险，所有的国家都不安定，这导致了军备的扩张和劳工问题的增加。因而，我建议成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议会，所有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措施，通过法律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采取主动手段，保障对自然增长的人口的供应；同时制定一个渐进的教育体系。我还把这次讲演的讲稿分别寄给了华盛顿、纽约和波斯顿的各界领袖。　　4 对河野公爵的建议　　1903年，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期间我拜会了河野公爵。会谈时，我向他提出了由十个先进国家建立联盟的问题。根据我的看法，如果十个强国同意联合起来，保护世界的和平，任何国家，倘若侵犯其它国家，或谋求牺牲弱小国家扩张自己，都会受到抑制，或受到联盟的武装部队的惩罚。这样，久而久之，各国就会削减军备。最后，将只保留联盟的海陆军，因为那是维持世界秩序所必须的。河野公爵认为，在列强做好采取联合行动的准备之前，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5 庆亲王　　1904年5月，为了推动清廷采取某些改革措施，也为了就成立十国联盟问题试探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专门去了一趟北京。那桐那时既是外务部的部长又是户部尚书 。5月7日，我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拜访了他。当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中国存在着丧权失地的危险。如果中国加入十个主要国家组成的联盟，她的权益将会得到保护。5月14日，我把自己的方案汇报给外务部两位领班大臣，十多位秘书像一群老鼠一样侧耳倾听，直到结束。那两位大臣对我所讲的一切表示由衷赞赏，但他们担心这个方案对中国来说过于庞大了，难以付诸实施。他们希望能确认其它国家对建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意愿。考虑到不论什么决定，最后都是庆亲王说了算，他们建议我单独同庆亲王谈一谈。我还拿这个方案征求吴廷芳和孙家鼐的意见。孙家鼐评论说，沙皇也建议削减军备，但那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包含在这个方案中的互惠原则得到贯彻。　　5月22日，正是圣灵降临节，我去颐和园拜访庆亲王。一点钟后，我小睡了一会，想了想会见时应讲的话。郊外田野里的风光很美。路上的交通却很繁忙。这一方面是因为宫廷在颐和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通向妙峰山，很多人去那儿上香礼佛。　　我问亲王，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下一场对外战争。这个问题使他警觉起来，回答说，他希望不会再有一场同外国人之间的战争。我的回答是，要避免战争，善良的愿望并不能取代见诸实际的措施。于是，我把由主要国家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非常专注地听我把话讲完。最后，他说，这个方案看起来非常不错，但是，他希望首先要确定其它国家会不会接受它，以免贫弱的中国在第一个提出这项建议时，会遭到冷漠的拒绝。这个回答使我感到，我的拜访并不是毫无成效。　　第二天，我起草了一份电报稿，打算通过中国外务部——如果他们认为合适的话——发给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仲裁大会的主席，主题就是召集一次会议，由十个愿意联盟、愿意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国家派代表参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6 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此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侯爵访问上海时，派他的秘书来看我，就有关中国的某些问题向我请教。利用这个机会，我问这位秘书，侯爵是如何看待军国主义的；同时，我还大体介绍了向庆亲王建议的、成立国际联盟的方案。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老百姓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不少，侯爵对此深表关切。因此他觉得，侯爵会很高兴地赞同这样一个能够结束可怕的战争的方案。然而，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话都是私下跟我个人讲的，在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不宜向社会公开。我回答说，只管放心好了，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发表他的观点的。　　7 土耳其王子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获得了认同。我决定把这个方案提交欧美和平协会，于是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登上德国的邮轮后，我遇见了一位土耳其王子。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曾在英国和德国接受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讨论我的方案。刚听到的时候，他嘲笑这个想法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现在，每个国家都只有一个想法”，他说，“就是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成为其它国家势均力敌的对手”。　　当我告诉他，每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对更多土地的支配权。通过联盟，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分享对单个国家的控制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任何单一国家都做不到的。最后，他承认，无论是从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益处、还是从实现国际和平所带来的益处看，这都是他听说过的最好的手段。但他又评论说，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它的好处，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船上还有一位美国战地记者，斯丹利·斡侍本（），他的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这方案的所有含义，表示大力支持，并声称它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　　8 卢塞恩和平研讨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时，遇见了我的朋友爱德汶·米德先生。他是波斯顿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也是1900年为我开具介绍信、使我得以进入华府大门。当时他和妻子正处在前往卢塞恩参加当年举行的和平研讨会的途中，强烈要求我与他们同行。因为顺路可以去热那亚——从那儿我可以赶上前往中国的德国邮轮，我便参加了进去，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告诉与会代表，在日俄战争期间，我拜访了庆亲王和其他一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后来又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在普利茅斯签署了和约，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会谈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把侯爵秘书的声明告诉大家，说侯爵本人是乐于日本加入联盟的，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实行。　　在会上，当我讲到这里时，一位来自敖德萨的代表举起双手，大声喊道：“这是我们学会成立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代表们建议并一致通过，吁请伯尔尼的国际事务局在下一次海牙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提出这一议案。　　在卢塞恩停留期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欧洲第一届和平大会的经验丰富的创立者、男爵夫人封·苏特娜 。　　9 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珀西·邦婷爵士带我去看身为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的万德尔勋爵。勋爵让我看了联合会的活动记录，非常有意思。看完后，珀西先生大声说：“新闻界对这个运动毫无所知，这太奇怪了！”“不奇怪”，万德尔勋爵回答，“对和平运动，新闻界达成了一种共谋，保持沉默”。　　我告诉万德尔先生，中国和日本愿意加入主要国家间的联盟、而卢塞恩的和平研讨会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极力建议我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以便将成立联盟的方案提交罗斯福总统，并向他陈述尽早召开另一次海牙和平大会、把这个方案付诸表决的强烈愿望。自从帮助日俄达成和解以来，罗斯福总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而他提议的任何措施，其它国家都会毫不猜忌地予以接受。根据万德尔勋爵的建议，我在返回中国时，取道纽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拜访罗斯福总统

　　10 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我认识了同船的巴罗达 土邦的王公，同他交谈了几次。对一切有益于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利益的事情，他都充满了同情。　　1900年4月 ，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赛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到达白宫后，我发现等着会见的人很多。我立即就被引到了总统那儿。对于成立联盟的方案，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大海军的煽动宣传能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说不上来，但很清楚的是，美国的军备扩张政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斯福总统本人不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因而只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实际上，这个答复同我在伦敦时从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儿得到的答复没什么不同。　　11 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即派遣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部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过于胆小怕事，没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作出回应，1907年中国代表在海牙和平大会上的提的一个问题，却使他从众多代表中脱颖而出。他提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一个国家，如果别人向他宣战，他却不打算抵抗，结果会怎样？　　12 拜访伊藤博文公爵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利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博文公爵在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见了面。我对他说，这次来的目的是向他提供一个方案，在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间建立联盟，希望他能感兴趣。他一直听我把话讲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建议，它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手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资料，他很希望能得到一份，好作进一步研究。他对这个方案的接受，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他不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只是认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　　伊藤的身材在一般日本人之下，非常敦实。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刚从国外回来时，他过于急切地要加速推进各种改革措施，结果招致了保守派的强烈仇视。有一个时期，他们决定除掉他；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他们的追杀。他逃命的故事极不寻常：他躲进一家茶叶店，请求女店员把他藏起来。她移开几块地板，露出下面投放垃圾的洞口。“快躲进这个垃圾箱”，她说。当他安全地躲进去后，她把地板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把木炭火盆（一种盒子状的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是烧水的壶）移到他藏身之处的上面。追杀者进来后，发现那位女店员坐在火盆旁边——她通常坐的地方。他们问女店员，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哪里。她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一次彻底搜查。他们的搜查不过是白费力气，很快，他们就离开茶店，到别的地方搜寻去了。为了感谢她在危急之时出手相助，伊藤娶那个女店员做了妻子，她就是现在的伊藤公爵夫人。这就是他罗曼蒂克的婚姻故事。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热情友好地邀请我参观家里的一个大厅。内阁经常在那里聚会，设计日本宪法的框架；就是否加入宗教自由条款，在那儿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在《大乗佛教》那一章里，曾介绍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此后没几天，日本和平协会的秘书鲍尔斯先生带了十余位有名望有身份的日本人来看我，其中有日本驻巴西公使、帝国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等。我向他们大体讲述了我在和平事业中所做过的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3 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同一天，在伦敦市政厅，在多得数不清的听众面前，卡内基先生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演讲”。他讲到，塔夫特（）总统表示，所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的国际问题，都应当付诸公断；并且完全不再像迄今为止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将国家的荣誉建立在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它国家又跟着实行，将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第二天，《晨报》就卡内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我已经“触探到有关和平的全部问题的根基了”。　　我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文字里：　　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14 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会议上，首相阿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福附议，主张在英美两国间签署一份仲裁协定，以保障将来两国间不发生任何战争。看起来，这似乎是向着实现全世界和平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而国家名誉问题，以前体现在每个国家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现在第一次诉诸公断。　　15 欧洲大战 　　1907年海牙国际和平大会提出的主题，不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强权是否即是公理。1914年欧洲大战风烟顿起，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意味着强权的道德属性仍然是一个尚待争论的问题。　　看到那么多国家实际上陷入了战争之中，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只有通过联盟，将来才能够避免战争。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稿，题目是《未来避免战争的唯一确定可行的办法》，把它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一些社会领袖人士。从开始写作，我就发现，国内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如盖伊特（）、罗兹·狄更生、阿克顿勋爵，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经深思过同样的问题。英美两国的主要期刊都曾经大力倡导确立一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公共权力的观点，作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性理念，获得了最尊崇的地位”。1915年9月，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阿奎斯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所应追求的目标，是“公共权力的观念”。他说这话意味着，“那种取代武力、取代相互角逐的野心导致的冲突、取代相互联合与结盟、取代脆弱的国际政治平衡的、欧洲各国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对平等权力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且为一个共同的愿望所确立、所强化”。　　但仅仅在欧洲各国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还只是一种补缀性的工作。那种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的伙伴关系，还必须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并且必须建基于把上帝作为人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的共识之上。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后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提摩太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立即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这首先是由于他那鲜明而丰富的人格特征：他心胸阔大而作风严谨，姿态谦卑而仪节庄重，既有无私忘我的工作热情，又有领袖群伦的个性魅力；人性的高贵和种族的偏见、宗教的虔诚与世俗的卑琐、先进者的洞察力和强势者的傲慢自负、理想主义的天真和市侩式的精明算计、唐吉诃德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仗势凌人的殖民者的蛮横，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统一在了他那广袤而孤寂的心灵里，使他成了一个值得体味的历史人物。　　其次是由于他身世的独特性、经历的复杂性和他所承担的历史角色的象征性。一个外国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此深刻、如此全面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是非常罕见的。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坐上宾、殖民侵略者的经纪人、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为了上帝，为了英国资本家，有时为中国人民，有时还为清朝的皇太后陛下，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把捧场面、抬轿子、吹喇叭等等中国官场的传统绝技操练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椑横阖，成为清末动荡世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较量、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政治经济侵略与思想和技术启蒙的对立统一等等这些重大矛盾，无不生动地体现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里。　　总之，李提摩太不仅值得研究，而且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但迄今为止，我们对他的了解却少之又少，一些最基本的材料依然无人光顾。　　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缘由。希望我们卑微的努力能够为中国近代史及相关研究提供一块有用的铺路石。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多次向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韩兆颖教授、历史学院的李喜所教授、常建华教授、张荣明教授、聊城大学马亮宽教授等先生请教，他们渊博的学识和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教益；责任编辑张献忠先生为本书的面世付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劳动，与他的合作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而愉快的经历。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深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译者 2005-1-6，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