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

　　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
　　作者：秋风浩荡
　　
　　引子
　　能注意到我这个帖子的人，我想，大概都是喜欢或曾经喜欢读书的人。以我的经验，凡是喜欢读书的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有过经邦济世的宏图大志、有过心雄万夫的快意狂想。读书，乃是为了两个字——“向上”。
　　不过，乐于读书的人，一辈子能有多大出息？不是说“人生识字糊涂始”么？不是说“寻找章摘句老雕虫”么？这样的人，当然有；如此的叹息，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是，爱读书的人，是否就注定了是一事无成的“腐儒”？一个秉赋优异、狂爱读书的人，是否在现实中就一定是四处碰壁，只落得郁郁而终？我说：不！
　　花有百样，人有百种。哪里就可以一概而论？
　　翻开二十四史，面对三千年宦海无数人杰与人渣的沉浮，我注意到了一个人、一个男子汉。他未逢乱世，生于承平时代，不能斩木为竿、起于草泽，痛痛快快地当一把枭雄（要是老天照顾的话，说不定还能闹个皇帝的旒冕小帽戴戴）。他面对的是牢不可破的“祖宗成法”，是老大衰败的帝国机器，是深不可测的官场黑幕。然而他可不糊涂。陈规陋习，挡不住他施展抱负，官场复杂的“梅花桩”，反而练就他超常机敏的拳脚。他也有心计，但却不是那种靠阿谀奉承方能自保的小人，他是堂堂正正当得起“国器”这个评价的人。
　　整个国家，都曾经在他的操控之下，皇帝小儿也要看他的脸色战战兢兢。可他又不是心存篡逆的奸恶大蠹，他就是一个臣子，一个盖世无双的权臣，一个在官场凭智慧和才干扬眉吐气的读书人。
　　这个人，就是明朝的张居正。
　　男儿若自强，就请记住这个名字。并且还请记住，他被人拍案誉为“国器”的那一年，仅有13岁。
　　壮哉！张居正！
　　下面我就来讲述他的故事。当今之世，早就没有什么“浊酒”了，那就来一壶浓茶提神吧。小人物也可聚在一起论古今，不也很痛快吗？
　　
　　
　　一、他的舞台有多大
　　张居正，千古一臣。这是我认为的。那么，他有何德何能？
　　这正是我要跟大伙讲的。
　　有人说，史上只有名相诸葛亮、王安石勉强堪与之比拟，不错！这不是狂话。因为张居正这位名义上不叫“宰相”而叫“大学士”的真宰相，和那两位名相比起来，他相当的不同。不同在哪里？
　　那就是，他想干的，到了归终是干成了。
　　诸葛亮为相，到后来我看就是硬撑。实际上，他出了南阳就一直在硬撑。这里既有刘皇叔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原因。之所以“鞠躬尽瘁”，为的甚？不就是才智不足么？
　　安石大人，浪漫主义者也，人品、文采无可挑剔。然而书生治国，昧于事理，所谓新政，有类王莽，只赢得个“抝相公”诨名儿，遗笑千古。且新政一出，开启了党争，朝中小人借“新党”之名胡来，官员群体的敦厚之风一扫而空。说北宋江山就断送在他手里，也无不可。
　　而张居正怎么样？
　　他上台之初，帝国机构臃肿，官僚因循，效率极为低下。你看，“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笔纸的浪费。……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文件发下去，各部门归档，“从此匿迹销声，不见天日。”（朱东润语）国家机构成了大小官员在此混饭吃的空壳子。
　　惟有张居正目光如炬。他不想学王安石头撞南墙去行什么“新政”，既乱了朝纲，又惹是非。他的办法是——老祖宗纸上写的，你就得给我办到。
　　你听这几句话：“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
　　不对吗？车跑得慢，是马不用力。拿着鞭子你就得揍马！改制改制，改个屁制？关键是人。人不给你卖力，任你什么制度都没用。
　　张居正，他抓住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软肋——效率。
　　这位古代的效率专家，创造了奇迹。
　　其实，他也创制了“新法”，首要的一个就叫“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工作成绩了。不听你说了些什么，单看你做成了没有。汇报汇报，不看材料，请拿实实在在的干货来。
　　“考成法”再辅以高压，立刻见效。瞒报虚报的，跟着就有雷霆打击接踵而至。官员们哪个再敢敷衍？“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明史?张居正传》）
　　真是令人神往啊！
　　张先生仅仅在朝中做了十年“大佬”，帝国机器就又开始飞转了。“帝国官僚的效率达到了极点”。（黄仁宇语）有明一代，国祚277年，这尾巴上的零头77年，不妨说就是赖张先生一人之力才得以延续的，这是不少史家的共识。
　　关键是，小老百姓从中也受益不小。这方面我将在后面慢慢谈。
　　这样的宰相，这样的大臣，你能垢病他什么？他不忠于国家么？他眼中无视民间疾苦么？他专权是为了私利么？你没有这样的证据。固然白璧也有微瑕，可是，道德清白而无能的人，于民又有“何益”？
　　在根本没法重新铸造的一个庞大体制下，张居正，作为一个人臣，已经把他扭转积习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对他，我服。我独服！
　　老辈子时候，大戏开演前，没等主角出来，先得敲定场锣鼓。咱们这里，也准备先敲它几家伙。不然你会体不到，这大明帝国近300年历史的后半期，出的这个张居正是个何等厉害的角色。
　　说到“我大明”，那是极有特色的一朝，在历史上独占一份的物事特别多。
　　先说它是中国史上唯一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造反成功而开创的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穷得赤条条的一个农民。历朝历代中，几乎所有开国皇帝都是豪门贵族出身，因为无论起兵还是篡位，毫门出身都是必不可少的雄厚资本——当开国皇帝可不那么简单。这中间，只有两个是老百姓，汉刘邦和朱元璋。然而严格地说，刘邦也不是平头百姓，他是个亭长，有职务，虽然是个帝国最末等的小官，也就相当于镇长或者管理区主任，但正经是个小干部。
　　朱元璋却是个纯正贫农，17岁那年，家乡濠州钟离县（安徽凤阳）太平乡遭灾，几天内他连死老爹、老妈和大哥，居然“死无葬身之地”！穷得真是够可以的。想帮人当长工，也没人要。这家伙当时还没这么堂皇的名字，“元璋”，还宝器呢！那时他叫“朱兴宗”，其实，这才是个好名字，好到跟他的后来名副其实。
　　他农民当不成了，去当了四年多游方和尚，雅名“托钵僧”，其实就是要饭的和尚了。这期间走四方，广交朋友，加入了秘密造反团体“明教”。这个团体，神秘兮兮的，有时候人们也叫它“白莲教”或“弥勒教”。史载，明教是早期的“摩尼教”，来自波斯，唐时就进入了中国，教规是晚上不熄灯（帮助光明战胜黑暗），不吃大葱，礼拜天（密日）晚上聚会一次。老朱对这个团体挺有感情，据说他后来建国取的国号“明”与此有关，看来还是个不忘本的人。
　　这时候已经是元朝气数将尽的时候，修黄河把人修得人心思乱。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阜阳）起兵，天下果真就开始乱了。八月，“芝麻李”在徐州响应，连他自己在内聚了八位壮士，一举拿下徐州城（元代的地方防卫也真是太差），立马扩兵10万。转年二月，大财主、“明教”兄弟郭子兴（就是朱元璋后来投义军的东家）在濠州起兵响应，几千娃娃兵，占了濠州。这三支队伍，都是红布包头，史书上称“红巾军”。因为他们平时有烧香仪式，所以当时老百姓叫他们“香军”。
　　此时老朱早已结束游历，回到了他当和尚的皇觉寺，呆了三年了。这三年，风调雨顺，他就和大伙种几亩“庙产”土地过活，填满肚子而已。他有个儿时的朋友汤和，入了香军，写信来劝他入伙。老朱警觉，赶紧把信烧了，但是仍有同寺的和尚知道了。此时。元军不敢去碰香军，正在乡里四处骚扰，抓瞧着不顺眼的“嫌疑人员”报功。朱兴宗，危险了！
　　去投香军？没那个贼胆。跟朋友商量，朋友说“与其让官家还锁拿，不如反了算了”。他还是犹疑不定，现在是保脑袋要紧，哪里能想到将来居然能坐龙庭？于是，求助于神，投币占卜三次。第一次问：“逃走如何？”结果一阴一阳，不利。再问：“留下如何？”结果也是一样。三问：“投效香军如何？”结果，两次皆阴，大吉！据老朱后来的说法是：“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皇陵碑》）岂止是“不妨”啊，一条金光大道就在眼前！朱和尚就此迈出皇觉寺，怀揣一块红布，奔向濠州，这才有了后来的大明帝国。
　　此一去，金戈铁马，血雨腥风……
　　此一去，逐鹿中原，狂流如注……
　　就这样，青年农民朱元璋把陈胜老前辈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落到了实处。
　　前后历时16年，一个贫家子弟就在征战之中登上了皇位。1368年，正月初四，老朱在应天称帝，建年号洪武，国号为“明”，改应天府为南京。当年投军时他年仅24岁，到如今，也不过才40岁。5年后，洪武大皇帝发三路大军，进击元的残余势力（现在只能叫做“北元”了），一口气把他们打回姥姥家去了。这江山，终于稳稳的坐定。
　　这个农民皇帝的传奇一生，可谓绝好的一个励志范本。我劝诸位在职场打拼的年轻人，弃一切励志读物而不用，只读《朱元璋传》就够了！朱元璋的启示，对你们大大的有用。
　　首先，当年对于前途的选择太重要了。留下来，是“等死”。逃走，无异于反迹已露，天网之下，又有何处可逃？这是“找死”。只有“就凶”，也就是冒风险，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成功，就是要冒风险的。无论如何不能“等死”。此之谓“胆小不得将军做”。呃，不对了，是“胆小不得皇帝做”。
　　其次是专注。我们现在的个人事业，与朱皇帝的宏大事业比起来，其规模、其难度、其风险系数，百不及一。他老人家16年就能大功告成，我们如果积15年之功专营一事，又何愁不成？
　　朱元璋赤贫、奇丑、大字识不得几个，素质决定，当了皇帝，也是个农民。这农民皇帝治理国家，自有他奇特的一套，这个我在后面会提到其中的一部分。
　　这位农民皇帝的后继者，也大多极有特色。大明十七朝，后面那十六个皇帝，正经有几个人的表演能让人目瞪口呆。我这里来数一数，从第二个开始——
　　有被造反的叔叔掀翻，至今不能考证其下落的失位皇帝（建文帝）；
　　有不甘心被削藩、扯旗造反杀进京城夺了鸟位的谋逆皇帝（成祖）；
　　有被太监王振鼓动、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末了做了瓦剌俘虏的战俘皇帝（英宗）；
　　有被“夺门之变”的复辟闹剧深更半夜赶下台的“废”皇帝（景帝）；
　　有终身依恋比自己大17岁的半老徐娘万贵妃，其余皆百事不问的甩手皇帝（宪宗成化）；
　　有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玩玩，造淫窟“豹房”、在扬州遍搜寡妇处女淫乐的胡闹皇帝（武宗正德）；
　　有沉迷于道教、信任大奸臣严嵩，差点被一个宫婢（宫里的丫环）用绳子勒死的仙家皇帝（世宗嘉靖）；
　　有色中饿鬼、淘空了身体，登基仅仅一个月就吃错了药一命呜呼，连年号都险些捞不着的短命皇帝（光宗泰昌）；
　　有30年不上朝、不见朝臣，国家大事去他娘的怠工皇帝（神宗万历）：
　　有信任奸侫太监魏忠贤、一心一意玩木匠活儿的巧匠皇帝（熹宗天启）；
　　最后一个就是，励精图治却猜忌刻薄、干啥啥也不成，结果终于亡了国，在李自成攻破北京之际，和一名司礼太监做伴儿吊死于煤山上的倒霉皇帝（崇祯）。
　　你们看看，这都是些什么角色！尤其是后面一些的，做个普通人，都觉得他们神经有问题，不要说做了一国的皇帝。当然，后面也有几个开明、理性的，但在位时间都不很长。
　　这就是明朝。
　　皇帝，多半很古怪。但臣子，却出了一批又一批名臣，或高风亮节，或有谋有勇，或精明干练，其事迹正经是可圈可点。有的人的名字，到今天也可说是妇孺皆知。
　　君与臣，就这么别着劲儿，共撑起了一片天下。中间令人叹息的事情，不少。
　　虽然明代开国盛世后不久，就一连七八个皇帝非昏即庸，把朝臣惊诧得像看耍猴一样，又不敢怒，又不敢笑，更不敢怀疑皇族的遗传基因恐怕出了一点问题。
　　但相比之下，名臣系列总是为大明挽回了一点面子。无怪乎当代有人说，明朝的臣子才最像臣子，这个群体最讲究为臣之道，不怕打屁股，不怕戴枷示众，争先直谏，就怕皇帝不恼怒。特别是有那么几个忠于正统、忠于礼法的，简直就近于偏执了。
　　这个名臣系列，从开国时排起，可谓星光熠熠：李善长、刘基、宋濂、方孝孺、李东阳、王阳明，后来更有海瑞、杨涟、左光斗……或德或才，无不有过人之处。与张居正前后脚登上最高政治舞台的，就有张璁、夏言、徐阶、高拱、申时行，也都无不是能臣干员，是处理行政事务的老手。国家要是没有他们，还能不能正常的转动，还真是难以想象。
　　其他名气略低一点、不为后世匹夫所知晓的能臣，就更是车载斗量了。
　　物以类聚。在这个队伍里面，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张居正，也就不足为怪。
　　他所生所长的这个朝代，文治武功，虽略逊于前朝后代，但也是巍然一世界超级大国。
　　失地400多年的燕云十六州，是我大明收复。极北之地库页岛（现今俄罗斯的萨哈林岛，旧俄著名小说家契诃夫曾旅行至此)，是我大明版图内疆土。俯首向我称臣的藩邦数量之多，前朝人不敢想象。常来上国进贡的，有朝鲜、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还有一个“八百媳妇”（真是好国名！该国拥有八百个村寨，位于今日泰国北部的清迈府、清莱府地区。相传其大酋首有八百个老婆，每个老婆把守一寨，国名就由此而得）；声威远被所达的地方，还有马来西亚、爪哇、文莱等地。
　　这样一个舞台，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风光。
　　要想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权力中心，“当国十年”而巍然不动，且政绩卓著造福后世，这不是旷世奇才是什么？
　　二、令人吃惊的少年才俊
　　好了，我们的英雄此时应该出场了。不过，我要先讲讲他的出处。尽管民间有“英雄莫问出处”的说法，但这位盖世无双的大英雄实在是令人好奇，不究一究他的家谱，难免叫人心痒。
　　老先生的家谱其实很简单，只能上溯到元末。再往上数，没了！不可考。
　　显然是穷老百姓世系，上推170多年就来路不明了。
　　明代在我国已是文化昌明时期，文人说古论今的时候，思维已相当严谨。家世这东西，已不能再随便忽悠了。不像汉代，刘备、曹操还都能胡攀老祖宗。
　　张居正可考的先祖，叫张关保，是凤阳定远人。此地现属滁州，现在凤阳、定远分别是滁州市下辖的两个县。
　　这个张关保与大明就很有关系了，而且是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时的一个兵。算是头扎红巾“从龙”起事的老兵了。渡江后打过采石矶，这一仗夺的是南京城外长江边上的险要。老朱在南京这地方打得较苦，打了三次才从元军手里拿下，看来张关保也是队伍中豁出命来干的一条汉子。
　　后来这张莽汉归到了大将军徐达麾下，随军席卷江南，转战浙江、福建和广东，估计跟张士诚的兵、陈友定（陈友谅的弟弟）的兵都交过手。但似乎没有跟随徐达去北伐锦州与热河。
　　刀头舔血的结果是屡建军功，授了世袭千户。这是入了军籍。朱元璋这个老农民首创，把老百姓分为“军籍”和“民籍”两种，军籍不光打仗，防卫，还得自己种田养活自己，每个兵赏官田50亩，但是你得当兵到60岁，然后由长子一人顶缺，世世代代保你有饭吃。
　　张关保当这个千户长，手下管1120人，是个小军官。
　　有如此光荣出身的一个老祖宗，张居正一生的报国之志，怕是从这里就能找到源头。
　　张关保死后，葬在湖北的宜都。军人么，青山处处埋忠骨。张居正后来提到过宜都的“远祖孤茔”，口气中也不免有点伤感。
　　这“军人户口”的张氏一脉，给成年后的张居正带来的是铁石心肠的一面，日后在介入中枢的政争时，老张的冷酷、严厉、令出如山，都源自于此。这与书香门第出来的文雅士子，风格确乎大大地不同。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他的那种狠劲儿。
　　老祖宗再往后两代，仅仅有名字，无事迹可考。再往下，也就是张关保的曾孙了，叫做张诚。他是次子，袭不了老爹的铁帽子，就从归州（今湖北秭归的老县城，2003年6月被三峡水库淹没）迁到了江陵。从此，江陵就算是张居正的祖籍之地了，当时的同僚也称张居正为“江陵”，成了他的别号。
　　江陵也在湖北，离秭归并不远，在长江边上，正是所谓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东晋时为荆州治所，所以后来又称荆州城。这地方离战国的楚国都郢也不远，是个出奇才的地方，屈原屈老先生的活动范围，也就在这一带。现在叫荆州市，有百姓7万人。
　　这个迁移到江陵来的张诚，就是张居正的曾祖父。他到这儿入了“民籍”，成了老百姓户口，开始自谋职业。因为生性乐善好施，攒了点儿钱都捐助给弱势群体了，所以一直穷嗖嗖的。
　　张诚口吃，是个结巴，人送外号“张謇子”，謇子是古语，就是结巴之意。
　　他人缘不错，虽然说话期期艾艾，但颇有哲理。江陵人教训子弟时都乐于引用他的话，俨然是个小城的名流了。
　　日后张居正在回忆曾祖时，还念念不忘老人家的慷慨大度（平生急难振乏），说是他老人家经常发愿，愿意自身做一领草垫，让需要的人睡在上面。这个思想，真有点圣人意味了。
　　这个张结巴老先生，又给张居正注入了性格中的另一面，就是对困窘中人也抱有同情心。后来在政争中，他并没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
　　张结巴老先生有三个儿子，次子叫张镇，就是张居正的祖父了。其他兄弟两个，一个经商，是成功人士；一个读书，补了县学生，是个秀才了。就独独这个张镇，两样都不干，只是放浪，估计是打架斗殴、啸聚街头的那一伙。偏这结巴先生就喜欢他（顾独爱之），处处回护。
　　张居正的这个痞子爷爷，又给他传下了几分霸蛮、泼皮的色彩。后来争斗到白热化时，张居正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让人瞠目结舌。
　　痞子爷爷张镇，后来倒也有了一个好归宿——进了江陵的辽王府充当护卫，用现在人的话说，职务是“守门墩儿的”。光荣传统又恢复了，不过比远祖关保可差得远，关保是从“香军”那会儿就起了义的，有战功。而张镇护卫，终其一生，也就是一名小小的军卒。因此，张居正后来回忆家史，往往也只谈及远祖关保。
　　张镇不成器，结巴曾祖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
　　张镇生子，叫张文明，别号观澜。这即是张居正的父亲了。结巴曾祖自认为自己一生急公好义，应有好报，该出个体面的子孙了。
　　张文明果然没走武把式的路，一直坚持读书、应试。20岁就补了府学生，也就是在本地通过了初级考试，也混了个秀才名份。可是往后，一连七次没通过省里的二级考试“乡试”，成不了举人。
　　成不了举人，就等于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社会上没地位，赶不上一个有钱的屠户。只有中举，才能光宗耀祖。《儒林外史》里面，“范进中举”前后的大异其趣，就是个好例子。明代的省上“乡试”是三年一次，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又叫“桂榜”。放榜后，盛况空前，由巡抚大人主持鹿鸣宴。席间高唱诗经《鹿鸣》诗经，跳魁星舞。
　　张文明大人可与此无缘了，七次落榜，那就是21年蹉跎过去了。一直到他40岁，儿子张居正早已中了进士、点了翰林、三年的中央研究院博士后都毕业了，张文明大人这才彻底死了心。把考篮一丢，叹道：“命该如此啊！”
　　张居正后来总结老爹的失败，说在于他不肯向八股文的死规矩低头，所以考官不待见（不能俯首就绳墨……以是见诎于有司）。
　　但老爹张文明是性情中人，喜喝酒，爱说笑话。与人接触，不论贵贱，都一碗水端平，平生无什么仇家对头。他要是去赴哪家的宴会，大伙必定“终席而欢”，大有张镇张护卫的豪爽之风。
　　结巴曾祖对张文明的希望落了空，但老人家终于看到了曾孙张居正的出生。
　　张居正出生那年，父张文明22岁，母赵氏20岁。一肚子济世悬壶思想的老太爷，乐呵呵地盼到了四世同堂，虽然没看到张居正后来的大出息，但也可略感安慰了——子子孙孙，总能有一个出息的吧？
　　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初三，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绝世天才，终于横空出世了。张居正就在这一天生于江陵家中。
　　这一天很有意义。寒门里出了一个家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显赫人物；上天给一个衰老帝国提供了一个能给它带来回光返照的拯救者。这也可以说是一件五百年不遇的大好事。
　　搅动江陵张氏一门近二百年卑微、平淡生活的时刻到了。
　　大人物的诞生，照例有附会的传说。母亲赵氏在怀他的时候，据说曾看见连天的火光，中间有一个大约五六岁的青衣童子，从天上翩然而下，绕床不止。于是有孕。这当然是赵老太太自己编的神话或是后人拍的马屁。什么青衣童子、红衣小儿……都是滥俗了的套路。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在为父亲写的传记《文忠公行实》中，还说赵老太太是怀孕十二个月方才分娩的，无非也是说孕育的是个奇人。
　　但是张居正诞生前后的“异象”，却是有他早先的名字为证。张敬修提到过两个与张居正有关的梦，很有意思。
　　是说在张居正诞生的前一晚，痞子爷爷张镇忽然梦到了遍地大水，满屋皆淹。张镇慌了，问奴仆：“何来大水？”下人回答：“水是从您张家的地里流出来的呀！”无独有偶，结巴曾祖父张诚也梦到一轮明月落在水缸里，光芒四射，紧接着，一只白龟就从水里爬将上来。老太爷从梦中得到灵感，据此给新生的曾孙取了正式的名儿。
　　张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但是小时候的名儿，却是叫白圭。什么是“白圭”？白玉也。这里显然指的是白龟，谐音。
　　但这只能存一说。因为，这名儿也很可能是考试名落孙山的老爹张文明从《诗经》里找的。《诗经-大雅-抑之》里有两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言论中要是有毛病，就无法挽回了。这是老祖宗告诫人们要慎言——祸从口出。《论语》里也记载着相关的一件事：有个叫南容的人因为反复诵读这两句诗，孔子很欣赏，就把侄女嫁给了他（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哇，这念念“白圭”，还真捡了个大便宜！
　　张居正小的时候，就这么叫上了“张白圭”，很具有形象性。看来，张家长辈对他期望挺高，起码希望他也能娶个什么人的侄女也未可知。
　　后来到了嘉靖十五年，张白圭这个12岁的机灵小子在荆州府考生员（俗称秀才），荆州知府李士翱看见这名儿，认为大不妥——可能是觉得不敬。白圭（龟），这不是将来要戴绿帽子么？
　　其实，龟这东西，在中国远古时并无恶名，且是圣人怀中必抱之物，占卜也少不了它。人们对龟，只是崇拜，认为它象征神灵、吉祥、长寿也。古代名字里带有“龟”字的，多了去了。仅仅唐代就有楚王灵龟、嗣曹王龟年，大臣有崔从龟、王龟、刘崇龟、李权龟，幕僚有乐朋龟、薛元龟，协律（音乐官员）有李龟年，进士有张仁龟，白丁名士有陆龟蒙，道士有解元龟。白居易甚至直呼他侄子做“龟儿”……也并无不敬。
　　可是后来汉朝的文字学家家许慎写《说文解字》，硬说乌龟是没有雄性的，如果要生小乌龟，得跟蛇交配才成。正因为如此，“龟头”才与“蛇头”长得一样。谣言正是起于此。后来在民间，龟就不是什么可以显摆的东西了，与“通奸”同义。
　　到了元朝，“元典章”规定，娼妓的家长和男性亲属，要裹青色头巾。青头巾的颜色与绿色相近。到了明朝，这娼家的头巾颜色索性改绿，看上去仿佛龟头。这就是龟与“绿帽子”的渊源关系（后世男人不戴头巾了，“绿头巾”于是转化为“绿帽子”）。
　　至明代的民间，龟已声名狼藉。因此，“白圭（龟）”之名再好，也万万不能取。
　　我这里仅仅是开个小玩笑。事实上，很可能李士翱知府认为不妥的，是因为在先秦也有一个叫白圭的。姓白名圭，见于《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治生”的鼻祖，商人兼政论家。“治生”，就是经营之道。他最著名的观点即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人家不要的时候我要，人家需要的时候我抛，现代的股票市场也讲究这个。
　　这个白圭毕竟是商人，俗气得紧。明代仍有重士轻商的习俗，《儒林外史》里就有盐商支剑峰冒充知识分子，戴了个书生的头巾（非绿色），在酒桌上吟诗，被衙门的公差看见，一巴掌“挝去”头巾，一条链子锁了去。这说明，在当时，商人终究上不得台盘。因此，李知府便做主（十分称职的父母官），为小白圭隆重改名儿为“居正”。
　　此名，甚好啊！大气磅礴！
　　布衣寒门的子弟，往往有“鱼化为龙”的梦想，希图一举改变沉于下潦的狼狈处境。但是梦想虽然人人有，能够实现的却并不常见。那么，关节点在哪里？跃上龙门的窍门在哪里？答案自古以来以来不一，有说勤奋的，有说靠运气的，有说看准了时机的。
　　而我，却要当头棒喝一声：要发达，先看你天赋够不够！为什么人人都想上进，时代都是同样的时代，上去的人却寥寥无几？就因为天份不同。
　　张居正世代寒门，他自己日后也不讳言“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族”，没有家学渊源或祖宗庇荫可以借力。那么，他是怎样蹿上去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成长史就会知道，是因为——天赋！
　　张居正小时候天赋就超常，一两岁时，即是一副神童模样。一次，本家叔叔张龙湫正在读《孟子》，见居正在一旁，就逗他：“你要是认识‘王曰’两个字，就算你厉害！”几天后，奶妈又带着小居正来了，张龙湫把小居正抱在膝上，指着“王曰”二字让他看，小居正竟然就读出来了。从此，他便有了神童之名。
　　张文明老爹对此甚为高兴，到了居正5岁时，就把这小神童送去“社学”（基层小学校）开蒙读书了，跟老夫子念“孔乙己、上大人”。到了10岁，张居正就通晓了“六经大义”。啥东西是“六经”呢？就是孔子曾列举的《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当然，《乐经》已经被秦始皇烧光了，实际上仅存“五经”而已。即便五经也是不得了，别说10来岁的孩子，放在现代，就是30岁的中文博士生通读一遍，怕也是要了命的事。小居正就因这一点，在荆州府声名鹊起。
　　嘉靖十五年，张居正堪堪已经12岁，正是意气风发。那一年，他在荆州府投考府学。据说荆州知府李士翱恰好在前一晚做了个梦，梦见玉皇大帝给了他一个玉印，吩咐他转交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考生点名时，头一个正是张白圭。李士翱心里称奇，叫他走近，仔细看看，正是昨夜梦中所见，于是大喜，以为是天意，便替他改名为居正，还勉励了他许多“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话。
　　荆州府刚一考过，湖广学政（省教育厅长）田顼就来视察了。李士翱按捺不住，对田顼大吹法螺，说俺们荆州府出了一个神童子。田学政禁不住好奇，叫赶快把张居正招来，他要亲自面试。出的试题是命题作文：《南郡奇童赋》一篇。张居正的老爹张文明笔头子从来就快（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这本事也传给了张居正。拿到试题他也是文不加点，片刻工夫就交了卷。学政和荆州知府双双大跌眼镜。居正这次当然顺利补了府学生，成为荆州府学的生员，一名秀才了。
　　进了府学，也不是光吃干饭，生员们平时除了各自专攻一经外，还要学“礼、射、书、数”四科。“礼”科由中央颁发经、史、律、诏、礼仪各书，生员皆须熟读精通。“射”科设置“射圃”习射。“书”科依名人法帖，每日习五百字。“数”科学须精通九章算法。
　　第二年，趁热打铁，张居正又赴武昌参加乡试，这次若是一举过关，便是举人——正式的知识分子了。张居正考试时自然又是做了一篇漂亮文章。以他此时在湖广等处的名声，中举是题中应有之义。却不料，有人从中阻挡了一下，让他意外落第。秋闱放“桂榜”之后那一番饮宴的热闹，没他张居正的份儿。
　　这中间横插了一杠子的，是个大人物——湖广巡抚顾璘。不过这顾大人并没有恶意，他是怕张居正得志太早，反而成了个庸才。
　　在我们一般人印象中，巡抚是一省之长，怎么会管起了教育的事呢？原来，在明代，省一级的地方官叫“布政使”；那时候的省也不叫省，省是元代的叫法，明代公文里很忌讳这个，而把省叫做“布政使司”。巡抚这官儿，作为一省之长是清代的事，在明代则是中央来的特派员，专在地方工作，算是个督查吧。军民的事情都管管，但偏重于军事。
　　这老顾本人，因为是大才子，所以对张居正的录取与否非常执着。他是应天府上元县人，和上元县的陈沂、王韦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上宝应的朱应登，称为“四大家”（《明史-文苑传》）。他对从北京来监考的冯御史（中央监察部的官儿）说道：“张居正这孩子才具非凡，早些攫拔，也无不可，但是最好还是让他迟几年，待他才具老到了，前途将更无可限量。”
　　他当然不能说了就算，只是让监考官自己斟酌。
　　这次张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省高级法院的庭长）陈束的赏识，力主予以录取。但是冯监察官却考虑顾璘的意见不能被忽视，于是决定拒绝录取。
　　一个小孩的录取与否，竟引起了几位大员的争论，不能不说是上天对张居正照顾得紧。
　　顾璘顾大人此举，对张居正影响甚大。多年后他也忘不了。顾大人的深谋远虑，张居正当时就能领悟得到。因为顾大人也和别人一样，极为欣赏张居正的才华，一见面就惊呼为“国器”、“国士”，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也！又称呼张为“小友”，喜爱之情溢于言表。顾大人经常与省上几位大员说：“这小子真是将相之才！唐朝的宰相张说老先生当年认识了七岁的神童李泌，如今我这也差不多了。”
　　一天老顾请张居正吃饭，特意把自己的幼子顾峻唤出来，指示说：“这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是一定会到中央掌权的，到时候你可以去见他，他会念及你是故人之子，而给予特别照顾的。”
　　张居正当时奶毛未褪，哪里敢做当宰相之类的大梦。但对顾大人的这种赏识确是感激涕零，铭刻于心（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确实，要是张居正在这一年中了举，也不过就是早风光几年，没准儿大家一捧，得意忘形，流连于诗酒或花街柳巷，大不了是个风流才子，怎能有后来的一番显赫。
　　又过了三年，张居正已是16岁，翩翩一少年了。再去应乡试，一举得中。恰好顾大人此时在湖北安陆监工，张居正就专门跑去拜见。顾璘一见小友“中了、中了”，不由大喜，解下自己的官员服饰——犀角腰带赠送给他，说：“你将来是要束玉带的，我这犀牛角的腰带，怕是辱没了你。”明代的宫服中，一品大员为玉（装饰）带，二品大员为犀带，三四品为金带，五品以下为乌(龟)带。老顾这个赞许的份量，可是相当的重啊！
　　老顾还语重心长地说：“古人都说大器晚成，那不过是中等才能的别称，不足为平。出名就要趁早啊！上次我一句话，耽误了你三年，看来我是错了。但是我希望你立意高远，要做伊尹、颜渊一流人物，不要做一个轻飘飘的甚么少年才子（如后世红极一时的韩、郭之流）。”
　　天才就是这样，注定了有天才的命运。中央二品大员的期许，在这个少年才俊心中引起的反响，不知该是怎样的难以平息！
　　张居正中了举，顾大人为何欣喜若狂？原来，对古代的读书人来说，中举是他们一生中的关键门槛。
　　只有中了举人，才有继续考进士的可能，考中了进士，才有了候选做官的资格。即使考不上进士，举人也可以“科班出身”去当官，无非是身份略低一点罢了。无怪《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之后，大喜过望，痰迷了心窍，竟然疯了。多亏他的岳丈胡屠户一巴掌才把他打醒。
　　虽然读书人在第一级考试“院试”中考上秀才后，也有一些诸如免役、交不起税可豁免的小小特权，但若是就此止步，前途也不过就是当个塾师（民办教师），或做个幕僚（刀笔师爷），一般民众还是瞧不大起的。所以，在《儒林外史》中，范进在考上了秀才之后，想借点儿钱继续去考举人，被岳父胡屠户骂得狗血淋头：“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私塾），每年赚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娘和你老婆才是正经！”
　　看来，中了秀才也还是“臭老九”，连屠夫也看不大上眼。
　　因此就有穷秀才拼死拼活也要考举人的事。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春，京城的邸报上说，福州的考场中有几位考生年纪超过了80岁，更有两位超过90岁，其中有人中秀才之后已经60年了还在考！安徽省90岁以上的考生有18位，80岁以上考生有35位！真个是不屈不挠，死而后已。
　　对于读书人来说，到了此时已别无退路。《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劝告匡超人的话，是一语中的：“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中举之后，就是当红的潜力股，说不定哪天就捞到了官做。因此乡绅们多有提前投资的，向新举人赠银两、送田地、馈房产。一夜之间，乌鸦变了凤凰。
　　有那承受力不强的，怕是要崩溃。范进的老妈苦了若干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暴发了，喜极之下，竟一命呜呼！
　　老顾如此看好张居正，他是有眼光的。其实顾璘本人小时候就是个神话童（少负才名），从知县、知府、布政使、巡抚一路干上来，在南京刑部尚书（闲职）位置上退休。官做得比“四大家”的另外三个都顺（三人者，仕宦皆不及璘）。
　　惺惺怜惺惺，大人识英雄！
　　与那些白胡子老秀才比起来，张居正岂是池中之物，早晚要腾飞的。他一手八股文做的好，书法、策论、应用文也过了关，拿下举人轻轻松松。
　　就这样，少年天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国器”的辉煌前景已遥遥可见！
　　这一年，也是张家乐极生悲的一年，在辽王府任护卫的痞子爷爷，被年轻的辽王灌了一顿酒，不幸醉死了（这件事后来还有曲折故事，我们留待以后再讲）。至于结巴曾祖这一年是否还在人世，没有记载，估计已过世很久。可惜，他们都没有看到张居正此后的发迹。
　　嘉靖二十三年，张居正进京参加“会试”也就是全国考试，却意外地落了榜。原因正如顾大人所担心的，少年气盛，马失了前蹄。张居正多年以后总结教训，认为是“冒窃盛名”害了他，原以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于是放着八股文功课不练了，沉迷于“古典”。估计是被先秦诸子什么的给迷住了。
　　一晃又是三年，他卷土重来，于嘉靖二十六年再次进京赶考。这次如愿以偿，中了二甲进士。
　　在古代，一般读书人与中进士者的比例，起码是一百比一，甚至是几百比一。
　　能在百人中脱颖而出，什么十年悬梁刺骨，什么考场里九天九夜不挪地方的腌臢气，什么势利胡屠户者流的讥讽，都可以去他娘的了！唐朝孟郊的一首《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写尽了知识分子的得意。
　　古时有“五十少进士”一说，意思是讲，在中了进士的人群中，50岁也还算是年轻的。而当年的张居正，只有23岁。
　　三年一度的会试，是在春天举行，又称“春闱”。放榜之日春风拂面，想想看，人生此时又复夫何求！
　　他这次不仅中了进士，还经过考试被选为庶吉士。这“庶吉士”倒不是什么有实权的官，算是有官衔的学生吧，
　　这是朱家老皇帝想出来的名堂，从进士里选一批文章书法俱佳的，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馆进修三年，三年后考试合格毕业（散馆），其中优秀的分到翰林院做“编修”、“检讨”，都是有轻松又体面的文字工作。这即是所谓点了翰林。
　　那些成绩一般的，就分到各县优先委任知县，分到都察院（监察部）去当御史，分到“六科”（中央监察小组）去当给事中，都是科处级干部的干活。
　　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明代自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凡是点了翰林的，将来就有可能入内阁，成为中央大员。因此一成庶吉士，大伙就把你看成是“储相”，合格的接班人，未来的宰相了。
　　我们23岁的庶吉士，从此以后就算正式踏入官场了。张居正的人生曲线，到此为止一直是向上走的，往后更是高开高走，直至涨停板，从来就没有跌过。
　　他将要面对的，是历代官场中罕见的龙争虎斗！
　　三、他冷眼旁观一场场政治绞杀
　　年轻的张居正当了庶吉士，食君碌、吃皇粮，进了人人都羡慕的清要之地翰林院学习，似乎是应该趁着新鲜出炉的劲儿，拜谒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九万里风鹏正举”，有一番大作为了。可是，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偏偏在这以后，有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与他后来执政时期的敢于任事、杀伐决断比起来，这一段的忍耐简直是奇迹。
　　不过，这也不奇怪，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政治家。中国的官场，演员有时候的表演，到终了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要活着、并活得比别人快乐的话，韬晦、平衡、隐忍，这些看上去不怎么光明磊落的本领，没有是不行的。
　　张居正在冷眼旁观。翰林院冷冷的孤灯下，他在学习——屠龙有术，不学不行啊！
　　他这几年所忙活的，是“日讨求国家典故”。这个典故，即是典章制度、前朝故事，学政治的法，学执政成败的案例。他的潜龙之志，就表现在这里。
　　在明代，知识分子标榜才华是一种时尚。人们渴望能像唐人、宋人那样，凭一首好诗好词，就流芳百世。这种标榜名气的小团体空前地多，什么“前七子”、“后七子”、“十才子”、“八俊八杰”……都是些志大才疏的狂人。其实，唐宋诗文之下，谁能记得住这些劳什子名堂？墓木未拱，怕是浮名早已散得影子都没一个。
　　张居正有了少年时代的教训，对那些花架子不屑一顾。三年的苦读，心得不少，他果然就掌握了政治屠龙术，这从他后来执政时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上就能看出来。
　　三年以后，他庶吉士毕业，因为是二甲进士及第，所以照例点了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毕业那一年，他上了一道议论朝政的奏疏（建议书）。这是他在嘉靖一朝中仅有的一次。
　　他说，天地间的财富，是有数的，如果用得克制，天下百姓就比较宽裕。如果穷奢极欲，天下就会匮乏。然而现在，“民力有限，应办（税费）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谿壑难填……”总之，说的就是上流社会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了。
　　民何以堪啊！这个年轻人，毕竟还是有血性的。
　　这个关于理财的题目，跟他在科举时的八股文章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说的更多了一些。
　　奏疏上去，如石沉大海。张居正也就不再说了。他知道，还没到他说话的时候。
　　此时，正是朝政纷乱如麻，估计沉稳如张居正者，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当朝宰相的大学士夏言，一个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构陷，让嘉靖皇帝下令给杀了。死得惨！弃市，就是在菜市口给砍了脑壳。
　　一代名臣，落得个身首异处。
　　张居正看到了：血，阴谋，绞杀，你死我活！
　　他不能不看到政治的残酷，也不能不体会到权谋的重要。这是帝国史上自朱老皇帝杀宰相胡惟庸以来，一百多年间，头一个在职的首席大臣被下旨杀掉。
　　昏君如虎，权臣似鹰，他张居正甘心就做一只兔子么？
　　此时，朝中的顶级人物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绞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静静的谋杀。在热带雨林里，有一类树，就叫“绞杀树”，他们是附生植物，寄生于其他的大树树干上，慢慢长出纵横交错的根，包裹着寄主树，一面盘剥寄主的营养，一面与寄主争夺阳光雨露，迅速壮大自己。当它的无数条根伸入土中，形成了自身强大根系，能独立生存后，密布于寄主树干的根便急剧扩张，紧紧缠着寄主，直至使寄主——哪怕你是参天大树——“窒息”而死。
　　这就是“绞杀”。据说，我国最大的一棵“绞杀王”就在西方双版纳，它的根部周长有30米，有上万条根系缠绕在一起，十多个人手拉手围不过来。
　　嘉靖一朝的“内阁”，就是一场不断有参天大树倒下去，又不断有新的“绞杀树”矗立起来的连台好戏。
　　内阁里捉对儿厮杀着的，都是当朝声名赫赫的大学士，国家重臣，货真价实的“宰相”和“次宰相”。
　　在中国历代的官场里，国家兴不兴，国家亡不亡，都是很次要的事。而我兴不兴，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间第一要务。即便官至万人之上的“宰相”，也脱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当然，在这里，“宰相”是个借用的说法。明朝从朱老皇帝的洪武十三年起，就没有了“宰相”。
　　特色皇帝朱元璋，亲手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官职给灭了！
　　自古以来，宰相为帝王辅佐，乃天经地义之事。乡绅大地主还得要一个管家不是？在政务系统中，宰相之权，仅略低于皇帝。皇帝是“最高最高最高”，宰相就是“次高”。
　　古来有不少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美谈，从管仲到耶律楚材，也是一系列璀璨的明星；但是也有君相互斗、反宾为主的例子，霍光、曹操、司马懿、桓温……这都是一手遮天、压倒了皇上的霸道宰相。
　　可是像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汉贼”，毕竟两前年才可能出一个。宰相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还是听吆喝的多。由于出了一个篡汉的曹丞相，历代新朝在调整典章制度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加强帝权，削弱相权。到了朱老皇帝坐天下的时候，帝权之高，已经根绝了宰相“篡汉”而代之的可能性。
　　但是，朱元璋是个很有个性的开国皇帝，他和宰相老搞不好关系。
　　他和我们当下的很多“一把手”有共通的毛病——对待副手太苛刻。用个窝囊废吧，嫌碍事；用个精明强干的吧，总感到小子没准儿有野心。人家左右都不是。
　　早在大明朝成立之前，老朱自称“吴王”的那时候，就有宰相，老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农民做皇帝，知识分子来辅佐，不是正好？，明代宰相的名称是“丞相”，分左、右两个。明代“尚左”，以左为贵，扭转了元代莫名其妙的“尚右”习惯，所以第一丞相是左丞相。
　　大明第一代丞相，是开国际功臣，左相李善长，右相徐达。一文一武，挑选的还是不错的。后来又有汪广洋、胡惟庸相继为相。有明一代，当过宰相的就这么四个人。
　　可是他们的结局，可太令人惊恐了。四个人，除了徐达干了两年多右丞相就领兵打仗去了，得以善终（不过有人还是说老朱用一只鹅害死了他）外，其余三个，因为“谋反”或受牵连，被诛、被赐死、被灭门！案子历时数年，株连蔓引，竟陆续杀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国初震动一时的“李善长、胡惟庸案”。实事求是讲，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很有干才的人，政务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好。但他们越是多谋善断，老朱就越不舒服。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我皇帝干什么？你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怎么不来走我的后门、拍我的马屁？老皇帝跟权臣赌起了气。史载，胡惟庸谋反是有证据的，不过，都来自告发和同伙在刑讯之下的口供。
　　追究胡惟庸并不是先发现了有谋反迹象。而是有谣传说，“从龙”大臣刘伯温因病暴死，是吃了胡惟庸私人医生开的药。根据谣传整一个大臣，这分明就是找碴儿。皇帝一放风出来，人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倒台了，想撇清的，想立功的，想报仇的，还不纷纷起来？不弄出谋反的名堂来才怪！
　　杀胡惟庸之时，是洪武十三年，老朱越想越来气：丞相还要谋反，要它还做鸟用？于是撤销了这个官职，连同丞相的办公室“中书省”也一并砍掉。
　　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鞠躬尽瘁，也不想重演曹丞相逼迫我儿孙的事。
　　我老朱要自己干。皇帝么，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再管个乱七八糟的……
　　有人统计过，老朱灭了宰相之后，每天自己要看20万字的文件，处理事务423件，等于一天到晚不睡觉、不吃饭，每小时保持阅读8000多字的速度、和处理20件国家大事的频率。
　　老皇帝这下可吃不消了。
　　老朱这么苦自己，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古人讲究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之不易，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岂不是亏了？在这方面，秦始皇就开了个好头儿，他不分昼夜操劳公务，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他也还不满足，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念“担”）就是120斤（那还是蛮重的啊）。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不过才53岁。按理说放过牛、爬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却是个更辛苦的活儿，干了9个月，老朱顶不住了，从各地找来6个老儒，创立了“四辅”（这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老朱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文职小干部（学士）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鸟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阁臣”。学士改称“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前面就冠以哪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等。
　　皇上则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什么，只能“辅佐”什么，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把子。民间的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是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宰相。因此“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干部。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小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不过就是“宫内的小房子”罢了，没法跟“中书省”的堂堂正正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须要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副部级、部级）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的制度还要严格。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中国人在这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首辅也就是大领班了。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由次辅来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一段时间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格如果不如人家，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行了。想“学而不优”而当大官，不灵了。
　　进了阁子，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表明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就一起来吧，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纪检监察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多了。因为嘉靖皇帝执政20年后，渐渐喜欢上了成仙修道那一套，想长生不老，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很严格，因此他对首辅就挑选得很苛刻，既要能办事又要听话，放了很大的权给他们，把阁臣的地位明确提到“六部”之上，为文官之首。
　　“阁老”们的位也高了，权也重了，有的人就要誓死保住位子，有的人呢，则恨不得明天就拿下这位子。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阁臣们的内战也就出奇地精彩。
　　首辅平常的工作，是阅览各部门送来的文件，然后把自己觉得妥当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票上，分别贴在这些文件的封面，进呈给皇上。这个工作，叫做“票拟”，就是代皇上写处理意见了。皇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红笔画个圈圈，批两个字。这叫“批红”。
　　首辅在拟定意见时，不必征求其他阁臣的意见，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有唯唯诺诺。即使旁人代拟文件，也是按首辅的意思来落笔。这个票拟制度，初看起来，不过是皇帝借首辅的脑子用一用。可是另一方面，首辅也可以对下拉大旗做虎皮，对上左右皇帝的看法，想办法蒙住皇帝，在票拟中偷运私货。
　　皇帝的权力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割让了很大一部分到首辅手中。
　　这一点，连朱老皇帝也料不到：“潜规则”的能量，不仅比制度大，而且比皇帝还大。
　　这时的首辅，不仅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其权力之大，有时甚于过去的宰相。在他面前，何人敢不战战兢兢？
　　张居正踏上仕途之后不久，前任首辅夏言冤死，阁子里剩下的是现任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在掐。居正后来的升迁，与这两人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严嵩是位大名人了，后世无人不知。作为白脸的“奸臣”，在中国民间文化里，大概除了曹操名气最大，第二个就是他了。虽然他作为阁臣，处理政务水平很一般，远不及同时期的那几个。但由于贪和专权，留下了万世之名（尽管是臭名）。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与夏言是江西老乡。他年长夏言两岁，进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12年），诗文书法水平堪称一流。但就是由于诗书读得多了，政务水平太差。他入内阁时，已是56岁，还是夏言把他提携起来的。
　　夏言这人，机敏决断，相当自负，大臣谁也不在他的眼里，就更没把由他一手拽起来的严嵩当回事。严嵩拟的文稿，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还常常掷还责令重写。
　　严嵩不知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个性甚强，经常触怒嘉靖皇帝，政坛上四起四落，但只要一回内阁，就能死死压住严嵩。
　　恨便由此而起。中国人，能记住一饭之恩的人不多，能记住一箭之仇的人相当不少。严嵩经过几个回合，终于明白：夏言只要活一天，就是他头上挥不去的一片阴霾。
　　想要出这口恶气，就得让他死！
　　严嵩用来对付夏言的诀窍，是以柔克刚。卑劣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软弱，而是包含藏着鳄鱼牙齿的微笑。他对夏言，永远是忍气吞声，心里骂死，见面却无不毕恭毕敬。据说，一次他在家中举办生日宴会，请夏大人屈尊赏光。夏言不屑，终究未去。严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给夏言预留的座位之前，为英明首辅夏大人遥遥敬酒。
　　不顾尊严，一至于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则百毒俱全了！
　　严嵩是个贪官，在夏言落马的空档里，他在皇帝面前一人专宠，甚至一度成为“独辅”，即整个内阁只有他一个人。此时，他就是上传下达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给皇帝留下好印象，没有严嵩成吗？于是，给严嵩送红包的大小官员，车子挤满了严府门前的路（辐辏其户外）。严大人只是笑纳，然后回报以高官厚禄。以至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赶忙把夏言再度召回内阁，以制约这个老滑头。
　　夏言不是榆木脑袋瓜，他知道自己失宠是严嵩搞的鬼，这次当然要报复。他一回来，仍视严嵩为无物，把严嵩提拔的亲信尽行扫荡。严嵩仍旧是怕他，一声不敢吭。
　　有一次，夏言寻到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渎的罪证，准备上本参劾。这个严世蕃也是个混世魔王，贪声在外，无恶不作。却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称自己占有天下才华三分之一。
　　严嵩久经沙场，自知小儿的丑闻要坏大事，便带领严世蕃来到夏言家中。夏言得知，欲装病不见。严氏父子竟强行进入，跪在夏言榻前泪如雨下，恳求放条活路。敢于向仇人示弱，也是小人的一记狠招——我已经服了，你还非让我死吗？夏言见此，于心不忍，“遂置不发”，把奏本压下了，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严嵩对皇帝，也是柔媚以事之。在中国，邀宠，有时侯就是最大的政治。马屁永远是下级讨上级欢心的法宝，无能之辈为何屡屡得宠，因为，最拙劣的马屁本领，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权术。
　　文雅一点讲，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经常让值班的阁臣替他撰写“青词”，也就是给玉皇大帝的写效忠信。写好了，就拿来焚化以祭天。以至后来竟有了因擅写青词而入阁的“青词宰相”。皇帝一有了什么灵感，就急猴猴让阁臣照此写一篇。一遇此事，严嵩总是兢兢业业地写，而夏言虽然也是此中高手，但他年事愈高，愈觉得这东西纯粹是扯淡，有时候就叫人代写，有时候则把以前写的改头换面拿去充数。
　　两人对比，皇上当然喜欢献媚献得好的那一个。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嘉靖皇帝在醮天时，是要戴着“香叶冠”的，即一种道士帽。某日，他一时高兴，分赠给五位重臣每人一顶，让他们也戴着赶赶时髦。夏言不听那一套，从来不戴，问起来，就答：“这并非法定服装，大臣如何能随便用？”而严嵩，则每次去西苑入见，都要戴得端端正正，上面还小心地笼上了一张轻纱。皇帝好奇，问曰：“典出何故？”嵩含笑答之：“天子所赐，恐染灰尘。”
　　两下相较，柔弱的一方焉能不胜？
　　皇帝也好，总经理也好，哪个当总把舵子的不喜欢趋奉？哪个高高在上的不喜欢顺耳之言？
　　严嵩摸透了在上者的虚荣、狭隘和愚蠢，也摸透了刚直者的疏阔、执拗与不忍，那么，想要上下其手，置对方于死地，就差一个必然会出现的机会了。
　　这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就是后来震动朝野的“复套”事件。
　　何谓“复套”？套，是指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带的地区。这里是明朝北边的战略防务要地。朱老皇帝开国时，对这一带的布防做了精心筹划，在北方一线置三大卫所（军事据点），修边墙（今天都俗称“长城”了），让诸王坐镇，严防“北虏”入寇。
　　这一招很有效，曾经“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殊城周谘录-北狄》）。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皇帝一蹬腿儿，为朱家天下防守北方的燕王朱棣就反了，南下夺了鸟位，名正言顺成了主子。这位明成祖为防止类似自己的事情发生（我造反可以，别人却不可以），将军事重镇大宁都司与东胜卫内徙或后撤，使北方防务出现两处缺口。唯余开平一处孤悬蒙古高原，三面受敌，不得不在宣德年间也撤往内地。从此京师和内地门户大开，防务的最后底线变成了前线。
　　一些饥寒交迫的蒙古族部落，就是趁这个机会，陆续进入河套找饭吃，并安下了家，渐成了气候的。起先不过是千余骑骚扰，到后来竟能聚会起十余万骑，攻入大明的边镇杀掠。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套虏”或者“套寇”。
　　夏言最后一次当政时，陕西“三边总督”（地方军事主官）曾铣上奏，认为“套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朝庭添一点兵力，由他调度，可一举摆平。这个曾铣，是个有胆略、有办法的将才，对边患如何根除看得非常透彻。
　　恰好夏言也想在此问题上建立一番万世功业，就极力向嘉靖皇帝保荐曾总督。嘉靖为夏言的话所动，下令褒奖曾铣，并指令兵部开始操作，筹划兵饷。
　　夏言是个实在人，很认真地与曾铣书信往还，讨论起了复套的步骤。皇帝既然下了决心，此事就有十分把握了。
　　他万万想不到，一转身，这个乐于斋醮的皇帝就反悔了。为什么？为的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那政坛老混混儿严嵩，早已观测多时，套复不复干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正当其时！
　　严嵩此次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不干好事的太监！），在外廷勾结言官，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蒙古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一种倾向性的舆论，就这样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不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蒙古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子”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野蛮人摆平？
　　这皇帝的心，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一粒随时准备讲和的砝码了。
　　皇帝每日绕室徘徊，正是下不来台的时候。聪明的臣子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梯子，为他找一个替罪羊。
　　在严阁老的授意下，有心怀叵测的言官便开始发难了，说边衅不可轻启，不能让边将为立功把国家推向险境；又说曾铣交结阁臣、无非是大言欺君，等等。严阁老更是偏偏在嘉靖一心一意斋醮之时，把上报山崩、沙尘暴异常气象的报告，和曾铣的复套建议一起呈给皇上。当天是正月初一，皇帝看了，当然感到晦气，太晦气！于是，他公开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皇帝下令将曾铣下诏狱（只对皇帝负责的监狱），削夺夏言一系列官职，仅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大正月的，正当锦衣卫前往边关捉拿曾总督之时，总督大人正领着数万大军夜袭“套虏”，颇为得手。曾大人被捕后，“三军大恸，声闻百里”，手下亲军五千，日夜磨刀称反——真是没有天理啊！
　　严嵩又连连进击。此时有个叫仇鸾的边将，由于受曾铣弹劾，正在狱中，严嵩便教唆他上疏，污蔑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贿赂了夏言。
　　曾铣本来还不至于丢命。这么一来，风云突变，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末，曾大人终于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被斩首于西市。夏言在路上听说了他的罪名，竟然从车上掉了下来，大惊：“噫！吾死矣。”
　　正人君子，从来难斗过阴险小人。当年四月，夏言果然被逮捕回京城。十月，脑袋搬家了。一代人杰，就这么个下场！
　　是严嵩笑到了最后——哼哼，你蔑视我，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夏言一倒，大事毕矣。严嵩以柔媚事皇上的办法奏了效，此后他又在朝中专权了差不多有15年。
　　一个皇帝，乖僻多疑，很少干正事；一个权臣，虎假虎威，坐收贿赂；这一对宝贝君臣，败家就像别人创业那样锲而不舍。朝政眼见着就一天天败下去了。
　　严嵩有个好儿子，老宰相卖官纳贿，都是由儿子严世蕃一手操办。诸司衙门想办点事，老严就一古脑推给小严：“小儿识天下大体，可与商。”结果，朝政等于由严世蕃一人把持。
　　严世蕃是严嵩中年才得的独生子，严嵩专权时他已经30岁了。此人肥头大耳，一目盲，年轻时沾了老爹光（父荫）读了中央国立大学（国子监），毕业后，当了五品小官。他的确有点才干，代父处理政务之后，谁要想求见，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不拿钱来？没门。有那想跑官的、跑项目捞好处的，均奔走其门，一溜儿的礼物箱子“相望于道”。
　　小严对内外所有官职的油水多少、难易程度，全都了如指掌。对跑官者索要贿赂，开的价码，都正正好好，一分也不能少（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有了这样的智力，想不成为古今中外第一贪也是难。
　　最厉害的一个干法是，户部发给边防的银两，严世蕃要得其中大半，没等银子出京，就缩了水；或者送达边关之后，边将再乖乖按比例返回严府。国防钱缺不缺，管他娘的。敌人来了的话，可能连大刀都买不起了。
　　严氏父子中饱私囊，挣够了，当然就要花。他们穷奢极欲，夜夜笙歌，所吃所用的，人间都非常罕见。搂着含苞欲放的三陪小姐，“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无度，污蔑纲常，从古以来未有以拟其奢”（《明世经文编》）。
　　上梁如此，下梁也就可想而知。嘉靖后期，严氏父子这一对妖孽，把现世当做末日过，造成了贪风大炽，士风败坏，贿赂公行，简直到了随便抓一个当官的来砍头都决不会冤。
　　国家财政哪里禁得起这么消耗？大明天下已是千疮百孔了——国库紧张，入不敷出，军备废弛，民力不堪重负。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强国，到了此时，已是陡然转弯，一步步踏向夕阳了。
　　这个严大首长当国前后有20年，父子俩到底贪了多少？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了。为何这么说，后文我还要交代。史上记载，他们严家的溺器，也就是小便器，“皆用金银铸妇人，粉面粉衣”。这还不算，往里面撒尿的那个洞洞，居然做成了女阴形状。
　　猖獗之状可想而知！谁说中国古人没有想象力？
　　他们以为圣眷从此不衰，他们认定天下可以随意折腾，他们习惯了自认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荒野淫无道的人，把机关算尽，但就是料不到有无数仇恨的眼睛正死死盯住他们。
　　有这样一双眼睛，是他们决不可以忽视的。
　　这就是另一位他们将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徐阶。
　　徐阶是江苏华亭人（今日上海地面），为人聪明干练。早在嘉靖二年（1523年）报考进士，中了一甲三名，俗称探花的是也。那一年，他才21岁。按规定，一甲的这三名，不用考庶吉士，直接进翰林院，当了编修。
　　当年任首辅的名相杨廷曾经责怪主考官，为何不把这个聪明小子录取为状元；又指着徐阶夸赞：“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老一辈人奖掖后进的那股子真诚，真让现在的小孩只恨生得太晚！
　　徐阶个子不高，面白，风度翩翩，性格机敏，有权谋而不外露。在嘉靖初年本该一帆风顺的。可是，仕途刚一开始，就遭到了坎坷。
　　嘉靖皇帝上台那时候，还干过几件不错的事，其一就是取消孔老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吓人称号，仅封“至圣先师”。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取消了大师的官本位。
　　但徐阶不同意这个做法，因而触怒了当朝大员和皇帝，被外放到福建延平府，做了个预审科长（推官）。
　　这种基层的历练，对徐阶好处不少，阅历一多，人也圆通老练了。他在下面的政绩不错，从县到市，再到省一级，当到了江西按察副使，是管司法的副省级了。
　　夏言很看重他，对他多有提携。嘉靖二十年，徐阶回到中央，当了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两年后，调任礼部侍郎（副部长），又升为吏部侍郎（跑到组织部去了），由于在部里受一把手受器重，成了实际上的组织部长。他待人和气，“折节下问”，下面来了办事的官员，他总是一脸和蔼地问问风土民情，因此口碑非常好，干部们人人“愿为用”——有事您就吩咐吧！
　　徐阶还一度出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负责教导庶吉士，这就恰好是张居正的老师了。他对张居正的最初印象与好感，应该始于此。张居正对他，也是终身执弟子礼，始终恭敬有加。
　　这是张居正仕途上的引路人，是一颗带来好运的吉星。张居正后来能搅起那么大的动静来，就是因为徐阶给他发了一个通行证。这些，我们在稍后再慢慢的讲。
　　夏言被杀的第2年，嘉靖二十八年，徐阶回京后8年多，当了礼部尚书，这就很有入阁的希望了。果然，3年后，他顺利入阁。
　　诸位可能想不到，徐阶的窜红，不单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且是跟他擅写青词大有关系。嘉靖就喜欢他撰的青词，认为玉皇大帝看了一定会满意，于是，一日都离不开徐阶的样子。
　　徐阶入阁的时候，严嵩是首辅，李本是次辅，徐阶排老三。
　　这颗新星升任次辅，那是指日可待的事。在眼下，朝中能对严嵩构成潜在威胁的，也就只剩下徐阶一人了。
　　严嵩老矣，可他的嗅觉还是灵敏的！他不能容忍有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超越他。史载，他对徐阶“中伤之百方”（《明史》），想方设法挤兑，这是生物竞争的本能。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徐阶的罪过，就在于他得了皇帝的宠爱。
　　中国的所谓“办公室政治”，无非就是争宠、邀宠、固宠那点儿本事。因为领导当中理智的不多见，糊涂的居多，欣赏谁就不问青红皂白，什么都好，怎么干都行。受宠的下属，闹翻了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像严嵩这样的政治老手，自有他的原则——上级的宠爱，决不容他人分割。
　　受严嵩的压迫，徐阶当然郁闷。但他是目睹了强悍的夏言是如何覆亡的，他不可能傻到去做个前仆后继的烈士。
　　他使用的对策，也是柔术。手段跟严嵩相似，只是目的不大一样。
　　他内心早已经清楚——他的使命或者说宿命，就是有朝一日干倒严嵩，挽回政局的清明。而在此之前，就只能先保住自己。
　　严嵩的攻击来得相当之凌厉。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落因边贸问题与天朝闹翻，大兵拿下蓟州，突破古北口，铁骑直薄北京城。明军溃败，九门被围，京师震恐。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当时防守北京的京军，在册的只有6万人不到，半是老弱，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是空额。仓促间召集了约4万武举生员、街头流氓等防守。彼辈从未经过战阵，登上城头一看蔽天的烟尘，早吓得尿了裤子。
　　严嵩在这个事件过程中，两次给徐阶下套，都被徐阶侥幸躲过，没有蹈夏言的覆辙。
　　兵临城下时，嘉靖曾征询严嵩和徐阶的意见，严嵩借故这是边贸问题，向礼部（也就是徐阶）推责任。徐阶没办法，只好献上了一条缓兵之计。他认为蒙古军孤军深入，长不了。先问俺答要什么，咱们就答应给什么，拖一拖再说。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缓兵之计居然就奏效了。俺答在各地开来的勤王军队压力下，退去了。徐阶也因此安然无恙，而且还在皇帝面前赢了几个点数。
　　还有两件事也很悬。一是请求早立太子事，一是安葬已故皇后事，不知怎么触怒了上心，徐阶险些又一次被驱逐。严嵩已经兴奋得在那儿摩拳擦掌了，但徐阶的认识转得非常快——皇帝圣明！皇上您说的，那才是对的。
　　柔术到底还是有用的！皇上不再追究了。
　　不过风浪也实在是太紧，徐阶只有万分小心。于是他更加兢兢业业撰写青词，将功补过。他很清楚，做这些于国于民没用的事，反而比做有用的事更能让皇帝高兴。此外他毕竟不像夏言那般刚直，平时宽以待人结下的善缘，也使他有了一层无所不在保护网。无论嘉靖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说：徐大人这人，为人不错！
　　这事情就这样无可理喻——领导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下级的评价，并不是出自观察。他喜欢听舆论。随便什么赶车的、端水的、送文件的小角色，说一句某某人好，就能影响他对一个人的看法。
　　徐阶便因之有福了。皇帝的气总算消了，危机得以度过。
　　严嵩当初扳倒夏言，用了10年光阴；如今徐阶与严嵩暗斗，也用了10年工夫。徐阶的法子，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他把最终的政治目的深藏起来。对严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玩起了太极推手。
　　徐阶日日面对咄咄逼人的严首相，采取的是“委蛇”策略，跟智退俺答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也许是由于官场太险恶，也许是夏言的教训太惨痛，徐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有些过，后世总有人呶呶不休。
　　因为严嵩极重乡谊（夏言除外），徐阶就以避倭寇为由，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把户籍迁到江西去，与严大老爷攀上了乡亲。他还把自己的孙女送给严世蕃做小妾（一说是送给了严世蕃之子），用起了和亲政策。两家既然成了姻亲，严嵩对徐阶的冉冉上升便“坦然不复疑”——老滑头也有中招的时候！
　　这胯下之辱且咽下，来日再算总账。
　　徐阶比较喜好经世之学（即“经世致用”。“经世”有时也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他还是有一番大抱负的。当日社会，正流行阳明之学，徐阶虽不是阳明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朋友中，不乏阳明先生的弟子，因此耳濡目染，“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玩得很圆熟。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苛责古人。
　　当今在世上谋生谋职的各位，环境再恶劣，尚且没有斧钺加颈（就是掉脑袋）的危险，可我们能有多少人敢于直言？敢于疾恶如仇？各位还不是要常常动用脸上的微笑肌肉？
　　况且徐阶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严嵩的奸诈与“横”，是史家给予评定的。要取仇家的脑袋，或以他人性命做赌注，不过举手之劳。
　　俺答兵犯京畿的这回，就有人为他送了命。当时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请示如何办，严嵩授意不要动真格的，北虏抢够了自然会退走。丁照计而行，让各营停战。敌兵在城外杀掠一通，果然退走了。那时宦官的家产多在城外，损失至为惨重，因此他们围着皇帝哭天抹泪，要个说法。皇帝为之震怒，追究下来，逮捕了丁汝夔。
　　丁汝夔慌了，连忙嘱家属向严嵩求救。严嵩告诉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丁于是宽了心，把停战的责任全部揽下。
　　却不料严嵩在嘉靖面前谈及丁汝夔，嘉靖勃然变色：“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几句话吓坏了严嵩，只好踉跄而出，不发一言——天要下雨，我可管不了啦！
　　待到弃市的圣旨下来，丁汝夔被绑赴法场，他才知道不好，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严嵩老贼，误的岂止是一两人的性命。
　　朝中的事如此波诡云谲，张居正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俺答袭北京的那年，这位青年才俊正值庶吉士毕业，请假回家探亲数月，春去秋归，正赶上这件震动全国的事变。
　　国家的危亡，君主的善变，权臣的翻云复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
　　我们后人推测：他不能不有所悟！
　　就在朝上严、徐掐得正激烈的时候，徐阶开始注意到了翰林院里的这位“沉毅渊重”的张居正，不禁深表赞赏。他是有慧眼的人，走政治的棋，会想到后面的很多步。于是，有意结纳这个年轻人。
　　《明史》上载：“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用当代的话说，这人就是仪表堂堂，冷峻、孤傲、有内涵。
　　在混沌的官场之上，这实在是够醒目的。
　　当时严嵩猜忌徐阶正深，好多与徐阶关系还不错的人，不免要躲躲闪闪。但张居正不，他堂堂正正，既与徐阶亲善，又与严嵩往来，决不鬼鬼祟祟。如此一来，徐阶自然是大为感叹，而严嵩也不以为杵，反倒是很器重这天马行空的后生。
　　这也许就是天生的政治异秉吧？当代有人评论说，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很深的道行不可。以今天职场的经验观之，确实是不易。单位里如果有非黑既白的两派，想左右不得罪，难矣哉！
　　我想，张居正固然是以光明磊落走稳了这钢丝绳，另一方面，跟严嵩毕竟是个才气颇大的文化人有关。对张居正，他多少有些惜才，没看到更深一层，不过将小张看作是个词藻华丽的文人。
　　张居正呆在翰林院里，从表面看，也确实只做了些无聊的马屁颂扬文章，比方《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这样的东西，严嵩也得经常写，有时他懒了，就叫张居正代拟。
　　做这样的文章，如何才得以经邦济世？这样憋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院里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必也有鲁迅在教育部做小吏时的苦闷，他险些走了另外一条路。
　　嘉靖三十三年，到了而立之年，一切皆茫然。他曾经娶妻顾氏，却早亡。不久又娶王氏。但内心创伤仍难复，即使丧妻一年后，他“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
　　这一年，他忽然萌生退意，坚决告病假，回了江陵。他无法面对“师翁”，临走前，只给徐阶老师留了一封信，劝老师也退了算了：“遗世独往，不亦快乎？”
　　面都不见就走了，这学生是够固执的。书生气毕竟未脱干净啊！徐阶比张居正老道得多，他不会激愤。在官场，激愤有什么用？能做的，就只有蜷伏。日久生变——时机是等来的，两下里的较量，有时就是耐心的较量。
　　但他对张居正并不失望，他仍然要等待，包括等待张居正的归来。
　　张居正这次告假，既是对混沌世局的不满，也有避祸的念头。他深感“荣进之途，甚于榛棘”，仕途不是那么好走的。他告病的前后，正是著名的直谏忠臣杨继盛上书嘉靖，参劾严嵩“十大罪状”、“五大奸宄(ɡuǐ）”之时。
　　直臣杨继盛的下场非常惨烈。
　　这位一根筋的杨老先生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时任兵部员外郎。他挑战严嵩，几乎等于飞蛾扑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观者看了，很难不胆战心惊。就在张居正告假的第二年，系狱已两年的杨继盛，被严嵩阴险地借皇帝之手杀死。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闻名于当世的话，就出自这位硬汉。勇士留其名，千百载后都会有人叹服。他当时固然没有改变得了什么，皇帝下诏杀他，也只不过就当捻死了个虫子。大明天下几乎烂透了的道义，他一个瘦弱的肩膀……想什么呢？
　　但是，他不与王八蛋们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绝然，却是为万世的人们昭示了——“男子汉”三个字该怎样写！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义之火。人们固然是噤声了，但离爆发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张居正的选择，则是与恶浊的政治一刀两断。在江陵老家，他开始了“卧龙”式的生涯。“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
　　这简直是活神仙了！张家原来仅是清贫之家，张居正小的时候，家里可以说是无存储一担之粮。但在他中举后，祖父辈经商有方，才得攒下数十亩田。现在，他可以优游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恋，甚至，不禁有“终焉之志”了——老死在这儿，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政治的热中，对民情的焦虑，对国事的牵挂，都注定使他当不了老陶。
　　在乡间，他常绕行在仟陌间，看那些“田夫佣叟”。看到他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稍遇荒年，母亲就要卖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税催粮，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乡间，何处不是寡妇夜哭，盗贼横行……
　　农民这日子，怎么过啊？
　　张居正的心也是肉长的，“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当朝的大佬们，只要有官好做，他们怎能有切肤之痛？
　　张居正痛心于“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什么叫“苦于兼并”？就是农民失地！农民们本来就贱，失了地，就更贱到了底！
　　在明代，选了庶吉士的人，一般不能做外官。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张居正曾经有过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家中隐居，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就越发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如省征发，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
　　民间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关我鸟事！食肉者别有怀抱，懂吗？
　　张居正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的火，还没有熄尽。在江陵期间，他曾与好友去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进退出处，做大事业还是散发扁舟，矛盾的心理纠结在了一起。
　　“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这是忘情于山水间了。
　　“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又是想扬鞭奋蹄，干他娘个天翻地覆了。
　　老爹张文明，不懂儿子内心里的这些罗里八嗦，看见儿子高卧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闷闷不乐。孙子们问他为何焦虑，他起身就走，像没听到一样。
　　老人家想的也许是：张家，完了。
　　他哪里会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志者。他的宝贝儿子搅动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这三年的山中生活，张居正没有仅只埋头读书，更非饱食终日，他在眼观八方，发微探幽——帝国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隐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头又紧了，与明朝贸易不成，就抢。鞑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后，又奔袭至怀来，北京再次不寒而栗，宣布戒严。
　　俺答虽然拥兵十万，为蒙古土默特部的势力最强者，但毕竟不是以往辽、金那样强盛的国家。仅仅是为抢夺一点财物与人口，竟逼得大明首都屡屡告警。堂堂上国，怎会衰弱到如此地步？
　　这一时期，张居正对于“国病”（恕我自己的发明——作者）的思考，已是一针见血。他早看出来，像严嵩这样贪得无厌的高官盘踞上位，必然是“财货上流，百姓嗷嗷”。何谓“财货上流”？就是，财富都流到上流社会去了。皇室的奢靡，权奸的搜刮，无日无休。国家的各类机构就是无数条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这样来榨！
　　张居正在一篇赠友人诗的长序中说，汉代贾谊有言，如果生产的人少，靡费（胡乱花钱）的人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万难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从根本上除去这弊端，反而竞相仿效商人狂敛老百姓的财富，这怎么能使国家富起来呢？
　　因此，“国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要做一个“计度久远”的统治者。
　　张居正不是满足于写写朦胧诗、排比句之类的时尚文人，也绝非空有抱负毫无治国本领的李太白。他的头脑，正酝酿着改变这郁闷政局的风暴。他的诗，也有不输于太白的慨然之风——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不惜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为了“致君尧舜上”，又怕他什么“地崩山摧壮士死”！
　　张居正，这难得的人中蛟龙，终于从潭中跃起了。嘉靖三十六年秋，他突然返回京城复职。
　　一条迢迢的杨柳官道，车马辚辚，载的是这辽阔国土也难以盛下的一片雄心！
　　身后江陵的青山碧水，太纯净；眼前京城的黄尘万丈，太肮脏。
　　他张居正，此去，就是要廓清这世界。上报君恩，下对得起黎民百姓。
　　那些啼饥号寒的“末世景象”，他再也不要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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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庙堂大决战为他扫清了障碍
　　秋山如洗时，前度刘郎今又来。
　　怀着“摘奸剔弊”的浩然之志，回到了京城，然而一切似乎都未有变化。金碧依旧，黄土依旧。长安道上，仍是豪门的五花马、千金裘。权贵及其子弟们，照旧“笑入胡姬酒肆中”。
　　国事看不出有什么振作，京都的靡烂，不因他的万丈豪情而刷新。在翰林院里凭窗远眺，张居正郁结在胸，心事浩茫。
　　他慨叹：“长安棋局屡变，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答耿楚侗》）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不过，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满心欢喜迎候他回来的徐大老爷，实际上都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为将来的棋局，布下了几个关键的子。
　　先是徐阶已经把张居正作为自己“夹袋”中人物了，在官场的升迁上，处处予以照拂。
　　他这样做，固然有他个人的一些考虑，但在他安排的梯队中，之所以选中张居正，也是出于为国家选相才的目的。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古时官僚集团的选人原则了。
　　我我在前面说的，嘉靖中期的官僚们几乎“无官不贪”，不过是极端之语。实际上任何时候，官员阶层里都还有些正直之士。士风再颓靡败坏，人心也不可能全部烂透。
　　这些官员，毕竟是由孔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民为本”理念熏陶出来的。这套东西，有的人不当真，但也有的人很当真，自己的仕途既要考虑，另外也未敢忘国忧。
　　因为，吃饭的家什毕竟是这个国给的。他们还没有蠢到要杀鸡取卵。
　　从张居正投考生员时起，就不断有高层官僚对他报以青睐。
　　张居正是寒门学子，上溯五代无一人有半寸功名。那些欣赏他的官僚们与他也毫无裙带关系，但他们擢拔人才的认真劲头，足以让我们后人汗颜。
　　只有最愚蠢的官僚集团，才热衷于安插自己不成器的三亲六故连带外甥小姨子。他们不怕马铃薯一代代的退化下去，直至赖以吃饭的家什也砸在这些庸才的手里。
　　嘉靖十五年，湖广学政田顼看了小居正的答卷，惊问荆州的李知府：“太守试以为孺子何如贾生？”你看看这小子比贾谊如何？李知府的回答更是夸张：“贾生殆不及也！”贾谊？不如这小子吧！
　　其实他们所发现的这个灵童，在将来的政治作为，远比32岁就郁郁而终的贾谊大得多。
　　张居正确实很幸运。
　　国家在走下坡路，但官僚集团里有人在试图补天。张居正就是他们找到的一块石头。
　　嘉三十八年，徐阶在皇帝面前越来越得宠，官运开始亨通。此后，他每升一步，也都想着拽张居正一把。两人就这么“水涨船高”。
　　嘉靖三十九年，张居正从编修升了右春坊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前一个官名挺绕嘴，其实是虚衔，负责太子的奏请、讲读，暂时还轮不到张居正真的去做这类事。后一个才是实职，乃国立大学的副校长、或者说教务长，有一点实权了。
　　在他当副校长的时候，校长（祭酒）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叫高拱。这人，同样是一个注定将来要搅翻一池春水的人。
　　尽管徐阶在默默积蓄力量，但目前他只能隐忍，靠精心撰写青词来加固皇帝对他的信任。
　　严嵩父子，权势熏天已不是一般程度。小严从一个正五品的小官升至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又升工部左侍郎，当了常务副部长了。对严嵩公子的加官进爵，其实也就是皇帝对严嵩本人的恩赐。严老贼心里是有数的，越发搞起了“逆我者亡”。
　　这里就要说到张居正的一个变化了，他此次返京，对严嵩十分恭顺，这做法与他归乡之前对徐阶“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一个强烈对比。
　　为何如此？因为张居正终于懂得了，隐忍，是最强大的一种力量。
　　他对严嵩，能够称颂道：“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意思就是：尊敬的老太爷啊，只有你工作小心翼翼，为国家苦思冥想，堪为忠贞的栋梁，昼夜不停地在办公，连吃饭都顾不上了。
　　对严世蕃这花花公子，也能说出：“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这大意是说，严家小子啊，天生奇才，崇高品质堪比先贤，为公无私奉献，但又不忘孝敬，严于律己，从不懈怠。
　　对这些连溺器都要做成女人体的无耻之徒，奉上如此的赞美，这跟骂人也就差不多了。
　　估计张居正吮着羊毫笔想词儿的时候，心里只有一句话——“我顶你个肺！”
　　张居正已然学会了韬晦。官样的赞美文字，又不搭上什么，举手之劳的迷魂汤，我很愿意白送。
　　张居正是否太小心翼翼了？
　　不是，是严嵩太狠毒了。
　　就在张居正归山的前一年，发生了杨继盛弹劾严嵩的轰动事件。
　　事起那个曾在狱中诬陷过夏言的仇鸾将军。仇将军在夏言一事上搭上了严嵩的客船，节节高升。在做宣大总兵时，正是俺答南犯之时。仇将军根本不是打仗的料，畏敌如虎，竟贿赂俺答，让这小爷爷随便去打哪儿，只要“勿犯大同”。结果祸水东流，直冲到了北京。
　　仇大将军却又一面密报朝廷，说北虏有可能近期东犯，“诚恐京师震惊”，皇上赶快防守吧。你您瞧这个乖卖的！内部天气预报当然准确，皇帝不禁大为感动，封了他平虏大将军。
　　仇鸾从此深受宠爱，从一名严嵩的马仔，跃为与老严平起平坐，而后，又压了老严一头。干脆脱离了严系的门庭，独立自主了。
　　严嵩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但他没办法。仇将军正是如日中天啊！
　　俺答退后，嘉靖皇帝企图血耻，便抓紧了练兵，又封仇鸾为京营和边兵的总督（最高统帅），准备北伐。
　　这草包将军，如何北伐？于是他力主开“马市”，也就是与蒙古展开边贸。鞑靼三番五次的来抢，无非是缺少生活用品，比如铁锅之类。草原上不能制造，中原又不卖给，莫不成天天吃烤羊肉串？
　　这时候，半路跳出来一个杨继盛，坚决反对开“马市”。他上疏弹劾仇鸾，遭下狱，受酷刑，被贬官，与仇大将军结下了仇。
　　严嵩却笑了，他注意到了这个不怕死的杨继盛。他要好好报答一下这楞头青——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朋友。
　　杨继盛，比张居正年纪略大，是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字仲芳，别号椒山。小时候很苦，当过放牛娃的。他好学、求上进，嘉靖十九年中举，进了国立大学读书（监生），与张居正同年中进士，授南京吏部主事，算是个中央第二组织部的科长吧。
　　这个小科长，却是个硬骨头，参奏仇鸾的时候，根本就不怕触怒皇帝。被逮进诏狱后，受到酷刑，指断足裂，后被贬为狄道（今属甘肃临洮）典史，当了县看守所长兼联防队长。
　　他这一贬，到造福了地方。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老杨在地方上大办教育、为老百姓减税免役、开矿挖河，好事做了一箩筐。当地人淳朴，都叫他“杨父”。真乃古代的焦裕碌也。
　　而被他参的仇大将军，后来可丢了大丑。却说“马市”开了以后，蒙古部落中有人不大守规矩，卖给明朝的是瘦马不说，还强行索要高价。在宣府和大同之间，玩起了黑白脸：今天在这边贸易，却出兵在那边抢劫，改天再反过来。甚至“朝市暮寇”，早上卖了一批瘦马，晚上再抢回去。
　　这哪里是贸易，这不是玩人么？
　　嘉靖大怒。仇大将军见“马市”失败，怕皇帝怪罪，只好建议自己率兵去教训教训这些“不接轨”的家伙。皇帝允了，仇鸾便战战兢兢上了路，一心只想拖，拖过去便算。
　　严嵩又奸笑了，他要为这个忘恩负义的“义子”催命。舆论是可以利用的，他就唆使群臣请旨——赶快打呀！
　　此时从大同到辽东，一大串边将，战死的战死，被撤的被撤。明发的圣旨又一道接一道地催。仇鸾无法，只好冒险袭击俺答，哪知道中了“埋伏”，被两队人马一顿砍杀。
　　仇大将军见状拨马便跑，大军哪里还有斗志，也都撒开了丫子。
　　等敌人退去，侦察员来报：“大帅，刚才只是俺答的游击队，并非大部队，请大帅不必惊慌。”
　　仇鸾羞愤难当，喝退了侦察员。忧心忡忡之下，竟生了一个“背疽”（将军都容易生这东西）。
　　大帅生病了，仗却不能不打。嘉靖急了，要找人暂时代仇鸾征讨，便派人去收他的将军大印。仇大将军舍不得大印，一急，竟然背疽发作，一命呜呼了！
　　仇鸾一死，他纳贿通敌的事自然也包不住了。嘉靖早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查实了以后，大怒，将草包将军开棺戮尸——死了也得挨千刀。又抓了他的父母、妻子、亲信通通斩首。布告天下，立罢马市。
　　皇帝想想，当初那杨继盛也是够冤的，至今还委屈在甘肃，便开恩把老杨从县看守所长的位置上提拔起来，连续四次升迁，最后，当上了兵部员外郎，是个副部级了。严嵩自然也要说好话，又将他调入兵部武选司，这机构相当于是个选拔卫所武官的组织部门，权力可是不小。
　　严嵩有意笼络这个敢说话的家伙，有大丞相的协助，“一岁四迁”梦想成真。这一年之中（其实只有几个月）四次加官，简直是坐火箭了。
　　但杨老先生不是那么好腐蚀的，他从南京到京城兵部上任时，走在路上，就有了大胆的想法。他认为，升得这么快，真乃皇恩浩荡，史上罕见，一定要舍身图报，做个大大的忠臣。
　　环顾天下，如何报国？看看大明的官员们吧，都成什么样子？贪官如狼，恨不得一口吞下一个宝钞局；昏官如猪，只知道穷吃海喝、安插子女；淫官如驴，就忙着广置华屋、藏匿小蜜……这一切败象，都是由首贪严嵩造成的。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了！
　　他一路走，就一路拟好了弹劾严嵩奏疏。苍天在上，我要与这贼人来一场对决！
　　严嵩哪里知道这个，按他的思维，领导朝你微笑，你感激涕零都来不及，哪能恩将仇报？他算定了杨继盛能为他所用，让小严在家中设宴款待老杨。礼贤下士，嘘寒问暖，意思是很明白的——
　　你老家伙上不上我的客船？
　　那时小严已是京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了，人呼“小丞相”。寒冬腊月里，能在严府受招待，吃涮羊肉，全北京能享受这待遇的，两三人而已。谁敢不受宠若惊？
　　那杨继盛，却是个慷慨之士，吃是吃了，但嘴不短。吃饭的时候，袖子里就藏着弹劾严阁老的奏章。
　　他暗笑。
　　你们就吃吧，看你们是否能一直吃到地狱里去？
　　杨的老伴张氏，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不同意老杨再折腾了。她劝阻道：“参个仇鸾，就把你差点搞死。而那老严嵩，一百个仇鸾也是敌不过的，你这又是何苦？”
　　杨继盛慨然道：“我不愿与这奸贼同朝共事，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奏本终于递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
　　这是明史上的一篇金石之作。
　　杨继盛“古今第一言官”的伟业就此铸成！
　　朽木撼动，浊水倒流！大明假使有上十个八个杨继盛，哪里会有这贪官遍地，豚犬当道？
　　天不弃我族，天不弃大明，将这好男儿生将出来，天地间，吼一声“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
　　天呀，你瞎了眼么？让我与你一起死吧！
　　天下读过孔孟的高官，车载斗量。但是，谁敢？谁肯？谁能有这良心？
　　就在写奏疏的前夕，严嵩又差遣严世蕃给老杨送来精美折扇一把，上有严嵩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老家伙玩风雅的了。
　　杨继盛感到，此乃奇耻大辱。与谁同怀？我要与你不共戴天！当即誊清了奏稿，斋戒三天，回心静思，决心以天下社稷为重，以一死换来朝堂的清明。
　　此时，距老杨到兵部上任才一个月。荣华富贵，他老人家已视若粪土了。
　　这篇奏疏，蔡东藩先生描绘它是“语语痛切、字字呜咽”，这一点不假。
　　当然，不仅在当时，就是后世也不见得所有人都会被它打动。也许有那在官场上十分想躁进的人，长袖善舞，学严嵩还怕学不地道呢，怎能为一篇文字所动？
　　但杨先生的奏本，却是真的把严嵩的斯文外衣扒了个干净。“十大罪”，刀刀见血。尤其是九、十两条，即使今人见了，也不能不呼“痛快”！
　　我们这就来看，国防部职员杨继盛诉严老贼第九大罪——“失天下之人心”。他说：严嵩老贼“一人专权，天下受害，怨恨满道，含冤无伸，人人思乱。”他还说，老贼把持吏、兵二部，是因为有“大利所在”，用人不分贤与不贤，“惟论银之多寡”——你就拿钱来吧！
　　他说：为了行贿，将官就只能盘剥军士，造成军士逃亡。文官为了行贿，就死命的搜刮百姓，造成百姓四处当盲流。军民怨恨到了这种程度，怕是天下之患不在什么北虏敌对势力，而就在我们的国中！
　　第十大罪——“坏天下之风俗”。他说：严阁老不严于律己，以马屁对付上边，以贪污带动下边。自古以来风俗的败坏，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甚！严老贼是首辅，是百官万民的榜样，首辅好利（迷恋经济利益），天下也就因此流行贪污；老贼愿意听好话，天下也就因此崇尚舔屁股。老贼一人贪污，致使天下成风——
　　只要你勤跑勤递红包，你就是贪得如盗跖也一样能推荐升官；你要是不跑不求人，你就是廉政模范像伯夷叔齐靠吃野菜过日子，也给你拿掉乌纱帽。世事已经昏乱至此地步了：守法的，叫呆子；善于溜缝的，叫有才，廉洁耿直的，叫过激；善于跑官的，叫干练。“卑污成套，牢不可破，虽英雄豪杰，亦入套中”。
　　这套子，分明就是民族正气的绞索，是社会良知的催命符！老先生的檄文，400多年后，也要让人读出一身冷汗！
　　杨继盛列出的严贼“五奸”，就更是剑剑封喉——“皇上之左右，皆贼嵩之奸谍”，“皇上之纳言（秘书），乃贼嵩之拦路犬”，“皇上之爪牙，乃贼嵩之瓜葛（一条线上的）”，“皇上之耳目，皆贼嵩之奴仆”，“皇上之臣工，多贼嵩之心腹”！我的皇上呀，你又怎么能做出正确决策？
　　老先生最后更是急呼：我皇英明，你怎么就不能割爱一个贼臣，难道就忍心百万苍生就这么生灵涂炭？
　　您老人家要是不信我说的，可以去问二王（裕王、景王），让他们俩给您掰扯掰扯；要不你也可以去问问各位阁臣，让他们别怕严嵩尽管讲真话。
　　皇上啊，皇上，您就把严嵩用重典，以正国法了吧，不然让他退休回家也可以，那么，我们的国家总还能像个样子！这“内贼”一除，朝廷可就清了，大明的天下，才算见着亮了呀！
　　老先生的泣血上疏，一片忠心。哪里知道，朝上奏折，暮入诏狱——把他又给逮起来了。
　　原来嘉靖皇帝看了后，不为所动，只恼恨这个上回没给夹死的老顽固又犯毛病了。皇上立即急召严嵩入内，把折子交给他看。
　　严嵩强作镇静，擦着一脑门的汗，读了一遍——看出问题来了。
　　嘉靖看了奏折上骂严嵩的话，倒还没怎么生气，骂严嵩的折子年年都有，多半证据确凿，估计嘉靖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皇上震怒的是，杨继盛的奏疏里提到了“召问二王”，这在专制王朝是犯大忌的事。
　　自从西汉的“吴楚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之后，历代藩王的地位就有点尴尬。因为他们既是皇族同胞，血浓于水；又是潜在的篡逆者。要造反，他们出面最有优势，因为大家血管里都流着先皇的血。有时老皇帝驾崩，无嗣或未立太子，大臣和皇太后也是选一个藩王入继大统，成为新皇帝。
　　明朝对付亲王的办法是硬性的制度，小王子一成年，就把他们通通撵到封地去（之国），不能留在京城。华屋美食，供养的好好的，为非作歹也不管，但就是不得参与地方军政。朝中官员要是“交通藩王”（与亲王交朋友、通消息），那是大逆不道。
　　严嵩人老，眼睛可尖，一眼看出杨继盛奏疏的软肋所在。看后他退下，考虑周全后，立马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说：“老杨这是胆敢交通二王，诬陷老臣我，皇上您做主吧！”
　　这对君臣，也真是够默契的——混蛋们往往有一致的奇怪逻辑。老严的话，当然更加激怒皇上。他下旨把老杨逮了后，命法官往死里拷问：“为什么要把二王拉进来？”杨继盛抗声答道：“除了二王，满朝还有谁不怕严嵩？”一针见血，把法官堵得没话说。照此汇报上去后，下旨杖一百。
　　“杖一百”，就是打一百下屁股。
　　明代的王八蛋规矩——脑袋出问题，要屁股来负责。
　　一百下，那是定会皮开肉绽不可。有朋友担心老杨熬不住，给他送进去了蚺蛇胆（喝了止痛），杨继盛断然谢绝，昂然道：“椒山（自称）自有胆，要这玩意干什么？”
　　果然，几次行刑过后，惨不忍睹，两股之上，碎肉片片。老杨是个硬汉，半夜苏醒，痛难忍，就打碎一个磁碗，用碎片把腐烂的肉割下，烂肉没了，筋又垂下来，又用手把筋扯断。给他掌灯的狱卒，看得心胆俱裂，手抖得差点把灯打翻。
　　然而，“继盛意气自如”。
　　真是个铁打的！
　　杨的案子，后来移到了刑部（最高法院），皇帝让刑部给定案。刑部侍郎（副部长级）王学益是严嵩的儿女亲家，受了老贼指使，想以“诈传亲王令旨”罪，判一个绞刑。而郎中（司长）史朝宾却是正直之人，只认死理，他认为“召问二王”跟“假传亲王指令”根本是两码事。
　　天下还有这样不识好歹的？结果，严嵩立刻让他滚到高邮当判官去了。杀鸡吓猴，刑部尚书（最高法院院长）何鳌这只猴可是给吓得不轻，乖乖按严嵩的意思，把老杨判了死刑。
　　但是嘉靖还不想真的杀老杨，把他一关就是快三年。这过程中，朋友为之奔走的不少，舆论也越来越大。就连严的喽罗、中央大学副校长王材也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来为老杨求情。严嵩略有犹豫，但另有党羽却蹿掇说：“老太公啊，你可不要养虎遗患！”
　　严嵩想想，把脚一跺：“好好，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什么舆论，狗放屁！监督个红杏出墙还差不多，能拿我这首席大学士怎么样？
　　老贼又玩起了阴毒的：姓杨的，你不就是一头压不垮的骆驼吗，我就来给你加一根让你彻底趴下的稻草。
　　杀杨，确实还得动动脑筋。因为皇帝还没有起杀心，但是我有办法，权臣权臣，就是能让皇帝按我的意思办。
　　正在此时，严嵩的“义子”赵文华奉命到东南沿海视察海防。明朝时候除了“北虏”以外，南边还有“南倭”、也就是倭寇，为患一时，闹得朝野头都大了。赵文华就是去视察抗倭前线的。
　　不过，严嵩的“义子”，还能有什么好东西？
　　他正是杨继盛所痛骂的严贼手下“拦路犬”，是严嵩安排他当了通政使，也就是皇帝的秘书，专管收发奏章事宜，随时可以通风报信。
　　赵文华在巡视的时候，与兵部侍郎、总督两广军事的张经闹矛盾。赵特使嫉贤妒能，上奏，诬陷张经等人“屡误军机”。严嵩先拿到奏章，他估计张经此回是一定要掉脑袋了，就提笔把杨继盛的名字也附在了后面。
　　可怜张经，他刚在嘉兴前线打了个大胜仗，斩首1980级。明代抗倭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捷。赴京报捷的兵卒和前去逮他的锦衣卫，在官道上擦肩而过。
　　皇帝果然着了道，批了，杨继盛和张经等人一起杀！
　　杨继盛的老伴张氏深明大义，要到午门去告御状，愿代夫一死！她是个妇道，当然不允许去午门，折子托人转递了上去，最后自然是被严嵩扣下。
　　哼，我只要搞我的人去死！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二十九日，杨继盛在北京西市刑场就义，
　　先生慷慨赴死，戴镣长街行，在刑场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可怜啊！
　　死时，40岁整。
　　血落如雨。整个大明寂然无语。
　　当时有位大名士王世贞，不顾鹰犬环伺，在刑场为志士放声大哭。刑毕，他以官服盖在杨继盛的尸身上，又抚尸痛哭，置生死于度外。
　　——既然活不好，死，又有什么可怕！
　　古人讲：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什么道理？没有道理。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没道理。就在严嵩父子气焰熏天时，事情开始发生逆转。
　　皇帝开始对老严不满了。
　　事情起因，不是因为严嵩太贪，皇帝的好恶哪里能等同凡人？他是嫌严嵩老糊涂了。
　　诸位一定还记得老严当初是如何得宠的——撰写青词。嘉靖后期修玄修得走火入魔，避居西苑，不理朝政。天天与太上老君对话，就好这一口。
　　当他有了跟太上老君沟通的灵感，或者要对政务发话，就写个条子，叫太监传给严嵩去办。
　　这个嘉靖皇帝，写的条子有个特色，就是言简意赅，几近灯谜。
　　领会上意太不容易了，再加上严嵩坑死夏言再做首辅时，已经70岁了，脑筋开始犯糊涂，皇帝传出来的条子，他“多瞠目不能解”。什么意思？猜不出了。
　　老东西之所以始终没露馅，仍恩宠不衰，靠的是严世蕃。条子来了，都是严世蕃揣摩其意，每猜必中，然后根据上意写出奏答或青词，皇帝没有不满意的。
　　这就是史称的“上不能一日亡（无）嵩，嵩又不能一日亡（无）其子”（《明史纪事本末》）。
　　本来这生物链还可以长治久安，杀一个老杨，就是让那些不识趣的20年内给我住嘴。可是，正当这时，有一个人死了。
　　死一个人而发生历史转折的事，在我国是经常有的。
　　死的这位，是严嵩的夫人欧阳氏。这权奸一家，就老夫人还算是个好人，她治家很有法度，见老严贪得不像样子，每每劝谏：“你忘了钤山堂二十年的清寂么？”
　　钤（ｑｉáｎ）山堂是严嵩早年不得志时隐居读书的地方，就在他的家乡。那时候他颇有清誉，“天下以公望归之”，正经是个不错的君子。可惜后来腐败了。
　　嘉靖四十年五月，欧阳氏病故。按礼制，严世蕃应该护送棺材回原籍，在家乡守孝。
　　这一来，老严嵩急了：儿子一走，那皇帝的谜谁来猜啊？便恳求嘉靖说，自己年老了，得有人照顾，能否让孙子严鹄代替守丧。皇帝准了，严世蕃可留在京城守孝。
　　老夫人平时管不了严嵩，但把严世蕃管得挺死。这回她撒手西去了，严世蹯喜上心头。守孝就不用上班了，在家里，他开上了色情派对。史书上说，他在丁忧守孝期间“拥姬狎客”、“日纵淫乐于家”。就是说，天天都叫小姐。
　　那年严嵩已经81岁了，还天天守在西苑值班室，伺候着皇山修玄，经常累月回不了家。以往的票拟，有小严来代笔，现在小严热孝在身，按规定不能进大内。皇帝的条子一来，严嵩就急忙“飞札走问”，也写个小条子派人去问严世蕃。
　　问题就出在这里。守孝期间，严世蕃一口气娶了27个二奶，说是仿古制，“二十七世妇”。估计每月一天一个，另外三天休息。哪还有功夫帮老爹写材料？“飞札”一到，他就胡乱应付，有时抱着小姐喝醉了，竟无法动笔。此时太监又在值班室频频催老严快答复，老严无奈，只好自己琢磨着写，有时写好了觉得不对，又把草稿追回来重拟。拟出的稿子，这回是皇帝看不明白了，有时逻辑还前后矛盾。青词也是找人代写的，文采要差得多了。
　　皇帝由此老大的不高兴。廉颇老矣，谜都猜不好了。
　　随后，又听说严世蕃守孝在家淫乐，这还了得？皇帝对这父子就更起了厌恶之心。
　　严世蕃对封建礼教禁锢的反弹，成了他们家族悲剧的序幕。
　　恶事干得太多了的人，其显赫地位会让他们感到生活的幸福度很高——真搞不懂杨继盛这些死脑筋有什么可不满的？
　　但是，清夜扪心，他们的良心安吗？
　　也许这是与虎谋皮了，他们从来没有良心。
　　但是，他们能够感到安全吗？
　　严嵩父子的跋扈，让那些想捞好处的人纷纷跑来攀附，固然是声势浩大。但这些人只为利来，利尽就散伙，根本别指望他们在危难时刻能捍卫主子。相反，严嵩搞的那个“逆我者亡”，却有一个意想不到效果，就是使一些正直的人为了自救、自保而结成了牢固同盟。他们随时在窥伺、在酝酿、在互通信息，寻找着庞然大物上的任何一条缝隙。并且前仆后继，要致严嵩于死命。
　　这些人，就是“清流”。
　　要在这世上建成乌托邦、人人都成尧舜，固然是妄想。但要想把这世上的“清流”剿灭绝迹、人人都丧了良心不说话，那也同样是妄想！
　　在杨继盛“文死谏”之前，已有锦衣卫经历（宪兵队文书）沈炼上疏，极言“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顽之心顽于铁石”，“要贿鬻官”，“贪婪愚鄙”。
　　皇帝不听，下诏将沈炼廷杖、谪官。严氏父子仍怀恨在心，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终致沈炼被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边地。
　　又有御史（监察官）王宗茂履职才三个月，就不顾身家性命，弹劾严嵩“八大罪”。
　　皇帝又不听，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又借机夺去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
　　与杨继盛死谏同一年，又有南京监察御史赵锦在云南上疏弹劾严嵩“奸权乱政”，疏文被传诵四方。
　　他说：大学士严嵩乃“奸佞之雄”，善于逢迎之巧，买通皇帝您的左右亲信，凡陛下有什么动静，他无不先知，所以做事当然让您老人家无不满意。文武大臣们官职升得快慢、得官还是丢官，全看贿赂多少。有那一帮想往上爬的家伙，自贬身份，对自己的称呼已经到了“不伦”的程度，廉耻扫地，我甚至没法说出口（估计是自称“三孙子”之类）。严嵩辅政以来，只讲恩怨，只顾受贿，群臣怕中他的阴招，有忠言不敢直说；四方习惯了贪污之风，致百姓日益愁困。“天下之势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
　　皇帝还是不听，将他从云南逮回，下诏狱拷问，斥为民。
　　屡扑屡起，屡败屡战。连严嵩及其喽罗，也觉得安全确有问题。
　　问题说来就来了。从严世蕃守孝之后，嘉靖皇帝有什么秘密话，都舍弃严嵩而去问徐阶。不久，又加徐阶太子太师的荣衔，从一品。
　　这是一个信号：风向要变了！
　　恰在此时，又有两件事对严嵩极其不利。冥冥中是有天数的吧，倒严的大潮已经有微澜初起。
　　天意从来就难测。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帝住的西苑突如其来一场火灾，引发了朝中清、浊两股势力均衡的微妙变化。
　　皇帝在西苑，已经住了19年，彻底住习惯了。以前，他是住在大内乾清宫的，那里才是他该住的正地方。那么，为什么要搬出来？是给吓的。19年前的那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嘉靖服过了仙丹，想在人间也找一找神仙的乐趣，就跑到万安宫曹端妃那里逍遥。一个曹端妃还嫌不够，又叫了一个王宁嫔，三人在床上玩起了“现代派”。到半夜，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因平时经常受到嘉靖的暴烈责罚，心怀怨恨，串通了有同样遭遇的王宁嫔，密谋杀皇帝，差点把嘉靖用绳子勒死。
　　当时的场面十分恐怖。不过，由于受害人是皇上，所以也很搞笑：嘉靖的嘴被黄绫抹布塞住，脖子被绳子勒住，喉咙格格作响，眼球向外凸出。宫女们还纷纷拔下头钗，往他胯间那个要害地方乱刺……
　　看来，匹夫之怒，也了不得啊！
　　可惜事机不密，其中有一个丫头，临阵脱逃，跑去告了密。方皇后闻讯急忙带人来，救下了嘉靖一条命。所有的涉案人员，都当场拿下，方皇后领旨立刻主持拷问。第二天，一个也不留，通通从重从快、千刀万剐。包括王宁嫔和并不知情的曹端妃，还有那个告密的宫女。
　　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壬寅宫变”。那一年——嘉靖二十一年，是农历的壬寅年。皇帝还专门为此事布告天下臣民，以安定人心——真不知他是怎么把话给说圆了的。
　　这回西苑起的大火，也是逍遥惹的祸。当晚，嘉靖和他的新宠尚美人，半夜三更的在貂帐里玩烟火，不小心点燃了帐子，一把火，把永寿宫烧了个干净。皇帝玩的花样儿，总是这么匪夷所思。
　　寝宫给烧了，就只好暂住玉熙殿。玉熙殿地方又小又潮，皇帝住得不大惬意。大臣们就建议，干脆搬回大内乾清宫去住算了。嘉靖不干：那地方？决不去。阴影尚在，在心理上承受不了。再说那是历朝老皇帝驾崩的地方，太晦气。我的活神仙还没有当够，坚决不去。事情总要解决一下，他便把严耸、徐阶两位爱卿叫来商量。
　　严嵩当然不敢提搬回大内，就说：那么，就搬到“南内”去吧。这“南内”是过去英宗当了瓦剌部落的俘虏、放回来后被幽禁的地方。这地方，在政治上很敏感。估计严忪当时确实是老糊涂了，说这话时没过过脑子，犯了大忌。嘉靖一听，这是什么主意？极不高兴。于是又问徐阶。
　　徐阶段此时陪着十二分的小心，正在和严憽暗斗，头脑清醒得很。他知道皇帝是舍不得离开西苑，因为在这儿装神弄鬼的比较方便，就提议说：现任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是个能干的人，让他在原址上再造一座新的不就成了么？几个月就可以办到。
　　嘉靖听了，大为高兴，立即任命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建设部的科长，充当这个工程的包工头。小徐不辱使命，到第二年春，建成，皇帝亲自改名为“万寿宫”。
　　新居很对嘉靖的胃口。不久，徐阶加“少师”衔，位列“三公三孤”里的“三孤”之一（明朝至此尚无活着的大臣位列三公），可谓“位极人臣”，连带着徐包工头也跃升为太常寺少卿（宗教事务部副部长、正四品）。
　　自此，徐、严两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徐阶隐忍十年，就在寻找这样一个时机。他于嘉靖三十一年就以礼部尚书职入阁，成为阁老，虽是末位，但前途无量，稳步在上升。到此时取代严嵩为首辅，已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皇帝现在凡有军国大事，都是问徐阶；对严嵩么，只有装神弄鬼的时候才想得起来。
　　在大明的官员中，有一类人，比例大概很不少，也许他们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干得利落的，甚或连几句官场的套话也说不清楚，但对于人事变动却具备超级敏感——全部的聪明都用到这上了。徐阶的上升，严嵩的失宠，不用谁来说，很快的，明朝人都知道了。
　　严嵩就是再糊涂，也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他不能不考虑退路。再打击徐阶就是找死了，他于是又来了能伸能缩的那一套，摆了家宴，恭恭敬敬把徐阶请来，命子孙团团跪拜在徐阶的面前。他举起酒杯，语重心长地托付徐大人：“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乳之。”
　　老贼，你也有今日！这样的话，居然也说得出口——“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这帮小子只有认您老人家为奶妈了！”
　　然而，徐阶不是夏言，夏言的教训他记得牢着呢，此时只是佯做惊讶，把小崽子们逐一扶起，温言相慰。把严嵩也好一通哄。
　　有道是，恶人自有恶人磨。不错，缩头了十年的徐阶开始出手了。这时候发生的第二件事，就是他与道士蓝道行联手，对严嵩发动了第一攻击波。
　　蓝道行这家伙长于扶乩之术，就是咱们说的“装神”，能请来神仙的意旨。他与徐阶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徐把他推荐给了嘉靖。进西苑去预言祸福，无一不中。本来就相信搞怪的嘉靖，服了，待之若神明。
　　下面，就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对话。
　　嘉靖问大仙：“现在天下何以不治？”
　　蓝道行以大仙名义回答：“贤臣放不开手脚，奸臣拦路呀！”
　　问：“谁是贤臣？谁是奸臣？”
　　答：“贤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奸臣就是严嵩喽。”
　　问：“严嵩固然是奸臣，但是上天为何不灭他？”
　　答：“（废话，我灭得了吗我？）上天要真是灭了他，那么用他的人罪过可就大了，所以就没灭（您看着办吧）。”
　　这一顿忽悠，大起作用。嘉靖心里一动，不再问了。此时，他罢黜严嵩的决心已下，就等个合适机会了。
　　天心回转，机不可失！言官们见严嵩地位动摇，怎能不蠢蠢欲动。第一个蹦出来的，是御史邹应龙（这名字也好，真龙天子想什么，他就来什么）。
　　嘉靖四十一年春，春雨潇潇。这真是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好预兆。持续了15年的“严冬”，似乎就要结束了。
　　给予严嵩致命一击的监察官邹应龙，此举倒不是出于徐阶的授意。他一向就是个秉公执法的好干部，对于严嵩早就恨之入骨。不过，此时干还是不干？他是有过犹豫的。严嵩毕竟还不是纸老虎。就在四年前，刑科（司法系统监察组）和刑部吴时来等三个小干部，于同日分别上疏，参奏严嵩受贿卖官、破坏边防等恶行，没奈何得了严嵩，反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因他们皆是徐阶的门生故旧，所以才不至于掉脑袋。
　　此次要是出头倒严，万一没对皇帝的心思（我养的恶犬，我踢一脚可以，但你踢就不行，你踢就是打狗欺主），那也免不了要流放三千里。
　　最终，据说邹应龙从梦中得来灵感，说一箭就能射垮严嵩这座大山，于是他连夜疾书奏章，天明就递了上去。
　　这份奏疏，比较讲究策略，并没有主攻严嵩，而是重点打他的“七寸”——为虎作伥的严世蕃。
　　他说：严家小子凭借父权，擅自卖官，广收贿赂，致使干部选拔法完全败坏，卖官居然公开叫价。因为有一批小人趋炎附势，竟然把价钱给步步抬高！最高法院科长项某人，花了一万三千金转到了组织部任职；举人潘某人，以二千二百金得了个知州。部里和各郡的小官，都动不动行贿以千以万计，公卿大老就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平时从中担任买官卖官“经纪人”的，居然不下一百多人。其中，严首辅的孙子、家仆、幕客（帮闲师爷）尤为猖獗。
　　以仆人严年为例，士大夫中的无耻者竟称呼他为“鹤山先生”，首辅过生日，他居然能拿出一万金的寿礼。跑腿儿打杂的都富到如此程度，主人又该如何！尤为骇人听闻的，是严世蕃在丧母期间，聚嫖客，抱小姐，“恒舞酣歌，人纪灭绝”。现在天下水旱频仍（天灾连连），南北多警（有鬼子进犯），但严氏父子，只知道日日搜刮，中央地方各种机构，无不将民脂民膏搜罗一空，以填他们俩的欲壑；如此干法，“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
　　英明的皇帝，请您立斩严世蕃的头颅，悬之于市，以作为人臣不忠之戒。要是我上述有一句话失实，甘愿受刑掉脑袋。此外，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卖官，也应立刻打发他回老家歇着，还我们一个清廉的政治空气。
　　这些话，都是老话，说了十多年了，皇帝充耳不闻。可是这次，见效了。嘉靖阅奏后，“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
　　——勒令严嵩退休，严世蕃下天牢待审。姥姥的，你终于翻船了！
　　五月十九日，诏旨一下，举国欢腾。
　　说来，似我等草民百姓，一生平淡如飘萍，唯有三件事能让我们欣喜若狂：一是连绵多年的战事以我方胜利而告终（譬如“剑外忽传收蓟北”），二是旧朝崩溃、新朝崛起（譬如“满城尽戴黄金甲”），三是奸臣垮台、万象更新（譬如“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余生也晚，只赶上了最后一件。那种解脱感确实无以言表。
　　罢官一个月后，83岁的老严嵩蹒跚离京，回老家袁州去了。浮华一梦，尽皆成空。这回乡的路，不大好走啊！
　　严世蕃被判流放雷州卫，那地方离天涯海角也不远了。其余孙子辈、以及邹应龙折子上点到的恶仆帮闲，系狱的系狱，充军的充军。就连那两个买官的小子也没跑得了，一个死在狱中，一个充军边远卫所。
　　徐阶顺理成章执政，内阁基本是他说了算。他坐进了原来严嵩的值班室，贴出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用谁不用谁）刑罚还公论”，显示出新气象来。
　　当然，他还在思考，严嵩这百足之虫，还没有僵，还要设法再给他来个致命一击。对付恶人，就不能讲妇人之仁。
　　张居正过去曾经对徐阶的忍让颇为不满，在回乡前的告别信中，甚至有所暗讽。但是徐不为所动，坚持乌龟战略，终于看到了对手败亡。张居正现在当然很服气了，更加留意徐阶的处事之道。徐阶对张的器重，是始终如一的。他有意保护张居正不卷入任何政争，只留在幕后。冲冲杀杀的事情，决不让他干。
　　张居正自然明白老师的苦心，也决心有朝一日大干一场。
　　“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
　　这诗，写于严嵩垮台的当年秋，也还算是有些鸿鹄之志吧。
　　朝局一步步地在好转。徐阶不愧是一代名相，他当政之后，平反了一些冤案，嘉靖一朝原先的戾气有所缓和，锦衣卫不再频频出动，人们为了国事也敢于讲话了。对付嘉靖，他也有办法加以疏导。皇帝的乖僻性格，慢慢有所改变，对徐阶竟然“谆恳如家人”。
　　另一边，此时的严嵩，在家里还做着东山再起的好梦，不时的给皇帝送去点儿秘方。皇帝毕竟念及他几十年的苦劳，时时流露有所不忍。严嵩便向皇帝近侍行贿几千万金，令他们揭发那个蓝道行的非法活动。结果蓝道行被下狱，死在狱中。垮了台的严嵩，居然顺利报了这一箭之仇。
　　严世蕃也没有去卫所报到，而是在半路潜回了老家。他不思悔过，反而收留亡命徒，抢女人、劫商旅，横行不法。又召集了工匠几千人大造府第。
　　此事被南京巡江御史得知，就上疏称：严世蕃收留江洋群盗，日夜诽谤时政，蛊惑人心。又以建屋为名，召集勇士四千名。市面上人心惶惶，都说要出大乱子，形势难以预料。
　　嘉靖看到折子里说严世蕃居然要谋反，不禁震怒，立刻下令第二次逮捕严世蕃，解到京城问罪。
　　其实，谋反是不大可能的，工匠也不是什么勇士。但是，不用这阴损一招，又怎能斩草除根？诸臣把严嵩的那一套，也学的差不多了。
　　严世蕃却不怕，在监狱里放了话出来：“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他凭的什么呢？
　　在这最后的格斗中，已是严世蕃在与徐阶较量。那老严嵩害人的本领，也不过是倚仗皇帝恩宠，暗地里做手脚杀人。一旦摆出堂堂之阵，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作为。
　　严嵩下野、严世蕃逃回原籍后，严家最忌惮的，是徐阶。那徐阶知道事情尚未完成，照旧示之以弱。严嵩派亲随去徐府打探，徐阶只说：“没有严公，哪里有我今日。忘恩负义的事情，我做不来。”并且连连致信问候，一如往昔。这伎俩瞒不仅过了严嵩，连聪明绝顶的小严也着了道，松口气道：“徐公不我毒。”——老徐不会害我们。从此在家招兵买马，肆无忌惮。
　　老徐大概只在心里笑吧：不如此，你们怎会在临死前猖狂一跳？我又怎能抓住把柄“害”得了你？
　　待小严进了诏狱，知道是上了徐阶纵虎归山的当，但他自有主意。在监狱中接见严氏旧党，密嘱：“贪污一事，死不了人，你们放心好了。聚众造反，查无实据；你们可以当众吹风，让法官在定案奏稿上删去谋反一节。告诉他们，杨继盛、沈炼案则是关键，不列入罪状，岂能扳倒严氏？”喽罗不解，小严笑道：“杨、沈两案，毕竟是皇上主裁，要翻案，那就是揭了皇上的面皮，触怒天颜。我等自然可以解脱。”喽罗恍然大悟。
　　一提起要为杨、沈翻案，京中群情振奋。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三法司”（即：刑部——最高法院；都察院——中央监察部；大理寺——复审法院）首长果然中计。将杨、沈两案写入罪状，拟成奏稿，准备要搞死严世蕃。
　　为此，他们三人前去向徐阁老讨教。徐阶只讨过草稿来看，看罢一笑：“法家断案，谅无错误。请你们进内厅里面来谈。”
　　进得内室，屏退左右，关好了房门，徐阶问：“你们的意思，是想救严公子活命吗？”
　　三人争相答道：“小严一死都抵不了罪，岂能让他活？”
　　徐阶道：”既然想要小严的命，那么为何要牵入杨、沈两案？“
　　大理寺卿道：“用杨、沈事，正是要他抵死！”
　　徐阶笑道：“杀杨、杀沈，都是严嵩巧妙利用皇上的旨意。可是皇上英明，能承认自己不对么？你们这奏章一上，皇上必然疑心是法司借本案张扬他的过错，要发脾气。你们这几位，恐怕就有不测，反是那严公子没事，骑驴款款出都门去了！”（《明史-严嵩传》）
　　三法司首长这才如梦方醒，连忙请徐阁老指示。徐阶便拿出自己写的草稿，让三人看了。三人不由得叫好。当即让严府的文书誊清，三人盖了大印，封好送上去了。
　　徐阶的这个稿子，只字未提杨、沈冤案，重点有三个，一是说严嵩的亲信罗龙文与著名的倭寇头头汪直“交通”；二是说严嵩听信江湖术士的话，以南昌有王气，于是造起豪宅，规模不亚于皇宫；三是说他勾结“宗人”（旁系皇族），窥伺“非常”机会，聚集亡命徒，“北通胡虏，南结倭寇，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这次嘉靖感到十分震惊，令再次核实。
　　皇帝不愿意被蒙，也很难相信严阁老会堕落至此地步。
　　徐阶揣着圣旨出了长安门，叫了三法司的首长到自己家，再写奏本，曰：“事已勘实，其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亟正典刑，以泄人神之愤！”（《明史纪事本末》）
　　密室定案书，就这样出笼了。可怜权奸严嵩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交通”日本。
　　徐公的这次谋划，连同书吏在内，天地间只有五个人知道，断无任何泄露的可能。中国的政治，多出于密室，就是类似于此。严世蕃在监狱中哪里能知道其中内幕，只听说是黄光升等拟的奏疏已将杨、沈案列入，不由大喜。按照他以往对皇帝心理的揣摩，折子上去，不出十天，他就可骑驴走出城门了。
　　他与同案的罗龙文关在一起，两人谈得高兴，买通狱卒叫了酒来痛饮。小严此时，只是恨当日为何不取了徐阶的首级？十分怨恨父亲养虎遗患。眼下，只有等圣眷恢复，再来收拾那个老滑头几其同伙。
　　不想，第二天有三法司长官来提堂，徐阶也在座。甩给他看的，就是那个写有三大罪状的奏疏。严世蕃读了，面如土色，连呼冤枉，嚷道：“徐公！徐公！你定要我父子死吗？”
　　徐阶冷笑，将压抑了十多年的恶气，一口呼出：“哼，自作孽，不可活！”
　　这就是“再勘”的真实过程。再过一日，即有旨下，“命斩世蕃、龙文于市”。两人听了，相觑愕然，只有抱头痛哭。不一会儿，家仆问讯赶来，叫赶快写遗书交给严嵩。小严浑身颤抖，竟不能书一字。
　　不多时，有监斩官到，一声大喝，命捆绑起来，押赴西市——任有多少才情，以及往日的风花雪月，都毕了！
　　京师民众闻听消息，无不欢天喜地，纷纷携了二锅头到西市法场去看行刑。严氏的名声太坏了。这也是徐阶敢于这样做的民意背景。
　　徐阶彻底斗败严氏，显然是有猫腻在内，胜之不武。但面对可能的猖狂反扑，为己和为同僚的身家性命，不如此，又能如何？恶人逼人太甚，自己同时也就走在了悬崖边上。可见，事不能做绝，才是硬道理。
　　史家对于徐阶这一点，多持有原谅态度。手段并不重要，目的才是一切。
　　圣旨中还有一条，就是将严嵩削职为民，并命江西巡抚（第一省长）和按察使（省司法局长）负责抄家。此次共抄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另外还有珍奇异玩价值数百万。这些财富，可够大明中央政府支用整整两年的。
　　嘉靖对此倒是很在乎，他对严嵩仅剩下的那一点点怜惜，到此也全都消散了。
　　据说，在抄家时，严嵩恳求抚按大人给他留一些药品。
　　大人问：“可有能治刀剑红伤的药？”
　　严嵩答：“有，有，多乎哉！”
　　大人遂正色道：“请问那东西能否治好杨继盛颈上的刀伤？”
　　严嵩只能无语。
　　天道轮回，夫何言哉！
　　严嵩侥幸没死，但在政治上已经等同死亡，断无复生的可能。
　　他的几个孙子和那些恶仆，全部被判刑、流放。严嵩孤独一人被驱逐出门，房产查封。
　　此后的生涯里，据说他曾经靠乞讨为生。
　　一年多以后，87岁的一代奸雄，在家乡墓地一间看守坟墓的草屋里，咽了气。也有人说他是寄居在一位故旧家里死去的。
　　在这一年的凄苦风雨里，足够他回味往日辉煌的了。他无数次想到过的，也许是——打了一辈子鸟的人，为何被鸟啄吓了眼睛？
　　五、内阁门外的最后一级台阶
　　徐阶是个思维缜密的政治大佬，在他的囊中，揣了许多棋子。自他担任首辅以来，他就一粒一粒地在布子。而张居正，是他最中意、且又是最后的一颗棋子。他的这种眼力，使他在晚年得益不少，否则，下场不会好于严嵩太多。这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
　　他对张居正的栽培，处处都有心机。当年他提拔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使张在众多监生中有了威望，这是在为张居正积蓄做大事的资本。明代由监生入仕而任各级干部的，有一定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气氛来，到日后，必会有用。
　　嘉靖四十二年，也就是严嵩罢相的第二年，徐阶又把张居正的位置挪了一挪，推荐他去参与重校《永乐大典》，同时又让他担任修撰《兴都志》的副总裁，实际主持全盘工作。总裁是老徐自己和另一位大学士袁炜。
　　这是一次精心的安插，目的，为了能让张居正在嘉靖那儿有个深刻印象。
　　这所谓的“兴都”，就是湖广的安陆，这地方在嘉靖一朝非同小可。这里是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继位，是由于武宗（正德皇帝）无后，从旁支选了一个入继大统的。当了皇上后，他忽发奇想，要把自己死了的老爹也封个皇上，在执政初年，狠狠的闹了一场“大礼议”风波。这本来就是胡来，没有任何法统依据，但他终于力压群臣如了愿。
　　兴献王成了皇帝了，安陆也就改了名字叫“承天”，同时还有一个尊称叫“兴都”。《兴都志》（又名《承天大志》）是嘉靖为自己的“正统”出身造舆论用的，所以每一篇稿件都要亲自过目。
　　张居正在编辑这部《兴都志》的时候，荣耀是荣耀，却发挥不了什么才能。写的东西，无非是马屁文章。有人明知是马屁文章也要随时欣赏，所以只好胡吹。比如，把兴献王比做周文王，什么“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这基本是胡说八道。又称嘉靖乃“今之尧舜”，更是令人瞠目。不错，确是尧舜。但是，是假冒伪劣。
　　张居正才是真正的“天纵圣哲”，能来写这种玩意儿，证明他已历练得有点功夫了。在一个疯人充斥的世界里，你也得当一个疯人才显得比较正常。
　　那个与徐阶两人同为阁老的袁炜，是个最著名的“青词宰相”。张居正写的稿子，他要死劲删改后，才能递上去。袁炜后来病死了，张居正的稿件直接拿上去后，嘉靖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吹得还不够——鬼都不看的东西，却要耗费很多精神来写啊！
　　嘉靖四十三年，《吹牛大志》总算写完了，徐阶立马又挪动了张居正一下子。让他任右春坊右谕德（虚衔），实职是裕王府讲官，给皇子当老师去了。嘉靖那时未立太子，所生八子死了六个（都让太上老君给召去了）。裕王是现存仅有的两位之一，而且是长子。按照立长原则，裕王是第一皇位继承人。
　　徐阶的这个安排，用心良苦啊。
　　张居正这个人，写阿谀奉承的奏章写不好，如果爱听马屁的嘉靖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就把他给埋没了。那种玩意儿，也确实得脸皮够厚才写得出来。
　　譬如那个擅长此道的大学士袁炜，看见发生日偏食，一件本是不吉利的事，他偏要上奏祝贺，说：食仅一分，与没发生差不多，因此臣等不胜欢欣。还有，听说皇帝养的猫死了，又赶忙写悼词，说那是“化狮为龙”。——简直晕死！
　　唉，读书人，你为什么不羞耻！
　　而张居正的才学见识，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裕王府讲读，也就是给裕王讲课，“王甚贤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就是说，裕王很善待他。王府中的太监也无不和张居正友好。据说，他讲课的时候，“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讲得非常到位，裕王往往目不转睛地盯住张老师，以表示崇高的敬意（《文忠公行实》）。王府的侍从大太监李芳对他也极尊重，经常向他请教书中道理，谈话往往涉及到“天下事”。
　　这一段实践，也见出了张居正的本事——善于和没有下半身的家伙们周旋。他后来执政时，与在内廷掌实权的太监关系处理得很不错，从这里就看出了苗头。
　　裕王的弟弟是景王，两人都不是太子，于是关系就很微妙。嘉靖原来立过太子，但是死了，按理裕王就该晋封太子，但嘉靖听信了道士陶仲文的话，相信所谓“二龙不能见面”也，就长期不见裕王，不重新立太子，反而对景王很欣赏。而景王想要夺嫡的动向，在宫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严嵩当国时，倾向的是景王；而徐阶、高拱等则是拥裕一派。那时，谁也说不清楚将来的变化，干脆就赌吧！反正到时可以据理力争。看来，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到裕王身边，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所幸，嘉靖四十四年，景王也蹬腿儿了。裕王才算坐稳了皇位继承人的椅子。这个结局，注定了阿里巴巴的大门迟早要对张居正打开了。因为依例，东宫（太子府邸）的讲官，一般是要被任命为阁臣的。
　　徐阶对张居正前途下的这一注，就这么，赢了。
　　张居正进入裕王府，就跟一个非凡人物凑到一起了。这就是高拱。这也是一条人中之龙。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就是张居正的一个翻版，志趣、才干、抱负、见解，无一不同。只不过跟夏言一样，刚有余而柔不足，所以，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好运气。最终，只是一颗惊鸿一瞥的政治流星，直到晚年还为此愤愤不平。
　　高拱比张居正大，是正德七年生人，比张居正大一轮。他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仕途经历跟张居正是一模一样的，学而优，则仕。17岁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中进士。选了庶吉士，两年后当了编修。
　　王世贞说他“刻苦学问，通经义，务识大指，为文不好称词藻，而深重有气力。”（《嘉靖以来首辅传》）看来，也是一个务实的人。裕王府刚一建立的时候，他就出任侍讲，一干就是九年，为岌岌可危的裕王出了不少死力。裕王待他，视为最可信的人（王深倚重之）。
　　当时景王也想当皇帝继承人，朝野流言四起，人心汹汹。裕王整天胆战心惊，不仅嘉靖有时侯疑心他不轨，连首辅严嵩也敢于欺负他，竟然派了小严来责问高拱和另一位讲官陈以勤：“听说你们殿下对我们家大人不大满意啊，是怎么回事？”高拱等人都竭力做了周旋。
　　高是性情中人，对权势熏天的严嵩也不大在乎。一次严嵩作寿，傲然出场，百官躬身迎候。高拱就笑出声来，说：这场面，叫我怎么想起了韩愈的《斗鸡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言罢，全场笑倒一片，严嵩也只能是哈哈。娘的，成鸡了我！
　　后来他离开王府去任国子监祭酒，裕王送了他很厚的礼，且难舍难分，“哽咽不能别”。以后王府里无论大小事，裕王都要派了太监去问高老师。一次，想老师想得厉害了，就让太监送去一幅字，写着“怀贤”两字；不一会，又派人送了两个字过去，是“忠贞”二字。世态炎凉中，高拱显然当得起忠贞之士的名号。
　　张居正几次都和高拱凑到一起，在裕王府，在一起；在国子监，也在一起；修《永乐大典》，又在一起。他都是担任高拱的副手。对高拱，以兄长事之。
　　两人气味很相投。当时人评价是“谋断相资，豪杰自命”。且又“相期以相业”，也就是彼此鼓励，将来一定要入阁，好好干一番。
　　两人对嘉靖朝的弊政，都看得很清楚。官场废弛，边防涣散，民力疲惫，他们心中是有数的。——等老子们上手再说吧。
　　每读史至此，草民我不由得感慨丛生。想我们年轻时，也都有雄心大志，不说想上凌霄阁之类，心想未来做一督抚，总还是小菜一盏吧。哪里知道，命运全不由你自己把握，甭说督抚，就是“以科长、处长相期”，也大都一梦黄粱。有那少数梦成了的，也差不多快累吐血了。
　　几百载之下，遥想当年公瑾式的人物，凭栏处意气风发，真是徒有羡慕，徒有羡慕啊！
　　在相对祥和的气氛中，堪堪来到嘉靖四十五年。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值得一书。
　　严嵩被扳倒后，政坛说是祥和，实际嘉靖的老毛病没改多少，照旧是装神弄鬼，且愈演愈烈。皇帝好什么，臣子就忽悠什么。那时候，各地都争献“祥瑞”（上天赐给的吉祥物），比方什么冬至甘露、乌龟蛋、白毛雀，硬说都是出自皇帝老祖宗陵墓上的。
　　嘉靖欣然接受，不疑有他（谁还能怀疑拍马屁的？）。一有祥瑞，礼部官员就赶紧奏请，让百官给皇帝上祝贺的帖子（进贺表），又告太庙（把那些玩意儿放到祖宗庙里供着）。
　　事情越闹越离谱。一次，嘉靖在晚上坐着发呆，一回身，看见身后桌子上有一只新鲜桃子，就问：桃从何来？贴身太监善于拍马屁，灵机一动，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符合牛顿定律）。嘉靖大喜：“哦，天赐也！”立即下令举行五天的谢恩大典。庆典还没完，第二天，“天上”又掉下一个桃来，而后，宫中养的白兔、白鹿又接连生崽儿。真是好事连连啊，朝中为此忙了个不亦乐乎。
　　那嘉靖也不想一想，就算天上能掉桃子，深深大殿，它也没法从窗户进来、拐着弯掉你桌上啊！人独揽大权久了，总有点儿白痴。
　　这桃子就是太监从宫外菜市场买的，也可能是没收小贩的，拿来给皇帝尝鲜。张口一撒谎，收不住了。至于白兔、白鹿产崽儿也是偶然，生孩子是到日子就生的事，莫不成让人家还得憋死？
　　嘉靖感觉良好，认为这吉祥三宝，“天眷非常”。太上老君那是特别地看好我呀（《明世宗实录》）。
　　但有人不看好，谁？就是那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海瑞。海瑞那一年是户部（民政部）云南司的小科长，管的是地方财政税费的杂事。宫内外乱七八糟的祥瑞事件，本与他无涉。但他实在看不过了。
　　嘉靖四十五年，春二月，他上了一份疏奏《治安疏》。要说明一下，此“治安”非彼“治安”，不是说社会的治安状况太差了，到处男盗女娼，而是劝告嘉靖要好好治国、安天下。
　　此疏一上，连海瑞自己也没想到，他就此成了一位名震千古的谏诤之臣。你现在去问中国的乡村野老，最著名的清官是谁？答：包公。最著名的忠臣是谁？答：海瑞！一问一个准儿。
　　海瑞是海南琼山人，字汝贤，因为生平所学的学问，以刚为主，因此他自号“刚峰”。好人，名字也好。他这人刚直不阿，骨头硬得很，是一头官场绝无仅有的犟驴。在南平代理教谕，碰到御史大人来校视察，他的属员们全都跪地行磕头礼，唯有他一人作了个长揖就算了事。他说：“大人，我本该给您磕头行礼，但这个大厅，是老师教育士子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屈膝！”
　　嘉靖三十七年他任浙江淳安知县。当了县太爷之后仍然简朴，吃的粮食是自己亲自磨的，常常穿了件布衣在场上筛稻谷。吃菜不买，让老仆人在家自己种。平时吃不上肉，母亲过生日时，才买二斤肉开荤。不贪不占，一贫如洗。当时的总督（大军区司令）胡宗宪听说后，大吃一惊：当官的，怎么能穷到这份上？
　　胡宗宪的儿子有一次路过淳安，住在驿站（县邮局兼招待所），嫌驿吏招待不周，把人家倒吊起来打。海瑞打抱不平，下令把这撒野的胡公子抓了，搜出身上携带数千金，通通没收上缴国库。还当众宣布：“过去胡大人到部里办事，声明沿途不得超标准招待。这个小子，带这么多金银财宝，一定不是胡公子！”
　　通报送到胡大人处，胡宗宪任是一代抗倭名将，也是没招儿，干憋气。老小子，你干嘛要捅我的软肋！
　　严嵩执政时，其爪牙鄢懋卿（就是劝严嵩不可放过杨继盛的那个）为巡盐都御史实，一路巡查，浩浩荡荡，地方上都是好生招待。到了淳安，却只有咸菜稀饭，不由大怒：“小小知县，你耍我？”海瑞高声反驳道：“俺们县小，供不起你们那些车马！”
　　鄢懋卿想要逞淫威，但他知道海瑞一向就是倔驴，跟他缠上，没什么好儿，只得灰溜溜离开淳安。后来指使别人参了海瑞一本，把海瑞贬到兴国州当了判官。
　　严嵩倒后，吏部有官员对海瑞的遭遇不平，把他调来北京当京官，这才有了震烁千古的“海瑞上疏”。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还一度围绕他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海瑞啊，当政者都欣赏他的万古精神，却容不下身边一个活的海瑞。
　　海大人的这篇今古奇文，我认为有“三奇”：在中国历史上竟然有这么一篇下级干部指着鼻子骂皇帝的进谏书，这是一奇；这样的文字竟然出现在对谏臣处罚一向酷烈的明代，这是二奇；可敬的海大人居然没有因此而掉脑袋，这是三奇。
　　只能说，我中华之大，无奇不有！
　　来看内容：海瑞首先是先轻轻拍了一下马屁，说：陛下啊，我是要“言天下第一事”（教教您怎样做皇帝），您“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功劳如下……（此处略）。但是（话题急转），英明的时间不长，却走了神儿，错用了您的一肚子聪明。以为遥远的理想可以实现，就一心修玄去了。您固然是富有四海，但是你怎么不说这是老百姓的血汗呢？光知道大兴土木乱花钱。20多年不理由朝政，社会的道德纪律，全都废了！
　　您看看现在，“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天灾无时不有），盗贼滋炽（不法分子气焰嚣张）”。您刚上台的时候这些情况就有，但还不厉害，而现在“赋役增常（上面的税费比过去多），万方则效（地方就学上面的样子也胡乱收费）”。
　　陛下您竟不顾破产去装神弄鬼，闹得家底空空！天下都把陛下的年号叫做“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谁都缺钱花啊！天下的人不说您好话，那可是有时候了（前呼后拥的您哪能听得到啊）！
　　大小臣僚也都放弃了职责，您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一说装神，就相率进香；出了“天桃天药”，就争相庆贺。为了建造宫殿，工部极力经营；为了取香觅宝，户部公差四出；陛下您一个错误举动，诸臣也就顺着错的来，没有一个人为你纠正一下。扬善惩恶的大义，都扔到爪哇国去了。臣子们拍马屁也拍得太厉害了，低三下四，含糊其词，“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陛下啊，您的错就多了！您修醮是为了长生，可是自古圣贤只说是顺其自然，是天地赋予了人的性命，这一句话就说全了！尧舜汤禹、周文周武，那是圣人中的的极致了，都不能不死啊！我也没见过汉唐宋的方士有活到今天的，能让陛下您也学学他们的法术。陶仲文那个老道士，陛下您称呼他为老师，可是他已经死啦！仲文都不能长生，陛下您怎么又能求到呢？
　　要说什么天赐仙桃药丸，那就实在是太扯蛋了！您想啊，桃子是要人采才能采到的，药丸是要人工捣制然后捏成的，没有这些过程他们就来到您这儿了，难道桃、药都长了脚吗？还说什么是“天赐”，难道天有一只手拿着送给您的吗？陛下您修玄多年，一无所得，至今左右奸人还哄着陛下瞎想。区区桃药就能导致长生？断无此理！
　　太甲(商汤王的嫡长孙)说；如果有人说的话听着刺耳，那必然是有“道”的，如果有人说话什么都顺你的心，那一定是“非道”的。严嵩可曾有一件事情不顺着您吗？没有。可是怎么样，过去贪污，现在要谋反啦！望您一洗过去的错误，翻然悔悟，天天上朝来打理打理，君像个君，臣也像个臣。朝廷的各种浪费，也须收敛一下。京城里节省一金，就相当于给农村拨付了一百金。您这里节省一些，国家费用就足啦，老百姓的储蓄也就不知道有几多啦，这种好事，陛下何不为之？
　　总之，“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对这个我要是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大臣拿着高津贴而奉承您，小臣怕得罪您而顺着您，您有了错自己也没办法知道。我海瑞每每最恨的就是这个，因此冒死为陛下进一言。
　　——不愧是从海边考上来的秀才，端的是生猛异常！
　　我把栏干拍遍，读之再三，绝了！海刚峰，海大人，好啊。这哪里是我们印象中温文尔雅的儒生，这哪里是戏文里喊“吾皇万岁”的贱货？这是“高山仰止”的山峰，是一个世俗民族最缺乏的脊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股气血！
　　草民我自小就听说过“海瑞上疏”这四个字，却不知是它竟这样一篇奇文。在为古人担忧的同时，也甚感欣慰：史海漫漫，毕竟，我们总还能披沙拣金。
　　这份不要命的奏疏到了嘉靖手里，他正病着，看完，暴跳如雷，脸都气绿了，把奏疏一把摔到地上，看着左右侍从，怒吼：“胡说八道！快给我拿下此人，不要让他跑了！”
　　时有司礼监太监黄锦在一旁，缓缓开口：“禀皇上，此人素有痴名，您甭发火。臣听说他上疏的时候，自知杵逆了皇上必死，已经买好了棺材一口，诀别了妻儿老小，此刻就在宫外等候您发落呢。家僮仆人怕受牵连，都一跑而空。他呀……这个，是决不可能跑的。”
　　嘉靖一听，呆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三千年历史啊，居然有这种小子！
　　随后下旨，将海瑞下诏狱，“究主使者（把幕后人物揪出来）”。锦衣卫遵命出去后，黄锦弯腰把海瑞的奏疏从地上捡起来，又放到嘉靖的座右。
　　嘉靖拿起又看了一遍，心有所动。想想，那严嵩的党羽蓝田玉、陶仲文的徒弟胡大顺，也确实拿了些假冒伪劣的仙药哄我，海瑞说的话，不无可取之处。随后，叹口气说：“此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却不是商纣呢！”便把奏疏压下了（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交给内阁票拟意见）。他不想落下个杀忠臣的万世骂名。
　　海瑞的案子，后来也下旨移到了刑部，你们看着办吧。
　　由于假药吃多了，导致铅中毒，嘉靖的身体愈加坏了。他百般无奈，把徐阶召来商量，想去一趟承天府老爹的陵墓，取药补气。徐阶劝道：保重要紧，不宜出动。
　　嘉靖更加心灰，说干脆“内禅”算了，让儿子继皇位，自己不干了。徐阶慌了，说那哪儿成呀！嘉靖此刻又想起了倔海瑞：“海瑞说的全对啊，我病得这么久，怎么能办公！”想振作，但力不从心啦。“真是的，我不知道自己珍惜，病成这样，假使有力气去便殿办公也好，也不至于挨这人这么骂啊！”
　　徐阶连忙予以缓冲，说：“海瑞这人，说话一贯愚憨，明朝人都知道。其心还是可谅的，请陛下对他格外宽恕。”
　　此后，刑部意见上来，嘉靖一看，刑部尚书黄光升（就是要了严世蕃小命的那个）居然认为无法可依，只好比附（参照）“子骂父律”，罪应论死。嘉靖略略一瞧（子骂父？当斩？黑色幽默啊！），当即搁下，不批。一直到死，这份意见他都没批。
　　海青天海大人的脑袋，就此保住了。
　　从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到现在，三年多了，徐阶就这么左顾右盼，小心伺候着皇帝，操纵着中枢的班子。好在棋局还是活的，可以容他走动。好不容易摆平了海瑞的事情后，内阁的人事又急需做调整了。
　　从夏言的前任首辅张璁起，内阁就是个生事的地方。迄今所有的首辅，下场都是灰溜溜的，尤其夏言和严嵩的结局更让人不寒而栗。徐阶不得不留出自己的后路。因此，在网罗人才入阁时，便用尽了心计，只求能保证一条：将来能让我体面地退休、体面地养老。
　　前一年（嘉靖四十四年）三月，那位青词宰相袁炜病重，再也写不了“万寿无疆”的贺词了，退出局去。徐阶不敢“独辅”，马上主持选人。明代的选阁臣制度，叫做“会推”，也叫做“廷推”，就是集中各部各科臣僚开会，推选出2-4名候选人，交由皇上决定。参加会议的成员涵盖很广，但大多只来走走过场，主要是由六科“都给事中”（中央六大监察组的组长，那时候俗称“科长”，权力极大）说了算。
　　自嘉靖一朝起，皇帝不大管事儿，首辅的权势大增，不仅能压得住这些科长，连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都压得住，所以，会推基本就是按首辅的意思办。
　　这次引进了严纳和李春芳两个人。这两人，和刚刚致仕的袁炜，还有在他们之后入阁的郭朴，共四个人，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青词宰相”。
　　词臣入阁，固然是嘉靖之所好，但也有徐阶的考虑。他本人还在位，能做实事，干脆就选点儿只会玩花活儿的进来，省得碍事。不过，他对李春芳还有特别的一层意思，因为李年轻，又是状元出身，为人平和宽厚。将来如果是这人接任首辅，最理想不过。李春芳一定会对此感恩，那么我老徐退休后的老干部待遇就一定没问题了。
　　推举严纳，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给李春芳当个陪衬，而且排名还在李春芳的前面，别人看不出什么来。
　　果然，入阁当年严纳就因病退休了。李春芳接任次辅，接班没有问题了。
　　严纳一走，又缺人，于是嘉靖四十五年春，又一次会推。
　　这次徐阶再次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他的“棋子”来，又是两个人，郭朴和高拱。
　　和前两个人一样，徐阶实际上要推的是高拱，郭朴是陪衬。不过，高拱可不是什么青词宰相的料，也不是徐阶的“夹袋中人”，他是未来的皇帝裕王的老师，是和张居正早就“相期以相业”的不安定分子。用他，似乎不太合乎徐阶的逻辑。
　　嘉靖四十五年春，徐阶走的这步怪棋，牵动甚大，甚至预设了后来万历初期的政局。可他当时完全预料不到后果。
　　他是这样考虑的：裕王是早晚要继承大位的，裕王一当皇帝，高拱势必入阁，这个趋势，傻瓜都能看出来。那么，他徐阶先走一步，先把你提拔进来，卖你一个人情，你高拱肯定要心怀感激。就此，把你收入我的门下。将来换了皇帝，我还是有保障。
　　徐阶啊，是上海人，算盘是打得太精了！
　　可是高拱哪里是那么好收服的？
　　高大人不仅仅是皇子的老师，他在仕途上的其他资历也够格，最高的职务还当过礼部尚书。在当时，进内阁一定要会写青词，这个，高拱也能。
　　入阁，是高大人的铁定前途。既然傻瓜都能看出这一步，那我为什么还要领你徐阶的情？
　　你徐大人是否多此一举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高拱高昂着头颅进了内阁，时年54岁，气势凌厉。
　　徐阶有意将高拱延至门下，因而对高拱就特别热情。高拱是怎样聪明的一个人，他当然感觉到了，但他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徐相爷，你也太自作多情了吧？我高拱是什么人，既有奇貌，又有奇才，人事背景在将来是无人可比的。我还想做个当朝大佬吆喝一批人呢，怎么可能当您的马仔？
　　高拱在入阁以后的情绪，徐阶很快有所察觉。他知道糟了：走了一步大大的臭棋！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智者徐阶也难免千虑一失。
　　他在紧张地转脑筋，既然事不可追，那就要有个法子来补救。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张居正。
　　在我们中国古代，师生关系、师徒关系都有点儿像父子关系，民间既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庙堂上“天地君亲师”的排列，也暗示着一种伦理纽带。老师，往往就充当着“精神之父”、“人格之父”的角色。
　　今日当然不同了。有的地方，我看师生关系就好比训兽员和野兽之关系。老师视学生为野马（不戴笼头我抽死你！），学生视老师为屠夫（干嘛每天都宰杀我的灵魂？）。
　　我认为，徐阶对于张居正，自在翰林院结缔师生关系之后，一直就扮演了“政治人格之父”的角色。
　　张居正在选了庶吉士后，发奋研习国家典章制度，不吟风弄月，不“交通”权贵，表现特异。据王世贞回忆，那一批同年进士多沉迷于古文诗赋，以汉唐大家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
　　明末还有人说，他在这个时候就有志于宰辅，将“户口、扼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并且逢到盐司、关司、屯马司、按察司司长出差还朝，就携带一壶酒、一盒菜拜访，详细询问关隘要害。回到公寓后，挑灯记下，“其精意如此”（王思任《与周延儒书》），非腐儒可比。对这样的有志青年，《明史》上说，“徐阶辈皆器重之”。
　　徐阶很早就开始有意引导张居正担大任，期望值很高。在翰林院看见张居正写的文章，虽然也引用子史百家的话，但并不脱离治国之本。对此，他深感满意，曾亲口对张居正说：“张君，将来一定要尽忠报国啊！”（《文忠公行实》）
　　当然，对于老师的一套政治谋略，年轻时的张居正，也有个理解的过程。
　　徐阶老成谋国，有人不理解。严嵩时期，有人讥他是“四面观音”、“一味甘草”。其中，被他救了命的海瑞就是反映最强烈的一个。但他仍不改隐忍作风，“碌碌无奇”。对严嵩这条毒蛇“阳柔附之，而阴倾之”，终于得以保全自己，等到了翻手的机会。
　　张居正起初对老师的一味隐忍也是气闷的。三十三年他请假归籍之前，给徐阶的信里，就显出了一股急躁。他对老师说，你固然内心有想法，但外表却随波逐流，想用这个办法等待时机，不亦难乎？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不如“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生平”，与严嵩大干他一场算了！如果老天有眼，青史留名指日可待；如果这路走不通，“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
　　这时候的张居正，还有很浓的名士气，慷慨任事，看不得老师那样的窝囊。
　　但这只是私人之间的通信，不是公开的政治表态。从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以进士二甲九名的好成绩跨入仕途之后，到如今，已是19年蹉跎过去，中间除了在嘉靖二十八年给皇帝上了一份《论时政疏》之外，再没有露过任何一点锋芒。
　　他的身份，是词臣、文字匠、书虫。他的官场形象，是沉默，无所作为。官场上的时光，一刻值千金，他却整整沉默了19年。
　　这里面，徐阶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实徐阶与张居正，根本是两种类型的官员。人们对徐阶的责难种种，多半有道理。他乐于居间调停，玩平衡；一遇险阻，立刻后退。海瑞说他是“甘草国老”，“畏威保位”，大概是不错的。他的原则，就是最终要把事情干成，否则就不干。
　　杨继盛上疏参劾严嵩，他不赞成，认为无益。杨继盛因上疏得罪嘉靖而下诏狱，他不援手，认为事已不可为。张居正对他的麻木不满，他却不无幽默地让居正自己去试试。——不用真的去说情，只让你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难度。
　　而张居正，则与高拱是一类人物。他们俩都是一定要做事的，剑在匣中则鸣不平。所以才有相期“以平治天下为自己责”，要做“救时宰相”。他的原则，是要干事，对“无为”的状态感到难以忍受。
　　老师的传授，对他，显然起了作用，张居正接受了徐阶的策略。也就是，将“要把事情干成”作为第一原则。
　　因此，在张居正“刚”的一面上，又加上了“柔”的色彩。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他即将踏入内阁的前夕，都处在“守雌”的状态，养精蓄锐也。进入内阁后，一开始也很谨慎，直到大权独揽为止。
　　先柔后刚，是他仕途生涯一条明显的曲线，这也是他和高拱日后的命运有天壤之别的关节点。
　　我可以等待，我甘愿沉默，但不是无原则的，为的是拿到“干事的权力”。
　　张居正说过，徐阶“沉机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很多机密的国家大事，徐老师只和他一人商议。从老师那里得到的益处，“天下莫不闻”，没有谁知道。比如，嘉靖皇帝曾经怀疑过裕王的接班能力，让徐阶去查成祖是怎么看待太子的。成祖故事，就是老皇帝老是想换掉太子。徐阶会意，做了很好的解释，打消了嘉靖的疑虑。张居正说，“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
　　徐阶这样做，自有他的用心，是刻意培养居正成为大器。
　　这些熏陶日久，让张居正学会了掩盖住本色，先随波逐流，后中流击水，免得尚未有所动作，就被滔滔大水呛死。
　　但是，张居正从本真上，是一个“贵乎自我”的人，倾心向往“竹林七贤”那几个人“有谤牍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的气概（《七贤咏-序》）。他只要一得手，就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才不管你同代人、还是后世人怎么说三道四。
　　徐阶把他作为“图穷匕首见”的一个人物，在最后拿了出来，以挽回自己招揽高拱的失败，是个大智慧。但徐相公决然想不到，他一下子就为大明帝国放出了一头潜在的雄狮！
　　要让张居正赶快入阁！
　　这是徐阶头脑中电光火石的一闪。这位老先生，现在的思维完全集中在具体的人事问题上了，其实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人事问题、权力分配的问题。至于主张什么东西，倒成了其次的。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不过是为拿到权力的一个手段而已。
　　徐阶目前最看重的，恰好是张居正所具备的人事上的条件。首先，他跟李春芳——目前的次辅——是同科进士，李是状元，张是二甲九名。同年，成绩又都很好，两人彼此服气，会相处得很好。不至于两个接班人在内阁里掐起来。
　　其次，张居正和高拱都曾是裕邸的僚属，在国子监和修《永乐大典》时搭档多次，高拱不会抵触，张居正的进入可以很顺利。
　　三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关系微妙。两人有过一段情谊不假，但高拱这人心高气盛，没有真正把张居正当个人物。以他看来，张居正才具平平，辈份又晚，根本不在自己的这一档次上。当个副手，还可以。别的，看不好。
　　张居正和他交往，是忍让的时候多，压在心里不说而已。高拱对此一点也察觉不到，但是徐阶却看出来了。而且徐阶对两人水平高下的评价，与高拱本人完全相反。徐阶看张居正，其才干、胸怀、气度，无一不比高拱强。把张居正收进内阁来，由他来制约高拱，是决无问题的。否则，我老徐一退，靠一个好好先生李春芳根本压不住高拱，说不定还会被干掉，那样的话晚年就别想平静了。
　　明代的官员薪俸都极低，官员不受贿是活不下去的。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自己种菜吃，冬天披着被子御寒，那是疯子所为。贪污受贿，人人心知肚明。但是政治上不能倒台，一旦倒台了，贪贿就成了个问题；不倒呢，就不是个问题。
　　退休，也就是失权。失了权跟倒台有点类似，万一人家借什么风潮追究起来，就会有尴尬。因此，退休了，台上也得有自己的人，作为防火墙吧。这就是徐阶从张璁、夏言、严嵩的结局上悟出的道理。他要跳出这个宿命的怪圈。
　　他在执政的最后这几年里，主要考虑的事儿，就是选人。
　　老官僚，看人往往凭直觉，这次他完全看对了。以张居正的能量，对高拱岂止是制约？人们不会想到，低着头做人的汉子一旦爆发起来，会有何等惊人！
　　因为老马失过一次蹄，这次他徐阶小心多了。在引进张居正的问题上，他当然也要卖个人情，好为自己的将来做铺垫。但是前次的教训是要吸取的，所以这次他的行动不露声色。
　　他开始频频地去探望张居正，表面看来，只是欣赏他的才干。我，嘿嘿，不过是个老伯乐而已。
　　张居正当然感到欣喜，知我者，徐公啊！两人之间的走动，从这一年的夏季开始频繁起来。《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的“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当是指这一阶段。
　　张居正在这一年，已从裕邸讲读“升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成了翰林院院长了。这个“学士”，是个五品官，品级不是很高，距离入阁的资格还差得远。且看这高高的龙门，他将怎么来跳？
　　徐阶自有办法。
　　他是皇帝身边唯一的肱股大臣，嘉靖的情况他心里有数。从这年8月起，皇帝看上去要不行了，自己已经在安排后事了。把那个一块儿玩火烧了房子的尚美人赶紧封为妃子。眼看要上西天了，唯有美人忘不了。
　　秋来，好歹熬过了六十大寿。嘉靖不能相信，春秋还正盛着呢，又求了这么多年神，怎么眼看着黄泉路近了呢？
　　嘉靖迷信丹药不是一般的痴迷，几乎是生之唯一意义。他是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骤然君临天下，生杀予夺了一辈子，天下也还算是承平，就欠一个长寿了。
　　吃丹药，让他遭了不少罪，还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猪都不想吃的野草。为理想，付出的代价外人不可想象。仙药都是他召来的方士们献的，人可疑，药更可疑。服了以后，急火攻心，“火发不能愈”，身体彻底垮了。
　　10月，他挣扎着去万法坛祈祷，老天又捉弄他淋了一场冷雨。回来就彻底倒下了。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躺在西苑的嘉靖熬不过了。徐阶很着急：以前武宗就是死在大内之外“豹房”的，没法向后人交代。好在皇帝已经没有意志了，太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急急忙忙抬回大内，寿终正寝。“崩”于乾清宫，圆满解决。
　　人总是要死的，但皇帝死了，人民总有天塌地陷的感觉。宫里一片忙乱，人人都像死了父亲一样。这时候，徐阶的位置就凸显出来了。
　　嘉靖先后有过三个皇后，被他吓死一个，废掉并“幽禁”死一个（别人不能再用了），还有一个他眼看着被火烧死，却没有让人去救（就是把无辜的曹端妃给杀了的那个方皇后）。此刻宫中等于没有主人，徐阶在这几天，暂时代替了全国人的“父亲”，请裕王入宫，办丧事，继位，“改元”，尊老皇帝庙号为“世宗”。时候都进蜡月了，太紧迫。
　　这次改元，是将“嘉靖”年号改为“隆庆”。转过年，就为“隆庆元年”了。不到半个月，换了新天，在有明一代里是最快的一次。换皇帝时，按例是等第二年元旦改年号，旧年号有时还要用很久。这次是逼到年跟前了，说换就换了。
　　徐阶还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草拟遗诏。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意思，顾命大臣执笔，但皇帝仅有一息尚存，遗诏的内容，都是首辅说了算。
　　这个遗诏实际成了徐阶对嘉靖朝政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先帝名义检讨了诸多错误，对“朝讲之仪久废”表示痛心；对“建言得罪诸臣”予以平反，活的要起用、死的要抚恤；对方士“查照情罪各正刑章”，也就是要杀要判；“斋醮工作”（原文如此）等劳民之事，全部停止。
　　以前那个胡闹皇帝武宗死的时候，也是由首辅大臣廷和起草的遗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全都给废掉了。这次的情况很相象。
　　这个遗诏，并不是徐阶一个人写的。参与起草的，还有一个人。
　　谁呢？翰林院学士张居正。
　　此时的内阁，除了徐阶外，还有三个人，李春芳、郭朴与高拱。论资格、论才具，拟遗诏找他们三个哪个帮忙都行，犯不着找一个没入阁的五品官来掺合。惯例上，首辅忙不过来的文件，可以找阁僚、一般是次辅代拟。徐阶这一次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坏了规矩，让人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出现张居正一旦入阁后跟高拱成了铁哥们儿的可能；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小小的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几乎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始终没有结成真正的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线索。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不得不黯然离去,归乡后仍纷扰不断，一度穷途末路。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能常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则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时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人与人的差别，何其之大！正如张居正所说，今日帝国的官员“冠缨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酒囊饭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们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涵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场。热衷于加官晋爵，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才能体会到尊严。他们的人格就是官阶，将乌带换成金带、把金带再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比自己品级低的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些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参与国家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当年王世贞的一句话，可以为明证：“中外目属居正，谓必大用矣。”（《嘉靖以来首辅传》）
　　恩师提前为他铺好了红地毯。随着龙庆元年（1567年）元日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
　　六、唯有他一人冉冉上升
　　岁交冬至，寒风凛冽的北京城，人心里却涌动着莫名的暖流。一条病龙终于升天了（龙驭上宾），冥冥中的机括忽然弹开，有些人压抑了许久的命运，必然急剧跃起。
　　在那个岁末，偌大的北京有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本人也头晕。首先一个，当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丧仪后，他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皇帝。因年号的关系，后人称他为隆庆皇帝，有时也叫他“穆宗”（其实这是他死后为他定的庙号）。
　　他再也不是一个“小心敬畏”、“朝夕危惧”、不受父皇待见的藩王了。在此之前，他这20多岁的藩王着实令人可怜。自从进入裕邸后，嘉靖“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怕儿子剋了老爹的寿，因此除了年节问安，再不与他见面。骨肉父子，却“生不得见，死不得诀”，大臣们都为他酸鼻子（（《万历野获编》）。
　　中国人都喜欢多子多孙，老嘉靖却由于过于珍爱生命，忌讳儿孙到了畸形的程度。裕王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万历），也不敢向嘉靖报喜，甚至连小孩的名字也不敢取。
　　如此皇子，何如平民？
　　仅仅被冷落还罢了，地位又朝不保夕。他的生母已死，在皇帝身边没有奥援。比他小一岁的景王，其母尚在，条件比他好多了。嘉宾靖对景王“爱幸日异”，再加上小人为谋私利，暗地鼓动“夺嫡”，裕王怎能不日日活在恐惧之中？
　　当年连严嵩父子辈，也要来欺负，常常截留给王府的例行赏赐，有时一拖就是三年不发，裕王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严世藩。
　　如今这一切屈辱，一扫而空。他大步走上龙庭，威加海内外。
　　与他相关的裕邸旧人，也通通加官。这就是一个命运中的机括，张居正就是借这个机缘在官阶上得以一步三跨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们首先要想起来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驾崩，铁窗内的海瑞一无所知。提牢主事（监狱长）得知宫中遗诏里有“开释言官”的说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归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于是备了酒菜，与海大人共饮。
　　海瑞见牢头忽然这个态度，大惑，心想今明两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头了。罢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海瑞好歹没算白来人间一场。他面不改色，喝着小酒，谈笑如常。
　　毕竟是要上奈何桥了，海瑞忽而又伤感，向牢头托付后事——老婆孩子还在家里苦着呢。牢头这才道出皇上晏驾的实情，然后哈哈大笑说：“先生不日必有大用，我这是祝贺大人要升官呢！”未等牢头说完，海大人竟一头栽倒，喊了一声“哀哉”，为那咽了气的嘉靖哭了个死去活来，吃下去的酒饭，全吐出来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诏下，海瑞出狱复了原职。几天后又升为大理寺丞，当法官去了。此后官职节节上升，一直当到了应天巡抚、省级干部。此是后话。
　　鲠直的人，处事往往异于常人，不干正事的老皇帝死了，合朝都振奋，你哭个什么劲儿？这就是直臣常被人目为笑柄的原因所在。直臣的作为，无法融入一个准则很混沌的体系，因此，也就被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只有清誉，没有作用。
　　张居正不想做只有清誉的人，他想有作用。归隐林下，只是他在严嵩专权时期曾有的一念而已，20年的养精蓄锐，他的才具与声望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如今箭在弦上，用不着再“病夫空切杞人忧”了（张居正诗）。
　　元日一过，雄鸡高啼。吉星光芒万丈地照在他的云锦官袍上。新春，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兼翰林学士。也就是副部长兼了正式的翰林院院长（过去只是代理），晋升为显赫的高级干部。这一步实在迈得惊人，年前他还只是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不过一个从五品的中级官员，此次竟一下跨越了6个级别！
　　这是新皇帝对裕邸旧人的“佣酬”，是惯例，也是皇上的青眼有加。而且，大家且慢惊叹，这只不过是小小序曲，入阁才是大戏，现在不过是资格已全部具备了。
　　二月，吉星又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度。由隆庆特批，张居正晋升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兼东阁大学士，光荣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原裕邸讲官陈以勤。
　　张居正这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改元，是大吉大利的事，内阁按例要添新人，这是个好时机。裕邸旧人，这是谁也无话可说的好身份。新皇帝对张居正原本印象就不错，徐阶的推荐很容易奏效。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原裕邸大太监李芳现在也水涨船高了，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内廷大总管，权力无边。他在裕邸就是张居正的密友，自然也会极力推举。
　　这次入阁，是不用群僚“会推”的，而由皇帝“特简”，这是会推之外的一个选拔阁臣的方法。皇帝直接下手谕，吏部备案就是了。人选的提出，除了首辅，就是大太监。
　　“好风凭借力”。看来，人的飙升，确实是这个道理。
　　张居正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他承认这是“因缘际会，骤步崇阶”，一步登天了。原因就在于圣主念旧，师翁引荐（《答中丞洪芳洲》）。
　　身份的急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毕只是贫寒文人对骤然暴发的反映。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需要打理，同时今日内阁也不是个省事的地方，张居正此时还是惶恐的心情多一些。
　　不过，今日登阁，毕竟是他多年夙愿，走上台阶，胸中还是有一股豪气——他要“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名教，不负于知己耳”！
　　初进内阁，不知道“画眉深浅”，张居正的忐忑不安是有道理的。论资历、论年龄，论拜相时间，他都排在6名阁臣之最后，暂时还没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只有夹起尾巴做人。
　　那时他给友人写过几封信，都流露出这种心情。比如“仆以浅薄，骤冒非份，日夕惶惶，罔知攸措（不知所措）”；又比如“仆以謭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侪三事”等等，都是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明史》张居正本传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上面说，当时徐阶以宿老身份居首辅位置，与次辅李春芳皆能“折节礼士”，对同僚彬彬有礼。而张居正是最后入阁的，却独独有一副宰相的样子，“倨见九卿，无所延纳”。人比较沉默，但每说一句话，就一语中的，闹得人极为怕他，对他的敬畏重于其他各相。
　　什么叫“倨见九卿，无所延纳”？
　　倨见九卿，就是对待九卿态度很傲慢。九卿那可是不得了，全都是正部级的高官，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皇帝的秘书长）。而无所延纳，是不拉帮结派的意思。不拉帮结派，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在隆庆内阁的混战中，一直是没有清晰阵线的。但初入阁就倨见九卿，这怎么可能？
　　据朱东润先生讲，《明史》的这个说法，完全来自王世贞的《张居正传》，王说张居正虽然最后拜相，但自称宰相应有尊严，所以倨见九卿。
　　朱先生说，这是乱说。张居正入阁之初，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葛守礼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声都相当不错，居正要是“倨见”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买账。这两人，都是张居正平时比较敬畏的大佬，资历就在那里摆着，张居正一日蹿升，就敢慢待人家，是决不可能的。
　　朱先生还举了日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后来万历即位的时候，张居正当国（做首辅），启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陆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张居正早两科（早六年），张居正见陆，用的是后辈见先辈礼。一次，老陆到内阁拜访张居正，见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这礼部首长就是不肯落座（因为不合乎礼）。张居正连忙改正了座次，老家伙才坐下来。此事也见出张居正是个知道深浅的人物。我以为朱东润先生说得有道理。
　　张居正入阁后不久，就担任了《世宗实录》总裁（总编辑），为死掉的嘉靖写编年史，这又是隆庆皇帝的特别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开，面向龙椅，吉星又一次爆发出强光。隆庆皇帝以重校“永乐大典成”的功劳，升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学士。正二品的官儿，已经赶上当年赏识他的那个顾璘大人了，可以挎着犀带而招摇过市。
　　然而势头还没有停止。到隆庆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已是从一品的虚衔了！
　　当当当当！
　　张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额头放光了！从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仅一年多的时间，就顶上了从一品的荣衔，这是连升九级。就连为他写明史本传的人，在写到他的迁升之速时，也禁不住用了惊叹的笔调——“去学士五品仅岁余”！
　　且惊且叹。可以想象得出，执笔人在烛光下使劲拍桌子的那种样子。
　　令人惊奇的还有呢，按照明代的官制，大学士这一职务的品级是有弹性的。它本身的官阶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书、侍郎，则品秩可加得很高，从武宗时期起固定加官为正一品。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入阁，是以侍郎兼大学士的，官阶是正一品！从五品——正一品，这是整整升了10级！
　　在中国近代的戏文中，“连升三级”，基本就是个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带有荒诞意味，如同现在的“娶了个处女”一样。但在张居正的身上，荒诞变成了无法摇撼的事实。
　　当然，这是金光闪闪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另一面。自嘉靖年间起，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书完全沦为内阁的属吏，事事须向阁臣请示，内阁成了一块香饽饽。而在内阁的内部，也分出了首辅、次辅、群辅三个档次，首辅的权力远高过其他人，诸阁臣只能望其项背。
　　这样失衡的权力设置，相差如此悬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争首辅之位。因此阁臣之间“内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说，嘉靖以来的首辅，莫不是依靠倾轧排挤得来的，这完全是事实。政坛老将张璁就曾哀叹：“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明神宗实录》）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玩火者的终局是自焚，没有人笑到最后。
　　所以，入阁实际是一场悬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对于内阁的授权或放权，是没有法律界定的，全凭一己的好恶。皇帝对于辅臣的评价，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养宠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宠物，锦衣卫、东厂（秘密警察）就是对付大臣的。辅臣的言行，甚至辅臣家中仆人的举动，都在被监视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条钢丝绳，“荡呀么荡悠悠”，险象环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不小心逆了“鳞”（触犯了皇帝的脾气），那就会失权、丢位、甚至掉脑袋。如夏言、严嵩那样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殽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学”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为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本的是：“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草民慨叹：这样的人物，当今已是很罕见了。人人都无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图，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张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而且准备把它付诸实践。他在内阁中，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么就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心怀天下与苍生，这就是张居正的鸿鹄之志！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咕碌碌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嘱》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随声附和。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与郭朴相对落泪。
　　这话当然有点矫情，嘉靖的胡闹，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怨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侧目而视——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在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点不起来。
　　徐、高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儿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说，皇上身体“稍违和”（拍马！实际是病大发了），大小臣工都吁天祈祷，盼望皇上早日恢复健康，高阁老却把值班室的办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这一箭来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阁老是否在准备应变，疑心以为皇上要死了，用不着在西苑值班了？
　　幸亏嘉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压下，没有引起风波。隆庆登位后，高拱上疏做了辩解，新皇帝认为这告状奏疏纯粹是扯蛋，自己的老师我还不了解么，怎会如此不堪，便让内阁议议，要把胡应嘉削职为民。高拱和郭仆当然同意，徐阶则主张从轻。高拱便认定了是徐阶在幕后指使，要“深文杀我”（罗织罪名杀我），从此把两人恨之入骨。
　　徐阶很郁闷（这么坑害人也确实不大像他的风格）。偏巧这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这就更说不清了。
　　胡应嘉当的这个“给事中”，官名挺怪，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的”。明代对应着“六部”，有“六科”，对部里起监察作用，并直接对皇帝负责。给事中是负责抄发章疏、稽察违纪渎职的，其权颇重。虽然只有从七品，小芝麻官儿，但不容小视，因为他们对大臣有直接弹劾的权力，对皇帝也有批评的权利。
　　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负责纪检工作的，统称为“言官”，看见什么不对就可以说，而且这意见由皇帝批示了以后，很快就公告满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舆论监督压力。皇帝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限制大臣少干坏事的，同时有这么一帮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别犯错误。但言官们说得对不对，一般由皇帝来裁决——“说你错、不错也错”，千古定律。
　　大臣们是比较畏惧他们的，惹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建议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没有“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又因做事荒谬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仆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郭朴当即拿起笔说：“这个胡，是个小臣，皇上刚即位他就敢越法，罢了他的官得了！”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翻了脸。（《嘉靖以来首辅传》）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姓高的！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监察院、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史载“言路论拱者无虚日”（《明史-高拱传》），先后28道奏疏排山倒海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皇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不是难以决断，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
　　——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屁滚尿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令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蹿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啊。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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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固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乃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领导，其结果必然是超级稳定。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就意味着正在没落下去。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大相国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胡闹的太监时，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等等荒唐事。这，自然惹恼了“中官”。
　　这些太监，可不要小瞧。在大人物身边，总有这些一无所能的小人得宠。也许，皇帝对能干的大臣潜意识就是有些嫉妒：我贵为天子，为何才干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干不如你，但我可以让你难受。皇帝对太监，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你们他娘的下半身都没了，我还嫉妒什么？因此，皇帝总是在折辱大臣，而极少折辱太监。当然，大部分以吃拍马饭为生的太监，轻易也不会惹恼皇帝。
　　徐阶这一来得罪的是整个“中官”群体。老东西还管到宫里来了！耳边风当然就吹得紧了：皇上，这老家伙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幸福生活呢？
　　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乎喝斥。徐阶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拗劲儿，只给了老相国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公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奖状。
　　什么“先朝元辅，国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监才是我哥们儿。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这是在为他老师高拱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担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没底，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应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来，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吞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之下。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在他写给徐阶的信中，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这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那些没有下半身的，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同学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蔑视。
　　徐阶走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为此时曾经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还欠点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有点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在这时，便又调了个礼部尚书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因为自己的科场辈份高，不免气势就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上说，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头子）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变更？
　　这是谁也闹不清楚的千古之谜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是“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草民我认为，这事情极有可能。朱先生还是没有吃透张居正啊！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没白白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的或战或和，其实与整个国策的特色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6次升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传》）。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生养息、“优柔宽政”。他虽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是张居的“房师”。也就是说，张居正是陈的“门生”。这是个什么关系？即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在过去，这层关系可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就是指这个。
　　这层关系，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意见不一直也不能太冒犯房师，总要有所顾忌。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陈以勤传》），离权力中心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摇撼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苟非至于大坏，固未易变更也”。视励精图治为“躁竞”，视革除陋习为“紊乱成法”，你还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休生养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气吞声！
　　国人啊，“渐已醒”了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势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一见，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严的干儿子）住，贞吉复叱之。”这个细节，在当时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赵贞吉传》）。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屁股（廷杖），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明代的县看守所所长不乏名臣啊）。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份高（比陈以勤早三科，比张居正早六科），所以敢于指陈各部、科道矢职违纪的猫腻，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40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
　　张居正，能不郁闷乎？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这三个人根本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还差得远。怎么才能让这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那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相已远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一定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须得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
　　具体的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起，我们就可看出他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为了达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时刻用一点儿权术。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阳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俠事先有没有勾结，没有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程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大俠先跑去与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不干（我不愿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回头又找到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上下其手，把事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七、文渊阁终于飘起一片祥云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白雪覆盖了静静的北京城。与这瑞雪一同到来的，是一阵强劲的政治旋风。高拱重归紫禁城。
　　“高老又回来了！”京中官僚们对高拱的称呼，显示了这个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来，同时也显出了政治游戏的诡异。民间都知道，是“邵大俠”使了回天之力，才有高拱咸鱼翻生的奇迹。这件事史有记载，说是邵大帮主因此“名倾中外”（（《明史》），估计今后可以以此为生了。但是，我以为，隆庆可能不这么简单，几个“下半身”不大能把他唬住。当时情况是，老成练达的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朝中需要有一个能压得住的人来管人事，隆庆便选了高拱，让他既入阁，又管吏部。
　　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首长中地位最高的，俗称“太宰”，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首辅弄不好是辖不住他的。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因为这样一来，该大臣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考核任免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
　　但隆庆百分百地相信高老。我就这么用他，天下人你们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巨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恐怕很难以猜度。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期待的成分大约多一些。
　　在高拱刚回来时，他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说：“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他没忘记，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一个与他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后来在共事了几年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像我这样的低劣之才，有幸跟着高老您参与国家大事，五年来（实际只有四年多一点）您老总是放下架子跟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出，他还是很感激高拱给了他一个施展的机会。
　　待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生死之交”和“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其言也善，但他感念高拱的一份同僚之谊，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他后来在万历初年回忆，隆庆四年一次“北虏”犯蓟州，京城戒严。堂堂金銮大殿之上，朝臣们就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赵贞吉甚至私心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首辅李春芳呢，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以想象，当时地球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废物在管理。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脸说什么天朝上国？历来，只有主政者如虎，国家才能虎虎有生气。主政者若是如绵羊，国家就等于置身于狼群之中，你就是喊一千遍“公理在上”又能奈何？
　　基于这个背景，张居正对高拱的回来，是忧是喜，就不难判断。即使高拱是虎，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张居正什么。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他们虽然同气相求，但政治分量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他素来知道高拱是个眦睚必报的人，当年拱掉高拱确实是做得狠了点儿。
　　徐阶的三个公子在乡里胡闹得够了，也遇到了大麻烦。铁面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六月任应天巡抚，开始清理大户兼并民田事宜。他脖子一挺，放出话来：“法之所至，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巡视所过之处，向他告状，自诉被乡官夺了田产的老百姓，竟然有几万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这个，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还不让老百姓吃口饭！于是`，他“力摧豪强，抚贫弱；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明史-海瑞传》）这景象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群穿制服的公差，如狼似虎地闯进大户家，掀桌子，抖手拷，勒令退田。这实在是超越了我们的“常识”——制服人员怎么会向强势力群体耍威风？
　　徐家三公子急忙向张居正写信告急。张居正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群众情绪近来是比较厉害，等海公到了你们那里，我当写一封信给他委婉疏通。至于师翁，他年纪大了，可能会受不了这场面，你们千万要日夜好好保护。”然后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不要给自己带来后患。
　　言之凿凿，你们听不懂就算了。
　　不管张居正是怎么赞同海瑞的做法，老师的面子还是要顾及的。高拱“复辟”以后，张居正得知徐阶终日惶惶，还特地去信嘱咐后任的应天巡抚去安慰一下。至于前任海瑞嘛，“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他退田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啊不容易啊！知道吗？“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你总要给人家一点点温暖。
　　应该说，张居正在处理这些事上，原则与人情都照顾到了，无可挑剔。
　　不出徐阶所料，高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大相国的所作所为。高老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轧，好像世世代代都是这一个原则。
　　你徐阶启用的人，不论好赖，我通通给你拿掉。你徐阶逮捕了许多方士，说他们制作假药害死了前皇帝，我就偏要为他们说情：“先帝晚年有病，毕竟是善终，不是暴卒。说先帝为方士所害，天下后世将怎么看待先帝？我高某请求法司改判！”
　　他把徐阶赖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遗诏》全盘推翻，那是假的！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摸透了隆庆的心理——先帝虽然毛病多多，但批评多了，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所以，再不许批评！
　　所幸隆庆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为止，并没有掀起反攻倒算的大狱，从而把高拱的清算活动大大打了折扣。当年追随徐阶的人，一个也没受到追究。
　　可怜当初最初最先跳出来攻击高拱的给事中胡应嘉、欧阳一敬，听说高拱大人要出山，都因忧虑过度，吓死了。
　　看来，隆庆还是很不错的。生活上腐败得一塌糊涂，政治上清明得洞若观火，这是一个奇皇帝！
　　但是风向毕竟变了，朝中一些原来依附徐阶惟恐不及的官员，现在立马掉头，猛拍高拱马屁，拼命罗织徐阶的罪名，以洗刷自己，以表示咸与维新。人间的老套大抵相似，“恶政”一除，我们居然发现全是受害者！昔日穷凶极恶之徒，今日也来控诉受迫害的委屈，人之善变，不亚于乌龟穿脱马甲。
　　徐阶与高拱两人，都还不是恶徒，互相较量，即使落败了也还可不失绅士风度。反倒是他们各自养了些有奶便是娘的东西，致使他们在狼狈时，被这些“叭儿狗”再三折辱。恶狗总是比主人还凶，何朝何代，无不如此。其丑态百出，令当时的人也感叹：“宦途真市道哉！”（《国榷》）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涨时有多少人趋之若鹜，看跌时就有多少人弃你如破鞋！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大军。但他与众人截然不同，一如既往，为的是信念而不是利益。对昔日曾为他缓颊的大恩人徐阶，也一点不留情面，对徐家夺人田产的事“痛裁之”。这个人，当初读书时读得太专注了，到现在还以为——既然讲孔孟，就不应该害民。他哪里知道，孔孟也有真孔孟和假孔孟之别，而且数来数去还是假的居多。
　　退田的官司接二连三，公差不时上门来逼。徐阶的儿子哪里见过这个，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压迫。于是慌了手脚，嚷嚷着让徐阶想办法，弄得老爷子狼狈不堪。徐阶原想，只象征性地退一点了事，但海瑞不干，坚持起码要退回一半。他开导徐大人说：“你不这样，这些‘刁民’怎肯罢休？为富不仁，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我们海大人是很懂得逻辑学的——有豺狼心肠的富人，才有不讲理性的“刁民”。人之初，性本来并不是这么恶的。
　　看见刚退职的大学士尚且不保，江南一带的豪强知道大势不好，纷纷远走边地，以避群众运动。太阳终于打西边出来了，“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李贽《续藏书》）
　　千年的秩序，就这样被海大人一朝颠覆。如此看来，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着人心的向背。世世代代真心感念他的，恐怕都是些草芥小民。小民们没读过孔孟，但他们也知道“民为贵”的说法。可是，三千年啊，有多少官升官涨，蘑菇一样生生不息，肯这么为老百姓做主的，怎么就这么一个海青天？
　　不过，小民的欢乐，总是转瞬即逝的。盘根错节的老树，绝非一人两人之力就可以拔除。海瑞领导的退田运动，到隆庆三年底，遭遇了豪绅的强烈抵制。徐阶的三个公子以重金买通言官，反诬海瑞是“沽名乱政”。当惯了大少爷的他们，依然狂妄，说：“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
　　有钱就能把省长扳倒，无怪公子们要丧心病狂地敛财。
　　转过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罢官。这位海大人，连皇帝他都不怕，面对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只能连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根基牢固不怕事，他接过手来，继续清查。对海瑞，他也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说：海君做的事，说完美无缺，当然不是；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对头（好个辩证法）。他过激、不尽人情，当然不可；但凡是他为民做主的举措，就全部废掉，则尤其不可。要是全部翻过来，弊端仍将在，而民心则尽失，这绝非国家之利。
　　作为一个当国者，高拱是清醒的。谁在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他一清二楚。“民心”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也一点儿不含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认为天底下最可恶者，恰恰就是“民心”。人和人，一样的脑组织，产生出来的思想真是有天壤之别。
　　对于徐家的不法情事，高拱让言官出头向皇上检举，随后应天巡按就逮了徐家的三个小子。高拱又专门委任了一个人来穷追到底。这人是他的门生，前苏州知道府蔡国熙，此时正离职在家。高拱将他起复，不久又升为苏松兵备。高拱指示应天抚按，凡是控告徐阶父子的事，都交给蔡大人来办。
　　官府严厉，百姓汹汹，徐大老爷算是掉进深渊里去了。几次自杀，所幸未遂。徐阶的儿孙被整治得昏天黑地，牵着他的衣襟号泣。徐阶仰天叹道：“我不过勉强逃过一死，哪里还能保你们活啊！”悲惨之状，如坠地狱。
　　徐阶在做官之前，家里不过一普通读书人家，17年大学士当下来之后，家中田产竟累积到二十万亩，其富甚至超过严嵩。他虽然不收贿赂，名誉尚属清白，但时人对他以权势谋财的行径，还是早就有非议的。
　　昔日权倾一时，今日被人追索，分明是冰火两重天。不知他心中可有悔恨？
　　当官当昏了头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倒，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只会朝他笑。今日事，够他铭记三生的。只可惜，这个宝贵教训对他已经永远没用了。
　　清查进行了两年多，前首相徐阶贪财之名，哄传天下，三个逆子也被发配戍边。一世的清名，全毁了。所幸高拱还是个讲“费厄泼赖”（绅士风度）的人，后来决定收手。张居正此时也极力主张罢休，多少对他也起了一些作用。
　　于是高拱屡次致信苏松地区的当道者，要求对徐阶与其儿子给予宽容，其辞颇恳切，说是“必望执事作一宽处，稍存体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仆至愿也”。
　　高拱之所以没有“追穷寇”，就在于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徐老大人既已尝到欺辱百姓而遭的报应，也就算了。
　　他在与别人谈及此事时，曾经说道：“华亭（徐的别号）之事，一切忘却。”徐阶已不复当日气焰，“黄粱已熟，大梦已醒”，让他自己回味去吧。
　　后世史家多认定高拱对徐乃是挟嫌报复，说“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明史-高恭传》）。我以为，他的报复心理固然有，但从其为人来看，这样做，也有他向来容不得违法乱纪的因素。前因后果，总起来考察，高拱做得还是相当磊落的。
　　徐阶有幸，终不至于死掉。后来高拱下了台，他便一直在张居正的护翼之下了，晚年倒也无事，而且，是死在了张居正的后面。
　　世事何是梦？何是真？老人家自是领略到了真味。
　　再说高拱回阁后，仅居于李春芳之后，是为“次辅”，但他的权力资源无人可比，行事也就无所顾忌，实际上已具有首辅的威力。这时候，自然该下手来清理内阁这个牛圈了。当代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一流的政坛“拳手”，往日令张居正一筹莫展的人事，高拱一来，便挨个儿“修理”。仅仅两年左右时间，文渊阁内，就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紫禁城内靠东边的文渊阁，原本是个藏书馆，明成祖正式成立“内阁”那会儿，没有办公地点，就借用了这里。后来是干脆与这个皇家图书馆合署办公。最后，皇上又下令给文渊阁添了几间平房，成了内阁正式的办公署。
　　高拱曾在这里受了徐阶不少窝憋气，今日，环顾左右，也是不顺眼的人多——这样天天讲“之乎者也”的内阁，还能办什么事？于是，他又来了倔脾气：知道我是谁吗？有我，就不能有你们！
　　这样强悍精明的人，一回来，势必和另一个自负也颇高的赵贞吉形成对峙。说起来，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徐阶遗留下的老班底；赵老夫子、李大状元、张小相公，都曾是徐阶口袋中的人物。
　　李春芳无主见，事事退让，先搁下再说。张居正谨小慎微，又与高拱毕竟有不浅的渊源，看来似可以为谋。只有那个赵老头，既是徐阶提拔的，又对徐阶倾心敬仰，新的内阁混战自然是拿这个老头开刀。
　　内阁充满了战前的紧张空气。首先忍受不了的，反倒是高拱的昔日袍泽——陈以勤。他虽并未卷入政争，但对高拱主持吏部的做法大有异议，不断上疏旁敲侧击，这当然触怒了高拱。不过高拱念及旧谊，也仅仅一个不理睬就是了。最终，他觉得无法作为，于隆庆四年七月归老田园了。
　　在高拱入阁后，赵贞吉见高拱掌了吏部，权势太大，便也经过活动，兼管了都察院，成了科、道领袖，一时与高拱成双峰对峙之势。
　　隆庆对他们两个都是青眼相加，委以重任。也的确，有这两个人给他看家，他尽可以放心，只管夜夜金樽美酒花姑娘了。
　　可是，在咱们中国，像“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样滥俗到家的俗语，往往包含的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比孔孟还要接近真理的核心。
　　高拱与赵贞吉，若真是能如隆庆所愿，携手并进，那还真是大明朝的至福。可惜，两人从来就没有好好合作过一天。随着隆庆皇帝发出的一道整治科道的命令，两人立刻撕破脸皮，兔起鹘落，大打了一番。
　　强手过招，招数之凌厉不说，还带有某种喜剧性。明朝人，这回好好的看了一场文渊阁大戏！
　　这两个人在朝中的势力，可以说是各领了一支精锐军团。高拱，掌管的是人事系统。他的吏部，分管的是官员的注册、定级、考核、授衔、封赏之事，是往上抬人的。跑官的人，就要往这儿跑。不过在徐阶任吏部尚书之前，吏部的官员们有个很严格的不成文规矩，就是决不与百官接触，自成体系，省得老有人半夜敲我们家门。
　　赵贞吉管的是科道。科，就是“六科”，其职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道，是都察院系统的简称。之所以称为“道”，是因为都察院下设了“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当时十三个“省”的监察之职。这是个“条条系统”，不受地方牵制。他们管的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冤狱的事情，是往下“砸”人的。这两大部门，在明代公文里常常合称“科道”。其官员，就是具有极大杀伤力的“言官”。
　　科道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小官，六科都给事中（科长）仅仅是个正七品、一般给事中只有从七品，跟个县长差不多。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官阶虽小，却可以弹劾一、二品的大员。这是古代行政制度里有名的“小尅大”原则，是为了防止官大了谁也管不了，腐败一暴露就是千万贪污犯。皇帝就拿这些“小萝卜头”盯着你，一动就检举你，有利于高级官员的防微杜渐。
　　这科道官员也有权力批评和劝阻皇帝，话说多了皇帝往往不爱听。虽然皇帝也明白“良药苦口”，但哪个疯子喜欢天天有人骂他呀？
　　好脾气的隆庆就是让言官们给骂急了。一开始，他还能礼贤下士，有一次，御史詹仰庇曾经上疏劝隆庆不要疏远皇后，不该把皇后禁闭在别宫里，都憋出病来了。这不是管到皇帝的家里去了么，隆庆只是批了几句话，说：“皇后身体不好，去别宫是为了养病。你哪里知道内廷的事，光在那里胡说八道！”也就完了。换了嘉靖，那还不得打烂屁股！
　　可是隆庆忍耐了四年，不想再忍了。这次是因为御史叶梦熊上疏引用宋时典故不当，隆庆大怒，借题发挥，直接下诏（没通过内阁票拟）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乱朝纲。”要求对科道官员四年来的作为来一次彻底考察。一天到晚说别人，你们自己难道没问题？
　　这里所说的考察，跟我们今天的意义略有不同，含有“整风”、“追查问题”、“过筛子”的意思，是有罪推定。
　　这是皇帝对言官的一次总清算。言官们平时那些猫腻，他也多少明白一些，不信查不出你们问题来。
　　这道圣旨一下，最高兴的是高拱。隆庆元年他被赶下台，就是这帮言官捧徐大老爷的臭脚，起哄起的。这次出山，还始终没倒出手来雪耻呢。叫你们叽叽喳喳，今天要你们原形毕露，以前那是时候没到。
　　这个晴天霹雳，把赵贞吉的阵营吓得不轻，他感到义不容辞，便上疏反对。说：“因此一人，遂波及于诸臣，并及前四年之诸臣，一时众心汹汹，人人自危。”我对此甚为忧虑，因此不能保持沉默。“
　　老家伙说得也很有道理。他说，我翻了翻花名册，自陛下上台以来，科道的官员先后有二百多人，中间难道就没有赤心报国、忠直敢言之士吗？我们老祖宗设立科道，就是为了让他们“风闻言事”，听到什么就说，对与不对，还有执政大臣把关、皇上你亲自上裁呢！纵有不当，责罚也仅仅止于说错话的人。哪里听说要将好几百号人通通加以审查，一网打尽，这不是要重蹈汉、唐、宋乱政时的覆辙，不让人说话了吗？
　　此疏一上，众言官精神为之一振，赵老爹，您说得好啊——大家都伸长了脖子看下文。
　　高拱恨言官不是一天两天了，见老赵要“护犊子”，当老母鸡，不禁大为恼火，立即上疏说，既然皇帝您发话了，那就得执行。除三品以上的都察院首长可以自纠自查外，其余监察人员都要查一遍。到底有没有徇私舞弊的？不仅现在查，将来还要随时查。你们这些言官，好事干得不多，无非是些“公室之豺狼、私门之鹰犬而已”！（高拱《本语》）
　　不过，争论是争论，考察还是如期开始了。
　　考察一开始，两人立刻进入短兵相接。有时为一个人的去留，在文渊阁从早上争到大中午，口干舌燥。
　　老赵这回是拼了，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干部。
　　平日里我等微末草民。可能很少去考虑“真理”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真理就是酸枣刺，它是两头尖。方向虽不同，刺人可都疼，哪一头都可以刺着人，关键是看你用了哪一头。
　　老高和老赵，就这样各执一端，狂怒地向对方使狠手。
　　“我说得不对吗？你这个老家伙。看刺！”
　　“我说得也没错啊！疯狗，接招儿吧你！”
　　两位大佬在文渊阁杀红了眼，完全失去了理智。
　　高拱提出了一份惩治名单，要把赵贞吉在科道的亲信一概罢黜，我要让你变成个没毛的鸡！
　　赵贞吉立刻反制，也提出了一份名单，要把高拱的狐群狗党通通摘乌纱帽。看你个小样，难道我平时是聋子、瞎子？
　　双方这下子僵住了，估计哪一伙的屁股都不干净，拎出任何一个来都可以“见光死”。这两份名单要是一并执行，那这架打得也就没意义了，成了自杀式袭击了。
　　于是有人站出来调停，两位老爷，有话好好说。调停的结果很快出来了：双方都歇菜，你不追究我的人，我也不去揪你的人。
　　但是。高老有个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前跟了徐阶跑、而现在又没投到你老赵门下的王八蛋，你就不要管了。
　　这下子，高拱一口气贬斥了27个科道官员。这数目看来好像并不多，但是明朝的六科一共才40人，都察院“十三道”一共110人，整个国家的监察系统才150人。就这150人管着全国12万多官僚的违法乱纪问题。150人一下被干掉了27个，用当今时髦的术语来说，这落马人数的“增幅”或者叫“同比增长值”，也是很惊人的啊！
　　还有以前弹劾过高拱，今日自知不免，不等你“考察”就自动辞职的，人数也有一批。
　　这考察是秋风扫落叶，只要没有老赵庇护的，一个不留。高拱手底下，长期以来也拢住了一些言官，谁要是替被罢免的人说话就弹劾谁。瞄准一个、打一个，简直是一场政坛大屠杀。韦庆远先生在描述这场酣斗时，用了一个极其精当的形容——“阁内已俨然存在两敌国”（《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
　　打完了小卒，还不解恨。高拱的门生、吏科都给事中（俗称“科长”）韩楫，蹦了出来，于阵中直取对方三军主帅。他上了个折子，弹劾赵贞吉在考察中营私，分明是“庸横辅臣”，无能而又专横。恳请皇上速速将他罢斥，以清政本，以明法典！
　　这个韩楫，老早就是高拱倒徐的马前卒，场场恶斗都落不下他。
　　赵贞吉心里恨恨：娘西皮！这高霸王，又放出这些赖皮狗了！于是，他立即上疏自辩。
　　老赵满腔悲愤，振振有词：我说皇上，你看这姓韩的不是胡说八道么？人要是无能，就不可能专横。专横怎么可能是庸臣的特长？您信任我让我掌管都察院，我哪里敢不尽职？我认为，高拱本来就是内阁近臣，参预中枢机密，同时在外又掌握干部人事权，这权力也太大了。皇上您委任我管监察系统，不就是要我节制他的权力么？十个月以来，他歪曲考察本意，放纵大恶之人，昭然在人耳目。如果我还不出来说话，那可就真是庸臣了。人要像高拱这样，才谈得上专横。他姓韩的小子不就是想罢免我吗？行，但是请皇上在放归我之后，让高拱这家伙回到内阁来，千万不要给他这么大的权，省得让他到处结纳狐群狗党！
　　好，连老将都给逼出来了！高拱见状，寸土不让，也立即上疏做了答辩。你个老不死的，就让皇上来评个公道吧！
　　老赵的上疏言辞犀利，也充满了逻辑性。但是君主一般是不容易为逻辑所打动的。高高在上的时间久了，思维总是异于常人，明明眼前是哀鸿遍野，他看着也是一片太平盛世。
　　而高拱的自辩，倒是很一般。无非是说，韩楫参劾赵阁老，是他的个人行为，绝非受我指使，而且我也没有放纵大恶。他强调的关键一点是，既然赵阁老这么看不惯我，那就请皇上将我罢免以谢赵老。
　　高拱将完了赵贞吉的军，这是又在将皇帝的军了。他给了隆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不是我走，就是他走！两只老虎，不可再处于一笼。
　　若是换了勤快一点的皇帝，可能就会分别去做工作：都是肱股大臣，看我的面子还是和为贵吧。但是隆庆是个懒人，他喜欢快刀斩乱麻，很快地，诏书下来了，其中没提赵贞吉有什么错，只是对高拱表示：你忠诚辅佐，办事公正，是我的左右手，怎么能引咎辞职呢？好好干吧，辞职不予批准。
　　满朝的人都在等待这个裁决，现在清楚了——高拱全胜！
　　赵贞吉似乎感到很是意外。老头儿明白了，这是彻底输了。于是只好灰溜溜地夹起公文包走路，致仕回乡了。
　　隆庆对高拱，是铁了心地信任。高拱的权力资源，可说是一等一级的。赵贞吉虽然也很受赏识，但恩宠的等级要低得很多。两人的强弱之势，非常明显。老赵最正确的战略，应该是采取守势。虽然你很强硬，但我没有破绽，你也拿我没奈何。而现在这种不顾一切的决战，胜负的结果只能有一种，老赵事先应该想得到。两个人拼的，不过是恩宠的等级——那隆庆是个听得进真理的人么？
　　赵贞吉就这样走了。首辅李春芳痛心于徐阶的势力土崩瓦解，在这前后也走了。高拱如愿以偿升任首辅，同时内阁又补进了一个殷士儋。殷过去也是裕邸的一个讲读，现任礼部尚书。
　　现在的内阁，很像是裕邸大讲堂的翻版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是个滥俗的民间话语，不过，你能说它概括得不对？所有的宏大话语，都是冠冕堂皇的，而在那后面藏着的，恰恰就是这些滥俗到家的真理！
　　现在该论到高拱捻着胡须微笑了。“河清海晏”，如今的内阁还稍微有那么点模样。
　　官场排挤人的手段，其实到哪里都是一样。连芝麻小官也都会。要想把你挤走，就给你制造不友善气氛。对自己人有说有笑，对你，则视若无物。无论你说什么，我就是一个反对。我这一伙里的人，哪怕是赖蛤蟆，我也要把他捧上天，而你，就是苏东坡再世，也能给你找出文理不通来。
　　七、八品的小官儿，管的不过是十几个人，尚且要搞一统天下，就更不用说操持国柄的大佬了，那肯定是要把班子彻底“洗刷刷”。
　　可是，班子还没有完全干净。这个殷士儋，倒还不是高拱一伙的。裕邸的旧人先后入相，他是进来得比较迟的，隆庆四年十一月才入阁。老殷升得慢，就疑心是高拱不肯提拔。这次入阁，走的是“中官”路线，来路不大光明。高拱有点看不大好他，看好的是自己的直接下属——吏部侍郎张四维。殷士儋见此情形，就疑心自己的相位八成是坐不稳了。渐渐的，对高拱，连杀的心都有了。
　　殷士儋的背景，是隆庆身边的大太监陈洪，根子很硬，不大买高拱的账。高拱看他也是如鲠在喉，不耐烦之极。这时，忽而又有御史郜永春参劾张四维家庭出身不正，是个大盐商，过去有勾结官府、权钱交易的劣迹。高拱立刻疑心是殷士儋在幕后主使。
　　紧跟着，就有韩楫等人上疏，对殷士儋走阉宦的后门入阁提出异议。殷士儋也认定是高拱在幕后主使，两人就此剑拔弩张。
　　这一天，六科的给事中们会齐到内阁，按例和大学士们开碰头会。大家互相作个揖，然后开会，因此这例会的正式名称叫“揖会”。
　　这下冤家正好碰了头。殷士儋走过去对韩楫说：“听说科长（原话如此）对我不感冒，不感冒可以，但不要被人当枪使！”韩楫未加理会。散会时，高拱忽然来了一句：“做事不合规矩哪行啊！”
　　一听首辅这阴阳怪气的话，殷士儋知道这是在讽刺他“走内宦路线”，顿时勃然大怒：“你为了提拔张四维而压我，我没脾气。现在你又想驱逐我给那个家伙腾地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驱逐了陈公，又驱逐赵公，完了又驱逐李公，现在又来驱逐我。你这样子就能坐得稳这个座儿？”说着挥拳就要痛揍高拱。
　　老高急忙闪开，殷士儋连续几拳打在了茶几上，竟“其声砉然”，也就是“嘭嘭”作响！
　　文渊源阁里演开了全武行，张居正在一旁不能袖手，连忙来劝，也被殷士儋连带着一顿臭骂。
　　这山东大汉倒是个敢作敢当之人。有人立马弹劾他不成体统，他也就挂冠而去，不再玩了。这是隆庆四年十一月的事，老殷仅仅在内阁干了一年。史书上说，他后来“退居里第，闭门却扫，不谈世故”，当卧龙先生去了。
　　说来也巧，隆庆内阁先后落败的几位辅臣，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包括最早高拱一派的那个郭朴，回乡后都能安居草野。或诗酒应酬，或徜徉山水间，很让当时的士人羡慕，以为简直可比“凤翔千仞”、“松柏后凋”的仙人了。
　　他们的结局，很符合林语堂先生的“享乐人生”。看来，官场失败，绝非就等于人生失败。当官当到了顶的人，才能看得这样透。世间最躁进的，可能就数有些七、八品的“芝麻绿豆”了。
　　“不知道腐鼠成滋味”啊，他们把那一顶小小的乌纱，看得可是很金贵呢！
　　文渊阁终于平静下来。静日生香，年末的冬阳照在差点没被殷士儋砸碎的案几上，竟有一派祥和之气。
　　高拱坐下来，再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张居正张少傅一个人了。
　　此刻，他最想对张居正说一句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拱耳！”
　　来人啊！煮酒，煮酒！
　　诸位读史到此，一定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隆庆九相”（隆庆末期，高拱又引进了一个高仪，因年迈多病干得不长，于万历元年死于任上）命多不好，数年的车轮大战，几乎人人都遍体鳞伤。两大派的主帅徐阶、高拱，在朝中本是举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人物，却都不免身遭重创，先后黯然还乡。
　　在这锋芒杂错的刀光剑影中，怎么会看不到张居正的影子？
　　他在前期为徐阶所庇护，避身于事外，倒也可以理解。徐阶倒台后，连累徐家班底接二连三被逐，张居正何以能独善其身？他是徐阶最为青睐的大弟子，与闻嘉隆转型时的国家机密，这事情中外皆知。那么，他是怎样在徐阶去后保全自己的？他与徐氏的渊源，犹如胎记，而能够使复出的高拱忽略这一点，容他在新内阁里安安稳稳地做少壮派，其玄奥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其次是由于他很小心。能在隆庆内阁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闪其间而毫发无损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内阁两派，他是唯一与两边都有渊源的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在高拱这一面，也有很深的渊源。裕邸旧人这一身份（感激徐阶吧），使他与隆庆、高拱都有了一层说不清楚而只可意会的政治血缘。他既是徐阶物色的接班人，同时又是高拱的亲密朋友。关系之铁，时人甚至用“刎颈之交”来形容。
　　按常理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政治营垒，除非是间谍。而张居正，恰恰就具备两个阵营的特别通行证。
　　属于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脉络，这在我们中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属于高氏，是因为观念上的契合，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又是一种物以类聚的癖好。
　　加之张居正昔日又曾为裕王老师，使得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只要不犯大错，不陷入旋涡的中心，起码别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的了他的是非。因为隆庆对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准了之后印象就永远不改。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来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经历，把他造成了一个极其幸运的左右逢源者。也许，徐阶当年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仅仅是徐阶无意为之。总之，在一场又一场的乱仗中，确实是没有一块砖头是专门砸向他的。
　　此外他得以自保，也源于他超乎寻常的谨慎。前期在徐阶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线”原则，你们尽管斗，我来坐战壕。战斗中，我只是个沉默的士卒，阵线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战中，两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远沉默也是不行的，时局一旦有变化，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时，他若再模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已没有了可靠的庇荫。再含含糊糊，就等于自己是徐阶余孽，要被人指着鼻子逼问“为什么不忏悔”。因此，他这次有了态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
　　这样一个人，说他委蛇狡诈，违反本心，逢迎了自己并不赞同的势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红心白罗卜”。人事关系的交错，铸成了他这个奇特的身份。徐阶的人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儿，谅解他的苦衷。高拱这方面，看到的却是他的红心儿，因而欣然接纳。
　　在历史转折的诡异之点，往往是“红心白罗卜”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从而将历史惊人地推进一步。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双重身分，而是非红即白，那么无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样，与统帅人物一损俱损，政治上从此心灰意懒，以优游田园卒其一生。
　　他不肯对高拱落井下石，为落魄的徐大老爷讲情，力助高拱清扫内阁，都是符合本心的行为，绝非为保全自己的违心之举。
　　况且，以大明官场的利益纠葛，即使道德名臣，也不免有攀附强势人物之心。
　　隆庆元年，广东道御史齐康上疏弹徐阶“二子多干请（帮人跑官）及家人横里中（横行乡里）”之事，徐阶以退为进，申请致仕，引起徐阵营的全面反弹，攻击高拱的上疏无日无之。如果仅此，高拱还不至于全线崩溃。恰在此时，直声满天下的海瑞放了一发重炮，直指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甘当鹰犬，目的不过是期望高拱登首辅之位，自己能捞到更高的官爵。海大人词锋凌厉，横扫千军，要求皇上果断罢斥高拱。
　　连时代楷模都说话了，高拱立刻陷入了道德谴责的火牛阵，难以突围。最终，以告老回家完事。
　　海大人的这次讲话，毫无事实根据，不过是滥用道德武器抡了一回，私心里也可能有依附徐阶强大势力的意图。事后，果然就有“应天巡抚”乌纱的回报。至于整治徐家少爷，那已是徐阶离职一年后的事了。整治徐少爷，现在看来，不排除有洗刷、撇清的嫌疑，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
　　然而一切已晚，高拱回阁后，成为了实际上的首辅，海瑞虽已有“反戈”之举，但旧账不可能一笔勾销。三个月后，言官们刚刚对海瑞提出异议，海大人的官帽子就保不住了。整治徐少爷的事，由高拱自己接过来做了。
　　后来张居正秉政，终身未启用海瑞，除了嫌他操切太过之外，对他在“反戈”中的薄情寡义无法原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张居正在隆庆前期，是不是光顾着固宠保位了呢？否。资料证明，在几场大混战中，他都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有时参预得相当之深。
　　他的某些行为，显然与“君子坦荡荡”不符，或密谋于室，或吹风于耳，都或许有之。各类史书、笔记上记载得很多，这里也不必避讳。但从他入阁以后力图有作为这一主线来看，在登上首辅之前的这些机巧，实算不得大罪大愆。
　　并且，我个人认为，正史或笔记上所说的，张居正“构陷”、“投隙”、“钩隐”、“乘间”，十之八九可能都是子虚乌有。
　　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他在“隆庆混斗”中倍受人指责的几个小动作。
　　先是高拱与徐阶酣斗被言官围剿时，沈德潜《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作为徐阶的门生，“为之调停其间。怂恿高避位。”意思是高拱中了张居正的招，不战自退。
　　可是，高拱一走，内阁无为的状态将无限制地拖延下去，这于张居正究竟有何好处？
　　我认为此事即使有，也无可非议。高拱那时被朝中当要津者和言官们集体抵制，已无转身的可能，硬挺下去，恐怕连隆庆也将不知如何措置。如果张居正确实劝过高避开，那也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联系他此前不愿为徐提供攻击高拱的炮弹，完全可以推论，劝说高拱暂避锋芒决没有什么祸心，前后两个行为的动机是一样的——不愿意见到高拱遭受更大打击。
　　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徐阶讨好，那么我以为，以张居正与徐阶的亲密关系，张已无须以这类行动再去拍徐的什么马屁。
　　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凭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的离开上，王世贞《国朝献征录》上说，徐阶被隆庆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不欲阶久居上，且与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递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的上，并无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实现“迎高”的宿约，那么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又在想当然耳。
　　再者就是赵贞吉被高拱驱逐，在明末和现代，都有人说是张居正挑拨所致。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点点事实的说法。也就是这其中透露了，在赵、高之争中，张居正的倾向非常明确。他为高拱出过主意，打过气，都有可能。当时两人已经处于联手状态，行动默契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张居正要拥护高拱，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两人治国的理念相近。而就阁内的权力来讲，驱走了众人，高拱也未见得能给张居正以更大的空间。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张居正完全知道这个道理。
　　而赵、高决战的原因，是由隆庆要整治言官而引发。没有这个触动双方重大利益的事情发生，两人也不可能激化到这个程度。赵贞吉其实是被隆庆本人逼走的。说是因张居正进谗言、挑拨离间所致，无乃欲加之罪乎？
　　还有更极端者，沈德潜言之凿凿地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把责任全都归到张居正一人身上。
　　我倒有些不明白了：张居正一个一个、没有原则地驱逐人，难道他会感觉很好玩？
　　我看，张居正之所以遭非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未被驱逐过。这又是一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事例。
　　张居正没被驱逐的真实原因，我以为，是由于他在内阁中当时的权力资源最小。大树徐阶已经倒台。他的裕王旧人身份，在内阁也没有什么可依侍的，因为就连淡泊内敛的陈以勤，在裕邸的资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监李方本来可以做他的一个后盾，但可惜后来已经失势。甚至在他之后入阁的殷士儋，在“中官”的背景上也足可以让他气短。
　　——这就是张居正在内阁的“末相地位”。其“末位”，不仅仅指的是入阁的顺序。
　　这样的一个脆弱者，对高拱或对其他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无害者。他因此而在这个淘汰机制中侥幸被保留。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材之木，才能终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样。
　　高拱之所以惟独留下了张居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这应该是最深层的一个原因。当然，高拱也恰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是后话了。
　　隆庆一朝纷纷扰扰，张居正如履薄冰。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隆庆二年，徐阶走了以后，内阁与朝中官员空谈的习气略有减弱，张居正私心里还是颇欣慰的。在分别给几位朋友的信中，说了几次“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之类的话。
　　如果徐阶还在的话，《明史》上说他“阴重不泄”，也就是闷着。大家想干点实事，很难。后来的首辅李春芳虽然无能，但他也宽厚，内阁多少就有了一点清爽之风。张居正那时已过不惑，年华已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总有人“欲守故辙，骛虚词，则是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时矣”。
　　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会有看见深渊的痛苦。
　　人们总以为，告别了嘉靖旧时代，一切就皆圆满，人人会自动成为君子国民。其实，新时代自有新时代的弊端。时代决不因为“新”就自动完美。旧的荒唐过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们只好又忍。张居正也痛感隆庆初政一年多过去，“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
　　到七月徐阶一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在位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也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办的。奏疏把明朝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读起来相当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声。
　　大明朝这个步履蹒跚的老牛，还真是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捅它几刀。
　　因为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就拣出几条来罗嗦一下。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费，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么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要尽快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且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官吏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一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奈何不贫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重庆，更是专派御事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反应。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偶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一针。
　　天不负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一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或“高张并相”的祥和时期。
　　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做点事了吧？
　　时有人曰：“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极是。
　　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及什么“毁谤盈箧”了。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异行。“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曾棨诗），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祥云冉冉飘起，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八、羽扇纶巾从东华门飘然而入
　　张居正入阁的头三年，负责的是边防军务。文渊阁里，书香满溢，但边塞的警号却常常扰了他的好梦。
　　书生报国，也须知兵。张居正年轻时，学的是“万人敌”，兵法谋略读了个烂熟，进翰林院后又研究过山川形势，如何御敌自是了然在胸。此时，正是他施展的时候。
　　中国的事情，向来是知易行难。经天纬地的法子，说是谁都会说；到了实际去看，你面对的，简直如烂泥一潭。
　　大明帝国的北边，有凶猛异常的鞑靼。这是大明的百年恶梦。北宋覆灭的悲剧，也是本朝大臣常常要提及的一个话头。为了防备这些虎狼之师，明朝修筑了漫长的边墙。边墙之内，共设有九镇（九大军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这一线连绵边防，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却挡不住鞑靼的铁骑。
　　明代的“边兵”，还算是精锐的，可以一拼。“京营”（内含土木之变后于谦组建的“团营”）就要差得多，但也还能打。至于其他各州府“军籍”的兵，全部沦为了杂役，给衙门和当官的人家建房、背粮。那时连一个秀才都可以支使大兵给自己干活。因此全国120万兵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当劳工。
　　国家出了官田养兵，结果给大小官员们养活了百万劳工。要是创建“军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难免当场高血压发作，还不知道要剥多少人皮才能解恨！
　　“九边”的兵，却是要用来打仗的。边境一吃紧，兵当然就不够用，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钱，边防军费开支之巨，让张居正无法安枕。嘉靖初年，每年所费才不过59万两，到隆庆这时，早已飙升到260万两以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边臣日请增兵，本兵（兵部）日请给饷”，张居正头都要大了。不仅如此，他还甚为怀疑：兵马数目是不是实数？军饷是不是都用在了实处？这中间的黑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给一位盐务官的信中谈及此事，也只能叹气：“今边费日增，计每岁所入之数，尚少银四十余万两。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与应天庞巡抚》）
　　前方兵不足，将领也有一半是畏战的。俺答部落连男带女才10万余众，能上马杀敌的不过3万，兵锋所及，竟像在自己家里遛马。若不是边将怯战少谋，又何至于此！
　　中枢发号施令的的兵部，又是油滑官僚霍冀在主政，对边将冒功领赏的睁眼闭眼，而真正杀退了敌人的又故意压住不赏，估计全是看贿赂多少而定。如此赏罚不公，即使有敢拼的边将也不拼了——看来做人不能太老实！
　　堂堂大明的国防部，国家安危之所系，居然能任用这样的尚书，大明的所谓国防，不是跟开门揖盗差不多了么？
　　危若累卵之势，张居正能否撑得住？看他当时给各边将写的书信，不得不佩服他确有指挥三军的帅才。首先，他调派了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各统大军于九边，互为犄角。这些人都是一代名将、国之干城。在后来的表现也相当不俗，不负张居正的厚望，为他扎扎实实守住了最吃紧的蓟辽一线。
　　张居正是聪明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唯有打仗来不得虚的。用将，就一定要用能打的。像严嵩奸滑一时，却只用了个草包将军仇鸾，又有何用？只能是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丢分。
　　对于前线的军事，即便微末小事他也很留意。国运之所系，在这个时候，赵括是万万当不得的。
　　他入阁后不久，蓟辽总督谭纶建议，要在蓟镇前线修建敌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个。台内驻扎兵卒，平时负责了望，战时可以出击。张居正立即接受了，并督促操办，用了一年时间，大功告成。他在一开始写给谭纶的信中，问得颇为详细，看出决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他问：昨天看到你的建议疏奏，这的确是个“设险守要”的好办法。兵部马上就要批复了。但你说一个敌台需要50个兵，那么1000里就需要5万人。不知这5万人是让原来镇守的兵充当呢，还是另外找。要是用原来的兵，那么城里怎么守？要是新增的话，那么兵又从哪里来？
　　他又问，看见你说的这敌台，周长才有一丈二，虽然说的是收顶之式，但我揣摩基础也不过比这大一倍多而已，这么小的地方，50个人怎么周旋得开？还有士兵的衣、粮、柴、水之物充塞其间，不是太狭窄了吗？如方便的话还请指教（见《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再来看一段他关于军粮的询问。
　　他说：我最近听说蓟镇的军粮，是要求士兵到一二百里之外去支取，士兵颇以为苦。他们一户数口之家，就依靠这一石粮食活命，不仅发放得不及时，且斤两还不足。同时又要他们到数百里之外去等候领取，往返道路，雇人雇车，这钱是谁出？名义上是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矣！况且近来又有一些摊派，都在这粮食里出，这么干，想让士兵吃饱、为国家折冲御侮，那能成吗？我听说，按照过去的制度各区驻地都有官仓，仓库如今虽然有损坏，但制度还在，官员也还在。能否修理一下，就近发军粮呢？此事你也不必上疏了，直接和管粮郎中商量个办法就是了。
　　一个总理大国事务的高官，看见下面有报告上来，不是简单批一个“一定要抓紧办好”就算，而是举一反三，穷究根底，心细如同老农。我们能嘲笑古人不会办事么？
　　对于兵部尚书霍冀赏罚不公的事，张居正也曾据理斥责，予以纠正。兵部是显要部门，并无规定一定要服从大学士指挥。大学士斥责在任兵部尚书的事，在明代极为罕见。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大破常格”的人。心中有郁闷，他就要说。
　　谈到赏罚之事，他自是不无感慨：“世间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何时明朝人不再有内斗了，国家也许就不会这么疲弱了。
　　张居正在运筹边务的过程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坚决保护了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员古今罕见的奇将，号令严，赏罚信，训练士兵的军法和制敌人的战术，都空前绝后。士兵都愿为他效命。中国古代有个人特色的队伍，除了“岳家军”之外，就是他的“戚家军”了。不论是抗倭还是御虏，其作为，都是可以让人惊喜的。
　　这个戚继光，在后世名声尤其之大，达到无人不晓的程度。人人以为他是近乎完美的人。其实他个人品质还是很有些问题的，好行贿，好争功，时人对他议论很多。高拱还一度严辞参劾过他。但张居正看准了他是栋梁之材，从中缓解，让他“带病”留任。
　　当国之后，张居正更是依赖戚继光镇守北方。时人称，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啥事也没有。名将名相，相得益彰！
　　闻道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
　　这还是张居正在庶吉士毕业后做的诗。那时，他只是慨然一书生，而今边塞的防务，就在他的案头处理。遥闻鼓角，北望燕山，回想年轻时的报国之志，总还没算完全落空吧。
　　此时在关山的那一边，与张居正对垒的，就是威名赫赫的俺答汗。
　　这个俺答，蒙文史籍把他叫做阿勒坦汗（何其堂皇！过去我们老是不好好翻译别人的名字）。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大英雄，说起来也是需要一本大部头书的。
　　俺答的世系相当显赫，是土默特蒙古部的头儿，达延汗的孙子，属孛儿只斤氏。这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他所属的蒙古部落，是由明初被成祖撵到漠北的“北元”延续下来的。明朝人俗称他们为“鞑靼”（达达）。
　　俺答的崛起，就在嘉靖年间。开始他不过是个部落头领，其部游牧于阴山南麓及河套一带。嘉靖三年后，屡次帮助其兄吉囊攻掠兀良哈部；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两次攻入西海（青海），大败亦不刺和卜儿孩。后又屡次出兵攻瓦刺部（就是逮了英宗做战俘的那个部落）。还多次攻掠明朝的大同、宣府、延绥（榆林），战无不胜，渐渐地成了气候。
　　嘉靖二十一年，哥哥吉囊死了，俺答当仁不让，把哥哥的部众收归名下，控制了蒙古右翼三万户，称“司徒汗”，与大汗（达延汗的继承者，明朝人通称为“小王子”）分庭抗礼，并进而吞并左翼一些部落，迫使汗庭东迁义州（今辽宁义县）边外。
　　这下，他成了蒙古部落里最有实力的一支。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了当时蒙古的大部分，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大漠，南临长城。还曾一度用兵西藏。
　　俺答部落纵马塞上，感觉什么都好，就是日用品不足。老百姓的铁锅用坏了，得不到更新，贵族的绸缎衣服穿烂了，换不了新的，因为当时明朝执行的是拒绝“贡市”的政策，不允许他们与明朝经济接轨。
　　所谓“贡市”，意谓“朝贡”和“互市”。朝贡，就是他们派使者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给予一定报酬，有时报酬还很丰厚，不一定等值，可算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互市，就是边境贸易，在老百姓之间展开。
　　俺答为了让自己的部众有铁锅可用，曾屡次遣使到明廷，请求贡市，都被顽固的嘉靖拒绝。俺答没有办法，不让贸易就只有抢。他乘着严嵩专权时期朝政紊乱，多次发兵攻扰边镇，动辄出兵几万、十多万，杀死明朝总兵官以下的各级武官，先后有23名，让安逸惯了的大明举朝震惊。这种攻掠，也有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贸易壁垒的意思。
　　嘉靖二十九年，10万蒙古铁骑威逼北京的“庚戌之变”，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
　　边境的形势为何如此紧张？是因为国防线太脆弱了。
　　当时北京以北的防务，主要靠辽东、蓟州、宣化、大同这四个镇。明朝设立了蓟辽总督、宣化总督各一名，把守一方，像两个拳头护住北京。辽东方向，起初尚无敌兵骚扰；宣大一带有险要可守；所以最薄弱的就是蓟州。从北京到山海关一线，仅有的屏障，就是一条边墙。蒙古铁骑兵随时可越过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打进来。
　　敌一入境，可在数天之内奔袭至北京城下。蓟辽重镇，瞬间就成了外线，只能远远地干看着。
　　北京城的几次戒严，就是这么造成的。
　　一切问题，都是从成祖放弃三大卫引起的。长城以北，没有我方一兵一卒，等于敌人就在窗户底下。也曾经有人提议恢复大宁卫，屯重兵，东与辽东、西与宣府“声援相通”，有了这个重要屏障，北京的压力要小得多。
　　正如后人所说：“明初边备，自辽东而大宁、而开平、而宣府、而丰胜、而大同、而宁夏、而甘肃，东西延亘，指臂相依，称全盛焉。”理想的边防，就应该是这样子。可惜，要恢复大宁，起码要出精兵20万，而且还要打得好。兵从何来？将又安出？豪气今又安在？如今的明朝君臣，再不是成祖征漠北的那一代人了，压根就只能是说说而已。
　　当然，俺答也是生不逢时。他没有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么好的运气。大明不是大宋，大明说什么也是一个强国，首都又在北方边境。成祖的这一决策，倒还没错。首都在边境，边境的武备相对就强。北京一有警，从各镇赶来勤王的兵到得也快。俺答纵是凶猛，每次也只能打到北京城下。北京拿不下来，往南也不能再进一步。
　　到隆庆初年，双方的强弱开始易位。由于朝廷已调谭纶总督蓟辽、保定；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练兵；北边的防守稍有复苏。
　　既有名将镇守，又有张居正、高拱在上谋划调度，至隆庆四年，明虏之间的遭遇战，明军已是屡有斩获了。
　　可是，这片阴云何时能才能彻底驱散？
　　世代宿仇，不是轻易可以破解。以明朝目前的国力、兵力与士气，可能永远也别想“封狼居胥”了。
　　可是，张居正的一生，每一步都似乎有天助。隆庆四年九月，一个千年不遇的机会来了！
　　边境上突发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是，它猛然间牵动了全局。
　　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个漂亮女人。历史为她陡然改变了走向。
　　事情说破了，却十分搞笑。原来这是俺答家族里闹的一次桃色事件。
　　俺答的三儿子早年死了，留下一个孤儿叫“把汉那吉”（这名字又没给好好翻译）。这个小孙子，是奶奶、也就是俺答的老婆一手带大的。
　　把汉那吉长大后，娶了妻比吉。可是他又看中了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想必那三娘子一定是漂亮异常，聪明伶俐，同时又解风情，日后才可能惹出这么一场大祸来。
　　把汉那吉心满意足。但他没高兴多久，一顶铺天盖地的绿帽子就把他给扣住了。给他戴绿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爷爷——老俺答。这三娘子是蒙古部落袄尔都司（即今鄂尔多斯）的公主，是俺答的长女所生，按说是俺答的亲外孙女。爷爷看上了外孙女，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但按当时部落的风俗，这没什么，而且是两相情愿。完全符合李银河老师的私情合法“三原则”。
　　俺答公然娶了三娘子。
　　当然，这事情未免太离奇，于是也有第二个说法。即，把汉那吉长大后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俺答却把他所聘的女孩，许嫁给了鄂尔多斯，这才惹恼了把汉那吉。但我个人认为，还是俺答看中了自己的外孙女比较像真实的历史。
　　被爷爷给抢了老婆，这是奇耻大辱啊，把汉那吉没去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把满腔怒火撒向了爷爷。一赌气，带了大老婆比吉和自己奶妈的丈夫（奶爸），一行8个人，跑到长城边，在大同镇的败胡堡叩关，要投降大明。
　　把汉那吉声称要去大同镇，指名要见大同巡抚方逢时。
　　在古代，这叫“降人”。降人到了，大明这边却有一阵慌乱。因为就这么几个势单力孤的降人，后面肯定会有大兵来追还，这不是要惹起战祸？收留还是不收留，众说不一。
　　巡抚方逢时不敢擅作主张，立刻转报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十分机敏，凭直觉感到转机来了。他认为当然可以收留，命方逢时“盛陈
　　兵卫”迎接把汉进关。就这样，500名盔甲闪亮的汉家骑兵，把这倒霉小伙给迎进了巡抚衙门，当起了贵宾。官府对他们“优给衣食”（估计绸子衣服早就穿坏了），但不许乱走动，等于软禁了起来。
　　当时有部将谏阻王崇古：“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王崇古说：“这是奇货可居，为什么不收留呢？”
　　又有部将建议，不如斩首了算了，也挫一挫俺答的气焰。王崇古坚决反对，说，“一个胡人的小兔崽子，斩之何益？北虏内讧，老天送给了我这个把汉（怎么不多出几个三娘子？），正好以此肃清胡尘，说不定这就是停战的机会！”
　　张居正没有看错人，王崇古的确是眼光犀利。他和方逢时联名草拟了一道上疏，谈了自己的意见。
　　王崇古考虑的十分周详。他说，这是老天惩罚他们，让他们骨肉叛离，千里来降。咱们应该给这小子豪宅住着，美食吃着，但严禁出入，以防有诈。如果俺答到边境上来要人，咱们就要求开互市，让他们把“板升”逆贼给送回来，还回掠去的人口，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小子礼送回去。这是上策。
　　如果俺答拥兵来犯，不可理喻，咱们就明告诉他要杀把汉，俺答一定怕，不敢太猖獗，这时候咱们再提出条件。这是中策。
　　还有一策也不错。就是如果俺答不管把汉了，咱们就把他安置在边境外，令他召降部众，犹如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等到俺答老死了，咱们就给把汉一个名号，俺答的儿子辛爱一定不忿，要兴兵来争，那就让他俩打去吧。如果双方僵持，我们就平安无事。如果双方厮杀，我们就声称要派兵去援助。他们根本没工夫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就可以休生养息了。
　　要是按照旧例，把降人安置在海滨，俺答就会日日南侵不止。如果分配给诸将，让他随营立功，他一个少爷，受不了约束，日久必然生怨，早晚是要跑回去，说不定会惹出祸事来，得不偿失。这是下策。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的确是精于算计。他和方逢时都是嘉靖二十年进士，两人从政后都一直负责军事，一脑袋都是在想怎么不战而屈人之兵。
　　与此同时，与俺答接洽的事情也开始部署。方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去和俺答谈。
　　张居正在事发不久就听到风声，连忙写信去询问。他问：“昨天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
　　接着，王崇古的上疏就到了，高拱和张居正看后，不约而同拍案叫绝！他们都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契机。高拱在回信时，说这是“盖数百年所无者”。张居正回信说：“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
　　王崇古在奏疏上提到的“板升”，是指一伙汉奸。这伙人以赵全、李自馨（原明朝的生员）为首，投了鞑靼以后，在边境以外诱聚明朝的逃民、降人、乱兵、秘密教众等，渐渐聚起了几万人。又在丰州筑了城堡，开水田，过起日子来了。“板升”是蒙古语“房子”的意思，当时就特指这些住房子而不住蒙古包的汉人。
　　“板升”的成分很复杂，叛逃的原因也不一，有的甚至颇令人同情。但是他们投降敌人后，出于对明朝的忿恨，常常鼓动和诱使鞑靼杀掠明朝边镇，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这就无可原谅了。
　　赵全是个极聪明的人，对明虏双方形势力洞若观火。俺答视其为心腹，每次出征，都要先到赵全家里喝酒议事，商量完了再依赵全的谋划行动，无不中者。有了“板升”们的介入，俺答的战略更加高明，明朝边境的形势也就更加严峻。甚至赵全还在谋划称王，准备尊俺答为帝，要学千古逆贼石敬塘了。如其所谋，大明的半壁江山就要危矣！
　　因此这次解决“三娘子危机”，大明的上下，都把解决板升的问题一并考虑在内。
　　明朝处理边境危机不当，以往是有惨痛教训的。
　　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俺答的儿子辛爱有个小老婆桃松寨，不知何事与辛爱闹翻，率部前来降明。辛爱大怒，兴兵来讨。其时的兵部和宣大总督惊慌失措，毫无章法。竟然诱骗桃松寨及其部将出塞往西跑，然后密告辛爱将其追上捕杀。此事丢透了大明的国格，不仅令降人寒心，鞑靼方面也瞧明朝不起，气焰更为嚣张。
　　张居正经过思考，立刻给王崇古写信，详授机宜。
　　他说：往年桃松寨的事情，中央处置失当，人皆嘲笑，至今齿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所以决不能草率。刚才我接到情报，说俺答来到边境来要人了。我方就怕他不来要，白白扣了人质，反而结下怨仇。“今来索要，我之利也”。
　　张居正随后把策略详细道来，他说：王公您首先要坚壁清野，守险以待之。然后好言对俺答说，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的。按“中国之法”（原文如此），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不忍心杀掉，而且给他的待遇相当不低。您要是想要人，就端正态度来谈判，如果您斩了叛徒赵全等人之首，与天盟誓，数年内一骑不得入我边关，则我可以礼送您孙子返回。您现在提大兵来要人，难道我怕你吗？如今的宣大人马，又不同于往年了。你要来就来，我伺候着！
　　张居正又指示，一定要将把汉那吉看好，不能让他与外面通声气，以免他私自跑回去。对于陆续来降的人，如果是“真虏”的话，就分配给将士；“华人”（原文如此）则让他们各回老家，不宜让他们聚在一起，以免生事……
　　此后，高拱与张居正的应对策略，可说是有板有眼。俺答这个盖世英雄，完全被他俩的策略牵着鼻子走了。
　　把汉那吉究竟是不是“奇货可居”？这是处理事件的关键，高拱立刻做了调查。得到情报反馈说，俺答原来是个极怕老婆的人（不过又何以能娶了三娘子？），他老婆就是把汉那吉的奶奶。不仅俺答爱这个孙子，奶奶更是爱。老太太得知那吉是因为老爷子的缘故降了明，气晕了，拿起柴火棒子敲俺答的头说：“即中国要汝头，吾当与之，吾只要吾孙也。”（高拱《伏戎即事》）
　　这个是没有问题了。高、张二人立即决定，建议授予把汉那吉“中国名号”（原文如此），并鼓励他吸纳过去的部众。因为凡是授予了中国名号的虏酋，威望都能凌驾于所有的大漠部落。这就构成了对俺答的巨大压力，迫使俺答同意我方开出的赎人条件。只要谈判达成协议，“吾中国乃得以日修战备，而享数十年之安”。
　　第三步，就是要坚守堡垒，“勿与轻战”。即使俺答示之以弱，也不要攻击。而是不断骚扰他的后方，让他来了也掠夺不到什么东西，只能徘徊在野外。
　　第四步，派人在阵前喊话，说：“那吉来降，我们厚待如此，你不感恩，还敢威胁？你要是有你孙子的远见，羡慕意义来降，待遇又岂止你孙子这样？你拥兵而来，不惭愧吗？”瓦解他的心理防线，促使他答应谈判。
　　第五步，对俺答的气焰，也要适度给予回击。俺答被老婆逼得急了，率最精锐的兵马，大破云中，直抵宣府，“索那吉甚急”。后王崇古派善战的总兵赵岢率兵袭击，趁着俺答在宣府一带往返交涉，心神不安，大败了俺答的前锋。俺答畏惧明军之盛，稍稍退兵，开始有了求和之意。
　　这个凶悍的蒙古汗王，在老妻的逼迫和大明两个书生宰相的策略面前，完全被搅昏了头，只有一步步就范。
　　担任此次谈判的明方主官，是一个小人物——鲍崇德。他以前曾被鞑靼掳去服过劳役，精通虏情，和鞑靼方面交情甚密，这次是自告奋勇前往做说客。
　　到得虏营，他按照既定方针鼓动了一番如簧之舌。俺答见明军不好欺负，又担心那吉的性命，本来就已乱了方寸，听了鲍崇德软硬兼施的说词，不禁心动。
　　有记载曾把他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说是，俺答屏退左右，对鲍崇德说，我本意就是想进贡来的，都是赵全他们哄我，说我该坐天下，唆使我连年用兵，两下里不得安宁。
　　俺答说：“今天（这次老天爷）使我孙投顺南朝，乃不杀又加官，又赏衣服（可怜我还穿着破的呢），恩厚若此……（哽咽几声）若果肯与我孙，我愿执献（绑了他娘的）赵全等赎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边，各酋长谁敢不服？再与我些锅、布等物为生（好多年都没喝汤了），我永不敢犯边抢杀，年年进贡。将来我的位儿，就是把汉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刘应箕《款塞始末》）
　　老汗王上了道了，从此放弃了成吉思汗的大梦。
　　朝中得报，高拱立即主持了汇报会，请隆庆批准同意放人。到十一月十三日，诏下，完全同意高拱、张居正的计谋，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官爵，那吉奶妈的老公为正千户，其余人也有封赏。这下子，那吉穿上了正三品的大红袍了，煞是荣耀。
　　六天以后，十九日，俺答就把赵全、李自馨等八名“板升”头目一起绑了来。
　　二十一日，明朝隆重遣送把汉那吉返回家乡。
　　把汉那吉又回来了！再不复昨日的狼狈像，一彪人马在大明官兵的护送下，红袍金带，褐冠朱旗，吹吹打打出了关。
　　大明官员见到俺答，拔高了声音，正色告诫他：“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寻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许作践他！”
　　俺答此时百感交集，连声承诺。一见到宝贝孙子那吉，连忙滚下马来，爷孙俩抱头大哭。
　　紧接着，高拱、张居正就把“封贡”和“开市”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封贡，就是要封给老俺答一个名号，俺答从此算是归附明朝，自认属国，每年进贡马匹。开市，就是在得胜堡开辟集贸市场，蒙古方卖马，明方卖布匹、丝绸、铁锅、茶叶，互通有无。
　　嘉靖初年以来蒙汉对峙几十年的阴霾，将就此消散。
　　但是，朝中反对势力很大，舆论一片哗然，其中以兵部反对最甚（估计是怕今后无油水可捞了）。
　　大明的官员，为什么对俺答的态度如此强硬呢？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渊源。
　　宋时抗金名将岳飞遭冤杀，本朝民族英雄于谦也同样遭冤杀。这两位“少保”的命运，引起了后人强烈的同情。到了明中期以后，在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个情结，那就是对外只能开战，不能妥协。谁也不愿意被指为误国。
　　但是，仅仅有义愤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必须活在地球上。睁眼看看，明朝的军队，实在是没法提了。明中期以后的军务，废驰得一塌糊涂。每镇的边兵里，不仅缺额，且有一半不过是民兵（土兵、募兵），不是正规军，战斗力很低，装装样子还行。
　　张居正所关注的军粮问题，也是个软肋。常常发放不及时、不足额。当朝的大官又喜欢经手银子，所以后来经常按粮食数额折价发银子，折算率又很低，以借此剋扣。发一斤粮食的钱，士兵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一斤粮食。饭都吃不饱，又如何打仗？
　　明初洪武和永乐年的军队，还叫个军队。而看当下军队装备和士气，只能说是乌合之众了。因为军费不足，士兵们军衣褴缕，形同乞丐。所谓铠甲，就是在衣服上缝点儿小铁片，跟唱戏差不多。甚至还有以纸麻塞在衣服里充数的，称之为“纸甲”。真真闻所未闻！
　　所以，以如此之军力，去挡俺答的十万雄兵，不是以卵击石？
　　人们习惯了，自成化年后，凡是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那就是铁军了。武宗在正德十二年微服出塞游玩，与北元的军队遭遇，损失官兵几百名，杀死对方16名，竟宣布是获得大捷。弘治十五年，杀了达延汗80余人，竟然保举了1563个有功官员。即便在最近，由总兵赵岢打胜的一仗，也不过斩首对方6人！
　　面对这样的军队，任是什么样的“愤青”，也是没脾气了。因此，在处理“三娘子危机”的过程中，高拱和张居正的一系列策略，都是相当之高明的。
　　在目前，如何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
　　硬打是不可能了，只能智取。张居正坚持“封贡”和“开市”的主张，你总要让人家有饭锅用嘛！他写信叮嘱王崇古和方逢时，在此问题上决不能退缩：“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
　　朝中以内阁与边臣为一方，兵部与言官为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反对派无非是认为，议和乃示弱，马市易启边衅。甚至有言官诬告方逢时等通敌，罪不容诛。言之凿凿，就像亲眼所见一样（言官的话，要到爪哇国去听）。
　　高拱、张居正抓住根本不动摇，命中书官翻出成祖时的老档案，上面载有成祖封北元归顺者“忠义王”、“忠顺王”的先例，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最后由隆庆亲自“上裁”。他说，“此事重大，边臣最明白底细，现在边臣说干得，你们几位爱卿也说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费点钱粮也罢。”
　　一锤定音！
　　隆庆四年十二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也各给封赏。同时宣布开市。
　　明廷对开市也做了一些限制，以防发生负作用。为了防止鞑靼把锅买回去后翻造兵器，特令边贸只能出口“广铁”铸的锅，据说广东的铁锅硬度不行（低档产品），造不了兵器。火药硝磺等严禁流出。至于棉花、衣服等蒙古人民急需之物，全部放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全等“诸逆”从边境押到。隆庆亲自主持受俘仪式。此项仪式之庄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极为传神的描绘。而后千刀万剐，传首九边（头颅在九大镇巡回展览）。
　　祸首伏诛，天下太平。
　　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多费钱粮？和谈以后，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边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赚大了。
　　关键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气了。史书上关于休战后的描述，欢欣之辞令人动容。譬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万里，居如堵，行如家”（《国榷》），又譬如“九边生齿（人口）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方逢时语）。
　　可怜老百姓，“有生之乐”的日子在史上并不是很多。这样喜气洋洋的文字，在史书上也不是很多。
　　一场“铁锅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边境此后30年基本相安无事。
　　今人有曰：俺答的这次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
　　高拱、张居正，在这件事上居功至伟！
　　两人联手期间，内乱外患逐一平定，大明的颓势有了复振的希望！
　　首先“鞑靼”已被死死压住。那时的蒙古，有两大部分，一部是蒙古右翼，就是俺答，他统辖了土默特部和他死去的哥哥吉囊的鄂尔多斯部。另一部，是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也就是小王子的土蛮部，这本是达延汗嫡系的继承者，却被俺答从草原撵到了辽东。
　　蒙古的“左翼、右翼”，有时候搞得我们头晕。其实只要打个比方，就很清楚了——将蒙古比做一个巨人，他面朝我们明朝站着（阿Q说，他必须面朝我们站着）。他的右手，正好就是蒙古的西部（宣大以北），他的左手，就是蒙古的东部（辽东）。
　　跑到辽东去的小王子土蛮部，不接受明朝的封贡。高拱、张居正启用总兵李成梁，在辽东的卓山打了它一家伙，基本把它打服。
　　此外广西古田的僮人叛乱、广东的曾一本等叛军做作乱和敌视明朝的贵州永西土司，也都逐一被平定。到隆庆六年，大明已经是四海升平。张居正不无得意，谓之“东师奏凯，西虏款关（求和）”。
　　李贺诗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哪个书生又成为了万户侯呢？）
　　张居正，将不会有这种哀叹！
　　当然，英雄自有过人之处。我在翻拣他处理俺答事件的资料中，发现他基本都是头一天获得边报，第二天就有明确答复（按当今时髦的说法，就是“一个工作日”）。当时的军情和中枢指令，都是由兵部快马递送，昼夜兼程，一来一往不过三五日。军情的报送和回馈，都是随到随办。
　　可以想见，张居正秉烛伏案的紧迫情状。
　　入夜闻刁斗, 军声壮若何
　　古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讲效率。而我们今人，若被告之“二十个工作日即可答复”，竟不免感激涕零，仿若格外开恩。
　　古今异同，不亦悲乎！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大事不多。除了处理俺答归顺一事，在他的年表当中，往往还有一条：“隆庆二年，废辽王。”
　　这件事，与张居正有何干？
　　各位，这短短的一句，挖掘开来，实是有历史令人惊恐的乖戾。一个平民出身的权贵，与一位皇族子弟，生生死死缠了一辈子的恩怨，就在这一句话中！
　　这个辽王，可能大家还有印象。他的王府，就在张居正的家乡江陵。张居正的爷爷张镇，就在辽王府做护卫。所谓“护卫”，就是警卫人员，站岗放哨的。
　　两家从此开始了一段纠葛。
　　辽王的名字挺古怪，里面有一个字是“火+节”，太生僻，我们姑且简化，就叫他“朱宪节”吧。
　　辽王这一世系，祖上为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原来封的是卫王。洪武二十六年改封辽王，封地在广宁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北镇市（至今北镇还有一个街道办事处叫广宁）。建文帝时，“靖难”役起，辽王不愿意跟着瞎闹，渡海南归，从此被安置在荆州。
　　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王妃毛氏不能生育，因此辽王一直没有孩子。好在袭了王位第二年,小老婆给生了个儿子，与张居正恰好同岁，只大张居正两个月，这就是宪节。按古制，毛氏算是宪节的嫡母，掌管小孩的一切起居教育事宜，视同己出。
　　到了嘉靖十六年，老辽王死了，宪节年幼且又守丧，所以暂时不能袭封，只能继续做王子。
　　这个宪节，是典型的纨绔子弟，资质一般，学习不上进，十多岁了，《四书》还背不下来。小孩子臭毛病不少，自我感觉却是很不错（这我们应该不陌生）。而同龄的张居正，早就是名满荆州的神童了，两下里的差别实在太大。
　　张居正小时常跟爷爷到王府玩，与宪节也可称得上是朋友了。
　　在王府,毛氏一直是执掌大小事务的，见张居正聪明伶俐，便不时招居正入府赐食。一次，她让宪节坐在下首，谆谆教导道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要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
　　望子成龙，古已有之。
　　宪节哪里受得了这个，满脸涨红，好歹还没有当场发作。从此，在两个小孩友谊的后面，就因嫉恨而埋下了一颗诡异的种子。
　　嘉靖十九年，十六岁的宪节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张居正也恰在这一年考中举人。
　　宪节袭了王位，还是咽不下少年时的气——我是谁，还赶不上个平民？
　　小辽王以庆贺自己袭封王位为名，把护卫张镇召进王府，赐他喝酒。这宪节存了歹毒之心，强灌了老头一顿。结果，张镇竟活活醉死！
　　张居正此时已通世故，人给害死了，又害得冠冕堂皇，如何办？他只有隐忍。从此与辽王结下隐蔽的深仇，竟一直埋藏了快30年。
　　辽王生来就跋扈惯了，他哪里知道，与匹夫之仇也是结不得的。两人在表面上，仍是朋友。辽王闲工夫多，学会了作些臭诗，两人常有诗酒往还，显得非常亲近。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辽王没那个机会，就跟着嘉宾靖皇帝提倡的潮流走，崇奉起道教来，被嘉靖封为“清微忠教真人”。
　　明朝发展到嘉靖这一朝，皇室的直系后代与旁系亲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每个人都有岁禄，从郡王的一万石到旁系最低的二百石不等。这是个帝国的巨大毒瘤，中央财政有一半就消耗在这上面。
　　此外，宗藩在政治上没出路，但这些废物总要折腾，于是就在地方上狠命兼并土地。惟恐财富不多，带到地狱的时候太寒酸。辽王府亦不例外。
　　等毛妃一死，小辽王在府内的管理大权到手，立刻发威，养了一批恶奴，打砸抢骗，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成为荆州一霸。地方官员碍于皇上赐的“清微忠教真人”牌匾，只有装聋作哑——孔孟之道确实是真理，但惟独管不了皇亲。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的元配顾氏病逝，居正不免意志消沉，对朝政失望，告假回到江陵。在三年的休假期间，与辽王走动得比较勤。估计也是辽王强拉他的时候多。
　　辽王虽然信了道教，但吃喝玩乐、泡女人还是一样不少。现在又多了一样，隔三差五要跑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拜访张天师。按《大明律》规定，宗室藩王没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离开封地半步的，违者要削为庶民。但辽王有“清微忠教真人”这块护身符，谁敢阻拦？其实，求仙访道只是堂皇的名义，到几百里外去游山玩水、寻花问柳才是真。
　　张居正一回乡，辽王就拉着他诗酒唱和。辽王这种人，从小听的就是阿谀奉承，真的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胡编几句臭诗，还要张居正立刻和诗，这几乎就是变相的折辱了。
　　张居正已在官场混过了几年，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便也耐着性子跟这白痴玩。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就留下了几首这时的应和诗。他跟辽王相处融洽，当面奉承他“英敏聪达，才智绝人”（跟所有过分溢美的话一样，你就反着听吧），跟对付严嵩差不多。但他对严嵩的才气还是真心敬佩的，对辽王，则只以废物视之。
　　嘉靖三十七年，张居正受命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去册封崇王。因为离家较近，就顺便回家去看了看父亲。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这期间，辽王又拿着手写的三大册诗稿，请张居正写序。辽王附庸风雅，自号“种莲子”，张居正也就给他一通胡吹，说辽王在“拈韵限句”的诗会上，因为出的韵太险，别人袖手不能出一语，“种莲子”大人却能“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还是领导高明啊！
　　像辽王这类人，不管他怎么狂，履历上三个字便可归纳：“生得好”。要是他出生在平民人家，那么就得四个字来归纳：“阿猫阿狗”。到了隆庆元年，嘉靖仙逝了，这种莲的王爷也就蹦到头了。
　　就在当年，湖广巡按陈省专程赴京，弹劾辽王横行枉法事，隆庆下诏削了辽王“真人”的名号。现在问题倒还不是很大，但却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但辽王哪里知道收敛，一仍其旧。到了隆庆二年，又有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辽王十三大罪。这下，可是严重了，隆庆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实地核查。
　　其时，湖广按察副使（省纪检副长官）施笃臣正在江陵，他对宪节一向极不感冒，趁此机会要搞他一家伙。他假意表示可为辽王疏通，说动了辽王给洪朝选送礼，而后却把礼品全部截获。辽王吃了哑吧亏，耍开了脾气，在王府院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讼冤之纛”——我比窦娥还冤呢！
　　施笃臣去看了看，故意大惊小怪：“辽王造反了！”立刻派了500个法警把王府团团围住。
　　洪朝选到底是中央来的，比较正派，到现场去看了看，知道是胡扯。还朝后，没有告辽王造反的罪，而是据实奏报辽王“淫虐”之罪。皇族为非作歹，不过是小菜。如果仅此，辽王也没有大问题。
　　可是有一个人——张居正掌握他的大问题。
　　宪节无嫡子，想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做继承人。按例，此事应由王府奉承正（监督官）署名盖印。但奉承正王大用坚持实事求是，不肯署名。辽王就偷出大印私自盖了。后来，王大用竟莫名其妙地死了，有人怀疑是被辽王所害。
　　张居正与王大用素来交情不错，在三年休假期间，闻王大用死，不胜悲哀。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后来还写了一篇《王大用传》。这件事，他默默的藏在了心里。
　　洪朝选复命之后，是决定辽王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此时，张居正突然上疏一道，直斥辽王“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地方当局不敢禁止）”，连带将辽王“狸猫换太子”、迫害王大用的事情，一并举报。
　　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辽王休矣！
　　很快，隆庆的裁决下来了，说宪节本应当诛，但念及是皇室宗亲，免死，废为庶人，高墙禁锢！
　　这一禁，到后来就把他给关死了。
　　事发这一年，距离张镇在辽王府被酒灌死，已经过去了28年。
　　这个辽王一家，到此就很惨了。他本人死于凤阳的宗室监狱，因无儿子嗣位，朝廷又不准旁支改袭（过继），于是除其封国。这个“辽王”的封号就给取消了。辽府诸宗，都改由楚王管辖，不知后来过得是否惬意。自此，这一家的一切，都被称为“废辽”了。
　　由这里又引出一段公案，迄今还争纷不休。即是，张居正死后，辽府次妃（小老婆）王氏委托言官代为讼冤，称张居正侵夺（收购）了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可是骇人听闻！
　　于是，张居正因羡慕辽府的壮丽，而构陷辽王，就成了一条千夫所指的罪状。同时，也构成了张居正死后风波中的一个大浪头。
　　百年公案，诉讼纷纭。真相究竟如何？
　　那座辽王府，确是江陵最为壮丽的一座府邸。府中湖山掩映，长堤翠柳。居正小时候就在这里玩耍过，估计印象很深。如今堂皇辽府归了张家，宿仇又得报，自然是快意无比！
　　还有人说，因为张居正嫉恨洪朝选不肯诬告辽王造反，所以后来他当了首辅后，于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将洪朝选构陷下狱。洪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孰真孰伪，谁能告诉我？
　　直到后世，张居正究竟是否谋夺了辽府？收购辽王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甚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张居正是否参与了扳倒辽王？仍是众说不一。对其他的，本文留待以后再表，这里我仅分析一下，张居正究竟有没有可能告了这置辽王于死地的一状。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张居正的政治品格及谋略特色，有很大关系。
　　且不谈动机问题，仅仅张居正“构陷辽王”这件事是否发生过，到现在还有争论，争论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今人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认为张居正此举乃冒着风险惩治了豪强。比如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张居正改革的成败》称：“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逻辑方法。问题归纳得很明了，因果关系也很简洁，但是，距离事实太远，有太浓厚的“官样”气息。我们要是这样来研究问题或者做工作，难免有人会怨声载道。
　　首先所述与事实不符，地方官在当时已经不怕他一个正在被调查的鸟亲王了，准备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经如实上报，谁也没有胆量隐瞒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实的。再次，张居正也没有断然处置某人，洪朝选的被下狱是在12年之后；他更没有权力废去辽王，即使是参与了“废辽”，也是用了一些办法才达到目的。相信大家已经大概知道要运用些什么手段。
　　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堂堂正正，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世间这样的文字很多啊）。这根本不是在做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著作《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志）’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在上面这段话，却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段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
　　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从这一件事情上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九、大政变于一夜之间到来
　　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盖古今之谋臣策士，所以劳心筹虑，敝口游谈，冀望不可得者，正在于此。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皇帝开始患病，并且有热疮不愈。什么是热疮？估计是近侍宦官没带他学好，搞性解放惹上的病。不然养尊处优的高等人，怎么会长疮？
　　从这时起，隆庆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预感到来日无多，常常考虑起后事来。有时会对高拱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成年的君主），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子）小哩！”（高拱《病榻遗言》）
　　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才刚刚10岁。无怪隆庆要忧虑。孤儿寡母，天下就被人夺了的，不乏其例啊。
　　其实这一点，他过虑了，在明朝，言官的监督力量很强，谁想专权专到控制了皇帝的程度，比较困难。同时中央军权很分散，分为五军，前后左右中，不相统属，即“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各卫所的兵。皇帝还有一支绝对听命的“亲军”，那就是锦衣卫，共二十二卫的兵，足够安全。
　　如果有人要调兵，必须由兵部（管军政）和中军都督府（管军令）各出一块调兵勘合。打完了仗，将军回将军府，士兵回卫所。将与兵是分离的。平时管理部队的各镇总兵官，因为权利不集中，上有总督、巡抚和监军太监制约，比一个军长的权力也大不了多少。所以，大明是没有可能被赵匡胤那样的军头夺了天下的。
　　而且太子是早就立好的，不至于出现混乱。早在隆庆二年，皇子仅有6岁的时候，是张居正上了一道疏，劝隆庆早立太子。张居住正说，他在裕邸的时候，就知道皇子聪明，本朝早立太子的事例很多，望皇帝考虑。
　　隆庆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皇子是独生子，有个弟弟还没生出来，所以顺利册封。
　　皇帝的感觉不好，阁臣们就非常紧张，高拱建议，内阁成员在宫内太监的值班室——直庐里值宿，晚上不回家了，保证皇帝随叫随到。他和阁臣一住下，其他六部五都督府的大臣哪里还敢走，就都跟着住下，这叫“朝宿”，集体当了一回太监。
　　晨钟暮鼓中，高拱与张居正大概都考虑过未来。他们各有依恃，都觉得，下一步自己的根基还是很牢的。
　　先看高拱这一面。他既是首辅又兼掌吏部，位极人臣，六部九卿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朝中根基之深，确实无人可比。三年多来，又多少拢络了几个言官愿为之效命，舆论喉舌也不缺乏。对于“外廷”，也就是文官系统这一块，他把持得很死。
　　国家机器只要想运转，又怎么能少得了他？
　　而对于“内廷”，也就是太监这一块，他也早就有布局。李芳被罢免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这是个统管内廷二十四衙门的总头目，相当于外廷的首辅。依例应由太监的“二把手”、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特务）的冯保递补。但高拱一向厌恶这个冯保太能抓权，同时也要兑现重回内阁前许下的诺言，对曾经帮过他的太监投桃报李，于是向隆庆极力推荐了御用监老太监陈洪。
　　可是陈洪是个只会管宫廷家具的老太监，哪能办得了皇帝跟前机要的事，没过多久就被皇帝给撵走了。事已至此，高拱还是不想让冯保蹿起来，就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
　　这就更荒唐了，让一个厨子来管内廷，本朝是没有先例的。
　　高拱为何要一再破坏规矩？其实，他是有一番深远考虑的。在以往嘉靖一朝，太监还比较老实，因为嘉靖本人自幼在宫外长大，对太监的霸道有所目睹，所以对太监相当戒备。到了隆庆，这个自幼跟太监混得厮熟的皇帝登了位，太监就又开始胡闹。堂堂两朝阁老的徐阶，都被他们群起而撵走，高拱对此不得不防——必须安插可靠的人。
　　高拱的这步棋，从动机上讲应该是为庙堂的稳定着想的。可是从人事上，就大大得罪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巨头——冯保。两次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
　　史载：“保由是疾拱”。这个没有下半身的内廷高官发了狠。
　　然而，高拱不在乎一个缺少零件的家伙有什么感受，他自信得很，因为他看到的是——
　　内外皆备，稳如泰山。
　　冯保不是木头，他自有他的一套战法。对他来说，高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拱身后那座不可逾越的巅峰——隆庆。他自然不会去硬攻，而是绕开了去，对隆庆的家庭成员展开了外交活动，皇帝也有三亲六故嘛。
　　目标很明确：一个，是日后肯定能做上皇帝的皇子；一个，是皇子的亲生母亲李贵妃；还有一个，是一直被冷落、住在别宫里的陈皇后。
　　冯保的这一手歪棋，大有收获。皇子虽然小，但毕竟已懂得亲疏。两个后宫的女人也需要有个得力太监引以为援助，她们并不是没有企图的人。于是后院悄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势力，在隆庆日近黄泉路的时候蓄势待发。
　　里面搞掂以后，冯保便把手伸到了外廷。他遇到了一个正好需要他的人——郁闷的次辅张居正。
　　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裂痕，在隆庆五年底已经非常明显，两人虽没有公开冲突，但人与人只要不对头，从语气、从神态、从肢体动作上都能体现出来。大官有了矛盾，小官的感觉最敏锐，在两人的周围，各自渐渐聚拢了一批言官。两大营垒，在静悄悄中俨然形成。
　　恰在此时，张居正看到了冯保向他伸来的友好之手。这是内廷里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在示好，以张居正当时的弱势地位，岂能不抓住它？由此，他也就握住了李贵妃的那只纤纤素手（比喻意义上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底牌，不是很强，但后劲很冲，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后院集团，实际上是违反大明祖训的，是个非法集团。朱老皇帝有言，后妃不得干政（老先生很熟悉三国故事），条文列入《宝训》。此外宦官也不得干政，宫门口立有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于外臣勾结内臣、甚至勾结宫闱，那就更大逆不道了，肯定要杀头的。
　　但制度与法律，自己并没长手，你就是表决通过一万部法律，也挡不住这些事情悄悄发生。
　　外臣与内臣结交，在古时很为士林所不齿，但张居正去做了。事急矣！他不想被高拱狼狈撵出内阁。有许多事，他还想去做，他认为这些事比保持清誉重要得多。
　　据万历年间刊行的高拱著作《病榻遗言》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冯保的一个心腹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里去。张居正待徐甚好，三人勾搭连环。冯保是管秉笔的太监，是代皇帝对内阁票拟“批红”的。冯保想得到什么好处，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替他想一个名堂，第二天就以皇帝名义批出来了。
　　而正常的渠道，反而没有这个通畅。现在，该轮到高拱郁闷了。他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你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引力场吧？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所著，全书充满了怨气。对张居正虽未点名，仅以“荆人”代之，但傻瓜才看不出来。该书是否为高拱所写，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它是当时的文字，虽不完全可靠，但距离事实应该不是太远。
　　角力开始了，老套子又要重演，主帅在后，言官打前哨。
　　首先发难的，居然是反对高拱的一方。人的思维，真的不能以常规论之。
　　第一炮，御史汪惟元上疏，直斥执政之臣不应“为操切、报恩仇”。——说的就是你眦睚必报的高阁老！
　　第二炮，尚宝司卿刘奋庸上疏言事，提醒皇上还是要自己看奏章，否则，“恐险邪权势之党转成其奸”。这算是祸起肘腋了，因为刘奋庸不仅是高拱的门生，还是裕邸讲读的旧人。他对高拱的霸道不买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第三炮，也是最凶猛的一炮，是户科给事中曹大焚（“林”下为“土”）点名猛批“大学士高拱不忠十事”。他反映的问题全都有据可查，譬如，提拔门生，打击报复，权力过重，陷害徐阶，党庇太监等，似乎是一个总清算。
　　前两个冲击波，自有高拱的党羽来招架。这第三波，高拱不能不出面了。
　　在明代，像这类言官的上奏，内容一般都是要上“报纸”的，也就是所谓“邸报”。这是官方的报纸，内容由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和六科分别收集诏令、奏疏和地方汇报，经过筛选、复制，发传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广泛传阅。邸报最初出现于宋代，是全世界诞生最早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刑罚公报；还有受限制发布的战报和臣僚奏章。
　　有了这张官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假如有人给你奏了一本，你必须得有个说法，否则就等于默认，那脸就丢大了。
　　看来，古代的行政，对官僚和识字的人来说，是相当透明的。
　　高拱不想丢脸，他立刻上疏自辩，并且“乞休”。这也是例行公事，表示自己确实有不好的地方，愿退休以谢天下。
　　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炮之所以敢于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给他过了话，说：“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必定成功。等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能少得了提拔你吗？”
　　曹大炮一想，对呀。就干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捂不住的。隆庆一定会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病得不清，心情烦躁，火也就大，下令要处置这个没心没肺的言官。我还没死，就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拟旨当然还是由冯保执笔。皇上说，他写：“曹大焚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给我滚外省去。
　　拟旨后，趁着还没发出，冯公公赶紧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看了，稍一沉吟，涂去数字，改成“曹大焚妄言，调外任”。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分量要轻多了。皇上迷迷糊糊的，也就批了。
　　高拱不肯罢休，策动言官反击。反击的排炮中最厉害的，要数御史张集，他的上疏开口就说：“昔赵高矫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把冯保比做赵高了。同时又提起严嵩勾结中官杀夏言的旧事。
　　张居正一见这到奏疏，知道是在影射他勾结中官，气得脸都绿了。仔仔细细看过，忽然，奋身而起，拍案大怒：“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
　　冯保是管批文件的，有上下其手的方便条件。他怕张集的奏疏引起连锁反应，便扣了下来，没有发还内阁（留中不发）。为了防止其他人学样子，就派小太监到内阁去散布，说：“万岁爷爷说了，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他本人也四下里散布流言道：“这回皇上发火了。张御史的奏本就撂在御桌上，什么意思不好说，可能是要廷杖处分，削职为民了。皇上还说，廷杖时我便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冯保也是隆庆非常信任的一个近侍，他的话，不由得别人不信。
　　恐吓，有时比真的打击还要令人恐惧。
　　消息传开，人人心中一震。张集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可怜他，只能天天到朝房里去等候着被锦衣卫捉拿。家中也买好了治疗创伤的南蛇胆，备好了棺材，就等末日降临了。
　　张居正身边的人，当然知道这是扯淡。有门客便问：“相爷，这事儿怎么收场？”
　　张居正淡淡一笑：“先困他几日，让他尝尝滋味。”
　　张集的奏疏虽然被冯保扣住，但抄本（揭帖）却流传了开来，各衙门的人都看到了。得知张御史要为此倒霉，高派的众言官群情激愤，商量着要直接弹劾张居正，以此作为反制。
　　张居正的好友、郎中王篆见局面有些失控，便劝道：“张集这个事一日不了，则一日多个话头。眼下舆论如此，怎么能再去激他们？”
　　张居正认为有道理，便叫王篆到朝房去跟张集说：“张相公的意思，你就回家吧。你的奏本不准备发下，没事了。”
　　高拱那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毕竟是自己一方的人发的难，万一真的惊了病中的皇上不好。他在朝房间约见了一干科道官员，劝他们以皇上的龙体安宁为重，就此偃旗息鼓得了。
　　但是高、张两人的矛盾，等于公开化了。时任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的张四维，与两边都交好，担心冲突一起大局崩溃，便从中极力斡旋，但不见效。
　　皇帝的龙体是局势变化的晴雨表，人们盯着的就是这个。一日，隆庆觉得情况稍好，就坐软轿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见状大惊，叩头便拜。隆庆将二人扶起，抓住高拱的手臂，仰望长空良久。北京春天的天空，高朗而阔大。隆庆数次欲言又止，但终无言，默默返身。高拱搀扶皇帝一直走到乾清门，隆庆方说了一句：“你回阁去吧，改日再说。”
　　张居正在旁，专心留意，见皇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知道要不好了。他怕冯保临事不知如何措置，便偷偷写了处理皇上善后事宜的办法十余条，密封后，派办事员去交给了冯保。
　　此事恰好有人看见，报告了高拱。高拱连忙派人前去跟踪，但密信已进了宫。高拱想来想去，不知张居正搞的什么名堂，越发愤恨。第二天到了文渊阁，便质问张居正：“你昨天密封里说的是什么？天下事不拿来交给我办，而去交给宦官，你什么意思？”张居正愕然，脸不由红了，无法回答，只是干笑。过了一回会儿，说：“我每天都和里边交换皇上饮食的情况，高公如何能什么都知道呢？”
　　高拱想想，也可能吧。遂不再放在心里。
　　以上这一节，是出于王世贞的描述，当是略有渲染。至于高拱本人在《病榻遗言》里的有关这段回忆，则将张居正描述得更为不堪，说张居正在质问之下，连连求饶，并发誓：“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不过无论时人，还是今人，都觉得不大可能。
　　实际情况，可能是千古迷疑了。不过张居正在此时，不太可能像如此嚣张。胜券并非在握，隆庆也并非处于生命倒计时。一切的变化，只是一种可能。从几封私人信函中，可以窥见，他仍是苦闷不已。
　　春夏之交，天玄地黄。
　　此时，在他给密友、前礼部尚书潘晟的一封信中，语气颇激切：“自检生平，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矣。”（《答宗伯潘水帘》）他只是在等候命运的裁决。
　　——我以为，自认为机谋马上就要得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无奈。
　　在张四维给他的一封信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张居正这一段时间里竟然曾萌生去意：“但有秋杪欲归之谕，令人彷徨无措，宁死不愿我翁出此言也！”——看到您说秋末想辞归，这实在令人惶恐，四维我宁死也不愿先生您说这个话！
　　张四维后来并不是跟定张居正的死党，他保存下来的这信稿，不大可能润色或造假。这应是张居正在大变化之前的真实心情。
　　这一刻终于到来，五月二十二日，有消息传出，说“上不豫剧增”，皇上的病加重了。三天后，又闻“上疾大渐”，这即是病危通知书了。隆庆在这一天，召高拱、张居正和四月才入阁的礼部尚书高仪，三人到寝室乾清宫接受“顾命”，要做临终嘱托。
　　至哀无声。此时隆庆靠在御榻上，皇后和贵妃隔着垂帘坐在床边，太子立在一旁。
　　高拱一行，肃然跪下。
　　隆庆颤颤地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高拱的手，一面看着身边的皇后与贵妃，一面对高拱道：“朕……以天下累先生了……”高拱哽咽，哪里能说出话来。隆庆缓了缓，又说：“今后的事情，与冯保商榷而行。”高拱唯是点头。
　　隆庆又示意，冯保便朗诵了一遍遗嘱。共两道，一道是给太子的，还有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太子的遗嘱，有这样的话：“你要依三辅，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大臣的则说：“东宫（太子）幼小，朕今方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读毕，床前哀声大起。高拱流泪奏道：“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竭尽忠力辅佐。东宫若有什么障碍，臣不惜死也要排除。望皇上勿以后事为忧……”他且奏且哭，泣不成声。勉强说完，便放声号啕，引得一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
　　冯保见不是事，使个眼色，两名小太监督慌忙扶起高阁老，示意退出。三位大臣遂蹒跚出宫，一路哀哭。
　　隆庆又熬了一晚。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当政仅6年。
　　此后又是丧事、下葬和劝进新皇等一系列程式，到六月初十，皇太子登基，宣布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大明第十三个皇帝隆重登场，他，就是明神宗。
　　在聒耳的蝉声中，京城的老槐树幽香隐隐。天地又是一新，众臣的命运又要有一番很不同的沉浮了。
　　皇帝死了，全国上下最最悲哀的，莫过于高阁老。隆庆与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对模范君臣了。其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成为生死之交。感物思人，高拱在文渊阁想起不久前隆庆驾临时的情景，悲不自胜。于哭天抢地中，连声叹道：“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啊！”
　　高老自是肺腑之声，可是当时在场的人听了，却不禁面面相觑！
　　巨大的悲哀简直要压倒了高拱。先帝新丧，主少国疑，整个帝国的担子就压在了他一人身上。
　　回想起，二月新雪初晴的一天，隆庆召高拱等一行在文华殿议事。皇上死死拉住高拱的衣服，顿足叹息：“怎奈太子小哩！”
　　又回想起，那天是皇帝为太监的事而郁闷，拉着高拱的手，一路无言。从金水桥走入皇极门，一直走下台阶，坐下喝茶，仍拉住高拱的手。眼望前方良久，才说：“我心稍宁！”
　　还是那天，君臣俩一直走到乾清宫皇帝的寝殿，隆庆坐下，面露眷恋之情，刚说了几句话，就潸然泪下。此时张居正等人已跟着进来跪下请安，高拱一只手仍被隆庆拉住，无法抽身，只得跟着鞠躬，面对阁僚的跪拜不免大窘。隆庆发觉了，才松了手，高拱连忙跪下，行礼如仪……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可是，隆庆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一走，宫内立刻有了乱象。
　　先是遗诏里居然会出现“司礼监协心辅佐”的说法，将国事托付给太监，历朝绝未有过。以至外廷一片议论纷纷。
　　第二怪是，托孤时，由冯保宣读在一张白纸揭帖上写的《遗诏》，那时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孟冲。一个时辰后，便有新的遗诏传出，命罢斥孟冲，以冯保代之。原来《遗诏》中的“司礼监”竟是为冯保而预留。顾命时笼统地说“司礼监”，悲哀中无人注意，大局已定后，马上就变成了冯保。这不是阴谋是什么？
　　高拱听到这个任免令后，恍然大悟，又中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招了。脱口而出道：“宦官安得受顾命！”
　　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明清两代的史家，对顾命时宣读的两份《遗诏》都甚为怀疑，一般都认为是冯保矫诏，假传了圣旨。《明穆宗实录》和《明通坚》干脆删去“司礼监”一句，《明史纪事本末》则直接说就是冯保矫诏。
　　冯保现在升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仍然提督东厂，权力之大，简直惊人了。
　　地平线在一瞬之间倾斜了过来。
　　高拱面临的，是一批可怕的对手。就算顾命时的两份《遗诏》并不是冯保篡改的，那么隆庆死后的任免令，肯定是矫诏无疑。死人不可能发号施令。那么，能把这样一份明明白白的矫诏在群臣中堂而皇之地公布，冯保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在冯的背后，是另一个新生力量——李贵妃。
　　当人们醒悟过来时木已成舟！
　　而能够把这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的人——不用想了，唯有张居正！
　　冯保、李贵妃、张居正，一个新时代的三巨头脱颖而出了。
　　昔日不可一世的高阁老，其横扫千军的能量随着隆庆的升天，已经丧失了大部分。
　　固执的老头儿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顾命大臣，我要按既定方针办。先帝以国家托付我，我就不能眼看着人亡政息。
　　这位直筒子脾气的老相公不知道，忠心是做给活人看的，人既然死了，这件华丽的衣服也就不需要再穿了。一切就剩下赤裸裸的两个字——利益。
　　他目前还没能意识到的、一个很难逾越的巅峰，已经横亘在他面前了。这就是以往默默无闻于深宫的李贵妃。
　　在李贵妃这一面，也有着同样的忧虑，那就是“主少国疑”。新皇帝万历，她的儿子，只是个娃娃。就在这年的三月，太子刚刚“出阁就学”。隆庆为他选择了高仪、张四维、许国等14位大臣做讲读，俱是一时名臣。
　　太子虽小，但聪明知礼。一日，在宫内御道上恰遇高拱等阁臣匆匆出来，他先就彬彬有礼地问候：“先生良苦从政！”众阁臣连忙谢道：“愿殿下勤学。”太子天真地说：“是哩，刚读完《三字经》。”稍顿，又叮嘱道，“先生们先歇歇吧。”一幅纯然可爱的样子。
　　又一日，隆庆兴起，在宫中纵马奔驰，太子见了，连忙劝阻：“父皇，您是天下之主，一个人这么跑，就不怕摔了？”隆庆勒住马缰，久久抚摸其头，大为感动。
　　太子对嫡母陈皇后亦非常亲近，皇后考问他功课，都能对答如流。因为有了这个小家伙，两宫之间竟毫无芥蒂，宛若一体。
　　李贵妃出身于顺天府（北直隶）郭县一个平民家庭，她是个典型的“嫁得好”的女人。年幼时，家里为避战乱移居京城。不久，被选入裕王府做宫女，伺候裕王。嘉靖四十二年生了小王子，这是裕王吃了窝边草的结晶。母以子贵，裕王一登大位，就封她做了贵妃。明代的妃共有9级，贵妃仅次于皇后。这个女人就此成为离皇权最近的人之一。
　　她其实也很可怜，年轻时虽然是亲王老婆，但嘉靖有不认儿孙的怪癖，因此她的孩子生下来好长时间连名字都没有（皇孙须由皇帝赐名），小孩的身份也不能确定。嘉隆两朝，皇帝都不大像样子，朝政多事，她为此压抑得很。特别是隆庆的生活作风不好，那就更无处诉苦了。
　　孤儿寡母在一夜之间接管了国家最高权力，李贵妃恐怕是忧惧多于高兴。她怕的就是有人侵害他儿子的权限，“惟恐外廷之擅”。也就是怕被蒙，怕大权旁落，怕受欺负。
　　她贵为天子之母，到底还是小户人家出来的，面临大变局，不免忐忑不安。急需有一个既忠心又能办事的人，作为她和外廷之间通气的管道，同时兼她的意图执行人。
　　她抓住的这个人，就是冯保。冯保伺候了他们母子俩很长时间，深得信任。
　　所以，她才毅然决然把冯保破格拔起来，“同受顾命”，赋予他极高的权力。
　　她要借此镇住群臣。
　　外廷却想不到这么多，只觉得祖宗之法怎么就给颠覆了？对于宫内作出的这个决定，都“闻之甚骇”，纷纷说道，阉人怎么能参与顾命？若要顾命的话，也得是皇帝亲口说，冯保他自己拟诏怎么能行？
　　情与法，在此短兵相接。
　　高拱，这位百官之领袖该怎么来接招呢？
　　我们来替他参谋一下。对垒的两方，首先挑起争端的，应该说是李贵妃与冯保一方。
　　坐中军大帐的，是李贵妃。在她一生中，再没有其他任何时刻，需要她像今天这样来干预朝政。她固然是皇帝的生母，但和平常人家一样，仅仅是“庶母”。在她上面，有名正言顺的皇后，永远在名义上压她一头。而在实际上，也存在着压她一头的可能性。甚至，还有更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皇后可以利用某种机缘，一刀切断她与儿子在政治上的纽带，使皇帝的权力完全与她无关。
　　因此她要奋起，要保持住与血缘一样重要的政治血脉。冯保就是她选择的主将与先锋官，
　　而若想让冯保卖命，只需给这个内廷二把手一个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成了。那东西给谁都是给。对贵妃来说，先帝死了，换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做总管家，且能大力维护自己在后宫的至尊地位，又何乐而不为？
　　此时皇帝还小，远谈不上亲政，皇权实际上是落在了寡妇手里。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上，不知为何留下了这么一个漏洞，无一个英明的皇帝察觉并纠正。也许根本没办法纠正——没有大臣能真正管得了你们家的事。
　　陈皇后由于性格的关系，没有野心。这倒减少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个倍受先帝冷落的皇后，今后有一个情同姐妹的贵妃罩着她，不给她难堪。她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决定了她基本成为了贵妃的同盟军，对贵妃的崛起予以默认。
　　至于上窜下跳的冯保，严格来说，只是个角色。他虽然也有欲望，但这个欲望是在与贵妃的欲望方向一致以后，才能实现。而且，他升掌印太监是依例早该实行的，即使在此期间跃升，也并不为过。
　　他们各自都有可以让人理解的动机。
　　这一伙，唯一公然违规的地方在于，将太监列入了顾命行列。
　　这一点，高拱后来咬死了是出于冯保擅自“矫诏”。私怨蒙住了他的理性。这诏不仅是李贵妃参与“矫”的，而且隆庆肯定是同意了的。可以仔细看看托孤那天的全过程。有据可查，让冯保参与顾命，隆庆完全知道，甚至可能就是隆庆的意志。动机何在？是为了将来制约高拱？是为了让内廷在他死后能有个强人来治理，以免发生混乱？还是什么？不得而知。
　　原因，亦是千古迷团。
　　但，要注意，即使宫内的一伙违背了祖制，也只是间接在向外廷挑战，而并不等于直接宣战。由高拱主持外廷的格局，他们这一方大概在目前还没有胆量来试图改变。大行皇帝（死了的皇帝）尸骨未寒，《遗诏》言犹在耳，他们有所顾忌。
　　此时张居正的态度，实际上很暧昧。他并不是后宫这一营垒里的一员。他所做的，无非是给冯保一个大大的支持，务必不要使冯保倒台。因为冯保确实可以在内廷对高拱进行制约，起码在奏疏上，就可以扣住不发还内阁票拟，给你捣捣乱。如此，就能减轻高拱对他张居住正的压力，使得这个郁闷次辅的生存环境宽松一些。
　　“三巨头”也好，“铁三角”也好，他们的勾结，是因各自的利益找到了一个交汇点。而并不是信念的一致。
　　高拱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就不应该对“违背祖制”有过激的反应。道理在于，一，大明是人家的大明，不管隆庆如何托孤，你也成不了人家的一家人。人家想干什么，只要不直接触犯你的利益，不妨可以装一装近视。
　　二是，如果你让了这一步，那么对方在道义上就有亏。中国哲学曰：“做贼心虚”。他们就有可能对你也做一些让步，使你有意外所得。
　　其三，是不应该对冯保的蹿升太过意气用事。局势今非昔比，决战不一定有决胜的把握了。你不妨就让他跳，他陡然蹿红，难免要乖张。也许不用你出手，自然有看不过的替你收拾他。
　　其四，中国哲学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隆庆死了，但隆庆时代的文官体系毫发无损。你高拱领袖外廷，如果在小皇帝的治下继续兢兢业业，不出什么毛病，李贵妃立足未稳，想无端就干掉一个首辅兼首席顾命大臣，基本是不可能的。她犯不着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这一伙，走了一步违规的棋，只要你不逼他们，接下来自然会相安无事。
　　这时候，高阁老最正确的战法，就是不战。尤其要避免决战。
　　如果万一有别的人要收拾冯保，你就可以出来摆平了。这样，政治得分就有可能最多，首辅的地位也就江山永固了。
　　但是，中国哲学又说了：“既生瑜，何生亮。”在咱们的河南，偏就出了这么一个死倔死倔的高老头。
　　忠君，忧国，恪守礼法，嫉恶如仇。孔孟在他那儿，是一字不能改的真经。他决不低头，他不会审时度势，他也不想装聋作哑。
　　你说他器量狭小？娘的，没屌的家伙都和我堂堂首辅平起平坐了，还要我讲器量？真是中国哲学里讲的“只许那什么什么、不许那什么什么”了！无耻，无耻之尤啊！
　　拂去利益之争的表面，说到底，他还是有血性的。
　　高老，中国哲学说：“勿以成败论英雄。”有无数的人，知道你是好人。人与禽兽，相差几希？会识文断字？会张口说话？不！就是这么一点点血性！
　　此时的高拱，既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也不免失之轻敌。对新崛起的掌印太监冯保，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嘉隆两朝多少元老都被他赶下了擂台，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又有多少战斗力？但是冯保的突然冒出，又使高拱看到了中官勾结后妃、压制外廷的迹象，这是动摇国本的勾当啊！多少历史惨剧，就由此而发生。风起青萍，不得不出手了！
　　宦官，宦官又是什么东西？
　　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为害之烈，至今士人思之胆寒！
　　高拱检点了一下自己的阵营，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六部九卿的大老，都还能用命。号令一发，狂澜涌起，不怕你个小小的冯保淹不死！
　　他先向两位阁僚做了工作，但遗憾，都未能有如愿的效果。
　　高仪本是由高拱引进的，原想他应乐于从命，但尽管高拱慷慨陈词，高仪却只是态度模糊。老家伙老了，不愿多事。仅是对高拱说：“公说的对，自是大丈夫事！但祸福难料，我不敢赞同，也不敢劝阻。”
　　高拱又忽发奇想，想争取张居正加入。毕竟是士林中人，对他晓以“君国大义”，不可能不起效果。张居正此时正奉命在天寿山考察大行皇帝的葬地。为了表示诚意，高拱特派心腹韩楫前去与张居正通报，相约“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居正很难想象高拱竟会幼稚到这种程度，他不好有别的表示，只说：“此功何止是百世啊！”
　　韩楫走后，在暑天野外奔走了几日的张居正，头痛欲裂。高、冯斗法，他本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但是，高拱如果胜了，自己的状况不会更好，反而有可能更糟。去年的下半年，高拱曾风闻，张居正收了徐阶家人贿赂的三万两银，所以才为徐阶百般回护。怪不得！高老头忍不住，当面讥讽了张居正。
　　这真是无妄之灾！张居正急的指天发誓，“辞甚苦”（估计是“我受贿我就是王八”之类）。高拱才觉得过意不去，略作道歉而作罢。
　　两人裂隙，严格说就从此事而来。张居正万分愤慨：堂堂大国首辅，竟疑神疑鬼到这种程度，又如何共襄大业？他和冯保的走近，也就是自此时起。
　　在官场中一贯“粗直无修饰”的高老，就是这样痛失同盟军的。
　　对张居正来说，假如冯保能在这一回合里取胜，情况就将大为不同。起码高拱的力量会受到有力压制，为他张居正腾出一个大大的空间来。而做进一步设想，假如高拱就此翻车，那么外廷的事情，冯保和李贵妃是不能直接来操作的，必须要有一个素有人望的大臣顶上。
　　这个人，非他张居正莫属。
　　因此，高拱的所谓“百世大业”，他张居正怎么能掺合？张居正清楚，高老的攻势一旦发动，就将是惊涛骇浪般凶猛。他必须马上通知冯保，不能坐以待毙。
　　京城与昌平的大道上，快马疾如流星。
　　冯保知道这消息后，自会有他的一番布置。
　　烟尘滚滚里，阴谋与阳谋交错而行。大国庙堂上，不知又将有怎样的酣斗？
　　大幕拉开，几乎是刻不容缓。
　　新的一场争斗，一开始就具有高拱本人的那种急迫性。六月初十，小皇帝经过了一系列劝进、辞让的狗屁礼仪后，坐上了皇位。当天，高拱的第一封奏疏就到了，是《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
　　高拱不愧是老手，这道疏内有大玄机。表面上，是建议小皇帝如何处理政务的。共五条，不胜其烦地讲了上朝该如何，见了群臣应说什么，奏章是如何一个处理程序，等等。关键是三点：一、要求“一切奏章俱发内阁拟票”；二、如果有不经过票拟就“内批”了的，我们必须向皇帝问明白才执行。最后一点，一切奏本都应发下，如果有不发的，那么原奏事者就要面请皇帝发表一个明确态度。
　　奏疏的总字数不多，含义深矣！
　　冯保的能耐，不过就是扣住奏疏不发，或者自行拟旨（甩开内阁，造成既然成事实），以此来干预朝政。这个“陈五事疏”，就是要给冯保戴上笼套。你必须把所有的奏疏发给内阁拟票，那么内阁的意见成为皇帝的意见，内阁就有了最高行政权。你要是不让我们拟，自己就批了的，我们则要向皇帝要个说法：为什么要这么批？你要是扣住不发，那么奏事人有权当面问皇上是怎么回事。
　　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废物。
　　奏疏是由三阁老联名上奏的，高拱拉了两个不大牢靠的“同盟军”助威，外人看了，还是有一定声势的。而且，三阁老的意见，没有人敢于无视。
　　通篇又都是尽心辅佐之意，一句没提冯保。你只要发内阁票拟，我就拟“照准”，然后以皇帝名义发布全国。看你冯保今后还怎么跳？
　　只要这个奏疏一通过，就会有言官一拥而上弹劾冯保，内阁自然票拟“同意”。届时，请冯公公体面下台。
　　高拱的棋，精确到了最后一步。
　　高拱的奏疏一上，高仪就告病，请假在家休息。真病假病不知道，估计是连累带吓的，身体真的有了点儿问题。
　　张居正在天寿山考察皇陵用地中了暑，回来也歇下了，没来上班。
　　朝中是高拱与冯保在单挑。
　　那冯保早有思想准备。论权术他也是九段高手，收到奏疏后，偏就是不发给内阁，自己替小皇帝批了六个字：“知道了，遵祖制。”高老，你自己理解去吧。
　　这样一来，高拱的奏疏内容是什么，公众不知道。皇帝接不接受这些建议，没态度。
　　一比一平。
　　高拱打堂堂之阵打惯了，见了这招还真是一惊！随即，第二手跟上，又上了一奏，敦请把前一奏赶紧发下票拟，不能不明不白的。
　　新政刚刚开始，司礼监不能老扣三阁臣的奏疏。一次行，两次三次，闹到小皇帝那儿说理，冯保就会吃亏。小皇帝并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要是问冯保一句：“谁让你这么干的？”那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冯保被逼得没退路了，只好在六月十三，也就是4天后将“陈五事疏”发下。高拱大喜：阉人，你没办法了吧？立刻援笔拟了“俱依议行”，全都按你们说的办！
　　大局定矣！
　　高拱大袖一挥，言官立即出动造势。第一波，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上疏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皆是滔天之罪。
　　比如，进淫诲之器、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害死了先帝；比如，矫诏爬上掌印太监位置，居心叵测；比如，将隆庆《遗诏》以邸报形式公布天下，伪造最高指示；比如，新皇帝登极，冯保立于皇帝身边，竟敢受文武百官朝拜，大逆不道；等等，哪一条都够凌迟的。
　　紧接着，吏科给事中雒遵、礼科给事中陆树德等先后跟进，一责冯保僭越受百官朝拜，二责冯保升官遗诏为何在先帝弥留之后传出？三责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并未免职，为何就有冯保突然任职？组织任免令何在？他们坚决要求，将冯保交付法司究罪，以正刑典！
　　果是来势汹汹啊！
　　弹劾奏疏雪片般集中到通政司，再转到司礼监批红，冯保任是见过再大场面，也吓得腿软。如果全部压下，百官不忿要求面奏皇上，他一只好虎怎么能架得住一群狼啊！
　　冯保的额头开始冒汗了：玩大了，这回真的玩大了！
　　这高老头，毒，毒啊！他晕头晕脑，连忙叫来亲信徐爵：“快，快去问张相公。怎么办，怎么办哪！”
　　胜败荣辱，间不容发。政治就是一场押上了全部身家性命的赌博。
　　可以感受到泰山将倾，可以看得到风云变色。以权术起家的人，即使坐到了巨头的位置，在这轮盘将停时也不禁股粟！
　　薄暮时分徐爵匆匆来到了张府，汗流浃背，口不能言。冯公公还能不能有救？
　　张居正不慌，一如往常吩咐用好酒好菜招待。众言官的奏章，高拱为防止冯保留中不发，早叫人抄成揭帖遍发京城各衙门，舆论为止轰动。张居正业已详知。
　　家人掌了灯。烛光里的张居正很难看清是什么表情。他默思良久。
　　徐爵哪里还有心思大嚼，只巴巴地望着这位冷面相公。
　　白日里看揭帖时，给事中程文的奏疏上，有一句话深深刺痛了张居正：“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
　　这是在说谁？高阁老，可惜你一肚子的才智，都用到了这种地方！大明江山，流遍了郊原血，方才底定，何其不易！要保住这大厦不倾，难道就凭这鸡鸣狗盗、吠声吠影的伎俩么？
　　什么“巧进”？什么“邪说”？蓄势多时，一日俱发，这不是在朝堂上公然上演泼皮闹剧么？
　　突然，张居正凑进徐爵，拉住他衣袖：“回去，秉告冯公公，让他赶快去找中宫（后与妃）说清楚。”
　　徐爵不懂这样子如何就能救命，但他深信张相公力能回天，于是拜过，起身就走。
　　六月十四这天，黑云继续压城。冯保仍是吃不住劲，动用了特权，连夜开了紫禁城的东华门，让徐爵和张居正的亲信姚旷往返传话。
　　冯公公终于抓住了要领。六月十五日，紧急面奏小皇帝、贵妃和陈皇后，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恶告了一状。
　　李贵妃与陈皇后闻言愕然，险些惊倒。就是十岁的小皇帝，也当场失色！
　　冯保见有了效果，自会添油加醋。他又说，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自己家乡开封的周王为天子，企图以迎立之功谋求封“国公”的爵位！
　　周王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之后，世代封国就在开封，是朱家皇室里最有出息的一支，诗书传家，多有著述。到万历年，这已是一个三万二千人的大家族了。
　　这，这不是要天塌地陷！
　　冯保早已把金银散给两宫左右的太监、宫女，让他们也跟着学舌。两天里，后宫舆论滔滔。
　　大明，要乱了么？
　　冯保虽不是大奸大恶，但像他这种近臣，不可能有超群的才干，固宠邀宠多半用的是小人伎俩。主子你越怕什么，我就越给你汇报什么，你越恐惧，你就越信任我。宁信小人，不信君子，又是一般内心自卑的高位者之通病。
　　他们在莫名的恐惧之下，对假想敌的反弹也会非常激烈。
　　冯保没有估计错李贵妃，一个深宫的娘娘、小户人家出来的妇道，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跟大臣打交道。她决不会哪怕随便请一个大臣来问一问情况。因为思想这东西，只能在同一层次的人当中对流。
　　六月十六日早朝时分，宫中传出话来，说“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
　　这是要各部首长都到内廷去听两宫诏书。
　　情况非同寻常！
　　就要亮底牌了！
　　高拱兴奋异常。他以为皇上要下诏开掉冯保了。这个成功，一点儿没出他的算计。隆庆年代的根基，暂时还是牢不可破的。这么多的奏疏上去，这么大的朝政风波，不黑的人也要给描黑了。何况他冯保有短处给外廷捏着。
　　他想象着等会儿冯保被罢斥的狼狈，心中有按捺不住的豪气。
　　姜，还是要老的才行吧！
　　他左右环顾：高仪怕事，在家里养病，那就让他养着吧。
　　张居正从天寿山回来，就一直患腹疾，呕吐不止，也正在家里歇着。
　　这个机会，一定要叫他来亲眼目睹。高拱打发人去催，催了几遍，才见张居正来了。
　　高拱此时已把张视为盟友，朗声说道：“今天的事，肯定是为这两天科道奏本的事。如果皇上和两宫责问什么，我来应对。我当然要以法理为依据，所说的话可能得罪。张公，内阁有你留下，我就是被驱逐也没事。”
　　张居正本不想来看这一幕，他还不是个幸灾乐祸的人。但高拱派人催了好几次，不来的话，反而是显出有鬼了。此时听见高拱这样说，张居正只好应付：“高公，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
　　一行绯袍犀带的高官，迤逦来到会极门。没见着皇上，也没见有两宫，只见太监王蓁奉圣旨出来。
　　各部首长一起跪下。只听王蓁高声道：“张先生接旨——”
　　嗯？
　　不等众人有思考的余地，王蓁便连珠炮一般念开了圣旨：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朝廷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现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往后洗涤思想，忠心报主，如再有这等的，典刑处之。钦此——！
　　高拱伏在地上，越听越不对劲，当他明白过来后，不禁“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王世贞语）。
　　晴天霹雳！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乱命，乱命啊！
　　但是，他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完全击溃了。斗争的结果与他的期望，相距太远。他头脑中只是一片空白。
　　紫禁城、文渊阁、绯袍犀带……难道，这一切就将永远与他无缘了？
　　在旁边的张居正连忙将他扶起，又唤了两个小吏来，将老头儿搀扶出宫去。
　　张居正当日即升为首辅，此后便是他长达十年的“江陵柄政”时期。
　　今人有曰：此次的首、次辅之争，最为迅捷，胜负立见。大明一朝，此前此后都没再有过。
　　这一年，是隆庆六年，岁次壬申，因此史称“壬申政变”。此次政变以其短促、绝情、当朝首辅被处理之狼狈而著称。
　　对于当天张居正是否在现场，后世有不同看法。《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均称在场，而据崇祯年间周圣楷《张居正传》考证，当时张居正仍在天寿山考察，回京时政变已发生。再看张居正本人的奏疏，则含糊了这一点，也似乎并未在场。而在六月十八日亦即两天后，才有太监传他进宫接受新任命的。朱东润先生独取后一说。
　　但我以为，以张居正在场，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感。
　　皇帝发了怒，首辅丢官。这只出头的公鸡一被拔了毛，百官立即噤口。昨日之喧嚣，恍若隔世。倒是张居正接旨后，马上去找了病中的高仪，两人联名上疏，请最高当局收回成命，竭力挽留高拱。
　　他执笔的这个奏本，倒也直言不讳，说“臣等看高拱历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这是公道话。但没错不等于就不能被罢免，道义何时曾经斗得过权力？
　　张居正又为“陈五事疏”做了辩护，说是“其意盖欲复祖制”，“意实无他”，并没有什么坏心。而且是“与臣等彼此商量，连名同上，非独拱意也。”
　　因此，要罢，请把我们两人也一同罢了。他再次提醒皇帝，高拱是元老，“未有显过，遂被罢斥，传之四方，殊骇观听”，与先帝的托付相抵触。
　　这个挽留奏疏上奏于事发当天，道理说得相当到位。高拱与后世（包括当代）的绝大部分史家都认为，这不过是在演双簧。
　　上这个奏疏是为避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假戏似乎也不必做得这么真。所以，我就此疏的内容如此尖锐，不由得对张居正究竟参与了多少阴谋，有了一些疑问。
　　往事不可追了。还是来看政变的结果。
　　张居正上午上疏，下午得皇帝答复：“卿等不可党护负国！”意思是，你们不要搞小团伙。高拱，绝对是挽留不住了。
　　第二天，高拱依例前去“辞朝”，交代工作事宜。张居正见了，忙说：“我要为你请求‘弛驿行’。”就是请求享有乘坐公家驿车的特权。
　　明代高官外出公干，一向有此特权。驿车是大车，中途停歇又有人伺候，自是体面而又舒服。私人只能雇到小车，简陋而颠簸，路途上比较辛苦。别人都还在为政变而惊恐，张居正独独想到了这一点。
　　高拱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行便行矣，何弛驿为！”少给我来这套！
　　张居正不由呆住。高拱又讥讽道：“张公大可不必如此，你就不怕再下一道‘党护负国’的圣旨来？”卖友求荣啊，居然和皇上一块儿演起双簧来了！
　　张居正无法辩解，甚尴尬，只能说：“高公，你还是这个样子！”
　　高拱辞朝之后，就算正式卸了任。因圣旨有曰“不得停留”。因此早有锦衣卫盯着，立时三刻，马上就得出城回乡。
　　仓促之间，高拱在路边雇了一辆骡车，回家胡乱装了些细软，载着家人踏上归程。
　　张居正的提议倒不是多虑，高拱立刻就尝到了世态炎凉。因为首相垮台，大祸临头，家中奴婢因恐惧多半逃散，将值钱的东西也差不多尽行卷走。又有锦衣卫的“缇骑”兵卒跟在车后，一路追逼催赶，把车上的行李包裹也抢夺一空。
　　出了都门二十多里，全家饥渴交加，才在路边一个野店歇下来，吃了一点东西。
　　时人叹：“大臣去国，未有狼籍至此者。”（《明史窃》）片言论获罪，如叱一奴！
　　宦海若此，生又何益！
　　不过，尽管中国哲学奉行“狗眼看人低”原则，终有几个忠直之士不怕天威难测，前往宣武门，与高老泣别。
　　这一日，正是立秋。
　　一路秋风，千里黄尘。谁人得识君？
　　清流诗人嵇元甫那时候尚年轻，与高拱交厚，送别高拱后，痛极，赋诗一首——
　　单车去国路悠悠，绿树蝉鸣又早秋。燕市伤心供帐薄，凤城回首暮云留。徒闻后骑喧乘传，不见群众疏请留。三载布衣门下客，送君垂泪过卢沟！
　　我没见过五百年的帝皇功业留在了哪里，但只见五百年的布衣友情永为佐证。
　　高老，有这一掬别泪在此，人生足矣！
　　却说高拱一家继续前行，来到了良乡真空寺，当地即有亲朋故旧闻讯赶来接风送饭。高拱心稍安。下得车来，随友人步入寺内，就见一小吏手持文书也匆匆跟进。高拱不由一惊：难道皇上又要加罪了？
　　一问之下，才知这是张居正派来的何文书。何文书把一个驰驿勘合（凭证）交给高拱，说：“这是老爷您的乘车证明。我们张爷早就票拟请旨准许您坐车，证明也早就写好了伺候着，圣旨一下，就给你送来了。”
　　话说得滴水不漏，在情在理。
　　高拱仍意气不改，瞟了一眼勘合，冷笑一声：“他怎么知道皇上一定会准？他怎么就知道不会再有‘党护负国’的责备了？他真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干不成的！”说着，一句河南话就脱口而出，“这不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吗？”
　　吃罢饭，高拱负气，不肯去坐驿车，还想登上骡车。送别的亲友再三相劝，说皇上的恩典不好违背，他这才去坐了官家的车子。
　　他离开了旋涡的中心，京中仍未平静。
　　此时正在家养病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听说政变发生，大惊，但也无法，惟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
　　高仪为人清廉淡泊，家里遭火灾后竟无钱重修，寄居在他人屋舍内。死后，险些因家贫而无法下葬。
　　时穷节乃见。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魏学曾，不忿自己的老司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张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他在信中说：“邯郸一别，匆匆若失，今已一月矣。京中人情事态，俨然如隔代，不忍见，不忍言！”他再三告诫高拱，“且闭门谢客，绝口勿言时事，过几月再说，如何？”殷殷之情，流露纸上。
　　朝中皆狗眼，独有高士鸣。
　　高拱是个经历过几仆几起的政坛大老，且一贯是有仇必报。朝野间很多人对驱高也甚觉突兀，不平之气弥漫上下。所以像冯保者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高老东山再起，自己的脑袋还稳不稳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样的局势，对高拱来说，仍是十分险恶。“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未必仅仅是好友的担忧。
　　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哉其行！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远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老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本来优势已随隆庆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括，一朝覆亡。
　　他虽有分化对方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成了泄露机密之举，激成冯保势必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大开大阖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不明白：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自喜小人弄权，人家不怕自坏长城，人家甘受大厦倾倒、子孙授首的后果，与你又何干？仅逐你出都门自去逍遥，已是很给你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自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潜在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起而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使以“狗眼”视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以至后来的张居正。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越千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久远和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只可叹今之文人无状，为捧张居正，竟无端将高拱描黑成小丑，曲笔臧否，颠倒成篇。更有所谓“学者”，以拼凑专著哄抬张居正，竟将隆庆弥留之际紧握高拱之手的史实，篡改为“紧握张居正之手”。还侈谈什么知古鉴今？斯文扫地者，无过于今！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获得一片清平。两天后，小皇帝万历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做“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时候，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让他跪到自己的宝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办公室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为万岁爷服务！）。
　　万历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力辅佐。父皇说过，先生是忠臣啊。”
　　张居正感动得再三叩头，几乎不能仰视，伏在地上说：“臣蒙受先帝厚恩，担任顾命，怎么敢不竭力尽忠？我以为，今天国家的要务，就在于遵守祖制，就不必乱改动了。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都是为君之道的首要任务，望圣明的皇上留意。“
　　万历认真听了，而后说：“先生说的是。”
　　张居正又说：“现在天气暑热，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龙体，万寿无疆。”
　　万历说：“知道了。（环顾左右）来呀，与先生酒饭吃！”
　　这次召见，万历还赏赐给张居正白银50两、丝绸衣料面子、里子各4套。明朝皇帝历来较为小气，赏赐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寒酸。这次出手已是很大方了。
　　这是新皇帝与新首辅的正式接轨。大明帝国的机器，开始重新启动。
　　谢恩回到内阁后，张居正马上写了一道《谢召见疏》呈上，无非是表示效忠。其中对小皇帝再次提出了一番希望，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亲贤远奸”；这里的“贤”指的是他自己自不必说，“奸”则特有所指，就是那些惯于兴风作浪的言官。二是“宫府一体”；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也就是他希望，目前形成的权力“铁三角”要长期保持默契，不能搞成两张皮，甚或尖锐对立。皇权与内阁行政权，应该互相支持与谅解，而不是互相牵制与抵消。这一点，在他的“江陵柄政”时期，做得相当好。
　　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时，万历首辅张居正踌躇满志，踏进他独自一人的文渊阁。盼顾之间，觉天高地阔，万里江山都在股掌之中，
　　这一年，他48岁，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得中已有25年。宦海沉浮长安道，真是甘苦自知。
　　值此秋风浩荡日，将唾壶击缺，于冈上振衣，快哉，快哉！
　　——人岂能一生无为如蝼蚁！
　　这真是太神奇了。当历史在一个转弯处时，他突然看到：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语）
　　纵马驰骋吧，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你了。
　　人世的代谢，欲望的交错，把一个千年罕有的机会推到了张居正面前。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只要稍微有所不同，“万历新政”就绝对不会以张居正的名义流传后世。
　　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张居正的隐忍谦抑、曲为周旋，今日终于有了回报。中国的地方哲学有曰“仰脸老婆低头汉”，意谓这两者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男人的隐忍，有时是包藏着致命锋芒的。任何将这种隐忍视为软弱可欺负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张居正一贯的退守姿态，使他能保持冷静，客观判断彼此实力，且有从容心态等待成功一搏的机会。
　　历来有大成功者，决不会是一个志骄气浮的人。
　　他终于一跃而上。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专制皇权下“无权就无法改变世界”的规律，迫使张居正不得不阿附宦官，杂以权术，以此换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这一点，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不仅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也为后世百家所垢病。这是他的名声在此后的四百年中始终不彰的重要原因。
　　白璧有玷，无须隐讳。政治道德上的这种卑污，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原谅的。
　　人不爱惜羽毛，自会辱及后世。
　　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最终裁判，不相信有拔舌地狱，不相信有阎罗判官，更不管他娘的身后名声。难道，如此就可以在生前放手作恶了么？
　　中国的哲学，固然有五花八门的原则，但有一条历史定律百试不爽，永远有效。那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张居正的误区，足以让后世人审慎思之。
　　当然，有一个悖论也在这里。就张居正的个案来说，如果他当初珍视操守，赞同高拱，对冯保的擅权和李贵妃的越位持抗争态度的话，其结局，也将与高拱一样“被风吹雨打去”。因而，就不再会有此后“万历新政”的辉煌与施展他个人治国方略的机会。
　　那样的话，大明帝国与后代史家是否会感到深深的遗憾？
　　卑鄙，当它成了成功的通行证之后，选择还是不选择？这个命题，充满了历史的迷思。
　　十、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施应，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从时”（《辛未会试验程策》）。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他从这一刻起，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
　　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理清好。理清完了屁股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阔清天下。
　　首先一件事是“正名”。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位子，就是要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话，有用的不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这句。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高举朱元璋的旗帜。
　　朱老皇帝在没当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将近200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制度毁坏得也就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跟朱老皇帝的那个“大明”已是相去万里了。朱老皇帝那会儿，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嘉靖年间，凡有能耐的，哪个不捞他个200万两？
　　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糜之风，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做法。但如果他提出要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蹦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到头来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没有那么刺耳，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动起来，不可能不砍到官僚集团的肉。当官僚们群起反扑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的挡箭牌。贪官污吏们的那些道理，拿不到桌面上来，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朱元璋旗帜”的妙用。
　　第二件事，是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明代的皇权与相权，实际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都花到与皇帝斗、其乐无穷上。因此他在平台上向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一体”？说白了，就是你得听我的。
　　万历年间的沈德符说：“柄国者，非藉手宫掖，安能久擅大权哉？”他说的是首辅必须借助宫内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张居正则做得更彻底，他要把皇帝的权力全拿过来。
　　上天也非常照顾他，让他摊上了个娃娃皇帝。娃娃不会做皇帝，自然就要由他首辅来担任“帝师”。在张居正担任老师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的权力转移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皇帝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反而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忠臣。
　　当然，张居正培养小皇帝，也不全是为了功利目的，他认识为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如果小皇帝缺乏教养，成了个武宗那样的混混儿，恐怕大明又不得安宁了。
　　张居正一点一点地教育万历怎么当皇帝。
　　第一就是要视朝，去开早会。也就是“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那种碰头会。在过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几乎成了遗传病。“君臣不相接久矣”，小人进谗言、使诡计，也就“始得行乎其间”。可以说，后来大明亡也就亡在了这个病根上。道理很简单，皇帝常和大臣接触，对于外廷才有所了解，才不至于造成宦官势力借皇权压倒外廷的局面。外廷不受气了，才能好好的管理国家。
　　君臣要想常见面，就要坚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极为辛苦。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就是因为吃不了苦，才怠工的。张居正在这上面做了折衷，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就不上了。
　　万历没费事就同意了。他小时候聪明懂事，知道这是坚持“朱元璋旗帜”的基本要求，从此一直坚持了15年。这样，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终有一个沟通机会。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
　　万历小皇帝视朝，这在当时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三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正经上班的。现在可算有个有模有样的皇帝了，虽然刚脱了开档裤。小万历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亲自予以批驳。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动不动批个什么“拖出去着狗吃了”、“先打了再问”之类的流氓语言。
　　他处理事务，颇近清情理。先帝的遗孀恭妃派人把宫中的金壶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门太监举报。万历批示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又有文华殿角门的础柱突现“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内阁认为是祥瑞，请他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的不高兴：“假的！”智力比他祖父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在情报里告诉他们的皇上：“天朝民情欣甚，都认为皇上年虽幼冲，决非隆庆之比。”
　　小皇帝有励精图治的苗头，张居正就抓紧了教育。万历对他也是事事依赖，开口闭口“元辅张先生”。好一对融洽的师生！
　　这一年，时近年关的时候，张居正在给皇帝讲课后趁机提出，服丧还没期满，春节就免了宴会为好，宫里的元宵灯会也别办了。
　　万历点头称是：“烟火昨天我就下了指示，不要办了。”
　　张居正又说：“这不光是尽孝道，也是节财俭用，乃皇帝之美德也。”
　　结果这一年春节宴会停办，节约银两七百余。
　　到第二年，万历实在是想看灯会，就试探道：“元夕螯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啊？”
　　张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隆庆以来，年年举办，靡费无益。现在咱们新政应当节省。”
　　冯保见小皇帝心切，就提议等以后手头不紧了，偶尔办一次也无妨。万历很高兴，接着话头说：“就看一次吧。”张居正决不让步：“搞一次就要十万金！天下民力枯竭，财政部计无所出。还是省省吧。”
　　万历听了，马上回心转意：“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见《明神宗实录》）
　　——读史至此，草民不禁呆然，泫然欲泣而无泪。十一岁的小孩子皇帝，尚知体恤民穷，天理良心，安在哉，安在哉！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就是要叫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担当主讲，科道官员等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经筵”。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武宗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连着几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此书现在市场上还有刊行的）。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十之四、五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了万历的座右，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的，是《大学》和《尚书》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方向培养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诗）。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住正答道：“治理国家，只有在对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往往出在你防范的重点之外。这大秦帝国，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不觉肃然！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印尼民间哲学有曰：“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皇帝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朱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他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数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豪华衣服，民间就会有数十人为之受冻。您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自己的老爹有非议，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万历完全为张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太医院御医前去诊断，又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且说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时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服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当初李贵妃“矫诏”让冯保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无怪后来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见蒋棻《明史纪事》）。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狼狈为奸”，现在一般都被阐述成“双赢”。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展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者。
　　张居正对冯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自是宫府一体，其心若兰矣”。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历史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问题，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坐庄？这情绪必须压制下去。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兢业”，不敢大意。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来。当年老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扶正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罗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上窜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哲学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屁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屁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队了”罢了。
　　那没有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的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高党！”（《国朝征献录》）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那时候的官员，看问题也比较科学，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断代谢的东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要大惊小怪的官员体制，怎么可能是个活物？不过百足之虫罢了。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便是中国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多有策划是无疑的。
　　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进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天下从风而靡”。好家伙，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贬斥人就像往外扔，
　　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干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这是因为，中国哲学里“老鸦站在猪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
　　这是一件注定要考验人性底线的事件，倏忽而来，令人惊愕。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陡起轩然大波，以至令他取舍难定，犹疑再三。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为仅见。
　　往前一步是什么？
　　他也有惶然的时候。
　　事发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被他妈叫醒，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虎狼般扑上前，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队列连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立刻对该恐怖嫌疑分子实施搜身。结果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
　　宫禁之中，竟混进了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
　　大胆！随值的太监与众兵卒心有余悸，喝问该嫌疑人：“叫什么？哪来的？”
　　该犯略迟疑，立刻有无数拳脚伺候。最后他吐出两句话：“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此外，打死再没有二话了。
　　皇帝重新启轿上朝去了，事情交给冯保处理。
　　话是再问不出什么了。冯保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
　　让东厂这帮恶狗来治他！
　　警卫森严的皇宫如何混进了外人？其实这事也不算蹊跷。高墙虽然跳不进去，但门是可以混进去的。
　　按照《明会典》，文武百官进宫办事，须出示“门籍”，也就是腰牌，上面注明姓名、籍贯、官职。这是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进宫时交给卫兵，出来时取走。太监也有这东西。
　　既然有通行证，就有可能假冒或转借。一些想混进紫禁城的人，自然会有办法。有的人借了太监亲戚的衣服，早上混进去，晚上再出来，居然也没事。
　　皇宫里有近万间房子，哪里有那么多人来看守，于是有那胆大的，晚上在里边找个偏僻地方过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无不可。
　　天下事就这么无奇不有。那么，这些人混进皇宫来打算干嘛呢？
　　所幸，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开开眼界，回去好在被窝里跟老婆吹吹牛。还有的，想进来发点儿小财，顺手偷个金蝶子金碗什么的。
　　《明实录》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希奇事。对这些人，一般处理得都比较宽大。皇帝也理解：老百姓么，就这素质。轻的打一顿屁股就放人，情节严重的则发配充军，没有一个是判死罪的。
　　王大臣就是这么一个不守本份的人，异想天开跑进了大明朝的心脏。他被带到东厂以后，给特务们一顿暴打，马上就招了。
　　他说：“我本名叫王章龙，是从戚继光戚总兵那里来。”
　　难道是戚继光派来的刺客？
　　难以置信！
　　张居正听到冯保那边传来的消息，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戚继光是军中要人，手握重兵，是他张居正安放在边境的一颗重要棋子。这消息要是走露出去，于自己极为不利，而且容易在戚继光那里激成意外之变。
　　他连忙叮嘱冯保：事关重大，不能再让那家伙乱咬了。
　　其实，这王大臣与戚继光一点瓜葛也没有。他本是常州的一个无业游民，跑到戚继光的兵营前想要投军，人家没收。他没办法，只好流落在北京。后来给一个太监当了杂役，干了时间不长，就偷了主人的衣服穿上，偷偷混进了宫。
　　他深更半夜揣着利器潜入皇宫，目的何在？有关的史料上均不载。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想明白，就闯了进来。十九日天快亮的时候，刚好碰见万历皇帝上朝的队伍，这王大臣生平没见过这等威仪，给吓得不轻，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结果反而惊了圣驾。
　　冯保接到张居正的建议后，觉得有道理，但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牵连戚总兵当然是不妥，但是可以让这家伙去咬别人。
　　谁？头一个就是那不识相的高阁老！
　　高拱虽然下了台，但余党尚在，他本人也有可能东山再起，这一风险必须连根拔除。
　　如何才能消除隐患？惟有把人搞死！
　　中国哲学说，无毒不丈夫。我虽然已经不是丈夫，但毒却是一点不能少的。
　　王大臣，你就是上天送来的一柄利器！
　　冯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审王大臣。他屏退左右，关上门窗，低声对王大臣说；戚总兵的事，不能再胡说了，要说就说是前司礼监陈洪公公主使，受高阁老之命前来谋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这个路子招认，保你高官得做，富贵一生。否则，活活打死！
　　这王大臣本来脑子就不大够用，哪里禁得住这样哄，居然就答应了。
　　冯保大喜，决心把这事情办成铁案。他叫来心腹亲随辛儒，赏了20两银子，让他去东厂监狱，和王大臣同吃同住，一句一句教王大臣假口供。
　　果然，再次过堂的时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阁老的家奴李宝、高本、高来三人与我同谋的。”
　　冯保心里一声冷笑：世界上的事哪有真的？谁在台上谁就是爷，这就是真的！
　　他立即差遣东厂校尉（缇骑）四名，飞马驰往河南新郑县，对前首辅高拱实施监视居住。
　　四位缇骑马不停蹄赶到新郑，先去了县衙。这东厂校尉是什么身份？那是连锦衣卫官员见了都要敬礼的。知县见了，惟有毕恭毕敬。缇骑吩咐，此行是为监视高阁老而来。那县官忙不叠派了一干衙役、捕快、牢头，把高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只鸟儿也别想飞出来！
　　却说高拱府里远远望见衙门的人出动，都心知不好，仆役丫环一哄而散。高拱本人则以为这是皇上要治他死罪了，一声叹息，便找出绳子来要上吊。家人连忙死死把他抱住。高拱无奈，只好硬起头皮，出来问几位校尉大人：“你们想要干什么？”
　　四位缇骑见了高阁老，倒也十分有礼貌，答曰：“我们可不是来逮您的，是怕此事惊吓了您老人家，特意前来保护的。”
　　高拱明白了暂时尚无性命之忧，才稍安下心来。
　　中国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定律，古今皆同。堂堂朝廷重臣，就这样被一个只会玩猫腻的“宦竖”搞得死去活来。真是天理何在！可叹，如今太监虽是绝迹了，但“无卵的太监”似乎还未繁衍到尽头。
　　这件案子来得如此扑朔迷离，当时舆论认为其中甚有不可解之处。王大臣不过一盲流分子，私穿太监服装混进大内已属离奇，却又身怀利器，究竟意欲何为？《万历起居注》和《万历以来首辅传》都认为所谓“搜出刀剑”云云，系冯保事后栽赃。这也可以聊备一说。
　　事态仍在扩大。三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上奏，正式代表内阁就此事表态。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臣等不胜惊惧震骇。经研究，臣等认为，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熟门熟路的人，岂能如此顺利地接近圣驾？王大臣的这个行为，显然蓄谋已久。中间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请下旨责令刑侦衙门进行缉访，务得下落，杜绝祸本。”
　　这个奏本，据当今有关学者推测，显然是冯保已就构陷高拱的意图与张居正通了气，张居正不仅同意，而且予以配合，先以奏疏方式大造舆论。
　　皇帝哪里知道这些“潜规则”，既然大内都能混进外人，当然要查，于是立即批复；“卿等说得是，照办。当天守门的太监和卫兵也要拿下拷问。”
　　张居正的题奏一上，邸报传出四方，朝野立刻轰动。关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现任首辅要兴大狱了，矛头所指，正是前任首辅高拱！当下京城里人心惶惶，上至堂官，下至小民，无不惊骇万分。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不知高阁老如何能逃过这一劫？
　　然而，冯保在高层斗争的台面上，毕竟是初出茅庐，这个案子的情节之离奇，办案的手段之荒诞，岂能堵塞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不平，纷纷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冒然。刑科给事中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其无一言，遂使国家有此一事，吾辈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
　　张居正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此时已成定案，无法更改，你们也不要上疏了。科道官员哪里能服，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从朝至暮，只有一群官员在张家苦等。
　　御史钟继英等得不耐烦，自己独衔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跷，涉嫌陷害。张居正接到通政司转来的奏本，大怒，票拟“令回话”。你什么意思，给我讲清楚！
　　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对老长官高拱心有念念，索性将东厂办案的内情透露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百官更是激愤。
　　太仆（马政官员）李幼滋是张居正的老乡（湖广应城人），见舆论太过强烈，就抱病前往张府，问张居正：“张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张居正说：“怎的说是我干的？”
　　李幼滋说：“大内拿下了嫌疑分子，张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现在东厂说主使人即是高老。高老如有不测，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得身上，您怎么能解脱！”
　　在道义上，张居正已毫无退路，只有坚不承认：“我正为此时烦恼，几欲愁死，你怎么还说是我主谋？”
　　舆论反弹竟如此强烈，这是张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为沮丧。据说，此间他曾一度去午门关圣庙抽签，以维持心理平衡。
　　那几日，张居正终日踌躇，绕室徘徊。这件事情，究竟做还是不做？令他着实难下决断！
　　张居正把事情做到这一步，草民我认为，此乃他一生之中的唯一败笔．此事逆人心而动,且漏洞百出,罗织构陷的企图太过明显.而权谋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既然路人都知道了,还要坚持不动摇,岂非花岗岩式的思维
　　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以张居正的绝顶聪明,何以把自己降到冯保一流的水平小人只是图一时之快,而张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蛮干,所担道义风险之大,实难以预料.
　　张居正决定还是要把事情干下去.东厂已经发出拘票,把前司礼监大太监陈洪拘捕到案.一张漫天大网开始撒开.
　　高拱的项上头颅,至此已岌岌可危!
　　据国榷一书的描述,事情到此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个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礼与杨博起了作用.
　　葛守礼不忍坐视高拱被陷害,便在危急时刻拉了杨博去见张居正.双方有如下的一番口舌
　　张居正说两位还是不必多说了,东厂已经办结,就待同谋人逮到,就可以上奏请示处置了.
　　葛守礼守礼猛然站起,向张居正一拜我葛某岂是赞同乱党逆贼的人但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高拱无罪!
　　张居正沉默以对.
　　葛守礼又说早先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诸公,递相倾轧,身败名裂,这是张公您的前车之鉴.
　　张居正愤然道两位是说我想陷害高公么
　　当下便拿出一份东厂的文件给二人看,意为此案系东厂一手包办,于己无关.却不料在这份审结文件上,张居正曾亲手加了四个字历历有据,一激动之下,他竟然把这个茬儿给忘了.
　　葛守礼接过文件,看到上面有张居正的笔迹,微微一笑,将文件猛地藏进自己的袖中.
　　张居正这才醒悟,连忙掩饰道那上面有的地方与法理不合,我给改了几个字.
　　葛守礼随即好言劝道机密案情,不报给皇上,先交给内阁,有这道理吗我们二人不是说张公您想陷害高老,而是高老的事情,现在只有您才有回天之力了.
　　张居正见短处已握在别人手里,意识到如果继续干下去,确实可能后果难料.便犹豫道但后事如何了结
　　杨博即说有何难结只须找一个勋臣世家子弟来,不会有什么顾忌,自然能办好此事.
　　第二天,张居正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前去东厂,与冯保一起会审.
　　朱希孝是辅佐明成祖谋反的靖难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孙,是当今朝中级别最高的探长.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自此,冯保垄断王大臣一案审讯的企图完全失败.
　　张居正已明确开始转舵.
　　但朱希孝并不知内情,他感觉夹在冯张的威势与朝官的清议之间,万难做人.不管倒向哪一方,弄不好,都有杀身之祸.这位身世显赫的刑侦武官,情急之下计无所出,竟然急得哭了起来!
　　纠纠武夫，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其时官场之险恶。哭够了，还是要寻个出路，朱希孝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
　　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干陷害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一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展开了一系列工作。
　　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要旨是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清楚。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而将真情掩盖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疏与此前所上的“务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论已有天壤之别，说明张居正已决定将此案全面刹车。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令拱切勿惊死”，第二封是进一步温言安抚（《万历邸抄》）。
　　张居正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后办案情况的发展，证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这人，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按照杨博的指点，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私闯大内谋刺皇上是要灭族的，你为什么要干这事？若从实招来，也许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继而大哭，说：“是辛儒教我这么说的。他说只有主使者才有砍头的罪，我这算是自首，不仅没事，还可以有赏。谁知道现在假口供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说，只点拨了一句：“到如今你只有说真话，或许还可活命。”
　　校尉将案犯的供述报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挥手让校尉退了：“好了，没事了。”
　　二月十九日，厂卫联合会审。朱希孝刚一到东厂，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黑云压城，风雨大作。东厂内的审讯人员不禁为之色变。
　　对此案早就持有异议的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两位东厂问官说：“天意若此，你们就不怕么？高老是顾命元老，这事本来与他无关，现在却强要诬陷他。你我都有妻子儿女，做这种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头的结局吗？你们俩受冯公公厚恩，应该向他进一句忠言。况且王大臣供词前后不一，你们为什么在结案报告上写‘历历有据’？”
　　两位问官面面相觑，只得解释说：“‘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
　　不一忽儿，冯保也到了，会审即开始。
　　东厂问案子，照例是打了再问。十五下杀威风棒是少不了的。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
　　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此时已有一定觉悟，怒目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道？为何又来问我？”
　　当场露馅，直接了当。冯保差点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蹦：“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
　　冯保此时脸已气得成了猪肝色。
　　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问你刀剑从何而来？”
　　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繁攀扯！该打！”
　　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
　　冯保被气晕了头，越发不肯罢休，回宫后面奏皇上，说：“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话音刚落。宫内一位七十高龄的殷太监，猛地跪在万历面前，说：“万岁爷爷，您别听他的！高阁老是个忠臣，怎么能干这等事？他一个大臣，若要行刺万岁，他图的是什么呢？这绝无可能！”
　　殷太监随后又对冯保说：“冯家，万岁爷爷还小，您积点儿德，好好扶助万岁。高老是忠臣，受了顾命的，谁不知道？是张蛮子想夺首相做，要诛灭高老。你我是内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着张蛮子忙个甚？你现在要是干了这事，将来一旦翻案，咱们内官一定会受牵连，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可万万使不得！”
　　冯保听了这一席话，脸色骤变，只觉无言以对。
　　他退下后，刚好碰见太监张宏。张宏也劝他此事万万不可为。
　　冯保这才感到，眼前的这堵墙，恐怕是绕不过去了。思前想后，决定罢手。他派人给张居正带了话去：“宫内有人跟皇上说了话，事情办不下去了。”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交代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干的，各种史料的说法不一，无非说是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
　　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根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批准执行。
　　由此，这个王大臣，就成了中国史上最有名的一位盲流。
　　此事的前前后后，令人惊心动魄。其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说明为政者终究还是怕众口喧哗。在这世界上，人心，固然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力量，但一旦全面引爆，其势也自是难当！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他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由是举朝皆恶保。”（《明通鉴》）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人心毕竟不可太歪。即使没有苍天在上，总还要对得起白发的爹娘！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为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写的《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抄》、《万历起居注》、《明深宗实录》、《国榷》、《明通鉴》《名山藏》、《万历野获录》等书，大体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应是不错的。
　　张居正事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确实做过事情全赖他力挽狂澜的表白。
　　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当时过来人，对此事有比较允当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冯保的主意，这应是准确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录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间说法，即构陷者是谁，“道路之言，皆指太监事。”（《荷谷先生朝天记》）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恐怕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赃证，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所谓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回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个平按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还有，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这在此前此后，都有一些表现。不过这种“买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他在狙击政敌时，又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或不愿意把事做绝，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官场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一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古脑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无亏的么？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么？
　　改革家就没有万劫不复的败笔么？
　　改革家就没有穷凶极恶的面目么？
　　只能笑当今之开明之世，当年“评法批儒”的套路却还未有穷期！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赞美不止。
　　事实如何？怕是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惟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毁坏。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可以向前走了。
　　十一、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终于位致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能看到的，该是京城九门浩茫如海的烟蔼……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北至库页岛，西至乌斯藏（西藏），河山雄浑，哪里不是西风残照，何处没有汉家陵阙？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它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一个书生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是寄于匹夫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忧国”了吗？
　　肉食者鄙，鄙在哪里？大概就在于此！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却还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国家的事情，哪还有半点神圣感？
　　独有张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从与浊流，就是要在高位上发出迅雷疾风，捣破这醉生梦死的局！
　　张居正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扫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实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于奔命，却苦于谋一粥一饭，往往难于上青天。
　　这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以惩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为上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
　　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职，强制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人的嘴脸。
　　且不说他们干的事如何，仅是吃，也把国家给吃穷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当时人统计，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廪生35800人，吏员55000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2600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奉廪（工资粮）。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工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官员以节省工资款。
　　工资虽然有拖欠，官员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惟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屁事不干。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场上的信条。官话虽然讲得如滔滔流水，对民间疾苦竟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却只不过被罢官，小小的刑名官员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心、无廉耻、无信念的官员，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的中兴之责？
　　张居正把他们看到了底。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中国哲学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诚如斯也！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纷纷落马，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则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正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窒息政局，“后欲振之则不可得矣”！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布下的第一个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痛在他心头。那时他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权的。可惜皇权专制之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人民噤口，谁来监督？老皇帝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惶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后任贪渎照旧，安之若素（赵翼《二十二史剳记》）。
　　国人本性，于开疆拓土上，于与敌谈判上、于科技探索上，总是适可而止，以退让求平稳，以无为胜事功。惟有贪污只欲，永无止境！
　　不知大家背着这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里去？
　　性好贪渎，却又冠冕堂皇。古来堂堂州县衙门，皆有座右铭。曰“正大光明”，曰“明镜高悬”，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直至近世，又有“天下为公”云云，还不是成了挂羊头的招牌？
　　然而，哪个能“正大”？何处有“明镜”？正如古人所谓：“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苍天盲了眼，不知道国家养了一群硕鼠，但张居正知道。
　　他在担任首辅的17天之后，隆庆六年七月，就代皇帝对百官拟了一个戒谕，“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这个警告令说：“近年以来，士风败坏，纪律松弛，致使有人钻门觅缝，以之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有人拉帮结伙，公然施展排挤之术。污蔑老成廉洁的官员为无用，夸赞奉承奸诈之徒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爱恨恩仇，遂使国家的任免干部之权，成了臣子获取酬谢的资本。”
　　在点破了贪官昏官的猫腻之后，张居正代皇帝下了决心：“我马上就要大事扫除，以廓清乌烟瘴气”。各衙门给我好好办事，“休得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以开枉法之门。职能部门应分好了工，以替国家分担艰难，监察科道，要以公心为是非，各进直言以供我咨询。”
　　张居正在给李幼滋的几封谈论改革的信中，更是明确表达了他革除百弊、振兴帝国的大志，他说：“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核名实”，就是核查官员究竟能干不能干，干了多少？与他的官职相不相称？他说。不考核成绩，怎能知道一个官员有多少真才干？
　　他也清楚，此去前路，不会有真正的知己与盟友。敢为天下先者，从来就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苏轼词）。但这一切，他慨然受之，表示“一切付之于大公”，即便遭受怨恨诽谤，也无所顾忌（虽怨谤有所弗恤也）。
　　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的人，虽是被人疏远无人理睬的，也不能遗漏（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说起来，张居正目前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但他不屑为之。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人岂可朝下走、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经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满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干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官僚群体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时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谓的行政工作，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说，某官上奏一件事情应该抓紧办，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利益有纠纷，这公文就可以无限期的被扣押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也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论，“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通过驿站）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议的新办法以文件形式发下去，是否好用，就无人过问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仅是“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让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随则废弛”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过家家玩”。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10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270万常备军的大帝国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大明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正在采取措施”——我们还指望能够战胜谁？
　　嘉靖年间，着种堕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道，而是去钻营门路，趟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好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件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上一年没办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销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这就是“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说办就必须来实的，事情才能办得成。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功夫去胡说八道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不过是把一个鸡蛋竖了起来。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谁也没想起这个鸡蛋其实是可以竖起来的。
　　即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朱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他居然会不明白，驴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的部院纷纷跟上，效果奇佳。万历三年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地方抚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十一月，户部分员外郎贾实等48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万历六年，共查上年应办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
　　考成法，点石成金了！
　　张居正以一人的意志与权威，终于终结了庞大帝国无效的“空转”。《明史》称，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户科给事情中石应该岳说：“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万历时人沈鲤也曾说：“天下再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制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张居正由此建立了极大的威望，中外无不瞻望其风采。
　　考成法为帝国的车轴加了油，张居正还对不大灵便的车轴也进行了修理。与考成法相辅相成的，还有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老百姓做官哪能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到了隆庆年间，更是发展到进士无论怎样的废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的小媳妇，怎么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可谓比傻瓜还傻。其后果就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升不上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无恐；未中进士的，前途无望，纷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干活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幸亏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士后”学制，否则连进士也要“贱如狗”了。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不因人废政，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尽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毋得偏重甲科”。
　　为了对付官僚群体对新的选拔思路的抵制，他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规定了比例：进士占四分之三，举、贡占四之一，确保总能有一部分优秀的举贡人才进入科道。对太常寺（礼乐司）、鸿胪寺（礼仪司）及五城兵马司（首都警备区司令）等衙门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制，非进士的也可担任。
　　有一个他“破格用人”的例子最为抢眼。吏员出身的黄清曾任通判，为官一贯清廉，被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且富有才智，善于应变。后任嘉兴同知，主持修建2700余丈长的海盐县海塘，工程至为坚固，费用最为节省（因为不贪污）。此人什么都好，就是与上级、同僚的关系处不好。张居正不顾下面的议论，将其提拔为两淮盐运使同知（副省级），让他主持修建漕河关键部位——高宝内堤。此堤在这之前长期完不了工，黄清一去，两年即告完工。张居正激赏此人能力，又提升他为太仆卿（马政司主官）。黄清死后，张居正应总理河道大臣潘季驯的请求，为黄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纪念。小小一名吏员，“编制之外的”，竟受器重若此，对当时官场震动极大。
　　明代的官员任职，还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过短。本来明初洪武至正德之前，官员任期一般是九年，叫做“考满”，考满了才能调动。如果政绩卓著，上下都很满意，则任期也可能长于九年。各时期都有任期超过十五年的地方官。永乐至正统年间，任吏部尚书的蹇义甚至连任三十三年，几乎干了一辈子“太宰”。
　　到正德年间，这个好传统被武宗毁坏，任职更调过于频繁。一官到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了谈何了解一方民情？办妥一件实事？官员在任时，都毫无长期打算。只要“无过”就可升迁，谁还愿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为急，崇尚虚文，计日待迁”。有那说得天花乱坠如孔孟再生、实际事务一样不干的，也许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间也曾经有过规定，官员必须期满才调动，“不许无故更调”，但却实行不了。隆庆年间，有所好转。张居正则在万历二年，明确了久任之法，规定知府通过两考（三年一次考核）才能升职，如满了三考也就是任职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正省级），不满九年的只能升副职，这中间差了两个级别。还规定，各省提学官没处理完本年科举事宜，不得升调
　　各部官员也是如此，如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纷纷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鼓励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占着茅坑不干事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者”，省长可以自行调换。
　　这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也难了，必须得在任上干出点实事，否则影响升迁。
　　——驴子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以说是很严谨的，但好制度就怕歪嘴和尚。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考满”制度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遇到了歪嘴会如何呢？就是走过场，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而是）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看来，官儿也不好做啊——不是治理老百姓难，而是伺候人难；不是物色能干的下属难，而是取悦上级难。
　　张居正，太了解官员的痛苦了！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才是全无脊骨反类犬，不如平头老百姓有尊严！
　　可是，“为人上者又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说你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你有甚办法？谁叫他官大呢！
　　把大官伺候好了，不管你干得好坏，他都给你下个“称职”的评语，你就算没白朝他笑。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正官来写，“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开写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明会典》）但是各衙正官一般谁肯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通通写上“称职”。大明称职的官员，你要是只看考核记录，那是成麻袋的装，但没几件事情是干明白了的。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大家好”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区分标准：“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甚隆，亦列下考。”
　　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工程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但当察其事之实否，不必问其曾得罪于何人也”；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不许偏执成说及出身资格，任意低昂，致枉公论”。得罪了什么大官，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长官，考察一旦失实，就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
　　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奖励。皇恩浩荡啊，小小官员何尝想过能目睹天颜？因此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于来硬的。开国功臣、朱老皇帝的义子沐英的后裔，世袭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当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力排众议，他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十足的“一个人的战争”。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和全体上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图。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利剑。这场不对等的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
　　所有的问题，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恢复到老祖宗的体制，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法律法规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主义”前仆后继，哪个主义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田”？更不要说吹牛、粉饰、搭花架子哄上级玩的勾当了。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12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模范们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这才是国之大幸啊！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今未有；治国之才，古今未有！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否！
　　他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为什么呢？时也，势也，千载难逢的机运也。
　　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只一苇可渡、举手之劳。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在认真地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没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农民，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迹。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造不出奇迹来了？是因为：哀莫大于心死！肉食者，既然有肉吃，他就不再想创造什么奇迹了。食不着肉的人，裹腹尚难，他们没有什么义务去创造奇迹。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么？
　　可惜，夏虫不可语冰，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的。贪酷之官，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阳是每天都要升起来的；奔竞之官，只知道宝塔尖上的风光是最好的。
　　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
　　这一切，永远不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这样不可挽救了么？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匹夫若不思国家兴衰，那就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如此情状，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燕然未勒归无计”。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
　　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
　　他用将，是授予大权，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不疑，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雄师。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
　　这其中，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两位著名将领的使用与关爱，不能不细说一下。
　　戚继光是山东登州卫(今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他出身于军士家庭，嘉靖二十三年17岁时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负责海防，也就是对付“南倭”。曾有雄心壮志曰：“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全境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张居正入阁后，调戚北上，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来是从没有玩过虚的。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自是始知军令”——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样子！
　　戚继光不负张居正重望，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最为天才的是他的两大发明。一是“马、步、车”协同作战。在平原地带，蒙古骑兵锐不可当。戚继光临阵时以数十辆车围成堡垒，马、步军掩藏其中。敌至，则骑兵突出厮杀，车辆趁机列好阵。
　　一旦敌大军逼近，骑兵便迅速退入车阵中。待敌骑突入近前，则阵内火器万枪齐发。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步兵见机杀出，手持拒马器与竹制锐利长矛，一字排开，敌骑兵顿时人仰马翻，不一忽儿，队形就大乱，纷纷溃散。骑兵便在这时跃出追击，撵他个屁滚尿流。
　　以此制敌，昔日铁骑闻风丧胆!
　　第二个发明是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本书前面曾经讲过，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巍巍边防，只见千里连营，戚家军大旗猎猎！
　　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
　　史载，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都转到辽东去了。过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区的事，做梦也别想了。
　　戚继光不仅会带兵，亦能作文，有诗集名曰《横槊集》。时人说他“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好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军！
　　猛士出燕山，万里尘埃静。
　　可惜的是，按照中国哲学的“出头的椽子先烂”规律，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安稳。戚继光成名以来，外界非议不断，实际上很受了些窝囊气。若是大家批评他不廉洁或盛气凌人倒也罢了，该人确实有这类毛病。但挑剔他的人，都是武大郎的后代，专从军务工作上故意掣肘。
　　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隆庆那几年，由于戚继光治军不合一些要员的胃口，触犯了当道，几乎遭灭顶之灾。张居正坚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及时给予了援手，使得戚继光能脱离险境，并有施展的余地。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这样，戚继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么非议，自然有人给挡住。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这些劝说，使气量狭窄的戚大将军有所收敛，适当地把尾巴夹了一夹，免去了很多麻烦。
　　士为知己者死，万古如此。张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军，更懂得驾驭人心。以为自己有了点权势，下级就一定要向你摇尾巴的，那是猪头领导，
　　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的，为前代所未有。戚继光一个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戚继光乐与士卒同甘苦，每战之后必亲自慰问伤残，祭奠亡灵，全军为之泣下。他镇守边关16年，虏不敢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军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晋升太保，终成一代名将。
　　张居正倾注心血最多的另一员猛将是李成梁。
　　李是朝鲜裔人，内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时间，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斩敌酋张摆失于边境。隆庆四年，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这在斩杀敌人十数人就算大捷的明后期，简直是盖世奇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三年，泰宁部的炒花汇合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上千。
　　万历六年，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万历七年，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李梁成又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
　　万历八年，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梁成又是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
　　类似这样奔袭200余里斩首数百级的战例，在这里不可能逐一尽数。
　　这一幕幕景象，为大明边关百年来所绝无仅有。
　　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披靡。土蛮精锐全没了惯常的威风，被杀得七零八落，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昔日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恍若隔世。
　　这里面，也有几次战役是张居正亲自筹划的，但能够在前线取得如此惊人战绩的，非李成梁莫属。张居正深感李成梁“忠勇可用”，屡次请旨为其加官进爵，并不吝惜封赏
　　李成梁的战绩，也使万历皇帝大为开心，曾为此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向百官告捷。在张居正的数次提议下，李成梁一路高升，先后加太子太保、太保，世荫锦衣指挥使（子孙可任此职），封宁远伯。
　　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能独当一面，且屡有战功。
　　李氏父子率重兵，犹如铁打的堡垒雄踞辽东22年（至万历十九年），威震绝域，鞑靼各部望之无不心惊！
　　封爵后，李成梁遂了平生心愿，更是勇猛异常。于万历十年，在镇夷堡设下伏兵，将来犯的速把亥斩首，灭掉了这个骚扰辽东20余年的心腹大患！
　　天赐勇将与大明，亦赐良相与中国。
　　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功绩非凡，标炳史册。《明史》本传在写到他的功绩时，真是不吝赞美之词，其中说：“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但正像所有的王牌都有其丑陋的背面一样，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份，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弊端，无人能够制止。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脑袋，按蒙古习俗重新结辩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论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被严嵩害死的锦衣卫官员沈炼曾有诗咏及，至为沉痛：“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感怀》）
　　草民读史至此，则有许多感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真不是善良人创造的。军队本该保民，区区平民何辜！李成梁若只有镇辽之功而无其他，也许可算得上是大明少有的圣贤了，可惜，人性的黑暗，就是如此无所不在。
　　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只瞒过了高高在上的阁部。地方督抚若有异议，一概被他排挤而去。当时也有言官交章弹劾，却奈何不得他。
　　张居正对这个桀傲不驯的武夫，当然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这样的猛将，可抵雄师百万，不是随便哪个就能取代的。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
　　若李大总兵实在闹得不像话，张居正也决不给他好脸色看。恩威并用，把这个家伙牢牢攥在了手心里。
　　万历三年五月，李成梁脑袋不知转了哪根筋，听到风就是雨，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一时竟拿不出办法来。连万历皇帝也被惊动，屡问张居正：“虏情如何？”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
　　不久，两方面都有情报回馈：边境上鸟也没有一个！纯属李成梁闻风生事，想自抬身价，趁机杀几个老百姓冒功。
　　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梁成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
　　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万历六年三月，有鞑靼一部因得罪了土蛮，一行七百余骑东来准备投明。李成梁部一名游击想冒功，竟挥军掩杀，斩首470级，掳掠大批牛羊，谎称获得“长定堡大捷”。结果又是一番告庙、颁奖、晋爵等等，不亦乐乎。当时张居正请假回江陵葬父，在家接到报告，大为疑惑，写信给时任兵部尚书的方逢时说：“辽左之功，信为奇特。”敌人来就来么，还带着牛羊干什么？七百余骑偷袭，必有周密准备，怎的我军偏师一击，他们就四散溃逃？
　　事情最后是调查清楚了，但因皇上已下了“圣谕”表彰，一切都无法更改——天子还能被愚弄吗？张居正只得向有关边镇督抚透露了一个信息：我这里是洞若观火的！李成梁大约也知道瞒不过张首辅，此后加了小心，若干年里未敢再次犯混。
　　从明末崇祯时期辽东的用将与防务谋略看，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倚重与优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那句著名的浅显唐诗，包含着与国运相联系的真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谁不服这个气，谁就自尝苦果。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至于边民与降人的冤魂，历史说到这里就说不得了。滚滚车轮总是要踏着一些冤魂前进的。
　　千载悲歌皆如此。
　　张居正除了叹息“乖谬如此，殊为可恨”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全局来看，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一举扭转了大明边防的颓局，是极富战略头脑的。明代史家谈迁论及此时，高度赞赏，说“江陵能尽人之才”。
　　对两位的器重，张居正曾多次对人剖白，所自己从中并无私人好处，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为国任事之臣”，所以才“视之如子弟”，“奖提爱护”。
　　两位名将的结局，很不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两句。
　　张居正死后，又有人重弹老调，说戚继光不适合于北方，旋被调任广东总兵，第二年又被弹劾，致仕还乡。三年后又被夺俸，于同一年郁郁而终。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为后世兵家所重。
　　李成梁虽卤莽，但结局却相当风光。张居正死后，他仍留任辽东，至万历十九年解职。子弟皆列高位，连仆人都跟着显贵。他离开后，辽东凡十年竟易八帅，看来是谁也玩不转了。万历二十九年，时年78岁的老将军又被启用，重回辽东，边境立刻安定。又干了8年，共在辽东称霸20年。后以93岁高龄辞世。
　　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李成梁在古勒城肆意屠城，误杀了努尔哈赤爷爷和父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努尔哈赤立志灭掉大明。此说我不能赞同。
　　这段公案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以当时女真的情况看，努尔哈赤不可能是因此事而与大明反目的。他是一个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物，迟早都会崛起。个人恩怨不足以解释他的动机。
　　史载，万历二年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斩杀了建州女真酋长王杲。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率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盘踞的古勒城。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为明军做向导而被阿台软禁在古勒城中，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随明军前往，先于明军进入城中搭救其父。后来明军攻破古勒城，射杀了阿台。此役中觉昌安和塔克世都为明军误杀。
　　战后努尔哈赤和兄弟混迹于乱军，归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纪中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是李成梁的老夫人把他给放了回去的。后李成梁送回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尸体，并赐银给努尔哈赤厚葬其父祖。这一点，李成梁做的还是很有策略的。
　　明朝在此之后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明朝的这次封赏，才是努尔哈赤兴起的关键原因。此时努尔哈赤已小有势力，有了天朝的封赏在身，他就以此为号召，开始聚集政治和军事实力，逐渐坐大。
　　努尔哈赤开始称王，“定国政”，大败海西女真九部，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一方势力的整个过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间完成的。其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还以努尔哈赤守边有功，封他为“龙虎将军”，证明那时大明与努尔哈赤关系还是很默契的。
　　李成梁起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无须什么负责。至于后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理由兴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罢了。狼想吃羊了，谁还有什么办法？
　　人之在世，常有无数的错谬纠缠。有时候，“时代”这个词，也成了某种不负责的借口。其实无论什么时代，智慧是不能少的。因为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来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读史。
　　青灯黄卷总有味。
　　在对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释清楚了的当代，我们来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中的纸页中间。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史实，心头时常会弹出一些惊喜。
　　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迂腐之气。
　　在他治下，大明边防的重振，除了审慎用将之外，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思想。之所以说是正确，就在于“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当已说滥了的时候，就等于没说。
　　我们往往会看到，中国哲学的“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则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张居正当国之初，他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梦。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了。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打仗对他并无好处。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假冒伪装劣。俺答的儿子黄台吉（体面一点儿的译法是“皇太极”）、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总之，能吓唬住就行。
　　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今天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丙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里肯听？继续带领数万大军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边的瓦剌部落，伺机占点儿便宜。但英雄毕竟老矣，在甘肃境外，他被瓦剌给打得灰头土脸。撤回来后，俺答向甘肃巡抚借道，要去乌斯藏(青藏)见活佛。甘肃巡抚哪里挡得住他，只得任鞑靼大军穿越甘肃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错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汇聚“诸酋”，召开了有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族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称号最初的由来。
　　张居正见俺答新败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肃巡抚里劝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终。俺答这才心满意足而还，幸而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只是青海一带的藏人，被他骚扰得够呛，“益遭蹂躏，多窜徙”（《明史》）。
　　万历九年，俺答重病。张居正担心老王万一去世，诸部必生乱心，若大部归顺了土蛮，那就危险了！他极为警觉，拟诏命边臣练兵积粮，加意警备。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边的形式骤然紧张，将士们昼夜戒备，谁也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在此风云难测之时，张居正指示边将厚抚士卒，做好战备，静观其变。
　　幸亏天佑大明，此时，一个蒙古族的巾帼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发俺答绯闻事件的主角——三娘子。
　　三娘子又称也儿克兔哈屯、钟金哈屯，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三娘子”是蒙汉百姓对她的昵称。她不仅美艳，且文武双全，精通蒙古文，平日手不释卷，又十分仰慕天朝文化。俺答对她信任有加，诸事都交由她裁决。俺答与大明化干戈为玉帛，三娘子在枕头上没少吹风。隆庆五年，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大名响彻塞上。鞑靼部与大明互市多年，相安无事，三娘子也是从中出力不少。
　　据记载，每逢开市之日，三娘子总要亲自主持，每每只见她“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这简直是天人风采！她与明宣大总督等一干官员往来密切，友情甚笃。以至在宣大总督向朝廷的报告中都要题上一笔：“得三娘子主市，可以宁边。”
　　俺答死后，子黄台吉继承了老爹的汗位，并袭顺义王。出于政治上稳定诸部的考虑，黄台吉提出，要娶三娘子为妻。这个做法在鞑靼高层习俗中并不为怪，父死嫁子，称为“顺继婚”。三娘子大约瞧不上这位老“台吉”，不答应，负气率部西去（据说领走的都是娘子军）。
　　大明与鞑靼之间，骤然失去了一个纽带人物，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黄台吉是个脾气暴烈的武夫，对通贡互市并不赞成，过去“只为父兄所强”而勉强就范，今后怎样就不好说了。
　　张居正和兵部看得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只有三娘子了。
　　于是大明方面，由时任宣大总督的郑洛出面，劝三娘子按习俗下嫁黄台吉。郑洛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说：“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妆；不归，一妇女人耳。”又说：“若三娘子别属，我封此黄台吉何用？”三娘子权衡再三，只好从大局出发，做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明廷也第二次封她为“忠顺夫人”。
　　在三娘子的规劝下，黄台吉改弦更张，再未违约。后黄台吉病痛日多，大汗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三娘子手中。在她主持下，有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共47支前来通贡互市。
　　如此三年过后，黄台吉去世，其长子扯力克袭顺义王。三娘子说自己老了，便自己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明朝此时又担心要出问题，于是再做月老，要求三娘子再嫁扯力克。三娘子也就再次屈从，当了第三代顺义王夫人（到此时才算嫁了个平辈的人）。
　　扯力克对三娘子也是迷得很，“尽逐诸妾”，忠贞不二，与天朝互市的事情都交给三娘子打理。明廷又第三次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提出：凡顺义王向朝廷秦禀的公文，都要有忠顺夫人的共同签署。三娘子由此正式成为鞑靼各部的核心人物。三娘子后来曾成功地阻止了扯力克向明朝挑衅。
　　明人有好多咏三娘子的诗，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首说：
　　氍毹春暖锁芙蓉，
　　争羡胡姬拜汉封。
　　绕膝锦褴珠勒马，
　　当胸宝袜绣盘龙。
　　红妆一队阴山下，
　　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
　　边头不牧乌孙马。
　　（冯琦《三娘子画像》）
　　遥想当年塞上，怎会有如此人物！
　　三娘子前后掌军政实权达40余年，逝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享年64岁。葬在今包头市萨拉齐镇东20公里的美岱召，现在这个地方的“太后庙”里尚存有她的骨灰塔。因三娘子曾参与创建呼和浩特，所以呼和浩特又被称为“三娘子城”。
　　三娘子，绝代风华也！虽然我们也有王昭君，但……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为我们送来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国之幸，也是万千苍生之幸。
　　张居正自隆庆元年入阁，主持北方防务16年，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军书旁午、羽檄飞传中度过的。
　　文渊阁内，那张静静的书案上，常有听不见的渔阳鼙鼓隆隆卷过。
　　将军白发征夫泪……
　　书生的肩头亦是关山万重！
　　他自诉：“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金戈铁马，就这样夜夜破梦而来；吹角连营，亦在飒飒秋寒中挥之不去。
　　俺答封贡后，蒙汉的对峙虽已冰消，但张居正未敢有一丝放松——没有强势的防务，哪里会有一厢情愿的和平？军威不壮，大国又能怎样？君臣就是再吞泪，也万难阻吓住人家的觊觎之心。
　　张居正不会让宋代的悲剧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近两千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四百年了，何处可逐星星踪迹？
　　十二、治国就是要敢打真老虎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令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付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大大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也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伕和马伕，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分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伕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伕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宫廷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伕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份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惯性，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制止得住的。光发文件（比如“今年春节不送礼”），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捍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勘合，国家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代，遗传不大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的做法举足轻重，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所作，不事华饰，惟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明会要》）
　　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两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支出的是造宫殿。武宗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要200万两银，工部估计，要是向群众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20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国库的银子）。武宗这个混小子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海内骚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帮子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成化年间，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达12-16万只，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万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6300名，宪宗时增至7800名，武宗时达到9400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政府财政困难，是因为吃给吃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是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有的名义上按市价收购，而支付的却是一钱不值的“大明宝钞”（成祖时期的纸币），也等于白拿。搞得工商业者倾家荡产。
　　这个买办的过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捞钱的机会，所以历朝宦官员都愿意鼓动皇帝买东西。张居正执政的当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议买珠宝。张居正坚决压住了。
　　他考虑到，奢靡之风，总是从皇家兴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就得换换脑子。好在万历还小，孺子可教，于是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不断教育皇帝要省钱。
　　万历是个典型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当学生时还比较听话。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都用“礼教”牢牢地限制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还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古代的“礼教”这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面，“不许吃人”是另一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完全的张扬天性，也未必就是进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张扬天性”。其行为足资证明，完全没有了“礼教”的制约，天性也就是兽性，没有太大区别。
　　本书在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对小皇帝关于爱惜民力的灌输，不遗余力。
　　他的话，至今读起来，仍震撼人心：“明主不应以天性所爱为乐趣，而应该以命运无常为恐惧。不应以天下来侍奉自己，而应以自己供天下驭使。”
　　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可惜，有几个“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张居正反复对万历唠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贵”。他说：“民常安乐而无患难”。国难，不是缘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还是那句话，“百姓安则邦本固，外侮可无患也”（《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百姓是牛羊，吃草挤奶，根本用不着防。要防的是自己！
　　民力有限，自己的贪欲无度，总有一天这绳子要绷断。
　　张居正教导万历，对秦始皇、隋炀帝之流，要“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进帝鉴图说疏》）。
　　像他们这样的恶政，为何轰然倒地？因为“命之靡常”，因为天厌之，天厌之啊！
　　民固然无力，然而天行健，天道有常。
　　为政者，你不能不惧！
　　小万历可谓相当懂事，常为张老师的话“嗟叹之久”。
　　万历初年，小皇帝打算派宦官到江南、广东采买丝绸和香料，都因有大臣劝谏，都大大削减了原定的数量。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为表孝心，想重要修太后寝宫。张居正立刻劝阻，说：“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不同意大动土木，万历也就作罢。
　　万历七年，皇帝向光禄寺索要节余的十万两白银，张居正劝阻无效，只得拨给，但上疏说：“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
　　什么叫“不敢奉诏”？就是下次我要拒绝执行！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张居正让户部进呈了财政支出的揭帖（抄本），让万历放在御座旁随时看看。他劝告说：“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强国是节省用钱省出来的。如何皇家、臣子和百姓都比着疯狂花钱，国家就能因此而强大？
　　这是什么道理？古今异同，真是要让人“嗟叹之久”！
　　在张居正的坚持下，终“江陵柄政”十年，宫内的花销一直有所控制，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民力也得以休息。
　　从明末清初起，张居正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是因为，人们对执政者的成功与否，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安民”。
　　当百姓入不敷出时，为政者却华衣广厦，还要以搜刮甚巨为荣，难道真的以为天道不存了么？
　　张居正不会如此发昏，在他执政期间，为彻底整顿国家的财政，他还将有一番大的作为。
　　历史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你越深入探究它，就越觉得它并不遥远。那些峨冠博带、衣袂翩翩的古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的喜怒与今人同，他们的好恶也和今人无异。
　　历史的烟尘后，都有同样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觉得，古人中的精华又远远聪明过我们。那时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实是与智慧程度无关的。
　　那些线装书、活字印刷，那些纤秀小楷、豪放草书，承载的是我们学不完的智慧。我们没有笑话的资格，我们惟有低首下心。
　　一个对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难道能指望得到后世的尊敬？
　　张居正在短短的十年执政时间里，以一人的智慧与执着，扛起了一个老大帝国的没落之门，放万千的生灵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
　　这不是舍身饲虎？这不是荷戈独战？这不是为民立极？
　　这些赞誉，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会，能做到一二件事的，方为民族的脊梁。张居正为百姓做到的，就不止一件两件了。
　　他当年面对的，是连年的国匮民穷。嘉、隆年间，太仓岁入不过200余万两，支出倒有400万多两。年年亏空，政府还在运转，也真是够难为宰辅的了。
　　两大问题，如椎刺骨。
　　一是钱不够怎么办？二是钱从哪里来？
　　若是庸人治国，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个“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
　　而张居正的所为，则是盯在了达官与富户的身上——在钱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钱嘛。
　　他承袭了汉代理财家桑弘羊的思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也就是，不给老百姓加税也一样能弄到钱。
　　自推行考成法以后，张居正十分有信心。一套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就是对财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为何不加税，钱也可以够用？张居正摊出的底牌是两个：“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清理逃税）以足国”。
　　官不贪，百姓就松口气；有钱人把应缴的税缴足，国家就松口气。
　　又是一个竖鸡蛋式的简单解法！
　　——不是人们想不到，是根本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宁愿拿刀去剔鹭鸶腿上的肉，不愿意去割肥猪身上的膘。
　　自负的执宰其实就这么愚不可及。
　　向谁下手，张居正有数。
　　大明的赋役，田赋占了大头。滚滚银钱须从田亩上来。那么，天下的家底究竟有多少，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就是一笔糊涂帐了。
　　国初的时候，朱老皇帝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城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
　　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牌，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
　　但这些册子到了后来，就没用了。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隐身法。
　　原来，明代由于官俸微薄，与大宋差了十万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干部靠工资八成是吃不饱饭，就特许官员及其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赋。包括未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连带光荣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减免（优免）。以四品京官为例，北方籍在家的，可以每亩五升免300亩，江南籍的可以每亩三斗免50亩。在职官员免的就更多。
　　只要有特权，权就能变钱。皇帝的这一开恩措施，在明中期以后，也成了来钱的途径。由于赋税日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将自己的田产请缙绅冒认，这叫“投献”。几种方法，都可以逃避国家的赋税。
　　有的官绅享受了特权还嫌不足，又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做这类事情，需要与当地官府勾结，父母官少不了又可以捞上一票。
　　每年编审黄册的时候，官府门庭若市。富户行贿，官员包庇，大家一起造假哄国家。结果，经常是“无田之家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形成典型的“放富差贫”现象。大户占田越来越多，交税却越来越少。小民没有土地，赋税却越来越重。这黄册，已经是扯淡。“名为黄册，其实伪册也”（顾炎武语）
　　如此，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有8.5亿亩；弘治十五年，6.2亿亩；正德五年，4.5亿亩。少掉快一半土地，皇帝不奇怪，大臣也不说破，地方官死也不说。大家一级哄一级，哄住最后那个就行。
　　隆庆元年，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和“投献”田共199万多亩，“花分”田间331万多亩。
　　富户的地少了，也就可以少交税，但一个地方的赋税总额是减不下去的，结果他们逃掉的那部分就要让贫户来交。有一部分贫户交不起，就拖欠，导致国库年年亏空。
　　到嘉靖初年，江南与北直隶有一批官员决心清理积弊，开始清丈土地。海瑞是最积极的一个。但引起官绅大哗，说他“偏执”、“疯癜”、“见识短”，最终以“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罪名而罢官，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当时张居正只是普通阁臣，无力救助，只能写信去表示爱莫能助。
　　早在执政之初，张居正就打定主意要清丈土地。他说：“上损而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砍了上流社会的非法所得，才能让下面小民宽松一点。官吏不营私，国家才能强盛。
　　当时有人反对清丈均赋，说如果“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查的太紧太严了，老百姓会闹乱子。
　　张居正严词驳斥——这都是睁着眼睛胡扯，打击富户为何有人这么心疼？他质问：“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
　　什么是真理？这就是真理！
　　到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已将吏治整顿好，便腾出手来，公告：今后将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丈。包括皇庄、屯田，只要是大明疆土内的土地，不许有一点隐瞒。并言明：“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官绅富户谁敢武力抗法，大刑伺候。
　　号令一下，“天下奉行懔懔焉”——没有谁敢不执行的。
　　清丈以福建为试点，第二年中，张居正派湖广老乡耿定向出任福建巡抚，打头阵。并写信告诉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
　　到万历八年，福建清丈完毕，共清出隐漏土地23万余亩。
　　随即全国清理丈开始，限期三年。张居正和阁僚及户部尚书张学颜制定了八项注意，颁行全国。
　　一时间，万里大明河山，量田测地真忙！张居正也大为振奋，称此事为“百年旷举”。
　　清丈中，果然遇到预想中的阻力。
　　有宗室（皇亲）出面阻挠的，张居正回击得相当严厉，拟旨予以处罚，或废为庶人，或夺去宗俸。
　　有官员敷衍了事的，拿以往的黄册一抄了事。科道立即弹劾，给予夺俸、降级处分。
　　还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过激倾向，有的地方官为了追求虚名，凭空虚增田地亩数，或将荒地算成良田，还有的用缩小了的弓尺进行丈量。张居正发现问题后，提出只论当否，不论迟速，适当放宽了期限，不使运动走到反面。
　　丈量是用一种像巨大的弓一样的尺子。先由业主自报亩数，然后由业主和官府指派的弓尺手先行“自丈”，最后官府来人核查。两下里吻合后，在图册上盖“丈验相合”章。以此为根据，编制出新的“万历鱼鳞图册”。
　　这个图册，相当精确，直到清初还在使用。
　　清丈结束后，官田、民田一视同仁，按照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科税，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史载：“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沧州志》)
　　那么这老虎是谁
　　上流社会。
　　这些隐身的土地，多为勋戚所占，这是一群有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他们终于遇到了剋星，这下子都要乖乖纳税了。
　　正如张居正事前所预料，只要清查，就会有大量隐占土地浮出水面。清丈前全国土地5.1亿亩，清丈查出来隐漏土地2.67亿亩，总数达到7.85亿亩。虽尚不及洪武时期，但亦相当可观。土地总数一多，自然就实现了“民不加赋”而财政吃饱的目的。
　　聪明人聪明办法，笨人笨办法，历来如此啊！
　　到万历九年，清丈大功告成。张居正认为，帝国的家底既然已经摸清，全面改革赋税制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下令在全国推广著名的“一条鞭法”（也称“条编法”）。
　　“一条鞭法”这个概念，现在已和张居正的名字紧紧挂勾，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他的功绩，就在于将其推广到了全国，解决了大明赋税制度上的顽症。
　　这么大个帝国，全靠税收养着；税收制度要是长了瘤子，帝国肯定要患营养不良。
　　大明帝国的赋税，分为田赋与徭役两大部分。田赋制度的改革，在嘉靖时期已经实行，基本趋于合理。现在的问题在于徭役。
　　作为向国家纳税的一种方式，大明的百姓都要服劳役。以里甲为单位进行摊派。里甲就相当于现在的居民组，110户为一里，下辖十甲，一甲含10户。担任里长的，是其中田多丁多的十户。每年由一名里长率一甲服役。服役又分为正役和杂役两种。正役是替政府催征、解送粮钱，传达法令这类事。杂役是给官府和官员提供服务，包括门子、厨役、膳夫、狱卒、马夫人、水手、脚夫等等，无所不包。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由于江南一带征发税粮的任务太繁重，里甲的原先的每十年轮一次正役，渐渐变成了每一年轮三役，百姓不堪其苦。杂役方面也有问题，因为是按丁摊派，官绅可以免二丁至三十丁的杂役，这么一来，负担全压到了那些无田而靠劳动力谋生的百姓身上。
　　有权有势的，可以免税免役；无权无势的，负担反而越背越多。
　　于是富的就越富，穷的当然也就越穷。
　　谁说苍天有眼？哪有？
　　孔圣人只说过一句真理：“苛政猛于虎”！
　　在苛政之下，彼为刀俎，此为鱼肉，何来“民为贵”？
　　不过，在大明的官员中还是有正直的，并未被“利益”的猪油蒙住了心。从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断对这种“不均”提出抗议。
　　徐阶执政后，毕竟是老成谋国，知道这问题的利害，便有意改革赋税制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个什么东西？好处在哪里？如何就能便民？
　　简言之——
　　一，就是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有所均平。
　　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
　　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
　　其中最关键的，是征税由“度人而税”，变成了“度地而税”，达到了“轻重通融，苦乐适均”，不再是富人欢乐、穷人愁了。
　　隆庆三年，海瑞在南直隶也开始推广一条鞭法。次年，江西紧接着跟进。两地效果都不错，“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江南一带“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天下郡国利病书》）。
　　看来农民种田养不活自己，很少是因为种粮种菜卖不出钱的，关键就是征税太重。
　　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说。
　　徐阶时代，推行一条鞭法的阻力极大，有人说该法大有问题，建议废除。徐阶是个中庸的人，没下令取消，也没有再扩大推广。
　　到万历初年，又有人旧话重提，说一条鞭法“害民”、“不便”。屁股决定脑袋定律，在此看得很清楚。张居正此时态度比较谨慎，他在观察。
　　一直到万历五年，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区没有什么“不便”。这一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也开始推行此法。这是第一次在北方实验，反对者众声喧哗。张居正派人调查后，认为“法贵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决心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实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兴。人称“盖自条编之法行，而民始知有生之乐”。为政者一句话，就解民于水火之中，有如再生。百姓之草芥命运，真是令人感叹。直至20年后，于慎行还说，他的家乡东阿至今“邑民皆称其便”（《与宋抚台论赋役书》）。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侥幸得以保留，并并继续扩大实行，到万历十五年，云、贵、川、陕、晋诸省也已推广，大明的赋税制度彻底变了样子。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地(1773—1842)曰：“赋税是公民换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该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税；就是说，永远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须的那部分收入征税。”他还说：“征税办法越使纳税人感到方便、且有能力缴付，则越是好税。”（《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一条鞭法就是好税！
　　它的实质是什么，古人看得清楚――“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明世宗实录》）。而已，而已！只有公平，只有消灭了“不均”，人才有积极性搞生产，国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断的财政之“血”。
　　谁说古人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处就是一例。可叹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没有了，就要拉了生产的后腿。
　　公平居然能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荒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真乃空前绝后！
　　以往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其实枉称平均，那是一种“劳与酬不对等”的不平均。而钱多产业多的人多交税，钱少无产业的人少交税，这才是令人心服的“平均”。
　　张居正在经济改革中，倡导“平均”，厉行“公平”，国家也为之大收其利。前有节流，后有开源，财政赤字化为乌有。史称“太仓之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国榷》）。
　　且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并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后世。万历时代由此成为大明王朝财政最富裕的几十年。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如若没有张居正，大明的“豪强之兼并”必将很快就致帝国“失血”而亡，其“贫民之困”则又不知何日得解放了！
　　其实，大明的赋税改革早就势在必行，然而谁来干，谁能干，谁想干？嘉靖以来就无人能够破冰。
　　此人要能总揽全局，无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济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此人要天性稳健沉毅，不轻率冒进变改革为祸害。
　　天降大任于斯。
　　惟有张居正！
　　苛政猛于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
　　十三、孤绝者高处越发不胜寒
　　张居正有句名言：“创始之事似难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京师重建贡院记》）
　　非亲身参与除弊兴利者，很难有这样的沉重之慨。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权贵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左右也无非贩夫走卒、乡间塾师之类，本无特权可以维护。新制度的建立，无伤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几乎没有阻力。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屡次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这些人，必然要以“多事”而肆意阻挠。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的国家机构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平衡权贵阶级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样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张居正也并不是个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执政失误，也有倒行逆施。这些，都必然会授人以柄。
　　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并不都是颂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浮言四起”，平地里陡起一场又一场政坛风波。
　　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这里应当特别说说，那就是文化专制。
　　本书在前面说过，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窼臼”（《答少司马杨二由》）。加之当时有些生员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欺凌百姓，俨然成为“学霸”。为此，张居正曾制定了18条规章，严厉整顿学政。
　　打击学霸，制止生员干政，自然是没有话说。但规定中有一条，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
　　这一条煞是厉害。
　　万历七年正月，有诏下，令毁天下书院。当年，共毁天下书院64处。
　　这当然是钳制言路，引起了许多士人不满，而且直接激发出一桩何心隐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角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明代属吉安州）人。后更名为何心隐。他以诸生的身份，放言时政，品评学术，其思想富于乌托邦色彩。在家乡倡建“聚和堂”，以族长身份打理本族事务，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丧赋役，一律互助，并且想把这种“大同”模式推向全国。他认为这才符合《大学》里的先齐家、后治国原理。
　　他蔑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谓万世伦理，认为它们都不如朋友这一伦。
　　他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据说嘉靖年间蓝道行智逐严嵩，就是听从了他的密计，人谓“以计去宰相”。后来的宰辅均对他有所忌惮——这是个翻天覆地手啊。
　　张居正禁讲学后，何心隐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
　　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与“狂狷”。
　　张居正早就认识这个特异人物。
　　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张居正曾在当时的御史耿定向处偶遇何心隐。何非常突兀地问他：“张公您执掌太学，可知道太学之道么？”张居正博学，却对这个“太学之道”闻所未闻，知道这是胡扯，便瞪着何心隐，没有好气地说：“你时时都想飞，却是飞不起来吧！”（《明儒学案》）
　　张居正走后，何心隐大感沮丧，对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说，“你记着，此人必杀我！”
　　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抚陈瑞将其逮捕入狱。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史书上说是“拷死”或“毙之狱”，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隐一死，名声反而越响亮。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挚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称“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几万数，无一人识公者，然无不知公之为冤也”。他高度赞美何心隐“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盖矣”。还说，大众虽然深信张居正“有大功于社稷，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焚书》）。因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隐，李挚遂愤然与之断交。
　　晚明的书院，虽不免有空谈的毛病，但却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脉。张居正想靠高压手段来禁绝，不可能有长期效果。他身死名毁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另一方面，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则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让他有玩物丧志之心。”
　　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批评。
　　张居正拍马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
　　这个小小的风浪刚过，到年底，更大的风潮又来了。
　　河南道试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你做得好，自然不应该怕人说；你做得不好，难道说说还不行吗？
　　哪个当头儿的愿意听这话？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镇抚司是属于锦衣卫的机构，专管诏狱，直接奉旨办案，用刑尤其惨酷。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底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在这个事件中，大明官员不怕“逆鳞”的倔劲儿又表现了出来。给事中徐贞明心生不忿，半夜光着脚悄悄潜入诏狱，给傅应祯送去药粥（国家监狱看守似乎也不严）。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后被贬官。
　　此时是万历三年，张居正的专横还没有达到膨胀的程度，傅应祯因此躲过了廷杖这一劫。
　　但不怕死的仍然有，这一次，蹦出来的人叫人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是傅应祯的老乡——巡按辽东御史刘台。
　　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但刘台认为张居正钳制言论、斥责言官、结党营私，都是动摇国本的行为。虽然自己是张一手提拔的人，但也不愿坐视不问。他声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安福县志》）
　　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奏疏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刘台首先从内阁权限说起，他说，国初设置内阁，官职不高，因此没有总揽之弊。二百年来虽有作威作福者，总还是怕人议论，惴惴然避宰相之名。惟独“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每每自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致使大小臣工，不是惧怕他的威势，就是感怀他的恩德。
　　接着的驳难几乎势不可当。他说，既然张居正自称“吾守祖宗之法”，那么——
　　兴王大臣狱，诬陷高拱又是何企图？高拱擅权是有的，谋逆则闻所未闻。先是诬之逐之，逞宰相之威；后又私下里写信安慰，布宰相之恩。“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如今一有诏旨下，如果是严厉的，则张居正曰，我费力多少才不至于更严厉，于是人不敢不先谢他。如此，人们畏张居正甚于畏陛下。如果诏旨是温和的，则张居正曰，我多少费力方如此，人们又不敢不先谢他，于是人们感激张居正甚于感激陛下矣。“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张居正又设立考成之法，使内阁权力在部、科之上。本来内阁是没有大印的，官职属于翰林，不过是聊备顾问而已，不能直接处理政务。张居正创立考成法，是想辖制科道大臣，令他们只听他一己之令。“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而后，又将张居正的“劣迹”逐一开列——
　　逐大学士高拱去国，竟然不容旦夕之缓；
　　引用阁臣张四维、吏部张瀚，均不通过廷推；
　　贬斥言官余懋学、傅应祯等，几乎扫空了言路；
　　为固宠计，献白燕白莲以为祥瑞，招致严旨切责，传笑天下；
　　为夺好田宅，授意地方府道诬陷辽王，滥加重罪；
　　为让家族子弟连中乡试，许诺御史某人以堂官、布政使某人以巡抚；
　　起大宅于江陵，费资十万，规模直逼皇宫，且派遣锦衣卫官员监造；
　　天下哪个不知，江陵地面膏血已枯，有人还在大起违禁宫室！
　　我看，张居正贪污的来源，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
　　否则，何以入阁仅仅几天，即富甲全楚，究竟是用何法致富？华屋宝马，妻妾成群，有如王侯，究竟又是谁人供给？
　　——刘台的这个奏疏，虽然炮火猛烈，但也不是蛮干，他多少用了一点策略，就是刻意离间万历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
　　他说：当此之时，给皇帝提意见易，给大臣提意见难。当大臣的，每听到有人批评，则接着皇帝宠信，激怒皇帝，或加罪一人以警告众人，或株连多人以杜绝后来者。如此，大臣之恶日益滋长，天下国家之事大势去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讨张檄文，虽有夸大，但也其源有自，并非捏造。尤其是侵占辽王田宅一事，把陈年旧事也牵起来了。
　　应该说，张居正在大明的官员中，虽不属十分廉洁，但也不是贪渎成性之人。他历来标榜“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曾有一知县向他行贿遭拒绝，以为是嫌少，便又多加了一条玉带再送去。张居正两次奉还，并致信说：我一直以“守己爱民”四字与你共勉，你居然会以为我嫌礼品少，还是认真思之以自励吧。据他自己说，两广将帅先后欲向他送的礼，有万金之多，他都一概拒绝了。
　　那么，他在江陵的万贯家财又从哪里来？原来是他的父亲、子弟和仆人大开了受贿之门（不收就太脱离群众了）。
　　据说，隆庆六年，湖广抚按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没有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便提议，此钱交给地方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但后来这钱只做了废王府的装修款，而且大大超支。张居正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的大宅来自民脂民膏，亦不为过。
　　此等隐私，又如何解释得清？
　　张居正就是铁打的身躯，读了这样犀利的檄文，怕也要冷汗直冒！
　　自万历二年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忿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煞。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
　　刘台的弹劾，只是是一次大的爆发。反对派意在逼迫张居正下台或做大幅度退让；而张居正则处在刚把局面打开、欲放手大干之际；两下交锋，双方已无一点回旋余地。
　　面对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也不免尴尬，只有去见皇帝面奏自辩。他没有检讨自己的问题，只是极力推测刘台的动机。他对皇上说：刘台因与傅应祯交情素厚，见傅被充军，怕自己将来也不免，就反攻为守，泄愤于臣。这样既可以免于处分，又可以沽名钓誉。
　　张居正说着，忍不住泪下如雨，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来了。“国朝二百年来，并未有门生排陷师长，而今有之。”（《万历邸抄》）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
　　据说张居正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
　　看过了辞呈，万历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是刻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那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要介意那些浮言。”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也；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王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另外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吧。
　　万历当然不可能让他真的走，遂再次劝慰。
　　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都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求去。万历同样一律打住。
　　纵是如此，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
　　万历无法，只得于二十六日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
　　孙隆高声宣旨道：“先帝以朕幼小，托付给先生。先生辅佐朕不辞劳苦。那些畜类丧心病狂，发表狂悖言论，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来治他们。先生还是以保社稷为重，马上出来干活儿吧。特赐长春酒十瓶（谁喝谁知道啊），以示关怀。先生不要再推辞了！”
　　君臣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张居正才勉强出来上班。
　　此次风潮虽然是由言官而起，但部院堂官当中也有给予同情的。礼部尚书万士和就是一个，前此余懋学因言得罪，他就说“直臣不当斥”，并不怕杵犯张居正。而后，以病乞休。张居正这次也领教了反对势力的强大，一度真的想不干了。
　　风潮的主角刘台，自是难逃厄运。几天后，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带着枷锁押送过来，被打入诏狱。虽经严刑拷打，但他言辞反倒更为激烈。旁人都为他担心，他却泰然自若。镇抚司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
　　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因为上次傅应祯讪谤的是皇上，他出面讲了情。此次刘台不过是诋毁阁臣，自然也要免廷杖才说得过去。
　　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然而，事情岂能如此罢休！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首辅的意图，下面自然有人领会，具体执行的，是江西巡抚王宗载和巡按于应昌。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死后连棺材衣服也无，极为凄凉！
　　以刘台为代表的科道官员，前仆后继地倒张，这类行为，在当代的研究者著作里均被视为“逆流”。向改革者发难而获此恶名，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这几个人，在品行上无大瑕疵，亦不是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典型。他们提出的指责，多有所本，是对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就已显露的专权进行抗议。在皇权机制下，权力无制衡，即使是有为之相也难免唯我独尊，破坏朝政中应有的权力平衡。刘台等人的奋起，应看做是对缺乏公议的决策过程、对一人独大的畸形行政机制而进行的阻遏。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可惜，当时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共商的平台，因此，不同的意见只能以残酷政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固然刘台诸人进行的是绝望的一击，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张居正也为取胜付出了沉重的道义代价，甚至是为他身后声名事业的迅速败亡埋下了伏笔。
　　——大明多少英才，就是这样有话没法好好说，在险恶的争斗中相厮杀、相诋毁，空洒热血，徒唤奈何！
　　此事平息了一年多后，万历五年九月，又一场大风波劈头盖脸扑来。
　　事起突然，牵动甚广，其烈度与惨酷，使人们感觉到仿佛严嵩时代又还魂了。
　　万历五年，本是张居正风光无限的一年。前一年底，他刚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这些荣衔，是大明臣子在生前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了。转过年来，次子张嗣修会试得中，进士及第。张居正谢恩，万历答曰：“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
　　父贵子荣，皇帝又打了包票，张居正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惜，万历的这个承诺，到后来成了命运的讽刺。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居正的子孙，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
　　就在这仕途如鲜花烈火之盛时，江陵传来噩耗，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于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
　　九月二十五日，讣告到京。
　　这一年初，张居正就得知老父患病，本想回乡探亲，却正逢皇上要大婚，因此决定推迟一年再回。哪里想到这一延宕，父子竟成了天人永诀。
　　老父亲一死，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27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的金幼孜、宣德四年的杨溥、成化二年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因丧由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非常罕见的“夺情”。
　　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所以从正统十二年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通通都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
　　那么，张居正是否要离职三年？
　　问题立即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焦点。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他们是考虑，平时一切政务都是张居正说了算，如果张居正离开这么久，朝中局面他们完全无法掌控。
　　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所谓“保留”风潮。
　　都御史陈瓒卧病在床已久，急忙抱病写信给礼部尚书马自强，说挽留奏疏上千万不要遗漏我的名字，我就等着疏上留下我的名字后瞑目呢。这个陈瓒，是张居正的同年，北直隶献县人。岁数老大不小，位列九卿，不知还这样死命跟潮流图的是什么。因为南直隶还有一个祖籍常熟的陈瓒跟他同名，老陈还叮嘱送信的人，一定要讲清楚，我为献县之陈瓒，非南直之陈瓒。
　　马自强接到信后叹道：“此老是快死了，因为心先死了！”
　　陈瓒果然不久后病殁，因为这件事情后来遭人议论，在史册上留下污名（《万历野获编》）。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张居正此时心态非常复杂，如果夺情，与他一贯提倡的坚守祖制不符。如果去职，一切改革事宜，都还在开辟阶段，反对势力之大，不可小看。离职三年，将会发生什么，实难以预测。几天里，他只是在错愕不定中度过。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张居正这一方的人，更是高度关注事态发展。首先冯保就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
　　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人等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所以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少尽责任义务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四海人心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留了一些情面，那么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他们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留张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纲常不顾，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上去，但其实是压在了冯保手里，他留中几日未发，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居然朝中有人对他如此切齿，看完奏疏后，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最后决定，对他们几个人的处置，是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大惊，纷纷展开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张居正此时已经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忽而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告诉他：“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冷笑：“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
　　张居住正固执己见，坚持要回击“逆流”。
　　夺情风潮，至此达到白热化。一场残烈大祸，就横在眼前，朝中有识之士皆寝食不安。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都有上疏论救。但全在冯保那里压下，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诸人忧心如焚。沈懋学想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是自己的同年，或许可以从中缓颊，便连忙修书向他求援。但连发三信，一无回音。
　　沈懋学不肯罢休，又写信给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求他出面营救。李幼滋是夺情派的中坚，哪里肯做这事？反而回信把沈懋学教训了一通，说：“今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若腐儒等辈安能知之？”
　　沈懋学险些为之气结，一怒之下，告病还乡了。
　　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打屁股。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远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待遇之所以有等差，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首家门大呼：“儿子，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仰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
　　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的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反”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既然有话，那还客气什么，只十几下后，犯官的屁股就皮开肉绽，继而血肉模糊！
　　酷刑过后，校尉们将四人裹以厚布，拽出长安门，任由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驱逐出京）。
　　一出禁宫，立刻有不怕死的官员围上来慰问。东厂人员便逐个叫住询问，并记下姓名，以便日后算帐。
　　吴中行受伤相当严重，抬到半路已没了气息。中书舍人（内阁中书科文书）秦住恰在此时带了医生赶来，连忙给他灌药，稍后才苏醒过来。
　　随即，厂卫又有催促出京的命令下来，家属只得仓促为吴中行裹了一下伤，又抬着他出城，踏上南归故乡的里程。路上，家人挖去吴两股上的腐肉数十坨，大若手掌，深至一寸，其中一股已经几乎没有肉了。吴中行痛得彻夜呻吟不止。
　　赵用贤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肥胖，受刑后，腐肉溃落如掌。其妻一路拾拣，后“腊而藏之”，以做刻骨铭心之忆。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戴上械具押入诏狱，都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三天后，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远赴戍地。在出城门时，艾穆身上鲜血淋漓，然意气如常，当着押解官和厂卫数十人的面，“犹厉声大骂江陵、冯保不绝口”。
　　士可杀，气不可夺也！
　　——华夏的浩然正气，全赖如此志士仁人一脉相传。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年代，亦有猛士奋不顾身。是男儿，岂能如犬豚苟活？斧钺加颈，又焉能令万人吞声？两千年的衣冠传承，文明灿若星汉，何以能让遍地的生灵都成无骨的蒿草！
　　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对他的发难尤为耿耿于怀，曾黯然对人道：“昔日分宜（严嵩）尚未有同乡攻击者，我不得比分宜矣！”（《明史》）
　　自张居正于十三日提出“在官守制”起，至二十二日四人受杖刑止，十天内，朝野人情汹汹，众人对张居正侧目而视，民间也流言四起。恰在张居正再次上疏乞归那一天，夜有彗星长数丈，街谈巷议更是加以附会。有人在西长安门贴出谤书，指张居正要造反！
　　看看乱得实在不像样子，万历皇帝赶忙于二十三日对群臣下了一道敕谕，以正视听。他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张居正身任天下之事，岂容一日去朕左右？群奸小人借纲常之说，行排挤之计，就是要孤立朕。今后若有邪恶之徒再欺君罔上，定罪不饶！
　　通告下来后，舆论才稍微平息了一些。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又有一个自愿送死的跳了出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把炮火又升了一级，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他说，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犹自称是“非常人”也。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禽兽，怎么就能说是“非常人”呢？
　　他讽刺道，幸亏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阴谋篡位），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这个邹元标，春天时才中的进士，被分配在吏部实习，与朝中政争本没有任何关涉。但因他是王学的信徒，所以对张居正素有不满。初生之犊不怕虎，在众人惴惴之时，偏要以卵击石！
　　他前一天即将奏疏写好，入朝时正逢吴中行等受刑。他远远看去，不禁怒发冲冠。杖刑一结束，他就向随值太监递上奏本。此刻正是敏感时期，太监怕事，不肯收。邹元标撒谎说：“我这是告假本。”又掏出银子来塞上，这才将奏本递入。
　　后事如何，不用说也知道。当天就有诏下，命杖责邹元标八十，发配极边卫所充军。
　　五人受刑后，“直声满天下”，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
　　最为悲壮的是，宛陵（今安徽宣城）生员吴仕期十分仰慕受刑诸人，听说邹元标被谪路过京口（今江苏镇江），竟然步行数百里到江上相会，与邹握手谈天下事，慷慨激昂。归家后又写了一篇万言书，力陈张居正之非。张居正对他十分恼恨。
　　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人人皆以为真，四海为之轰动。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心领神会，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者。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与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做戏”做得太过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处理失之操切，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最大的道义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擅权”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张居正诗《潇湘道中》）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青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判断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加减法，而是有一分恶，就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光辉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
　　[ 此贴被过眼云烟在2007-01-28 2318重新编辑]
　　十四、有多少雄心大业浪淘尽
　　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通通给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后宫的信任与小皇帝的眷顾，一点儿没有衰减。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却有一个东西崩塌了。
　　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乃是才华超群所致。当了首辅之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为权力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位居己下的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所谓“不世之才”，就是指几百年出一个、甚至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物。
　　环顾大明浩瀚疆土，傲视天下万千苍生，谁行？谁配？
　　但是他忘记了，凡上天赋予一生灵以头脑，就有他的好恶，就有他的尊严。
　　屈居在你之下，或者因时运不佳，或是机遇尚未到。没有谁能把一个人真正看做是一尊神。
　　在夺情风波中，张居正的“楷模”形象被滔滔议论瓦解了。他第一次惊讶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权威，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吝自己的笑容。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恶毒的评价加在你的身上。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完美。
　　文渊阁往日的宁静飘然远去，张居正骤然感到自己是走在荆棘丛中。人心，不可测。不仅是门生能够反目，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居然也会背叛。
　　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权力。惟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须能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
　　反之，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逐高拱时，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肚量。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令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张居正的今日，变成了他曾在昨日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病易，剜自身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后来到了万历十三年，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求永停闰察。”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了。张居正再不想陷入朝议的汪洋大海，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
　　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中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礼部尚书陆树声，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亦是一样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
　　他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尤其是张四维对老上级高拱的结局深感不平，常怀为其平反之心。
　　这些过节，导致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成了推翻张居正既定政策最有力的人之一。
　　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张居正蔑视同僚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其死后，这个班子不但没起到延续政策的作用，反而成了迅速埋葬他改革成果的掘墓人。
　　所有这一切不祥之兆，眼下都还在隐伏中。
　　张居正把反夺情的风潮压下去后，益发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情况很不错，万历皇帝似乎更加信任首辅先生了，所有写给张居正的手札，都称之为“先生”，此乃大明朝前所未有。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以萧何、张良自居。
　　他一面对万历有倨傲之态（以此镇住小皇帝），一面对冯保却卑词逢迎，认为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自己便是江山永坐。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
　　此次回乡，除了安葬父亲，也有衣锦还乡之意。
　　岁月匆匆追逝水，明镜怎奈华发？距离他上次翰林院毕业时请假回乡，竟已是19年过去了！
　　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
　　张居正在行前，对朝中有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做了周密的分析。特别是有可能入阁的人，都特别加以提防，以备万一。数一数，在野士人中威望最高的当属高拱，但高拱在万历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因此可以放心。还有一个曾大闹过内阁的前阁老殷仕詹，则要加倍防范。此外就是徐阶，徐年事已高，不用防备，他在家乡处境又不好，张居正曾考虑推荐徐阶回来，甚至已经给徐老爷子发了信去。但一想到那样的话，自己就要让出首辅位置了，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断了此念，还是推荐了马自强和申时行——两个三流人才，远不足以为虑。
　　人事安排好后，张居正便进宫去向万历辞行。那一天，万历在文华殿听课。君臣相见，心里都老大的不忍。
　　万历说：“先生近前来些！”
　　张居正走上两步。
　　万历殷切叮嘱说：“圣母与朕意，原是不放先生回的，因怕先生太伤心了，才特此允许。先生到家了，就快些回。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张居正连忙叩头谢恩：“臣犬马之心，无时不在皇上左右。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望千万注意。此外这几年皇上把什么事都交给臣做，今后皇上要自己留心了。各衙门奏章，一定要自己看，亲自裁决。难办的事，就召内阁的臣子来，商量好了再办。”
　　万历说：“先生至忠，朕知道了。”
　　张居正顿了顿，又说：“臣目前还带着孝，不便到宫门叩谢圣母，望皇上代为转达。”
　　万历微微叹一声，说：“知道了。先生到家，不要过哀啊。”
　　张居正心头一颤，不禁伏地痛哭起来。
　　万历忙劝道：“先生不要悲哀……”
　　说着，他自己也哭起来了。
　　两人就像即将久别一样，相对垂泪。
　　久之，张居正起身告辞了。
　　万历抹了抹泪，对左右太监说：“我有好些话，要对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也忍不住，说不得了！”
　　李太后那里，也派了太监给张居正送来银制“八宝豆叶”60两，以备路上赏人用。太后和他儿子一样，都是念兹在兹，生恐张居正回来得迟了。
　　三月十三日，张居正离京上路，时百官都来列队送行，居正一一拜别。万历还特派司礼监太监张宏到京郊为首相饯行。
　　按照惯例，元辅因故离职，次辅可相机主政。但万历给内阁发了一个帖子，说“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吕调阳知道小皇帝这是信不过他，郁闷之极。
　　张居正走后，恰逢辽东有所谓“长定堡大捷”奏报，万历将之归功于张居正，遂甩开内阁，派太监使者快马至江陵，请张居正亲自制定封赏条例。
　　吕调阳觉得颜面扫地，遂告病假在家，又一次提出辞呈，但万历不许。
　　皇上对张居正眷顾如此，天地间还有何等荣耀值得羡慕！
　　张居正顾盼得意，眺望万里春光，觉得整个大明的政治中心，都在随着他缓缓南下了。
　　这次还乡团的阵容极为壮观，兵部特派一千骑禁军作为警卫随从，队伍前后都有乐队，仪仗旗帜彩绘斑斓，光耀白日。除了千骑虎贲之师外，戚继光还从蓟镇前线调来一队鸟铳手，执新式火器随行，以壮行色。张居正最后考虑还是不要太过张杨，只留下了6名。
　　他所乘坐的轿子，是为此行特制的大轿，须32名轿夫抬扛。轿子前部是会客室，后部是卧室，外部有走廊相通。两名小僮在轿上随时伺候，焚香摇扇。
　　所过州县，都由地方当局呈献美食，且驱使民夫将道路平整，两旁罗列兵器，气势极盛。
　　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知府钱普一向善于媚上，此次特地找来了一大批江南厨师随队伺候，据说江南名厨因而被他搜罗一空。
　　真个是，宰相出行，地动山摇！
　　江陵的山水，苍然如故。黄鹤楼阅尽了百世的风光。
　　它们见惯了车如流水马如龙，今日方得见：书生亦能登庙堂、握乾坤、傲王侯。
　　时矣，势矣，更是天之所降矣！
　　四月十六日，葬礼隆重举行。张文明的棺木被安葬在荆州西门外的太晖山。这是万历皇敕赐给张家的一块坟地，与已故湘献王朱柏的王陵毗邻。
　　这次归葬，规格之高，在历代大臣中空前绝后。皇帝特地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和工部主事徐应聘负责营葬事宜，礼部主事曹诰专程前来谕祭，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负责一路护送。湖广巡抚陈瑞等一大批地方官员也趋之若鹜。
　　《嘉靖以来首辅传》上记载，陈瑞赶到江陵张家后，一进门就换上白色孝衣，戴上麻冕，伏地大哭。哭罢，便求见张母赵老太太。太夫人没兴趣见他，他就在庭中长跪不起。赵老太太只好出来，陈瑞复大哭一番，才起身坐下。此时。赵老太太身旁恰好有个小太监，是张居正私自留在身边打杂的。老太太没话找话说：“陈大人，您看这小子还顺眼吧？”
　　陈瑞连忙起身，向小太监作了个揖说：“哪里！我陈瑞怎能评价公公，还是公公看重我才对呀！”
　　当时，地方官在张氏葬礼前后的丑态多半类此。
　　人之无仪，鼠之无皮！
　　不要了脸皮也要爬上去，浊世里衍生不绝的就是这类人。
　　葬礼完毕后，张居正怕老母在路上受不了炎热之苦，就上疏请求推迟归期。拟在九月天凉之后，再行返京。
　　万历哪里肯依，发动内阁部院各级官员上疏催请，他本人也下圣旨，让魏朝留在江陵照顾张母，令张居正务必于五月以内回来。又差遣锦衣卫指挥佥事翟汝敬星夜赶往江陵，负责催促。
　　翟指挥带了万历的一份敕谕，上面写道：“元辅张先生：自先生辞行后，朕日夜悬念，朝廷大事俱暂停以待。望敕书一到，马上整装上路，以慰朕怀。”
　　盼望之情，有如嗷嗷待哺。
　　国事重如山，张居正只得于五月二十一日起程返回。
　　这次张居正归葬，一路俨若帝王。所过之处，地方长官皆长跪于途迎候，各省封疆大吏也都越界迎送，亲自充当队伍引导。途经襄阳时，襄王也破例前来迎送，并设宴接风。按大明祖制，凡大臣见藩王必执臣子礼，即叩头行礼。而张居正见襄王仅以主宾之礼相见，作个揖就算完事，且在宴席上坐在首席，可见气焰之一斑。终大明一朝，这样的事绝无仅有！
　　另外按祖制，为防止亲骨肉造反，藩王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出城。只有天子驾到，藩王才可出城迎候，且须有敕谕事先通知。这次张居正路过湖广、河南等地，襄王、唐王都出郊外迎接，以能够逢迎为喜，尊卑颠倒一至于此。
　　张居正回乡的时候，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他特地绕道新郑，去看了他的多年老友兼政敌高拱。当时高拱百病缠身，已卧床不能起，其亲属将张居正请入卧室内。一见之下，两人都忍不住相视而泣。
　　一代豪杰沦落至此！
　　忆当年大业相期许，今日了然无踪。
　　张居正百感交集，握住高老的手流泪，久久不忍言别。
　　据在场的人事后回忆，两人可说是前嫌尽释了。
　　张居正对高拱，总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高拱失势罢归后，他也还念念不忘。一日，高拱派遣一仆人入京，回原来的家中取一些器具。张居正得知后，召那仆人来，询问了高拱的起居情况。仆人泣诉道：“高老回乡后病困，又经王大臣案惊吓，几乎活不了啦。”张居正听了，为之泣下，拿出玉带、器币、杂物等大约可值千金的东西，交给仆人带给昔日的好友。
　　返京途中，他再次去新郑高拱家中看望。回京后又致信问候。可惜，昔日强悍的高拱已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了。
　　当年十月，高拱去世。高拱妻上疏要求恤典，也就是请国家拨给丧葬费。万历对高拱当年挟制他们母子的事仍不能释怀，不准。张居正上疏恳切为之呼吁，万历才准予开复原职，但只给予“半葬”待遇，即国家承担一半的安葬费用。
　　随后，高拱之弟高梅庵请张居正为高拱写墓志铭，张居正亦立即应允。
　　命运无常啊，真的无常！
　　元人小令有曰：“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高拱是一个有国家观念的人，也有大的志向，可是他与张居正相比，在生前的遭遇相差天壤。不知在乡间养老的那些岁月里，他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叹。
　　宦海也是江湖，碌碌竟为谁忙？
　　蟒衣玉带能传几世？钟鼎之盛祸在其中！
　　张居正是官场上的胜者，他终生也不可能体会到高拱的这种失落感。施与同情，也是基于胜者的大度。
　　他步上巅峰，自觉即使做不了万世圣人，起码于当世的权势之强，无人能出其右——包括皇上！
　　掌权者的幻觉，总是让他们看不到弱小者的力量。他们决想不到，大厦也有倾的时候，老树也有朽的时候。得意之时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明日的败亡。
　　他感觉不到有这样的威胁，荣耀的光芒让他目眩。
　　六月十五日，浩浩荡荡一行刚抵北京城郊，就有皇上派来的司礼监太监何进等候在真空寺接风。
　　何进宣读了谕旨：“若于中午进城，则请张先生在朝房等候，朕即在平台召见。若于午后进程，则请张先生回宅安歇，明日免早朝召见。”
　　国之栋梁终于回来，皇上一刻也等不得了！
　　次日一早，早朝免去，百官列班迎候张居正入朝。衮衮诸公，绯袍玉带，恭谨地行礼如仪。旋即，万历在文华殿召见了张居正。
　　即位以来，万历还没有一次如此长时间地见不到“先生”，此时自是有千言万语要说。
　　寒暄过后，万历便问：“先生沿路所见，地里的庄稼如何？”
　　张居正愿意回答这样的垂询，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人君，就应该有这样的良心。
　　他禀报说：“托万岁的福，河南畿辅（北京周围）两地，麦子丰收，稻苗亦是茂盛。”
　　万历又问：“黎民安否？”
　　张居正说：“各处凡有抚按来见，臣必向他们转达皇上的保民之意。告诫他们，凡事务实，不要虚文。臣见各官都兢兢业业，与往年委实不同。因此黎民感恩，皆安居乐业，实有太平景象！”
　　万历面露喜色，想想又问：“边事不知怎样了？”
　　张居正答：“在途中，臣见到了山西及陕西三边总督，都有密报说，俺答西行，为瓦剌所败，损失惨重，俺答仅以身免。臣以为，夷狄相攻，是中国之利，此是皇上的威德所致，今边境无事，四夷宾服。”
　　内外的情况都很好，万历放下心来，特批张居正在家休息十日，再来上班。张居正又在太监张宏的引导下，到慈庆宫、慈宁宫拜见了两宫皇太后。
　　此一段衣锦还乡的风光，终告一段落。
　　八月秋凉时，赵老太太在魏朝的护送下启程了，由运河水路进京。自然又是一路搭棚迎送，彩幔高张，鼓角旗帜热闹非凡。徐州副使林绍竟然亲自下河拉纤，为太夫人做引导。
　　九月十五日，队伍抵达京郊。万历和两宫都派了太监前往问候。稍事休息后入城，史载“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明史》）。就是皇帝他老妈，也未有过这等风光吧。
　　到了京城相府安顿后，万历和两宫又送来赏赐，并有旨慰问张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赵老太太年事已高，不能进宫去拜谢，由张居正到会极门代为叩谢两宫。
　　君臣之谊，空前绝后！
　　繁华鼎盛过后，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首辅的案头。
　　就在张居正归葬之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擅权。以张居正归葬时的一件事为话题，直指张居正专用阿谀奉承之徒，败坏了官场风气。
　　事由葬礼而引起，其时湖广各级官员均前来捧场，唯独巡按御史赵应元不见踪影。这位巡按当时正代理襄阳政务，只打了个招呼说有病来不了。也许在赵应元看来，参加葬礼是人情而不是公务，来不来不说明什么。对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宰相张居正肚子里却撑不了船。在这时他就不以“非常人”来度别人了，心里很不快。
　　他以前的门客、现任佥都御史王篆察觉了首辅的心理，就借赵应元借托病不去接任新职为由，唆使都御史陈炌参了赵应元一本。像“有意规避”这类行为，在实行了考成法后，照例是要给处分的，于是万历下诏予以除名。
　　此事在朝野的震动也很大。一个省级的监察大员，因为不去参加首辅父亲的葬礼就要被罢官，未免骇人听闻。
　　王用汲说的就是这个。他说，赵应元不任新职，固然是太放肆了，罢免了都轻。但赵应元被参，真正原因是会葬的时候没有去，得罪了首辅。陈炌参他，不是因为事，而是因为人；不是因为此事，而是因为他事，陛下怎么能知道？
　　王用汲就此事生发开去，谈到了当今官场风气之恶劣。他说“以臣看来，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但是陛下又不亲理政事，将政务委托给善于奉迎的一帮大臣。大臣独占私利而无所顾忌，那么小臣就越发苦于没有门路办自己的私事。大臣这么做，就等于驱使天下官员都去求他一人。
　　这里面，句句说的都是张居正。
　　王用汲看得不错，主宰者有私，官场自然就是一个大卖场。大家都把良心作价。只要把良心杀得越狠，官运上的秤杆就翘得越高。
　　奏疏里最致命的一段话是：“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直斥张居正超越了皇权为所欲为。
　　上疏时张居正正在江陵，吕调阳卧病不出，是由张四维拟的票，将王用汲削职为民。万历同意了，还批了几句话，说：“本当重治，姑从轻。再有这等的，并这厮重治不饶。”（《万历邸抄》）
　　这个事情，张四维处理得应说中规中矩，并无可指责之处。但张居正回阁后，大为不满，认为处理得太轻，应该下狱廷杖。但事已至此，张居正不由得迁怒于张四维，好几天都严词厉色，没给好脸色看。
　　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过了50岁后，所作所为与高拱的刻忌一模一样。逆耳的话，听也不要听，开始有了“顺昌逆亡”的霸蛮气。
　　此次张居正一反常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谤言置之不理，而是利用在家休息的几天，上了一道疏为自己辩护，洋洋三千余言。
　　他看到了王用汲上疏里的要害，是建议皇权不能旁落的问题。这对张居正来说，有身家性命之忧。于是他反击得非常激烈。
　　辩护疏上说：“明主求贤求不到，那是很劳苦的；如果求到了，就很轻松。所以受信任的贤臣，当然要揽权。难道非要像秦始皇那样刚愎自用，像隋炀帝那样猜忌忠良，才算是有权吗？”
　　又说：“先帝临终，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这个辩护词，扯得有些远，且“舍我其谁”的口气也未免太大。此时万历已完成大婚，是一个成人君主了，张居正自恃“帝师”的身份，仍然把万历史当孩子，教导万历应如何如何做皇帝，恐怕是太忽略了万历心里的微妙感受。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很长时间里不够谨慎，与皇帝的通信中，有时居然自称“孤”。皇权制度几千年，一个臣子敢于如此跟皇帝说话，实为罕见。
　　可是，他没有察觉到：无论是在他身上，还是皇帝的心里，事情都在起变化。
　　万历史皇帝照旧在他的自辩疏上批了赞同的话，可是，却也没有进一步加重对王用汲的处罚。午门前血肉横飞的惨烈一幕，再未重演。
　　王用汲虽被革斥为民，但是直声遍天下，被士人目为敢于仗义执言的豪杰。
　　夺情事件与归葬恩遇，是张居正从政生涯中的巅峰时刻，自此以后，有些东西开始在悄悄逆转。
　　这个变化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王用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软肋！
　　“玩青史低头袖手，问红尘缄口回头。”
　　元人吴西逸在小令《山间书事》中，写了这样一种情状。当士大夫群体中弥漫着这样一种欲言又止的情绪时，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盛世。
　　“万历新政”进行了6年多，当一切都在高歌猛进时，突如其来的顿挫，使得正直的人纷纷沉默。
　　张居正，一个起自布衣的读书人，跨入庙堂，荣登首辅，将“南柯一梦”的神话变为了现实。他不从于俗流，自比上古的名臣伊尹、傅说，有起隳振惰的雄心大志。可是，一朝权在手，他也同样不能免俗。他的生命之流，在惊涛怒卷大明朽木枯枝的同时，也渐渐混浊不堪。
　　看别人如何昏庸，自己做起来也一样拙劣。年轻时立志剿除的疽痈，同样依附在自己身上。
　　身自清流出，而终为浊流之首，这难道是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摆脱不了的铁律？
　　张居正登临权力顶峰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喜谀”，就是爱听颂歌，欣然接纳谄媚小人。
　　在政治生态圈中，总有一批能力低下但向上爬的欲望很强的人，也有一批把升级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人。这两种人，等不及按部就班的提拔，又做不出超群绝伦的业绩，于是谄媚就成了他们晋升的唯一手段。
　　高明的领导者，对他们应远之而惟恐不及。或者把那些盈耳的颂歌只当做是苍蝇叫。衡量下属的唯一标准，只应该是才干。
　　张居正太多地吸取了前辈首辅的消极经验，未能形成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才干相当的中枢集团。他唯一的一个政治盟友，是那个连权术也玩不大好的宦官冯保。
　　对才干上稍差一些的内阁同僚，他失之苛刻，驱使如奴仆。对一些为人正直、但持有异议的部院官员，他又视为异己。于是他能够感到亲和一些的，就只有永远笑容可掬的谄媚小人了。
　　张居正在用人之道上，不要说比上古三代圣贤，即使是与朱老皇帝与成祖皇帝相比，也是相距甚远。
　　他只是想如何制约皇权，以保障出一个好皇帝；却没有考虑如何制约自己的权力，以保障自己永走正道——把自己视为真理化身的人，在这方面无一例外。
　　在亲近小人方面，张首辅与凡夫俗子无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万历野获编》），上联说的是他辅佐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下联说的是他两个儿子分别得中状元榜眼。辅三朝显然是夸大，儿子的荣耀也大有问题。至于“日月、天人”就离谱了。但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也能欣然接受，悬于家之厅堂。
　　有一位荆州同乡刘珠，是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几十年了也考不出个名堂。隆庆五年由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童生”方高中进士，不过当时年纪已过七十。万历二年，他为张居正贺五十大寿，特撰一联，曰“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难为老头儿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张居正竟也笑纳（沈德符《敝帚轩剩语》）。
　　其实这样的阿谀，可说是一钱不值，能当面对你说“敬爱的领导”的下属，必是你败亡时逃得最快的小人。有素质的领导，就职的第一句话，就应该是“禁止阿谀”。
　　“江陵柄政”期间，官员们摸透了张居正的脾气，阿谀之风大盛。六部大小官员视张居正为再生父母，即便晚间在床上，嘿休之后也不忘对着妻子颂居正之功。起先还只是谀居正为伊、周，后竟升级至舜尧。张居正也不以为怪，益愈自负（《明史稿》）。
　　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
　　张居正共有六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
　　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国器”，逼迫兄弟三人走乡试会试的正途。
　　万历二年，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年，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
　　张居正为了儿子的前途，没少使用暗箱功夫。万历八年张敬修和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何洛文代笔的。何因之被授以礼部侍郎，同僚皆鄙视之。
　　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时有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
　　正直之士，也有不买他帐的。大名士汤显祖年轻时文名就甚高，时人多仰慕。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才学上有所上进，便广搜海内名士，以作为儿子的朋友。他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素有才名，就让儿子们去交结。汤显祖断然拒绝，而沈懋学则应允了，后沈与嗣修一同进士及第。汤显祖的清介，为当时士林所称道——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去做豪门的点缀。
　　大清官海瑞此时正致仕在家，也听到了各种议论，便写信给担任会试总裁的吕调阳，希望他“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张居正）。”（《与吕调阳书》）
　　琼州至北京，不下六千里，身在海隅的一个闲人都能听到传闻，可见此事议论之广。
　　张居正如此做法，受到后世谴责。一直到万历中期，还有人指出，国初以来科场基本公道，自张居正始，“公道悉坏”，士人“至今唾骂未已也”（王世贞语）。
　　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
　　辅臣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不应让子弟占尽国家的便宜，二不应为下僚做出负面榜样，避免诱导投机心理，三不应背负不忠诚的污名，失信于天下。大明的君臣在这上面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
　　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令士人非议的一件事。
　　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背倚大树，“势倾中外”。众官都争相巴结，托他在张居正面前美言，因此而得美差的比比皆是。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他交结，相互称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见他，也都客客气气称之为贤弟或者“楚滨先生”。边防将帅甚至也有出自他门下的。
　　游七不过是个“苍头”，奴才的大领班而已，何以嚣张至此？皆因晚年张居正生活日渐奢糜，据说也有包二奶之类的嗜好。能办此类事的，非游七莫属。此外最要紧的，是在权力之争中，游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与信使。张居正令游七与冯保的心腹徐爵结为兄弟，冯、张之间的一些密谋，就由这两个奴仆来传话。
　　当然，此辈并无长技，倚靠主子的威势张扬跋扈，结怨甚多。主子一倒或者一死，政敌们也饶不了他们——往往叫他们死得最为难看。
　　执政后期的自我膨胀，使得张居正在处理与万历的关系上，也缺乏应变，过于执拗，从而埋下了身后名毁的伏笔。
　　万历初年，小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受制于“铁三角”的严密控制。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少年，并不想试图去冲破这牢笼，反而设法讨张居正的欢心，以换得稍宽松一些的环境。
　　万历即位之初，他的男保姆——“大伴”冯保自恃拥护有功，对他约束得相当厉害。小皇帝稍有不轨，冯保就会去报告李太后。太后管束万历是出了名的严厉，常因小过失而“切责之”，而且总是要说：“假使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明史》）
　　张居正和冯保都不过是臣子，在皇权制度下，如何能约束得了皇帝？所以关键的因素还在李太后那里。中国的人伦，在某些时候要大于皇权。李太后是在用母权压制着皇权。“铁三角”如果没有李太后做实际的支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但是在万历大婚以后，权力结构有所变化。李太后按祖制要退出乾清宫，回她的正地方慈宁宫去，不能再以母亲名义与小皇帝同住了。
　　而且大婚也标志着小皇帝已是成人，太后不能再干政。
　　李太后的退出，使张居正成了唯一能管束住万历的人。这就使以往并不明显的君臣权力分割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以前是以臣诲君，以君谀臣。李太后退出政坛后，也还一时没有变。但这个“权柄倒持”的格局，就不免显得有些怪异了。
　　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
　　辅臣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不应让子弟占尽国家的便宜，二不应为下僚做出负面榜样，避免诱导投机心理，三不应背负不忠诚的污名，失信于天下。大明的君臣在这上面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
　　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令士人非议的一件事。
　　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背倚大树，“势倾中外”。众官都争相巴结，托他在张居正面前美言，因此而得美差的比比皆是。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他交结，相互称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见他，也都客客气气称之为贤弟或者“楚滨先生”。边防将帅甚至也有出自他门下的。
　　游七不过是个“苍头”，奴才的大领班而已，何以嚣张至此？皆因晚年张居正生活日渐奢糜，据说也有包二奶之类的嗜好。能办此类事的，非游七莫属。此外最要紧的，是在权力之争中，游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与信使。张居正令游七与冯保的心腹徐爵结为兄弟，冯、张之间的一些密谋，就由这两个奴仆来传话。
　　当然，此辈并无长技，倚靠主子的威势张扬跋扈，结怨甚多。主子一倒或者一死，政敌们也饶不了他们——往往叫他们死得最为难看。
　　执政后期的自我膨胀，使得张居正在处理与万历的关系上，也缺乏应变，过于执拗，从而埋下了身后名毁的伏笔。
　　万历初年，小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受制于“铁三角”的严密控制。他是一个很乖巧的少年，并不想试图去冲破这牢笼，反而设法讨张居正的欢心，以换得稍宽松一些的环境。
　　万历即位之初，他的男保姆——“大伴”冯保自恃拥护有功，对他约束得相当厉害。小皇帝稍有不轨，冯保就会去报告李太后。太后管束万历是出了名的严厉，常因小过失而“切责之”，而且总是要说：“假使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明史》）
　　张居正和冯保都不过是臣子，在皇权制度下，如何能约束得了皇帝？所以关键的因素还在李太后那里。中国的人伦，在某些时候要大于皇权。李太后是在用母权压制着皇权。“铁三角”如果没有李太后做实际的支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但是在万历大婚以后，权力结构有所变化。李太后按祖制要退出乾清宫，回她的正地方慈宁宫去，不能再以母亲名义与小皇帝同住了。
　　而且大婚也标志着小皇帝已是成人，太后不能再干政。
　　李太后的退出，使张居正成了唯一能管束住万历的人。这就使以往并不明显的君臣权力分割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以前是以臣诲君，以君谀臣。李太后退出政坛后，也还一时没有变。但这个“权柄倒持”的格局，就不免显得有些怪异了。
　　据韦庆远先生研究，以万历六年二月皇帝大婚为界限，万历性格中贪财好货、怠惰嬉游的一面有所爆发，而张居正也对是否能把万历史培养成一代圣君逐渐失去了信心。两人关系的蜜月期，实际已经结束。表面看来仍是一样，却已从原来的心甘情愿，变成了不得不然。
　　韦庆远先生还发现一个大可玩味的历史细节，在万历六年一月底，皇帝大婚前夕，张居正不无忧虑地给已经搬到慈宁宫的李太后上了一道密奏，请求太后立刻搬回乾清宫，“看守”到二月十九日册封万历原配王皇后之后，再搬走。他提出的理由是“皇上独居乾清宫，朝夕供奉左右，不过宫人内使，万一起居欠谨，则九仞之功，隳于一篑”云云。什么“起居欠谨”？这无人管理的10多天，能发生什么事情。张居正有难言之隐，韦先生也没明说。其实就是他怕太监唆使万历去找“小姐”之类。这样的事，以前肯定发生过。
　　联想到张居正归葬前向万历辞行时说的话：“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万历被太监怂恿着胡来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两次了。
　　大婚后，万历从伦理上解脱了一个最大的枷锁。
　　婚后第四天，他便首次下了求财诏书，要户部和光禄寺各拿十万两来给他用。尝到甜头后，趁张居正回乡葬父不在，又要两部寺添加。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光是看中了有钱的户部和光禄寺，还从马政和治河专款那里刮钱。朱东润先生说，万历贵为天子，但毕竟是“小农的外孙”，贪财的毛病似乎有遗传。一次，还曾发奇想，要铸铜钱一亿文给自己花，被张居正坚决顶住。
　　这类事情，直到张居正临死前一个多月还在发生。
　　张居正频繁的阻谏，必然使万历在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时，有严重的受挫感。尽管他最后也往往妥协，但反感之心恐怕早已有之。
　　万历八年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给万历与张居正的关系上蒙上了阴影。正史上一般都说，这件事是两人关系开始恶化的导火索。
　　事起乾清宫的两个执事太监孙海、客用，两人跟万历的关系十分亲密，好得跟穿了连裆裤子一般。他们无甚能耐，也就是无赖泼皮的那个素质，为讨好万历，就常引导万历玩拳弄棍。几个人小衣窄袖，在宫中走马持刀，一副好兴致。两人又屡次进奇巧之物给万历玩，深得万历宠幸。冯保自诩是个知书达礼的人，愿意让皇上多习文，对两个家伙极为反感，经常责骂甚至体罚两人。
　　孙海、客用受责不过，便伺机报复。一天晚上，两人又引诱万历喝酒，喝醉了以后带剑夜游。
　　万历身边有两个小太监是冯保的养子，孙海等就用语言激怒万历，唆使万历将两个小太监打成重伤。然后骑马到冯保的住所外，隔着门大呼冯保之名，一顿乱骂。
　　冯保被惊醒，大为惊恐，忙嘱咐仆从用大石将门顶住。
　　次日，冯保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李太后。
　　李太后就指望这么一个出息儿子呢，闻言大怒，脱去盛装，换上了青布袍，头上的装饰也不戴，在宫中散布说：要召集阁部大臣，告谒太庙，废掉万历，另立万历的弟弟潞王为帝。
　　万历知道后，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赶去向母亲请罪。李太后在盛怒之中也没有好话，大声训斥道：“你以为天下大器就你一个人可以承当？”
　　太后遂命冯保拿来《汉书》，找出《霍光传》让万历自己念。当念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承宗庙状”一句，万历不寒而栗，泪水夺眶而出。
　　李太后问道：“看明白了吗？皇帝的废立，古即有先例。来人，去召潞王来！”
　　万历知道这回闹大了，只好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饶的话说了一箩筐。
　　太后消气了后，万历赶紧把孙海、客用逐斥出宫，贬为南京孝陵卫“净军”。所谓净军，是太监里最低的一个等级，也叫值殿太监，是专门负责清扫卫生与种菜的。
　　万历从此恨透了冯保。这一刁状，告得太毒，险些闹掉了老子的皇位！但表面上，仍给冯保写了个宣谕帖子，也就是悔过书。不过这悔过书里，言辞却略带讥讽，埋怨冯保不应越级告状。
　　第二天，万历还迁怒于张居正，他问：“昨天朕有亲笔帖子，你看了么？孙海、客用乱国坏法，发去南京种菜了。先生等既为辅臣，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也为尧舜之臣。”
　　这是在埋怨张居正事先没提醒他，不要闹得太过。
　　伺候这样的混蛋君主，也真是不易。这哪里能成尧舜，不成纣桀老百姓就要烧高香了。张居正耐着性子看完万历的御笔悔过书，写了一道《请汰近习疏》，解释了他之所以事先没管的缘由。
　　张居正说：此前他曾经问过负责宫中与内阁联系的文书官，是否有皇上夜游事，文书官答：“并无此事。”因此以为是谣言，也就没有深究。而后，他笔锋一转，说到了实际问题。
　　他说，现在圣母及时教诲，是好事。希望皇上把司礼监孙德秀、温泰、兵杖局掌印太监周海等，也一并开掉，他们的罪也不在孙海等之下。
　　张居正在奏疏里开的这个名单，自然是冯保授意的，否则外廷的人哪里知道宫中的猫腻。
　　万历心里苦啊：娘的，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不敢坚持，只好将所有冯保看不惯的，通通打发走了事。
　　事后，太后又令张居正替万历写“罪己诏”，向内阁认错。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用词太过贬抑。《明史》载，万历那年已经十八岁，看过拟好的诏书后，“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诏”。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史家们都认为，张居正写的这两篇东西，对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
　　《明史》与其他史书上都说，就因为此事，万历心里颇怀恨冯保与张居正。
　　此说应该不谬。
　　这确乎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任何文字记载上，基本没有两人之间有裂隙的迹象。在此之后，君臣两个在观念与处理问题的主张上，常有抵牾。
　　此后有一次，讲读完毕时，万历兴致不错，挥毫为阁臣题字。忽然，他用笔饱蘸墨汁朝冯保甩去，把冯保大红的衣服甩满了墨迹。冯保惊呆了，在一侧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万历没事一样，写完了字后，扬长而去。
　　他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内心的愤恨。
　　万历在内心世界里，与张居正、冯保已渐行渐远。
　　于慎行认为，“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谷山笔麈》）。对万历束缚太过，导致万历“心已默忌”，所以后来一遇机会，就爆发了出来。
　　这种管制与反管制，从本质上说，还是相权与皇权的冲突。万历的皇权弱小，张居正的相权强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由他代行了皇权，这是特定背景造成的。一旦皇帝要求收回皇权，冲突就会开始——哪怕张居正一贯做得完美无缺。
　　张居正此时的境况确实相当尴尬，他既认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必须坚持，同时也察觉到了万历与他之间在政权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令人沮丧的是，让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基本没有可能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充当监护人？
　　是坚持，还是退缩？他在犹疑不定。一方面他曾对友人表示，不惜“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即使百官不配合，他也“独有力竭而死已矣”；另一方面，在万历成人之后，他又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不能让人议论自己是个恋权的人。
　　万历八年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
　　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正式提出要退休了。他回顾了自隆庆六年受顾命以来的经历，表示了如释重负的心情，请万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他在做从长计议了，而且预感不是太好。
　　当年在归葬的时候，皇帝曾一日三诏飞驰江陵，召他及早回京。这一件盛事，湖广巡按朱琏等地方官始终念念不忘，要为他建造“三诏亭”。
　　他在给朱琏的复信中，发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感慨。他说，修三诏亭，情我领了。但日后世事会有变化，高台倾，湖泊平，我的房子恐怕也不会存在了。这亭子若修起来，到那时也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接官亭罢了，哪里还能看到什么“三诏”！这就是骑虎之势，难以半途而下啊，霍光、宇文护就是这样终不免被祸的！（见《万历野获编》）
　　霍光为西汉大司马、大将军，宇文护为西魏大将军、司空，都是主持过皇帝废立的摄政辅臣。霍光死后，祸连家族；宇文护因专权被皇帝所杀。
　　环顾左右，和者盖寡；仰望君上，天心难测。
　　张居正是个饱读经典的人，不会不知道“威权震主”可能隐伏的危险。史有前鉴，触目惊心！
　　然而，万历此时还没有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
　　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
　　万历对局面做了全面的权衡，认为首辅退下去也未尝不可，在犹豫之间向太后做了请示。
　　不料想李太后根本信不过万历的能力，斩钉截铁地答复：“等你到三十岁时，再商量这事，今后不必再兴此念。”
　　这个决定，令万历和张居正大感意外。万历那边，知道太后的意志是没法违拗的，自己短时间内亲政已是无望。于是再下诏挽留，请张居正务必尽忠全节，不要半途而废。
　　张居正这边，则明白有可能此生也息不了肩了，不管前面是陷阱、悬崖还是地雷阵，只能一路走下去。
　　——他晚年唯一可避免身后惨祸的机会，就此失去！
　　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底。
　　此时君臣二人的关系相当微妙。一面是张居正觉得既然退不下去，就应当以社稷为重，忘家徇国，一仍其旧，不能因畏祸而缩手。因为“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则天下事一无可为”。
　　另一面是，万历觉得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辅压在头上，终究是束缚太多，甚至有时还会令自己陷入大尴尬。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自由，所以难免“愤结之日久矣”（于慎行语）。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国榷》卷七一），这甚至已成为一般大众的共识。
　　以草民我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故事，这就是严嵩、徐阶一辈绝不具备的大透彻。
　　但张居正自认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虽有谤言，何足畏哉”！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他完全知道“破家沉族”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条鞭法”。
　　他很清楚，既然迫于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的人对他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即——要为天下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要为人民谋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120斤大枷，于户部门口带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为民除害，宜如鹰鹯之逐鸟雀（《左传》语），又何畏哉”！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致太仓粟可支10年，国库存银近800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100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时帑藏充裕，国最完富，纲纪修明，海内殷阜。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天下晏然如覆盂”。
　　岂有他哉，岂有他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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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十五、黄钟大吕戛然而止
　　【他走后寒风狂卷落叶】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他的手里操持；万千生民的命运，在他的手里发生改变。
　　文渊阁里那些线条流畅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沉静的气息。在这个房间里，治国，是一件繁琐的工作，并非只是百僚之上的荣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案牍劳顿，又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的日常生活中，少有文人曲水流觞的快意，多的是军国大事的沉重。
　　他不须大言以博喝彩，近10年来，他只是如牛负重。
　　长期的劳神竭虑，压垮了他的身体。万历九年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他终于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办公。
　　万历马上派了四员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患病谢医并乞假调理疏》）。
　　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让他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带了不少赏赐去。
　　到八月中，慢慢痊愈了。君臣一个月未见，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万历和张居正都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加上柱国、太傅等勋荫，就是在这一次。
　　转过年，万历十年的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的所谓“热病”，其实就是痔疮，常年伏案的人，这是个易得的病。
　　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引发燥火，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是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们不知内里，以为时髦，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
　　这两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两人的治史态度，后世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清人认为他们的的著作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因此，张居正致病的原因，似乎可以确定了。
　　还有更具体的说法，是张居正之所以房事精力不济，是因为戚继光送了他两位胡姬——波斯美女，附带又送了些海狗肾。这海狗肾就是强力春药。
　　但是今人也有提出怀疑的。我在前文所述，写了《张宅并非辽府考》一文的作者陈礼荣，对此就大有异议。他说，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曾经严厉整顿过学政，毁了不少书院，后又发生“夺情”事件，这都伤害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以在那时的野史笔记中，士人都乐于记载张居正喜食海狗肾之类的轶闻，不足为凭。
　　在这里，我只能存疑。
　　张居正这次病倒后，感到有必要好好治疗一下，便请了徐阶的医官赵裕，才弄清楚了病症，并做了痔疮切割手术。
　　在这前后期间，内阁公务都是拿到张居正的寓所来办的。
　　首辅病倒了，百官不知所措，上演了一出祈祷大戏剧，其中甚有可观处。
　　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勋戚、翰林和言官，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纷纷做佛事摆道场，为首辅祈祷。接着五城兵马、锦衣卫也动起来，“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吕毖《明朝小史》）。六部的长官手捧香炉于烈日下，跪拜精心撰写的祈祷词章，时间一久，竟站不起来了。
　　所拜过的词章要用红色锦缎蒙起来，呈送张居正。张居正深居不出，就贿赂其家人，务求一见。只要首辅大人开颜一笑，或点头表示赞赏，就心满意足。各官争相招揽词客，不吝花费，就为求得张居正一点头。
　　旬日之间，南京衙门也群起效仿；继而各省抚按也纷纷开始烧香拜佛。
　　但这套花样是起不了作用的。张居正的病情日甚一日。六月初，他向万历上了一份奏疏，请求致仕，说“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还”。
　　万历未允，张居正再上一疏，说：“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再恳生还疏》）
　　字里行间，不胜哀伤！
　　万历虽然有时恼恨张居正的严苛，但此时也不免慌乱。据说，他深为忧虑，涕泣不食。经常派宫内厨师为张居正送饭菜。一时黄门使者，道路相望。京中有人见了，甚至有感叹下泪的。
　　六月十二日，因辽东镇夷堡大捷，有上谕论功，张居正进太师，一子荫锦衣卫指挥同知。太师为三公之首，张居正成为大明200多年中唯一活着获此殊荣的人。
　　这是人生的极顶。但，奈何岁月如逝水滔滔。
　　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监张鲸携手敕慰问张居正，并询问身后国家大计，张居正已近于昏迷，强撑着安排后事，写了一封密奏，推荐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稍后，又推荐张学颜、梁梦能、徐学谟、曾省吾，许国、陈经邦、王篆，谓大可用。
　　次日，万历照准潘晟、余有丁入阁，其余人的名字贴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并再派太监慰问，就便继续询问身后措置。但张居正已陷入弥留，说不清话了。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溘然长逝，时年58岁。
　　悲风骤起，盛暑寒彻。
　　整个大明的疆土都在抖瑟。
　　万历十分哀伤，下令缀朝一日。第二天，派司礼监张诚主理治丧，万历、两宫、皇后都有赏赐下来。
　　谥号也定了，赐“文忠公”。并赠上柱国衔，荫一子尚宝司丞，赐祭16场。一切可谓备极哀荣。谥号中的“文”，是曾任翰林者的常用谥法；“忠”是特赐，意谓“危身奉上”。这个谥号真是至为贴切。
　　灵柩即将启程归葬时，申时行等上疏请派员护送。万历照准，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七十老母赵太夫人也坐驿车回去。
　　这是嘉靖以来唯一死于任上的首辅，死后仍威仪赫赫。
　　一支浩大的队伍缓缓南行，随行人员共乘坐了70条船，使用船夫马夫等3000余人，船队迤逦十余里。
　　“必然不得生还”，真是一语成谶啊。
　　——江陵青山，此生永无得见！
　　世事轮转如流水。谁也料不到，张居正尸骨未寒，身后就骤起一场又一场是非。
　　历史的走向，开始诡密地转弯。
　　所有的问题都因人事问题而起。张居正生前推荐的人当中，入阁的潘晟，是大有来头的。此人是张居正中进士时的座主，两度出任礼部尚书，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为人庸碌且不廉，两次都是被劾罢职的，此时正在浙江新昌老家闲住。
　　在内阁里安插潘晟，是冯保为应变而走的一步棋。他见张居正不行了，想在内阁预留后路。内阁是他权力地位的一个支撑，不能因张居正的离去，就失去这一面的力量。
　　潘晟入阁，从资望上确实勉强，但冯保极力怂恿病中的张居正向皇上推荐。估计张居正开始亦是犹豫，在临死前两天的半昏迷状态中，才拗不过，考虑到冯保的因素，只得照办。所以，这个推荐显得异常的仓促。
　　冯保是个只有小聪明的人，独自玩大的场面，经常要出败招。张居正的存在使他在万历的头十年安稳如山，权力幻觉让他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今后剩下自己也是一样。
　　这个极不明智的推荐，引发了张居正身后的一场政争，其势头凶猛，最后发展到冯保完全控制不了的地步。
　　张居正死后，将升为首辅的，是现在的次辅张四维，冯保不去拉拢张四维，却要安插一个官声并不好的潘晟做内应，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他还想玩一玩高拱下台的那场戏，打下一个，再提起来一个，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并保证新来者永远感恩戴德。
　　这样想，当然也可以，但所选非人。潘晟哪里能比得上张居正的百分之几？
　　也活该这位潘晟倒霉，按他的资格入阁后要排在申时行的前面，这就一下触犯了两个现任阁臣的利益。
　　张、申两位，既然能进得了阁，政治头脑自然都不一般，立刻看出冯保向内阁安插亲信的用意，两人迅速结成新的同盟。张四维深知申时行以屈居于潘晟之下为耻，便鼓动申一起向言官吹风，要把潘晟这个不要脸的拒之门外。
　　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首先闻风而动，上疏弹劾潘晟秽迹昭彰，不足以委以重任，请皇上收回成命。
　　万历接到奏疏后，有点犯难，考虑到不能元辅刚走就否定其遗疏，便下诏驳回，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但言官是早已准备好的，第二天，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玮、牛惟柄、御史魏允贞、王国等人接连开火，形成了巨大声势，
　　那边潘晟已经离开原籍就道，来上任了。在半路听说消息，知道这批言官的后台一定很硬，便很知趣，连忙按被参的惯例上疏请辞，停在杭州待命。
　　张四维不容他喘息，立刻拟旨：“放之归！”
　　万历拿到拟票，感觉到不大好驳回，只好同意了。
　　潘晟入阁拜相的美梦刚开个头，在杭州就收到“着以新衔致仕”的诏旨。
　　万历这是给了他一点面子，退休待遇提到辅臣级了，但对潘晟来说，则是奇耻大辱——被人当猴耍了一通。天下皆知，颜面何在，只能垂头丧气地折返新昌。
　　历史的大转折，往往在一件微妙小事上发生。这期间的冯保，偶染小疾在家休息，没能在“倒潘”攻势中发挥批红的阻遏作用，因而让张四维的第一招得了手。
　　此战非同小可，如果冯保当时在上班，以他对万历的威慑力，上下其手，完全可能把张四维压下去，使得新内阁从此不敢小瞧他。
　　但首战轻易取胜，张四维他们也就看轻了冯保，以后还会有动作。
　　冯保知道事情结果后，跺脚大骂：“我小恙，遽无我焉？”（《明史》）我刚得了小病，你们眼里马上就没我啦？
　　——这病来得真不是时候。
　　冯保主持内廷10年，深得李太后信任，外面又有张居正罩住，位高权大，让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潘晟入阁失败，实际是一个信号，表明后张居正时代已经开始了，原有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新的、能量很不小的政治集团业已形成。
　　他完全看不到这个迹象，未能调整战略，只是沉浸在欲图报复的仇恨中。
　　掀掉过高拱的人，没把初出茅庐的新首辅放在眼里。冯公公犯了跟高拱当年一样的错误。
　　三个多月后，冯保精心策划的反击开始了。
　　十月十三日，云南道御史杨寅秋发难，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滥权纳贿。两天后，御史曹一夔跟进，在弹劾王国光之外，还烧到了张四维。
　　这个王国光是管干部的，目前追随张四维、申时行，正在悄悄清洗张居正时代的原有队伍。
　　冯保这次采取的策略是，先拣软的打，然后牵出对方主帅。
　　王国光果然被拱倒，由冯保推荐梁梦龙继任吏部尚书。
　　小胜一局。
　　但是有个情况他没有料到——他主持内廷，呼风唤雨，因而也就结怨甚多。内廷里也有要趁机掀翻他的人。
　　此人就是内廷“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就是那个在张居正死前两天代表皇上来看望的那个。
　　密谋几乎是半公开地在进行。
　　另一个老太监张宏得知此事，大为不解——阉竖们从整体上来说，利益都是一致的，为何要自相残杀？他劝告过张鲸：“冯公公是个有骨力的人，留着他多好！”
　　但张鲸是另外一个思路。冯公公当然能干，可我现在就要学冯公公当年的样儿，联络外廷，赶走上司。他让自己的门客乐新声，赶紧把倒冯的风声散布到外廷去。
　　这样，对冯保来说，内外已成两面夹击之势。
　　万历这方面的态度如何呢？
　　他在坐山观虎斗。对冯保以往告他刁状的一箭之仇，他是一定要报的，然而在张居正的影子仍然笼罩朝中的此刻，他不会轻易出手。他只是命亲信太监张诚继续秘密监视冯保。
　　三面是敌！
　　冯保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进攻，而应是退却了。他还有唯一的一道防线——李太后的信任。这时候就应该对外让一让，加紧巩固一下宫里的这个关系，大概还不至于有大危险。
　　但他昏了头，仍想决定人家外臣的去留。小人的心胸就是如此，地位再高也是小格局。
　　他发动了取胜把握不是很大的反击，挑起了最不应该挑起的战火。
　　次辅申时行认定冯保是杨寅秋等人的幕后主使，便对张四维说：“事迫矣！”
　　新内阁的力量实际上还是脆弱的，因而也格外敏感。前哨战让他们很紧张，为了维护刚到手的权力，他们必然不惜殊死一战——以快打慢！
　　两个人商量好，分头去物色言官。
　　十二月初七，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书记官、锦衣卫同知徐爵。
　　十二月初八，又有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直指冯保“当诛十二大罪”。
　　决战，开始得迅雷不及掩耳！
　　江东之首先揭了徐爵的老底，指徐爵是一名以诈骗被充军，后从戍所逃出的逃犯，混到了冯保的门下，成了锦衣卫南镇抚司军官。身为军官，却没有一天到锦衣卫机关去上班，反而是随便出入宫禁，在宫内日夕与冯保密议，不知道要干什么——“为谋叵测”。
　　又揭发吏部尚书梁梦龙以三万两银，托徐爵贿赂冯保，谋得此职。任命下来后，竟然前往徐爵家拜谢——“受命公朝，拜恩私室”。
　　江东之感慨：“清明之世，岂容有此举动”。如此狐假虎威，“人心由之不正，节气渐以堕颓”！
　　此疏名义上指向徐爵，处处又烧到冯保，意在火力试探。
　　万历大概觉得他搬开冯保这座大山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便毫不犹豫，批示将徐爵逮入诏狱审讯，后移交刑部拟斩。
　　徐爵这人，史称“善笔札”，也就是擅长写公文，熟悉公文套路，以前凡是皇上表扬张居正的手敕，实际都是由他拟的，世称“樵野先生”。论大辟（砍头）之后，他给关死在监狱里了。
　　对梁梦龙，万历则暂时没动。但又有人穷追，万历不想再保了，勒令其致仕，回家去算了。
　　徐爵一倒，张四维一派马上就料到，冯保基本上是完了。所以李植的上疏，尤为狠毒，件件指控都是要命的。
　　这里选几个来说。
　　其一，冯保的亲信张大受、徐爵都是逃犯，冯保明知道还收为心腹；
　　其二，徐爵参与批阅奏章，凡重要机密，紧急军情，皇上还没看，徐爵都知道，抢先泄露于外。在宫内窥伺皇上起居，打听圣母动静。听到宫内的戏言亵语，就出去宣扬。人家以为他好大神通，争相攀附，竟致其门庭若市；
　　其三，公主选驸马，入选者是靠贿赂冯保才被顺利选中的；
　　其四，皇上赐给乳母田庄银两，冯保先勒索两千五百两；
　　其五，御用监买来的珠宝，冯保挑选低劣的给皇上用，贵重的尽入私囊。连罚没的赃物他也窃为己有；
　　其六，冯保的房子店铺遍布京师，数不胜数。原籍深州造有私宅，规模之大，可比王府，有房间五千多间；
　　其七、冯保之弟冯佑在太后居所内高声辱骂太监，冯保之侄冯邦宁兄弟在皇帝所选的九嫔之中，挑了两个绝色美女做妾（享受皇上级别待遇）；
　　其八、冯保竟敢僭用皇上才能用的黄帐。
　　奏疏还捎带了一笔，说冯保“密迩辅座，掌握中枢”。就是亲近辅臣，控制外廷。这是明显向已故张太师的威名挑战了。
　　万历拿到奏本后，同样反应很快，马上有批示下来。据说他大喜，连拍膝盖说：“吾待此疏久矣！”（《国榷》）
　　万历此时究竟是何心情，后世史家多有推测。一般都是说冯保对万历管束过严，引起万历反感，必欲除之。这个因素是有，但另一个因素也不可忽视。万历此时已开始亲政，他急于想打破原有政治格局，自己来放手施展一番。张居正未死时，因有李太后钳制，万历不敢做如此想。现在，只要把冯保逐出政治中心，就可如愿以偿。
　　因此对冯保的处置，就很耐人寻味。
　　万历批示，冯保罪恶深重，本该杀头。但念他是先帝托付，效劳日久，姑且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而且还令“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穷人要是犯这罪那就发了）。
　　这个处理的实质，是褫夺权力，算不上什么严惩。后面的那个赏赐就更有意思了。以明代皇帝的吝啬来说，这简直就是慷慨施舍。万历大概以为冯保靠些钱就可以养老了。
　　弹劾冯保的罪状多涉及宫闱事，万历并未反驳，可见是事实。这样的罪，只判了个回南京闲住，如何说得上是严惩？其余冯佑、冯邦宁都革职发回原籍为民，张大受发往南京“净军”司香火，处理得都不是非常重。
　　野史上还提到，即使冯保到了临近败亡的关头，万历对这位严厉的“大伴”仍是心存畏惧。李植的奏疏上来后，冯保正在休假。万历颇为踌躇，不大敢就此下手。张鲸则在一旁添油加醋，建议万历把冯保赶跑算了。
　　万历担忧：“大伴来了怎么办？”
　　张鲸说：“怎么会？”
　　万历半信半疑：“若大伴来了我不管啊。”
　　张鲸说：“既奉了皇爷处分，他怎么还敢来？”
　　于是对冯保的处分就发下去了，冯保果然没敢闹，乖乖地下台了。
　　但是仍有言官嫌处分太轻，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国上疏，又举出冯保“十大罪”，要求比照武宗时处死权阉刘瑾之例，处死冯保。王国的这个奏疏没有太多新的东西，不过是表示穷追而已。
　　万历哪里会接受这建议，见王国没眼力，罚他到南京的衙门待职去了。
　　后又有御史李廷彦继续弹劾冯保，万历恼火了，让他停职反省。
　　因为诸人的奏疏里都提到了冯保敛财的事，万历独对这个很感兴趣，几天后下令抄冯保等人的家。
　　可是，冯保的田产房产变卖后，仅仅折银八万余两，与奏疏揭发的数字差得甚远，万历不禁大失所望。据说，是各犯的家属贿赂了负责查抄的锦衣卫都督同知刘守有，把绝大部分财产都转移走了。不久事发，万历命提督东厂的太监张诚将刘守有贪污的珠宝收回，又干脆把几个贪污分子的家产也全部没收。万历才觉得差不多了。
　　不过，有人估计，冯保诸人还是把大约十之八九的财产都转移出去了。《万历疏钞》里说，冯保抵达南京后，仍带着随从数十人、锱重骡车20辆，俨然一富翁。
　　冯保的命运，非常奇特。他最辉煌的政治生涯，是和张居正的首辅生涯相始终的。他就好像是上天派给张居正的一颗政治伴星。
　　张居正陨落了，他也熄灭了。
　　最后冯保无声无息地死于南京。
　　雪落无声，万物萧杀。京城的千门万户一派沉寂。
　　万历十年的这个腊月，呼啸的寒风有不祥之兆——
　　【身后果然是百年沉冤】
　　冯保的全线崩溃，使张居正的死后名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有三股力量正在蠢蠢欲动：新崛起的政治势力张四维集团；急于显示独立操控政治局面的万历皇帝；以及昔日对张居正的施政方法极为不满的一批官员。
　　为了一扫旧局，开创新天，树立起自己的威望，他们都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打倒张居正。
　　朔风在骤然间卷地而起！
　　十二月十四日，倒张的第一枪打响。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论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大略言其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
　　就在四年前，傅应祯、刘台上的就是类似内容的奏疏。那一次的攻势，是绝望的反抗，攻击者的结局很惨。
　　而今天，天平已向相反方向倾斜。万历欣然接过了这个球。
　　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吾待此疏久矣”的好机会。但是他现在处理政务已较为成熟，没有太任性，而是做了一个非常有策略的答复：“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先定下一个基调，对张太师的评价已经变了！
　　然后，再讲处理办法：“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故贷不究。”——他是老爸给我留的顾命大臣，十年辅佐的功劳总还要念及，人都死了，就宽恕了吧。
　　对于张居正的亲信庞清、冯昕、游七等人，万历没有放过，下令逮入诏狱严刑审讯。
　　这是在比照冯保的处理办法，不同的，就是已经不能把死人打发回家闲住了。
　　不追究，这究竟是不是万历的真心话？
　　显然不是，从“夺情”事件起，万历就知道，张老师在朝中结怨甚多。不是有皇权在压着，反张的浪潮是一天也不可能停的。
　　这样一道圣谕发下去，会不会有言官继续穷究？那是肯定会有的。
　　张太师的势力，人还在，遍布满朝中，下一步就是要把这势力彻底驱散。因此，定了基调就会有人继续炮轰——张居正的阴影，只有在一种比较强烈的舆论下，才能完全扫掉。万历显然有所期待。
　　但是，过去的十年，张居正与万历，在施政方针上，可说是个重合的概念，怎么能够一下子分开。张居正的专横跋扈，不都是万历在背后无条件支持的吗？这一幕，人们大概还没忘，万历也很不好自圆其说。因此，他先在打击范围上筑了一道防火墙——我是不主张追究的。
　　谕旨在最后特别强调：“仍谕大小臣工，其奉公守法，各修职业，以图自效，不必追言往事。”（《明神宗实录》）
　　抽象地否定掉，就算了。
　　但是任何历史的大翻盘，其猛烈、彻底和无理性的程度，都不是按动机括的那个人所能掌握得了的。水出闸门，咆哮如雷，良莠无一得免。
　　四天之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继续“追言往事”，请求将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得罪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等一干人召回复职，刘台等已被冤死的，给予恩恤。言官陈与郊、向日红等亦上疏跟进。
　　先批判，后平反，这是政局反覆的一个规律。
　　万历皇帝这时候感到有点棘手。魔瓶是自己打开的，让魔鬼出来玩玩再回到瓶子里去——既弄坏张居正的名声，又不牵涉其他——看来已经无望。
　　所有被罢了官的这些人，都是你万历爷亲自裁决并下的诏，那时候你没长脑袋吗？
　　他只好先打几下自己的脸。
　　对平反，他同意了，下诏说：“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凡是这奏本上列名的因建言得罪的，俱起用。其余有类似的，吏部都查明报来。”
　　他要争取主动了。
　　平反的事情倒好说，关键是目前还在台上的张派余孽。舆论已造足，冤案已昭雪，跟着来的就是人事大清理。你皇帝不想这么做，言官们也不能放过。只想搬倒一个幽灵张居正，其余的照常，那怎么可能？
　　打倒张居正！据当时的过来人说，这个举动，被大小官员视为一个“奇货”，谁都想来插一手。
　　腊月里，万历住的乾清宫飘起了另一场“雪”，弹劾奏章纷纷扬扬地飞来。
　　这一阶段，有了新特色，是官员们互相弹劾。
　　——你为什么不忏悔？
　　——你才为什么不忏悔？
　　先有山西道御史魏允贞，弹劾张居正时代前后几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说他们是靠拍张的马屁过日子，吏部选官全是张的授意。会推之前名单就已拟好，九卿、科道的会商那全是扯淡，走过场。
　　再有御史张应诏，弹劾刑部尚书殷正茂、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陈瑞曾贿赂过张、冯。这两人的名声本来就不是很好，万历当即勒令致仕。
　　又有御史黄钟揭发湖广巡抚陈省曾重金贿赂张居正，还派遣兵卒数百名守卫江陵张家，每年费银数千两。万历马上将陈省削职为民。
　　张居正的这一系人马，历经了几个月的风雨飘摇，终于被逐一打落。
　　此外几任兵部尚书张学颜、吴兑，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刑部尚书潘季驯、吏部侍郎王篆、蓟永总督戚继光、陕西总督高文等，皆或贬或免。
　　王篆、陈瑞人品不好，被拿掉不足惜。但戚继光、吴兑、潘季驯都是极有才干的人，是天赐大明的一代人杰，竟然因政局转向而跟着垮台，不能不令人扼腕。
　　人事，往往也就是政策的走向。
　　万历新政，随着这批人的离去，无形中已告瓦解。
　　这就是“人亡政息”。
　　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这是皇权专制下的铁律，他在生前是决心有所突破的，哪怕是局部也好。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将丈田结束，在全国强力推广一条鞭法，就是企图形成“不亡”的制度。以朝廷、官府、百姓皆称便的舆论，以国库丰盈的既成事实，来保障考成法与新赋税制度的延续。除此而外，更有何法？
　　可是，他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犯了跟诸葛先生同样的错误。
　　在十年柄政中，自视过高，择人太苛，没有设法物色一两位能力超群、志同道合的后备人选插入内阁，直到最后一刻都还要事必躬亲。
　　他一走，自然“蜀中无大将”。新的内阁，甚至远不如诸葛亮留下的班底——连对前任忠心耿耿都做不到。
　　至于皇帝，就更是完全辜负了张最初的期望，连基本的责任心都没有，败自己的家，犹如劫别人的财。
　　君臣两个积十年之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就为了发泄昔日被压抑的积愤，就为了享受“我也可以使你狼狈”的虚荣，竟任其崩溃。
　　在万历的纵容下，对张居正的攻击还在升级。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及王篆的两个儿子“滥登科第”，说他们的学位是作弊得来的。万历即令将这五个小子全部革职。
　　首辅张四维此时，却没按这个意思拟票，因为他自己也不干净，他的儿子在科举中也有过猫腻。他怕产生连锁反应，所以提出折衷意见，说张居正的儿子连中高第，肯定是有问题，但达到录取程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也即是说做官的资格还是有的。因此建议不要革职，在翰林院工作的那两个，只需换换单位就行了。王篆的儿子水平如何，谁也不知道，可以复试。
　　万历不接受这建议，坚持要革职。他说，冯、张的罪过是一样的，既然冯保的弟侄都革了职，那么张居正的儿子也不能例外。
　　按照中国的“墙倒众人推”铁律，到现在，倒张已经形成狂潮。不管是否有利益关系，大家都一齐上。政局显出一种狂欢的色彩。
　　——痛打落水狗啊！
　　这里面，有想撇清的，有想建功的，有想出风头的，有想挟嫌报复的，还有……想“不打白不打”的。
　　昨日之大江南北为张公含泪祈祷，今日之义愤填膺诉权臣斑斑劣迹——这中间，无须进行反省，瞬间变脸。确实没见有什么人忏悔。
　　万历仍在放纵言官拆毁往日的大厦，快感当前，日日有惊喜。他根本没考虑，今后的施政走向与新格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万历十一年三月，在杨四知打响倒张第一枪后的三个月后，万历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
　　昔日本朝第一大臣，在地府里被剥夺成普通老百姓了。
　　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弹冠相庆吧，弟兄们。
　　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
　　声讨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后现代”的荒诞阶段。
　　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
　　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这怎么可能？除非张居正想退休后做古玩生意。
　　有人控诉张居正在归葬途中，五步挖一井，十步盖一庐——信不信由你！
　　大量这样的奏章堆在万历的案头，每一件，都需要有个批示。
　　万历终于发火了。
　　他要开展他自己的新政，不想再看到乱哄哄。
　　为此他接连下诏，说了如下的一番意思：
　　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
　　他终于知道，逞一时之快是没有用的，毫无建设性。大家不过都是在唱道德高调，以泄私愤而已。
　　万历是个执拗的人，不知他后来是否后悔过“倒张”。这个运动，是他自己放弃了一个道德制高点，自己把自己降为曾受坏人蒙蔽的君主，成了在这次运动中唯一不得不做“忏悔”的人。
　　倒张是很痛快，但万历没想到，这无疑是一次自污行为。
　　张居正已经走了，昔日的桎梏已消失，前首辅的身后名声是无害的，何不继续打他的旗号，在原有的政治轨道上推进。必要时也可做大幅度修正，甚至口喊前进而倒行逆施也不妨。这样做，不仅自己昨天正确，今天也正确，又何乐而不为？
　　放弃现成的合法性不用，非要否定与自己脱不开干系的过去，以取得新的合法性，不是多此一举么？
　　过去局面也曾经乱过，但张居正是个镇得住外廷的首辅。君臣俩一唱一合，乱局很快就能弥平。
　　而现在，张四维不具备镇住全局的能力，且还在和皇帝斗心眼，乱糟糟的局面需要万历一个人来对付，不胜其苦。这不是正合了中国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规律了么？
　　在倒张运动中，“三百银火盆”之类是信口开河了，一旦查不到东西，谣言会自消自灭。可是，有一件事，是铁案如山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它被适时翻了出来——
　　这就是“废辽案”！
　　这件案子，在万历六年的时候，刘台在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里就曾提到过一次。那时张居正如日中天，大家也没敢多想什么。
　　这一次，最先翻起这旧账的，是兵科给事中孙玮。他于万历十年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
　　万历看后，只把劳堪罢官了事，并未追究张居正在其中的责任。他大概不想利用一个废掉的藩王做什么文章。
　　到了万历十二年，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字字泣血，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
　　万历仍未同意，只叫法司去查，看已故侍郎洪朝选还有什么遗漏的冤枉没有。
　　所谓废辽案的余波，本来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冷不防却跳出来一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无中生有，诬陷“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
　　还是废辽案，但是攻击角度变了，变成了经济问题。万历有了点兴趣，命湖广抚按核查。
　　[ 此贴被过眼云烟在2007-03-03 1036重新编辑]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看来这问题有所松动，怀恨多年的辽王家属也开始发动了。辽王宪节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从年龄上推测，这个辽王的遗孀年纪不会很大，大约不超过28岁，复仇的勇气确实可嘉。她的奏疏，估计是羊可立之流给出了主意，说到了要害处。
　　只要提到财产，万历眼睛就会放光。
　　一年前倒张运动刚刚发动时，恰逢潞王要结婚，李太后与万历商量筹措费用的问题。万历就曾埋怨。以前官员们只知道给冯、张送钱，财富都跑到他们两家去了。
　　对张居正家的财产，估计万历是有过想法的，不过在政治上已经把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再打人家财产的主意，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好。
　　现在，就有了理由。
　　这次万历有了明确态度，下旨曰：“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开宗明义第一条），其父墓地侵占王坟，掘人坟墓，罪恶深重。你等如何不究治？”然后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这才是实质问题）。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吸取查抄冯保家教训），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圣旨的最后一部分才提到，将废革辽府的情况也要从公勘明（“从公”二字堪可玩味），汇报上来。
　　派去抄家的人，有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到湖广后，会同抚按一起查抄。
　　圣旨一下，天下震惊。一年前免去张居正各职衔的时候，还仅仅是个犯了错误的官，现在，则是拿他当罪人看了。
　　昨日热泪涟涟阿谀张公的，现在都缄口无言了——阿谀就这么一钱不值，可惜张公已经看不到了。但朝中仍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逆潮流而动，上疏谏阻。他以当年查抄严嵩家产为例，惟恐查抄会累及当地百姓。当年查抄严嵩，因为嘉靖事先把严氏的家产估计过高，结果抚按抄不出那么多来，怕担包庇的罪名，就在江西株连搜求，抄没的财产多半出自无辜百姓。
　　赵锦是个偏不服从“墙倒众人推”铁律的人，直言张居正不可能有太多财产，说他家有三百银火盆之类，都是由于人心愤恨，言过其实。
　　要是这么兴师动众地下去，“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况且对张居正惩罚如此之重，也没有必要，今后大臣哪个还敢做事？张居正因为平生操切，擅权专职，与名教决裂，惹恼的人太多，可是绝对没有异志。受顾命之后，辅佐皇帝您于幼龄，日夜勤劳，中外安宁，这功劳安能泯灭！
　　说来，赵锦并不是张居正一系的人。相反，在万历初年他看不惯张居正的那套霸道作风，提出过意见。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妄议朝政”，迫使他挂冠而去。
　　现在，他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坎坷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戴上几顶。
　　万历此时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的宦官，万历的狗腿子，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好搏击”，爱弹劾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人马，当年也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曰：“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拂袖而去，老于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国榷》）
　　——是啊，颂歌文章，少几篇也罢，无须日日盈耳了！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曾上疏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弹劾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嘉靖，被打了60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隆庆初年，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进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他，然而“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他虽然强直好搏击，但“其清节为时所称云”（《明史》）。
　　看来，这是个海瑞式的清官，万历派他去，放心，金银财宝不至于流失了。
　　果然，张诚、丘橓受命后，决心甚大。一行人立即驰往荆州，准备要穷搜极治，挖地三尺！
　　丘橓出发前，先派人通知荆州地方官员登录张家名册，一个不能让跑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死人骸骨也被饿狗食尽。
　　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
　　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
　　这个数额，和万历想象的相差天地。哪里能跟当年“严嵩跌倒，嘉靖吃饱”那个程度相比。而且，荆州的财富多为张居正的老爹、兄弟平日搜刮来的，严格来说，并不是张居正所为。
　　三百银火盆乎！何在？
　　这台阶怎么下？
　　丘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底。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
　　张居正长子敬修（原礼部主事）实在熬不过，上吊身亡。临死时写绝命书一封。
　　绝命书也是字字血泪——
　　忆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五月初五，丘侍郎到，初七日提审敬修，其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更有身被刑具，头戴蒙布，死命拷打之苦！
　　敬修受难固不足惜，但非要诬陷先公以二百万两数。先公自任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仅是变卖财产达不到此数，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充数！又要我诬陷寄放在曾大人那里十万两，王大人那里五万两，傅大人那里五万两。
　　丘大人还说：“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丧胆！
　　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来日会审之时，又要罗织锻炼，命运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
　　今被囚禁仓室，风雨萧条，青草蛙鸣，令我不胜悲哀。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死而万古不愧！
　　天哪！人孰不贪生怕死，而敬修遭遇如此，想日后亦必无生路。
　　先公在朝时，有位高招嫌之惧，想去位，又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任，只得以身殉国，不能先机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公论！
　　家中祭祀祖宗的事，给祖母与老母喂粥饭的事，有诸弟在，我死可放心。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看见我家如此情景，有何值得高兴的，为何忍心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道怜悯，今不得已，以死明心。朝露散时，生平已矣，能不悲哉！
　　——这样的血书，真是不忍读，不忍想象。愿中华吾土，永无这样绝望的呼告！
　　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
　　后潘季驯终因说情一事，被李植弹劾，最终革职为民。他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能手，感念恩公的栽培，于人情汹汹之际，能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免去了张家更大的灾难。让人看到，人心里毕竟有一点点暖色！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
　　财产虽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也可尽管拿来用，废辽不废辽的，就是一篇文章罢了。
　　辽王的小老婆眼巴巴地望着，却不知就算是当年张首辅侵夺了您家的财产，如今也不可能返还给您了——宫内急等着要用呢！
　　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这事情实在难以塞天下人之口，辽王财宝在哪里？被侵夺的辽府又在哪里？
　　这被人纠缠了多少年的辽王府，据记载，是建在荆州城北城墙根下，永乐年间开始修建，历代又不断加建，极为豪华，内有著名的藏书楼——“味秘草堂”。荆州府衙的大小官员每逢初一、十五早上，都要到北城墙根下列队，拜谒辽王。
　　这块宝地，岂是20万两银子能拿下的？
　　所谓侵夺辽王财产之事，最初是由李植提出来的，他只是说，张居正侵夺了辽王家的坟地“以窃王气”。这个谣言，还算有一点“原型”，因为万历赐给张居正亡父的太晖山墓地，与辽王的祖坟毗邻。
　　至于羊可立所说侵占辽府田宅事，基本就是瞪着眼睛在胡编。
　　据今人陈礼荣考证，荆州的张宅是在城东。
　　陈先生说，张居正当年为向小皇帝表忠心，也是为在家乡父老面前夸耀，请万历给他新盖的荆州新宅院里一楼一堂题赐额名。万历欣然为他拟写了楼名“捧日”、堂名“纯忠”。
　　推测起来，张居正在老家荆州建的这个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了。在史志《江陵志余?卷五?宫室》中，收有“纯忠堂”的词条，曰：“纯忠堂，在城东，张文忠公敕赐堂也；万历元年，御题楼名‘捧日’，堂名‘纯忠’，御书大字对句一联，云：‘尔唯盐梅，汝作舟楫’（前一句出自《尚书》，意为“你是必不可少的调料”，离开你生活就谈而无味；后一句出自《书经》，意为假如我要过河，“需要你来做船”；也就是说，你是我的好帮手）。事变楼圯，唯堂独存。”最后一句说的“事变”，就是指抄家事件。事变后“捧日楼”被毁，但“纯忠堂”一直到清初都还在。
　　位于张宅内院的捧日楼、纯忠堂既然被明确标注为在荆州城东，那么，荆州张宅的地理方位，无疑就在城东了。与之相印证者，还有本书的“龙山书院”词条称：“龙山书院，在城东，察院前旧射圃（骑射练兵场）也，嘉靖三年置。张江陵建第，取土于此，事变宅废，书院之基，即捧日楼台也。”
　　这本地方史志《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里面将张居正荆州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可证张宅的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当年，荆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这事，但谁敢说话？
　　有人问我：是先买票还是先上船。我说，当然先上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能力买票…如果先买了票，我想我大概会在不经意间不小心丢掉。掉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所以我只是一个人孤单的上船也许在某个醒悟了不再孤单的夜晚，用最后一点零钱买下一张破旧不堪的票。
　　抄就抄了，打击坏人怎么做都有理。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
　　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
　　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
　　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
　　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一向温和，也不得不提出异议。一来是兔死狐悲，二来他怕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于是劝阻万历：张居正的罪状，就这么多了，于法已无可再加。至于复辽，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因为“修废第于民穷财尽之时，复废国于宗多禄少之日，举朝无一人以为宜者”。
　　我的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
　　在明代，因为国家养活宗室的负担太重，所以只要哪个藩王没有子嗣，人一死立即就废封除国——能省点儿就省点儿。
　　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不言语了，想了想，憋出一句来：“内阁说得对。”
　　此事就此搁置，到头来以一道“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食”的御批，把那不屈不挠的废王妃给打发了。徽王，是在嘉靖年间被废为庶民的，朝廷对他的原配一直还给一点赡养。辽王妃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仇是报了，可昔日辉煌未能重拾，只弄到了一份不错的赡养而已。
　　朝廷上演戏，不是所有的角色都能得到恩赏的。
　　真正受益的，是言官里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因为咬得最狠，把张居正当成逆臣贼子来咬，因而甚得万历垂青。皇帝给吏部下了个指示，说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们做副部长。
　　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连升六级，各得正四品少卿职。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乌纱顶。
　　其中，以李植尤为无耻，他曾经“数为人言：‘至尊（皇上）呼我为儿。’”——若呼你为孙，岂不要乐颠馅儿乎！
　　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赐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后张诚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威风堪比当日冯保。
　　张四维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丁忧，回家去了，到万历十三年十月病故。这一段时间，正是查抄张居正家产的时候，他不在朝中，躲过了一场尴尬。
　　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目睹张居正身后的惨祸，刻骨铭心，此后凡一切事务，均施行“宽政”。
　　“废辽案”至此，尘埃落下。
　　万历十二年八月，对张居正的最终判决出来了。都察院按万历的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给张居正做了定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同时下令，张居正的罪状，要在各省张榜公告。
　　——此时，距张居正病榻瞑目，仅仅两年多。
　　闻道长安如弈棋，但这终局……未免太残酷。
　　为国任事，结局尔尔！
　　昨为“肱股良辅”，今为“谋国不忠”，世事翻覆何如儿戏？
　　他只管把自己的江山拆尽、家底败光，但是——
　　问只问：天公为何憎良人？为何？为何！
　　天不佑大明，夫复何言！
　　后世史家在论及万历对张居正的“寡恩”时，都有不平之气。对他“寡恩”的根源做了种种分析，大略有任性说，有报复说，有立威说，有心理情结说，有性格缺陷说，有阶级本质说，也有实用主义说。
　　我只能讲，万历的这种性格乖谬，也许来自朱家皇帝的遗传，无可理喻。无论用什么来解释，都让人觉得，他不至于非要对一个已故功臣下如此辣手。
　　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我以为，唯一可以勉强解释得通的，就是万历要以这种酷烈手段，为皇权张本，裁抑权臣。后世有人曾说，明朝只有两个人可称“真宰相”，一为严嵩，一为张居正。但当今也有人指出，能操控全局、决定国策的，唯张居正一人而已。
　　明初李善长、胡惟庸，不过仅仅专恣自用、广树朋党，就被朱元璋诬以谋反罪族诛。而张居正则是在十年柄政中，完全代行了皇权，成了真正的“无冕皇帝”。他忠心事君，操劳十年，使老大帝国重见雄风。但无论如何，是大大地触犯了皇权体制——这一杯羹，寡人可与王振、刘瑾这样的家奴分享，却不能容得一个有作为的权臣染指。万历只不过学了他的老祖宗，以非常手段摧毁权臣根基，让千秋万代的大臣不敢再做此念。
　　如此而已！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慈圣太后（李太后）。但是，其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她对张居正的人品、才干及忠诚，应是十分信任的。万历的前十年，是她与小皇帝“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她却毅然将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不能不说是独具眼光。
　　但张居正死后，她却容忍了万历进行这场毫无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听信了万历的话，贪图张家的一点点钱财。
　　但我以为，还是“实用主义说”才能合理解释她的这种沉默。
　　张居正生前不会对皇帝位置构成威胁，她是坚信不移的。那么死后，世间是否还有张居正，她没有把握。因此，借张居正身后名声的败亡，儆示将来可能觊觎皇权的大臣，亦无不可。
　　但是，这种鼠目寸光，这种卑鄙手段，很快就见出其负面效果——简直是天报应！
　　一个大国之兴，须百年以上的震荡与血浸；
　　而一个大国之亡，只短短十几年间就可成为定数。
　　一位大国的执政者，他尽可以尚气任性，予取予夺，甚至视民生若无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孙绝逃不过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万历松绑——小皇帝久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在砸烂昔日权威的狂欢之中，帝国刚刚修复的马车，又疯一般向悬崖驰去。
　　一切都反着来吧。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大家一齐来沾光。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吏治上的松弛，固然是皆大欢喜，又有万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面，就是腐败上升。
　　而腐败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酿造！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动“三大征”，平定内乱，援朝抗倭，武功伟业固然辉煌，但总共耗去军费1000余万两，家底已经空了！
　　——“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
　　张居正攒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万历二十四年，万历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税。富商不能承受，破产者十之六七。
　　矿税太监随意差遣呵斥地方官员，搜刮勒索，仅在云南一地就杖毙数千人，数度激起民变。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只要有人活着，钱是搜刮不完的。
　　万历十二年，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
　　他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祸不止，天灾又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书上频频出现“水旱相仍，大饥疫，人死无数”的记录。
　　万历十四年，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万历听不得这个，下诏处孙世祯罚俸。
　　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官员报告，饥民艰难，有以食雁粪、树皮才得以存活的，并将实物及“人相食”图画呈上，企图打动“圣心”。结果是郑贵妃拿出五千两银赈济了一下——以后怎么办，那是百姓自己的事。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忧危疏》，几乎是在哀告了：“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蒿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吕坤《去伪斋集》）
　　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难以掩饰对现实的恐惧：“脂膏已竭，闾井萧然，丧乱可虞，揭竿非远！”（《明史》）
　　草民也是人，总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总要让人家有条活路。
　　国衰而思良相。
　　到万历末年，人们终于哀叹；世间已无张居正！
　　——“父老忆海晏河清之时，士大夫追纲举目张之日，有穆然思、慨然叹者。”（吕坤语）
　　当年因反“夺情”而受杖刑的那个邹元标，在家乡讲学30余年，终与顾宪成、赵南星成为赫赫“东林党三君”之一。天启元年（1621），他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
　　张居正冤案，至此全部平反，距张居正之死已58年。
　　但是——晚了！
　　此时的大明，国势崩坏已日甚一日。内有义军蜂起，外有满州女真进逼；将士不任战，文官照样贪。崇祯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林潞《张江陵论》）。
　　重返清平之世，可得乎？可得乎！
　　次年，崇祯十四年一月，李自成大军攻下洛阳，铺开了问鼎中原的雄图。
　　在洛阳，义军擒住了封地在此的福王。福王常洵是万历帝生前最喜爱的一个皇子，为万历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本想把他立为太子，但受到群臣阻挠未成，于是将他封到富甲天下的洛阳，聊作补偿。之国时，一次赐给福王两万顷良田的税银。万历年间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所掠来的金银也大多是供福王用的。
　　而福王仍嫌不足，又上奏万历，要求把抄没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领盐引一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史?朱常洵传》）。
　　义军进逼洛阳时，致仕后住在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信给福王，劝他捐一些钱粮作军饷，以助守城。
　　福王爱财如命，就是不答应。死到临头，他仍是“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军士皆不愿用命，愤怒高喊：“王府金钱百万，就让我辈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吗？”最终哗变，开城门放义军进入。
　　福王化装缒城逃出，藏在东郊的迎恩寺，次日被逮。吕维祺亦被俘，见到福王，便激励道：“王死生，命也，名义至重，无自辱！”（吴伟业《绥寇纪略》）
　　福王呆看吕一眼，默无一语。
　　李自成见福王是个混吃等死的家伙，下令宰掉了。
　　福王体态肥硕，重300余斤。义军将福王的一身肥肉割下来，与鹿肉一锅炖了，曰“福禄酒”，大犒三军。
　　——若万历地下有知，将如之何？
　　张居正彻底平反4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大军克太原、占宣府。三月十七日，围住北京。城外驻有京军三大营，竟一起反水，反向城里发炮，轰声震地！
　　城中只有老弱京军约四万和太监三千余人守卫，“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十八日，崇祯下诏“亲征”，其实无将可用，阁臣也无计可施，一纸空文而已。
　　在城头上的太监们，到此时还要对守军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士兵均忿极。又无人给守城军士送饭，吃饭须自己下城去买。城头有西洋大炮，虽昼夜发炮，但守军已暗与义军通，火药内不装铅丸，没有杀伤力，如鸣礼炮。
　　三月十八日夜，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义军蜂拥而入，北京城破！
　　十九日凌晨，天已放亮时，崇祯皇帝吊死在内宫后面的“万岁山”。这里，也叫做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
　　大明帝国，亡于这一天。
　　这一天，原本不该到来。
　　经过张居正十年的苦心经营，大明帝国已端然可见复苏气象：民富国强，库藏充盈，吏治严谨，内外修明。
　　这是一个属国遍布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影响力达到东非的政治大国；
　　这是一个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世界白银总量四分之一以上的经济大国：
　　这是一个在“大航海时代”以澳门为枢纽全面介入了世界贸易的商业大国；
　　这是一个在欧洲工业化革命之前就形成了发达工业基地的纺织工业大国；
　　这是一个产生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汤显祖、李贽、徐渭、董其昌等一批科学与文化巨人的文明大国；
　　——它完全有可能迎来一个辉煌的崛起。
　　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恣意妄为，倒行逆施，近30年不理朝政，终致腐败盛行，民不聊生，国势如江河日下……
　　“明亡于万历”，自是千秋公论。
　　满城喧声不忍闻，这一天终于到来。
　　这个时刻，在煤山上能看到的景色，仍是紫禁城肃穆庄严的万千屋脊。
　　若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在帝国辽阔的疆土之外，在遥远的欧洲，近几十年来正在发生一些似乎与帝国无关的事件。
　　800名哥萨克雇佣兵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军，开始了俄罗斯向东扩张的第一步；
　　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了“格里高利历”，即今天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公历”；
　　英国颁布并实施了世界上首部专利法令；
　　尼德兰北方七省经协商，统一为荷兰共和国，成为新崛起的世界“商业王国”，开始海外探险与开拓殖民地；
　　英国击败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开始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其海外殖民地扩张和殖民帝国的创立指日可待；
　　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因信奉哥白尼学说，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
　　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写出乌托邦著作《太阳城》，书中写道：“这是个阳光明媚的美丽地方。在这里，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财富属于每一个人。”
　　而大明帝国的太阳，就在这个时候陨落了……
　　360多年后，当我们读完这一页故事时，可能会有所思。
　　——有所思，那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