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没有情节的故事》主编：季羡林
《没有情节的故事》主编：季羡林

　　目录

　　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我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备受磨难。他们遥远的呼声，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进程的伟大动力之一。
　　《岁月文丛》广泛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描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记录自己探索与思考的佳作，有火有泪，有永不泯灭的良知和对祖国真诚的信念，是史学著作、社会学专著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
　　本卷为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文章专集。所收录的近三十篇文章集亲历性与史料性于一体，涵盖了党政机关、新闻出版界、文艺界、高校等社会领域，从不同的方面真实地展现了那场致使五十五万余人蒙受不白之冤的反右运动，为共和国保留了一段值得永远借鉴与反思的历史。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突然袭击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往事三章
　　命运偶记四题
　　脱胎换骨
　　文人拉车记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二流堂”奇冤大案
　　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萧也牧之死
　　清河农场
　　长夜漫漫
　　在风口上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铁帽压顶
　　九死一生（节录）
　　越是崎岖越坦平
　　风雨沉舟记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为冯雪峰带诬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盛世的灾难
　　回忆母亲丁玲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作者：谭天荣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还我本来面目。
　　为了毛主席钦赐的“学生领袖”的头衔，我可没少吃苦头：在北大荒的草原上，在三余庄的葡萄园里，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饥饿，不是劳累，而是这一头衔的重负。“同学们”一起干活，管教干部总朝我喊：“谭天荣快干！别磨蹭！”身边的“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别跟我们一起干。有了你，‘队长'老盯着，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
　　在我面前，连最孱头的小瘪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找不知怎么冒犯了一位小“拉兹”，他对我挥着拳头：“你是个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这孩子的智商未必很高，但他对管教干部的倾向性的判断却准确无误。
　　在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记得有位农民受了委屈时曾这样提出抗议：“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当我是谭天荣吗？告诉你，我不姓‘右'！”农民就这样在实践中贯彻“阶级斗争是个纲”这一最高指示。
　　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地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然而，今天我还是下决心将我这些年当“学生领袖”的经历写下来。
　　说起右派，你或许会想起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想起电影《牧马人》中的许灵均，或者想起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那个“找”。他们那些动人的故事，你或许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是学生中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你自然期待在这里看到更精彩的故事。很遗憾，我不得不使你失望，因为我在大墙内的经历一点也不精彩。
　　诚然，有一点我和罗群们是一样的，那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劳动。但是劳动和劳动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如赶车、牧马、看水等等，在大墙内则是高人一等的劳动，如果说从事大田劳动的普通劳改犯是大墙内的平民，那么，他们就是大墙内的贵族，正是这些贵族成为“大墙文学”的宠儿。
　　大墙文学的作家们偏爱写贵族，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写小说离不开爱情，在大墙内，只有从事高人一等的劳动，才有机会接触异性，才会有动人的爱情故事。有了爱情故事，才会有家庭故事，受苦受难的妻子或丈夫，在歧视中长大的孩子，还有写不尽的悲欢离合。但是，对于一个从大学里被揪出来直接送进劳改农场的劳改犯或“教养分子”，年复一年地从事大田劳动，年复一年地春种、夏耕、秋收，再加上冬天挖土方，他“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你要作家为他写些什么呢？糟糕的是，我正是这样一个大墙内的平民。
　　诚然，我也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和罗群们相比，苦难更深重，历程更漫长。但是，这种苦难，这种历程，却并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写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的故事本应从且957年写起，但早在1956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为我的一生定下了基调。
　　当时我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在自办的墙报上讨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被戏称为三个“学派”，其中的一个“学派”就是我。不久，大家对这一问题厌倦了，我却继续钻牛角尖。以后的半年，大约是从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我的智力活动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我都不曾经历过。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常常要用一整天，才好不容易地把它们写在纸上。不久我得出结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并不违背因果律，它描写了一个特定的波动过程。
　　为了理解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先要考察波动过程的“时间反演”（即与原过程的时间顺序相反的过程）。比方说，将一块石头扔在水里，水面激起一个圆形的波纹，向外扩散。如果把这一过程拍成电影，然后倒过来放映，银幕上的过程就由一个提早解来描写。
　　人们说：“银幕上的过程将是石头还没有下水就有了向外发散的波纹，这是违背因果律的。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我们应该在解波动方程时放弃提早解。”
　　然而，银幕上的过程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先出现在银幕上的镜头是一个圆形的波纹向里会聚，当波纹会聚到中心时，一块石头从水中冒出，从此水面静止下来。诚然，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过程，但它并不违背因果律。当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时，发现了一个使自己大吃一惊的事实。
　　20世纪物理学的主流是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的领袖叫玻尔，玻尔在1913年刚一出山就以“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著名论断威震物理学界。这一论断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其原始依据就是：“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相矛盾。”而我却发现这一原始依据不成立，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并不矛盾。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我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发现对我多么不合时宜。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北大开始了“大鸣大放”，我自然地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加了“帮助党整风”。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因此而“劳动”了二十二年。
　　我于1958年11月被收容“劳动教养”，1969年11月因“战备疏散”遣送回老家，一共劳动教养了十一年。
　　在劳动教养期间，我的劳动是一流的，夏天搞双抢，冬天打土方，春种秋收，我总在高效榜上名列前茅，遵守纪律也堪称模范，但我还是“反改造分子”。反改造的表现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1959年冬天，我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已经劳动了好几个月。这时，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天好时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抬冻土，打镐；一刮起“烟儿炮”，就在滴水成冰的房子里出不去了。这时队长也不常来管教我们，我想起在北大时曾试图推导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书上的一个公式，后来却因故耽误了，现在反正没事，不妨试试。当时我还有一枝铅笔和一个小本子，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我要推导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线坐标下的表达式”。我尽量用最一般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年以后，也不知谁的一本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科普小册子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公式我都曾推导出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含义下。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
　　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三天。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一钱油，其他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大劳动量加上这样的食品，使我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却很兴奋。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利用分分秒秒努力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心的同学，只在80年代间接地通过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谢他，要不是当年他借书给我，我就不可能学习数理逻辑，从而以后也不可能学习“非标准分析”。这样，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观。
　　就常情来说，利用工余时间学点数学没有什么不好。但管教干部们似乎对知识分子有深仇大恨，对知识本身也深恶痛绝。对于他们，任何自学都是反改造的表现。因此，在劳动教养期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改造分子。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这两本书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但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
　　虽然，马克思所考察的19世纪的欧洲历史离我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但我还是能在马克思的观念世界中走马观花，联系到斯大林问题，联系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如果说1957年我通过物理学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一些小技巧，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与反思，我终于初步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要点。不久，大墙外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对我的“学以致用”，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并显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我还是在这一时期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在该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部分的开头：
　　新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组成部分，它是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初始条件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经过近百年的现代化之后，已经有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在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极为软弱和被动。反之，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改变自己。
　　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该书是用速记写成的，我曾断断续续地把它写成汉字给北师大历史系的陈海诠看，他似乎曾给《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看过，因为赵筠秋曾对人说：“不要小看谭天荣这几年下的工夫，本来他并没有什么真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我们这些人怎么处理，队部早已报了上去，根本与这次运动无关。但我最近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到后来因故取消了。
　　三余庄人分手时恋恋不舍。小流氓们很奇怪：这些“老右”怎么那么亲？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惊喜地发现，农民没有管教干部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有了这点自由，我又回到了量子力学。
　　我手头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我靠回忆把过去学过的东西整理出来，从傅里叶变换到张量分析，从泡利矩阵到狄拉克波动方程。
　　在1956年，我只发现“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论断的各种论据不成立，还没有来得及用经典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量子现象。在家乡种地时，这一任务就自然地摆在我的面前。现在回想起来，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听使唤了。在家务农虽然也有种种不利条件，但我还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对量子现象的理解。
　　1978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同年冬天，落实政策，我被分派到湘潭师院（当时还是师专）任教。
　　刚进学校，我被召进办公室，一位头头拿着一张课表问我能教什么深。我眼睛朝课表一扫：高等数学、数理方法、电工原理、理论力学、统计力学、力学、热学、电磁学……我用50年代的习惯语回答他：
　　“我服从分配，让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逗得在座的哄堂大笑。我心里想：“甭笑，别看我不会说话，干活可不含糊！”
　　我教了一年高等数学，以后就一直教统计力学，像在农场对待农活一样，我对教学一丝不苟，每教一遍，都重写教案。除此之外，我还有点时间继续钻研量子力学。
　　1980年我在长沙参加了一次量子力学会议，但没有获得允许发言。这给我当头一棒，我想，量子力学或许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不妨先从一些小问题着手。
　　1982年起，有人在新创办的杂志《大学物理》上讨论电动力学的“通量法则”问题，其中也刊登了我的两篇小文章，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是在小问题上，我与学术界也没有共同语言。
　　在统计力学的教学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系统理论与准热力学方法计算压强涨落得出不同的结果，前人为此伤透了脑筋，我在备课过程中无意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系统理论的微观压强表达式与相变量的选择有关，只要合理地选择，就能得到与准热力学方法一致的结果，这就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以为这一工作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结果还是大失所望。我向《物理学报》投稿，稿退了回来，还附上了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它们不仅同样地令人啼笑皆非，而且还彼此矛盾。
　　最近，我把该稿投向欧洲一个叫“Physica”的杂志，稿退了回来，退稿意见倒是明白无误：“过去分子运动论中已经有了微观压强的正确表达式。”见鬼，我说的是系统理论，与分子运动论的公式有何相干？我第一次对洋权威也失望了。
　　我在湘潭师院做的另一工作是关于无线电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
　　所谓传输理论就是一个信号变换装置，它对每一个输入信号给出一个响应，电话就是一个传输系统，对话筒说话就是“信号输入”，另一端传出声音就是“响应”。不言而喻，只有先有信号输人才能有响应，可是理论却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信号还没有输入系统就有了相应的响应，这就是“提早响应”。
　　提早响应违背因果律，因此不可能实现，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提早响应。
　　前人的回答是：原因在于传输系统的特性是理想化的，按照这种理解，不产生提早响应的传输特性满足一定条件——因果条件，只有这样的特性才是可以实现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回答也像前人对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的回答一样，是不能接受的。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实证科学的规律比较起来，因果律是更高一层次的规律，满足实证科学规律的过程就一定满足因果律，可是在这两个问题中，前人却把因果律当做一个独立的条件与实证科学的规律相并列，在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中，因果律给出的条件是“放弃提早解”；在提早响应问题中，因果律则给出“因果条件”。
　　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考虑后，我发现问题在于傅里叶分析中的δ-函数的一种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质只有用非标准分析才能表达，这一问题的副产品是为非标准分析的应用找到了一个实例，一个标准分析不能胜任而非标准分析却能解决问题的实例。
　　这一段时间我还写了长短不同的多篇文章，投到几个数学杂志，却都如石沉大海，数学杂志既没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没有退稿意见。
　　1979年，我和一位北大女同学李雪琴结婚了，她已有两个男孩。我们重逢时，她已离婚一年多，我和她结婚的动机很简单，她也是学物理的，业务上能助我一臂之力。至于爱情，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我像候鸟一样，把时间都用在飞行上了。”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一个女人，又要当妻子，又要当母亲，更有甚者，她还要当右派哩！她有多少时间学习业务？居里夫人只有一个，再说，人家是什么条件？如果居里夫人为了买一斤鱼要排一个小时队，她能得诺贝尔奖才怪哩！
　　如果说我对她的不满是她荒废了业务，那么她对我的不满就是：“不顾家，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继父和女婿的责任。”她说得有理，看来，物理学和妻子对我来说有如熊掌和鱼，丁是我们离婚了。对我来说这是“舍鱼而取熊掌也”。
　　1986年底，我调入青岛大学任教，主要教数理方法，直到今天。
　　我写了两本小书，第一本是《哥本哈根迷误》，七万字，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二本是《揭开EPR关联之谜》，十四万字，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即将付印。第一本书阐述我对量子力学的一般观点，第二本书则着重考察贝尔不等式。最近我写了一篇题为《为爱因斯坦翻案》的通俗文章，用我认为人们能接受的语言阐述了我对世纪之争的看法。
　　对于我的历史使命，这两本小书的出版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还将继续写书，不管能不能出版。
　　有人曾对我说：“其他右派改正以后，都在报刊上亮了相，惟独没有谭天荣的消息，你似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在这里，我向每一个关心我的人致意，读到这里，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这些年干了些什么和今后还想干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作者：李之琏

　　在50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小集团”，当时曾经大肆宣传，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案子在1955年至1957年间有过三次大的起落，即：批判、定性——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加温、加码、再定性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作为处理这个案子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责任将内情公之于众，留之后世，吸取教训。为什么批判丁、陈？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
　　我是1954年门月由中央组织部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任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三位秘书长（胡绳、熊复、石西民）先后调走，我改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为什么要批判了、陈，当初我并不清楚。我同丁玲过去只有一面之识，同陈企霞则从未见过面。他们在文艺界的活动情况和影响我也不了解。机关工作繁忙，我未能去参加对丁、陈的批判会。不过我陆续听到一些反映，由此产生了许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什么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呢？众所周知，肃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这不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吗？想法之工：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人们对她虽有种种议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并多次被派出国访问。这说明从延安整风以来，她在创作上工作上可以说大有建树，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为什么作协党组要这样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扬长时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丁玲的情况，无论是长处还是弱点，都是了解的。对丁玲的作品，周扬曾誉为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农民的。他还称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优秀的作品”。不料，时隔一年多，却由他主持批判这个曾被他颂扬为创作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因为什么呢？
　　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报告中说：批判丁玲旨在“整顿文艺队伍”，“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
　　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报告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并说在周扬“帮助丁玲准备检讨发言稿时……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对丁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并作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
　　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第一，“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的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第二，开除党员的党籍不应由党组作出决定。党章上并没有规定党组有这种职权，而应该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去办，允许本人有申述的机会，不应该把人关起来后，不让本人知道就宣布开除其党籍。
　　但当时我对丁玲、陈企霞的情况并不了解，又是在这样的场合讨论，我当然尤法多说什么意见。但是，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所属两个党员开除党籍，我应该坚持按组织手续办理。我讲了我的看法，我说：“关于报告中‘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一点，应把‘决定'改为‘建议'。因为所揭发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核查后处理。也避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
　　在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时，陆定一部长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这样通过了。
　　陈企霞、李又然问题的曲折
　　这次中宣部部务会议开过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受命写出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机关党委审批。我和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在肃反运动高潮中，对于在政治上还没有弄清楚的党员急于开除党籍，会对运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部务会同意了，但还应听听多方面的意见，提议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联合起来，共同讨论这个决定。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兼任。他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由他主持五人小组成员和党委成员开联席会议，讨论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李二人党籍的决定。决定中对开除陈企霞党籍的根据有两条：一是他是“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二是他历史上有托派嫌疑。对开除李又然党籍的根据是：他在历史上有托派嫌疑，还说他在思想上腐朽得不成样子等等。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作为托派嫌疑而开除他们的党籍不妥，因嫌疑是不肯定的。如果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那么“小集团”的为首者丁玲尚未处理，先开除陈企霞也不适当。出为在党组的上述报告中对陈企霞反党的事实写得很不具体，“反党小集团”成员本来是三个人。另一人由于承认了错误并站在主持人一边揭发丁玲、陈企霞，领导就不再追究他，而变成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这说明，“反党”或“不反党”完全由主管者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而李又然又并不属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况且这两个人在作协党组的要求下，已由中央肃反五人小组批准实行了“隔离审查”，他们已不能参加任何党的活动，开除只是一个手续问题了。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根据不充分，要他们回去再研究重写。
　　改写的“决定”没有送来。到1955年12月15日，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有“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的党籍”的话，因而开除党籍也就随着对整个报告的批准而成既成事实。
　　接到中央的批示后，陆定一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审理予以否定。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这两个人的党籍如何处理？是释放后立即告知其已被开除，还是另向他们作出交代？由张际春副部长主持讨论后，认为：“丁、陈反党小集团整个案件尚未处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作为其中的问题之一，仍可作为还在处理过程中，不必立即宣布他们已被开除。”
　　陈企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5月24日，由我主持，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的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对他进行“政治迫害”。谈话以后，陈企霞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机关党委。这些材料照例也都印发给各领导和有关同志参阅（包括周扬本人）。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这种谈话，当时机关党委也只是听听，向领导反映反映而已。对反映周扬这样的领导人的任何意见，机关党委均无权处理。
　　但对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这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宣部部务会已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又提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
　　1956年6月28日，由陆定一主持的部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关于陈企霞等问题）今后的做法，确定由张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等继续参加党的生活。
　　会后，张际春为此事向中央总书记作了请示报告。小平同志同意。
　　机关党委为了进一步落实上述决定，又通知“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汇报时由际春同志主持，并吸收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时由苏一萍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根据查对事实的结果，作协党组起草了《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上述查对结果，对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陈企霞同志，主要在他主持《文艺报》工作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在有一段时间内，工作也比较积极，同时由于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文艺报》的工作获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陈企霞同志却因此骄傲自满，因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二、陈企霞同志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他们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草稿）由邵荃麟等送陆定一审阅同意后，找陈企霞谈话征求意见。陈企霞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对丁玲是非的调查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后，作协安排她到颐和园去“闭门思过”。
　　1956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找党，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我与张海受命将通过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她对否定了“自首”一点感到满意，但对结论定为“有变节性行为”不能接受。于是她又写了声明。我们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审批。在我们和丁玲谈她的历史问题后，她要求谈她的（反党）错误。她说：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表示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
　　但我同张海只是代表专门小组和她谈历史问题，没有要我们谈反党错误，我就告诉她：“我们没有这个任务，有意见可以找陆定一、张际春同志去谈。”
　　丁玲表示为难，认为找他们很不容易，于是哭了起来……
　　我说：“你觉得找他们困难，写出意见来交他们看也可以。”
　　专门小组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论报送中央以后，中宣部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专门小组的成员有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林默涵和我共五人，在小组以下建立了工作组，由干部处处长张海负责，刘白羽、杨雨民参加，并抽调中宣部干部处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干部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
　　小组该如何进行工作，在小组内部争论很大。有的同志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定案作出组织处理。我和张海则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的上述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作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
　　这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同意我和张海的意见。他认为，核实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较容易接受。
　　于是张海负责的工作组就根据这种精神，按照作协党组上述报告中揭发的丁玲反党问题的事实，逐项作了调查（有的人由我直接谈话调查），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印发给各有关的人参阅。
　　丁玲本人写了一批申辩材料，提出对她批判的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她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
　　丁玲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给我。丁玲的这些材料同其他调查材料一样，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
　　周扬对于把丁玲写有对他的意见的材料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陆定一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我：“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对周扬这种指责，陆定一并不表示异议；我作为下级，只能看做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只好不再印发给有关同志了。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原先人们以为丁玲问题早已定案，现在又来调查必然还有问题。人们又看到，作为托派嫌疑而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的陈企霞和李又然，也已无条件释放。现在，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又不是以周扬为领导，而是由张际春任组长……这一切变化，在人们的思想中就产生一个疑问：周扬在作协所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正确？……
　　这种情况，同1955年“反胡风”、“批丁、陈”和肃反初期形成的周扬是“绝对权威”已大不相同了。于是，有些人在1955年批判丁玲时作为积极分子揭发问题的，现在被调查时却声明：他过去对丁玲的揭发、批判是某某叫他那样说的，要求更正他过去所讲的情况。于是，我们又一个一个地找人谈话，对证过去的揭发是否属实。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事实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调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调查落实的情况和原来报告所罗列的事实既不相符，就必然牵涉到原来的定性是否正确这一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根据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应该根据落实的问题定性呢？以张际春为首的专门小组不能决定，只好又向中宣部部务会议报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陆定一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陆定一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陆定一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结束后为什么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作这样的报告？……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会上未说明这一点又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归纳起来，使我不得不怀疑周扬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机关党委的同志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次部务会以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做的不足。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最后是依照对陈企霞结论（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但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整风中的变化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
　　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
　　这种情况，引起了陆定一的重视。他认为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既有这么多意见，而这个批判和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拟的“批语”都是作协党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这一问题交回作协党组，再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陆定一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
　　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不承担责任等等。
　　周扬为什么在这时候率先这样表态？从他原来的态度来说，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比他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又有很大的变化。但从组织上来说，“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中央宣传部讨论同意了的，中央批准的；现在作协党组的几位同志这样宣布是否请示了中央？……我对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但对这种做法则有怀疑。于是，我向张际春作了汇报，问他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这种做法。他说：“谁知道怎么搞的哟！他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来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
　　在反右中加码
　　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陆定一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了、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陆定一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陆定一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陆定一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陆定一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陆定一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陆定一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陆定一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中宣部部务会的参加者们，除张际春、周扬、张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了解对丁玲历史审查的经过和实际情况。周扬虽了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过的结论。因此，对陆定一的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但陆定一这样定了，专门小组通过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并一致通过的结论，就此被否定。而这个新结论，并没有向本人宣布。
　　周扬对这种支持，自然很满意。他还不顾事实，在会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协党组整风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对1955年的批判不满，则是替丁玲翻案；而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所鼓动起来的，等等。
　　周扬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颠倒是非。怎能把群众对丁、陈问题处理的不满说成是机关党委挑起来的？周扬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表示歉意，这时却又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问他：“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哪是你们逼的！”
　　这时，张际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周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你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那时按你的意见修改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张际春很气愤，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周扬不再吭气。
　　在担任处理丁玲等问题专门小组组长期间，张际春深感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十分慎重，特别是对于周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的原则是：凡开会，周扬不到不开；讨论问题，周扬不同意不定。对丁玲的历史结论，本来是周扬等坚持，才在结论上加了“有变节性行为”几个字。料不到半年以后他又反悔，并找陆定一出来纠正。这当然是出尔反尔，是无原则的，也是对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张际春很感不平。
　　这次会议后，有些参加会议的处长们认为我太软弱，应争的未争，说我“涵养性大，能忍事”。对他们这种批评我理解。这也正是我的弱点。如果我能像张际春那样揭露周扬，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只是从组织上考虑到我当时的地位，注意了上下级的关系，而没有从政治原则上力争是非，揭露这种无理反复。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的斗争全面开展。中宣部又进一步研究作协党组如何继续讨论丁玲等问题。
　　陆定一首先提出，作协党组讨论丁玲等问题的扩大会议要很快复会。他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担任），并要他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后复会。周扬讲话的内容同6月6日的讲话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陆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表明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周扬的讲话，就给人一种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
　　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是讨论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的讨论会，现在变成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样丁玲在前一段时间趁整风之机追问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于是就把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的一致性等等一系列行为都说成反党活动，并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联系或有相同见解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七人。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7月25日开始，至9月17日结束，周扬在16日的会上讲了话。周扬先说了他一贯忠于党，一贯坚持同反党分子作斗争的光荣事迹，然后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几位著名新老作家，戴上了多种政治帽子……其中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这个讲话，会后加以“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是的，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就这样打了一个句号，周扬成为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二十二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艰辛。
　　拨乱反正总澄清
　　当党从“左”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回顾历史，重新审理千千万万件冤案时，阳光终于照到丁玲、陈企霞头上。河清了，天蓝了，历史终于按事实与了。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198年8月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陈企霞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这样写的：
　　一、关于“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问题。
　　陈企霞在作协召开的总结肃反工作和提意见的会上，以及向中宣部党委和作协党组部分负责同志陈述意见时，确曾讲过一些意见，是针对1955年至1956年作协肃反工作而言，并非攻击肃反运动，不属于右派言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陈虽曾与人谈论过文艺界一些问题（包括丁、陈事件），但不属反党性质。
　　综上所述，陈企霞同志的问题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十级），适当安排工作。
　　同了、陈一起错定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有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人们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工作的。错批、错斗、错划、错定等等都是“左”倾思想的必然产物；也有的人说，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群众一发动起来，必然产生过火的批、过火的斗和过火的处理；还有的人说，过去每次群众运动都规定运动对象的数字，然后分配到各部门去寻找，数字不够就把批判对象升格，拼凑数字，必然造成错误，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一切错误处理的案件造成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左”倾思想往往说不清具体是非。比如，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对错误事实的认定，对处理人的方式方法，对当事人的各种要求等等都是由主持人规定的。这个主持人的思想作风，他对人、对事、对党的政策的态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如何都有重要的关系；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这个主持人如果只是思想认识上“左”，但能听取群众意见，尊重多数，也不致错得出格，黑白不分；这个主持人如果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能够避免夸大和捏造，就能做到防“左”；这个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见，能客观地对人对事，不媚上，不压下，不个人决定一切，也能做到公正处理。
　　往事已矣！但愿我们能从以往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清醒起来，别再干这种既害同志又削弱党的战斗力的蠢事。
　　丁玲等“右派集团”定性后，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运动中，中宣部就集中批判机关党委，把党委在丁、陈等问题上所作的调查核实工作，都认为是对了、陈的包庇。书记、副书记四人也定为“反党集团”，两人定为“右派”，开除党籍，两人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二十年后，1978年11月才彻底平反。详情另文记述。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作者：陈奉孝

　　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湮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搀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饰，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1957年5月19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因为是开饭时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政治性的，后来这些人被打成右派就是必然的了。
　　这张大字报只是一颗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5月20日早晨。19日夜里，北大校园就骚动了，我住的二十八楼许多房间灯都亮着，同学们在热烈地辩论，我一方面参加辩论，一方面不时地到校园里观察动静。我发现校园里一群群同学都在议论这件事，往常第三阅览室挤得满满的，有的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着。第二天大家到大饭厅吃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无不叫好，说张、沈二人是才子。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叫做“五一九”民主运动。
　　当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1956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做肥料就是了。这张大字报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的，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当然，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其论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其论据更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如此，这张大字报却显露了一个青年学生的才华。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两个大右派龙英华和叶予胜。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的，立论之严谨似乎比谭天荣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个大右派：一个是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仲强，贴出大字报，名为《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个是刘奇弟，他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要求为胡风平反（当时谣传胡已死在天津监狱）。这还了得！“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钦定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刘奇弟就是为此而被捕的。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了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铎，控诉人是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同学顾文选。顾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名义上是控诉“三害”，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为胡风招幡和控诉会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的小号里。顾文选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后来他越狱逃到北朝鲜，被引渡回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过这次宣判大会。
　　再就是化学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尤其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的诗贴在了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过这首诗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认为李有点“偏才”。当夜李还用扫帚把蘸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党委有点慌了，开始组织反击，但党委书记毕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张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学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当时各系的党组织继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有点不对头，躲在一边当观潮派，还有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怕影响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也不愿卷进这场运动中去。动员他们给党提意见，他们也不提，但架不住党、团组织一再动员，结果有人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意见，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数力系四年级的李力就是其中一个。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得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这样的右派大量存在。
　　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回声明》，一时成为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此时，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一位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社团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学生，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后，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从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二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相。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象，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真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中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请愿，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X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第五，组织人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介绍北大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我组织的，但我未去，大家让我在家坐阵。去的人是谭天荣、张景中、刘奇弟等人，路费是由我给筹措的。
　　第六，组织人去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许南亭去了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是民建秘书长许汉三的儿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义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开始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但后来一开始反右，我们再去找他们时，他们都回避了，令我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学社为一方，以北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很分散，其中有关于“三害”产生的根源问题，有如何继承五四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的问题，还有应该不应该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问题。当时我参加了并发了言，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等都发了言。团委书记石幼姗，还有其他人也参加了，学生会主席胡启立没有参加，不久他就调到全国学联去了，任全国学联主席。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矢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纸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轻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泄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琨、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所收文章有王国乡的《“五一九”民主运动回顾》、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江文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广场》，1994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1957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1979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哪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通通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我们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并且说我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批判葛佩倚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值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琨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女生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得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党委书记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阵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7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相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我以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两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早些时间写的《年轻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两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两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做“阴谋家”，谭天荣被称做“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过奖”了吧。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红牌校徽，有的戴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作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在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8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后来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交民巷，而是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贺永增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着告诉我的。离大使馆门口大约三十米左右的拐角处，有一棵大槐树，我是爬树翻墙进去的。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他们把我弄出国去，并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带出去，因为外交人员的行李是不检查的。他们笑了，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幼稚！不过他们对我表示很同情，因为当时我的名字已上了报纸，最后他们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用车送了出来，如果我自己单独出来，肯定会被捕的。
　　三次尝试失败，我就决定冒险越境，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钱，我想我可以从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用蜡纸包好系在腰里，准备到了塘沽后，我就找机会下海。
　　9月份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是我惟一的衣服），找刘奇弟借了一件线衣穿上，但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到哪里去，然后找到谭天荣，把我仅剩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因为他那时太困难了，总是吃米饭泡酱油，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我告诉他我要走了。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谭天荣一人，时间是1957年9月16日。
　　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我说，你长尾巴了。一点也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条戴眼镜的人离我不远，我从谭天荣宿舍出来向南校门走去，那人总离我二三十米距离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乘32路车先进了北京动物园，他也进去，我左转右转总也甩不掉他。出动物园乘101无轨我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跟我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点紧张。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去，他大步走。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又跑回了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到了塘沽，下了火车，我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正在我张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把我扭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我：“黑灯瞎火（那天正好断电）你在码头上转来转去打算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为我腰里系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那家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声，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没有电灯，码头上有很多露天仓库，我在那里转悠，他们可能认为我打算偷东西，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大右派！他们立即跟北京市检察院通了电话，用打字机现打的逮捕证，要我签字，我不签。不多会儿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押上车，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我的那条“尾巴”。当夜吉普车飞快地开到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时间大约是半夜两点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我在这一运动中的活动的大致情况。
　　1979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1979年7月到1980年7月整整一年时间，我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张景中、赵清、林树果、叶予胜、张亚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我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羲，他是19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得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于，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无期，六○年越狱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作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在狱中她坚贞不屈，受尽了折磨。1968年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邵，他说他保留了林昭的一缕头发，给她修了一座墓，墓就在苏州。于邵和林昭只是同乡，不像张元勋与林还有一段恋情，他能冒着风险为林昭立墓，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1986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当时我问张锡挣，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的。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是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吃，身上还戴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成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少尉。50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在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向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自己的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被判刑有些想不通，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得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这回可把我饿服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1978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1979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为什么，1973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了林希翎，问她现在哪里。工作人员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又说让她出来吧！就这样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并在官方“拉郎配”下与一名比她小十岁的人结了婚。七八年右派开始改正平反，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了，而不是全错了，林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惟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父亲在法国。她是带着她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临走前她与丈夫离了婚，并给她的丈夫（现在应该说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国籍，是法籍华人自由撰稿人。
　　林去法国后，台湾的海外组织曾多次拉拢她加入，她都拒绝了。林的父亲是亲台湾国民党的，她与她的父亲不和，后来她的父亲去了美国。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曾邀请她去台湾访问过一次并请她发表讲话，当然是希望她讲一些关于大陆共产党的坏话，她不但没讲，反而对台湾的时局进行了抨击。为此回法国时，途经美国遭人暗算，出了车祸，撞断了四条肋骨。以上情况都是九四年她回国与我相见时亲自对我讲的。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九六年刚考上大学便加入了邪教自杀了。她发誓要与邪教周旋到底。
　　林希翎是第一个提出“权大还是法大”向官僚特权挑战的人，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五七年我邀请她到北大百花学社发表演讲时，她讲的主题之一就是关于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应当说明的是，拿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相比，中国的确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了解当年历史情况的人大概都知道，如果以当年打右派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中国人的言论，那么除了幼儿园的孩子和不会说话的哑巴，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恐怕通通都要被打成右派，包括目前那些“老左”们也不能幸免，这绝不是笑谈。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民主的道路恐怕是漫长的，但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凡是真正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应该为此而尽到自己应尽的力量。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一个真正自由、平等、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1998年5月19日

　　突然袭击
　　作者：庞秉琹

　　1957年。
　　我搬到白堆子去住是去年的事。当我搬去后的第三天早晨，要我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办公室，我一进办公室，这位领导就拍案大骂：“你们这帮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行，你们全都回中央美术学院去。”我一时蒙了。我冷静了一下，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么说话？这是什么话？不惜损伤人的自尊心，何况我还是教授兼副院长。而且什么东西都已搬来了，又要大家回中央美术学院去，这样大的事，怎么能信口说出？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又接着说：“没有你们这些人，我们照样可以办成学院。”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听他骂。就是这位领导，在学院尚未建成，尚未抓到他手里时，他的态度非常谦恭。何以前恭后倨，如此变化？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立即乘车去文化部，要求见部长。接见我的是一位姓刘的副部长，他不等我开口就说：“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不在文化部，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去找手工业管理同邓某（副局长）。”他把球一脚踢了回来。我受到这样的待遇非常气愤。
　　1957年1月，学校内部出版的《工艺美术参考资料》刊载了我写的《工艺美术事业中的一些问题》，等于火上加油。
　　我起先是建院筹备会主任，后由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副院长，曾见《人民日报》。可是学校内部开会却宣布，院长即某局长，第一副院长是新调来搞党政工作的，第二副院长是雷圭元，我是第三副院长。我心里虽觉得像有什么问题，但并没说过什么。可是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高等学院会议却指定要院长和我去出席。
　　4月号《美术》发表了我写的《谈当前工艺美术事业中的几个问题》。
　　这年，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又指定要我和张光宇出席旁听。大概就在这个会议之后，民盟开会，突然吴晗给我递了一张条子，上写着：“民盟要办一个杂志《争鸣》，请你写点文章。”我并不认识吴晗，为了礼貌，对他点了点头。也就在这几天以后，文化部召开座谈会，说要“百家争鸣”，我本来不想讲话，可是有人指名要我讲话。我再三推辞，但推不了。
　　我讲了一些如何才能办好我国的工艺美术学院的意见，讲话以后，《人民日报》一位记者说要这篇讲话稿子，我又推辞了几次，他再三说，编辑部一定要。我只好把这次讲话内容整理成稿，标题是：《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交《人民日报》发表了，是5月12日见报的。傅雷看了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写的最好的文章。
　　可就是这篇文章，却成了我一个最大的罪状。傅雷和其他一些同情这篇文章的同志，均受到了批判。
　　我至今想不通的一件事，也一直不能忘怀的是，就在5月12日下午召开国画院成立大会，当我进人会场时，遇到《人民日报》那位记者，他还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决不会有任何问题。”当我在中排坐下时，看到周恩来同志坐在台上，他是不是看见我，我不知道，但他高声叫我的名字，问我来了没有？我心里不安，不敢回答。他第二次又叫着我的名字，问“来了没有？”我只好站起身来说：“来了。”他高声说：“报上发表你的文章，我看过了。”这样，我更加不安。而他接着说：“你为什么不上台来？”我只好上台去。他指着他右首的一个坐位说：“你就坐在这里。”我按他指定的位子坐下了。
　　有关部门一个接一个致祝词。周总理回转头来问我：“你为什么不代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致贺词？”我不好推辞，也说了几句话，但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
　　散会时，周总理特地转过身来和我握手告别。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我回到学校，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把那篇文章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随着，一场风暴开始了。
　　就是这年冬天，民盟突然召开一次会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基本上都去了。中央美术学院王逊等人坐在后排。吴晗主持这个会，但是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开头就拍案大骂：“你们这一帮子都是特务、流氓……”有些人也有类似发言，讲些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去听，因为根本不符合事实。我离开会场，回到宿舍扑在床上哭了！我一生没有这样哭过。母亲死后我扑在她身上哭，因为她能了解我。今天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是污蔑。我想不到有些人竟是这样不讲道理，不重事实。
　　接着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人昧着良心胡捏、胡造，确实使我心寒。
　　在《人民日报》头版用黑体字宣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组织。正碰巧丘堤在医院医心脏病，平时，她不用床头的耳机，这天突然用耳机听新闻，一开始报告的就是这一条消息。从这以后，她的心脏病更加严重了，我已没有自由，不能去医院看她。我的大女儿庞壔是党员，因为我，她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下乡劳动。我的儿子庞均被撤销了党员预备期，患了严重的肝炎，我也无法照顾他。从此我与儿女间好像筑起了一道墙。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更是荒唐到了极点。在我搬到白堆子去不久，中央美术学院王式廓的爱人特地来告诉我，关于我的入党申请，经中央美术学院讨论通过，同意我的入党要求。可是关系转到手工业管理局后，该局个别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以手工业管理局不同意为由，取消了。这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即便入了，到“反右”“错划”时，还不是要开除出党？
　　学院成立后，郑可、张光宇、祝大年、柴扉都加入民盟，民盟也动员我加人，我想，有些人是党员，有些人是盟员，我是一个普通群众，如何能搞好工作？所以，我想，入党的事被取消了，先加入民盟再说。想不到开始整我的却是民盟，后来还给我“留盟察看”的处分。
　　1944年在成都，丁聪多次要我加入民盟，我认为不入民盟一样可以做工作，而且以一个无党派人士做些进步工作更好些。
　　我1957年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与美协常务理事，召开第三届人代会与北京市人民代表会，主要是反右，不出席不行，出席就是去挨骂。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重点是批钱伟长。对我的“批判”，是在北京饭店，我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我是想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我放弃了绘画，我有什么错？有人想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北京市人民代表会对我的“批判”，就算告一段落。
　　在文代会上，也是听挨骂。开了一次小会，撤销了我的职务，也就算完了。
　　有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开万人大会，并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可是这天大雨倾盆，我站在卡车上衣服尽湿，刘健庵同志脱下他的雨衣，为我披在身上，他对我的态度是好的，他是文化部派来负责搞运动的。在全国举行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时，我们的合作也很好。他不是那种“宁左勿右”的人，他不是投机分子，可惜他在反右后不久就死了。
　　学校调来了一些人，天天对我开斗争会，拍桌子骂，又说不出个道理来。这样过了几天后，我说：“这种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还不如让我自己写材料。”大概刘健庵同意这个意见，所以这样的斗争会不开了。有一天，在校门口遇见王子诚，他说：“你教教书还是可以的。”我就记得他这句话。
　　接着，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千人大会，有些人上台“揭发”，有些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最后是夏衍总结，他说：“庞薰琹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我个人同意他的说法。
　　最后宣布处分决定，撤销我副院长的职务，降两级。
　　匠堤知道后，她对我说：“你今后的生活将很艰难，我不愿连累你。”不久，她就死了。应协和医院之求，对她的心脏进行了病理解剖。她是1958年初死的。
　　从这以后，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理人，不写信，不与任何人来往，过着孤独的生活。我比坐牢房还痛苦，因为坐牢房还有同伴，而我，只有孤独的我！……
　　在我被“批判”之后，就开始揭批“江丰反党集团”，牵扯的人很多。一天，在大会上要我揭发江丰，我说：“他三代工人，他自己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对这样一个老同志，竟然也这样打击，还有真理吗？”我在台上哭了，会也开不下去了。
　　这年大炼钢铁，我宿舍外就有几个小铁炉，把一些好好的铁器铸成了废铁。我把收藏的一些铜佛、铜钱等都卖了，对这些东西，我已经毫无兴趣。至于大种粮食，那就更可笑了。有一天，我去学校，看见办公室里最少也有百来只花盆，我问种的是什么？回答说：粮食。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能生产粮食。
　　更为奇怪的是，宣传大跃进的宣传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竟叫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来画，但是，我还是认真地画了。
　　接着又要我画北京火柴匣上的一套花鸟，真想不到这些设计竟受到国内外欢迎。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被定性的右派分子画的。
　　在反右撤职后，我依然十分怀念学校，惦记学生，还时常半夜里拿了手电筒到新建教室的门外看挂在教室外的学生成绩。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作者：钟敬文

　　反右运动的出现，源于党内的整顿三风。所谓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据我的揣想，党所以提出整顿三风，一方面是察觉到这些有害风气已在滋长，非抑止不可；同时，也是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变引起了警觉和反省。这本来是很值得赞美的举措。特别是把它与不久之前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到鼓舞。但是，似乎当事者没有充分地预先估计到，人民群众竟有那么众多和尖锐的意见，加上当时少数敌对分子乘机反攻，以及个别政治野心家想借此捞一把，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终于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写下了那太不平常的一页！
　　话回到整风前夜的情形。
　　1956年春天，全国文联组织了一个文艺界人士赴西北参观的旅行团，参加者有冯至、朱光潜、孙福熙、常任侠、张恨水等几位先生。我也是团员之一。这个参观团的组织目的，文联领导没有什么说明。我个人以为，是让我们在亲身经历中了解新中国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同时也使原来有些压抑情绪的知识分子舒畅一下精神，或者写作一些歌颂性的新作品吧。我们到过陕西、甘肃两省的一些大小城市，如西安、铜川、延安、兰州、玉门等地，的确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育，得到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感受。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小住的那几天，我如同生活在一种梦幻的世界里，它给我美感，也使我沉思。这些梦境余痕，曾经断片地残留在我后来所写的回忆诗篇里。
　　8月底，我们从兰州回到北京。为了写作和休息，我又在西山碧云寺住了个把月，才回校居住。这时，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了。我听到消息，心中充满了愉悦与希望！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党和政府的确做了不少开拓历史新页的事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党所批评的三风，有的还可能相当严重，而这无疑不利于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现在党党察到它的危害，并且人张旗鼓，加以整顿（特别是采用了“开门整风”的好办法），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我怎能不“踊跃三百”呢？
　　我急忙问一位我比较熟悉的校领导同志，学校的整风工作什么时候展开？将如何安排？他沉默着没有回答。我后来才知道校领导之间对此意见不一致。有的领导认为，整顿三风是全国性的运动，我们学校事实上没有这种现象，所以不一定要进行。我听说后，颇为失望。接着想，整顿三风虽然关系到国运民心，但究竟是党内的事。我作为一个老百姓（尽管平时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又何必那么焦心呢？
　　1957年春，北京社会各界帮助党整风的空气更浓了。许多机关纷纷召开整风座谈会，报刊上争相发表了各种人的指摘和批评意见。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忙于征求和发表这类文章。承它的邀约，我撰写了《破浪前进》的短文。此文在反右斗争中当然成了一大“罪状”。但近年来我偶然翻到它，觉得态度再平和不过了。
　　不久，党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多数党内的各级干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黄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三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脱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党整风的忠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党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的办公室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虽然有人侧重揭发，有人着重分析、批判，但口径是一致的。我的总罪名，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许多平日亲近或者往来的同事、学生，在批判会上，不管是否违心，总得来它几句，否则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分不清敌我，或者对敌人不能划清界限了。
　　批判的内容，自然重点是政治态度，即上面所说的“三反”。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我平日的谈话和近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发言，但是单凭这些素材很难构成“三反”的内容。为了形成有力的“起诉书”，就不兔掐头去尾，附以主观解释，再加上那些预定的、公式性的判决词，我的罪名便无法挣脱了。要知道，这不是法庭，是群众批判会，既无辩护律师，又不容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正。群众的一切批判语言，就是铁的定罪条文。
　　除了政治罪名外，还需有学术罪名的批判。因为我是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呀！为此，颇忙煞那些青年秀才们。因为我在新中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的，就是“豆腐里找鸡骨头”，也不大容易挑剔出所需要的罪证，或者倒会有利于我这个“被告”。他们只能求助于那些“前秦后汉”的著作——即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旧文。校内外图书馆里那些尘封已久的书刊被折腾出来，所搜求的猎物被翻来检去。据我所记得的，我那时被批判的“反动观点”之一，是“文化遗留物”说。其实，大家知道，那是英国文化人类学者E?B?泰勒的著名观点，又为后来的人类学者们所继承和发挥的。不错，在我最初从事民间文学探究的时候曾经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体现在早期的一些论文中。但我在后来的学术工作中已经摒弃了它。这只要看一下我30年代后期，特别是40年代以后的论著就会明白。经过新旧两重天的社会，到了50年代后期还要揪住它，不过是在打“死老虎”罢了。
　　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故纸堆，发表了口头批判和书面论文还写作了专著（《钟敬文反动文艺思想》），在国家一级的书店里发行（那时跟我同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记得还有王瑶同志，虽然他侥幸未被错划为右派）。这样做，还嫌不够彻底，于是又组织了大学本科的优秀同学，大兵团作战，日夜鏖兵，编纂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即进一步批判了我的“谬论”。
　　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北师大，批判（以后还要管制）活动的重点当然也在这里。但是，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就常理说，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上，会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我。何况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加温呢！因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
　　大家知道，批判还不过是揭发、宣告罪状，让群众看清你的真面目，认识你今后的身份；接着来的是管制改造。劳动是改造的主要手段，其他还有写日记、交心等。我一直劳动了好几年。像我这样一向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现在把书案改作劳动场地；把习惯的读书、做文章改作体力操作和交代“黑心”，最初确实很不习惯，也不免有些感到委屈。但是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而且在思想上也的确有些体会，那就是切身领悟到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和他们的社会贡献。后来进入“文化大革命”，被强制劳动的日子更多，劳动强度也更大。这不但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发，身体也因之强健了。所以我想，劳动如果作为教育的手段，善意的、适度地去推行，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至于用做强制的、惩罚的手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管制期间，除了劳动，还要汇报思想，写改造心得等。另一种工作是为其他单位的人（也是罪人吧）写历史材料。在那几年中，我不知道为相识的人写过多少份这类文字，只记得所留的底稿就有厚厚的一大堆。
　　在上述那段时期里，原来的同事、学生，都不敢上门，就是路上碰头，他们也不敢招呼，界限是分明的。但也有另外的情形。一个中文系早年毕业的学生，北京人，每年春节，他都要来问老师身体可好。可见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不是冰山上还有雪莲吗？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被错划的就有八位。其中如黄药眠、穆木天、启功、李长之等都是学界的知名人士。学生中间被错划的，据说达四十余人，多数是比较有头脑的，而且由于他们是无名小卒，所受的处置和因之带来的后果，就比教授们更加严重。他们正当有为之年，却遭到这种不幸，从民族教育、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损失是不易补偿的。且看我个人的情况，从1957年夏到1978年领导正式宣布平反，一共二十多年。这正是智力比较成熟的时期，也是能够为祖国多尽些力量的时期，却因为被“错划”的关系，投闲置散的日子居多。这种损失，又岂仅限于我本身而已？
　　二十余年，这绵长的岁月，我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委实是坎坷的，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也是严重的。但我们是辩证法的信奉者，知道事物的利害往往是两方面的。上面提到的体力劳动给予我的好处，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方面的收获也不算少（当然这种收获里，有的是出自客观之赐，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夹缝中奋斗的结果）。我在此不能不提一提它。正像对那些不幸的灾难的结果，不能完全沉默一样。
　　首先，由于经历种种挫折、打击以及诋毁、排挤等，我对于社会和人类的认识，显然更深刻了。这个时期，半由于被迫、半出于自愿，我反复诵读了马、思大师的一些哲学、历史、社会的论著，因为有了更多的社会、人生经验，这种诵读就能得到比过去更深入的体会。我曾经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整体地、全面地学；就是从马克思的为人、理想、治学方法与态度到他的精彩论著，都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学习。胶柱鼓瑟、寻章摘句的学习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相背离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海洋，我所学到的只是杯水而已。但我希望我所得到的是其精髓，而不是片鳞只爪。
　　这个时期，在学艺上，我虽没有重大收获，但也不是一张白纸。在戴着不光彩的政治帽子的那段时期，我除了奉命与一位同事共同编注了一部《中国近代教育文选》（此稿已完成交卷，但在“文革”中被失落了）之外，我还进行了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开荒工作，先后写了几篇论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等。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但保存着比较丰富的人民口头创作（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而且还记载着许多关于民间文学的观点、言论，乃至于出现过长编成册的典籍（例如《江汉丛谈》）。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工作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我只在它的狭小地带内挥了几锄，但这正是一种奠基性质的工作。
　　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二百种的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所能代替的）。与此同时，那久冷的诗炉，又腾起了煌煌火焰。我先后写作了两三百首诗词。其中的《花甲杂诗》和《晋南草》两组篇幅较长的诗词作品，既是我个人生活经历的反映和情怀的抒发，也是我们这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的部分写真。它至少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意义的。
　　（选自《人世文丛》，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往事三章
　　作者：黄继先

　　吃饭不要钱的日子
　　对于四十岁左右的人来说，恐怕大多不知道在中国农村，还有过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吧？那时候，在我家乡的墙壁上或石崖上，到处都用石灰水写着“敞开肚子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大幅标语，就像现在城市马路边林立的广告牌一样，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我当时是一个已有一年多“派龄”的右派分子，最初在一个乡村小学当班主任，后来因“不服从改造”，被调到区所在地的跳石乡小学教历史。一学期后，又受到降薪下放的处分，下放地点就在学校附近几公里的碾坪村。这就使我有机会享受到学校老师们无法享受的吃饭不要钱的优待。
　　我下去时，吃饭不要钱的规矩大约已在农村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农村粮食开始紧张了，每人每天大约只配了半斤原粮（黄谷），其余是粗粮，以红苕为主。蔬菜也很简单，几乎顿顿都是萝卜、白菜之类的大市菜，淡季时节，就只有吃“老梭边”之类的咸菜了。肉和油极少，每人每月只有十六两秤的一二两。
　　我被下放到一户姓刘的富裕农民家里，户主约五十多岁，大家都叫她刘大娘，是一位精明能干而又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家的院子里有一间公用堂屋，就是生产队的集体饭堂，吃饭钟声一响，生产队的老小社员全集中在堂屋的桌旁，享受免费进餐的“共产”待遇。
　　当时的农村不但提倡“鼓足干劲搞生产”的经济建设，也提倡写诗、作画这样的文化建设。生产队长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有临摹的“天才”，就命令我在刷得雪白的墙壁上天天作画。我根据教书时订的几本儿童刊物，如《红领巾》《儿童时代》等刊出的连环画、民间故事插图，将它们一一用铅笔临摹在墙壁上，然后涂上五颜六色的颜料，看起来花花绿绿的，眼花缭乱，也可蒙混过关，博得很少看过彩图的乡亲们的一笑。天天作画，直到把生产队的所有石灰墙画满为止，这就是我劳动改造的内容。
　　有一天凌晨四点，我睡得正香，忽然听见冬冬的敲门声。当时我是属于“心中有冷病，就怕来敲门”的那一类人物。半夜敲门，吓得我战战兢兢，赶忙披衣起床。开门一看，是房东刘大娘。她什么话也不说，只叫我穿好衣服跟她走。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她的后面，一会儿来到公共食堂，见食堂一角点着一盏小煤油灯，不像开斗争会的样子。再仔细看，见每张餐桌上升起团团雾气，小油灯被雾气包裹着，发出朦朦胧胧的光，像梦境一般。在昏暗的光影下，每一张桌子周围都坐着人，大家稀里呼噜埋头吃着什么。刘大娘指了指一个空位对我说：
　　“坐下吃早饭！各人吃各人的，不要乱说，也不要乱问。吃完饭歇会儿，天一亮就上坡干活——你还是画你的画。今天的事，以后也不准对任何人说！”
　　说完，她走到自己家人的那一桌，也埋头吃了起来。几十人的饭堂除了一片稀里呼噜的吃喝声以外，就听不见其他声音了。这使我觉得仍然像是梦境一般。
　　我坐下抬眼一看，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斗碗白米干饭，一碗青菜和一小碗浑浑浊浊的散发出香味的肉汤。好久没尝过肉和白米干饭的滋味了，扑鼻的香味一下子钻进鼻孔，送入大脑的中枢神经，唾液立即在口中饱和，我也开始大口大口地加入这“稀里呼噜合唱队”……
　　事后我才知道，头天晚上生产队猪场病死了一头猪，约有一百多斤。埋了可惜，几个头头商量后，决定高温消毒——炖汤后分给社员吃，让社员们打一次牙祭。但当地的习惯，打牙祭必须与干白饭配合。于是头头们又作出第二项决议，把秋收后未上账的黄谷拿出一部分连夜加工成大米，按每人一斤米的定量做成干饭，让人们吃个舒服。本来，有人主张不通知我，一来我是外来人，二来我是右派，怕我走漏了风声大家下不了台。后来，刘大娘据理力争，说我虽是外来人，但也是一个“落难的书生”，而巨给生产队画了那么多好看的图画，更何况，这本来就是瞒产私分行为，要说谁不该吃，那就大家都不该吃。接着，生产队支书又提出，上面有政策，对老黄这种人要思想上从严，生活上一视同仁。这才全票通过让我入席就餐。
　　我听后十分感动，但想到我是有工资的人，不应该享受吃饭不要钱的待遇，便向生产队提出交伙食费的问题。当时部分干部认为，交不交费都没关系，因为我在生产队干活也没收工钱，而且顿顿吃红苕稀饭，收了钱对不起人。但学校有人认为，不交钱不合理，难道右派分子比人民教师更优待吗？几经讨论，最后反映到公社才决定我每月交伙食费四元（在学校是交六元），作为生产队伙食团买盐巴之用。以后，每次生产队私分都“正大光明”地给我留下一份，使我对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在写改造总结时，不能照抄上述例子。
　　收粪大军与抒情西施
　　60年代，我在一家农场种蔬菜。
　　种菜需要肥料，但当时的化肥极少，农场种菜主要靠两只五六十吨的肥料船去市里运人粪尿解决。当时重庆市有个肥料公司，有好几百工人和数十辆粪车。每天清晨和黄昏是他们的工作时间，他们将各街道公共厕所的粪便一担一担挑到粪车里，再将粪车拉到河边粪池，然后用长方形的木槽一个接一个地接连倒在河边的肥料船上。需要肥料的很多，除了国营农场以外，还有沿江两岸的蔬菜基地。大概是当时吃得少也拉得少的原因吧，肥料也和粮食一样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我们的肥料船要在城里等上十天半月才能运到一船大粪，再加上等拖船或其他原因，有时一个月才能运回一船，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面貌，农场决定自己组织一支运肥大军去城里“打游击”，与肥料公司的“正规军”抗衡。
　　农场在解放西路103号重庆日报社的斜对面租了一幢房子，从四类分子中挑选了三十四个思想问题不大、身体健康的中青年摘帽右派，派往那里作专业队员，像肥料公司工人那样去大街小巷收集老太太、大嫂子提出来倒的尿罐子。开初，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上班时间比肥料公司长，但效率却低得多。后来，场领导开了动员会，强调运肥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衡量思想改造好坏的标准，不完成好不行。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大家把全身心都投人这一倒罐子的政治任务中，场领导经郑重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每担一担大粪上船，可得到二两粮票和七分钱的奖励。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大胆的创举。这样一来，果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一个月下来，产量比上月翻了一番，一般人都可得到四五十斤粮票（高出农场工人定量一倍左右）和十多元钱的奖励，多的可得到七八十斤粮票和二十多元钱。
　　我是在专业队成立两三个月后从生活船上调过去的。尽管去前已下定决心抛弃臭知识分子的“面子”，但第一次挑着粪桶走在大街上时，还是喊不出“倒罐子”三个字。但不喊又不行，总不能担着粪桶在街上散步呀。后来只好把心一横，把草帽压下来遮住半边脸，憋足气，总算喊出了第一声。只可惜声音太小，像蚊子哼哼一般，除了自己，没有谁听得见。转了好几条大街，桶内只倒了两三罐的粪尿，加上涮罐子的水，总共才小半桶，担起走路时粪水在桶内了东作响，荡来荡去，一不小心粪水就溅到身上、脸上。溅在自己脸上擦了就是，溅在行人身上可要挨一顿臭骂。这样一天下来，别人“朝三暮四”担了七担，我早出晚归却只担了四挑，而且最后那一挑只有大半桶就再也没人倒了。我只好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直到警察叫我“快滚下河边去”为止。俗话说，到哪个坡唱哪个歌，这样生活了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的臭知识分子面子才算彻底放了下来，总算适应了挑粪生活。
　　担粪生活虽苦虽累，失去了许多“面子”，可到吃午饭的时候，却是我们最“体面”最得意的时候。楼下临街的一间屋是我们的饭厅。说是饭厅，只不过厨房外有个打饭的窗口而已，饭厅里没有一张饭桌，凳子也只有几个，先来的可以坐着吃，后来的就只好站着吃或蹲着吃了。但是，这决不影响我们“体面”和得意的发挥。当老右们端着一大碗新鲜蔬菜和一个半尺长的馒头在门口的长凳上边吃边侃时，羡煞了过往行人和附近居民。他们一天的口粮加起来也没有我们手中的那个馒头长，何况我们还有一大钵钱也买不到的新鲜蔬菜。于是，一些爱摆龙门阵的大嫂子和小孩子就趁此机会围了过来，有的问长问短，有的巴结讨好，有的赞美“农场的蔬菜好”，有的说“下放干部政策培养了一大批自食其力的人”……当市话剧团上演《雷雨》或《茶花女》之类的剧目时，我们还可以“牺牲”二两粮票和七分钱，提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后，坐在堂堂皇皇的大剧院中。那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点“优越感”，以此来维持心理平衡。
　　挑粪大军中有个十分特殊而又有趣的人物，值得单独一叙。这人姓王，身高一米七八，身体健康，长相特帅，但文化不高，来农场前是县里某小学的校工。此人爱读书也爱写作，加以处在学校这个文化教育的良好环境里，进步很快，曾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小鼓手》的儿童小说，因而后来又幸运地成了语文代课教师。此人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骄傲而好出风头，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右中自然成了对象，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农场成立肥料运输队时，年轻力壮的老王首批申请入伍。肥料队发给每人一挑粪桶和一把粪勺子。为了不至于弄混，农场给每人编了号。但老王却对此不满足，特弄来一些油漆，在自己的粪桶和粪勺上写了“抒情”两个红色的大字，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风格。
　　没想到，这写有“抒情”两字的掏粪工具，后来还给老王带来一系列的好处。首先，它像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广告业一样，起了社会宣传作用。老王很快在南纪门、储奇门一带出了名，不少老奶奶和大姑娘都同情这个能说会道，又能写小说的“下放作家”，每次都把尿罐子放在门口等他，不见“抒情”标志绝不乱倒，连肥料公司的“正规军”也拿他没法。
　　城里人倒罐子有个习惯，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后，过早了看不见，过迟了天已大亮，尿罐里总有一些不雅的东西不愿让人看见。所以，倒罐子的黄金时间大多集中在一小时之内。这就和收罐子的人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一般来说，要从大街小巷中收满一担粪挑到河边的肥料船上，大约需要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在收粪的黄金时间内只能挑两担粪下河。有的倒罐人等不到挑粪人，宁肯多走路把罐子倒进附近的公厕或下水道，这样，我们就无法完成任务，无法拿着长馒头到大街上去啃，无法实现心理平衡。
　　老王不但发挥了“抒情”广告效应，而且率先发明了一个人同时挑两担粪的优选法。具体做法是：出工时一根扁担挂上四个粪桶，前后各两个，然后将其中两个放到巷子里居民集中点，大叫几声“倒罐子”后，挑着另一担空桶迅速离开，到一些零星住户处挨家挨户地收集，待收满八分后再往原来搁桶的地方走，此时原来的空桶已经倒满，他再将这一担挂在扁担上，同时挑着两担粪高声喊着：“看道看道，大粪来了！”飞奔着冲向河边。这样，他就充分地利用了担粪的黄金时间，比别人提高效率一倍以上。一个月下来，他收入的钱、粮都是最高的，自然成了我们的担粪标兵。附近的群众都知道“103”（肥料队的门牌号数，后来成了我们的代号）有个肯出力又会抒情的下放作家，每月可挣到奖励粮一百多斤！
　　当时，有不少老太太给他介绍对象。几个月后，他选中一位城市户口的漂亮姑娘做恋人，常常在工作之后穿上蓝卡其制服，和这位姑娘一起逛街看电影，给老右们增添了不少光彩。我们背地里就称这位姑娘为“抒情西施”。
　　八个月饼
　　那是1961年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家里回农场途中，在县城的一家糖果店门前，看见许多人排着长队在买什么。我赶忙跑到前面去，看见店门口贴着一张“启事”：
　　“凭9月份糕点票每人供应新产品干蔗渣月饼二个……”
　　“怎么样？”我问一个买好月饼挤出队列的年轻人。
　　“不错。个又大……又好吃……”年轻人边吃边说。
　　不等他的话说完，我赶紧跑到队伍的后边，边清钱票边等轮子，并把清好的钱票紧紧地握在手中。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终于轮到我了。当我将钱票递上柜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售货员收了我八个月饼的钱，并将一大包月饼递到我的手中。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感到万分惊喜，我受宠若惊地呆在那里，像电视里的“定格”一样。
　　在当时，每人每月只配有二两糕点票，我一个单身汉，哪能领四个人的定量呢？记得头一年，我三弟回了一趟壁山乡下的老家，回来时说他把旧房子给卖了。我气愤地问他：“钱呢？你卖了多少钱？”他不慌不忙从提包里拿出一盒月饼说：“在城里看见有高价月饼卖，我就将房钱买了这盒月饼。”
　　看，一套房子换一盒月饼，这就是当时月饼的价值！
　　这意外的收获除了带给我惊喜外，还带给我莫名的惊骇，我像一个贪污受贿犯一样感到进退两难。当时我是一个正在农场脱胎换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我怀疑这售货员是观世音菩萨，是上帝派她下凡来测试我的改造成果的，只要我提着月饼前进一步，她就会说我“冒领财物”而告到上帝那里……
　　就这样我一直“定格”了好几分钟，欲舍不肯，欲罢不能，直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地将我推出队列，有人骂我“想买二回呀”，我才悻悻地逃出了人群。
　　在路上，我心里一直怦怦地跳，生怕后边有人追来。走了大约半小时后我才平静下来，打开纸包品尝那新产品的滋味。据说，这月饼的皮是真面粉做的，馅是榨取糖汁后的甘蔗渣经发酵处理而成。但我一连吃了两个，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难以下咽的“渣”味，反倒觉得它很甜，很好吃，比起我记忆中的什么火腿、金钩之类正宗月饼来并不逊色。我计划先吃四个，回农场后不再吃晚饭，留下四个，待以后劳动强度大时作加餐之用。我边走边吃，越吃越想吃，吃完四个后觉得还没有“过瘾”。不知是我当时食欲太盛，或者是这新产品的配方特佳，总之，我调动身体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忍也忍不住，直到把八个月饼吃光为止。这一餐，我吃得十分舒适，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八个甘蔗渣月饼的滋味。

　　命运偶记四题
　　作者：谢日新

　　右派的“诞生”，在以往描写反右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是坏人整好人，如舒芜在《历史需要我们作证》一文中归纳的，“左”氏之徒或品质恶劣的单位领导整正直之士；一是好人整好人，也如舒芜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举的王任叔（巴人）的事例。这后一种似乎更普遍，更典型一些。写好这类题材，对揭露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这样的悲剧，将会更有意义。但是，这两种情况，似乎还不能包括中国所有的右派；至少我认识的几个右派，就既不属于坏人整好人这类，也不属于好人整好人那类。究竟属于哪一类，还请读者读完这篇文章后，认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像有的领导人那样，板起面孔说“当初划你右派是正确的，现在给你改正也是正确的”那样简单化。
　　党员带头带来的右派
　　李君某某，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东江纵队某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加入了志愿军，因带病上前线慰劳战士，荣立过三等功。后来转业到县文化局工作。在文化局工作积极，事事带头，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分子。帮助党整风时，他没提什么意见，相反，出于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报纸上出现的某些对党不满的言论还愤愤然，更别说他会有什么“猖狂进攻”了。再说文化局长就是他的本家叔叔，也谈不上得罪领导。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评一个右派，可是评来评去，总评不出来。因为大家觉得谁都差不多，都够不上右派的标准。但是，上面定的指标却是死的，非完成不可。没办法，他那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他说：“德仔（他的小名），你什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一听，低头一想，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中央说过，这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一当也无所谓；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就带这个头吧。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后来右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有升格为敌我矛盾之势，他才慌起来，但生米已成熟饭，后悔也没用。他的本家叔叔也很内疚，所以以后形势一好转时，就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有一顶帽子他永生永世也摘不掉，这就是“脱帽右派”。
　　抓阄抓来的右派
　　黄君某某，基本群众，某县电影公司的售票员。此君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群众，也不得罪领导，按理说，这种人是很难成为右派的。反右开始后，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评来评去，总评不出结果来。这也难怪，一个电影公司只有九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贝的，谁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呢？正为难，有人提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过于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别无妙法，只好抓阄了。于是裁了九张小纸条，一张写个“是”字，其余八张是白纸，然后将纸条捏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之时，黄君战战兢兢，总怕抓到那个“是”字，不敢先抓。后来，当他看到前面几个都抓了白纸，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抓到后，他双手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团，一看，中间赫然一个“是”字。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上厕所带来的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教师。此人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所以刚给学生上课时，学生都瞧不起他。班长喊“起立”后，许多人半站半坐的，屁股不愿离座。他好像没看见似的，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反手往黑板上一画，一个地球就出现了，别人用圆规也画不了那么圆。学生这才大为叹服，觉得人不可貌相。反右开始时，他所在的学校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个已有所属，是初三语文教师，有海外关系，帮助党整风时提了两条很尖锐的意见，尤其是跟校长的关系很不好，校长就内定这语文教师是右派了。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没办法，只好召集全校教师开会讨论。由于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坏习惯，不敢当面得罪人，所以讨论来讨论去，整整一个上午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地理教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膀胱胀得难受，便想上厕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进步，业务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说什么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头上，因此就放心大胆地上厕所方便去了。谁知他刚一走，一个老师灵机一动，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师也立即同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已经当成了右派。事后，他逢人就说，他这右派，是一泡尿带来的。
　　领导干部当右派
　　一般说来，能“有幸”评上右派的，多半是被领导者，但有一般就有特殊，也有领导干部，甚至是一把手被评为右派的。M县卫生局原局长黄某某就是一个。
　　黄某某是中医世家，从他曾祖父起，他家每一代都出一个名中医。在M县的小县城里，提起中医黄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黄某某幼承家训，笃志好学，年轻时又在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念了几年书，喝过不少洋墨水。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能兼收并蓄，以中医的经验参证西医的理论，医术竟有超过乃父乃祖之势。由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的战地医院里抢救了不少伤员，又在火线入了党，所以M县一解放，他便被任命为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来又升任县卫生局局长。
　　反右开始后，十来人的县卫生局机关也分到一个右派指标。县科教办主任在分配指标的会上说明这指标是非完成不可的，不能打任何折扣。要是换了别的领导，随便找一个倒霉蛋报上去就算了，但这个黄局长却有“臭”知识分子的倔强劲，当场就表示异议，说：“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差点和科教办主任顶起牛来。回到卫生局后，也不好发动群众，而是随便召开了一次小会敷衍了事。他想：没有右派，总不能硬抓一个出来吧？后来汇报战果时，教育局、文化局等领导都把右派名单报了上去，他却直截了当地汇报说卫生局没有右派。科教办主任一听，火了，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独独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消极抵触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语定终身，黄局长就被划为右派。
　　以上是四个右派的来历，或者叫“诞生”过程。这四个人，除了最后那个黄局长“文革”时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医霸世家，最后受不了折磨，切开自己的静脉自杀而死外，其余三人都还健在，能为本文所述之事作证。只有这些人对自己何以会成为右派，至今仍莫名其妙。我想，这也难怪，要是能想清楚这小问题，那么，对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的悲剧这个大问题，也许就可以明白大半了。

　　脱胎换骨
　　作者：林希

　　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似被美化了
　　在农场几年，我是最安心于脱胎换骨的典型人物中的一个。白天无论分配我做什么活，我都从来不讨价还价，而且劳动中从来不偷懒，不和任何人交头接耳，不听到哨声不休息，也不像吸烟的人那样，动不动地就站在地头吸一支烟。就是为了偷这一点点懒，许多本来不会吸烟的人也学会吸烟了。因为劳动中你不能把农活停下来，但你可以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吸烟是允许的，而不会吸烟的人则还要干活。我不吸烟，我就是低头干活。
　　口头上说每天劳动八小时，但到了农场，就没有只劳动八小时的日子了，早晨六点起床之后，草草地吃过早饭，人们就争先恐后地下地了。也不是农场有什么要求，就是一个“表现”，劳动态度好，就是进步的表现。我自然不能落后，也就跟着积极改造的人下地了。
　　初来农场时，队长说先要过劳动关，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劳动关是用不着过的，每天劳动有定额，干不完定额，回到班里就要受“帮助”。大家共同干一种活的时候，任何人也不得偷懒，谁不出力气，大家都会看得出来，不等回到班里，就在地头上骂你了。我有自觉，在劳动上总是最卖力气的一个。
　　其实在农场里，最难过的既不是劳动关，也不是生活关，农场里最难过的大关，是争取摘帽关。而为了争取摘帽，每一个右派都使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也使出了全身的本领，更有许多人还要有特殊的“表现”，这样，没有希望摘帽的人，譬如我，就只能看着别人表现了。
　　第一年国庆节，突然宣布给两三个右派摘帽子，右派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摘帽之后，右派们看到了希望，于是农场里的气氛立即就变样了，每一个人都在暗中努力，要使自己在明年国庆节摘帽。其实我对这几个摘帽的人作过分析，他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他们的摘帽，可能是把他们整错了，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背景，赶个机会，就说是摘帽了。这种机会对于我是不存在的，别人只是右派，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就是全农场的人都摘了帽子，也还是要把我留下，我是永远也休想回到人民队伍中去了。
　　为迎接国庆节前的摘帽，七、八、九三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刻。右派们的种种表现是很精彩的，有的人劳动时拼命地干，烈日下光着大半个身子，突然一声喊叫，就晕倒了，大家跑过去把他救过来，什么话也不说，拾起锄头又接着耪地。情况汇报上去，立即就得到表扬，作为表现，就记在队长的印象中了，摘帽子就是一个条件。更有的人狠狠批判自己，批判自己的父母，找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动不动就往队部交思想材料。自然也有的人检举他人反动言行，于是农场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后来一些反映劳改农场生活的小说，把右派们一个一个写得那样美好，但以我几年农场的生活经历，我觉得在一些小说中，右派们是被美化了。一个人在失去了自尊的时候，那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社会上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农场里只能比社会更露骨，也更残酷。
　　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就是在右派们争先改造立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农场已经任命右派做班长了。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本来只有属于内部矛盾的人才能做班长，譬如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就是京剧团的小武把子。这些人坏得很，许多班长在地里总是向学员们要这要那，他们出工时自己不带烟，想吸烟的时候，就向班里的学员要，有的右派学员投其所好，就“喂”他们烟吸，他们得了这些人的好处，就对这些人格外关照，而不肯给他们烟吸的人，就总被他们汇报。更有的班长向学员们借饭票，借钱，反正就是占右派学员的便宜。这种事，农场自然也就渐渐地知道了，于是农场开始挑选可靠的右派做班长。这些右派班长，把当班长看得非常神圣，不像那些小坏蛋，把班里搞得一塌糊涂。右派班长对于各项要求都非常认真，学习，劳动，都头头是道，把班里的生活搞得非常正规，队部自然也很满意。
　　但是，右派班长却远比那些小坏蛋班长厉害多了。他们有文化，他们能够看出你是真心接受改造，还是表面上接受改造，更能看出你是不是对抗改造，随便一点小事，他们都能分析出立场观点来，所以，在右派班长的管理下，大家都格外小心。
　　有一天，农场改善生活，早晨炸丸子，每人发一个条，拿条去可以买一两粮票的丸子。儿子买回之后，我们新上任的班长给大家做工作，这位班长对大家说，今天早晨农场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浪费了几百斤油。我这个人就是爱多嘴，这时我就在一旁说：“吃到人肚里的东西，怎么能说是浪费呢？”如果这句话被小武把子班长听见，他可能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但右派班长的嗅觉灵敏，他一下就听出立场来了，晚上开会他就点了我的名，说我对抗改造。幸亏队部不想找典型，这样我才免了一场大祸。
　　小武把子当班长，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此外谁爱做什么，他一概不管；但是右派班长却什么都管。我从外面带来了几本书，全都是我最离不开的那些书。小武把子班长看见我看书，还颇有点格外的敬重，但是自从右派班长上任之后，他不允许我看书了。他说读那些书对我的改造不利，他规定学员们只能读马列的书，这一下读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选拔右派当班长的做法是成功的，很快，所有的班长就全换成右派了，这一来连那些小坏蛋们也老实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是内部矛盾，常常不服管教，把他们交给右派班长管理，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老实了。右派班长也不和他们发威，右派班长会找他们谈话，会对他们做工作，会对他们的一言一行做阶级分析，这一下，他们再不敢捣乱了。他们知道只要右派班长到队部一汇报，他们就休想出去了，因为他们和右派不一样，右派进来之后，没有出去的希望。可是他们只要表现好了，就可以出去。有右派班长时时地盯着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听话了。
　　在右派班长的努力下，农场的生活越来越正规，点名、站队、出工、学习、开会，都有点劳改犯的味道了。但也还是有人们觉察不到的暗流在农场里涌动着，生活好像就是这样，阴阳相生相克，农场也是一个大世界，它不可能违背人类社会这个共同的规律。
　　农场里几年生活，使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变得无忧无虑了。几乎每一个右派都愁眉苦脸地生活着，而只有少数几个人却活得极是轻松。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个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之后，完全丧失了自尊，他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也就再感觉不到失望。他不再尊重自己，也不再尊重别人，他对一切都失掉了责任感，变成了一只动物，一只生死由之的动物了。
　　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
　　我从小受的教育，极有礼貌，苟于小节，但到农场之后，我光着膀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走来走去，一点也不觉害羞。我的衣服破得到了不能再穿的地步，但我还是穿着它上工下工，城里的乞丐都要比我穿的体面。我的一顶草帽，连帽顶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每天顶在头上，好歹也能遮些阳光。我喝生水，吃才从地里拔下来的青菜，饭前不洗手，睡前不漱口，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变成什么样子了。而且我还学会了骂街，骂最难听的粗话。
　　还是那些小坏蛋们，他们着我好欺侮，就总是和我过不去，动不动就向我耍威风。最先我总是躲着他们，由他们骂我。有时候他们故意在我的身上寻开心，或者是无意中打一下、踢一脚，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算是在我身上“找乐儿”。但有一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是在他们和我无理取闹的时候，站在农田地里，放下农具，我向他们骂了起来。骂人的话，不外就是那几句罢了，他能骂出口，为什么我就骂不出口？妈妈姐姐地，我就骂起来了，这一骂，真把他们骂傻了，他们没想到我也会开口骂人，今天见我真的也骂起来了，他们反而不敢欺侮我了。
　　就这样，我整整骂了一个下午，就是后来于起活来的时候，我也是一面干活一面骂街，骂得那些小坏蛋们没有一个出来敢答言的。
　　这一骂，骂出了一个朋友，大家叫他大刘。这位朋友四十多岁，自幼参加革命，抗日时打过游击，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建国后没有来得及休整，一个命令下来，又渡江抗美援朝。按道理说，他是一个革命功臣，但不幸却被打成右派，和我一样，被送到农场来了。
　　大刘是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呢？他自己对我说过，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他是积极分子，在一个单位里领导运动，让他主持斗争会，批斗他们单位里的右派。一天，又是开批斗会，大会休息的时候，他去厕所，在厕所里他看没有外人，就对一个人说：“鸣放时不是让大家说话吗？怎么又说人家是右派呢？就是右派，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的呀……”说着，他就从厕所出来了。回到会场一看，会场里的标语改了，改成“右派分子刘某某必须低头认罪”了。原来他在厕所说话的时候，被人偷听去了，立即汇报到最高领导，他因为同情右派，立即就被打成右派了。
　　大刘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降级降职降薪，送到农场改造。但他对于自己的当右派满不在乎，到了农场也是蛮不讲理，稍一不高兴，破口就骂，连上皇帝马场长都不敢惹他，更没有人敢问他是什么东西。就是平时走在农场大院里，他也是骂不绝口。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多少词汇，他骂街的时候，就是一句话：“你有本事，把我枪毙了，枪毙不了我，我就操你妈妈！”农场对他很感头疼，就分配他赶大车，尽量少让他在农场里待。赶大车可以天天到市里去，他可以中午在市里吃包子，晚上故意很晚才回来，大多数时间，他不参加学习。
　　有一天，班里派我出去和大刘拉沙子，大刘赶车，我坐在马车上，一路上大刘就对我说：“好样的，你早就该骂狗操的他们。”大刘继续鼓励着我说，“别怕他们，咱没做那种对不起祖宗的亨，咱也没犯下挨枪毙的罪过。这地方就是欺软怕硬，你越孙子，他越欺侮你。这就叫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只要你豁得出去，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知道为什么建这个农场吗？咱们这些人原先都报过逮捕，或是劳动教养，可是对于这些人查不出历史污点来，逮捕证没法签，这才交给公安局代管，收在了这个农场里。只要你不杀人放火，这个农场也没法送你去监狱。懂吗？这叫隔离，什么叫隔离？你们有学问的人叫软禁。中国没有软禁，就叫隔离，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软禁，就不是硬禁，顶大也不能给你戴铐子，你只管把心放在肚里，你越孙子，他们越欺侮你。上次开会，那个王八蛋队长问你是什么东西，你真不理他，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别看他冲着你挥拳头，他不敢打你，他打了人，他犯错误。他们为什么欺侮你？他们早研究好了，你年纪小，胆小，读书的孩子，没经过世面，拿你开刀，有震动力。从今之后，你就天不怕，地不怕，让他们看出你是豁出去了，破罐破摔了，你也不想好了，你也不想出去了，他们也就不打你的算盘了。”
　　感谢大刘，他向我交了底，原来农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能是看着这些人，他们不能任意处置这些人。他们也不能随便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去，他们也没有权想给谁摘帽子就给谁摘帽子，他们就是奉命在这里看管右派，不能把他们留在城里，也不能治他们的罪，还得吓唬着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你不是刑事犯罪，他们可以把小偷小摸小流氓们送进公安局去受点罪，却不能把右派送到公安局去，右派毕竟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不知道呀，”渐渐地大剂和我关系越来越近了，跟车出去干活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对我说，“从一革命，咱们就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识字的人最可靠。有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时，一定要派一个不识字的人搭伴，连站岗放哨都不能同时派两个知识分子。队伍泄露了机密，先怀疑知识分子里面有没有内奸，打了败仗，也先怀疑是不是这几个知识分子动摇了军心。其实上级也没发文件，也没布置精神，反正就是处处防着知识分子。如今总算把知识分子划出来了，送到农场来，也不怕扎堆儿了，留在外边的知识分子也老实了，可是也不想想，没有知识分子革命能有今天的胜利吗？”大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干部，他对革命有自己直觉的看法。
　　“别以为脱胎换骨这四个字是什么人发明的。”大刘也有一肚子的学问，也只有我才肯听他讲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得脱胎换骨。都是参加革命，我们就不问什么动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先要说明是什么动机。为什么？农民就知道二亩地，革命胜利分二亩地回家种地去了，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他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了，革命胜利只给他二亩地，他不干。所以得先说清楚，你是奔着什么来的，是不是想捞一把。再说，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革到半路上，一个不顺心，走了，农民革命就彻底，绝对走不了。所以，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就必得先脱胎换骨，脱胎换骨到把他原来的那些思想全放弃了，成了一个革命的新人，和革命一心一意了，连半点三心二意也没有了，革命才放心你。可是如今又说是风吹草动，一风吹草动，知识分子又犯老毛病了。让你给党提意见，你就只说好，无论怎么动员，你也是没意见。对你说，一个政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能没有缺点吗？你就说就是没有缺点。对你说，越是给党提意见才越是帮助党，你就说，我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党提优点。明白了吗？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你就揣摸着他爱听什么，说过了头也没错，佛不打烧香磕头的，记住了吗？”
　　大刘是一个农民的后代，自幼参加革命，他对革命竟然有了这样的一番理解，说来也是一种悲剧。据大刘对我说，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的人明明识字，也装做不识字，识字的人就是这样危险，至于像我们读过这么多书的人，那就更时时提防你可能对革命不忠诚了。
　　像我这样的人，与大刘这样的人混在一起，自然是送走了一个个摘帽的同伴，自己一直不能摘帽。时间长了，在农场劳动、生活倒也习惯了。
　　我不像有的人，在农场里潜心地读马列的书，我更读不懂《资本论》；但在农场，我也在思考，虽然我不可能思考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思考革命的未来，但我还是能思考一些肤浅的道理，从反胡风，到反右，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思考这一场一场的运动。
　　（选自《拜谒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萧也牧之死
　　作者：张羽

　　深夜，宁静的夜，安谧的夜。当我的笔尖写下《萧也牧之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久已淡漠的心又一次失去了平静。用不着回忆，也不必找寻记录，只要稍一闭目，十六年前的往事，马上就会涌现眼前。一切都那样清晰，那样真切，那样撕裂人的肺腑，那样震撼人的心弦。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读过的辛克莱笔下的屠场，但丁描写的地狱；仿佛看到黄世仁闯进杨白劳家肆虐；看到从黑非洲押送出来的鹄形垢面的奴隶队伍，而走在这支黑奴队伍最前面的就是作家萧也牧。他就是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情的鞭子驱赶着，走出了北京，走到了河南、安徽、湖北之间的黄湖，一步步走向坟墓，走向死亡，湮没进冤海恨波。
　　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似乎他又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低声絮谈。这张乌木桌面的双人台正是我们俩共用了十多年的办公桌。它原是老开明书店在开国初年从上海运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后，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也从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的任上贬谪调来，从此我俩就合用这张办公桌（其间有段时间，他下放劳动时，黄伊在我对面坐过）。早晨，萧也牧来到办公室，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开始工作。茶水浓得发黑，泡开了的茶叶涨得齐杯高，茶水喝完，茶叶也被嚼烂咽进肚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天下来，烟缸里满是掐灭的烟头。茶和烟是他须臾不可离的嗜好，使他精神饱满地处理一部部稿件。从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到梁斌的《红旗谱》，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到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膝鸿涛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经过他的编纂、加工、修改后出版的。一本本的《红旗飘飘》（这个丛刊的名字就是由他取的）也是从这张桌子上起步走向社会的。《红岩》从约稿到出版也是在这张桌子上走完全程的。
　　若干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处理旧家具时，我出于对故人的感情，对那段经历的怀念，买下了这张乌木桌，从此它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日后若干年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它的两边有着萧也牧的心血，也有我的汗水，同时也记录着彼此的遭遇和创伤。以“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起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展里程中，这张书桌也是它的历史见证之一。
　　萧也牧在这张书桌旁坐下时，正是在对他进行了一场大批判之后。他是刚写完《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后，收敛了创作的锋芒，来这里担任文学编辑的。从他来时的情绪观察，虽然是被迫放下了创作的笔，但对于编辑工作也还是心甘情愿的。他从小和文学结下了姻缘，小学五年级时就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湖洲，长途跋涉，经长沙、武汉到山西临汾，又转移到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艰苦岁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写出了不少记录解放区人民战斗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开国初年，年轻的萧也收怀着满腔热情，进入新解放的城市天津，看到了新生活中某些人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一些人抛弃前妻，另组家庭。他厌恶这些得新忘旧的不正常现象，决心用笔来批评，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显然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文风也是朴实的。真正正视现实、正视生活的人，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但是某些人却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大张挞伐，对它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执笔上阵者多是一些文坛上负有盛名的显要人物，也有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他们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最坏的作品，“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推销廉价的趣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在那个时代，受批判的人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辩论之权。何况是在中央的主要报刊上，以这样大的声势压来，年轻的萧也牧如何抵挡得住？他只好把想通了的和没有想通的统统包揽了下来，认了账，表示要从头学起，认真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从此名扬四海，同时也被迫收敛锋芒、偃旗息鼓，开始了下半生的坎坷历程。作家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
　　在出版社期间，有编辑工作、日常生活中受人欢迎的萧也牧，也有政治运动中受到围攻的萧也牧。那个年代，一阵风，一阵雨。天气晴朗时，大家是革命同志；一旦来了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在办公桌上，萧也牧是编辑工作的能工巧匠。他制定计划，开辟稿源，接待作者，审阅稿件，细致、耐心而又勤快。他为加工《红旗谱》，向一个家住定县的同志并通过她向她外婆调查了当地农村使用的地方语言，在稿件上字斟句酌地修改、补充，一丝不苟；他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原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批注，给作品提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当年在老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平时很少吃饭，常以饼干果腹；大夏天有时还带着暖水袋，灌上热水，捂着胸口，一只手压着暖水袋，一只手改稿。我们一起创办《红旗飘飘》时，他常常抱着暖水袋参加会议，同我们一起研究计划，讨论选题，文排义章，写《编者的话》。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
　　可是一来了运动，萧也牧的处境却是另一番样子了。他在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检讨便成了现成的靶子，加上他平时喜欢谈论轶闻趣事，说长道短，议论横生，嘴巴没有门，因此那些经常在搜寻旁人辫子的人，善于给人上纲上线的人，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小”字就觉得不够味了，从他那篇皇皇大文的检讨上随便找一段，都可以作为再批判的材料。一次，两次，接二连三的检讨，他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检讨专家”。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他都是典型，因为每逢运动，他都怀着虔诚的心，主动检讨，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了。他屡仆屡起，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使用解剖刀，真心地、无情地解剖自己，想把心掏出来亮给人看。但那些有着铁石心肠的人，尤其是个别想打击别人来掩盖自己的隐私的人，总觉得“不过瘾”，还要在他的刀口上撒上一把盐。有一次，有人在萧也牧检讨之后向他提了个挑逗性的问题：“当你被批得无地容身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去香港或旁的地方？”萧也牧老实地回答：“我什么都想过，但我没有条件。”这个人在下次批判会上，迫不及待地给他上纲：“吴小武曾经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多么可怕啊！萧也牧想用触及灵魂的检讨，重新做人，但是事与愿违，他被无情的手推得越来越远了。
　　正当他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精心加工的《红旗谱》开始问世的时候，正当他参与筹划的《红旗飘飘》创刊号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也是在他重新辛勤整理的一部反映老区生活的著作《难忘的岁月》即将出版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派运动。多年来为革命呐喊、为无产阶级烈士和英雄讴歌的萧也牧，由于有着历年被批判的记录和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在工作中的片言只语被搜罗起来无限上纲后，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边的那个“小”字被取掉了，后边还加上了令人战栗的“右派分子”。自然，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才争取到的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也被抹掉了，编辑室副主任被撤职了。在参加革命二十年之后，行年四十的萧也牧，又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痴心的萧也牧被戴上帽子，即将下放劳动的时候，还没有忘却他为之孜孜以求的组稿任务。他听说罗广斌等人在写一部长篇作品，立即草拟了一封约稿信，经批准，发往重庆。信中说：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同志：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你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你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
　　紧紧地握手。
　　（1958年）七月二十二日
　　约稿信表达了他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热情，也反映了他纯真的职业品德。后来，当罗广斌等人来京修改《红岩》时，虽然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正因为这样，当“文革”中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饱受摧残的萧也牧能够愤然而起，为保卫《红岩》大声疾呼，为罗广斌之死伸张正义。这也正是萧也牧的极其可贵的品质。
　　他关心旁人作品的命运，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命运。当他得知姚雪垠排除万难来京修改作品时，他几乎是以钦羡的眼光，密切注意这部历史小说的进展以及它未来的命运。他热情关切并希望王蒙的《青春万岁》能够早日问世。当他得知小说虽已打出清样而仍难以出版，王蒙本人又将被发配新疆的时候，他以自己戴“罪”之身，打消顾虑，从出版社要了车子，同黄伊一起，把王蒙送到火车站，给远行的王蒙以极大的温暖。多年以后，王蒙在向人谈起萧也牧对《青春万岁》的真知灼见，谈起他远戍边疆时刻萧也牧对他的关怀爱护时，肃然尊称萧也牧是“编辑之神”。
　　萧也牧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是他从来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恶习。他有着一颗金子样的心，愿望帮助一切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他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当手里掂量一部来稿时，尽量找出它的优势，希望它成活、出版。他热情帮助当时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培养、启迪、提高他们，关心他们的成长。
　　在接连遭受打击后，他本来微弯的腰弯得更厉害了，他不再高谈阔论了，他的笑声消失了。即使在两年以后，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依然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他想夹着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他变得唯唯诺诺，对有时交给他的明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接受一部不经重写不能出版的作品），他也只好勉力为之。他空有一腔热血，但无献身之处。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希望能让他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下去，希望能把他的知识和力量包括他的一颗美好的心献给人民。
　　就在这样热切的期待中，在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生活中，迎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一开始，萧也牧弄不清这次运动要整什么人，只见出版社满院的墙壁上糊满了大字报，点的名不是王康，就是张羽；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文艺黑线”……这些字眼都使他心里发颤。他噤若寒蝉，真希望有个洞穴能让他躲进去。他害怕历次政治运动，这次运动能够躲过去吗？
　　1967年2月10日，他所尊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竟被整死了。这真是个晴天霹雳。当刘德彬和杨益言来到北京，带给我们罗广斌惨死的噩耗，并希望出版社能给他们正义支持时，我立即赶到萧也牧家里，告诉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惊呆了，好半天没有说话。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施竹筠等人。由于《红岩》的影响和罗广斌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尤其是作为编辑对作者和作品的感情，大家对罗的冤死非常气愤，一致认为应该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当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难免使人产生顾虑。陈斯庸小心地问：“中央现在什么态度？”我就所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重庆造反派诬蔑罗广斌历史上是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中捞稻草；小说《红岩》不是自己写的，是个右派分于写的。我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作为编辑，我们有这个责任。难道人被整死了，还不许人家说话吗？”萧也牧沉吟了一阵，决然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陈斯庸说：“要干就只好拼掉老命了。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也要干到底。”严绍端说：“今天我们在一起开会，那些整人的人要是问起，开什么会？就直告他：为了对付你们！”在会议结束时，萧也牧带着悲愤的心情慨然地说：“既是为真理而战，有了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一批老编辑为保卫《红岩》，为罗广斌雪冤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在北京城，在天津，在上海，在重庆，在有关地区一新人的耳目。他们把真相告诉社会，驳斥一切造谣诽谤。萧也牧弯了的腰又直了起来，他打消顾虑，挺身而出，编辑《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夫人胡蜀兴的申诉、《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由萧也收主持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他在核定这篇稿件时，把青年出版社内语文修养最高的老编辑周振甫、叶至善、罩必陶、金近、陈斯庸、孙培镜等请来，一起字斟句酌，缜密定稿，用最精练的文字、最确凿的论据，澄清诬陷者散布的谣诼。《红岩战报》发行数十万份，远及上海、重庆等地，为民族树正气，为文坛辨是非，狠狠打击了那些造谣诽谤者。萧也牧一生编过很多书，这一次是他为了捍卫人的尊严、顶着狂风暴雨、冒死犯难、短兵相接的一次最勇敢的编辑实践了。
　　时隔不久，江青在1968年“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原来曾想借《红岩》中的江姐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现在舌头一转，《红岩》就成了大毒草。这么一来，社会上反《红岩》、反罗广斌的人顿时气焰嚣张。青年出版社一些人在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一个闷热的夏夜九时，支持过《红岩》和罗广斌的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四人被押到原二编室办公的大房间里，遭到非法审讯。专案组长宣布要追查那次“黑会”（指议论为《红岩》鸣不平的那个会）的内容。从印度归国的爱国华侨严绍端患肺癌开刀不久，受到残酷的折磨。我在另一次深更半夜的单独审讯中，被扭断了左肱骨。
　　只有一百六十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四十个人以种种“罪名”被赶进了“牛鬼蛇神”队伍。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被“横扫”进了这个“黑窝”。军代表根据谋士们的建议，让解放以来挨整最多、挨批时间最长、检讨写得最多的萧也收担任“牛鬼蛇神”队伍的领队。这支以萧也牧为首的特种队伍，活动在北京东城的大街小巷里，在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在后圆恩寺，在东四北大街420号宿舍大院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白菜窑，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为了示范，他做得一本正经，了无差错。他仿佛是罪责最轻的，又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他似乎是检讨最好的，又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好像是一切都交代清楚了，可以从宽了，可以轻松了，但好像又是欠债累累，负担越来越重了。他努力挣扎着，想从深渊中拔出来，但却是越陷越深，无以自拔了。
　　1969年4月初，在“九大”进行期间，北京城内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根据“林副统帅第一号手今”，将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清理出北京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和家属，全部搬家，到豫东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动身之前。青年出版社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被恩准放假回家，收拾行囊，和家人告别，准备随大队出发。萧也牧又有机会和家人团聚了。当他回到家里和老妻见面时，四个儿子围在身旁，他的心情却是十分压抑而忧伤的。专政小组有条规定：受审查人员回到家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每日晨昏两次，仍必须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一向把检讨、请罪当做家常便饭的萧也牧，当着妻儿的面，站在毛主席像前，弯着腰，喃喃地说：“毛主席，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我没有听您的话，没有改造好，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我罪该万死……”妻子李威在一旁忍不住了，劈头问道：“小武，前一次批你不说了，这一次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萧也牧一愣，也惶惑了。真的，仔细想起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在家的几天里，他反复思考，不敢说自己无罪，可又置身在“牛鬼蛇神”队伍里，能说自己没罪吗？有罪，有什么罪？怎样改造？他越想越茫然了。他感到他的眼前是深渊，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向深渊走去。临别的晚上，他对妻子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讲了很多过去从来没对妻子讲过的事。他说：“李威啊李威，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你大体了解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我的母亲十六岁来到我家，生了我们六个孩子。我三岁时，父亲死了，我是由奶妈带大的。后来家里破产了，我出去当学徒，学电工。抗战爆发，我参加了革命。我没有做过坏事，可是我总挨整，还叫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我和老家划清了界线，我只记得养我成人的王妈，她死了，我曾到她坟头去悼念，以后，怕再也去不了啦。你记下我老家的地址，记下王妈老家的地址。她家是在湖州芦墟。你将来有机会去南方，一定到了妈——我叫她生妈，到她墓前代我凭吊，感谢她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我倒霉，也给你带来麻烦，我对不起你。你有机会去阜平抬头弯，去你老家，也代我问候乡亲们。”李威感到突然，有些反感，说：“小武，你怎么啦，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萧也牧沉痛地说：“这次下去，我怕回不来了。我一直想努力改造，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怕要落空了。我的身体伯等不到这一天。对你，我得说真话，不早点说了，将来会遗憾的。”
　　在南行的火车上，萧也牧向我和几个坐在一起的人念了两句诗，是把郭沫若的《归国杂咏》改装后的诗句：“五十一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他转过脸来，又悄悄地对我说，“我小时，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能活到五十三岁。我可能还有两年阳寿。”我不由得心一跳，忙说：“信这个干什么，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看来，他那时已多次想到了死。他意识到前途莫测，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这次南方之行，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4月18日，大队人马开到了黄湖农场。第一个晚上，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我和萧也牧等八个人被分配到里间从南到北由六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通铺上。自右至左排列的次序是：顾均正、张羽、罩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吴小武（萧也牧）、吴家刚。吴家刚是萧也牧的三儿子。因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他同父亲做伴，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跟上挨整的父亲，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和白眼。
　　刚到黄湖时，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换了个农村环境，给受审查的人创造了一种除旧布新、从头做起的气氛。有段时间，萧也牧的情绪也很昂奋、乐观。虽然他担任的“牛鬼蛇神”队伍领班这个并不值得羡慕的角色，这个时候因大家都分散到各班排劳动而无形中被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4月的大别山下，春回大地。干校的水田里，开始了犁田、平地、育秧。几套水牛由农工赶下水田，萧也牧也挽起裤脚，跟着跳下水田，想学习赶牛耕田。他虽然生在南方鱼米之乡，但从未干过水田作业，两手又没力气，摔了好几跤，滚了一身泥巴。他没有泄气，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不久，我们的劳动做了一次分工：我和陈斯庸等人是强劳力，分到大田班；萧也牧、叶至善、罩必陶等人作为弱劳力，被分到牛组放牛。少数人已被“宽大处理”，分散住到“革命群众”的宿舍，萧也牧、陈斯庸、严绍端、李庚、马振、杨永青和我等十多人仍集中住在“牛棚”里。白天，各到各的岗位去劳动，不常见面，晚上才得到各自的消息。不断听人说，萧也牧因身体虚弱，步履蹒跚，连放牛也难胜任。放群牛时，牛撒欢奔驰，他跟不上，常被落下半里之遥，望牛兴叹；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拉不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由于活动范围限制，牛吃不饱，肚子经常是瘪的。为此，萧也牧经常受批评。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也被取消了。这年，“牛棚”里没有一个人能回北京探亲。萧也牧曾想早点“回到人民怀抱”（对“牛鬼蛇神”来说，就是可以回到家人身旁）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当时，一切完全军事化。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某某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一发发“炮弹”落在萧也牧头上。原来同一部门的一个人说：“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另一个接着说：“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现在像打了霜的叶子，全蔫了。给你路，你不走，还有什么希望？你完全是对抗态度。”
　　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有天早上，赶着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都是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破地跑着。待到下工回来，左脚被扭得几乎走不动路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昏昏沉沉，两眼发花。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挨屋走去，却错进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糊糊涂涂地睡着了。谁知这竟是我们隔壁的某某的床位。那人一进门，看到满身牛粪的萧也收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床上拖下来，轰出房间。萧也牧仓皇后退，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某某赶上去，一脚猛踢萧也牧的下部。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门口，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善良的老关夫妇，扶着他送回他的床位。为此，后来还给萧也牧加了一条罪状：“老右派吴小武无故闯进农工家中。”
　　这天，萧也牧从下午五点躺到第二天七点，一直没有下床。旁人喊他吃晚饭，他不吭，也不动弹。连喊几声，他才无力地回答：“我不吃，我一点也不饿。”次日早饭时，牛组的老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你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因为神情呆滞，还遭旁人的辱骂：“好狗不挡路！”
　　从被毒打这天起，萧也牧的小便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也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给萧也牧检查。他要患者立即取尿。萧也收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年轻医生眼睛看也不看一下瓶子，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他的“诊断”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消息传回七连，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萧也牧被摧残得愈来愈衰弱的时候，致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更猛烈地袭来了。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一年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被重新提了出来。有人把它上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大政治案件中的第一号反革命案件，甚至是全团中央系统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说它是“矛头指向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重庆54军”、“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反军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涉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大字报指名道姓要追查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在“红岩事件”中的“罪行”。张羽和黄伊同时被揪到会场批斗。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下，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散发着刺鼻的臊味。
　　10月1日，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以后，“五七干校”的火药味更加浓烈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积极分子”们，像赶集似的有的代表这个班，有的代表那个排，有的代表专案组，走进“牛棚”来，把一个个题目交给萧也牧及其他点了名的人，要他们限期写出材料。萧也牧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了。
　　10月3日，萧也收拿着写好的材料交到一个专案人员手里，那位专案人员跷起腿、抽着烟，看了一遍，又临时出了个新题目，命令萧也牧站在门口的大太阳下写完材料才能走。萧也牧双胯乏力，靠在一棵槐树下，颤颤巍巍地写完材料，往回走不多远，肛门失控，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连长听到汇报后，怒气冲冲地说：“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立即下令开大会批斗。会上，“群众专政”小组的人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由“群众专政”小组组长监督执行。萧也牧站在塘边，已无力用钩担把泡在池里的粪桶挑上来，只能哆哆嗦嗦地下到水池里，湿了半截裤腿，把粪桶一只一只捞起来，倒掉水，拖到岸上，再上舀粪。好不容易舀了几勺，只盛了四分之一桶，摇摇晃晃地挑着朝地头走去。群专小组组长跟在后边，用竹根不断抽打他的屁股。萧也牧哀求道：“你别打我，别打我！”群专组长叫道：“你不老实，就打你小子！”萧也牧勉强把桶挑到菜园地头，就再也干不动了。
　　连长听了汇报后，认为萧也牧是装病对抗，决定进一步加重他的劳动量，把他从菜组又调到农活最重的大田班，也就是当时的二排，由排长从严监督劳动。这个排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和社会科学编辑室的编辑，承担着水田作业最繁重最紧张的劳动。排长遵照连长命令，对萧也牧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劳动管理。连续两日，凡过去和萧也牧有过交往的人都被命令写他的材料。我和萧面对面办公十多年，又共同为《红岩》及罗广斌的被害伸张正义，自然也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并限我当晚写好，明晨交出。我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从自身受到的沉重压力深感压在病弱的萧也牧身上那不堪承受的承担。他受得了吗？材料催要得这样紧，他们要把他怎么样？！一种不祥的影子笼罩着我的心。
　　10月6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垛。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垛。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权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权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囔囔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权，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萧也牧边退边躲，从一个老实人身旁逃过时，那个老实人为了表示和萧也牧划清政治界线，也在背后抽了他一权。群专组长和“红哨兵”跟着追打，用木权抽打萧也牧的屁股和小腿。萧也牧又跑了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追打者连声喊叫：“起来！不要装蒜！再不起来，我还要打！”萧也牧趴在地上，想站，站不起来，看着他们两人举着杈还要打，就挂着杈柄，挣扎着，颤巍巍地撑了起来。这时，除草垛旁的人以外，远处运草的人也围了过来。打人的人只好停手了。不大一会儿，收工了。排长下令说：“我们走，不要管他！”所有的人都走了。偌大的一号田里，只有萧也牧一个人孤零零地拄着木杈站在那儿。他走不动了。当暮色晦瞑、田野已空无人迹时，只有他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直到深夜十点以后，他的儿子吴家刚（这时在团中央“五七”干校附设的中学读书）才找到地头，把他扶了起来。
　　这个晚上，“牛棚”里的气氛十分凄冷。先回来的几个人，还悄声地议论场上的情景，满屋人都回来后，反而鸦雀无声了。这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束自己的舌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大家都在思考着：下一个将会轮到谁？因此，当萧也牧被儿子扶回来时，谁也没有说话，所有人的脸色都像夜色那样阴沉。空气像凝固了的冰块。萧也牧被扶上床后，长吁了一声，就躺下，一动不动了。接连数日，除儿子偶尔来看看他以外，无人照料，病情在迅速恶化。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到了他的绝望的哀叹。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身体摧残中，他“回到人民怀抱”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我感到有责任立即把他的绝望情绪向连部汇报，希望引起注意，以防不测。但我没有汇报他后边的那几句话，未去触及萧和排长的芥蒂：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在萧也牧卧床等死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耳旁回响。
　　10月15日凌晨，我们一批强劳力乘上卡车，到黄寺岗去抢收花生。傍晚，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牛棚”时，房子里阒无声息。进门一看，萧也牧的位子上，只剩下一张空床。原来，在这天中午，他已溘然长逝，遗体被抬了出去。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算命先生给他安排的五十三岁，而在五十二岁时就死于非命。
　　晚饭后，连部通知我和马振夜间去看守萧也牧的尸体。我来到牛场那间空屋里，对着明灭的灯火，顿时想起一年前的情景：来黄湖不久，被隔离审查的厨师卢阿狗因过量劳动，心脏病暴发，惨叫了一夜，死在我右边的床上。当时，由我和萧也牧看守遗体。在给死者更衣入殓时，面对一具僵硬的尸体，我不知所措，是萧也牧教我如何翻着把衣服套上去。没想到今年今日，我要为他来办理丧事了。
　　第二天，我和马振从萧也牧的遗物里找出两件干净衣服，为他更衣人殓时，脱下他贴身的衣裤，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肿犹未消。感谢“曹木匠”，他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现在干校兼作木匠，奉副连长之命，从校部拉来一车次等木板，连夜赶制出一具薄棺，也是经历了1957年风暴的人，为当年的同难者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栖身之处，使我们活着的人略略得到慰藉。
　　10月18日，萧也牧夫人李威和儿子、儿媳一行三人由北京来到干校，接着去牛场验尸。我奉命去开棺。曾是老区兵工厂的劳动模范的李威，没有哭，只是深情地看了看自己的丈大，伸手阖下了他那微睁的眼皮。她转脸对陪她未的副连长说：“我看了。吴小武不是病死的。”我站在一旁沉默着，心潮起伏，反复掂量着：要不要让李威看看萧也牧的下身和双腿？看看那能够说明死因的青肿未消的伤痕？副连长站在一边，我终于没有这勇气。晚上，萧也牧的长子家石和三子家刚来到“牛棚”，搬走了父亲的遗物。
　　19日下午，农工王树岗赶着牛车，载着萧也牧的棺木，到跃进间外去埋葬。群专小组另一“铁掌战士”横身骑在那口薄皮棺材上，一边用镐头锤击着棺木，一边结结巴巴地署骂着：“他……他妈的！老……老右派吴……吴小武，你活着臭……臭我们，死了还……还臭我们！”
　　棺材送出前，我们一批先去挖墓坑的人，被带到一块野冢累累的乱葬坟岗前，在卢阿狗的墓旁，找了块空地，挖了墓坑。一个曾毒打过萧也牧的人，向墓坑里撒了泡尿，骂着：“妈的！你死了，今天还罚老于半天劳动！”有人说，在死者墓穴里撒泡尿，能使死者永世不得翻身，那比踏上千万只脚还具有神奇的魔力。人们啊！挥权的、辱骂的、敲棺的、撒尿的，以及罚站的、按头的、踢下部的，一切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的人们，是谁播种了这么深的仇恨，以至在萧也牧惨死后还不让他解脱呢？
　　由于李威向连部提出了一些要求，同连部相持不下，发生了顶撞，有损“四好连队”连部的权威。连队领导又使出惯用的狠抓阶级斗争的杀威棒来恫吓死者家属。10月21日傍晚，以红卫兵名义，在李威等人住的房子一边的墙上，贴出了批判死者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老右派吴小武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了”。还发动干校中学学生写大字报狠狠批萧也牧的三子吴家刚。大有犁庭扫穴，横扫“孽种”、“狗崽子”之势。
　　埋掉萧山牧，李威等离计黄湖，转道信阳回京时，在团中央干校信阳接待站遇到刚从北京返回干校的施竹筠，才知道严绍端癌症复发，于10月18日死于北京。两位多年相处的老编辑的遗孀，在三天之内失去了各自的亲人，如今异地相逢，断肠人对断肠人，都已欲哭无泪了。回忆当年严绍端从印度回国之前，在祖国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大为赞赏，曾想译成英文，介绍到外国去。后来回到北京，同萧也牧见面时，知道他受到批判，还为之愤愤不平。如今，在同归西天的路上，回首往事，你们对人间的是非曲直，将会谈些什么呢？
　　数日之后，我因事去校部供销社，在经过二郎岗前的道路L，碰到久未见面的一个文友。他正挎着个草篮在割草，劈头问我：“听说小武死了？”我说：“嗯，已经埋了。”他又问：“埋在哪里？”我转身指指跃进闸外面的土岗：“在那里。”他又说：“二郎岗不是有团中央的陵园吗？怎么没有送到这里来？”我说：“二郎岗陵园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坟地，连一些家属老太太死了也可以埋在这里，可是小武现在是什么人？‘牛鬼蛇神'怎么能进这个坟地？他只配送到跃进闸外边那个乱葬岗去！”
　　他默然，只对远处的土岗深情地望了一眼。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没有问，也没有必要问。
　　因一篇小说，触犯了禁忌，从此厄运缠身。接二连三的批判、打击、上纲、上线，使他在不息的“阶级斗争”的浪尖上颠簸、挣扎。为了想当一个人，他写了多少检讨啊！累计起来，何止一个中篇、一个长篇，不外是想做个人，想把他少年时代同情一个轿夫的善良的心、那种美好的感情，献给人民，献给他妈妈一样善良的人。可是，得到的是唾弃、凌辱、毒打，连死后的遗体也不容许回到人民的怀抱，只能在这个没人收尸的乱葬岗上与旧社会被遗忘的孤魂野鬼为伴！
　　九年以后，萧也牧的冤案被平反昭雪，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名誉。在四届文代会期间，数百名作家和本社同仁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本单位派人去黄湖寻找他的遗骸。那个土岗已被开垦，坟场被拖拉机夷为平地，遗骸已荡然无存。派去的人只从那里带回大别山下的一团泥巴，放在萧也牧的骨灰盒里。
　　曾经长期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青年战士萧也牧，若干年后，他的遗骸和他曾向往过并在《红旗飘飘》上歌颂过的大别山融在一起，长驻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
　　1986年12月于北京
　　附记：
　　本文在五年前完成后，曾由身历其事的同志，包括萧也牧的家属看过，核实了某些细节。前年，回京定居的康濯同志也在病中仔细读过，他和勉思同志一起对我谈过意见和想法。有些内容还未来得及补入，老康突然谢世，这只有留待来日了。于今，也牧惨死已二十二个春秋，昔日风雨已成陈迹，但某些角落里仍偶尔有冷风吹过，叫人不能忘却。为了不让那段历史重演，也还有必要追溯点往事，献给善良而健忘的人们。
　　1992年10月15日萧也牧忌辰

　　清河农场
　　作者：刘乃元

　　有些在清河农场服过刑的“内矛”为我们描绘了清河农场丰衣足食的图画。一次在工地吃午饭，大家嚼着自己宝贵的棒子面窝头，一位“内矛”侃起清河农场的可爱。他说：“我们没有定量。送午饭的车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为止。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炖肉，或者猪肉馅包子，很少吃窝头，都很能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个猪肉包子。”大家听得直流口水：十五个肉包子就是三斤面加一大堆猪肉馅，吃下去该多痛快！另一个“内矛”接着说：“十五个算不了什么。我一顿饭吃过二十个。”这时第一个发言的看出大家惊羡的神情，他说：“但是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人顶你们四五个！这里你们都不好好干活，我也不好好干。不给吃饱，大家都消极混饱。”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听到的关于清河农场的介绍，大家听得出了神。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到清河农场去，更万万想不到，到了清河农场不但没有吃到“吃饱为止”的猪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国和世界都少见的悲惨的饥荒，我们当中有些人就饿死了。
　　清河农场是个老农场，据说是日本人创建用来关中国人的。农场距天津约一小时的火车行程，有三四万亩土地，原来是海滩上的沼泽地，由犯人开垦出来的。犯人们还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统和完备的防护林带。我们到清河农场就被送到一个由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子。这是清河农场三分场，后来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占我全部劳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后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恶化。吃了几年的棒子面窝头，现在换成了蒸白薯，按粮食定量的四倍发给，即每斤玉米面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组领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员（简称“伙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称出分给大家吃。伙委是组内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公正可靠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队部每每召集伙委开会，由炊事组长参加，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意见提上去一般都能解决，这是犯人的民主生活。当然提意见要适当，不能“出圈”，例如汤不够咸，白薯不熟或洗得不干净，这些意见都可以解决。但谁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换成窝头，那就是自找麻烦了。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适当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的意见都不触犯什么。偶尔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见不合适，伙委就会当场驳斥，不向上反映。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对我并不生疏，革命大学就实行过类似的伙食委员制度。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伙食委员。这个工作既需谨慎又要耐心，十分费力而得不到分毫的报偿。每天三次给全组十几个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时以上，伙委自己总是拿最后一份最小最碎的。尽管分得极为仔细，仍旧有人嫌不公平，说三道四，甚至拿伙委出气，但大家毕竟都知道伙委的劳累并且从心里感谢他的。至今我想起几位伙委在那样的逆境中表现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仍旧对他们由衷地尊敬。他门确实是些难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报纸和广播开始经常宣传“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此时有了经验，懂得报上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全国大片地区发生了灾荒。果然，这些“伟大的胜利”取得以后，我们每餐得到的白薯愈来愈少，后来蒸白薯索性换成了白薯面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窝头，所谓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随着灾荒的严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杆、榆树皮、稻草，以及别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其他的创造还有“双蒸窝头”，这种窝头和普通窝头用料相同，却比普通窝头大一倍，据说营养丰富四倍。
　　随着粮食定量的削减，人的体力也不断削弱。我的定量（中等）从每月三十六斤白薯面减到十八斤，减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补足。为了缩短工作时间，增加睡眠时间，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挖土方等重劳动停止了，我们只拣拣玉米豆，整整砖堆，扫扫场院，活动活动而已。后来我们得知，劳改农场外的人也是这样。报纸上说这是“劳逸结合”，于是我们得知全国都在实行这样的“结合”。当然报纸还在尽量鼓舞人们，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四
　　到1962年夏季，灾害开始在教养人员身上显示威力了。人们的脚和腿开始浮肿。医生们经常检查浮肿程度，浮肿超过大腿的就搬进病房。病房是教养人员居住的惟一有火炉的屋子。住进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没有增加，不过是把代食品去掉，每天剩下六两纯白薯面，就是三个小窝头。他们不必干活，每天只是“静养”，但据说搬进病房的人很少活着出来的。找的腿肿到膝盖以下，还差一个等级不到住病房的标准。有一次我走进病房去看看（“自然灾害”以来纪律不那么严格，“串组”也没有人管），室内很整洁，窗明几净，桌上一个盘于里放着两个白薯面窝头，是午饭吃剩下的。这在劳改场所特别在当时是少见的事。那窝头紫红色，半透明，令人垂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询问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留着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个窝头，以病房人们的食欲大约够五分钟吃的，于是人们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这样可以延长这宝贵的快乐。屋里有十来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一个砖炉子烧得很旺，室内暖融融的，但是静得出奇。那些人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卧，闭着眼，等待最后的时间的流逝。我觉得后背一股冷气通到脚跟，赶紧走出来，因为那炉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们那没有火的寝室还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进病房，然后从病房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冬病房都是开放的，随时有床位空出，随时有新的“病号”进入。我们组就有两个人住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估计病房的“过客”有数十人，这是我们三分场数百人范围之内的数字。
　　我们这些病房以外的人还有劳动力，每天出去，便趁着“劳逸结合”的机会寻找可以人口的东西，缓解饥饿的折磨。春季解冻后第一件农活，就是用锹翻地准备种稻。地里去年种的是大白菜，收获时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里，现在被翻出来，白白净净的很好看。我试着吃了一个，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看来是一冻一化的过程破坏了大部分纤维质，也改变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白菜，现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个月的地，我们就充分享受了半个月的“菜根点心”。春天出土的杂草也是我们搜寻的对象，凡新长出的绿草都有人尝过，然后交流经验，互相通报什么草可吃，什么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工回来时牙齿都是绿的，看起来很丑。这时已经无人注意仪表，丑也没有人觉察。队长也不干涉，只要不动庄稼就行，我们还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一天，我正在地里享用我的“菜根点心”，一鍬蹬下去，听到那化了冻的软土里有微弱的“呱”的一声。我顺手把一鍬土捆起，却见那土里有半只活青蛙，被我的锋利的鍬刃切作两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还在土里，从那白肉里流出一缕鲜血。我记起小时学的生物课讲过青蛙冬眠的习性，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却死在我的鍬下！我继续向前挖，又有几只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从肩头削去一块，有的“负轻伤”，但很少安然无恙的。整整一上午我伤了十几只青蛙，心里很不忍，可它们的所在无法测知，也就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对组长谈到这件事，组长姓阎，比我小几岁，学地质的，俄文很好，在生活问题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听说后吃了一惊，“你带回来没有？”
　　我说没有带回来，因为很脏，看着恶心。
　　“你真是个书呆子！”阎几乎吼起来，“那可是高级食品啊！”
　　这时别的难友听到，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得知我把十几只肥青蛙白白丢在地里，大家一致附和组长的意见，谴责我的无知。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谁都没有遇到的好运。我大为后悔，保证今后再遇到这样的好东西决不轻易抛弃。不幸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挖到。又过了好几天，难友们和我才挖到一些，大家美美地喝了一锅青蛙汤。
　　乱找食品有时是危险的，鲁莽和无知的人往往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农场的田埂和道边有一种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实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里面有几粒黑色种子，味道还可以。有一个难友搜集了许多蒺藜狗子，剥出满满一饭盆黑色的果仁。他烧了些枯枝，把这些果仁炒熟，发出像榛子一样诱人的香味。他很高兴，拿一本小说读起来，边读边吃自己弄来的宝贵的零食，重温了久违的悠闲和舒适。一下午过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却觉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滚起来。次日就因食物中毒死在医院里。
　　五
　　我的体重原来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减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于原来的一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肿没有超过二级，不到三级这个致命的程度，我想这是我的身体素质好的缘故。一次我感冒，到医务所看病，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给我做肌肉注射，竟没有把针刺进去。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哎呀！真瘦！”几年来没有见过镜子，这时竟有一位新到组里来的难友把一面镜子挂在寝室门边的墙上。一次我向外走时不提防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不禁吓了一跳——我的眼窝、太阳穴和两腮整整是六个黑洞，我面对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髅！我们宿舍门口有两级两寸多厚的台阶，我出进时迈上这个台阶竟感到困难。我担心我的体力照这样衰弱下去，有一天会要追上那些从病房抬出去的人，长眠在这块土地上，那就永远也见不到母亲和女儿，见不到家乡了。何不趁着纪律相对松弛的时机，试着请探亲假呢！我抱着万一之想，向队部提出了这个请求，队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个星期的探亲假。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并且乘火车到北京。我就穿着那套昼夜不脱的衣服——棉袄棉裤、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时粮食控制很严，一般人出门都得带粮票。我吃囚粮，没有这样的粮票，只能带干粮，于是我就到伙房，凭假条领出了一个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个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窝头。我把这些塞在背包里上了路。
　　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它已经把我当罪犯放逐出去，现在四年以后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热爱我的故乡，当她遭受日寇践踏时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劳改干部恩准不许踏上她的土地！我从火车走到月台上时觉得这块地方这样熟悉又这样生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大街上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辆。商店都关着门，没有营业的，到处静得可怕。有一两个店铺的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们排着长队等着买东西。我一打听，得知这是卖非配给商品的，一般是食品。这叫“高级”商品，比凭票供应的东西贵得多，一斤“高级奶糖”卖五元，是凭票供应价钱的十倍，当然只有富裕的人买得起。“大跃进”本来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在却在冲击计划经济了。
　　见我回家，母亲惊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着是一系列变化，母亲已经在担心永远见不到我了。我的样子大概吓了她一跳，她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是我，然后落泪了。我的信里什么都不能写，母亲纳闷我是怎样活过来的，现在见到我，要问的事太多，简直不知从何问起。女儿小真和阿姨争着问我生活情况，首先是吃些什么。小真拿一个我带回去的黑窝头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兴。她才十二岁，还不甚懂得愁和苦。母亲看到我的囚粮又流下眼泪，因为它可以帮助她想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饼炖肉给我吃，这是我喜欢吃的家里饭，而且久违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真高兴又回到温暖的家。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吃那样一顿炖肉烙饼，那是当初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直到多年以后说起往事，阿姨才告诉我，那一顿饭我吃掉了她们三人半个月的猪肉配给量！
　　当时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仅食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手纸到火柴，都是凭票供应。每月月初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忙的：整个区每一户居民几十种供应票证都要备齐、算清发下去。由于食品特别珍贵，每月的供应买来以后必须保管好，每天做饭，用秤量出当天用量，不能超过，才能接上下月的供应。一不注意用亏了就得去买“高级食品”，如果买不起就得忍着饥饿，熬到当月24号以后才允许用下月粮票，才能吃上饭。市民的食品供应比囚犯好些，但也是不够吃，大家只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人们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讲话都没有力气。电车和公共汽车走得都很慢，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店员们伴着空荡荡的货架坐在柜台后打盹，偶尔有人来买东西，只需要拿过票证和钱，把规定的东西给他就完了，有时连话都不必说。大跃进已经不常提起，但到处可以看到“跃进”的后果。
　　这时的首要问题是我已经变得不成人样，还能不能活下去？母亲要怎样做才能帮助我活下去？母亲坚信我有病，否则一个彪形大汉不会这样快变成一具骷髅。她陪我到积水潭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病。我相信他的诊断：我们在地里乱吃，得了蛔虫病是难免的，而我的体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摄人的那点可怜的营养也没有被充分吸收。医生开了杀虫药，说因我的体力太弱，只能开儿童用的药，但比儿童加大了剂量。服药以后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几乎完全是一团团的蛔虫。这一来排除了暗中掠夺我营养的敌人，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受难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挨饿的问题。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胁，而我给母亲的信里是不能写的。这时母亲明白了我的处境，决定尽全力帮助我。必须买高价食品（所谓“高级”食品），这就需要钱。当时物价上涨，卖东西比较容易。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家里值钱些的旧衣服、我的手表等只要能变卖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成我的食品。一个星期假满，我动身回农场时背包里寒着炒面。烙饼、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价买来的，值五十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告诉母亲，这批东西够我吃一个月。于是母亲决定一个月以后再筹办一包，由阿姨给我送到农场。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虫病，阿姨给我做的饭菜远远超过她们自己的营养，更不用说比我的囚粮了。被劳教四年以来饥饿的折磨，今天被慈母的温馨治愈了。自此以后每过一个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给我，一共送了十几次。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供应好转，我们也开始吃粮食了为止，体力才逐渐恢复。这一年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离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营养补助”才告终止。
　　我能够想像，母亲和阿姨给我送去这么多的食品是很困难的，内心感到歉疚。许多年以后食品危机已经过去，阿姨告诉我，为我送食品给她们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难以后，母亲已经一贫如洗，她告诉我不愁没有钱不过是安慰我。有几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还筹不到买黑市食品的钱，只好把母亲和阿姨的定量供应品给我送来，告诉我是高价买的，怕我知道实情就不肯吃，而母亲和阿姨便忍饥挨饿，煮些菜叶打发日子，为此母亲的双脚都浮肿了。这些话是80年代阿姨对我讲的，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灾难早已过去，但我听后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我带给母亲的困难太大了。母亲自己挨饿省出来的东西，我吃得那样香甜！其实我从探亲回来以后，特别是阿姨送过几次食品以后，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应该而且可以把这特殊的营养补助减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多替母亲想一想，在灾难面前只顾自己。想起来追悔莫及，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愧对亲爱的母亲。
　　张阿姨给我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保姆的服务范围。特别在那不少亲友都“划清界限”的年代，这种情谊更是可贵。阿姨称得起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还健在，在家乡安度晚年，两家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
　　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离婚时孩子才十一个月。她母亲很快又结了婚，离开了北京，而我先参军，后下乡，也没有多照顾她。小真是祖父和祖母养大的，和我并不熟。我被拘禁时小真八岁，在初小上学。学校的教育是把孩子培养得无条件地忠于毛泽东，因此她从小就认为父亲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对话：
　　“奶奶，爸爸为什么在劳改农场？”
　　“他在那里工作。”
　　“人家说，劳改农场里都是坏人，爸爸是不是坏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毛主席说是坏人就是坏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会冤屈好人的。”
　　母亲不想再谈下去，就不再说话。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子相信反面的说法。况且即使女儿相信了奶奶的话，在学校到处说“我爸爸冤枉”，那就要给全家找麻烦。直到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变了，我才能向她解释她不懂的事情。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
　　六
　　60年代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大跃进”的锣鼓随着灾荒平息下来，于是十年以来人们第一次过了一段没有政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印毛主席、刘主席两张同样大的照片，并且宣传刘少奇的革命事迹。刘少奇不止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这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干部给我们讲话时说：“战争罪犯手上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比你们的罪惜重，他们都可以大赦，你们的前途错不了。好好改造吧！”
　　这年的春末夏初，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教人员调动向来是不说明理由的，但我们迁往首都近郊总是好事，并且和近来听到的政治气氛松动的消息是一致的。刘少奇主张宽松政策，他当主席总会有好事。有人甚至传闻右派不久会一律摘掉帽子，官复原职，有的小道消息有凭有据，文件的号数都言之凿凿。当然大家只在下面议论，不敢公开传播；但这时大家的神经不太紧张，干部对我们传些什么也不甚介意。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劳改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然而后来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选自《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长夜漫漫
　　作者：贺捷

　　1957年8月5日，星期一，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赶到我的工作单位——长江日报社上班。一走到报社二楼觉得气氛有异，上到三楼抬头看见基建部所贴“揪出杨万陈反党联盟”的大字报，心头一颤，顿感大祸来临。待我走到四楼自己所在的党的生活部门前，果然“质问右派分子贺捷”的大字报早已贴在墙上。我强压住惊诧和恐惧，把对我的“质问”全部看完，心里暗想：这一下“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昨、前两天，我还在家和妻子儿女过了个愉快的周末，大女儿和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宛如小鸟出笼，唧唧喳喳扑扑腾腾地给家中增添无穷乐趣，刚出生才一个多月的二女儿，也长得健康可爱。可我一滑进右派泥坑，这个家庭便要发生大不幸了。
　　一下想得这么多，是因为从6月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火药味极浓的社论开始，我便被抽到《长江日报》反右报道组，参加采访报道武汉地区文教战线的反右派斗争。看了不少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解到一些优秀教师忽然堕落成为右派的可悲处境。
　　这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已经被停止工作，不能再出去采访，也没有编辑业务做，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部里的同事出出进进继续给我贴大字报。我想和同事们说说话，有的人勉强搭一两句腔便借故离开，有的人干脆不和我说任何话。彻底孤立右派的战术当日就开始发威。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回家见了妻子，首先便沉重地告诉她：“我犯了严重错误。”面对脸色发白的妻子，我真是愧疚难言。1955年反胡风斗争时，我因与伍禾、绿原、曾卓同过事，在他们主持的副刊上发过作品，和他们有较多的往来，因而被隔离审查。我的妻子受我的牵累，不久也被审干，怀疑她是“假党员真叛徒”。事情好不容易初步弄清楚，可我又陷入右派泥坑，岂不又使她的问题复杂起来。我知道我已祸延妻儿，但是当时还不曾想到祸延时间竟长达二十多年，更不曾想到这将促使我的妻子缩短寿命。
　　1957年的风云突变，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8月5日，就是开始改变我命运的一天。
　　为什么我忽然在一夜之间由反右报道组成员、党员编辑一下子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呢？仔细思量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一直觉得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其实已经在两年前的反胡风斗争中长了出来。虽然作政治结论说“与胡风集团没有组织联系”，“属受胡风思想影响”，但是这已符合1957年一篇重要内部指示文章中对右派分子所作分析的成因之一：“他们大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落马的英雄好汉”。
　　第二，我一直相信当时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时说的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益的格言”，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我的思想转不过弯跟不上，曾经在反右报道组成立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是要我们“放”的，现在又是要我们“收”，“一放一收，失大信于天下”。在这样的会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这不是其用心昭然若揭了吗？
　　第二，我觉得党员之间，尤其是同一个小组和支部的党员之间，可以坦率交换看法。故批评党小组长只鼓动别人“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而自己却一句意见也不谈（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已奉命每日暗中记下我的言行，已经知道要“引蛇出洞”，岂肯说什么），还在和支部书记谈心时说过“不要忘记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这类大不敬的话。
　　第四，我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了《编委会引导我们往何处去？》一文，主张以能否胜任编辑记者业务，而不以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为选拔十部的主要依据，要根据报纸工作的特点来培养干部（当时我并非主动要写此文，而是内部刊物编辑再三动员我写的。后来才恍然大悟这也是“引蛇出洞”）。
　　把这些集中起来，我便稳稳当当地戴上那顶“右派”荆冠了。
　　从1957年8月5日被“揪”出来，到1958年下半年，我到底挨了多少次批判，早已记不清了。最后结论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撤销编辑职务，“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不久，便下放到东西湖蔬菜一场，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夏天三个冬季，直到1961年才摘掉帽子回到报社工作。
　　1978年10月，中央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文件下达（文件名称我说不准），1979年3月，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当时报社党办副主任找我谈话，把改正结论草稿给我看，大意为三点：（1）对肃反斗争（反胡风斗争后来发展为全国全面的肃反）中个别粗暴做法发表了意见，合乎客观实际，不是右派言论；（2）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某些做法有所议论，不是右派言论；（3）对报社内部个别干部调迁发表了看法，属于正常民主生活范围，不是右派言论。这样，当年给我加上的三大罪状（恶毒攻击肃反斗争、恶毒攻击知识分子运动、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便给否定了。令人不解的是，在否定了三大罪状后，却在最后一段加上了一个“但是”，大意这样写道：“但是，贺捷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等反动言论进行了称道。”好家伙，这条尾巴留得实在可怕，它将如武林人物所谓的“罩门”，一旦被对手一碰，轻则浑身酸麻不能动弹，重则终生残废或当场毙命。我看到这一段话，顿觉血气上涌，耳热心跳，当即严肃指出这完全不合事实。1957年指控我称道或者附和了这些话，我百口难辩，今天我要说清楚。所谓称道或者附和“党天下”一说，只是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某大学某系有个医务室，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医生，不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刚出护校的年轻护士，共产党员。在这个医务室里，应该是老医生领导，而不应该由这个年轻护士来领导。这就是所谓附和储安平“党天下”的真相。至于所谓称道或附和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我和我妻子、我哥哥、我姐夫和舅弟都是共产党员，我干嘛要附和什么“要杀共产党”的言论呢？（后来葛佩琦冤案也在中央领导同志关怀下得到改正）
　　党办副主任见我面红耳赤，连声说：“老贺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说：“你知道当了二十二年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什么意思吗？二十二年，这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革命胜利所经历的时间，多么漫长啊！留下这么一段话，是不是准备将来随时可抓尾巴呢？”
　　党办副主任说：好，等我们研究一下再找你谈。半小时后，她把我又叫到她的办公室，把结论草稿给我看，最后那要命的一段话并未删去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没有”两个字。这就是说没有称道“党天下”和“要杀共产党”。既然没有称道或者附和，一笔抹去不就完了吗，可是他们不。我没有再申辩，提笔在结论草稿上签了名。可是党中央觉察到各地在右派改正工作中普遍存在留下一条尾巴的情况，转发了扬州地区右派改正工作的经验，发下统一的结论模式，即：只写明本人简历及何时何地被划为右派，再写一段为根据中央某某文件精神予以改正，完全不写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的具体内容，这样统一写法，即使有些人存心要给留下一条尾巴，也无法可施了。
　　从中央文件下发之日到我改正之时，给我补发了一百零五元钱。我将一百元给了我的儿子，自己留下了五块钱。二十二年间扣去了多少钱的工资我始终没计算，但是二十二年损失的宝贵时间，却是想计算也无法计算的。我被划右派之时正当而立之年，到了改正之时，已是头发花白，过了知天命之年了！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储安平1957年蒙难记
　　作者：姚杉尔

　　“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人对古代中国专制社会王权无边状况的形象描述。
　　但是，20世纪50年代有人竟敢对当时的中国也作了类似的描述。
　　此人就是1957年鼎鼎大名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
　　储安平，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他的文笔犀利，敢说敢言。
　　1936年储安平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
　　1938年回国后，历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中央文化协会秘书，观察社社长，《观察》主编。
　　《观察》是一个周刊，1946年9月1日创刊，凡出四卷又八期，于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观察》的时代，是新中国曙光在望的时代。它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风格而知名于世。
　　《观察》从创刊时的一万份到第四期已突破五万份。为此，储安平“洋洋得意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949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1年，他先后加人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同盟。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4月底5月初，中国共产党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发起了全国范围内以清除“三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储安平积极加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鸣放行列。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以民主党派成员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的身份与会。
　　储安平在会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放了重重的一记“响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震惊。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储安平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他认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失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我现在想举一件例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与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他说，“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他认为，“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
　　“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以期对国事有所贡献。”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今后党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的话语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
　　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继续召开非党人士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
　　他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国务院参事李促公不同意万枚子的意见。
　　他说：“万枚子对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所作的分析，冲淡了这些反动言论的严重性，减轻了对党、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
　　斗争越来越深入
　　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提出“党天下”论，就犹如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它震撼了光明日报社全体员工的心，震撼了民主党派，震撼了北京，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之下必然是反响，进一步就是反击。
　　随着局势的突变，整风运动由“鸣放”转入了“收”的阶段。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反击右派的序幕。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使他首先成为“众矢之的”。
　　自6月8日始，就有人批判他。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功绩”都变成了批判的材料。
　　6月10日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对他所谓“党天下”的错误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
　　发言的人都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说法，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并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会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对心怀异志的人有所包庇”的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史良还指责章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民盟中央委员千家驹在会上“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
　　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
　　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等二十多人。
　　6月14日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
　　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党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中央常委茅以升首先在发言中表示“对这几天报上严厉批评储安平的谬论，非常拥护”。
　　另一常务委员袁翰青“尖锐地揭露了储安平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事实”。
　　严济慈说：“储安平认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这是储安平不满意党的力量强大，想取消党的领导，消灭党。”
　　还有人建议九三学社召开中常会“处理储安平的问题”。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最后在发言中指出：“这几天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有所驳斥，对他们的阴谋有所揭发，但这股逆流和反人民的歪风还未得到彻底纠正。”
　　他认为“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是彻底的诬蔑，是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
　　6月15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姚文元《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的文章，文章说：“当储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态站起来向社会主义开火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顶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倒了大霉了，社会主义的铁墙坚不可动，他们却在工人阶级和全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愤怒反击下头破血流”，“他们原来不是巨人——甚至连纸糊的巨人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小撮在众目怒视众口怒叱下缩在墙角落里发抖挣扎的渺小而又渺小的侏儒，只不过是几只想阻挡历史车轮而已经被车轮轧断臂膀的奄奄一息的螳螂而已。”
　　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的文章，说：“储安平先生的话据我看来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党天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6月21日晚，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会议由该社主席许德珩主持。
　　会议首先听取了九三学社副秘书长关于《光明日报》最近召开社务委员会讨论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问题的情况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以及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
　　最后，储安平作了简短发言。
　　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在为他的发言喝彩的时候，他感到很沉重。
　　他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6月29日的《文汇报》登载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的一封信。
　　编者按：储安平的长子储望英写信给本报，表示反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来信原文如下：文汇报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储安平的长子，最近才从部队复员返家。
　　储安平反社会主义言论发表以后，已受到全国人民的严词驳斥。我身为革命军人、社会主义青年，坚决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他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人民领袖的谬论。
　　在报纸上已揭发了他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充分证明他这种恶毒思想是长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用《光明日报》做基地，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使我更认清了他反党面貌。
　　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信中的最后落款为：储望英。时间：6月26日。
　　7月3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李兵的《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的文章。文章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表现。
　　对储安平的揭露和批判逐渐深入，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天下究竟应属于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在强大的压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储安平受不了了。他不得不开始一点一点地交代他的“反动”言论的来由和跟“章罗联盟”的关系。
　　7月7日晚，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扩大座谈会，由储安平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行动”。
　　关于储安平与章、罗的关系问题，储安平强调“他和章伯钧、罗隆基是由于《光明日报》才有业务上的联系，说章伯钧对他‘很冷淡'”。
　　他说，由于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的做法刚刚符合于章罗联盟的要求，不用指点，已经为他们做得很好了。
　　储安平还想继续讲下去，会议主席某某某指出：“储安平应该争取主动，老实交代，不要总讲这些别人都熟悉的东西。”
　　九三河北分社的某某愤慨地说：“我们没有时间来听你这样的交代，你要再讲这些已经谈过的问题，我立刻就走”，“毛主席、周总理是六亿人民爱戴的领袖，‘老和尚'、‘小和尚'不是随便说出口的。”
　　7月间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他不得不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全文。
　　他在文章的最后表示：
　　“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
　　“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
　　“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储安平虽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对他的斗争并未结束，要直到他被“撞”得“头破血流”、被驳得体无完肤才算罢休。
　　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敏的《编辑“能手”》的文章。
　　文章最后感慨地说：“储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标题的政治性之强，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谓深明编辑政治性之味矣。”
　　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对《〈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的文章。
　　文章最后说：“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对编辑工作进行了检查以后，认为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本报政治方向这一严重罪行，是属于章罗联盟政治阴谋的组成部分……对于前面所述一系列的反动宣传，从我们编辑部工作同志来说，也犯了不同性质的、不同程度的错误。”
　　8月6日的《四川日报》发表了唐小丁的《“党天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说法为什么是反动的》的文章。
　　9月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天下究竟应属于谁？》的文章。文章指出，储安平的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是章罗联盟“用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一”。
　　文章最后正告“右派分于储安平之流，你想要共产党下台和让右派分子上台，完全是痴人说梦！”
　　11月28日的《光明日报》刊载了魏建功、黄子卿等人的《批判储安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几个荒谬论点》的文章。
　　11月24日、25日、28日三天，九三学社中央和《光明日报》联合举行大会，系统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
　　参加大会的有九三学社社员、光明日报社职工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都高等学校代表等一千余人，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行”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会议最后宣布：“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及其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自6月8日开始受到批判以来，其反动本质早已昭然若揭，经过这一次的连续集会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予以系统批判，党天下谬论，已彻底破产。”（《光明日报》1957年11月30日）
　　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经过马拉松式的揭发、批判与控诉，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储安平的头上。
　　1958年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
　　至于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位则早已换人。
　　储安平及其“党天下”的谬论，渐渐地变成了历史陈迹而被人们淡忘。
　　“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起他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下去”，这或许是时代的一种特征吧。

　　铁帽压顶
　　作者：舒展

　　《辣椒》出土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邓拓同志主持下改版。那篇改版的社论，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改革宣言，一是要扩大报道范围，不仅报喜，也要报忧，也就是要在报纸上开展公开的批评；二是要开展自由讨论，一张报纸不可能全知全能，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即令是编辑部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讨论；三是改掉生硬、枯燥、冗长、空洞、武断的党八股，力求做到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可让读者看了只想打瞌睡。
　　《人民日报》言行一致，报道了有六百多位科学家踊跃参加的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报纸评论员还针对当时“左”的模糊认识，指出：“争鸣正是为了实现党的领导，不可能是齐唱、合唱或只有大人物独唱。”巴金说：即令乱鸣，也比不鸣好。尚銊说：既不要以人废言，也不要以言废人。茅盾讲得更生动，他说：井蛙、应声虫和驿马是不能独立思考的；独立思考有两大敌人，即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7月5日，副刊还发表了赞扬敢于报忧的报告文学的文章。《人民日报》那段时期，真有看头！
　　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这一态势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的震动，于7月8日来到海运仓中国青年报社给全体编辑记者作报告，号召大家进行报纸改革。他说：“《人民日报》的这一进步，各报都有点恐慌，你们也沉不住气了，自我压迫，这是好现象！你们一定要急起直追！”耀邦同志既善于务虚，保持永不衰竭的理论兴趣，同时又善于务实，是一位极富鼓动才能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对于当时中国青年报社内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的编辑记者的改革热情来说，起了催化、助燃的作用。
　　当时任总编辑的张黎群同志，发动全社同志提合理化建议。有人提出要办科普副刊，这就是《长知识》的起因；有人提出要引导青年在生活方式上有一个健美的情趣，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周末》版的起因。
　　文艺部有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编辑孙秉富提出办一个《辣椒》副刊。他的建议，主要是受苏联《鳄鱼》杂志的启发，主张办一个漫画与讽刺文学图文并茂的副刊。
　　孙秉富一鸣惊人，共鸣响应者大有人在。那么由谁来办呢？孙秉富是当然的人选（可惜，1957年他也未能幸免被“扩大”。“大跃进”中返回顺义老家务农时，夫妻二人皆死于癌症）。找谁来干这个副刊的主编呢？
　　不知是领导看错了人，还是上帝发了昏。我像辛亥革命时硬从床底下被拽了出来的黎元洪，委以《辣椒》副刊主编之职。我这个人不大识抬举，对这芝麻官不仅不感到荣耀，反而觉得沉重。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危险的职务！
　　既然办这个副刊危险，拒不受命又不行，那么可否走一条保险的办刊之路呢？这路是有的。那就是批评消极现象只搞虚的，不碰具体单位具体人。即：漫画加不指名道姓的小品文和讽刺诗，再配点杂感，一期凑个四五千字，并不费劲，也不招惹谁，在总编辑那里也好通过，何乐而不为哉！
　　鄙人当时二十五岁，血气方刚，颇有初生之犊的气概，坚决主张在副刊里以真人真事的批评为主，在文风笔调中含讥刺或调侃，这样才能闯出一种与苏联《鳄鱼》和中国《漫画》不同风格的讽刺性的副刊。
　　批评讽刺的主要锋芒何所指呢？这就牵涉到办刊的宗旨、方针了。
　　在没有先例、经验的情况下，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会不可能为《辣椒》副刊制定一个办刊方针。当时只能是办着看，探着走。但是大体总得有个谱儿，不能碰上什么就讽刺什么逮着啥就批评啥。
　　我当时的思路是：中国的官僚主义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老百姓已经深恶痛绝，批评讽刺的对象如果绕开官僚主义，那就是躲着重要矛盾走，就不可能有读者的喜爱。然而批评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的“官僚主义”，能使人信服吗？他们连僚（属）都不够，算什么官？官之不存，主义焉附？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官都有官僚主义。
　　因此，我提出两条干法：一是《辣椒》一定要拿官僚主义祭旗，因为反官僚主义是党中央倡导的一贯方针；二是要“捉大虫”（即今日所谓的打老虎与拍苍蝇之说的前者）。
　　于是《辣椒》创刊号上就批评了河南一个县发生的屠宰耕牛事件，以后我又采写了湖北省孝感医院发生的医生因手术事故制造的溺婴，法院判得奇轻的事件（题为《被谋害的新生命》，收到读者反应的信件三千多封），又采写了地质部人事司白司长在河北正定地质干部学校进行大规模迫害青年学生的事件（题为《白司长来了之后……》）。当时《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钟沛璋和理论部马玫丽合作，还为《辣椒》副刊上这篇长文配了社论《白司长错在哪里》，二文皆曾送当时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同志审阅同意才发表。
　　《辣椒》的刊头，最早是个植物形状，以后又画成拟人形状（将辣椒画成人头）。读者对这两种刊头，都不太满意。我从孙悟空的形象得到启示，找画家画了一幅尖下巴孙猴儿，其形如辣椒的悟空式人物，一手持金箍棒，一手反搭凉棚，从云中跃下，好像发现了妖怪前那种惊喜的模样。对这个刊头，报社内外反应都很好。谁料想，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传话下来：有问题！
　　当时康生的一句话，对于共青团报的分量，可想而知。
　　我们副刊组的同志立即给康生的秘书打电话，问：“康生同志对《辣椒》副刊刊头有什么具体指示？”不一会儿，电话回答道：“不要搞那个张牙舞爪的样子，孙悟空闹谁的天宫呀？”
　　立即照办，请裘沙画了一个身穿西服，手持红十字医疗箱的辣椒人像，一直沿用下来，直到1981年《辣椒》再度出土，仍是裘沙勾画的那个出诊的大夫。
　　出了十几期，《辣椒》在读者之中和新闻界同行之中，反响是好的。河北正定地质干校有四名教师投书《辣椒》，反映白司长到该校对青年学生搞残酷斗争逼供信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派人去采访调查（1957年这几名教师也都被打成右派），充分说明了读者的信任。
　　我1956年夏天在青岛采访时，发现大街上卖鸡蛋不是论个儿论斤，而是打开了蛋壳装在大盆里用勺子舀着卖。询问之下，得知是副食品仓库里管理存放有问题。经过采访才弄清楚，原因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于是写了一篇《在鸡蛋问题的后面》，文中引了一句工人骂娘的话：“在公私合营之前，资本主义的管理时，没坏过一个鲜蛋（坏一个，资本家也心疼）；如今官僚主义的管理，就是铁蛋也变臭啦！”
　　应当承认，《辣椒》副刊在我主编的二十多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官僚主义的锋芒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读者仍然普遍反应：“不够辣！还得再辣点！”我当时虽然幼稚莽撞，但还没有达到忘乎所以失去分寸的地步，所以总是跟孙秉富说：“又是推着咱们往火上烤哩。小火小烤，辣椒更香；火一大，就自我毁灭了。”
　　从上边又传来了话。说是有人感到《辣椒》有问题，把已出的几期副刊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诙谐地回答道：“辣椒有什么不好？四川人湖南人就喜欢吃辣子嘛！”当总编辑张黎群从耀邦同志处得知并向我们传达这段话时，我们像小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一样，那个天真得意劲儿就甭提多美了。
　　采写批评性的稿件，使我对社会弊病有了较深一层的认识，感到干部的水平（当时还没科学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这样的提法），特别是相当多的高级干部的水平同党中央的政治水平相差悬殊。我记得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有很大一段讲到反官僚主义的问题，鼓励从下而上地揭露官僚主义。张黎群随少奇同志赴河南视察时，亲耳听到刘少奇对白司长批评文章的肯定。然而像白司长那样厉害地压制群众，把青年学生中的认识问题、思想作风问题当成敌人那样对待，逼得有的学生喝煤油自杀，实在不尽是个官僚主义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太主观、太武断、太教条，无民主作风和法律观念可言造成的。一句话：这样一些政治水平文化水平过低的高级干部是目前我们国家许多尖锐矛盾的根源之一。比如当时国产电影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像《在前进的道路上》等等，观众看不下去，中途纷纷退场。再如对留学苏联的学生的审查，太偏重政治历史，轻视学识才能。这些问题无不与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的水平有关。
　　没想到，我的这些零碎的采访后未见诸文字的杂感偶语，却成了我被扩大为“右派”的“反动”言论。
　　在新闻界当右派有它先天的利弊，一旦被“扩大”进去，立即臭名远扬：“本报反右派斗争又获重大战果——揪出右派分子某某某”！而且常常得到头条要闻地位的显赫待遇；于是亲朋好友或读者，凡是以前对这个右派的文章有过肯定言论者，迅速受到株连，所以反右战果如雪球滚遍全国。我的一个堂弟在武汉也因我牵连而被打成右派。但也有一利，那就是：“罪行”见诸报端，有如公开的、永久性的历史档案，谁也无法抹掉，无法销毁。
　　鄙人上述有关《辣椒》副刊反官僚主义文章以及我的“反动”言论，至今不难查找，请在《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4日第三版头条，由王某同志（后升任中青报总编辑）亲自撰写的署名文章即可一目了然，看看我今日记述的是否忠实于历史。
　　《自由谈》与我的“惟我主义”
　　1956年冬，报社有几位同志组织发起筹办一张墙报——《自由谈》，墙报内容无非是对报社内领导不民主、调整工资级别不合理、后勤服务不周到等等问题发表的长短言论，那稿件比小宇报大，比大字报小，抄在纸上粘于布上，已经基本就绪。《自由谈》整个发起组织的全过程及内幕，我一概不知。
　　《自由谈》出版前夕，他们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发刊词。经人们一哄，一请，这不祥的差使，糊里糊涂地落在我的头上。我这人经不起求，几个人到办公室苦苦哀告，我就心软了：“好吧，我试试看。待会来拿。”
　　《发刊词》只有几句话，并不难记。大意是：“这是一个民办的不必送审的墙报（意在影射《青年报人》铅印内部小报乃官办也）。其意在于多唱几出于党有益的对台戏，毛主席提倡对台戏，旨在活跃民主生活。本报为不定期刊，意见多则长，意见少则短，没意见则不出。本报将不至于收归公有或与机关报合并。”
　　第二天一上班，墙报前面围满了观众读者。一位副总编停步一看，大声喝道：“这是什么人搞的？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越说声音越大，火气越旺，伸手抓下稿子，边撕边喊：“他们想向党要自由！要什么自由！”整个二楼三楼的同志都从办公室跑出来听着这怒吼，人们不由得屏住呼吸，没写稿的庆幸自己没参与其事，写了稿的人有点后悔闯了祸。不久，就在大饭厅开展关于《自由谈》的大讨论。王亚生是记者部副主任，当时远在武汉采访，与他毫无关系，大约是本性难改吧，千里迢迢写了一篇文章来支持《自由谈》，认为这是社内发扬民主的好形式。讨论大会上，除了许多关于批评民办墙报是“不要党的领导”、“有反领导（当时没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是延安《轻骑队》的翻版”等等之外，也还有人甘愿出来当反面教员，画家丁午就是一个。
　　他说：“我认为领导同志太缺乏幽默感了，连俏皮话都容不了，还怎么发扬民主？怎么活跃社内的民主生活？我认为对《自由谈》用不着大惊小怪，大兴问罪之师！不信问问写稿的几位同志，他们有什么反领导情绪？如果虚怀若谷接受大家的好的意见，不就完事了吗？摆开这么大的阵势，未免太严重大小题大作了吧？”
　　大会被丁午搅得不欢而散。很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知道了中国青年报社内出了一个民办墙报，派人来抄录了稿件内容，以后也没有对我们进行批评。当然，也没有表扬。
　　这时，有人主张取消《辣椒》副刊（其实从创刊号试版，我送大样给团中央某书记审阅时，他就明确表示：“回去告诉你们总编，我不赞成搞这种副刊！”），孙秉富叫我坚决顶住。我想如果编委会决定，谁也顶不住。后来一打听，编委会未议此事，只是有人担心《辣椒》的影响愈来愈大，有的省市企业的团组织或青年监督岗相继办了《紫皮蒜》《朝天椒》《刺猬》等不少批评、讽刺性的副刊。我从重庆收集了一批工矿企业的这类稿件，借此开辟了一个新栏目：《辣椒的兄弟们》，还写了个编者按，欢迎同行们寄稿来。
　　有人认为这是副作用，如果共青团也都来批评团外的一些个合理现象，岂非不务正业？取消论的论据就在这里。
　　我只写了一个小纸条贴在讨论要不要取消《辣椒》的评报栏内：“《辣椒》一旦取消，本人面临失业，只好到大街上卖唱去也！”
　　仅此一语，1957年又构成我“反党”罪状之一：妄图联合全国《辣椒的兄弟们》起来反党，并负隅顽抗，以上街卖唱相威胁。这仍然是丁午所说的“跟没幽默感的人对话，没共同语言！”
　　在报社搞业余创作，在许多人眼中是不务正业的个人主义表现。我当时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篝火》，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将剧本打印，并派编辑钱伟与我联系商洽修改事宜，说水华要找我面谈。以后批判我的惟我主义的主要根据就是此事。那评论的题目是《从惟我主义到反党》。
　　几乎每出一期《辣椒》，总要因为稿件的修改问题、抽撤问题与值班总编有所争执。
　　《自由谈》事件，我又成为幕后策划者之一。何必如此惹得一些领导人心烦呢？别等待撤职查办，自己趁早走人吧。
　　于是我向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副总编陈模、钟沛璋提出，请求调到记者部。但批准令迟迟未下达，直到物色到高炜来取代我时，陈模才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舞会上非正式地透露：编委会已批准我的请调报告。当时我乐得几乎跳了起来。
　　1956年除夕，天正飞着小雪。当我迈向二十六岁的门坎儿时，我的心境是多么轻快豁朗啊。我和同室的画家裘沙两人各自正处在跟女友的热恋之中。我喝完呼唤灵感的葡萄酒，他画画，我写作。过度兴奋，也会阻止写作心态的平静，我写不下去，于是说：“走，裘沙，跟我上邮电局！”
　　裘沙眨着深度近视眼，奇异地望着我，但仍跟我一道各自骑自行车迎着飞雪向东四邮电局奔去。打电报的老业务员闲坐着。我填好了电报地址某某市某某大学以及我女友的姓名。电文是：
　　“我拥抱你，如同迎向一九五七！”
　　老业务员从老花镜下向我翻愣着眼睛。
　　1957，啊，明天，阳光一定会在雪地上闪着幸运的光彩。
　　这年3月，我打点行装奔赴大西北采访。先到甘肃祁连山的镜铁山访问地质勘探队，以后又到玉门油矿。那时铁路到此为止。于是乘坐吉普车至克拉玛依，时间已是7月初。
　　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报，说已商得报社同意，让我立即乘飞机返京与导演水华商谈分镜头剧本的事，机票由北影厂报销。我兴冲冲赶向北京，准备投入分镜头剧本的加工修改。
　　这时反右已经开始。在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空中，我庆幸自己走访大西北的收获，庆幸远离了报社，庆幸5月份在玉门时看到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时说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我得到了启示，保持沉默是最佳选择。
　　从傲慢抗拒到低头服软
　　下了飞机，到休息室的第一件事是找报纸看。7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的报心位置有一个加粗花框的三行字，我的大名赫然在目，“见报后速回报社本报记者部”。
　　再翻翻前三四天的报纸，原来刘某某已经被揪出来了。但我总存侥幸心理，以为鸣放期间，没有任何言论。何况一回报社，整风领导小组的人就找我谈话：“你要放下包袱，只要你好好检讨，揭发刘某某，你的问题与刘某某是有区别的。”
　　大字报开始向我围攻，说我肯定掌握着刘某某反党言行的最有力的材料，要站到革命方向来揭发刘某某，否则如何如何。
　　整个一个星期，要我写揭发大字报，实在写不出来。刘某某跟我说过什么反党的话呢？冥思苦想，搜索回忆，实在想不起来。总得揭发点刘的错误言论吧？于是我根据印象杜撰了一句：刘某某说青年垦荒没啥写头，说这种题材拍成电影也未必有多少观众。这证明刘某某反对青年垦荒。
　　这就是我想了六七天拿出来的所谓最有力量的材料。当时反有领导小组又令我交出刘某某给我的信，刘也交出了我给他的信，那上边也没找到什么反党的话。我承认跟刘某某谈文学，谈苏联的话题多，每逢春节他都邀我到他家吃饭，因为我没成家，纯属朋友间正常往来。
　　我的女友从外地来看我。正是一个星期六。第二天报社有大客车去颐和园游玩，我准备与她一同乘车去昆明湖划船散散心。她不同意坐报社的车。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俩在城里事先穿好游泳衣，坐公共汽车到颐和园，租到一只船。脱掉衬衣衬裤，戴上墨镜，一边划船，一边游泳，一会儿船上，一会儿水中，有说有笑，玩得实在痛快。游累了，就撑起阳伞坐在昆明湖上任船儿闲荡。憋了十来天的闷气，这几个小时终于吐出去了。在船上，我想起《难经》上讲过的狂与癫的不同。人不能没有一点癫劲儿：“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贵倔也，妄笑好歌乐也。”
　　于是，我放开喉咙在湖上高歌起来：
　　蓝天高，绿水长，
　　荷花朝太阳，
　　风吹千里香……
　　第二天一上班，一幅漫画大字报，呼吁打打我对运动的态度。漫画上：水上小船，船上有穿游泳衣的一男一女，戴着墨镜，男的张着大嘴在唱歌……
　　7月18日头版，有位马某某同志写的批判刘某某的署名文章，批刘之后的结尾，公开点了两个刘的好友的名，即威学毅和在下。这篇文字并不难找，现抄录下来：
　　还有人迟迟不下决心斗争，如编辑戚学毅，自称跟刘某某是患难朋友，刘某某吹捧他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关系甚密切，但戚学毅至今摇摇摆摆，吞吞吐吐，刚刚批判了刘某某几句，又赶快托人去道歉，请求“谅解”。现在，报社同志也已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记者舒学恩（即鄙人原名），长期跟刘某某一唱一和，一个腔调，并且傲慢地拒绝同志的批评和领导的劝告。现在，同志们也要他深入检讨。
　　命运之神巧于安排，1983-1985年，马某某同志又在《人民日报》记者部领导我，成了顶头上司。
　　我的母校——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同学们看到报上马某某对我的警告，为我担心，打电话来劝我服服软算了。我说我已经够软的了，够窝囊了，我不能无中生有胡吱呀。
　　没出三天，我正式被定为“右派分子”。我写交代材料。大会揭，小会批，更多的时间是让我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汇编》。我一个人一间办公室，倒也清闲自在。黄裳的那本《旧戏新谈》（解放前开明版）我撕掉了封面，成天看，也是自得其乐。为纪念这本书，1985年去上海看望黄先生时，还让他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大名。
　　7月16日在《北京日报》新闻界批斗刘某某。大会还没开始，人声已经沸沸扬扬，说是一人从三楼跳楼了。西裱褙胡同里，围满了来参加批斗会的同行们。从已经停止呼吸的土白色的死者面部，凡是中国青年报社的人都能辨认出这具尸体。
　　他就是威学毅。
　　老戚同我当然也是谈得来的。他这个人太认真，认真到呆痴的地步。一旦钻进痛苦的死胡同，怎么叫他往回走也不顶用。他的惨死，我不以为是他绝望的表示，他是在用尸体抗议。我咬紧牙关上楼，心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走这条路”。“你们本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正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事啊！
　　对我的看管严厉起来。我的女友的家也有人去做分化工作，逼她家交出我的所有的信件。果然如获至宝，但信中仍然找不到反党的话。我万没想到揭发我的材料中，居然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手法，把我信里揭露官僚主义和痛骂一个剧院人事科长挖墙脚的话算成我的“罪状”。这位科长乘人之危，利用一美女迫切要求人党的心理，步步诱引，眼看已经上钩之机，抛弃了在老区患难与共的夫人，娶了这位美女。这位美女忍痛扔掉了同她热恋了四年之久的老同学。我在信中讲给女友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剧院看戏遇见我的那位爱人被撬走的老同学，我们正在休息室交谈，那位人事科长笑眯眯向我们走来，伸手表示友好之意。但这只手悬在空中，我们不屑跟他一握。是的，我目中无人，因为他不是人。这尴尬场面至少有半分钟。被人欺辱了的弱者，还能有什么更高明更有效的反抗方式呢？我在信中对这位无才无德的人事科长总有几次毫不掩饰的谩骂，用词当然不大文雅，诸如：笨蛋、蜗牛、伪君子、补锅匠、蛀虫、党根、文明戏子。用现在人们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姓名，可以作这位人事科长的代名词，那就是《天云山传奇》中的吴遥。我骂这位以权力搞爱情加塞儿的“第三者”的全部语言，统统挪到党的上面，说我是骂党。为了套用阶级分析法，说我出身资产阶级，之所以对党如此仇恨，是由于我是阶级异己分子。
　　我是在十八岁地下学生运动中入党的。凡是我的老同学都知道我在学校的表现。我并没有隐瞒我的剥削阶级出身，我背叛了我出身的阶级，怎么能说是阶级异己分子呢？
　　揭发材料的导语说，我的最主要的罪状是前边关于《辣椒》我编的和写的反官僚主义文章是利用反官僚主义反党。文章中的那些官僚主义，一下子统统变成了党的化身。这样无异于承认党即官僚主义，从效果上看，是谁在丑化党？从观念上看，开了“朕即党”的先河。
　　然而，在上述这样的结论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开除我的党籍的处分决定上，我乖乖地签了字；在王某的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宣布我被宽大：按三类右派处理，每月发生活费三十元，我乖乖地表示感恩。团中央绝大多数右派全部服服帖帖地低下了头。求生的欲望，毕竟是最现实的！
　　1958年初，春节的除夕之夜，胡耀邦找团中央的全体右派谈话。大会一开始，他就问：“学恩来了没有？”我立即站起来，“来了！”耀邦说：“学恩这个人是有才华的，很聪明也还年轻嘛，只要下去好好改造，将来还能为党做工作嘛。”当着那么多比我岁数、资历、成就大得多的右派，耀邦同志这么激励我，使我非常窘迫不安。
　　1958年春，到山西平顺劳动改造，耀邦同志嘱咐只说我们与监管我们的人一样，统称是“下放干部”，不要公布我们的右派身份。因此，团中央这一大批右派，远比文化部发配到北大荒的右派要幸运得多，至少没死人。1958年上半年劳动评比中，跟我们一起并监督我们劳动的真的下放干部有些人表现平平，而一些没公布身份的右派反而都被老乡们评为劳动模范。在农村劳改的最大收获是亲历了大跃进的种种磨难，从放开肚皮吃饭到勒紧裤带干活……

　　风雨沉舟记
　　作者：章立凡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的前前后后，父亲章乃器始终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有的人激赏他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金口玉言地赐予“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活溢”。成为这样一位集毁誉于一身的人物，这或许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但也可能是他在现实中的悲剧。
　　自1979年起，我不断为父亲的平反问题提出申诉。民建、工商联（父亲是其创始人）的胡厥文、胡子昂老先生均主张平反，但当年两位积极斗争他的人，却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对平反。1980年4月间，有消息说，当年被划右派的二十七位知名人士中，父亲在不予改正之列。我手持当年印发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到胡耀邦同志处上访，又分别给邓小平、陈云同志上书。同年6月传达的中共中央60号文件，父亲的名字列在改正的二十二人之首。
　　一、整风之前的两场争论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因为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父亲的性格刚正耿直，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不脱书生本色。他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有些党外人士心存客气，或有所畏惧，对执政党的政策或对普通党员有意见，甚至发现错误，多数唯唯称是。而章乃器遇到这种情况，则不仅与其争论，而且还进行斗争。我怕他受到打击，多次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总是反过来批评我，说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和作客思想。他多次在公开讲话或私人谈话中，劝人不要有作客思想。要把国家的一切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不辞劳怨，全力以赴。
　　父亲除担任国家的粮食部长外，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这两项职务经常涉及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政策问题。早在1957年反右以前，他在两个问题上曾与一些同事发生激烈争论。
　　第一个是关于民建的性质问题。在1955年5月民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父亲作工作报告时插了几句话，大意是说：“在国际友人面前，可以说民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要说明，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政党。如果外宾们说：那你们的党可以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了，我认为可以欣然承认。”他这番插话中所提的“红色”不过是形容词，用以修饰“资产阶级政党”，本意是强调民建的进步性，不料许多人不同意“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提法，遂引起了一场争论。
　　父亲在辩论中引用了列宁和刘少奇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进步作用的论述，以及刘少奇“红色资本家”的提法作为佐证。他还谈到：“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
　　到了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改变了说法：“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此乃后话。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1956年公私合营基本完成后，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父亲一直抱着消灭阶级的社会理想，出于响应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号召，曾在一些内部场合探讨新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他提出：如果将“八大”政治报告中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的论断，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那些必须改造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出人意料的是，他这些在内部探讨的意见却被搬到一些会议上进行公开批判，并被贴上“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标签。于是父亲不得不应付一场新的辩论，并一直持续到1957年。
　　在私营经济大量出现，且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的今天，问顾这两场辩论，确实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父亲的悲剧角色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尽管如此，父亲仍保持他直言不讳的风骨，在1956年7月和10月的统战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党派关系、阶级关系、党与非党关系等问题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批评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等倾向。
　　毛泽东当时已对这位老朋友很有看法，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
　　至于梁漱漠、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段话可为后来的“引蛇出洞”策略做注脚。
　　二、整风期间的三次发言
　　1957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并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贯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4月30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在此次会议上，他表示自己不准备连任国家主席，并允许透露消息。
　　5月间，在一派“和风细雨”的迷人春色感召下，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纷纷直陈己见，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称为“三害”）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全国进人鸣放高潮。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向自然界宣战”变成了向“早春天气”宣战。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整风开始前，他在4月15日的一次发言中提出要防止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他认为：“革命领袖有时为革命辩护讲的话，就不能机械地用来指导今天的革命工作。”并举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句话为例，指出“现在生产建设有些工作细致些，尤甚于绣花”；在革命胜利后对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中，“也不是采取残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义的”。他主张：“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些，不要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共有关部门5月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当时，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计算全国粮、油的平衡，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自1952年主持创建粮食部以来，父亲为了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天都工作十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由于工作繁忙，他在整风期间只参加了三次鸣放座谈会。
　　在鸣放中，非党人士普遍反映“有职无权”。在5月8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父亲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思想。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讲到这里，他声明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政治思想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现在，可以说，经过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父亲认为，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提法不妥，“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次日一早，父亲打开《人民日报》，发现自己昨天的发言赫然刊载其上。当天他再度参加座谈会时，便向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我认为会议是内部会议，内容是不发表的，发表了我觉得有点意外，我怕会影响大家发言的积极性。”李部长说：“以后发表与否，听各人自便；但发表了，对推动全国的运动有好处。”
　　5月12日他出席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但只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大家畅所欲言。13日他因事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只送去一篇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的书面发言，并附一函给李维汉说：“稿子是‘信笔直书'的，草率的，也是坦率的；要不要发表，请领导同志掌握，我并无顾虑。”这篇书面发言也于次日见报。
　　此前已有不少人士指出，在党与非党之间存在着“墙”和“沟”，于是有党的领导人提出要“拆墙填沟”，开诚相见。父亲在这篇书面发言中提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容易引起误解的，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会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造成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以特殊自居。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党员犯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他还批评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认识。国家行政机构的作用不但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就连国家的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主张：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其他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从而令领导更加全面、主动。
　　三、反右派斗争正式出台
　　5月20日凌晨，父亲呷了一口青花瓷杯中已冷的龙井茶，燃起烟斗在书房内踱步。写字台上，平摊着刚刚完稿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是《工商界》月刊指定的题目，为了赶在6月10日刊出，他不得不熬夜赶写。自从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以后，他感到心情很舒畅，这一夜他在案头直抒己见，一挥而就。但父亲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党内一些高干的案头，正放着毛泽东五天前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后来很著名的话：“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他也不可能知道，一些领悟了伟大领袖战略意图的党内领导，这两天正忙不迭地给某些党外朋友暗中打招呼，劝他们免开尊口，免得日后吃罪不起。父亲更不可能知道，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上作了批示，该文发表于前一天的《新闻日报》，署名“小雅”，对父亲《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提出反驳。毛泽东批道：
　　乔木同志：
　　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三十日
　　这篇文章与作为反右第一炮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同被安排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31日，父亲出席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并即席发言，《大公报》、《人民日报》先后发了新闻。由于两报发表的内容很简略，且互不一致，他只好再度开夜车将发言的大意整理成文，加上《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标题，于6月3日送交《大公报》编辑部。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阶级最后必须被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脱胎换骨”的提法会把改造工作变得神秘化，使人望而生畏。
　　他还对定息的性质发表了看法。当时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另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父亲则提出：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父亲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进入6月以后，形势果然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变化。先是由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老人出面，于6月1日发表书面谈话说：“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这是“右派”首次作为一种政治新概念，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6月3日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总结发言稿上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5日，初夏的北京落了一场雨。在国务院礼堂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已有人开始对父亲的言论提出指责。据民建的黄某某老先生在日记中记述：当天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总理来谈中央结束鸣放的日期及对鸣放的看法等问题。夜九时半，黄老从睡梦中被唤醒，紧急召往中南海颐年堂去见毛主席，工商联的陈某某老先生也同时被召见（此前不久，两老曾联名上书，请求毛不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毛同两位大老谈了“鸣放中发现种种”，认为：“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还谈到“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毛泽东希望黄老回到民盟去（他曾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又于1947年主持解散民盟），但黄老有自知之明，回答说“走不进”。三人至十二时二十分方结束谈话。这场谈话给父亲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毛泽东既有此旨意，而两老平日与父亲又有龃龉，他们第二天就在民建、工商联的一些相关人士中奔走相告。这时，父亲应《工商界》月刊之约撰写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一文尚未发表，于是有人打电话来，要他同意将其在工商界座谈会上的讨论提前印出。6月7日，这篇文章在会上散发，立即成为攻击的靶子。
　　6月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就从这一天正式开始，“和风细雨”一下子变成了急风暴雨。
　　当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工商界座谈会，父亲虽未与会，但已陷入重围。此后的十余天里，批判急剧升级，火药味越来越浓，帽子越来越吓人。他从一位与中共共事多年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右派头子”。
　　四、为革命利益不怕戴右派帽子
　　当其他人在冥思苦想如何从这场斗争中逃脱劫难的时候，父亲却要作反批评。他在6月9日工商界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在会上下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还为受到批判的李康年辩护。他批评少数人乘机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方法以求对自己有利，表现“惟我独忠”的姿态。他表示相信“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在6月15日和17日民建、工商联常务联席会议上，他两度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针对有人歪曲他的观点，他提出：“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批驳一个人的文章不要不看就来批判，不要认为是毒草就不看了，不要怕毒草，毒草也要先经过化验。”他强调：“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党整风，是个很英明的号召……如果在整风运动中，把‘墙'拆掉，把‘沟'填平，过去互相抵消的力量变成互相协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我想，把社会主义事业加快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完全可能的。”
　　与会者都是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友、同事乃至前辈，但此时各个将面孔翻起，露出唇枪舌剑。下面摘录的一小段会议记录，可略见一斑：
　　章乃器：否定运动的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王某某：你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陈某某：你就是这样巧妙地否定党的领导。
　　章乃器：某老，你是年高德助的人，不要这样急，最好冷静一点。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希望同志们按照整风的精神来处理，按照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我要求组织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陈某某：你违反宪法，是两条路线的问题。
　　章乃器：那是你的宪法。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根本不可能有平心静气的说理。父亲引经据典的滔滔辩才，淹没在口号声和帽子堆中。这真像是一场与聋人的对话，双方各唱各的调，无法进行相同水平的理论交锋，只剩下了以数量取胜的“人海战术”。也许是对这种无意义的对峙感到孤寂，也许是预感到被推上祭坛的命运已定，他在会上说了这样的话：“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这人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有了这种“一切放下”的悟性，父亲的态度显得更加洒脱，他经常持着英国烟斗，从容不迫地在各种场合应对各种批判。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当时是民主党派共有的报纸，各党派都有领导人担任社务委员。黄某某是社务委员，过去常常主动出席，这次却临时把开会通知书推给了父亲。父亲也是社务委员，出席会议是分内之事，他明知是个陷阱，但还是坦然与会。
　　一进会场，他就对章伯钧说：“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因为同样姓章，故便以“宗兄”相称。但两人除了开会见面之外，并无私交。至于储安平，父亲只是在一些场合与他握过手而已。
　　这时的章伯钧、储安平，众人已是避之惟恐不远，批之惟恐不痛，更不用说为他们辩护了。父亲自己也是众叛亲离，反倒有心替他们二人说话。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的”，“并不是说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但是可以写一封信或请派个人来谈一谈”，“公开发表可能伤害全党、党中央威信的言论，这一点对负责精神是不够的，应当很郑重”。
　　6月16日的第二次社务会议上，又有如下的对话：
　　章伯钧望着坐在他对面的章乃器，说：“我的宗兄是不是谈谈，给我提提意见？”
　　王昆仑笑着说：“是同宗嘛，把你们的家务事摊开来谈谈吧！”
　　章乃器笑望着章伯钧，说：“你到我家只去过一次，钱还没有到你家去过哩！”
　　章伯钧半笑着说：“我们人没有联系，思想有联系吧！”0
　　章乃器于是向章伯钧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的宗兄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不显著。我看你是粗枝大叶，兼职也太多，管得太多，身兼两个党派的主席、副主席，又是政协、人大、交通部。也许党务管得细。《光明日报》和国务院的事，该打屁股……安平向你请教，恐怕你说话是相当随便；坦白，是好的，这恐怕给安平错觉，助长他错误思想的发展……我的宗兄，你对国务会议很马虎，很少发言，很少研究，常迟到早退，责任心不够。因此，你翻过来讲国务会议开得不好，不发扬民主、不深入细致，我不同意……”
　　父亲在发言中谈了对整风的看法，他说：
　　我从前到外地视察，开座谈会，发现有几种人态度不正常：（1）旧知识分子、旧人员；（2）工商业者；（3）没有民族关系的宗教界人士。这几种人，我常察言观色，情绪不正常。因此，我感到过去几次大运动，是必需的，但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是严重的。这次整风中发现，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对于这次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他另有一番高论：
　　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病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他，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五、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
　　父亲虽然呼唤和风细雨，但迎接他的却是雷电冰雹。先是千家驹指责他在座谈会上“放毒”，报上还刊出了一幅他与章伯钧互相涂脂抹粉的漫画，题目“宗兄宗弟”。民建中常会随即撤销了他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职务。6月19日，民建、工商联又通过决议，停止他在两会的一切职务。一场围剿式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6月20日，民建的两位处长奉命来家中与父亲谈话，要他作检讨。父亲回答说：“现在要我检讨，我只有反批评。”但他仍表示，“粮食部的业务工作我还是继续干。我准备给国务院写报告，要求检查我的言论和行动，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如果反对，就解除我的粮食部长职务好了。人大、政协明年再提名选举时，不要再提我的名。”两处长问：“毛主席的文章发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据其中的精神作检查？”他回答：“我觉得，我的言行没有违背那六条标准。”
　　两处长所说的毛主席的文章，即指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的讲话。6月19日，这篇讲话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人们发现增加了“六条标准”，并在原讲话宣布“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加上了一大段话，即强调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谈到当前的反右时，有一段批判父亲的文字。父亲突然站起来，动情地说：“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其他人见势头不好，群起而攻之。父亲力持己见，并且声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护党中央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
　　周公当时一直被毛泽东指为“右倾保守”，被迫作检讨才勉强过关，刚好又赶上整风反右，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他只有坚持党性，作违心的批判。最后他对父亲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这是两位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惟一伤了感情的一次争论。父亲的话分量颇重，是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其对周公内心的刺激恐怕也非同一般。他俩后来在另一些场合见面，父亲仍是一副俯仰无愧的态度，周公则温语有加，往往做出一些额外的宽容姿态以示弥补。
　　由于多年来不断搞运动，中国人的观念变得很容易走极端，历史也变成了任人随意涂抹的小姑娘。当父亲“走红”时，他的履历可以是投身抗日救亡、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了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等等。翻开当年的报刊，这样的批判词比比皆是，大多出自与父亲共事多年的一些老友之口，有不少更是歪曲父亲原意的批判：如父亲原话是“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截去后半句就变成“定息不是剥削”，与原来的意思大不一样。
　　吴某某教授年轻时曾受到父亲的帮助和提携，当时却积极地斗争他。父亲曾指出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的提法会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负担，此教授则加以演绎，称：章乃器说工商界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此话上达天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右派抵制改造时也引以为据，并表示不解：“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更有甚者，父亲的一位工商界老同事，“铅笔大王”吴某某，过去有困难时曾屡屡受过父亲的恩惠与保护，此时竟反咬一口，纠集一些人，乘机对父亲提起诉讼，提出资产要求。
　　反戈一击，是50年代开始的一种时尚，其给国人道德情感造成的伤害，也是十分致命的。要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上认识朋友，这场运动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也开创了最坏的先例。父亲一直到逝世，都不肯原谅某些伤害他最重的朋友。其实这些朋友，在后来的十年浩劫中，也和他一样品尝了苦果，近年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忏悔。
　　六、从民主人士到极右分子
　　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是一场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大围猎。陷入网中的右派们，不得不放下学者名流的身份，在各小组内接受无休止的斗争乃至谩骂，违心地作屈辱的检讨。父亲仍拒绝强加的罪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做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气力。他在会上作了书面检讨，承认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逐条辩驳了强加的种种罪名。他说：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部分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没有把我当做外人，我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自外。
　　7月7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主要就右派的处理问题进行磋商。父亲是民主党派中被停止职务的第一人，黄炎培给周恩来递了一个条子：“总理：请问国务院工作人员有没有停职或类于停职的规定？炎培。”他注明这个问题是“为了章乃器”，但为避免承担责任，他又在条子上注明“随便发问，并不是我主张”。周公用铅笔批道：“有这样一种处分办法，但对部长级还没用过。”
　　两天后，毛泽东在上海又点了一批有派的名，并且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毛重新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
　　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在与会者中引发了争论。毛在10月9日的最后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事实上是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并为此后一系列扩大阶级斗争的举措开辟了道路。
　　10月13日，毛泽东指示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统战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右派的处理意见。针对当时普遍掌握政策过“左”的现象，刘少奇在会上说：“当前党的统一战线，‘左'倾的危险是主要的还是右倾的危险是主要的？恐怕还是‘左'倾的错误更容易犯。现在‘左'一点大家都赞成，说右派不要安排，大家都鼓掌。对右派的安排，史良就表现的很‘左'，黄炎培也不赞成留章乃器，似乎黄炎培却成了‘左'派……现在是犯‘左'的可能性更多。”他提出：“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头面人物，要安排。”当时对这三人处理的底案是：撤销国务院部长和人大职务，保留政协委员资格，章伯钧还保留政协常委。
　　当时给父亲定案的最大障碍，就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尽管处境艰难，他仍泰然自若，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据说是因为他在部内威信很高，“威风打不下来”，于是又有人安排了民建、工商联与粮食部的联合斗争会，自12月19日起开始举行，两会负责人均到粮食部与会，连斗三天，父亲安坐聆听，时而咬住烟斗抽烟，时而闻目养神。到第三天时，某公（父亲昔日有恩谊于他）声讨刚毕，父亲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声说：“你没良心！”登时全场大哗。父亲如此强项不屈，会是没法再开了，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
　　1958年1月，父亲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他在文章最后写道：“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直到被撤职，父亲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就是这样，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
　　七、钢筋铁骨在
　　父亲这种倔强的态度，使他在后来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1958年1月26日，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被撤销。28日上午，父亲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总理召见。他已预感到是怎么回事，便穿戴整齐，前往中南海。
　　十一个月以前，他来到这里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现在还只是农历的腊月，再过几天就是立春，这个节气来得比去年还早。中南海的湖面却依然封冻，周围仍是灰蒙蒙的一片……沉思中，车已在西花厅前停下，他振作精神，安步踱入这座熟悉的古老建筑，周公和习仲勋、徐冰已在客厅内等候。由于事态已经明朗，双方的情绪反倒显得比较轻松，接下去是一场无拘束的谈话。父亲在他的《七十自述》中，记下了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伯钧、隆基的职，马上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等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的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总理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谈话结束，父亲与周公等握手道别，离开了西花厅，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他乘坐的黑色吉姆轿车驶出红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望着车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九年来，他第一次有了闲暇……
　　1958年1月3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撤销了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把父亲的名字第一次排在“右派”的首位，显然是“加重处罚”之意。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会上撤销了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资格。
　　罢官之后，父亲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蛰居。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每日读书、练气功，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一次政协开会，周恩来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在另一次会议中，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于，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十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在一次政协小组会上，吴某某碰巧坐在他身旁，父亲吟诗一首相赠：“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分量当然不轻。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这位教授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惟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该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其实在第三届政协名单上，他已非民建代表而是“特别邀请人士”）。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3月7日，政协常委会决定撤销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父亲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才增加到200元。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父亲在解放后收集了不少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并将约两千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此时法院又将剩余的两千五百件藏品查封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如愿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遭到更多的磨难，他的生命之火就在这场历时十年的长夜中耗尽，直至1977年5月13日与世长辞。1997年是先父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周年，历史的恩怨正随时光流逝，我深切怀念父亲和他的各位老同事、老朋友。回首四十年前的这场民族悲剧，加倍感到实现现代化离不开民主与法制。
　　（选自《黄河》，1997年第6期）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作者：于光远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来到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相处时间就长了，对他也就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在同科学处的同志接触时说，他认为党的科学工作比文艺工作更为重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不得不事实上更多地管文艺方面的事情，希望同志们对他有所谅解。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特别在人事方面的事，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做“副业”。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直到“胡适批判”之后，在中宣部里我又听到了还有一个“胡风批判”的事。关于胡风问题，开始，给我的印象是又一场学术批判，一场与文艺路线有关的学术批判。按说，既然是学术批判，同兼任理论、科学两处负责人的我，并非没有关系。如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事，就找到了我，我也就管过一阵子。可是对胡风批判，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任务，连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的话，部领导也一句没有对我说过。我本来就没有接触过文艺的事，情况不了解，乐得不闻不问。
　　1955年初我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才听说胡风问题不简单，可能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活动。不久就公布了一批材料，《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材料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把胡风等人定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公布了第二、第三批材料，编辑部加了注，还有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加的那些分量很重的按语。
　　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把它们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牦选》五卷出版时），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深思。
　　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每次讨论他都发言。但我实在记不住他和别人在会上发言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部长办公会议是那些熟悉情况、有意见可发表的人讨论的场合，他们之间早已有共同的信息为基础，不了解有关人和事的人，即使听了，仍然不懂。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参加部长办公会议的还有一些处长，我请几位和我共同回忆了一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印象。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了一大篇，对胡风问题什么也没说清楚。我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好在胡风集团这个涉及到许多人的大冤假错案已经正式平反，而且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研究的，写的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有的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大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我是个局外人，而且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上面写的那些只是在中宣部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
　　丁、陈事件对我来说与胡风事件有一点不同。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就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乾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似乎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从中央青委调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
　　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后，我有这样一个思想活动：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连什么是“反党”也不清楚，却在中宣部办公会议上对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讨论来讨论去，我实在没有去认真听的兴趣。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
　　在讨论丁、陈反党集团时，我听到又把丁玲和陈企霞的历史问题翻了出来。丁玲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连我这样对她的经历毫无所知的人，1939年一去延安就听人讲了很多。我想既然是老问题，想必组织上早审查过。建国初期她来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组织上一定审查清楚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一定不严重，否则不能让她担任党内这样一个重要职务。陈企霞也是延安整风中经过审查的，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又成了有问题的。可是也没有听说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有没有历史问题是个硬问题，查清楚就是了。当时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做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文章认为周扬这么讲是不真实的，周扬这样解释令人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的讲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做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根据多年与周扬的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把毛泽东没有说过的话歪曲成毛说过，周扬也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以有这种错误或那种错误，但周扬不具备这篇文章中所描写的说假话的那种品质。至于在处理丁、陈“案件”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有待于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个个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难度相当大。
　　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泽东做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
　　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
　　周扬在“文革”结束后回到社科院，有一次在安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嘛！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出陆定一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周扬这么做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尽管当时“运动”中出现的事情有当时的大背景，周扬却没有因此推卸自己个人的责任。他能这样做说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有原则的人，也说明他是一个服从真理的学者，而且他作检查和道歉也不是不冒一点风险的，那时在意识形态部门还有一股不小的势力阻碍他改正错误。
　　我还认为他在“文革”前在中宣部所犯的错误，在不同的事情上，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喜欢说一句话，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要掌握真理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对许多事情还没有作具体分析，不便发表意见。因此我在这里想再一次声明，我说的有些话并没有把握，说出来只是表述自己的一些认识，更多的是有一些疑问，我写的目的也是提高自己的认识，希望不吝指教。
　　反右派斗争开始，运动不断：1958年反右补课，19591960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七千人大会后才有了一个短时期的、比较宽松一点的空气，这时候聂总搞“科学技术四十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此外工业有个二十条，教育也有个多少条，这些我都没有参加。文艺先是有十几条，后来成了八条，我知道这是在周扬主持下搞的。
　　我认为对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是非功过，不仅要研究1954年至1957年他的表现，还要研究60年代他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持起草的文艺八条。应把这八条的内容，和柯庆施、张春桥，也许还有江青等反对八条的活动联在一起研究。由于我不是文艺界人，“文革”前对文艺太不关心了，所以不太了解，没有资格写中国文艺工作、文艺思想的事情，可是我真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对我了解周扬会有很大的帮助。
　　1962年春，在广州同时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讨论第二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还有一个是讨论戏曲电影等工作。这两个会议受到周恩来、陈毅的特别关注，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个主张得到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人的肯定。广州文艺工作方面的会，是一个在党的文艺工作历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周扬参加了这两个会议。
　　1961至1962年春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时间很短，广州会议后不到半年，毛泽东8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广州会议的基本精神也就被否定了。
　　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稿子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漩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他去天津小站搞社教，这是不对的。去小站是陈伯达的事，周扬并未参加。他去天津名义上是研究青年的问题，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下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他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听出他一些心声。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革”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能不和周扬划清界限，而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革”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是1966年12月）。在“义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也是最近我才知道他被弄回北京后，在部队的一个礼堂他和陆定一两人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可是当时没有让我参加）。在文艺界据说周扬也挨了斗，我更不知道。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在周扬被带回北京前，他其实一直在天津。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京后没有回家（他家就在中宣部院内的孑民堂），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那时陶铸还没有垮台。后来听说那几次斗争会周扬就是从被监护的地方揪出来挨斗的）。后来周扬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6月，林默涵被中宣部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毛在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于是周扬在7月14日被释放出狱，获得自由。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央宣传部，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
　　（选自《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为冯雪峰带诬
　　作者：牛汉

　　8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坐满，我坐在靠后的地方。这届研讨会，记得是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韦君宜、唐达成等负责人，与会者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专家、学者，其中有李何林、唐挫、林默涵等。
　　几个发言者对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意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导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人让我到台上讲，坐定之后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雪峰同志给我谈过事情的全过程。”
　　下面是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发言较为简略，现在补充一些必要的细节，中心意思绝无差异。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多了。一天午饭后，雪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雪峰在四楼，我在三楼。当时社长王任叔拟编一部《文学辞典》，让冯雪峰和另一位姓糜的编辑负责，糜有病，不常来上班。因此办公室很清静，只雪峰一人待在里面，显然有着照顾和隔离的作用。雪峰已多次让我上楼聊天解闷，请我喝上好的绿茶。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大，更鲜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垄磷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党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感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激庸的信。'我对变城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整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度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答激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基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整迹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垄群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垄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望联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望湖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俄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
　　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露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
　　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
　　袭战同志在“文革”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谈得清清楚楚。
　　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湮没。
　　（见《读书人报》，第72期，ZOO年1月18日）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作者：史索、万家骥

　　1957年8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告捷”的情况下，已将矛头转向了冯雪峰等人。7日，《人民日报》用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在第一版的版面上，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正副标题，通报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该文侧重揭露和批判的是丁玲、陈企霞，也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等人的名，把他们包括在“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的“等”字之中。就在《人民日报》报道“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当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对冯雪峰的斗争，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在本社则配合作战”。“配合作战”于当日就揭开了序幕：该社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全社大会，宣布撤销冯雪峰的整风小组组长职务，号召大家揭发冯雪峰的“反党罪行”。
　　冯雪峰感到突然，但并不惊恐。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家不是老在说什么“胡风是雪峰派”或“雪峰是胡风派”吗？硬想把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扯在一起，株连定罪。虽然他不得不在党内作过一次检查，但组织终未据传言和流言定案。现在又把他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扯在一起，他想，既是“小集团”，总得有组织联系，而这点，他自信是经得起反复调查的。至于要批他的“反党罪行”，他的某些言行是否“反党”，是否为“罪行”，在当时情况下，却看不清，说不准。从1957年6月6日开始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三次会议本是为1955年作快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平反的，说明丁、陈不反党；7月29日第四次会议，周扬忽然重申过去对丁、陈的批判没错，丁、陈忽又“反党”了，要继续批判。7月30日的会议即开始把冯雪峰扯在一起，但所扯的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他作了一次没有准备发言稿的即席检查，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承认：“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摘自1968年8月6日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下引未注明出处者，均据此。）他检讨到此，有人说，“团结在周扬周围”这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可另有人又认为他的检讨还不深刻，实际上还是“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但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表示满意。在散会时，周扬在会场出口处同我握手，说：‘你的检讨发言，我倒认为还好的，肯承认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以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如果说反周扬就是“反党”，他就只好认错了。
　　冯雪峰有着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清高”，对下谦和，待上却有时相当傲慢。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特别是当他感到对方有居高临下的官架子时，不管对方职位多高，资历多深，他那浙东人的倔脾气就会发作起来。1937年他与博古吵架并拂袖而去，就是一例。1951年，他受周总理的任命，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时，就毫不掩饰地向当时国家出版总署领导胡愈之说：“我不想搞文学出版社，更不想当社长，但是总理要我搞，我也没有办法。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他主要是对周扬不满。30年代，他就在文章中讥笑过周扬，有些措词近乎训斥。在他看来，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文艺领导上的随意干涉，违背创作规律的瞎指挥，对待作家的宗派主义，周扬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当人家提到他“反对周扬，就是反党”时，他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从30年代起，他就与周扬形成了对立面；40年代，虽然不是公开论战，但也是明里暗里的对峙。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这种对峙和对立就更为频繁了。1953年7月，他为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后题为《关于创作和批评》收入《雪峰文集》中），对文艺界的现状和领导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不讳言，批评的矛头没有放过周扬。而对立或对峙的情况更多表现在工作关系上。
　　1951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他把自己的意愿告诉过他的朋友：他不愿住在北京，一心想定居上海，在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中，专心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以及各种文体的创作。他一生最大的希望是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做铺路的碎石子”，而“不愿在客厅里去应对宾客，只愿当个烧火做饭的灶下婢”。在文学事业上，他充满了自信。他曾经说过：“如果组织把我安排在这样的岗位上，是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的，不至于像鲁迅所批评的那种白蚁，一路吃过去，只留下一些粪便。”因此当党组织要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他曾推荐巴金代他出任。有人认为他出任一个“区区的社长”，是嫌官小，可能是一种以己度人的猜测。
　　他上任之时，曾向组织明确提出：“要我于，就得按我的意见办。”的确，他的见地不凡，作风泼辣，一切都出自自己的心裁，不搞“等因奉此”那一套。在干部问题上，他看重的是那些既有写作、翻译经验，又不厌烦琐的学者、专家。为此，他从全国各地物色了一批这样的人才，作为出版编辑队伍的骨干。
　　他上任之后，就狠抓了出版方针。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国内的地位，他大胆提出其出书方针是“中外古今，提高为主”。他认为，普及读物的出版，各地方出版社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当时，在如何对待“名洋古”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囿于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褊狭理解，认为这些东西有碍无产阶级新兴事业和民族自尊心的发扬，而中国的文学遗产中又充满了封建的毒素。凡是封建时期的文学古籍，要出版就得加以删改重编，以配合当前的政治斗争。1951年在“推陈出新”的口号下，戏曲界就曾经出现了反历史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出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新白兔记》、《新天河配》、《新大名府》等剧本。冯雪峰坚决反对这样做。他告诫整理文学古籍的编辑，要有“朴学家的精神”，整理的目的，只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不得随意删改。至于如何正确引导读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以在前言中对作品进行分析。为此，他具体指导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整理工作。他主持的这一工作，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1952年整理本《水浒传》面世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各大学、中学、报社、图书馆、研究所，甚至演剧队，都纷至沓来邀请出版社去作报告，北京旧书摊上一直在廉价抛售的古典小说，顿时身价陡涨。为此，他还在报刊上写过几篇有关《水浒传》的长文，大大地纠正了时弊。
　　据当时主管他的工作的胡愈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搞得很不错，雪峰有眼光，有魄力，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书籍，也拒绝了不少‘有来头'的不够出版水平的书稿。”（《我所知道的冯雪峰》）的确，他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既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也得到了领导的赞扬。
　　但是，由于他在用人和采用选题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因此人家就说他“不听周扬的指挥”，搞“独立王国”。他承认，自己对周扬有偏见，也时有不敬之处，但他并不是盲目反对周扬。1954年文化部批准了社内出书的六个侧重面，冯雪峰感到很高兴，曾向人说过：“现在方针明确了，好办了。”他巴不得周扬来管，可是周扬并不怎么管，并到处说“管不了”，怎能说他“搞独立王国”？再说，他也并未把出版社当做自家的宅基地，在这里营造自己的建筑，有关出版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是向当时中宣部其他领导请示汇报的。
　　其次，说他主持制订的出版方针，只强调“提高”，反对“普及”；只出版现代文学作品，不出版解放区和当代作家的作品。这是反对以周扬为代表的正确的文艺路线。对此，他颇感委屈。诚然，在如何看待“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他与周扬是存在分歧的，但他并未将两者看成是对立的东西。他既抓了“提高”读物的出版，“普及”读物也未被忽视。在“普及”方面，他抓了两套丛书的出版，一是《文学初步读物》，计九十多种；一是《文学小丛书》，计一百五十余种。1953年起，还出版了《中国民间文学丛书》。至于所指责的后一点，也不合乎事实。他一上任，就抓了选编解放区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优秀作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专收建国后重要著作的《文艺建设丛书》和专收描写战争题材的《解放军文艺丛书》。
　　冯雪峰还承认，在日常言谈举止中，他对周扬是不敬的，有时态度近乎粗暴。但他不是傲视一切，轻视所有地位在他之上的人，对其他的“顶头上司”，还是严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的。
　　当人家提到他“反对周扬”时，他承认这一事实，而且也想今后改变这种状况。他深深感到，他与周扬的紧张关系，也影响了他与社领导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社领导成员之间，被划成了“周扬派”和“雪峰派”。他常常与一位副社长闹矛盾，也许这是工作方面的矛盾，但人家却看成是“周扬派”和“雪峰派”的矛盾。1954年，王任叔（巴人）调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开始，他与王关系融洽，配合默契，有人出来反对王任叔，他还出来做工作，说这些同志对王任叔缺乏了解，但慢慢两人也疏远了。王来社不久，就将靠近冯雪峰的聂绀弩等人打成小集团，这使冯闷闷不乐。1954年冯雪峰在《文艺报》受批判，其时中宣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指示各出版社年终总结“个人崇拜与个人作用”问题，而王任叔却布置检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问题。冯雪峰认为这是在他后院放火。王还亲自去文化部要求明确部对社的领导关系。冯认为这是利用他与周扬的矛盾，偏袒或是投靠周扬。
　　他与周扬的矛盾，不仅影响了社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社内一些信服和尊敬冯雪峰的人，曾公开在黑板报上对王任叔进行过讽喻和挖苦。此事惊动了文化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前来批评教育，为王任叔的工作撑腰。
　　对所有这些情况，冯雪峰认为自己要负一些责任。这种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仅在文艺界会使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更为深化、复杂化，也会对党的出版事业造成损失。他在会上承认了反对周扬的事实，不仅是追于形势，也出自一番真情，即希望与周扬搞好关系，从而做好工作。至于他所承认的“反对周扬实际上就是反对党”，那是迫于形势的违心之谈。
　　《人民日报》在1957年8月7日的报道中点了他的名，而社内又马上撤销了他的整风组长的职务，开全社大会对他进行揭发，搞“配合作战”。他预感到凶多吉少，这自然使他想起了震撼全国的《文艺报》事件。
　　1952年2月，冯雪峰接替丁玲兼任《文艺报》主编，他确定其宗旨是：“《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的原则，就是组织和发表一切有利于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评论”（分别见《雪峰文集》第3卷第575页、第2卷第814页）。他深感该报作为党在文艺上的喉舌的重要地位，兢兢业业地为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该刊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不计其数。刊物是办得活泼而又有内容的，当然在当时正风行政治化的文艺批判的大背景下，在讲求学理的批评中也夹有过“左”的色彩和杂音，以致一直被某些人认为是“雪峰派”的胡风，也暗暗地将他划入了“左的宗派主义”。胡风的书信称冯为“二马”，甚多微词。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在解放初期，也许是受当时大气候的影响，在文艺批评中，也时有简单化的倾向。1951年萧也牧发表过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文艺界的批判本来已经很失分寸，冯雪峰还跟随其后，说作者的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文艺报》第4卷第5期），挥起了他历来厌恶的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的棍子。
　　尽管这样，冯雪峰在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取代文艺批评的大潮中，仍然是落伍者。
　　《文艺报》1954年18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评论工作者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转载时，主编冯雪峰执笔写厂一则“编者按”，以示郑重。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这则按语很简短，无非是两个意见：一、充分肯定两位青年作者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值得引起大家注意”，“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两句话，是从观点和方法论上作出肯定的；二、指出作者的研究并不是“红学”研究的终结，这是一句大实话，也符合作者文章的实际。大家认为，作者在批评俞平伯时，忽略了俞在“红学”研究上的进步，评价不够中肯；而曹雪芹的世界观，特别是其“色”、“空”观念对其创作的影响也被忽略了。冯雪峰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他说的是如此委婉。这说明他着意肯定的是文章的大方向，即“科学的观点”，没有求全责备。
　　冯雪峰的态度是积极的，意见是中肯的，对两位作者也特别热情。据当时在《文艺报》的两位目击其事的编辑说：“冯雪峰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转引自丁玲：《悼雪峰》）
　　真是“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是为这么一件事，掀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批判，文艺界批，学术界也批，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紧接着，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联席会议，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载《文艺报》1954年第20期）。根据上面下达的口径，承认自己“是立场上的错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定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免去了冯雪峰的主编职务。
　　这事闹到如此严重地步，是冯雪峰始料未及的，事后也仍然想不通。虽然他根据组织的需要，公开作过检讨，但一直认为这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
　　对这一问棍，开始，他怎么也猜不透。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9月刚发表，10月就在中央报刊上转载，一转载就掀起了一个运动。这到底是为什么？待到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个问题，并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来部署战斗时，冯雪峰才稍有觉悟。他知道，对他的批判，只是为更大的战斗打开一个缺口。紧接着就在哲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开展了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冯雪峰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部署是理解的，但也难免有点牢骚，1957年揭发他的右派言行录中就有一条：“对批判《文艺报》不满，说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尽管批判《文艺报》的主要目的不是整冯雪峰，但因有毛泽东同志的过问，于是冯雪峰便成了一个可疑人物，而对他有成见并想整治他一下的人就心实胆壮了，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几乎每次运动都把他当做异己力量捎带上，即使找不到证据把他打下去，也得把他当做嫌疑犯挂起来，火烧一番。这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也许是“在劫难逃”了，他不时这样想。
　　未出冯雪峰所料，这次他的确是“在劫难逃”了。
　　尽管冯雪峰的检查是有相当诚意的，“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荃麟也表示满意”，但一场大规模的揭发、批判冯雪峰的斗争，正在紧锣密鼓声中酝酿着。就在冯雪峰这次检查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当周扬讲到鲁迅答徐徐庸信时，周肯定地说：‘这封信的原稿就是冯雪峰的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见邵荃麟在“文革”中写的一份交代材料）看来，部署的内容还不只这一些，斗争冯雪峰的决战之前，就有了一些周密安排的行动。就在“丁、陈反党集团”通报全国的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就在奉命“配合作战”了吗？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9日之后却忽然体会了。大家感到这是大雷雨前的沉闷，冯雪峰的感觉更甚。
　　8月11日或12日下午，周扬叫冯雪峰去文联大楼会议室，接受“帮助”。当时谈话的情况，冯雪峰事后有回忆：
　　我到文联会议室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等在那里，当时我觉得空气是很严肃的。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这开头的几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得是这样。接着，我记得他主要说了这两点：一、他说这一次必须把我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历史；他说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二、他说，我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就在说第二点中间，他很愤激地提到三六年的事情，说他和夏衍等人在坚持地下斗争，而我却和胡风勾结，给他们以打击。他说，这段历史也必须在这次批判中搞清楚。记得周扬当时还特别愤激地说，我三六年在上海还曾经说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要我当面回答他（这点我当时就回答了，说请调查）。
　　这次谈话主要是周扬讲，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风问题、丁陈问题；有的只是说：“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有的却说：“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周扬的谈话，已明确告诉了他，1936年的问题将是这次批判和斗争他的重点。也许是其他人说到了别的问题，也许是当时反右的重点是现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次谈话后，他仍然猜不透自己到底在那些地方出了问题。冯雪峰认为，他1936年在上海的工作，不说他有功，至少也不能说有大错；胡风问题，虽然一些人揪着他不放，组织上没认为他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至于丁、陈问题，报纸上也只是捎带提及，没有把他正式列入“反党集团”。有人已揭发他在“大鸣大放”中有“现行问题”，主要是说他“号召向党进攻”，“煽动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可这话是在社内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当做笑话说的。说时他笑了，团员们也笑了，难道人人都失去了幽默感？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为此问过与他同去开会的人：“这次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回答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检查什么问题。”这样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8月13日，作协党组第十六次会议，一面继续批判丁玲、陈企霞，一面将斗争重点转向冯雪峰，但关键的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还没有提到。虽然周扬已向他交过底，他仍无思想准备。
　　其实，他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的。周扬等人对1936年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中，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9月30日，周扬去审查陈列。当他看到这文稿时，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过一会儿又补充说，“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其实，这一问题他早就通过别人在说了，而且‘说得很离谱。1955年第14、15期《文艺报》连载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周扬亲自校阅过。该文借反胡风为名，说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于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也许是周扬在看到了鲁迅手稿时感到过去这套言论太离谱了，还须“经过仔细研究”。可是，他们“仔细研究”的结果，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谱。
　　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从此，对冯雪峰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并通过对他的打击，来“改写文学史”。关于这情况，冯雪峰的回忆是这样的：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三六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为中心了。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作协在五七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的。所有人的发言内容，这里都不必详细叙述，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
　　周扬等人如何策划布置这几天会议，我当时当然不知道……当时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们如何策划布置的事情。8月14日会议之后，15日休会一天；16日会议到20日会议之间又休会三天，这也显然都为了策划和布置起见的……当时周扬等人布置所有发言都集中于三六年上海问题，这分明是为了要打破我这个缺口，使我承认三六年我怎样“欺骗和利用鲁迅以打击和陷害周扬等人”，同时“进行分裂活动”，等等，以达到他们攻击鲁迅，篡改历史，为“国防文学”翻案的目的……
　　说到8月14日会场的空气，使我很震动……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发言对三六年两个口号问题的所谓“揭发”，不但在我当时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对于大部分到会人我觉得也很意外，加以楼适夷忽然号啕大哭，许广平愤怒地站起来痛斥我，使整个会场非常紧张。我确实很震动。（许广平在夏衍发言中间站起来痛斥我，说我欺骗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后来她开始识破周扬等人的阴谋，她就从别的角度来批判我了。）
　　这里所谓“别的角度”的“批判”，据当时的记录，是指许广平针对发言者所说鲁迅“受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是冯雪峰勾结胡风，假用鲁迅名义所写一事而说的一些话：
　　……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多年的人，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
　　有一天鲁迅写了一封信给胡风，我就说：周起应和胡风不对，是他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鲁迅跳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他们是对我！”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按指冯雪峰）说是你写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
　　许广平的这些话，打在冯雪峰身上，却落在周扬、夏衍等人的心上。所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打印稿没有收，不得不将记录转录于此。
　　尽管许广平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这场演得轰轰烈烈的假戏的真相，但轰轰烈烈的程度一丝不减。冯雪峰说：
　　在夏衍的发言中间，周扬也站起来，愤怒地质问我，说鲁迅《答徐懋庸》一文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我的笔迹，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也使会场更紧张，我也更震动。
　　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接连站起来质问我种种问题。
　　邵荃麟当时也站起来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了。
　　由于我远离党的原则，不能正确地、坚决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认识所发生的现象的实际，事前又没有思想准备，当天我确实感到震动和意外。
　　于是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要求同周扬见一次面。经过是这样的：周扬让我到文化部他当时的住处去见他。我要求见他，是想问一问清楚，我的问题究竟是出在过去，还是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想问一问他，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事实进行说明和解释。我到他那里后，他先说：“今天会场的激动情况，我也没有预料到……夏衍的发言，事前没有商量。他昨天电话上是告诉过我的，要提出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以及你脱离组织回家乡的事情，我同意他提。”（事实上，夏衍的发言显然是他们事前经过策划的。）我于是向他提出我的问题究竟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他说：“什么问题都让大家揭发嘛，批一批，对你也有好处。”我说，有些事实，我可不可以申辩。他说：“可以，你可以在会议上发言。”我记得当晚他对我只说了这几句话……他说话时态度很平静，同白天在会场上的态度不同。我感到很茫然，很快就走了。
　　这一天白天的会议，我感到震动和很大压力，心里很沉重；主要的是我竟然“欺骗了鲁迅”，又“陷害了周扬”，这像两块石头压在心上。晚上我去听了周扬谈话，当时觉得茫然，回来后也还是很茫然，心里只觉得沉重。但同时我也还这样想：错误我应该承认，事实也应该辩正，弄清楚……
　　第三天——8月16日第十八次会议上，何其芳、陈荒煤等人发言之后，会场上有人要求主席团叫我发言，交代一些问题，特别是夏衍那天提的问题，我一则没有准备，谈话次序很乱，二则只说到一些事实的经过，有的则加以否认（如说周扬、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和摧毁上海地下党组织等），有的则加以解释（如关于两个青年问题），给自己进行辩解，中途被轰了下来。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上周立波、郭小川的发言，完全不合事实的问题更多，在会后我向邵荃麟提出。他说，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重要的问题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同时叫我准备好作检讨，彻底交代。
　　“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已经成立，而“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这样的逻辑很奇特！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主要依据是，鲁迅那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是“冯雪峰代鲁迅写的”；冯雪峰“蒙蔽”了鲁迅，在文中对周扬、夏衍等进行“打击”；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分裂左翼文艺界”——这倒合乎形式逻辑。但关键的一点，即这个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冯雪峰代鲁迅写”或“假鲁迅名义写”是否合乎事实。当时慷慨激昂批判冯雪峰的人，都没有去“查对核实”过，虽然周扬、邵荃麟等说已经看过，“原稿是冯雪峰的，鲁迅只改了四个字”，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只是为了煽动需要而编造的。要“查对核实”也很容易，周扬知道，会上许广平也提醒过，这篇文章的原稿就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后，连续休会三天。说《答徐》信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的周扬，忽然想到了去“查对核实”。21日，他叫中宣部办公室去鲁迅博物馆“借用答徐懋庸的信的原稿”。介绍信原注明“借用一星期”，实际借用三天，23日，周扬签字并盖章具函说：
　　从你们这儿借阅的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信原稿（共十五页）已用完，现退上，请查收。
　　此致
　　敬礼
　　看来，周扬“查对核实”是有结果的，借用介绍信只说“借用答徐懋庸信的原稿”，用后归还时的信上却明确写了这原稿是“鲁迅先生”的。这也难怪，因为原稿十五页中的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与的。前面十一页是冯雪峰的笔迹，但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从原稿中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该文是鲁迅授意，冯雪峰拟稿，经鲁迅修改补写而成的，是鲁迅的文章。
　　这原稿，周扬是否给作协党组、给批判冯雪峰的中心发言人看过或说过，不得而知。但有一位参与批判冯雪峰决策的同志，在1986年3月举行的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说到过一件事：当他被“四人帮”迫害而“流放”在外地时，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了周建人说及这篇文章的情况：“这文章是鲁迅躺在病床上写的，而且写了两三天”（按鲁迅自说是“花了四天工夫”）。这使他“很震动”，他为此做了许多猜测，待他得到自由后，就给周建人去信，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这时，他才认识到1957年对冯雪峰是“搞错了，心里很难过”。由此可见，周扬的调查结果，也许是秘而不宣。
　　如果真是“调查核实”了，那么，其结果只能完全推翻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因为这结论的前提条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冯雪峰借用鲁迅名义写的，批判冯雪峰的发言，都建立在这个他们虚拟的前提条件之上。
　　如果这一“调查核实”的结果一宣布，斗争队伍的阵脚必然会大乱特乱。为了稳住阵脚，会议照样进行。8月23日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例到会去听对自己的批判。可是很奇怪，“会议已转到批判其他人为重点了”，以后的批判会，叫他不要去了，坐在家里写检查。本来，周扬在8月15日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已作过继续斗争的布置，他说：“党组已下定决心，各单位也要下决心，要搞多久就搞多久，目前斗争正在刚刚开始深入。参加这次斗争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我们要在这次斗争中把我们的基本队伍建立起来。”可是“党组”的决心却忽然变成了这样，斗争不准备“深入”了，而且停止了。
　　可是检查的口径还是邵荃麟布置的那样，即“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对此，冯雪峰总是翻来覆去想不通，为此，他多次找邵荃麟。他回忆说：
　　……对于说我三六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我记得找过三四次，都是我去找的，有一两次邵荃麟在态度上有过不愿意见我的表示……谈话要点……主要的就是翻来覆去都围绕在三六年上海问题上。我记得我几次问过他：我的问题的重点究竟在过去，还是在同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说：主要的当然是在现在和最近一些年来我的一系列的反党言行，但过去——如三六年的“分裂活动”也是十分严重的反党行动。我记得我几次说到，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病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等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这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邵荃麟反问我说：“但是，许广平又为什么那样不满意你，说你欺骗了鲁迅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说。邵荃麟说：“有些话是胡风、周文等人告诉鲁迅的，你也是听胡风、周文等人说的。”邵荃麟几次强调说，我当时同胡风先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又“用鲁迅名义”提出，以打击周扬，形成左翼文艺界的对立和“分裂”，这是事实；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从党的利益上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还记得的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服”我的话。他特别强调的是，我应该从“党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蒙蔽”了鲁迅，“损害”了周扬，这都是损害了党。他说，“党不是抽象的”，“周扬总是代表党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他说，我应该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鲁迅身上去以“损害”鲁迅。“保护”鲁迅，这是“党的利益”……邵荃麟所说的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是指所谓“分裂活动”和鲁迅批判了周扬的所谓“损害”周扬的责任，这责任应该由我负。又因为在谈话中我多次说到了事实的经过，为自己辩解，邵荃麟还特别指出过，说我“自我保卫”的本能太强了。
　　邵荃麟是冯雪峰的老朋友，周扬安排他来做冯雪峰的说服工作，是很合适的。他在履行这一职责时，的确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虽然冯雪峰也据理力争过，指出它逻辑的荒谬，但还是取得了相当效果的。据牛汉1986年3月12日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邵荃麟在说服冯雪峰时，也可能是说服者为了成全朋友又便于向上交差，也可能是蓄意为之而做的一笔不准备兑现的政治交易。据牛汉回忆，1958年冯雪峰案了结而冯终被开除党籍时，冯雪峰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自已被“说服”的过程。其时，邵荃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望保留党籍。当他按周扬的要求做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也骗了入，并损害了鲁迅。他为此曾发出过“暗无天日”的感慨，觉得自己已无脸面见人，多次萌发过毁掉自己的念头。
　　正当他在按既定口径写检查时，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三十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为分标题，列举了冯雪峰的“罪行”。仅隔一个晚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处月日报来冯雪峰的材料，报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这通知是打印的通用件，“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是在空白处用圆珠笔填写的。将冯雪峰定为“右派骨干分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风领导小组未与闻其事（王任叔已去世，无法核实），没有上报过什么材料，所以月日没填。冯雪峰的检查材料是9月3日写好的，而需要出版社补办的手续，却直到1958年1月才补齐。
　　1958年1月15日，文化部出版局整风领导小组提交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将冯雪峰列为“极右分子”，但未见批复。1958年3月21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宣告组织处理结论：“右派分子冯雪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批准：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保留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作协理事，由文艺一级降至四级。”
　　在他得知组织即将对他作出处理之前，已预感到即将失去母爱，他以婴儿似的啜泣之声，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愿。他说，自己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和党结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他难以想象离开党的痛苦，希望继续留在党内。只要如此，不管给他什么处分，他都能承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把他的意见反映了上去，上级的有关领导单位也对此作过考虑，但最后还是决定开除出党。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党的支部大会。谁也不敢违抗上面的决定，每个党员都举起了手，表决通过。冯雪峰也举起手。这次会没有对他进行批判，是次无言的会，倒是冯雪峰在会议临结束时发了言，他像一个正式党员那样对支部书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王士菁：《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志》）当时冯雪峰显得很沉着，很具信心，因为他在会前听到过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的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出党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
　　三
　　冯雪峰的问题刚揭露、批判完，并已见了报，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周扬即叫邵荃麟代他去看冯雪峰。说冯雪峰到底是位文艺界的老人，要关心他一下。
　　关心他，也还需要他。1957年10月，尽管冯雪峰已完全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和《鲁迅全集》的工作岗位．尽管他的身份已不适宜做重要的文字工作了，但邵荃麟却交给了他一项任务，为《鲁迅全集》第六卷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题头注拟稿。据邵荃麟在一份材料中说，“周扬向他说：‘鲁迅答徐懋庸信的注释问题……所说的哪些事实不符合真相，就应由冯雪峰自己来更正。11月间，即找冯施加压力，冯只好接受。'邵荃麟受周扬指示，找冯雪峰说：“还是由你先拟一个稿吧，你熟一点。”冯雪峰由于早受邵荃麟的“说服”和暗示，希望保留党籍，不敢违抗，便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口径，也就是他检查的口径去写。由于他写得太琐碎也太直白（如他将会上“周扬、夏衍的对证”都写上了），没有采用。最后由上面亲自动手去写。11月间，冯雪峰看到了由邵荃麟托人送他的注稿：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代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整和对证。
　　冯雪峰看了这条注文，向来人生气地说：“既然是别人写的文章，又何必编进全集里去呢！”本来是叫他“一阅”的，他却仍然拿起粗铅笔来，把“代写”两字改为“拟稿”；又在“鲁迅”下加“当时在病中，他”六个字，以说明由他“拟稿”的原因；在最后一句中加“在定稿时”四个字，说明文章是鲁迅自己的。尽管冯雪峰费尽苦心做了这些改动，但基调并未改变，以致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将它完全抛弃而重新拟稿了。
　　这条歪曲了历史事实的注，却成了经典。凡写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论文、鲁迅研究论文的作者，都得按它去统一口径。冯雪峰的问题一定性，全国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概念都重新写过。为了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和清除他的流毒，文艺界、鲁迅研究界，甚至文科教学方面，整整做了近十年的文章。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周扬等为30年代所作的全部文章，在“文革”中，在“四人帮”统治下，完全反过来写了。众所周知，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当时，冯雪峰也为他们打抱不平，曾愤激地说过：“‘四条汉子'在鲁迅文章中，无非是说‘四个男人'，现在成了政治概念，一切坏事都往他们身上推。他们哪里有那么大的能力！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都是党员，都是干革命的嘛！”
　　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这条注，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扳正了出自不同目的的歪曲，以科学的态度，忠实地描绘了历史，对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极端作出了严正评判。由于这条注，不仅仅是涉及到鲁迅、冯雪峰、周扬、夏衍等个人，也涉及到历史，不妨抄录如下：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大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我们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条注，除了上面所述的考虑之外，还考虑到该注涉及的问题，都是1957年批斗冯雪峰的主要问题，也是令冯雪峰“震动”、“茫然”，甚至想自杀的夏衍的“爆炸性发言”的主要问题。当时就这些问题所作的结论是：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从这条注中可以看出，这四条结论全部被推翻了。
　　冯雪峰作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杰出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光明磊落廉洁奉公的党的优秀干部，却遭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虽然有些个人的人为因素，但主要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个历史的悲剧。在这一悲剧中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都应该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免今后重犯，而不应该去纠缠历史的旧账。
　　冯雪峰是这样做的，本书中已多次说及。就是对夏衍，他也不念旧恶。据夏衍说：“五七年以后，他和我还常有往来，并不因我作了那次‘爆炸性发言'而疏远。六○年，他曾到文化部找我，承认过去有错误，并诚恳地希望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六三年，他为了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在我的办公室里，从下午二时同我一直谈到天黑后公务员来收拾屋子，我帮他出了些点子，他的情绪很欢畅。”（《一些早该忘却未能忘却的事》）唐弢，还有许多与冯雪峰晚年有过接触的人都说到，“文革”中有些青年教育工作者和鲁迅研究者向冯雪峰了解情况时，无不先行数落一番周扬、夏衍，说些冯如何正确的好话。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很不高兴，总是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周扬他们犯了错误，我也犯了错误！”有人还为他抱不平，说1957年把他打成右派，是周扬、夏衍他们一手干的，他却说：“他们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不能全怪他们。”
　　冯雪峰如此坦荡、纯真的胸怀，周扬也感受到了。周扬向楼适夷说过，冯雪峰在他受“四人帮”迫害时，没有落井下石；唐弢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同志》中也曾提及，周扬向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听我的儿子讲，雪峰同志没有把30年代左联时期许多问题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也承担了责任。”
　　周扬、林默涵等也没有纠缠旧账，都各自在总结经验教训。
　　1975年10月，在冯雪峰重病期间，周扬去冯家看望了冯。他说：“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互相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1979年5月1日周扬致楼适夷信，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据冯雪峰事后向友人说，周扬当时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冯雪峰很受感动，并很高兴，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参看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
　　林默涵是1957年参与批判冯雪峰的决策人之一。1956年《鲁迅全集》第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题头注的主要定稿人，当他后来得知了事情真相后，就坦诚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事。1977年11月，中央指定胡乔木和他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他在第一次与编辑室工作人员见面时，就对1957年特别是对《答徐》信的题头注，勇敢地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使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1986年3月，他在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再次对冯雪峰的遭遇表示“内疚”，并谈了自己对他总其一生的认识：“我觉得，雪峰同志确确实实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诚的革命战士，这是一；第二，他确实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第三，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从他一生的行动中表现了出来。”（据听会人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前面所引1981年版《鲁迅全集》那条题头注，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各方征求意见，向上汇报请示的情况下定稿的，其中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邵荃麟过早去世，没有来得及谈论这个问题，但他的家属葛琴，为1979年11月冯雪峰的追悼会送去了“曾由患难感知己岂以得失论英雄”的挽联。邵小琴还参加了护送冯雪峰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送葬行列。
　　而造成“爆炸性”事件的夏衍，却至今还在写文章，重复着他在1957年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事实上仍认为冯雪峰在30年代犯了“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错误。为此，不少老同志写文章进行规劝，一些学者则进行辩正，本来“安定团结”局面可望的文坛，又不得安宁了。
　　为冯雪峰恢复名誉，夏衍是很有保留的。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国家出版局两级党委通过的《冯雪峰悼词》，去征求他的意见。他见到《悼词》，就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地说：“人死了，说几句好话是可以的。”接着他着重就《悼词》中的两句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党问鲁迅的夫系！”还说，“说他‘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也不能同意。”去听意见的人，抖抖索索退出了病房。本来这次追悼会是这年4月就准备开的，主要由于夏衍的态度，拖到11月才开成。
　　也许是对《悼词》有意见，夏衍在5月间就写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5月，正是向他征求《悼词》意见之后不久。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他那“爆炸性发言”的观点，并且声明说：“那次讲话（指爆炸性发言），现在想来，除了有点感情激动之外，讲的全是事实。”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又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涉及到冯雪峰时，虽然火气少了些，但仍然在重复着过去说过的一些话。
　　我们没有必要与夏衍苦苦争辩这些文章中的观点，那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任务——这些学者实际上也在这样做，一直在与夏衍争论。但由于夏衍文章中涉及到冯雪峰传记材料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他又反复声明“我对各派文艺团体没有偏见，掌握情况较全面，而且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我相信自己不会记错”（《夏衍谈“左联”后期》），所以有必要鉴别一下他的记忆力的可靠程度。别人已经鉴别过写有专文的不赘。
　　“爆炸性发言”曾经说到中央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要他在离陕北途中寻找一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这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去与中央的联系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因冯雪峰而丢失了一支部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夏衍同志是不能信口说的；但他说了，当时听会的可以作证。可是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夏衍发言的打印稿却见不到了。是不是他当时就已对自己“不错”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
　　“爆炸性发言”最能煽动人的话，还有一段：“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系的，见了你（指冯雪峰）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件事，到了1991年，“记忆力一直不错”的夏衍，却把它描述成这样了：“冯雪峰来了以后，带着毛主席给章乃器几个人的信找他。我去找他的时候，章乃器讲：你们中央有人来了，跟我联系了，今后不要来找我了。章乃器又讲道，冯雪峰说了，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1957年，“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两句话是夏衍从他们“领导的外围人士”那里听来的，不是章乃器直接向夏衍讲的；可是到了1991年，却变成了章乃器面对面地向夏衍讲的了。是不是因为1957年章乃器还健在，不好瞎说，而到了1991年，章乃器早作古了，已死无对证了？！
　　在《夏衍谈“左联”后期》中，又冒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公案。夏衍在该文中说，1943年6月初，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到了重庆见周总理时，“总理批评他几点……第三件事情是他（指冯雪峰）删改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是多么胆大妄为的事啊。夏衍说，总理批评冯雪峰时，“还有徐冰、冯乃超也在”，意谓有“人证”；还说，“我有笔记”，意谓有“物证”。人证物证俱在，是不好怀疑的了。可是这事还是很玄乎。证人已成古人，死无对证，只能取信于“笔记”那物证了，可这物证尚未公布。读者不免要产生疑窦：
　　一、冯雪峰对烈士的遗文，历来是抱着极其神圣的感情来对待的。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说过，他对待溜秋白、方志敏、应修人、潘漠华等的遗文莫不如此，并为它们的刊布传世做了严肃认真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与鲁迅有着共同的感情和心态：“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常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他对待《可爱的中国》，当不致那样草率地“删改”吧。
　　二、有关《可爱的中国》原稿的保存情况，冯雪峰在1951年9月为这书影印本所写的《说明》中已作了详细交代。原稿原由鲁迅妥善保存，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时，鲁迅就将它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即向中央汇报，很快就奉中央指示“在上海设法保存”，便把它“交给已经替我们保存着瞿秋白同志一部分遗稿的朋友谢澹如先生一起保存”。从这时起，直到1951年，冯雪峰无缘再见到这原稿，即使他想“删改”也无从下手。而且原稿尚在，有无“删改”，不妨去调阅一下。
　　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原稿两篇，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经由谢澹如抄出，以《方志敏自传》为书名在上海铅印过一次。当时，谢澹如担心兵燹毁灭烈士遗文，为了使它留传后世，就擅自将它付印了，同时还印了由他保存的瞿秋白的《乱弹》。这次付印，是否有技术上的改动，不得而知，但即使有改动，当时冯雪峰在白区身陷囹圄，不可能与闻其事。
　　四、1951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可爱的中国》，冯雪峰主持其事。这个影印本以及后来的排印本，的确作了删节。前面删了两千来字，是叙述祥松在囚室中如何为友人写信，后面删去了照应前面开篇的几百字。被删的文字小说成分居多，烈士很可能是为了迷惑敌人而这样写的。据王士菁所引冯雪峰1951年10月15日写给他的信说，作这样的删节，当时完全是按组织程序办的，是“经中央同志看过，商量之后才如此决定的”，不是擅作主张。夏衍所指的很可能是这一件事。很显然，如果指的是这件事，在时间上就大有出人。1943年怎能预见到1951年发生的这件具体事？再说这件事是按组织程序办的，周总理怎能投夏衍之所好来横加指责呢？
　　夏衍的记忆力也许是不错的，他的确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如果我们不是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他提供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有关冯雪峰的资料，其中不少的可靠程度是颇令人怀疑的，所以他的有关文章一发表，辩正的文章就会接踵而来。这是否像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有点感情激动”了的缘故？
　　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也还有人在。以致冯雪峰的传记很难写，不断地横生枝节。
　　冯乃超生前向楼适夷说了一个故事：
　　80年代初，北京大学召开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座谈会。与会的不少是“左联”成员、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冯乃超也在座。
　　一位老作家忽然记起了夏衍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引经据典地说：“冯雪峰在重庆，一直住在叛徒姚蓬子家里，光凭这一点，就说明冯雪峰不是个好东西！”
　　冯乃超应声质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位老作家傻了眼，不得不语塞地承认：“不——知——道。”
　　冯乃超近乎训斥地说：“告诉你，我知道！这是董必武同志的主意，叫我负责的，我亲自陪他去的，是组织为了保护他。你不知道就不要瞎说！不知道还要瞎说，我就要出来说话了！”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元老，与冯雪峰不同宗，不同派。他之所以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说明他对纠缠文艺界几十年的宗派主义已极端厌恶。看来，文艺界绝大多数人，包括受害者和曾经加害于人者，都能正确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同志1960年春节向文艺界同志说的“忘掉过去，咸与更新”，是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
　　四
　　在批判冯雪峰的运动中，根据上面的安排，冯雪峰所工作生活过的、群众对他最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配合作战”，“主战场”安排在中国作协。有关对他的斗争部署，批判的内容，如何定性，如何办理手续等等，当时该社整风领导小组（除王任叔未及核实情况外）都不得而知。是人文社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力量吗？显然不是。当时，该社的职工中，有好几个是20年代的老党员，有活跃于“左联”时期的“左联”成员，有鲁迅生前的友好，有冯雪峰的老同事。这些干部，有的来自革命根据地，有的曾斗争在白区。在编辑队伍中，有全国著名的作家、理论家、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当然还有工作在基层的办事员、公务员。这些人对冯雪峰的一生情况，可以充当活证人，可以说这个队伍的力量相当雄厚。然而他们却只能“配合作战”，只能奉命行事。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通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情况时，只是附带提到了冯雪峰的名字，并未给他扣任何帽子。这日早晨，社内有人听到了广播，来社上班时，就传开了。全社为之哗然，痛哭流涕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呆若木鸡者有之，痛斥传播消息为造谣惑众者有之。可是，当日《人民日报》证实了这并非谣言，而当日上午举行的社内大会还需大家对冯雪峰进行揭发批判。这样的会在社内共举行了八次。大多数会议是该社领导小组奉命安排的，有些会议则由文化部派出副部长级干部前来督阵。冯雪峰有时到会，大部分是缺席“审判”。
　　为了要给“主战场”的作协党组会议提供炮弹，该社奉命每次会都得给上级写出“情况反映”。从这些“情况反映”中，我们倒可看出冯雪峰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妨摘录在此（摘录时，已将人名略去）。当然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为了迎合上级的需要而写的，读者自可鉴别。
　　一、大吃一惊以后：
　　8月7日上午大会后，普遍的反映是大吃一惊。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呆立不语，少数人在早上听到广播，但以为听错。某某到社曾提起此事，同志们斥她造谣。而在大吃一惊之后，就各有各的反映。
　　1．恍然大悟，不足为奇
　　2．伤心落泪，感叹惋惜
　　有不少同志听到此事后，整个上午安不下心来。有些人甚至伤心落泪，有人感到冯平日在文艺界威望甚高，如何今日落到这般地步，实在为他惋惜。但伤心之人虽不少，却也有几种情况：
　　（1）与冯长期相识的人，如某某（群众）便哭了，某某某（党员）说：“……雪峰同志，我一贯很尊敬他。”讲到这里就哭了。而还有一些人像某某某（老编辑）等说，听到此事后的心情，宛若听到莫洛托夫小集团一事一样沉重伤心，久久不能凝神工作……
　　（2）另一些同志，如一编室的同志，还有一些青年也感到伤心，情感上一时扭不过来，追究起原因来是个人崇拜。某某某（群众）说，平日觉得鲁迅死后，就是雪峰，想不到如此；有些是由于雪峰平日的作风，貌似忠厚长者，朴实艰苦，但不认识他的本质；有些青年是盲目崇拜，如某某（团员）认为全中国只崇拜冯……
　　3．沉默不语
　　有一部分人在听到此事后一直不表示态度，还有些人，问他们，他们也不说，有些人只表示要看看事情发展。他们的态度是将信将疑：看看再说。
　　4．想不到，也想不通
　　某某某（团员）、某某、某某某等明确表示想不通。X说，如果真是如此，情感上也还斩不断。冯一向是为青年所热爱的，想不通。
　　这一“反映”材料是呈交上级整风（即反右）领导小组看的，他们需要侦察火力和自己队伍的实力，撰稿人理当投其所好，多反映一些能表现诸如此举深得民心，群众斗志如何旺盛之类的“正面”材料。但令人极为扫兴：这哪里像是在批斗冯雪峰，完全是在为他辩护、申冤，为他评功摆好，而且居然犯上点了周扬的名，而且又从材料上反映出了这些群众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持如上态度的，既有党团员，又有一般群众；既有学者、编辑，也有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而且他们的人数都“不少”。
　　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至于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在全国的反映，可以说是造成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大都在版面上获得了“双头条”的显要位置，然而不少是凑热闹的应景文章，“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纪念雪峰》）。不少作家却忧愤交加，杜鹏程在《回忆雪峰同志》中曾追忆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
　　记得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像……会后，我和柳青问志回到和平饭店。我一声不吭，躺在床上。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深受我们大家尊敬。”
　　具有柳青、杜鹏程同样心情和情绪的作家，为数不少，当冯雪峰的冤案平反昭雪后，都记录在他们的有关文章中。特别是那些对冯雪峰有深知和深交的老作家、诗人、理论家、美术家，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与他同样的命运。后来他们的回忆文章，无一不是搀和着泪水写成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曾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雪峰》。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目的，除了要“揭上海这个底”（邵荃麟语），“戳穿”冯雪峰“以中央名义，以鲁迅名义”给周扬、夏衍的“打击”、“陷害”，从而解除他们的“‘冤狱'之感”之外（周扬语），还想对他进行全面清算，诸如历史问题、现行问题、人品问题，特别是要卸下冯雪峰以为自己“正确”的这个“太重的包袱”（周扬语），要打掉他这个“权威”，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如周扬向冯雪峰“交底”那样，这一次必须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彻底”。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冯雪峰是个“大骗子”，是历史上的“大奸”。其他一些中心发言人也和着这个调子唱：冯雪峰“毫无心肝”，他怀的是“黑色的心肠”，“思想相当阴暗”。
　　冯雪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品是否如此之坏，上面所引材料大致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
　　的确，冯雪峰并非完人，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缺点，如前面所述，他对周扬的态度就是如此。对此，与冯雪峰相交甚多的唐弢有过描述：“……农民气质在雪峰的性格里也留下某些弱点：严格而不免执拗，朴素而失之褊急。我曾经和他发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畏。不过，他的诚实仍然使你相信：这个人决不会弄虚作假，暗箭伤人，甚而至于只要相见以诚，满天乌云，随风消逝，反过来还会设身处地地接受别人的意见。”（《追忆雪峰》）与雪峰共事多年的楼适夷，也有个类似的评价：“雪峰同志这个人，的确缺乏询谨儒雅的绅士气，而且他对这种气味非常厌恶，照他农民的倔脾气，他得罪的同志是不少的。”有关他性格气质方面的优缺点，极为信赖他的鲁迅，早就指出过，说他是“浙东人的脾气”，“为人太老实，要吃亏的”。前面我们说过，即使在鲁迅面前，他也不讲长幼尊卑之序，碰到急事时，总是近乎命令式地要鲁迅这样做，那样做。他对极为信服和尊敬的瞿秋白也是如此。在上海时期，他的文章可以交给瞿秋白改，而瞿秋白的文章，他也可以径直修改；如斗争需要，他也不奉守作为下级的本分，为瞿秋白分配任务。对他的上级张闻天，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由于他厌恶俗套，缺乏恂谨儒雅之风，在解放之后，也碰过不少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据姜椿芳回忆：1949年冬天，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为叶以群的婚事张罗，想搞得热热闹闹的，发了许多请柬，冯雪峰也接到了请柬。他一见请柬就生气，批评董慧说：“共产党人结婚闹成这个样！为什么要大请客！”弄得董慧不敢见他。上海文化系统开会，冯雪峰被邀到会。一次被门卫纠缠着不让进，他火了，一进入会场，就冲着主持会议的人劈头盖脑一顿大骂。骂他们“是官僚主义！搞文化的人也高高在上！我都进不来，老百姓怎能进来，怎么走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在北京，去文化部开会时，他当着部长、副部长的面，指名道姓提意见，有些意见极端尖锐，以至弄得会都开不下去。（见姜椿芳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稿）第一次文代会他与赵树理初次见面时，就尖锐地批评了其作品描写落后面太多，使对方接受不了。本来他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是十分肯定的，对赵树理本人也是依赖和倚重的，稍后，他就曾与人商量，拟将赵树理调来社内，主管通俗读物的出版。丁玲多次说过，他有几次把她批评得哭了。老舍刚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时，他就狠狠地批评过《春华秋实》，说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艺术构思，是奉命写作的东西——尽管他十分看重和尊重老舍的才华。1956年他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就考虑要求老舍来担任社长。对权势高贵如江青者，他也发过“浙东人的脾气”。1954年，江青去过问过《文艺报》，对他指手画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像他这样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果对他不是很了解，就会结怨结仇。但从这种性格和气质中，另一些人却看到了他的耿直和光明磊落的一面，觉得这样的人，至少是可信赖的。
　　作为“配合作战”战场的人，之所以那样想不通，或为他哭泣，或沉默不语和直言抗辩，与作协党组对抗，正是这样去看待冯雪峰的性格和气质的。当然，他们也并非完全着眼于这一点。他们从冯雪峰的经历、事业和这样不平常的遭遇中，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不仅是冯雪峰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史上的悲剧。有人竭力要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清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结果是适得其反，群众对冯雪峰更为同情、更为尊敬了。
　　群众之所以对冯雪峰抱有这样的深情和同情，是把他当做党的化身来看的。他虽然享受高干的待遇，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尊重人、理解人、同情人。见到一般的勤杂工，新来的大学生，都是他先打招呼。在社内，不分工种、职别，都处于同等地位。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此感到特别亲切。他一生扑在党的工作上，“是一个没有个人娱乐”，不谋个人享受的人。多余的钱，他不知如何花费，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当官”进过一次城，他的儿女上学，只是抠着数字给他们公共汽车票钱，多一个零花钱也不给。但对那些工资低廉的公务员，家中有病人或出现了变故而缺钱用的职工，却极其大方。他往往背着人，将自己剩余的工资和挣来的稿费，一把一把地硬往人家兜里塞。在社内，至今还留传着一些有关他的美谈。他虽然有专车，有专配司机，但他几乎不用车，除非要去远处办理公务。上下班，去文化部开会，都是以步代车。一次，他坐车去远处开会，碰上滂沦大雨，回来时，他住宅所在地的苏州胡同泥泞不堪。车到胡同口，他就跳下车来，叫司机绕道回社。他冒着大雨，脚穿一双白底新布鞋，溅了满身的泥，步行到家。家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白白糟蹋了鞋子，他解释说：“车子进来，司机得花半天工夫冲洗车子；车子一过，路人还不挨溅！”他就是这样，关心别人甚过关心自己。对为他服务的公务员，他教育儿女，要以叔叔相称，吃饭要同桌共席。
　　他不仅对社内职工如此，对作者也是如此关怀备至。有一位作家，原是延安鲁艺学生，后到东北解放区工作，曾写过《大裤裆的故事》出版。解放后这位作家来到北京，热心创作，脱离组织单干，在一个中学代课，曾向出版社寄来稿子和书信，要求冯雪峰帮助出版。冯雪峰叫牛汉去看看他。牛汉去看了，人不在，只在窗外看到他室内的情况，很清贫，初冬尚未安火炉。冯雪峰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拿出一把钱，要牛汉送去。怕他不要，说是“预支稿费”，并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指出寄来的稿子缺乏基础，劝他搞创作不要脱离组织，不然，一事无成。（据牛汉1980年1月13日谈话记录综述）冯雪峰这样关心体贴别人，一贯如此。在他处于逆境、工资连降三级的1963年，于初夏某天在公共汽车上见到迎面步行的吕荧，脸色苍白，像生病的样子，衣服也未换季，还戴着冬天的皮帽子，裹着风衣。看到此情此景，他感到心酸，但由于他与吕荧都“有问题”，不便直接联系，就辗转托牛汉到吕荧家去拜访，“问问他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点钱，过几天我可以送一点给他。你最好能到他住房里面，瞧瞧他生活的实际情况。他的自尊心很强，决不向谁诉苦的……”（牛汉：《以心灵关怀心灵》，载1986年2月8日《文艺报》）
　　冯雪峰扎在人民群众中的根须，是拔不出、斩不断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在解放后的顺境中是如此，在反右的一片杀伐声中是如此，在反右之后的逆境中也是如此。
　　关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支部奉命开除他的党籍付诸表决时的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家开了家庭会议，要他的家属不要因他的遭遇而动摇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要他们振作起来，好好做人、待人，好好学习和工作。
　　从此，他没有怨艾，也毫不卑怯地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他主动让出了居住多年的苏州胡同小院和公家配给他的全部家具，搬入梯子胡同一个狭窄而拥挤的集体宿舍中，与大家比邻而住。在社内，则作为一名普通编辑，自1958年至“文革”前的几年中，先后从事《文艺辞典》《叶紫选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等的选编和校订工作。在编辑工作中，他那种敢于坚持真理、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至今仍被传颂着。在如何看待郁达夫的问题上，他与当时的舆论界和社领导是存在分歧的。他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统观其一生及整个创作，表现的是真诚，而并非颓废。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出版他一册薄薄的选集，是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他坚持应将《郁达夫文集》列入社的十年规划中，并自告奋勇地承担它的编订任务。1959年底，他即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他认真地阅读原作，反复比较，决定取舍；几乎不参考别人的选本，以免干扰了自己的编辑思路。为了准备发稿，他将自己的藏书拆开粘贴，无可粘贴或舍不得拆书的就亲自抄写，如日记部分就是他亲自抄写的。本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已全部编好，出版说明及所附资料也都写就，“文革”中却散失了，至今未能问世。另一项工程更为浩大的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的短篇小说集。为此，他阅读了1919-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三四百万字的选本。在这一工作中，同样表现了他那敢于坚持真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冯雪峰虽是“戴罪”之人，但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工作是最积极的，劳动是最卖力的，照样关心时事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最为踊跃，不担心别人抓他的辫子。他照样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做人，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业余时间，他虽然已“不宜”写评论文章、从事学术研究了，但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看过两遍，以便从更高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一些政治和文艺理论问题。本来，他想完成反映红军长征的《卢代之死》，1961年奉命不能写，便将原稿毁了。经请示领导批准，便着手从事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为此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并经周扬同意，去广西等地作了实地调查。为了写作的需要，他还练习写旧诗。
　　由于他各方面的表现不错，社内同志不仅没有把他看做“敌人”，反而十分尊敬他，爱护他。1961年春，出版社党组织为他上报了有关材料，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他高兴，社内群众也高兴，个别对他曾保持距离的人也亲近了。他第一件事是去找组织要求重新入党，这为领导出了一道难题，大家傻了眼，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也许是太单纯了，没有想到他虽然摘了右派帽子，可在某些人那里，仍属于“另册”中的人，这事没少为难基层领导。他不断地提出重新人党的要求，却不断地使受理人伤心。
　　1965年，他又使基层领导为难了一次。这年，社里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四清”。冯雪峰已是六十二岁的人了，而且有胃病，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是不应去的，但他一定坚持要去，带队的韦君宜无奈，只好让他化名冯诚之跟着大家去了。由于他的工作表现特别好，地方干部一定要评选他为“四清工作团模范干部”。韦君直反复做工作，但又不能告诉他们底细，不管怎么说，还是将他选上了。为此，韦君宜在“文革”中被加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名。
　　1976年贝月30日，冯雪峰由于肺癌晚期，又患肺炎并发症，导致心力衰竭，经抢救无效，于31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一）上午十一点逝世。弥留之际，他的家属代他又一次表示了要回到党内来的愿望。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友好，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情况下，草草地、默默地开了一个追悼会。好在上面没派人来监督，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参加追悼仪式的超过二百人，其中有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沈兹九、楚图南、杨东药、曹靖华、冯乃超、李一氓、陈其通等。出版社的同志，由于受上级控制“规模”的限制，要去的不少人都被劝阻了。
　　1979年2月，在冯雪峰逝世后三年，由于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国家出版局党委联合上报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上报之前，社内召开过会议，会上念了1957年划他为右派的结论，以及为改正所作的调查核实报告。与冯雪峰共事过的人，其高兴心情自不要说了，都说这个错案早就应该平反。一些不曾与冯雪峰共事过的新来的年轻人，当听到原右派定案材料时，不少人哈哈大笑，笑当时作协那些笔杆子的拙劣，“怎么编造得那样漏洞百出！”
　　这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生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的错案得到了改正。特别是他回到了党内，尽管这时他已作古，只能欣慰于九泉了。
　　由于社内同志和社会各界的要求，1979年门月17日为他补开了正式的追悼会，因为第一次不准有声音、又限制规模的追悼会，实在不像样，人们无法寄托哀思，这次补开的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操办。追悼会原定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因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不少外地代表提出，他们必须在会议结束时参加这个会；至于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时间、这一地点，都被中国作协占住了，他们要为周立波等补开追悼会，冯雪峰的追悼会不得不让路，改在文代会散会后第三天开，在一个不能开追悼会的西苑饭店礼堂开。为此，主持人和社内的职工都很担心，一是怕会议代表走光了，冷清；一是怕饭店礼堂起坐出进，弄得椅了乱响，影响了气氛。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好。外地的不少代表留下了，有的说：“他们想赶我们走，我们就是不走！”还有不少外地人也自费赶来，北京文艺界、教育界。科研单位、政界、军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都来了，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过厅里也站满了人。据新华社记者统计，到会的有党政领导和知名人士一千多人。这是很少有过的。挽联。挽诗、唁电（有长达千多宇的）在大过厅里挂满了二层。会前，不少人含泪在看，还有不少人泪流满面在写。这时，萧三打来电话，叫追悼会一定要给他代书一副挽联，字好坏不管。他以老年颤抖的声音口授这副挽联：“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据不完全统计，追悼会收到来自全国的挽联、挽诗四十副（首），唁电七十七封，唁函二十一封。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周建人、王震、胡耀邦、宋任穷、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等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总政文化部以及浙江省、上海市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也送来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周扬。邓力群、巴金、叶圣陶、丁玲、欧阳山、谢冰心、艾青、贺敬之等出席了追悼会。大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主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会开得肃穆庄严，全体离座肃立时，除了有人呜咽之外，没有一点磕碰椅子的杂音。
　　从大家步人会场到走出会场，不少人在呜咽、流泪，特别是他那些上饶集中营的难友们，悲痛更甚。这些人的悲痛和眼泪，有的是因死者的遗爱、遗德而发，有的却由于悲愤而发。冯雪峰的为人，诚如《悼词》所说，他“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忘我。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至于他的事迹，《悼词》虽然由于个别人的反对，在某些提法上，作了让步和妥协，但仍然洗刷掉了某些人泼在他身上的污秽，肯定了他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20年代，就“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0年代，“他作为‘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团结大批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既是鲁迅的忠诚学生，又是他的战友”，由于他的工作，“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依赖”，“在维护并捍卫……鲁迅的光辉旗帜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区和长征中，“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白区工作中，“在党的路线斗争和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至于他一生如何正确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英勇地反对机械论、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以维护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创作健康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那时是不便提的。
　　这一《悼词》是并非完全的盖棺论定，并非像夏衍所说，是“人死了，说几句好话可以”的例行套话或溢美之词。当时远处外地、尚未完全获得自由的胡风，花了三天时间，站在文学史的高度，以理论家深途的眼光，在拍来的唁电中，对冯雪峰的一生作出了类似《悼词》的评价。他称“冯雪峰是20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民诗人；20年代末鲁迅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实践道路的学习者和力所能及的保卫者，并继李大创、陈独秀之后成为党和鲁迅之间多年的诚实的联系者；左联时期鲁迅战斗实践的协力者——与群众和战友同艰共险的无私的组织者、启蒙的诚实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者、苏联文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努力介绍者、对敌友我界限慎重区别的共产党员战斗者，鲁迅和霍秋白的战斗友谊的结合者及其联合斗争的参加者；在艰险卓绝的红军长征路上党内路线斗争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景仰者、学习者，确立毛泽东思想领导优势的参加者、坚持者，在鲁迅逝世前使鲁迅精神汇合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必然道路的开辟者，在民族危机和组织危机的内外复杂条件下对政治上的毛泽东道路和文化、文学上的鲁迅方向的力所能及的坚持者；抗战前期对国民党招贤礼遇的鄙弃者，在反动派集中营的残酷压迫和艰苦生活中不畏不屈不苟的共产主义模范革命者；抗战后期到解放前的沉闷处境中对社会文化的日常性斗争形态的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劳动者，中国现代寓言的呕心沥血的创作者；解放后在文艺领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复杂斗争和严重压迫下，还为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勉力探求的苦斗者和牺牲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战线特殊条件下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
　　胡风的唁电曾两易其稿，分两次寄达，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的，也许同样难为某些人所接受。但对一个人的逝世，各界著名人物如此伤心、落泪、愤激抒怀、深沉思索，却是历史将对他作出公正评价的先兆。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盛世的灾难
　　——忆我的父亲陈企霞
　　作者：陈恭怀

　　一、可怕的一幕
　　建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之后，经济复苏，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迅速提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
　　但是建国后的文艺界却并不平静。《文艺报》作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阵地，从它创办伊始，就经历了不少磨难，成为政治运动中最为敏感和最不平静的是非之地。
　　如果说，早期的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对《文艺报》的冲击还不算大的话，那么到50年代中期，《文艺报》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在劫难逃了。
　　父亲陈企霞作为《文艺报》日常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工作并不怎么顺利，对《文艺报》和他个人的批评直到后来的批判斗争，可以说是步步紧逼，步步升级的。我作为他的长子，一个刚刚晓事的少年人，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种气氛的不寻常。
　　我心目中的父亲，是那么正直、肯干，工作起来一切都不顾，没日没夜，不知疲倦。对同志，对下级，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但也极为关心。工作上不徇私情，自己却从不争名争利。他担负《文艺报》编辑部的领导重责，编辑部的同志们对他敬畏，却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因为他对下属没有官僚架子，而且从不谋取私利。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记得我正放假在家。有一次我走过楼下的会议室门口，看到父亲正在主持机关里批斗“老虎”的大会。所谓“老虎”是当时指贪污几百万元（旧币，实际上只相当现在人民币几百元）以上的干部。那时父亲是机关行政上的负责人，经常主持这类会议。会场上群情激奋，挨整的人急得脸红脖子粗，额头上直冒冷汗也说不清问题。父亲一挥手，大家马上安静下来。只听他说道：“大家不要激动，让他慢慢想一想，把问题交代解释清楚。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是有政策的。只要讲清楚，是可以酌情处理的。”
　　我真佩服他那种镇静的态度和把握全局的气度。据我当时的印象，犯错误的同志愿意找他交代问题，因为他通情达理，从不乱扣帽子乱整人。
　　但曾几何时，父亲的工作似乎出了问题：他比过去更忙了，开会、写东西，脾气却坏得吓人。他在家里从不和母亲及我们说起他工作上的事，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段时间，他开会回来总带回很多材料。过去这类文件他看完后总要整理好，放得整整齐齐。现在看完了有时就随意丢在沙发上，写字台上。我偶尔看到，原来尽是些会议的简报，上面不少都是批判揭露他的问题的。出于好奇，我紧张地翻翻，虽然不懂什么，但看到什么“匿名信”、“抗拒领导”、“独立王国”等等字句，也实在吃惊不小。我不敢问他，怕他发火，心里却为他捏了把汗，时时担惊受怕。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头脑里困扰了几十年。过去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罪名太大，又是毛主席亲自批下的，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家属，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即使这样，也丝毫没有怀疑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总以为父亲确实有不小的错误。
　　所谓丁、陈的问题，发生在1955年作协机关肃反运动中。开始是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的匿名信。用匿名信的方式向中央反映问题，从方式方法上说并不一定对，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党章中的民主渠道不那么畅通，有些问题反映不到中央，所以有人才用此迫不得已的“下策”。当时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根本不研究讨论一下匿名信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不仅不从自己的角度检查一下领导作风和工作缺欠的问题，反而在追查它的作者方面大做文章，急欲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反映问题的人处理整肃，杀一儆百。应该坦率地承认，父亲在“匿名信”问题上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信虽不是他自己写的，但信中的内容是他提供的。他的意图很显然：过去对《文艺报》处理不公，希望中央重新考虑纠正。
　　作协党组为此前后召集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约七十人参加，最后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他们“反党”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帽子大得吓人，但在这吓人的罪名之下，又有多少事实呢？父亲在1956年5月曾写了一份呈递给中宣部的《陈述书》，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份关于了、陈的报告是1955年9月30日递交给中宣部的，但实际上早在一个半月前，他们就已经给父亲定论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可怕的一幕。
　　1955年春天，父亲去安徽梅山水库体验生活，8月初回到北京，据说是周扬同志用电报招回来的。回京之后就大会小会不断，有时白天会开不完，晚上继续开。
　　8月19日下午，我们全家都在。我和弟妹们正值暑假，母亲也因为小妹妹陈幼京出生刚满月，产假未满而在家休息。
　　父亲前几天接连参加会议，忙得焦头烂额，今天刚刚得空在家休息。他在卫生间里洗澡，想好好宽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和疲惫的身体。
　　母亲日夜照料刚满月的小女儿，时时感到疲倦，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父亲从安徽回来的半个月来，几乎每天到作协机关参加批判他的大小会议。会上他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围攻，每天回来总是又累又气，寝食不安，人明显瘦了，眼眶也现出睡眠不足的黑圈来。心绪不安使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母亲问他会上的情况，他什么也不愿意说，问多了他便不耐烦，两人免不了就要发生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情绪都不好，谁也找不到互相安慰和体谅的共同话题。
　　那天父亲没有去开会，情绪也不像前几天那样烦躁不安。我们感到气氛比平常宽松，心情也稍稍愉快了些。我们打开了父亲1951年从苏联带回来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教一首新歌《北京——乌兰巴托》，欢快的乐曲在房间里回荡，大家精神也为之一振。收音机里教唱一句，我们大家就跟着唱一句。偶尔有人唱走了调，大家不免哈哈大笑起来。奇怪的是，一向严厉干涉我们，尤其怕我们吵闹的父亲，今天也没有训斥我们。只听得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他正在专心地洗澡。
　　有人敲门。
　　“谁呀？”母亲问，一边叫我去开门。
　　进来的是又高又瘦、颧骨凸出、尖下巴、背微驼的康濯叔叔，他是父亲的老同事，过去经常来我们家。
　　“康濯同志，请坐请坐。延安，快给康濯叔叔倒茶。”母亲忙不迭地吩咐我。
　　“不必了，”康濯冷冷地说，冷淡得叫人摸不着头脑，他过去来可不是这个样子，“我找企霞有点事。”
　　“企霞，康濯同志有事找你。”母亲朝卫生间方向叫了一声。
　　“你请他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父亲应道。
　　康濯拉长着脸，示意母亲不必管他，继续干自己的事。我们见客人一进门，就关上了收音机，我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想和康濯搭搭话。可他仍旧绷着脸，冷冷地坐着，没有一丝笑容，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屋子里的空气有些凝滞了。
　　不一会儿，父亲洗完了澡，穿着一身紫红色条纹的睡衣睡裤，脚上踩着拖鞋出来了。
　　“你稍等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就来。”父亲对康濯说。
　　“不用了，我们到外面走廊里说几句话。”
　　两人一起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接着从外面传来了父亲大声抗议的声音：“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要向中央控告你们……”声音逐渐远去了。我听到父亲愤怒的声音，心里又紧张又害怕，预感到什么不幸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少时，又有人敲门，原来康濯一个人又回来了。他把母亲叫到一边，两人嘀咕了一阵，不知说些什么，只见母亲的脸刷地一下就变白了，现出紧张不安的神情。康濯让母亲找几件父亲急着要穿的衣服给他带去。
　　母亲去拿衣服，康濯拿着一串钥匙，我一看就认出是父亲的，怎么会在他手里，我心里直纳闷。他来到父亲的写字台前，打开抽屉开始翻找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爸爸不在，他怎么可以随便翻爸爸的东西？就没有好气地问：“你干吗翻爸爸的抽屉，爸爸说谁也不能不经过允许就乱翻别人的东西，这不礼貌！”
　　康濯愣了一下，然后略微有些尴尬地哄我：“你爸爸让我替他拿件东西。”说着，又埋头翻找起来。
　　母亲拿来几件父亲的衣服，交给康灌，他匆匆地走了。母亲和我心里都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说，康濯说对父亲隔离审查，是组织上的决定，她是共产党员，只能服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带走了。过了很久，一次偶然的场合，我们才从父亲口里听到当时他被康濯等人带走的情景：
　　那天，他们出了门，走到楼梯拐角处，早有两个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作协的张僖同志，另一个是陌生人。陌生人拿出一张逮捕证，上面有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签字，陌生人要父亲在逮捕证上签字。
　　父亲当即向康濯和张僖同志严肃地说：“你们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我向你们郑重地提出三点声明，请你们向作协党组汇报：第一，这种决定是根本错误的，完全把矛盾的范围搞乱了；第二，我坚信组织上有朝一日一定会纠正这种错误做法，到时候，你们就应该作出深刻的检查。尤其是你，康濯同志，作为一个作家，要好好地检查检查自己的灵魂；第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和政府的法令，尽管我个人不同意，也只能勉强就捕。”
　　康濯把父亲的衣服带走后不久，作协的人事科长敲门进来，要母亲把父亲的一支左轮手枪交给她带走。母亲不敢怠慢，急忙用钥匙打开抽屉，可在抽屉里找了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抱歉地对她说：“这样吧，您先同去，我再好好找找，找到后马上叫延安给您送去。”
　　科长才走了没多久，母亲就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手枪，原来她紧张得什么都忘了。她急忙用报纸把手枪、子弹和持枪证都包好，叫我送去。
　　这枝手枪我很熟悉，是父亲刚进北平在文管会工作时，为了自卫的需要，上级发给他的。那时他平常用一块红绸子包着它，还有六颗亮晶晶的小子弹。父亲很爱护它，有时还拿出来擦擦，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几年北京社会秩序安定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它了。和手枪一起的，还有一张持枪证，我也见过。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父亲被带到哪里去了呢？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
　　我想起不久前作协资料室有个叫阎望的人，忽然有一天被逮捕隔离了，人们都说他是胡风分子。父亲会不会和胡风有关系呢？不会，从我记事起，从来也没有见过胡风，他从来也没有到我们家来过。父亲的熟人里，也似乎没有人提到过他……
　　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原来是作协的公务员康书太，他让我们给父亲准备早饭，要带什么东西也可以交给他。我们这才知道父亲没有被带走，还在作协机关大院的某一个地方被关着。但是，昨天晚上他们为什么没有来拿饭？是他吃不下不想吃，还是……母亲准备好早饭，又让康书大把洗漱用具给父亲带去。因为他一趟拿不了，母亲征得他同意，让我一起帮他送去。
　　我随着康书太下楼，穿过两个院子，一直到机关大门口的西边，原来父亲被关在这里。老实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也从未到过大院的这个角落。后来听父亲说，当初他们为文联文协接管这个大院时，这里就住着一户人家，十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他们没有工作，也无处可去，只好让他们留在这里。直到现在作协要关父亲了，才把他们弄走。
　　这里有两间屋子，东边较大的那间原来是那十口之家挤住的，现在由看管父亲的两个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住着。西边小的那间可能原来是那家人的厨房，不足六平方米，墙壁都被烟熏黑了，显得又昏暗又狭窄，里面只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两斗桌和一把椅子，父亲就被关在这里。父亲看见我，只轻声说了句：“你来了”，就不再说什么。我心里很难过，眼里噙满泪水，不知说什么好，只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这以后，父亲要什么东西，就请小刘或康书太到家里来拿，有时也让我给他送去。
　　我们一直很奇怪，既然有正式的逮捕证，为什么父亲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去呢？很久以后才听他说，肃反时毛主席好像有过指示，党员干部涉嫌反革命案时，一般不抓，不送监狱。至于那张逮捕证究竟是怎么搞来的？经过什么手续？有什么依据？有关人员不说，大概也永远无从知道了。但作协党组后来明确告诉父亲，这叫做隔离反省，不叫逮捕。
　　二、割不断的情
　　父亲被带走的时候，我的外婆从上海来探亲，正住在我们家里。她已年近七十，没有文化，看到这突然发生的悲惨的一幕，既担心害怕，又莫名其妙。母亲无法和她解释清楚，只能陪着她流眼泪。外婆整天伤心地说：“阿四（父亲排行老四，外婆叫他阿四）性格那么倔强，他真会刮刮地颠死（江浙土话，意思是活龙活现的一条鱼，一离开水必定会急得乱蹦乱跳而死）。”
　　她为了使父亲不至于把身体搞坏，不顾自己年迈，每天清晨都徒步到东单菜场买些螃蟹、鱼虾之类回来，烧好后叫我给父亲送去。但她却一直无法见到自己的女婿。时间一长，由于担惊受怕，忧伤过度，身体、精神越来越不行。母亲怕她生病，劝她先回上海去。外婆伤心地说，我年纪这么大了，回到上海后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阿四，你和上面说说，让我在临走之前再和阿四见上一面吧。
　　母亲向作协党组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允许老人再和女婿见一面。不料他们研究后，竟然拒绝了老人的这一请求。我们既不理解，又很气愤，即使父亲真的犯了罪关在监狱里，也应该允许家人探视或送饭啊！外婆年近七十，想再见女婿一面也是人之常情，怎么能这样无情地加以拒绝呢？但这理当时又能向谁去讲呢？
　　母亲无法可想，只好把外婆送回上海。到车站时，外婆临上车再三再四对母亲和我说，见到阿四，好好劝劝他，让他想开些，保养好身体。说着说着，她喉咙早已像噎住了什么，哽咽着，泣不成声了。
　　外婆回到上海后，满腹的话憋在心里，也无法同自己的子女们说，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母亲伯父亲知道后气愤伤心，一直不敢把这事告诉他。
　　不久，作协通知我们搬家。照情理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人都隔离反省了，怎么还能继续住在最好的房子里呢？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又无疑是雪上加霜。父亲的问题还没有最后搞清楚，家里只剩下带着不满周岁小女儿的母亲和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就要被扫地出门，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吧。
　　好在作协有两个同情我们的公务员，帮助我们把家搬到了不远处的贡院西街1号。这里只有一幢楼，楼上是《文艺学习》编辑部，楼下是《译文》（即《世界文学》的前身）编辑部。我们只分到一间住房。刚搬进去时，我们的生活真狼狈极了。母亲成天为父亲的事情干着急没办法，作协也不准她去探视。小妹妹陈幼京不满周岁，还在吃奶。母亲产假已满，不得不去上班，弟妹们都住校或住在幼儿园里。我白天也要上学，平时家里没人。父亲被隔离后，母亲把保姆辞退了，她在灯市口合作总社幼儿园工作，要上班，还要给孩子喂奶。因为父亲的事当时还没有公开，对外面，甚至对自己的单位也不能说。母亲心里苦闷极了，一段时间里，她只能单位和家里两面跑，想在外人面前做出家庭生活很正常的样子。
　　有一次，我惹了一个大祸，母亲才觉得这样两头跑的生活不是办法，只好带着小幼京住到灯市口幼儿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母亲上街买菜，弟妹们也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去玩了，家中只留下我照看小妹妹。她躺在一个大竹网编的摇篮里，摇篮的两头用绳子分别吊在这边的门上和对面的窗子上。母亲买菜好久没有回来，小妹妹大概饿了，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我摇着摇篮想使她安静下来，但这次不知怎么回事，不管我怎么摇，怎么哄，她就是哭个不停，而且越哭越厉害。我着急起来，只好拼命推摇篮，摇篮越摇越高，突然，“啪”的一声，一边的绳子断了，摇篮连同躺在里面的小妹妹很重地摔在地上，哭声戛然而止，一下子屋里院里静得出奇，静得可怕（星期天，两个编辑部都无人上班）。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以为小妹妹被我摔死了，幸好这时母亲推门进来，一抱起小幼京，她突然“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这才使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原来这突然的一摔，小妹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骤然吓傻吓呆，哭不出声来了。
　　母亲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想想她几次向作协领导要求见父亲，他们也不同意，干脆和两个公务员说好，让他们到食堂给父亲打饭。她自己带着我的几个弟妹都搬到幼儿园去住。平常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星期六星期天也去幼儿园和他们团聚。
　　一天半夜，幼儿园办公室里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起来，值班阿姨叫起了睡在隔壁的母亲，想不到是父亲打来的。他说他怎么也睡不着，趁着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办公室给母亲打电话，他说他由于偷跑出来精神紧张，开始怎么也想不起幼儿园的电话号码了。母亲听到半夜父亲来电话，本来就吓了一跳，夜深人静，电话里的声音特别响，她真担心让别人听到，就急忙问什么事。父亲很气愤地说，你现在倒好，带着孩子们都到幼儿园去住，把我一个人撂到这里不管了。母亲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管法，作协什么情况也不告诉我，也不准我去看你。我去问他们，他们总是爱理不理。我不能不上班，还要给幼京喂奶，来回跑来跑去太不方便。我就是在那边也没有办法。你倒说说看，究竟要我怎么帮助你？父亲说，你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我被隔离抱什么态度？否则我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母亲有些犹豫，不敢应允。父亲要她一定去一趟，她只好勉强答应了。
　　星期天，幼儿园放假，母亲让我带好弟妹们，自己到多福巷去找丁玲同志。她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
　　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反映，帮帮忙，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母亲听这口气，觉得实在无法可想，旁边有人监视，也不好多说，只好匆匆告辞。
　　母亲回来后，想把去丁玲那儿的情况告诉父亲，冯雪峰那里她没有地址，去了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她盼父亲来电话，但总盼不来。她实在无法和父亲取得联系。她左思右想，突然灵机一动，买了一斤高级水果糖，把去丁玲那里的情况和家里的生活情形写成一张张很小的字条，也告诉他千万别在夜间跑出来打电话，免得出事麻烦。
　　她把小字条分别包在糖果纸里，用铁罐装好，再拿些日用衣物，请两个公务员带给父亲。过了几天，父亲写了张条子让公务员带来，说糖果很好吃，以后可以多买一些。
　　时间一天天过去，作协的负责同志，不管是康濯、张僖，还是阮章竞，只要去找父亲，父亲都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辩论，说：即使是国民党的监狱，家属也可以探监送饭，现在我的问题还没有审查清楚，就连老婆也不让来看望了，简直太过分了。后来作协只好勉强同意家属去探望。
　　这样，母亲又搬回贡院西街，经常去父亲那里探望。时间一长，因为常来常往，两个公务员也就不怎么管了，有时母亲带着我们就在父亲的小屋里的炉火上烧饭吃。
　　年底就要到了，五叔陈适五从柏林调回国内，几次未能和父亲母亲联系上。后来好不容易才通过电话和在幼儿园的母亲联系上，因为电话中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当天晚上十点匆匆赶到灯市口，听母亲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他觉得作协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匆匆忙忙呈报公安部将父亲逮捕和隔离反省，似乎缺乏必要的充分理由。他和父亲在延安时都亲历过整风审干和所谓“抢救运动”，有过一些经验教训。他同父亲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相信父亲决不会反党。但他听了母亲的陈述，又觉得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母亲的认识也可能不那么全面。当然，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还必须依靠组织，而在组织还在审查的当儿，作为同志、战友和兄弟，他想先去看看父亲，跟他好好谈谈，问个究竟。
　　他把这意思和母亲说了，母亲感到为难，说，作协说只有家属才准许探望。五叔说，我和企霞是兄弟，我也是家属嘛。
　　第二天，五叔一早就先到贡院西街我们家，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作协机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隔离室，没有受到任何询问和阻拦。兄弟二人见面激动万分，想不到解放初五叔出国前，他们互道珍重告别后，过了几年竟在这种情况下再见！二人紧紧地拥抱着，眼里噙满了泪水。五叔看着父亲长而乱的头发和满面胡须，心里十分难过。父亲为了抗议作协对他的无理逮捕，关进这里后一直拒绝理发，也不剃胡须。父亲把事情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五叔。五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劝父亲凡事要从大处着想，要相信组织，接受审查，现在特别要振作精神，不要感情用事，要理发，要刮胡须。
　　这天，五叔随身带着照相机，建议给父亲拍一张照片，父亲坚决不愿意。二人正说着话，康濯不知怎么知道了五叔到这里来看望父亲，就派了一个同志来，要求五叔离开这里。五叔说，不要紧，我们已有好几年不见了，谈一会儿就走。那位同志又说除了家属，谁也不能不经过同意就来看望父亲。五叔说，不是说春节到了，家属可以看望吗？昨天企霞的六弟陈企城刚来过，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我也是他的亲弟弟，当然也是家属嘛！在这次见面以后，五叔又通过新华社党委与作协党总支接洽，过了几天，作协由康濯出面约五叔作了一次关于我父亲案情的谈话。
　　这样，五叔在既听过我母亲的叙述，又与父亲见了面、谈了话，现在再加上与康濯的谈话之后，对父亲的案情有了一些初步的轮廓印象。这时，案子似乎已到了复查阶段，剩下的两个问题是：一、匿名信问题审查还没有结束；二、康濯告诉五叔，陈企霞有六十条小广播的问题还在调查之中。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这时已起了变化，一年前激烈的肃反运动到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即甄别、纠偏、善后阶段。“肃清反革命运动就好比打一场夜间白刃战，难免伤害了自己人”云云，又一次成了抚慰在运动中受错误对待的同志的用语（另一次是1943年在延安整风后期抢救运动中，发现审干反特斗争中的偏差的时候）。尽管如此，父亲的问题却仍旧搁置在那里，既不属于定性定案受处理的，也轮不着解放出来接受道歉。我们一家从母亲以下，包括我这个十六岁的长子，以及业已开始懂事了的弟妹们，都很挂虑和着急，迫切希望父亲的问题早些水落石出，全家团圆的日子快点到来。
　　与此同时，五叔通过他自己机关的党委转交了一封致作协党组织的信，恳切请求作协党组织把父亲的问题放到党内、人民内部的正确轨道上来，并尽快恢复他的自由。因为五叔从康濯的谈话中听不出父亲有什么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至于所谓的“六十条小广播”的罪名，从康濯自己举出的一些例子看来，也无非是一些工作上、个别人事上的问题而已。
　　总之，1956年就国内政治运动的形势而言，是一个较为和缓宽松的年头。谁也未曾料到，在一年半之后，即1957年下半年，一个更加激烈、范围更广的运动（反右派斗争）正在等待着父亲，使他的政治命运沉落到苦难的谷底，这是后话了。
　　三、艰难时日
　　作协通知我们搬家时，我曾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当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声，搬就搬吧。
　　我知道他过去从未向组织上伸手要过什么，但他对这件事情的冷淡态度仍旧使我迷惑不解。我记得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个大学者看到一个乡下人，背上背着一只很漂亮的瓷器花瓶，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花瓶从背上滚到地上摔得粉碎，那人竟连头也不回，径直朝前走了。那大学者追上去问他，知不知道背上的花瓶掉在地上摔碎了，为什么头也不回一下，难道他不觉得可惜吗？那人说，摔都摔破了，回头又有什么用呢？那学者不由得赞叹道：此真乃大丈夫也。
　　父亲是不是也觉得房子这类事，如同其他个人利益一样，多争无益也无用，不必过多为之白白烦恼呢？
　　他被隔离之后，我很想能多见到他，但心里又很怕见他。他一向对我们很严厉，现在落到这一境地，心情不好，脾气会不会更大呢？
　　过去他总是那么精神，有朝气，戴着无边框的眼镜，显得文雅而严肃，令人敬畏。但他和我们兄妹在一起时，碰到心情愉快，也还是幽默而慈祥的。我们最爱听他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语气亲切生动，善于描绘，有时甚至还有音响效果，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抓住了。他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我们这些听得人迷的小听众编到故事里，当我们终于弄明白时，不禁都哈哈大笑。
　　每当家里来了父亲的老朋友，或者是他带我出门散步或吃饭时，他的兴致总特别高，故事也讲得格外多，常常是一路走一路讲，一边吃一边讲。老朋友们相聚，则话题更多，讲到得意处，大家开怀大笑，前俯后仰。我像个傻瓜似的听得入迷，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只恨两只耳朵太少听不过来……
　　现在他完全变了，自从被隔离之后，不理发也不刮胡子，显得颓唐而可怕，人瘦了，再加上不戴眼镜时，眼珠凸出来让人不寒而栗。这还是那个爸爸吗？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心中对他更加畏惧。
　　这天，我又给他来送东西，一推门就看到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爸爸。”我轻轻叫他，既怕打搅他，又不能不叫。他猛地抬起头来，吓了我一跳。只见他两眼通红，满面泪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延安，来，我的孩子，你坐下。”他有些哽咽地说，声音显得格外柔和、亲切。他盯着我的眼睛问，“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我点点头，声音也有些哽咽，但对他的问话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相信就好。爸爸可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呀！”他情不自禁地抱着我大哭起来。
　　我相信他，崇敬他，也畏惧他，从来也不会怀疑他会干什么坏事。但我能不相信党，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组织吗？我生在延安，从小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沐浴着党的温暖的阳光成长，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父亲多次对我讲起，在延安艰苦的岁月里，要是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早就死了。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时，要不是保育院小学的叔叔阿姨们精心护送我们穿过枪林弹雨，跋山涉水，我能有今天吗？从我懂事起，父亲和学校的老师们就不断地教育我，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告诉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父亲也一再叮嘱我凡事都要相信党，相信组织，要靠近组织，不断进步。
　　可是今天，在组织和父亲之间，我究竟应该相信谁呢？为什么事实一定要强迫我，一个刚刚懂事的少年人，不相信那个在生活上、精神上和我关系最密切，感情上和我最难割舍的人呢？这让我太难接受了。
　　但不接受行吗？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刚从教室里出来，班里的副班长崔某某就从后面追上米，一把拽住我，很得怠地大声在我面前背诵着他不知从哪里看来或听来的，周扬同志在一篇内部讲话中的句子：
　　“文艺界有人搞独立王国，陈企霞就是一个典型。”
　　他故意提高声调，阴阳怪气地把后面那半句重复了两遍，引起同学们一片哄笑。我又羞又气又恼，无地自容。他究竟是什么目的，是想让同学们惊奇他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的内部讲话而引以自豪，还是有意当众羞辱我以满足他个人的什么欲望？人类中最丑恶的莫过于恃强凌弱而且幸灾乐祸，最可悲的是自己盲目地充当了某种工具还自鸣得意。他真是阶级仇恨那么深，对敌人充满刻骨仇恨，还是仅仅想出出风头而已？但是，他了解事情的真相吗？
　　我肺都要气炸了，脸憋得通红，但也只好强忍下这口气，低着头，急急忙忙地回家。奇怪，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看到这篇讲话的呢？我心里直纳闷。回家后我也不敢和大人们讲，生怕引起他们更大的痛苦。
　　过了几天，母亲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她告诉我说，作协领导找她谈过话，说父亲最近在那里表现极坏，经常让看守他的公务员小刘给他买酒，喝了之后就大哭大闹大骂，还拒不检查认罪。有时半夜三更起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嚷：“你们说我是国民党，有什么根据？你们才是国民党呢！”作协领导要求以后家里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买酒。
　　我听了之后，心中有一种刀绞似的难受感。老实说，那时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想来人在那样一种被冤屈、无法辩白、无处申诉的情况下，神经怎么会受得了呢？更何况这个政权的建立，他自己也拼死拼活为它奋斗过，到头来反而成了它的阶下囚，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呢？
　　恼人的日子一天天总得过下去。忧虑、忙乱、烦恼、迷惘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还有由于父亲不明不白被关押后带来的屈辱和无法申辩的、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像一张巨大的网缠绕着我，怎么也无法摆脱。这真不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但这一切又能向谁去诉说呢？父亲偶尔问起我的功课，我怎么回答他呢？能告诉他我又得了几个两分吗？我只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把巨大的精神痛苦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转眼就要过年了，学校放了寒假，弟妹们也都回家了。母亲心境不好，小妹妹常常哭闹，搅得大家谁也没有心思过年。今年春节究竟怎么度过，我连想也不敢想。可就在过年的前两天，有一天我去父亲那儿，他对我说：“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他们越不叫咱们过个好年，咱们就越不能伤心。你向妈妈要些钱，买些好的鞭炮、礼花，全家到我这里来好好过个年。”
　　除夕之夜，妈妈果然买了不少好吃的，她把弟弟妹妹们也都带来了。我们全家七口人就挤在父亲被隔离的小屋里，用取暖的煤炉烧了几个菜。父亲似乎很高兴，喝了些酒，话也多起来。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不少旧时过年的种种习俗。我望着他毛蓬蓬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楚。我默默地想，如果他是自由的，今年家中一定会来不少亲朋，他一定更开心、更精神，也会讲更多有趣的故事。
　　年夜饭吃完，父亲让我拿出买来的鞭炮、礼花，大家一起来到屋前的小院子里，连看守父亲的公务员康书太、小刘也高兴地看我们放炮。大弟弟万全放了几个二踢脚，“砰——啪”，几声爆竹一响，立刻给寂静的小院子里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父亲用香烟点燃了一串鞭炮，“噼噼啪啪”，满院子都炸开了，弟妹们又是拍手又是笑，快活极了。随后父亲开始燃放礼花，我买了一个大大的泥菩萨礼花，点燃之后，“嗞”的一声，一串红红绿绿、黄黄紫紫的火线火点飞上天去，煞是耀眼好看，连住在附近的萧殷一家也出来看了。火光中我看到父亲开心地笑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眼镜后面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内中透露出的不可言状的苦楚，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这个苦中作乐的年，过得很愉快，多少冲走了些当时不幸的气氛，所以时过多年，我还时时想起它。
　　刚过完年，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父亲被隔离出不来，母亲忙着带弟妹回灯市口上班，我由于年少无知，差点耽误开刀送了命。
　　这是大年初三清晨，我突然肚子疼得受不了。妈妈他们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人去作协卫生室看病，大夫告诉我必须去医院开刀。怎么办呢？家里没人，我身上也没有钱。父亲关在那里，身边既没有钱，我也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增加他的痛苦。我决定自己走到灯市口公理会母亲所在的幼儿园，请她带我去医院。我极力用手按着肚子，这样稍微好忍受些，一步一步向前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就蹲下来歇口气。谁想这样好不容易到了幼儿园，那里的老师告诉我，母亲去合作总社听报告去了。我很好强，不愿让幼儿园的老师替我着急，就一个人忍着痛再向第四医院走去。
　　医生检查后说马上就得开刀，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爸爸妈妈呢？怎么谁也不来陪你？没有他们的签字是不能做手术的。”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爸爸被作协的人关起来不能出来，反正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出个难题，看他们到底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对医生说：“我爸爸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叫陈企霞，你们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叫他来，电话是5局1225。”
　　大约四五点钟，作协派来两个人：一个是卫生室的女护士，我认识，另一个男同志我没见过。他们代表父亲在我的手术单上签了字。护士阿姨劝我不要害怕，说不会有什么危险，很快就会好的。我心里一热，几乎淌下泪来，自从父亲被隔离后，我已很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了。
　　开刀很不顺利。本来是个小手术，因为家中无人，我不知利害耽误了开刀的时间，又走了那么多路，结果发生了肠粘连，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整整持续了五个多小时。
　　手术后我被抬回病房，刀口开始彻骨地疼，怎么也睡不着，听护士说，开好刀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疼痛使我忘记了一切，我想，如果开刀中发生意外，我可能就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父亲出不来，当然无法来看我，母亲呢，为什么她也不来？我知道她很忙，还要照顾吃奶的小妹妹，我应该体谅她。
　　第二天，母亲来看我，我感到委屈、别扭，很想在她面前痛哭一场。可是我从小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开刀那么疼，我连一声也没有哭，现在哭又有什么用呢？
　　人生的某些经历，当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事后回过头来想想，却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十六岁的孩子，有爸爸，有妈妈，可就在他面临死亡的紧要关头，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甚至连开刀签字这样大的事，也要毫不相干的人来，真有些太叫人伤心了。还好，解放初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人道、慈爱、负责，才稍稍宽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带给下一代人心灵上的创伤。
　　四、风浪又起
　　暮春时节，天气渐暖。对父亲的隔离开始放宽了，我们全家都可以去探望他，五叔也去看过他一次，虽然引出一些麻烦，但很快也就平息了。1956年5月22日，作协终于宣布对父亲解除隔离。这一天母亲和我第一次在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吃了一顿开心的饭。他从小屋子搬进了对面的大房间，看守他的公务员康书太和小刘也搬走了。我们在贡院西街的家，房子太小太挤，父亲就暂时不搬过去，住在这间大房子里了。
　　父亲很高兴，把留了近一年的头发和胡子都理掉了，他又恢复了过去年轻而有朝气的样子，那年他毕竟只有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不用说，我们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吃着饭，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小刘进来，交给父亲一封信，信封上面写着“陈企霞理事收”。
　　“现在他们又承认我是理事了，这些不讲理的家伙。”父亲说着，不禁动了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一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略带着哭腔。
　　看来这桩解放后有名的冤案总算可以了结了。可是谁又能料想到，从1956年6月到第二年6月的一年时间，只不过是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个政治风暴之间的短暂间歇而已。话虽如此，这时我们全家的生活总算暂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作协重新为我们调整了住房，虽然未能搬回东总布胡同22号原来的房子去，却也把贡院西街1号楼上的一整套房子都分配给了我们，少说也有三五间。我们的心情舒畅多了。
　　父亲回来以后，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向他祝贺，有送花的，也有来电话慰问的，家里充满了欣喜的气氛。
　　我和父亲一起经历了磨难，思想也开始成熟多了。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欢快的情绪也感染鼓励着我。这一年暑假，我正值初中毕业要考高中，因为精神负担没有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迎考之中，暑假后考取了北京五中。开学后，我高高兴兴地进入新的学习阶段。
　　可叫人捉摸不透的是，父亲恢复自由后，一连好几个月也没有重新安排工作。《文艺报》自他离职后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他再回去似乎也没有可能。他会被安排一个什么新岗位呢？一直拖了很久很久也没有消息。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然是这一事件的局外人，当时对于作协上层、中宣部乃至更高层次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事过三十多年后，我才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上，看到当时参与丁、陈事件处理的李之琏同志（1955—1957年他在中宣部任机关党委书记时，是这一事件的具体经办人）写的一篇《不该发生的故事》，从而简略地了解了当时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一点轮廓。
　　原来，在1956年春夏之交，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同志为小组成员，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同志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来做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小组进行调查核实时，父亲已从作协机关“隔离审查”中释放出来。他要求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申诉他受的委屈。李之琏和有关同志听了他的申诉。谈话后父亲又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各有关同志（即《陈述书》）。
　　根据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
　　既然立案的依据不能成立，根据党内“有错必纠”的原则就应该做好纠偏平反工作。但是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时，人们在对事物不断地加深了解中，观念有了变化，同情心转到了受迫害者一方。1957年6月，作协党组大多数同志意识到，根据整风精神和作协机关群众的要求，如果不首先处理好“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机关的整风便不好开展。于是，在6月6日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首先讲话，都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
　　几位领导人发言以后，出席会议的同志发言踊跃，一致认为，1955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清除这一批判所造成的后果，肃清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有些同志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丁玲本人也提出质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从被“隔离”释放后即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这时自然讲话就更尖锐。领导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岂料休会期间，整风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风运动由向党提意见，转向为党内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这一来作协党组的高层领导由被动一下子转为主动，周扬趁机推翻了他本已同意的调查小组的结论，同时加紧搜集丁、陈的“罪证”。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25日宣布“复会”。
　　这些就是从1956年5月父亲被解除“隔离审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内部斗争的简单情况。而我们作为他的家属所感受到的是，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父亲又开始忙于开会，有时晚上也要去。每当他开会回来，总显得精神疲惫。慢慢地我逐渐发现，他的脾气又变坏了，经常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火，和母亲吵架。
　　我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从来就不向我们透露，据母亲说，他在作协又挨整了。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从整风转入反右的开始时期。
　　这段时间，父亲一直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空气宽松些时，会议少一些，他回来后情绪就好些。空气紧张时，大会小会不断，白天晚上连续挨整，他的情绪就极坏。
　　1956年到1958年，在当时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紧接着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大批工人罢工并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此后，匈牙利又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骚动，导致苏联派兵镇压。
　　国内局势已有很大的变化，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主席决定在文艺、科学事业中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不到半年，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
　　1956年暑假我考上了高中，但家里和社会上的种种复杂事态却深深地影响着我。特别是父亲的问题几上几下，一直没有最后结果。他的情绪、他的命运直接牵动着我。
　　我深深地记得那一段不幸的日子，连日来车轮式的会议和围攻搞得父亲精疲力尽，情绪极为低劣。看来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对他越来越不利。作协党组的负责人，改变了道歉的前言，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们把父亲和丁玲依照党章进行的正当申诉诬蔑为“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是向党猖狂进攻，是翻案。结果，平反道歉言犹在耳，却又变成了更为严厉的处分。同时，在他们看来，1955年整父亲的那些材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了，况且中宣部复查小组重新审查后已作了否定。作协负责人一方面在大会小会上动员很多人对父亲步步紧逼，迫使他承认强加给他的种种罪状；另一方面在背后会下广泛出击，千方百计搜寻所谓“罪证”，然后无限上纲，用大得吓人的帽子扣在他头上。
　　这天晚上他开会回来，神态忧郁，精神委靡，一改过去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论工作上事情的常态，很伤心地对母亲说：“我现在很可能过不了关，党组扩大会议文艺界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有二百多人，会上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很紧，压力很大。丁玲过去在南京被捕变节的事，组织上从未说过，我一点也不知情，平常也没有听她谈起过，现在众口一词，断定她那段经历有问题，根本不听她的分辩。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我们对周扬同志有意见，背后谈论过他，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意见没有经过组织，有些自由主义，我是有些责任的。现在他们攻击我的最主要问题是匿名信，矛头都指向我。匿名信实际上是某某搞的，我以前对她说过一些情况，她认为我是冤枉的，就写成匿名信向中央反映。她是用左手写的，所以作协尽管对我所有的学生和要好的朋友都核对过笔迹，也没有查出来。反映事实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用匿名信的方式。我虽然没有让她写，可她这样做我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我现在只有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能减轻我的罪责。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组织讲清楚。但我现在也很为难，过去我顶得那么厉害，会议拖得那么长久也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我坚决不承认。如果我现在去说明真相，怎么说得出口呢？即使我要去讲，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母亲劝父亲不要顾虑大多，说，你既然要向组织靠拢，就要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还是自己主动去讲好。其他有什么都可以讲，不应该回避，要相信党，相信组织。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
　　父亲谈过之后，心理负担减轻了一些，人也疲倦了，就和衣睡下。这时母亲倒紧张得睡不着了。她一直受党教育，相信组织，总想让父亲采取主动，担心他顾虑重重，醒来后会改变主意。考虑再三，她决定自己先去找作协领导谈谈。天刚蒙蒙亮，她就起身，穿着拖鞋轻手轻脚出了大门，前往东总布胡同46号刘白羽同志住处。当时刘是作协党组负责人。母亲说有急事要找刘，请他接见。
　　刘白羽同志起身后问母亲什么事情，母亲把昨晚父亲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说父亲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愿意向组织靠拢。
　　刘不大相信，说企霞这样的脾气不可能有这种表示，可能是昨晚喝了酒才说的，在我们面前，他一向个性很强，轻易不肯认输，可能他不一定愿意谈。
　　母亲保证说，请组织放心，即使他到时不肯讲，我也愿意在组织面前证明这些话的可靠性。她请刘白羽同志把这一情况向周扬同志转告。刘显得很高兴，说，我先向周扬同志汇报，你回去后在企霞面前先别透露，等我汇报完再去找他。
　　当天下午，周扬同志派了辆车，接父亲和刘白羽同志到他那里去。刘很热心地和父亲握了手，说，你昨晚的情况，郑重已和我谈了。我已向周扬同志作了汇报，他要你去谈谈。父亲什么话也没说，就上了汽车。
　　父亲从周扬同志那里回来，神态自如多了，对母亲说，我一到那里，周扬同志和我握了手说，企霞同志，你这样很好，把问题谈开了，我们相信你会改正的，党是要你的。
　　这之后，父亲一直在家等候。作协组织出面，为母亲请了一个月假，说父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
　　为父亲的这次行动，周扬同志的谈话和刘白羽同志的态度，母亲感到很放心。她认为父亲这样靠近组织，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作协组织和周扬同志一再保证“党是要你的，是欢迎你回到党内来的”，她以为事情一定会顺利解决。
　　作协组织要求父亲在大会上能把问题全说出来，从而迫使丁玲也交代自己的问题。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会场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根据亨先的安排，会议先要父亲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父亲的交代很使大家感到意外，斗争的矛头一下子都指向了丁玲，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和陈明听了父亲的发言，神情紧张，他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引出这么一个结果来。丁玲被迫到台前作交代，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她无法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说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连续几天会议后，所谓的“丁、陈事件”就这样被“彻底揭露”了。
　　暑假里的一个夜晚，父亲整夜狂躁不安，一个人闷头拼命喝酒，还不停地大哭大闹。我们吓得睡不着觉，可谁也不敢去劝他。第二天，母亲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感到他在大会上的交代是受了骗，把自己的问题说得太严重了，他自己不但被人出卖了，还使丁玲也蒙受了不白之冤，现在心里非常后悔。我听了之后，心里不由得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愁云。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
　　平地一声雷，党报的文章在全国上下，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对别人来说确实是平地雷声起，令人胜目结舌；但对我们全家来说，却似乎是对这几年来动荡不安的生活的一次总结，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更大的不幸。看来一切均已最后定局，无话可说了。
　　随后是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无可奈何地、耐心地等待着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因为事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一再保证过“党还是要你的，欢迎企霞同志重新回到党内来”，我们像是吃了定心丸，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更坏的结果。
　　处理终于来了，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取消原来的行政十级的待遇，只发给个人生活费每月二十六元……
　　这太出人意料了，母亲有些愤愤不平，到这时她才觉得是上了大当，受了大骗，她要为父亲鸣不平，找作协领导反映意见和要求。父亲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你就是去反映也没有用。
　　五、牵连
　　“丁、陈事件”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不过是丁玲、陈企霞等几个人。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蔓延和扩大化，迫害的网越张越大，以至于被划人“集团”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据说后来总数竟多达三四百人之众，包括了、陈的上级、同事、学生、朋友、亲戚等等等等，还不算我们这些什么“名目”也没有的直系家属。
　　受牵连的人当中，主要是些父亲过去的老上级或平时关系较为密切的朋友、同事，他们对丁、陈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对丁、陈问题的处理当然就有些不同的看法，或认为上纲太高，处理过重，或干脆认为完全处理错了。事后这些人都被归人到“丁、陈集团”内，如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等同志。这其中也包括他们对作协党组和周扬本人的领导作风有些意见。但是“丁、陈集团”似乎又包括不了那么多高层人物，于是又逐步分离派生出所谓的“丁玲、冯雪峰集团”，“舒群、罗烽集团”等等，简直成为莫名其妙的任意组合了。这和中央当时内部提出的“尽量少划”，“可划可不划的，尽量不划”的政策是多么不协调！难怪过去父亲的老上级，国内外声望很高、影响很大的诗人艾青同志，后来曾多次对父亲半是开玩笑，半是自嘲地说：“我是‘丁、陈集团'的成员，我在你领导下。”
　　至于作为“独立王国”基地的《文艺报》编辑部，普通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脱当右派分子的厄运。其中甚至有几个在反右斗争后期刚刚分配来的编辑，在运动后期也被一网打尽。《文艺报》改组后，原来的编辑们被强行遣散，不少人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送去劳动或失业在家，处境极为悲惨。
　　不仅如此，连中宣部派出调查丁、陈问题工作小组的李之琏、黎辛等同志，也以包庇和充当右派保护人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或作为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见《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137页）。
　　我五叔陈适五和五婶林宁，一直在国外，对国内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艺界所谓的对“丁、陈”的斗争，不仅没有任何参与，而且所知甚少。1955年底，五叔奉调回国，正碰上父亲被隔离审查，出于对兄长的亲情和过去同患难的战友不幸的不平，五叔曾到隔离室去探望过父亲，并通过组织向作快党组写过信，要求党挽救父亲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在国统区被捕坐过牢、经受过考验的老同志。不料，反右斗争一来，五叔竟被不明不白地开除党籍，划为右派，送往河北省滦县柏各庄农场劳动。五婶与我们家来往不多，他们也不放过，后经母亲再三证明她对此事毫不知情，才总算没有被牵连进去。
　　在父亲的处理决定下来之后，母亲觉得这和当初周扬、刘白羽他们所说的“党还是要企霞”的精神完全背离，感到愤愤不平，去找刘白羽反映。刘竟说：你有意见，那好，把你刚才说的意见都写成书面的，我负责向上反映。他拿到这份书面意见，如获至宝，立即到母亲所在的中华全国合作总社，非要合作总社对母亲作出处理不可。合作总社在作协一再催促之下，终于作出了母亲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的结论，宣布对她“党内警告”处分。待她调往福建工作一年之后，处分又改为“开除党籍”追至她福建的所在单位。直到1978年彻底平反后，我们才知道，她当时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划为中右，内控使用”达二十年之久。
　　我六叔陈企城一家，平时和我们只有些生活上的往来。六叔那时在《教师报》工作，六婶在北京第四医院任化验员。反右运动时他们虽然没有任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却也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被下放到广西，全家被迫离京。后来，六叔的命运非常悲惨，他在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广西灌阳县含冤而死。
　　至于父亲的同事、学生，被牵连的就更多了。我记得当时《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李兴华叔叔，是父亲的学生，原来在部队受过表扬立过功，是个英雄模范。调到《文艺学习》后，平时勤奋工作，少言寡语，很受同事们的器重。只因为在处理“丁、陈事件”时，作协所属各单位党员干部都必须明确表态，他不愿昧着良心乱说，在轮到他表态前几分钟，他以上厕所为借口避开了。结果他也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下放宁夏。在遭受迫害摧残二十年之后，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78年刚刚平反没多久，就患上不治之症去世，当时才刚刚五十出头……
　　六、告别北京
　　处理决定下来之后，父亲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动，便开始彻底清理自己的东西。家中本来也没有什么家具，过去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转移，除了被褥衣物和一些必用的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解放进城以后，日用家具都是从机关里借用的，要清理也不费事，只需还给机关总务部门就行了。惟一需要处理的，就是父亲身边的一千多本书刊。父亲打算除少量必用的之外，一律卖掉。我央求他说，书别卖了，以后总有用的。父亲黯然神伤地说，不卖掉怎么办？我们在这里住不长了，以后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这么多书怎么带得走？不带走又能放到哪里去呢？
　　星期天，来了两三个人，说是隆福寺旧书店的，来收购旧书。不用说，肯定是父亲叫来的。他们和父亲一起一本一本地清点父亲的藏书。
　　书被一车车地拉走了，整个屋子一片狼藉，凄惨极了。没过几天，作协再一次通知我们搬家。那时节，住房搬迁的好坏，说明一个人政治上的沉浮。书搬走后，这房子看来对我们来说也显得过于奢华了。
　　我们搬到崇文门外的学堂后身3号院内，这里过去是作协的司机和公务员们住的地方。分给我们的一共只有三间小房子，一间坐北朝南，东西各一小间。我们尽管东西不多，但带来的行李物品仍几乎无处堆放。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加上一个保姆，只能像住集体宿舍一样睡上下铺了。幸好来之前书刊都已处理完毕，否则还真的只好让它们躺到露天的院子里了。
　　我们搬到学堂后身后，也只住了一两个月。天气刚刚转暖，4月份，父亲接到通知，要到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去劳动，很快就要出发。
　　父亲临走时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答应我们。他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母亲和我们都无法知道，他这一去何时回来，劳动将要持续多久，以后又会怎么样。生活、命运、前途，一切的一切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无法解开的未知数。我们要去送他，他不让，说作协一切均已安排好，不用家人操心。出发的时间到了，有人来叫他上车，他带上随身的物品，只说了声：“延安，要照顾好你妈妈和弟妹”，就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分别，使我们心头十分沉重，却不料它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又过了没多久，母亲也接到通知，要下放到福建去工作。父亲受处理后，每个月只有二十六元的生活费，他自己都不够开销。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五个正在长身体，又要读书的兄弟姐妹，怎么够呢？她只好去找作协的秘书长张僖同志，他终于答应再给我们兄妹五人每人每月十元的生活费。
　　1958年8月8日，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踏上了通往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的征途。
　　七、离别后的日子
　　离开北京后，母亲带着我们先在她的家乡上海停留二十多天，会会亲友，也对未来的生活略微作些安排。
　　上海曾是父亲开始走上文坛和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他和母亲相识之处。他们两家的根基还大都在上海，我们的祖母、伯父、姑姑和外婆、舅舅们的家都在那里，加上晚辈，足有几十人之多。祖父我一直没有见过，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我出生在延安，远在上海的祖父还特意为我取了个名字叫“恭怀”。“恭”是排行，“怀”是因为抗战以来儿女及第三代都在异乡，路途遥远，见面不易，惟有“怀念”而已。多少年来他一直惦念我们全家，我们也想尽尽晚辈之孝。但就在我们准备南下去看望他老人家时，上海来电说他不幸去世。他至死也不知道他那个从小经历苦难，后来投身革命的儿子，会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也深为未能见到祖父感到终生遗憾。
　　考虑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母亲决定先把我六岁的小弟弟陈北京、三岁的小妹妹陈幼京寄养在上海亲戚家，然后又继续南下到了福州。
　　福州当时接待了很多中央下放来的干部，对我们招待照顾得很好。几天后，母亲被分配到闽北山区的古田县，那里正在兴建一座大水库和电站。火车沿着闽江溯流而上，两边青山绿水，景色宜人。
　　我们在莪洋下火车之后，就进入了山区。一路上，行程十分艰苦，汽车里又闷又挤又热，汽油对臭被热气一蒸，呛得叫人难以忍受。车行了大半天，天将黑时总算到了工地，安顿下来。第二天是星期天，稍事整理和休息。第三天9月8日，母亲一早陪我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古田一中办理转学手续。随后我就住在学校里，安下心来读书了。
　　母亲在工地的幼儿园工作，弟妹们则进了供电局办的职工子弟小学。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们更加思念过去的一切，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在农场里劳动的父亲，他究竟怎么样了？生活、劳动能习惯吗？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适应得了吗？
　　我答应过父亲，以后经常给他写信，并按他的要求每天坚持写日记。他要我不但写信，而且隔段时间还要把日记寄给他看看，以便让他了解我们在福建的生活。
　　父亲经常给我们来信，每次都单独给我写一封。他总是要求我体贴母亲，帮她照顾好弟妹；要求我也要把学习搞好，只要学习好，将来总会有前途的，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他还不断地鼓励我应该要求进步，相信学校，相信组织。每封信中他都对自己的前途，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看不出有任何悲观情绪。
　　父亲在来信中从不谈他自己在农场的生活，以后几十年也很少谈起。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日子不会好过，但不好过到什么程度，就说不上了。
　　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偶尔听当时和他一起在柏各庄农场劳动过的杨犁同志，谈到他们当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形。
　　1958年春天，父亲被送往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参加劳动，受“丁、陈事件”牵连的原《文艺报》编辑部的编辑杨犁、唐因、侯民泽等人也一起到了这里。他们被安排在几间大房间里，十几张床铺排在一起。开始时隔几张床就要安排一个农场工人，大约是为了安全或监视方便吧。时间一长，可能某些人觉得这些右派还老实，没有多大造反能量，这些农场工人就都搬走了。从此大房间里住的全是清一色的从北京下来的右派。
　　柏各庄农场有水田、菜地，种些水稻、蔬菜、白薯之类。农场领导和工人知道这些人都来自北京，几乎从未干过农活，对他们也不强求。负责安排工作的组长总是对父亲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别累坏了。工人们也很朴实，似乎并不相信这些人都是坏人，他们说，什么右派，只要老实干活就是好人。
　　这些右派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在灯下开小组会，不断地检查自己的思想，这往往是比劳动更加痛苦的活动，而且从不间断。上面要求人人敞开思想，彻底认罪伏罪，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父亲很少发言，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年轻人说什么，他总是露出“你们这些孩子，懂得些什么”的蔑视神情，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说上几句无关痛痒的应付的话。有些人为了自己早些解脱，劳动表现积极，发言也踊跃，大胆敞开思想。个别人也会因此而不惜伤害别人，甚至落井下石……有的人一年后就摘了帽子，有的两年、三年后得到解脱。这类事的决定往往不经过讨论，由上面直接决定。
　　父亲对自己的问题，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表现多少有些消沉，似乎并不急于解决问题。
　　在一次农场总场召开的全场大会上，父亲意外地碰到了五叔，这使他不仅大吃一惊，而且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他受到处理被赶出北京之后，和五叔也失去了联系。他根本想不到，“丁、陈事件”竟然使得在新华社工作的弟弟也会受到莫名其妙的牵连，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他的痛苦、迷惘和复杂的心情，是很难想像的。
　　八、重逢
　　我们在福建的日子过得很快，几年中生活也有不少变动。1960年暑假我在古田一中高中毕业，这两年的高中生活使我感到沉重的精神压力。先是疯狂的大跃进年代，随后又是困难时期，而政治气氛中“左”的成分越来越浓。陈延安这个名字，加上我满口不同当地人的普通话，使人很容易敏感地觉察到我父亲的遭遇，因而对我也更加歧视。我极力想摆脱这一窘境，天真地认为名字改了麻烦就可能少一些，于是我利用高中毕业的时机，改用了出生时祖父为我取的名字：陈恭怀。延安，这个本来象征着光荣和革命的名字，现在却成为我的耻辱，我的精神负担，我只好忍痛弃而不用它了。
　　即使这样，我的处境也没有丝毫改变。政治条件使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家庭成分和父母情况，随着你的档案总是先走一步，决定你今后的前途和命运。60年代初它几乎已成为高考时录取新生的惟一重要的条件。我们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居然被福建师范学院录取了。
　　而我当时报考文史类，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刚由中专改办的福建建筑工程学院录取。报到之后事事感到不顺心，一个月后我便退学回家，到母亲所在的闽江水电局的水电学校初中班担任俄语教师。第二年因再次参加高考而辞去工作，未被录取后失业在家。
　　弟妹中两个大的已上初中，两个小的一个上小学，一个在幼儿园。
　　母亲离开北京后，原在单位合作总社应作协要求，给了她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一年后北京又转来一个新的处分决定，说由于她在反右斗争中立场不稳，被开除党籍，签发日期却是一年前的，签发单位则是商业部党组。
　　母亲对此处分不服，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申诉。商业部领导说，处分决定是她原单位合作总社作出的，合作总社井入商业部后已不复存在，原有干部均已调走，商业部党组无法处理这类问题。母亲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求当面向他反映情况。安于文同志说，这是党的决定。既然是党的决定，母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悻悻而归。这样，她的党籍就不明不白地丢了。
　　1961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劳动已经结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在此之前，他要到福建来看我们。
　　我们都高兴极了，整整三年我们没有见到父亲，日夜思念全家早些团聚，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不久父亲打来电报，告诉我们到达南平的时间，我们全家六人都去车站接他。几年不见，只有梦中才偶然相会，见面该有多少话要说呀！可真的见了面，我们却都显得很拘谨，很陌生。弟妹们和父亲分离时还很小，现在真有些不认识了。
　　父亲的外表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显得更瘦削了。我总觉得他和过去有些不同。他变得亲切、和蔼多了。父亲向我们每个人都问了好，还开了几句玩笑。一路走，我一路打量着他，50年代的威严、朝气似乎少多了，锐气和话锋也不那么外露，更多的是深沉、思索和情感抑制不住的外溢，内中有时还能体味得到某种不易觉察的哀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
　　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尽快得到恢复，政府用高价赎买、回收大量积存在人民手里的货币。商店饭馆都销售一些贵得出奇的议价商品，特别是食品。父亲讲起他路过北京时，五叔请他吃一顿饭，花了好几十块，两个食量本不大的人才勉强吃饱。连很多地位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饭后也要把菜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在上海，甚至连幼儿园托儿所也贴上了“看谁把盘子舔得很干净”的宣传画。
　　在饭馆里父亲和母亲款款地谈着，我们兄妹几个早已把桌上的饭菜横扫一空了。父亲笑着说，你们多吃些，不够还可以买。
　　母亲不断地讲述这几年我们的经历。她告诉父亲，离开北京后，她给过去的老战友、老同事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向他们抱怨命运的不公，好多人连信也不回一封。有的人怕受牵连，断绝了和我们的来往。
　　父亲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很严肃地对母亲说，你们也不是日子完全过不去嘛，不要总把眼光停留在我们自己的一家一户上。现在国家遇到困难，我们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应当体谅国家，不能再给国家增添麻烦。你困难，别人也都一样困难，到处向人家诉苦，影响多不好。
　　九、福州之行
　　母亲告诉父亲，前些日子，蔡其矫同志到工地上来体验生活，并兼任工地上一个处长的职务，经常来看望我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安慰。
　　蔡叔叔50年代在北京时常来我们家，还为我们拍了不少照片。我们在异乡碰到父亲在华北联大时期的老同事、老朋友，好像内心有了个安慰和依靠，感到格外亲切。可他回到福州之后，没有留下详细的地址，大概他以为不久还会回来的。
　　父亲很想到厦门或福州去一趟，他要我陪他，我正闲居在家，当然很高兴。我尤其想去厦门，因为福州我已去过多次，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人们都说厦门风光秀丽，面临大海，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呢。父亲虽然也没去过厦门，可他最后还是决定去福州。
　　从小我就喜欢和父亲一道出门，不管去哪儿，一路上他总有很多故事可讲。每当看到一座古塔或古建筑，他都能很自然地告诉我它建于什么朝代，有什么特点，有时还讲一些有关的故事或轶闻，生动而有趣。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不知不觉中得到很多知识，也受到不少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现在，我们俩坐在小火轮上，脚下是平缓流过的清清的闽江水，两岸掠过碧绿的杨柳和连绵不断的山丘。但我发现，这次他却没有过去那种闲情逸致了。一路上他少言寡语，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两岸的风光，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我感到他内心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更感受到他自然而然中流露出来的，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情。
　　船到福州时天色已晚，我们没有熟人，无处投宿，找了好几处旅馆均已客满。最后总算找到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一家旅馆大厅里搭起的临时铺位，还只能住一夜。主人说明天天一亮就要拆铺，要住就得重新排队登记。
　　大厅里整夜嘈杂不安，来往客人很多。我们怕丢东西，把手提包枕在头下，衣服皮鞋也不敢脱。坐了一天船，我累极了，一倒下就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大亮，父亲早已起来坐在床上等我，他没有叫醒我，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自己在看一本随身带来的书。我觉得很奇怪，过去他工作忙，经常熬夜写作，早晨起床很晚。昨天旅途劳顿，晚上也睡得不早，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洗漱之后，匆匆吃些早点。我说，咱们得赶紧找旅馆，免得晚上连大通铺也睡不上。
　　父亲说，不必忙了，咱们到省文联去找蔡叔叔，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要到福州来，主要是为了看看老朋友，而昨晚不去找他，只怕太晚了给人家带来不便。
　　蔡叔叔很好找，一到文联就打听到了。老朋友再见分外亲热。蔡叔叔说，你们住的地方不必发愁，这里有闽江水电局驻榕办事处，有床位可以安排，价格便宜，条件也不错。咱们先去吃饭吧。
　　吃饭时，他们饮着酒，愉快地交谈着，似乎这几年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未曾发生过。岁月、磨难和分离都没有冲淡他们之间在共同事业的奋斗中结下的深厚友情。
　　十、“思想交锋”
　　从福州回到南平后不久，我就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思想交锋”，焦点是关于我的前途和对党对组织的信任问题。我第二次高考落了榜，原来水电学校的合同教师又辞去了，只能托母亲在水电局办的机关业余学校找了个俄语代课教师的工作。父亲认为，总干这样临时性的工作不是办法，还应该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尤其像我这样从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不考大学几乎就没有别的出路。但我已经历了两届高考，深知当时政治条件、家庭成分是主宰一个学生命运的决定因素。像我这样父亲是全国有名的“大右派”，考大学是没有任何录取希望的，我早已心灰意懒了。
　　父亲问我，去年考上建筑工程学院，为什么要退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告诉他，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到建筑工程学院报到时，才知道这是一所刚由中专改成的学院，录取的新生不是些文科成绩极差的，就是当时印尼反华后被驱赶归国的华侨学生，有些高中都未毕业。看到这一切，我心中感到非常委屈，我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还是文科班的高材生，那些成绩明显不如我的同学，仅仅因为成分好，就可以被北京的重点大学或省里的名牌院校录取。为什么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分配到这里来？一个月后我就借口“母亲生病弟妹年幼无人照顾”，退学回家了。
　　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很不满意，批评我不服从分配，擅自退学。他说，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自由行动，这是一个原则，要永远记住。他要我继续用功复习功课，争取明年再考。他认为，考不上或考不上好学校，就是因为你成绩不够好，如果你门门功课一百分，北大清华还能不录取你？
　　我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现在录取学生，“家庭成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你是什么成分？不是‘革命干部'吗？”父亲反问。
　　我无言以对，真怕说出来伤他的心。有一次班主任找我，说父亲是右派，成分怎么能写“革命干部”？硬让我改为“职员”了。但这话我怎么能当他的面说呢？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坐过牢，受过刑，现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革命历史早被一笔勾销了，他能接受这一事实吗？为什么他对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后的向“左”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么不了解呢？
　　父亲始终不相信，也许是他对共产党的热爱而不愿意承认，他的问题会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以为这是地方干部水平低，曲解党的政策而造成的个别现象。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他才最终相信。
　　不久，父亲又要返回北京，他说这次回去是办理调动手续，组织上要安排他到厦门大学或杭州大学工作，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全家就会真正团聚了。
　　（选自《我的父亲陈企霞》，广西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母亲丁玲
　　——1957年前后
　　作者：蒋祖林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常就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来列宁格勒访问，我陪伴了她四天。两年多来，我十分挂念她。思母之情是我决定回国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风闻她“犯了错误”，却又不知其详。所以，就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国一次。
　　这事，得从1956年7月初谈起。当时，我从苏联南方一个造船厂实习归来后便去教育学院看望于陆琳。于陆琳是陈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她这时已三十出头，还离开家庭，离开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我们这群二十多岁的人一起当大学生，住集体宿舍，在紧张的功课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她对我也很关心，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还有，1954年至1957年间，她担任中共列宁格勒留学生总支书记，我担任造船学院留学生支部书记，在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平时也有很多联系。这时，她刚从莫斯科回来，她去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开了几天会。我向她谈了我在南方实习的生活。她告诉我，她在莫斯科见到了来苏联访问的李富春副总理，谈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总理在一起的情况。
　　随后，她关心地问我：“你母亲在国内犯了错误，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问话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与震惊，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不知道。母亲的来信中从未说过。”我又问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错误？你从哪里知道的？”
　　她说：“听李富春同志说的。主要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宣扬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
　　我又问：“受党内处分没有？”
　　她答：“没有听说受了处分。”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紧张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点点。
　　她宽慰了我一阵，她说，看来主要还是思想问题，她嘱我不要为此事而情绪波动，影响学习。
　　我苦恼了好多天，因为这些“错误”同我心目中的妈妈的形象始终联系不起来。可是于陆琳是听李富春副总理说的，那当然是不会错的。一年来，妈妈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没有告诉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难受。我思索着是否该写信问问她，但想到她没有告诉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还是不去触动她心里的这个隐痛为好。再说，信里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
　　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
　　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申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了。
　　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作痛。
　　再就是我想借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那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我出国前已明确属一机部派出。黄敬部长向我说，国内很需要我所学的潜艇专业的人才，嘱我好好学习。他简要地谈了点国内造船工业的情况，并向我说，如果我学习期间有机会回国的话，他让我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
　　为了回国后同妈妈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门功课，提前三星期完成了这个学期的学业。我用自己平日的积蓄，花了一千二百卢布，从国际旅行社买了列宁格勒至北京的双程往返火车票，于6月9日离开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转乘国际列车回国。
　　二、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在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妈妈来车站接我。我跳下车喊着“妈妈！”向她奔过去，她笑着轻轻地搂了我一下。夏更起（妈妈的勤务员）帮我提着箱子，我一只手提着皮包，一只手挽着妈妈向车站出口走去。妈妈一边走一边说：“你今天回来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几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16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吗要这么大费工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的写作。妈妈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
　　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番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房檐；绿色的窗棂，门框。北屋前边的两畦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南屋前边东面的一棵梨树枝繁叶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满了枝藤，结着一串串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葡萄。小院清新、宁静，充溢着温馨的气氛。
　　多福巷16号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妈妈1951年春天从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联宿舍搬来这里。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做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两边的耳房用做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我出国前住在这里，这次回来仍住在这里。这间房有门通客厅。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要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絮叨一些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入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妈妈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给我看，她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四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侃侃而谈，态度明朗。当然，她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点。
　　晚上九点多钟，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独自坐在北屋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妈妈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妈妈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犯错误”的事。这时，妈妈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妈妈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妈妈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6月6日起，接连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
　　我吃惊地看着妈妈，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休会七天，现在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妈妈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
　　“1953年春天，我辞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专事创作。1955年4月，我去无锡，住在梅园，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7月，回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这时已开始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8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有六七十人参加。一个月内共开了十六次会。前三次会是为追查一封写给党中央的匿名信，认为是陈企霞所写，并肯定有合谋者，但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从第四次会议，斗争的矛头就转向我。其实，早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之初就先已为我的问题定了性质。周扬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是‘独立王国'，‘独立王国'都有小集团，高岗就有小集团。他号召与会同志，‘独立王国，小集团，反党暗流，既然不允许，就应该揭发。要相信党，要对党忠诚。'他还提醒大家，‘小集团的反党活动，同反革命联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个会议过程就按着会议领导人事先已有的肯定的结论进行，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尽管妈妈已告诉我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但听着她叙述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地颤栗。
　　她继而向我说了以下一些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揭发她的，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苏联作家协会送了我一箱装潢精美的书，也就是我说给你的那些书。我回国不久，玛拉沁夫等几个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生来我们家里，他们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这些书给他们看，翻看书里漂亮的插图。我感慨地说：‘一个作家，如果一辈子能写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装的书，也就不算白当作家了。'我是以羡叹的心情说这番话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还没有写出一本让自己满意的书来，还需不懈地努力，同时，也是以此与这几位同学共勉。我的这些话，后来被汇报上去。在会上，就说我提倡‘一本书主义'，把我的原意歪曲为‘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谁也打不倒'。声称我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蚀、毒害青年。”
　　妈妈说的那箱书，我都翻看过，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等俄国文学大师以及一些苏联作家的书。我1952年从学校回家过暑假，妈妈说：“这些书就都给你啦！”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懂俄语。妈妈又说，“我也说过，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没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这话有什么错？”(l z)
　　我听后，认为妈妈的这些话并不错。若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她也不止写了一本书啊！若说名，她早在30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她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所获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国家建设公债。她常常向我说，为人要正直、无私，现在好好学习，今后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现在仍应保持在革命根据地时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我在国内时，生活靠供给制，供给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学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时寄点路费给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妈妈说的那几句话，竟会被歪曲成“一本书主义”，作为“反党”的依据。
　　“再就是说我制造个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挂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间，张凤珠（丁玲的秘书）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告诉我，说文学讲习所为招待民主德国作家代表团正在布置会议室，挂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改组后，我已不担任所长，改由田间担任。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所。我一听张凤珠的话，就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田间，叫田间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答应立即取下。我打完电话后还不放心，叫张凤珠到文讲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来了没有。张凤珠回来告诉我，照片已经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在党组扩大会上，不顾事实地硬说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是制造个人崇拜，狂妄地吹嘘自己。”
　　听妈妈说到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联想到妈妈1954年在列宁格勒向我说起的苏联文学馆挂照片的事。那时，她与周扬、老舍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起去苏联文学馆参观。馆内挂着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中挂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苏联文学馆的负责人提出，请他们把她的照片取下来，但没有被苏联文学馆负责人接受。她在列宁格勒向我谈这件事时，我曾觉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当时体会不深。听了她刚才的这番话，我觉得自己才有真正的体会。
　　“说我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这里主要说我和周扬的关系。说我反对周扬，而反对周扬就是反党。至于这后一点，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对于周扬，我是拥护他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并没有反对他。历史上，‘左联'时期，我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我被捕后，他继我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两个口号'的争论，我没有参加。延安时期，他在鲁艺，我在文协、文抗与解放日报社，我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在晋察冀边区，我下去搞土改，写文章，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之后。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到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在文化部办公，他并且兼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我担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具体负责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工作。那时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是一个机关，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我还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总希望他多管创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边的工作很忙，没有多少时间读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年2月16日致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搞个人崇拜'、‘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反党联盟'、‘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轻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三个主编的问题。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
　　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
　　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含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
　　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为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的结论和处理，应告诉党员本人，党员也有申诉的权利。”
　　妈妈继续说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负责处理1955年定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那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不影响全局，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话，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至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快乐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妈妈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她说：“你有两个月在国内，我们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岛住些日子，在那里，还可以去海军基地参观，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学的潜水艇。肖劲光（海军司令员）曾表示过，欢迎我去海军看看，当然，我去了以后得写一两篇反映海军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
　　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
　　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于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7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毛主席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江青。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毛主席与罗瑞卿、江青坐在前廊的藤椅上。毛主席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毛主席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毛主席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毛主席看哩！毛主席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紧紧握着毛主席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毛主席、罗瑞卿、江青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儿才送毛主席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说：“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问妈妈：“你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期间或会后，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
　　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解释，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给二野的嘉奖电，抬头都有他的名字。我那时就知道他。
　　妈妈还同我谈到她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早在1947年，在阜平抬头湾，她就同我谈过这个护地队的事迹。她说，1946年，她在琢鹿县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刚结束，那一带就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翻身的农民组织了护地队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但失败了。她那时就说，写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写这个护地队。1953年，她辞去行政工作之后，就着手写这个长篇小说，已完成的八章共五万字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刘少奇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法，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
　　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思》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问，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儿，在长廊上坐一会儿，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没有去想。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同灵源见面，但是我对她却早就有一点了解。早在延安时，我就知道李纳有一个小妹妹在云南家乡，李纳曾指着她桌上的一个小墨盒告诉我：“这是我离家来延安时，我小妹妹送给我的。”1951年夏天，我从东北回到北京，妈妈向我说：“李纳去年回了一趟家乡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来了。这女孩子很单纯，长得很漂亮的。”她还说：“看不出她还有点经历哩！在昆明参加游行示威，同国民党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龙头冲得水淋淋的。”1953年夏天，我同妈妈在北戴河住了半个月，我因假期已满先回了北京，妈妈十多天后从北戴河回来向我说：“你刚走，我就遇见了李纳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儿，你还有个伴，我们也好玩一些。”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所以，虽是第一次和灵源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
　　她的确如妈妈所说长得很好看，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着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她起初静静地坐着听她姐姐同我说话，后来李纳忙别的事去了，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她的情况，她告诉我她已从音乐系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两年，最近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民歌，下月将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样，有点灵气。她对声乐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在学校里（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前身）受到重视，正处在事业上很有希望的境况。
　　李纳留我吃了午饭。饭后，灵源要回艺术团去，当我和她一起出来沿东四头条漫步到东四牌楼分手时，我问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她说：“艺术团排练很忙，若有空闲，我打电话给你。”半天的接触，我觉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欢上了她。
　　回到家后，妈妈问我去李纳那里的情况，她郑重其事地说：“麟儿！你找个搞艺术的爱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我意识到妈妈在关心我找爱人的事，她看中了灵源。
　　还在我们去颐和园之前，妈妈就打电话邀李纳与灵源来颐和园同住。我们住进颐和园三天后，李纳与灵源也来到园里，在这儿住了三天。
　　我喜欢颐和园的后湖，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清晨，我约灵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谐趣园再走回来；晚间，我们坐在云松巢边门外的亭子里聊天。灵源喜欢诗，也读了不少小说。我们一起背诵普希金的抒情诗句：“我记得那美丽的瞬间：你曾出现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闪即逝的梦幻，有如纯洁美丽的精灵……”我们也谈小说，谈我正在读的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我们都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亲近感。我们也谈各自的家庭，随意地谈着想到的一切。我觉得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与志趣。总之，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李纳与灵源住在颐和园的这些日子，云松巢热闹多了。妈妈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欢灵源。当灵源三天假满要回城里去的时候，妈妈叹息着说：“只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
　　灵源回城的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当晚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前的汇报演出。下午，我进了城。看完演出后，我送她回艺术团。艺术团住在鼓楼后面。我送她到艺术团门口，她不进门，又送我到鼓楼公共汽车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车我才离去。我回到家，想着出现在我面前纯洁、美丽的她，回味着和她相处的这些时日的每一个瞬间，心想，但愿不是一闪即逝的梦幻，希望它真实地伴我长存。因为灵源，我滞留在城里了。过了两天，妈妈也搬回来了。原来打算在颐和园长住的，结果住了不到十天。
　　灵源7月11日离北京去莫斯科。10日晚，妈妈在灯市口南边的萃华楼饭庄为灵源饯行。下午四点钟，妈妈向我说：“我们去东安市场，我帮你挑一件礼物送小灵子（灵源的小名）。”妈妈和我出了多福巷，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妈妈说：“先送一个领花，现在送戒指、项链还不合适，这些以后再说。”我们走进了东安市场的首饰店，妈妈又说：“现在还是不要买最贵的，买一个价钱中等偏上的比较好。”她挑了一个浅紫色宝石领花，说：“这个好，颜色、样式都大方。”她还选了一个紫红色的首饰盒。在革华楼饭庄，我把这枚领花送给了灵源。
　　通过与灵源的多次接触，我认定她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她不仅漂亮，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灵美丽、善良、纯洁、正直。她在爱情上是严肃与深刻的，在事业上有理想，有追求。我爱她，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这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我对她的爱情，也得到了她同样的回报。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家后，我又激动又欢快地告诉妈妈，我和灵源已相爱。妈妈非常高兴，她说：“很好，我很满意，愿你们在爱情上幸福。”
　　稍晚些时候，妈妈向我说：“还在你回国以前，我就向李纳说，‘现在也不兴包办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亲啦！祖林回来以后，让他们两个人见见面，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如何。我们两方面从旁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
　　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还在1950年夏天，李纳回云南昆明探望离别十一年的老母与幼妹。临行前，她去看望妈妈。妈妈拿出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好题赠的字后，托李纳带给陈赓，并给陈赓写了一封信交给李纳。妈妈说：“你若遇到困难，可以请他帮忙。”陈赓是妈妈熟识的一位部队领导同志，时任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也是云南前线的司令员。李纳去时随张冲、卢汉等乘飞机去，返回北京时却遇到了困难。云贵川一带刚解放几个月，国民党留下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部队到处骚扰，陆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时没有民航，军用飞机很少。李纳在昆明找了几位在省政府担任负责工作的熟人，他们都没法给她解决乘飞机的问题。李纳就持妈妈的信去找陈康，见到了陈赓的夫人傅涯。傅涯高兴地收下了妈妈赠送他们的书，见信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纳，向李纳问了一些妈妈的情况，并问李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听李纳说后，她说：“陈赓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陈赓是率军事顾问团去了越南。这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乘飞机的事，我可以转告司令部，你有几个人要乘飞机呢？”李纳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奔波觉得乘飞机的事太难了，若飞机上能有她一个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难得的了。可是，傅涯的热情使李纳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看陪她一起来的身边的灵源，回答道：“两个人。”次日，司令部来人通知李纳：明天有飞机，两个人，准备好。于是灵源跟李纳来到了北京。若是没有妈妈给陈赓的信，李纳也就只好走陆路返京，她就不会带灵源同行冒险。灵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会相识了。妈妈竟在无意之中牵起了这根红线。
　　在这些日子里，妈妈对自己“反党集团”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但是毕竟问题正处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所以，她不愿意到处串门，也不主动邀请人来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妈妈对于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人物的来访，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因为我回来家里修房子的事。妈妈说：“那天搭席棚，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她们：‘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儿，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到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家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儿。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那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地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二十三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二十三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一个月的时光，就在欢乐的气氛中过去了。妈妈心情很好，她对她的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也是审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搅动了一点欢乐生活的平静。
　　7月中旬的一天，妈妈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中宣部专门小组对她南京一段历史所作的结论从中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她简单地向我说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况。她以前没有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党的营救下逃脱囚禁到了陕北苏区。我是从一些关于她的报道中看到的。我从没有想到过这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到陕北以后的这二十年中，党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艺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动为国内外所瞩目，有着极好的声誉与影响。她说：“1955年斗争我时，提出要审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这段历史。中宣部专门小组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是犯有‘政治错误'。对这个结论，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见。”她又说，“产生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张际春、李之琏他们有难处，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件事没有更多地谈下去，因为不知传闻是否准确，也不了解其内情，更无法推测其结果。我觉得妈妈那一两天心绪稍有不安，而我只有从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妈妈申明的保留意见能为上级组织所接受。
　　其实，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李之琏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写到：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并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陆定一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陆定一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议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陆定一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就在妈妈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1955年定她的“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多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这一切，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我离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对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就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
　　四、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地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儿，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妈妈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浦熙修来访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直接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连在一起。”
　　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心想：若是我不回国，妈妈就不会装修房子，人门也不会洞开，而让《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妈妈不得不同她们说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的！
　　妈妈又说：“昨天陈企霞在会上交代，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却已过关，正参加揭发我。”
　　这时，妈妈看了一眼陈明叔叔，说道：“陈企霞在会上还揭发了叔叔（即陈明），说有一天叔叔打电话给他，装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他陈企霞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没有向我说，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妈妈说这件事时，可能是想象到打电话时的那副情景，说着说着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又说，“事已至此，也就谁也不怨谁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代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大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
　　她还说了一些这两大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
　　我感动地喊了一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雨般倾泻，她还得交代“反党”的事实，还得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关心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妈妈转而向我说：“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待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代。”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厄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以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属他们管，但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妈妈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人王府井大街64号（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全国文联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党分子”头衔，右边走廊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楼梯两侧的墙壁也无一例外地贴满了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妈妈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同他的办公桌并拢的另一张桌前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沓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做记录。可能黎辛想缓和一下气氛，他向我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也许你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从1941年至今，十六个年头过去了，他的模样似乎变化不大。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妈妈在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对你母亲开展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起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黎辛问道：“6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爱国诗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一个参与煽动反革命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这时有谁胆敢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这件事是这样的：
　　在我们住进颐和园之前，有一天，艾青给妈妈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餐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我想主要是他同妈妈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小段日子，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那是1945年的事。那年11月底，妈妈从延安到达张家口以西的丰镇，知道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部队正联合进行归绥（即呼和浩特）战役，她拟去战地采访，于是由陈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张家口。祖慧住萧三处，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领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到达张家口后，正在筹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址就设在东山坡一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间里铺着“榻榻米”。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榻榻米”上。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高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这次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二十多分钟不在场。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穿着。妈妈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
　　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妈妈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待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订8月21日离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号的票仍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妈妈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车走，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昨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在了床上。
　　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他同妈妈都在“文抗”。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也曾去看望过他。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办公桌旁放了一张大沙发、两张小沙发。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代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比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战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回卧室，躺在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以便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信，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他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十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八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上次与黎辛一起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代'、‘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六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儿。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儿，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地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又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儿，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起身，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了！”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情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这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16号小院。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9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了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8年1——2期）

　　文人拉车记
　　作者：流沙河

　　40年代吾蜀公路运输事业十分落后，成渝川陕两路，尚多骡车和板车。板车车身宽长，铺以厚板，两轮左右挟持，皆用载重汽车之轮，能载几吨货物。中杠驾掌一人，鼓眼看路，端正方向。两旁拉飞蛾的各四五人，赤膊短裤，一肩挎拉襻绳，一手撑扶货物，体前倾，喊号子，走碎步。到50年代初，军区文工团演唱《板车号子》时，这庞然大物正在被轻便的架车淘汰着，即将消失。架车，俗呼架架车而读音亦不知何故，或大籁如此吧。这架车的陡然崛起，说来也怪，竟缘于拉乘客的黄包车之式微。而黄包车之式微又由于成都解放后市民思想观念之大变，金认为高坐车上叫人拉着走，未免涉嫌资产阶级享乐腐朽，形象太不光荣。市民不坐车了，车夫失业，生活困难，便拆下黄包车的两轮，装配在简陋的木架上，改造成了架车，不乘客，只载物。时当鼎革之后，建国之初，社会上闲散人员多，例如一大批旧军官，饭碗孔亟，这也促成了架车的崛起。架车载重量远不及板车，但以车身窄短，轻便灵活，狭路小巷亦能深入，强劳力一人也能拉，说走就走，说歇就歇，自有其优越性。较之板车，架车可谓“具体而微”者矣。体微，所以轻便。然而这轻便毕竟是旁观者的结论，叫你去烈日下拉拉吧，哪怕只载半吨，平路还好，若要爬坡啦上拱桥啦翻铁路啦，够你奔命。你得咬紧牙关，低头啃泥，两腿打颤，喉吼怪声，真他妈不是人，是兽！善哉，拉架车的有遥谚云：“七十二行，架车为王。眼睛拉大，颈项拉长。”
　　想起50年代中期，我在本省红色翰林院当供奉，穿美琳西服，骑Rayleigh洋车，路遇架车阻道，颇不耐烦。看那拉中杠的男子眉宇犹存旧军官气，再看那拉飞蛾的女人相伴依依，两人表情似露三分惭意，我绝对想不到自己很快就会被踢入他们的群落，而且比他们更狼狈，现出种种可笑相来。天道好还，有罪大家都去轮流受受，这才公平。何况对我也有好处，所以至今仍无怨气，但觉回想起来有趣而已。
　　最初是给本院伙食团拉煤，每月六车，每车半吨，早饭后出，晚饭前归。一辆架车三个右派，音乐家方兄，国画家吴兄，我。我自知罪特大，主动拉中杠。方吴二兄拉飞蛾，走在我两旁，皆甚卖力。方兄义气，见我疲惫不堪，总要换拉中杠，让我松弛松弛。吴兄是个乐天的好老头儿，拉车途中常有笑话凑趣，而心头正在构思他的嘉陵山水长卷。快活总是在空车去路上，因为暂时逃脱了革命同志的监视。而满车归路上，三人累成马脸牛睛，无力说话，沿途坐歇，羡慕徒步。若是去北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脸上身上还不免乌猫皂狗。可怪的是，上午空车去路觉得路还平平坦坦，下午满车归路怎么尽是爬坡上坎。从八里庄拉回城来，我数过，要爬三个软足坡。嗨呀呀，拉上坡，正在苦苦挣扎，又听见后面有自行车不耐烦地敲铃，心头就忍不住要冒火。这时候才想起自己从前骑车，不是也厌恶过阻道的架车吗，真是罪过。有几回爬陡坡正要命，忽来奇迹，肩上腕上减量，腿上腰上添力，心头明白后面有人助推，多半是老大爷小学童大嫂子，乃大受感动，回头道谢，目送远去。
　　有一次八里庄政法炼焦场拉煤，出场不循指定路线，被截住一顿骂。方兄不服，同那壮汉顶嘴，惹得壮汉暴怒，说要扣留架车，还要我们交代所在单位。方兄戴眼镜，我又太瘦，发配拉车，显然是右派分子嘛，所以那壮汉，人呼许干事，把我们当成犯人吼骂。我自知臭名响，深恐露馅，连忙扯方兄走。此次受辱之后，拉车分外小心。过了几日，被叫到编辑部去看稿，发现政法炼焦场有诗稿寄来，作者姓许，也不管他是不是那壮汉，我将稿纸揉成一团抛入字纸篓中，算是报复。
　　我拉车低着头，怕被路人看透我是右派，尤其怕遇熟人。方兄亦然。不敢路过西大街歌舞团大门外，总让我一人拉，他好绕开旧游之地，鼠窜小巷。后来我下本院农场，多次进城拉粪，由老牌记者车见拉飞蛾。他极卖力，又会摆龙门阵，可怕的是他沿路大声招呼熟人朋友，以爆炸的热情叫道：“我们下农场！去锻炼！”让满街过路人都晓得我们“犯了错误”，用看异类的目光盯我们几眼，使我非常难堪。而他倒很昂然自豪，似乎拉粪特别有脸，这不可救药的老天真啊！有一对老作家伉俪，调来本院当官，藏书运来，叫我拉去。我和本院一位文盲工友来回拉了几车，一箱箱的抬上楼去放好。没有半个谢字，那男主人笑哧哧的用冷眼打量我，那女主人看见文盲工友戴着一枚拾得的银戒指，便打柱头惊磉磴说：“小刘哪，可别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哪！”比较起来，老作家沙汀未免太厚道。那一年他住家老西门外，独院被洪水围困了，由我拉半车米送去。他家煎蛋煮挂面飨我，还开了一听凤尾鱼罐头，且有语言酬劳。在那些年，上头常派革命同志给我拉飞蛾，亦有监督之意。他们深怕被右派毒害了，所以各个满脸秋霜，缄口不语。又担心被外人误会了，以为他们也是一路货色，所以都俯着脸，闺女含羞似的不让人看。别人因我而羞耻，我只好低头再低头，差点夹到胯底下去了。
　　有一次去了平福桥沙河机械厂偷粪，实在有幸，上头派了一位学者，他是中国神话学的权威，来拉飞蛾。蒙他不弃，一路卜和我讨论《天问》，从月亮神话的“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顾菟是不是蝌蚪到治水传说的“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应龙是不是鹰龙，一一辨析，兴趣盈然。学者走惯了大跨的八字步，不会走拉车的碎步，所以合不上脚，用不上力，还要侧脸发言，说得眉飞色舞，忘了是在拉车，襻绳都未牵伸。粪车在平福桥街上歇脚，误停在街中间，警察跑来训骂，说要扣车。学者头上无帽，竟敢抗议。于是触怒警察，真要扣车盘查我们是啥身份。我急忙赔罪认错保证不再犯，方才化险为夷，赶快拉走。还有一次给本院伙食团拉东西，左右飞蛾二人都是贬官出了党弄来劳动的，路上二人互相攻讦，且都想“统战”我，争取个二比一。拉回本院后门，二人不待卸车，急忙丢脱襻绳，同步跑到伙食团管理员面前去争着抢先汇报情况，还同声询问道：“我和他（互相指着对方）到底谁领导谁呀？”我在后面卸车，听了觉得可笑，真想答一句“我领导你们”，却又不敢。
　　大饥饿的三年，我因饥饿水肿，从农场被叫回本院养病，间或给伙食团拉米拉面粉。此时架车的毂筒已经改良了，钢圈轴承换成滚珠轴承，所以不用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半吨。成都郊区所有粮仓和面粉厂，远的如老南门外红牌楼仓库啦沙河堡那一头建成面粉厂啦，近的如老西门外万担仓啦东安街面粉厂啦，我都拉过。满车归路上，饿得心慌，溜进茶馆歇脚，大嚼冷硬馒头，拾起碎渣舔个干净，泪湿眼睫，“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面包”，宗教感情油然生焉。片刻，脚力恢复，又孑然上路了。赤日如刑讯灯，烤得汗渍眼角，胸似檐滴，裤腰湿透。汽车驰过，卷起灰尘，进城已成花脸猫了。拉人本院后门，往往天已擦黑。米面扛到厨房，丑、李二厨师端饭给我吃，舀一大碗剩菜，如飨饿牢之鬼。他俩多次让我白吃，向我眨眼睛，表示不收票。上帝有时候以炊事员的面貌出现，令我铭感不忘。当时不十日本院各位供奉编修均在挨饿，全国人民也在挨饿。而我拉回粮食之外，还从农场拉回厚皮菜、红薯、茄子、南瓜、芋儿、洋芋之类能疗饥的蔬果，所以颇得革命同志们的好感，很可能1962年就混脱帽子了，如果最高不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话。
　　有一次从农场拉了一车嫩豌豆回本院，仍然不派飞蛾，由我一人独拉。嫩豌豆当时是救命粮，是农场偷偷买公社生产队的，怕被社员知情阻拦（因为他们正在挨饿），天黑以后才通知我赶快上路。嫩豌豆分装在四五个竹筐内，面铺一层小菜掩护，上盖防雨油布。拉到北门梁家巷，深夜十点过，肚子又饿了，正要歇一歇，忽有居民跑来翻看，知是豌豆救命粮，摸钱要求“分一点”。转瞬间拥上来一群人，把架车围困了，七嘴八舌乞求不已：“同志，多少分一点嘛，价钱随你喊嘛。”我再三地解释说，这是机关单位买的，不是我的，我不敢卖。他们听不进，要动手抢了。我大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正在劳动改造！要拉回去交差，一颗也不敢卖！请大家放我走！”人群沉默，纷纷散去。我急忙拉起来，吓得腿颤心跳，想哭一场。
　　北门外的驷马桥，司马相如留迹的驷马桥啊，是我拉车留下恐怖记忆的地方。那天上午我从农场拉按树苗回本院去，走完驷马桥的一条短街，看见一辆载重汽车，挂一辆空拖斗，从我左边驰向前去。前去是陡坡，坡顶过铁路，然后又下坡。这辆汽车爬上陡坡，正要横翻铁路，后挂的空拖斗忽然脱钩，从高坡上退滑下来，愈滑愈快，直冲坡下。冲下坡向右拐，就该我死。哦！向左拐了，当场碾死路旁另外一个拉架车的。是空拖斗撞倒了他，从他胸膛碾过，顿时气绝，流很小一摊血。兔死狐悲，看了半天，心惊透了。几个月后，此地开工挖土，修了两个洞子，从铁路的路基之下钻过，正如今日读者诸君所见那样。光阴易过，转瞬三十年了，那恐怖的场面，有谁还记得呢。
　　我最后一次拉车是在1966年3月下旬。当时被逐出红色翰林院，拉一车旧家具回故乡。此后做了锯匠，锯木六年。继后改行，又钉包装木箱六年。在故乡十二年，眼看架车没落，最后消亡。先是故乡的架车队购置了砰砰车，后来换成载重汽车，架车就这样翻完二十多年的历史，终于呜呼在新时期的黎明前。成都街道有架车队，据我推想，应该解散得更早些。至今街头巷尾偶见一辆，多半是短途送蜂窝煤的，已经无关乎国计民生之宏旨了。架车代表落后，反映当时国情，被淘汰乃必然，不足惜也。
　　文人拉架车，虽然非耻辱，但也不光荣，惹人笑罢了。拉车于我有好处吗？有。一是使我对贫贱的苦役能抱有同情，二是人一旦拉过车，特别是拉过粪车，且多次拉过，便很难再装模作样地“玩深沉”了。
　　1994年10月26日成都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作者：舒芜

　　有好些写反右扩大化题材的文艺作品，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的公式：某单位的领导人一向是“左”氏之徒，运动一来，大“左”特“左”，他那里一切平日不赞成他的人和他看不惯的人于是大遭其殃。或者某个领导人品质极端恶劣，与他领导之下的一位正直之士曾有旧仇，多半是情场失利之仇，他借着运动公报私仇，甚至作为战利品，抢到了当年情场角逐未能抢到的美人。而被“扩大”的本人，则是始终清醒坚定地相信自己完全正确，至少是相信自己的无辜。他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甚至如上所说，投入当年情场角逐中她脚下的失败者而今日政海风涛中她头上的胜利者的怀抱。最后当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特别是那个背叛的妻子覆水难收，只好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不是说所有写到这个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这个公式，我只是说其中有些是这个公式。我也不敢说这个公式完全不符事实，我只是说它不大符合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实，也不足以说明当时人所共知的一般情况。
　　当时人所共知，全国上下，除了工农兵群众和中小学生之外，各行各业各级机构和团体里都要开展反右运动，都要按规定的百分比揪出右派。当时百分比都完成了，二十一年之后重新审查，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扩大化”了。难道当时各单位领导反右的，全是“左”氏之徒，恶劣之辈？肯定不是。绝大多数都是有着那个时代的朝气，勤勤恳恳地做着工作的好干部。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巨大成绩，是在他们具体领一万之一下取得的。一次比一次“左”的政治运动，也是在他们具体领导之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中曾经检讨过“左”的错误，更多的恐怕还是检讨过“右”的错误，并不是一贯的“左”氏之徒。为什么到了反右运动，他们几乎都搞了百分之百的“扩大化”，这才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至于“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当然也有，甚至还有双料的，但总归是极少数。他们领导的单位里的反右运动，哪怕是超额“扩大化”，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二百三百，全国加起来又能占多大比例？整个反右运动如果只在这极少数单位扩大化了，那就不能说整个运动“扩大化”了。
　　这些其实也不用多说，我想还是谈谈我亲历亲见的事。
　　我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扩大”的。当时社长兼总编辑是冯雪峰同志，1957年“向党提意见帮助整风”的阶段还是他在领导；反右一开始，他自己成了文艺界大右派，出版社的反右运动便由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王任叔（巴人）同志领导了。王任叔同志是文艺界的老前辈，从20年代起，他在文艺上政治上后来还在外交战线上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死，这些已经有好几位同志写文章纪念过。我所知道的是，他1951年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成绩也很突出，有干劲，有气魄，有想象力，有组织能力，并且一般来说也还算内行。但是他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也相当突出，这里当然不需要具体列举了。总之可以说，全出版社的大多数同志平日对他这些缺点的意见就很大；他分工管理我们中国占典文学编辑室，更是常常在种种工作问题上同我们发生很激烈的矛盾，他也不一定都是错的，总之矛盾很多就是了。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原由副总编辑聂绀弩同志兼任。王任叔同志是后来的，不知为什么又派王任叔同志来具体掌握古典文学编辑室，弄成了一位副总编辑来领导另一位副总编辑的局面。上级领导这样不平常的安排总该有什么深意吧，可是我们不知道，只觉得工作难做，王任叔同志也觉得领导我们很不顺手，大家都别扭。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运动，就是由王任叔同志领导，聂绀弩同志被“隔离审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许多人要检查“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我和张友鸾同志据说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尤其要作重点检查。聂绀弩同志被关了一年多，又说是搞错了，不是反革命分子了。“独立王国”一案却并未撤销，聂绀弩同志没有再回来上班，我们这些“独立王国”的遗民余孽就由王任叔同志直接掌握了。很快到了1957年，党中央决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号召广大群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数同志觉得王任叔同志身上这三风都比较明显，于是对他的批评比较集中，而这中间自然又是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提得最多，最尖锐。不久，风云突变，反右开始，王任叔同志代替冯雪峰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运动，“右派”纷纷被揪出来。其中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为最多，据说这是一个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全部业务骨干。我们的目的据说是要拥护“大右派冯雪峰”，打击排斥正确体现党的领导的王任叔同志，夺取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部分的领导权。在王任叔同志领导之下，对我们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批判的，我们也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检讨交代，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被允许过了关。可是1958年定案时，给我们每个人作的结论，却完全不是按照这个口径写的，此是后话。
　　当时把我们打成“右派”，是谁报上去的，谁批准的，事秘外人莫详，我也不好悬揣。但是，当时说我们“向党进攻”，主要都是指我们对王任叔同志的批评而言，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我们一再检讨“通过攻击党员领导同志来攻击党的领导”，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王任叔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个反右运动非常积极，特别是对于以我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抓紧了来整，这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反右之后，王任叔同志以“右派所集中攻击的目标”的身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崇高的威信，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这更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他不止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右派要把我赶出去，可是我还在这里，因为党要我在这里！”有一位比较公正敢言的同志，在“横扫五气”时正式提出：王任叔同志一再这样说话，“流露出一种个人得意的情绪”。这位同志自己大概也还记得吧。总之，我们当时成为右派，如果说是王任叔同志起了主要决定作用，我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根据；但是如果说他起了很大作用，人所共见的根据是足够而有余的。
　　正因此，就有了一件说来人家不信的事情。1958年给我们每个右派写了结论，都给本人看了，签字了。我也看了，签了字了。当时我并未要求抄下来，也不知道准不准许抄下来。二十年来，我一直记得那上面写的，就是上述的运动中别人着重批判，自己着重检讨的那些事。直到1978年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会主义商品供求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那些事，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洞。有些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的罪名定的，这又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至于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为什么当时就那么看了，后来竟毫不记得，这是什么心理和心情，就不必说了。
　　那么，王任叔同志是否为一贯的“左”氏之徒呢？不，恰好相反。还在反右之前，他的杂文《况钟的笔》即已成为传诵一时的反“左”的名文。到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他就被揪了出来，定为“反党分子”，还把他的杂文印成一本小书，名日《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其实都是反右运动前公开发表的，如果在反右运动中被揪出来，都应该算是“右派言论”中质量最高的。只不知道为什么迟揪了两年，里面是什么奥妙？
　　王任叔同志是否同我们有什么宿仇呢？谁也没有。所谓“右派小集团”中的几个人，都是在他来出版社工作以后才认识他的。我们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多数仍然留在原单位，业务上还得到王任叔同志的相当的重用。二十多年之后，王任叔同志的追悼会上，顾学颉同志送了一副挽联，下联云：“知我罪我，感君犹有爱才心。”顾学颌同志1957年是我那“右派小集团”的一分子，又同被留用的，我怪他送挽联之前没有通知我，如果通知了，我一定会要求共同署名。
　　总而言之，像王任叔同志这样的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同那种公式化的情节里的“左”氏之徒，恶劣之辈，全不一样。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我对他当年在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还是那些意见，并无变化。但是，他毕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他在文学上的不可抹煞的成就，却是这几年看了一些纪念文章和新发表的他的遗稿，我才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更坚信他决不是那种“左”氏之徒、恶劣之辈了。这里可以稍微来一点“大胆假设”：大概他平日早就十分反感于我们不好领导，1957年整风初期我们对他的集中尖锐的批评更使他十分恼火，有这两个“十分”做底子，上面又传下话来，说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就是右派，这时他当然坚信上面的话不会错，同时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正好够得上这个右派的标准，并且也相信他自己来领导对我们的斗争，确是为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了。相信上面传下来的都不会错，相信上面发动的运动都完全必要，相信运动所要整的都是该整的人（整错了也是难免），这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信念。包括王任叔同志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反右运动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今天也难以苛责。具体单位里究竟整谁不整谁，领导人平日的好恶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只要你的“材料”整理出米以后可以纳入那个该整的框框，就不算冤枉了你，一切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人都有义务起来向你斗争，难道一个领导人仅仅因为平日对你没有好感，他就该避嫌不参加斗争吗？不，他没有这个权利。
　　这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这样“大胆假设”，当时我就认真地虔诚地反复地想过这些道理，来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确应该被斗争，来排除对王任叔同志领导斗争的怀疑。当然，自己从未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一向还以“左”派自居，忽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不是立刻容易想得通的。然而也不是绝对无法想通，好在我相信理论，那时报刊上，批判会上，足供采挥信受的理论多的是。譬如说，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来体现的，你说你只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没有向党进攻，但是战场上打的不也是对方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官兵，难道此外还另有笼统的整个的“敌人”吗？这就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是什么阶级不决定于主观意愿，而决定于客观立场，你说你是“左”派，但在关键时刻你参加了右派向党大进攻的行列，你怎么解释？这又是一条好理论。又譬如说，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坚持个人主义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就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抗拒又必然转为进攻，你说你不反社会主义，难道你的个人节又倒是无产阶级的吗？这又是一条好理论。此外还有不少，但这几条也就够了，我的确就是用这几条反复地说服自己，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心服口服。
　　当时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们那里别的右派当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我们的政治运动那样搞法，大会压，小会追，中会打态度，日以继夜，众口一词，加上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大字报，其效力是不可轻怕的。你天天听说你是向党进攻，你是右派，人人都说，处处都说，会上也说，会下也说，报刊上也说，大字报上也说，说法又千变万化，有些还非常精辟精彩，慢慢你会觉得自己确实向党进攻过，确实是右派，至少也会疑疑惑惑，不敢自信。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些文艺作品中，对于“划清界限”而去的妻子，责备很严。有这样的批评：“她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向党进攻，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别人不知道，她还不知道吗？”我对于这样的批评非常反感。当时以最高真理的权威，以全国全民的声势，要求人人相信的事情，一个弱女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被指为右派的本人都会被催眠而相信了的事情，妻子相信了，为什么就成了她的不赦之罪呢？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政治评价，对女子、儿童和一切弱小者总是责备特别严酷苛细，今天是不是要变一变了呢？全国几十万右派的妻子，“划清界限”而去的，找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也没有，我见到听到的范围内也极其个别稀罕，可以想见大概都是有其万不得已之情。文艺作品中写到这些不幸的女子，真是应该“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有的作品偏把她们丑化成水性杨花、背寒趋热、出卖灵魂，甚至反噬无情，落井下石，这样下笔于心何忍呢？或者没有那样坏，但是写她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来只有自怨自艾，自悔自责，一切责任罪过只在她自己，这同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只成为永恒的耻辱的记号，捐了门槛还是不配摆祭祀的杯箸，又有什么区别呢？
　　总之，当年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扩大化”，如果留在文艺编年史上的，仅仅是几个“左”氏之徒，恶劣之辈，排除异己，公报私仇，造成几个淫娃荡妇的丑行，几个失足的妻子的永恒的忏悔，也实在太辜负那一段历史了。当然还不止此。还有我们一直是留在原单位监督使用，据我所知全国好些单位里也都有“留用右派”，这里面的甜酸苦辣，与“牧马人”、“伐木人”又自不同，我也还没有看到文艺作品里描写过。但是这不是我这里要说的，因为读者只能对作品里已经写的谈谈观感，不能责备作品为什么没有写这个写那个，何况我自己是当事人，人家还可以反问一句：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呢？我想我是要写的，文艺作品不会写，干脆记事也行。好在当年所谓“右派小集团”的人都还健在，张友写同志八十多岁的高龄，近年来见面不多，但忽而听说他重游六朝烟水之地，在夫子庙吃干丝，忽而听说他到了包公的故里，忽而又好像是喝趵突泉的茶去了，何况另外几位比他年轻。我希望他们都来写，尽可能多留些真相下来。问题的究竟，我们当然也弄不清，但也不要紧，历史需要我们作证，我们把证词留下来就行。
　　1985年8月28日，于北京碧空楼
　　（选自《未免有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作者：郑秉谦

　　郑伯永同志是我四十年前的上级。从工作关系上说，他是浙江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那时实行秘书长负责制，他主持文联工作，并兼《东海》杂志主编；我则是这个刊物的小说散文组组长，他自然是我的上级。而从当时反右斗争强加给我们的关系来说，则他是文联“反党集团”的“头目”，我算“骨干分子”，据说也是上下级关系。
　　伯永同志是浙南乐清人。今年初，有两位乐清青年，通过北京线装书局与杭州《东海》杂志社，辗转找到了我。他们说，他们从小就听家乡父老传颂伯永同志革命斗争的故事，也听说怕永同志后来在反右斗争中受冤而死的惨况。他们发愿要为他立传，并收集别人写他的文章，出一本书，纪念先烈并激励后人。他们要去了我十多年前发表的有关他的文章，并再三再四要我把伯永同志在1957年的情况写出来。
　　说实在的，反右一开始，我就首当其冲，只忙于挨斗与检讨，已无暇他顾了。加之次年初，怕永同志又匆匆忙忙在乐清“监督劳动”，未及把他在运动中的经受遭遇告诉我们，1962年又过早地去世了；我以为这篇文章很难写。但他的乡人的请求，情不可却；加上将当代史资料留给后人，也义不容辞。于是我思之再三，就写写我与他在那场“斗争”中的大致情况吧！因此也可以说是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时刻的简单记录。
　　我当时只有二十七岁，刚从部队下来。在人民解放军中，我曾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四等功一次。到了地方上，由伯永同志建议，浙江省文联机关党支部根据我来后及过去的表现，正在着手发展我入党，叫我写申请书，填表格，诸如此类。杭州市的选民们，也在此时选我为市人民代表。而此前不久，因我的小说《柳金刀和他的妻子》在全国的轰动效应，中国作家协会不断通过两个大刊物表扬鼓励我，并邀我参加我国首次青年作家会议。当时，党在大力培养我，我也对党充满感激之情，并在用自己更多的作品与更勤奋的工作作为回报。
　　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浙江省文联才一年，一场无情的风雷冰雹劈头盖脑向我打来。我与省文联许多好同志一夜之间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省文联正副两位主席宋云彬与陈学昭，正副两位党组书记黄源与郑伯永，全成为“阶级敌人”自不必说，我所在的《东海》，从兼主编开始，编辑部主任与一个代行主任职权的文联中层干部，到所有编辑组正副组长，无一幸免。全编辑部十三人中，共打出“右派”七人、“中右”一人、“坏分子”一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七十；这还不算运动中新派来主持编务但一夜之间也成了“右派”的一个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伯永同志一向主持省文联与编辑部工作，又兼着省委文教部文艺处处长职务，这些事自然一股脑儿算在他的账上。他当时和我们一样，天天遭到大会轰小会斗，并且所受压力远远超过我们；但他仍表现了对党的坚强信念，并抢着承担责任，希图拯救普通群众。他一直很有信心地说：“我就不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搞不清的事。”他见我屡屡受逼而不愿累及他人，便私下向我说“你揭发我吧”，意思是让他来承担责任。我反问他：“我揭发你什么呢？难道你真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他只好苦笑。当他突然受命去乐清劳动那天，我偷偷去东站送他，他仍谆谆以“要相信党”为嘱，他是怕我经受不住这种特殊情况的考验啊！后来，我一位患难朋友还告诉我，当他与伯永同志尚能参加党内会议时，伯永同志还在这个会上反复说：“郑秉谦不是右派。他是对党有感情的，党应保护他。”
　　浙江省反右派斗争的声势，开始时并没这么大。省委书记嫌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位同志领导不力，调开了他，而从外地请来了一个素以善于贯彻领导意图著称的负责干部来省领导运动。当时群莺乱飞的江南，突然充满一片肃杀之气；不，不如说江南气温一下升高，斗争立即白热化了。仅仅两三个月，横扫千军如卷席，省文艺界数以百计的革命群众，便被卷入“敌人”队伍。当时“搞运动”的人，采取了“快刀斩乱麻”、“一锅端”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无限上纲”、“彻底砸烂”的先声。
　　他们把各级领导人按党的指示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说成是“煽风点火，组织右派队伍”。1957年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以及张天翼、艾芜等老党员作家，曾来杭贯彻这个会议精神。他们先找郑伯永等省文艺界领导同志与像我这样的作家代表交谈，然后召开几次省市文艺界座谈会听取更广泛的意见。他们走后，省委书记又委托省文联党员副主席陈学昭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伯永同志作为省文艺界主要领导之一，自然是参与这些会议的联系、筹备、主持等工作的。我作为当时省内仅有的几个作家之一，自然也几会都参加。但这些事，后来都被“搞运动”的人说成是“组织右派队伍”（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到了“文革”期间，这又被说成是邵荃麟同志以至那个省委书记“组织右派队伍”了）。
　　这些人把文艺界人士互相间的关系，说成是“反党集团”成员关系。伯永同志当时既是省文联主持工作的人，又是省委文教部与文艺界的桥梁，上下左右工作关系很多。这时那位新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干部，坐镇报社，报纸便连篇累牍地说浙江文艺界有个大的“反党集团”，成员是黄源、郑伯永、陈学昭、陈守川、曾湘渠等人，把省委文教部、省文化局、省文联以至省政协的许多领导人，都包括进去了。报纸又宣布在省文联内部，还有个以“郑伯永为首”的“反党集团”，我们这些文联工作人员自然便在其中了。伯永同志上下挂钩，被套在这两个“团”（或曰“圈”）上，脱身不得。大会轰，小会斗，他和我都狼狈不堪，我则更迷惑不已。
　　这些人把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内某些歪风和腐败现象提意见，说成是“向党进攻”，“以求一逞”。即以伯永同志来说，1957年上半年曾在报刊上写了四篇短文：《为什么》《谈表里》《“皆大欢喜”》《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些短文，或批评某些人只顾自己做官、不管革命老区群众生活，或批评当时已开始出现的瞎指挥与浮夸风的萌芽，或批评地方官员违反中央精神、拒不贯彻“双百”方针。他的锋芒指向党内某些人的缺点错误，但“搞运动”的人却把这些文章都说成“向党进攻”。
　　这些人索性用向壁虚构来代替客观事实。我记得运动初期一次揭批大会上，有人胡说了怕永同志什么。由于是彻底的捏造，怕永同志气得满面通红，鼻子就更红了（革命老区群众曾因他的鼻子而昵称他为“老红”）。他勇敢地站起来要求发言，由于事实在手、真理在胸，加以他说话一向生动活泼，他越说越吸引人，会场不时发出赞叹声、笑声，说完后甚至还有人拍手。至于这些“搞运动的”究竟造了他一些什么谣，我因自顾不暇，没有去记；但对这些人诬陷我的事则至今记忆犹新，不妨说一说。譬如：北京在批刘绍棠，他们便说我是“刘绍棠在浙江的代理人”；南京在批“探求者”，他们便说我是“探求者”的同路人；中央在批罗隆基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便说我早就在倡导这种“论调”；某地在大张声势说某人“篡党”，他们便说我篡夺浙江文艺界的领导权。总之，完全按他们的政治需要来捏造事实、“创造典型”，在那个报纸上做连续报道。当时幸亏还没有人写稿说我喝干西湖水或烧平灵隐寺，否则那个报纸也决不会劳神派人去看一看，便会全文照登的。
　　这些人索性以随心所欲来代替党的政策。反右斗争尽管是无限“扩大化”了的，但当时对人的处理也有一定政策与规定。但我们所遭受的，往往是超出当时规定的东西。伯永同志是十一级的厅职干部，却比我们更早地被匆匆忙忙弄到乐清去监督劳动。省文联除了每月给他四十元生活费外，便什么也不管。他一家七口，生活十分艰难。他在乡下染上肝炎，肝硬化了，向当地干部请假看病。对方竟用一根棍子戳戳他的腹部，说：“你说硬化，我戳戳不硬嘛！”这对于一个1937年入党、出生入死地同敌人斗争的老革命来说，是多大的侮辱啊！但伯永同志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仍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当时“三面红旗”给农村造成大饥饿，他将自己仅有的几斤粮票几元钱，让给老区的革命群众，而自己却挖树根、吃野菜。如此日复一日，他的病越来越重，终于在1962年去世了！
　　当时那些搞运动的，既然可以这样对待老干部，对于我们这批小青年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下乡劳动前，只在一个大会上听到对我的处分：取消职务、级别、工资，关系留在机关，靠稿费生活，下乡监督劳动。到了乡下，才听旁的右派说，他们都看到过自己的“处分决定”，而我事先只听过这寥寥数语的“宣判”。当时农民劳动有工分，我劳动不能记工分，至于靠稿费生活，那更加是神话了。这种“自费改造”的生涯自然无法久拖，我为了争取摘帽、弄口饭吃，不得不违心地按那个报纸的口径来“检查”自己。但不论我怎么检查，上面都不满意，说我“不老实”、“未触及要害”。我想我已按他们的调子，一直“检查”到“篡党夺权”的份儿上了，还有什么更“要害”的东西呢？于是便不断地往纲上线上爬，但还是不行。有一次，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问他们“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于是又被批为“摸底”。直到1979年，我收到了“改正决定”复印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处分决定”上的罪状，仅仅是一篇揭发某些领导干部强占文联办公用房的杂文，以及两篇从未被批判过的短文。我后来才知道，这三篇小文章曾有幸“再发表”于省委宣传部编的《反右派斗争参考资料》一书上。而那些当年在会上报上强加给我的种种极其可怕的罪名，倒全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才想起，运动期间，我面对这些捏造出来的罪名，实在忍无可忍，加以当时年轻不懂事，我竟去找反右领导小组，据理力争。对方当时一言不发，事后倒也没把这些纯属臆造的事往“处分决定”上写。但是，当时我的右派帽子早已戴定，并且屡屡在报章上公布，怎么办呢？于是，他们便从我著作中随便抓了三篇短文来凑数。但这三篇短文是什么性质的呢？“改正决定”说，它们“是反对不正之风的，有些内容还是好的”。看来，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将“处分决定”给我本人看的原因了。
　　这种儿戏现象，也不仅仅对“右派”为然，对其他人也一样。省文联有一位重庆《新华日报》报童出身的同志，仅仅因为脱口说了“右派同志”一词，便立即在党内受处分，并终生下放。还有一位画家，当突然被宣布下放劳动时嘟哝了一句“我不去”，次日便被开除公职。
　　这种儿戏现象，还一直延续到我们“改正”之后。当时，杭州隆重地举行了郑伯永同志追悼大会。他的老战友们要求将这个消息登报，以在全省范围里为怕永同志恢复名誉。一个有关的领导干部一口拒绝，说：“只有厅级干部才能上报。他不是厅级干部。”有人提醒说：“他是省文联党组副书记。”那人竟连眼也不眨一眨就说：“我们未查到他的任职文件。”反右当时的会上报上，是把他当成“窃据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来反的，等他平反后却连“窃据”的职务都没有了，这不是儿戏又是什么呢？当然，这是一种可怕的儿戏。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胡耀邦等老革命家主持下，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给几十万被“扩大”进去的“右派”平反昭雪；使我们的社会扭转过去“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开始向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这赢得了世人的交口赞誉，更得到我们这些身受者的无比感激。作家队伍中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后都写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如最近弃世的刘绍棠与张弦就是如此。《刘绍棠文集》共十二卷，其中十一卷都是“改正”后写的。张弦这十多年来不少作品也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哀悼他们的向时，不能不为怕永同志感到更大的悲哀与惋惜。怕永同志素具写作才能，他的生活经历又特别丰富，他长期做过白区地下工作，长期打过游击，担任过浙南特别旅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他如果能像我们这样幸存下来，一定能向人民贡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70年代末，我曾与人一道把怕永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当专业作家期间发表的作品，编成集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他的长篇小说初稿《飞云江上》，则我始终只闻其名而未一见，看来此书已不可能面世了。
　　伯永同志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献给了浙江人民尤其是浙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在对敌斗争中，机智灵活，屡战屡胜。但是，他虽能在敌人的枪口下避九死得一生，却不能在和平环境中避开无形的子弹。他为流言所中，为罗织所害，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
　　幸而今日中国，“左”祸日远，局面大变。当我在改革开放的和煦阳光下写这篇文章时，临窗树木，新叶簇发，如绿眉，如青钱，生机勃勃。为了警惕“左”祸，我们应把往事告诉后人。先哲说：“前者不忘，后事之师。”外国的革命家说：“人们，你们要警惕啊！”让我们反复重温并永远记住这两句话吧！
　　1997年3月于杭州

　　“二流堂”奇冤大案
　　作者：吴祖光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
　　《上海滩》月刊约我写一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写。原来不过是朋友们之间日常生活里互相交往的一些细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作的政治运动家们把它渲染、夸大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什么反革命政治集团。从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开始，到那个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中，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都等着最后要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来！而最后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到处内查外调，结果是一场瞎胡闹，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更无论其为什么“政治问题”了。想想真叫人又可恨，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上面这首七言律诗作于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畔，地名团泊洼的一处犯罪人的劳改农场。当时这片宝地乃是所谓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那几年当中，这个于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剧、惨剧，更多的是闹剧和滑稽剧。
　　坦诚快乐的“小丁”
　　1942年末，我在两年前完稿的第二个大型历史剧——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国为题材的《正气歌》，将由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演。导演由陈鲤庭先生担任，这部戏的主要演员有魏鹤龄扮演文天祥，顾而已扮演贾似道，谢添扮演翁应龙，阵容十分强大。而剧中的服装设计者画家丁聪成为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中的一个。
　　丁聪比我大半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岁的小了无论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旧符合“小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反动统治的壁垒，到40年代以后又以幽默辛辣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里的丑陋落后现象。他独具特色的画笔使他的作品即使混杂放置在千百个画家的画幅里也可以叫人一眼识别出来。丁聪系出名门，他的父亲了惊是20年代便名扬上海的老画家，在上海滩上交游广阔，是上海文艺界深受尊崇的前辈。丁家的客厅里经常坐满上海知名的年轻艺术家们，由于家庭的艺术熏陶，小丁不仅绘画当行，而且是一位有弦拉成调、有孔吹成曲的出色乐手。
　　从40年代起，我和小丁有过多年合作乃至一同生活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上青城山，去青衣江；又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合编过刊物，到香港在一家制片厂搞电影工作。更大的因缘是在新中国的1957年，虽然不在一起合作了，却同其命运地被一网打成右派，因此，又在极北边唾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异地重逢，共同接受过“改造”……近年来，由于居处较远，难得见面，但从60年代“文革”以后，我的具有“特异功能”、从文盲变成作家的妻子新凤霞，奇迹般地写出了数白万字的生活短文，小丁给她绘制的插图为她的文章增添了声色。插图不知己画了几百幅，看来他们还要长期合作下去。小丁和我——如今加上了妻子，将是永恒的兄弟。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电影事业发展困难，而大批曾在上海成就非凡的电影从业人员云集重庆，大量加入了话剧队伍，因此使话剧艺术在战时的陪都得到空前——甚至是绝后的发展。在《正气歌》演出之前，我虽然已经有了《凤凰城》的演出，但我的交往大致没有越出当时国立剧专的范围；从《正气歌》上演开始，也可以说是从与丁聪密切相契的开始，我才广泛地接近了我所向往的“海派”影剧界同行们，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
　　认识丁聪以后，他带我去到他住的地方，地处临江门下，一个小院，两间平房，一间房里住的是绮年玉貌的女作家、演员凤子，另一间住的是三个独身的男子汉，除小丁之外，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和仰光华侨唐瑜。这间房里没有床铺，三个人合睡在一条非常漂亮的高级地毯上；地毯是唐瑜买来的，房子也是他租来的。
　　凤子是散文作家，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著名的话剧演员，是曹禺名剧《原野》主角金于的第一个扮演者。只是由于性别的原因，两间房子她独占了一间，而把三个男人挤在另一室的地下睡觉；女同胞毫无歉意，男同胞也毫无怨言。这几位朋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不错——重文明、有礼貌、讲义气。
　　“大食国王”盛家伦
　　盛家伦学贯中西，堂堂仪表，永远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出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他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夹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除了朋友之外，他只有与书为伴；即以朋友而论，他也是绝对的，他是个鲁男子，只有男朋友。对于女性，他从来无动于衷，多少个好事者、好奇者热心地为他作过介绍配偶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谁都承认，并且尊重他作为音乐界专家学者的崇高地位，但他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也从不附和别人。无论是中国的、东方的或是西洋的音乐家、音乐史……他都具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著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还是壮年的1965年，也即“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他在高兴时喜欢吹口哨，吹得十分轻盈、流动，很好听。他也是歌唱家，30年代初期上海出品、金山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轰动一时，该片的那支主题歌就是盛家伦主唱的，不是男低音，也不像男高音，或许就是罕见的男中音吧！“谁同我等待着天明？……”的歌声流传了多年，但是奇怪的是我同家伦同住在西观音寺大宅院的近两年当中，从未听见他唱过一首歌，很难想像他的歌声曾经震撼和感动过万千个听众。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我和家伦接触不多，和他日夕过从是在我和新凤霞结婚之后的50年代初期。他十分喜欢凤霞的表演，也知道这个演员出身贫民窟，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他热情地主动提出来愿意教她学点乐理，最低限度要她学一点简谱，最好能进一步学会五线谱。这太使我们夫妻俩高兴了，我还从未见过家伦对别人如此热心过。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去后院，把家伦这个光棍汉请到楼下，让他在我家吃饭，由于他生性懒散，晚睡晚起，懒得出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出去买一个大面包，就点开水就能吃几天。所以我家只要吃点好的，就常常请他来，他是个美食家，很讲究吃喝，但作为一个光棍汉，又很能将就。我见过他躺在床上看书，床头上放着一大桶奶粉，过一会儿就伸手进桶抓起一大把奶粉送进口里干嚼，连个勺子都懒得拿。他的一颗门牙掉了，据他自己说是一次张口咬一个大苹果时崩掉的。他的绰号叫“大食国王”，大家叫他国王。我非常喜欢他，欢迎他来教凤霞识谱，这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了。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郑重其事地去买了一个小黑板，钉上钉子，挂在墙上；又去买了学习简谱和五线谱的书，希望这位民间艺人出身的大演员学会识谱，长点本事。但是事情真叫人灰心失望，凤霞演戏、唱戏玲珑剔透，才气横溢；对于学识谱却其笨如牛，家伦费了很大劲，她可就是学不进去；大约只学了不到三次，师生二人都泄了气。家伦对许多女性朋友都是很不客气的，但对凤霞却一向优礼有加，这回也只是把两手一摊，就算打了退堂鼓。回想我自己在当年北平最新潮的孔德学校上学时，音乐老师教五线谱时也是一点也学不进去。别说五线谱，至今还是连简谱也不懂，于是连责备妻子的勇气也没有了。
　　“碧庐主人”唐瑜
　　再要提到的一个人，实际是所谓“二流堂”的最关键人物，没有他就没有“二流堂”。他就是唐瑜。
　　仰光华侨唐瑜，两年前出国，现在侨居加拿大，年纪应在八十岁左右了。我虽在1942年才与他相识，但他早在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他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的。和众多的海外华侨一样，他热爱祖国，反对当时的封建反动的统治者，因此回到祖国便投入左翼的亲共反统治者的行列，他和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夏衍、光未然，以及著名的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还有陈荒煤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上海编小报、副刊，写影评，并先后在几个电影厂担任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他有一个属于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就是在仰光的胞兄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尤其这个富有的哥哥特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只要兄弟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兄长都予以满足。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瑜大概是从上海回到仰光，然后经缅甸到昆明的公路来到重庆的。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远去才回过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
　　朋友们大多来自内地，缺少较为舒适的住处，唐瑜租房都是与友人共享的。从租房开始，他对建房发生了兴趣。重庆当时外地来客云集，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其中还有一次被包工头把他预付的建房款卷逃而去，无处查找，只得算了。
　　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冬夜架柴燃烧起来，有又红又暖的诗一般的情调，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
　　重庆的朋友当中，只有书画家、诗人、才子的黄苗子和画家郁风有一幢真正的漂亮洋房，由于苗子是当时政府的财政部机要秘书，人家有求于他，存心讨好而向他进献的。但是苗子的别墅也没有碧庐那样款式的大厅。
　　碧庐落成之后，住在里面的客人男的是盛家伦、高集，还有我。女客是方菁、高汾和吕恩。后来唐瑜还接待过一个名叫刘德铭的人，刘带着妻子和一个落生不久的婴儿。这个刘原来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住进来之后就大发请帖大宴宾客，请帖信封上写的都是重庆当时的高官显贵，而且故意放在桌上，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显示他的来历非凡。这样便激怒了我们，当天趁他出去的短暂时间，把他准备酒席上使用的唐瑜所有的一套名贵西洋瓷器盘碗酒杯等等全部搬走，一件也没留下，然后我们也全部走掉。可以想见客人到了之后，这席菜饭盛不出来的狼狈相。他是请了一家著名的餐馆大师傅来做菜的。
　　刘的恼火亦可想像。不久他和他的秘书沈求我先生又发生了矛盾。一天夜晚，沈先生来和他谈话，二人先是谈论，变为争执。声音由低至高，后来竟动了手，刘德铭弯腰抓起痰盂向沈的头上砍去，顿时头破血流。这下子祸闯大了，刘竞连夜携同妻与孩子落荒而逃，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以后，刘德铭成立了一个军之友社，骗局更大了，再往后，军之友社搬到了台湾，从此我们没有再见他。
　　后来剧作家宋之的把刘德铭的事写成一个话剧剧本，什么题目我忘记了，希望谁记得告诉我。
　　唐瑜是潮州人，朋友都叫他阿朗，他自己在写信时署名也叫朗。是否是小名？我不清楚。有时亦写成阿聋，他确实有点聋，别人讲话常常听不见。亦有人说他是装聋，不想听的话就装聋作哑。
　　阿朗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坐坐，聊聊，自由自在。在我的记忆里，年节时候，不止一次开过舞会，大家兴致很高，十分热闹，作家、演员常常跑到这里来。中央青年剧社、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中华剧艺社都离这里不远，所以演员们来得更多。
　　郭沫若戏称“二流堂”
　　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曾家岩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常设机构，和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紧密的联系，我在这里就多次见到过周公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林彪和一些从延安来到陪都的同志，也常在这里听到一些政治或政策、文件等的传达报告，也收到过从延安带来送给朋友们的毛衣料、小米和红枣……这些传达、通知和馈赠都是大家敬爱的夏公转来的。
　　给大家较深印象的是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表演，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见，感觉十分新鲜。在剧中的对话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未之前闻的陕北名词，就是妹妹送饭，原在开荒的哥哥假装在地里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大家打动了，文艺工作者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而且读那么多的书，却一个字也不写，大家说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从他开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
　　这个“二流堂”简明、响亮、好叫、好记。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说心里话，我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我写作一直很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聊闲天，除了最初叫着新鲜之外，后来我就很少跟着起哄了。抗战胜利之后，大家纷纷复员，各奔前程，历经上海，再去香港，到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当年流亡重庆的朋友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重新团聚。
　　我是1949年10月2日回到暌别十三年的北京的。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后门是栖凤楼61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另外还有楼下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由我介绍给迁来北京的新民报社做北京办事处，《新民报》总经理和北京经理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是我们在重庆结识的好朋友。我则租住了进门那六间一排的平房。我和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而且基本上还是当年碧庐旧人，增加的黄苗子夫妇更是多才多艺讨人欢喜，房主人亦即经租人戴浩、虞静于夫妇都是演员，平素交游广阔人缘特好。唐瑜已经结婚成家，成为这里的常客。于是马上就传播人口，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我家本来客人就多，眼看着客人更多起来，我住的一排平房又是在院子最外边，来人一进大门就敲我家的房门。就在这时，我们大院的斜对门开了一家叫做益康的川菜馆，很地道的川味。女老板姓金，据说是满清皇族的一位格格，又说是川岛芳子的妹妹，为人很豁达灵活，开张不久便生意兴隆，去吃饭的客人常常要排队等候。这么一来，我家更热闹了，熟朋友来益康吃饭，碰上要等候，索性到我家一边聊天一边等。吃完饭也来我家坐一会再走。无论是本市的，来自外地的，经常能听到“去二流堂走走……”这样的话。日以继日，真教人受不了，我们俩即便是再好交友，也经不住这样的疲劳轰炸了。而且我确实是不喜欢“二流堂”这个名字，我的嘴里也从来不叫这个名字，如今深受其累，我和凤霞就计算着搬离这个地方。1954年我决定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母亲除去照顾父亲，还要为我照顾不足两岁的儿子欢欢，为此我求得北京市东城房管局的帮助，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十八个房间的四合院，并在这年秋天把他们接来北京。
　　父亲母亲一生最重的两个负担，一是子女太多，除早年去世的一女三子外，还有十一个子女，苦熬半世都已长大成人；二是父亲一生醉心于收购文物，除战乱流离中损失甚重外，这回来京还带来数百件之多，箱笼一大堆，不知母亲是怎样收拾起来的。我对父亲说：“今天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父亲一世倾全部财力收集起来的这批文物应当捐给国家，将远比自己保存安全可靠得多，”父亲当时说话比较困难，但神志思维都是十分清楚的，他立即同意了。经我请来了当时的中央文物局长郑振铎伯伯和古文物专家来当面点收这批共计二百四十余件的精选珍品，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馆。是建国以来社会人士向国家捐献文物精品的先驱者。
　　这样我们一家算是在北京定居下来了。住处在王府井大街帅府园协和医院北侧，正是北京繁华区的中心地带，来访客人仍不在少，但是毕竟不同于在益康饭馆对面，总是安静些了。那三年我为京剧艺术两位大师梅兰芳和程砚秋拍摄了一共四部影片，工作够紧张的，但和两位大师的合作关系都极和谐融洽，尤其是程砚秋先生资质颖异坦率天真，虽然年事已高却富有青春气息，使我永生难忘。
　　所谓“小家族”成员的遭遇
　　一连拍摄几次重头的京剧，又是新中国拍摄彩色片的开始，从筹备，到建组，导演的设计，美术处理上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乃至于重新编写剧本；还包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拖得这么长远，连我这做导演的有时也不免感到烦倦。这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惶惑的事情：一天夏衍同志找到我，要我抽个时间去看一下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和他谈一下抗战期间重庆“二流堂”的“事情”。这个问题提得太奇怪了！“二流堂”是个什么？还有什么“事情”？我实在没法谈，只觉得莫名其妙。但忽然想起几天以前在街上偶然遇见一对新婚伴侣，过去常来我家的，这是一伙六七个自幼孤苦失怙，乱世中备尝艰苦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其中一个是我在电影局工作的同事田庄，常到我家来，并且渐渐地把他的这些小伙伴们也带来，有时就在我家吃饭，并且管我和妻子称为大哥大嫂，称他们自己这一伙为“小家族”。他们之中有画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大都年轻有为，生机活泼，我和凤霞都很喜欢他们。遇见他俩之后我才觉得，为什么有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到我家来了。他们告诉我，就在几个月以前开始的一个叫做“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他们出了事：“小家族”里发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里的成员，所以他们几乎都受到了审查，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如今审查还没有结束，但他俩却不顾一切地结了婚。
　　我怎么也不能想像，这样可爱的一伙年轻人会是一群反革命分子。至于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我也难以想像。可是忽然要我去找厂长谈“二流堂”，会不会和“小家族”发生类似的情况了？但我在直觉上完全不相信“小家族”会是反革命。在我印象中，这群年轻人对共产党衷心爱戴，没有半点虚假；连这样的青年都要怀疑，那就太愚蠢了。
　　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去看田方，田倒是十分平静、客气，叫我不要多想什么，说“二流堂”谁不知道？还说“二流堂”是郭老取名，周总理都知道。这使我也想起，听人说，建国初期，周总理在一次文艺界的集会上大声问：“‘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
　　这样我就没有什么顾虑的了，连一点点的不祥之兆也全都烟消云散；但对那些年轻朋友们的不幸遭遇却一刻也难忘怀。总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疑，这么缺少自信？真难理解。
　　妻子阻止我作整风发言
　　拍完了梅兰芳，又拍程砚秋，待程砚秋的《荒山泪》拍完，又结束了全部后期制作，已经是1956年的秋天。由于我早已和北影厂达成协议：梅兰芳影片的拍摄是我做电影导演的最后作品，只是由于程砚秋的《荒山泪》是周总理亲自交下的任务，而且又指定要我导演，不能推辞，只得接受。拍摄结束，北影代厂长钱筱璋说，为了慰劳我，要我带领一个小小的摄制组去拍一部两本篇幅的风景片，实际上就是任我选择一个风景胜地当做一次旅游。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彩色片再不用完就要过期成为废片；那时彩色片十分珍贵稀罕，决不能白白浪费掉。这样我带着一共四个人的队伍先去四川，但由于时届深秋，只有一片浓绿，没有彩色了；然后再去云南，到昆明拍了一部《春城秋色》，从此结束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
　　实际上影片的后期制作结束已经是1957年，即使我平时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感到了国际国内的风云动荡。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波兰出了问题……国内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党中央提出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处使人感觉到春天到了，文艺界的春天也来到了，整个国家社会生气勃勃，使人感觉到有一股清新之风吹进生活；报纸刊物上议论风生，精神振奋，文艺界一洗沉郁之风，戏剧界也呈现一派生机。1957年3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也应邀去听了讲。他老人家从容挥洒，妙语如珠，听得大家十分振奋，但是后来发表的讲话定稿却作了大量的改动。
　　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要人们消除顾虑，大胆地敞开发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正在创作新的话剧本，我为停止了我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而十分振奋，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我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拉着我，要我陪他去民间小剧团去“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我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的……这样的记者远不是一个两个，而我对文艺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然而在我家里却产生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她听到我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我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她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我出去，那是5月31日，全国文联周扬、阳翰笙两位邀我出席一个小会，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我的人在一旁催我，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我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听见妻子哭了，我头也没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但那时我想的只是：为了党的事业。
　　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我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反党的铁证。
　　后来的遭遇可想而知，我受到的大小会批判有几十次，自己也记不得了；检讨也作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是作不好，因为立场转不过来嘛！不计其数的过去老朋友好朋友都上台批判我，甚至一位后来自己由于道德败坏犯罪劳改的楚辞专家上台发言，历数吴某如何黄色下流，指为当代的西门庆云云……
　　“我能等二十八年年！”
　　接着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
　　这么多的会，无尽无休的会，我已经被批得头脑麻木了。但是其中的又一个会使我更加意外。开会之前，几位专案组的同志问我：“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不应该再隐瞒了。”
　　什么问题呢？我实在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多的问题。让我回家去想也想不出来。相持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二流堂！”啊！原来又是这个“二流堂”。有什么问题？告诉了我我也不知道。于是我又成了说谎者，骗子……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连我也觉得自己实在太糊涂了。最后领导方面召集了一次会，参加者全是当年重庆陪都时代的朋友，这些当年老友聚于一堂，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居然都把我批判得头头是道。最后是一位文化部的副部长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超过三万言的长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历数“二流堂”的反党实质、思想、表现，为“二流堂”做了高度概括的总结，同时发表在当时的《文艺报》和《戏剧论丛》上。
　　吴祖光的罪行这回就又正式加上了这个一直“隐瞒”的反革命组织——“小家族”，也是后来由革命同志揭发了，吴才被迫承认的。
　　接着我被打成右派分子，还得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召开的全厂大会上宣布的。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戴浩。巧不巧，他也是“二流堂”。
　　还是那位副部长，把我的妻子新凤霞召到文化部，命她与丈夫划清界限。怎么划清界限呢？副部长叫她看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记载一位被划右派的男人的妻子断然和丈夫离了婚，紧跟着入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就是划清界限了。”副部长说，“你应当向她学习。”但是一向见官就怕的这个民间艺人、贫民窟出身的新凤霞不知怎的，竟然拒绝了副部长的指示。她说：
　　“党要改造知识分子，他会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们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
　　“我可以等他回来。”
　　“噢！你能等多久？”
　　“王宝侧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长勃然大怒：“你给我出去！”
　　新凤霞出了副部长的办公室，大声哭起来，跑出很长的楼道，跑下楼，一路哭着跑出文化部。
　　随后就是我在家听候处理了。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我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我要和一个有五百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到极北边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对我笑着的。那时我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父亲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我在三年以后，即是1960年底回到北京，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梦还未醒，可是全国闹灾荒，老百姓苦不堪言，家家为吃的发愁。我发现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新凤霞三年中忍辱负重，发奋图强，在巨大压力之下排了许多新戏，尤其是一出《乾坤带》所独创的新腔，为评剧的唱法和腔调划了一个时代。而这些新作都是在受到许多冷遇和不平等的对待中创造出来的。尽管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很短期间就给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剧院里，从领导起就一直在压制她，给她种种的歧视，同行演员除少数人同情她与她合作外，对她随时压制排挤经常不断。惟一给她安慰和鼓励的是广大热情的观众，每次演出结束，观众欢呼为她鼓掌时，她却被安排去刷痰盂、清扫厕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时，剧院在后台张贴大标语：“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除了羞辱新凤霞外，为的是外地的记者或观众朋友不要接近她。
　　“四人帮”横行时，江青看了新凤霞一次演出，戏不终场便离座而去，叫着：“新凤霞不会演戏！”于是剧院领导便遵旨停止了她的演戏，使她约在三十八岁时就这样被迫离开了舞台，然后就开始了长时期的体力劳动，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挖了七年防空洞。1975年患高血压，虽然医生开出证明，但领导不准休息。终于在背着行李准备到平谷山区去劳动时中风病倒，送医院又被误诊，将“血栓”断为“溢血”，左肢瘫痪至今已经十六年。
　　“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国家引向崩溃，而“文革”刚刚开始，“二流堂”就又成为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一个焦点，无数的大字报、小报、标语纷纷把矛盾指向“二流堂”，吴祖光再次成为“现行反革命”，我的住宅附近的著名的协和医院院墙上用几乎两米见方的大字写着“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我家大门上也用白灰写上“吴祖光二流堂”的大字。新凤霞的中国评剧院的造反派给她加上一个头衔：“二流堂堂嫂新凤霞”……反右派运动中，黄苗子、丁聪也被打成右派。盛家伦在反右前逝世，假若他活着，他也跑不了。
　　在这段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告诉我一件令人深为感叹的事情。前面提到的那位为“二流堂”写文章作总结的副部长，在这场十年浩劫中竟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有一天他被提出去接受审问，提出的问题是叫他说明“二流堂”的形成、发展、性质、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他竟张口结舌，一点也回答不出。这样便激怒了“造反派”，指出他曾经写过三万言专论，详述和分析“二流堂”的一切，如今怎能推个干净？但他仍不能回答，于是挨了一顿毒打。审问进行了大半天，被拖回关押的住处时，狼狈委顿不堪的副部长瘫倒在地委屈得放声大哭……可怜的副部长一定会后悔当年对“二流堂”过分的关心，而那篇专论显然是叫秘书或其他哪位专家学者写的，只是署了副部长的大名罢了。副部长已经去世，我已没有机会去慰问他了。
　　“文革”十年，我在“五七干校”消磨生命大概达七年之久。1972年12月7日至13日有两名身穿人民解放军军服、自称为“中央专案组”的人来到我受锻炼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南畔的团泊洼劳改农场，我们文化部的干校，向我查问“二流堂”问题，要我写交代材料，目的明确，要我说明“二流堂”是政治问题。这种凭空捏造的问题我怎能回答得出来？于是当然说不清楚，于是就一天一天软磨硬泡下去。不过两位解放军倒是比较文明的，不像学生“造反派”那样动辄打骂。不过问来问去，使我感觉到来人是有目的的，也是有对象的，显然他们想把“二流堂”的后台说成是周恩来总理。看样子是江青“四人帮”派来的……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他们这种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纠缠了我整整七天之久。倒好，我歇了七天工。他们两位的审问结束之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开头的那首七言律诗。
　　再说一件教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央专案组”两名解放军到团泊洼审问我之后，又到北京市问新凤霞，要她交待重庆“二流堂”的材料。凤霞说：“重庆那段没有我。我是解放后才在北京见到吴祖光的。”但来人不依不饶，说：“不管你怎么说，文件上说你是二流堂堂嫂，你不交代不行！”居然就有这样水平的专案组，真是活见鬼！
　　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全团大会上宣布摘掉的，因为当时这个剧团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认为我和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和京剧界关系都熟，需要我帮助这些青年演员打开局面，所以赶在出发前夕为我摘帽，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
　　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但不过几个月后摘了帽子，而“摘帽右派”实际仍是右派，长年受到精神上、人格上、身体上的严重迫害，终于受害致残。到70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尽管这些人都还健在，但这笔账没法算了。
　　关于“二流堂”，如今自然已有结论：
　　1979年6月19日中共文化部党组文件文党字第99号，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近年来我们对所谓‘二流堂'及‘小家族'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研究，证明所谓‘二流堂'（包括‘小家族'）的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曾被怀疑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一些同志，也都查明没有问题。而没有一个是跟林彪、‘四人帮'跑的。
　　“因此1955年原文化部党组所作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是完全错误的。为了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实现安定团结，党组决定将1955年以‘文化部党组'名义发出的《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予以撤销。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销毁有关材料（本人写的退还本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向群众宣布。家属子女受牵连的，应将本人复查后的结论，通知家属所在单位。本件有附件：《所谓‘二流堂'的简况》（调查报告）”
　　“二流堂”前因后果大致如上述，经过了三十多年，有些往事记不清就不写了，也犯不上苦思冥索。
　　再回到我们这个倒霉的“二流堂”。在我最后一次长达七日的接受审查时，那两位“中央专案组”的同志在审到最后，对我的交代表示极为不满之后，无可奈何地宣布审问即告结束了，并且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我怎么不惭愧呢？“文革”期间，不说我进了干校之后，在这之前我就被外调“二流堂”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组织弄得昏了头。记得一次在那个帅府园四合院的家里，一群上海来的中学生把我从我的住室里揪出来，连骂带推，要我“低头认罪”，弄得强行搬入我家南屋居住的一家工人老刘师傅都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保护我，把那群学生喝退了。这些青年学生来自上海某中学，我的小弟祖昌是这家中学的校长，看来他也被学生专了政，知道校长有个大右派哥哥，于是引起这帮学生极大兴趣，反正全国大串联，吃、喝、旅行都不花钱，于是北京一游，来找吴祖光开心。
　　这些只是“文革”时期的事，“文革”十年前的反右我就领教了专案组和好事者的审问，交代没完没了……真是替咱们的国家心疼，浪费了多少钱，多少人力物力？
　　就说为我先先后后发的那五个国家正式文件，又要浪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文件的拟稿人、审核者、最后签字批准发出者要花费多少精力？风风火火，兴师动众，最后是一场空对空的胡闹，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小家族”里的汪明，剧作家，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博闻强记，天资颖异的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想到他们就教我悲伤不已。而我呢，不觉早过了古稀之年，七十余年的岁月，却被这个“二流堂”搅掉我过半的生涯。尤其是我的妻子，满腔对共产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只为了这点夫妻情义，即被赶下舞台，又受长年凌虐，终至半身瘫痪至今十六年之久，令我终身致憾，赎罪无从。
　　二流堂！二流堂！叹光阴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夹二”是也。这也就是我那句“一生缠夹二流堂”的本意。
　　1991年3月19日　北京

　　越是崎岖越坦平
　　——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
　　作者：章诒和

　　问：凡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章伯钧是中国头号大右派，能否谈谈他的生平？
　　答，现在的人，只知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以此获罪，又以此留名。历史本身就隐含着无法估计的因素在内。
　　1895年阴历十月初一，我的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个地主家庭。所谓地主，不过小康之家。6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溺水而亡。从此，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二弟章伯仁（5个月）由两位叔叔抚养。
　　他先入私塾，一年后转入乡间育才小学。我父亲自幼喜读书作文。每日归家放牛，以牛背上的吟诵为一大乐事。小学毕业遂投考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因数学不及格，几将落榜。后因文章着实写得漂亮，被校长（桐城派文人）破格录取。章家距学校90华里，那时的寄宿生须自带伙食。于是，我的父亲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为侄儿的求学上进，不断变卖田产，经济日渐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励。
　　1916年20岁的父亲赤脚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以磅礴之势在全国兴起。他酷爱西方哲学著述，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明确意识到中国人必须用民主科学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从此，民主主义开始成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学功课，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恽代英，这个与他同龄的江苏武进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我父亲常去书社读书学习，与恽代英相处甚洽。后又与肖楚女相识，肖乃湖北汉阳人，熟悉武汉社会情况，遂多与之探讨有关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父亲在武昌高师曾发起组织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积极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毕业的父亲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该校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园地，他先后聘请恽代英、肖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来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大洋百元，父亲与他商讨革新教育的方针、计划，决定从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入手。不仅使学生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懂得人生意义，树立革命理想。为此他俩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课堂宣传民主科学，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一次，恽代英领着学生远走黄山，沿途作社会调查，数日不归兑长纷纷跟父亲要人，认为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还告到芜湖和安徽省当局。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我父亲通过高语罕介绍他到芜湖省立第五中学教书。为实现改革教育的理想，继恽代英之后，父亲又邀请肖楚女任教。肖楚女的作风不减恽代英，又极善讲演，把个课堂作为传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讲坛。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与安徽省教育厅，又免去肖楚女之职，父亲也愤然挂冠而去。他任宣城师范校长仅一年，其敢作敢为，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育举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辈人心中仍传为佳话。后来的宣城四师，一直是皖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现在“宣师”的学生已不明细这段历史，据说该校园里高悬着恽代英、肖楚女的肖像，却无人再提章伯钧。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与朱德同住一室，又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邓演达被迫前往欧洲游历，在这群留学生中与我的父亲交往较密，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对这两个问题，两人观点极为接近，可谓志同道合。邓演达的精辟思想，据我父亲的阐释和回忆，可以归纳如下：
　　●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在经济上受制于帝国主义。
　　●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权，国家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的统治。
　　●各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而涂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了乡村，广大地区笼罩着封建主义制度。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是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下不断挣扎、日趋腐朽破碎的社会。而所谓前资本主义，则是指中国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
　　●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观点，不仅为父亲所接受，而且运用于后来的革命实践。在福建事变中他就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的。后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言论，也一贯以这些理论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北伐出师，我父亲一直在邓先生左右进军到武汉，并深受倚重。邓演达被杀害，父亲继承着邓演达这面旗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第三党几次易名，但都是以邓演达手拟的纲领作为党章的基石。父亲对别人曾说：“要像寡妇守节一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我想，父亲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并付出了失败、流放、通缉、被黜出以及凄孤而死的代价。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他在北伐失败后，参加发动南昌起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一边重新学习、反思自省，一边又重振组织；日寇发动侵略的枪声一响，他立即潜回香港，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在蒋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时刻，他流亡香港与沈钧儒一道宣布恢复民盟……。这一系列不屈不挠的表现，都与他在德国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从来不怎么检查我的成绩单，但极其重视“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
　　我父亲的奋发求学与精神气质，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与带动的作用短他去德国之后，二弟伯韬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学，后去苏联也成为共产党员，继陈绍禹（王明）之后，任苏联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一家三兄弟相继出国深造，被家乡亲友同学称为“一门三国”、“一门三龙”。而且，这“三国”、“三龙”还都是共产党。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终，我父亲成了反党右派；我二叔操劳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枪决。
　　问：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
　　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
　　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殉难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
　　问：据我们所知，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
　　答：是的，但现在实际上已经把章伯钧遗忘了。记得1981年民盟中央召开了一次纪念建盟40周年的座谈会。母亲就是兴冲冲而去，悲戚戚而归。
　　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不知与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1941年3月29日民盟秘密成立。父亲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兼任组织部长。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我是章氏后代中唯的一盟员。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因为为了这个组织，我父亲几乎送命，他的家庭几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搁在乡下的红薯地里，形同孤儿。它存留在我心中。
　　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
　　答：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我翻翻而已，如叶永烈的，如化名为姚杉尔的“中国百名大右派”，它们算是文学作品吧。从前的血泪，可以成为现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弄不透反右运动的。别以为把那些旧报纸上的东西用粗针大线穿起来，就自诩为“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1957年右派的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内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隐闻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
　　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章先生的情况吗”
　　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
　　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和其它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
　　1957年4月30日，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毛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托，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
　　●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划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扶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
　　“既然中央给反有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从府佑街出来，母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她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
　　问：反右之后，章先生的心情如何？
　　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篇题材。
　　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棋天跼地，拘手挛脚。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大家都在大跃进，欢呼“1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
　　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
　　当“文革”一来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指挥”的五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中华论坛》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一直到死，父亲不断地和我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每次谈及都无比激动，”无比痛心。父亲认为，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问：关于您的母亲，我们只知道她生前是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您能不能较为详细地谈谈她，以及她与章先生的婚姻？
　　答：我母亲原名李淑娴，其父在当地最早兴办洋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初中读的是河北宣化中学，高中考入享有盛名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即被推选为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传来北伐战争胜利的号角，热血沸腾的她，怀揣六枚铜板，跟罗瘿公之子罗中震毅然南下投奔革命。那时，一向关怀并支持她学业的大姐李哲民（北京女师大化学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正在武汉兵工厂任技术员，并与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章伯钧结为伴侣——
　　问：对不起，我插上一句，是不是章先生有过两次婚姻？
　　答：不，准确地说，我的父亲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是1921年在安徽桐城，由他的寡母包办，娶当地农家女林氏，生子章师明。翌年，父亲留学海外，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归国，在广州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之聘，任该院哲学教授。月薪280大洋。交党费200元，80元自由。须加以说明的是，我的父亲是在德国经同窗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年在中大管理党费的是徐彬如（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徐老晚年每每对我提及这段生活，总得意地说：“这200大洋可管用啦！那时的共产党穷啊！”
　　1927年父亲与郭沫若一道参加北伐战争，他俩从此搭档工作30载，1957年夏分道扬镳。父亲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生活，常面带笑容。他说：“那时人年轻，工作严肃紧张，生活简单，情感上其实还是浪漫的。像郭沫若追求于立群，黄琪翔倾心范志超。在武汉政府工作，只要听说有女士来投奔革命，一班光棍干部都禁不住跑出来看，我就是这样看中你母亲的姐姐的。”1932年李哲民患肺结核，病逝于北平。断气前，她把自己的妹妹托付给丈夫。——这是章伯钧的第二次婚姻。它的时间虽短，但给父亲留下了很长的回忆。或许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我已经长大，爸爸还曾举着一张他与李哲民上了水彩的结婚照片对我说：“好好看看，是你妈妈漂亮，还是大姐（指李哲民）漂亮？”
　　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贰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作者：杜高

　　我面前摆着一本《吴祖光悲欢曲》。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50年代轰动文艺界的“小家族反动集团”冤案的真相，真实地描述了划进这个集团的几个青年的面貌。扉页上一张50年代的小照片，七个青年朋友亲密地靠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陈敏凡、汪明、张自薿、罗坚、田庄、蔡亮、杜高。此外，“小家族”还有杜鸣心和陶冶。
　　我望着旧照，从沉思中寻觅我们的被毁灭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识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
　　那一年，他18岁，我20岁。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不满一年，人民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希望，中国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工厂和工农结合，歌颂新时代。我那时是文艺团的创作员，到长辛店工厂写剧本；蔡亮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工厂学习锻炼。我们相识后，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学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在车间帮着干零活，给工人们读报，办墙报，为工人们画像和画劳动场景的速写。他们给车间带来了欢乐气氛，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饭，经常交谈。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经济管理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娴静善良的知识女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到了重庆，那里的抗战环境和进步文艺对幼年蔡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艺术的热爱。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这时父母发现了孩子的绘画天赋，于是把他送到刚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艺术学校学画。
　　1950年春，“育才”推荐刚满十七岁的蔡亮报考中央美院。但他赶到北京时报名日期已过，眼看美好的愿望将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万分。这时他遇见了老同学周光玠，他是徐悲鸿在艺专时的学生。周光玠对蔡亮说：“你的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请徐院长看看你的画。我带你去见徐先生。”去见徐悲鸿？蔡亮吃了一惊，他觉得这位大师离自己太遥远了。周光玠给他鼓气：“不要紧张，徐先生平易近人，从不把学生拒之门外。”就这样，在一个温暖的春夜，蔡亮由热心的周光介带领着，走进了东寿禄街16号徐先生的寓所。
　　这是北京的一个旧四合院。院子里野草丛生，几近荒芜。客厅里陈设简朴，家具古旧。墙上挂的字画和一张徐先生的自画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没有心情细细欣赏。徐先生走进客厅，周光玠介绍了蔡亮。听说蔡亮是“育才”的学生，专程从上海来报考，徐先生很关心，便接过蔡亮带去的厚厚一沓素描、速写，坐到桌旁一张张翻看起来。当徐先生看完了最后一张，抬起头来看着蔡亮，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用平静的语调对蔡亮说：“你考取了。”
　　蔡亮就这样跨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他永远怀念这一个温暖的北京的春夜，他的艺术生涯的起点。
　　那年12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朝鲜战场。两年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我这里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一个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奋勇泅水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也拍电影。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猫耳洞里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空袭中为战士们演戏。我们又一同从朝鲜回国，都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员，同住在一个宿舍。
　　一个是田庄。
　　田庄是我童年时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的演剧小伙伴，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他参与筹建“长影”，随后到北京，在电影局工作。田庄是个才子，文学天赋很高。他读书多，过目不忘。田庄心地单纯坦诚，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无私地帮助朋友把作品写好。70年代末，他还热诚地帮助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了剧作《丹心谱》。
　　再一个是罗坚。
　　罗坚是延安老干部、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进北京后，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1953年前后，他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赴苏留学。杜鸣心事业心很强，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走路的时候也歪着脖子，很有节奏，仿佛在聆听回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他在育才学校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米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的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我们常常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艺术之神使我们这一群青年着了迷。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把我们叫做“小家族”，是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还是说我们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呢？但我们确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这本《吴祖光悲欢曲》里的一个标题称做的：“一群可爱的青年友人”。
　　这些朋友对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这位美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以外，还跟随我们走进了辉煌的戏剧世界，迷人的音乐天地，跨入了诗歌的大门。蔡亮开始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他开始懂得，一个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画家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内涵，使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真正的画家，其实是一个用画笔作为工具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愿成为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还有几位共同熟识的年长的好朋友，大都是我们童年演剧时的兄长和大姐，我们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去过春节，度中秋。他们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身患残疾的诗人洪遒、话剧导演肖崎、喜剧作家王少燕。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也被戴上了“小家族之友”的帽子，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牵连。
　　还有两位我们尊敬的年长的朋友，后来对我们的人生命运发生了特殊重大的影响，一位是路翎，一位是吴祖光。
　　路翎，这位后来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著名作家，当时也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住在我的隔壁。他当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出版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是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路翎是一位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写作，他的每一个文学成就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浸透了心血和汗水。他在短短的一年多写完了三部剧作，但都被剧院领导否定。他不争辩，不屈服，用新的作品回答苛刻的批评。他的精神使我感动。路翎为人真诚质朴，生活十分节俭。后来他和汪明一同到了朝鲜前线，在前线表现英勇。回国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新作，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路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肚子饿了，便拉着我和汪明一起到东单的馄饨摊吃夜宵。他的酒量大，一碟花生一盘腊肠，喝完一瓶二锅头。只有在这时，他才带着痛苦的神情发泄几句对那些粗暴批评的蔑视和愤慨。
　　蔡亮在我的宿舍里大概看见过路翎一两次。这位未来的画家当时并没有引起大作家的注意，他们不认识，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吴祖光是我国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当我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我认识祖光是从朝鲜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风楼，离青艺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做客。吴祖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人，除了他的学识和智慧以外，他的性格也极富魅力。他待人平等亲切，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他的谈吐活泼风趣，在他家做客，你不会感到任何拘束，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都一视同仁，他是一个天性自由的艺术家。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敬慕地叫她“大嫂”。她是评剧院的台柱，每天晚上忙于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但她仍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青年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喜欢听凤霞高歌一曲，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蔡亮和祖光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叫祖光表舅。
　　那一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收录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文采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出自名画家张正宇、丁聪、郁风等手笔。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他们没有论资排辈的俗见，信任和扶植无名的青年。不久，《艺术的花朵》出版了。这是蔡亮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我们向他祝贺。这时，田庄一边欣赏着一幅幅插图，一边把蔡亮拉到身边，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尽管你画的人物很逼真，线条很细腻，但同张正宇、郁风的画摆在一起，便显出了拘谨和呆板，缺乏艺术趣味。”田庄又说，他们的插图潇洒自如，神采飞扬，并不单纯追求逼真，却表现出画家对人物的喜爱和赞美，融进了画家自己的感受，这就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
　　像往常一样，蔡亮虚心地倾听着，细细地咀嚼这番评论中包含的哲理。我们厌恶互相吹捧，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友爱。
　　不久后的一天，蔡亮兴奋地跑来，把我带到美院画室，让我看他刚完成的一幅新作：《借宿》。他对我说：“你有一次同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朝鲜的山洞里，你睡着了，身旁的一位老战士把你的棉衣补好了。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想象，我把它同藏区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构思出了这个画面。”我看到他正处在一种艺术想象的热情中，我为他在艺术上的进步感到高兴。
　　啊，我们确实是一群做着美梦的大孩子。
　　我们哪会懂得，青年人的才华往往引来嫉恨。我们更不懂得，有一种“理论”笼罩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把人对生活的各样的意愿和追求，统统归纳到两个敌对阶级的争斗，从而可以任意把一个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这种可怕的理论及其实践，窒息人的一切活泼自由的思想，直到人的纯真的感情。
　　1955年，政治风暴来临了。以胡风为首的一批革命作家突然变成了一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路翎被逮捕，灾难降到了我的头上。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路翎被捕时的那间小屋里，交代和他平日接触中的每一句谈话。人们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眼光注视着我和我的这几个青年朋友，力图再挖掘出一个“小集团”来，并把它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以证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于是，“小家族”被当做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揭了出来，我的朋友们统统被隔离反省，交代材料。中央美院把蔡亮禁闭起来进行审查，召开大会小会对他展开凶猛的批斗。
　　我不能申辩，只能彻底否定自己。我批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胡风理论的联系，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自己把个人友谊摆到集团主义之上的小圈子主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但我不能承认“小家族”是一个政治集团，更不能承认它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我的朋友们从未看见过胡风先生，胡风集团的其他成员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一天深夜，专案组两位同志同我谈话一直到清晨三点。最后向我摊出了一个材料：“你不是说过，将来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胡风的反革命阴谋吗？”
　　专案人员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用力回想什么时候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而去世。那些日子悲痛笼罩着美术学院，蔡亮和他的同学们守护在导师的遗体旁，迎送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我深感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和朋友们互相勉励：“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向。”想不到这句话传了出去，竟变成了“小家族篡党夺权政治野心”的证据！
　　我被隔离反省一年七个月。到了1956年下半年，由于苏共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引起了国际上的波动，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小家族”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
　　我恢复了自由。我最先见到的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在审查结束后结为夫妻，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们告诉我：
　　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
　　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
　　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
　　汪明的剧作取消演出，行政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蔡亮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有她的女友张自薿。
　　张自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小姑娘。她和蔡亮同年级，年龄却比蔡亮要小两岁。蔡亮曾带她到我的小屋来过一两次。她比我在剧院看到的其他女孩子更显得纯真朴素，短短的头发，红红的圆脸。她安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聊天，很少插话。蔡亮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自薿，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了。我猜到他们正恋爱，而且看出我的这个小老弟不但爱慕她，也很敬佩她。但我万万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纯洁而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向党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一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背起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位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来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蔡亮和自薿对这两位同学说：“这就算是我们的婚礼！”
　　听到这里，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眼泪。在那个阶级斗争凌驾一切的时代，一个柔弱的姑娘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我简直不敢想像，她将要蒙受多少屈辱和困苦。我也暗自为蔡亮庆幸，在他未来的艰辛的人生旅途中，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姑娘与他相伴。
　　不平凡的1957年到来了。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文艺界的空气缓和了，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开始回顾反胡风斗争中是否有过火的现象。我记得中国剧协一位负责人在我恢复自由后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啦，黑夜里开枪，伤了自己人。”中央美院处理蔡亮问题的院长江丰和党委副书记洪波是两位正直的老党员，他们感到了愧疚，认为逼迫蔡亮写的那些不实的材料应当推翻。年初，蔡亮从西安送画到北京时，洪波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嘱他回曲安后立即写一个申诉材料奇未美院。
　　蔡亮的申诉书还没有寄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突变。那些在整风会上向党提意见的热心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激烈地展开了。
　　美术界揭露了以江丰为首的右派集团，洪波被划为这个集团的成员。
　　戏剧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吴祖光。
　　灾难又一次落到了“小家族”几个青年的头上。
　　原先挂到胡风那里去的“小家族”的现成材料，现在变成打击吴祖光的有力炮弹。一些沉醉在阶级斗争理论狂想之中的先生们宣布：吴祖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和黄苗子、丁聪、唐瑜一班文化人搞了个“二流堂”，现在又搞了个“小家族”，这是“二流堂”的第二代，可见资产阶级右派一天也没有忘记培养接班人，准备同共产党进行长期斗争！
　　于是，一篇篇批判文章气冲牛斗，一个接一个斗争会群情激昂，一行又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印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彻底捣毁吴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彻底粉碎吴祖光的右派纲领！”“揭穿‘小家族'的反动政治阴谋！”……面对这种发狂的思想斗争和大动干戈的政治运动，我们又一次陷入绝境，只有目瞪口呆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蔡亮，是在团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这是文艺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批斗，两千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的，熟悉与陌生的面孔都鼓起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愤恨。聚光灯亮起来，新闻纪录片厂正在把这场批判会拍成电影。吴祖光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坐在台下听取揭发我的罪行的一个个发言。突然，我听到主持人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他的惊慌、痛苦和无奈。他走上台后，有意把话筒往一边推开，用手里捏着的稿纸挡住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他用低声调照着稿子念，讲了些什么我全没听见，我心想：可怜的小蔡亮呀，你远在西安也没有躲过这场灾难，还是被掀到北京来了……
　　1958年4月18日一大早，我被叫到文联大楼，在我的右派结论书上签字。接着，一位早在等着我的公安人员把我带到大楼外一辆卡车上。卡车驶进了北京监狱。没有审讯，没有申辩，只在两张纸上用黑油墨印下了我的指纹。我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劳改生涯。
　　“小家族”重又被人提起是在十年之后。1967年12月的一个寒风呼号的清晨，我在劳改农场扛着铁鍬向田野走去时，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激越的声音，播送着《人民日报》的一篇声讨“二流堂”、“小家族”的革命檄文。我再次惊愕得目瞪口呆了。隔了十年，“小家族”的主帅又由吴祖光换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后台老板竟变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哪！我又开始接受一批批不辞辛苦从北京来到农场的外调人员的审问，而现在他们逼我交代的，却是那些当年整我的人是怎样包庇我！
　　我掉进了一个历史大玩笑里。
　　最苦的却又是远在西安的蔡亮和自薿。他们戴上了“小家族分子”黑袖章游街示众，他们画自己的“罪行录”展览，他们低头向革命群众清罪。他们的家被抄了，他们的画稿被撕成碎片烧成灰烬，他们刚从牛棚放出来又被赶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屋里住。但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又不是造反派能代替的，所以又要用他们来画领袖像，制造革命圣地的“红海洋”。可是怎么能让戴着黑袖章的反革命分子描绘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呢？于是造反派规定，在作画的时候，他们要摘下黑袖章，画完后再自觉地戴上。张自薿临产前还挺着身子由蔡亮把她扶上脚手架画领袖像。——这就是他们和千万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的共同命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宣告了这个痛苦的年代永远地成为过去。
　　1979年春，文化部发出文件，为“二流堂”、“小家族”平反。
　　蔡亮在西安收到中央美院7月24日发出的平反通知，上面写着：“几个青年聚在一起谈论问题不是政治错误。”张自薿恢复了党籍。
　　回想起来，从我赴朝归来到反胡风运动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的来往不过短短两三年，而我们却用了整整二十三年来“赎罪”。汪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于1975年死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田庄有幸看到了平反决定，当晚便大量咯血抬进了医院。刚刚回到北京的我和罗坚赶到医院去看他，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重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几天后田庄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回想起1959年10月，我在监狱里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节。这天，管教人员命令我们粉刷墙壁，张贴庆祝口号和宣传画。
　　我们把一张张招贴画贴在白粉墙上。忽然一个热烈的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一个个裹着白头巾的陕北农民昂头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欢腾的人群扶老携幼，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火炬连成了队伍沿着广阔的山野蜿蜒曲折、星星点点、无穷无尽、隐隐地衬托出远处的宝塔……这是延安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这幅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以恢宏的气势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当我看到这幅题名《延安火炬》的画作者竞是“蔡亮”时，我差一点没有叫出来，读者可以想到我当时的喜悦和感动。
　　蔡亮不但活着，还在创作！并且用这样美好的作品呈献给祖国母亲，这对关在监狱里的我是多大的欣慰啊！
　　这个国庆节真叫我难忘，这一天政府还发给我们两个白面馒头，我一边嚼着馒头，想念起蔡亮来。
　　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是剥夺他留在中央美院从事艺术创作的一切优越条件。可对蔡亮说来，陕西却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的深厚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千万个受着这种文化熏陶的淳朴的劳动人民，使一个从学院出身的青年呼吸到了清新的艺术气息，使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宝贵的条件：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融合，脚踏实地地走到人民中去。
　　一场政治运动毁灭一个幼小的艺术生命，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却又培育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造就一个新艺术家。蔡亮在“小家族”平反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朴素地把这个命运叫做“因祸得福”，他说“感谢大西北”。
　　人生的厄运和磨难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者消沉，也可以使一个坚强的性格更成熟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家族”成员中，画家蔡亮是一个强者。不仅由于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延安火炬》《锁柱》等优秀油画，还因为他在忍辱负重中奋起的不屈的精神。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在风口上
　　——从反右派到反右倾
　　作者：纪希晨

　　政治风云多变的50年代，处在政治漩涡里的党报记者，生活在风口浪尖上……
　　引蛇出洞：“春风未度剑门关”
　　1957年5月17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我从四川省委周末晚会回来，刚走进成都仁厚街45号《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小院，就听见记者李策在楼上急喊：“快，快，大事情，编辑部打电话来……”
　　“什么事？”我上楼，他下楼，在相遇的楼梯上，他向我简要传达了电话内容，听到“连骂共产党的话也要写上”时，我大吃一惊，连忙拉住他：“走，你和我一块向省委汇报！”
　　我把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杜心源从床上叫醒，让李策把电话内容向他讲一遍。他面带紧张神色说：“我马上向李政委汇报。”
　　第二天，5月12日（星期日），一大早，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八时，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要你参加，请你讲编辑部电话内容。”
　　我走进省委会议室时，只见省委常委和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二三十人，早已到齐。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抽着烟，坐在长会议桌的上端，指着下端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你把编辑部的电话内容讲讲！”
　　几十双眼睛注视着我。我连忙声明说：“昨晚的电话不是我接的。我只能讲讲主要内容。”
　　至今我仍然记得电话主要内容：
　　今天（1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
　　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
　　“还有什么？”李井泉问。
　　“没有了，主要就是这些。”我回答。
　　李井泉面向全场，严肃地说：“好啊！中央精神很清楚啊。各部门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反映呀？”
　　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等相继汇报情况。共同反映的是，北京、上海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丁耿林说，川大的一些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反映说：“现在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时近中午，李井泉代表省委，对开展鸣放问题作出部署：决定从星期一起，先在成都的民主党派、川大、文联等部分单位，有重点地开展鸣放。
　　散会时，我请示省委书记杜心源：“编辑部让我们今天就发一篇鸣放报道，怎么办？”
　　杜心源想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先访问一些人。具体访问什么人，你快去找统战部长熊扬商量，他刚才也来开会了。”
　　我追上熊扬的时候，他还未走进家门。他当即按听到的鸣放精神，给我写了十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的名单、住址，笑着说：“估计这些人可能会讲些话。”
　　中午归来，我即召集四川记者站同志开会，传达编委会指示及省委会议部署，并按统战部提供的名单，进行分工。除丁帆留在机关向外联系，我和李策、姚丹、饶学成分别出发访问，目的就是“让他们讲出话来”。当晚，集体汇报采访情况。民主人士的共同反映是，上海、北京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访问中，有的人也说，这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深夜，李策负责整理汇报材料，然后交我编发。看到“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个标题时，我把它删掉了。我想，所谓“春风”就是指毛主席的论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省委已在党内外作了传达，我还写了《四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工作前进的伟大动力》的新闻，刊在4月25日本报头版头条，怎么能说“春风未度剑门关”呢？李策说，不能删，这是一句最重要的原话，编辑部叫写原话。我当即保留原话，发走了电报。
　　电报发走之后，我意识到，这篇重要新闻，未送省委审查是不妥当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向省委书记杜心源汇报了新闻采写情况，说明采访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省委的部署、统战部开的名单进行的，按原话写的。为了赶时间，昨晚未来得及送省委审查就发走了，这是自己的疏忽。杜心源听了未说什么。
　　隔了两天，5月15日，刊登《春风未度剑门关——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广开言路》的报纸，到了成都。这则刊于二版中栏的三百字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听说，省委负责人看了报道，认为批评了省委，很不高兴。那些在这篇新闻中说过话的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全都划为右派了。多年来，我内心为这件事感到不安。如若不是那些报道，这些善良的人们，大概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灾害吧！
　　在这期间，北京新闻界发生的“左叶事件”，也波及到四川。重庆、成都新闻界连续邀请我们记者参加座谈会，表示声援。对此，我十分警惕，要求记者站全体同志不参加这类会议。一位同志走到门口，被我拉了回来。我说，我们记者站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能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及时看到文电。不要说没意见，就是有意见，也不能到座谈会上去讲。事实证明，这样做，保护了同志。而那些出席新闻座谈会的人，有不少也被错划成为右派。
　　一天清晨，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起。几位记者激动地说，成都昨晚发生“左叶事件”，这还了得，我们要马上报道！
　　事情是这样的：《西南铁道报》的一位记者，在报纸上批评机关总务处长用高价买了一张檀香木办公桌。处长看到报纸，提着手枪追赶记者，记者跑到《人民日报》记者站躲藏……
　　如何对待这一爆炸性新闻？是报道出去在新闻界火上加油，还是进行内部处理？我劝大家要从政治上严肃考虑。我说，我马上到省委开会，向省委报告。省委未处理以前，谁也不能向外发电报，不准向社会上泄露这个消息。
　　当天上午，我到省委开会。散会后，当会场只剩下李井泉、李大章、杜心源三位主要负责同志时，我如实汇报昨晚《西南铁道报》发生的事件。李井泉一听，马上问我：“你准备怎么办？要写报道吗？”
　　“不，不写报道！”我坚定地说，“我是向省委反映情况，请省委迅速处理。”
　　李井泉连声称赞：“好，好！不要报道，我马上派省工交部长来处理！”
　　与此同时，成都四一二等技工学校学生相继发生上街请愿事件，他们也来到记者站上书请愿，我们都及时向省委汇报了。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事态的发展。
　　省委透过这一系列事实，考验了《人民日报》记者站，证明我们在风浪中，与省委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消除了一度对记者站产生的隔膜和疑虑，又信任我们了。
　　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开始的整风运动，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的反右派斗争，经过了曲折的转化过程。产生反右派扩大化错误的教训之一，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错把阳谋当阴谋，混淆了敌我界限，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许多人的极大不幸。
　　飞向天上的梦想
　　我深受“超英赶美”口号的鼓舞。1958年，我热情投入歌颂“三面红旗”的战斗。只在后来，才比较清醒了。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
　　1958年4月，党中央在成都金牛坝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到附近邻县红光公社观察。他们足迹踏过的田野，称为“幸福田”。成都会议虽然提出要“冷热结合”，实际上，“热”已相当高了。
　　我多次穿越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川西平原，合作化时期，这里水稻单产六七百斤，麦子三四百斤，油菜二三百斤。“大跃进”一来，新都、新繁相继出现“油菜工”。一些社队给“油菜王”吃小灶，让“油菜王”在路边排队成行。“油菜王国”虽然增产了，大面积油菜却减产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成都到乐至、遂宁、三台，沿公路两旁，到处插着丰产路、丰产坝、丰产沟、丰产田的木牌。乐至县为使三十五万亩小麦能“大跃进”，组织了七八万人的专业队伍，按军事化建制，专门挑水挑肥。龙台公社两万四千多亩麦子，1957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斤，1958年，却提出亩产要达三千斤。这本是浮夸的神仙数字，可是，我被群众热情冲昏头脑，信以为真，把神仙数字写进《跃向新高峰》的通讯。
　　我和孙跃冬、丁帆来到大邑县。这里到处红旗招展，全县大半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家里的九万多男女，组成军事化的深耕兵团，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在田野里安营扎寨，昼夜不离战地。深耕深挖，到处轮番作战。平坦的田野里，到处挖成深沟，有的深达三四尺，像战壕一样布满田间。人夜，又强迫群众点燃一堆堆柴火，对挖出的生土，进行熏烧制肥。我们对这种违犯常规的蛮干，也曾在一篇通讯中加以报道。
　　成都市区也大办钢铁。不少机关院里修起砖石土高炉。没有焦炭用柴烧，没有矿石就炼废铁，一些家属用的铁锅、盆子、门环，也被动员出来参加“大办”。对这些愚蠢的做法，人们敢怒不敢言。上级仍在说，“大炼钢铁是政治，既炼钢，又炼人！”
　　我到了江油县中坝。这个传说是哪吒闹海的地方，几十里全是“大办钢铁”的人山人海。来自绵阳、三台等县的三四十万干部群众，一听到“江钢集合”的命令，一夜之间全都上了山。人们顶着秋雨，踏着泥污，搭草棚，砌高炉，运矿石，用人拉大风箱，代替鼓风机。在日夜苦战里，有的土炉子流出盆子大的矿渣，更多的是只见冒烟，不见铁水。
　　广西鹿寨县用大窑炼铁的经验传到工地，人们涌进深山老林，砍倒大片大片森林。在山上挖出深三四丈、宽一两丈的大窑坑，将砍倒的大树干，竖立起来塞满坑里，然后，倒进矿石，从下边点起火来。无奈树干湿，只见冒烟，不见起火，更不见铁水。凡是冒烟的窑坑，都被当做了“钢铁卫星”。
　　一天夜里，省委通知我去参加中央的电话会议。到会的只有省长李大章和我两个人。在各省汇报放“钢铁卫星”的数字以后，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点名向四川催调粮食，说上海、武汉存粮不多，命令四川连夜顺长江再次紧急运粮。李大章说，知道了，知道了。转过身，他苦笑着对我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我们省的存粮快要调空了，叫我从哪搞粮食呀！
　　在北京开会的省委负责人，看到各省都在“放卫星”，打电话问四川情况。过了不几天，传出红光公社放五万斤“卫星”的消息。成都市各机关干部向红光公社涌去。我立即同记者赶往现场。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哪知，到田间一看，只见二亩多稻田里，堆满了移栽的稻子。密密实实的稻穗上，连人站上去也能经得住。我们感到很奇怪，便问几个社员，他们躲躲闪闪不说话。只有一个老农悄悄说：“我们这是神仙地呀！”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他说，干部强迫群众，连夜把二三十亩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为放“卫星”，拼栽在一起。
　　我们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晚上，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实地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们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个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红光公社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
　　飞向天空的“卫星”破灭了。省委负责人回成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后，不同意此种做法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温江地委副书记和我，都受了批判。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温江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城关上游人民公社一夜收了一万六七千份申请书，连一些老太太也点着火把登门要求入社，“可不能把老娘丢在外边”。一些社员所以敲锣打鼓入社，实际上是“一入社可以放开肚皮吃饭”。在食堂，我看到粗粮细做，干部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大摆红苕筵席。
　　1958年11月下旬，我到北京开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途经八百里秦川和河南西部，看见铁路两边，土高炉火光冲天，堆在田野里的庄稼却没人收。包谷堆在地头，棉花白花花地挂在枝头，成片的柿子树上，树叶掉光了，树上的红柿子却没有人摘……这些姓“公”的庄稼变成了后娘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曳。
　　我向编辑部农村组谈了这个情况。编辑要我写一条《要把丰收果实收回来》的读者来信。发表以后，反右倾时，这封信竟成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缺点”的证据。
　　吴冷西同志在分社社长、记者站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记者头脑发热，要记者对一切事物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经过讨论，记者头脑开始冷静了，从飞在天上，回到地面，比较实事求是了。
　　新账老账一块算
　　1958年底，飞在天上的“卫星”纷纷坠落。我同许多人一样，经过实践的教育，开始从空想和梦幻里醒来，把眼睛向天，转向地面，看到了“三面红旗”下的灾难。
　　物产丰富的四川，为支援全国，连年调出大批余粮。近来粮食、蔬菜突然紧张起来，原有的大批存粮几乎外调空了。省委公开号召吃代食品，过去喂猪的牛皮菜，变成了人的当家饭，五角钱一斤的南瓜，远调人川。干部的口粮标准，由三十斤压减到二十三斤，有个时期减至十七斤。许多人浮肿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宣传“卫星”上天，打肿脸充胖子，将口粮当余粮，发扬所谓“共产主义风格”造成的。
　　1959年8月27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发表公报，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9月上旬，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和厅局长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庐山会议文件，讨论彭德怀向毛泽东写的万言书。四川省委为了测验广大干部对彭德怀意见的态度，发明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考试法，要科处以上干部，在“赞成”或“反对”栏内画圈。我没有参加考试。在省委会上表态时，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我说，彭德怀肯定“三面红旗”是对的。信中的意见，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符合实际。从四川看，“三面红旗”还是有成绩的……
　　我的发言，被小组长汇报成完全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省委负责人发火了。他说，纪希晨1957年写了《春风未度剑门关》，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这次要老账新账一块算！
　　省委会议后，我正准备下乡做人民公社调查，省委宣传部通知开会。宣传部副部长指着我们到场的三个人说，我奉命通知，省委要你们检查！常苏民（省文联主席），1956年省党代表会上，你发言批评省委官僚主义，不重视文艺工作；王达（省广播电台台长），你在党代会上批评省委不民主；纪希晨，你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写《春风未度剑门关》，批评四川未广开言路……
　　我当场申辩说，这篇报道是我向省委汇报编辑部的电话内容以后，按省委的部署和统战部开的名单，按党中央的鸣放精神写的。那位副部长说，这些我都不清楚，你快检讨吧！
　　省委宣传部直接主持对我的批判。规模由小到大，由党内到党外……在持续一两个月的批判里，火力集中在《春风未度剑门关》一稿上。这样，我被列为四川新闻界的重点人物。对我的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政治上违法乱纪”，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职，下放劳动。
　　我被下放到仁寿县劳动，经历了少有的艰苦。我以生产队副队长的身份，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饿，曾一连七天吃稻种籽、吃红苕秧。我亲眼看见倒在路边的饿死者的尸体……下放期间，由于我反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再次以右倾受到批判。这段时间，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下放不仅锻炼了革命意志，同社员建立了感情，也了解了下情，受到党组织的好评，认为我在严峻的考验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1963年9月，党纠正反右倾的错误。对1959年我受的批判，进行初步甄别，把结论改为“在反右派斗争初期鸣放报道中犯了政治立场不稳和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免予处分”。二十年后，1980年9月，四川新华分社经四川省委批准，才对我彻底平反。
　　1964年初步甄别后，我才向报社、总社写信，说明我是为什么被批判的。与此同时，我向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同志汇报甄别情况，提出“我从《人民日报》来，要回《人民日报》去”，得到批准。于1964年8月，离开我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以后生活、战斗了十五年的四川，回到了人民日报社。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作者：戴煌

　　开篇话
　　据说在偌大的古都北京城，直到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原产亚热带地区的菩提树。其中三棵分布在一些公园里，第四棵就在我们新华社通向佟麟阁路南口的后门、也叫西门的小四合院里。每到春夏之间，满树隐藏在椭圆形叶子下面球形花托内的点点小白花，向整个小院飘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馨香。人从树下过，往往就会把这种馨香携带到别处，从而使嗅觉敏锐的新华人立刻就会脱口而出：“啊，你刚从后院来！”
　　经40多年的变迁，人数扩大了十多倍的新华社大院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了。虽然这棵树皮干裂而惹人喜爱的菩提树，还被特别珍爱地移去了别的所在，但那灰色平房的拥有合作社和洗衣房的小四合院，已经荡然无存了。紧挨着这四合院里边的一座灰色建筑物——被“老新华人”过去称之为“外文出版社食堂”——也在十年前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奶黄色的美观漂亮的高达18层的三岔宿舍楼。接着又在其南，砌了座同样高度的二岔宿舍楼。
　　不过沧桑可巨变，而历史将永存。至少，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来说，那灰色的大食堂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是永远不会被淡忘的，至于1957年及其以后20年的种种遭遇，就更不会被淡忘了……

　　1　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就在那灰色的大食堂里举行。人们把一张张方形饭桌拼接成长条桌，较短的一条横在一排卖饭的窗口前，作为主席台；三条长的摆成“川”字形，成直角地直对着主席台。所有的长桌上，都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搁着花瓶、烟灰缸和放置香烟的小碟，外加带盖的白瓷茶杯和热水瓶。简朴而清雅的布局，配之以大家无拘无束的发言，整个会场的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会场内的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做大会秘书的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好，现在开始念。”
　　江涛一手拿着小册子，一手把架在鼻梁上的白边近视镜扶扶正，就用他略带山西口音的腔调，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的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人们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面孔上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个后来被全世界都称做“秘密报告”的报告，不啻于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无声无形的强大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和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和纠正？我愈想愈深，愈深愈乱，最后竟乱纷纷地不能自我摆脱。
　　道理很简单。在少小年代，我就深深地接受了我国侠义小说和帝俄时代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同情苦难人，仇视暴虐者。这种思想情结，使我在日寇、汉奸、土匪、国民党顽固派和共产党的各种势力犬齿交错动乱不安的岁月中，未曾沾染过任何政治污点，刚满16岁就偷偷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并很快入了党，踏上了革命征途。这征途虽然充满着艰难与牺牲，但其前景是那样的光辉灿烂。而现在，在这光辉灿烂的前景上突然投下了一道巨大的暗影，使人不禁一时无法抑制心头的悸动……
　　最后我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此看来，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像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我的心目中，斯大林已成了一个既有奇功亦有重罪的人物，而不再是我曾经极端崇拜过的革命导师了。而在此前，我是把他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举世无双的革命领袖的。
　　1953年3月初，我正在朝鲜前线的许世友兵团采访，突然听到他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痛哭流涕，哀愁万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损失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第二个斯大林领导全人类继续奋斗。
　　1954年春天，我去越南采访，路过睦南关（后改称友谊关），适逢睦南关人民集会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我出自内心真情的需要，自动率领随行人员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了一条电讯。
　　这都说明，我对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本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在经受了“秘密报告”原子弹的强大冲击波的冲击后，我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我不禁愤愤然了！
　　同时我也不能不这样想：从1917年到1956年，苏维埃革命成功快40年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党和人民的政治嗅觉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应该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可为什么还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或制止其发展，反而听任其蔓延危害，久久不能揭发？现在斯大林故去了，有人讲话了。而如果他果真万寿无疆，那么这种悲剧是否将会永远演绎下去呢？现在敢于讲话的人们，当年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为什么不肯万死竭忠苦谏，反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生身之父万岁”呢？领食人民俸禄的人们，应该忠心于革命和人民，还是忠心于某个个人抑或只忠心于自己的所谓荣誉、权势和脑袋？如果他们过去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可以置之不顾，那么他们把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与委托又置于何处？这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与政治家么？
　　另外，两万万人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出来说说话呢？如果他们欲说而不说，是什么东西不让他们说？如果说了并说了许多，又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说话算不了数？
　　对这么多的疑问，我曾设想过多种答案，试图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种误会，一种偶然，甚至是一大谣传；但是我无法用一根合乎辩证逻辑思维的有力的线，把所有的答案都贯串起来以自圆其说。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能勾画出这样一种局面，才觉得比较地合乎逻辑：
　　斯大林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纯的；他有着过人的才智，但又不是万能的；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无比的威信；但他又未能保持住革命导师应有的谦虚谨慎。斯大林同志被功绩和颂扬冲昏了头脑，对自己的缺点放松警惕而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自认为自己是最最忠于革命的，自己的一切都是最正确的，越来越不喜欢听到不同的意见，而酷爱别人对自己的驯服和赞颂。于是他对革命的尽力和对个人权欲的满足同时并举，在个人与党之间画上了等号。一旦遇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这是对他的不驯服；而对他的不驯服，则无异于对党对革命的不忠；而对党对革命的不忠，则必然是“反党”和“反革命”，必然是“人民公敌”；既然是“人民公敌”，则必须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整个过程中，无须通过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程序。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党和政府，完全有资格独断专行而毫无歉意。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尚且如此，那么制订和执行一般方针政策时执意孤行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种种不利于革命的行为更是无可避免的了！
　　如此种种迹象，不能不在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震撼。真正忠诚于革命的大智大勇者嗅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从微小事物中洞察到深刻的含义。他们真诚而果敢地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可惜在横加的“反党分子”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名下，被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几乎被戕害得干干净净。有些人本来也想出来规谏，但不够忠勇，只得明哲保身；有些人不说则感愧，欲说又不能，苦闷至极，自短其身；还有一种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国家与老百姓的事是好是坏，均不在他们的闻问之列；更有一种人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竭尽阿谈逢迎之能事，明知是错误的也要颂扬备至，甚至不惜勒紧人民的裤腰带也要作弊撒谎，蒙上压下，确保乌纱，邀功请赏；再有就是那种绝对相信领袖相信“党”的“死忠臣”，事事依靠领导、服从领导，不善于也从来不想独立思考而明辨是非，能做好事也能跟着做坏事。
　　至于两万万人民的状况，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
　　社会主义民主名存实亡了！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一致，就打开民主的匣子，并由此进一步宣扬自己就是人民意志的化身；人民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则对不起，民主的匣子就悄悄地合上，只剩下集中了。这样下来，如果还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那只有托天之福了；这莫说错误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满心想办好事，也会办出坏事来了！
　　这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害得我食不知味，寝不安席，顿失日常惯有的笑容。我的妻子很纳闷，问我出了什么事，老想些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啥。虽然她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早已是共产党员并是新华社的助理编辑，但她毕竟没有参加国内工作会议，没有听过那个“秘密报告”的传达，我得严格遵守会议所宣布的纪律，不能向她一语道破而宁可自作苦思，苦思的结论是——
　　社会现象复杂，人心各异，一切的一切，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许多肯定无疑的东西也许是假的，许多被否定了的事物却可能是真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自己既然也有一颗心，就应当有所思，求所得，不能再人云亦云了！

　　2　照镜子
　　国内工作会议接近尾声了。
　　一天下午，我们接到了通知，要大家赶快准备一下，马上乘车去中南海和毛主席照相。
　　许多同志大喜过望，衣冠楚楚，谈笑风声。而我和我的一些最要好的同志，对此却并不怎么热心。尤其是我，竟突然感到这索然无味。有的同志一再催我赶快回家穿上在越南采访时的西装革履，打好领带，与大伙儿一块儿去。其中个别人似乎也揣测到了我在思想感情上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便特别悄悄地对我说：“不去不好。”怯于老友们的面子，我只好答应去，但坚决不更装，仍然穿着往常的那套银灰色中山装，也没梳梳头，就跟着大家上了车，进了中南海。
　　我们远远地下了车，来到了西天太阳斜照着的周围有不少葡萄架的合影广场。许多同志喜笑盈盈地站上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合影台，有的人还尽量往前面最中央的椅子跟前凑。其中特别是保卫处长吴文正，双手紧紧地把着最中央的一只椅背，好像他是党的最忠实可靠的一员，那位置非他莫属。
　　等大家都排好了，中南海的侍卫负责人汪东兴来传话，说毛主席要吴冷西同志去一下。不一会，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由吴冷西陪同，来到了大家的跟前，大家热烈鼓掌，领导人也轻轻地拍手示意。
　　礼毕，毛主席向几位摄影师瞅了瞅，觉得他们当中少了一位最熟悉的人，忙问：“侯波呢？侯波怎么没来？”这位著名的女摄影家、新华社驻中南海的摄影组组长立刻在我们的队伍中应声答道：“我在这儿哪！”毛主席寻声望去，远远地指着侯波乐哈哈地说：“啊，对，今天你应该是合影队伍中的一员……”这又引起许多人的一阵欢笑。
　　可是，直到大家又鼓掌欢送毛主席等领导人离去，我从始到终都绷着脸，没笑过。
　　我“发神经”了吗？
　　不，我清醒得很。我应该承认，我的心情有了某种变化。1947年春天，我还在苏北文工团搞创作的时候，曾自己作词配曲，弄出了一首带有苏北民歌风味的《歌唱领袖毛泽东》，并在苏北的一些部队中传唱过。在那之前不久，苏北文工团的同志正分散在坚持敌后的部队中打游击，听说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毛主席还在陕北坚持领导殊死斗争，我曾为他的安全忧虑得掉过泪。这种无限热爱之情一直保持了许多年。但是自从受到了赫鲁晓夫冲击波的猛烈冲击，这种感情便不复存在，而自己又缺乏那种逢场作戏的本领，就显得很“幼稚”了。
　　那一阵，我的脑子里乱如翻江倒海。我借用了苏联的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验照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日本的一则谚语说得好：“高坝长堤，毁于蚁穴。”而蚁穴是那样的微小，小得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了，也很可能被认为微不足虑而疏疏放过。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多看、多思、多疑，做到防微杜渐。
　　由此我想得很多，想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更想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尤其是中国有无“个人崇拜”，成了首屈一指的大问题。
　　联想的结果不怎么妙。我觉得中国也有个人崇拜现象，虽然它还远不及苏联那般严重。
　　首先我深感对毛主席的颂扬太过。在人民的心目中，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更不会有错误。他既能事无巨细地通达古今，更能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他不仅在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就是在生活道德的方方面面也都堪称世人的楷模。如果他在哪些方面还没有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典范式的著作，那也只因为他没有工夫写而不是不能写。因此他是人间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同时是集人类全部智慧的最伟大的天才。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有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如果一旦失去了他，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则将不堪设想……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和教导，我认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样的天才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尽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强调过，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之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对革命领袖人物的真挚之情。但很多人认为这又不能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按照列宁的说法，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对领袖的看法及颂扬也不应例外。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过分的做法及与其相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盲目服从，思想僵化；头脑发热，自以为是；下情不能上达，人民意志消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内的民主传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我们国家之所以也发生这种现象，因素固然很多，但从领导方面说，似乎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正在飞速提高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生活是否活跃，显然不在于人民懂不懂得民主、要不要民主，而在于执掌国家大权的领导集团发扬民主的程度，在于他们是否切实运用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民的言论自由和人格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维护。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领导的伟大与正确，想尽一切办法号召大家对领导无限信任与绝对服从，而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用事实来倡导或鼓励对任何领导乃至中央的批评与监督；我们只一个劲儿地强调了集中与纪律，而绝少允许要求应有的民主与自由；我们一个劲儿地强调了优点、成绩和贡献，而极少揭露缺点、失误和不足……这一切的总和，把活生生的现实给扭曲了。
　　从毛主席个人来说，我觉得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他屡屡告诫大家“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批评犹如洗脸，我们不怕承认错误，等等；可是从党内到党外，我们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听说过，他老人家自己有过任何微小的缺点，他所领导的中央最高层有过任何微小的错误。他在《实践论》中精辟地阐述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和存在完全一致，必须不断地予以修正、提高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庞杂无计，如果事事都能得心应手，预料周全，那是难以想像的。但是我们从没有听说毛主席修正过自己的认识的例子，即使有，那责任也是别人的。
　　拿土改运动的发展来说，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至全国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若干具体政策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果说，这当中起初有过若干不周不当之处，一旦发现立即修正补充，本是无可非议、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正说明了我们党的英明与伟大，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威信。但是毛主席在给某些地区执行者的指示中，往往批评下面这也“左”了，那也右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中央朝令夕改，左右莫定，弄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奔命，结果也把责任推给下面了事。譬如有一阵突然刮起大量培养干部风，说什么家大业大，处处都需要大量干部。不看部门的大小及其实际需要，一律都安排了很多副职，谓之“人多好办事”，为将来的大发展作准备。没隔多久，到处都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唐局面，国家的财政负担也难以为济，于是又怪下面盲目发展一窝蜂，命令收摊子。隔了不久，又说要大发展，复又“人丁旺盛”起来，干部成堆的局面越发难以收拾了。说来归去，大家都不好，只有领导个人好。虽然不能说，这就是“事成功归己，事败罪他人”，但给人们的印象的确是不妙的。
　　总之，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完全有能力要求全国的报章杂志少发表一些歌颂他个人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言过其实的“一切归功于毛主席”的东西；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不应该答应罗荣桓的要求，把《八一》杂志封面上原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刊名换成他的题字。如果毛主席真正是谦虚的，他就应该提倡大家向众所敬爱的所有领导人高呼“万岁”，而不应该把大家喊了多年的“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给取消掉，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万岁”，更不应该默许中宣部常常指示全国哪些地方必须挂毛主席像，节日的报纸刊物该登多大尺寸的毛主席照片，开会游行时如何喊“毛主席万岁”。
　　事实上，毛主席的一言一行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一度奉之为信条的“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祖先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伟大事业”的说法，我以为就是不够妥当的。
　　在中国，就政治抱负而言，天下大同说并非出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而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只不过我们的祖先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预见到我们今天正在走着的能够到达大同的正确道路罢了。
　　从科学技术方面说，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创举，也并非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从天而降，其中除吸收了国外的有益知识与经验外，也接受了我们自己祖先的许多知识与经验。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也还没有任何一种所谓创举，能够像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样，在当时的全世界处于独创式的领先地位。我们今天能够建成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固然也很了不起，但那不过是我们能够正确接受古今中外的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结果，而并不等于在首创方面已超过了我们的祖先。
　　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许多震撼人心的字眼，来赞颂我们已经取得并即将取得的伟大业绩并不过分。但是我们所说的祖先，首先应该是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千层万叠的重压下，在那贫困、痛苦和落后的境况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争得了很多荣誉，这本应该十分值得作为他们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俗话说“无天即无地，无上即无下，无父即无子。”没有我们祖先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即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进步与繁荣。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资格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骄傲与自豪的架势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目无祖先、贬低祖先，似乎只有自己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顶天立地的盖世伟人，那么要不了太久远，当我们的子孙进入宇宙时，他们也“如法炮制”地冷嘲今天的我们愚昧、落后与无能，没有竭尽全力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在黄泉之下将作何感想？！
　　至于“人多是好事”、“我们不怕人多”之类的说法，更是违背我国当前的历史要求的。当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需求的时候，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只能起到拖后腿的作用。毛主席之所以常常要发出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似乎是想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最伟大、最有办法，是空前绝后的天才、奇才、绝才，大家跟着他，什么也不用怕、不用愁。事实上，多少年来，大家也确实就是这么坚信不疑地跟着他走过来的。而此刻我认为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如何避免继续向这种境地走去？
　　首先，我希望避免虚夸的宣传和歌颂。人民是否喊“万岁”或是否挂领袖像，应由人民自己作主。如果由“上面”指示这样做，则无异于强制。
　　其次，对领袖与中央的缺点错误完全可以批评，并适时地公之于世。
　　再次，在反对分散主义而强调集中的同时，也要反对惟命是听、盲目驯从。应该大力提倡每一个革命者都要学会独立思考——正如毛主席自己也曾经提倡过的那样——对每一个事物都要“闻一闻，嗅一嗅”，以辨别其好坏，并切切实实地给大家创造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条件，而不要光以“不怕杀头坐牢”的空洞鼓励为满足。
　　最后，领袖们应当经常和人民群众见面，定期召开记者招待会，以便于人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不再把他们当做高不可及的神秘人物。
　　只有这样，领袖们才能及时洞察现实生活之毫末，感触到人民的脉搏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上下交则泰”，否则必将“国之无邦也”。
　　至于党内生活，那种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甚至于任何部门或地区的大小领导，都可以在他们个人与党之间画上等号的极端荒谬的现象，更应该立即克服。因为党不是抽象的、神秘的，而是由现实的人缔造和组织起来的。而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绝不会一般的高矮胖瘦，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人物，在某一时某一地，也会有想错说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个具体部门或地区的领导，甚或不同意某个领袖人物的某一说法或做法，就不该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
　　所有这些，毛主席过去做得怎么样，今后又会怎么样，不是不值得忧虑的。我的这种“一反常态”的重大心理变化，我以为是好、是进步、是真正地开始趋向成熟。最低限度，倘若再有强劲的政治风潮涌来，我绝不甘心再让别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任意涂抹荒诞的迷信色彩了。
　　这时我急于想对我很不了解的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生活，作一番细心的考察。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从事军事报道与国外报道，对城乡民间的生活不甚了了。正当其时，我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有助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这一任务就是去上海报道苏联舰队的来访……

　　3　上海行
　　一
　　1956年6月下旬，苏联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舰队访问中国，泊留地在上海。新华总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财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志们完成这一报道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好最后的两篇稿件——我军“南昌”舰到长江口外迎接苏联舰队和苏联舰队进入黄浦江驶达南京路外滩的抛锚地。
　　这时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外露，世界范围内正涌起一股股凶猛的反共浊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动荡中。在这困难的紧要关头，巩固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搞好苏联舰队友好来访的报道，也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6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达上海的快车。我们几乎两耳不闻窗外的隆隆声，悉心研究随身携带的上海一带海域的水文气象图、访问活动的细节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国舰队互访的新闻资料。一到上海，就住进临时作为接待苏联舰队的指挥中心的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厦，也几乎闭门不出，构思我方军舰到长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舰队的第一篇报道的蓝图。
　　6月19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厦，准备向北京编发我将从军舰上发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则身着浅灰色英国凡尔丁西装，内村白色印度绸大翻领衬衫，与来自全国各大报的几十名记者以及塔斯社驻华记者，登上了著名的“南昌”号护卫舰，向长江口外破浪而去。
　　20日清晨，两国军舰在海上遥遥相遇。我与塔斯社记者，首先跟随我们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军少将，共乘一艘银灰色鱼雷快艇，登上了访华舰队的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
　　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排水量达1．3万吨。在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偌大军舰的人看来，它显得宽大雄伟，也很长，从舰头到舰尾执行勤务的军官们，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车来回奔忙着。
　　不一会，那艘鱼雷快艇又陆续把“南昌”舰上的几十名中国记者，分别送上了客方旗舰和后面的两艘雷击舰。我与来到旗舰的中国记者及塔斯社记者，被邀进舰中的客厅。厅内只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气。但里面的布置庄重而豪华：厚实而柔软的红地毯，四边钉得牢牢的新绿色壁毯，一大圈拧着地脚螺丝的沙发，当中摆着油光锃亮的核桃木长方桌，桌上铺着洁白的厚台布。桌面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着鲜艳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们注意到，厅内的正壁上，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这变化的原因，是无须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诫过：与苏联舰队任何同志的交谈中，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同志相互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类问题。这作为一条纪律。
　　我严格遵守了这条纪律。在登上几层楼高的舰桥，向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的采访中，在与舰队参谋长彼得罗夫海军少将的交谈中，在和随舰的苏联海军报纸的一位中校记者的接触中，我都专心致志地本着巩固与加强中苏团结的宗旨，搞好自己的报道，避口不谈任何富有“敏感性”的问题。
　　不一会，我就借用苏方巡洋舰的巨型报话台，请随行的东海舰队机要科长向“南昌”号传发第一篇稿件——“新华社上海20日电：新华社记者八时半从苏联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发出的报道：来自北太平洋的苏联水兵们已经看到了长江口两边绿色的海岸线。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安?切库罗夫海军中将指挥下的苏联友好访华舰队，现在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派来迎接的护卫舰“南昌”号的引导下，向长江口进发……”
　　稿件经“南昌”号电台传发到临时架设在和平大厦楼顶上的东海舰队小电台，坐守其下一个房间里的李耐因随收随编，并随时用长途电话传向北京新华总社编辑部。
　　这篇稿件正在传发中，我又一次来到舰桥上，一边关注着彭德清与切库罗夫的亲切交谈，一边观察舰队进入黄浦江的情景，为第二篇报道打腹稿。客方舰队在外滩一抛锚，我立即换乘我们自己的海军游艇登岸，用了大约40分钟，写出了一篇约700字的报道，李耐因接过一页稿纸就编发一页，很快又传到了北京。
　　当天傍晚，在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客们就已在当地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了这两篇报道，据说评价不错。其后的报道，诸如外滩的欢迎仪式，客主双方的相互礼节拜会，欢迎宴会与答谢宴会，上海人民与客方官兵的公园联欢等等的报道，就主要是上海分社的同志们的差事了，我和李耐因因此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个人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认真观察了一下随处可见的真实的生活。
　　二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口。首长们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走向了电梯。
　　当时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仍然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饭店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但是对于这样一些人，不仅不受到查问，而且被恭恭敬敬地护送到九楼的宽大楼顶平台上，一览无余地静静俯瞰壮丽欢腾的夜景。
　　然而这个赏心说目的“观礼台”，并非只有少数首长及其亲属和保姆们才有资格光临。接待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带着他的一位女友来到。或许一眼就能认准他们都是些小干部，守门人朝他们歪着脑袋斜眨着眼，阴阳怪气地问：“你是哪个等级的，也想带着女朋友来？”
　　这把那位男性小干部气得老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进出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讲平等？”
　　“平等？”守门人冷笑了一声，反问道：“‘平等'几个铜钿一斤？”
　　舰队走后，接待委员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苏友好大厦联欢，北京的记者们也应邀参加。看电影时，记者们在剧场后区第一排选下了自己的座位。他们的后面，是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
　　坐下不久，来了一个斜披着上衣的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令记者们及其后两排的将军和军官们立即离座，说这三排是专给首长留的。《解放军报》的一位少校记者对他说：“这是联欢会，人人权利均等，还分什么‘首长'不‘首长'的！”
　　谁知这位二大流子式的干部立刻露出一脸凶相，扯住这位少校记者的上衣，硬要他站起来。而这位少校记者，从小就是常钻枪林弹雨的老八路，能吃这一套？他怒吼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惊动了整个剧场，把这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斥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怏怏而去。
　　“这个人是不是你们海军的？”少校记者转身问背后的一位海军将军。
　　“是华东局的。”将军不屑地答道，“是柯老①他们那里的。”
　　①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电影快放映了，一旁的太平门外传来了男女老幼混杂的欢笑声。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慌忙迎上前去。结果并没有什么“首长”，而只是几十位浓妆艳抹的妇女带着一大帮孩子在门口出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护士和保姆。原来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口口声声所说的“首长”，竟是这样一个内中不乏穿开裆裤的五花八门的“首长大队”。跟在这个“队伍”后面的，只有一个派头十足、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首长。这位首长翘着下巴颏，问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为什么没搞到好座位，嗯？”见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嘟嘟囔囔地说不清，这位首长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饭桶！”目睹这场活报剧，记者和将军、军官们都忍俊不禁。

　　三
　　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每次盛宴之后，都有精彩的演出，同时有多种冷饮供应。按规定，中国同志哪怕只喝一小瓶汽水也必须掏钱。
　　可是，那些楚楚衣冠、气使颐指的“首长”们，往往不由分说地端起汽水瓶就仰脖子大喝，小卖部的男女服务员们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毕恭毕敬地看着他们一边评论节目的好坏，一边品评着汽水解不解渴，最后又看着他们扔下空汽水瓶扬长而去。
　　我目睹此景，曾问过一位女服务员：“你们怎么不向这些人要汽水钱？”
　　“他们不自觉，我们哪敢要啊！”她不无气恼地回答。
　　呵，“首长”！
　　“首长”本是身负革命重任的领导者的敬爱之称。可是在这一类“首长”们的身上，这称呼似乎成了他们权威与显贵的象征。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色，都在力图向大众显示他们是非同凡响的，是“特殊又特殊的材料制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偶尔也能够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拉手说笑，但那并非想使人们感到他们原也是“赤条条而来亦将赤条条而去”的群众中的一分子，而是想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向老百姓俯施恩惠，是在与民同乐。
　　这种人的左右侍者，就不可避免地更加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似乎他们只有把自己的“首长”奉若神明，才可以攫取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郎神”的权势。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l z)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
　　“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医院割瘤子。深蒙照顾，我被送进了一般人难得一进的位于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据说，过去蒋介石这样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这家医院里。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我所见到的病友，不是高级老干部，就是名教授名演员。病员们都可以点菜吃小灶，上下顿之间或夜晚纳凉时，自己的肚子饿了或来了探亲的亲属与好友，一按电铃，值班护士马上就会送来冷饮和小点心。医院里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健脑房，单杠、双杠、乒乓台、弹子台、扑克牌、麻将牌、牌九、扩胸器，翻跟头、拿大顶、起卧练腹肌的弹簧垫，等等，都应有尽有，真可谓病人的大乐园。怪不得有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们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常到这儿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的门口，人们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
　　当我对此发表感慨时，给我打针换药的女护士对我说，这种悬殊和区分何止是医院。她说在百老汇大厦里，还有一家不挂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干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以从那里低价买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着的高档商品，而普通干部和老百姓连那大门也休想进！
　　的确，这类特殊现象远不是一时一地“极个别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有一种特别游泳证。普通市民、学生、干部在游泳池门外忍受着毒太阳的烘烤，排长队购买游泳票的时候，持有这种特别游泳证的人们则坐着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既不掏钱，更不排队，还拥有特设的游泳池。
　　在北京，许多神秘的处所经常开舞会、放电影。有资格“光临”者不但不掏钱，还可以免费享受茶水、糖果、水果与糕点。同样，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可以得到普通人无缘问津的各种各样优惠物品的供应，而且他们的老婆孩子和亲朋好友，也“理所当然”地随时使用他们的高级小轿车。冬天发烤火费，也要按薪金的百分比来发，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干部和低薪者则是“铁骨头”。
　　总之，官越大越悠游阔绰，一钱能当仨钱儿使。这既无法律根据，也从未有人公开阐明过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地干。这不知出自哪家的“经典”！我实在不能再在这家不挂牌子的医院呆下去而决定回北京，再顺便回苏北老家看看，虽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4　故土
　　一
　　七月下旬，酷暑难当。
　　一天清晨，我的一条腿上贴着一大块胶布，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从上海乘船渡江北上，于当天傍晚到达南通的天生港。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天生港乘坐长途公共汽车，颠簸了一整天，于当晚踏上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
　　这是一个依傍串场河，坐落在著名的范公（仲淹）堤（南）通（赣）榆公路上的小镇。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几家装有电灯的碾米厂。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我的父亲戴石屏因急性黄疽症不治离世。当时我正在淮阴列席华中解放区宣传教育会议，未能回家见他最后一面，虽然相距只有一百几十里地。
　　不久，蒋介石全面撕毁国共停战协定，苏北解放区首当其冲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犯。随着连水城的失守，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苏北城镇几乎全部陷入敌手，沟墩镇也成了敌人的一个据点。
　　当年冬天，我也背着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两个手榴弹，临时参加了一支小部队，经常在沟墩四处打游击。
　　一天，我们这支小部队接连打了三次仗，迂回奔波了数十里，当夜又在沟墩镇南头敌人岗楼以南1000多米的地带，悄悄地由西而东，越过了范公堤，渡过了串场河，刚刚跑到几里地外的一个小林子铺了些稻草躺了下来，在村西100多步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就响起了枪声：大约三倍于我们的一个营的敌军已尾随而至！他们有迫击炮，机关枪更比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只得利用一条条一尺来高的小田埂仓促应战，交替后撤，好几位同志牺牲了。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围歼蒋介石的“王牌的王牌”七十四师，苏北敌后的解放军也纷纷出击，出击的目标之一，就是我的家乡沟墩镇。硝烟未尽，我随军来到了自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进门一看，全家老少都泪水涟涟。
　　原来在双方激战时，我方炮兵打来的一阵阵迫击炮弹中，有一颗正好击中了我家的屋顶，直落在全家人都蜷缩其下的一张大床前。幸亏这炮弹没有爆炸，一家人才侥幸余生。
　　睹此苦境，我只能对我的母亲和兄嫂以言相慰一番，便依依告别。
　　其后，我又跟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盐（城）南战役、海安一掘港（今叫如东县）战役以及大大小小很多次战斗。在盐城战役中经历了白刃战场面，在盐南战役中因为彻夜站在冰水中而冻伤了一只脚。其间迂回转战，几次途经沟墩附近，我均未能踏进家门。
　　1948年春节过后，我随军离开苏北，参加收复大运河以西苏皖交界的江淮失地，才碰巧路过家门。但我只能站在半掩着的柴门边，与家人急匆匆地说了几句话。母亲和二嫂赶忙把元宵煮下锅，叫我等一等；几个三四岁到八九岁的小侄儿侄女，也纷纷围了上来拽住我的灰大衣下摆，不让我走。
　　“自从你出去打鬼子，你就没吃过家里的汤圆了！”母亲说，“再说，再过半个来月，就是你的20岁生日了①。你小时候每逢过生日，妈都给你煮个大鸡蛋，你还记得吗？这一回，留你也留不住，就吃家里的几个汤圆再去吧！”
　　①本人生于1928年农历正月21日，当年的阳历2月12日。
　　“不能，妈！”我说，“不然，我就要掉队了！”
　　我的三哥戴育霖——他是继承父业的中医大夫——忙问我：“那你何时才能再回家？”
　　“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说罢，我说服小侄儿侄女们松开了手，就疾步追赶队伍去了。
　　我一口气跑了半里多地，转身一看，还见我的白发老母带着一家大小，伫立在寒风中向我频频招手。
　　第二年春天，打过了长江，驻在南京，只因工作脱不开身，我没能兑现“打败了蒋介石，一定回来住几天”的诺言。尔后又去了朝鲜、去了越南，实现对亲人许下的诺言，竟推迟了七年之久！
　　二
　　七年了，我们的国家确已发生了许多值得庆幸的变化。我满以为，等候游子归来的故土，也必定已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兴旺发达的新姿。但是待我下了长途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了一遍时，我的心顿时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我们消灭了盘据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未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除了抗战初期，被“焦土抗战”的国民党守军焚毁了的连结南北两条街的高大的“景云桥”，已被一座平坦的木桥代替而外，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所见到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常言道，希望过高，失望愈重。失望之余，必然要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八年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被全部逐出大陆也已七年了！而千百万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时所向往的巨变，为何在我的故土来得这样慢？如果说，“毛主席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我虽然没有特意追根究底，但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来喊冤告状的人们，无意中带着这些答案悄悄地陆续登门了。由此我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颜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
　　三
　　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了伙头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也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党。
　　从此，他在日寇占领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做“共产党中的‘二皇'”。①
　　①日寇自称“大日本皇军”，中国老百姓就蔑称汉奸走狗与伪军为“二皇”。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粮油供应紧张，街上做大饼油条的小本经营者求他帮忙，他不理，等人家向他送了钱进了贡，他才开出介绍信到县里去要求供应油粮，并多要了若干袋面粉，分给这些小本经营者替他白出力赚大钱；1956年春天“私营工商业改造”，他“自动”代表本镇工商户到盐城专区去开会，硬向本镇工商联要了若干“开会费”；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的手，他都要来个雁过拔毛；尽管他早已成了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均在他的“寻问”之列。
　　他还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使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轮船坐汽车。因为卖的车票船票越多，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和轮船公司分给他的钱就越多。为此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曾多次把一些搭乘民船的乘客赶上岸，并把船主打落下水。
　　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是从别人家“弄”来的，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耕的农民干了一上午的活，要求吃了午饭再干，他就当众把这位农民打得昏倒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着他的权势，常常挟嫌报复殴打无辜。
　　他的收入很可观，超过本镇一般工商户许多倍，但他从未认真地报过税。他私自宰了好多头标准猪，也不报一分钱的税。税务所的同志向他催要过好多次，都被他大骂而回……
　　多年来，镇上的一些党团员和勇敢正直的老百姓，曾不断地为推倒这个新恶霸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上面”的许多人，都被这个新恶霸的钞票挡住了眼睛，被他的大鱼大肉糊住了嘴。有人说沟墩区区长吕某吃了这个新恶霸的32只“九斤黄”①。吕区长说：“胡说！只不过是一般的吃喝！”
　　①老母鸡中最高级的一种，黄色的羽毛，每只重达九斤上下。
　　所以尽管老百姓的控告书多如雪片，“上面”不但根本不理，反把控告者一一出卖给这个新恶霸，任其私设公堂，挨个儿“审讯”。人们又写信到阜宁县委、盐城地委直到江苏省委，一切均如巨石沉渊。
　　四
　　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
　　“说不清！”人们往往这样回答。
　　但是，请他们一个一个地说下去，他们却都能娓娓道来——
　　一个区委委员，兼做一个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勾勾搭搭，就把这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硬塞进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了记工员，听其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复员军人一致表示反对。这个区委委员兼乡党支书就当众批评这些不服从他决定的人“是无组织无纪律”，并扬言要开除这些同志的党籍。
　　在又一个乡，乡里的干部们在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丁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之后，忽然像变戏法似地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了丝绸，吃得流油，“大前门”香烟不离手，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这时，每当他们大摇大摆地再从人前过，乡亲们都免不了要在他们的背后指指戳戳地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人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花销从何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我原来只准备在家呆两三天，结果不得不一拖再拖，连邻县百里以外的一些老乡，都赶来控诉他们当地干部的罪行，使我应接不暇，想抽空去拜望一下因躲避日寇一直居乡未归的少小时的恩师姚荫卿老夫子都不可能。
　　这种情况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酷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在愤激之余，也会豁出去拉着欺人太甚的“大人先生”们到衙门里走走的。到了我们这个新社会，人们也是想这么做做的，但作恶者都被包庇者们庇护住了，人们怎能不失望？
　　有人说：“臭猪头碰到了馋菩萨，正配对！”
　　又有人说：“小虾炒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啦！”
　　于是，人们只得怨声载道了：
　　——“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
　　——“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
　　——“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
　　——“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
　　——“这些王八蛋哪像个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
　　一些人悲观失望到极点，成了暗无天日一隅的牺牲者，自戕而亡了！
　　可是，在我向吕区长和区委书记谈到这一严重情况时，他们的神色并非麻木不仁，而是满不在乎。吕区长说，某人自杀，是因为他和他自家的老婆吵了嘴；某人自杀，是因为老鼠咬坏了他来之不易的新棉袍，这些都与当干部的无关。
　　当然，在我和他们谈话之后，说他们仍然无动于衷，那也不是完全切合实际的。他们曾在一次区委会上作出过决议，保证全区不再发生自杀事件。
　　可是，就在作出这一决议的当天夜里，在一个乡干部被称做“北海龙”的那个乡里，又一个农民自杀了！
　　这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习气，使得这些乌烟瘴气不但不能及时清除，还助长其无止境地蔓延扩展。
　　我给阜宁县委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派人调查。回信说第二天就来人，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并没有人来。一天上午，我只好自己跑到县城去，见到了县委书记邢宝成同志，才把县委工作组请了下来。工作组多次召集全镇的党团员开会，调查了十多天，把沟墩镇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的罪行查了个一清二楚，乡支部和区委会不得不决定开除其党籍。
　　可是，只因那个新恶霸对工作组调查结论中的个别事实矢口抵赖，县委会对他的党纪处分就拖延不决。这立刻使得沟墩的党团员们陷入混乱之中，担心又一次不了了之，到头来又将受到区长和新恶霸的无情报复。他们中还有人跑到我面前痛哭流涕，准备全家远走高飞，以备后患……
　　我再也不能在家里继续呆下去了。8月16日一早，我带着镇上的三位党团员代表赶到了盐城，向盐城地委负责人作了汇报，就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盐城。
　　五
　　离开盐城的前一天下午，斜阳西照。在盐城地委工作的两位老同志冒着令人窒息的酷热，陪同我到盐城北门外旧地重游。
　　1947年8月，我在那儿参加过一场极为悲壮的战斗。
　　那时我刚离开苏北文工团创作组，到新组建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当记者。支社记者只有三个人：胡捷。陈清伦和我。没隔几天，我们都随军参加了攻打盐城的战役，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在扫清了外围的敌人之后，于8月11日夜晚，我们的部队向盐城守敌发起了总攻击。我跟随一支突击部队攻打敌人拱卫北门的主阵地。
　　这是一个紧贴北门外边的百米见方的土圩子。它背抵城墙，三面绕以深壕和铁丝网，矮小的地堡分布四方。守敌用重机关枪和冲锋枪喷洒出的一串串子弹，交织成似乎可以绞杀一切生命的扇形火力网。城墙上的敌人又与其紧密配合，打出一排排迫击炮弹。我们第一梯队的战士们还没冲到壕沟边，差不多就倒下了一多半。
　　突击部队的指挥员大吼一声“二梯队上！三梯队准备”，就端着驳壳枪，消失在前面弹火纷飞的茫茫夜色中去了。我也跟着他们向前跃进。当我跃出乱坟岗，滚过公路，越过了壕沟铁丝网时，只见土圩内人影幢幢，喊杀声一片。原来我们第三梯队的战士们，在圩内与敌人拼开了刺刀。从左胳膊上是否缠有白毛巾为标志，我看到敌我双方不断地互有伤亡。当看到圩内最近处的我方一位小战士，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也被这个敌人刺倒时，我迅疾跃进圩内，从这个敌人身上拔出了我方小战士的那支枪，也参加了这场舍生忘死的拼搏……
　　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次日清晨，我才跟随另一支突击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终于冲进了北门。中午，这支部队与西门、南门攻进城的部队一道，攻占了敌人师部所在地的盐城中学，全歼守敌一个师，活捉敌师长李铁民。
　　战役胜利结束了，但我没能再见到我所面熟的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他们纷纷倒在城外的高粱地里、乱坟岗里、敌人的圩壕里和巷战的街道上了。我们的记者胡捷同志，也在攻打西门时，与战士们一道爬梯登城饮弹而倒。另一位记者陈清伦也是满身泥巴，显得更清瘦了，他在跟随部队攻打东南城角的敌人时，也险遭不幸……
　　时过九载，我又来到了这个北门。当年高大的城门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人们进进出出的大豁口儿；当年倒下过我们数百名同志的壕沟、土圩子早被平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整齐漂亮的红瓦房。
　　面北眺望，当年我们赖以向敌人发起波浪式冲击的一大片乱坟岗也不见了，成了一片青翠欲滴的玉米高粱地。
　　当年战斗一结束，和陈清伦加紧撰写胜利消息和战地特写时，我就产生过沉痛而强烈的冲动：我们铺就胜利的道路并非是烂漫的鲜花，而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我们前线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及时地向人民报道这条胜利的大道，在不断地向理想的远方节节延伸。
　　现在，这条用无数烈士的汪汪碧血铺就的胜利之路，除台湾一岛之外，早已延伸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的理想呢？不论是先烈们的遗愿，还是一直永葆革命青春的同志们的意念，还能不能继续节节胜利地实现呢？
　　种种危险的迹象，使我产生了强烈而不祥的预感：我们的事业即便不会发生夭折，也会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挫折！
　　一想到这，我不禁一阵心酸，默默地流着泪，面对那似乎已旧貌换新颜的一片片故地及深埋其下的忠骨……

　　5　理应清醒的人
　　一
　　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盐城的。不要说全党的事业令人忧心忡忡，就是家乡的这些坏干部能不能被果断地处理，也使人深为忧虑。
　　在盐城，虽然地委负责人特地召开常委会听取了我的汇报和批评建议，承认下面的情况严重和自己的官僚主义，当即决定委派地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前往阜宁县，随后又派地委工作组前往调查，要求五天内解决问题。可是就在那次地委常委会上，当我谈到四乡八镇老百姓纷纷向我诉说坏干部罪行的时候，盐城专署秘书长竟不无讥讽地插话说：“你简直是个‘青天大人'了！”这，就是不祥之兆！
　　二
　　果然，在新华社编委会收到了我在家乡整理、经过家乡党团员们多次讨论修改并签名盖章的稿件时，也收到了《人民日报》转去的一封匿名信，信上无中生有地说我在家乡“自称‘中央委员'，自称‘戴青天'，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藐视地方领导干部”，等等。
　　本来，一边是数十名党团员签名盖章、事实详实的稿件，一边是空洞无物的匿名信，孰是孰非不难辨别；但是，只因我日常对新华社某些领导人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批评较多，他们竟对这封匿名信来了个“一边倒”，悄悄派人到我的家乡去调查“摸摸情况”，借口说是“审干”。
　　结果不出所料，“调查”完全走了样。就是那个地委工作组，在沟墩调查时也不看重绝大多数党团员和老百姓的意见，而片面地听信于那些所谓的“领导干部”和坏干部。他们反复地这样问群众：“戴煌一到家，怎么就知道地方情况的？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开过会？他的稿子是怎么写成的？”
　　这么一来，那些新恶霸们由垂头丧气复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公开扬言：“戴煌被我们告倒了！”
　　原来那封匿名信，就是在吕区长等人的指使下，由那个最坏的新恶霸自己写出来的。他们看到新华社的“调查”者和地委工作组都向着他们，就“驾轻就熟”地对很多控诉他们罪行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施以打击报复，甚至有些群众养的鸭子也被他们不由分说地吃掉了。诚恳正直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受到了压级和批评，并被调离了沟墩区……
　　家乡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更加惊恐了。他们三天五目就给我来封信，问“事情”怎样了？
　　有人在信中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们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
　　面对这些激愤难平的来信，我在回答中除了作些泛泛的鼓励安慰之外，别无他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人民的喉舌，我没能有效地冲破一切桎梏，把他们的痛苦和要求反映上去或诉诸舆论，更没能迅速帮助他们摆脱黑暗与恐怖，为此我深感痛苦与羞愧！
　　同时我又不能不这样想：今天的人民与我们的党，离得多么远！过去战争岁月的那种鱼水不可分的激动人心的传统，竟消失得如此之快！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农村的基层干部又如此胆大妄为！依靠这么一帮“歪嘴和尚”怎能念好经？怎能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怎能把广大人民群众领上自由、民主、幸福的道路？！
　　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以为除了毛主席本人负有不可推倭的责任外，还因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高高的城墙和表面的繁荣，把他们的耳目蒙蔽起来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少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自认为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富民强，从而事事都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这就促使自己的头脑更加发热，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老诚、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
　　我也急了，反唇相讥地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并把各自面前的书桌拍得直跳。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
　　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他们说我对各种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深思熟虑就轻言妄断，以致把许多事物看偏了、想错了。他们认为农民并不苦，干部们的生活好一些是完全正当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坏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指头”，用不着大惊小怪，悲天悯人。他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革命也是有污脏和脓血的”，继而又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谁也不能指望我们在一个早晨就将旧社会的遗毒清扫干净”，等等。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些论点都是脱离实际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老框框硬套复杂多变的现实。你们虽然都是一身清正的好同志，但一道城墙把你们与实际生活隔断了。恶流不伏，前功必溃2我们不能用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说的名言，来作为我们凡事都要慢慢来的挡箭牌。我们绝对不能把坏事与好事等量齐观，非要等到坏事多于好事时才着急。我们的人民虽然很听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容忍我们向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如果说，在我们做出的好事与坏事“九比一”的时候，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原谅；“八比二”的时候，也似乎还可以忍耐；但到了“七比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满；再向前滑一步，他们就会愤怒了！如果我们再这样高枕无忧，大祸必至！
　　那时候可以说，我心里确实憋着这么一股劲：“两脚踏翻尘世浪，一肩担尽古今愁。”对这些理应清醒而不清醒的同志对我的开导与说教，我打心眼里听不进去。
　　可他们却不以为然。谈心会只能草草结束。
　　四
　　我的忧虑在继续。我给报纸写了些杂文，全被退了回来。我大声疾呼，没有人理睬。公开地搞宣传鼓动么？自量无才，党的纪律也不许可。我想改行做监察工作，专门同特权分子和土皇帝、新恶霸们作斗争，又揣度新华社不会放我走。百般无奈中，想起了毛主席似曾说过，在党外，多养几个梁漱溟这样的人也有好处，请他们专门挑挑我们的毛病，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不易发现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如果在我们党内也能有这样一些人，岂不更要好得多？
　　一次，在家吃晚饭，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的事越说越愤慨，我就向自己的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也能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
　　她当即把我毗了一顿，说我这纯粹是想入非非。她说，党不建立这样的组织，就不能提意见、不能革除弊端了吗？
　　我想这也是，很快就忘了这档子事。
　　但是不久，波匈事件的消息传来，我的所有思考的结果，像又一颗“原子弹”似地爆发了！

　　6　所谓“万言书”
　　一
　　1956年10月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分别专攻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几十位同志，正在新华社大院最东边的“口”字楼顶上的大会议室温习功课，突然有人大发一声惊叫：“波兰出事了！”
　　原来他正在看《内部参考》，看到了上面刊登的波兹南市民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而遭到苏联驻军坦克阻拦的消息。
　　不少同志立刻围了过去，争看着，议论着。
　　以后大家密切注视着那里的事态发展，每天晚上都要先看看《内部参考》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然后才温习功课。
　　谁也没有料到，以哥穆尔卡上台为高潮的波兰事件刚刚平息，10月23日，又传来了匈牙利发生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消息。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我们的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研究了来自多种渠道的资料后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由此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变革，我们也必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往下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二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
　　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逻辑混乱、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外，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那么究竟写了些啥？
　　为保持原貌，除有些实情已在前面有关篇章被引用而不再重复以及对极个别错别字作了纠正之外，其主要内容如下——
　　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近年来，我很想向党和政府畅达一番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是许
　　多事实表明，似乎没有人愿意听取一个非常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人民对国家
　　大事发表一些意见。在党的“八大”开幕之前，我就想写这封信，后来因
　　进外交学院学英文而耽搁下来了。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
　　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否则，我觉得自己对人民有
　　愧和有罪。
　　从这段开场白中可以看得出，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党和
　　政府作何赞扬。因为应该赞扬的难计其数的事实，都被人们赞扬过了。现
　　在我要谈的，是关于党内和政府部门的某些黑暗的、令人忿怒而失望的方面。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
　　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
　　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
　　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
　　展中。
　　……①
　　①信中所述及的上述各章中已被提到的实例或评论，此处均以省略号代替，下同。
　　例子是很多的，一一列举何止万言。
　　今年国务院拿出了12个亿，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
　　以后每年也都将拿出这笔巨款。对于那些十分劳苦和收入十分低微的同志，
　　再提高一些我也双手赞成。可是这当中有相当大的百分比，用在生活水平
　　已经很不错的干部身上，我就不同意。拿我这样的干部来说吧，由于我将
　　有两个孩子，保持城市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比起农民来，
　　我觉得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人，一个月增加十块二十块，好不到哪里去；减少十块
　　二十块，也坏不到哪里去。可是对于一个农民，增加三角、五角的收入，
　　却是非常不易的事。因为他们平均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两三元的收入呵！
　　因此，为提高我们这等人的工资所用的钱，本应该用到农民身上去。
　　或者少收他们的公粮，或者适当地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不提高
　　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或是增加对农业方面或农村教育方面的拨款。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这并不是说，我忽视了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的不同特点；也不是说，
　　要我们干部和职工与农民在生活上一律平等；而是说，在提高国家干部
　　（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
　　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
　　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与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
　　种悬殊的程度。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
　　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
　　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
　　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
　　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
　　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
　　5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开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所举行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
　　和酒会，何止千百万次！新官上任，请客；有人调动，“欢送”；稍微有
　　些地位的人下去检查、巡视或参观访问，都有许多人在忙着为他们“洗尘”
　　和“恭祝一路平安”。特别使人气愤的是，不管中央和哪个省，也不管哪
　　个企业或哪个部门，只要一开个什么会，如果不美餐几顿和看几场大戏，
　　就好像没完成任务似的！
　　试问，这些钱从何处来？是哪一位主持者自掏腰包的么？不，一切的
　　一切，都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怪不得那些“显贵”们是如此的阔气与慷慨！
　　就是招待外宾，也不要每一次都来个“堆积如山”，更不应该邀请比
　　真正的客人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陪客。这不是什么政治的或物质的待遇，
　　必须人人去享受。应该想一想，多请一个陪客或多浪费了一只烤乳猪，人
　　民就要拿出多少钱来！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千
　　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
　　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已经拨了非常可观
　　的款子了，而且灾民们解除危机的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生产自救。可是，
　　如果我们能从每桌酒席上省下十块钱来，就能在青黄不接或草枯地冻之际
　　救活一条人命啊！
　　千百年来，我国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家们，一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最高美德。在1949年以前的那漫长的艰苦日子里，我
　　们党的千百万同志确实是非常完备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可是今天，许多人
　　一反“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大享其“先天下之乐而乐”，这怎么能不叫
　　老百姓悲痛地失望呢？
　　…………
　　我国历代真正的政治家所一致反对的“哗众取宠”的恶疾，到今天反
　　而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全国的
　　每一个角落。
　　例如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
　　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
　　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
　　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
　　如果真正是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
　　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会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
　　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
　　…………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
　　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
　　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又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
　　们的警惕。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
　　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
　　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
　　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
　　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
　　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看到过。即便有个什么检
　　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
　　误不负有任何责任。这，怎能令人信服呢？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
　　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
　　明的神。巴！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
　　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
　　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
　　我觉得，选这些人做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一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
　　在选举方法上，似乎不够妥当人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
　　比如，有些代表既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
　　偏偏当上了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
　　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人在群众中是没有威信的。
　　…………
　　最好的办法，我认为，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而不是由上
　　级指定名单让大家举手通过。只要真正是经过锻炼的、品质优秀、成绩显
　　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经过一番选举活动，诸如向选民发表演说、或
　　向党员进行介绍，等等，人们是会选中他们的。
　　如果说，怕这样做的结果，有一些中央看中的人可能选不上，那么倒
　　也清楚，就不要把这些人硬拉进去。
　　…………
　　以上种种意见和看法，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根据我日常和若干
　　同志的“谈心”综合而得。
　　既然有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什么不写文章呢？
　　是的，应当这样的。可是，这能够么？报纸能发表么？
　　今年9月初，我倒大胆地试了一次，写了一篇批评宴会、聚餐之类问题
　　的杂文，结果被《人民日报》编辑丢进了废稿堆。
　　和这稿件一起的，还有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上，
　　我谈到了目前我国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封信的结
　　果，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石沉海底！它或许已被送到了中宣部，也可能
　　被送到了公安部。
　　我所以说我们的言论不自由、新闻报道不够客观和公正，完全是有事
　　实根据的。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的材料和各种
　　参考资料，我们就会非常触目惊心地感觉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
　　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美、英等资本
　　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就使人一
　　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
　　人民和文化。
　　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而我们应该相信，我国人民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加上党的引导，他们
　　会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然而，我们从未这样做过，到今天也还未发现有这
　　样的趋势。
　　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愈是这样地隐瞒真相，就是把人民推离现实
　　越来越远。而一旦当人民看到事实后，他们的惊慌和失望的程度就会更大，
　　从而会愤怒地悔悟到自己是受尽了别人的欺骗！
　　斯大林错误之被揭发和匈牙利不幸事件之发生，为什么在我国广大人
　　民群众中产生“突然”和惊奇感，为什么会引起党内若干同志的思想混乱，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向人们宣传的只有好、好、好，似乎一切不好的
　　事是绝对不会、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最近，有许多人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我们的宣传带有
　　欺骗性和不信任人民的性质，表示了他们的正当愤慨，说“上当意大，失
　　望愈重”。我以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
　　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
　　的每一项政策及其每一种具体的做法都必然会是正确的。
　　因此，在将做或刚刚开始做一桩事的时候，不必发表过多的肯定胜利
　　的预言，而应该充分地预料到它会碰到的人为的或天然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号召干部和人民警惕和努力。
　　好与不好，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人民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断的。
　　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劳动人民盲目地信任干
　　部或不过问政治，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不利。
　　今天，有些人对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的不满，并非由于社会主义式
　　的“组织起来”的方针不正确，而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灾难！
　　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
　　是处处事事均“唯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
　　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
　　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自从改版后，确实是发表了一些干预生活的文章。但是，
　　它们的锋芒是对的谁？是对那些县以下的小人物，而且是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对于那些地位高得多的干部，对于那些不知严重多少倍的事件，以至
　　对于中央和国内重大的问题，却一句话都没有，这是什么道理？
　　对于这种种反常的现象，新闻界的同志并不缺少要讲话的人，可是，到哪里去讲呢？
　　三
　　这封没写完的信就到此为止。之所以没把它写完，更谈不上把它送出去，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听说全党即将整风，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次全党都来个“大洗澡”上。但是很快，这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7　啊——“同志”
　　一
　　1957年5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阐明提倡，苏洵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居易从古人之语中提炼而成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样的一些名言，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尽管有些批评十分尖锐且不尽妥善，但提倡大家畅所欲言并公诸报端这举动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领导胸怀广阔、大度雍容，何况很多意见是中肯可行的，虽然乍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
　　这当儿，为了节省时间，我和新华社的少数不愿每天坐班车来回跑的同志，已住进了外交学院干部学员的宿舍，本人还被选为中央很多部门派到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一、二、三四班住校同志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自己的肚子里已积存了多如乱麻的意见，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一篇墙报稿。
　　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其间，惟一正式表过态的，只有这么一件事——
　　整风伊始，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为了表示自己与人民同甘共苦，决心清扫官僚污垢，装模作样地打扫一小块街道，或浮皮潦草地下厂下乡走走看看，我们的报纸电台便颂扬备至。我认为这做得太过分，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把戏，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57年5月18日的新华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它只有1300来字，下面就是它的全文：
　　瓜不熟不甜
　　自从中央决定整风以来，全国各地有许多高级干部开始参加体力劳动，
　　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某些稿件中，出现了为时过早的赞扬，我认为这是
　　不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若干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在思想上、
　　生活上、作风上，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人们
　　在过去不敢这样明说。现在刚刚开始转变，有些人拿起扫帚、铁锹也不过
　　几个小时，我们马上就为他们大书特书，说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群众
　　是如何地感动，等等，这未免说得太早了。也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经我们
　　这样一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该劳动的人，因而才惹
　　得群众惊异和感动。有的消息中特意加上群众的反映说：“在旧社会里，
　　从未见过市长扫街。”然而，在新社会建立以来的八年中，这种现象又何
　　曾有过呢？我们的这种说法怎能说服人呢？
　　在战争年代里，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所有革命者的传统精神。
　　今天只是开始恢复这种精神而已，并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新鲜事。事实
　　本身就能向群众揭示出事情的本质，用不着我们去添枝加对、抹脂搽粉。
　　特别重要的是，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如果在这阵风过去之后，一切归复如
　　旧的话，我们怎样向人民交待呢？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劳动人民呢？他们年
　　复一年地辛勤忙碌，使我们饱食暖衣，几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们的干部
　　在一生中只扫了一小段街道，挖了两个小泥坑坑，反而一举闻名于天下，
　　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种做法是老病复发。我们如果敢于面对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确地认
　　识到：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
　　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
　　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
　　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
　　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
　　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
　　样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古话说得好：“不为有利
　　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
　　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
　　的，而不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
　　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
　　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紧
　　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说胜利就有胜利，说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而他们在胜利时
　　不骄傲，在困难中不气馁，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数。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
　　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
　　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地
　　深思么？
　　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其尤、陈铭枢、陈达、钱孙卿、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费孝通、冯友兰、向达、谢雪红、许德珩、黄琪翔、黄绍竑、黄药眠、葛佩倚、林汉达、刘王立明、陆侃如、陆诒、龙云、潘光旦、彭文应、沈志远、孙大雨、谭惕吾、陶孟和、曾昭伦、王造时、叶笃义、沙文汉、艾青、丁玲、陈企霞、陈模、陈沂、江丰、秦兆阳、钟惦棐、冯雪峰、徐懋庸、李世农、邵燕祥、刘绍棠、彭子冈、曾彦修、王翰、王若望、吴祖光、徐铸成、肖乾、顾执中、浦熙修、谭天荣，等等等等的党内外人士或青年学生，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不论住在社内还是住在外交学院的，在“口”字楼顶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还说这样的一些话，岂不自作鱼肉送刀俎？
　　不，我不这样认为。就是没有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也要这样讲。
　　小时候读私塾，恩师姚荫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书法练习本的空行中，出些上联让我对，偶尔也写点富有哲理的词句让我背。有一次，他写出了这么两句话，“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我一直牢记未忘。当我对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时，就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表示过，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错误手段来对待敢讲真话的同志，我也要说出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口”字楼顶的大会议室里，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做“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8　欲加之罪
　　一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3000多字的新闻，竭尽胡诌编织之能事。其全文如下——
　　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
　　【新华社北京7日电］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
　　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
　　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就对党
　　不满，反对党，以致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他说，
　　这个新党的名字没有定，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或者叫“第三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
　　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
　　戴煌利用记者工作上的便利，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随时随地
　　进行造谣诬蔑。他的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
　　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
　　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在“万言书”
　　中谈到“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的问题时肯定地说，“特权阶
　　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
　　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按照戴煌的荒谬的说法，这个“特权阶级”已经成了一个非要打倒不
　　可的“剥削阶级”了，他硬说这个所谓“阶级”同人民之间有着“生活的
　　剪刀差”。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谬论，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
　　“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
　　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
　　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
　　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
　　新的统治阶级又站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
　　戴煌在“万言书”中还用他去年回家（他的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
　　搜集的一个违法乱纪的干部的材料，作为攻击党的“最有力”的炮弹。他
　　把这个干部的材料加以渲染夸大，他说：“今天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距离得
　　多么远！”“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这种黑暗的深渊！”
　　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
　　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的官僚习气。”
　　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
　　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
　　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
　　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
　　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
　　行恶毒的攻击。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的箭，
　　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是
　　国家矛盾的根源。”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
　　自己神化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
　　“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
　　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
　　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他狂妄地攻击中
　　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自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
　　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
　　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
　　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
　　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他甚至把今天我们
　　国家伟大的建设事业也看成是“今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他认
　　为，建造武汉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那也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
　　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值得“自豪”的。
　　同时，戴煌还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来诋毁苏联。匈牙利事件发生
　　后，戴煌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他说，苏联的出兵，
　　“从公正及道义上”来说，“是讲不过去的”。他并且完全颠倒黑白、混
　　淆是非地说：“如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
　　戴煌对党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强烈地要求取消党对新闻
　　事业的领导，向党要求新闻事业的“独立性”。他诬蔑人民新闻事业是
　　“愚民政策”。他更到处恶毒攻击新华社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是撤掉这批
　　领导人，拆掉新华社。去年9月，有人控告他在家乡私自召集地主、富农、
　　被斗家属开会，搜集村干部的材料，煽动群众斗争村干部。为了查明真相，
　　新华社派人到他的家乡进行调查。戴煌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恨，他到中共中
　　央监察委员会控告新华社采取“秘密警察手段”，对他实行“政治迫害”。
　　戴煌还同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认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
　　员的说法“有其道理”，他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
　　天下”等谬论。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说：“党内‘三害'的
　　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
　　戴煌口口声声说他是“人民的喉舌”。他说，他对浪费国家财产、挥
　　霍人民血汗的人“恨之入骨”。可是，根据大家的揭露，他恰恰是一个极
　　端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他一贯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去年，戴煌领了1200
　　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在国家和党号
　　召认购建设公债时，他只认购40元。他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
　　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
　　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对于戴煌这种种反动言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指
　　出，戴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由于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和打着
　　新华社记者的幌子，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大家还揭露，戴煌老
　　早就站在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立场上。从解放后一进入城市，他就开始犯错
　　误，后来在国内和国外做记者工作期间，又屡犯错误，党曾不断地给予教
　　育和批评，希望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可是，戴煌不接受这些教育，相反他
　　对党深怀不满，对于屡次所犯的错误，或者当面抗拒，或者假检讨而后推
　　翻，然后更加猖狂地攻击党。
　　从去年起，戴煌就更加露骨地处处同党对抗，处处钻空子，他甚至说，
　　“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所有反领导的人，都是好人”，他表示要同他
　　所说的“官僚特权集团”斗争到底。他并且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宣布，他要
　　“准备受打击”，“准备坐牢”。这种种情况，都说明了戴煌走上反党的
　　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同时经过几次会议的揭发，在大量事实面前，戴煌还
　　承认在他的周围有一个“小圈子”，进行了一些反对领导反对党的活动。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认为，戴煌是记者群中的害群之马，
　　他们一致表示要决心继续揭露和批判他的一切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的言行，要他彻底缴械投降。
　　二
　　不难看出，这条新闻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从我那被称之为“万言书”的尚未写完的长信及日常言谈中摘出的片言只句，而且对我的人格也进行了污蔑诽谤。
　　不说别的，单说“戴煌领了1200元稿费，一个钱也没有交党费”等等来说，就完全不是事实。
　　这笔稿费，我确实是拿过的。但是稿费一到手，我就遵照党的“额外收入缴纳党费5％”的规定，如数缴纳了党费。我所以没能超额缴纳，是因为上有老母需要奉养，一个没有分文收入而又害有肺病的姐姐需要我的接济，一个哥哥因子女众多欠了国家银行的贷款需要我帮助偿还，另有几个读中学的侄儿需要我帮助他们交纳学费和伙食费，我哪有能力购买过多的建设公债和超额缴纳党费？
　　所谓“自己大肆挥霍，大吃大喝”，也不过是给自己的妻子做了一套衣服，花去了几十元；身边的同志说“拿了稿费要请客”，请他们到西单商场内的峨眉酒家吃了一顿晚饭，连酒水在内也只花了十元左右。
　　所谓“在做驻越南记者回国时，曾经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这是似是而非的谣言。事实上，当时决定我回国休假，我的行装和日常用品都还放在河内，由于妻子刚生了孩子，苏北老家又急需用钱，才预领了休假两月的工资，休假结束后，才决定我不再去河内，这怎么能说成是“多领了两个月的国外工资”呢？
　　至于“去年他为不给他提级，内心极为不满”，这更是没有影儿的事。事实上，1956年秋天国家为大家普遍调级时，我刚进外交学院学习。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脱产学习的人员，一般均不在这次提级之列。可是，在我根本不知情的背景下，新华社主动给我提了一级，我还有些莫名其妙，何来的所谓“内心极为不满”？！
　　对所有这类问题，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在“批判揭发”我的大会小会上，我都曾反反复复地作过完整的阐述与说明。但是擅长于胡诌的高手们仍要如此活灵活现地予以编造与歪曲，以混淆视听。
　　这就是一些“老战友'与“老同志”！
　　三
　　这条新闻，尽管如此地背离事实真相，但既然由新华社公开播发了，第二天的全国各大报都普遍照用不误，并随心所欲地标出了“各有千秋”的大标题——
　　《人民日报》：《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
　　上海《文汇报》：《戴煌想干什么？》
　　…………
　　香港的一家别有用心的报纸在其头版头条，刊出火柴盒大小的九个大字：“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
　　台湾方面，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我发布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湾来。”
　　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漆德卫，在其《北京反“右派”的浪潮》的新闻中，前半段说的是丁玲与“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到了我这个被他称做的“新华社的年轻工作人员”。
　　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就摘转了新华社的这篇稿件，说“新华社指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起就是一个反党分子”，“人们揭露戴煌曾经着手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在其中攻击共产党领袖，指责党的干部对群众采取狂妄和傲慢的态度。戴煌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动他的进攻的。”等等。
　　紧接着，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解放军报》发表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
　　本报讯　新华通讯社揭露出解放军分社一个以戴煌和李耐因为首的反
　　党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另外两个成员是韩庆祥、路云。他们四个人
　　都是解放军分社记者，大尉衔派遣军官。在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12日举
　　行的最后一次斗争大会上，戴煌、李耐因等已经被迫低头认罪。
　　戴、李反党右派小集团的全部成员都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野心家，
　　他们从1955年以来，长期地怀着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对党不满的情绪，经
　　常地背着党和组织纠合在一起，谩骂和诬蔑新华社的许多领导同志，打击
　　排斥别的军事记者，进而对党的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政治制度。
　　新闻事业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共鸣”了许多反动言论。右派分子戴
　　煌就是根据这些反动言论写了一部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
　　他并且还在小集团中酝酿过要组织“第三党”、对共产党进行斗争的狂妄
　　企图。
　　戴、李小集团诬蔑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是“新贵族”、“特权阶
　　级”，并且荒谬地说这是“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决定意识”。他们歪曲党
　　的集中领导制度“必然会产生个人崇拜”。由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
　　的假民主很欣赏，因而大肆攻击我国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
　　民主”。他们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一道高唱“今不上。昔”“中不如外”的
　　反动论调，来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荒谬地说像长江大桥和
　　飞机制造厂等伟大工程“也不过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戴煌、李耐因等大多出身于地主阶级和深
　　受剥削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眼中的我国农村也是“黑暗和痛
　　苦的深渊”，因此狂喊“农民太苦了！”“共产党忘本了！”等等。同时，
　　他们还诽谤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比不上解放以前”，文学艺术不如“五四”
　　时代，电影艺术多半是“公式化”，新闻事业是“教条”，不如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他们对我们伟大邻邦苏联的许多诽谤，实际上和帝国主义的叫
　　嚣一模一样。
　　戴、李小集团还曾经处心积虑地阴谋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妄图
　　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新闻观点强加于党，变解放军分社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阵地。在这一重大的阴谋活动中，戴煌、李耐因分别以小集团的“统帅”
　　或“军师”身份，指挥、率领着“急先锋”韩庆祥和“大将”路云一道，
　　向党发动了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猖狂进攻。
　　戴、李小集团选择了去年春天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的时机，发出这一
　　进攻的信号。他们在这次会议中利用当时军事记者们的某些不健康的情绪，
　　并且蓄意捏造了许多谎言，煽动军事记者在会议上“诉苦”，借此对新华
　　社领导进行恶毒攻击。
　　当新华社为了加强军事报道和便于培养军事记者，决定集中新华社海
　　防前线分社、志愿军分社和国内部军事新闻编辑组的全部军事记者成立解
　　放军分社，而解放军总政治部对这一措施也表示完全赞同时，戴煌、李耐
　　因等开始反对，继而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便密谋出一套同总政、新华总社
　　的领导意图相对抗的“方案”。他们借口“把军事报道提高到国际斗争水
　　平”、“准备应付战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根本否定和平建设时期的军
　　事报道，并主张除了“只留几个人看门”以外，调大多数军事记者去学习
　　外文等技术知识，学习回来只写自己愿意写的任何东西，所谓“自由发展”。
　　此外，他们并且坚决反对解放军分社接受总政的领导。这个“方案”实质
　　上是戴、李小集团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政治方向的纲领。当总政和总社不
　　同意这个“方案”，提出解放军分社“以工作为主，照顾学习”的方案时，
　　戴、李小集团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接着，李耐因和戴煌又密谋出另一个
　　“解放军分社归总政建制，同时保留新华社军事组”的“方案”来，企图
　　把军事组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与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分社分庭抗礼。他
　　们还狂妄地在小集团中对这个“军事组”的方针、编制、人选等都作了具
　　体安排，密谋抬出李耐因当“军事组”组长。可是他们的这个阴谋在领导
　　和其他军事记者的坚决反对下又告破产了。
　　从此，自称“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李耐因，
　　便迁怒于受总社领导上委托负责筹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而要戴煌、韩庆
　　祥、路云出面，四处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并且还威胁总
　　社领导说：要“联名抗议”，“集体罢工”！李耐因并亲自赶往福建前线
　　搜集材料，企图骗取驻福建前线的军事记者的支持。小集团还背地策划、
　　积极活动夺取采编主任职位，以便控制解放军分社。甚至捏造“群众要联
　　名向中宣部控告”，公然诬蔑新华社领导同志。
　　在解放军分社成立后的一年来，李耐因和韩庆祥共同采取对工作消极
　　对抗的态度，在军事记者中挑拨是非，制造不和，并向总政宣传部新闻处、
　　解放军报以及首都各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派遣军官，大肆散布攻击解放军分
　　社领导同志的谰言。他们还采取了许多极为阴险卑鄙的手段，破坏“八一”
　　三十周年的报道，企图借此把解放军分社的领导同志打下台，把解放军分
　　社搞垮。
　　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们一致认为，戴煌、李耐因反党右派
　　小集团长期以来早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一年多
　　来对党的疯狂进攻，实质上是一场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激烈的政治斗争。新华社从7月中旬开始发动对右派分子戴煌的斗争以及继
　　而揭发出小集团的内幕以来，到本月12日为止，先后举行过三十多次大会
　　和小会，终于迫使这群右派分子不得不在大量的事实和真理面前低头认罪。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供稿）
　　看了《解放军报》在头版刊登的这篇报道，可谓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们的又一“杰作”。至此存照，使人们一窥那个时代这些“高手”们歪曲捏造、致人于死地的毒辣手段。
　　事实真相是，我与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同志都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开始都从事新华社军事报道，在横渡长江后或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曾一道工作，调总社后又在同一个部门，自然熟悉亲近些。没想到这就成为一条罪状——“为什么你们来往多？这还不是‘小圈子'、‘小集团'？”先定“罪”，后“求证”，一个“反党的”、“有阴谋”的“右派小集团”就这样下了定论。
　　因为定为“反党的”、“有阴谋的”、“篡夺领导权”的“右派小集团”，于是正常的出差去作报道工作，也成为“阴谋活动”；正常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成为“互相呼应”；连日常的闲聊天，也成为“背着党”的“小集团活动”，那“目的”据说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原先的军事组和后来的解放军分社充其量不到十个人，而把这个“小集团”竟描绘成有“统帅”、有“军师”、有“大将”、有“急先锋”、有“纲领”，还有什么“把握情势，制定决策，划分阶段，指挥斗争”的一套“战略战术”，不啻是一场夺取国家政权的“宫廷政变”，这岂非咄咄怪事！真是可悲又可笑！
　　四
　　随之，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家乡的那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了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亲者痛，仇者快》，把新华社的那条电讯在国内外引起的一切恶果的责任，全部推在我的身上。
　　霎时，我硬是被一些人推进了万丈深渊，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如此，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几乎无一幸免。根本不是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而纯粹是徇私报复，落井下石，搞臭骂臭，浊流横溢。
　　这样的所谓“批判斗争”，对我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说一句公平话：虽然对我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斗争”，在语气文字上对我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诬蔑诽谤，但在行动上并未损害我的人身尊严。
　　当时，正处于闷热的夏天。我忙于记录别人的批判发言和所提的问题，紧张得汗流泱背，社党委书记普金在一旁给我扇扇子，社党委委员了九递毛巾擦汗并倒来了茶水。这些文明举动，非“文化大革命”中的拳打脚踢“造反有理”可以同日而语的。
　　后来，也许全社接踵而出的“右派分子”太多了，连一位汽车司机和一个未满18岁的电台练习生也被“揪”出来了，实在“批”不过来了，才草草结束了对我的“批判”，叫我写“检讨交代，提高认识”，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康生同志选定的九部马列著作，争取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此刻，我内心斗争之猛烈，犹似江海汹涛之激荡！
　　9　定罪
　　一
　　1958年3月上旬，我的数万言的“自我检查”交上去了；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像键牛般驾辕拉土的义务劳动也完成了。新华社党委书记普金让我继续在家多看点书，复习复习英文，听候组织上的处理。
　　这时候，我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刚从宣武门新华社机关大院的仁义楼宿舍，搬到了如今京西宾馆南边的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区。
　　这宿舍区当时还很荒凉，附近既没有京西宾馆，也没有军事博物馆和其他任何高大建筑物，只是个四周拉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空旷冷漠的黄土大院。在这个黄土大院的东南角，仓促砌成了一座“凹”形的四层红砖楼。我的新家，就在这座楼西北角底层的最顶头，直冲着狂呼怒吼的西北风。
　　一天，社里一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把我叫到城里去，悄悄对我说：“很不幸，你已成了全国应受‘二类处分'①的‘标兵'了，《结论》也已打印出来了。你先看一看，好有个思想准备，准备日后过最艰苦的生活。”
　　①对“右派分子”的处分，除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外，其行政处理共分六类：一、劳动教养；二、监督劳动；三、留用察看；四、撤职；五、降职降级；六、免于行政处分。
　　说罢，他就拧开他的办公桌中间大抽屉的暗锁，把一份已用订书机订好的《结论》递给了我。
　　二
　　将受何种处分，生活将如何艰苦，我并不太重视。但匆匆看了那份《极右分子戴煌的政治结论》，我简直呆若木鸡了！
　　虽然，从长达三个月的“批判揭发”和那篇绝妙的“新闻”中，我已深感我们新华社不乏“隐其全豹，取其一斑”地罗织他人罪名的“高手”；但是如果不把这些罪名正式写上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政治结论”，我还不能惊异于这些“高手”用心之狠毒。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在思考，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相信尊敬的读者已从以上各章的叙述中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摆在我眼前的这份《结论》强加给我的罪名之大，简直可以立刻把我绑赴法场！而这些“高手”中的大多数人，恰恰是与我滚爬过同一条战壕，打过同一副扑克，并用我偶然所得的稿费，去全聚德、砂锅居、峨眉酒家、大地餐厅共尝过美味小吃的人。
　　现在，请欣赏一下他们利用我主动交上去的那封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和奉命根据大家的揭发批判追逼而写的“检查说明”中的一言半语（即《结论》中打引号者），给我胡诌而成的罪名——
　　（一）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这个“阶级”
　　和广大人民之间有着“生活上的剪刀差”，它的内部是“你争我夺”、
　　“乌烟瘴气”、“逢迎、拍马、惟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每个角落”。认为
　　“全国解放后，共产党蜕化了”，党的“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
　　干部无法无天”，以致“全国各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老百
　　姓失望到极点”，“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认为“今天国家矛盾的
　　根源是神化和特权”，主张“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组织“第三党”
　　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
　　（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中央集
　　权至上，削弱了普通人的民主与自由”，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人民
　　代表是“指定的”、“摊派的”，都“不民主”。称赞资本主义国家的议
　　会民主、职业自由和虚伪道德，主张“开放一切自由，允许自由辩论，自
　　由结社，自由批评首长直至中央和毛主席”，并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必修
　　的政治课。
　　（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看
　　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认为“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
　　和改造黄河，都不过是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
　　值得自豪的”。认为合作化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消极失望的阴影笼
　　罩着千百万人民”。
　　（四）反对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党的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记者
　　“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新闻报道“不客观和不公正”，“过分夸大地
　　宣扬了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而偷偷地掩盖了黑暗和腐朽”。认为我们只报
　　道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坏的，不说人家好的，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
　　义国家就想到那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是极不公平的”。主张记者
　　要有“独立性”和“一副硬骨头”，“坚决向党斗争到底”，争取资产阶
　　级的“新闻自由”。
　　（五）自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
　　生了动摇。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
　　“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
　　认为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新殖民主义政策”，说苏联出兵援
　　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叛乱，“从公正及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如
　　果说苏联出兵是对的，那么美国帮助蒋介石也是对的了”，“匈牙利事件
　　内因是主要的”。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
　　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六）戴煌依据上述反动观卢、，曾于1956年春写了一份“万言书”
　　（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
　　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
　　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进攻。他下
　　定决心“准备受打击”和“坐牢”，要同所谓“官僚主义集团”斗争到底。
　　（七）组织反党小集团。自1956年初到同年10月期间，以他和李耐因
　　为首组织了反党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领导活动，阴谋篡夺解放
　　军分社领导权并篡改其政治方向。这一阴谋虽然终告破产，但对工作造成
　　了很大损失。在小集团活动期间以及后来的长时期内，戴煌均散布了大量
　　的反动言论。
　　处理意见：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
　　夺军衔。
　　我愣了一会才长叹一声。随后，把这重似千钧的几小张打印纸，默然送还那位好心的同志。
　　这位负责同志从桌后立起身，递给我一支烟，并点上火，才问我对这《结论》有什么意见。我苦笑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
　　我记得很清楚，这《结论》引用我的一些话，是一些“好心的同志”采用“引导”、“启发”实是诱供逼供的伎俩追逼我，我才说出来的。
　　下面，就是这种追逼的实录——
　　有人问（以下简为“问”）：你是常常考虑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那么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怎样看？
　　本人答（以下简为“答”）：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
　　问者说：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动摇。
　　问：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但仍然肯定了列宁。你对此怎样看？
　　答：斯大林的问题是应该提出来的，但赫鲁晓夫是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的。他过去也喊过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之类的口号，现在却把斯大林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道德的。现在他又抬出了列宁；由于他反复无常，说不定有一天他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
　　问：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发出警告，士。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结局只能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他们胆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可能全部解放。但美国可能不会垮，因为美国人民吃得好，穿得好，不会起来革命。
　　问：既然你认为我们国家有“神化与特权”，有“官僚主义集团”，你打算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答：我打算发出呐喊，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说理斗争。
　　问：那你就不怕受到打击么？
　　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准备受打击，也不怕坐牢。
　　问：你曾向你的爱人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你有没有向别人表示过要成立什么新的党派？
　　听到这里，我不禁怒火中烧！我想：这哪儿是什么“分析批判”，“帮助”我“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而明明是把我往断头台上推嘛！我十分恼怒地回答：我是想成立新的党派！
　　问：这党派是什么名称？
　　答：第三党！
　　…………
　　《结论》中的一些引语和词汇，除了“万言书”外，就是这么来的。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已成定局！如果让我看这份《结论》的负责同志有能耐变动《结论》的分毫，他就不会先让我看看这《结论》，并望我做好泅渡苦海的准备了。
　　我由衷地谢了谢他，和他拉了拉手，就回城外皇亭子的那座“寒窑”了。
　　四
　　1958年3月18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准时赶到城内机关大院“工”字楼二楼会议室开会。我预感：“罪状”早拟好，“宣判”的时刻到了！
　　我提前一刻钟，就赶到了城内机关大院，独自一人走进了那个会议室。
　　不一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几十名党员同志陆续来到。他们沿着四边的墙裙，随意找张软椅坐下，没有言笑，一片冷漠，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其中被挂上“右派”称号的，共有十余人，约占国内部总人数的20％，包括被叫做以我为“主帅”、李耐因为“军师”的“反党右派小集团”的成员。此刻我们都像素昧平生，目不对视，往日同志间坦率友爱的热流“顿失滔滔”。
　　会议室中间，有一张乒乓球台似的铺着白台布的长方桌。桌上搁着一只嘀嗒嘀嗒响的双铃小闹钟。时钟指到两点整，会议准时开始。会议主持人用地道的北京话宣布：“这是处理国内部右派分子的党内会议。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接着，就由每一个“右派分子”所在的党小组派出“忠于党”的人，轮流向大家宣读这些不幸的人的《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每读完一份，都要到会者举手“表决”通过，惟独不让被称做“右派”的人在被开除出党前行使一次党章规定应有的表决权。
　　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注意到：“极右分子”已被改成了“右派分子”，但是其他字句原封未动。让我签字时，我本想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那张小纸条，抄上这样的几行字：“我有过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来的论断。”但是一想到刚才主持会议人所宣布的那个规定——“二类”者如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将被“开除公职”，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忍受一下“俯首折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还是要革命的。在这不露声色地作了短暂的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己难地签上了“同意”二字和自己的名字。
　　散了会，有人向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下个月（即1958年4月）起，155.75元的工资就再也没有了，每月只能拿28元生活费。
　　随后，我只身孤影地徒步出了城，顺着当年还分上下行车道的复兴门外林荫大道，向皇亭子踽踽独去。只听得干冷的春风，吹得路中间与路边密匝匝的白杨树，发出阵阵呜呜声。似乎苍天也在为我们这些落难的人悲咽不平。
　　五
　　的确，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些人竟也会遇到一个“三?一八”！
　　1926年的3月18日，鲁迅先生的得意门生刘和珍等人，因向反动政权争民主、要自由，倒在段棋瑞执政政府门前的血泊中，光荣殒命。事隔32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自己党所领导的政权下碰到了“三?一八”，它应该算做什么日子呢？！
　　我们只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与国法，又是在党的一再召唤下，向自己人发出了正当的忠告与呐喊，竟也被当做死敌一脚踢出“山门”！虽然这与段棋瑞们屠杀刘和珍等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想到今天我们同是革命者而如此作践“同志”这一珍贵字眼的人，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时候，我就禁不住要从内心深处发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临赴刑场时那样的呐喊：“警惕啊，人们，我爱你们！”①
　　①伏契克在其遗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一行的原话是：“人们呵，我爱你们。你们得警惕啊！”
　　10　家庭
　　一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其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一开头这样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正常国度正常岁月的家庭来说，这论断也许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一旦许多家庭的不幸，不过是同时代政治狂澜中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漩涡，那么它们则不会迥然有异，而是风雨同舟的了。就说发生在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的“十二月党人”事件和斯大林式的悲剧，以及发生在同样辽阔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类似的悲剧，给多少人和多少个家庭带来的不幸，就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二
　　1958年3月20日，即本人被开除出党第三天上午，我的妻子从城内新华社机关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当天下午两点，在西单区政府门前会合，办理离婚手续，小女儿归她，大女儿归我。她特别叮嘱：“不要向外婆说，免得她老人家难过。”
　　“外婆”，就是她的母亲，我们都以孩子的口气这样尊称她老人家。
　　老人家小脚，瘦弱，守寡已多年，正随着我们过。一听说我被开除出党，她老人家就哭红了眼睛。
　　听了妻子的叮嘱，我说了一声“好的”，没说过第二句话。虽然我们已结识多年，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抗美援朝后我又去了越南，从越南回国后又闹过一些小别扭。这一次，在全国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潮中，她若不是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贴出那张令人震惊的说我要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大字报，说不定她也会被这场汹涌的政治波涛所淹没。她比我年轻3岁，才27岁，决心和我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本人从小受到的孔孟遗训较深，总觉得一旦结为伉俪，如果没有什么实在过不去的芥蒂，就该白头偕老，同舟共济。特别是想到我们的两个女儿的未来，我就忍不住要流泪！
　　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大的叫戴青青，才3岁半，生于1954年10月27日，当时我还在越南，此刻她正在新华社幼儿园；小的叫戴贝贝，生于1957年5月17日，此刻刚满十个月，只会发出惟一的单音——“爸”，由外婆和一位老保姆带着。她们同父同母所生，难道就忍心看着她们这样不会留下任何弥可珍贵的儿时记忆，各奔东西了吗？
　　可是转而一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个豪爽的男子汉，宁可独吞苦果，决不牵累任何人。
　　三
　　下午两点，我套了一件还是1954年冬天在河内做的海军呢大衣，穿着平时一直穿着的已打了几块皮补丁的黑灯芯绒旧棉鞋，准时到了二龙路师大女附中对面的西单区政府门前。不一会儿，妻子也到了。我们一同走进区政府小院，来到楼下的婚姻登记处。
　　一位精瘦的约莫40岁左右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色和太行山区的口音可以判断，她也是从老解放区磨炼出来的，说不定过去就做过妇救会这类的事。她得知我们的来意，似乎并不那么乐意地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离婚登记表》。她叮嘱我们好好地填写，尤其关于子女的归属要填写好。
　　不一会，她拿起我们填好的表，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长叹了一口大气，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说得好轻松！‘两个孩子，一人一个'！一个好端端的家庭，难道就这么拆散了不成？！‘政治上有分歧'！什么分歧？不就是提了几条意见，说了几句错话吗？过去为党为人民拼死拼活地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说错了几句话就一笔勾销了吗？！”
　　她的目光离开了手上的登记表，直愣愣地看着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把表放在这里。这件事，不能一下做定论。我们还要慎重研究，还得征求新华社党委的意见。你们要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十来岁就参加了党的啊！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往后如果接不到我们的通知，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说完，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握别的手，又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大门口。
　　四
　　我俩双双步行，向复兴门走去，边走边谈，谈谈今后各自的打算，重点是外婆和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对孩子的抚养和对外婆的赡养，今后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了！我个人今后每月只有28元钱生活费，今后将去何处“监督劳动”，也还是个未知数。不论怎么克俭苦省，每月至多只能省下十几二十元。妻子当时每月78元，除去她个人的必要的开销，只够大孩子在幼儿园的费用。老保姆可以辞退，请她包涵；可是小女儿和外婆怎么办？至于我苏北老家的老母和生肺病的姐姐，以及同样需要我不时接济的几个正读中学的侄儿，只得愧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磋商的结果，惟一可行的办法，只能请外婆带着小贝贝到大连去。孩子的大姨母和大姨夫，都在大连——大姨母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大姨夫是一座重型工厂的党委书记，两位都是新四军时代的老同志，工资都较高，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如能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岁月，那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的前景永远不会好转，而他们又愿意把贝贝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也未尝不可。
　　好，就这么办，等一回到家，就给他们去信。
　　五
　　我们出了复兴门，过了三里河木桥，到了钓鱼台南侧。
　　那时候的钓鱼台，还是满目荒凉的黄土地，水边一角的一座孤零零的小破庙，也快坍塌了，但周围的麦地已开始返青。妻子提议歇一会儿。
　　我们下了大路，走到麦地中一条荒草萋萋的小土埝上坐了下来。环顾早春景色，我们发现，返青的麦苗丛中散布着一星半点的小荠菜，它们有的在嫩绿的小叶下，已绽出芝麻粒大的小白花，很招人喜爱。妻子说：“咱俩挑点荠菜回去吧？就是炸不了春卷，熬点荠菜粥也是好的。”
　　“好的。”我也装着乐以忘忧的样子随声响应，“在我们苏北老家，这也是逢春必享的美食。”
　　待我们各自挑满了自己的帽子，她用自己的小手绢一起包包好，夕阳已下西山，暮色苍茫了。我们这才继续往家走。
　　快到家门口，妻子再次叮嘱我：“关于登记的事，你什么也不要说。不然，外婆又会难过得吃不下饭的。”
　　我点点头。但是一进屋，当站在小孩床里的小贝贝又欢快地大叫一声“爸”，就扶着小床栏杆咯咯咯笑着来回走的时候，我顿时苦泪盈眶，疾步冲了过去，把她一把抱了起来，不住地亲她那红苹果似的小脸蛋。妻子在一旁忙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才竭力克制住自己，放下了孩子，背向着外婆进了里屋，迅速抹去了眼眶周围的泪水，不让她看到我脸上的会引起她多一分悲戚的痕迹。
　　大连方面很快回了信，欢迎外婆和贝贝去。惟一的要求是把贝贝的一切衣物，包括小孩床和澡盆等等最好都带去，免得他们再购置。
　　说得很在理：孩子走了，我们留下这些东西也用不着。再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接回来，人家得花费多少钱！何况人家还要单独奉养老外婆。
　　不日，妻子就带着外婆和小贝贝到大连去了。我带着青青把她们一直送到前门火车站。外婆抱着小贝贝站在车厢门口，教口口叫“爸爸”、“姐姐”，招招小手，向我们告别。我又一次强忍着泪水……
　　六
　　她们走了！我独自一人，按第二步计划行事：退掉了两大间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子，把一切家什搬到斜对角另一个楼门里的一个最小的房间里，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为的是每月省下几元房租和水电费。当新华社决定4月7日上午，我和另外五名受“监督劳动”处分的“右”字号人物去北大荒时，妻子也从大连回来了。看得出，她似乎也很难过。
　　离京前夕，我与妻子躺在床上久未成寐。承她雅爱，她让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
　　这奇怪吗？
　　不奇怪。在吃“新闻饭”之前，我和她分别在新四军不同的文工团干过几年。她跟随部队北撤山东后，她所在的那个文工团留在苏北敌后的许多同志，和我所在的文工团合并，这大有助于我们在打进南京后一起做新闻工作时的相互了解。她会拉二胡，同时认为我的嗓门儿还凑合，往往兴致一来，就拉起二胡让我唱，而且常常让我唱她最爱听的歌剧《甲申记》中的《圆圆曲》……
　　1945年夏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为避免胜利冲昏头脑，苏北新四军许多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城不久即失败的历史剧。其中最著名的是夏征农编剧、沈亚威作曲的歌剧《甲申记》和阿英写的话剧《李闯王》。《圆圆曲》为《甲申记》剧中人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所唱，其内容是婉劝李自成手下的骁将刘宗敏不要对她无理，以免激怒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词曲如怨如诉，哀婉动人……
　　妻子自己，音色略带低哑，但对音律的掌握和情感的表达，倒也小可人意。据说我到越南完成了奠边府决战的报道任务后，新华社欢送几位记者去越南，她在大家的要求下，曾相当动情地唱了苏联的这样一首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的大女儿。我相信她在那种场合下单单要唱这支歌，确是出于纯真高洁的情爱的。很可惜，这情爱经不起霜打雪夺而犹如昙花一现。在这迟早总会天各一方的时刻，她要我再唱几支歌给她听听，与其说旧情难忘，不如说留个无形的纪念吧！
　　她怕隔壁的新邻们听见我的歌声，暗笑我们这是“望乡台前打溜秋——死中作乐”，特地要我“轻轻地唱”。
　　我轻轻地唱了，先唱了朝鲜的《春之歌》，继而唱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我们怀念雅拉玛》，最后才唱了她最爱听的《圆圆曲》。
　　《圆圆曲》的歌词大意是——
　　今朝啊今朝，
　　旧江山换了新主，
　　正欲把基业稳固，
　　莫国妾逼反了儿夫。
　　他见我，在田国丈府；
　　他迎我，用油壁香车；
　　他别我，因兵书频催；
　　他约我，永不相误；
　　他爱我，如掌上明珠。
　　只怕他，听说奴被将军掳，
　　他就要冲冠一怒，六军编素，
　　勾结满番胡奴。
　　将军——
　　目前边患正猖撅，
　　遍地疮痍犹待抚。
　　将军啊将军——
　　奴似落花流水任漂泊；
　　你好比东方旭日初升，
　　莫被奴这乌云遮住……
　　我唱完了，她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她的心头是否也和我一样在滴血。
　　七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与同志们乘坐带帆布篷的大卡车进城。在人们熙熙攘攘地急于买份早点就去办公室的机关食堂里，妻子特意多买了几个咸鸭蛋和几根广东小腊肠，陪我共进也许是分手前的最后一顿早餐。
　　早餐后，我们去北大荒的六个人——对外新闻编辑部编辑。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格的侄儿陈封雄，对外新闻编辑部英俄文业务干事梁昌荣，参考资料编辑部编辑、一度担任过国民党行政院长的俞鸿钧的外甥陈亮，地方新闻编辑部编辑方约，新闻摄影编辑部编辑杨迎先，以及我本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和书箱，等等，登上了一辆陈旧的也有帆布篷的美式中吉普，直开前门火车站。
　　车子快出新华社南大门时，我才从车后发现新华社机关党委的几位男女工作人员，在大铁门里面的路边上向我们挥手送别。
　　这时，还可称做我的妻子的她，也匆忙赶来站在一边，默默无语地向我挥了挥她那小巧的手。我一下从一边的侧座上躬着腰站了起来，一手紧抓着车后的栏板，一手伸到帆布篷外，像要划破空气似地使劲挥动着，大声呼喊着妻子的名字——“再见了——青青——拜托了——”直到车子拐上了国会街①，顺着宣武门里的城墙向东开，再也看不见她了，我才返回自己的座位。
　　①北京的城墙，在“文化大革命”前才开始逐步拆除。当年新华社门前叫国会街，现在叫宣武门西大街，为北京前三门大街的一段。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同遭这种不幸的家庭究竟有多少？谁能说得清？！
　　名扬中外的新华社：再见了！
　　古老美丽的北京城：再见了！
　　此去能否复归，谁能为我们掐指一卜！
　　11　去北大荒
　　一
　　去关外的列车终于启动了。
　　在我们所坐的车厢里，只有我们这六个人的穿戴特别显眼：狗皮帽，老羊皮大衣，大头鞋，长长的棉猴儿，都是那种“闯关东”的打扮。
　　据说前些日子，一列列火车拉着中央各部的“右派”奔向东北时，前门车站上曾多次“上演”过真正悲声泪雨的伤心剧。每当汽笛一声长啸，车窗里，站台上，多少双怅然离别的眼睛，多少抑制不住的泪水，多少只发疯般挥别的手，数也数不清。车厢里的很多年轻人——最小的刚满18岁——有的脸上还挂着泪，都高声唱起苏联那首催人泪下的《共青团员之歌》，一些年岁大的人也随声跟着哼哼：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在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今天我们也启程了。看来整个列车上，只有我们这六个人怀有这样的心情，不可能再目睹那一幕幕撕肝裂肺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劳动，本是光荣而自豪的字眼。可是一加“监督”二字，它就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耻辱与痛苦！
　　不过，我们也都多少懂得一点辩证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管别人为何“拿着大顶”看待我们、凌辱我们，我们仍然应该以革命者的气概，在完全崭新的生活中继续不断地丰富自己，在幽暗中追寻光明。
　　二
　　这时，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转业官兵，也正在纷纷涌向北大荒。
　　据说，从1947年起，人民解放军就先后抽调数以万计的官兵，分批进入这世界上仅存的三大片黑土荒原之一。
　　1954年，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长王震，又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开发北大荒的报部，并亲自率领铁道兵七个师两万余人，先行挺进北大荒，相继建起了850、851、852、853、854、855直到8511等12个农场。
　　所以，将离开北京时，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普金对我说：“北大荒的冬季天寒地冻，约半年时间，大家只能呆在屋里或帐篷内御寒，可不要荒度了这段时间。你要把英文课本和《英汉大辞典》等等都带上，利用漫长的冬季好好学习，日后还是用得上的。”
　　我带了满满一箱子书，事后才知道这成了特大累赘。但在当时，对去荒原中追寻光明还是满有信心的。
　　信心满怀，但何时才能离开北大荒把英文派上用场，心中没底。在奔赴北大荒的路上，在沈阳转车时，我们有人逛了这座古城，有人游览了清王宫及其东陵与北陵；到了哈尔滨，我们也游逛了这座由“晒渔网的场子”逐渐发展起来的比较现代化的城市。
　　我们抵达临时停留的目的地——牡丹江迤东的密山县城时，已是离京后的第四天了。比我们先期到达的新华社保卫科科员王书仿同志——一位仍把我们这批“右派”当作同志看待的年轻人，来到满是转业官兵和一堆堆行李什物的车站，帮我们搬行李。他是专为安排我们的具体劳动场所打前站的。
　　这里是北大荒边缘的一个小县城，“满洲国”时代被叫做“密山省”省城。它没有城墙，只有沿着十字街排列着的简陋的平房。关内已春暖花开，树技新绿，这里还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我戴着厚厚的大口罩和棉手套，穿着厚厚的棉军服和棉军大衣，足蹬志愿军时代的高筒厚皮靴，仍然觉得很冷。
　　王书仿同志告诉我们：我们将去的是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后改称牡丹江农垦局）属下的最早创立也是最大的850农场。其骨干成员是1954年转业的铁道兵850部队的官兵和一批地方干部，基本劳动力是由河南等地发配来的劳改犯。它已有五个分场和一个刚刚建立的云山畜牧场。我们将去的，就是这个云山畜牧场。他正为我们联系车辆，要我们耐心地等一等。
　　这样，我们就有充裕的时间，与来自天南地北的成群结队的转业军官们一样，游手好闲地去逛逛那几条满是冰雪的马路，皮靴或大头鞋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逛累了，就在一家老乡家里的地炕上睡大觉，或到临时接待转业军官们的大帐篷里吃饭。
　　天气是这样的冷：大帐篷里竟也有零下20多度，流下的清水鼻涕就势一抹，棉手套上立刻就又多了一小片薄冰。“在北大荒动不动就会冻掉鼻子和耳朵”的古老传说，看来并非耸人听闻的荒诞奇谈。
　　4月13日，进军北大荒的总指挥王震上将来到了密山，在密山车站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主席台的两边挂着王震上将自己写的一副对联——
　　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
　　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
　　“密虎宝饶”，就是紧挨乌苏里江和兴凯湖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四个县。
　　王震对当时聚集在车站广场的万名转业军官说：“在这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将盖房子开荒，相信大家能够战胜艰难困苦，一定会战胜艰难困苦。你们都是当过排长、连长、营长的，我也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同志们过去在战场上都是带头打冲锋的。那么开发北大荒，遇到艰难困苦怕不怕？”
　　“不怕！”大家齐声回答。
　　“苦战三年行不行？”
　　“行！”又是齐声回答。
　　“这很好！早走早到目的地，早到目的地早生产，明天早晨就出发，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第二天，一些转业官兵就打着王震上将亲手授予的“迈开英雄步伐，走向生产前线”的大旗，向乌苏里江边的农场进发，我们也跟着离开了密山。
　　三
　　离开密山的那天上午，阳光普照而寒流滚滚，卡车几乎完全在雪壕中艰难爬行。我们都戴着风镜，但雪地反射的强光和无孔不入的雪沙，仍刺得我们常常睁不开眼。
　　王书仿同志说，按规定，受“二类处分”的人，应该到853农场去。那里是刚创办的，比较苦，在乌苏里江边上的饶河县境内。丁玲、聂绀弩、吴祖光等人都已到那儿去了。他们人多，有专车运送。我们人少，路又远，只好搭顺车到较近的850农场云山畜牧场。这个场子离密山、虎林都比较近，很快就会到达。
　　可是，说是100来里地，我们悠悠晃晃地从早饭后，一直晃到太阳快落山，才到了只有几座两头趴红瓦房的云山畜牧场场部。
　　从一座房子里，出来一位已经不佩戴肩章的转业军官，手里拿着一纸介绍信，要我们就车去第三生产队，说是一直向西，转弯向北，总共只有十几里地就到了。
　　这样，我们到达第三生产队队部时，天色已经昏茫茫的了。
　　这是紧挨当年杨子荣们苦战过的完达山南麓的一个生产队。几年前劳改犯们留下来的两片住房之间，是宽达千米的森林沼泽地。东边是队部、伙房和一座磨麦子的小磨坊，号称“三间房”；西边有五座完全用草坯垒成的比较宽大的草房，住着先我们到达的中央各部的“右派”，号称“五间房”。“五间房”西边有一条蜿蜒曲折、越来越高的小公路，通向深山里的老电锯厂。王书仿同志抢着帮我们一趟又一趟地穿越林间小道，踏着沼泽泥地，从“三间房”向“五间房”扛行李，累得满头大汗，直呼白气。我们打心眼里双倍地感激他。
　　12　新相知
　　一
　　我们的来到，引来一批批同难相怜的伙伴。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和他的妻子张晓非，《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郭允泰、管仲强，国家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之子——1955年才从美国归来在对外文委任职的丁耀瓒硕士，等等。
　　他们是3月25日早晨离开北京的。当时天空灰蒙蒙的，空中有一群白鸽在自由飞翔，不时发出鸽哨的鸣叫声。他们在前门火车站广场等候剪票，大多沉默得没有笑容，仿佛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块大石头。剪票进入站台时，没有亲人为他们送行，因为他们的单位规定不准亲人送行。他们穿过光线很暗的站台过道，默默地进入车厢。有一位二十刚过的男青年，还止不住地流眼泪。
　　在这批不幸的人当中，我惟一很熟识的是《光明日报》女记者徐颖。她是与我关系密切、一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又一同被打成“右派”的新华社记者姚昌涂的妻子。她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整风鸣放阶段遵照报社领导的指示，如实报道了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的鸣放意见。一声“反右”令下，这些鸣放者纷纷中箭落马，她也成了“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
　　由于夫妻二人双双落难，徐颖在忧痛中早产了怀胎仅八个月的女孩。这孩子极为纤弱，呼吸艰难，不得不被送进一只特制的氧气瓶护养，遂被叫做“小瓶”，后又正式起名为“小萍”。小萍刚从瓶子里出来呼吸人世间的正常空气，这位年轻的母亲就随着大队“右派”，离开了孩子、丈夫和在她出世不久就守寡的老母亲，到这“五间房”来了。
　　二
　　很快，我们就粗粗地熟悉了一些人，像与徐颖合编在一个劳动小组的，组长是喝过延河水的“二号大姐”张晓非，其他组员是：老《大公报》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是《财贸战线》报记者的高汾，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了金葵，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编辑部编辑陈瑞琴，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制片处干部、“吴祖光小家族”最小的成员陈敏凡，新闻电影制片厂职员孙自若、文朴新，原《大公报》会计徐文兰，国家计委干部林清文，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吕莹、打字员戴菊英，文化部电影艺术局干部韩渊，等等。
　　其中戴菊英被打成“右派”时才17岁，还不够公民资格。她的惟一“右派”罪名只有一句话——“美国鞋油真好使。”人们说这是“崇洋媚外”，她不服，顶了几句，就被说成“态度不好，思想顽固”，跟着就给她扣了顶“右派”帽子。
　　韩渊，不是右派。但她的丈夫赵超群——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是“右派”。韩渊学着俄国“十二月党人”中一些人的妻子心甘情愿地陪伴自己的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亚那样，与赵超群一道来到了北大荒。这说来颇具传奇色彩。
　　具有传奇色彩的男伙伴那就更多了。像谢和赓，《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一位走路者要拄着拐杖的40来岁的高个子。他1933年2月21岁在北平读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党的北方局选派去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了吉鸿昌军长的秘书，兼任一个师教导队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员。察哈尔抗战失利，党中央派他回到老家广西，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领导机关，颇受李宗仁、白崇禧的赏识，先后担任了白崇禧的上校秘书，兼任国民党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军政委员会秘书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秘书，后又兼任桂林行营秘书、全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秘书、军训部西北战事巡回教育班主任秘书，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为我们党中央获取了国民党高层的大量重要情报，功勋卓著。
　　其间，他与30年代领衔主演历史名剧《赛金花》而轰动了上海滩和南京城的著名影剧明星王莹相爱。王莹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国民党海外部派遣玉莹以其视察员身份去美国留学时，李宗仁、白崇禧也派遣谢和赓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校秘书、国民党政府驻芝加哥领事馆学习员的外交官身份赴美深造。
　　1942年5月，他们将由重庆飞印度新德里转赴美国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秘密嘱咐他俩以党的利益为重，暂不要结婚，集中精力学习和广泛联系中外抗日友好人士。他们到美国后，格遵周恩来的临别嘱咐，全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2月，才在美国结婚。
　　1954年，他们要求回国。美国移民局不让他们回到新中国，将他们囚禁于著名的哀高思岛。周恩来闻讯，通过印度驻美大使奔走斡旋，才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于当年圣诞节回到深圳，廖承志派专人前往迎接，1955年元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不久，谢和赓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编辑室任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
　　1957年整风鸣放，生性刚正的谢和赓不听王莹的劝阻，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并要求保护古迹牌楼，将没收大地主、大官僚、大资本家、大买办阶级的宅第花园向人民开放或做少年之家、老年之家和文化馆；就是中南海，也要对人民开放。因为在1925年段祺瑞政府时代，北海就开放了；1929年，中南海也开放了。现在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天下，中南海更应该对人民开放，中共领导占据着这处古迹是不对的。
　　这可成了人民出版社鸣放中的一发重炮弹，他因此受到了批判。可是慷慨热诚的谢和赓怎么也想不通。他把个人的荣辱沉浮早就置之度外。还是在美国，他和王莹就一直把“学问真理于我是生命，荣华富贵于我若浮云”当做座右铭，并在牢记孟夫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自己还追加了“真理不能离，成就不能急，挫折不能息”。因此他在被批判的会议上慷慨陈词地为自己进行辩护，并高唱《国际歌》。
　　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知道他与周恩来、董必武等高层领导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就把他的辩护词特别录了音送进中南海。周总理听了录音说，叫他认个错就算了嘛，何必如此对抗。据传，是毛主席说他也该算做右派，应当送去北大荒改造改造。
　　这样，这位当年代号“八一”的为党建立过殊勋的人就也到北大荒改造来了。
　　还有，老《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当年曾随对日作战的美军在琉球群岛作战地采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美国“密苏里”号主力舰上，他采访过日前向麦克阿瑟及同盟国代表们的投降仪式，并写了著名通讯《落日》。
　　大陆解放前夕，他的两位兄长均在台湾政界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他却没到台湾去，而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57年整风鸣放，他只不过批评我们的新闻报道有时不够实事求是，论据是，曾在1948年一度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于1951年3月从法国回到了新中国。朱启平本人为《中国建设》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向往新中国，宁可放弃美国、法国的高薪聘留。可是“上面”有人在发稿时，却非要把这改为翁文灏是在国外“走投无路”才归国的，是共产党宽宏大量地收纳了他。朱启平说，这么一改，就完全背离了事实，同时也是对这位爱国老科学家人格的侮辱。
　　就这么一条批评意见，有人便说他是“攻击党的领导和攻击党的新闻政策”，把他划成了“右派”！
　　具有传奇色彩的伙伴还很多。
　　有些人的身世虽无传奇色彩，但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却令人感到蹊跷难言，比如《光明日报》的对唐宋古文诗词颇有研究的记者钱统纲。
　　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方法是召开知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进行报道。他去了武汉又去了广州，从广州北返时在武汉大学又作了短暂停留，想再看看那里的鸣放动态。新华社湖北分社和《湖北日报》的两位记者闻讯，双双登门邀请他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钱统纲说，他的报道任务是知识界上层人士的鸣放而不在学生，就不必去参加学生们的这个座谈会了。可是这两位记者死拉硬拽，说是“即便不报道，看看又何妨”。他碍于情面，也只好跟着去了。不想去后，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而不要求新华社与《湖北日报》的记者开口。钱统纲是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超龄共青团员，平素比较谨言慎行。但尽管他再三推辞，也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简单单地敷衍了几句。他说《光明日报》虽然派他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他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他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
　　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学生们是否鸣放，或鸣放些啥，他都全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不久，“反右派”风起，以“党天下”论而著称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被定为“大右派”后，《光明日报》被揪出了男女老青齐全的一大帮“右派”，钱统纲也成了当中的一员。人们给他安的推一罪名是：“同情与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咋能定他们为“右派分子”呢？鸣放不正是上面的号召吗？
　　尽管如此，生性胆小的钱统纲也只能逆来顺受地忍着、听着、记着，不作任何分辩，最后又在《关于右派分子钱统纲的政治结论》上签了字，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打起行李，穿着临时去前门大街故衣店购得的老羊皮大衣，就到北大荒流放来了。
　　类似经历的人不胜枚举。
　　我们几个人，纷纷把各自从北京带来的白糖、香油、酱菜，还有路过哈尔滨买到的脸盆般大小的俄式大面包和狗肉等等都奉献出来，请这些已吃了十多天窝头咸菜炖萝卜片的难友们“打牙祭”。朱启平，拿起我的小香油瓶往鼻子跟前一嗅，喜形于色地说：“啊，好香(呕欠)！”他又往面包片上洒了些白糖，咬了一小口：“呵，真甜啊！”
　　三
　　不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监督劳动”的“右派”也跟脚来到。其中，居然也有我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战友。他叫戚玲，矮矮的身材，敦实的体魄，宽形瓜子脸上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特技摄影师，已拍过军教片《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和故事片《长空比翼》、《黎明前的黑暗》、《激战前夜》等。
　　他是苏北宝应县芦村人，原名戚定。少年时目睹国土沦丧，忧国忧民，毅然背叛封建世家，于1940年18岁时在芦村中学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经地下组织介绍，到运河西边的淮南军政大学学习军事政治，后转战于淮北洪泽湖畔，出没于湖荡芦苇丛中。1942年12月，任淮（安）宝（应）县公安局警卫连支部书记，活捉了一个日本兵。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淮北解放区，他当时任长淮文工队队长，在泅城血战中率领文工队男女队员在前线冒死抢救伤员。1949年渡江前后，他和我同在新华社三十四军支社和华东空军支社当记者，并协助所在部队创办《建军报》和《空军战士》报。在办报中，他写了近600行的长诗《傅来友诉苦》，颇受读者赞扬。
　　1950年，我被调往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不久又调北京新华总社，他留在空军并学会了空中摄影，抗美援朝回国后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1957年，因对“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提出了一些疑问而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4月流放北大荒，与妻儿依依惜别。
　　一同来自八一厂的另一个同志名叫金星。他是河南郑州人。1948年9月郑州解放时，他在郑州圣达中学担任体育、美术、音乐教师，当即与同校的小学部体育老师金光华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转战大西南的诸多战役。1950年10月被派往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电影制片技术——摄影、录音、洗印等等。1952年5月奉命调北京八一厂，被厂长陈播、副厂长司徒慧敏任命为洗印技师。他多次奔赴南京、上海等地购置洗印器材、培训技术新秀，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5年被任命为技术鉴定技师，负责全厂制片技术质量审定。
　　1957年大鸣大放，洗印车间一个名叫魏国治的工人，因八一厂人事部门不同意把他的妻子调进八一厂而有所不满。他对金星说：“金技师，您能为我鸣鸣不平吗？咱们厂正在增添新工人，我想让我爱人进厂参加工作，咱厂人事科就是不答应。论条件，我爱人家庭出身是贫农，初中毕业，共产党员，在生产大队里还担任着妇女主任，工作怎么就不行？为什么那些职位高的人就可以把家里用的保姆们的兄弟姊妹介绍到厂里，他们一说就行，我们当工人的介绍自己的爱人反而就不行？”
　　为此，乐于主持正义的金星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叫做《朝里有人好做官》。等“反击右派”时，有人说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制度”，经过七十八斗，他就被斗成了“右派”。
　　来自八一厂的第三位名叫陈尔真，祖籍广东，生于南洋，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电化教育专业。1952年归国后，在八一厂任美工师。他的英语特流利。八一厂内部观赏美国、英国的原版“参考片”，几乎都请他在一旁对着麦克风边看边口译。所有观赏的人都称赞他译得好。整风鸣放时，他没讲过一句话，也没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反右”一来，有多事者把他尊重原作、实事求是地照译不误，说成是“狂热地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贩卖资本主义货色”，给他扣了一顶“右派”帽子。那些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译得好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为他伸张正义、辩白冤情。而书生气十足的他本人，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叫他来北大荒，他就穿着一件紧身的老羊皮大衣跟着大群“老右”到北国荒原来了。
　　跟着这趟车来的还有一位小个儿军医，名叫李定国。1950年冬天抗美援朝参军热潮中参加军干校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他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后改称江西医学院）军医班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武汉中南军区军工医院做住院军医。1956年底，调到总后勤部军医生产部卫生处任助理员。这时，总后五六十位助理员，全部挤住在礼堂对面的俱乐部二楼，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白班夜班相互干扰，不胜其烦。1957年整风鸣放，有人认为李定国出身于书香门第，文笔也不错，就推他写一张大字报，对住房拥挤不堪提点意见。
　　当时，北京的一些电影院正放日本影片《箱根风云录》，李定国的大字报就取名为《“百家楼”风云录》，署名为“久居难”。为了写得风趣幽默，他一上来还来了个“诗曰”：
　　长者已住洋房去，吾侨聚居百家楼；
　　长者一去不复返，岂知吾辈怨和愁！
　　大字报的正文是：
　　话说丁酉年间①，在新北京某一大院内，有一“百家楼”。此楼位
　　①即1957年。
　　于大院中央，于合作社之左，于门诊部之右，其前有灯光球场，其后有大
　　院礼堂。诸建筑物相互衬托，显得巍峨而壮观。
　　且说此楼上下，行业繁多，人员复杂！有行政办公者，有编辑报章者，
　　有理发修面者，有沐浴冲洗者，加之楼上左中两厅聚居60余人。综揽其所
　　有，共百余人，故此得名“百家楼”。
　　笔者不言各行各业之昌衰，单表楼上聚居之“盛况”，不乏嘈杂拥挤，
　　不得安宁；一人小恙，百家传染，哀不胜哀哉！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震动了整个总后大院。部长洪学智、政委余秋里都赶来观看。“反右”时，有人说这是对住房不满；对住房不满，就是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一顶“右”字号桂冠扣到了李定国的头上，他因此也被推上了前来北大荒“监督劳动”的列车。
　　随这趟列车来的人到了“五间房”，统统被打散分编到国务院各部来的难友中。李定国被编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为组长的一组中，其他组员有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光明日报》记者尤在、世界知识出版社高级编辑和翻译家谢和赓等人。这正如屈原《九歌》所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大伙相处得颇为融洽。
　　四
　　相处得颇为融洽，免不了都要说说知心话。知心话说得最多的，莫过于各人耳闻的各地报纸上没登过也不敢登的一些抓“右派”的趣闻。有的说，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果被说成是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资产阶级的“分权立国论”而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说，有一位共产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回国后转业到一个县的文化局，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帮助党整风，他没提什么意见，文化局长是他本家叔叔，平时更谈不上得罪领导，可是他却弄了个“右派”。因为上级布置反“右派”，要文化局必须划一个“右派”，不完成任务不行。没办法，那位本家叔叔的文化局长对他说：“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这位同志一想：“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那就带这个头罢。”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一个县的电影公司，也分到一个“右派”名额。他们知道这“右派”可不是好当的，不像上述文化局长和那位老先进那样无知。他们只得“评”。评来评去也没评出来，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谁就当“右派”。公司领导也觉得这过于荒唐，但为了完成任务也别无良策，于是一位老老实实的售票员被抓上了“右派”，尽管他一向与世无争，从不得罪任何人。
　　还有一所中学，分到两个“右派”名额。其中一位教员因有“海外关系”，整风鸣放时又提过两条建议，已被定为“右派”，但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着落。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谁也不愿当面得罪人，总是“评”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时多喝了一碗面汤，想去厕所方便方便。他自以为政治上要求进步，又精通教书业务，说啥也轮不到自己当“右派”，便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去了。没想到他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提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齐声附和，举手赞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来时，他已成了“右派”！
　　真乃“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在“五间房”的一群人中，虽然极少有这种糊里糊涂地被划成“右派”的人；但可以说，在“青蝇一相点，白壁遂成冤”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这样一群人被流放在一起。
　　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屋梁上掉下来。一经发现，一声喊打，大伙儿一齐上，就要了它们的命。
　　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①，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开了桥牌。
　　①一开始，北大荒十天休息一天，故曰“大休”。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一首：
　　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
　　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坡上的一棵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五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垅一垅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我们云山畜牧场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内地来的“支边青年”①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①全称为“支援边疆建设青年”。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在这亘古荒凉而今苏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生产队“右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都在暗暗地摽着劲：看看谁负责改造的“右派”表现得最出色。
　　我们这个排的排长是电影演员郭龙泰，成员都是打草队中最棒的。刘文又从中挑出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劳动干将组成一个班，成为全连第一排的第一班，满心想把这个班培养成思想改造中的优秀典型。
　　我就在这个班。刘文鼓励我们“大干一冬，苦战一春，为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奋斗”。
　　对于我个人，刘文似乎更一直寄予厚望。早在春天的“五一水库”工地，他看我劳动得很卖劲，与人抬土上大坝曾由一筐加到四筐，碗口粗的大扁担都被压弯了，他就曾叫我“悠着干”：
　　“老戴，我们相处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你的为人我已经了解了不少。你是个好同志，吃亏就吃在嘴上，太耿直。应该牢记北京的教训啊！”
　　人非草木！对他的心意我心领神会！
　　这时，草原上早已天寒地冻，白雪茫茫，零下三四十度。我们这个排，尤其我们这个班，人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毫不畏缩。每天开工，我们都要先用大铁镐凿开两尺多厚的冻土层，然后用铁锹一口气甩出下面的软土，不然一会儿就又冻硬了，又得用镐刨。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七到十立方土的定额，深更半夜也不收工。第二天天还没亮，军号一响，就又一骨碌爬出被窝，扛起铁镐铁锹，用急行军速度，赶到十几里外的干渠工地先干活，等送饭的马车来了才吃早饭。这样，每天的睡眠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就这样，还要不断地“放卫星”——三天小卫星，五天大卫星。就是说，一个月30天，要放大小卫星十多次。最多的一次连续苦战了56个小时。几乎人人都满身大汗，口喷白气，只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裤。一说“歇口气”，只有五分钟，连忙披上棉袄，站在沟里拄着铁锹就睡着了。
　　曾在“三间房”当着众人的面，与王震将军对过话的原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吴老”吴绍澎，此刻反穿着他那件黑羊皮翻领大衣，操着手，腋下夹着一把小手锯，肩上搭了个装着斧头和凿子的工具袋，胡须上还挂着一小串冰鼻涕，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沟边上慢慢地来回走，向沟下反复嘟囔着一句话：
　　“哪位要修镐把锹把(呕欠)？……”
　　后来为了节省上下工长途跋涉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干活，我们都奉命把行李挑到冻透了的草原沼泽地，割几把草，把被窝铺在透明的冰层上，连夜苦战。照明用的木柴和废柴油供应不上，大家都自动把铺盖下面垫的草抽出来照明，褥子或油布就直接铺在冰层上或冻土上。早晨军号一响，戴着棉帽或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因为被窝头被呼气呼湿了，都冻成了冰壳儿，被面和大衣上也是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更被冻得梆梆硬，怎么也伸不进脚。有时候窝窝头也冻成了冰疙瘩，不得不抡起劈柴的大斧，把它们劈碎了再往嘴里塞。开水供不上，大家就凿开沼泽地的冰层吃冰块，还把这叫做“冰激淋”、“冰棍儿”。真正是意气风发，满不在乎。
　　六
　　第一条干渠的土方任务，我们连抢先完成了，并迅速转移到西边几里地的第二条干渠。刘文指导员认为我们干劲很足而生活大艰苦，特别给我们半天时间搭小窝棚，让我们不要再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上盖蓝天下铺地”了。我用几根茶杯粗细的桦树杆，搭了一个从正面看高不足一米五的“人”字形尖顶小窝棚，棚顶和棚后及两斜侧捆扎了薄薄的一层“小叶草”，前面的进出口挡了块冻得铁皮般的破油布，褥子下面也铺了一层草。这比睡在酷寒的露天下确实好多了。
　　但四面仍然飘霜进雪，呼呼地透寒风。外面零下40度，里面也高不了三两度。早早晚晚，都得戴着棉手套吃饭，小铁勺儿也常常冻在嘴唇上拿不下来。
　　有一次，正当小铁勺儿冻在下嘴唇上的时候，出工的号声响了，我用力一拉，拉掉下嘴唇上的一小块皮，流了不少血。
　　夜间睡觉，仍然要戴着棉军帽把头缩在被窝里。为了第二天早起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像保护宝贝疙瘩似地把它们塞在大衣与棉被的夹层里。
　　这种种艰苦，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且不说枪林弹雨下的生死考验都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就说这冰天雪地的熬炼也早领教过了。1948年元旦前，在苏北盐城南面30里地的伍佑一举围歼蒋介石的王匡部队，我就曾和战士们一样在小河沟的冰水中泡了半夜，冻伤过一只脚。1952年1月底，在朝鲜前线采访罗盛教烈士的事迹，在冰天雪地中爬山越岭，跋涉了100多里，被汗水蒸湿了的棉军衣，也曾冻出了一层硬壳。同时我深知此时此刻的北大荒，环境就是这样，不是谁故意对我们过不去。如果人人都怕艰苦，都去住高楼大厦，那么新的高楼大厦会从地皮下自己冒出来不成？
　　到此为止，大家认为自从来到北大荒之后的流放生涯还是一种“文明的流放”，人格还是受到了尊重。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寒冷，土层冻得越来越厚，常常要三四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才能把冻土层凿开一条裂缝，所以大家的体力消耗也越来越大。尽管大家没有怨声叹气，精神仍很饱满，但毕竟像俗话常说的那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人每天要完成七到十立方米的定额，确实越来越艰难了。
　　更不幸的是，大家所敬重的刘文指导员，突然不见了！
　　14　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一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批外反省去了。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副指导员负责。
　　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一群老绵羊”①。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刘文常说的“努力工作，刻苦锻炼，加快祖国建设”一类的催人奋发上进的语言，似乎从未在尹队长和朱麻子的齿缝间迸出过。对王震将军带头喊的“同志们”这三个字，尹队长和朱麻子就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们动不动就训斥我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我们的战绩“老是在最后”。
　　①因为我们不少人常常翻穿老羊皮大衣。
　　这就奇怪了！我们连第一个完成了一干渠的包干任务，转移到二干渠快一个星期了，三个“左派”精英连还在一干渠迟迟未转移，我们怎会成为“最后”？！
　　原来那些连队都是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红薯”的“卫星成绩”，而我们却是“铁榔头砸石头——实打实的”。
　　二
　　一天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刚刚拖着十分沉重的一双腿，回到了各自的小窝棚，正脱大衣、棉衣人被窝，朱麻子就让三队来的第二排排长田振兴，丁丁当当地敲响了连部棉帐篷门前的一小截钢轨：“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大家纷纷从各个小窝棚里钻了出来，边扭衣扣边向那灰色的棉帐篷跑去。原来是朱麻子要训话。他向帐篷边上一指，说：
　　“你们看，今天从团部扛回了两面大黑旗！这就是你们的‘光彩'！你们如果再不好好给我们争面子，我们也绝不再跟你们讲客气！（不知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过“客气”。）还要降低你们的口粮——少干活就少吃饭嘛！”
　　第二天，果然，太阳快落山了，两大箱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馇子冻成了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究其原因，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
　　很多人当即发起牢骚来，越干越没劲儿。可是皮大衣上一尘不染的朱麻子，却让值星排长田振兴喝令大家摘去头上的帽子，光着头干活，还要边干边唱歌，说是“让他们提提神”。这个田排长居然照办：“快摘掉帽子，摘帽子，快，快！”
　　田振兴何许人？原是汪精卫汉奸部队里的一个士兵。鬼子投降后，他被我们的部队俘虏了过来。解放战争中，他由战士而班长、排长、连长，建国后又升为一个师的作战科长。不知何年何月，他转业到了工业部，也当了个科长。又不知是何原因，他也被扣了顶“右”帽，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一到北大荒，他就施展出了他那到处行之有效的“特长”——投机钻营、捧上压下，很快就当上了排长，成了朱麻子的“大红人”。排长轮流值星时，他的一只胳膊上套着“值星”二字的红袖章，神气活现地在全连面前说：“我虽然也是‘老右'，但现在和你们不一样！我是监工员，就是要代表领导来监督你们！”
　　为此，曾有人当众斥责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刘文在的时候还有人建议刘文撤换他；但有朱麻子的庇护，哪能撤？
　　此刻，田振兴在沟边上来回跑，边跑边吆喝：“快摘帽子，快摘帽子……哎呀，快摘啊……”见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不动弹，他那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急得直颤颤，牛暴子眼鼓得更大了：“快搞啊，快唱呀……”
　　对人的尊严如此蔑视和践踏，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谁能摘、谁能唱？只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得零零落落：“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当儿，朱麻子在一旁气得麻脸刷黄，气急败坏地说：
　　“好吧，你们不唱，你们不唱！你们的眼里哪有党的领导？！可你们要明白，你们再不老老实实赎罪，我们有办法治！！”
　　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赎罪”？我们有什么罪？这种强迫大家饿着肚子去为自己“争面子”的人，也能叫做“党的领导”？这种人所以也高喊“革命”，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耀武扬威享清福吗？！就是真地为了“革命”，这样蛮干也是不许可的。第一，弓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连弓背也会被折断的；第二，接连不断地“放卫星”，事前准备，养精蓄锐，事后疲惫不堪，实同休息，即便“卫星”上了天，全过程的总成绩还不如每天按部就班的平均工效高，这何苦来？何况，这当中由于草率从事、窝工返工，既浪费了材料和时间，也让大伙白费了力，这对谁有利？！
　　当晚收了工，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先钻进了连部那棉帐篷，向朱麻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改变强迫劳动和强制“放卫星”的做法，既利于国，也利于人。
　　朱麻子无动于衷地向我瞪着眼，冷冷地说：“听到啦！你快回去吃你的晚饭吧——”
　　奈何？真可谓“将帅无德无才，苦死三军战马”！
　　三
　　我们的命运在这种人的掌握下，必然会不幸接着不幸！
　　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它也纹丝不裂。眼看当天的土方定额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事前又不向大家讲清楚爆破必须注意事项，国际书店一位姓王的同志奉命去给炸药包安雷管，当他刚刚安好雷管大喊一声“安上了”，还没等他跑开隐蔽好，远处管按电闸的侨委的一个同志就心急火燎地按下了电闸，只听“轰”的一声，王同志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人们连忙奔过去抢救，只找到他的一条腿。大家惊痛得目瞪口呆！
　　这一不幸事件，使得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这是朱麻子等领导一味地强迫大家多干快干、草管人命的结果。他们事前既没有说明爆破守则，也没有准备旗语信号，才导致了王同志惨遭粉身之祸。这责任应由朱麻子等领导承担。但是事后大家所看到的，侨委的那位同志成了替罪羊——被逮捕判了刑，王同志的那条腿被悄悄掩埋了事，连个追悼会也没开！
　　正当其时，山上的“右派”伐木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
　　四
　　这个伐木队，也是在王震将军的统一号令下，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组成的。
　　据说当时首都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迎接建国十周年。王震的口号是：“进军完达山，拿下20万方优等木材，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的需要，支援大连造船厂的建设，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厚礼片很快，各大农场就组织起3000多名复员转业官兵，兵分数路，挺进完达山林区。
　　我们所在的云山畜牧场，也遵奉850总场的指示，从打草队和“五间房”、“三间房”抽调了一百多名“右派”组成了一支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行伐木大战。其组成人员有电影演员张莹、李景波，新华社的编辑方约、陈亮、陈封雄，老《大公报》的名记者朱启平，总后勤部的军医李定国，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戚玲，等等。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大锯劈大斧了。为了避免伤亡，伐木队领导也曾召开过大会，请当地伐木老师傅传经送宝，讲授伐木要领与注意事项，也讲了些被树砸死砸伤的教训。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人人都听得很入神，特别对如何判断被伐树木的倒向及伐木的姿势要领等等，听得格外认真，许多人还做了笔记。
　　可是老师傅们一讲完，伐木队队长陆某就极其威严地双手往下一按说：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量……”
　　这样的训话，等于给大家当头一棒，把大家刚才听老师傅传授经验教训时的兴高采烈训得烟消云散，只能冷冷地面面相觑。坐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只见陆队长浅浅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
　　最后陆队长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
　　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了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的工作量。
　　这些树，有的是上等建筑材料红松，有些是专给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硬木水曲柳和核桃揪，有些是树皮可做软木塞、木材用于军舰轮船或枪托的黄菠萝，更多的则是一般用材白桦、赤桦和杨树。劳动强度大而成绩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和山下的排水连一样，成绩再可观，也得不到队长们说一声“好”
　　有一次收工回来，李定国用中号脸盆打了大半盆稀汤粥，由于“液体太多固体太少”，他还没等跨出伙房，就已经把它们三下五除二地灌进了肚。这时背后有人大喝一声：“李定国！”李定国扭头一看，原来是伐木队的另一个队长“王大吼”。
　　“李定国，我真不明白，”这位说话声音特大因而被大家背地里叫做“王大吼”的队长说，“你的个头儿这么小，你的肚子真能容纳那一盆稀饭？你就不怕撑坏吗？”
　　“……”李定国不吭声，只翻着眼睛看着他，心想：“你们吃的是啥？你们吃的是烙饼、馒头、窝窝头，是‘固体'，而我们喝的是‘液体'，能比吗？个头儿小又怎样？个头儿小的肚子里灌满了液体，也能‘宰相肚内能撑船'嘛！这大半盆稀汤算得了什么？”
　　劳动了一整天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地喝了多半盆稀汤粥也挨了一顿训，李定国窝着一肚子人回到了自己的大窝棚。
　　五
　　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馇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的就冻成冰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有“积极分子”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分子”们在大窝棚里面搜查，把李景波掖的两个馒头搜了出来。
　　“李景波，站出来！”
　　李景波站到了队前面。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藏起两个馒头？”
　　“这不是‘偷'，而是大家都看到的。”
　　“就算是大家都看到的，为什么别人不藏，你要藏？”
　　“我的牙口不好，吃冰馇子常常影响出工，所以我在吃馒头时才要多拿两个馒头。”
　　“你这是什么行为？算不算特殊化？”
　　“这也是为了工作，不算特殊化。”
　　“你还狡辩！我让你在队前‘照照相'，看你的面子还往哪处放！”
　　“‘照相'就‘照相'吧！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无齿之徒'，大家都会谅解的。”
　　“好，你自称‘无耻之徒'，可见得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人。这两个馒头收回伙房，还要在你的档案上记上一笔！”说完，“王大吼”向大伙大吼一声：“解散，出工！”
　　李景波也跟着班里的人出工了，除了告密的“积极分子”外，几乎无人不深深地同情这位名演员。
　　六
　　晚上，李景波跟着大伙儿回到了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的。麦杆儿苫顶，100多人就寝，李景波。李定国、郭冠军、李运田等人正睡在屋漏更遭连夜雨的地方，常常几夜都睡不好，听着大伙儿的如雷鼾声和陈亮梦中的英文歌。现在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大伙儿受尽了折磨，仍然“黄连树下弹琵琶”，没有完全忘掉苦中作乐的谐趣。他们常常在火塘边上穷聊“老林伐木工夜话”，古今中外，洋话和汉语，无所不谈。有时聊到上下眼皮打架，才各自躺上榛子条结构的“席梦思”，尽力推开内心的悲苦。
　　有一次，大家还独出心裁地未经领导批准开了个小小的文艺晚会。电影演员张莹用俄语朗诵了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那首名诗，李定国唱了首客家山歌，孔祥祯背诵了“四喜”诗。
　　孔祥祯戴副近视镜，平时老闷着头干活，话不多，常挨队长批，说他没有打起精神来改造，“假正经”。其实他年纪较大，家庭思想包袱较重，所以才寡言少语。这样的人竟背诵起“四喜”诗来，使大家感到特别有趣。他说有一位秀才做了这首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位举人阅后说，这还不是特别令人欣喜的，应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瞎子金榜题名时。”——这才是十足的大喜。这时有人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免去了‘右'字号桂冠，才是我们的大喜！”
　　接着，有人想挖苦一下排长之一的张寄，说了个平常在背后者说的一个“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大伙儿故意沉默静思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说：“张寄。”张寄是来自商业部的一名“老右”，先当班长，后当排长，常常向队长、指导员们打大家的“小报告”，向“王大吼”密告李景波掖了两个馒头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主儿，大家恨透了他。平时一旦发现有人向队长、指导员告了什么人的密，有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西厢书柬”干的事，而不说“张寄”的大名，别人就心领神会。现在在这种场合下把它公开出来，弄得这位张排长难以自容。
　　接着，有人出了个字谜——“洞房内的新娘内衣——打一字”。有人立即举手：
　　“‘规'字。
　　“为什么？”
　　“因为只有做丈夫的，才能见到新娘子的内衣。”
　　一阵欢腾的掌声：说得在理。
　　乐以忘忧的文艺晚会结束了。大家上炕时，有人不禁叹息说：“我们什么时候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那才真正值得大乐一番哦！”
　　这一说不打紧，大伙儿立即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七
　　现实是冷酷的。
　　不是么？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王少明和镶着金牙的山西人史裕华，在深山密林中伐了一天的树收工回来时，天色已黑透了。他俩迷了路，大伙儿吃罢晚饭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俩回来，一个个都急了。许多人打起火把去出收工的路上寻找呼喊，才把他俩找了回来。事后，新来指导员李某，还把他俩猛剋了一顿，说他俩故意制造事端，弄得全队人员心神不定，严重影响了“伐木大跃进”。
　　不久，令人悲哀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戚玲和另一位难友锯倒了一棵树，用大斧子修削枝枝杈杈时，一斧头砍空砍伤了脚面；青年画家孙承武和一位伙伴伐树，树倒时，树冠落在另一棵树上弹了回来，一根枝杈打得他满脸鲜血直流……这都叫“小伤”，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且照常出工不误。
　　尽管如此，这比起死亡来毕竟还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天早起，风很大，吹得原始林呼呼号叫。电影洗印厂的莽珉（蒙古族）去蹲茅坑，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也在蹲茅坑，莽珉知道，刘琛这位山西人是1936年的老干部，尽管为人做事很稳重，但毕竟40多岁了，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岁数是比较大的，遂对他说：“老刘，今儿个风特大，咱们伐树时得多留点神！”刘琛说：“可不是？是得留点神。”出工时，刘琛特地穿上了家里刚寄来的新棉衣和新的大头鞋。
　　当天下午，大家伐一片桦树林。刘琛与别人伐的是一棵歪脖子树。这树的直径约有60厘米，倾斜度比较大。他们先从从容容地锯了下口。在锯上口时，还没锯到上下锯交口时，一阵大风吹来，只听“咯吧”一声，锯口向上树身的一半猛地劈开，树底端不断升高，刘琛还牢牢地记着防队长的那句“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的命令紧紧地拖着锯，没注意脚下砍倒的榛条拌了他的脚，刹那间这棵树突然坠落下来，树干正打在他的头上，他立即被压倒在树下。难友们急忙锯断了树头，把他抢救出来，但已头碎脑溢，惨然死去。张莹、莽珉和冯英等人把他抬到山下一间茅草房，夜里让李景波看守着，以防落入狼口。第二天装进一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事。戚玲赋五言绝句一首，以作悼念：
　　人在武器在，惜锯惨罹难；
　　长征留铮骨，伐木献忠肝！
　　刘琛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东征中参加革命，故有“长征留挣骨”句。就是这样的老干部，由于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因公而死，也不让开个追悼会，这使得大家十分悲戚。
　　当天，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好，各做了一口棺材。等刘琛在山下被掩埋，才知道山上的棺材是多做的了。
　　“这不是好兆！”莽珉说。“多做了一口棺材，还不知道留给谁！”
　　果然，不久，中国科学院的施崇仁又被树砸死了！他是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三十刚出头，不太高的身材，浅黄色脸膛，颧骨突出，善于逻辑思维，是个轻易不改变自己见解的人。那天他和一位伙伴伐一棵杨树，树皮有雪，特别滑。树倒时，底部猛烈向后一弹，撞击了他的胸口，他后仰倒地，口鼻不断地向外流血，显然他的内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难友们连忙草草做了一副担架，把他向山下抬去。难友们知道他有个才一岁的女儿，妻子要和他离婚，有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缓慢地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想念小女儿，眼角滚下了泪珠，还没有被抬到山下卫生所就咽了气。
　　施崇仁的死，使大家又多了一层哀伤。大家提出要开个追悼会，云山场部仍然不同意。但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才同意给他来个遗体告别。
　　难友们把他的遗体擦洗了一遍，穿好了衣服，安放在大窝棚的中间，遗体上方挂了张戚玲为之匆匆画成的遗像，默默地围着他绕行一圈。没有悼词，没有哀乐，只有窝棚外呼啸的寒风为他发出哀鸣。然后大家把他埋葬在老电锯厂南面新电锯厂木轨路一侧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墓前竖了块木牌，上书“施崇仁之墓”五个字。
　　此后，又死了两位难友。一位是断口劈开，底部猛往上一翘，击中了他的下巴，当即脑额破裂而死；一位被倒下的一棵大树的树杈打中了脑袋，也当即脑裂而亡。
　　对所有这些死者，同样都不准开追悼会，也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对因公死去的右派应立即宣布摘去其右派帽子”，都是草草掩埋了事。难怪戚玲在哀悼施崇仁的五言古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诌友难挽留，隐恨长悠悠。
　　夜雪化泪雨，友情热血流。
　　云笼高山暗，了然一荒丘。
　　敢评语谏竟获“罪”，疾恶作楚囚。
　　苍天何愤愤，此恨何时休？！
　　今日辞君去，悲痛隐心头。
　　问孰扫君墓，语谁奠君馐？
　　草原莽苍苍，毅魄何所投？
　　关山魂渺渺，野林声欺欺。
　　权且安窀穸，勿为襁褓忧。
　　生此当舍己，贵志有人酬。
　　长夜几时旦，何日快恩仇？！
　　15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第三干渠的方位，在小云山东边六七里地。我们就住在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空屋子里。我们第一排住的这间屋，中间砌了一道大半人高的大墙，大墙两边，各有一溜木板铺成的大通炕。这比睡露天和小窝棚不知强了多少倍。
　　但是没料到，朱麻子对我在二干渠的连队帐篷里向他提出的建议仍耿耿于怀。到小云山的第二天晚上，趁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他给大家训了一次话。他说：
　　“你们当中，现在歪风邪气很活跃！有人自以为比党还高明，反对大跃进和放卫星！”这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辩论辩论……”
　　他也许想咋唬大家一下，要大家服服帖帖地任由他们摆布，为他们去“鞠躬尽瘁”地争面子。然而，大家在当天晚上的“辩论”中，竟一泄多日的闷气。尤其在我们这个班——第一排第一班，可以说全部畅所欲言，诸如反对得不偿失的做法，反对任意骂人侮辱人等等，都一吐为快。许多人在发言后都还缀上几句这一类的话：反对这些错误做法并不等于反对“大跃进”，而是要真正地、更好地“大跃进”。
　　这时我已注意到，朱麻子正坐在大墙外边第二班的炕头上，竖着绿呢狐皮帽的护耳，在倾听大墙里边我们这个班的发言。由于大墙到处漏烟，屋内乌烟瘴气，烛光又昏暗，班内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可我不但注意到了，而且在发言时还特别有意多说几句给他听听。我说：
　　“根据我们现在‘放卫星'之类的做法，我看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是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毛主席在有关文艺问题的一篇讲话中曾说过：任何一种东西，都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的领导方法，是最糟糕的领导方法……”
　　我满希望朱麻子能够多少开点窍，但他听了我的话，气嘟嘟地一声不吭就走人了。
　　三天后的晚上，他找一帮人开了个小型“紧急会”，随即召集全连到食堂去，对我开“批判”大会。他让我在食堂中间站着。这是在北京的“反右斗争”中都不曾有过的场面，尹队长又叫人往食堂中间的横梁上拴绳子。我心想：“怎么？这些家伙想学土匪强盗们那样，把我吊起来吗？！”
　　结果不是。他们是让人把搁在地上的马灯吊得高高的。
　　隔了不大一会，悬在半空中的马灯悠悠晃晃。坐在灯座暗影下的人们就像幽灵般忽隐忽现，好像我们不是在人世间开会，而是在地狱中等待阎罗王的判决。
　　朱麻子讲话了：
　　“今晚我们开个会，开戴煌的会。几个月来，他一直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高速度，反对放卫星。他看不起我们领导，看不起我们党，说放卫星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还说党报上登的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都是胡说，是‘异想……异想……'唔，对，是‘异想天开'；还说我们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报上说的，亩产五万斤、十万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至少在20世纪绝对不可能。'大家说说，他这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要不要和他划清界限？要不要对他进行批判？”
　　朱麻子讲完了话，那些参加了会前小型“紧急会”的难友都随风转了舵。我们班的班长，本是个相当明智的人，平时在私下也和我一样，对若干反常现象也都慷慨陈词过。他对我的评价是：“看问题敏锐，敢于仗义执言，对党忠心耿耿。”可是这时，他却说我这也是“暗箭”，那也是“暗箭”。后来我才知道，他平时在私下和我议论这、议论那，原来都是套我的话，一转身都要跑到队长、指导员们那儿去“汇报”的。
　　接着发言的人，一般都是应付一下朱麻子了事，只有很少几个人，胡批一通，语无伦次。
　　然而毕竟更多的人比较正直老诚。他们虽然不便站起来为我辩护，但是能不发言的则决不发言。原总政文工团搞舞台装置的刘世才同志，本来也是在朱麻子召开的小型“紧急会”上被指定发言的一个，此刻他却在食堂一个旮旯里的暗影下装着打磕睡。参加小型会的他们班长当场叫他，“刘世才，你说说吧。”他也只当没听见。
　　我们的副排长兼二班班长梁文华——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大会开始时被朱麻子指定向全连介绍我的所谓“错误”，他竟说我的劳动态度一贯很好，许多意见也是很正确的。气得朱麻子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右倾”。那好，他就立即接过“右倾”这话茬儿，检讨起他自己的“右倾”来，似乎“忘了”朱麻子要他“批判揭发”我的这档子事。
　　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地方戏曲处、对地方戏曲小有研究的辛若平，在“五一水库”与我共抬一筐土到四筐土的老伙伴，虽然站起来批了我一通，但是一散会，他又向我表示道歉：“我是在小型会上被朱麻子指定发言的呀，实在是迫不得已呀，请原谅！”
　　……
　　会后，朱麻子要我写出“书面检讨”。我觉得我那都是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说的话，没什么好“检讨”的，硬是拖着不动笔。不久，我们全连进山拉爬犁，向山下的公路边运木头，我就更不写了。同时对这次所谓的“批判会”，我也不再耿耿于怀。我父亲是位中医，我小时候，他也教我念过几个月的医书。我知道中医学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优则气聚，悻则气乱，恐则气下”，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内伤七情成大病矣”，而情绪达观，胸怀坦荡，对身心大有种益。因之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不该干的事决不干——不写“检讨”天塌不下来。
　　二
　　上山拉木头，是1959年1月底。
　　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木头将被运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筑，迎接国庆十周年。其中特别坚硬的富有花纹的木料，将做人民大会堂的地板和装饰板，所以大家更鼓足了干劲。
　　我们先打掉山下沼泽地的塌头墩，把一些坑坑洼洼铺满冰雪，修好十几米宽的爬犁道，然后才开始运木头。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罢早饭，每个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萝卜条的窝窝头，先从爬犁道向上跑几里地，到达伐木林的木材堆积场，通过斜架在爬犁一边的两根粗木杠，把一根根大脸盆口粗细的长约六七米的带皮的圆木，连撬带推地架到爬犁上，码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好档木杠，然后用粗麻绳上下捆好绞紧成一体，使其一路不论怎么颠簸也不散架。
　　我们这个班，由我驾辕，其他十个人肩上套着绳扣，分在两旁，沿着爬犁道，像俄罗斯画家列宾画的“伏尔加河纤夫”那样上身前倾，两脚后蹬，使出全身力气，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离云山场部只有三公里的名为“十八公里”①的积木场，从那里再让汽车把木头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然后装火车运往北京。
　　①离最近的火车站18公里而名。
　　爬犁道全长20多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马鞍形，有时还要在较高的山包上回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们在路旁靠近小河边的雪地中抠出一些枯树枝燃起黄火，烤窝头，化雪水，用霉干菜和酱油精、辣椒粉熬点汤进午餐。吃罢午餐，我们继续围着将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烟”，有的望着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则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忧伤地哼起《贝加尔湖之歌》。
　　这是我们流放生涯中的“主题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合唱——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按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大伙尽兴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铲几锹雪压灭了黄火的余烬，又脱下棉袄棉裤，摆开“伏尔加河纤夫”的架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继续向前拉。待来回一趟，跑完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营地时，往往都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蹓蹓，免得伤血淤积。这时前面返回一张牛拉空爬犁。赶牛人叫赵超群，原文化部电影局的英俄文翻译，把我拉了回去。
　　我们的宿营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云山畜牧场的老电锯厂。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脚下，赵超群又急于在山下的牛棚里先给牛喂料饮水。我只好找了一根小树棍，独自一个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们伙房里做炊事员的原《世界知识》女编辑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负了伤，立刻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岂忍心让她背？我只能让她搀扶着慢慢走。
　　平时我收工回来，不管多累，走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来分钟；这一次，我足足走了将近两小时。小丁子把我一扶进我们的大宿舍，就去连部报告请医生。
　　朱麻子一听是我负了伤，没等了金葵报告完毕，就恶狠狠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站在伙房后面，亲眼看到他自己走回来的，现在到连部这几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来，不准别人扶！”
　　小丁子气得满脸通红，回来把这些话学给我听，我默然良久。我想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对负了伤的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的人——还都讲宽厚与人道，而今我忍受着巨大委屈，满心继续为国为民出力时不幸负了伤，却有也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如此待我，这是为什么？！
　　我越想越忿然，坚决不让小丁子扶我，自己到连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宁可冒犯朱麻子，也坚决搀扶着我，到了连部才松手。
　　连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医生”的人，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轻浮而傲慢。他具有云山畜牧场某些医护人员的共性：对一般职工，尤其对我们这些落难人，缺乏起码的人道与同情。
　　他给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么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吃点消炎片，涂点松节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乐意地给我开了休息三天的假条。
　　可是从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斜着眼问：“怎么样？好点啦没有？”别人还以为他突然变得对人很关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里是在“启发”我马上就出工。
　　他见我没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当晚全连评比流动红旗的大会上，他竟说我的这次负伤，是一大事故，应由我本人和我们全班负责，不能扣除应该出工的人数。这就意味着这几天尽管全班只有10个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个人计算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么一来，我们全班明明是第一也变成第二了，流动红旗被当场收了回去，给了他的“得力干部”田振兴掌管的第二排的某个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这一手不过是醉翁之意。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红旗、表扬、奖励之多少或有无，尤其是“领导印象”之好坏，对将来的能否摘帽子具有重大影响。朱麻子正是利用人们这种迫不得已的心理状态，挑拨全班对我的不满，想让大家认为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同时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气：绝不拖累任何人，一定会带伤出工，宁可自己多受点折磨。
　　所以，尽管有不少好心的难友要我再歇几天，我还是没等三天的假歇满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驾辕而已。
　　这时候，朱麻于偶尔下山逛逛，见我又和大家像“伏尔加河纤夫”们那样，尽量向前倾斜着身子，使劲拖拉着沉重的爬犁，他远远地阴笑着，再也不问我“怎么样？好点啦没有”了。
　　当然，对待所有不满其奴隶主行为的人，他是“一视同仁”的。像在《智取华山》中扮演侦察参谋的北影演员郭允泰，夏天打草时偶然失手被大钐镰划破了小腿，常常化脓疼痛难忍，朱麻子也让他一瘸一拐地拉爬犁，毫不怜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过：“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残忍的时候少；聪明的时候多，愚蠢的时候少；勇猛的时候多，冷淡的时候少，或者刚好相反。”我认为，朱麻子们恰恰属于“刚好相反”的一类，但也恰恰是那种时代某些领导者眼中“好样的”！
　　16　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一
　　春天来了。白天冰融雪化，不能拉爬犁，我们就改在夜晚拉。隔了些日子，黑夜也没法拉了，全连只得散伙，各个排原来从哪个生产队来，再回到哪个生产队去。运木材的任务，继续由伐木队派人通过狭窄的木轨路，向“十八公里”积木场艰难运送。
　　我们这个排，原属与云山场部在一起的畜牧二队打草队，就去了打算与畜牧二队合并的距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队，伙房的女同志也跟我们一道去了那里。春耕，播种，割干草，铲草坯，剥树皮，盖房子，忙个不停。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屋顶上抹泥苫草，刚接到云山场部电话的第一生产队队长一跑出队部门口，就向我们屋上屋下的人大喊：“大家赶快上山救火——”大家茫然四顾，并没有见到一丝烟火，往哪里去救？
　　原来，发现山火的是伐木队的人。伐木队通过木轨路运送木料的张莹、王少明、管仲祥、莽珉、陈行健等“老右”，将当天早晨第一车木料运到“十八公里”积木场刚刚卸完，发现西南的山上冒烟，他们就一边派人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云山场部报告，一边其他人就不顾早春的寒冷，趟过七虎林河，就势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放入河中灌满了河水往头上一戴，直向山上冒烟的地方奔去。这样，云山场部才向各个生产队打了“赶快救火”的电话，并向850农场总场发了紧急报告。
　　“快去救山火！”这时队长又跑到我们正在盖的屋子的跟前，“西山已起火，大家赶快带着大锯、镰刀和斧头，向西山跑步前进！”
　　我们屋上的人连忙下屋，屋下的人则分头去找来大锯、镰刀和斧子，然后脱掉棉袄棉裤，向尚未见到烟火的西山跑去。我们连跑过三个山头，才见到西边的森林上空正浓烟翻滚，浓烟下的森林边缘已烧成了一条火龙。这条火龙还变着形地起起伏伏跃动着。大家更加快了脚步，向浓烟火龙急奔而去。队长也跟着跑，边跑边吩咐大家快砍茶杯口粗细的小桦树、小杨树，人手一根，横着一字排开，向熊熊燃烧的森林边缘前进。
　　这时火借风势，呼呼地向前翻滚着层层火浪，吞卷着林边的荒草和小杨树林，我们都奋不顾身地顶着火浪上前扑打，人人手脸灼痛。但在这抢救国家山林的紧急关头，人人都甘愿赴汤蹈火，不惜一切。战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将这一线的火头扑灭。
　　这时，大家才觉得口干舌苦，嘴唇干裂，内衣和绒衣几乎都汗湿了；还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眉毛和额上的头发都被烤焦了。但当队长命令移师另一处火线时，大家二话没说，立即操起大锯、镰刀。斧头疾步跟进。
　　在一条山沟里，我们紧赶了十多里路，来到了一处正被大火吞噬着的森林边缘。树高风大，不是小小的桦树条。杨树条能够对付得了的。
　　这怎么办？队长命令一部分人用最快的速度，把这森林边缘尚未着火的大树锯倒，另一部分人（女同志在内）也以最快速度，把这两三百米宽的山沟中的荒草灌木统统割倒，并将其堆成若干小堆，让人看着焚烧掉，打出一条防火隔离带，以防山沟另一边的森林也着火。
　　大家立即分头动手，不到半小时，就打成了一条一千多米长、两三百米宽的防火隔离带。
　　这时天色已晚。别处的火势也都被850农场的其他各路救火大军扑灭或隔断。总场指挥员命令留下少数人在隔离带防守，其他人才纷纷往回开拔。这时我们感到全身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我们在国家的大片山林将毁于一旦的危急时刻，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使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指导员不胜感叹。说句良心话，这个队的队长、指导员之为人正派、待人公正，是我们在云山畜牧场所少见的。
　　二
　　6月，我们到云山畜牧二队于老本行：先打五花草再打小叶草。
　　这时，我们才又见到了令人怀念的刘文同志。
　　他已成了‘牛脑'，每天赶着一群瘦骨嶙峋的黄牛到草原上去放牧。看上去他和他的牛一般瘦：两颊深陷，颧骨更高了！
　　“呵，伟大的时代！”在这“伟大的时代”，有良心的人几乎都遭罪或都濒临遭罪的威胁！
　　我们这群人的体质也大不如前了。我本人日渐消瘦，时常头晕。被爬犁夹伤的左小腿一直隐隐作痛。在第一生产队时，请那里的医生给我针灸，针一拔，就冒出一股乌血。医生说，腿骨虽未断，但腿骨和肌肉遭到极其严重的挫伤，又没得到及时的治疗与休息，其后遗症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①。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闰吾从北京给我寄来了同仁堂的狗皮膏药，我一连贴了好几张也不见效。
　　①直到本书定稿时，38年过去了，此伤痛依然存在，与1947年冬天苏北盐（城）南战役的冻伤和1954年春天越南奠边府战役从马摔下来的跌伤同时隐隐作痛。
　　口粮也日益减少了。过去尽饱吃，我最多一个月吃过148斤，后来一下定为每月72斤，就得到大豆地里挖田鼠洞，“收缴”它们攫取的大豆作补充①。继而又定为每月63斤、54斤、48斤、40斤，肚子越来越空，抡起大钞刀的劲头就大为逊色了。
　　①本班派出挖鼠洞的原海政文工团的杨川林同志，发现一些较大的鼠洞内也有“建筑学家”和“数学家”：洞内通道虽然弯弯曲曲，但大体上进出多口，道路纵横，“居室”、“厕所”、“粮仓”齐全；“粮仓”还分单粒豆荚仓、双粒豆荚仓、三粒豆荚仓，一个洞子能弄出好多斤豆子，真是有趣。
　　打草中途，我们奉命到“三间房”、“五间房”第三生产队割麦子，参加全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刘文指导员和原来场部一些领导搞下台的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我们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从不说鼓舞人心的激励话。他们的口头禅是：
　　“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
　　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谤沦。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
　　“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
　　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我们真的成了‘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有的难友说。
　　有些难友实在力不可支了。看神色，就是立刻把他们拖上断头台，他们也不能再干了。他们索性就坐在湿漉漉的麦茬地里听任雨淋。那个副书记，立刻抓住这机会，把我们所有的人臭骂一顿，然后又恶狠狠地说：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原机关还管得了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日后能不能摘帽子，能不能回北京，全在我们的一句话！谁不服管，谁就是自讨苦吃！你们以为现在还能拿到的工资和生活费是铁打的吗？不是！绝不是！我们完全有权重新决定！谁不规规矩矩，还要乱说乱动，我们就可以给他‘升级'——给他换个更合适的去处①！！”
　　①意思是“去当囚犯”！
　　下午一点多，才让我们吃午饭，吃完饭又接茬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
　　北大荒的纬度高，夏季不到凌晨三点就天亮，晚上直到九点半才天黑。我们两点起床吃罢早饭就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
　　按照这种冷酷的作息逻辑，如果是在北极圈内，盛夏的夜晚几同白昼，那我们就得日夜连轴转，除了吃饭，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三
　　麦收完毕，新上台书记兼场长，利用场部的有线广播喇叭，对全场所有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
　　“谁说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我看我们这里好得很！关内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天才四小两粮，人家照样建设共产主义！你们一天一斤多粮，还说吃不饱、吃不好？！我们做领导的，口粮定量比你们的少得多，可还吃不完哩！”
　　他说到这儿，广播喇叭下面的听众顿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当然吃不完！”有人说。他们人人在云山都有家，可是人人都在场部的小饭馆里吃“包饭”——大米白面，大鱼大肉，每一片豆腐还得用油煎得两面黄；打猎队打到了野猪、狍子，先得归他们吃个够；偶尔打到了熊瞎子、梅花鹿，熊掌鹿茸之类的珍品，往往也是以他们的名义恭奉给他们的上级，剩下的也得先管他们吃个够，他们岂有口粮不够之虞？！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窝头咸菜连肚子都难得撑饱的人惟一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在享受着“共产主义大食堂”的“恩遇”，每人每月只交6元钱，此外就各走各的道儿，别如天壤矣！
　　这时中国已进入“一轮红日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人民公社化”新时期！
　　他们逼着大家拼了命地干活，口号不是为国家多打粮、打好粮，而是“争取第一”，“向上报捷”。若问为谁“报捷”，为什么“报捷”，他们是难以回答的。
　　许多时候“捷”是“报”了，小麦、玉米、大豆都割倒了。却堆在地里脱不出粒，有好多只得等来春再说。风吹雨淋，霜打雪埋，兽损鼠耗，损失颇巨。待到来春，又大抢春耕，有的来不及脱粒，有的已无粒可脱，有的都已霉透了，只得统统付之一炬。场部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工作人员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1959年全场因此损失了1／3的粮食，而到手的又多半是霉烂变质的，磨出的面粉是“头痛粉”——蒸出的馒头黏乎乎、酸溜溜、又苦又涩，很多人吃了上吐下泻，头晕目眩。此外，每年冬天抽很多人上山伐倒的大批木头，有不少又运不出来，也只得任其腐烂虫蛀殆尽。国家不惜大量投资，满指望农场为国家增添财富，结果反成了大累赘！
　　我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颇在理。它不禁使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因为在任何事业上，倘若流氓一得势，事业都必定会破产。这原因，还是鲁迅先生分析得好：“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比如有一个人在没有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
　　眼前的现实可不就是这样么？这种人有了权力有了地位，照样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用凶狠的地主老财和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被他们所控制的人。
　　在这些无尽的悲凉与气恼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呈现出屡屡难绝的忧伤与失意。有人说，当年怀着崇高的理念而英勇献身的同志，今天换来了什么？难道就是那些攫取了他们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成果的人们，以“王公侯爷”自居？
　　还有人说：旧的三座大山是没有了，但一座新的大山的分量似乎也挺沉啊！
　　四
　　不平则鸣。
　　德国割草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和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说过：“免除一切乞丐式的谦虚，因为我相信自己对科学的伟大事业，还能作出小小的贡献。”我与一些难友从农场议论到国家，从农场的不当作为推论到全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说现在大谈马克思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完全是“乌托邦”；“人民公社”不是“应运而生”，而是人为地搞得大快、太早、太急；中央的决议、报纸的社论、领导人的谈话，鼓舞很大，调门儿太高，乐观得太过分；“十五年超英”改为“七年”又改为“三年”，无异于痴人说梦，除非马克思显灵，把我们人人都变成担山赶太阳的二郎神。《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报道广东某公社的积累高达65％，只把剩下的分给社员，说这是“共产主义风格”，这些无异于鼓励各地掌权的干部，都去强迫老百姓勒紧裤腰带，都去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样下去，肯定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再多了就是祸害”的民谣，就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愤懑之声……
　　正当我和一些难友不断这样议论的时候，与我藕断丝连的妻子正与新华社的许多人，协助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说什么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国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个县可以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她给我来信说：徐水县将在1962年跨进“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这纯粹是胡折腾，是向马克思、列宁的在天之灵抹黑，只能惹起全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嘲弄，而绝不会赞美和向往。她回信批评我这是对党的总路线没有信心，还是站在“右”的立场上与党的“正确方针”格格不入。
　　可是我坚持认为，所有这些胡想蛮干的后果，必将引发一场新的大灾难。因为原有的已被破坏，“新生的”则纯属幻想，必然导致青黄难接，危机四伏，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必将发生重大困难。特别严重的是败坏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必将给全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
　　这时候，报纸上纷纷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词。很快就得知，这主要指的是为民请命的彭老总、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红旗》杂志上的社论和安徽省委书记的文章，竟破口辱骂这些同志是“敌人”，这使我极为愤慨！据我所知，彭老总和黄克诚等同志的清廉正直之气，艰苦朴素之风，爱民爱党之情，绝非骂人者之流所能与其相比的。骂这些同志为“右倾”甚至“敌人”的人，是有失天良的。
　　不说别的，单说据我所知的彭老总的为人，骂他的人就没法与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华社总社又派出一批记者到达朝鲜前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请彭总给他们讲讲朝鲜战场形势。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桧仓东郊后山腰的山洞里，志愿军总分社设在前山腰的旧矿洞里。由于敌机活动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让记者们翻过前山的山头，爬到后山腰的山洞里聆听彭总的讲解。
　　“不！”彭总说，“你们人多目标大。我只带一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目标小，还是我到你们的洞子里去为好。”
　　不论普金怎么说“彭总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彭总硬是带着一位夹着朝鲜战场军用地图的参谋和一位警卫员，从后山腰下到沟底，再翻过前山的山头，来到了志愿军总分社的山洞里，给记者编辑们讲了多半天。
　　1951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金日成给彭总送去两大箱苹果，每箱足有500斤。彭总一个也没吃，送一箱给司令部的参谋们，送一箱给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同志们。彭总的一位警卫员悄悄地从给参谋们的那一箱中给彭总留了一脸盆，彭总发现后把这位警卫员同志狠批了一顿，坚决让他还了回去。
　　彭老总的这类平易近人、关心部属胜似关心自己的品格，是许多位高势显的人没法比拟的。
　　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为什么正气反而得不到弘扬，而听任毛主席的个人专断？就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言，为什么那么多过去叱咤风云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画地为牢、噤若寒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通常而言，理性高于感性。从理性出发的革命者，一般都是比较坚定的。可惜，我们党内的这种人似乎并不太普遍。大多数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除了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而外，往往也掺杂着追寻个人出路等等的私心杂念。这种人一旦掌了实权、大权，个人的目的已超标准地达到，若再要他们舍弃这些既得利益继续为真理呐喊、为正义而拼搏，他们就得掂量再掂量孰轻孰重了。很多人也许觉得当年的革命正义和爱国心这颗无比硕大的砝码，突然轻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在老一辈中，也不乏洞知真伪、明断是非的人。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维护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却又不得不顺着毛主席的意趣而牺牲别的战友。这样，就把我们的党演变成了一个宗法大家庭，不管辈份最高的老爷子的一些作为如何地不对头，但做下辈的人都还要维护老爷子的权威与尊严：是也是，不是也是。受了委屈的人还得被迫自打耳光：“怪我不好，是我不对！”
　　至于一般工农出身的人，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往往出于追求自身的翻身解放。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能一不伯苦，二不怕死，有着百折不挠的大无畏气概。但如果在这艰苦残酷的斗争中，他们没能升华为真正视野高阔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旦个人翻身解放的目标已彻底实现，并且还掌了权，他们则往往不会再侧重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更甭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了。对于毛主席，那是使我们翻身解放并掌了权的大救星、大恩人。大救星、大恩人咋想咋说咋做都是百分之百的英明正确，谁说一个“不”字，那就和他拼命，不共戴天。
　　在如此这般的状态下，像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朝天笑”的人，像鲁迅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誓死也要改革到底革命到底的人，宁可用自己之一死也要唤醒亿万群众而绝不苟且偷生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如此下去，则必然“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的至善理念，也顶多在嘴头儿上空叨叨罢了！总有一天，会出现《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所痛述的那种局面：“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
　　我想得很多，但只是在出工收工的长途跋涉中独自想想而已，干活的当儿仍一如既往，尽力而为。
　　五
　　十年大庆快到了。中央颁布了对“战争罪犯”和各种犯罪分子的特赦令，也颁布了对已经“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我们奉命利用每天下工后的业余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改造小结”。
　　在通过‘小结”的会议上，我以争取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态度，简而略之地谈了前述的许多真实思想。大家认为我是诚恳的，有人还表示很赞赏，一致通过了我的‘小结”。
　　但是，表面上在一边旁听、实际上是临场监督指导的畜牧二队盖队长，用他的胶东口音突然说：
　　“戴煌的问题很严重，尤其对国家生活的一些看法，是继续对党对毛主席不信任的表现。大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反认为这是敢向党暴露真实思想，对他赞扬，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大家应该与戴煌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帮助！”
　　像往常一样，每当这紧要关头，一些人立即转为检讨自己“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政治嗅觉不灵”，等等，继而就对我批了一通。老实一点的人，先谈自己也有类似的“糊涂认识”，然后才浮皮潦草地规劝我几句。最后盖队长又讲了几句话，对我的“小结”会才算结束。
　　平心而论，盖队长是个“上级说啥都正确”那种类型的工农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作风严谨，工作刻苦，从不沾公家丁点大的便宜，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也很有分寸，也很尊重我们的人格。很明显，他与朱麻子、武副书记之流不是一路人。但遗憾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不自觉地或本能地拥有宗教式的个人偶像崇拜倾向，而且崇拜得极其虔诚。他对我们思考的这类问题是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而且上有他所崇拜偶像的指路明灯，他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去作这种种“无谓的胡思乱想”。
　　隔了几天，在打小叶草的草原工地上，盖队长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导员又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当问我“想通了没有”，我表示“还没有想通”时，他们一脸没好气。
　　一天晚饭后，在瑟瑟秋风中，盖队长在食堂前的小院里“晚点名”，当着全队的面，指名批评我说：
　　“戴煌老是想些与党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党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改不改全在他自己……”
　　不少朋友都为我捏把汗，不知道我将会再出什么事。但是我老想着好像是歌德说过的那句话：“一个真正的人所要求的最先和最后的条件，都是对真理的热爱。”要我昧着良心认黑为白，指是为非，那是十分痛苦的。我还是应该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其是非曲直任由别人去说吧！
　　中秋节的夜晚，我特地备了一瓶红葡萄酒，请几位好友举杯对明月，遥祝我母亲的七旬诞辰，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17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
　　一
　　1959年11月中旬，北大荒以其冰雪晶莹的景色，迎来了关心流放中的“右派”及对其进行“改造工作”的中央考察团。
　　考察团由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保卫干部组成，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人领头。
　　这时候，我正在完达山中烧木炭。与我一道于这烧炭新行当的共有100多名“右派”。其中有我们打草队的这个排，另有“三间房”、“五间房”来的两个排。
　　这两个排，此前统称为云山畜牧场“基建大队”，并已把“三间房”扩建为比较正规的“七间房”，拥有相当宽敞的大食堂。他们在直接掌管这个大队的云山畜牧场王副场长及祝大队长的严酷统治下，活很重又吃不饱，又受气挨骂，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右派”同类中的一些班排长又蒙上压下，踩着同类的瘦脖子去争取摘帽子，使大家深感苦海茫茫。一些意志不坚或原来就品质不纯的人，越来越丧失了做人的理智，暴露出最高级动物向低级动物急剧倒退的“本能”。很多同志由于调动频繁，实在带不了的保存在“五间房”后坡上一座无人看守的草棚里的衣物乃至大把大把的公债券，都被偷摸殆尽。我本人的皮箱也被撬坏，毛巾被和崭新的军官皮鞋等物不翼而飞。
　　甚至还有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谋财害命被逮捕法办的首犯，正是朱麻子之流十分喜爱的、曾自称是我们“监工员”的那个排长田振兴。
　　这就使得那些本来就把我们不当人待的场队干部们，更把我们视同“猪猡”和奴隶。
　　1959年11月23日，云山畜牧场各队的三四百名“右派”，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集中到“七间房”新落成的那间宽敞的大食堂，参加第一次摘帽大会。“回到人民怀抱”的人，约占总人数的1／10。其中当然不会有我。早被调往虎林850总场和其他地方的杨角夫妇、丁聪、王卓如等人的命运，也不知如何。
　　当晚，我们烧炭队的人，回到了原来拉爬犁运木头的住地——老电锯厂。三天后的晚上，烧炭队指导员隋凤祥同志召集全队人员讲话。他个头精小，浓眉大眼，白白净净，书生模样，谈吐很文明，转业前是空军某部队的中尉机要秘书，年方二十七八岁。他主要说了说这次没被摘帽的人今后的努力方向。最后，突然专门针对我讲了一大段话，他说：
　　“戴煌到北大荒后，一贯表现不好。他不管到了哪个队，都有一整套意见。不仅对各个队的领导有意见，对整个农场有意见，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系列方针路线，他也都有意见。似乎他比党中央和毛主席还高明！
　　“听说很多人都敬佩他，怕他，凡事都跟着他跑。他有什么可怕、可敬佩的？他有什么本领？党把他培养了这么多年，从小培养到大，可是他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没给党干过一件好事，反而练出了一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
　　“大家要站稳立场，和他划清界限，不要再跟着他跑！他自己也要悬崖勒马，严格地批判自己，写出书面检查材料。否则，他们机关这次跟中央考察团来的同志说了，就要把他逮捕法办，送去劳动改造，不能再让他享受国家的每月32元的生活费①！”
　　①鉴于农场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每月至少也有32元工资，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二年起，生活费由28元提高到32元。
　　好极了！这是我到北大荒后一连串被否定中的最彻底的否定。这不但否定了我到北大荒后一切诚实繁重的劳动，连在北京“反右”高潮中都没有被否定过的、当年在战争岁月中舍生忘死的一切努力，也一古脑儿地全被否定掉了。似乎我写了罗盛教、写了胡志明以及多种多样的报道，都是“坏”事！我多次冒着生死莫测的危险深入前线采访，甚至参加过白刃战，当年也曾在新华社苏北前线的电讯中被表扬过，这也都是“坏”事！在朝鲜前线，由于报道成绩比较突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我记了三等功，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给我颁发了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章，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为此曾在一期的二版头条作了报道，其标题就是《新闻战线的光荣，志愿军总分社戴煌等八同志立功》，这也都是“坏”事？！
　　隋凤祥指导员并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不怪他。他显然是受到了跟随中央考察团来的新华社保卫科一个人的蛊惑。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年我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新华社保卫科及其他一些部门不干这些“坏”事而“奋勇‘反右'的英雄儿女”们，还不知躲在哪个保险柜里于“革命”哩！他们现在彻底否定我的一切，究竟是“对革命的忠贞不二”，还是想踩着别人的骨头架去捞取更为宽大的“黄马褂”？！
　　我越想越愤慨，愤慨得脑子里乱嗡嗡的，但我没有当场站起来申辩，因为我扪心无愧。“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的南宋诗人谢枋得在《和曹东谷韵》中唱得好：“万古纲常肩上担，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只有等号称“左派”的人们把我推上断头台时，我再高呼几声“共产主义万岁”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不过很快，我又在内心中批判了自己：一个人如果受不起委屈，老是不忘往日的荣誉而不是常常寻找潜在的不足，就会失去持续上进的动力，甚至会导致消沉和堕落，特别在这种并非是我们的革命必然要经历的“非常时期”。
　　二
　　中央考察团走了。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们，属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就地重新分配，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回了北京。留下来“继续改造”的人们，虽然大多表示“不灰心，不泄气，争取下一次”，但人人都明显地带着失落感与悲观惆怅的神色。大家佝偻着腰，顶着狂吼的大风雪，摸黑出工，摸黑回屋。
　　也许为了消除所谓“戴煌的影响”，我们这个排与基建大队的那两个排打乱重分。我挑着行李，随一个新组成的排离开了老电锯厂，来到了南边几里地一个山窝窝里的新电锯厂。隋凤祥指导员与我们同去。他向我们说了一通“好好干，争取下一次摘帽子”的鼓励话之后，正准备戴起狼皮大耳帽向外走，一直与我在一起的原文化部的那个焦勇夫，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他匆匆一看，又从门口转回身来说：
　　“对，我倒给忘了。戴煌到这新的烧炭点，要继续检查交代，不能因为换了环境，事情就算过去了。大家也应该继续对他进行监督！”
　　这表明，焦勇夫又为我“奏了一本”。
　　我们同类中的个别人，就是专靠打别人的“小报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这种人为虎作怅，比一些卑劣的队长、指导员对我们更加凶残阴毒。在伐木队被人用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的张寄，就是这号人物中的一个，焦勇夫亦如此。
　　另有一个班长，几乎害得古籍出版社的侯德麟被五花大绑。侯德麟是“胡风骨干分子”舒芜的好友，对诗词颇有研究。有一次，他与军医李定国谈到毛主席的一些诗词，略加评论。比如对《水调歌头?游泳》中的“更立西江石壁”句，他说“这用语有点俗”。这个班长听到了，立即汇报给一位副指导员。这位副指导员当晚在全队面前猛训了侯德麟一顿：“你比毛主席还多才多艺还高明？简直是反动立场不改、顽固透顶！！”后来不管侯德麟如何一如既往地闪着头打柴、割麦子、割大豆、砍老玉米、上山伐木运木头，总被左看右看不顺眼，动辄就挨批，有时候队领导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侯德麟终于忍无可忍地背后发牢骚说：“这哪儿是改造？我简直成了‘四季豆（斗）'了！”
　　一些班排长就是这样靠牺牲他人去“立功”求赏的。焦勇夫又在我的身上“立了一功”，使得隋凤祥指导员再次要大家对我继续进行监督。
　　怎么个“监督”法？除了班排长们无事生非地打打“小报告”之外，别人没法“监督”。
　　全排数十人，每两人一盘大锯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树段、装窑、点火、闷炭、出炭、装炭包，并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车道。除了各自的“锯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里才能见上面。
　　这四面透风的宿舍，是用带皮的松木、桦木、杨木横垒而成的。里面横钉了一层薄木板，木板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晚上没有灯，没有炉子，全靠两大溜通铺之间过道上的几个土坑里的炭头火取暖和“照明”。写信、补破烂、烤鞋袜、化雪做汤做开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烟熏火燎，极少洗脸擦澡，又整天和木炭打交道，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脸盆、饭盆。饭盒、拴着弧形粗铁丝的圆罐头筒、打个眼拴根绳挂在屁股后的小脸盆（当饭盆用的），等等，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的夹缝里，都有大批虱子排长队；乱鸡窝一般的头发上白帆子成串，棉衣棉裤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处爬。
　　这时我们每个月的口粮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顿只有两个小窝头和小罐头盒安个木把儿的一勺萝卜汤，晚饭是三小勺照见人影儿的稀汤粥——饭盆一丢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奴隶般的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很多人心情烦躁，心胸狭隘，似乎人人只关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间的谅解、友爱、体贴、帮助则越来越少。一些人常常为了芝麻点小事——谁从过道里进出不小心碰了自己正在火塘边烤火的脚，谁挪了自己烤鞋的位置，挨着睡觉的人夜里出去撒尿回来时把自己碰醒了，都会发生一场没完没了的争吵。如果有谁“调皮捣蛋少干活”（实际是干不动了），偷了别人的吃食或打了双份饭，那就成了一些人眼中不可宽恕的“罪犯”，一哄而起地捆打，辱骂，扣饭，甚至绑到门外的大树上挨冻，以一泄他们自己胸中无处可泄的怨气。
　　本来，北大荒不但春天美，而且冬天也是非常美丽的：矗立的山林武装着银盔银甲，所有的树木都在寒雾中散发出珠光剑气。放眼远眺，到处都是冰雪的世界。它能使人开阔心胸，拓宽眼界，平添几分豪爽气。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谁也没有欣赏这严冬之美的雅兴。尽管雪莱早说过：“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可我们觉得我们的春天还很渺茫。笑脸，早就消失了，而且人人似乎都已忘记什么叫做“笑”了；收工后火堆边的什么川菜、粤菜、湘菜、鲁菜、淮扬菜及各地风味小吃的“精神大会餐”，也再不举行了；过去常常不离口的流放生涯主题歌——《贝加尔湖之歌》，也早就没人再哼哼了……
　　这时我和一些好友只能独善其身，没有多少精力为一些小事抱打不平了。我本人也得了浮肿病，经常头晕眼花，腰酸腿痛，还不时拉血。有一次大便，我刚刚站起身还没来得及系好裤腰带，就晕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盖满了鲜血的粪便旁，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冻成“冰乃伊”。
　　一次往炭窑里下料，我在炭窑外的山坡上独自扛着一段小脸盆粗的木料，途中也突然晕倒，木料压着我的脖子，使我出不来气。自己心里明白，可就是推它不动，也幸亏被人发现得快，才没有酿成惨祸。
　　又一次，往山下拖树头，用力过猛，向下跌了个倒栽葱，跌得满脸鲜血。别人都回住地吃午饭了，我独自一人在雪窝中躺了好一会才醒了过来。
　　此外，为了“抢窑”多出炭，烧坏衣服、烫伤手臂、中毒昏倒而被人拖出炭窑进行急救，那都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天上午，我又一次被熏倒了。当时我在炭窑中从小小的出炭口向外举炭，窑外的一位难友把炭接过去，码到十几步外的炭堆上再返回出炭口时，没有再见到我在洞口高举着一根粗木炭的双手。他叫了一声“老戴”，也不见有应声。他知道不妙，连忙扒在洞口向窑里面一瞧，只见我正倒在窑内还在冒烟的一堆木炭旁。他急忙向别的窑点大声呼唤：“老戴晕倒啦，快来抢救啊——”说着，他首先探身下窑，把我向出炭口拖。当他把我拖到出炭口下，附近窑点已跑来四五位难友。其中的一位也钻进了炭窑，帮助先下到窑内的难友把我架了起来，先把我的脑袋送到窑外，洞外的人再抓着我的两个胳膊，把我拖了上来。他们把我平放在雪地上，两个人往我的脸上使劲地擦雪，另有人进行人工呼吸，才使得我苏醒过来。
　　这一次，若不是同在一个窑的难友发现得早并动作麻利，我也许在昏厥中就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了！
　　尽管如此，我的成绩相比之下仍然是不错的。有一阵，我与杨明合拉一盘锯。他原籍广西百色，旅居缅甸多年，并参加了缅甸共产党。回国后，先在我们新华社广东分社和总社华侨广播部做编辑工作。华侨广播部独立为中国新闻社后，他继续在那里当编辑。我们这两个人成了“锯友”，那还能错？别的锯，往往要一天半到两三天才能备好一窑木料，我们则一天一窑，有时候三天四窑。从元旦到春节，伙房里偶尔也做过一点好吃的，我们也坚持不完成当天的定额决不回。有一次回到住地时，好吃的没有了，我俩也没有温色与怨言。
　　由此，隋凤祥指导员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他在全排的大会上对大家说：
　　“党是相信大家会有进步会改变的。戴煌同志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他这两个月进步很大，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这不禁使我心头一动。自从王震将军带了个好头，农场干部对我们叫了一阵“同志”后，早就没人再叫我们“同志”了。隋凤祥指导员今天突然称我这个被最彻底否定过的人为“同志”，而且是由“大家监督”改为“大家学习”，这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两个月河东，两个月河西'了。这是好兆头。
　　17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
　　一
　　1959年11月中旬，北大荒以其冰雪晶莹的景色，迎来了关心流放中的“右派”及对其进行“改造工作”的中央考察团。
　　考察团由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保卫干部组成，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人领头。
　　这时候，我正在完达山中烧木炭。与我一道于这烧炭新行当的共有100多名“右派”。其中有我们打草队的这个排，另有“三间房”、“五间房”来的两个排。
　　这两个排，此前统称为云山畜牧场“基建大队”，并已把“三间房”扩建为比较正规的“七间房”，拥有相当宽敞的大食堂。他们在直接掌管这个大队的云山畜牧场王副场长及祝大队长的严酷统治下，活很重又吃不饱，又受气挨骂，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右派”同类中的一些班排长又蒙上压下，踩着同类的瘦脖子去争取摘帽子，使大家深感苦海茫茫。一些意志不坚或原来就品质不纯的人，越来越丧失了做人的理智，暴露出最高级动物向低级动物急剧倒退的“本能”。很多同志由于调动频繁，实在带不了的保存在“五间房”后坡上一座无人看守的草棚里的衣物乃至大把大把的公债券，都被偷摸殆尽。我本人的皮箱也被撬坏，毛巾被和崭新的军官皮鞋等物不翼而飞。
　　甚至还有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谋财害命被逮捕法办的首犯，正是朱麻子之流十分喜爱的、曾自称是我们“监工员”的那个排长田振兴。
　　这就使得那些本来就把我们不当人待的场队干部们，更把我们视同“猪猡”和奴隶。
　　1959年11月23日，云山畜牧场各队的三四百名“右派”，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集中到“七间房”新落成的那间宽敞的大食堂，参加第一次摘帽大会。“回到人民怀抱”的人，约占总人数的1／10。其中当然不会有我。早被调往虎林850总场和其他地方的杨角夫妇、丁聪、王卓如等人的命运，也不知如何。
　　当晚，我们烧炭队的人，回到了原来拉爬犁运木头的住地——老电锯厂。三天后的晚上，烧炭队指导员隋凤祥同志召集全队人员讲话。他个头精小，浓眉大眼，白白净净，书生模样，谈吐很文明，转业前是空军某部队的中尉机要秘书，年方二十七八岁。他主要说了说这次没被摘帽的人今后的努力方向。最后，突然专门针对我讲了一大段话，他说：
　　“戴煌到北大荒后，一贯表现不好。他不管到了哪个队，都有一整套意见。不仅对各个队的领导有意见，对整个农场有意见，就是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大跃进、放卫星、人民公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系列方针路线，他也都有意见。似乎他比党中央和毛主席还高明！
　　“听说很多人都敬佩他，怕他，凡事都跟着他跑。他有什么可怕、可敬佩的？他有什么本领？党把他培养了这么多年，从小培养到大，可是他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没给党干过一件好事，反而练出了一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
　　“大家要站稳立场，和他划清界限，不要再跟着他跑！他自己也要悬崖勒马，严格地批判自己，写出书面检查材料。否则，他们机关这次跟中央考察团来的同志说了，就要把他逮捕法办，送去劳动改造，不能再让他享受国家的每月32元的生活费①！”
　　①鉴于农场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每月至少也有32元工资，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二年起，生活费由28元提高到32元。
　　好极了！这是我到北大荒后一连串被否定中的最彻底的否定。这不但否定了我到北大荒后一切诚实繁重的劳动，连在北京“反右”高潮中都没有被否定过的、当年在战争岁月中舍生忘死的一切努力，也一古脑儿地全被否定掉了。似乎我写了罗盛教、写了胡志明以及多种多样的报道，都是“坏”事！我多次冒着生死莫测的危险深入前线采访，甚至参加过白刃战，当年也曾在新华社苏北前线的电讯中被表扬过，这也都是“坏”事！在朝鲜前线，由于报道成绩比较突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我记了三等功，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给我颁发了三级国旗勋章和军功章，新华社机关报《前进报》为此曾在一期的二版头条作了报道，其标题就是《新闻战线的光荣，志愿军总分社戴煌等八同志立功》，这也都是“坏”事？！
　　隋凤祥指导员并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不怪他。他显然是受到了跟随中央考察团来的新华社保卫科一个人的蛊惑。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年我干这些“坏”事的时候，新华社保卫科及其他一些部门不干这些“坏”事而“奋勇‘反右'的英雄儿女”们，还不知躲在哪个保险柜里于“革命”哩！他们现在彻底否定我的一切，究竟是“对革命的忠贞不二”，还是想踩着别人的骨头架去捞取更为宽大的“黄马褂”？！
　　我越想越愤慨，愤慨得脑子里乱嗡嗡的，但我没有当场站起来申辩，因为我扪心无愧。“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的南宋诗人谢枋得在《和曹东谷韵》中唱得好：“万古纲常肩上担，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只有等号称“左派”的人们把我推上断头台时，我再高呼几声“共产主义万岁”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不过很快，我又在内心中批判了自己：一个人如果受不起委屈，老是不忘往日的荣誉而不是常常寻找潜在的不足，就会失去持续上进的动力，甚至会导致消沉和堕落，特别在这种并非是我们的革命必然要经历的“非常时期”。
　　二
　　中央考察团走了。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们，属于中央军委三总部的就地重新分配，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回了北京。留下来“继续改造”的人们，虽然大多表示“不灰心，不泄气，争取下一次”，但人人都明显地带着失落感与悲观惆怅的神色。大家佝偻着腰，顶着狂吼的大风雪，摸黑出工，摸黑回屋。
　　也许为了消除所谓“戴煌的影响”，我们这个排与基建大队的那两个排打乱重分。我挑着行李，随一个新组成的排离开了老电锯厂，来到了南边几里地一个山窝窝里的新电锯厂。隋凤祥指导员与我们同去。他向我们说了一通“好好干，争取下一次摘帽子”的鼓励话之后，正准备戴起狼皮大耳帽向外走，一直与我在一起的原文化部的那个焦勇夫，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他匆匆一看，又从门口转回身来说：
　　“对，我倒给忘了。戴煌到这新的烧炭点，要继续检查交代，不能因为换了环境，事情就算过去了。大家也应该继续对他进行监督！”
　　这表明，焦勇夫又为我“奏了一本”。
　　我们同类中的个别人，就是专靠打别人的“小报告”，在第一批摘帽子中被混掉了帽子的。这种人为虎作怅，比一些卑劣的队长、指导员对我们更加凶残阴毒。在伐木队被人用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的张寄，就是这号人物中的一个，焦勇夫亦如此。
　　另有一个班长，几乎害得古籍出版社的侯德麟被五花大绑。侯德麟是“胡风骨干分子”舒芜的好友，对诗词颇有研究。有一次，他与军医李定国谈到毛主席的一些诗词，略加评论。比如对《水调歌头?游泳》中的“更立西江石壁”句，他说“这用语有点俗”。这个班长听到了，立即汇报给一位副指导员。这位副指导员当晚在全队面前猛训了侯德麟一顿：“你比毛主席还多才多艺还高明？简直是反动立场不改、顽固透顶！！”后来不管侯德麟如何一如既往地闪着头打柴、割麦子、割大豆、砍老玉米、上山伐木运木头，总被左看右看不顺眼，动辄就挨批，有时候队领导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侯德麟终于忍无可忍地背后发牢骚说：“这哪儿是改造？我简直成了‘四季豆（斗）'了！”
　　一些班排长就是这样靠牺牲他人去“立功”求赏的。焦勇夫又在我的身上“立了一功”，使得隋凤祥指导员再次要大家对我继续进行监督。
　　怎么个“监督”法？除了班排长们无事生非地打打“小报告”之外，别人没法“监督”。
　　全排数十人，每两人一盘大锯和一把大斧，分散到四面八方的密林中伐木、砍枝、截树段、装窑、点火、闷炭、出炭、装炭包，并把炭包背到山下的爬犁汽车道。除了各自的“锯友”，其他人只有摸黑收工回到宿舍里才能见上面。
　　这四面透风的宿舍，是用带皮的松木、桦木、杨木横垒而成的。里面横钉了一层薄木板，木板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晚上没有灯，没有炉子，全靠两大溜通铺之间过道上的几个土坑里的炭头火取暖和“照明”。写信、补破烂、烤鞋袜、化雪做汤做开水，也全都依仗它。大家烟熏火燎，极少洗脸擦澡，又整天和木炭打交道，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手是黑的，牙缸、脸盆、饭盆。饭盒、拴着弧形粗铁丝的圆罐头筒、打个眼拴根绳挂在屁股后的小脸盆（当饭盆用的），等等，也通通都是黑的。人人的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毛衣毛裤的夹缝里，都有大批虱子排长队；乱鸡窝一般的头发上白帆子成串，棉衣棉裤棉大衣和被褥上也有虱子到处爬。
　　这时我们每个月的口粮定量已降到30斤了。早晨和中午，每人每顿只有两个小窝头和小罐头盒安个木把儿的一勺萝卜汤，晚饭是三小勺照见人影儿的稀汤粥——饭盆一丢就得撒尿。所以，人人不是枯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
　　奴隶般的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很多人心情烦躁，心胸狭隘，似乎人人只关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间的谅解、友爱、体贴、帮助则越来越少。一些人常常为了芝麻点小事——谁从过道里进出不小心碰了自己正在火塘边烤火的脚，谁挪了自己烤鞋的位置，挨着睡觉的人夜里出去撒尿回来时把自己碰醒了，都会发生一场没完没了的争吵。如果有谁“调皮捣蛋少干活”（实际是干不动了），偷了别人的吃食或打了双份饭，那就成了一些人眼中不可宽恕的“罪犯”，一哄而起地捆打，辱骂，扣饭，甚至绑到门外的大树上挨冻，以一泄他们自己胸中无处可泄的怨气。
　　本来，北大荒不但春天美，而且冬天也是非常美丽的：矗立的山林武装着银盔银甲，所有的树木都在寒雾中散发出珠光剑气。放眼远眺，到处都是冰雪的世界。它能使人开阔心胸，拓宽眼界，平添几分豪爽气。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谁也没有欣赏这严冬之美的雅兴。尽管雪莱早说过：“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可我们觉得我们的春天还很渺茫。笑脸，早就消失了，而且人人似乎都已忘记什么叫做“笑”了；收工后火堆边的什么川菜、粤菜、湘菜、鲁菜、淮扬菜及各地风味小吃的“精神大会餐”，也再不举行了；过去常常不离口的流放生涯主题歌——《贝加尔湖之歌》，也早就没人再哼哼了……
　　这时我和一些好友只能独善其身，没有多少精力为一些小事抱打不平了。我本人也得了浮肿病，经常头晕眼花，腰酸腿痛，还不时拉血。有一次大便，我刚刚站起身还没来得及系好裤腰带，就晕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盖满了鲜血的粪便旁，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冻成“冰乃伊”。
　　一次往炭窑里下料，我在炭窑外的山坡上独自扛着一段小脸盆粗的木料，途中也突然晕倒，木料压着我的脖子，使我出不来气。自己心里明白，可就是推它不动，也幸亏被人发现得快，才没有酿成惨祸。
　　又一次，往山下拖树头，用力过猛，向下跌了个倒栽葱，跌得满脸鲜血。别人都回住地吃午饭了，我独自一人在雪窝中躺了好一会才醒了过来。
　　此外，为了“抢窑”多出炭，烧坏衣服、烫伤手臂、中毒昏倒而被人拖出炭窑进行急救，那都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一天上午，我又一次被熏倒了。当时我在炭窑中从小小的出炭口向外举炭，窑外的一位难友把炭接过去，码到十几步外的炭堆上再返回出炭口时，没有再见到我在洞口高举着一根粗木炭的双手。他叫了一声“老戴”，也不见有应声。他知道不妙，连忙扒在洞口向窑里面一瞧，只见我正倒在窑内还在冒烟的一堆木炭旁。他急忙向别的窑点大声呼唤：“老戴晕倒啦，快来抢救啊——”说着，他首先探身下窑，把我向出炭口拖。当他把我拖到出炭口下，附近窑点已跑来四五位难友。其中的一位也钻进了炭窑，帮助先下到窑内的难友把我架了起来，先把我的脑袋送到窑外，洞外的人再抓着我的两个胳膊，把我拖了上来。他们把我平放在雪地上，两个人往我的脸上使劲地擦雪，另有人进行人工呼吸，才使得我苏醒过来。
　　这一次，若不是同在一个窑的难友发现得早并动作麻利，我也许在昏厥中就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了！
　　尽管如此，我的成绩相比之下仍然是不错的。有一阵，我与杨明合拉一盘锯。他原籍广西百色，旅居缅甸多年，并参加了缅甸共产党。回国后，先在我们新华社广东分社和总社华侨广播部做编辑工作。华侨广播部独立为中国新闻社后，他继续在那里当编辑。我们这两个人成了“锯友”，那还能错？别的锯，往往要一天半到两三天才能备好一窑木料，我们则一天一窑，有时候三天四窑。从元旦到春节，伙房里偶尔也做过一点好吃的，我们也坚持不完成当天的定额决不回。有一次回到住地时，好吃的没有了，我俩也没有温色与怨言。
　　由此，隋凤祥指导员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他在全排的大会上对大家说：
　　“党是相信大家会有进步会改变的。戴煌同志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他这两个月进步很大，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这不禁使我心头一动。自从王震将军带了个好头，农场干部对我们叫了一阵“同志”后，早就没人再叫我们“同志”了。隋凤祥指导员今天突然称我这个被最彻底否定过的人为“同志”，而且是由“大家监督”改为“大家学习”，这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是“两个月河东，两个月河西'了。这是好兆头。
　　18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Ⅱ）
　　一
　　按说，依照那种环境中一般人被迫形成的“哲学”，我应该顺着隋凤祥指导员给我的这根杆儿向前爬，爬出这片苦海。可是我不想也不会这样做。我的最大的悲剧式“劣根性”之所在，就是不论处境之如何反常，对一切看不顺眼的现象，都不能永远保持沉默。不仅对刚与我们混编在一起的、带有“基建大队细菌”的排长盛桂林届u班长王开泽等人的狡诈、阴险、冷酷、残忍不能沉默，就是对烧炭队领导工作中的许多错误行为也不能沉默。
　　刚来北大荒时，农场领导向我们一再阐明，山林是国家的财富，不能乱砍滥伐；如果必须烧木炭，只能利用过去伐木时遗留下的枝枝杈杈或不成材的小杂木，不能用好材。可是，当云山畜牧场1600多名干部职工，全年约七八十万元的工资越来越没有着落时，他们要求我们100多名“右派”必须在短短一冬中烧出3000吨木炭，他们叫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不论是上等建筑材料和高级家具材料的赤桦、白桦、山核桃、水曲柳，还是制造军用装备的“伐了一棵就得判刑”的黄菠萝木，通通都可以砍。这就把许多山林砍了个乱七八糟，有的几乎被剃成了光头。然而烧出的木炭，有的却不耐烧，有的还囗烟迸火星，其售价还不如珍贵的原材料值钱，双倍地得不偿失。
　　我向烧炭队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烧炭队鲍队长向我瞪了瞪眼。他是位蒙族干部，过去是个枪法神妙的骑兵连连长。他说：
　　“农场只管要钱，有钱就行。听说这些林子很快就要交给国营林场了，农场不抓紧机会捞一把还行？如果你们能拿出钱来给农场发工资，你们可就立了大功，就可以整天在屋内烤火睡大觉。如觉得门得慌，还可以跟我出去打猎吃野味，到时候还保准摘帽子……”
　　听听，这叫什么话！这哪里还有什么“全国一盘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味道？！
　　原来队部规定，从备料、装窑、点火、封窑到出炭，一个周期七天到九天。这是合乎科学的操作方法。但是很快，为了抢时间多出炭，又提出了“打破常规，大力缩短炭窑周转期，提高炭窑利用率”的口号，要求我们四天到五天就出一窑炭。这就得放大火烧，几乎把窑内的木料先烧掉了一半。封窑后，很多木料还没被烧透闷透，大家就得打开窑口进去抢；往往窑口一打开，猛然得了大量氧气的星星暗火，立刻旺盛起来，成了“星火燎窑”。这时，大家只得在烟熏火灼中拼命向外抢木炭，宁可被熏倒。如果不这样拼死拼活地蛮干，那就是“怕死”，就是“右倾”。
　　有时候，由于这种险情特别严重，原来规定的出窑只要两个人因此增加到四个人、六个人，最多的一次到了九个人，几乎先后都被熏昏熏倒。
　　木炭本是易碎品，但烧得好的木炭坚硬如“铁”，不易断裂，敲击时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似乎把它们由长到短地排列起来就能组成特异的炭磐，奏出美妙的乐章。可是我们烧出的炭，经过如此这般“赴汤蹈火”地穷折腾，碎的碎了，烧的烧了，少数尚较完整的敲起来，只能发出嘭嘭噗噗的松包声，落了个“人财两空”，而且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被熏倒的。
　　我说这样做不科学，不合算，也不爱惜人，都被鲍队长顶了回来。
　　后果是严重的。
　　原定一窑炭为一吨重。经如此蛮干，最多的不过1000斤，少的只有三四百斤。但上报，都照样按一吨计算。我说这不是实事求是，有些难友就说我“何必这么认真”。
　　开始向山下背炭包了。背了几趟，我觉得这也不合算，因为揉碎了不少炭，也掉了不少炭。我建议从每座炭窑向下修一条简便支道，好让汽车或爬犁直接到窑边装炭，既加快了运输进度，节约了人工，也避免了长距离人工背运的损失。
　　鲍队长回答说：“场部只准用工烧炭背炭，不让抽人修路。”
　　结果，我们只得继续动用大批人力，用那最原始的方式，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窑点上的稀里哗啦的炭包，一包包地背到汽车爬犁道边，一路上丢三落四。这比修路所费的人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二
　　一天下午，虎林850总场工副业科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们烧炭队摸摸生产情况。他转到了我与杨明正在伐木备料的窑点，看我们正把一棵已经伐倒的大树截成一段一段的炭料，边看边摇头，很不以为然。
　　“你们烧炭队怎么搞的！”他说，“怎么忍心用这么好的木材烧木炭？你们看看，”他随手指点四面光秃秃只剩下点点树根的山头，“把这么好的原始森林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这得糟蹋多少有用之材啊！”
　　我想，这可是第一次碰到“所见略同”的知音。我正想停锯道明一切，杨明在对面使劲拉了一下锯，使了个眼色，不让我说。等这位负责人转去别的窑点，杨明停下锯来对我说：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你吃的亏还少吗？你过去在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记者，谁不知道？到这儿来被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两年来尽管你提了那么多的好意见，有谁听你的？你这次如果说了，也许总场的这个人会把畜牧场和烧炭队的头头批评一顿，可是他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畜牧场和烧炭队的一些头头能不找你算账？”
　　那好，不说就不说，大家都不说。直到又一个冰融雪化，烧炭队快收摊子时，畜牧场场部才大吃一惊：上报说烧了1500吨炭，实际上还不到500吨，有的还没有被运出去；就是已经被运到辉崔火车站的，不少炭包都已稀稀拉拉，里面多半是碎块块和没被烧透的黑木疙瘩，总场工副业科不乐意验收开票。这甭说全场职工的全年工资，就连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数。
　　畜牧场党委十分恼怒！可是“丢掉城市的总是士兵，而夺取城市的总是将军”！按照这种凡事出了错都把责任往下推的伟大习惯法，畜牧场党委严厉追究烧炭队负责人的责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负责抓生产的鲍队长带着一名“老右”整天在外打猎吃野味倒平安无事，而抓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指导员隋凤祥，却被责令在畜牧场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沉痛检查。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甘愿被撤去一切职务。据说因为他“每天都和右派在一起，应该确切了解每天的实际生产进度”。
　　紧接着，这场风波就波及到了烧炭队“老右”们的头上。鲍队长把一些班排长狠狠地熊了一大顿，说他们不负责任，谎报成绩，撤了一个姓杨的副排长的职，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送去劳改。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三
　　说实在的，尽管隋凤祥指导员在新华社保卫科的那个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蛊惑下，曾经不着边际地当众彻底否定过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个比较正派、富有同情心的温存厚道的人。他曾多方设法帮助我们购买饼干、代乳粉，以减轻我们长年忍饥挨饿的痛苦。同时也完全可以看得出，他内心也并不主张让我们拼死拼活地蛮干。在我几次差点送了命，他号召大家向我“学习”之后，有一天晚饭后在队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一手拿根拨火棍拨拉着地塘里的炭火，一边悄悄地向我说了许多知心话。他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不希望劳动是愉快的，生活是正常的？每当我看到你们披霜裹雪、日夜苦战的时候，我就很为你们的健康与安全担心。晚上收工回来，那三小勺稀汤，两泡尿就尿完了。我们坐在炕边上还饥肠辘辘，莫说你们还起早摸黑地出大力流大汗。可是任务压在肩上呀，这些话我不能对你们公开说。如果一说，我就可能与你们在一块了……”
　　这真是肺腑之言！
　　我明白，在那种年代，对我们这些人的同情，毕竟是有口难开的“危险”心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为人之道早被摧残殆尽了，何况上面还有“同情右派就是右派”的圣谕呢？
　　那一天，隋凤祥指导员卷起铺盖，即将离开烧炭队回云山场部的家中时，鲍队长又外出打猎，队部没有别的人，他又特意找我长谈了一次。他说：
　　“老戴，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你。可惜现在我无能为力了！过去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完全误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实际上，你的很多观点和做法都是正确的。现在咱们要分手了。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同时遇事要克制再克制，说话要审时度势。我们为了党的事业，来日方长，也不在乎这几年少说几句话。这就作为我的临别赠言吧……”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里盈了一汪泪，我也同样流出了泪。多么诚实的人，多么善良的人！这是我在北大荒农场干部中碰到的第一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一个没有扭曲共产党员良心的人！
　　可惜的是，他缺乏实际工作锻炼，不懂得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在四个多月的相处中，我觉得他似乎还像过去当机要秘书那样，习惯于坐“办公室”，很少到窑点上去；除了开会，他也很少和大家见面闲聊聊。这就无可避免地被一些心术不正的班排长们所左右，偏离了实际。
　　当然也不难看出，像他这样的正派人，所以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料到十万转业官兵轰轰烈烈地来到北大荒“向地球开战”（郭沫若当年对此壮举的颂诗），会这样快地变得冷冷清清，其中有些人又会变得如此的不人道。这就不能不动摇了他当初“以场为家”的信念，大大降低了他的苦干实干的热情。
　　可惜啊！凡是正派的人，凡是富有理智的人，在这片缺乏温存敦厚的荒漠中，似乎都不能扬眉吐气！
　　这些还身在党内、身为干部的具有良知的人，其心情尚且如此，那么实际上已被当作奴隶的“右派”们的精神状态如何，则更可想而知了！
　　四
　　随着隋指导员的被撤职，烧炭队也跟着解体了。我和一些人又回到北边的老电锯厂去，与一些素不相识的“右派”合组成一个新的排，手拉大锯剖木板，卖钱给农场发工资。排长仍是盛桂林，班里的副班长仍是王开泽，焦勇夫则与我分手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素不相识的“右派”，有的来自云山水库。
　　何谓“云山水库”？
　　云山畜牧场场部的南崖下，是以七虎林河上游为中心的一大片洼地，约有一公里多宽、三四公里长。由于下游的850农场100多万亩良田经常遭受七虎林河水害，铁道兵农垦局（后改称牡丹江农垦局）于1958年春天调集6000余名转业官兵，到七虎林河上游修建水库。因其紧挨云山，故取名为“云山水库”。
　　这6000多名转业官兵中，有4000多人是刚刚从密山下车的，他们直接开到了水库工地。水库于1958年5月1日正式开工，由王震将军亲自挑土奠基，开车压实。当时工程机械少，全工地只有10辆汽车，7台推土机，两台铲运斗车，而全部工程则要动用土方74万立方米，其中的63万立方米需要官兵们肩挑手推，那艰苦繁重是可以想见的。
　　但官兵们不怕艰难困苦，他们住草棚，吃苞米面和大馇子就咸菜，争红旗夺先进，奋发鏖战。不过也有一些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下级军官和老战士吃不消。他们有人伤口复发也不能休息，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免不了边苦干边说几句怨言怨语。想不到在“三间房”对我们“右派”作过那番热情洋溢讲话的王震将军此刻听到了如此这般的汇报，竟私自断然决定搞了个“补充‘反右'”，把一些发牢骚讲怪话的转业军官打成了“右派”，其中的一些人就被汇合到我们中间来。和我合拉一盘锯的山西大汉冀虎虎，就是其中的一个。
　　另一位名叫毛西旁，四川人，与我同庚，原是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的中学语文教员。他满头黑发浓密，国字型的脸，端正的鼻梁，厚实的嘴唇，弯弯的浓眉下闪着双黑亮的眼睛，给人的印象是诚实而豪爽。
　　1957年5月大鸣大放，他没有在公众场合放过一句话，也没张贴过任何大字报或小字报，只给上海《文汇报》写过一封短信，表示赞成很多人士提出的“自由办报”的主张。
　　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号角。6月14日，又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的主要论据，就是附于其后的文痞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有感》。姚文元说，《文汇报》发表毛主席对共青团员们讲话的消息时，把消息删得简而又简，其整个篇幅只有《解放日报》发表同样消息所用标题的两个铅字那么大。这使得《文汇报》的工作人员顿感即将濒临灭顶之灾。有的人遂把所有鸣放中的来信，一一转回来信者所在单位的党委，毛西旁的信当然也被转回到武汉海军第一预备学校。
　　学校党委考虑到毛西旁虽为党外人士，但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双亲早亡，个人在孤苦中奋发自强，在日常教学中也兢兢业业，而且在大鸣大放中并未鸣放过，所以没有对他进行公开批斗，只悄没声地把他划为“中有”分子，转业到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向地球开战”。
　　抢修云山水库时，他与人抬土上坝，土筐越抬越大，最后加到500多斤重。这样的重筐，连冀虎虎这样的身高一米八的山西大汉都咬牙难支，更甭说毛西旁这样的只有一米六几的四川小块头了。他文绉绉地说了句“哪能强迫人从事体力难胜的劳动”，有人就说他“反对大跃进”，予以轮番批斗。
　　在这场批斗中，他才知道为了给《文汇报》的那封信，他早在武汉就被无声无息地定为“中右”了。于是老账新账一齐算，他被升格为“右派”。他不服，紧决不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有人就骂他“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一连猛打了他两拳，并抓起他的手，把一支钢笔强行挤进他的手指缝中，歪歪扭扭地签了字。不久，有人就让他卷起铺盖，把他送到了我们这支“右派劳改队”。
　　在送他来我们这支“队伍”之前，他穿了件干干净净的白底细蓝条纹的短袖衬衫和一条军裤，到云山畜牧场场部附近的一座土坯房前，请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自知对人民对党均无罪，自己又尚无妻室，了无牵挂，即便埋骨北大荒，亦无可悔惜，故照片上的他神态自若，背景的天空是灰蒙蒙的，照片的背后写了这样的诗句：
　　天高地阔野茫茫，
　　遣戍大荒苦蒙冤；
　　身倚冷屋天际望，
　　故乡故乡在哪边？
　　冬天，他和我一起烧木炭。我们有两个班住在一间草房里，两边是一长溜地铺，铺着厚厚的一层草，中间的过道上生着地坑火。他起先睡在我的一侧，免不了常常说些悄悄话。因而我注意到他不管白天多么劳累，夜晚又饥肠辘辘，他也常常把脑袋瓜儿埋在被窝里，亮着手电筒看一会儿书，从不因为身陷冤海而曝弃潦倒。
　　这时，我们已常常饿得走不了路。
　　一天傍晚，我与一位已被妻子离弃的青年画家路过一座大山的背后，见到尚未融化的一片雪地上被人用木棒画出了八个大字——
　　“苦海无边，何日是岸！”目睹此景，更触伤了这位青年画家的心。他驻足凝视着那苍白无力地沉沉下坠的将要触及对面山岭的太阳，极为悲愤地说：“讲了几句话，就失去了家庭的幸福和做人的尊严，还要这块行尸走肉做甚？！”
　　“你可不能这样想。”我说，“我们的党不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的。”
　　“不——”他叹息着说，“就是争取活下去，如果日后有幸重建家庭并生儿育女，我将教育自己的儿女宁可男盗女娼，也不要‘响应'谁的什么‘号召'去说话……”
　　我默默地听着，然后说：“但是，我们总不能只为一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必要的时候，有话还是应该说的。”
　　他又长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才和我一道回住处吃晚饭。
　　五
　　五月初，又是春暖花开了，我们下山修桥补路。由于我与冀虎虎在剖木板中屡立榜首，这时便被戴上了一顶小小“乌纱帽”——成了班内的三个小组长之一，“领导”三个组员。
　　其中一个组员，名叫陈国华，苏北泰兴人，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当过副连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他都曾勇敢作战，身上留下了子弹、炮弹和手榴弹片的好几处伤疤。1958年春天，他与二十四军（前身是新四军第六师）的一批军官转业到北大荒，参加修建云山水库，因为吃不饱，伤口痛，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充实”到了我们这支队伍中来。
　　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由于更加劳累与饥饿，他越发力疲神衰，伤口常常发炎，年纪不满四十，须发皆已斑白。饿得实在难以忍受时，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人拉着我，在出工收工的路上边走边拔几棵野草野菜，把上面沾着的灰土和猪粪牛渣吹吹拍拍，就连叶带根地往嘴里塞。一天我们冒着雨，在云山场部的后山梁上干活，送饭的马车在半路上崴泥崴翻了车，一大桶土豆稀饭都与泥水牛粪马尿和了汤。他带着我卷起衣袖，不顾一切地与大家一道，在那浑泥汤里摸鱼一般地摸土豆吃……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到云山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往一座小木桥上抬土铺桥面，我与陈国华合抬一个筐。刚抬了十几筐土，他突然不支而倒，满身冒虚汗，我立即让他坐在路边歇一会儿。
　　不一会，副班长王开泽气势汹汹地过来了。此人是四川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会干事，并非“右派”的一个什么“分子”，黑黑的脸，大大的眼，年轻力壮，但为人冷酷。他一走到陈国华跟前，上去就踢了一脚：
　　“起来！干活去！摔了一跤，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我正与另一个人抬着一筐土走了过来。陈国华看了看我，似乎对是否服从这个“分子”的命令迟疑不定，意思是问我怎么办。
　　“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如果还觉得不舒服，就再歇一会儿。”
　　王开泽随即转过身来向我发开了脾气：“你为什么助长别人偷懒？！”
　　我也火了！我大声回答说：“他这根本不是偷懒！你打过仗吗？你知道身上有了伤疤是什么滋味吗？你如果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你自己的良心就会告诉你，他这是苦累太甚，极端饥饿，旧伤疼痛，体力不济！”
　　“你拉拢什么人？散布什么温情？谁的肚子不饿？饿也得干，起来！”王开泽又踢了陈国华一脚。
　　我真有点火冒三丈了！我强烈憎恨那些残酷无情地强迫我们这些人以垂危之身“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农场奴隶主式的人们，同样也强烈憎恨我们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出卖人性助纣为虐的鹰犬们！伏契克说：“生活里是没有旁观者的。”我恨不能立刻猛扑过去，像当年在苏北盐城北门参加白刃战那样，和这个极凶残的什么“分子”格斗一番。陈国华在一旁瞧到我的面色骤发狂怒，怕为了他闹出了什么大漏子，连忙咬着牙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嘟嘟哝哝地说：“好老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管，我去，我去……”边说，边两腿打着晃，朝挖土的地方走去。
　　六
　　当天晚上，新来的指导员刘恩集合全排训话。他二十六七岁，中等而结实的身材。一看他那四四方方气色红润的大扁脸，就知道他的吃食很不错。表面上看，他似乎颇有理智，后来才知道，这是个貌似理智而实无天良的人。他不但有着朱麻子的阴险残忍，而且还要外加狡诈与恶毒。
　　他一来我们这个排，就说我瞧不起他。他竟说：“你们这些人，过去在北京住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趴的是写字台，躺的是大沙发，坐的是小汽车，现在让你们吃吃苦，受受罪，不为过……”边说边显出很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色。
　　这一次，他训话说：
　　“有的人劳动很好，实际上是筑掩护墙，背后尽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今天在工地上，他又一次公开煽动大家对农场领导不满，说大家吃不饱，肚子空，企图拉拢一些人跟他一道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很多人认为他公正，讲良心，是个大好人。这可是上了他的当了！真正关心大家的是农场领导，是党，而不是他！其实，我们难道是真的吃不饱吗？”
　　说到这儿，刘恩加大了嗓门问：
　　“大家说，我们吃得饱不饱啊？”
　　“吃得饱(呕欠)……”“饱(呕欠)……”下面有些人冷冷落落、有气无力地应和着。
　　“这才是大实话嘛！”刘恩接茬说，“所以，大家对这种人应该提高警惕，与他划清界限，彻底地孤立他并监督他，千万别跟着他去！跟着他去就是死路一条！
　　“同时我还要警告这种人，不要以为农场党组织不了解他的情况，不注意他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农场派出所早把他的材料整理好了！只要我刘恩说一个字——‘抓'，他马上就会去和劳改犯们实行‘三同'，就是与真正的劳改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听了这番杀气腾腾的话，许多人真的想靠近我也不敢靠近了。有些人背地里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会议上却只能跟着班排长们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排长盛桂林、副班长王开泽等人，更投刘恩之所好，越来越“勤快”地向他打我的“小报告”……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是面对刘恩、朱麻子、盛桂林、王开泽之类的人，又怎能“从之”、“改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不论何时何地，不论你干了多少好事，只要你出于做人的良心，多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就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永远扮演一名悲剧角色！
　　19　绝望
　　一
　　没有几天，我们又奉命到第二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排水沟。
　　第二生产队位于云山场部东北，相距只有两里地。但挖排水沟的地方，是在七八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为了省下出工收工路上的时间，我们就住在那一带1958年冬天大干水利时，“左派”精英连队留下的破窝棚里。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1960年5月15日凌晨，我们又奉命转移到云山场部东边小云山第四生产队去挖排水沟。
　　从“左派”精英连队的这些废窝棚直接去小云山，只有七八里地。按说，应该让我们径直去，因为我们都已衰疲不堪，还得挑着行李与工具。
　　但是，不，那会使几十个“右派”的劳动力浪费半天时间，而让“右派”的频繁调动占用大白天的劳动时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云山场部让指导员刘恩强迫我们挑着行李与工具，先到场部南面的云山水库大坝，再从几里长的大坝南端往回挑沙子修补坝顶的路面，然后利用夜晚“业余时间”，再从那儿转移到小云山去。
　　这就是说，让我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身负重荷，先从东北方向朝西南走十几里地，然后再从那儿往东走十几里地，等于让我们走一个大三角的约有30里地的两个长边，而不让我们径直去这个大三角的只有七八里地的底边，而且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这样，这一天一夜就剩不下多少休息时间了，这比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要周扒皮。
　　可是，在云山畜牧场领导中的王副场长、武副书记、祝大队长和朱麻子、刘恩等人看来，这却是绝妙的领导“谋略”。不管对这群奴隶的调动如何频繁，从未因此耽误过这群奴隶“为农场多作贡献”。而结果，等于无形中让这帮瘦骨嶙峋或浮肿“发胖”的人，更快地走向黄泉路。
　　那天凌晨，满天乌云。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日用杂物和铁锹铁铲等工具，赶到了水库大坝的最南端。
　　刘恩对大家说：
　　“大家使劲干！就这么一点儿活，坑坑洼洼的垫一垫，补一补，早干完早转移，早转移早休息……”
　　这种老套儿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他们每一次要我们干的活，没有一次是能够让我们“早干完早休息”的。
　　这一次，沙石远在大坝南面的山坡上。每挑一担沙石到坝中心，来回一趟少说也得走三四里地。我们从清晨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快天黑，中午吃了自带的窝头咸菜后一刻也没歇，才终于“早干完”，挑起行李工具向小云山“早转移”。
　　这时，空中的乌云已越积越厚，阵阵冷风吹来，下起了小雨。冷风冷雨，溜滑泥泞的土路，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向前撑。衣服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全身湿了个透，可又不能歇，也不想歇。因为只有到了小云山，才有晚饭吃。直到深夜12点左右，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稀稀拉拉地抵达了小云山。总共不过十几里地，滑溜了五六个小时。
　　但是各班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人！
　　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宽额头，高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颏，脸色灰黄，说话细声慢气。
　　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他极为愧疚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一次，幸亏被人及时发现。这天凌晨，离开二队山坡下的那些废窝棚时，又有人发现他不见了。据说原在中央某个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工作的排长盛桂林，和据说原是《中国青年报》行政工作人员的他们班的副班长孙某，奉命到山坡上的林子里去寻找。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
　　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手们在那山坡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
　　第二位叫赵琪，也四十来岁，原是交通部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他那苍白而浮肿的脸上，带有几颗浅麻子。他也是在危难之时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
　　半年前，他就不能再干活了。然而班排长们说他消极混泡，反抗改造，照常逼他去“苦战”。
　　这天在水库大坝上，他就一直面无人色。他老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背，有气无力地担着一副竹簸箕。里面的沙子几乎都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坝顶上需要垫沙子的地段，他也把两只空簸箕照样往下抖一抖，转身再去“挑”。指导员刘恩和排长盛桂林骂他“装疯卖傻”，“一点儿干劲也没有”。可是我们不少人都预感，他快不行了，但是还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死去！
　　傍晚，我们冒着风雨向小云山转移时，路过云山场部。基建队“右派”中一位面熟的人到小卖部去买蜡烛，在路上见到了我们。他望望满天的黑云，悄悄对我说：“老戴，看来这场雨短不了，你们在路上可得小心啊！在你们这个排，没有几个人还能干活了，尤其是你、赵琪、石铁生①三个人的脸色最难看，身体最瘦弱，可不能倒下去啊！在这个鬼地方，想关怀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整倒了，有实权的人又往往没有人性！望自重！”
　　①原《世界知识》编辑，北大毕业生。
　　经他这一提醒，我认为赵淇的情况最严重。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我也想向刘恩和盛桂林建议把他先留下来，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让他到小云山去。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就是刚到“五间房”“文明流放”初期，还在研究马卡连柯教育法的那位原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干部——连忙阻止我。“难……难道你……你头上的‘真……拉拢'、‘假……假同情'的帽……帽子还……还少吗？”他一急，说话就更加口吃。“这……这种事，不能再……再由你出面，我我……我去想想……办法。”他转身叮嘱了赵淇班里的熟人，请他们一路上多多照看老赵。
　　但这有何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赵琪死了！
　　夜间，在我们躺倒后，队部曾接到赵琪班里人的报告：赵琪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不能动弹了，照看他的人也帮不了他，请队里的医生跟着回来报告的人一道去抢救。但队部里的刘恩等人听之任之，也不派医生去。结果这位过早风烛残年的人，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二
　　这是我们来到北大荒后，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冻层炸死一个人和伐木中砸死几个人的不幸事件外，纯粹因为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而致死亡的开始。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关于佟霭成的死，有人分析主要是他的妻子造成的。说那是一个“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是坏老婆。她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唠叨不休，动辄破口大骂，使堂堂正正老实巴交的佟霭成窘困难堪。佟霭成忍气吞声地忍让了她多少年，到头来这悍妇还要和他离婚，把孩子都扔给他，他很难想得开，只得一死了之。
　　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认为这种分析的逻辑是混乱的。因为佟霭成的妻子既然是悍妇，是坏老婆，这女人主动提出离婚，倒是敦厚老城的佟霭成的一大解脱。因此，佟霭成的死，主要是这女人与他离婚后，给他甩下几个孩子饥寒啼哭没人管，而北大荒的“改造”岁月又如此残酷遥遥无期，所以他才采取这种办法，了却其极端的苦痛。
　　“这说得通。”多数人同意这后一种分析。
　　对于赵琪的死，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一致，那就是：农场领导要负无可推脱的责任。
　　然而，农场掌权的人一切依旧，无动于衷。刘恩对于佟霭成的死，说他是“自绝于人民，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对于赵淇的死，他虽然也“惋惜”了一番，但他话锋一转，竟荒谬地指责我们“缺乏相互间的体贴照顾，发现严重情况后又抢救不力”，反而要我们“讨论讨论赵琪死的根源，吸取教训”。这真是荒唐绝顶！
　　在讨论中，有人隐隐约约地责怪班排长和农场领导，也有人怪赵琪本人没有自知之明——他应该赖在云山场部不要冒这个险。同时也有个别“丽唱仍添锦上花”的人，居然趁机为农场领导大唱赞歌，说什么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人如何地“关怀备至”。
　　这不禁使我突然想起一位先哲的话：“蛮不讲理的是冥顽，有理说不出的是傻瓜，有话不敢说的是奴隶。”《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奴隶？！
　　我提出：赵琪死的根本原因，是农场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一贯采取歧视冷漠的态度。对赵淇的死，应该接受教训的是农场领导而不是我们。农场领导应该“一叶知秋”，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处境，避免死亡现象的蔓延与扩大。有关人员应该检讨并请求上级处分，而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接受什么教训……
　　讨论还没完全结束，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就到指导员刘恩那儿汇报去了。
　　第二天晚饭后，关于赵琪的死，刘恩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说了一句“领导也有一定责任”；但他拒不承认农场长时期来违背了党的政策。随即他就瞪大了眼睛大声说：
　　“有人又想乘机煽动大家对支部领导不满，对整个农场不满，这是妄想！党是正确的！农场党组织是一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政策的！即便我们有一定的责任，我们也只能向上级党组织做检讨，而不能在你们面前做检讨！”
　　三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我们几乎每天都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1米左右宽、50多米长的排水沟，土方量约20立方米。这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必须要完成。收工回来，连烤衣服的条件都没有，许多人不得不穿着湿衣服钻进被窝，为着第二天能穿着这被体温悟干的衣服出工，暂时摆脱一下落汤鸡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为“泡将”，有的还不让吃饭，捆罚打骂的现象亦非罕见。
　　一天收工后，全队集合开会批斗某班的罗应洪与马竞亮。
　　前者原是国家某部搞电机设备的工程师，细长的身材，体质十分纤弱；后者据说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科长，早先也是我们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功。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脾气，那就是“倔头犟”：领导上讲仁义，吃得饱，干活就肯卖力气；反之，就像赌了气的千里马，动不动也得尥尥蹶子。
　　这一阵，他俩体弱不算，确实也在闹病。马竞亮饿得没辙，偶尔捡到几根鸡骨猪骨头，烤焦了权当“锅巴”吃。刘恩、盛桂林们却说他们“破罐子破摔，丑化社会主义”。
　　这次批斗前，又一次剥夺了他俩的吃饭权。我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这样做。我说：“越是不把大家当人待，大家越不会好好干活。就是一头牲口，吃饱了才肯拉车犁地呢，何况是人！”
　　这可把站在一旁的刘恩气得咬牙喘大气。我们的班长赵超群——就是我在山上被爬犁夹伤后，用牛爬犁把我拉到住地下的那一位——这时也变得“左”了起来，马上站起来反驳我说：“你这是‘人性论'，是右的立场！”①刘恩连忙对赵超群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错划右派被改正了的赵超群当了山西大学副校长。
　　四
　　我这样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既为了争取改善全体奴隶的命运，也为了努力挽救我自己。
　　这时我已到了没有拐杖就不能挪步的岌岌可危的地步。除原有的多种病痛外，又增添了关节炎与胃溃疡。过去在苏北盐（城）南战役中被冻伤的脚，在越南奠边府前线返回后方途中从马上摔下被跌伤的左胯骨，在山上拉爬犁夹伤的左小腿，都一齐酸痛难忍。双腿硬如木雕，膝盖肿胀如特大哑铃。每天下午，全身恶寒发烧，而一测体温，水银柱并不高。医生明知这是体质极度虚弱濒临死亡的征兆，可是不但不让我休息，而且也不给我打针吃药。开始抢挖田间毛渠时，我还常常在黑板报的“擂台表”上被列为“上”，有几次还超过了日掘20立方土的定额而上了“光荣榜”，后来就逐渐下降为“中”了……
　　我深知为人在世“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该“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但是我怎样才能继续“刚”下去呢？
　　如果真正是全民族大敌当前，我会照样像过去在革命战争中那样，“余生无足恋”；如果是身陷真正的敌人的囚牢，我也会像许多先烈们那样，“热血拼将流”，不怕把敌人的牢底坐穿；如果因公致残，长卧难起，我也能“壮怀犹未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我们的党，干脆把我推上断头台，说我“无可救药”，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人民的历史将会使我“白骨复更生”！
　　然而现在，我的遭遇是什么呢？是在号称“自己人”的手里，既不明明白白地让我们赶快死去，又不稍稍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既不能反抗和暴动，又不堪忍受与沉默。
　　两年来，就个人言，我的劳动是尽力的，做人是诚实的，对于各种反常的现象，我也怀着宁可齑躯碎首的心情，说了应该说的话。结果一切一切的努力均白搭。我丝毫也看不出，我们接受如此这般的“考验”与“牺牲”，于国于民于己究竟有何益？
　　我真正地悲观起来了，真正地模糊了人生的视线……
　　五
　　连绵的阴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开始播种大豆。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泥泞的路上和水洼地中，来回跋涉30多里路。我的一双脚，常常被陷在淤泥中不能自拔。我们还要轮流地从大豆地返回小云山，抬着装满了稀饭足有200多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在这“鬼门关”似的烂路上再来回跋涉一遍，把午饭抬到地里去。
　　然而，在地里等着吃这桶稀饭的200多人中，多数是身体状况远胜于我们的军工与青工。相对来说，他们一无精神压力与痛苦，二无太重的饥寒之忧。他们在规定的粮食定量外，都还能在队长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下，非法而“合法”地搞点大豆和其他东西填肚子。而我们，只能一边往地里撒豆种，一边把一些破损的、半瓣的、拌了“六六粉”的生豆子往嘴里塞。尽管内中未经高温破除的胰蛋白酶毒素，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而且还要甘冒“六六粉”中毒的危险。
　　同时，军工与青工上工比我们晚，收工比我们早，干活比我们少而轻。而对抬饭这最重、最苦、最累的差事，队部却偏偏强加于我们这些命在旦夕之人。尽管我对这种早被墨子所痛斥过的“爱有差等”的做法十分恼怒，同时自己又力不胜负，但我还是强打起精神来应付。我想，既然刘恩们铁定了心要我们这些人来抬饭，我如果不抬，他们也会让我们当中别的人来替我干。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新华社和文化部的人全部离开云山畜牧场。许多人认为这可离开了这片苦海，从而欢声雷动。但是，惟独我与我们社里的方约同志被留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敢于反对云山畜牧场一系列非人道的行为，就应该被继续留下来当他们的奴隶？新华社的领导就这样一味地盲目听信他们的胡说八道，让我永无脱身辩白之日？！
　　在这悲愤失望之余，我请即将分手的新华社难友陈亮，带封信给新华社党委。不知怎么搞的，刘恩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全队面前冷嘲热讽地说：
　　“有人想向原机关告状，这是梦想！党只相信自己的组织系统，任何个人的叫屈是没有用的！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威风，如何地看不起我，我现在硬是有权不让他走，叫他吃更多的苦头，看他能怎么的？！”
　　我又能怎么办？！我过去曾一度梦想过，这种阴曹地府般的日子不会太久长，中央很快会来纠正这里的非法所为的。可是北京的来人也好，农垦局的来人也罢，似乎都认为这里平安无事，百事顺心。回想这一切，我原有的信念似已彻底崩溃了。即便中央一旦发现了这里问题的严重性，恐怕我们很多人都已骨头打鼓了！与其再忍受煎熬，不如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自杀，不好；越过乌苏里江到苏联去，不可能；像个别人那样逃跑，不光明磊落；惟一可行的办法，主动请求党杀掉我。既然党已认为我是个“最危险的敌人”，把我交给这批法西斯分子残酷地折磨虐待，使我备受“不信之耻与犬马之辱”，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这时我实实在在地连走路都很艰难了！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刺！
　　六
　　在我们正在播种大豆的那块地边，也有几座1958年冬天挖干渠时，“左派”精英连住过的已经东倒西歪的烂草棚。一天收工时，我和几位同样行走十分艰难的好友，要求就住在这些烂草棚里，免得每天来回走两三个小时活受罪。
　　这也被刘恩一口回绝。我对他说：
　　“你不同意这些人都搬过来，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我保证每天天一亮，当大家从小云山出工时，我就会独自下地先干活。我不仅不会因为多干了点活而不高兴，反而会因为每天让我少走这许多路而心怀好感。如能让别人给我带来我的那份饭，我感激；如不让带，我就把豆种中肯定出不了芽的破豆子挑出来，用铁皮碗煮来充饥……”
　　我这可谓诉于衷，求于切，委曲求全了。大凡尚存一丝人性的人，是不会拒绝的。
　　然而刘恩不但不答应我的要求，反而和排长盛桂林一道讥讽侮骂我。我被激怒了！在收工时我坚决不走！他们就把同班的罗相成留下来伴着我走。小罗胆小，不敢违命，我不走他也不走。这使我十分为难：我可不能误了他晚上的那两小勺稀粥啊！我只好憋着满头大汗，跟着他往回走。
　　但我走一步，疼一步，实在疼得没法忍受了，突然高举起双臂，疯狂般地呼喊：
　　“请党来枪毙我吧……党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大笑三声……”
　　小罗惊呆了。他以为我真地发疯了。他连忙上来搀住我，结结巴巴地说：
　　“老……老戴，我们快……快走吧，回家吃……吃饭吧！不然他……他们也……也会说我……我们是‘泡……泡将'，也会扣……扣……扣我……我们的饭……饭的……”
　　小罗这几句可怜巴巴的话，一下使我悲恸泪下！当他离开清华园，步入高等教育部机关大院的时候，他会想到日后有此厄运么？他的那位孤寡多年、只有他这个遗腹子的老母亲，还在北京一座小院里的一间背旮旯儿小屋里，魂牵梦绕着他呢。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受累饿肚子。于是我只好跟着他走，并且还让他拽着我走，后来干脆一步一咬牙地自己走了。我想为了小罗，我也得苦撑着往回走。
　　等我们用了比一般难友多一倍的时间崴到小云山时，大家都早已喝罢稀汤粥，倒炕睡觉了。
　　第二天，排长盛桂林询问小罗我在路上说了些什么。小罗出于好心，向盛桂林说，“老戴快……快不行了，快……快……疯了”，意思是希望盛桂林向队部反映反映，多少照顾我一点，兔得再来“第二个赵琪'或“第二个佟霭成”。盛桂林问：“何以见得？”小罗遂把我发疯般举起双臂高呼的情形向他说了一遍，望他赶快相告刘恩，是不是请医生查查我的神经功能，是不是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障碍。
　　事后小罗把与盛桂林谈话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我，我谢了谢他，但说：“结果肯定适得其反。”
　　果然，盛桂林听了小罗之说如获至宝，立即向刘恩作了汇报。刘恩随即找我去队部谈话。
　　他当着我的面，打开了他那32开日记本的“生死簿”，翻到了“戴煌”的号头。上面歪歪扭扭、密密麻麻，共有好几页。他向我拍拍他那个大本本，阴笑着说：“你的一切情况都在这上面——”接着就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让我核对。他每念一条，我都摇一次头。因为绝大部分都不是事实，只有很小一部分多少有点儿影子，但也都被夸大歪曲了。
　　“那么小罗说的这一条是不是事实？”
　　“这一条是事实。”
　　“那也够了！就凭这一条，也足够证明你对党的极端仇恨了！”
　　“不！”我站起身来大声说，“我这不是仇恨党，而是仇恨身披党的外衣的一些人的官僚与专横，仇恨那些混进我们党内的毫无人性的人！”
　　“好吧！你等着吧！！”刘恩恶狠狠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好像他真地就能很快把我推上断头台。
　　等到冷静下来，我也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冲动地举起双臂发出狂喊。斯宾诺莎说得好：“由于痛苦就把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自卑。”当自己的希望一个又一个地落空时，我也应该坚定沉着，应该向那些“尚情无我”的智者学习，永远保持着清醒的良知与勇气。绝望，而且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绝望，则也是某种沉沦与衰颓，决不可取。我应该相信世事万物均在变化中，目前的状况绝不会永恒不变的。虽然有些事物的变化，悄悄然地不可捉摸。
　　20　复归平静
　　一
　　说来也十分奇怪，过了些日子，我身上的浮肿消退了，膝盖恢复了原状，胸下的“大水鼓”也没了，突然变得精干枯瘦起来，走路也不再那么刀割针挑似地难以忍受。后来懂点儿医学的难友告诉我，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而是一种很危险的迹象：一个营养极度匿乏、身体极为赢弱的人，肿了瘦，瘦了肿，待第三次肿到胸口时，就肯定没救了。
　　可在当时，我还庆幸这是一大好转。肉体的痛苦减轻了，心境也就平静了些，有时候还遥念苏北老家的亲人。
　　因肺结核病常常需要我寄钱寄药品的姐姐，在我到北大荒的第三个月就绝望地死去了。但我还有老母，还有女儿，还有读完了高中又上了盐城师范专科学校的侄儿，需要我从每月32元的生活费中，给他们多少寄点儿钱去。还有存放在新华社库房里的一箱箱书稿、素材、日记、采访本，其中不乏颇有价值的文字，需要我日后整理留给后世，我应该坚忍地活下去。
　　俗说“人岂乐死而忘其生”，对一些人迫不得已的绝望之念似乎可以理解。但对一个还想为革命为社会做点儿事的人来说，绝望是不可原谅的，哪怕只是一闪之念。于是我重新恢复了人生的信念，坚信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就此溃灭，党内健在的千百万同志会逐渐觉醒，千百万烈士的英魂也不会答应革命大业就此衰颓！我要坚持活下去，继续磨砺自己，寄希望于未来。
　　当然，在这个云山畜牧场，再也谈不上什么“积极争取”了。因为这个狭小天地，似乎是与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不相协调的世界。这儿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人道。这里的一些掌权人，将来即便受不到历史的惩罚，一旦他们自身多少恢复了一点儿人的血性，他们也会受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谴责的。那痛苦，将比身外的惩罚更深痛。
　　二
　　6月上旬，又一阵冷风拂拂，下起了连阴雨。
　　一天，刘恩叫我到云山场部派出所去。我问什么事？他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心想：怎么？真要把我抓起来么？可是这又不像，不然怎会让我独自前往？
　　我打着一把破油纸伞，赤着脚，独自滑滑溜溜地到了云山场部，进了路南一座门口挂着“八五○农场云山畜牧场派出所”牌子的两头趴红瓦房。书生模样的派出所刘所长，让我看了一份盖有河北省保定法院公章的《离婚调解书》，原来是我那妻子又在保定提出与我离婚……
　　前面在《家庭》一章中已说过，在1958年3月18日我被开除出党的第三天，她就要我去北京市西单区政府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那里的办事人员不同意，这件事就被暂时搁置。当年秋天“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她与新华社的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去帮助河北省保定地区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疯狂加吹牛”地搞了几个月，‘损失惨重，彻底失败，县委书记被扣上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罪名逮捕法办。我那妻子没有随新华社的大批人马“凯旋”北京，而坚决要求留在保定工作，并把我们的大女孩戴青青从新华社幼儿园接到了保定。她看到1959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中没有我，就决心与我藕断丝也不连了……
　　“你打算怎么办？”刘所长问我。
　　“在北京就办过一次了。”我说，“尽管西单区政府不同意，新华社党委也不同意，但我至今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决不拖累任何人！”
　　“很好！那么财产和孩子怎么办？”
　　“我和她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的，素来就谈不上有什么财产。我的意见是：她已带走的一切东西，均归她所有；留在新华社库房里的完全是我的书稿、素材、笔记本以及只有我才能穿的衣服，就归我。至于孩子们的归属，那是早就协商好了的：大女儿青青归我，小女儿贝贝归她。由于目前我是这样的处境，青青暂时仍请她帮忙抚养。小贝贝将来是否真地送给她的姐姐、姐夫，那是她的事。”
　　“好爽气！那就这么办吧！你把这些想法，都填在应该由你填的这张空白表上。”
　　我填好了表，签了字，心想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但是过了十多天，刘恩又叫我们到云山场部去。但这次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紧挨着派出所的场部政治处组织股。我说我早已被开除了党籍，与党的组织毫无关系，组织股叫我去干什么？刘恩还是那句阴冷的话：“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到了场部组织股，组织股一位脸儿瘦长、带有几分病态模样的助理员接待了我，原来还是离婚的事。据他说，新华社党委接到了保定法院征求意见的信，对这件事相当关心，特地给畜牧场党委来函，要他们转告我，要我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我原来的考虑就是很慎重的。”我说，“尽管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我仍然很难过，但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没有再重新考虑的必要。”
　　“很好！”这位助理员说，“你很有自知之明。我看也应该这样。政治上不一致，在一起生活也不会幸福。好，你回去吧，我们负责把你的态度转告新华社党委。”
　　“政治上不一致”？哪来的“政治上不一致”？无非是对党内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些分歧罢了！不过这样，我也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这肯定会给两个孩子的心灵留下不可修复的创伤，但等到她们长大成人时，她们一定会理解酿成这个家庭悲剧的原因，她们的生身父母都是无罪的。
　　三
　　1960年7月15日，我们这个排又从小云山转回云山场部，给畜牧一队而不是畜牧二队打草。
　　这两个畜牧队分工不同，一队的任务是养猪，二队的任务是养牛。
　　这时我又患起了痢疾，还拉血，但我不能歇，因为全排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前两年夏秋两季打过草的老手，其中又数我的刀法比较好，要我给全排的新手起示范作用。可是，由于我的体力今非昔比，劳动成果远不如前了。前两年，平平常常，一天也能打三四千平方米，突击时可打五六千平方米；而现在，不论怎么鼓足劲，也不过两千平方米左右。就这样，全排也没有人能赶得上我。
　　然而，我仍然受到了排长和副班长的刁难，说我没拿出过去的干劲，虽然他们连1500平方米也打不到。等我把他们都带会了，我要求治病，他们也不让治。云山场部卫生所的女医生宋立君给我开了病假条，他们又说没有指导员刘恩的签字不算数，仍逼着我上工。
　　宋立君医生闻此言，也很为我难过。宋立君医生是一位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女性。她原是部队中的一位中尉军医，随她的丈夫一道转业到云山畜牧场。开始，她就在“五间房”的五一水库工地做我们的大夫。当她得知了我过去的身世，我的妻子又已决定与我离异，而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却很达观，干起活来又那么冲，她曾几次要帮我缝洗衣服和拆洗被褥，都被我婉言辞谢。这次我们又在云山场部相见，她见我已判若两人，不禁大吃一惊。魁伟壮实的大汉成了一根细长杆儿，神色也蔫巴了，体重由196斤锐减到92斤，比原来的零头还少4斤！她明白，按照一般的医学常识，一个人的体重如果在短时间内下降了一多半，那肯定会活不成的。而我不但还活着，而且还能坚持干打草这类的重劳动，她以为那是由于原来的体质过得硬且具有相当强的意志力所致。
　　不过她更明白，既然体重已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原来的体质即便再佳，毅力再超常，若再不予以抢救，也不会支撑多久了。所以她主动给我开了转院证，再三叮嘱我尽快凭证去场部供销组领取外出粮票，争取去密山医院检查治疗。
　　“千万别再耽误了！”她把我送出她的诊室时再一次叮咛着。
　　可是，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得知此事，立刻向指导员刘恩汇报予以阻挠。我去找刘恩，问他为什么不准我去治病。他冷冷地说了四个字：
　　“去就去吧！”
　　这下我满以为治病有望，立即去场部供销组领粮票。万没想到，他们竟半两粮票也不给。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刘恩已有话，必须有他的文字批准。我随即转身又找到了刘恩，刘恩竟又要我去找供销组。就这样，他们推来推去地踢皮球，我终于没去成。
　　过去在党内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反右”，我从未见到如此阴险冷酷的人。可是在云山畜牧场，竟和这种人天天相见！宋立君医生也毫无办法，只能报以几声长叹，以示对我的同情与抚慰。
　　像宋立君这样好的医生还有一位，名叫苏宝珠，他是南京人，中等身材，20来岁，肤色白皙，有点络腮胡子，长相很英俊。他毕业于一个军医学校，对我们这些落难者的遭遇颇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同情心。在第三生产队的“三间房”时，一天夜晚，宋立君医生临时回云山场部的家中去了，“五间房”的一位“老右”得了上吐下泻的急症。苏宝珠医生闻讯，从“三间房”打着手电，手里拿根打草驱蛇的小木棍，走过了“三间房”到“五间房”之间的二里多地的沼泽地，给那位“老右”服了急救药，使其恢复了平静。这在“老右”们中间广为传颂，第三生产队队部的墙报也不得不予以赞扬。
　　只可惜，像这样富有良知和为人厚道的干才，在云山畜牧场的干部群中并不占多数。
　　不久，我的背部也被晒烂了。前两年打草，我的全身被晒得油光黑亮，神态爽朗。而现在，由于抵抗力的大幅度下降，再也经不起日光紫外线的强辐射和一群群大中小牛虹“祖孙三辈”的叮咬。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蜕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那痛苦，只有身遭此难的人才深知其味。
　　四
　　这时，我们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人人饿得不是浮肿就是皮包骨。
　　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不但饿得皮包骨，门牙也几乎都掉光了。一天，他和军医李定国一起上山扛柳条，在半途中歇脚时，他对李定国说：“小李，想当初我在（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牛科长时吃的那只猪蹄膀，要是留到现在吃那该多好啊！当时是一只真的红烧猪蹄膀，只当道具用，装样子啃了几下就丢掉了，现在想来真可惜、真可惜！”说着说着不禁流下了口水。
　　出收工也拄着拐杖的学者风度的谢和赓，有一次拜托李定国从云山场部给他抢购回来一斤小人酥，高兴得像个小孩似地连声说：“感谢李医官，感谢李医官！”他过去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在白崇禧等人身边当过多年的秘书，称军医为“医官”已经说惯了口。
　　1958年中秋节发月饼，漫画家丁聪一次就吃了五块月饼，当时对人说“饱的难受比饿的难受还厉害”。可是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饱的难受”的滋味了，因为后来的中秋节再也没有月饼可吃了。大伙儿只能对着圆月在心眼儿里哼哼：“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照着我们‘右派犯'，更是愁上又加愁！”
　　经廖承志提名，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英语。临离开北大荒时，他到虎林县城洗澡堂去洗澡，里里外外的衣服刚脱得一丝不挂，就引起澡堂内所有的洗澡客与服务人员的一致注目。他觉得好生奇怪：“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他也只好跟着睽睽众目往自己身上瞅了瞅，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全身上下不仅有着一层厚厚的黑灰，而且瘦骨嶙峋，胸前皮下的两排肋骨根根可数，如果不比死人多口气，则完全成了一具木乃伊。几个月不洗澡，到了这时他才看到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怪不得澡堂子里的人们把他当成了“西洋景”。
　　到了这地步，大家还不能喊饿。当着农场领导和队长、指导员们的面，如果饥肠辘辘，大伙只能相互间心领神会地悄悄说：“‘常委们'（肠胃们）粮草不足，又猛提意见了！”
　　有一次，这被一位队长听到了，他忙问：“这是什么意思？”好些人只得面面相觑，以沉默待之。一位名叫高建的难友饭量特大，饿得实在难以忍受，这时就拿起他那黑不溜秋的空饭盒用小铝勺儿敲得丁当响。这位队长这才明白“常委们闹意见”是什么意思，然而只当没听见。
　　这时候，对大家来说，养生之道所谓的什么“皇帝的早餐，大臣的午餐”已完全成了梦想，而成年不变的现实，只有“叫化子的晚餐”。每天天黑收工回来排队打稀饭或馇子粥、高粱粥，都是先大勺后小勺、再一匙羹半匙羹地分，一星一粒粮都当作宝贝，直到把一大锅稀汤都分光。
　　早餐，有些生产队是二两五的高梁糊，午餐是二两五的“双蒸馍”。那“双蒸馍”松如豆腐渣，都得用双手接，其珍贵神圣如同接圣旨，就怕掉下一星半点的碎渣渣。
　　晚上一下了工，许多人在回住地分食那份“叫化子的晚餐”之前，尽可能先奔向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抽烟的人则去找野薄荷叶或柞树叶，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着。
　　一天大休，“七间房”基建大队的绝大多数人，都到云山场部基建队库房提取存放在那儿的杂物，同时也想碰碰运气，看看在场部能不能买到“进口'货。
　　他们一到云山，听说场部大食堂在“处理”头天吃剩的大馇子粥，虽然已有点馊酸味儿了，但每碗也要半斤粮票五角钱。而且每人每排一次队只能限购两小碗。就这样，人们也一窝蜂似地立刻排起了长蛇阵。
　　原《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鲁一中尉，人们爱叫他“鲁小个子”的，接连排了四次队，买到了八碗粥。他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木桌旁，呼啦呼啦地一会儿就扒拉下肚六碗粥，还有两碗实在扒不下去了，他就直着个细脖儿，挺着个小圆肚子，把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珠儿瞪得滴溜儿圆，直愣愣地盯着这两碗有待开发的“宝藏”，一句话也不说。
　　原国防科委的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尉军官杨崇道，也买了两碗大馇子粥，端到了鲁一中尉坐着的那张木板长条桌上，只见鲁一中尉面前放着六只空碗，还挺着个肚儿望着那剩下的两碗粥愣神，遂问鲁一中尉：“怎么？你已吃饱了吗？”
　　鲁一不搭腔，没神的大眼珠儿仍死死地瞪着那两碗馇子粥。
　　原铁道兵司令部的文化教员陈勇少尉在一旁对杨崇道说：“鲁一来得早，买了八碗粥，一口气吃下去六碗，剩下的两碗吃不掉了。”
　　“吃不掉给我！”杨崇道忙说。
　　一听此言，鲁一立即伸出两只细瘦的小胳膊，把这两碗粥往自己的面前一搂说；“撑死也比饿死强！”说完就吐里吐噜地吃了起来，直到把这两碗粥又吃了个底朝天。
　　比起鲁一中尉来，还是陈勇少尉有妙法：他排了五次队，抢购了十碗粥。他一口气灌下去七碗，另三碗实在没法再灌了，他就不像鲁一中尉那样“消极地”干坐在那儿侍机再战，而是“积极地”到食堂外面的广场上兜圈儿走走路、跑跑步，接着又到食堂后面的打麦场上，把一个压麦子的小石滚儿扛在肩头上跑步，使劲地创造“吃机”。他一觉得自己的“皮口袋”里有了一点儿空隙，就赶忙回到食堂的那张桌旁吃一碗，直到把第十碗粥“扫荡”得一干二净。
　　在回“七间房”基建大队的路上，忽然有人说，场部大食堂为什么会“剩下”那许多大馇子粥？为什么又馊酸得那么出奇？因为食堂工作人员看到抢着买的人太多，大有厚利可图，就把前几天所有已经倒进猪食缸的剩饭都又捞了回来，掺在新剩下的大馇子粥里卖给“老右”这帮饿鬼的……
　　忽闻此说，鲁一“鲁小个子”恶心得哇地一声，从胃里翻了出来几大口吐在地上。但他又摆出了刚才在场部大食堂里的那架势，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这滩已经半消化了的乳状大馇糊儿不走。不管怎么说，他总觉得白白地扔掉这已进过“皮口袋”的宝物太可惜，于是一狠心，连忙弯下腰来，把这摊宝物撮起来往嘴里糊。
　　一个多月后，这些“老右”从“七间房”到云山场部砌房子。一天收工后，军医李定国去云山水库大坝南边850农场五分场四队想买点儿吃的，只买到一瓶豆瓣酱。他想拿回去冲汤喝也是好的。
　　这时天已大黑，又刮起了北风，越过四队庄围壕沟的小独木桥已很难找到了。他想小河已结冰，就想侥幸地踩着薄冰轻轻走过。结果走到小沟中间只听“咔嚓”一声，他掉进了冰窟窿。幸好小沟对岸的一棵大树的树枝儿伸在沟中间，他拽着这根树枝爬上了岸。
　　谁知上岸不久，身上湿透了的棉袄棉裤就全部冻成了竹筒状，寸步难挪。从小沟一边到云山水库大坝南端只有一里多地，他就一寸一寸地挪了两个多小时。当他在大坝顶上顶着寒风一寸寸挪步的时候，冻得他上牙下牙直打战，全身冷得直筛糠，实在难以支持住。
　　这时，他的耳边顿即响起他们队里指导员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训斥他们的话：“谁说受不了？我告诉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那么就此开小差么？他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苛政猛于虎”，就是跑到了北京，回到了老家，也许比在北大荒更遭罪……
　　他终于挪过了大坝，回到了云山畜牧场场部，但已是后半夜了。等他脱掉了全身的湿衣服，换上了干衣服，冲了一大碗豆瓣酱的汤喝下去时，大伙儿已快起床吃饭出工了，“受不了也得受……”
　　以上就是我们这群人当时“见吃如命”的点点缩影。我们就在这种状态下豁出命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
　　五
　　一天，云山全场的打草人员，集中到云山场部西边一个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大突击”。上午和下午，我两次都上了场部的“地头光荣榜”，仍然是全排的冠军。场部的陈副场长，跟在我后面瞧了好半天。他十分赞赏我的刀法和坚忍精神。
　　工地休息时，他轻轻地抚摩着我背上的皮伤溃烂处，用一种爱惜的口气责备我说：
　　“你这是怎么搞的？同志呵，没有好的身体，怎能坚持工作呵！今天一收工，你一定先去卫生所请医生治一治。”
　　他的这种话语和举动，使我很感动。没想到他原来是这样一位好人，而往常，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位粗矮壮实、带着半脸青伤的工农干部，是个很少言笑、对下面十分严厉的人。虽然他一贯主张让我们吃饱睡好，但我们认为这也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像键牛壮马似地多干活，而并非出于对人的关怀体贴之情。经过这一天的接触，我才忽然发现，他在严厉的外表下，也有一颗富有同情和善良的心，与刘恩、朱麻子、武副书记、王副场长和祝大队长之流不是一路人。
　　1962年春天，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收购门市部卖旧书，竟意外地见到这位陈副场长正坐在商场门前的台阶上歇脚。其时他已被调到辽宁省彰武县畜牧场当场长，是来北京办事的。他很想给他的妻子买双牛皮鞋，但在北京举目无亲，既没有购货本，也没有购货券①。我当即满足了他的要求，一报其在北大荒的那种非人的境遇中，对我的一次以人相待之情。
　　①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全国各地各种商品奇缺。许多城市为了不让外地和农村的人前来抢购商品，都按季发放“购货券”。买东西时除按价付款外，还规定一双皮鞋几张券，一双布鞋几张券，一把锁几张券，等等。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再回到打草“大突击”的那一天……
　　那天收工很晚，我没有立即到场部卫生所去治伤。第二天，宋立君医生给我边打针边嗔怪我说：
　　“32岁的人了，简直还像个不知好歹的孩子！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才来看？！”
　　我很想对她说：“你让我去密山医院治病，都有人阻拦不让去。我们这种人在这种境况下，是能够有病就治的么？”但我没有说出口，怕她听了也很难过。她给我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子，但我只歇了一天，就又被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奉指导员刘恩之命，强迫着上工去了。
　　这当然使我十分愤慨。在愤慨中，人们越来越常常谈论的一个新名词“半修正主义”，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开头，我也觉得这名词儿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指的赫鲁晓夫们。
　　早听说，在1959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之后，在我们内部，尤其在文化艺术界，就开始批判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了。
　　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后来发现，我们的报纸再也不登《真理报》或《消息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了。有关苏联的消息也登得越来越少，版面和标题也越来越不醒目了。
　　同时，还不时披露一些赫鲁晓夫与我们的观点不相一致的谈话，比如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回答印度的一家周刊记者问时，赫鲁晓夫说：匈牙利事件与西藏事件不同，匈牙利事件的内因是主要的，匈牙利过去的领导集团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我们的党中央一直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因是主要的。
　　又一次，西方的一位记者问赫鲁晓夫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何看法。这个记者自认为，这篇社论所谈的问题，与苏联的观点有分歧。赫鲁晓夫说，他还没看到这篇社论，不过他确信苏中之间不会有分歧。我认为这显然在托辞掩饰。
　　这一切表明，中苏之间不仅已经有了裂痕，而且已经相当严重并趋于表面化了。
　　那么这两个最伟大的兄弟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我深感不解。相比之下，我对赫鲁晓夫其人的某些方面，还有着某种程度的欣赏。虽然，自从他提出破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我对他的出兵匈牙利和把莫洛托夫、朱可夫等同志先后挤出苏共中央等做法不以为然，而且还认为他反复无常，对斯大林的揭露批判怀有某种个人情绪。他抬出了列宁，也许有朝一日又说列宁不一定对。但对他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作为，还是颇为赞同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比较开明，灵活，善于接近群众，敢于揭露国家生活中的缺点错误乃至罪恶，强调发展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宇宙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较快。对老百姓常常喜笑颜开，还能与改造好了的小偷一起照相。他对（不仅仅为了面包）这本书虽然也很有意见，但对这本书的作者杜金采夫，仍然采取了同志式的友好态度，等等。
　　所以，不管他有过多少不能被赞同的做法和说法，但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大权，巩固了领导地位并取得了很高的威望之后，他还能相当地讲民主，讲仁慈，讲良心。相比之下，我们的个别领导人似乎有所逊色。不然，云山畜牧场的许多不人道的作为，就纯属极个别、极偶然的了。
　　很不幸，我的这些想法和谈论，很快又被传进了指导员刘恩的耳朵眼儿里。
　　21　死亡场（Ⅰ）
　　一
　　在北大荒的第三个国庆节来临了，大家准备好好歇一歇。
　　9月30日上午，快吃中午饭时，排长盛桂林突然只通知我一个人：
　　“赶快收拾行李，进山打窑烧炭。”
　　“为什么只要我一个人去？”我不明白。
　　“那里已有一排人了。”他答非所问地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排单单让我一个人去？”我又重复问一句。
　　“不知道，”他说，“这可要问指导员。”
　　我立刻去找刘恩，他支支吾吾，要我去问派出所。我跑到了派出所，刘所长也支支吾吾，说是以后再谈。
　　这时已开始下小雨了。我既无雨具，身体又弱不禁风，我担心独自冒雨进山，走30多里地，很可能真的成为“第二个赵琪”，遂去了政治处，找那位专管我们这批人的组织股助理员（不是为我的离婚事与我谈话的那一位），要求改日再走。这位助理员不由分说，给我来了个大声吼：
　　“你必须立即离开！如果下午两点我还见到你，就对你不客气！！”
　　这还有什么可通融之处？
　　下午两点，我挑着行李离开了云山场部。半路上，小雨变成了雪花，所有的沟沟洼洼，都已结上了薄冰。我一路走，一路想：这次让我单独离开云山，肯定是由于朱麻子、刘恩们和盛桂林。王开泽式的班排长们，对我的历次诬陷造成的。云山场部已把我视为最危险的分子，是重大节日的防范对象，怕我发动群众进行什么活动，并随时准备逮捕我，以杀鸡镇猴。
　　可是，我又阿Ｑ似地尽量往好处想，也许是我给新华社的一封信起了点作用。云山场部用这种表面严厉的手法照顾我的健康，因为山下的大田秋收即将开始，这是又一种没日没夜的紧张劳动，怕我吃不消。而打窑烧炭，虽也是重体力劳动，但毕竟起居作息还比较正常……
　　很快，我又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悲剧式人物！在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世界里，锦上添花者无其数，雪中送炭者有几何？不要说这农场，就是在新华社，老同志老领导那么多，又有几个能真正关怀他人特别是落难者的死活？我们这个党和整个社会，正由过去大体上的大公无私，在向腐败自私的方向蜕变。别人屡屡欲试地振臂挥刀砍下我的脑袋瓜儿，我还以为他们手里举着一顶皮帽子要送给我，怕我着凉哩！这是多么地可悲可笑啊！
　　二
　　10月底，我又回到了盛桂林的这个排，与“七间房”基建大队各个排中挑出的绝大多数被认为“最坏”的人，被调往云山畜牧场以东几十里地的850农场一分场。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调动，竟让我们自己只带着个人的小挂包和装着脸盆牙具饭碗的小网兜，而沉重得令人发怵的大行李卷和皮箱、书箱，则放在马车或拖拉机的拖斗车上。这是我们到北大荒后几十次的辛苦转移中，第一次身无重荷地走路，而且占用了整个大白天的工作时间。因此，这群被一阵大风就能卷得无影无踪的“幽灵”顿感喜从天降，一路悠悠荡荡，说说笑笑，自得其乐。
　　有人说，中央对我们的政策缓和了，又让我们回到了真正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正确路子上来了。有人马上反驳：中央才不管这鞭长莫及处的鸡毛蒜皮事，这里是好是坏，都因人因地而异。人家一分场的领导比云山畜牧场的领导讲仁义，所以才派马车和拖拉机来帮我们拉行李……
　　“你不要听他们胡扯！”一位难友在我的身后悄悄对我说。
　　我转身一看，是一位并不怎么面熟的中年人。他枯瘦得面无人色，佝楼着背，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我看是，云山场子里的领导看我们这些人枯黄黑瘦，弱不成军，怕我们这一路再倒下一大批，又少了一些干活的。”
　　我感到话中有话，就问：“难道又发生过成批倒下的事么？”
　　“哦！你还不知道？”他感到很惊讶，“这个月（指1960年10月）的13号，在小云山，一下就倒下去七个人！”
　　我大为震惊！上山烧了将近一个月的炭，对山下发生的这种骇人听闻的事，竟然纹丝儿也没听说过！
　　在我的要求下，这位难友娓娓叙述了这个不祥的“十三”的经过。从他的叙述可以断定，这个“十三”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人，在云山畜牧场流放期间的最最悲惨的黑色的日子！
　　根据他的叙述，这个黑色日子的全过程是这样的——
　　三
　　国庆过后，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在大雪封地之前，发起一场突击收割大豆的大会战。要知道，农场一提什么“突击”、“会战”，首先想到的“突击队”、“敢死队”，总是我们这帮“五七族”、“右派群”。一道令下，“七间房”四个排的“老右”，共100多人，立即挑起各自的行李，踉踉跄跄地赶向小云山。一共20来里地，等到全部人员到齐，已是深夜了，这才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狗卵子”大的一块老玉米面加榆树皮面攥成的小团子当晚饭。
　　这哪够塞牙缝的？
　　可是，这又有谁管？
　　小云山的小刘队长见到大家饥不择食地把这小团儿拿到手就啃，竟骂骂咧咧地说大家是“土匪”、“红胡子”①。这些饿得没辙的“土匪”、“红胡子”，几乎人人都亮着手电筒，到拖拉机新翻耕过的秋荒地里去寻找芦苇根、四叶菜。有的人也分不清什么“根”或“菜”，抓了起来就往嘴里塞。老牛筋似的实在咬不动的才给吐了出来，直到自己的“皮口袋”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根和菜，才回屋睡觉。
　　①东北人称土匪就叫“胡子”或“红胡子”。
　　所谓“睡觉”，说起来很简单，每人一捆草往地上一摊，就是“铺”，穿着衣服往下一躺，就等着第二天一早开早饭。尽管只剩下两三个小时，咕噜咕噜直叫唤的肚子也使得许多人感到那是“长夜漫漫无尽期”。
　　也有人睡着了，但一倒头就是“三百六十五个梦”，梦梦是吃。梦没做完，草没悟热，起床的哨声响了，人人又一骨碌都爬了起来，不刷牙，不洗脸，争先恐后地去伙房领团子。
　　令人振奋的是，13号这天是大会战中的“大突击日”，每人每餐多发一个团子，早中晚三餐共六个团子，一次发齐，而且是“上等货”高粱面菜团团。
　　这就是说，中午和晚上不必再往地里送饭了，突击区的大豆什么时候割完什么时候算。这是“老规矩”，至于能不能割完，那得等着瞧，但六个菜团子已到手，这倒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虽说菜皮梗儿和树皮多了点，但团子的个儿确实比平时大了点，圆圆的，扁扁的，把一些人乐得大叫：“呵！林黛玉的奶子！”
　　不过，对这个几乎人人都得了饥饿浮肿病的“突击队”来说，每人只有这六个“林黛玉的奶子”，也只能空喜欢一时。莫说还要分三顿吃，就是一口气都吞了下去，也是远远不够数的。许多人“奶子”一到手，一眨眼功夫，就把早上的两个团子丢进了肚；咂咂嘴，不解饿，把中午的两个也顺势丢进了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干脆，把晚上的两个也一并“解决”了。蹲在伙房里没挪窝，全天“大突击”的干粮袋儿就空空如也了，也不管这一天将怎么过！
　　这是个大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上工的哨声一响，大家就摸着黑，向东边十几里外的七虎山下的野鹅滩突击区远征。在最前面，有人提着一盏马灯引路，后面的人随着前面的人影跟进。
　　这里我要插上一句，这条“远征”路，就是当年春夭阴雨连绵时，我与几位难友常常抬着二三百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稀粥，被陷得拔不出脚的那条漫长的泥泞的路。那“突击区”，就是当时我们播种的大豆地。
　　现在这支收割大豆的“突击队”，刚刚走出小云山，老天就飘洒起小雨，小雨很快又变成了雪。这时，六只“奶子”都已进肚的人，才意识到眼皮底下的形势很严峻，“这一天怎么过？”
　　人们稀稀拉拉地远征到了野鹅滩，这才天大亮。负责全权指挥“大突击”的，是不久前才由“七间房”基建大队大队长提升为云山畜牧场副场长的祝某。他不容大伙儿歇口气，立即按班排按人分段：每人先割两条垅。每垅四行大豆，一眼望不到头，据说约有五亩地。大伙儿一声不吭，一个个猫下腰，吭嗤吭嗤地割了起来。
　　割大豆和割麦子一样，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劳动，只要有力气有腰功和一把小镰刀就行。但此时此刻，对于这些连站都站不稳的“老有”来说，它的繁重程度的递增，就是几何级数的了。
　　“干不动的也得干！”祝副场长在地里一边转悠一边吼。
　　夏天割麦子“大会战”，他还在腰上别着左轮手枪，也这样边监工边喊——“你们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现在在大豆地里，他仍然老调重弹：“割不完绝不收工！表现不好的，甭想摘帽子！”
　　为了除去扣在脑门儿上的“紧箍咒”，大家只得不吝惜维持生命的微弱热能玩命儿干。但是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有人开始一边儿慢慢地割，一边儿偷偷地剥开生豆荚，往嘴里塞大豆。
　　“偷”字多难听！可是此时此地，要活命的本能就促使许多人不得不这样做，尽管都是读书识字人。
　　“你趴在这儿干什么！”
　　随着祝副场长的这又一声吼，大家才发现，正趴在垄沟里“偷”吃生大豆的原国防空军司令部的大尉军官“周大个子”，被祝某当场“抓”着了。此刻，这位身高1.82米的大块头，已成了细长细长的勾腰曲背的瘦大虾，徒有“周大个子”之名了。
　　又随着祝副场长的一声吼，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小镰刀，集中到“周大个子”的地垅里开起了“现场批判会”。按祝副场长的说法，“批判这种偷吃国家大豆的犯罪行为”。
　　“像‘周大个'这样死不改悔的右派，”祝某说，“是不能摘帽子的！”
　　这勾腰曲背的瘦大虾，也料想摘帽无望，一下撑直了腰，顶了祝某一句：
　　“生大豆并不比糠团团香！只要榆树皮管够，谁也不会吃这生大豆！”
　　“你你你……你纯粹是个活畜牲！”祝某火冒三丈地骂着，边骂边气呼呼地掏出一个小本本，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边记边嘟哝着说：“周大个，你听着，我叫你今生今世摘不了帽子！”
　　这奇怪吗？在云山畜牧场，当干部的骂人，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这位祝副场长，在基建大队当大队长时，不论何时何地，只要看到“老右”，他总是“骂”字挂帅：对干得好的要骂，对干不好的更是骂声如放鞭炮了。
　　午时到了，大豆地里照常响起了“休息”的哨音——“进午餐”。可是绝大多数人，这时哪儿还有“午餐”可进？他们只得穿着破胶靴，蹚过宽宽的一溜水，钻进了野鹅滩，刨草芽，挖芦根。突然，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诗人戚玲，在灌木野草丛生的小浦上，发现了两只柔绒似雪的小鹭鸶。它们伸长了细脖子，张着小嘴，呀呀乱叫，煞是可爱。戚玲强忍饥饿，把它们用细草包包好，发誓要带回去养大，送给北京或别的什么城市的动物园。
　　“你这完全是做梦！”祝副场长闻声走来，对戚玲发出一阵阴笑。“你们人都没得吃，你哪来粮食鱼虾喂它们？再说，你就是把它们喂大了，谁给你送去什么动物园？”
　　戚玲决心已定，他把这两个小生命放在原来的案巢中，准备晚上收工时带回小云山。
　　“午餐”时间过了。哨声一响，人人又弯腰如捣蒜，挥动小镰刀，继续执行那当天根本无力完成的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
　　天快黑了，每人的两大垅地，还没有割完1／4。祝副场长大怒，用他那嘶哑的吼声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伸手不见手指才能收工！”
　　吼完，他自个儿就“单枪匹马”地先回小云山了。
　　天色真的已到了祝副场长命令要求的“标准”了。指导员李惠一声“收工”，也拔腿先走了。饥寒苦累的“老右”们，尽管归心似箭，但想快走也快不起来，只能在粘乎乎的路上慢悠悠地往回晃。
　　这时寒风凛冽，夜幕厚垂，雨夹雪越下越大。“老右”们一个个缩着脖子，东倒西歪地向前挪。泥下坚冰如滑板，许多人挪动三五步就是一个跟头。有的被摔成了泥人，浑浊的泥水顺着衣裤往下流。有的人简直是趴在地上往前爬，有的人就直挺挺地倒卧在泥水中。
　　诗人戚玲，这时怀里捂着那两只小鹭鸶，一手握着小镰刀，竟抒发起“三闾大夫放逐赋《离骚》”的情怀，边崴泥边哼出了几句诗：
　　夜雪倍感朔风紧，悠悠归途齿发寒；
　　困兽犹战再抖擞，羊肠河洼不可慢；
　　弱者摸黑如履冰，搀扶涉水齐心颤；
　　路遥时长落荒多，呼救无力沦夜幔……
　　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团员杨川林海军上尉，与一些难友首批崴回了小云山。他急忙跑到队部向指导员李惠报告了路上的情况，并说“说不定会死人的”，要李惠赶快想想办法。谁知李惠这个“共产党员”，这个“政治指导员”，竟然只对杨川林苦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夜里11点钟，又有刚回来的人去队部报告：
　　“路上倒下了不少人！最好赶快派人拿些菜团子，去接他们回来！”
　　第一批摘帽后在队部临时做统计和文书的杨崇道中尉，立即叫醒已酣酣入睡的李惠指导员：
　　“指导员，指导员，怎么办？”
　　“你们去就行了！”李惠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句，翻了个身又睡了。
　　杨崇道立即找来了也是第一批摘帽的蒋同磋、郝起新、罗小棠等几位排长，又找了几位稍微还有点力气的难友，带着一篮菜团子，提着一盏马灯，直奔七虎山方向而去。他们一边匆匆而走，一边高声喊叫：
　　“喂——，有人吗——？喂——，有人吗——？”
　　听不到任何人回应的声音。
　　走出了一里多路，他们才发现了一个人，默默地躺在泥路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任由雨雪纷纷落在自己的身上，但还有一口气。用灯罩已被熏得半边黑的马灯照着仔细看看，原来是抗美援朝立过功、转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科长马竞亮。几个月前，就在这个小云山，他常到垃圾堆上捡些鸡骨猪骨，用火烤来刮骨灰吃，被排长盛桂林汇报上去，被队长、指导员当作“丑化社会主义的典型‘泡将'”而批斗得不让吃饭。蒋同磋和一位随同的难友，立即替换着把他背了回去。其他人继续朝前走，继续边走边喊：
　　“喂——，有人吗？……”
　　又走出了两里多地，他们才又碰到一些倒在地上或坐在地上的人。每见一个，他们都首先送上几个菜团子。
　　说来也真怪，几口菜团子下肚，这些人就立刻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们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菜团子，一边念叨“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并打着手势说：“后面还有不少人，赶快，赶快给他们送菜团子去……”
　　杨崇道等人继续边走边喊，向东边的黑暗中摸索而去。
　　不一会儿，发现远处有一团火光。他们加紧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火堆，旁边拢着五六个人，正在给一位掉进冰窟窿的难友烤衣服，带头的是原八一制片厂的技师金星。他们哆哆嗦嗦地一接到几个菜团子，也都不约而同地说：“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这下可救了我们的命了！”他们也是边啃菜团子边说：“后面还有人，快去救！”
　　杨崇道把郝起新、罗小棠留下来照看这几位，自己带着跟来的另外两个人，继续向黑暗中摸去。他们摸到一个大水泡子边上，发现一个人正仆倒在那里。杨崇道连叫几声，他都不应声。杨崇道俯身一摸，这人浑身的衣服均已湿透，表面一层都已结了冰。杨崇道把他翻了一个身，用马灯一照，原来是当年负责保卫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高射炮营的上尉代理营长兼营参谋长孔祥（庆）忠①。
　　①该同志的名字作者记忆不清，为祥忠或庆忠。
　　此刻孔祥（庆）忠双目紧闭，满脸的络腮胡子上也都已结了冰茬儿。杨崇道连声呼唤：“老孔，老孔！”他也一声不应。杨崇道把一只菜团子柞到他的嘴边，又大声喊：“老孔，吃菜团子吧！”也真灵，老孔双眼立刻使劲睁开了一条缝，狠狠地咬了一大口菜团子。
　　谁知道，他还没把这口菜团子咽下肚，还衔在嘴里，就再也不动了。摸摸他的鼻子，连，丝儿气都没有了。杨崇道他们不相信老孔会就这样死去，轮流地奋力往回背，想背到刚才见到的那个火堆旁，帮他烤烤火，或许能使他缓过气来。
　　但是，等背到那火堆旁，那儿的几个人已走光了，火也灭了。再摸摸老孔的鼻子，还是一丝儿气也没有。他的全身上下里外，只有手腕上的那块旧“罗马”表还在走动，旁的一点儿活气都没有了，身子也开始僵硬了！
　　杨崇道只得和一位难友留了下来，守护着死去的老孔，派另一位难友赶快回去报告指导员李惠，力争套一辆马车来，把老孔的遗体拉回去。
　　然而，杨崇道二人在雨雪风交加的茫茫黑暗中焦急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等来的口信却是：
　　“李指导员说，活人回去，死人明天再说。”
　　杨崇道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得带着两个“活人”回去。回到了小云山，他忙到各排一查人数，包括已知道的“死了的”在内，还少三个人！
　　这时，尽管在这一年多没吃饱过肚子的100多名“老右”中，没有一个人还有力气再去找人、背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想挣扎着去寻找失落的难友。可是队部指示：
　　“不准去！不准影响明天的继续会战！一切有关死人的事，等天亮后再说！”
　　人们只得集中力量抢救已经背回或用木板抬回的人。
　　蒋同磋等人背回的马竞亮和另外四个人，被放在食堂里，身上还多少留有一些余温。大家纷纷要求小云山队部的王卫生员来抢救。这位似乎只配给人发点阿斯匹林和灰锰氧的王卫生员，拿着听诊器前来看了看，听了听，连声说：“完了！完了！”
　　在大家的苦苦恳求下，他才给这几位濒临死亡的人每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但边打边冷冷地说：
　　“这都是白打……没救了……都拖出去吧！”
　　蒋同磋忙说：“他们的胸口还都有点儿热气哩，哪能‘完了'呢？”
　　卫生员瞪眼说：“打了强心针，心都不跳了，光有点儿热气管屁用？！”
　　说罢，他就拿起针盒和听诊器，扬长而去。
　　蒋同磋不忍看着这几位难友就这样死去，又去请求队部给云山场部打电话，要求场部卫生所派一位医生来。没想到云山场部的答复竟也是同一个口径：“明天再说！”
　　人命关天的大事，应该分秒必争，岂能“明天再说”？！一些难友七手八脚地继续给马竞亮等人烤火的烤火，按摩的按摩，有的还给他们一一做了人工呼吸，彻夜未眠，终于救活了两个人，而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再没有缓回气。
　　天亮了，云山场部才派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走到停放马竞亮等人的门板旁边，急匆匆地一一翻开他们的眼皮看了看，不无惋惜地说：“啊，太晚了！不行了！”从他的神色和口气不难看出，并不是他们当医生的有意姗姗来迟，而是场部领导对卫生所的通知太晚了！
　　在朝鲜前线立过战功的马竞亮和另外两个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活活地作践死了人，大家惶然又愤然。副场长祝某和指导员李惠，也只好威风暂敛，没有再下令吹哨子接着“大会战”。
　　早饭后，队部让人套了一辆马车，到那条死亡路上去拉人。赶忙了两三个小时，连孔祥（庆）忠在内，又拉回了四具全身已结了冰的尸体，再加上马竞亮等三人，这次“大会战”一下就死了七个人！
　　他们是：马竞亮，孔祥（庆）忠，原中央军委桂林测绘学院的教员——酒糟鼻子的矮老头儿唐奕晔，瞎了一只眼的徐老头，原交通部的干部刘湖深，原人民银行的干部陈伯龙，还有一位一时记不起其姓名的难友。
　　面对这七位死去的难友，所有活着的“老右”都默默哀戚，没人吭声，这天真是最阴沉最冷酷的日子。
　　七位死者都被放到了小云山废弃的打铁房，那儿既没有窗扇也没有门。夜里怕狼群来把死者叼走，从部派军医李定国去值班看守，另派原中国新闻社编辑朱凤藻打着马灯做伴。
　　“我们的生命如此不值钱，连畜生都不如！”李定国向朱凤藻叹息着说，“猪和牛马都喂得饱饱的，我们却挨饿！至于荷兰种牛的待遇，更不知比我们的要高出多少倍！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被饿死！”
　　是啊，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而不是牛羊猪狗。但在具有奴隶主意识的人看来，则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这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度尤其如此。
　　“过去老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朱凤藻说，“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深刻体会这‘饥'与‘寒'之间恶性循环的滋味……”
　　一阵大风吹来，几乎吹灭了马灯。老朱用大衣挡着，两个人继续守护着，谈论着……
　　对死去的这些同志，云山畜牧场善后处理是冷酷无情的。
　　10月14号这一天，大风大雪，全体“老右”都没有出工。为了“安定人心”，云山场部指示小云山尽快把这些死者掩埋掉。
　　15号早晨，大家又去野鹅滩“会战”了。队部留下几个人，套起一辆平板马车，把七位同志的遗体码在平板上，用一根大粗绳连车子的平板捆成一体，就拉到小云山的后坡去了，连张裹一裹遗体的草席都不给，更甭说棺材了。
　　天寒地冻，死的死了，活着的又有几个还抢得动大铁镐？跟车的几位难友，几分钟一轮换，汗没有少出，气没有少喘，也没能刨出半拉像样的坑坑来。
　　实在没辙，他们只得找了一个天然的小洼坑，把七位难友的遗体一起放了进去，在上面拢起厚厚的一大堆白雪，再用铁锹把这雪堆拍打成一座大坟墓的模样，就一步一回头地与他们告别了。没有举行悼念仪式，也没扎一个花圈。为了1957年鸣放中的几句话，他们熬受了人世间的残忍苦难后，就这般凄凉地结束了生命！
　　到了山脚下，这些掩埋了他们的难友又一次向山坡上的雪坟望了好一会。只见大风裹着大雪，向这座洁白的新坟，发出悲切的哀嚎……
　　“这是人同人怨哪！”听完了小云山大死亡的叙述，我说。
　　“是啊，物极必反！”小云山大死亡的叙述者这样应和着。“这种格局，迟早会改变的，不论是以何种方式……”
　　22　死亡场（Ⅱ）
　　一
　　聊起小云山的大死亡，心情极为痛苦。但边走边聊，竟不知不觉地走了十几里地，越过了完达山南麓广阔草原上的一座小孤山，进入了一分场的地界。
　　我觉得我们的这场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又问这位头脑很清楚的难友：
　　“云山畜牧场的领导，有没有从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训，更弦易辙？”
　　“老态固守。”这位难友说，“您不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惊人的改变。”
　　“有何新的根据？”
　　“怎没有？掩埋了七位同志后，李指导员对大家说：‘要斗争，就得有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会经常发生的！'他让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有人进行煽动'。您说，这有一丝一毫‘吸取教训'的劲头吗？第四天，即10月17日，就又发起了一次全场的‘大会战'。”
　　“10月17日？”哦，想起来了，原来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恩，为了他后来领导的工副业队得红旗，还特地派人进山，命令我们烧木炭的一排人，夜里12点起来，向山下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在云山场部西边参加了这次“大会战”，直到把划定的一大片大豆都割完。等我们回到山上的破木屋时，正好又是夜间12点了……
　　不过这一次调动，不让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衣箱、书箱去一分场，似乎农场已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但是已经太晚了。
　　二
　　我们又走了十多里地，才到了一分场场部。包括一路上给我叙述小云山大死亡惨剧的那位难友在内，原“七间房”基建大队的两排人，被分到了一分场的第一生产队。我所在的这个排，就住在一分场场部基建队的一座门窗洞开的冷库般透寒的空房子里，任务都是为第一生产队积稻把。
　　第一生产队位于一分场场部东南方向，相距约有五六里地。那一小堆一小堆的稻把，又星罗棋布地散落在这个队南面七八里地的低洼稻田里，到处都是已经结了薄冰的汪汪一片水。我们将要干的活，就是把这些满是水的稻田中的一堆堆稻把，集中到地势较高的田间道路旁，好让收割机日后去脱粒。
　　这样，每天单是从分场部到这片水洼地出工与收工，就得来回走30多里地。而在水洼地中一趟又一趟地背着湿淋淋的稻把所走的路，就没法计数了。
　　这时，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已进入“三度浮肿”的垂危期。他那瘦长的明晃晃的脸色已由黄变灰，行走分外艰难。有人越过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向一分场基建队的领导和分场医务所的医生陈述其险情，医生就给他开了几天假条，基建队领导也立即同意，让他好好休息。
　　但是，第二天，排长盛桂林就自作主张，逼迫小罗出工，说是“地里活多，人手不够，你也非得去不可。”
　　小罗没法，只得去。
　　这天正飘着鹅毛大雪。小罗在自己的已经破破烂烂的黑色羊皮大衣的外面，又套了件淡绿色的塑料雨衣，腰间勒了一根草绳，脖子上围着一条破床单，肩上挂了双粘补了好多块红胶皮的黑色破胶靴，手里拄根棍，哆哆嗦嗦地跟在全排人的后面，慢慢向前挪。很快，他就被甩得老远老远，成了茫茫雪影中一个隐隐蠕动的小黑点儿。不一会儿，连这个小黑点儿也不见了。
　　我们一进入稻田水洼地，立刻都打起精神忙活了起来。风紧雪大，又冷又饿，只要还有点儿力气，谁都想早点儿背完分摊的一片地里的稻把早回“家”。
　　大约午后的两点多钟，全排绝大多数人都已完成了当天指派的任务，准备往回返。但是一分场基建队领导没料到大家会完成得这样快，还是派人把午饭送到了地里。可怜的小罗，几乎与送饭的马车同时到达，并且解下了挂在腰间草绳上的那只烟熏火燎的黑饭盒，准备打饭。
　　“你他妈的还想吃饭？去去去，这里没有你的饭！”盛桂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你可……可怜……可怜我……我这个快……快……快死的人……人吧……”小罗颤抖得结结巴巴地说。“这……这大冷天，又下……下……这大……大雪，你就给……给我一口，也……也许我……我……我还能撑……撑回……回去……”
　　盛桂林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龇着满嘴的大黄牙，恶狠狠地说：“你他妈的还有脸要饭吃？你他妈的没在地里干活，滚回去再吃吧！！”
　　“……”小罗捧着空饭盒，痴愣愣地望着盛桂林的那张凶狠的脸，半句话也结巴不出来。
　　拿到饭的人，边吃边走光了。送饭的马车也回去了。只有我还没有走，也没拿到饭。我还在稻田水洼子里一趟又一趟地背稻把，还没完成分摊给我的任务。小罗流着泪，穿着他那双破胶靴下到水洼地里来找我，向我诉说了盛桂林刚才对他的凶狠与凌辱，并说副班长王开泽让我陪他回去。
　　听罢小罗的这番哭诉，我满腔怒恨交集！
　　小罗本与我友好相处。后来，在刘恩、盛桂林们的多次威吓下，他就把我和他说过的一些知心话，比如说到“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大跃进”和大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大食堂”时，我说这是毛主席不顾客观条件地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等等，都告诉了他们。还有一次，在出工的路上，他下到一人多深的大缺口爬不上来，我转回身拉了他一把，同时叹了一口气。当他们要大家“揭发”我“真拉拢，假同情”的时候，小罗竟也说我，这是“拉拢”他，并说我很善于利用别人处于困难的时刻，以极微小的动作与极简单的表情，表达出极为深刻的政治意义。说我这拉了他一把和叹了一口气，是想向他表明，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我们不相互关怀，还有谁会关心我们的死活呢？
　　诸如此类，都被记到了刘恩那本厚厚的“生死簿”上。这是小罗对不起我的地方。但在此时此刻，一见他那目光呆滞、黄中带灰的浮肿的脸，我觉得就是豁出自己的这条命，也要全力帮助他。
　　三
　　这时风更紧雪更大，百步之外就看不见人。我背完了规定我背的几亩地里的湿稻把，才搀扶着小罗蹚过了两三里宽的水洼地，来到了刚才送饭马车停靠过的一个大豆堆跟前。我发现豆堆下有一块窝窝球球的冻得梆梆硬的笼屉布，里面有两个小窝头和一块成萝卜。我知道这肯定是留给我的午饭，当即分给了小罗一半。
　　啃完了窝窝头，我继续扶着小罗往“家”走。他走不动，我就架着他。他还是挪不开步，我就驮着他。驮了几十步，我就全身虚汗不止，两腿直打晃。小罗趴在我背上喃喃地说：
　　“老……老戴，你……你也……快……快不行了，还是把……把我扔……扔下吧，你……你……你也快……快回吧……”
　　我没听他的话，继续使出全身的力气颤颤巍巍驮着他向前挪。没挪几步，我就猛然向前跌倒了。动弹不了的小罗紧紧地压在我的身上，我也动不了，只好就这样趴在雪地上大喘气。喘了好大一会儿气，我才感到自己又有了点儿劲，把小罗轻轻地蹲下我的背，爬了起来。
　　爬起来一看，小罗已双目紧闭，眼圈与嘴唇也都发乌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想到赵琪的死和小云山的大死亡，可自己又实在没法驮动他，只得连忙把他窝进又一个大豆堆里，上面盖好豆荚，又用自己原来技在身上挡寒的破麻袋片，盖住他的一双脚，然后使出全身的劲，向北边五六里外的第一生产队跑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一队的村子，一跑进队部，就向他们要马车。队长和管理员们声色不动，急得我大声嚷，说他们见死不救。他们还是不动，我只好用他们的手摇电话向一分场党委告急，又向基建队队部告了急。基建队答应立即派马车，我就向一队打了张借条，“借”了两份午饭，连忙又往地里跑……
　　快到那个大豆堆时，才发现有两个人，一边一个，连拉带拖地架着小罗向我迎面走来。原来这两位是一来到一分场，就被分去第一生产队的那两个排的人。他们在另一片水洼地里积完了稻把往回走时，发现了小罗。
　　这时，小罗已完全神志不清了。他仍然双目紧闭，一双脚连同一双小腿，几乎完全在路面上被拖着。惟一能够证明他还活着的迹象，只是他的嘴唇还在微微地颤动着。我挨到他的身边，才听到他是在喃喃地呼唤着我：
　　“老……老戴，你……你在……哪……哪……里，老……老……戴，你……你在……”
　　下面的话就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我拿了一个从一队“借”来的窝头触到他的嘴边，他也不知道吃了。我把这窝头掰威了碎块儿，轻轻地塞进了他的嘴，他才本能地咀嚼了两下，但也咽不下去。等盛桂林跟着马车赶来时，他已经只比死人多口气了！
　　到了一分场场部医务所，经急速抢救，小罗才恢复了些许知觉。他微微地睁开了一条眼缝，看到了我，喃喃地谢了谢我，又说他过去胆小性懦，“不……不……不坚定”，很对不起我。我说：
　　“不要瞎想过去的事了。现在好好地治病要紧，恢复健康第
　　他点点头，转而又要求我在医务所里伴着他。站在一旁的排长盛桂林，暂时也不再耍威风了，当即表示同意；可是一转屁股，这家伙又决定让他的心腹王开泽——就是在云山修桥补路时，踢了因体力不支而摔倒的抗日老战士陈国华两脚的那个原八一制片厂的什么“分子”，来“照顾”小罗。
　　两天后，我们这个排被调往一分场场部正东七八里地的第二生产队，看来这个生产队的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还比较好。一听说小罗已转危为安，立即派出马车去分场部医务所接他。可是当马车到达场部医务所时，小罗的危势又急趋恶化。原来那被认为的“转危为安”，不过是一盏小油灯油已耗尽时即将熄灭的回光返照而已。第三天，他就长离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怀着他时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这是我在北大荒将近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有为青年，如何被农场一些毫无人性的领导及其鹰犬们折磨凌辱而死。这哪是什么为了“脱胎换骨”、“思想改造”、“转变立场”？这纯粹是为了达到某些人空想的目的，不惜胡作非为、滥用权威的牺牲品！
　　看来，在滥用权威者的权威之水濒临枯竭之前，我们的生命也许都会像小罗、赵琪、小云山的死亡者们那样先行枯竭了。许多人断定，在这种极混乱、极暗淡、极冷酷的圈子里，绝不可能“改造”好任何一个人。其结果，只能是好人被“改”死，坏人会更坏，半好不赖的人也可能被带坏！
　　这不禁使我又想起几天前在路上叙述小云山大死亡的那位难友快分手时说的那句话：
　　“这种格局迟早会改变的，不论是何种方式！”
　　四
　　这句话是说得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地等待这种“改变”，而必须坚持着活下去。鲁迅先生说得好：“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我们要力争不像小罗那样悲惨地死去。这样做的惟一办法，就是一个“吃”字。
　　在第二生产队，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饭上午九点，下午饭下午三点，一天的劳动时间也就在这两顿饭之间。
　　一天上工，到苞米地里去清理秋收时尚未成熟的根本没法脱粒的青皮苞米堆，把一些青皮苞米从苞米杆上掰下来，用马车拉回队。
　　在清理中，我们发现大大小小的田鼠纷纷逃跑，那数量多得惊人，光用脚踩就能踩死一片。大家都用麻袋把它们收拾了回去，我竟收拾了半麻袋。
　　当天收工吃了下午饭，我们各自都把自己收拾回来的田鼠剥了皮，剖了肚，装在各自的洗脸盆里。我的脸盆里一共装了大小81只，放了水，搁了些盐和辣椒粉，放在两条炕之间取暖用的火塘边。等炖熟了，一会儿就下了肚，压根儿不觉撑得慌。
　　在没有田鼠吃的时候，我们就吃从地里拉回来的青皮苞米。
　　队里存放这些青皮苞米的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就在我们班住的同样用木头垒起的马架子附近。我们在太阳快落山时吃罢下午饭，等天黑定，人人拿一只空麻袋，去那个马架子装回一袋冻得梆硬的青皮苞米，一边剥皮一边往火塘里丢。等把冰烤化了，就戴着棉手套拿起来拍拍打打吹吹灰吃了起来，连嫩嫩的苞米心也一并嚼下肚。就这样地烤烤吃吃，忙活到夜里十一二点，直到把一麻袋的青皮苞米都下了肚才上炕睡觉，反正第二天九点钟吃罢上午饭才上工。
　　在这大饥饿的年月，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辩证养生说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他说：“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得不死，肠中无滓。”很显然，这是对不愁衣食、常常吃得过饱的人说的。而对整天辘辘饥肠、饿得头晕眼花的人来说，恰恰就得肠中不清、肠中有滓才不至于像小罗们那样地死去。
　　23　死亡场（Ⅲ）
　　一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和油炸面儿子，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就能够救他一命！”
　　二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受不了也得受”。
　　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
　　“现在几点了？”
　　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
　　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
　　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三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我的老战友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
　　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工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四
　　在这没完没了的死亡威胁下，许多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早死了，正像有人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到北大荒后，和我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说：
　　“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24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外，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田，有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
　　其一：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
　　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
　　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三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在我刚刚离开的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加摘帽大会。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这位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
　　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
　　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
　　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顿”：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来，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快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什么鸟‘欢送'？！”
　　小罗死后，我与难友王克勤同志①曾共同向一分场党委几次指控了盛桂林的罪行。分场党委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云山畜牧场已把盛桂林“烙上红印”了，“就等着摘帽了”。盛桂林本人则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瞅着一口大黄牙，对我威胁说：“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云山畜牧场，就可以翘尾巴了！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党！这里的党组织，只相信那里的党组织已经信任了的人！你还想抱打不平，真是白搭！告诉你吧，我也是擅长政治斗争的！②你不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①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在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做上尉助理员。
　　②盛桂林日常曾自诩：他曾在中央某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领导工作。
　　果然，这一次在我们这个排，全排数十人，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人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说他已“改恶从善，改造好了”，而已经惨死的小罗却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老天爷”完全瞎透了眼，暗无天日了！
　　不过，我坚信但丁的那句话也是一条真理：“一切罪恶，都遭天怒。因为他的目的终是损害别人：或用强力，或用诈术。”任何人物的恶行，迟早总会得到报应的！
　　五
　　那几天，在一分场的基建队，我们简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两顿饭几乎都是“乞怜讨要”才弄到嘴的。
　　每顿饭，我们都要在基建队伙房专门为我们开的一个小窗口前，排成拐成几道弯的盘蛇阵，一个挨着一个地捧着又脏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头盒、洗脸盆等五花八门的“饭碗”，按名单上前去要来一勺稀粥和一个小窝头。
　　基建队的事务长和炊事班长把守在窗口，紧紧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怕我们有人打双份。在打稀饭时，吃得红红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来眼去的男女炊事员们，故意给我们浮上撤稀汤，还不把勺儿撒满，这使大家很愤慨！
　　俗话说“饱时一斗不足惜，饿时一粒贵如金。”我们每天只有七两带壳儿的高粱或玉米，满打满算能够吃到嘴的，不过只有五六两粮食，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再经过这么一番克扣与掠夺，到我们口中的粮食就更寥寥无几了。打渔队打到的泥鳅和蛤什螟，本该当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应大家，但队长和管理员们却利用我们在这种特殊状态下的饥不择食、不惜“斗金换粒米”的特殊心理，竟要外加五角钱才卖给我们一小碟，而且里面只有五六条小泥鳅或三四个蛤什蟆，后来又减少到两条小泥鳅加三四块半个银圆大小的薄萝卜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钱非今天之五角钱可比。那时在北京，国营粮店最上等的小站米也不过一角九分七或两角五分钱一斤。这就是说，几条小泥鳅竟卖到两斤多小站米的价钱，这又怎能不令人更加愤慨？
　　当大家愤愤不平地纷纷提出指责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都快回北京了，又过好日子了，我们不在你们的身上捞一把向谁捞？”
　　这是什么话？！在“吃人的旧世界”，许多地主老财们惯于利用灾荒饥馑之年高抬粮价，搜刮民脂民膏，那不足为奇。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号称“不吃人”的新世界，一些共产党员干起这等事来，其行径竟也同样地张胆明目，不以为耻，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当口，我对那个年轻而凶狠又流气十足的炊事班长说：
　　“听说你还是一分场党代会的代表，你竟然也说要‘捞一把'，你不觉得这与你的‘党代表'身份不相称，是非常可耻的吗？”
　　“什么‘可耻'？”他咆哮开了，“我是‘党代表'又怎么样？你敢出来说话，难道在你们这伙人中就是你的骨头硬？”
　　“我的骨头硬又怎么样？”我也大声说，“我看你这种神态就不像个共产党，而是‘刮民党'！”
　　他愣了一下，马上说：“怎么？你想带头暴动吗？”
　　“如果你们再这样残酷地剥削大家，迫使大家忍无可忍，闹一闹也未尝不可！”
　　这时，双方都出来不少人一齐大吵大嚷，嚷得那间小屋子似乎都快炸开了。
　　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基建队乃至一分场的领导，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六
　　我们饿得实在没法可想，只好不时到家属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长长的垃圾堆上，捡些大葱根、胡萝卜头充饥，当然都等不得去冲冲洗洗就向嘴里塞。有几次，我一捡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齿撕去外面污秽不堪的硬皮，生吃里面的嫩瓤儿，觉得比鲜嫩的黄瓜还甜美。
　　身处这种绝境，对来自云山畜牧场的最新传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据说在我们离开云山之后，那里每死一个“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守护死者，为的是争取那一两个小小窝头的夜餐，有时甚至不惜“拼命”地大打出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世间'啊？”我想，难道仅仅因为饥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就应该发生如此的剧变吗？沙俄时代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所写成的被公认为触目惊心的传世之作《死屋手记》中，也没有出现过人类精神如此急剧堕落的景象啊！
　　可是，在我们这个号称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文明、都进步的社会的一隅，对人的“改造”场所的一角，一些“改造”人的人尚且缺乏人性，一些被“改造”的人也就“法之以师”了，尽管表演的形式不尽相同。
　　七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我才发现农场卖给我的那份作为一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我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我一份，我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我说了多少次，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场党委许书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喝。我站在许书记身边，告诉我的难处和病痛，要求他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点，我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我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嚼边向我大上政治课：
　　“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
　　一看这阵势，我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其中还不乏从战争中熬出来的共产党员，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对于我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我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视了社会，领悟了人生，认识了自己，获得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别人也难以言传的知识与体会。
　　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如果有人把古今统治者的“道、法。术、权、势”这五部曲唱到最后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绝路了！！
　　25　死里逃生回北京
　　一
　　那天一大早，我们身背旅行袋和网兜，离开了一分场，行李由分场遣派拖拉机和牛拉爬犁运送，向虎林至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走去。
　　举目所及，漫山遍野一片白雪茫茫。公路路面被来往行人和车辆压得很瓷实，我们走在上面只听脚下吱吱作响。
　　此刻，我怀着凶多吉少、疑虑重重的心情。因为考察团已当众宣布，我属于回原机关加重处罚之列。
　　据人们传说，这“加重处罚”又分三类：一、在原机关或机关农场监督劳动；二、到内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北京郊区合办的“劳动教养”农场限期改造，逾期者将被严惩；三、由原机关会同公安部门立即逮捕法办。
　　我估计，自己肯定属于最后一种，因为刘恩们已当着我的面扬言多次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准备引颈就戮。
　　二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来到了辉崔火车站。这里也是大雪遍地。何时有车去密山，谁也说不清。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候车室里翘首以待。
　　这时，室外也有零下三十几度。幸好室内有一个烧煤炭的大汽油桶炉子，但没有卖吃的。
　　前面说过，我的干粮已被人偷吃了，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家买些吃的。我花了平常可买十几斤大米的代价——两块五角钱，买来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又花两块五角钱换来两根大葱，另从一位自称要去南方探亲的转业军官的小挂包里，买来一块不足半斤重的豆饼，给了他五块钱，因为他说他的路费被人偷去了。这样，我才度过了饥肠难忍的一个黑夜。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东方的地平线，我的肚子里又绞肠般地叫唤起来，我只得坐在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忍受着。
　　幸好，在车站上管点事的一位转业军官，邀请北影演员管仲强去他的家里吃午饭。在吃饭时，管仲强对这位同志说：“新华社记者戴煌还在候车室里饿着肚子哩！”这位同志连忙包好许多炸黄豆，请管仲强饭后带给我，我才渡过了这白天的难关。
　　下午，虎林去密山的列车靠站了。我们立即与这位同志道别，谢了又谢，才扒上了列车。
　　这是一列货车。空荡荡的带篷车厢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座位，大家都挤坐在铁皮地板上。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六七十里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几近天黑才到达密山。
　　一下了火车，我就去当地邮电局，给新华社行政副社长邓岗发了封电报，说明我将顺便拐到大连去，看看我原来的岳母和已经送人的小女儿戴贝贝。
　　因为我不能很快回到北京引颈就戮，而应该提前处理“善后”，必须先拐到大连。同时，我还要沿途观光几个大城市，怕日后再也看不到祖国的这些大好河山了，遂把行李、皮箱、书箱由密山直接托运到北京。
　　三
　　从密山车站登上了去牡丹江的客车车厢，一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他刚才在密山得知，在最早离开北大荒的一批难友中，有一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干部张宣，在车到沈阳至山海关途中的大虎山时，他坐在座位上突然脑门磕打在座位间的小桌上就死去了。
　　这立刻惊动了整个列车。有些上车的乘客赶忙又下了车，说是这个车上有死人。有的还说：“从没听说过坐火车坐死人的，真晦气！”只有北大荒的难友们知道，这是“死亡场”悲剧的继续。
　　列车长要张宣身旁的同伴立即把他的遗体抬下车厢，请大虎山车站处理。经电影洗印厂的莽珉、电影科研所的李兴文等人再三要求，列车长才准许把遗体带进山海关。但到了天津，列车长说什么也不容许把张宣的遗体带进北京。他说：
　　“铁道部有明文规定，不能把死人带进首都！”
　　莽珉、李兴文等人没法，只得把张宣的遗体抬出车厢，交给了天津站。等他们回到了北京，通知了人民银行总行，张宣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地去天津为其火化，把骨灰盒捧回了北京。
　　“快三年了，天天指望他能够回来和全家人团聚，没料到回来的竟是个骨灰盒……”张宣的妻子呜呜咽咽地哭着对邻居们说。
　　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还说，就是带着张宣遗体的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这个车厢，他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在他们谦让再三地坐定之后，难友们询问他们到哪儿去，老大爷说到山海关就到家了。问他们为何到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
　　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锦西矿1200多名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他们的儿子是第1001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
　　原来神州遍地皆饿荒啊！
　　听了张宣之死和这位老大爷叙说的悲哀事，车厢内几乎所有的难友都伤痛得默然无语。特别是身带浮肿或瘦弱枯槁的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张宣第二或锦西矿的第1002，被装进骨灰盒带回北京……
　　火车启动了。在大家的静默中，还是那位消息灵通的难友先开了腔。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着这样一个严肃的背景。据他说，这个背景是——
　　1960年深秋，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一位独臂将军——去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讲话后顺便问起北大荒各农场的情况，并问到北大荒去了多少“右派”，已摘了多少人的帽子，还剩下多少人。王景坤—一作了回答。但周总理掰着指头一算，摘帽人数加所剩人数与原来去的总数对不上，发现少了许多人，遂问王景坤：
　　“这少了的人到哪里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王景坤一时答不上来。
　　周总理生气了。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你们应该赶快说明他们各个人的死因，不然这个责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
　　王景坤这才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当晚一散会，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打长途电话到牡丹江农垦局，叫转告各农场火速报来“右派”死亡的人数及其死因，并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要的。”
　　这一来，各大农场的医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各分场的卫生所长和派出所长，以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们，也全都紧张了起来。但最后上报的死因，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浮肿”、“肠梗阻”，等等，避而不说在严重饥饿状态下的繁重劳动与工伤。
　　“不过，”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尽管上报的死因隐瞒了真相，但死亡人数毕竟是很惊人的，这促使上面下决心赶快让我们离开北大荒。”
　　“原来如此！”不少难友这样说。
　　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我们迅速离开北大荒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如此的关心与干预，留在北大荒军队系统的“右派”才大体上逃脱了死神之网，其中包括给《文汇报》写信被密定为“中右”、抢修云山水库时又被升格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与我分手后，与几十名军队“右派”合编为一个排。这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浮肿得难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铺上奄奄待毙。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位原是部队中尉军衔的教员不再起身分食上午饭，大伙连忙凑到他的身边，才发现他口鼻已没有一丝气息，全身都已发凉，大概在夜间就离开人世了。这个生产队以及农场的头儿们怕再遭到上层领导的怪罪，立即派人用带篷的大卡车，把这一排人送往农场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们的结论都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严重的营养匿乏造成的浮肿'等等，建议给他们每人增加15斤粮食，补加1斤大黄豆。这一来，他们的口粮比原来的18斤定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同时又求人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小泥鳅，以增添些动物蛋白的补养，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车快要到达牡丹江了。这时我已竭其所有，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这形象，与当时到处可见的“盲流”、叫化子毫无二致，成了路人与公安人员蔑视与怀疑的对象。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在牡丹江车站下了车，换上牡丹江直达北京的快车。但在要穿越天桥时，我硬是双腿打战，上不了天桥的台阶。得亏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男中音闰启明和北影演员管仲强等人架扶着才越过了天桥，到了停靠直达北京那趟列车的站台。到了我们该上的那节车厢跟前，车厢入口处的那两小级台阶我也上不去。仍然得亏闰启明和管仲强他们把我架了起来，在背后使劲一推，才使我像一只大棉花包似地进入那个车厢。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场”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许就会像小罗那样死去，或像张宣那样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
　　列车驶达哈尔滨。我按照个人的预定方案，要再看一眼这座有许多俄式建筑的城市，连忙与闰启明、管仲强等难友暂时道别。
　　当我肩挎着背后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网兜，在哈尔滨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上转来转去想寻觅着买些吃食的时候，果然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了。他从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来！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间的那间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的小屋。
　　“干什么的？”
　　“路过哈尔滨。”
　　“路过？我看你像个‘盲流'。”
　　“不是‘盲流'。我原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57年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了将近三年。”
　　“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
　　“现在打算到哪儿去？”
　　“回新华社。眼下先去我们的黑龙江分社。”
　　“有证件吗？”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写着“回原机关”字样的行政介绍信：
　　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那里我受到了真挚的关怀。尤其是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①，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整天陪着我。他过去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线分社时就知道我是一名老军事记者，就凭这，他对我倍加同情与体贴。他在分社为我安排了住处，一天三顿饭都陪着我到黑龙江省委大食堂就餐，并使我有可能两次探望已被分配到哈尔滨艺术学院的杨角、张晓非夫妇，同时测览了已经明显萧条的哈尔滨市容。
　　①后来去新华社湖北分社当记者。
　　我到了同样萧条的长春，我们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琏夫妇也热诚地接待了我。王文涟，只是在新华社青岛疗养所与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疗养过一些时日，康国志则从未晤过面。他们不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为我安排了食宿，临分手时，还给我即将去大连探望的孩子买了些玩具与糖果。当他们得知我的妻子已与我离了婚时，他们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些多么善良并敢于向政治的不幸者表达同情的好人啊！我将永世不忘！要知道，那是谁向“右派”表示同情与友善，就随时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月啊！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支社，便感到气氛迥然而异。他们先怀疑我是个逃犯，要看我的证件，看了证件，又说支社没有地方住，而不想去大连市委招待所给我安排个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连轮船码头的旅客候船大厅内，从那儿去看了两次我的小贝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们跟着贝贝的姨父母，住在大连沙河口区的一座日式两层小楼里。贝贝三岁多了，活泼而调皮，一头浓发被外婆分梳成几十根小辫子。她当然不会记得她不足十个月就会叫一声“爸”的我这个爸爸，而口口声声叫我“姨父”。外婆在一旁一边给我和面做面条，一边掉眼泪。
　　“你和她妈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外婆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老人家哭得更伤心。
　　贝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连工学院进修，姨母正带领本厂的职工在郊外山里打树叶度荒。他们接到了外婆的电话，都匆匆赶回，把家中仅有的当时千金难得的肉罐头、鱼罐头等等都拿了出来，盛情款待我这个正在落难而又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我再三感谢他们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刻，给了我的小女儿贝贝以最好的养育之所，并独力承担了对老外婆的奉养。
　　第二天一早，贝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带着老外婆和贝贝，到附近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然后到一家照相馆里合了个影，就独自乘船到天津，又连夜坐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北京。
　　这时，全国大饥饿的1960年只剩下最后两天了。新华社的一些老熟人已完全认不出我这个人了。原来是高大壮实的男子汉，现已成了枯瘦憔悴的病态人，体重由196斤减少到了82斤，完全判若两人，如果不自报姓名，人们怎能一眼认出来？
　　当然，惊异是有的，但是大多只是哼哼啊啊地走了，说不上是有几分同情还是怕沾嫌疑。
　　当天，我就赶往了保定。
　　1961年的元旦，是在保定度过的。已离婚的妻子避而不见我。我把已满六周岁的大女儿戴青青，从保定专署幼儿园，领到了保定地委招待所。这孩子当然记得在人世间还有我这个爸爸。她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十分伤心地哭着：
　　“爸爸，您去哪儿啦？您怎么老不来看我……”
　　我怎么说？我只能强忍着泪，对她说：“爸爸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忙啊！爸爸对不起你……”
　　我们父女俩在招待所里亲亲热热地团聚了几天。我带着孩子逛了几条大街，给她买了一件黑灯芯绒贴肩的黄灯芯绒褂子和一条蓝灯芯绒裤子，带着她到照相馆照了相，把她送回了幼儿园，就又与她分手了。
　　六
　　从保定回到北京不久，我的全身又开始浮肿了。
　　这是第三次浮肿。也许看我已生命垂危，或许北京的人们也都在饿肚子，知道这几年的很多事干得很不妙，我在北大荒所发表的各种“宏论”并非“反动透顶”，新华社没有按照北大荒农场的“建议”把我立即逮捕法办，而让我在新华社医务所的简单病房里，与其他浮肿病人共度了一个多月，然后让我到八达岭南侧的居庸关火车站下的新华社绿化队去侍弄果树、葡萄，烧开水炉或赶着小毛驴去南口买菜。1961年夏秋之间，又让我回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搞资料工作，抄抄写写，剪剪贴贴。
　　这时，个人的存亡得失，已不再左右我的情绪。一个人革命与否，不在其名之扬抑，位之高低，俸禄之多寡，荣辱之轻重，更不在其居何地、事何业。根本的根本，只在于其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成了我心底的座右铭。
　　然而这不等于说，我在内心中已完全拂却了烦恼与痛苦。现实中的不顺，家庭中的困苦，国事民情的多灾多难，真理与谬误之不能索然分明，还不时咬啮着我的心。
　　我忧叹我们这个民族见义勇为、雪中送炭的优良传统残存若失——见义勇为被代之以胆小怕事，雪中送炭成了锦上添花，赤胆忠心明肺腑也变成了“见人只说三分话”。珍视正当的情谊而不为贵贱、贫富、安危所左右者寥若晨星，披肝沥胆仗义执言者几近绝迹。
　　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钱短粮，病危而不得治。1958年“三?一八”我被开除出党收入锐减后，我立即变卖了派克笔，给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了最后几盒进口的链霉素和雷米封，她用完了这些药品而再无后继的药品，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年方34岁。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20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200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
　　这些令人极为哀伤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能怎样想？如果他们都已七老八十，难免一死；或已成绝症，难以救治；或因意外事故，不幸丧生，我虽哀痛但尚能宽释，然而他们并非如此。仅仅因为没有钱和家中出了个所谓的“大右派”，只得坐视其毙！
　　我知道，这远非我的独家之哀。几年来举国皆困，饥寒无以慰、疾患无以救者，何止千万家！每当冥思及此，“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意念是十分强烈的。
　　可以说，我回北京后的心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这也正如托尔斯泰在其《复活》中，把人心境的复杂多变比作一条曲折漫长的河流那样，有时清，有时浊，有时平缓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泻千里……①但在相当多的时候，我又是平静爽朗、达观愉快的。工作之余，常常集中精力于读书学习，观察生活，整理素材以备写作。我不愿做个庸碌无为之徒，让无尽的烦恼与俗念吞噬自己的年华。
　　①托尔斯泰的原句是：“天下的水都是二样的，可是每一条河都有窄的地方，有宽的地方，有的地方水流得急，有的地方水流得慢，河水有时澄清，有时混浊，冬天凉，夏天暖。人也是一样。”
　　26　甄别梦
　　一
　　1962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员我写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
　　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
　　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
　　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
　　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
　　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
　　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
　　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
　　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
　　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
　　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
　　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
　　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
　　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
　　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
　　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
　　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
　　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
　　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
　　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
　　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
　　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
　　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
　　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
　　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
　　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
　　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
　　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
　　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
　　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
　　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
　　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
　　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
　　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巨细，均
　　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
　　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
　　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
　　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
　　老老实实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就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
　　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我
　　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与机械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
　　退与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
　　“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
　　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得更多更难
　　听。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儿童们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哀怨。还
　　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戴小金表，问你搞不搞，
　　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腐败搞特殊化
　　的愤懑。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人民连喊“万岁”还来不及。应该说，那时候的
　　敌对分子与暗藏特务比现在多得多，而我们并没有听到过小孩们若无其事
　　地唱起这种歌谣。但是今天，真正的敌人越来越少了，而人民欢呼“万岁”
　　的激情反而减弱了，忿怨、不满甚至“反动”的童谣反而普遍地流传开了。
　　更为严重的是，家长们对此不闻不问，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并反躬自问。
　　沉默和消极，是最可怕的抵抗。整个社会会因此无声无息地受到毁灭
　　性打击。去年（1961年）年底，当我也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我深感我们
　　的政治空气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顾，言不由衷。我们这样的新闻机关—
　　—历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原本最为开明的机关，情势尚且士。此，
　　其他部门、全国各地的情况如何，可想而知矣！我不能不提出，“大家为
　　什么不敢讲话？”并且在多次发言中，均指出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不活跃，
　　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若干现象。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思想“僵化”，是“花岗岩脑袋”，也有
　　人公开言明我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何危险。如果说有
　　危险，也只能是因为我说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给我个人的
　　命运造成重大的危险。也可能，在这些觉得不舒服的人看来，我给他们的
　　“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险”。除此而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
　　的事业，我的这些话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相反只会有好处。“不成功，
　　则成仁”，这就是我的态度。不管何时何地何人人是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
　　我都要讲，一直讲到这种现象被克服为止，或者讲到我被“杀头”为止。
　　现在，从我们国内部来说，民主空气比以前活跃得多了。不少人在会
　　议上说了许多过去在私下也不敢说的话，例如：“不民主的错误是从‘反
　　右'范围扩大化以后开始的。”“三个人在一起说假话，两个人在一起是
　　半真半假——而且这还必须是两口子，只有一个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才是真
　　的。”“过去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则不可能。”
　　还有人公开提出：“三面红旗”应该改为两面，因为“人民公社”办得太
　　快、太早、太大了。它只能是将来的“必经之路”，更不能早在几年前就
　　说它是“应运而生”……
　　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可喜的、令人振奋的现象。这些说法不一定
　　就正确，也可能是绝顶错误，但是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就说明大家对党又
　　恢复信任了，又亲切起来了，而不再担惊受怕了。
　　这是党和领袖们知错改错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据我
　　所知，即使在同一个新华社，除国内部之外，其他部门在讨论国家大事时，
　　还仍然是彷徨顾盼、沉默寡言的。即使是一些小头头或党员同志在发言时，
　　也仍然是拐弯抹角，不痛不痒。他们自己也许心中有数，而听者却不知其
　　所云。
　　这说明在数九寒天之后，不是一下就能解冻的。同时也说明，党和领
　　导人还没有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群众都是跟着领袖走的，领袖怎么做，
　　他们才会怎么做；领袖做到何种程度，他们才会做到何种程度。
　　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以为在承认错误、追查原
　　因时，还不够彻底和大胆。似乎在“面子”和“威信”方面，还有些包袱
　　没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这不是个人作风和私生活上的小事，而
　　是攸关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士。日月之食焉。过之，人
　　皆见之；更也，人恒仰之。”可见，缺点和错误是隐讳不了的，而一旦承
　　认与改正，大家就会仰慕赞叹了……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诸葛亮的明智，那就是“布所失于天
　　下”，发动全国上下“勤攻吾之缺”。这样，大家才能相信我们的党和我
　　们的领袖是谦虚的、诚恳的，是“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从而他
　　们才能打消一切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说，古今中外，像诸葛亮这样的圣哲贤明者之可贵，并不在于其
　　声势显赫、才智盖世，而在于他们忠国利民。丰功伟绩之后，尚能兢业勤
　　俭，明短于人，躬求举世之长，以补自己之不足。他们决不持其强而讳其
　　疾，也决不容许别人媚赞其为万能万德之圣雄……
　　今天，以此来衡量一个政党及其领袖是否明智与伟大，亦不无可取之
　　处。我以为我们的党，本该是这样的党。虽然，党的民主传统和谦逊的美
　　德，一度受到了严重破坏与损害，但现在，在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
　　期之后，党即能痛感及此，拨乱反正，并且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也确是
　　难能可贵的。
　　我相信，在党的感召下，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必
　　将团结得更紧密，困难必将被克服，斗争必将会胜利，真正的“大好形势”
　　必将很快到来。
　　可以说，这是我的《回顾》中的所有新内容的核心，也是结合了从“反右”直到“七千人大会”的国内问题的最新材料，也是对“神化与特权”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重申对其克服办法的小结。我真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会就此改弦易辙，所以又一次作了大胆的阐述。
　　《回顾》全文于1962年6月26日夜完成，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即全部上交，如卸重负，对其所抱的期望很大，信心也很足。
　　三
　　得知党组织要我写材料，我的甄别平反有望时，不少关心我的同志劝我并帮助我介绍女友以重建家庭，好让我在新的伴侣的协同下，更好地养育身边的女儿戴青青，自己也好集中精力写点儿东西。
　　青青是1962年春天从保定接来北京的。组织上为此把我每月的生活费，从32元提高到55元，比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只少一元。
　　对所有这些，我都很感激。对于青青未来继母的条件，我也想到了两点：
　　一、对青青要待之如亲生女，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歧视与冷漠。如果青青的生母日后愿意常来看看孩子，对她也要待之如至亲良友，情热而意减。
　　二、要能同甘苦，共患难，直至“不怕坐牢、杀头”。因为对党提意见，可能得到嘉许也可能坐牢杀头。多年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不得不作这两方面的准备。
　　有了这最根本的两条，其他就好办了。如果对方出身贫寒，深知人生之甘苦，而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则能较好地协助我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务，如果还能帮我抄抄稿子和做点资料卡片，那就更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了。至于才貌如何，则早已不在考虑之列。不是早有人说过：倘若“爱”而无心，只能是受罪的“受”①？才貌顶何用？
　　①繁体“爱”字中间有个“心”字。
　　根据这些设想，在朋友们介绍的都是尚未成过家或从未有过男朋友的女医生、女图书管理员和女工中，我选择了后者。她叫潘京荣，出身贫寒，能够吃苦，过去一次恋爱都没谈过。这使我很满意。但使我非常遗憾和愧对的是，她虽然也属“龙”，却比我整整小了12岁，她22岁，我34岁，这对她来说，我的年纪未免太大了，而且还是个结过婚、离过婚、身边又已经有个孩子的人。
　　然而，我想错了。
　　1957年秋冬之际，新华社大院里还残存着不少“声讨”我的大字报的时候，17岁的小潘从浙东老家来新华社投亲靠友，想找碗饭吃。她看了一些大字报，认为我说的一些话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她在自己的家乡确实看到许多乡亲把毛主席的像像神的牌位那般供着，朝他老人家叩头祈祷；确实看到家乡的许多干部多吃多占，大耍特权，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而不顾乡亲们的疾苦……她越想越觉得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她在学校里又读过我写的罗盛教的故事，一下就认定我是个“好人”而不是“坏人”，虽然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我这个人高矮胖瘦，长相如何。
　　后来，她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一位老记者家里当小保姆。“大跃进”时“跃进”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公社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比较起街道上的普通家庭妇女和小脚老太太们，她年轻伶俐，又小有文化，为人也很端正，就被培养成二龙路喷漆厂的出纳兼统计员。
　　当有人介绍我们相识时，我说明了我的一切情况，尤其我比她的年龄大得太多，又有孩子，收入很微薄，望她慎重考虑。想不到她竟然不计较这些，决心与我生活在一起。“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她说。
　　而且很快，她就与青青相处得非常好。这使我欣喜过望。我想，这岂止是“雪中得炭”，简直是在白雪茫茫的大漠之中，奇遇天赐良媛啊！“灵机”一动，给她起了个新名字——潘雪媛。
　　她认为这名字很文雅，也很优美，是她原来的名字没法比的，所以非常高兴，立即去西单刻了个新图章，并要求二龙路派出所在她的户口卡上姓名栏的“又名”中填上了这三个字——潘雪媛。
　　这时，我处于自1957年落难之后从未有过的亢奋中：甄别材料交上去了，就等党组织的决定了；小家庭的重建已有了眉目，重新感到了做人的幸福；尤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似乎真地接受了经验教训，一切使人感到压抑、痛心的做法正在下决心纠正……
　　27　从天安门广场到监狱
　　一
　　1962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我的那份一寸多厚的《回顾》，已被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和社党委层层传阅研究过了。
　　国庆前夕，一位负责同志代表社党委，把我召进了他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一张宽大舒适的皮沙发上，热诚地向我宣布了党组织的初步决定。其大意是：
　　你的这份材料写得很好。经历了重大磨难之后，你仍然一本初衷，向
　　党说出了这几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非常可贵的。其中很多观点
　　是可取的，这份材料很有价值。我们将把它打印出来，呈送中央领导同志
　　参考。请他们看看这样的同志，究竟算不算“右派分子”。同时请他们看
　　看，北大荒的农场如此对待去劳动的“右派”，究竟合适不合适……
　　停了一会，他接着说：
　　党已决定对你进行甄别，望你耐心等待，配合党组织把这个工作做好……
　　对此，我深表感激。
　　国庆游行那一天，也许党组织为表示已恢复了对我的信任，竟大大破格地让我这个毕竟在表面形式上还被戴着“右派”帽子的“专政对象”，也高举一杆大红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接受了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过去我也曾有幸在观礼台上，享受过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的喜悦。而这一次，是自己高举大红旗通过天安门前让别人观看，也同样使我感到无比振奋、无限温暖。
　　可惜，事隔仅仅一个月，天安门前的振奋与温暖还在沸腾着我全身的热血，在北戴河举行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下来了。在这两次会议上，毛主席都反复强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彻底推翻了他自己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急转直下。
　　新华社的一些领导同志，按照他们可贵的“党性”和“紧跟”的悟性，也彻底推翻了他们一个月前对我的音犹在耳的讲话。同一位负责人，在同一个办公室，让我坐在同一张大沙发上，仍然代表同一个新华社党委，向我重新宣布说，我的那份曾被他们肯定为“很有价值”的材料，是一棵“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翻案风”的典型罪证。因此必须对我进行“再批判”，否则就不足以使我“脱胎换骨”，也不足以挽救在我的“影响”下也纷纷“闹翻案”的社内外其他“右派分子”……
　　对这，我还有什么好说？
　　但是现在我要说，这位向我作出如此截然不同宣布的负责同志，本是一位好同志，他对毛主席的崇拜和信赖是虔诚的。他不相信毛主席难道相信我不成？我算老几？！
　　因之后来我不怪责他们。我只痛恨自己老是那么“天真得可爱”，老是不懂得“吃一堑长一智”，老是看不透老谋深算者们的“玄妙”心机，老是只做到了“害人之心不可有”，而没有做到“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说，1957年的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是第一次上当，去北大荒“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是第二次上当，那么这一次的再响应号召就是第三次上当了！
　　不过我觉得不论是谁，老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是说话不算数，老是拿党的信誉和命运当儿戏，任意蹂躏应给人民的民主与许诺，都远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郑重态度。还有一些人，曾经认识了真理，却又随着气候的变化硬要把真理说成是谎言，那也肯定要受到历史的嘲弄。
　　二
　　对这一次的所谓“再批判”，也许人们认为我这个人的问题“不好批”，没有再像1957年那样匆匆忙忙地披挂上阵，而相当周密地进行了准备。准备之一，在1962年11月，不惜工本地以新华社“党委办公室”名义，铅印了一本《关于右派分子戴煌的材料》，广为散发，以发动大家对我进行“再批判”。
　　下面，就是这本材料最前面的“说明”：
　　戴煌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监督劳
　　动的处理，曾在黑龙江850农场劳动两年零八个月。去年（即1961年）9月
　　分配到国内部资料组工作。今年（即1962年）6月间，他以《回顾我这几年
　　来所走过的道路》为题，写了一份约八九万字的翻案材料交给组织，不承
　　认自己是“敌视党和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他在这份材料中，继续坚持
　　过去的一系列的反动观点，并发表了许多新的攻击党的言论。十中全会公
　　报发表以后，他在10月间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作为他“对于错误本身的
　　认识，以及今天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在这份材料中，他仍然坚持“不能
　　承认自己是个反党、反人民的分子”。为了便于领导上和有关同志研究和
　　处理他的问题，特将这两份材料印出，并同时印出反右派时对他所作的政
　　治结论。
　　戴煌所写《回顾我这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全文很长，印出时对文中
　　第二部分他在东北“劳动期间的表现及问题”略去（共约四万多字），只
　　保留了文中的小标题。
　　党委办公室
　　1962年11月
　　看，“说明”中提到的这两份材料，都是党组织不止一次地动员我写的。对如此重要的背景或前提，在“说明”中都被蓄意“省略”了。这样才会给不明真相的人们一种印象，好像都是我自己主动要写、主动要“翻案”的。各级党组织看了我的《回顾》，主动而正式地委派负责同志，郑重地向我说的那些肯定和赞扬这份“全文很长”的材料的话，在“说明”中更蓄意“省略”不提了，似乎根本没有这回事。
　　谁说新华社的一些人没有本事？这就是他们的“本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斗争”！这就是这些自诩为要与我这个“反党分子”作斗争、“忠实于”共产党人誓言的人们的“高贵纯洁”的灵魂！
　　准备了六个月之后，“再批判”于1963年“五一”节过后才开始举行。断断续续的大会小会，从“五一”开到“七一”才告一段落。每开几次会，都要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不知送到哪儿去。
　　不过，在“再批判”告一段落的那天下午，新华社党委委员。国内部总支书记、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在总结发言快要结束时仍然这样说：“尽管戴煌同志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大多数同志的看法不一致，他的某些观点也许是错误的，但他过去为党为人民所作出的奉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这大出我的意外，使我感动得几乎掉了泪！
　　三
　　“再批判”之后，我感到有些人不会再让我在新华社呆下去了，我得及早准备“善后”。
　　然而，在新华社背后石驸马大街（“文革”中改称“新文化街”）。学读二年级的青青还不懂事。她一派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她的各门功课的大考、小考或小测验，基本上都是满分，名列全班前茅。课余，她还去全国政协礼堂背后的西城区少年之家学跳芭蕾舞，动作灵巧而优美。可是潘雪媛与我，都已预感“大难”即将临头，她决定与我立即成家。
　　这时是1963年8月。1963年元旦前后，我的前妻来北京看青青，潘雪媛曾当面劝她与我破镜重圆，哪怕仅仅为了孩子们。只要我的前妻首肯，她，潘雪媛，“作为戴煌的一个女朋友，也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的前妻问：
　　“戴煌甄别平反的事，进行得怎么样？”
　　“本来是要给他平反的，可是后来上面的精神变了，反而对他搞了‘再批判'。”
　　“如果戴煌不能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复婚是绝对不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我一旦被投入牢门之后，青青交给谁？
　　潘雪媛说：“交给我！”
　　当我向直接管理我们这些“右派”的新华社保卫处言明潘雪媛的设想时，保卫处的一个同志予以断然否定：
　　“小潘只是你的一个女朋友，你怎么能将孩子交给她呢？”
　　这样，潘雪媛才决心与我立即成家，以备我一旦“远走高飞”，她能够正式以继母的身份抚养青青这孩子，虽然她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24元工资，还要从中多少不等地拿出来孝敬自己的父母和老外婆。
　　万万没想到，我与潘雪媛打算立即成家的决定，竟遭到新华社一些人的阻挠。当我要求我所在的新华社国内部兼管组织人事的一位秘书，为我给新华社干部处写一张结婚登记介绍信时，他竟然这样说：
　　“老戴，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你不要以为这次甄别平反不成，反招来一场新的批判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了。凭你的经历和才干，将来总有一天还会有出头之日的。如果将来还要把你派出国，像小潘这样的文化水平，能把她也派出国做一个驻外记者的夫人么？”
　　这真是怪论奇谈！他说完了，我笑了笑。我心想：“这是把我当做三岁小孩儿来要哩！你们一边磨刀霍霍，要把我往断头台上送，一边却说将来有朝一日还要把我派驻国外，这岂不是吃饱了饭拿穷人开心吗？”
　　我对他说：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但你所讲的派驻国外等等，那可能吗？那是你的真心话吗？现在眼看就要把我往监狱里送，你却还说什么将来还会把我派往国外，这不是存心往我流血的心窝子上撒把盐吗？”
　　秘书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停了好一会，他才老大不乐意地为我给社里的干部处写了一张便条：“请给戴煌开一张去西城区政府的结婚登记介绍信。”
　　我拿着这张便条到了社干部处，只见那里的男男女女在各个办公室进进出出，似乎在悄悄地进行磋商，不说“可”也不说“不可”，而让我在一间屋子里干坐着。在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给我开出了一张给西城区婚姻登记处的介绍信，盖上了“新华通讯社干部处”的大红印。
　　这时已是下午四点来钟了。在新华社某些人的“积极鼓动”下，二龙路喷漆厂还没有给潘雪媛开出结婚登记介绍信。我给小潘打了电话说“时不我待”，立即拿着只有新华社一方的介绍信，匆匆地分头赶到了西城区婚姻登记处。那里惟一的一位50来岁的女同志，正要提起小布兜下班回家，我们连忙递上新华社干部处的介绍信。她也没细看，就让我们自己填写了结婚登记证，她再盖了大印，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结婚证到手了，但我们都没有钱。我们只能举行了一个没有直面枪口的“刑场上的婚礼”：没买一滴酒一粒糖，连一条枕巾一块小手绢儿都没买。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原来就用着的。
　　我去民族文化宫路南文昌胡同小潘的老外婆那里，帮助小潘挟着她那褪了色的草绿布面的旧棉被，她自己提着她的破马粪纸帆布箱，一道来到新华社大院五号楼最底层的一个我住着的阴暗房间里。悄悄密密，冷冷清清。我盖的那床里外一色黑的被子，曾在朝鲜战场上盖过两年，在城南盖过一年，又在北大荒盖了两年零八个月。
　　这样，新华社的某些人便认为潘雪媛“思想反动”，“硬要嫁给一个‘老右派'”。他们几次给工厂送去“材料”，唆使工厂给潘雪媛一点颜色看。工厂的一些人于是背地里辱骂潘雪媛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的小老婆”。正当小潘身孕初怀，便解除了她的出纳兼统计职务，强迫她到那个素来不让孕妇沾边、有苯中毒危险的喷漆车间去“劳改”。
　　小潘的身孕日重，行动越来越不便。她不求天，不求地，默默地咬紧牙关，艰难地劳动着。有时候，她只得双膝跪地，在半埋地下的大汽油池边，清洗准备喷漆的沉重的锈铁件。
　　目睹一个清白无辜的年轻女子及其胎儿遭受如此阴狠的迫害，同车间的一些善良的老大娘，背地里流下了同情的泪……
　　四
　　1964年4月23日上午，是我参加新四军整整20周年的时刻。再过一个来月，潘雪媛就要生孩子了。
　　这天一早，新华社的机关农场运来一大批猪肝。我也凭票去买了一斤，好让雪媛补补身子，并利用上午工间操的时间，把猪肝送回五号楼一层我的那个阴暗的房间。
　　这时，天空是阴沉沉的。云层很低，低得似乎要掉下来，把人压抑得喘不出来气。潘雪媛刚刚连续上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身体不好又大肚临怀的，厂里的医生给她开了几天假，让她在家好好休息。她问我这猪肝怎么做，我说：“随便。反正是新鲜猪肝，怎么做都是有营养的。”
　　我回到班上正在继续制作《毛主席语录》卡片，平时说话蔫蔫咕咕、有时简直使人听不清其所言的资料组的一位同仁，接到了一个似乎已有约定的电话，突然空前变态地狂叫一声：“戴煌，电话！”便把听筒往我面前一扔。那嗓门之高，高到了几乎岔气的程度。我抓起听筒一听，原来是机关保卫处要我即刻就去。
　　明白了，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刻到了！不然，资料组的这位同仁刚才不会这么出人意外地变态。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早已谋划好了！
　　我下了编辑部和社首脑机关的工字楼，向西走了100米，来到篮球场南边三层灰砖的行政楼。保卫处、干部处、行政处等部门都在这座楼里。我上了二楼，来到了保卫处的一间办公室。保卫处的一位科长，个头儿瘦小、面带菜色，他立即严峻地向我宣布：
　　“由于你坚持反动立场，大搞翻案活动，对机关其他右派分子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机关决定不再留你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
　　说罢，腰间别着手枪的保卫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故意把提兜中的手铐碰得丁当乱响的民警，意欲一左一右地把我挟持下楼。我手一挡，提出容许我给潘雪媛写几个字。站在保卫科长身边的保卫处科员孙书明说了声“可以”，并随手递过来几张“新华社便笺”。我掏出自己的钢笔，在便笺上写下这几行字：
　　雪媛：
　　我终于走了。时间不长，只“劳教”两年。望你多多珍重自己，带好
　　青青，并平安，烦利地生下我们的孩子！
　　戴煌留笔
　　4月23日上午十时半
　　孙书明收起这张便笺，保卫处别着手枪的那位工作人员和那位提着手铐提兜的民警就一左一右，把我挟持下楼，进了已等在楼下的新华社的一辆小卧车，直送德胜门外上城子的一座监狱。
　　到了快吃午饭时，潘雪媛在五号楼一层的水房里一边洗衣服，一边惦记着：“戴煌怎么还不回来？”当她端着洗衣服的脸盆从水房回到自家的房间时，见到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正面无表情地站在房间里。他冷冷地对潘雪媛说：“这里有一封信。”
　　潘雪媛没怎么理会，以为是别人给我的一封信，说了声“谢谢您啦，就放在桌上吧。”
　　这位同仁愣着不走。待潘雪媛放下脸盆，他才继续板着脸说：“这是戴煌给你的信。”
　　潘雪媛这才心里咯噔一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接过来匆匆一看，只看清了最前面的两句“我终于走了。时间不长，只‘劳教'两年……”眼睛突然发黑，后面的字就看不清了。她很想放声大哭，但一想，在这种人面前不能哭。她强忍着一腔泪水，沉静地问：
　　“他现在在哪里？”
　　“他坚持反动立场，我们把他送走了！”
　　“送在什么地方？”
　　“送在一个地方。”
　　“请把这地方的地址告诉我，我给他送被子去。”
　　“不！我们已经决定了，下午我们来拿行李给他送去，你先准备好！”
　　“不用你们送。请把地址告诉我，我和孩子自己送！”
　　“你不能去！我们领导已决定，就是我们送，你和青青都不能去！”
　　潘雪媛这时才态度强硬起来，据理力争地对这位始终面无表情的来人说：
　　“我是戴煌的家属，为什么不能去？他犯的是什么罪，连家属都不能见？他就是犯了死罪，该枪毙，家属也还可以送最后一顿饭，枪毙了以后也还是家属去收尸吧？！”
　　这一连串的责问，直问得这位似乎没有热血的人无言以对。他只能说：“这是领导决定的。你就是去，那地方也不会让你们见面的！”
　　潘雪媛坚持说：“能不能见面，那你们就不用管了。我只是要那地方的地址，我们自己把铺盖送去！”
　　看潘雪媛始终这么坚持，这位同仁才稍稍改变了口吻说：“那还得给领导商量商量。”然后话锋一转说：
　　“关于青青这孩子，我们领导已决定给她的生母去封信，要她每月给你们寄20块钱；如果她不愿意寄钱，那就让她把青青接去。”
　　“千万不能这么做。”潘雪媛说，“我们不要她的钱，更不愿意让她来把孩子接去。这孩子现在是我们的。按照法律规定，我是青青合理合法的继母。我们不会把孩子给她生母的……”
　　在这生死关头，潘雪媛什么也不怕。待资料组的这位同仁离去后，她才关上门，泪如泉涌，抑制不住无限的伤痛。这伤痛不是为了她自己与很快就要出世的孩子，而是担心我遭到如此雪上加霜的冤屈打击之后想不通，而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青青从学校回来吃午饭了。潘雪媛连忙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叫她去大食堂买些干粮回来。等青青买回了馒头并吃罢饭，她才很冷静地对青青说：
　　“青青，下午你就别去上课了。等会儿你去楼上，向你的同学张伟说一声，请她向老师给你请个假。你爸爸这次出差了，到挺远的地方，要好几年才能回来。我们下午一道给爸爸送被子去。如果新华社的叔叔阿姨不让你去，你就拽着我别松手，就是哭着也要去……”
　　青青呆呆地望着潘雪媛。自从潘雪媛与我成家之后，她就改口不再叫她“阿姨”而叫“妈”了。也许由于我的罹难和她生母与我的离异，给了她莫大的伤痛，她已成了一个过早地懂事而又敏感的孩子。这时虽然潘雪媛没有再流泪，但她听了潘雪媛的这番话，又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痕和哭肿了的眼睛，似乎已明白了爸爸已经发生了什么事。等她上楼请张伟同学代为请假转身回来时，潘雪媛又叮咛她说：
　　“到时候我拿着被褥，你拿着网兜脸盆，不让别人拿。不然他们拿着上了车，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就见不到爸爸了！”
　　青青眼里含着泪，默默地点着头，一齐帮着收拾被褥和日用品……
　　她们收拾好了一切，默默地坐等着。潘雪媛脑子里想着下午如能见到我要说的话。她的思绪很乱，要说的话很多，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等着你”，接着要说的是“你一定要多保重自己，千万不要想不开，千万不要为我和孩子们发愁。我从小在家就一直受苦，在父母外出谋生时，我才13岁，我也知道如何带着两岁至八岁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苦日子。我一定会带好青青和就要出世的孩子。就是讨吃要饭，也会把他们带大，把他们抚养成人，抚养成能够坚强生活的好人。你一定要放宽心……”
　　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准时来到我们家取行李。
　　“你不用去了！”他对潘雪媛说。
　　“那就不用你费心了！”潘雪媛说，“请你告诉那地方的地址，我和青青自己送去！”
　　这位同仁愣住了。停了一会，他说：“那好吧，出来吧！”
　　潘雪媛拿起行李，青青提着兜网脸盆，跟他出了屋。走到五号楼外，他就要从潘雪媛手中把行李接过去。潘雪媛不让，怕他拿着行李先去了，不让她和青青上车，就使劲地和他拉扯着向前走。来到大礼堂跟前，他让潘雪媛和青青站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等着，他独自去了球场南面的行政楼。
　　等了将近半小时，他才从行政楼出来，后面跟着一大帮人，有男有女，还有一大帮男男女女，在行政楼下向大礼堂这边观望着，好像很想看看潘雪媛这个“思想反动”而又态度十分坚定的年轻女子，究竟长得什么模样。
　　跟着资料组那位同仁的一大帮人来到大礼堂跟前，其中有一位男的，好像是保卫处的干部，对潘雪媛说：
　　“你和孩子都不要去了！去了也不会让你们见戴煌的面的！”
　　“我没犯罪，你们也没有监禁我，我为什么不能去？”潘雪媛抗辩着说。“如果你们一定不让我们跟着你们一道去，那就不用麻烦你们了，请把地址告诉我，我们自己去！”
　　看到潘雪媛的态度这般坚决，大礼堂跟前的一群人中开始嘀咕起来了。有人轻声说：“那就重开一张证明吧！”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人跑步奔向行政楼。潘雪媛暗忖：“可能让我们去了。”她就悄悄对青青说：
　　“你一定要紧紧地跟着我。他们再怎么厉害，你也不要怕。他们如果只让我去不让你去，不让你上车，你就哭，你就叫，一定要跟着去。上了车，你还要注意车子怎么走，记住这条路线，以后我们自己好去看爸爸……”
　　去行政楼重开证明信的人回来了，同时开过来一辆陈旧的美式小吉普。潘雪媛再次轻轻地叮嘱青青：“看路线！”人们把行李卷和脸盆网兜搁进车，让潘雪媛和司机并排坐前面。潘雪媛刚跨上去一只脚，听到后面青青哭着要上车，她还在车下的那只脚就使劲地站在地上不动弹，一定要人们让青青上了车她才上车，不然就把行李和网兜拿下来，她们自己向派出所打听路线去。
　　也许有些人看着潘雪媛大腹便便，怕反复为难她一旦出了什么事不好交待，就收起刁难阻挠的把戏，让青青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坐在后车厢里，潘雪媛这才坐上了车。
　　开车的司机同志叫金永龄，比我小两岁。1956年至1957年，我和一些同志在外交学院学外文时，他老开着大轿车在新华社与外交学院之间来回跑，为人极其温和而善良。对我1957年及其后的种种遭遇，他虽然嘴上不便明说，但看得出他在内心中是深藏同情的。这一次，他看肚子挺得老大的雪媛坐稳当了，他才开车。即便在城内平坦的马路上，他也开得很平稳。出了德胜门，路面坑坑洼洼，有一大段还是车辙交错的泥路，他更开得慢而稳。偶尔车子轻轻地颠簸一下，他都要从车前挡风玻璃内上方的返光镜中扫一眼身旁的潘雪媛，怕她出现什么异常感。
　　车子离开了德胜门去昌平的正道，向东转上了去土城子监狱的土路。不一会，到了四周都是高墙电网、铁丝网的大院子的大门前。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在门上敲了好一会，门内才出来一个民警，把证明信拿了进去。不一会回来时，他只让那位同仁先进去。又隔了好一会，才让潘雪媛和青青也进去，并敞开大门，让金永龄同志把小吉普开了进去。
　　进了这道大门，潘雪媛才看到，里面还有一道上面布满电网、铁丝网的高墙。她想到我竟被囚进如此戒备森严的牢房，顿即默默地流下了泪。等了好长时间，见里面那道高墙大铁门一侧的一扇小门开了条缝，吱呀一声，我穿着那套她很熟悉的打补钉的破呢子衣服出现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她立即快步走过来迎上我，一把拉住我胸前的衣服，急切地说：“我等着你……”跟着就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在家、在车上想好了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一手拉着她，一手搂着青青，一家人哭着或流着泪。金永龄同志在一旁也抹着眼泪。只有资料组的那位“政治立场坚定”的同仁心如铁石，在远远的地方冷眼观看着。
　　一家人哭了好一会，才稍稍地转为平静。潘雪媛边哭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不要……想不开……要想到……外面……还有我……和孩子……等着你……”
　　我对她说：“时间不会太长。我相信你一定会坚持下去，把青青带好，把自己的孩子平安生下来……”
　　我又对青青说：“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做个好孩子。不要因为爸爸的事东想西想，影响学习。爸爸到这里面来了，家中的收入更少了，你要学会刻苦，一分钱都不要乱花……”
　　会见的时限到了。潘雪媛和青青睁着泪眼，看着跟我一齐出来的人提着行李卷，我自己提着网兜脸盆进了里面高墙的大铁门，她们才转身上了车回新华社。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两年的“劳教”，竟让我在监狱系统中生活了14年！
　　这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14年，也是群魔乱舞的14年。光为了这14年，就可以足写几大本厚书。但在此，只写叙述劳改过程的《漫长的隧道》和《贫贱夫妻百事哀》……
　　28　漫长的隧道（Ⅰ）
　　一
　　1964年4月23日午前，我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在大院东边的一排平房里，被交给一个龇着虎牙的三十左右的人。他板着脸，命我掏出身上所带的一切，让他一一检查、登记并收存，然后再叫我抹下手上的手表。我说早卖掉了，贴补老家了。
　　“那就算了！”他说。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因为贪污而被劳教的分子，比我早进来两年，和劳教所的队长们搞熟了，在这儿帮助管理其他劳教分子的零花钱等等，于是他就在不知其底细的人面前俨然以管教干部自居。
　　过了这道关，有人带着我走过一溜窑洞，来到一座三层红砖楼房底层紧挨门口的一间大房间。房间内两边都是双层木板大炕，里墙炕头各有一个高大的外面钉有铁栏杆的玻璃窗。上层炕正好对齐窗户的中间，因之上下炕都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不过外面铁栏杆的一根根铁条之间，只有一拳多宽的空隙，再瘦小的人也休想从这铁条之间探出脑袋去，更甭说探出整个身子。
　　两边上炕里面的白墙上，分别贴着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两窗之间的一堵白墙上方，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下面紧挨着墙，放着一个分有好几层的橱架，里面分别整整齐齐地放着餐具、牙缸和脸盆，毛巾则叠得一般齐，分别挂在从门后到毛主席像下的两根铁丝上。两溜毛巾下面，也就是在两炕之间，是一块4米多长、近3米宽的大方格水泥地面。门后，是组长的一张小桌。
　　这就是“新收组”。凡是刚进劳教所的人，必须先经过这个组的学习，“认罪认错”，才能转到其他组参加劳动或继续学习。在这组的时间长短，则主要视其“认罪认错”的态度。
　　开午饭了，有人端来两大脸盆窝窝头和一脸盆熬萝卜条，由值星人员从木架上把大伙的餐具一一放在地上，分好萝卜条，再分给每人两个窝窝头。但没有我的，因为我是刚刚进来的，还没有餐具。等别人从伙房给我借来碗筷，才给我也扌江了一勺萝卜条和分来的两个窝窝头。但我愁绪万端，一口也吃不下，心里焦虑着大肚临怀的雪媛遭到如此沉重的一击，她和青青今天的中午饭将会怎么吃？新华社的有关人员将会对她们怎么样？
　　下午，全组正在学习《劳动教养法》和《劳动教养所守则》，我被叫了出去，后面跟着一个值班人员。原来是给我送行李和日用品来了，并与雪媛和青青见了面。等我拿回了行李和日用品，值班人员又作了严格的检查，连枕套都翻了个里朝外，并一一作了登记。这就足以表明，凡进到这里面来，个人的一切的一切，都要被洞察得了如指掌，不能有个人的任何隐秘，除非是分外小心地装在脑袋瓜儿里的思想。
　　晚上，继续学习两小时，主要由识字的人轮流读报。两小时后，外面走廊里响起了熄灯的哨音，各组都得熄灯。但所熄的只是各个房间天花板下的大圆灯，而门后组长小桌上和走廊门口值班人员桌上的灯仍继续亮着，以便值班人员坐在那儿看报和注视着被监控人员的动静。如果有谁梦吃连连，那都是值班人员向上汇报表功的好材料，立即被记录在案。
　　在熄灯前，组长在北炕下层中间给我安排了一个50厘米宽的空隙，根本睡不下一个人。
　　“人多，只能睡这么宽。”他说。
　　他姓尚，原是北京郊区良乡县政府的一位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因为经济问题和男女关系不清而被劳动教养。
　　“你头朝里，高同学头朝外，大家都是这样颠倒着睡，也就凑合了。”组长又补充了一句。
　　就这样，我的褥子也没法挤着铺，只能和“高同学”合用他的褥子，被子只能在上面浮盖着。反正是人挤人，夜里也不觉得冷。
　　二
　　这位“高同学”，就是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高庄。他身高一米八，长方脸，戴着一副银丝边近视镜。按照《劳动教养所守则》规定，凡是劳动教养人员一律不准相互直呼姓名，也不准叫“老张、老李”，更不准叫“同志”，而只能叫做“同学”。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他也是个宁折不弯的人。
　　他出生于1905年，上海宝山人。早年，他在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受到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悄等人很深的影响。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后因故而未能如愿。1944年他到了重庆、成都后，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合大学的一些师生，共同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的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5月20号开始的遍及蒋管区各大城市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他扛着大旗走在北平艺专师生队伍的最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遭到残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把他和他八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1949年初进入北平后，高庄接受了梁思成的邀请，到清华大学营造建筑系执教。后来又接受梁思成的委托，参与了国徽图案的修改定型并塑造了国徽浮雕。国务院向参与国徽设计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时，高庄率先提出把自己所得的全部奖金捐献给抗美援朝前线。
　　在清华大学执教两年后，徐悲鸿又邀请高庄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4年冬天，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政府文化部为中国几个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辫子，女人似缠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及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副团长马楠等人，都觉得这样演出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直率地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时就革掉了的落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特派专人向高庄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拿中国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事后，中央美院代表团团长庞某和另一团员丁某，认为高庄此举是“反苏反共”，并向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和驻苏使馆有关人员对高庄作了严厉的批评。不久，庞某就通告高庄提前回国，并由丁某把他“押送”回国。
　　高庄被“押送”回国接受“审查”后，丁、庞二人在很快到来的“肃反”运动中，又把高庄说成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对此，高庄本人及其亲属不服，熟知高庄的人，也都认为这是一大冤案。
　　1957年“反右”，中央美院院长江丰被打成了“右派”，高庄为其鸣不平，于是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尽管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画家张仃后来证明说，当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帽子，但1960年冬天，高庄仍然以“右派”的身份被下放到山东淄博陶瓷厂劳动。他沿途目睹了极为严重的人祸天灾，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这又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去“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死不认错，抗拒改造”。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期为两年。
　　这样，他就到这劳动教养所来了，比我早进来一个半月。在这绝大多数都是小偷、流氓、贪污犯、盗墓犯、盗墓奸尸犯等等的复杂群体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一身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同伴。因之我们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与我相处得极为融洽的另一位难友，是男高音歌唱家李文。
　　李文原名李敦强，比我小十岁，颀长的身材，端正的鼻梁，双目沉静而有神。
　　1938年1月，他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43年8月入宁乡县的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尽管当时他才五岁半，只相当于现在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年龄，但他也深念父母的一薪一粟来之匪易，从而刻苦攻读，仅四年，就由小学五年级跳入六年级，并在13岁时就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古城西安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51年12月，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由于他爱好音乐，歌喉清亮，在志愿军十九兵团文工团成为年龄最小的独唱演员。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他被派送到朝鲜平壤国立音乐大学学习，1955年春天自朝鲜回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工团做独唱演员。
　　当时铁道兵正集中力量修筑从江西省鹰潭到福建省厦门的鹰厦铁路，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驻扎在鹰厦线中心枢纽附近的福建省南平市。1956年筑成这条铁路后，铁道兵文工团随铁道兵指挥部回到了北京。
　　1957年9月，李文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深造，一年后又转入学院专家班，师从保加利亚声乐教授乔奇?契尔金，1959年9月学成毕业，回到铁道兵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成了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歌唱家。
　　不料，1964年4月，铁道兵文工团也大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李文因平时偶尔流露过对“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彭德怀”和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之类现象的不满情绪而受到了严厉批判，并被扣上了“思想反动”的大帽子而“劳动教养”一年。
　　由此，他就和我与高庄教授等人，成为同吃教养所一锅饭的“同学”了！
　　他与我“同学”得之所以极为融洽，不仅仅由于他和我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许多相同的观感，而且还由于他与我对彭德怀元帅等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国家的建国元勋们，有着同样衷心的尊崇之情。每逢劳教所组织节庆演出，他都要登台用他那浑厚的训练有素的男高音和无限深厚的情感，演唱实际上是沤歌彭德怀早年革命生涯的电影《怒潮》中的那首感人肺腑的插曲《送别》，以怀念与赞佩彭德怀在那种艰难岁月中初闹革命的胆略与风采——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持梭标望君还……
　　每一次，他都站在挂着几片幕布、三面围着芦苇箔的土台子上深情而唱，大家都坐在台下凝神细听，我个人的脑幕上总不禁要浮现出彭老总的音容笑貌，并想到他的那颗时时刻刻为人民而跳动的赤子之心。有时李文在台上唱着唱着流下了泪，我在台下听着听着也热泪滚滚，可谓台上台下心相连。
　　1965年4月，李文的一年“劳教”期满，被解除了“劳教”，但又被强制到同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的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就业”，成了一个“二劳改”，后来，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①
　　①直到三分之一世纪后的1997年夏才得知，李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6年12月，被从团河农场押送到同是公安部门管辖的湖南省汉寿县西湖农场强制“就业”，1969年8月又由西湖农场押送到湖南省宁乡县坝塘区沩乌公社企湖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9月才被昭雪平反。后考入北京中国歌剧舞剧院做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不久，他结识了常去歌剧舞剧院欣赏歌舞的瑞典留学生KevstinWallin（华苓）女士并相爱，1981年4月在北京成婚，同年8月随华苓女士移居瑞首都斯德哥尔摩，1983年8月考入瑞典哥德堡歌剧院做歌剧演员。1989年12月由哥德堡歌剧院提前退休后，一直做自由歌唱演员和音乐教员。
　　三
　　1964年7月，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全部搬迁到安定门外原来少年管教所的原址。这里没有高墙大院，但围有好几道电网和铁丝网，网内遍布葡萄园和鱼塘，中间才有一个建有几排平顶窑洞的小院。我们就住在这个小院里。
　　不久，我离开了“新收组”，把行李搬到了第六组，任务还是“学习”，因为我谈不上什么“认罪认错”。有时候，偶尔也派点杂活，例如到电网铁丝网的夹层中清除杂草，清刮从厕所茅坑中捞出的“又臭又硬”的砖头等。在清除杂草时，电网是停电的，不然就肯定会发生生命危险。
　　1965年“五一”过后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左腹剧痛难忍，痛得我在炕上直打滚，并上吐下泻，头上的汗珠儿不断往下流。如果是食物中毒，那么为什么别的人平安无事？如果因为前些日子清刮茅坑中捞出的砖头，手上沾染了很多蛔虫卵，没有彻底清洗消毒就拿起窝头吃，肚内闹起了蛔虫，那么为什么一起清刮这些砖头的人没有出现这种症候？于是人们连忙把我架到劳教所医务室，请医生诊断。
　　给我诊查的医生名叫苏自田，原是石景山钢铁厂（后改称首都钢铁公司）医院院长，毕业于白求恩医校的老八路。他也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送到这儿来“劳教”。由于精通医道，就让他在教养所医务室当医生。他让我平躺在医务所的诊床上，给我认真而仔细地测量了体温、血压，听了心脏肺，并用手在我的胸腹部到处挤压了一遍，还化验了我的血液、呕吐物和大小便，立即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急性胰腺炎！
　　他明白，这是一种十分危急的病症。医学经典著作中注明，如若抢救不及时，罹患此症的死亡率高达85％；即便抢救成功，由于此症对内脏的严重摧残，痊愈者的延期寿命一般不会超过20年。因此他立即向教养所领导汇报，应对我进行火速抢救。
　　教养所金所长，过去担任过北京城区一个派出所所长，身材魁梧，心地善良。他立即打电话向上联系，午饭后就弄来一辆小吉普，由教养所的徐干事监护，把我急送城内沙滩附近的公安医院抢救。医院立即把我安排在医疗大楼东侧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间平房里，整个房间就我一张病床。床对面的东墙下，临时支撑了一张行军床，作为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安歇处。徐干事是刚从公安学校毕业的青年警官，细高挑，鸭蛋脸，两眼炯炯有神。他同一位女大夫和一位女护士说了几句话之后，就问我的妻子潘雪媛工厂的电话号码，去给潘雪媛打电话告急。
　　留下的女大夫和女护士随即对我作了各种检查，并打起了吊针，从鼻孔里插进一根深黄色透明的塑料管引流胆汁，同时每隔两小时，给我的臀部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各两针。
　　抢救是认真而及时的。
　　开晚饭了。
　　给我打吊针、引流胆汁和准时打针的女护士，是一位端庄和善的少妇。她给我端来了一个不锈钢的长方形小膳食盘，盘内放着一杯奶和一小碗鸡蛋羹。她给我拔出了鼻孔中的引流管，要我吃。可是这时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她劝我说：
　　“你病得很厉害，身体亏损很大，不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就是为了配合治好病，你也该吃点东西才成。”
　　在她和善的劝慰下，我强令自己喝了两口牛奶，吃了两小匙鸡蛋羹，不一会儿又全都吐光了。
　　晚上临睡时，她又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小碗冲藕粉，藕粉里似乎还放了一些糖桂花，香甜诱人。原来规定我一天四餐流汁半流汁。这次我喝了两口牛奶并吃了小半碗藕粉，没有再呕吐。然后她给我打来了洗脸水和漱口水，让我擦了脸、刷了牙，并给我盖好了被子才去休息。
　　夜间，这位好心的“南丁格尔”还几次过来给我打针。原来这两小时一次的注射是日夜不间断的，她好像白天黑夜都不休息。
　　第二天早上，这位护士同志给我打完针以后，端来了牛奶和藕粉。我都吃了，没有呕吐。看来在大夫护士同志们的精心医护下，我的病势已迅速转危为安。
　　第三天中午，我就能吃一小碗煮得烂乎乎的西红柿鸡汤面条了，还吃了上面搁的一个荷包蛋。开始我还吃不下，护士同志说：“你得尽饱吃，如不够，我再去给你盛。”这样，我终于把它们撑了下去。
　　经过这两三天的抢救治疗，我已大体上恢复常态了。像清纯的豆油那样的胆汁，也已被全部引流干净。经确诊，是一条肥大的蛔虫钻进了我的胰腺管，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致使胰管梗阻，引起胰液从胰管外溢，胰酶激活后消化胰腺自身组织而产生急性炎症，腹部和左腹背部剧烈疼痛并发高烧。据说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医疗得当，让胰腺体被“自我消化”掉一多半，引起胰腺坏死，人就没救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们即将离开北大荒时海军中尉小杜的死。他就是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满地打滚后两天死去的。他会不会也是得的急性胰腺炎呢？如果我这次是在北大荒得的病，那也肯定必死无疑了！这表明在北京，在中央所在地的公安劳改部门，虽然管制较严，虽然把我和高庄教授这样的人也身纳劳改劳教场所不合法理，但其革命人道主义还是绝对地占上风的。这使我在不幸中也感到了某种幸运。
　　第四天上午，公安医院一位主管医务的女院长，也穿着白大褂，手拿听诊器，在好几位大夫、护士的陪同下，来给我听了听，按了按胸部和腹部，问了问我的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然后说：
　　“谢谢你密切配合了我们的治疗。你脱险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但你的体质还很虚弱，回去后务必要好好休息，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
　　这使我很感动。她们不但没有以救了我的一条命的恩人自居，反而首先“谢谢”我密切配合了她们的治疗，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当然，后面的那些话，我想她多半是说给徐干事听听的，因为“加强营养、继续吃软食、等完全康复后再参加劳动或学习”等等，不是我自身能够做主的。
　　第五天上午，外面来了一辆小吉普，把我和徐干事拉回安定门外的劳教所。
　　这里我必须插上一句：当我最后改定这段文字的时候，离这次生病已过去了32年。如果不是苏自田同志迅速而准确地诊断，不是公安医院有关医护人员及时有效地抢救治疗与精心护理，不是劳教所的金所长和徐干事及时果断地采纳了苏自田的建议，那么得了85％死亡率急症的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且得救后的延期寿命也不会超过20年。这是我以及我的妻子潘雪媛和孩子们都永怀感激之情的。
　　四
　　我病后一个月，整个劳教所又被转移到卢沟桥西边窦店附近的一所监狱——“良乡机械厂”。这是个方圆足有好几平方公里的高墙大院，四角和大门口都筑有岗楼，院墙内外和院墙顶上都布有电网铁丝网，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休想逃越。
　　这时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从而正式参加劳动，每月的口粮定量由26斤提高到32斤，每月还给我一级工的工资32元，扣除伙食费可净保二十几块钱。但所从事的工种很杂：一会儿到院子里清除杂草、修挖游泳池；一会儿参加砌房子当小工，一会儿去压制汽车轮胎上用的轴瓦，一会儿又去钳工车间当钳工，都是零打碎敲的活儿。
　　由于参加了劳动，工种又杂，在大院里跑来跑去，视野就扩大到了整个大院。几乎每天出收工时，我们都能看到一队穿着破旧军衣列队行进的囚犯，总数不下数百人，被称做“军犯”。他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在我们所住的三层红砖楼西边大约300多米，叫做“西楼”。由此推而论之，我们所住的叫“东楼”。大院管理者规定不许我们和他们接近，更不准我们和他们说任何一句话。因此他们犯的何罪何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住在我们楼下一层的“职工”中，也就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人员中，由于同住一座楼，又同在一个大锅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些年龄悬殊、服装奇异、神态特别的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目。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魁伟，头发苍白，面呈古铜色，看上去身体颇为康健。他的古怪之处就在于夏天光着油光光的古铜色大脊梁，活像个干苦力的；天气一凉就长袍马褂，气候转冬则身穿深蓝色绸缎面的大棉袍，又俨然一位老学究。每逢接见日或“职工”休息放假，也没有任何亲友来与他相会。他也不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打牙祭，至多在楼房四周散散步。
　　通过侧面了解，得知他原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同学。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他则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国一所大学当了教授。1949年新中国诞生，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位老同学辞别了也已当了教授的老伴与儿女，只身回归新中国，以为已当国家总理的老同学会委他担任教育部长。没想到周总理只让他在一所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未免大失所望，长年为之快快。1957年整风鸣放，他在鸣放座谈会上一吐积郁多年之不快，遂被打成“右派”，与一大群人被流放黑龙江兴凯湖畔劳动教养。三年后，他又与这群人由兴凯湖畔被押转到天津、唐山之间茶淀车站西边的清河劳改农场。在那里，他被解除了劳教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留场就业，终年终月地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一天，他请假回到了北京，摸到了中南海，提出要见周总理。周总理与邓大姐立即拨冗相见，并做了几个菜盛情招待。后来，他就被调来“良乡机械厂”这样一个插翅难飞的大院，并被严令禁止外出。于是他就年续一年地苦守在这个院子里，既足不出院，也没有亲友来看他，说来令人怅然。
　　五
　　1965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我和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原石景山钢铁厂医院院长苏自田和毛主席点过名的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等几名“右派”，从“良乡机械厂”的劳教所，被调到北京南苑飞机场西边的团河劳改农场最北端的三余庄，与聚积在这里已有数年之久的100多名“右派”汇合。
　　这个所谓三余庄，实际上只有从北到南的四长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与第二排平房的西墙之间，砌有一道半人多高的花墙，中间留了个豁口，形成了半拉小院。院里住的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他们主要从事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和草莓地的劳动，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休息两天。第二排房子是队部、仓库和财会统计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第三排和第四排就是还在劳教的“右派”队，周围绕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在“右派”队这两排平房之间，夹有南北向的三间平房，是“就业职工”、“右派”队和队部人员共用的食堂。吃饭均用统一的食堂粮票和代金券，一视同仁。
　　在这个“右派”队，有“吴祖光小集团”的杜高和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方美术史的油画家朱维民等人。他们和苏自田、谭天荣等绝大多数人一样，原决定“劳教”三年，但从1958年春天到1965年冬天我们来到三余庄止，七年半都过去了，他们的“劳教”生涯似乎还遥遥无期，依然日出日落地和大家一道参加挖河修堤、覆埋葡萄藤和麦田冬灌水，劳累不止。
　　一天晚饭后，全“右派”队集体在三连间没有隔墙的空屋子里，开会批斗“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邢松劲和李定一。
　　这两位是何许人？
　　据说40岁左右的邢松劲，原是北京通县著名的大地主“邢家大院”的少东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与英文。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教英语，解放后被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当职员。他身体矮小，面黄肌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看上去活像一个鸦片烟嗜好者。他被打成“右派”后，立即与大小家庭断绝了一切来往，把盖有“邢松劲藏书”章的外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马克?吐温全集》、《杰克?伦敦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数百册珍贵书籍，全部带在身边。他坚持认为，地主让贫雇农耕种土地收取他们的租子，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给贫雇农以活路的一大善举，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他持这种论点就被打成“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因之，每逢过年过节，食堂改善生活，他一律绝食，以抗议对他的“非法拘禁”。所以，队长和指导员要大家对他进行批斗，划清界限。
　　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饼。据说他4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日，他参加了新四军。到1955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坚持宪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蛮不讲理，不辞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人，只能泛泛地说16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宗教也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是不能用刀剑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小碗稀粥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29　漫长的隧道（Ⅱ）
　　一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庄教授的“劳教”两年到期了。指导员对他及时宣布解除“劳教”，让他从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队，搬到了只有半截花墙的北院“就业职工”队。
　　这立刻在“右派”队引起了不同反响。像我和高庄这样也是后来“加重处罚”被送来“劳教”的人，就以为到期也会及时解除的；但从1958年春天就进来“劳教”的人则大发牢骚：“晚来的人都走了，我们已被‘劳教'七八年的人，为什么反而成了无期徒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劳教”两年也到期了。但我并没有像高庄那样，被及时解除“劳教”。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我想，这是否与我的一次绝食有关？
　　这次绝食发生在3月底，起由是关于发放食堂粮票。按照惯例，每月28号晚上分发下个月的食堂粮票，各人精打细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个月的28号。独独在这个3月份，由于队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误，28号晚上没有分发粮票，29号早上就有很多人没有粮票吃早饭，照样饿着肚子去出工。
　　虽然，我的粮票略有富余，不仅自己吃了早饭，还三两二两地接济了一些人也吃了早饭，但到了中午，这些被接济的人还是只能面对食堂的窝头馒头干瞪眼。此刻，我身边还有几两粮票，足可吃一顿午饭，但为了抗议队长们这种不按制度办事而损害了大家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开始了绝食。
　　同组的苏自田和组长范宝新以为我也断了粮票，苏自田给我送来了半斤粮票，范宝新还买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绝吃。
　　范宝新觉得事情不妙，连忙放下他自己的碗筷去队部汇报：“戴煌绝食了！”分管我们这个组的小王队长①立即跑了来，再三劝我吃饭，我也毫不动摇。
　　①整个三余庄有两位王队长，一位年龄较大，身材也较高，为了区分清楚，大家背后称他为“大王队长”，称分管我们组的这位叫“小王队长”。
　　晚上，我继续绝食。晚饭后，队部终于从大队部领来了粮票，当即分发。
　　对于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对我及时解除“劳教”呢？我认为，即便有所影响，队部也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不宣而战”地默默拖延对我的“教养”期。
　　4月30日出工时，我向组长说：“我去队部说件事。”就来到了队部。队部的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指导员一人在，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指导员，关押我两年的期限已过了。你们为什么还不给我解除劳教？你们还懂不懂得法律？就是一个真正的罪犯，被判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期不释放人家，你们也得说明为什么不放，为什么加刑，加多少，并且还要出示正式的法律文书。而我们这些人被‘劳动教养'，还美其名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反而不作任何说明，就把我们无限期地这样关押下去？”
　　这位指导员似乎还有几分涵养。我说了许多带有几分责问的话他竟没有插一句话。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略加思索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这样说：
　　“我们只是个管理机关，对你们的去留没有决定权。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你的意见，望耐心等待。”
　　隔了一个多月，我被值班人员叫到队部，指导员正式向我宣布：
　　“根据上级的指示，你的两年劳动教养已经期满，现在宣布解除。至于工作安排，上级将和新华社联系，然后才能决定，望你继续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这样，我也步高庄教授的后尘，由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劳教队，搬到了没有铁丝网的北院“就业职工”队，结束了“劳教”生涯。
　　一个月后，“文革”大战登台了。指导员又对我说：
　　“由于文化大革命，新华社的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都戴起了高帽子，敲着脸盆儿游街示众。新华社人心很乱，没人敢过问你的事，你只能暂时在我们这里留场就业了。”
　　这就是说，我成了一个“二劳改”的“留场就业人员”，到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草莓地去修枝、除草、打农药、施化肥、采果、装箱，麦收时也一齐去大田割麦子，忙了夏天又忙来了秋天，不断地忙碌着……
　　二
　　“文革”伊始，北京城到处是自生的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一片乱哄哄。红卫兵和许多“造反派”胡乱打死人，许多胡同常常向外拉死人去火葬场的恐怖消息，不时传到三余庄来。(lz)
　　接着，我听到了来自新华社的一些传言。据说，新华社内的“卫东彪战斗队”之类的“造反派”，在张贴“打倒”、“火烧”、“炮轰”、“砸烂”吴冷西、朱穆之、邓。岗等人的大字报中，有时也列有我的名字，同样在我的名字上也打了红××。原因是他们曾“鼓动”我“闹翻案”，“事败后又包庇”我只劳教两年，而没有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其中跳得最高的人，认为我“应该被处以极刑”。
　　这个人，是一个远离自己丈夫的少妇。在我与潘雪媛尚未相识而青青已被接回北京的时候，她曾一度相当殷勤周到地帮我照料过青青，还曾对我“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后因我对她的非分之求装着不知道，旋又与潘雪媛相爱，她就反目为仇，对我耿耿于怀。在我被送进牢门之后，她就曾在新华社的某些人面前大声嚷嚷：“把戴煌这样的人留着干嘛使？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一来，她更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新华社的一些“走资派”的时候，便声色俱厉地嚷嚷这些“走资派”对我这个“应被处以极刑”的人“竭尽包庇之能事”了。
　　对这样的“造反派”，对这样的“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人，应作何等评价？！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良乡机械厂”传来的消息说，周总理的那位老同学被人活活打死了！据说那是良乡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纷纷拿着钢丝鞭和铁棍木棒，到“良乡机械厂”大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把这位老先生拖上了土台子双膝跪地，扒光了他上身的衣服，钢丝鞭和铁棍木棒一古脑儿地一阵猛打，打得他满身满头鲜血直流，当场断了气！
　　接着又从新疆传来消息说，在公安医院监护我的那位年青善良的徐干事，也被人打死了！据说他带着一些“就业人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新疆当地的一些“造反派”要对这些“就业人员”大打出手，他上前说理拦护，说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些“造反派”竟说他是“庇护牛鬼蛇神的现行反革命”，在拼了命地痛打一些“就业人员”的同时，对他的头部也施以重击，他当场倒地不治而亡！
　　正当这许多无辜者横遭死难的时候，团河劳改农场的年轻干部也都臂套“红卫兵”袖标，在农场所有林荫大道的要道路口，来回巡逻放哨，阻挡外面学校涌来的红卫兵，或一些劳教“右派”和“就业人员”原机关前来要人回去批斗的“造反派”：
　　“我们这里也有红卫兵。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些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不会轻饶他们的。”
　　这样，不知保护了多少人的性命。
　　对此，我们应该感谢团河劳改农场的领导者。如果是在北大荒或“良乡机械厂”，这些人即便不会惨死于皮鞭棍棒之下，也会遍体鳞伤，鲜血横流。
　　三
　　1966年冬天，天津、唐山间掀起了“一定要把海河修好”①的热潮。位于茶淀车站以西也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后改称劳改局）管辖的清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大批劳力，奔向了整修海河水系的工地，团河劳改农场也抽调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就业人员”前往清河支援。
　　①毛泽东的题词。
　　清河农场以潮白河为界，潮白河以东、茶淀车站以西的几个老分场，创办于新中国建国伊始；潮白河以西的几个分场，创办于“大跃进”的1958年。因之那里紧挨潮白河西岸的第一个点就俗称“581”，由此向西的第二个点叫做“582”，再向西的就叫“583”、“584”，最后一个点是整个清河农场掩埋死人的地方，叫做“585”。
　　这样，整个清河农场由东而西连绵数十里，南北宽约十余里，拥有“劳改人员”、“劳教人员”、t‘就业人员”不下4万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在北京市境外最大的劳改场所，大大地大于同样归其所属的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和吉林白城子农场。
　　来到了清河农场，我没有立即被派往海河工地，而被分配到位于582这个点的潮白河分场的直属队，任务是为修建组当小工，或去葡萄园挖沟埋覆越冬的葡萄藤条。
　　一天上午，刮着大北风。我正脱了棉袄绒衣，弯腰掩埋葡萄藤条，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电流，从骰骨向上快速闪射到脑后的颈椎骨，腰就弯得直不起来了。我试着扭扭腰，腰就疼得像是截断了似地，怎么也直不起来；试着就那样弯着腰铲铲土，也照样疼痛难忍。
　　活是没法再干了。我只得弯着腰挂着锹，一步一停地慢慢挪到了分场部医务室。医生捞起衬衣看了看，摸了摸，又用小木槌上上下下地敲了敲脊椎骨，说是“闪了腰，受了风，脊骨没受到伤害”，给了我一包止痛片，而不给我开工伤假条。但是我的腰不能直，头上冒着汗，咬着牙，好不容易伸直了，可又不能往下坐。费大劲坐了下来，又不能站起来。躺在炕上，连翻身也不能翻，这哪还能继续参加劳动？
　　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我碰到了两位好心人：一位是修建组组长兼技师陈德和，一位是直属队的指导员于友善。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俩。
　　陈德和身材瘦小，但结实精干。他出生于江浙地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工兵团团长。
　　1949年1月，他率领他的工兵团全体官员跟随傅作义和平起义。起义后，工兵团随着所有的起义部队接受了和平改编，他与许多军官奉命集中学习。学习了一个时期，“上面”有人说为了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全部划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系统，“边学习边劳动”，无形中成了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劳教的“留场就业人员”。他们明白，这是没有法律文书的变相劳改，所谓的“既往不咎”不过是骗人的空话。
　　尽管如此，他们也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兢兢业业地劳动着忍受着。
　　当陈德和得知我的腰受损经过后，他也认为这是“闪了腰，受了风”，但他不像医务室的那位医生那样只给我一些止痛片而死活不管，而是非常耐心地为我积极治疗。每天晚上烧炕，他都为我烧热一块砖头，用湿毛巾和湿布包包好，放在我的腰背下，再把我的被窝两边和脚底下掖掖好，让我全身炯得汗如水洗。他说用这样的办法来驱赶寒气。同时，他教我学会面部“八段景”，每天早起自我按摩一番，“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康复和防病”。
　　但康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吃饭，还得参加劳动。而劳动就得常常弯腰转身，这是我没法对付的。于是陈德和向指导员于友善作了请示汇报：“能不能给老戴分配个不弯腰的工作？”(lz)
　　于友善身材细长，面色黄瘦，常闹胃病，说话细声慢语，从不对任何人发脾气。所以大家背后都称他为“于善人”。
　　“于善人”听了陈德和的请示汇报，略加思考后说：“行，我再和范队长商量一下，下午再答复你。”
　　下午，他答复陈德和了：让我去马厩放马。这样既不用弯腰，也无须快速大转身，活也轻松，还可以散散步，免得老在炕上躺着。尤其是，这样我既歇了病假，又算是照常出工，工资一分也不少。真是上上上上的设想，设想得太周全了！
　　不愧是“于善人”！
　　马厩，也归直属队管辖，里面拴有二十几匹马和几头也是拉车的牛。它座落在582这个点人员聚居地的排水渠北。当我穿着那件旧的军棉大衣，腰间束一根皮带，越过了排水渠上的石板桥来到马厩的时候，矮矮胖胖、和和气气的范队长已等在那儿了。他给我挑了一匹老白马和一匹青点雪花马。
　　“这是母子俩。”范队长说，“小青马有点调皮，但它母亲会管着它。你就放心地带它们去遛吧！”
　　从北大荒到这次进监狱，我从未干过这样轻的活，也极少碰到过为一名处于困难中的“右派”设想得如此周全的队长、指导员。我满怀感激地一手牵着一条缰绳，把老白马和青花马牵出了马厩，把缰绳放得长长的，漫步于渠北的田间大车道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低着头啃食路边的荒草。第二天，又牵牧于渠南的田间或葡萄园之间的大车道。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白马确实很老实，并富有人性。它的右眼蒙上了一层白翳，已经完全失明。有几次，趁我环顾四野没注意的时候，轻率好动、不安本分的小青马竟突然地咬我踢我。我幸有破旧的军棉大衣挡护，未损毫毛。就这样，老白马也没有轻饶了小青马。每当其时，它总要拿出懂规矩、做长辈的气度，嘶嘶地咬一下或踢一下小青马，以示惩戒。那意思好像是教训小青马：不该对放牧人无理！
　　这使我大发感慨！我想：连一个年长的牲畜，都知道教育自己的后代要与人友好相处，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与人斗，其乐无穷”，甚而滥杀无辜，岂不天良丧尽？！
　　四
　　半个多月后，我已完全康复了。海河工地要人，我遂和一些人被派往工地，与581的人一起劳动。
　　581，是582即潮白河分场的第一队。我们所从事的劳动，是从新开辟的海河一条支流的沟底挖土装车。装好车，用马拉或钢缆牵引，爬过一里多长的缓坡，把土倒在坡顶之外。这样，缓坡越堆越长，越堆越高，形成一条宽而深的河岸，将来既可蓄水通航，又可防洪防险，一举数得。
　　但劳动是繁重的。不论是挖土装车的人，还是跟着满装着泥土的小车来回跑或拉着空钢缆下到沟底钩车的人，都是绒衣汗透，一刻不停地干。每晚收工躺在潮湿阴冷的窝棚里，都是精疲力竭，骨节酸痛。
　　春节过后农忙时，我才跟着这批人回到581，修水渠，育秧苗，割麦子，插秧，除草，施肥，灌水，排水，割稻子，脱粒，从春忙到冬。
　　大家的劳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工资的分配却很有“意思”：不论大家多么劳苦，有些人却不能拿到该得的工资。比如说，每个月按国家规定，三级工是41元，二级工36．5元，一级工32元，等外一级27元，等外二级25元，等外三级23元，但在发工资的时候，一些人却往往拿不到这些钱。
　　为什么？因为和农村生产队一样，实行的是“工分制”：割一亩麦子或一亩稻子多少工分，挖一方土多少工分，育一亩秧苗多少工分，施一亩肥多少工分……每月结算，全队人员共挣多少工分，除以全队人员的月工资，得出这个月的工分值，再用这个工分值，乘以每个人当月所得工分数，这是这个人当月应得的工资。
　　这样，不论每个人如何尽心尽力地干，多创造了多少实际价值，但年老体弱劳动技能差的人，往往拿不到国家规定给他的工资。他们的亏损部分，都被身强力壮劳动技能高的人“抢”去了。
　　这就是说，农村生产队“多劳多得”的人，是从他们给生产队多创造的价值中得到的回报，并不是从其他队员头上刮油水。而在这种劳改队，不管大家多创造了多少价值，则全部都被农场拿走，工分高的人只能从工分少的人身上“多劳多得”！
　　这真是绝妙的“科学管理”——用有限的工资支出，去引发无限的剩余价值！这是旧世界的许多地主资本家望尘莫及的！
　　另外，每天面对着墙头黑板报上的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宗教仪式，也使大家十分心烦！
　　我觉得，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地步，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是在迅速走向崩溃，而绝不是象征着团结统一与健康强大。
　　读读《老三篇》，也许是有益的，但也没有必要在人人几乎都能倒背如流的时候，还要强制进行老和尚念经似地“天天读”。如果长年利用这许多宝贵的时间，让大家各有所爱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甚或琢磨琢磨一些棋谱，那该有多好！
　　为此，我曾在小组学习会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得到了全组一致的支持。但一散会，就有表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积极分子”向队部打了“小报告”。
　　一天，队部孙指导员找我去谈话，要我平时在组内说话要小心，同时交给我一大沓子如此这般的“小报告”。可见这种“积极分子”在我的身上没少下“功夫”。
　　万幸的是，孙指导员是个很有头脑很明智的人。他说：
　　“现在的这些做法，是与我们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但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也毫无办法，只能表面上应付着。望你多加小心，不然要吃大苦头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纸条儿，你就拿回去悄悄烧了吧。”
　　呵，一个多么富有理智的共产党人！
　　五
　　在581，我劳动了将近两年。1968年秋收过后，我被调到582第三队。
　　在这个队，共有两个“右派”组，我被分到其中的一个组，从事大田劳动，挖河、打坝或修路。
　　在这里，我碰到了1947年夏天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的原北平艺专的党员学生朱程。
　　他个头矮小，广东人，比我大几岁。没想到这位精明的为党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员，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谈起多少年前的往事，犹如发生在眼前。
　　他说，他原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喜欢绘画。抗战胜利后，他本可从西南联大毕业，但奉地下组织之命，转到北平艺专边学习边做地下工作。1947年“五?二○”运动后，眼看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高庄教授下毒手，地下党命他护送高庄父子去解放区，并给了他一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他们从北平出发，坐火车到了唐山开滦，由那里向开滦西北步行。步行了多半天，高庄8岁的儿子走不动路，脚上也磨起了水泡，朱程就背着他走。又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是一大片高粱地，从高粱地里突然钻出来五六个手端长枪的人，纷纷喝问：
　　“是干什么的”？
　　朱程按照事先的约定首先答话：“我们是走亲戚往回走的。”
　　“亲戚在哪里？”
　　“开滦十字街口。”
　　这几个人立即放下枪奔了过来，有一个人边奔这说：“是朱程同志和高庄教授吧？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等候你们了，我们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紧紧地握手。朱程如释重负。
　　“这里还是游击区。”那位似乎是领头的人补充说，“再向前走几里地，就是解放区了，就是到‘家'了。”他笑嘻嘻地说。
　　但是朱程不能去那个“家”。他的这次使命就是把高庄父子交给前来接应的人，然后立即往回转，北平还有新的任务等待着他。
　　建国后，由于他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警惕性高，并研究和熟悉敌情，先后在唐山、天津两地公安局担任过治安科长，后调到国家的一个军事工业部当部长的秘书。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由于他的胞兄朱谷怀被列为“胡风骨干分子”，他也就成了“胡风分子嫌疑对象”，被“隔离审查”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
　　1957年整风鸣放，部机关《整风快报》主编约他写稿，请他谈谈自己被冤整的经过，以帮助部领导牢记主观主义、盲目整人的教训。一连动员了好几次，他才写了1000来字，发表在《整风快报》上。
　　十多天后，“反右”开始了。这篇1000来字的自己被冤整的经过，被认为是“恶毒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和“秋后算账”，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他不服，为自己解释说明了几句，这又被认为“态度恶劣，顽固到底”，被送交“劳动教养”。
　　1961年，他被解除了“劳教”，同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直在当着“留场就业人员”……
　　“这有什么道理好讲？”朱程谈完了自己的过去感叹地说，“我们的党弄到今天这地步，是过去搞学生运动、做地下工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六
　　1969年，雨季冲坏了公路上的一些路段。三队的两个“右派”组奉命前往修补，从路边附近的一些荒土丘取土，用小平车推到路上缺土的地方，然后再用木夯打实。
　　我的任务是推上。为了加快运土速度，每次空车返回时，我都推着车猛跑。一次正在猛跑，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打转，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一个半弧圈，左边的小车把就猛地向里一打，打中了我的左肋，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轻轻地呼吸一下都疼痛难抑。
　　组长和朱程他们都让我停车坐在一边歇歇。半小时后，觉得呼吸时的疼痛已减轻了，遂又起来继续推土。
　　不料，还没有推几趟，当又飞快往回奔跑时，左边的车轮又一次突然停止转动，左边的车把又把我的左肋猛打了一下。这一次，我连极轻极轻的呼吸似乎都不能进行了，似乎肺叶每一次小小地掀动，都推挤着受伤的肋骨，疼不可耐。
　　这一次，我再也不能在短暂的时刻里恢复常态、鼓足力气推土了。我只能坐在一旁等待收工，并仔细地审察这个左车轮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突然停止转动？
　　在一旁装土的朱程，也抽空过来帮我仔细琢磨，他是业余修理自行车的老手。他看了一会儿，就发现这突然停止转动的根源何在：原来是一根车辐条靠近中轴的那一头断了。当车轱辘快速转动时，它的断头如果突然卡死了中轴，这车轱辘就会跟着停止转动，而另一个还在自由转动的车轱辘仍然向右前方打了个半圆圈，停止转动的这边的车把儿才会击中我的肋骨。
　　原因找到了，可是已经晚了。我的伤势很重。据朱程等人推断，经过这接连两次的猛烈击打，左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已肯定无疑。
　　但是晚上收工后，医务室的大夫也束手无策。莫说去清河农场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就是开个假条在本队休息几天的待遇也不给。他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第二天照常忍痛上工。医务室大夫的这种态度，比起直属队的“于善人”和范队长对人的关心，真有天壤之别！
　　30　漫长的隧道（Ⅲ）
　　一
　　1969年10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北京的大批干部纷纷去了“五七”干校。我们这些家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政治犯”和形形色色的“犯”，则被上面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送进了更加漫长而黑暗的隧道。
　　这隧道在山西。
　　开始，我们在山西南部侯马东边数十里的春秋年代古城曲沃的一座监狱里堆土烧砖。约一月，从维熙等人去了晋东南的晋城煤矿下井挖煤，我和另外一些人被调往山西省劳改第一支队——太原建筑工程队，被编入这个工程队的第三队。
　　第三队住在太原北郊太原钢铁公司所在地的尖草坪，惟一的任务是为太钢服务：修铁路，筑公路，疏通下水道，铺设柏油路，抢修铁路桥下的涵洞，另外还砌房子，做木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并摔死于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中央对下严格保密，连劳改队的头儿们也全被蒙在鼓里。但到了国庆节前后，我从报纸上的一些异常迹象，感觉似乎已经发生了什么极不寻常的事件：
　　第一，越南的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特举行盛大宴会予以招待。这个代表团团长在致谢词时，按照我们的“老规矩”敬祝毛泽东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又“敬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而主人的致词却“别开生面”，只有“万寿无疆”而没有“永远健康”，这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国庆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及《山西日报》第一版，似乎只有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而不像在这之前许多年的重大节日那样，也有林彪的照片，同时在国庆社论中，对林也只字不提，好像他突然消失了、失宠了。
　　第三，毛泽东召见各大军区司令，带头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使人感到很特别……
　　根据诸如此类的迹象，我对一些谈得来的人说：“肯定林彪出了事！”没隔多久，中央果然下达了有关林彪叛逃和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文件。
　　在这些传达到全民和劳改人员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给江青的那封信，说早在林彪叛逃之前，他就看出“有的朋友”在利用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在《宪法》、《党章》中公然把这位“朋友”列为惟一的接班人呢？
　　对我的这些看法和说法，是否也有“积极分子”向队长指导员们打了“小报告”，我不知道。但为了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我与三队的副指导员王三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说来话长。
　　王三儿是山西本地人，瘦高个子，文化不高，但说话却阴阳怪气，常常使我们备受精神的折磨与人格的侮辱。在林彪出事前的一次晚饭后，他整队训话。我们都坐在小板凳、小马扎或砖头上，坐得整整齐齐，他在队前坐着一把椅子，还把一只脚搁在椅边上，搓着脚丫子。他从我们当中一些人的所谓“歪风邪气”谈起，谈着谈着突然用一只手指着我们全体说：
　　“啊哈！你们都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嗯，你们都应该脱胎换骨，像林副统帅那样，对伟大领袖紧跟、紧跟……”
　　林彪叛逃的文件下达后，他照样坐在那把椅子上向我们训话说：
　　“唔！现在你们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又是林秃子的孝子贤孙！你们今后应该像旗手江青同志那样，赤胆忠心……”
　　后来随着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从“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度受难，到江青等人的锒铛入狱，不过短短半年，我们这些人在王三儿一类人的口中，又先后成了“邓小平的孝子贤孙”和“‘四人帮'的孝子贤孙”，而不知他们这些随时变换着政治嘴脸的人，究竟是哪家的孝子贤孙！！
　　对这种人，我是十分鄙视的。然而正是这种人，特别阴险毒辣。他们为了自己在现有“官位”上向上蹿一蹿，不惜用我们这些人的头颅当垫脚石。其阴狠的手法之一，叫做“搜监”。在林彪出事后，王三儿改骂我们是“林秃于的孝子贤孙”的时候，他突然发动“搜监”，很想从我以及与我谈得来的一些人的床上床下搜出有关林彪事件的书信或其他文字来。但他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举措，得不到其他队长的支持，从而我提前得到了风声，尽可能地把不能让王三儿们看到的书信文字，藏了个严严实实。
　　王三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时变换着自己的嘴脸，而且还贪婪卑鄙，他利用自己的淫威，把一个探望“就业人员”的父亲的插队女知青给奸污了！这更令人十分恼怒！
　　大概他也觉察到大家对他的蔑视，老想找茬在我们面前恢复他已失去的“威风”。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场旁边的一棵树荫下阅读一本《列宁全集》，他又在我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
　　“你还想耍你的记者笔杆吗？你还想坐小汽车、大沙发吗？依我看，你这一辈子就死了这份心吧！我们党是不会再重用你这种人的！我劝你得空养养神，明天好干活……”
　　我终于忍无可忍，与这个披着公安人员外衣的政治暴发户，发生了空前激烈的冲突：我当着当时在场的许多“就业人员”的面，抬起一只手指着他厉声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对我说这种话？！”
　　这时，在一旁的一些平时对他也敬而远之的队长、干事都沉默不语，等着瞧热闹。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一见孤立无援，脸白得像张纸，语无伦次地说：
　　“你还以为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和新华社记者吗？你这个大“有派”还想翻天吗？”
　　“‘右派'不‘右派'，历史和人民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我说，“你们这种人说了不算数！”
　　这次与王三儿的激烈冲突，使我想到日后的风云如何，自有历史的公正安排，不是哪个算命先生所能够“推算”的。我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即便个人此生无望，也该力求积累点真正来自人生的第一手资料，以帮助后世的有志者，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
　　说实话，当时我对未来的命运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二
　　和王三儿发生激烈冲突后，我被从尖草坪的太原建筑工程队三队，调到了太原城内的同一个工程队的二队。这时，二队住在太原城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上官巷，与省公安厅同一条巷子，不久，又搬迁到南城区的二营盘。转来转去，我仍然当木工。
　　当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几层楼高的砖墙上杠着木料模型板来回走。如果不小心或大风一刮，就可能掉到楼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会重伤致残。幸好，我没有发生过这种意外。但是经常与斧子、刨子、铁钉之类打交道，免不了总要出点事：
　　一次上电锯分剖旧枕木。当我和一位师傅抬着一根枕木往电锯台的厚钢板上搁置时，一只手没有从枕木头下快速抽出，被压伤了一节小指骨。虽然没有流血，也没有肿大，但也“伤筋动骨一百天”，隐隐作痛了好几个月，却没有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旧平房的门窗。有一个窗户的窗扇老是关不严。经研究，原来是两个窗扇都因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太阳的曝晒，中间对关的一侧都鼓突不平了。为了削去这鼓突的部分，必须动用歪嘴刨。当我一手扶稳一个窗扇的下端。一手拿着歪嘴刨上下快拉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着窗扇下端的右手大姆指根下手掌里侧的肌肉上，拉出来的口子足有一寸长，鲜血直流。连忙跑去医务室消了毒，缝了五六针，也照常该干啥还干啥，一天没歇。
　　一次拆楼房模型。当拆到一块楼板下横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时，对方那一头的钉子已完全起掉了，而我这一头的一根长铁钉还连着方木头，于是，那一边的方木头突然，往下一落，我这一边的方木头往上猛地一翘，把我的右手狠狠地挤夹在方木头与横梁模型板之间。当我连忙撬脱了这边的方木头，脱下右手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节肌肉已被挤裂，半块肉只被边上的一层皮连着，手套里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伙伴连忙让我左手托举着右手腕，搀扶着我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急救室，请医生打了破伤风预防针，清洗了污血，打了麻药，缝了四针，还给我开了三天的工伤假条。
　　三
　　我进入漫长的隧道之后多次负伤，而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伤假条。实际上我们远未能获得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隧道中磕磕绊绊地向前摸。
　　然而，客观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尽管那时天际已经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邓小平仍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这样的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就业场所，去社会安排工作或回故里养老。当时，我也身在其中的这个太原建筑工程队的一些四周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卷，提着内装餐具洗脸盆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些并不叫人留恋的场院扬长而去。据说他们后来还分乘多辆大轿车浏览了太原市容，并参观了大寨大队。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不两立的营垒中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为时不远了！
　　但是，我错了！在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中，邓小平再度下台了，周总理也辞世了。人们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发出“扬眉剑出鞘”的怒吼，悲愤地悼念周总理并为邓小平鸣不平。这怒吼震撼了全中国，全国各地处处响应。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也人头攒动，白花如潮。为了自己，也为了全国人民尽快走出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臂戴黑纱，避开队长、指导员和一些“积极分子”的耳目，来到了“五一”广场，并在广场的一角发表了演说，鼓动人们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正义、民主与自由……
　　不久，太原建筑工程队各队人员进行大调整。或许为了避免我这个人在城中“惹是生非”，把我也调到了位于太原东南郊唐代名相狄仁杰老家附近东太堡的工程一队。在那儿，我主要还是当木工，有时候也帮助拉土烧砖。
　　不日，毛泽东主席辞世。紧接着，那横行霸道连公带母的四只螃蟹被烤上了铁鏊子。虽然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但翌年邓小平就再度出山。我感到我们从小就跟着党闹革命，后来只因不愿味着良心讲话而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县团级以上干部，走出这漫长隧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向工程一队的负责人提出：
　　“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释放了，共产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为什么还要继续被关押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吗？”
　　这个队的负责人倒还比较开明，他们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但不生气，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还对我说：
　　“你写申诉材料吧，我们一定给你层层转达。”
　　可是，通过劳改系统上转的申诉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给新华社一些老熟人如穆青、戴邦等同志的材料，也都沓无回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有口难开吧！
　　但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华社的人，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
　　1975年秋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新华社总编室负责人解力夫同志也选为新的常委。我立即给他写了信。因为1956年秋天到1957年夏天，我们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时，我觉得他为人忠厚老诚，在我被打成“右派”时，他也只在迫不得已时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鉴于此，我要求他尽可能设法帮我走出这漫长的隧道，重回新华社。他接信后，果真向社长转达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涂啊！”社长对他说，“戴煌反对‘神化与特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你怎么能够把他弄回来？再说，现在机关还有几百位同志在五七干校劳动着，他们的工作安排还都没有着落，能让戴煌回来吗？”
　　这样，解力夫真诚地为我所作的努力，才付之东流。
　　而在这之前，我给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新华社另一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协助解决我的问题时，那冷冷的答复是令人寒心的。他推托说，过去他在摄影部，而我在国内部和国际部，对我的问题不甚了然，等等。
　　四
　　1978年元旦后不久，我在快速推土烧砖时，又是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转动，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半个弧圈，我的左肋又被小车把猛击了一下。1969年在清河农场582分场在同样情况下打成的旧伤上又加了新伤。那一次，582分场医务室的医生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连一天的假条也不开，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能再这样将就了。我通过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争来了医务室的工伤假条，休息了好几天。尽管如此，到即将最后改定这部书稿时，已时隔20载，阴雨变天时我的左肋还隐隐作痛。去医院透视拍片，片子上竟看不出有明显伤痕。富有经验的骨科专家对我说：
　　“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工伤事故，肋骨被打断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断的是肋骨梢上的软骨，则透视和拍片不易发现明显的伤痕……”
　　原来如此：断了骨头也是可以不被承认的。
　　我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断，春节也快到了。这时接到北京家中孩子的来信，说他母亲病倒了，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我立即向队部请假，恨不能插翅飞回北京。我深知这十几年来，潘雪媛带着孩子经受了人间罕见的磨难……
　　31　贫贱夫妻百事哀（Ⅰ）
　　一
　　1964年4月23日下午，潘雪媛带着青青到监狱给我送行李并悲戚地会面之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仍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她只给青青把中午的汤热了热，烤了一个馒头，坐在一旁看着青青吃。她的魂似乎还留在那布满了电网铁丝网的两道高墙之间的平场子上，脑际浮现着我提着脸盆餐具小网兜闪进里院大铁门的背影。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将如何熬度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的又一个“两年”——而且是加重惩罚的两年。
　　晚饭后，她回到文昌胡同老外婆的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哭了，哭得很伤心。外婆问：“怎么啦？”她说：“戴煌被抓去了！”外婆一听也木了，两人默默地坐着。坐了一会儿，雪媛觉得不舒服，就蹲在地上。外婆终于说：
　　“那生孩子就到这边来吧，我来照顾你，青青也到这边吃饭。”
　　得了外婆的这句话，雪媛当晚就和青青把家中积存下来准备她坐月于用的大米、面粉、豆油、蜂窝煤等等，都搬到了外婆和姨父姨母家。
　　哀苦劳顿了一整天，当晚临睡觉时她觉得肚子疼，连忙把青青安顿好，自己去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宿，又不疼了。她自己对自己说：“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住这儿干嘛？”医生虽觉得产床紧张，但看她的脸色不放心，想挽留她多住几天，“观察观察”。
　　“谢谢您的好心。”潘雪媛说，“一天的床位几块钱，我交不起，我还是回去吧……”她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回来第二天的一大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就带着社机关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同仁焦女士来下逐客令。
　　“戴煌已被单位开除了，不是新华社的人了！”焦女士坐在椅子上说，“他就是被解除劳教，也不能再回新华社了。新华社是个大机关，保密性很强，像你这样的人不能住在这儿。你应该住到你们自己的单位去！”
　　潘雪媛说：“我们是街道小工厂，根本没有宿舍；如果有宿舍，我会主动搬到那儿去的，就不要你们劳神了。”
　　焦女士与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只得走了。可是过了一夜，他们又来找潘雪媛。
　　“我们已找过你们的单位了。”还是焦女士先开口，“你自己也找找。”
　　“你们的房子多，”潘雪媛说，“只要找一个小房间，把戴煌的这些书籍资料堆在一个地方，再搁下一张小床，我们就满足了。”
　　“我们也没有请你来，干嘛要给你一个小房间？”
　　“你们虽然没有请我来，但我已经与戴煌结了婚住到这儿来了，当时你们为什么不阻止？”
　　“反正当初我们没有请你来！”
　　潘雪媛没有立即反驳。她脑子里急速闪过当时许多影院正在上映的外国电影《房客》的一些镜头：房租特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租价很便宜的地方，没走几步，楼梯就坍塌了；一拉门，门扇掉下来了；一推窗户，窗扇也脱落了；最后一家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和大包小包都堆在马路边上，住在露天下……
　　“那你们就像电影《房客》那样，把我们的东西随便扔到哪一处大街上，我和孩子就住在大街上好了。”潘雪媛说。
　　这一下，焦女士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都愣住了。愣了好一会，焦女士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和那位同仁走出了房间。
　　过了两天，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一个人转了回来，对潘雪媛说：
　　“我们领导说了，关于房子的事，等你生完孩子再说。”
　　这样，潘雪媛和青青才暂时没有去做社会主义中国的“房客”。
　　二
　　1964年4月28日下午，是我被关进监狱的第五天，潘雪媛觉得肚子老疼，老去上茅房。每次去，都要用一把手纸擦掉不少血。老外婆明白，经过这一番打击与折磨，她这个外孙女儿可能要早产了！她立即给她的小女儿——潘雪媛的姨娘——打电话，要她赶快回来送雪媛去医院。
　　姨娘从机关回到家时，雪媛已经走不了路，只得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开阜成门外的产科医院。一到了医院，医院的几位护士就把她抬到了待产病床上。一位女大夫一检查，有些生气地说：
　　“都开到二指了，你们才来，多危险啊！”
　　潘雪媛躺着的待产病房有一大溜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快要生孩子的青年妇女。她们有的疼得叫爹叫娘，有的骂自己的丈夫，有的还边骂边叫边捶床。她们都有自己的亲属——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得跑来跑去。惟有潘雪媛的床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她的姨妈把她送到了医院就走人了。她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到了晚九点，她觉得不行了。也许产妇太多，护士们忙不过来，她自己提着裤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产房去。一位年纪大的女大夫和一位年轻的女大夫正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闲聊天。她喊了一声“大夫”，自己就往一张产床上迈上去一条腿，接着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另一条腿挪了上去。
　　年轻的大夫问：“干嘛呀？”
　　“大夫，我可能快生了！”
　　“早干嘛啦？家属呢？”
　　“……”潘雪媛本来就疼得说不出话来，一听“家属”二字更忍不住要流泪，接着就一阵晕眩，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醒来睁开眼，只见产床两边围了一大帮穿白大褂的女大夫。原来都是北京医学院的实习生。孩子已经出来了，是一个早产一个半月的极度瘦弱的女孩子。但衣胞还没有下来。好几位大夫说：“帮她往下推推。”一位实习生连忙按着她的胸口往下推。当她的双手推按到肚脐眼一带，只听到气球突然爆破了似地“噗”的一声，衣胞下来了，但雪媛同时觉得下身一阵热，并听到一位大夫惊叫一声：
　　“哎呀！你们看：都喷到墙上了！快！”
　　雪媛向前一看，产床对面两米多远的白墙上已被喷射了一片鲜血的红点儿。两三位实习生赶快就用盖在她身上的白布在她的下身擦血。她们一团一团的血布向外扔，但始终没有擦干净。
　　“一定是哪儿的血管断裂了！”一位实习生说。
　　“快！把她的手脚固定起来！”那位年长的大夫指挥着。
　　潘雪媛就觉得自己的双腿和双手都被绑在了产床两边的扶手上，接着又听到年长的大夫对举着蓝色针管站在一边的护士说：
　　“你快打呀，还愣在那儿于嘛？”
　　“我怕她上下进攻受不了！”
　　“没啥，快！”
　　于是雪媛觉得右臂被扎了一针。
　　打完了针，年长的大夫大概认为没事了，就上楼去了。但实习生和护士们忙了一个多小时，血仍不断往外流，一团一团的血布扔满一地。
　　原来是子宫颈的血管在挤压衣胞时被挤压得断裂了。实习生们没有实践经验，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断头。雪媛只听她们说：“快快快，快去楼上把×大夫请来！”
　　不一会儿又听说：“来了，来了！”
　　这时，失血太多的潘雪媛已经晕晕糊糊了。她感到一位大夫来了。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断头并接了起来，血就不再大量地流淌了。
　　这会儿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外面下着大雷雨。有经验的大夫和多数实习生都去休息了。留下的实习生和护士让潘雪媛在产床上又躺了一会，才把她推回病房。跟着，她们也都离开了，让潘雪媛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这病床紧挨着窗户，窗户又大敞开着，外面的大雷雨还在下着，凉气直往屋里灌。如果有亲人在一旁照料，就会及时关好窗户，就会减少月子里的一些后遗症。可是大出血的雪媛此刻只有孤苦一人，不但不能关好窗户，就连想把盖在自己身上的毛毯拉拉严的力气也没有，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任凭瓢泼大雨带来的凉气直往她的身上吹，直凉得她心窝打哆嗦就哆嗦醒了。产后受风着凉，历来都是一大禁忌。
　　那几天，也许是“春季高产”期吧，产妇来得特多。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连楼梯口、走廊里都安排了许多临时床位。有些产妇生完了孩子第三天就被催着出院了，好把床位赶快腾出来。但对潘雪媛，医院却另眼看待，因为她的白血球老是居高不下，大包大包地吃药也不顶事。
　　然而她自己知道：多住一天医院就要多花几块钱，既没法报销，自己又掏不起，因此她自己要求早出院，找了大夫好几次，大夫都没有答应。
　　“不行，你有炎症！”大夫说。
　　她只好在病床上躺着，不时地给孩子喂喂奶。
　　别的产妇都有亲人、同事、邻居等来探视，有说有笑，她什么也没有。
　　北京虽然也有老外婆和姨父姨母，但老外婆是个缠过小脚的老人，走不了路；姨父姨母在我受到“再批判”又突然被关进监狱之后，好像有点怕沾嫌疑，有顾虑。
　　她只能躺在病床上冥思默想。
　　她想到了自己今后带着孩子们怎么过，更想到我在那高墙大院里吃的是什么饭？能不能睡好觉？周围的人会对我怎么样？那些看管我们的人，会不会像北大荒农场里的一些队长、指导员那样，把我们当作奴隶……？
　　她越想越不放心，很想给我写封信，说自己早产了，生了个女孩，“一切平安”，要我放心；但又不知道那高墙大院叫什么单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路什么号，不免有些焦急。
　　她在病床上躺了12天，再也躺不下去了。她向大夫恳切地说：
　　“大夫，我家里有事，还有一个大孩子在上学，我不能再往下去了。”
　　“你爱人呢？他不能照顾上学的孩子？”
　　一听这，她差点流出了泪。但她忍住了，只是说：“他出远门了！”
　　“是这样！不过我们得说明，按照你的健康状况，你是不应该出院的。现在既然你再三要求出院，我们也只好同意。你爱人不在家，有亲戚吗？”
　　“有！”
　　“那好，你可以让你的亲戚来接你回去。”
　　潘雪媛转身给姨妈打电话。姨妈说：
　　“我很忙，你自己不能回来吗？”
　　“我还发着烧，实在走不了，没有家属来接，大夫不让走。”
　　“但我现在不好请假，等星期日吧！”
　　“大夫说，星期日不办出院手续，星期六可以办。”
　　“那好吧，你等着吧！”
　　潘雪媛又等了一天，在星期六下午才被接回家。
　　临出院时，一位主治大夫又给潘雪媛开了一大包药，并很不放心地问她：
　　“家里有人侍候你吗？”
　　姨父姨母的态度是明摆着的，但她回答说：“有！”
　　“有人帮你买东西吗？”
　　“有！”
　　“要经常多吃猪肝、菠菜、鸡汤、鱼汤……会做吗？”
　　“会！”
　　“好！药要按时吃，隔一个星期来复查。”
　　“行！”
　　其实雪媛心中很清楚，她所答应的一切什么也不会有。她抱着孩子回到姨父姨母家，没过两天就被赶出来了，老外婆伤心得直掉泪。由于准备坐月子用的粮食、豆油和蜂窝煤都已搬到姨父姨母家了，回到新华社院内五号楼底层自己的家时，屋内冷冷清清，洗尿布都得用凉水，口渴了也得喝凉水。她少生一块心病的是，青青还能硬着头皮在姨父姨母家吃饭，上学可以不受影响。
　　三
　　北京劳动教养所规定，每月15日，是被劳教人员与其亲属的接见日。
　　5月13日，劳教所的队长下达指示，叫所有被劳教的人往家中写信。当时我还不知道雪媛已经早产了，所以也给她写了信，是请她姨父转交的。
　　这些信，可能都由公安部门盖上了特别的印记，让邮局必须提前一天送到，并注明了到达土城监狱的乘车路线，等等。
　　姨父接到了这封信，就通知潘雪媛到他那儿去一趟，说“有事”。雪媛匆匆赶到他那里，一进门，姨父就把信往她脚底下一扔，没好气地说：
　　“这种信还往我这里寄！以后可别再往这里寄！”
　　雪媛弯下腰拾到信一看，是我寄来的，如获至室，对姨父的没好气根本就没往心里去。第二天一早，她顾不得自己还在产期中而且离开产科医院才几天，也顾不得当天刮着大风和产妇不能受风的忠告，在家给我炒了面，放了糖，向别人要了烟票给我买了几盒烟，就带着青青倒了几回车，按照那封信所附路线图指定的车站下了车。
　　在这个车站下车的人不少。雪媛想：“大概都是去探监的吧？”她背着挂包，戴了顶宽边大草帽，一手拉着青青，下了马路，顶着大风，越过一些稻田和坟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见到前面有铁丝网，与4月23日下午她和青青给我送行李时所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她正在疑惑中，有人说，“前头就是”。雪媛想：“这人大概是来探过监的。”果然，没走多远，就见前面有很多人又排了长队，还有人站在高高的地方喊：
　　“排着队都到这儿来，把信封交上来！我点谁的名，谁就到我这边来——”
　　雪媛带着青青也排着队走了过去。刚走到这个个头不高的人眼前，并交了信封，他就喊：“戴煌的家属也跟我来——”
　　雪媛和青青跟他来到了一个地方，有人手里拿着本子在登记，然后给了雪媛一根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大竹签，上面大写着“壹人”的红字。雪媛吓得出了一身汗，心想：“这不是死囚犯背后插的那种牌子吗？难道这地方是要杀人的吗？”她想着想着不禁心窝哆嗦起来。
　　“竹牌儿不要丢了，丢了就进不了大门，就见不到自己家的人……”那登记发竹牌儿的人说。
　　雪媛这才宽了心，连忙说：
　　“我是两个人。”
　　“小孩不要牌子，只要跟着大人就行了。”那人说。
　　一会儿，到了一个大铁门，铁门的两边是石柱。进了大铁门，就是一个大广场。又有一个穿着便衣的人站在一个高处大声喊，每句话也都拖着长音：
　　“大家跟我来——，不要乱——”
　　到了广场的东边，只见已摆好一长溜两屉桌。两屉桌里外离桌三四米的地方，都有一个一个的便衣岗哨。他们让雪媛、青青和许多人挨着桌子的一边站好，把带来的东西全从包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由附近的便衣一一检查。检查到雪媛的时候，问：
　　“这布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一点儿炒面。”
　　“带炒面来干什么？拿回去，这里什么都不缺！”
　　“我第一次来，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下次来保证不带。这一次，就请原谅吧，我从大老远背来的，家住得离这儿很远……”雪媛说着说着要流泪。
　　这位检查人员看了看雪媛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望了望那一小袋炒面，这才说：
　　“下次不要再这样啦！”
　　雪媛他们在桌子那儿站着，听到里边一些屋子后面有人声。雪媛以为那是另一路探监的人。不一会儿，有便衣人员押着单人行的一队人过来。她老远就看到我穿着破呢子衣服，也走在这个队伍中。她很想大声叫——“这边来，我在这儿”，但没敢喊出声。恰巧这时我也看到雪媛带着青青排在桌子长列接近中间的那一段。我想快点走过去，押着我们的队长不让，说了声“按次序”。所谓“按次序”，就是让队前的第一人站到桌子长列里边的第一个位置上，其余的人跟着往下排，排到我是第17个，正好和雪媛青青隔着桌子面对面。怪不得说要“按次序”，原来他们是按照家属队的次序来安排我们排列的次序的。
　　面对面地仔细一看，我才发现雪媛的大肚子没了，人也瘦了，脸色更青黄了，吃惊地问：
　　“怎么？你早产了？”
　　雪媛这时正有满肚子话要向我倾吐又不知从何说起，就连忙说道：“是的，是个女孩。”
　　“哪一天？”
　　“在你走后的第五天。名字也起好了，叫‘为伟'，希望她将来有些出息。”
　　雪媛边说边掏孩子的出生证给我看，被旁边的一位队长注意到了，急忙抢了过去，并问：“这是什么？”一看是张出生证，这才让我看了个仔细。
　　“苦了你了！我很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你的身边。”
　　“不能这么说。你这又是为了谁，我心里很清楚。望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别东想西想。我和孩子等着你平安回来！我一定会带好两个孩子，你放心！”
　　“青青，”我对青青说：“你要听妈妈的话，帮妈妈带好小妹妹，还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青青点点头。
　　“接见时间到——”一位队长站在高处大声喊。我估计接见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雪媛、青青和其他家属恋恋不舍地离开桌子向后退，退了好多步转身往外走时还一步一回头地朝桌子这边看，总想多看几眼自己的亲人。
　　这时我们也按着来时的队形往里面走。我也几乎一步一回头地望着雪媛她们的身影。只见她背着那顶宽边大草帽，搀着青青一步一回头地望着我，好像是位下乡教书的女大学生拉着自己一个学生。我多么想跟她们一道回去啊……
　　四
　　6月15日接见后的一天上午，一个值班人员奉队长之命，把我带到刚进监狱时受到盘问检查登记的那间小平房。原来是一位稍稍有点胖的中年女同志在等我谈话。她自我介绍，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法官。从她口中得知，我的前妻接到新华社的信后，到北京来了。她不愿意每月给青青寄来20元生活费，而宁肯把青青接走。但雪媛坚决不同意。“青青是离婚调解书规定给戴煌的。”雪媛对我的前妻说，“我现在是戴煌的妻子，也就是青青的母亲。现在戴煌虽然走了，但我还在。我日后就是讨饭，也一定会把青青和她的小妹妹拉扯大。让青青跟我在一起受点苦，这对她长大成人也有好处……”但是我的前妻，执意要把青青接走。她觉得与雪媛没法说得拢，就通过监狱所在地朝阳区法院的同志向我说一说。
　　“从法律上讲，青青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的孩子，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这位女法官对我说，“严格管教孩子，希望孩子德智体都有进步，这也谈不上‘虐待'。但是你和潘雪媛同志目前的处境如此艰难，潘同志的收入又这么少，她自己又刚生了个孩子，她每月24元的工资显然维持不了三口之家的。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建议最好还是先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等你两年后出来时，再把青青接回来，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冷静地考虑了又考虑，觉得这位女法官的建议入情入理，遂说：
　　“这个建议很好。”
　　“那就请你给潘雪媛同志写张条子，让她把青青给她的生母先带走。这条子由我们转交给潘雪媛同志。”
　　我当即掏出笔，给雪媛写了这样一张字条：
　　雪媛：
　　朝阳区法院的同志来找我了，我接受了她们的建议。在我们如此困难
　　的情况下，为了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先忍痛把青青让她的生母带走，两
　　年后等我出狱时再把她接回来。我知道你舍不得让青青走，但这只是眼前
　　的通融办法，望你想得开。
　　戴煌
　　雪媛见了我的字条很不高兴，专门赶到监狱要求管教人员让她见我。她见了我劈头就问：
　　“你怎么同意让青青跟她妈去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说，“我也不愿意让青青跟她生母走。好在时间不长，只有两年。两年后等我回来时，我们再把青青接回来……”
　　在我如此这般的劝慰下，雪媛最后勉勉强强地听从了我的意见。
　　“那也只能这样了！”她说，“但我要把青青领到照相馆合个影再让她走，还要保持通信联系。”
　　“那当然更好。”我说。
　　五
　　56天的产假期满了。在整个产假期中，雪媛所吃的惟一营养品，只有她姨母家的大儿子送的六个鸡蛋。乳汁如稀汤薄水。早产的孩子——为伟——瘦得皮包骨，而且常闹病。
　　一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与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那位同仁焦女士又登门了，仍然要雪媛搬家，但没有再厉声厉色。
　　“我们的领导为你着想，”焦女士说，“让你搬到石驸马大街28号的四合院去，那里也是新华社宿舍，你认为怎么样？”
　　雪媛一听喜出望外，组织不是死活不管地赶她走，而是给她安排了住处。她颇为感激地说：
　　“只要不让我们娘儿俩住在大街上，给我们一间再小的屋子我们也高兴！”
　　于是雪媛和孩子，搬到了石驸马大街女八中斜对面的属于新华社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个院子坐南朝北四间房，住着两户人家；坐西朝东三间房，也住着两户人家；坐北朝南四间房，住着三户人家；坐东朝西两间房，北边的是水房和有些人家生炉子做饭的地方，南边是九平方米的房间。让雪媛母女住的就是这个太阳当西晒的小房间。没有床，雪媛就用砖头支撑起几块长木板，铺好被褥，感到很满足。
　　“做一个干净人，一个心安理得的人，比什么都强！”她想。
　　32　贫贱夫妻百事哀（Ⅱ）
　　一
　　1964年盛夏，劳教所从德胜门外的土城子，搬到安定门外原少管所的电网铁丝网大院。在7月15日的接见之后，劳教所的队长竟让我跟着潘雪媛回家看孩子，叫第二天下午回所，这是我和雪媛所没有料到的。在欣喜之余，我从家里回所时带了一些炒面，与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等人分而食之。这被“积极分子”悄悄地汇报给队长。队长说“这是搞‘拉拢'，是违反劳教所所规的行为”，不但不准我再回家，连每月15日的接见，也只收下雪媛送来的鞋袜，而不让我和她见面，“以示惩戒”。雪媛只得非常失望地踽踽而归。
　　这样，我与雪媛相隔十个月才见了面，那是我突患急性胰腺炎的那一次，我躺在东城区沙滩附近公安医院的那间小平房里——
　　雪媛接到了监护我的徐干事的告急电话，第二天上午就到医院来了。她来时，护士同志正在继续给我向外引流胆汁，鼻孔里插着黄色塑料软管，胳膊上还打着吊针。徐干事在门口对雪媛说：“只能来看看，不能说话。”
　　我一见青黄枯瘦的雪媛就要坐起来，还有一股热泪要往外涌。护士同志连忙阻止了我：“你不能动，也不要说话。”但我仍然拉住了雪媛的一只手，千言万语并成了一句话：
　　“为伟会走了吗？”
　　“会走了，”雪媛似乎也强忍着泪说，“也会叫‘妈妈'了。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安心养病，有了好身体，才会有一切……”
　　大约过了十分钟，徐干事说：“可以了。时间长了，会增加戴煌的疲劳，不利于治疗。”
　　雪媛听罢就立起身。但她不是转身向门外走，而是像第一次接见结束时那样，缓缓地后退着离开了病床。退到房门口，她又站在那儿向病床上的我凝望了大约半分钟才转身离开了房门，而且转过身时才抬起一只手背，好像在擦眼泪……
　　二
　　病房一见相隔四个月，我才又和雪媛见了面。那是1965年夏天，劳教所从安定门外搬到“良乡机械厂”，我正式参加劳动之后。9月15日，一些劳教人员与亲属接见时，劳教所的队长让我和一些家在城中的人回家探望，跟着进城拉东西的卡车进城，第二天下午回所。我高兴得了不得。
　　当天吃罢早饭，我们在“良乡机械厂”大门口，被管教队长按准予回家的名单一一查验了姓名，才让卡车出门。卡车上了公路开得相当快，而我仍嫌开得慢，因为自从与雪媛在公安医院短暂的会面之后，不知道她与孩子这几个月究竟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在西单下了车，我直奔西单南面不远处的石驸马大街东口，由这东口向西走了100来米，向南拐进一条半截胡同，胡同底就是28号。我跨进28号小院，院内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一见是我，笑嘻嘻地忙说：“为伟她妈和为伟都在家。”
　　我抬头一看，只见门帘和窗帘都拉着。我连忙大声喊：“雪媛，我回来了！”一推门，只见雪媛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地躺在木板床上，孩子也瞪着小眼平躺着，呼吸很缓弱。我赶忙抓起雪媛扬起的一只手，急切地问：
　　“怎么啦？你和孩子怎么啦？”
　　雪媛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欣喜得淡淡地微笑着，眼里溢出了泪。
　　原来上个月为伟生了几场病，雪媛陆续请了十几天假。请假要扣工资，为伟打针吃药又花了一些钱，这些钱都是向工厂的同事临时借来的，所以上个月雪媛只领到十天的工资，再还去向同事们的借款，再交新华社的一元零八分钱的房租和水电费，只剩下一块六角二分钱了。靠这一块六角二分钱，母女俩苦度了半个月。为了让为伟每天还能喝饱棒子面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厂食堂光喝那不要钱的米汤或面汤。这期间，她每天早晚抱着孩子上班和下班，明明走在铺着水泥砖的坚硬的人行道上，也觉得好像高一脚低一脚踩在棉花包上，而且两眼常常闪火花，双腿好像有许多小蚂蚁在爬。
　　她明白，这是营养极度匮乏、身体极端虚弱的征兆。虽然她很要强，“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个人样，决不让贫穷压垮，决不给戴煌丢脸”，但她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两天前就双腿打软，再也抱不动孩子走不动路了。而家里又空徒四壁，没有一粒粮，她只得带着孩子掩着门，放下门帘和窗帘，在家静静地躺着，以节省体中仅有的能量。院里的一位老太太心细，见她几顿饭都没动烟火，敲敲门问：
　　“为伟她妈，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为伟病了，在家歇着。”雪媛在屋内应着。
　　“那为什么不做饭？”
　　“吃饼干，喝开水，省点事。”
　　其实“喝开水”是真的，“饼干”却一片也没有。她始终没向院内任何邻居说一声已两天未进粮食。这是她从小在家过苦日子养成的一大秉性：再穷再苦，也不向别人讨要一分钱一粒粮！
　　我听罢雪媛的缓慢叙说，一腔苦泪夺眶而去。幸亏我及时回了家，又幸亏我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劳动，身上带有扣除了伙食费的70多元劳动所得。我热切地安慰雪媛说：
　　“不要紧，我们有钱了！”
　　说罢，我端起家里的一个带着盖儿的黄色搪瓷大茶缸，疾步走向石驸马大街东口对面绒线胡同口的四川饭店小卖部，买了一碗馄饨和一碗担担面——因为我知道雪媛喜欢吃点辣，又疾步回家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拿了把调羹。
　　“快吃吧，趁热！”我说。
　　雪媛这才坐起身，显得很兴奋。她随之也扶着为伟坐了起来，娘儿俩一人一口地吃起来，吃得很香。我坐在床边看她们吃着，高兴得掉着泪，边掉泪边想：富兰克林所说的“两个口袋空空的人，他的腰板是不会直的”这条定律，只适用于那些得了“软骨病”的人，而对雪媛这样的人一丝也不适用的。因为这种人正如贝多芬所说，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我这次在家休息了一天半，给雪媛娘儿俩买了粮，打了油，也买了少许鸡蛋和鱼肉。雪媛经过这一天半的调养，气色略有好转，精神也好多了。她抱着为伟，乘2路无轨电车，把我送到永定门火车站。我将从那儿坐车到良乡窦店下车，再步行到数里之外的“良乡机械厂”戒备森严的大院。当列车启动时，在月台上的雪媛抱着为伟快步跟着列车向前走。叫为伟向探头窗外的我招手并教为伟喊：“爸爸，下次再回来！爸爸，下次再回来！”当列车加速后，我看到她仍然抱着孩子站在月台的最西头，向离得很远的列车凝望着，好像她的心也在跟着列车一道向前奔驰呼啸着……
　　三
　　这次探家，我虽然把所带的7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雪媛，使她由此可以大缓一口气，但毕竟杯水车薪，难以改观她的远非一朝一夕的困境。尽管如此，在快到1965年的中秋节时，她和1964年的中秋节前一样，给我苏北的老母寄去了十块钱，以尽从未见过她老人家一面的做儿媳的双重孝心：
　　第一，中秋节是我母亲的生日，这十块钱可以让她老人家度过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佳节；
　　第二，我被送进监狱之后，为了不增添她老人家的焦急和愁苦，一直对苏北全家老少隐瞒着，只说“到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主要由雪媛与老家保持通信联系。因此她一直尽其所能地保持着往常重大节日我给老家寄点钱的惯例，以表示我们这边都“平安无事”，“请全家放心”。
　　而且，为了使全家老少更加放心，丝毫觉察不到我们这边发生了重大变故，她每次给我的老母或兄长去信，都请工厂里毛笔字写得好的老师傅代笔，每一个字都写得规规整整，多少封信都如出一辙。
　　试问：天下能有多少这样的儿媳与弟媳？
　　1965年冬天，我被调到团河农场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每月在队里休息两天，回家休息两天；1966年6月初被解除了劳教，每两个星期都可以回家休息两天。每次回家，我都先在街上给孩子买六分钱一两造型各异的动物饼干半斤、桃酥或鸡蛋糕半斤，回到家再把自己所带的十几元钱全部交给雪媛。每一次，雪媛都为这不算太小的改善而高高兴兴。
　　但是不久，要命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四
　　雪媛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先从石驸马大街28号她所住的新华社那个小四合院开始。因为“党和国家喉舌”的新华社往往都是得“风气之先”的。而且这个小四合院，就住有包括我在内的两名“右派”和一名早把过去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的“历史反革命”。
　　一天夜晚，都快睡觉了，新华社机关的一伙男女“造反派”到这个小院来“造反”。他们先喝令那个“历史反革命”站到院中央，说他的家里藏有小金人和地契，准备“反攻倒算”。他们一边狠斗这个“历史反革命”，一边向整个院子的人大声叫嚷：
　　“这个院子里的所有地富反坏右都不准睡觉，每家每户都要严密搜查！如果自己有什么妄想变天的东西，最好自己主动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免得我们动手，罪加一等！”
　　这时，雪媛在那小屋里亮着灯，开着门帘和窗帘，抱着为伟不敢睡。她极为担心：家里有我写的几千张都列有“罪犯”二字的卡片，是我积累的准备写小说的素材和构思，还有从抗日战争后我参加革命起直到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积累的大量写作资料。如果“造反派”从这些文字中鸡蛋里挑骨头，“那可是有口难辩的呀！”她想着想着不禁捏把汗。
　　“咔嚓——”一个大响雷，跟着就是一阵大风吹来了大雷雨。那些“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造反派”只得仓皇撤退了！他们撤退时，当然没有忘记甩下这样的话：
　　“今儿个先告一段落，以后我们还要再来的！”
　　说完，就都拨脚走了。
　　雪媛这才一块石头落下地。她急忙把那些“罪犯”卡片都在炉子里烧了，又把许多最珍贵的资料收拾到一个铁皮箱里，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然后才哄着为伟睡觉。
　　第二天大清早，对面女八中（后改称鲁迅中学）的初中班的一些“红卫兵”，又来到这个小院把着门口，说是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不让这些人出院子。雪媛明知自己不属于这“黑五类”之列，但毕竟与其中的“右”类有脱不清的关系，生怕这些孩子不懂事对她胡来一气，不准她离开院门去上班。而事先不打招呼就不到班，就算“旷工”。而“旷工”，可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恰巧，她看到院子里邻居家的一个男孩就在这群“红卫兵”中，而且还跨着一条腿拦着院门口。说不定这群孩子就是他召唤来的。而在“文化大革命”风起前，这个男孩和院子里的其他一些孩子，常常挤在我们家的那间小屋里，“请潘阿姨讲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东郭先生》、《孔明借箭》等等，听得这些孩子都忘了吃饭。
　　“就凭这，这孩子也得让我出院子。”雪媛这么琢磨着。
　　于是她穿好工作服，挎好布袋，抱起为伟，到了院门口主动叫了一声这男孩的名字，并没话找话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啊？”这男孩一愣神，雪媛已迈出了院门。别的孩子忙问这男孩：“这是不是地富反坏右？”这男孩只得摇了摇头。雪媛这才脱了身，长吁了一口气。
　　可是，在劫难逃的潘雪媛躲得了小院子却躲不过工厂。在所谓“深入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时，雪媛所在的西城区二龙路喷漆厂，八杆子打不着地把她列为“工厂‘三家村'”的第一名。在全厂平时开大会的最大一个车间的主席台墙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黄纸只写有一行字的大标语：
　　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右派家属潘京荣：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
　　动！
　　潘雪媛明白，这大字标语是工厂出纳员写的。而在1963年秋天，当雪媛坚决与我成了家，工厂迫于新华社的压力，将要把潘雪媛从会计室赶下车间“监督劳动”的时候，正是潘雪媛把将要接替她的连算盘也打不好的这位出纳员等人，教会了打算盘和统计、出纳工作的技能，整整教了两个月。等她们初步学会了之后，雪媛才离开会计室下了车间。现在，这个徒弟“很革命”，要六亲不认了。然而雪媛生性很倔强，她很快回了这个徒弟一张大字报：
　　×××同志：如果你是党员，是厂领导，你叫我“不乱说乱动”，我
　　就不乱说乱动！
　　潘京荣
　　这张大字报一出，工厂领导立即发动厂内的许多群众写出大字报围攻潘雪媛：
　　潘京荣：你说过你爱人是冤枉的，这算什么话？
　　×××××
　　潘京荣：你说过，说到哪也不怕，他是他，你是你。
　　×××××
　　潘京荣：你说你没有罪，你真没罪吗？
　　王大明
　　看了这些大字报，潘雪媛觉得工厂领导很可笑，因为他们要发动对她的围攻，实在是很难发动的。王大明这个连阿拉伯字码也认不清的傻乎乎的人，也算做他们的一名群众了。平时快吃午饭时有人叫一声：“大明，看看墙上的电表还有多长时间到12点。”他慢慢吞吞地走了过去，说不清大针在11、小针在12究竟该算做几点几分，就擅着一个食指和一个小姆指回来说：“还差这一点点。”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工厂领导眼中的“积极分子”，也叫他让别人代写了一张大字报。
　　不久，工厂就开始“揪黑帮”了。一位老师傅，一位丈夫在劳改农场的女工，都被揪成了“黑帮”，说他们反对厂长白某。
　　白某不怎么识字，说话一急就打磕巴。他在批斗这些“黑帮”的大会上说：
　　“你们反……反……反对我，就是反……反……反对共……共……共产党！”
　　他让一个地主的儿子用皮带扣猛打这位老师傅和那位女工，一打就是一个血印。潘雪媛实在看不下去，会后不顾自身的安危，贴了一张大字报：
　　白××厂长：
　　党号召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在批斗人的时候叫人搞
　　武斗？你还口口声声说你“代表党”，你代表的是哪门子党？我看，你只
　　能代表你个人！
　　潘京荣
　　白某一见这大字报，暴跳如雷：“这大……大……大右派家……家……家属，翻……翻……翻天了！”他要人揪斗潘雪媛，但是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因为潘雪媛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她本人又不是“右派”，怎么“揪”？结果白某亲自出马，把潘雪媛也划入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和有些男女关系问题的“黑帮队”，每天早请罪、晚清罪，在工厂内小广场的烈日下翻滚汽油桶打锈。因为家里有孩子，才准许她每天晚上回家，否则就会和其他“黑帮”分子一样，夜晚也在厂里呆着。
　　五
　　至此，很多人好像一夜之间都变了，变成了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凶神恶煞。无数的男女大学生、中学生都以穿着草绿色的上衣为荣，腰间扎着随时可以解下打人的宽皮带，手里拿着“红宝书”，张口闭口“操他妈”。被“勒令”遣返回老家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公”、“地主婆”们成群结队，身上贴着或挂着标明他们“罪恶身份”的纸条或牌子，有些“地主婆”还被迫穿着往昔穿过的花花绿绿的旗袍，头上被剃成“鸳鸯头”，地上拖着她们没法提得动的大包袱，身边走着押送他们的手执皮鞭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常常在某一条街或某一个胡同打死男男女女多少人，制造红色恐怖！
　　善良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幽默没有了，玩笑话也没有了。用一张旧报纸包了鞋，也能被揪出来批斗，因为报纸上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急着上茅房随手撕一张废报纸当手纸，也能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罪名是“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擦屁股”……
　　在这天下大乱、玉石难分的日子里，潘雪媛的心整天都提到嗓子眼。上班走在路上或身在工厂里，时时刻刻都担心被人揪斗，回到家里又时刻提防着有人来抄家。每日每夜，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她的那根乌亮粗实的大辫子，也请院子里的一位老太太绞去了；家里珍藏的一幅齐白石的《海棠图》，也由她接受了院子里好心而无知的孩子的劝说烧掉了，说是“反四旧”，免得让外面来抄家的人乱扣罪名。
　　一天，她去文昌胡同的姨父姨母家看望老外婆，胡同口有一队“红卫兵”把守，不准进去。不一会，就有一辆拖着死人的卡车向外走，车上装着八个死人，其中有的还没有死，伸出车帮的手还在痉挛着。她连忙用手遮住为伟的眼睛，不让这恐怖景象刺激孩子的稚嫩心灵。
　　一天，西城区二龙路所有街道工厂的人员，都集中到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后面的35中学操场上开大会。开会前，雪媛所在的二龙路喷漆厂一位女同事的丈夫，还在主席台上忙着贴标语，摆麦克风，搬椅子凳子。等正式开会时，会议主持者一声喝令：“把xXX三反分子抓上来！”几个早就准备好的打手立即上前，抓的正是这位女同事的丈夫！他当即被扒光了上身，挨了一阵皮鞭，打得满身血痕。
　　这时，雪媛和“黑帮”队的一些人，也都被身边的一些打手严密监视着。只要主席台上一声喝令，他们随时都有被抓上台去的危险。可是还好，直到散会，主席台上始终没有发出这样的喝令。尽管如此，精神高度紧张的雪媛觉得这一个多小时比一天还长。
　　而且这样的大会接连不断，说不定哪个人只为了一句话、一件事，就被突然揪到台上去……
　　六
　　在这恐怖贫病交迫的岁月，为数寥寥的几个人——其中包括我的堂侄戴倜和我的老战友苑春林——的关怀与探望，使我这位终日担惊受怕的妻子没齿难忘！
　　戴倜，我大伯父的长孙，只比我小两岁。我们从光屁股年代起，就整天在一起玩。抗日战争第二年的春天，日寇侵占了我们的苏北故乡，我们都逃往他乡，见面的时候就少了。1944年我参加了新四军后，则更天各一方，那时我才16岁，他14岁。后来他的父母因贫病交困相继去世，他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勤苦种地度日。全国解放后，他流落到苏南常州当船工，后又进了工厂做工。“文化大革命”中，常州的“保皇派”与“造反派”也发生了武斗，久久不能平息。他作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据说奉周总理的召唤，与“造反派”的一些头头一起，到北京开会调解。这时我们都已是快40岁的人，相隔20多年没见面了，但他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在十年前就被打成“右派”的叔叔。
　　一天开会之余，他特地走访新华社要见我。新华社传达室的人员十分警觉地问他：
　　“戴煌是你什么人？”
　　“是我叔叔。”
　　“他早被划为“右派”，后来又劳改去了！”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那么我的婶母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戴倜生气了：“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他和他的家属也总该有个去处吧？”
　　属于保卫系统的传达室的人，本来就自以为比一般人高三头，岂能忍受外来的平头百姓这样的责问？遂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人？！”
　　戴倜也大声回答：
　　“我是周总理叫来开会调解武斗的！！”
　　一听这话，传达室的人感到莫测高深，态度软下来了，连忙说：
　　“好，我们给你问问。”
　　他关起小窗，拿起电话，向不知何处打起了电话。一会儿放下听筒，打开小窗，对戴倜说：
　　“戴煌爱人的老外婆家，住在文昌胡同8号，你到那儿再打听去。”
　　这样戴倜才找到了文昌胡同8号。老外婆一听说是我的侄儿来访，高兴得连忙给雪媛的工厂打电话。雪媛从未见过我们戴家老家的人，她立即向工厂请了假，抱着为伟赶了回来。戴倜一见到潘雪媛，尽管他比雪媛整整年长十岁，开口就是“六妈，我终于见到您了！”握住了雪媛的手。接着又抱起三岁的小为伟，连着声叫“妹妹”，尽管为伟比他自己的孩子还小几岁。接着他又解下身上的挂包，从包里拿出常州特产的一大包大芝麻烧饼和酥糖，并拿了一些塞到为伟手里：“妹妹快吃，快吃！”
　　眼前的这种情景，激动得雪媛眼里噙着泪花。自从我被关进那高墙大院之后，三年了，除了老外婆之外，从未有人对她如此热切地关心过。“毕竟是我们戴家的人啊！”她想。
　　她把戴倜领到石驸马大街28号自己的那间小屋子，向戴倜诉说我被抓进监狱的经过。戴凋听得直掉泪，把小为伟搂得更紧。临别时，雪媛打开小铁箱，把几次上街想卖而一直没舍得卖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赠给我的一支金星钢笔，送给戴凋做个纪念：
　　“收下吧，这样你会老记着你叔叔的……”
　　苑春林，北京市政府汽车队的队长和党支部书记。抗美援朝时，他在我们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做司机，曾常常在风雪中。炮火下为我开车。朝鲜停战，他回到北京市政府车队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被打成“右派”又去北大荒劳动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见面了。
　　1967年初秋，我从清河农场请假回京照料多病的雪媛和孩子，到石驸马大街副食店去买酱油和盐，突然有人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原来是苑春林！他没有因为我这个老战友成了“大右派”而躲避我，而是从后面老远老远的地方就认出了我的背影，并急忙地赶上前来。他拉着我的手，跟我回到我的家，坚决要拉我和雪媛带着为伟到他家去吃午饭，说是“老战友多年不见面了，聚会聚会”。
　　雪媛正发着烧，不能去。他就抱起为伟，拉着我去了西单背后一条胡同他的家，让他爱人给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饺子，又买了些猪头肉、叉烧肉和啤酒，美美地招待我们父女俩一顿。
　　临末了，他又提着满满的一军用饭盒的饺子，外加一布兜香蕉、苹果和奶糖，把我们父女俩一直送回家，把他手中的这些东西轻轻地放在卧病在床的雪媛面前。雪媛连声说：“您太费心了，太谢谢了！”
　　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些饺子、水果、奶糖，远胜于山珍海味的礼品，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情意。
　　“真是雪中送炭啊！”在苑春林同志告辞后，雪媛对我感叹地说。
　　33　贫贱夫妻百事哀（Ⅲ）
　　一
　　到了1969年夏天，雪媛的身体显得更加瘦弱了。一天下午来了一场夹着大量冰雹的暴风雨，满街的冰雹足有两寸深。她抱着为伟从工厂走到家，只觉得凉气从脚底直窜心窝，全身冷得直哆嗦，而且双腿双臂都发麻，到家时几乎晕倒，第二天就病了。她自己很清楚，这是生为伟时失血太多，躺在病床上又被大雷雨的凉气吹了一夜的缘故，见凉风、遇冷水，全身发麻心哆嗦，已是常事了。
　　“月子里的病，要月子里才能带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都这样对她说。
　　这使她动了心。她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了，生活已渐渐有了些规律，如果能坐一个舒坦些的月子，把生头胎落下的病给带走，未免不是个好办法。
　　1969年9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前，我从清河农场请了十天假回北京，雪媛向我提出了再要一个孩子的要求。起初我考虑到艰难困境，不同意再要一个孩子；但当我看到雪媛那祈求的目光，又不忍拒绝她不顾千难万险嫁给我之后的这惟一的要求，遂依从了她。心想：如果她真能怀上第二胎，我一定要细心地照料她坐好这个月子，让她切切实实地恢复健康，一扫这几年所遭受的苦痛。
　　但是严酷的政治气候没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当我得知雪媛确已怀孕时，我与很多人已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到了山西。我对雪媛的帮助别无良策，只能把自己每个月收入的32元，给自己留下12元甚至7元；把每月口粮中的三四个馒头票，去向别人换来窝头票，为的是少吃一个馒头可以省下一分钱。
　　有一阵，我的副食就是五分钱一棵的冻白菜，切碎了用盐水泡一泡，就可以省下一个星期的食堂代金券。
　　这样就营养严重不足，体力消耗又很大，于是小病不断。尤其吃了高粱面，肚里又没有油水，每次解大便都要拉下一滩血。
　　当然，我尽量向雪媛隐瞒着这一切，不然她会更揪心的。尽管如此，当她收到25元的汇款单时，她知道我仅仅留下7元钱，总要给我寄回5元甚至10元，并在汇款单的《附言》中写道：“你可不能再垮了身体，你可一定要吃饱肚子！”
　　二
　　雪媛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这时候才感到我们的严重失算之处，就在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工作环境。她照样还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医用大洗衣机腿上的铁锈，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双膝跪着。这活不仅又脏又累，而且大夜班也得照上。因为是“监督劳动”，该干啥还得干啥，管你怀孕不怀孕！
　　幸而在我们这个天下，有人性的人并没有完全绝迹。在洗衣机头道工序——摇臂钻上打眼的鹿壮孙老师傅，可怜潘雪媛。他向车间的组长说：“小潘的肚子那么大，还让她在露天下打铁锈，会出人命的！地下都是碎三角铁，磕磕绊绊的，还得蹲下来刷漆，她蹲得下吗？如果一旦出了人命，就是两条人命啊！”
　　“她是监督劳动的，怎么个照顾法？”组长说。
　　“怎么不能照顾？可以到我的摇臂钻上来嘛！”
　　这样说了好几次，组长才让潘雪媛进车间摇臂钻上干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车间铣床上干活的一个小伙子，车间的宣传员，那天闲着没事干，拿着调动火车的大手闸在手上甩来甩去，一下甩脱了手，正好打在在十几米外摇臂钻上打眼的潘雪媛的肚子上。潘雪媛当即觉得下身流“水”，连忙去了车间外的茅房。这小伙子一下傻了，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连忙站到潘雪媛刚才站的位置上，叫别人在他原来站的地方使劲向他扔那个大手闸，试试打得有多重。雪媛从茅房回来听说他有过这种举动，又听到他当面再三陪不是，觉得这小伙子还很有良心，就连说“没事，没事”，没有再吭声。
　　下班后，雪媛到石驸马大街妇产科医院门诊部去作了检查。大夫说可能要早产，问她“怎么啦”？她没有实话实说，只说“累了”，怕大夫在诊断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影响这位小伙子的上进。这样，大夫只给她服了保胎药，开了一张假条：“先兆性早产，休息三天。”
　　休息了三天，为了不再请假扣工资，雪媛就又去上班了。
　　这是1970年7月。
　　7月9号中午休息，雪媛感到不舒服，老上厕所。车间的女同事包秀荣醒了，关心地问：
　　“怎么老上茅房？是不是要生了？”
　　“好像是！”雪媛回答。
　　“那快，请哪位男同志弄辆平板车，拉你去医院！”
　　“甭去麻烦人了，我自己去。”
　　“那也好，我陪你去！”
　　说着，包秀荣就搀着雪媛出了车间。从车间进了胡同，再走到马路对面的15路公共汽车站，有好长一段路。雪媛就觉得羊水不断地往下流。一上了15路车，包秀荣就叫车上的乘客让座。司机问：
　　“怎么啦？”
　　“快生孩子了！”包秀荣说。
　　“请哪位同志快让座！”司机和售票员都大声招呼着，并沿路各站都不停车，一直开到宣武门内的油坊胡同口。
　　“这胡同太窄，车子开不进去。”司机说。“里面就是第二医院的妇产科医院，你们自己进去吧！”
　　进了妇产科医院，大夫一检查，说：
　　“羊水都出来了，早干嘛的？这样会要命的！如果脐带断了，那要出人命的，你们还来得了医院吗？！”
　　雪媛与包秀荣只得听着。等雪媛躺进了病房，包秀荣要离开时，问雪媛还要些啥，雪媛只说请她帮忙代买两个月经带和两刀手纸，其他吃的用的什么也不要。至于为伟，雪媛已早向别的同事肖素珍等人拜托好了：一旦生孩子，请把为伟在街道托儿所全托几天。
　　在照料上百名产妇的护士站，只有潘雪媛的名牌上亮着红灯。因为她已向大夫说明，生第一个孩子时曾经大出血。大夫问她是哪根血管，她没法说明白，所以大夫才给她亮起了红灯，以昭示所有的大夫和护士注意：对这个产妇须要特别小心！
　　当天晚上，白班、夜班的大夫到病房交接班，走到雪媛床前时，白班大夫说：“就是这位产妇，得要特别注意！”说完，她们全都离开了病房。
　　晚上九点多钟，雪媛觉得肚子疼得实在没法忍受，病房里又没有值班护士，她只好自己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挪到隔壁房间的产床去。两位大夫一看，年长的那一位呵斥雪媛说：
　　“都快生了，你才来！你是哑巴吗？不能喊叫一声吗？”
　　边说边连忙让雪媛躺到产床上，一躺下就生下来了，很顺利。
　　“唉！又是个女孩子！”那位年轻的大夫小声说。
　　但在里外缝好后，还不断地流血，腰子盆接了三盆。年轻的大夫说：“大概差不多了，没事了。”就叫护士把雪媛推进了病房。
　　可是血还在流着，又是一个一个的腰子盆往外接。
　　凌晨，大夫护士又把潘雪媛推进产床手术室。她们把里外的线都拆开，仍找不到断裂的血管，大夫只得伸手进去摸，雪媛只得忍着疼不吭声。突然，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往下拽，疼得她小声地叫喊：“我受不了啦……”
　　这时外面打着响雷，手术室的大灯亮着。大夫这才发现雪媛的子宫颈有陈旧裂痕，连忙进行了快速处理，再里外重新缝起，并告诫雪媛说：
　　“你要切切牢记，以后不能再生孩子了，再生你就没命了！什么‘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那都是无知无识的话！”
　　确实，就算“月子里亏的要月子里补”不是无知无识的话，此时此刻的潘雪媛拿什么来补？！第一，她没有亲人在身边跑里跑外，什么都得自己张罗；第二，想吃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自己的口袋里又没有那么多钱，这个“补”字完全成了幻想。
　　第二天上午，外地熟悉我的一位女同志李仙敏到石驸马大街28号小院去找潘雪媛，院里的老太太告诉她雪媛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她连忙称了两斤蛋糕赶到医院，医院看门的人说，上午大夫们正查房，产妇不能会客。她就拜托守门人把两斤蛋糕转给潘雪媛。
　　雪媛收到了蛋糕，虽然看到纸包上写有“潘雪媛同志收”，但不知是谁送的，一块也不敢吃，怕吃了赔不起，虽然自己的肚子正饿得慌。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仙敏来到病房，见那两斤蛋糕还原封未动地搁在床头柜上，她才知道潘雪媛还一块没有吃。
　　“你怎么不吃？”
　　“戴煌不在身边，没人给我送吃的。这包上虽然写着我的名字，但又没见到人，我怕弄错了，所以没敢吃。”
　　李仙敏连忙解开包，雪媛这才放心地吃了起来。
　　隔了几天，雪媛抱着孩子回到家，为伟也从街道托儿所接了回来。尿垫子得自己洗，饭也得自己做。工厂、街道都在“深挖洞”，她也都有份，这“月子里补”完全成了一场梦！！
　　三
　　雪媛给我写信，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想，这孩子出世时，做父亲的流放在山西，做母亲的独自苦守在北京，为了纪念这苦难的岁月，就叫他“晋京”吧！雪媛欣然同意。
　　这时，我很想回北京照料雪媛，但掏不起太原到北京的十元火车票钱，只能托山西本地的一些队友，帮买些小米、红枣，再请回北京探家的队友帮忙送到我家里去。
　　雪媛每打开这样的旅行袋，看到当时北京粮店都已绝迹的红彤彤的大枣和黄灿灿的小米，总是十分兴奋。她给院子里东家一碗，西家一碗，以感谢他们平时对她娘儿仨的关照。最后只剩下旅行袋的一个底了，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觉得这些有钱难买的红枣和小米帮她做了人。
　　这当中还发生过带泪的笑话。
　　有一次，当一位队友提着小米、红枣敲我们家的门时，雪媛已抱着小晋京去工厂了，六岁的为伟在家看门。她遵照母亲的吩咐，把门关得紧紧的。任这位队友怎么说“是你爸爸让我给你们带小米和红枣来的”，她也硬是不开门。直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也来说：“为伟，这是你爸爸那里的同事，是好人，给你们家带东西来的，快开门。”为伟才开了条门缝，把装着小米、红枣的旅行袋搁了进来，随即又关了门，始终没让这位客人进家门。晚上，她妈抱着小妹妹回到家，她还向她妈不无几分自我夸耀地说：
　　“妈，我一直没让这人进家！”
　　雪媛一听是这回事，不禁心头往下一沉：这样地不分青红皂白，还不能一味地批评她做得不对，不然今后就可能真地出岔子。“穷人家的孩子也难当啊！”雪媛不无感伤地想。
　　不过，穷人家的孩子也早当家。为伟当时才六岁多，一个人在家已初步学会了下面条，做棒子面糊糊，自己去煤气站借回小轱辘车去换煤气。有时妈妈上大夜班，就把小妹妹交给她，她也能哄着妹妹睡觉，夜里给妹妹换尿布……
　　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玩心重。一个星期天，妈妈给她三毛钱零票和两毛钱钢镚儿，要她去换一瓶酱油，剩下的钱割点肉，给她做肉汤。她拿着钱和空酱油瓶，走到女八中操场大门外的大斜坡，见几位小朋友正在那儿从上到下地蹦蹦跳跳，她也参加进去蹦蹦跳跳。蹦跳了一会儿来到副食店，才发现两毛钱的钢镚儿都被蹦跳没了，只剩下三毛钱的零票儿。换了一瓶酱油用去两毛三，捏着七分钱钢镚儿来到肉案前。割肉的师傅看了看，低着头问她说：
　　“这点儿钱连一两肉也割不上啊！”
　　“钱被我弄丢了，叔叔，就剩下这些钱了！”为伟嗫嗫嚅嚅地仰着头说。
　　这位师傅笑了：“好，给你割七分钱的大肉！”连肥带瘦还带皮地给她割了薄薄的一小条肉，还在上面捅了个眼，穿进去一根塑料绳子。
　　为伟把这条肉掂拎到家，她妈问：“两角七分钱，怎么才这么一小条薄肉啊？”
　　为伟噘着嘴说：“这是七分钱的肉，旁的钱被我玩丢了！”
　　她妈哭笑不得，只得用这片薄纸向给她做了碗白菜“肉丝”汤……
　　小晋京一天天地大了。雪媛自己在这个月子里什么也没有“补”，身子骨反而愈加衰弱了。她每天抱着晋京上下班，走四五十分钟的路，越来越感到走不动。院子里的老太太和厂子里好心的同事路彩蕊可怜她，时不时地给孩子买些水果糖，扯几尺布，或送来自家孩子已穿不得的小衣服，有时还送来一些一角钱一块的北京土话叫做“驴粪蛋”的廉价月饼。过意不去的潘雪媛觉得无法报答，就在每天上班和侍弄两个孩子之后，不管自己多么劳累，也要挤出已经不太充足的睡眠时间，帮助这些给予了温情的同事和邻居做针线、织毛衣，常常熬到深更半夜，上眼皮磕打下眼皮。时间长了，她就得了失眠症，每天只能迷迷糊糊地睡两个小时。
　　这时，厂里一位女同事想要小晋京。在小晋京还没降生时，她认为潘雪媛肯定没法养活两个孩子，就向雪媛提出，等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抱走：“这是一个好人家。把孩子给了这人家，你可减轻一大负担，孩子也会得到很好的照料。”
　　雪媛嘴上说：“您甭费心了，我养得活。”心里对自己说：我在戴煌面前说过，我等着他，他的孩子也一个都不能送人！
　　是这样。早在为伟出世时，看到极度孱弱的孩子得不到充足的奶水，常常饿得嗷嗷哭，就有人鼓动雪媛与我离婚，说有个已失去配偶的月工资100多元的工程师愿意娶她，连孩子都要。雪媛当即就予以严词拒绝：“我决不会离开戴煌，他的孩子也决不给人！”
　　晋京生下来，满月了，那位女同事又向雪媛说了几次要晋京的事，雪媛只当是个笑话，没往心里去。一天，雪媛上早六点到下午两点的班，待下班时，那位女同事对雪媛说：
　　“那个要你家小晋京的人家，已买好小孩的衣服被子和小车了。你今天晚上如果不来工厂托儿所接孩子，我就让人家来把孩子接走啦！”
　　雪媛一听急了：“你千万别胡来！我们的孩子决不送人！”
　　说完，她就赶着回家给孩子打毛衣，等到为伟放学回家，她忙对为伟说：
　　“快，快跟妈去接你妹回来，要不人家就把她接走了！”
　　为伟一听，也心急火燎，母女俩满身大汗地赶到托儿所把小晋京接了回来，才松了一口气。
　　四
　　到了1970年冬天，小晋京又穿上了棉衣，沉得实在抱不动。雪媛一狠心，脱下身上那上那件惟一的深蓝色双排扣大棉袄，到旧货店卖了十块钱，再向同事借了八块钱，买来一辆竹制小孩手推车，而任凭自己在大冬天的彻骨寒冷中苦熬。
　　但对于孩子，她却想方设法给她们弄得暖暖和和、整整齐齐。她用一条绿色人造棉被面染成绛红色，里面包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做了个黄包车和三轮车式的能拉起放下的活动车篷，再做了个挡风帘子。孩子坐在里面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下小雨也淋不着。同时把多余的线手套拆开来染成五颜六色的线，织成小花鞋和小新疆帽。又用多种颜色的碎毛线，织成冬天戴的拉着白绒的新疆帽和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式的大外罩。孩子这样的穿戴，又坐着那别有风味的手推车，上医院，走大街，很多女同志都惊奇地问：
　　“这衣服帽子是哪儿买的？”
　　“这车子是哪儿买的？”
　　“是友谊商店买的吧？”
　　“这孩子是新疆人吗？”
　　每逢这样的询问，雪媛都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自豪感，有时也微笑着回答，“是友谊商店买的”，而绝不说是自己做的。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心灵手巧，人穷志不短。好多人都拿来线请她织帽子、钩小鞋，她都尽量满足。有时她甚至自己贴钱，钩织了一些鞋帽送给院里邻居或同事家的孩子。这些孩子就被打扮起来上街、串门，似乎给他们的父母也增添了光彩。
　　五
　　1971年6月底，新华社机关大院附近砌成了几座简易楼，决定把散居在一些街道小四合院内的部分职工，收拢到这些楼内来。
　　石驸马大街28号四合院的一些邻居也陆续搬光了，只剩下雪媛母女没人管。而这所院子已转交给铁路部门，即将抹平建楼房。
　　我接到了雪媛的告急信，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一个跟头翻到北京。幸好这时国家给劳改就业人员也恢复了探亲假，假期工资照发并报销来回车票。我立即请假启程，回到了北京。
　　雪媛母女喜出望外。为伟一下扑到我的怀里，雪媛眼里含着泪。光着屁腚站在小车里的小晋京虽然还不会说话，也不认识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但她看看扑在我怀里的姐姐，又望望喜笑颜开的妈妈，似乎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外人，也傻乎乎地向我笑望着。我立即上前把她抱起来亲了亲，转身对雪媛说：
　　“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
　　雪媛还是那句老话：“那你又是在为谁受苦？”
　　第二天一早，雪媛放心地推着晋京去上班了。我还愿似地上街买了一条草鱼，做了雪媛在两个月子里都没有喝过一口的鱼汤，给她下奶。虽然小晋京已快一周岁，这显然是马后炮了，但如果不补上这一炮，我更于心不安。
　　第三天，新华社房管组的孙同志，来领我们去看新的住处。
　　这位孙同志，过去是收发室通讯班向一些中央领导送《内参》的，我面熟，不知他何时离开通讯班到了房管组的。他把我们领到西单“又一顺”回民饭庄背后参政胡同7号新华社的又一个四合院，给我们看了一间正对院中的南房，约有10平方米。里墙隔壁是第二实验小学的水房，墙上下半拉是一块很大的水印子。他问我们“这房子怎么样？”我和雪媛觉得这总比睡在露天地上强，连声说“好好好”。
　　我们与孙同志分手后，立即用苏北老家我的三哥戴育霖和南京江苏省农林厅堂兄戴济安给我们寄来的几十块钱，去家具店买来两块铺板，用其中的一块给为伟支了一张小床，用另一块加上原来的碎木板条支了张大床，支床的全部都是砖头。我又用一只破木箱钉上一块塑料纱窗布做了个小碗柜，再用几根木棍和一块比较坚硬的一面光的马粪纸钉了张小饭桌。这样一家人可以坐在小凳上吃饭，不必再端着饭碗坐在床边上凑合着。一些书籍，就用木板兜吊在墙上的铁钉上。
　　这样一个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雪媛却感到很满足：“不比《上海屋檐下》的那些住房差！”
　　假期满了，我该回太原劳改队了。
　　北京去太原的火车晚上10点开。雪媛抱着小晋京，我搀着为伟，从“又一顺”饭庄北沿的参政胡同东口来到了西单，坐10路公共汽车直达北京火车站。
　　从此，我每次回家再返大原时，雪媛和孩子们都走这条路线，把我送到西单的10路汽车站。
　　晋京长到两岁多，能跑会说了，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以为我就是坐10路车去北京站那儿上班的。每当看到院子里别的孩子的爸爸下班回家，与自己的孩子亲亲热热，她都触景生情地想念我这个“爸爸”。
　　于是她老问她妈：
　　“人家小鸽子爸爸又回家了，我们的爸爸怎么老不回家呢？”
　　终于，这孩子想我这个不称职的“爸爸”想得近乎发疯。每天从工厂托儿所回家时，她都站在家门口向院子大门外守望，有时就站到院门口去守望，渴望看到自己爸爸的身影，有时还伤心地哭着对她妈妈喊：
　　“妈妈，我要爸爸！妈妈，我要爸爸……”喊哑了嗓子流干了泪。
　　一天，她妈领着她去上班，走到民族饭店附近马路边的一个邮筒，往里面投了一封给我的信，顺便对她说：
　　“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妈妈这信就是寄给爸爸的。你老想爸爸，要不也给你身上贴张邮票，把你也寄给爸爸好不好？”
　　这孩子绕着邮筒转了一圈，还用小手在邮筒上摸了摸，摇摇头说：“在里面会出不来气。”
　　她妈开心地笑了：“说得对，不能把你放在邮筒里。要看爸爸，得去北京站坐火车。”
　　她由此才知道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以后再当我回来探亲，又坐10路车去北京站时，这孩子都在西单10路车站台上嚎陶大哭，边哭边喊：“爸爸，爸爸……”挣扎着要跟汽车跑。
　　车子走远了。她妈才连拉带拽地拉着她和她姐往回走。走进“又一顺”北边的那条夜深人静的细胡同里，母女三人才抱头痛哭……
　　六
　　把晋京拉扯到上学，雪媛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
　　一天下午，鹿师傅在摇臂钻上给洗衣机用的珐琅盘打眼，没夹紧，让潘雪媛在一边用手紧扶着。待飞速转动的钻头落下时，这个珐琅盘突然也跟着飞了起来，正打在雪媛的右胳膊上。当时她只觉得疼了一下，继续干活。当别人看到她的袖口和手腕往下流血，连忙惊呼“怎么啦，怎么啦”，她才捞起袖管一看，右臂被打开了一寸多长的血口子，袖管已经湿乎乎的了。
　　车间内的班长也惊住了，叫她赶快到医院瞧瞧去。雪媛说：“不用，没事。”别人说：“血流得袖管都湿了，还能不去医院？”
　　这样，她才去了二龙路医院，消毒，粘上了一块封闭伤口的胶布。医生叫回家休息三天，但她只歇了当天的下午，第二天就又上班了，因为各种误工一超过三天，两块钱的奖金就没有了。
　　伤口还没有完全痊愈，又轮着她上大夜班。熬了一夜下班回家，想睡个好觉，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吵吵闹闹，没法睡。等上完了一个星期的大夜班，凌晨回家时，只觉得路灯的灯光是黄蒙蒙的，路边的树影儿在地上不停地晃动，走在人行道上似乎高一脚低一脚。第二天上白班，雪媛正在摇臂钻上打眼就晕倒了。女徒弟小逯和男徒弟小余，用平板车把她拉到二龙路医院抢救，然后再把她送回家。
　　从此她在班上动不动就眼前一黑，咯咚一声就晕倒了，晕得人事不省。
　　每当其时，徒弟们把她送回家稍事休息，她就又去上班了。这时她的血压常常高压180，低压120。工厂医务室左得出奇的女医生不给她开药，说她是“右派老婆”。后来医务室来了一位段联琪大夫，深入车间了解下情，知道了潘雪媛的健康状况，就对潘雪媛说：
　　“潘师傅，你以后回家休息或没有假条了，你不要先急于上班。你先上医务室找我，看看能不能上班。”
　　不但如此，段大夫还向车间的班组长们说：“潘师傅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她以后要再来上班，你们叫她先上我这儿来，可不能再让她动不动就晕倒了。这车间里满地都是三角铁，一旦晕倒了头跌在三角铁上，那可就危险了！”
　　在段大夫的如此关照下，雪媛一度能够坚持上班了。但在1978年元旦过后，她又一次在车间摇臂钻上打眼时晕倒了，被徒弟们用板车送回家，而且数这一次病重。
　　当我得知雪媛病重，像一只屡中毒箭的母雁，带着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雁，跌落在冷酷无垠的荒漠中时，我的心似乎一下从胸膛沉落到肚脐眼，并不禁喃喃自语：
　　“我不去解救他们谁去？！”
　　经说明情由，在那个四周布满电网铁丝网的大场子里，仍然是那位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颇有理智与人情味的管教干事邢凤舞，帮我亮起了立刻回北京的绿灯。
　　1978年春节临近，我外穿当年与胡志明主席在一起照相时穿过的已补得看不出原来质地的破呢子衣服，内穿补丁摞补丁的衬衣，带着第三次被小车把儿打断肋骨的伤势，风尘仆仆地踏进家门大声呼叫“雪媛，我回来了”的时候，面色青黄的雪媛却静静地躺在床上，痴迷迷地向我直瞪着双眼，似乎我是个她从未谋过面的陌生人。
　　看样子她是有些神志不清了。两个孩子都穿着打着补丁的棉袄棉裤，两眼汪汪地直流泪。
　　我早从雪媛的信中得知，尽管她们姐妹俩的学习成绩在各自的班上都名列前茅，但因她们的父亲是个“大右派”，而一直当不了红小兵。
　　诸如此类的绝情悻理的举措，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相距何止天地之遥！我再也忍不住两眶悲泪！
　　七
　　这时，在我的苏北故土传来的讯息也是令人十分伤怀的：所有的侄儿侄女，即便学习成绩再好，体格再健壮，上进心再强，也都因为他们有了我这个“大右派”叔叔而不能申请入党入团或报名应征入伍。在我生肺病的姐姐因为我不能再给她以经济援助而去世之后，在我的那个年仅二十在小学代课的患心脏二尖瓣狭窄症的侄儿，因当地政府不愿为他花费招待上峰吃顿饭的钱动一下手术而看着他活活地死去之后，我的老母也在不断思念我的贫苦中长辞人世了，我的二哥戴作霖也被人活活整死。
　　那是在“文革”之初，家乡小镇也对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召开背靠背的批判会。主持大会的小镇干部陈某硬让我的二哥领头喊口号。我的二哥知道此人是“好话已说尽，坏事都有份”的没安好心的人，对秉性耿直的人都视如眼中钉，遂推辞说他的门牙早掉光了，“说话不关风，怕喊得不清不楚”，不肯带头喊，陈某却说，“没关系，大家会听出个意思跟着喊的”，硬把一张口号单塞到我的二哥手中。
　　我二哥推不过，只得按照口号单带头喊了第一句：“打倒江渭清！”没想到这五个字音刚出口，陈某就迫不及待地立刻宣布“大会应立即转换方向，批斗‘现行反革命'”。“因为戴作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前，带头呼喊打倒我们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反革命口号。”“因为他的弟弟被打成了‘大右派'，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明目张胆地进行阶级报复。”
　　陈某立即命令他的左右，抬出早就准备好的写有“现行反革命”五个大字的大铁牌，挂在我二哥的脖子上，又把拖拉机的一个五六十斤重的一尺多长的大钢管，套在我二哥的脑袋上，强迫我二哥三步一跪地游街示众。
　　起起跪跪地没出几十米，那吊着几十斤重大铁牌的细铁丝就勒破了我二哥的后脖颈而鲜血直流……
　　不久，我二哥就身患绝症饮恨而亡！“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个高抬“伟大旗手江青”而无恶不作的陈某，照样逍遥自在地当他的小镇干部，无人追究！
　　这些，都是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最最难以忍受的伤痛！
　　大小家庭的深重苦难，迫使我不得不一边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上学的两个孩子，一边到处上访，力求尽快结束我在漫长隧道的岁月以回到妻儿的身边。
　　一切生活费用，几乎全靠自己也是“右派”但比我的处境略好的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以及我老家的胞兄、堂兄和侄儿侄女们支援。
　　我上访了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接待站，也上访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群众来访接待站，同时给粉碎“四人帮”之后由我国驻法国大使岗位上调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写了信。
　　据说这位有胆有识的外交家立即作了批示，要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然而这个复查办公室竟有人说：“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那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这说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亟需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才能最后驱散漫漫长夜结束前的黑暗。后来在频频上访的过程中我才耳闻，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在鼎力托起这轮红日，领头的正是胡耀邦。
　　34　感谢胡耀邦争回历史的公正
　　一
　　1976年10月12日，粉碎“四人帮”的第六天，叶剑英元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但是叶选宁把话带到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反而是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轮番出台。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兜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三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则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还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很快，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几位教师，请到自己办公室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灰砖小楼，与他们研究起草一篇文章。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全国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而且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都想好了，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和电报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共产党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还有一个大家庭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二
　　但是，千百万冤沉海底的人并未能很快盼到“大天亮”。以当时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为代表的许多人大力贯彻“两个凡是”，抗拒和阻挠干部政策的全面落实。
　　针对这种形势，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977年贝正月27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位置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为“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同时在第二版，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不久，郭玉峰就被迫离开了中央组织部，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整，胡耀邦来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院内的老老少少，激情满怀地欢迎胡耀邦的到来。12月19日，耀邦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他首先说到“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恢复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他还说：“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1978年亚月，在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收到的来信多达六麻袋。
　　三
　　在这个过程中，耀邦问过去处理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8年春天，也就是我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到处上访的时候，专门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正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遗留问题。
　　会前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的争论。所以，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等人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会议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就很不错了。所以不搞甄别平反，而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
　　对此，中组部的杨士杰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在讲话中特地引用了耀邦刚到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k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可在当时，与会的许多人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对这个《报告》，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持有保留意见。但不久，中共中央还是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党遵照执行。
　　从烟台回来后，杨士杰等人向耀邦作了详细汇报。耀邦完全赞同他们在烟台会议上的发言，同时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一边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出台，出台后又推动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一边隔三差五地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专门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没有再去烟台，而就在西单迤西300米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有关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了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起来，全党不就忙得乱了套了吗？统战部的又一位副部长说，不管怎么说，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些奇谈怪论，杨士杰拿着一份正式文件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
　　终于，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壁、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这些部长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伟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决了！”陈文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耀邦闻讯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望贯彻执行。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以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大振。
　　四
　　在这政治暖流劲涌的大背景下，新华社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也骤然加快。早在烟台会议前后，我就给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写过一封信，要求对我落实党的政策。杜导正同志立即批示国内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我回了信。复查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同志迅速与我见了面，在慰勉之余嘱我耐心等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铺开后，新华社的落实政策工作更大大地放开了手脚。1978年9月17日中央发布了民族饭店会议的“55号”文件，当月月底，徐文同志就通知我过了国庆节就先回国内部上班。
　　1978年10月4日，在阔别了14年又5个月之后，我再次跨进了新华社大门。
　　这时候，改正结论尚未作出，党籍尚未恢复，国内部负责人就放手让我重操旧业，以党员的名义和其他一些同志走访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并中组部干审局，为“六十一人大案”的平反广泛搜集材料，准备写文章。同时把我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四个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同志的档案材料，分别交给政治组、文教组、《内参》组、资料组和解放军分社的党支部研究整理，写出复查改正的意见。我的复查改正意见，由《内参》组党支部负责撰写。
　　1978年12月上旬，国内部这些编辑组对我们这几个人的档案材料复查完毕，并写出了复查改正意见。按照当时的规定，编辑部门的这些意见和改正结论，必须经过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讨论通过，才能报请社党组《当时还叫“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可是对于我的问题，在政治部那儿又卡了壳。他们还是那句老话：“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徐文和国内部的有关同志果敢而灵活。他们越过了新华社政治部这道“文昭关”，把国内部作出的改正结论直接送给社党组。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立即批示“同意”，我和我的大小家庭长达21年的苦难才画上了句号。
　　12月15日，我重新踏进新华社大门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国内部就为所谓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和庄重同志，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全新华社各部门都派了代表与会。在这个大会上，每读完一个同志的复查材料和改正结论，全场都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与1957年所谓“揭发批判”我们的大会的气氛，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所以我要说：
　　感谢胡耀邦争回了历史的公正！
　　五
　　关于我的复查意见，是由《内参》组副组长尤璐同志在大会上宣读的，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
　　（一）
　　（这一节关于我个人简历，故略）
　　（二）
　　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作了如下几条政治结论：（前
　　文已有，此处故略）
　　（三）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一九五七
　　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
　　查。我们认为，戴煌同志是属于错划问题，应予改正。理由是：
　　第一，一九五八年三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把戴煌同志主动检查交
　　代出来的东西和讨论新闻业务所写的文章作为写政治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不
　　恰当的。
　　当时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所作政治结论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
　　动交出来的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称为反党万言书）、戴
　　煌一九五七年十月写的《自我检查》、戴煌一九五七年在新闻业务（活页
　　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还有鸣放中的一些
　　问题和反党小集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又可归结为一个问
　　题，即“反党万言书”问题。政治结论中的第六条说：戴煌依据上述观点
　　（按：指前五条政治结论，其要点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
　　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
　　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一九五六年冬写了
　　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
　　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
　　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卢、，向党展开了
　　恶毒的进攻。
　　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
　　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
　　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
　　事件。他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一九五七年初，
　　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
　　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
　　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
　　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后，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
　　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
　　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
　　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
　　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
　　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
　　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
　　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
　　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
　　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
　　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
　　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
　　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
　　合适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
　　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
　　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
　　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
　　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
　　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
　　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
　　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
　　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
　　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一）关于“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1）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
　　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
　　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
　　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
　　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
　　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
　　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
　　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
　　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
　　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
　　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
　　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
　　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
　　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
　　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
　　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
　　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
　　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
　　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
　　他在一九六二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
　　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
　　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搞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
　　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
　　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
　　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
　　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
　　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
　　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
　　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
　　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
　　‘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
　　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度。
　　（2）所谓“成立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戴煌原来的妻子晓旅揭发戴煌“要成立第三党”的问题。
　　最近，我们曾就此问题向晓旅作了调查。她写的证明材料有士。下的话：
　　“1957年整风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后对他家乡有些人事不
　　满。当时反击右派将要开始，一天早饭后，他匆匆回到宿舍礼智楼二楼发
　　牢骚，说出想要组织第三党。……关于他说第三党的话，确实讲了，是牢
　　骚性的，并不是与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这个党。”此外，并无其他人听到
　　戴煌说过这类问题。戴煌在一份材料讲此问题时写道，看到家乡干部违法
　　乱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非常气忿，在火头上讲了一句：“万不得已，我
　　们的党就应该号召有良心的党团员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戴煌同志在问
　　题得不到解决时，一怒之下讲了这句气话，并无实际行动，不能以此得出
　　结论，说他要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以此定罪。
　　（3）关于戴煌“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
　　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的问题。
　　对此，戴煌在申诉中提出，“我从未像结论（第一条）所说的那样”，
　　“事实上，在打算给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废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写特权阶
　　级的胚胎已经形成”，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复查，实际情况是，戴煌在
　　“万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
　　没有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
　　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
　　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认为戴煌的申诉基本上符合事实。戴煌
　　并没有像结论中所写的那样，“‘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
　　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戴的“万言书”中只是说，特权阶级是
　　存在的，主要是指作为“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的胚胎正在形成和发展中”，
　　但还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戴煌下这个结论的根据，主要是“万
　　言书”中列举的一些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的现象。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具
　　体含义是什么？在全体干部中占多大比重？据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自
　　我检查》交代，有这种问题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
　　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以外，几乎无
　　恶不作”。具体地说，戴煌所说的“官僚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或
　　“特权阶级的胚胎”，就是指大约占全体干部十分之一二的有严重特殊化
　　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一批坏干部。至于第一条结论中所举“逢迎、拍马、唯
　　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各个角落”、“以致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
　　深渊”的问题，和戴所说的“特权阶级”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各地区、
　　各部门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类似表现，并非说全国
　　全党都如此。显然戴煌所反对和仇视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小部分有严重特殊
　　化和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而绝不是党、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固然，他把一
　　些干部生活特殊化、违法乱纪现象概括为“官僚统治阶级”、“特权阶级”、
　　“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思想认识上
　　的错误，应该批评教育，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二）关于“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
　　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
　　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
　　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
　　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
　　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
　　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
　　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
　　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
　　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
　　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
　　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
　　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三）关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
　　结论说戴煌“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是‘令人诅咒的'，
　　‘哗众取宠'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中指出，在基本
　　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
　　造成事故百出，质量低劣的事实后，写道：“如果是真正为人民负责的，
　　而不是表面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
　　计，绝不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戴煌在这里
　　讲的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那些为了骗取
　　荣誉，搞弄虚作假，造成社会主义事业损失的现象。
　　政治结论说戴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信和发言
　　中都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伟大的。结论第三条摘引的一些话，
　　都是他针对家乡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情况而言的。把它说成是“认为合作
　　化后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条结论还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举出：戴煌对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
　　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的看法为例，说明戴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是不值得自豪的”。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里写了士。下一
　　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
　　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
　　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
　　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
　　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
　　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但是，我
　　们所称祖先，首先是我们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种千层万叠的重压下，
　　那种极端贫困、痛苦和落后的条件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比的创造性的劳
　　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的荣誉，这应当值得作为后
　　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正因为有了我们的过去，才有我们的今天。……
　　因此，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这里，可
　　以清楚地看出，戴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肯定的，如说，“比起过
　　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
　　们也不过分的。”这就是说在他们面前是值得自豪的。戴煌说不值得自豪，
　　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比起我们历代的祖先劳动人民在困难的
　　条件下，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荣誉。戴煌这
　　样写的立足点是在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老和过去比，而要和世
　　界先进水平比。
　　（四）关于“反对党的新闻政策”问题。
　　戴煌在“万言书”中和《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对新闻工作确实
　　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实事求是，“片面夸大、过
　　分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报喜不报忧”。戴煌在《瓜不熟不甜》
　　这篇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
　　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
　　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
　　该说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
　　俗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
　　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
　　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硬说
　　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
　　只能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
　　这些话本来是正确的，而结论的第五条断章取义，把一些措词尖锐的
　　话摘出来，作为反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依据，显然是违背原意的。
　　（五）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问题。
　　戴煌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如认为“赫鲁晓夫怀着个人
　　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
　　民主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等，不仅为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
　　是在当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
　　发生动摇”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结论说：“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这在事实上有很大
　　出入。实际情况是，当时有人在议论苏联情况时说，赫鲁晓夫过去高度赞
　　扬斯大林，现在突然把斯大林贬得这么低，谁还能再相信他的话呢？他现
　　在抬出了列宁，到时候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了。戴煌赞同这种说法。这
　　是对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的市侩伎俩的揭露和抵制，并非如结论所写是贬
　　列宁。
　　综上所述，戴煌同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冒着风险，光明磊落，
　　把他在城乡中看到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进行反映，讲了一些人
　　想讲而不敢讲的真心话，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一
　　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应予发扬。戴煌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
　　确实也说了一些错话，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六）关于“反党小集团”问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因所谓
　　“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企图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及篡
　　改其政治方向”等，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实际情况是：
　　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都搞军事报道，后来
　　又调到一起工作，相互认识早，关系好些，时常在一起闲聊、议论和交往
　　也多一些，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在一起议论的如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
　　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反感，对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等，
　　总的出发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适于公开的军事报道比战时报道相应减少。当
　　时军事组（后来改建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就和平时期军事报道怎么搞的
　　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
　　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道，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
　　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
　　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
　　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
　　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
　　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
　　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
　　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
　　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
　　划，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
　　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尤潞同志宣读了上述材料后，国内部复查办公室的同志宣读了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我的改正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讨论了国内部内参
　　组党支部“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意见”。根据中
　　共中央（1978）五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
　　戴煌同志一九五八年三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同意内参组党支部意
　　见，决定对戴煌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
　　恢复原行政十五级的待遇。
　　新华杜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随后，中共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也在这个结论上签字表示同意。
　　历史是公正的。正因为胡耀邦为全党全国争回了历史的公正，我个人的从29岁到50岁的长达21年的苦难才终于结束。如果一个人从20岁到50岁算做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则2／3的大好年华已然虚度，且鬓发花白，全身留下了多处终生性的伤痛。但我试想“老春”权作青春度，以补所失于一二。
　　结　束　语
　　这本小册子所述及的主要事件，经历于1956年到1978年。为保持历史的真实，这里所用的骨干素材，全部引用于那些年所写而近年才陆续“回归”的文字材料。其后，以及当前，笔者的所思所言，几乎概未述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流行的词语，如“真理标准”、“不正之风”、“封建法西斯”等等，也一律不用。
　　曾有人问我：“自从你觉得‘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主要的危险之后，你沿着这根主线所进行的多种思考，终于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请问：你当初是根据什么理论分析预言的？”
　　我的回答是：思考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因为一般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懂得，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具有巨大权威的掌权人，一旦极端自信，极端专横，极端粗暴地践踏舆论，并把其统治下的人民，只当做其实现某种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其结果必定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比我看得更深刻，思考得更周密。只因为他们具有高深的涵养和明智冷静的头脑，才没有鲜明地直抒己见。而我，只不过是个被人称做“冒失鬼”和“炮筒子”的人，“心里有话存不住”，比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早说了一步而已，并非我比别人高明。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样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思所想并非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右派”们被纷纷“改正”时，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实在是一大误解。
　　但是尽管如此，原先给这些人扣上“右派”帽子也是不对的。不管有些人原来就是怎么不正经，甚或真地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但那毕竟都是在我们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后，人家才出来说话或张贴大字报的。后来统统给人家扣上“右派”帽子，就是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有损党的信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虽然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给人家“改正”了，还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廖盖隆等人所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统计，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5万余人，这就是说，还有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
　　另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
　　由于坚持这“只是扩大化”了的“必要论”，因此对“右派”问题的平反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既然是“错划”，那就应该平反，就像对“文革”中被整的人以及在“反右派”前后各种“运动”中被“扩大化”、被“搞错了”的人一样。
　　许多人在“文革”中或“反右派”以外的各种“运动”中，被当作“敌人”、“叛徒”、“走资派”、“大老虎'等等往死里整，这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某些人的险恶用心，固然应该被平反，但其中有些人确实也有男盗女娼、贪赃枉法或大搞特殊化官僚化的行为，对这样一些人，都能彻底平反，为什么对只是说了几句话或写了一两篇文章的所谓“右派”，却非要留下一条尾巴而叫做“改正”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
　　再说，对1957年提出的观点经得起现实与历史检验的“右派”的平反，也一律叫做“改正”，就尤其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了。
　　当年把很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死里整的“高手”们，至今还没有悔悟到过去整同志整错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哪怕装腔作势地向受害的同志表示一点儿歉意，都还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还洋洋自得，对当年受他们迫害过的同志立目横眉，以“历来紧跟党的路线”而自诩，却不去暗自思量过去哪些“紧跟”是对的，哪些“紧跟”是跟错了的。
　　在这种气氛中，尽管绝大多数中青年意气风发，在灿烂的理想之路上向前奋进，但也不乏若干“后来者”颇有甘愿从其“志同道合”的前辈中承受那种衣钵的“勇敢举动”。一有风吹草动，这样一些“老中青”往往都擦掌摩拳，大喊“全线出击”，颇有“反右派”、“反右倾”、“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的劲头。因为这种“表忠心”最容易向上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上进，而只要昧着良心就行。
　　同时，几乎祸及全国的恣意倒买倒卖、任意提高物价、敲诈勒索、买官鬻爵、任意湖吃海喝，以及其他种种恶性侵害和挥霍人民血汗成果的所谓不正之风，至今仍然常兴不艾。不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了多少这不准那不准的文件也白搭，以致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歇后语：“中纪委文件——纸上谈兵。”
　　究其实，大凡敢于明目张胆地搞这些黑社会行当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手握实权或背后很有“来头”的人。陈希同—王宝森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在日常，他们能够“虚怀若谷”地容忍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么？虽说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不会有，但局部的、小规模的、甚至只是“个别教练”的，则不仅会有，而且压根儿几乎就没断过线。
　　所有这些现实的存在，也还是很值得人们提防的，不宜把枕头捆得太高。林放同志的警世之作《江东子弟今犹在》，是很值得不甘浑噩度日的人们不时咀嚼回味的。
　　以上这些，就作为结束这本小册子时的赘言吧。竭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人，对如许敏感复杂的问题的思索，不可能都是非常中肯或较可人意的。多少真正伟大的人物尚非都是完人，何况我这样的人。
　　1978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27日
　　初稿于北京房山岳各庄
　　1988年2月27日至3月3日改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1988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再改于戴氏蜗牛居
　　1997年2月19日至6月11日充实定稿于戴氏蜗牛居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作者：张元勋

　　北大百年校庆，昔日的受害者与知情者们欢笑雅集，但总让人感到一种凄然与失落的氛围异于当年，大家说来说去，话题惟在怀旧，竟无一人询问这些受难者五七年之后的苦难的历程（其实那是最重要的话题），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为什么呢？这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意搅动……”
　　是的，就五七年的北大来说，师生之间有一千五百人因“扩大化”而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无一例外地平反，也就是说，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二年，那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便在这“扩大化”中丧尽！若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决策，这些人便会与全国五十五万不幸者同作冤魂、同归于尽！四十一年间，我们全年级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时运的坎坷，生计的艰辛，过早地夺去了他们才华横溢的生命！陶尔夫、刘绍棠都是我们尊敬的学长，却不料“大戕良人”，使他们太早地离开了复苏伊始的神州大地，使我们母校百年聚首的相约化作终古的悲哀！
　　但是，我们的话题所及仅此而已！对于“善终”者衷于言表，而对于在五七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枪口下的北大冤魂，却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我想：谈到被杀者总会牵动起更多的思考，所以仍然回避语涉“个人的命运”。
　　而非常遗憾的是：目前已出版的有关书籍并没有记述那群人后来的行踪，甚至连死难者的名字也一个未存！也就是说：死难者的遗作当时还未被北大的执权者们所留意，以致遗漏在那本作为“大批判”时的反面教材《右派言论汇集》之外，他们悄然凶死，连遗音也悄然迷失！
　　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绑赴刑场，临刑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被杀在1958年。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未久被抓获而归，即被处死，其时他无妻室，亦无遗言。
　　化学系的学生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已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底。他的遗体由他妹妹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
　　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4级女学生林昭之死，则由于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她死得惨烈，死得冤枉！
　　我的案头放着一份195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其七至十一版刊登的是《全国高等学校1954年暑期招考新生录取名单（华东区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彭令昭”。当我们负发京华，欢乐聚首燕园之初，“彭令昭”一直是名下无人的“隐君子”。两个月过去了，在杨晦先生为全年级开讲的“文艺学引论”的阶梯大教室，我们终于弄清了那个叫“林昭”的姑娘就是“隐君子彭令昭”。她在全年级的“亮相”，是因为系办公室的冯世澄先生举着一捆寄给彭今昭的书，并且喊着这个名字，而从座间起立跑到冯先生旁边的却是林昭。当时有个新疆的男同学名叫买买提?塔吉里克，据说他来北大之前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社长，当时他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和我同住在15斋，林昭被系里指定做他的辅导员，帮助他讲解一些课程难点，所以，她常来15斋，我们因之也就与她很熟。她是苏州人，“令”与“林”是同音字，她的乳名叫“苹男”，爷娘唤女皆呼之，或单唤做“苹”。（譬如1966年，她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在给我的信中，用“暗语”般的语言告诉我林昭的初判刑期云：“苹年二十”，即是。）年稍长，“苹男”之外，爷娘又唤做“令昭”，她自中学即投稿发文，亦以“令昭”为笔名，后则改用“林昭”，盖以“令”、“林”是同音字。此处对她的名字的说明是为了纠正当今的某些文章中的妄说，说她“非常像”、也“非常爱”林黛玉，自己才改为“林昭”的。其实，林昭是最不喜欢别人说她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在“红学”专家们的文章中褒奖得几成完人，而在人们的现实思考中却是一个缺点与弱点太多的女子，故像林昭这样熟通《红楼梦》的北大中文系女学生，我们称她为“林姑娘”时，她或可领受，而若真的说她是“林黛玉”时，她会怒不可遏，感到是一种羞辱！一年之后，大家相处已熟，有人或偶戏称之为“林黛玉”，但只能是背地里的微辞，而非源自她自己的声张。而这主要是由于她确实瘦弱，而且又确实表现了勤学善思、语多卓见的特点！——这些值得注目的优点，如果集之于一个年轻姑娘身上，则更会引人惊叹。
　　我第一次与她交往，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那不太亮的台灯下翻阅着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里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透迤小路上，她边走边对我说：“《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与公子同归'说的是什么？我看说的是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古代的学者早就指出：‘妇人谓嫁为归。'还说，‘诸侯之女称公子也。'可见‘公子'是贵族小姐，不是少爷。现在许多注本，都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岂不荒唐！”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的这些观点，大约也曾请教过游国恩先生，记得有一次，游先生身体不适，我到燕东园去探望，他还谈到林昭的勤学与多思，提到她对《七月》的见解，游先生多有称赞。后来，听说游先生曾建议系里把林昭从新闻专业转到文学专业，先生以为：林昭若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会很有前途。后来不知为什么游先生的这一建议没有实现。其实，林昭在考人北大以前就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考人北大中文系仍在新闻专业学习，她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众文体皆能，若不是命运不祥，她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文化工作者、文学研究者的。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了平反追悼大会之次日，我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女士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杨晦先生的寓所去拜望并辞行，这位八十六岁的仁厚长者见到我们潸然泪下，他向我说了两件事：一、当年在讨论逮捕我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二、当年在讨论游先生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的时候，先生是坚决同意的。——但皆适得其反！先生不无兴叹地说：“我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里难过！”稍停又说，“林昭是游先生看重的学生，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是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运动，林昭可能会成为游先生的好助手！即令不改专业也无妨于此！”
　　1955年春天，北大学生会设群众文化部，大力组建了名目繁多的文学艺术社团，例如国乐社、西乐社、舞蹈社、戏剧社、大学生合唱团、摄影社、美术社、武术社、北大诗社等等。
　　北大诗社集中了北大校园诗坛上的著名学生诗人，当时的社长是现代派诗人越曙光，社员则有古典派诗人崔道怡、哲理诗人马嘶、李任、海滨诗人孙克恒、叙事诗人薛雪、抒情诗人张玲、学者诗人谢冕、大漠诗人任彦芳、唯美诗人王克武等，都是北大诗社的台柱，也是今日蜚声诗坛的著名诗人与诗歌评论家！
　　而林昭则以江南女儿独具的聪颖与文思，以她的古、近、今体兼能，诗、词、文俱佳的丰赡素养，在北大诗坛占得一席之地！“林姑娘”的美称由此兴焉！她极爱与人逗嘴，每次雅集总不免先口战良久，戏谑争胜，猜灯谜、忆亡书，气氛热烈。其时，我混迹于这北大校园诗人群之间，忝列末座，耳濡目染着天才花园里的春色，肥沃了自己的贫瘠与乏陋，获益匪浅！今日思之，堪谓幸运！但这种文学与友谊的结社，自1957年后，便霜残雨摧。真可谓燕园春色灭、斯文绝，大有“草色遥看”的怅惘与萧然之态！令人兴叹！
　　北大诗社自1955年春即出版月刊《北大诗刊》，初为三十二开小本，后自1956年改为十六开本。我和林昭都被任命为编辑部的成员，于是经常与校印刷厂打交道。林昭对清样的校对往往三四次仍不放心，往往在车间里一呆就是半天，连当时的厂长唐海宽先生对她的认真与细心也佩服不已。记得1955年的12月31日下午，全校已经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浓郁气氛之中，她还在印刷厂的办公室里对《1956年新年专号》的清样作最后的校对，而后签字付印。那一期她和我是责任编辑，我们走出印刷厂的大门时，夜幕已经降临，校园里播放着悠扬优美的轻音乐舞曲，学生餐厅的除夕聚餐宴会已将结束，我和她走到大饭厅里时同学们多已散去，食堂工人已在收拾餐桌，迎新年通宵化装舞会即将在这儿开始，我们只从窗口要了两份菜，在一个角落里的餐桌边匆匆吞咽了事。元旦清晨，未及到老师家中拜年，我和她如约在印刷厂见面，取走了工人师傅昨晚加班赶印的《北大诗刊——1956年新年专号》，专号的封面用的是粉红色胶版纸，印着提着灯笼的女孩的刻纸图案，堪称朴素而美观——这是出自林昭的匠心！
　　但是，林昭在《北大诗刊》编辑部却只是兼职，她的“本职”则是在校刊编辑部，与我们的另一位女才子张玲同编副刊《未名湖》。我有时向校刊文艺副刊投稿，便会受到林昭的“编辑大人”般的品头评足，幸亏张玲往往在场，为我声援。“张玲、林昭”，这两个不可分开的名字，在当时北大校园诗坛上引人注目，她们的诗情与奇想，往往令我等“须眉”之辈瞠目惊叹。她们的诗已不仅仅在北大校内刊物上发表，还在《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问世，张玲的一首题为《照相》的诗，其中有句云：“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可谓“黄绢、幼妇”、“绝妙好辞”！我迄今未能忘怀。张玲祖籍山东烟台，她的父亲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著名翻译家、哈代研究权威张谷若先生，家学渊源，张玲有着与林昭异曲同工的才思与文学根基，她有山东人的耿直，不似林昭的尖刻，所以常保我的拙稿勉强过关。例如：我曾写了一组短诗，共三首，题为《阳春三弄》，自我感觉还算“良好”，可是林昭却大笔一挥：“不用！”而且说这说那了一番，后来毕竟还是发表了《其二》，共八行，其末两行为：
　　忽然，夜风把湖心吹起涟漪，
　　欣喜。冰已消融！春已有了消息！
　　张玲说：“我很欣赏你的格律，这大约是受了林庚先生诗风的影响！”她其时已是学者味十足。
　　三首取其一，张玲之见也；舍其二，林昭之见也。取舍之间，所见略同。
　　今年北大百年华诞期间，张玲夫妇邀我宴集，我们的老同窗、著名诗人邓荫柯夫妇光临弄觞，言及林昭及往事，我等伤之于怀！张玲而今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审、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是一位有世界声誉的英国文学学者，她当年与林昭同住一室，是林昭最亲密的“闺中诗友”，林昭长她四岁，常以“大人”自居，呼张玲为“小鬼”。1980年12月11日，在北京为林昭举行追悼会，张玲参加了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将一腔久郁的友爱亲挚之情通过哀婉的祭奠寄往那冥冥无凭的静界幽境，去慰藉那不朽的天才诗魂的英灵！
　　1956年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红楼》。《北大诗刊》停办，并对其编委会成员作了增补，而成《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钟
　　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名字的次序是依当时的年级自高而低排列的）
　　可以看出：这回林昭是以“本职”从校刊编辑部调到《红楼》的，于是便有了一句口头禅，称她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别看那么一个著名的刊物，而真要到北大去找那个编辑部，却是找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一间专用的办公室，每次开编委会，都是临时借用学生会、团委甚至党委的办公室，而具体的修改文稿、校对清样等工作，就往往习惯性地挤在林昭的宿舍里，那间屋在文科女生宿舍27斋二楼，四人一室。但我们在那里打搅也只能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上午有课，晚上自是不应打搅她们。那层楼住着的新闻专业女同学，林昭之外，还有五位后来也成右派的，包括张玲、韩其慧，她们都在五七之难后，发配西北，韩其慧死于其处，弃身沙丘热海之间。张玲在二十年边塞大漠的磨难之后，有幸回到北京。其余三位都由于忧患太重、去日苦多而身染沉疴。
　　1956年12月31日夜，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八千人的大餐厅，学生宴会之后，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展现灿烂前途的日子！
　　其实正是严冬，北京的冬季其实奇寒，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林昭与张玲也在这无忧之境里飞翔。这八千北大学子不是楚之骄兵，而是天之骄子！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的第一句高呼，呼的是什么？是——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又何曾料到这样的坦率、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永远也没有了！他何曾料到：再过四个半月、五个月，这个栽着郁郁葱葱的针松圣诞树的大厅里，这悬挂着十个赫然金色大字的北京大学的天堂里会降下宙斯神火！一场史无前例的“引蛇出洞”之战，竟会在这八千天之骄子中展开！
　　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挂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汇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他率队而行，开始只在边缘，队伍像一条长龙蜿蜒蠕动，缠绕婆娑，逐渐向中心盘旋，于是八千人组成的长龙，形成一个极大的漩涡，八千骄子都坠入其中，而马老则在这漩涡的最中心，豪情无限！
　　哪能想到，这真是一桩“异兆”！正如《红楼梦》的第七十五回之“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一样，以“漩涡”为开始的1957年，终于把马老及八千子弟席卷而下，这悲壮的下场竟在欢乐之夜怪异般地形成！可是谁又能去思量与留意！
　　而《红楼》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儿女见面，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红楼》创刊号，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微有倦意，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而大家都同时发现：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是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山雨欲来”，这对伟大的金色的1957年元旦的第一印象，竟不幸言中！我们已忘却当时为什么采用了这幅木刻作为《红楼》的创刊图标，图文连述，岂不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这与那汹涌的漩涡岂不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了吗？为什么竟如此之贴切！异兆与儆示在北大儿女面前发出了历史的悲音！
　　这期刊物的第二页，刊登的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轻
　　《红楼》的第2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那一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一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橱里，那上面还留着林昭改稿校对的字迹和符号。
　　她在《编后记》里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可以看出：从林庚先生在《红楼》诗中呼唤曾响过五四钟声的《红楼》再“放声歌唱”，到林昭呼唤“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遗毒”和“不利的东西”，这种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浮现在当时的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场“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终于使“红楼一梦”化作了“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了！
　　《红楼》的第3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林昭都拿出佳作，我也写了相形见绌之句充数于版面，另外，还收到孙克恒、任彦芳的优美诗作，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真可谓气势不凡！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当日发行了一万册，谁会料到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光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传递的第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把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顷刻点燃，那数十支火炬又把等待着的数千支火炬点燃，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激昂响起！林昭站在主席台上南侧，她是为诗朗诵作“顾问”的，她看着那翻动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听着那诗歌之风、诗歌之雨，在这诗与火、声与色、灵与情、静与变的美景里看着，沉思着。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斗转星移，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5月5日的早晨，星期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已入梦，连晨曲也破例未再播放，静极了！犹如《红楼》第2期“封四”的一幅题为“黄昏”的照片下的任锋配诗，其末四句云：
　　世界是这么广大
　　友谊是这么真诚
　　生活是这么美好啊
　　我们又这么年轻
　　五四过去了，《红楼》编辑部里逐渐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的构想乃应运而生，方案很快就拟定：游园！当然是去颐和园。但，时间呢？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我们都要参加（《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他全是中文系的）。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确定在5月19日了。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确实是兴致最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林昭和我，我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门口乘332路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十张入园券共一元五角，而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慧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五点多。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在公安局、监狱、“文革”之火的历次劫难中幸存了下来，成为“五一九”《红楼》编委会顾和园之游的惟一的纪念，也是《红楼》编委会惟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大字报，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厅里正举行一个全校性的大会，是党委副书记作报告，天气已暖，在餐厅外的广场上坐满了人，于是墙上的大字报立刻便被人发现了，大餐厅东门外渐渐围满了同学，许多人用手电照着，注意地读着那在红色标语纸上用毛笔大字写成的诗——《是时候了》。
　　大约晚上十点钟，大会结束，同学们走出会场，大餐厅东门外的人更多了，最后甚至拥挤着，手电的光束从远远近近一齐投向那张大字报诗，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还有闪光灯及拍照的声音。
　　午夜以后，校园内声籁俱息，可是，在许多宿舍里，灯光却是彻夜地亮着，有的宿舍变成小组讨论的会场，有的则是产生大字报的家园。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糊满所有的墙壁，犹如半个月前那一片炽红的火的山、火的海，并与那浓墨涂成的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1957年的红色的5月、黑色的6月、灰色的7月！
　　5月19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光辉一页的重要日子，当《红楼》才子们畅述友情、抒发诗意、激扬一腔离散之情的时候，竟把它确定为“不思分离，却竟分离”的难忘祭日，于是在温柔的梦乡般的北大生活记忆里，我们终于走向了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冰解了！《红楼》终于出现了“阶级异己分子”。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这是一次《红楼》编委会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这在当时，出现如此义愤是可以理解的，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他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的应付言语，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则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的感觉！”——“受骗”，这内容包括得甚广，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终于在这十天内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象。四十一年后，在纪念林昭惨死三十年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往事，我想把一个真实的林昭介绍给我们的友人与陌生者，要向世人讲清，死于悲壮的林昭，其思想与决心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自我矛盾与自我斗争的痛苦过程，她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尽管她不是地下党，但她却知道她帮忙的危险性），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种刊物上络绎问世，所以尽管她可以写一篇《编后记》，呼唤“烧毁一切”“遗毒”及“不利的东西”，而一旦真的面临如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初期的崭新话题，她竟猝然不可接受，甚至惊讶于面前的这些友人竟是反革命分子！她于是说出了发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她的话是涌自最纯正的心灵的真实、痛苦之声！这与她后来终于在痛苦与困惑中悟彻，在北大的自由辩论会场上当众讲出自己自“五一九”一直困惑着她的那个“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于是她终于凭着一颗高贵的良心、诗人的良心、智者与学者的良心走了下去，她那孱弱的身体经受了人世间最最残酷的酷刑、折磨与凌辱，走完了她太短促的、光辉的三十六年的人生！一直到1966年5月6日，距离她被杀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的话，无论在1957年5月29日还是在1966年5月6日，都说得多么善意，多么真切，多么好！
　　而我们终于走向了从群体到心灵的离散！实际上乃是一场不欢而散！《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1957年5月29日以后，我就不再对《红楼》“参与政事”了！“开除会”用了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清除阶级异己的工作宣告胜利完成，我与李任便从这个群体里首先被离散了出来。下午，在校园内的一处墙壁上贴出一张大幅漫画，画着一座小楼，一只穿着皮鞋的巨足从楼上层的一个窗口处伸出，两个小人头朝下地悬空而坠，其中一个小人的眼镜与鞋子都脱落飞于空中，衣服也飞飘如翼，赤着双足，首如飞蓬，颇似身临空难，旁边还注明“张元勋”三个小字，漫画的标题是：“极右派分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北大在漩涡中离散！连我们敬爱的马老也坠入其中！他从此也被离散！被从这个听惯了他那慈祥的浙江口音的“兄弟我”的非凡群体中“离散”而去！以至被质问：“你是哪家的马？”他在轮椅上度过了意志执着的晚年！但他却带走了千万北大人的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怀念。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16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听众知多少？无从计算，大约一百米方圆之地全是人。夜色浓黑，正是“月黑雁飞高”的夜晚，大有闻其声不见其人之状，短兵相接，发言者站的是饭厅的餐桌，大家都正年轻，无需阶梯，一抬腿便可迈上，讲毕，一步便可跳下，几经跳上跳下，又加捶胸顿足，往往语未毕讲话者便与桌子一起翻倒于地，于是第二张餐桌又继而用之。据餐厅管理员说，那一夜十余张餐桌报废。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三天来的文字交锋，激化成当面相稽，那一夜，已经形成了“群体力量”的“反右派斗争”大会，（所谓“群体力量”是指一群后来标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时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论反击，一些发言已提到“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开后来扣帽子恶劣行径的先河，而当时的我，就正处在这种出手不凡的猛烈火力的焦点。正当“群体力量”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此前男声震耳欲聋、声嘶力竭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颇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新意，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匆庸再问。
　　“我是林昭！怎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从那个黑夜，1957年5月22日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地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毫无反悔地走上一条穷途，十一年后，她终于被密杀、灭尸，死，这或许是她在当时已经思及的事，但如此惨死却是她所不曾料到的啊！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从此，她不再如昔日凌厉，什么话也不说，什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尘封似铁、霉味可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这反常还应以5月22日迷茫之夜的浩叹为起点。那天次日，张玲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着，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了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中的诗句。
　　其实，她醉卧如死的时候却有人并不肯放过她，决不肯善罢甘休！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毫无疑问，这一张来之有目的的大字报诗，宣告了林昭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
　　举起我们的枪口：
　　向右！
　　向右！！
　　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诗，题为：《是什么时候了？》，是针对我来的。
　　而俄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杜嘉蓁，以“杜真”之名写诗《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和《是时候了》，驳斥“向左、向左”者！
　　口战之后，文战继续着！
　　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1957年6月8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与大餐厅南门正对着的学生宿舍楼16斋的北墙上写着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告了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我班有两位同学已跬步不离地与我朝夕“厮守”！直到暑假，我被通知“留校等候处理”，不能回家。那两位同学一位家在武汉且有妻子，一位家在上海，皆因“伴我”而不得归去！校园内空空如也，少有人行。有一天，我竟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却并无人监管。她告诉我：8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这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被隔离的灰色的7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的机会，这真是“天作之合”。
　　负责监管我的两君，其任务旨在不放我逃走便算胜任，他们毕竟是我的同窗，对我甚知，起初甚严，继乃渐懈，后则渐宽，直至只要晚间能回宿舍便可。于是我便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18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32次车的末班九点半即无，故我只能走回北大，回来后，二君均已鼾声如雷，次日亦不追问。
　　林昭8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已黑，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一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其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却不再来信，直到9月开学，我又随班上课，这时我已经是四年级，开始写毕业论文，游国恩先生已找我谈过两次话，于是我又天天跑图书馆善本书库，读线装书，却未再遇见林昭，也不能向人询问她何以在沪未归，只让疑团在胸而已。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了一封短信，大致讲了几句盲目的乐观，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1957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右）、划（右）、批（右）、斗（右），但所不同的是，人们似乎都极疲惫，似乎都静静地反思着。这场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以身试法”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睽睽之下，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谁若稍有反抗，其后果当然严重，拳脚之下，颇感由重量级而升到最重量级！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的勇敢与兴致，藏在他们心中的动力是什么？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式的娱乐，还是“坚刁自宫”式的求宠？真是叵测！我有几次在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认出，于是便被堵截，用中学生的腔调呵斥，踢掉我手中的搪瓷饭碗，说：“饿死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而后用脚把饭碗跺扁，大骂而去，已颇具十年后的“小将”之风！“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至于还有一些人，则惧怕株连，见右派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只有“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12月的一天，北方冬早，寒气凛冽，我独自由西校门走出，向北往圆明园方向走去，十分意外的是：在那静无人的小路上竟与张志华未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
　　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分子，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罹祸的。他是福建人，才华横溢，会写一手美妙的抒情诗，《红楼》第2期一次就发表了他六首《大学抒情》。这天我与他的圆明园之晤，如果被人发现，便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幸而其时奇寒，圆明园废墟之间更为荒凉，谁肯来此谈情说爱，此可谓苍天之助！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又是喜出望外。他讲，“今天上大课，竟与林昭坐于比邻。”（五年以后，在北京南郊的监狱里，我又与张志华相遇，与这一次圆明园之晤相同，也有喜出望外之状，他简短地告诉我：他到上海去找过林昭，但她已被捕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从南校门走到海淀。五七年的海淀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只有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电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测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我无意地一抬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乏其人，“打落水狗”的余勇当然尚多，但余兴确已太少，更何况在此浏览者多不是一年级的那些“同学年少”，一种“壮怀”不断地“激烈”，也会带来厌倦与乏味、无聊与肤浅，说到底，在北大最主要的是读书与思考，“道不行，乘桴桴于海”，这正是一种层次。所以，一场“山雨”倾盆之后，打与被打、斗与被斗，都化作噩梦般的记忆，以至四十年后的百年校庆大家相逢一笑的时候，都笑得十分尴尬与惨然！而且只说“天气很好”，别的，则“不好说”了。
　　正是那么一个对人格扭曲的时代，连北大的空气与传统也扭曲成象征派雕塑，谁都不应该迷信或想象那里何等圣洁，那里从来就没有“圣洁”过！过去了的一百年中也绝无此事！始终是“光荣与耻辱”杂糅的闹市，（钱理群先生最近作的《北大百年的光荣与耻辱》的学术报告，言之甚确、甚详。）而且，“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屈原《卜居》）的境况时为主流，翦伯赞先生与夫人就双双自杀在那里，马寅初校长就被从那里赶走！百年校庆期间，我去拜见久别的恩师林庚先生，他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燕南园故居已陈旧不堪，墙壁与地面都已驳落与漶漫，园内一片荒芜。室内放着的仍是四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看见的沙发与木椅，老人家八十多岁的高龄，静静地坐在那狭小的窗前。我的老友谢冕兄向我说：“林先生今天最大的困难就是太穷。”谁能想到，这位誉满中外的诗人与国学大师，他的学生中有些人今天已飞黄腾达，风云于政坛与学坛之上，也以“大师”的姿态大讲什么什么“国学”之类，“雷鸣”不休，而这位培训“大师”的真正大师，却寂然地坐在久居半个世纪的故居里，用昏花的眼睛看着那狭小的废园。当我向他提到他的诗集《春野与窗》，老人家便又回到他的华年的回忆中去，吟诵着：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
　　冬天的风哪里去了
　　仿佛傍午的一点钟声
　　柔和得像三月的风
　　随着无名的蝴蝶
　　飞入春日的田野
　　真是美极了，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意境中去！而后，又从兴奋中的华年回到寂寞的故居，依然坐在狭小的窗前，“好像一段果木头”！他还零碎地记忆着往事，而且还提到一个女学生之死。他的回忆又把我的思路拉回到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由他的废园向南顶多也不过三百米的距离便是那海淀新华书店，那个夜晚，那次巧逢真是太珍贵的一次话别，从此，大家皆沉入离散！这是在尚称自由的日子里的一次相逢、一次离散！真可谓苍天悯人！而九年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又有一次相逢与离散，那已经是铁窗下的悲欢，林昭诗中谓“吞声九载”便是。这也是我们所不曾料到的啊！
　　那天晚上，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郊收割完了的稻田，一片平阔的广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如此绸缪是准备着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1957年12月25日清晨被证实了，那天我被秘密逮捕。那两个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八年之后，已是1966年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暗暗地牢记了八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决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片漆黑，走了大约百米左右，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由此向北经北大西校门通往颐和园方向，此处电线杆上有一盏路灯，在这里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似乎要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我看到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查体，星期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今天想，才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什么？我想就称之为“北大往事”吧！
　　三天之后，即12月25日之清晨，起床铃刚响，校园内夜色未尽，我被传至校办公楼二楼之办公室，被秘密逮捕，直到1979年11月24日上午，在山东省的一个监狱里，由北京市中级法院来鲁裁决平反，悠悠二十二载风雨之途、辗转羁押于荒原大漠之间的艰辛历程，化为一场难忘的梦！
　　我被判刑八年，1965年12月24日“释放”。“四人帮”时代的“法律”为局外人所不详，刑满者并不能回家安居或步人社会乐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我当然不能例外，这就是那来自“最高指示”中的“杀、关、管、放”四字诀中的那个“管”字的含义。“管”，就其本质而言仍是那个“关”的继续，但也稍有差别：“管”较之“关”的最大区别（或曰“优待”）就是可以请假回家探亲，尽管准假极严，假期极短（至多一周），而且每年只准一次，但，毕竟还有一次！
　　另外，就是允许通信：信写毕不准封口，必须交给管教干部审查，由他们寄出；若私自寄信，一旦发觉，他们可以到邮局去把信追回，那就要大祸临头！外面来信当然必先经过他们之手，待发给本人时已给撕开！这种行径往往使人联想到“初夜权”的横暴与恶劣！
　　他们对隐私最感兴趣，极为关注别人信中的异性话题。我有一位昔日的女同学叫“慕容佳”，她来信问候，嘱我“注意身体”云云，信被“审查”之后，他们从字迹之娟秀及名字为“容佳”（他们作如是说！不知姓为“慕容”）则断定来信者必为女性，于是兴致生焉，追问再三。
　　如此“邮路”，大大限制了我与外面的联系，幸好，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的名字不像女性，又加许先生字迹雄劲，语言苍老，故他们判定这是一位“老头子”，才免去许多纠缠。我与许先生的信件往还皆用“暗语”——其实不过是稍作文言和稍用典故而已，而这些“窥私癖”患者则瞠目不知所云，我与许先生却是十分默契，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4月底或5月初到上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先生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惟此一计，别无妙策，后来许先生来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提出请假，对于一个刚刚释放的犯人，劳改队里似乎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通见：允许回家一次。这种“一次性”的专利般的“优待”则表现为此假一请即准，我亦如是。这就是说，我又可以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了。那时，我正在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五六年寒假回家，开学赴北大，五七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周围的邻居都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在小人、恶徒的欺凌之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他毕业于中国南方的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他的师友不乏其时及当今学术界的赫赫巨擘，而他却“一贬再黜”，终于在山东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里，与我同步熬过了“反革命亲属”的类似元代“南人”的岁月，过着“不敢不局”的生活！他的破旧的桌上堆积着的二十年来风雨自知的结晶——那一千几百首的古、近、今体诗词手稿《那复室吟稿》两卷，那“角吹梦断徒慷慨，诗赋魂销自惨悲。人别故园长去后，千秋留诵是宏辞”的咏二安祠的幽思，常使人感到是他对自己半生艰辛的浩叹！
　　他右耳早聩，惟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文革”之间，一次批斗，一“小将”高喊：“他弟弟是反革命，打死他！”于是一掌击于左耳，从此连“偏听”也不能，变成了他自嘲之的“真聋天子”了！近年来，我的在异国当一名国家机关的“代表”的侄子买来价值连城的助听器，但已无“助”于听，再不能使他进入这喧闹的世界，分享那啁哳的合鸣！他只能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这熙熙攘攘的潮流，真正“目听”这衣冠多姿的人生！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了，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惟一的“贡献”，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如此而已！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1960年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惟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他的书皆被付之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若林昭来此，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所以我回信把情况告诉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他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早知她当时和以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也得叫她来此：避难也好，探访也好，或者能够躲过那次灭顶之灾！”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先生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许宪民先生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分子”以后，北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以及与我往来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被同室的人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其实非但无用，更招来不测之难！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她的工作则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旧报纸。而这时那里已早有一位女士，这就是王前女士。她同情林昭，对她多有关照。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底，林昭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的心情愈益不佳，咯血加剧，乃请假要求回上海家中医疗休养。这个请求一直拖到1960年的春天，由当时的人大校长吴玉章先生亲自批示准假。许宪民先生到北京接她回沪，临行之前，与王前女士依依惜别，约以来日，并合影留念，谁知乃是永诀！在那张四寸的黑白半身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
　　风雨同舟始相知
　　看记天涯共命时
　　今日握手成一笑
　　胸怀依然凌云志
　　她与王前女士并肩而坐，都有微笑，但却又是笑得那样惨淡，那样凄然！林昭回到上海后生活在母亲、妹妹身边，疗、养皆好，日渐康复。她体力稍好，便常到图书馆、公园，逐渐结识了几位青年友人，往还渐繁，不免语涉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的饿死的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他们写成文字，上书北京，交邮寄出未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便派人去苏州将林昭逮捕（此时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未及一月，其父自杀而逝！她先被拘于上海第一看守所，音讯全无，一年多后，直到1961年底，竟不判不放。1962年初，静安分局竟通知“保外就医”，许先牛把林昭接回家中，并一起返回苏州故居“隐居”休养。但至12月，又被逮捕，投进上海提篮桥监狱，未久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此一去未归，直到被密杀了结。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也没能说清她到底犯了哪些“罪恶”，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必杀之罪！即令一直到1980年8月20日上海高级法院为她作出平反的裁决，竟然也仅仅就只是“裁决”，也没有指出处死时的罪名与罪状！她的母亲惟一能知道的就只有每次接见时那些管不了多大事情的狱卒们的口头禅：“她不服从管教，抗拒改造！”“她谩骂政府干部，绝食威胁政府！”云云，说来说去，都不是判处二十年的原因，而是服刑后的表现——这是与判刑毫无关系的事！但这些“表现”却积累成后来的杀身之祸！据说（据狱卒、狱吏们说）：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等方式控诉冤情，表示抗议，表示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总之，九年的狱中生活斗争，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稿、日记、血书等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记录了她狱中生活受难的真相！但这些材料也如她的遗体一样，也是下落不明、不予交还！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莫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对方说：定在6号！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我们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因为我深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是他们的惯计，诺言与谎言在他们那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长椅及一张条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长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长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长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条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少时，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少时，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四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不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他们如临大敌，既做了技术上的安排，又做了弹压的准备，由此，可以推论林昭在上海狱中真可算是“头号要犯”了。
　　接见室内人已满，惟有我对面的长椅依然空着，是虚席以待。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的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技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儿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在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位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发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我尽量做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人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戴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她又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咽不止，以至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咽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那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橘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钎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她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的是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从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对是否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地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吟诵”之学今几失传，我辈初知之于先师浦江清先生所授，而林昭未之忘也。她祖籍苏州，通晓苏绣与评弹，著有《苏绣及其他》《苏州评弹的研究》。苏州评弹最讲音律，林昭习传统诗词之吟诵亦得通晓评弹之功也。）她慢慢地、逐字逐句地边念边讲，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伴随着那浑厚的音色，听来是那样的雅致与壮美、迷人与亲切。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寻，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我的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飘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忽然看见笔杆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时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那位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洒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某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某处长，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三十年后，我与一友人偶然谈起这段往事，谈到这位处长，十分凑巧，我的友人对他略知一二：他当时就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正监狱长兼书记，现在当然已经离休了，闲住在上海的家中，日日与犬猫相伴、花草为友，消磨着悠闲的岁月。那位段副监狱长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下属！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日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他请教：“报告某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某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其时在全国已经风起云涌的“文革”国难已如不周山倾，预示着洪水时代的到来！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不是眼泪，似是清水，汹涌地、如注地奔流！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禁闭室是借用的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密封极好，其铁制门窗坚厚而小，严密无隙，尤以“室中室”的结构为最：进入外门，几步便是一墙一门，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再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如此层层相套，大约要五套之后，再一墙一门，便是关押我之处。此处十分狭小，外面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里面即使呐喊捶墙，外面也一丝不闻，真是“人间密室”！这里，强酸的烈味令人窒息，墙上结满淡黄色的冰屑般的晶体，地上盖满黄色的粉末。这里没有阳光和公众，密封严紧，犹如一个“鳄鱼的胃”！不知有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在如此绝境里肆意为之，而且永远也不会泄之于世！可称之为“魔鬼的餐桌与婚床”！我从1968年7月7日起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其时盛夏，在这空气凝结、缺氧、高温、永远漆黑无光的魔窟里，墙的上端原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似乎本是排气孔，如今自我来此即被堵死，光亮尽绝，而蚊虫却有千万，充满了狭小的空间，可谓“密度”极大，我的脸上被碰撞不已，只需两手于空中随意一拍，掌心里便噍类群亡，但却于“蚊势”无减。在这永远漆黑、不辨昼夜的漫漫永日里，蚊虫永无休止地聚声成雷，在我的耳畔宣言与歌唱，举行着它们的盛宴！我的血也从它们的利喙饕餮之中离我而去，化作它们的血，于是，我的血便在这黑暗狭小的人间里欢歌与飞翔！
　　在这里，那个提着一大串钥匙频频来“观察”我的人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每次开开最后一把锁的时候，首先用手电从锁着我的那扇铁门上面的栅栏间照进来，但当他发现我还活着的时候，便一声不吭地回头而去，而后便听见锁门声一阵阵地渐远渐弱以至静寂。终于在一百三十八天之后，我走出了这“鳄鱼之胃”，当我迈出那最后一道铁门又置身于蓝天之下的刹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刺眼的阳光与清凉的空气！我竟奇迹般地活着走出了这地狱，竟没有瘐毙！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像对林昭又当如何。所以她的无声无迹地消失、先斩两天而后“奏”、不交代尸体的下落、不向家属退还遗物，这一切，都表明她的“消失”所包含着的阴森恐怖的内幕与骇人听闻的过程！
　　一个屠夫先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的那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与快意的神色，令彭令范没齿不可忘怀！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不闻，扬长得意而去。
　　这是在1968年4月30日下午二时左右，发生在中国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生前家中的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但是，这噩耗对许宪民先生及年未而立、其时已是内科医生的彭令范来说，似乎并不是多么突如其来！因为早在此之前两三年间的每一次犯人接见，她们都会听到林昭的“他们要枪毙我”的述说，甚至还听到过林昭的“他们要强奸我”的惊人的当众指斥与揭发，致令那些衣冠狱吏、狱卒们汗颜否认，故作惊讶状！可见其蓄谋已久！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样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中两弹，脑浆涂地，仆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样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这是一声晴空霹雳！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蒙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这世界坍塌了，化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的“无物”，化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化为“恍惚”！（《老子?十四章》）化为“无物之阵”（鲁迅《野草》）化为无尽的废墟，落压在她的瘦弱的肩上、蓬乱的头顶！这个幽静无光的故居，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癯枯，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其实她在寻找！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流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枚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60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于是，彭令范终于沦为孤独，她虽以高才生的资格从上医毕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她当然是“敌对阶级”与“异己分子”，所以，她也只能几乎是“有幸”之极地被分配到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一名内科医生，代号“3”。张家宅是一座三层小楼，一望便知这曾是一个富豪的私邸，作为一个家庭来说，确有豪富气概，但若作为医院，则实实在在是太小了！在二楼“内科”的那间狭室内，“3”号医生的诊桌前排着长长的就诊者，她有很高的医术，耐心与亲切的情感，病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彭医生”！她的白衣胸前佩戴着一个“3”字圆章，而“1”、“2”、“4”桌前候诊者却是寥寥无几。她的脸几乎全掩盖在那大口罩中，只有一双眼睛她的亡姐一样，冷冷地望着这喧闹的世界！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1980年12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南新专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彭令范发表了哀恸悲怆的讲话！林昭的遗像周围是菊花与翠柏编织的花圈，但本该陈放骨灰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白色的方盒，里面放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1981年清明节，彭令范填《烛影摇红?忆故人》三首，分别凭吊她的舅父、母亲和亡姐，她的舅父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四一二”事变在雨花台就义，被装入麻袋抛入长江。第三首为怀念其亡姐林昭的，如下：血染芳华，恩情已断何心报！
　　浮生尝透梦魂残，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焕耀，
　　几人留，山河共吊！
　　曲终还散，泪墨尘埃，神嗟天笑！
　　——林凡书于虚谷
　　这里，她用了“林凡”之名，寄托着对亡姐林昭的哀思！
　　现在出现了几篇造假的文章，居心叵测！例如：某文讲述林昭被害后“她的尸体无人认领，是由慈善机构送去火葬场焚化的，因此，连骨灰也荡然无存”。——这纯属编造！做成如此故事，可以把人们的疑团消解，可以把那灭尸的罪行掩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看见她死于何处，何以会有一个“慈善机构”出来“慈善”？须知，那个时候有一项规定：火葬场是决不火化枪毙了的犯人的，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么“慈善机构”又怎能破例？再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慈善机构”。
　　又如：又有一个人自称是“林昭母亲的生前好友”，他又假造了一个“丁芸女士”，说她是“曾与林昭同室囚禁过的中学同学”，于是又假造了一篇“丁芸”写的《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这篇假货，首先骗了报纸的编者，进而骗了天下读者，陷编者于不义，也损害了人家刊物的信誉，真是恶劣至极！彭令范来信说：她母亲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好友”，林昭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名叫“丁芸”的“中学同学”，更不用说“同室囚禁”过。“日记”所言尽是凭空捏造，知情者一看，句句是假话，“日记”的造假者根本就不了解狱内生活，只是根据银幕上的江姐一类的故事去想入非非地瞎编，其中一部分情节则是从已经刊登在别的报刊上的关于林昭的文章中剽窃来的。“日记”中信口雌黄地编造出林昭在狱中与同室犯人“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举行了一次聚餐会”，甚至是与丁芸睡在一个被窝里共枕而眠！尤其是她临刑之前，竟“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件红色的呢制新外套，尔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把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这些情节，只是可以细心拍摄的电影故事，而在监狱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决不允许的！彭令范说：她根本就没有给林昭送过“红色呢制新外套”，这“红外套”实际上就是江姐穿的那件红线外套的联想！
　　这些假文的副作用是委婉地交待了林昭的狱中生活的“丰富多彩”，甚至使人感到监狱里充满着友情与温暖，甚至颇有诗意，掩盖了那恐怖非人道的摧残与虐待暴行，与林昭对我面述的情况大相径庭！尤其是假文中每每言林昭之死，都似乎实实在在，只字不提密杀与灭尸的滔天罪行！——这其实乃是那些凶手们最怕追究的关键所在。
　　编者曾到苏州专访过那位造假者，见其面始知已是八十余高龄的长者，询问他丁芸下落，他支吾言之：“她在美国！”询问他：“她那本日记何在？”他言：“在丁芸那里。”如此了事！似此一位高龄长者，竟突发奇想，颇似冯梦龙做起“小说家言”，他编造得实在称得上十分拙劣！但我们终无法猜度出他的居心何在？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现在，在苏州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骨抛落在何处，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愿上帝保佑你或你们！阿门！
　　在说罢这桩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1999年1月18日于曲阜师范大学
　　（选自《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