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

《弗洛伊德传》高宣扬
弗洛伊德传





第一章　一个犹太人的家世

　　流浪于欧洲中部、南部和东部的犹太人在连续二千多年的历史中饱尝了种种苦难。自从公元前六世纪以色列王国和犹太人的神殿被破坏以后，犹太人就陆陆续续地流落到中亚、西南亚、北非和欧洲。他们象种子一样散布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定居在异民族中间。在世代相传的漫长生活中，他们除了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特殊的生活习俗以外，还对各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近一百年的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犹太人，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三个人就是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

　　据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所说：

　　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久了。但是，十四、五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而迁回到德属奥地利。

　　犹太裔血统对于弗洛伊德今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指犹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给弗洛伊德提供了无形的强大精神力量，激励着他奋发图强地和专心致志地从事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科学分析事业。更确切地说，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所身受的压迫和歧视。弗洛伊德曾说：

　　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

　　这种不甘忍受歧视的感情始终伴随着弗洛伊德的一生。它象潜伏在火山深处的岩浆一样默默地运行着，最终将不可避兔地喷发出来。

　　弗洛伊德愤慨地说：

　　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得为我的祖先而感到羞耻，或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感到羞耻？！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采取了昂然不接受的态度，并始终都不为此后悔……

　　弗洛伊德的童年时代以至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环境中度过的。

　　弗洛伊德的曾祖父叫埃弗莱姆，而他的祖父叫斯洛莫。他的祖父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夕，即一八五六年二月离开了人世。所以，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于一八一五年生于德国加里西亚的狄斯门尼兹。

　　雅可布是毛织品商人，但他手中只拥有微薄的资本。

　　一八五五年，四十岁的雅可布·弗洛伊德同比他小二十岁的犹太姑娘阿美丽·娜丹森结婚。次年，即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出生的地方是弗莱堡市内的一座两层楼小房子。这座简陋的房子有一扇大门对着大街。从出生到三岁，弗洛伊德就在这里度过。

　　弗洛伊德的幼年时代，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亲在同他的母亲结婚以前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是当雅可布十七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下了大儿子伊曼努尔。接着，雅可布的第二任妻子在一八三六年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菲力浦。所以，当弗洛伊德出世的时候，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伊曼努尔二十四岁，菲力浦二十岁。当时他们俩都经营商业。不幸的是，伊曼努尔和菲力浦的生意连连失败，以致弗洛伊德的父亲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金钱救济他们。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弗洛伊德父亲已没有什么钱了。

　　雅可布·弗洛伊德是一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犹太商人。后来，弗洛伊德有一次谈到他父亲的为人时说，他象狄更斯的小说《大卫·柯伯费尔特》中的人物米考怕那样，是一个乐天派，“始终都充满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

　　雅可布·弗洛伊德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经商，但为人诚实、单纯。所有的这些性格，对弗洛伊德有很大的影响。据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当他为了写弗洛伊德的传记而向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提出“什么是弗洛伊德的最突出的性格？”时，安娜毫不犹豫地说：“他的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他的单纯。”弗洛伊德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这种突出的性格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体现在他的一举一动上。据钟斯说，弗洛伊德最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因素，他的这个特性甚至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比方说，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长假，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

　　弗洛伊德的父亲传给弗洛伊德的性格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想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将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分析成最单纯的“潜意识”和“性动力”，就是因为他酷爱事物的单纯化结构，并因而怀抱着某种想把一切都还原成最简单的元素的愿望。在弗洛伊德看来，不仅万事万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们的那些在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令人眼花缘乱的变化，也必然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漫长的一生中，由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惯而慢慢地发展成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

　　厄纳士特·钟斯也反复地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繁琐，同他性格中的其它两个特性有极密切的联系：即厌恶形式化和不愿忍受各种人为的限制。他对形式主义的厌烦，有一部分归因于他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往来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护性措施，特别是人们经常引用到生活关系中的那些法律方面的保护性措施最为厌烦。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护性措施就是多余的；而如果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的父亲和弗洛伊德本人的这些根深蒂固的单纯性格，和他们所处的贫寒家境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时时刻刻身受着来自社会方面的各种压力和侮辱，而他们又祖祖辈辈过半流浪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而且很自然地厌恶“上流社会”的那套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种种习俗。弗洛伊德的父亲没有念过中学，他所认识的世界除了他本人所直接看到的和他周围的少得可怜的亲友所告诉他的那一部分知识以外，再也没有别的。

　　但是，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他本人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并不是象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后，在雅可布·弗洛伊德由加里西亚迁往摩拉维亚前后，在欧洲各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具有着扭转欧洲历史方向的深刻意义。弗洛伊德的父亲虽然没能认识到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在意义，但这些事件对弗洛伊德的一生却产生了深远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弗洛伊德家族是犹太人。因此，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犹太人的特殊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犹太人所受到的特殊的社会待遇，始终都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和其他定居于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弗洛伊德家族也受到了他们所接触到的周围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弗洛伊德家族已有三个世纪的时间生活于日耳曼民族所群居的社会中。所以，日耳曼民族自十五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及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变革，都给予弗洛伊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弗洛伊德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德国和奥地利这两大日耳曼国家已经历了自十五、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深刻变化。在弗洛伊德身上，与其说体现了单纯的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如说集中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心从加里西亚迁往摩拉维亚时，整个欧洲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发生在一八四八年前后的欧洲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同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的东征、摧毁和削弱，包括普鲁士、俄国在内的腐朽的封建势力和天主教教会势力有密切关系。一向受天主教会和普鲁士腐朽势力迫害的犹太人，包括弗洛伊德家族在内，都对自拿破仑东征以来，在整个欧洲大陆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由衷的和本能的兴奋心情。

　　据保罗·罗森说，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是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着的两位英雄。因为正是历史上的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从而实现了弗洛伊德的复仇理想。

　　摩拉维亚在当时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在这里，同奥地利其他地区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里是奥地利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区之一。作为捷克的一部分，同奥地利的其他地区相比，这里较早地发展了先进的工业。捷克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道路，比它东面和南面的其他斯拉夫国家要早得多；即使同压迫着它的奥地利相比，捷克在经济上也要发达得多。

　　第二，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一样是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捷克是在一六二零年的“白山战役”后失去自己的独立而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俄国十九世纪著名的作家赫尔岑写道：“奥地利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有系统地把捷克这个民族的一切独特的、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扼杀了。”（《赫尔岑全集》）古老的布拉格大学被操纵在企图扼杀一切进步文化传统的耶稣会士手中。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叶捷克人遭受到奥地利的民族压迫的话，那么，犹太人就处在这种压迫的最低层。当一八五六年弗洛伊德出世的时候，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和压制使弗洛伊德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窒息。这种对犹太人的歧视一直笼罩在弗洛伊德的幼年生活环境中。尽管在此后的八十多年中，这种对犹太人的歧视有了各种形式的变化，但始终没有根本消除过，以致弗洛伊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歧视气氛中度过的。

　　弗莱堡是一个不大的小城镇。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弗洛伊德出生的时候，这里约莫住着五千人。全市只有几条大街，市里只有几十家小型工厂。这里原先是属于大摩拉维亚斯拉夫国的一个小镇。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这里就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手工工场，它比起附近的斯洛伐克先进得多。弗洛伊德的父亲在这里经营的毛织品生意勉强地维持了弗洛伊德一家的生活。经济上虽然不很富裕，但家庭生活还是融洽的。

　　弗洛伊德的母亲阿美丽·娜丹森又名玛丽亚，是一位很智慧的年轻妇女。母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比父亲更深远。这不仅是因为玛丽亚对弗洛伊德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使弗洛伊德对他母亲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而且还因为玛丽亚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更长久地同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到一九三零年为止，而弗洛伊德的父亲则在一八九六年就离开了人世。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过着俭朴的犹太教生活。犹太教要求自己的教徒信奉一种共同的“法”，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多拉”。所谓“法”或“多拉”是起源于《圣经》中的《旧约》的道德和宗教学说体系，要求犹太人忠于犹太教的最高的神——耶和华，并遵守犹太教祭士——“拉比”的教导和告诫。“拉比”一词原指最早的犹太教“法学博士”。他们从公元二世纪到十三世纪间一代接一代地专门研究了《旧约》和犹太教教义，为犹太教教义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遂为犹太教教法的系统化作出了贡献。根据犹太教教法的规定，犹太人必须在饮食方面遵循特殊的戒律。男人必须坚持割礼，每周星期六要过“沙巴斯”，即“安息日”。根据犹太教法规定，在安息日内，犹太人要坚持步行约三分之二哩的路程，被称为“安息日路程”。犹太教法还规定犹太人每周要到犹太教堂去祈祷和在那里接受宗教教育。

　　弗洛伊德的父亲严格地遵守在些犹太教法规，使弗洛伊德从小接受了犹太教教育，也使他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弗洛伊德的父亲虽然没念过大学，但他曾用大量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尔姆特》。弗洛伊德的父亲作为这一家犹太人的家长，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

　　弗洛伊德在幼小时期，由一位信天主教的保姆服侍着。这位保姆给小小的弗洛伊德以很深的印象，以至弗洛伊德在成人后还对她的形象记忆犹新。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说，这位天主教徒保姆长得“难看、年岁较老些，但很聪明”。她教给弗洛伊德“生活和生存的手段”，并使他从小就“对我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她经常抱着弗洛伊德到教堂去，并向他讲天主教的故事。弗洛伊德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从这位保姆的嘴里听到有关天堂、地狱和《圣经》的许多动人的故事。因此，弗洛伊德的妈妈后来也说，弗洛伊德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就对家里人说到“上帝怎样指导他做事”。弗洛伊德很喜爱这位保姆。她也许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初向他提供《圣经》教育的一个人。但这位保姆未能长时期地与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据说多弗洛伊德两岁半的时候，这位保姆因偷东西而被辞退了。后来，弗洛伊德曾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为此事表示遗憾和惋惜。

　　弗洛伊德的母亲也是一位慈善的和虔诚的犹太教徒。她生了七个孩子。她在家中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地语”（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而不是讲她的老家加里西亚的“高地德语”（原为德国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语，现为标准德语）。

　　弗洛伊德对母亲很孝顺。他在著作中提到他母亲时说，他的自信以及对事业的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母亲的影响。弗洛伊德曾说：“母亲在同儿子的关系中总是给予无限的满足；这是最完全、最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关系。”弗洛伊德始终热爱、尊敬母亲。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对母亲的热爱使弗洛伊德在一生中，从来都没有指责过妇女背弃了他或欺骗了他。

　　弗洛伊德的母亲特别宠爱弗洛伊德。凑巧得很，弗洛伊德和他最喜欢的小说狄更斯的《大卫·柯伯费尔特》的男主角一样，在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带出了胎衣。据说，这件事象征着这孩子将会有很好的命运。弗洛伊德以后常常以此自豪，并说，他从母亲身上获得了无法估量的、奇妙的好处——他曾说：“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他在七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大——他和最小的弟弟亚历山大之间，相差十岁，中间还有五个妹妹。母亲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这个大儿子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就。

　　弗洛伊德的母亲本来是住在德国东北部的加里西亚的。那个地方靠近俄国。后来，阿美丽还在俄国的敖德萨度过自己的童年。阿美丽同两个哥哥一起，住在美丽的黑海之滨。她从小聪明、活泼又美丽。后来，阿美丽又随自己的父母迁往维也纳；在那里，正好遇到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一直到后来，当阿美丽已经七、八十岁的时候，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一八四八年的维也纳起义。

　　一八五六年，当阿美丽生下弗洛伊弗的时候，呱呱坠地的弗洛伊德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所以阿美丽亲切地给弗洛伊德起了绰号“小黑鬼”。

　　据弗洛伊德回忆，在弗莱堡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闯入他父母的卧室，以好奇的目光试图观察大人的性生活，因此，被激怒了的父亲把他赶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还有一次，弗洛伊德已两岁了，但还在床上撒尿。他爸爸指责他以后，他说：“别着急，爸爸。我会在市中心给你买一个新的、美丽的、红色的床来赔你。”通过这些事，弗洛伊德的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爸爸是现实主义者，而妈妈则是对他温情脉脉和亲切温暖的。

　　弗洛伊德在弗莱堡的生活虽然仅仅是他的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的最初的、还不懂事的三年。但弗洛伊德的父母在这个小城市里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及其历史背景，给弗洛伊德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此后，每当弗洛伊德回忆自己在弗莱堡的童年生活时，他总是以田园诗人所特有的深厚感情怀念这个小小的城市。

　　弗莱堡在摩拉维亚的东南部，靠近西里西亚。它位于维也纳东北部一百五十哩的地方。城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玛丽教堂，教堂塔尖高达二百尺，从那里发出的清脆的钟声可以在全市所有的地方听到。弗莱堡的居民绝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只有百分之二的新教教徒和同样少的犹太人。全市镇的人，对于根本不去天主教堂作礼拜的犹太人几乎都能叫出他们的每一个家长的名字。

　　弗莱堡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由于这些纺织业主要是手工操作，所以，在弗洛伊德家族迁往此地前二十年内，这些手工纺织业因受到日益发展的机织业的打击，已经走下坡路了。在四十年代时，由维也纳向北铺设的铁路绕过弗莱堡，因此，弗莱堡的地理位置反而变得不重要了。这样一来，那里的古老而落后的手工业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与此同时，捷克本土的民族主义势力也发展起来了。他们对来自德意志、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了抵制和排挤。捷克人同时也憎恨操德语的犹太人。早在一八四八年布拉格起义时，布拉格市内的犹太纺织业商人就遭到打击。随着捷克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德奥统治者的加紧盘剥，摩拉维亚地区的犹太工商业的处境每况愈下。

　　当时，弗洛伊德家族的生活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这个家族的家长，雅可布·弗洛伊德必须作出抉择。弗洛伊德一生的生活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次新的抉择。










弗洛伊德传--第二章　少年时代






第二章　少年时代

　　一八五九年，弗洛伊德一家离开弗莱堡到德国萨克森区的莱比锡去。这次迁徙的原因不很清楚。据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战争所引起的。

　　在经济上，当时弗洛伊德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到南非去做驼鸟羽毛的生意失败。弗洛伊德的父亲只好把自己开设的毛织品商店的资本拿去抵债。这样一来，雅可布在弗莱堡的买卖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在弗莱堡期间，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一直还需要弗洛伊德的母亲娘家方面的接济和资助。

　　另一方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在当时发生了一场战争。在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规定，全国所有适龄男子都要服兵役。当时，弗洛伊德一家有三个人——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两位哥哥——都有被征服兵役的危险。大概也是为了逃避服兵役，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定迁出奥匈帝国所属的摩拉维亚而到德意志的萨克森去。不久，奥意战争结束了，弗洛伊德一家才从莱比锡迁往维也纳，而弗洛伊德的两位异母哥哥则到伦敦去居住。

　　在这一时期如被征服兵役，对犹太人来说是极难忍受的痛苦。因为在军队中不仅要受官方的残酷的虐待，而且还要被迫放弃一切犹太人的生活习惯。

　　维也纳是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是维也纳文化发展的全盛期。这是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不论在音乐、哲学、文学、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古老的维也纳大学是学者们群居的高等学府，从那里发出的许多科学成果新消息不断地震撼着国际文化科学界。群居在维也纳的知名学者们，象以后的弗洛伊德一样，绝大多数都是非维也纳人。这些人不仅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版图内的各个地方，也来自世界各地。

　　维也纳的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创见和伟大学说的天然摇篮。

　　在历史上，犹太人曾三次被逐出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是用暴力建立起封建集权统治的；它对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进行血腥的镇压，而住在首都维也纳的犹太人就首当其冲。犹太人被迫扶老携幼撤离维也纳，迁居到边远的落后地区。十八世纪末，由于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奥地利帝国内开始缓慢地实行某些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用地租代替徭役、允许少数民族涌入大城市等等。到了十九世纪，奥地利境内工业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才允许犹太人返回维也纳。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七十年代，三十年中，维也纳的犹太人急速增加，大约占二百万维也纳人口的百分之十。勤奋而机智的犹太人慢慢地掌握了许多银行和几乎所有的报纸。与此同时，维也纳大学的许多重要教职也由犹太裔学者占据。幸运的是，当时的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不支持排犹主义。因此，国内一些极端的排犹分子称弗兰兹·约瑟夫是“犹太人的皇帝”。

　　犹太人尽管可以返回维也纳，但他们仍然随时随地会遭受到敌对分子的侮辱和突然袭击。所以，弗洛伊德在成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反犹主义的威胁。这种环境使弗洛伊德慢慢地形成了坚强的反抗性格。他看不惯这种歧视，内心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于排犹分子的仇恨。他说：

　　大约是在我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我爸爸开始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这样场合中，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跟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牵着小孩子的男人竟作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的口胃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占据了一个应有的位置。（《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

　　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有了奋发图强的决心。

　　弗洛伊德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和乐观性格，另一方面又滋长着他父亲所没有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和善良德性相结合，使弗洛伊德具备了比较完备的人格，足以承担在艰难而复杂的岁月里所遇到的一切挑战。

　　弗洛伊德在谈到自己从三岁到七岁的生活经历时说：“那是很艰难的时期——不值得回忆。”那时，弗洛伊德一家刚刚在维也纳住下，经济比较紧张。他的两个异母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带着他们的妻子、孩子搬到英国曼彻斯特去了。据说伊曼努尔和菲力浦在那里开了毛织品工厂，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弗洛伊德长大后曾多次向往英国，在他的心目中英国是自由的国度。他很羡慕他的两位哥哥能到英国去。他本人和父母住在维也纳时，起初的心情一直是很不愉快的。

　　从一八六零年到一八七四年，弗洛伊德一家住在维也纳利奥波尔斯塔特区的伯费弗尔街。这个区是维也纳市内的犹太人聚居区。

　　关于这段生活，弗洛伊德只能回想几件事情。

　　有一次，弗洛伊德弄脏了一张椅子。弗洛伊德便安慰他母亲说，他长大以后要买一张新椅子来赔偿。这个故事和前述买一张新床的故事一样，说明弗洛伊德从小就很善良、有志气。他把侵害别人看作是自己的耻辱。

　　还有一次，当他五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和他妹妹一本关于到波斯旅行的书，井纵容他们撕下书中的彩图。显然，他父亲这样作是很不严肃的，尽管它带有游戏的性质，但这是一种很难以理解的教育儿童的方式。这件事对弗洛伊德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反而产生了搜集书籍的爱好。

　　六岁的时候，他记得妈妈告诉他说：“人是由泥土作成的，所以，人必须回到泥土之中。”他不相信这件事。他母亲为了证明这件事，在他面前用双手擦来擦去，接着她指着双手擦下的皮屑说：“这就是和泥土一样的东西。”弗洛伊德不禁吃了一惊。从此以后，他就在自己的脑海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回音：“你必定会死。”也就是说，母亲所说的“必定要回到泥土里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卧室里撒尿。他爸爸为此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上的一次打击。弗洛伊德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很大的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成果联系在一起，好象我想说：‘你看，我已经作出了成果！’”据弗洛伊德的朋友容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所以，他幼年时在父母卧室和自己的睡床上的遗尿并非他的有意识的动作。他父亲对他的遗尿的两次批评确实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且，弗洛伊德由这件事感到父亲不如母亲那样温暖。

　　在十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受教育的。自从弗洛伊德离开母亲的怀抱以后，负责对他进行教育的，一直是他父亲。如前所述，他父亲的文化水平很低；他的许多知识，一部分来自犹太教法典，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狭隘性。

　　但弗洛伊德有天赋的才能，他对父亲教给他的每一种知识都能加以理解。他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在这种家庭教育中，弗洛伊德与父亲的关系比以往更深了。如果说，在这以前他们之间只有父子感情，那么，此后他们就有了师徒感情。

　　父亲抓紧一切机会向他传授基本知识和生活经验。

　　从十二岁起，弗洛伊德经常陪同爸爸在维也纳街边的人行道上散步。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弗洛伊德父子没能进行其他形式的体育运动。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中欧各国的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都喜欢在闲暇时间和工作之后进行各种球类活动和体操，夏天去游泳，冬天去滑雪。而弗洛伊德只能在街边散步，有时也同父亲一起爬山。散步活动后来就成了弗洛伊德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单独散步。在维也纳大学学医时，散步是他的最主要的爱好。弗洛伊德也慢慢学会了游泳和滑冰。他一旦学会，就反复地抓紧时机进行实践。弗洛伊德说，他只要有机会，就到游泳池和河中去游泳。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弗洛伊德很喜欢到江河湖海游泳，而且，弗洛伊德每次去游泳都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真可以用“如鱼得水”这个词来形容。弗洛伊德对钟斯说过，他只骑过一次马，而且，骑时感到不太舒服。不管怎样，弗洛伊德是一个散步爱好者。钟斯说，他记得当弗洛伊德六十五岁的时候，曾同六、七个年轻的同事一起爬哈尔茨山，这些年轻人都是身体健壮的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但不论在爬山速度还是在持久力方面，弗洛伊德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我们说到弗洛伊德对这些运动的爱好及其对弗洛伊德本人的体质所起的锻炼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所有这些的起点是弗洛伊德的父亲在维也纳时经常带他出去散步。

　　从学会读书的时候起，弗洛伊德就对学习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弗洛伊德能很自然地把历史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表达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他善于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抓住自己要学的重点，然后牢牢地记在心中。前面曾经提到他对拿破仑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崇敬，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他对拿破仑和汉尼拔的态度中，既体现出他对历史人物的特质的深刻了解，也表现出他对当代反犹主义的憎恶，也表达了他个人立志锻炼自己成为改造现实的英雄的坚强决心。

　　这种对历史的崇高精神的深刻了解，使他从小就能比他的同辈更敏锐地揭示事物的症结所在。

　　在弗洛伊德的家庭生活中，弗洛佛德的这种异乎寻常的眼光，使他的父母都不得不由衷地感到欣慰。

　　弗洛伊德家庭里经常召开“家庭会议”。依据犹太教的规定，父亲是当然的“会议主席”。这些家庭会议要讨论家中遇到的一切难题和重要事务。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年幼的、未成年的孩子都要参加，并可以发表意见，或举手表决。在这些会上，弗洛伊德往往发表令人信服的意见；以致连他的父母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来意见，而采纳弗洛伊德的意见。

　　有一次，家庭会议研究给弗洛伊德的小弟弟取什么名字的问题。弗洛伊德主张给这位比他小十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他解释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他还向大家滔滔不绝地引述了与此有关的一大段关于马其顿凯旋进军的故事。最后，全家人都接受了他的意见，给小弟弟取名亚历山大。

　　尽管弗洛伊德有超人的智慧，但弗洛伊德的父亲始终要在他面前保持作父亲的尊严。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的父亲在街上争论，雅可布竟说：“怎么？你跟你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特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

　　由于弗洛伊德的父亲的知识较多地来自犹太教法典和他的犹太教生活经验。所以，他给弗洛伊德的教育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弗洛伊德从小打下的犹太教宗教教育基础，使他对犹太教的习俗、典礼、节日的内容、历史来源及演变过程非常熟悉。

　　一八九一年，当弗洛伊德三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父亲给他送了一本《圣经》，在上面，他用希伯来文写着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七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心甘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三十五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这件事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是占很大的比重；而且，他的父亲也确实希望《圣经》的精神将能武装他的儿子的头脑，并鼓舞着他去不断上进。

　　但是，在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对《圣经》的信仰是有限的；而且，他从小就以他本人的观点去理解《圣经》。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毋宁说是道德和伦理知识以及古典的历史知识。事实表明，在弗洛伊德的往后的成长历程中，他始终都没有有意识地信仰什么上帝或所谓“不朽的精神”。他始终保持无神论者的观点。他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完全摆脱了《圣经》或其他宗教教义的影响。他把人的精神看作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看作是极其复杂的人类神经系统的同样极其复杂的功能。虽然，他对这种物质功能的解释和观点可能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片面之处和错误，但他从来不打算从人体之外寻求一种如宗教学说那样的“超自然的”或“非人间的”神秘力量去解释人的各种精神活动。对于这一点，他的父亲一直是没有真正的意识到。

　　弗洛伊德从犹太教教义所学到的东西，还包括犹太人本身所特有的生活习惯。在弗洛伊德那里，他父亲传授给他的犹太教法典仅仅具有民族性的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习惯。

　　当弗洛伊德九岁的时候，由于具备了过人的智力，加上平时的努力自修，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入学试，比标准的中学入学年龄提早了一年。

　　德国和奥地利的中学是八年一贯制。它包括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所以，它比一般的中学多学了专业性知识。这种学校在德国和奥地利被称为“吉姆那森”而不叫“史学”。他从入学开始到毕业为止，始终都是优秀生。在他读八年制的后六年中，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学生。他无疑是德才兼备的少年。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说：

　　在中学，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

　　弗洛伊德十七岁的时候，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吉姆那森学校”。他的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到英国旅行一次。后来，在两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盼望着的到英国去旅行的愿望。

　　在中学时期，弗洛伊德勤奋地学习。他经常主动地帮助自己的妹妹作功课，指导她们的复习，使她们能克服许多障碍，并逐步地学到有效的学习方法。他甚至充当了妹妹们的阅读指导人。他有时告诫她们不要过早地看一些不适宜的读物。例如，妹妹安娜在十五岁时要看巴尔扎克和大仲马及小仲马的小说，弗洛伊德劝她别着。当然，这种劝告并不一定正确。但在这里，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另一种性格——自信心强。

　　弗洛伊德孜孜不倦地看书，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不仅认真地学好所有的功课，而且喜欢看课外读物。他从来不感到读书是负担。看书和思索成了他的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他也经常同自己的同学讨论问题，探讨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为了不妨碍妹妹的学习，每次在家里与同学讨论问题时，他总是把房门关得紧紧的。

　　他很少满足于课文的简洁的内容，总是愿意以课文作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探索其他与此有关的问题。他所钻研的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言等各门科学。他经常做比老师留下的作业更多的练习，他喜欢解析那些难题。他善于从那些好象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然后，顺着问题本身所固有的逻辑去进行有条不紊的解析。他也善于创造问题本身所没有的、有利于解题的条件，借助于这些新条件，他可以使初看起来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迎刃而解。

　　弗洛伊德虽然有深厚的犹太人的民族感情，但他和定居于日耳曼人生活地区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很善于吸收周围民族的文化养料。所以，弗洛伊德无疑是精通日耳曼文学和语言的人。他阅读德意志文学作品，包括从古代到他生活的时代的一切优秀作品。

　　如弗洛伊德很喜欢歌德的作品，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歌德生活的时代距离弗洛伊德有一百年的时间，但歌德的诗、小说、戏剧对弗洛伊德来说仍然是很亲切的。

　　弗洛伊德很熟悉《浮士德》。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引用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托弗勒斯的警告：

　　对科学的广博涉猎是徒然的，每一个人都只能学到

　　他所能学到的东西。（《浮士德》第一部）

　　歌德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写过；

　　谁要做出大事，就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能手，

　　只有法则才能够使我们自由。

　　这些崇高的理想象春风化雨滋润着少年的弗洛伊德的心胸，也使弗洛伊德眼睛明亮，信心十足。

　　歌德的许多带有教育意义的、表达深刻思想的短诗，语言精炼有力，每一个字都打人弗洛伊德的心坎。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的这样的诗：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特别推崇。他是从八岁就开始看莎士比亚的著作的。最后，他看完了莎士比亚的所有著作，而且，每当他阅读时，总要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摘引最精华的部分，背诵得滚瓜烂熟。他非常仰慕莎士比亚表达得精确和深刻，特别敬仰莎士比亚对于人生要旨的精湛理解。钟斯说，弗洛伊德简直是一个“莎士比亚癖”。弗洛伊德还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气质不象是盎格鲁——撒格逊种，而是法兰西种；他还认为，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可能是法国名“Jacques Pierre”的讹传。

　　弗洛伊德既保留了犹太人的传统，又善于广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他对反犹主义怀有深切的痛恨。他的朋友多数是犹太人，但他同时又坚决反对老一辈犹太人所恪守的小圈子主义生活方式，他主张使犹太人尽可能地同外族人接触。因此，他主张改革犹太人的那些会造成自我孤立效果的狭隘习俗。

　　弗洛伊德有学习语言的天才，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练地掌握法文和英文，他还自学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对于他的祖宗的语言希伯来文，他当然也很熟悉。他特别喜欢英语。有一次，他对厄纳士特·钟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内他所读的唯一的书就是英文书。

　　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了。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十四岁。他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密切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据他的妹妹说，在战争期间，弗洛伊德的书桌上一直摊着一张大地图，并用小旗作标志表示战争的进展情况。弗洛伊德激动地向妹妹讲述战争的情况，并说明各场战斗的意义。他幻想着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将军。但后来，他的这个愿望慢慢地消失了；特别是在他二十三岁参军一年之后，简直完全失去了从军的兴趣，转而对科学研究工作发生了兴趣。

　　从一八六零年迁往维也纳起，弗洛伊德的生活便开始走出狭小的天地。这是从两方面讲的：

　　一方面，弗洛伊德到维也纳以后，开始生活在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作为欧洲的政治、交通和文化的中心，使弗洛伊德的眼界大大地开扩了。同原来偏僻的弗莱堡相比，这里可以及时地看到和听到发生在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各国的重大事件。弗洛伊德虽然还是少年，但他在理智和文化知识方面的过人水平，使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前进的脉搏。这里显然成为了他进一步成长的最好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从一八六零年起到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毕业于大学预科为止，恰恰是世界历史和欧洲历史，特别是德意志历史发生突变的时刻。发生在这十多年间的政治事件、经济改革和科学发明，一个接一个地震荡着弗洛伊德的平静的学习生活，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精神的鼓舞力量，推动他勤奋地钻研各种文化知识。这无疑是弗洛伊德未来发展的精神源泉。

　　就弗洛伊德个人而言，他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从儿童到成年人的过渡期。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和性机能上逐渐成熟起来。

　　根据掌握到的各种材料来看，弗洛伊德的性机能是发展得很正常的。

　　在十六岁的时候，弗洛伊德第一次经历恋爱生活。这事发生在一八七二年。弗洛伊德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女朋友吉夏拉。吉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是毛织品商人，他们俩很小的时候就在一起。吉夏拉比弗洛伊德小一、两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吉夏拉的时候，弗洛伊德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说不出一句表示爱的话。吉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一个人留在树林内想入非非。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果不离开弗莱堡的话，他就可以在弗莱堡或在它附近成长为一个粗壮的农村少年，并可以获得机会同吉夏拉结婚。弗洛伊德完全陷入了情海之中，这种幻想在此后几年一直伴随着他。

　　这种幻想后来又为另一种幻想所代替。当他得知父亲和哥哥伊曼努尔打算让他在毕业后弃学经商并可能让他迁居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另一个幻想——幻想同伊曼努尔的女儿保莲，也是吉夏拉的好朋友结婚。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自己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上述两个幻想都表明他的性发育已进入“青春发动期”的阶段。

　　一八七三年，弗洛伊德从大学预科毕业前夕，面临着一生职业的抉择。弗洛伊德曾经向往作一位政府部长或政治家。他在《自传》中说：“那时的我，其实后来也如此，对于医生这一行，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趣；与其说是为了兴趣，还不如说是为一种对人类的好奇心所动……由于在学校里和一个有志成为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相认识，受到他的有力影响，我产生过学法律和参加社交活动的愿望。但是，就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却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那些理论，撩起了我对世界更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加上在毕业之前，在卡尔·布鲁尔教授的课上，听他朗诵歌德那美妙的论自然的散文，遂决定成为一名医科学生。”










弗洛伊德传--第三章　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第三章　维也纳大学医学院

　　弗洛伊德从小就热爱群山、森林、天空、鸟兽，他热爱自然界的一切。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歌德论自然的散文和诗歌，把他带回到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在中学时代，弗洛伊德常常沉醉于歌德的作品之中，它象阳光雨露一样滋养着成长中的弗洛伊德。如今，当弗洛伊德面临职业的抉择的时候，歌德的那些动人的自然颂歌又在弗洛伊德的耳旁回响：

　　我在遥望远方，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下见林木麋羊。

　　万象在我四周，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不问天上人间。

　　歌德的动人诗句激励着弗洛伊德心中那种跃跃欲试的向自然探索奥秘的精神。弗洛伊德说：他的好奇心首先是指向人类本身所关心的那些事物上。毫无疑问，人类个人本质恰恰是人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弗洛伊德对人类本身的问题的兴趣早在幼年时代就开始了。他对于人的感情、性格和各种幻想，对于人的受压抑的情绪，早就有所察觉。他曾经很朴实地探索过这些问题，尽管他的幼年时代的探索带有很多幼稚、天真的色彩，但始终遵循着一条原则：从人体之内找出人的本质。他从来没有象宗教家所作的那样，在人体之外、在最神秘的彼岸世界中寻找人的本质。

　　所以，当他决心从事医学研究的时候，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这大概也是受了歌德、达尔文等人的影响。

　　一八七三年秋，弗洛伊德顺利地升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当时，弗洛伊德刚刚十七岁。

　　入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即从一八七三年十月到一八七四年三月，弗洛伊德每周要学二十三小时，其中有十二小时听解剖学课，六小时上化学课。另外，还要进行这两课的实习和实验。接着，在第二学期，即从四月底到七月，他每周要学习二十八小时，上课的科目包括解剖学、植物学、化学、显微镜实习和矿物学。此外，他还选修了由动物学家克劳斯主讲的“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课；也选修了布吕克教授主讲的“语态和语言生理学”课。从此以后，布吕克教授成为了他在学习和研究方面的重要导师。

　　第二学年，弗洛伊德仍然以医学院学生的身分上每周二十八小时的课。其中包括解剖学、物理学、布吕克教授开的生理学和克劳斯教授开的动物学。

　　维也纳大学建于一三六八年。自一八零四年开始，规定医学院学生要学习三年哲学课。所以，后来，弗洛伊德到哲学系上哲学课。当时，布连坦诺教授正在哲学系讲课。弗洛伊德听了布连坦诺的哲学课，对于他的未来的心理学观点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弗兰兹·布连坦诺（1838—1917）是奥地利的天主教哲学家。他推崇经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所歪曲和改造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也是经院哲学的信奉者。布连坦诺的哲学在当时和以后都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弗洛伊德本人的哲学观点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虽然有其独特的风格，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布连坦诺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连续三年听布连坦诺哲学课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别的哲学派别的研究。在当时的维也纳大学，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不管是哲学系，还是医学院的或其他系科的学生——都要求在哲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在第四学期，弗洛伊德继续听布连坦诺的哲学讲演。这时，布连坦诺已经开始讲授亚里土多德哲学。

　　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预科时代就精通希腊文、英文和拉丁文。因此，他完全有条件直接地钻研各种文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及其他哲学著作，这也使他有条件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原著的本来精神。

　　弗洛伊德在学习中从不盲从，体现了可贵的独创精神。对于著名的学者——包括他的现任老师、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教授、解剖学家克劳斯教授、哲学家布连坦诺等人在内都始终保持既严肃又谦虚的态度。他首先领会他们的观点，然后深入地和创造性地进行独立思考。当他没有弄懂某一观点以前，他绝不匆忙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为了独立地钻研，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翻阅一切可能找到的参考书。他简直成了书本的永不疲倦的涉猎手。有一次为了买书，他同爸爸发生了不愉快的矛盾。弗洛伊德有买书的嗜好，但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他父亲不得不劝他少买书。

　　一八七五年，弗洛伊德一家从维也纳的柏费弗尔街的较拥挤的房子搬到约瑟夫皇帝街的较宽敞的屋子里。在这里，弗洛伊德一直住到一八八五年为止。这次搬家对于弗洛伊德的学习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提供了更优裕的学习环境。

　　这所新房子有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三间卧室，和一间小阁室。当时，弗洛伊德全家有八口人。家里没有浴室，但装了一个很大的木桶和几个可以分别盛冷水和热水的桶。这些就是他们的临时的、简陋的浴室。过了几年，当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弗洛伊德的母亲就让他们到城里的公共浴室去洗澡。家里的生活始终都保持融洽、和睦、简朴和紧凑。

　　但是，由于弗洛伊德醉心读书，也使他逐渐地与不能保持安静的弟妹们发生小矛盾。这所房屋里的那个小阁室是比较狭长的，它有一个窗户开向大街，弗洛伊德就在这里住。小阁室里堆满了弗洛伊德买来和借来的书籍。里面还有一张床、书架、书桌和几张椅子。弗洛伊德除了在这里看书和思考问题外，还经常与自己的同学讨论问题。弗洛伊德看书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是自己在小阁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吃晚饭。当时，这间房子里还没有装上电灯。全家各个房间，一到晚上都点上蜡烛，唯独弗洛伊德的这个小阁室里装上了一盏油灯。这盏全家唯一的油灯是弗洛伊德的父母为弗洛伊德创造的一个好的学习条件的明证，也体现了父母对他的期望和关怀。弗洛伊德经常点着这盏油灯看书到深夜，灯油壶里的油经常很快就耗尽了。

　　父母对弗洛伊德学习的特殊照顾，却给他妹妹带来了不愉快。那是在他妹妹八岁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热爱音乐的妈妈给她买来一架钢琴，并让她学钢琴。这架钢琴虽然放在离小阁室较远的地方，但钢琴的声音仍然干扰了弗洛伊德的学习。所以，弗洛伊德坚持要求把钢琴抬走。父母为了照顾弗洛伊德，不得不同意把钢琴抬走，这样，弗洛伊德的妹妹就失去了学钢琴的机会。

　　在弗洛伊德的怪癖中，厌恶音乐也许是比较突出一个，这种怪癖的产生乃是他勤奋读书的消极的副产品。所以，在弗洛伊德成名以后，他并不反对自己的儿女学钢琴。

　　弗洛伊德所居住的小阁室的摆设在十年内，也就是在他成为维也纳全科医院的实习医生以前，始终都没有发生大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弗洛伊德书架上的书本很快地增加了。

　　当弗洛伊德十九岁的时候，他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梦想着的理想——访问英国。这是两年前他父亲为酬报他的“全优”中学毕业考试而答应下来的。弗洛伊德早已想参观、甚至定居于莎士比亚的祖国——英国。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疯狂的排犹运动，使他加倍地渴望到英国去。他很羡慕哥哥伊曼努尔、菲力浦及其子女在英国所享受的自由生活。他在幼年时代，当生活在弗莱堡的时候，就同伊曼努尔的儿子约翰和女儿保莲很要好。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侄儿约翰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年龄相仿（约翰比弗洛伊德大一岁）。弗洛伊德同约翰和保莲的关系虽然是在他三岁以前的生活中形成的，但这种关系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和意识中始终留下很深的痕迹，以致当弗洛伊德在十七岁到曼彻斯特与约翰和保莲重逢时，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幻想——把保莲当成他迷恋中的弗莱堡少女吉夏拉的化身；此后，当弗洛伊德学会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深藏于自己的潜意识中的幼年生活经历，其中就包括他同约翰、保莲、吉夏拉的亲密来往。在弗洛伊德看来，他在幼年时期同约翰等人的关系早就无意识地和牢固地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中，所以当他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的时候，所有这些刻印在潜意识中的童年印象都可以一个一个地浮现出来。不仅如此，据弗洛伊德说，这些关系还对弗洛伊德今后的性格、爱好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在谈到同约翰的关系时说：“直到我三岁为止，我们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曾经互相爱慕又互相打斗；而这种童年时期的关系……对我以后同我的同龄人的全部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他粗暴地对待我的时候，我就一定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对付我的压迫者。”接着，他又说：“在我的感情生活中，始终都存在着某一个亲密的朋友和某一个仇敌；我始终都可以重新创造这些关系，而且，我的童年时代的上述典型关系也往往如此完整地再现出来，以致任何一个同样的个人都可以同时成为我的朋友和敌人，就象我同约翰的关系那样。”因此，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在表现他同弗洛伊德的关系方面，都可以“互相替代”（以上引文均见弗洛伊德著《梦的解析》），而这一切都可以在他同约翰的关系的原型中找到端倪。

　　当弗洛伊德十七岁到英国重见约翰和保莲的时候，禁不住回想起以往的一切旧事。弗洛伊德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自己的异母哥哥伊曼努尔的感情。伊曼努尔写信给他爸爸说，弗洛伊德在英国时表现了令人敬佩的气质和风度。而且，伊曼努尔还说，弗洛伊德在这次访问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英国近代革命的领导人奥利沃·克伦威尔（1599—1658）的敬仰。弗洛伊德对克伦威尔的反复赞颂，给伊曼努尔留下很深的影响，以致在那以后当伊曼努尔决定给自己的一个孩子取名的时候，竟毫不犹疑地选上了“克伦威尔”这个名字。弗洛伊德自己，在以后的生活历程中，还经常幻想自己是伊曼努尔的儿子。他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可能会更加顺利些。当然，这仅仅是幻想而已。

　　弗洛伊德这次赴英旅行是在大学二年级后的暑假期内进行的。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在学业上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他不满足于一般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深度和广度，决心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第四学期时，他决定去听为动物学专业开设的动物学课程，而不满足于听为医学专业开设的动物学课。所以，他的动物学课程比医学专业的动物学课程多出很多分量。他要用每周十五小时的时间上动物课。他还听两个班级的物理学课，比他的同班同学的物理学课时多一倍。同时，他又用每周十一小时的时间学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课。

　　从二年级暑期开始，他更突出地爱好生物学。当时，他已经用每周十小时的时间在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里作实验。除此以外的所有时间，他都花费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面。但即使是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也仍然坚持每周一次参加布连坦诺的哲学讲座。

　　一八七六年三月，当他已是二年级大学生的时候，他开始进行一系列基础研究活动。这是由克劳斯教授提议和安排的。

　　卡尔·克劳斯教授是在一八七四年由德国哥丁根大学来到维也纳大学的。他是肩负着使维也纳大学动物学专业赶上最先进水平的任务而来的。克劳斯特别对海洋动物学有较深的研究。一八七五年他同意在的里雅斯特建立一所动物实验站，这是全世界第一所动物实验室。根据他的提议，每年要从维也纳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的学生到该实验站实习两次，每次实习的时间是好几周。一八七六年三月，在他所批准的第一批前往实习的优等生中，就有弗洛伊德。为了进行这次实验，弗洛伊德还必须到亚德里亚海滨去作一次有趣的科学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弗洛伊德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欧洲南部的古老文化成果，他顺便在那里搜集了一些古董。这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终生不停地搜集古董的一个开端。

　　在他两次赴的里雅斯特实验站中间，他在课堂上把注意力集中地指向生物学。他用每周十五小时的时间上动物学，而只用剩余的十一小时时间去上别的课程。此外，他还要上三小时的布连坦诺哲学课。当时布连坦诺讲授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已经开始触及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部分。

　　在这时候，弗洛伊德开始进入布吕克教授开设的生理研究室。这在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将会看到，弗洛伊德的科学事业正是从研究一般动物的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的。所以，他对人类的精神活动的深刻分析是建立在极其牢靠的研究基础上的。正是在布吕克生理研究室，他结识了艾克斯纳和弗莱舍尔，这两位青年生理学家是布吕克的助手，也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和亲密朋友。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要拿出一点时间去上光谱分析课和植物生理课。

　　当时，弗洛伊德所要研究的课题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始终没有解决的生理学难题，鳝鱼的生殖腺的结构始终是一个谜。正如他在他的论文中说的：“尽管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没有一个人发现过哪怕是一条性成熟了的公鳝鱼，也没有一个人见过鳝鱼的睾丸。”关键就在于在鳝鱼的交配期到来以前，鳝鱼总是进行特别的移栖。弗洛伊德在实验室里进行了多次实验，解剖了四百多条鳝鱼，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小叶状的生殖腺结构。他认为这就是鳝鱼的未成熟的睾丸。虽然这一发现尚待进一步确证，但它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能作出比这更多的和更深的成果。但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有解决这类难题的雄心壮志。

　　到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弗洛伊德总结了三年学习生活说：“经过大学头三年的学习，我发现由于我的天赋能力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我将不能在我年轻时所热衷的那些科学领域中取得成功。……我终于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找到归宿，获得满足。同时，我也在那里找到我所尊敬而以之为模范的人物，即伟大的布吕克本人及他的助手西格蒙特·艾克斯纳和厄纳士特·冯·弗莱斯尔·马兹科。”接着，弗洛伊德说：“布吕克把一项神经系统组织学问题交给我研究，我很圆满地解决了那个问题。由于对布吕克很满意，同时也为了我自己着想，我就更进一步的探索下去。”

　　布吕克教授一直是弗洛伊德效法的榜样。他是一位德国人，而不是一位奥地利人。因此，在他身上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那种优点：踏踏实实、矢志不移。弗洛伊德慢慢地为布吕克的品质所感染，使他日愈具备着攀登科学顶峰的人们所必须有的那些优秀品质。

　　布吕克的研究室实际上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赫尔姆霍兹医学院的一部分，是全德国唯一最有威望的医学院。而且，它也确实解决了一系列生理学和医学上的难题。

　　布吕克教授在一八七四年发表了《生理学讲义》一书，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生理学就是有机体本身的科学。有机体同无生命的但能活动的物体——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同化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实际上是整个物质世界所共有的现象。原子系统是通过力运动的，而力的运动是依据由罗伯特·迈尔在一八四二年发现，然后又由赫尔姆霍兹加以推广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力的总和（运动的力和潜在的力）在每一个独立的体系中始终都保持固定。真正的原因就是科学上加以形象化的所谓‘力’。我们关于‘力’知道得越少，我们所加以区分的‘力’的类型就越多：机械力、电力、磁力、光、热等。知识的发展最后把力归结为两种——吸引和排斥。所有这些也同样适用于作为有机体的人。”

　　布吕克的这段话乃是弗洛伊德从事生理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显然，依据这样的认识，似乎一切有机物和有生命的物体的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力的吸引和排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观点充斥于科学界，同样也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动力学内容时还说：“力相互支持或相互阻止，相互联系或相互协调，如此等等。”

　　本书第二章末曾引用弗洛伊德在《自传》中的一段话，表示“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如何“深深地吸引着”弗洛伊德，使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从政的愿望而选择医学这一行。如今，弗洛伊德经过了近三年的医学和生物学研究，更加深深地迷恋达尔文的进化论。须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弗洛伊德此后奠定精神分析学的导思想之一。而赫尔姆霍兹等人的机械唯物论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相融合，就成了弗洛伊德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

　　达尔文（1809—1882）出生在一位医生家庭，他和弗洛伊德一样在大学的最初两年是在医学系（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度过的。但后来达尔文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而转入剑桥大学神学系。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家，达尔文的真正学校不是大学，而是在“贝格尔号舰”上的五年（1831—1836）的环球旅行。在这次旅行的归途，他全面研究了物种起源问题。

　　当时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关于造物主“创造行动”的宗教唯心主义观念以及林奈（1707—1778）和居维叶（1769一1832）关于生物界的“物种永恒性和不变性”的形而上学学说。有许多科学家不顾自然科学中积累起来的事实材料，拒绝作出关于有机体形态能源一致和有规律发展的结论。有许多科学家错误地认为，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千百万种不同生物形态中的每一种都是个别地和孤立地发生的，与其他的物种完全不相依赖。正是在这样的基地上，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了著名的《物种起源》（该书全名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优种被保存》）。这时候，弗洛伊德刚刚三岁半，但是，当弗洛伊德于七十年代初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时候，达尔文在这本著作中所阐述的伟大学说已经牢牢地统治着整个生物学界。

　　在这一著作中，达尔文证明，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种是逐渐地通过自然的途径从其他早先存在的种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神秘的“创造行动”或突然变化的结果。

　　达尔文的观点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迅速地战胜了一切关于物种不变的无稽之谈。他的学说使弗洛伊德牢固地树立了关于有机体有规律发展的观点。正是由此出发，弗洛伊德坚决地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有规律的——就连“梦”这样一种表面上极其紊乱或虚幻的精神现象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当然，达尔文的学说中也包含着某些局限性，而且这些局限性也同样影响了弗洛伊德。

　　达尔文的学说的缺点集中地表现在他所说的一句格言中：“自然界没有飞跃”。这句话显然是与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的学说相矛盾的。在这种片面观点的影响下，弗洛伊德也同样没能正确地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变化关系。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所处的学习环境也使他进一步加强了来自达尔文的消极影响。弗洛伊德从一八七六年起入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研究室和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而这两位教授都深受罗伯特·迈尔和赫尔曼·赫尔姆霍兹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老师布吕克忠实地继承赫尔姆霍兹的论点。布吕克虽然身材矮小，但他有伟大而灵活的头脑，走起路来总是很稳重，同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简直是非常协调。弗洛伊德说，他有一双“透蓝的眼睛”，很怕羞，不太爱说话。他是一位基督教的新教徒，讲起话来普鲁士的口音很重。所以，他在到处充塞着天主教徒的维也纳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因为他和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一样，他只尊重科学和事实，不承认其他的“权威”。有一次，他的一位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皮毛的观察表明……”。布吕克看到这一句话，便在下面重重地打上一个叉，并在旁边写道：“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皮毛地进行观察”。据弗洛伊德说，他在一八七三年刚入大学时，“还没有把握到观察的重要性，还不知道观察是满足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是，追随布吕克仅仅两年，他就掌握了观察方法的基本功，并在自己的思想中深深地认识到观察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舍此不可能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

　　布吕克就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果哪一位学生答错了他所提出的第一道题，布吕克就会很生气地、默默地、僵直地坐在课室里持续十分钟或十二分钟，直到答错问题的学生一再请求并请系主任一块前来央求为止。维也纳大学的所有人都说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纯理性”的人。据说，一八七三年，他的心爱的儿子突然死去了，他在感情上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禁止任何人提起他儿子的名字，并把他儿子的相片从他的视线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除去。他比过去工作得更加勤奋努力，好象要用工作来冲淡自己的感情上的痛苦那样。他完全没有虚荣心、阴谋，根本没有想过要追求权力。他对于一切勤奋、有才能的学生来说，就是最仁慈的父亲。他对这种学生的照顾和关怀远远地超出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他尊重一切有独创性的学生，勉励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不同意布吕克的观点，他也要千方百计给予帮助。所以，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凡是与布吕克结识的人，没有一个不尊重他。

　　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往往都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的创立是从他与沙考特（1825—1893）和布洛伊尔（1842一1925）的接触才开始的。实际上，不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础知识，还是他的思想方法，都是布吕克首先给予影响的。弗洛伊德此后的发展，并不是抛弃布吕克的理论和观点，而是以他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独立地创造的结果，是把布吕克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精神生活的科学研究的产物。

　　但是，弗洛伊德也同样继承了布吕克的片面观点，以致使他在研究精神现象时，把决定论的思想加以绝对化，变成了神秘的目的论的俘虏。

　　一八七六年秋，弗洛伊德第二次从的里雅斯特实验室回维也纳以后，正好是二十岁。布吕克教授要他到生理学研究室当他的正式助手。弗洛伊德同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结合，在他的一生和科学研究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布吕克生理研究室设在一个很简陋的屋子里，坐落在一间设在底层的、旧兵工厂里。实验室很暗，散发着臭气。它是由一间大房子和两间小房间组成的。学生们在大房间里观察显微镜并听布吕克讲课。在一楼还有几间小房间，有的小房间没有窗户，漆黑一团。这些小房间被用作学生的化学、电生理学和光学实验室。整个研究室没有供水系统，也没有煤气和电。要用水的话，必须到庭院里的一口井去打水；在院子里还有一个供实验用的动物的小木舍。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陋的研究室吸引了一些外国参观者和大学生。

　　虽然布吕克倾向于鼓励学生选择自己的研究题目，但他也为那些较为胆小或不知所措的初学者提出研究题目。对于弗洛伊德，布吕克则为他的特殊才能专门地安排好了一个研究题目——神经细胞的组织学。

　　具体说来，弗洛伊德要研究神经元的内在结构，探讨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的构成细胞与低等动物的神经细胞的差别。

　　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对生理学本身有重大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高低等动物的意识的差别是不是仅仅归结为其复杂性程度的差别？人的意识同某些软体动物类的“意识”之间是不是存在根本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不是仅仅归结为两者的神经元的数目或这些神经细胞分布网的复杂性程度的差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家们寻求这些答案，是为了在解答“人的本质”这个根本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个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上帝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在弗洛伊德以前，布吕克已经对这个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八目鳝的脊髓（八目鳝是属于原始的圆口类脊椎动物）中，莱斯纳曾经发现一种特殊类型的大细胞。关于这种细胞的本质及其与脊髓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没有在生理学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布吕克急切地希望能早日弄清这些神经细胞的组织结构及其生理机能。所以，特别选中了弗洛伊德专门去研究这个难题。弗洛伊德在研究中改进了观察的技术，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他认为莱斯纳所发现的那个细胞“无非就是脊髓神经节。在八目鳝那样一类低等脊椎动物里，由于胚芽时期的神经管没有完全转移到外周神经系统中，所以，这种神经节仍然留在脊髓里。这些扩散的细胞标志着脊髓神经节始终贯穿于神经细胞的整个进化过程中。”这一解答同其他许多成功的解答一样，组成了一系列有力的证据，证实了整个有机体——从最低等的动物开始到人类为止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列。这一成果对于推倒“上帝创造人”的神学结论是很有价值的。

　　弗洛伊德的结论还有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他认为，低等动物与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有连续性的系列。他还说：“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鱼类的脊髓神经节是双极的（具有两个突起部），而高等的脊椎动物的脊髓神经节是单极的。”现在，弗洛伊德通过观察，成功地推翻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八目鳝的神经细胞表明从单极到双极（包括“T”形鳃动物的双极细胞在内）细胞的整个过渡过程”。

　　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不论就其内容、表达方法，还是就其意义，都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对一个初学者——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得到了许多动物学家的赞赏。一八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布吕克让弗洛伊德在奥地利科学院发表他的实验报告，接着，在八月份，这篇论文发表在生理学学报上。这篇论文长达八十六页。

　　接着，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选择研究了第二个题目——喇蛄的神经细胞。在研究中，他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用显微镜直接观察活组织。他得出结论说：“神经纤维的轴柱体的结构也是无例外地由原纤维构成的。”在神经生理学史上，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论证神经纤维的这一特点的人。

　　接着，在一八八二年，弗洛伊德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又发表了他的重大的研究成果。他的报告的题目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他的这篇论文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因素，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弗洛伊德的成果不仅是他认真观察、分析的结果，也是他不断地改进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的产物。一八七七年，弗洛伊德刚刚进入布吕克研究室不久，就着手改进实验技术和方法。他并不把原有的技术和传统的方法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框框，也不把它们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东西。在他自己没有弄清以前，他要怀疑这些传统方法的“合理性”。即使是在事实证明了这些手段的有效性以后，他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水平，而是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精益求精，务求不断进步。

　　弗洛伊德第一次动手改进传统实验技术，是从显微镜的操纵方法开始的。在弗洛伊德改进技术以前，是用莱斯尔德制定的显微镜观察方法。依据这个方法，在观察神经组织时，必须先用硝酸和甘油的混合物来处置。弗洛伊德在研究八目鳝的脊髓神经细胞时，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

　　过了几年，他创造了新的方法。他用金的氯化物给神经组织染色。这个方法是弗洛伊德在学习斯特里克的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出来的。

　　除此以外，弗洛伊德在科学研究中也逐渐地走出单纯观察的狭窄天地。他认识到：科学研究必须把观察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用感性的直观，而且要进行猜测、想象、联想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同他的细致的解剖工作相联系的。他的唯一的工具是显微镜。在他看来，生理学就是组织学，而不是统计或动力学。由此看来，虽然他力图把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但他还是注重于观察。

　　一八七九年，弗洛伊德被应征入伍。当时，奥匈帝国正同沙皇俄国争夺巴尔干半岛。

　　德奥两国为了对抗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于一八七九年十月缔结了秘密军事同盟条约。当时的德奥两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军营。全国大中小学都实行军事训练。任何适龄青年，不管作什么工作，也不管是否在校读书，都要参军。弗洛伊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服兵役的。根据当时的规定，参军的医学院学生只能留在国内服役；如果要派往国外，也只能在医院里服务，这种军事生活显然是很无聊的。在一八八零年五月六日，弗洛伊德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在军队里被关禁闭，因为他未经请假外出。当时惩罚他的上司，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一向仰慕的波德拉兹斯基将军。

　　就在弗洛伊德从军期间，由于有充裕的时间，他第一次拿起笔进行翻译工作。他首先把英国哲学家约翰·斯杜亚特·穆勒的著作译成德文。

　　弗洛伊德有学习、掌握和使用语言的天才。他尤其喜爱英语。再加上弗洛伊德同穆勒之间不存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翻译工作是非常顺利的和非常得心应手的。弗洛伊德先把穆勒的五卷本著作的第一篇译成德文。他不仅把原文的意思译出，而且还译出风格，翻译工作进行得很快。

　　这次翻译对他来说，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也是为了练习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此外，他还可以借此机会赚到一些钱。

　　他所翻译的穆勒的五篇著作中，有三篇是涉及社会问题的——劳工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及社会主义问题。穆勒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中声明，这些著作的大部分是他的妻于写的。第四篇著作是穆勒论述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这次翻译，也给弗洛伊德一个机会，进一步更深入地学习柏拉图的哲学。显然，柏拉图的脱离实际的理念论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弗洛伊德的实际精神。后来，在一九三三年的一篇著作中，弗洛伊德还提到这次翻译使他接触到了柏拉图哲学。他特别提到，柏拉图关于“回想”的学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感觉的实物世界”，即自然界，不过是由不变的、永恒不动的精神实体，即“理念”世界中派生出来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感性存生，是“存在”（即“理念”）和“非存在”（即物质）的混合物，是超感觉的理念原型印在理念的被动的“接受者”——物质或“非存在”上面的“暗淡痕迹”，换句话说，感性实物不过是理念的“影子”。

　　按照这个理论，人们的认识对象并非真实的世界，而是神秘的彼岸世界——理念世界的影子。因此，人要想认识真理，就要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就得闭目塞听，沉醉于自我反省。努力去“回想”’自己的所谓不灭的灵魂原先在理念世界中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所谓“回想”、“回忆”的神秘主义理想，它的基础是承认人的灵魂不依赖于肉体，不依赖于周围的外部世界，是信仰灵魂不死。

　　显然，柏拉图的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回忆”论是荒谬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当这些消极的观点为弗洛伊德所接受的时候，弗洛伊德却从正面加以理解。弗洛伊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出发，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回忆论的虚幻性，使它成为发展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根据，同时赋予了它一种崭新的内容——输入童年时代及一切过往经验的内容。这样一来，柏拉图的“回想论”也就失去了原来的虚幻本质，变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科学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柏拉图的虚幻性的理念论又使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精神回忆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实践在回忆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是他为一生中的伟大事业奠定知识基础的时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课程上。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除了布吕克、克劳斯以外，还有著名的外科医生比尔罗斯、皮肤科专家赫伯拉、眼科专家阿尔德等人。他们都是在全世界负有盛誉的学者和医生。弗洛伊德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学到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一八八一年三月，弗洛伊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他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去复习功课，因为他平时始终都踏踏实实地掌握了每门功课的内容，没有一门功课是糊里糊涂地通过的。对于每一门功课，不管自己是否爱好，他都务求精通。所以，直到他老年时，他仍能回忆起大学时代的每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毕业典礼是在维也纳大学的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物里举行的。弗洛伊德的父母以及他幼年时代的朋友里查德·弗路斯等人都参加了仪式。

　　得到一个医学士的学位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重担马上就要全面地落在他的肩上。二十五岁的弗洛伊德早已为自己的未来命运作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弗洛伊德传--第四章　爱情和婚姻






第四章　爱情和婚姻

　　有些不了解弗洛伊德的人以为，象弗洛伊德这样对性心理有待殊研究的人，一定是一个色情狂，或者是一个热中于玩弄女性的恶棍。其实，弗洛伊德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正派的。

　　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品质、感情、道德和性格。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弗洛伊德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经历，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如同他的科学事业一样，给人以一种忠心耿耿、严肃认真的印象。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更多的事情能象爱情那样，能够对于一个人的心灵和道德的本质，作出最严厉的考验。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象在爱情的领域中那样，通过表现出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以极其生动而深刻、毫无保留地把一个人的人格内涵显露出来。

　　弗洛伊德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以纯洁的感情投入了自己的情人的怀抱。尽管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也有过感情上的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有过象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说的那种“最智慧的疯狂”、“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整齐的混乱”、“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永远觉醒的睡眠”、”沁舌的甜蜜”等等相反相成的苦乐交融之情，但弗洛伊德不愧是忠实于爱情的人。

　　关于弗洛伊德的爱情，直到一九五一年底，当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死后，人们才有幸从他们的一大叠情书中看到其中的奥秘。

　　弗洛伊德一共写了九百多封信给他的未婚妻。在他们订婚到结婚之间的四年零三个月中，他们分离了整整三年。他们的习惯是每天都要写信，偶尔中断了二、三天，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难受的事情。每当弗洛伊德没接到信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就会开他的玩笑，调侃地表示不相信他真的订过婚了。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会一天写上两三封信。写信次数如此频繁，但仍然未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深厚而热烈的感情。因此，他们每次写信都是很长的，好象有说不完的话要相互倾诉。四页长的信对他们说来，就是很短的了。有时，他们的信会密密麻麻的写十二页之多，有一封甚至达二十二页。

　　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情书是他们在恋爱期间的真实感情的晴雨表。在这些信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复杂、曲折的感情－－从极乐的巅峰降到丧气的深渊，又从冰冷的山谷一下子飘荡到虚幻的太空；一句话，各种程度的喜怒哀乐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间，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玛莎是一位什么样的姑娘，能引起弗洛伊德的如此倾爱和迷恋呢？

　　玛莎·柏内斯是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书香之家。她比弗洛伊德整整小五岁。她的祖父伊沙克·柏内斯是正统的犹太教教士。在一八四八年前后社会上掀起改革运动的时候，他正在德国汉堡任犹太教大教士。他坚持“正统”，反对改革。显然，他是一位极其保守的人，极端仇视革命，唯恐改革触动几千年前早己定下的教规和教法，他视教法如命根子；但另一方面，他又同革命诗人海涅有密切来往。海涅曾在信中反复地提到伊沙克·柏内斯，把他称作“富有智慧的人”，足见老柏内斯是很有学问的犹太学者。在德国当局迫害海涅的时候，不是别人，正是伊沙克·柏内斯的一位弟弟在巴黎主办的《前进报》上刊登了海涅的一首诗。海涅在给这位编辑的信中，请他向正在巴黎流亡的卡尔·马克思致意。伊沙克·柏内斯的一个儿子——米凯尔，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犹太人。米凯尔后来当上慕尼黑大学的德语教授，后来还成为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的学术顾问。这位米凯尔还写了一部论歌德的著作。米凯尔还有两位兄弟，一位叫雅可布，另一位叫柏尔曼。柏尔曼就是玛莎的父亲。

　　雅可布和米凯尔一样，是一位教授，曾在海德尔堡大学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玛莎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但他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也很有学问。

　　玛莎一家人是在一八六九年从汉堡迁往维也纳的，当时，玛莎刚刚八岁。玛莎曾经回忆母亲离开汉堡时的悲伤情景——妈妈不忍离开汉堡，临行前，一边做饭，一边哭，她的眼泪掉在炉灶上，发出了咝咝作响的声音。

　　到了维也纳以后，玛莎的父亲成为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伦兹·冯·斯泰因的秘书。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他突发心脏病，死于街头。他的儿子，也就是玛莎的哥哥埃力继承了秘书职多年。

　　玛莎是娇弱可爱的姑娘。她很象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的美貌曾吸引了不少男青年，很多小伙子热情地给她写信倾吐真情，也使弗洛伊德妒火中烧。虽然在弗洛伊德夫妇的那些情书中未曾提及玛莎在与弗洛伊德认识前的情史，但据玛莎自己后来说，在弗洛伊德向她求爱以前，她差一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岁的商人雨果·卡迪斯订婚。好在她哥哥多方劝阻，告诉她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是不会美满的。

　　关于玛莎的美貌，弗洛伊德曾以他那一贯坦率的口吻回答玛莎的自谦说：“我知道你在画家或雕刻家的眼中看起来，并不算美丽；假如你一定要坚持用严格和准确的字眼的话，我必须承认你并不美丽。但在实际上，我是错误的。倒不是我有意奉承你；实际上，我也不会奉承。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面貌和身段方面所体现的，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你的外表，能表现出你的甜蜜、温柔和明智。我自己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不过不瞒你说，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接着，弗洛伊德又在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鲜艳成为过去，则唯一美丽的东西，就存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

　　玛莎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聪慧的人。在她同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些年中，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全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但她的才智仍然时时显现出来。

　　玛莎的哥哥埃力于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四日同弗洛伊德的大妹安娜结婚。一般人都以为，埃力和安娜是在弗洛伊德订婚之前订婚的，似乎弗洛伊德是经由埃力订婚才认识玛莎的。其实不然。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二年六月十七日和玛莎订婚，比埃力订婚早半年左右。

　　一八八二年四月的一个晚上，玛莎，可能还有她的妹妹明娜，去拜访弗洛伊德家。通常弗洛伊德下班后总是径直走进他的房间里去继续研究，根本不管客厅里有没有客人。但这次却不同，他看到一个美丽而愉快的姑娘坐在餐桌边，一边削苹果，一边高兴地谈天，他很快就被吸引住了。出乎家里人的意料之外，弗洛伊德竟参加了谈话。看来，那第一眼相见是命运所安排的。往后他俩的幸福爱情似乎全是这第一眼引起的时间系列的自然延续。可是，在最初认识的几个星期内，他显得很不会交际，而且行动起来总是很不自然。他不太敢直接地追求她。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和一股难以忍受的感情冲动。他说“因为任何对这样一位少女的假惺惺都是不堪忍受的”，所以他终于冲破犹疑和呆板的罗网，决心向她求爱。他每天送给她一朵红玫瑰，并附上一张名片，上面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写上箴言或格言。他回忆说，第一次向她致意时，他把她比成一个嘴唇会衔来玫瑰和珍珠的“神仙公主”。从此以后，他就经常用“公主”来叫她。

　　一八八二年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们手挽着手，沿着维也纳的古老城堡卡伦堡走下去。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私人交谈。在他那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她对他的疏远表情，拒绝接受他送给她的橡树叶。弗洛伊德在日记中表示怀疑自己能否在今后也象她对他那样表示疏远。就是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很讨厌橡树。第二天，他又陪玛莎和她母亲去散步。他向玛莎问起许多事情。玛莎一回家就告诉她妹妹明娜，并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她所得到的是一句令人泄气的回答：“谢谢医生阁下对我们如此感兴趣。”

　　六月八日，弗洛伊德发现她在为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做皮包。他以为自己来晚了一步。但两天以后，玛莎对他已娇态毕露，显然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已经不是单方面的了。这时候，弗洛伊德才觉得自己有希望。第二天，玛莎给他送去她亲自作的蛋糕，上面写着“玛莎·柏内斯”。就在她要把蛋糕送去时，她收到了弗洛伊德送来的礼物——狄更斯的小说《大卫·柯柏费尔德》。于是，她在蛋糕上添上感谢的字眼。再过两天，即六月十三日，她到他家去聚餐。弗洛伊德把她的名片留下来当作纪念品，玛莎很欣赏他的这种行为，在桌下把他的手按住。他们之间的眉目传情都被家里人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进一步沸腾起来。那个星期六，他们就订婚了。

　　星期六那天，玛莎给弗洛伊德送去一只戒指。这是玛莎的爸爸送给她妈妈的，她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弗洛伊德仿照这个戒指订做了一只小的，送给玛莎。

　　订婚那天是六月十七日，弗洛伊德和玛莎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他们曾一连好几年，要在每一个月的十七日那天庆祝一番。

　　从他们认识的时候开始，弗洛伊德的性格就给玛莎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玛莎觉得他很象她爸爸。

　　从玛莎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可以看出，从那以后她很明显地爱上了他。但是，弗洛伊德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对她的真情表示怀疑。弗洛伊德指责她说，她只是在弗洛伊德爱上她九个月之后才吐露真情。弗洛伊德的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后来，弗洛伊德也承认，大多数女孩子总是要在男方追求一段时间后方能动情。

　　弗洛伊德对他所爱的人远不是单纯地停留在迷恋之中。弗洛伊德的感情乃是一种真正的寝食俱废的狂热恋爱。他这次总算亲自地感受到了爱情的惊人力量，经历了其中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爱情象吸铁石一样，把他的内心深处的一切热情都吸引出来、激荡起来。正如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所说：“真实的爱情的道路永远是崎岖不平的；即使是两情悦服，也可能会有斗争、死亡或疾病侵害着它，使它象一个声音、一片影子、一段梦、黑夜中的一阵闪电那样短促，在一刹那间它展现了天堂和地狱——在还来不及说一声‘瞧啊！’的时候，黑暗却早已张开了大口把它吞噬殆尽……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都要受到折磨，似乎是一条命运的法则，那么，就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折磨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所缺少不了的随从者。”假如有人想要寻找一个能真正体验爱情的这些深刻复杂内涵的人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就是最有资格的候选人。

　　但弗洛伊德和玛莎很快就分开在两地住。在他们分手那天，弗洛伊德深怕自己会从一个可能是虚幻的好梦中惊醒。他还不大敢相信自己沉沦于幸福的爱情之中，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心安理得地在反复欣赏玛莎寄来的信。

　　弗洛伊德这个人的感情的特点在他同玛莎的关系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弗洛伊德最厌恶调和和逃避现实，最不能容忍姑息。在他看来，他同玛莎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完全融和的程度，不容许其间存在一点杂质或暧昧。他要求自己同玛莎之间的爱情生活达到绝对纯净的地步，甚至不许玛莎有任何一点令他怀疑的言行。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与其说是他的科学研究中的严谨、一丝不苟品质的延伸，毋宁说是书呆子气的表现。

　　玛莎虽然是一个娇丽温柔的姑娘，但她有很强的自尊心，也绝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毫无主见的人。所以，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关系经常会遇到挫折和矛盾。在他们俩分离后不到一星期内，弗洛伊德就单方面地表现出他那过于理想化，因而是很不现实的要求，希望她能百分之百地放进他脑子里为她设计好了的那个模子里。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恰恰不合弗洛伊德的主观设想。

　　最大的麻烦是玛莎同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的关系。在认识弗洛伊德以前，玛莎确实曾考虑过要选择马克斯·迈尔。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弗洛伊德大吃其醋了，再加上弗洛伊德的一个妹妹故意地、也可能是不怀好心地火上加油，告诉弗洛伊德说，玛莎曾对马克斯为她谱的乐曲和为她唱的歌感兴趣。这就使弗洛伊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终日心神不安，疑神疑鬼。此外，马克斯也直接气弗洛伊德，说玛莎早就需要爱情，以致她早已准备寻找一个合意的丈夫！所有这些挑逗，更使他妒火中烧。

　　弗洛伊德远较别人更自寻烦恼。弗洛伊德曾写信给玛莎坦率说：“我对自己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你没有什么美丽优点，就赢得了最亲爱的人的芳心，而你竟于一星期后，就如此尖刻地指责她，以嫉妒去折磨她……当一个象玛莎那样的姑娘喜欢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害怕一个马克斯·迈尔或一个军团的马克斯·迈尔呢？……这正是植根于我的爱情的那种笨拙和自寻烦恼的表现……现在我已把它当做疾病一样的抖掉了……我对马克斯的感觉来自于自己的没有自信心，而不是来自你。”这一段话是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自寻烦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分析。虽然只是对其中的一件事而发的，但它是一个典型，足见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经历了何等曲折的心理矛盾过程。他往往给自己添加麻烦，接着又象上面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自我分析、自我批评。但是，这种理智的、冷静的看法，并不长久，很快又被爱情的副产品——妒忌心所动摇，于是，又陷入新的烦恼之中。但不久，马克斯的影子又被另一个人的影子所掩盖，更严重地干扰了弗洛伊德的感情。这个人不是弗洛伊德的陌生人，而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弗立兹·华勒。马克斯是一位音乐家，而弗立兹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些就是令弗洛伊德不安的地方。弗洛伊德曾经仔细观察过他们取悦妇女们的本领，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弗立兹最擅长于诱拐别人的女人。弗洛伊德后来曾说：“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只好无望地设计一种奇特的锁，并不得不首先折磨自己，以便寻找一种适当的钥匙。”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弗立兹的疑心也是多余的。弗立兹已经和玛莎的表姐订过婚，而且他一直都以兄长的身分关心玛莎。弗立兹和玛莎很要好，有时带她出去，而且常常从各方面鼓励她。他们之间只有亲密的友情，没有什么值得弗洛伊德惊慌或妒忌的地方。玛莎对弗洛伊德的感情也始终是很忠贞的，她只是把弗立兹当成哥哥一样看待。但是，不管怎样，弗洛伊德一直坚持要玛莎和弗立兹停止来往。这样，玛莎与弗立兹才不得不中断各种关系。从那时候起，弗立兹再也没给他们增添麻烦，不过他们所受到的创伤却需要长时间的医治才能痊愈。这事过了三年，弗洛伊德还说这是一段“不可能忘记的”痛苦的回忆。

　　在弗洛伊德与玛莎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的哥哥和母亲也曾经带来一些矛盾和干扰性因素。

　　玛莎的哥哥埃力·柏内斯，比玛莎大一岁，是弗洛伊德的心腹之交。他生性豪爽，很擅长于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需要赠送礼物。弗洛伊德一直珍藏着埃力送给他的美国独立纪念图片。弗洛伊德奉之若神宝，一直挂在医院宿舍的床头上。在他们感情破裂以前，弗洛伊德非常喜欢这位朋友。

　　埃力在这两家人中，比谁都神气，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还发行了一本有关经济方面的刊物。自一八七九年埃力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和两位妹妹完全由他一手供养。同时他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之后，也帮了弗洛伊德一家不少忙。他对人生的看法，不象弗洛伊德那样严肃。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埃力是一个被家庭娇惯以至宠坏的孩子。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埃力的上述看法是片面的。埃力确实是一个聪明能干的男人。

　　一八八二年七月，埃力和弗洛伊德住在一起。埃力对弗洛伊德很友善和亲切。但过了不久，问题就出来了。当时，弗洛伊德的刚刚年满十六岁的弟弟亚历山大正受雇于埃力，学习他后来一生从事的工作。按照那时的习俗，当学徒是不支薪的。但是，亚历山大上工九个星期后，弗洛伊德便叫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向埃力索取薪水，并说，若埃力真的不答应或甚至稍有迁延，就要辞职不干。埃力只答应从两个月后的一月份开始支薪。所以，亚历山大就听了弗洛伊德的建议离开埃力辞职了。这件事使弗洛伊德与埃力及其母亲（即弗洛伊德未来的岳母）的关系恶化。

　　由于弗洛伊德与埃力的矛盾，弗洛伊德以后再也不去玛莎家。所以，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只偶而在街上，或在弗洛伊德的拥挤的家中见见面。这样的不对劲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弗洛伊德在医院里有自己的房间时才有所转变。接着，玛莎就经常到那里去看他。

　　玛莎的母亲爱梅玲·柏内斯，母家姓菲力浦，她生于一八三零年，是一位很有知识的妇女。她的老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以，她会讲一口流利的瑞典语。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严格地遵守正统的犹太教教法。她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象她那样虔诚，信守犹太教教规。而弗洛伊德根本不信那一套，因此，矛盾也就由此引起。弗洛伊德很不客气地称宗教教义那一套规定为迷信，他很鄙视宗教迷信。按照犹大教规定，星期六安息日内，不能写信，禁止书写。玛莎为了躲避妈妈的目光，偷偷地到花园里写信，并用铅笔代替钢笔和墨水，弗洛伊德为此烦恼不已，甚至指责玛莎不敢起来反抗她母亲的迷信活动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弗洛伊德曾经对玛莎说：“埃力并不知道，我将要把你改造成一个异教徒。”确实，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改造了玛莎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有一次，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谈到玛莎的母亲时写道：“她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太冷漠了。她对我的态度可能会永远如此。我一直尽量地想在她身上找到与你相似之点，但发现几乎没有半点是能扯得上的。她那极端的热诚，多少带一点屈尊俯就的神气，显得她处处要人尊敬她。我可以预见将来我肯定会和她常常合不来。不过，我不打算迁就。现在，她开始对我弟弟不好，而你知道我对我弟弟是喜欢得要命的。另外，我已决定，再也不能让她用疯狂的虔诚和挨饿的折磨来损伤你的身体。”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妈妈最为不满的，就是她那洋洋自得的神气和贪图安逸的习惯。其次，弗洛伊德觉得，她活到那么大年纪，却不象他母亲那样，退到一边，一切为儿女的利益着想，反而母居父职，摆起一家之长的架子，过多地干涉儿女的事情。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太过男性化的表现，弗洛伊德对此很反感。弗洛伊德的朋友索恩贝尔格也站在弗洛伊德一边，认为她太自私了。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同玛莎一家人的关系。公正地说，有很多事情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心胸过于狭窄造成的。在实际上，玛莎的母亲和哥哥，尽管有很多缺点，但一直是没有妨碍他和玛莎的关系。玛莎自己也并没有因母亲和哥哥的关系而减少同弗洛伊德的来往。

　　玛莎对她母亲的态度，始终是真诚的和尊敬的。在玛莎看来，她母亲的那种坚决的意志，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值得钦佩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能如此自信，是很难能可贵的。玛莎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保持对母亲的尊敬，又始终真挚地热爱着弗洛伊德。她能很好地保持平衡，不致使任何一方的感情受到损害。这是玛莎能成为贤淑的家庭妇女的先兆。

　　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和玛莎两家人都热热闹闹地和快快乐乐地度圣诞节的时候，弗洛伊德和玛莎两人才把他们俩订婚的事情告诉玛莎的母亲。玛莎的母亲接受他们俩送给她的礼物。那是德国名作家席勒的作品《钟》。

　　一八八三年一月，弗洛伊德和玛莎开始在一本他们称之为《秘密纪事》的书本上记载他们之间在订婚前后的恋爱生活。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要在以后的某一天好好地读它。他们认为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有书信来往，因而就没有机会记录他们之间的那些极其美好的恋爱生活。因此，他们决定，当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要轮流执笔，写日记和回忆或感想之类的东西。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段话，头几句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难以驱赶和剔除的勇气和胆略。当我严格地检讨自己，当我比我所爱的人更严格地检查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上天并没有给予我许多天赋，也没有赋予我更多的东西。恰恰相反，只给我很少迫使别人承认的才能。但是，它却赋予我那种热爱真理的大无畏的精神，给我一双研究家的锐利眼睛，使我对生活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使我生性努力工作，并能从中获得无限的乐趣。我的身上所具备的这些最好的品性使我能忍受在其他方面的贫乏……我们要把这些共同地贯彻于一生中……”弗洛伊德还在《秘密纪事》中写道：他们要共同研究历史和诗，“不是为了美化人生，而是为了生活本身。”

　　一八八三年，埃力坚决支持母亲举家迁回汉堡的决定。这样一来，弗洛伊德同埃力的矛盾就更尖锐化起来，以致当埃力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的时候，他不愿参加婚礼。弗洛伊德本来就讨厌各种形式上的礼仪。这次埃力的婚礼举行得很隆重，更引起弗洛伊德的反感。他公开说，这次婚礼“简直令人讨厌”。但是，弗洛伊德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婚礼也免不了要举行得如此隆重。

　　一八八三年六月，玛莎一家迁往汉堡，弗洛伊德与玛莎不得不暂时分居两地。

　　弗洛伊德很担心，他们分手以后，玛莎会由于精神不悦而影响健康。但在实际上，他自己所受的影响，远比玛莎所受的影响要严重得多。他那段时期的境况，确实是够凄凉的。当时，他还没有正式从事能使他的前途和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美满和充满希望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家庭负担又重，而唯一支持他的精神安慰——和玛莎谈话，解除心中之烦也没有了。他在苦恼中怨天尤人，怪他妈妈和在英国的哥哥不为他着想，不分担他的重负；同时也怪玛莎不坚决反对搬家。在那一个月内，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烦恼，而玛莎也狼狈不堪，坐立不安，这对情人简直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由于弗洛伊德的固执和过于自信，使他们之间的误会发展到悲剧的程度。在这里，集中地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性格和感情的特点。

　　弗洛伊德同玛莎相比，不论在性格和感情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冀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也总是有过多的忧虑。他在别的方面表现得很自信，但在自己的爱情问题上，则表现得自信心不足。他一次又一次地因怀疑玛莎对他的爱而苦恼不堪，更因此渴望玛莎经常向他提出“保证”来达到安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常常想出一些特别的试验，想要证明玛莎对他的爱。但他的某些“考验”方式，显然不太妥当，有些甚至不合情理。最突出的表现是要求玛莎和他完全一致，要无条件地、绝对地赞同他的意见、他的感觉和他的意向。在他看来，除非能在玛莎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在玛莎身上看到他打下的“烙印”，不然她就不能算真正属于他的。

　　但是，弗洛伊德对玛莎的这些“考验”，并不是始终都是如此坚决地坚持到底的。由于他对她的深厚感情，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自我折磨以后，弗洛伊德就会向玛莎作出让步，或自己在理智上表现得清醒些，承认自己的要求有绝对化或不切实际的倾向。

　　一般而言，玛莎和弗洛伊德在性格、兴趣方面的差别并不能导致对抗的程度。所以，玛莎可以很轻易地通过他的各种“考验”。但在有的时候，一旦遇到他要埋没或否定她自己所坚持的生活标准时，她就会坚持己见，毫不退步。在许多情形下，总是玛莎获胜，弗洛伊德退让。这就说明，弗洛伊德的那种占有欲、感情的绝对排外性等等，碰到玛莎的硬个性，也都要败下阵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自己不但不怨恨，反而为玛莎的胜利，即为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弗洛伊德觉得，他能找到这么一个有个性的、坚强的终生伴侣是很高兴的。因为在他看来，他所需要的正是那种能在今后一生中，不管风吹浪打，也不管经历何等的艰难困苦，都能与他共同战斗的忠实朋友，而不是一个只能供他欣赏的洋娃娃！

　　在一般情况下，一对订婚或结婚的夫妇，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总会自动地相互协调，寻求最大的可能使彼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说在订婚或结婚以前，许多事情都处在理想化的阶段，双方的缺点和各种微妙的性格都未能全部看透，那么，在订婚和结婚以后，由于有了更多的实际的接触，在事实的严峻考验下，双方的性格就会慢慢地、也更真切地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正常的夫妻应该是尽量调和和调整关系，使之更加平稳地发展下去。但是，弗洛伊德却与众不同，他说：“相互宽容只能导致疏远，这种宽容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有困难的话，应该去克服它。”这是弗洛伊德的敢于正视现实、迎着困难上的优秀品格的表现。由于他厌恶各种形式的一知半解或半途而废、厌恶各种掩盖矛盾的虚伪形式，不愿意自欺欺人；由于他有一种不管经历多大艰难困苦都要直捣真理的核心的坚强毅力；再加上他有上进心；所以，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绝不妥协”的精神，成为一个很不好惹的人。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看不出别人身上存在着某种必须如以纠正的错误的话，那就是不堪设想的。弗洛伊德的这些性格，使他在订婚后的头一两个月内，同玛莎之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争吵。

　　我们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所看到的，是一个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家的特有品格的特殊表现。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弗洛伊德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的刻板态度。我们倒应该从这里获得关于弗洛伊德的特殊作风的丰富材料，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为人。他在投注他的感情之前，总要先给对方一个难以忍受的批评；他内心中深藏的那种仁慈的宽宏和忠诚的爱情，总要覆盖上一层苦味的外衣。因此，有些人常常对弗洛伊德的个性产生一些误解。玛莎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对弗洛伊德的高度忠贞，以致她同弗洛伊德订婚和结婚后，当她发现弗洛伊德身上的缺点的时候，仍然能保持对他的忠诚爱情。她表现出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她深信只要和他在一起，不管遇到何等复杂的感情变化或境遇，他们的爱情都会获得胜利。

　　弗洛伊德一直为玛莎的健康操心，玛莎患有青春少女常患的“萎黄病”。一八八五年夏天，当他听说她的身体不太好的时候，他在信里写道：“当我为你的身体而焦急的时候，我简直就要发神经病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一切价值观念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生怕你生病的可怕念头。唉！我心乱如麻，不能再多写了。”第二天，弗洛伊德收到她的一封明信片。他看了信以后又写道：“我怎么会想象你生病了呢？这真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我看这是太疯狂了的缘故……当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他自然会疯的。”三十年以后，当弗洛伊德研究爱情心理学的时候以及当他在一九一零年发表《恋爱生活对于心理的奇异影响》的时候，他个人的爱情经历就是最直接的和最富有内容的材料来源之一。

　　有一次，玛莎到卢北克度假，曾经开玩笑地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她曾幻想自己在洗澡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说：“有人一定会认为，同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相比，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爱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但是，我要承认，我的看法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失去爱人无异于世界末日的到来。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一切仍在进行，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弗洛伊德还在信中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一封信就会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你的一个决定，就如一个能决定生死的大计一样，令我期待不已。我除了那样做以外，不能再作别的什么事情。那是一段充满着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期。而且，只有经历那样一段时间，我才能为赢得你而平静地工作。因此，我那时必须为你的爱而战斗，正如我现在必须继续为你而战一样……”

　　不管怎样，这一切就是弗洛伊德的信仰所固有的特征。他并不期望有什么好事，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认为想要获得任何好东西，都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行。

　　在订婚后三年，他告诉她说，他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在三年前，他对她的了解太少了。弗洛伊德说，他在三年前所爱的只是她的形象，而如今他所爱的是她的人格，是真正的玛莎。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着许多痛苦。在那以后，我对你产生了忠诚的情谊和欢乐的信心。如今，我则以一种神魂颠倒的激情爱着你，这种激情只能保留下来，并大大超过我的期望。”

　　从一八八二年六月订婚到一八八六年九月结婚，弗洛伊德不仅在感情上经历了多种复杂的考验，而且，在经济上承受了很重的压力。弗洛伊德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都不很富裕。他自医学院毕业后，又有一段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能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他的婚姻费用一直给他带来很大烦恼。玛莎的妈妈本来就有点计较弗洛伊德家里不够富裕，因此，越接近婚期，弗洛伊德越为经济问题着急。

　　若要以他开业所得的积蓄来结婚，起码要好几年才能办到。所以，结婚的费用，看起来几乎要全靠玛莎家里的钱。结婚后建立家庭所需要的家具，需要花相当多的钱去购置。他为此四处借钱，但结果又不理想。更糟糕的是，他获知八月又要去当兵。在当兵的时间里，他不但将没有收人，而且还要花钱付路费。

　　在弗洛伊德订婚后的那段长时间里，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一刻不在心中挂念着何时可以结束订婚期。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他一心想成名，希望能有较多的收人，得到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以便能够和她结婚。但是，那几年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在经济上艰苦奋斗的岁月。

　　弗洛伊德自己曾经算过好几次，要想使自己在结婚后度过安稳的第一年，非得要有一千美元的准备金不可。但是，直到结婚的那一年，他才筹备了不到五百美元的钱。好在那时候玛莎那位富有的姨妈李·劳贝尔资助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三倍於此的嫁妆费。

　　弗洛伊德决定把婚期定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十七日。那是他们订婚五周年纪念日。玛莎很同意弗洛伊德的安排，使弗洛伊德又一次感受到当初玛莎答应他求婚时的那种快乐。但是，不久弗洛伊德就获知他已得到资助赴巴黎深造（详见下一章），所以他决定改变预定的婚期。从巴黎回来后，他决定在维也纳开业。在一切都安排就绪以后，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弗洛伊德才同玛莎结婚。

　　这时候，新娘正好二十五岁，而新郎三十岁。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弗洛伊德身高五尺七寸，长得英俊、瘦长，五官端正，还有一对乌黑乌黑的、炯炯发光的眼睛。

　　刚刚结婚的日子里，弗洛伊德的经济生活仍然未能迅速好转。他这时候已经开业行医，本来预料十月份会有很多患者来看病，但实际诊疗者却寥寥无几。弗洛伊德的每天收入很有限，他只好让自己的太太暂时度过一段较艰苦的日子。在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每月只能得到约合四十五美元的收入，而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一百二十美元！虽然，他们都能泰然处之，但实际困难确实接踵而来。他把哥哥伊曼努尔送给他的金表拿去当押。好在有明娜的帮助，日子才能过得去。

　　由于玛莎处处表现出仁让、俭朴和顾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难才不至于影响到他的工作。玛莎在生活中总是把方便留给弗洛伊德，而把困难留给自己来承担。

　　一八八七年十月，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取名马蒂尔德，孩子的降生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满和幸福的气氛。弗洛伊德在两年后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我已经无所他求，也不再那么辛苦地工作了。”接着，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和一八九一年二月，他们又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为琼·马丁，这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在法国巴黎深造时的一位老师琼·马丁·沙考特。沙考特是法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奥里沃，这是为了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沃·克伦威尔的。如前所述，克伦威尔是佛洛伊德早年崇奉的一位英雄。

　　由于人丁日多，需要的房间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八九一年八月，他们搬到著名的柏格街十九号。那儿既宽敞、又便宜。一年以后，他们又租了楼下的几个房间，作为弗洛伊德的书房、候诊室和诊疗室。弗洛伊德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七年。在那以后，在这所房子里，他们又生下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三个孩子分别生于一八九二年四月、一八九三年四月和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厄纳斯特，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的老师厄纳斯特·布吕克教授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和蔼可亲、溺爱孩子的爸爸。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当他的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急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候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她的病就日见好转，人家都说，一颗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

　　当弗洛伊德有了六个孩子以后，他的事业也开始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弗洛伊德传--第五章　初期医学实践






第五章　初期医学实践

　　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继续留在布吕克教授的生理研究室里。他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十五个月了。但那时，他还要兼顾听课；如今，他可以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他和其他刚从大学毕业的初级研究人员一样，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担任了大学助教的工作。从一八八一年五月到一八八二年七月，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助教教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弗洛伊德要承担赡养父母弟妹的重任，而他的收入又很微薄。同时，他这时候已经订婚，也开始考虑要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显然，继续担任研究室和助教工作，不能满足经济上日益增多的需要。所以，在完成第三学期助教工作的时候，他决定接受父亲和布吕克教授的劝告，改行做专职医生。

　　在他的《自传》中，弗洛伊德说：

　　我生命的转捩点发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我一向寄以最高崇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的宽宏大量然而缺乏远见的见解，热情地劝告我，从我的困难的经济处境着眼，放弃我的理论业务。我送接受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进入全科医院。

　　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已经六十七岁，家里又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而弗洛伊德在生理学研究室里的工作和大学助教，只能每月得到四十美元左右的收人。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向朋友借款度日。到一八八四年，弗洛伊德总共借债五百八十美元左右。在资助弗洛伊德的朋友当中，包括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在内。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这位布洛伊尔教授是继布吕克教授之后对弗洛伊德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弗洛伊德的这一转业，从它的实际效果来看，远远地超出了他自己的设想。他和他周围的人，都较多地从经济收入的改善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从弗洛伊德此后数年的命运来看，这一转业引出了积极的效果。这一效果，不论弗洛伊德本人，还是他的多智多能的老师，在当时都未能预见到。只是在事后，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中取得累累硕果的时候，他回过头去重新评价自己在一八八二年的转业决定，才看出了它是他的一生中的真正“转捩点”。

　　这一“转折点”的意义在于从此获得了真正的医学实践的机会，为他在日后所开展的精神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际经验。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二十六岁，是一个没有任何临床医学经验的青年医生。所以，毫无疑问，他选择临床医疗工作乃是他把学得的理论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必由之路，也是他在往后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

　　一八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正式地到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开始时，他担任了外科医生，他感到外科医生工作是一项很费体力的工作。他每次下班以后，总感到精疲力尽，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

　　一八八二年十月，在西奥多·梅纳特的推荐下，他当上了著名的医生诺斯纳格的诊疗所的实习医生。诺斯纳格的诊疗所是维也纳全科医院的一个分院。

　　诺斯纳格医生是一八八二年那年刚从德国到维也纳来的著名内科医生。他自己遵循着一整套极其严肃、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他对他的助手们说：“凡是想要每天睡五个钟头以上的觉的人，都别研究医学。每个医学学生，每天要从早晨八点起听课，一直听到下午六点钟；然后，他必须回家继续研究至深夜。”他的高尚品质博得了他的学生、助手和病人的钦佩，弗洛伊德很尊重诺斯纳格。但是，弗洛伊德迫切地感到：他不能继续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日常的看病活动中，而应该在看病之外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病人的病例。

　　所以，在诺斯纳格的诊疗所工作了六个半月以后，一八八三年五月，弗洛伊德转到梅纳特的精神病治疗所。在这里，他当上了副医师。从此，他搬到全科医院去住，只有在休假日时，才回到家里去。

　　西奥多·梅纳特同弗洛伊德以前的老师布吕克一样，是一个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兼任教职。弗洛伊德大学时代很喜欢听他的课，并且从听他的课开始对神经病学发生了兴趣。弗洛伊德曾说，他对梅纳特的崇拜达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梅纳特是当时最著名的的脑解剖学专家，他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所以，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患有这种病的病人，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这是以后数年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始。

　　弗洛伊德在梅纳特诊疗所工作了五个月。其中，他研究了男神经病患者两个月，而研究女神经病患者三个月。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亲自得来的精神病治疗经验。在工作期间，弗洛伊德深受他的老师梅纳特的高尚品质的感染。他写信说，梅纳特“比一大群朋友加在一起还有鼓舞力”。他每天工作七小时，并用剩余时间大量研读有关精神病的著作。在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

　　工作期间，弗洛伊德还结识了不少朋友。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孤独的人。他与朋友之间的团结、合作，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以致当医院里的副医师们就他们受到的不合理的膳宿待遇而联合一致地向院方提出抗议交涉的时候，弗洛伊德被选为副医师的代言人去同院方谈判。由此可见，弗洛伊德不论在工作和研究方面都已经是引人注目的出类拔萃者。

　　一八八三年十月，弗洛伊德转向皮肤科。在当时的维也纳全科医院里，皮肤科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专治普通皮肤病的，另一个是专治梅毒和传染性皮肤病的。弗洛伊德选择了后者，因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但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只能为男性患者治疗，而不能接触到女病人。这项工作比较轻松，他每周只需要用两次会诊时间，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到实验室里作研究工作。

　　他在三个月的皮肤科诊疗工作中，也同时担任了耳鼻喉科的诊疗工作。在耳鼻喉诊疗工作中，他感受到自己的实际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较差，他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有点笨手笨脚的。

　　从一八八四年一月起，弗洛伊德开始长时间地在全科医院的神经科工作。他每天在诊疗室工作两小时，其他时间到实验室工作。

　　七月，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神经科负责人。他要负责一百多名病人，要管理十个护土、两位副医师和一位实习医生。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的三年工作期间，始终都以饱满的热情进行临床医疗实践和研究工作。他虽然连续地从医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的工作和研究重点，他的主要兴趣，始终都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他在诊疗时间外的研究工作，重点也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机能。他先后跟随了象梅纳特和布洛伊尔那样的著名神经科专家，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症以及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取得重大的成就。他在《自传》中说：

　　以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项工作已经失去了信心。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如今，我开始转向人类的神经中枢系统的研究……我所以选延髓作为我的唯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和我初入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和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在生理研究室工作，起劲地在从事脑解剖研究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髓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看来，脑解剖的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即使是不久前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诺斯纳格，在其脑部位方面的著作中也还不能把脑神经病理从别的医学分支之中分离出来……

　　在第二年中，我还是继续担任住院医师的职务。我发表了不少有关神经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我对这方面的疾病已经能驾轻就熟，甚至我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的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一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见弗洛伊德著《自传》）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五年，弗洛伊德在初期医学实践中，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了特别深刻的认识，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总结在他在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中——《喇蛄之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构造》、《神经系统诸要素之构造》和《论可卡因》。

　　神经衰弱，如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一样，可以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可卡因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弗洛伊德曾经亲自服用可卡因，检验可卡因对人的神经系统所起的振奋作用。他在一封给玛莎的信中说：“在我最近患神经衰弱症时，我再次服用可柯（Coca，可卡因就是用可柯树叶提炼出来的有机盐基，一般在医学上用作局部麻醉用），而很少量的药剂就可以给我提神达到很兴奋的程度。我现在就是正在收集关于这个富有魔力的物质的资料。”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向一位年轻眼科医生建议用可卡因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药。不久，他得知他的另一位朋友、眼科医生卡尔·柯勒已经成功地把可卡因用作眼科手术的麻醉剂。

　　接着，弗洛伊德又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人上瘾，就象吗啡可以使人上瘾那样。当弗洛伊德发现他的朋友弗莱舍尔因右手手术而上了吗啡瘾的时候，他建议弗莱舍尔用可卡因治疗。果然，弗莱舍尔服用可卡因后，立即断了吗啡瘾。从那以后，弗洛伊德用可卡因治疗各种神经系统失调症，诸如海上晕船和三叉神经痛等等。弗洛伊德研究可卡因的成果，再次证明他是希望取得神经病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的。

　　一八八五年四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的结果是青光眼。第二天，弗洛伊德请另一位更有经验的眼科医生柯尼斯坦给他爸爸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应用可卡因的先驱。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患病的父亲做成功的眼科手术而高兴。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八八五年春天，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根据德国和奥地利大学的规定，弗洛伊德所担任的只是无报酬的讲师职务，这种职务的讲师无权参加系里召集的会议，也不付给工资。他只能为一些医学系班级主持供学生选修的专题。任这一职务的教师虽然没有报酬，但往往很受尊敬。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才有资格任这种职务；而且，只要任这一职务，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有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的希望。

　　这次弗洛伊德之所以能获得这项荣誉职务主要是由于他个人在神经系统病理学方面的卓越成果，同时，也由于布吕克教授、梅纳特教授及诺斯纳格教授的推荐。布吕克教授在写给医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弗洛伊德医生写的关于显微镜解剖学论文已被公认为优秀的成果……我很了解他的工作，我准备签署任何一个关于推荐他的申请书。”布吕克教授还写道：“弗洛伊德医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有严正和沉着的性格，他在神经解剖学方面是一位优秀工作者，他具有高度的机巧，敏锐的目光，透彻的知识和细腻的推导方法以及表现出高度组织能力的写作手法。他的发现得到了公认，他的演讲风格是透彻明确的。在他身上，科学研究人员的品质同优秀教师的品质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在讨论任命弗洛伊德讲师职务的会上，终于以二十一比一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弗洛伊德的任命状。

　　到一八八五年二月为止，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神经病科工作了十四个月。全科医院院长通知他说，神经病科主任希望他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弗洛伊德与这位神经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在此以前，神经病科主任舒尔兹一直与弗洛伊德问意见。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长期留在神经病科，因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利于巩固他自己的主任职位。他们俩的矛盾早已传遍医院，这次决定把弗洛伊德调走，弗洛伊德曾提出强烈抗议，但无济于事。

　　一八八五年三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转入该院眼科。在这里，他工作了三个月。六月，他转入皮肤科。在未转入皮肤科以前，奥柏尔斯泰纳请他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稍微增加他的收入。这里的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很喜欢这里的周围环境。这里有优美的山区和森林，这个私人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院内有六十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发狂症。

　　正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准备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未来的家庭的所在地的时候，弗洛伊德接到了赴法深造的通知。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的又一个新转折点。这意味着，弗洛伊德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研究神经病和精神分析的事业正式开始了。这事发生在一八八五年秋。










弗洛伊德传--第六章　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






第六章　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

　　在一八八五年以前多年的研究和初期医疗实践中，弗洛伊德积累了治疗神经病症的丰富经验，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科学成果。早在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已经写道：“我已经逐渐地把成为一个神经病治疗专家作为我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弗洛伊德还在《自传》中说，那时候，他已经“以诊断的正确，及死后解剖证实率高而闻名”。

　　在弗洛伊德担任神经病科医生期间，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病病理学方面。他在这段时间内，曾连续在《医药科学中心杂志》、《解剖学和生理学文库》以及在英国伦敦出版的《大脑》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受到了神经病理学界的广泛重视。他的论文很快被译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与俄文。

　　弗洛伊德在神经病学方面的成果是从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工作开始的。虽然当时他的研究专题是鱼类的神经细胞，但已经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论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布吕克生理实验室的初期实践都是他的真正科学研究活动的良好开端。后来，梅纳特教授又给了他进一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系统病理的机会。一八八五年，在《神经病学中心杂志》发表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理学论文，第二篇类似论文发表在同一期刊的一八八六年三月号上，第三篇论文发表在耳科疾病专门研究杂志的一八八六年九月号上。所有这些论文都集中地研究听觉神经的病理学问题。弗洛伊德以五至六个月的胎儿听觉神经纤维为主要解剖材料，进行了严密而细致的分析。这些论文虽然都是研究听觉神经，但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是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条头盖神经及它们的三叉神经根，所有这些神经都同脊髓上的后根神经节相对应。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组织学和临床方面的经验及研究成果，弗洛伊德在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讲师后不久，被布吕克教授推荐享受一笔为数可观的留学奖学金，前往巴黎，做当时最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沙考特的学生。

　　留学奖学金是二百四十美元，可以足够维持六个月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一八八五年八月底，弗洛伊德经历了三年零一个月的辛勤工作以后，终于离开了维也纳全科医院，前往巴黎。这意味着：他的一般性的初期医学实践结束了，他迈入了一个更加专门的研究领域——神经病学。

　　一八八五年秋，弗洛伊德到达巴黎。沙考特是医学史上空前未有的神经病学专家，在当时，凡是能做他的学生的人，就等于获得了终生的“护身符”，从此可以通行无阻地出入医学界而受到尊敬。人们会竖起大拇指赞扬沙考特的任何一位徒弟。在沙考特的领导下，法国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成了举世瞩目的神经病学圣地。弗洛伊德到巴黎后，拜见了他，做他的学生，并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实习。

　　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弗洛伊德到巴黎后，写信给玛莎说：“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个学者。”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的、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同有意识的思考根本不同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肤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说，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还说，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学习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弗洛伊德集中地研究幼儿的大脑和脊髓的退化现象。他还对一位女病人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病理解剖，发现她所患的半身不遂症（病人从一八五三年起患有此病，至一八八五年才病死）是由于她在三十年前产生了血管栓塞，造成了血管硬化。他在作出上述论断过程中，一共列出了七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并进行了严密的显微镜观察。他善于从多种可能的原因中推断出最可靠、最实际、最真实的理由，然后，他又从多种实际存在的理由中选出最本质、最主要的因素。

　　为了献身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他甚至写信给玛莎说：“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具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起见而战胜爱情。”弗洛伊德表示，他要奋不顾身地解决大脑解剖的问题。不然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弗洛伊德还说；“做为一位老师，沙考特是极其完美的鼓舞者，他的每一次讲座部是结构方面和文章方面的典范。他的文体优美而高度完善，他的讲演是如此生动和深刻，以致久久地在耳边留有回音，而他的实验操作过程则可以栩栩如生地在你的眼前保留很多天。”

　　弗洛伊德还为沙考特翻译论文。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写道：

　　有一天我听到沙考特感叹着战后（指普法战争后）还不曾有人把他的讲义译成德文，还说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讲义翻成德文，他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自愿承担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里的句子。沙考特接受了我的毛遂自荐。我遂进入了沙考特的个人生活圈子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参加了医院里的一切活动。

　　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完成他的翻译工作的。沙考特的这篇讲义的德文译本比它的法语原文还提早出版了几个月。这个讲义的题目是《关于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新讲义》。为了感谢弗洛伊德的德文翻译，沙考特赠送给他一套他的著作全集，书上还写了如下献词：“献给弗洛伊德医生先生，沙尔彼得里哀尔的最珍贵的纪念。沙考特。”

　　弗洛伊德从沙考特那里学习到不少东西，而其中最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是沙考特关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说：

　　和沙考特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沙考特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就教者的惊奇，继而发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曾和这位了不起的人物讨论到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学说，主张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他虽然赞成我这个看法，但显然地，他实际上并无多大兴趣对精神性疾病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还是病理解剖学。（见弗洛伊德《自传》）

　　在沙考特和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以前，人们一般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一种“伪装”或“拟态”，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或“假想”。很多医生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歇斯底里症。更可笑的是，医学界往往把歇斯底里症看作妇女病，把它诊断为“子宫的倒错”或阴蒂的病症引起的。因此，在治疗时竞毫无根据地采取切除阴蒂的野蛮手术，或让病人嗅一种叫“缬草”的植物。这种草有特殊的味道，病人闻了以后可以引起一种特殊的反应，引起子宫的收缩。沙考特的卓越贡献就是确定歇斯底里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排除了上述种种荒唐的治疗法。

　　实际上，“歇斯里底症”这个名称本身就是医学史上的耻辱的痕迹。“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的词根“Hysteron”就是“子宫”，用这个名词来称神经系统的疾病，表明早期医学的无能。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谈到一次由“Hysteria”这个病名引起的笑话。那是在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后不久，弗洛伊德向医学会报告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成果。到会的许多人，包括所谓的医学界“权威”，如医学会主席班贝尔格医生，竟宣称弗洛伊德的报告是“无法令人置信”的。当弗洛伊德谈到一位男病人的歇斯底里症时，在座的一位老外科医生，按捺不住叫嚷起来说：“老天！亲爱的弗洛伊德先生，你怎么会讲这些无聊的话呢？Hysteron的意思是子宫，一个大男人怎么会Hysterical（患歇斯底里症）呢？”弗洛伊德回维也纳后甚至不被准许对男歇斯底里症患者进行治疗。

　　在巴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渐对巴黎的实验室设备感到不满。一八八六年二月底，弗洛伊德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计划以后，终于离开巴黎回维也纳。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了阿道夫·巴金斯基，巴金斯基是著名的小儿科专家。他拜访巴金斯基的原因，据说与奥地利的种族歧视有关。本来，按照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所属的“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由于种族歧视，他无望在那里就职；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别的出路。恰好在这个时候，儿科专家马克斯·卡索维奇答应弗洛伊德，准备让他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职务。正是为了适应未来的工作，他才决定在柏林停留几个星期，以便从巴金斯基那里学到关于小儿科疾病的更多知识。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自那以后五年内，弗洛伊德一方面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气氛中，另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从事本行工作。

　　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佛洛伊德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八八八年，内容是对两个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观察和治疗的总结和分析。

　　弗洛伊德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半点科学研究工作，或发表过半篇文章。我成天都在为建立自己的医业基础，以及为满足自己和日见增大的家庭的温饱而忙碌着。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他进行大量的临床治疗。尤其可贵的是，他所接触的病人大多数是神经病患者。这就使他遇到了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病例，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自巴黎学习后的心得应用于实际治疗中。他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深信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对于治疗精神病的积极效用，这些疗法往往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开始，他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这些初步的成功，使他对治好精神病更加充满着信心。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时，就遇到种族歧视，以致使他不能在精神病研究所工作，而不得不专治儿科的神经系统疾病。另一方面，旧有的、反科学的传统观念——即把歇斯底里症当成“妇女病”也阻碍他进一步发挥专长。那些医学权威们不承认歇斯底里病是神经系统疾病，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最后，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脑解剖实验研究所的大门，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发表讲稿和论文的刊物，也迫使他只能够在私人诊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疗法。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用电疗。弗洛伊德通过实践发现传统的电疗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认为，早先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耳伯（W·Erb）所倡导的电疗法，有很多毛病。他在电疗中发现了另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即“暗示法”（Suggestion）。他认为，在电疗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功的例子的话，实际上应该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他干脆把那套电疗用的电器束之高阁。

　　至于催眠术，那么，弗洛伊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有所发现。他说：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一直到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就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虽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的专家教授们，还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指责催眠术为欺诈，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术。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奥地利医学界，在弗洛伊德以前，一直很少应用催眠术。就连著名的梅纳特教授也把催眠术在医疗上的应用看作是一种“不幸”。

　　弗洛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任何“传统”或“权威”。他追求真理，也善于发现真理，对于催眠术的研究和应用，正是体现了弗洛伊德的这种优良品质。

　　催眠术的应用不仅标志着精神病治疗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从对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疗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他转向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关键。正是通过催眠术的应用，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意识背后，还深藏着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过程——“潜意识”。后来，他发掘这种潜意识，并加以分析，最后导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学整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在他看来，所谓潜意识是被心理抑制和压迫着的领域，它栖息在内心阴暗的角落里，要经过外力的帮助、引诱和启发，经过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压力，才能转化为“意识”。而这种“潜意识”在未发现以前是深不可测的；就其内容和倾向性而言，也有好有坏的；它有时甚至抑制为一种荒谬不经的“梦魇”。这种内心秘密，又好象是人在时间中漂流，如同一座冰山，大部分浸在无意识的海洋中，小部分“漂浮”在“意识”的层面上。正是这种关于“潜意识”的观念构成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须知，恰恰是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而来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有必要简单地回顾弗洛伊德发现催眠疗法的过程。实际上，这一过程并不是从一八八五年秋至一八八六年二月的巴黎之行，而是从大学时代对催眠术的观察开始的。而从一八八二年起，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教授共同合作治疗一位叫安娜·奥的女歇斯底里患者，进一步掌握了催眠法的奥秘。

　　约瑟夫·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考特教授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这三个人，不论在科学研究成果、学风、研究态度方面，都为弗洛伊德树立了榜样。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偶然地突现出来。除了他们本人的努力以外，必须有充分的历史准备和成熟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因素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经验、优秀的老师的辅导和启示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是前人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他的好老师向他传授前人经验的结果。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不仅是维也纳的著名医生，而且也是卓越的科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布洛伊尔是一位“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他的职业活动的范围”。“他虽是一名家庭医生，但他也有过一段科学研究的生涯，而且写出了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他是一个才赋极高的人，年龄比我大十四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而他也终于成为我的知友和我患难中的援助者，我们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学上的兴趣。当然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首先是我，不过，后来由于精神分析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要我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实在令我为难，但为了真理，我终于不得不牺牲了他的友谊。”这指的是以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分歧。但即使这样，弗洛伊德也始终高度评价了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本身的影响的价值。

　　布洛伊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在埃瓦尔德·赫林教授的帮助下研究呼吸生理，发现了迷走神经的自动控制作用。接着他研究半规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八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当上荣誉讲师，一八七一年起就当私人医生，一八九四年，他当上了维也纳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推选他的人是西格蒙特·埃格斯纳、赫林和马赫，他们都是举世闻名的学者。

　　布洛伊尔是赫尔姆霍兹的忠实信徒，也很崇拜歌德和费希纳这两位作家。

　　弗洛伊德是在七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布洛伊尔相见的。当时，他们都在生理研究室。由于思想观点的一致，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甚至用布洛伊尔的妻子的名字安娜给他的大女儿命名。

　　从一八八零年十二月到一八八二年六月，布洛伊尔就已经给一个女病人安娜·奥治疗歇斯底里症。后来，在医学史上，它成为了划时代的著名病例。这个女病人原名柏达·巴本哈因姆（1859—1936年）；她是布洛伊尔首创的“涤清法”的第一位受益者。她原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她患病时才二十一岁，她的病是在她去服侍她衷心敬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布洛伊尔第一次接触这个女病人时，她的临床症状极为复杂错综，包括全身痉挛性麻痹、精神抑制和意识错乱等。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布洛伊尔发现，如果能使她用言语表达出她在病症发作时的那些笼罩着她的幻想和妄念，就能去除她的那种意识错乱状态。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终于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把她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后要她告诉他：每次发作时压迫着她的心灵的，到底是哪些念头。就这样，布洛伊尔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她那反复发作的抑郁性意识错乱，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为她解除各种抑制和肉体上的毛病。她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差不多，说不出自己病源的所以然来，也无法指出这些症状和她生活上的经验有任何关连，但是一被催眠，她马上就能认出原先弄不清的关系来。事实上，她的一切症状，都和她服侍父亲时所经验的故事有关，换句话说，她的每一个症状都有它的意义，都是些情绪状态的回响，十之八、九都是她在父亲病榻之侧所兴起的一些非压抑下去不可的念头，或冲动转移成症状性行为的结果。但是，任何症状都不是单一性的、有伤害性的情况的产物，而是由好些类似的情形累积形成的。所以当一个病人在催眠的虚幻状态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达到自由表达其情感、或表达原先被压抑的心智行为的目的时，症状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现。经过长久而辛苦的努力之后，布洛伊尔终于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位病人。事实证明，那位女病人复原之后，一直都很好，而且能担任繁重的工作。

　　上面所说的那种让患者自己用言语表达幻觉的方法，布洛伊尔称之为“谈话治疗法”或“烟雾扫除法”，后来，布洛伊尔把这一方法简称为“涤清法”或“净化法”。布洛伊尔发现，在采用“谈话治疗法”时，病人会忽然忘记自己的祖国的语言——德语，而只能讲英语。这就说明，在催眠状态下，患者失去了自控能力，恢复了受到多种压抑的、难以在正常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原始意识状态。在催眠状态下，她正常使用的因而也在正常情况下占据压倒优势的语言——德语，反而被压抑了；而原来被压抑的异邦语言——英语则反而上升为主要语言。这一例子说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层，存在一种原始的意识形式。

　　当布洛伊尔把安娜·奥病例告诉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发生了兴趣。那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事情。弗洛伊德听了这个病例以后，以极大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同布洛伊尔讨论，弗洛伊德说：“那时我发觉对于精神病人的这种治疗方法，比起任何以前有过的观察法都来得有效些。”所以，当他在一八八五年到巴黎时，他就向沙考特谈起这件事，但是，沙考特没有产生更大的兴趣。

　　等到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才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奥病例。这时候，弗洛伊德已从沙考特那里学到有关治疗歇斯底里病症的方法。弗洛伊德回维也纳以后，表现出他既尊敬老师又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沙考特对安娜·奥并不感兴趣，但弗洛伊德能应用沙考特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沙考特所不感兴趣的对象。不仅对沙考特，对布洛伊尔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深知布洛伊尔是第一个发现安娜·奥病例的人，也是第一个用催眠法治疗安娜·奥病例的医生。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发现了催眠疗法的奥秘，揭示出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是这样论述自己对布洛伊尔的催眠疗法的认识过程的。他说：“在这个病例的催眠治疗的过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涩暧昧的帷幕挂在那里，而布洛伊尔则一直没有把它揭开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布洛伊尔不肯为科学进一步尽力，而把那些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发现瞒着我那么长时间。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布洛伊尔在一个病例上所发现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广之，普遍地应用到别的病人身上？在我看来，布洛伊尔的这些发现，既然具有那样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个病例上应验过，我就不相信它对别的歇斯底里病人无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于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尝试应用布洛伊尔的方法。”（弗洛伊德《自传》）

　　弗洛伊德一向有这样的作风：他学习别人的成果时总是很谦逊；但他永远都把学习别人的长处当作迈入新征途的第一步。如果经过思考和观察以及实践，发现已有的成果的不完善性时，他马上又毫不犹豫地跨上骏马，再次奔向新的更高的目标。

　　他经过自己的治疗实践和研究，经过他的反复比较，发现了催眠术暗示作用的有限性。当时，最令他困惑的是两点：第一，他不能使催眠术百发百中，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催眠成功；第二，他无法把每一个病人催眠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深度。

　　为了使催眠术更臻完善，一八八九年夏，弗洛伊德亲自到法国南锡，试图向多年应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们求教。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年老的法国医生李饱特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工人及他们的家属当中进行治疗的感人场面。他还亲自看到另一位法国医生本汉对病人进行的令人惊异的实验。在观察这场实验时，弗洛伊德再次受到一次深刻的启示。他在《自传》中写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得知在人类的意识后面，还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弗洛伊德发现这一方法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就说服一个病人，跟他一块到南锡去。就在这次治疗这位女病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本汉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位女病人同安娜·奥一样是一个极有才华的歇斯底里患者，也是一个出身清白的女人。因为她的病一直很难治好，所以她才转到弗洛伊德那里。弗洛伊德采用了催眠疗法，在她身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她能多多少少地、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使她从极其痛苦的可怜状态中超渡出来。但是，催眠疗法却不能彻底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状不时地复发。起初，弗洛伊德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不能使催眠达到使她梦游或记忆消失的境界。所以，这次把她带到南锡，同本汉一起研究和讨论，并让本汉亲自地对她实行催眠疗法。结果，才发现，催眠疗法确实不能使她达到那种境界。本汉坦率地承认，他用暗示法所获得的成功治疗，也只见于住院的病人，至于他私人诊所遇到的病人则一样没有得到成功。

　　为了介绍催眠法和暗示法，弗洛伊德在一八八八年就已把本汉的有关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两大本巨著的第一卷翻译成德文。弗洛伊德还写了详细的序文。本汉的这本书叫做《催眠法、暗示与精神病治疗法》。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在《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发表了该书的详细摘要。弗洛伊德在该书第一卷序文中，还详细探讨了南锡学派（以本汉、李饱特为代表）与沙尔彼得里哀尔学派（以沙考特为代表）之间的分歧意见。弗洛伊德认为，沙考特等人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他认为催眠法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尽管其中包含着神经与肌肉的过度兴奋状态。

　　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失语症》一书，这本书是献给布洛伊尔的。这本书详细地总结了当时被公认的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的不足之处和缺点，在失语症的研究方面开创了新生面。这个学说假设大脑前额叶和颞颥叶的交叉部位是产生失语症的兴奋中心，弗洛伊德认为失语症是功能性疾病。在评论过程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大量的病例，指出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本身的矛盾性。他还指出，人的观念和记忆根本不是当时庸俗的“学者”们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特殊的大脑细胞的造型”。

　　在同一年内，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朋友、同事奥斯卡·李合著有关儿童脑麻痹症的书籍，书中详细地列举了三十五个病例，这是迄今为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临床实践总结。另外，弗洛伊德还为诺斯纳格编写的《医学百科全书》撰写论述小儿麻痹的文章。他的这些成就虽然是片断性的，但已显露出他的突出的创造精神。

　　几年的观察和研究，使弗洛伊德发现布洛伊尔的临床所见都可以在那些对这种治疗有效的歇斯底里病人身上找到。在弗洛伊德本人搜集了大量的类似资料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建议布洛伊尔与他共同合著一本书。布洛伊尔起先竭力反对，不过后来同意了。一八九三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

　　过了两年，即一八九五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了。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这本书的出版，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说，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描述歇斯底里病症的特性和各种现象，而是探索和寻求发生歇斯底里症状的最深刻的“源头”。弗洛伊德说，该书“只是把曙光投射在症状的源头上去，所以它特别强调情感生活的意义，以及分辨下意识的、意识的和能意识的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起于某一个感触的压抑，从而提出了一个动力因素的概念。此外，它又认定同一症状是同一能量的产物或等价物；这同一能量若不产生这样的症状，也必然会用到其他方面去而产生相应的症状（后面所说的这个过程，就是它的所谓‘转换’）。这也就是所谓经济因素的概念。布洛伊尔把我们的方法称为涤清法。他解释说，这种涤清法的治疗目标，是要把走错了路线而造成症状的积累情绪，导引到一条能找到出路的正常道路上去。涤清法的临床效果相当良好，直到后来才知道它的缺点和各种各样的催眠治疗法的缺点是一样的……”（弗洛伊德《自传》）。

　　弗洛伊德在上面提到的精神活动的三种状态－－－下意识、意识和能意识是弗洛伊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分辨出精神活动的上述三种状态；分析它们的活动规律，发现它们在何种情形下相互矛盾、造成堵塞，又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被疏导、解除受压抑状态；分析它们的正常状态是怎样演变成异常状态，即所谓“变态”。探索那些变态心理的产生根源、机制及其治疗方法等等，乃是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因而也没有人解决过的。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正是沿着这些线索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而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这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来了，远没有彻底解决。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所用的第一个病例是伊米夫人的病症。伊米夫人从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开始接受涤清法的治疗。在治疗中，他使用了“梦游法”，同时进行暗示、推拿、洗浴等方法。他在治疗中得知，精神治疗的效果取决于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个人关系的改进。如果双方关系不好，就会使所有疗法失效。有一天，病人突然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好在进来了一位工作人员把弗洛伊德从尴尬处境中解救出来。从这里，弗洛伊德就理解到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所以对治疗效果起着如此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人的神经活动大都以性欲为基础。此后二十年，弗洛伊德才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转移”现象都证明了神经冲动起源于性欲。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预示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到性冲动当中寻找精神现象的根源。但是，这种观念，在九十年代初还刚刚露出苗头。

　　值得指出的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合作发生了裂痕。弗洛伊德说，关于歇斯底里症与性欲的关系之最初发现使他“迈上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超越了歇斯底里的领域，开始探究那些常在门诊时间里来看病的所谓神经衰弱病人的性生活”。接着，他说：“由此，我开始有一个倾向，认定神经机能病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性机能障碍，而所谓的‘实际神经质’即是这种障碍的直接的具毒性表征；‘心理性神经质’则是这类障碍的心智表征。”

　　在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以后，由于获得了性因素在神经质的病因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个结论，弗洛伊德曾在好几个不同的医学会中，宣读他研究这方面成果的论文。但所得到的反应只是怀疑和反对。而布洛伊尔虽然在开始尽全力地以他个人的影响力支持弗洛伊德，但不久也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弗洛伊德研究一般神经系统疾病的另一个结果，是改变了涤清治疗法的技术。这个技术叫做“专心法”，这种技术是从本汉的观点得到的启示。按照本汉的看法，所谓催眠法就是把被压抑的、已经被遗忘的经验疏导出来。所以，弗洛伊德设想可以用“专心法”使病人回忆起被遗忘的事情，以便配合对歇斯底里的治疗。弗洛伊德发现了“专心法”的功效以后，慢慢地放弃了催眠术。所以，弗洛伊德所实用的精神治疗法是不断改进的，起初是“催眠法”，接着是在催眠法基础上的“涤清法”，然后是“专心法”。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经历了这些不同阶段后，他才有可能通过梦的分析而终于创立独具风格的“自由联想法”，完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疗法”的系统化。

　　关于催眠术的缺点，最根本的是没有真正考虑到歇斯底里症背后的神秘力量的真相。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明性欲和性冲动的正常与否在精神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弗洛伊德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就是在研究歇斯底里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在医学史和心理学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分析学”这个概念。

　　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的“精神治疗法”那一章，一般被公认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开头。弗洛伊德经常用“精神分析”这个词，但他总是很谦虚地把他的在这个时期的方法称为“布洛伊尔的涤清法”。

　　“精神分析学”这个词是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发表的法语论文中首次正式出现的；接着，一八九六年五月同一篇论文的德语版也正式发表了。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七日致弗莱斯的信中说，他所采用的特殊的精神治疗法——其中包括催眠法、涤清法、专心法等等在实质上都是一个东西。所有这些方法，构成了他的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三个不可分割的内容：（一）精神治疗法；（二）关于心理的一般理论；（三）精神分析的方法。

　　总之，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尽管在当时的医学界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但它开创了精神分析学的新纪元。它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历史上闪耀出来的第一道曙光。弗洛伊德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克服了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压力和生活上经济困难的打击；终于在他近四十岁时初步地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雏型。










弗洛伊德传--第七章　从自我分析到梦的解析






第七章　从自我分析到梦的解析

　　本章所要论述的，是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内为使精神分析学进一步完善化和体系化所作的努力过程。这一时期，是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病症研究的基础上，在创造了最初形态的精神治疗法和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察精神和立足于实际经验的传统，使精神分析学更稳固地获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他的精神分析学由雏型变为更完整的体系的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经历了五年的时间。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其成果却远远超过前四十年。如果说以前一切成果都是在缓慢的、默默的努力中取得的，那么，这五年的果实就是以狂飙突进的形式夺得的。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五年，人类历史本身也进入了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在那五年中，地球旋转的速度似乎突然加快了，催促着人们在经济、文化、科学方面加紧创造和劳动；同时，人类本身似乎也不安于现状，处处显示出跃跃欲试的竞争景象。社会的加速发展从另一方面加剧了国与国、集团与集团的矛盾。世界大战的战争阴影已经开始出现，在经济、文化、科学繁荣的背后，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作为奥地利的一位犹太血统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一面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按其性质来说是带有根本对立的内容的。这两种压力就是种族歧视、反犹太逆流、社会政治经济气候的动荡对他的消极的压力和科学、文化、经济的进步给他带来的积极的动力。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压力集中到弗洛伊德身上，都转化为一种动力，促使他更发奋地研究和工作。

　　弗洛伊德极端蔑视种族主义的猖狂活动。当时，在欧洲大陆上，由沙俄统治的领土上首先刮起迫害犹太人的狂热运动。在俄国和波兰的领土内的犹太人首先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接着，这种对犹太人的迫害迅速地波及到整个欧洲大陆。弗洛伊德把自己对排犹主义的愤怒转化为埋头进行科学研究的力量。在这一时期内，他的研究成果一再地遭到了种族主义的偏见的压抑和排斥，但他毫不灰心。在这五年中，弗洛伊德以凯旋式行进的姿态，骑着战马，直奔真理的王国，而把一切偏见、无理的指责和攻击都甩在后面。

　　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发表的《歇斯底里研究》标志着他的精神分析学的建立。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同时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正如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说，《歇斯底里研究》揭示了歇斯底里症背后的那些深层原始意识的根源，但没有回答“在心智演进过程中，它们何时开始成为病态的现象”；换句话说，“在心智的演变过程中，那些原始意识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受到它们自身受压、受阻而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对于这些问题，布洛伊尔都企图用生理学的观点去回答。布洛伊尔认为歇斯底里症在本质上是处于被催眠状态的不正常的精神的产物。弗洛伊德则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多种复杂的精神力量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机、目的等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歇斯底里症是那些正常的受压抑精神力量在反常的条件下转化为变态心理的结果。弗洛伊德曾经把他同布洛伊尔的分歧看法概括成“被催眠似的歇斯底里”与“防御性的神经质”的对立。

　　为了彻底解决上述基本问题，弗洛伊德从一八九五年后不停地进行探索。他在这一时期的探索线路主要是沿着两个渠道——自我分析和梦的分析来进行的。这两种基本方法体现了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的一贯作风，即重视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精神现象。

　　但是，弗洛伊德决心分析自己的精神现象及梦的现象，也是经历了一段摸索、思考和分析的过程的。在这过程中，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把握住探索的方向。

　　弗洛伊德在出版《歇斯底里研究》以后，一直不断地发问，病态的心理现象究竟怎么产生的？在催眠疗法中，一个人的许许多多内在的和外在的生活细节、事件，究竟又经由怎样的机制程序而慢慢地恢复起来？这些问题是解决精神治疗及分析精神病病源的关键。弗洛伊德一天也没有停止观察他的病人。然后，他把临床获得的经验进一步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结合起来。

　　弗洛伊德经过详细的观察，逐渐认识到：每一件被遗忘的事情，都有其痛苦的一面。如果以该病人的人格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些事情就包含着不能令他苟同或使他引为羞耻的观念。由于这些不能苟同或引以为耻的观念在不知不觉间形成，所以它会被遗忘，或者说使它不能在意识界中存在。所以，如果想使它重新回到意识界，就必须首先克服某些内在的阻力，以极大的力量去驱逐或镇压这些阻力本身。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所作的努力要视病情而定，并和试图回忆的事情的难易成正比。在这过程中，医生所需耗费的功力，显然就代表了病人的内在心理的阻力。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发现是继发表《歇斯底里研究》之后最重要的发展，它构成了弗洛伊德的“抑制学说”。

　　至此，精神病理过程就进一步明白起来，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人心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冲动，但被另外一种强而有力的趋势所反对。我们可以猜想这时所产生的心理矛盾不外走下述一条路线，即两种活力——“本能”和“阻力”在完全意识的状态之下相持一段时间，直到“本能”的冲动被驳倒，而使其力量消失为止，这是一般正常人的解决途径。但是，在患有神经质病的患者身上，由于一种至今尚未明白的原因，上述冲突的宣泄方式就大为不同。在受到一种旨在压抑上述冲动矛盾冲突之后，“自我”受到震惊而退缩回去，从而阻止该冲动跑到意识界，并不让它的动力宣泄出去。结果该冲动所带来的“力量”还是原封不动。这种得不到宣泄的“潜能”就是发生歇斯底里的隐患。弗洛伊德把这一过程称为抑制作用。

　　这是弗洛伊德的重要创造。在这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分析神经质机制。弗洛伊德把这一机制比喻为“防御机制”。

　　抑制作用的第一步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步骤。首先，“自我”不得不长期消耗能量，即“对抗能量”，以对抗那些被抑制的冲动的再现的威胁，因此，“自我”最后必然达到精疲力尽的地步。另一方面，潜伏在潜意识里的被抑制冲动，也能找到宣泄的方法，或经由迂回的路线，找到适当的替代物，而使得抑制作用的目的化为泡影。在转换性歇斯底里的病人中，这种被抑制的冲动几经周折，到达全身的神经分支中去，而从不同的地方“突围”而出，遂产生特殊的症状。这些症状其实是折中协议的结果。因为它们虽然都是替代品，但由于有“自我”的阻力作用，它们都仍然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都不曾被外来力量所歪曲或改造。

　　抑制作用这个学说是了解弗洛伊德精神病治疗法的关键。它是弗洛伊德的独创和发明，这个学说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正式诞生。

　　根据这种抑制作用学说，精神治疗的目标，已不再是反转那些走错了路线的效应，而是揭开被抑制的冲动的真相，代之以一种决定被驳倒的冲动的取舍的判断行为。由此之后，弗洛伊德不再把他的治疗方法称为涤清法，而是称之为“精神分析法”。

　　抑制作用学说是精神分析学的中心，它直截了当地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心理冲突和抑制作用等动力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由于对病态抑制作用及各种现象的研究，精神分析学实际上把潜意识看作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最原始、最基本、最普遍、最简单的因素。这种潜意识就是所谓原动的无意识的“心”。它是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不管是正常的或变态的、外在的或内在的、高级的或初级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不过是这种潜意识的演变结果。依据这种学说，每种意识活动都在潜意识的心中深深地伏有其根株。人们要认识心理生活，要治疗变态心理，就必须探索意识行为及其潜意识的源头之间的联系。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的“心”，或“潜意识”，并不是被动的收容所。它却象蓄电池储存电能一样，随时可以发泄出去，可以主动地产生冲突。弗洛伊德也不赞成把潜意识看作凋谢了的记忆的消极、被动的保管库。潜意识在本质上是原动的。它那不断争取表露或升华为意识的内容，乃是精神活动背后的原动力量。归根结底，意识不过是由深藏的潜意识伏流所产生的心理生活的表面微波罢了。这种潜意识又是本能活动的源头，也是性冲动和感情经验的起源。这些潜意识虽然受到压制，但它们永不断地为得到自我满足而斗争。精神分析学的大部分任务就是考查这种被压制的东西的活动方式及规律，考察它们寻求满足时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抑制作用”学说的初步建立，表明弗洛伊德终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是要探索人的心理深层的神秘世界。

　　正是在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开始在自己身上进行自我试验。这种自我试验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分析”的过程。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是从一八九七年七月正式开始的。虽然，弗洛伊德在这以前的理论研究和精神治疗的实践也可以算作是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基础，但是，促使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导火线是他爸爸在一八九六年十月的逝世。弗洛伊德写道：“我一直高度地尊敬和热爱他，他的聪明才智与明晰的想象力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的生活。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但却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我的全部早年感受，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被连根拔起来。”由此之后，弗洛伊德说，就导致他写《梦的解析》那本书。实际上，《梦的解析》乃是自我分析的继续。

　　自我分析过程是从童年生活的自我再现开始的。对于童年生活经历的发掘，使弗洛伊德发现人类潜意识的基本成分恰恰就是幼年生活的凝缩物。因此，有目的地再现幼年生活经历，将有助于了解潜意识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这是揭示潜意识神秘王国的捷径。

　　现在，弗洛伊德的心爱的父亲的逝世，把弗洛伊德的内心感情带回到以往的生活经历中。对父亲的怀念使他的脑海中重演了一幕又一幕旧日生活的图画。他想起的旧事越多，越可以在其中发现许多现有的感情和性格的痕迹，他发现自己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无意识动作、习惯性行为及感情都不过是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翻版。因此，弗洛伊德进一步加强了回想、分析和研究童年生活的决心。

　　为了进行自我分析，进一步揭开覆盖着潜意识世界的帷幕，弗洛伊德在父亲逝世后，更频繁地询问自己的母亲，打听自己在小时候的生活情景。他试图从他母亲提供的线索和片断材料中，尽可能完美地回忆那些早已遗忘了的童年生活。他把母亲提供的材料同自己所能回忆到的印象联贯起来，又把自己在童年时代的心理表现同成年后的许多心理现象加以比较。这就为他的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和有价值的启示。

　　他的自我分析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儿童的“性本能”及其演变对于人类一生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当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自己从小就有亲近母亲的特殊感情时，当他发现自己的亲母感情具有排他性、独占住——甚至由此产生妒忌父亲对母亲的关系时，他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人从小就有一种“性欲”。而且这种“性欲”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原欲”，它是人的一切精神力和生命力的原动力之一，弗洛伊德称之为“性动力”或“性原欲”。由此，他进一步创立了“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的详细内容及其发展过程，将在本书第九章进一步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而这个理论也和他的潜意识理论一样是在自我分析和他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详述其自我分析的信中，宣布“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对双亲之一的爱和对另一方的妒恨。他认为，这是童年心理的基本内容，也是人类一切复杂的精神现象所由以发展的真正“胚芽”，是个人的和种族的“心理生活之树”的“种子”。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都以“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为基本支柱而完善化和系统化。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多人对弗洛伊德产生误解，将他的学说视之为“下贱的性变态理论”，或称之“为社会上一切猥亵行为辩护的污浊理论”。

　　当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发现“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理论所必然遭遇到的历史命运，但弗洛伊德毫不畏惧。

　　弗洛伊德自己在回顾这一段对于他的一生及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时，说道：

　　如果撇开涤清法这个预备期不谈的话，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里，我一个人孤军奋斗，什么事都得自己去做。这一段时期就是一八九五和一八九六年左右到一九零六年和一九零七年。（见弗洛伊德著《自传》）

　　由于在自我分析中发现“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结果，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中陷入了孤立的地位。这时候，连一向支持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分离。

　　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进一步说道：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和布洛伊尔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所建立的理论还很不完全；尤其很少触及有关病变过程所基植的那些病因上。现在，我已从经验的快速增进的积累中发现在神经质背后的神秘因素；它们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类型的情绪激奋，而是早年的或新近的性经验所引起的。我之研究神经质患者，原是不怀任何偏见的，所以，我的结论绝不是我有意造成，也没有夹杂半点个人的期望成份在内。

　　由此可见，在自我分析中发现的“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学说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奠定了该学说进一步发展的理沦基础，确定了该学说的今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又招致该学说在今后发展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历史命运——更确切地说，这一理论核心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同形形色色的心理学派彻底地区分开来，并因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别的旗帜上标出了引人注目的、独具特色的象征性符号。而这一基本理论甚至埋下了导致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队伍的分裂的种子。在弗洛伊德之后纷纷从事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人们中，因对“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分歧意见，分成了许多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弗洛伊德本人的学生容格、阿德勒等人。

　　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自己自始至终都很珍视“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理论。他有一次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他自己的半身雕像被陈列在维也纳大学的纪念厅里的话，他希望在那上面刻上古希腊著名悲剧文学作家索福克勒斯（约前496一前406年）名剧《奥底帕斯王》的这样一句话：“他解答了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的谜语，他是本事最高强的人。”

　　但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过程从来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自我分析一点也不意味着闭门思索、自我分离或自我升华。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分析的过程始终都同自己的科学实验和医疗临床实践结合在一起。他在临床医疗活动中，也同自己的自我分析一样，逐渐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隐藏在精神生活背后的潜意识上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发现作梦现象同潜意识的活动的密切关系。

　　导致这一发现的关键是两个因素，这就是幼童生活经历在梦中的发现和神经质患者的病源在梦中的显露。这一发现使弗洛伊德看到了研究和分析梦的现象对于探索潜意识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如果说他在这以前的医疗活动中发现了神经病患者的发病源头是潜意识对于正常意识活动的干扰的话，如果说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了潜意识的基本成分是幼童时期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么，他现在所发现的恰恰是上述两个重要的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结合，并使他通过这一结合更明确地找到了探索潜意识活动规律的重要途径。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既然是潜意识心理现象的自我表演，那么，梦的内容就必然包含那些早已被遗忘了的童年经历及导致神经病患者发作症状的心理性病源。这样一来，研究梦的现象就成为了治疗精神病和探索潜意识活动规律的天然“窗户”。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说：

　　当我要求精神病患者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统统告诉我时，就自然而然地牵涉到他们的梦。这就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成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回忆间的桥梁。接着，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可以将精神病患者的梦当作一种症状，然后利用对这些梦的解释来追溯病者的病源，从而实现对患者的治疗。（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二章《梦的解析方法》

　　弗洛伊德在医疗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同他在自我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相辅相成，使他决心把自我分析的重点转向对自己的梦的分析工作上。

　　弗洛伊德一向重视本人的亲身实践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类精神生活既然以深藏于人类心理内层的潜意识为基础，为了深入了解潜意识的活动规律就非要通过亲自实践不可。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己才是本人心理活动之最直接的见证人。

　　所以，在确认了梦的分析的重要意义之后，弗洛伊德毫不犹疑地着手分析自己的梦，并把这种分析看作是自我分析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弗洛伊德说：

　　在阅读本书时，大家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刊载于文献上的或来源不明的梦都不能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的精神治疗的患者的梦才有资格被我选用。但我基本上放弃病人的梦不用，因为他们的梦的形成程序被神经质疾病的某些特征掺入了一些不必要的混杂成分。不过，在发表自己的梦时，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私人精神生活的秘密呈露于众人之前——这显然超出了我的意愿。或者可以说，它超出了任何科学家发表其论述时所应该做的范围。这是我的苦恼，但却是必要的；与其完全舍弃提供这心理学发现的证据，我宁可选择后者。

　　这又一次表明弗洛伊德在任何时候都准备为科学真理而作出必要的牺牲精神。在他看来，当科学真理的根本利益同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绝不容许有任何调和的余地，更不能容忍让科学真理屈从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偏见。

　　弗洛伊德对梦的兴趣，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童时期。弗洛伊德自小就是一个很好的作梦者。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弗洛伊德除了细心玩味他自己作过的梦以外，还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和玛莎订婚以后两星期，就在信上对玛莎说：“我有许多难以驾驭的梦，我从来就不曾梦见日间心思所属的事情。在梦里出现的，总是那些在日间稍纵即逝的事务。”这一点，后来成了他的关于梦的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之后，他又在信中提到他的一个快乐的梦景。他说，他把这个梦写成笔记，笔记中叙述了梦中的旅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一直是很看重梦在心里活动中的地位。

　　在有案可稽的诸病例中，弗洛伊德所做的第一个梦的分析，是布洛伊尔的侄儿爱弥尔·考夫曼的梦，那是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的事。弗洛伊德把它拿来和他所治疗的弗莱斯的一个病人的幻梦性精神病相比，认为其中愿望的实现这一点，两者是一样的。那个梦后来编入《梦的解析》一书中。这个梦是一个懒惰的医生做的，那个医生为了省得起床，梦见他已经在医院中上班了。这是第一个用来说明“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个原理的梦例。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义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它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的产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三章。）

　　弗洛伊德以自己的梦作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他说，他在年轻时，经常作一些“愿望达成”的梦。例如，年轻时，由于经常工作到深夜，早上就很不愿意起床，他真想多睡一些。“因此，清晨时，我经常梦到我已起床梳洗，而不再以未能起床而焦急，也因此使我能继续酣睡。”弗洛伊德就是在谈到自己的这个梦例时，进一步引述上面提到的那个“贪睡的医生的梦”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是这样引述的：

　　一个与我同样贪睡的医院同事也有过同样的梦，而且他的梦显得更荒谬、更有趣。他租了一间离医院不远的房间，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时刻女房东就会叫他起床。有天早上，这家伙睡得正甜时，那个女房东又来敲门。她喊道：“裴皮先生，起床吧！该上医院了”。于是，他作了一个如下的梦：他正躺在医院某个病房的床上，有两张病历表挂在他床头，上面写着“裴皮·M，医科学生，二十二岁。”事后，他坦率的承认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贪睡罢了。（同上书）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引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大量梦例，说明“梦是愿望达成”的原理。例如，他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年轻女人由于终年在隔离病房内，照顾她那患传染病的小孩，而很久未能参加社交活动。她曾作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康复，她与一大群包括道特、鲍格特、普雷弗特以及其他作家在内的人一起，这些人均对她十分友善亲切。在梦里，这些人的面貌完全与她所收藏的画像一样。……”（同上书）

　　弗洛伊德为了说明梦的上述特征，建议人们进一步回忆自己在孩童时期的梦，或考查自己的儿女的梦。因为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心灵活动较为单纯，所以作的梦就比成人的梦更简单，因而就更能生动地表现“愿望达成”的道理。而且，弗洛伊德还说：“就象我们研究低等动物的构造发育以了解高等动物的构造一样，我们应该多多探讨儿童心理学，以了解成人的心理。”小孩子的梦，往往是很简单的“愿望达成”。例如，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举家到荷尔斯塔待远足时，他的八岁半小女儿作了一个典型的“愿望达成”的梦。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次远足中，弗洛伊德带着邻居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爱弥尔同行。这小男孩文质彬彬，颇有一点小绅士的派头，相当赢得弗洛伊德小女儿的欢心。次晨，小女儿告诉弗洛伊德说：“爸爸，我梦见爱弥尔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他称你们‘爸爸’、‘妈妈’，而且与我们家男孩子一起睡在大卧铺内。不久，妈妈进来，把一大把用蓝色、绿色纸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丢到我们床底下。”

　　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的达成”的原理是他论证潜意识活动规律的重要证据，也是他对梦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结论。正是这一结论把他同以前一切关于梦的反科学“理论”区分开来。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说明弗洛伊德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

　　一八九五年夏，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法治疗一位与他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弗洛伊德一家人都与女病人及其家人有过密切的来往，所以，这次治疗给弗洛伊德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主要表现在他怕治不好病，他担心，万一治不好，可能会影响两家的友谊。结果，治疗效果确实不太好。

　　有一天，弗洛伊德的同事奥多医生拜访了这位女患者——伊玛的邻居，回来后与弗洛伊德谈起伊玛的情况。奥多说：“她看来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见有多大起色。”那种语气听来就犹如指责弗洛伊德没尽到责任。弗洛伊德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赞成伊玛找弗洛伊德治病的亲戚们，又向奥多说了弗洛伊德的坏话。但这种不如意的事，当时弗洛伊德并不介意，同时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在当天晚上，在甚感委曲的情绪下，他振笔疾书，把伊玛的整个治疗过程详写一遍，寄给他的一位同事M医生。当时，M医生还算得上是精神病治疗的一位权威。弗洛伊德的动机是想让M医生知道，他的医疗究竟有没有使人非议之处。就在当天晚上，即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四日之夜，弗洛伊德作了一场梦。第二天清早起床，弗洛伊德立即把想起的梦境记录下来。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用将近一万字的篇幅叙述了这场梦，并逐一作了分析和说明。

　　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发掘出隐藏他的精神世界内部的一贯意向，那也就是弗洛伊德所以做这个梦的动机。弗洛伊德说：“这梦达成了我几个愿望，而这些都是由前一个晚上奥多告诉我的话，以及我想记录下整个临床病历所引起的。整个梦的结果，就在于表示伊玛之所以今日仍活受罪，并不是我的错，而应该归咎于奥多。由于奥多告诉我，伊玛并未痊愈，而恼了我，我就用这个梦来嫁祸于他。这梦得以利用其他一些原因来使我自己解除了对伊玛的歉疚，这梦呈现了一些我心里所希望存在的状况。所以，我可以说‘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

　　弗洛伊德很重视这场梦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形式及其与主观的内在愿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场梦所呈现的上述关系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在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二日写给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把这个梦及其解析看作是他“揭穿梦的秘密”的“开端”，并半玩笑地说，有必要为“伊玛的注射”之梦的解析立一个大理石的纪念碑。

　　确实，就在完成了对“伊玛的注射”的梦的分析之后，弗洛伊德决心沿着这条结论的方向进一步深入研究心理学。就在那年夏天，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弗莱斯，兴致勃勃地提出了“科学心理学研究计划”。

　　在这里，他把两种根本不同的心理过程分为原发性和继续性两种。他认为，在梦中，原发性心理占据重要部分。这时候，在正常状况下抑制着原发性心理的“自我”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所以，原发性的心理才得以冲破“自我”的监视而自由地活动起来。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相对沉寂”不同于“绝对沉寂”或“完全沉寂”。如果“自我”真的处于完全沉寂状态，睡眠时反而不会有梦。往往是在“自我”既要休息、又得不到完全休息的时候，即“自我”处于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状态的时候，被“自残’压制下的原发性心理，即“潜意识”或“下意识”，才开始活动，因而产生了梦。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弗洛伊德已把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获得的成果应用于梦的分析中。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即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理论，乃是关于潜意识的存在的观点。依据这种观点，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有时也称为“下意识”或无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是人的心理因素大家庭中的“家长”，它统治着整个精神家庭，使之动作协调。正是在意识的管辖和指挥下，人的精神生活才得以正常地进行。

　　意识的下面是“前意识”。这是曾一度属于意识的观念、思想，因与目前的实际生活的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关系，被逐出意识的园地，而留在意识的近旁。在意识活动过程中，属于前意识的观念有时可以“溜”出来，参与人的现实生活。例如，我正在有意识地看书，突然，我的妻子闯进来问我一个电话号码。这号码曾经留在我的意识中，但后来被储藏在“前意识”的系统中。电话号码是在看书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时被挤到“前意识”领域中去的。现在，妻子突然问起时，呆在前意识中的号码，经一种毫不费力的记忆行为被召唤出来。所以，前意识是意识附近的心理，它可以较快地、较易地闯到意识领域中。在完成一定的使命后，它又很快地退到它所属的前意识领域中。

　　在意识和前意识的下面是“潜意识”。这是人类精神心理之最原始的因素。潜意识压在最深处、最低层，但它又是最活泼、最不安分守己的分子。它们千方百计地想冒出来，每每想冲出前意识和意识的层面而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但是，在正常人那里，意识和前意识的领域及其关系是稳固的。意识，作为最高统治者，发挥了它的威力，控制着潜意识继续留在最低层。这样，才能保证人的意识的正常活动。弗洛伊德指出，人的记忆行为并不能把原动的潜意识的内容送到意识中来。潜意识同前意识相比，远不是可以轻易地闯到意识生活中来的。弗洛伊德说，人的心理活动中，有一种保护意识生活不受干扰、不受潜意识侵犯的“压制作用”，强迫那些潜意识的冲动留在原处，并一次又一次地打回或顶回企图来闯的潜意识。

　　关于这种压制力，在弗洛伊德早期研究歇斯底里症时曾称之为“抑制作用”，并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检查员”。为便于了解这个概念起见，我们可以把心理比作一个三层楼的住宅，在最高的一层住着心理家庭中最高尚的分子。在它们下面是前意识——它们是比较安静而守礼的人们，可以随便地访问他们上面的那些“意识先生”。诚然，有一位警察站在楼梯上，但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一般是很少禁止前意识分子通行的。住在最低层的“潜意识先生们”却是一群未受教化的、爱骚动的分子。他们经常吵吵闹闹，要通过那个楼梯，想躲过那位警察的监视；这警察的主要职责就是制止潜意识不要扰乱楼上的“意识先生”。那些不老实的潜意识，有时为了溜上去，就千方百计地伪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前意识的形态，或者，乘着夜深人静警察先生因操劳过度而麻痹大意的时候，闯了过去。

　　上面所说的“警察”就是压制或抑制作用的形象化表现。而所说的潜意识装扮成前意识，指的是弗洛伊德的这样一种观点，即潜意识一般是无法进入意识层的，前意识则可以在符合一定规定、经过审查制度的考核之后进入意识层；所以，潜意识为了达到意识领域，往往借着某种与前意识相类似或有密切关连的观念形式，把自己的强度转移过去，掩盖着自己。这种伪装与前面提到的“转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弗洛伊德总结梦和精神病患者的各种症状，得出结论说：

　　“潜意识比较喜欢和前意识中那些不被注意、被漠视或刚被打入冷宫（受排挤）的概念攀上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通过这种手法，潜意识可以偷偷地闯到意识层去。

　　弗洛伊德为了进一步说明心理过程的原动性质，认为有必要用新的概念说明人身上所表现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及意识之间的能动的、复杂的、变动的关系。他说，用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作为分析心理活动的概念是必要的，但还不充分。这些概念容易给人一种心理之静止性的印象。因此，弗洛伊德又发明了三个新概念与上述三种形式的心理状态相对应：原我（又称“爱德”，即id）、自我（ego）和超自我（superego）。

　　“原我”，是指那些包含着不合理的、荒谬的内容的心理，它与意识的人格无关。“原我”的原字“id”是弗洛伊德从尼采（1844—1900）那里借来的。从字面上讲，它是从拉丁文的非人称的代名词生发出来的。它的原意相当于英文的“it”，即“它”。因此，它可以很恰当地表明它与意识生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潜意识与意识的关系——它本身不属于意识，却又时时处处想表现为意识。

　　说得更确切一点，“原我”就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它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地一味要求自我满足。因此，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动中，它很自然地要被压抑、受阻止。事情很明显，如果不对它们压制，任其表现或泛滥，就会使人变为疯狂，不可收拾，以致最后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实生活是不容许“原我”为所欲为的。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原我”的一部分由于在与外界的实际接触中不断遭到打击而失败，它就得到了修改。这部分得到修改的“原我”便成为“自我”。“自我”限制和驾驭着“原我”，以便寻求适当的时机，在现实的原则的基础上使“原我”的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自我”好象成了“原我”的侦察兵和调度员。所以，弗洛伊德说：“就全体说，自我必须满足原我的意向。假如它能制造实现这些意向的条件，它便尽了它的责任。”弗洛伊德把自我与原我比作骑马人与他的马的关系。马供给运动的力量，但骑马者具有决定方向和向着该方向前进的指导权。然而，在原我与自我的关系中，有时也出现一些不合情理的情形，即骑马者必须在为自己所要去的方向上来指导他的马。

　　在人的一生中，“自我”往往是在幼年时期慢慢形成的。而在儿童时期，人与其父母之间还保持着强固的感情联系。那时，儿童的“自我”刚刚形成，还没有强固到足以完全驾驭“原我”的程度。因此，儿童还要借助父母的威信压制“原我”的冲动。父母的权威在儿童看来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由于儿童经常受到父母权威的压制，在他的内心中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反映父母绝对权威的精神因素，这就是“超自我”的雏型。“超自我”从儿童时代起，就比“自我”更高一等，可以监视着“原我”的冲动，并强迫“自我”去压制那些它所不容许的冲动。所以，“超自我”的胚胎是父母权威在儿童心理的“内部化”。到了成人以后，“超自我”随着人的生活经验的丰富和知识的完善而不断得到充实和巩固，最后，甚至自然而然地作为一种所谓的“良心”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所说的“某人没有良心”，指的就是他没有巩固的“超自我”心理，因而不以理智和意识作指导，以致使他胡作非为。

　　“自我”，在与现实接触的过程中，要在满足“原我”要求与严峻的和不讲情面的“超自我”之间保持平衡。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曾把前意识比作“一道筛子”，立于潜意识与意识之间，它不但阻隔着潜意识与意识的交通，而且控制着随意运动的力量，负责那能变动的潜能的分布——其中一部分所谓的“注意力”乃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

　　“超自我”对于意识的严格控制，使意识引起紧张的忧虑。为了免除这种忧虑，“自我”必须有计划、有节制地采取行动，一方面慰抚“超自我”，一方面给“原我”的要求以部分的或间接的实现，有时则给以适当的修改或改装。“自我”所起的调节作用，有时表现为对现实的退让，有时则表现为适当地缓和“超自我”的苛刻要求。这样，经过“自我”调节而得到修改、调整的“原我”的要求就可以适当地表现出来。

　　为了描述“自我”的这种处境，弗洛伊德说：“有一句成语告诉我们，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但可怜的‘自我’比这里所说的还要困难，它必须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并且必须得尽力和解这三个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三个暴君便是外部世界、‘超自我’和‘原我’……‘自我’觉得它受到了三面包围和威胁，当它被压迫得太厉害的时候，它的忧虑便越来越厉害。因为它起源于知觉体系的经验，它命定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它也愿意作‘原我’的忠仆……在另一方面，它的每个动作都为严厉的‘超自我’所监视。这种‘超自我’坚持一定的行为标准，根本不关心‘原我’和外部世界的任何困难。假如这些标准未被遵守，它就用紧张的感情来责罚‘自我’，使‘自我’产生一种劣等的和犯罪的感觉。正是这样，为‘原我’所激动、为‘超自我’所包围、又为现实所阻挠的‘自我’努力负起了调剂这种内外夹攻的势力的任务。我们大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时常抑制不住地喊出这种呼声：‘人生不是容易的’。”（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学新论》）

　　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对梦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弗洛伊德说：“一个梦是一个被压迫的愿望之假装的满足，它是被压制的冲动与自我的检查力的阻挠之间的一种妥协。”

　　在梦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发现其中的心理活动规律和他所熟知的神经质病症状，颇有相似之处。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日，弗洛伊德在犹太学术厅对一群年青人作关于梦的讲演。第二年他又对该会作了一次更深入的讲演。这个犹太学术厅是属于一个犹太人组织的团体的，该团体名为“VereinB’ naiB’ ritb”，即“伯奈伯利兹社”。这是犹太人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团体。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个团体经常邀请犹太裔学者作讲演，弗洛伊德自己也是该团体的成员之一。在这以前，卡尔·马克思也到那里作过报告。

　　弗洛伊德在这个团体的学术报告厅作了连续两个晚上的关于梦的报告。

　　一八九七年七月，当他开始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在一封信中把对于自己的了解引人梦的诸问题中去，包括梦的成因与法则问题。由于当时心理学界对于梦还没有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所以，他的见解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那时候，他已经看出梦和神经质病在构造上的相似之点。他在信中说：“梦包含着简要的神经质病的心理学。”

　　对于梦的解析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在“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重要原逐的指引下逐步取得的。这一过程显示，由于对于梦的解析是从医疗实践中直接导引出来的，所以，它和自我分析过程一样，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围绕着潜意识问题而进行。这一特点，使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活动始终沿着健康的、科学的轨道发展下去，以致使他能够通过对梦的解析的完成，终于全面地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

　　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及要写一本有关梦的书的念头，是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上，那是在他的自我分析真正开始前的几个月。可见，自我分析与梦的解析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这也表明，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作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盲目冲动的偶然结果；它们都有一段相当充分的酝酿阶段。早在一八九五年夏天弗洛伊德就产生了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之最初行动。接着，经过两年的反复实践和摸索，终于从一八九七年夏季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宣布说，他要强迫自己去写一本《梦的解析》的著作，以便彻底地使自己从一年前丧父产生的悲哀心情中解脱出来。

　　弗洛伊德写《梦的解析》以前，不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作了相当充分的资料准备。他早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写信给弗莱斯以前，就已经查遍了心理学史上有关梦的许多资料。他高兴地发现，在那以前，还没有人把梦看作是“愿望的实现”。他为了深入了解梦的本质，不辞劳苦地翻阅了自古希腊以来许多学者和普通人对于梦的观点。

　　对于以往的各种观念，弗洛伊德始终都采取谨慎的研究和分析态度。只要在这些观点中包含有一点的科学精神，弗洛伊德就给予密切的注意。

　　例如，弗洛伊德对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梦的研究成果就十分重视。他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中就曾提及梦。当时他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论，而是一种“精神过剩”的产物。他所谓的“精神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是仍然受到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法则的控制。

　　弗洛伊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赞赏并非偶然。因为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梦的真正本质，但他至少排除了关于梦的“超自然”本质的谬沦，而把梦径直归结为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甚至试图从人的肉体感官的特殊感受中寻找梦的内容的来源。这在公元前五世纪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弗洛伊德发现，在他以前，人们确实不很重视对梦的观象进行考察，以致使他感到从原始时代起，到十九世纪为止，在对于梦的解释的问题上，反科学的、宗教迷信的观念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他深怀感慨地说：“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对梦的看法，迄今为止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发出的启示，并因此断言超自然的鬼神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梦是预卜他们的未来命运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形形色色的关于梦的看法的历史性探讨，使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即人们对梦的解释乃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说：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对一般事物的看法。

　　弗洛伊德还看到，人们对梦的看法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正如他所说：“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整个宇宙和灵魂的看法。”

　　使弗洛伊德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当近代科学有了相应的长足进步的时候，那些反科学的迷信观念仍然充斥社会，而那些自称是“有学问”的哲学家们也竟为这些荒谬观念呐喊。

　　我们由此看到，推动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思想动力是他对种种反科学的宗教迷信观念的厌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从不相信鬼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这个物质世界的内在规律性是可以认识清楚的。即使是无形的人类心里活动，也可以在人的机体内找出其内在的客观根源。梦，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或虚幻的现象，它是人体内的复杂精神活动的一个特殊表现，其根源和人的其余精神活动一样，是在心理世界的潜意识深处；而这种潜意识，既不是灵魂的“显现”，又不是人体之外的“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类早年实践活动的浓缩品和沉淀物，不论从个人或人类种族发展系列而言，归根到底，它都是实践的产物。

　　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活动，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使梦和整个人类心理的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于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活动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准备，所以，从一八九七年秋到一八九八年二月底以前，弗洛伊德顺利地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前几章的写作。弗洛伊德在谈到这段写作过程时说：“看起来这一部分还很不错。它使我比预期的更深入到心理学中去，我所增益的部分是属于哲学方面的。”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以前，他终于完成了《梦的解析》的第一部分。显然，这一部分是在经历深思熟虑和长期准备之后，一气呵成写出的。弗洛伊德自豪地说，“无疑地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

　　三月十日，弗洛伊德对未来要写的部分进行反复思索。他说：“对我来说，愿望之实现这个学说，只给我们心理学的解答，却没给我们生物学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答。”他所指的“形而上学的解答”，指的是不久以前已经提出来的关于意识的内在构成的学说。弗洛伊德说：“依我看，就生物学观点而言，梦完全是从人的史前时代（即一至三岁）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也正是潜意识的发源地，亦即是精神神经病病源的唯一出处。而这一时期往往是正常人毫无记忆的部分。这和歇斯底里症相雷同。于是我拟就一个公式——在幼儿时期所见者，可以产生将来的梦；所听者，可以产生将来的幻觉；而所经验到的性事，则产生将来的精神性神经病。人类重复幼儿时期的经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愿望的实现。近期新起的愿望，只有和那时期的事物有相关连时（或者是那时期的愿望的演化物，或者和那时期的愿望融合为一），才会造成梦。”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写作时的那种无时不在钻研的、奔驰般的心灵。弗洛伊德和任何一个有刻苦钻研和谦虚精神的真正科学家一样，深知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答，不管多么精采、多么深刻，都不能看作到达此点后似乎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有关的问题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推敲已得的结论，找出它的不足之处，引出另一个考验该项解答的新问题来。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宣称已经完成该书的第三部分，即有关梦的结构部分。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弗洛伊德停下该书的写作，而着手写有关一般心理学的论文。奇怪的是，他从心理学的写作中，发现从变态心理学得来的研究成果，比从梦里得来的，还要有助益。显然，他在写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时，遇到了麻烦。所以，他停顿了一段时间，而且，由于这本书涉及到了他个人及其家庭的许多私人生活和个人心理的内幕，所以，他似乎躇踌不前，不打算将它们公诸于世。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他在一封信中说，他试图分辨梦的本质和歇斯底里的症状，因为两者同样都是实现愿望的改装。他的结论是在梦里只有被压抑的愿望存在，而在歇斯底里的症状中，则是被压抑的愿望及其压抑物之间的妥协。在这里，他首次使用“自罚”作为例子来说明后者。这件事以后不久，他才在”责罚的梦”中，发现梦中也有那种妥协的存在。

　　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弗洛伊德又突然以“没有特别的理由”，重新燃起对写作《梦的解析》一书的热情，并决定将它出版，还表示要在七月底之前一切就绪付梓。他说：“我想，所有的借故推托都是没有用的，我这个大发现可能是唯一能使我有钱活下去的支持物。我可不能把它占为己有，而去挨饿。”

　　大体说来，这本有关梦的著作写得相当好。有一次，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问他哪些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他从书架上拿出《梦的解析》与《性学三论》来，说：“我希望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能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学说而很快就过时。但是，那一本书就得流传很久一些。”接着，他又笑着补充说：“我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发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孩子有性感触这件事，每一个保姆都是知道的；而夜梦和白日梦一样，它代表愿望的实现这件事，原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梦的解析》的出版，就象一把火炬一样照亮了人类心理生活的深穴，揭示了许多隐藏在心理深层的奥秘。它不但为人类潜意识的学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且也建立了探讨这个远比人类意识更对实际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的潜意识的新里程碑。此外，这本书还包含了许多对文学、神话、教育等领域有启示性的新观点，触发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灵感。

　　这本书所涉及的面很广泛，几乎可以说，它是包罗万象的。它的主题——对梦的研究是以无比精辟的科学方法展示出来的，它的推理是遵循着严谨的逻辑的，所以，它的结论，自出版之日起，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结论作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这在科学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梦的解析》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只有最后一章，即讨论梦的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第七章，给弗洛伊德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是总结性的、理论性很高的部分，因此，不但在写的过程中最吃力，而且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最晦涩、最难懂的部分，但它却是该书的精华所在。弗洛伊德在写这一部分以前，本来就先存畏惧，不过写作上了轨道，他就写得很快。他说“象做梦似的”，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于九月上旬完成了。

　　当弗洛伊德把全书写完，把稿子送去付印时，仿佛是和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分离似的，怅然若失。六个月之后，他曾在信上说。每当他遇到烦闷不乐的时光，每想到身后留下了这本书，他也就感到心安理得了。

　　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他在十月二十七日之前给弗莱斯寄了一份校稿样本。那本书实际上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但出版商故意在封面上注明一九零零年出版。扉页上的题辞是录自魏吉尔写的《艾乃伊特漂泊咏》叙事诗第七卷第三百一十二行的诗句——“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震地狱”。这句话显然是指受压抑作用的人的命运而言的。弗洛伊德早在三年前，就想以此作为他计划中要写的论歇斯底里心理学的书中某一章的题目。

　　这本书发行了六百本，却花了八年才卖完。前两个星期只卖了一百多本。弗洛伊德一共只收到了约二百多美元的稿费。

　　这本书出版十八个月之后，弗洛伊德在信上说，没有一本科学性期刊提到这本书。只有非学术性杂志在少数地方提到了它。可见，这本书完全被人们忽视了。六个星期之后，《维也纳时报》发表了一篇最愚笨、最恶毒的评论。作者是维也纳柏格剧场前任经理柏克哈特，这位作者自己不学无术，却诬蔑此书“毫无价值”。这个评论判决了该书在维也纳的销路。按着，在一九零零年三月三日的《环顾》和三月十日的《维也纳外侨报》上分别刊登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六个月之后，《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赞许性文章。接着，《白天报》又发表一篇好评。所有这些，就是该书出版后头一、两年内在舆论界的反应。当时，在柏林有弗莱斯的大力宣传，但仍然不起作用。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该书所遭受到的反应。他说，有一位精神科助理医生根本没有念过《梦的解析》就写了一本书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雷曼教授。这位雷曼教授后来还对学生说，弗洛伊德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

　　直到一九二七年，弗莱堡的霍赫才在他的《做梦的自我》一书中，把弗洛伊德有关梦的学说加以总结，并把它和关于恶梦的学说一起放在《梦的奥秘》一章里，还说：“那本有名的释梦名著竟然印在厨房破纸上。”

　　《梦的解析》一书出版以后，销路一直不好。科学史上很少有象它那样的著名著作而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一直到十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才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有生之年，这本书出版了八次。最后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

　　在这些年中，这本书一直没有作重大的修改，每次不同的版本只是增加说明和注释，以及增加一些讨论性的问题。

　　这本书的第一次外国文译本是一九一三年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接着就是一九二二年的西班牙文版，一九二六年的法文版，一九二七年的瑞典文版，一九三零年的日文版，一九三四年的匈牙利文版，以及一九三八年的捷克文版。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作。依据弗洛伊德总结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既然人的精神活动的原始基础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们停止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发生的梦的活动，就恰恰是潜意识的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在人的精神活动中，除了精神病患者的神经病发作以外，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梦的活动更有利的条件，能如此生动和如此典型地观察“潜意识”的直接表演。所以，任何一个想要深入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掌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精华的人，都不能不看《梦的解析》这本书。

　　由于不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对人类精神活动缺乏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由于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偏见和反科学的落后势力的干扰，在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研究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当有人知道弗洛伊德正着手分析梦的时候，甚至有人讥笑弗洛伊德“走上迷途”。所有这些，恰恰证明弗洛伊德是一个敢于独创、蔑视传统、忠实于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他不是看风使舵、迎合“时髦”的伪君子。在他看来，只要是科学真理，纵然是未有前人开拓的、充满荆棘的荒野，纵然会被人耻笑，也要勇往直前地探索。

　　现在，我们集中地介绍弗洛伊德从梦的解析中创立出来的“自由联想法”。这是弗洛伊德在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独特方法，它实际上也是梦的解析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副产品之一。

　　过去，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中，对于病人往往是采取催促，鼓励的方法。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这种方法对于双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点，旧的方法也不符合人的潜意识活动的规律。弗洛伊德很快地改用新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他不再催促病人对某一个指定的题目说些什么，相反地，他要患者尽量放松身体与神经，进入所谓的“自由联想”状态。换句话说，他要病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予任何思路的限制或指引。病人必须把他自己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直说出来，不能屈服于自己的判断而把自认为不够重要、或所谓毫无意义的事情弃置一旁。

　　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把因“阻抗”而隐蔽起来的东西带回到意识界来。

　　其实，所谓自由联想并不是绝对的自由。病人的心智活动虽然没有被引导到一个特定目标上，但他却仍在精神分析状态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应假定患者的精神状态是处于医生的控制之中。患者面对医生的分析和控制，必然产生精神上的“阻抗”现象。他们对再现过去被压抑下去的材料所具有的抗性，可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方式是严厉的反抗。须知，正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形，才发明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所以，对于这种严厉的反抗不应大惊小怪。第二种方式是其原有的抗性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使压抑着的材料不直接浮现出来，而以相近似的事情暗喻出来；而且抗力越大，病人所报告出来的联想代用物和分析者所探索的真相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一个能泰然自若的分析家，当他倾听病人的联想流的时候，对病人所提供的资料，能依其提出之两种可能性而进行不同的运用：假如病人的抗性很轻微，他可以很容易地从病人的暗喻中，推论出病人潜意识里的材料、内容；假如病人抗力强些，那么和主题之间的距离也远些，但这时也同样可以从病人的联想中认出其特性。总之，认清病人的抗力，是克服病人抗力的第一要诀。所以，精神分析的工作实际上与解说的艺术有关。要成功地运用解说的艺术，就需要机智和不断的训练。要达到这个地步并不困难，自由联想法优越于以往各种方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省力，最主要的是它能给病人承受最低限度的压力。它可以永远不失去与现实界的联系，不忽略神经质疾病的结构中的任何因素，而且不让任何东西因分析者的主观期望而产生干扰作用。它完全让病人自己去决定整个分析的过程及其材料的配置。与催眠法和催促法不同，使用自由联想法可以使具有连系性的材料，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内和不同的地点上重现。所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虽然这个旁观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自由联想法的这种自我分析过程及其治疗作用可能是难于理解的。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长处就是可以永远不间断地进行。从理论上看，假如不对它的特性加以限制，它总是可以找到联想的对象，不致产生中断。不过，在实际上，也可能会有个别病人，曾在治疗中出现有规则的中断现象。但是，这种特殊的病例并不妨碍对该病例的说明。

　　自由联想法也叫分析法，即精神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由于精神活动得到彻底的解放（相对于原来受约束而言），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流出。而在这样的自由流出过程中，由于排除了外来的干扰，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净化过程，即出现精神活动的纯粹状态。所谓净化或纯粹状态，就是排除了一切外来因素，恢复了精神活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它就是它，是真正的自身。在这样的纯净状态中，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呈现且自动地分离出来。从而，在自由联想过程中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状态——构成精神活动的一切因素（原始的、再生的、分化的、重合的、走向复杂化的、走向简单化以致逐步消失的）都统统呈现出来了。因此，自由联想法又象筛子一样，筛出了精神活动中原来混合在一起的各种混乱因素，使我们看出了它们的原来模样。不仅如此，这个筛于还具有自动调节的作用，它的筛孔并不是一个尺寸、一样大小的，而是可因对象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尺寸。因而，它可以把精神活动混合体中的任何大小的“因子”，都顺利地流筛下来。正因为这样，自由联想法所展示的心理现象表面上很混乱，似乎毫无规律、毫无逻辑性，但实际上，它恰恰反映出精神活动本身的最原始的状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联想法就是一种分析法，就是精神分析的典型应用。

　　弗洛伊德在应用上述分析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治疗过程中，无须医生的力量，在病人与分析者之间，就可以产生一种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而只有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才能有的强烈的感情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而且可能处于爱与恨这两种感情之间的一系列的任何一点上。弗洛伊德把这种感情关系称为病人的感情“转移”。我们在谈到催眠法的时候，曾谈到这种“转移”的现象，现在，在应用自由联想法时，弗洛伊德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转移很快就取代了病人心中的原来的求治的愿望。只要这种转移够真切、够热烈，病人就会受制于医生的影响，并使这种作用成为左右精神分析要务的枢纽。

　　这种转移，对于一个不愿尊重客观的精神活动规律的医生来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常现象，或甚至是令人讨厌的现象。但是，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转移的发生恰恰表明精神分析法的效应。因为它表明了精神分析已把患者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疏导出来了。只要医生头脑清醒，自始至终有驾驭病人的能力，并保持乐观，就可以借此引导出病人心中受积压的各种精神因素，使之在这个缺口中宣泄出来。

　　如果医生不能驾驭事态的发展，惊慌失措，这种转移就会变成影响或妨碍治疗的消极因素。弗洛伊德说，当这种转移变成为一种爱意，或转变成一种恨意以后，它又成为抗性的主要工具，而可能麻痹病人的联想的力量，因而就会妨碍治疗的成功。但是，如果想规避这种作用，也是枉然之举。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必然会导致感情转移，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对于转移，要认识到它是精神分析导出来的。所谓导出，并不是造出。前者是本来就存在，只因多种原因，隐蔽下来，精神分析解除了阻碍它出现的帷幕或阻力，它就自然而然地流出。而所谓“造出”，是指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而被生产出来。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明确地说：“应用精神分析而无转移现象，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能因此认为转移是精神分析的产品，或没有精神分析就没有转移。实际上，是因为实行精神分析，才把转移现象揭露出来、分离出来。转移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它可以决定所有医学影响力的成功与否，而且在每一个人与其人为的环境的关系中，占有极显著的地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它和催眠家所说的‘暗示感应性’一样，是一种动力因素。暗示感应性是催眠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不可预期的表现使涤清法遭遇许多的困难。同样地，当病人已不再有这种感情转移的倾向，或已转移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如导致早期性痴呆或妄想狂等，那么，想以心理学方法去影响病人也是不可能的了。”（见弗洛伊德《自传》）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法与别的精神治疗法都应用“暗示”或“转移”作为自己的工具。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对于精神分析法来说，应用暗示或转移，只是引发病人去做一件心灵上的思考工作，让他随意地思索，以克服他的转移抗力。这种思考工作，关系到他的精神状态的命运。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分析者要让病人感觉到转移的发生，要主动告诉病人：在他的转移态度中，正显示他再次经验到他在儿童退行期内自己与最早爱慕的对象之间的感情关系。要用这种说服来安慰病人，解除他的顾虑。

　　如果医生能真正地按这些要求去驾驭“转移”，它就可以从抗性的最强武器，一变而成为精神治疗的最佳工具。

　　当然，对“转移”的处理，乃是精神分析术中最难掌握的一环。只有认真地观察，有最好的忍耐，又有机敏的态度，才能抓住要领，加以实施。

　　弗洛伊德已经基本上把握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规律，而这些内在规律恰恰就是在整个的梦的解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弗洛伊德传--第八章　生活的旋律






第八章　生活的旋律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向人类心理深处凯旋行进的时候，弗洛伊德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也经历了深刻的、自然的变化。他和他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旋律同他的科学研究的节拍非常协调。

　　柏格街是一条典型的维也纳街道。沿街都是十八世纪建造的古典式住宅，间或有几家店铺。弗洛伊德住的房子庭院大门很宽，马车可以直接驾到里面去。大门的左边是管门人住的小房。弗洛伊德每次进出大门，都要由管门人开关大门。进门后向右转，就有一段不太高的阶梯，走上去就是弗洛伊德那有三个房间的住宅。房子的窗户是面向后院的，从这里另有一道石阶，通往二楼弗洛伊德家人住的地方。

　　一九三零年，维也纳市议会建议把弗洛伊德住的那条柏格街改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街”。这是维也纳市一贯遵循的传统——凡是名医住过的街道都要以该名医的名字来命名。但弗洛伊德自己当时并不同意，加上当时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因素，市议会的这个提案并没有实施。直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市议会才通过决议，将维也纳第九区的一片住宅区，命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区”。

　　一九五四年，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特地为弗洛伊德住过的这所房子前面立一个纪念碑。

　　弗洛伊德从一八九二年搬到这里以后，一直在此行医。他的许多重要的精神治疗法，都是在这里创造、使用的。许许多多精神病患者，在这里得到弗洛伊德的精心治疗而恢复健康。被弗洛伊德治好的病人，每当路过这所房子，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激起阵阵情波，加倍地敬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所用的房间，第一间是一个窗户开向院子的小候诊室。这个房间后来还成了维也纳医学会每周例行会议的会议室。在这个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四壁则饰以弗洛伊德收集的古玩古董。这间房间和隔壁的诊疗室有两道门相通。门的周围饰以厚厚的绒布，并且挂上层层帘布，以保持诊疗室的隔离感。在诊疗室里，弗洛伊德一向是直挺挺地坐在一张面向窗户的、不太舒服的椅子上，旁边摆了一张写字台。往后的几年，才多摆了些高凳子。这个房间也有不少古玩摆设，包括有名的格拉底瓦浮雕。由诊疗室再进去就是弗洛伊德的真正的书房。在这里尽是一排排的书，不过也放着装古玩的橱台。他写字用的桌子并不大，但一直保持整洁。清理他的桌子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桌子放着许多小塑像，这些塑像大多是埃及的，橱子里也放着许多类似的塑像。弗洛伊德经常把这些塑像摆进摆出，轮流放在桌子上。弗洛伊德很喜欢收集希腊、亚述和埃及的古董。对这些古董的欣赏，在弗洛伊德的感情生活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收藏它们的目的，不只是从艺术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和神话的背景去分析。他在欣赏中，总是跟踪着这些艺术品和古董的作者的精神活动的痕迹，一直追溯到心理生活的深层中去，试图发现人类在其中的神秘精神力量的活动轨迹。

　　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生活除了工作，简直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通常他早上八时就看第一个病人。不过他的繁忙工作加上晚睡，使他每天清晨都想多睡一会儿。因此要在早上七点多把他叫醒，也不容易。有一个理发师每天早上都来他家，给他修胡子，必要的时候顺便理发。早上起来之后，匆匆吃早饭，瞥一下当天的《新自由报》，就去给病人看病。每一个病人平均要花十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体息五分钟，清一清他的头脑，或是到后面去看看家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不过只要他和病人约好时间，他就一定准时去看病。

　　他一家人的午餐时间是在每天下午一点左右，这是一天中全家聚会在一起的唯一时间。因为他进晚餐时，每每已经入夜，小孩子们都去睡了。所以午餐是他们的主餐，而且也是最丰富的一餐：羹汤、肉、干酪、甜点等一应俱全。弗洛伊德用餐时总是聚精会神地去品味，一言不发，常常弄得客人尬尴得要命，只好和他的家人们谈天。弗洛伊德虽然不说话，但家人的言谈，一天的消息等等，他都一字不漏地听进去。有时候哪个孩子没赶上吃饭，他就会以一种询问的眼光看着他太太，并且一言不发的用他的刀叉指着那个空位子。然后，她就会向他解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来吃饭的理由，弗洛伊德听了她的解释，他的好奇心就满足了，就会点点头继续吃他的饭。弗洛伊德的所有这些微小的动作和行为，都表明他所一心响往的，就是能始终保持融洽的家庭生活。

　　除了特别忙碌的时候外，弗洛伊德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是闲着的；在这个时候，他休息几分钟后，就开始在街上保健散步。在散步中，若有机会他也会到店里去买点东西。弗洛伊德一向健步如飞，所以在那段时间内，他可以自在地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他常常利用这个机会把著作的校样本送到出版人都帝克和后来的海勒那里。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到米开罗教堂附近的烟酒店去，补足雪茄袋里的雪茄。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忙时到十点）是弗洛伊德看病的时间。而他一天中用于进行精神分析的时间，长达十二至十三小时。

　　从下午一点到九点，他都不吃东西。这两餐饭的间隔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弗洛伊德已成习惯，一直到六十五岁后，才在下午五点时喝一杯咖啡。

　　弗洛伊德在用晚餐时，和中午心无二用的情形不同。这时他会很自在地和家人谈笑风生。吃过晚饭后，他还要散步一次，不过这一次散步通常是和他的太太、姨子或是他的女儿。有时候他们在这个时间内会到咖啡店坐一阵；夏天到兰德曼咖啡店，冬天则去中央饭店。有时候他的女儿们去看戏，弗洛伊德就和她们约好，让她们看完戏后在一个特定的路灯下会齐，然后护送她们回家。

　　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曾谈及一则有关他父亲对家人礼貌的故事。她说当他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弗洛伊德请她走在他右边，一起出去散步，她的同学看到了，就告诉她说，这种走法不对。那位同学说儿女永远该走在父亲的左边。她就很骄傲的回答说：“我的父亲可不是这样，和他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位女士。”

　　散步回来后，他马上就回到他的书房去专心工作。首先是写回信，然后是写他的论文。此外，他还得为他主编的期刊下功夫，以及校对他自己的手稿，通常在一点以后才去睡觉。

　　星期日是休息日，这一天他没有病人。早晨，弗洛伊德总是和他家的一、两个人去看望他的母亲，去时若正巧碰到他的姐妹也在那里，他们就会谈个不停。弗洛伊德一向都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男人，所以家里有什么困难问题，他都要参与处理，而且都会提出他的建议。在看望母亲时，弗洛伊德听多于说。不过每次听到严重的问题时（如钱财方面的问题），他就会和他的弟弟亚力山大静静地讨论商量。有时候他从母亲那里回来后会去拜访朋友，或是在家接待来访的客人，不过这种情形，一年中也难得有几次。后来，星期日成为弗洛伊德最喜欢的日子，他用这一天去看那些来自海外的精神分析界的朋友，因为只有在这样休息日才能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钟斯就有好几次和他畅谈到凌晨三点。虽然这影响了他的睡眠时间，但他也觉得要结束一次津津有味的畅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常，星期日晚上，他的母亲和姐妹们都会过来一起聚餐，不过弗洛伊德从不耽搁时间。晚饭一过，他就溜到自己的房间去。如果有什么话要私下和他谈，就得到他的房间里去找他。对弗洛伊德来说，星期日固然是难得的休息日，但同时也是难得的写作时间。弗洛伊德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星期日写出来的。

　　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确实是他唯一的对象，他视玛莎如珍宝，其重要性永在他人之上。虽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婚姻生活中比较热情的部分，比一般男人结束得早，不过他对玛莎始终都是很忠诚和挚爱的。有一位作家曾说：“玛莎简直成了洗烫刷扫的管家婆，她从来就没有休息过，也没想到过要休息，因为即使打扫干净了，也还有工作要做。”其实不尽然。玛莎虽然是一个很能干的主妇，但是对她而言，与其说家务第一，还不如说家庭第一来得确切。而且她也绝不是那种“保姆型”的人，实际上她是一个很重生活情趣的高级知识分子。她晚上的时间都用于念书，所以直到她死为止，她始终都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那时候许多当代有名的文人都曾到弗洛伊德家做客，其中德国大文豪托玛斯·曼的到访，更使玛莎欣喜若狂，因为托玛斯·曼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玛莎很少有机会（也许是没有兴趣）去探求纯学术性的研究，而且对她丈夫的研究工作也很少有什么特别认识。不过在弗洛伊德的信件中，偶尔会提到有关格拉底瓦、达芬奇、摩西等人的著作，其中有些知识是从她那里获知的。

　　有一位美国作家写过一本书，里面有关弗洛伊德和他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两则是不够确切的。弗氏的儿子们念了这一段文字，都震惊得不得了。令他们惊奇的第一件事，是说弗洛伊德对孩子们的亲热，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事实恰恰相反，钟斯有一次就说，他亲眼看到他女儿趴在他的大腿上撒娇，那种情景，他那自然流露的感情真是表露无遗。对弗洛伊德而言，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快乐，是他的最大兴趣。假日，大家在一起时，他也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他的孩子们身上。更奇怪的一件事，是那位美国作家说弗洛伊德是一个严酷的父亲，说他的孩子是在敬畏、服从的严肃气氛之中长大的。其实正好相反，如果要找弗洛伊德教育孩子方法的毛病，唯一的一点也就是他那不寻常的宽大放任。在那个时代，让孩子们的性格自由发展，很少加以限制或惩处，是少有的现象。弗洛伊德显然已走在前面，而其效果也非常好，不管是他的儿子或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令人满意。

　　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最不寻常的一点，就是那种出奇的和谐气氛，孩子们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具有高度的幽默感。所以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欢笑，彼此之间偶尔也有挪揄，但是绝对没有恶意的玩笑或者无端的发脾气。这一家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们之间曾有过争吵的事。

　　弗洛伊德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过多的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他还认为让孩子们穿着好的衣服，对于他们的自重、自爱也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特别注意孩子们的假期和旅游，认为绝不能因为没有钱而扫他们的兴。所以在这方面，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他们从来也不辜负他的好意，足以表明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能设身处地和公平待人，使他常常为朋友的经济情况着想，而他的这个良好的品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大儿子的最知心的朋友是一个很穷的年轻人，但每当他们两人要一道去爬山旅行时，弗洛伊德一定先问清楚这位朋友带多少钱，然后他就按照那个数目给他的儿子，他认为这样做才不至于使那位朋友处于尴尬地位。

　　弗洛伊德的最主要的收入，是从诊治病人中获得。在当时，他的医疗费，每次是四十奥地利克朗，这在当时的维也纳算是较高的。他把每次看病所零星收集的钱尽可能节省下来，一部分积存起来，一部分用于满足他收集古董的嗜好。至于著作的收入，起先都是小数目，他就当做礼物分发给孩于们。送礼物是他最乐意做的事，而且，往往急于马上送出去，并且不耐烦等到适当的时机，所以每当碰到孩子的生日，虽然有他太太的阻止，但总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礼物送到孩子的手上。这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热情的个性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已。每天早晨邮差来送信，也是他所热心等待的一件事。他不但很喜欢接信，假如他的朋友，不能象他那样很快回他的信的话，他往往很容易不耐烦起来。

　　弗洛伊德对于金钱上的往来交易，从来都是毫无兴趣，他把一切节省下来的钱都投资到保险和政府的债券上去，绝不搞证券交换的活动。不过他的这些积蓄都因奥国经济形势恶化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而赔得一干二净。后来他接受教训，等到又有了积蓄时，虽然还是投资到政府公债上去，但把大部分送到国外去，存在比较安全的银行里。

　　假日旅行对弗洛伊德有特别的意义。每次当他一搭上驶离维也纳的列车时，他就会大大地松一口气。在每次出外旅行之前好几个月，甚至早在半年多之前，他就和家人、亲友反复地讨论未来的旅游目的地，计划找一个迷人的消暑胜地。他常常会在复活节时去作一次试验性旅行，同时向家人写一份有趣的书面报告。他们全家对这都很感兴趣，他们提出的条件也很特别：一幢舒适的房子，里面要有一间弗洛伊德能写作的房间；要位于一定的海拔高度上，有充足的阳光，有清新的空气，附近要有可供散步的松林，要有充分的蘑菇可采撷，要有美丽的景色，最重要的是要宁静，要远离任何为游人响往的名胜。

　　弗洛伊德的假日消遣最突出的活动就是找蘑菇。在这方面他有出奇敏锐的眼光，他可以说出哪些地方有蘑菇，甚至在火车疾驰而过时，也能指出那些地方来。有时当他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找蘑菇时，会突然离开他们。这时，他的孩子们马上就意识到父亲在近处找到了蘑菇，果然，他们马上就听到他找到蘑菇的那股欢笑声。在找到蘑菇时，他常常静静地爬过去，然后，突然用帽子把那堆蘑菇盖住，仿佛它是一只鸟或蝴蝶，深怕它会飞去似的。此外，他们还会去找一些少见的野花；然后，等空闲时，再仔细地辨认分类。他的一个女儿曾经说，父亲喜欢教给他们三件事：野花的知识、找蘑菇的艺术、玩牌的技巧。而他本人在这三方面，确实都很内行。

　　在假期旅行中，弗洛伊德有两种偏向女性化的表现：（一）弗洛伊德没有方向的观念，一到乡村，老是找不到路回去。他的儿子说，当他们走一段比较长的路时，他会出人意料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回去。但他也深知自己的这一弱点，能听从别人指点的路走。（二）他对旅行的详尽知识很不在意，例如他根本就不会看火车时刻表。所以比较复杂一些的旅行，都由他弟弟亚历山大，后来则由他儿子奥立沃安排，而他们两人在旅行方面都是专家。弗洛伊德常常为了赶一班火车，老早就到火车站等车，虽然用这样长的时间准备，但他的行李和其他东西，还是常常带错或漏掉。

　　弗洛伊德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但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工作之余继续写作。他有一种令人敬佩的责任感，不断地催促自己把经验所得、研究成果写成书面材料。当时，他在研究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成果尽管不受重视，但他仍然专心致志地从事精神分析学的著述工作，也从不感到疲倦和气馁。晚上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开始思索、动笔，一直到午夜。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钟。他在十九世纪末写出的著作都是用连续几十个晚上写出来的。

　　弗洛伊德有动笔的喜好。他在工作和休息之后，坐在写字台前，就要拿起笔写东西——不是写信，就是写临床报告或写作。他的信和稿都是亲自写的，他很喜欢写字，一直到七十多岁以后，他才让女儿帮他抄写。

　　他在长期的写作中，练就了一手好文笔。他的文风优美、自然。他最讨厌作文方面的种种形式上的限制和规定。在他看来，文章应该成为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他认为文字的优美和修词是必要的，但那也是为了更通顺、自然、流畅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如果因为追求形式的优美而妨碍了内容的表达，他宁愿停笔不写。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弗洛伊德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很少有时间去进行社交活动。就连到戏院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都很少。有时很难得到戏院或音乐厅去欣赏莫札特的音乐或歌剧。

　　弗洛伊德从九十年代起参加了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组织“伯奈伯利兹社”，平均每隔一周参加一次该社团的集会。在这个社团的集会上，他作了有关梦的学术报告，也听了许多举世闻名的犹太学者们的报告。

　　最使他难忘和激动的，是听到了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1835—1910）的有趣而深刻的报告。弗洛伊德早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就很欣赏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那本《汤姆·莎耶历险记》。这本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弗洛伊德读了很多遍。当他同玛莎恋爱的时候，他就曾同玛莎一起反复鉴赏《汤姆·莎耶历险记》。弗洛伊德也很爱读马克·吐温和华尔纳合著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马克·吐温对当时社会的尖刻揭露和他那诙谐、幽默的文笔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同外界的联系，最集中地反映在他同他的朋友弗莱斯的通讯来往中。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来往信件，成为后人研究弗洛伊德学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文献。

　　威廉·弗莱斯（1858—1928），同弗洛伊德一样，是布洛伊尔教授的学生。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布洛伊尔教授把弗莱斯介绍给弗洛伊德，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十五年的亲密友谊。

　　弗莱斯是耳鼻喉科医生，在柏林开业。他有火一般的热情，能言善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他很喜欢跟朋友谈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具备了德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辨性”，喜欢对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冥思苦索，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习惯，往往会把他和他的朋友引入极其抽象和极其深刻的“本质”中去。但他也兼备了主观武断的作风，不喜欢听取反对意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狭隘的品格很快就成了导致他同弗洛伊德的友谊走向彻底破裂的隐患。

　　由于弗莱斯有很广泛的爱好和兴趣，所以，他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内也是多面手。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特点，使他成为博学的弗洛伊德的合适对手和笔友。

　　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作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生来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刚刚二十九岁。布洛伊尔当时很器重弗洛伊德，所以，布洛伊尔建议弗莱斯去听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系统解剖学和功能形态的讲演。

　　接着，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为双方的卓越见解而互相钦佩。

　　弗洛伊德说，在那段时期内，弗莱斯始终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当时，弗洛伊德正进入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时期。近二十年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把弗洛伊德从一般医学研究转向神经系统的研究，又从一般神经系统生理和病理的研究转入精神病机制和治疗的探讨和实践，最后，又从歇斯底里疾病的研究中得出了关于人类一般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结论。众所周知，他在这一时期，已经下定决心从歇斯底里研究转而集中探索那导致神经病的一般心理性根源，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意识生活背后的神秘精神力量——潜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把理论上的探索同自我分析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转折时期，弗洛伊德把弗莱斯看作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自然地，弗莱斯成为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位听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每一个思维成果都迅速地、直率地在信中告诉给弗莱斯。

　　当时，弗洛伊德也正处于受排斥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发现被医学界视为“异端”；平时热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疏远。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弗洛伊德对弗莱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你作我的听众。”

　　对弗洛伊德来说，弗莱斯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道：“当我向你倾诉，又知道你也在想着有关我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已开始了对某一事物的思索。……”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互相分享着研究成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写的信件非常多。有时写信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于是他们偶而相会，面对面地叙说自己的感情和研究心得。他们自己还很幽默地说这种相会就是正式的“会议”。由于弗莱斯对于弗洛伊德在精神上的热烈支持，弗洛伊德曾把弗莱斯比作“一位魔术师”，比作能医治百病的“神医”。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只要有谁找到你治病，你就可以做到‘妙手回春’的功夫。”

　　显然，他们两人在这十多年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犹太血统的中年医学工作者，都处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当然，弗莱斯的处境比弗洛伊德稍微好些。他比弗洛伊德较容易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比弗洛伊德幸运，找到了一位经济上富有的妻室。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期内，弗莱斯还成为弗洛伊德在财政上的支持者。当弗洛伊德经济上紧张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弗莱斯那里借到足够的钱。

　　他们俩都对广泛的人文科学问题感兴趣。在他们的信中经常讨论到莎士比亚、歌德的文学作品，也交换了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一次通信中，弗洛伊德推荐弗莱斯看青年作家吉普林的作品《消失了的光亮》，而弗莱斯则向弗洛伊德推荐瑞士作家康拉德·费尔迪南·迈雅的小说。在相互推荐时，弗洛伊德对这两位作家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绝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它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的升华物和结晶。要真正地探索人类心理世界的秘密，不仅要深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和活动规律，而且要广泛地研究社会生活，研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等等。因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歧恰恰就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侧面反映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值得指出的，弗洛伊德一直特别注重文学艺术和宗教。他认为，这两个部门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生动、更细腻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反映人的感情生活。

　　在研究梦和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没有忽视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他对儿童心理的重视是与他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原始人心理的研究同时并进的。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道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这就更有力地证实了自己的重要论断，即儿童心理具有着原始人心理的一切特点。在一八九八年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的思考远远地超出了精神治疗法。“我的思想潜行于儿童问题与超心理学问题。”

　　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超心理学”，涉及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哲学家们争论不休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见解集中地表现在他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所提出的“自我”和“超我”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在二十年代进一步完善起来。

　　弗洛伊德平均每月给弗莱斯一封信。在十五年中，弗洛伊德共给弗莱斯一百五十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弗莱斯逝世，弗莱斯夫人把这些宝贵的信件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莱因霍尔特·斯达尔。除信以外，还有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这些文献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八十四件邮包。可见弗莱斯所储藏的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出版商斯达尔收到这些文献后，没有来得及加以编辑出版就出现了纳粹政权。为了保护这些文献，斯达尔飞往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玛丽·波拿巴特夫人，售价是一百英镑。波拿巴特夫人当时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生。她把这些文献全部带到维也纳，并告诉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知道后，为弗莱斯夫人出售这些文献而恼怒。弗洛伊德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再以后又怎么办呢？”“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取出信中的其中一段，并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这些信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幸运的是，波拿巴特夫人作出明智的独立决定，拒绝她的老师的建议，并把这些文献储藏起来。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藏在维也纳洛兹西尔德银行的保险柜里，并打算在一九三九年离开维也纳回巴黎时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纳粹军队入侵奥地利。作为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洛兹西尔德银行有被纳粹烧毁的危险。好在当时波拿巴特夫人得以借助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分，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然后带到巴黎。一九四一年二月，当波拿巴特夫人要离开巴黎前往希腊的时候，她又把这些文献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储藏。接着，这些文献又历经多重周拆，才终于被转移到英国伦敦。

　　如果弗洛伊德致弗莱斯的信没有经历保护性处置过程，我们今天就无从了解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活动。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说到他分析自己的儿童时代的梦境的情景，遗憾地表示他写出的《梦的解析》遭到了冷遇。弗洛伊德还告诉弗莱斯，他同布洛伊尔的友谊令人惋惜地“终结”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他在有生之年将不会期望看到他自己的理论会被公认，因为这些理论成果“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时代”。

　　在这些信中，弗洛伊德向弗莱斯倾诉了他在自我分析阶段所经历到的“精神上的苦恼”。弗洛伊德在信中说：“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你的出现对我来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的。”一九零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弗莱斯说，他虽然“深深陷人了无聊和贫穷之中，但我仍然有足够的勇气在空旷中重建我的理想”。确实，当时弗洛伊德通过梦的解析创造了“自由联想法”的精神治疗法，但除了弗莱斯一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认识“自由联想法”的重要意义。

　　在通讯中，我们还看到，弗洛伊德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进行自我分析的艰难，他亲身体会到精神治疗法会引起病人各种形式的“阻抗”，因此真正地应用精神治疗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分析了自己的梦，进行自由联想，回忆童年生活，由于体会到以往生活经验对于目前思想、感情、抱负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致弗莱斯的信中表示他已经慢慢地了解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以会经常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某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某些喜怒无常，何以会出现种种阻碍他深入思索和研究的思想障碍和心理故障。他在信中说，他的自我分析和他对病人的诊断同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揭示心理世界的奥秘。他还说，自我分析和对病人的诊治所得出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通过病人提供的病态心理资料，通过对病人的梦的分析，使他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个性。反过来，通过对自己的分析，他也开始真正地懂得促使病人发作精神病的原因。

　　在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还分析了其他许多病例，并在分析中概括地叙述了他的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病源理论等。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九零零年。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破裂原因，我们至今还不能很确切地弄清楚。很可能，破裂的原因起源于双方对重要问题的分歧意见。所有的一些具体分歧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现罢了。他们在性格和认识问题上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在当时所以同弗莱斯保持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处于孤立的地位，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倾诉自己的观点。

　　当然，弗洛伊德也确实很珍视同弗莱斯的友谊，所以，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同弗莱斯在阿成西见面之后，弗洛伊德在两年时间内仍然想挽回他们的友谊，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友谊及其通讯内容，标志着弗洛伊德个人生活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说，一八九五年《歇斯底里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建立了自己的牢固基础，那么，一九零零年《梦的解析》的发表以及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同弗莱斯的通讯来往就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完成了自己的主体部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获得国际公认的关键时期。本书以下五章将集中论述和分析精神分析学在这个关键时期的发展情况及其历史命运。










弗洛伊德传--第九章　对常态心理的分析






第九章　对常态心理的分析

　　反对弗洛伊德的人的主要论据，往往是说这个学说是从分析变态心理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指责在理论上是很不充分的，也不符合事实。从理论上讲，弗洛伊德在研究变态心理时，其结论也不停留在变态心理的范围，而是试图从中找寻一般心理的规律；弗洛伊德只是把研究变态心理当作研究一般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他所研究的是人类心理在变态心理活动中的表现。从事实上讲，弗洛伊德并不局限于研究变态心理，他始终都象重视变态心理那样重视常态心理。

　　一九零零年，在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写作之后，弗洛伊德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常态心理。从这时候起，他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发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如同在梦中一样经常发生潜意识的干扰性活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潜意识的原始心理活动是作梦心理和精神病发作的基础，也是常态心理的基础。换句话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潜意识是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人类心理活动的基础。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结在一九零四年发表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事实证明，就连作梦时的心理活动也表现了常态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把作梦心理完全看作变态心理是错误的。就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已经作出结论：作梦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常态的心理活动规律基本上是相似的。这就是说，不管是作梦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为基础；而且，潜意识始终受到意识的压抑，所以，它们要以曲折的途径表现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梦心理也可以算作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作梦心理的特点，仅仅在于在睡梦中，人的意识处于松懈状态，所以，潜意识才可以比常规生活以更大的比例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所著的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主要是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专有名词遗忘、外国字遗忘、一般名词与字序的遗忘、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语误、读误和笔误、“印象”及“决心”的遗忘、“误引行为”、“症状性行为”及“偶发行为”、“双重错失行为”和其他各种错误行为等等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从中发掘潜意识的存在，了解“潜抑”作用的基本功能。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不仅引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材料，也引用了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经由自我分析的方法，进行透彻的研究。过去有人把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秘化，以为它深不可测。恰恰就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密切地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人觉得津津有味、一目了然。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算作是学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潜意识理论的最好入门书。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德文原版本来题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素材，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一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会感到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因此，这本书的材料更具客观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在弗洛伊德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他有时把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在他看来，梦境的追索虽然人人都可以作，但往往牵涉许多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程序，也带有更多的虚幻性，有时难免陷于晦涩。

　　此外，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还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弗洛伊德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他和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特别是和他的老师赫尔姆霍兹一样）受到严重的机械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因此，当他肯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时候，就把必然性绝对化，完全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这就使他犯了决定论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命定论、宿命论。

　　这本书的写作和发表，并非偶然。是《梦的解析》的自然延续。其实，就在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同时地注意到日常心理的活动规律。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到“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一八九八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

　　和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一样，弗洛伊德始终很重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他往往从现实生活现象中得到启示，深入思索问题。他说：“我曾经对一般常见的熟名遗忘进一步作心理学上的分析，并且从我所注意到的许多例子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记忆方面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常见又不很重要的心理功能上的错失，实际上存在着远比普通见解更深刻得多的心理学上的根源。”弗洛伊德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能抓住这些最常见、最普通的现象，然后进行追根究底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经由对某些特别的情形的观察，我进而对暂时性的遗忘现象作了一次绞尽脑汁的检视”。“在这些努力中，我发现不只是‘遗忘’，而且还有假的‘忆起’（即某人在努力要想起被遗忘的名字时，却想起了别的名字来），也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心理学上的根源……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心理机制方面的反复无常，实则是遵循着一条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出的结果。”

　　在一次从杜布罗夫尼克市往南的旅途中，弗洛伊德同一位陌生人同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谈起了意大利的风光，谈起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在意大利作的一次愉快的旅行。当弗洛伊德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生活时，他想起奥尔维多大教堂顶端的那幅美丽动人的壁画《最后的审判》，但就是想不起那幅名画的作者辛诺雷里的真实名字。当他绞尽脑汁要想起辛诺雷里的名字时，他偏偏想起意大利另外两名著名画家：波提切里与波查菲奥。当时，弗洛伊德的意识是很清醒的。他马上知道，波提切里和波查菲奥都不是《最后的审判》的作者。他的旅伴提醒他说，那是辛诺雷里的作品，弗洛伊德立即地和毫无迟疑地认定了这个名字是正确的。

　　这个遗忘现象，马上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弗洛伊德说：“辛诺雷里这个名字之所以被遗忘，既不是由于它在字面结构方面有什么奇特之处，也不是因为这个字所出现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心理学上的特征。对我来说，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即辛诺雷里）是和波提切里一样熟悉，而且，它甚至比第二个代之而起的名字波查菲奥更熟悉。对于波查菲奥，我顶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此时此地所发生的遗忘现象，似乎是很不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会突然忘记呢？为什么在绞尽脑汁回想被突然遗忘的熟悉名字时，反而冒出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呢？

　　为了探索这个奇怪的心理活动的出现根源，弗洛伊德冷静地进行自我分析，细致地追忆了当时谈话的背景，详细地搜索自己在谈话前后的心理活动踪迹。

　　为便于读者了解弗洛伊德对此一现象的分析过程，我先把与此有关的德文原文排列如下：

　　Signorelli　　Botticelli　　Boltraffio

　　（辛诺雷里）　（波提切里）　（波查菲奥）

　　Herzegovina　　　Bosnia　　　 Trafoi

　　（黑尔兹哥维那）　（波希尼亚）　（特拉伏伊）

　　Herr

　　（德文“先生”）

　　发生这次遗忘现象的时候，弗洛伊德正坐在一辆马车上，和一位陌生人从拉古沙（Ragusa）经达尔马希亚（Dalmatin）到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去。他们一边坐车，一边谈话，话题转到意大利的旅游生活。这时弗洛伊德问自己的旅伴有否看过《最后的审判》那幅名画？

　　经分析，发现遗忘的机制确实遵循一条客观的规律。在转到这个话题以前，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旅伴谈论波希尼亚（Bosnia）和黑尔兹哥维那的土耳其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土耳其人都信天命。弗洛伊德对那位旅伴说道，他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医生曾经告诉他，当地的土耳其人对医生的诊断绝对服从，并把这些诊断看作是一种无可违抗、难以逃脱的命运。所以，每当医生诊断完了以后，土耳其人都会说：“先生（德文是Herr），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听天由命吧！”

　　弗洛伊德发现，在Bosnia，Herzegovina和Herr这几个字之间有一种偶然的字面联系。但如果仅仅有这些联系，还不能使弗洛伊德只想起Botticelli和Boltraffio，而想不起Signorel li这个字。

　　弗洛伊德还回想起，在他谈论土耳其人的习惯时，当他的话还没说完以前，就已在脑中迫不及待地想说另一件事，但由于这件事与“性”有关，弗洛伊德不好意思露骨地同一个陌生人谈论“性”的问题，所以，他不由得暂时地缩回这个念头。弗洛伊德内心深处的这一潜伏的思路变化，又使他内心不由自主地勾引出数周前在特拉伏伊（Trafoi）遇到的一件事，即他听到自己所诊治的一位病人因“性不调”症而死亡。弗洛伊德在分析中认为，在这次旅途谈话中，他的思路只联想到波希尼亚土耳其人有关“性”的习俗，并没有有意地联想特拉伏伊（Trafoi）所遇到的事，但由于冒出的Boltraffio同tr afoi有相似的字面结构（指前一个字的字尾结构——traffio 和Trafoi之间的近似），所以，弗洛伊德断定：在他同那位旅伴谈话时，当他内心想说土耳其人“性”习俗而又没敢说出时，他的潜意识中储藏着的、数周前在Trafoi遇到的“性”病病例又暗自活跃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要说《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冒出了一位在平时并不很熟悉的Boltraffio这个名字来。

　　弗洛伊德认为，这里不仅反映了潜意识的存在，而且也表明“潜抑”的存在。

　　上面所提到的那件发生于Trafoi的“性”病例，是弗洛伊德数周来一直不愿提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曾费尽心力为那位患“性不调”的病人作过治疗，但结果那位病人还是不治而亡。这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引起了很不愉快的感情，所以，在这次赴黑尔兹哥维那的途中，弗洛伊德一点也不想回忆Traf oi遇到的事。问题恰恰就在于他有意要加以遗忘的事（在traf oi听到的那件不愉快的“性不调”病例）突然冒出来了，而他不想忘掉的事（《最后的审判》的作者出Signorelli）却偏偏遗忘了。

　　弗洛伊德认为，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遗忘是一种“偶发的事件”。这一偶发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在这次谈话中，弗洛伊德心中的一种动机（即不愿与陌生人谈“性”事）切断了他的思路（即谈论土耳其人的风俗）中各个观念的联系，接着，他又有意地想把与“性”有关的观念统统赶出“意识界”。他的这些思路变化使潜意识中一向受到潜抑的东西承受更大的压力，因而也使它们暗自活跃起来。因此，当弗洛伊德要谈论Signorelli的时候，这些早已暗自活动的潜意识就借着意识界中出现过的Bosnia、Herzegovina、Herr、Trafoi等字眼，化装成Botticelli和Boltraffio的字面形式而强行表现出来了。

　　在这里，Signorelli这个字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与德文Herr的英译字Sir（因为在同他的旅伴谈话时，弗洛伊德是把自己的思维中的德语译成英语后表达出来的）有关，后一部分和Botticelli的后半部结构相近。

　　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关于波希尼亚土耳其人风俗等这条思路，阻挠了紧接而来的思路，因为我的注意力在那后来的思绪尚未结束之前，就已经溜了出来，想要联想到我记忆中的另一件逸闻上去：此地的土耳其人，把性的欢乐视为最宝贵的事情，因此，每遇性不调时……往往会对医生说：‘你知道，先生（Herr），性那个东西停止了，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了。’我当时忍住了，没能把这个特色说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和陌生人谈论这样露骨的话题……我把注意力引离了那个可能和‘死亡与性’的问题发生关联的思维。”

　　弗洛伊德认为，在谈话中，一直被潜抑的主题——死亡与性可以联带地控制住我们所要说的名字，因而把它一起潜抑下去。而被潜抑的因素又“在不断地努力着找出口”，因而它可能会借助意识界中曾经活跃的因素而“转移”出去，冒了出来。弗洛伊德把这类遗忘现象简单地称为“新的话题为先前的话题所阻”。

　　当然，弗洛伊德说，在谈话中，那些被潜抑的因素不一定都会成功地借助意识中的某些有关联的因素而冒现出来。这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潜抑往往是成功的。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否有借着意识中的代用名字而表现出来，似乎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注意力；第二，附着于心理上的内在决定因素。

　　在分析了专有名词的遗忘之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外国字的遗忘。这对大多数正在学习外文的青年学生来说，显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有一年夏天，弗洛伊德在出发旅游途中遇到一位老朋友。这两位犹太人很自然地谈论起犹太人的遭遇，这位朋友深感怀才不遇。他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来结束这席颇有感触的谈话：“Exoriare……”。这是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中的一句话。

　　维吉尔生于农民家庭，很善于仿希腊忒俄克里托斯诗体作《牧歌集》，描写田园生活。后来，他又写《农事诗集》，继继以农业生产为题材，论述节令对农业生产的关系，介绍了相当多的农业知识。但他的代表作，是弗洛伊德经常提到的《伊尼特》史诗。这首诗歌颂了罗马历史，赞扬帝国制度，企图以此鼓舞人民，巩固奥古斯都大帝的统治。这首史诗描述了特洛伊城王子阿伊尼阿斯的故事。阿伊尼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于特洛伊城沦陷后漂泊海上，后来在意大利建国，遂成罗马人的祖先。在阿伊尼阿斯漂落到迦太基的时候，他同迦太基女王黛朵相恋。黛朵保护了他，但他却驾船而去，抛弃黛朵。黛朵含忿自焚，临死前就说了上面那句话：“Exoriare……”

　　但是，弗洛伊德的那位老朋友没有准确地记起黛朵说的整个句子，他说：“Exoriar （e） ex nostris ossibus ultor!”（必有复仇者来自朕之骨肉！）弗洛伊德加以矫正说：“Exori ar （e） aliquis nostris ex ossibus　ultor！”（必有人来自朕之骨肉而成为复仇者！）

　　显然，弗洛伊德的那位朋友漏掉了“aliquis”（“有人”）这个词，这是不是因为那位朋友不熟悉这句话呢？经弗洛伊德了解，并不是这样。他的遗忘是有心理上的原因的。

　　弗洛伊德抓住了这个难得的例子进行分析。他请这位朋友毫无顾忌地把自己在说出上面那句话以前的全部思路讲出来。他发现，他所以遗忘“aliquis”这个词是同他在最近的一些经历有密切联系。

　　在这以前，这位朋友曾到意大利旅行，在意大利旅游时，他与陪同他游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女郎发生了性关系。因此，他最近以来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关于那位女郎的月经情况的消息。所以，一切与妇女月经有关的词都可能会引起他的神经过敏。根据弗洛伊德以往建立的潜意识理论，一切“痛苦的”、“不幸的”经验，往往是被人们“潜抑”着，压在心里底层。但它越是被压抑，越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表现出来。

　　这些潜意识冲破“潜抑”的普遍途径，是乘意识不备时，借助意识中出现的有关联的因素，把自己“化装”成类似的因素，然后把自己的“潜能”转移出去，从而达到潜意识自我表现的目的和愿望。

　　由于借助“转移”、“化装”的手法，所以，潜意识因素的“溜”出，必然会连带阻止意识界中其他有关因素，致使那些熟悉的，甚至到了舌尖上的事情被挡了回去——也就是说，迫使意识反而把不该被压抑的因素压制下去。这种心理机制同上面说的Signorelli的遗忘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同这位旧友的谈话中，由于他有一段不愿想起的不愉快事情——与意大利女人的来往，使他也时时把这段丑闻和自己的顾虑压抑着。但是，当他谈到这一代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时，由于他想起维吉尔的那首《伊尼特》史诗，使他触及到了他的上述“心病”。他要说出的那句话：“Exoriare……］，很明白地表示那位黛朵女王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她的下一代——“必‘有人’来自朕之骨肉而成为复仇者！”“有人”（原文为aliquis）二字直接与那位朋友多日来思虑的“孩子”问题有关——他最怕那位意大利女郎不来月经而怀孕。此外，“aliq uis”这个字，从字面上可以分割成“a”（无）和“liquis”（液体）两部分，而“液体”一词与“月经”的“血”有关。上面“复仇”一事又与那位朋友记忆中的特连特（Trent）教堂上摆设的圣者西蒙的遗物相关。他说：由圣者遗物，使他“想到往昔的迫害如今复施于犹太人身上……”。但是，“圣者”又使这位朋友想起最近一本意大利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圣奥古斯丁论女人》以及另一位圣者——圣詹努阿里斯的“血液”的事迹。在这里，有几个因素已经与这位朋友的性丑闻发生了关联：①圣詹努阿里斯和圣奥古斯丁的名字与“一月”和“八月”有关，即与“月份”有关，因而也与“月经”有关。②圣詹努阿里斯的血放在一个小瓶子里，每到一个节日，神迹显灵，血就会“液化”，这又与“月经”有关。弗洛伊德在分析中指出，这位朋友在谈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时，由于在他的潜意识中潜抑着自己的性丑闻，很怕提到与此有关的“月经”、“孩子”、“月份”、“液化”，也怕与此间接有关的“圣者”等字眼，才使他遗忘掉“a—liquis”（无——液体）这个字。

　　那位朋友在听了弗洛伊德的分析后，一方面佩服弗洛伊德在分析过程中的认真作风，另一方面则说一切联系不过是“巧合”而已。他的这种看法恰恰很典型地反映了一般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一般人往往认为，弗洛伊德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巧合”，甚至带有相当严重的“牵强附会”。

　　弗洛伊德怎样回答这类怀疑和反驳呢？弗洛伊德说：“究竟你能不能用巧合来解释所有这些关联，只有留待你自己决定了。然而我却可以告诉你，每一个类似的例于，只要你着手去分析它，都会得到这样一些奇特的‘巧合’！”

　　这就是说，这些“巧合”恰恰证明每一个心理现象都有它的客观规律可循。弗洛伊德是这样来描述这一客观规律的具体内容的：“经由潜抑作用，放散出来的内在矛盾，导致思想的干扰。”

　　弗洛伊德所总结的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上述场合，也适用于本国文字的遗忘。

　　弗洛伊德想起他的同事布里尔谈到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布里尔同一位才气横溢的女郎谈天，她不时引用英国诗人济慈（1795—1821）的诗句，这首诗的题目是《阿波罗颂》。她背诵道：

　　在你家乡所居的西厢金殿里，诗人们曾高雅地讲述那些过迟来临的平凡真理。

　　这首诗的英语原文是：

　　In thy western house of gold

　　Where thou lives in thy state,

　　Bards,that once sublimely told

　　Prosaic truths that came too late.

　　这位女郎在朗诵这首诗时，踌躇再三，总觉得最后一行诗句有问题。当她查书的时候，令她惊奇的是，不仅最后一行有差错，而且其他地方也错了很多。

　　正确的原文应该是：

　　当你闲坐在家乡的

　　西厢金殿里，

　　诗人开始高雅地谈论着

　　英雄的事迹和命运的颂歌。

　　在英语里，这段诗的原文是：

　　In thy western halls of gold

　　When thou sittest in thy state,

　　Bards,that erst sublimely told

　　Heroic deeds and song of fate．

　　文中画了黑线的词，都是背错了的地方。错误有这么多，究竟从何而来？那位女郎归咎于自己记忆不好。但布里尔说她的记忆力是比较强的，平时背诵诗句很少出差错。

　　布里尔和弗洛伊德一样，不把这些差错孤立起来看。

　　布里尔记起在背诵这首诗以前，他们一起讨论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问题。她记得雨果（1802”1885）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它可以使一位女店员成为天使或仙女。她又说：“只有在恋爱中的人，才会对人性投予盲目的信心。在恋爱中，什么都是完整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美丽的，而且……每一样东西都象诗一样虚幻。但是那毕竟是一种奇妙的经验－－－尽管随之而来经常是一种可怕的失望，但也值得去体验，爱可以把我们提升到与诸神等同的地位，引导我们走向各种艺术活动，使我们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我们不但可以记诵诗歌，引用其中的诗句，甚至都可以变为诗神阿波罗呢！”说完，她就引述了上面提到的济慈的那段诗。

　　为了分析这些差错的心理学上的根源，布里尔还进一步让她回想自己记诵那段诗的背景。布里尔说：“这首诗大概和情人眼里出西施有关，也许你就是在那种心境下背诵下来的吧？”这就使她回想起十二年前的一段情史：十二年前，当她还只有十八岁的时候，她就爱上了一位在业余舞台活动中邂逅的男青年。但是好景不长，她为之背诵诗歌的这位“阿波罗”，竟和一位有钱的女子私奔结婚了。几年之后，她听人家说他住在西城，在那儿照管他岳父的资产。

　　分析到此，布里尔作出结论说：

　　背错的那些诗句，至此已经相当明白。关于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话题，下意识地使她联想到她自己的那件不愉快的往事——她高估自己所爱的男人，奉之为神，结果却比普通人还不如。由于这件事对她是一服苦汁，她不能让它浮到意识的表面上来，只好经由在背诵诗句中潜意识的错误，明白地表现出她的目前的心理状态。这样一来，不但原诗的意识变得平淡无奇，而且还明白地提示了过去那段往事。

　　读者可以看到，这位女郎把诗的最后一句话全部改貌——从原来的富有诗意的一句话，变成为“那些过迟来临的平凡真理”。这句暗自被篡改的话，表达了这位女郎长久以来想要说的话，现在，借着上述诗句顺口冒了出来。

　　自此以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许多实例，发现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每一个情形都和被分析的人的痛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涉及的材料怎样，诸实例所共通的事实，就是被遗忘或被歪曲了的材料都经由某些相关的途径同潜意识中的思绪之流相衔接。所以，这潜意识的思绪的影响便造成了遗忘。”

　　弗洛伊德还说：“遗忘的机制，尤其是想不起名字，或名字的暂时遗忘，都是当时出现的潜意识的一股怪思潮，阻挠了名字的有意再现。在被阻挠的名字和阻挠该名字的症结之间，存在着一种自始就有的关联，或者是一种经由表面关系而形成的（也许是经过人为的方法）关联。避免唤醒记忆中的痛苦，是这类阻挠的动机之一。”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童年生活经历的遗忘问题始终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歇斯底里病的研究和梦的解析中，歇斯底里病患者的病源多数是早已潜伏在童年生活的“痛苦”经历中。而在梦中出现的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幻影也不过是童年生活经历中那些被压抑的因素的重视。

　　童年生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童年生活的内容。曾经有人说过，如果能详尽地重现童年生活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活动规律了如指掌。但是，可惜的是，童年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已从记忆的王国里消失殆尽。只要我们仔细地回忆自己的童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销声匿迹，而忘记的那部分又恰恰是对自己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当然，那些不太重要的童年生活内容也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只有一小部分还记忆犹新。

　　弗洛伊德在准备写《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时，早注意到这些现象，并作了分析。而分析成果，已反映在他那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集中地反映在《梦的解析》那本书中。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被压缩到潜意识中去，而那些能勾起痛苦回忆的部分就是被压抑得最厉害的部分。这就给我们回答了上面提出的问题：那些痛苦的、对个人成长有重要影响的部分遗忘得最彻底、最干净。

　　然而，依据弗洛伊德的同一个理论，这些被压抑的部分又最活跃、最不安分。所以，它们虽被压抑在心理的底层，但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意识对它们的自我表现企图给予了严密的监督，以致使它们不得不以变态心理或梦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当弗洛伊德研究日常心理时，他又发现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断地、不成规律地、改装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中。这是一种偶发现象，是在意识不备或注意力转移的时候偶然表现出来的。这一现象再次证明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童年痛苦回忆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在正常心理活动中冒现出来，但在偶然情形下，一旦有与之相关的心理因素出现在意识层面上（那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连带关系），又存在着其他有利于它们冒现的条件（如意识注意力的暂时分散等），它们就可以冒现出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冒现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只能是片断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决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因此，纵有偶然机会它们也只能零碎的表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童年经历显示不出完整的、清晰的内容。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其重要任务就是抓住这些在偶然机会涌现的片断材料，加以综合分析，最后描绘出其原有的完整历史画面。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一书中，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范例。

　　这是在弗洛伊德四十三岁时发生的事。那时，弗洛伊德已经着手进行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他对童年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弗洛伊德有一次回忆到了近三十年来不时地在他的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一场童年情景。他说：“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柜子前，比我大整整二十岁的异母哥哥正拉着敞开的柜门。我站在那儿哭叫着不知要什么东西。这时，我那纤细姣好的母亲，仿佛刚从街上回来，忽然走进房里。”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忆起的一段零碎的童年场面。然而，弗洛伊德在进行自我分析以前，始终不知道这段场面的实际意义。“我不知道哥哥想打开或想关闭的那个柜子究竟是什么柜子，我为什么哭，以及我母亲为什么当时出现在我面前……这种对于记忆中的童年情景的误解，十分常见。我们忆起一个场面，却不记得重心何在。”显然，这是由于这些回忆本身并不完整。

　　为了分析这一童年场面的意义，弗洛伊德询问了母亲。弗洛伊德把前后事件加以连贯，才明白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原来，当时的弗洛伊德刚刚两岁多。他自小由一位保姆照管，所以，他对她产生了感情。那天，他发现心爱的保姆不见了，他哥哥以诙谐的语调说，她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当时，这位保姆已被辞退：因为她偷了弗洛伊德家的东西，弗洛伊德的哥哥把她送到衙门见官。弗洛伊德以为，她被他哥哥锁在柜子里。所以，当弗洛伊德发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很自然地以为哥哥又把心爱的妈妈关在柜子里。他哭着要哥哥打开柜子的门，后来知道妈妈不在柜子里，弗洛伊德哭得更厉害。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出现了，解除了他的烦恼和焦虑。

　　弗洛伊德对其童年生活的追忆，使他得出了关于“遮蔽性记忆”的情景结论。

　　弗洛伊德说：“事实上，童年的琐碎记忆之所以存在，应归功于‘转移作用’。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现身，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所以记得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个受压抑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联带的关系。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

　　关于遮蔽性记忆，弗洛伊德把它分为四种形式：侵占式的、介入式的、同时的、邻近的。侵占式和介入式的遮蔽性记忆是比较常见的，这两种记忆是由于早期的重要经验受到阻抗，不能直接出现，只好用晚期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但与之有点关联的印象来代替。而所谓同时性的和邻近的记忆是指遮蔽性记忆与它所遮蔽的印象之间，不止内容上有所关联，而且发生的时间也很接近或甚至是同时发生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的回忆所以朦朦胧胧、残破不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本身的毛病，而是因为人的实践经验逐年增长的结果。他说：“童年以后的诸种强烈力量往往改塑了我们婴儿期经验的记忆容量。可能也就是这一种力量的作用，才使得我们的童年生活回想起来朦胧似梦。”所以，所谓童年期的回忆，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记忆的痕迹；在那上面早已打上往后种种经验的烙印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

　　童年回忆的这一特点，给神话、传说和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它是作家和民族神话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惟更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弗洛伊德还举了一个童年的遮蔽性记忆的例子，说明这一记忆所隐含的内在意义。

　　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记起了一幕五岁时的情景：在花园的凉亭里，他坐在姑姑身旁的一个矮凳上。她正教他认字母，他觉得自己很难分清字母“m”和“n”。所以他要求姑姑告诉他如何区别二者。姑姑说，“m”这个字母整整比“n”多了一笔。

　　这段完整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表明这个青年从小就好学，而且即使到长大后也仍然有很强烈的求知欲，以致念念不忘早期学习的那段印象？可是为什么他只偏偏记住了这一段？为什么记得如此完整而清晰？就连这位青年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这段记忆遮蔽了童年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心理，即儿童想要了解男人与女人的区别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几乎为大多数儿童所共有。显然，这位青年在童年时也有这种好奇心。弗洛伊德说：“就象他想分清m和n这两个字母一样，后来他也想知道男孩和女孩究竟有何不同，真希望姑姑在这方面也能教教他。一旦他发现，两方面的差别很相似——男孩也只是比女孩多了那么一部分，他才记住了孩童时期的那种好奇心。”

　　弗洛伊德对日常生活心理的分析是很仔细、根认真的。他在分析过程中，注意材料的来源、内容，了解材料发生的背景，而且，也注意吸收别人对这些心理现象的分析经验和理论结论，使分析不断地深入下去，呈现出他的理论发展所显示的那种层层波浪前进的强烈特色。

　　他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语误时，充分地考虑了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冯特（1832—1920）的研究成果。这位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出版了一本有关语言发展的著作，论及语误的表现。依据冯特的意见，这一类现象是有心理学上的根源的。他说：“首先，已经说出的声音可以引发一串声音与字词的联想流，这乃是促成语误的最大宿因。平时，我们心中原有一股意志的力量在压制着这种联想流；它一旦松弛或低沉，语误也就容易发生了。此外，注意力如果不专注在某一方面，有时也可能造成语误。这种联想的作用，也许因其表现互不相同而造成不同的语误形式，有时不应该出现的语音提早来临，或者说过的语音又再重复，有时一个常见的声音嵌入其中，更有的时候，在替代和被替代的词之间不存在发音方面的相似之处——以上种种原只在方向上有所区别，或顶多也只是联想发生的情况有所不同，至于其根本性质，则是一样的。”

　　冯特的这一结论，对于弗洛伊德富有启发性。弗洛伊德进一步说，促成语误的因素（如未受抑制的联想之流，或压制力的松弛等）通常是同时发生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不过是同一历程的不同宿因而已。伴随着这一松弛，或者更确切地说，经由这一松弛，注意力不再受抑制，联想的思潮遂能无羁地驰骋。

　　弗洛伊德还认为，语误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全然归之于冯特所说的那种“声音的触发作用”，还往往可以在语句的原意之外找到某些影响。弗洛伊德说：“干扰可能来自某一潜意识思想，只在这一次语言谬误里透露出蛛丝马迹。唯有经过分析的努力才能把它带到意识界来；或者它也可能来自一种更为广泛存在、而又同这整句话有矛盾的心理动机。”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把冯特的研究成果向前推进了一步，终于在潜意识中找到了语误的真正根源。

　　有一次，弗洛伊德看到自己的女儿贪婪地咬着一个苹果，于是他想引用一段诗来嘲笑她：

　　好可笑的猿猴啊，

　　当他咬一口苹果的时候。

　　（The ape he ia a funy slght，

　　When in t5e apple he take a bite。）

　　但是，弗洛伊德一张口就说走了嘴，他不念“The aPe ……”，却念成“The apel……”。这似乎是“猿猴“ape”与“苹果aPPle”的混淆——两个字发生冲突而妥协形成为“aPel”，也似乎是心中拟用的aPPIe“提早前移”。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分析只停留在表面上。弗洛伊德说：“事情的真相是：起初我已经念了一遍，并没有念错。但是我的女儿被旁边的事分了心，没有听到，于是我不得不再念一次，这一来错误就出现了。我想，在重复时的不耐烦，希望快点念完它，便是这次语误的动机，而它遂表现为凝缩作用。”

　　通过这些分析，弗洛伊德再次强调：造成语误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语音上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言词的含义之外的思想。弗洛伊德说：“我并不否认，有某些定律支配着字音的互换。但是在我看来，单是这些条件的存在，绝不足以造成言语上的错误。只要我们更深入更逼近地去研究、探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原只是某种更不相关的动机临时借用的现成机转罢了。这个真正的动机，根本与这些声音的近似毫不相干。因此，以替代的方式所表现的语误，绝大多数并不遵循这种发音方面的定律。”

　　为了使自己的心理分析饶有兴味，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经常引用文学名著的有关段落进行说明。任何一个阅读《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后都将会感到，自己所得到的知识不仅不局限于心理学方面，而且也包括文学知识方面。在这本书中，不仅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也表现了他擅长于把文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

　　弗洛伊德在分析语误时，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一剧中的语误例子。

　　那是《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场里的一段话。这一段话及其前后所表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父亲的遗嘱规定波西亚必须通过摸彩盒的方法来选丈夫。很幸运地，她逃过了所有令她讨厌的求婚者，后来她终于发现巴珊尼欧很合她的心意，但是她更怕他摸不中彩。在戏里，她很想告诉他，即使他选错了盒子，他也还可以得到她的爱，但是她又不愿违背誓言。在这一场内心矛盾冲突中，莎士比亚让她向自己的心上人说出这一席话：

　　（虽然不一定就是爱），但我心里总好象有点什么。

　　使我舍不得失去你；你自己也明白，

　　若我无情，哪里会这样依依。

　　如果不是怕你误会我，

　　（待嫁女儿心，怎好说出口〕，

　　我真愿留你住上一两个月，

　　才让你为我冒险一试。

　　我原可指点你怎么选，

　　可是这岂不违背了我自己的誓言；

　　故而我也许要终生遗憾，也许你失去了我；

　　如果真的这样，你恐怕要逼得我懊悔，

　　愿当初还是背盟的好。

　　你那双可恶的明眸，

　　竟迷惑了我，把我裂成了两半；

　　一半是你的了，还有一半也是你的——

　　不，我该说还是我自己的，

　　（One half of me is yours,the other

　　baIf yourss”’mine own，I would say；）

　　然而我的也都是你的，所以整个都是你的了。

　　波西亚很想悄悄地暗示他，就在摸彩之前，她已全然是他的了——因为她已爱上了他；但是，她又不能让他知道。莎士比亚以其敏锐的心理分析能力，洞察出她的内心活动，遂使之浮现于语误里。莎士比亚使用这种技巧，以缓解爱人心中无可忍受的悬宕不安，同时也稍微减轻了看戏的观众期等后果时的紧张心情。

　　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更多的引用自己的或亲友的生活经历进行分析。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已经遭受到各种攻击，其中最重要的攻击是说他的理论取自精神病人的材料，是依据变态心理，因此，不适用于常态心理的活动规律。正是为了反驳这一攻击，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才决定撰写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他的目的正是为了对常态心理，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所以，他有意地尽可能少使用精神病人的心理现象。

　　在分析遗忘现象时，弗洛伊德引用了自己的大量经历。我们不妨也引用其中数段，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了解弗洛伊德的性格、作风和品质。

　　一九零零年夏天，有一次，为了一件芝麻小事，弗洛伊德太太惹起了弗伊洛德的恼怒。当时，他们正在一家餐馆吃饭。有两个不识趣的人坐到他们的对面；其中有一个是维也纳人，而且同弗洛伊德曾经有过交往，但后来关系决裂，弗洛伊德很讨厌这个人。弗洛伊德太太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此人的声名狼藉也毫无所闻，所以，就很自然地与他攀谈起来。在谈话中，弗洛伊德太太还不时地询问有关的问题，对那个人的谈话表示欣赏。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终于忍不住，发起脾气。

　　几星期后，弗洛伊德偶然地向一位亲戚抱怨他太太不懂事，但一谈起饭馆里他太太同那个人的谈话，他却连半句话也回忆不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须知弗洛伊德并非健忘的人。弗洛伊德说：“我原是个常陷于自我烦恼的人，不轻易忘记那些令我困惑的经历。所以，这次健忘症，显然是尊重我妻不愿失她面子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又举了一次类似的经验。那时，弗洛伊德太太偶然地说了一句蠢话，不由得使弗洛伊德发笑。几小时后，弗洛伊德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来访，彼此畅谈甚欢。弗洛伊德想重述太太讲过的蠢话，不料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倒是他太太大方，主动说了出来，才解了弗洛伊德之窘。这又一次说明，弗洛伊德的遗忘是他热爱和尊重自己的太太的结果。

　　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则表现在：弗洛伊德每当来到他的亲密朋友的家门口，就不由自主地掏兜拿钥匙，就象他到自己的家门口所作的那个动作那样。

　　弗洛伊德分析，这也说明，两人的感情密切，可能导致潜意识中的那些原来积自家人关系的因素突然冒现出来，表现出“如同到家一样”的错觉。

　　与此相反的例子则是那些关系恶劣、感情疏远的人，常常使弗洛伊德在遇到他们时，不由自主地作出一些表示疏远的行为，以致使自己发生“遗忘”、“误置”、“误判”等言行。

　　有一次，一位公司主管请弗洛伊德去看病。一路上弗洛伊德总觉得自己对那个地方很熟悉，似乎常去那幢建筑物的楼上应诊，而那家公司的招牌就在那幢楼的楼下。但是，关于这些事情弗洛伊德却想不起更多的具体内容，也忘记了那所建筑物的模样。

　　一般人遇到这类事情往往弃之一边，不加注意。弗洛伊德却不然，他时时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想方设法去寻找与这些小事有关的心理活动规律。

　　弗洛伊德对上述小事也抓住不放。他全神贯注地进行思索，点点滴滴，收集一切有关的材料，终于找到了线索。原来那家公司就是他过去常去探望病人的费希尔公寓。一想起这件事，原来模糊的那些事情顿时清晰明白起来。

　　弗洛伊德回忆，费希尔公寓的病人，并没有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造成上述遗忘的，是另一件事。不久前，当弗洛伊德到这个公寓探访病人时，在路上遇到一个泛泛之交。此人曾在几个月前被弗洛伊德诊断为患泛发性麻痹症，但没几个月他的病症就消失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这种表面的和缓恰恰表明他很可能患上了更严重的麻痹性痴呆，这是一种晚期梅毒。但这个病人却自以为病症好转了，所以，在街上遇到弗洛伊德的时候，表现了自鸣得意和嘲笑弗洛伊德的姿态，弗洛伊德对此大为不满。大概是受了这件事的影响，弗洛伊德才忘掉那幢房子。

　　这个被遗忘的事情是怎样被回忆起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遗忘较难重新忆起。因为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照例已被压至潜意识中去。

　　弗洛伊德发现，它所以能被忆起，主要是其中的一些因素与意识层的某些因素有联系：第一，那个人患的麻痹性痴呆，由于属于性病一类，所以，往往会引起潜意识的兴趣。第二，那个病人的身分与弗洛伊德这次要探望的病人一样，都是公司的老板。第三，同弗洛伊德一块给那个病人诊断为麻痹症的医生恰恰是姓费希尔，与费希尔公寓同名。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说：“我的记忆说：‘我曾做过那件事。’但我的骄傲说：‘我没有做过’，而且坚持不让。最后我的记忆让了步。”弗洛伊德很重视尼采的这句话，因为它表明，在人的一生中，那些痛苦的、引以为耻的、有损良心或尊严的经历，往往被压抑至潜意识而被忘得一干二净。

　　弗洛伊德认为，凡是那些能去除痛苦经历的事情，都自然地成为最牢固、最可信的记忆。居歌、传说、民族传统等等，具有着振奋民族精神、扫除民族耻辱的“净化作用”，因此，它们往往传播得很广，为人们所记忆和传颂。

　　关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这本书，其内容之丰富、生动，并不亚于《梦的解析》。在这里不可能—一引述。我们从引用的极少数材料中，已经足以看到弗洛伊德研究科学所特有的品质。而且，由此也使我们看到，他的潜意识理论及整个精神分析学，不仅适用于变态心理，也同样适用于常态心理；它是以研究整个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为对象的科学理论。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的最后一部分，弗洛伊德作了简要的结论。这一段结论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把握精神分析学的核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常态心理与变态心理的密切关系。摘录如下：

　　“我们应用精神分析学了解到错失和偶发行为的机制，发现它们基本上与梦的形成机制相一致……两者都有‘浓缩现象’与‘妥协形成’或‘混淆’。潜意识思想，用种种奇特的方式，借着肤现的联想，并依附于或转化成他种思想，而成为梦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错失……梦和日常生活的错失所以会产生黑白不分和是非颠倒，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各具意义的行为奇特地干扰的结果。

　　“由两者（指日常错失与梦）的一致，得到了如下的结沦：在人心深处，有一股潜流存在；从前我们追究梦中隐藏的意义时，触及到了它们的惊人力量。如今，我们已拥有更多的证据，发现它并不是只在睡梦中才大肆活动；它在人们清醒的状况下，也不时地表现在错失行为中。这种一致性，更使我们相信，这些看来奇特反常的心理活动——错失现象，恐怕并不是精神活力败坏或官能病态的结果。

　　“除了错失行为和梦之外，要正确地了解这个奇特的心理力量，还必须从心理症方面下功夫，特别是歇斯底里与强迫性精神病。它们的机转基本上与前述运作方式相同。……

　　“总而言之，不管是错失行为，偶发行为或最轻微的和最严重的精神病，它们的共通点就在于我们都可以将之追溯到那些最可厌的和被压抑了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虽然已远离意识，却永远都在伺机而动，只要一有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他对日常生活心理现象的研究，他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已经弄清梦只是一种征候，而且各种错失也和梦一样有共通的特点——即冲动的抑制、代用品的形成、妥协形成以及使意识和潜意识分成不同心理系统，那么精神分析学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而应是一个深入了解正常人心理状况所同样必不可少的、崭新的和深遂的精神科学的根基。”










弗洛伊德传--第十章　少女杜拉






第十章　少女杜拉

　　一九零零年十月十四日，弗洛伊德写信给他的好友弗莱斯，提到他得到了一个值得记载的病例。“这些日子过得很愉快，我有一个新病人，她是一位十八岁的女孩。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慧之门。”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弗洛伊德给弗莱斯的另一封信，提到上述病历已完成。他说道，完成了这次治疗并整理完这一病历之后，他已经精疲力尽，“我终于感到自己需要吃点药。”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它吸引了弗洛伊德的全部注意力。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一病例的主人公乃是一个被称为“杜拉”的女歇斯底里患者。

　　这一病历整理完以后，弗洛伊德一直用很长的时间来思索和分析。弗洛伊德承认，“在未经其他专家验证以前，我便把研究的心得、特别是那些会引起人们惊异和不满的部分加以出版发表，确实有点唐突。尤其，现在我要先发表一些作为理论基础的原始资料，也将难逃指责。会指责我未交待清楚病人的具体病况，还会指责我擅自公开病人不欲泄露的秘密。”

　　弗洛伊德虽然不在意各种批评，但病历本身的发表也存在着各种难题。难题的一部分是属于技术上的，一部分是属于环境本身。如果说歇斯底里病症是根源于病人的生活中某些痛苦的经历及其在病人心中引起的创伤的话，那么，公布他们的病例就必然牵涉到病人的私人生活的秘密，也会联系到与病人有关的某些人。

　　在技术上，主要的困难是弗洛伊德无法当场记录病人关于病况、病因的供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当一位医生一天必须对六个到八个病人进行治疗工作，而且唯恐病人动摇信心及影响自己对病情的观察起见，不愿当场做笔录时，这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上述种种困难，使弗洛伊德拖延到一九零五年才把杜拉的病历拿去发表。

　　在这一阶段，弗洛伊德完成了《梦的解析》以后，完成了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体系化。但是，也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对他的攻击。弗洛伊德面对被孤立的境遇，毫不气馁。他深知，打破被孤立状态不能靠乞怜，也不能靠权威人士的仁慈，唯一的出路是继续奋战，把自己的成就向前推进一步。

　　当时，他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有两方面：

　　一方面，他要使刚刚体系化的理论进一步完善起来。在理论上，急需加以完善化的部分是潜意识和性的问题。这两部分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核心心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集中地探讨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谓“常态心理”以及性心理。常态心理的研究，在这以前一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薄弱环节，以致他的理论被人们归结为“变态心理学”。对常态心理的研究成果，扩大和巩固了潜意识理论的阵地，使潜意识真正成了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还要在实践上进一步论证、检验其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版后，很多人对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效果拭目以待。正是在这一形势的要求下，弗洛伊德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公开发表自己亲自治疗过的病例，以论证其理论的实践效果。从一八九九年底发现杜拉病例到一九零五年发表《少女杜拉的故事》，其时间经历之长，恰恰表明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弗洛伊德为了真理的利益，才最终不顾一切地把连续四年反复犹疑的病例公诸于世。

　　为了消除公布病历给病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弗洛伊德在公布病历前采取了种种措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挑选一位住在偏僻市镇的病人，她的人生际遇不在维也纳，因此维也纳人不会知道她。从一开始我便慎守她的秘密，只让一位医德甚获我信任的医生知道她是我的病人。我一直等到她的治疗终止四年后，在听说她的生活起变化，且对有关的事件与心理学问题的兴趣渐趋微弱时，方才出版她的病历。我不采用可能会引起非医界人士注意的真名，且把这病历出版在纯科学与技术性的杂志上。”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口欲期、肛门期、性蕾期、同性期、青春期等几个阶段。三岁至五岁的儿童对男女之性别开始感兴趣，这是他们的“心——性”发展的萌芽阶段，因此称为性蕾期。此阶段的儿童常对自己的异性父母感兴趣，排斥同性父母，形成“三角关系”；即男孩喜欢母亲，害怕父亲，女孩子喜欢父亲，反抗母亲，呈现所谓“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或称“三角关系潜意识情意综”。在正常情况下，男孩会慢慢地转而与父亲接近，向父亲学习如何做个男人；而女孩与母亲亲近，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做个女人，渐渐进入“同性期”，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但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让性蕾期儿童无法顺利发展自己的心理，例如，一个父亲过分地宠爱自己的女儿，不让她与别的男孩子玩，或者母亲一直对女儿不好，让女孩子无法接近母亲（男孩的情况则正好与此相反），那末，“心——性”发展就无法顺利进行，这就潜伏了未解决的症结。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徘徊于三角关系之中，常常有意识地结交结了婚的男人，或者怀疑自己的丈夫又有了女朋友，不断地闹着三角关系。而且，由于性蕾期所遭遇到的挫折，使她在“心——性”发展的过程中停滞下来，无法达到性成熟；一方面很想与异性接近，另一方面又很惧怕发生性的关系，矛盾重重。《少女杜拉的故事》所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性病人。

　　所以，在杜拉的病例中，既可以深入地研究潜意识，又可以具体了解性的发展对心理的影响，是把握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最好途径。

　　《少女杜拉的故事》的题目本来是《梦与歇斯底里》，是由病人的两个梦例组成的。“说明该病例的资料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包含一个梦（一个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在治疗末期）。梦的内容从一开始就被我记录下来。因此，它们可做为解释与回忆线索的关键。”“梦是潜意识通达意识层面的途径之一。由于某种心理因素被意识反对而遭受潜抑，这就有可能造成病源。简单地说，梦是避开潜抑作用的迁回之路，它是潜意识进行间接表白的主要手法之一。以下对于一个歇斯底里女子的治疗经过的片断描述，就是企图表明梦的解析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说明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杜拉这个病例上的应用，有必要概括地介绍杜拉的身世。

　　杜拉得病时已经十八岁，家里还有一位比她大一岁半的哥哥。她的父亲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大企业家，他很喜爱杜拉。杜拉的父亲比她大二十二岁。杜拉六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因此举家迁往南部一个气候良好的小城。在那里，他的病很快就复原了。由于考虑到医疗上的方便条件，他们继续在那里居住了十年之久。弗洛伊德以“B城”作为该城的代号。由于父亲患病，杜拉对父亲的感情更深。弗洛伊德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杜拉儿童时代所处的特殊背景，是她长大后得了歇斯底里病的客观条件。

　　杜拉十岁时，她爸爸得了视网膜脱落症。两年后，他又发展成为轻微的精神错乱。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劝他和他的私人医生一起到维也纳找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初步诊断杜拉的父亲患散发性血管病。另外，由于弗洛伊德得知他在婚前有过特殊感染，便推断他可能得过梅毒。所以，弗洛伊德给他服用大量抗梅毒剂。不久，他的病被治好了。

　　当时，弗洛伊德还认识杜拉的一个住在维也纳的姑母，她的姑母也有神经质，但还没有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后来，弗洛伊德还偶然地遇到杜拉的一个伯父，是一个患有焦虑性精神病的单身汉。

　　弗洛伊德没有见过杜拉的母亲。但从杜拉的父亲和杜拉给弗洛伊德提供的材料来看，弗洛伊德推断她是一个“没教养的女人”。弗洛伊德还估计杜拉的母亲有“家庭主妇精神病”的征候，她不能体谅儿女们的生活情趣，一天到晚忙于料理家务，使家里“干净得几乎到了使人不能使用或享受的地步”。弗洛伊德把家庭主妇的这种特殊行为称为“一种强迫性清洗行为”或“强迫性清洁癣”。但是弗洛伊德曾说“这种妇女对自己的病完全缺乏自觉，所以缺乏强迫性心理症的构成条件”。

　　杜拉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鄙视她母亲，并且常常无情地批评她。”

　　弗洛伊德怀疑杜拉的歇斯底里症带有遗传的因素。他不认为遗传是精神病的唯一病源，但遗传因素有时可能成为精神病的一个病源。

　　从杜拉的家族经历中，弗洛伊德发现她父亲、伯父、及姑母身上都存在着神经质病的劣根性。她母亲也有一点神经质，因此，杜拉的遗传病源是来自父方和母方两方面的。弗洛伊德还发现，她父亲早年所得的梅毒症也是她精神病的一个重要病源。这是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的又一重大成果。在弗洛伊德以前，医学界一直没有把上一代梅毒看作是下一代神经病变的可能病源。

　　弗洛伊德第一次见到杜拉时，她才十六岁。她正苦于咳嗽及嗓子嘶哑。当时弗洛伊德曾建议她进行精神治疗，但未被采纳。第二年冬天，她心爱的姑母去世后，她便留在维也纳和伯父、堂妹们住在一起。隔年秋，由于父亲已完全恢复健康，全家离开B城。起初搬到父亲的工厂所在地，不到一年后便永久住在维也纳。

　　杜拉那时正处于黄金时代，她是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姑娘。但她往往成为父母间争吵的根源。她显然对自己和家庭都不满；她对父亲的态度并不友善，因为父亲这时已把感情转向一个有夫之妇，她对母亲的态度尤其恶劣——因为她母亲要她帮忙作家务事，对她感情淡薄。有一天，她母亲惊慌地发现她留下的一封诀别书。她在信上说，她不能再忍受她的目前的生活状况。

　　她的父亲是一个颇具判断力的人。他猜测杜拉井不一定真正要自杀。但有一天，他找她交谈后，便发现她突然神志不清，过后，她又丧失记忆。于是，不管她的反对，他决定把她送到弗洛伊德那里进行治疗。

　　在杜拉的病例中，她父亲的清醒和机智很有利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她父亲告诉弗洛伊德，当他和他家人住在B 城的时候，曾和一对住在该城多年的夫妇建立了很亲密的友谊。这对夫妇就是后来对杜拉和她父亲的生活起着重要精神影响的克先生和克女士。克女士对杜拉的父亲很好，很亲热地、仔细地照料他的病，以致她父亲称克女士是他的“救命恩人”。克先生则很照顾杜拉，经常陪她散步，给她送些小礼物。杜拉照看着克家的两个小孩，简直象他们的母亲一样。

　　当两年前杜拉和她父亲来找弗洛伊德治病的时候，他们正要和克家一起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边度假。杜拉本来打算在克家住几个星期，而她父亲则打算几天后就要回家。但当她父亲准备离开时，杜拉突然决定要跟他一起走。后来，杜拉对她母亲说，希望她告诉爸爸，克先生和她一起散步的时候曾大胆地向她求欢。她父亲和伯父为此而责问克先生，克先生坚决否认他有这个企图或念头，克先生还表示怀疑说，可能那是杜拉的一种性“幻想”，因为据他说，他早就发现杜拉对性很感兴趣，经常看性爱生理学书籍。

　　杜拉的父亲对弗洛伊德说，可能是这件事给杜拉很大的精神压力，精神不安，并有自杀的念头。她一直强迫父亲与克先生和克女士断绝关系。

　　弗洛伊德还发现，杜拉所受的精神创伤早在她十四岁时就已经开始。那时候，有一天下午，克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突然抱住她，在她的唇上强吻了一下。弗洛伊德说：“无疑地，这正是唤起一个从未被男人亲近过的十四岁女孩性激动的情况。”然而，杜拉那一刻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感，但她始终保守这个秘密，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一直到这次由弗洛伊德治疗时才说出来。

　　杜拉的这些歇斯底里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发展得很严重。弗洛伊德发现，杜拉在每次遇到心理挫折时就会产生咳嗽、嫌恶感、失声及厌世感等症状。

　　经由精神分析的过程，弗洛伊德发现杜拉有严重的心理症——未解决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症。因为杜拉迷恋父亲，常与母亲作对，形成了“三角关系”；杜拉既羡慕、又妒忌父亲的情人克女土，一面暗地模仿她，一面又想从她手里把自己的父亲抢回来，形成一个新的三角关系；而杜拉又拼命与克先生接近，与其妻对抗，又形成另一个三角关系。总之，杜拉与人的关系，始终离不开“三角关系”，充分表现出她的行为受到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症的影响。

　　每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都牵涉到两方面——心理因素和身体因素。如果缺乏某种配合性的身体因素，再透过有关身体器官的某种正常的或病理的过程，它就不能产生。另外，如果这些身体器官的某种过程不含有心理上的意义，它就不能重复发生两次以上。而这种重复出现的能力又恰恰是歇斯底里症的一个特点。

　　关于歇斯底里症的上述特征，弗洛伊德在杜拉的身上看到了典型的表现。例如，杜拉在歇斯底里症发作时总是出现失语症——她不会说话。弗洛伊德记得在十多年以前就学于沙考特时，也曾视听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写代说。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流利而快捷，或者比他们自己以前任河时候都写得好，杜拉也有这种情况。

　　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心理上的需要以生理上的代价来补偿的结果。在杜拉身上也是这样。

　　当杜拉发现心爱的父亲同有夫之妇克女士有染时，她自己为了弥补感情上的创伤，也同克女士之丈夫克先生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克先生每次出外旅行，都要给她写信，并给她寄风景明信片。她常常是最知道他何时归来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她甚至比他太太还灵通。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来代替交谈，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况是一样的。弗洛伊德说：“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放弃说话的方式；因为在她看来，既然她不能同‘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它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写字却获得了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进行联系的唯一途径。”当然，弗洛伊德指出，并不是所有患失语症的患者都是同杜拉一样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重要的问题是发生身体器官病变的某种过程同心理上的痛苦经历的特定关系。

　　由此可见，歇斯底里身体症状是心理症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是由于存在着某些因素，使潜意识的念头和身体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合理，而且使这些关系更采取典型的形式。就精神病的治疗而言，最重要的是发现那些起决定作用的心理素材，症状的解除就取决于医生能否找到它们在心理上的意义。

　　弗洛伊德认为，任何一种症状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从最初进入到最后反复地表现在器官性行为上，是要经历很长时间的。起初，一种症状就象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那样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它们到处遭到抗击。这就是它何以容易自动地在时间的流程中消失的原因。起初，从心理活动的利益来看，它们找不到有利的地位。但后来它们就可以慢慢地找到一个继起的用途。有些心理势力利用它以得到方便，如此一来，身体症状即拥有一种附带的作用，从而可以紧紧地赖在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因此，这种症状的存在慢慢地在病人的精神生活中找到了它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和理由，病人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感到这些症状的存在“有利”于他们的心理要求。这样一来，这些症状从最初的被抗击变成为有机可乘的栖身者。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患者的症状的潜伏期，可以一直追溯到最早的童年时代。因此，进行精神分析时，了解情况的范围不能太狭，要尽可能了解更多、更久远的材料。弗洛伊德说：“甚至在童年时代，生病的动机常常就已开始活动了。”

　　弗洛伊德还从杜拉的病例中，进一步坚信了如下观点：所有的心理症患者都是具有强烈性异常倾向的人，这种倾向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潜抑，而进入潜意识。结果，他们的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和文献上所记载的性异常行为全然一样。心理症可以说是性异常的消极表现。心理症患者的性结构同遗传因素和他们生活史上任何意外的因素联合起来，发挥其功能；同时，那些遗传因素和意外因素又反过来妨碍着性功能的正常发展。那些引起歇斯底里症的动机力量，也可以从被潜抑的正常性活动和潜意识的性异常活动中找到发泄。弗洛伊德说：“因此，潜意识激动势力要求解放的冲动，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任何已有的发泄通道。”那些激动势力并不在乎这些通道是否已经改变，也不在乎这些通道是新近有的还是旧有的，它都要尽量地加以利用。因此，弗洛伊德又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歇斯底里症状在身体那方面的因素比较稳定，而且不易变动；然而心理那方面的因素是多变的。”

　　通过对杜拉的研究，弗洛伊德进一步证实了他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即所有的歇斯底里症的前身都是潜意识中的幻想，而这些幻想的内容多半是关于性方面的，其产生和演变过程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时代的性动力。

　　潜意识的幻想是原始的心理因素进行无规律的活动的结果。潜意识具有主动性、非逻辑性、非语言性、非道德性，是极端的以“我”为中心的。它的唯一愿望就是达到自我满足。潜意识不停顿地活动的结果，可能导致两种前途：一种就是始终被压抑在潜意识中，无法发泄出来；另一种是上升到意识层面，而一度成为被意识到的幻想，然后又由于它与现实生活间的不可调和性，被意识力量有目的地遗忘掉，从而再次通过潜抑作用被驱入潜意识中。这样一来，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就可能得到删改或修正。而且，由于有部分潜意识幻想曾经在意识层面活动过一段时期，所以，它被打上了现实生活中某些特点的烙印，而当这些潜意识幻想重新被驱入潜意识领域中时，也把这些后来获得的内容“一起带回老家去”。所以，在歇斯底里症的幻想中，掺杂着原始性欲和现实生活中某些因素相交叉的特点。

　　弗洛伊德在研究杜拉的病例时，看到了先前的潜意识幻想经历在意识领域中的活动后重新被压回潜意识中去的具体特点。

　　弗洛伊德在给杜拉治疗时，发现她的白带多。由此，弗洛伊德估计她有手淫恶习。但杜拉否认自己有手淫行为，不过，几天之后，她做了一些使弗洛伊德不得不认为是她要“忏悔”的事情。那天，弗洛伊德发现她在腰上戴了一件她从未在其他场合戴过的小荷包。当她在沙发上谈话的时候，她一直在玩弄着它。她打开它，放一只手指进去，然后又关起来，如此反复不已。弗洛伊德在旁边观看良久，乃向她解释“象征性动作”的意义。

　　弗洛伊德把人们不由自主的、潜意识的、未经大脑的或漫不经心的动作称为“象征性动作”或”意外动作”，这些动作实际上表现了潜意识的念头或冲动。它们是潜意识升华到外表上来的表现。一般说来，意识对于这些象征性动作可能会采取两种态度：如果我们能为象征性动作找到明显的动机，则我们会承认它们的存在；如果找不到理由供意识去解析，则我们将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曾做过它们。

　　弗洛伊德把杜拉玩弄小荷包的动作同她的其他表现——自责、流白带、六岁后的尿床等等综合在一起，认定她有过手淫习惯。

　　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症状是在青少年禁戒了手淫习惯后一段时间产生的，它成了手淫的代用品。这就表明，手淫的欲望在潜意识中持续着，一直到另一个比较正常的满足方式出现为止。这种手淫的欲望是否能通过结婚或正常的性来往而得到满足，决定着歇斯底里症是否会出现。比如说，如果结婚后仍不能得到性满足——男方有阳萎或女方有性冷感等，那么，弗洛伊德说：“性动力就会重新流回它的干涸了的老河道上，同时，再度出现歇斯底里症状。”

　　弗洛伊德由此得出结论：潜意识幻想与其人的性生活史有密切联系；它实际上和其人在手淫的时候所出现的所有性幻想相同。手淫的行为包含两部分：一个是幻想的创造，另一个是手的操作以便在幻想的高潮中得到自慰性的满足。这两部分首先必须相互衔接。本来那种操作纯然是一种自慰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从身体的某一特殊性感区的兴奋中获得快感。后来，这种操作渐渐和爱的愿望相结合，而变成幻想情况的部分实现。如果其人后来不再作这种手淫配合幻想的满足方式，那么，该行为就会被放弃。可是，这样一来，先前曾一度呈现在意识层面上的幻想就重新被压人潜意识中去而变成潜意识的幻想。

　　由于潜意识原本具有主动活动的特点，所以，这些被潜抑的幻想就在潜意识中横冲直撞，切盼着有朝一日找到一个发泄的通道而从潜意识的密闭的王国中冲刺出来。也许其人仍然坚持禁欲而无法使他的性动力冲动到更高的境界，只好在地下运行着。弗洛伊德说：“在这种情形下，它会生长、蔓延，并在其人爱欲的所有冲力的鼓动下，它将获得至少一部分内容的表现，而这种表现乃形成病的症状。”

　　由此不难理解弗洛伊德所说的那句话：“潜意识幻想是所有歇斯底里症的前身。”歇斯底里症只不过是经“转化作用”而表现的潜意识幻想。

　　所以，研究歇斯底里症的人应该把注意力从症状转向衍生症状的那些幻想上。精神分析的技术主要就是要从症状推论至潜意识的幻想，然后使病人意识到它们。通过这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明显的症状上溯到隐蔽的潜意识幻想，就可以发掘出几乎所有的精神病患者的性冲动活动能量。弗洛伊德从杜拉及其他歇斯底里患者身上就发现了他们的潜意识幻想的内容都是与性异常者在实际上的获得满足方式一模一样。

　　潜意识幻想与症状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多样和曲折。这主要是因为潜意识幻想在寻找自己的表现出路时，往往不是直截了当，而是会遭到种种阻碍。通常在心理症形成并持续一段时间后，一个特殊的症状并不对应于一个单独的潜意识幻想，而是对应于数个；并且，这个对应也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梦的运作过程是很相似的。

　　因此，歇斯底里症的分析必须诉诸于解析梦时所应用的那些具体步骤。歇斯底里症既然是潜在幻想经外射与“翻译”而在运动系统的动作中表现出来的“哑剧”，既然这些幻想的性质与梦的性质相类似，那么，我们自然可以顺着梦的解析方法的通道，借着对病人的梦的分析，去发现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及其活动规律。

　　一般说来，在歇斯底里症这个“哑剧”中所表现的潜意识幻想，已经不是原本的样子，而是已经被改造、歪曲、篡改、化装、转化了的，就象梦的表现形式是梦的原意的“改装”一样。弗洛伊德在研究梦的基础上，研究了潜意识幻想发泄成症状的具体途径，从而丰富了他自己从梦的解析中所获得的成果。

　　弗洛伊德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潜意识幻想的表达方式时，总结出四点：

　　第一，症状是多种幻想的“浓缩”。也就是说，在症状中往往表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潜意识幻想的内容，如果说症状所表现的只是简单的动作的话，那么，它所隐含的却是极其丰富和极其复杂的多种潜意识幻想。因此，必须善于从症状的简单图画中，分析出其背后所包含的多种潜意识幻想的结构。这一点，和梦的情况基本上是相似的。浓缩作用是潜意识表现自己的一个主要形式。

　　第二，病症发作时，病人自己的某些动作同时扮演幻想中两种人物的角色。例如，弗洛伊德遇到这样一个女病人，她一只手撕破她的衣服（男人的角色），同时却以另一只手按住她自己的衣服（女人的角色）。

　　第三，以反向倒错表现激动因素，就象梦中把某种性质改变为相反的性质那样。例如，在歇斯底里发作时，拥抱的幻想不是直接表现为正常的拥抱，而是以抽搐的双臂向后抱，直到两手在脊椎柱上相合为止。

　　第四，幻想中的事件在次序上发生颠倒。这也和梦中一样，有时，事件的结尾变为开头，而开头变为结尾。例如，弗洛伊德遇到这样的女病人，她有性挑逗的幻想，这一幻想的内容是：她在公园里读书，她的裙子略为掀起，因此她的一只脚露出来。这时一个男人走近来和她搭讪，他们于是到某处去性交。这个完整的幻想中的图景，在这位病人发作歇斯底里症时，完全表现为颠倒的形式：开始是相当于性交时的抽搐动作，然后她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坐下来看书并回答想象中塔讪的话。

　　从以上所提到的最后两种歪曲作用来看，可以看出受潜抑的材料，在它借着歇斯底里的发作而找到发泄口的情况下，也遭遇到多种强大的压力的阻挠。这一阻力迫使它变形、变相或完全相反。

　　潜意识幻想的凝缩、变相、转化等等，是潜意识的自卫性手段，其目的在于躲过意识的控制，而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弗洛伊德在治疗杜拉的过程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验证的结果表明，其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发现不足之处。弗洛伊德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一书的“后记”中说：“我只能向读者保证，我自己研究心理症时并未以任何心理学体系作为框框。因此，我一直在调整我的看法，直到它们适合于解释我所收集到的事实为止。我不因我未曾作出臆测而骄傲；我的理论所根据的资料是经过广泛与细心观察而收集到的。”

　　弗洛伊德在研究杜拉的病例中，表现了他的高度的智慧、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刻的判断力。他一方面认真地倾听病人及其亲友的口供，另一方面他又不迷信这些材料，更注重于事实。

　　我们从杜拉的病例中，不仅检验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而且，还看到了弗洛伊德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弗洛伊德的这些特点，使他注定能从被孤立的暂时困境中解脱出来。从一九零五年到一九一零年，是弗洛伊德从被孤立走向被国际公认的过渡时期。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完结，不是别人对弗洛伊德“恩施”的结果，而是弗洛伊德本人努力奋斗的产物。










弗洛伊德传--第十一章　性爱心理学






第十一章　性爱心理学

　　我们从杜拉病例中已经很明显地看到潜意识与性动力的关系。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与布洛伊尔教授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症的时候，弗洛伊德就已经初步发现歇斯底里病与性的关系。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曾说：“布洛伊尔不怎么注意性的因素，顶多只把它看成一般的情绪激奋而已。”到了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合著《歇斯底里研究》的时候，布洛伊尔仍然坚持其忽视性因素的观点，致使该书未能触及有关病变过程所植基的病因上。但是，弗洛伊德本人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表示要把研究方向集中地转向性的问题。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通过自己的经验的快速增进的累积，我知道在神经病现象的背后，并非随便任何一种情绪激奋在作祟，而通常都是因为早年的性经验，或新近的性冲突所引起的。我之研究神经质患者，原是不怀任何偏见的，所以，我的结论绝不是我有意造成，也没有夹杂半点个人的期望成分在内。”“在我这个新奇的发现的影响之下，我迈上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超越了歇斯底里的领域，开始探究那些常在门诊时间内来看病的所谓‘神经衰弱病人’的性生活。我做这一尝试的代价很大，牺牲了医生的声望，但却带给我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都仍然坚定无比的信念。”“由此，我开始有一个倾向，即认定神经机能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性机能障碍……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我的医学良心而言，是一件极愉快的事。我希望我的这一工作，弥补了医学上的缺陷。”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弗洛伊德更明确地说：“歇斯底里病的症状不过是病人的性活动而已……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性是开启心理症难题之门的钥匙。轻视此钥匙的人决不能开启那扇门。”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尽管仍然有它的缺点和错误，但使弗洛伊德找到深入到内心的主要线索，从而为加速建立潜意识理论直接开辟了道路。

　　由于发现了性因素在神经质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在建立潜意识理论的过程中找到了重心。从此以后，在他为健全潜意识理论而研究梦的时候，进一步明确了性因素的意义。弗洛伊德发现，在梦中，经常表现孩童时期的性动力和新近的性经验。梦和歇斯底里一样是潜意识幻想实现自我满足的手段。

　　我们以《梦的解析》所提供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弗洛伊德本人梦见自己的童年生活的情景。弗洛伊德是这样写的：

　　几十年来我都没有做过真正焦虑的梦。但我仍然记得一个在我七岁或八岁时所做的梦，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来解析这个梦。

　　这个梦还很鲜明，我在梦中看见我深爱着的妈妈。她的外表看来具有一种特别安详、睡眠的表情，由两个或三个生着鸟嘴巴的人抬人室内，把她放在床上。我醒了过来，又哭又叫，把双亲的睡眠给中断了。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高得出奇的、长着鸟嘴巴的人，我是从菲利逊编的《圣经》的插图中看到的。我想象他们一定是从古埃及坟墓的浮雕上走出来的鹰头神祗。经过分析后，引出一位坏脾气男孩子，他是看门人的孩子。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曾在一起在屋前的草地上玩耍。他叫菲利浦，我好象从这个男孩那里听到有关性交的粗鲁名词。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则用拉丁文“交媾”这个比较文雅的字来形容这件事。在这个梦中我显然是选用鹰头来代表性交（在德文原字，“性”的俚语称为vogeln，是由vogel，即“鸟”变来的。这里弗洛伊德用vogel指“鹰”）。我一定是从教我的年轻老师的脸色中猜出“Vogel”一字所隐含的“性”的意义。我妈妈在梦中的那个样子，则是来自祖父死前数天的昏迷和气喘的那个印象。对于此梦的“再度校正”的解析是我妈妈快要死了，坟墓的浮雕刚好与此相配合。我醒来的时候充满焦虑，直到把双亲吵醒以后还闹个不停。我记得自己看到妈妈的脸孔以后，心里就突然平静下来……这焦虑之情可以推溯到那含糊但又明显的、由梦中视觉内容所表露的“性”的意味。

　　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弗洛伊德的论断，我们再引述弗洛伊德所提供的梦例。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

　　一位二十七岁的男人患了重病一年后，告诉我，他在十一岁到十三岁之间经常反复地做下面这个梦，并且感到非常焦虑：一位男人拿着斧头在追赶他，他想要逃开，但他的脚似乎麻木了，不能移动半步。这是一个常见的焦虑的梦的典型例子，而且绝不会被人认为与性有关。在分析的时候，梦者首先想起一位叔叔给他讲的一个故事。那是有关他叔父在一天晚上在街头被一位鬼头鬼脑的男人攻击的事。梦者由这联想得到以下结论：他在做梦之前听到一些和这相似的事情。至于斧头，他记得在一次劈柴的时候把手指砍伤了。然后他立刻提到和他弟弟的关系，他常对弟弟不好，将他打倒。他特别记得有一次他用长靴踢破了弟弟的头，流了许多血。他妈妈因此对他说：“我害怕你有一天会把他杀掉。”当他仍然在思索有关暴力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九岁时的一件事。那天晚上他父母很晚才回来，双双上了床，而他恰好在装睡。不久他即听到喘气声以及其他奇怪的声音，他还能猜度他双亲在床上的那种姿势。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他将自己和弟弟的关系和父母的那种关系相类比。他把父母亲之间发生的那件事放在暴力与挣扎的概念之下。他甚至还找到对自己的此种看法的有利证据：常在母亲的床上找到血迹。

　　弗洛伊德指出，“成人之间算是家常便饭的性交可以使看见的小孩感到奇怪并导致焦虑的情绪。”弗洛伊德指出，上述儿童的梦和焦虑情绪乃是因为性冲动而又受到排挤所引起的。

　　在研究梦的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渐地导致了潜意识理论的核心问题——性。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研究重点仍然是“梦”的问题本身，所以，尽管他已经越来越多地触及到性的问题，但在二十世纪初以前，他一直没有机会集中地和系统地研究“性”。他说：“《梦的解析》并不是没有受到科学知识进步的影响。当我在一八九九年完成《梦的解析》时，我的性学理论还未建立。关于比较复杂的心理症的分析也还刚刚开始。”（见弗洛伊德为《梦的解析》第三版所写的“序言”）

　　从一九零零年到一九零五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以及这两方面的进步和发展，都迫切地要求弗洛伊德集中解决“性”的问题。《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准备和发表过程，为全面解决性学理论提供了理论上和材料上的准备条件。

　　但是，到底从何入手来开始研究性心理呢？换句话说，应采取什么途径、什么方法去揭破性的秘密呢？既然性的秘密被深深地掩盖在看不见的、层层受阻的潜意识王国里，到底应该怎样打开它呢？

　　弗洛伊德从多年来进行理论研究和医学实践的经验中，早已看到了揭示潜意识奥秘的窍门，找到了通往潜意识王国的捷径。这就是对病态心理或变态心理的分析（梦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变态心理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支）。潜意识往往是以往经历的浓缩品，是幼童原始心理的沉淀物，它又被埋藏在内心深处，受到意识层面的重重封锁。因此，在正常心理生活中，它们很难表现出来，即使表现出来，也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不典型的。然而，在歇斯底里症中，潜意识却得到了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变态心理犹如被颠倒了的心理世界，使人的整个心理结构大厦底朝上地换了一个个儿。换句话说，原先被压在底层的潜意识被发泄出来，而原来起着控制作用的意识则被打扰或完全失灵，于是颠倒了秩序。惟其如是，才提供了观察潜意识的最好机会。

　　性心理是隐藏得最神秘的心理因素。在正常生活中，在常态心理中，我们只能看到被意识控制和加工了的性心理，例如体现在男女间的正常恋爱中的那些爱情心理。这些正常的性心理只是人的性心理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这是经意识和“超我”（社会力量，如道德规范的约束力等等）改造了的部分，它远不能代表真正的“性动力”的本来面目，更不能由此看出早已消逝的、童年的性欲。

　　相反地，在歇斯底里症等变态心理症中、在梦中，潜意识中的性动力就更赤裸裸地、露骨地、集中地表现出来。所以，弗洛伊德研究性心理也是从性变态入手。换言之，性变态乃是性动力的一种暴露手段和通道，由此可以窥见人的性的秘密。

　　一九零五年，弗洛伊德完成了《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和《少女杜拉的故事》之后，就集中精力研究了性心理。这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大厦的建造工程中，是一个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将会着到，性学理论的集中完成，标志着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弗洛伊德将他对性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性学三论》这三篇论文上。

　　《性学三论》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性变态》、《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改变》。这三篇文章讨论了性异常的病理、心性发展的过程、性动力理论以及性动力在人类行为中的种种表现，阐明性心理在人类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及其活动规律，论证了性动力对潜意识的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性学三论》和《梦的解析》成为弗洛伊德的成名之作，也的确是弗洛伊德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们要了解弗洛伊德的为人，了解他的学说，了解他对科学研究事业的态度，就不能不深入了解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及其作用。

　　在弗洛伊德以前，人们已经早就开始了对“性”的问题的研究。

　　弗洛伊德的功绩仅仅在于发现了性心理的发展史及其规律，揭示了性心理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更深入地研究“性”的问题提供了开启他们的“灵感”的钥匙。

　　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转而集中精力研究性心理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他个人的主观兴趣的转移，也不是他的好奇心所引诱。这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需要以及以前科学家们研究人类性问题的成果之必然结果。

　　在弗洛伊德以前不久，对性的问题有过深刻研究的人当中，有三位是值得在这里提出来的；这三个人就是马克思、达尔文和蔼理斯。他们所处的时代同弗洛伊德相差不太远，弗洛伊德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不太熟悉，也正因为这样，才使弗洛伊德研究性的问题时忽视了社会生活对性心理的影响，夸大了个人性心理的作用。达尔文是从生物学和遗传学观点研究“性”的问题的，所以，当弗洛伊德研究性心理时，吸收了达尔文在生物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体现了在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发展的理论上）。至于蔼理斯，由于他同弗洛伊德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他们的性学理论是相互影响的。

　　本章论述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只能简略地集中在三个重要问题上：性变态、性欲发展过程和性动力的理论。

　　什么是性变态？一般说来，所谓性变态或性异常，乃指那些不采用一般的异性间生殖器交媾，而以其他异常方法来获得性快感的性行为。通常包括同性恋、异性模仿欲、暴露症、性虐待狂和性的被虐待狂等。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所有这些性变态并不是生殖器官及其附属器官的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而是性心理的某一特定因素的不协调、膨胀造成的。换句话说，性变态是性心理某一因素或多种因素逃脱意识的控制而宣泄的结果，是未经正常意识心理加工、改造之最原始的性动力的暴露。因此，通过研究各种性变态的表现症状、宣泄途径和方法，可以发现原来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性动力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

　　为了研究性变态，弗洛伊德首先确定“性对象”、“性目的”、“性倒错”、“部分冲动”和“快感区”等概念的含义。只有弄清以上概念，才能明白许多与性对象和性目的有关的性变态现象，才能明白它们和一般人所接受的常态性心理之间的关系。

　　弗洛伊德说：“那些放散着性吸引力的人物称做性对象，而性冲动所竭力达到的目标就叫做性目的。”性对象的变异可导致同性恋、恋童症和恋兽症。而性目的变异可导致性虐待狂、性被虐待狂、暴露症、模仿异性欲、恋物症和窥视症或观淫癖等。

　　弗洛伊德把同性恋看作是性对象倒错的结果，所以，同性恋也叫性倒错。

　　在弗洛伊德以前，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对性倒错症的来源已有过研究。其中最普遍的是“变性论”、“先天论”和双性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变性论”（有时也叫“变质论”）和“先天论”都是站不住脚，只有双性理论还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

　　所谓“变性论”把同性恋归因于患者的性器官和性机能的“变质”。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实际上，性倒错者的器官和机能并没有损坏，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同正常人一样。弗洛伊德指出，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同性恋者当中还往往包含某些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等“能者”在内，这就表明性倒错者的心智发展并未受损。弗洛伊德还引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指出性倒错症在古希腊、古埃及的文化发展高峰时期以及在现有的原始人部落中都十分流行。

　　“先天论”把性倒错归因于天生的因素。弗洛伊德指出，事实证明，性倒错者往往有早年受强烈的性刺激的历史或发现有受鼓励性或压抑性外在势力的影响（如同性的长期相处、战时的伙伴、监狱刑期内的同牢生活、异性性交的危险性、独身等等）。所以，蔼理斯在弗洛伊德以前也主张“先天论”是无根据的。

　　关于双性理论，本书第九章曾提到弗莱斯对双性理论的贡献及弗洛伊德对弗莱斯双性理论观点的否定态度。在讨论性变态时，弗洛伊德很重视双性理论，但他再一次避而不谈弗莱斯观点，而只把双性理论同弗兰克·李滋顿、吉尔南及薛瓦利等人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对弗莱斯的一种不公正的态度。

　　弗洛伊德认为双性理论所以带有较多的合理因素，恰恰是因为这一理论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性欲的发展过程的某些特点。从人类的性机能和性心理历史和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性分化原本是从同性中逐渐演变而来的。弗洛伊德说：“从知之已久的解剖学知识里，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相信人类初始的发展原本倾向于双性化（或雌雄同体），但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地变为单性，受阻的一性只留下微少残迹。我们自然会把这个观念引申到心理学范畴里，设想性倒错原是心理上的阴阳人的一种表现。”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性的发展过程中，不论从个体发育系列还是从种族发展系列来看，都存在着从双性逐渐到单性的演变过程。从个体发育来看，胎儿在完成了母体内的孕育以后，便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演变过程，即是说，到胎儿出生时，单性的性别基本上已成定型。此后的发展，不过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单性性质。在种族发展系列中，到了现代人，则可以说已经确定了单性的，即男女异体的倾向。

　　弗洛伊德认为，由于早期的、幼年的心理特质可以以潜意识的形式积压在心理深层，而且它们又具有极大的主动活动能力，所以，在个人或种族的发展中（特别是个体发育中），上一代的或上数代的或早年的心理特质（包括双性时期的心理特质）都可能重现出来，都可以沿着旧有的、“干涸了的河床”重新宣泄出来；何况在现阶段的人体结构和人类心理中本来就还存在双性的某些痕迹。

　　就个人而言，双性的痕迹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因此，一旦存在着有利于恢复双性的客观条件，存在着主观意识的控制力的减弱这个内在条件，双性就会重复，而其主要表现形式乃是性倒错，即同性恋。

　　弗洛伊德指出：“这些反常现象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无意之中助长了我们对于正常发展过程的了解。原来，形态上某一程度的双性倾向竞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不具备异性器官的残迹。其中，有些经过转化，供他种目的之用；有些则成为一无用处的残存器官，继续存在。”

　　所以，性倒错和其他精神病症一样，其发作是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历史基础的，是有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的。

　　性倒错现象的性目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在男性的同性恋者那里，肛门性交其实并不常见，较多的是相互手淫。在女性方面，同样的，同性恋者的性目的也是多样的，其中以通过口腔粘膜的互相接触达到性快感为最多。

　　在性目的方面的变态，弗洛伊德又称之为性错乱。在他看来，性虐待狂等性错乱症乃是潜意识中的性动力因素的宣泄，而这种性动力又是人类种族和个人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性征的痕迹。在他看来，在正常人那里，追求性目的而达到性冲动是受着意识界的各种观念（如道德观念、害羞感、嫌恶感等等）的限制的。弗洛伊德称，“性冲动必须不时地受到某些精神能力或阻抗作用的压制，其中最明显的是害羞及嫌恶感。我们可以设想，这些力量本来是用来囿限性冲动，使之不至于溢出正常范围之外。如果在人的性冲动尚未充分发展之时，这些力量得到充分的发展，它们就能驾轻就熟，好好地引导性的发展，使之正常。”

　　在了解性变态的根源之后，弗洛伊德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心理症的推动力量，无一不以性本能为根基。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性冲动的能源仅仅贡献于病态的症状形成。我所坚决认定的是，它根本就供应了心理症最重要、独一无二的能源，故而这些患者的性生活或全部、或大半、或部分地表现在这些症状里。如我在别的地方所曾说过的，症状也就等于病人的性活动。这二十五年来逐日累积的歇斯底里症和其他心理症的行医经验，便是我的最佳佐证。”

　　从性变态、心理症的各种异常现象中，已经发现了性本能、性冲动在人的心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人们不禁要问，人的性欲何以会在心理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些重要作用究竟怎样产生的？怎样发展的？

　　我们大致地介绍一下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一书中的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改变》的内容：

　　在研究歇斯底里和梦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发现了性欲一在人心发展中的基本行程。他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一书中说：

　　性并不是象“天降之神”那样突然出现于某一场合中，并介入于歇斯底里症的发作过程中……

　　弗洛伊德在分析杜拉的潜意识幻想时，也说：“我认为这种潜意识中的爱情（这可以从他们的不正常的结果中看出来）——父与女、母与子之间的爱情是婴孩时期原始情感的翻版……我也解说过伊底帕斯的神话可能就是这类典型关系的诗歌化的结果。”

　　通过研究歇斯底里病人的童年生活史，弗洛伊德发现：“歇斯底里的发作是病人早期实行而后来放弃的自体性欲的替代物……病的发作得以产生乃是因为性动力的加强以及作为一种慰藉作用的初期获得的倾向促使病人重复他以前曾经有意识地使用过的自我满足的方式。”

　　很值得注意的是，歇斯底里发作的过程也近似地反映和重演了人类性欲自小至大的发展过程中的诸阶段。据弗洛伊德总结，病人的病情发展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自体性欲满足而缺乏理念上的内容。

　　第二个时期：自体性欲满足而与幻想配合，幻想在自慰中达到高潮。

　　第三个时期：自慰动作的否决，而幻想仍然保留。

　　第四个时期：这个幻想受到潜抑，于是幻想借着歇斯底里的发作而突破潜抑作用。发作的内容或者与幻想一致，或者经修饰而与新经验相协调。

　　第五个时期：病的发作恢复自慰的动作，而该动作曾属于幻想且已被放弃。

　　弗洛伊德说，这些都是“婴孩时期性活动的典型循环史：潜抑、潜抑的失败，然后是被潜抑内容的复苏”。

　　由此可见，研究人的性欲发展过程，特别是幼儿阶段的性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识与实践意义。

　　但是，在弗洛伊德以前，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幼儿性欲的问题。普通人以为，性冲动不存在于童年时代，它只是在生活史上的那个被称为青春期的时候突然冒现出来的。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企图扭转人们对于“性”的这种狭隘看法。

　　所以，为了把握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发展的理论，我们首先要弄清弗洛伊德给“性”下的定义。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

　　我对性观念的发展是两方面的。第一，性一直被认为与生殖器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则把它们区分开来，并视“性”为一种包罗更广内容的生理机能；它以获得快感为其终极目标，而生殖不过是它的次要目的；第二，我认为性冲动包括所有可以用“爱”这个笼统字眼来形容的念头，那怕只是亲昵的或友善的冲动……这些引申所表达的，是撤除过去常常引导人们犯错误的观念和局限性。

　　对“性”的观念的上述改造，其直接的好处是使我们可以把小孩子的、或变态的性行为同正常人的性行为一起都囊括在一个“性”的范畴里。

　　弗洛伊德认为，性的发展在人的一生中经历三个主要时期：

　　第一时期：从婴儿到五岁。这是最重要的时期，因为它打下往后一切性的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在这一时期，部分性本能占主导地位。它们彼此间多多少少独立着，各自寻求自己的满足。弗洛伊德说：幼儿性欲的特征是两个：（一）它是自体享乐的（即在自己身上寻找性对象，如吸吮大拇指、初期手淫等等）；（二）它的每一个部分冲动，通常各自为政，互不相干，但皆致力于快感的获得。

　　第一时期的部分性本能，最重要的是两种：口部的部分本能和肛门的部分本能。

　　口和与口唇相连的部分形成所谓的口部性快感区。儿童以吸吮拇指、咬东西或吞的动作来寻求快乐。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小孩啃指头，表示他正在追寻某一种记忆犹新的愉快体验……吸吮母亲的奶（或其代用品）原是孩童生活里最早体验的一种愉快的动作，也是最重要的动作。我们可以说孩子的嘴唇便是快感区。母亲奶汁的暖流，确能带来刺激，造成快感。”

　　肛门附近地带构成肛门欲快感区。这一种部分本能是与排粪行为相联系，它们的发展方式与将来性格的构成大有关系。儿童知道他的双亲称许这种功能的完成，并且在他那随意收放的能力上产生一种权力的意识。儿童的粪便是他给予世界带来的第一种东西。他后来对待金钱、他人、工作和一般生活的态度，大受他在婴儿时期对排粪过程和粪便本身的态度的影响。这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非常牵强附会，但应当看到，两岁的儿童实际上几乎在整个一年中一直在双亲的监督和指导下练习控制大小便。在这一时期儿童受到的训诫、称赞和恐吓大部分与他的大、小便有关，所以，他对排粪功能的早期反应必然对其后来的性格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慢慢地学会忍大便来对母亲表示轻蔑，并学会通过这种延迟动作来增加后来的快乐。弗洛伊德说，在后来的生活中，忍大便的倾向对于积钱、固执和吝啬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另外，这时的儿童也把完成排粪作用的意愿作为对父母表示爱情的手段；并且，由于这一行为所获得的感官上的快乐，这种意愿会转变成慷慨、奢侈等性格。

　　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第一时期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自恋期。这是开始于婴儿降生后的最初几个星期。这时，儿童还没有把自己同客观世界区别开来，分不清主体与对象，还没有形成个人意识。因为吸吮动作在这一时期最重要，所以，口部性本能占主导地位。将近两岁时，儿童的自我意识生长了，性本能开始向着自己，把自己当作爱的对象。因此，弗洛伊德把这一阶段又称为拿西梭斯期。拿西梭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拒绝仙女厄科（意译“回声”）求爱，受阿佛洛狄忒惩罚，竟对水中自己的倒影发生爱情，憔悴而死，死后化为水仙花。第二阶段是两岁左右。这时，母亲发挥了权威，要求儿童控制便溺，这就造成肛门快感区的自我满足。这时，儿童往往以残暴和喧吵的行为和裸体奔走来炫示身体的嗜好。第三阶段就是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期。这是幼儿性欲发展中最危险的阶段，儿童开始向外界寻求爱的对象，首先不可避免地把爱的感情发泄到自己最亲近的人——父母或保姆。这时儿童的性要求要由异性父母来满足，对同性双亲怀有对立情感。

　　弗洛伊德把伊底帕斯期的幼儿性欲看作是最重要的因素，它的发展将决定着一生心理的特性。

　　当然，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前途，必须对幼儿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实行压制、改造。这时，儿童的心理逐渐地发展了“自我”，形成了“超自我”。强迫破坏伊底帕斯情意综的心理因素是所谓的“阉割错综”。对此，弗洛伊德说：“对于一个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又不引以为耻的男孩，他的父母或保姆总要用割掉他的生殖器或割掉玩弄着生殖器的手来恐吓、威胁……”阉割错综是为伊底帕斯情意综的解体开路的。

　　第二时期是从五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在这一时期，儿童的性欲进入潜伏期。原先粗野的、赤裸裸的性行为开始长时间地沉寂下来，停止发展。这时候，儿童的“自我”继续显著地发展起来，并开始学会以“自我”控制“原我”，使之慢慢地适应周围世界的客观条件。

　　第三时期是青春发动期，约十二岁到十八岁期间。这时，幼年时期的性冲动全面地复活了，性生活的新流沿着早期发展的途径向前推进。弗洛伊德说：“青春期的开始带来了新的变化，幼儿的性生活改头换面，终于成为习见的常态样式。在此以前，性冲动多半是自体享乐，如今则开始寻找性对象。从前每一种部分冲动都单独作战，各快感区各自在其特定的性目的上寻求快感。现在，一个崭新的性目的出现了，所有的部分冲动一起合作以求得该目标，而各快感区则明显地隶属于生殖器这个主要区域。”

　　以上是个人性欲发展的全部历程。一般地说，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顺利地完成，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实现性成熟。但有时，在性的发展中，也会遇到阻力，因而，性发展就发生不协调甚至变态。例如，某一种部分冲动会越过其他的部分冲动，变得过于强烈，导致性发展的不协调，这就会影响性的正常发展。又比如，在一个阶段上的失望会造成一种退却，形成所谓退化现象，性的发展退缩到较早的、较满意的阶段。一个失望的爱人会回到他幼年时代的母爱回忆中，陶醉于母爱中，或纵情于自恋的行为、手淫等等。弗洛伊德把性发展在某一阶段上的停顿称为“固置”或“执著”。

　　所有这些阻力、退化、执著等力量，隐藏着成人后发生性变态、神经质的危险因素。当然，这些因素的比例不同，影响也不一样。

　　弗洛伊德认为，在性发展诸阶段中，第一阶段，即幼儿时期是最重要的，它凝积成为潜意识的主要成分。由于幼儿性欲从社会、意识的标准来看是不适当的，所以，在人类心理发展中，它们总是要遭受压制和潜抑。这就是幼儿性欲是最容易遗忘的部分，也是最具反抗力的部分的原因。

　　弗洛伊德说：“早自一八九六年我便已强调童年在某些与性生活有关的重要现象里的意义。从那时起，我就致力于揭示幼年期性生活的重要性，不曾稍歇。”（见弗洛伊德著《幼儿性欲》）

　　性欲发展诸阶段的特点，都可以单独地畸形发展，形成为不同类型的性变态或神经病。这是因为性发展的最早阶段的特质都要和幼儿性欲一样，遭到压制和改造。因此，它们也同样会在适当条件下表现出来。到了性成熟以后，早期的任何阶段的性特征的再现，都将会被看作是反常。

　　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发展，特别是关于幼儿性欲的理论，是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以独创的精神，探索着一向被科学界埋没的领域，思索着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早已被遗忘了的童年性心理。

　　诚然，在弗洛伊德以前，也有过对于幼儿性欲的猜测或描述。在古代，希腊神话中所描述的幼儿性欲的浪漫故事就表达了古人对这课题的某种猜测。弗洛伊德所引用的“斯芬克斯之谜”——伊底帕斯的故事即是一例。到了近代，在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中也有过对于幼儿性欲的生动描述。

　　法国名作家司汤达（1793—1842）所写的自传性小说《亨利·布鲁拉德的一生》，就曾经生动地描述他自己在幼年时代对于母爱的体验。他提到自己身在襁褓之中时对于母亲的爱情，表示嫉妒任何一个亲近母亲的男人，尤其是那个显然与她有合法关系的男人。现录下书中一段：

　　我的母亲加格农夫人是位迷人的女性，我深深地爱着她。不幸在我七岁的时候便失去了她。

　　当我六岁时（一七九八年），我很爱她。我爱她的情形，就和我后来在一八二八年爱上阿尔伯达·德·鲁本小姐时的疯狂情形那样。实际上，我追求幸福的方法始终未曾改变过；只有一点例外——当时我在肉体之爱方面与凯撤同病相怜。凯撤若复生于今日，大约除了动用大炮或短枪，再也无他法可想。不过，这个差别，倒不是那么重要，而在作风方面我一直是同他根本相同。

　　我愿母亲不着衣物，我愿吻遍她的全身。她热爱我，常常吻我，对她的吻，我常如此热情地回报，以致她不得不躲开。我总是想要吻她的胸乳，你能想象吗，在我小时候，还不到七岁，我曾经深深地爱上她。

　　但是，司汤达毕竟只是在小说中触及到这个问题。因此，即使读者看又了这一段文字，也会以为这是一个作家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感情的流露，绝不会把它当作是值得注意的科学课题，也绝不会以为他已发现了这个课题。

　　弗洛伊德的研究显然是独树一帜的。他为一切人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启示。因此，尽管他的科学成果在发表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被人们剧烈地争论着，但确实有助于人们把目光转向童年中去。正是在他的鼓舞下，二十世纪的哲学、心理学和其他科学才越来越注意童年的心理。

　　当然，当我们重视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的时候，我们切不可走向肯定一切的另一个极端。幼儿性欲对人的整个心理和人格的发展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这一方面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但是，其作用仅此而已。弗洛伊德一方面发现了幼儿性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有他的过于绝对化的缺点——他把幼儿性欲看作整个人格和心理的原型，似乎幼儿性欲决定了整个人格和心理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从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转向他的“性动力”理论。性动力这个词，有时也被翻译成”利比多”或“性原欲”。我们在前面好几个地方都触及到性动力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较系统地介绍这个理论的基本结构、内容和意义。现在，我们在探讨《性学三论》的意义时，正好使我们找到了一个机会来介绍这个理论的概貌。

　　“性动力”原来被弗洛伊德称为“性本能”，后来他觉得“性本能”容易与一般人所理解的“本能”概念相混淆，才用“性动力”这个概念。再往后，弗洛伊德进一步研究了本能的问题，终于提出了“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两个概念。他所说的“生的本能”就是“性动力”，也叫“埃洛斯”。

　　总之，“性动力”、“性原欲”、“生的本能”和‘埃洛斯”都是一个意思，它们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乃是每个人和人类种族借以生存和发展的心理方面的根源和原动力。

　　读者可以看到，本章所述的幼儿性欲已经部分地表达了“性动力”的内容。很明显，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动力是在人类的幼年时代产生和发生作用的，但它一旦产生，便被植入心灵的内核，成了一生中一切心理因素的基本动力源泉。

　　现在，弗洛伊德又把性动力提高到“生的本能”的高度，意即强调其在生命和生活发展过程中之决定性作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后代的动力。由此出发，才导出一切心理的和精神的活动。

　　既然“性原欲”、“性动力”、“生的本能”如此重要，它到底从何而来？弗洛伊德在《性变态》的第五部分“部分冲动和快感区”、《幼儿性欲》的第六部分“幼儿性欲的研究”和第八部分“幼儿性欲的来源”以及《青春期的改变》的第二部分“性兴奋的问题”、第三部分“原欲理论”等章节中，都系统地研究了幼儿性欲及其来源。在这些章节中，弗洛伊德认为，性动力有四个基本来源：（一）生理结构上的来源；（二）心理方面的来源；（三）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特殊功能；（四）在与外界交往中产生的。

　　生理结构上，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器官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和某些迄今为止尚未被人们彻底弄清的生理机制，可以导致性冲动。例如，弗洛伊德指出，性器官中的“性腺”可以产生某种化学反应，经神经系统传导到全身，促使人发生兴奋和快感。弗洛伊德又说，那些“部分冲动”和所谓的快感区的皮肤部分也可以很容易地产生敏感。“如果我们发现某些在一般人看来是普通的感觉竟也十分明确地沾染上色情的味道时，我们也不必太过惊异。”弗洛伊德认为，对平衡感觉器官的作用、对皮肤的作用以及对人体深层部分诸如肌肉和关节的作用等等，都可以导致性兴奋。由此可见，性兴奋、性冲动是以人体器官的某些生理结构和功能为主要来源之一。

　　在心理方面，弗洛伊德指出，幼儿自小有好奇心，有求知的欲望。“从三岁到五岁，差不多就在孩童性生活昙花一现的同时，求知的冲动也就开始了。”当然，这种求知的欲望不能说是原始的本能，也不能完全概括在性活动的范畴里。然而，它和性生活的关系，却有密切关系。小孩子心目中随着觉醒过程而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婴孩是从哪里来？”弗洛伊德说：“很多人仍清晰地记得，他们在青春期以前，曾经对‘小孩子从哪里来’的疑问发生强烈的兴趣。答案纷繁不一，例如小孩从胸腔跳出来，从肋下蹿出来，或者从肚脐眼挤出来等等。”

　　从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结构及功能而言，也为性兴奋和性动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根据观察，乳儿出生以后，立刻就出现本能性的反射动作：

　　（一）瞳孔反射。乳儿出生五分钟后，当强烈的光线照射他的眼睛的时候，他的瞳孔就会缩小。

　　（二）食物反射。接触乳儿的口唇，甚至接触颜面的其他部分，都可以引起吮吸动作，这种动作后来又很快完善起来和分化起来。

　　（三）巴宾斯基反射。用粗钝的织针刺激他的脚掌，他的脚趾就会伸开。

　　（四）罗曼尼斯反射。接触乳儿的手掌即引起反射性的紧握动作——握住小棒、铅笔、手指。这种抓握十分牢固，甚至可以把乳儿自己的整个身体提吊起来，用他的一只手攥紧着他自己的身体。

　　此外，属于早期的本能动作还有：对湿度和一系列有机刺激的回答性反应（咽下、打噎、打喷嚏等等）。

　　所有这一切事实，表明人从初生之日起便有一系列的本能，所有这些本能都可以同性动力一起包括在“生的本能”里。弗洛伊德到晚期所以用“生的本能”代替性动力就是因为他发现了“生的本能”这个概念比“性动力”更加包含丰富的、准确的内容，尤其可以克服把本能完全归结为“性欲”的片面性。

　　由于人的大脑和外周神经系统的特殊发达，使人的许多部位很容易在同外界打交道时发生一种特殊的快感。弗洛伊德说，即使是单纯的肌肉运动都可以使全身引起快感。例如，把婴儿放在摇篮中摇晃，或有节奏地抛到空中，他们都会感到特殊的愉快，以致使前一动作对婴儿起着催眠作用，而后一动作则可以引起婴儿对抛上抛下的游戏产生特殊的兴趣。弗洛伊德说：“众所周知，小孩需要强烈的肌肉活动，而其满足可以带来分外的喜悦。”在他看来，这些活动给幼儿带来的快感，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本质上同成人的性冲动所带来的快感没有差别。

　　通过对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病理学的各种资料的综合研究，弗洛伊德认为，性兴奋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就是性器官和全身各器官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反应。弗洛伊德指出，在实验上，已经有人能使动物雌雄互变，而且使“心——性”行为也跟着肉体性征的变化而变异。他说：“我们很可相信，性腺的间隙组织会分泌特殊的化学物质，经血液的输送，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某一特定部分的变化，而带来性的紧张感……以性生活之扰乱为其究极病因的心理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征候，很象吗啡或其他药物成瘾的人中毒或猝然禁绝后所发生的景象。这种性兴奋拥有化学基础的理论，与我们为理解性生活之心理表现而构成的各种概念十分吻合。我们所提出的性动力概念，是一种多寡不定的力量，可以用来丈量性兴奋领域内诸过程及其转型……我们把性动力的能量从其他的心理性力量区分出来，意在表达这样的假设：机体的性过程是经由特殊的化学变化过程得之于营养历程的；性兴奋不仅来自所谓的性部位，而且来自全身各器官。”

　　通过这些分析，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出自性器官和身体有关部位以及相应的神经系统的冲动的性动力，其最初的元素叫做“性动力量子”。弗洛伊德说，这种性动力量子，由于一开始就在自身内部寻求宣泄的出口和目标（在幼儿身上就是所谓“自我享乐”），所以，弗洛伊德又称之为“自我性动力”。

　　这种”性动力量子”并不是只满足于在自己身上的“自我享乐”。到了一定阶段，它就要在自己以外寻求投注或宣泄对象。这时，即变成“对象性动力”。性动力的对象化，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性欲的最好机会，因为当性动力量子只在体内流通而停留在“自我性动力”阶段时，其表现是不够充分的；只有当它宣泄到外在对象时，它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性动力对外在对象的投注，可以在特种条件下，再折回自身而从对象撤回；这时，一时飘浮于一种特殊紧张状态中的性动力量子终于回到自我之中，再度成为自我性动力。所以，弗洛伊德认为，“自恋或自我性动力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巨大的储仓库，投注用的能源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而自恋性动力对自我的投注，在我们看来，则是自孩提时代便早已存在的原始状态，后来由于性动力的放散不已，此一现象遂被掩蔽而积存于底层。”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在寻求性动力或生的本能的根源时，并没有陷入主观臆想的迷宫中，而是踏踏实实地想从人体的结构及功能本身，从人的种族发展史的材料中寻求答案。当然，他自己也承认，答案并不完备。科学的发展还未达到能充分揭示性动力一切秘密的程度。但是，弗洛伊德不愿意在可靠的科学资料之外进行无根据的猜想或臆断。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他研究性动力时遵循着他的老师——布吕克、布洛伊尔、赫尔姆霍兹等人的传统，即企图从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原理中分析出心理的奥秘，把一切心理活动（当然也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动力）都归结为生理学、力学等机械过程。

　　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构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核心部分，所以，在叙述弗洛伊德的生活经历及其学说演变的时候，必然还会多次遇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在以后的章节中继续深入了解它。










弗洛伊德传--第十二章　赴美讲学






第十二章　赴美讲学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在学术上处于被孤立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内，唯有温暖的家庭生活及同少数的朋友的来往稍稍地安慰了他在精神上的苦闷。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威廉·弗莱斯以外，他只能同他的内妹明娜·伯内斯讨论学术问题。在以后的交谈中，每当提起这段时间，他常常自豪地称为“光荣的孤立”。

　　弗洛伊德认为，这一段被孤立状态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且对他也是有益处的。由于被孤立，他很少进行社交活动，他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时间集中思考问题，避免使注意力转移到不必要的争论上。“当我从目前的狼狈和烦恼的处境中回顾那些被孤立的年月时，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一个光辉的值得自豪的时代。”在那段被孤立的年月中，锻炼了和加强了弗洛伊德的特有品质，即独立地思考问题。

　　弗洛伊德挣脱出被孤立状态，经历了大约六至十年的时间。从时间上推断，大约从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一零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他连续发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少女杜拉的故事》和《性学三论》三部重要著作，使弗洛伊德的学说逐步地在世界各地的学术界中发生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不是首先在日耳曼语系各国中，而是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中得到传播。这主要应归因于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对于犹太人的歧视。

　　在当时，弗洛伊德还在维也纳大学兼职，讲授神经官能病心理学课程。

　　创立于一三六五年的维也纳大学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和学生，弗洛伊德在这里教学是一个极有利的宣传场所。

　　在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的学生中，有两个人是比较突出的，这就是马克斯·卡汉纳和鲁道夫·莱德勒。

　　莱德勒是弗洛伊德之后第一个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医生。卡汉纳则在精神病疗养院主持精神病治疗工作，但他的治疗方法仍然局限于电疗法。这两个学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最初的两个中坚分子。

　　卡汉纳在一九零一年向一位维也纳医生威廉·斯泰克尔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当时，斯泰克尔正患神经质疾病。他在一八九五年曾写过一篇论儿童性交的论文。当他得知弗洛伊德善于用精神治疗法医治精神病时，他就向弗洛伊德求助。从那以后，他认识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他的治疗取得了成功。一九零三年，斯泰克尔也开始从事精神分析活动。

　　除了以上三个人以外，最初追随弗洛伊德的人还有阿尔弗德·阿德勒。

　　一九零二年秋，弗洛伊德向卡汉纳、莱德勒、斯泰克尔和阿德勒四个人发出通知信，希望他们到他家来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工作。后来，斯泰克尔说，正是他，最先建议弗洛伊德召集讨论会。弗洛伊德自己也曾说，关于召集讨论会的建议是在“一位实际体验到精神疗法的疗效的同事的推动下”提出的。这就证实了斯泰克尔的说法。

　　从此以后，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们四个人到弗洛伊德的候诊室，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共同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它是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最初，斯泰克尔把每次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的星期日版上。

　　一九零八年春，这个讨论会开始有自己的小图书馆。四月十五日，这个讨论会的名称由原来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这个学会从一开始成立就是充分自由的团体。参加学会的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自由参加活动。一九零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弗洛伊德从他的休假地罗马来信，强调学会成员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瑞士的苏黎世，从一九零四年起，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主要助手容格，就开始全面地研究和应用弗洛伊德的学说。一九零六年，容格发表论述心理联结活动的诊断的著作。一九零七年，容格发表了著名的著作《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在这本书中，容格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应用于各种心理症的治疗和研究中。

　　从一九零六年四月起，容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开始了连续将近七年之久的通讯，其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之间表达了极其亲密的感情，而且相互交换了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

　　容格的首次访问，更引起弗洛伊德的激动。一九零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早晨十点，容格来到弗洛伊德的住所。容格向弗洛伊德请教许多问题，谈话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给容格和弗洛伊德两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容格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在这次会面后两个月，容格对弗洛伊德表示说：“凡是掌握精神分析学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

　　弗洛伊德为容格远道而来向他求教的行为感动，而且，也被容格的魅人的性格所吸引。弗洛伊德很快就在自己的心目中产生一个宿愿，希望容格能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他亲热地称容格为“儿子和继承人”。

　　容格访问弗洛伊德后不久，又有两个人远道而来访问弗洛伊德，他们是阿伯拉罕和费伦齐。

　　阿伯拉罕是容格的助手和同事，他是在一九零七年十二月拜访弗洛伊德的。阿伯拉罕后来也成了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

　　费伦齐是布达佩斯人，他早就试验过催眠疗法。一九零八年二月，他拜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很喜欢费伦齐，所以，弗洛伊德邀请他在那年八月与弗洛伊德的全家人共进晚餐，而且不久又同他一起来伯尔德加登去旅行。从他们认识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他们之间写了一千封信以上，他们的信件涉及许多精神分析学的重要问题。

　　由于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集中在苏黎世，所以，很自然地，在那里逐步形成以容格为中心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小组”。

　　当时，钟斯向客格建议，最好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问题。容格表示同意，初步决定于一九零八年四月到沙尔斯堡召开会议。容格说这次会议将被称为“弗洛伊德心理学会议”。

　　一九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会议在沙尔斯堡的布利斯托尔饭店举行。会只开一天就结束了，参加者有四十二人，其中有一半是专业的精神分析工作者。会上宣读了九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来自奥地利，两篇未自瑞士，其它三篇分别来自英、德、匈。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病症史》。

　　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是论述一个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这篇论文后来以《同老鼠在一起的人》为题发表出去。

　　在会议上，弗洛伊德从八点钟开始讲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讲到十一点，他表示已经讲得太多，不打算再讲了。但大家都被他的发言的精彩内容所吸引，一再要求他继续讲下去，所以他才继续讲到中午一点钟左右。

　　当时，弗洛伊德五十二岁了。他梳着一头乌黑的、整齐的头发，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他仔细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

　　宣读论文后，决定出版一个会刊。名为《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这是在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指导下、由容格主编的刊物。这个刊物一直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有了自己的杂志，可以有地方发表自己的著作了，而这也成为他同论敌进行论战的一个阵地。正如他在给容格的信中所说：“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敌人越多就越光荣。现在，当我们能够从事工作，发表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能长久地这样下去。”

　　会议之后，布里尔和钟斯到维也纳去拜访弗洛伊德。当时，布里尔表示希望能把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英语。弗洛伊德表示同意，但可惜布里尔的英语水平不高，所以他的英译本的质量不高。

　　一九零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五篇论文：《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诗人与幻想》、《幼儿关于性的想法》、《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两极性》和《性格与肛门爱》。

　　到此为止，弗洛伊德显然已经胜利地打破了被孤立状态，使自己的学说在国际上传播。这一切，乃是由他发起的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获得成功的新起点。

　　一九零二年，弗洛伊德被正式地委认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心理学副教授。这个副教授职位对他来说显然是同他的卓越的研究成果不相称的，表明了奥地利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仍然顽固地执行种族歧视的政策。

　　可是，当弗洛伊德在国内和德国遭到冷遇的时候，他在英、美、瑞士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在一九零八年夏天访问英国后不久，弗洛伊德便在十二月受到了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校长史坦利·霍尔的邀请。克拉克大学准备庆祝建校二十周年纪念日，请弗洛伊德前往讲学。弗洛伊德请费伦齐陪他去，费伦齐非常激动，开始日夜训练自己的英文会话能力，并看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书籍。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性格并不很了解。在这以前，弗洛伊德曾经从一本论述塞浦路斯古董的书中知道，这些古董中的一部分已经运往纽约陈列，因此，他很想找机会去纽约看看这些塞浦路斯古董。他接到邀请后说，他希望能有机会看看全美国，他特别想看看著名的尼加拉瀑布。临走前，他一直没有起草讲学稿子，他准备在大西洋的航程中写。

　　八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与费伦齐在德国不来梅港上船，乘着“乔治·华盛顿号”前往美国。这次到美国去，还有容格，容格是在六月份接到美国人的邀请的。弗洛伊德认为，邀请他们俩一块去美国讲学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在船上，弗洛伊德、费伦齐和容格三人各自分析自己的梦。据客格说，弗洛伊德的梦绝大多数表现了对未来的工作和家庭的关切。在船上，弗洛伊德偶然地发现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情——他的船舱管理员手中拿着《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并认真地阅读这本书。这件事无疑地鼓舞了弗洛伊德。他后来告诉钟斯说，当地看到这一情景时，他自信自己会闻名于世。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抵达纽约。布里尔正在码头上等候，但他没有与他们一块乘车离开码头。

　　弗洛伊德到达后，报界的报道出了小差错。第二天早晨，报纸宣布“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原文如此）已经到达的消息。

　　第二天，弗洛伊德在纽约到处寻找内弟埃利·伯内斯和老朋友鲁斯加登。布里尔陪着他到处跑。他们先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然后穿过唐人街和犹太人聚居区，中午到达康尼岛。

　　第三天早晨，弗洛伊德前往他朝思暮想要去的地方——纽约市大博物馆。在那里，他最感兴趣的是古希腊的历史文物；接着，布里尔陪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然后，钟斯也一块陪弗洛伊德去游玩。他们在哈姆斯泰因屋顶公园共进午餐后，一块去看电影，这是最原始的电影。弗洛伊德和费伦齐都很感兴趣，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九月四日，弗洛伊德等人离开纽海文，前往波士顿和曼彻斯特。

　　弗洛伊德到达克拉克大学后，容格建议他讲梦的问题，而钟斯则主张讲一些一般性的精神分析问题。

　　钟斯的建议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在一九零八年，即弗洛伊德赴美的前一年，钟斯曾经在这里同普林斯一起主持过两三次讨论会。在一九零九年五月，即弗洛伊德赴美讲学前几个月，钟斯又同布特南一起在纽海文召开讨论会。所有这一切，都为弗洛伊德这次访美奠定了基础。美国人以极大的兴趣焦急地等待着弗洛伊德的到来，希望他的讲学能扩大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影响。正如钟斯在反对弗洛伊德以梦的题目作为这次讲学的主题时所说的：美国人是很讲实际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应用。

　　弗洛伊德用德语讲了五次，他的优美的德语口语吸引了所有听众。一位妇女听了弗洛伊德论“性”的理论以后，心情很激动，这次讲学的稿子后来以不同的形式出版发行。

　　最令人难忘的日子是向弗洛伊德颁发博士学位的那一天。在二十周年校庆典礼快结束时，克拉克大学校长授予弗洛伊德博士学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的激动心情可以在他的致谢辞中的一句话中反映出来：“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

　　在这次讲学中，弗洛伊德遇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詹姆士会讲流利的德语，他们很亲热地交谈起来。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很生动地谈到了他同詹姆士的会见：

　　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令我永远难忘的事情，那就是会见了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他一遣散步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他带着的皮包交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告诉我说，等到他那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之后，他会马上赶上来。他于一年后因心绞痛逝世，我常常希望我能象他那样面对临近的死神能毫无惧色。

　　钟斯回忆说，在听了弗洛伊德的讲演后，詹姆士曾把他的手臂搭在钟斯的肩膀上，说：“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你们。”

　　在这次访美过程中，弗洛伊德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弗洛伊德感到最满意的朋友是哈佛大学神经学教授布特南。布特南当时虽然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但心情舒畅、思想开朗，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总是抱着很敏感的态度。弗洛伊德对布特南作了一个很公正的评价。他在《自传》中说：

　　在美国，我们也遇到哈佛的神经学专家布特南。他虽然年纪老迈，但仍是精神分析学的全力支持者，而且以其为世人景仰的人格尽全力阐扬精神分析的文明价值及维护其目标之纯洁。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也许由于他受某种强迫性神经质的感染，他有很强烈的偏见。对于他，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他有一种把精神分析学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体系的倾向，井把它变成道德的奴役。

　　九月十三日，弗洛伊德参观雄伟壮观的尼加拉瀑布。弗洛伊德说，亲眼看到的尼加拉瀑布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宏伟。在参观时，当导游带领弗洛伊德等人步入“风洞”时，导游拍了一下在前面参观的一位游人的背部，说：“请给老人让道。”弗洛伊德听到这一句话，感到很刺耳。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对他的年龄的增长很敏感。实际上，他当时才五十三岁。他并不服老，他说：

　　那时候，我只有五十三岁。我觉得我还年轻力壮，再加上到新大陆的一次短期访问，更鼓舞我在各方面的自信。（弗洛伊德著《自传》）

　　接着，弗洛伊德被邀请到布特南的住所。布特南的家坐落在伯拉席特湖畔的阿第伦达克山上。弗洛伊德曾写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以小说和诗一般的语言描写那里的美丽的、仙境般的风景。那里的湖光山色使弗洛伊德陶醉，这是一段极难忘的时刻。容格在同弗洛伊德等人欣赏自然风光时，情不自禁地唱了一首德国歌曲，九月十九日弗洛伊德等人前往纽约。

　　在布特南家里作客的时候，弗洛伊德就患了轻微的慢性阑尾炎，但为了在旅游中不要过多的打扰别人，他忍着痛把这件事瞒起来。他终于完成了在美国的访问，登上赴德国的“威廉一世皇帝号”轮船回国了，九月二十九日到达了不来梅港。

　　这一次访美讲学，弗洛伊德自己给了它很高的评价。他在《自传》中说：

　　在欧洲时，我觉得处处受人轻视。到了美国，我发现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没有对我怠慢。当我步入沃斯特克拉克大学的讲坛宣讲我的《精神分析五讲》时，我的感觉就象难以置信的白日梦获得实现那样：精神分析巳不再是一种幻想的产物，它已是现实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当然，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学在美国所遭遇到的命运，并不是只看到它的顺利的一面。他说：“自我们访问美国之后，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地位一直屹立不坠，尤其在外行的民众中大为流行，又为许多权威的精神病学家认作是医学训练教育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很不幸的是，它不久也遭到被渗透和被歪曲的灾难。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很多和精神分析风马牛不相关的弊端滥用，也都假其名而行。”弗洛伊德认为，美国人的实际精神固然是好的，但如果把这种精神绝对化，会造成轻视理论的危害行为。他认为，美国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基本技巧，并没有给予透彻的研究和训练。他特别对于华生（1878－1958）在一九一三年提出的行为主义原则表示愤慨。华生根据自己对动物心理和婴儿心理的研究结果，主张心理学是研究行为的自然科学，反对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显然，行为主义由于方法论的狭隘性，否定了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差别，不能正确地对待人类意识与行为的内在本质关系。

　　在访美期间，弗洛伊德的演讲集编成《精神分析五讲》，后来由布特南出版发行。布特南在介绍弗洛伊德的序文中，无意地用“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这句话。弗洛伊德对这句话很不满，在他内心中所引起的刺激并不亚于参观尼加拉瀑布的“风洞”时所受到的那次刺激。正因为这样，在访美后不久，弗洛伊德在写信给钟斯时，又提到布特南的那句刺激了他的心的话：“你是青年人，而我很羡慕你的充沛的精力，对我来说，布特南在他的短文中所说的那句话——‘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曾经伤害了我，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一切使我高兴的事情。”这表明，弗洛伊德自幼年时期逐渐累积和发展起来的特殊性格已使他建立起坚强的自信，他不甘落后，不甘示弱，在年龄上也不甘衰老。他盼望自己更长久地保留自己的青年人特性，以便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学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冲锋陷阵。

　　一九零九年，弗洛伊德的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布里尔、钟斯和布特南三人成了在美国宣传弗洛伊德学说的最积极的中坚分子。布里尔主要在纽约活动，钟斯则到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活动。由普林斯和霍尔分别主办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和《美国心理学杂志》不断地刊登钟斯等人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文章。

　　一九零九年期间，弗洛伊德发表了《神经质病人家属的故事》、《歇斯底里发作概论》、《一个五岁男孩恐惧症病例分析》和《一个强迫性精神病病例的备忘录》。同时，弗洛伊德还把多年来的论文汇集成书加以出版，书名是《短篇论文集》。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发生重大转折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前夕。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和奋斗以后，弗洛伊德已经开始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的暖流所带来的温暖。他也预料到胜利中必然伴随着斗争和矛盾。










弗洛伊德传--第十三章　纽伦堡大会






第十三章　纽伦堡大会

　　一九一零年召开的纽伦堡大会是弗洛伊德个人历史上、也是精神分析学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以后，弗洛伊德成了国际性的知名科学家，他的学说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先进的国家。一个被称为“国际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在短短的几年内，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领域内产生了同弗洛伊德原有观点不同的、有鲜明特征的不同观点，这些新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这就表明精神分析学一旦被人们接受，由于它提出了深刻的、为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很快解放了研究者们的思想，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学术研究局面。在科学史上，象精神分析学这样刚刚建立不久又能如此迅速地产生不同的学派的，是很罕见的。一般地说，各个新建立的科学往往要经历一段发展时期，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和发展规模上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它要突出的发展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以便在新的发展时期内更稳当、更深入的论证和验证其理论本身，在学术阵地上站稳脚根和继续扩大影响。

　　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却经历与此不同的过程。从纽伦堡大会以后的精神学发展过程来看，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迅速地被科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起初主要是医学界、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所接受，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型科学。

　　第二，它迅速地引起了本身内部的分裂，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弗洛伊德及其著名的继承人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因而在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范围内，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派别。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从开始产生就象磁铁一样地吸引着西方世界的许多人的注意力，同时也象一个巨大的投石那般荡起学术界的波澜，使大家对人类心理这个早就关注着的问题进行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思考；而一旦激起这些反应以后，关于人类心理的问题的讨论就必然更广泛地刺激各个科学研究领域。

　　一九一零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这是继沙尔斯堡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很显然，沙尔斯堡大会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稳固基础。

　　三月三十日早晨，弗洛伊德提早来到会场，同阿伯拉罕一起讨论了大会组织的有关问题。

　　这次会议所宣读的科学论文显示了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的新的重大成就。

　　弗洛伊德作了题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报告。瑞士的两位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容格和汉那格作了高质量的学术报告。

　　弗洛伊德曾经考虑过，要使各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更紧密地合作，共同制定一个研究计划，成立一个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组织。弗洛伊德委托费伦齐筹划这个工作。

　　在进行科学讨论以后，费伦齐把他制定的关于未来的组织的设想公布出去，但他的方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抗议。反对者们认为，费伦齐的方案低估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能力，因为他建议未来的精神分析学共同组织的中心设在苏黎世，由容格担任主席。另外，他的建议中包含了一些超出科学研究范围的问题。他早在会前就向弗洛伊德表示：“精神分析的观点不能容忍民主平等，它必须有精华分子作中坚，遵循着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统治路线。”弗洛伊德也同意这一观点。这就表明，在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很清楚地预感到他的理论体系所可能引起的各种分歧看法，所以，他要强调其理论观点的统一性。

　　大会讨论结果，决定成立国际性协会，并在各国设立各个支会，但对费伦齐的方案作了修改。

　　费伦齐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引起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的反感。他们尤其不满大会的主席和秘书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由瑞士籍的精神分析学家独占。他们认为，大会无视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不能单靠他在维也纳的两个同事——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他们俩也都是犹太人）。他原先以为他的这两个同事会同意他的观点，听到他们的抗议以后，弗洛伊德只好到斯泰克尔的旅店住所去，想要劝说他们顾全大局。

　　弗洛伊德主动表示，他自己愿意让出自己的“维也纳分会主席”的职务，让阿德勒来担任。同时，为了平衡容格与阿勒德的地位和权力，他建议，除了由容格主编原有的《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以外，再办一个新的杂志，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主编，该杂志名称为《精神分析中心杂志》。阿德勒终于同意，最后决定由容格担任主席，由阿德勒担任新的期刊的主要负责人。容格委任林克凌担当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用来定期地报道学会各项目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消息等等。

　　上述各项决定，没有一个是在愉快的气氛中获得的。所以，大会虽然结束了，但矛盾已经酿成。这一矛盾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歧，因此，它是很少有希望获得解决的。

　　果然，大会召开后五个月，阿德勒便宣布退出组织。两年后，斯泰克尔也退出了大会。林克凌的秘书工作也没有尽到责任，因此大会的管理工作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

　　弗洛伊德预料到这一结局，所以，在返回维也纳以后不久，弗洛伊德给费伦齐写了一封信，他说：

　　毫无疑问，巳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俩只享受到一点点幸运。显然，我的报告只引起平淡的反应，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它包含许多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然而我已感到精疲力尽，无可奈何。你的富有内容的建议引起了不幸的反应，造成了那么多的矛盾。他们甚至忘记了你过去提出过的重要建议，每个协会都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不管怎样，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将给未来产生广泛的影响。我所高兴的是，你和我之间完全协调一致，我要热烈地感谢你的支持，你的支持是很有成效的。

　　现在，事情还在发展着。我早已知道，现在已到了对我心中想过的事情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我要中止我在维也纳集团的领导权，使它不再发生有效的作用。我要把领导的责任让给阿德勒，但不是因为我高兴那么做，而是因为他是维也纳的唯一合适的人，而且他在那个职位上也许会感到自己维护我们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会在下周三通知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仍然会不满足。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和我所不期望做的老人。这当然是我不愿做的，但我宁愿如此。作为运动的领袖，必须在年龄和资格方面都很合适，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并真正地称职。

　　从学术研究方面说，我当然要一直合作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但我将全部省去在指导方面的精力而悠然自适。

　　实际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发生影响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主张联合成一个组织，并在学术研究中共同合作；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而且在学术观点上要容许存在各种分歧。后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就精神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创而言，它是富有启发性的，而这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但究竟应以何种观点去分析人的心理，则有极其广阔的选择余地。

　　瑞士的布洛伊勒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成立国际性组织。后来，弗洛伊德在一九一零年圣诞节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才勉强同意成立国际性学会。但不久，他又从学会退出，并把兴趣从心理学研究转向精神治疗法。

　　在弗洛伊德所在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自一九零二年成立到纽伦堡大会为止，已经开展活动八年。一九一零年十月，该会选出阿德勒为主席，斯泰克尔为副主席，兰克为秘书，弗洛伊德则担任科学研究方面的主席。

　　柏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慢。一九零八年八月，阿伯拉罕同其他四个人在这里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

　　瑞士的苏黎世，在一九零七年成立一个“弗洛伊德协会”的组织。除了瑞士人以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士参加，他们来自意大利、美国和德国等。所以，这个组织培养了一批较好的精神分析工作者，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从纽伦堡大会以后更迅速地发生了影响。从那以后，在欧洲各国召开的各种医学工作会议，都纷纷地讨论了精神分析的问题。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及钟斯、布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潮。一九一零年五月二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变态心理学杂志》成为了该会的机关刊物。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莫斯科科学院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一九零九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杂志。

　　与此同时，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研究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一零年，弗洛伊德将他在曼彻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讲演稿正式出版，其中还附加其他的短篇论文。

　　在同一年，弗洛伊德还发表其他许多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原始语言的对偶性意义》、《恋爱生活对心理的寄托》、《精神分析学论文集》、《爱情心理学之一；男人选择对象的变态心理》、《列奥纳特·达芬奇对幼儿期的回忆》等。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篇：第一篇是收集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经验》，第二篇是关于达芬奇幼儿期回忆的那篇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对幼儿心理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

　　一九一零年夏天，弗洛伊德还为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大·马勒进行精神治疗。马勒得了强迫性精神病，而且重复发作了三次。弗洛伊德为马勒进行精神分析后，他的病有所好转，而且从此改善了他同他的妻子的关系。这使马勒及其一家人对弗洛伊德深为感激。

　　这一年夏末，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一起到巴黎和南意大利度假。他们从巴黎到佛洛伦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

　　一九一零年整个一年，弗洛伊德是在异常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这一年，他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也遇到了许多麻烦的事情。










弗洛伊德传--第十四章　阿德勒与斯泰克尔






第十四章　阿德勒与斯泰克尔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

　　在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欧洲的精神分析学运动发生了两起大分裂。这两起分裂是在原先居于此新兴科学要津的阿德勒和容格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两起分裂运动声势都很浩大，很快就有许多人追随他们。但他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理论上的新创造，而是借助于他们所提出的一种诱惑手段——他们说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学的实际内涵，而可以把其中一些令人可厌的成分驱逐出去。容格想给精神分析作一种抽象的、非人格性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以便借此避免婴儿性征、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以及对幼儿时期进行心理分析等重要观点和重要方法。阿德勒似乎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认性的重要性，把人格和神经病的形成，统统归结为人类的权力欲及弥补人体体质缺陷的欲望上。他把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原则，弃之不顾；然而，他所抛弃的东西又被他以别的名义进行改头换面，然后又强行挤进他所设计的密闭系统中，比如说，他的所谓“男性的抗议”，其实就是不正当的、带有性的色彩的压抑作用。……

　　弗洛伊德的这一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所发生的重要分裂。

　　很明显，这次分裂的发生并非偶然。早在“精神分析运动”兴起之时，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对立的种子。在纽伦堡大会上，阿德勒与斯泰克尔就已经对弗洛伊德把大会领导权交给“外国人”——瑞士人容格——而不满。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次分裂不仅起于组织上的分歧和领导权的争夺，而且，主要是起于学术观点上的根本性分歧；由此看来，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兔的。

　　同阿德勒的分裂是在一九—一年发生的。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这一分歧不仅意味着组织上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它意味着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论在他的精神分析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通过与阿德勒等人的分裂，我们将再次看到弗洛伊德的性的理论的重要内容，及其明显的片面性。一方面，他的性的理论同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一样是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它包含了某些重要的科学价值，对于治疗精神病人和分析人的心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性的心理在整个人类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走向把“性”的问题看作一切心理问题的“决定性根源”的极端中去。显然，弗洛伊德忽视了人的其他活动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理论的这一弱点，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

　　第一种发展前途，就是实事求是地克服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这一弱点，来纠正、改正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使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第二种前途就是抓住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的弱点，全部否定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与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体系根本对立的新理论，其结果，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连同他的其他理论一起全部抛弃掉。

　　事实证明，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上述两种发展可能性一直存在着，并直接关系到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命运。换句话说，两种命运同时存在，相互交错，使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过程呈现出许多矛盾的现象。现简略地介绍有关人物及其观点。

　　阿弗勒德·阿德勒（187O—1973）是维也纳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早期追随者之一。早在一九零八年，当阿德勒作为为数不多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周三讨论会”的成员而参加学术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明显的分歧性意见。有一次，在弗洛伊德的寓所召开的“周三讨论会”上，阿德勒坚决反对奥多·兰克宣读的一篇论文的观点。阿德勒认为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性起着较小的作用”。阿德勒在批评兰克的论文时，还明确地说，兰克的观点无非是重复了弗洛伊德教授的观点。这就表明，阿德勒所反对的，不只是兰克的观点，而是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

　　弗洛伊德也早就发现阿德勒在理论上同自己的分歧。弗洛伊德看到，阿德勒特别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很重视环境、教育方面的条件的作用。阿德勒是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中最早研究教育问题的人。此外，与弗洛伊德的那种不太关心政治的态度相反，阿德勒很积极地参与政治运动，据说他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教育方面的改革和精神治疗法的作用来改造整个社会。钟斯说，阿德勒的妻子是一位俄国妇女；当时流亡于维也纳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托洛茨基经常与阿德勒的妻子拉伊莎交往。

　　简单地说，阿德勒同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如果说弗洛伊德在追寻精神病根源和分析人类心理活动时很重视心理内部的因素的话，那么，阿德勒就强调社会的和实际生活过程的作用。他尤其强调儿童所受的教育与成年人所受的再教育对改造心理所起的作用。例如，阿德勒认为，环境对儿童心理所起的重要影响可以从独生子、孤儿与有很多兄弟姐妹的儿童在心理方面的差异中辨别出来。同样，在治疗精神病症时，弗洛伊德很重视那些已经积压成“潜意识”的“以往经验”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只要找出导致精神病的以往经验，就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治好疾病的关键。阿德勒则认为以往的经验仅仅是产生精神病的一个根源，要治好疾病主要取决于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及病人的适应能力的培养。

　　第二，弗洛伊德很重视“性”的因素，而阿德勒认为促使人们行动的是“追求权力”的欲望、胜过他人的野心等等。

　　第三，阿德勒的心理学以“卑劣感”为中心概念，提出了“补偿论”。在阿德勒看来，人人都有“卑劣感”；只是有人能克服或超越它，有的人则只能作卑劣感的奴隶。人从小孩的时候起，就有卑劣感。例如，儿童在不会站立时，就想站起来，在不会走路时，就想要走路。其结果，屡次的失败就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事事无能。但是，在外界和环境的不断刺激下，小孩子往往或多或少地产生一种克服“卑劣感”的心理，这就是“权力欲”的萌芽。在阿德勒看来，权力欲就是对于“卑劣感”的“补偿”。在日常失活中，有很多“补偿”的例子。如失去右手的人，就善于使用左手。补偿的努力人人都有，但其程度和效果并不一样。有的人的补偿努力不能持久，会中途退缩，因而达不到补偿的目的；有的人则努力地达到补偿与“卑劣地位”的平衡；还有的人则会使补偿超出原来的“卑劣性”，被称为“超度补偿”，结果，原来的卑劣地位转化成为”优越地位”。例如，口吃的德漠斯特纳斯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克服了口吃，成为古希腊雅典的最著名的雄辩家。他在马其顿入侵希腊时，发表动人演说，谴责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野心。所以，在阿德勒那里，德漠斯特纳斯成了“超度补偿”的典型。卑劣感表现在性的方面，就出现了女性的卑劣感，其结果使女性产生“男性的抗议”，意即女性拒绝当女性角色，争取成为男性角色。

　　弗洛伊德对于阿德勒的这些观点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弗洛伊德认为，阿德勒的这些观点必然走向对潜意识理论的否定。在给费伦齐的信中，弗洛伊德轻蔑地称阿德勒为“小弗莱斯”。弗洛伊德还认为，阿德勒的理论同尼采的“追求权力的意志论”毫无差别。

　　阿德勒也不愿向弗洛伊德妥协，他强调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独创性，并自称他的心理学是一种“个人心理学”。但他解释说，他所说的“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他声明，他用“个人”这个词仅仅强调“人格”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当然，阿德勒的观点并不是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它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但是，他的所有这些观点，从萌芽的时候起，就显示出与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格格不入。所以，在一九—一春天，阿德勒便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

　　同阿德勒一起与弗洛伊德发生决裂的，还有另一位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廉·斯泰克尔（1868－1940）。

　　斯泰克尔，也和阿德勒一样，很早就积极参加在弗洛伊德家中举行的“周三讨论会”。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更谈不上是一个理论家。他和阿德勒不同，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并不感兴趣。他所注重的是实际问题。此外，他和阿德勒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对潜意识的态度。阿德勒似乎否认潜意识的存在，斯泰克尔则承认潜意识的存在及其作用。

　　由于注重经验与实际问题，斯泰克尔在“象征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一九—一年，斯泰克尔发表了关于梦的著作，就在这部著作中，斯泰克尔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象征学”。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私下承认斯泰克尔的贡献。

　　斯泰克尔的性格，还是比较热情、乐观。弗洛伊德有一次对赫依兹曼谈到斯泰克尔，说：“他不过是一个吹鼓手而已，但我仍然还是很喜欢他。”弗洛伊德的这个评价虽然有点过分，但毕竟点出了他的个性中的弱点——不踏实。他的性格只适于交际，而不利于科学研究。他的浮夸作风，使他的科学论文缺乏扎扎实实的论据和论证。有一次，弗洛伊德问斯泰克尔，在他的文章中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的病人。斯泰克尔毫不在乎地说：“他们都是我假设出来的”。弗洛伊德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深感不满，因此，弗洛伊德建议《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不要刊载斯泰克尔的不牢靠的文章。

　　弗洛伊德认为，斯泰克尔没有主见，随风倒，人云亦云。弗洛伊德曾说，斯泰克尔只是阿德勒的“附属品”。

　　弗洛伊德同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在一九一二年五月。分裂的导火线是斯泰克尔同塔乌斯克的争吵。弗洛德伊很讨厌他们之间的争吵。但弗洛伊德觉得塔乌斯克毕竟有独特的才能，所以，弗洛伊德准备从一九一二年起让塔乌斯克主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斯泰克尔则表示，他绝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个组织上的安排，他“绝不允许塔乌斯克的文章发表在师心杂志》上”。显然，斯泰克尔已经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他以为他在“象征学”方面的成就已经可以使他取得与弗洛伊德平起平坐的“领导人”的地位。斯泰克尔经常说，“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可以看到远比巨人广阔得多的视野。”当弗洛伊德听到斯泰克尔喜欢说的这句话时，很严肃地说：“可能是这样，但呆在天文学家头上的虱子并不这样。”

　　最后，斯泰克尔的狂妄自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竟写信通知出版商停止出版《中心杂志》。这样，弗洛伊德同他的决裂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斯泰克尔宣布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为此写信给阿伯拉罕说：“我很高兴，斯泰克尔终于自己走自己的路。……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人。”

　　同阿德勒与斯泰克尔的决裂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的表面化，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弱点。虽然很难简单地评论双方的对错，但它毕竟说明精神分析这一新理论还有待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论证。










弗洛伊德传--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






第十五章　揭示迷信的心理根源

　　弗洛伊德所出身的家庭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是充斥着宗教迷信的烟雾和气氛的。他在那样的客观条件下长大、受教育，但却没有沾染上宗教迷信的污迹。他从懂事的时候起，他的保姆就带他去教堂，给他讲圣经故事，他爸爸妈妈又给他系统的宗教教育。他听着、思考着这一切。但随着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他终于怀疑这一切，并坚决地鄙视它们，抛弃它们。他把目光转向自然界，转向现实生活，转向人体及其活动本身，发现客观事物的奥秘就在它们自身。他象达尔文那样，认为不需要从超自然中寻找事物的本质。所以，当他研究心理的时候，他也只在人体内部，在人心内部，在人所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寻找和探索规律。他在著作中多次批判超自然的力量，批判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更重要的是，他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行为和实际体验表示他同宗教迷信势力的决裂。

　　更可贵的是，弗洛伊德并不是对宗教归结为简单的“谩骂”，他在指出宗教迷信的谬误之后，还认真地、科学地分析产生迷信的心理根源。

　　事情还是从《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的第十二章——命定论、机遇和迷信——谈起。在那一章中，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现象探索迷信心理的产生根源。

　　弗洛伊德举例说，一九零四年初，他度假归来。照例，每天要去探望一个九十岁高龄的女病人。“工作是那样单调无聊，在去看病的路上和看病当中，潜意识一不小心便要透露出来。她已超过九十高龄，所以，每过一年，我便要自问，她到底还能活多久。”这就是说，在给这位老病人看病前，早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弗洛伊德的内心中隐藏着一种想法：认为她已过九旬，实在无根治的希望，因而每天两次着她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治疗。实在没有多大必要。这种思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又被压抑下去，强迫自己去给她看病，因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已经逐渐形成关于不愿给她看病的潜意识。

　　有一天，弗洛伊德匆匆搭了一辆车去。停车站上每位马车夫原都熟知她的家址，因为弗洛伊德常雇他们的车去。可是，那天车过其门而不停，车夫把车驾到另一条外观相似的街道，停在同样的号码前。

　　弗洛伊德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差错。但是，它同任何一种“偶发行为”（见《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及本书第十章）一样，是潜意识的表现——是弗洛伊德心中不太愿意给这位老病人看病的心理的表现。

　　弗洛伊德说：“但是，如果我迷信，我会把它当作预兆，认为是在暗示着老妇人的大限已近，活不过今年了。历史上无数有名的预兆，大多数也不过是玩弄这种象征的手法而已。”

　　弗洛伊德很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与我的心理活动无关的事情能泄露天机、预卜未来的真相；但我相信，我自己心理活动的无意中的表露，一定是包含着隐瞒于其内的某些因素。也就是说，我相信外在的（实在的）事可以是偶然的，但不相信内在的（精神的）现象会是意外的。迷信的人正好相反，他们对偶发的错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悉，他相信精神生活里有所谓偶然或意外；所以他不免就常在外在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其‘意义’，在己身之外追寻神秘的天机。在我和迷信者之间存在着两大差异：第一，他把动机投射到外面去，我则在自己身上追寻；第二，他认为意外是一种事件，是外在的原因引起的结果，我则在一己的思想活动里求解释。他认为神秘的地方，我都看作潜意识，并努力揭露存在于‘偶然’之下的伏流，用人人所能了解的方法来解释。

　　根据这样的看法，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由于人们对各种“意外”事件的原因毫无所知，才把本来存在于心中的潜意识的动机“异化’咄去，在超自然的“彼岸世界”中寻找神秘的本原。所以，他说，所有的迷信观念“都只是投射到外在世界中的人心罢了。”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心理的这种自我外化还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说：“远在洪荒时代，人类的思想初萌，他欲解释外在世界的种种现象，舍人神同形同性论别无他途，唯有依自己的影象为自然及超自然力塑造种种人格，把它们人格化。他们一概以迷信的态度解释外在的意外，视之为他人或具人格的力量的意愿和作为（原始人相信，一个人的死必定是他人恶意、作祟、祈祷的结果）。当他们从他人的无意动作中推出严重的结论时，他们表现得象妄想症病人那样（比如相信他人在作法使巫，促你早死——这是原始人和妄想症病人共有的想法）。”

　　所以，弗洛伊德继续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思想，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而知它们便是迷信的根源。”

　　当然，弗洛伊德在这里讲的，是产生迷信的一部分心理根源。他远没有全面地揭示这个心理根源的全部内容，更没有分析产生迷信的社会根源和其他客观条件。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用这么短的篇幅，当然不能囊括‘迷信心理学’的一切。”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全面探索的宗教迷信的问题，在一九一二年的《图腾与禁忌》中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一九一二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这一年年初，弗洛伊德筹办的《意象》杂志正式问世发行了。同时，《图腾与禁忌》这部重要著作也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一年年底，弗洛伊德又创办《精神分析杂志》。尽管这一年里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弗洛伊德对自己的成就是满意的。

　　《意象》杂志由汉斯·查赫具体负责。这一杂志的创办目的是要开辟一个非医学性的心理研究的新阵地。弗洛伊德早就打算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医学和心理学以外的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象”这个名称本来就是取自斯匹德勒（1845—1924）的那部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我最早的经历》的。“意象”原文“Imago”的本来意义是用来表示年幼时遗留下来的理想化的父母形象的，所以，有时将它译成“成象”。弗洛伊德在一九—一年就集中地思考了宗教的心理根源问题。所以，《意象》杂志创办后，弗洛伊德便将他研究原始人宗教、文化的成果发表在上面。

　　《图腾与禁忌》研究存在于原始民族部落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追溯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原始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全书共分四章，分别论述“乱伦的禁忌”、“禁忌和矛盾感情”、“精灵说、巫术和思想的万能论”及“图腾崇拜现象在孩童时期的重现”。

　　我们在这里，只着重分析弗洛伊德的论宗教观点。

　　弗洛伊德从分析玻利尼西亚人关于“塔布”（即禁忌）的双重意义入手：一方面，它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由此可见，禁忌的来源应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原始民族把这种假设的神秘力量称为“玛那”，它可以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为媒介加以传达。例如，一位国王或僧侣附有“玛那”，则其本身将因它所具有的神圣性而成为禁忌，因此，当一位平民触及到国王或僧侣的身体时，他将因玛那的作用而受到禁忌的处分，通常是被处死。弗洛伊德将原始民族的禁忌分为三类：对敌人的禁忌、对统治者的禁忌和对于死人的禁忌。

　　这些禁忌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弗洛伊德说：“任何从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对个人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作深入的研究，都将很快地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陌生。”弗洛伊德接着指出，原始民族对禁忌的信仰同患强迫性心理症的病人的“临床症状和心理机转”没有区别。

　　弗洛伊德指出，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存在一种“禁止接触”的强迫性观念。具体说来，它们的共同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它们都找不到明确的动机；

　　（二）它们都由一种内在的、心理的“需要”来维持；

　　（三）它们都很容易替换，而且，都有一种可经由被禁制物体而传染的危险；

　　（四）它们强迫人们从事一种等于或类似于仪式的行为。

　　下面举一个实例说明强迫性心理症之———“接触恐惧症”的临床表现及心理机制：

　　一位病人从小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触摸”欲望”，它超出了一般人所喜爱的程度而显得有些特殊。但这种欲望为外在的禁制所阻挠。接着，这种禁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内在力量（即所谓“超我”）来支持，同时，这种内在力量（代表道德观念等）已远胜过他对触摸欲望的本能，所以，这种禁制也就被接受了。然而，这个小孩于原始心理的组成，也就是本能，并没有被这种外来的禁制所消除。触摸欲望只是被压抑而消失在潜意识里。禁制和本能二者都仍然继续存在着：本能仅仅是被压制而不是被消灭；而禁制如果停止发生作用的话，本能就会穿过意识层次而活动开来。在这种禁制与本能的不断冲突中，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心理的固置。

　　这种“固置”实际上是“自我”对于某一单纯物体或与此物体有关的行为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不断地希望去作这个触摸行为（视之为无上的享受），可是他也同样憎恨它。喜爱与憎恨的两股源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它们以谁也无法战胜谁的僵持方式存在于自我的内心里。禁制本身在意识层次中喧嚣，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却深藏在潜意识中使自我无法觉察到。正因为两者分存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矛盾才能长期存在下去。

　　在上面所举的临床病历中，病人在幼年时期所受到的那种强迫接受禁忌的观念是主要的关键所在。另一种重要因素则是在同一时期内的潜抑机转的发展。由于压抑的结果，它产生了一种记忆消失——健忘，对禁制（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动机保持无知。禁制的强度及其强迫性质，取决于潜意识中存在着的那股反对势力——触摸欲望的大小。禁制所以容易发生转换或延伸，反映出一种与潜在欲望的活动有关的心理过程。被压制的欲望经常不停地寻机表现出来，寻找“替代物”来掩盖自己，所以，禁制本身为了达到有效地实行压制，也必然相应地变换禁制的形式。对于这两种冲突的自然抑制产生了一种宣泄的需要，这种宣泄能降低占优势一方的压力，这也就是强迫性行为一再被实行的原因。对心理症病人来说，强迫性行为很明显地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一方面是一种因懊悔而努力赎罪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在同一时间里以替换的行为来补赏被禁止了的本能。当这些强迫性行为在本能的控制下愈来愈少的时候，则表示它愈来愈接近原来被禁止的事物了。

　　对于原始民族来说，禁忌也是一种从祖辈时期长期传下来的强迫观念。它是一种外在压力（某些权威）所附加于原始民族的禁制性力量，它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如此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也可能只是一种经由父母和社会权威强制构成传统的结果。但当它延续到较迟的后代时，它们很可能被“组织化”而成为一种遗传性的心理特质。然而，随着禁忌的维持，与禁制相反的力量——企图破坏它、超越它的意愿也必然继续存在着。原始人对禁忌事物必然产生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服从它，又讨厌它。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触犯它，但又害怕这样做。他们恐惧，就是因为内心有触犯它的欲望，他们的恐惧，表现出他们对内心的那股欲望的忧虑。

　　对于“精灵说”、巫术、“思想万能论”的产生及本质，弗洛伊德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关于宗教迷信观念的起源及本质的探讨，最后都总结在他写的一个提纲——《关于文明、文化与现代人问题》上。这个提纲是为答复罗曼·罗兰的质疑而写的。

　　弗洛伊德明确表示，“精灵和神异从来都不屑与我这低卑俗气的人打交道。所以，迄今为止仍无任何个人经验督促我相信奇迹。”这种无神论的坚定立场乃是他研究宗教问题的坚定出发点。

　　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这种把宗教归结为麻醉剂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揭破了宗教的本质。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人所以需要自我麻醉，是因为有压力。他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由于生活负担太重，因此，烦恼亦随之增加。这种苦恼主要是来自：（一）自然界的压力；（二）自身肉体的弱点；（三）家庭、社会、国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安全性。也正因为这些来自生理、心理上的压力，使人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麻醉。”

　　当然，人们逃避烦恼的方式，不只是采取宗教迷信这个唯一的途径。所以，弗洛伊德说：“至于逃避苦恼的方式，简单地讲，大略有下列方式：（一）药物中毒，也就是借迷幻药来麻醉自己以便暂时忘却烦恼。（二）抑制冲动——这类人大约以禁欲论者为典型代表。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因所有的烦恼是由欲望而产生，故降低欲望可成为减少烦恼的一种有效方式。不过，我并不赞成这种方法。因为当一个人把欲望降低到最低程度后，多姿多彩的生活也将变得索然无味，而生命本身也将失去其原有的光辉。（三）升华——即借着自我的提升把自己从心理上的困境以更合理或积极的方式表达出来。（四）幻想——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企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五）脱离现实——当所承受的压力太大而无法抗拒时，有些人就开始想从现实中超脱出来，这也是造成妄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在分析迷信心理的时候，很轻蔑地将它比作幼儿时期的愚笨心理。接着，在《精神分析新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宗教是人在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异常心理，是“一种神经病”。他认为“宗教是某些人狂妄地企图控制知觉世界的徒劳尝试；借着这种尝试，这些人妄图把整个世界置于其中……但它毕竞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的教义具有时代的烙印，那便是人类之愚蠢的儿童时代的印记……但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毕竟不是一个育儿所。”

　　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宗教产生的根源。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包含着许多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性。但他确实已经作到了许多同时代的心理学家所无法达到的深刻程度。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眼看着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陷于宗教迷信的迷途中，是不堪忍受的。他立志揭露宗教的虚伪本质，把它的产生根源与本质从别有用心的神职人员所杜撰的谎言中、从神秘的天国中，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和人的心理活动中，从而使人们看到宗教不过是一部分人欺骗另一部分人的工具罢了。

　　他说：“撰写论图腾的著作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要读一大堆我本来不感兴趣的厚书，因为我早知道这些书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通过大量的材料我又轻而易举地论述了这个主题……我把这次写作看作是一次小小的休息。从中我发现了我的新生命，犹如我又一次新婚一样。”接着，他又说：“自从《梦的解析》以来，我从没有象这本书那样以如此完满的信心来写作过。”他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最伟大的和最后的一本好书。”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这本书要在慕尼黑代表大会（一九一三年举行）召开以前发表，以显示“我们同一切雅利安种族的笃信宗教特性之间的突出区别。”

　　这本书出版后，自然引起欧洲各国那些宗教狂的不满，就连学术界也对它表示冷淡。但弗洛伊德并不灰心，他继续思索着如何把精神分析学深入地应用到各门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科学领域中去。










弗洛伊德传--第十六章　“皇太子”容格






第十六章　“皇太子”容格

　　在一九—一年和一九一三年，由弗洛伊德领导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先后召开了魏玛代表大会和慕尼黑代表大会。

　　由于阿德勒于一九—一年春退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所以，在该年九月召开的魏玛代表大会是充满着友好的气氛的。这次会议有五十五个代表参加，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是高水平的。有几篇论文，后来一直被公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阿伯拉罕论“发狂与忧郁交互发作的精神错乱症”、费伦齐论同性恋的文章和查赫论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科学的交互关系的文章等。兰克的杰出论文《论诗歌与传说中的裸体题材》是大会上最后宣读的、也是最好的文章。

　　弗洛伊德在大会上所宣读的论文是《对一个妄想症病例的自我剖析的注解》。在这篇论文中已经透露出他对于人类神话起源、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兴趣，它实际上为《图腾与禁忌》作了准备。

　　当时，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容格在工作报告中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已拥有一百零六个成员。在欧洲又有法国、瑞典、波兰、荷兰四个国家的学者开始投入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工作。

　　从一九一二年起，弗洛伊德同容格的关系才开始冷淡下来。

　　按照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以往惯例，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应是每年举行一次。但一九一二年并没有召开大会，因为大会主席容格在一九一二年夏天到纽约去讲学。

　　弗洛伊德看到了即将出现的新裂痕。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在我们面前会出现暗淡的时刻，只有下一代才能承认我们的成果。但我们仍然享有无上的乐趣。”

　　在那年年初，钟斯就已经从容格那里听到即将来临的新的分裂风暴的讯息。

　　在过去两年，容格和弗洛伊德都已经着手考虑神话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的问题。在这以前，弗莱彻尔曾在一九一零年发表过四卷本的《图腾与异族通婚》的著作。这一著作为弗洛伊德思考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但是，在一九一二年撰写《图腾与禁忌》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容格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实际上，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分歧早在纽伦堡大会以前就已有先兆。在沙尔斯堡大会之后，阿伯拉罕曾写出关于神经质病症与“性”的关系的论文。阿伯拉罕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完全一致。可是，当时的容格就已表示很激烈的反对态度。容格明确表示，神经质与“性”不存在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但一直到弗洛伊德同阿德勒的关系决裂为止，弗洛伊德始终没有认为他与容格在理论上的分歧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决裂。

　　当容格与弗洛伊德共同研究神话和原始宗教的问题时，弗洛伊德才逐步发现他们俩之间的理论分歧是难于凋和的。

　　一九—一年夏末，当容格访问美国时，弗洛伊德对容格的不满情绪就有所发展。一九一二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僵化。

　　一九一二年，容格发表了《论原欲的象征》这一著名论文。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公开地宣布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根本对立。容格坚持认为”原欲”这个概念只代表“一般的紧张状态”，而不是只限于“性”方面的冲动。容格在一封信中说，他认为”原欲”的概念必须走出“性”的狭窄天地，而把它看作是一般的心理冲动。

　　同时，一九一二年夏末容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了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

　　十一月，弗洛伊德同容格在慕尼黑会谈。在会谈中，双方的争执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

　　但是，直到一九一三年召开慕尼黑代表大会为止，容格仍然没有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因而他始终担任该会主席和《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的主编。

　　一九一三年十月，容格才写信给弗洛伊德正式表示要辞去《年鉴》的主编职务，他还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可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下去。

　　一九一四年四月，容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职务。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容格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容格退出学会后，阿伯拉罕担任临时主席职务，负责筹备拟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于德累斯顿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大会就无法召开。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弗洛伊德与容格分裂的原因，有必要简单地介绍容格及其思想观点的演变情况。

　　一八七五年七月卡尔·容格生于瑞士克斯维尔。他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五年在瑞士巴塞尔念完中学之后就升人巴塞尔大学。一九零零年于巴塞尔大学毕业后，就到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工作，成了著名的布洛伊勒教授的助手。

　　在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中，容格向他的导师布洛伊勒教授提议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从此，打开了容格与弗洛伊德合作史的新一页。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理论观点的分歧并没有使他们的合作维持十年以上。

　　从一九一一年以后，容格就逐渐提出了系统的、与弗洛伊德对立的观点。简单说来，容格的理论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容格的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是所谓“集团潜意识”。

　　在接近弗洛伊德之前，容格曾进行”联想测验”去探寻心理深层的奥秘。他认为潜意识中不仅有个人出生后经验过的东西，还有祖先经历过的经验。容格的这种想法，使他从潜意识的研究转向原始民族的研究。正是在研究原始民族的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时候，弗洛伊德发现了容格的研究方向“有抛弃潜意识理论的危险”。

　　容格认为，梦中所以有许多不能了解的东西，是因为其中掺杂着许多原始的、祖先的观念的缘故。例如，人类的祖先常用棒和竿来表示男性性器，这也在梦中出现。

　　在解释集团潜意识时，容格是用未来或目的来解释内容的；这同弗洛伊德用孩童时期的以往经验来解释是不同的。

　　（二）创立了以区分“外向性”和“内向性”为主的“性格学”，放弃弗洛伊德用“性”的发展来给人的性格分类的“性格学”。

　　容格对人的性格的分类可用下图表示：

　　外向性　　　　　　内向性

　　1.外向思考型　　1.内向思考型

　　2.外向感觉型　　2.内向感觉型

　　3.外向感情型　　3.内向感情型

　　4.外向直观型　　4.内向直观型

　　具体他说，以上八种类型的性格，有以下不同的内容：

　　1．内向思考型：重视自己的想法甚干事实，不焦急，冰冷，没有朋友，独断独行。

　　2．外向思考型：主智，不宽容，不承认他人想法。

　　3．内向感觉型：不用刺激来表现感觉，纤细而焦虑，善于比喻。

　　4．外向感觉型：常求外在刺激，享乐，容易陷于无聊，对抽象物不感兴趣。

　　5．内向感情型：感受性强，多情，但不把这些感情显现于外。

　　6．外向感情型：遵从社交习惯，喜欢他人所喜欢者，容易接受暗示。

　　7．内向直观型：非现实的、主观的态度，关心可能性的事物。

　　8．外向直观型：不稳定，喜欢变化，有先见之明，有时胡乱冒险，喜欢赌博，充满幻想，不易为别人所了解。

　　（三）精神治疗法的基本内容就是尽量使病人适应周围现实环境。弗洛伊德把精神病的根源归结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而容格认为病源是不善于适应环境。这是与容格的下述看法有关：人具有积极的开拓环境的精神，以自己的行为创造自己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容格与阿德勒有相似之处。

　　在容格与弗洛伊德决裂以后，容格的追随者和学生们都竭力否认他们的领袖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例如，容格的学生雅可比和伯纳德都分别在他们的同名著作《容格》中否认容格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实际上，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就连容格本人也承认他是受弗洛伊德的启示的（见容格著《回忆、梦想与思考》）。弗洛伊德本人在发现容格的天才以后，一直很重视他，弗洛伊德曾亲切地称容格为“我的亲爱的儿子”。容格自己在《回忆、梦想与思考》中说，弗洛伊德曾称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和皇太子”。

　　据钟斯和宾斯瓦格尔说，弗洛伊德经常把自己比作“摩西”（希伯来原文为M0sheh，一译梅瑟，是传说中的犹太民族的古代领袖。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带领犹太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从埃及返回迦南），而把容格比作“约书亚”。《圣经·日约》中的《约书亚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喻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显然，弗洛伊德用这个比喻来表示希望容格继承他的事业，深入探查“精神分析这个王国”。弗洛伊德曾说：“当我所建立的王国被孤立的时候，唯有容格一个人应该继承它的全部事业。”

　　但是，理论观点的对立终于使弗洛伊德与容格这两个精神分析大师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从一九一三年以后，精神分析学工作者分成弗洛伊德派、容格派和阿德勒派三大学派。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又有新的学派出现，其中以苏利文（1892一1949）、霍尼（1885一1962）、佛洛姆（1900一 ）、和埃利克森（1902一　）等人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派”最为活跃。










弗洛伊德传--第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在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势力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渗透进来。奥匈帝国还伺机蓄意消灭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当作自己争霸巴尔干的前哨。在奥塞冲突的背后，酝酿着俄奥的冲突并势必引起俄、英、法三国协约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斗争。这样，巴尔干成了各西方列强矛盾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

　　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早就心怀不满。一九一二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谴责各大国的争夺，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但是，他对政治的厌恶又使他千方百计地逃离政治，因此，他和其他许多奥地利人一样，并没预料到战争将在一九一四年爆发。当战争爆发时，他感到震惊。但很快他又陷入少年时代的那种热情——读者可以回顾弗洛伊德在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爆发时的狂热态度。接着，弗洛伊德陷入了冷静状态，置战争于不顾，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同时，在一九一五年春的六周内分写出了五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三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两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十一天内完成的。

　　在一九一五年春末夏初的六周内，他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五篇以上的论文。八月，他写信给钟斯说，他计划要写的关于超心理学的十二篇论文全部完成了。他说，他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有七篇没有正式发表。这些论文可能被弗洛伊德本人烧毁了，因为他不满这些文章的质量。

　　从表面看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严重地干扰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容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一九一三年夏天，就组成了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斯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阿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觉得，这个委员会如果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这个委员会。在写给艾丁根的信中，弗洛伊德说：“这个委员会的奥妙在于分负我的重担以保证未来的前途，这样一来，我才可以平稳而安心地沿着我的道路走到底。”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斯。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至少在十年之内，一直很顺利和很圆满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离弃我的人（如容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费伦齐、兰克、钟斯、布利尔、查赫、裴斯特、范埃姆登、雷克及其他等人，都忠诚地与我合作十五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一九一五年，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时，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了这场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亲密朋友和亲人（他的大儿子马丁和小儿子厄纳斯特在大战爆发后不久就参军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亲密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战争的爆发还促使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看病的人很多；现在，病人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他不仅努力地写作，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来回避外间世界的讨厌事务。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大大地超过了它所给予我的东西。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学生。她在战前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伟大人物的女人，她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豪他说，她曾迷恋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高度地评价了沙洛姆女士的品格，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同沙洛姆的联系。沙洛姆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但我确实认识到我和我的同代人将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快乐的世界。一切都是令人讨厌的……”

　　弗洛伊德一方面厌恨战争，另一方面也对容格等人的分裂运动感到愤慨。所以，他对形势的看法越来越悲观。一九一四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严厉地批评了容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通过这些不停地著述活动，他试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阵地。

　　一九一五年，奥地利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访问弗洛伊德。当时，李尔克已经四十岁，而弗洛伊德则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李尔克因被征入伍而来到维也纳，两人在谈话中讨论了文学创作的问题。

　　一九一六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到什么。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会导致什么以及会延续到多久。……这里的消耗是很严重的，而且即使在德国也不再存在牢靠的乐观前景。”他在信中还说，他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是准尉，他们俩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作为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很关心自己的儿子的生死前途，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四份报纸。

　　一九一六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面临许多困难。战争使粮食严重地缺乏起来。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面临着缺粮的威胁。他还得了重感冒病，使他的身体衰弱起来。他的六十岁生日是过得很凄惨的——几个儿子都在前线，又没有足够的东西吃。

　　到了一九一七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加困难。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一九一七年夏天，他在措尔巴多山区度假。这个有四千尺高的山区，天气很凉快，但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也到那儿同他一块度假。

　　那年春天，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一九一五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一九一七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最初征候开始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颚经常颤抖，而且不时地发痛。弗洛伊德逐渐地担心，他会在他母亲去世前死去，而这将给他的老母一个不堪忍受的打击。一想到这，他就更加忧虑。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九月二十八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在德国全面崩溃之前，最后一次集会于一九一八年在布达佩斯举行。那时中欧同盟国曾派官方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赞同设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疗战场神经质病。可惜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同样的，我们的主要会员之一安东·弗伦德曾设想一套周密的计划，要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中心，但也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混乱，加上弗伦德本人的早死，而无法实现。此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时期，费伦齐也以官方正式承认的精神分析专家的身分在布达佩斯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这里所说的东欧各国政府指的是奥地利、德国和匈牙利政府。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参加了大会，表明在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许多患严重精神病的士兵。

　　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几个月以后，即到一九一九年春夏期间，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大战结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他等了好几个礼拜，一直没有得到大儿子的音信。十二月三日，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人民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治疗。马丁在医院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九年八月为止。

　　在战争刚刚结束、纸张短缺的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七百多页，比前三卷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的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发奋著书。这一年，他的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发表了。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使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笼罩了一片阴影。弗洛伊德本人的诊所收入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下，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寒冷迫使他在室内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他原有的价值十五万克朗的存款化为乌有。这样，当他六十岁开外的时候，他手头仍然一文不名。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曾写信给钟斯说：“我简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处境也是很困难……遗憾的是，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很坏的年头里。”

　　一九一九年底，弗洛伊德夫人也身患重感冒而更加衰弱了。

　　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景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到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人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部门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在各部门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一九一九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一九二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费伦齐说：“我刚刚完成一篇二十六页长的论被虐待狂的病源学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经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它的题目带有神秘的色彩：《快乐原则的彼岸》。”这篇文章于那年夏末写就。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弗洛伊德传--第十八章　二十年代的理论建设






第十八章　二十年代的理论建设

　　经过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多年时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得到了发展，但弗洛伊德觉得，他的潜意识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最终解决“潜意识何以能发生作用”这个根本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潜意识的来源、性质及其发生作用的过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周密的思索，弗洛伊德终于发现：“在心理学领域内，为了兴建更加高大的理论大厦，再没有比建立一整套关于本能的基本原理更加重要和更加急切的事情了。”

　　关于本能的理论，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经历一段变化过程的。他最早把本能分为两组：一种是保存种族的“性本能”，另一种是维持个人生存的“自我本能”。后来，他发现这种分类有片面性，容易造成两者互相对立的迹象。他认为，“性的本能”固然是为保存种族发展所必需的，但同时也应该符合“自我”的利益。总之，他认识到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种族的存在和个人的存在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因此，个人的本能与种族的本能应该是一致的。

　　由此出发，弗洛伊德把本能重新加以科学的分类。必须指出，这一新分类的基础就是弗洛伊德为精神病人进行治疗的临床实践以及他研究人类性欲的发展规律所得的经验。

　　他在治疗性变态时，发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冲动——这一冲动的协调和斗争的结果，才使个人和种族的存在成为可能。在性变态，这种对立倾向的典型暴露就是性虐待狂和性被虐待狂。性虐待狂是通过强加给性对象的痛苦来获得性满足；被虐待狂则是借着本人受到的痛苦以获得性满足。弗洛伊德说，人类的一切本能的冲动归根到底是这两种本能力量按不同比例的结合。

　　被虐待狂，即自虐狂，假如我们抽掉其性的成分，则是一种自我破坏的倾向的存在。在人类的人格发展史上，全部本能原先都是包含于或局限于自我的范围之内，后来才向外界寻求发展，对外界对象感兴趣。所以，自虐狂所代表的自我破坏的冲动，比起虐待狂，即他虐狂来说是更加原始的，也是较早出现的。在他虐狂的情况下，这种破坏的冲动不再内向自己，而是转向外方。这种冲动在后来就发展成为侵略，一旦这种侵略在外界遇到不能克服的障碍，它便再度转向内方。要兔除这一点，就必须在外界寻求它得以破坏的对象。所以，弗洛伊德在一九二一年发表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一文中说：“我们必须毁掉别的东西和别的人们，免得毁掉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避免那种自我破坏的倾向。”后来，弗洛伊德在致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战争就是破坏冲动向外界的转移。”（见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合著《为什么战争》）。

　　根据这些分析，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乃是一个本源，一个意向，和一个目的。这种本源是人体内的一种紧张状态，而它的目的便是消除这种紧张。在从本源到实现它的目的的过程中，本能在心理上变成为能动的力量。因此，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一定方向冲出的一定数量的力”（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新论》）。

　　通过对各种冲动及其本源的研究，弗洛伊德才把本能分为两类——“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

　　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所发表的著作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研究“本能”、“自我”和“超我”的概念的。这些重要著作包括；

　　（一）一九二零年发表的《快乐原则的彼岸》、《一个女性同性恋病例的心理成因》。

　　（二）一九二一年发表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三）一九二二年发表的《梦与精神感应》和《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恋之某些心理症机转》。

　　（四）一九二三年发表《自我与原我》、《幼儿的原欲性体系》和《有关梦的解释与实际》。

　　（五）一九二四年发表《心理症与精神病》、《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瓦解》、《受性虐待狂的经济问题》和《精神分析学概要》。

　　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自传》中，弗洛伊德对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在我往后几年的著作中，如《快乐原则的彼岸》、《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自我与原我》等，我让自己的那种由来已久的思索方式任意驰骋，并且对本能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了一番整顿的工作。我把个人的自卫本能和种族保存的本能结合起来，而形成‘爱洛斯’观念，并和默默地进行着的死亡或破坏的本能相对照。一般说来，本能被认为是一种生物的反应，是为保存某一种状态以免外来的阻扰力的破坏的一种意向或冲动。本能的这种基本保存力的特征，因反复性的强迫观念而更形明显。而生命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景象，正是爱洛斯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相合又相斥作用的结果。”

　　其实，弗洛伊德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在那五、六年内短期思考的结果，而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而来的。早在一九—一年，弗洛伊德就已在《心理功能两原则之剖析》一文中注意到人类心智活动中“快乐”和“痛苦”两原则以及取代它们的现实主义原则的重要意义。后来，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和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弗洛伊德又尝试建立“超心理学”。据弗洛伊德说：“超心理学把每一种心智过程都用我所谓的‘力学的’、‘地形学的’和‘经济学的’三坐标来加以衡量。……这种方法无异代表了心理学所能达到的更高远目标。”这表明，弗洛伊德早就思索着心理学的最一般性的理论，试图使他的精神分析学建立在更稳固、更广泛的基础上，并使自己的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更广泛的影响。

　　正因为经过了这样长时间的准备，弗洛伊德才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社会生活开始逐步安定的情况下，集中精力解决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本能及其与“超我”的关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从二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把思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心理学之外的广阔领域。

　　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课题仍然是宗教和文学艺术。

　　现在我们再根据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拜物教》、《幻想的未来》和一九三零年发表的《文明及其不满》三本书的基本观点，补充说明弗洛伊德的宗教观。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对宗教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集中地解决它的历史起源问题。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一九一二年，他就已经尝试在《图腾与禁忌》中，“应用最新发现的精神分析所见，去探讨宗教和道德的起源。其后，在我的两篇论文——《幻想的未来》和《文明及其不满》中，我把这个工作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我更清楚地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各个事件，人类的本性的各种表现活动，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原始经验的沉积（最明显的例子是宗教）等等，都不过是自我、原我、超我这三者之间冲突斗争的反映而已。换句话说，只不过是将精神分析对于个人的研究搬上一个更大的舞台去演出而已。在《幻想的未来》中，我表白了对宗教价值的根本否定。后来我又发现宗教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产物罢了。”

　　弗洛伊德认为，在他以前，关于图腾崇拜这样一种原始宗教的起源的研究，可以归纳成四类：（一）唯名论的；（二）社会学的；（三）心理学的；（四）历史的。

　　弗洛伊德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没有揭示宗教的真正本源。当然，上述四种观点中的最后一种——历史的观点，尚有合理的内容，可供我们深入研究宗教起源的借鉴。弗洛伊德认为，达尔文是用历史观点研究宗教的一个代表人物。达尔文从观察高等猿猴的生活习性中推论出人类和这些猿猴一样在早期曾以小群体方式集居生活。在群居中，由于嫉妒的心理使年龄较大和较强壮的男性担负起预防杂交的责任。

　　达尔文在猿猴的习性中看出的迹象，弗洛伊德在研究幼年儿童的心理活动时看得更清楚了。

　　男性儿童初期产生的恐惧心理起源于他们对父亲的恐惧。弗洛伊德说：“要是图腾动物即代表父亲的话，那么，图腾观的两个基本因素——禁止屠杀图腾和禁止与相同图腾的妇女通婚——就正好与伊底帕斯的两个罪恶（杀害父亲并与母亲结婚）隐隐相映。”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图腾制度乃是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在人类早期历史中的表现。

　　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大量地引用人类学家、《圣经》批判家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研究成果。

　　威廉·罗伯逊·史密斯（1846—1894）是苏格兰神学家、东方学家。他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闪族的宗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图腾餐”的特殊仪式是图腾崇拜的主要部分。

　　弗洛伊德说：“现在，要是我们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图腾餐和达尔文对原始社会形态的陈述来对图腾作一深入的探讨，那么，我们就会逐渐深入地了解图腾的本质。”

　　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在食人肉的野蛮民族里，除了杀害父亲外，还吃他的肉。在此种情况下，那位残暴的父亲无疑成为儿子们畏惧和羡慕的对象。因此借着分食他的肉来加强他们对父亲的认同感。同时，每个人都经由此而分得了他的一部分能力。由此看来，图腾餐也许可说是人类最早的庆典仪式，它正是实行和庆祝值得纪念的和残酷的事件的行为，它是往后所谓的‘社会结构’、‘道德禁制’和‘宗教’等诸多现象的开端。”

　　在弗洛伊德看来，图腾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儿子们与父亲间所达成的默契行为。因为，就图腾来说，它提供了一位父亲所能提供给儿子们的一切幻想——保护、照顾和恩惠，而人们（指儿子们）则保证尊重其生命，即保证不再用杀害父亲的手段对待它。同时，图腾观又包含了一种自我审判的意味：“要是父亲象它一样对待我们，那么，我们绝不会杀害他。”也正因为如此，图腾观的出现使整个事情和过程罩上了和谐和圆满的气氛，也使人们逐渐忘却其起源。

　　所以，弗洛伊德说：“于是，宗教思想开始萌芽。图腾宗教是导源于儿子们的罪恶感，他们为了减轻此种心理而以服从它的方式来请求父亲的宽恕。所有以后的宗教大概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难题。这些宗教所以产生差异，只是由于文明程度及人们对它所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不过，从根本上说，它们都具有相似的本质，而人们也无时不在对它作挣扎。”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兄弟间的情感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人们还把血亲间的关系神圣化；同时强调了族内人民的团结。为了保障个人的生命安全，所有的兄弟都声明不再用对付父亲的方式来对付他人。换句话说，人们开始防止任何类似父亲命运的再现。至此，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止屠杀图腾的禁忌已逐渐附上了带有社会色彩的禁止兄弟相互残杀的禁制。原有的家长统治形态也开始首次为以血亲为基础的兄弟部落所取代了。最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存在是建筑于大家对某些共同罪恶的认同；宗教则是由罪恶感及附于其上的懊悔心理所产生；至于道德，则一部分是基于社会的需要，一部分则是由罪恶感而促成的赎罪心理所造成。”

　　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神的观念代替了图腾的观念；神也不过是父亲形象的一种夸大形式而已。

　　总而言之，对父亲的仰慕可说是构成各种宗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自然，在以后的漫长演变过程中，人们对父亲或人们与动物间基本关系的改变均可影响到人对神的看法。所以，父亲角色与图腾及神之间的关联性是精神分析学应用于宗教研究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

　　弗洛伊德明确地表示了宗教观念的产生和演变是同原始社会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有密切关连的。

　　弗洛伊德说：“我无法具体地说明在发展过程中母神出现的情形（因为弗莱彻尔和罗伯逊·史密斯所提供的原始资料只限于父系社会的情况），因为她们的出现可能是在父神之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父亲态度的演变，其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内，它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父神观念的产生，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形式逐渐演变成一个以家长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接着，弗洛伊德还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动物逐渐失去其神圣性，而祭物也慢慢地与图腾动物脱离原有之关连；它最后终于变成一种纯粹用于取悦和祈求神的东西，而神也被夸大成为远远超越出人类并只能经由僧侣等中间媒介才能沟通的彼岸力量。就在这同时，国王的观念开始在社会制度上出现，家长统治的结构也逐渐转变成接近国家的形式了。”

　　关于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论，我们只介绍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介绍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进行理论建设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文学艺术问题。










弗洛伊德传--第十九章　对美术、电影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十九章　对美术、电影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始终对文学艺术抱着浓厚的兴趣。他早年废寝忘食地飨读古今文学名著，提高了他的文学艺术修养。而且，由于他一直保持同文学艺术界的联系，关心文学艺术，努力进行创作实践，使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文学艺术史的问题以及写作方法问题，都有很深的认识和造诣。

　　弗洛伊德本人的写作能力很强，文风优雅、朴实。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表现浪漫和想象的色彩，又要通俗、简朴，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理解。这种基本观点与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切精神科学以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都必须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说：“自从《梦的解析》一书问世以后，精神分析再也不是纯粹属于医学的东西了。当精神分析出现于德国和法国的时候，它已经被应用到文学和美学上，以及宗教史、史前史、神话、民俗学、乃至教育学领域……关于这些医学之外的应用，主要的还是以我的著作为起点。我不时会写一点这方面的东西，以满足我对医学之外诸问题的兴趣。其后，别人（不只是医生，而且其他各学科的专家也如此）才沿着我的路线前进，并且很深入地进到不同的论题上去。”接着，弗洛伊德又说：“经由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过程，‘精神分析’一词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两种意义的概念。它的原意本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治疗法，而今则成为一门专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本身很少能独立地负起处理某一问题的全责，但它似乎注定要对许多知识领域，提供最有价值的援助。如今，精神分析学应用范围之广，一如心理学，已经成为这个最伟大的时代中不可缺少的一门补助科学。”

　　弗洛伊德对于文学艺术及其他社会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起于十九世纪末发表的《梦的解析》。接着，他先后在其重要作品中——《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年）、《性学三论》（1905年）、《机智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年）、《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1908年）、《诗人与空想》（1908年》、《达芬奇的幼儿期回忆》和《图腾与禁忌》（1912年）不停地研究同一类的问题。这一切是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更深入地研究文化问题的出发点和稳固前提。

　　弗洛伊德从二十年代起，开始更多地同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李尔克、威尔斯、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来往。他同他们的直接接触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直接地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文学艺术问题。

　　在当时的作家当中，最早访问弗洛伊德的是本世纪初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1875—1926）。李尔克在一九一五年被召入伍而路过维也纳时，曾拜访过弗洛伊德，并在弗洛伊德家度过最愉快的时刻。李尔克的象征主义文学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象征主义认为“真正的艺术”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以梦幻的浪漫形式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他们认为，作家的王国是深沉的梦境。他们歌颂黑夜、回避光明的白天生活，反对理性，强调内心深层的任意变化。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别人；应该写个人的细腻的病态感情，而不应直接地关心社会生活，因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有人评论说，在象征主义的那些美丽的词句的背后隐藏着深奥的思想，但它又象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一样，实际上是虚幻的骗局。这样一来，象征主义便把创作的浪漫主义完全地歪曲成为主观杜撰的写作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启心灵的大门提供了钥匙，但不问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而达到不同的终点。而象征主义的文学流派受尼采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很大。尼采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这就使那些在尼采哲学影响下的颓废作家心安理得地走他们脱离现实的道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象征主义就是这样一些悲观厌世的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实际上，他们只是片面地应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

　　二十年代后期，德国作家阿尔诺德·茨威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我认为，你必须为公众树立起你的形象，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一整个时代留下你的印记。”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对他的赞赏。罗曼·罗兰还表示说，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罗曼·罗兰在德国作家史迪凡·茨威格（1881—1942）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三个人各抒已见，探讨着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

　　众所周知，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的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初他曾陆续发表《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等。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正是他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的时候。一九二四年访问弗洛伊德时，他正在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心灵》。

　　在当时罗曼·罗兰能同茨威格一起访问弗洛伊德，并不偶然。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本来是属于印象主义派别的。这位印象主义者和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一样，都曾经从悲观厌世的心情出发，片面地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茨威格在瑞士结识了罗曼·罗兰，终于在罗曼·罗兰的影响下参加了法国作家巴比塞（1873一1935）发起的“光明社”。巴比塞曾写长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法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巴比塞、罗曼·罗兰、史迪凡·茨威格、阿尔诺德·茨威格、弗洛伊德等人，都是代表了一群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并在考验中发生思想转变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在战争爆发初期曾对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战争过程中，战争给人民和科学文化事业带来的破坏，使弗洛伊德开始厌恨这个“可恶的时代”。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都是经历了同样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所以，他们在一起，不仅对文学创作问题，而且对一般的人生观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一九二五年，法国作家列诺曼来访，与弗洛伊德共同讨论他的新剧《唐璜》。在讨论中，他们俩一致认为，将精神分析学简单地应用于文学创作中，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这就表明，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将精神分析学滥用于文学创作所可能造成的恶果。

　　弗洛伊德认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确实是异常复杂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雕塑家等艺术家们可以在心理的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活动。创作者在三种心理领域中自由翱翔，当然有利于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

　　一个有高度文艺修养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作家，可以很熟练地把他所观察到的事实用各种适当的想象、幻想的形式表达出来，其选择题材的准确性及其表现手法的技巧性，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极其感人的作品来。文学艺术作品，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与哲学这门科学的表现形式有根本的不同。文学形式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和梦所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有很大的相同点。

　　所以，弗洛伊德说，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恰恰需要放松意识和理智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力，使潜意识获得任意驰骋、“自由联想”的机会。

　　但是，在潜意识活动之中和之后，作者毕竟还是有理性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自我”和“超我”对于“原我”的控制作用，保持意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归根结底，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是创作者的头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并不是纯粹情感的表现，而是理智与感知、意志与感情、意识与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联合表现。

　　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说：“显然地，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必须放弃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本能的需求，而不得不痛苦地从享乐主义原则退缩到现实主义原则。这个避难所就是在这一个痛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神经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地把握着现实。他的创作，即艺术作品，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而且它在本质上也和梦一样是具有妥协性的，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和受压抑的力量之正面冲突。但是，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和梦的那种自恋性的、非社交性的产物不同的地方，是它们被安排去引起旁人的兴趣，并且还能引发及满足读者自身的潜意识愿望；此外，他们还利用形式美的那种可感知的乐趣，来引起读者的审美感。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寻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印象、他的机遇、经验及其与他们的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导出该作者在创作时的所有思想和动机，换句话说，找出他们与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分心理。”

　　在这样的基本认识的指导下，任何一个作者不能单独只停留在“前意识”与“潜意识”的无理性状态下创作，更不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创作。如果这样，猴子无理性的涂鸦，鹦鹉唱歌，也都成为绘画和音乐的典范了。

　　弗洛伊德早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强调，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时候，可以象作梦那样，采取凝缩、改装、转移、倒置、集锦等方式进行构思，使文学作品带有浪漫性、戏剧性、典型性、象征性，但是，创作的对象和内容，也象梦的对象和内容一样，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在梦中，那些表面看来特别离奇怪异的内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往的经验（包括幼年时代的和近时的经验）的复制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梦的原理和“想象的著作、神话、民间传说、语言的大量材料有更密切的联系”（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三版序）。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歌德和霍尔姆霍兹等大作家都是以潜意识的活动来构思，因此，他们的创作活动往往是把有意识思考同潜意识的灵感相结合。

　　我们以歌德的自述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歌德年轻的时候，攻读法律，常出入于法官布扶家，爱上了他的女儿夏洛蒂。但是，他已经和格斯特订婚，致使歌德悲不欲生。后来，发生了一个事件——歌德的挚友叶沙雷因爱上了其上司的太大而自杀。叶沙雷自杀时所使用的手枪是格斯特借给他的。歌德从格斯特处听到这个事件的详细报告后，非常激动。就在这样的刺激下，他突然灵光一闪，一下子涌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蓝图。

　　这个由歌德自己叙述的构思过程，和梦一样，使心中的残渣所造成的紧张一刹那间散发出来。在心中早已积累的冲动——性的火焰或“爱的本能”终于“变形”而表现为伟大的文艺作品。

　　关于无意识的灵感在文艺创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由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所发现。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摹仿和再现。认为悲剧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因为悲剧可以“洗去”人们感觉中的一切丑恶和下贱的东西，从而使人高尚起来。这就是说，悲剧可以“净化”人们的感情。我们看悲剧曾掉眼泪，这就是说，心中的痛苦的残渣已经解消。这种“净化”，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涤清法”一样，可以荡涤心中的一切烦闷、矛盾，解除被潜抑的观念的紧张状态，使那些早已跃跃欲试、企图发泄的感情终于宣泄出去了。弗洛伊德的艺术论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达比兹曾经以洛狄（1850—1923）创作《冰岛渔夫》的过程来说明弗洛伊德的艺术论的基本思想。

　　年轻的海军士官洛狄热爱过布达纽的女郎，但她已在冰岛有未婚夫。洛狄陷入失望的泥潭，但那位布达纽女郎的影子一直在洛狄的脑海中浮现。多年以后，洛狄还幻想自己到布达纽村庄去看望她。洛狄的这一切内心体验，后来成了孕育《冰岛渔夫》这部作品的基础。

　　达比兹在论述洛狄的这些内心矛盾之后，又作进一步的解释：

　　在小说中，布达纽女郎和冰岛渔夫结婚。婚后一周，渔夫即出海打鱼，永不复返。洛狄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悲剧结果呢？“爱与死”这一主题常见之于文学，但渔夫的不幸命运可以解释为洛狄复仇愿望之文学形式之净化表现，也是企图杀死自己的情敌的心情之宣泄。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反复论述了潜意识、性欲之冲动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作用。弗洛伊德曾以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艺术作品本是艺术家内心中的潜意识情意综的表现。这个潜意识情意综的基本内容就是性动力或性原欲，而性原欲的最初的和最原始的表现便是所谓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儿子亲母反父或女儿亲父反母的感情。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不过是这类感情的不同形式的或不同程度的表现。

　　在素福克勒斯这部悲剧里，“伊底帕斯王弑父娶母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但我们比他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变成心理症，而能成功地将对于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并渐渐忘掉对父亲的嫉妒心。一旦文学家由于对人性的探究而发掘出伊底帕斯的罪恶时，他就使我们看到了内在的自我，同时也意识到这个愿望实际上是被压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艺术作品不仅表现了作家的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而且所有观众和读者的内心深处同样也有这类被压制的情意综。这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有感染力的根本原因。弗洛伊德说：“如果说伊底帕斯王这部悲剧能使现代的观众和读者产生出与当时希腊人同样的感动效果，那么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部希腊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典型地表现出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主要是在于这冲突的情节中所显示的某种特质。《伊底帕斯王》这部悲剧中的命运的震撼力必定是由于我们内心深处也有类似的呼声，引起了共鸣……的确，在伊底帕斯王的故事里，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心声的，他的命运之所以会感动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可怜——因为我们在尚未出生以前，神谕就已将最毒的咒语加诸于我们的一生了。很可能地，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早就注定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梦的解析》第五章《梦的材料和来源》）

　　弗洛伊德说：“另外一个伟大的文学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也与《伊底帕斯王》一样来自同一根源。”但是，由于这两个时代的差距——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类感情生活的潜抑，同样的题材得到了不同的处理。在伊底帕斯王中，儿童的愿望自然地显露在梦境中；而在哈姆莱特里，这些愿望均被潜抑着，我们只有象对待心理症患者那样，透过这种过程中所受到的抑制效应才能看出这些被潜抑的愿望的存在。

　　歌德在解释哈姆莱特的矛盾心情时说，哈姆莱特是代表着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的生活热情多半为过分的智力活动所抑制而减退。他们“用脑过度、体力日衰”。

　　弗洛伊德认为，就莎士比亚在这个剧本中所体现的哈姆莱特的个性而言，歌德的这个说明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在《哈姆莱特》剧本中，有两个不同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出哈姆莱特的性格。一次是在盛怒之下，他刺死了躲在挂毡后面的窃听者；另一次是他故意地、甚至富有技巧地、毫不犹疑地杀死了两位谋害他的朝臣。那么，他为什么却对父王的鬼魂所吩咐的工作犹疑不决呢？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工作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

　　弗洛伊德说：“哈姆莱特能作出所有的事，却对一位杀掉他父亲、篡其王位、夺其母后的人无能为力，那是因为这人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仰良久的童年欲望。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不安所取代，良心告诉他，他自己实际上比这杀父娶母的凶手好不了多少。在这儿，我是把故事中英雄的潜意识所含的意念提升到意识界来说明……”

　　弗洛伊德进一步说，哈姆莱特内心深处的基本矛盾实际上也是莎士比亚自己和一切读者所共有的。他说：“哈姆莱特的遭遇其实是影射莎翁自己的心理。而且，由勃兰戴斯对莎翁的研究报告（1896年）指出，这剧本是在莎翁的父亲死后不久（1601年）所写的。这可以说，就是莎翁在哀挽父亲时，他的被潜抑的感情得到机会复苏。还有，我们也知道，莎翁那早夭的儿子，就是取名叫作哈姆涅特（发音与哈姆莱特近似）。”

　　由此可见，美的倾向及艺术活动均源于潜意识；艺术作品是作者心中的潜意识的外化和艺术变形。

　　当然，文学艺术作品之表现潜意识活动并非千篇一律的或简单僵硬的。潜意识在文学中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就象梦的“显意”表现梦的“隐意”时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一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作家的创作技巧的熟练程度，也表现出其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特点。

　　一九二五年复活节，丹麦著名作家勃兰戴斯（1842一1927）来访。这位犹太人出身的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是一个擅长于文艺批评的评论家。弗洛伊德在同他的交谈中畅所欲言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弗洛伊德在谈到诗歌创作时说：“不少当代的诗人，并未听过我的精神分析学和梦的解析，但却由他们本身的经验里，归纳出同样的结论：‘以伪装的面目和身分表达受压抑的希望。’例如诗人斯皮特勒的《我最早的生活经验》就是这样一首诗。”弗洛伊德又说：“此伪装是作梦和心灵深处不知名力量的协助下所产生的。”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塔蒂尼（1692—1770）的著名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就是在作了一场梦以后创作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不愿讲出来的、或甚至是自己都想加以否认的愿望。然而，我觉得我们大可以合理地将所有的梦的不愉快性质与梦的改装放在一起考虑”，“如果梦中继续进行着白天的心理活动，完成它，并且带来具有价值的新观念，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将梦的伪装撕除。”弗洛伊德说，塔蒂尼的那首名曲“据说是他梦见他将灵魂卖给魔鬼后，就抓起一个小提琴，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演奏出来的一首极其美妙的奏鸣曲。”塔蒂尼梦醒后，立即写下他所能记忆的部分，结果就写成了那首名曲。

　　一九二五年六月，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历史爱情故事影片，叙述自安东尼和克列奥巴德拉的爱情故事开始，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动人的爱情故事。著名的电影导演哥尔德文首先通过阿伯拉罕来试探弗洛伊德的态度。但弗洛伊德并不抱过多的热情。不久，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又派纽曼先生前来联系，并明确地表示这部电影将反映出某些与精神会歪曲他的观点，所以他一直不同意与导演们合作。但这部影片——一《心灵的奥秘》终于拍摄出来了。而且，未经弗洛伊德同意，纽约的制片厂竟宣传说该片的每一个情节都是“由弗洛伊德博士设计的。”弗洛伊德对此甚感不满。

　　由于弗洛伊德在文学艺术界有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一九二六年庆祝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许多名作家都纷纷给他致电祝贺。丹麦著名文艺评论家勃兰戴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人都表示祝贺。

　　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发表《幽默》，继续探讨在二十年以前在《机智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所探讨过的问题。《幽默》只用五天的时间就写成了。这本小册子很成功地探索了幽默性文艺作品的创作问题。

　　一九二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著名文章。

　　陀思妥也夫斯基（1821—1881）在一八八零年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这部作品描写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腐化，同时宣扬“灵魂净化、顺从命运”的悲观哲学。这个作品反映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那种先是参加革命、后又转而对革命失去信心并悲观失望的特殊矛盾心理。

　　弗洛伊德的文章《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发表在由埃克斯坦因和费勒伯·米勒主编的一本评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集上。弗洛伊德这篇文章从一九二六年春就开始执笔，这是弗洛伊德论文学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弗洛伊德赞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这本小说的艺术性。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位并不比莎士比亚逊色多少……”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学史上三部表现“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之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又写了一篇论文学艺术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这本书开始写于七月，一个月后便写出草稿，这篇著作的原来的题目是《文化中的不幸》。这里所说的“不满”，带有“不安”、“烦闷”、“痛苦”和“苦恼”的意思，实际上是表示人类心理生活中的“苦恼”在文化上的表现。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不满》探讨了文化、犯罪的意识、幸福和崇高的事物。“这一切激发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写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终都有一股创造性的冲动……在写这部著作时，我已经重新发现绝大多数的平凡的真理。”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探讨了最广泛的问题——人类同宇宙的关系。在这里，弗洛伊德探讨了由罗曼·罗兰不久前向他提出的问题。罗曼·罗兰告诉弗洛伊德说，他体验到一种能使自己与宇宙“同一”的神秘感情。弗洛伊德把罗曼·罗兰的这一感情称为“大海式的感情”。但弗洛伊德认为，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大海式的”汹涌澎湃的感情绝不是最原始的感情，也不是心灵的基本要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回溯到童年时期的最初心理活动——在那时还不能把自己同外在世界区分开来，因此，无所谓“大海式的感情”。

　　接着，弗洛伊德研究了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乐主义原则所决定。人类追求着幸福，但弗洛伊德发现：“幸福乃是‘暂时的’和‘过渡的’。”所谓“幸福”，至多是指“比以前较好”这样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人们往往想在宗教和恋爱中寻找幸福，但“我想，利用宗教来给予人类幸福这一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与宗教不同，“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但是，恋爱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别分析了个人欲望同社会环境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这种不幸来自三个无可回避的来源：肉体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险性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干扰。这就触及到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弗洛伊德对社会和当代文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这篇文章表明弗洛伊德已对现代社会失去信心。从弗洛伊德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而言，他在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得出悲观的结论并非偶然。我们不能过多责怪他的失望情绪，而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特殊处境。从他的社会地位来看，他对社会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堕落不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我们只要回顾当时的社会危机——一九二七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及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便不会责备弗洛伊德的悲观情绪。

　　当然，弗洛伊德的悲观人生观后来也成为了文艺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颓废文艺的一个口实或“根据”。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

　　为了奖励弗洛伊德在文艺创作中的贡献，一九三零年七月，德国歌德协会给弗洛伊德颁发了文学奖金。

　　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访问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享有盛誉的作家。弗洛伊德同他谈得很投机，弗洛伊德说：“他说的一切都是非常明了的、可以理解的，这些谈话使我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

　　托马斯·曼是另一位德国名作家亨利希·曼（1871一1950）的弟弟，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发表于一九零一年。这个著作奠定了德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派别的活动基础。一九三二年托马斯·曼访问弗洛伊德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法西斯势力已经蠢蠢欲动。托马斯·曼在一九三零年就完成了一部预言法西斯势力必然灭亡的中篇小说《玛利欧和魔术师》。这篇小说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为素材，当时法西斯已在意大利掌握了政权。托马斯·曼在意大利观看了魔术师奇波拉的表演，这个魔术师会催眠，他的艺术就是虐待他的牺牲品。在他的鞭子的呼啸声中，很多观众在舞台上跳舞，他们按照奇波拉的意志乱蹦乱跳。最后奇波拉把侍者玛利欧唤来，他施展了魔术，玛利欧就把他当做自己的爱人看待，还吻了他。等到玛利欧一清醒过来，就开枪把奇波拉打死了。

　　托马斯·曼在小说中描写了法西斯分子欺骗人、迷惑人的魔术。他把法西斯分子比作魔术师，让玛利欧代表人民。人民暂时会被法西斯分子迷惑蒙蔽，可是一旦清醒过来，就会致法西斯死命。

　　弗洛伊德理解托马斯·曼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显明的主题思想。所以，他们一见如故。其实，早在一九二九年，托马斯·曼就已经在一篇题为《弗洛伊德在近代精神科学史上的地位》的文章中，高度地评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及其文学价值。

　　弗洛伊德曾在《自传》中说：“这些研究虽然都由精神分析学出发，但却远远地扩展到精神分析学的领域之外；并且比起精神分析学来，也许还唤起更多大众的支持。也许是因为这些研究的关系，使我一度被错认为一个象德国这样大的国家也想见识见识的大作家。那是一九二九年的事，德国人所崇敬的代言人托马斯·曼以友善而隽永的词句把我列入现代思潮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后不久，我的女儿以我的代理人的身分，出席一九三零年为向我颁发歌德奖而召开的大会，在梅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市政府大厅上接受市民的接待，这是我身为公民的巅峰时代。”

　　弗洛伊德自二十年代起已经成为西方文学艺术界所极力崇拜的重要人物。自那以后到现在，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直接导出了现代文学艺术界的各种流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士及其他国家的美术界先后产生了达达主义（Dadaism。Cada原为法语中的儿语，意为“马”。取之作为一个文艺流派的名称，表示“毫无意义”、“无所谓”的意思）。达达主义对于文化传统、现实生活均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反对一切艺术规律，否定语言、形象的任何思想意义，以梦呓、混乱的语言、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达达派后来转到了法国，在一九二四年以后，其中的不少人都转变成超现实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有查拉、苏波、布洛东；造型艺术方面有皮卡比亚、杜尚、阿尔普、爱恩斯特。一九二四年，布洛东在巴黎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宣称潜意识领域、梦境、幻觉、本能是创作的源泉。

　　布洛东说：“这个世界必须由幻想的世界来取代。”艺术就是以一种“非逻辑性”来调剂现实。这种“无意识”、“非理性”、“非逻辑性”是从一种扑朔迷离的境界或梦中“提升”和“升华”而来的。艺术的目的是创造一个“超越的现实”，用一个奇幻的宇宙来取代现实。他们认为超现实的出现是一种“革命”，是“艺术与生活的解放”。他们企图将“诗”的语言推向潜意识的揭露中去，以非理性控制的“自动性”进行创作，玩弄主观的技巧，在作品中抒发出来。这种“抒情的虚幻”，潜意识里“痉挛性的美”之解放，到了杜尚那里，又有更极端的发展。他将一个小便壶送往巴黎独立沙龙展出，题名《泉》，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杜尚把反传统艺术又推到了极限，他认为一件实物分离了它的实用价值，便是艺术。小便壶这个实物，放在美术展览大厅，已剥光了它的实用、理性、价值的外壳，就成为了一件“作品”。这种对物体观念的转变，对主题的轻视，对美学的歪曲，对伦理的藐视，是对人类心灵的一种挑战。这种对于习俗惯熟了的艺术观念之断然漠视，则是打着“取得潜意识之和谐”的旗号的。

　　与超现实主义相类似，以瑞士的保罗·古利为代表的抽象派画家主张让自己的创作思想畅游在人类精神的“前意识”领域。

　　古利等人认为，“前意识”长久埋藏在内心深处，是一种“心理的未决状态”，它是潜伏于内心深处的“意象”或“记忆”的残痕，它是外界事物对于艺术家的印象在头脑中积存的“感知纪录”。这些“意象”与“记忆”的残痕是未经意识加工的，因此，“前意识”中的印象有非常生动的色彩。它好象一双隐藏在深谷里的苍鹰，遇到声波震荡，飞逸出来，在空中振翅翱翔。有些文学家借着“前意识”领域的探寻，使某些幻境与心灵的自我暗示状态得到自由伸展，产生出文学艺术上的童话与神话的幻想世界。它使人进入这个神妙浪漫的世界、流连其间，享受到比“真实”更美的幻境。其中有些富有想象力的画就是在“忘怀”意识的世界之后，将“前意识”这个独特的、奇丽的世界无止境地加以展现的结果。

　　这种停留在前意识领域进行创作的“抽象艺术”最初开始于一九一零年，其代表人物有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马勒维奇和波洛克等人。一九二一年，德国的达达主义艺术家李斯特和埃格林把“抽象艺术”的原则首次搬上电影银幕，从而产生了“抽象电影”。这一流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中断，战后又再度发展，在巴黎有“新现实沙龙”的组织，在美国更为风行，并波及印度和日本等国家。这些艺术派别否定具体形象和生活内容，主张绘画应以抽象的色彩、点线和画面来表现画家的情感，画面大多以色彩和线条来构成。后来终于发展到利用驴子的尾巴、猩猩的巨掌、公鸡的脚爪等来作画。

　　所有这些艺术派别，实际上分割了人类心理生活的各个层面，忘记了艺术家毕竟与精神病人不一样，他们可以找到从潜意识和前意识返回意识的道路，使艺术作品保持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反映客观生活的本质规律。只有经过对自然界与各种事物的正确观察和认识，才能建立一个有深度的创作主题，才能经过一系列经营、艺术加工以后变成和谐与统一的美术作品。

　　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善于追随哲学、文学和美术界新趋势的法国电影界人士最先着手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电影创作、导演和评论工作中。

　　勒耐·克莱，来自巴西的导演阿尔伯德·卡华尔康迪以及印象派画家比尔·奥古斯都·韩诺瓦的儿子若望·韩诺瓦便是这个新奇的艺术运动的先锋。

　　勒耐·克莱拍了不少超现实主义的短片。其中一部是描写一匹骆驼拖着一辆丧车穿过林荫大道。他还拍了许多描述梦的世界的片子，他用慢动作拍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滑过无穷无尽的路，或是拍人变成动物，动物又变成人。拍这些镜头，没有别的什么目的，无非是要表现潜意识的活动。

　　克莱等人的超现实主义影片，给一般的电影导演方法开辟了许多新路。例如，精神分析学指出了人的头脑的“自由联想”活动。假如我们随便让想象力驰骋，一些似乎不相干的字眼或情景就会从潜意识世界里浮现出来。克莱等人就用“联想溶化”的方法把这些现象搬上银幕。比如说，他们把腋下的毛“溶化”成蚂蚁的土堆。

　　自然，在故事片中，联想溶化一定要合乎逻辑性。诸如表现一场战争的爆发，可以使军号口的特写“溶化”成大炮口，使电影更有戏剧性。

　　经过一段实验，克莱拍出一部芭蕾舞喜剧片《意大利草帽》。这部电影充满了极不真实的梦的情调，克莱象一个万能的木偶戏大师，把木偶搬过来弄过去，自得其乐，并把电影中的人物变成一八八零年的法国中产阶级人物，让他们戴上有羽毛的帽子，长出可笑的胡子，弄得他们团团转，闹出无数笑料。

　　在克莱等人影响下，一九二七年法德两国联合拍成《娜娜》，描写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古板大管家，狂恋着娜娜，爬在地上，跟在娜娜背后象一条狗似的，从她手上吃一块巧克力糖。这部根据左拉小说改编的电影表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近乎于噩梦的镜头。

　　到了三十年代初，克莱拍摄的两部片子——《巴黎屋檐下》和《七月十四日》把“联想溶化”的方法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轰动了国际影坛。

　　克莱的片子一向重视运用光影；光影的离奇变幻把观众带入迷人的梦境。在上述两部片子中，克莱把光影的变幻应用得更加纯熟，因为光影的对比正好是巴黎生活的特有气氛。灯光可以把巴黎大都市的肮脏化为美景：湿湿的行人道上，灯光闪闪，使人觉得罗曼史和奇遇就发生在街头巷尾。

　　一九三二年，克莱又拍成《我们要自由》，这部片子的结局是一场梦。他用一场梦来解决工业上的难题。片里的工厂全部机械化之后，造成数以千计的留声机，让工人们狂欢歌舞，大乐特乐。

　　一九三零年以后的十年间，法国导演们在风格和技巧上虽各不相同，但他们有着共通的特色。这种法国风格集中地表现在导演们的强烈的美学观点。他们要求电影故事要有明朗干净的气氛，即所谓“明晰”。他们认为，电影故事的结构必须具有直截了当的、戏剧性的发展线条，让导演的机智可以沿着它尽量施展本领。一部影片要有一种笼罩全片的明确气氛——情调可以变化，气氛却要和谐一致，而灯光、音乐和摄影的和谐则用来传达这种统一的气氛。

　　三十年代后，成功地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电影导演和创作的法国电影界人士是儒利安·杜维维和若望·韩诺瓦。

　　杜维维在三十年代连续拍摄《捞家传》、《红萝卜须》和《一张舞票》等。

　　《一张舞票》的最后一个插曲最恐怖，画面和音响配合得很好，造成一种令人疯狂的紧张气氛，背景是个黯淡的病室，在马赛港码头附近，窗外是一部起重机轧轧地响，震耳欲聋。这一段戏有许多是用很奇特的角度拍成的，表现出一个羊痫疯患者的心目中的景物。这些镜头使人更加感到一个身心交病的人所面临的毫无希望的前景。女主角沉浸在回忆中，想起那个梦似的大舞厅的良辰美景；一时又是微弱的回声，如怨如诉，使她感到旧地重游，而那大舞厅则变成一个凄凉的小舞场。整个影片成功地表现了梦一般的舞海沧桑。

　　韩诺瓦在一九三八年拍出了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片子《大幻灭》。接着，他又拍出《人间禽兽》和《马赛曲》等。他到美国后，拍出了名片《南方人》。

　　继法国导演之后，英、美两国的导演们也开始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指导电影导演工作，其中最成功的有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希治阁（他后来到美国去）、罗兰士·奥利花、贝西尔·莱特、汉弗莱·珍宁斯和美国的刘易士·迈尔斯东、罗兰·布劳恩、墨文·李洛依、法兰克·卡普拉、约翰·福特、普列斯顿·史特吉斯、弗里兹·朗、霍华特·霍克斯等人。

　　希治阁原来在耶稣会学校读书，学的是工程绘图。他在英国一个制片厂工作，最初被派导演一部叫《勃索》的片子。希治阁在这部片子中采用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来制造紧张气氛。他的这种特有的技巧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使希治阁被誉为“紧张大师”。他在三十年代一连拍摄了三部以时事作背景的间谍惊险片：《三十九梯》、《夫人失踪》和《外国记者》。在这些片子中，希治阁很熟练地应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高度地施展想象力。在《三十九梯》中，有一个女人发现男人尸体的镜头。银幕上现出那女人张开口大声惊呼，但是我们却听见火车头的吼声，接着又看见一列火车驶进一个山洞。希治阁用这种方法加强了恐怖的印象，同时又把观众一直带到下一景去，加快了戏的速度。

　　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死了，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政局和美国人的道德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荷里活的情形也大变了。

　　荷里活的“新救主”爱利克·庄士敦一上台就发表他的“施政方针”：要荷里活把美国的活动“实际地”反映在电影里，“就象这个活动是真事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善行或丑行都不用删改。”

　　于是，荷里活就如法炮制起来。

　　首先表现的是心理片，更恰当说，是恐怖心理片。

　　这些影片描写的都是催眠者、酒徒、精神病者或心理变态的人的冒险和经历。崩溃中的意识，现实的丧失，幻觉的状态——这些都变成了荷里活的作家和导演们的宝贵材料，让他们拍出数不清的“心理分析片”来，风靡一时。这时影片的故事大都取自那些轰动一时的长篇、中篇或短篇小说。

　　奇奇怪怪的种种圆梦的说法，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作用，以及弗洛伊德教授的大名，靠了报刊和影片的传播，渐渐成为美国人的口头禅。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些“新”玩意就仿佛是巫术，是“精神哲学”，十分迷人。

　　谈到荷里活在这方面的经验，人们会想到一九三六年阿尔弗莱·桑特尔所导演的《穷巷之冬》。原作是玛克斯威尔·安德生的舞台名剧，描写美国开明人士萨柯和范沙蒂两人被迫害处死的事件。这不是一般的“恐怖片”，但对非法迫害的罪行描写得极有戏剧性，可说是心理片的前驱。

　　至于一九三九年查尔斯·魏德所导演的《走投无路》，就几乎完完全全地把精神分析学用电影形象直接表达出来。这部片的基本情节是：一个暴徒被警察追赶，他躲进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家中，宣称要开枪杀出去。心理分析学家看出他是被噩梦迷住了，马上对他进行心理分析，让他想起那使他成为杀人者的一段童年经历。等警察最后赶到时，这暴徒明白了一切，已经没气力拉动枪掣了。

　　一九四五年前后，恐怖心理片纷纷出笼：弗里兹·朗拍出了《窗中妇人》和《猩红街》；从奥地利到荷里活的作家兼导演威廉·韦尔德拍出了《双重保险》；奥托·卜利明格拍出了《劳拉》；希治阁拍出了《疑云》和《蛊惑》；罗拔·西奥德马拍出了《哑女劫》；迈尔斯东拍出了《古怪的爱情》。

　　在希治阁所导演的《蛊惑》里，一位疯子管理疯人院。疯子本人是主角，片里的梦境是所谓超现实派的——并且是大名鼎鼎的超现实派画家萨尔瓦多·达利设计的。

　　一九四六年，希治阁又在荷里活拍出《谍网情鸳》，也是一部以精神病为题材的片子。接着，希治阁又拍出《电话情杀案》等恐怖片，使恐怖片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于影坛的主要片类。

　　美国作家海明威也写了一些以杀人、恐吓为题材的电影故事。他的《杀人者》一片，剧情发生在一个小城里，牺牲者们就象给迷住了心窍的小兔似的，乖乖地等待杀人者来杀死自己。最后，那个杀人者以非人的残暴结果了片里的主角。

　　所有这一切形形色色的恐怖片，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紧张、恐怖、绝望的社会中的观众来说，无疑是一种麻醉剂。无论是荷里活的老板、导演或观众本人，都想要逃避现实，忘记生活的真相。制片家们想把生活的现实问题都归罪于心理，要观众相信，这些暴力现象都不是社会出了毛病之后造成的，而仅仅是心理有毛病的人们干出来的。他们把精神分析加以歪曲的结果，使观众以为科学乃是神话，世界无非是神秘的天地，生活是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法则毫无关系的。既然一切都是“原始的心理”和“远古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因此，影片里所描写的“社会悲剧”并不是社会的“悲剧”，只是心理的“悲剧’而已。杀人、放火、强奸、迫害，都被说成为“原始意识”或“压抑情欲”的爆发，“死亡本能”的体现。

　　四十年代末，法国导演们在时装家克里斯蒂安·迪奥的启示下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创立所谓“新潮派”。接着，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又发展成为“新浪漫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名导演弗兰斯·德鲁浮德、艾利克·罗末尔、珍勒克·哥达、克劳德·沙伯乐和雅克·李维德等人。

　　目前，许多美国电影都更深入地接触到社会与人性的冲突问题。如表现越南战争的电影《猎鹿者》和《荣归》、反对核污染的《中国并发症》、接触人权问题的《午夜快车》等，都被看成是战争后遗症与人性冲突的结果。但正是这些影片，也同样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投影的影响。《午夜快车》中的男主角终于抑制不住潜意识的爆发，疯狂地亲口咬下他所切齿痛恨的土耳其狱吏的喉咙；同时，影片还表现了牢狱中犯人的同性恋等性变态的情景。

　　这些影片经三千多名“美国影艺学院”会员的投票而获得一九七九年奥斯卡金像奖。虽不能完全反映美国人的心理状况，但也反映一部分人对战争创伤、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及人权问题的关注。美国的电影导演们巧妙地用心理分析方法表现出一般美国人的心理动向，使影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发生了广泛的感染力。

　　由于精神分析学在医学以外的广阔领域的进展和渗透，弗洛伊德的确已成为了当代社会的富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引起的波动，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停息过，一直在发展着。










弗洛伊德传--第二十章　对下颚癌进行顽强搏斗






第二十章　对下颚癌进行顽强搏斗

　　由于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理论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及这些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扩散和渗透，弗洛伊德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这十年间的胜利，奠定了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地位。

　　一九二一年七月，艾丁根请维也纳雕刻家保罗·柯尼斯贝格为弗洛伊德塑半身像。“委员会”的成员为庆祝弗洛伊德六十五寿辰，决定把塑像原型买来，送给弗洛伊德作纪念。

　　弗洛伊德半身塑像的出现，意味着“弗洛伊德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一直到弗洛伊德死后，弗洛伊德成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崇拜对象之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国外交大臣巴尔佛在耶路撒冷市希伯来大学建校典礼上说：“对人类现代思想起着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柏格森、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而这三个人都是犹太人。”巴尔佛的这段评论显然并不全面。但是，不管巴尔佛怎样说，他对弗洛伊德的评价倒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弗洛伊德在近代和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在六十五岁之后享有越来越高的盛誉时，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在六十五岁以后，弗洛伊德本人的遭遇并非平坦和舒适。他除了受到社会危机的压力和理论上反对派的攻击以外，身体越来越衰老，而更严重的是，从一九二三年起，潜伏多年的下颚癌开始恶化，使他忍受了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必须在克服内外困难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六十七岁的时候，他发现右颚显著地膨胀起来。但他并没有把疾病告诉任何人。他自己并没想到这是致命的下颚癌的前兆，所以，他自己不声不响地去医院看病，并动了第一次手术。动手术后，晚上经常出血，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自己的病，以致下颚迅速地萎缩，难以开口。四个月后，他的下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才能制止痛苦。

　　疾病的迅速恶化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他立志要在战后完成的事业和目标是很宏伟的，他希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站住了脚跟的精神分析学能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各个有关的科学领域。因此，他计划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在理论上，他的建设重点是论证潜意识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学、文化史、人类学等广阔领域；在实践上，他则着重革新精神治疗法，使精神治疗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现代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遗传学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而在组织上，他计划进一步扩大原有“委员会”的范围，并使已经活动多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发现了自己的严重疾病的时候，又有一件使他万分悲伤的事情发生：他的小外孙、苏菲的第二个儿子海纳勒突然因患肺结核而死去。这个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见到的孩子之中最聪明的一个。

　　弗洛伊德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告诉钟斯说，他遭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弗洛伊德说，由于这一打击，“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又说，海纳勒之死“给我一次不可言状的打击。”“在这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感兴趣。”但是，他又说，海纳勒之死给他的沉重打击转化成为巨大的动力，促使他除了发展科学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对其他事物感兴趣——他说自己已对其他的一切都麻木了，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努力啊，努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可。

　　为了更有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很重视组织上的建设。

　　在组织上，他一方面扩大“委员会”的名额，另一方面扩大国际分析学会的规模。

　　他首先建议由钟斯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代理会长，同时建议艾丁根加入“委员会”。接着，弗洛伊德又让他的女儿安娜加入”委员会”。象安娜那样，获得这样高的荣誉而加入“委员会”的妇女，还有洛·沙洛姆、玛丽·波拿巴特和钟斯的妻子卡德林。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正式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建立对于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该出版社建立以后，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几百本书，并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发行了五种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杂志。这个出版社得到了冯·佛伦德的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他共支付了五十万美元的捐款。

　　自从一九二二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继续按例行规定每隔一、二年召开一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柏林召开第七次大会。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因在学术上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学会会员。

　　在这段时间内，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又面临着新的分裂。兰克和费伦齐，背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撰写了一本论述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这本书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出版，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特别震动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使弗洛伊德及“委员会”其他成员感到不满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前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且全书的观点明显地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观点，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轻视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形成潜意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把重点放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上。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萨尔斯堡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大会，阿伯拉罕被选为会长。本来，弗洛伊德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讨论，以便在内部解决矛盾和分歧，加强团结。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参加大会，兰克和费伦齐根本拒绝在会上讨论他们的问题。兰克自己在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便离开大会前往美国。

　　在这一年，精神分析学会继续在欧美各国获得发展。“精神分析训练研究中心”纷纷在柏林、维也纳、伦敦和纽约建立起来。

　　一九二五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洪堡召开第九次大会。安娜代表她父亲宣读论文——《论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在这一年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虽然在最后几年内，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发生争执，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谊。他在为阿伯拉罕所写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文：“一位终生昂然挺立而又纯洁的人”。这是对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评价。弗洛伊德写信给钟斯说：“夸大一个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尽力避免这样做。但我认为上述引文对阿伯拉罕来说是很切实的。”

　　阿伯拉罕死后，艾丁根继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安娜担任学会秘书。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自传》。这本书系统地、概括地总结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在学术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弗洛伊德在同一年还为法国的《犹太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的抵制》。同时，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两篇医疗方面的论文——《否定》和《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后一篇文章是由安娜在洪堡大会上宣读的。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恶化，而且他还得了心绞痛。经医生诊断，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过度忧虑和过量的抽烟。为了治疗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坚持到郊外散步。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很多人来祝贺他。维也纳各报和德国著名报刊都写专文庆祝弗洛伊德的成就。在这些专文中，最好的两篇是由布洛伊勒和史蒂凡·茨威格写的文章。

　　与此相反，维也纳的官方学术和研究机关——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科学院和奥地利医学会却对弗洛伊德的七十岁寿辰保持沉默。弗洛伊德不但不懊丧，反而感到光荣。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任何祝贺是真诚的。”因此，他们如此坦诚地表示冷淡反倒使弗洛伊德感到高兴。这件事集中地表现了奥地利和德国境内排犹势力的猖獗。

　　五月六日，弗洛伊德的几个学生捐献给他四千二百马克的基金。弗洛伊德把其中的五分之四献给“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五分之一献给维也纳精神分析诊疗所。在感谢词中，弗洛伊德表示了从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引退的愿望。他说：“从今以后，必须全靠年轻一代来发展精神分析的科学事业。”他还警告说：“未来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精神分析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克眼重重障碍（包括人为的困难在内）之后取得的。”

　　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弗洛伊德夫妇访问柏林。这是自一九二三年动手术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同时也见到了爱因斯坦。

　　这是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在一起谈了两小时。谈话之后，弗洛伊德对别人说：“他很乐观、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学，就象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的谈天是很愉快称心的。”

　　由于疾病的干扰，弗洛伊德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从这一年起，他在诊疗所治疗病人的人数大大减少。按照他的身体的实际状况，加上年迈力衰，他应该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养。但是，他的经济状况还是不够充裕。他不得不坚持给别人看病；因为看病的患者人数减少，弗洛伊德相应地将诊疗费抬高五分之一。

　　一九二七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召开第十届大会后，原“委员会”人员同时成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显然，由于兰克、费伦齐等人相继脱离，“委员会”已经减少了人数，因此，“委员会”没有必要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下去。

　　到了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本人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又投入了军备竞赛的旋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内外困难的夹攻，陷入难于克服的困境之中。

　　玛丽·波拿巴特劝弗洛伊德加紧治疗自己的疾病。她向弗洛伊德推荐维也纳名医马克斯·舒尔，建议弗洛伊德定期到舒尔教授那里检查身体。从此之后，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舒尔一直负责治疗弗洛伊德的疾病，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成了弗洛伊德晚年健康的保护人。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无疑地延长了弗洛伊德的寿命。

　　疾病的折磨看来已经夺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精力。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当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以坚强毅力度过了四分之三世纪。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在过去十年内，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已雄辩地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但同时，它又遭到、并将继续遭到严重的阻力。”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恶化。

　　弗洛伊德对他的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他同母亲之间的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感情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国的广阔天地中。

　　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沉痛的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一九三一年，英国伦敦大学赫胥黎讲座邀请弗洛伊德去讲学。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从大学学习时期起就已经很敬仰赫胥黎。自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逝世后，伦敦大学每年举办一次“赫胥黎讲座”。一八九八年，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魏尔啸（1821一1902）曾应邀参加该年度的赫胥黎讲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十三年间，由于英德关系恶化，再也没有一个德国学者应邀参加赫胥黎讲座。这次邀请弗洛伊德讲学，是给予弗洛伊德的荣誉。弗洛伊德本人是愿意去的，但无奈病魔缠身，弗洛伊德只好谢绝。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弗洛伊德面对迫害狂潮，表现得很镇定。他写信给当时在巴黎的玛丽·波拿巴特：“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弗洛伊德显然还没有估计到如果这些法西斯势力在维也纳得势的话，他们所做的，就不仅仅满足于焚书，而必定是要焚烧弗洛伊德的肉体不可。

　　一九三四年，当弗洛伊德的学说遭受法西斯势力摧残的时候，在瑞士琉森召开第十三次大会。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写的《自传·后记》中说：“第十三届大会于一九三四年在琉森举行，我无法参加大会。这次大会以各会员的共同兴趣为中心，把他们的工作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推展开去——有些着重于心理学知识之澄清与深入，有些则着重于同医学和精神病学有关的问题。从实用的观点看来，有些精神分析学家着重于在医学领域内的应用，则有些在医学之外，在教育学等领域内开拓新的园地。我们往往会注意到，当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强调某一方面的精神分析现象或观点时，好象牺牲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看，精神分析学给人的印象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个保持高水平标准的严正的科学工作。”

　　到一九三三年年底，钟斯是原有的“委员会”中最后一个留在欧洲的成员。阿伯拉罕和费伦齐已相继逝世，兰克离开了。查赫到美国波士顿，艾丁根则刚刚前往巴勒斯坦——艾丁根在那里建立了精神分析学会，并一直坚持活动。

　　一九三四年，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几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书籍都烧光了，以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国人还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么多。纳粹分子强迫改组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一九三三年六月，纳粹分子完全管制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原学会主席克列兹美被迫辞职。容格取代了他的职位而成为主席。许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都谴责纳粹的这些野蛮行为，也谴责容格的作为。

　　一九三三年三月，德国法西斯当局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宣布没收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全部财产，但由于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该出版社仍能坚持工作，直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维也纳。

　　自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弗洛伊德的注意力转向了“摩西”和一神教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些著作中抨击了宗教的虚幻性及非真实性。他认为“宗教的威力不是由于真实的真理，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考虑到书本上所表达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反宗教性质，加上当时纳粹势力已表示出对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弗洛伊德决定不立即出版这些书籍。他清醒地估计到，这些强烈的反宗教书籍的发表必将引起法西斯势力的疯狂报复，并将累及他的同事们和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工作。他坚信，宗教的历史基础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给玛丽·波拿巴特的信中。他的思想认识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在这封信中他不仅痛斥了宗教，还揭露了法西斯势力支持宗教的阴谋。

　　一九三六年五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八十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托马斯·曼、罗曼·罗兰、朱利斯·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吴尔夫、史迪凡·茨威格等人，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下面是爱因斯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美国普林斯顿寄来的信的部分内容：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向你这位最伟大的导师表示敬意和祝贺。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爱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有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

　　弗洛伊德为爱因斯坦的信所感动，他终于决定回复爱因斯坦，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说：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

　　你不让我给你回信的愿望落空了。我实在得必须告诉你，当我收到你那非常善良的信，听到你的判断的演变过程……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当然，我始终都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仅仅是出于礼貌关系以及对我的学说的某种信赖；尽管我自己经常反问自己，你对这些学说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内容，假定我的学说不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假定它并不包含许多真理的话。顺便说一下，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的学说包含了相当大的错误成分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吗？你比我年轻得多，所以，在我的“继承人”当中定会有人在你到达我的岁数时对你作出评价。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现在提前为此而高兴……”

　　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敬仰以及双方表达出来的谦虚精神，是他们的崇高品质的自然流露，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

　　四月三十日，弗洛伊德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家前往奥尔斯贝格疗养院，在那里，他又动了几次手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难免要遭受所有的犹太人的厄运——他要象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走过的流浪道路那样，离乡背井、流离颠沛。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这次流亡生活是作为一个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分进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来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来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国。

　　德军入侵后不到五天，钟斯为了营救弗洛伊德，亲自飞往维也纳。到达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同钟斯接触，安娜首先请钟斯去交涉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财产处理问题。钟斯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为的是给德国人一个印象：出版社的财产是国际性的。

　　当钟斯前往出版社时，德国的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地占领着这个地方。钟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已被武装监禁，当钟斯开口说话时，德国武装人员竟然也宣布钟斯“已被捕”，不许钟斯自由行动。只是在钟斯表示自己的国籍并要求与英国大使馆联系时，钟斯才被释放。钟斯从出版社出来以后，径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在弗洛伊德寓所，他俩亲切地交谈，正如钟斯所担心的那样，弗洛伊德决心留在维也纳。钟斯怀着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关怀，恳求弗洛伊德赶快离开维也纳。钟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珍贵的。”弗洛伊德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一个人罢了。啊，如果我是独自一个人的话，我老早就报销了。”钟斯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他同意离开维也纳。

　　接着，钟斯前往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同时，为了使纳粹政府同意让弗洛伊德出境，钟斯又同美驻法大使布利德联系。布利德本来就认识弗洛伊德，所以，他热情地进行活动。由于布利德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一方面，罗斯福通过国务卿命令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维利先生尽全力帮助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另一方面，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国驻法大使，不许迫害弗洛伊德。

　　经过这一系例的努力，纳粹终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在弗洛伊德出境前，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让所有的学会成员离开维也纳。

　　弗洛伊德临走以前，安娜和玛丽·波拿巴特清理了弗洛伊德家中的一切文件；把一切没有价值的文件都烧毁了。弗洛伊德在临走前，写信给在伦敦的儿子厄纳斯特：“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了居住了七十九年的城市——维也纳。当弗洛伊德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话可说，他只有默默地在心中说：“再见，维也纳！”他知道，这一去是不会复返的了。

　　路过巴黎时，弗洛伊德一家人在玛丽·波拿巴特的家中度过了六小时最难忘和最美好的时刻。玛丽·波拿巴特告诉弗洛伊德，他的存金全部被保护下来。玛丽·波拿巴特把弗洛伊德的存金转到希腊驻维也纳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寄给希腊国王，再由国王转运到希腊驻英国大使馆。

　　到达伦敦以后，弗洛伊德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从车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乘车上指手划脚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导游”来了——其实，弗洛伊德对伦敦的建筑物、街道并不熟悉，他只是在启程前反复地翻阅了伦敦市区地图。由于他过于兴奋，他禁不住在车上就活跃起未了。显然，弗洛伊德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从一个法西斯统治地区中解放出来，终于使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归宿地。周围的朋友都很热情地帮助他。

　　钟斯为弗洛伊德租到一间位于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对这个新住所感到很满意。花园、樱草色的大厅和舒适的卧室，都使他感到清新。他来到这个新环境以后，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八十二岁的病人。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在英国的朋友纷纷前来拜访、礼贺他。英国的精神分析专家们、著名的科学家们、犹太人协会的代表都热情地接踵而来，慰问他。伦敦的报刊热情地报道了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的消息。

　　他刚刚到达伦敦不久，美国克利夫兰市以“全体市民”的名义打来电报，邀请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

　　弗洛伊德还收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贺信。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兴奋，他真正地体会到自己并非孤立的。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想念着维也纳。他写信给艾丁根说：“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每当他想起维也纳的时候，他虽然也可以回忆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不愉快的往事，但同时也使他又一次留恋地想起自己与父母、子女在那里共度的天伦之乐，想起与同事们一起钻研人类精神领域的奥秘的情景。这一切都过去了！啊，可恶的法西斯！它不仅夺去了弗洛伊德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的家庭，也夺去他们的自由生活，夺去了他们的事业。

　　对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现实。他懂得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无数新人们。

　　不久，弗洛伊德迁人更美丽的新寓所——马勒斯费尔特公园道的一所房子，他对这间新房子非常满意。他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在安静的花园里散步，欣赏着大自然的一切。这时候，他的疾病又恶化，他在伦敦作了一次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最大的手术。值得欣慰的是，他能在这舒适的环境中养病，使他手术后能很快地恢复精力。

　　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在家里接待了几位高贵的客人：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生物化学家和犹太人著名人士魏斯曼。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愉快地告诉他说：“英国社会科学院在六月七日做出了一项决议，对弗洛伊德的来到表示热烈的欢迎。”

　　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国王亲自访问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赫尔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带来了英国皇家学会自一六六零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在纪念册上签名。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七月十九日，斯蒂凡·茨威格陪同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来访。达利是西班牙著名的现代画家，他早就崇奉弗洛伊德，特别是很爱读他写的那本《梦的解析》。达利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以潜意识的活动作为构思线索。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残痕》表现了活生生的原始记忆原料在心理深处的状态，使人感到记忆残痕的新鲜性和生动性。这次访问弗洛伊德，是达利多年前的宿愿。达利为弗洛伊德画了一幅素描画。这幅画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把弗洛伊德的头盖骨想象成一只蜗牛壳的残痕！达利曾把这次难忘的会见写进他的《自传》中，并附上两幅他自己绘制的画面。

　　第二天，弗洛伊德写信给斯蒂凡·茨威格说：“我的确感谢你为我带来了昨天的访问者。因为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崇拜偶像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是纯粹的傻瓜（我可以说他们起码象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细地研究他构思和绘制那幅素描画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八月一日，国家精神分析学会第十五届大会（也是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剧烈地争论了关于非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问题，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们到弗洛伊德的家座谈，直接听取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忠实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使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欧美两大陆的精神分析学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弗洛伊德继续发挥他的全部精力，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写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经不能完成《精神分析学概要》。他还很谦虚地说，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时时为自己没有创新的思想、不得不重复以往的观点而惭愧。

　　一九三九年二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他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钟斯夫人正夜以继日地赶译这本书。结果，一九三九年三月，该书英文版终于出版了。

　　八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九月十九日，钟斯探望奄奄一息的弗洛伊德。当时，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他痛苦万分。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钟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弗洛伊德睁开了眼睛，认出是钟斯。他伸出手，握了握钟斯的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钟斯表示告别和致意。

　　九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对他的医生舒尔说：“亲爱的舒尔，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吧。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你将尽力帮忙。现在我万分痛苦，这佯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肉体的痛苦己使他无法忍受，他祈望能安详地死去。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弗洛伊德很感激，接着，对他说：“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安娜。”

　　九月二十二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弗洛伊德的漫长的、充满着斗争的一生结束了，一个伟人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却留给了世界。

　　九月二十六日，弗洛伊德的遗体在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许许多多的吊唁者参加了火化仪式，钟斯致悼词，斯蒂凡·茨威格同时也在德国发表悼文。

　　一九四零年，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全集》十八卷伦敦版开始出版发行。这一版本的《弗洛伊德全集》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出齐。接着，自一九五三年起，由詹姆士·斯特拉奇等人主编的二十四卷本《弗洛伊德全集》陆续出版。这就是弗洛伊德给全人类留下的唯一可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