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毅问题调查
周正毅问题调查 风云际会上海卷首语 卷 首 语 公元2003年5月27日，上海 一位曾经叱咤申江、风云港岛的一代资本枭雄，因“涉嫌经济案件”被审查。 他是一位“画家”。用如椽的画笔，绘制了由一爿馄饨店的小老板，一跃而成为名震上海滩的“上海首富”这样一幅传奇画卷，从而揭开了蒙在时代富豪头上的神秘面纱，使人们看到了一个人本意义上的富豪的发迹过程。虽然这一过程有些迷蒙不清，但人们仍然看到了他的辉煌——一个《福布斯》2002年度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1名、身价150亿的巨富；同时，也看到了他的没落——一个触犯法律的公民。于是，就像阅读维纳斯残缺的美和美的残缺那样，人们在艳羡着他资本运作技法高妙的同时，也亟想知道他究竟法犯哪条。 他是一位出色的“演员”。舞台上，他扮演的是傲视群雄的财阀巨亨；舞台下，他又是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傲视群雄的背后，是疯狂地工作，拼命地赚钱；花花公子的手上，甩的是大把的钞票，却换取了种种桃色绯闻。他的人格，就如同那张经典的照片，留给观众的是勾人魂魄的微笑，而把诡谲深深地藏在了背后。 他是一位异乎寻常的“经济学家”。凭借着低微的学力，他完成了一篇庶几前无古人的有关资本运作范畴的“学术论文”。其原理的正确与否，是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但结论肯定是错了——这是法律的判定，毋庸置疑！于是，人们在否定他的结论的同时，还将对他的思维过程进行必要的讨论。 他还是一位投机巨贾、一位问题富豪。他用行为语言告诉人们，没钱时应怎样赚，有钱时应怎样花。他告诉穷人，要挣大钱，必须从小本经营开始，一口可以吞下一只汤圆，但吞不下整个地球；他也告诉了阔人，阔人的上帝就是法律，你供奉它，它保佑你财运亨通，你蔑视它，它让你倾家荡产。 他的天赋，让他得到了一切，也让他失去了一切。他将宠辱有加的昨天留给了自己，而呈现给观众的，则是扑朔迷离的明天…… 他，就是上海首富！ 他，就是周正毅！ …… 周正毅档案 1961年出生于上海杨浦区，家境贫困，只有中学文化。 1977年开始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1978年，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户小老板。 20世纪80年代初，和太太毛玉萍经营过一阵子小百货。其后，夫妻俩分赴香港和日本。 1989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开设美通饭店，并且经营桑拿和卡拉OK。 1994年，在上海黄河路合力开设“阿毛炖品”，赚到“第一桶金”。 1995年，倾囊投资国企职工股，获利甚丰。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在香港股市大量购买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蓝筹股，获利数亿港元，逐渐成为股市新贵和投资名手。 1997年10月，成立上海农凯集团后，大举进军房地产市场，并相继入股A股市场的“海鸟发展”和“英雄股份”。 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评估其资产为0.66亿美元，名列富豪榜第九十四位。 2002年，当胡润编排《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时，其资产号称150亿人民币，排名第十一位。 2002年，周正毅又在香港大展拳脚，分别于1月和5月收购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盈荣集团”和“建联通”，成功后改名为“上海商贸”和“上海地产”。 2003年，被《新财富》杂志评为“中国400富人榜”第十三名，评估其资产是25.8亿元人民币。当时其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同时又是两家证券公司“大通证券”和“富友证券”的第一大股东。 2003年5月27日，“因涉嫌经济案件”被审查。 2003年5月28日，其旗下两家香港上市公司股价开始暴跌：至6月1日止，上海地产跌去40%，上海商贸跌去2097%，并自6月2日起均遭停牌。 2003年6月1日、2日，香港廉政公署出动100多名调查员，连续48小时旋风式行动，拘捕正欲从码头离港的上海商贸公司主席毛玉萍。 2003年6月3日，首次亮相的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农凯集团的经营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之中。 2003年6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将会依法处理周正毅一案。 风云际会上海走出杨树浦 周正毅风云际会上海滩 “上海首富”周正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细心寻访他的人生踪迹，他的“前世今生”渐渐清晰起来。此前关于“上海首富”周正毅的媒体报道有相当多的猜测与谬传。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和所有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当代中国人一样，25年前，中国人刚刚开始走上富裕之路时，周正毅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他和大多数在过去十年间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家一样，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没有骄人的学历和资历，但他勇于冒险，善于抓住机会，并且不择手段，从而蹿升为令人羡慕的“上海首富”…… 走出杨树浦的上海首富 镜头回放一：在上海电站辅机厂（原上海锅炉厂），老员工们都会知道周正毅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尽管周父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是，他有关解决住房问题的“名言”，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这辈子就想住一间（不是一套）二楼朝南的房子。 镜头切换一：二十多年后，在有“国际富人区”之称的上海西郊虹桥别墅花园里，一栋建筑面积可观的大洋楼里，周正毅的老父亲正在颐养天年。真是颐养天年啊!周正毅的母亲已经去世，老人家一个人住在这栋价值870万元的豪宅里，周正毅还为他配备了高级轿车和专职驾驶员，当然还有保姆。 镜头回放二：上海南京路外滩的两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外币贩子说，二十年前，周正毅和“阿拉”一起在这里做“打桩模子”（倒外币）时，小赤佬中午节约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几只冷馒头就打发了一顿中饭。 镜头切换二：二十年后，戴着卡地亚表、坐着宝马750轿车的周正毅对《福布斯》把他列为“中国富人第十一条好汉”大为不满。他忿忿地说，胡润这个英国小赤佬懂个啥?我有150亿资产!在上海，我有第一辆法拉利，在香港，我有三处豪宅，有宝马7系、V12房车和本特利……我投资了农业、高校、高科技、高速公路、赌船…… 镜头回放三：1989年，周正毅从日本“打工”回来时，一次次地和朋友们说，再没有钱，也不要跑出去，在日本，我们这些“就读生”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四年没日没夜劳作的东瀛生涯，才让他积攒了50万元。 镜头切换三：1999年，周正毅在香港以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豪宅，和香港富商们毗邻，又花3000万港元装修。此后，他在香港名声鹊起。不过那时的他更多的是在香港报纸的娱乐版上露面，题材是与一位女明星的绯闻。他和太太都是香港媒体的热门人物：一会儿在哪里大洒金钱购物了；一会儿周太太戴了十一克拉钻戒；一会儿说两人都喜爱LV手袋、CD套装；一会儿又说周正毅有辆林宝坚尼超级跑车等等……2000年，渣甸山豪宅被窃贼光顾，失窃130万现金。 周正毅的老家在上海杨树浦路2877弄旁边万兴坊的棚户区内。有关“杨树浦”，上海解放前那句“若要苦，杨树浦”的民谣是比较好的解释。 万兴坊周家的老房子十多年前已经拆迁，政府给周家在上海市东北角的中原小区分了新房子，地址在中原小区开鲁二村28号某楼。周正毅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迹后，此处的房子一直空着，直至1999年才卖予他人。 周氏四兄妹为周正明、周雅珍、周雅平和周正毅，周正毅是周家的老么。 1977年，周正毅毕业于上海市控江中学，即人们所说的“七七届”。今天，控江中学是上海市重点中学，但是，在那个年代，中学学历不被承认。这就是周正毅文化程度低微的由来。毕业后，周正毅顶替父亲进了上海电站辅机厂的一个“三产企业”，当起了“小财务”，而不是传闻中的会计。 1981年，当“万元户”开始成为当时中国人的梦想的时候，周正毅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毅然地从工厂辞职了，在上海有名的“穷街”——定海桥（电影《穷街》的外景地）开设了“下只角杂货店”。不过，这不是周正毅的“独资企业”，当时在店里站柜台的有三个人——周正毅、周正毅的姐姐，还有一个是如今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刘姓富豪。商店主要经营外烟、从南方批发来的小饰品，兼收外币。 周正毅的“打桩模子”生涯也就是在那时。 这爿小小的杂货店，为他提供了演练他那独特高人天赋智慧的舞台，尽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营销的基本理论知识，但他凭借着直觉 ，在买进卖出方面总是高人一筹，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年轻的后生买卖做得活，做得俏，有人缘，有主顾。其实，他往往为了一种烟，一个小饰品，都要费尽脑汁，考虑销售渠道和消费对象，他真的将这个小买卖当成事业来做，别人是为了赚钱，而他并不满足于当一个万元户，他要当富翁，要当大老板，他在那时，就有了“鸿鹄之志。” 在周正毅早期创业的历史记录中，他的确是一个“小赤佬”，他曾经是一位小馄饨铺的掌柜。这爿座落于定海桥附近的小早点铺，曾吸引了在这里居住的大批的居民，这里的居民虽然购买力相对较弱，但一经认准了“阿毅”的馄饨、水煎包好吃不贵，便纷纷购买。这一阶段，是周正毅物质、精神双丰收的“利好”时期，他不愧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在此时就已经察觉到了普通百姓身上蕴涵着的强大资金暴发力，他蓄时以待。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在职工原始股无人问津时，能一举收购并瞬间成为百万富豪的基础吧！ 影响周正毅人生命运的人 在周正毅前期的人生轨迹中，除了“夫人”毛玉萍是一个重要角色之外，另一个影响周正毅人生命运的人叫阿彭。 阿彭长周正毅两岁，为人十分“海派”，与周正毅家原是近邻。 1989年，从日本回来的周正毅，身家虽然已有数十万元，但是，“阿彭如果睡床铺的话，周正毅只好睡在床铺旁边的地上!”这是当时朋友圈子里的调侃。 周正毅的确跟阿彭学了不少经营之道，包括对现有资金的运作，他跟在阿彭的后面，边干边学，并且勤于思考，所以，他很快地就进入了角色。虽然他没念过经济学，但是现实市场这所大学将这个天才培养成人才！ 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彭在上海滩也是一个不小的角儿，很早涉足房地产，兼做电脑贸易。但他好赌，曾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几乎输掉全部财产。 1997年，阿彭因涉嫌银行贷款诈骗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先在上海服刑，后移至新疆。 据说，阿彭被捕之前，曾借给周正毅一笔巨款。阿彭在上海服刑期间，阿彭和周正毅的共同朋友滕先生曾经和周正毅一起去监狱探监。 在监狱里，当阿彭问及欠款之事，周正毅对阿彭面无表情地甩出了一句“著名”的话：“那，我这些年贴身服侍你的费用怎么算?” 会见的场面是尴尬的。无奈之下，阿彭甩出一句话：“算了，你就给我家里人300万吧!”周正毅当时勉强答应，但事后，阿彭的家人和朋友多次催讨，周正毅前后三次只支付了人民币45万元。 这句话让周正毅的许多朋友为之心寒，为之齿冷。可以说没有阿彭，就没有周正毅，在阿彭没有入狱之前，没有人相信周正毅敢于和他的“启蒙老师”这样说话，你“贴身服侍的费用怎么算”，但他有没有想到，他教你做生意的价值又怎么算？从这一点上看，在钱财上面，周正毅是不讲丝毫情面的。而周正毅办公室门外，正对走廊的一座供台也是阿彭送的，上面摆放着—尊黑色的关公像，此像高三尺，关公左手捋须，右手斜持青龙偃月刀，关公像前供奉着苹果、香蕉、橘子等水果。 周正毅的朋友们说，阿彭绝对是他的“引路人”，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阿彭带着他做小买卖，90年代中期，又是阿彭“以身作则”，教会了周正毅什么叫“资本运作”，什么叫“乘电梯”（银行融资）。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当1997年阿彭入狱后，周正毅才正式放单飞。从1997年到2003年，是周正毅成为“上海首富”的关键时期。 周正毅与“贤内助” “上海首富”周正毅能在短短几年间暴富，和他的“夫人”毛玉萍绝对有关。这“夫人”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他们已经同居了十几年，但是一直没有到政府机关办理结婚手续。对此，周正毅的解释是，我们两人是天各一方，我是“印度洋岛国”伯利兹护照，她是香港身份证，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办结婚证! 周正毅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评价：周正毅这个人，在女人看来魅力无穷，他应该是“法兰西情学院”的“研究生”，因为十个女人碰到周正毅，八个要昏倒。 周正毅和毛玉萍是同龄人，他们的相识是在198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工作一天了的周正毅，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提篮桥附近的一个歌舞厅。 在这里，他们一见钟情，不久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而后，为了共同的发展，毛玉萍于1985年去了香港。 1986年，去日本“扒拉扒拉”的大潮开始在上海涌动，周正毅惨淡经营小店五年，刚刚够付7000元人民币的“日本就读费”，为了光明的未来，他毅然奔赴日本，开始在太阳旗下“苦力”地“干活”。 1989年，周正毅带着50万元人民币回到了上海，开设了规模不大的“美通饭店”。之后，当KTV俱乐部等新式业态在上海出现时，周正毅始终没有放弃机遇。但是，在万商云集的上海，周正毅的所有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处于“上海商界边缘”的地位。 而毛玉萍在香港却如鱼得水，到1992年时，她已经首付80多万港元，购买了北角海峰阁一处价值400多万港元的房产，当时香港地产刚刚开始爬升。 到1994年，以毛玉萍的“花名”命名的“阿毛炖品”在上海黄河路开张时，“阿毛”的两名东南亚“干爹”都来捧场。据称，毛玉萍的一个“干爹”当时还慷慨地赞助了一大笔资金。 鉴于黄河路上饮食店众多，“阿毛炖品”以炖品主打，成功站稳脚跟，更一度成为黄河路上最威风的店铺。毛玉萍也是家中老么，上有三个哥哥。周氏夫妇在生意领域拓展后，“阿毛炖品”一直由毛玉萍最小的哥哥负责打理。毛玉萍的大哥原先也是“阿毛炖品”的采购，后来因为中风，不再参与店内管理。 至此，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美食街黄河路，五层楼房、豪华装修的“阿毛炖品”，以及“阿毛炖品”门口永远停着的那辆法拉利跑车开始吸引全上海人的眼球，周正毅此后才开始真正进入上海商界的主流。 周正毅的“贤内助”毛玉萍年轻时颇有几分姿色，出门时经常带着几个姐妹。因此，她在上海很是吃得开。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毛炖品”如日中天时，如过江之鲫般来往的贵宾们，都只知道“阿毛”，却很少有人知道“阿毛”的老公周正毅。 他是“一个吃女人饭的人”，这是不少熟悉周正毅的人对他的评价。 在周氏夫妇的传奇生涯中，1995年应该是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头。在这一年里， 周氏夫妇完成了由“个体户”到“投资家”的“化蝶”过程。 其时正是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由于职工股须在上市三年后方能流通，所以国企的员工普遍选择在上市之初私下抛出股票。而一些大户则在所谓的一级半、二级市场购进这些职工股，持有到其流通上市期间，其差价可能达到十倍以上。 当时的周正毅也倾囊投资，并获利甚丰。“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们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购职工股。那时国企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购进的股票等到上市，就由几元升到几十元。”周正毅事后回忆，“我记得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二三元一股升到二十多元一股。最多的‘福建九州’收了约二千万股。当时上市的国企，个个都赚大钱的。” “购销国企职工股”一役，让周正毅获利数亿。同时，贯穿其后商业生涯的投资理念——“低价买进别人不要的东西，再等时机高价出手”亦由此而生。 不管购销国企职工股此举是否有阿彭的参与策划，也不管周正毅是否倾囊投资，反正，周正毅彻底翻身了。1995年的国企体制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件，正是人们处于懵懂状态，才使得绝大部分职工宁愿低价将原始股抛出，以图得眼前的小利，也不愿持股观望时日。周正毅以他与生俱来的机敏，抓住了这一永不再来的时机。可以说，此时的周正毅已经将一条腿抬得高高的，即将跨进富豪的门槛。 成功地收购了大量的国企原始股，掀开了周正毅新的人生历史，他要飞向天空。 笑傲资本市场海鸟欲飞(1) 新富豪笑傲资本市场 1997年到2001年，是周正毅最春风得意的时期，“上海首富”之名也自此时传出。“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这是业界对周正毅的评价，也是对其两年内在内地及香港纵横股市，连取四家上市公司的一种赞誉。被周正毅收入囊中的四家公司是——“英雄股份”、“海鸟发展”、“上海商贸”和“上海地产”。前两个为内地上市公司，而后两个则在香港上市。 “上海首富”的惊人财富 周正毅究竟有多少财产？这个问题除了他本人之外，恐怕无人能回答。 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估算周正毅当时资产为0.66亿美元，名列富豪榜第九十四位。2001年时，周正毅的排名上升至第四十一位，当时评估周正毅的财产是3.2亿美元。当《福布斯》把周正毅列在第九十四位时，周正毅本人就很不屑地说：“不止这么少！我家族全资拥有的上海农凯发展，在上海以发展房地产及基建为主，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每年营业额达40多亿元。我投资了一些公路项目，数十亿元。我数年前买入的伦敦广场，当时每平方米不过4100元，现在市价已值2万元一平方米，利润达5个亿……这个项目我真的赚很多钱，有一点不好意思。最新购入的静安地皮，总销售面积约6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 2002年当胡润再次编排富豪榜时，周正毅主动找到了胡润。这一次，他的排名得以名列第十一位。 2003年，周正毅又被《新财富》杂志评为“中国400富人榜”第十三名，当时评估的资产是25.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因为周正毅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同时他又是两家证券公司“大通证券”和“富友证券”的第一大股东。 从周正毅控制或参股的企业来看，周正毅至少参与了五大行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产业、金融、贸易、农业及高科技产业。 其中，周正毅的主业房地产行业主要是由他全资控股的上海农凯集团参与，但又和金融板块里控制的A股公司“海鸟发展”与“英雄股份”联动。 上海农凯集团注册地在上海，注册资本8个亿，主业为房地产、贸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等。 由农凯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就有古北伦敦广场、外滩附近的兴力浦大厦、日航龙柏饭店、中山公寓、兴业大厦、联鑫虹桥苑等，其还拥有芦潮港、佘山、泗泾、虹许路等地区的土地储备共900多万平方米。 农凯集团还投资了不少的基础产业，如洋山深水港配套项目，以及沪芦高速公路的投资。沪芦高速公路全长69.4公里，总投资28.5亿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城投”为其最大股东，占30%股份，而上海农凯集团则投资2.5亿，占25%股份。 此外，农凯集团还拥有饮用水项目“碧纯”及其电子商务网站。 在金融行业，周正毅则在上海证券市场控制了“海鸟发展”以及“英雄股份”，还有在2002年上半年相继在香港市场上收购的“香港盈荣”和“建联通”。 此外，他还间接参与了福建兴业银行并改组了两家证券商——“大通证券”和“富友证券”。他还有不错的期货交易经历，当时，还有传闻说他将收购一家期货公司。 这些金融行业互相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资金链，而这条资金链也为周正毅的其他行业起到了相当程度的辅助作用。 周正毅的其他三个行业则显得相对简单和次要一些，比如贸易方面，主要包括他投资参股的一些进出口企业，如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等；高科技产业，主要是“农凯”和复旦、交大等合作经营的“上海高校产业集团”；农业方面则显得相对重要一些，周正毅成立了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和上海小城镇开发集团，这两个集团除经营农业食品如大瀛鸭外，也涉足房地产，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集团更和“英雄股份”有牵连。 虽然这些行业的脉络还算比较分明，但由于大部分产业不是上市公司，尤其是资产最庞大的农凯集团资产状况神秘莫测，所以令外界无法搞清具体的资产状况。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正毅的商业历程，和中国各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十年里发家的民间富豪有类似之处。他们大都出身贫贱，凭一己之力闯天下，期间有过钻特殊时期空子牟取暴利的经历，比如炒卖内部职工股等，有些人甚至有过一些灰色经历，比如经营赌船或倒卖紧缺物资等。但他们凭借自己的敏锐感觉和超人的卓越才能，最终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富豪。 在成功登陆“上流圈子”之后，这些成功者中的善于反思的人则更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把企业转型成规模更大、形态更现代化的“赚钱机器”。而周正毅的运作轨迹则更为独特，他穿梭于上海和香港这两座亚洲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之间，演绎着被当时的人看来甚为精彩的财富故事。 “农凯系”财富性格 周正毅较早成立的公司是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股东分别是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康艺石材有限公司。开始，周正毅自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后由唐海根担任。而股东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则是上海康艺实业公司、上海凯旋房产开发公司与另一家名为“半岛”的公司发起创建的。后者原由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街道办事处出资组建，1998年6月经工商部门核准，该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凯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同年10月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11月，周正毅以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实业投资与股权投资、企业托管、重组与购并等项目。农凯集团由上海市农委同意建立，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占公司19%股权，发起设立正艺室内装饰公司的凯顺发展占其15%股权，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的股权不过5%，但周正毅还是被选为董事长。后来，农凯集团将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名苑炖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纳入集团控股层企业，前者也确实向后者投资了1232万多元，占后者51%的股份。1999年11月6日，农凯集团股东会决议将4家发起人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周正毅。2000年4月24日，周正毅又受让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的所有股份。至此，周正毅在农凯集团的股权占到了67%。2002年4月15日，农凯集团董事会由周正毅、周蔚雁、毛和平3人组成。 1998年2月，农凯集团与凯顺物资共同出资3000万元发起设立上海农凯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凯联合），前者占66.66%的股份，后者占33.33%的股份，经营企业投资咨询、企业托管、重组与并购等项目，董事长为毛和平。 1998年3月，农凯集团又与农凯联合分别出资1000万元成立上海农凯工贸有限公司，经营农副产品、粮油等项目，最初的董事长为陆志华，后变更为周雅珍，最后为周正明。 1999年7月，农凯联合与农凯工贸共同出资2000万元发起设立上海爱普乐钟表珠宝贸易有限公司，前者占20%的股份，后者占80%的股份，经营珠宝、玉器、钟表等项目，最初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周正毅，副董事长为唐海根，后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海根。 资料显示，周正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当时持有“富友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19.96%的股份，为“富友证券”第一大股东。发起设立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上海名特优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由农凯集团、爱普乐等4家企业发起设立，而名特优又有农凯集团、爱普乐、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4家股东，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又是爱普乐与农凯联合。 “农凯系”企业间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农凯系”企业成立后曾经一而再地增资，尤以2003年4月为甚。农凯集团注册资金由当初的1亿元人民币扩张到8亿元人民币。农凯工贸的注册资金由最初的2000万元人民币增资至1亿元人民币。增资次数与增资金额最多的是东宏实业与爱普乐：东宏实业由最初的1.7亿元人民币增资到3.2亿元人民币，再增资到5亿元，2003年4月17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后，东宏实业再次增资为7.51亿元；爱普乐的注册资金由最初的2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到2亿元，后又增资至4.7亿元。“农凯系”企业在解释增资的原因时说，是为了开拓业务、扩大对外投资。 与“农凯系”企业增资相伴的，是“农凯系”各公司股东及公司高管人员的变更。 在周正毅逐渐从“农凯系”退出的同时，唐海根成为“农凯系”中最耀眼的人物。截至“周正毅事件”发生前，唐海根不仅是正艺装饰、名特优、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东宏投资的绝对控股股东，还曾是爱普乐的法定代表人和农凯集团的副董事长。唐海根在工商资料中登记的履历表显示，他于1998年以后，一直担任“上海农投”的总经理，同期担任农凯集团办公室主任、董事等职务。资料表明，周正毅的哥哥周正明，其妻为唐海珍，而唐海根在工商资料上所填地址与唐海珍为同一处所。 除唐海根以外，周正毅的姐姐周雅珍及姐夫薛荣坤，周正毅的另一位姐姐周雅平、姐夫李文斌及其他亲戚薛荣根、周敏、周蔚雁，毛玉萍的亲戚毛和平等均在“农凯系”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等要职，有的还是周正毅在一些企业的接任者。 不过，与唐海根相比，徐士锦更成为“农凯系”的后起新贵。2001年12月，周正毅亲戚周蔚雁等5位自然人出资2亿人民币发起设立上海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3年2月22日，方华投资股东会决议：徐士锦出资1.6亿元受让公司34.04%的股权，不仅成为公司新的股东，还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徐士锦是江苏省洪泽县黄集乡的农民，1994年7月至1996年12月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车队担任车队长，1996年12月至2003年1月在农凯集团保安部工作，很难让人相信他能在一夜之间拿出1.6亿元。 以 铜 易 金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至，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而刚刚在当年10月成立了农凯集团的周正毅夫妇则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大量购买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李嘉诚旗下的蓝筹股。不久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以获利数亿港元了结。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上述令人扼腕的业绩就会引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周正毅夫妇投入香港股市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出去的? 对此，周氏夫妇从未作出过任何解释，不过，知情人士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简单：通过电解铜进口贸易，以对外开立信用证的方式获取美元融资。 此间综观周正毅之财富脉络，主要贯穿着两条线：一、在香港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成功运作；二、在上海一口气收下四家贸易公司——上海华亭进出口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远东进出口公司。结果是，一方面为政府解了忧，另一方面，有了上海华亭这个运作电解铜的进口贸易平台。 “农凯”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固定交易席位，参与电解铜的期货交易，而华亭进出口公司则直接做电解铜的进口贸易。 在国内进行交易的期货品种中，由于铜的国内用量有大量缺口，年年需要进口，因此没有配额限制，金属铜的开放程度也最高，没有保护价，进而可以说，国内铜的基础价是与国际接轨的。 “农凯”的操作方式是跨两个市场（伦敦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价。伦敦市场买进，然后可进行两种选择：在上海期交所市场卖出，赚差价；或者直接交给华亭公司进口。后者的功能在于锁定价格，从而规避进口交易的在途价格波动风险（套期保值）。 当时在上海市场，一般做铜贸易的公司一吨只有10元左右的利润，而在2003年6月2日，上海长江金融交易市场的铜价是17480～17560元一吨——可见其占有资金之巨大。 在2003年以前，“农凯”最多时月进口量达一万吨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业内人士说。 上海某银行的资料显示，“农凯集团母公司以电解铜贸易、房地产经营为主，近年来利润在1亿元左右，其中电解铜贸易利润占60%，房产租金收入占20%，投资收益占20%”。 也就是说，电解铜贸易可以为“农凯”带来每年7000万元的利润。上海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一位分析员说：“如果单纯以套期保值的方式做进口电解铜贸易，7000万元利润很难想像。”而在“农凯”披露的上述财务数据中，显然将贸易利润与投资收益分立出来，“农凯”为什么要将铜的贸易量做得这么大呢? 做大进口量有两个目的：把贸易量做大，减少在途铜价波动风险；另外，就是信用证融资，远期信用证结算总有一个时间差，贸易量大，信用证额度就大，在前一笔信用证资金结算日和下笔信用证开出之前，就起到了融得巨额资金的功能。 至此，周正毅夫妇在香港股市操作的资金来源，有了合乎逻辑的想像空间。 笑傲资本市场海鸟欲飞(2) 投 资 地 产 除了香港股市及铜贸易这两条造富线索之外，上海地产行情在1999年之后的高歌猛进，又令周正毅左右逢源。 按照“人弃我取”的一贯思路，周正毅在1997年看中了正处于低潮中的上海地产，认为大有赚头。其中，周正毅的得意之作是兴业大厦项目、兴力浦金融大厦项目以及东方伦敦广场项目。 周正毅先是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1亿元完工并装修后，该楼宇市价一度攀升至5亿元。 另一个周正毅经常提及的手笔则是，2001年周正毅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同样追加1个亿完工，其售价达18000元一平方米。 至于周正毅对兴力浦金融大厦的操作，一方面是对其先前的投机眼光的再次确认，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在令人激发出超前想像空间的上海地产市场的背景下，周正毅开始了真正的资本游戏：并购上市公司——注入体内房产项目——融资——建设并进行更大的扩张。 兴力浦金融大厦所在地域原属兴业银行产权，1996年前后，中国人民银行不许商业银行介入地产，“农凯”趁势介入：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出资股比51%（由“农凯”控股80%），与兴业银行、黄浦区政府下属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而后，1999年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以5.18亿元转让给上海爱普乐钟表珠宝贸易公司和上海农凯。 2001年11月19日，“海鸟发展”发布公告，“海鸟发展”与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兴力浦金融大厦。 上海海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12月30日召开四届五次董事会，通过了决议：同意向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3亿元的三年期以内的中长期借款，用于与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兴力浦金融大厦。 海 鸟 欲 飞 “海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是如何被“上海首富”收归囊中的?有必要从头了解一下“海鸟”的前世今生。 “海鸟发展”正是1993年上市的“海鸟电子”，其原本是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企业，原来的主营业务是为飞利浦等外资公司生产光盘等产品，效益不好。 2000年，在南汇注册成立的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以1.57亿元受让了原大股东上海华成无线电厂的22674万股法人股，获得了“海鸟电子”26%的股权，法人代表也改为“唐海根”。 蛰伏半年后，2001年5月，“海鸟电子”宣布把激光电子等资产转让给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拿到了8983万元资金。同时以5000万元的溢价收购了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70%的股权，向房地产业进军。由于以较高的溢价收购了中盛房产，所以导致“海鸟发展”2002年年报里的“投资收益”为－195万元。 中盛房产大股东是上海华信投资公司，后者第一大股东——是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49.47%股权。同时，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84.38%股权。因此，这笔多重关系收购和资产置换的核心，最终落到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身上。 而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又是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和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股东中，除唐海根占41%股权外，上海农凯工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分别占39%和20%股权。 2002年9月21日，“海鸟发展”发布2002年第三季度业绩大幅提升的提示性公告，原因是其控股90%的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已于2002年7月取得了中山公寓二期的大产证，其预售款已可确认为收入，此举将导致“海鸟发展”年报可能出现50%以上的增长。 看到这样的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股价攀升，周正毅的心情肯定不错，因为这正是他一手制造出来的“硕果”。 据了解，“海鸟发展”在上海静安区有多块旧城改造土地，加上收购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的“中山公寓”、兴力浦房产公司在外滩的“兴力浦金融大厦”项目，“海鸟发展”可装填的内容很多。 英 雄 问 世 周正毅对“海鸟电子”收购完成之后，又迅速完成了对“英雄股份”的收购，并如法炮制——闪电收购上市公司，再由上市公司反收购大股东资产，转型重组，出台利好，等待配股。 2001年11月22日，“英雄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上海轻工集团把“英雄股份”、英雄Ｂ股的8887.1916万股国家股转让给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占总股本的29.18%，上海轻工集团还剩23.74%，是第二大股东。 4天后，也就是2001年11月26日，“英雄股份”就急忙通过资产、负债转让协议，向上海轻工集团转让英雄金笔厂等资产（账面值为2.471亿元），同时也把1.1825亿元负债剥离，实际获得1.2885亿元资金。 有了资金的“英雄股份”立即向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和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收购上海联鑫房地产公司72.58%股权，上海大盈肉禽联合总公司100%股权。 据了解，待收购的这些资产评估值远高于实际价值：2001年12月20日，评估报告显示，上海联鑫房地产公司72.58%股权账面值2395.54万元，评估值4985.53万元，增值108.12%；上海大盈肉禽联合总公司100%的股权账面值为7323.31万元，评估值为9300.58万元，增值27%。但上海联鑫房地产有限公司属二级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在此之前业绩平平；上海大盈肉禽联合总公司2000年销售额约为1亿元，净利润仅300万元。 更让人不解的是，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收购“英雄股份”是高位接盘。待收购股份作价每股4.73元，远高于其2.01元净资产，收购总价为4.2亿元。这说明收购方显得急不可待，在签约的第二天，就付出1500万元定金，年底又付了2.15亿元，2002年3月20日前付清全款。何况该收购对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来说还冒着违规风险：该注册资本仅5600万元，2000年底净资产才2.2644亿元，收购资金却达4.2亿元，超出了《公司法》的规定。当时就有人称，幕后资金来自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 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折，2002年9月，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吐”出了15%的“英雄股份”股权，以每股比买入时低0.13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 2002年11月25日，“英雄股份”公告称：上海轻工集团将手上14.98%的国家股转让给上海华信集团。至此，“英雄股份”的第一、第二、第三股东变成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上海华信集团、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前两者控股股东都是上海农凯发展集团。 同期，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和“英雄股份”都搬入了周正毅的上海兴业大厦总部。 在这场收购中，资金在周正毅旗下的企业流动。通过“周转”，我们看到，最后是“英雄股份”的1个多亿的资金“流”走了。 鲜为人知的“富友证券” 美国《福布斯》杂志的胡润在为中国富豪排名时，“上海首富”周正毅曾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他漏掉了周正毅属下的一个重要公司——“富友证券”。 行内人士表示，“富友证券”经纪公司在上海一直以创新、活跃著称。“富友证券”的前身是开封证券，是一家位于河南境内的地方证券公司。 1999年，开封证券增资扩股，新的大股东加入，使开封证券彻底地脱胎换骨。 2001年9月，开封证券更名为“富友证券”，总部也从河南开封迁到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 随后，“富友证券”开始引起同行的注意。因为其骁勇善战的特点，所以被许多大券商看作是市场上“不守规矩”、喜欢“出风头”的小不点；“富友证券”曾被同行称为“价格屠夫”，多次祭起佣金价格战的大旗；2001年，富友开始了被《证券报》称之为“富友起义”的经纪业务模式改革，把客户当做产权拍卖；2002年，富友又做出收缩散户厅规模的惊人之举。 同行对此评价说，这个超级小券商已将经纪业务做到了极致。“富友证券”在经纪业务上十分突出，让不少大券商不得不“屈尊”向富友讨教经纪业务。但从2001年以来的大熊市，曾使各大券商豪华的交易厅门可罗雀，各大券商频频告急。而对于富友这种小券商来说，要想在经纪业务中赚取太多的利润以度过证券业的严冬，也实在是步履艰难。于是，增加注册资本金，利用综合类券商的角色觅食，成了“富友证券”的惟一绝招。 2002年9月，“富友证券”申请多时的增资扩股终于获得证监会的批准。这家注册资本只有5060万元的超级“迷你”型经纪类券商由此获得了一次壮大的机会。尽管证监会给的扩股额只有1.55亿，但增资各方都决定一次增资到综合类券商的下限——5亿元。换句话说，“富友证券”通过此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达到了1.5亿元，实际资本达到了5亿元。 在“富友证券”的前六大股东中，上海大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是第一、第二大股东。从公开的资料中无法查明上海大方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背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二大股东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正是周正毅。而在“富友证券”内部，人们都把周正毅视为背后的最终老板。“富友是私人公司”，富友的竞争对手有时还这样“诋毁”“富友证券”。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要么大方实业仍旧属于周正毅，要么第二大股东和另外的股东同属周正毅的名下，共同控制着“富友证券”。 在资本市场扑朔迷离的股权结构下，周正毅的股权安排并不奇怪，无外乎是想掩人耳目，“周正毅掌握着‘富友证券’的话语权”，“富友证券”的人士说道。 周正毅对富友保持着相当的神秘态度，业内人士对此的评价是：“在中国证券界，太明显的私人成分并不利于公司的某些事情的解决”。联系到周正毅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的一系列动作，不能不让人想到富友在其中的重大作用。 笑傲资本市场全面开花(1) 上海滩上全面开花 周正毅在上海滩上完成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之后，开始了他“全面开花”的营运轨迹。 周正毅开始积极介入内地金融和证券市场，但手法含蓄：他通过旗下东宏投资公司投资福建兴业银行，做了第三大股东，该银行在上海的总部买下了周正毅的总部“农凯大厦”大部分楼层，大楼因此改名“兴业大厦”。 周正毅再通过“农凯系”投资2.1亿元，在原“大连证券”改组后的“大通证券”中，以18.77%的股份坐上了10个股东中的头把交椅。外界曾经传说北大青鸟通过包头浩宇科技投资2亿元，做了“大通证券”第一大股东，其实周正毅的位子更靠前，“我们投资金融业已经很久了”。周正毅很早就在上海期货市场拥有交易席位，一直从事期货买卖，也有不俗的商业记录，后来更有传闻说他会收购或大比例入股一家期货公司。 之后，周正毅又通过“农凯”和上海复旦、交大等多家高校合资经营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 他通过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出资1010万元，投资了原名为开封证券的“富友证券”经纪公司，占19.96%，做了第一大股东。 周正毅随后又介入了富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此时，他说自己已投资2亿多元在15家企业，30%盈利，30%在投资阶段，还有的在做市场。 通过这些投资活动，周正毅手头的地块和地产项目激增。他提供给媒体的资料显示：福建兴业银行原有的外滩金贸区地段已成其农凯集团旗下兴力浦房产公司的兴力浦金融大厦；“海鸟电子”原有的“中山公寓”也将其纳入麾下；投资2.2亿元但一直没有建成的海鸟电子大厦亦归其所有。另外还有龙昌苑、联鑫虹桥苑、静安区旧城改造地段、曹家渡地段等。 “农凯”公布的数据称，该集团投资的物业达21万平方米，投资额约14亿元，总估值25亿元。其中写字楼八处，有5.5万平方米；商铺六处，有7.6万平方米；住宅六处，约1.9万平方米；其他约5.9万平方米，比如周正毅收购的虹桥附近的四星级逸和龙柏饭店。 当时，周正毅还号称有土地储备963万平方米，大多在浦东芦潮港人工半岛和松江地区，“当时我们拿松江地块，每亩20万元左右，现在已经40万元了。”他还拿到了上海到芦潮港的沪芦港的沪芦高速公路投资经营权，上海媒体说该项投资为2.5亿元，但周正毅却表示自己将投资上海的高速公路44亿元、轻轨30亿元，回报率都在9%～10%左右。 2002年5月底，周正毅与上海静安区政府签约，获得静安区石门二路17.64万平方米地段的旧城改造项目，涉及万户搬迁。周正毅拿出农凯集团和在海外BVI注册的香港佳运集团，投资额据称超过50亿元，这是周正毅在上海房地产项目中首次以拿地的方式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在签约仪式上，和黄大班霍建宁胞妹霍建华、为周正毅收购“建联通”融资的中银证券董事总经理冯志坚、天行国际老板张德熙等风光人物均现身上海。 除了金融和房地产，周正毅还组建了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和上海小城镇开发集团，并拥有华亭进出口公司和远达进出口公司，甚至大型国企上海机械进出口集团公司、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也在其五大产业的名单上。至于如何获得国企的控制权，周正毅则一直予以回避。 香港股市的激烈搏杀 自2001年起，周正毅戴上“上海首富”光环一年有余，“申博”、“市政建设”、“浦江开发”、“国际金融中心”等概念相继而来，使上海地产市场热风灼面。因此，“上海首富”迫切需要更大盘子的上市公司，而且这个上市公司应该能够随时融资，以补上海房产的资金缺口。 周正毅顺理成章的选择是再次杀向香港股市。于是，2002年成了周正毅创造财富生涯的又一个新的起点。在此之后，周正毅的财富脉络更趋明显，已改变为“两手抓”——一手在上海狂吃地皮、大手笔投资；另一手则干净利落地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收入囊中，动用的资金量较从前何止十倍! 进入2002年，周正毅再次掀起香港市场上的“金融风暴”，先后在1月和5月收购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媒体对此的评价则褒贬不一，有人指称“周正毅谈股票时喊代码而不喊名称，炒家味道很浓”。 善用资本说话的周正毅，收购“盈荣”和“建联通”的手法并不创新。周正毅旗下在BVI注册的Angel Field Limited，2002年1月以6180万港元向“盈荣集团”的大股东“凤鳞”收购74%股权，每股作价0.418港元，较停牌价1.1港元折让62%。这家公司以前交投清淡，2000年亏损1360万港元，主要从事胚布加工和休闲食品贸易业务。1月28日收购消息公布时，股价一度升至1.48港元。周正毅在当时曾声称要维持公司现状，但在2003年5月，“盈荣”却改名为“上海商贸控股”，毛玉萍担任董事局主席。 相比之下，周正毅2002年5月收购港股“建联通”的出手就大了很多。周正毅通过中银国际融资20亿元港元，宣布斥资15亿港元，从李嘉诚旗下的“和黄”以及爱立信等公司手中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根据“建联通”公告，周正毅购入公司的59.98%股份，其中包括爱立信所持有的16.36%股权及和记黄埔的9.88%股权，余下的股权则来自瑞典的投资公司InvestorAB。每股作价0.82港元，整体费用在20亿港元左右，按2003年4月30日未经审核每股经调整资产净值为0.77港元。 “建联通”原是一家专注于科技业务的企业，但在周正毅收购之后，已将公司名称改为了上海地产，公司出售了手中的5项科技投资项目，并把投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周正毅动用了22亿元现金开始大肆收购上海的房 地产项目。“起初只在市场上收购，但其后开始收购大股东周正毅本人的资产，金额也愈来愈大。”其财务顾问说。2002年4月，周正毅还宣布以7亿元收购周正毅私人资产上海东方伦敦伯爵豪园。 对于外界表示怀疑周正毅收购两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动机时，周正毅的第一反应是“决不是圈钱”，他的解释是“吸引人才”。 当时，周正毅说：“我早就熟悉香港市场，入股‘盈荣’、‘建联通’的目的是吸引人才，我现在不缺钱和项目，但缺人才。内地人才的脑子不输港人，但职业精神不够。我已通过收购‘盈荣’吸引了三位高管人员。”他承认自己品牌不够。“在香港，有平台才有人才，有人才才有品牌，品牌最重要。”他说自己再有钱，也不如大牌企业。 “我们要做上海最高级的发展商，兴建有品牌的豪宅。你看香港新鸿基地产为何可以比别人开发的房产卖得贵，就是品牌嘛。” “我会把上海的优质地产项目注入‘建联通’，比如静安区的项目要做三至五年，我们会把利润装到上市公司口袋里。”他很有计划的口气给满腹怀疑的香港基金经理增加了想像力，“我会谨慎投资，‘建联通’内的高科技项目好的拿回来，不好的就卖。我们放资产进去，值10亿的就放5亿进去，我们不赚上市公司的钱，只赚市场的钱。” 周正毅表示全面收购“建联通”后，会有很多事情要做，“香港看好内地市场，我们会把握好上海的机会。上海的地产外国人都看好，都在投资，我们也应该做，但老外不懂，都喜欢在浦东投资，如了解上海的文化，就知道浦西才是上海房地产的核心地带，主要是高档楼盘。” 对此，周正毅不禁有点洋洋自得：金融风暴后，谁还会拿25亿元现钞去做收购?现在谁还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做?20世纪80年代的酒楼里个个都在谈生意，现在没人谈了。 笑傲资本市场全面开花(2) 那时的周正毅看上去似乎也颇清醒：“我现在的内地物业投资一年租金收入约1.6亿，去年加上贸易和投资有2.7亿的利润。我现在就喜欢稳定，投资高速公路、轻轨，只有9%左右的回报，但我看好。以前我是二元赚十元，现在我要十元赚二元。” 最终，周正毅在上海地产及上海商贸的持股量分别达到了75%及63.18%。 在进行上述操作的同时，在上海一线，周正毅还狂吃着地皮，主要包括四大地块，分别是：紧靠南浦大的董家渡地块，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打浦桥地块，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静安地块，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普陀长风地块，200公顷土地。凡此种种，皆在2002年年底之前完成。其中，尤以静安区地块——上海最大旧区改造工程——最为醒目，周正毅当时表示，准备投资50亿元发展高档住宅。 其实2001～2002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通过曲折的投资手法，周正毅在上海的农凯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已经介入在沪上市的“海鸟发展”和“英雄股份”，加上香港的两家公司“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周正毅已成功地控制了四家上市企业，控制资产超过30亿元。 周正毅围绕这些上市公司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多个地产项目、农业食品、饮用水、高速公路投资、约900公顷的土地储备、证券投资、银行股东，以及在香港合伙经营的金公主号游船。周正毅在2003年5月时曾高调地对香港媒体、基金经理大谈投资理念，不经意把自己的家底透个底朝天。但在细节上，他却总是笑不作答。 在“周正毅事件”发生之前，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曾向外界透露，周正毅在上海投资地产、公寓、写字楼及酒店，涉及的投资额是以“10位数字”计算（意指10亿计），每年单在出租物业的收入上，就约有2000万元。 笑傲资本市场 “上海首富”周正毅在业内创造了不少记录，至少他偏爱的收购战略可能会成为投资者的教材，为后来者提供驰骋沪港两地资本市场的丰富经验和感受。“最好的投资是金融。”周正毅说。 周正毅说上市没有挑战，收购才有挑战。“比如我看好‘海鸟电子’，有上海房地产概念，流通盘小，净资产8000多万，空间很大，配送后股东会欢迎。‘海鸟电子’的扩张能力很强，现在3000多万股，以后扩到3亿股，每股价格不会低于6.7元。” 虽然内地资本市场资讯透明度严重不足，但多重的交易脉络仍让我们看到其网状的投资，很多资本在各种框架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产生增值，进而变成财富，我们习惯的规则在资本的力量下变化。 周正毅认为香港资本市场的玩法和内地市场的玩法不同，内地是上市公司越小越好玩，香港是公司越大越好玩，“但香港的增发、配售能力很强，有项目就可以拿到钱，是自由市场，内地则管得很严。” 周正毅还认为买壳的杠杆作用很强，可以拉盘，“你看我们收购‘建联通’，有23亿净资产，你找个公司上市，要多少时间做到23亿净资产?只有收购才可以在两个月内做到。”说这话时，他还用手在半空中划来划去。“收购中，每个动作都是十多亿，很漂亮，再把好资产注入，远比上市漂亮。这就是速度。” 周正毅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一样，虽然很难讲清楚这一点，但是他却总能够让生意场上的对手感觉到一种独特的个人魅力。 周正毅的思维方式是跳跃性的，虽然他的口才和表达能力一般，但是非常喜欢讲话，往往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 周正毅的很多公司和项目都是并购得来的，虽然他从来没有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他确实很敏锐，是个天生的生意人。 周正毅在谈判大项目时特别自信，他往往抛开纸面上的计划细节，而会非常激动地大谈非常实在和核心的问题，完全不按正常的程序和逻辑出牌。“往往双方会很放松，大家都会很激动和兴奋”，熟悉周正毅的人说，“他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内涵，也不伪装成自己很有品位，但是往往给人以非常诚恳、也非常爽快的感觉，而且决策很快。” 而周正毅的夫人毛玉萍则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能力非常强，因此两人配合得相当好。在农凯集团中，人们按照香港人的习惯，称呼毛玉萍为“毛小姐”。 周正毅讲话时表情有点狰狞，看中了一个目标，有一种一定要做成这件事的野心和表情，会给人一种不惜一切、不择手段的感觉，而且，他并不掩饰自己没文化。 周正毅要“做大做大再做大”的决心和目标非常强烈，谁也不知道他的这种性格来源于哪里。也许是缺乏安全感，周正毅从不回避自己的历史，几次对旁人讲过自己从小兄弟姐妹众多，小时候很苦以及他17岁就出来开馄饨店的艰苦故事。 据说，周正毅曾经流露出和李嘉诚一比高下的心思。“李嘉诚如果有100亿现金，其中也有可能有15亿元的借贷，借钱也是需要有实力的。我们的内部财务是保密的，中银对我就很了解，如果不是，怎么会借20亿给我收购‘建联通’？” 周正毅觉得小时候很苦，自己出身不好，所以曾经说，收购原来由李嘉诚和爱立信基金控制的“建联通”，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出身。这说明周正毅可能小时候很自卑，因为穷和没有读书，所以一直有一种要做人上人、出人头地的愿望。 据熟悉周正毅的人说，“花花公子绝对是别人的错觉，他是个工作狂”。40多岁的周正毅，精力实在非常旺盛，每天基本只睡四五个小时，连他两位20多岁的司机和保镖也觉得吃不消，有时一起忙到半夜两三点，而第二天他照样早上九点来公司上班。“如果不出差，早上九点基本上就到了公司，而往往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离开。” 周正毅平时吃饭很随意，因为一天中要见面会谈的人很多，中饭往往要到下午两三点才吃，基本上就是一碗面或年糕，而晚饭基本上都是在楼下的张生记招待客人时吃。 周正毅不抽烟，酒量也不大，但给外人的感觉总是很诚恳，对高层人士和对普通人都是这样；在公司中也不训人，给外人的感觉似乎脾气很温和，只是在谈生意时会显得亢奋一些。 颦笑生姿港岛造势(1) 港版“上海首富”颦笑生姿 周正毅夫妇在香港拥有数处豪宅，出入有法拉利高级轿车代步，这对有钱的上海夫妻在香港过着超级富豪的生活。周氏夫妇曾是香港媒体的宠儿，周正毅表情冷漠，财富隐秘，绯闻缠身，而毛玉萍则时尚前卫，嗜好奢侈品，出手宽绰，为爱情而不掩个性，经常语惊四座。 港岛造势 申江赚钱 周正毅在香港，是个开着名车，住着豪宅，刻意追求物质生活，多少有些暴富色彩的花花公子。 但周正毅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对许多上海人来说，这是一个谜。 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发榜后曾兴起一阵出书热，不过在所有的版本中，关于周正毅的内容都少得可怜，仅有的一些内容也是他的花边新闻，全无其在内地做任何投资的报道。 在200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周正毅仅以0.66亿美元的资产排名九十四名，但因为一次香港渣甸山豪宅130万港元现金被窃案而浮出水面的他却被不少人冠以“上海首富”的称号。在这面上海一直低调而在香港却几乎“透明”的富豪旗下，究竟是怎样的资产王国，很多情况都不为人所知。可是他买名表开名车的作风以及和多位香港明星有染的传言都令他愈显神秘，也成为上海人饶有兴味的谈资。 在一些上海人眼中的周正毅，是个颇有风度的男士，衣着得体，有品位，相当健谈，也平易近人，没什么大老板的架子或暴发户的狂妄。 周正毅也是一个有意在身上“镀金”的人，他参与高科技方面的投资，接触重点大学的专家学者，也经常出资助学。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还慷慨解囊，一次捐助2000万元人民币协助防治“非典”。 但在许多人看来，周正毅对待媒体的态度明显是“一国两制”，在上海刻意低调，在香港则不一样。 周正毅曾经邀请大批香港媒体来沪，考察期间他不仅自暴150亿元的身价，还大力推介自己的农凯集团，甚至于在席上大张旗鼓地公布自己在静安区打造房地产巨舰，一时风声水起。然而，事实上那次“作秀”的结果似乎并不佳，不少香港媒体对此表示怀疑和反感。 在外面造势，在本地赚钱，周正毅的这个诡谲手法的确令人费解。 如果仔细地研究周正毅，也许就能从他的这个香岛造势、申江赚钱的策略上分析出他的资产真实的实力所在。可以大胆地说，周正毅的实际资产根本就没有150亿，或许连《福布斯》2001年将他排列第41位时的3.2亿美元也属子虚，而马太效应的规则则是，金钱总是流向有钱人的口袋，穷人永远不会赚大钱。像周正毅这样胸怀大志的人，“内荏”的外在表现，一定是“色厉”，于是，在香港极尽宣扬之能事，将身价造大造足，尔后，借助香港的气势在上海投资以赚取最大的利润，所以，周正毅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的名气为资本的。因此，他最终栽在了资金链断裂上面，也就是势在必然的了。 在香港打响“上海首富”之名 农凯集团在上海仍默默无名之际，周正毅与毛玉萍已密谋在港“大干一场”。 1997年，周氏夫妇以6200万港元买入湾仔会景阁顶层复式单位，由当时仍未合并于中银香港的宝生银行做按揭。一个月后，他们又一口气买下一辆宾利房车和一辆林宝坚尼跑车。 虽然有名车有豪宅，但当时的香港传媒仍末认识这对大陆新贵。善于交际的毛玉萍，于是找来同样热衷在社交场合穿梭的名媛赵金卿穿针引线。 在1999年初的一个皮革展上，赵金卿撇下与她打得火热的艺员甄志强，反而挽着一身“大陆婶婶”打扮的毛玉萍出场。但当时传媒仅以“赵金卿女伴”来称呼毛玉萍。 直至1999年中，赵金卿与毛玉萍双双出席一个公开场合，当记者围着赵金卿追访之际，她有意地四两拨千斤，将传媒的闪光灯推向毛玉萍身上，并笑容可掬地向记者介绍：“不如你们访问她，她是‘上海首富’的老婆，刚刚用八千多万买了渣甸山独立屋，花了三千多万豪装。”自此，“上海首富”之名不胫而走。 赵金卿是个精明的私人银行家，专门为超级富豪理财，又有生活品位，她对满身土气的毛玉萍、周正毅却如此推崇，可以想见这两位来自上海的阔人，在她眼里，是如何的“财大气粗”。 “上海首富”之名其后愈打愈响，不过对于周正毅的生意，香港人始终所知不多，只知道他与杨受成熟稔，两人合作搞过一些投资，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英皇钟表珠宝。而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周正毅、毛玉萍两人出手豪爽、阔绰，兼“身光颈亲”的富豪形象。 周正毅说自己是地道的上海生意人，喜欢名车、豪宅和名牌衣服。“以前发点财，都戴十三钻手表，现在我的只有几颗钻石，”说这话时，他扬了扬腕上的卡地亚表，“社会在改变，以前都喜欢金戒指，装修房子都是镜子，现在都没有了。”人们注意到，每当谈论起这些话题，他都会有一种傲慢自得、兴奋异常的神态，每当这时，他的脸在冒光，他的眼睛在冒光，他的整个身躯也在冒光。 周正毅说自己的信条是：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和金钱，活着没钱不行，有钱了没命了也不行。“我做事很谨慎，谁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随便做事?” 其“农凯大厦”的办公室装修得古典、写意，初看有点像精致的书房，但每样东西都价值不菲，且多少流露出穿金戴银的俗气。 颦笑生姿财经版富豪(1) 从“娱乐版明星”到“财经版富豪” 事实上，周正毅在香港时，最初关注他的只有香港的记者们。 周正毅和太太毛玉萍一直同进同出，两人都是香港记者们的“热恋”人物：不管是周正毅挥金如土地买东西，还是周太太一掷千金地购物，反正这些都是记者笔下的超级素材，每天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报纸，在不同的版面上刊登这位上海大亨的各种令人羡慕的事。 1999年5月，周正毅成立的佳运投资公司以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豪宅，作价比上手业主在1997年时的购入价更高，令地产界为之哗然。但实际上，周正毅只是为与香港富豪为邻。而后，周正毅又花了3000万港元装修，竭力挤入香港富商行列。2000年该宅遭窃130万现金，引起香港媒体广泛关注。 2001年，毛玉萍一掷600万港元，在铜锣开设三层高的美容美发中心。 此后，周正毅在香港名声鹊起。不过，那时的他更多是在香港报纸的娱乐版上露面，题材是他与一些女明星的绯闻。2000年6月，外界传出他与章××约会的消息，但此事后为章××本人否认；其后，女明星张××也被传媒偷拍到进出周正毅位于香港的豪宅的照片；2002年，前任亚姐冠军——杨××也被传媒拍得与周正毅宵夜的情景。 而让周正毅从“娱乐版明星”真正变成“财经版富豪”的，是其在2002年收购香港两家上市公司的“大手笔”行为，此时周正毅开始被真正称作“上海首富”。当年，他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上由上年的第四十一位上升到第十一位。 突然冒出这么一个“首富”，这不能不让香港财经界人士疑窦重重。也许是为了树立形象，2002年中，周正毅盛情邀请香港基金经理、媒体团来上海参观交流。其间，周正毅大谈其发家经历，并透露了大量自己所投资的产业，所谓的“周正毅拥有150亿资产，投资遍及金融、地产、珠宝”等等的各种说法，就是从此会上传出的信息。 不仅在香港，就是在大陆，许多人对突然冒出的这位富豪黑马，也摸不着头脑。不知他到底有多少钱，不知他有多大产业，甚至不知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但有一点消息灵通人士是知道的，那就是周正毅很有钱，据说有150个亿，是香港各报纸的焦点人物。与这样人物合作放心。中国各阶层社会的人士，多有从众心理，当一传十、十传百地将周正毅越传越神的时候，正是周正毅放开资金缺乏的小脚，甩着大步实现自己资本运营目的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人从心里想跟周正毅合作，大事何愁不成！ 与“英皇”的亲密接触 2002年9月，一家新店铺在上海梅陇镇广场开幕，很平常的一件事，却引发了一阵娱乐界记者的骚动。 这是一家名叫“英皇钟表珠宝”的奢侈品专卖店。虽然店里的世界名表个个都价值不菲，但显然不是其老板手里最值钱的“产品”。其实，这家“英皇”和香港风头最劲的“英皇娱乐”的老板是同一个人——杨受成先生。他旗下的那些娱乐明星，像谢霆锋、陈冠希、容祖儿等，都是现今香港娱乐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而当天显现出的热闹场面，便是因为容祖儿要来捧场，导致上海娱乐圈记者蜂拥而至。 离开幕还有一段时间时，底楼大厅里便已经聚集了不少名流。除了一些钟表、珠宝界以及上海本地时尚界人物外，甚至还有教育界的前辈高人蔡光天和文学界的名人程乃珊。可见这家公司真的很有号召力。 然而，这些嘉宾显然都还不是众多记者苦苦等待的主角。 当真正的主角周正毅穿着一身娱乐味很浓的条子西装，扮着一个类似贝克汉姆的发型，既不威风凛凛也不相貌堂堂地从外面走进来时，没几个人注意他。 关于他的财富故事非常多且刺激，比如说，他是上海第一位开法拉利跑车的富豪，还有数辆宾利、林宝坚尼超级跑车；再比如说，香港八卦媒体传言他和女星江××、杨××等有暖昧关系，和“败家婆”章××为邻，物质生活多姿多彩；更多的传说，则是他热衷于把自己和老婆打扮得金碧辉煌，买过十一克拉的钻石给老婆，自己也是从手表到皮带扣都镶钻包金。 从这次开幕式上可以看得出，周正毅和“英皇”的大老板杨受成关系非凡，因为两人不时交头接耳或相视大笑。杨受成称呼周正毅为“周公子”，周正毅则向杨受成介绍着到场祝贺的嘉宾。 有人告诉杨受成说：“周正毅现在正在开发静安区里规模最大的一个楼盘，也是上海市规模最大的旧区改造项目，规模比古北新区还大，明年就要开盘的。” 杨受成大笑着说：“到那一天，我让容祖儿、谢霆锋和陈冠希他们三个来捧场。” 那人诧异地说：“谢霆锋不是退出娱乐圈了吗?” “哪里哪里，一定会来的。”杨受成很随意地说。 随着主持人的邀请，周正毅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讲话稿。此时，他作秀的意味很浓，在各种场合下，他讲话极少用稿子，都是即兴而言，讲到兴奋处，还要有许多手势的帮助。这种念讲稿，实际是作给杨受成看。他念道：“两年以前，杨受成先生邀请我担任上海英皇钟表珠宝总裁一职，共同发展英皇在上海的事业，我立刻就答应了，因为我们都看好上海的高档产品市场……” 台上的他，宣读着就职演说。 一个身价甚巨的“首富”级人物，居然会屈就担任一个钟表店的总裁，很多人士对此表示不解。在当时，一位熟悉其中内情的人士透露说：“不要小看钟表珠宝，他们代理的全是瑞士最顶级的产品，在中国内地一年的毛利润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即使首富也动心。再说，周正毅收购A股公司“海鸟电子”（后来更名为“海鸟发展”）时用的正是一个名叫‘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的企业的名义，可见他在珠宝这一行里有比较深的介入。” 这位知情人士所言，其实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周正毅决不是那种满足于挣几个小钱的人。看上这一年5000万毛利润的，也决不是周正毅。他之所以出任英皇钟表珠宝的总裁，其目的不外有两个：一是代理瑞士顶级钟表和高档珠宝，这在大上海是件很有影响的事，对周正毅本人，是一个既获利、又获名的名利双收的天大好事，人们看着这座金碧辉煌的商店，议论着据有香港实业背景的巨富周正毅，他在商界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二是从此可以攀附香港巨富杨受成，这又是一次亮相于上海、乃至全国商界的极好机会。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造势，造身价，一个人如果有了足够的势，身价上去了，谁人能不买账？谁人敢不买账！ 大钱小钱都不放过的富豪周正毅究竟有多少钱?这是在当时很多媒体记者都曾经追问过、猜测过的问题。答案从《福布斯》的5.5亿人民币到外界猜测比较多的120亿元不等，当然，这肯定是指资产而不是现金。然而对以上猜测，周正毅都表示不够准确。周正毅开口闭口都是小则数亿元，大则数十亿元的生意。 然而当有人直称周正毅为“上海首富”时，他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上海首富’，上海的有钱人多的是，我现在想的不是怎么赚钱，而是怎么做人。” 其实，关于周正毅的财富脉络，一直是外界很想知道又得不到答案的事情。为《福布斯》编排富豪排名的胡润就曾表示：“……第九十四名的农凯集团周正毅，我听说他是某个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控制了两家香港上市公司，名片上有十多个头衔，但具体的资产情况几乎无从查起，我只是根据农凯集团8亿注册资金乘75%估算了他个人至少5亿资产的数据。” 搞不清富豪周正毅究竟有多少钱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做事情的手法非常神秘，有时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点“两面性”。 比如这次的“英皇秀”，在事前由公关公司发给记者的邀请函中，明确地写着“首富周正毅助阵，明星容祖儿闪亮登场”的标题。舍“上海英皇总裁”头衔不用而用“首富”，使这个仅仅是传闻中的头衔，不禁让人感到其中炒作的成分很浓。 颦笑生姿财经版富豪(2) 绯闻 香港亚洲小姐第一名的杨××在2002年曾传出被“上海首富”周正毅照顾，住进香港豪宅半山裕景花园的绯闻。 当时，谈到这项绯闻，杨××侃侃而谈，“他是上海人，念幼稚园的时候就认识，他是堂哥的同学，曾经来我家玩，是好朋友关系。但不是男女朋友，香港媒体写我被照顾是乱七八糟的胡说。” 杨××说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她与周正毅已认识二十多年，周正毅是她堂哥的同学，自己小时在上海生活时，周正毅常来她家玩。不过有段时间彼此没有联络，最近几年才在香港碰上。 杨××认为彼此不需要避讳见面，觉得自己与周正毅的关系有如亲戚朋友，而不是绯闻女友。 她说人与人相处要讲缘分，不会尝试认识周太太，她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她与周正毅只是去逛街、吃饭、聊天，很平常，没有问题。她说从未与周正毅谈过绯闻的事。她想大家明白，不需要解释，此类新闻实在是无聊。 杨××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之后随着家人移民加拿大，1995年返回香港后选上亚洲小姐第一名。 与杨××传出绯闻的“上海首富”周正毅表示，自己与杨××是好朋友关系，从未说过对方会破坏他的家庭。 周正毅同时又澄清给杨××买楼的报道，指出传闻十分可笑，更指出双方都有钱，双方都不喜欢依靠别人。他认为杨××是个乖乖女。至于有人问及他是否会再见杨××，他则说有空就无所谓。 又指责外界写得太离谱，并非他们离谱。 随后，不久便有了2002年10月8日的“掌打杨××事件”。 当日下午三时许，在香港铜锣湾利园商场地库的著名意大利餐厅COVA内，当时大约有40名顾客在喝下午茶，有客人发现杨××独自坐在餐厅靠墙的座位，她当时头扎马尾，架一副深色粗框淡茶色玻璃眼镜，穿深色T恤衫，一身便服打扮，好像在等人。由于COVA是明星们常去的餐厅，所以即使有客人发现杨××在座也都不以为然。 就在这个时候，有客人目睹一名身背背包、年约二十余岁的女子怒气冲冲地冲入餐厅，她环视了整个餐厅后，发现背冲着她的杨××，便旋风似地直扑而来，她一把揪住杨××的领子，一面大声臭骂：“你敢搞我老公!”就在杨××回头的一霎那，她随即挥手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杨××的脸上。当时杨××正在打手提电话，“啪”的一声，很多顾客都听到这清脆的巴掌声，杨××的茶色眼镜差点被打掉。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懵了，十分愕然，一时不知所措。 部分客人事后证实，由于事发太突然，有服务员见状立即跑来制止，但那名女子忿忿地夺门而去，前后大约一分钟。 这里的辱骂声及巴掌声，使得杨××立刻成了全场焦点，有目击者形容杨××被掌打羞辱后，既可怜又无助，场内竟然一片短暂的寂静，不过很快客人们就纷纷议论起来。 大约10分钟左右，穿白色中式服装的杨母快步赶到餐厅解救女儿。杨母当时情绪激动地质问在场人士：“你们怎么搞的，有人打人都不报警，又无人理。”随即又向左右的客人高声说：“你们给我做证人，我要打电话报警。”然后用手提电话报案。 接到报案后不久，警察赶到现场调查，出乎众人意料，杨××竟然表示不追究此事，警察先是愕然，尔后不知所措地离开现场，而杨××也迅速地结账，由母亲陪同离去。 事后，餐厅方面拒绝透露掌打杨××事件的详情，仅承认有警察曾经到现场。不过，多名餐厅顾客都声称目睹了杨××被掌打的情形。 据在餐厅附近的路人说，事发前曾目睹一名中年男子与一名少妇在COVA门外拉拉扯扯，最后那名少妇挣脱后冲进餐厅，不久，又见那名少妇匆匆离去。 警方发言人证实，当日下午3：37分接到一名女子报案，声称有人在利园商场一间餐厅内被人打了一巴掌，警察到场调查时，事主又表示不想追究，警察只好离开。 当事人杨××后来接受访问时，语气平静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据杨××所说，当时她正在餐厅喝下午茶，突然有人从后面向她的头拍了一下，她跟着本能地整个人向前缩一缩，但那人又用力地打了她的脖子一下，打完就立刻走了。她当时看不清楚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是从后面袭击的。 杨××遭辱打的事曝光后，一名身在现场目击事件经过的人，指出报道与现实不相符。 那个人指出，当日下午二时许，他目睹杨××母女与一位男士喝茶，他形容与杨××一起的男士相貌近似某位知名富商，身穿牛仔衫裤，头戴Cap，席上三人言谈甚欢。后来该男士接听了一个电话后，便匆匆走出餐厅。之后便见该男士与一身穿深色便服的女子在外拉扯纠缠，然后那名女子突然冲入餐厅，从后面向没有防备的杨××的头部袭击，杨××马上警觉起来，闪身回避对方，该女子仍未收手继续袭击，向杨××的颈部位置用力打来，由于“啪”的一声很响，使其他客人都开始注意她们。当那名女子事后迅速离去之后，杨母才用电话报警求助。 当日傍晚时分，杨××通过经纪人文×交代事件经过，并说：“我没有事，多谢大家关心。” 文×则表示，事发当日他与杨××相约于铜锣湾COVA餐厅谈公事，杨××母女比他早到，其间突然有名女子冲过来，在杨××背后用力推了一下，杨××本能地“缩一缩”，该名女子即向她颈部用力拍下来，发出“啪”的一声。 在杨××被打时，杨母刚由洗手间出来，见后立刻喝止：“喂!你做什么!”那女子即离开现场，事件经过不足两分钟。 对于有报道指杨××遭喝骂：“你敢搞我老公!”文×说：“不可能!这件事，据我了解，这个女人是突然袭击杨××，其他什么都没做过，我们相信香港是法治之区，所以报警，后来想过因为自己是知名人士而不备案。” 有传言杨××是因抢他人老公而遭袭击，文×说：“关于这件事，大家不需要再作任何揣测。” 文×当时表示，到目前为止，仍不知道袭击杨××的人是谁，以及动机是什么，暂时不打算追究。并说：“杨××一向都是乖乖女，为人孝顺单纯，从来没有仇家，但这件事发生后会小心出入，不排除会请保镖保护。” 文×指出，由于事出突然，让杨××受惊，因此警方到场调查后，杨××办完手续便迅速离开了现场。由于杨××没有受伤，所以没有到医院验伤，由她母亲陪同回家休息。 杨××被打事件发生后，“周太太”毛玉萍一直没有露面，但几天后突然约见记者，表白自己与老公的感情未变。 事情发展到后来，已经出现多个版本，而向来不喜欢接受采访的上海富商周正毅，竟然也接受了采访，言谈举止，都倾向于支持杨××。 他尽量回避了有关他与杨××暧昧关系的提问，而言称与妻子毛玉萍的感情如初，没有什么裂痕，同时，又明显地为杨××鸣冤，谴责袭击杨××的人。对于这些，明眼人一望便知其中的原委。于是，有关周正毅和杨××的事愈传愈广，愈传愈离谱，一时之间竟成为上海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事实上，周正毅与杨××交往一事，在此事发生以前早已引起上海名流界的关注。而周正毅对杨××言听计从的表现，更引发了上海名流界，乃至香港富豪的不满。 一些与他们认识很久的朋友、一直关注周正毅的上海富豪们认为，周正毅有今日的成就，全是毛玉萍跟他一起奋斗多年的结果，今天竟站在杨××一边而冷落毛玉萍，他的所作所为让他们看得极不顺眼。加上这些富豪跟毛玉萍交情不浅，所以他们大都站在毛玉萍一方，对周正毅的为人嗤之以鼻。 一位上海富豪朋友觉得，按照周正毅与毛玉萍当时的关系，有没有结婚证书并不重要，并说：“周正毅有今日，毛玉萍付出好多，就算没有证书，大家都认定他们是一对，所以我们一定支持毛玉萍！” 此时的周正毅，虽然外界以“上海首富”相称，但他决不敢得罪毛玉萍，因为，毛玉萍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以至社交范围、运作手段等，都不逊于他周正毅，而他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还要依靠这位得力的内助。有人认为，如果毛玉萍的能量一旦逊于周正毅，那么，她必将受到冷落。而事实上，周正毅与毛玉萍无论是做生意组公司、买楼或买车，大部分都是联名，即可看出他们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流水落花春去也重重危机(1) 流水落花春去也 周正毅崛起于闾巷之间，深通“人弃我取”之道，在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频繁往返，长袖善舞，获利无数。但人算不如天算，周正毅最后不过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浩浩申江水，毕竟东流去”，这是周正毅留在农凯集团公司画册的扉页——“总裁箴言”结束语上的一段话，竟印证了他今日的命运。“东流去”的可能还远不止他的个人命运，还有他一手打造的农凯集团，以及众多围绕在他周围的家族人群。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2003年5月27日晚，曾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2002年内地富豪第十一位的周正毅“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立案调查。 5月28日，周正毅旗下两家香港上市公司股价开始暴跌：至6月1日止，上海地产跌去40%，上海商贸跌去20.97%，并自6月2日起均遭停牌。 5月29日，上海地产紧急“辟谣”称，公司主席周正毅正在上海处理日常事务，公司目前持有16亿港元现金，现金流宽裕。 5月31日，上海汉口路、四川路口在建的兴力浦金融大厦停工。 6月1日上午，正在扫尾的上海市古北路1000号（东方伦敦广场）停工；下午，位于黄河路127号的阿毛炖品歇业，门上贴着两张醒目的白纸：本店出租、出兑。 6月1日、2日两天，香港廉政公署出动100多名调查员，连续48小时旋风式行动，在香港中环中心写字楼和其他几处私人住宅拘捕20多人，当中包括正欲从码头离港的上海商贸公司主席毛玉萍。 6月2日，国内A股市场，“徐工科技”开盘不久即撞跌停板，此后两日继续下跌。据悉，周正毅手中囤积着该股70%～90%的流通股。 6月3日，周正毅旗下两家国内A股上市公司之一——“海鸟发展”的股价居于上证所跌幅前列。 6月3日，首次亮相的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样一个消息：农凯集团的经营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之中。 上海市政府同时声明，周正毅的问题不是上海查办的，由于事件严重，中纪委已临时成立工作组，并在5月南下上海，调查“只是刚刚开始”，暗示案件非常复杂，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6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将会依法处理周正毅一案。 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到案发时，有关部门对周正毅的综合调查已进行了一年多。 周正毅以地产开发成为明星，同样也因地产开发陷入困境。 从2002年开始，周正毅加大了对上海房地产的投入。正因为周正毅大力投资房地产项目，业界很快便传来了“‘上海首富’缺钱”的消息。 为这一消息提供佐证的是周正毅在上海市市中心拥有的4个大地块——紧靠南浦大桥的董家渡地块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打浦桥地块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静安地块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和普陀长风地块的200公顷土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动工迹象。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便属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的静安地块了。 农凯集团经过与近10家投资开发商长达一年多的激烈竞争，买下了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的地块，准备投资50亿元发展高档住宅，预计开发规模将达63万平方米，加之周边地区联动改造，5～7年后，该地区将崛起建筑总面积达82万平方米的大型居住区，预计销售额将达80亿元。该旧区改造地块位于石门路以东、北京西路以北、成都北路以西、北至南苏州河路，总占地面积17.64万平方米，需动迁居民1万多户。这也是上海市中心新一轮旧区改造项目中最大的一个项目。 经过简单计算，南京路附近静安小区如果要实现80亿元的销售额，每平方米的平均售价将为10000元人民币左右，在这个地段实现这样的价格，理论上是可行的。问题是在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房地产项目的运作中，从来以投资“接手盘”和开发中小型物业及写字楼著名的周正毅能否把握好其中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尚是个未知的问题。 该小区当时面临的一大问题不是“造”和“卖”，而首先是“拆”。该地区的居民虽然常年居住在条件并不好的石库门里，但均对居住地段表示非常满意，因为这里离市中心非常近，而且附近餐饮、医疗、学校等设施条件也相当不错，因此相当多的人都抱有非常强烈的“原拆原迁”的想法。 但按照现在上海市动拆迁工作的状况来看，由于最近一二手房均涨势不停，大部分拆迁居民都选择要房子不要货币的办法，导致连城郊接合部的房源都不甚乐观，更别说是“原拆原迁”。 如果采用高价货币补偿的办法，可以想像其中阻力之大。由于该地块需要动迁的居民达1万户以上，动迁补偿单价又高，每户25万元补偿的话，总数就达到了惊人的25亿元以上，占开发成本的一半以上。 从实际进度来看，周正毅拿下这块地皮数月后，动迁组一直未进入该地区，于是民间又传出“周正毅打退堂鼓了”的说法。此时周正毅资本运作的链条已经显现出了脆弱的一面，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如果说他有150亿的所谓资产，恐怕其中有一部分是水，这水中又包括他的造势，在真正以金钱运作的市场上，他低估了市场的无情，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2002年8月，农凯集团和国内一家银行达成了30亿元贷款的意向，当时的投向极有可能就是静安区该地块。 联系到中银香港的贷款问题，一位香港投资界的分析人士曾如此表示他对这30亿贷款的疑惑：“一连串的收购上市公司行为和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周先生一再表明不会用上市公司做‘抽水机’，但每收购一个公司就把风险比较高的房地产项目注入却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行为。从他目前可以证实的投资来看，总资产怎么也到不 了150亿元，最多在45亿到50亿元之间，而他借中银国际的钱就有20亿元，‘农凯’旗下那么多地产项目，也不会没有融资，如果再借建行30亿元的话，负债率未免有点惊人。 我觉得‘首富’这个称呼固然可以说明你很富，但也可以说明你很缺钱花。因为有钱人投资方向多，融资多，他反而会觉得有水在喉咙口的感觉。不可否认周正毅是财技惊人的高手，但玩得越来越大了，也要小心才好。” 结果，周正毅不幸被其言中。 案发导火索——静安区纠纷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周正毅为什么在快要“成功”之际反而“千年道行一朝丧”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他自己也一定没有料到现在的局面吧!” 据另一知情人士透露，周正毅案发的导火索之一，是周正毅与静安区的拆迁户产生了严重纠纷，以致拆迁户代表多次前往区、市以及中央各级政府上访。 2002年5月底，周正毅在上海的中心城区——静安区拿下了一块总占地面积达17.64万平方米的地块，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拆迁12000户居民。 一位业界人士表示，由于周正毅在静安地块仅拆迁成本估算就需25亿，而且地块的规划以住宅为主，和上海“新天地”一样，包括一大块景观湖泊绿地，这样的规划和大投入能否赚回，业界一直都持怀疑态度。 周正毅与拆迁户在搬迁费用问题上一直纠纷不断，从而激起多方矛盾。有内部文件披露，周正毅当时付出的土地出让金，竟然是不寻常的“零”元。 事实上，周正毅与上海市政府签土地使用权合同的静安区地皮，一直是中央密切注意的目标。签约前周正毅应承担的居民搬迁费，却只缴下千万元的首期就不了了之了，令拆迁户居民十分愤怒，继而告上中央。 知情人士还表示，拆迁户在静安区和上海市上访未果后，又选出一位代表悄悄去北京，同时故意放出风声：要集体去北京上访。为防止事态恶化，有关方面在上海火车站对拆迁户代表进行劝阻。但一些居民故意“激怒”现场的警察，产生了小小的冲突，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流水落花春去也重重危机(2) 缺席“世纪传奇”的“上海首富” “全世界的吊车仿佛都集中在这里了。”十年前，海外媒体这样评价上海浦东。十年后，如要评价以浦江两岸开发项目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上海大开发，吊车被资本取代了——“全世界的地产资本仿佛都集中在这里了”。 2002年1月10日，是上海城市新一轮造城运动的开始，上海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规划在这一天正式启动。 追逐者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香港新鸿基、香港恒基兆业、美国洛克菲勒集团、摩根坍利地产公司、美林证券房地产公司、新黄浦、华润置业、世茂集团…… 奇怪的是，周正毅，这位当时的“上海首富”，却没有出现在这份“重修上海”的大名单上。当时，周正毅声誉正隆，没有理由不出现在这份大名单上。似乎这样一个人不应在令上海地产开发商血脉喷张的“世纪传奇”中缺席。 直到2003年春节前，兴力浦大厦的建筑工地已显得有些冷清。上海地产界开始流传着这位“上海首富”在期货和股票市场上亏了钱，房地产投资一度停滞的说法。 周正毅全资拥有的农凯集团位于上海江宁路188号的总部内。当你走入江宁路188号的兴业大厦，拾阶而上时，不断变换着的是与农凯集团关联的各家公司的名称，“农凯”盘根错节的庞大身形可见一斑。 但“农凯”和周正毅在此时依旧被其小心翼翼地蒙在面纱里。老板的行踪、工程的进展、“农凯”的现状，都是一些讳莫如深的话题。 2002年10月，针对外界传言农凯集团有意收购由正大集团发展的上海正大广场一事，周正毅表示，并没有收购该项目的意向。 其时，据接近周正毅的人士称，按照谈判框架，周正毅将调动5亿美元全面接手帝泰持有的正大广场股权。其中2亿美元自筹，其余部分将通过福建兴业银行（周正毅为该行第三大股东）以及其他两家国内商业银行贷款筹措。帝泰方面接受按每平方米2000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易，按照周正毅的评估，该项目基本没有溢价。 2002年9月25日，有消息称双方之间的签约仪式已于9月21日秘密完成，但周正毅坚决否认。农凯集团工作人员在转述周正毅的话时只承认“该项目仍在运作之中”，而帝泰总裁陈嘉沛的秘书则称对此项谈判毫不知情。 正大广场位于上海陆家嘴地区，毗邻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由正大集团于1997年开始投资兴建，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4亿美元，号称“中国第一Mall（商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融资困难，该项目建设过程一波三折，并一度于1998年停工。2002年7月间，帝泰宣布该商城即将开业，但迟至9月底，大多数店面仍被空置。 由于该商城是正大集团在中国最大的投资项目，历时五年建成，在未开业之际即有可能发生股权转让，此消息令业内人士极为震动。在此之前，正大广场已开始在上海地铁沿线展开密集宣传。 分析人士指出，正大集团十年来在中国多个领域进行投资，而收益情况并不十分理想，资金压力逐渐加大，因此不得不出让正大广场股权以保证其中国资金链条的运转。 而周正毅一直致力于地产投资，2002年5月间又宣布已中标上海中心区新一轮旧区改造中最大的项目，准备在静安区发展高档住宅。 分析人士当时认为，周正毅取得正大广场股权后，将有可能以该商城作为质押展开第二轮融资，以实施其更为庞大的投资计划。但事隔不久，这项收购“中国第一商城”的计划便夭折了。 事实上，当时业内人士认为，谣言内容非常符合逻辑。不过，这其实是周正毅的资金链吃紧的信号，目的是让贷款行相信：“上海首富”仍是“上海首富”。 对于事情的真相，后来正大集团副总裁李绍祝证实说：“‘农凯’只是打过一次电话，表示愿意收购，正大方面当即给予否定，不知道媒体报道得为何如此有根有据。” 周正毅为什么要自我炒作呢?原因很简单，强化头上的“上海首富”的头衔，在身上堆积更多的信用以取得银行的信任。 重重危机下的“上海首富” 进入2003年，周正毅以海外注册的上海金融有限公司和新农凯公司之名，开始收购香港金融企业，并以重金四处开发。 2003年1月，周正毅着手收购逾50年历史、曾被称为1998年港府救市“御猫”的顺隆证券公司。这家公司业务范畴包括股票、期货、黄金、外汇、美股及道指等，持有五个经纪牌照，两个期货牌照，三个黄金牌照及一个外汇牌照等。净资产作价2亿，而最后谈定的收购价相当于净资产值。由于周正毅用上海金融控股公司（私人公司）之名收购顺隆证券，所以具体收购细节一直未作披露，但也有媒体说动用的收购款是5亿港元。 另据一中资证券公司的人士透露，周正毅2003年初时，还悄然收购了专门从事杠杆式外汇买卖服务的香港讯汇集团，作价约8000万至9000万港元，据称周正毅已经付了1000万的定金。 由于这家公司有外汇交易牌照，而且在香港外汇经纪行资历深、客户多，因此市场认定周正毅做了一笔合适的收购。 但也有消息人士分析，周正毅有了顺隆证券，再收购讯汇公司，不可能仅是为贪便宜，“也有可能是为不方便露面的某银行家代为出手”。据称，一些小型的金融公司的壳已成为一些银行家退休之后的“最好去处”。通常的做法是，表面上由一些年轻人执掌局面，但公司主席或董事可能才是真正的投资老板。 据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周正毅失去理智的收购之举，加上炒股连连失手，才使得他在上海、香港两地的“问题贷款”得以见光。 所有投资项目，都需要周正毅把钱往里面堆。但似乎所有的坏消息都约好了一起向周正毅压过来。 2003年，上海市有关部门下发规定，地产商购买地块必须一次性全额付款。以前都是分期付款，地产商可以先行缴付小比例地款，实行滚动开发，比如可以分为三期建设，然后用一期收回的投资分期付款。 很多吃下大量土地的地产商资金链因此断掉，周正毅恐怕也难以例外，当时有报道称，周正毅在上海有六个发展项目，最少有一个大型发展项目没有支付任何发展及土地使用权的费用。 紧接着的是高档楼价下跌。上海古北路1000号的“东方伦敦伯爵豪园”，售价每平方米为2500～2700美元，共176套单元，从2002年11月起在港开盘，售楼处一位工作人员说，仅售出30%，“太贵，不好卖。” 然后是铜期货从每吨50美元涨至100美元，抬高升水，风险大增。 就连周正毅一向引以为豪的炒手之能，也遇到了大麻烦，一位圈内人士透露：“周正毅在0425身上亏损了很多钱，将数以亿计，做了四五年，有老鼠仓。”另外的原因是，圈内人士说，“周正毅手里握的全是流通股，毕竟只占少数，而大股东方面并不买周正毅的账，不配合他”。 在种种压力下，周正毅出面指责流行的上海楼市泡沫论，“上海楼市并没有出现泡沫现象，目前，上海楼市仍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然后是直到2003年5月，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市中心的四个大地块，仍然没有明显动工迹象，使各大贷款机构进一步提高了警觉。 当资金链绷得不能再紧的时候，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突然被调回北京，这根导火线，瞬间将周正毅的信用脆化。 在江宁路188号，上海农凯总部所在地兴业大厦B座大厅内，静静地陈列着五个楼盘模型，分别是静安国际社区、吴中路国际社区、众立广场，另两个没有具名。但它们毕竟还只是模型，而重重危机下的“上海首富”似乎已无力回天了。 流水落花春去也股灾(1) “上海首富”周正毅被调查 2003年5月27日晚，有“上海首富”之称的“上海地产”上市公司主席周正毅，因涉及问题贷款被立案调查。消息传来，港、沪地产界一片哗然。但一些久经商场的人士却对此反应平淡，周正毅的今天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 一直没有公开的信息透露周正毅在哪里，所以外界已经流传了很多种说法：一说在上海的一家花园式宾馆；一说在上海近郊的一栋别墅；一说在北京，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正毅应该不在他位于虹桥古北地区的别墅中。 2003年5月27日晚，周正毅已被上海警方实施监视居住。警方对被称作“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实施强制措施，原因是其骨干企业——农凯集团及其掌控的一批企业涉嫌违反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周正毅除成立农凯集团外，还以众多亲戚的名义成立了一批公司，他利用这些公司通过担保、反担保等手段，从多家金融机构取得大量贷款。周正毅被怀疑将巨额贷款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炒作股票，或改变贷款用途用于其与上市公司有关的资本运作。农凯集团及其旗下企业还涉嫌开出一些没有真实交易基础的商业承兑汇票。此外，周正毅还被怀疑在缺乏真实贸易的背景下，通过在农凯集团与关联企业之间互开增值税发票，虚构业务，“制造”经营业绩。 周正毅的准确“失踪”日期是5月27日。当天，周正毅一早就没有进过公司。而前一天，周正毅还几乎全天都在公司里上班，晚上很晚才回家。 5月27日当天，“农凯”最高层通知公司员工，说周正毅出差去了。当时，公司上下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大家觉得这不符合周正毅的性格和常规——周正毅不出差时，一般会在9点到公司上班。 5月30日，农凯集团的注册和纳税所在区——上海税务局南汇区分局，首先到农凯集团来查账。 6月2日，国家审计署的人员进驻“农凯”。 据悉，在“农凯”查账的人员有20多人，已经占用了农凯集团总部的大部分办公场所。 除周正毅以外，政府有关部门并没有对“农凯”的其他职员实行人身自由的限制，也极少找公司的人谈话，只是在不断地查阅账目，以及要求财务部和法律部等部门的人配合提供资料。 而一周前还主动要贷款给“农凯”的上海银行，现在全部转向，纷纷停止向“农凯”贷款。 周正毅在一年前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曾表示，自己是草根阶层，也不会走上层路线，所以还是低调少露面为好。想不到一年后的今天，他还是无法遁形。 股灾全面爆发 两年时间，两个市场，四家上市公司，在上海、香港两地股市“纵横捭阖”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在被调查后顿失风光，其被查消息曝光后，2003年6月2日、3日两天，“海鸟发展”与“大盈股份”连续下跌。其中“海鸟发展”跌6.5%，“大盈股份”跌近10%。2003年6月4日，上海地产、上海商贸继续停牌。仅在半个月内，周正毅在股市就已蒸发掉1.715亿人民币（流通股市值）和7.667亿港元。 周正毅被查的消息曝光前，周正毅在沪港两地的四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已经出现异动。早在2003年4月16日，周正毅控制的两家A股上市公司“大盈股份”和“海鸟发展”的股价就开始出现恐慌性下跌。其中，“大盈股份”由于年报未能按时公布而被上交所停牌，在2003年4月30日收盘报8.42元，累计跌幅达25.88%；“海鸟发展”在2003年“五·一”长假过后再度下跌，2003年5月13日最低跌至9.72元，随后有所平稳，累计跌幅达18.94%。 与A股公司提前下跌的走势略有不同，周正毅在香港的两家上市公司——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是在周正毅被查消息公布一周内集中爆发的股灾。2003年5月28日，上海地产大跌20.18%，上海商贸大跌20.97%；2003年5月29日，两公司再受重挫，股价最低时分别跌12%和13%。 上海地产在周一收市价为0.59港元，停牌前收报0.345港元，一周累计跌幅41.5%，股票市值蒸发7.48亿港元，上海商贸的市值也蒸发了1872万港元。 此外，一直走势独立的老庄股“徐工科技”2003年6月2日突然放量跌停，2003年6月4日开盘继续跌停。公开信息显示，“大通证券”是“徐工科技”第一大流通股股东，2002年年底持有817万股。 而有消息称，周正毅通过间接持股的方式，持有“大通证券”近20%的股份，是其第一大股东。 不轻言相信的媒体 周正毅被扣留调查的消息传出后，2003年5月28日当天，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应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要求，连续发出通告。这两家公司首先声明全体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原因导致股份价格下跌及成交量增加”。随后两家公司分别就有关的传言进行了“澄清”。 上海地产的通告指出，该公司主席兼控股股东周正毅已向该公司董事会确认，已于2002年5月向一家财务机构取得银行贷款融资，以收购该公司控股权益，而所取得的全部股份，占该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约75%，“其后已经抵押予财务机构”，且“于本公布日期，财务机构并未没收有关抵押”。另外周正毅还向该公司董事会确认“其并无任何财政困难”。 上海商贸的通告则指出，该公司控股股东周正毅已向该公司董事会确认，已把自己全部持股量的一部分，即占该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约44.1%“抵押予一间证券公司以取得贷款融资”。周正毅已向该公司董事会确认，“于本公布日期，财务机构并未没收有关抵押”。 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5月29日，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再次发布通告，表示没有确切消息表明周正毅已被扣留，并再次强调，公司之营运及财务状况“仍然正常”。 当晚11点50分，这两家公司在网上各发出了一个语焉不详的公告。上海地产称，“公司一位董事通过电话直接取得周正毅本人口头确认，公司并不知悉被扣留一事。”上海商贸的公告与上海地产的口径几乎一致，只是此公告称“直接获得周正毅本人口头确认”的正是他的妻子、公司董事会主席毛玉萍。 尽管这两家公司振振有辞地“澄清”，周正毅仍是自由之身，外界传言毫无依据，但媒体仍不轻易相信。媒体如此反应并非没有原因，早在“周正毅事件”之前，上市公司欧亚农业与华晨控股也曾有过隐瞒真相的经历。 中国内地富豪榜第二名富豪杨斌被国内有关方面传讯调查后，其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欧亚农业股价暴跌，但当时，欧亚农业的做法是不顾香港联交所的要求和警告，连连发布“澄清”公告，直到真相大白，才不得不承认。同样，内地富豪榜第三名富豪仰融明明已被有关方面调查，但在香港上市的华晨控股和其董事仍然通过公告或者记者会的形式予以隐瞒。 有了杨斌和仰融的前车之鉴，因此“周正毅事件”一出，无论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如何“澄清”，媒体仍旧穷追不舍。 果然，两天之后，也就是2003年6月1日，香港廉政公署手持法庭搜查令，前往白建时道周宅调查，并将毛玉萍带回廉署总部录取口供。同时，香港廉政公署还搜查了上海地产在中环中心67楼上海贸易控股有限公司的办事处。 当晚，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表示“行动是应内地执法机构要求而提供协助，案件涉及一笔超过20亿元的资金来源”。 流水落花春去也股灾(2) 拘捕毛玉萍 周正毅被调查后，他的妻子毛玉萍一直留在香港帮他处理公司的业务。在2003年5月29日时，她更通过公关公司表示，周正毅一切如常，没有问题。 不过，2003年6月1日，毛玉萍却突然被廉署拘捕，协助调查丈夫涉嫌非法贷款的案件。 正当周正毅被调查的消息传出后的连续数日里，多家媒体一直在周正毅位于香港岛渣甸山白建时道的豪华住所外守候。 但周正毅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而其妻子毛玉萍为躲避传媒，也两天没换衣。2003年5月31日，她更是在朋友的协助下调虎离山，避过传媒眼目离开住所。 2003年5月31日上午约11时40分，毛玉萍和一女子乘车外出，以吸引大批传媒追踪。车子行驶约一公里后，突然停下，车上女子下车截住尾随的记者，并礼貌地请大家不要再打扰毛玉萍，该女子还表示有关周先生的问题，她可代为回答。而那辆仍载着毛玉萍的车子，却在此时乘机驶走。 该女子被问及周正毅的下落，以及他被调查的事时，只说：“多谢大家关心周先生，我不可以透露他在哪里，但可以肯定他一家都平安。” 不过，毛玉萍虽成功躲过媒体，却始终躲不过调查人员。毛玉萍是在准备乘船到澳门时，被埋伏的廉署人员拘捕的。 毛玉萍2003年5月31日中午离开港岛白建时道寓所后，一直没有回家，6月1日她欲经码头乘船到澳门，廉署担心她离境后会影响调查工作，遂将她带走，经盘问后正式拘捕她，再带她到多处地点搜查，至晚上约10时才再度带返廉署总部拘留审查。 据知，廉署这次的行动已经部署多时，早前已申请到多张搜查令，但却一直未采取行动。一直到2003年6月1日，廉署发现有涉案人员准备离开香港，才开始行动。廉署在这起突击行动中，还派人大举搜查周正毅寓所及办公室。 廉署的调查人员在2003年6月1日下午3时许，分乘三辆汽车和一辆客货车驶向港岛白建时道周宅，多名身穿西装及便装的调查人员分批入内，以对周正毅住宅实施检查。 一位曾经为“上海首富”周正毅在香港买壳充当中介人的“投资代表”说，周正毅在商场上既无“道”又无“法”，所以才有了今天。 曾号称耗费3000万港元装修香港豪宅的周正毅夫妇，是否将跌入比他们人生起点还低的位置，是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想像的。 2003年6月2日晚，有消息传出，上海地产、上海商贸原定第二天，即6月3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已经取消并将无限期地延后”。 当日，上海地产发出公告，首次回应周正毅在内地被扣查及其妻子毛玉萍被香港廉政公署调查事件：“考虑重新刊发一份涉及7亿港元左右的收购合约，要求于6月2日起停牌。”这个公告一发出，周正毅与人们玩了一周的捉迷藏游戏终于被揭穿了。 与此同时，廉政公署也在6月2日发表声明，证实其在6月1日、2日调查行动中，被拘者包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女主席（指毛玉萍）、一名公司董事、一名前银行职员、有关上市公司的三名现任职员及一名前任雇员、一家投资公司的前职员及另外十二名有关人物，所有被拘者至当日晚仍被扣留问话。 在被拘传者名单中，除了上市公司几位职员、毛玉萍的哥哥以外，还有一家香港地产公司 的合伙人，此人涉嫌将上海地产的东方伦敦广场伯爵豪园楼盘项目在香港售出时，买卖造假并协助周正毅套现；另有新万泰公司高层涉嫌将一幢香港半山豪宅租给中银香港某高层人士，疑与中银贷款案有牵连；被拘传的另一位投资公司前职员是曾经专职为收购项目而出任数月上海地产董事总经理一职的人士，此人对周正毅与中银香港的贷款细节了如指掌。 6月3日，上海市政府发言人焦扬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周正毅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会上有记者问，最近有媒体报导关于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已经被有关部门拘留的消息，请发言人证实是否有此事? 焦扬回答说，她也注意到媒体对农凯集团周正毅的报导。经向有关部门了解，农凯集团的经营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之中。 至此，周正毅被扣查与毛玉萍被廉署调查事件的层层迷雾似乎已被拨开。 流水落花春去也多米诺骨牌(1) 周氏家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在周正毅、毛玉萍夫妇先后被拘留后，毛玉萍的哥哥毛和平及周正毅的侄儿周蔚雁也已双双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毛和平在农凯集团担任董事，也是内地“富友证券”董事长。 农凯集团另一关键人物董事周蔚雁除担任农凯集团董事外，还在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农凯系”企业担任要职。周蔚雁在周正毅被有关部门调查后，一度从公司消失，后曾到公司上班。 此外，农凯集团资金部经理等多人已准保释候审，而农凯集团资金部、财务部员工则被要求随时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农凯系”被调查的重点是贷款问题，仅应付贷款利息就涉及6000万人民币左右，以一年期流动贷款利息估计，农凯集团的贷款有45亿元之巨。民生银行曾在半年年报中披露，已及时收回“农凯系”的所有贷款。 另外，据消息人士说，“农凯系”涉及的问题可能还不仅仅是贷款，税务稽查部门已开始调查“农凯系”。 周正毅被调查后，其亲属在主持农凯集团的问题上发生了一些争执，最初由唐海根主持工作，后由周正毅的哥哥周正明主持工作。 对于周正毅而言，上海静安区那块占地17.64万平方米的地产不仅是一块“鸡肋”，更是第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从2003年5月28日起，一则有关“上海首富”周正毅被扣查的消息传出后，就已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掀起轩然大波。对于那些和周正毅有借贷关系的银行而言，周正毅的麻烦越大，他们的麻烦也就越大。 这一消息首先导致周正毅所拥有的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商贸控股有限公司股价暴跌。一天之内，两家公司市值“缩水”3.6亿港元。而内地与周有借贷关系的各家银行也闻讯心惊。 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在“周正毅事件”曝光的同时，曾借贷17亿港元给予周正毅，用于收购上市公司的中银香港，也发生高层换“帅”风波。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香港债权人已开始向周正毅追讨欠款。香港新鸿基财务于2003年6月10日向高等法院递状申告，向周正毅及其妻子毛玉萍追讨总值3000多万港元的欠款，以及70多万港元的利息。该诉状指出，原告人新鸿基投资于2003年4月17日向第一被告Angel Field Limited贷款3500万港元，由第二及第三被告周正毅和毛玉萍担保，该贷款定于6月偿还。 不过，新鸿基投资于2003年6月2日，向Angel Field发出律师信，要求偿还贷款连利息约3559万港元，并于2003年6月6日再向周正毅及毛玉萍发出律师信，要求还款连利息约3574万港元，但三方面都没有如期偿还款项，所以通过法律途径追讨。 “周正毅事件”的影响也很快波及到内地，与周正毅有借贷关系的各家银行都忧心忡忡。 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多家与周正毅下属企业有贷款关系的银行曾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意在相互沟通，搞清周正毅资产的真实情况。 周氏旗下劳燕分飞 2003年6月5日，香港联交所公布消息，已被官方证实接受调查的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应联交所要求，公布分别将上海地产及上海商贸股权全数抵押给金融机构。 周正毅除将他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大部分抵押之外，2003年2月更将刚收购的证券行顺隆集团股份，以及其他资产一同抵押给渣打银行，据悉贷款金额高达2亿元。 公司注册处资料显示，顺隆集团通过顺隆证券行有限公司，于2003年2月10日将顺隆股份抵押给渣打银行。 知情人士透露称，除顺隆集团股份之外，还包括其他资产，涉及金额共约2亿元，其中顺隆股份抵押金额少于1亿元。 顺隆集团署理行政总裁沈振伟在接受查询时，对事件不愿置评，又强调公司股份抵押与否，是周正毅私人的商业决定。 另一方面，被指属于周正毅“农凯”旗下的“海鸟发展”与“大盈股份”在2003年6月4日被交易所停牌的一天后，两家上市公司不约而同地公开澄清自己与周正毅的关系。 “海鸟发展”董事长秘书吴裕芹声称，第一大股东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2002年进行过一次股权变动，目前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而公司董事长唐海根握有东宏实业75%的股权，另一位自然人李文斌持股25%，唐海根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大盈股份”则正式发布澄清公告，声明在原第一大股东上海轻工控股向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转让股权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化集团的股东已经变成何包鑫(58.9%)、薛荣坤(20%)、何春明(19%)、名特优农副产品(2.1%)，2003年4月4日又变成何包鑫(58.9%)、何春明(41.1%)；第二大股东华信投资也于2003年4月30日变更了股东，由农凯集团(72.75%)、高校科技产业(7.08%)、兴力浦房地产(6.94%)、周雅珍(13.23%)变成孙克敏(49.73%)、上海金凯物资(19.18%)、陈佩芬(17.86%)、上海方华投资(13.23%)，因此公司与农凯集团已没有关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海鸟发展”、“大盈股份”都曾公开披露，两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6月2日都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法人股为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贷款575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可见，这几个大股东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 流水落花春去也多米诺骨牌(2) 法律索赔与资产黑洞 周正毅持有上海地产75%股权，持有商贸控股743%股权，周正毅本人为上海地产董事会主席，毛玉萍为上海地产总经理，兼商贸控股董事会主席。 “周正毅事件”后，上海地产、上海地产控股股东新农凯公司、商贸控股等都已被法院颁令委任了接管人。其中，“新农凯”公司寻求出售其所持上海地产控股权。上海地产控股股东“新农凯”接管人称，已于2003年7月23日邀请各方人士就“新农凯”所持上海地产2.89亿股股份提出初步收购建议。 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2003年7月29日发布公告称，已向周正毅、毛玉萍展开法律诉讼，将其分别列为第一、第二被告，要求索偿2.67亿港元。香港高等法院已于2003年7月23日就此向周正毅、毛玉萍二人发出传讯令状。 上海地产认为，周正毅及毛玉萍在2003年4月22日至5月30日期间，违反个人诚信责任，在未取得上海地产授权或批准的情况下，将该笔2.67亿港元款项擅自挪作个人用途，或通过公司下属子公司的银行户口转汇至若干第三者。 上海地产起诉周正毅、毛玉萍偿还2.67亿港元一案随后的结果是，因周正毅(第一被告)未能于指定时间内对有关法律诉讼提交任何抗辩通知书，上海地产取得香港高等法院“对周先生因欠缺抗辩通知书而作出索偿2.67亿港元连同利息之判决”。上海地产同时于2003年8月23日终止了对毛玉萍(第二被告)的法律诉讼。 香港高等法院还在2003年8月28日颁布令状，上海地产接管人已被委任为该令状中所指称的属于周正毅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财产的接管人，并有权管理该等财产，以保存其价值及调拨该等财产，以便于偿还上述判决的款项。 上海地产同时对Great Center Limited展开法律诉讼，要求索偿5315.73万港元。香港高等 法院已于2003年7月17日就此发出传讯令状。上海地产认为，被Great Center Limited在2003年4月4日收取的该笔款项，应为上海地产合法所有。 此外，资料显示，上海地产下属两家子公司涉及内地两笔共计6.5亿元人民币非正常贷款，其中绝大部分也已被转移，有近半贷款不知去向，上海地产接管人正在与各方交涉。 资产黑洞在周正毅旗下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商贸控股中也显露无遗。商贸控股接管人已查明，在2003年4～5月间，公司有多笔款项被转移，为此，商贸控股提出约6990万港元的索偿款项，并拟将一家香港银行，商贸控股若干执行董事、行政人员及雇员，Great Center Limited之所有董事或授权签署人作为被告人。 此外，商贸控股还公告称，公司接管人又发现曾有一笔约3700万港元款项被转入周正毅及毛玉萍全资拥有的农凯公司账户。公司已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农凯偿还相关款项及利息。商贸控股接管人表示，公司已掌握有力证据，并于2003年8月23日就要求农凯偿还3700万港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等展开法律程序。与此同时，为避免农凯资产被动用，公司已申请并于2003年8月22日成功取得高等法院颁布的禁止令。农凯被禁止出售或以任何方式处理高达3700万元资产或令资产减值。 起诉毛玉萍 香港廉政公署2003年12月1日正式落案起诉“上海首富”周正毅的妻子、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总经理毛玉萍等5人，控告他们涉嫌操控公司股价，以及盗用公司款项等罪名。 5名被告分别是41岁的毛玉萍，她的私人助理钟秀玲，30岁；两名经纪人，包括41岁的林启声及44岁的张柏友；以及29岁的“上海地产”董事龚倍颖。 香港廉署是在2003年6月调查涉及中银香港的一宗贪污案件时，将上述5名被告拘捕的。 2003年12月2日早上，涉嫌操控股价的“上海地产”总经理毛玉萍及另外4人由廉署押解到西区裁判分两案提审，后均获保释。 毛玉萍被控于2002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期间，连同私人助理钟秀玲，以及2名经纪人林启声及张柏友，操控上海地产股价，制造交投活跃的假象，涉及交易金额35亿元，他们共涉及7项罪名，还包括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作出失实陈述等控罪。 法官应控方要求，将案押后至2004年2月27日转由东区法院再提讯，以便控方有更多时间调查和搜集资料。毛玉萍等人均获保释，其中毛玉萍的保释金额维持了她在廉署保释时的500万元，并交出旅游证件。 另一名被告龚倍颖，被控盗窃及伪造账目罪，有关涉嫌罪行在2003年4月4日发生，涉及一笔5300万港元款项，而这笔款项属于“上海地产”的一家附属公司。其中涉及40家公司共200个户口，控方称需要时间邀请专家协助调查，要求将案押后6个月，法官接纳要求，将案押后至2004年6月2日再提讯。 龚倍颖另被控一项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指控她涉嫌于2003年5月29日，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对一家证券公司所进行的调查，与毛玉萍及其他两名人士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其后，毛玉萍及其私人助理钟秀玲曾向法庭申请更改保释条款，让两人与案中3名控方证人 接触以处理私人事务，但法官以案情严重及复杂为由，拒绝两人的申请。毛玉萍及其私人助理钟秀玲通过律师表示，其中一名控方证人李某，是毛玉萍的密友兼助手，两人相识逾10年，另外两名萧姓及李姓证人多年来也协助过毛玉萍管理财产，当时正为毛玉萍处理1000至1500份合同，每张合同平均值200万元，所以毛玉萍须向他们作出指示。 另一名控方证人施某则为装修工头，正为毛玉萍的居所装修，毛玉萍需给予对方进一步指示，以便他准确地完成工作。 但法官表示，由于案情严重及复杂，不能批准有关申请，案件继续押后至2004年2月27日再次提审，其间保释条款不变。 幕后也有重头戏资金支持(1) 幕后也有重头戏 在“周正毅事件”发生的同时，十分“巧合”的是，中银香港也发生了一系列惊变，不仅更换了“主帅”，而且还进行了一些有关人员的工作变动，并同时出台了一些政策与措施。 也许，这一系列都只是巧合，但在周正毅案真正水落石出那一天来临之前，有一点可以确定：周正毅香港造名运动和其危险性极大的资本运作之间绝对不是一种巧合，换句话说，周正毅即便成功，充其量也只是偶然，而且这是一种几率极小的偶然。 周正毅的资金支持 周正毅和刘金宝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个充满想像力的话题。 在“周正毅事件”发生的同时，十分“巧合”的是，中银香港高层也更换主“帅”——原中银香港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刘金宝辞去中银香港的职务，返回中国银行总部。 由于周正毅最大的一次资本运作——收购“建联通”所用的17亿贷款，正是刘金宝“主政”中银香港时贷出的，所以外界猜测，中银香港高层的这一变动与“周正毅事件”似乎有关联。 对于这笔贷款，周正毅的前财务顾问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典型的杠杆式收购案，中银香港给周正毅的过桥贷款，如果是外资银行贷给他的话，就一点争议也没有。”可是，毕竟不是外资银行的贷款，于是，就有争议了。 在1989～1997年刘金宝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行长期间，周正毅也正处于创业阶段。1997年8月，刘金宝扶摇直上，调往香港出任中银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也就是在1997年后，周正毅在香港开始有计划地浮出水面。当然，这少不了毛玉萍的大力支持。就在刘金宝赴港的1997年，周正毅的农凯集团正巧在上海成立。 周正毅在香港买的第一笔超过6000万港元的豪宅，就是由当时中银香港旗下的宝生银行做按揭的。 这一系列时间上的“巧合”，让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太多的想像空间。 周正毅在收购“建联通”时，曾经与当时中银高管达成默契，当周正毅完成收购“建联通”后，那22亿元现金的运用，是要获中银香港批准的，不过，当事各方对此并没给出正面回答。在调查“建联通”董事局的两位新董事顾恺仁及范楚文身份后发现，两人与中银香港走得很近。 这是否又是一个巧合呢? 周正毅是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要将生意做大做火，靠的是两条生命线的同时存在，缺一不可。一是项目，二是银行。项目的确立靠实力，而与银行的运作则往往要靠交情了。银行是项目实施的资金支持。 初识刘金宝 周正毅在内地被扣查，毛玉萍在香港被廉署调查，于是，各种版本的“上海首富神话”纷纷出笼。这其中，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是：“毛玉萍在周正毅的事业上作用重大，地位显赫。” 本来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这并不奇怪，但是周正毅与毛玉萍的夫妻关系，却颇耐人寻味。 据传，“上海首富”周正毅能在短短几年间暴发起来，固然与他的精明、干练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有了与中银香港的紧密关系和刘金宝的帮助。 周正毅能与刘金宝相稔，使他在事业上大变身，正是靠他的妻子毛玉萍与刘金宝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金宝与毛玉萍是很要好的一对朋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刘金宝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时，他们就已相识。当时，毛玉萍走红上海交际界，她热情好客，经常招呼朋友到她的西郊别墅开派对，所以她在上海已是名声大振，无人不识了。 在上海有头有面的人，都认识毛玉萍，皆因阿毛为人热情，做生意八面玲珑，跟她不太熟的朋友来到上海，她都请上三餐茶四餐饭的，还给奔驰供你用，很会为人，所以她的人缘极好。反而周正毅在上海没有多大的影响，“他很嗜赌，又炒股，钱从何来呢?或多或少同阿毛有关。”这是认识他们的朋友的说法。 刘金宝之所以肯借钱支持毛玉萍做生意，除因两人关系密切、经常出席她所搞的派对外，也是由于刘金宝可以通过毛玉萍结识上海的名流。 刘金宝离开上海转赴香港后，仍关照自己在上海的朋友，对毛玉萍照顾有加。 上海中银以及上海建行其后陆续向毛玉萍借出多笔贷款，让农凯集团收购上海一些烂尾楼盘，不过规模有限，并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 幕后也有重头戏资金支持(2) 刘金宝离职 2003年5月29日，中银香港上市后的首次股东大会在备受关注中召开。其备受关注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因为是“首次”，而是前一日宣布的中银香港新领导层的首次公开亮相。 当日下午3点，股东大会开始，中银香港的新领导层如期而至。刘明康辞去中银香港董事长及非执行董事职务，由现任中国银行行长萧钢接任，这早在媒体和公众的预料之中。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刘金宝在公司担任的一切职务（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都将由和广北接替，而刘金宝曾是中银香港重组及上市的直接执行者。 由于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传言“上海首富周正毅被调查”一事与刘金宝脱不了干系，因此刘金宝的去向顿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值得回味的是，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萧钢及和广北抵达香港后就立即举行了临时新闻发布会，宣布辞去中银香港一切职务的刘金宝被调回了中国银行总部。仍然是在这一天，在中银香港发布的公告中称：“刘金宝同志在中银香港任职近六年，有着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相继担任过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为中银香港的发展及其重组上市做了大量的工作，董事会对刘金宝同志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但是，在这次股东大会上，关于刘金宝的种种猜测还是被人们提了出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刘金宝的活动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问题时，萧钢予以了坚决否认，称刘金宝的调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他说： “什么活动?（众人笑）他在北京。昨天我已经讲了，在北京担任副董事长的职务，总行的副董事长，作为我的助手。我是董事长，他是副董事长。我再重复一下，他因公在北京总行出差开会和工作，职务是总行的副董事长。” 然而，2003年5月下旬以来，中银香港风声鹤唳，关于刘金宝的离职，种种猜测早已不胫而走。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刘金宝与周正毅是旧识，在周正毅领导的“农凯系”的壮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刘金宝的经历来看，其1989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后任行长，直到1997年，他转任中国银行港澳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这段时间跨度，的确和周正毅创业的时期非常吻合。而最引起大家联想的是，周正毅确实从中国银行得到过多项贷款。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金宝与中国银行前行长王雪冰可能有所牵连。1999年，刘金宝的职务是中银香港办公室主任。同年7月上任的中银香港总裁梁小庭在任时间非常短，原因是涉嫌收受贿赂与洗钱。此后刘金宝被任命为总裁，刘金宝与王雪冰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比较微妙。 与王雪冰相似的是，刘金宝也是1976年中国银行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个，毕业于北京外经贸大学，1977年12月被派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不过，4年后——1981年10月，刘金宝就回到国内，调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 事实上，在此之前，刘金宝一直被认为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因为中银香港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获得了市场普遍的认可，当时市场的猜测是，他是否会出任交通银行总行长。但事实却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更多的猜测是，他是否会步王雪冰的后尘。 对于刘金宝的种种猜测，基本上已中矢的：在2004年2月20日，中国银行接到有关部门通知，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涉嫌经济犯罪，司法机关目前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对其进行审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说：“中国银行董事会已作出决定，并经有关方面批准，免去了刘金宝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职务。” 拘查吴细荣 经证实，廉政公署声明中所指被拘前银行职员，正是在事发前几星期内突然离职的前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企业银行及金融机构部副总经理吴细荣，他在中银香港负责审批公司企业贷款。 吴细荣在中银集团重组上市前是其中一姊妹行——中南银行的副总经理，合并后，转任上市的中银香港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工商企业客户的信贷业务。该部门由中银香港一位副总裁执掌，吴细荣为该部门的第二号人物。 吴细荣已有二十多年的商业银行工作经验，在中银之前，曾先后服务于中银集团的华侨商业银行及中南银行，在华侨商业银行期间曾被派驻内地多年，主管该行的汕头分行。 中银香港有关人士对吴细荣被拘事件没有作出评论。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亦对是否有中银职员被拘不作评论，只透露在较早时接到了贪污举报，指称有涉案上市公司的雇员向银行职员提供贿赂，用以换取对巨额贷款的审批及允许进行涉及欺诈的商业交易。 吴细荣被查，与上海地产在2002年5月获得中银香港22亿的授信额度的时间吻合。 当时有媒体称，周正毅夫妇涉嫌用做假账等诈骗手法，向吴细荣等提供贿赂，以取得巨额贷款。但此种说法并未能得到中银香港和香港廉政公署的证实。 幕后也有重头戏中银香港(1) 中银香港的丕变 不知道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心里是何种滋味，他要面对着上任后第一桩棘手的监管事件，就是拿中国银行“开刀”。而在担任银监会主席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国银行行长，同时担任着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2003年5月29日上午，北京。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银监会首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对银监会的目标及职责侃侃而谈。“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刘明康表示将“尽心竭力，不辱使命”，视“保护存款人利益”为天职。虽然“并无明显的挥刀迹象”，但他强调“将通过监管来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 在担任中国银行总行长期间，刘明康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能实现中银香港在美国、香港同时上市的计划。 2000年2月，刚刚接任行长职务的刘明康毅然决定对中国银行进行“清房行动”——清理历史、加强内控，中银香港重组上市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2002年初，中银香港复杂的重组基本完成，而重组的直接执行者就是刘金宝。 此时，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案曝光： 2002年1月15日，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说，将对已被免职的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继续审查，因其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对该行有关信贷案件负有责任。 2002年1月18日，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联合消息，对其违规行为做出 处罚：中行纽约分行将向美国OCC交纳1000万美元罚款，其母公司中国银行则向中国人民银行交纳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罚款，两项罚款总计2000万美元。原因是包括纽约分行在内的中行在美国的三家分行，于1991～1999年间，被发现有不当行为。事情都发生在王雪冰1988～1993年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期间。 “王雪冰事件”以及其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中银香港的上市计划大受影响。 虽然中银香港在香港的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筹资额从最初计划的40～50亿美元变更为20亿美元，并且放弃了在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计划。 中银香港在上市招股书中的“法律及监管事务”栏中提及王雪冰涉嫌于1994年在未经适当的授权或抵押而批出贷款，该笔贷款又在1996年透过一些有问题的信贷偿还。除王雪冰外，招股书还提到中银香港分行前第一副总经理梁小庭也与1994年的贷款有关。 而王雪冰的妻子和他人在美国成立公司，向中银香港取得了一笔贷款，批出这笔贷款的正是梁小庭。他还与中银香港通过香港宝生银行洗500亿港元的黑钱有关。 其实，中银香港最终的成功上市仍然与“王雪冰事件”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2002年7月8日，刘明康和刘金宝兵分两路开始在亚洲、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2002年7月11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始于2001年2月的对其客户周强等的诉讼案有了初步结果。根据纽约南区法院陪审团的裁决，原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获胜，有望获赔105亿美元：骗贷者周强通过20多个关联公司欺诈贷款罪名成立。 胜诉在案件的进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但“王雪冰事件”所形成的震荡并没有因中银香港的上市而终结，“王雪冰事件”对中国银行乃至中银香港的影响非常巨大，即使事隔一年多，其仍然像幽灵似的困扰着中银香港。 刘金宝离职据称也和此案件有关，不仅如此，即便是“周正毅被查事件”据说也与 其有一定关系。在2002年年初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对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事宜就已开始进行全面调查了。 中银香港高层位置的变化显现了金融监管显效的成果。对于中银香港而言，刘金宝的离职、问题贷款的处理，或许会在短期内降低市场对中银香港企业管理水平的信心，但从长远来看，正如刘明康任中国银行总行长时常说的那样：“打扫清理房子，再请客！”其规范的运作势必使中国银行于2006年上市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银行的管理者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机遇。 幕后也有重头戏中银香港(2) 中银香港接管“新农凯” 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香港董事会于2003年6月8日深夜发表公告，向股东及投资者通报，该公司已委任会计师接管由周正毅全资拥有的“新农凯”。 这份通告证实，中银香港确实向周正毅控制的“新农凯”提供了逾21亿港元的过渡性贷款，但是有关审批程序符合中银香港的有关规定，并获得中银香港信贷委员会的审批。这一贷款不会对中银香港整体财务状况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中银香港指出，鉴于有关上海地产及周正毅的报道，经征询法律意见，中银香港已申请并获得香港高等法院颁发的接管令，委任吕礼恒会计师事务所的两位代表出任“新农凯”的接管人，以接管及保全“新农凯”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及资产并保障中银香港的权益。 根据中银香港董事会的初步分析，已作押予中银香港的上海地产股份的价值已超出该贷款的未偿还金额，因此这一贷款不会对中银香港的整体财务状况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根据公告提供的资料，中银香港于2002年6月向“新农凯”提供了一项额度为21.07亿港元，为期1年的过渡性贷款，作为“新农凯”收购上海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资金。上海地产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其主要资产包括位于上海的多项物业投资项目。“新农凯”最终实际提取的贷款金额为17.7亿港元。截至2003年6月5日止，该贷款的未偿还本金为7.41亿港元。上海地产的资产包括存放于中银香港的现金，该现金于2003年6月6日为止约为1.53亿美元(约相等于11.9亿港元)。基于上海地产于2003年5月30日每股0.345港元的股份收市价(即上海地产股份暂停于交易所交易前的收市价)，作押予中银香港的75%上海地产股份的市值约7.89亿港元。中银香港的公告指出，中银香港稽核委员会(成员包括所有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审查该贷款的审批程序及相关事宜。该贷款的审批程序符合中银香港内部信贷风险管理政策及程序的规定，并已按规定经中银香港信贷委员会审批。 就传媒和投资者对该公司信贷风险管理的报道和关注而言，中银香港董事会重申其对良好公司管制和审慎风险管理的承诺。中银香港作为一家香港注册银行，接受香港严格的银行监管。特别是经过重组合并后，成立了独立的风险管理部，该部直接对董事会及其属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新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和措施，是为了达成以下基本目标：创造适当的信贷风险环境；执行谨慎的贷款批核程序；保持适当的信贷行政管理评核与监察程序；确保对信贷风险进行充分独立监察和控制。正因为这样，自中银香港在2001年10月合并成立以来，新增不良贷款比率是很低的，这反映了新的风险管理和监控机制政策以及程序切实有效，有助中银香港控制授信资产质量。 中银香港在2003年6月18日晚再次发表声明，委任罗兵咸永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该行至2003年6月底止的中期业绩进行审查，并委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该行的风险信贷制度及其他贷款进行核数审查。而“新农凯”及与周正毅相关的贷款账目，则另聘摩斯伦会计师事务所审查，以避免潜在利益冲突。 据香港金管局发言人对此回应说，已获知中银香港的声明内容，而其中涉及金管局的内容真实，两家会计事务所均由中银香港所建议，并得到金管局批准，而委任两家事务所的原因，正如中银香港于声明中所指出，避免潜在利益冲突。 据以往惯例，中银香港是首次聘请核数师对中期业绩进行核数审查，这意味着有关的问题贷款可在中期业绩公布前完成。 中银香港设立专案委员会 中银香港于2003年6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该公司刚获中国银行总行证实，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已被正式立案调查，中国银行是于2003年6月7日收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通知的。 中银称，来自中国银行方面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消息证实，内地有关部门对刘金宝的调查，是其调回北京后才开始的；而有关部门的调查，目前仅涉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放的贷款。 中银重申，中银已注意到香港有关执法机构对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作出全面的配合。 中银香港董事会同时宣布设立一个专案委员会，对中银的贷款审批程序、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机制作全面审查。 专案委员会由中银香港高级顾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定邦领导。其他成员包括利丰集团及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冯国经以及新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单伟建，英国银行业道德标准委员会非执行主席及英国金融管理局前管理董事Richard Farrant先生被委任为专案委员会的特别顾问。 该专案委员会在与金管局先作磋商后，确定他们工作的职责范围，并获授权聘用外部顾问及审计师，以协助上述的审查。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亦根据《银行业条例》第五十九条，要求中银进行一次类似的审查。 由中银香港董事会决议成立的专案委员会，经过近3个月的调查，在2003年9月5日下午发布了关于中银香港公司治理、授信审批程序以及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机制的报告。针对“新农凯”事件，调查报告指出，该银行前总裁刘金宝和企业银行及资金副总裁柯文雅应对此负责，并对他们的做法提出质疑。 报告还就强化该银行的授信审批程序(特别是风险管理职能)和进一步加强该银行的管理层结构及便利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沟通的措施提出大量建议。 专案委员会主席梁定邦指出，尽管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有关职员有符合该银行最大利益以外的动机，但由于刘金宝和柯文雅在审批一笔向“新农凯”提供的177亿港元搭桥贷款时发生的“错误判断”，使已显露端倪的风险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些风险包括对上海地产董事长周正毅资产净值了解不足，使银行面临与贷款收益不相称的信贷和信誉风险以及复杂而费力的贷款管理安排等。 之所以对刘金宝和柯文雅的做法提出质疑，是因为委员会注意到，刘金宝对风险管理部所表达的严重保留意见未及时采纳，也未对贷款发放进行干预。刘金宝没有意识到柯文雅作为事实上的信贷委员会主席，会在信贷委员会处理柯文雅推介的贷款建议时妨碍信贷委员会的工作成效。而且，柯文雅推介该贷款时，没有充分考虑交易的内在风险以及风险管理部的疑虑。 对于两位责任人员，中银香港董事会将委员会认定的刘金宝的有关事实函告中国银行，同时，鉴于柯文雅长期为该银行服务并对中银香港所做出的贡献，董事会决定同意柯文雅提出的提前退休申请。 中银香港对“新农凯”的17.7亿元贷款中，有10.3亿元已偿还。作为贷款余额的抵押，中银香港对上海地产75%的股份拥有法律上的第一抵押权，且该公司已被接管，接管人名下有1.2亿元存于中银香港。中银香港已对未偿还的7.41亿元贷款进行了1.26亿元的特别拨备。 迟来的坐而论道神秘的财富(1) 迟来的坐而论道 谁都不知道周正毅是怎么发家的，除了他自己。不过，周正毅财富的积累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个传奇：出生于工人家庭，做小生意，没有特别际遇，让人难以与拥有上百亿资产的首富相联系。而周正毅在“掘得第一桶金”后，更是选择了立即做大做强，以便站稳根基的思路。他相中了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入主“海鸟”是在2001年，正式收购“大盈股份”、上海地产、商贸控股均是在2002年。那么，在这样一条“成功”道路上，到底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神秘的财富来源 周正毅在内地之所以低调，对此很多人的一个共识是，周正毅无法向人们解释清楚自己是如何发家的，其中的疑点太多，一句话，经不住问，风险太大。 在周正毅林林总总的投资中，“阿毛炖品”店虽不是其最大的生意，但绝对是其最富有象征意义的早期投资。周正毅曾对媒体称“阿毛炖品”经营状况良好，当年即获利千万，是他挖掘的“第一桶金”，且每年都盈利数百万。但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阿毛炖品”自开业至今，从未盈利。 “阿毛炖品”是周正毅与毛玉萍于1994年开办的，位于上海黄浦区的黄河路上。这条路上海本地人相当熟悉，它与乍浦路、云南路号称上海三大著名美食街。黄河路紧挨着老牌星级饭店——国际饭店，这本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黄河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闻名遐迩的大马路。据去过这家店的人士介绍，按照这家店的路段和装修，没有上千万拿不下来。周正毅的第一桶金应早于这家店，不然也无法创下该名号。 那么，是不是如周正毅自己说的，他是靠炒股为自己挣下“上海首富”的身价呢? 按照周正毅的说法，在1995年，他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倾囊投资，获利数亿”。 不过，这种说法无从考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法破解的悬案。 “周正毅如果炒股炒得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啊。”一位在上海股市颇有名望的大户说。当然，周正毅很可能是见好就收，上市就抛。但这似乎不符合周正毅的性格。 有人还对周正毅的发家史给出农凯集团通过电解铜进口贸易，以对外开立信用证的方式获取美元融资的解释。 这个解释是基于农凯集团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固定交易席位，参与电解铜的期货交易，而华亭进出口公司（“农凯”下属公司）则直接做电解铜的进口贸易。 不过，这个多少有些牵强却是最光明正大的解释从未从周正毅口中吐露过。对一直受媒体苦苦追逼的他来说，如果把这样一个解释应该说上一千遍，那么，错误也该变成真理了。由此，周正毅的财富来源似乎异常神秘莫测。 关于“阿毛炖品”的前前后后 周正毅夫妇在1994年一掷千万在黄河路买下了一栋五层楼房，豪华装修后开始对外经营各种菜肴及炖品，店名则冠以太太毛玉萍的姓氏。据说，58元一份的佛跳墙、22元一份的秘制炖鹿肉、188元一份的红烧大排翅都是“阿毛炖品”的招牌菜式。 黄河路是远近闻名的大马路。这条路上另有一个有名的去处——黄河路上的长江公寓在1949年前后是张爱玲卜居的处所，张爱玲出走香港前一直居住在这里，那时它叫卡尔登公寓。 当年周正毅自日本返沪，打算大展拳脚时，头几宗投资中属“阿毛炖品”规模最大，且是夫妇同心协力的联手之作，其后周正毅在生意场上的摊子越来越大。 周正毅、毛玉萍一直自称靠1994年开设的“阿毛炖品”赚得第一桶金。但上海许多人都知道，“阿毛炖品”那幢五层楼、价值一千多万的黄河路旺铺物业，是周氏夫妇许多朋友支持的结果。 毛玉萍还声称该店年赚千万，显然是有吹牛的成分在其中。那年刘金宝也由中银上海分行代行长升为正行长，因此，从周正毅后期的庞大事业来看，区区一间饮食店的生意早已不在他眼内，这里作为“公关平台”的意味似乎更浓。 知情人士指出，在黄河路林林总总的餐饮店铺中，“阿毛炖品”与银行的关系尤其密切，在“阿毛炖品”鼎盛时期，这里几乎可以称为银行界的“公共食堂”，经常可以见到银行内人士出入就餐。 无独有偶，周正毅出事后，最先有动静的也是这间餐馆，紧闭的卷闸门贴上红色的“招租”字样，宣告了“阿毛炖品”时代的结束。 迟来的坐而论道神秘的财富(2) A股市场的实力 A股市场上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可谓威风八面。 “徐工科技”原名“徐工股份”，其1996年以每股4.8元上市，流通股本才2400万股。1999年时股价在8元左右，业绩也一般。1998年每股收益约0.3元，并从此起步，到2001年10月时创出50元的高价。2001年每股收益0.17元，流通股1.94亿股，但2002年3月14日股价收在18.19元，大致相当于复权前的47元，涨幅接近5倍。2001年股市大跌，在指数跌幅近半的环境下，涨幅仍排名第二。 实力机构在1999年每股5.19元行情时介入，一年内把股价拉升至34元，在2000年5月实施10送3.2转增6.8，同时把“徐工股份”改名“徐工科技”。之后不断拉动，吸引更多资金加盟，直至高位均严重套牢。行内专家当时即指出，实力机构的成本在10元左右，其获利早已回吐，套牢的不乏中小投资者。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徐工科技”股东人数仅5622户，相对1.94亿的盘子来说，户均持股34万股。在公布的2001年12月31日十大股东名单中，九个都是持有法人股和国有股，前五大股东都是徐州的机构，只有第六大股东是“大通证券”，持有868.5856万股流通股，占1.75%比例。而“大通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正是周正毅的农凯集团。 随后，周正毅又着手收购了“海鸟电子”和“英雄股份”。 2002年9月8日，在上海南汇注册仅一天的“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以1.57亿元从“海鸟电子”第一大股东“上海华成无线电厂”受让2267.4万股法人股，控制“海鸟电子”26%股权。 2001年5月，半年未见动静的“海鸟电子”把一些激光电子等低效资产转让给“东宏投资”，拿到8983万资金，同时“海鸟电子”宣布以5000万收购“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70%股权，向房地产转型。 2001年4月底，“中盛”净资产账面值为3986万元，70%股权账面值2790万元，但此次交易价5000万，溢价较高。会计准则要求这笔费用的摊销时间不许超过十年，因此“海鸟电子”每年需摊销数百万元。 “中盛房地产”的股东为“华信投资公司”和“上海长宁区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持股三成）。“华信投资”第一大股东是“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公司”，持有49.47%股权。“兴力浦房地产”又持有“东宏实业投资公司”84.38%股权。这笔多重关系收购和资产置换的核心落到“兴力浦房地产公司”，该公司股东为“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和“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而“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股东除唐海根占41%股权外，“上海农凯工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分别占39%和20%股权。所以，收购“海鸟电子”的真正控股股东是“兴力浦房地产”。“东宏公司”只不过是收购“海鸟电子”的壳而已，负责装填“杂物”，掩人耳目。 “海鸟电子”有静安区多块旧城改造土地，加上“中盛房地产”的“中山公寓”，“兴力浦公司”在外滩的“兴力浦金融大厦”项目，“海鸟电子”可装填的内容颇多，也给人以美好联想。但行内人士当时即表示，“海鸟电子”有可能成为“兴力浦房地产”外滩项目的融资工具，毕竟“海鸟电子”流通盘只有3980万股，价位在16～20元徘徊，可利用的空间很大。同时，通过复杂的内部关联交易，“海鸟电子”的账面突增2000多万收益，其置换出来的业绩也是题材。证券分析师据此更直接地表示，“海鸟”收购“中盛”，更多是“华信投资”借此套现，而不是注入优质资产。 然后是“英雄股份”的被收购。2001年11月22日，“上海轻工集团”把“英雄股份”、“英雄B股”8887.1928万股国家股转让给“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占总股本的29.18%，上海轻工集团还剩23.74%，是第二大股东。 2001年11月26日，“英雄股份”紧锣密鼓通过资产、负债转让协议，向“上海轻工集团”转让“英雄金笔厂”等资产，账面值为2.471亿元，同时也把1.1825亿元负债剥离，实际获得1.2885亿元资金。 同时，“英雄股份”向“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和“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收购“上海大盈肉禽联合总公司”100%股权，以及“上海联鑫房地产公司”72.58股权。2001年12月20日，新的评估报告显示“大盈肉禽”100%的股权账面值为7323.31万元，评估值为9300.58万元，增值27%；“联鑫房地产”72.58%股权账面值2395.54万元，评估值4985.53万元，增值108.12%。“英雄股份”收购两家公司需要1.4286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收购“英雄股份”的作价为每股4.73元，远高于公司2.02元净资产，收购总价为4.2亿元。签约第二天，“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就付出1500万元定金，年底又付了2.15亿，2002年3月20日前付清全款。“上海农投”注册资本仅5600万元，2000年底净资产才2.2644亿元，收购资金却达4.2亿，超出《公司法》规定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50%的规定。 他们的做法使人不难猜测到其幕后的资金来源。因此，当时即有消息人士表示，幕后资金来自农凯集团旗下公司“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即周正毅的五大产业公司之一。 周正毅面对香港媒体和基金经理直接表示：“我已经收购‘海鸟电子’、‘英雄股份’。” 只是“英雄股份”的所有公告上都没有周正毅的名字和关联企业。 “英雄股份”A股流通只有2768万股，B股流通股为9689万股。2000年B股曾经从0.17美元暴涨至0.46美元，后来一年半又涨了5.7倍，达到1.14美元。A股也从10多元直接达到20元以上。庄家色彩明显。 2002年3月14日，“英雄股份”涨停，成交金额为4362万元，排名第一。细看当日买卖“英雄股份”的营业部名称：买卖金额排名第一的“富友证券”、第三“大通证券”都是周正毅参股的证券公司。 2002年5月14日，“英雄股份”公告称，总部已经搬到上海江宁路188号兴业大厦11楼，这是周正毅在上海的大本营所在地。 迟来的坐而论道自相矛盾(1) “海鸟”、“英雄”自相矛盾 “海鸟电子”后来更名为“海鸟发展”。根据该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公司控股股东如前文所示，但根据上海市工商局提供的资料，“上海爱普乐珠宝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80%股份，“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周正明和周正毅。 但在当时，周正毅曾对香港媒体称自己已控股“海鸟发展”。这说明要么是“海鸟发展”在 2001年度报告中披露不实信息，要么是“海鸟发展”的控股股东已发生转移但没有及时公告。 “英雄股份”在200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其控股股东为“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同时披露了国有股划转至“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是上海市政府十大专业投资公司之一。因此“英雄股分”的控股权仍然属于国有股东。 但周正毅在当时同样对香港媒体公开宣称自己已控股“英雄股份”，这与“事实”不符。“英雄股份”股权比较集中，周正毅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控股“英雄股份”。 究竟是周正毅宣称不实，还是“英雄股份”公告不实，或是“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与周正毅达成某种协议，而这种协议当时投资者并不知道? 周正毅在收购“海鸟发展”与“英雄股份”中的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行为，不禁让人颇费思量! 错综复杂的“农凯系” 由周正毅一手掌控的“农凯系”，控制着上百家公司，这些公司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其中，三大注册资金堪称“巨头”的公司就延伸出很多子公司——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亿元，投资16家子公司；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7.56亿元，投资12家子公司；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7.5亿元，投资16家子公司。作为“农凯系”旗舰的农凯集团全称是“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2月19日，注册地址是上海市南汇区康桥工业区沪南路2821号，经过多次变更，注册资本为8亿元人民币，曾经被媒体称为上海注册资金最大的民营企业。股东周正明(投资自然人)占47%，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占29%，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占24%。农凯集团直接投资的企业就有16家，而其中又有农凯集团自己的股东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形成了奇特的连环和交叉持股。 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周雅珍——周正毅的姐姐，其成立早于农凯集团，是在1995年7月28日，注册资本只有2000万人民币，在上海市闸北区注册，三家股东是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占50%，周正毅(投资自然人)占45%，上海凯旋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占5%。 而上海正艺室内装饰有限公司作为农凯集团的另一家大股东之一，法人代表是周蔚雁(周正毅曾经对外界表示，这是他的哥哥的孩子)，成立于1996年2月7日，同样在上海市闸北区注册，注册资本仅为1000万人民币，股东是上海凯顺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占48%，上海康艺石材有限公司占52%。而那家著名的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盈股份”的第二大股东)，虽然在2003年4月刚刚变更了股东，但据知情人透露，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孙克敏”(占4.74%)也是周正毅的“家里人”，而其他股东上海方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金凯物资有限公司也绝对是周正毅的公司。 据内部人士分析，上海市农业投资总公司很可能是早期周正毅的“红帽子”公司。因为早期国有企业容易做生意，表面上是国有，但实际上几方达成一致，由周正毅运作。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上海农投”是专业性投资公司，可以不受对外投资额不能超过净资产50%的限制，容易成为周正毅对外收购的工具。而正是“上海农投”，让周正毅在上海的家禽类饲养和供应上，依靠政策优势占据了上海市场极大的份额。 上海高校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过数次变更，目前的股东均为自然人，分别是蒋东亮占67.47%，周文敬占32.53%。这两人与周正毅的关系目前不详，最近的变更时间是2003年3月6日。但一位内部人士说，这也必定是周正毅掌控的企业。 在上海南京西路CBD商圈的北京西路和江宁路口，靠近东侧的那幢兴业大厦，是周正毅公司自己的物业。大厦由一高一低的两座塔楼组成，高的塔楼30层，出租给兴业银行作为总部的办公地，也有部分出租给其他公司；矮的塔楼17层，全部是“农凯系”集团总部和下属公司办公所在地。而从15层到顶层的17层，就是农凯集团总部，周正毅本人就在顶层17层办公。 农凯集团目前的法人代表是周正毅，而在“农凯系”的上百家企业中，只有很少几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周正毅。据接近周正毅的人士透露，这是为了符合《公司法》以及方便投资、融资和操作下属公司上市。 事实上，在农凯集团总部上班的人非常少，只有20多人，分为财务部、法律部、资金部、投资部、总裁办这几个部门。 农凯集团是一个家族化管理非常明显的公司，公司里周正毅的嫡系和旁系亲属非常多。除了他的妻子毛玉萍长驻香港，负责管理在那里收购的两家上市公司以外，还有周正毅的哥哥周正明，在农凯集团中的正式工作是主管下面的农业化工厂，包括“申兰”、“大盈”等鸡、鸭、猪、鹅的饲养厂，平时不在总部上班；毛玉萍的二哥毛伟平负责“农凯”的房产，也是农凯集团的副总裁；毛玉萍的三哥毛和平负责证券，是“富友证券”的董事长；周正毅的姐姐周雅珍在集团做出纳等等。 周正毅的这些亲属很多是在1997年农凯集团成立后逐渐加入的，所以，打下“农凯”江山的主要人物还是周正毅和毛玉萍夫妇俩人。包括周正毅、毛玉萍在内，所有在“农凯”中工作的周正毅的亲戚，文化程度都不高。 之所以有这么多自家亲戚在集团内任职，据内部人士透露，一方面有亲情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交给外人不放心的因素。但这种家族化的特点，却造成了农凯集团在管理上的混乱，当然这也和周正毅的个人风格有关——他喜欢独立做事，自由安排时间，甚至不喜欢用秘书来安排。 周正毅本人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03年年初，农凯集团刚刚进行了内部的重组和调整，新任命了几位副总裁，开始向下放权。尽管这样，农凯集团还是周正毅一人说了算。 不管怎样，面对错综复杂的“农凯系”，在其大厦将倾前的一刻，所有积极动作似乎都为时已晚! 迟来的坐而论道自相矛盾(2) “农凯”的运作模式 让一个真实的“农凯”浮出水面，探究它的巨额财富是如何积累的，意义并不限于“农凯”。 “上海首富”之名空穴来风，传自香港，进而引起内地，尤其是上海投资界、金融界的高度重视。而“首富”的资本基础是成立仅六年的“农凯”。 “农凯”之“农”，指以肉禽种苗、养殖、加工为依托的现代农业，这是农凯集团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农凯集团所属上海申兰（集团）有限公司，集生猪产、销于一体，下属三个厂、四个场、五个公司，总资产2.06亿元，净资产1.04亿元。农凯集团所属的上海大盛食品有限公司则是国内鹅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上海申藤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从事肉鸡养殖业。“碧纯”饮用水在上海市场占有率名列三甲。 农凯集团的另外四大板块包括：1房地产业；2以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业；3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业；4以高校科技产业集团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等。据统计，当时农凯集团已累计开发和正在开发建设的旧区改造项目约250万平方米，正在加紧动迁的有静安、杨浦、闵行等区约100万平方米的旧房，房地产项目遍布上海各区，投资少则2～3亿元，多则数十亿元。 “农凯”获得的重大项目有沪芦高速公路A2、A3项目的42公里建设，A30东南郊高速公路段的52公里建设，松江轻轨轨道交通九号线（全长24.15公里），占地约2210亩的松江佘山地块的规划改造，奉城镇等三个郊区中心镇的开发。 进口贸易方面，“农凯”旗下有远达进出口公司、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等。茶叶出口额在全国排第二位，机械出口额一年为2亿多美元，其中电解铜一项排全国第一位。 现代农业、旧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开发、环保等，“农凯”介入到每一个行业，这些行业看似互不关联，其实都是遵循同一个评判标准，即周正毅最需要的地方。尽管大多数上海市民都没有听说过农凯集团这么一个公司，但都少不了与“农凯”的产品打交道。 不仅如此，“农凯”还善于把握时机，每一步都踏在节拍上，在满足需求的过程中扣紧一个“最”字。“农凯”在农业领域中大展宏图的基本思路，则是将现代农业与资本“两条腿”相结合，将优质农业资产包装上市。 以一家民营企业的实力，大手笔投资、大跨步发展，显然必须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事实上，周正毅正是以资本运作高手闻名的，“农凯”快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盈荣”和“建联通”名声鹊起，在境内亦介入数家上市公司。控股资产超过30亿元。 “农凯”的法律部和预算部实力很强，周正毅说：“我负责把项目竞争回来，具体的过程我都不管，当我感觉到一个项目可以做时，先交给法律部，考察里面有没有法律风险，有没有猫腻，有没有纠葛。法律部如果通过，再交预算部，考量该项目的结构、平台、收益率，如果有利可图，就写一份报告，最后召开总裁会议，决定投不投，怎么投。” “农凯”在资本市场风声水起，归纳起来无非：兼并，重组，管理。“农凯”的资本运作收购兼并，更多的是收购半成品项目。周正毅的兼并理念是“四两拔千斤”——别人一个项目、一家企业从源头做起，做大了以后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做不下去了，他就把它低价收回来。然后重组，好的精益求精，不好的淘汰掉。 “农凯”运作的一个颇为满意的项目是古北伦敦广场住宅楼，以42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买入，另注资建造完工后价格涨至20000元一平方米。农凯集团办公楼和相邻的兴业大厦也是以低价收购的“烂尾楼”，如今市价翻了一倍不止。 不可忽略的双重属性 从与周正毅熟识的人们的口中了解到，有一些关于周正毅的故事让人难以理解：如今的时代，很多富起来的人的学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再不就是MBA。这学历不过就是一二十万元的“投资”。可是，“上海首富”却没有赶这个时髦，到头仅仅是“中学文化”。是不是周正毅太吝啬了?他无数次公开说，我是没读过太多书的人，在上海，一个月两千元就可以过日子了，现在做很多事都是多余的，我不是富家子弟，父母没有给我一分钱，现在死了，也不会欠谁。1998年，周正毅的姐姐周雅珍所在的玻璃机模厂发生事故，一名工人在操作一台机器切割时，其右手手腕不慎被切掉，顿时鲜血喷溅，刹那间，那只手只剩下皮包骨吊在手臂上，闻讯赶来的周雅珍夫妻领着众人将该工友送进手术室。由于手术需要先垫付一笔资金，周雅珍一个电话找到周正毅。周正毅二话不说，带着3万元现金就过来了，并对那个受伤工人说：“你先用着，不够再跟我说。” 周正毅的双重人格，使他的一半在天堂，另一半在地狱。 2003年仲夏，上海市政府证实，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已经东窗事发。国家审计署也进驻周正毅旗下的骨干企业——农凯集团，调查其经营中涉嫌违反经济金融法规的行为。 作为四家上市公司最大的股东、“上海首富”刚刚捐款2000万元资助研究SARS的著名企业家，之所以会受到国内法律机构及香港廉政公署的审查与扣押，个中的原因人们现在是无法知晓的，但有一点毫无疑义：“周正毅们”之所以能够一夜暴富，并非仅仅在于他们的违规运作，也并非在于他们本性的原罪，而是在于他们利用了国企改革初期某些体制的不完全性或缺陷，在贪欲的驱使下，一次比一次激烈地撞击所有可以暴富的大门，终于无可挽救地撞进了地狱之门。 无论是周正毅还是杨斌，中国问题富豪们的成长公式是统一的——先以100元买一块地， 然后找相熟的评估机构将其价值高估至200元，再抵押予银行换取贷款；接下来以这200元的银行资金再购入同值的土地，重复以上的步骤取400元的贷款，如此类推，手头资金400元、800元、1600元……如此不停递增! 一位房产商判断，或许周正毅的失败正是在于其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扩张过快。周正毅在上海拿了多块地盘，全部开发估计需要百亿资金，只要有个风吹草动，资金链便有危险。何况他本人又未能建立足够信誉。 周正毅资金运作的失败是他根本策略的错误：最初，他造势于香港，这本来是欺人之举，可以利用，但不可以自信。换言之，不管你造势你有多少钱，可实际你的家底你最清楚，如果造势的结果是既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那么，失败是必然的。从周正毅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到，周正毅正是败在自己的聪明之上，没有人害他，没有人坑他，他挖的坑，最后埋了自己。 东窗事发的必然性 “上海首富”周正毅在香港的两家上市公司上海商贸、上海地产被停牌，造成整个香港股市的内地房地产股出现震动。在国内A股市场上，“农凯系”各股也受到了株连，而在此之前，“农凯系”三支个股已经出现了异动，“大盈股份”自2003年5月21日复盘后连续涨停，后两天又持续回落；“海鸟发展”平台整理后，破位下行，调整两成有余。“大盈股份”与“海鸟发展”位于沪市跌幅前两位。上海市政府出面承认周正毅已被监视居住。种种迹象表明，“农凯系”的资金链已经断裂！ 近年来，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对股市、银行信贷的监控力度明显增强，在这种大力监管的背景下，不少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的违法、违规问题也被牵扯出来。而且，对资本市场来讲，一个上市公司的沉沦，不仅仅涉及到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破产问题，它使整个资本市场承受着难负之重，如美国的“安然事件”等等，引起的是整个局域市场或全球市场的动荡和信任危机。 从国内出现的几宗案例来看，对资本市场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影响。银广厦、蓝田的利润造假使公司的信任度消失殆尽，投资热情受到重挫。但随着问题的解决，投资者的信心会逐渐恢复；仰融、杨斌的问题主要在于个人原因，对整个上市公司影响相对较小。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最终的结果都会对当期的市场运行带来不良冲击。 虽然现在对于“周正毅事件”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对市场的影响属性还不明确，不能妄加猜测。但可以肯定一点，市场已经开始对这一消息进行自身消化，这对本已疲惫的大盘而言还是有向下助推的作用。 在国内开放后的20多年中，诞生了一个富豪阶层，但在前几代的富豪中仍然保持强势发展势头的还有几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在于国内加强制度建设及监管力度后，以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经营的方式已经难有作为，因此问题富豪的东窗事发只是时间问题。 对此，希望我们的富豪阶层能够走得更稳，有后传百年的基业! 迟来的坐而论道地产运作(1) 地 产 运 作 国内经济起飞涌现出不少民企富豪，但其资金来源往往非常神秘，随着周正毅被调查消息的曝光，其财技亦逐渐被揭露。一直表示自己“财政状况健康”的周正毅，其实十分擅于利用银行融资及杠杆技巧。其中，他将上海地产股份押予中银香港，事隔一年才披露，曾引起香港证券市场人士的关注。此外，还传出他违约拒绝原地安置拆迁户，以及被怀疑洗黑钱等。周正毅于2002年5月收购“建联通”时，首先是向中银香港借过渡性贷款进行收购，在取得公司控制权后再把股权抵押予中银香港，但股权抵押一事却在2003年1月才披露。而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在收购上海商贸时，亦向证券行抵押股份融资。 综观周正毅的运作方式，是在取得公司控制权后，即部署把私人名下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而套现偿还银行贷款及作其他用途。如他原本计划在2003年6月3日召开上海地产股东特别大会，表决注入私人集团“农凯”名下的东方伦敦伯爵豪园，以套现7亿元人民币，就是计划的一部分，但随着周正毅本人及其妻毛玉萍的事发，股东会亦被迫无限期押后。 其实，周正毅在2003年1月已成功地以38亿元把上海四星级酒店逸和龙柏饭店注入上海地产，而在2003年3月又把上海吴中路的一块商用地皮，注入上海地产。由于多次注资，使公司持有的现金流由2002年5月时的21亿元，跌至事发前公布的现金资产16亿元。另外，市场又传他原本有意把部分国内地产项目，在内地抵押给银行，然后在香港的银行分行取得贷款。不过，因为涉及外汇问题而最终作罢。 除了周正毅，国内一些民企富豪的资产来源，外界所知也不多。但据了解，早期土地价格极低，房地产利润率普遍超过三成，发展商惯用“空手套白狼”之术，逾五成买地成本来自贷款，建屋成本也靠贷款，再提早收取买房者的预付款项，或以内部员工的名义骗取购屋贷款，总之发展商实际付出资金不到一成，但利润却达三倍以上。 有报道称，周正毅在上海静安区的旧区重建项目，有住户至今仍未收到赔偿。据有关资料显示，周正毅无偿获得上海市的一流好地，但他却拒绝如约原地安置拆迁户。 周正毅在2002年夺得将八块土地并为一块63万平方米的地产开发用地的权益。这块地位于上海腹地静安区，开发资金为人民币50亿元。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拆迁12000户居民。 依照规定，如果开发商无偿得到国有土地开发权转让，必须同意让搬迁居民回迁重建的住宅。但代表约2000家拆迁户的6名居民却向法庭提交诉讼书，控告周正毅拒绝让他们回迁。土地开发权转让文件显示，周正毅末付分文却获得其中至少一块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权。 对周正毅的调查主要集中于问题贷款，包括一笔向中银香港借的21亿港元贷款。周正毅用这笔钱购入上海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的75%股权，然后又用这些股权来抵押贷款。 有关方面表示：“周正毅案”主要涉及中银香港集团，与上海方面无关，只因周正毅的公司主要业务在上海，周正毅本人也在上海长驻，所以中纪委及监察部人员才选在上海对其进行调查。 调查期间，周正毅表现得很合作。周正毅除与妻子毛玉萍涉嫌在港涉及中银50亿元 金融案外，其以私人投资的方式，在上海主要百货公司开设六间英皇钟表珠宝店同时也被列为调查对象，以了解珠宝店是否被用作洗黑钱。 英皇钟表珠宝所属的英皇集团在2003年6月3日已发信给周正毅，表示即时收回英皇的名称使用权。据了解，英皇以“租牌”方式，向上海六间英皇钟表珠宝店提供大批价格昂贵的珠宝及手表，每月收取一定的“租牌费”。 问 题 贷 款 一位在建行上海分行工作的人士透露，该行曾多次派人去周正毅的农凯集团“蹲点”，这也印证了关于上海十多家银行频繁造访农凯集团上海总部的报道。该人士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建行对“农凯”的债权有多少，因为牵扯的公司很多，相互担保、抵押的情况很普遍。 有报道称，周正毅先后向上海十多家银行取得数以十亿元的巨额贷款，其中以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贷款最多，兴业银行也是一大债主。 周正毅从2000年开始在国内法人股市场掘金。虽然江浙沪一带不少人士看好这一行当，不过周正毅看中的应该不仅是法人股以后可望流通的前景，更考虑到可以利用上市公司这个融资平台。 周正毅旗下的“海鸟发展”2002年通过了在6～12元之间按10配6的比例配股的议案，该议案当时如获实施，可能会为公司带来3～5亿元资金。 除了“大通证券”外，周正毅还通过“大盈股份”持有“富友证券”12.77%的股权，这为他介入二级市场的炒作提供了便利。 另外，周正毅还通过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兴业银行2.33%的股份，为第六大股东。 首富的空手道 由周正毅打造的上海企业王国，错综复杂，特别是旗舰农凯集团与各股东间的互控结构，令人猜不透谁才是控股股东，但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投资者入局，迷惑银行取得融资。 有人认为，周正毅案最令人关注的，是周正毅与中银香港的关系，即周正毅收购“建联通”的资金来源。 一名机构分析人士说，由于周正毅在上市公司持有的所有股份，都已经作为过渡性贷款的抵押给了金融机构，同时他又在不停地把自己的私人资产通过上市公司“套现”，因此最终的财务压力可能会传递给金融机构。 2002年6月，周正毅计划收购由和记黄埔及国浩持有的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该公司原本开发电讯业务，但网络股热潮过后，各股东的兴趣都锐减。当时，“建联通”账面上的现金约有22亿元，加上1个亿的科技项目可出售，现金流达到23亿元。 中银国际为周正毅收购“建联通”的财务顾问。周正毅以每股0.82元，向“和黄”等大股东买入“建联通”近六成股权，还向其他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整个交易达15亿元。 周正毅通过毛玉萍与刘金宝的关系，顺利从中银香港借取21亿过渡性贷款，而抵押品竟是尚未收购的70%“建联通”股份。其中除15亿元是借给他作收购外，余下六亿元多是后备信贷额。中银香港明知这笔贷款违规，风险保障严重不足，但是双方当时有默契：当周正毅完成收购“建联通”后，那21亿元现金的运用都要获中银香港批准，而中银香港也派两位相关人士加入“建联通”董事局。 中银香港规定，所有贷款审核程序，都要先经由信贷初审部主任进行初步筛选，并由该部门 总经理签名核实。若是大额贷款，申请要交到大型企业放款审查委员会（简称“大放审”） 作最终决定。而周正毅这笔贷款的违规问题也正是出于此。 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大放审”的成员有企业信贷部副总经理卢重兴、总经理兼副总裁柯文雅，以及总裁刘金宝等人。在审批周正毅的这笔贷款上，作为部门副总经理的卢重兴，应在“大放审”的会议上负责说明贷款内容，最后须由与会人士举手表决。然而卢重兴清楚，以借款人背景抵押品来看，这笔贷款很有问题，于是借故不出席会议。事后不久，卢重兴便由企业信贷部调到特殊资产管理部出任总经理。 实际上，香港银行界当时对中银香港给予周正毅21亿授信额度贷款予其收购“建联通”颇有微辞，都认为过于“儿戏”。 “这笔贷款，在我们银行根本不可能批出。所有银行内部都有贯例，即使拿‘汇丰’来抵押，也只能贷五成，更何况‘建联通’这样三四流的上市公司，最多只可能借一成。周正毅要收购上市公司，自己却一分钱不出，这是什么道理?而中银香港的贷款，净利息收入只有3厘，却要承担21亿元这么大的风险，根本不值得。如果这样做都行，不如我贷款给你 去收购‘和黄’好了，那岂不是更有保障!”香港一家华资银行的企业信贷部管理人员对此曾发表过很肯綮的议论。 2002年8月收购完成后，“建联通”改名为“上海地产”。而周正毅也同时开始进行他的套现大计，将上海的物业项目，逐一注入“建联通”，套取公司21亿元资金，既够他还清中银香港的贷款， 还可以一并清还“农凯”以前欠上海银行的问题贷款。这样周正毅不单可以无债一身轻，手上还有一个上市壳。只要时机配合，他便可利用消息刺激公司股价上升，趁手上股份水涨船高之际配股套现，摇身成为真正的富豪。 接着，上海地产又以3.3亿元购下上海吴中路一块面积不详的地皮，使周正毅套现74亿元，估计这批现金，已全部还给中银香港，换言之，尚欠中银7.8亿元。于是，在2002年4月底，上海地产又计划向“农凯”购入旗下的东方伦敦伯爵豪园地产项目，作价6.6亿元。周正毅以为这次交易可以“过骨”，差不多还清中银15亿元贷款后，便轮到他“吃大茶饭”了。谁知人算不如天算…… 迟来的坐而论道地产运作(2) 过桥贷款与信用证 向银行申请过桥贷款收购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以套现，只是周正毅构筑“金融帝国”的众多手段之一。据知情人士透露，“手法多多”的周正毅还有另一拿手好戏——“在大额贸易下向银行开列远期信用证融资”。 这种手段和当年纽约分行周强骗贷案手法相似。不过，周强是利用手中多家皮包公司进行虚假贸易，开列假信用证，打信用证融资的时间差，以保证手头充裕的现金流。简单地说，就是拆了西墙堵东墙。 周正毅进行的信用证融资贸易背景是否真实可信，还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进行利润率极低的大宗电解铜贸易最易使银行的非信贷类资产风险大规模积众。 “农凯”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固定交易席位，参与电解铜的期货交易，而华亭进出口公司则直接做电解铜的进口贸易。 据业内人士说，“‘农凯’之所以选择单价高的电解铜贸易，就是为了将贸易量做大，这样远期信用证额度就大，在前一笔信用证资金结算日和下笔信用证开出之前，信用证融资就起到了融得巨额外汇的功能。” 而银行的资产分为信贷资产和非信贷资产，信用证融资属于非信贷资产，银行承担着相当的风险，也有一定的授信额度。很显然，对农凯集团长期进行的利润率极低的电解铜大额贸易的极大风险和真正用意，该银行的非信贷资产部门一直置若罔闻。 周正毅贷款的四大选择 京华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首席顾问刘梦熊为周正毅介绍过五个上市公司作为他“买壳”计划的备选。“建联通”（后改称“上海地产”）也是刘梦熊向周正毅介绍的项目之一。 刘梦熊是香港市场著名的买壳中介人，他本人长年持有香港证监会发放的“投资代表”牌照。对于周正毅的买壳风格，刘梦熊用了八个字进行归纳：“无道无义、无理无法”。 刘梦熊曾对他人说起过一段关于周正毅的往事。有一次，刘梦熊陪同明珠兴业的大股东黄坤去上海看周正毅的物业，当时周正毅开着四驱车带着几位香港大亨在上海滩“游车河”。他指着几处楼盘说这是周氏公司的物业，黄坤当时问了一句：这些物业有几成出售、几成出租？周正毅的回答让这些人当场愕然：没卖、没租，我不需要动用这些资金。 然而在更早前，另一位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与周正毅谈过股权转让，已万事俱备，周正毅计划将名下的上海龙柏饭店估值3000万美元抵押给东亚上海分行，再由东亚银行从香港给他贷款做收购款。据称东亚让其一位高管办理此事，但该高管坚持周正毅要拿外管局批文才敢接这单生意。后来，周正毅迟迟拿不出批文，此生意才宣告中止。 而到了收购“建联通”时，周正毅与中银香港多有往来，其买壳计划才长驱直入。据说，当时周正毅得知“建联通”的现金接近23亿港元，而且几乎无银行负债时，兴奋至极，大有势在必得的气势。 这一次，周正毅再也没有为外管局的批文而搁置买壳计划。刘梦熊说，不知道周正毅是以什么方式找到中银香港的。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周正毅把刘梦熊这个介绍人甩掉之后，很快便找到了京华山一的一位投资银行部的主管做他的收购顾问，并许以收购后的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之位，但这位“新顾问”只做了八个月就离职了。不过，这位“新顾问”始终坚称周正毅与中银香港的过桥贷款是正常的。 但是，这一收购中介人的更换，却让刘梦熊为此损失了近2000万的中介费。刘梦熊对这一过桥贷款提出了以下质疑： 第一种模式：周正毅在上海物业估值50亿元，将其抵押中银上海分行，上海分行以此向中银香港作担保，在香港为周正毅提供数十亿元的私人贷款。刘梦熊说，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周正毅是否拿到了外管局的批文。如果没有批文，中银香港在海外为私人企业发放如此巨额的贷款，是严重违反了《外汇管治条例》第三章“资本项目外汇”的第二十条和第六章“法律责任”的第三十九条等。一旦就此贷款查处下来，中银香港当时的直接当事人是难辞其咎的。 第二种模式：周正毅如果将其在香港拥有的20～40亿左右的资产放在中银香港作抵押的话，拿到中银贷款也算顺理成章。但据已经披露的各种信息可知，周正毅在香港的财富在收购上海地产前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用香港一位银行家的话说，“周正毅在收购0067（“建联通”）之前是一个空心老倌。”据周正毅本人对媒体的披露，1997年，周正毅在香港设立了新总部“佳运投资公司”；1997年8月份以6200万港元购入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1999年4月，他又以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的独立大屋，并花3000万港元豪华装修，此举使他博得“上海首富”的名号。后香港楼市低迷，“会景阁”缩水至3000万港元左右，“白建时道81号”市值仅为5800万港元。2002年1月，周正毅旗下BVT注册公司以6180万港元向“盈荣集团”（后改名“上海商贸控股”）原大股东收购74%股权。如果仅凭这些资产作抵押的话，周正毅远远拿不到20亿元的授信额度。 第三种模式：“建联通”当时的收购计划完成前先将自己的22.5亿元现金放在中银香港的账户上做担保，为周正毅提出全面收购所需的25亿元部分收购款做抵押担保。据“建联通”的公告称，其前身国浩地产实行选购权动用6亿元现金购买上市公司三项物业，入账7.5亿元，撇账后减值1.5亿元，发行股本30亿股，每股资产净值0.83元（含溢价），因此，16亿元现金加6亿元物业加400多万美金科技项目加2亿元溢价，这就是约25亿元收购价的来源。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周正毅完成收购必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拿下和黄（占9.9%），加上爱立信基金的股份，共60%股份，这一部分的收购款为：25亿元乘0.60等于15亿元；第二步，提出全面收购，收购其他小股东占40%的股权，但实际出让的小股东股权只有27%，因此第二次收购款为：25亿元乘0.27等于6.75亿元；第三步，周正毅持股87%之后再向市场配售12%的股份，周正毅持股为75%，而配售所得为25亿元乘0.21等于5.25亿元，这部分配售所得有可能作为中银的首期还款。综上所述，中银香港给周正毅的贷款应在18.5亿左右。如果中银香港是以“建联通”的资产（存款）作抵押给收购方作贷款担保，则是严重违犯了香港的证券监管和上市公司条例。 第四种模式则更是天方夜谭，中银香港有可能是无抵押贷款。在目前严厉整顿违规贷款的时候，相信难得有人会去冒如此之大的风险。 四种路径必选其一。周正毅给中银香港出的难题是如何化解的，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迟来的坐而论道启示(1)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是在“周正毅事件”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投资者、监管部门、媒体之所以咬住“公司实际控制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放，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弄清楚实际控制人是谁，就难以辨别由实际控制人操纵的关联交易，也无法对其关联交易是否公允及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就可能导致投资人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我们回头再看“大盈股份”的股权转让，就不难理解为何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宁肯以每股4.73元这远离于净资产的价格接盘“英雄股份”，然后又以比买入价低0.13元的价格转让部分股份给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公司了。因为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农凯集团，资金只是在内部流动，并没有流出。而农凯集团从收购“英雄股份”中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原英雄金笔厂等资产的转让，及高价收购周正毅和“农凯”旗下企业，巨额资金就这样从上市公司流出。同时，上市公司又进一步成为农凯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融资工具。 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2001年底至2002年初，监管部门出台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章都要求，上市公司在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时，必须披露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详细资料。继而在2001年度年报准则中明确规定，法人控股股东应介绍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成立日期、主要业务和产品、注册资本、股权结构等；自然人控股股东应介绍其姓名、性别、年龄、主要经历及现任职务。同时，公司还应比照上述内容，披露该股东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但在实际操作中，能对实际控制人，特别是当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时候，对其情况作完整而充分披露的公司并不多，大部分公司就算披露了实际控制人，但对其持股情况、在上市公司和其他企业中的任职情况、业务与上市公司是否有关等重要信息也未能作充分披露，有的甚至一字不提。 说到底，一些公司甘愿冒着违规的风险，也不披露或不充分披露实际控制人，极有可能是为了遮掩幕后的关联交易，再往下查，说不定就不光是信息披露的问题了。 “周正毅事件”对股市的冲击 2003年6月3日，官方首次证实“上海首富”周正毅被扣，在该证实前后，周正毅被传所涉的“三地两港”五家上市公司股市显示均出现剧烈波动。6月2、3日两天，“海鸟发展”跌6.5%，“大盈股份”跌近10%，6月4日、5日两家公司紧急停牌。另外，“徐工科技”至6月5日已连续四日跌停，6月6日再度发出股票异常波动公告。而港股上海地产、上海商贸亦股价暴跌，6月3日被紧急停牌。 “周正毅事件”让这几家上市公司如此剧烈地连续波动，使得人们不由回想到三年前的“中科系”事件和两年前的“银广厦”事件，因此，由某个事件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负面效应，对整个市场的冲击使人们不敢小视。 第一，“周正毅事件”与过去发生的“仰融事件”和“杨斌事件”一样，只是资本市场中发生的个别典型的事件，不会对股市的整体走势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从已发生的情况来看，只有与之相关联的五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发生连续地下跌。 不过，从众多的个别事件中，人们也许会思考，我们的资本市场和国有银行体系本身有没有被所谓的“资本运作高手”钻空子的地方?那些“富豪榜”上的人物在短时间内能够使自己的资本积累发生几何级数变化的奥妙在什么地方? 从另一方面看，“资本运作高手”们在纷纷落马的同时，似乎也验证了他们在资本运作过程中确实有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容的地方，过去所谓“英雄莫问出处”的说法正在改为“英雄何时被问出处?” 第二，从已发生的情况看，“周正毅事件”与该公司的房地产业务纠纷联系在一起，是不是说明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业已经出现值得人们警醒的因素?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房地产行业研究员都对华东地区已经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感到忧虑。因为房地产“泡沫”堆砌的资金以银行信贷资金为主，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将以增加银行的呆坏账为代价。 第三，“周正毅事件”出现以后，“大通证券”的重仓股“徐工科技”出现了连续跌停的走势，人们可能会担心，这一事件会不会给过去普遍存在的券商重仓盈利模式带来不利的影响?过去一两年的“熊市”，不仅套牢大量二级市场投资者，也恶化了证券经营机构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券商重仓盈利模式在不同的背景下可能演变为券商重仓非盈利模式。从2002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情况看，券商重仓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周正毅事件”不会改变大盘的走势，因而也不会对券商重仓盈利模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诸如周正毅及其农凯集团被调查这样的事件对证券市场来说，虽不能算司空见惯，但也有不少的先例，因此带来的冲击不会太大。类似的仰融、杨斌事件都只对相关个股走势形成冲击，只有国电电力、深能源等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贪污受贿的刑事调查才对整个电力板块的走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股市大的运行趋势产生过影响，因此“周正毅事件”主要是对相关的三家A股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股价走势影响较大。 在事件被证实以后，与“农凯系”相关的个股“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工科技”都走出了放量下跌的走势。但在交易所要求三只股票强制停牌一天，并对相关事情进行解释时，基于报喜不报忧的正常反应，三家公司都采取了回避或企图洗脱罪责以示清白的做法。但由于澄清的手法实在不怎么高明，与公司此前的信息披露明显产生冲突，因此投资者并不买账。 在股价大幅下挫的背后，人们不禁对公司经营受到的影响产生担忧。事实上，“周正毅事件”对三家公司的影响既有受到冲击的共性的一面，也有影响层面不同的个性一面。 注意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海鸟发展”实际上是农凯集团在国内A股市场资本运作的旗舰。农凯集团以东宏实业的身份于2001年正式入主“海鸟发展”后，通过一系列的重组工作，使其产业结构由电子调整为房地产，重组后的“海鸟发展”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实现较好的盈利，每股收益分别达到0.32元和0.29元。“海鸟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目前开展的项目比较多，资金需求较大，2002年年报显示的现金流量为1.95亿元，而且有近3亿元的银行贷款即将到期。 为此公司还提出了10配6这样的高比例配股预案。周正毅事件极有可能导致“海鸟发展”资金供给出现问题，从而使得各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陷入困境。 迟来的坐而论道启示(2) 与“海鸟发展”不同的是，“大盈股份”在农凯集团入主后虽然也经历较大的重组，公司主业发生较大变化，但经营业绩并未出现大的起色，2002年每股亏损0.4元。“周正毅事件”极有可能导致公司陷入连续亏损的境地，从而遭遇退市风险。 与“海鸟发展”、“大盈股份”完全不同的是“徐工科技”，虽然它也与周正毅有染，但从公司主要业务来看，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由于工程机械行业快速增长的支持，公司业绩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公司的经营状况几乎可以不受“周正毅事件”影响，但由于公司股价被严重操纵，因此暴跌在所难免，而股价下跌的背后到底在资金链和银行信贷等方面对公司有怎样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判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徐工科技”经过历年的炒作，股价复权计算最高超过100元，连续跌停板的走势是不可避免的，只看多米诺骨牌效应如何显现了。 依据以上分析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周正毅事件”对两市大盘走势不会有大的影响，原因在于这三只股票在股市中权重影响极小。但如果市场本身存在调整要求，因而出现下跌，难免就有人将其部分归咎于此，那只能说事件是促成大盘下跌的诱因之一。 “周正毅事件”对股市的启示 关于周正毅及其农凯集团被调查一事终于得到证实后，上海A股市场与“农凯系”相关的个股如“大盈股份”、“海鸟发展”、“徐工科技”放量下跌的原因亦可得以解释。那么，此事件究竟会对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会带给我们多大的启示呢?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金融市场的体制改革和监管力度，其中包括对股市、银行信贷等采取较大规模的整顿，例如2001年开始的股市监管年、2002年的金融监管年、2003年对垄断行业的改革，这一系列的整顿和规范，就牵扯出不少的公司以及公司高管的各种问题，例如银广厦、蓝田造假，仰融、杨斌事件等。而这些曾发生的事件对股市均产生了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从所了解到的周正毅被调查事件的发生情况看，主要是针对周正毅本人有关银行信贷问题及其农凯集团的相关问题所进行的调查，因此，此次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对股市本身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应该不会使市场产生较大的波动。但由于周正毅直接或间接作为上市公司的高管，因此，事件的发生，肯定会造成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动，一些相关个股遭受负面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从另一角度考虑，此次事件也表明了国家加大对不规范或违法、违规问题的监管力度，加快市场体制的改革和建设，这正有利于证券市场更加规范、更加健康地持续发展，对市场长远发展而言，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近两年来，市场接二连三地出现类似的高管问题，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如何做才能减少类似事件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的监管工作、市场的建设、规范、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的课题。其中市场监管、信息披露、法律建设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例如，在监管工作方面，除了日常的动态监管外，应该充分发挥社会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建立一线协调监管机制，包括与公安、工商、银行、海关、税务等部门建立起联合监管的制度。 此外，对上市公司高管的管理和教育亦十分重要。诚信和法律意识淡薄在上市公司中仍较为普遍，为了防止因高管出事对上市公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监管层可以通过对上市公司高管不断加强道德教育，并且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以逐步改变这一现象；在市场信息披露方面，为了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减少股价异动造成投资者的损益，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强化上市公司的自律、规范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亦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法律制度的完善，通过法律法规的惩罚制度，同样是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重要工作之一。 我国股市是正在成长中的市场，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正常的，我们的股市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的，人们不必对一些问题的出现而过度忧虑，看主流，看大方向，才是好的投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