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贝克汉姆

《大卫·贝克汉姆》［英］大卫·贝克汉姆 汤姆·瓦特
　　献给维多利亚、布鲁克林、罗密欧，三位总是让我微笑的亲人，我永远的至爱。
　　　　　　　　　　　　　　　　　致谢
感谢爸爸和妈妈：
没有你们对我的爱和教导，我就不会在这里讲述这些故事。
向我的家庭致以爱意，尤其是琳恩和乔安妮、柯林、乔治娜和弗雷迪、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托尼和杰奎琳、路易丝、海顿、莉贝蒂和图鲁拉、克里斯汀和露西。
感谢我在学校的同学，我儿时的伙伴，还有我后来在青年队中的队友：我不会忘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感谢那些我有幸在职业足球生涯中遇到的好朋友，包括加利、菲利普、莱恩、尼基和斯科尔斯。还要特别感谢戴夫、特里和史蒂夫，感谢他们在近几年里陪伴我和给我的建议。
感谢安德鲁和查尔斯，卡罗琳和乔。
感谢在哈泼柯林斯的每一个人，包括迈克尔、汤姆、简和大卫，感谢他们对我的不断的支持。尤其要感谢我的写作助手汤姆，正是他慢慢地帮助我回忆起我以前的一些事情，他还会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想起我需要的词汇。
感谢在SFX 的朋友：山姆、西蒙尼、安迪、马特、海琳、詹米和其他的所有人。谢谢你们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托尼，你对我像父亲一样。我知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很惊讶，但是你是一个神奇的人，正是你帮助我创造那些神奇的事情，谢谢你。
感谢所有我的教练，尤其是斯图亚特·安德伍德、马尔科姆·费基恩、阿莱克斯·弗格森爵士和埃利克松先生，正是你们点燃了我在比赛中的激情。我感谢你们，尊敬你们并且崇拜你们。
还要感谢那些我在曼联队和英格兰国家队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伟大的球员。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场上其他10个人的天才的带动、督促与激励。
最后，让我深深地感谢我在皇家马德里队的所有新队友，正是他们帮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让我们团结起来，一同去探索新的奇迹。
大卫·贝克汉姆
2003年8月
　 引言：致皇马
佩雷斯，迪·斯蒂法诺，女士们，先生们……
这是每一位踢过球的入都到过的更衣室：地板瓷砖有点磨损，满屋子的消毒水味；一排排灰色、狭长的柜子是更衣柜，但你得自己带上挂锁。由于多年来球员在上场前慌慌张张地用力摔门，柜门有点发涩，有一两个门不知到哪里去了。更衣凳放得过密，乃至于一场球赛下来，球员在里面相互挤撞，一不小心就会碰上谁的脸。
房间的一头，有一个柜子门开着，尽管房间光线有些暗淡，但柜里挂着的那件白色的皇马球衣却很耀眼，仿佛有一盏追光灯打着；凳子底下整齐地放着球衣和球袜。我孤身一人，但可以听到房间的那一头，也就是我进来的门边有人在说话。我调了调表，把衣服叠好，放到分给我的柜子里。有一扇门通向训练场，门旁的墙边竖着一面一人高的镜子。我对着镜子，上下打量着镜子里的那个家伙。穿上那身全白色的皇马服装，让我产生特别高大的感觉。我得要一个半大的柜子，我激动得要喊了出来。突然间，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将来。一股暖流从脚底下冲上来，我好高兴。
我已经在这里了。
事实上，我们都在这里了。到马德里已经近24小时了，足够让贝克汉姆一家开始新的生活。我与曼彻斯特联队的合同在6 月的最后一天到期，7 月的第一天，我第一次在伯纳乌球场签下我的名字。今天是7 月2 日，我的皇马新生活开始了。
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大家都有份：不仅是我转会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俱乐部，而且我的全家都搬到了西班牙。我要我们全家都来经历在这里的新生活。
当然了，我需要支持。在西班牙，我们虽然只过了短短的两天，但在此之前所经历的兴奋和紧张，却整整有近一个月。我清楚，从星期二下午1 点半踏上西班牙土地那一刻起，每一分钟都是那么重要。
我带着全家来这里，这意味着马德里一这座城市和皇马俱乐部一给了一位既是丈夫又是父亲的足球运动员一个很好印象。罗密欧只有9 个月大，他留在了英格兰，由维多利亚的父母带着；而维多利亚陪着我，布鲁克林也是。至于我母亲，愿意过来照看4 岁的布鲁克林，重温当年抚育我们的乐趣。
紧张？我完全不需要。所有的怀疑，所有的烦恼，随着我钻进皇马接我们的小车的那一两分钟内，都已烟消云散。6 位摩托警为我们开道。蓝色警灯闪烁，警笛呼叫，让布鲁克林兴奋不已。
很快，我们上了高速公路。车在外道和内道上横冲直撞，公路上的其他车辆左躲右闪，有点像法国电影《虎口脱险》中的一个场景。那些汽车上、摩托车上的狗仔队记者们，不管车速多快，路况多么危险，总是紧紧跟着我们。
按照计划，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一家医院，我要在那里进行体检。于是我想，如果我遇到什么车祸，那就来对了地方。直到这一天快过去的时候我才明白，不仅仅是警察和新闻记者，在马德里的每一个人开起车来，都像在西班牙汽车大奖赛上拼命争抢第一名那么疯狂。
第一次与皇马交谈，我想最好让他们知道，我对拖家带口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这个主意还有点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让他们认为，我能否一心一意踢好足球？但我知道，如果要在一个俱乐部取得成功，我必须这么做。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会理解我，万幸的是，他们认为理所当然。也许，在西班牙，家庭生活对每一个人都真的很重要。
“大卫，你的家人在这里肯定会生活得像你一样快乐。”
他们认为，让我们生活得像在家里一样是他们分内的事情。维多利亚、布鲁克林，还有我妈妈都被带到那些皇马人认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地方。我想和他们一起去，但转念一想，我还要去找理想的房子，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他们先玩他们的。
根据安排，我和皇马俱乐部医生塞诺·科拉尔一起，来到‘一家叫扎祖拉的医院。由专科医生陪同，我们在各诊室穿梭：心血管，生物力学，血液，泌尿，心电图，x 光和扫描。塞诺·科拉尔在一旁帮助我做检查，他特别注意我的左趾骨和右舟骨。
皇马电视频道的一名摄像师一直跟着我们，在医院的走廊里走上走下，只是在我做特别检查时他才被关在门外。医院的每个人一专科医生，职员，病人，还有那位黑眼睛的摄像师一似乎都在交头接耳。我们可以照张相吗？我们可以要一个签名吗？一切似乎很放松。
医生已经从老特拉福德那里得到我15年健康资料，但我相信，他们还得重做一遍。科拉尔医生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清楚他想知道些什么，果然他得到了，非常高兴。之后有人告诉我，他与等着的新闻记者说：“大卫身体特棒，检查结果非常满意。”
他确认我的身体非常好。于是，我就拿起笔，在皇马的合同书上签下我的名字。
我回到下榻的旅店与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我妈妈会合。旅店外聚集了一大群人，我想他们是冲着维多利亚来的，而不是为了这个城市来了一位什么新球员。她很忙：在这个对她来说是全新的城市里开着车到处转悠，为的是能在哪个地方找到一所能叫做家的房子。我们要争取尽快融入这座城市。我和布鲁克林得空在场院里玩了会儿球，我不知道他长大后对这些能记住多少。
下午5 时，车子回来接我们去伯纳乌球场。尽管是在交通拥塞时段，我们还是一会儿就来到这个球场。皇马在马德里市修建了这个主场球场。我过去来过，当然那时还是曼联的球员，只是来去匆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工地：吊车将吊臂伸到半空，挖土机、卡车来来往往，忙碌不停。皇马的市场部主任何塞·安吉尔·桑切斯对我说，俱乐部正在翻修球员出场一侧的看台。
“圣蒂亚戈·伯纳乌在上世纪40年代修建这个球场时，他将俱乐部主席办公室设在球员使用设施的对面。有人说，老板办公室与我们球员更衣室不相呼应。而现在，欧洲冠军联赛规定，我们必须将这两处并到一起。”
我们走楼梯到俱乐部办公室。我有点气喘，这倒不是因为爬楼。我抓紧维多利亚的手，以为走错了路：我刚一转弯，突然发现过道的门里探出一个个脑袋，六七位身着制服的家伙走来走去。他们身上的这种现代职业服装在欧洲到处可见，非常简洁，不豪华，也不刺眼，我很喜欢：皇马人出入球场，总是那么注意自己的形象。
我感到很兴奋。我看得出来，当他们出来与我握手做介绍的时候，他们不在意我知道他们对此事也很兴奋。
何塞给我介绍了俱乐部足球部主管豪尔赫·巴尔达诺。我想，也许就是这位受人尊敬的人，与俱乐部主席一起，将我带到了马德里。他简单介绍了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不清楚巴尔达诺有多大年纪，但从他仍然保持着当年当国家队队员时的那副身材，那份活力，猜想与他比赛我不会有多少胜算，我并不擅长抢断。他是俱乐部里为数不多的能讲一口英语的人，这一点正好适合我。我们两人有共同语言，不是吗？
巴尔达诺站在外面，示意我进他的办公室，卡洛斯·奎罗斯从主教练桌子后面走出来。看见他倒让我有点吃惊。我了解所有关于马德里放走文森特·德尔·巴斯克的事情，我也清楚卡洛斯离开老特拉福德是来接班的一卡洛斯的工作干得是那么好，可是我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伯纳乌。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一个需要让人确认的时刻：这里到底是谁跟着谁？我们拥抱。我们相互注视一两位新人一在7 月底的新赛季前来到这里。
现在，他们准备介绍我的办公室。我们一队人马返回下楼，何塞带路，尽他做皇马导游的义务。“这是游客永远不能来的地方。”
他说着，顺手打开皇马队主场比赛球员更衣室的门。每一个更衣柜的门上都有一幅画像一非常高，一直顶到天花板一表明是谁的柜子。就在这一刻，看到他们一四周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画像：劳尔，菲戈，罗纳尔多，齐达内，罗伯特·卡洛斯，皇马的队员。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他们的一名对手。与他们一起一而不是他们对我一踢球，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穿越通往球场的通道，我能记起4 月我曾站在这里，等着比赛开始。现在，我还有这样的感觉。
“何塞，哪里可以找到一个球。我等不及了。”
球来了，我让布鲁克林拿着。我们来到一片有阳光的地方，维多利亚站在我的身边。天色有点晚了，夕阳西斜，看台的影子盖过了大片草皮。场上的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好像伯纳乌球场是属于我们的。四周的看台，一排连着一排，一层高过一层，像蜿蜒的群山。我们身后的建筑工人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我看了看妈妈，3 个月之前，她就坐在远处的那个角落，看着我为曼联比赛。她的直觉告诉她，我会回来为马德里踢球的。我朝球场的禁区走去：“来，布鲁克林，我们来射门。”
我们两人踢了一会儿球。他看上去有点累，有点懒散。这里不是老特拉福德。
我回头看维多利亚，她眼睛盯着布鲁克林，然后环视四周。我想我知道她此时的心情。我那时也够勇敢的，能追到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我看着她的眼神：带一点微笑。
这时，何塞开口说：“我们回到里面去？”
办公室里早有安排。我们到这里来要做的事就要开始了。塞诺·佩雷斯已经到达。我们曾经通过电话，但与这位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见面还是第一次。
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实权人物是由球迷投票选出的。佩雷斯有一家很大的建筑公司，也是欧洲最大的公司之一。他是世界足球权力最大的主席，但他不需要在脖子上挂什么胸牌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真正的大人物总有一点气度的。从他身边的人对他表现出的尊重，你可以看出，皇马的主席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他的眼光是多么高远。而他从来不会亲口与你谈起这些。他欢迎我到伯纳乌，特别欢迎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我妈妈到马德里。
我们进入会议室。那里有一张桌面两头稍窄、中间稍鼓的长桌，俱乐部的其他人聚在桌子的一边，在贝克汉姆夫妇和塞诺·佩雷斯在另一边落坐时，他们交换了一下目光。我们三人坐成一排，我在中间，俱乐部主席在我的左边，维多利亚在右边。桌子的一端放着两套整齐的合同书，页面朝我们打开。维多利亚递过一支漂亮的新签字笔，这是我们离开英格兰之前买的。她也给主席挑了一支笔。也许，在我们坐下来之前将笔递给塞诺·佩雷斯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在我们递笔之前，他站起来，拿起桌上另一端上次会议留下的一支圆珠笔。
这是为了笔迹的颜色，我猜想。我签了字。他也签了字。布鲁克林在我们的椅子后面跑来跑去，我妈妈迟疑着，不知道该不该去抓住他。那么，权当这种场合不必过于严肃吧。
我们再次站起来。一笔交易一签字一宣告完成。塞诺·佩雷斯打开了他的礼物。
他笑了。
“我会将它妥善保存到你签署下一份合同。谢谢。”
我也笑了。我听到了一句非常熟悉的话一以前，阿莱克斯·弗格森对一名12岁的曼联希望之星也这样说过。如今，我虽已28岁，是英格兰队队长，但还是再一次感到兴奋，充满期望和紧张。
“没什么，主席先生。谢谢。感谢每一个人。我很感动，也很高兴。”
高兴这个词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成为他们中一员的这种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重要时刻，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感悟这个特殊时刻的意义。
回到下榻的旅店，欢迎晚宴在等着我们。这是一家皇马球员踢主场赛时住的旅店。他们在楼下设了一个小餐厅。我加入了皇家马德里队：晚宴是为庆祝转会成功的一批人专设的，有我这边的人，我的代理公司S1x 的人，皇马的核心人物，我们的好友何塞，豪尔赫·巴尔达诺，主席的得力干将佩特罗·洛佩斯·吉米内斯和儿子法比奥，主席的法律顾问何塞·路易斯·德尔瓦莱。贝克汉姆夫人维多利亚打扮得特别漂亮，光艳照人，使得和她坐在一起的那些家伙可能会想：她能像他们那样关心足球吗，谁知道？也许，至少那个晚上，她是这样的。
这是美妙的两小时。我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那一屋子的每一个人工作是那么紧张。这是他们好好享受冰镇啤酒美味的时候了。没有尴尬，没有政治，没有做作，只有爱好和信任，人们走到一起，坐下来用餐，仪式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的经纪入托尼·斯蒂文斯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举杯祝福伟大的合作。我和维多利亚，衷心地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不曾梦想为许多俱乐部踢球。但没有哪位球员，会不梦想到皇家马德里队来踢球。感谢你们所有人，正是你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到我坐了下来时突然想到，我为什么没有感谢最为重要的人物，为什么我就没有感谢维多利亚？
机会稍纵即逝：豪尔赫·巴尔达诺坐在我的对面，他开始发言。
当然，他说西班牙语。开始，何塞当口译。但是人们开始起哄，抓住自认为他发言中几个与英语中差不多的意思，当起翻译来，翻译一度被打断。但是，巴尔达诺清楚译到何处，继续译下去：“3 年前，弗洛伦蒂诺·佩雷斯竞选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人们认为他是一位冷酷、小气的商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位合适的主席人选。他当选了，因为他做了任何支持者想象到的最具激情、最疯狂的、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从巴塞罗那他买来了路易斯·菲戈。
他当主席有一个远大的抱负，使皇马成为国际足联承认的20世纪最有名气的俱乐部，21世纪最伟大的俱乐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合适的球员：最出色的球员，而且还是最有风度的，能代表皇家马德里足球的球员。劳尔已经来了。在菲戈抵达一年后，主席又把齐达内请到了伯纳乌。他来的一年后是罗纳尔多。但仍然还有缺陷。我们相信你，大卫，你就是皇家马德里所缺的人。不仅仅因为你的能力，还因为你能带来一种足球精神，这是你作为英格兰队队长所体现的。“
你即使不懂西班牙语，但也能从巴尔达诺的语音、语调和他的肢体语言得知，他的发言快结束了。此时，何塞的手机响了。他的手机转移了所有来电，除了那个不得不接听的电话。
“你好，主席。”
何塞和佩雷斯之间又说又笑。
“大卫，主席要我告诉你，他对他今晚不能到场向你致歉。不过，过去每次与我们的大球星签约时他也从未出席过，所以他认为这一次最好也不来为好。”
何塞停了一下，以确认对方不是在开玩笑。
“他说，并不是他不喜欢你，当然。”
在座的每个人都开怀大笑，并挤到何塞的手机前，请主席过来一起喝杯咖啡。
“他说，他正出席一个俱乐部部门主任的生日晚会。他建议我们应该一起过去，反正离这里也不远。”
巴尔达诺仍然站着，等着通话结束。他要坐下的时候，主席在电话里向大家道别，并希望我们尽情度过这个夜晚。桌边的每一个人转身面对巴尔达诺先生，等着他把恬讲完。我不想再听：我已经领会了他所讲的，也深感受宠若惊。他站了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在想自己讲到哪里了。最后他决定不再哕嗦了。他笑了，机会也不再有了。不过，他要试着讲几句英语：“大卫和维多利亚，欢迎到马德里来。”
我们真感到非常受欢迎。
晚上还有时间让我和维多利亚出去看一两处房子，但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在马德里，他们都到什么时间才能睡觉呢？
星期二一整天，我们都在忙着加入皇家马德里的公务；星期三答应向世界宣布我的新合同。布鲁克林已经做了决定：小玩伴，游泳池，还有后花园，谢谢。他和我妈妈去了我们前天遇见的一个孩子的家里。我有两个约会：MUTV电视台说，在马德里给我一个机会，向曼联的球迷说声再见和谢谢你们；皇家马德里电视频道要我谈谈第一印象，还有对罗伯特·卡洛斯随口说的伯纳乌有两位酷哥球员说法的反应。
这两个专访一个接一个，安排在同一个上午，想必会忙得汗流浃背。当然这些都难不倒我。但有人要向我提问题，于是我就想，皇马和曼联的球迷是否想问：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早在我决定穿23号球衣之前，皇马决定让我在一个篮球馆里与新闻界见面。帕佩隆·拉蒙多体育馆显得大，但灯光不太好，可容纳观众5000人，是一个叫修达德训练中心的一个分馆。
从主路下来，我们的车猛拐了一个弯，在体育馆的门口停了下来。已有数十名记者等在外面。我瞥了一眼我左边的那块草地，在那里我作为一名皇马球员，第一次在球迷面前踢了一会儿球。我急忙进去。我知道西班牙人不是那么守时的，但这个安排让每人都感到应该遵守时间。我沿着过道向前走，直到体育馆的一端，我站到了一个又重又黑的布帘后面。这有点像学校里搞表演等着你的出场。我走到里面，在路上把我要说的在心里过了一遍。
在我们开始前的一两分钟，何塞走上来，称他们请了人当我的同声翻译。
“大卫，你能给一点间隙让他有时间翻西班牙语吗？”
“呃，我不太喜欢，何塞。如果停顿，我就接不下去了。”
做演讲不是我谋生的手段，但在这里我需要做，而且要让人听起来感觉很好。
“你能不能让你的人试试跟上我？”
没有时间再争论下去。在淡淡的灯光下，我与佩雷斯握了手，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
就在那个晚宴上，我曾打听过他：“迪·斯蒂法诺是皇家马德里最伟大的球员吗？”
“不仅仅是皇马的，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我曾看过迪·斯蒂法诺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皇马一个赛季接一个赛季赢回欧洲冠军联赛踢球时的黑白照片的剪贴。塞诺·佩雷斯是皇马的主席，而谈及俱乐部精神，这位站在我面前的人甚至更显得重要。现在已70出头，但迪·斯蒂法诺仍然健壮，而且仍然受到尊敬。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一份为自己的祖国，为在马德里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自豪。他看上去为能在这里一部分为他的现在，部分为他的过去一而自豪。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为马德里所做的，也正是的比·查尔顿一直为曼联所做的。
有一只手从布帘里伸出来，又缩了进去。我没有意识到，在我附近有一只扩音喇叭，放送着一种歌剧旋律的音乐一我和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歌唱家的声音在体育馆里回荡。
我们走一两步，跨上舞台。在我前面，场内坐满了摄影记者。
待我们一出现，闪光灯立即闪个不停，晃得我只能瞥见场内坐有两排人。起先，我得努力保持脸上的笑容，因为它一直是绷着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左边看了一眼：维多利亚和皇马的高级职员坐在贵宾席里。她回看着我，好像在说：“不错，就这样。我们都在看着你。”
我真的笑了。我后面是一块电影银幕。它很大，让我感到舞台上的我身子只有一英尺高。就那么一小会儿，屏幕上出现了星期六活动的画面，只是我不在画面里：艳黄色的背景，我的头像，俱乐部的徽章，皇家马德里几个字。塞诺·佩雷斯走上来，他们要把我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但是没有人为我把西班牙语翻成英语。他们总是译不好，直到我得到主席的一份手稿。
“大卫是一名了不起的球员，一位受过传统教育，可以为球队做出牺牲的球员。
他现在来到了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具竞技性的联赛。我们相信，他有足够好的技术和勇于取胜的优良品质。“
阿尔弗雷多·迪·斯蒂法诺手里拿着一件皇马的球衣走上前来。
我们握了握手，摄影记者大声喊：“过来点，大卫。先生们，请到这边。”
我们将球衣在前面展开。
“翻过来，翻过来。”
球衣的背面：23. 上面一排是贝克汉姆的名字。
俱乐部外面无人知道我的球衣号码是多少。为了从过去没有球员用过的号码中选定我的号码，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甚至皇马也没有选中合适的一直到前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从旅店里用电话告知我的最后决定。
伴随着一两百架照相机一齐按下快门的咔嚓声，我听到体育馆里一个声音：“23。 ”
过了一会儿：“迈克尔·乔丹。迈克尔·乔丹。”
他不仅是我心中的英雄。该轮到我了。我走至麦克风前。我已经把我想说的几句话过了一遍一遍又一遍。我不想念稿件，我也不想说了上一句接不上下一句。我的第一印象就靠着这一细节了。我清了清嗓门：“感谢塞诺·佩雷斯，迪·斯蒂法诺，女士们，先生们……”
我停了一会儿，给翻译留点时间。他的麦克风好像出了点问题，我等着。就在我等待的工夫，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突然间，我看到了前面数不清的相机镜头，伸着头朝我看的人们。我高兴我学会了自信。我张开口，说完了下面的话：“我一直很热爱足球。当然，我也爱我的家庭……”
“……而且我有十分美满的生活。但是足球是我的一切。为皇马效力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感谢各位到这里来为我捧场。谢谢。”
我拿着球衣一我的球衣一高高举过我的头。
“噢，马德里。”
俱乐部的其他主任也都过来了，拍一张球队的全家福。塞诺·佩雷斯请我们离场，带我们穿过过道，来到体育馆另一端的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小吃、饼干和饮料。像这样的房间每一个足球俱乐部都有：倾斜的天花板，四周墙下围着一圈长凳。不过，他们把它略微清理了一下。之后我们被带出门，到最里面的一间更衣室：不像那天在伯纳乌看到的更衣间那么壮美。
我抽时间第一次穿上皇家马德里的队服。两名SPX 的保安员西蒙和詹米，穿过更衣室走过来，和我们一起来到二号场地。
那是一个训练场，——边有低低的观众席，席上和另一边都坐满了球迷。我的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外边明亮的阳光。穿过一个篱笆的开口，一两个足球朝我扔了过来。我知道要我表演了。控球，颠球，这都是些老杂耍了：都是些二流的伎俩。不过，，在球场上，在一两千名球迷面前做表演，他们准会想：做秀？老实说，我有点孤独感，尽管我受到了我所希望来自马德里人的款待：到处可见全家出动，挥手和呼喊。我挥手示意。那些摄影记者可是心满意足，拍到了第一次穿皇马球衣的大卫·贝克汉姆的镜头。
我得在这里呆多长时间？我们还需做些什么？我一脚把球踢向球门后的球迷。
我朝我前面的看台瞥了一眼，看谁能抢到我踢出的球，想寻找一些先兆：当我在伯纳乌球场与球队一起踢球时，这些球迷对我会有什么反应。我知道，我得在7月24日回到马德里开始工作。
最后24小时的忙碌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理一理今天和昨天所做的事，我的内心非常充实，就像纯氧气冲进我的胸膛：真是太奇妙了。
突然间，就在保安员随我的眼光搜索人群的时候，我的眼角扫到了我左前方的一个人影，从一个金属灯柱后面奔跑出来。这是一个小男孩，十一二岁，棕色的皮肤，顶着一头黑色的头发，敞着胸，身穿一条牛仔短裤，训练有素。他向我飞奔过来。我想是我先于任何人看到他。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叫喊声。保安人员都转过身，看着我。但已经太迟了：那男孩一我后来才得知他叫阿方索一已经站到离我只有几步远的距离。
事情来得有点突然，但男孩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后退一步。
他睁大了眼睛，乞求我，像是想向我要什么东西，但却又说不出口。我本能地向他伸出手。他迫不及待地奔到我跟前，跳着，笑着。我抓住他，抱着他，他也紧紧地抱住我。我向保安员挥手示意，没有什么事：只是有一个小男孩想找一个机会。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弄清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于是向站在另一边的西蒙招了招手：“一件球衣。我还需要一件球衣。”
我们跑过去。我想给他一件球衣，但阿方索只是站在我跟前，眼泪汪汪。他举起双手，我将球衣从他的头顶套下去，就好像为一名男孩举行一个什么仪式。我有点意识到四周的人在欢呼，打口哨。他把双臂穿进袖子，球衣就滑落到身上，下边几乎拖到他的膝盖。他抬头看了看我。他的眼睛犹如一面镜子：高兴，害怕，还有点敬畏，弄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梦想成真。
再过一两个小时，我和我的一家就在返回英国的飞机上了。到了收拾行李的时候，那时阿方索会在哪里呢？我看着男孩的那充满期待、充满感情的面孔。我能想见，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做了多大的努力，下了多大的决心才站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与我面对面。
我感觉到，似乎是我在问他，又似乎是他在问我：“你是谁，孩子？你从哪里来？你是怎么来这里的？”
　　　　　　　　　　　　第一章 曾是花圃杀手
“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来公园踢球吗？”
我相信母亲一定能把它找出来，那是我踢球的第一盘录像带。是的，是我，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姆，只有3 岁，我穿着父亲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一一套崭新的曼彻斯特联队的队服，正在家门前的空地上踢足球，当时我们的家还在钦福德。25年过去了，在我今天清晨出发赴训之前，维多利亚或许也录下了我与布鲁克林“开球”的那一幕吧。尽管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身上的队服已经易色，但一些本色的东西却一点未变。
如今，我也成为了父亲，目睹着孩子的成长。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孩提时代的自己，也慢慢地回忆起了当初的父亲。在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坚信我有踢足球的天赋，或许，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踢球吧。我还记得一个下午，在训练之后，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当时的布鲁克林要靠人扶着才能站得稳。不知为什么，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盛烘豆的罐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的布鲁克林就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一脚把罐子踢了起来。一个站都站不稳的孩子，你能想像得出他踢得有多艰难！我真吓坏了，这样踢是容易挫伤趾骨的！当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却忍不住笑了。当年的我—定也是这个样子吧。
这大概就是遗传，你瞧我们的布鲁克林：他总是想玩球，跑呀，踢呀，横冲直撞，他总是在倾听，好像他随时乐于学习。在布鲁克林3 岁半的时候，每当我把足球滚到他面前并让他截住球，他就会马上用脚踩住，让它停下来，然后后撤一步，身体一耸，再把球踢回给我。布鲁克林还有着相当好的平衡能力，在他大概2 岁半的时候，我们住在纽约，有一次，我们从一家饭馆里走出来，布鲁克林面对着维多利亚和我，踮着脚尖站在那里，随后又用脚后跟做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饭馆里有一个人一定是在里面看到了这一幕，他立即跑了出来，问我们这个孩子有多大了，我回答了他。这个人告诉我们，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像布鲁克林这样的年纪，能够这么好地平衡自己是很令人吃惊的。
现在谈论罗密欧还为时过早，但布鲁克林确实充满了自信，这种信心来源于他的活力、力量和良好的协调感。他能用两个轮子的滑行车急驰一我是指飞速地滑行，他能这么好地驾驭滑行车已经很多年了。布鲁克林对于自己的身体素质很有信心，我想我也是这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只有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才会有那么笃定的感觉。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也是如此，尽管维多利亚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以信心，我知道她会同样把信心传递给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人们常说儿子很像父亲，布鲁克林和我却十分不同。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总是要告诉任何一个听我讲话的人：“我将来要为曼彻斯特联队踢球。”而布鲁克林却说，他想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球员。他想加入联队吗？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布鲁克林的确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孩子，而我却一直很瘦弱，不论我吃多少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当我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我一定看起来很瘦小，因为，在家附近拐角处的蔡斯巷公园里，我如果不是和父亲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踢球，就是和那些年纪比我大一倍的男孩子一起踢球。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我踢得不错，还是因为每次他们在传球时撞了我，我都并不介意，接着再踢。反正，他们常常在放学后到家门口来找我：“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去公园踢球吗？”
我的许多时间都是在蔡斯巷公园里度过的，或者和那些比我年长的男孩一比如，艾伦·史密斯。他是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与我们家只隔着两户；或者就是和我的父亲在那里。我们一开始是在后花园里踢球，可我实在是糟蹋花圃，所以，在父亲下班之后一他是一名热力工程师，我们就一起去公园，在那里要连续练上几个小时。至今，我几乎所有的用力技巧都是20年前父亲在公园里教给我的：他教我用正确的方法来踢球，我们拼命地练习，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父亲总是把足球尽可能地踢向高空，然后让我去控制它，确保我每一只脚都能用正确的方式把球踩住。这样的训练太棒了，即使父亲有时简直让我发疯，我甚至想让他站在球门里做守门员，然后我狠狠地射门！你一定会说，父亲这是在鞭策我，可事实上，你也得承认，这一切也正是我想要做的。幸运的是，父亲愿意陪着我进行这样的训练。
弗里斯特区联赛中有一个叫做翠丰队的地方球队，我的父亲泰德就是这个球队的一名队员，我经常和母亲桑德拉、姐姐琳恩、还有妹妹乔安妮一起去看他踢球。他踢的是中锋的位置，和马克·休斯一样，不过比他更勇猛一些。他还在莱顿队踢过，在芬切利·汶哥特队当过几年半职业运动员。父亲是名出色的球员，虽然他经常因越位被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越位是如何判罚的，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了解越位的判罚。我喜欢看着他。我热爱任何有关这一运动的事情，我也能看出踢球对于他有多么重要。当他告诉我他打算停止自己的常规训练，集中精力来训练我时一那时我大约八九岁一我深深地知道那样的牺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牺牲。
我7 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叫沃德汉姆·洛奇的地方，就在我们那儿北环路的旁边，每周三的晚上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美妙的夜晚，不仅仅是因为跟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还有那块足球场。从家出发到那儿开车需要10分钟。我们驾车沿着两边是一排排房子的大街，驶过一排蓝色的木质大门，路过一个停车场，开进第二个停车场，就正好到训练场的旁边了。足球场是由橘红色的砂砾和煤渣铺成的，有正规的门柱和球门网，还有一个小酒吧，是当地社区俱乐部的，可以俯瞰整个球场。离这个球场稍远的地方，还有三到四个足球场，最好的一个是留在杯赛和特殊场合时才用的。那个球场周围有低矮的围墙，还有两个运动员休息室。在当时的我看来，那儿就像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在那块场地上踢球。
现在看来，那时沃德汉姆·洛奇真不怎么样。我记得更衣室都是周日联赛的，地板上都是泥，昏暗的灯光，淋浴喷头里只能滴出冷水。还有运动员抹在腿上的止疼剂的味道，你一走进更衣室，这种味道就扑鼻而来。球场上的照明灯只有6 盏，但每次训练至少要熄灭一次，然后就要有人跑进更衣室，往壁橱里的电表里投硬币。
赛季期间我们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暑期里我们就会回到沃德姆·洛奇。这时父亲通常会在暑期为一支球队踢球，所以我就可以跟着他去踢球。我们一起练习，当他在大球场上比赛时，我就会找一些男孩在隔壁的煤渣场地上踢球玩。虽然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有着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佳管理的俱乐部里度过，但我很高兴在我的孩提时代，有在像沃德姆·洛奇这种地方踢球的经历。我的意思是，如果当时我不是和我的父亲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我是在那儿开始练习任意球的。
当所有人都下场，坐在社团俱乐部里时，我站在罚球区的边线上，朝球门的边角搓出一个一个的旋转球。每当我射中了，我就能从父亲那儿得到50便士额外的零花钱。而且，更重要的是，父亲会轻拍我的背表示赞许。
其他人的父亲有时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去训练，但我一旦开始，就一周接一周的不停地训练。我会坐在酒吧间里，看着球员们训练。等训练快结束时，他们会让我加入到他们5 人一方的小场比赛中。在那里跟他们踢球让我很兴奋。他们都是大人，但我竭尽所能地跟他们拼抢。我记得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冲向我，给我来了个抢断，撞倒了我，父亲尽管对此有些不满，但如果我被撞倒了，他总是喝令我站起来继续踢。他告诫我必须去面对不时发生的粗暴侵犯。如果父亲不让大家跟我抢球，我即使站在最好的位置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正是这段经常与比我高大、强壮的球员们踢球的经历，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
在沃德汉姆·洛奇的那些晚上，我很喜欢去蔡斯巷公园。我们有一条秘密的小路可以到达那儿：穿过马路，距离我家有四五间房子的后面有一条私人的小径。我们会在附近等到周围没有人了，快跑50码到了围栏外，然后穿过篱笆上的洞就进了公园。我现在仍然有一两个在蔡斯巷相识的朋友。我和西蒙·特拉葛洛文以及他的兄弟马特一起去上学，到现在我仍然和西蒙保持着联系。有一次我们为我的进球得分是否超过他而吵了起来，进而演化成一次打架。
打架，是男孩们交友的一种有趣的方式。虽然西蒙比我大4 岁，这种事还是发生了。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决定要好好相处。通常我们只是踢球，一直球踢到夜色降临。那里也曾经有过一个青年俱乐部，在一个小茅屋里，是由一名叫琼的女士组织的。我母亲认识她，而且会打电话跟她说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到那儿可以打台球、喝一杯汽水，或吃些巧克力。后院还有一个公园池塘，夏天的时候水是满的，可以划船。有时候，琼会找来一辆中型客车，把我们带到瓦尔萨姆斯托去洗澡。小屋的旁边还有一个玩轮滑的斜坡。我猜我母亲现在还会记得我的一些伤口和撞伤是因为滑板弄的，当时她不允许我带着滑板回家。我最严重的一次撞伤发生在一个晚上，公园已经关门了，我去捡球的时候摔了一跤。琼还在那儿，她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我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在我少年时代的六七年里，我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现在那些设施都没了，真是遗憾。时过境迁，一些小孩开始把这个地方弄得乱七八糟，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迫关闭的。
我第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叫约翰·布朗的男孩，他就住在临街的一幢房子里。约翰和我一起度过了小学和初中。他不算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当我不能跟他在公园里谈论踢球的时候，我就跟他在我家或他家玩一种叫垒高的拼装玩具，有时也玩别的一些游戏，或者沿着门前的马路骑自行车、滚轴。后来，当我开始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约翰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尽管他并不踢球。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中的孩子们，尤其是我和另一个叫尼克·洛克渥德的男孩，对电影着迷，约翰也是。我记得母亲曾在瓦尔萨姆斯托把我们从电影院里拉出来。约翰·布朗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但我想是足球让我们分道扬镳。约翰在我们离开学校以后成为了一个面包师。
我很幸运，我的第一所学校一蔡斯巷小学重视足球运动。我仍记得麦克吉先生，我们以前的教练，一个苏格兰人，对足球充满热情，事实上有点像阿莱克斯·弗格森。孩子们经常谈论一些关于麦克吉先生的轶事：当他生气时爱往墙边扔茶杯、板球什么的。虽然我自己从未亲眼看见过，但不管怎样，我们在他的“盛名”之下都有点惧怕他。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球队，曾经穿全绿色的球衣出场。我还和小孩子们踢球，但这只有星期天去教堂时才可以。所以我们家一我、母亲、父亲和姐妹们一保证每次都会去，一次不落。
我的父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足球。如果我有可能参加比赛，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帮我实现。不论是踢球还是受训，我都有机会。我去过每一所足球学校。第一所是罗杰摩根足球学校，这所学校是由热刺队的一位退役边锋创办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那儿，得到了所有的奖牌，最后拿到了冠军。父亲是忠实的曼联队的支持者，我们从他们开始在伦敦踢球时，就开始看他们的球赛。我的外祖父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铁杆球迷，他经常带我去白鹿径球场。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得到一件曼联队和一件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队衣，还有可能从母亲那儿得到英格兰队的队衣。只要是足球，或任何关于足球的事儿，都会有我的存在。
母亲并不是那样狂热于足球，但她的父亲乔却对足球十分迷恋，这使我非常愿意跟他在一起。乔干的是印刷业生意。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远离家，住在伊斯林顿的文具营业部。后来他搬到舰队大街。他和我的外祖母贝奇住在城市路的一栋房子里，就在老街的附近。每个星期六我父亲早早地出去工作，家里其他人就到瓦尔萨姆斯托坐火车去看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们必须在中午以前到那儿。外祖父如果要去看热刺队的比赛，就会在11点30出发。在走之前，他会下楼来看我在小停车场上踢球。我确信外祖父一定记得好几次我打碎了他的眼镜。我当时只有6 岁，但我已经踢球踢得很猛，有时我不小心将球踢到他脸上，都踢碎了他的眼镜片。
一旦乔去了白鹿径球场，贝奇就会带我们去商场。有时我们会去西区，但更多时候我们会乘公交车到安吉尔去小礼拜堂市场。对此我无所谓，但不得不跟着母亲、外祖母和姐妹们转悠，而我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骗到一个玩具或什么其他东西。等我们回到公寓，乔已经从球场回来了。然后他就准备去上晚班。父亲下班后会在温洛克大街接我们，开车把我们带回家。
当我正式踢球时，乔和贝奇会在星期日早上来我们这儿。外祖父来看我所有的比赛。我喜欢有他在场：在谈论比赛和我的表现时，他总是比父亲显得更慈祥。母亲也想来，所以贝奇只有留在我们家了，她要照顾琳恩，还要在我们都回来时准备好午餐。然后，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经常去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儿有大块的场地，我和父亲、外祖父可以踢球，那儿还有一个大操场，一个可以泛舟的湖，甚至还有一个小动物园。
我不应该再奢求什么了，我也没有。但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来了，接管了我的生活。我当时只有7 岁，所以如果说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我的母亲记得我当时满身污渍地在公园里踢球，一个叫斯图亚特·安德伍德的小伙子敲响我家的前门，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父亲知道在当地报纸上一定有一支新的少年球队的广告，那天下午在蔡斯巷要进行考试。不论怎样，成为首支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的球员，令我很激动一而且骄傲。那个组建球队的人为我在足球事业中能够成就未来，给予了很多帮助。
斯图亚特·安德伍德是个大个子。他身高约有1 ．93米，声音洪亮，气质极佳。他有点像军士长。我一开始很怕他。他很严厉，不管你年纪多小，如果你踢得不好，不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训练中，他都会说你是垃圾，需要加油，而不是一味地表扬你。斯图亚特对人很诚恳。他绝不是那种在自己的孩子比赛时站在场外尖叫的父亲。他也有父亲的温情，他自己的儿子罗伯特也在这个球队踢球，但斯图亚特就好像我们大家的父亲。而且他一直有着要创建一支真正球队的梦想。
所有的男孩都喜欢为斯图亚特踢球，我们就有了这样优良的团队精神。他组织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到荷兰、德国打比赛，这样我们就有了像职业球员那样在冠军联赛或国际比赛上踢球的经验。其他人的父亲也加入进来。我的父亲担任一些教练的工作。史蒂夫·柯比也是如此，他的儿子瑞恩曾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10年之后他在联赛中成了我的对手。父亲总是精力旺盛，他不仅训练我们的技巧，还和我们一起跑。史蒂夫有点像个谋士，他擅长罚定位球等等这类事情。很多时候，他们三个在那儿，我们就会分成几拨：像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孩很少会那么专注于训练的。他们仨一史蒂夫、斯图亚特和我父亲一常常在争论，但都是有原因的。他们都是很正直的人，希望尽他们所能把球队搞好。
他们的努力确实有效果。我不知道斯图亚特从哪儿找的，不过我们队里真有一些很好的球员：瑞恩·柯比，弥迦·海德（他现在在沃特福德队），詹森·布里赛特（我上次听说他现在在伯恩茅斯队），还有克里斯·戴（他是个瘦长的中前锋，但后来在昆士柏流浪队当守门员）。斯图亚特·安德伍德的儿子罗伯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坦白地说，他的天分并不高，但他的努力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他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也为斯图亚特和我们大家争得了荣誉。
我们从不认为他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是个不够格的球员。这就是我们的球队。
斯图亚特把每件事情都做得井井有条。我们总是在相当好的足球场上踢一些小比赛，就像在离我家不远的安斯列伍德球场上踢的比赛。我们每周训练两次。斯图亚特住的很近，就在拉克斯伍德路上，那儿有一个球场，设施都很好，我们还经常在那儿踢球。不论怎样，斯图亚特都会确保我们都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当我们要进行一些诸如英格兰足总杯决赛这样的重要比赛时，他会坚持让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穿上衬衣，打上领带。我们训练的一条重要规定是，如果你那个星期训练时没有出现，你周末就不要踢球了，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习惯：我总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去训练，．并且准时到场。总之我喜爱这样的训练，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成为如此出色的球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总能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各种事务。
在这么多孩子们中，你会注意到最赋天才的球员。他们在球队中爱出风头。但这在瑞德维流浪者队中是不允许的：任何的炫耀只会使你被剔除出去。这就是这支球队的作风。不久以后，我们开始以10比0 、11比0 的比分在比赛中获胜，人们可以看到我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职业俱乐部开始关注我们的球员，我猜想西汉姆队在我11岁的时候就开始打听我的情况了。但斯图亚特、史蒂夫以及我父亲都认为我们当时年纪还小，不需要加入俱乐部。如果你一旦参加了职业俱乐部的训练，那你就不能同时参加周日联赛球队的训练了。我知道我不想那样，我还没准备好要加入俱乐部。我们都坚守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我觉得正是队里这些规则使我们这么多人最后都走向了成功。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会了承诺和付出。
我还必须学会如何面对不沾球的日子。因为我比队中大部分的人都要矮小，常常被撞倒。大部分时候父亲都会向我鼓掌示意，告诉我应该勇敢地站起来继续踢，就像当年我和他的队友在沃德汉姆·洛奇时那样。他还教我很多如何避免受伤的方法。作为一名前卫球员一再加上人们对我也开始渐渐熟悉一常常会有对方后卫试图跟我抢球。父亲教我如何控球，如何拿到球后迅速地传出去。这些为我以后成为职业球员打下了基础。而且这也是踢球的最佳方式。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因为受伤停训了一段时间。很多孩子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停地跑啊、跳啊，尤其是在坚硬的球场上，使得膝盖、小腿和脚踝都酸痛不已。而我则痛在脚后跟，开始时像针扎一样疼，后来训练时和训练后都会很疼。我试着在鞋里放了一些塑料泡沫，但最后我不得不完全中断训练。我不能踢球了，不能参加训练了。甚至连在公园里踢一下都不行。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5 个星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我从未忘记那段时光。只能看球不能踢球的感觉会让我无奈地爬上墙头。
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的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是美好的，不仅仅是对于球员，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不论是洗球衣，还是开车带我们出去，还是出门旅行或是募集资金。这支球队维持了6 年，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家人也拥有了这6 年。度过那段时光，使家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我记得弥迦·海德的父亲肯（他留着骇人的发绺）
和我父亲（马桶盖式的发型）在周日的瑞德维流浪者队的比赛上会一起站在场边。父亲们经常组织宴会和周五晚上的舞会来筹集球队所需的资金。虽然是父亲带我们训练，我的母亲也几乎把她所有的时间放在了我和我的足球上，尽管她还有她自己的工作一美发师。
她是所有母亲中惟一会开车的。当父亲出去工作时，母亲就会开车准时带我去我需要去的地方，并为我准备好一切，哪样东西放在什么包里，都有一定之规。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姐妹们一定不太舒服，家里这么多精力都放在我的足球上了。我曾经跟琳恩谈论过这一点，她说她当时确实觉得有点被冷落了。她比我大3岁，有她自己的朋友，刚刚开始了她自己的生活。即使这样，当我们同在学校时，琳恩总是在我遇到麻烦时站出来帮助我。在钦福德中学的时候，我记得一次午饭时间我和一位稍大些的男孩在排队时吵了起来。他把我拉到操场上打我。是琳恩把我带回家的。她确信我没有受伤后，向学校的老师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虽然对于足球，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现在都有了我们自己的家：琳恩和她的丈夫科林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名叫乔治娜和弗雷迪。虽然我们因为孩子的拖累不能经常见面，我却认为这些年来我和我姐姐的感情比我们小时候更加深厚了。
对于乔安妮就不一样了。我5 岁的时候她出生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站在厨房里，我父亲走进来告诉我她出生了，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当然我很想要一个弟弟。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在后花园里，我叫她射门，她总说“不”。她总是跟着我：去踢球，去公园，去商场，去任何地方。乔安妮现在是个美发师，和母亲一样；也就是这几年，她开始工作。我结婚了，我们才不像以前那样在一起。
我知道她总是会长大的，我也是。有时候我很怀念周围能有小伙伴的日子，我相信乔安妮也怀念围着大哥哥跑的那段时光。
妈妈总是努力使我们能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那是在她和父亲试图让我告诉他们，我都在学校里干了些什么的时候。现在我也是这样对待布鲁克林的。如果我问他，通常我得到的答复和我父母从我那儿得到的答复一样：没什么。那倒不是秘密或其他什么。孩子们不都是这样吗？当我还在小学时，我就开始帮着家里做饭了。我会把乔安妮带到花园里或前厅玩，这样母亲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被这个初学走路的孩子绊到。到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的工作是摆桌子。之后，到了初中，我选择做“家庭经济学”一基本上是做饭一因为另一个选择是双倍长时间的“科学技术”。当我在家的时候我喜欢在厨房里。在我13岁的时候，如果母亲在工作，她会让我准备全家的晚饭。如果她在家给人理发，我会为她的顾客沏上茶，准备几小碟饼干。
可能是因为什么搞错了，我在升初中（内文·德莱夫的钦福德中学）后才知道这所学校不玩足球，而是玩橄榄球。我很幸运，我们的橄榄球老师约翰·布洛克虽然很严厉，却是个可爱的人。我们都对他心存感激，而且他似乎总是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他是个出色的老师。几年后他去世了，就在我出发去圣埃蒂安参加与阿根廷的比赛的那天晚上，但他是我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即使在我第一次前往老特拉福德以后，我仍然经常回学校去看他，还给他写信，我想他很看重这些。别人告诉我，从那以后，他真的非常喜欢我，还总是把我挂在嘴边。
我觉得布洛克先生对于足球并不感兴趣，但我们这么多孩子跑去缠着他，最后他同意成立一支足球队。于是一切都变了。自组建起校足球队，我们就开始不断地赢得各项联赛和杯赛冠军，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当然，对学校也是一个鼓励。也许是足球才让我在那儿有那么快乐的生活。对于功课我没有兴趣。我曾经获得了那个镇的越野赛冠军，还代表钦福德中学参加游泳比赛，但只有踢球这件事情是我一生都愿意干的。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么小的年纪就有那样的动力。一旦明确了将来我要做什么，以后的学习是不是就瞎混了？我有一两次真的如此了，脸皮很厚，像其他男生一样。但是，大部分时候，我都会把头低下，做自己的作业。我经常匆匆走进阿兰·史密斯的家，他母亲帕特会教我做一些作业。她数学很棒。阿兰现在从事保险业，在罗施尔德公司效力，我经常会碰上他。他结婚并且已经搬家了。他是从他父母亲的房子顶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起家的。最重要的是，我从未旷过课，除非是我病了，无论是在蔡斯巷小学还是在钦福德中学。
如果没有足球，我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干什么。我喜欢音乐课，在小学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的嗓音不错。就在我离开学校唱诗班之前，我还曾担任独唱。在学校里有一门课是我始终都很喜欢的：美术。在我去钦福德中学以前，我就爱上了素描和油彩画。在我还在蔡斯巷小学学习画画的时候，琼在公园的小屋里为我们准备了画画所需的所有工具。下雨天在家的时候，我会花上几个小时临摹漫画书中的迪斯尼卡通形象。我好像记得唐老鸭是我的最爱。等我长大了些，我开始画一些我自己创作的卡通形象。虽然最终我从绘画又回到了足球上。当我开始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我不再画米老鼠、唐老鸭了，而是开始画比赛的漫画，画队里其他人的漫画：漂亮的进球，背景里加上斯图亚特，斯图亚特的画外音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在校队里踢球是进入代表队的前奏，很自然地，我代表沃尔瑟姆森林队参加了区级比赛，还代表埃塞克斯参加郡级比赛。我很庆幸，在那些在公园里父亲指导我训练的夜晚以后，我还能有这么好的教练：唐·威尔特希尔和马丁·海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们都对我帮助很大，不过他们俩却截然不同。唐是管理区级球队的教练，是个体格健壮、非常结实的人，以其低沉的嗓音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你，他知道他到底需要你为球队做些什么。当我第一次为沃尔瑟姆森林队踢球时，我感觉好像是被挑选为英格兰国家队的球员。
人们有时会批评校球队，说他们踢球只是用又踢、又推的战术把球快速带到另一边，往往是大孩子赢得比赛。我想说的是，我所在的校球队不是这样的。不论是区级球队还是县级球队，那些球队都在努力踢球。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融入队员中，因为我比大部分的孩子年纪要小得多。但一旦我有机会了，唐和马丁就会鼓励我，也鼓励队里的其他人尽力去踢。
马丁·海瑟是埃塞克斯队的教练，与唐以及斯图亚特·安德伍德这类人完全相反，所有的孩子都爱他。马丁也是那种受我们的母亲喜欢的人：文静，聪明，很会说话。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教练。他几乎从不大声喊口U ，如果他大喊大口U ，你就知道他不高兴了。他对我们非常照顾。我记得在我13岁的时候，他带我们去得克萨斯参加足球比赛。我想为了这次旅行，所有的父母都必须拿出一些钱来的，但马丁自己把一切都办妥了。
对我来说，在哈克尼马斯球场踢球，还是在外国比赛，没有什么不同：不论在哪里，我都是踢球。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的旅途我都没有什么印象。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旅途对于我就是：乘飞机，乘长途汽车，吃、睡、打比赛，然后又乘飞机回家。不过我仍然记得随埃塞克斯队去美国比赛的那次经历。
我爱美国。我爱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那儿我一次也没想过家。那次的旅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球员不像以往那样住在一起，我们寄宿在当地人的家里。我住的第一个人家是家墨西哥人。坦白地说，他们的房子只比简陋的小屋好一些而已，但他们却是很和善的人。他们有个儿子也参加了比赛。他们对足球疯狂地热爱，对我也是非常热情。我所有埃塞克斯队的同伴们都住在这些大房子里，被大轿车拉来拉去。每天早上我们搭上车，开到麦当劳去吃早饭。在那个家里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周，即使现在我有时也会想起他们。
在家的日子很开心，可以想踢球就踢，我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儿让我担心：曼彻斯特联队永远不会注意到在伦敦的我。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关于年轻孩子不能直接转会到职业俱乐部的政策并未困扰我。在这支球队踢球和训练我很快乐，而且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我只愿意为曼联队效力。在我的记忆中，我当时只能相信，如果我努力，曼联队会注意到我的。我还能做什么呢？
到处是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成功的新闻，我们也习惯了每周出现在我们比赛场地上的星探。我知道除了阿森纳队和热刺队，西汉姆队和温布尔登队的星探都曾经和我父亲接触过。当到了需要参加职业俱乐部训练的机会时，我不得不在两个伦敦北部的俱乐部之间选择，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加入曼联队，除非我搬到曼彻斯特去。于是，我选择了托特纳姆热刺队。也许这跟我外祖父是托特纳姆队的发烧友有关。我记得当时我对母亲说：“外祖父一定会高兴的，对吗？”
托特纳姆似乎是很友好的俱乐部，我觉得就像在家一样。后来大卫·柏列是这所俱乐部的教练。教练很好。热刺队里有一批与我同龄的优秀球员：尼基·巴姆比在这儿，索尔·坎贝尔也在，他已经有出色的表现。我不知道教练们和其他队员们看见我身穿曼彻斯特联队的球衣参加训练会怎么想。我只是不想隐瞒我是一个曼联的球迷，虽然我在白鹿径球场的那段日子过得很开心。
尽管伦敦的俱乐部对我很感兴趣，我却一直对曼彻斯特联队情有独钟，我可能最后会成为曼联的支持者或是为它效力。父亲是导致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因素。他是地道的伦敦人。在我还没有意识到时，他已经把他对曼联队的热情传染给了我。1958年慕尼黑飞机失事时我父亲10岁。他一直都追随着曼联队，但那次的空难成为萦绕他一生的遗憾。我想这对于他那一代的许多球迷来说是同样的伤痛。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谈论起那时的曼联队：罗布森、史特根、休斯以及其他人。但他常常跟我谈起“巴斯比的孩子们”，谈起温布利的欧洲杯，谈起贝斯特、斯蒂莱斯、丹尼土·劳尔和查尔顿。当时的曼联队领队巴斯比，训练出一拨年轻球员，创造了辉煌的战绩，由于平均年龄只有22岁，这支队伍被戏称为“巴斯比的孩子们”。对于我还会有其他球队吗？当时的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人们觉得我很有可能有一天会成为职业球员。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曼联而生，但我肯定是在曼联中长大的。激励我不断努力的是一条信念，那就是，终有一天，我会等到从我第一次踢球起就一直在等的电话。
　　　　　　　　　　　　第二章 幸亏曼联星探
“那么，关于这个小伙子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怎么了，妈妈？”
“你今天表现很好，这很幸运。”
“为什么？”
我代表我的街区队沃尔瑟姆森林队客场对雷德布里奇队。我那时应该是11岁。父亲在工作，不能来看比赛，因此母亲带我去参加了比赛。这场“表现很好”的比赛很可能是我为那支球队踢得最好的比赛之一。赛后，我记得当我和其他孩子们一起从更衣室里走出来时，母亲正在等我。我们到了停车场，我把包放到了车后座，然后我注意到了她眼里噙着泪。
“你今天表现很好，这很幸运。”
“是的。但是为什么说我幸运呢？”
“那边的那个男人，他是曼联队的球探，他想了解你的情况。”
我现在仍然记得高兴和激动一股脑涌上心头的感觉。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我当场流下了眼泪，哭个不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知道有多高兴，我想了很久来确定我是否真的听到了这些话。他叫马尔科姆·费基恩，是曼联的球探。他到我们家，和我的父母谈过话了，说俱乐部希望我去曼彻斯特试训。几天后，马尔科姆便开着他的棕色的福特塞拉车载着我去了北方。
我很感谢马尔科姆。他是曼联在伦敦地区的球探，他把我带到俱乐部，在我定居在那里之前照顾我。我第一次去那里，然后又试训了两三次。我喜欢一次在曼彻斯特待上几天或一星期，从早到晚踢球谈球。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给人留下好印象，练习得也很认真。最后，他们说有兴趣和我签约。一天晚上，我家的电话响起，父亲去接，1 分钟以后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似乎说明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这当然是我和他梦寐以求的事真的发生了。
“是阿莱克斯·弗格森的电话。”
一时间变得鸦雀无声。
“他打电话来说他很高兴和你见了一面，你有天赋，他们觉得你的性格对你、以及你母亲和我都是一种信用。”
还有更多。
“他说你正是曼联队需要的那种球员。”
这是我和推动我事业的那个男人的第一次接触。回想起来，当初我很担心他们到底要不要我，但是当他们真和我签约时，我也不觉得奇怪，我甚至也不奇怪为什么主教练会知道我，因为在那个夏天之前，我已经有机会在老特拉福德众多观众眼前踢球了。
我第一次走进鲍比·查尔顿足球学校时才10岁。我在《布鲁·皮特》上看过他的特写。去曼联踢球？和鲍比·查尔顿一起？我想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上惟一的选择是他们将怎样凑到钱，我想最后是外祖父付的钱。第一个夏天是住在足球学校里的，全世界几百名孩子生活在学生公寓里，那些学生正在放假期间。整个星期我踢了很多球，但剩下的时间我有点失落了。父亲和母亲来了，住在利物浦附近的亲戚家里。我每晚都要和他们通电话，因为我牙疼，也很想家。一星期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我非常想再过一次这样的生活，所以第二年夏天我又去了那里。事情进行得好多了，每一门课都有一次技术比赛。整个夏天都有这种比赛，每周产生一个冠军，然后在12月在曼彻斯特进行总决赛。我成功地取得了总决赛的资格，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周末。父亲、母亲和我一起呆在市中心的波兰酒店里。我在第20层有自己的房间，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平面玻璃，透过它可以俯瞰整个城市。我想他们可能有点紧张。在周六早上，我们先去报到，然后去曼联的老训练场一克利夫球场，参加在体育馆进行的第一部分比赛：颠球、射门和短传。在午休吃饭的时候，我已经领先于其他选手了。
比赛的第二部分是在老特拉福德的场地上进行的。我太紧张了，连续好几天胃口都不好。父亲和母亲都到场了，很可能比我更紧张。那天下午，曼联队和热刺队有比赛，比赛后大概还有40000 名球迷在场。能出现在那块场地我感到很紧张，甚至都没想过赢。
在我们表演带球和长传之前，他们把我们介绍给大家。我现在还记得当说到“大卫·贝克汉姆”并且说我来自“莱顿斯通”的时候一所有来自托特纳姆的球迷都开始欢呼。然后主持人用扩音器告诉大家“大卫是一个疯狂的曼联球迷”，所有的热刺球迷都开始发嘘声，而剩下的那些主队的球迷开始鼓掌。公正一点说，当宣布我是最终的胜利者时，双方的球迷都对我礼遇有加。
我们走上位于主看台的观礼台，鲍比·查尔顿正在那里做介绍。
对一个11岁的男孩来说那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知道父母很自豪；人们走上前对他们说我踢得有多好。也许这还没有完全将我淹没。我认为仪式还在进行，但我慢慢离开躲到一个角落里，因为正式比赛已经开始了，而我想从电视里看比赛。就是在一天下午，我也获得了奖励：到西班牙在乌坎普球场和巴塞罗那队一起训练两周。
我急切地希望去巴塞罗那，那时特里·维纳布尔斯是巴塞罗那的主教练，马克·休斯和加利·莱因克尔还在队中。我和其他两个小伙子，再加上从鲍比·查尔顿足球学校来的雷·威兰共4 个人，被安顿在一栋看上去很像农舍但相当豪华的建筑里，它位于乌坎普建筑群的中心地带。我想那栋建筑可能在俱乐部成立之前就屹立在那里了，你可以感受到每一样东西的历史气息：墙上挂着三角旗和大事记，记载着过去的发展，以及历史上有名的巴塞罗那的球星的照片。这是孕育传奇的地方。
农舍旁紧挨着的是成年队的训练场，在体育场的影子当中。我们和一帮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和巴塞罗那青年队一起训练。我那时才11岁，在钦福德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两件我还不习惯的事情：晚上，妓女在栏杆外面走来走去，所有年纪大一点的西班牙男孩就从窗子上俯下身，朝她们吹口哨。我们过去常常喜欢在夜里喝点热巧克力饮料。一天晚上我喝了两杯，结果夜里有点不舒服。我去上厕所时，开灯看到一只蟑螂在地板上爬。我到底在这里干嘛？足球是一种经历，其他的东西不也是吗？
我们每天都和巴塞罗那青年队以及预备队球员一起训练。惟一的机会是周末看瑞德维流浪者队在白鹿径的一场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对手是一支名叫森林联队的球队。如果错过了比赛我会很难过。
我的外祖父，一个热刺队的忠实球迷，也想看看我踢球。他最终决定替我买机票，让我飞到英格兰参加比赛，然后再飞回巴塞罗那。比赛结果不是很理想。森林联队有一名叫丹尼力·特切奥的年轻人，12岁却已经7 英尺高了，还长了小胡子。那天下午他们2 比1 击败了我们，然后我独自坐飞机直接回到了西班牙，我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想再离开钦福德一星期。
巴塞罗那俱乐部给人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训练设施是一流的，虽然年轻球员是在瓦砾场上训练，对于这一点我不大习惯也不大喜欢。成年队训练的草皮很完美，预备队甚至有一个自己的20000 个座位的体育场。一天我们被带到乌坎普球场内。我们从更衣室里走出来，经过俱乐部的小礼堂，然后走上一段台阶，前往足球场地。看到这么大片的草皮和高耸的看台，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场地上来回奔跑，想像自己就是马克·休斯在踢球。如果我真的在这里踢球，那该多好啊。
和我一起训练的孩子大概都是十六七岁。有两个在老特拉福德的二队和三队训练过的小伙子，一个15岁，一个19岁。他们都很友善，但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在想：这个头那和口音都怪怪的孩子到底来这里干什么？一旦我们开始了训练，一切就都很顺利了。显然，教练和其他的队员都不说英语，但如果我们踢起球来的话，我们彼此就会心领神会。这是我第一次进职业队，和职业球员一起训练。它扩大了我的眼界。我们大多数日子都去看成年队的训练。有一次，我们被介绍给了维纳布尔斯先生和其他球员。当然，现在我和马克·休斯是很好的朋友。他经常笑着谈起在西班牙的那段时光：巴塞罗那的球员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现在还有那天下午我们和马克、特里·维纳布尔斯还有加利·莱因克尔的合影。
那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我和热刺队一起训练，而曼联队告诉我，他们不仅仅只对我感兴趣。在假期里，我去了曼彻斯特几次，总是坐着马尔科姆·费基恩开的塞拉车，当曼联队到伦敦踢球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会合。整个俱乐部，尤其是阿莱克斯·弗格森，都尽量让我感到我是曼联的一部分。在我最终加入球队之后，年长一点的球员，像布赖恩·罗布森和史蒂夫·布鲁斯时不时会幽默地给我一点批评。我能和他们一起用赛前餐，还要在赛后帮助收拾器材。一天下午，曼联队要客场对西汉姆队，他们邀请我一起去，作为球队的福星。他们给我一件曼联的队服，我也就出现在了厄普顿公园球场，在场内和布赖恩·罗布森还有戈登·史特根一起热身。然后他们让我坐在长凳上观看比赛。我甚至在当晚的《今日赛事》里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看起来曼联很喜欢我，当然我也很喜欢曼联。我过去是毛寸的发型，我想模仿戈登·史特根。和西汉姆队比赛那天，我送给戈登一瓶发胶作为礼物，他直高兴得想哭，一两年以后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有一次在伦敦的比赛前，我和我的父母被邀请与球队一起，在西罗奇公园球队下榻的酒店共进晚餐。别见怪，我点了份牛排。当他们把一份金枪鱼放到我面前时，我糊涂了。我和主教练、全体职员坐在首席。他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我：一件很大的运动衣。它几乎比我穿的衣服大六码，我穿上后看不到袖子里的手，下摆落到我的脚踝，但是我穿了它足足一个星期。那一次，我也有送给主教练的礼物：一支笔。阿莱克斯·弗格森收下了它，对我说：“谢谢你，大卫。我要告诉你：我将要用这支笔代表俱乐部和你签约。”
我记住了。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曾经怀疑过我会和谁签合约，因为我还是个13岁的学生。但我在热刺队确实训练得很愉快，我和他们的年轻球员发展部的官员一约翰·蒙克关系很好。同时，白鹿径离家只有15分钟路程，这一点也很重要。父亲大概十分渴望我能为曼联队踢球，当我们讨论签约事宜的时候，他把这些都撇在一边。签约不是“你应当做的”问题，而是“你想做什么”的问题。我们最终决定，我们至少首先得问问热刺队的态度。
也许我一直就认为我应当选择曼联。我和父亲同刚从西班牙回来执教热刺队的特里·维纳布尔斯见了一次面，这次见面让我感到我脑子里的问题比答案更多了。约翰·蒙克把我们带到了特里的办公室。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的情形：特里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了，可能是薯片或者是花生，他正坐在椅子上，弯下腰在地毯上找着，想把它们捡起来。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那么，约翰，关于这个小伙子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我不介意他不记得在巴塞罗那见过我，因为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只是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尽管我已经在热刺队训练了好几年，但主教练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禁想起了我去曼彻斯特时的情况。阿莱克斯·弗格森了解我的一切。他了解每一个年轻球员，认识他们的父母，认识他们的兄弟姐妹。那对我很重要，也对我的未来很重要。我总是感到我就是曼联大家庭中的一员。
托特纳姆热刺队的出价很慷慨，一份长达6 年的合同：两年上学，两年在青年队训练，两年成为职业球员。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到18岁的时候，我能开—辆保时捷了。
“大卫，你想和托特纳姆队签约吗？”特里最终问我。
父亲看着我，他永远不会替我做决定的。我深呼吸了一下：“我想先考虑考虑，维纳布尔斯先生。”
尽管我在脑子里一直想着：曼联！一定要签曼联！
当然，父母和我谈论了听到的出价。我想母亲希望我加入托特纳姆队，因为祖父是它的球迷，也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能呆在家里，但她没有把她的想法和我说。她和父亲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向我施加什么压力。我们都知道，如果我最终能和热刺队签约的话，一切都会很不错的。我会很高兴，在白鹿径也会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我们先得赴约，去老特拉福德一趟。
父母和我一起驱车前往曼彻斯特，一路上我们谈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一个服务区停了下来。我们都知道托特纳姆的开价，父亲和我都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不是拍卖，我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我想知道我是否有机会证明我自己。如果曼联队提供了和托特纳姆队一样的6 年的合同，那么我就会下决心：工资不在考虑之列。如果没有，我们就驶回伦敦，和热刺队签约。
那天是1988年5 月2 日，是我13岁的生日。曼联在主场迎战温布尔登队，阿莱克斯·弗格森正在等我们：“你好，大卫。”
这家伙认识我，我也认识他，而且我信任他。我的父母也很信任他。我穿着为当天特别准备的运动夹克，曼联队送给我一条红色的俱乐部领带，我一天都戴着它。我们到餐厅吃午饭，成年队的队员们在那里吃赛前餐，那里甚至摆好了生日蛋糕。我倒不是很饿。
5 点半时，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去了弗格森的办公室。他和负责年轻球员培训的莱斯·科绍在一起。马尔科姆·费基恩也在那里。一切很简单，曼联想和我签约，主教练给出了报价：“我们想和你签两年，两年，再加两年。”
我朝父亲看去，他已经不知道在想什么了。他一直盼望这一刻，盼得比我还长。我能看出他没有完全听明白阿莱克斯刚才的话。但我知道，我听到了我想听到的东西：二加二再加二，和托特纳姆队的完全一样。我不需要听什么细节了。
“我想签约。”
他拿出了笔。签约花了多长时间？1 分钟？这并不重要。我一直等待着说这句话，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是10年来最美好的一刻。
　　　　　　　　　　　　第三章 从家到“家”
“你虽然已经和曼联队签了约，但你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你要知道我是曼联的球迷，但是我不想给你思想包袱，如果你决定和别的球队签约的话，我也不会不高兴的。”
父亲总是要让我清楚这一点。当然，我也一直都知道他最后一句话是在说谎。
所以我在老特拉福德签约的那天，给他带来的兴奋并不亚于给我带来的。当我们离开弗格森先生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热泪盈眶，她为我而高兴，但同时她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不久以后，我就要离开家了。她把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时间倾注在一个为足球而疯狂的孩子身上。我们踏上征程的那一刻，也正是母亲不得不接受她的孩子即将北上开始其职业生涯这一事实的时候。
在我签完约和我到曼联队开始YTS （英国最庞大的足球训练计划）之间的几个月中，母亲哭了好多回。但我知道，深深地知道，她和父亲一样都为我而感到自豪。
不让父母亲失望，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他们从来不让我为他们的支持感到亏欠他们，但是我觉得应该尽我的所能不让他们失望。想想看：如果我让他们失望了，就意味着我也让我自己失望了。我从来没有故意要去迎合父母的期望，我只是接受了他们对我的期望，并把其作为对我自己要求的出发点。即使到现在，由于我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无法太留意父母的期望，但我想我仍然是以我从父母那儿学到的标准在衡量自己。
有哪一天会比那一天更令人激动？每个人都和我这个身穿运动夹克、戴着俱乐部领带的曼联队球员握手，而我那时还只是一个从钦福德来的少年，才刚刚朝着成为一名曼联球员的目标迈出第一步。在外边的走廊里，父亲和我碰到了曼联队长布莱恩·罗布森。
我们曾花了几个小时在电视机前一块观看录像，欣赏这位英雄人物的风采。父亲曾试图把布莱恩的品质灌输给我：勇气、承诺、活力、视野以及能鼓舞他身边队员的能力。
我在此之前就见过布莱恩，但是这次是老板将我作为曼联新签约队员的身份介绍给他的。
“祝贺你，大卫。你将会发现真正的自己，不过，我要说的是，你不可能再加入比这更好的俱乐部了。”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是如何开车回伦敦的了，至少父亲还没有忘记当时是在一条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上。那天晚上我不可能去想其他事情，我也不愿去想。我刚刚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虽然在脑子里我已经算了又算，并且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但我在老特拉福德签的第一份合同并不是6 年期的，而是4 年期的。不管怎么说，要一个以学生身份签约的孩子参加全职的职业训练是不符合规定的，当时我毕竟只有13岁，在我18岁之前，还可能有很多变化。那些规则是保护年轻人不会走他们不愿意走的弯路；不过对于我那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曼联队告诉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可以在4 年半后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仔细想想，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我和同时加入俱乐部的其他孩子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清楚我是球队需要的人。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在接下来的4 年中证明自己。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成为一名职业的曼联队员的抱负已经在那张白底黑字的合同上解决了的话，天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而不太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想，正是那种强烈的渴望在日后我的成功和球队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所有经过努力才进入俱乐部的孩子们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签约的那天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需要挑战，而曼联恰恰就是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
我知道我的周围都是好人，都对我帮助很大。即使在签约曼联队之前，我就感觉到我正在加入这个大家庭。在俱乐部里到处都是好人。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诸如教练或者球员之类的人物，还有像如今仍然工作在老特拉福德球队收发室的卡斯·菲普斯这样的人们。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每次我起床参加曼联队比赛的时候，她都会在收发室等我，隔着办公桌靠上前来轻吻我一下，并把她替我保存的邮件给我。后来，卡斯还经常帮我回信。她是曼联队的一部分，也是她陪伴我一块度过了那段日子。
无论什么时候，前往曼彻斯特训练或是参加比赛，我都会得到乔和康妮·布朗的悉心照顾，他们在那儿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会带我和我父母亲一如果父母亲也一块和我来曼彻斯特的话，在老特拉福德转转，带我们吃大餐，带我们去更衣室，并把我们介绍给球员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认识。乔和康妮让我觉得自己很受欢迎。乔是曼联队的青年发展部主管，他负责年轻球员的开销和旅行安排，但是他们的工作远不止此，当曼彻斯特之外的年轻球员和他们的家人来俱乐部的时候，基本上是乔和康妮打点所有的事情。
当你来到足球场的时候，你总能看到诺比·斯蒂莱尔斯。我和诺比一块共事也是在我加入俱乐部之后，但我第一次见他是我在学校假期期间来参加训练的几周。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我一起共事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练了。诺比非常努力，就像他自己是球员的时候一样，但是我认为他在这世界上最在意的还是我们这些和他共事的年轻的孩子们。当然，父亲很清楚诺比当队员时的一切，他曾效力于曼联队，并随英格兰队夺得世界杯，因此父亲和他相处得很好。即使是诺比在某场比赛中已火冒三丈的时候，也会控制一下自己的用词：“请原谅，贝克汉姆先生，请原谅，贝克汉姆太太。”
我父亲倒不是很在意：“没关系，诺比，你继续。”
诺比对我们很好，对我们的父母也很好。他知道球员的父母亲也应该一起加入进来，而不是在一旁作观众。如果你看了关于他作为球员时的录像或是听到关于他作为球员时的故事的话，你一定不会相信他对孩子们是多么温柔，对我们的父母亲是多么有礼貌。和诺比相处没有人会随随便便的，尽管他看上去不像个大人，而且在指导训练的时候经常戴着巨大的眼镜，但他仍然有一些让你立即产生敬意的地方。
15年之后，他仍然会径直地走过来给我一个拥抱，仿佛这些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卡斯、乔、康妮和诺比·斯蒂莱尔斯：他们不仅仍然在辛勤地工作着，而且继续地使曼联队充满着家的气息。
在我签了学生期合同的那年，1989年8 月，我本可以转入曼彻斯特来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习，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我在曼联队开始全日制的YTS 受训前留在伦敦。那就意味着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又可以回到家里去了，和我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我也可以继续为瑞德维流浪者俱乐部继续踢球，而瑞德维流浪者队那时已经成为一支名叫布瑞姆斯丹的球队了：球员基本上还是我们这些人，只是球队名变了。
对于孩子们在转入曼彻斯特之前在当地的星期日联赛的球队里踢球，曼联队是很支持的。马尔科·福德根经常来看我在布瑞姆斯丹队里踢球的情况，而我只要能尽情地踢球和进行常规的比赛就足够了。这时离曼联队接管我仍然还有几年的时间。
在每年的假期中我都会北上两三次，去曼彻斯特参加训练。夏天，我会6 个星期全呆在那儿。我喜欢这样，不上学的时候，除了踢球、训练和呆在曼联队，我什么也不想做。那些夏天真是太棒了。孩子们一般会来一‘两周，而我却想一直呆在那儿，只要他们允许。在那个训练营里，曾一度有30个人左右，都由马尔科和其他的教练照看着。我一直都很怀念我曾经在巴塞罗那呆过的那个地方，可爱的老房子和群山一起屹立在我们的身后，在小山坡上的索尔福德的混泥土街区，无论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屋里都非常的寒冷。你还得和另一个年轻队员共用一个房间，设施也都是最基本的，但至少还有一张斯诺克球台和一张乒乓球台，供我们在晚上娱乐时用。
住在哪儿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每天我们都要去位于莱特尔顿路的联队的第二个训练场，上午和下午都要训练，而晚上则非常快活：出去远足拍拍照，去钓鱼，摔跤等等，所有有意思的事儿我们都干。我结识了其他的跟我同时签约的孩子，比如约翰·奥卡恩。
那以后我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约翰是从诺丁汉来的。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初的几年里，他是曼联队里的一大希望，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球员。在做人方面，他非常不拘小节。可能正是因为他就此落后了，才没有在联队中脱颖而出。后来，在我们前往埃弗顿的那个赛季他就离开了，而现在他在为黑池队效力。
为了那些假期训练，孩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基思·吉莱斯皮，现在在莱斯特，来自爱尔兰。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我和他过去相处得很不错。科林·姆多科刚刚从普雷斯顿搬到西布斯，来自苏格兰。我们都远离家乡，处境相同，这就使得我们能更容易地相处，即使在我们的意识深处，都知道我们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
足球高于一切，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整日的训练和接受更多的技术指导。这与星期日联赛没有多少不同。我在瑞德维少年队的时候，总在试想我的将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而这就是答案：足球就是我的工作，我不能去做其他的任何事情。
为了长久地住在曼彻斯特，我有两年时间做准备。而在我小时候也已经有了很多远离瑞德维和参加各种代表队的旅途经历。即使这样，离家时刻还是挺难受的。
当然我很兴奋，而且当时没有其他任何想法，但是尽管如此，离开家还是不那么容易。对于即将要面对的一切，我非常紧张。父母亲告诉我，他们会每个周末都来看我踢球，而且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我知道他们肯定会信守诺言的。承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今，如果我答应布鲁克林我要给他买什么东西或是要为他做什么事情，都不敢忘记：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他会一直记住的。而那时，我知道在我需要父母的时候我就可以依赖他们。
离家一周或一个月与为了发展而远离家乡是完全不同的：我当时只有15岁半。
作为一名年轻球员，住所在哪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一个像曼联队这样的大俱乐部里开始职业生涯时，你会考虑希望从中得到多少回报。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雇佣的房东名单。我时常疑惑的是最后决定寄宿在谁家是否都是巧合，他们是否会把孩子们安置在他们认为适合其发展的地方。回想一下，我认为自己是很幸运的，虽然我总要过段时日才能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
我的第一次寄居生活是和一家苏格兰夫妇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布瑞新路上的消防局旁边。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对我和其他一块住在那儿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好。像我这样头一次离开家的年轻小伙子，有时还会顶嘴，也免不了违犯规矩，常常会做些诸如半夜爬起来找夜宵吃之类的事情。我们相处的很愉快。但是完全因为一件突发事情，让我不能继续待在那里，于是我搬走了。那天，我沿着马路去商店买巧克力吃，但忘了带钥匙。于是回去后就只能敲门，来开门的是丈夫皮特。他问我的钥匙哪去了，我说可能是落在楼上了吧，于是他拎了一下我耳朵。当时我为此很不开心，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父亲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都能听到父亲怒气冲冲挂电话的声音。这就是那次寄居生活的结束。
接着我搬到了位于劳尔布鲁顿路的一家，那家的女房东名叫伊夫·科迪。我和她的孩子强尼相处得很好，在那将近住了一年，非常的愉快。我和约翰·奥卡恩合住一个房间，在曼联队的假日训练期间，当时我们都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很了解他了。我不得不承认的是，那时我们经常比着看谁能按时去训练。那不是因为我们晚上很晚才回来，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狂爱睡觉的孩子。我们寄宿的地方比其他小孩远很多，像基思·吉莱斯皮和罗比·萨维奇他们，基本上就紧挨着克利夫球场。
我想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当初我们寄宿的这群孩子总能凑在一起，而那些住在家里的曼彻斯特的孩子们又是一伙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俱乐部发生了一些变动，于是我就搬到了汤姆家。跟我到过的别的地方一样，他们也是非常地友善，我真希望一开始我就住在他们那儿。一切就好像为我而设。虽然我仍有些想家，但是汤姆和安妮就像我的第二个父母亲，那么慈爱和细心，饭菜非常可口。我的房间基本上正对着训练场，所以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爬下床，走到球场踢球。对于我这个清晨贪睡的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才是最需要的。
我和一个名叫克雷格·迪安的小孩合住一个房间，他因为脊骨受伤而不得不提前就退了下来，还没有机会崭露头角。几个月后，安把马克·休斯的老房间给了我住，从那儿往外看，可以直接看到克利夫球场旁边的足球场。我很喜欢那个房间，很大，有点像父母亲的卧室：一个大衣橱，还有与之相配的化妆台和试衣镜，远处墙角靠着一张大双人床，我带着来曼彻斯特之前父亲给我买的立体声收录机，又出去买了一台电视机。我觉得我需要的都已经有了。我真的很高兴。汤姆夫妇让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汤姆和安妮有一个儿子，戴夫，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另一个儿子。我知道安妮还一直保留着我搬走之后留下的那一盒旧硬币和其他的一些物品，而我也总是经常去看望他们。
我真是很幸运，在第一次搬到曼彻斯特时就遇到了一个名叫蒂安娜的女孩，她和我一起度过了那3 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没有像很多头一次离开家的十几岁的孩子们那样忙得团团转。与蒂安娜的感情让我感觉安定下来了：我的第一次恋爱。我们在一起很快乐，不论是外出还是和双方的伙伴们在一起时。那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更为微妙的感觉。
在一个训练完的午后，我和加利·内维尔、基思，吉莱斯皮、约翰·奥卡恩一起去斯诺克俱乐部玩，虽然原来的计划是蒂安娜和我约会。当我背对着俱乐部门口弯着腰正准备击球的时候，突然瞥见约翰的脸色难看起来，他正朝着我身后看，于是我转过身，看见蒂安娜就在我身后的门口站着。我们俩一块走到停车场，这样我可以向她道歉，但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不该看俱乐部一层的窗户的，加利、基思和约翰都站在那，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却看见他们在那微微地耸耸肩，然后全都傻笑起来，这让我心神不定。然后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我也开始傻笑。
所以是蒂安娜让那天成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生中最长、最痛苦的一天，当然，我也不能责怪她。
和蒂安娜以及她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成为我美好的回忆。他们真是非常的热情：就好像我只要踏上他们的门阶后，接下来就是到厨房去，碗筷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有吃的了。非常的温馨。用不着为我特意的做些什么，蒂安娜的父母就能让我感觉到是家里的一分子。她的父亲，雷，是利物浦赛季的售票员，我不时的和他一起去安菲尔德球场看比赛。我的父亲不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就粘上雷了。他有时会带我去酒吧，几杯之后我就有些醉了。然后我们一块晃回家去吃晚饭。这是我真正开始感受作为男人的生活：出去和女朋友的父亲一起醉酒。那是我一生中一段非常有趣的日子，我一直很感激蒂安娜从来没有破坏这段美好的回忆。我也知道有好多报纸付给她报酬，希望她能说一些关于我的故事，但都被她婉言拒绝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就是那种人，我也希望，当她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之时，她能像我一样，仍然有一种美好的感觉。
在曼彻斯特不踢足球的日子对我来说仅是所有新生活的一部分。在那里也开始结识了一群当地的孩子：加利和菲利普·内维尔、尼基·巴特、保罗·斯科尔斯。
他们都来自于曼彻斯特周围，所以他们可以在签了学生期合同之后就在曼联队训练，虽然他们都没有参加过我前几年参加的假期训练。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我想，开始时他们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加利说他们瞧不起我这个典型的伦敦人。我能理解他们。并不是因为我嗓门大或是别的什么，只因为每次发队服的时候，我总能得到最好的衣服和最合适的鞋子。我碰巧和管队服的人相处的很好。他叫诺曼·戴维斯，很照顾我。其实在我很小开始打比赛的时候就认识他了。这也许是我应得的回报吧，因为我多年前曾经在乌普顿公园这样的地方帮他为成年队清理过更衣室。
我是从伦敦来的，而其他的孩子来自曼彻斯特，可是令人奇怪的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点。除了热爱足球和要效力曼联队的抱负之外，我们的背景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使我们能聚到一起。举个例子说吧，加利和菲尔（菲利普·内维尔）的父母亲就非常像我的父母亲。他们也是每场比赛都要去看。我认为内维尔夫妇和贝克汉姆夫妇都有着某些相同的价值观，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生活。我知道他们四个人肯定都能互相理解，对我们的教育和抚养也是那么的相似，这看来也是加利为什么会成为我密友的原因吧。
加利、尼基·巴特和保罗·斯科尔斯都在为同一支周日联赛队踢球。班德瑞流浪者队就像是北部的瑞德维流浪者队。不仅仅因为球队很成功，同时也是因为她有着我们在瑞德维也有的精神和忠诚。
当我们在瑞德维学习的时候，那些孩子也在学着以正确的方式接触足球，学着养成良好的习惯。很自然，一种凝聚力很快在曼联队中生长出来。不久，我们就到北爱尔兰的科尔雷恩去参加牛奶杯的比赛。参加比赛的队伍来自于世界各地，而那是我们头一次作为一个团体代表着俱乐部参赛。
我们在一起很愉快。都是16岁左右的小伙子，旅途中我们开始互相了解，既是队员之间的又是普通入之间的那种了解。牛奶杯的比赛现在仍然继续进行着。除了牛奶杯赛，还有很多活动：我记得我们安排了一个游行，要穿过当地的城区，为的是使我们身着曼联队队服显得很抢眼。整个旅程都是由诺比·斯蒂莱尔斯和队医吉米·科兰负责。诺比了解我，也很信任我，他让我来当球队的队长。
这支球队，现在除了有些球员还在老特拉福德，其他很多人都在别的地方发展的很好。本·托恩利是那次旅程中最优秀的队员，并获得了比赛的球员奖，他离开曼联队后一直也做得很出色，尽管某些严重的伤痛令他难受了这么多年。我们有加利、菲尔、保罗·斯科尔斯、尼基·巴特，再加上本、基思·吉莱斯皮、罗比·萨维奇和科林·莫多克，毫无疑问我们赢得了奖杯。我们住在哈里·克莱格开的旅店里，他自己就是曼联队里的大人物。他从慕尼黑空难中幸存下来，非常喜欢曼联队的年轻小伙子们能在他的旅店逗留。牛奶杯是我们作为曼联队球员赢得的第一件银器。
此后的每一天都特别的开心。在我离开家正式开始去曼彻斯特训练之前，父亲就只往我脑袋里灌输了一样东西：“你已经和曼联签约了，但你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当你开始进入成年队时，我们还能谈论一下你取得的一点成绩。在此之前，不要想你已经成功了。”
他真的需要跟我说那番话吗？当然，知道父亲会在身边督促我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也没有到处炫耀，告诉每一个人我已经和曼联队签约了。我只是渴望进步，急不可待的想开始训练。一旦我开始训练了，当然，我也就理解了父亲的意思。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去过曼联队的老训练基地克利夫球场，去看成年球队的训练。
而现在我必须每天早上自己在那儿，和那些老球员们训练。于是我开始明白，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为一名曼联队球员，而是努力地工作，确保他们会继续让你留在那儿。
开始领悟到这一层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借口不好好努力了。这倒不是因为有了教练埃利克·哈里森来当总教练的缘故。
如果说我的父亲和阿莱克斯·弗格森成就了我的事业的话，当然也还应包括埃利克。尽管到现在，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算起12年过去了，我依然期望从他那儿得到指点和忠告。他会告诉我他在想些什么，而不是他认为我想听的什么。像对待其他在曼联队共事的孩子一样，我知道他很在意我。细想想我能确信他内心里还是很喜欢我的。我现在仍然那么认为。
埃利克让人有点怕他。我们对他的脾气早有耳闻，正因为如此我预先还有点担心。但很快我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练。他为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很到位：在他指导的那个赛季里，给我们安排多大强度训练，如何理解我们的感受，帮助我们建立多大的自信，他都把握得很好。埃利克有幸和一群很有才能的小伙子们一起训练，但是他的信誉来自于把我们培养成了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在之后的3 年中，又把我们培养成一支球队。
他声名在外的暴躁性格也是真的。当埃利克发脾气的时候，他可以把你贬到比你认识的所有人都差劲儿。我们那时都还很小，我得说从埃利克那儿得到的批评比从教练那儿得到的要恐怖的多。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克利夫球场有一些比赛，埃利克的办公室有一面大窗户，从那儿往外看可以看到我们训练的场地。如果你犯了一个小错误或是做了一件你知道本不该做的事之后，会听到他的怒骂和梆梆梆敲玻璃的声音。那个时候你不敢抬头朝那个方向看，因为你知道那肯定是埃利克，他不高兴了。但是你又必须瞥一眼，如果已经看不见他在窗户后面喊叫，那时你就知道真有麻烦来了，是该撤到场地另一头去的时候了，因为埃利克肯定正在下楼赶到场地这边来。
当埃利克对你表示满意的时候，本身也是件让你觉得很得意的事。如果我在早上听到他说：“好球，大卫”，那么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我都会好过些，否则，如果他因为什么事批评你的话，你得想好以后是否再犯。我记得有段时间，每当我得到球就试着传给50米开外的人。即使我小时候踢球的时候，也能看到在我前面的情况，并且也能够将球踢出很远。虽然那样的日子对我来说很特别，但似乎没有给埃利克留下什么印象。
“大卫。你在踢什么啊？你怎么成天玩那种讨厌的好莱坞式的传球。”
好莱坞式的传球？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不过我也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而在我下一次再要这么踢之前，我就会三思而行。尽管如此，我依然很喜欢踢长球，它们就是我比赛中的一部分。但即使是现在，无论哪次长球没踢好的话，我都可以想像到埃利克的神情，摇摇头嘟哝着：“讨厌的好莱坞式的传球。”
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阿莱克斯·弗格森和其他一些教练都不能让你清楚自己的定位，而埃利克可以。他如果发脾气了，一定会让你知道为什么，不知何故，他有诀窍可以不用责骂和羞辱就让你清醒过来。我们也都知道，尽管他经常大发雷霆，但是他所想要达到的也正是我们自己想要达到的：使我们自己达到最好的状态，去赢得作为个人和作为整个队所能赢得的一切。毋庸置疑的是他赢得了我们每一个年轻球员的尊敬。现如今效力于一些大牌俱乐部的年轻球员可能会觉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然而我们那一代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如果当时有这种机会，埃利克可能早就把我们给挑出来了。
我真是幸运，在我成长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遇到好教练，但是，当我到达曼联队开始跟埃利克一起训练的时候，我就马上意识到我肯定要上一个新台阶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种说法：最好是从小俱乐部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像曼联这样的大俱乐部。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自从在克利夫受训以来，我明白在这里只有一条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那时我的感受就是，即便如此，如果你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的话，一定要抓住它。现在我更这么认为。
曼联队什么都好：设施、队服、训练和队友。谁会不想让埃利克·哈里森当青年队教练呢？但这一切我还是不能满足。在我们受训的日子里，加利和我还会每周两个晚上跑回克利夫球场去，因为埃利克会和一群学生在室内场地训练，我们去只是为了得到一些额外的训练。菲尔·内维尔也在其中，他比我和加利小两岁，戴夫·加德纳也是。我不清楚是怎么找到最好的伙伴的，可能是他们找上我的。戴夫和我就是这样对上的，我们是从那时开始成为好朋友：在2003年夏天他的婚礼上我还是他的男傧相。他18岁以前—一直在当实习球员，而那时我已经在成年球队里参加常规赛了。戴夫在曼彻斯特队成为了职业球员，现在依然在阿尔特林坎队踢非联赛比赛。
现如今，对于他来说，他仍留在足球界关注着足球：他现在是一家运动管理公司的全职董事了。
在曼联队的早几年，埃利克总会带我们去看老特拉福德的每一场成年球队的比赛。不仅仅是看比赛，还要看每一个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我又记起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英格兰足总杯赛决赛：“不要关注全场的比赛，大卫，你只要看着布赖恩·罗布森，看他是怎么踢的。”
如今埃利克也告诉我们同样的话：“看那些和你打同样位置的球员，总有一天，你会替代他们。”
听到这样的话真是让我们信心百倍，倒不是因为当时我们意识到了不久以后教练将把我们都列入他的成年队计划。
去老特拉福德看那些比赛也是要有机会的，因为埃利克总会强调达到高标准的重要性。他总是要求我们出场的时候要穿上运动夹克并打上领带。这让我回想起当年我们参加大赛的时候，斯图亚特·安德伍德也要求瑞德维的球员必须衣着得体的出场。我始终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可能会看到有些球队身着运动服到达球场或是穿过机场。而曼联队总是身着俱乐部的运动夹克，这正是我们具有职业态度的一种体现。这种睿智说明了我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俱乐部的尊重。
我们的训练内容也不完全是学习技术、战术和新技巧。如果埃利克指出你在场上的弱点的话，你可以相信他一定会尽力去面对它、克服它的。我不知道“头球”
是否就是设计出来让我为难的，但有些时候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作为前锋，你就必须在身体上足够的强壮，来抵抗更高大、更勇猛的后卫。头球和铲球实在都不是我的强项，尤其是在大部分孩子中我还是个子比较小的。“头球”
就是埃利克用来使像我这样的年轻球员变强壮起来的方法。我们分成两队：中场和前锋合起来对抗后卫。当球开起来之后你就只能靠头来得分。这种训练方式本来是挺好的，但却鼓励了像加利·内维尔和克里斯·卡斯柏这样的人，为了阻止你，他们会从后面向你猛冲过来。加利更猛一些，他总是会把你弄得遍体鳞伤，搞得你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哪儿得罪过他。我很惧怕那部分的训练，但是4 年之后，当我在超级联赛中对抗斯图亚特·皮尔斯和尤联·迪克斯的时候，我非常庆幸自己头几次重撞都是被我的队友撞的。
不仅仅是在这种训练场合下加利和克里斯·卡斯柏会“竭尽所能”地磨练我。
他们俩都很忙。卡斯（克里斯·卡斯柏）在他那个年龄来说算是比较高大强壮的。
他的父亲，弗兰克，曾经在波恩利队当过球员，波恩利队在20世纪60年代可是一支一流球队。克里斯很明显是遗传了他父亲。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很有职业球员的姿态。当我们一起踢球的时候，每场比赛他都能唠叨个没完。他有时候踢后场，后来作为一个职业球员踢的是中后卫。其他时候他在比赛中踢中场，这就意味着我与他打配合。他总是催促我，告诉我谁该把球传给谁。他不仅是对我说：他在告诉每一个能听见的人。
他甚至会自言自语。90分钟以后，我脑袋都快裂了，最糟糕的是父亲还认为卡斯那么做很对。
“你应该像卡斯一样，知道吧。你应该像他一样说出来，甚至比他说的还要多。”
而我的想法是：我宁愿沉默。但是当我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以后一尤其是自从我当队长以后一我开始逐渐理解在球场上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有人正上来阻截你的队友，你当然应该让他知道，但如果他自己没有看到给他的传球，当你告诉他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如果你为曼联队或为英格兰队效力，如果你的队友认为你踢的不错，你还需要他每分每秒的提醒你吗？当然，你也必须得说话。我觉得卡斯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为了说而说的。那种感觉就像站在解说员旁边一样。
虽然在我们一起踢球的时候，卡斯经常让我感到不安，但是他和我还是好朋友。
他也是我们这一小拨经常一起出去度假的人中的一员。我的父母亲是最先认识乔·格兰维尔的人：他们在看比赛时常常发生口角。乔是马耳他人，曼联队的狂热球迷。
我父母亲和他开始逐渐熟悉起来，我所知道的接下来的事，就是他们告诉我，我们将要去马耳他度假。那次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要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带上我们的行李准时到达机场。
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当我们到那的时候，那儿有一个曼联队的支持者的俱乐部，由史蒂夫·布鲁斯和李·夏普在帮忙打理。乔和他的朋友们把我们安顿在一个非常好的旅店里。早晨醒来就有专人在等着，准备带我们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沙滩、村庄或小岛。那真是个不错的地方。马耳他人也很爱他们自己的足球。第二年夏天，我和卡斯、加利、本·托恩利又到了那里。那是一个小伙子们的假日，或者说至少我们仍然稚气未脱一也就几瓶啤酒和一点假日的罗曼史，但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对母亲保密的。
我们预先就跟乔说了不要为我们定特别雅致的旅店和别的什么服务，但是当到达我们住的公寓的时候，我们真希望之前什么也没有提过。那个地方太糟糕了。没有空调，马耳他的夏天可是非常的闷热啊。加利和本抢占了惟一有风扇的房间，卡斯和我就只能成天汗流浃背了。但是那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我很喜欢那儿的生活，以至于之后的六个夏天我都会去那儿逗留一段日子。加利甚至还在那儿为自己买了一块地。
我们4 人在曼彻斯特也经常到处游荡，还要算上戴夫·加德纳，他比我们都要小一些，但是总是知道哪儿最好玩。我们一般是在星期三晚上—一起出去，经常去一个名叫约翰逊的酒吧，那个酒吧在市中心，但很不起眼。我们都是比较明智的小伙子一我认为本尤其如此一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回家，如果觉得不对劲了什么时候该离开。加利也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我见过的最偏执的入之一。
他有时几乎要把我们逼疯了。我们都走进某个地方了，结果回头一看，他还笔直地站在原地：“不要吧，伙计们，我觉得在这儿不太舒服。咱们应该走，快点吧，咱们走吧。”
他这样只能让人无奈的做个鬼脸，大家只得走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使我们从未遇到一点麻烦。然后，我们就只好都在本的家过夜。他仍然和父母亲住在一起，但是他的房间在他家顶层：一个很大的房间，但是非常冷。本当然舒舒服服地窝在自己的床上，而我、加利和卡斯就只能躺在地上瑟瑟发抖。我真怀念那些外出的夜晚：因为我现在再也不能那么干了。
像所有年轻的球员一样，我们在训练场周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记得卡斯和我被安排到成年队的更衣室，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擦洗浴室和淋浴器，打扫更衣室。
我先进去，抢那一半容易的事儿做：穿上短裤，拉着水龙带到处地冲水，直到把浴室和淋浴间全都冲了个遍。而卡斯行动总要慢半拍，于是他就只能去处理更衣室的那些烂泥和垃圾了。我们有时候也会为此发生一些争执，而且几乎是大打出手，那是当我们通过把毛巾绑在手上，模仿拳击比赛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对他来说更糟糕的是，圣诞节期间我们换了一下，也就是说我被换去清理更衣室，看上去在忙着清理球鞋，其实还准备着适时地从老球员那儿得些小费。卡斯一定不会相信我这样做竟然侥幸成功了，没有被他发现。
当你已经和你的朋友很熟的时候，他们却转会到其他俱乐部去，并从此断了联系。这是足球生活中的一大憾事。我现在仍然能不时地看到本，我知道加利有时会和克里斯·卡斯柏联系。但是回想起当年我们4 个十几岁的少年常常聚在一起的时光，相处得那么好，一旦本和卡斯搬走了，这一切便都结束了。真是很遗憾，但也许这就是工作：你不得不关注那些在更衣室里就在你身边的球员仃刁。
虽然我偶尔会想家，但那段时间仍是一段很美好的生活。母亲和父亲很伟大，每个周末都来看我踢球，一次不落。在曼联队的每一天都和我想像的一样。我没花多长时间就和那些成天和我一起训练的小伙子们打成一片了；不久我们就开始5 比0 或6 比0 的打赢比赛了。起初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所以基思·吉莱斯皮常在右翼踢我的位置。我时常会担心我可能不能作为主力阵容去参加一些大赛。那年的第一个赛季里，足总青年杯比赛开赛了，和我们对抗的球队中大部分球员都比我们大一岁，起初，埃利克不让我参加那些比赛。
机会终于来了。基思·吉莱斯皮要往前插，这样我就可以踢右翼。当时我还和罗比·萨维奇竞争那个位置，而罗比在那个赛季受了伤。我发现自从1964年以来，当时乔治·贝斯特在队里，曼联队就再也没有赢过青年杯，所以1992年，那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才在俱乐部刚刚呆满一年，我们赢得了青年杯，这在曼联历史上具有很特殊的意义。那会儿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有为曼联队踢球和赢得比赛的兴奋了。
记得在1992年青年杯半决赛上，我们对的是热刺队。接着，像半决赛一样，决赛也要踢主客场两场。我们在伦敦以3 比1 击败水晶宫队。那场比赛差点没踢成：老天几乎打了一天的雷，场地上浸满了水，就在他们决定推迟比赛的时候，雨却停了，于是比赛开始。尼基·巴特独得两分，我得了另外一分一是在接到本·托恩利抢断下来的球后，在禁区边左脚凌空抽射一于是我们又在主场以3 比2 赢了。那个队的组合也很奇怪：队长是年长我们一岁的瑞恩·吉格斯。
在老特拉福德的第二轮比赛是在一个晚上：有32000 名曼联队的球迷来观看，烘托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恢宏气氛。你总是会遇到这样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看到当地人才辈出，因而非常关注青年杯的比赛。可是32000 的球迷啊，也许俱乐部已经找到了一群相当出色的年轻队员的消息早已传开。我想我们都清楚局势是什么样儿的，但我们从来不在我们之间真正谈论这些。回顾我们一路走来的这两三年，阿莱克斯·弗格森只说过一次：“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些备选球员中挑出一个成年队球员，我们不如趁早卷铺盖卷儿回家。”除此之外，俱乐部里再没有人谈及会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
大家仍然把注意力放在当日的训练和下午的比赛上。
在接下来的一年，我们也进入了青年杯的决赛。我仍然记得当时对米尔沃尔队的半决赛。我们听说赛前他们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们客场作战第一轮来到老特拉福德，信心十足，每个球员都把头发剃光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导致我们失利的原因，但我们1 比2 输了。第二轮我们南下到了老丹佛城一在那儿挤满了观众，即使是青年杯比赛，气氛也有些紧张了一结果我们以2 比0 顺利闯到决赛，在决赛上我们遭遇了利兹联队。
人们都觉得奇怪，我们队有着那么多日后在一流球队中效力的球员，而利兹联队几乎没有，我们却输了。不过在那两场比赛中，他们踢得很好，而且充分踢出了水平。我们以。比2 输掉了在老特拉福德的比赛，然后去埃兰德路球场踢第二场球。
那儿，不仅仅是我们的球员要去的地方，我们还有30000 名观众在曼彻斯特。当他们宣称利兹联队的本土观众的数目在那晚甚至超过30000 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他们已经得了一分了。他们的球迷们真的是他们的坚强后盾，他们再一次击败了我们，比分是2 比1.我们在那个赛季踢了好多场比赛，我记得当时非常疲惫。但是输掉了决赛好像天塌下来似的。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是我们足球生涯中第一次大的打击，可能共同经历失败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了。你希望以后不会再那么沮丧。你当然也希望不再看见埃利克·哈里森朝你发疯似的发火，就像在艾兰德路球场败北后他在更衣室怒斥我们那样。
在1992—1993赛季，我们这个年龄组的球员才开始参加正式比赛，进入成年队。
早在9 月，我被招去和老球员们一起训练。几天之后，教练告诉我要让去布莱顿参加联赛杯。加利、尼基·巴特和保罗·斯科尔斯也一起去。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只有17个座位的小飞机。那简直是一次可怕的飞行：噪音，颠簸，狭窄的座位以及漫无边际的飞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终于到达后，我能美美地睡一个晚上的原因吧。
一觉醒来，我获悉我将作为替补出场。
离终场还有20分钟时，教练告诉我说我将要替换安德烈·坎切尔斯基上场。我一听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头撞到了替补席的棚顶：成年队生涯开始了。老板想先看一看我的表现，我觉得我踢得还不错。母亲和父亲当时正在戈尔德斯通看比赛，他们兴奋地看到了我真真切切地出现在赛场上。作为一名曼联队球员上场了17分钟，但我感觉到我真的还是很年轻。我算什么呢？才17岁而已嘛。更像那个在西汉姆队里坐在长凳上、被当作福星的男孩，而不像是已然准备好成为曼联队首发球员的男人。后来教练还到更衣室来说了我点什么，可我不记得我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也只是想确认一下我还没有飘飘然：这是困难期到来的前兆，也许，这是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
过了很久我才获得了下一个机会。参加青年杯比赛的全部升为预备队：我们不仅赢得了“A ”联赛杯，又赢得了中央联赛杯。这是我们俱乐部在20年来第一次做到了。在1994—1995赛季中，当领队让首发上场的球员休息的时候，我又常常被换上场去踢了几场联赛杯比赛。回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曼联队还被外籍球员问题而困扰。那些规则规定打欧洲杯赛中一支球队中只允许3 名外籍球员上场。
这倒不是说我们阵容不够强大，只是因为老板为此而做的调整打乱了球队的节奏。
那个赛季我们几乎没戏可唱了，但是在12月初，还有一场是主场迎战加拉塔萨莱队的比赛。
我第一次知道我有可能进入成年队是在曼彻斯特晚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曼联的领队在考虑给年轻的球员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去试试踢欧洲的比赛。那天，领队告诉我们几个人，晚上的比赛我们真的要上场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当时不知该想些什么。大约上场后半小时，我第一次为曼联队在如此高级别的比赛上得分。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球向我滚来，记得我当时在想：如果这次我能很好的控制住它的话，就能进球了。尽管我当时确实没有接好传球，但球却误打误撞地进了，我兴奋地转身跑开来庆祝我的进球。埃利克·坎通纳是第一个跑过来的队友了。我是那样兴奋，抱住他不放，他最后不得不把我打开，我却还是不肯放开他。我进球了，而且我在和埃利克·坎通纳共同欢庆。
我真是太开心了。我想加拉塔萨莱队也少了好几名老球员，比赛不像想像的那么难。我们踢得不错，而且队里有很多年轻小伙子使得比赛更加精彩。开始了这样的比赛，一切也开始不同了。我觉得在老特拉福德的那个晚上，比起两年前在布莱顿上场17分钟的那个晚上，更有在家的感觉。对于我们这样的孩子，像踢了一场欧洲杯总决赛，而不管最后曼联队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正如预料的，我们以4 比0 赢了，但还是没有出线。教练后来什么也没说。他对被淘汰出欧洲杯感到失望，但是对小伙子们的表现感到高兴。
在一场大型的欧洲比赛中起步对于我只是一个意外。我仍然得继续努力工作一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激励曼联队和俱乐部的球员们一直努力前进的，是一种共识，那就是，如果你的表现下滑了，自然有人在等着接替你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在曼联队中呆亡一周、一个月或是一年，这种疑虑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来说就更加强烈了。与加拉塔萨莱队比赛之后，我又回到了预备队。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继续前进一大步：通过在英超联赛中参加比赛来确立自己在成年队中的地位。在职业生涯中，有时候即使你知道下一步需要得到什么，但你还是必须准备好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
有一天，在训练完之后，我被意外地叫到教练办公室：“普雷斯顿队问是否能租借你一个月。我想那是一个好主意。”
我立刻就困惑起来。我19岁了。尼基·巴特和加利·内维尔早已经开始打常规赛了，我虽然已经加入了成年队，但是我却没有他们进步那么快。是曼联队认为我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吗？还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淡出？我想不明白。如果普雷斯顿不再租我，老板就顺便把我给踢出去了。
当时可能是反应过激了，但是我确实是那么想的。当然，我把这事最先告诉了埃利克·哈里森，后来因为我和埃利克·哈里森的谈话，老板让我回去听他解释。
“租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仅仅是让你在不同球队里、不同的联赛里有更多的成年队比赛经验而已。”
我很高兴有那次机会和教练谈话，因为它使我以正常的心态前往普雷斯顿队。
我可以仍然在曼彻斯特训练，仅在比赛的时候才赶到迪普戴尔去，但是我知道曼联队把这次租借作为我的培养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决定一个月中全力为普雷斯顿队踢球。如果我打算去做，那我就要把它做好。
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他们训练场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走进更衣室的时候，所有的普雷斯顿队球员全坐在那儿，好像他们都是在等我呢。我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这样，但我只是猜想他们是在等我。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那是个非常尴尬的早晨。
普雷斯顿队属于丙级队。这儿的生活远不像我在俱乐部里已习惯的那种生活：一切都有人给你安排好了。这儿只有那些先进的设施是足够好的。在第一个训练阶段结束的时候，我在更衣室把队服扔在地上准备淋浴的时候：“不要扔在地板上。把它带回去自己洗了，明天好穿。”
这并没有让我生气。我只是还不知道迪普戴尔的生活该是怎样的。教练，加利·彼得斯，在介绍别人时从不浪费时间。就在我到那儿的第一天，他把所有队员和我叫到一块，围成一圈：“这是大卫·贝克汉姆。他从曼彻斯特来，在这儿跟我们一块踢一个月的球。他很会踢球。以后将由他来主罚所有的任意球和角球，就是说再也不用你们罚球了，再也不用你们罚球了。，‘他指着那些经常踢定位球的小伙子，甚至不等他们的回答。这样的开始一定会得罪其他球员的！如果是我，我会不高兴的。开始时的境况有些令人为难，但一旦我们在一起，就互相了解了，我和所有普雷斯顿的小伙子都相处得非常好。在那儿的一个月里，我们有几个晚上是一起在外面度过的。于是我来这儿的意义改变了：我来不仅仅只是为了比赛。他们知道在租借的这个月里我会每天都来普雷斯顿的。
在所有的球员中，大卫·莫耶斯（现在是埃弗顿的教练）个头最高。他踢的是中后卫的位置，他是那种只要可能就去堵截球的球员，甚至跑去抢那些很难抢到的球。他会大声喊nU，催促人们跑起来，对于打赢比赛充满激情。他是俱乐部的队长，他跟我谈过一次话，就在谈话结束时，他劝我加入他的俱乐部。他说，他会成为教练。他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安静，内向，只在需要时才说话。他把我带进这支队伍，照顾我，我对此非常感激。
球队教练加利·彼得斯也很有才气。这可能跟他是个伦敦人有关。他明确地说他需要我做些什么，并且给我成功的信心。他似乎很信任我。他一定看了我在曼联预备队踢球的情况，而且后来我发现他要求租借我时就像是在开玩笑，根本没有考虑俱乐部是否会同意。当领队说“可以”时，他简直不能相信是真的。我理解普雷斯顿在签租借合同时特地提出写明我的身价，但加利知道租借我确实会给他们带来好运。
运气很快就来了。我星期一跟他们训练，星期三加利就把我编入预备队，感觉怪怪的。普雷斯顿预备队和曼联预备队一样，在中部联赛踢球。我感到自己跌入低谷了。但一旦你开始踢球了，你就会忘了别的。我踢得很好，助攻一个球，得了1分。所以，到了星期六，在迪普戴尔与道卡斯特尔队的比赛上，我坐在了首发阵容的长凳上。
令我惊讶的是，曾和我—起在瑞德维少年队踢过好几年球的瑞恩·柯比，站在道卡斯特尔队的队列里。我父亲去看了比赛。瑞恩的父亲史蒂夫也去了。在我们还是孩子时，史蒂夫也当过我们的教练。我和瑞恩只是很快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我们就投入了比赛。
我实在不喜欢抢断。我确信那是老板把我首先送到普雷斯顿的原因之一，为的是让我能踢得勇猛些。我当时比现在脆弱得多。第一次比赛时，上半场我坐在长凳上，每次看到争抢时我都紧张。我确实不想看。但当我一上场，我们立刻得到了一个角球。那天下午风很大，风从我们身后吹来，我记得我只是猛地将球往球门踢去，看看会怎样。结果进了。开端不错。这场比赛我们最后将比分追成2 比2.下一场比赛是对富勒汉姆队，特里·赫洛克在其中效力。他的名气很大，现在我终于认识了他，并注意看他如何踢球。他喜欢拼抢，我担心他会受伤。但最后我没有受伤，只是有几次担心。不久你就会意识到，如果你效力于三流的普雷斯队顿，而且他们需要积分，你不值得靠体力去拼抢。
我们以3 比2 赢了。就是在这场比赛，我第一次靠任意球进球为成年队得分。
罚球点在禁区边上，我喜欢这个位置。加利·彼得斯让我来主罚任意球，正好罚中。
我不太记得进球后的欢腾场景。
我张开双臂跑开，普雷斯顿的一名球员抓住我的头开始拼命地拽我的头发，给我感觉他似乎打算要揪下一把头发，让我喘不过气来。
这种喜悦看上去很好理解，但我想许多人并不真正明白进球和比赛结果对于球员有多么重要。对于在像普雷斯顿这样的俱乐部的球员们，不论以前怎样，在这里就是要努力踢球，尽力偿还你的抵押贷款，赶上其他球员的账单。这给了我一种从未感受到的在刀锋上踢球的感觉。看看其他球员的眼神，你就能知道他们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他们多么希望而且需要赢得这场比赛。迪普戴尔的球迷们也是如此。俱乐部就是这个城镇的灵魂；它有一段悠久的值得骄傲的历史，人们似乎只为了星期六下午和球赛而活着。我是幸运的。他们是那样热情，从一开始就喜欢我。
从租借到普雷斯顿那个月以后，我的经历令人惊异。但坦白地说，那个月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精神最振奋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如果老板让我走的话，我会很高兴地去为普雷斯顿效力的。当租借期结束我该回到曼联队的时候，我真舍不得离开。
我曾经是多么忧心忡忡，我来到迪普戴尔时是多么紧张，仅仅4 个星期以后，我就有如此大的改变。我问弗格森先生我是否可以跟他们再续一个月。回答是“不行”。
没有任何解释。那周快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领队要我回去。老特拉福德正处于伤员危机，星期六与利兹队比赛的队员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这是我在老特拉福德代表曼联队在联赛中的初次登场。在普雷斯顿队的5 场极具竞争力和体力的比赛后，我感觉已经为下一步前进做好了准备。更重要的是，老板也是这样认为的。很明显，我比之前与布莱顿队和加拉塔萨莱队比赛时状态要好得多。至少那个下午我把任何自己对自己的疑虑都打消了。曼联队和弗格森先生似乎也认为可以给我机会了。
我知道，除了赢得足总青年杯的兴奋以及在英超的曼联队和丙级的普雷斯顿队打比赛时的紧张，我还没有取得过任何成绩。但也许现在就是我出头的时候，至少有一天我会的。当然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还没有到火候，现在仍然是这样，只要问问韦斯·布朗、约翰·奥谢、科兰·理查德森就可以知道。领队总是对俱乐部培养出来的球员非常信任。在老特拉福德，分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老板让年轻球员参加训练，还让他们参加比赛，只要他觉得他们能够胜任。他相信在俱乐部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比其他人更强，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始终感激阿莱克斯·弗格森的地方。他从未把培养年轻球员看做只是别人的责任。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大卫·贝克汉姆是谁。在我签约曼联队以后，他一直在关注我的进步：来观看比赛，还有我的训练，和埃利克以及其他教练交谈了解我的情况。
当初次出现在联赛中，或者甚至开始代表曼联参加大奖赛时，你已经感觉自己是成年队中的一员了。那样使得每个年轻球员能够轻松上阵，在获得机会时能尽其所能。对于我，好像我从孩提时代就已经被如此训练了，跟着英雄们在乌普顿公园作为俱乐部福星那个下午。我当时已经准备好进成年队，和老资格的球员也已经相处得很融洽了，绝不会出现这类的想法：“这个年轻人是谁，怎么能替代我们的位置？”重要的是，我了解他们，同样地，他们也了解我。
比赛开始了，我的第一场超级联赛的比赛有一点虎头蛇尾。在曼联队与利兹队的比赛中，气氛总是很热烈，不论是在老特拉福德还是艾兰德路，地板总是被震的嗡嗡作响。那天下午酷热难当，比赛也因此被窒息了。比赛以0 比0 结束。我应该是踢得不错，因为在赛季结束前我又踢了几场联赛比赛。那年夏天，我似乎感觉到情况渐渐地但很明显地发生变化了。我没有意识到，我们球员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但领队已经看得很清楚，并且准备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管理上的赌博。1995—1996赛季是锻造我们的赛季，是成就我们的赛季。感谢老板，在找到自信之前，他就已经对我们充满信心。
　　　　　　　　　　　　　　第四章 我在飞
“如果我们表现好的话，就会证明你们的批评有多错。”
在欧洲，能在自己位置上做到出类拔萃的球员不多，但是马克·休斯、保罗·因斯和安德雷·坎切尔斯基，这三名出色的球员都离开了老特拉福德。在1995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在报纸上读到了他们离开的消息：阿莱克斯·弗格森决定卖掉曼联队的三位最著名的球星。安德雷·坎切尔斯基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球员，但是他和球队老头子有一些矛盾。而一些小道花边新闻则声称保罗·因斯正开始扮演着比俱乐部本身更重要的角色，这是老头子不能容忍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因斯像人们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他有着很强的个性，从而推动整支球队不断前进，就像现在的罗伊·基恩一样。因斯当时也是一样地出色，一样地优秀。
他当时或许已经30出头了，但是到了今天，我仍认为让马克·休斯离开俱乐部是一个错误。当马克到了斯坦福桥，切尔西的球迷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球员。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他有一定的偏袒。我以前是他的球迷，像现在他做了威尔士的主教练，我仍然是他的球迷。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马克·休斯也许现在还在为曼联队效力。在布莱恩·罗布森之后，他是我从少年时候起就崇拜的英雄，能有机会与他并肩作战是很令人兴奋的。当他离开时，我真是失望极了：没有他在队里，我们还能够赢取比赛吗？
我始终记得，当我得知马克要离开球队时我是多么的难过。我非常惊讶，就想到大多数曼联球迷也会一样，我的第一反应是球队教练到底想做什么。你知道让一个如此伟大的球员离开，一定有什么事发生在他身上，但是老头子却什么也没说。而安德雷·坎切尔斯基是一个右路攻击型球员，和我一样。你知道当一个年轻球员在老特拉福德第一次看主力队员比赛前，埃利克·哈里森经常给他说些什么吗？——“他细观察你所在位置上球员的表现。因为总有一天，你要取代他的位置。”当安德雷离开老特拉福德的时候，我在想，我能行吗？
当我们集合起来参加赛前集训的时候，每个年轻球员都在等着看老头子将要和哪个球员签约去代替那些离开的球星。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还在猜测老头子可能会引进一些新球员，他不可能一直坚持使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曼彻斯特联队是一支久负盛名的大牌球队，所以你会明白球迷们期望尽可能快地取得成功。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希望有机会来证明我们自己。但是现在的年轻球员不同了，他们对自己更加自信。在当时我们所处的境遇下，又期望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是来踢比赛还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内维尔兄弟、尼基·巴特、保罗·斯科尔斯却没有那样做。我们没有人去问，老头子也没有来找我们。接下来他像往常一样忙碌，但是却是用他的青年球员来准备新的赛季，这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很深的。
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客场对阿斯顿维拉队。我们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坐在替补席上，当我在下半场被替换上场的时候，我们已经0 比3 落后了。接下来我得分了：丹尼斯·埃尔文一个长传将球交给了我，我首先用脚背将球停好，球正好向前走了一点，然后在大禁区前沿拔脚射门。球打在马克·博斯尼奇身上，球改变了路线，然后就进入了网窝。我记得当时庆祝进球的就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们还落后几个球，但当时只有约翰·奥凯恩，同样是一个下半时上来的替补球员，上来和我拥抱。
为了更好地记住那场比赛，我满场飞奔，以期能够显得与众不同。在赛后我对我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但是老头子却不这样认为。当我在更衣室的时候，他向我走过来，告诉我坚守我的位置对全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维拉公园的那场球失利之后，媒体已经准备好来抨击曼联队的整个赛季了。主教练看上去已经将他的希望都放在年轻队员身上。这对他来说很不幸。阿兰·哈森在《今日赛事》上这样说道：“用这些年轻人，你什么都没赢到。”
那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前。我确信其他年轻球员一定也是这样的。从伯明翰回来后，我们的头脑中也有了很多怀疑。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战胜眼前的一切困难。但是当晚在大巴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少有人在想，对于我们来说，这一步迈得是不是太大了，而且这一切是不是都来得太快了。很有可能当晚很多球迷在离开球场回家的时候，也在思考着同样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那些批评家是怎样说我们的，我确信，我并不是惟一被那些批评家惹怒的人。这毕竟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如果我们表现好的话，就会证明你们的批评有多错。
下一场比赛是主场对西汉姆联队，尽管老头子在对阿斯顿维拉的比赛后批评了我，但是他仍然把我列入出场名单中。这时有很多事情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尤其是当我意识到，这场比赛的开始意味着我将要跟朱立安·迪克斯作对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起了曾经在高中时代与我非常要好的一个人，丹尼·费舍尔，他是一个极端疯狂的西汉姆球迷。虽然我是一个曼彻斯特联队的支持者，但是我也会经常注意看西汉姆联队的比赛，我会和他讨论足球，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论。当丹尼现在看到我加入其中去对抗西汉姆联队，去对抗朱立安·迪克斯时，他会怎么想呢？至少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这家伙是很难对付的。
在曼联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想有人怀疑我的体格是否强壮到可以去成年队踢球。到星期天我踢联赛就已经有8 个年头，我深信我那时已经可以很好地为曼联队效力。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此而担心，因为即使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地长大。在俱乐部里经常有人谈论此事，而且我记得我还和我的父亲谈论过。我经常进行负重训练，以期望我能够变得更强壮一些，但是到后来才长高到6 英尺。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为我的体形而担忧过。不管怎样，我坚信这不会拉住我向前的脚步。我经常跟那些比我高大比我健壮的球员比赛，还记得朱立安·迪克斯吗？在开球前教练在更衣室里跟我讲了以下的话：“当你得到机会时，或者晃过防守你的人，或者将球传中。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看他是否想铲伤你，他一定会的。”
这在开场后不久就发生了，在角旗附近。但是迪克斯仍然在场上踢着，我知道我必须坚持在场上踢下去，因为他是西汉姆联队最好的传球手。曼联队的球迷是非常狂热的，他们可能还在为夏季许多球星离开而感到紧张，但是我认为他们喜欢看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天才为自己的球队效力。加利·内维尔和菲利普·内维尔，保罗·斯科尔斯和尼基·巴特都是曼彻斯特的球员，他们给了球迷额外的自豪感。我到现在仍然想知道老特拉福德的球迷是否也对我有同样的感情，因为我毕竟是出生在伦敦的，而不是他们本地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对我是有很深的感情的。那场对西汉姆联队的比赛，还有整个赛季，我确实感到了球迷是这样认为的。这有很大不同。我们以2 比1 赢得了赛季的首次主场胜利，而同时我也认为我对西汉姆联队的左路赢得了我个人的胜利。
对于一个年轻的球队，每一场比赛意味着我们要找出关于我们自己更多的东西，关于我们能做的和不能做的。我们相信我们是有实力的，但同时这又意味着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东西要学。在对西汉姆联队的比赛10天后，我们到艾伍德公园参加本赛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三个月前，布莱克本赢得了他们第一个超级联赛冠军头衔，尽管他们在赛季的最后一天在安菲尔德球场输掉了比赛，但是他们仍然以1 分的优势排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在厄普顿公园的比赛中取胜，而不是打平的话，冠军就会是我们的了。积分是那么相近。他们是一支很有实力、富有经验的球队，在前锋线上拥有克里斯·萨顿和阿兰·希勒。在整个赛季之初，就遇上如此强劲的对手，这让那一夜变得很艰难：老板并没有这样说，但是我认为这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比赛。
我很清楚地记得两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传了一脚长传，但是没有传好一“一个好莱坞式的传球”，然后罗伊·基恩向我走了过来，他把我说得很难堪。有的时候他的激情可以让你感到非常惊讶。罗伊在所有时候都这样对待他的队友。这是他比赛的一部分，人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他的举动是对事不对人的。对罗伊来说，你为曼联队效力了10年或是只有10场比赛都是一样的。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就会去警告你，这都是因为对胜利的渴望。在艾伍德公园的那一晚，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打进的最后一个球。他起到了作用。而这种作用是经常有的：基恩会走过去把你激怒，但是你又知道他那么做是有原因的，并不是为了使某个人丢脸。不管是对是错，他总是会有反应的。
接下来，当比分是1 比1 的时候，我记得李夏普在他们的禁区边沿解围，球滚到了我的面前，我转身到了禁区前沿，打出一脚香蕉球，球飞向大门的右上角。那是决定胜负的一个球。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中能够打进那样的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那粒进球对整个俱乐部来说也是同样意义非凡。那场比赛是我们在被阿斯顿维拉队击败后的一个五连胜中间的一场比赛。用这些年轻人什么都赢不了？我认为曼联的支持者们，至少已经开始认为我们或许能行。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我在布莱克本的进球而冲昏头脑。我仍然不认为我有资格进入主力队。进入主力队和我能够进球一样令人兴奋。作为一帮年轻的球员，我们并不被认为是夺冠的大热门。事实上，那个赛季的更衣室可能称得上是曼联队历史上最寂静的更衣室了。除了加利·内维尔以外，我们都不是那种在赛前赛后说个不停的球员。年纪大的球员即使在需要他们说话的时候，也不会大喊大叫。而老板则要求我们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但是后来随着比赛不断地进行，我们的信心不断地增强，气氛在渐渐的变化。
除了主教练之外，老球员也不断地鞭策我们前进。比如说像史蒂夫·布鲁斯和加利·帕里斯特所做的那样。彼得·舒梅切尔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而他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门将之一。彼得是那样一种人，你可以随时找他谈话，关于比赛，关于对手，甚至关于你的前途。而在训练中他却是有点残酷无情的。如果你可以突破他得分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突破任何人而得分了。在这种训练中，你会不断得到提高。在每一次训练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都要照例进行传球训练，这意味着我和加利·内维尔在右路，而莱恩·吉格斯和丹尼斯·爱尔文在左路。舒梅切尔有时真的让加利难堪，加利的传球不如现在那么好，但至少有进步，这应该归功于那个赛季。彼得会毫不留情地一次次训斥加利。加利会低下头，更用心地去训练，以实际行动来回敬他。当他真正传出好球的时候，彼得会大大表扬他一番。
每一个好的球队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我们在过去拥有布莱早·罗布森，最近我们又拥有了罗伊·基恩。但是在那个赛季，我们球队的领袖直到10月初才出现。埃利克·坎通纳在1992年的11月从利兹联队转会而来，他们刚刚在一年之前赢得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我曾经看过几次他踢的球，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直到他来到了老特拉福德，我们才知道他带来了更多的东西。很快，埃利克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们都想成为他那样的球员。作为一个人，他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当他走进更衣室的时候！每个人都停下来听他讲话。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同时作为一个球员，他也将伟大的球技带进了曼联队。
包括比赛和训练的所有时间，我从来没和坎通纳聊过有关足球方面的事情。老实说，除了无关痛痒地随便聊聊外，我和他几乎没有讨论过任何问题。不像其他人那样，他是那种很自我的人。训练完或比赛结束后，他就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这种很自我的生活方式和做事方式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到了训练的时候，他会驾驶他的小汽车过来，然后他那魁梧的身体就会从小汽车中钻出来，接下来，他就做他的工作。训练结束后，他又会把自己塞进那辆小汽车里，飞奔而去。当你想到他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仅是对我，而是对整支俱乐部球队时，是不是很惊奇？我们不和他讲话，但是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谈论他。
在我眼里，埃利克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我认为老头子也对他有很大的敬畏。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看一个关于一部蝙蝠侠的影片。因为这是对整个俱乐部的邀请，所以我们都应该带着黑领带出席。而埃利克却穿着白西装和红色耐克训练鞋出现了。我现在可以笑他了，后来我还习惯问老头子，我要穿什么衣服，但是埃利克却是特殊的。老头子知道这一点，其他球员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从来不因为他所受待遇与我们不同而嫉妒他。
埃利克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如果有人尝试劝他的话，他会让你明白他的观点。有天傍晚，在一场比赛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全队会议，那是一种每个人都应该出席的会议。我们计划6 点45在曼彻斯特一个叫四季青的地方集合，然后再从那里出发。但到了7 点钟，只有埃利克没有来。最后他终于慢慢悠悠走过来，接着吉格斯指了指他的手表：“埃利克，已经7 点钟了。”
莱恩·吉格斯用的是当你训练迟到时，老头子所应表现出来的那种口气。埃利克看了看：“6 点45。”
吉格斯想要看看他自己的表。但是在他说下一句话之前，埃利克拉开了他的衣袖，向我们展示了他那块我们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劳力士手表：“6 点45. ”他微笑着说。
争论结束了。那小子带的那块手表怎么会显示错误的时间呢？
看埃利克踢球就像上足球训练课一样，尤其是看他练习的时候。每天在训练结束后，他都会跑到在克利夫的一块小场地上自己再练习。他会练习任意球和你所希望看到的一切小技巧。但是更多的时候，他都在练习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他会把球尽可能高地踢向空中，然后在等球落下的时候，再将球控制好。他也会将球踢到墙上，左脚踢一下，然后右脚踢一下。埃利克是全欧洲最伟大的球员之一，而他却在做着父亲和我在我7 岁时在公园里同样的练习。
当你真正成为一个职业球员后，你就要花费你大部分的时间准备每周两场的联赛，而很少有机会去做这些基本功的练习：控制球和接球。我的父亲也经常试图让我明白，在比赛中控制球是所有技能中最重要的，这和你学到的其他技能无关，好的球感是最关键的。这就是为什么埃利克，一个成名已久的国际巨星，还要花些时间来练习它们。如果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接到球，这会给你很多的时间去观察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老头子在1994年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前夜也给我们讲了关于埃利克的这些故事。他看到了埃利克在酒店外的草坪上，自己埋头苦练，然后意识到埃利克是那种为自己设定更高标准的人，老头子想要用这种高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榜样，老头子最后这样总结道。
并不是因为这些，埃利克才当上我们全队的领袖。在他来到曼联队之前，还在利兹联队的时候，我认为他作为领袖的这一面不会很清晰地表现出来。但当他到了曼联队，这一切都起了变化，他就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当他穿起了曼联队的队服之后，从一开始起就表现得那样突出。正是因为那个赛季埃利克到来的3 个月，曼联队赢得了1992—1993赛季的冠军，这是整个俱乐部等待已久的联赛冠军。然后在接下来的赛季里，他帮着我们赢得了我们的第一个双冠王。
在那两个赛季里，我始终没有出现在主力队中，每当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候，可以说埃利克是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人物。他带领着我们，我们跟着他。那是一种少有的品质一天生的队长，他几乎不用说一句话，对我们或者任何人都一样。你不会听到埃利克领导整支球队，但是只要看到他站在球场上，把球衣领子竖上去，像是已经准备好主宰整个比赛，就已经足够了。
当人们谈到埃利克的时候，总是谈到在他职业生涯中被红牌罚出场，甚至更糟的事情。但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所有的伟大球员不管在性格上还是球技上都像刀刃一样锋利。这种品质造成了他们跟一般球员的不同。如果你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这种品质的话，那你迟早会与当权者闹矛盾的。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尽管他得牌，被罚出场，禁赛或是其他什么，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指责过他。我和他一起并肩作战在绿茵场上，这就是我和他所有的关系。每当我回想起他，想起他带给我们的一切，以及带给俱乐部的一切一他非凡的能力，他的激情和他的承诺。这就是我想起来的关于他的一切。他踢足球比赛，然后过着他自己的生活，包括做一些让我们惊讶不已的事情。我怎么能开始想埃利克·坎通纳不好的地方呢，或者说他做得不好的事情呢？大卫·贝克汉姆欠他很多东西，而曼彻斯特联队甚至欠他的更多。
1995年，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埃利克跳人人群中的那一晚，我并没有坐在替补席上，而是和其他几个年轻球员一样，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比赛。对于和水晶宫队的那场比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件事情。埃利克在铲倒水晶宫队的理查德·绍后被罚出场外，当他沿底线走出场外的时候，只见一个家伙挤到看台的最前端，大声地嘲讽和辱骂着埃利克，这真的把他激怒了。结果埃利克跳到人群中，对那个人又踢又打，整个事情就这样闪过了几秒，然后埃利克就被簇拥着进了更衣室。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任何人在大街上受到那样的侮辱都会有同样的反应。仅仅因为埃利克是一个在赛场上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是不能阻止他做出与其他人相同的反应的。我并不是说埃利克这样做就是正确的，但是你要记得，不管在任何境况下，如果有人对另一个人大声喊叫那些言语的话，不出麻烦才真是有些令人吃惊了。
在赛后的更衣室里，球员们并没有对此大惊小怪。一切都显得很平静，而老头子也对这件事出奇地冷静。他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对所有媒体保持缄默。很显然，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埃利克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一埃利克在他最黄金的足球生命中被禁赛8 个月。到了那个赛季末，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埃利克对整支球队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作为一个球员，你要继续做好你的工作。埃利克回到了法国家中住了几个星期，但是很快就回到了老特拉福德，然后我们就又能每天在一起工作和训练了。虽然他不能参加正式的比赛，但他在俱乐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上场踢比赛。在完成慈善盾杯和英格兰足总杯禁赛之后，他在一个半月后在1995—1996赛季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从那年10月开始，你虽然不能说埃利克·坎通纳表现得像以前两倍那么好，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没有了埃利克，我们不会做得那么好。
说到那个赛季，有点陈词滥调。在那一年，我们成长为真正的球员。当我仔细回想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同时在做人方面成长起来的。从一开始，在与爸爸、妈妈、琳恩和乔安妮住了17年和在公寓里住了3 年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住所。
莱恩·吉格斯已经搬到了在曼彻斯特北部的沃斯勒去居住，他告诉我在旁边有另一栋3 层高的房屋将要被出售。这真是太好了。沃斯勒是一个美丽宁静的小村庄，那栋房子几乎是全新的，而且离训练场地也只有10分钟的路程，而那样，我就再也没有理由为我的迟到而开脱了。
我生长在伦敦的郊区，住在一栋刚刚能为我们5 个人容身的房子里。现在我来到了这里，拿到了钥匙，然后这栋房子就是属于我的空间了：一个台球桌，还有一套皮家具，一台电视机，再就是音响设备，还有一个大壁炉。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大房间，那就是我的卧室。我差人打了一个衣柜放在卧室里，当木匠们将它抬进房间的时候，我又让他们在我的床尾处打了一个小柜子。只要你按下按钮，电视机就会从里面自动出来。当我们第一次一起来这个地方的时候，维多利亚曾经把那个小柜子搞坏了。而且我还有同伴，吉格斯，他就住在隔壁。一个男孩子还能再要求些什么呢？
即使在当时，莱恩已经是曼联队的传奇人物了。他只比我大1 岁，而且我们曾经一起赢得了青年杯赛冠军，但是看起来他在我来到曼联队的时候似乎已经是一个球星了。吉格斯18岁的时候已经是一线队里经常出场的球员了。他是一个年轻球员心中的英雄人物，和他在一起工作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有一次我到了隔壁，他正在和同在沃斯勒的朋友们在一起，他总是和他的朋友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们经常在沃斯勒的小酒吧里聚会。我觉得我和曼联队里最酷的球员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
我和吉格斯之间一直保持紧密的关系。他是那种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赢得比赛的人，也是那种每一个对方防守队员都不愿与之比赛的人。吉格斯像其他球员一样，在曼联队也有状态起伏，但是在过去的12年里，他有能力再加上坚定的意志，总能达到人们对他的期望。我希望威尔士队能够如愿以偿地在2004年打进欧锦赛的决赛阶段一看吉格斯在国际赛场上踢球是一件赏心悦目的美事，作为曼联的一名全天侯大腕儿，人们都非常关注他。
我觉得很多在我这种境遇下的年轻人都经常吃一些外卖食品，还经常留意一些优秀清洁工的电话号码。而我的做法也许会让你觉得我是那种家庭观念很强的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住在家里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星期天的早晨起个大早，为我的爸爸和妈妈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这并不是因为我必须这么做，而是我自己想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烹饪是一件值得享受的事情。不要误会我说的话，我可不是加利·罗得斯或詹米·奥立佛。我的妈妈会告诉你，每当我在家的时候，每次都是在晚餐的时候准备相同的东西一炸鸡。当爸爸妈妈第一次到我的新房子里来，我为他们做晚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对我准备的晚餐丝毫不会感到惊奇：炸鸡。吃什么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可以在比赛之后接我的父母到我自己的房子里，并为他们做晚饭。我觉得他们也一定觉得非常自豪。
还有，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车载我的爸爸妈妈回家。像其他男孩子一样，当我不再想足球的时候，那一定是因为我在想汽车了。有一个圣诞节我得到了一辆Scalectrix的车，那年我才十几岁，我记得我开着它在大街上疯狂地窜来窜去。就像我梦想着为曼联队效力一样，在很多下雨的下午，我花很多时间去想像将来有一天我将会开一辆什么样的车去老特拉福德，也许保时捷还不错。当我刚刚进入曼联队的时候，拥有那样一辆出色的车还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罢了。所以我买下了吉格斯那辆旧的俱乐部车一一辆红色的福特车，是那种有3 个门的。在吉格斯之前它还有一个主人，还有很长的维修纪录一我的第一辆车花了我大约3000英镑。
再后来，当我和蒂安娜出去约会的时候，我需要一辆看起来像样一点的车，所以我买了一辆全新的大众高尔夫汽车。我还曾经因为车牌上的号码而受到队友们的嘲笑，M13 EKS ，把这些字连在一起看的话，就像M BECKS.可能大多数的球员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那时候俱乐部也在赞助年轻球员买汽车。当时，曼联队与本田汽车有一个协议，假如一个年轻球员首次为主力队效力20场比赛的话，本田汽车就会送给他一辆新的Prelude 汽车。加利和菲利普兄弟还有其他所有的球员，都在我之前先得到那种车，后来随着我在队中参加的比赛比前几个赛季渐渐多起来，我才最终拿到了那辆车。
我选了一辆深灰色的。然后我自己花了钱让他们给车子安了皮坐套，一个新的CD播放机和大的合金轮胎。那些钱我其实是不必花的，因为这辆车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本田公司，所以我花的那些钱我再也看不到了。当然了，我的那辆Prelude 看起来跟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所以我很喜欢那辆车，因为一切都是按我的要求来的。我们经常轮流开车载队友到训练场去。那种车有一个缺陷就是后座非常狭窄，那可能就是加利一即使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老人一把他的车换成了一辆四门的Accord的原因。有一天在克利夫，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训练，我刚刚把我的新车从停车场里开出来，那时候前面的座位上已经有一个人了。大卫·梅跑过来问我他是否可以挤到后座里去。哦，这可是我的一辆新车，所以我很自然地说不可以。大卫后来发誓说，当时我准确说的是：“不可能，我不能让你把我的后座皮套弄坏。”
每个人都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听他详述这件事，过了好几年，人们才停止议论这件事。我实在记不得我当时说过那句话了一不过诚实地讲一我还是可以想像出我说那句话的。我对我喜爱的东西是非常用心去保护的，在足球俱乐部的更衣室里，不管是在马西斯还是在老特拉福德，那都会给你造成麻烦的。足球运动员经常会发现同伴的弱点，一旦他们发现了，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的。
我经常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你不了解我，可能会觉得我很固执，我会对我喜欢的东西非常在乎，也会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即使这些做法会让我很难堪。我记得当我只有6 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家庭婚礼，我去那里做小帮手。他们都穿着很得体的服装，而我却别出心裁穿了一套让人看起来很奇怪的衣服，看起来像是一个栗色的荷兰人后裔。白色的长筒袜直到膝盖，一条镶褶边的白裙子，一件栗色的外套和一双芭蕾舞鞋。爸爸告诉我穿成这样显得很愚蠢。
妈妈警告说人们看到我这样一定会笑我的。但是我并不在乎。我喜欢这一套装束，所以我一定要穿着它。我才不在乎婚礼上的人会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甚至要穿着这套衣服去学校。
除了对我喜爱的东西倍加小心外，我还对我已经拥有的东西小心照料。我妈妈会告诉你，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换衣服去踢足球，但是在我把换下的衣服叠好之前我是不会出去的。我觉得我比任何我见过的人都要爱干净。当我刚刚到曼联队的时候，和我相同年龄的球员会觉得很奇怪，可能把我想像成一种怪人。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我当小帮手时的服装、后座皮套，还是文身，还是奇怪的布裙，这么说吧一这和什么高人一等的做法是完全无关的。我的朋友和我的队友现在知道了，就像我的家人已经习惯我一样：我有我自己的品位，而且我还可能会放纵我的这些品位，不管其他人会说些什么。我总是这样，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方式，这就是我。
我在老特拉福德的第一个赛季，除了足球外，还有很多的事情让我兴奋不已。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相信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每当我开车去训练场的路上，我总是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一线队的球员了。我在克利夫的主训练场上进行训练。我还在停车场里有我自已的车位，就是用那块白色漆着我的名字首字母的地方。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去训练场时，那些标出我崇拜的曼联球员名字首字母的白线似乎代表着我所有的梦想。现在我拥有了，而且可以在上面随便写些什么。俱乐部里的人，尤其是球队教练，是不允许那样做的。
每天早晨跟埃利克·坎通纳一同去训练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尽管没有了他，我们还是在1995—1996赛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头，但是我们的队长回到俱乐部、回到队中毕竟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球员会怎么样，但是当埃利克进入更衣室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看他的：看看他在做些什么，试着去模仿他对比赛的准备活动。如果他在那里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注意到其他任何事情。我是一个球迷，一个曼彻斯特联队的球迷。而且我现在仍然是。当我还是个孩子，第一次有机会走进老特拉福德曼联队更衣室的时候，我问他们布莱恩·罗布森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径直走过去坐在那张椅子上了。我对埃利克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并且似乎忘记了当时我正坐在他的旁边去准备下一场比赛，更没有想到那个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会在一起并肩作战。
那个赛季我们踢得非常棒。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老特拉福德我们3 比0 战胜了博尔顿队。那一场比赛我们甚至能进10个球。保罗·斯科尔斯独中两元，吉格斯进了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们真的把他们赢得很惨。当整支球队再腾飞的时候，埃利克·坎通纳肯定是在队伍的中心。但是真正困难的比赛是只有他进球的那些场次。在圣诞节后，我们连续好几场都是1 比0 获得胜利。曼联队的球迷们甚至都不用看就知道那肯定是埃利克进的球。我记得有一场比赛我们是对皇家园林巡游者队。我们踢得非常糟糕，他们一直以1 比。
领先着我们，实际上我是在最后比赛的补时阶段才被换上场的。主场的球迷高兴得几乎疯狂了，接下来埃利克走到了点球区，比分被追平了。像这样的进球，像这样的结果挽救了我们的整个赛季。
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追赶纽卡斯尔联队，他们在刚刚进入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领先我们12分了。我们在那年的春季来到了圣詹姆斯公园球场，然后埃利克一除了他还能有谁呢？打进了全场惟一的入球。从那天起，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赶上他们的。那个赛季的倒数第二场比赛，我们是在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队，那天晚上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真正地赶上他们了。我们以5 比0 大胜诺了汉森林队。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在那晚打进的两粒入球。
埃利克有一脚射门打偏了，当球在我面前划过的时候，我用头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接下来，我几乎是在小禁区里接到一脚传球，然后我转过身，将球在守门员身下再次打进。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必须要在米德尔斯堡打败我们的对手来确保我们赢得联赛的冠军，但是每个人一不管是球员还是球迷一在老特拉福德的那晚之后，已经知道了我们就要成为冠军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照常进行训练，认真地去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因为我们不想让几乎已经到手的荣誉在任何一分钟飞走。让胜利留在曼联队中？赢得英超冠军？我们还要不懈地努力。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我们正在通往联赛冠军的路上。记得有很多次，爸爸带我到温布利大球场去看英格兰足总杯的决赛。每次爸爸和我都在想像着如果将来我能来这里参加这样的比赛该多好。现在，在1996年的3 月，我们将要在维拉公园球场与切尔西队打英格兰足总杯的半决赛，你知道，马克·休斯就在那支球队。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有更好的机会。
但是我已经不能再等了，我对自己许诺，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一定要保持我的状态。现在我真的对马克非常友好。我们经常去看望他，还有他的妻子吉尔以及他的三个孩子，那将是你见到过的最可爱、最懂礼貌的孩子。我经常对维多利亚说，我真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会像他的孩子习那么好。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不管私人交情有多好，当我们在赛场对阵的时候，他还是会把我毫不留情地踢伤一如果他必须这样做的话，就像他踢伤其他人那样。他是那种一走上球场，性格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的球员。马克·休斯将会不顾一切地去抢球，去战胜一切阻碍他的人，而且是无时无刻都这样。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球迷还有队友那么喜欢他的原因吧。我曾亲眼看见过在一场比赛里，他不仅把防守他的人吓坏，而且还吓坏了整支对手的球队。
那天下午，切尔西开始一直领先，路德·古力特用头球先攻下一球。接下来安迪·科尔为我们打进了扳平的一球。当进入下半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后卫，克莱格·伯里传球出现了失误。斯蒂夫·布鲁斯在替补席上站起来向我大声喊着：“冲上去，大卫。”当球滚到我身边的时候，我用右脚蹬了一下，这一下蹚得不好，我只好往边线处去追球。这一下我射门的角度就小多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守门员跑了出来一实际上，我们在霎那间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我踢出一记香蕉球，正好绕过他打入球门的右上角。我跑出来欢呼，我跳到空中，高高举起我的拳头。我发誓，在那一瞬间我仿佛觉得我可以触到体育场的顶端，就像我一直悬在空中直到终场哨音的吹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记得他们很绝望，因为那个进球一我的那个进球一就是那个球将我们带进了温布利大球场。
我的爸爸妈妈当时正坐在观众席上看比赛，当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我向他们坐着的方向望了过去，我觉得我的泪水像泉水一样不停的涌了出来。温布利大球场带给了我们无数的回忆，这些回忆可以追溯到爸爸第一次带我到那里看球。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那一次我们是去看一场中学生国际比赛，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还只有7 岁，只能站在看台的椅子上看比赛。爸爸不停地对我说坐下，但是我又不停地站起来。最后，那个椅子被我踩坏了，我从上面跌了下来，并且摔掉了我的两颗门牙。我的血流得到处都是，所以爸爸只好把我带回家了。
温布利大球场总是意味着英格兰足总杯大决赛：1990年当曼联队与水晶宫队神奇地3 比3 打平后，就像你所希望出现的话剧一样，伊恩·莱特作为替补球员出场，我们几乎就赢下了那场比赛，当时我就在温布利看了这场球。当李·马丁踢进那个制胜的球后，为了能看那个球的电视重播，我像发疯了一样从椅子上跳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回家里，在我的房间里又唱又跳。每次曼联队进入决赛的时候，我总是在我卧室的床前挂一面曼联的旗帜，他的旁边就是布莱恩·罗布森的照片，所以每个从街边走过的人都能看到我希望哪支队赢。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但是我觉得是正确的：孩子们从来不梦想着为一支球队效力去赢得联赛冠军，每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的梦想都是可以在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中踢球。当我们在维拉公园球场庆祝的时候，我知道一而且我的父母也知道一那个梦想就快要变成现实了。
到温布利去踢球还要等6 个星期的时间，而在那之前我们还要有一场联赛比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促使我不断保持状态的动力，是我能够在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中击败利物浦队。当另一场半决赛结束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就是它，而比赛的日子也渐渐接近了。斯蒂夫·布鲁斯后来告诉我在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前教练曾经在想是否把我排除在主力阵容之外。利物浦有3 个中场球员，老头子，还有斯蒂夫、教练组的人决定根据他们的阵型排出两翼收缩的打法，这意味着我要坐在替补席上了。我对于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件事而感到很庆幸。当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怎样击败利物浦，从而取得双冠王。
对我来说，每次英格兰足总杯的决赛都像是一件很特殊的事件。这对我所效力的俱乐部也是一样的。曼彻斯特联队比任何其他球队参加过更多的决赛，也赢得过更多的冠军。俱乐部和领队知道怎样去准备。我们在决赛前几天就来到了伦敦，所有人都穿着崭新的制服，然后在泰晤士河边一家很好的酒店住了下来。训练也是别出心裁，我们进行了一种类似于打飞碟的训练，这很明显不是在客场作战常规的训练。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很好的状态，同时又起到了很好的放松作用。我们这些年轻球员脸上挂满了笑容在大街上逛来逛去。为曼联队在英格兰足总杯决赛中效力？我们在很好的积蓄力量。
有意思的是每当英格兰足总杯决赛的时候，天气总是那么晴朗。1996年的那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很热，确切地讲是在比赛前就已经很热了。开球前一个小时，当我在场边走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而利物浦的球员就像是在自己的主场一样，在温布利球场内悠闲地走来走去。他们穿着白色阿米尼队服，其中一些人甚至只穿着训练服。迈克尔·托马斯用移动摄像机拍摄着这一切。我抬起头朝着我的爸爸妈妈所在的位置望去，我知道那天对我父母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那场比赛真的很艰难，而且非常疲劳。球场的泥土非常粘脚，那是因为草刚刚被割过，太短了。如果有人能够早些进球的话，事情也许会完全不同。那也许就会激活整个比赛。我在开场5 分钟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射门机会，但是球被大卫·詹姆斯救出来了，造成了一个角球。利物浦在阻止我们进攻，我们在阻止他们进攻。所以当进入下半时以后，看起来我们都不会有进球了。
在这之前我差一点失去了首发的位置。而且当我们要赢得比赛前的一瞬间，我差一点被换下。后来老头子告诉我，他那个时候就要换人了。这个下午他对我发出的角球都不满意，他称我发的角球是“没用的角球”。但是在教练要换人前，我们又赢得了一个角球。
我又跑过去发这个角球，当我转过身背对观众，将球放到地上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曼联队的球迷的声音，他是这么说的：“加油，大卫！加油！”
我将球发到了正确的区域内，大约离小禁区线一到两码的位置，大约就是罚点球的那个位置。对方门将大卫·詹姆斯跑了出来，但是他却没有接到球。这时候球落到了埃利克的身边，他正站在离球门几码远的地方，他立即射门了，球越过詹姆斯然后径直飞入网内。那一瞬间就像我所经历的其他神奇的时刻一样，就像在巴塞罗那的那一夜，当球飞人大门，我们赢得三冠王时那样。当你看到球进入网内时，就会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激动涌过全身。人们这时候都奔向埃利克，把他围在中间。那感觉就像是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举在了空中，然后又把我们带回到中场线。这就是那个神奇的赛季的故事。
当我们走上领奖台去领取奖杯的时候，我敢保证我就站在加利·内维尔的前面。埃利克将奖杯举过他的头顶，球迷的欢呼声响彻全场，我转过身看着加利说：“你能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吗？”
接下来在更衣室里简直是一片混乱。我们赢得了英格兰足总杯，更妙的是，我们是击败了利物浦后赢得这个冠军的。我不知道是老头子还是布莱恩·基德或是其他什么人，想要说些什么庆祝的话或是总结的话。但是你听不清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完全将他们说的话压下去了。人们打开香槟的瓶子，将香槟喷得到处都是。人们仿佛跳进了温布利的香槟浴中，大声叫着，唱着庆祝的歌曲，像疯子一样大声欢笑。
我们那一晚还是住在酒店里，还要在第二天赶回曼彻斯特去继续我们的训练。不管赢还是输，一场盛大的庆祝晚餐正在等着我们。那个周末，俱乐部要求将我们的家人都请来。我那时的女朋友海伦，还有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来到了那个宴会。那晚的气氛非常融洽。傍晚的时候，所有的妻子和女友们都被邀请先坐在楼上，而所有的球员在吃饭前先在酒吧里见面，等喝几杯后再去吃饭。记得那天，当我从更衣室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比赛后的兴奋在渐渐褪去，两腿看似有点沉重，可能是前一天的比赛太累了吧。当我来到宴会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人群中，看起来他已经很好地融入到我的队友中去了，他当时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跟埃利克·坎通纳和斯蒂夫·布鲁斯聊天。我当时还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父亲这么多年来教导我努力踢球，努力进曼联队的目的一他想要有机会做他现在做的事情一可以和曼联的球星聊天。我当时是那么高兴，我大声地笑了出来。爸爸后来告诉我说埃利克认为我是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并能耐心地听别人讲话。以后每当我的父亲提到那个夜晚，他都兴奋得忘乎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带给我爸爸的，还有我的妈妈，这也许是他们等待已久的。
在曼联队的那几年里，我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从来都是匆匆忙忙地为下一场比赛或者是下一个赛季做着准备。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意识到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事情，也许是更令人兴奋的，它正在什么角落里等着我。那年得到双冠王后，我度过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夏天。我是一个曼联队的球员，在我眼里，在我爸爸妈妈的眼里和所有曼联队球迷的眼里，我们那一年确实得到了很大的荣誉。加利、菲利普、尼基、斯科尔斯还有我都得到了我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枚冠军奖牌。我去了意大利的撒丁岛度假，说实话，那几个星期里，我真正把足球忘得一千二净。我的卧室里因为没有电视，所以我没法看1996年的欧洲足球锦标赛。那时我每天除了游泳，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就是吃意大利面，那一段日子过得真是惬意。
如果说哪个教练相信他的球员不会受到过去的丝毫影响的话，那个人就是阿莱克斯·弗格森。当我们被召集回来集训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起来好像是突然之间，一个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那是在1996年，我们迎战温布尔登队，那个时候，不管是更衣室外还是球场外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曼联队的球迷。在比赛前，我在更衣室里换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个夏天，我的赞助商阿迪达斯第一次送了我一双Predator的足球鞋，但是不幸的是，那双鞋是为格拉斯哥流浪者队的年轻球员查理·米勒设计的。
“查理”的名字很清晰地印在鞋面上，所以其他球员可以一眼就看到上面的名字。
当比赛开始后，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上个赛季的感觉，我们踢得非常流畅，整个上半场都一直是我们在压着对方打。埃利克·坎通纳被换下场了，所以他就坐在替补席上看我们比赛。约尔迪·克鲁伊夫在大禁区外有一脚吊射，那个球越过了对方的守门员尼尔·苏利文。这个时候我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喊，如果那个球打正的话，约尔迪一定会得分的。在那之后又过了几分钟，布莱恩·麦克莱尔将球传到了我的面前，我那时正站在我们的半场，这个时候有一个念头划过我的脑海：为什么不呢？射门。我射门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抬头看着那个球，那个球开始看起来像是要飞向大门与角旗之间的某个地方。但是渐渐地那个球开始旋转，球开始向大门的方向飞去，这时候另一个念头在我脑中出现：这个球可能要进了。
在我看来，那个球在空中似乎飞行了一个世纪，在它飞向球门，在苏利文上方落入网内之前。布莱恩·麦克莱尔向我跑了过来。
他就站在我的身边，而场上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看着球不停地下落。
当我们赛后回到更衣室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当我射门的时候，主教练几乎要疯了：“他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埃利克·坎通纳在我换衣服的时候跑过来与我握手。
“多么神奇的一个人球。”他对我这么说。
相信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的感觉，比我进球的时候还要高兴。《今日赛事》的记者想要就那个球对我进行采访，但是老头子不让我接受任何人的采访。所以我出了球场直接走上球队大巴。因为那场比赛是在伦敦举行的，所以爸爸、妈妈还有约翰都在外面等着我。我在他们那里得至卜张照片，照片上，那个球正在清澈、蔚蓝的天空下运行着，而在后面拥挤的人群中，我实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爸爸和妈妈。我走到大巴边上与爸爸拥抱，他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你进了那样一个球。”
那个晚上我给海伦打了电话，她那个时候正在普林斯顿念大学：“你今天进球了吧，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你的那个人球，都说你进的那个球非常漂亮。”
周末的时候，人们在街上见了我都说着同样的事情。那时我还不太明白，但是现在我知道那只是一切的开始：人们的注意力，媒体报道，还有从那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荣誉。在伦敦南部的那个下午，我用新鞋子的一脚射门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一切。当然了，在赛场上的那种兴奋感，以及我对足球的热爱，这些和现在是一样的。
但是其他的事情一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一都和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我的脚踢到足球的时候，同时也踢开了我后来生活的大门。
在那场比赛里，那个球最终从空中落下进入了大门，但是在大卫·贝克汉姆的生命里，那个球似乎还悬挂在那里。而我正在看着它在完美、清澈的空中落下；看着它，直到看见它最终落在地面的某个角落里。
　　　　　　　　　　　第五章 秀腿辣妹，我为你狂
“我在曼彻斯特，但我会马上开车过来，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我的妻子从一本足球新书的海报上相中了我，而我是从电视里挑中了她。
我是在钦福德街长大的，维多利亚住在高夫橡树街，尽管两地相距仅15分钟的车程，但我们彼此找到对方，却仿佛经过了漫长的旅途。
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日子里，在伦敦东北小区，我们曾在同一家商场购物，曾到同一家餐馆吃饭，也曾在同一家俱乐部里跳舞，却从未谋面。直到我俩最终相遇，才追忆起这些往事，才认识到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以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今天我俩这场旷世爱情的序曲。
1996年11月，在世界杯预选赛我们对格鲁吉亚队的比赛前夜，我坐在第比利斯一家饭店的客房里，室友加利·内维尔懒洋洋地躺在另一张床上。除了比赛本身，到国外旅行，无论是和俱乐部还是和英格兰队一起，都不属于我作为一名职业球员的兴趣范围。坐在千屋一面的客房里，你能看到什么？又能做什么呢？职业球员的机械生活就是吃饭、睡觉、训练。
格鲁吉亚的这家宾馆，是前苏联解体后这里惟一一家接近国际标准的宾馆。宾馆建在一个广场上，层层叠叠的阳台视野开阔，俯瞰着大堂、酒吧和餐厅。房间门对着门，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钢铁和玻璃，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座监狱。
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外面一条正在修建的双车道马路，旁边是一条满是淤泥的灰色河流。唉，这可不是那种能吸引你想出去走一走的夜景啊。
实在无聊，我和加利开始瞎聊。角落里的电视机一直开着，一个音乐频道上；正在播辣妹的新歌《说你会到那里》（“Say You 'll Be There ”）的MTV.她们在沙漠里跳舞，秀腿辣妹穿着一条黑色紧身连衣裙，看起来就像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女人。
我以前曾见过辣妹，谁没有见过呢？每当大伙聊天时间起在辣妹中最喜欢谁的时候，我总是回答：“最漂亮的那个，短头发、长着一双秀腿的那个。”
但是只有那晚，在那个囚笼一样的宾馆房间里，我第一次意识到，秀腿辣妹让我如此动心，我必须想办法和她在一起！我的劳伦斯阿拉伯服装在哪儿呢？谁能借我一匹奔向大漠与她共舞的骆驼？
“加利，她太美了，我爱她的一切！我一定要见到她！”加利也许认为我有一点发狂。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情，我们无话不谈，但绝对不包括我和一个电视里的流行明星坠入爱河这件事。
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在那一刻我的心奔向了维多利亚。我必须见她一面！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拥有一个刚刚开始走向正轨的足球球员的职业，而这个我非要见上一面的漂亮而又性感的女人却是一个辣妹。
那个时候，维多利亚和她的辣妹们则是无处不在、尽人皆知：她们是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她们出现在所有杂志的封面上，也是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是这个星球上最耀眼的人了。人们眼中除了流行明星还是流行明星，然后出现了辣妹。而我在这儿却决定必须要和她们中间的一个约会。
我该怎么做呢？写封信给她吗？
“亲爱的维多利亚辣妹：你不认识我，但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如果我们相遇，我认为我们能够相处得很好。我不知道你的日程安排如何，但每隔一个星期六，你都能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找到我。”
你也许听到过那些如何安排这种事情的名人的故事，但我不行。我没法让我的球迷与她的歌迷对话，我知道，千方百计追求短发辣妹的男人决非只有我一个。这听起来有些疯狂，但我真的确信我和漂亮辣妹一定要见面的，尽管我并不清楚在哪儿，怎样遇到。
我让我妹妹乔安妮帮我找到一盘《一举成功》的CD，这样至少我能多了解一点维多利亚，从她的姓开始。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们来到伦敦和切尔西队比赛。比赛开始前，在更衣室里有人说：辣妹中有两个人到了斯坦福桥体育场。
是谁呢？是维多利亚吗？她们坐在哪儿？我强按捺着狂跳的心，也许，这就是我期待已久的机会。后来我知道来看比赛的人就是维多利亚与梅兰妮。当我走向球员休息室的时候，我祈祷她们就在那里。
我首先遇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然后就看到维多利亚和梅兰妮在一个角落里聊天。她们的经纪人走过来，他先自我介绍：“你好！大卫，我是西蒙·福勒，辣妹的经纪人。”接着他说：“我希望向你介绍维多利亚。”
我能感觉到一丝丝的汗珠开始沿着额头流下来。突然间休息室变得很热，因为维多利亚向我走过来了。我还没想好该说些什么，能够说出来的只是：“你好！我是大卫。”
维多利亚看起来很放松，我猜她和梅兰妮已经喝了一两杯酒。
比赛中我曾经有一个凌空进球，我希望这能给她留下印象，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比赛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正在看着我，而我猜想，她根本一点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曼彻斯特联队的，还是切尔西队的，甚至今天是否参加了比赛，她知道吗？后来，有人提醒她，几天前当辣妹们需要穿球队队服拍照的时候，她把我从足球画报的运动员相册里挑了出来。由于她对足球一无所知，她是惟一的一个没拿定主意该穿谁的球衣的人，看那些照片，是为了让她知道她假扮支持哪个球队。可是这个时候，那张照片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我是维多利亚。”
这就是全部过程。我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西蒙·福勒喋喋不休地谈论了一会儿比赛，我已经记不清他说的任何一个字了。
维多利亚回到梅兰妮身边，我也回到我父母站着的地方。我从房间的这一边望着另一边的维多利亚，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事实上我的眼睛根本就没法离开她。我看到维多利亚也在回头看着我。我应该尽力想办法得到她的电话号码，至少也应该跟她说点什么别的。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她就已经走了。就这样，我丧失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回到大客车上，我能够做的只是控制住自己，不要在懊恼中拿自己的头去撞前面的椅子背。
接下来一周的训练中，一旦我克服了自怨自艾的感觉，就对梦想中的女孩想有更多的发现。虽然我丧失了一个机会，但这次相遇使我更喜欢她了。我在《90分钟杂志》上看到辣妹穿足球服的照片，维多利亚穿着曼联队的队服，图片下的说明文字是：她喜欢大卫·贝克汉姆的英俊。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做出来的，也许这句话根本就是别人编的。不！编就编罢，反正编的是我。而等到下一次回到主场比赛时，维多利亚就到老特拉福德来了。
这一次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维多利亚与曼联队主席马丁·爱德华兹在赛前一起进餐，还喝了酒。她和梅兰妮曾到球场看了半场的比赛。比赛结束后她来到球员休息室，正在喝着另一杯香槟。
我走进去向爸爸妈妈打招呼。由于以前我们见过面一虽然是简短、紧张的，但这次与维多利亚打招呼就容易多了。
她穿着一条紧身裤，一件胸口开得很低的黄卡其布上衣，配L 绝妙的身材，看起来美极了。我只记得当时希望她不要以为我是个坏小子，因为我老盯着她的乳沟：她的胸骨上方有一个微小的黑点，像是一个雀斑，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盯着这个雀斑看。
我并不明确地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是的，你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这就是当时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可是你不可能对一个只同她说过三个字的人做出如此的宣告，尤其是当你的父母和队友都在你周围的时候。乔安妮也在场，她与维多利亚的谈话比我进行得顺利多了。至少我姐姐对我的感受有所察觉了。
像别的男人一样，我走向酒吧开始大喝起来。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出现在我身边。当时好像我们并不知道要说什么，该怎么开始呢？流行歌手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以足球为生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我感觉我们双方都需要与对方交谈，而且一旦我们开始，哪一个都不会愿意终止谈话。后来，我意识到了我在什么地方，我环顾四周，心想：其他人都上哪儿去了呢？
爸爸妈妈还在那儿。也许他们正在嘀咕：“天啊，不，咱们的儿子可别跟了一个辣妹。”另外的几个人在周围走来走去，似乎想等着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我记得维多利亚走向女洗手间，而我则处于一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重大时刻一现在就行动或者永远不要。
当她返回时，我局促不安地邀请她共进晚餐。我没有任何计划，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哪，只有一种直觉：我不想让她离开。维多利亚说她必须返回伦敦，因为辣妹组合星期一就要飞往美国。接着她问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马上就开始盘算了：什么？要我的号码，然后你就忘记了曾经要过？或者丢失了？或者你准备决不打给我？那可不行。
“不，维多利亚，我想要你的电话号码。”
她在手包里翻了一阵，找出一张那天早上她飞到曼彻斯特来的登机牌，写下她的手机号码，然后又划掉了，重新写上她在父母家中的电话号码。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张小卡片，它就像宝藏一样；我永远也不想失去。一到家，我马上把这个号码抄写在好几张纸上，放在不同的房间里，以防万一。
每次比赛完的晚上，我总是难以入睡，好像我的肾上腺素在五六个小时以后还在活跃。那个特别的晚上，与维多利亚相遇的事也让我感到兴奋。我应该还是睡着了，因为我记得我醒得很晚，大约11点，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她，但我不敢确定，于是我尽量客气地问：“请问是维多利亚吗？”
幸好我没有直奔主题，接电话的是她的妹妹，露易丝。
“不是。她在健身房，请问你是谁？我会告诉她打回给你的。”
每个人都有过十几岁时的青春期和十几岁时的爱情。我也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直到二十多岁还保持着对爱情的幻想。她真的出去了，在健身房吗？这不就是个不愿意见面的借口，难道不是吗？
让她姐姐接电话，说她不在。我并没有去健身房找她，而是躺下来用拳头狠敲地板，当时的感觉就是那样。我清楚我和维多利亚必须到一起，但也许她并不想，而现在也不会了。我只是坐在床上，盯着电话。半小时，一小时，感觉就像是过了一个星期。突然，电话铃响了。
“是大卫吗？我是维多利亚。”
我们接着昨晚在老特拉德福球场的话题聊起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在不断地谈着，试图鼓起勇气把我们心里想要说的说出来。
我曾在曼彻斯特约过她一次，这回，我终于还是委婉地说：“你待会儿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我在曼彻斯特，但我会马上开车过来，我们可以一起出去。”
5 个小时以后，我已经在钦福德洗车了。最最重要的是这辆车必须显示出它的最佳状态，我不知道维多利亚是否会对这辆新车产生印象，这是一辆带有可折叠车篷的宝马M3，但以前我还没有任何让它露脸的机会。我擦了车，用吸尘器吸了尘。当我驾车到我父母家时，我身上看起来比长途跋涉过后的车可糟多了。妈妈知道我在老特拉福德得到了维多利亚的号码，所以我想当我踏上门阶时，她就知道我来干什么了。她并不清楚辣妹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她了解我：我平时像她一样软弱，但一旦我在某件事情上下定决心，我就会像我父亲一样固执。因此，她不会试图阻止我。
“好吧。大卫，由你自己决定吧。”
她很清楚，她是无法改变我的想法的。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一件雪白的T恤衫，米色的夹克，下身穿一条范思哲的牛仔裤，这就好像为了出席从未有过的最重要的活动而穿着起来一样。
我给维多利亚打了电话，约在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名叫“城堡”的酒吧外的公共汽车站见面。这真是很时髦的安排。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各自同时去过那家酒吧，可惜当时无缘相识。
她停下了她的车，一辆紫色的MG车，我走过去，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我很紧张，我该怎么做呢？吻一下她的面颊，还是握手？
我的声音有一点颤抖，咕哝道：“好了？”
我准备好了自己的车，准备好了自己的行头，但却没有想好我们晚上去干什么。
“你要去哪儿呢？”维多利亚笑了。
“唔，你想去哪儿呢？”
我们驶上公路，其实我们两个对于去什么地方都没有想好，但都确信我们想一块去。我知道她的经纪人西蒙对于辣妹与男孩子的约会确实有些神经过敏。那些日子，辣妹圈子里的任何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就会被媒体弄得满城风雨。老实说，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跟她公司的任何人打交道，因此我们一边开车一边寻找一个足够隐蔽的私人空间。
想要找个偏僻地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当时有一个正在交往的男朋友，斯图亚特，他正在陪她父亲在法国滑雪。维多利亚从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如实地告诉了我。像我一样，她对待别人总是要保持完全的诚实。
我们只是才刚刚相遇而已，她不希望我们传出绯闻，也不希望为此给别人造成伤害。在这次约会期间，只遇到过一个最尴尬的时刻，也就是在我们一起开车兜风时，她的男友打了她的手机。我当时没有女友，但我告诉维多利亚我以前所有的重要女友。比如蒂安娜，即我刚搬到曼彻斯特时交往了3 年的女友，她是我在少年时离家后第一个重要的人物。还有海伦，我最近一段时间约会了18个月的女孩，但当人们开始注意到我这个来自伦敦并开始在曼联建功立业的年轻小伙子的时候，我们就分手了。
当我们驶过伦敦东北部的一个接着一个的小酒吧时，维多利亚告诉我关于斯图亚特和其他的一些事。当你遇到了你心目中那惟一的一人时，总会有许多着急要做的事情。那晚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有了主意：“我知道一家中国小餐馆。”在钦福德，我曾和父母一起去过这家餐馆。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它有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每当我在那儿吃饭时从没有别人来打扰。我给维多利亚指路。然后我们停了车，走进餐馆。
太好了，这儿没有其他的顾客。我们坐下来，然后我点餐：“给我们来两杯可乐，一杯是低热量可乐，好吗？”
开餐馆的女人盯着我们，也许她在想：噢，这是今天最后的大顾客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对她没有认出我来尚可以理解，但是维多利亚呢？这个老板娘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你们除非点餐，否则不能只要饮料。”
我说我们只想安静地喝点什么，但她丝毫也不接受。
“要知道，这是一家高档餐厅。”
我们被扫地出门。我提议说，如果只给我们饮料，我们可以付全餐的费用。但是我这样说的时候为时已晚。于是突然间，在晚上11点，我们俩又重新站在了大街上。这时轮到维多利亚有自己的好主意了：“我们可以去我的朋友家。”
幸好，那个朋友就是梅兰妮。我这是怎么了？我与一个辣妹出去约会，而现在我们转来转去却要去另一个辣妹的家。对于一个第一次约会的小伙子来说，还有比这更紧张的吗？
当我们到达时，梅兰妮穿着睡衣来开了门。当我走进屋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一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海报。
对此我可没有准备。
我坐下来，维多利亚和梅兰妮离开了10分钟，她们在厨房里闲聊。我觉得她们在那里闲聊的时候，剩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像个极其令人讨厌的人。等她们回来时，我再一次感觉到了伤害。这就像是在一个极其局促的茶会上，我想维多利亚也很紧张。
我们坐在沙发的两端，看起来就好像没有被适当地互相介绍认识一样。她们聊着，而我只是坐着听。我都不记得在此过程中我是否说过话。
一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又回到维多利亚的车上，继续我们的行程。我记得在一个地方开车路过她父母的家，也许这样我就会知道在那儿可以找到她。最后，在第二天凌晨，我们回到了“城堡”酒吧前。辣妹第二天就要去美国了，我们只好说再见。我回到车上，向她挥手告别。维多利亚答应我，一到纽约就给我打电话。严格地说，这不是一场最浪漫的第一次约会，但我感到好像这已经无法再好了，我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过就是见面。是一见钟情吗？不，事情的进展比一见钟情还要快。
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再一次为俱乐部赢得欧洲杯赛的冠军，也激发了老头子弗格森的野心。在1996—1997那个赛季，我们又一次在英格兰俱乐部联赛中获胜，这使我们与他的目标前所未有地接近了。对付这些欧洲强队，每次都像是要重新学踢球一样努力。
最近10年，曼联队好像一直在与少数几支球队较量，尤其是巴塞罗那队、尤文图斯队和拜仁慕尼黑队。这几乎是你必须在冠军联赛中要与之较量的球队，只有通过和他们比赛，才能看出你这支球队在欧洲足坛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1996年秋，我记得我们两次被尤文图斯队打败，主场和客场都是0 比1.无论我们控制了多少球，但我们就是找不出攻破对方的方法。虽然我们仍然是第一流的球队，但有时我们以为自己被淘汰了。直到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夜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以4 比0 击败一支葡萄牙的俱乐部队。我想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人们认为曼联队能够成为最终获胜的球队。在那一年，我们在半决赛中与多特蒙德队相遇，这使我们相信一个真正的机会来了。然而，他们把我们整得够呛。他们跟许多德国球队一样，非常有组织，也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后防固若金汤，我记得他们的左后卫乔格·海因里希是那两次比赛中我所遇到过的最难对付的人。他们以1 比0 击败我们以后，我们还幻想在主场还有机会，可是在老特拉福德，他们还是保持了那样的比分而进入了与尤文图斯队的决赛。
那个赛季，在与多特蒙德的比赛中，我是最具有杀伤力的入。
事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穿上了10号球衣，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出场了，并且用各种方式得分，就像我在瑞德维流浪者踢球时那样。比如在塞尔赫斯特公园与温布尔登队的那场比赛中，我冲锋陷阵，是中前场最活跃的一个人。又比如在第一次遇到维多利亚的那天，我在斯坦福桥体育场与切尔西队比赛时的那脚凌空射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当年PFA 最佳年轻球员的称号。当你在英格兰超级联赛中每个星期都能感受到来自对手那里的肯定，你就不由自主地会觉得你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作为一名曼联队球员，感觉真是太棒了。我们有这个国家最好的教练，毫无疑问我们也拥有最好的第二号人物。在布莱恩·基德离开老特拉福德、出任布莱克本的经理以后，老板说过一些对基德不恭敬的话，但我认为他们组成了一支伟大的队伍。我认为，基德是一个好教练，就像每个与他共事的人所感受到的那样，尤其是在曼联，他在乡下老头与球员之间做了很多工作。每个球员都能感觉到布莱恩是“我们中的一分子”。在训练或者比赛之后，没有人需要注意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基德会和其他人一起开怀大笑一场。
基德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严肃。我们在训练中真的非常刻苦，但只要基德在，你就不会意识到这些，因为他使每个环节都颇具特色。这样一来我们从不感到厌倦，而且新的程序总是让球员们感到新奇。斯科尔斯、尼基·巴特和内维尔甚至比我更早认识布莱恩，因为他们一直呆在曼联队。我想这也是他能够把俱乐部各等人员的关系处理得如此之好的原因。他在老特拉福德期间经常缓和人们与乡下老头的冲突，我知道，我不是惟一为此需要向他致谢的人。他从不与教练作对，或企图以任何方式削弱教练的职权，但我总是感觉他是为球员着想的，这使足球更衣室里充满了愉悦。
更衣室也的确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对于失去欧洲杯感到很失望，可是1997年5月，我们蝉联英格兰超级联赛杯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最终我们以7 分净胜球胜出，这可不仅仅是一两轮的胜利。利物浦、纽卡斯尔联队和阿森纳都曾在赛季不同的时期领先。我们因为其他球队的失误而提前几周夺得了冠军，这看起来有点奇怪。那个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在老特拉福德以3 比3 战平米德尔斯堡，如果有哪场比赛加利·内维尔进了球，你就不会忘记那场比赛。星期二，利物浦一这支惟一能阻止我们获得冠军的球队，将在塞尔赫斯特公园有一场电视直播的比赛，我和加利呆在本·托恩利的家中，准备观看这场比赛。我不喜欢关键时刻在电视上观看足球比赛，在这种得失攸关的时刻，我无法忍受那种紧张。我和加利终于走出去散步，错过了整个下半场的比赛。
等我们返回时，温布尔登赢了，这意味着我们成为了冠军。一般情况下，在一场你踢进了一球的比赛胜利告终的时候，你可以尽情地发泄一下，不管是在球场上还是回到休息室里。1997年的那个晚上，我们却坐在本·托恩利的房间里。我们打破了俱乐部的宵禁规定，这可是我惟一的一次。我们将在星期四与纽卡斯尔联队有一场比赛，所以我们本来应该呆在家里，早点上床睡觉。其实，我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嗜酒和喜欢泡吧的人，但那个晚上不同。我们赢得了英格兰俱乐部联赛！这不是应该呆在家里的时刻，于是我们三个跑出去，来到曼彻斯特城里多喝了一两杯。我相信老板会知道这件事一他知道每个队员的所有事情一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
其实这并没有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我们在两晚之后与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中战平了。
我想那个赛季真正的大赢家或许就是我的手机运营商了。我很快意识到：我已经为维多利亚感到疯狂了。我发现在我们分开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想着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和她在一起。我们相见之后，她马上就与其他辣妹飞到美国去了。我们整小时整小时的通话，账单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但这是我曾有过的最值得的投资了。
有几次我们在面对面的时候，我紧张得几平不能呼吸了。真奇怪，在电话里交谈就完全不同了。把我的一切生活一以及我的感受一告诉这个迷人的女人，听她谈论这些事，看起来就像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等她返回伦敦时，我们感觉彼此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开始寻找答案，我们对对方都意味着什么。我们频繁通话，手机公司还以为我们在谈一宗大交易呢，随它怎么去想吧。
花店老板也从我这儿得了不少好处。我给维多利亚预定的每一家宾馆送去鲜花，每个月的大部分日子里每天送一枝红玫瑰。我没法等到她回来。也许人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充满着迷人的晚会的：明星、奢侈、闪光灯。这是何等的误解！能够有时间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约会以开车游荡、被一个中国老板娘赶出来、坐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而告终。第二次约会也同样低调。我们安排在另一家叫“城市边界”的酒吧的停车场里见面，够时髦吧？路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我把车停在一个加油站，然后去买口香糖，正当我准备开车离开前院的时候，我看到维多利亚也来了。她下了车，做跟我同样的事情。她这是呼吸点新鲜空气，还是来点什么稳定住神经？都有可能。我把车开到“城市边界”，停好了车。
等维多利亚到达时，我下了车，走向她的MG，坐进她旁边的座位。我记得就是那么一辆小车，可它的驾驶座与副驾座之间却有那样大的间隔。我们哪儿也没有去，只是交谈。我们还接吻了，是第一次。在训练中，我的手受了伤，维多利亚把手伸到我这边放手套的小隔间里，拿出一种植物的小枝条，这是一种芦荟一类的植物。
“它将治好你的伤。”
她用小枝条在伤口上揉搓，然后递给我。我肯定是在电话里告诉过她关于我受伤的事，她就把它带来了。我记得，一两周以后，我在冰箱里看到了被装在袋子里搁在架子上的那种植物已经开始腐烂。无论如何，那时候这种植物所包含的魔力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城市边界”酒吧停车场的那个晚上，我最终感觉到，至少是憧憬了整整一年的梦想开始成真。
第二天我开始发疯了。我订了玫瑰和一个Prada 的提包送到维多利亚的父母家里。令人惊奇的是，我居然能够在流行一时的东西里发现喜欢和不喜欢的特色。我现在仍然会想要送那样的礼物，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如果你爱某人，你就想好好待他们，让他们吃惊，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不管那是不是意味着周末一起出游，或者是在早晨捧上一盘心形的水果。我知道维多利亚认为我那样很浪漫，也许有些人读到此处会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但我就是这样。我现在感觉很好，因为我看到布鲁克林对他的弟弟或在学校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他也很照顾别人，对人很温和，确保别人都很好。我想这是我从我母亲那里继承的一种性格特征，大概就是一个人会长成什么样都是来自于他所看到和学到的东西。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它们则是与生俱来的，你需要做的仅仅是把它们再传递给下一代。
我和维多利亚再见面的时候，决定由我来开车，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去哪里有了更好的主意。维多利亚的妈妈和她的弟弟克里斯汀把她捎到“城市边界”的停车场，那是我们最喜欢的偏僻的约会地点。当维多利亚走出她妈妈的宝马车时，克里斯汀侧过身对他妈妈悄悄说：“哦，至少他有一辆过得去的车。”
我从哪篇文章里读到过维多利亚喜欢Aston Martins 牌子的车，于是我设法从一个展览厅借到了一辆这个牌子的新款DB银色车，我告诉销售人员我正在考虑买一辆。当然，如果维多利亚觉得这辆车的确不错的话，我很乐意买下它。在我们经历了一两分钟“不知道你想去哪”的这类常规问题以后，我们决定沿着公路去南端，那是我小时候经常与父母、琳恩、乔安妮一起去的海边。在这个时候，谁会在乎海滩如何以及后面的大海又是如何？我们将全身心地投入，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可是，当我们沿着北部环海公路驾驶时，我突然意识到这辆疾驰的新车里连张地图都没有。更糟的是，我忘记了路。要知道，以前总是爸爸开车带我们去，而我只是坐在后面跟乔安妮忙东忙西，顾不上在意我们究竟是去哪里。
我不能告诉维多利亚甚至在离开伦敦以前我就迷路了，因此我一直往前开，后来我才发现这是通往剑桥大学的路。我们停下车，走进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吃比萨饼，毫不在意有人转过头来不自觉地多看我们几眼，对我来说，那里就像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样。最后我们开车回到伦敦，我把她送回她父母家。与前几次不一样，这次更像一次正常的约会：两个人一起吃顿饭，尽管吃饭的地点在我们计划要去的地方以北70英里。
下一次的约会也很称心：在切尔西的一家电影院后排座位上。
我们看的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Jerry Maguire 》，但我所关心的只是我挽着谁的手。那晚的重头戏是我们回到维多利亚父母家，第一次见到托尼和杰奎琳。我们走进去，我感到很不安。我记得我坐在一个靠背长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棕色皮质的东西，上面钉着一些小纽扣，我担心着一旦我为了舒服而动一下，会弄出什么样的动静。
维多利亚的妈妈走过来介绍她自己。当你第一次见到杰奎琳，你会感到她有一点厉害。或者，至少那晚我的感觉是那样的。也许和我的事情有关系，因为作为一个妈妈，她要对女儿的新男朋友做出结论。想像一下，这个母亲像是针对我，有一点尖锐，尽管这也许不是她的本意：“你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是吗？”
维多利亚的爸爸妈妈对足球不感兴趣，但因为他们居住的高夫橡树街也是许多足球运动员居住的地区，他们也跟一些老足球运动员有交往，因此杰奎琳开了头以后，轮到托尼说话了：“你为哪个队踢球？”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女儿与一个足球运动员约会。也许开始我被别人的名声连累了，至少我们见面前是这样，但他们可以自己做出判断。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认为足球运动员都是大声说话而且趾高气扬的，但我只是坐在沙发上，紧张得一句话也不敢多说。至少他们没有把我赶出去。过了一会儿，他们道了“晚安”就上楼去了。我相信每个爸爸妈妈都会感觉没有哪个男孩会配得上他们的小女儿。因为这个原因，以及我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身份，所以托尼和杰奎琳一开始对我持谨慎态度。但他们了解维多利亚，这就意味着他们愿意来了解我。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当你和一个女人结婚，就意味着你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虽然第一次见面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冷冰冰的，但从那以后托尼和杰奎琳就很欢迎我了。
我想我和维多利亚都很高兴能够找到对方，也并不介意把这件事讲给完全陌生的人听。坠入爱河的人经常如此，你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来分享你的快乐。但我们的关系却是一个大秘密，西蒙·福勒希望如此。我想维多利亚能够理解其中原因，至少开始时是如此。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老实说，躲躲闪闪、偷偷摸摸、说话绕圈子，以及避开人们视线的种种做法，有时确实令人为难，但在这种放不开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兴奋。有一个晚上，维多利亚在曼彻斯特举行辣妹演唱会，曼联队也在当晚举行一个舞会庆祝获得英格兰超级联赛冠军。头一天晚上，维多利亚来到我在沃斯勒的住宅与我在一起。我们是这样安排的，在俱乐部的节目结束后，我就尽快赶到她住的宾馆。因为其他辣妹成员都在，维多利亚不能在演唱会结束后就消失了，一个人跑到北曼彻斯特来。
我在凌晨1 点左右才离开舞会，已经有点晚了。维多利亚在米兰德宾馆，我坐了一辆出租车穿过城镇，在路上我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告诉她我快到了。我穿了一件雨衣，看起来就像一个侦探片里的人物。我偷偷溜进宾馆，走到通往维多利亚房间的后面的楼梯。
维多利亚半醒着开了门，我把她弄清醒，拖着她谈了半夜。凌晨有一个时刻，有人来敲门，我冲进浴室躲起来。是啊，我在许多电影中看到过类似的镜头。我按照来时的路线又偷偷溜出宾馆，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沃斯勒。直到出租车上了路，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上只有一个装满零钱的钱包，我只好盯着计价表看，当离我家还有200 码的时候，我不得不下车，因为我的钱已经不够了。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一个人有如此感受。当我遇到维多利亚时，我知道我想和她结婚，和她生小孩，与她白头偕老。这些想法，在第一次约会时，坐在她的MG车里，沿着M25 公路行驶时，我几乎就要对她说了。我是那么快地就确定了这件事。在我们第一次遇见以后，我和维多利亚大部分时间都是分开的。她总在各地演出，我与曼联队正处在一个令人振奋的赛季当中。在我们常常一打就是4 个小时的电话中，我们习惯对方、发现对方，并学会信任对方。我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说话的人，至少在我彻底了解某人之前不是。也许那些早期的日子里两个人在地球两端也不是件坏事。
当我们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感觉到彼此更亲密了。虽然我有一点害羞，和别人在一起有时会感到不安，但每当我告诉维多利亚我的感受时，我总是止不住要说些什么。我记得有一晚在她父母家，我们肩并肩躺着，进行了一场最简单，也是两个人之间所能够进行的最美丽的谈话。
“我想我爱上你了，维多利亚。”
“我想我也爱上你了。”
保守这个秘密并不是我的选择，但我尊重维多利亚身不由己的处境。我走进了辣妹的世界，因此我了解对于辣妹和她的管理队伍来说，把一切事情都控制好是多么重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我和维多利亚之间的事。我父母知道事情正在发展中，但在曼联队，我可不会像一个毛头愣小子那样，在更衣室大声嚷嚷我与一个流行明星出去约会了。那不是我。我记得有一次，我与维多利亚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周一早晨训练前，本·托利问为什么我看起来很兴奋。
“我遇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谁？”
“噢，只是一个住在伦敦的可爱女孩。”
于是，谣言四起。我想这肯定是要发生的。谣言从此就一直伴随我们。我和维多利亚的关系公开没有多久，维多利亚就接到不少电话说，报纸上有我和另一个女孩在我车里接吻的照片。诸如此类的故事一当然完全不是真的一现在还在四处流传。当然，要证明这些事不是真的，比证明它们是真的要难得多。因此，几乎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谣言感到习惯了，根本不去关心它们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那时我和维多利亚相互信任，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如果你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无论如何你都会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是真的，哪些事是假的。
流言蜚语包围了我们，甚至发展到在沃斯勒我的家门外，每天都驻扎着好几个摄影师，就是为了等着拍到维多利亚从我家里走出来的照片。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可维多利亚经历过。我想实际上是她做出的这个决定。她打电话说她要来看我，她很高兴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了。我们知道我们互相之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因此由我们来决定什么时候、在哪里公开我们在一起的消息会更好。人们把我们想像成耀眼的娱乐界的浪漫故事。其实哪有这么浪漫，我只记得：报纸上登出的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张照片，是偷拍的我们一起走向街角的报刊零售亭时的情景。
这件事情正式公开了以后，我都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多的麻烦：我们走到哪里闪光灯就跟到哪里，报纸上每天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们的报道，每个人都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谈论和评价。我想之所以如此引入注目都是因为维多利亚。毕竟，那个时候，辣妹总是制造头条新闻的人。如果我说出我的真实感受，所有关注维多利亚的方方面面会更兴奋。我每天都提醒自己，她和她所做的——切是多么的出色。我爱她的整个的人：她的相貌、她的性格、她的能力，还有那双秀腿。我的确被她的天赋和公众对她的认可感到兴奋不已。我知道，我并不是惟一把她看做明星的人。
我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想维多利亚也是如此。
不久，我们开始讨论汀婚的事。我问她喜欢什么样的戒指。维多利亚是——个很有品位的女人，她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她直截了当地说喜欢一种形状特别的钻石，它的一端比另一端窄而且长，就像船帆的形状。她与辣妹组合的工作极其繁忙，因此我们——开始也没有把任何事情确定下来。但在我们开始约会6 个月以后，我安排了出去度周末，我们在位于切郡的一家老式宾馆里见面，这家宾馆就位于曼彻斯特沿M6公路下行的方向。我们在曼联队一个主场比赛结束后的晚上，早早地在宾馆作了登记，住了进去。
无论如何，我认为时机已经到了。—周以后，维多利亚和辣妹们将继续巡回演出，她们下—次回到英格兰呆上几天要等到一年以后了。我们要了一个可以俯瞰到湖泊和岸边原野的房间。已经进入8 月份了，我们在房间里吃的晚餐，当时正值夕阳西下。我们都穿着毛巾浴衣，这看起来并不像是为这种戏剧性场面准备的服装。我们吃过饭以后，维多利亚坐在床上，我在她面前单膝跪下，请求她嫁给我。我一直很想结婚、生孩子，现在我找到了想与之共度余生的女人。我很幸运，那个晚上维多利亚答应了。虽说我觉得她能够答应我，但是当她说出“愿意”那个字时，我的激动之情真是难以形容，就像有一股电流穿过我的脊背。
我确实认为这些事情都应该以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向维多利亚求婚只是其中较为轻松的一小部分。维多利亚也是这么认为的，真正的困难是求得维多利亚的爸爸的许可。在2002年世界杯对阿根廷的比赛中，在我进行罚球之前，我是紧张的；鼓起勇气面对托尼，向他问这个大问题，要比这紧张得多。可这又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只是我根本不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怎样去问。在他们位于高夫橡树街的家里，没人肯帮我一点点。我问杰奎琳能否请托尼来和我谈一下，她却不买账：“不，大卫，你应该自己去做这件事。”
我最终还是在克里斯汀一我未来的小舅子家里堵住了我未来的岳父。我问托尼能否进行——次简短的私人谈话，于是我们慢慢地爬上楼梯，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奔赴刑场一般。我走进克里斯汀老式的卧室，我不小心绊到了床腿，碰了我的脚趾。幸好托尼走在我后面，他没有看到。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几乎不能正常呼吸，已经顾不上要说什么，脚趾的疼痛又雪上加霜：“托尼，我请求你让维多利亚嫁给我，可以吗？”
这可不是一个未来女婿的最好的演讲。他的回答简单得就好像我只是在问，喝茶可不可以配鸡蛋和薯片：“可以，没问题。”
我猜想我们两个人为这件事都等待了很久。我知道托尼和杰奎琳有多么爱维多利亚，因此我明白托尼对我们订婚的态度表现得如此轻松，说明他们已经确定我不属于那些原来印象中的足球坏小子那类人。事实上，他们已经让我感觉到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了：这可是我们下一步的大事啊。我不提这个大问题，或许会让我的心脏免受一次冲击，但是请求托尼的许可一就像向维多利亚单膝下跪一样一绝对不是仅仅在做秀。我此生只会做一次这样的事情，这意味着它对于我来说极其重要：我要确定我对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正确的。
因为那几个月正是我和维多利亚热恋并向她求婚的日子，所以对于曼联在1997—1998赛季发生的事情，我记住的不多。事实是，我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忘掉那个5 月，以及没有能够获得任何可以向人展示的胜利者的奖章的事实。90年代长大的那一代人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赢得了青年杯和后备联赛，然后，我们上升成为曼联的第一球队。我们只是在自己作为孩子停止的地方继续下去而已。这个赛季最终成为一个令人痛苦的赛季，·知道了失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突然之间，阿森纳队正在做着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成了双冠王。这并非是对阿森纳队的不尊重，但说实话，失望从来没有削弱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他们赢他们的，然而在曼联，我们觉得我们只是因为没有赢得我们该赢的比赛才输掉了超级联赛杯。
我们都深深地想念罗伊·基恩，他在10月份拉断了韧带，从而在整个赛季都无法参赛。没有任何一个球队在失去了最好的球员之后还会同以前一样。当罗伊不在曼联球队中时，失去了一种比他作为一个球员的能力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曾经具有的而今天仍然存在的巨大的影响力，而其他的球员不得不在失去他的情况下继续踢球。对于领导和驱动力量而言，绝对没有人能够和他比肩：当然，他是一个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但他能够唤醒他周围球员身上最好的那一部分。在比赛中间，无论他在运动场上遇到了谁，他的热情和决心总是能够带动那个队员，以及整个球队。别人可以进来，替代他的位置，但没有人能够替代曼联从他身上获得的力量。我们在赛季中间没有谈论这个问题，球迷们谈到了，报纸谈到了，我们只是继续踢球。或许只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才发现我们是多么想念基恩。
然而我还是幸运的。尼基·巴特、保罗·斯特尔斯和内维尔也是幸运的。我们都在探究忘记曼联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获得了一次成为一支英格兰队成员的机会。而且是个成功的英格兰球队。
1998年5 月，到了这个赛季结束的日子，我们为输给了阿森纳队感到痛心。然而，没有时间坐下来为自己悲伤，几乎在踢完最后一场联赛比赛之后，我就扛起行李准备奔赴西班牙的拉曼哥，与其他的曼联小伙子们以及由27人组成的英格兰队汇合，开始为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夏季比赛做准备了。在一个漫长的英国赛季之后，我可能感到有稍许的疲倦，或许我们大家都是如此，但这并不重要。
我将第一次体验世界杯。1998年法兰西的世界杯意味着新的梦想，以及新的希望一好像即将做一个丈夫还不够我每天忙的似的。我焦急地盼望着这项比赛尽快拉开战幕，这将是一个新的篇章。
　　　　　　　　　　　　　第六章 别为我哭泣
“噢，你不就是那个足球运动员吗？”
在英格兰，许多狂热的球迷更愿意看到他们钟爱的俱乐部赢得联赛冠军，而不是英格兰国家队夺得了世界杯。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一年365 天都追随着你的俱乐部，思考和谈论俱乐部的时间远远多于国家队。只有英格兰队在重大赛事中亮相时，每个人才会全身心地投入，然而你追随俱乐部队的热情却亘久不变。也许我小的时候就有点像那些球迷。尽管我也想过代表国家队出征，但是我最大的愿望还是能成为曼联队的球员。踏入老特拉福德之前，代表英格兰队出征对我而言事实上并无太大关系，甚至并没有真正成为我的一个远大抱负。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看一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们所组成的球队比赛。场上踢球的孩子都和我差不多大，或者稍微大一点，但我想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支完全由英格兰的孩子们组成的球队比赛。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代表所在的街区和郡参加球赛了。但也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机会。在我从曼联起步之前，我的确收到了来自英足总足球学校的试训邀请，这所学校那时位于萨罗普郡的莱里肖。我对一切了解得很透彻，即使他们提供给我一个机会，我也不会去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为自2 的决定动摇过：萨罗普的教练认为我的身体与16岁年龄相比太瘦小了。我知道我现在国家队的队友像迈克尔·欧文和索尔·坎贝尔，都去过那里并且相当成功。但那里并不属于我。我只想在一个地方学踢球：老特拉福德。对我而言，谁能比诺比·斯蒂莱尔斯、埃利克·哈里森和阿莱克斯·弗格森更适合当我的教练呢？
对任何球员来说，代表国家队出战都是一种荣誉。但你自己却不能决定这件事。你所能做的就是集中精力代表俱乐部比赛，期望能被伯乐相中。对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有足够多的时机尝试在曼联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一个双冠王的赛季，把我们都推到了聚光灯前，人们甚至连我们将来进英格兰队都已经考虑到了。
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我感觉比我想像中的要快，我也比自己想像中的更加激动。整个晚上，我好像从一名在俱乐部中有希望的球员变成英格兰队的常客，努力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国家队成为主力。
特里·维纳布尔斯在1996年欧洲锦标赛后就立即卸任，不再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了。而他的继任者，格伦·霍德尔，我在1995—1996赛季后参加土伦杯的时候，就已经和他见过面了。那时，我们知道格伦将成为英格兰队的新任主帅，所以当他亲临法国的现场观看了几场比赛，并且向我们自我介绍时，我感到十分激动。当他还是一名球员时，格伦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喜欢他不仅因为他精湛的技术一他总能表演出好莱坞式的传球一而且因为他对比赛的态度。有一次，在土伦杯的一场比赛后，我甚至请他在我的英格兰队队服上签名。我不清楚是否土伦杯是他第一次看我比赛，反正那晚他观看的那场比赛我踢得不错。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但当新赛季来临的时候，我有可能入选国家队的这一念头第一次在我脑海中出现了。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而被突然召入国家队的球员并不多。新面孔的出现很少会让人大跌眼镜。我是幸运的：我是在为一支成功的曼联队效力，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的那记进球让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我。
很明显，一位英格兰国家队的主教练就更会注意到。但是我的新赛季良好的开端意味着媒体会有很多对我的推测和谈论，我已经跃跃欲试成为未来的英格兰队队员。9 月有一场客场对摩尔多瓦的世界杯外围赛。我原来想和加利·内维尔谈谈进国家队的事，但考虑到一些其他因素我没有谈起，因为他已经入选过国家队，但我还没有。关于入选国家队，许多球员都有一个诸如突如其来的电话的故事，或者是俱乐部教练把他们从训练场叫到一边，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我是坐在父母家的沙发上得知我入选国家队的消息的。当时我和母亲正在看图文电视，当我在格林·霍德尔挑选的他上任以来第一场比赛的球员名单上，看到了“贝克汉姆”的名字时，我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自己都对自己如此的激动而惊奇。我和母亲拥抱在了一起，开怀大笑。然后我打电话告诉了还在工作的父亲。我想，那是他第一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为我自豪。我也为自己能有机会上场而自豪。
每当我的事业中出现一个新挑战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一下子觉得我又像是一个还在上学的小男孩了。我第一次准备加入英格兰队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就要和那些前辈和大牌球星们，如保罗·加斯科因、大卫·西曼和阿兰·希勒等人并肩战斗了。
我那时才刚刚20岁，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越发年轻了，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了一个和偶像见面的机会一样。那些球星们都是我在小时候从电视上才看得到的，但是猛然间，我得准备好在世界杯外围赛之前和他们一起训练了。
在曼联，阿莱克斯·弗格森的地位是崇高的。他非常真诚地为我感到高兴，告诉我一如既往地去努力，享受比赛的快乐。
“如果你有机会上场的话，好好表现，就像你在曼联队为我们踢的那样。”
我听取了他的教导。在比山姆阿比我见到了其他队友。格伦在英格兰队给我上的第一堂训练课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我过人，精确地传球，甚至有几脚射门洞穿了大卫·西曼的十指关。那是你只有在梦中才能享受到的一堂训练课。它太完美了！美得让人发疯。
我不知道同第一次训练我留给格伦·霍德尔的印象有多大关系，但他执教英格兰队的第一场比赛，也是我首次入选国家队的比赛，他就让我首发。当然，在场上有我很熟悉的人在我身边，如加利·内维尔、加利·帕里斯特和保罗·因斯等，这确实帮了我不少忙。我们开局很好：加利和我都与第一粒进球有关，它是由尼基·巴姆比攻入的。几分钟后，保罗·加斯科因打人第二粒进球，于是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不会输了。在下半场，阿兰·希勒打进了第三粒球。随着第一场比赛的进行，结果没有什么悬念了，而我感到我迅速融入了球队。我帮助队长攻入了第三粒球。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过长年希望参加国际比赛的经历，我并不紧张，只是自然地进行着比赛，就像弗格森教我的一样。1996年9 月1 日，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一个叫奇久诺夫的城市，在一块高低不平的场地上，在1 万名观众面前，我作为一名国家队球员亮相。
格伦·霍德尔一定也很满意。我参加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外围赛的所有比赛。13个月后，我们发现自己只需要在罗马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取得一场平局，就可以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而在温布利我们以。比1 不敌对手后，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只能依靠两回合的淘汰赛晋级了。在客场比赛前，大多数球迷仍然认为英格兰队会去踢淘汰赛。意大利队在奥林匹克球场的前15场比赛取得了全胜，而我们的队长阿兰·希勒由于受伤不得不放弃比赛，由伊恩·莱特顶替他上场。甚至那些到现场看球、希望我们能出线的英格兰球迷都感到惊喜：没人料到我们会踢得那么好。对英格兰队来说，那真是美妙的一夜。
体育场内共有8 万多球迷，赛前不断地有麻烦发生，但是当我们出现的时候，气氛出奇地好。我们是一支全由年轻球员组成的球队，但我们却踢得十分专业。我认为我们是以意大利队的打法击败了他们：我们场上纪律严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我们整场比赛传球、控球都完成得十分出色。每个人都踢得很好，尤其在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加斯科因就为全队定下了基调。每次拿球的时候，他都迅速观察一下场上的形势，他一直保持沉着，并不急于进攻。他转身接球，从对手裆下传球，好像是在向他们发出挑战：我们的球踢得和你们一样棒。这正是我们其他人所需要的。
不管意大利人的飞铲有多凶猛，我们一直保持着头脑冷静，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胜利。在下半场后半段，他们的迪·里维奥被罚下场。在现场和家中通过电视观看比赛的球迷一定以为我们已经胜利了。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比赛结束的那段时间，我开始紧张了。伊恩·莱特熟练地突破，晃过门将，但是他的射门却击中了立柱。这会不会成为我们又一次与胜利擦肩而过的夜晚？他们会不会一下子攻到另—头然后得分呢？
最后一分钟，意大利队前场突破，克里斯汀·维埃里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将球顶高了。几秒钟后，终场哨声响起。长凳上的每个人都一跃而起，奔入场内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格伦和二号人物约翰·乔曼跳个不停：为了这场比赛他们准备得十分充分。保罗·因斯看上去就像个英雄，他的头在比赛时遭肘击因而缠上了绷带。莱特高兴得手舞足蹈，拥抱他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看台上的球迷也跳起了舞，唱着《胜利大逃亡》里的歌。我环颐四周，想要把这一场面都记在脑海里。我仅仅成为英格兰队的队员才一年多，而现在我们高兴地发疯了，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第二年法兰西世界杯的大道。我为成为其中的一员而自豪。
对保罗·加斯科因来说，那也一定是美妙的一夜。他和英格兰队的队友们一起回到拉齐奥的训练营，也参加了庆祝活动。在主场时人们还怀疑他是否已经过了巅峰期，然而在这里他的表现实在让你无法忘怀。加扎那晚的表演一他的技术，他的沉着和激情一我仍然觉得这是我们在法国世界杯上所缺少的。我知道格伦·霍德尔不把保罗召入队中自有他的道理，但我认为如果有加扎我们会踢得更好。即使是他只在板凳上坐20分钟，保罗也能带给球队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他可以凭一人之力改变比赛的结果。我也知道我们都希望他成为队里的一员。
更糟的是保罗和其他一些人被告知，他们没有入选最终的22人名单的方式。它就像一个肉市场：“你中了，你出局。”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时我们在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一共27人，在主教练决定最终的大名单之前一起训练。每个人都很紧张，在想谁去不了法兰西。可能会是我的俱乐部里的队员，我的队友，可能就是我。
一天下午的训练以后，我们在酒店里按约定和主教练见面：5 分钟的时间，进居间找格伦，弄清楚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几乎从一开始，时间表就根本不管用。我记得在1 点钟时，我和其他5 位小伙子一起，坐在长廊的地板上等待。这种对待球员的方式真是荒谬。
终于轮到我了，会谈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回头来看，只要世界杯还没有开赛，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未知数，许多事并不会真的发生。我走进房间，格伦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卫，你恐怕不在名单之上。”
就这么多话，至少我没有耽误下一个球员同格伦的会谈。我才23岁，但其他人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从早到晚，谣言四起，这并不奇怪，因为每个入都想知道他们的命运究竟会怎样。训练营里一定也有一个透露风声的地方，故事在报纸上连篇累牍，这只有可能是从英格兰队内泄漏出去的。人们说一定会有大事情要发生，某个大牌球星可能会落选，并且暗示可能是加扎。但是没有人肯定，媒体和球员都不知道。
一天早上，我们在泳池边躺着，我坐在加扎旁边。突然他转过身来：“你知道吗，大卫？我爱你。你是一名了不起的年轻球员，不错的小伙子。我喜欢和你一起踢球。”
我看着他。是我，在听他说话，他可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的加扎。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世界杯，大卫。我想和你一起在世界杯赛场上踢球。”
他说了不止一次那些话。他一定已经听到了他可能落选的传言。后来我们才知道，主教练告诉加扎他没能入选最终的x 人名单后，保罗·加斯科因快疯了。加利·内维尔住在加扎隔壁的房间，听到了咆哮和家具损坏飞散的声音。我必须承认消息来的时候，我更加担心我的曼联队友们了。
事实上，由于我和内维尔兄弟、保罗·斯科尔斯以及尼基·巴特太亲密了，所以当菲利普和巴特落选时，我的心情更糟了。几天前，一名教练还向菲利普眨眼示意，好像告诉他，他会入选的。这让他更加难以接受落选的事实。我得知情况后马上就去找他们。回家的飞机1 个小时后就要起飞了，他们站在房间里，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我紧紧地拥抱了菲利普·内维尔。我们5 个一起长大，而现在有2 个人要打道回府了。加利的心也一定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他要和自己的哥哥说再见。当然现在想想，菲利普和巴特以后还有许多机会踢国际比赛，而保罗·加斯科因却错过了他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踢球的机会。
我不是惟一一个为那些不得不离开的球员伤心，并为得知这一消息的方式而沮丧的人。第二天早上的训练课是我记忆当中最糟糕的训练课之一。气氛有些怪异。我们只想尽快适应它。我意识到世界杯就在眼前了，但我感到需要放松，同时再观察一下球队。对格伦来说，紧张的情绪也丝毫没有得到缓解。即使我们有一个晚上自由活动，我们也只是到酒店的楼下，呆在一个有酒吧的房间里，还得把门关上，把窗帘拉上，这样就没有人能接近我们了。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换换环境气氛：也许仅仅是在招待会上坐一两个小时，为孩子们签名或者和英格兰的球迷们聊聊天。每个人的情绪都很低，但却没人说起这个情况。几名球员离开了球队，格伦只是希望我们从感情上忘掉这些，并且表现出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种感觉很奇怪，随着训练的进行，好像大多数球员的思想都放在训练以外的事情上去了。
在我进英格兰国家队的头几个月，格伦·霍德尔一直对我很好。
和他在一起我感觉如沐春风一我想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一我也很自豪，由他作为主教练带领我们跻身决赛圈。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呢？我永远都不会明白。在一场友谊赛之后，我第一次认识到事情也许不会如想像中的那么美好。这场比赛被安排在拉波莱我们的训练营里进行，对手是当地拼凑起来的一支队伍。比赛相当沉闷。我们输了，而且我第一次承认我踢得不好。没有人踢得好。大家什么话都没说，但我感到主教练对我有点冷淡了。有时候你会从教练那里得到这种感受的：他背对着你，让你感到不自然，你好像受到了冷遇。这是那场比赛后我所感受到的，但我一刻也没有想过我可能会在第一场比赛上不了场，毕竟我参加了通往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我想错了。完全错了。我们在马赛首场比赛对阵突尼斯队的前几天，主教练让我们在训练场外坐成一圈，交待关于首发阵容的事。他一开始就说他希望那些没被选上的球员仍然要出席记者招待会，表现出全队还没有宣布出场阵容的样子，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从一方面来说，格伦的做法也不奇怪，他喜欢玩这种猜谜游戏。在罗马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之前，我也受过冷遇。他告诉媒体我状态不佳，甚至还让我提前10分钟结束训练，暗示我的状态比表现出来的还要糟。我不想错过任何训练，但他坚持这样做。他认为，如果意大利方面不知道我们谁将上场，我们就会占到一点优势。尽管是在拉波莱，离世界杯开幕仅有两天，情况却不同了。因为我意识到，这次格伦玩的可不是仅仅与媒体和突尼斯队的猜谜游戏。他这是在考验一名年轻球员，这对我而言，肯定比他预计的要困难得多。
他宣读了对突尼斯队的上场阵容：只是从一张纸上读球员的名字。我想我应该在内心深处早就预料到了，这件事会发生的，几天来事情就显得很不妙。尽管如此，当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11人的名单里时，我感到好像有重重的一拳打在我的腹部，我想我难受极了。甚至有一瞬间，我希望自己只是没有听到格伦说“贝克汉姆”。
我朝加利·内维尔望了一眼，他正回头看我。他也感到很吃惊吗？
或者只是看看我的反应怎样？这件事当然对我的自尊心是一个打击。总有些考验，你需要足够成熟才能经受得住。真正让我不解的是主教练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我一直努力用职业的态度对待训练。我像钟爱踢球一样钟爱这种态度。但那天早上，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我的情绪太低沉了。
我十分生气，没法强迫自己好好训练。格伦一定是看到了我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去做。我想我早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训练课一结束，他宣布谁将参加那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当然有我。这种感觉太坏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好地隐藏自己的心情。如果我不高兴，人们立即会知道的。我参加了那次招待会，没有额外多说一句话，但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其他一些球员接下来马上接到了记者的电话，请他们为报社写点世界杯日记“大卫怎么了？”他们问，“难道他已经被排除出了球队？”
许多主教练喜欢和媒体以及对手玩心理战。在这里，我觉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在和他的一名球员玩心理战，这是最让我感到沮丧的。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从那次记者招待会以后，我再也享受不到1998年世界杯的乐趣了。我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我甚至没法决定应该向谁倾诉，寻求建议和支持。我首先打电话给维多利亚。她很震惊，我本能上感到，她原本打算叫我离开，直接到美国去，辣妹组合正在那里巡回演出。她没有说出口，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我感到十分沮丧，差点就被怂恿离开。然后我和父亲通了电话。他也不能相信这件事，同时告诫我不要有过激行为。他告诉我他完全可以理解我沮丧的心情。
我想我必须和格伦谈谈。我仍然记得我站在酒店的前台，对我周围的人来说很显眼。然后我看到主教练走了出来，要去打高尔夫。
“我得和你谈谈。你为什么没有选我？我需要知道原因。”
格伦看着我说：“我想你没有全身心地投入。”
我想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
“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你怎么会认为我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世界上最大的足球赛事呢？我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我怎么会呢？”
我很快发现隐藏在这件事背后的原因。上个星期，我们有一天的放松时间，打打高尔夫球，见见家人，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大多数小伙子根据习惯行动，我却不大喜欢高尔夫，无论如何，只要有机会我就想和家人在一起。那天，维多利亚乘飞机到了法国，我们俩在住所附近游泳，晒日光浴，缠绵。格伦不大喜欢我的做法。
其他球员都在打高尔夫，我却没有。因此那说明我并没有全神贯注在英格兰队身上，他这么认为。他们在打高尔夫球，但贝克汉姆却和他女朋友在一起：这可不是好的团队精神。
这对我来说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因此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
如果他希望我们大家在一起，并且认为那很重要，那为什么要给我们选择的机会呢？也许这又是考验球员的一个机会，尤其是考验我的机会。但他既然认为训练营的精神状态很重要，为什么又要和队里一名才23岁的球员玩心理战呢？
当我站在酒店前台的时候，我感到机会来了，不能让它错过。
“你不知道吗？我完全不能同意你的观点。我的事业时间还不长，但好像我都是朝着世界杯努力的。你怎么会认为我到这里来，脑子里却想着其他什么事？这是世界杯。那才是我的想法。我想你会做你想做的事。”
格伦的确做了。他以前打算不给我报名，现在他又急匆匆地要去打高尔夫。很明显，他对我说的任何话都没有兴趣。他不关心，他不需要关心。那真是冷冰冰的一刻。
“嗯，我只是认为你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就这么简单。”
我们赶往马赛准备踢首场比赛，我真不想去那里。当然，我脑子里也有点想去，去看英格兰队精彩的表演，我也不想让入听起来觉得我很自私。尽管我不能假装对于我被排除在球队之外，并非完全失望。但在家里我还保留着一幅照片，在对突尼斯队的比赛时我站在替补席旁，脸上的表情好像说明，我快吐出来了。我是如此地失望，也很不安：我感到某种意义上我已经失败了，形势也让我很惭愧。世界杯是任何球员能参加的最大型比赛，我却宁愿自己不在那里。
不在首发阵营已经很糟糕了，真正使我绝望的是我落选的原因。我是因为想和维多利亚共度那天的时光，才错过于这场比赛？
这和格伦或者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即使那些可能会批评我远离足球的生活方式的人们也可以看到，一旦我上场踢球就没有什么事能使我分心。主教练又怎么能这么完完全全地错怪我呢？
我们的下一场比赛是对罗马尼亚队。因为我们已经击败了突尼斯，所以他挑选我上场真是令我吃惊。我和加利、父亲还有阿莱克斯·弗格森谈过发生的事，他们都很支持我，都认为我受到了冷遇。
我也从英格兰球迷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他们想看到年轻球员有上场机会，如我和迈克尔·欧文。
在对罗马尼亚队的比赛前，当我们俩在场边热身时，我听到英格兰球迷呼喊我的名字，那真是大大激励了我。保罗·加斯科因开赛半个小时后受伤了，我替补他上场，踢得很好。迈克尔也是一他得分了，尽管我们在将近结束时丢了一球，最终以1 比2 败北。
我很高兴我能踢世界杯了。第二场比赛当我出场时，球迷们的欢呼让我感到自豪。但是1 钟8 年世界杯上任何事都不会明确。当我刚刚感到事情将会朝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时，我又一次受到了鼓舞。格伦·霍德尔告诉媒体，他打算让迈克尔·欧文和我首发，踢第三场对哥伦比亚的比赛。他希望到时我们能够晋级。这就好像告诉你，主教练想让他首选的球员休息了，你要踢完余下的比赛。得知我会上场真是太棒了。格伦的解释是，为什么不留下一点更深刻的体会呢？
在我们位于拉波莱的基地里，有一块还不是特别旧的训练场地。那是一个你可以独自带着球去训练的地方。在与哥伦比亚队比赛的前一天，我买了一些电池，带上一个大的便携式立体声录放机，借了两大袋球去了训练场。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所以我只穿了短裤和汗衫。我打开录放机，放起了美国著名的说唱歌手图巴克的音乐。我把音量调到最大，然后独自度过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练习任意球：把球放稳，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踢入死角。
比赛那天恰是我母亲的生日，在去体育场之前，我们通了电话：“为我进一个球。”
对哥佗比亚队的任意球是我第一次为英格兰队进球。我想我应该记得那个进球的一切：那个犯规，那个人墙，那个角度。但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那个时刻的意义已经超过丁进球本身。我一踢出就知道有可能进球，然后我跑向角旗庆祝进球。格雷米·勒·索克斯想拦腰抱住我，索尔·坎贝尔眺到了我的背上。我12岁时就认识索尔了，因为我们一起在托特纳姆训练。就在那时，他和其他人一样，知道这个进球对我有多重要。尽管球已经进了，我还是无法就让它这样简单地过去。我甚至想冲向在教练席的格伦·霍德尔。
看到了吗？你想怎么评价我了呢？
可惜我没有那么做，因为跑向替补席的途中我可能记起了赛前我的承诺：如果我进球的话，我就去拥抱特里·拜恩和史蒂夫·斯拉特里，英格兰队的两名按摩师。特里和斯拉特里曾经和我谈过一也听我倾诉过一无论我是在高峰还是在低谷。他们是我特别好的伙伴。好的伙伴，想什么说什么，不仅仅说那些他们认为我想听的话，而且只要我在说，他们就耐心地听。那些年里，特里真是我的一个特别亲密的朋友。赛后，我和每一个人都通了电话。我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我们赢了球，并且进入了下一阶段。我感到通过这个任意球，我已经向主教练证明了他想看到的东西。
但我会在第二阶段对阿根廷队的比赛中上场吗？我仍然很不清楚主教练对我是何种态度。在我们前往圣埃蒂安之前，我们又经历了尴尬的一幕。有时候，格伦希望我们在下午时只穿长袖运动服和软运动鞋，散散步放松一下。这次，我们却去了训练场，他突然说他想演练一个新的任意球套路，一个人把球挑起，由我凌空抽射。
我有点担心我的肌腱，事实上我们谁都没有热过身。因此，当他叫我做的时候，我只是把球挑过人墙，而不是用了全力踢。格伦真的生气了：“你难道做不来吗？好，你要是做不来，我们就忘了它。”
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因为我最不想自己受伤。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就很紧张了，尽管格伦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这是——次球员们都记得的冲突，不只是那些参与的球员，还包括其他队员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我在下一场比赛中仍可以上场，我只能祝自己好运了。
英格兰队同阿根廷队的比赛由于众多原因，每次都会是热门一并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和足球有关。在阿根廷，人们把我们叫“德比”的比赛称为“经典”：不仅仅是相邻的球队如曼联对曼城或英格兰对苏格兰，而且是有历史传统的体育活动，如曼联对利物浦或英格兰对德国。在来自不同大洲的球队之间，他们只承认一场“经典”，那就是“我们队”和“他们队”。难怪它更具吸引力，1998年在圣埃蒂安的比赛也不例外。我当然很兴奋，期望它的到来。从世界杯开始以来，我就一直被搅得心神不宁，承受着情绪上的打击。但有一阵子，我除了准备迎战阿根廷队外，再没想过其他事了。我当然没有想到，比赛和赛后会发生的那些事。
那晚开局很好：一场精彩的比赛，对我们队而言更是超越了比赛本身的意义。在阿根廷队依靠巴蒂斯图塔的一记点球领先我们仅5 分钟后，阿兰·希勒同样依靠点球将比分扳平。他上次为英格兰队打入点球还是在1 年前，但我们都知道他会罚入的。5 分钟后，我塞给欧文一个直传球，他打入了那粒精彩的进球。接着他们又得一分，半场时比分为2 比2.在更衣室里，教练讲了几句话，是关于扎内蒂打进的第二粒任意球的防守问题。不然，我们真的等不及要出去立即开始比赛：这场球眼看就要赢下来了。我哪里会知道，灾难即将降临到我身上来呢？
我认为迭戈·西蒙尼是一位优秀的球员。优秀，但作为他的对手确实让入恼火一他总在你周围，叩到你的脚踝，向你找岔子，这让球员们很反感，他也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也知道霍德尔在世界杯之前说过，他很担心我在压力之下容易激动。我原来在比赛时也不会和他惹麻烦的，但就在半场结束时，他在我身后朝我喋喋不休。后来，当我倒在地上时，他好像要弄乱我的头发，还拽了一下我的头发。我趴在地上，向后抬起了我的腿，朝他轻扣了一下。这是本能的反应，但却是错误的，你只是不想承认罢了。我受到了挑衅，但几乎是同时我做出了反应。我知道我不应该那样做的。西蒙尼当然就顺势倒下，好像被狠狠踢了一脚。
我犯了个大错，被罚下场了。加利·内维尔从身后走上来，手搭在我的肩上，在我的背上拍了拍。
“你做了些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做？”
他没有向我发作。加利只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踢西蒙尼，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主裁判基姆·尼尔森没有对我说什么，他只是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红牌。只要我还活着，我将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现在看看录像：西蒙尼表演得像需要特别护理一样；贝隆正告诉主裁判他认为可能发生了什么；主裁判拿着红牌；巴蒂斯图塔在点头，似乎他认为这很公正；而我却走下场，眼睛已经盯着通道了。我不是生气，我脸上的表情告诉了人们：我的意识早已经混乱了。西蒙尼设下了圈套，然后我钻了进去。不管在我身上还将发生什么，我将永远记住这60秒钟。
甚至在我走出边线之前，特里·拜恩就已经从长凳处跑来了。
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和我一起去了更衣室。我一到更衣室，就给在美国的维多利亚打了个电话。显然找还没有看过重放慢镜头，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正在纽约的一个酒吧里看直播，说有些情况不是真的。我被罚出场这件事没入能讲得通。它为什么发生了？
没什么话可说了。
特里和我呆在一起。我冲了个淋浴．很长时间的淋浴，好像要把这一切都冲掉一样。突然，史蒂夫·斯拉特里冲进来喊道：“我们得分了！索尔进球了！”
我从淋浴间跳了出来，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进球被判无效。我穿上一件长袖运动服，一个法国籍的国际足联官员走进来，告诉我需要去一下兴奋剂检测室：至少那里有—台电视，这样我就能看比赛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后，他们告诉我，我可以离开了。我在通往赛场的通道处看了加时赛。我根本看不进去眼前展现的一切，似乎红牌把我对于这场比赛的其他记忆都清除了。但大卫·巴蒂射失点球、阿根廷球员冲向门将庆祝胜利的那一刻却沉积在我的脑海中。明天我要离开这里了。
那晚是我一生当中最糟糕的，但我却有不可思议的事作为支柱：我很快就可以和维多利亚团聚了，她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个孩子。在英阿大战之前，英格兰队抵达圣埃蒂安那天，我们刚下飞机我就收到一条短信。
“大卫。我是维多利亚。尽快打电话给我。”
我上了汽车就给她打了电话。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她说。
“什么好消息？”
“我怀孕了。”
简直难以相信。我高兴极了，真想站到座椅上大声地告诉每一个人。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到球队大巴的小卫生间里，上上下下跳个不停，拥抱我自己。我太高兴了：这种好消息、你绝对想和每—个人分享，当然，我还不能告诉任何人。
在圣埃蒂安的那晚有很多特别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它们被体育场四周的闪光灯照得更清晰了：我被罚出场，与维多利亚的电话，想起来我就要做爸爸了。接着，赛后在停车场看到了我父亲。但其他的事呢？从我的眼光来看，全是——片的模糊：比赛还在进行，但我好像是借助拿反了的望远镜在观看比赛，怒火、挫折、惭愧。不相信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比赛结束时。英格兰队的球员们走向体育场的一端，英格兰队的球迷聚集在那里。我不大想去，所以我转身去了更衣室。那时，格伦·霍德尔正接受现场电视采访，他说如果是11入对11人比赛，英格兰队应该能赢。报纸和其他所有入，当然也都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我的错误导致英格兰队输给了阿根廷队。
球员们都回到了休息室，室内死一般的沉寂。阿兰·希勒坐在我旁边。我只想说：“对不起，阿兰。”他只是盯着眼前的地板看。
球员能有什么说的呢？赛后，每个球员只知道自己脑子里的想法。
我永远不会忘记，托尼·亚当斯走过来找我。当我第一次代表英格兰队和他—起踢球时，托尼快把我吓死了。在小组赛客场对格鲁吉亚队，出场前几分钟，在更衣室里，他站起身说：“小伙子们！我们赢定了。我们应该赢。我们来就是为了胜利厂不仅仅是托尼的声音很大，而且。是他声音里饱含的激情和决心让我记住了他。我不敢相信他的语气那么凶猛，那—刻你被—种新的意义上的承诺震撼了。并不是你以前不关心，但是在那个更衣室里，目睹了说这句话对托尼有多重要，那是对刚刚开始踢国际比赛的球员的一种激励。
在圣埃蒂安英格兰队的失利同样也伤了他的心，尤其是他认为自己也许再也不能代表国家队出场了。那晚在更衣室里的感觉真是糟透了。失望之极。但是托尼走了过来，一手搭住我的肩：“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你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优秀的球员。能和你一起为英格兰踢球我很自豪。从这件事上你可以变得更坚强。你会变得更出色的。”
我们离开了体育场，我的父母在球队大巴边等我。我扑在父亲的肩上开始抽泣。我停不下来。现在想想真有点难为情，但在那个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最后我终于平静了下来，父亲把我送上了大巴。我坐下来，头倚着冰冷的窗户。加利·内维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他可能看到了我—直在哭，而我又要哭出来了。
“别让别人看到你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没有做错什么。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我看着他。
“维多利亚怀孕了。”
加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有办法了。离开这里和她团聚。这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好消息。
你就想想这件事吧。一场足球赛不算什么，一个新的生命才是重要的。“
我记得赛巴·贝隆加入曼联队后，我们谈起过那晚当阿根廷球员们看到我和父亲的那一幕时他们的反应，至少是一部分球员的反应。当他们的大巴从停车场离开时，我们看见他们回头看了英格兰队的大巴，他们裸着上身，笑着挥舞着球衣。
我们直接去了机场，飞回了拉波莱，在世界杯赛的最后一夜。
有些球员直接回丁房间，其他的人出去喝了点东西。我和特里、斯拉特里还有史蒂夫·麦克马纳曼一起。通常我们会喝点热巧克力，午夜之后就上床睡觉。那最后一夜，特里却对我说，我应该喝点酒。我喝了几杯啤酒。通常我并不饮酒，但那晚酒精能减轻我的痛苦。我们4 个人到处闲荡，没有说太多话一那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一我大概4 点才回，而9 点我们就要坐空中客车回英格兰了。
那晚我就安排好了去美国旅行。英格兰队被淘汰了。我只想在新赛季的训练开始前，尽量多和维多利亚呆在一起。我的父母从圣埃蒂安直接坐飞机返回英格兰，第二天在希思罗接我。当空中客车着陆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入主动让我们使用她的办公室，因为我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我见到了父母，向他们间好，为接下来的飞行办好了手续。我知道在两周时间里我见不到他们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当面告诉他们，而不是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们维多利亚怀孕了。
他们看上去好像吃了一惊，也很担心，也许因为他们原来认为在得了张红牌后我会回家。乔安妮和他们在一起，她和我拥抱，祝福我。但是母亲很平静，我记得父亲只是说：“你肯定这—切来得不是太快？”
我得走了。我离开去了休息室，没费多大事就取到了行李。有人提醒我可能会有媒体记者追踪我，但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静。我过了安检之后，我想可能会好起来的，没人能跟着我一直过安检吧。但是我错了。通过眼睛的余光，我看到了许多照相机和摄像机对着我，还有一个我以前就认识的入，他一直就在你身边不远，朝你小声嘀咕想得到点回应。
“你认为是你导致球队失败的吗，大卫？你已经让国家队失败了吧？你认识到你的行为了吗，大卫？你现在就要离开英格兰吗？”
我要走大概200 码才能到休息室。我挎着包，看着前方一直走下去，没有说一句话。那样看起来可能有点过分，这么多人在后面跟着我。可能在报纸上或者电视上看起来很糟，好像我是要逃跑。
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我现在不能再做错事了。我不需要人告诉我自己应该感觉有多糟。我已经感觉很糟了。我真希望自己能闭上眼睛和维多利亚在一起。除了努力尝试一下还有封住摄像机，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呢？
我终于到了，几分钟后我又坐在协和客机上了。在希思罗机场那群人的慌张表现，已经可以让我想像如果呆在家里我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不是我自己对于圣埃蒂安一役的失望，而是我的表情被媒体抓住了。
到达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我还有些害怕。我曾经到过美国，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单独行动。我走向安检门，看到那些拿着枪戴着墨镜的安检人员。他们看上去很严肃，想知道包里究竟放了些什么。我已经预定了一名司机来接我。当我走出门走向机场大厅的时候，看到一群摄影师和摄像机还有记者在等我。这里是纽约，真不该有这么多的记者。
我跳进车里，想把门关上。但是有人扳住了门，因此我关不了。真是荒谬，我和门外的人较上了劲。接着，当我把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另一边的门又被打开了，一位女摄影师在后座上劈劈啪啪拍照片。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本以为，一到美国我就会好起来的。但想不到，在这里我成了主角：在英格兰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
我们最终关上了门，我们直接驶向麦迪逊花园广场一辣妹组合的音乐会现场，因我事先没有完全安排好，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进到里面。我们到了广场外，我在外面徘徊，找进入后台的门。然后我看到了一位巡回演出的经理，他带我走进去，穿过走廊去了辣妹的化妆室。
然后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正走着，维多利亚从对面走来，向我身后走去。她竟然没有认出我来，我挎着一个大包，帽子拉得很低。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就到了，所以过了一小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我转过身，她正向我跑来，我紧紧抱住她不想让她离开。我们去了化妆室，我向其他的辣妹问了好。然后维多利亚和我蹑手蹑脚地去了一个小的淋浴间，她给我看了我们孩子的扫描图片。太神奇了。从照片—上看它还像粒小豆子：在英格兰你不能这么早就做扫描的。我很兴奋．任何做过父亲的人都会告诉你，不到孩子出生，你是想像不出当父亲的感受的。
我们回去见了辣妹们，突然她们拥抱我亲吻我，我真有点受不了了。
“哦，我的意思是，一会儿有人要来见见我们。”维多利亚说。
走进来的是麦当娜。她坐下来和维多利亚以及其他的辣妹们聊天，我只是在一边很安静地坐着，尽量不开口。然后她转向我说：“噢，你不就是那个足球运动员吗？”
麦当娜怎么知道我是谁？我必须承认我有点高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点懵了。麦当娜刚才和我说话了，好像她认识我——样。在这种情况下，你很肯定，不管你说什么，听起来都有点笨拙。
“是的。”
轮到辣妹们上台了。音乐会的确太棒了。辣妹们在舞台上总是很棒：活力，色彩，天赋和辛勤的工作，所有的—切都展现了出来。不管是足球赛还是流行音乐会，观众都绝对认为不虚此行。辣妹们每——秒钟都在释放她们的光芒。在比赛时，我尽量地职业一点；在表演时，维多利亚和其他女孩们也都表现得很职业。在接下来的12天里，我成了辣妹们的头号伙伴。它不是我经历过的最放松的假期，但是我喜欢这段时间的每一分钟：坐在巴土上旅行，和维多利亚去豪华的酒店约会，然后，每晚看精彩的演唱会。
我记得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第一个晚上，我观看维多利亚在台上，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面对一大群观众，她显得那么美好。同时一在所有的灯光和成千上万的声音之中一有一个很安静的角落，它是属于我的，那是维多利亚怀着我们孩子的地方。我脑子里整晚都在想着布鲁克林的第一张照片。
出许在1998年的夏天之前我的生活都很顺利。在那之前我面对过什么真正的失望呢？我从小梦想着为曼联队效力，而那个梦想实现了。我到了老特拉福德不久就进入了一线队，和一帮与我一般大的孩子们一起，赢得了冠军和奖杯。然后，几乎是一夜之间，我被召入国家队，是国家队打人世界杯决赛圈的成员之一。事后看看，也许好运一直伴随着我。我还没有很多承受打击的经历，那种我在那个6 月必须承受的打击。我知道在圣埃蒂安的那晚，英格兰的球员和球迷是多么失望。在成早上万双眼睛的注视下，我也几乎垮了。以我23岁的年龄，我还没有准备好承受因为输给了阿根廷队而对我的所有批评，我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充满了教训。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名高水平的球员，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的眼前。留给我犯错误的余地太小了，弥补过失的时间太少了。我不想抱怨，因为在与阿根廷队的比赛中我被罚出场，却能让我早点穿过大西洋，回到我心爱的女人的怀抱中。在经历了我最糟糕的一幕24小时后，我就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口袋里揣着医院拍的那张扫描照片，与任何一个小伙子一样高兴。—夜之间，我的生活在法国的足球场上被撕成了碎片。然后，由于这次伤痛，我只全心全意在意这件事：我就要当爸爸了。我不知道回到英格兰会有什么在等待我，或者我又该如何面对。但如果我就要做维多利亚的扫描图里的那个小生命的父亲了，那么现在就是我学习如何做一个男人的时候了。
　　　　　　　　　　第七章 谢谢你，支持我的人们
“当飞机降落的时候，会有警察在门口等着你。”
阿莱克斯·弗格森真是个人才的教练。记得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他的表现是那么出色：他始终忠于和支持他的球员，和大家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你尽管回到曼彻斯特联队来吧，”他对我说道，“不要担心别人说些什么，你一定要回来。曼联的人们都爱你，支持你。等到赛季一来，你自然会讨回你的公道。”
也许有人认为我应该得到批评，但是我想说的是，教练对他的球员那么忠诚，同样意味着他的球员也完全把他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和值得信赖的教练。我来到曼联，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球员新秀非常好，他让你感觉到你加入的不是一个足球俱乐部，而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经过了那么多艰难和挫折，队员之间也不时有分歧和冲突，但是在老特拉福德足球场，我们始终觉得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教练。正是由于感觉到他对我真诚的支持，我才挺过了1998年的夏天，以及随之而来的赛季之前的那段时间。
当我在美国和维多利亚呆在一起的时候，有机会看到一些英国报刊对圣埃蒂安那场球赛的报道。也许我最好应当听听那些对我不赞成的人说些什么。虽然相隔数千英里，但是一些报道的标题，比如“十头雄狮，一个傻瓜”，还是让我很受打击。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带来了很大的反应。但同时，我也觉得媒体的反应太过激烈：毕竟，这一切都是由一场球赛造成的。是的，一场非常重要的球赛。但是，媒体因此就可以这样对待我吗？我原来已经预料到媒体会对我进行抨击，但是没想到会抨击得这么激烈。我理解人们对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赛中被淘汰的心情。但是有些报道，特别是跟阿根廷队比赛失利的那天早上的报道，迅速点燃了一些人的怒火。对他们来说，仇恨是可以互相传染的。
当然，尽管我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但仍然有一些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我从电话里得知，我父母从圣埃蒂安回到伦敦的时候，发现已经有30多个人等在门外准备采访了。家里不断有电话骚扰，而我父母每次打开前门的时候，都会被人用照相机拍照。有的记者甚至干脆在我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们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等着我父母出来。我和维多利亚呆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他们一直守在英国的家门口。对我来说，我早巳习惯了媒体对我和维多利亚的追踪报道；可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一桩新鲜事儿，好像是他们被送去参加了世界杯一样。这对他们真是一场考验，但是，因为他们两人相依相伴，倒也度过了这个难关。直到现女，我父母也没有告诉我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比赛失利后的头几天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也许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虽然那段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可一些阴影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在那段日子里，我成了被人攻击的靶子、人人唾弃的雕像，当然，我仍然拥有我的支持者。“贝克汉姆让祖国为他蒙羞。他不应该再为英格兰踢球了。”
女部分对我的报道都成为报纸杂志的标题头版和新闻头条，但是足球界的记者们没有参与，虽然他们其中有一两个也是极具报复性的。我把所有有关我的报道都收集了起来。并不是想弄出一本黑皮书或者别的什么，只不过是要收集就得全部收集。我父母家里也有很多关于我的报道剪贴，都可以做成好几本剪贴簿了。从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开始这样做了。1998年以后，有一两个人前来为发生的事情道歉。参与攻击我的《镜报》的编辑莫根先生，诚恳地承认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我还记得其他一些伤害过我的报道，我希望他们电和莫根先生做得一样好。真是奇怪，当初作为一名英格兰球员的时候，我在任何新闻发布会上，都和那些覆盖全英国的媒体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也很自豪自己能够站在那儿代表自己的队员跟他们讲话。我敢肯定，后来同样攻击我的那帮人也和我一样记得，5 年前的夏天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形。然而，现在我回到英格兰后的第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尽量避免跟媒体见面。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回避他们所说所写的那些东西，而是因为我不想再陷入那种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困境。
当我从美国飞回伦敦，走下飞机的时候，立刻就感觉到我的家人曾经熬过了怎样的一段日子。在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一个小时之前，飞机上的乘务长走过来告诉我：“当飞机降落的时候，会有警察在门口等着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警察等在那里干什么？逮捕我？还是保护我？无论如何，这有点过分了，不是吗？然而，真的有五六名警察在那儿等着见我。我们一起在候机楼里走，我走在中间，他们走在我的周围。我一点也笑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走出机场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大群摄影师和记者蜂拥而来，大声叫嚷着要给我拍照，要我说点什么，要我做出点什么表示。警察保护我穿过机场大厅，把我塞进了一辆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汽车。太可怕了。可是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
几天以后，我回到了老特拉福德足球场进行赛季前的训练。这样，我每天就可以有好几小时专心致志地练球，而不用想其他的事情。我和队友们开始在更衣室里开着轻松的玩笑，他们都知道我正在与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抗争，而在这种情况下，球员们总是会互相支持。我很高兴又回到了这里和他们一起踢球。这也能让我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他们跟着我吃够了苦头，我不想让他们再看见我内心真实的不安。警察建议我父母陪着我一起来曼彻斯特训练，因为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呆在沃斯勒的房子里不安全。
我爸爸于是每天开车送我去克利夫训练，训练完以后再来接我回家。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我还想让他们外出度假放松一下。但是，我父母可能觉得跟我呆在一起更轻松一些。
我想，普通人很难理解我在那年世界杯以后的头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除非亲身体验，即使是我的朋友也很难想像我过的日子。从美国回来几天以后，戴夫·加德纳和我在训练以后一起去曼彻斯特市中心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叫“客厅”的餐厅。往常，这是一家很友好的餐厅，我们经常去，因为那儿的人们虽然都认识我们，但是都礼貌地不打扰我们，让我们自在地进餐。然而，那天下午，当我和戴夫走进餐厅的时候，就好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走错了酒吧一样，那里的人们都转过身来，目光如利剑一般地盯着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毛骨悚然。我们赶紧逃到一个角落里，埋着头看着菜单。
“我再也不和你一块儿出来了，老兄，”戴夫小声对我说道，“我还想多活几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都在开着玩笑，说我们要不要在外出的时候穿上防弹衣，并且戴上头盔。在紧张的压力之下，你必须得找点儿乐子放松一下。
赛季一来的时候，教练就不用再多说些什么。他整个夏天都用来跟新的球员签约：贾普·斯塔姆、德怀特·约克、杰斯普·布洛姆韦斯特，一些世界级的球星陆陆续续地来到我们的俱乐部。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洗刷前一年的耻辱，重振雄风。前年的失败对我们、对俱乐部、对所有的支持者都是不利的。我们知道1998—1999赛季将是一个重要的赛季。而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上次世界杯以后，这关系到我将重新获得补偿，还是继续遭到唾骂，至少对我在英格兰的足球生涯是如此。
新赛季里我们蠃的第一场比赛，是我们在主场跟莱切斯特队对垒的那场比赛。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下午一样在比赛前感到那么紧张。我一直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跟队友们合作得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和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合作得好吗？而我也会跟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吗？我参加的最近一场唯踢的比赛也过去有些日子了，那是早在圣埃蒂安的那一场。那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谁知道输给阿根廷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呢？我想起西蒙尼对我说过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又陷入从前的那场困境。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还是个这么不成熟的足球运动员，现在的我浑身都充满了想赢比赛的欲望。我一面不顾一切地想踢赢莱切斯特队，一面又为即将来临的90分钟惴惴不安。
结果，比赛踢了不止90分钟。那天下午，曼彻斯特的球迷们简直要为我疯狂了。每次我拿到球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球迷就站起来为我欢呼，他们想让我知道他们在支持我。而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真是奇妙的感觉，当有6 万多名球迷在为你加油的时候，你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征服全世界。在下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以0比2 落后。我的机会来了：泰迪·谢林汉姆扳回了一个球。这时，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我们得到了一个在莱切斯特队的禁区外罚任意球的机会。我走过去准备踢球，全场是出奇地安静。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一奇特的时刻。我在脑海里惟一能听见的声音就是：一定要进球！一定要进球！
我使尽全力地用右脚把球踢了出去。球在球门上方旋转着，然后慢慢落入了球门的角落里。在球越过守门员的那一瞬间，我真正感觉到了什么才是完美的时刻。我激动得挥舞着双臂，在场上笨拙地旋转着奔跑了起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我知道我想对英格兰的球迷们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还要期待什么，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这是为你们进的球。
离开球场的时候，我已经冷静了下来。好不容易摆脱丁球迷们的包围，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要继续踢球。如果我要踢球，那么足球就是我的一切。离开球场，回到家里，我觉得十分冷清。
维多利亚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巡回演出，而我的爸爸妈妈也回伦敦I 作去了。那天晚上只有我——个人呆在家里。那个夜晚让我难以忘怀。我在沃斯勒的房子装有警报器，所以不用担心晚上会有人闯进来。但是，晚上花园里传来“砰”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担心着最坏的结局。
为了以防万一，警方给过我一个紧急呼叫的号码，但是我决定先自己查一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万一是一只野猫闯进来了的话，我可不想惊动警方。
我下了床，走下楼梯，然后弯下腰往客厅的落地窗户外面看。
在花园的篱笆那里，站着一个家伙，他双臂紧抱，正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没有穿衣服。而他只是看着我，就像一种神奇的催眠术一样，他没有动，我也没有动。最后，我打开窗户，冲他喊到：“你想干什么？”
他仍然没有动，也没有回答。他只是站在那里，盯着我，毫不在意我已经看见他了。这真是少有的怪事。我不记得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了多久，我不知道发生厂什么事情，也不在意我应该怎样对付。最后，我给警方打了电话，但是，当警察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现在我想起这事儿，还会禁不住打个冷颤。
在同莱切斯特队比赛之前．我曾经紧张得发抖，尽管那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进行的比赛。赛季里大家最盼望的一场比赛是和西汉姆队进行的比赛。他们已经在厄普顿公园体育场里练了很久的球了，自从保罗·因斯转队以后，他们经受了不小的打击。和他们比赛真正让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然而，奇怪的是，我自己也在盼望着和他们比赛。如果我能过这一关，我就有了经验．在整个赛季里，能将过去的一切都忘掉。比赛会有多么艰难，我知道这是个不小的挑战，而我也很想迎接这个挑战。
我永远也忘不了到达厄普顿公园体育场的情景。当我走下汽车，正想看看外面的情况的时候，只见一个警察站在门口等着我。
我想他当时一定是站在台阶上吧，因为他看起来非常巨大，几乎都要把阳光给挡住了，而那里弥漫着的敌意也似乎和他——样巨大。人们站在那里等着我，每个人睑上都充满了怒气。我觉得十分有趣—而现在我自己也当了爸爸以后，我觉得这更有趣，因为当时有很多父亲带着他们六七岁的儿子站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称呼冲我喊叫。
不久以后，我看到的一张照片，让我了解到当时在厄普顿公园体育场里的气氛是多么紧张。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照片，每次看到它，都会令我心中一惊。照片里的我正在踢球，而你可以看见我身后的那些观众们是什么样的表情。从照片里，你能感觉到他们的敌意。他们的表情不是在说：你是一个足球的叛徒，你使得我们失去了世界杯，你不应该再为英格兰踢足球。不，他们脸上的含义不是这个，甚至与足球无关。他们的脸上分明写着：“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真想杀了你，贝克汉姆。”
这种情绪不禁让你怀疑：如果踢足球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仇恨，那么踢足球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种仇恨因而分心走神的话，你又该怎么办呢？退出球场吗？我真不明白。所幸的是，我当时没想太多，而是全心全意地去捕捉着每一个进球的机会。当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是0 比0 ，双方战平。我松了一口气。我可以想像那天还会出现多么糟糕的情况，然而无论怎样糟糕，我也不至于挺不过去。自从1998年世界杯以来，一些球迷对我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过，那天下午和西汉姆队比赛的情况就是这样；作为一名曼联的球员，这也—直成了让我头疼的问题。
这使我怀疑。不知道接下来的5 月份的赛季我会不会平静度过。结果，对我们每个球员来说，这个赛季成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赛季，也许英国的所有球员都想体验这个难忘的赛季。我不知道，曼联队或者其他什么队可以成为三冠王。但是无论如何，没有谁会像我们那样赢得比赛：因为，不管哪个队夺冠，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夺冠的历程，但曼联队夺冠的历程是无法复制的。对我来说，那个赛季电为我自己带来了人生的转折，这使得1999年的春天和夏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成为过去。当人们开始猜测曼联队会有怎样的发展时，布鲁克林进入了我和维多利亚的生活。在曼联队经历了乌坎普的那一难以置信的夜晚的两个月后，我，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姆，在教堂里宣誓，与我梦中的女孩维多利亚结婚了。
在过去几年里，曼联队又跟好几个队进行了较量，明白了自己在欧洲足球队里面的实力。1998年欧洲冠军联赛，我们和几支强队在同一组，比赛是非常精彩的：圣诞节前两次和巴塞罗那队以3 比3 战平，与拜仁慕尼黑队一次踢成1 比1 ，一次踢成2 比2.虽然我们没有踢赢其中任何一个队，但是这证明了我们可以和当时最好的球队对抗。在老特拉福德足球场外面，人们开始认为这一年是曼联的。可我们不这样想，这样想还为时过早。表现自信并不意味着你逢人就讲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赛季里，我们赢了好几场重要的比赛。德怀特·约克和安迪·利·尔不停地进球：他们彼此合作得天衣无缝。我记得我们在古迪森以4 比1 击败了诺了汉埃弗顿队，在费尔波特大街体育场以6 比2 击败了莱切斯特队。然后，我们前往格朗德市以8 比1 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这是自从布莱恩·基德前去布莱克本队担任教练，史蒂夫·麦克拉伦接任训练指导以后，我们球队踢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的那个下午可是非同寻常。奥莱·冈纳·索尔斯克耶尔替补上场，10分钟内一连进了4 个球。史蒂夫在更衣室里看我们，刚刚上任的他还拿不准该说什么。最后，他直截了当地说：“还不算太坏，小伙子们。这种事情每个星期都会发生吗？”
显然，史蒂夫接替基德情况很不错。与曼联的第一个赛季，史蒂夫做得很好，他没有改变老板和布莱恩设定的体系，他集中精力保持曼联的势头。我认为史蒂夫是英国最好的教练之一，在我们夺冠的过程中，他做得甚至比人们所期望的还要好。我们都知道埃利克·哈里森和布莱恩·基德非常出色，所以非常担心老板能不能找到可以媲美的人。有谣传说史蒂夫会从德比队调到我们这里来。事实亡，我还记得我们在老特拉福德足球场眼德比队交过一次手。当时他和吉姆·史密斯坐在赛场外的长凳上。他总是不停地跟他的队员说话，或者眼任何在他身边的人说话。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倚在栏杆旁，一边写着什么，一边不停地和身边的入说话。我当时在场内跑动的范围很大，所以能听见很多声音。我听见他们那边有个声音在说：“啊呀！老兄。你就不能把嘴巴闭上一会儿吗？”
几天以后，史蒂夫作为我们的教练被介绍给我们。如果你和我一样，从早在瑞德维流浪者队的日子里就知道，你不会说“比较好的教练”或者“最好的教练”这样的话。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史蒂夫·麦克拉伦与众不同。他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赛场上信息了解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而且，他的思想也非常开明。只要听说了什么新的技术，他总会试一试。如果确实有效的话，我们就可以运用它。如果没用的话，则抛之脑后，并无损失。1999年1 月，他一来到老特拉福德足球场，就很快得到了全体队员的尊敬。
曼联队是一个竞争性非常强的球队，即使在训练中也是如此。
队员们互相比赛，互相竞争，教职人员也一样。我们经常较劲，老板为此缩短训练时间，因为气氛越发紧张。这就是俱乐部的传统，从青年队开始。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不顾一切地想赢球，即使是星期五早上在训练场上五人对抗训练踢球的时候也是一样。史蒂夫深谙此理，他知道我们的目标在于赢球，这也是训练的焦点所在。然而，他也会使我们开心。在狂热工作的时候，史蒂夫·麦克拉伦真是个十足的时髦球员：他认为他很像过去的格伦·霍德尔，在卡灵顿的球场上四处传球。虽然当史蒂夫到来的时候，曼联队已经开始走向成功了，但是他引领着我们走向乌坎普，直到下一个赛季，达到他的顶点。
近几个赛季，曼联队对待英格兰足总杯的态度受到批评，尤其是在2001年因参加在巴西举行的国际足联的世界俱乐部锦标赛，而没有参加英格兰足总杯卫冕战。我所能说的就是，曼联队的教练和每一位球员都喜欢比赛，但这并不是说一个赛季拿三冠王就那么重要。在1998—1999年的赛季里，跟利物浦队对垒的那场比赛是我们踢得最好的几场球之一。利物浦队的迈克尔·欧文从开球以后就连连进球。在剩下来的80分钟里，虽然没有出现一个射门的好机会，但我们进行丁猛烈的反攻。赛场的气氛和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时候一样好。也许是因为这是一场杯赛，而支持利物浦队的球迷也比踢超级杯赛多的缘故吧。奥莱·冈纳·索尔斯克耶尔，在那个赛季里他一直是替补。而我们一口气扳平了比分，奥尔进了制胜一球，全场也疯狂起来，因为像这么激烈精彩的比赛很少见到。终于，曼联队赢了。
杯赛总是有很大偶然性的。而冠军联赛进入淘汰阶段使球迷和球员激动起来。1999年，我们在四分之——决赛中与国际米兰足球队遭遇。这本来会是一场激烈的比赛，然而，所有的媒体都把它渲染为一场自世界杯和圣埃蒂安比赛以来，曼联队的大卫·贝克汉姆与米兰队的迭戈·西蒙尼之间的第—次角逐。不论谁会赢，赛前的媒体似乎都更关心在比赛开球之前，谁会或者谁不会与他的劲敌握手致意。
对我来说，比赛是晨紧要的。赛前我惟一想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得到西蒙尼的一件球衣。在主场，我们是有赢得比赛的希望的，而且我是和那些合作了多年的了不起的队员们在一起。当然，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还想着另外—件事情：一件比我将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更加重要的事情一维多利亚这几天随时就要生下我们的小宝宝了。我坐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的休息室里，等待着球队进场。
开赛铃声响了，这时维多利亚的手机号码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
天哪。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维多利亚是为了告诉我她出现了阵痛，但状况还好。她让我不用为她担心，并祝我好运。于是，我头脑清醒地走进了足球场。
在冠军联赛比赛之前，两个球队的队员们都会排好队，面对面地轮流握手。我记得当我和西蒙尼面对面站到一起的时候，那些媒体的闪光灯像炸弹一样地四处爆炸开来。在比赛中，我们彼此打的照面不多，但是有一次我们差点撞到一起，而他绊了我一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不管怎样，我当时并没有在意。那天晚上对我们来说真是个了不起的晚上。在上半场，我传了两个球给德怀特·约克，结果最后比分是2 比o.国际米兰队确实是一个不容易被击败的强队，这真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在给维多利亚打电话的时候，我十分高兴。我告诉她我拿到了西蒙尼的球衣，而且在离开球场的时候，西蒙尼匆匆地吻了一下我的脸颊。维多利亚笑了起来。
我跟她说好，第二天训练完以后我就回伦敦。
比赛赢了以后，那天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伸展身体。我突然有一种被罚下场的感觉。当然，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但是直到2002年夏天世界杯到来了，我才会完全地把圣埃蒂安的那一场球永远抛在脑后。现在，赢了米兰队，西蒙尼的球衣也挂在我后面的椅子上，我真想不顾一切地在午饭的时候就回到伦敦，和即将成为妈妈的维多利亚呆上一会儿。
我记得我正嚼着巧克力棒，一个电话打来了。我差点在接电话时被噎住。
“大卫吗？我是维多利亚。医生说我最好现在去医院，等待晚上生小宝宝。”
在我的足球生涯中，我经历了很多人没有机会经历的事情。但是，每个做父亲的人都能体会到当时听了维多利亚的话以后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激动、恐惧、高兴一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将要发生了一我简直都要为之晕倒了。我扔掉巧克力，飞速地开车，直到我不再颤抖为止。我迫不及待地马上回到伦敦。
当我到达维多利亚父母在高夫橡树的房子的时候，维多利亚正在洗澡。她的阵痛越来越厉害了。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看着我说：“大卫，我真紧张。”
噢，你身边还有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准备好一切东西以后就前往伦敦波特兰医院。医生决定让维多利亚进行剖腹产，这对她和婴儿都比较好。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我们还来不及把维多利亚的行李袋放到她的房间去，维多利亚就被送到了手术室实施了麻醉。那是我一生中最紧张的几分钟。慌乱中，在穿消毒衣时我竟选错了裤子。这裤子起码大了5 号。但是为这个而慌乱总比担心手术室里将要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受好一些。
维多利亚躺在手术推车上被送到了手术床上。我一直跟着她，握着她的手，告诉她，我爱她。
“现在怎么样了？”她问我，“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已经给她做了剖腹。我从来没有到过这种神秘和陌生的环境：不去想别的，一心放在维多利亚身上。她看着我：“我真饿，你能给我吃一些薰鲢鱼吗？”
维多利亚在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鱼，我敢肯定，这就是我们的儿子布鲁克林后来一直喜欢吃鱼而不喜欢吃肉的原因，但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影响。我在一旁等着，看着，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突然，维多利亚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我们的宝宝出世了，他被托在护士的手里。我能够看见他，可维多利亚暂时还不能，因为她是剖腹产，所以医生们还得把我们的儿子布鲁克林放在桌上，把吸管插进他的嘴巴和鼻子进行清理。护士把他紧紧地包裹起来，然后递给了我。因为那时维多利亚还躺在床上，所以我得先抱他。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自私，但是这或许是人类的天性和特权吧，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现在，我已经经历过两次这样的激动了，而我的一生中，无论在球场上还是其他地方，我都没有感受到这样强烈的激动：当你第一次把你的儿子抱在怀里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激动和紧张。我把布鲁克林放到他妈妈旁边的枕头上。他和他妈妈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珍爱的两个人，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相像，那么美丽。我的脑海里会永远留下这一记忆。
我一直想要孩子。也许是因为我从小跟保姆长大的原因，也许是来自父母的遗传。我不知道。我还记得，刚进入曼联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一些老队员能够在赛季训练中，有机会让他们的孩子前来坐在球场旁边的长凳上，观看自己的爸爸踢球。我真希望自己也能这样。而且坦白地说，我一直想要个儿子，事实上，想要两个儿子。我会像爱维多利亚一样爱他们，维多利亚也知道这一点，我们经常为此开玩笑。那天下午在波特兰医院目睹维多利亚生下我们的儿子的时候，我从心里感激地想到，无论发生过什么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上帝曾经保佑过我。
我记得我在拍着怀里的布鲁克林的时候，维多利亚转过头来对我说：“不论你做什么，请不要抛弃他。”
自从夏天以来，一直到布鲁克林出生以前，我们俩受到过一些威胁。我们俩讨论过如何平安地在一起。因此，当我跟着护士去给布鲁克林洗澡的时候，我都为离开维多利亚一会儿而感到不安。那天晚上，我的所有家人都来到了医院。我觉得自己被爱我的人包围了。那天晚上我留在了医院。房间里没有多余的床，维多利亚还必须躺在医院的床上，因为她身上还安着一些管子和监测器以供手术后观察。布鲁克林睡在他的小床里。我在地板上铺了个床垫，头抵着门睡了一夜，这样门就不会被打开了。也许我们过于紧张了，但是别人无法了解我们的处境。我当时惟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我可以一起在同一个小房间里呼吸，并且睡到第二天早上，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第二天，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阿莱克斯·弗格森，让他知道另一个名叫贝克汉姆的孩子诞生了，而且他也非常了不起。弗格森也有儿子，我想他会理解我的心情。他向我道贺以后，嘱咐我不要为此而耽误了回曼彻斯特训练，让我陪完布鲁克林和维多利亚以后赶快回去。星期六，我在和切尔西队比赛之后就赶回了伦敦。一开始，布鲁克林不好好吃奶，维多利亚给他穿上了一件绿白相间的衣服，我一回来正好看见他把衣服和床单弄得到处是奶。这好像是对我的欢迎一样，让我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爸爸。
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回家的那天真是令人疯狂。老实说，我觉得那天的经历并不令人愉快。我们曾经想过医院外面会是什么样子。从窗户往外望去，看见对面的商店挂着大幅的标语：“看布鲁克林请到这里。”我们与警方和医院安排好了各种事宜，他们也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后门上车，拉下车窗所有的窗帘。每一件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想到了，就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媒体和人群惊扰到只有几天大的婴儿和他疲惫的母亲。结果，那天的周密安排就像一次军事行动，而轮到我自己做事的时候，我却手忙脚乱起来。我从来没有包裹过婴儿，我在包裹布鲁克林的时候，不是绑错了带子，就是弄不整齐纽扣，最后，还是护土来帮了忙。
我们坐到车里的时候，放下了所有的窗帘，以免被外界闪光灯惊扰。当我们回到家看到电视里的有关报道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当时外面的情况是多么混乱。我们把车开出了医院大门，先左拐，再右拐，然后行驶到了马里勒本路上。媒体已经有车守候在沿路阻挡我们，打算拍照。警方看到这一情形，认为这对我们以及其他人都比较危险，于是把主要道路封闭了一会儿，以便让我们顺利回家。我们的司机弗兰克真是了不起，他一直踩着油门，开得又快又平稳。40分钟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要到的地方，安全、温暖地呆在托尼和杰奎琳的前厅里喝茶。我们几乎一直住在亚当的家里，直到我们在南部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也许那里比维多利亚的娘家更适合休息。
祖父、祖母都亲热地吻着布鲁克林。我和维多利亚单独呆了一会儿，我们喝着茶，互相看着对方。我敢肯定，这一时刻让所有初为人父和人母的人都有所触动。这是真实的人生，而没有入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次深呼吸。好了，现在该怎么办？
维多利亚用母乳喂养了布鲁克林一个月，我真的是很爱护我的家人。在最初的几天里，当我看着我的妻子在给儿子喂奶和爱抚的时候，我觉得我体验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动。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在激动之余又开始想入非非起来。你猜我在想什么？我也想给孩子喂奶。
和许多母亲的感觉一样，母乳喂养让维多利亚非常疲倦，于是她让我去买婴儿吸奶器。我回来的时候，带着奶瓶、取暖器、吸奶器和杀菌器。我看起来一定像一个全副武装的科学家。但是我很高兴自己这样做。只要能把妈妈的一滴奶水弄到奶瓶里去，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是值得做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布鲁克林和我躺在床上的那个下午，我的儿子躺在我的怀里大口大口地吸奶，似乎这就是他全部的生命源泉。
那段时间真是令人激动。曼联里的训练和比赛仍然激动人心，但每次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回到伦敦看望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当时我们还没有搬到埃尔德里艾奇的新家。我开车开得不多，虽然我觉得有时那让我感觉放松。可现在毕竟是我自己的时间，我不用那么着急。即便如此，我也从不在比赛前去旅行。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有些过头了，但是每当我看到我生命中珍爱的两个人，我就像被充电了一般，因而也更能精力充沛地回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上去。惟一让我无可奈何的事情，就是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两个呆在一起。
布鲁克林在头几个月大的时候让维多利亚很吃苦头。她曾经为辣妹组合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现在，她却必须突然中止她的事业，而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这个刚出生的、全部依赖她的小宝宝身上。我敢肯定，任何母亲都能够体会她的感受。维多利亚并不是不愿意这样做，但这一切无疑是对她的一个很大的震动。她的生活在一夜之间全部改变了，而她在此之前还没有做好准备。当她来到曼彻斯特，远离她的家人和朋友的时候，可以想见她的感受更为糟糕了。
托尼和杰奎琳的房子就像一个大院子一样：周围的邻居经常来拜访，家里很少有清静的时候。但在埃尔德里艾奇的家却完全不一样。我们很少出门，也很少有人来拜访，除非事先约定。我外出训练的时候，维多利亚就一个人呆着，好像被关在了家里一样。但是，我们的花园仍不清静，经常会突然出现某个摄影师把镜头正对着我们家的后门。我知道维多利亚一定很沮丧，但是她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我非常感激她，也为她骄傲。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对布鲁克林有好处，就是对我们三个人都有好处，我们的小家庭一定要永远地呆在一起。
从1999年4 月开始，我每个星期都有两场比赛，这使得往返伦敦非常困难。这也是维多利亚决定带着布鲁克林来到北边的原因之一。有他们陪伴在我的身边，对我来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随着赛季的进展，比赛一场比一场紧张激烈了。每次比赛完我都会迫不及待地赶回家里，家里有我的儿子和他的妈妈在等待着我。
那年春天有很多场比赛，但其中有一场使得一切成为可能。如果问任何一位曼联的队员或者球迷，他们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场比赛。我说的是1999年4 月14日星期三晚上在维拉公园体育场，英格兰足总杯赛半决赛我们与阿森纳队的第二场比赛。我们一直对上个星期天下午跟他们的比赛没有踢赢而耿耿于怀，当时的比分是。
比o.然而当星期三晚上我们再次与他们相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次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半决赛总是非常精彩的。而在足球场的灯光下开局，更让人觉得十分戏剧化。阿森纳队是超级联赛中水平最接近曼联队的，而现在我们将狭路相逢，决一死战，看谁会获得去温布利争夺英格兰足总杯的决赛机会。这次比赛对双方来说都意义重大，艰难无比。记得开赛以前我在更衣室里坐了40分钟。对他们我还从来没有进过球。今天晚上要是踢进了阿森纳队一个球，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维拉公园体育场一直是我的幸运地。上一届半决赛中，我们在这儿踢赢了切尔西队。而现在，跟阿森纳队对垒，我只需再等待15分钟，机会就会到来。在罚球区外，球被传了过来，我起脚抽射，球第一次越过了守门员大卫·西曼，射门成功了！但是我的感觉并不像我当初想像的一样。我跳起来欢呼庆祝，但同时，我又觉得自己应该跑过去和戴夫开个玩笑。我们在英格兰队练射门时开玩笑说：如果他知道往哪踢，他就会扑到球，好像在说：“你就这点本事？”如果他没有扑住，你射中了，他就没啥说的了。那天晚上，我真想冲过去跳到他的背上，摇晃他。我对这个进球真的非常开心，然而比赛中随之而来发生的事情却使我现在还记得。
当你在一场大比赛中进一个球，你总希望你的这个球就会奠定胜局。但是阿森纳队太强大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局势似乎对他们越来越有利。丹尼斯·伯格坎普进了一球，扳平了比分，而5 分钟后，罗伊·基恩被第二次出示黄牌而罚下。他们完全占了上风。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持，并祈祷最好的结果。不论发生什么，一定不能让他们进球。
接着，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阿森纳队得到了一个点球机会，千钧一发的时刻到了。他们会和我们扯平吗？噢，不，是伯格坎普要踢这个球。他可从来没有失过手。
幸运的是，我们的守门员彼得·舒梅切尔判断准确，向左扑过去，扑住了球。我欢呼着跑过去抱住他。
“我们现在可要再进一个球了。”他冲我大声吼道。
然后，他一把推开了我。我是说，他真的推开了我。我飞速地跑开。我们还得防那角球，我想每个人当时都忙着跑位而没有谁注意到我当时跌跌撞撞地跑开。
90分钟结束了，比分是1 比l ，比赛加时。坦白地说，这场比赛更像是一场攻击与防守的训练，阿森纳队包围着我们的禁区。然后，眼看10分钟后就得有一场点球大战，帕特里克·维埃拉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场之一，传错了一个球。莱恩·吉格斯马上抢到球并且开始带着球跑。吉格斯是我们中间少有的仍然体力充沛的入之一，因为他是比赛开始1 小时以后才替补上场的。他一直带着球跑，闪过对方冲过来的几个后卫，当他正要越过马丁·基翁的阻拦的时候，球从他的脚上滑了下来。莱恩当时正处在阿森纳队球门的左角。他会不会把球踢过球门呢？
然而，莱恩射了一脚，球钻进了球门顶部的网里。所有的曼联队员都激动起来。吉格斯挥舞着他的球衫在队友们面前奔跑着。四面八方的球迷们都在往球场里冲。我也跑到了他的面前。我还记得当时围住我们的球迷的味道，有个家伙肯定在看比赛的时候一直不断地抽烟，而他刚好抱住了我。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我都一直没法去掉他留在我球衣上和鼻孔里的烟昧。
当终场哨吹响的时候，曼联的球迷们又一次蜂拥着进入了球场，球场顿时一片大乱。我被一些人用肩膀抬着，有的想脱掉我的球鞋留作纪念，有的则抓住了我的球衫。当我被举在人群上方的时候，我尽力对正在抬我的一个球迷说：“既然你们在抬着我，能不能朝更衣室那边的方向走？”
正如我所说的，当时的场面真是有些可怕。我在球场上好像经历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一样。我想我是最后一个被放下来的。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时刻。即使在曼联，这样的时刻也不是常常有的，我非常想经历这样的时刻。球场上的气氛真是令人兴奋，但这和球场外的那种疯狂又完全不一样。没有跳跃，没有欢呼。每个人，包括教练，只是坐在那里，沉侵在幸福和激动之中。接下来的星期三我们还有另一场半决赛。
和尤文图斯的冠军联赛第一场半决赛，我们踢得并不好。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他们已经和我们踢成了1 比l 平，这是他们客场踢得非常好的成绩了。现在，我们到都灵必须得赢。谁也没有想过在都灵能踢赢。开赛后5 分钟，尤文图斯就以1 比。领先，并且来势凶猛。10分钟以后，他们踢到了2 比0 ，而且仍然气势汹汹。我不由得回想起以前我们在半决赛中错失良机，败给多特蒙德队的那次经历，难道这次我们又要与决赛失之交臂了吗？
有的时候比赛靠的是个人，就像在维拉公园体育场里吉格斯扭转战局一样；而有的时候，则要靠全体队员的力量来力挽狂澜，在德里·爱尔皮球场的这场比赛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尤文图斯有所懈怠的缘故吧。20分钟过去了，我们仍然以0 比2 落后。但我们并不觉得败局已定。我记得我们聚在一起，我对加利·内维尔说道：“他们并没有那么强，加利，我们可以踢赢他们。”
过一会儿，我在左方踢了一个角球，罗伊·基恩迅速接球，用头顶了一个漂亮的射门，比分扳回到1 比2.你简直说不清基恩为我们大家踢过多少漂亮的球。而那天晚上，即使用他自己的标准来看，他也是踢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漂亮球。他射门得分了。然而没过一会儿，他被裁判出示黄牌。他知道，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能打进决赛，那么他不能上场了。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因此懈怠。他关心的是如何全力以赴地为曼联队赢球。我们会和谁去说呢？尤文图斯队又会和谁去说呢？一旦我们扳回了一球，你会感到局势就猛然急转了。他们开始在球场上惊慌失措起来。约克很快进了一球，扳平战局。而在比赛结束前5 分钟，安迪·科尔又踢进了制胜的一球。
每个球员都渴望代表自己的俱乐部和国家参与这样激烈的大比赛。曼联的目标在于：夺得欧洲杯决赛的冠军。我们每个队员都知道，老板比任何人都想实现这一目标。当我们以3 比2 战胜尤文图斯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离这个目标很近了。我们很有幸有足够多的优秀球员，往冠军的道路上奔跑，而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赛季里，我们的团队有了一种信念：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在1998—1999年赛季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踢的每一场比赛都可以说是杯赛的决赛，不论是英格兰超级联赛、英格兰足总杯赛，还是欧洲杯赛，只要我们输掉任何一场，三冠王就与我们无缘了。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在将来还会保持这样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谁也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尽管教练一再对我们说，如果我们感觉累了的话，他可以让我们好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不停蹄地奔波在接二连三的比赛之中，这让你觉得，这场球刚踢完，不管你的腿有多么沉重，第二天照样要迎接新的球赛，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在我们与阿森纳队之间进行，这场比赛和英格兰足总杯赛半决赛一样激烈，而他们也一直把鼻子翘得高高的。我们两个队都分别还剩下两场比赛需要进行。在我们去布莱克本的前一天晚上，阿森纳队出发去了利兹。一连好几个星期，我们都盼望着阿森纳队比赛失利。我在电视上看见了他们在埃兰德大道体育场里进行的比赛。这太令人紧张了：除了看比赛，你什么也没法做，不是吗？当我看到在比赛最后，吉米·弗罗德·汉斯本克踢进了阿森纳队一球的时候，我高兴得就好像是我自己踢进去的一样。
第二天晚上，我们前往艾伍德公园体育场比赛，比分是0 比0 ，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在赛季的最后一天击败热刺队，我们就成为冠军了。争夺三冠王就要在5 月的10天之内完成：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首先进行争夺超级联赛冠军的决赛。
所有的媒体都评论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夺冠，因为托特纳姆不想让阿森纳队赢。然而比赛那天，尤其是上半场，情况并不那么轻松。我们怎么会踢得这么差呢？我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头球入门的机会。德怀特·约克把球撞到了球门柱子上，接着托特纳姆发动反击，莱斯·费尔南德射门成功了。我们可没预料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在上半场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球，使劲儿一踢，球从门上落入网中。我欢呼着跑起来。后来当我重新看录像的时候，我被自己当时赢球扳回赛局的模样吓了一跳。我曾经在其他球员的脸上看到过那样的表情，比如当我踢完任意球得分后，我在普林斯顿脸上看到过，在布莱克本与罗伊·基恩争论的时侯看到过，在曼联队的球迷们涌入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时候也看到过。但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我是那么极度地渴望赢球，我的表情甚至看起来像是欲望的火焰在燃烧。笑一笑吧，老兄，你刚刚得了—分。转眼间，上半场令人沮丧的气氛烟消云散，一直绷紧了弦的队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兴奋地跑向球迷们欢呼着。
教练比我要冷静一些，他迅速对下半场重新作了调整。他的调整让我们所有的队员和球迷都大吃一惊，他让安迪·科尔上场替换下了约克。没过多久，他的意图就显现了出来：在下半场一开始，安迪就在守门员的眼皮底下射门得分，这为我们奠定了胜局。
虽然在比赛快结束时，我们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比赛后在更衣室里，没有人提及我们在温布利将要遭遇的纽卡斯尔队和在欧洲杯遭遇的拜仁慕尼黑队。也没有人提及冠军的事。
大家都没有必要提。因为，这些事情似乎已经非常明显地摆在每个入的面前，对我是这样，我想对他们也是这样。没错。我们肯定能赢。
我们将在一个星期内进行两场决赛。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得到两套球衫。我想加利·内维尔和普拉达已经为星期六温布利的比赛准备好了他们的衣服一蓝色的短裤，白色的衬衫，还有蓝色的领带，这真不错。为了冠军联赛，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穿上特别的衣服。教练对我说道：不论穿什么，最后都必须在上衣的口袋上别上曼联俱乐部的徽章。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对维多利亚一直非常友好的多娜泰拉·维索斯曾经邀请我去意大利观看春季时装展览。当我打电话告诉她，我要参加欧洲杯足球决赛，她说他们可以为我们设计服装：淡灰色的裤子，白色的上衣，碳色的领带，领带上会绣着曼联的小徽章，而上衣口袋上则绣上曼联的大徽章，也许我有些偏见，但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在做生意。我在足球生涯中最在意的其实是让自己靠得住，我不能让斯图尔特·安德伍德或者埃利克·哈里森或者我的队友和教练在欧洲杯上失望，不是吗？
与纽卡斯尔联队的决赛比我们预期的还要顺利。我们踢得非常好。当泰迪射进了第一个球的时候，我们每个入都知道我们会很快地赢得这场球赛。在比赛前的一个星期，教练告诉我说，他在考虑让我休息一下，不用参加这场比赛。但是后来由于基恩受伤不能比赛，队里缺乏人手，所以他还是决定让我来参加这场星期六的决赛。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恳求他：这是一场欧洲冠军联赛，无论如何，我不想错过一分钟。
在以2 比。战胜纽卡斯尔联队的那个星期六下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我正在和加利·斯皮德抢球的时候，他的手肘撞到了我的嘴巴，我嘴唇一下子就破了。在比赛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痛得非常厉害。当我们最终走到英格兰足总杯的领奖台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真是在保佑我们。加利·内维尔脱下他的衬衫帮我擦拭嘴巴。
我不知道我的嘴巴当时看起来有多糟糕，我只知道我痛得不想让任何人接近我的嘴巴。我们回到宾馆休息了一晚。维多利亚前来和我一起吃晚饭。我们回到自己房间里的时候，我喝了一杯矿泉水，结果发现矿泉水顺着我的嘴巴流了下来。我刚开始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原来嘴唇破了一个洞。我闭上嘴巴吹气，结果水就从洞里飞溅了出来。这可真是对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一个奇妙的庆祝。
回想起来，在赢得英格兰足总杯以后，我觉得仿佛经过了好几个星期来准备与拜仁慕尼黑队争夺欧洲杯冠军。实际上，欧洲杯的比赛在第二个星期三就开始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这样慢，也许我们都在掰着指头算着每分每秒吧。欧洲杯毕竟是一件大事“我们已经赢得了超级联赛与英格兰足总杯，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我记得每个队员都非常放松，只是在等待着欧洲杯的比赛。而我也记得在我们参加一生中最重大的比赛之一之前，教练在更衣室里对我们所说的话：”相信我，你们可不想在今天晚上跟欧洲冠军联赛擦肩而过。
得不到它，会让你们饮恨终身。一定要当心，你们今晚可不能明知道自己完全可以得到它，然而却眼巴巴地看着奖杯落到别人的手里。“
我不知道，教练的这番话对我们集中精神踢好这场球起到了多大的帮助。我只记得他的话猛烈地震撼了我。我明白他所说的那种痛苦和失望是真实的。不过，只要你看过那场比赛的电视录像，你就会知道，我们不会承受这样的痛苦和失望。看吧，拜仁慕尼黑队的球员们上场的时候毫无士气，他们中有的人会瞟一下放在奖台上的奖杯一那是等着发给曼联队的一而你可以看出，他们的眼神中表露出一种灰心丧气。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敢把头抬起来看着奖杯。
因为布鲁克林只有两个月大，所以维多利亚不打算来巴塞罗那。她很少来观看曼联队的比赛，她很谨慎，我也是。然而，这次是欧洲杯决赛，也是欧洲最高荣誉的比赛。因此，托尼和杰奎琳帮助照看婴儿，维多利亚则在一大帮人的陪伴和照料下出来观看我的比赛。她对足球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她喜欢这种大赛令人紧张和激动的气氛。我真高兴她前来为我助威，虽然在开赛前我还有些紧张。如果维多利亚来看我比赛，我就必须在人群中看到她，知道她安然无恙以后，我才会放松。她顺利地坐到了观众席里。我四处张望，想着她可能坐在哪里。但是直到开赛以前，我才看到了她，并且安下心来。我想维多利亚一定高兴她这次前来看我比赛。我记得她在赛后对我说过：“真是难以相信，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而比赛的过程也确实令人难以相信。由于基恩受伤不能参加比赛，我就成了与拜仁队对抗的中场主力。我知道，不论我怎么想或者其他人怎么说，教练一直都让我在右场踢球。但是这次由于斯科尔斯和基恩的缺场，教练就信任地将中场的任务交给了我，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毕竟，他曾经面对媒体称赞过我在中场的表现。而且我也喜欢在中场和尼基·巴特一起踢球。在整场比赛中，我都处在最激烈角逐的位置。
然而，比赛还是出人意外地艰苦。老实说，我并不觉得这次比赛是踢得最好的一次。拜仁队很早就进了一球，和所有的德国队一样，他们实力很强，组织严密。我们了解他们，而他们也了解我们，因为早在这个赛季之初我们就已经交手过两次。他们看起来似乎控制了全场。特别是在下半场的时候，不等我们进球扳回平局．他们就差点又得了一分。彼得·舒梅切尔做了很多扑救，这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于是，接下来的20分钟让我们一扫丧气，转而振奋起来。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的机会，为什么还是没有得一分呢？
谁也无法知道。这说不定还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突然，就在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转机出现了。我得到一个球，越过了对方的拦截，把球传到了左场。刚刚上场的奥尔迅速接应，得到了一个角球，我急速跑过去主罚。我觉得，虽然乌坎普球场是那么大，但要找到一个踢角球的地方可不容易。我看见彼得跑到拜仁队的区域里来想稳住我。噢，千万不要搅乱。一定要找准脚法把球踢到最刁钻的地方。
我终于把球踢了出去。球飞向吉格斯，但是他漏掉了这个球，于是，球反弹到了泰迪·谢林汉姆那里，谢林汉姆一脚射门，球差点与球门擦身而过，但是终于进网了。我们扳回了比分，比赛变成1 比l.每个人都兴奋地跳了起来。我简直都要疯狂了。我发誓我当时真的想哭。在那一时刻，我觉得整个赛季为我们做出了补偿。
我颤抖着。我回过头看见了加利，他此时也在欢呼。他很高兴，但是他受伤的腿没法让他跑到我们身边来。球迷观众们越过栏杆冲向球场，球场上的每一个人此时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比赛加时，看我们的了。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谁也没有时间想到要另外30分钟的加时赛。也许那天晚上的乌坎普，我们的教练是惟一没有在等待比赛结束的哨声如期吹响的人。我瞄了—一眼我们这边赛场旁的长凳，看见史蒂夫·麦克拉伦正在跟教练说着什么，想重新调整队伍。可是教练并没有听他说，而是摆手让他走开了。也许是我的猜测吧，或者教练本身知道我们还会进球得分？他冲我们喊叫着，让我们回到球场尽快地开球。
几乎很快地，我们又得到一个角球。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当我跑过去的时候，我还看见观众席里的曼联球迷们仍然在兴奋地跳跃，并且打着手机向场外的人大声报告刚才泰迪进了一球。我想，拜仁队的球员们仍然在继续顽抗，想控制局势。一眨眼间，我将这个角球传给了奥尔，奥尔得到球射门得分！然而，我们刚得了第二分不久，拜仁队又得到了球，准备向我们射门。我的腿发抖了，我想每一个队友的腿都发抖了。噢，现在可千万别进球！
刚有人把球挡出了我们的禁区外，哨声吹响了。我真不知道这哨声是从哪里来的，它使得我们每个人就像触电了一般，然后终于爆发了出来。我疾速地飞奔在球场上，伸开了双臂大声欢叫着，然后冲进了迎面而来的球迷的包围之中。许多队友倒在了足球场上，他们终于筋疲力竭了。这也许是最好的放松方式，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兴奋地奔跑。曼联球迷们的欢呼声几乎是震天响，我甚至觉得自己快被他们的欢呼声震聋了。我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经历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好像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我们才从足球场里走出来，然后在西班牙夜晚温暖的空气里举行了联欢会，所有参加和没有参加比赛的球员，还有成千上万前来观看欧洲杯的曼联球迷们都聚在了一起。这些球迷们曾经欢迎我重回曼联，曾经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以后继续支持我，而不管其他人怎么向我开火。在这些球迷的脸上，你可以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是多么重要，而他们也可以看到曼联的球员们是多么欢喜地和他们在一起欢庆。这一切对我更有着特殊的意义：要是在1998—1999年的赛季中，没有这些球迷们对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第一场比赛的支持，我无法肯定自己今晚会不会出现在欧洲杯决赛一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为我所做的。我也知道，他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天的大决赛最后时刻我们为他们所做的。
更衣室也—片欢腾，气氛仍然十分热烈。四处飞溅着香槟的泡沫，衣柜管理员艾尔伯特被我们扔进了按摩浴缸。每个人都在兴奋地唱歌、尖叫和大笑。我们一起踢过了很多场足球赛，现在正是可以—起疯狂的时刻。最后，每个人都穿好衣服大，家都开始盼望和家人呆在一起。我记得我坐在更衣室里自己的位子上，看着周围的队友们，极力地想消化今晚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望过去，只见对面角落里的长凳上摆放着我们的奖杯一欧洲冠军杯。
机会来了。我找到曼联的摄影师说道：“你可以拍一些我拿着奖杯的照片吗？”
我穿过地道，经过一个小礼堂，重新来到了足球场。球场上有一半的灯还亮着，有一半的灯已经灭了。奇怪的阴影投在了巨大的球场上，显出一种黑暗的空旷。站在这里，你仍然还记得今晚听到的如雷的欢呼声。这真是有趣的感觉。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以前，这个地方还挤满了人群，我们在球场上踢着球，最后赢得了胜利。
接着，我低头看着我已经放到草地上的奖杯。我颤抖了。霎那间，我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13岁的少年，第一次走上足球场，紧张地想像着与巴塞罗那的球星们见面，想像着自己也在球星们踢过球的球场上踢球。我举起了奖杯，摄影师迅速用闪光灯拍下了我的照片。这是任何球员在他的足球生涯中能够经历的最骄傲的一个时刻，我站在那里，足球场一半的灯光照耀着我，我的脖子上挂着冠军的金牌。然而当我面对刚刚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了自己的卑微。后来，那天晚上球员们走进宾馆的餐厅进餐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维多利亚在那里，我的爸爸妈妈和亲密的好友们也在那里。每个人都站在桌子边上拍着手。我妻子说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她说得对，这一切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现在，照完了相，我拿着奖杯，我认为我应该把它安全地送回去。我走进了停车场寻找教练。但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只留下了奇怪的静寂。你惟一能够听见的一两个声音似乎都是从好几公里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抬起头，看见爸爸妈妈和一些人正走过来。我们本来没有安排在比赛后直接见面，我原来以为在宾馆才会见到他们。当你被9 万球迷包围的时候，只有在万分凑巧的情况下才会见到你的爸爸妈妈。然而，现在，我们见面了。
爸爸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拥抱了我。他似乎在哭泣，或者至少他在克制自己的哭泣。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不到一年以前，在圣埃蒂安体育场与阿根廷队交战的那场球赛之后，我们也是在另一个停车场相遇，而现在，我们俩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的父母比别人都了解那场比赛以后我是怎样挺过来的。而他们也为我吃过同样的苦头。这就是父母的心，孩子的生活成为父母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当然能体会这种心情，固为现在我也做父亲了。于是，我放下奖杯，回抱了我的父亲。
　　　　　　　　　　　　　　第八章 我愿意
“来，贝克汉姆，我有话跟你说。”
“维多利亚讨厌到北方去……。”
“大卫要加盟阿森纳了……”
“……即使他不去的话，他也会买一架直升飞机，然后一周飞回曼彻斯特三次。”
当我们在伦敦郊外买丁别墅之后，出现了很多猜测，但是实际情况并没那么复杂。我想，报纸必须有一些东西来吸引读者，如果故事枯燥平淡显而易见，它怎么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事实上，维多利亚在曼彻斯特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没有反对我在那里踢球。至于我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曼联队。我想，甚至连老头子都看到了我们买了新别墅的消息，他显然也知道一些无聊的闲话，于是他将我拉到一边说：“为什么要买下它来？”
他主要的顾虑可能是担心我会不再往返于艾塞克斯和训练场之间了。事实上，即便在我们谈过话之后，他还是花了—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确信我正在做什么。他不知道那地方还是建筑工地。我花了很多精力来解释我为什么在伦敦买房子：“我在伦敦买房子是因为我来自伦敦。当我结束职业生涯时，我就会搬回去，因为我的家人以及很多朋友都还在伦敦。这就是所有的原因。我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了，除了贝克汉姆先生和太太，还有刚出生不久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当我退役之后，伦敦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至少我去看望父母会方便些。”
布鲁克林出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要结婚了，这是本能。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构建一个家庭的地方，一个我们经常可以去看望父母的地方。关于以后贝克汉姆一家住在哪里，我已经有一个很棒的想法了：伦敦东北部，离父母家近，但不能离高速公路太远。我们希望能给布鲁克林一个安全的玩耍的空间，远离媒体；我们也希望在邀请很多好朋友和家人来玩的时候，房屋不会显得过于拥挤；我们还希望能在里面开最棒的晚会。至于我自己，我只想确保家里有足够的空间能放下一个台球桌，并且有足够长的墙壁来挂我收集的签名球衣。所以，现在是从住了一年半的鸽子笼里面搬出来，并且可以伸伸懒腰的时候了，我们不会再在托尼和杰奎琳家里逗留，也不会在柴郡的公寓里住了。
我们找到的房子位于赫特福德郡，在一个名为索尔布里奇沃斯的小村庄的旁边。
我们看中的第一所房屋以前属于拳击赞助商弗兰克·沃伦。我很喜欢那房子，但是维多利亚可能觉得那房子对于我们而言，太大了点。而在索尔布里奇沃斯的这所房子几乎不需要再考虑了，维多利亚对它一见钟情，整个房屋的大小和室内的面积正合适。我知道有些人把它称作“贝克汉姆宫殿”，可是说到底它只是一个住家的房子。管这所房子不需要任何仆人，但是确实还需要为它做很多事情，或许这就是维多利亚十分兴奋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我很像她，因为我也对布置房间有很特别的品位：或许你会说我们两个都有“过分敏感”的爱好。维多利亚有一种特殊的想像力，她能将一个地方变成我们都喜爱的地方。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善于布置房间的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布置房间的细节上。在托尼开始自己的房屋生意之前，是索尔布里奇沃斯的一个项目经理。我打赌当我们说“需要一个我们信任的人”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能做些什么。这是4 年里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当我们开车进入大门时，维多利亚已经设想厂这个房屋所有的变化。
我们即将在索尔布里奇沃斯扎根。我和其他足球运动员并没有什么区别，直到我不再踢球了。这是一个所谓职业运动员应该具有的重要素养：你的生活是围绕着训练和比赛这个中心的，必须是这样。即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一和维多利亚结婚，也是从曼联俱乐部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中挤出时间来举行的。幸运的是在1999年夏天没有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的打搅。在我度过了5 月在乌坎普这个事业的顶峰，我觉得也是将脖子上挂着的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奖牌取下来的时候了，该是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来准备令人兴奋的贝克汉姆杯决赛一大卫和维多利亚在7 月4 号的婚礼的时候了。
这么重要的一天当然需要周密的筹备，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做些什么。我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一般性的概念。当王子遇见了自己的公主，生活就变成了童话，这正是我们朝思暮想的。然而当从童话回到现实的细节时，维多利亚显得比我辛苦多了，因为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她做的。我们一·起畅想过很多东西，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这些日常的灵感完全来源于新娘。
我们经常谈话：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没有非常好的想法。在忙碌的筹备过程中，我是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但是维多利亚和她的母亲，还有姐姐路易丝才对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全权负责。
经过了 1998 —1999赛季，尤其是在世界杯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考虑安全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妥协，我们不想敷衍草率或者秘密地结婚。我们需要—个婚礼来让自己和自己最关心的人记住这一天。日子的重要性意味着安全的重要性，这促使我们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我们与一家杂志社签订了一项照相协议。我们发现，《OK！》这本杂志不仅能够保护自己的独家照片权，同时还可以保障我们不受干扰，二是我们雇了一个婚礼协调员，他叫佩雷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他看起来完全是个上流社会的入，是个非常可爱的家伙，而且的确将我们的婚礼主持得很好。他能明白我们的需要，并且丝毫无误地满足了我们。
在此之前，维多利亚和佩雷格林在爱尔兰的路特来郡物色了一个城堡，那里面有我们所需的所有东西，甚至我们从没想像过的东西那里也有。当地的教堂还比较正规，但是在城堡地区的小礼堂却很古老，摇摇欲坠，而又有些不可思议。你可以梦想着在这里说：“我愿意！”当新娘和她的伙伴看到这个略显摇摇欲坠的礼堂时，他们很快做出了决定，于是佩雷格林开始了他的工作。小礼堂的下面正好有一条小溪流过，他布置这个景致的构思完全来源于一本很久远的图册，小溪上架着树枝，到处都是小彩灯和花朵。这个地方刚好能容纳30多个人，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们在去城堡和其他人一起狂欢之前呆在这里。太完美了！
我喜欢准备过程中的每—分钟：尝食物，尝葡萄酒和选音乐。
曾想像婚礼的准备工作有多么的复杂，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要从爱尔兰海的那一头取来新娘的婚纱为止。
大家都知道，我在结婚当天之前是不能看到维多利亚的婚纱的。
《OK！》杂志的入非常谨慎，害怕消息泄漏，于是租用了一架小飞机将我们送至爱尔兰。布鲁克林、我、维多利亚，还有她的父母、她姐姐、她姐姐的孩子莉贝蒂、她的哥哥克里斯汀，都挤进了那架小飞机。随后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说，那个装着大秘密的大盒子无法装进飞机，这就是说必须把婚纱从盒子里拿出来，再从乘客门送进飞机。所以我被赶到飞机跑道上闭着眼睛等了20分钟。在整个去都柏林的途中，我都必须背靠着婚纱坐着，当然，当我们着陆时，这一套程序又要进行一遍。
我是肯定不能看到它的，而且我们也必须确保没有任何照相机看到它。很遗憾，如果将那天下午的场景拍下来，会是一部很好的无声电影。
我们在婚礼前两天到达城堡，头天晚上我的父母也坐飞机赶来，其他的客人也开始陆续赶来。婚礼前一天，我们为所有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晚餐后，我和维多利亚一起在城堡外散步。我们去了准备用来接待的大礼堂，那里有一片冬青树枝和花朵组成的小树林，来宾需穿过这里才能进入城堡。当时，我随身带了一瓶香槟和两个杯子，正当我告诉维多利亚，我有多爱她的时候，天空下起了柔柔的细雨。
在这个温暖的夏夜里，一切都太完美了，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场景比这个更加浪漫。
最终，新娘和新郎必须分开度过这个特殊的夜晚。回到城堡之后，维多利亚理所当然地住进了整个城堡最好的房间一我们的婚礼套房，而我自己必须在楼下的一间客房里将就一夜。我睡觉之前，曼联的队友和我其他一些男友聚在一起喝了点东西。由于大家都比较累了，这个只有男人参加的酒会进行得并不疯狂，我们仅仅喝了点酒，玩了几局台球。到了夜里2 点钟，我还是很清醒，我希望我能记住这奇妙的每一分钟。
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为明早的致词发愁。我心里很明白，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赐予我的一切，同时还有琳恩和乔安妮，我也要感谢杰奎琳、托尼、维多利亚的哥哥和姐姐，谢谢他们那么欢迎我。克里斯汀正是我经常梦想希望自己能有的那种哥哥。接下来就是维多利亚了，在这次婚礼之后，她就将成为我的妻子了。
我开始觉得只有在我手中握着斟满香槟的酒杯，只有在那一刻特殊气氛的刺激下，我才能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于是只有打电话给佩雷格林。
“佩雷格林，抱歉这么晚打搅你。关于我的致词，我还是不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我真正想说的，也不知道我说的方式是不是对的。”
他还没有睡，也许他是假装没有睡。
“没问题，我马上过来！”
5 分钟之后，我站在床头，而佩雷格林拉了只椅子坐在我面前。
“那么继续吧。当我是听众，让我来听听你要说什么，或许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我很尴尬，但是他说我迟早要经历这一天的，现在权且把这当做一次练习吧。
我几乎是刚刚开始说，就听见他不停地清嗓子和咳嗽。我艰难地继续着，他却抛出这样的评语：“这不是很有趣！”
随后，他开始摆弄椅子，想方设法让我陷入窘境。他心里很清楚致词会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换了一些话题，但是在婚礼当天我没有用到一点我准备的那些草稿。
他其实只是想告诉我，我站在台上对着台下的听众说话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佩雷格林折磨了我很长时间之后，我也疲倦得不行了。至少我还是得到了一些帮助的，而伴郎加利·内维尔却必须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感受，这会令他汗流浃背。
第二天早上，我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想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不知不觉，我走到了加利房间的门口，我听见他在说话。房间里没有别人，而且听起来他也不像是在打电话，因为城堡石制的墙壁不会影响他手机的接收效果，他不需要如此大声的说话。我非常想知道他在干什么，于是轻轻地将门推开，看见加利正对着镜子站着，把一只装除臭剂的瓶子当做麦克风举在面前，他正在练习他的讲话。我很清楚他当时的心态，因为我昨晚和他一样紧张。我看着他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天，我知道他非常重视这场婚礼。因为就在我婚礼的那一天，当指甲修饰师来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修饰了他的指甲。所以我感到很荣幸。
被邀情参加婚礼的宾客纷至沓来，这至少可以让我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不用老是把精力集中在紧张的情绪上。我自己准备好了之后就下楼去招呼来宾。辣妹组合的其他几个成员最先到。她们总是对我很好，即使我有时在她们面前会害羞，但和这些辣妹在一起我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和别人交谈，她们都很体谅我。她们看起来比我还要兴奋，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的父母当时也在场，他们让我不至于太兴奋。
一般来说应该由伴郎开车吧！但是我决定不要这样，我是世界上最差的乘客。
虽然从城堡到举行仪式的地方开车只要两分钟，但是我想这足以让加利把车开进泥塘：况且那辆车是辆本特利·大陆，我付过钱了，所以我不想后悔自己没有开它。
我们将车开到了举行仪式的地方，我第一次看见了礼堂内部是什么样。我可以听见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适合拍照的场景。当我一步——步走上古老而长满青苔的楼梯，穿过门口时，脚下水流的声音淹没了其他一切声音。我好像走人了童话世界：微弱的灯光在我们头上闪烁，玫瑰随处可见，常春藤爬满了墙壁，树枝做成的地面散发着迷人的香气。
每一个细节都是维多利亚亲自设计的，美极了！我忍住了当天的第一次哽咽，我太激动了。
主持婚礼的科克主教早就到了，他穿着——件深紫色的长袍。他是个十分有趣的人，同时也是——个疯狂的曼联球迷，他对这个礼堂已进行过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举行仪式。爱尔兰一共有12个主教，而在我们的婚礼之后，科克主教被其他11个主教戏称为“紫衣辣椒”。我站在圣坛前面，看着来宾一个个走进礼堂，远处小提琴和竖琴正在演奏，这一切都是如此地完美和安详，我感到我自己像一片树叶一样在颤抖。由于我一直在冒汗，所以一点不觉得冷。我扭头一看，发现我的亲友都在身边，有我的叔叔婶婶、爷爷奶奶、辣妹组合的姑娘们、我的好朋友戴夫·加德纳、加利·内维尔的父母等，总共大约有十几个人。就在我们充满着盼望等待的时候，我听见礼堂外来了另一辆车一维多利亚来了。
我还没有看见维多利亚就开始颤抖，我能感觉到音乐的起伏，他们在演奏《我来了》。
维多利亚的父亲托尼走了进来。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就要开始了。
随后，维多利亚走进来了。我抱着布鲁克林，眼睛里感到—丝刺痛。我回头时看见的第一个人是艾玛·邦顿，她已经哭成了泪人儿，于是我也受到了刺激，鼻子开始发酸，幸亏有人递给了我一张面巾纸。之后，我看见了维多利亚。我希望她嫁给我，因为我爱她的一切，她的样子、她的身材、她的性格、她的幽默感。我觉得她是我所见过的入里我最了解的一个，而且我们总是能够相互理解。
然而，当她一步一步向圣坛走来时，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候，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我好像回到了第—次见她的时候，但有一种全新的感觉。是什么造成的呢？是那套婚纱？这些布置？还是我们即将变成丈夫和妻子的事实？维多利亚是我的一切，她知道我想要的，我也以为我十分了解她，可是她现在的样子让我感到吃惊，使我毫无防备，不知所措。她比任何时候都漂亮，甚至比我想像中的样子更加美丽。
我已紧张得满头大汗，毫无疑问，从我的面巾纸里已经可以挤出水来。维多利亚走到我身边，我情不自禁俯身吻了她一下。新娘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们昨晚排练过的，你不是故意的吧！”
然后仪式开始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说“我愿意”的环节。这时，维多利亚开始颤抖，我们两个人的眼泪同时流了出来。
我们继续穿着礼服来迎接一些后来的客人，惟有埃尔顿·约翰和他的搭档大卫·费尼什来不了。埃尔顿答应过我们要在婚礼上为我们唱歌的，但是他在婚礼的当天早上突然病倒了。我们当时对他身体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他不能来婚礼唱歌的担心，我们都很喜欢他，也很想念他。我想埃尔顿可能也在为让我们失望而内疚，或许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幸好．他没有什么大碍，否则我们会很伤心的。
大帐篷里聚集了300 多个亲戚朋友—起用餐，当我们从另一个房间看到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而他们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人，这种感觉十分地奇妙。我们也吃了一些东西，而在上甜点之前，我还和维多利亚一起上楼换了衣服。我很喜欢我的西服，所以我想继续穿着它，而维多利亚没有别的选择。她的礼服上有一部分是那种较紧的胸衣，那是一个叫珀尔的小个子为她制作的。这个小个子自己每天都穿着这种胸衣，他甚至还故意拿掉了自己的一根肋骨，使自己的腰看起来苗条一些。由于胸衣实在太紧，维多利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决定带着布鲁克林一起回到楼上的婚礼套房，换了衣服，以免一晚上都在不适中度过。
我们为自己准备了国王的座位，为小布鲁克林准备了一只很高的椅子。我们是在一个城堡里，所以一切都那么有意思，我们就好像是城堡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我们的小随从穿着紫色的西服，看起来帅极了。看着他的样子，我想起了我自己几年前在另一次贝克汉姆家的婚礼上当小宾童的扮相，真有意思。当我们回到大帐篷时，布鲁克林看起来好像吃了什么他不喜欢的东西，吐了我和他自己一身。一定要看好孩子，千万别让他做出太严重的事情而破坏了美好的气氛。
清理小布鲁克林和我自己衣服上的东西的时候，正好是该我致词的时间。
感谢我的儿子，感谢佩雷格林先生，我再也不用做致词了。好笑的是，从那时起我好像总是觉得自己在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希望从……”
接下来应该是托尼的讲话，他做得很棒。我和维多利亚的喉咙好像又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想托尼在台上应该可以明白我和维多利亚的感受了。
“大卫和维多利亚的出生地只相隔了15分钟，尽管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成长的背景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是那种努力为自己争取和勤奋工作的人。当维多利亚去舞蹈学校的时候，大卫则开始了真正的足球训练。他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刻苦奋斗的结果，而现在他们幸运的走到了一起，从今以后他们将在一起为自己更美好的未来奋斗。”
随后轮到加利了，我的伴郎向维多利亚借了一条布裙，在这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轮到他做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喝了不少酒了，大家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都不清楚他想说些什么，当他穿着布裙站起来时，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了。加利的确很有趣，虽然最有趣的事情总是突如其来的，每次他讲了个笑话之后，他总是忘记将话筒从嘴前拿开。他不是在房间里练了很长时间吗？正因为话筒在嘴边，我们总是可以先听见他自己的傻笑。他实在太紧张了，和我昨天一样，但是他是伟大的加利，他的讲话很棒。那一整天都很棒！
尽管我们把佩雷格林的保姆借来了，我和维多利亚还是亲自把布鲁克林送上床睡了。我们下楼回到帐篷里，舞会还在继续，到处都是软垫、枕头和窗帘，这是东方式的布置，好像是印度尼西亚的风格。大家喝完酒之后，开始眺舞，在舞会里，新郎和新娘必须是第一个跳的。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终于有机会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照照相。到了午夜，所有的人都来到城堡外面看烟火。这一切太奇妙了，用如此壮观的景象来结束完美的一天，我和维多利亚都没有想到。
我非常高兴，而且非常自豪，有一种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当别人称呼我们为先生和太太的时候，我们很是激动。我认为当时到场的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地开心，毕竟在足球界，主教练总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球员婚姻美满，生活安定。但是在婚礼后的几天和几周里面，我觉得我注定是这条规则的反例。
赛季前训练即将开始，而我还在和其他的新婚丈夫一样沉醉在蜜月当中。主力阵容被拆散了，大部分人去澳大利亚参加巡回比赛去了。而国家队的一些人由于夏季训练开始得比较早，所以还有多余的几天空闲时间；或许是个错误，但我还是去问了问我能否再多休息几天，这样维多利亚和我可以在国外呆一个礼拜。实际上不是我去问的，是我的经纪入托尼·斯蒂文斯，他在和曼联俱乐部主席马丁·爱德华兹谈公事的时候，顺便提到的。他们谈到了我的婚礼，然后托尼说我希望和新娘出国呆几天。我们当然不希望刚刚飞到国外，就必须立即飞回曼彻斯特来。马丁·爱德华兹觉得这是入主常情，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话传到了老头子的耳朵里时，他以为我们要背着他离开。他显然不是很高兴，而且他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我们。我并不担心电话那头的咆哮，只是我只能有一次像阵风一样快的蜜月，然后得在其他国家队队友回来之前去俱乐部报到，估计到那时，其他俱乐部队友还在世界的另一边和预备队一起训练。
我们最近刚刚获得了三冠王，而且我们希望在新的赛季里能再次获得三冠王。
然而一切都无关紧要，老头子提醒我们要从赛季初就意识到，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他可能想尽快将我从美丽的世界拉回到现实来：我刚刚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6 个月，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6 个月更加美好了，无论在老特拉福德还是自己家里。可是如果他问起我，我会告诉他在赛季初，我不需要任何提醒。这在曼联好像是一种做事的规则，任何人都可以给其他人提个醒，无论是队友、工作人员，还是老头子自己。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是我理解老板的那种反应，因为他—·直都只是想为球队做最正确的事情。
于是，我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即屈服并继续下去。
在那场有意思的和阿森纳的半决赛之后，我们觉得自己的球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每次参加比赛都会抱着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一直贯穿了整个1999——2000赛季，我们一开始就踢得很好，在接下来的9 个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信念。即使有过那场奇怪的失利一我记得我们正切尔西输了个。比5 ，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失去动力。
我在家里呆得很开心，但是踢球使我更加开心，在曼联如此，在国家队同样如此。
即使在最失意的1998世界杯，我也从来没有为我能为国家队踢球而惊讶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国家队球员而自豪，所以我从没想过停止踢球，即使那可以减少一些压力。我现在惟一的疑虑就是我能否在格林·霍德尔的国家队里长期呆下去。我总有种感觉，他迟早会把我从他的考虑范围内除去的。
回想起1998年秋天，我们在欧锦赛预选赛里开局不利，英格兰的球迷对我们的表现很不满意，而且有些媒体也在炒作更换主教练的消息。即使是这样，当更换主教练的消息真的来临时，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知道对我们糟糕的表现，格伦要负多少责任，我也不知道格伦犯的错误中有多少是媒体捏造出来的。然而，当我第一次听见别人引用他谈论残疾人和他们过去的生活的话时，我知道事情闹大了。事隔一夜，似乎每个人，包括首相都觉得有必要对此事发表一些意见。当格伦的谈话出现在头版头条时，没用多久就传得沸沸扬扬了，人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在2 月初，格伦的谈话被公布后几天，他就离开了。足总为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球迷们十分疯狂，甚至有一个英格兰球迷因为在会上大闹而被拖出了会场。尽管我和当时身为主教练的格伦有严重的分歧，我还是很同情他，那天下乍对他而言一定是最难过的一天。
霍华德·威尔金森随后成为临时主帅，执教了几场友谊赛。当足总做出最终任命时，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上任完全不同风格的人选一凯文·基冈。我一直很欣赏他的执教风格，也很喜欢听他谈论他所理解的足球，他的激情和诚实令我尊敬。在温布利对波兰的一场争夺出线权的比赛中，我第一次出现在了凯文·基冈执教的英格兰队中，这太令我激动了。我总是在想，如果将霍德尔的优点结合在基冈身上，那将是多么的完美呀！不可否认，格伦是一个优秀的教练，但是他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处理和队员的矛盾上了；而凯文则很不一样，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员管理者。就在对波兰的比赛之前，我们在比山阿比开了第一次动员会议，会上凯文的激情鼓舞了所有的人。他能告诉你作为一个英格兰国家队队员应该怎么做。星期六在温布利比赛的时候，每个人都斗志高昂，斯科尔斯上演了他的“帽子戏法”（一人进三球），于是我们将波兰队赶回了老家。我想在国内没有人会怀疑凯文是国家队教练最合适的人选，至少这场3 比1 的比赛可以说服所有的人。
在凯文的带领下，全队沉浸在欣喜的气氛中，但是想要进入2000年欧锦赛的决赛阶段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必须和苏格兰队进行附加赛。在厄普顿公园球场进行的客场比赛中，我们以2 比0 获胜。但是回到主场时，在我们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唐·哈金森的进球终于使苏格兰队在上半场领先。毕竟，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最后出线了。我们花了6 个月的时间来忘记之前的比赛，集中精力准备去拿冠军的奖杯。我们都很有信心，我自己也相信凯文会给我们带来荣誉。在我们淘汰掉苏格兰队之后，我开始对凯文这个人产生了完全的信任。
1999午10月中旬，我们得在一周内踢两场重要的预选赛。我们首先在温布利球场迎战前来的卢森堡队，4 天后的星期三，我们又跑到华沙挑战波兰队。对卢森堡队比赛的那个星期五的夜里，我一直呆在英格兰饭店里面，突然我的手机响了，是维多利亚从她父母那里打来的。她知道在大赛前一天的夜里，饭店是不会将她的电话接到我房间里的。线路不是很好，但是我还是从咝咝声中听到了我该听见的东西：警方接到情报怀疑有人企图在第二天，当我在温布利为国家队效力的时候，绑架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我的大脑突然空了，感觉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停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告诉谁”。我的震惊对维多利亚起不了任何帮助，她之后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一句：“我马上打回给你！”
我告诉的第一个人是加利·内维尔，他听了之后想都没想就说：“你应该告诉主教练，快到凯文那里去。”
我于是走向凯文的房间，敲了几声门，然后走了进去。我敢肯定凯文也看出了我有些不对劲，因为我浑身都在发抖。我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告诉我，他很理解我的感受，这是在像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下最有必要听到的话。
“大卫，我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类似的事件。当我在德国踢球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都收到了死亡恐吓，这确实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们现在必须到你妻了和儿子身边去，我们一起去，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已经是夜里10点了。几分钟后，凯文、我和队罩的保安雷·惠特沃斯出了饭店，一起上了一辆轿车，我在车上告诉维多利亚，我们止在赶来的途中。很快我们就到了维多利亚的父母家。一进门，尽管凯文从没有见过维多利亚和她的父母，但他很快地控制了场面。他显然知道维多利亚当时的感受，我们也需要他来安慰我们和教我们该怎么做。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饭店了，我们包下了整栋楼，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保安，没有入能随随便便进来。赶快打点一下行李，带上布鲁克林，我和大卫先回去整理房间，你准备好之后我们在饭店见面。”
维多利亚的父母也和她一起来到了饭店。凯文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帮助了我们。他做出这些决定时想都没想，虽然第二天下十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我不再理会凯文当主教练是否合格，凯文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能做到，是发自内心的，并非他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我永远不会忘记凯文在这件事卜给我们的帮助，只有他能确保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事件发生之前，我和凯文的关系就处得很好，显然，在这之后仍然这样。其实，不光是我，任何英格兰队队员遇到困难时，他都会提供帮助。不管这件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他都会义不容辞地做同样的反应。他实在人伟大了！
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在我的房间唾了。第二人一大早，凯文还是很担心我的情绪。
“大卫，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如果你想踢比赛，那太好了，因为我希望你上场；可是如果你不敢肖定自己能不能上场，也没有关系。我希望你自己来决定，你自己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就行了。”
我选择了参赛，我们以6 比0 击败了卢森堡队，这预示着我们儿人后在波兰的比赛将决定我们能不能出线的问题。这是一场大赛，凯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星期六晚上我们山发去波兰之前，我们又谈了一次话：
“如果你想和你的家人离得近一点，没关系，你不用和我们一起去波兰。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在这里照顾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
我坐在维多利亚身边，问她，我到底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没事的，我们会有人照顾的。代表国家队比赛是你的工作，你应该去！”
我于是去了波兰。维多利亚说得对，我的确应该去。比赛进行得很惨烈，比分为0 比0 双方互交白卷。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否出线，要取决于几个月后瑞典队在主场迎战波兰队比赛的结果。结果瑞典队击败了波兰，我们拿到了参加附加赛的资格，对手是苏格兰。
到1999年圣诞节的时候，已是尘埃落定。虽然不是那么完美，英格兰还是拿到了参加夏天欧锦赛决赛阶段比赛的入场券。2000年千禧年时，曼联在地球的另一头参加比赛。作为欧洲冠军联赛得主，曼联队被邀请参加国际足联在巴西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俱乐部锦标赛，这无论是对曼联队，还是对英格兰俱乐部都是一种荣誉。比赛将在1 月时在巴西开始，而在那之前，似乎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因为我们在英格兰足总杯第三轮的时候正好得在巴西参加比赛，于是足总决定让曼联队放弃1999——2000赛季英格兰是总杯接下来的所有比赛。
对于这个决定，足球界所有的人都颇有微辞。人人都知道英格兰足总杯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出色的淘汰制比赛，而如果卫冕冠军曼联队不能参赛的话，就等于抛弃了它所有的传统和人们对它的信任。这种处置方法不仅仅是曼联俱乐部的损失，也是所有人的损失。我甚至觉得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一个排挤曼联队的借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有接受决定。谁都知道在英格兰足总杯和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冲突的时候，我们只有放弃英格兰足总杯，因为锦标赛是由国际足联举办的世界性的比赛，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参加。如果柜绝参赛，不仅是毁了我们的球队，同时也毁了英格兰足球。
坦白说，我们在球队更衣室里对这件事的谈论不比老特拉福德外的人少，我们渴望去巴西参赛，渴望在世界各地为球队效力，但是我们谁也不想错失参加英格兰足总杯的机会。回想起前一个赛季我们对阿森纳的半决赛和对纽卡斯尔联队的决赛，那比赛、那结果是多么美妙呀！英格兰足总杯对我们太重要了，不能为继续保住奖杯而奋斗令人十分遗憾。或许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英格兰足总杯的第四轮，等我们从巴西回来之后参赛，然而这只是幻想，一切还得由定总和俱乐部来决定。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决定权，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所以我们只有去巴西参加比赛，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是在英格兰每个赛季的惯例中长大的，试想当别人在为应付巨人杀手、糟糕的场地和天气做准备时，我们却出发去了一个阳光普照，有着满地沙滩和华氏100 度热浪的地方，谁能习惯呢？
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一点也不后悔来到巴西。尽管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不那么令人愉快，尽管这里几乎是让人遗忘的角落，我们还是觉得这次巴西之行很有意义。这对于我们整支球队来说是一次为余下的赛季充电的机会，我想我们还是能夺得英超冠军的。但是，我们没有从巴西带回任何荣誉，除了大家晒得黝黑的皮肤。最后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次参赛更像一次度假，因为我在第一场对阵墨西哥内卡萨队的比赛中就得到红牌被罚下场，于是不能参加第二场比赛。而在第三场对阵南墨尔本的比赛中，我又只出场了20分钟，那时我们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在第一场比赛中就得红牌对于一个曼联球员是一种耻辱。当时在中场附近为了争夺一个高高弹起的球，我有一个铲球动作，但是我绝对是冲球去的。所以当裁判告诉我被罚下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赛后我看了录像，我必须承认从电视上看来，那很像是一个危险动作。虽然看起来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那个动作很干净，好在老头子也这么认为。他在比赛结束后十分生气，不是生我的气，而是生那些赛场执法官员的气。我想，对方球员的表现是我被罚下的重要原因，我早该意识到，我当时是在南美踢比赛，墨西哥离南美显然比我们近。那天晚上我的确很失落，但是后来其他队员必须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准备与瓦斯科达加马队的比赛时，我却在游泳池边闲逛，这无疑让我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
巴西真的是个好地方，找还记得有天夜里我‘个人去了科帕巴卡那沙滩。你或许听说过那地方，但是你不亲自去就永远不知道它有多么美好。沙滩仅仅延续了几英里，整个沙滩上到处都是门柱和聚光灯，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在沙滩上踢球。我想，难怪巴西队总是得世界冠军。那些孩子们简直不是在踢比赛，而是在表演杂耍，他们有的在颠球，有的在玩网式头球，有的三三两两在玩传球。他们的足球天赋好得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有几个孩子认出了我，请我罚几个任意球，由他们的同伴来守门。如果足球有灵魂的话，我敢肯定，它的灵魂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沙滩上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度过的那—夜。
1 月的巴西很炎热，是个很适合度假或夜里在晦边走走的季节，但是在这个季节能踢球吗？巴西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人们总是嘲笑英国人出国的事情，想看看我们在太阳底下是什么样子。
当曼联队来到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俱乐部锦标赛时，那个笑话应验了。第一次去马拉卡纳体育场，当我们从大巴下来走到大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全身湿透了。
随后，我们走向更衣室，几个队友还在谈论炎热的天气。突然，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我们发现更衣室的正中间挂着？个氧气面罩。每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嘿，我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接着，我们出去热身一身子还用得着热吗？当时是中午l 点钟，而且室外温度是100 华氏度。俱乐部的服装管理员艾伯特·摩根给我们准备了传统服装，而墨西哥人当时穿着背心在场上慢跑，我们穿着黑色的训练上衣上场，所有的人都冲向了底线附近，那里有看台留下的一小块阴影。艾伯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那场比赛过后，我们惩罚了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巴西度过的13天，我们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世界大赛，看到了很多人，比如科帕巴卡那沙滩上的那群孩子们，我们代表俱乐部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拜访的那些年轻人，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回到家里我很开心，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了。我电迫不及待地想要参加赛季余下的比赛了。我们不用再挂念英格兰足总杯了。在我们离开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球队赶上我们的积分，所以我们在英超联赛里还是排在第一，我们要夺得联赛冠军，而且我们仍然在欧洲冠军联赛的比赛中有一席之地。回来后的第—场比赛是在主场迎战劲敌阿森纳队，他们差一点让我们大吃一惊，还好最后的比分锁定在了1 比1.虽然我们没有获胜，但是我想，他们其实更需要这场比赛的胜利。从此以后，我们好像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很放松，完全享受着足球给我的快乐，我责问自己何必那么在乎其他的事情。前面或许确实有些潜在的灾难等待着我，但是我已经完全准备好应付一切事情了。
2 月12号是星期六，我们以3 比0 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但是这似乎并不能让老头子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有好心情。我们即将在周末迎来一场同样是重量级的比赛一客场挑战利兹联队。为了照顾像我们这样一周双赛的球员，我们得到了一点自己支配的时间，于是我回到了伦敦郊外的家，准备在星期三晚上赶回俱乐部参加星期四早上的训练。那一天，布鲁克林好像很不正常。由于是第一个孩子，我们认不清症状，所以只要孩子有点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十分担心，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当父母。或许现在，如果罗密欧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像以前那么担心了。
星期三晚上7 点左右，布鲁克林开始发烧，而且全身无力。我把他抱在我的腿上，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布鲁克林到底怎么了，任何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很害怕。后来医生来了，给布鲁克林做了检查后诊断为肠胃炎，于是我决定当晚留在家里，第二天早上再开车去队里报到。
布鲁克林显得很烦躁，我不喜欢看到他这样，等着好不容易把他哄睡着了，已经是深夜了。我在他的房间呆了一宿，然后在他的小床边睡了几个小时。星期四早上6 点钟，我出发北上回俱乐部，我本打算在车后座多睡一会的，但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布鲁克林。我怎么能扔下病重的儿子和妻子，一个人离开呢？维多利亚认为我应该走，布鲁克林会没事的。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心还在布鲁克林身边，直到我确信他没有什么大碍，我想亲眼看到他病情的好转。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20分钟了，我让司机掉头往回开。
说实话，即使我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我打电话到俱乐部里找史蒂夫·麦克拉伦。这是我9 年里的第一次缺席训练，我想只要我解释清楚，他们会理解我的，史蒂夫当时不在，于是我留了言给他：“布鲁克林病得很严重，我现在不来可以吗？我认为我应该留下来陪他。”
没有人回电话给我。
事后证明，我在那句留言里面应该提到我是从伦敦打来的。但是伦敦是曼彻斯特的死对头，我和老头子的紧张关系完全来源于我的家庭生活，所以当时我想，如果我在电话里提到我从伦敦打来，会激怒他的。早上10点钟，布鲁克林醒了，他看起来好多了。一小时后，我又驱车前往曼彻斯特。我再次给史蒂夫打电活，这回打通了。那时已经是中午了，队友们的训练已经结束了。我问他我是否应该来卡灵顿自己训练一下，他告诉我说不用了，随后他又补充：“大卫，我必须告诉你，主教练很不高兴。”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当然，当时不太好和史蒂夫说下去。
我想，没关系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我错了。
星期五早上我正准备去训练，这时史蒂夫·麦克拉伦告诉我老板很愤怒，并让我去见他。我想等我训练完再去见他也不迟，于是继续训练。当训练进行到自由时间时，老板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他和史蒂夫说了几句话，然后对着我吼道：“贝克汉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突然，我当着全体主力球员的面和曼彻斯特联队的主教练发生了口角，我企图为自己辩解什么，但是老头子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再次向我咆哮道：“滚出去和预备队训练吧！”
在那么多队友面前被他如此羞辱，这对我的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尤其在我认为我什么也没做错的情况下，这谁也受不了，于是我拒绝了他。我走出了体育场，来到更衣室换好衣服，走向我的汽车。突然我停住了脚步，我对自己说：“明天有一场重要的比赛不要让事情变得太严重，你是一个职业球员。”
于是我又回到了更衣室，换回运动装在健身房自己练习。大约半小时之后，罗伊·基恩来了。我不知道事情到底到了什么地步，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于是我问他该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你应该和主教练好好谈谈。”
我相信要是换了罗伊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不该听取他的意见。
我径直走到老头子的办公室，敲门之后走了进去，我领教了我职业生涯里最狠的一次训斥。在他看来，我的观点完全错误了。我针对我的态度向他道歉，但是我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
“不是我不想来这里训练，你也知道，我总是把家庭看得最重的。我的儿子病得很厉害，所以我没有来参加训练。”
老板可不这么认为：“你的责任是来这里踢球，而不是在家里照顾你儿子。”
不要误解我，我明白老头子的意思，也理解他。即使我不同意，但是在这个赛季关键的时候，从整个俱乐部的运作上考虑，他是有道理的。那天真正导致一场大争吵的，是维多利亚星期三晚上在慈善活动上露面的照片，那正是我缺席训练的前一天晚上。到了下午茶时间，布鲁克林表现得很正常，于是维多利亚决定在儿子睡着的时候出去几个小时，履行一个很久以前的承诺。老板却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当你老婆在外面卖弄风骚时，你却在家里看孩子。”“卖弄风骚”这个词和他讥笑的口吻让我失去了理智：“别那样说我的妻子，如果我那么不尊重你的妻子，你会怎么想？”
我确实应该迟些时候再去见他，我预料到他会对我发脾气，但是我没有预料到我也会对他发脾气。他让我不要报名参加对利兹联队的比赛了，也不让我见其他的队员。
我走下楼来，在更衣室里换了衣服，然后离开了训练场。我不敢相信主教练仅仅因为这个就不让我去参加比赛，但是他的确这么做厂。到了晚上，我和大家在一起，知道自己不用抱什么希望了。
夜里，我和其他去参加对利兹比赛的队员一起上了车。第二天早上，主教练在我们住的宾馆里宣布了首发出场名单，我当然不在其中。当我们下楼之后，他又宣布了替补名单，我竟然连替补席都去不厂。后来，新闻终于报道了这件事情，还有那天下午我在看台上看着我们队1 比。获胜的照片。回想起来，媒体的作用真是十分巨大，我真怀疑是不是星期五我从训练场走出来的照片和媒体编造的一些故事，是促使老头子做出弃用我的决定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切都会好一些呢？
在对利兹联队的比赛之后，我被国家队征召去参加比赛。当我回到曼联时，我和老板、史蒂夫·麦克拉伦，还有加利·内维尔坐在一起谈了一次话。这次会面没有被媒体报道，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在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之后，老头子说：“不如大家把这件事忘了吧！让我们回到足球上吧！”
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得到解脱。老板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发生争吵的人，不仅仅因为当他生气的时候很可怕，也不仅仅因为他可能不让我参加比赛。在我的事业上，老头子是为我带来一切的人，如果说曼联队是我的第二个家的话，他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
在我离开父母之后，我就已经把老特拉福德当成了自己的家了。无论老头子怎么对待我，无论我怎么生他的气，我还是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球队能取得好成绩。从我还是少年时，来到老特拉福德之后，无论在球场上还是球场下我都受到了他巨大的影响。也许正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使我的情绪非常激动。
那一天下乍，在训练完毕之后，我去了特拉福德购物中心购物。当我刚刚走出中心回到车上时，电话响了。是老板打来的：“你他妈的在哪儿？”
“什么？”
“你他妈的在哪儿？”
“我在我自己的车上呀。”
“别骗我了，你在巴塞罗那，对不对？”
我几乎大声笑了出来：“我的确在我自己的车里，我刚从特拉福德购物中心里出来。”
老头子好像一点也不相信我：“我朋友说刚才在巴塞罗那机场看到你了。”
我能说些什么？我于是把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描述了一下，并告诉了他我的车位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那好。再见！”
我后来才知道，在给我打电话之前5 分钟，他先给加利打了个电话，告诉加利他听到的消息，并问加利是否知道我在哪里。经过了那天早上的四人会谈之后，加利放下电话对我说：“大卫，事情都这样了，你千万别在巴塞罗那出现呀！”这种事情实在太怪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曾经和老头子有过这种对话。他几乎认识曼彻斯特所有的入，能了解他球员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别人会不停地向他报告所见所闻，这其中或许有入告诉过他，我刚在巴塞罗那下飞机。问题是无论这些消息是真是假，都会激怒老板，这对故事的主角是绝对不利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非常遵守职业道德的球员，我总是很小心地照顾自己，从不酗酒或彻夜不归。当我回伦敦看望我的家人时，我从不自己开车，都是司机开的。只要星期六有比赛，我最晚也会在星期三晚上驱车回到曼彻斯特。有些谣传说，我每天都要驾车往返于伦敦和曼彻斯特，老头子居然相信了。他很恼怒，因为我知道．他觉得我的私生活严重地影响了最重要的东西一为曼联赢球。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相信我，但是我可以做些事情让一切好起来：那就是踢球。
在繁忙的英超联赛赛程中，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对我们来说是—次中场休息。当我们回到英格兰的时候，觉得自己十分强大。客场对利兹的比赛过后，我又赢回了我的主力位置，而在那之后直到整个赛季结束，我们只平了两场比赛，其余全胜。
最后我们夺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阿森纳队18分，这种差距说明了一切。整个赛季我们只输过三场比赛，没有哪支球队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去巴西意味着我们没有机会卫冕英格兰足总杯了，但是那个赛季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能卫冕欧洲联赛冠军。在欧洲赛场上的经历，让我们学会了在输掉奇怪的比赛和队员普遍发挥不佳的情况下，如何从小组赛里出线。然而一旦进入淘汰赛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那是真正的杯赛制，对手是世界上最强的几支球队。最后在2000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们被皇家马德里队淘汰了。
第一场在伯纳乌举行的比赛中，我们与皇家马德里队0 比0 打平了。他们踢得很棒，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取胜。和皇马踢比赛总有机会取胜，只要我们踢得比他们还好。如果能在西班牙争取到一个客场进球，那么一切都将不一样了。我们都非常期待回到老特拉福德的主场比赛，我们坚信能击败他们，球迷们和媒体也这么认为。但是皇马可不这么认为。那时的皇马还没有齐达内，没有菲戈，也没有罗纳尔多，但是他们还有很多优秀的队员。老板总是说他认为劳尔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在我们企图击败他们之前先进了一球，我们败了。输给皇马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他们是最后的冠军，而我们则被彻底地击败了，我们本来有机会的，但是没有珍惜。
这场比赛和2003年我们在马德里比赛的上半场有些相似。在老特拉福德比赛的下半场前15分钟，他们好像着了魔一样，每次进攻都能有所建树，而我们却怎么也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我可以清晰地记得他们那时的左中卫阿根廷人雷东多，他以—个不可思议的转身拉球晃过了海产·博格，然后传中，跟上的劳尔轻松推射入网。
完美的过人，完美的传中，完美的进球，一气呵成。上半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失球了，下半时劳尔又梅开二度，就在这场我们不能输的比赛刚刚进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已经0 比3 落后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开始反攻，我进了一个球，然后斯科尔斯进了一个点球。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我们淘汰了。
我不是住自己脸上贴金，但是我实在为自己的那个进球感到高兴。我摆脱了罗伯特·卡洛斯之后，瞄准了球门的上角射去。我曾经多次和卡洛斯交手，代表曼联对阵皇马，代表英格兰对阵巴西。
每个人都在谈论罗伯特·卡洛斯的进攻有多么犀利，但是那天晚上，他证明了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防守球员。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左后卫。有人说他因为太喜欢助攻而经常在身后留下空当，但是实际上这家伙在落后别人5 —10英尺的时候仍然能追上去将球铲断。我总是很喜欢和罗伯特·卡洛斯交手，因为对手不是皇马就是巴西，当我和我的队友和世界上最强的球队交手时，真的很兴奋。
离开欧洲赛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坐在那里表示遗憾。无论我们有多难过，都必须通过再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来证明我们自己。我想曼联队区别于其他球队的最大长处就是我们对失利的态度，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精神。在比赛当中，整支球队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十十么时候失败过，总是保持着必胜的信心。即使我们真的输掉了比赛，不管多重要，所有的队员在一个月之内肯定会恢复过来，把输掉的比赛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像1999—2000赛季那样连续很多场不败，最终夺得联赛冠军，这一点老头子功劳不小。曼联队的教练组成员，包括以前的诺比·斯蒂莱尔斯和埃利克·哈里森，他们也都能激发起球员的斗志。即使在青年联赛和预备队联赛里面，我们也总能通过训练和比赛恢复由失利带来的低落的士气。
这种精神可以称作顽强，正是这种不甘得第二的强烈欲望，使我们取得了1999—2000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在曼联，每个人的血里都流淌着职业精神，人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反射着职业精神。我想这种精神，在我们这群90年代在曼联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我、内维尔兄弟、保罗·斯科尔斯、莱恩·吉格斯和尼基·巴特。罗伊·基恩经常嘲笑我们这群“92班”，但是只要你认真比赛，他就会承认你的重要性。
我们在一起有一种融洽，—种默契，没有人能够摧毁或复制这种融洽和默契。
它是我们这群人一起在曼联那么长的时间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我们之间有完全的信任，没有人会脱离这个群体，充其量我们只是让某些人感到失望，但我们绝对不会失和的。
还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我们都是为了足球而生，为了为曼联队效力而生。近两年，尤其是在我们一无所获的2002年，一些无聊的评论家和一些球迷开始呼吁是拆散“92班”的时候了。
显然，现在我不得不离开这个集体。但是对于俱乐部，我觉得它正在冒险，长期以来确保胜利的精神很有可能就要失去了。不是很多俱乐部都有这种精神的，而且这种精神作用是曼联俱乐部从今以后无法用任何东西代替的。
　　　　　　　　　　第九章 德国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去吧，尽情享受足球……我们比他们更强大。”
足球是不是—项集体项目似乎并不重要，球踢得不好时，总会有人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拿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经历来说，1998年是我，2002年是戴夫·西曼。在2000年的欧洲锦标赛中，因为成绩不理想，菲尔·内维尔又成为球队的替罪羊。对于媒体和一些球迷而言，似乎总该有一位英雄或罪人。
我并不是说人们没有权利对英格兰队发表意见，只不过我有时在想：他们是否意识到，对球队的过分挑剔和指指点点，有时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球运动员也可能会对你说，他们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其实，请相信我，受到指责的球员，心里都非常清楚；而且不管装得多么坚强，这些责难总会影响球员的信心和态度。
当然，挑出—人来背黑锅，绝不是仅在国际足球赛场上。在2002年秋季的—段时间里，曼联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对此，球员自己也心知肚明。原固有很多：伤病困扰、球员停赛以及整个球队在信心和注意力上陷入低谷。我自己也有问题，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有人认为，一切似于全是莱恩·吉格斯的错。不过，在更衣室里，不管是球员还是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这样认为。一些老特拉福德球迷的不满，自然使报纸和电台的电话参与节目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到这个话题。球员们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吉格斯也是如此。因为多少年来，曼联球迷一直是忠心耿耿的铁杆儿，对本土球员尤其如此。现在他们是怎么啦？
随着事儿越说越大，大多数曼联球迷都站在吉格斯一边。尽管他的状态有些低沉，但只要对足球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位世界级的球星，，更准确地说，任何对曼联有点感情的人，都不会因为球队表现暂时的不尽如人意而怀疑俱乐部的未来。
无论何时，我都不会说支持者没有权利对曼联发表看法，毕竟是他们为球员和在老特拉福德工作的其他人支付薪水。球员们必须达到球迷的最高期望，这是球员的职责。尽管如此，对于试图拦截球员的举动，我还是无法理解。因为对球员和球队其他成员来说，这样只做能使事情变得更糟。
我承认，老特拉福德的球迷比其他地方的球迷更有耐心。他们懂足球，也理解球员。真正的曼联球迷坚信，吉格斯肯定会在我们夺取联赛冠军的征途中再展雄风，正如他在那个赛季最后6 个月所表现的那样。
至于英格兰队，同样存在球队表现不佳时，将所有过失全都推到一个倒霉鬼身上的倾向，至少从我加入球队后便是如此。
在重大赛事中的每一次触球，当你想到你是代表国家而不仅仅是为俱乐部在踢球，而且．成千上万的球迷正在通过电视画面观看，认识到球员沉重的压力和责任，你或许能体会到背黑锅的人有多么痛苦，多么屈辱。
记得年少时，我们几个球员在英格兰队进行赛前热身，大家会半开玩笑地猜测：如果这次比赛输了，谁会背黑锅？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一点都不可笑。我觉得，拿球员作为替罪羊，不仅会伤害被挑中而备受口诛笔伐的小伙子，而且会阻碍英格兰队整体的发展，或许，现在仍是如此。
英格兰队队员身上总会有压力，这一点我非常理解；我同样爱国，我也是英格兰的球迷，我希望我们为国争光。然而，在世界杯和欧洲锦标赛中，我觉得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队员们有时害怕尝试，不敢冒风险，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是对失败的恐惧。
比如，我在1998年世界杯和菲尔·内维尔在2000年欧锦赛中的遭遇，仍在队员们的记忆深处有阴影。看看人家巴西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非常轻松。我记得在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中，我们以1 比0 领先，环视整个球场，却看到罗纳尔多正咧着嘴跟裁判开玩笑！
当然，巴西队的队员在随后的赛季，不会回到巴西踢俱乐部联赛，这或许是他们不太在意踢输了会有怎样的后果的原因。英格兰队员明白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我认为．如此紧张的压力，的确会妨碍球员水平的正常发挥。即使我有经验了，但这个问题，在2002年世界杯后依然在困扰着我：如果在对阿根廷队比赛中踢失点球，我将受到怎样的口诛笔伐？或许我错了。我跟其他队友从未谈及此事。我只是有这种感觉：在重大比赛中，对失败的恐惧有时会阻碍我们的尽情表演，而这种表演又是球迷所渴望看到的。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2000年欧锦赛并不像我们事先想到的那样。菲尔·内维尔受到不少责备，而凯文·基冈同样饱受抨击。凯文任英格兰队教练之后所创造的球队精神使我们觉得荣辱与共。这就意味着．我们大家共同为英格兰队如此早早出局承担责任。尽管在或（外围赛）中遇到不少困难，我们仍然跻身决赛阶段，希望能有听斩获。在抵达比利时和荷兰之前，我们在法国的训练，比两年前备战世界杯之前的训练更为放松。比赛开始时，每个人都非常兴奋，盼望尽快上场。
如果你观看过那年夏天在艾因霍温对葡萄牙队比赛的开场20分钟，你会由衷地说我们精神集中、状态极佳。葡萄牙队是一支出色的球认，队中有路易斯·菲戈和鲁伊·科斯塔等世界级球员。他们一开始就压着我们打。有几次我们攻到前场，都似乎要破门了。找传出几脚好球，保罗·斯科尔斯攻入第一粒，史蒂大·麦克马纳曼打进第二粒在没有人觉得比赛在进行时，我们已经以2 比0 领先。
说实话，我们对领先的大好局面感到吃惊。本来我们应该继续进攻而赢得比赛，但眨眼间，菲戈突破，将球射入球门上角。一切都变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糟。他们在上半场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迈克尔·欧文受伤下场，然后是史蒂夫·麦克马纳曼。葡萄牙人在下半场打进制胜一球。
从旁观者的角度，这是—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当然，对我们和英格兰队球迷来说，却是令人伤心失望的。在开局踢得如此之好且领先两球的人好形势下竟然输掉比赛，那份挫折感无以复加。在跟一支出色的球队比赛中虽然输球但表现不俗的事实，根本无法减轻这种压力。尽管我认为自己踢得不错，但还是对结果感到沮丧：以2 比3 输掉比赛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局。在终场哨声过后的数分钟内，我神情恍惚。或许，我应该抬起头，坚强起来，因为在疲惫地走出场地时，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我。
维多利亚千里迢迢来到荷兰看这场球，为我鼓劲加油。我记得在开球前觉得有些紧张。我们被告知家人会被安置在安全封闭的区域看球，但结果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张望着，看到她在球迷中间。说实话，我非常担心维多利亚的安全。她跟她的爸爸在一起，在赛前和赛后都有麻烦，被那些自称英格兰球迷的人推搡着、咒骂着。她再也不会在那种环境下观看那样的一场比赛，再也不会了。
我走出赛场时，一些愚蠢的家伙也在等着我。在我们向英格兰球迷致谢后，当我步入通道时，有五六个家伙等在教练席后面的座位上。他们开始试图拦截，先是我，然后是维多利亚；最后，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居然对我的儿子布鲁克林进行辱骂！想起他们所说的话，我就感到恶心。我非常愤怒，但找咬紧牙关。你能做些什么呢？你无力制止，不是吗？于是，我向他们竖起中指，直接走向更衣室。
自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时起，总遇到一些球场内外的拦截，对此．我几乎已习以为常。这种事的确使人受伤害，但我想我已经能够对付。真正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和维多利亚结婚成家以来遭受的辱骂，没有私人空间和起码的尊重，让人感觉很糟。真想问问那些辱骂我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是嫉妒，看不起，还是闲极无聊？不过我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在艾因霍温那个特定的下午，在为英格兰队拼命打满90分钟但没有取得值得炫耀的胜利的时候，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这些家伙的辱骂深深地伤害着我，让我感到厌恶；于是，在极端震怒之下，我不得不进行反击。
当我随着球队的其他人进入通道后，那一刻对于我而言已经结束。幸运的是，在离开赛场时，凯文·基冈一直在身后不过几步之遥。那些人所喊叫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在更衣室，他没有马上提起。更重要的事情是讨论刚刚结束的比赛，并开始打起精神，准备下一场在查里洛伊对德国队的比赛。我换好衣服，跟着其他几个队友走向大巴。我打电话给维多利亚，她向我诉说她和托尼出入场地时的遭遇。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我所听到的脏话时，保罗·因斯走过通道：“你是不是向球迷竖起一根手指？”
我只是点了点头。
“他们拍下来了。媒体的一个小子刚才告诉我，那张照片会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出来。”
等我们回到下榻的旅馆时，凯文也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许多人一直在追问这件事。我们坐下来吃晚餐。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大卫，我什么都听见了。你不用担心，别理会报纸上所说的任何东西。我清楚地听到他们说的话。别担心，我支持你。”
对问及此事的人，他重复着同样的话。他告诉媒体或许还有对此一直高度关注的足协代表：他了解事情的全部过程，而且完全站在我这一边。是凯文让人们对那些辱骂有多么过分以及对人身的攻击和肮脏程度有所了解。任何人对别人有这种念头都让人感到恐怖，更不用说当面大声叫喊出来。
在那种时刻，球员从教练那里能得到的支持莫过于此。凯文·基冈随时准备和我并肩在一起。在同样状况下，阿莱克斯·弗格森也会如此。我觉得凯文和老板都明白：不管私下发生什么事情，教练在面对媒体时始终支持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艾因霍温，凯文之所以支持我并非因为我是他的队员。我记得在听到球迷中传来的污言秽语时，他有多么震惊和沮丧。而且，随着事情的发展，我认为他并不是惟一这样做的人。当然，第二天的报纸上不免小题大作；当然，人们不免重复着在圣埃蒂安赛后曾说过的话：他是个白痴，是个带来耻辱的家伙，决不应该再让他为他的国家踢球。然而，这一次大不一样。因为我有英格兰队教练的支持，人们便能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做。
我在艾因霍温所受到的刺激不是来自阿根廷队的中场球员，而是来自穿着圣乔治十字和英格兰队球衣的人们。或许，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当时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即使那么做是不合适的。我是被逼的。当然，两年后的现在，我会对此一笑置之。我感觉到有不少记者和球迷认为我是被逼无奈且值得凯文的支持。几乎在转瞬之间，我深切地感受到媒体和公众对我的态度发生着改变。
我知道，有时候人的记忆会跟人开玩笑。事情的发生往往并非像记忆中那么迅速和富有戏剧性。然而，在艾因霍温事件上，我知道这是事实：事情几乎一夜之间发生改变。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与德国比赛前我们出来热身时所发生的一切。因为在和阿根廷比赛时被罚出场，英格兰球迷不需任何鼓动就会敌视我，为曼联俱乐部踢球也于事无补。特别是过去在温布利的日子里，曼联的球员都习惯这种责难。球队在宣布加利和菲尔·内维尔的名字时，有些球迷常常发出“嘘”声。我们为俱乐部打客场比赛时所受到的辱骂，往往延续到我们为国家而战之中。然而，在查利洛伊，一切全变了，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负于葡萄牙队5 天后，我们在比利时某小镇上的——个小体育场内迎战德国队。我知道在主赛场周围有球迷骚乱，但我们被隔离开来。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场内的气氛。感觉好像一块小小的联赛场地，球迷紧贴着球场，如雷的噪声多是英格兰球迷制造的。在开球前约35分钟我们出来热身时，球场早已人满为患。这是非常令我吃惊的时刻。我慢慢跑向球迷，一生中第一次，我听到他们在唱：“有个大卫·贝克汉姆，只有一个大卫·贝克汉姆……”
现在回想起来，背脊仍然发凉。那个时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我所说，我既是英格兰队的球迷又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听到球迷为我而歌，我复何求！就如同在老特拉福德的球迷为我驱走圣艾蒂安的阴影一样，在查利洛伊的球迷让我忘却上周一负于葡萄牙队之后所发生的一切。
意识到不惜血本追随英格兰队观看比赛的球迷站在我一边，感觉竟是如此不同！从那个下午起，我相信人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
我不知道凯文的支持究竟有多么重要，但我的确相信在艾因霍温所发生的事件最终让人们意识到我如何捱过长达两年之久的辱骂。
我怀着美妙的心情走进更衣室为开场做着准备。重新回到场上时，我宁愿为自己的国家穿越一道厚厚的砖墙。更何况，实话说，与德国队一战就是这种感觉：艰苦，非常艰苦。90多分钟的足球比赛绝对是一种煎熬。不过，考虑到自从1966年以来我们在竞争性比赛中从未击败过他们，结果远远超过付出：英格兰1 ，德国o.在眼葡萄牙队的比赛中的两次助攻使我在赛场上充满信心。在查利洛伊，下半场开始不久，我们在德国队半场内几码处得到一个任意球。加利·内维尔跑过来说道：“来个快的。来吧。”
真恨不得揍这家伙一顿。加利总是这样，想参与进来。但当时我并不想把球开给他而转入阵地进攻。
我觉得他肯定会对我的长传不满意，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那么做了。球在空中旋转着越过两名德国防守队员；阿兰·希勒在远离门柱处得到球并将其打入网窝。结果证明这是制胜的一球。在庆祝时，加利出现在我身边。
“传得漂亮，贝克。”
就好像自始至终都是他的主意似的。有时加利会让你发疯，但我还是喜欢和他一起训练，—起踢球。他的比赛态度非常认真。随着终场哨声落下，我们全部冲到场地中间庆祝，球迷们欣喜若狂，欢呼我们击败德国队，赢得锦标赛的第一场胜利。然而，我记得加利走过来，冷静地说道：“我们应该离开赛场。我们还没有实现任何目标，甚至还没有从小组出线。”
的确，他是对的。我们还要跟罗马尼亚比赛，我们只要打平就可以从小组出线，不过现在每个入都知道那场比赛的结果如何。罗马尼亚队是一支技术型的强队。由于乔冶·哈吉被停赛，他们并不算强大，我们本来不应使自己陷入困境而被他们赶出赛场。一球落后，接着我们反以2 比1 领先；这时如果继续进攻，我们就会取得胜利。然而，在被他们扳平比分之后，就好像不相信自己能重新发起攻势，我们坚守着平局的结果。然后，比赛临近结束时的一次误判最终足以将罗马尼亚队送人八分之一决赛——我们出局了。
菲尔·内维尔滑倒在对方球员身上时，我正站在中场附近。然后，点球。那个时刻令人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是真的，一切似乎不应该发生，似乎应该是另外一场比赛，而不是我们踢了90分钟的比赛。我为菲尔感到难过。他本来在那个下乍踢得很出色，他本来在整个赛事中表现不俗。终场哨声响起时，我发现自己正在为他考虑。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这个时候人们会说些什么。
我走过去搂着他。然而，所有我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丝毫无助于帮他摆脱因为输给罗马尼亚队而出局所负的罪名。他所承受的责骂并不比我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后遭到的指责更激烈，但这已够他受的了。难怪在参加重大比赛中，英格兰队队员常常担心自己会不会犯大错、会不会随后被批判得体无完扶。正像我所说的，如果英格兰队想真正进步，我们需要克服这种思维模式。
随后在更衣室的时间以及回到英格兰后的最初几天，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我记得在那段日子，曾回想到1999年拜仁慕尼黑队球员目睹曼联队捧得欧洲杯时的感受。这不像是对手领先，2 比0 或3 比0 击败你，控制着整场比赛；而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改变这种结局，对手只是把你干掉。曼联在巴塞罗那获胜的那个夜晚，我从拜仁队的球员脸上看到过那种感受。我非常尊重他们：他们从失望中走出来，在几年后重新获得欧洲杯。他们的反应方式显示出一种人格的力量，而这正是自2000年欧锦赛之后英格兰队球员所需要的。
回到英格兰后，并非只有球员受到批评。教练也不得不承担责任，至少替菲尔·内维尔减轻一些压力。以凯文执教球队的踢球方式，包括英格兰队，我觉得终究会出问题。他执教的纽卡斯尔联队也是如此：人们喜欢观看他的队伍踢球；但如果不能奏效的话，很容易说凯文过于冒险而没有在防守上多下些功夫。当然，我无需重复我所说过的话：他是杰出的，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名教练。尽管许多人想对凯文进行指责，但球员们在内心深处知道，在比利时所发生的事情责任在我们。
在国际足球赛场，永远不可能从头再来，一次比赛结束后，你马上又要投入下一次的或（外围赛）之中。2000年秋天，我们进行了通往2002年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在所有的队伍中，我们的第一个对手仍然是老冤家德国队。这次是在温布利球场。在夏利洛伊我们将其击溃之后，许多旁观者说这支德国队是历史上最差的；或许他们认为我们只需要出场就可以第二次打败对手。因此，尽管那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人们对此战的期望依然很高。那个10月的那—天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在球场拆毁之前进行的最后—场比赛。
颂扬如潮。回顾体育馆的历史，人们浮想联翩：尤其是1966年那个最美妙的下午。自然而然地，温布利座无虚席。在场上进行热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是来参加—次聚会，而不是一场世界杯的或（外围赛）。不过，那场比赛实在糟糕，是我所参加的比赛中最糟糕的比赛。戴马尔·哈曼踢出的任意球滑过戴夫·西曼的十指关，德国队早早进球。随后，他们就完全控制着比赛。那个球场没有带来好运，我们从未真正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他们的好多队员都积极拼抢，看起来他们打入另一粒球的可能性远大于我们攻进扳平一球。我的膝盖遭踢伤，在终场前被替换下场。
我下场后坐在板凳上，缩成一团抵抗着秋雨，聆听着温布利球场四周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糟。终场哨音落下，宣告我们以0 比1 输给德国队；而老温布利球场最后一次所听到的声音是英格兰球迷将我们驱离赛场的嘘声。输掉在温布利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我足球生涯中最不堪回首的经历之一。
我离开边线，走向更衣室；后面几码开外就是凯文·基冈。我听到离跑道不远的球迷对他的辱骂。辱骂并不是人身攻击，他们告诉凯文对他担任英格兰队教练的看法：二流货色，矬子里面选出的将军，对足球一窍不通等等。对于一位在三十多年的足球生涯中取得非凡成就的人来说，这些声音如此刺耳、如此伤人。人们不应该如此健忘：格林·霍德尔辞职后，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凯文作为第一人选接过国家队的教鞭。
回到更衣室时，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但是，因为我听到球迷的辱骂，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凯文如此迅速地做出决定。我非常理解他，受到这般侮辱后，他怀疑自己这样付出是否值得。即便如此，在与德国队比赛后那一小时所发生的事情仍让人感到震惊。
我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大家正喝着饮料，凯文走进来，站在屋子中央，然后，告诉我们他就要离开：“我想诚实地对待你们，也诚实地对待自己。我一直坚持到今天。今天是个失败的日子。你们还有光明的前途。你们是优秀的球员。”
我知道这是个瞬间的决定，因为即使对他知之颇深的他的助手阿瑟·考克斯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第一个打破僵局：“别，凯文，不要这样。”
我记得自己的反应：“凯文，我们希望你做英格兰队的教练。”
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失去了凯文。从个人角度，我并没有感到失望。他是我所共事过的教练中最好的之一，对于他，我没有任何怨言。凯文自己知道该做些什么，而且已经下定决心，他告诉我们他就要下课。然后，他告知足协总裁亚当·克罗泽尔。接着，他向媒体披露。事情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在温布利球场所发生的美妙的事情，我们和凯文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就这样在清冷的秋雨中流走，只留下愤怒和沮丧的人们和寻找新教练的英格兰队，今天，当我回顾那个痛苦的下午时，不禁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再赛一场？给温布利球场一次机会，用胜利和欢笑将它送走？
结果证明，由于新的国家体育场推迟落成，我们本来可以这样做的。你只有希望在人们对温布利球场的记忆中，不要仅仅留下输给德国队的耻辱。最好记住那些美妙的足协杯决赛和1996年欧锦赛以及1966年世界杯上的辉煌。当然，从足球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人在2000年10月告诉我们，先在那个下午输给德国队，然后几个月后会在慕尼黑击败他们，那么每个球员都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事实上，英格兰队总是先经历许多波折之后，才能美梦成真。
几名享有国际声誉的重要球员、领袖人物和队长，如阿兰·希勒和托尼·亚当斯，退出或即将退出英格兰队。一批新队员，包括我这一代的曼联球员，在经历两次大赛的洗礼和挫折之后，成长起来。在凯文离开后，还有不少才华横溢的年轻球员等待着机会。似乎每个入都同意该采取措施，让英格兰队重新站起来。在斯文·戈兰·埃利克松被任命为主教练之前，哈沃德·威尔金森率领球队打过几场比赛，随后彼得·泰勒作为主管教练赴意大利参加一场友谊赛。
每个人都在说：“整顿队伍，启用年轻球员。”
彼得或许知道自己不会在火线成为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似平球队需要这样一位教练：有过改造国外球队并取得成功的经验．知道球队的弊病并能毫不扰豫地采取行动而不管别人怎么说。每名从此后进入国家队的年轻球员都不应该忘记：是彼得首先为新—代球员创造机会。并不是说他招进多少球员，而是他的所作所为给年轻球兄提供了作为一支球队而聚在一起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斯文居功至伟，但良好的开端却源自彼得。从个人的角度，我一直对他心怀感激：是彼得·泰勒让我第一次戴上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
此前，我在职业生涯中只当过一次队长。那是在老特拉福德的第一年，我作为青年队的队长率领球队赢得在北爱尔兰举行的牛奶杯。尽管如此，缺乏经验并不能阻止梦想。—旦在英格兰队站稳脚跟，我的野心便萌发出来，当然，只有自己知道。下—步成为队长，集所有荣誉于一身。我一直认为，人应该为自己树立最高目标。在阿兰·希勒宣布退出国际比赛之后，我甚至跟凯文·基冈作过长谈。我想让这位英格兰国家队教练知道．我相信自己能够眭任队长一职。凯文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他确实说过：他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英格兰队的队长。
等凯文离开国家队后，我感觉人们开始谈论着我成为队长的可能性。我必须承认，在当时，反对者至少不少于支持者。很显然，那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我只是和其他人一道等待着、观望着。彼得·泰勒宣布参加意大利队友谊赛队员名单的当晚，维多利亚不在家，我呆在加利·内维尔的家中。早晨8 点左右，我的电活铃响了。
我不大喜欢早起，所以我在迷迷糊糊中的第—反应是：谁这么讨厌？
我拿起电话，嘴里咕哝着：“您好。”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非常清醒：“你好，大卫。我是彼得·泰勒。”
我马上醒过神来。刹那间，我从床上蹦起来：“噢，你好，彼得。你好吗？”
主教练打电活过来，肯定不会只是为了聊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下面所说的话：“很抱歉这么早给你打电话。不过，我马上就要宣布球员名单。队伍很年轻，还有几名新的年轻球员。我觉得让你作为队长是比较合适的，我对你胜任这一职务毫不怀疑。我想在告诉其他人之前让你先知道。”
我呆坐在那里，足足有5 分多种。脑海中想着，我是不是在做梦，那个电话真的打过么？刚刚听到的话让我高兴疯了：如此兴奋，如此骄傲，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马上打电话给维多利亚。这种事情只有在你与家人分享之后才算真正发生。随后，仍然呆坐在床上，我发觉心中在叫喊着：太不可思议了！我可不想只做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队长，我要一直当下去！
脑海中闪过这种念头后，我冷静了不少。我没有冲进去在加利的床上手舞足蹈。稍后，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我只是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语气近乎平淡：“噢，加利，我是英格兰队的队长了。把烤玉米片递过来。”
我必须承认，我—直把加利视为队长，不管在曼联还是英格兰队。结果，还是我先行—步。他为我感到高兴，就像我也会那么对他一样，在开车去火车站之前，以这种方式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非常好。我想．消息肯定会比我先到达卡灵顿；我在曼联的队友跟我开着玩笑，整个上午一致喊我“队长”。
我没有跟任何人谈起我是怎样当队长的。但是，我目睹过别人是如何做的。我清楚自己的性格，知道找必须摸索出自己的方式。
我知道大声叫喊不是我的风格。应该在场地上，认认真真踢球，兢兢业业工作，以期用榜样的力量带动队友。第一次作为队长与球队的其他人在一起，那种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即使我将自己置于压力之下，整个经历就是我不能仅仅自己放松并尽情享受，因为自始至终意识到我不想做一次性的队长。我必须用我的行动确保新的全职教练认可彼得·泰勒的决定。
我非常高兴彼德让我戴上队长袖标，而事后才领悟他如此挑选队员的良苦用心，并对他感激不尽。我率领的是一支年轻的球队，我觉得自己经验相对丰富，我可以承担额外的责任。如果曾经担任过队长的老队员如保罗·因斯、托尼·亚当斯和阿兰·希勒仍留在队中，这种进步就不会如此自然，我也不可能有如此的跨越。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相信我能胜任这一角色。彼得坦言对我的信任，的确起到不小的作用。感觉我的队友同样信任我。不少比我年轻的队员在我的周围，让我感觉到自己在这个英格兰组织中像一个兄长。
带领球队出现在德尔·阿尔比体育场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骄傲的时刻之一，尽管只是一场友谊赛，尽管赛场并非座无虚席。彼得·泰勒起用我和年轻的球队或许冒着一定的风险，但是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让他和英格兰失望。我们以0 比l 输给强大的意大利队，不过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埃米尔·赫斯基整个晚上让对方的防守队员心惊胆战，我们创造出不少机会，但始终没能破门得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知道自己完全感觉不到在代表英格兰踢球。从那个夜晚之后，人们说我戴上队长袖标，状态顿时为之一变。我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时脑海中所浮现出的插曲。
下半场开始后10分钟左右，场上比分仍为0 比0.在比赛的早些时候，赛场上有几次响起点球的呐喊。这次，球传进来，回弹在空中，不知身体接触从何而来，但我记得当球向我落下时，我已经被撞开在禁区内。几名英格兰队队员冲上前去，恳请判罚点球。我倒在地上。当我挣扎着站起来时，那名我想是撞倒我的球员，加图索，正对着我叫喊着、咆哮着。或许他认为我不应那么轻易地摔倒，或许以为这种装作怒气冲天的样子会使他免受裁判的惩罚。不管他怎么说，我跑开去；而他却抓住我的球衣！这是那种一念之差的时刻；如果在过去，人们肯定会看到我非常激烈的反应。但此时，我只想继续比赛，因为我是英格兰队的队长，我必须有宽阔的晌襟。我轻轻推开他，不想惹麻烦。在比赛中，加图索仍然耿耿于怀。几分钟后，他攻到我们的后场，从30码外怒吼着射人制胜的一球。
彼得·泰勒的确干得不错。那个晚上，英格兰队新任教练就坐在都灵的看台上。关于斯文·戈兰·埃利克松这名外国人接掌国家队的帅印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周之久，甚至发生在英格兰队的更衣室。我理解人们的忧虑。我知道他们想要一名称职的英国人承担管理英格兰队的责任。然而，当时我们所处的境况是：整个国家都迫不及待地需要胜利，迫不及待地希望国家队踢出几场好球。我们需要适合这份工作的最好的教练，不管他的背景如何。斯文曾是且仍然是足球界最受尊重的教练之一。幸运的是，大部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久就将对斯文是瑞典人的担心抛之脑后：人们关注着结果和英格兰队的出色表现。
在斯文接掌英格兰队教鞭之前，我从没见过他。我甚至都不曾记得是否同他所执教过的球队踢过球。在足球界，球员凭着声望认识自己的老板：所有议论都是围绕着这位最佳教练。他的声望以及他所赢得的座座奖杯告诉我们：这位新任主帅值得尊敬。就球员来说，我们知道自己该知道的，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在足球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集训为参加他上任后的第一场比赛。在维拉公园和西班牙队的友谊赛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埃利克松先生。我们到达球队下榻的旅馆时，有人捎口信说他想见我。
彼此只是寒暄几句，然后他让我了解他计划如何接掌教鞭。斯文在全国范围内观看过不下数十场比赛。在他接手后的第一场比赛之前，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一位谎称凯文·基冈的电台音乐主持人给他打进的恶作剧电话也弥漫在曼联的空中。其中一个问题与我有关：他会不会仍然让我当队长？而斯文回答说：会的。当然我并没有轻信；我在第一次集训的那一周内一直在担心，非常担心。我很幸运，几乎立刻听到我迫不及待地想听的话：“你仍然担任队长，我觉得你会是一位出色的国家队队长。你的球踢得相当不错，其他人也很尊重你。如果有人怀疑，你要用行动证明，他们错了。”
斯文对我和对其他球员提出要求，说的非常简单。他希望英格兰队踢精彩的、赏心悦目的足球。不过，他电希望我们踢实用足球。训练很轻松，特别因为开始时史蒂夫，麦克拉伦、彼得·泰勒和萨米·李都是教练组成员，所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斯文很镇定，放手让人们做他想让他们做的事，而只是在他需要发表意见时才参与进来。他在做这些的时候，球员们都静静地听从。抛开他的声望不说，单是他的仪态便令人曲然而生肃然起敬之情。球员们很快知道，英格兰的主教练找对了。规矩简单明了，没有人会弄混。我们得到成人般的待遇、尊重还有对自己负责的期望。我相信每名英格兰队球员都将用实际行动来回应。
尽管只是一场友谊赛，维拉公园球场仍然充满紧张的气氛，这毕竟是新的一页，不是么？我们以3 比0 大胜西班牙队。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下一场世界杯或（外围赛）才是真正的考验。在输给德国队且在赫尔辛基与对手打平之后，安菲尔德球场与芬兰一战意味着要么取胜要么完蛋。如果不能全取3 分，我们很难打入附加赛，更不用说从小组直接出线。这是一场真正的竞争性比赛。作为一支球队需要拿出点真东西来；从个人的角度，作为英格兰队的新任队长，我觉得自己也必须拿出点真本事来。
在维拉公园体育场，尽管球队踢得不错，但我对自己不太满意，或许因为只踢了上半场的缘故。在安菲尔德球场，即使在开球之前，感觉也完全不同。赌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怦然心动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温布利球场关闭后，我们开始在全国的各个俱乐部球场进行英格兰队的比赛。所有人都知道安菲尔德球场的气氛热烈，但是没有入能确定利物浦的主场会如何接待来自曼联的球员。
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不管是利物浦的支持者还是来自全国的球迷，在开球之前从看台上传来高唱我名字的声音使我脖子后面的头发都竖起来。这让我感觉棒极了，而更重要的是，它给你一种感觉：所有的人都集结在英格兰队左右，都团结在斯文周围。
开场不久，我们满场飞奔。我们创造着机会。球队精力充沛，传球精准，感觉非常好。随后，芬兰队破门得分：球从加利·内维尔的膝盖弹起，越过戴夫·西曼。运气球，但这意味着我们0 比1 落后。天哪，别，可别再这样！
随后，就在半场结束前，迈克尔·欧文打进扳平的一球。全队在进入终场休息时气势高涨。我们信心十足，尽管我们的球迷可能并非如此。下半时，我们回到场上。我攻入制胜的一球。球从左侧传到禁区的前沿，我先用脚将球卸下来，角度正适合射门。找拔脚就射，球从一名防守队员身下穿裆而过，直挂球门远角，这是我为英格兰队直接打门打进的第一粒球。我兴奋地打着旋，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正在边线附近热身的泰迪·谢林汉姆。我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骑在他的背上欢呼。临近结束时，戴夫·西曼扑出一粒险球。
在大赛中，他似乎总是这样。我们还有破门机会。不过，我的射门带来胜利：这种感觉更加美妙。
我们必须击败芬兰队才能赢得一线生机。在慕尼黑与德国队的比赛是5 个月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紧紧咬住。我们还要跟希腊队和阿尔巴尼亚队在或（外围赛）中碰面，还有友谊赛。斯文信任从彼得·泰勒手中接过的年轻队员，年龄在25岁左右或以下的整整一代球员，他给我们时间和比赛机会，让我们树立信心。开始几个月，感觉事情的发展有点像曼联的味道，现在仍是如此。我并不是说因为球队中有我、加利、菲尔、巴特和斯绍勒。
很难说清楚是什么将一支成功的队伍组织起来。人所共知的因素：杰出的球员，优秀的教练，良好的管理。当然，将独立的个体组成一支队伍，还需要其他一些东西。尤其是在国际大赛中，球员来自全国的各个俱乐部，一起生活、一起踢球、一起赢球和输球的感觉截然不同，尽管存在伤病、俱乐部状况不佳以及除比赛前的寥寥几天之外几乎没有训练的时间等诸多因素，一名具有国际水平的教练必须尽量使球队向前发展。球员们尽力而为，而且正像我所说过的，或许球队的年龄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斯文的作用值得称道，至少他营造出一种在以前的英格兰队中不曾有过的良好的团队精神。
曾几何时，我们聚在一起时，你马上就知道谁和谁合得来。派别根据球员的年长和年少或根据球队之间的敌对关系而划分。我们和其他球队一样不怎么地：曼联的球员一向以不合群而著称。现在，情况大为改观。我想说现在的英格兰队队员之间有一条真正的纽带，一种真正的相互尊重；这种纽带使得我们踢球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斯文接管后的短短数月中，我们都感觉到它慢慢滋生出来。
新教练对待他的队员的方式也与原来迥异。
我仍记得2000年春天在或（外围赛）间隙，我们在普莱德公园球场以4 比0 横扫墨西哥队。在那场凝聚着英格兰队新精神的比赛中，有那么一刻，让我产生—种我们到慕尼黑击败德国队直接进军次年的世界杯的感觉。比赛开始不久，一名墨西哥防守队员从后面将我铲倒。伤得并不严重，我还是一瘸一拐地继续参加比赛。然而，在大约1 分钟左右，史蒂文·杰拉德就把这位球员铲倒，他在地上翻滚着，先触到球，没有犯规。照顾你的同伴，这是我在曼联队踢球时再熟悉不过的态度，这是一种你在所有攻城拔寨的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氛围。
在雅典，我们击败希腊队；在地拉那，我们将阿尔巴尼亚队斩于马下。至少我们很可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参加附加赛，从而进入次年夏天的世界杯决赛阶段。如果想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进军日本和韩国，我们知道必须在慕尼黑获胜。而且，尽管在斯文的调教下一切井然有序，我想不会有多少人认为我们有机会赢球。毕竟，没有人在德国的土地上战胜过德国队，不是吗？要看这次了，但人们的期望并不高，这样我们身上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我们并不太担心球迷们是否会失望，但教练一直坚信我们能赢得比赛。斯文绝不是那种在比赛之前向媒体口出狂言的人，但是自从担任主教练后，每次被问及与德国队的比赛时，他总是说他认为我们有能力获胜。或许，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以及9 月1 日比赛临近的日子里，他的自信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到我们的脑海里。
赛前的那个周五之夜，在慕尼黑下榻的宾馆用晚餐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用心地倾听着人们的谈话，回想是否曾有一支英格兰队的心态如此积极。我对第二天的比赛心存疑虑，那是关于自己是否能适合出场。我在晚些时候回到房间，跟我的朋友戴夫·加德纳聊天。他问我明天我们的表现会怎么样。跟其他球员泡在一起的几个小时使我深信：“我觉得我们能赢！”
国内的人们或许并非同样有信心。不过，如果不能确信，我是不会告诉戴夫的。而且我想上场比赛，亲身体验我认为即将发生的故事。我担心自己在代表曼联队跟阿斯顿维拉队比赛时所受的腹股沟拉伤不能及时痊愈。起初似乎并不像自己感觉得那么严重，所以我和其他队员一起参加英格兰队的训练，尽管我并不适合跟他们一起训练。我有一周的时间接受治疗，希望及早恢复，这几天的每分钟都觉得那么漫长。作为队长，情况更糟：我得参加所有的活动。
不过，我终于第一次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在体育场内活动，在那个周五晚餐前的傍晚时分。
提前半个小时，英格兰队医疗小组的加利·列文和阿兰·史密斯一起检查我的恢复情况：跑动，转身，踢定位球。心理感觉微妙，尤其是大赛在即时作为球队的队长。一方面，你想充分伸展以确信自己足以上场比赛而不让任何人失望；另一方面，因为不想在最后一分钟倒下而失去机会，你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不管怎么说，加利和阿兰很高兴：我一切正常可以参加比赛。感觉棒极了：球队的其他队员也是状态极佳。此时此刻我希望我们能阻止德国队队员。
我几乎是在等待着队员们的紧张和吵吵闹闹，但是小伙子们在早餐时还是像前一天晚餐时那么信心十足；而且，即使在开球前一个小时的更衣室内，每个人都显得气定神闲。我们出场进行热身，一切如常。一切，当然不包括我的伤势。我仍然放心不下。我知道自己想踢球，但是我必须服从于球队的利益。尽管那几分钟的跑动和伸展都让我感觉到不太舒服，但我还是深信我可以上场。时间到了。在通知进场比赛的铃声响起前一两分钟，斯文让我们都坐下来。他的话非常简单，但字字如锤，敲打在每个人心坎上：“去吧，尽情享受足球。要自信：他们虽然强大，但我们比他们更强大。好好踢。3 分。”
斯文每次的结束语总是“3 分”。我站起身来，带领球队走进通道。医生事先告诉我用一副绷带裹住短裤，既可以保暖又可以作支撑。即便是站在通道里，我知道自己同意打上绷带是错误的。我踢球时，所穿的东西必须让我感到舒服：不仅仅是鞋，还有其他行头。如果起泡，我不能在疼痛的脚趾上再穿一双袜子或贴上橡皮膏。可能是心理作用，但我知道对我来说这确实不一样。在等待着参加这场重大比赛时，我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些东西捆绑着。尽管如此，此刻的确不是调整心理的最佳时间。
我们开球，然后马上落后一球。卡森·扬克尔为德国队破门得分。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打住对自己感觉不对劲儿的担心。伤势没有大碍，但是裹住的短裤让我烦恼。如果腹股沟会拉伤，那就让它拉伤去吧。我一瘸一拐地走出边线，将其扯下来。有家报纸拍下我在教练席边撕扯的照片，然后在次日用幽默的标题登出：《英格兰队队长一更换短裤，赢得比赛》。摆脱束缚之后的确不同，我马上感觉好多了，更加自如，跑动起来更容易。在比赛的剩余时间里，我全然忘记了伤痛。
通常情况下，—球落后是再糟糕不过的开局。德国队一球领先之后，你可以想像得到他们会坚决防守，然后反击。在温布利球场时就是如此，不是么？而在这里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一点都不担心。没有人被吓倒，没有人有别的想法，感觉就像在曼联时在德尔·阿尔比体育场的比赛，当时我们。比2 落后于尤文图斯队，但后来我们以3 比2 反败为胜，挺进欧洲杯决赛。迈克尔·欧文确实发动起来了。他情绪控制得很好，但在开球之前我已经看到他眼中的热情。现在，我们落后时，他的叫喊声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加油！我们会赢的，我们会打败他们。”
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5 分钟后，迈克尔打入扳平的—球，他的帽子戏法的第一粒；而后我们乘胜追击。我们就是那么自信。我想德国队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世界上最优秀的守门员之一的奥利佛·卡恩经历着最糟糕的夜晚。结果就好像是那种少有的比赛：你能想到的，你都能够做到。在上半场结束前，史蒂文·杰拉德攻进绝妙的一球。球从球门外20多码处飞入网窝，这是他为英格兰队贡献的第一粒入球。更妙的是，球在最完美的时间入网。如果比赛咬得很紧，在半场结束时取得领先会使进球的—方占有相当大的心理优势。虽然因伤错过不少或（外围赛）场次，但是史蒂文在那个晚上在慕尼黑如愿以偿。有他在球队中，我们的攻防更加平衡。尽管还年轻，但他就像罗伊·基恩和帕特里克·维埃拉一样：不停地抢断，不停地跑动，既能传球，又能射门。他稳坐中场。有史蒂文·杰拉德在场上，英格兰队很少输球，这决非偶然。
我不知道其他球员怎么样，但我在中场休息时比开赛前更加紧张。我记得2 比1 领先后，走进更衣室，不知道下半场45分钟如何去做。上半时结束后，斯文总是让每个人都进来休息5 分钟：坐下，松开鞋带，喝点东西，做你该做的事。球员之间马上开始交流起来，每个人都在想：“下半时我们是尽量防守而保住2 比1 的比分，还是继续进攻争取再打进一球而赢得比赛呢？”
我想我们都知道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斯文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进更多的球，相信防守队员的能力。下半时踢球恍若梦中。开球后不久，迈克尔攻入个人第二粒进球。然后，第三粒进球。然后斯科尔斯传球，埃米尔·赫斯基又打进一球。记得在埃米尔进球后，我回头向替补席看人们的反应，我猜想，看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样会在国内的电视机前发生：替补球员和教练员跳了起来，相互拥抱。你能从人们的嘴唇上读出声音：“5 比1 ，对德国队，在德国本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比赛还剩下20分钟。在足球天堂的20分钟。太奇妙了：第5 个球的攻势由我发动，我在比赛中也尽职尽责，我并不像有时在代表英格兰队踢球时那样在决定性事件中冲锋在前。踢着球，我感觉好像自己居然有闲心来欣赏比赛。我是队中的一员，但是我欣赏着身边队友的精彩表演。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控球。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让德国队越来越紧张。我们不是在卖弄：我们的队员并非那种揪住别人的鼻子拨弄和恶作剧的人。然而，我们不停地相互传球；只要我们这样做，他们就摸不着球。我们也不再耗时间。我们觉得我们想打德国队10比1 ，而不是只进5 个球。
吹响终场哨声后，裁判皮尔路易格吉‘科利纳走过来索要我的球衣。他肯定知道自己见证着历史的创造。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裁判，我非常开心。毕竟，没有几个德国队员有心情交换球衣。
在我同意与他交换时，我觉得科利纳非常高兴。
然后，我想做的就是跑向英格兰球迷。成千上万的英国球迷来到慕尼黑，使得下半时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国内打比赛。除了极少数闹事者，球迷随我们东征西杀，给我们以巨大的支持。我敢肯定地说，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内的每一名英格兰球迷都能向你诉说，他们过去不知身在何处的可怕旅途以及对英格兰队可怜表现备感失望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输给像德国队和阿根廷队这样的对手时的感受。这些球迷，就像我们一样，值得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品尝5 比1 的胜利果实。我敢肯定，对于球员来说，那个晚上，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回到更衣室，我发现自己几乎说不出话来，就像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被迫一根接着一根地抽了20支雪茄，嗓子里直冒烟。我知道．自己在比赛中说过不少话，也没少叫喊，是不是还与英格兰球迷一起在下半时放声歌唱了呢？更衣室内的气氛非常美妙：我们无比骄傲、无比高兴，但我们在场地内已经蹦得够多、跳得够多的了。此刻，非常平静。有些球员在接受按摩；有些在冲澡；而其余的人，像我，坐在那儿，慢慢脱着行头，喝着水，在品味着这一刻。
不用斯文提醒，我想所有英格兰队的队员都已经在考虑‘卜一场比赛，4 天后对阿尔巴尼亚队。那些没有考虑的人都在听着像加利·内维尔这种人谈论着，刚才所发生的事非常美妙，但如果我们下周三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不能取胜的话，今天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德国1 、英格兰5 这样的夜晚，你生活在足球世界里，不管是球迷还是球员。尽管如此，从一场比赛到另一场比赛，将历史和辉煌放在一边，对手是谁并不重要。胜利总是意味着同样的东西，正如埃利克松先生听说：又一个3 分！
我倚墙斜坐，陷入往事的回忆。想起一年前的周六下午，在阴雨绵绵的温布利球场，我们。比1 输掉了比赛，凯文·基冈在更衣室内对我们说：“我已经尽力了”；想起媒体和不少球迷，在世界杯之旅尚未开始之前就断言我们的失败。在心灵的深处，某种东西推着我，即使推到那个时候，我也不同意投机商入的看法。输给德国队，的确是一个打击。对我个人而言，对于英格兰队，我当时感到失去凯文，就好像走到世界的尽头。然而此刻，11个月后，我们几平将我们的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凯文继续留任教练，会是什么结果？天知道。我对他的执教能力深信不疑。看看他在过去几年中在曼城队所取得的成就吧。
对于他的人格，我无比地敬重。有时候，变化并不按照人们的意志转移，我们都得面对现实。我喜欢在凯文的率领下为英格兰踢球，但这一年是在斯文·戈兰·埃利克松的麾下，作为国家队的队长为英格兰效力。新教练挽救了新一代英格兰队员，并为我们提供作为一个团队向前发展的机会。虽然斯文和阿莱克斯·弗格森在对待球员的方式上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在尝试打造一支成功的球队上却惊人地一致。就英格兰队而言，在慕尼黑的表现和比分，充分证明这位瑞典人的改变有多么成功。
　　　　　　　　　　　　　第十章 足球作证
“难道那天真的不属于我们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迟早要发生，尽管没有多少人真正确信。老头子在1999年签下那份新合同后不久，就宣布那将是他和曼联队的最后一份合同，并且2001—2002赛季将是他在曼联队的最后一个赛季。他的理由似乎显得很充足：他需要放松，作为一名苏格兰教练，他已经在老特拉福德工作了20多年。他想去旅游，他想和家人们在一起，他也许想花更多的时间待在赛马场里。甚至在他成为著名教头之前，我们就知道他对赛马的喜好程度丝亳不亚于对足球的热爱。我在曼联队的最后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他带全队去切斯特赛马场玩了个遍。那的确是个很开心的下午。尽管那是在2003年的4 月底，也就是我在老特拉福德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仍然在那几个小时里感受到了全队的那种凝聚力，那种感觉和我以前的感觉同样美好：当时球队真的好似一个和睦的家庭，老头子那天也玩得非常开心，你会情不自禁地融入到那种氛围中去。
当弗格森最初对我们每个人提起退休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是件很遥远的事情。但2001年，这件事被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报端。有传言说他将会成为俱乐部的一名特使，出访远东地区。还有的报道说他和董事会闹了矛盾，他甚至声称要和俱乐部断绝一切关系。队员们其实并不比记者们知道更多的内幕推测。直到那个对于弗格森而言的最后一个赛季开始，直到他坐下来告诉我们，他将要在次年的5 月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整件事才开始浮出水面。可一旦一个新的赛季开始了，教练退休这件事便不再是队员们每天都在更衣室里考虑或者谈及的了。我认为，我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想像没有阿莱克斯·弗格森负责的曼联生活。球员和教练仍有争吵，我保证我绝不是这其中惟一的一个。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当你陷入和上司争吵之中的时候，你就会企盼他不是你的上司。尽管大多数时候，如果你问任何一名曼联队的队员，他都会告诉你，为弗格森工作就意味着为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工作。
在我还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家来到曼联队报到的那一天，弗格森就知道我的名字，他甚至还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妹们的情况，他似乎知道我所有的事，他让我感到自己很受欢迎。我仿佛是离开一个家庭而加入到另一个家庭之中。对于任何一名教练而言，这都将是个优势，就是让你的队员们感到教练知道、了解并且在关心着他们。我们可以看看老头子是如何追逐路德·范·尼斯特鲁伊的，他在范尼韧带断裂养伤期间始终和他保持着联系。弗格森还总是安慰范尼，说他最终肯定能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员们往往很认同这种情义。毫无疑问，范尼后来在2003年用他的所有入球报答了弗格森并帮助球队赢得了联赛冠军。
弗格森很善于让新加盟的球员从第一天起就能感受到回家的感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一旦那种关系确定了，你就决不会感到他会收回这种恩惠。曼联的主教练就像一位父亲，在这里保护你，给你建议；并且只要你还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只要你还是俱乐部中的一员，他就会为你指点迷津。无论是新秀还是已经成名的球星，弗格森都能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并且他确信，他的队员们能认识到这个俱乐部的与众不同。曾经有这样一些球员，比如德怀特·约克和贾普·斯塔姆，他们对球队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球队之外了，并且没有了退路。原因在于他们曾经说了或是做了一些让弗格森认为对俱乐部不利的事情。尽管最终我也被证明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那是在2001—2002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会发生那些事情。
从名声上来讲，曼联主帅是个既暴躁，又令人同情的人，而且他通常是从早到晚两者兼具。可是谁又不是这样呢？那些更衣室外面的入，永远无法看到弗格森在更衣室里是如何激励队员的。他们也同样无法看到弗格森如何与队员们开玩笑。当弗格森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时候，他在球队面前会显得很放松。一场大胜之后，在球队喧闹的更衣室里，他会比所有的入笑得都灿烂。我承认弗格森在大多数时候和队员保持着一种职业的距离，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他使自己和所有队员保持同样的距离，虽然他对待那一两个特殊的队员，比如埃利克·坎通纳和罗伊·基恩，还是和对待其他队员不一样的。
很少能有人像弗格森那样对足球理解得如此透彻。这意味着无论球队在赛季中或在比赛中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所有队员都坚信他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知道他拥有改变事情结果的能力，并且他从来都不怕改变，甚至当最该做的事就是什么也不做的时候，他也从不在意别人会对他的做法说些什么。我认为所有人都听够了关于“弗格森的吹风机”的事。这件事经常被入提起，你可由此想像出那就是曼联队更衣室里一贯的生活。那些在老特拉福德外面的人最应该理解的，是俱乐部内部的入已经知道的一个道理：即老头子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他在特殊时刻认为对球队有利的事。
我还记得一场很惊心动魄的比赛，那是2001年在白鹿径，英格兰队迎战希腊队的前一周，那个下午我太激动了。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任命为曼联——线队的队长。老头子用他最典型的方法让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在比赛前一天的晚饭前，在球队下榻的饭店里，他把队员比赛时需要的门票交给了我。要知道发放这些门票可是队长的任务。我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开始激动起来，而教练却已经从屋子的另一端离开了。我太自豪了，尤其是我知道将会和父母一起看比赛，尽管祖父仍是一名热刺队的球迷。
作为队长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让找记住那个下午了。所以我仍然记得那场比赛。我打赌其他人不会像我这样记得。当时发生了太多的意外。半场结束的时候，结果是这样的：3 比o ，热刺队领先，这的确重创了我们。你可以想像得出我们的教练，面对他的队员如此糟糕的表现，将会用何种方法来唤醒他的队员们。你可能想他也许会陷入疯狂。可那个下午，教练进入更衣室后是如此地冷静。那里没有互相责怪。那里没有一句过激的言语。我坐在地板上，盼着比赛还不如结束算了。我看了看周围的同伴们，他们都低着头，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的教练只是走了进来，坐在那个来伦敦时用来装球队队服的塑料桶上。他说的话并不多：“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失球了。”
但他太了解他的队员们了，并且对他们充分地信任，所以他让我们自己以他所期盼的方式来反思。我确信当时我们当中很多人突然理解了教练的真正意图，我们知道教练的意思：我不想就这样输给热刺队。
我们走出更衣室去进行下半场比赛，安迪·科尔不久就进了一个球，并且我们最终翻了盘，以5 比3 赢得了比赛。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惊心动魄的45分钟比赛。当你以为弗格森，或是换了任何一位其他教练会大发雷霆的时候，弗格森在中场休息时表现出冷静和对我们的抚慰，这确实太重要丁。弗格森是个很严厉的人，但是在我作为曼联队员的大部分时间中，他总能给我们更多的自信。
正如我上面听说的那样，我们的教练能让他的队员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当他告诉你，你在比赛中或在训练中做了让他感到高兴的事的时候，这些话语确实很起作用。我不太清楚他对于我在国家队中作为队长的表现评价如何。他当时从没对我提及过这件事情，尽管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一些话语。他说他并没有指望我成为队长。也不肯表明让我作为队长是否是个好主意。但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当我们击败德国队之后，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你让我感到惊讶。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球员。也许会是一个更出色的人。我从没想到过你会成为队长。”
老头子的这番话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就好比我小时候，当我听父亲说，他为我做的某件事而感到高兴的时候的心情一样。这就是弗格森与队员交往的方法，他让他的队员们时刻注意到，他会在球员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他们，也会在他的球员自恃过高的时候让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我最初成为一名—线队的正式球员的时候，我的球衣号码是24号。第二个赛季他把10号球衣给了我。这对我来说的确意义深远，因为丹尼斯·劳尔和马克·休斯此前都穿过10号。也许正是这件球衣光荣的历史成为我穿着它进了许多球的动力。尽管，我仍记得球队引进谢林汉姆的那个夏天，弗格森费尽周折给当时正在马洛卡度假的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谢林汉姆穿走了我的号码。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选择和争论的余地。我记得当时我对加利·内维尔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非要打电话告诉我这些？难道他只为了毁掉我的假期吗？”
我陷入一种不知昕措的状态中，试图找出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一个月后，球队重新集结进行赛季前训练的时候，他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件新球衣：7 号球衣。教练竟然把埃利克·坎通纳的球衣交给了我。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彻底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
在每场比赛前的准备会上，教练总是细心地对待每名队员。在更衣室里，无论是在一场冠军联赛还是一个赛季前的热身赛前，他都确信我明白他对我的期望。他还会给我需要的信息和建议。他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来和他的队员们待在—起。他会告诉我们，每名队员可以为球队带来的价值。到2001年秋天为止，我已经和弗格森相处了很长时间，但他的经验意味着我每天仍要向他学习很多东西。看—下他在曼联以及早些时候在阿伯丁队时的记录，那些在记录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弗格森思想变得有些习以为常了。就如同俱乐部内外所有人想的那样，我也觉得很难找出一个人来代替弗格森。
俱乐部周围有一些优秀的教练，并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比如马丁·奥尼尔和吉奥瓦尼·特拉帕托尼，甚至斯文·戈兰·埃利克松，都被曼联队考虑过。但在老特拉福德工作需要的东西远比一张简历多得多。将来任何来曼联执教的新教练都要像弗格森那样，具有一种使命感。这就是许多入都非常钦佩弗格森的原因。弗格森也凭此让许多人兴奋不已。对于弗格森，我永远不希望他对我说那些话或做那些事。但对于俱乐部，我希望它能永远接纳弗格森说的话和做过的事。弗格森彻彻底底地属于曼联。任何关心曼联队的人，任何真正领悟足球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就在我们夺得三冠王之后，尽管他知道这对于我们球员来讲是个多么大的荣耀，他还是立即开始准备下个赛季的工作，准备今后球队需要的东西，去想方设法把今后的比赛踢得更好。
为老特拉福德赢得荣誉是我们每个队员前进道路上最大的动力；像我、内维尔兄弟、保罗·斯科尔斯、莱恩·吉格斯和尼基·巴特，都在球队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5年。可我们的教练，永远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警醒的一个人。他从来不固步自封，他时刻专注于下一个挑战。我要说，对于我们的成功而言，弗格森对工作的专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他并不经常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可我们所有队员都清楚他对我们取得的成就心中有数。拿我来说，我确信弗格森能认识到我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永远不会在曼联队碌碌无为地过日子。总之，我是一名曼联队的球员。自从我来到老特拉福德的那一天起，我就理所当然地为弗格森工作。
2001—2002赛季早期，球队的状态很不稳定。许多权威把症结归结到弗格森的去留问题。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弗格森后悔把他退休的消息告诉我们，因为这样使他在队内失去了权威。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这绝不是真的，没有队员希望弗格森离开球队。我们—旦进入每周毫无例外的训练、比赛的赛季生活的时候，教练在次年5 月要离开这件事并不会影响我们什么。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输掉比赛的借口。我的惟一疑虑就是由谁来顶替弗格森。我当时正在和球队谈一份新的合同，我担心我和新教练的关系也许不如和老头子那样好。就算我是个曼联队的支持者，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促使我离开伦敦而加盟曼联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弗格森。甚至关于我未来道路的选择的疑虑也从没有影响过我在曼联的比赛状态。
其实球队当时的不安气氛与夏天失去史蒂夫·麦克拉伦有很大关系。我已经给过史蒂夫·麦克拉伦教练很高的评价。2001年6 月，他离开曼联队成为米德尔斯堡队的主教练。即使当时弗格森要离开曼联，我也不认为史蒂夫会确信他自己将替代弗格森。史蒂夫只是想成为候选入之一。我认为肯定有一些幕后的会议已经做了决定，结果也许很清楚，史蒂夫并不是未来的头号候选人。所以当米德尔斯堡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没有人会惊讶他的接受。球队的所有入，包括弗格森在内，都祝愿他在米德尔斯堡能工作顺利。在那个赛季里，弗格森仍然土持着每天的训练，他仍旧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教练。弗格森并没有因为退休的事而变得松弛，反之他在2001—2002赛季中更加投入。但史蒂夫也确实是名伟大的教练，和他在一起的合作令我感到很愉快，我们在战术上也很合得来。他是我遇到的教练中最善于和队员交流的。他在曼联工作的两年中得到下和在国家队工作时同样的好评。
当然，我在国家队的日子里还有机会和史蒂夫合作，在2002年世界杯之前，他同时担任国家队和米德尔斯堡的工作，我们会在慕尼黑迎战德国队时重新走到一起。那场比赛4 天后，我们将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迎战阿尔巴尼亚。史蒂夫一直在给全队打气。埃利克松也是如此。其实在5 比1 大胜德国队后的周三夜晚，所有入都认为能铁定拿到另外3 分。但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地准备着那场比赛。然而事实证明，主场迎战阿尔巴尼亚的比赛比对德国队还要困难。因为我们太疲劳了。大家对我们又有了许多悬而未决的期待（直接小组出线），尤其是看到了在慕尼黑发生的一切之后，便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能在客场以5 比1 击败德国队的话，我们就能击败任何对手。最后我们击败了阿尔巴尼亚，但比分很接近，场面也不很好看。阿尔巴尼亚的队员们早就做好了被淘汰出世界杯决赛圈的准备，他们不用担心失去什么。他们在比赛中时刻保持着充沛的体力。看得出来，他们踢得很开心。而我们却不是。我最想说的就是比赛结果。我们以2 比O 赢得了比赛，拿到了3 分。
接下来的比赛就是在老特拉福德迎战希腊。这是击败阿尔巴尼亚后我们面临的最后一场世界杯外围赛了，当时我们以净胜球的优势领先德国，排在小组第一位。每个人都感到如果我们能在下一周就迎战希腊队，那不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尽管我们都很疲劳，但是对自己迎战阿尔巴尼亚时的表现的确很失望，所以我们想在下—场比赛里来重新证明自身的实力。我想如果就在那个周六，我们就如同在俱乐部比赛时那样迎战希腊，我们肯定能获胜。可是赛程安排却是一个月后迎战希腊。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国家队的队员都要竭尽全力为各自的俱乐部比赛。这期间有许多关于一个月后那场比赛的疑问，因为那场比赛可能会左右整个英格兰的夏天。几周过后，国家队重新集结，离与希腊比赛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全队周日在曼彻斯特郊区的马里奥特饭店集合。似乎我们在那里心绪不安地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希望下个周六的那场比赛能早点到来。无论在饭店内还是在训练场，所有的入都在谈论着那场比赛的重要性和英格兰若能直接从小组出线意味着什么。我们能赢吗？平局能确保出线吗？净胜球会是多少？这些问题真让人感到窒息。最重要的在于如果英格兰能击败希腊，则德国队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这就是我们需要全神贯注的那方面。而所有媒体和球迷们似平认为困难的比赛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铁定出线了。
我们还要忍受5 天的精神压力。周六终于到来了，这时候我们感到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我也同样地紧张不安，但我比其他队员有更多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心理。首先，这场比赛在老特拉福德进行。我最近—次在这个球场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出场是在1997年，当时我们迎战南非队，那次我是替补上场的。可现在，2001年10月6 号，我以英格兰队队长的身份在这里比赛。谁又不期盼着那一时刻的到来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英格兰队将身穿全白色球衣进行比赛。在那一周里，球队负责球衣的管理员问我．他是否要请示埃利克松让球队穿上全白色的球衣。曼联队的客场队服、国家队的队服甚至还有皇家马德里的队服都是白色的，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我总是喜欢穿白色队服。埃利克松同意了那个方案。我的家人也很期待着比赛的到来。我当时没能预见的就是那个下午，我将会在老特拉福德的运动员通道里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我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克里斯汀·霍华德这个名字。父亲在电话这样介绍她：“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但是身体不很好。她周六和你一起进场，你可要照顾她—下。”
我父亲受了英格兰足总的委托，所以他知道克里斯汀以及弗朗西斯儿童医院的情况，克里斯汀已经为医院募集了很多资金。电话内容就只有这些。周六全队抵达老特拉福德后，我在进更衣室之前先来到运动员通道去田‘克里斯汀。她和她的父母以及两个慈善机构的人正在那里等我。她很耐心地在那里站着，她很矮，但脸上却挂着灿烂的笑容。我甚至最先注意到她的笑容，而不是她背后的须臾不可离身的氧气瓶。我挨着她坐在台阶上，和她聊了几分钟：关于她如何与疾病做斗争，关于她出生后心脏和其他器官的先天性位置错乱。她向我解释，她是如何为弗朗西斯医院募集资金的，她目前就在那听医院接受冶疗。我问她现在是什么感受，在她回答之前，我身后有人说：“你愿意亲他一吗？”
第一次，我见她有点不好意思。但她还是轻轻地亲了我脸颊，然后我们还相互拥抱。这时我该走了，我站起身说：“我们待会儿还会见面，不是吗？过会儿我们一起走进球场。”
克里斯汀回头看了看我，并微笑着点头。我回到了更衣室。我似乎到了个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更衣室里出奇地安静，我花了一两分钟才适应过来。这不太像是英格兰队。
没有入愿意和其他人说话。只有埃利克松说：“我们要确保快速地处理球。”
然而，那恰恰是整个下午全队没有做到的一点。铃声响了，我们比赛的时间到了。在通道里，我找到克里斯汀，拉着她的手。她的手简直小得难以想像，也就刚刚能够握住我的一个手指。她紧紧地抓住我。我问她是不是有点紧张，她回答：“不，没有。”
我只能对她微笑了。
“现在外面有65000 名观众在等着我们，他们都盼着我们能直接进入世界杯，如果你不紧张的话，你就是这里惟一不紧张的人。”
“不，我不紧张。”
她抬头微笑着看着我，这已足够表明她感觉很好。我们一起走进充满着欢呼和阳光的赛场。照相机的镜头都在克里斯汀走向球场中圈的时候对准她。我已用不着再问她感觉如何了。她显得极其优雅和镇定。我真希望英格兰的队员们也能向她那样冷静，她是整个老特拉福德里最冷静的人。她简直太棒了。
从那个下午起，克里斯汀成了我和维多利亚的好朋友。我们尽全力帮她募集资金，但我不希望别人认为这是我们之间全部的交往“克里斯汀总能给人带来惊喜，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地是个重病在身的人，而事实上她每天都在与死神进行搏斗。你应该忽略她的氧气瓶，你应当忽略她的重病。你应该看到她身上的品质，看到她改变他人生活的那种决心，看到她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
我记得在2 阊2 年夏天，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我手举火炬跑进体育场，将要和克里斯汀‘—起去见英国女王。当我在跑道上奔跑的时候，我总是担心火炬上的火焰会突然灭掉，或者是我运动服的扣子突然脱落，或者我跌倒在跑道上。可当我见到克里斯汀的那一刻起，一切紧张情绪都不见了。就在那一刹那，仿佛整个体育场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入：你看着她的眼睛，她回报给你的就是平静和鼓舞。她的微笑能把你从自己的世界带到她的世界里，她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大踏步地前进。英格兰队队长？尊敬的女王陛理？看台上数万名的观众？很高兴见到你。我叫克里斯汀·霍华德。
这就是我们走向老特拉福德球场中线时的状态。整个礼拜，我都很烦躁。突然，我脑海里想的事情不再是比赛了。我不再想这个场合是多么的重要，以及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拿下比赛。我只想知道走在我身旁的克里斯汀感觉是不是还好。她向她遇到的昕有人一一问好。她显得容光焕发。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下午以遇到克里斯汀开始，以我的进球结束。
克里斯汀离开了球场之后，我也开始提醒自己正在这里参加一场必须要赢的比赛。你在开球前不会清楚将要发生什么。开球后，我们发现希腊队真的很难对付。他们踢得很积极认真，尽管他们已经出线无望。我记得他们中的一两个队员试图研究什么战术，虽然他们没说希腊语，我还是听不懂他们在商量什么。他们踢得很出色，而我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队员们显得很紧张，观众们也发现了这一点。比赛越发平淡，似乎我们的队员觉得一个入球就足够了。可麻烦的是，大约半小时后，我发现英格兰队根本没机会破门。10分钟后，灾难发生了：希腊队率先进球了。这是我们松散的防守所致，在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比赛的节奏。本来一开始全队想取得胜利以确保直接出线，可现在我们不得不期盼着平局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机会。半场休息的时候，埃利克松并没有发火。
“我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我们一直在等机会来找我们，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主动去寻找机会。”
果然下半场开始后场面有所改观，但是并不大。队员之间没有交流，我的头脑里也只想着去抢球。我心里很愤怒，对自己愤怒，对正在把我们推向深渊的希腊队愤怒，对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愤怒。球场里显得那么燥热，那么死气沉沉，英格兰的队员们显得无精打采。我想，指望别人帮助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自己改变命运。在那种情况下想一些关于队长责任之类没有用，简单地说，冒险的时候到了。于是如果我在自己的位置上拿不到球，就跑到其他位置去争抢。我记得当时加利·内维尔冲我喊：“你应该站住位置。我们必须保持阵型，不然他们会再度破门的。”
要是在其他比赛里，加利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在那个下午与希腊队的比赛中，我已经不能听加利的话了。我试着带球突破并且造成了对方两次犯规。可就是那样一个下午，无论我怎么努力，踢出的任意球要么偏离球门，要么高出球门。似平所有事情都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至少截止到下半场前20分钟是这样。希腊人继续保持着攻势并且又一次差点破门，如果他们真的再次得分的话，我们就真的落入深渊了。这时门将尼格尔·马丁把球从禁区里抛给在左边路的我。我敢肯定，当时加利一定在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个位置？我带球过了一名防守队员，在对方禁区外10码的角旗附近准备晃过另外一名队员，这时裁判吹希腊队防守犯规，也许那并不是个犯规。可那个角度对于任意球直接射门来讲太偏了。这时泰迪·谢林汉姆准备换下罗比·福勒。就在我等待换入完成的时候，我注意到草皮上有—张红卡片紧挨着皮球，我迅速把它捡起来扔到一旁。当时我太泄气了，以致把麻烦归咎到乱丢垃圾上。这时泰迪慢跑着经过我，他说：“注意我的位置，就注意我的位置。”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一起在曼联队踢了很多场比赛。我把任意球踢向一个空当位置，我知道泰迪会在那里出现。他需要做的只是碰一下皮球，他知道皮球的运动轨迹。结果球越过对方门将飞入球门远角，我们终于追平了比分。但是仅仅过了一分钟，似乎我们还没有结束庆祝的时候，希腊队突破后再入一球。难道那天真的不属于我们吗？我们正向着加时赛前进。
我像被冻僵了似的站在那里。我看到其他队员都同时垂下了肩膀，大家的脑海里划过了同样的念头。我们继续比赛，当然，你必须得把比赛踢完。但是我们扦没有再得分。我们又获得了两次任意球，又是两次偏离门柱。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跑来跑去的原因。那场比赛我在任意球上受了太多的挫折，我获得了大约七八次任意球机会，结果竟然没有一次打在门框以内。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尼格尔没有时间做太多的选择了，他大脚把球踢到前场。谢林汉姆上前去争抢。他十得太棒了。找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被从背后推了—把，总之他又为球队赢得了—次任意球机会，位置就在希腊队禁区外左侧5 码的地方。我把皮球放在罚球点上。但谢林汉姆走了过来，仿佛他要来亲自主罚。
“我来踢。”
“不，泰迪，这距离对你来说太远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事实并非这样。但是谢林汉姆抬头看了看对方的人墙后走开了，他还是把机会让给了我，我心里明白这将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连着做了两个深呼吸，试图让自己放松下来。泰迪则做着他以往做的事。他很善于这样做：站在对方人墙后面，他能找出对方门将的位置并且站住门将的前面，但是他并未把门将完全遮挡住，然后在我把球发出的最后一刻闪开，这时往往门将的空当就暴露无遗了。如果没有泰迪的那些努力，希腊队的门将很有可能及时做出判断并把球挡出去。而此时我只要全神贯注地把球射在门框以内就行了。我助跑，然后起脚射门，当我的脚触到皮球的—瞬间，我就知道，这个球必进无疑。
那个下午在老特拉福德看球的所有人，那天通过电视看了直播的所有人，都会记得找在进了那个球之后有些难以白控。谢林汉姆飞快地跑到球门里把球拣了出来。而我却跑到一旁，和队友们庆祝起来，包括里奥·费尔市德、埃梅尔·赫斯基和马丁·基翁，我们甚至忘了我们离胜利还差一个球呢。当时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并不是惟一的在那一两分钟内完全失去自我的人。马丁是个非常敬业且有趣的人。但我从没见过他的表情像那天那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可笑，回想那天他的眼睛似乎都要从脸上突出来了。他紧紧地抱住我，一边笑一边喊：“太不可思仪了！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是男子汉！”
但突然，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还需要一个人球。德国队同样在那个下午主场迎战芬兰队。他们上半场打成了平局：如果在曼彻斯特和慕尼黑的比赛都以平局收场，出线的还是我们。我激动得难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了。我跑回到自己的半场，看到史蒂夫·麦克拉伦站在端线附近。我冲他喊到：“比分是多少？”
“零比零。”
“结束了吗？”
“马上。”
希腊队重新开球，并把球大脚踢向前方。我祷告着我们绝对不能再让他们得分了。球一出界，我对加利·内维尔喊：“那边发生什么了？如果他们也是平局，我们能出线吗？”
加利在弄清楚我的问题后，点了点头。我们发界外球的时候，史蒂文·杰拉德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拿球。他仍然以为我们还需要一个人球。当他把球扔给我的同时，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子。我拿起球，把它尽可能高地踢向空中。我的所有队友们都朝我跑来。
阿什礼·科尔已经被换下场了，但他还是穿过替补席向我跑过来，后面跟着其他队友们。我感到无比地自豪，因为我的任意球把球队带入了世界杯决赛圈。我们在体育场广播员宣布之前就确信我们已经出线了。
“德国队与希腊队的最终比分是……”
猛然间，整座球场陷入了一片寂静。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打了个小冷颤。
“……德国比芬兰，零比零。”
老特拉福德球场顿时爆发出排山止倒海般的欢呼声，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么热烈的欢呼，这种声音一直伴随着我们走进更衣室。这太奇怪了：人们那天都陷入了疯狂，震耳欲聋的看台以及教练员和替补队员们。但回到看台下相对安静的更衣室，大部分队员都安静下来了，甚至有点沮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踢得并不好，下午的阳光和刺激把球迷们折磨得够呛。我发现自己总回想着那些被我射失的任意球，而并不是最后得分的那个任意球。我们后来重新回到球场上来享受——下荣誉，这多少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了些恢复。我们可以自豪、可以激动，因为我们毕竟闯人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对于老特拉福德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的狂热场景，我只有一点遗憾，就是迈克尔·欧文因腿部拉伤而不得不在电视里看比赛。我们应该让他也加入到庆祝活动中来，他在慕尼黑表演的帽子戏法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太重要了，那3 个入球把英格兰带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
老特拉福德球场主队更衣室的外面就有一部电话，我们回到更衣室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她正在意大利工作，因此她没有看到比赛。她已经知道了比赛结果，她想让我告诉她现在的感受。我的心仍在不停地跳动，我体内的肾上腺仍在不断地分泌，我的嘴里感到干极了。每次当我很想讲话的时候，我的声音都会显得沙哑，并且什么都说不出。维多利亚很了解我：我轻微的喘气和嘶哑声已经足够令她了解这边发生的一切了。她也许并不十分了解足球，但她深深懂得足球对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她也知道，那天下午与希腊队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父母随后告诉我，他们周围的球迷是如何庆祝的。他们说我不是惟一控制不住眼泪的人。那个下午，我很高兴地看到有那么多人在老特拉福德外面关注着我。这其中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也坐在球场外面，因为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看比赛。我为托尼、杰奎琳以及布鲁克林，还有一位叫阿舍尔的美国R&B 歌手订了包厢。阿舍尔这次来是作为我的客人。当埃利克松最初接手英格兰队的时候，他很不喜欢赛前在更衣室里放音乐。事实上，他当时就把音乐关了。球员们都为他踢球，而且我觉得埃利克松肯定明白赛前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多么重要。而那一年，我们更衣室里总是播放阿舍尔的歌。他在2001年推出了一盘新专辑，名字叫《8701》，所以他来英国为他的唱片做推销。他得到消息后很乐意和我见面，于是我邀请他来老特拉福德。我是阿舍尔的超级歌迷，现在仍是。那天比赛后我在球员休息室和他见了面，他一见到我就说：“大卫，大卫，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事。”
我送给他一件签名球衣，我们还照了合影。他是幸运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足球比赛，你不会找出比那更具戏剧性的比赛了。遇到克里斯汀、比赛本身、我的进球、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以及后来见到阿舍尔……所有的事都那么令人高兴。另外，那天还有一个场景给我印象深刻。去球员休息室的路上，我沿着草坪路过老特拉福德的旧球员通道，那上面左边的楼梯下就是新闻工作区，当时有二十几个足球记者在那里写他们的报道。当我走过那里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起身为我鼓掌。接下来，所有的记者都站起身冲我鼓掌。这可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回想1998年世界杯后的那段日子，我不敢想像会有这种事发生。我希望那几个兄弟能明白，那个下午，他们让我感到很快乐。
通常情况下，英国的媒体远没有阿莱克斯·弗格森那么严厉。
当我回到卡灵顿训练基地，弗格森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从你回到曼联队开始，我希望你能极其刻苦地训练。”
我对老头子很了解，所以我对他的话并不感到很惊讶，但那句话还是多多少少地触动了我。我开始恢复到高强度的训练中，所有其他英格兰国家队队员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俱乐部的下一场比赛有些迫不及待了。我很喜欢比赛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但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为此而难以自控。当我回到俱乐部训练的时候，我并没有指望队友们会走上来拍拍我的肩，然后夸我踢得如何之好。我并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入。我是怀着—种良好的心态回到曼联队训练中的。可弗格森却明显不这么认为。至少，他不相信我能有这种心态。他只想着我需要冷静，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对弗格森来说，2001—2002绝对是个奇怪的赛季。也许他真的后悔把退休的事告诉我们了。但就如同我说过的那样，这绝不是影响曼联队发挥的原因。但如果弗格森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到这种说法，他也许就真的慢慢相信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主意。我只记得他把改变主意的决定告诉我们了。那是2002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训练结束后回到卡灵顿基地的更衣室。
“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
他的话就这么简单。我记得当时加利·内维尔开始鼓掌，其他一两个队友开玩笑似的说：“天哪，不，你不会这样的，不是吗？”
我们全队都很高兴：我比其他人更高兴，尽管事后证明，这也许只是我要离开俱乐部的一个开端。总之，当时我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7个月电，在我和弗格森之间会发生些什么。我还记得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感到既解脱又兴奋，因为我目前为之工作过的惟一的教练决定留在曼联继续执教。阿莱克斯·弗格森成就了我，成就了俱乐部。我有什么理由为他的留任而不感到高兴呢？
弗格森留任的决定鼓舞厂全队，于是我们的成绩从2001—2002下半赛季开始反弹。但这不足以让我们夺得联赛冠军：阿森纳队—路高歌猛进，他们赢得了最后所有12场比赛并最终夺得联赛冠军。
他们还赢得了英格兰足总杯。我们则在第4 轮被史蒂夫·麦克拉伦的米德尔斯堡队淘汰。我们最好的机会出现在欧洲冠军联赛上。我们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上就和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队同组，我们两场比赛都输给了他们。但到了春天，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时又抽到了拉科鲁尼亚，可前两场的失利并没有影响我们。我们首先在第一回合时客场2 比0 取胜。全队发挥得棒极了，惟—不利的是罗伊·基恩由于大腿拉伤不得不在上半场结束前就下场了。我也攻人了一粒自己在曼联时最得意的人球之一。我在距球门30码外得球后一脚抽射。对方门将并没想到我会选择射门，而且他的站位有些靠前，球在他头顶急速下落后钻入网窝。
事实上，我的左脚第一次受伤也是在里亚佐尔球场（拉科鲁尼亚的主场）。当时比赛还剩下5 分钟，我在边线附近得球。正当我带球的时候，对方的前锋迭戈·特里斯坦跑过来，抬起脚踢在我的支撑腿的脚踝上。每个运动员都清楚这个动作是多么危险，一股剧痛向我袭来，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是把我脚踝踢伤了。事实就是那样，我的脚踝上出现了一道伤口和淤血。更严重的是，我在回英国的路上不得不用拐杖走路，而且脚根本不能受力。我记得当时报纸上有一两条图片和标题写着我是否还能参加世界杯，而根本没提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作为预防我进行了检查，但1 周后的那场比赛之前，我的伤已经没事了。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我真的迫切想参加第二回合的比赛：因为我们每次和拉科鲁尼亚的比赛都很精彩。比赛的前15分钟，他们保持很强劲的攻势，似乎要将比分扳平。可最终我们还是以3 比2 取胜，进入了半决赛。但是比赛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就被送进了医院。就在比赛进行了 20 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已经逐渐控制了比赛，当时我在对方禁区外15码控球，那是我最喜欢的位置。可这时一个讨厌的家伙：阿尔多·杜舍尔，他似乎想扯平他同胞（西蒙尼）的纪录，他是在我生命中留下印记的又一个阿根廷中场队员。我当时只想着和他的对抗中占据上风，我从没担心当时我会遭到—个打击。我在他身前控制球并且做了个假动作，可他却飞起双脚向我蹬了过来，我没能躲过，结果他的两只脚都踏在了我的左脚上。
我当时躺在地上翻来覆去，握住那只疼得要死的脚。我试着站起来，可左脚在疼的同时，开始发软。我根本不能用左脚来着地。
有人把我抬到边线外，我当时还想着尽快回到比赛中去。
“赶快喷药水，那样会好点。”
队医也就是这么做的，但当我再次试着站立的时候，我差点摔倒在地上。我的左脚半点重量也承受不住了。疼痛使我的脚根本不能接触地面。曼联的队医弯下身把我的鞋脱掉，按我说的找到受伤的位置。那种感觉就像脚里的什么东西漏了出来，原本应该很牢固的部位却感觉很薄弱。我居然能感觉到骨头在移动。我替队医说出了那句话：“骨折了。”
“对，我想是这样。”
队医点了点头，然后我想：世界杯怎么办？随后就很颓丧地躺了下去。
“我真的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
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到了场外，然后到了更衣室，半路上我们不得不经过摄像区。我已记不清自己上一次受伤下场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职业生涯还算幸运。可为什么好运气偏偏现在到头了？我抬头朝维多利亚在老特拉福德经常坐的看台看去，她已经站起身，正领着布鲁克林朝楼梯下走。当我到了达治疗室，就托了个伙计去找她。我知道她肯定担心死了。我以为维多利亚会比我更难过，但当事情逐渐明朗的时候，她却比我坚强。“别担心。”她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
布鲁克林也在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爸爸，你怎么不比赛了？你的腿怎么了？”
对我儿子笑笑不会对我有什么害处的。我知道我们要直接去医院了。
“嘿，布鲁克林。我们要上救护车了。”
他睁大了眼睛：“我们吗？”
曼联的外科医生诺博一直和我们在治疗室里。我当场就想知道结果：“我最长要离开球场多久？”
“我看了x 片之后马上就能告诉你。”
他们把我送上救护车，而且也同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陪我一起去。我一进救护车，他们就用带子把我固定在一张床上，这样我的脚在途中就不会移动了。为了布鲁克林，我请求司机打开救护车的顶灯。毕竟对布鲁克林来说，这个夜晚太刺激了。我们于是穿过曼彻斯特向在威利山脉的皇家医院驶去，这大概要花5 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一到医院就拍了x 光片。维多利亚和诺博医生一起去看结果，她回来后把结果告诉我：“坏消息是你的脚骨折了。好消息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还赶得上世界杯。”
我对第一点并不感到意外。第二条消息才是我被杜舍尔铲伤以来最期盼、最想听到的。维多利亚让诺博医生来向我转告详细伤情。我的伤是趾骨骨裂，趾骨就是连接脚趾和脚面的一小块骨头，通常周围有许多肉来保护。表面上，它不容易受到伤害。但加利·内维尔和达尼·默菲都曾因趾骨受伤而错过世界杯。医生确信我有足够的时间康复。我寄希望于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尽管我仍有一些疑问一无论我的伤恢复得如何，也必须要达到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健康程度。
第二天早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醒来。我的脚伤究竟如何被登到了报纸的头版上？埃利克松是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之一，尽管电话内容简单说就是“你还好吗”，复杂的说法就是“你多久能康复”？我还是很高兴接到他的电话。他对我说，无论我是否能亲身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希望我能加入到他们中去。埃利克松对我的支持给了我很大帮助。在医院里，我的脚被打上了石膏，德怀特·约克用车把我送到卡灵顿训练基地。球队的医疗人员把我的石膏退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空气石膏的东西，有点像充气皮靴，当它被充足气体的时候，能对我的脚起到和石膏同样的固定作用。在需要对脚踝和腿做一些治疗的时候，我可以松动阀门来放掉气体。在石膏里呆了一两天后，我的小腿和脚踝肌肉都有些萎缩了。空气石膏的保护作用可以使我免受这方面的痛苦。在完成物理治疗之后，我还要对气靴进行重新充气，然后架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两天后，我和医生坐下来。仔细地谈了我如何才能尽快地康复：“我会做你让我做的所有事。”
我可不想坐着轮椅去日本。我知道球队的队医会尽全力帮助我。我的任务被分派下来了：在至少一个月内让脚部充分休息，不得让脚部承受半点力量。为了缩短我的恢复时间，要做许多其他的工作；一旦我的脚伤痊愈后，就能马上回到足球场上。只要队医认为有必要，我就会待在卡灵顿基地。我总要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努力让自己得到更好的机会。在我受伤的日子里，泰利·比尔恩总是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做特殊治疗的时候，他的眼睛时刻注视着我。我要在深水池里“跑步”，但一定要确保脚没有触到池底。
我还要在健身房进行其他方面的锻炼，以保持整体身体的健康。世界杯是我训练动力的全部源泉，而每天周而复始的健身安排也的确使我强壮了不少。
通常，球员受伤后都要自己来面对每天单调的训练安排。就在四五月份里，似乎几百万英格兰球迷都在注视着我，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忧虑。球迷们的美好祝愿对我帮助很大。加利·内维尔也很关心我：他在与拉科鲁尼亚队比赛结束后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半个月后，我在电视上看妄联与勒沃库森队的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那个晚上，他受了和我同样的伤。在加利倒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还清楚，如果我还能赶上世界杯的话，加利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如果我是他，我也许会崩溃。但加利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无论他内心实际的感受是什么，他尽全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命运的安排偏偏不是这样，他要因为脚部手术而错过下个赛季前三个月的比赛。
整个夏天我忧心忡忡，找还对错过曼联队的赛季而感到失望。
勒沃库森最终凭借客场进球多把我们淘汰出了欧洲冠军联赛决赛。
我敢肯定如果能进军晦普顿公园球场参加决赛，我们有很大机会击败皇家马德里队。那段时间对于我和俱乐部来说都很失意，但我知道正如弗格森说的那样，曼联下次会回来的。我不能想像下次曼联崛起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球队的一员了。我当时正在与球队谈一份新合同。我很清楚我想做的事，我也很清楚球队想做的事。但是现代足球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谈判和报纸的预测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了。现在是对这件事作个了断的时候了。
我认为与我最喜欢的俱乐部签新合同是再严肃不过的事了。因为要确定许多细节：一份新合同对双方都意味着权利和义务。我需要俱乐部尊重我在球队中的价值，而对于处理球队重要事务的负责人彼得·凯尼恩和大卫·吉尔而言，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必然为事情进展的顺利而努力，而且我相信他们能够恪守每个诺言。为这件事，我很感激他们，我感激在谈判桌上，能有这么公正、这么优秀的人坐在我身旁。
托尼·斯蒂芬斯从1995年开始就作为我的经纪人。他曾经是温布利球场的负责人，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哈德斯菲尔德队建造新球场（麦卡尔卑球场）的顾问。我记得一次有关他的很特殊的事：托尼曾邀请我们几个当时年轻的队员去听布莱恩·亚当斯的演唱会，这其中有我、内维尔兄弟和本·托恩利。我们最后竟然设法混到了舞台上，那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而就在那个晚上，托尼竟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安排：处理阿兰·希勒从布莱克本到纽卡斯尔联队的转会问题，他当时已经是希勒的经纪人了。我不清楚我们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介绍认识的。但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对话时，托尼说过的一些话。那些话至今我没忘记，而且我相信托尼也不会忘记。
“大卫，足球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确保在你的足球之路上没有任何障碍。”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开始谈关于合作问题的时候，托尼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让我对比赛以外的所有事都不用操心。他认为这才是一名经纪人应该做的：减轻委托人的压力，以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从那时起，他对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在何种情况，托尼属于那种我可以绝对信任的入。有时我感觉他总是忙来忙去，为我安排好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他是具有这种才能的一个人，当他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他可以在15分钟内制定好工作计划并把工作分配给每个人。也许每个人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但他却总是那么镇定。那的确是我在过去的8 年中需要的东西，将来也需要。
如果你像我信赖托尼这样信赖某个人的时候，你们之间的真诚和坦率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工作了。他是我的经纪人，他还是我的密友之一，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我们可以促膝长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我的足球生涯，还包括我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在某些方面，托尼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我。但我在曼联时惟一的问题却很棘手。他和弗格森相处得不是很好。至少，弗格森和他相处得不够好。我应该记得：在我和托尼认识几个月后，当我把让托尼担任我的经纪人这件事告诉弗格森的时候，我当场就遭到了质问。
“经纪人能为你做什么呢？难道俱乐部对你照顾得不周吗？”
托尼也认为有必要让弗格森知道这件事，他从来都不想在弗格森不知情的情况下作我的经纪人，于是，他直接去弗格森的办公室面对面地去谈。有故事说这次谈话最后以弗格森在街道上追打托尼作为结束，我知道这绝不可能发生，但我明白他和弗格森的谈话是很不愉快的。
我对弗格森与托尼始终谈不来感到很遗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大家的生活会更轻松些。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冷静地坐下来谈一谈，弗格森也许会发现他错怪了托尼。没错，托尼只是一名经纪人，但他同样热爱足球，他明白曼联是我足球生涯中不可动摇的基石。托尼从不说或做一些有损我利益的事。弗格森确实经常向我发脾气，我和弗格森也确有争吵。可这些吵闹却似乎总是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在每个足球俱乐部，都会发生这种算不上是新闻的事。我想如果弗格森和托尼能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两个人能主动给对方通电话，许多分歧都可以被很快地解决，那些争吵也不至于被媒体夸大。
但是，弗格森和托尼之间的不和谐并不是我和俱乐部签新和约的障碍。合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纸上功夫，尤其是关于我的肖像权的问题，曼联队可以把我的名字和照片用于他们的商业活动。似乎在任何事都没确定之前，许多签约会谈已经开始了。所幸的是我不用参加所有的活动。也许确定一份新合同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但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所有谈判都是关于一些细节问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谣言，就是，如果我没有和曼联签新合同的话，许多其他欧洲大俱乐部希望与我签约。但那都是些白日梦。我除了与我踢过球的球队签约外根本没作过其他的打算。我、托尼和俱乐部都很明白这一点。
在2001—2002赛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俱乐部就合同问题已经快达成一致了。我打算在某场比赛前，在老特拉福德的草坪上与俱乐部签字。我想让关心、支持球队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猜测后能亲眼看到这一幕，尤其是在我和拉科鲁尼亚比赛后一直不能上场比赛的时候。然而下一场主场比赛是迎战阿森纳。那个晚上我本已下定了决心并且不断催促着托尼。但事实证明，那晚有好几个临时的小障碍。阿森纳1 比0 赢得了比赛，并凭此获得了联赛冠军，事实上，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冠军。对于我们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丢掉冠军的确令人沮丧，但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反而能在第二年里不断地鞭策我们。当然那个夜晚并不是庆祝我续约的理想日期。我于是等到下一个周六，我们在主场迎战博尔顿。那天很完美，阳光普照，我和弗格森一起走到草坪中央，他在65000 名球迷面前给了我一个拥抱。毫无疑问，我属于老特拉福德。无论别人曾经说过些什么，我心里早就想好要和俱乐部签这份新合同了，可用笔签字的那一刻仍让我感到很大的满足。
我的未来终于有了定论。医学专家也通知我，我的第二块趾骨已经痊愈了。突然间，所有事情都很明朗了。我要做的就是全身心地为英格兰队准备两周后就要开始的世界杯。第二天晚上，打算在我索布里奇沃思的家里举行个欢送会。下周一，全队就要开赴大阪进行赛前准备训练了。当时的计划是把欢送会和为我的慈善组织“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募集资金联系到一起，我们甚至把欢送会的转播权卖给国家电视台，当然所有收入都将捐给“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而一些安排直到最后时刻才有定论。我当时还不知道谁最终人选埃利克松的国家队大名单，所以在名单公布之前，我也不能确定邀请哪些队员。所以那次排列客人名单是件很有趣的事。来的客人中有足球界的朋友包括足球名宿、其他体育项目的明星、著名歌手和演员。
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晚会专门为捐款的客人设了几张桌子。我们与主办方和一些对此可能感兴趣的公司取得了联系，这件事是由维多利亚办的。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我认为人们都知道这将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人们还清楚他们捐出的钱会有个好的归宿。
我当时一瘸——拐，也没有多少时间来帮助维多利亚，因此她几乎负责了所有事情。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份礼物：就是后来晚会上发生的一切，以及晚会开始的时候，那里所有供客人享受的东西。她负责晚会的筹办从始至终，事无巨细。
我直到星期六晚上才从曼彻斯特回到家，所以显得有些匆忙。
但还来得及准备一份礼物。我送给托尼一块手表，对他为了我与曼联在24小时前签下的新合同而做出的所有努力表示感谢：而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家的厨房里显得忙碌极了，我们全家人都跑前跑后，不但要为晚会做最后的布置，还要为我第二天飞赴大阪而准备行囊。
最后，我们终于准备完毕，穿戴整齐了。我们为了能多筹集到资金而照了合影，然后就向屋后的大帐篷走去，晚会将在那里举行。
到那儿之前，要穿过一片颇具日本特色的小树林。我把它作为整个晚会的主题。由于许多客人都带了孩子，于是我们在成人帐篷边上准备了一个充气式的城堡，那真是神气十足。布鲁克林走在我的身旁，我俩穿了配套的衣服：一件长到膝盖的日式夹克，胸部有一条红色饰带。我不知道自己穿那件夹克时的效果如何，但布鲁克林穿上它显得可爱极了。我们都穿那种很轻便松软的鞋，因为当时我的脚趾在鞋里仍感到有些不太舒服。晚会的全过程都在我家的花园举行，由于维多利亚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她总共请了枷多位客人。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究竟为我们在树林里准备了些什么。
整个花园都被点亮的灯笼点缀着。花丛和树木间有体操和杂技表演，还有舞蹈和艺术家。到处都能令人感到惊奇。来宾中有R&B 歌手贝弗利·耐特和歌剧演员拉塞尔·沃特森。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帐篷是提供晚餐的地方。第一个帐篷被装饰成一座东方式花园，里面有上千朵来自日本或印度尼西亚的兰花。还有一座小桥，鲤鱼就在桥下的池塘里游动，走过这座小桥就能进入主帐篷。穿过两边巨大的窗帘，有日本女孩在那里迎接客人。桌子在人们面前被很漂亮地码放着，甚至连餐巾和餐具都是维多利亚亲自挑选的。所有东西都是由红、黑、白三色组成，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布置。
从那时起我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周围的客人当中，有许多人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比如我邀请雷·温斯顿仅仅因为他是名出色的演员，我很想见他一面。我知道这是我在婚礼后第—次公开演讲。
我作为英格兰国家队的队长，而且所有客人都是因我而来，所以讲几句话是免不了的，不是吗？我知道应该从何处讲起：送给维多利亚一份礼物并且感谢她为今天晚会所做的一切。但在这之前，我还要感谢许多其他人，还要谈论一下“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为后者和曼联队有一定关系。我知道还要谈论一下那些我们为之募捐的受虐待儿童。我生怕讲话的时候漏掉哪一点，所以我把要点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最后，我又说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不用看卡片了。那是在前不久，我去过伦敦南部的一座儿童避难营。我坐在一大群孩子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有—段悲惨的故事。你可以感到空气中的一股敌意，但不是对我，而是对整个世界。他们都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孩子，我也第一次为之感到惊讶。他们的问题都很直白：“怎么才能变得时髦？”
“你开什么牌子的轿车？”
“你能挣多少钱？”
他们并不担心我或者其他人对他们的问题做何反应。我不想说我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幸运，我没面对过他们曾经遇到过的经历：强奸、卖淫、吸毒、禁闭。我只是很粗略地回答了他们。在场的大人们看着我，看我想做什么。
“很好。我不需要回避什么问题。让他们随便问吧。”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是我在足球领域以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很显然，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只有我和那些孩子们在谈话。我和他们都很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们都开始喜欢上对方了，我们谈足球、谈我的生活，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题。最后，我们以笑声结束了交谈。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孩子们都消除了彼此间的戒备。我不能改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有所收获，因为我通过交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也许，在那样的夜晚讲这段故事会让客人们觉得有些奇怪，但我想借此解释举办晚会的原因，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慷慨一些。结果，我们的客人们共捐了25万英镑。
那的确是个奇妙的晚会。午夜的时候，我和维多利亚不得不先回房休息了。尽管一些客人已经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回屋收拾床铺以及准备行囊的时候，还有许多客人仍在兴头上。也许当时已经有些晚了，可我还是有时间去见雷·温斯顿一面。
我听见有人在前边敲门，我开门后发现温斯顿就站在那里。在他走近之前，我就看出他那晚过得很不错，也许他自己没意识别。他原本是来向我道谢的，可是他却走到客门：里来了。演员都懂得如何进场。就像我说的那样，那是个非常棒的夜晚：为我们飞赴日本前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曼联的队医不很乐意我随队去日本进行赛前训练。我猜弗格森一定认为那一周队员们会去寻欢作乐，所以如果我和队医待在卡灵顿基地也许会恢复得更好。我明白这一点，就算我山去为国家队比赛，我也还是曼联的队员。如果俱乐部真的坚决反对我的某个决定，我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俱乐部的意见。埃利克松则希望我能在开赛前的两周内和全队呆在一起，因为英格兰队的队医加利·列文和道奇·克莱恩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医生。另一方面，英国足总提出曼联的医疗队可以随我一起前往。说实话，对这个问题人们确有争论。我认为我个人不应该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我做好服从任何内部决定的准备。而最终的结果，我还是随队前往。
2002年5 月13号的早上，我和维多利亚躺在床上。屋子里非常安静。远处，我听见最后几位客人上车离开的声音。我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脚，从昨晚我和维多利亚晚饭后跳舞开始，左脚微微有些痒。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机场了。我只剩下18天了，18天后的5 月3l号，我就能清楚我到底能不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出战和瑞典队的比赛了。我的后脊梁不禁打了个冷颤。兴奋？还是害怕？4 年前，我已经作好参加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准备了，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多少事情？1998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阿根廷、红牌和后来的事。但就在那一刻，下—个挑战似乎已经在眨着眼睛看着我们了。有机会参加世界杯是个梦想，是个恩惠。每个队员都清楚在那一个月的比赛中，你的职业生涯以及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水久性的改变。而在法同，在用泛光灯照射下，充满着数万名怒目而视的球迷的圣埃蒂安，我的生活已经经历了一次改变。我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黑暗中去。这次在日本，等待着我、等待着英格兰队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我的反省
“这是怎么了？我不能呼吸了。”
现在我还想知道，是不是在迪拜度过的那个星期，使得我完全让教练失望了，认为不需要我为曼联队踢球了？
我和英格兰国家队一起在国外晒着太阳，而不是回到卡灵顿，独自一个人卖力地进行单调繁重的训练。我知道那个老头儿不是很乐意我这么做。由于我担任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又多了一份额外的责任，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老头儿对这件事不是很高兴。他很可能也不满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竟然随着我—一起到了迪拜。我的想法是婚姻和父亲的身份可以让我安心，有益于我做一名好球员，但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那个老头儿一直认为家庭生活阻碍了我足球事业的发展，在我和维多利亚刚刚相识时，他就和我说过许多次了。他认为我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个障碍，不管对我还是对他而言都是如此。
我很早就觉得和他争论这个不值。和这个老头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我无法使他相信，家庭生活的美满幸福，只会使我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球员。而很明显，他的话也丝毫不能改变我对家庭的爱和珍惜，和维多利亚以及布鲁克林一起来到迪拜，对我而言很好。
埃利克松认为，如果球员有家人在身边陪伴的话，会有益处的，毕竟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是要呆在日本。我记得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制定我们的日程安排表。他坚信应当给球员一点时间让他们同伴侣以及孩子们在一起，许多国家队也是这么做的。我记得在1998年世界杯时，丹麦队住在和我们同一条路的另一个酒店里，他们的家人也是和他们住在一起。开始，埃利克松不敢肯定英格兰的球员对这件事会是什么态度，所以他问了做队长的我，先探明一下情况。在迪拜，我们早上在游泳池边将孩子们组织起来活动，晚上在一起烤肉野餐。家庭团聚一起，大家都享受了美好的时光，而同时球员们之间也更亲密了。
有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在身边，我就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全身心地投入到事关紧要的世界杯中去，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每天早上独自和英格兰队的一名叫阿兰·史密斯的理疗医生一起训练。趾骨的伤势好转较慢，我才刚刚开始能跑，我必须努力地尝试使自己尽快地恢复，我还不能参加全队每天的正常训练。在迪拜的生活很和谐：不仅有紧张的训练，还有沙滩和阳光，有家人陪伴。
然而我对自己能否在首场对瑞典的比赛中出场还心存疑虑，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而有时候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了。我十分渴望能作为队长代表英格兰队踢世界杯，为了给我和全队最大的机会，我认为我应该从第一场开始就上场踢球。甚至在我离开英格兰之前，我就尽一切可能加紧恢复的脚步。在迪拜，我的伤脚已经能负重了。但就算已经能跑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课，更别说是踢比赛了。人们可能见过我使用蹦床的照片，那时我还不能上上下下地跳，那些练习是为了让我的腿能重新掌握好平衡。我除了肌肉没有了力量，肌腱和韧带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当—只球扔向我时，我必须单腿支撑，先平衡一下，然后才能换腿。训练的下—步是把球凌空踢回去，而不仅仅是停球。每天训练结束后，理疗师都要和队医—起，坐下来谈谈这一天治疗恢复的进展情况。对每名受伤的球员，医疗小组都要这么做。然后，到了晚上，克莱恩医生都要和埃利克松见个面，告诉主教练我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我很喜欢和那些除了希望世界杯早点开始，什么也不操心的球员在一起。看到其他人如此兴奋，我也让自己对自己要做的事抱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当了队长，也许是从1998年世界杯到现在4 年的经历让我感觉老了，我因此更喜欢关注年轻一代的英格兰球员，他们对集训、新队服、器材、外界的关注和其他一切都很兴奋。但就足球而言，世界杯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期待更多的大型比赛。他们不惧怕任何事，他们很放松。这就和我们当年一样，迈克尔·欧文、盖瑞斯·索斯盖特、马丁·基翁和大卫·西曼，我们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知道世界杯是多么隆重的赛事，会有多少危急时刻等待着我们。
在迪拜的一个星期给了球员们整个赛季以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久我就道别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同全队一起东征了。世界杯本身会有许多行程，不适合我们的家人。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基地在日本，但我们先在韩国逗留了一下，准备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我们人住了酒店，你可以从球员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情绪的变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踢世界杯的地方。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西归浦只和韩国队踢成了1 比1 平。我们试验了一些新的战术，没有人能很快适应，但很明显，韩国人踢得不错，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我甚至还没有接近比赛的状态要求，真是令人自惭和着急，因为离第一场正式比赛只有11天了。
埃利克松任命荷兰人理查德·史密斯为4 名随队去日本的按摩师之一，有人在理查德的门上贴了张卡片，上面写着“痛苦之家”。
这话说得不错。理查德对你的伤处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描述不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他的按摩解除了你全身由里到外的不适。多谢理查德，他让我最终能上场比赛。不久之后，他对迈克尔·欧文的腹股沟的伤处也进行了按摩，使欧文在第二天对巴西队的比赛时能上场并进了一球。
我们的另一场热身赛是周日在日本踢的，对手是喀麦隆队。尽管我还不能上场踢球，但医疗组认为我需要一点与小伙子们一起投入比赛的刺激，于是我带队进行了热身运动。这是一场非常和气的比赛，球员们因为显然的理由都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最终的比分为2 比2.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处在了恢复期的最低谷。就在我受伤后不久，英格兰队在安菲尔德球场与巴拉圭队踢了场友谊赛，球队在柴郡的一个酒店集合，埃利克松也邀请了我。他想让我也成为集训队的一员，因为他坚信我会到日本踢世界杯的。我在那里吃了晚餐。能见到其他队友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借助拐杖活动。第二天早晨，全队出去训练了，而我独自一人待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沮丧极了，如果我连看他们训练都没法办到，那更别提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而现在，我就在场边，和他们的距离伸手可及。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的那些远离恢复训练的日子能有回报吗？或者，那些日子是我不敢想像却又不得不亲自面对的、令人绝望的？
对瑞典的揭幕战只有一星期了，埃利克松没有催促我，他想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不能为此影响全队其他人的训练。如果你伤期很长，医生会按周给你目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疗程的进展，确认你是在逐步地恢复，从跑步到扭腰，到转身，到最后全力地踢球。这样就能使球员不会因为目标太高太远而失望。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秘密就在于每天都全神贯注在你做的事上。而现在，我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我在周末能参加一场激烈的比赛吗？埃利克松和我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这几天我还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踢比赛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医疗组对我的脚很有信心，但却不能保证我全部的竞技状态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没踢球了。我们决定由主教练来定夺。星期三到了，这是他允许我不参加合练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知道，如果有可能，英格兰队也希望的话，埃利克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他知道，我不会这么远过来，又这么辛苦地练习，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的。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也肯定我能行。早饭以后，埃利克松问我：“你全好了吗？”
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
“好的，让我们好好干。”
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想着最糟的事：生马丁的气，生阿尔多·杜舍尔的气，生所有人所有东西的气。一秒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几个月来还有比我的脚伤更疼的地方，疼痛从来没给我带来这么多喜悦。我应该一直等马丁来一下的，他总是会检验你，让你筋疲力尽，向你挑战，促使你提高，弄清楚你是不是紧张了。他和我都知道，在周日会有人做和他刚才做的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是一位瑞典球员，他一定满怀希望我再也站不起来。我从地上爬起身，继续训练。如果我能避开马丁，我也能避开任何人。训练还没完，我的脚就真的很疼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撑了下来。和其他球员一起训练，让我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都很振奋。
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球员们一到日本就开始盼望踢世界杯了。在日本，队内的气氛很特别。训练营外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外界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情况。当我们的飞机到达东京时，世界杯就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从候机楼走出来时的情形真令人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等着见我们：母亲们、父亲们、孩子们和年轻人，他们选择了英格兰队作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他们穿着我们的队服，好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一样，歌迷们挥舞着手，尖叫着往前涌，警察在努力地把他们挡回去。当我钻进大巴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位年长的女土：70多岁，但身体很好，头发花白，又染上了鲜红的条纹。家长们都把孩子举到头上。这些小孩子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模仿了我的发型：金黄色的莫希干式的发型，还有的球衣上印着7 号。场面真有点嘈杂，用礼貌一点的方式说，那可能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见到我们很激动，他们很支持我们。我想他们的态度和世界杯期间为什么没有拥挤的问题有关。相反，人们表现出对足球的一种真正的激情和对英格兰队的钟爱：我们对比赛都有着同样的热情。也不仅仅是球员受到了欢迎，广大英格兰的球迷也同样受到欢迎，礼尚往来，英格兰的球队迷们也努力地回报。这种精神才是世界杯应该有的精神。
对一名球员来说，世界杯当然意味着踢球。当带领英格兰队出现在体育场内时，与瑞典队踢2002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便永远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那种环境，那种场合，那种在世界杯上作为国家队队长走在队伍排头的特权，令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那是个小男孩的梦，是一种你想都不敢想的梦，而这个梦正在这里发生着。场内的气氛也很好，体育场一个角落里坐着上千名瑞典的球迷；其余则全都是红白色的海洋了，他们是我们本国的球迷和那些热情支持英格兰队的日本球迷。趾骨骨折？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永远不可能让自己错过这种比赛。
很遗憾，比赛不像我们集训时那么激烈，我们踢出了一些好球，尤其是刚开场的时候。但不知怎么的，比赛并不向我们预料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机会并不多，哪来这么多铲球和断球？老实说我并没有指望什么。但25分钟后，我们进了第一个球。我从左侧开出一个角球，索尔·坎贝尔及时抢点，顶进了一个漂亮的头球。索尔跑向另一端角旗那里庆祝。我自己也高兴极了，好像是我进了球一样。我转过身朝瑞典球迷那里举起了手臂，而他们却对我一阵嘘声。他们还在笑着，也许他们认为我们本就应该进球的。
进球固然会令人高兴，助攻队友得分同样令我兴奋，我很高兴索尔抓住了机会。我们在一起训练踢球有15年了，当学生时在托特纳姆一起训练，那时他没有多少进球。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与阿根廷队那场比赛的加时赛里，在仅有10人的情况下，他踢进了一球但被判无效，否则我们就赢了那场比赛。现在，在2002年世界杯上，他为我们进球了。但问题是此后我们并没有保持好势头，我们领先但却过于谨慎和紧张，有些不思进取。
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全乱了，控制不好球，传球频频失误，而瑞典队一轮又一轮地向我们进攻。与我们在上半场的进球不同，你可以看到他们进球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作为一支球队，我们精力不够集中，给了他们扳平的机会。丹尼·米尔斯一个匆忙的解围失误被西力克拉斯·亚历桑德森得到球并踢入了网窝。人们会很轻易地把责任全都推给这名利兹后卫。但我认为这不是他的错，这个失球是由我们两到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失误照成的。我想我应该安慰他一下。
“加油，达尼。别泄气。”
几分钟后，埃利克松把我换下。这是我在老特拉福德对拉科鲁尼亚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老实说我感觉不好。脚疼是一方面，但更要命的是比赛的状态。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的腿怎么了？埃利克松一定看到了我在喘粗气，他知道我们接下来还有比赛，因此他换上了基隆·代尔。即使这样，我仍对自己被换下感到不悦。这是我第一次对埃利克松先生的决定感到生气。坐在长凳上看着比赛，我越来越失望，最终比赛是一场平局。
1 比1 的结果对重大赛事的首场比赛来说，算不上是场大灾难，但是我们不满意自己的表现，我们也没有在终场哨声响起之后前去感谢到场的英格兰球迷。为此，第二天的报纸批评四起，指责我们怠慢了我们的球迷，但我认为这不真实。我们一直受到坚定的支持，我想球员们匆匆下场去休息室，是因为我们感到辜负了球迷们的期望。以后我们确实意识到了，不管理由如何，不向球迷们鼓掌致谢是错误的。作为队长，也许我有责任带个头，即使我是坐在替补席上。第二天所有的球员都讨论了这件事，我们向球迷们许诺，以后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注意到在背后支持着我们的广大球迷。
回到休息室，感觉就像我们输掉了比赛，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支英格兰队如此无精打采。那天下午，即使是英格兰队的按摩师特里·布莱恩、史蒂夫·斯拉特里和罗德·托恩利也不能让球员们打起精神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埃利克松努力想把球员从不良情绪中解脱出来。
“我们还有两场重要的比赛。别让自己因为今天的比赛而灰心丧气。没什么关系，我们1 比1 平了，没输，不是吗？加油。小伙子们，你们都怎么了？”
我自己的情绪也不高，部分原因是我还在恼怒教练把我换下的事，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把我换下。尽管这样，我听了埃利克松在更衣室里的话，意识到作为队长，我应该尽自己所能积极乐观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晚上，我们都准备好了参加世界杯决赛，而球员们都因为首场比赛的平局而灰心丧气。
到第二天，我们除了忘掉与瑞典队的比赛而外，已别无选择了。我们还有4 天时间做准备去迎战小组赛最强的对手。现在，这是一场我们真正需要赢的比赛。作为主教练埃利克松最大的优点之一，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球员。他能对症下药，使每名球员在赛前都能调整到最佳的精神状态。同样重要的是，他好像也总是知道我们体力上的需要。在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间隙，他I 作很勤奋，球员也有所收获。如果我们的体能没有完全恢复，他就会在训练课上减轻运动量。他不会因为我们在对瑞典队的比赛中没有踢好，而通过大运动量的训练来“惩罚”我们。他和史蒂夫·克莱恩循序渐进地使我们慢慢恢复，以准备好星期五晚上在札幌对阿根廷队的比赛。
在那个星期，我们甚至可以从训练营里严格的饮食控制中稍稍解放一下。我必须坦白承认，这是整个夏天我出的最好的点子了。
我们已经离开英格兰，离开了快餐，有三个星期了。我开始想念偶然吃一顿汉堡包和油炸食品了。我想也许还有些球员和我一样吧。
我和埃利克松谈了一下，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坏处，然后向英格兰队的厨师交待了一下。星期三晚上，我们成群结队地下楼吃晚饭。餐厅的门关着，门上有两个巨大的拱形扶手。我们走进去，看到了一堆麦当劳的快餐，有牛肉汉堡、奶酪汉堡、薯条，你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一堆快餐摆在一个房间里。所有的球员都吃了一惊。我们狼吞虎咽吃掉了所有东西，好像是孩子们在糖果店里那样，高兴极了。这顿饭让所有人都满意，在我们对丹麦队之前我们又照样吃了一顿。也许我们准备迎战巴西队时也应该这样吃顿快餐。
在英格兰队，我们也做很多工作研究对手。这是大卫·赛克斯顿的工作，他70多岁了，是曼联的一名教练，由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下一个对手的情况。他会介绍20多人的球队里每个球员的情况，然后他就放一段录像给我们看。与人们从星空体育节目上看到的球员录像一样，播放某位球员的动作：在我们进攻时他是怎么做的，在我们防守时他是怎么做的。然后大卫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他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对抗那名球员。这就像是在计划一次军事行动。在我待在曼联的最后一个赛季里，卡洛斯·奎罗斯在赛前准备会上提出过很多相同的思路。这种工作现在已经越来越盛行了。现在每个人都好像有新的技术了。出于天性，我就显得有点老套了，我只想出去比赛。但我也明白了了解对手强项和弱点的重要性。这一点小小的优势正是在最高水平的比赛中战胜对手所需要的。
我迫不及待地想说：我已等不及要和阿根廷队比赛了。对下一场比赛的前景正可以一扫我们被瑞典队逼平的晦气。我一直很赞赏球员迎战世界杯热门队所做的准备。在足球比赛中，自信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阿根廷队是世界杯的大热门之一，参加比赛的每一名英格兰球员都坚信我们会击败他们，从每一位球员到整支球队都具有这个坚定的信念。与瑞典队的平局使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更简捷，星期五晚上我们一定要有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英阿大战一直是世界足球的盛会之一。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英阿碰撞就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在圣埃蒂安发生过的一切，使2002年在札幌的赛前形势更为紧张。赛前所有的热点都是关于英格兰队的，尤其是关于英格兰队长的一争取机会进一球。自从那场平局之后，报纸一直在谈论着“复仇”和“命运”还有“贝克汉姆”。两支球队中都有一半的球员参加了4 年前的那场比赛。在阿根廷队中也包括了塞巴斯蒂安·贝隆，他还是我在曼联的队友。每当我看到我在1998世界杯上被罚出的照片时，我就想起了贝隆催促裁判向我出示红牌的场面。关于那件事我们从来没认真谈过，毕竟这与我们一起为曼联队踢球无关。但我们的确开过玩笑，是关于我们两支国家队棋逢对手的玩笑。当大家都不在国家队集训比赛时，我和其他的英格兰球员时不时地高唱“阿一根一廷”，而他则唱着“英一格一兰”。在札幌赛前我见过贝隆，我们之间还是相当放松和友善。他鼓励我振奋起来：“你一定很疲惫，大卫。我打赌你的脚还在疼。”
“不，赛季后我不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吗？我这辈子都没这么健康过。”
我—直在努力克服紧张的情绪，当4 年前的那段记忆重新涌入脑海时，紧张情绪就随之而来。那时候，当我和媒体以及球迷打交道时，他们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对话，都是关于西蒙尼和那张红牌的；而现在，则是关于其他一些问题了。我也还在为我的趾骨担心，虽然感觉很好。但我不喜欢草皮的外观，而且我们在一个有顶篷的体育场内，湿度也不稳定，该怎么踢呢？我为该穿哪双鞋而发愁：穿长钉的鞋，摩擦力可能会大一点，但这样一来，鞋可能会粘住草皮，那么在90分钟的比赛里，就有可能伤到自己的脚。
最后我穿了一双恰好合脚的鞋。
去球场之前，我和维多利亚通了电话。她呆在家里，我们第二个儿子罗密欧快要出世了。即使在世界的另一端，如果有人知道怎样让我放松的话，那个人一定是维多利亚。我告诉她自己的感受，她祝我旗开得胜：“享受比赛吧，尽自己最大努力。英格兰这边，很多人都翘首以待。”
我一直努力在想一些积极一点的事。我们甚至谈了如果我得分奠定胜局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宁可那么想而不考虑相反的一面，如果今晚有些什么不对，维多利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像上次那样再次承受这一切。
然后，就在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她咯咯一笑：“别做傻事，好吗？”
我笑了，情绪也上来了。
“我不知道，我见机行事，也许我真应该就这么上场，然后踢他们谁一脚，为上次的事报仇。”
我永远忘不了在对阿根廷的赛前，我们走出更衣室时，全队升起的那种激情和使命感。我看了看迈克尔·欧文，他有一种对比赛纯真的全神贯注的表情；我看了看里奥·费尔南德和索尔·坎贝尔，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相同的冷静、坚定的表情，眼睛里闪烁着相同的紧张感。全部蓄势待发了，今晚我们怎么会不赢球呢？加油，英格兰。
我从没听到过这种震撼人心的声音。当我们和阿根廷队一起列队出场时，这声音在过道里回荡；英格兰的声音一球员们的声音——吼叫，咆哮，互相鼓励，好像我们要参加一场战斗一样。而从一开球起，比赛的激烈程度就丝毫不亚于一场战斗。比赛开始一分钟，巴蒂斯图塔就对阿什礼·科尔来了一次凶狠的铲球。其实，他本应该被罚出场的。对顶级球员来说，放倒盯他的人是可能的。赛前我们也私下里讨论过，不要对阿根廷球员客气。我敢肯定他们也不会客气的。从他们的眼里，他们9 号球员的动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球场上的景象让球场内每个人包括球员和球迷都为之一振。
忘记瑞典队，忘记4 年前的事，忘记贝克汉姆的脚疼吧。这是一个挑战：我们有能力面对它吗？场内的气氛是惊心动魄的。我肯定每一个英格兰的球迷能都感受到：在那一刻我们每一位球员都准备好了。针锋相对？我们会做得更好。
我比其他队友更难进入比赛。当我的脚已经完全热起来，不再给我带来阵痛的时候，我们已经踢得相当好了，与一星期前判若两队。开始我们双方平分秋色，尼基·巴特满场飞奔，推动我们前进。
即使比分还是0 比0 ，我们已经感到控制了比赛。欧文·哈格里夫斯很快就受伤了，特雷弗·辛克莱尔上场踢他的位置。如果在其他时候，那可能会打乱我们的节奏。换了别人，可能需要时间适应世界杯赛的节奏，但特雷弗不同。相反，他抓住了机会，左冲右突，给像普拉森特和索林这样有经验的后卫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准备好了一切，这是他证实自己价值的一夜。他从球队进进出出，最终能够入选，坐着波音747 飞行数千里，这一切都值了。
阿根廷队有一两个机会。我们也有更好的机会。迈克尔闯入禁区射门，球越过了他们的门将卡巴莱罗，我认定它一定会进的，但是那球却滑出了远门柱。然后我又带球到了离阿根廷的禁区六七码处，传还是射？我想再传一下：迈克尔已经从他们的一名后卫身后开始跑了。突然，我倒下来了。西蒙尼从我后面赶上碰到了我的后脚跟。当时，我不知道是哪名阿根廷球员干的，但我肯定裁判会判个任意球。这个地点对我来说距离和位置都不错。我朝主裁判科利纳喊了一声。他看到了这个犯规，但他也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东西，形势对我们有利。我看过去，球在离我20码处往前滚。突然迈克尔·欧文得到了球，他转身过了波查蒂诺，眼看就要进球了。
当欧文过去的时候，后卫伸出了腿。
“点球！”
我肯定我喊出声来了，我知道每个英格兰球迷都这么做了。当我看到迈克尔摔倒的时候，我知道科利纳会看到的，也会勇敢地判个点球。当别人对我犯规时，他坚决地让比赛继续进行下去。有一秒钟我曾想：我会得分的，不是吗？我和维多利亚谈过进球的事，这样，在和圣埃蒂安那天晚上我与西蒙尼之间发生的事便彻底翻身了。我前一天晚上做过这个梦？还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一秒我就知道它将会发生了？这些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必须去拿这个球，我必须去得分。一种饥饿感从我的胃部涌起：畏惧。它确确实实不是我脑中的声音，而是那时的一种意识：我一生中做过的其他所有的事，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在脑海里涌现。
我知道迈克尔想亲自罚这个点球。
“你想让我踢吗？”
“不，我自己来。”
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球，再把球放在罚球点。我说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
我很高兴科利纳当主裁判。他不会让其他人在札幌这里把事情搅乱。南美球员很擅长对你施加压力，恐吓和扰乱他们的对手。我有理由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因此我没有吃惊。当时裁判、守门员和迭戈·西蒙尼，几平球场上所有的人，都站在我面前，在我和球门之间。我向后退了两步，西蒙尼从球旁边走过，径直向我走来。他停下来，伸出手好像希望我和他握手。握吗？不可能。
我向他身后的球门望去，不想受他的干扰。然后，我转过身，巴特和斯科尔斯走过来把西蒙尼推开。我的同伴，我喜欢那样。
在助跑前我看了一下球。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事都抛开去了，连紧张感都没了。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不能呼吸。
我记得我吸了两口气，让我镇定下来。我最近为曼联队罚入的两粒点球，都是直接踢向球门的正中，而门将却倒向一边，因此扑不着球。同样的方法再来一次，大卫。我太紧张了，没法让自己机灵点。我不为自己感到紧张，而是为我作为队长的这支球队紧张。
我以前从没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我向前小跑，向球门的方向尽全力把球踢了出去。
进了。
哨声响起。
进了。
这不是你见过的最精彩的点球。但对我，对那晚我们所有人来说，那却是最精彩的。我跑上去，踢了一脚球，本能地知道进了，然后跑向了角旗。紧张，压力，4 年来的压力全都烟消云散。在那个球进了阿根廷队大门的几秒钟，我看到全场的闪光灯全都闪起来了。闪光灯此起彼伏，把与我4 年前在圣埃蒂安得红牌这件事所有关的一切都驱散到夜空中去了。当4 年前我回到英格兰时，父母在希斯罗的表情，和我很像一个人在酒吧外闲逛的照片，以及在阿普顿公园人群对我的咆哮等等，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我脑海中的这一幕幕场面戛然而止，4 年来第一次不再纠缠着我。
我展开双臂，冲向我们的球迷，身穿红色球衣的英格兰球员从后面跑向我，想和我一起庆祝。我没想到心里的负担真的没了。我必须挺过来，在1998年发生的一切磨炼了我，使我有能力作为队长带领球队踢2002年的世界杯。而这一脚球却使我的所有负担顺利地减轻—了。就在那一刻，如果我跳起来，我肯定就会飞起来的。
突然，其他球员跳到了我的背上，首先是索尔，然后是特里弗·辛克莱尔，里奥紧紧地抱住我使我几乎没法呼吸了。这不是我个人的时刻，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时刻。然后，突然之间，我想起来我们不是在踢金球制胜的比赛。阿根廷队要开球了。一分钟后我们就要听到哨声了，但那只是半场休息，而不是终场哨声。
在更衣室里，我们没有欢呼，没有尖叫。一切很安静而井然有序；好像房间不够大，挤不进球员们的所有能量。如果我的进球能奠定胜局，这不是很棒吗？我们走出更衣室，接着上半场的劲儿一鼓作气。这次我们不像对瑞典队那样有所松懈。我们没有失去沉着，至少没有很早失去。我们希望能再进一球。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如钢铁城墙，在前场我们抢下阿根廷队的传球，就地组织反攻。泰迪·谢林汉姆换下了埃米尔·赫斯基，差点进球。我们从后场长传，要不是阿根廷队门将卡巴莱罗在球门边缘扑出泰迪的凌空抽射，这个球会成为英格兰队历史上最精彩的进球之一。
尼基·巴特是全场表现最优秀的球员。看到他站在这个舞台上证明了自己，真是太好了。他甚至在曼联都不是绝对主力，更别提在英格兰国家队了，但他在这里有了机会，因为杰拉德因伤错过了世界杯。尼基是一个很安静的小伙子，他也不幽默。他从不会站出来说，看看我，看看我到底能做什么。但在这里，他却在和许多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踢着比赛。别人在日本第一次看到他精彩的发挥，而我们早就在曼联了解他了。
在最后20分钟，阿根廷控制住了球并开始反扑。他们看上去踢得并没有那么好，他们只是凭着坚强的意志控制着情绪。我们看样子无法阻止他们前进了，千万别让他们进球。我开始感到真的累了；这只是我脚伤以来的第二场比赛。我记得还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候，埃利克松叫我：“大卫，你还行吗？”
我并未回话，我的表情已说出了全部，别想把我换下去，我得坚持到赢球那一刻。
贝隆在半场时被巴布洛·艾马尔换下了，他似乎正是为他们打开僵局的人。随着比赛进行，他逐渐深入我们的腹地，这意味着我们的中场得拖后才能拦住他。我们的后防线遭到了攻击，阿根廷队不停地传中和射门，而且确实创造了几次机会。对于在家看电视的球迷而言，这最后一刻钟真令人难以忍受。大卫·西曼做出了许多精彩的扑救，索尔和里奥破坏着阿根廷队的进攻。场上形势是激烈的，但我希望它结束，我在场上努力和队友构筑着防线，但很希望能像在家的英格兰球迷一样坐在沙发上闭上眼。
终场哨响时，里奥和特里弗跑向—厂我。这感觉真好，对我们或对球迷们都是这样。赛后半小时，我在通道里给维多利亚打了电话，那时候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也没有听清她说的任何一个字。她在她父母家里，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坐满了屋子，所有人都在后院喊着，唱着。然后我打电话给戴夫·加德纳，他告诉我整个英格兰都沸腾了，他正在丁斯盖特中央一曼彻斯特主要的购物街。他说自从比赛结束后就没有车辆能从那儿通过，路中央举行着晚会，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打电话给西蒙，我的经纪人SFX 公司里的职员，他现在在伦敦，到了特拉法尔加广场，那边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就像在2002年每场比赛结束后我都要做的一样，我打电话给加利·内维尔，他是如此兴奋，即便是他因为伤病错过了这次机会。那天晚上是惟一的一次我听他说：“我希望我也在那儿。”
加利是我的队友，非常棒的队友，他很清楚战胜阿根廷意味着什么。他很希望能与我们一同分享快乐，我需要他告诉我英格兰那里的情况，而他想知道在日本的盛会的每个细节。
如果说有一件事我不可能做到，那就是在世界杯或欧锦赛一场伟大的胜利几分钟后，回到英格兰看一看并加入到国内疯狂的庆祝活动中去。我多么希望我也能分享到我们得分时的那一份喜悦：人们欢呼跳跃，互相拥抱亲吻，在伦敦，在曼彻斯特，在伯明翰，在纽卡斯尔联队，在每一个地方，我喜欢那样。
在札幌球场，我久久不愿离去。如果赛场内还有一个英格兰队员，一个英格兰队的球迷，我希望与他们一齐庆祝。最后，我在通道里接受电视台采访后回到更衣室，我是最后一个到的，特里·布莱恩和史蒂夫·斯拉特里过来拥抱我，他们完全知道那个下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埃利克松与我握了手，他知道这场比赛对整个英格兰队的意义。英格兰国歌再次奏起，里奥带头跳起舞来。我希望第二天就迎战巴西队，甚至就在那个晚上。我们感到自己实力如此之强，每个人都是如此兴奋，我自信我们一定会赢。在我们战胜阿根廷后，更衣室内的气氛让我们觉得，这支英格兰队是战无不胜的。
回到酒店后，父母都在等着我。我们在日本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去了。妈妈流泪了一而这正是我想克制自己的事。我想爸爸也是尽量不让自己哭：“儿子，我们为你感到自豪。”
托尼·斯蒂文斯在那场比赛后到酒店来了。他是一个球迷，同时也是比赛的官员之一，他和其他英格兰球迷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他拥抱了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大卫。是谁在书写你的生活？”
他们为我们留出的房间是非常日本化的：——个宽畅的灰白色的房间，墙上什么也没挂，长方形桌子上铺着白色桌布，食物和饮料整齐摆放，供人们享用。这不像是他们：为大型舞会作准备的方式。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些累了，每个人喝了点饮料。有些队员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尤其是那些没有家人等着见面的人。剩下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举杯欢庆着英格兰1比0 击败阿根廷的胜利。
那个夏天，无论我们去哪儿。身边都伴随着许多日本球迷。在一个与我们的国度差异如此巨大的国家，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会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在酒店里，我收到一大堆日本支持者的信和卡片。
“祝你好运，贝克汉姆。祝你好运，英格兰。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能到我们国家来。”
我们感到我们应当回报—下他们的热情，找一种方式说谢谢。
我们与来自足总的保罗·巴布谈了一下，我建议与一些学校学生见面，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和里奥被安排在一次训练后的下午到一个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学校，我们觉得跟孩子们聊天（他们中很多人说英语），给他们留一些纪念品，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我们一同走进那所学校，几百人整齐地站在那儿，耐心地等着我们。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整个校园沸腾了。真是太美好了。我想里奥和我以及那些孩子都经历了美好的几个小时。
如果我们保持击败阿根廷的高昂斗志，一鼓作气击败小组赛的另一个主要对手的话，就太理想了。可惜，我们要等待近一个星期才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尼曰利亚，这是—场现在不论输赢与否都能出线的比赛。这5 天足够我们从上个星期五晚的：喜悦中恢复过来。击败了小组赛中最强大的对手后，我们寄希望于轻松击败小组赛中的对手，甚至都不用出汗。事实却是，我们星期三下午在大阪不停地流汗。
我们怀着胜利的期望迎战尼日刊亚，以小组第一出线，意味着我们可以避开巴西直至决赛。如果要为应付大阪的比赛条件而做那么多准备的活，我们就不如不来参加世界杯了。在赛前准备会上我们谈到了炎热的天气问题：在下午三四点开球的比赛确实非常困难，尤其是与那些习惯于在华氏95度以上的气温条件下踢比赛的非欧洲国家队比赛。但直到那天我们去热身之前，没有人意识到比赛会多么艰难。我们围着操场慢跑了—圈，队员们相互看着对方，心里在想：在这种天气下我们该怎么比赛？
炎热就像—堵墙站在你面前，没有—丝风，汗不停地往下淌。
人只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向球场四周看看。在那样热的天气下，你感觉自己像得了幽闭恐惧症似的，气压很低，它吹过你的身旁，带走你的呼吸。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很强，但我们对击败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我只是怀疑我们无法战胜恶劣的天气条件。
这是一场我们从未觉得会输的比赛，但比赛持续的时间越长，你电越觉得你永远都不会赢。经历了90分钟的煎熬后，我们与对手战成0 比o ，从而得以晋级到下一轮，对手是丹麦。对此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队员们坐在更衣室里，大口地喝着水，嗓子干得几乎要燃烧。那场比赛在我的记忆中现在已经很模糊了，倒是比赛后的几小时给我们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身心俱疲，在其后几天里我们都没有恢复过来。我们没有怀疑过自己，但我们知道回家之后有些人会对我们曾1 比0 战胜阿根廷队表：示怀疑。在小组赛结束之后，我们仅在瑞典队之后位居第二。英格兰队有实力继续前进吗？
与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交谈可以让我继续坚持下去，我很想念他们。在我宾馆的房间里有一台可视电话，于是我可以和维多利亚面对面地说话。她已经怀孕7 个月了，我虽身在远方，还是希望在她每一次阵痛时，我至少能让她看见我。我们每次谈很多东西，但是从来不提我在日本的比赛，打电话的那些时间能让我远离足球和世界杯的紧张气氛，、在可视电话上我还看见了布鲁克林，他有时坐在那里和我聊天，有时在电话面前展示他的新自行车，并骑着车在卧室里乱转。
在和丹麦队比赛之前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也许是在大阪酷热的天气下比赛后的疲惫导致的，但是我记得好像不仅仅是这些。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战胜丹麦队，我们很有可能碰到巴西，很多人已经开始盼望着这场比赛了。他们似乎忘了我们首先必须在眼前这场比赛中获胜。丹麦队是一支整体配合很好而且身体十分强壮的球队，他们队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正在或者曾经在英格兰踢联赛。我在想，这场比赛可能会和我们小组赛中打瑞典队的那场比赛很像，我们的对手对英格兰足球很熟悉，正是这种熟悉给英格兰队自己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有一种信念，我觉得这支英格兰队有可能在2002年世界杯上取得自196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成就，但是我仍然不太确定我们能否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打好星期六下午的那场比赛。
当比赛快要开始时，我环顾四周，发现我想错了。所有的队员斗志都十分旺盛，就像在与阿根廷队比赛之前那样，从他们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能看出来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场比赛了。他们的眼中没有恐惧，没有分心，没有绷紧的神经，每个人都很专注，期待着开球的一瞬间。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支英格兰队在赛前如此地放松。新户体育场对于我们又是一个新体育场，但是我的队友们很喜欢这个体育场，他们只是在前一天晚上在这个体育场里上了—堂训练课，而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有主场的感觉了。只要队员中有这种气氛，什么奇迹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当你看到你的一个队友时，会发现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投入到比赛中了。再看看他旁边的人，和他一样。当这种相同的目光投到你身上时，你可以感觉到信心在燃烧。开球前几分钟，更衣室里有一种能量在肆意游动，贯穿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我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拿下那天下午的比赛了。
当我们穿过通道来到球场上时，我开始观察丹麦队的队员，而不是自己的队友。从他们走路的姿势，散乱无光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么紧张。或许那不是—种恐惧，但至少是一种不自信。
我们在一开始就取得了心理上的优势。丹麦队的托马斯·格拉夫森和斯蒂格·托夫廷这几个粗鲁的家伙表现最好，他们不停地走动，并时不时咆哮两声，好像在告诉别人，他们已经为拼搏做好准备了，而他们两个的表现更是衬托出其他丹麦队队员似乎对比赛不抱任何幻想。当然不止我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当我们在做热身运动的时候，里奥走到我身边说：“他们看起来很害怕。你怎么认为？”
我觉得我们在比赛之前就已经打败丹麦队了。整个夏天我都在为我的脚伤痛苦，但是在世界杯赛上，我的伤痛随着比赛似乎在一点一点减轻，就在这一天，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在对阵丹麦队的时候，新户体育场上空下着瓢泼大雨，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穿长钉球鞋。一直以来，所有的疼痛都来自于趾骨的顶端，然而那一场比赛里，疼痛似乎都跑到了我的脚掌下边，每当我跑动或射门时，长长的鞋钉就会顶向我受伤的地方，似乎我每一次转身都是在加重骨折。
疼痛没有影响我享受这场比赛，尤其是开场前20分钟，简直可以用美妙来形容。我们什么也不在乎，即使在这种成则王败则寇的比赛中，我们感觉自己就是最强的。开场仅5 分钟，我开出一个角球，里奥抢到了第一点，他一记头球将球顶向大门，但是球击中了门柱弹了出来，随后又打在丹麦队守门员的身上弹了一下，这时埃米尔·赫斯基跟上一捅，将球打进。我当时几乎将功劳记在了我自2 的身上，但是在我后来看到录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进球的最大功臣应该是里奥。里奥在更衣室里和在场上都是那么的出色，他的这个进球可算得上是世界波了。以他的实力，在那个夏天进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5分钟之后，迈克尔·欧文攻入了英格兰队的第二个进球，这好像就已经奠定了胜局了。丹麦队终于开始组织起几次有效的进攻了，但是我们在上半时比赛结束前又攻入一球，这次进球的是埃米尔·赫斯基。在大阪对阵尼日利亚时的热浪磨光了我们的体力，而现在在新户的一场大雨来得十分及时，加快了比赛的节奏，正好适合埃利克松灌输给英格兰队的打法。3 比0 是每支球队都想要的比分，何况我们的对手是在小组赛上淘汰了上届冠军法国队的球队。
取胜之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虽然我的脚伤痛得要我的命，但是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我们进入八强了，这是一定要庆祝一下的。比赛结束后，我的腿开始抽筋，因为在场上我一直是侧着脚跑动，用脚的一侧着地，以减轻整只脚的痛苦。而我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都沉浸在获胜的喜悦当中，对阵丹麦队是我脚趾骨折之后的所有比赛中最清醒的—场，我对自己在这场比赛中发挥的作用很满意，因为那三个入球都有我的功劳。
接下来终于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遇上了巴西队，只要战胜他们，我们就很有希望赢得世界杯冠军了。我们回国之后，大家都很乐于谈论此事，而且十分认真。英格兰队历来都是夺标热门。以往过高的期望给国家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现在在2002年的日本，英格兰队的球迷一定在想我们这些球员是怎么想的。阿根廷？出局。
卫冕冠军法国？出局。意大利？出局。葡萄牙？出局。荷兰？甚至没能来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还剩下谁？有夺得世界杯冠军经验的球队就只剩下两支了。第一支是德国队，我们在慕尼黑5 比1 击败他们之后闯入决赛阶段；另一支就是巴西了。星期五下午在静冈的比赛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惟一的担心便是迈克尔·欧文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我的脚趾转移到了他的腹股沟。我记得即使英格兰队的成员，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迈克尔·欧文差一点就不能在对巴西的比赛中登场了。
他在与腹股沟拉伤作斗争，这种伤在你每次踢完比赛之后都会变得更严重。如果他在利物浦队里，俱乐部很有可能让他休息几个星期，不参加联赛。但是现在不行，他对英格兰队太重要了。迈克尔·欧文总能在最重要的比赛中发挥出最高水平，我想，换了世界杯上任何一支球队，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快点恢复到能参加比赛。
我们当然不惧怕巴西队。比赛是在下午开球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和对阵尼日利亚那场比赛一样的天气的话，无疑对巴西人更有利一些。比赛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体育场训练时，又下起大雨来。我们都在想，如果明天还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很大的取胜机会，就像和丹麦队比赛那样。我回到酒店之后，我想我应该拜一拜当地的气候之神并祈祷一番，希望雨在我睡觉之前下得再大一些。要是有那么好的运气就好了。星期五一大早，我从床上跳起来，拉开窗帘，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了。就在这样艳阳高照的早上，我的心沉了下去，我们还是得在这种天气下迎接这场重要的比赛。
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天气当借口，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只能被动地接受，以自己最好的状态投入到比赛当中。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说，如果天气那么热，比赛将对英格兰队不利。这种想法在我的大脑里曾经出现过一阵子。有时候就是这种顾虑，足以摧毁一个球员的自信心。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花了十几分钟在场上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回到更衣室里做主要的准备活动。日本人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大的休息室，我们可以在里面任意伸展自己的身体，使肌肉活动开来。但这也不是十分完美。就在我们都准备上场的前—刻，迈克尔·欧文还在接受按摩师的按摩，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刻，他被安排首发出场。也许很多人都知道迈克尔在场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更衣室外很少有人能想像得到他有多么坚强。我曾经和按摩师聊过，所以我能理解迈克尔为了确保能首发出场所经历的痛苦，他不能容忍自己错失与巴西队的比赛。
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踢得不错，如果说热浪会困扰我们，至少到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队员控制比赛的节奏，这在对巴西队的比赛中很重要，他们很有可能在你还没有进入状态的时候，就把你打败而奠定胜局了。我们知道每当巴西队控制球的时候我们就得全线防守，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让他们在我们的球员身上打出“二过一”来。而每当球掌握在我们自己脚下时，任务很简单，在不失掉控球权的基础上，以最快的速度将球转移到对方半场。每个人都知道巴西队在进攻时喜欢将后防线压得很靠上，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几个球员能利用这—点撕破他们的后防线。我们专注于这种打法看起来很有效。虽然巴西队也有过几次机会——罗伯特·卡洛斯的任意球被西曼没收了，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威胁。
自已不要犯错，等待对手犯错。比赛进行了大约20分钟，巴西队在我们半场将球丢掉，埃米尔·赫斯基得球之后朝前方一看，发现迈克尔·欧文已经准备启动越过对方后卫了，于是赫斯基一记三十多码的长传球直接飞向巴西队禁区的角上。这球其实传得并不到位，因为对方的中后卫卢西奥似乎可以轻松地将球停下然后解围。我想，他可能注意到欧文就在他身边，心里有些慌张，他不仅没有控制住球，反而将皮球直接停到了正在跑动中的欧文正前方。
一流的锋线杀手是不会错失良机的，他们通过跑动制造机会，甚至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机会的时候，把握住机会。欧文接住球，然后向球门跑去。无论欧文有没有拉伤腹股沟，当他跑起来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追得上的。由于这是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对方的守门员马科斯没有来得及出击，但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欧文调整了—下自己的步伐，然后将球推向球门的远角，皮球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跃过守门员飞入网窝。1 比0 ！我当时在40码开外的地方，感觉就好像是在看电视转播一样。迈克尔·欧文在英格兰对巴西的比赛中进球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我希望录像机能记录下这一刻！
如果我们能在上半时保住1 比0 的比分，那么我真的相信英格兰队能赢得世界杯。但是，巴西队是一支很特殊的球队。先不谈他们的实力，他们对落后一球——点也不感到害怕，一个失球不能阻碍他们前进的步伐。对于世界上除了巴西队以外的任何一支队伍，只要你领先了，你可以很容易地迫使你的对手全线压上，开始采用防守反击的打法。然而，巴西队不会这样，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不管场上形势如何，他们都按照既定的打法去对付每一场比赛。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5 分钟，罗伯特·卡洛斯射出一脚反弹球，大卫·西曼在跳起接球的时候碰到了脖子，重重地摔了下来。看起来不太妙，因为他可能要被替换下场了。当时我离大卫和队医加里·列文很远。我看见罗纳尔多和主裁判拉莫斯·里佐站在一起谈论些什么，突然罗纳尔多挽着主裁判的肩膀笑了起来。他看起来就像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和几个哥们儿在公园里踢着玩呢，似乎一点也没有世界杯的感觉。天哪！他在做什么？他们已经在世界杯的比赛中0 比1 落后了，怎么还能如此放松？看来一切都还没结束，甚至离结束差得很远。
大卫·西曼站了起来继续参加比赛，治疗用了不少时间。如果比赛不停，巴西队扳平比分的那个时间，我们已经在更衣室里休息了。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们一直在等待上半时的终场哨声。我记得当时球在对方半场边线附近向我滚来，那是一名巴西球员准备传给罗伯特·卡洛斯的一脚球，但是有些偏。我敢肯定当时我是想让球滚出边线，然后为英格兰队赢得一个界外球，这在上半时终场前几秒钟对英格兰队更有利一些。丹尼·米尔斯上来接这个球的时候，45分钟肯定已经过了。这时，罗伯特‘卡洛斯一记划铲让米尔斯失去了皮球，于是我冲了上去，企图将球护出边线，那样我们就可以扔界外球了。然而，正是这个罗伯特·卡洛斯伸出一脚，把球停留在界内。而我自己已经出了边线。他们开始反击，在躲过了斯科尔斯的防守之后，将球交给了禁区前24码处的罗纳力；迪尼奥。他用一个假动作晃过了阿什礼·科尔，接着向里奥·费尔南德跑去，然后将球拨给了在他右边的里瓦尔多。里瓦尔多接球后没有丝毫扰豫，抬脚便射，大卫·西曼和其他补防的队员没有任何机会，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皮球飞入网窝。我们在这个最不该失球的时候失球了。
本来我们可以很高兴地回到更衣室的。如果我们领先，下半时我们只要稳固防守然后伺机进攻，就能掌握主动。但是，现在我们被扳平了，我们的动力在一点一点消逝。所有英格兰队队员脸上都在说一句话：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什么也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杯之旅。我们在上半时发挥了最高的水平，但是在下半时我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不知道这种情绪低落有多少来自于身体，又有多少来自于心理，我只知道，在静冈，里瓦尔多的入球将我们送入了地狱。我不知道在半场休息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或许什么也不说更好一些。埃利克松不停地在队员当中走来走去，时不时地和垂头丧气的队员说两句话。当他开始对整支球队说话的时候，显得一针见血：“我们上半时踢得很好，我们应该以1 比0 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必须调整—下自己，确保不要再发生低级失误了，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埃利克松从来不是一个大喊大叫或者暴跳如雷的主教练，他或许没有阿莱克斯·弗格森和马丁·奥尼尔那么富有激情，但是他和他们一样，是一心—意渴望取得比赛胜利的。埃利克松的激情从不同的地方体现出来，他从不恐吓队员，从不抱着队员的肩膀使劲摇；相反，他总是激励队员，经常鼓舞队员的自信，让他们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比赛当中。他的这种方法在他执教俱乐部的时候就十分有效，而且你可以从英格兰队比赛的记录上，看出他的这种方法在英格兰队身上同样有效。斯蒂夫·迈克拉伦在这20分钟里也是十分卖力。我理解埃利克松自己考虑了很多东西，于是斯蒂夫能很自由地像—个主教练一样向球员传达自己的想法。在任何更衣室里，教练和主教练都没有办法给予队员他们本身没有的东西，教练们的责任就在于让队员们从自己体内找到需要的东西。在静冈，你可以看到火花，但是你找不到它，你什么也找不到。
我们走出休息室准备开始下半场比赛，这时我们已经没有信念了，也没有体力了。好像又回到了对瑞典的那场比赛，我们只能全线回缩，根本无法控制住皮球，更别说向前推进了。整个身体好像僵硬了——样。这种感觉又一次来临了，就在这个气温超过100 华氏度的下午。想集中精神打比赛就好像强迫眼睛不去看太阳那么困难，我们一点机会也没有。我们上半时临近结束的那个失球显然成了巴西队的兴奋剂，他们下半场的态度就好像取胜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凭借着最后的毅力进行比赛，这和我们上半时的精神状态完全不同。天气越来越热，巴西队也好像变得越来越强。到比赛的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只留下了最后一口气苟延残喘。
即使是这样，想轻易地打败我们还是不容易的，没有任何一个英格兰的队员放弃了比赛，即使在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有些人已觉得：今天不属于英格兰！那时巴西队在我们禁区的左侧获得了一个离球门40码的任意球，我们布置防守防止他们传中。
从那个位置，根本就不可能想像会有人选择射门。我当时离罗纳尔迪尼奥只有15码的距离，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将球踢起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判断他这脚球没有踢正部位。罗纳尔迪尼奥很明显是要传中的，但是由于他脚法没有掌握好，球径直飞向球门。它飞得很慢，似乎是热浪阻止—了它飞向球门。我抬头看着这个在空中划出弧线的皮球，各种可能性开始在脑海里产生：它将落到我身后，它将被西曼没收，也有可能传大了，或者，会不会进了？不，不会的，我肯定……
球在空中飞翔的时候，球场上有一种可怕的寂静。当球从西曼的头顶和横梁之间落入球门那一刻，我很肯定那只是侥幸。但是当我看了一遍录像之后，我就不是那么肯定了。在那个球场上，不管是英格兰队还是巴西队，都肯定没有人能预见到，或哪怕有一点点预感这个球会进，在这个球落进球网之前我始终是这么想着的。如果我们输了，大卫·西曼会因此成为球队的罪人的。很多人都当过罪人：1998年是我，2000年是菲尔（菲利普·内维尔），而现在2002年可能是大卫·西曼。悲剧总是重演。
当我在6 年前入选英格兰国家队的时候，他是伸出欢迎之手的几个队员之一。后来在每次面对他的射门训练当中，我们总是笑声不断。那是我在训练过程中最开心的一刻。大卫·西曼确实是那场英巴之战英格兰队最应该受到批评的人。但是当时，在静冈，我真想走到他身边，双手抱住他对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我们仍然1 比2 落后于巴西队，比赛还剩下40分钟。
我认为，当时的观众中没有人会看出我们已经从失球中恢复过来，而在球场上踢球的我看来，球队里缺少一个能把比分扳平的人。随后，罗纳尔迪尼奥由于嘲笑丹尼·米尔斯而被罚下，所有在场的英格兰球迷都开始认为这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机会：11对10，我们取得了人数上的优势。其他一些人则不站在我们这边。巴西队如果没有人被罚下，是丝毫不会改变自己打法的，他们还是不断地压上，寻找机会攻入第三个球。而现在罗纳尔迪尼奥被罚下了，我们看到了希望，或许他们会再犯一个像卢西奥上半时的那个错误，只要我们像上半时那样打，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巴西队改变了打法，被罚下一个人之后，他们开始防守，旨在保住胜果。我们没有多余的体力压上去打了，但是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他们的防线很靠后，我们只有全线压上。就在这个时候，巴西队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倒球大师，只要他们需要，他们可以把球在自己半场不停地倒来倒去。我们惟一的机会是泰迪在对方禁区前被放倒，但是主裁判不认为这是个犯规，所以没有给我们任意球。在那个时候，任意球是我们破门的惟一办法了。
后来我也看到了他们怎么大胜德国队的，对被这样一支整个世界杯赛上最出色的球队淘汰的想法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安慰。我觉得我们在世界杯冠军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失去了它，其他英格兰队的球员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我对巴西队充满敬意，但是一想到我们几乎是将胜利拱手相让，我就非常难过。我们所有人都很低落，都被摧毁了。大卫·西曼在赛后站在中圈附近，尽管他身边还有很多队友，但他看起来就像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我走过去用手臂挽着他的肩膀，冲着他的：耳朵说：“别难过了，大卫。你已经很出色了，如果没有你，我们是不可能走这么远的。那个球太奇怪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忘了它吧，别让人们看见你这样。”
大卫什么也没有说。我记得当年我在圣埃蒂安的更衣室里孤独地呆着，托尼·亚当斯对我说的那些话正是我所需要的。而现在，我虽然不能钻进西曼的大脑里，但是我知道他希望他的队友来安慰他几句。我就是那个队友。
“来吧，大卫。我们出去走一圈，出去看看英格兰球迷！”
这些球迷是伟大的球迷。我们知道他们对比赛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他们仍然站在他们的椅子上，等待我们出来，并且在我们出来的时候给予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他们没有向我们诉苦，也没有过激的言语，他们一直在我们背后支持着我们，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整个决赛阶段他们一直如此，他们是当时在日本的最伟大的球迷。
也许巴西的球迷也被这种精神感染了，他们向我们投以和给巴西队一样热烈的掌声。他们在庆祝巴西队进入下一轮，但是他们没有忘记对英格兰队表示尊敬，我钦佩他们的这种行为。
当我们回到更衣室里坐下的时候，大家都十分安静，只有思绪在不断起伏。他们所想的不仅仅是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而是10个月的高水平的比赛就在输给巴西队之后终结了，我们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命好像在慢慢枯竭。这时埃利克松打破了沉静：“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不仅仅是因为你们在这3 个礼拜里的表现，更重要的首先是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英格兰队带到了决赛阶段。今天每个人都很失望，我们本希望能在世界杯上走得更远一些的，而且我也相信我们有能力走得更远一些，但是这就是足球，这就是比赛。当属于你自己的时刻来临时，一切都会变成现实。你们已经很棒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把自己锁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更衣室里每一个队员都是这样。埃利克松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他的话好像总是很有效。于是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洗澡换衣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拖着自己的身体从体育场里走出来，走到大巴上，我们的车很快将巴西队的大巴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罗纳尔迪尼奥坐在巴西队大巴的后座，正在拍击—套桑巴鼓，他显得十分兴奋。他当然应该高兴，正是他的入球帮助巴西队闯进半决赛。那—瞬间，我脑海里不停地说着“如果，如果”，头几乎要爆了。我用手机给维多利亚打了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大卫，我对于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永远爱你。我清楚你现在情绪很低落。我们在这里等你，我和布鲁克林非常欢迎你回来。”
维多利亚是对的，她知道我多么希望能率领英格兰队进入决赛，其实她也是希望如此，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风光。我的妻子已经有7 个月的身孕了，她很想念我。我的儿子布鲁克林也很想念我，我其实也同样地想念他们。我情愿继续呆在日本，但是急切想回家的心情——直不停地触动着我，直到我回到了酒店，我对维多利亚说再见，并告诉她第二天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回到酒店之后，日本球迷还在门外欢迎我们归来。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英格兰自己的球迷—样。进入酒店，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在楼梯两侧站着迎接我们。当我们走上楼梯时，他们对我们报以掌声。我的父母·电在那里，“千万不能在这里哭。”我对自己说。
我走过去拥抱了我的父母，还和其他几个人打了声招呼。我什么也说不出口，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径直穿过接待台，走向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十分安静，毫无生气，惟一的响声只是空调传来的低鸣。我关着门，在床上瘫了一下午，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老头子一样，只能感受到失落、受伤和疲倦。我对自己和对英格兰队都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准备得也很不错，事情进行得也很顺利，然而我们也许错失了这辈子当中最好的机会，我们当中的人或许再也没有如此良机了。我不是仅仅追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切，因为为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事实。即使是现在，比赛已经结束几个小时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现实。酒店里压抑的空气不停地压迫我的耳膜，我浑身就像空了一样。在我们回到英格兰之后，这里还会举行半决赛和决赛，我们将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在电视机前观看剩下的比赛。但是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对于每个英格兰队员来说，世界杯已经结束了，英格兰被淘汰了。
　　　　　　　　　　　　第十二章 泡泡快乐小家
“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
我仅仅等待了27年而已。2002年9 月1 日，早上9 点半刚过，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布鲁克林的小弟弟——罗密欧出生了。我还记得，当初自己同两个姐妹一起长大的时候，是多么希望有个小弟弟。对此，有人比我知之更多，你可以去问问，为何我总是渴望家里再有个男孩子来和我做伴，这不仅是因为我需要有个小家伙在后花园和我一起射门。但我并非不爱琳恩和乔安妮。布鲁克林出生后，我们开始讨论要生更多的孩子。维多利亚和我都希望下一个是女儿。当维多利亚再次怀孕后，布鲁克林也满怀期望。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罗密欧是个男孩子的时候，我为布鲁克林感到高兴，也为我——那个曾经的小男孩感到高兴。说实话，这种强烈的兴奋与欣喜，令我自己都颇为惊讶。
维多利亚的姐姐路易丝和我们来往密切，她有个女儿叫莉贝蒂，和布鲁克林自幼一起玩耍，他们两个的年龄只差几个月。也许这就是为何在发现我们有了第2 个孩子的时候，布鲁克林总认为会是个小妹妹的原因。在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上，我和维多利亚都是早有计划，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巴黎”和“罗密欧”这两个名字。
“想不想对小‘巴黎’说点什么？”
布鲁克林就会把头贴在维多利亚的肚子上。他和我们一样兴奋。我们认为这种期待会—直持续到孩子降生。
总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与我们的生活如影相随，其中更为怪异的便是我们的私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被歪曲的版本一被曝光了。因此，事情有时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天下午，布鲁克林和维多利亚—起外出购物。他们进了一家药房，售货小姐就问他到：“你妈妈的新宝宝好不好？”
布鲁克林—定很喜欢这位女士，因为他很高兴地告诉她说，他就要有个小妹妹了，名字叫“巴黎”。24小时后，报纸就煞有介事地刊登了这件事：3 岁的布鲁克林，已经代表贝克汉姆家正式发表—了这—消息。我们并非有意愚弄他人，那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丈夫们相对轻松，是不是？准爸爸只要尽力帮点忙，然后等待孩子降生就是了。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维多利亚要怀胎10月。我喜欢她怀孕时的模样，我喜欢知道她把我们的孩子视若珍宝，我喜欢和她一起分享快乐、分担忧愁。但是，做母亲的难处，男人也许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我已经两次亲眼看到，维多利亚的情绪、身体、荷尔蒙，一切的一切，在怀孕期间起伏不定。
罗密欧和十电的哥哥一样，出生在伦敦的波特兰医院。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知道如何偷偷溜进医院而不被发现。我们在转弯处就停下车来，然后我就躲在车子的后部，直到走完最后几百码，到了医院的后门时，我再出来。但是孩子都各有不同之处，我不能保证一切按部就班地和上次—样。当医生告诉维多利亚，第二天早上需要做剖腹产的时候，我们着实惊慌了几分钟。这也就意味着我要从曼彻斯特连夜驱车赶去。而那一天，显而易见，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一旦你曾看到过一个孩子降临这世界，那么当另一个孩子到来的时候，你在心理上应该是有准备的。但是对我而言全非如此。当罗密欧被捧到手术室的灯光下，那种兴奋、幸福、骄傲的感觉汹涌而来，将我淹没，就像3 年前布鲁克林出生时一样，初为人父的一幕幕在重演。我挚爱维多利亚，挚爱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孩子。这个新生命，已经占据了我的心。
当美妙的那一刻还未到来，我在手术室陪伴维多利亚的时候，我妈妈来照顾布鲁克林。哥哥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弟弟，是在罗密欧出生半小时之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兄弟俩在一起。这种感觉真的无与伦比：布鲁克林俯下身子，看着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不点儿。他对罗密欧是如此温柔，如此充满爱意。他伸出手，以最最轻柔的姿势，抚摸弟弟的额头。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全无必要叮嘱布鲁克林要小心些。他虽然只有3 岁，但是已经知道罗密欧是多么可爱珍贵。他们在默默交流。我也一直想有个小弟弟，如果有，一定会像此时我的大儿子对他的小弟弟那般爱护。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几分钟里，相互抚摩，自成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此时，他们的父亲，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骄傲。
我喜欢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感觉，即使在我离家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仅仅存在于心里。儿子们出生后，我就将他们的名字纹在后背上，上面还有一个天使，永远守护着他们。我父亲的身上就有3 个文身，因此，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在父辈看来，这带点少年叛逆的表现。我知道父亲小的时候自作主张穿耳洞带饰物。同样，14岁的时候，我在钦福德的一家珠宝店里穿了耳洞。爸爸顿时歇斯底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别人发现你带着耳环去踢球会怎么说？”
小时候，我就会不时提及自己也要文身。我一直没能抽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我没去文身是因为我喜欢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图案。我没把它仅仅当作一种时尚、新潮的表现。把名字纹在身上这个想法是后来才有的，是在布鲁克林出生后不久。有一次我和梅尔以及她那时的丈夫吉米·古尔萨谈话，然后这个文身图案就应运而生。后来我就到这个荷兰人那里去文身。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想通过文身来表现什么。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亲人，我的妻儿，我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的爱。你看到我，就看到了我的文身，看到了维多利亚和儿子们在我心中的地位：他们是我的一部分。
提起我们的家庭和周遭的生活，我们有时把它笑称为“泡泡贝克汉姆一家”。维多利亚、我、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在家里，在商店，在度假时，是相互关爱的一家人，像其他家庭一样。作为父母，我和维多利亚均从事备受注目的行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寻常。我要在观众如潮的体育馆里踢欧洲冠军联赛，全世界还有数百万人在看电视转播；维多利亚在纽约的录音棚里录制新单曲；我们两个还要匆匆登机，去泰国海滩拍摄日本商业宣传片。
在外部世界，使这个“泡泡”保持弹力的、是名气，是夹注、闲谈、摄影师及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名气一我们都知道这些一还有在报纸头条不断出现的我们的名字。而在“泡泡”里面，我们有家人、朋友和帮助我们的专业人士，对此，我们心怀感激。我也感激上帝，让我和维多利亚拥有彼此。自从相识相恋，我们有许多妙不可言的经历。这些经历会使你深信，总会有一只手，等待你去紧握。我知道维多利亚也有一样的感受。
当我初识贝克汉姆太太一漂亮时髦的辣妹时，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万人注目的明星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常常在我还不明就里的时候就在各种局势间应对周旋了。也许我在曼联的经纪人更希望我找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打扫房间、换尿布、为我准备晚饭。可是，你无法选择自己会爱上谁。当我看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女孩一一个我想与之结婚、安定生活的女子时，我顿时为之倾倒。如前所述，她因行为得体大方而闻名，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因为认识维多利亚的时候，她已经是名人，又因为我随后7 年的职业生涯，我们便日渐出名。我们在一起后，名气也自然大涨。
这个“泡泡”似乎日渐增大。也许迁往马德里会带来些许改变。我们将尽力低调地开始在新国家、新俱乐部的生活，这无疑是个新的历程。我们所到之处，总会有点故事，不是吗？就算没什么事，也会有人杜撰一些出来。有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当一切在一夜之间消散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所得就是我们有彼此，还有孩子。假如这“泡泡”越来越大，又会怎样？我们有没有想像过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女朋友，还有好多好多令人期待的第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及这些的时候，也不禁相视而笑。但是有个问题必须注意：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喜不喜欢在公众眼睛的关注之下成长？我想，在生活的急流中，给孩子们稳定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就像父母给予我和维多利亚的一样。我知道，和我父母、祖父母及其他家人曾给予我的相比，我欠孩子们的，是我没能给孩子同样多的爱、支持和教导。
在某些方面，爱护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给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怀，这样做也许更容易些。毕竟，这是父母的本能。而帮助他们解决伴随着贝克汉姆一家的种种不寻常的问题，就要困难些了，因为我和维多利亚发现，这些问题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们两人小时候都不曾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时时刻刻的人身安全保护之中，甚至连早餐和晚饭都不能例外。我不是指那些身着醒目的制服，在机场阻拦人群的人。我很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一旦我们到了目的地，那些家伙就无影无踪了。他们和我们一样，要为下一项工作而奔忙。我谈论的是我们赖以信任，把自己和孩子们交与他们照顾的人，只要我们一出家门，便有他们的身影。
我们走的是一条陌生的道路，安全问题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和维多利亚刚刚起床，就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并有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声称这子弹给我们俩一人一颗。我依然记得，我站在台球桌旁，子弹从信封里掉落出来，砸在面前的桌子上叮当作响。这不是数年来惟一的一次恐吓，但它使我心有余悸。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我回到英格兰，真正感到了恫吓与威胁，让我不知如何应付。这种遭遇前所未有，从那以后，我雇佣了贴身保镖。和其他人一样，我信任、依赖警方和我的同伴。在家中有两起意外事件一贮藏室的大门破裂洞开，屋外有陌生人徘徊。这的确使我颇为心惊。我连忙拨打999.警方十分友好和善，我的邻居也如此一莱恩第一时间冲出来，四处查看，显然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他穿着铁路制服的裤子，手里拎着球棒，准备帮助我。
虽然这些事件不过是绑架的恐吓，但却改变了我的想法。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因此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原本与之无关，而他们却又被迫卷入其中的时候，我就深感内疚。有时候，报纸专栏还有恶意的文章。对此，我自己可以应付，我打电话告诉那小子，他行事不正。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孩子的安全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我如何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往往事到临头才发觉应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应该向有先见之明的人请教。可是你根本无法预计未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恐吓看起来都煞有介事，颇具威慑性。维多利亚和孩子们，就是潜在的目标。
我不能冒险，对每次威胁都要严阵以待。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那么你很难判断该去向谁寻求帮助、征询意见。和遇到其他难题一样，你常常从最亲近的人找起。我很幸运，因为我岳父知晓一些这方面的硬件和技术，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了。警方总是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也常常竭尽所能，严格审查身边的工作人员。可是，谁能一辈子不看错人，不看走眼呢？当然，我们也犯过错误。
这一切都无章可循，也没有指导手册教你该如何去做。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防范、警惕。但你不可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和周围的世界接近，也没必要生活在惊恐之中，感到时刻濒临危险边缘，总担心会有不测。现在，我和负责保护我们的人相处很融洽，我完全信任他们，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避免了后顾之忧。
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的那段日子实在令我感到不安，至少我得承认这一点。但是此前此后，我都没感到过恐惧，因为有保护人在防范，他们绝不放过哪怕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有了安全感，我们就能更加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是公众亮相还是私生活，都感到自如。有时候，我们喜欢带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到外面吃晚餐。我们想在高速公路服务站停下来，采购点零食和点心；我们想从容地逛逛超市，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装满购物车，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是电话订购。
我还想远离喧嚣，做回从前的自己。如果我要这样讲，就必须保证我依然可以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当有人想与我谈谈，或是想要个签名的时候，我从不冷漠对待。我怎么能那样做呢？我小时候，就向许多英格兰球员要过签名。我不喜欢那些记载名人大事的网站，有些人通过别人的名声来致富。可是，这也是一种平衡。我宁愿冒险去犯错，也不愿让一个在比赛之后默默站在那里，等待很久的孩子失望。我明白仰视一个人的感觉，那是对一个在擅长的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钦佩。我明白这些是因为我也曾经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是一个球迷，永远是。我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戴夫·加德纳和他的女朋友来到伦敦，我和维多利亚带他们到常春藤饭店吃晚饭。戴夫先行到达那里，后来他向我抱怨说，当领班知道他要找谁的时候，前后的语气截然不同。一开始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你是谁啊？”后来就变成了：“先生，这边请。”只不过一眨眼的工夫便判若两人了。当我们抵达的时候，狗仔队已经在外面各就各位了。我们的眼神穿越大厅望过去，就在这时，看到了我们的偶像。
“不会是他吧？”
“我想是他，你应该清楚。”
“哦不，‘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事实就是如此，迈克尔·乔丹坐在角落里，夹着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雪茄，悠然地吐着烟圈。
“看，看他和谁在一起！”
一个我一直崇拜的英雄，坐在桌前，和麦当娜、歌星瑞奇·马丁，以及当时古奇的老板汤姆·福特谈笑风生。我想我和戴夫都没兴趣再碰那些食物，我们就坐在那里，远远地注视着他。
“我该不该过去，让他在餐巾纸上给我签个名？”
“不，在常春藤里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瓶香槟摆到了我们的桌子上。那时布鲁克林出生不久，这香槟是迈克尔·乔丹和麦当娜的贺礼。
后来，他们俩都走了过来，和我们聊天。维多利亚认识麦当娜，而我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抵达纽约的那天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见过她。但是迈克尔·乔丹呢？我就像个小孩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到了星期一，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老特拉福德。戴夫到家之后，逢人就讲。一整天的训练讲的都是关于星期六晚上小贝与迈克尔·乔丹的事：“他长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呢？”
像这样遇见名人的事情，不管是运动员、歌星还是演员，的确令我感到兴奋。戴夫·加德纳便是从我这里听说这些人的。每次我去参加聚会，总会遇到一些人，让我兴奋不已地走上前去打招呼，比如埃利·玛菲尔逊、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克恩。很多人认为我名气也不小了，但戴夫和我相识已久，他明白个中就里。和那些我崇拜的人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紧张、兴奋。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不会保守秘密，总是忍不住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戴夫。
与维多利亚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那些我原来一看到就紧张不安、张口结舌的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在意大利凡塞斯时装秀上遇到了埃尔顿·约翰。他坐在我旁边，不厌其烦地一声声问候大家。他先前只是见过维多利亚几次，但是一看到我们就走过来自我介绍。以他的成就，我以前一直认为埃尔顿在这样的场合下应该是比较矜持的。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得很是投机。
此后我们就开始不时地聚会，一直至今。埃尔顿·约翰和大卫·法内什是布鲁克林的教父母，也是我和维多利亚最亲密的朋友。这也许是因为，作为夫妇，他们和我们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挚爱对方而且不吝于表达。他们无比慷慨：我下午在意大利看到埃尔顿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法国南部的房子安排给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他还可以安排别处。他们的慷慨不仅仅表现在无私分享他们的所有，我们与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坦诚。
认识一个新朋友，即使是一个像我一样害羞的人，也是一件乐事。但是见到女皇、首相和最伟大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就是一种特别的待遇了。2003年5 月，一个赛季刚刚结束，我们起程去南非。在前一场对南非国家队的比赛时我刚被重重地铲了一下，右手腕和手掌之间的舟状骨骨折，因此，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下臂就得用石膏固定住。但是到了德班我就恢复了精神，若不是被告知伤势痊愈，我已经忘记自己受了伤。我只记得那次南非之行，我见到了纳尔逊·曼德拉，永远记得。
我是两个男孩的父亲，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责任。而这个人，是——国之父。在曼德拉面前，我感到卑微，自惭形秽。我们的基地位于德班，3 天之后，就要在这里迎战南非国家队。黎明时分，我们飞往约翰内斯堡，前去曼德拉先生的慈善基金办公室。我们都穿着英格兰队服，周围云集着各路媒体和官方人员，而这位最高领导人却轻松怡然地靠在扶手椅上，清晨的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房间里越来越温暖。
维多利亚会告诉你，自从戴上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后，我已经渐渐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发言了。事先稍做准备，再加上她给我的自信，我已整装待发。事实上，维多利亚明白，想让我停止公开发言都不行了。现在，我要与曼德拉先生谈话了。我坐下来，靠在椅背上，面向他。虽然我是英格兰队队长，但我还是被他的仪容所震撼、征服，我坐在那里，满怀崇敬。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感受呢？
我不知道。但是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放松下来。我记得我很想说这样一番话：“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今天在这里见到您，对我们所有队员来说都是无上的荣光。”曼德拉先生希望我和其他队员能够帮助南非申办2010年世界杯。我希望他们赢得主办权。在南非，足球是全民的运动。我以前随曼联队来过，现在是随英格兰队前来，每次都感受得到强烈的足球氛围一在体育馆，在镇区，在街巷，随处可见。我送给曼德拉先生一件英格兰队队服，背后印有他的名字和“03”字样。我知道他喜欢团队精神，我还记得南非队获得橄榄球世界杯冠军之后，他穿起了橄榄球队队服。他起身挥了挥手，一群孙子孙女们就跑出来看我和队友们。他温和地对他们说：“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
当时，我的头发梳着紧紧的小辫子，有个新闻界的家伙问曼德拉先生，觉得我这样子如何。他只是笑了笑：“哦，我太老了，不能选择这样的发型了。”
他的话让我分外感激，接下来的一天里都很开心。曼德拉先生的故事，我们都有所了解。但是，直视他的眼睛，捕捉他的笑容，看着英伟面孔上的丝丝皱纹，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聆听他的话语。我想曼德拉先生也不介意和我们交谈得更多些。时间分秒流逝，而我们在德班还有事要做。由于起得早，当我们沿着海滩踱回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由于缺少睡眠，整个下午都像在睡梦中度过。
我在想，今天会见了纳尔逊·曼德拉，这都是真的吗？我真觉得难以置信，我得打电话把这一切告诉维多利亚。
由于我和维多利亚经常因工作而离家，数年来电话联系一直是生活中的一件要事。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就经常和辣妹组合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她们甚至还会在经纪人的建议下，因税务原因而离开英格兰长达一年。这使得我们的相处压力重重。有时候我认为我们是通过电话线相互了解的。训练之后我呆在曼彻斯特，而维多利亚则要留在某处的酒店里，准备晚上登台，在30000 席位的场馆里演出。我依然记得我们每天煲5 小时电话粥的那段日子。通过电话，你会对所爱的人日渐了解。这就是全部的细节，我和维多利亚就这样远距离地交流着。
当然，电话述衷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但是有时候还是一离开就是几个星期。我们依然渴望相互交谈，但是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为了联系，我们不吝惜使用各种先进技术。
我在日本踢世界杯的时候，打可视电话就是必不可少的。那时候，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两个人一坠入爱河的男孩和女孩，而已经成为一体。我们之中，不管是谁留在家里，都要一边照顾布鲁克林，一边照顾罗密欧。在照看孩子这——方面，父母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但是留在家里的一方还是要为饮食起居而奔忙。我们只好在电话里更加频繁地谈心，但是每次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孩子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这就意味着：“我一分钟后再打给你吧。”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隔着电话交谈，也像面对面一样惬意自在。我讨厌离开她和孩子，是电话确实拉近了距离。这样就算远隔重洋，我也感到我们是在一起，紧密相连的。在回到家之前，我们一直电话联系，这使我们更加亲密。生活有时候真是奇怪，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一个能够理解的人，我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做得正确。
给维多利亚打个电话，聊上5 分钟，就能帮我找出问题所在，缓和危机。这源于我们之间的信任与爱，正如其他夫妇一样。很多人的谈话，可以在下班之后的餐桌上进行。而如果我想和维多利亚谈谈，就必须先查查国际区号。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维多利亚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这就像事业上的成功一样重要，一样来之不易。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知道有了一些名气和不同寻常的关注会带来什么。幸运的是，我们身边的人都很伟大。家人和专业人士替我们减轻了压力，使我们明白了如何在公众的关注下工作和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我和妻子来面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坐下来，一起苦苦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怎样呢？”
不管是直接交谈还是电话倾诉，关键是问题确实存在。生活有时候会变得疯狂、不循常规。我们要看，要做，要面对几年之前都不曾预见到的挑战。说实话，我们都喜欢这种不可预知性，维多利亚甚至比我更加喜欢，因为总是有意想不到的新事情发生。但为了我们和孩子，把事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还是很重要的一无论是在国内的录音棚，还是穿过云层，到一个陌生国度的新俱乐部，皆是如此。我们像其他人一样，也有感到棘手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被这些问题所压垮。
我们可以相互交谈，可以回家陪伴布鲁克林和罗密欧。至于其他事情，都无所谓。从我走进家门，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起，除他们而外的其他事物，都不重要了。每一天，在我的生活中，他们比任何事都令我感到兴奋。人们一定把贝克汉姆夫妇的生活想像得非同寻常，狂热得几近虚幻。偶尔我们也会这样觉得，但是我生活的基准和其他家庭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泡泡‘’里，还有另一个”泡泡“，使我们一家四口感到安全。我发现，在今后的生命历程中，我所需要的真实世界，就是要和维多利亚、布鲁克林以及罗密欧在一起。这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不是吗？我就是我，当我在家中陪伴妻子和儿子的时候，就要脚踏实地地扮演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正如我们打算迁往马德里时维多利亚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生活的一次巨大改变一到新的国家，过新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做好至关重要的事情。你踢你的足球，我做我的音乐。至于其他，只要你、我、孩子、全家人在一起，就可以了。“
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于一切，我在各地飞来飞去，只为了在家和他们共处一两个小时。几年来，只要曼联的比赛不是迫在眉睫，开车来往在伦敦和曼彻斯特之间，在家里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再匆匆返回，对我而言，这已经习以为常，乐此不疲。我和维多利亚第一次约会就相距400 英里，但我很高兴我决定前往，而不是留下来看电视。我想，在我们还是情侣的时候，一旦维多利亚离开英国一段日子，我甚至就有点不自在。
我记得有一天，在辣妹环球演出结束后的暑期休整时间里，我飞往得克萨斯然后返回，只为了要在达拉斯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和维多利亚共处1 个小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前往她的所在地，以便我们可以一起乘飞机回家。现在呢？因为要考虑到孩子，我也许不再那样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想。
我想如果我至今还不能习惯坐飞机的话，那我永远都无法习惯了。护照上有趣的标记记录了种种经历：在日本拍照，在西班牙做电视节目，在越南的赞助活动，以及在洛杉矶的颁奖典礼。我很庆幸有人替我来安排这一切。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这主要归功于托尼·史蒂芬斯。和这些我乐于相处的人们共事非常轻松，他们都知道，无论何时，足球对我来说都是第一位的。我不知道那些鼓吹“变动也和休息一样有益”的陈词滥调，但我偶尔也会专注于一些和我日常习惯完全不同的事。比如有时候我会和维多利亚一起工作。这对于想找时间相处的我们而言，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尽管我们从事的行业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还是乐在其中：“你自己忙吧，需要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喜欢看着别人做他们所擅长的事情，因此，录音棚真是一个有趣的好去处。当然，维多利亚数年来所做的远不止此。即便在我认识她之前，环球宣传、商业活动和公开亮相就已经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也许是她为什么有点苛刻，总渴望进取，把事情办得恰到好处的原因。我们从事的工作都挺不错，尽管两者截然不同。我们不时给对方加油一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和维多利亚一起生活的一部分。她令我振奋，使我思考：你见过吗，听过吗，做过吗？
她总能让我开怀而笑，和她在一起，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喜欢她早晨一出发便保持清醒的姿态，我从没有见过有人像她这么活力四射。同她结合就如同直达能量活力之源一样。我十分感谢她，维多利亚是我最好的伴侣。
我喜欢我们两个人一起旅行。2003年夏天的远东之行是一次绝佳的时机。当然，我以前也随英格兰队去过日本，参加世界杯。
但是那次我们两人连同赞助商TBC 的日本之旅却是一次全新的经历。日本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方姑娘，但维多利亚另有不同：她是明星，但又平易近人。日本女子崇拜维多利亚，崇拜她的模样、她的魅力、她的仪态、她的全部。她们好像也很喜欢我。对此我颇感奇怪：你很难想像日本影星或是歌星要靠外表来吸引观众。在东京，我们和一位美国女士有过交谈。她住在日本，在DEFJAM唱片公司工作。她说，我所见到的并不全面。至少在她看来，在日本，每个女人都在找寻完美的丈夫，为孩子找到完美的父亲。也许有人认为这想法已经过时，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她们眼中的我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好伴侣：爱家，爱妻子，也爱孩子。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做节目搞宣传的时候，人们喜欢看到我和维多利亚在一起。我的足球生涯和维多利亚的演艺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些与我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无关。只有在那里才能了解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与我们回家之后了解到的又不一样。在英格兰，人们把我看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而我认为，我在生活中还扮演着更多的角色。
尽管日程安排上紧了点，在日本的日子还是很惬意。就假期而言，如果我可以选择，且有几天的空闲时间，我就会赶往法国南部。我们经常去那里，住在埃尔顿和大卫的家里。而后，如果方便，他们就会住到我们那里去——2002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买了一幢别墅。我随时准备和家人到美国各地去旅行。美国是个地域辽阔、热衷运动的国度，篮球、橄榄球均大有用武之地。而在那里，我尚没有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打开自己的一片天地。出版社方面希望我有“打开美国市场”的想法。其实我来美国的真正原因是我偶尔会做这样的白日梦：有朝一日可以生活在这里。如果在美国没有这么广泛的认同度，我的境遇会跟我的想像不一样。我有时也会花时间来观察这里的人们，而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激情，这令我十分钦佩。星条旗在这个国家四处飘扬。正如一逢足球比赛我们便为英格兰而激动一样，美国人一提及自己的祖国也是这种感觉。我有这样一种印象：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背景如何，都把美利坚当成自己的国家，并为之骄傲。我想这一点使其生活方式与别国有所不同。由于这种信念，美国人对自己总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
2003年夏，我们在美国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尽管后来为了追求家庭的私密空间，我们在沙漠中部呆了一段日子。由于转会至皇马的事，我知道为何在纽约和洛杉矶有那么多记者和摄影师把我们团团包围。日程表上还有两次公开亮相：出席MTV 颁奖典礼，白天同美国女足一同训练。我不知道为什么媒体的镁光灯会不断地在我面前闪耀。但是毫无疑问，这对我的生活十分有益，特别是当我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足球运动员，在英国还刚刚起步的时候。近年来，尤其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我和媒体往来颇多。
他们对我都更加积极主动，更加慷慨大方。足球记者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更快适应英格兰国家队队长这个职位。也有不少人信口开河，编造了许多关于维多利亚的传闻。这使我们都感到气愤、紧张和不安。但是我的妻子是个成年人了，她可以照顾好自己。我希望媒体三思而后行，要为那些父母是名人的孩子们考虑一下。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并没有想要小贝和辣妹做父母。令我气愤，甚至让我发狂的是，我甚至不能够在没有照相机出现的情况下带孩子去公园或是海滩。他们不只是破坏了这种氛围、这种感觉，尽管孩子们还没意识到，但是因为传媒总是紧追不舍，他们正在失去童年最美好的一部分。
我也感谢他们，传媒在我获奖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任何受公众瞩目的事业都少不了他们，就像在圣埃蒂安球场上我得到的那张再公正不过的红牌一样。现在，很多人开始喜欢我，承认我作为一个球员、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做的一切，我感到格外高兴。但在我思想深处，由于1998年世界杯后发生的种种，我开始明白任何事都是会改变的。也许有些事与我有关，也许有些事与我无关，只是人们的心情改变了而已；当你论及名气及其相关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切并非总是你所能控制的。如果潮退，我不指望可以改变它。我所能做的是准备好迎接可能发生的事情，使自己能够从容地处理生命中的这些变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照顾家人对我来说再重要不过，他们令我感到踏实安全。我想和妻子孩子在一起，我想要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知道，我将永远和他们在—起。只要对家人的爱在我心中激荡汹涌，我就绝对能够面对一切。
我在家人的爱中长大。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像每一个儿子一样，如果父母没有把他们的品德传给我，我就不会成长为今天的自己。我想，婚姻和为人父母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两件大事，它们能带来最大的快乐和责任感。从父母那里，从他们为我营造的童年那里，从琳恩和乔安妮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父母的决裂是我一生中最难面对的事情。说实话，我至今仍在努力去勇敢面对。
我不该谈论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不讲到父母的离异给我的感受，我也就不能继续我的故事。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遇到麻烦，而我认为自己还可以应付。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责任，我的反应应该是迎接挑战。有些事情需要妥善控制，往积极的方面想。但是，面对父母的离婚，我却没办法做到积极。我身陷其中，但我还是无法控制事情的发展。这令我感到恐惧，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周围的世界有这样的感觉。事情过去几年之后，我还是避免谈及它。和父母交谈成了最困难的事情。
任何有过做父母经历的人都能体会到我的感受，那也是他们内心里一直斗争着的事。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父母互相恩爱那感觉就像是看到早晨初升的太阳，一直萦绕在你心头。你无法想像他们有一天会分开，即使当你离开家开创自己的天地之后也不会想到。
然而最难处理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在心里一直责怪自己：他们的分离是我造成的。我还记得在儿时以及成为前途光明的足球运动员后，父母为我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当时也许应该把对我的关怀分一些给对方吧。我当时却没有想到。难道不是么？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太晚了，任何举措都无法挽回他们的分离。
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只要离婚了，孩子总会觉得那是他们的错，或者认为他们是事情的根源。我一直认为夫妻之间的事情永远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和其他任何人无关。即使是他们子女也无法改变后果。事实上爸爸确实对我说过，我有了独立的家庭之后和他们在—起的时间少了许多。这也是他们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我也开始不断地诘问自己：我和老爸外出谈心是否能够改变什么？我是否应该在他们那里成为联系的纽带？这一切好像我不能自己。当然我是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的，每星期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曼彻斯特度过，仅有的—天或两天休息我还要和维多利亚以及小家伙们聚在一起。即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那就一定能改变什么吗？
仔细想想，我觉得不会的。
即使在爸妈离婚以后，我们还是很为难，对琳恩和乔安妮来说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浪费口舌，你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对我和我的姐妹来说，那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东西，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父母，“哪一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我知道，那对父母来说意味着安全感，他们正挣扎在自责的痛苦中，不想在失去丈夫或妻子的同时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们。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较多，因为她帮助我照看孩子们，我知道爸爸觉得那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我想解决“站在哪一边”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爸妈重新找到彼此交流的感觉，找到—种新的关系重拾彼此的信任。我真希望这能发生。
当他们之间已经确定无法挽回时，我依然想帮他们，虽然我发现和他们就当时的情况进行交谈已经很困难了。我确实知道我是不可能阻止他们分开的，但是我确实想尽我的所能使他们在分开后彼此能容忍些。我把我们的房子买下来了，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想这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这样爸爸在那里可以重新开始。我需要知道妈妈有安定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外公外婆也在为母亲而担心。于是我在伦敦为妈妈重新买了一套房子，那儿和索布里奇沃斯的房子很近，这样她就可以和乔安妮住在一起了。我以前一直幻想着能在那里买一套大房子让他们住在一起。我的父母已经结婚近30年了，我始终不能相信他们就这样分开了。对于我们一我、琳恩、乔安妮以及他们，我都希望大家在那个地方至少可以和睦相处。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地方坐在一起聊聊以前的美好时光。
这件事怎能不使我多联想自己的家庭？我父母的故事使我非常难过，内心空虚。曾经美好的家庭已不复存在。谁还能够告诉你生活上的坑坑洼洼将如何度过？只有在家里和维多利亚以及孩子们在一起才使我感到充实。我的婚姻以及我的家庭是我无比珍贵的财富。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他们我不知道生活将如何度过。我想看到我的孩子慢慢长大，想看到我和维多利亚彼此伴随慢慢变老。我一生只结过这一次婚，也希望它能名副其实。爸妈的离婚使我更加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如何生活，如何决策，如何对待别人。他们还教我，如果你想得到某些东西，你就要努力去争取。我以前认为是他们造就了我的足球生涯，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婚姻也一样。
　　　　　　　　　　　　　第十三章 我的忠诚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失望。我原来真的以为我们会赢得2002年在日本的世界杯。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得自己这么自信。
是因为当了队长吗？是因为我的脚伤及时好了吗？还是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比如我在飞机上的座位号刚好是幸运数字7 ？所有这些都被我看成了英格兰队夺冠的好兆头。然而最终我能确定的事情只是：这次失败的出征影响到我进入新赛季的精神状态，包括在家里的精神状态。英格兰队回到英国以后，维多利亚和我一起外出度假一个星期，但是我的情绪依然十分低落。事实上，在度假结束前，维多利亚就已经受够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忍受多久？”她说，“我一天到晚都跟一个既不笑也没有表情的人呆在一起。你难道就不能开口对我说两句吗？”
她其实没有必要告诉我这样对她不公平。过去，我一直尽力地不把工作问题带回家，不论发生什么，我也尽量不因为曼联的事情而影响我跟家人在一起时候的情绪。但是这次不一样。当开始新赛季前的训练时，我的感觉仍然不好，就好像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一样：疲惫，双腿沉重，没有激情。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儿。我的状态一点也不好“现在并不是凌晨4 点51分，不是吗？我也不是在下煤矿或者整天开着大卡车，不是吗？我一直热爱踢足球、热爱训练，然而现在我却有着不该有的感觉：我似乎不愿意回到曼联继续训练，不愿意面对另一个新的赛季。
我的这种压抑感挥之不去，但是我又不得不埋头训练。曼联的队员们很幸运，因为教练很理解我们的心情，知道我们的状态不太好。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赛季前训练不像以往那样艰苦。
2002—2003赛季开始以后，我们直到5 月初还没有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赢得一场比赛，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恢复到比较好的比赛状态。我不得不加强了训练。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也许只有通过更加刻苦的训练才能找回感觉，我打算一搏。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将发生的最糟的事情却与足球无关。
我和维多利亚一直竭力让生活过得井然有序，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和维多利亚的生活对我们的两个孩子布鲁克林和罗密欧来说太复杂了。有的时候，突然会冒出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毫无准备。即使你有所准备，但是一想到这意味着你必须把前门锁上不敢出门，你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11月的第一场比赛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与南安普敦队对垒。
通常，很少有其他的这类比赛会让我记忆深刻。我们没费很大力气便赢得了比赛，这也许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主场比赛吧。尤其是因为罗伊·基恩受伤，所以由我戴上了队长的袖标，我当时在场上的感觉很好。当比赛以2 比1 结束的时候，我带着一种“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的心情轻松地走下了足球场。我盼望见到维多利亚，盼望和孩子们呆上一个晚上。然而，我却没想到，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正在等着我。
我一到更衣室，老头子就让我到办公室里跟他谈一谈。我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球衣球裤和球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猜想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却万万没有想到维多利亚在那里等着我。她看起来脸色苍白，十分紧张。我的心也一下子紧张起来。我看着她，等着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从办公室里紧张的气氛中，我预料到发生了—件可怕的事情，然而却怎么也想不出会是什么样的事情。我看着老头子，他看起来似乎在回避我的目光。正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房间里还站着另外4 个人，其中有—个我有些面熟——曼彻斯特警局的一位警官，他向我介绍了其他3 个人，他们来自S07 ——有组织重大犯罪调查指挥部，他们刚刚从苏格兰警局赶过来。
4 个身穿制服的人站在那里，我也穿着还滴着汗水的球衫站在那里：好像我们大家都在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样。教练让我坐下听他们讲话。但我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我竭力想理解他们所说的话。担那绝对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
我望着维多利亚，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她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我们该怎么办？
从《世界新闻》的报告得知，4 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已经在伦敦被捕。他们属于一个艺术品盗窃团伙。那天晚上还有另外4 个人被捕，他们供认他们的团伙打算第二天早上绑架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索要500 万英镑的赎金。
维多利亚听了这一切以后，竭力表现得坚强。她开玩笑说如果他们绑架了她，就必须还要绑架她的发型师为地理发。现在，她看着我，看我如何接受这—消息。而我变得非常不安。我的胃开始抽搐：对任何人来讲，这都是最可怕的梦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这倒霉事儿。—开始，苏格兰警局来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对此事非常认真，及时地逮捕了那些人，现在也安排了人守护着我们在埃尔德里艾奇和索尔布里奇沃斯的房子。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过道上，几个警察也守庄大门值班。我们走进大门，发现房前的院子里还有一辆警车。我和维多利亚尽量不陷入恐慌，我也不得不说，看到警方如此神速地安排好一切，这多少让我们得到些安慰。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直关注着报纸和电视新闻。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也许我们曾经看到或者听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关自己的故事和传闻，然而这次给人的感觉太不一样了。报纸上登出了劫匪在我们南面大门的照片，并报道了如果我不付赎金，他们会怎么对待维多利亚——他们会让我家门口的阶梯血流成河。这些报道让我和维多利亚彻夜难眠。
我们恐惧不安，却无处躲藏，只能祈祷这一切赶快消失。对我来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就是家庭的平安。我想，对所有的父亲来说都是这样。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竭尽全力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已经数不清我们听取了多少专家的意见。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越来越迷惘：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而我们觉得有些政客只不过是借着向我们提供帮助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名誉。渐渐地，我们都不知道应该信任谁了。
最后，我们求助的人是维多利亚的爸爸托尼。他曾经在安全部门里作过，当我们买下了在索尔布里奇沃斯的房子以后，他自己为我们安置了报警系统。甚至当苏格兰警局的人想看看能不能加固我们的报警系统的时候，他们都为托尼设计的复杂的报警素统感到惊讶。
现在，我的生活到处都需要安全保障，这是在绑架阴谋被发现以前我们所始料未及的。这种生活并不容易，我们多么想和其他家庭一样，也出去看看马克斯和斯宾斯的组合或者麦当娜的演出什么的；无忧无虑地出去工作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我们现在得前所未有地小心谨慎。在确保儿子们的安全的同时，我们还努力地不让他们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古怪。绑架阴谋被发现一两天后，我告诉布鲁克林，警察出现在我们家里，是特意来让他看看他们的警车的。
你可以想像，一个3 岁的孩子听了这话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他每隔10分钟就出去看一下警车，渴望着到警车里面坐一坐，并且想让警车上的灯一闪一闪的。
如果你那时候问我，我会说，我宁愿自己没有在那个星期六下午以后，又去参加了星期二晚上与莱斯特队争夺沃辛顿杯的那场比赛。老板说有些球员需要休息一下，所以问我能不能上场。可我觉得自己也是需要休息的球员之一。曼联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安排最强大的阵容进行比赛了。这是为年轻球员提供崭露头角的好机会，就像我在10年前因为布莱顿一战而一举成名一样。然而，这次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在了与莱斯特队比赛的球员名单上，而老板也知道，一旦他挑选了我去比赛，我是不会反对的。
老头子每次做的决定都会有很好的理由，即使你当初不愿意，就像我在与利兹联队比赛的那一次。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你也会觉得他这么做确实是有利于曼联队，当然也有利于球员本身。不过，有的时候这也让你有点发疯：因为你觉得老头子比你自己还了解你。我猜他知道我热爱足球，因此决定让我领队曼联参加那场比赛，这不仅对其他队员有好处，而且也能帮助我从前几天离开老特拉福德球场以后经历的混乱中休息一下。而一旦我走进球场，我便不顾一切地踢起球来。结果，老头子也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我很快便踢进一球，接着，在禁区外又踢进一球，最后我们以2 比0 获胜。
那场球赛之后我可以休息了，但不是我所期望的那种休息。在比赛结束前几分钟，我在跟莱斯特队的中场前锋泰维·本杰明抢球的时候，身材高大的他一下子扑在了我的身上，结果我坐在那里一时喘不过气来。我知道事情严重了。后来曼联医疗队给我做了检查，说我的肋骨被撞伤了。但是，我继续训练，甚至在周末还上场参加了比赛。他们认为，要是我的肋骨有裂缝的话，我是没法做这些事情的。然而我的疼痛告诉我，我的肋骨恐怕没有只是撞伤那么简单。最后，照片结果出来了，我被撞断了一根肋骨。
以前在比赛中，除了一些小麻烦以外，我基本上没受过什么伤。可现在不到一年，我已经是第二次受伤了。不过，我也由此因祸得福。我从来不想错过比赛，但是从日本回来以后，在这次赛季开始之前，我却一直感到心力疲惫，现在好了，我不得不休息。全体队员都被邀请去白金汉宫，我可不能错过这一机会。当我被作为队长介绍给女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骄傲。女王询问我的伤怎么样了。我想她问的是我上个赛季受伤的事，而不是这次撞断肋骨的事。她还问了我那次绑架事件以后我们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很明显，她对此非常感兴趣，也许这是因为她也很关心她个人安全的缘故吧。
不久，我和维多利亚带着两个孩子前往巴巴多斯岛度假，这似乎是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带着孩子外出度假。安排这次度假还颇费周折，因为我们担心着该去哪里度假，会不会被很多人知道。直到最后，我们才选定了去巴巴多斯岛，而且只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里人。然而，当我们到达宾馆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报纸记者跟踪而来了。谁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不是在飞机上或者机场里被人看见，因而暴露了行踪呢。？结果，我们全家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了私人海域。最后一天我带着布鲁克林到沙滩上去的时候，发现在离我们的别墅几米远的地方，已经有相机守候在那里了。能够和全家一起飞到一个美丽的地方，享受阳光，奢侈地度假，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然而不幸的是，我却没法和家人一起在海里游几个小时的泳。
不过，我总算得到了放松，而且能够和家人好好地呆在一起。
度假完毕，我身心轻松地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想去踢球，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练球了。然而当我不在球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一回到卡灵顿训练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冷冷的气氛，不是在俱乐部里，而是在阿莱克斯·弗格森和我之间。这种情况电会发生在当你受伤不能参加比赛，因而你就像不存在了的时候。毕竟，老头子必须依靠他现有的队员去赢得比赛。
但这次的感觉有所不同。如果我知道未来的几个星期里将要发生什么的话，我一定会在局势失去控制之前努力挽回的。我在曼联度过了最愉快的十多年的时光，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离开曼联，而且离开得这么快。一刹那间我似乎被推进了一个困境，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未来是否还在曼联，甚至怀疑自己将来还能不能踢足球。
老头子从来没有在训练中或者任何场合跟我提起过—个字。经过一个月的冷战以后，我决定自己找出答案。在过去，跟老头子任何形式的会面总是很严肃的事情。站在他的面前，还没等说出一个字，我的下嘴唇就会开始发抖。我一直很顽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而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有信心。我妻子对我的信任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于是，我问老头子是否可以做一次坦率的面谈。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我问道。
他承认了，而且是非常大的问题；简要地说，这个问题起因于我没有立即去度假，而是等到跟队友们去了白金汉宫以后才去度假。老头子认为如果我立即去度假的话，我的伤会好得快一点。我对我的身体状况做了辩护，因为医生当时告诉我，肋骨折断不可能好得很快，至少需要休息4 个星期才会复原。而至于去白金汉宫，我争辩道：“我是英格兰队的队长，当然会很自豪地应邀前去白金汉宫拜见女王殿下。如果我不出席的话，报界肯定会说三道四的。全体世界杯的队员们都去了，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去。阿什礼·科尔仅仅因为穿着训练服出席都受到了批评，要是我根本不出席，我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批评呢？”
结果，老头子回答了一句我永远也忘记不了的话：“当我看见你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我真怀疑你对曼联是否还忠诚。”
我怔住了。老实说，我难以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话。因为我在曼联已经待了13年了。
“我爱曼联。我也想留在曼联。但是如果你不想让我留下来的话，你应该告诉我。”
老头子没有回答。我走了出去。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场对话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在训练中，不论我做什么，我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没有任何理由。老头子从来不害怕对曼联进行任何改变。
他已经卖掉了安德鲁·坎切尔斯基，现在也许该轮到我了，而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将被宰割。我们大家都习惯了老头子对我们的批评：多年以来，这是他把我们锤炼得更好的方式之一。然而，这次他对我的批评却不是这样，这是一种个人侮辱性的攻击。不论我多么努力地表现，我总会受到这样的待遇。问问维多利亚就知道了，她当时一边为年幼的罗密欧操心，一边为我的沮丧状态感到厌烦。
然而这能怪她吗？只有她日复一日地听着我这个不快乐的丈夫诉苦。
那天与老头子的谈话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即使在我完全复原并且开始为曼联踢球以后，仍然是这样。似乎在他的眼里，我已经不能做出任何正确的事情了。在训练场上，他继续对我批评不断。而在足球以外的任何小事，也足以使我陷入挨骂的境地。在圣诞节前，队员们总会去当地医院送一些礼物给住院的孩子。以前队里总是安排我送完一部分礼物之后，再由维多利亚送一些礼物到曼彻斯特的克里斯蒂癌症治疗医院。那天我像往年一样问教练今年是否还要这么做，结果我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老头子认为我是在怠慢其他的队员，我是想与众不同，得到不同的待遇。然而他所说的都不是事实，其实我一点也没有这样想过。
在沃辛顿杯比赛中，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和切尔西队角逐的那一天，布鲁克林第一次在幼儿园里过生日。我们在早上训练完以后，安排在中午1 点钟集合准备比赛。我问老头子我是否可以晚到几分钟，因为比赛在中午开始，而且要踢1 个小时。也许我应该清楚自己不该问这个问题。如果我是另外一种性格，我完全可以径直离开，然后在回来的时候用交通堵塞为借口迟到15分钟。和很多父亲一样，我非常希望在儿子生日那天去幼儿园看他，我希望老头子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所预料的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他不同意，告诉我说，我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他不希望我离开。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愤怒起来：“大卫，你究竟想要什么？哪一样更重要？”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转身走开了。我不得不把这作为他对我的答复。我很遗憾不能参加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也理解老头子不想在比赛的那天让自己的球员离开。但我不懂的是，为什么我只问了一句，他就做出这么激烈的反应呢？现在结束与老头子的关系是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然而我无需这么做，因为老头子和我继续在进行冷战。这是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最难熬的3 个月，老头子对我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视而不见。我也越来越压抑。不论是在训练还是在家里，我都觉得自己似乎躲进了一个壳里。他忽视我，而我也在忽视他以及任何事情。很显然，我对加利、维多利亚和托尼提起过所发生的事情，但我真的找不到曼联会有谁来为我和教练之间的事情进行调解。布莱恩·基德、史蒂夫·麦克拉伦，还是埃利克·哈里森，或者其他队员？我真的希望找到一个人能够理解发生的一切，并且对我提出合适的建议。新来的卡洛斯·奎罗斯，也是一个有名的训练指导，他应该没有问题。但也许是因为语言障碍或者他本身也是一个名教练的原因吧，我始终觉得跟他谈话不是很舒服。而奎罗斯本人似乎也没有这个意思。老头子他本人呢，很明显，根本不想跟我说话。在曼联的生涯里，我第一次觉得找不到一个可以求助的人。
前面我提到过，对于我父母的离婚，我感到很难接受。他们离婚之前什么话也没对我说过，突然之间他们的关系就走到头而离婚了。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任何离婚家庭的孩子也许都能体会我的这种迷茫的感受。特别是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更感觉到一切都变了。在过去，我总是第一个想找爸爸诉说老特拉福德球场上发生的一切，而现在他自己也处于失落和压力之中，我又怎么能给他增添烦恼，向他讨询意见呢？我的妈妈跟维多利亚的妈妈一样，是世界上最能照顾好小孩的那种人。在曼联的任何时刻，我妈妈都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一直都知道爸爸妈妈在支持着我。但是，就足球而言，妈妈只能给我支持，而爸爸才能给我提供建议。现在，妈妈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和教练之间的冷战如何地让我寝食难安，又如何伤害到她的儿媳和外孙。妈妈决定为我做些什么，而且不让我知道。
在英格兰足总杯中，我们和西汉姆队比赛的那天，我妈妈电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观看比赛。第一次，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影响到我的比赛。我们以6 比0 获胜，但是这并没有让我为之高兴。比赛到中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老头子把我换下了场。我记得我被换下来以后，就迅速地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一起坐在车里的时候，我真的想哭。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软弱无力，我坐在那里，终于泪如泉涌，我哽咽着克制住自己的眼泪。过了一会儿，妈妈也离开了老特拉福德球场，她和乔安妮开车直接回了伦敦。她在车里打电话给我说道：“我去见过他了。”
“见过谁了？”
妈妈没有说话，但我一下就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我愤怒起来。妈妈自作主张地去见老头子，在我看来，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妈妈解释说她不是特意去的，只是碰巧在走廊上遇到了他，她便觉得有必要跟他说说她的想法。我已经27岁了，我觉得我应该自己处理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妈妈做的事情让我十分惊讶，我想老头子也一定很惊讶。她告诉了我一些谈话的内容，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你知道吗，桑德拉，大卫的问题在于现在每个人都在奉承他，他被宠坏了。”
老头子说过的任何其他的话都没有像这句话一样给我当头一棒。我一直相信，不论别人怎么说你，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真实地面对自己。当我在少年时代为瑞德维流浪者队踢球的时候，当我为热刺队踢球的时候，当我为曼联踢球的时候，我爸爸每次为了什么事情对我生气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
而他也知道说什么话可以真的打动我：“你变了。”
他仅仅需要说这几个字，就足以刺痛我。别人一直说我在欺骗足球，欺骗自己的人生，说我是假装出来的，说我并不是真实的我。我爸爸知道说什么样的话可以刺痛我，教练也知道。那天在和西汉姆队比赛结束后他对我妈妈所说的话，就正如当年我父亲所刺痛我的方式一样。我知道他们是何其相似：强硬固执，让别人惊醒。也许他们俩都不知道，我的性格中也秉承了很大一部分的固执。我不能让自己受到扭曲和压抑。刚开始，我对妈妈去见老头子很生气，但是这个事件让我意识到，与其让不安、沮丧来折磨自己，还不如勇敢地面对我和老头子之间的问题。
几天以后，老头子提出要见我，他想跟我谈谈英格兰队和澳大利亚队友谊比赛的安排。他希望我理解他只让老队员上场45分钟。
当然，作为英格兰队队长，我必须知道要安排什么。这样的安排很好。现在该轮到我了。自从与西汉姆队比赛那天以后，我就长时间地考虑我该跟老头子说什么，以及他会怎么回答。我们已经休息了好几天，这给了我时间思考我最关心的几件事情。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我离开曼联。如果不是，而只是想继续这样跟我冷战下去，我就要让他知道我有别的选择。我无法想像自己会真的那样做，但那是可能的。因为我在银行里的存款数目已经足以让我做出与金钱无关的决定。与其让自己热爱的足球生涯支离破碎，还不如及时地从球队里退役。我甚至与维多利亚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我不大相信这会真的发生。
“我们现在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吗，教练？”
“什么问题？我们之间有问题吗？”
“是的。我们有。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你对我的所作所为让我非常不快乐。”
“我什么也没对你做呀。”他说道。
接着，他又说：“你对我不也一样吗？你对我视而不见，甚至在队里讲话时都不看我一眼。”
这是真的，但这是我惟一能够做的。有的时候，我不想让自己太受压抑。当你没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总会逃避吧。
“老板，你这样对待我已经很长时间了。至少从我折断肋骨和访问白金汉宫的时候开始，你就这样了。我不再喜欢训练，不再喜欢足球。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
当我问他，他是否真的认为每个人都在奉承我，而我也因此被宠坏了的时候，我想，我终于冲破了他的防线。那是个奇怪的时刻一很不确定的时刻一不像以往我和他之间的任何时刻。也许他很惊讶我妈妈告诉了我他们谈话的内容，也许他很惊讶我居然不介意让他知道这件事。一开始，他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努力解释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在我看来，老头子所说的一切都不得要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先不说这个。即使你不赞成别人对待我的方式，但那是我的错吗？你能因此就这样对待我吗？”
我想老头子同意我所说的，毕竟我说的在理。然而，这一点对我太重要了，我无法把它撇下不谈。
“我现在27岁了，我想我已经成熟了一些。我觉得相对挑毛病，鼓励对我更加有效。你一连好几个月都对我挑毛病，也许这在过去有用，但现在没用了。现在我如果踢球踢得好的话，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家人给予我鼓励，不是因为你一直对我吹毛求疵的缘故。”
他解释说，他没有故意挑剔我，他对我和其他队员都是一样的。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这样的说法。我已经说了很多我想说的话，但奇怪的是，老头子并没有跳起来反驳我。他甚至没有发怒。也许这正是这次谈话没有达到我原先预想的结局的原因，我本以为我们要么就达成真正的和解，要么我就告诉他我打算退役。相反，他却告诉我，他想和我继续谈下去。
“你跟我保持沟通，我也会跟你保持沟通。我们可以沟通得非常有效，我希望这是一个起点。”
老头子在用他半开玩笑半讽刺的方式对我说：“在你哭鼻子之前，到我这里来跟我握握手吧。”
我不想哭，也不想跟他握手，但是我却这么做了。我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我觉得这场谈话什么也没有解决，什么也没有改变。然而，第二天早上训练的时候，我却觉得有所改变了。老头子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或者看起来是这样，他变得积极、鼓励、友好起来。有一会儿，我感觉好极了。看来我们的谈话有效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足以使我从很多天以来的阴霾中振奋起来。这意味着我不用再垂头丧气，而可以高高兴兴地继续训练和比赛了。我觉得老头子和我之间的嫌隙开始成为过去，而我们之间自肋骨折断和访问白金汉宫以来的紧张也开始消散了。
然而，事实上我错了，这只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
在我前去参加英格兰队之前的星期天，我们在主场和曼城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在这个赛季的早些时候，我们队在缅因大道体育场以1 比3 输给了德比队，我没有参加那场比赛，所以踢好踢坏都跟我没关系。那次比赛以后的第二天，加利·内维尔在更衣室里对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老头子在比赛后那么愤怒过。结果，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这场比赛也好不到哪儿去。曼城队先进了一球，我们后来才踢进了一球跟他们扯平。赛后，老头子在更衣室里重点批评了我，说我传球失误太多。可我记得自己只失误了几个球而已。我没有站起来反驳他，只是坐在那儿任凭他批评。但随后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让我很后悔我这么做。如果那天下午我站起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下一场球赛的话，事情也许会不一样。
人们常说变动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那个星期，英格兰队以1 比3 输给了澳大利亚队，但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什么很好的休息。老队员主要踢了上半场，然而我们的状态不怎么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气氛，因为我们大家都想着45分钟以后年轻的队员就会上场了，比赛将完全由一支新的队伍来接替。澳大利亚队的球员中大部分都在英格兰踢过俱乐部比赛，他们对我们很了解，所以他们领先两分并不奇怪。但是我对接着发生的事情非常愤怒。当我们回到更衣室的时候，我询问老头子我是否可以在下半场再踢一会儿，因为我觉得为了对得起曼联的球迷，我们老队员应该对上半场的失利负责，并努力扭转局势。老头子拒绝了，他不想改变事先已经做好的安排。要想好好观察维尼·鲁尼的表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考虑到在争夺2004年欧洲杯的人围赛中，英格兰队与土耳其队在灯光体育馆的激战的时候，这位17岁少年出类拔萃的表现，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老头子的这次安排是不妥当的，，由于下一场激烈比赛要在几个星期以后才举行，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开始考虑到它。2 月的那个晚上我们败给澳大利亚队以后，英格兰队的教练和球员们都受到了报界的猛烈抨击。自从世界杯赛以来，报界就一直对教练颇有微词。我们在2004年欧洲杯外围赛中的第一场比赛，的确是一场艰苦的角逐。虽然我们在那个可怕的球场上最终战胜了斯洛伐克队，但这仍然于事无补。报界继续批评我们踢球踢得没有风格，没有激情，，可我个人认为我们拿到的那3 分是很了不起的。接着，在主场与马其顿队踢的那场比赛中，虽然我们还是踢了一些很不错的球，但是我们原本以为会轻易击败他们，结果却和他们踢成了平局。突然间，媒体攻击我们的炮火更加猛烈了，似乎一些原来就不赞成弗格森任教练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逼他下课。
媒体的大部分批评都集中在我们一连两场比赛表现不佳，以及俱乐部与国家利益的争论之上。许多言辞非常激烈，比如他们说老头子不够资格当一名一流的教练。对我来说，并不存在为曼联还是为英格兰队踢球的选择。就足球而言，曼联曾经是我的生命，但每次为英格兰踢球的时候，我也会感到自豪，尤其我还是英格兰队的队长。听着媒体大惊小怪的评论，我不知道老头子是怎样想的。我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名国际球星和一名丈夫、一名父亲的人生，是不是就像曼联教练当初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的问题”呢？当然，不论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无计可施。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回到卡灵顿训练，为英格兰足总杯第五轮比赛中我们在主场与阿森纳队的对抗做好准备。
老头子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一起。除了从国际日那天就离开老特拉福德球场的为英格兰队踢球的人，其他的一些队员也都在场。
“你又回到曼联来了。星期六的比赛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在我们俩之间有着一股冷冷的气氛。一定是什么惹怒了教练。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只是感觉到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而且我预感到这个关系将要崩溃。我记得在跟阿森纳队比赛前的星期五晚上，我跟一个队友说道：“事情不太对劲儿。一定有什么事情惹怒他了。明天肯定要发生什么事。”
比赛很不顺利。阿森纳队歪打正着，以一个幸运的任意球先得—分。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老头子说，他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让我不要在右方后退，而应该朝着阿什礼·科尔那边深入挺进。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望着站在我后方的加利，看得出他也不同意这个安排。我不想说什么。现在我们不过才落后一分，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扳回一分，而且比赛还剩下45分钟，我们完全可以扭转战局。
然而，我踢得越来越糟。下半场刚开始，埃杜传球给韦尔托德，结果阿森纳队又进一球，进了两球。我踢得很不好，其他人也是。赛后我们成群结队地回到更衣室，我马上脱下自己的球鞋和护腿板，因为在比赛中我的腿被踢了一脚，我得把这些换下来。老头子走了进来，关上门，脱下夹克挂到衣钩上。他的第一句话是：“大卫，第二个球怎么说？你当时在做什么？”
他在怪我吗？我非常吃惊。
“这不是我的错。他们队有个家伙在中场越位了。”
老头子继续说道：“我在比赛前告诉过你。问题在于你根本不让别人跟你说话，你根本就不听别人说话。”
我无法相信他为什么这样说，我在整个足球生涯中都一直在听，而且也想听别人说话。
从见到教练开始，直到现在，我难道不是一直在听他说话吗？
“大卫，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得坦率地承认错误。”
“教练，对不起。但我没有错，这不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受到责备。”
“不，你应该受到责备。”
更衣室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对的，队里有一半的人都应该对阿森纳队进的第二个球负责。
然而老头子却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欺负了，我被迫退缩到角落里，毫无理由地受到唾骂。我陷入了困境。于是我开始咒骂他。任何一个曼联的球员也不敢这样对待教练。现在回想起那天下午的事，我都仍然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老板从房间的另一头向我走近了一两步。地板上正放着一只球鞋，他抬起腿一脚踢开那只鞋，我不知道他是朝着我踢，还是朝着墙踢。他是那么愤怒。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左眼被球鞋击中了，剧烈地疼痛起来。我用手捂着左眼，发现我的眉毛下面在开始流血。我不顾一切地冲向老头子，我不知道自己以前有没有像这样失控过。
几个队员站了起来，吉格斯第一个拉住了我，然后加利和罗德·凡·尼斯特洛伊也拉住了我。突然间，这一切就像枪战片里面的场景一样，我拼命地冲向老头子，而一群人竭力地拉着我。老头子后退了几步，我想当时的场景也让他大为震惊。我的暴怒最多持续了1 分钟，然后我就平静了一点，走到医疗室里面去了。
医疗队的一名医生给我止住了血，我在那里大约待了5 分钟。
医生和理疗师竭力想让我保证不再回去继续刚才的战争。我告诉他们我没事。我回到了更衣室，穿上衣服以后就打算离开了。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头子站在那里：“对不起，大卫。我不是故意的。”
我甚至不想再看他一眼，我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仍然非常愤怒，根本不想对他做出什么反应。于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去，来到了休息室。维多利亚在那儿等着我。我只想尽快离开老特拉福德球场回家。
“出了什么事了？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对维多利亚说待会儿再告诉她，但是她想马上就知道。于是我跟她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顿时，维多利亚变得跟我一样愤怒。
她一直忍受着我在这个赛季大部分时间里低落的情绪，现在，她觉得她很想为此做些什么。
“他怎么能那样对待你？我要马上去见他。”
我不知道如果维多利亚去见他，她会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
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妻子也卷进来。我觉得不宜久留，坚持要马上离开。结果，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的左眼又开始流血。我不得不打电话叫医生。医生很快赶了过来，并用一些绷带为我止了血。
我应该预料到这一事件的后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曼联和阿森纳队的球员们离开老特拉福德球场之前，这个事件，至少是事件的一部分，就已经传到报界那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当我走出我在埃尔德里艾奇的房子的时候，我的头发往后梳着，以免它掉下来遮住我眼睛上的伤口。不一会儿，就有人给我拍了照，星期一的报纸全都登出了我受伤的照片。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并且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件展览品。
与老头子交恶真是糟糕透顶。这让一切事情变得很难处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看着你，预测你将来会怎么做，猜测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至少一连好几天，我都没有去细想我跟老头子的关系怎么会走到这步田地，因为一想起他那天在更衣室里做的事情，我还是怒火难消。虽然他当时对我说过对不起，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既然被公之于众，我觉得他应该公开向我道歉。我当然不会想到应该由我先做出让步。
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外面，这件事越闹越大。每个人都在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使得我越来越难看清我和老头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先是争吵，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他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最后，我的眼睛出现了一个小伤口。过去几个月来的紧张关系似乎在那几分钟内全部爆发了。也许只有老头子本人才能告诉你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知道，而且他本人也说过一他没有要用鞋子打我的意思，不论他当时是多么愤怒。我觉得这一切真是倒霉。曼联马上要跟尤文图斯队进行一场激战，我不希望我和老头子之间的个人问题影响到我为这场比赛做准备。
我意识到，不论老头子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在星期三晚上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比赛之前，我都得先吞下这个苦果。在比赛前，我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和教练之间的事件纯属意外，那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集中精力击败尤文图斯队。我觉得这是当时我能为自己和队友们所做的最好的事情。结果，那场比赛我们以2 比1 获胜，老头子在赛后也发表声明说我踢得很出色。我对此很欣慰。我们下一次的谈话是纯粹关于足球的。我们没有举行会议或者其他的什么，我们只是在一起重新观看了被阿森纳队击败的那场比赛的录像。老头子指出当阿森纳队踢进第二个球的时候，我的位置站错在哪里。但他同时也承认当时有一半的队员都站错了位置。这几乎等于承认他当初只责怪我一个人是不公平的。
在我作为曼联球员的足球生涯中，我经常在比赛中经历比赛叫；断的时刻。一个月后，我和老头子似乎就处在了比赛中断状态，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然而，我到现在才意识到：在和阿森纳队比赛完以后，我们经历的那一幕，已经使得我和教练的关系无可挽回了。阿莱克斯·弗格森早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跟贝克汉姆的关系了吗？他是不是早就打算不让我呆在曼联了呢？即便如此，我想，对后来6个月里即将发生的事情，老头子和我一样毫无准备。
　　　　　　　　　　　　第十四章 曼联生曼联长
我和曼联的关系第一次悄然失去了。
土耳其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的表现太出色了，他们的过人、跑动和边锋的速度无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打法正确，使这支球队成了一支值得观赏的伟大球队。就纯粹的足球而言，他们在小组赛以及之后在半决赛中对巴西队的两场比赛成为这个夏季中最好的比赛。当他们从日本和韩国回来时，他们被认为是世界第三大球队。当然，我们要让他们不再对2004年欧洲锦标赛预选赛抱有幻想。在抽签结束的那一刻起，英格兰队和土耳其队之间的比赛就成为决定谁能从第7 小组出线的决定性的比赛了。这样，在2003年4 月2 日，经过了在这个赛季的早些时候和马其顿队比赛中丢球之后，我们知道在日光体育场与土耳其对阵必须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即我们必须给我们自己一个像样的机会，以最高分结束最后一场预选赛，这对于我们10月底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告别赛十分重要。
尽管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国家级的体育场举行英格兰和英格兰足总杯的比赛，但我真是很喜欢在全国各地的各个俱乐部的赛场上打国际比赛。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看英格兰队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不会千里迢迢来到温布利。而且我还要说，球迷和球员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变得更好了。这好像是俱乐部的铁杆球迷在这些日子里倒向了一边，支持者们作为一个整体站在球队背后。当曼联球员的名字被一个个宣读出来时，似乎英国的支持者们嘘曼联球队的日子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参加一场压力很大的比赛，在球场四周能有一个为我们加油鼓劲的热情群体，那是极有帮助的。我们都盼着在日光体育场和土耳其队对阵：那里气氛的热烈毫不逊于国内的任何一个场地。
对于那天晚上在球场外发生的事情，我并不责怪桑德兰足球俱乐部。在赛前和比赛中间发生的骚乱事件是个实实在在的打击，就如同回到了从前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太多的白痴，以至于你无法忽视他们，使其余的英国球迷乃至英格兰球队感到无比沮丧。当时我想：下一场球就是关起门来踢，也不会比这更差劲。而这正是欧洲足联在调查日光体育场发生的种族主义的叫喊和球场入侵事件时所发出的威胁。我当时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公开说出了这个想法：如果英格兰队不得不在一个空体育场内踢一场比赛，以便让人们意识到种族主义分子和闹事者给比赛造成的损害的话，那千脆就这样好了。我不知道足总在当时对于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喜欢。在我们同斯洛伐克队在主场打下一场预选赛之前，我们向支持者们发出了一个呼吁，请求他们以正确的方式支持我们。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沃尔克斯体育场，我在对土耳其队的比赛时被警告受罚已经意味着我不能踢这场球了。然而，每个人过后都告诉我说，球迷们在雷斯特的表现给英格兰增了光。在2002年世界杯赛的过程中，我们改变了全世界对英国球迷的看法。我希望这种趋势能够保持下去。如果我们赢得了欧洲冠军联赛的资格，然而到头来却因为我们把事情弄糟而被禁止去葡萄牙参加比赛，那样就太可怕了。
球迷骚乱事件使当晚的日光体育场黯然失色。当时报纸有关流氓闹事的消息和球队的消息一样多。这是一个耻辱，因为这是另一场我们都应该为主感到骄傲的英格兰队的表演。我们以2 比。打败了欧洲强队之一，并且成为小组第一。此前的星期六，我们在列支敦士登以同样的比分赢得了比赛。专家们以及一些支持者早就挖苦过我们：如果英格兰队打败一群业余选手还要如此费力，那么还怎么指望它进入决赛阶段比赛？可足球是靠比赛结果说话的。虽然我们踢过一些漂亮的球，但是在南安普敦和马其顿的比赛中，我们却输了。除此之外，尽管踢球时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我们在第7 组中赢了所有的比赛。斯文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拿三分。你赢了人们期望你赢的比赛，而你是如何赢的则无关紧要。大赛来临之际便是你期盼着找到大展身手进行比赛的时候。
同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一样，土耳其队保持着进攻状态。这正是他们的基本打法，而如果你任由他们进攻，他们则会将你的防线撕得粉碎。斯文和他的助手、接替史蒂夫·麦克拉伦的布莱恩·基德，谈到了我们要以攻对攻，打破他们的神话。对于这场比赛来说，这太重要了。作为队长，我觉得要靠我来带头尝试并做出榜样。在下半场，我的确出现了一两次撞人动作，这使我失去了踢另一场球的机会，但我并不为此感到后悔。我知道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像是老一套，可我们需要做的正是紧紧贴住土耳其队。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控球，但从没有时间组织任何攻势。整个晚上，我感觉我们才是进球的球队。土耳其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太多像韦恩·鲁尼这样的球员一我们也没有。虽然他没有进球，这个家伙却使大家受到鼓舞，每次他得到球后，对手都吓得要死。迈克尔·欧文进行了大胆的跑动，我确信他会进球。然而，迈克尔却在一小时后受了伤。达里乌斯·瓦赛尔替换上场，在接了一个里奥·费尔南德的头球后，他踢进了一个反弹球。大卫·詹姆斯做了一个绝妙的救球动作，然后克伦·戴尔踢进了一个罚球。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比赛输赢已定：土耳其队绝不是世界杯上的阿根廷队，我们令人不可思议地击败了他们。
这个赛季经历的怀疑、挫折和愤怒太多了。我走向了日光体育场的角旗，而此时的情感也可能会变成来自另一方面的焦虑。我要得到的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不必理会那些怀疑者们，我们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已经达到了在慕尼黑和札幌比赛时的水准。之后斯文跑来跑去地和大家握手，赞扬着我们。在我们没踢好的时候，他总是似乎要抄起棍子打我们，而当我们赢了的时候，他只会点着头，向人们说：“队员们今晚太棒了，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星期二一大早，在返回曼彻斯特的高速公路上，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不去释放自己在前一天晚上获得的全部的积极能量。我能否把自己和阿莱克斯·弗格森之间的问题抛开呢？加利·内维尔总是说老板在每个赛季至少会把每个球员训斥一次：那是他做事的方式。
你无法争辩。年复一年，他总是要从我们身上挖掘出更多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在加的夫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沃辛顿杯决赛中以。
比2 输给了利物浦队。我们还没能参加英格兰足总杯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忘记这些。但是，我们还在超级联赛，胜利将再次属于我们或者阿森纳队，对此我毫不怀疑。而在欧洲冠军联赛中，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和马德里队踢平。无论如何，还从来没有人对在曼联踢球或对看曼联踢球感到厌烦。而我此前的绝望是从来没有过的。距离在老特拉福德举行的欧洲杯决赛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还会有更多的历史在那里等待着创造。
当我们发现曼联将要和马德里队比赛时，我们正在训练场。就我所知，这将是欧洲最好的一场比赛。这不仅仅是因为比赛是在两大俱乐部之间进行，还因为两支球队的踢球方式。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参加这类比赛会让人多么的激动。我们还知道现场气氛将会怎样。谁能不为进入老特拉福德或伯纳乌球场踢球感到激动呢？曼联的所有队员都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打败马德里队，我们就能够一直打下去，并获得比赛的最后胜利。在同马德里队对阵前的那段日子里，在曼彻斯特城的每个地方你都会感觉到有关这些比赛的谈论。
我好像记得，正是在抽签前后一第一轮比赛的两个星期之前——有关我正在向马德里转会的故事开始在报纸上出现。我知道那些谣传与我根本就无关，也没有想到它们会与俱乐部有什么关系。
当老板把这些谣传当作玩笑的时候，我认为他是对的。
“故事偏偏在我们准备好要和他们踢球的时候出现，这真是巧他感到恼火是对的。我们要准备迎战马德里队，而我们在前一个周末刚刚在联赛中经历了一场大战：主场大战利物浦队。在同上耳其比赛之后，我的腿筋有点痛。这没有什么，我不觉得这会使我不能参加下一场曼联的比赛。那个周六的上午，我正待在球员休息室里，我接到了教练之一麦克·费伦打来的电话，说老板要见我。
于是我径直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不想拿你冒险，大卫。我想把你留给下周的比赛。你现在腿筋疼，我想把你留下来，准备下周二的比赛。”
我从来都没有轻易地要求老板叫我休息。我从不想要休息，我从不希望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是我没有办法的事一我只是一直要踢球。在我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一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一试图要说服他改变主意。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我不会让你上场。事情就是这样。”
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嘴里嘟囔着：“好吧，好吧，如果你要这样的话。”
我坐在板凳上，但我至少明白了为什么，无论我对此是多么恼火。我并不像加扎那样疯狂地想要参加对利物浦的比赛。在这些年里，他一直把自己陷入麻烦之中，让其支持者们感到分外紧张。但如果我能够的话，我也总是希望和他们对阵，特别是当我们在千年体育场输掉了沃辛顿杯决赛，挨了一棍子之后，特别是在那个下午，当利物浦队落后1 分并在5 分钟后就剩下10个队员的时候。
萨米·希皮亚在承认犯规之后被罚下场，路德进了一球。当我在剩下的半个小时上场的时候，比分是2 比0.我们最后以4 比0 结束了比赛。最后的两个进球都有我的份，我因此感觉好极了：我们实现了在超级联赛中需要我们完成的目标，积分超过了仅仅踢平的阿森纳队。我离开了板凳，参加了比赛，而老板担心的腿筋一直没有出问题。而现在，到了星期一，我们就要和皇家马德里队开战了。
皇家马德里队云集了如此之多的世界级球员。他们的球星，那些耀眼的巨星，在英国和在西班牙一样地闻名。这些天来，我们每星期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拉·利加，而毕竟我们从以前的比赛中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所了解。我和其他的几个曼联队员在2003年初到了西班牙，为电视台拍摄过一个意大利式的美国西部百事可乐广告片。我们所有的人都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打扮起来一胡子茬、皮夹克和拍摄场地——一个修建得像美国西部荒蛮地区的诺维尔斯韦尔那样的背景地。我一脚起射，进了皇家马德里队的守门员加西拉斯的大门。然后，罗伯特·卡洛斯出现在木板道上，他的头发被剪成莫希干人的模样一他能让我想到什么人呢？
一看了我一眼，似乎是在说：“如果你说的是住意球，那就对我来吧。”
当你面对的是劳尔、齐达内、路易斯·菲戈和罗纳尔多这样的对手时，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你不是在同这个球员踢球，而是出来同他们的声望踢球。即便是在非常高的水平上，有时你也不得不提醒自己：你到这里来毕竟不是为了要得到这帮家伙的签名的。我们在马德里进行了很好的准备，并在开战的前一天下午在伯纳乌体育场进行了训练。当时体育场是空荡荡的，它也堪称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体育场。训练时，你可以做这些你在比赛中从来没有时间做的：向四周观望，确定自己的站位。我以前在那里踢过球，但在那个星期一，它对我产生了异样的影响。这个球场的规模和它的那种传统感造成一种氛围，就像老特拉福德球场那样的氛围。半个世纪的重大比赛、伟大的球员、成功和银光闪烁的奖杯，似乎就悬挂在暮色茫茫的空气中。几乎就在我们刚刚离开球场的时候，我向家中拨通了手机：“这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地方让我感到战栗，我简直无法等到明天晚上了。”
当天晚餐过后，我们观看了卡洛斯·奎罗斯剪辑的一盘录像带。
我觉得这是要让我们少想想皇家马德里队如何了不起，多想一些我们为什么拥有一个天赐良机来击败他们：录像带播放的是迄今为止每个球员在这个赛季的比赛中表现最突出的那些场面。这是正确的鼓舞人心的方式，它使我们对星期二晚上的机会倍加珍惜。
后来我同母亲谈到在伯纳乌的这场比赛。当时她端坐在体育场一个角落的第一排，和所有的曼联球迷在一起。她说当时在开场前我们跑出来的时候，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她从来没有和谁说起过：一种冷飕飕的感觉穿过她的脊柱。她当时就相信，最后我会在这个体育场为皇家马德里队踢球。说实话，尽管媒体大肆渲染，但我在那时丝毫没有动过转会的念头，母亲却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她也决不会想让我离开英格兰一到了曼彻斯特对我来说已经够不幸的了，是不是？但是她无法控制她的直觉一她只是确定不对任何人说起这种感觉。当母亲沉浸在这种想法中的时候，我已经跑进了球场，在热身的时候咧开嘴大笑。你从门洞里出来，进入到泛光灯的光芒里面以及吵嚷着要看顶级比赛的75000 人的喧闹声中。如果你是个球员而那种情景未能让你激动起来，也许你最好还是忘掉它一你一定是被吓住了；如果是这样，还没有等到开球你就已经输掉了比赛。
那天晚上，母亲对于有某种不平凡的事情将要发生在她的孩子身上的感觉是对的。我可以随便找出许多件事，促使我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导致发生那个夏季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早已写过一些东西了。我在伯纳乌体育场经历的不平凡的时刻并非有多么了不起，但我以为它在把我作为一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员带回那里的过程中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比赛刚刚开始5 分钟，我们在马德里队的半场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我拿过球，就在我把球向前踢去的时候，我感到腿筋发紧。它没有撕裂。如果真是那样，下一步我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那样我就会离开球场，在以后的三周内就会被搁在一边。我将会错过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举行的第二轮比赛，肯定是这样。事后想起来，我觉得我应该向座椅这边挥挥手，表示我的歉意。但我不会那样做，大多数球员也不会。我们刚刚才开了球，进入了一场感觉好像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球赛。我不顾一切地要踢这场球，不顾一切地要在这个体育场留下烙印，给这些球员留下印象。尽管感到很不舒服，但我说服自己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便继续踢了下去。
在以后的40分钟里，皇家马德里队让我大开眼界，好像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踢足球一样。这并非说我们踢得多么不好一在整个上半场，我们一直创造着机会，也有过多次机会。如果我们早一点抓住一个机会，也许这场比赛就会大不一样了，尽管我对这一点曾感到怀疑。当他们得到球时，他们便在整个场地不停地跑动、传球。这看上去就像我们站在一旁看他们踢球一样。我认为其中的道理是，每次他们进攻的时候，都会有那么多的球员拥上来，以至于我们发现我们在防守一个队员的时候，实际是在整个球场抵抗两到三个队员。这也意味着在我们控球的时候，对方存在着漏洞。然而，皇马球员在我们面前跑动是如此频繁，以至于我们无暇后顾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4 月8 日，在他们与我们对阵的那个特别的晚上；他们那么令人耐看。
好像整个球队踢球还不过瘾，路易斯·菲戈早早就踢进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进球，造成马德里队领先的局势。他当时在左翼，跑出去约有25码，也许距离边线有15码。我记得当时我盯着他，心想：“那是个横传的好位置。”
然而菲戈脑子里想的并不是横传。他从齐达内那里接过一记短传，停住球，然后用右脚起射，足球带着劲风，高速旋转着，越过巴特茨的头顶，直接飞到远端的门柱下面进球了。如果一支球队有一名或两名能够这样踢球的球员，你就会感到高兴了，而皇马却有半打这样的球员。我知道老板把劳尔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前锋，路德·范尼斯特鲁伊和他并肩踢球，可能一个赛季就会进60个球。在伯纳乌体育场，劳尔在上半时和下半时每个半场都有进球。我们看上去已经溃不成军了。
但是曼联从不向任何人认输。这就是老头子，这就是基恩，这就是愿意为俱乐部效力的所有的人。过后，我同看过电视的人们交谈，他们说，在3 比0 的时候，皇马踢球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会踢进七八个球。然而我们尽可能地继续使出我们的招数；当我们拿到球的时候，不断努力坚持传球，而最后我们终于进球了。路德应该得到这一球一在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他独自一人抵挡对方的4 个后卫。在3 比1的时候，在客场进一球，我们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到了比赛快要结束时，我丢掉了一个可能会把比分扳成3 比2 的球。这要是在老特拉福德，会让我们拼命。当比赛结束时，我在球场望着草地，大口喘着气，一只手放在开始发紧的大腿后面。我瞥见罗伯特·卡洛斯向我走来。他面带微笑。我站起身，看着他。
只见他大笑起来。我一点也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有些不正常。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我们握手时，我对他报之以一笑。我可以听到相机快门的咔咔声，我还记得自己这样想：“这样的照片传回曼彻斯特可不太好。”
老头子此后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们一起在欧洲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哪个地方出了错。没有必要让他来责骂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要站起来，迎接第二轮比赛。
保罗·斯科尔斯和加利·内维尔情绪低落。他们都因受罚不能参加曼彻斯特的比赛。我为斯科尔斯感到难过。1999年，在乌坎普，他错过了欧洲杯决赛，因为当时他也是被停赛。他疯狂地迷恋足球，对于为曼联踢球充满了热情。皇马在老特拉福德的比赛是另一场大赛。我有一半时间是和斯科尔斯一起踢球，在曼联踢，在英格兰队踢。想想我们两个人吧，作为人来说，你可能会说我们两人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保罗平时沉默寡言，他过于独来独往了，以至于别的伙伴们在这一点上对他啧有烦言。人们都说传他在训练结束之后会马上关掉手机，并且在第二天早晨从卡灵顿出发前5 分钟才会开机。至于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在这些年里他告诉的人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连他自己可能都忘了。
斯科尔斯总是习惯于低着头踢球。我不知道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个强队球员没有自己的代理人。实际上很少有什么事情会让斯科尔斯分心。他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一点就透的球员，他会从中场踢进任何老板让他踢进的球。还要加上他那一旦发作起来如同基恩或老头子那样吓人的脾气。像我所说的，我们在曼联一起踢球，经历过许多事情，而我希望在今后的三到四年中在英格兰队踢更多的球，经历更多的事情。我和保罗一直相处得很好。但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更衣室，里面的人每天晚上都要闹着相约出去吃饭。要想让一个球队获得成功，你必须要做到的是要每个球员互相尊重和信任。毫无疑问的是——看看我们呆在一起的地方就明白了——我尊重并信任保罗，如同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队员。
伯纳乌体育场的终场哨音响过之后，我们走过去向曼联的球迷表示谢意。俱乐部在冠军联赛中一个赛季接着一个赛季地比赛。我有时会奇怪，人们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和时间来观看这些比赛。然而，人们的确有。在欧洲，无论曼联在哪里，在什么时候踢球，总是会跟随着数干的红色曼联球迷。比赛结束时我走路有些蹒跚，而当我回到更衣室时，我在治疗台上躺了很长时间。现在比赛已经结束，腿筋才感觉真的疼起来，这使我没能参加下个星期六对纽卡斯尔联队的超级联赛。我对此感到沮丧，但却无能为力。这意味着我错过了这个赛季最后的一场决定性的比赛。我想，在圣·詹姆斯公园体育场以6 比2 获胜才是把我们推向赢得联赛的比分。奥莱·冈纳·索尔斯克耶尔代替我上场，在我的位置的确踢得很好。
在那个星期一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和大家一起训练。我们将在星期三的晚上去和阿森纳队较量：就超级联赛而言，这是这个赛季最大的赛事了。我们必须为自己争取到这样一种局势，即只要我们在海布里的比赛中保持不输，他们就很难以在最后的四到五场比赛中追上我们。我们当时的感觉是，觉得我们无论怎样都会一直赢下去，直到这个赛季结束。我很自信我要参加比赛，我知道我的状态足以让我参加比赛。没有一个老板喜欢改变一个胜券在握的球队，而6 比2 的距离当然是个胜券在握的球队。尽管如此，在某次比赛休息之后，或因伤错过比赛之后，老头子还是会常常把我带回到曼联球队中来。我觉得我是他最好的11名球员中的一员。在那一天的比赛之前，我从没有过别的感觉。赛前，我们正在就餐时，老头子走过来，坐到了我身边：“我要先让奥莱上场，我不能改变队伍。”
我只能是感到失望，我想为此来一场争吵。我感到不愉快，但老头子在做着他认为是最好的事情。我的任务就是坐在替补队员板凳亡，做好上场的准备。出于对我的将来的猜测，人们把老头子将我放在一边不参加对阿森纳队的比赛，说成是两入之间出了问题的证据。然而，就我而言，我是一名曼联球员，即使我不在海布里踢球，也不会改变这一点。这是个奇怪的夜晚一同上一个星期双方在马德里进行的那场比赛的场面相比，这场比赛就算不上是比赛了。但是比赛具备了任何人想要的那种紧张和戏剧性。路德进球了，蒂尔里·亨利进了两粒球，然后吉格斯把比分拉平。索尔·坎贝尔被换下场。帕特里克·维埃拉负伤下场，他在赛季余下的时间里都没有能够上场。到了最后，老头子跑到了球场边上，在空中挥舞着拳头。他总是喜欢打败对手，可我知道2 比2 的比分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记得赛后在门洞里对索尔谈起被换下场的事。传言也在球员们中流传，而流言自从上次在2 月份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同阿森纳队对阵之后就没有真正地停止过。我记得蒂尔里·亨利从我们身边经过，他看看我，耸起一只眼眉说：“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没有上场呢？”
然后他大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过来为我们踢球。”
我也大笑起来。
老头子对比赛感到分外高兴。我切切实实地记得他说，奥莱·冈纳·索尔斯克耶尔踢得特别好。尽管如此，到了星期六，回到主场对阵布莱克本队，奥莱坐到了板凳上，而我自从马德里失败以来第一次开始参加比赛。布莱克本队的确使尽了全力，但我们以3 比0 获胜。我对重新回到球队中感到高兴，也对自己的表现感到高兴。然而，还是有某些事情感觉不对劲。明显的是我已经恢复了，老头子想要在下个星期三第二轮比赛中与皇马较量之前给我一个出场的机会。除了我之外，大家都认定我将会在这个赛季曼联最重大的比赛中上场。经过这个周末，我越来越相信老头子将不会让我参加第二轮的比赛。我向一些队友说起这个想法，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会。你会上场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上场的。”
在对阵马德里的日子到来前的几天里，我尽力像其他人一样集中精力进行准备，可我将被甩下的想法就像牙痛一样使我焦躁不安。加利和我总是习惯于开玩笑说，通过老头子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分辨老头子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他昨天对我很好。所以，明天他不会让我上场的。”经过这么多年同他共事的经历，那种本能告诉我，就我的机会来说，老头子面对星期三晚上的方式一定是出了问题。没有生硬的言辞，没有发火，没有小小的讽刺，就好像那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似的。在卡灵顿，比赛的那天早晨，我们正在训练开始前玩着顶球，老头子把我拉到了一边。他只是说出了他不得不说的话，而我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
“大卫，今天晚上你不会首发上场了，你要呆在板凳上。”
我的心收紧了。虽说我预料到了这个结果，然而，听到老头子讲出来就像被谁在肩胛骨之间打了一拳。忽然感觉到整个赛季不过就是他蓄意准备着要对我这么做。我仿佛置身事外，脑海中只晃动着这样几个念头：皇马，一次重要的比赛。儿子，参加这场比赛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我可以尝到嗓子后面冒出的怒火和失望。有些时候，感觉是如此混乱，如此复杂，你会突然僵硬在那里。我看着老头子，努力向他的眼睛深处望去：那里面根本就没有我的影子。我摇摇头，转过身去，开始朝着更衣室走去。
“大卫，回来！别离我而去。”
老头子没有叫喊。他没有发脾气，就像是在请求，而不是明示我说：“大卫，请回来吧，让我把想说的话说完。”
好像真还有什么可说的似的。我仍然继续向前走。现在回想那时的情景，我要说如果老头子对我仍像对一个人或一个球员那样关心，我们就会在此时此刻坐下来谈谈，他就不会让我那样从他那里走开。而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我不得不继续朝前走，以防止我会说出或者做出以后会为之后悔的话或事情出来。我是个职业足球队员，对自己对俱乐部都负有责任。我需要表现出一个职业球员的样子来，而不是把事情搞得更糟。
拿到首发的11人名单时，我先前的失意遂为难以置信的感觉所取代。的确，本赛季中，奥莱·冈纳·索尔斯克耶尔时断时续地踢我的位置，表现得可圈可点。退一步，如果跳出自己的失望之情，或许我会理解为何老板让他先发。毕竟，与皇马一战，我们之间谁出场更合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而做出选择则是经理人的工作。我知道，奥莱一直表现不俗，弃之不用于情理不合。在曼联队作为替补，他向来兢兢业业，没有怨言。没有人否认奥莱终有出头之日。然而，让我难以置信并且使我确定老板是基于个人而非足球因素而弃我不用的是一塞巴·贝隆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首发名单之中。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和塞巴相处得不错，而且我认为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员。我从未因其首发而有过任何不快。不过，老板到底在想些什么？塞巴因伤缺阵达7 周之久，最近几天才恢复训练。4 天前，对布莱克本队的比赛，他甚至不能作为替补出场。然而，在这场本赛季最重大的比赛中，他居然作为首发出场1 9 个月来，打击纷至沓来；而今天，又是重重一击。我觉得在崩溃一有人从我的脚下抢走我的足球世界！
走进更衣室，换好衣服，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伙伴们大都已离开，去吃午饭了。我走向爱车。．应该让托尼·斯蒂芬斯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一它让我感觉到留在曼联更加困难。在我的生命里，我第一次想到：或许在别的地方踢球会比在这儿更愉快。我想让人知道我有多么沮丧，多么愤怒。托尼不能相信我所说的事情，他建议我正确的做法是尽量装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坐在板凳上，时刻准备着，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他确信我仍有机会。不能说我和托尼一样有信心，但和他谈话至少让我冷静一些。我打电话给维多利亚，让她知道所发生的事情。
向妻子寻求支持，你会得到什么呢？从维多利亚那里，我好像总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这不过是在不堪重负的日子里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知道如何面对的又一个例子。就像在札幌对阿根廷一战中的积聚。自从那只鞋击中我之后，人们对我的处境和我的未来街谈巷议、笔墨渲染，已令我几乎为之而窒息。当你开始想“或许他们是对的”时，你知道自己出问题了；更何况作为当事人的你清楚地知道，实际上他们错了。维多利亚理解皇马一战对我意味着什么。她知道在伯纳乌受伤后我的想法：必须踢球，好好踢球，在老特拉福德。因此，在听完我的诉说后，维多利亚安慰说：“那你坐冷板凳了。呃，千万做好心理准备。坐板凳时间比上场时间长了，小心长痔疮。”
“呃？”
“一定要面带微笑。这样，在镜头对准你时，没有人知道出问题了。”
我们笑起来，两个人一起笑起来。她说的是心里话。她告诉我继续工作，而我也知道不得不如此。不过，她是世界上惟一能用这种方式和我谈话的人。维多利亚把我带回现实世界。在今天比赛的这个日子里，我自己的感觉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球队击败皇家马德里队。回到老特拉福德时，我掩饰住自己的情绪。换好衣服，出去和伙伴们一起热身；在休息室里，我与队友握手，祝他们好运。然后，我穿过通道，走向边线，爬上台阶，和其他替补队员挤坐在一起。7 个人正襟危坐，观看曼联如何从欧洲最好的球队身上捞回两个球。我们坐着，看着；而我，在等待着。
我的脸上尽量保持着微笑，或者说，至少别紧锁双眉。我知道镜头会切向替补席。我知道媒体在我被弃用一事上所掀起的风浪。
这个夜晚属于这场比赛，而不属于一位失宠于老板的球员。我并不想抢场上球员的镜头。如果必须说些什么的话，我会说如果我上场又该如何。同时，尽量不流露出自己的痛苦。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跟任何一支其他球队进行的任何其他一场比赛能使我忘却身在何处，忘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哪怕只有一分钟。皇家马德里3 比1 领先，基本上高枕无忧。然而，他们仍然像在伯纳乌时一样对付我们，短传、突破，仿佛每次进攻都会破门得分。我和其他67000 人一样，沉醉于其中。
罗纳尔多击溃了我们。劳尔如影随形，这位大人物在前场游弋。皇马拥有一位出色的中场一史蒂夫·麦克马纳曼。史蒂夫和齐达内、菲戈、古蒂以及罗伯特·卡洛斯一起随心所欲地为罗纳尔多助攻，就好像他们需要邀请，就好像罗纳尔多需要帮助。在出场的一个小时内，罗纳尔多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帽子戏法。罗纳尔多打进第三粒入球数分钟后，教练麦克·弗兰让我披挂上阵。我迫不及待地冲向场地，并非为了破门得分，而仅仅是为了能参与这样一场令人惊讶的足球比赛：当晚2 比3 ，总比分3 比6 ，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曼联绝对没有放弃努力，尽管打平的目标看起来遥不可及。
塞巴被我替换下场时的气氛有些怪异。他发挥得不错，应该得到掌声。让我感到怪异的是：当我走到边线替换他的时候，我平常所得到的欢呼声，此刻好像凝结在人们的喉咙中。我能理解，曼联球迷不知道那一刻应该站在哪一边。
“你们是哪一边的？我们是哪一边的？”
这令人非常不快。然而，球迷的不确定性使我决心在剩下的时间内有所作为。上场一两分钟后，罗纳尔多被替换下场。他踢得非常神勇，为皇马赢得了这场比赛。老特拉福德球场内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人们全体起立，为这个家伙欢呼，就像对待一位曼联的球员。我们是否将止步于欧洲冠军联赛并不重要。曼联的球迷懂得足球，知道他们坐在看台上欣赏罗纳尔多表演是一种荣幸。对于曼联球迷，我记忆犹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总和我在一起。不过，在那个晚上，我从另一个角度为他们感到骄傲：在他们热情的欢呼声中，罗纳尔多下场——双手举过头顶，拍手致意。
如果说我欣赏罗纳尔多的时刻，那么我更欣赏自己的时刻。我们在皇马禁区边上获得一个任意球，正好在禁区圆弧的右边。如果由我来选择，我更希望向外一两码远。离球门越近，你开出的球飞过人墙和穿越守门员的十指关并滚入网窝时就越快。这对于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在这样的范围内，对着这样的人墙，训练场上，不论在沃丹姆小屋、克利夫、拉保利，还是在毕沙目姆修道院、卡灵顿，在别人都回家之后，我总是自己成千上万次地练习。教会自己的脚、腿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在进球时的感觉，教会如何协调各部分打进更多的球。因此，此刻，甩甩头，深呼吸，心头沉甸甸的。如同熄灯一般，我将心中的杂念排除。球，就在自己的脚下；透过人墙，可以瞥见白色的门柱，看见对方门将双脚的位置，可以确定触球的角度。向前跨步，射门。多次训练使我本能地感觉非常之好，球必进无疑。我跳在空中，甚至在球尚未落入卡西拉斯身后的网窝之前。我顾不上理睬周围响起的欢呼声，我庆祝自己身披曼联战袍期间打进的最值得回忆的、最漂亮的任意球。
双方战成3 比3 后，我开始耳鸣，感觉好像陷入某种境地。总分上还是两球落后，但我肯定这里面还有其他东西。然而此时，仿佛突然间，皇马球员上前跟我闲聊；而足球——这场不可思议的比赛——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先是古蒂跑过来，问我赛后是否可以交换球衣；随后，罗伯特·卡洛斯露齿一笑：“你来我们球队踢球吗？”
10分钟后，齐达内出现。
“大卫，换球衣？”
我满场追逐，仍试图挽回败局。那些球员并非在干扰我，或让我紧张。他们只是铁定地认为会打败我们，在这个晚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完成这些仪式呢？或许，他们如此放松是对的。或许，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不管我们如何逼近，总会发动又一轮攻势。然而，5 分钟之后，路德冲向禁区，果断起脚。球被守门员扑出，而在远离门柱的我在和伊万·赫尔格拉一起倒地时，用脚尖将球捅进了网窝。我可以瞥到球门后老特拉福德区球迷中支持者的脸，人们不仅仅是欢庆，而且还瞪大眼睛：“这到底是怎么了？”
因为他们的客场进球一罗纳尔多的进球，我们仍然需要攻进两球才能确保晋级。不过，时间还足够。皇马教练文森特·德尔·巴斯克增派一名后卫。皇马第一次想尽力保住胜利果实。我将球传出，而发挥相当出色的奥莱却没有停好球。这是那种他在上场后5 分钟就可以抓住并破门的良机。随后，我们获得又一个任意球，在对方禁区边上，正中间的位置。不过，这一次，我的射门高出横梁一我可以扳平比分的一球飞了。
我们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总比分却落后。我无力回天。止步欧洲冠军联赛，我当然非常失望。在与皇马球员握手时，有那么一两次的念头：且享受眼下，其他的听天由命，一种满足和得意洋溢在我心头。刚踢完的30分钟比赛，比整个赛季中所参加的任何一场比赛都令我满足。替补上场时有些犹豫的球迷好像被我征服了。终场哨声响起，球迷对我的欢呼比记忆中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任何一次都要热烈。我习惯于最后离场。跟皇马的比赛结束后，我闲荡着，沉醉于其中。那个夜晚，我当然不是在和老特拉福德作别。恰恰相反：我想我已尽己所能将关于我对球队的忠诚和价值的怀疑置之脑后。90分钟内，所有一切都属于球队；而现在，我恣意挥洒自己的情感，在球场的四周，向球迷致意。
回到休息室时，我胳膊下夹着古蒂和齐达内的球衣。一丝温暖仍在。我记得老板静静地对我说：“大卫，发挥得不错。”
我想知道，那时他会不会想到那个晚上他所犯下的大错：对我和球队。不过，这并非追问的恰当时间和地点。
“是的。谢了，老板。”
我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地更衣并冲出老特拉福德。比赛结束30分钟后，我已经坐在曼城的麦尔梅森饭店与托尼和百事可乐市场总监艾伦‘海丽一起共进晚餐。他们肯定认为我服了什么东西一我是如此的兴高采烈。好像几个月以来，从未如此问心无愧，从未如此充满喜悦。我只是想谈论那场球：我的进球，球迷，罗纳尔多，以及皇马的其他球员。整个晚上，我的脸上洋溢着微笑。我不停地打电话给在美国忙碌的维多利亚。第一次通话时，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然后，我仍然不停地给她拨电话，一遍一遍地向她诉说。她不在身边，我有点想她。离开麦尔梅森饭店，我来到拉瑞酒店和戴夫·加德纳一起喝酒。自然我们俩又开始谈论整个晚上的故事；然而，在我正要起身离开时，一件最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我依稀感到自己已醒过酒来。一位西班牙人（皇马的球迷），走过来。他说不了几句英语。交谈中，他竖起的大拇指和“精彩的比赛’‘占据相当的成分。他向我示意：亲笔签名，在衬衫上。他转过身来，是7 号——劳尔的球衣。
当我回到家中时，一切静悄悄的。妈妈已经替我将孩子们哄睡了。我在门口，探头张望着，我想告诉他们爸爸今夜的辉煌，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把他们弄醒。我依然兴奋异常，睡觉是不可能的了。
煮一碗面条，倒了杯冰水。我打开电视：曼联对皇马。我没有将比赛录下来，因为8 个小时以前离家的时候，自己脑袋里满是其他事情。我大口地吃着面条，静静地观看着重播的比赛。差点上演帽子戏法。打入的第一粒进球。捅入的第二粒进球。踢飞的任意球一我对自己很恼火。然而，镜头切换到老板的脸上，我的血液凝固了。他正伸长着脖子，死盯着；球飞出横梁，他转过身去；当重新注目场上时，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读懂我想要知道的一切。他的愤怒，他的失望：一切都是贝克汉姆的错。他的反应，就好像我是球队失利的罪魁祸首。在那一刻，就好像是我将球队踢出欧洲冠军杯联赛。也许观看电视的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或许，只有经历过去6 个月的艰难岁月，你才会真正理解这对于我意味着什么：“结束了。他不用我了。”
我坐在那儿，心中一沉。球赛的最后几分钟图像从电视上匆匆闪过。老板受够了。我已经长大成人，而看来他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其实，我已经知道，在内心深处。现在，好像他对作为球员的我也已经厌倦了。我毕竟是身披曼联战袍的球员。在我踢飞第二粒任意球后的几秒钟内，他脸上的表情让我感觉到：心中的某扇门已经关闭。整个晚上，我满场飞奔。我曾真切地以为在场上的表现能使自己找回原来的位置。没有机会了。如果这与老板有关——当然肯定如此——那么，我敢肯定自己完蛋了。
赛季还剩下三场联赛的比赛，还要连赢三场才能保证曼联夺回冠军头衔。三场比赛，我都踢满全场：客场对热刺，主场对查尔顿，客场对埃弗顿。关于我去伯纳乌踢球的流言一直弥漫着。老板说过，半决赛一结束，流言将不攻自破。但是，没有。就像某些故事，一旦插上想像的翅膀，就有了生命。我们2 比。击败托特纳姆。在随后和下一场比赛之前，有人援引西班牙报纸的话，说皇马不会买我。
“决不，决不，决不。”
第二天，所有人都在议论着：“不会”意味着“肯定会”。皇马不是在一年前也曾经说过不会购买罗纳尔多吗？我不愿装做对来自皇马和其他俱乐部的关注漠不关心。在曼联不太明朗的时候，看到这些俱乐部想买我，的确让我心安。然而，交易在暗中进行着。毕竟，我还想继续踢球。我敢肯定，老板对这种分散精力的事情不会开心。这就是为什么好像我介入此事，而实际上我却毫不知情。对于我而言，这种情绪——至少在与查尔顿队比赛之前——是强烈的，但却是负面的。在这场必须赢下来的比赛中，我打入第一粒入球，从而将阿森纳抛在后面。那脚射门斜着飞行，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进入网窝。我的反应并不强烈。萦绕在脑海里的一直是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为曼联在老特拉福德所踢的最后一场球吗？那一周，许多人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当我转身朝着沃尔威克路区走去时，进球后本能的喜悦和或许永远不再的念头交织在心头。欢呼声颤抖着。我为进球而欢呼，却忍住涌出的泪水。4 比1 ，我们击败查尔顿。这一结果足以使我们赢得联赛冠军，尽管后来才知道在第二天的比赛中阿森纳输给了利兹。
与此同时，我们和曼联的球迷一起庆祝再一次的胜利。如果这是对老特拉福德的告别赛，那么我很高兴自己攻人一粒能让球迷记起我的入球。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和加利站在一起。环顾这个已经习惯称之为“家”的地方，我的心中无限悲伤。加利侧过身，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他们正和其他俱乐部谈判。”
加利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知道，我们俩是铁哥儿们；我也知道，他多么热爱曼联。他从来都不想我和俱乐部分开。换好衣服，在更衣室喝了点东西，我带着布鲁克林到球场上遛弯。老特拉福德空空荡荡，阳光依然在不知不觉间从体育馆上方流过。如果崩溃，现在正是时候：漂亮的地方，依稀回荡着一小时前60000 名红魔球迷的欢呼声。不过，布鲁克林只是想着踢球。他不愿让球门等待，不愿让自己的爸爸多愁善感。这是一个甘苦交织的下午，我很高兴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度过。我想听从命运的安排。
随后，最后一次，又是彻底改变。难道仅仅是赢得冠军头衔的轻松？我们不是都在放松么，还有老板？一周来，不理会报纸上的流言蜚语。世界上一切都变得很美好。训练时，觉得大家都欢迎我，就像我属于这个球队；数月来，老板第一次向我微笑，跟我开玩笑，就像在过去10年中的许多时候。在古迪逊的比赛就是沿着东兰克斯路去捧起奖杯的远足。在赛季最后一天开球之前，我们已经夺得冠军。在那几周里，更衣室内的气氛和我记忆中曼联踢球岁月中的任何时候一样浓烈。现在，我仍然很喜欢那种气氛，仿佛又回到伙伴们中间。不管怎样，好几天里，在电视机前观看老板的表现似乎无关紧要。我不能相信我会离开这样一群球员，这样一个神奇的足球俱乐部。2 比1 击败埃弗顿后，我和其他人一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因为，毕竟我们从后面一路赶上阿森纳，这座联赛冠军奖杯是球队团结合作、顽强拼搏的结果。从新年伊始，我们在联赛中没有输过一场球。终场哨响，在球场上，我们展示着奖杯；随后，在更衣室，我重新感觉到自己是球队的一员。如果那个下午，你问我会不会离开曼联，我会告诉你：“一百万年以后会。”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身披曼联战袍所向披靡的感觉。还一百万年以后呢，不到5 周的时间，我就走了。
赛季结束后的5 月中旬，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曼联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凯尼恩宣布：如果有人愿意出高价钱，俱乐部将考虑将我出售。我知道事件的前前后后；但对我而言，一切都错了。我不想离开。彼得在一年前曾亲自面对面地问过我，而我始终未变。
我以为我知道老板的感觉；但我确信，只要俱乐部仍然需要我，我们之间的事情可以解决。现在，看来他们不这么认为。5 月14日，曼联将一份新的合同放在我的面前。我知道可能有些球迷会想：好哇。如果你愿意留在老特拉福德，干吗不签呢？或许，这也是老板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原来的协议自签字至今尚不足一年，且还有一年半才期满。在这份协议上，俱乐部非常公平和坦诚。而现在，突然之间，他们随手将一份新的合同放在我的面前，好像在说：要么签字，要么走人。尽管当时有这样或那样的议论或文章，我在曼联的前景与金钱毫不相干。实际上，新的协议中有加薪的条款。我记得这样跟父亲谈起自己的感受：“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曼联，那是因为他们不再要我。唉，那一时刻就感觉他们只不过懒得操心我的去留。”
没有时间让我坐在家中静观其变。毕竟，这种状况远非我可以控制。我随着英格兰队到南非参加一场友谊赛。那次旅行以我出场不久便因手骨断裂躺在救护车上而告终。然后回家，匆忙打点行装，到美国度暑假。这种往返对于我再合适不过了。就像我当时的感觉。我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今天觉得我在曼联的日子不多了，而明天可能因事情出现转机而留下来。托尼及时向我通报在英格兰所发生的事情。他一直跟曼联的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过跟老板有些疏远，但是他们在事情的进展上彼此坦诚相对。俱乐部正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大俱乐部谈判。我的经纪人同样为此而忙碌。
对我而言，仍然可能和曼联签一份新合同。尽管干头万绪，在大多数日子里，签约仍是我想做的事情。然而，这使得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像是晴天霹雳。在美国，我们在一个沙漠胜地的户外，尽情放松。清晨，刚从梦中醒来，手机上传来戴夫·加德纳的短信。
“你听到新闻的内容了吗？你觉得还好吗？”
我们在外的日子里，我知道有许多故事：我四处奔忙不让自己闲下来，在美国出尽风头。我以为戴夫说得是那些东西。我回复道：“是的，很好。别担心。”
几分钟后，托尼的电话让我大吃一惊。那个故事同样让他感到震惊。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巴塞罗那是有兴趣签下我的俱乐部之一，而且在乌坎普的主席选举中，有一位候选人承诺，如果当选一定将我带到西班牙。但是，曼彻斯特联队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却让人心惊。托尼在电话里读给我：“曼彻斯特联队证实，俱乐部官员已同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的主要候选人乔恩·拉波尔特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是一份关于大卫·贝克汉姆转会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报价。报价取决于一些条件，其中主要问题是拉波尔特先生在6 月15日星期天当选为主席，且随后甲，塞罗那与大卫·贝克汉姆进行私人接触并达成协议。曼彻斯特联队证实，如果所有条件得以满足，俱乐部将接受报价。”
难道是我所在的国家在地震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
为曼联效力十几年，对此老头子不置一词，俱乐部的任何人不置一词！仅仅是6 月10日那平淡、直白的通告：我们把他卖了。拉波尔特先生不论如何尊贵也还不是主席，而交易就这样达成了。或许他们认为，我在主席选举之前的价值远大于选举之后。我当时就坐在地上。我非常生气，我不喜欢这条消息；我居然在世人之后得知这个消息，简直是奇耻大辱。托尼和我谈到该说些什么以及该做些什么。当天晚些时候，SFX 发表了我的一份声明：“大卫非常失望和吃惊地得知这份声明，觉得自已被人当做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选举中的卒子。大卫的经纪人没有同拉波尔特先牛或其代表会晤的打算。”
我知道，现在曼彻斯特联队对他们的做法感到后悔。他们一直有压力，不仅来自媒体，还来自俱乐部的证券经纪人：如果有事情发生，他们必须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但对我而言，这无关紧要。我只是听到了真相，不是吗？我不仅仅被出售，而且被远远携带到结账的地方。整个赛季，我一直无法确定和曼彻斯特联队教练的，关系。而今，第一次，我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间荡然无存，我为之心碎。在长时间地觉得为曼联而战是毕生所求之后，我现在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在远离老特拉福德的地方重新开始自己的足球生涯。
巴塞罗那是一家伟大的俱乐部，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球员出众，一切都无可挑剔。他们想要我，我深感荣幸，就像在听到意大利的两家大俱乐部对我颇感兴趣时一样感到荣幸。然而，在心灵深处，一旦意识到自己可能离开老特拉福德时，只想加入这样一家俱乐部：像曼联一样强大，且在过去的日子里，甚至比曼联更成功，拥有地球上最好的球员。从足球的角度来看，只有一种选择。当皇马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透露出对我的兴趣时，更觉得如此，必须是皇家马德里。
然而，这并非仅仅是因为足球。还有诸多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对于我、维多利亚和孩子们来说，这件生活中的事情如此重大，以至于最初我觉得无从考虑。对于拥有自己事业的维多利亚而言，第一次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也感觉到力不从心。对于孩子们，这意味着所熟悉的一切将彻底改变。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这意味着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生活。维多利亚和我商量着。我们跟所有朋友商量着。但是，你总不能一直商量而不做出决定，对吧？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家人相伴，我哪儿也不去。我们返回英格兰。几天后，还要飞往远东参加几个月前就安排好的一项巡回促销活动。我决定，在没有下定决心之前不到世界的另一边踢球。
6 月15日，星期天，我们在家中欢聚。阳光明媚，是举家烧烤的好日子。大家都在帮助我们做出从未有过的重大抉择。留在曼彻斯特，签新合同？还是离开英格兰？去哪儿呢？凑巧的是，那天正好也是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选举的日子。我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曼联探讨。知道老头子外出度假，我打电话给彼得。我想确切地知道我的处境。我问他俱乐部对目前状况的看法以及老板的想法。
“呃，大卫，说实话，我们觉得你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像从前一样了。”
当我问及他的立场时，彼得似乎不愿表态。但随后，我问他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他会怎么做。
“呃，这样来看，我想你在这儿度过了辉煌的岁月；但如果还别的选择，或许对你是不小的挑战。”
我听到我想听的话。即便这不是我一直想听到的：曼联需要我留下。我说：“听到您的话，我知道教练的想法了，或许是我考虑到别处踢球的时候了。”
我没有明确地说：我要离开了。但是，彼得先生对我为曼彻斯特联队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我感觉到俱乐部的决心已定。现在，就看我的了。
我继续帮助准备烧烤所需的东西。大约1 小时后，我打电话给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佩雷斯。虽然托尼此前同塞诺·佩雷斯会过面，但我还是第一次跟他说话。那是他们赛季倒数第二场比赛的前夕。得知塞诺·佩雷斯的儿子身体不适，我想祝他早日康复。同时，我想祝皇马在客场对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中好运。电报发送到西班牙联赛。皇马只有赢球才能有机会击败皇家社会队，夺得联赛冠军。竞技队是一支强大的球队：所有的转会猜测都与之有关，我感到一丝不安。不过，在我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觉得应该同塞诺·佩雷斯商谈。他想知道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
“目前，在我了却这边的事情之前，我还是曼彻斯特联队的球员。所以，我现在讨论转到皇马不太合适。”
皇马已拟好合同，而且曼联也已做好商谈的准备。塞诺·佩雷斯的确不同凡响。他的话音有力但并不高声。他的话让人振奋。他才是那天的主人：“我明白。大卫，我现在想对你说的话就是一如果你来到皇马，你永远不会后悔。我们让你来的目的并非为了宣传或出售球衣。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而且我们相信你会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大。”
挂上电话的时候，我知道大卫·贝克汉姆这位足球运动员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当然，家人还要做出重大决定，所以饭后我们讨论了数小时之久。托尼在那儿呆了一会。他跟妈妈讨论；然后，在晚些时候，又在电话里跟爸爸商谈。他还向维多利亚的妈妈解释情况。随后，他对我说：“你知道几种方案：留在曼联，转到皇马，或转到对你感兴趣的其他一支球队。细节、合同、金钱等等，你都不需要考虑。你和维多利亚只需确定作为一个家庭所需要的最好的方案。一旦定下来，我们尽量去实现它。”
整个晚上，第一次想到的时候，事情看起来有些可怕——离开英格兰，在新的国度生活，学习新的语言；但又更像是我们大家的机遇。我对到皇马这家足球俱乐部踢球感到如此兴奋，所以对于我而言，也容易对马德里这座城市以及马德里的生活方式感到兴奋。
不需要做维多利亚的工作，因为她足够勇敢。同时，我们相互之间足够诚实，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都会非常开心。去年她一直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明白在曼彻斯特出事之后我是多么不开心。她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
“曼联似乎不想要你。皇马说他们想要。现在你希望为他们踢球。我和孩子们想和你在一起。走吧。”
我打电话给托尼的时候，正是凌晨2 点。
事情就这么简单。
至少，对我来说很简单。星期二晚上，我和维多利亚离开英国到日本。皇马想把事情了结，以便所有人的精力都集中到札幌的比赛上。他们在星期天晚上4 比0击败竞技队，而皇家社会队在塞尔维戈2 比3 输掉比赛。如果在下个星期天在伯纳乌再赢一场，他们就第29次夺得西班牙联赛冠军。在我们飞离之前，托尼想签个协议，哪怕是提纲式的文本。是给所有的猜测划一个句号的时候了。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在那个48小时内，我的律师安德鲁、我的会计师查尔斯、托尼、山姆和在SFX 的团队的其他人如何努力地工作。皇马那边也一样，还得跟曼联的董事会达成协议。跟皇马签约非常简单：所有队员在几乎同样的几页纸上签字；同意薪水以及按对半的比例分配新肖像权。同样，他们对我们足够信任而在谈判中没有雇用代理。当然，有不少细节，尤其涉及两种不同语言时，达成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终，6 月17日星期二晚上华灯初上时，就转会费和我的合同原则上达成一致。我和维多利亚已经在机场，正在通过大厅走向登机口时，托尼来电话：“一切都没问题。我敢说现在就有镜头对准你，不是吗？”
在我们匆匆穿过走廊时，的确如此。
“那么，确信你和维多利亚意识到他们在拍照——你们俩一起走向新的冒险和新的世界的第一组照片。所有事情都达成一致。祝你们玩得开心。”
我低声告诉维多利亚：“问题解决了。”
两个匆匆赶飞机的人的眉头突然之间舒展开来，取而代之的是开怀大笑。我们的机票是到东京的，但我们知道，就在那一刻，我们正飞向新的生活。
旅行总的说来还令人兴奋：在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拍几部商业片、摄影集会、与赞助商见面以及在公共场合露面。参加活动时，人们潮水般围拢来；飞机落地时，争先恐后地追问关于我加入皇家马德里队的消息。在英格兰，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在远东人们对足球的激情。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好像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我们所到之处所受到的热情接待，以及我和维多利亚双双陶醉其中，都使得我们的工作更像是匆匆拜访。事情没有解决时，维多利亚看起来非常紧张而且不是那么自信。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她对未来开始感到兴奋——几乎跟我一样兴奋。
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我觉得在一个月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在跟自己赛跑，尽量追赶前面所发生的事。这就是我生活的故事：使我自己如此快速地开始下一次冒险，以至于好像永远没有时间去体会你所经历过的事情。
然而，在泰国时，突然有一天，曾经模糊的东西缓缓流过，使我又想到了那个核心问题。总是同样的问题，你在沉静下来时会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在海滩上为日本赞助商TBC 拍摄剧照。
背景非常美：牛奶般的阳光淡淡地流淌着，远离海滨大道的棕榈树间点缀着假日别墅，沙滩与清澈的海水交融着一甚至分不清哪里是沙滩的尽头，哪里是大海的边缘。在拍摄间歇，我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看着工作人员忙前跑后，试图在说服对方。如果你在观察他们的话，会觉得他们非常努力。不停地在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日落之前把所有一切都赶着完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变得有些急躁，催促着，疲倦着。几乎在拍摄当天的最后一个镜头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躺倒在沙滩上。8 名大约在九岁、十岁左右的泰国少年出现了：他们一直躲藏在某个地方，等待着当天的高潮。结果也变成我一天的高潮。我们在拍摄一组镜头：我跟他们一起踢球，不用射门，只是在沙滩上互相追逐。有人抛过一只不大干净的旧球。导演告诉我们：“你们尽管踢球。摄影师会尽可能跟上你们。”
我和那群少年只穿着短裤。光着脚在沙滩上踢着球，前后奔跑着，彼此抢断着。我得玩些小把戏，触一两次球，然后将球传给离自己最近的人；在那一刻，就好像他是自己的队友。在那一刻，傍晚的暖风吹拂着，我突然觉得自己飘忽起来。或许，我曾是其中某十孩子的父亲；或许，他们中的一个曾经是少年的我，汗水流过太阳穴，在蔡斯巷公园踢着5 人足球。这帮少年或许都踢过。我意识到，这是自德班与南非队友谊赛受伤之后所踢的第一场球。我们不再照顾那个拿着手提相机的家伙。我们全然忘掉他的存在。我就像孩子一样沉迷在比赛中——过去—向如此，今后会依然如此。
当晚回到旅馆，吃过饭就爬上床。睡了多长时间？两小时还是三小时？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维多利亚在我身边酣然入梦。我从来不曾在梦中惊醒。我想，也许近日太奔波了。我静静地躺着，希望天亮前能再睡一会儿。并不是在为什么事所困扰，只是身体内的生物钟认为是醒来的时候。没什么好说的，起来吧。依稀能看清周目的房间。从蚊帐里溜出来，走到浴室。我找到一瓶水，然后走回来。脚下的木地板传来丝丝凉意。
我想，维多利亚可能不希望被弄醒跟我聊天。电视离床比较远，所以我想。如果声音小一点，该不会打扰她。我用手在床头的低柜上摸索，找到遥控器。我小心翼翼地拉了把椅子过来，离屏幕大概有一码左右。我打开电视，坐下来观看。
电视机启动时发出一点响声，随后画面渐渐清晰起来。在地球的另一边的一间黑暗的房间内，当目光落在明亮的屏幕上时，我吃惊地张开嘴巴。我在观看的是一支身披白色球衣的球队，而另一支球队穿着红白相间的运动衣。我斜视着，尽量分辨出每位球员。那位是路易斯·菲戈。这是皇家马德里队！还有齐达内，向对方禁区内无人防守的区域传出10码左右的一脚球，正落在罗纳尔多跑动的线路上。那个大人物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他根本不需要考虑一脚停球后该如何处理，因为他触球后直接就是15码开外的射门：球越过守门员，直飞球门的远角。罗伯特·卡洛斯正等在那儿，高高越起冲顶。屏幕上写着：皇家马德里3 比1 毕尔巴鄂竞技队。还好，我把声音关小了。
在那个时刻，我才意识到，我正看着皇马在几分钟内控制着球，倒着脚，转身闪躲着，结束剩余的20分钟。此刻，在千里之外，皇马在拉·利加赢了。由于时差的原因，我在午夜时分观看着实况转播。终场哨声响起，庆祝活动开始了。狭长的纸带和五彩碎纸从看台上飞流直下。焰火响彻在马德里的上空。照明灯啪地一声关掉，一片黑暗——一刻间，我还以为电视机出毛病了——然后灯光聚焦身着和球衣一样雪白的体恤衫的皇马球员，画外音：“第二十九次冠军！”他们捧着奖杯——属于他们的奖杯——聚拢在照明灯前，手舞足蹈；高举奖杯，走过伯纳乌球场的每个角落。
我观看着，屏住呼吸：为这壮观的景象，为我的未来。我环顾四周，只能看见被单下维多利亚的轮廓：我的妻子仍在沉睡之中。
没必要弄醒她，即便是此情此景。我们很快就会到那儿去了。
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下巴贴着双膝，我静静地坐着，想着。
凌晨的凉风拂过，我打个冷颤，自己都觉察出脸上挂着舒展的笑容：一个男孩，来自钦福德，在曼联成长，就要到皇家马德里踢球了。
　　　　　　　　　　　　　　　附录：足迹
——职业生涯记录
个人资料
全名：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姆
出生地与出生日期：1975年5 月2 日，莱顿斯通
父母：桑德拉（母）；泰德（父）
姐妹：乔安妮；琳恩
结婚日期：1999年7 月4 日
妻子：维多利亚·卡罗林·亚当斯·贝克汉姆
儿子：布鲁克林·约瑟夫·贝克汉姆，出生于1999年3 月4 日；
罗密欧·贝克汉姆，出生于2002年9 月1 日
身高：5 英尺11英寸（180 公分）
体重：75公斤
早期生涯
小学时代表里瑞德维流浪者队，获得“菲菲尔德”5 人制足球赛冠军。
1l岁时获得“鲍比·查尔顿足球技能挑战赛”冠军。
加盟沃尔特汉姆12岁以下少年队。
被曼联队球探马尔科姆·费吉恩相中。
以学生身份代表埃塞克斯中学出战。
以优秀学员身份进入托特纳姆热刺队的足球学校。
1991年7 月8 日，进入曼彻斯特联队训练。
1992年获得“足总青年杯”冠军。
1992年9 月23日，首次代表曼联成年队比赛，在联赛杯中迎战布莱顿队。
1993年1 月22日，正式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
辉煌时刻
1994年7 月，在欧洲冠军联赛中出场迎战加拉塔萨莱队。
1995年8 月19日，对阵阿斯顿维拉队时攻入本人职业联赛首粒入球。
1996年8 月17日，对阵温布尔登队时，面对门将内尔·苏利文，从中线附近吊门得手。
1996年9 月1 日，首次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场，在奇久诺夫迎战摩尔多瓦队。
1998年6 月26日，对阵哥伦比亚队时攻入首粒国家队入球。
2000年11月5 日，迎战意大利队时首次担任英格兰队队长。
2001年7 月，成为《封面》杂志的首位运动员封面人物。
2002年5 月9 日，受到托尼·布莱尔的接见。
2002年5 月10日，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
2002年6 月，成为《玛利·克莱尔》杂志的首位单独男性封面人物。
2003年5 月21日，受到纳尔逊·曼德拉的接见。
2003年6 月13日，因场内场外表现出色而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
2003年7 月1 日，加盟皇家马德里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