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

《大卫·奥格威自传》大卫·奥格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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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乖乖小祖宗

　　我爷爷生于6月23号。我父亲是同一天。我也是。我1911年出生，当时我们住在赫斯利（Horsley），萨里（Surrey）郡的一个小村子，在伦敦西南30英里。在那个年代，瑟瑞仍是一块乐土，充满鹅蛋、立金花酒、烧炭人、吉赛人、盖屋顶用的大干草堆和女家庭教师的马车。还有一个住在石灰岩洞里的女巫婆，叫羽毛夫人（DameFeathers）。我们隔壁住的是化学家亨利·洛斯科爵士（SirHeflfyROSCOe），他的侄女毕翠克斯·波特（BeatrixPotter）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的英格兰就是我记忆中的英格兰。

　　在我奶妈南希·尼金斯（NancgNig－gins）的眼里，我是个从不会犯错误的孩子。当哥哥姊姊都抱怨我令人无法忍受时，她总是为我辩解：“乖乖小祖宗，他只是饿了。”当我把蓖麻油吞进肚子而没有吐在她床上时，她就佩服地称赞我：“乖乖小祖宗，比罗勃斯大王（LordRoberts）还勇敢。”

　　有时会听到我们家保姆大吼：“看我捉到你后怎么收拾你！”这绝对不只是威胁而已。我三岁的时候，英国向德国宣战，父亲破产了，佣人们纷纷被解雇——园丁布莱特（Brett）、司机贝西福特（Bashford）、女仆佛罗伦斯·彻丽（FlorenceCherry）、特别会做蛋白甜饼的厨师露西·史考尔（LusySkoul）。最令我难过的是其中也包括奶妈南希·尼金斯。南希给了我母亲般的照顾和爱，她的离开，是我到现在都无法释怀的伤痛。这次大裁员唯一的幸免者就是前面提到的保姆。她决不放弃任何让我生命更悲惨的机会。她的策略就是打击我的自信，让我相信我是个矮冬瓜、病秧子、懦夫、娘娘腔。当我姊姊玛丽把我摔倒在地时，这个泼妇不停地嘲笑我，完全漠视姊姊大我四岁的事实。后来我们必须搬到伦敦的外婆家去住。这件事情使父亲很长时间都郁郁不乐。据说外婆有一半犹太血统。该说“餐巾”（tablenapkin）的时候，她说“餐布”（serviette），该说“镜子”（lookingglass）的时候，她说“反光镜”（mirror）。她说鹿肉（venkon）、药（medicine）、蔬菜（vegetable）这几个字时，总是读重音。她的侄女吕贝卡·威斯特（RebeccaWest）说她看起来就像是《溢涌喷泉》（TheFountainOverflows）中那个寻血警犬和女警的混合体。但我却很喜欢她发自内心的热忱。她很久以前就赶走了不忠的外公，我也只在去图梭夫人蜡像馆（MakameTussaud’sWaxworks）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时见到过他的蜡像。

　　每晚午夜，钟声敲响，他们就“扑一通一通”的一起出现。杀人犯、牧师、窃贼、军阀，在图校夫人蜡像馆中，一切都如此欢愉。

　　我的这位外公，亚瑟·费尔菲尔德（ArthurFairfield），是个来自凯里郡（CountyKerry）的爱尔兰人。曾当过公务员，后来因为乔·张伯伦（JoeChamberlain）发现他与我的在凯里郡的表兄们共同图谋丁哥港（Din－gleharbor）的改良工程案而被迫辞职。外公的兄弟，爱德华·费尔菲尔德（EdwardFairfield），原来是殖民地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后来被指控主使詹姆逊·雷德（JamesonRaid）引发布尔（BoerWar）战争，但是在接受调查委员会质询的前一天晚上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泰晤士报》（TheTimes）登载了一份宽容的讣告，并在其中免除了他的罪名，但是我那好斗的外公却完全不领情。他拍了一封电报给《泰晤士报》的主编：“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暗示有人曾经以为我兄弟跟那个海盗集团有关连！”

　　有一次搭乘一辆汉孙式计程马车（hansancab，一种供二人乘坐的双轮马车，驭者座位高踞车后，译者注）去赴宴，他指责车夫故意绕远路，并通过车顶的小孔大声咒骂，极尽侮辱之能事，车夫忍无可忍，最后把车停在路边，强迫外公下车跟他决斗。我不到5岁时，他义正辞严地给我讲格莱斯顿东先生（Mr．Gladstone）的恶行恶状，说他的钱都是贩卖奴隶赚来的黑心钱。葛莱史东先生是我父亲的亲戚。他还喜欢长篇大论地对我大声讲述美国人的暴行。

　　我与外婆同住的生活很糟糕，不止因为奶妈的离开，还有“齐柏林飞船”（ZePPelin）的空袭。空袭一般在晚上，但我还记得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的第一次白天空袭——我都能看见那些轰炸机，它们就像一大群蜜蜂从天上涌来。

　　6岁那一年，有一天母亲的姐姐佐依·费尔菲尔德（ZoeFairfield）带我参加一个花园聚会。这个聚会由她主办，在学生基督教运动总部举行。（作者注：如果我阿姨是个男人的话，她一定会成为大主教。宗教历史学者詹姆土·帕克斯博士［Dr．JamesParkes］曾写道：“她对促进英国基督教会的团结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那儿，一位非洲的主教跟我一块儿玩了一下午的滚球。从来没有一位大人对我这么好过，显然黑人是个比较优秀的人种。当天晚上我跟姐姐们一起洗澡的时候，我要他们拧我，而且要一直打到我变成个黑人为止。她们把我的右腿拧成漂亮的黑褐色，几天后又帮我拧完了左腿，但是我的右腿又变回粉红色了。

　　我是个天生好打听别人的事儿的人。8岁时，我养成了一个嗜好，问父亲的朋友有多少财产，大部分人都被我吓一跳，昏头昏脑地告诉了我。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花一整天时间看大姐的情书。这种天生的间谍本领，在二战期间派上了用场。

　　我比较喜欢和大人在一起，觉得年龄越大的人越有趣。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是坎农·威尔逊（CanonWilson），他1852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和查尔斯·图斯亚特·凯佛利（CharlesStuartCalverly）是朋友。他记得凯佛利的所有诗作，并且不厌其烦地一首首教我：

　　不再年轻的妻子坐在爬满长青藤的门旁，

　　就像她往日常做的那样，

　　而现在陪伴她的是奶油、鸡蛋和乳酪，

　　还有她的眼镜，放在盖着围裙的膝盖上。

　　父亲是个仁慈、有耐性、和蔼、直爽、无私、热情，体格强壮得像头牛一样的人。父亲打喷嚏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响，他可以一口吞下一整匙的柯曼（Colman）芥茉酱而面不改色，而且爬树快得像黑猩猩。他竭尽全力让我变得跟他一样强壮、聪明。6岁那年，父亲要求我每天喝一大杯生血。当他发现生血没什么用时，就要我喝啤酒，为了增强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要吃三次小牛脑。血、脑，还有啤酒，都是贵族式生活的试验。

　　父亲毫无保留地欣赏所有的孩子。一位男老师不知死活地在我的家庭联络单上写了批评我的话，父亲说：“这家伙真是个傻瓜。”我开始第一份广告工作之后不久，写信告诉父亲说我的薪水增加了一倍，到了下一次回家看他的时候，他等在他小屋的门口，大声唱着：“瞧，咱们的大英雄胜利回来了！”但他也并非看不到我的缺点。14岁那年，我犯了个错误，把一首成熟得过头的诗作寄给父亲：

　　日落的光辉在西方怒吼

　　白昼正在离去，夜晚正在降临，她们坦胸而见

　　沉浸于火与云的炽烈一吻中

　　她们都是世界的情人，明亮而骄傲

　　父亲看了之后，只想知道，从西进消失的白天，怎么才能与从东边来的黑夜面对面地相见？23岁时，我寄给他一份长达51页的关于铸铁联合会（Alliediron－founders）市场运作情况的报告。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指出里面的拼写错误。有一次我求他带我一起去朱拉（Jura）钓鱼时，他拒绝了：“你没耐性钓鱼，带你去你会把我弄疯的。”一位有钱的表兄邀我去他的私人领地打雉鸡，我向父亲借两把枪。“不行，”他回答说，“打猎是有钱人的运动，而你不是有钱人。”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力劝我停止买一种晚报，因为我没能力负担那笔花销。

　　我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两个特点——抽烟斗以及他那即使遇到最讨厌的事也丢不掉的幽默感。我深爱父亲，但是却从未与他有过亲密的交谈，即使在我长大以后。他是古典式的学者，他的盖尔语（Gaelic）是自修学会的，却说得和英语一样好。他用绝顶哀伤的音调唱盖尔语歌曲，并吹奏风笛——吹的不是普通的苏格兰舞曲或进行曲，而是变奏曲，那些复杂的变奏是风笛音乐的最高形式。他曾经是剑桥大学的橄榄球队员，还是个神枪手，结婚前的所有假期，他都花在去比利牛斯山（Pyrenees）猎羚羊或去苏格兰猎鹿子，我家房子里到处装点着他的战利品。但是到我记事时，他的自信已经被多年来对财务的忧虑侵蚀殆尽了。他自认是个失败者，这个想法不断地啃噬着他的生命力。他在我祖母的宠爱中长大，他们母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比赛利尔舞（reels，一种苏格兰舞蹈，译者注），看他跳舞跳得快，还是她弹琴弹得快。父亲直到35岁才结婚，但是他选错了妻子。当时母亲19岁，是医学院的学生，有着褐色的眼睛、雀斑、18英寸的腰围、丰满的胸部，还有一个小心眼。她为父亲生了五个孩子，但是我却从未发现一点她爱父亲的迹象。母亲对父亲厌烦得发狂，而父亲则以极大的耐心忍耐她不停的挑剔，42年里一直以执着的爱来对待她。母亲一去世，父亲也在两星期后随她而去。我曾经答应过父亲，在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撒在他生前有过最快乐时光的鹿林中。但是当他真的撒手西归时，我却不敢信守诺言，举行那个可怕的仪式。

　　母亲一天到晚为因嫁给父亲而没当成医生生气，也从没有找到其他兴趣去填充她永不满足的心。她是个艺术盲。她不断地读书，每一本书都从最读起，然后用她独有的方式往前读到开头。她厌恶所有加了洋葱或其他重味的菜肴。她对玩乐的事没有一点天分，但她却从不缺乏自己的兴趣。她最喜欢的床头读物是关于一个家庭的系列故事。这个家庭因为有个叫做贝西·庞弗尔（BetsyBumPher）的猪祖母而尴尬万分。故事情节绕着庞弗尔祖母要来访而引出的诸多问题展开。如，让她睡在哪儿？如果把她安排在猪圈里，一定会伤害她的感情，但是如果给她一间卧室……我从来就不明白她为什么喜欢那么个故事，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贝西·庞弗尔就象征着她的母亲。

　　我13岁那年，母亲忠告我：“千万别让医生开刀动你的痔疮，开起刀来不但病得要死，而且痔疮还会复发。”那真是我母亲的典型个性。长大以后，她对我说：“你继承了我对园艺的喜好，但你的品味实在粗俗不堪。你对植物本身根本就没有兴趣，你只是喜欢炫耀。”有一天我们一起散步时，她说：“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每一分钱我都会留给你的姊妹们。她们一旦决定要离开她们丈夫，那些钱就可以帮她们。”只有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糟糕的建议。当时我16岁，在佛罗伦萨的都摩（Duomo）外面，我们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等待着象征圣灵降临的机器鸽起飞。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少女，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少女，于是我开始拼命地往那个女孩的方向挤。“别傻了！”母亲对我说，“离开意大利前，这样的女孩满街都是。”我错误地相信了她的话。别人用眼睛的时候，母亲总是用鼻子。每当她想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干不干净时，就用鼻子闻我们。晚餐菜肴送到她手上，她总是从盘子中挑起一些来闻。我继承了母亲灵敏的鼻子，还加上了我自己的敏锐味觉。最近造访亚瑟·利特尔（ArthurD．Little）位于波士顿的味觉实验室时，有人交给我两杯白兰地要我分辨出。这一点儿都难不倒我：一杯是“马爹利”，一杯是“基督兄弟”。有一次我参加亚瑟·休顿（ArthurHoushton）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举办的晚宴，亚瑟跟我打赌说我一定认不出酒的出处。我呷了一口，心想堂堂的大鉴赏家亚瑟的酒窖中怎么会有这么差劲的酒？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产地就在附近，所以亚瑟才买了它。“马里兰？”我又猜对了。亚瑟种了一果园的桃树，结果常常被腐给糟踏掉。亚瑟就在果园周围，每50码挂一个锡罐，里面放上从华盛顿动物园弄来的老虎粪。虎粪的气味果然吓跑了鹿群，桃树因此逃过一劫。后来亚瑟又试着用狮子粪，结果鹿们毫不在乎。其实这些鹿已经上万年没闻到过狮子或老虎的气味了，但是它们知道狮子没它们跑得快。

　　父亲把穿着苏格兰裙的我送进伦敦的一家幼稚园。穿苏格兰裙对英国男孩来说，是非常娘娘腔的事。有个男孩一直欺负我，直到有一天我一拳打在他的鼻梁上。后来老师向我父母告状，母亲告诉我诉诸武力是懦夫的行为，下次如果有人惹恼我，我应该用舌剑狠狠地修理他。我把这番话谨记在心，而且很快就可以向她汇报我能“用我的唇枪舌剑把学校里的那些家伙弄得如坐针毡”。戒掉这个习惯花了我40年的时间。

　　我5岁那年一次大战爆发了。随着大战，万事变迁，以前以制作精美花边明信片著名的巴许佛（Bashford），也划归到佛兰德（Flanders）区。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梦想着重新吃到冰淇淋，想着食糖短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记得我跟一群正在疗养的伤兵一起坐车，而且坐在一位澳洲军人的断肢上面，他的腿从膝盖以下全都被切除了。记得我一路上被拖着，大喊大叫着去看平生第一场电影。记得隔壁屋子里逃难的比利时小孩向我丢石头。记得我假装自己最喜欢的娃娃是一个铁路局服务生，而不是德国士兵（其实他就是一个德国士兵娃娃）。我还记得被带到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Square）去看正在展出的有史以来的第一辆坦克，而且还亲口向发明坦克车的史威顿上校（ColonelSwinton）问问题。

　　在大战进行了四年零三个月后，大家都到街上欢庆作战日的到来，接着又在贺斯利塔（HorsleyTowers）前的广场上庆祝和平，每个人都高唱着“K－K－K一凯蒂（Katie），美丽的凯蒂。”

　　一年后，我被送去寄宿学校。那年我9岁。就读的圣赛普瑞恩（St．CyPrian）其实是父亲负担不起的贵族学校，但是校长和他太太因为知道父亲曾是剑桥大学古典荣誉学位考试的榜首，就准备在我身上下点赌注，希望我也会有类似的杰出表现。学生优异的学业当然会提高学校的声誉，然后带动学生注册率的上升，所以他们只收我一半的学费——为了这个决定，他们后来恨透了我。

　　在圣赛普瑞恩的第一夜，我看到其他学生在临睡前都跪在床边。我以为他们是在用尿壶，以前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祈祷，因为祖父母们在赫肯黎（ThomasHuxley）发明了“无神论”这个名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70年，就都变成了无神论者，从那之后，家中就没有人再信奉任何宗教了。女舍监听说我没有祷告，就把我带到她的卧室，试图对我解释具有启示性的宗教的神秘之处。但是我对宗教的怀疑惑实在太重了，最后她不得不放弃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以前从未上过教堂，也不知道做礼拜的程序，牧师布完道，只有我不合时宜地鼓掌。但是，没多久，我就变得非常虔诚。耶稣受难日那天我难过得哭泣，复活节后的一周，我都心情沉重。我祈祷自己考试能有好成绩。每个星期日，我都必须将所有祈祷文牢记在心，而且每天还必须背诵12条经文，只要背诵出来的经文有两个以上的错误，中饭、午茶和晚餐时间就得罚站。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生吞活剥进摆在面前的全部教义。吃圣体、喝圣血的观念令我反感。我无法相信创世纪，也不相信圣母会以处女之身生子，耶稣的升天、天堂、地狱、圣灵完全无法让我信服。现在，我住在一个天主教社区内。看到有钱邻居们付钱给教区牧师，请他们为死去的亲友做弥撒祈求灵魂安息，我不禁怀疑穷人的灵魂是否能得到安息。我看到有钱的朋友们从梵蒂冈购买婚姻注销证明，那是穷人永远无线享受的奢华。我也听到神职人员向人们宣讲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教义。

　　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赛瑞尔·康纳利（CyrilCOnnolly）、赛西尔·比顿（CecilBeaton）、盖文·麦克斯威尔（GavinMaxwell）以及其他的校友都曾描述过在圣赛普瑞恩恐怖的寄宿生活。恐怖的来源是威克斯太太（Mrs．Wilkes），校长的老婆。这个撒旦般的女人把阉割艺术发挥到极致。就像国际象棋大师同时与好多个对手下棋一样，威克斯太太与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玩猫捉老鼠的情感游戏。每个学生都轮流得宠，继而失宠，就像凡尔赛宫中的朝臣，赛瑞尔·康纳利在校时，曾把自己每个星期在威克斯太太皇宫中的位置都用图表记录下来。有幸生在有钱或贵族家庭的学生，永远都得宠，威克斯太太总是慷慨地给予他们特权和宠爱。而像我这样家庭既无权势又无财富的学生，则永远得不到她的欢心。就这样，在校的四年，我一直生活在遭受排挤的阴云中。

　　威克斯太太从我们这90名学生的学费中赚取了暴利，这些钱使她能在夏季租下苏格兰的松鸡保留地，并负担她的儿子去念伊顿（Eton）高中。她的财富来自学生的饥饿。她跟她的丈夫从未吃过我们的伙食，而那些有特权的学生，吃饭的时候则坐在威克斯太太的旁边，从心不在焉而且怕老婆的校长的盘子中把食物偷走。其余的学生则只能吃到烧焦的、快放凉的，而且结成一培蛇的麦片粥和少得可怜的冷肉卷，不得已只好自掏腰包买些别的东西来填饱肚子。有一天，威克斯太太不让我买桃子。“好大的胆子！”她对我大吼，声音大得全校都听得见，“你爸爸那么穷，我们让你在这儿念书几乎一毛钱都收不到。靠人施舍的孩子有什么资格把钱花在桃子这样奢侈的东西上？”

　　十年前，乔治·奥威尔也曾经听到威克斯太太把另一个因某种原因而少付学费的学生叫到一边，对他说：“你觉得这是你这样的学生该买的东西吗？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一辈子都不会银财富结缘吗？你家没钱。别做超出本分的事儿。”

　　我们生日的时候，学校准许我们买很大的冰淇淋蛋糕，并举行一个仪式，把蜡烛送给最受欢迎的同学。但是我的父母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蛋糕，他们也没钱到圣赛普瑞恩来看我，四年中一次都没有，虽然我们家离学校还不到50英里。因为他们没有汽车。

　　想家让我受尽煎熬，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邮差带来家信的时候，家信的到来会让我一整天都极度兴奋。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从雀巢炼乳罐上的一个小洞中吸吮里面的炼乳，它的味道就像妈妈的奶水。如果炼乳喝光了，我就写信索取一些免费的牙膏样品，从牙膏管中吸吮牙膏。我读《泰晤士报》和《新政治家》杂志（TheNewStatesman），因为太请于世故，所以不太容易和其他男孩交朋友。威克斯校长对我父亲说：“大卫知识非常丰富，而且应对非常成熟——他对人生的看法似乎很认真。”

　　我们学校的学生中，家里最有钱的是帕金斯·布尔（PerkinsBull），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大亨。学校年终戏剧表演结束时，我看到他爬上舞台，大声鼓掌，然后把一条珍珠项链挂在威克斯太太的脖子上。那天晚上演的剧目是《错误的喜剧》（TheComedyofErrors），我演的是女修道院院长。威克斯太太在舞台旁边一边帮我把戏施拉正，一边要我最后一次练习我的第一句台词：“安静啊，人们。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到这儿来的？”我把加重语气放错了地方，威克斯太太拧着我的面颊，把我重重地摔在地上。这绝对不是对待女修道院院长的方式——或者应该说，因为这件事，一个11岁的孩子生平第一次面对了演员这个职业。

　　我八岁开始学拉丁文，11岁开始学希腊文。威克斯先生对我父亲说：“他的想法非常独特，有跟老师争辩的倾向，他总是强辩他的想法才是对的，书本上的都是错的。”威克斯太太教历史，她的教学方法非常凶暴。“奥基尔威，”——她总喜欢故意把她不喜欢的学生的名字念错——“拿破仑是哪国人？”这显然是个陷阱。如果拿破仑是法国人，她一定不会这么问。我记得拿破仑的兄弟路易斯曾做过荷兰国王。“荷兰人？”因为这个错误，她罚我不准吃晚饭。这个恶毒的女人，在我长大之前，一直是我恶梦中的主角。

　　在圣赛普瑞恩，我最好的朋友是约翰尼·罗德海姆（JohnnieRotherham），他是个沉默寡言、头脑冷静的男孩，现在是空军副元帅。我最快乐的假期都是与他的家人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度过的。他的母亲永远都高高兴兴，他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大人，他姊姊琴（Jean）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孩。约翰尼教我射击、骑马，还带我去抓幼狐。如果在；临死前要我选择想回忆的情境，我一定会首先选择那个快乐的家庭。

　　我跟搬到吉德佛（Guildford）的父母在家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穷，他们雇了一个老处女，一个鬼里鬼气的老傻瓜做女佣，她在那幢房子属于真名叫道奇森（Dodgson）的路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的时候就在那儿工作。有一天午餐时，她目瞪口呆地盯着我，“我看到道奇森先生了！他在那儿，在你的位子上！”没多久，一位叫哈格利夫夫人（Mrs．Hargreaves）的老太太来喝茶，她的闺名叫爱丽丝·丽德尔（AliceLidded），她就是《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inWonderland）中爱丽丝的原型。只剩下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玩基基椿、沙丁鱼、警察抓小偷、半便士纸牌、哑音游戏、追赶魔鬼，我们争论拉丁文的发音，吵得就像基尔肯尼郡（Kilkenny）的猫。

　　那时的我开始嫌弃父母的贫穷（愿上帝宽恕我），祈求被邀请去拜访有钱的亲戚。在博斯弗特·西顿（Beres－fordHeaton）伯父的家，画室里挂着特纳（Turners）的画，吸烟室放着雪茄，苹果派上涂着奶油，马厩里拴着猎马，花圈里到处都是园丁。西顿伯父的吃相很不好。在一次正式的晚宴上，他家的客厅女总管因为脱口说出“老爷，你的吃相真恶心”而得到他全家人的感激。

　　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是我的祖父——苏格兰人法兰克·奥格威（rrankOyi卜y）。父亲热情、可亲，但却是个失败者，爷爷冷酷、令人敬畏，却是个成功者。我想祖父的冷酷是因为他母亲在他四岁时痛打了他一顿，第二天这位曾祖母就去世了。这是他对他母亲唯一的记忆。生为一文不名的苏格兰地主的儿子，他在14岁时就辍学加入了在利物浦的家庭企业，奥格威·格蓝德（OgilvyGillanders）公司。他很年轻就结了婚，然后移民至阿根廷。在阿根廷他经营了一个由几个苏格兰投资者合资成立的农场，并加入阿根廷军队参加与巴拉圭的战争。后来农场经营失败，他发现自己变成了无业游民，却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在去新西兰淘金却一无所获之后，祖父又回到了伦敦，并在里约热内卢设在英国的银行找到了一份书记员的工作。四年后，这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羊人成了布朗·希柏利（BrownSh＠ey）银行的经理，在那儿，他还曾经帮忙培养过后来的英国中央银行总裁蒙太古·诺曼（MontaguNOrman）。祖父有了足够的收入，他把七个孩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和大学。那时，祖父的生活如鲜花怒放。他在喝土耳其咖啡时放冰糖，他抽从巴西进口、并且用黑烟草制成的香烟，还有他在晚餐桌上用刀叉剥去苹果皮和梨皮的习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告诉他我刚从马赛回来，而且还用刚学会的法国腔说“马赛”那个词时，他不屑地说：“巴黎这个词，你不会念成巴里，对不对？英国人说马赛（Marsails），不说马塞（Marseilles）。”10岁那年，他很高兴地在我身上发现了他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那年我不小心偷听到学校的老师说要没收学生们正在收集的塑胶球，于是我就在这个消息扩散出去之前，把我所有的塑胶球都卖掉了。

　　当父亲向祖父借钱求救时，他拒绝了，父亲于是试图割喉自杀。祖父告诉我：“你爸爸的毛病就出在脸皮太薄了。”从那时起，我的父母就靠每年不足两百英镑的收入生活。

　　祖父建议我去学跳舞。“如果你跟老板娘跳舞跳得比老板好，财富自然就会对你特别垂青。”他还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等你长大成人进入这个世界，你可能会到纽约发展。我建议你研究一下摩根财团（J．P．Morgan）的运作方式。世界上所有的机构里，摩根财团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25年后，我真的去了纽约，而且真的研究了摩根财团。摩根先生（Mr·Morgan）说他的合伙人都是有头脑的绅士，我也以此作为奥美广告选择事业伙伴的基准。摩根先生还说，他的银行必须永远要求自己“做第一流的企业，用第一流的方法”。这句话也成为奥美的原则。

　　爷爷是个板球好手，隶属于玛丽伯尼板球俱乐部（MarvleboneCricketClub）。跟他一起坐在贵族特区的楼上看球简直就像在天堂——直到米德尔塞克斯队（Middlexex）巨人般的队长法兰克·曼（FrankMann）为了报复萨默塞特（Somerset）队的怀特（J．C．White）的慢速投球而开始对观众区狂轰滥炸。我吓得躲到厕所里避难。“你今天非常丢脸。”爷爷对我说。我个人的板球生涯则因一记快速球打到我的大腿根上而提早结束。如果不是因为那次意外，我现在很可能是十个孩子的父亲，而不是只有一个孩子。

　　在普法战争期间，祖父的兄弟大卫·奥格威（DavidOgilvy）参加了法国军队，并且被指派担任陆军第18军团的参谋人员。当时巴黎已被围困，而且普鲁土军队也将兵临奥尔良（Orelans）城下。我的叔祖大卫有一个计划，他自认它能拯救法兰西。他在图尔（Tours）找到了法国政府，并且设法将他的计划提交给战事部长甘贝塔（Gambetta）。甘贝塔认可了那个计划，并派他去吉恩（Glen）见克劳扎特将军（Crouzat）。克劳扎特将军认为大卫叔祖非常聪明、有教养、高贵，而且热爱法国。从吉恩骑马回来的途中，他在拉登（Laddn）郊外遭遇敌军，阵亡了。他被安葬在他阵亡的那个村子的教堂中，一个彩色玻璃的小橱窗里镶着他在法国战友怀里死去的图像。他的遗编从法国政府得到一笔抚恤金，比他多活了68年。她使我的祖父恼怒至极。“你的艾芙琳（Evelyn）奶奶尽可以相信来世，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和她有同样的信仰。我长寿而且幸福，我曾有过两个很好的妻子，我已经91岁了，已经准备好了离开这个世界。”第二年，祖父真的撒手人世。

　　13岁那年，我获得了费提兹（Fettes）学校的奖学金。费提兹是一所位于爱丁堡（Edinburgh）郊区的寄宿学校。不像圣赛普瑞思恶心的麦片粥，费提兹给学生吃的是美味的苏格兰麦片粥，每天三顿，还有苏格兰式的烤牛肉和羊肉派。那五年，我一直享受着那儿的种种美食。

　　费提兹早就在我的血液中流动了。这所学校是在我的曾叔祖格兰克斯（Glencorse）的英格利斯男爵（LordInghs）手上发展起来的。当年名女人玛德琳·史密斯（MadeleineSmith）企图毒死情人的案子，就是由我的这位曾叔祖担任她的辩护律师。我父亲和我哥哥都曾是费提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都是学校橄揽球队的队员。我下定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但是气喘病使我没有体力在球场上大显身手，而拉丁文又让我厌烦，除非它们和英文混在一起，写成像《InDulciJubilO》那样的颂诗。拉丁文里最讨人喜欢的就是约翰·欧凯菲（JohnOleeffe，1947一1833）的这首狂欢歌曲：

　　我爱你小姑娘，我爱一个小姑娘，她像杉木瘦又长，甜甜春花一般样，天下女人没她强。

　　如果你觉得维吉尔（Vergil）或西塞罗（Cicero）的作品比这个好，那我真是同情你！

　　因为我对现代史的爱好，家人特许我放弃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当时的英国教育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点，那就是课程中完全没有关于美国历史的内容。我的历史老师沃尔特·塞勒（WalterSellar）在他的喜剧著作《一O六六琐记》（一O六六andAllThat）中总结了这种很普遍的态度。谈论完美国革命，塞勒写道：“美国人制造了一个叫威廷顿的总统（WittingtonPresident），不再说传统英语，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与哥伦比亚，还发明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事情其实最后都变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大不列颠王国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是这却让美国再也没有更多的历史了。”

　　如果当初能让我多看一些回忆录和传记，而不是只念查尔斯·欧曼爵士（SirC5arksOman）写的乏味的教科书和爱科登男爵（LordActon）写的满纸空话的评论，我一定会发现学习历史是件更有趣的事。在费提兹念过的历史教材中，我只记得一句话，那是我在阿基保德·爱尔森爵士（SirArch比aidAllison）的《欧洲历史》（His－toryofEurope）中发现的：“当意大利人缓慢地大便时，奥地利人帮他们拿着尿便盆。”

　　我到费提兹时，运气还不错，被分到一间专门给免付学费的学生住的宿舍中。这些学生的父亲不是神职人员，就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和其他学生比起来，他们都算是生长在书香门第，我们的宿舍在校园里就像是野蛮海洋中的一个文明之岛。我们这些新来的学生遭到了爱欺负人的老生的恶毒对待，但是我说服受害的同学跟我一起孤立那些恃强凌弱者的头领，制止了他们欺负善良的行为。每次只要那个头头走进房间，我们就立刻闭上嘴巴把背对着他。不到三个星期，那家伙就变成了神经病。

　　违反校规时，我们会被老师或高年级的学生责罚。有一天法文老师向会监打小报告，说我上课不专心，于是我就被叫去受罚。我知道舍监很讨厌法文老师，于是就说：“老师，如果学生在罗德斯先生（Mr．Rhoades）课上不专心，并不是学生的错，而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回答。后来当我自己成为高年级学生时，我拒绝参与这种责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当时的学者兼音乐家，后来成为英国环境部部长的贺尔·萨莫斯（HalSummers）的支持。

　　唉！真遗憾我没有多少音乐细胞。有一个假期，我躺在浴缸中大声唱着赞美诗第104首：“船只往来航行，你所造的海兽戏游其中。”随着一声“阿门”，父亲在隔壁大声喝彩。“你在高兴什么啊？”早餐时我问父亲。“因为，”他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可以不走调地唱完一整句歌词。”接着就一边计算着锅里的蛋煮开了多长时间，一边用口哨吹出《费嘉洛》（Figaro）序曲，整整吹了四分钟。

　　我可以用心聆听交响乐，领略管弦乐的丰富表现力，但不幸的是我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令人伤心的弱智，从我的嘴里，永远无法发出正确的音调。但我的低音提琴却拉得不错，而且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拉低音提琴有个好处：它的音阶低于大提琴，所以没有几位指挥可以听出来拉得对不对。但它同时又是个危险的乐器。我第一次参加音乐会演奏，从左耳后面传来的巨响，差点就把我震得神志不清，我还以为是定音鼓手把他的乐谱架砸到了我头上，原来是我自己的低音提琴的E弦被我拉船缆般的力量给扯断了。将粗弦压按到指板上需要的力量比我的指力要强得多，无知道纽约爱乐乐团（NewYorkPhilharmonic）那位美丽的低音提琴手欧云·欧布莱恩（OrinO’Brien）是怎么做到的。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低音提琴手是卓根尼提（Dragonetti）。他在乐队演奏时，他的狗总是坐在他旁边。贝多芬最喜欢花功夫写些极困难的低音提琴曲子刁难他的朋友卓根尼提。我开始痛恨卓根尼提了。如果演奏时用尽全力，低音提琴能震得地板发颤、脚底发麻，让人坐都坐不稳。它还是携带起来最费力的乐器，又笨又重，从一个音乐厅带到另一个音乐厅非常累人。搭乘英国火车时，低音提琴要跟三轮脚蹬车付同样的行李费，而大提琴则只相当于缝衣机。

　　我因为跟别人打赌可以在低音弦上把D调拉得比E调还低而赚了一些钱。诀窍是在琴弓上涂抹许多松香，把弓弦拉过尾片。因为这件事，费提兹非常好的音乐老师哈佛葛（D．HenrgHavergal）还带我去参加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Cathedral）的三大唱诗班音乐节。在那儿，我与大作家萧伯纳（BernardShaw）、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EdwardElgar）、沃汉·威廉斯（VaughanWillinms），以及爱斯尔·史密斯（DameEthelSmyth）夫人有过一面之缘。埃尔加那天穿着一件鸽灰色外套，扣眼上别着一朵兰花，沃汉·威廉斯看起来就像一头温和的大象。爱斯尔·史密斯夫人则穿着一件说不出来有多奇特的中国旗袍式外套。

　　60年代我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董事时，乐团正陷入低谷。乐评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演奏，音乐家们士气低落，音乐会的上座率只有一半。因此当有人提议邀请利奥纳多·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来担任首席指挥时，其他董事都热烈响应。“他无疑是个票房保证，”我说，“他会让我们的上座率大增，但他是个自我宣传的天才，不出五年，纽约爱乐就会变成伯恩斯坦的乐团。”史坦威夫人（Mrs．Steinway）说：“1909年我们请马勒（Mathler）来当指挥时，大家也是这么说的。”后来，伯恩斯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爱乐因此重振声威，而五年之后，《纽约时报》的乐评也不出所料地把纽约爱乐称为伯恩斯坦的乐团。

　　纽约爱乐的其他董事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有钱，就是因为在音乐方面极有声望，不然就是两者兼备。唯一二者皆非的我在其中扮演着败家子的角色。第一次参加董事会会议，董事们被告知团里有一位小提琴手去世了，他在乐团服务了35年，他的遗嫣穷困不堪，需要董事会讨论能不能给她一笔额外的善款作为养老金。我是唯一投赞成票的董事。那些从不知道贫穷为何物的人心脑之硬，常常会让我既惊骇又愤慨。

　　当时，美国乐团的音乐家每年只有2800英镑的收入，比水管工和木匠的薪水还低。每次劳资谈判，我总是同情他们的工会。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音乐家的薪资高到让所有的乐团都遭受破产的威胁。这大多都要归罪于19世纪那些谱写需要庞大乐团演奏的曲子的作曲家们。马勒的乐团登峰造极，达到1000人。巴赫、亨德尔和海顿都只谱写少于30人的交响乐团就可以演奏的曲子。现代的交响乐团每场音乐会都不得不上场一百多人，以每位演奏者的年薪14000英镑计算，这样的支出谁也负担不起。此外，指挥每年要拿走56000英镑，有些独奏家每场演出的费用是6700英镑，一个好的合唱团每唱一出清唱剧要6700英镑。可怜那些乐团经营者到处去募款、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跟乞丐没什么差别。

　　指挥家为什么都那么长命？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布鲁诺（Bruno）、沃尔特（Walter）、曼柏格（Mengelberg）、丹姆罗施（Damrosch）、克林派尔（klem－perer）、安瑟米特（Ansermet）、蒙太克斯（Monteux）、卡素尔（Cacals）、爱瑞恩·波特（AdrianBoult）、毕萨姆（Beedam），还有斯托考斯基（Stokowski）都是到80多岁还在指挥。李奥纳多·高登（LeonardGordon）博士和杰洛米·李德（JeromeZ．Litt）博士认为那是因为即使到了大多数人都年老力衰的年纪，指挥家仍然一直持续激烈地运动。或者也许是因为听众那狂热的掌声，年复一年，使得指挥家的生命值得超乎寻常地延续？第一次遇到华特·丹罗姆施那天，他走到钢琴边，演奏了一首他称之为“上帝保佑有武力的国王”（GOdSavetheKingwi汕Gunfire）的曲子。演奏这首曲子不但要手弹琴，还需要通过臂部有节奏地撞击低音鼓来模仿炮火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喜欢音乐的人绝少会喜欢诗歌，反之亦然？除了吉卜林（Kgbing）和纽波特（Newbolt）的以狂欢为题材的作品外，我对诗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过的唯—一位诗人是叶芝（Yeats），那是我加入沙威俱乐部（SavleC匕b）的那天晚上，上厕所时我站在他旁边。叶芝那时候70多岁，因为服用猴子的腺体而保持年轻。那天我满肚子红酒——俱乐部一位上了年纪的酒侍推荐给我一瓶酒，说他记得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tsStevenson）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时，最喜欢喝这种酒。

　　我对音乐清唱剧有股英国人特有的热情，无论是宗教剧还是世俗剧。连门德尔松（Mendelssohn）自己都觉得过于甜蜜的《以利亚》，从头到尾都可以让我沉浸在快乐的泪水中。吕利（Lully）、洛谬（Rameau）和库普林（Couperin）的任何作品都绝对可以让我脱离最深沉的忧伤与不快，而亨德尔（Handel）的英雄咏叹调，随着必不可少的号的伴奏，则使我心荡神驰，不能自己。最让我难忘的是《犹大·麦克白》（JudasMaccabaeus）中的“呜警”（SoundanAlarm）、《亚历山大盛宴》（Alexander’sFeas）中的“复仇的提摩西之喊”（RevengeTlmotheusCries），《弥塞亚》（Messiah）中的“号角即将吹响”（TheTrumpetShallSound），还有专为女高音和高音号所作的“让光明的天使”

　　（ietheBrightSeraPhim）。我受不了肖邦（ChoPin）、瓦格纳（Wagner）、威尔第（Verdi）或普契尼（Paccini），但是聆听莫扎特（M。zart）却让我快乐无比。我一天到晚用留声机听军队进行曲，把我妻子都快搞疯了。爵士乐和它的由来我都不了解，我喜欢的舞曲只有波尔卡和号管舞曲两种。所有的交响乐中，我心中的第一名是贝多芬的与他的一贯风格相去甚远的《战争交响曲》（作品第91号），这部曲子是为了纪念威灵顿1813年在维多利亚打败约瑟夫·波拿巴（JosephBonaparte）而作。假如你从未听过这部作品——事实上没有几个人听过——它是为三个演奏起来像机器一样整齐准确的管弦乐团合奏而谱写的，另外还模拟毛瑟枪、榴弹炮以及火炮的声音。这部曲子从“英国律法”（RuleBritannia）开始，然后以“天佑吾皇”（GodSavetheKing）结束。听这样的曲子真是夫复何求？

　　让我们再回到费提兹的学校生活。当时的我不大合群，所以不大受欢迎，但是我却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其中跟我最要好的是阿拉斯戴尔·夏普（AlastairSharp），他当初刚进费提兹的时候，操一日浓重的亚伯丁（Aberdeen）腔，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是个出色的小提琴手，12岁时就当上学校乐团的指挥。现在他是个法官——而且还是个好法官。另外还有诺克斯·康宁汉（KnoxCuningham），一个个子高挑总是兴高彩烈的爱尔兰人，他是学校足球队队长。当他发现我和他一样，都非常喜欢爱尔兰剧作家约翰·密林顿·辛格（JohnMillingtonSynge）、格莱葛瑞夫人（LadyGregory）和西恩·欧凯西（SeanO’Casey）时，他就把我列入他私人的候补特权名单，这是一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的殊荣。3G年后，当他成为首相的机要秘书时，我要他再给我一项特权——在国会中给我安排一个安全的座位。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喝醉了。

　　还有一个爱尔兰男孩，布莱恩·温菲尔德（BryanWingfield），来自鲍尔斯考特（Powerscourt）。他在拳击赛前总是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叉手祈祷。我在费提兹期间，他是唯一早夭的学生。疾病总让人沮丧。如果你有办法说服校医送你去学校的医务室，那么就会有一辆像黄包车一样的交通工具来拖你到那儿去，我们管那种车叫死人车。一到医务室，护士长不论任何病情，直接就递给你一烧杯蓖麻油。不过，我感染风湿热时，这个亲爱的凶护士长却用她细心的护理救了我的命。上世纪70年代她在因佛内斯（Inverness）认识了我外祖母，她还记得外祖母因为蓬裙太大，箱形马车装不下，只好坐着家里的独轮手推车参加高地舞会的情景。

　　费提兹的低年级学生还必须当高年级学生的“苦力”，帮他们清理房间、擦皮鞋、做晚餐。我在这方面远胜于别人，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家里都必须做这些杂务。星期日，我们都必须到爱丁堡的教堂做礼拜，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沉重地走街过巷去圣公会的圣灵教堂或长老会的圣史蒂芬教堂。身为英国国教的逃兵，我一开始选择的是圣灵教堂，但是后来换到圣史蒂芬教堂。学校里一位热心的老师认为我一定是在经历一个离经叛道的时期，就自告奋勇地来开导我。我一直都没有向他承认转换教堂的真正动机是因为到圣史蒂芬教堂的路程比较短。我发觉长老教会不但可怕，而且沉闷，圣经旧约诗篇中到处都是反对这个教会的证据。

　　除了每周固定去爱丁堡之外，学校的教堂每个礼拜还要举行13次宗教仪式，而且规定每个人都要参加。唱诗班每次都用最强音高唱（fortissimo），来布道的每位牧师都非常能鼓舞人心，像乔治·麦克劳德（GeorgeMacleod）、哈利·米勒（HarryMiller），还有迪斯特教堂的主持牧师瓦夫博士（Dr．Waugh，theDeanoftheThistle）。他们的布道消除了我从圣赛普瑞恩获得的有害的价值观。直到现在，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位牧师的布道能与他们相比。

　　每个月学校都会请一位著名的贵宾来演讲，这些人之所以被选中，好像完全是因为他们演讲中令人无法抗拒的有趣的援疵。我最难忘的演讲者是位退休的海军上将，他给我们讲泽布鲁格（Zeebrugge）之战。当他一边洪亮地打着嗝，一边大吼“就在此刻，柏汉一卡特的屁股被打开了花”的时候，整场演讲达到了高潮。

　　假日的时候，我常常爱上美丽的女孩，但是几个礼拜后，一回到费提兹僧侣般的生活，我就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把感情转移给同性。40年后，1969年，我重回费提兹，并且在校庆那天对学生做了场演讲：

　　我一直在研究我们学校创始人的遗嘱。他留下所有的财产“以扶养、教育并且提供学习用具给那些父母无力给他们适当教育的孩子”。第一届校董事会有什么权利决定我们的创始人所指的只是男孩子？他的意思很清楚，这所伟大的学校应该既教育男孩也教育女孩。如果董事会继续漠视我们创始人的愿望，我劝你们效法国外大学的同龄人——造反！台下的男孩们对我这番话报以持久的掌声。第二年，费提兹就开始男女合校。接着我开始同情学生们生活在考试的暴政下：

　　老师把事实硬生生塞进你们的头脑，因为这样你们才能通过考试。这就像把玉米从鹅的喉咙硬挤下去，让它们的肝脏长得特别大一样。也许这样才能制造出优质的鹅肝酱，但是对鹅本身却没有任何长久的益处。这所伟大学校的任务应该不是硬塞给你们一些事实，让你们在几个星期之后再把它们吐回到考卷上，学校应该激发你们对学问产生终生不变的爱好。之后，我又尽力安慰大多数像我当年一样不能成为学校里的大人物的学生。

　　我是个领不到奖学金的学生。在运动场上我笨拙无能。我讨厌高高在上的平庸之辈。我是个叛逆，一个不合群的人。简而言之，就是个没用的家伙。各位没用的家伙们，振作起来！在学校的成功与生命中的成功并没有一定的关联。看看我的朋友伊恩·麦克劳德（lainMacfeod）——历史学家、健康部部长、劳工部部长、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以及众议院的领袖。在费提兹的时候，伊恩也是个不出风头的没用的家伙。另外还有一个平凡的学生，他在学校只有一样出名——他的外号叫粪坑。到我认识他的时候，粪论已经是哈得逊海湾公司（Hudson’sBayCompany）堂堂的董事长和伦敦郡的行政长官了。

　　我以为那次之后费提兹再也不会请我去演讲了。没想到六年后，我又被邀请到学校的庆祝晚宴上发表演说：所有私立学校的生存都在经受考验。它们被通货膨胀、税收以及左翼政府的敌视所威胁。如果费提兹要生存下去，就一定要有得以生存下去的理由。费提兹应该与众不同。我建议你们把费提兹变成一个美食殿堂。如果雇一个了不起的法国大厨，费提兹就会以提供最好的美食——三星级标准——的学校而闻名。如果是我，我会将费提兹的所有学生训练成水管工人、木匠、电工、油漆工，还有园丁，这样学生们就再也不需要依赖那些他们永远也支付不起他们的服务费用的商人了。我会开放所有的课程让学生选修，让来上课的学生付钱，就像买票进电影院一样。这样会让教得好的老师富裕起来，让教得差的老师饿死。我会支付现金津贴给成绩好的学生，以刺激他们努力学习。如果我当初念书的时候有人付钱，现在我可能已经是牛津大学历史系的钦定教授了。

　　17岁那年，我去应聘伦敦“自由”毛织品店广告干事一职，但是被拒绝了。几个礼拜后，一位有名但是有神经病的外科医生拿我当活教材，在学生面前为我的蝶骨窦管动手术。他的秘技搞得学生们眼花缭乱。手术做得糟透了，我的乳突也感染了。不只我一个人以为我必死无疑。另一名外科医生救了我的命，但是感染并未完全清除，三个月后我又被做了第三次手术。我永远都忘不了当医生宣布我再也不能上场打橄揽球时我的轻松感。

　　于是我写了平生第一个广告：年青男性，诚求男秘书或游伴之职。这个天真的小玩意出现在《每日邮报》（DailyMail）的大陆版上，而且获得了一个叫摩顿（Mor－ton）的在巴黎的美国人的回复。我会附上自己的照片吗？当然会。这一招果然有用，十天后他的司机到诺德码头（GareduNord）接我。摩顿先生为把我安置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向我道歉，他说他得了重感冒。他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香水味和鹦鹉粪味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气味。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坐车去兜风。他问我想到哪儿去旅行？中国？南美？他在贺密斯（Hermes）要买什么给我呢？我喜欢听布鲁诺·沃尔特（BrunoWalter）指挥的俄国唱诗班演唱吗？这些都没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但是那天晚餐后，他宣布自己的感冒已经好多了，所以我可以跟他一起睡了。我吓得赶紧关上自己的门，不管他如何把没完没了的大声谩骂从门外抛进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逃回伦敦，搭计程车直接到祖父家。“我不懂你干嘛要这么大惊小怪？”祖父对我说，“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喜欢那种事的人。如果你听我的，就安静点，别再提这件事了。”

　　第二年夏天，一个有钱的美国人要找人个别辅导他的私生子，并且要求应聘者具备下面的能力：

　　能教钢琴；能教绘画；会开车；网球打得跟职业选手一样好。

　　这4条我一条也做不到，但却告诉他们我样样都行。那个美国人住在爱佛瑞区（Ville’Avray），靠近凡尔赛宫，是法国名画家柯罗（Corot）常活动的地方。到那儿两天后，那位先生带我去一家昂贵的餐厅吃晚饭。几杯白兰地、几根雪茄之后，他斜眼看着我。“我有个不太好说出口的问题想问问你，”他说，“事实上，我有个情妇。我怕会吓着你，所以把她送走了。但是我实在太想她了。如果我明天就让玛莎回来，你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玛莎是蛮有趣儿的女店员，她很喜欢我。“B先生曾经在树林里跟我做过好事，他办事时的样子就像一只狗！”她还问我要不要在床上试试看？我说这是对我的雇主的不忠，她就对主人说我企图勾引她，然后我就和那孩子一起被放逐到布列塔尼（Brittany）。这个可怜的小泥资很快就发现我既不会画画，也不会弹钢琴，他威胁说要告诉他老爸我是个骗子。这让我病重得躲进了巴黎的关国医院。在医院里我跟法兰克·斯科利（FrankSCully）住同一病房，他是从洛杉矶来的记者，只有一条腿。斯科利大声地对我读一本地为法兰克·哈利斯（FrankHarris）捉刀的书，那本书讲的是劳伯纳和爱伦·泰瑞（EllenTerry）的事。每天下午，斯科利的朋友安妮塔·露丝（AnitaLoos）都来看我们，她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副低沉的嗓音，是《绅士爱美女》（GentlemenPre－ferBlondes）那本书的作者。

　　我决定申请进入大学就读，并且选择了牛津，因为那样可以避免和父亲、哥哥法兰西斯以及家族里的其他人竞争，他们都曾是剑桥的名人。但是如果得不到奖学金，我根本负担不起牛津的学费，而且要拿到奖学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来奖学金的颁发名额很少，二来它们是以在古典学科方面非常出色为基准颁发的。

　　我被安排接受史利格·厄格哈特（SliggerUrquhart）的考评，以决定我能否获得奖学金，他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Ba＊of）的著名教授。面试之后，他写了封我认为很傲慢的信给我父亲：“您的公子将无法取得贝利尔学院提供的奖学金，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他选择申请其他任何一所学院，都会毫不困难地获得奖学金。”

　　我选择了申请亨利八世的伟大贡献——基督教会学院（ChristChurch），因为那个学院培养出来的首相、印度总督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比其他学院加起来还多。据说亨利八世创立基督教会学院时，原本想把它建成一所女子学院，但是他克制了那个想法。不久，我就因手术在头上缠了绷带，跟一大群奖学金候选者一起在沃尔西（Wolsey）学院的大餐厅里参加笔试。历史学家凯斯·费林（KeithFeting）担任主考官，显然我的考试论文给他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他邀请我到他在克兹握兹（COtSWOlds）的家中度周末。“你对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他告诉我，“所以我们决定把奖学金给你。”我是基督教会学院的理论的受惠者，因为他们认为奖学金应该颁给那些将来会有长足进步的学生，他们相信那些在考试中得高分的学生，将来很可能是社会上的二流人才。

　　除了金钱，拿到奖学金还可以享有三项引人注目的特权：被授予一件特别长的长袍，在教堂中有一个前排座位，以及在晚餐前用拉丁文吟诵谢祷文。教师们费尽心机地对我进行个别指导，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位大学教师。两位准副院长，麦斯特曼（J．C．Masterman）和麦克卡兰（R．B．McCallum），竭尽全力教我历史；帕特里克·戈顿一沃克（PatrickGordon －Walker），后来的外交大臣，以及诺威尔·麦尔斯（NowedMyres）、罗素（AS．Rused）则尽心尽力地教我化学，但是考试的时候，原本是要求分析化合物，作为我母亲的儿子，我又犯了什么东西部用鼻子嗅的错误，那东西的气味实在是太浓烈了，我被熏得往后就倒，失去了知觉。来自坎那（Canna）的约翰·罗思·坎贝尔（JohnLorneCamghell）试着教我盖尔语。但是我对所有的科目都冥顽不灵。说到底就是我实在是做到了极点，但这又衍生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懒到极点呢？也许是因为我太疲倦了，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与气喘做斗争。但是我却并没有疲惫到第二天早上不能打网球，下午不能骑马，晚上不能去约翰·佛德吉尔（JohnFothergill）的展鹰（SPreadEagle）餐厅吃饭的程度。佛德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记忆中的我是个“粗暴、英俊，而又几乎像白痴的好小伙子。”也许是因为我对学业的耐心有限，而对开始谋生又充满热望，也许是因为我的才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只要有考试，我就一定不及格。

　　在基督教会学院的250大学部学生中，有50名来自伊顿高中，这些家伙组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派系。他们不准自己的同伴买车、用车，于是他们中有个家伙就把他的劳斯莱斯轿车登记在他司机的名下。另外一个家伙在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雇苏非·塔克（Sophie”luck－er）来表演。有些家伙还雇佣马夫来照料他们的猪马，有些则继承了他们祖先的头衔，譬如——威塞克斯（Wes－sex）公爵、罗姆夏（Loamshire）侯爵，以及布莱克乳（Blackpool）伯爵等等。作为上议院的世袭成员，这些乳臭未干的家伙被授予制定法律的权力。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阻止这种臭屁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其他学生也给自己找个头衔。拥有武力而且拥有嘉德勋位（Garter，英国爵士的最高勋位，译者注）的国王也可能得大出血的病，但即使身为国王之尊也无力防范。上院50年前就是吉尔伯特（Gi比ert）嘲弄的对象，而在1909年，自己的祖辈就是伯爵的邱吉尔（WinstonChurch＊），则写了一本书攻击这种贵族制度，这种制度“需要在我们的国家维持一个优越的阶级，他们拥有世袭的立法职能……完全无视他们个人的性格、才智和经验”。这层“优越阶级”直到

　　1977年还在行使他们的立法职能。

　　我总是很快就忘记生命中木快乐的时光，在牛津的那两年，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最快乐的七件事：

　　·与桑迪·林赛（SandyLindsay）的客人一起在贝利尔学院的高脚桌边吃晚饭。林赛是个了不起的人，当时他是贝利尔学院的院长。

　　·靠着从一个灵媒那儿得来的神秘启示，赛马时我把赌注押在欧本（Orpen）上，果然赢了20英镑。

　　·加入圣奥尔本（St．Alban）与圣瑟吉斯（St．Sergius）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是在布卡科夫神父（FatherBulgakov）的领导下，使英国国教与俄国东正教联合起来。

　　·马布罗（Mar比orugh）公爵60大寿时，在布兰汉宫（Blenheim）参加勇敢的疯子杰克·希利将军（GeneralJackSeely）组织的狂欢欢宴。

　　·担任白玫瑰协会（WhiteRoseSociety）的主席，这个协会的愚蠢目的是帮斯图亚特（Stuarts）王朝复辟。

　　·被充满诱人的少女风情的爱斯特夫人（I－adAstor）说服，戒酒三个星期。

　　·远征伦敦，参观贝利福（Balief蝙蝠，然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到牛津。那种蝙蝠以飞天特技师（FyingFornicator）的名声享誉天下。

　　我在牛津的时光就这样被我一点点地消磨掉。唯一可以为自己的罪过辩护的是，35年后，我起草了几封给在美国的校友的募捐信，为基督教会学院募得了一大笔款项。亨利·鲁斯（HenlyLucc）和我挚爱的友人，基督教会学院的教务长克斯伯·辛普森（CuthbertSimpson）没对那些信做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名。

　　克斯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世纪60年代，一个自大的年青人痛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一位老太太为克伦威尔辩解道：“我丈夫的第一个妻子的第一个丈夫认识他，而且非常喜欢他。”当时，克伦威尔已经入土200年了。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父亲一定为我没有成为大学教师而感到羞耻，但是他从未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相反还尽其所能，帮我重树自信。“我相信你一定会走出厄运，因为你一向如此。”但是我的罪恶感与失落感却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许多年后，一位精神分析专家观察到那些做了大学教师的都是处境困难的大学肄业生，我才能够释怀。

　　我从学校出走，到巴黎的皇家饭店（Hotel Mestic）当了一名厨师。在那儿，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训练与磨炼。每天10个小时，每周六天，我都必须像根擀面杖一样直直地站在炽热的火炉前，从头到脚浸泡在淋漓的汗水中。博基诺先生（Mon－sieur Bour－glgnon），饭店的调味主厨，告诉我每一个大厨师到40岁时非死即疯。那时其他厨师都已经完成了学徒的课业，所以我也必须从最低等的活计做起。派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客人们的狗准备餐点，特别是一位常来的伯爵夫人的贵宾狗。那些被宠坏了的畜生只吃熟骨头，所以我必须每天两次从微浓汤的大锅中捞骨头给它们吃，那个“汤厨”是个脾气暴躁的醉鬼，痛恨我的入侵并且拿生鸡蛋砸我。很快我就得到提升，开始为糕饼主厨乔登（Jourdan）打蛋白。乔登长得很像爱密·詹宁斯（Emil Jannings），是厨房里最有成就的神偷，回家时总不忘往他的翘边帽里藏～只鸡。在度假前，这个像拉伯雷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粗鲁、滑稽的家伙要我在他长内衣的裤管中塞满饭店温室出产的大桃子。他是全法国最好的糕饼师傅，有一次被选去为凡尔赛宫为英国国王与王后举行的宴会做糖花篮和精美的小点心。

　　饭店允许我们这些厨师免费喝酒，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而且都是好酒，直到他们发现管酒窖的人把chateaulafite灌进我们的酒瓶，把我们喝的便宜酒当作生计拿去卖给客人。饭店还允许我们吃我们想吃的任何东西——只要不在菜单上。我们最爱吃的菜色是oeufs an beurre nolr：把一些奶油加热到变成深褐色，几近黑色，加过些醋。切些生洋葱。煎几个蛋，把洋葱跟续随子香料撒在上面，再把黑奶油淋在上面，就大功告成了。

　　我每天都偷拿价值100法郎的冰蛋糕回家，以对我每个月135法郎的微薄薪资做点补偿。大主厨每天中餐后都要吃同样的水果：一片凤梨，三颗杏，一颗李子。这些东西都由我准备。

　　我们常常会为烹调方法发生激烈争执，打官司的第一法典一定是格林葛尔（Gringoire）和沙乌尼尔（Saulnier）合著的《菜肴大全》（LeReper—tolre de laCuisine）。如果这还不能平息争吵，我们就得祭出爱斯科菲尔（Escoffier）不朽的大作《烹饪指南》（Gude Cullnaire）。我们这有一个厨师在伦敦的沙佛伊（Savoy）饭店时，曾在爱斯科菲尔（“厨师的国王和国王的厨师”）手下工作，曾见到过爱斯科菲尔签收一整车的牛肉，然后那些肉又被送到他哥哥罗伯特（Robert）在托腾汉宫街（Tottenham Court Road）开的调味厂。爱斯科菲尔用这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富人，每年驾着他那辆四轮马车去参加赛马大会。他退休后重新出现，并在我们皇家饭店的厨房里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可真是个大日子，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看起来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家。

　　皇家饭店的大主厨是皮塔德（Monsieur Pitard）先生，他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人。他的办公桌在厨房的正中心，他总是在那儿工作，但他那对又圆又亮的小眼睛却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有一天，他发现一炉奶油蛋卷的顶部全塌了下来，便当场开除了犯错的厨师。一次他无意中听见我对一个侍者说菜单上有一道菜已经卖完了，就严厉地责骂了我：“一个好的厨房必须永远尊重菜单对客人的承诺。”

　　“但是，先生，”我辩解道，“那是烤鸡啊，再烤一只鸡需要40分钟。”

　　“你难道不知道把烤箱调到六百度，15分钟就能做成一只烤鸡吗？”

　　“那如果卖完的是需要一整天时间准备的烤大米蛙色呢？”

　　“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赶快来告诉我。我会打电话去其他大餐厅，直到找到菜单上有这道菜的。然后我会叫你坐计程车去买回来。”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生菜助理，任务是准备开胃小菜，每一餐至少要有26种不同的菜色。我还负责做蛋黄酱。做蛋黄酱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每一只蛋都要先单独打进一只杯子，闻闻有没有变质，然后再倒进已经装有鸡蛋的碗里。有一天早上，我实在忙得没有时间进行这项防范步骤。结果，第59只蛋是个臭蛋，把所有已经打好的蛋都给污染了。我别无选择，只好把整批蛋部倒进垃圾桶。如果让皮塔德看到，他一定会炒我就鱼。当天下午，生菜主厨叫我把一些已经发臭的生小牛杂碎送去给调酱主厨，我知道客人吃到这东西，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我向生菜主厨抗议，但他让我照他的命令去做，他很清楚，如果皮塔德发现新鲜牛杂碎已经用完了，他就惨了。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我坚信打小报告是件不光彩的事，但我还是做了。我把发臭的小牛杂碎拿去给皮塔德，请他闻一闻。他一言不发，径直找到生菜主厨，解雇了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当场离开。

　　当时，供应商们对大主厨采购的所有东西都给予丰厚的回扣，因此皮塔德才有钱住在豪华别墅。他每天坐计程车上下班，戴着圆顶大礼帽，拿着一根把手包金的手杖。其他厨师则穷得可怜，那时候又没有工会。年轻厨师中，除了帕斯科（Pascal）和皮耶（Pierre），都是些粗鲁的家伙。可怜的帕斯科是个聪明但非常不受欢迎的人，有一天晚上在更衣室里，我看到瑞吉斯（Regis），一个坏家伙，把大便解到帕斯科的新鞋子里。到了领薪水的日子，单身汉们就去妓院作乐，除了皮耶——他正存钱买六角手风琴。皮耶对于我正在学习很亵的言词感到震惊，他威胁说要写信告诉我父亲。我一直都未发觉自己变得满嘴脏话，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我想跟一位年长的伯爵夫人聊天，她的羞愧才让我警觉到自己的失言，我当时窘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她家，我认识了优雅的珍妮芙·瑟瑞吉尔（Genevieve deSerreville），当时她17岁，我带她到她平生去过的第一个夜总会——位于蒙特马瑞（Montmartre）的水手俱乐部（Les Matelots）。在那儿，有四个长腿的金发女郎穿着漂亮的长内裤、活力四射地跳康康舞，她们跳舞时的热情与漂亮的内裤是我平生所仅见。珍妮芙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为她介绍了一些能让她打入英国上流社会的人，但法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实在是太强了，她的父亲，瑟瑞吉尔爵士，拒绝接受我这个厨子。8年后，她成了沙夏·盖切（Sacha Guitry）的第四任妻子。那位伯爵夫人还介绍我认识丁茵凡塔·尤拉利（Infanta Eulalie），她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的姑母，个性倔强。虽然资为王室，但是她一点都不势利，而且对我的厨师工作表示赞许：“和我的远房侄子一样，他在底特律做福特先生的厨师。”

　　我的傍晚时光都消磨在华冠大道（AvenueWagram）的布拉多（Prad），那儿有一个由14个俄国人组成的乐队，弹奏已拉莱卡琴，他们让我忘却双脚疲惫的酸痛。如果我的休息日刚好赶上礼拜天，我就去鲁达露（Rue Darn）的俄国教堂，查拉宾（ChaliaPin）当时是他们唱诗班的一员，他的声音就像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泉。

　　皇家饭店的厨房共有34名主厨，其中33名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调酱师、烹鱼师、烧烤师、撤汤师、点心师、糕饼师，以及冰品师。马丁（Martin）是个来自万代省（La Vendee）的万能天才，每一个部门的主厨不在，都由他代理。饭店还有一个切肉师，主要工作是在餐厅里帮助客人切肉食。他因为长得不错而被选去做那个差事，我非常嫉妒他。他叫我野人，因为我来自苏格兰。

　　我当时住在瑞·劳瑞斯顿（Rue Lauriston）一个俭朴的饭店的后院，挨着一个真正的网球场。同住的房客中有一个人是劳斯莱斯汽车的服务经理，通过他，我认识了一些巴黎上流人士的司机，听到了他们雇主们的许多轶事。那儿还有一个老法国人，做过史丹利·鲍德温（Stanlev Baldwin）的管家——“那个鲍德温，简直就是蠢蛋一个，十足的约翰牛。他只会说他自己听得懂的话。”他不赞成我做厨师：“你根本就不应该工作，你应该当个小绅士。”

　　加入是家饭店厨房几天后，一位美国客人要薄荷酱配他的羊肉，而我是唯一知道怎么做薄荷酱的厨师。我还是唯一知道怎么做冻奶甜品的。当时一位在饭店包了七间房间的老寡妇扬言，如果饭店不能把她的烤苹果做得更好，她就搬走。这位老太太正在节食，每顿只吃一个烤苹果，所以要求我们为她烤一个比市场上能买到的都大的苹果。我的办法是烤两个苹果，把果肉捣碎过筛，再镇到一个苹果的皮里。

　　一天晚上，法国总统来饭店吃晚饭。我的任务是把生鸭去骨而不弄破鸭皮，那简直不是做菜而是做外科手术。然后，我还要用山萝卜叶装饰冷蛙腿，这也不是厨艺，而是珠宝镶嵌艺术，需要好的眼力、稳定的手，以及设计天分。突然，我感觉到皮塔德站在我身后，专注地看着我。在5分钟不祥的沉寂之后，他打手势让所有厨师围到我身边。老天爷，我想，他一定是要开除我了，而且他还要在一群观众面前做这件事，就像一次公开的绞刑一样。我的手在发抖，膝盖在打弯，但是我仍然继续工作。大家站成一圈后，皮塔德指着我正在装饰的蛙腿，说：“就得这么干！”后来他带我到楼上，让我看杜梅（Doumer 1857～1932）总统吃我做的蛙腿。一名传者递给我一杯香槟——野人万岁！另外有一次，他们允许我去看杜梅总统吃我做的罗斯查德蛋白牛奶酥（配着三杯甜烈酒）。三个星期后，杜梅总统死了——不是因为吃了我做的蛋白牛奶酥，而是因为中了一个疯狂的俄国人的子弹。

　　纽约展览馆的名人亨利·索莱（Henri Soule）有一次告诉我，我们是家饭店的厨师群一向都是厨师中的校校者。有橡皮塔德这样的头儿，他们怎么可能沦落到二流呢？

　　在皇家饭店，厨房的地板一天要刷洗两次，并撒上新锯木屑。我每天两次用刨子刨去切生肉的木案板的表层。一个负责除虫的波兰人每月来检查两次蟑螂。每天早上都给厨师们发一套干净的制服——方格子布长裤、白外套、白围裙、白领巾，一顶浆过的白色厨师帽。

　　我们厨师都看不起那些传者，因为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劳心劳力的作品拿到楼上，放在客人面前。在饭店员工的等级系统里，地位最低的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清洗工，他们负责清洗我们用过的激锅，一共150个，全是铜的。

　　成为法国餐厅主厨需要花费的时间，和要成为大医院的主治外科医生一样长。你必须掌握大量菜肴的烹饪方法，必须有能力领导一群脾气火爆的疯子厨师，还要受过足够的教育，以应付下采买订单，设计菜谱等案头工作。我常常看到优秀的厨师把积蓄投资于餐厅，结果却因为教育程度不够而失败。

　　皇家饭店的厨房在地下室，热得像地狱里烧红的铰链，而且非常嘈杂。休假的时候，我常搭火车或公共马车去拉·维瑞尔（La Verriere），躺在草地上，看天空，闻花香。午饭过后，我总是一个人绕着握克斯（Vaux）、圣班诺特（St．llenoit）、维里·以格里色（VieilleEglise）和伦保里耶特（Ramboullet）散步20哩，快乐得像个玩沙子的孩子。

　　你问我现在做不做菜？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很少。我从皇家饭店的厨师那儿学到了一个道理：待在妻子的厨房外面是比较明智的。但是我常常怀疑，我去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女主人们是不是都会尽全力做出好菜来给我吃。

　　如果我继续留在皇家饭店，就必须面对奴工般低微的薪资、残酷的压力，以及永无止境的疲惫，而且要忍受15年。所以，当雅家（Aga）提供我向英国厨师销售烹饪炉具的工作机会时，我接受了。雅家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棒的产品，由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古斯塔夫·达连（Gustaf Dalen）发明，热效率很高，只要加入很少的无烟煤，就可以二十四小时保持恒温。我哥哥法兰西斯曾帮助推广这种产品，他给许多寄宿学校的校长写了一封信——用希腊文，后来一些校长回信说看不懂希腊文，哥哥就重写了一次——用拉丁文。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教皮卡迪里（PICcadilly）少年保健俱乐部（Junior Constitutional Club）的厨师使用雅家炉。我毫不困难地教会了他们，但是我却无法教会这些无精打采的英国厨师如何烹调。比起皇家饭店那群专业厨师的团队精神，这群英国人不但工作懒散，而且缺乏荣誉感，真让人痛心。后来，我又交了好运，卖了一些雅家炉给葛兰诺曼德（Glenalmond）寄宿学校，那是一所很像费提兹的苏格兰寄宿学校。那是一份有利可图的订单，有一个附加条件：我得教学校的厨子怎么使用我的炉子。第一天早餐前，我出现在学校的厨房中，穿着皇家饭店制服，光鲜夺目。

　　“某单上有什么菜？”我问膳务员。

　　“奶油炒鸡蛋。”他回答。

　　“有多少学生？”

　　“200个。”

　　“给我400个蛋。”

　　“只给你30个蛋，还有蛋粉，要多少有多少。”

　　我拒绝牵连进这桩暴行，所以没用我的炉子。半小时后，我很满意地看到所有“人造蛋”原封不动地从饭厅回到了厨房。它们最后被喂了学校农场的猪。第二天早上，我说服膳务员给了我四百个蛋。完全不出所料，学生吃了很多。于是那天晚上我请学校的教师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晚的茶色，即使是皮塔德先生本人，也会觉得大有面子。那次衰任革命三周后，学校膳务员抱怨说，他的猪都快饿死了。

　　我最希望赢得的客户是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家。我发现直接接触那些大宅院的主人是个错误，因为不经他们的厨师许可，他们不敢买我的东西。而从在他们的厨房里的厨子开始——比直接向那些坏脾气的老太太们开始，则有效得多，一旦得到她们的赞扬，余下的事就好办了。有时我会向女主人许诺：“如果您买一个雅家炉，我会帮您找来苏格兰最棒的厨师。”如果这个充满诱惑的提议被拒绝，我就会把这个傻女人的厨师挖到另一个接受我的提议的家庭去工作。就这样，我树了许多敌人，同时也得到了同样多的好客户。

　　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宅院雇十几个佣人一点都不稀奇。我认识一个乡村牧师，他家有16个仆人，长得漂亮的都被派到厨房那种不会被人见到的地方干活，而长得丑的，则可以上楼伺候主人。佣人的年薪很少超过25英镑，所以那个牧师所有佣人的薪水加在一起，一年也花不了他四百英镑。

　　有天早上，我按了一个大宅院后门的门铃，发现厨子正急得不得了。她的炉子（不是雅家炉）坏了，而王室要来参加午宴。我想办法把她摔坏的炉子修到勉强能用，并说服她让我帮忙。我不知道当天的菜有没有在那家的宴会上出现过，但客人的祝酒辞有种按捺不住的激动。我跟佣人们一起在佣人餐厅吃中饭时，那个满心感激的厨娘让我坐在她右边，而且说服管家安排我到楼上见主人。我从主人那儿拿到了订单。离开的时候，厨娘在我车子的行李箱中放了一对雉鸡。

　　我有一些古怪的顾客，但是没一个比得上克斯拍上校（Colonel Cuthber－t）那种怪法。一位将军来检阅上校这个团时，士兵们举枪警礼，军乐队演奏国歌，而我们这位英勇的骑上上校也上马行礼。但是因为又像往常一样多喝了两杯，他从马背的另一边摔了下去，然后立刻四肢并用从马肚子底下爬过去，绕到这一边再上马。然后他又从另一边摔下去，然后再爬到这一边上马。就这样一次、一次、又一次，他的士兵们拼命保持安静，并维持敬礼姿势——而军乐队照旧演奏他们的“天佑吾皇”。

　　有一天，天气很好，我卖了一只雅家炉给大卫·麦克唐纳（Day Macdonald）——圣安德鲁（St．Andreiws）和爱丁堡的罗马夫主教大主教。炉子装好后一个星期，这位圣人跑来找我，问我想不想要他代为介绍他教区内的所有女修道院。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开车跑遍苏格兰，敲遍所有女修道院的门。每一间修道院的主持修女都在等我造访，手里拿着笔，准备在购买合约上签字。多年后，我听说爱丁堡长老会的混混们当时常常拿石头砸麦克唐纳大主教的座车。约翰·诺克斯（JohnK nox）所倡导的基督教精神真是被这位大主教发挥到极致了！

　　在大主教尽力帮我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充分显示了苏格兰长老会的残酷。我的一位堂兄送他家牧羊人的儿子到伦敦史莱德学校（Slade School）学习艺术。因为那个男孩不会说英语，所以被安排到一位会讲盖尔语的医生家中寄宿。那位医生的女儿与一位有妇之夫有染，并且怀了孕。那时候堕胎还是非法的事，所以她必须马上找个丈夫。谁会比这苏格兰来的小乡巴伦更合适呢？他们结婚七个月后，一个小男孩出生了，而那位天真的牧羊人儿子还以为他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无比骄傲地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家乡。他们本来可以从此幸福快乐地过日子——如果不是因为长老会的长老们听到了闲话。那些长老决定本着基督徒的本分，告诉那位“父亲”他被欺骗了。第二天，牧羊人的儿子就把婴儿送进了孤儿院，并再也不跟他的妻子说话。

　　我同意哈兹利特（Hazlitt）说的话：“苏格兰人，作为一个民族特别令人不快。他们不但自己憎恨任何安乐，而且也不让别人过得安乐。他们的社会风气、宗教信仰，以至生活习惯都同样是反欢乐的。他们既阿谀绉媚，让人恶心，又抑郁、冷酷，让人寒心，这就是他们著名的作风。”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说：“我一辈子都在力图喜欢苏格兰人，但却不得不在失望中放弃这种尝试。这些人沉闷乏味得让人生气。我怀疑这些人是否生来就彼此厌恶。”一次奥格威家族的～个人试图在萨缨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面前为苏格兰人辩护，他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反驳：“苏格兰人眼中最了不起的愿望就是找到进入英格兰社会的捷径。”

　　苏格兰让我喜欢的只有我的秘书和红葡萄酒。苏格兰出产的上好红葡萄酒比法国出产的还多。苏格兰的红酒有种紫萝兰、古老铁器和皮革的味道。

　　我的假日都消磨在爱尔兰，到凯瑞郡游览外祖父费尔菲尔德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詹迈特（Jammet）的餐厅与我都柏林（Dubblin）的朋友们闲谈，他们是：厄斯金·查尔德兹（Erskine Childers），当时是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后来成为爱尔兰共和国总统；马瑞·康宁汉（Mar 一Jorle Cunningham），圣灵女校（Trinity School forGirls）的女校长；西恩·马克安迪（Sean MacEntee），他是我们的的财政部长，替我们付账。在与阴沉多疑的苏格兰人相处之后，他们显得多么有趣而友善啊！

　　一次，参观雅家在伦敦的烹饪学校时，肯星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厨师告诉我，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爱丽斯公主正热衷于向她的朋友索要他们厨师的拿手好菜的食谱。那些厨师对此很反感，因此故意把佐料的分量弄错，好让公主的厨师做不出同样的东西。爱丽斯公主把那些阴谋破坏的食谱之一交给我那位厨师朋友，并让她为一次晚宴做那道菜。她照着菜谱练习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找出了其中故意弄错的部分，使那次晚宴一切顺利。我朋友感激涕零，后来邀请我从一个小洞中偷看了一次官庭晚会。

　　回到爱丁堡，我雇用了我的女房东，克里斯汀·罗布克（Christine Roebuck）为我的客户上烹饪课。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是斯盖岛（island of Skye）来的移民，凭着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当上了哈利·派恩·怀特尼（HarryPayne Whitney）在第五街的豪宅的厨师。上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遇到了宰杀、烹调马里兰泽龟的难题。她从没听过泽龟这种东西，更别说见过了。但是现在就有一只摆在眼前，硕大无比，包着厚厚的甲壳，活生生地在餐具洗涤室的角落里挣扎。一位好心的英国男仆自告奋勇帮她杀龟。他把大龟放在厨案边上。泽龟把头、尾、脚都缩进坚硬的甲壳中。男仆把一支火钳放进火里烧红，然后从泽龟的尾部戳进去。这个行动吓了大龟一跳，于是把头伸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当儿，男仆用切肉刀剁下了泽龟的头，罗布克太太的名誉得救了。

　　罗布克太太的烹饪课不时被她自己的针对苏格兰刚刚出现的民族主义的长篇大论打断。她的公寓在公主街，面朝那座公主城堡。我的室友是康普顿·麦肯锡（Comp－ton MacKenzie），他有关节炎，他的呻吟和叫喊常常令我睡不着觉。那儿傍晚常有高地音乐会，我们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吃罗布克太太独家的爱索麦片粥（Athol Brose），那是麦片、蜂蜜和麦芽酒的危险组合。享受着罗布克太太做的美食——群鱼、松鸡、麦片蛋糕、福法喜饼（Forfarbridles）、肚包羊杂、木萄甜饼，还有其他好多好多东西，我过得简直像个王子。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有一天傍晚，她的朋友莫瑞·麦克拉伦（Morav Ma－claren）喝醉了——“醉到连猪都可以认做老婆”（套句罗布克太太的话）——并用极恶毒的话侮辱我，我一气之下就提了行李搬到一家饭店。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寡妇疯狂地迷恋上了比她年轻50岁的我。每个礼拜天下午我们都一起玩“陷饼”纸牌（gin rammy）。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有点老糊涂，而且常常“想”得很大声，所以我一定会知道她手里有什么牌以及她认为我手里有什么牌。那些日子，我的收入比我那份推销员的薪水多了一倍。我真是个畜生。

　　销售雅家炉具给我拜访那些我感兴趣的人家提供了一个似乎合理的借口，于是我有机会参观了爱丁堡附近的霍普顿（Hopetoun）——也就是伟大的亚当王的宫殿，科塔奇城堡（Corachy Castle）——跟我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贵族奥格威家族的乡间毛哪，还有因沃尼斯（In．verness）的科瑞蒙尼（Corrimony）——我爷爷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在我们家族的墓地里，我发现了一位夭折的姑祖母的墓，墓碑上刻着由长老会撰写的恶魔般凶狠的碑文：“一个被自由的恩赐所拯救的罪人。”在这些以销售为名，以探访为实的“入侵”中，有时我还会在佣人餐厅受到厨子的款待，偶尔我也会抛开签订单的任务。

　　傍晚的时间，我都花在爱丁堡贫民区的少年俱乐部。那儿的男孩都来自因绝望而蜒而走险的贫困家庭，13岁就开始在工厂做工。俱乐部的头儿，南基·布朗（NunkyBrown），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的缓刑监视官，他的使那些不良少年免于因犯罪而入狱的高超手段，使我非常惊讶。我在那儿的工作是指导那些男孩演戏。在我们排演的戏中，有三部参加了一个戏剧节，而且每一部都在它所属的项目中得了金牌。评委们说：“导演这些戏的人是推进苏格兰民族戏剧运动的最大希望。”这番话满受用的。

　　因为我推销雅家炉的成绩实在太好了，公司委托我写一个指导其他销售人员的手册（作者注：《财富》（For．tune）杂志的编辑们在30年后看到那个手册时，他们报导说，那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销售手册）。我寄了一份手册复本给我哥哥法兰西斯，他当时在伦敦一家名叫美瑟一克劳瑟（Ma山er＆Crow比er）的广告公司工作，于是这家公司就雇用了我。此后的三年，我都在那儿工作。我流连于通宵音乐会和舞会。我与小姐们嬉闹，还与南希·基林考特（Nancy）和马丁·迪·基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航行索伦特海峡（the Solent）。我跟奥利怫·希尔（OliVer H＊）一起做小丑般的行径，和安德利·西蒙（Andre Simon）、莫瑞斯·希利（MauriceHealy）一块儿在外面吃饭，喝下很多很多的上好红葡萄酒。我帮助一个年轻的美国电台通信记者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招待我们生平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广告大亨，不可一世的希尔·布莱克特（Hil Blackett）。议会开会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到下议院去听议员们辩论，我怎么敢承认当时的我正梦想着在唐宁街完成自己的一生经历呢？

　　我跟纳米尔（Namier）教授变成了朋友，他是一位波兰人，也是研究乔治三世在位期间的统治的权威。“为什么，”我问他，“你老是打着黑领带呢？”“爱德华七世驾崩时我戴上了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出任何换掉黑领带的理由。”像在伦敦的其他人一样，我结识了奥特林·莫瑞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并在她的花园里与小仙女般的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s）一起喝过茶。我记得那位小姐的下巴上长了个疖子，她用缎带把它遮住，缎带上还有一颗巨大的珍珠在那儿摇摇晃晃。

　　如果你觉得这些行为都是些轻浮而耽于玩乐的，那你就说对了。当年我25岁。但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养成了拼命工作的习惯。而且在薪水加倍的时候，我像猎狐犬初次尝到血的味道一样，尝到了努力工作的甜头。

　　芝加哥的一家剪报公司固定给我寄来在美国开展的每一个新广告活动的资料，我从中选出最好的加以抄袭——巨细无遗——然后提供给我的英国客户。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12年后我会在纽约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广告活动，我一定不会相信。我帮德国犹太人联合会（TheCauncil of German Jewry）募集资金，以帮助从希特勒暴政下逃出来的难民，并且以辞职相威胁，成功地阻止了我所在的广告公司接受希特勒的大使为我们的客户。但我实在是太不能容人了，长我7岁并且已经是公司主管的哥哥，不得不给了我一通严厉的教训：

　　在决定对同事及客户的态度时，可不可以请你思考一下温斯顿·邱吉尔关于罗斯拜瑞国王（Lord Rosebery）的那个警句：“因为他不向别人弯腰，所以他无法征服别人。”还有什么可以比这句话更传神地概括那帮神经质贵族的那种比公众的偏见更狭隘、更顽固的吹毛求疵？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第三章　纽约与好莱坞

　　一生经历丰富的男人注定让人羡慕。洛伦佐·达·庞德（Lorenzo Da Ponte）是一个威尼斯的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后来又学做神职人员，但是声名狼藉的私生活迫使他匆匆离开了意大利。他跑到了维也纳，成为国王的秘书，并为莫扎特三部最好的歌剧写了剧本。之后他开了一家药房，后来又在曼哈顿开了一家酒厂。享年89岁，去世时是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意大利文荣誉教授（译者注：荣誉教授，退休后仍保留荣誉头衔）。

　　犹大·本杰明（Judah Benjamin），来自路易斯安纳州的参议员，当时联合政府的智多星。南北战争后逃到伦敦，是个55岁一文不名的难民。19年后他去世时，已经成为英国酒吧界业务最多的老板。

　　我移居美国时，我的英国朋友认为我疯了。怎么会抛下一个已经开始发展的大好事业去连野鬼都不认识一个的国家重新开始？其实我当时并不像个快饿死的西西里人，也不像逃离希特勒魔掌的难民。我的这个决定，就像是已经抽中了生命彩票的头等舱，却选择了乘末等舱去旅行一样。

　　为什么？部分原因是我喜欢冒险。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花同样心力在美国能赚到的钱是在狭小的英国的三倍。部分原因是我想证明没有哥哥的关照，我自己也能成功。部分原因是我为美国的“新政”所鼓舞，认为罗斯福会比张伯伦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读过的那些书激发了我的想像，从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利历险记》（Huck Finn），到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爱迪斯·华顿（EdithWharton）、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描写南北战争的叙事诗《约翰·布朗的身躯》（John Brown’s BOdy），则使我的想像达到高潮。我并没有当时英国流行的妒美情结。一位老法官曾说：“美国女人穿得像时装图样，言谈像雄孔雀，举止像烧饭婆。”当我和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第～批移民家庭的女孩订婚时，苏格兰的一位表兄来信说：“大家觉得美国女人都像爱德华亲王那位有过离婚记录的美国老婆辛普森太太一样。但是，也许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果真如此的话，希望你的未婚妻就是一个。”

　　路上，和我同一船舱的路易奇·路西欧尼（LlligiLucioni）给我讲了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的故事。有一个英国人到纽约去，住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Waldorf Astoria）饭店。第一天的晚餐开始时，饭店有名的餐厅领班奥斯卡（Oscar）问了这位英国客人一个谜语（他就是因擅出谜语闻出名的）。“我爸爸有个孩子。他既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姐妹。他是谁？”这位英国客人整顿饭都冥思苦想，最后他放弃了。“是我啊！”奥斯卡给出了谜底。三个星期后，这个英国人回到伦敦，在一次晚宴上讲了这个谜语。没人猜出答案。“是奥斯卡啊，就是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的餐厅领班嘛！”

　　当曼哈顿的摩天大楼进入眼帘的时候，我不禁喜极而泣。靠岸时，我看到一个用手提凿岩机挖路面的工人正抽着雪茄，在英国，那是贵族才抽得起的奢侈品。

　　当年我带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Sir Humphry Rolleston），我当医生的叔叔写给伊曼纽尔·利伯曼（Emanuel Libman）医生的。我第～次走进利伯曼医生的办公室时，他抓住我的脖子，用拇指顶住我的耳朵，我痛得要命，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这就是他永远不变的第一步检查，用来测试病人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他认为这是进行诊断重要的开始步骤。掐完我的脖子，他又静静地盯了我好几分钟。

　　“你的肠子在出血。”

　　“你怎么知道？”

　　“你背部最上面那条肌肉有酸痛的现象。”

　　“你怎么知道？”

　　“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上床前，吃六颗氯化亚汞，明天早上，喝一瓶布鲁托水（Pluto water），然后再灌肠。好了，现在跟我一起去沃伊辛（Voisin）吃中饭——我介绍你认识贝利·德·阿科斯特·格林（Belle deAcosta Green），他是摩根先生的图书馆馆长。”

　　当时是洛克非勒医学研究中心（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的负责人爱利克斯·卡瑞尔（Aleds Carrel）医生告诉我，医学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说服利伯曼医生在去世前把他的诊断方法写下来。但是这个个子矮小、面孔白白的老先生从令他的同行们困惑不已中获得了孩子般的快乐，所以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让他们如愿。他在生前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但是对他的神技从来是秘而不宣。他可以闻到疾病。有一次，刚走进一家医院，他就宣布：“我闻到了伤寒的味道，把病人找出来。”一点都没错，后来发现一个刚收治的病人正处在伤寒发病初期。

　　利伯曼医生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了哈定总统（Pres一词ent Hardin），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尤金·梅尔（Eugene Meyer），问他：“副总统是谁？”一柯利艺（Coolidge）。问这干嘛？”“因为哈定活不过六个月。”

　　结果真是这样。1944年，利伯曼在一部新闻纪录影片中见到罗斯福，预言他会因脑溢血而过早离开人世。有一天晚上，我在伍道夫·爱斯多利亚饭店碰到利伯曼医生，他作为贵宾出席一所杰出的医学院的毕业餐会。“你的演讲题目是什么？”我问他。“我没有演讲，”他回答，“我告诉这些毕业生他们将来会死于什么病，逗得他们开心极了。”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是利伯曼医生的病人。爱因斯坦住在柏林的时候，只要不舒服，就拍电报给利伯曼，在电报中描述他的症状。利伯曼就将他的诊断用电报传回去给爱因斯坦。利伯曼医师告诉我，著名谐星哈伯·马克斯（Harpo Marx）第一次来找他看病的时候，是头下脚上，倒立着走进来的。“你干嘛这么额三倒四地走路？”利伯曼问。“我在拉肚子，直着走路憋不住。”

　　利伯曼把大部分收入，加上从病人那儿募来的大笔捐款，都用来资助年轻医生的研究工作。我的亨佛利叔叔去世的时候，利伯曼写信给我：“请你把随信附上的这封信转交给皇家医学院的摩根勋爵（Lord Morgan）。我准备捐一万美元用于成立一个以亨佛利·洛勒斯顿爵士的名字命名的讲座基金。早点请我吃饭！”

　　他在64街和他姊姊共有一套高级住宅，但两人住在不同楼层，很少见面。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一位老先生从利伯曼的办公室出来，里面的留声机正放着索尔（Saul）的《死亡进行曲》。我问利伯曼为什么放那首葬礼音乐。“这个人快死了。”多年来，利伯曼一直为臭窦疼痛所苦，在办公室里，他鼻孔里总是插着一根包着药棉的探针。有～次他的一个病人在盲肠炎手术中死了，他希望获得许可，切除去世病人的甲状腺，但病人家属拒绝了。那天深夜，利伯曼和卡瑞尔参加完晚宴回家，途中顺便去了停尸房。没向任何人打招呼，利伯曼立刻脱下晚礼服，把手臂插入那个病人的盲肠切口中，一直往上伸，全然不顾尸体的脓液喷在他消过毒的衬衫上，直到他摸到甲状腺，并用手指头把它取出来。

　　想知道我对美国烹饪术的看法吗？美国的苹果派和面包是世界上最差的，牛排和烤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龙虾也很棒。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两州的火腿别具一格——比英国拜扬尼（Bayonne）、约克（York），或欧洲所有其他地方的都好得多。酥皮饼、甜薄煎饼还有枫糖浆都令人食欲大动。冰淇淋简直是人间美味。但仅此而已。

　　全世界最棒的厨师是法国人、中国人和比利时人，最差的莫过于爱尔兰人。

　　我的另外一封介绍信是我的表姐吕贝卡·威斯特写给曾雄霸纽约戏剧评论界多年的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的，化肥胖、和善、风趣、感性，还有点粗鲁。在《人群中的我自己》（Myself Among Others）一书中，露丝·高登（Ruth Gordon）这样回忆我初到伍尔科特在佛蒙特州的私人小岛时的情景：

　　亚历山大这头公牛的汽艇撞到码头，一个高个子年青人顶着一头像火一样的红发跳下来，跟着他的行李，一路走到早餐桌旁。

　　“我猜他一定是个石头一样倔的家伙，”伍尔科特一边说，一边走到桌子这儿来，“这位是大卫·奥格威。大卫，这些都是吃白饭的家伙。”

　　“早！”这位新来的客人说，“有没有书桌？”

　　“这是他妈的什么怪问题？”伍尔科特问，

　　“坐下喝点咖啡，这可是你或贵国人民不配享受的高级待遇。”

　　“谢了，但是我必须先给中佛蒙特铁路局局长写封信，说说这趟不体面的旅程。”

　　伍尔科特的兴趣被撩起来了。“怎么不体面了？”

　　“这个国家一定得想办法改善铁路路基。我可以要张纸吗？我要把我的抱怨写下来。”

　　那些“吃白饭的家伙”是哈伯·马克斯和苏珊·马克斯（Harpo and Susan Marx）、乔治·卡夫曼和碧优·卡夫曼（George and Beau Kaufman）、爱则斯·杜尔·米勒（Alice Duer Miller）、洛尔·弗莱彻曼（Raorl Fleis－chmann）、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爱斯尔·贝瑞摩尔（Ethel Barrymore），以及露丝·高登——伍尔科特佯装爱上了她。在晚餐闲聊的间隙，伍尔科特很大声地说：“奥格威，你是个没有天分的苏格兰中产阶级分子。”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划船载着贝瑞摩尔太太在撒满月光的湖上化游。她告诉我当她第一次出现在伦敦的舞台、演出《骑马水兵团的扫把星上尉》（CaptainJlnx of the Horse Marines）时，邱吉尔就爱上了她。此后的15年，只要他到纽约来，一定会在抵达后的半个小时内派人给她送来玫瑰花。

　　我发现如果不好好说说美国人的好客个性，就很难描述我初到纽约时的生活。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他是改革运动的老前辈，那时已经80岁了。据说他曾经负责揭露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比er）的腐败丑闻，然后策划了费奥雷洛·拉哥地亚（Fiorello LaGuardia）的当选。每周日早上，心存感激的拉哥地亚都会用打字机打一封长信给伯灵翰，报告前一周的政治事件，而伯灵翰允许我阅读那些轻率的杰作。伯灵翰最恨的人就是墨索里尼（MllSS。h山），但是他～直都守口如瓶，怕导致与在纽约的意大利奇公民的不和。但是，有天晚上（准确的时间是1938年10月17日）在世纪酒店吃完饭后，他终于放松一下自己，对我说：“你知道如果我是罗斯福，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把大西洋舰队派到地中海去，邀请英国海军来参加一些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什么纪念日都行。之后我把联合舰队停在罗马外海，再给墨索里尼送个信：你这个王人蛋，要么住手，要么去死吧！”这时候，一向温和的他摇晃着拳头，气得脸色发青。伯灵翰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黑角（Black Point）海滨的花园里教我玩糙球，井灌输我关于美国政治的知识。他后来活到100岁，一辈子都反对偶像崇拜。

　　然后是在1890年创立罗丝玛丽·贺尔女子学校（Rosemary Hall girls’school）的卡洛林·露丝一李斯（Caroline Ruutz－Rees），最具处世之才的女校长。还有嘉·芬勒特和汤姆·芬勒特（Cay and Tom Flnletter）、汤姆·雷蒙特（Tom Lamont）——他从1911年起就是J．P．摩根的合伙人，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晚餐就是在他家吃的、杰克·艾略特（JaCk Elliott）和他美丽的妻子、女权主义者奥黛丽（Audrey）。他们介绍我认识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和爱尔·史密斯（AI Smith）、艾略特的一个儿子，当时还是个14岁的中学生，后来在我退休后继任奥美广告董事长。最后要提到的是法兰西斯·柏金斯（Frances Perkins），她当过多年的劳工部部长，我的工作许可证就是她发的。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生中最幸运的转折：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博士邀请我加入他在普林斯顿的公司。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在异国发财，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在当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中找份工作。在那儿，你会知道那个国家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他们对当时最重要的话题持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如何。很快地，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会比许多本国人还多。有多少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同胞中有65％的人在餐前会念感谢祈祷文，或者有46％的在一般周日也上教堂？（在英国，在一般周日上教堂的人，只有3％。）

　　乔治·盖洛普是个了不起的人。作为一个周游各地的哲学家的儿子，他在高中时设法养了一群乳牛，并因此摆脱了贫困。在爱荷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他成为学生杂志的主编，并把这本杂志变成一份日报，还发明了一种计算每一条新闻和每一篇特写的阅读人数的方法——一个将给新闻业和广告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发明。1936年总统大选时，《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预测兰登（Landon）将以领先19个百分点获胜。盖洛普对他们电话访问的可信度提出质疑，因为当时电话只局限在高收入阶层中使用。他抽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进行民意测验，并预测罗斯福将当选。这一结果使《文学文摘》销声匿迹，而盖洛普则名声大噪。

　　在一次去好莱坞的旅途中，我写信给我哥哥：“我想用盖洛普的调查方法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预测故事情节的吸引力、预测电影未来的走向等等。由于不了解观众真正喜欢什么，电影业在剧烈地摇摆。我发誓绝对可以消除对市场的盲目和对数字的错误统计，是它们正在扼杀这个庞大的工业。”这简直是奇迹般的巧合，盖洛普正是要我做这个工作。在接受了几个星期的调查方法灌输之后，我陪着他去好莱坞，身上带着肉肝馅饼大王亨利·谢尔（Hemry Sell）写给康斯坦斯·伯纳特（Constance Bennett）的信：“一位英俊、富有的英国青年正在前往好莱坞的途中（作者注：当时我全身上下只有400美元）。他绝对不是普通的英国人，而更像爱芙琳·瓦（Evelyn Waugh）那样的英雄。”我们到达当天，盖洛普和我一起跟乔治·舍弗（George Schaefer）吃中饭，他是RKO制片厂的老板。盖洛普根本就不会做推销员，我则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直到舍弗在桌子底下用橡皮筋“啪”地打了我的靴子一下。这个举动让我放松下来，之后我开始侃侃而谈。饭后，我们开车到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一间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办公室里，达瑞·扎纳克（Darryl Zanhlck）手里拿着马球棒，正大步地踱来踱去。我再次娓娓动听地表达了我们的来意，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斯派罗·斯古洛斯（Spyros Skouras）加入这个会议。这个好斗的希腊人负责福克斯制片厂与诸多电影院之间的联系。像每个做那种业务的人一样，他无所不知。他怀疑，有人需要调查吗？但是比他精明得多的扎纳克认为自己需要，所以邀请盖洛普和我一起去箭头温泉饭店（Arrowhead SPrings Hotel）度周末。多棒啊！我先找饭店的医生为我免费检查身体，他给了我一大杯蓖麻油，与费提兹学校医务室的做法如出一辙。然后我洗了个泥巴浴，并点了一份量大得吓死人的晚餐，还配上两夸脱Lafite红酒。我旁边那桌坐的就是饭店的医生，他一直紧张地看着我，生怕他让我喝下的深水炸弹会爆炸。星期一的早晨，舍弗打电话来说RKO会跟我们签一份为期12个月的合约，前提是我们不得同时为其他制片公司服务。扎纳克听到这个消息，下令再不准盖洛普和我踏进20世纪福克斯半步。

　　按照合约，我们要为RKO提供四项服务：

　　（一）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我称这项调查为“票房价值稽核”（Audit of MarpueeValues）。

　　（二）预测观众对根据百老汇戏剧、小说和电影旧作改编的不同电影的接受程度。

　　（三）调查不同片名对票房的影响。

　　（四）调查电影观众中有多少人在一部电影发行前就听说过它。我称它为调查“公众浸透指数”（Index ofPudllclty Penetration）。

　　为了预测故事情节的受欢迎程度，我们抽取一组观众样本，给他们看故事大纲，然后问他们如果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他们愿不愿意看。我们发现一般人都倾向于夸大自己对亚伯拉罕·林肯的兴趣，但是我们学会如何让自己避免掉入这样的陷阱。我们首先问被访者这样一个问题：在晚上，是听电台的谐星，如杰克·班尼（Jack nenny）的节目，还是读莎士比亚。如果回答是莎士比亚，我们就知道他在撒谎，于是结束访问。

　　只要提供给我们故事大纲、片名以及演员阵容，我们就能在电影开拍之前预测出有多少人会去看这部片子，平均误差低于10％。很快，我们就开始向制片商们提供我们对于影片的看法，并且用测试记录证明我们的建议。我向大卫·塞尔兹尼克（David Sefanick建议拍摄一部描述耶稣基督一生的史诗型电影，他没这个胆量。我建议迪斯尼（Disney）拍摄《爱丽斯漫游仙境》，他听了我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的客户没有先让我们做测试，就投了大笔金钱购买故事版权。这时候要告诉他们大众对他们买来的故事没有兴趣，就很棘手了。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葛利克（Gaco）的《雪鹅》（Snow Goose）以及其他许多引人注目的大制作上。

　　制片商们浪费无数的时间争执片名，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哪个片名能带来最高的票房。我们就“切分”（Syn一copation）这个名字做调查时，发现有43％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宗教吗？”调查这部电影的“公众渗透”时，我们发现直到电影开始发行，四个观众中仍有三个没听说过它。它的曝光时机太晚，所以无法充分实现票房潜力。

　　只有四分之一的观众每周会去看电影。一开始我以为不看电影的人休闲时间都忙着听收音机、看书、玩牌，或者拜访朋友，结果证明我错了。我们发现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做，而常去看电影的人同时也读很多书，还听收音机，更有活跃的社交活动。至于我自己，为了与电影市场发展保持同步，一个礼拜必须去看三到四场电影。辞了那份工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通过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我计算出每个明星对一部电影的票房有多大贡献，然后告诉我们的客户应该支付哪位明星多少片酬。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斯宝瑟·崔西（Spencer Tracy）。米基·朗尼（Micky Rooney），还有嘉里·库柏（GaryCooper）的价值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格丽泰·嘉宝（Greta Garbo）、玛丽莲·迪翠切（MarleneDietrich）这些人的四倍。

　　每两个月我都会做一些走势图，显示每个明星受欢迎度的上升或下降。一般人都认为人们去看电影是为了看片中的异性明星，但是我证明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男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男明星，男性观众最欢迎的13位明星都是男的。女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女明星。只有海蒂·拉玛（He打Lamers）以及少数几位性感偶像受男性欢迎的程度比女性高。男孩子想看男孩明星，老妇人想看老妇人明星，世故的人想看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和劳伦斯·奥利佛（Lau－rence Olivier）而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则认为和他们同一类型的明星——阿伯特（Abbott）、科斯特隆（Gostello）、贝蒂·葛瑞宝（Betty Grable）、乔治·罗福特（George Raft）等等最理想。我发明了一个在宴会上玩的游戏，要每个参加游戏的人写下六位最喜欢的明星，然后我就能猜出每个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收入情况，以及家乡在哪儿。因为人们总会把票投给最像他们自己的明星。

　　大明星们都相信如果自己一年在一部以上的电影中露面，观众就会厌倦他们。我证明这是个谬论：一年只拍一部电影的明星，他们的受欢迎度平均下滑17个百分点，而一年拍三部片子的明星，受欢迎度则平均上升九个百分点。我发现有些明星对票房有负面影响：如果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海报上，驱走的买票者比他们吸引来的还多。这张名单包括一些在演艺圈里最有名的名字，并且毁了他们的前程。我把它称为“票房毒药”名单，并列为最高机密。这些人的个性令制片人们眩惑，但是观众对他们反应冷漠。

　　当时，电影工业围着明星们转，因此明星的经纪人对制片厂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权力最大的是朱利斯·斯汀（Jules．Stein）医生，他以前曾做过眼科医生。他很快就发现我们的调查结果透露了许多新的信息，于是就请我吃中饭，想挖出更多消息。当我告诉他他代理的明星拉娜·透纳（Lana Turner）在我们票房价值稽核中的价值有所提高时，他连歉都不道就跑去为特纳交涉新合约。我只好自己付账。

　　我父亲常说，遇到最喜欢的作家是个错误。有一次他跟詹姆斯·巴里爵士（Sir James Barrie）一起吃饭，发现他最喜欢的这位作家竟是那样一个令人生厌的卑鄙小人。我发现与最喜欢的明星见面也同样地错误。有一天我跟查尔斯·罗弗顿（Charles Laughton）在他种满晚樱的花园中喝茶，结果发现他是个讨厌的自大狂。我遇到过的每一位明星几乎都有同样的病症。毫无疑问，当这些大明星还是德斯莫依内斯（Des Monies）的冷饮小贩或怀俄明（Wyoming）的牛仔时，他们的个性一定非常朴实可爱，可惜成名之后，金钱与世故就钻进了他们的脑子。我见过的明星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洛丽塔·扬（Loretta Young），对天主教的虔诚使她保持谦逊，另外一个是哈伯·马克斯。哈伯话很少，但是笑声又响又多。在他家客厅的桌上，我看到一张罗斯福的照片，上面题着“你的朋友赠”。哈柏的竖琴教师住在纽约，用长途电话教他弹琴。有一次哈柏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奏会。结束的时候，观众像疯了一样地欢呼，但是好几分钟过去了，哈伯仍未出来谢幕。原来他跑到了观众席后面，在带头鼓掌呢。

　　在洛杉矶我碰到了一些比电影明星更有趣的人：山姆·贝尔曼（Sam Behrman），那时正在帮嘉里·库柏写《牛仔与美女》（The Cowboy and the Lady）的剧本；N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曾任伦敦一家广告公司的艺术总监；梭顿·魏尔德（ThorntO wilder），他对艾德斯·赫肯黎（Aldous Huxley）的态度就好像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助理牧师，而哈克斯利则像大主教一样。还有山姆·戈德文（Sam Goldwyn），他说服我给了他一份机密的调查结果，结果马上披露给新闻界。我不喜欢戈德文先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片厂大亨——路易斯·梅耶（Louts B．Mayer）、大卫·塞尔兹尼克、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哈利·华纳（Harry Warner）、沃尔特·旺格（Walter Wanger）、杰克·科恩（JockCohn），还有法兰克·弗里曼（Frank Y．Freeman）——也都开始对我们公司的调查产生浓厚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适当的时候成了我们的客户。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卫·塞尔兹尼克，他让我们做调查就好像别人买杂货一样。一次与艾德斯·哈克利斯和罗伯特·斯蒂文森讨论剧情时，塞尔兹尼克打电话来要我做一项调查以解决他们对“简爱”（Jane Eyre）这个片名的争执。“算了吧！”我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管你怎么做，《简爱》这部片子一定会失败。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用调查研究来替代有创造性的判断。”

　　塞尔兹尼克的岳父，也就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路易斯·梅耶，他手下的签约明星，比其他所有制片厂加起来还要多。他问我能不能在米高梅待一年，教他们怎么使用我们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其他客户处于危难中，对他们弃之不顾，所以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梅耶不是塞尔兹尼克那样的创意天才，但是他对于把握大众口味有一种无可匹敌的本能。

　　我再也不可能遇到比盖洛普博士更好的老板了。他对我信心十足，因为我从不记得他曾读过任何一份我以他的名义撰写的调查报告。一旦他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他就立即对它失去兴趣，转而去做更新的东西。然而，他对我的工作也采取了明智的防范措施，让芭芭拉·班森（Barbara Benson），他的弟妹，以专家的眼光监督我是否使用不可靠的研究程序。盖洛普有个怪疾：支付薪水非常小气。我那时的周薪是40美元，比我提供顾问服务的好莱坞影业巨子们的园丁还少。后来成为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的索尔·瑞（Saul Rae），当时受雇协助盖洛普写一本书——周薪50美元。后来成为《运动画报》（Sportsillustrated）总编辑的杰克·提比（Jack Tibby）和后来成为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ciation）主席的比尔·里杰特（Bill Lfogate）当时负责撰写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报告交报社，每周的薪水也只有100美元。阿尔弗雷德·马克斯《Alfred Max）后来自己创办了一系列法国杂志，当时周薪只有45美元。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曾抱怨这样微薄的薪水，因为我们从这份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说实话，如果要我为盖洛普给我的教育付学费，我都乐意。除了民意测验，他还教我三个具有无上价值的处世方法：

　　1．不敢拒绝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答应。

　　2．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办法混淆题目。

　　3．当你把别人的浴室弄得臭戴黄时，划根火柴，臭味就会消失。

　　盖洛普是个极其谦虚的人。有一份杂志曾刊登了一篇攻击他的调查方法的文章，洋洋洒洒列出了38条罪状，他把手下爱将都找来，告诉我们他承认其中的36条。

　　所有在民意测验机构做事的人，都常常会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从未接受过访问，也不认识任何曾经接受过访问的人。”有天晚上，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人访员走过来与我攀谈，连写字板都准备好了。“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些问题都是我自己写的，它们听起来蠢极了，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取消了那次调查。

　　这份工作要求我经常往来于普林斯顿和好莱坞之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横穿美国大陆的航线，所以我可以通过火车车窗，饱览这个国家的风光——我搭乘的都是些很棒的火车，像圣塔菲超级领袖号（Santa Fe SuperChief），还有洛杉矶城市号（City of Los Angeles）o 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我顺便在旧金山下了车，与阿尔伯特·班德（A比ert Bender）在一起待了两天。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都柏林人，是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LlyodS）驻旧金山的代表，他把自己的财产平分给加州的年轻画家和爱尔兰共和军。另外有一次去好莱坞的途中，我在蒙大拿（Montana）下了车，与哈里·哈特（Harry Hart）共度了难忘的三个礼拜。哈特是～个大农场主，英国人，认识比尔·希区柯克（Bill HICkok）与克莱米蒂·简（Calamity Jane）。他让我参加狂山群（CrazyMountains）的定点旅游。我的向导是一个挪威血统的年轻牛仔，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乔威特（Jowet）和其他几个上个世纪的牛津名人的故事。他是从一个老爱尔兰人那儿听来的，那个人曾是牛津贝利尔学院的教师，在一个休假年来蒙大拿，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不得不离开那些美丽的山峦、令人陶醉的空气、满地的勿忘我，以及那儿充满平等精神的居民时，我忍不住哭了。

　　虽然盖格普每周只付我40块的薪水，但是我妻子和我还是想办法抚养了四个从英国来的难民小孩，共住在曼兹格洛夫（Mansgrove），那是普林斯顿is世纪建造的最美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杰里·兰伯特门erryLambert）不断地送给我们他的大花园出产的鲜花，并用他的游艇大西洋号载我们出海。这艘三桅纵帆式游艇有39个船员，曾以2天四小时零一分钟的时间，从桑迪胡克半岛（Sandy Hook）横跨大西洋，到达利沙呷（Lizard），创造了包括快速帆船在内的帆船横渡大西洋的最短时间记录。杰里因为把李施德霖（Listerine）漱口水塑造成可以治疗口臭的产品而很快发了财，他自己做一份私人的民意测验杂志，供汤姆·杜威（Ton Dewey〕使用，当时杜威正打算角逐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杜威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前，杰里的民意调查员把关于每一个重要议题的所有可能的意见部摘要成简短的文字。之后他们从选民中抽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把这些表述拿给他们看，询问他们哪些最能反映他们的意见。获得最多赞同票的意见被编进杜威的演说稿中。这种让人不大敢苟同的做法本来可以帮助杜威获得提名，如果杜威看起来不像——用爱丽斯·朗温斯（AliC。tongworth）的话说——“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小玩偶”的话。后来温德尔·维奇（Wended Willkie）获得了提名，在竞选期间，杰里·兰伯特提供给他同样的服务。但是维奇过于自信，以致无视大众的意见，最后终于咎由自取，被罗斯福击败。

　　杰里是朵奇葩——一个有着一流头脑的成功商人。他可以完全不用纸笔而在脑子里玩极为复杂的填字游戏（doubel－crostics）。他去世的时候，我是葬礼的扶棺人之一，其他五个人分别是乔治·盖洛普、艾伦·杜勒斯（Alle Dulles）、保罗·梅隆（Paul Mellon）、哈德利·坎切尔（Hadley Cantril），以及麦克·范德比特（MikeVanderbilt），我继承了他的衣物。这些衣服并不合身，但是我仍然穿着它们——作为充满敬爱的纪念。

　　我们在普林斯顿的另外两个好朋友是比阿特丽斯·古尔德和布鲁斯·古德（Beatrice and Bruce Gould），他们编辑《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 JOurnal）长达25年。我一直认为夫妻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简直就是谋杀，但是古德夫妇却乐此不疲，就像找另外一对朋友亨利·鲁德金和玛格丽特·鲁德金（Heary and MargaretRudkin）夫妇在佩拍瑞奇农场（PePPeridge Farm）一起工作一样。上一次我见到古德夫妇时，他们正在水库里游泳，上岸后，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不停地聊天。难得的美满婚姻。

　　我儿子大卫·费尔菲尔德·奥格威（David Fairfield（orgeway）生于普林斯顿。第一次带他出门旅行时，爱因斯坦弯下腰来给婴儿车中的他灌输了智慧，从此智慧就从没离开过大卫。他3岁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兼邻居，爱德华·赫瑞（Edward Howrey）形容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总是那么大声、那知频繁地喷叨任人唯亲和世袭管理的罪恶，大卫一定已经成为奥美广告公司有史以来做得最好的董事长。他现在是个很棒的房地产经纪人，事无巨细，都是我绝对可靠的顾问。

　　此时，欧洲的战事如火如荼。法国沦陷了，打败希特勒的唯一希望就是美国参战。我一直兼任英国政府在美国公众舆论方面的顾问，但是现在我应该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机会来了，我被邀请加入威廉·史蒂文森（William Stephenson）爵士领导的英国情报机构。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四章　秘密任务






第四章　秘密任务

　　英国的政治家、军界要人和外交官们的战争回忆从未提及情报部门的辉煌业绩，原因有二：一、他们不希望触犯官方的保密法令；二、他们与亨利·史蒂森（HenryStimson）有着相同的刻板观念，“绅士不看别人的信件”，因此尔希望让人知道他们曾是这种讹诈行为的受惠者。

　　近年来，英国政府开始认识到这种缄默协定不仅窜改了历史，也损害了自己的情报部门的声誉。得益于新的法令将保密期定为30年，事情的真相现在被一点点地披露出来。因此，约翰·麦斯特曼爵士（SirJohnMasterman）关于英国的双重间谍系统的报告才得以出版。这个系统抓获了德国派到英国的所有间谍，并且把他们变成传递假情报、误导希特勒的渠道。弗莱德·温特伯森（Fred Winterbotham）的《极度机密》（The Ultra Se－cret）也出版了，那本书记述了英国在破译德国最高命令方面的成就。

　　我相信，在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漫长历史中，威廉·史蒂文森爵士是最有成就的情报工作者之一，可以与沃辛汉（Walsingham）、约翰·安德列少校（Major JobAnder）、曼斯菲尔德·康明（Mansfield Cumming）、布林克·霍尔（BlinkerHall）、威廉·怀斯曼（WilliamWiseman），以及阿拉斯戴尔·丹尼斯顿（Alastair Dents－ton）并列齐名。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曾这样评价史蒂文森：

　　如果不是威廉·史蒂文森爵士和他那些有秘密身份的同事们，通过隐蔽的途径为战时的军事和政治措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补充，现在来想想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将是件很有趣的事情。门外汉们很难理解一个隐藏真实身份的人，通过秘密工作，如何能够对西方世界的存亡产生如此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史蒂文森作为战斗机驾驶员获得了杰出飞行员十字勋章，此后在工业界度过了20年时光。1940年，邱吉尔将他派往美国，领导美国在西半球的全部情报机构。

　　史蒂文森与罗斯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罗斯福与罗西安（Rothian）和哈利法克斯（Halifax）两位大使的关系从不融洽。（1915年，威尔逊总统与威廉·怀斯曼爵士也建立了同样的关系，当时怀斯曼是个年轻的上尉军官，劳埃德·乔治（LloydGeorge）派他去美国领导情报机构。）

　　在美国正式参战之前，罗斯福通过史蒂文森与邱吉尔进行了一些秘密交往，这样一个渠道，使他非常满意。罗伯特·舍伍德后来告诉史蒂文森：“如果美国那些孤立主义者早知道美国与英国间的秘密同盟关系的全部范围，他们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一定会像平地春雷那样隆隆作响。”也许史蒂文森最有价值的成就在于说服罗斯福设立一个战略特种勤务部（Office of Strategic Sevices），然后协助多诺万将军（General Donovan）建立了那个庞大的组织。大卫·布鲁斯说：“凭着无限而且永恒的慷慨，史蒂文森借调他最信赖的部属去援助战略特勤部的工作。”我就是那些部属之一。战后，杜鲁门（rruman）颁给史蒂文森一枚功绩勋章——他是第一个以非美国人身份获得这项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人。

　　他是个极为“多产”的人，善于利用每一件事物。要用11个秘书，才能赶得上他的工作效率。伯纳德·巴鲁奇（BernardBaruch）就说：“史蒂文森预想未来会比一般人远七个阶段。看他工作是件很恐怖的事。他说话绝对一语中的，从来不说一个废词。”他对公文的批示也是一样简洁明了——不是“可”，就是“否”，不然就是“说明”。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史蒂文森拍电报给伦敦，说日本人会发动攻击。大使馆并没有做同样的报告，因此伦敦方面要求史蒂文森说明消息来源。他的回答跟平常一样简洁：“美国总统。”

　　每次我向他做汇报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丝同情的微笑在嘴角忽隐忽现。他从不流露私人化的信赖。在对他的睿智的敬畏中我惶然而立。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多伦多附近的一个营地接受间谍和破坏活动训练。在那儿，我学习了这一行的特殊技能。如何跟踪一个人而不引起他的怀疑？走在他前面。如果你还推着一辆婴儿车，被跟踪的人就更不会对你起疑。我还学习用左轮手枪、用塑胶炸弹炸毁桥梁和动力供应线，抓住警犬的两只前腿，撕裂胸部，弄残它们，还有徒手杀人。我希望自己会被空投到沦陷区，在那儿实际应用这些技能，但是史蒂文森却让我去负责收集拉丁美洲的经济情报，他在那儿有一个情报网。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让我们知道的所有与同盟国作对的商人破产，并防止希特勒攫取战略物资——工业钻石、钨、钒以及锑等等。我后来对这些东西的了解，比华盛顿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多，并且可以平均每天向战略特勤部提供40份报告。

　　要避免卷入战略特勤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其他情报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是很困难的。我有些向事把联邦调查局的人看成穿制服的巡警，但是他们对前苏联秘密活动的渗透却堪称典范。二次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英国水手投身于为前苏联运送供给物资的工作，正是那些物资使前苏联免于战败，但这并没有阻止斯大林对我们的政府进行持续不断的、活跃的间谍活动。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就是斯大林派在英国大使馆的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是他派在英国特殊情报署（SPecialIntelligenceServices）在伦敦的总部的间谍。还有从加拿大渥太华（Ottawa）的前苏联大使馆向我们投诚的伊戈·戈赞科（IgorGouzenko）——这是比尔·史蒂文森经手的最后一件案子。这一切都显示出前苏联的情报员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政府中，已经结成了像蜂巢一样的情报网，有些情报员甚至还身居高位。

　　当拉丁美洲的重要性逐渐降低时，我担任了其他的日常工作，做的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史蒂文森让我调查泄密事件。卓尔·皮尔森（Drew Pearson）偷印了一份邱吉尔给英军在希腊的最高统帅的绝密电报，这个案子的泄密者是桑莫纳·威尔斯（SumnerWelles），副国务卿。我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是：美国报纸把新闻自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比如麦克科米克上校（ColonelMcCormick）在芝加哥《论坛报》（Tribune）上披露美国海军破译了日本舰队的密码。这种背叛行为很可能让我们在太平洋战役中战败——如果日本人看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话。

　　蒙哥马利·海蒂（Montgomery Hyde）在他写的史蒂文森传记《沉默的加拿大人》（TheQuietCanadian）中，说我“也许是加入史蒂文森队伍的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我自己认为，约翰·派相间。hnPePPer）、路易斯·法兰克（Louts Frank），还有吉尔伯特·海耶特（Gi比ertHighet）都比我做得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史蒂文森没有充分利用我在公众意见方面的知识。我曾就公众意见这一应该得到更多重视的课题写过一篇文章，海蒂在他的书中谈到了这件事：

　　大卫·奥格威对于盖洛普方式的了解，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其他国家秘密地进行民意测验，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政治与种族方面的问题。这些想法体现在一份名为《关于将盖洛普的调查技术应用于预估全民公决结果、预测公众对计划中事件的影响的反应以及秘密情报工作的其他领域的计划》的报告中。这份报告由奥格威撰写，在1943年8月由史蒂文森带到伦敦。虽然当时华盛顿美国大使馆以及特殊情报署伦敦总部对此并不热。但是一年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指挥部的。理战委员会用奥格威所提倡的方式在欧洲成功地举行了民意测验却是事实。

　　当时我还在英国大使馆中担任二等秘书。在那儿，我跟自己玩一个游戏，就是看我拟的电报稿有多少能获得那些吹毛求疵的上司们的认可，找的纪录是四个星期42封。那些都是发给外交大臣或首相的，都由哈利法克斯大使签发。我惊异于自己按照要求严谨行文，并且把握那些问题的复杂内涵的能力。例如，我在1944年8月拟的发给内阁战务办公室的电报的片段：

　　我方已向美国国务院表达我们的下列忧虑：在不远的将来，当前苏联对军事物资的要求在对德战争后期逐渐减少时，我们可能会面临他们对食品、纺织品以及其他救济物资的大量的需求。如果按照外交议定书的条款，优先满足苏方这些需求，很可能占用并消耗我们已经决定拨给其他地区的救济物资。国务院指出这种困难尚未出现，而且在第四次外交议定书的条款中，美方并没有承诺无条件接受苏方提出的任何修订要求。然而，美方已经认识到，如果他们把对前苏联的所有供应都视为符合议定书程序，并按照其中规定的条款来处理，而我方将苏方的部分要求按照急需程度较低的情况处理，这种差别将可能导致处理程序上相当多的混淆与困扰。

　　就这样，总共1700字，每个字都必须改写成密码——当时还是用手工操作——到伦敦后再按照密码破译出来。写这样的电报，是不要求简短的，因为那样会导致错误的理解。

　　下面是我在1945年6月发给伦敦和重庆的一封言简意骇的电报的开头：

　　中国目前已处于对日抗战的第八年，这场战争给大部分中国人带来了不幸与贫穷。已经有超过300万中国人阵亡，据称更有5000万平民无家可归。中华民国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伟大国家尽可能早地走上战后恢复之路，符合国王陛下的政府的利益。

　　发出这封极有价值的电报的当天深夜，大使馆的译电办公室打电话到我家。“出差错了。你没有用密码就把电报拍到了重庆！”中国当局截收到这份电报时，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为了讨好才故意不用密码发的。英国官方极少表示类似这样的亲华观点。

　　有时候在把英国的观点通报给美国国务院之前，我必须确认其他大使馆同意我们的观点。荷兰、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南非这些国家的大使馆永远都非常合作，但是印度大使馆却不然。找我碴的不是他们那位迷人的大使，吉雅·相卡·巴派（GirjaShankarBa加al）爵士，而是他的代表，一个在印度做文官的英国人，他对印度的忠诚使他向哈利法克斯大使抱怨我，说我没有权利假设印度政府会支持英国政府。这样的指控让我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法国大使馆对我一向都还算帮忙，除了我每次和他们打交道都不得不对付一个以上的人。一次伦敦召我回去协助法国人为法国铁路购买美国机车，我不得不一连好几个小时听一群法国专家为哪种火车头最合适争论不休。我的报告如下：

　　我们已经与法国人谈过。他们提醒我们，上次大战之后，法国被迫从美国军方继承了200O 部已经失效的机车，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再度重演。无论如何，我们已将在伦敦的同盟国专家已经同意由美国机制造业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ocomotive Manufacturers）的代表所提出的日本天皇式设计的消息通知了他们。我们似乎已经引起法国人对事态紧迫性关注。

　　所有的大使中，我最喜欢澳大利亚大使欧文·迪克森（Owen Dixon）爵士。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赫伯特·伊维特（HerbertEvatt）的恶劣行为的故事。伊维特当时官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是迪克森先生的顶头上司。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认为迪克森是英语国家中最伟大的律师和法官。迪克森最后做到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Austrilia）。

　　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习惯于向他们在莫斯科的大使发出相同指令，当时我隶属于一个负责起草其中部分指令的英美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mmittee）。在领会他们的意图方面我们很少遇到困难，但是要告诉国务院的官员们——大部分都是华尔街的律师——他们的措辞太笨拙，根本无法让两个大使中的任何一个理解，却是件尴尬的差事，而这样的尴尬事我们常常遇到。无论如何，柯戴尔·赫尔（CordedHull）写给哈利法克斯爵士的这封重要的信我却不难理解：

　　美国国务卿向美国大使阁下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很荣幸地敬告大使阁下，海关有关官员

　　已被授权将大卫·奥格威先生的三箱自用威士忌酒以免税方式通关。

　　我的那些外交威士忌每瓶只花了一美元，另外我还获准以外交货物的名目从哈瓦那（Havana）进口雪茄——每支蒙地·克里斯多（MonteCristo）长雪茄只要15美分。当英国外交部一个多管闲事的家伙取消伦敦美国使馆外交官们的这些传统特权时，美国国务院只花了半个小时就以对华盛顿英国使馆采取同样行动进行了报复，再通过半个小时的交涉恢复了这些身份配额。我从没见过我们的外交机构行动如此迅速过。

　　我们唯一缺乏的东西就是领导能力。哈利法克斯大使是个极端虔诚的宗教徒。他担任印度总督的时候，缅甸总督说他：“爱德华遇到问题时，总是去问上帝，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总是把问题极端不明智地处理掉。”哈利法克斯是个古怪的懒人。每天下午我都看到他跟他太太，还有他们那只短腿的腊肠狗出来散步。他负责主持英国在美国的各种代表团——使馆、食品代表团、天然原料代表团、财政代表团、船务代表团，以及补给代表团等等的头头们的会议，但是严格规定会议两个礼拜才能召开一次，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绝对不让它超过一小时零一刻钟。”在大使馆中，见任何部长级以下的人他都嫌麻烦，连那些地位很高的要人对他冷漠的态度都颇有微词。他的随员们更是很少见到他了。他所有的演讲稿都由别人代笔，而他永远都把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删掉，事后还怪这些演讲在报纸上没有得到足够显著的位置。

　　大使馆收到的电报，先送到负责那方面事务的职务最低的人手上，这个人写上自己的意见送呈主管，然后就这样层层上报到大使手中，有时候哈利法克斯大使会把这封电报加上自己的意见呈给一位更权威的人士：“哈夫人，您觉得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他邀请美国政府中与裁职位相当的人来大使馆吃中饭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但是当邱吉尔与罗斯福会晤没有叫上他时，他气得不得了。他怕麻烦，很少把重要的美国人士来访时透露的消息往上报。我自告奋勇在他办公室装了一支收音的麦克风，以减少他的麻烦，因为这样谈话内容就可以被录下来，再由他的下属摘要整理。不用说，这种手段一定会被认为不够君子。在那个时代，外交人员普遍将情报人员视为无耻的恶棍，而情报人员也以牙还牙地认为，外交人员不是专门应付场面的交际花，就是没胆量的儒夫。我因为脚踩两只船而能够评判这两种成见的正确性。不错，许多情报人员的确是不道德的，偶尔会有消息批露他们犯有勒索、舞弊、巧取豪夺，甚至谋杀的罪行。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的败类外，绝大部分情报人员都是热爱自己祖国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做的许多事，都非常有价值。同样的，有些外交人员的确胆小怕事，但是他们都受过最好的教育，能够处理那些会令普通情报人员束手无策的复杂事件。

　　我的老爸爸曾经说过，牧师来的时候，他虽然跟我不同，但我还是会递上葡萄酒，感谢上帝，人人都各得其所。

　　在使馆的外交人员中，我尤其喜欢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爵士，他是著名的日本事务权威。有一天在使馆的自助餐厅吃中饭，他从眼镜后面用椰输的目光打量着我：“你昨天发给内阁办公室的电报糟透了。外交部门的大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琐碎事务的基础上的，我年轻时在驻日使馆做三等秘书时，恰好有机会陪萧伯纳晋见日本天皇。我关于那次会见的报告完全不重要，但是在伦敦却流传很广，而且为我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使馆的外交人员只有50人。5位是万灵会（AllSouls）的成员，3位是未来的外交部要员，18位后来被授予爵士或骑士头衔。在这群人中，我实在是低职高就，我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个外交官。有位黑人老太太误以为我是中央火车站的门房，当我好心帮她提行李的时候，还赏了我小费。我要一个计程车司机载我去大使馆时，他显然非常惊讶。

　　“你在大使馆工作吗？”他问。

　　“是”

　　“你做什么？园丁吗？”

　　“不是”

　　“你英语讲得很好。”

　　“谢谢！”

　　“你来美国前就学会说英语了吗？”

　　“是”

　　我在大使馆最好的朋友是哈德利（Hadley），他专门负责收集“机密垃圾”拿去烧毁。他来自苏格兰高地，因而对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曾担任过许多大使的司机，包括写过那本关于美国宪法的布莱斯（sryce）勋爵。既是鸟类学家，又是外交大臣的葛瑞（Grey）勋爵一九一九年来华盛顿的时候，双眼几乎全盲了，因此常常带着哈德利一起去洛克克里克（Rock Creek）公园观察鸟类。“哈德利，我好像听到了草原鸥鸟（Prairie Warbler）的叫声。你看到了吗？它长什么样儿？”有一天，哈德利载着葛瑞和几位内阁阁员经过动物园，突然间，那儿的动物管理员满是胡子的脸出现在车窗外，“大使勋爵先生，一大堆老鼠在我的鸭舍里做窝，我该怎么办？”“把烧滚的油浇进老鼠洞里。”葛瑞说，然后车子继续前进。哈德利最讨厌的家伙是30年代在这儿做大使的罗纳德·林德赛（Ronald Lindsay）爵士。“林德赛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但他总是坐在司机座旁边，我也总是跟他很平等地交谈。有一天他抱怨我说话太直。‘好吧，’我告诉他，‘如果你要这么想，就坐到后面去好了。如果你要坐在我旁边，那你就不是大使，而是普通的罗纳德·林德赛。”’好几代英国外交官都是因为听从哈德利的建议，在当时还是贫民窟的乔治城置了地产而发了财。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表兄巴西尔·布莱克（Basil Bleck）来了华盛顿，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邱吉尔与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会晤快结束时的事儿。会议的最后一天早上，官方的议题结束后，邱吉尔派人去叫他的安全官。邱吉尔刚刚去维拉·米拉多（Villa Mirador）吃完早餐回来，正躺在床上抽雪茄。安全官进他房间时，他上下打量着这位先生，然后说：“我想去逛商业区。”安全官回答说他必须与他的美国同僚商量。美国方面的安全官以这样的行动太危险为由，拒绝了邱吉尔的要求。但邱吉尔的这位安全官深知这位首相不喜欢别人阻挠他想做的事，但他是个机灵的家伙，就回报邱吉尔说：“长官，美国人希望您别去。他们接到情报，说德国的狙击手已经被空投到卡萨布兰卡四周，而现在没有时间排除商业区那一带的危险。我也向他们解释过您并不在意个人安全，但我还是必须向您指出，商业区疾病蔓延。如果您被传染的话，对您并不要紧，因为您身体强健硬朗得跟头牛一样。但是我不得不提醒您，罗斯福总统是位病人，如果你将病菌传染给他的话，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好吧，”邱吉尔回答，“那我就不去了。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之所以要去商业区，并不是因为你心里想的那些原因。而且就算我去了商业区，而且也不幸地染上了你所指的那种病，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传染给美国总统！”

　　如果说史蒂文森的手下是一群鹅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是天鹅。当战争结束，他这部错综复杂的机器也将被拆除时，他称赞我“具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和处理极度复杂问题的特殊天分……不仅是名优秀的情报人员，而且是极为卓越的情报人员”。如果我认为自己后来在麦迪逊大道的工作成绩是A的话，那么我给自己在华盛顿的表现打的分数不会超过B。

　　我认为由在大战期间跟我一起从事经济情报工作的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商人组成的情报网，如果联合起来，可以变成一个能够创造丰厚利润的商业冒险机构。我的设想引起了史蒂文森的兴趣，公司于是开始运作。股东有爱德·斯戴迪纽斯（Ed Stettinius）和情报网的许多高层人士，包括唐纳温将军、大卫·布鲁斯、查尔斯·汉伯洛（Charfes Hamblo）爵士。约翰·派伯是总经理。我也当了好几个礼拜的副总经理，但是那份工作令我厌倦，所以没多久就辞了职。之后，这家公司蒸蒸日上。

　　一个虔信民主的国家如何维持高效的情报系统而不损害公民权利？答案并不在于将情报系统纳入由以私利为原则的政客所组成的大嘴巴委员会的统辖之下，而在于指派正直诚实的人来管理，他们在不滥用职权方面必须可以依赖。古代条顿族的海盗国王在《潘赞斯的海盗》（The Pirales of Penzance）中说得很清楚：

　　坐在崇高王位上的君王，要想保住他的皇冠，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那些活动比我所做的一切都要龌龊。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五章　广阔的乡村修道院






第五章　广阔的乡村修道院

　　1940年一个美丽的傍晚，我陪乔治·盖洛普坐火车去芝加哥。途中，我们看到车窗外有一群人，看起来就像是当年坐着五月花号来美国的清教徒。盖洛普说他们是阿米什（Amish）教徒。三个星期后，我妻子和我骑着自行车到宾州的兰开斯特（Lancaster）寻找他们的踪影。骑了两天，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因特考斯（Inter－corse）郊区，在一座整洁的农舍的门廊上，有一大群戴阔沿帽的人。那是星期天早晨，阿米什教徒正在做礼拜。

　　阿米什教徒是18世纪中叶为了寻求宗教自由，从德国南方迁出的，在宾夕法尼亚，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于是在那儿住下来，已经住了200年，离群索居，远离尘世的变迁。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为他们严格的宗教传统所支配，不准使用汽车，只用马车。用马耕种而不用拖拉机。不准用电，只用蜡烛和油灯照明，没有收音机、电视、电影院，也没有电话。

　　当地的邮差帮我们找到一家愿意提供外人住宿的艾米许教徒，从此我和我妻子在我可以抽身逃离华盛顿的每个周末，都要跑到这儿来住：三天晚上的住宿，外加六顿饭，只收15美元。兰开斯特郡曾经是英国人的殖民区，所以村庄仍沿用着英国名字：因特考斯（Intercourse）、掌中鸟（Bird in Hand）、天堂（Paradise）、丰饶（Fert）、蓝色球（Blue Ball）、白马（White Horse）、蜜溪（Honey llrook）等等。（因特考斯最早被称为十字钥匙（Cross Keys），但在19世纪40年代，村民们认为用一个英国酒馆的名字当自己村干的名字，并不妥当，因此改名为因特考斯。

　　莎拉·菲舍尔（Sara Fisher），我们在阿米什社区的女房东，长得酷似老年的维多利亚女王，但却幸运地享有拉伯雳作品中的人物式的幽默感，还是位极棒的厨师。她介绍我们认识琼斯·约德（Joas Yoder），一位79岁的退休阿米什农夫，有七个不到12岁的小孩。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花了好几个下午用他的四轮马车带我们在乡间小路上徜徉，并为我们解说阿米什教徒的生活方式。树篱中的金银花和田野中的三叶草的气息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的身边。那儿有一种充满宁静、丰裕和满足的氛围。史诺顿勋爵（Lord Snowdon）曾说，作客阿米什教徒的居住地，就像拜访一座非常宏阔的乡村修道院。

　　琼斯把他的侄女安妮和侄女婿赖维·菲舍尔（An－nie and Levi Fisher）介绍给我们，这对夫妻还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作客。我们到访的第一天晚上，一场龙卷风掀走了他们的屋顶，这次奇遇使我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多年之后，当他们到康涅狄格州来看我们的时候，安妮告诉我，我们去作客的那天早上，她自12岁以来第一次没有在早餐前把牛奶挤好。

　　大部分阿米什教徒都以务农为生，另外一些不务农的，就做木匠、马具匠、马车匠、铁匠或家具匠。他们一天工作15个小时。妻子们只有在帮丈夫或孩子做衣服的时候才会坐下来。妇女们的头发都是中分，在脑后梳成一个合，再用白色的细棉布软帽包住。她们的衣服都是单色的棉布做的，长及地面。她们一生只穿一次白衣，那就是在结婚那天。此后，白衣服就被收到箱子里，直到死后才穿它下葬。

　　男人们蓄着长发与胡子，但却不留上唇髯，因为按照他们传统的看法，只有军人才留上唇髯，而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的外套都是黑的。上衣没有领子和翻领，外面也没有口袋，衣服用钩子固定，因为钮扣也是军队的标记。他们裤子的式样像谷仓大门，开口在旁边，而不是在前面。冬天，他们披厚重的黑披肩，戴黑色毡帽。教会规定男人的平顶帽的帽顶必须高3．5英寸，帽治必须宽四英寸。他们夏季的帽子也是相同形状，但是用他们自己种的麦子的麦秸编成。小孩子的衣着完全是大人缩小的翻版，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小玩偶。

　　阿米什教徒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过于冷峻严肃，但事实上，我还没见过比他们更嗜好狂欢作乐的人。我们第一次参加阿米什人的午宴时，话题转到我和我妻子只有一个小孩上。这件事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一位可敬的曾祖母级老奶奶建议我妻子“再去找一只种雉”。阿米什人的家庭非常庞大——平均每对夫妻有8个孩子，而一家有16个孩子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193C年去世的阿米什人，总共留下了565个直系后代，还有一个人曾留下410个。玛林达·史多兹弗斯留下324个。这样多产的结果，就是阿米什人的人口比本世纪多了五倍。

　　也许你会认为像这样在遗传上与外界隔绝的社会，近亲通婚很多，会造成不幸的结果。但是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例子，那是一种只有阿米什人才会有的侏儒。阿米什人的侏儒每只手有六根手指、心脏畸形，而且全是撒母耳·金（Samuel King）的后代。撒母尔·金是一位18世纪的阿米什人，他本身并不是侏儒。但是，直到1964年，移民到宾州之后的200年间，整个社会也只发现了24个这样的例子。除此以外，阿米什人特别健壮、聪明、长寿。

　　每四个阿米什人家庭中，就有一家姓史多兹弗斯（意思是骄傲的脚的），七个大姓的加起来占到了总家庭数的77％：史多兹弗斯、金、贝勒（Beder）、菲舍尔、莱普（Lapp）、祖克（Zook）以及艾什（Esh）。男孩的名字都来自圣经旧约，像摩西、约伯、撒母耳、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乔纳森、丹尼尔、阿莫斯、托比亚斯、本杰明，以及克瑞斯特（当地人读有押“李斯特”的韵脚）。女孩子的名字则是玛丽、安妮、凯蒂、莎拉、芬妮、芭芭拉、吕贝卡、丽兹、莎蒂，还有玛琳达。（阿米什人也给他们的马取英文名字，像吉姆、哈里、查理、汤姆，还有法兰克）。因为用的名字非常有限，所以很容易在离得木到几英里的家庭中找到四五个以撒·菲舍尔、约伯·金，或者丹尼尔·贝勒。因为大部分人都有绰号，所以同名同姓的人不会被弄混。我认识一个白胡子的教会执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叫屎蛋阿贝，因为他小时候淘气得要命。另外一位年高德助的老人叫胡椒丹，70年前他把胡椒放到学校的炉子里，让老师打喷嚏。还有一个叫做公车班，因为他的谷仓门高得你可以驾着双层公共马车而不是通常的单层马车直驶进去。然后还有秃头大卫、粉碎机约翰、护花使者乔和黑杰克，黑杰克制作的玩具是我见过的最棒的。（安达路西亚（Andalusia）的印地安人村落中用的绰号和他们的有点像。）

　　阿米什人自己说一种德国方言，但是上学的时候学英语，于是他们的英语便成了一种混杂着过时英语和直接从他们的德语翻译过来的话的怪异语言。这些怪异语言乍听来让人发笑。

　　有一天我开车载着一家阿米什人，有一个孩子放了一个屁。“臭气是做什么用的，阿莫斯？（What for foulair，Amos？）”孩子的母亲问。他们说一个农场原来“毫无价值”（drecky），等到一个阿米什人买下了那个农场，就说那是“红五类”（all red－up）。聚会快结束时，吃光了冰淇淋（一人一夸脱），阿米什人会说：“冰淇淋是无限的（The ice cream is all）。”一位阿米什妇女曾告诉我她久病卧床的公公在前一天晚上“拉出”了自己。

　　“让楼梯跑上去，让窗子关下来。”

　　（Run the stairs up and shut the window down．）

　　“他对那匹马的出价对我感到惊愕。”

　　（Itwonders me what he paldforthehorse．）

　　“你祖母已经活着了吗？”

　　（Is your grandmother living yet？）

　　“让灯出来。”

　　（Outen the light．）

　　“好了早就好了。”

　　（All right already．）

　　“大卫病得很了不起。”

　　（Davy is still Sick．）

　　“我们住在他们家邻居。”

　　（We live neighbors to them．）

　　他们说胆敢（dare）的时候，总用已经过时的过去式durst——“你已经胆敢再吃点苹果奶油试试看。”用“你”（you）的多数的时候，他们用古英语的youns——“阁下们别客气”。

　　我们真的宾至如归。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阿米什人对我们那么好。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试图为他们拍照。他们恪守戒律上的话：“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们奉守安息日，并决不被人看见饮酒。而且我们与他们的邻居门诺教徒（Mennonote）没有任何相像之处。阿米什人像荷兰人讨厌比利时人那样讨厌门诺教徒。

　　1946年，我离开伦敦，在飞机上经历了17小时的乱流，到了巴尔的摩（Baltimore），我妻子在那儿与我会合，然后我们驱车前往赖普主教靠近因特考斯的农庄。那幢房子建于1956早期，它是一个缩小了的跳舞厅。房子正要出售，而且主教也知道我非常想买下来。“大卫，”他说，“我不能卖给你。因为我的同胞们认为你可能会在这儿搞一个啤酒屋或建个机场。”再怎么跟他解释啤酒屋和机场是我生平最痛恨的两个东西也没有用。不过，几个月之后，另外一个农场要出售，我请一位阿米什朋友帮我去投标，成功地将它买了下来。100英亩的石灰岩土地、一个巨大的谷仓、两幢房子，一共13000英镑。一条游着群鱼的小溪穿过草地，溪里有鱼狗、野鸭、双胸斑沙鸟。我们在这儿住了下来，我妻子、我，还有我们三岁的儿子，周围都是阿米什人。

　　在他们的社区中，阿米什人过着极社交化的生活。隔周的星期日，他们都去做礼拜，人们聚到一起，就像是一群猪狐犬在集会。不去教堂的星期日，他们就驾车四处拜访朋友，或待在家里等别人来做客。这种无休无止的娱乐活动，要求阿米什家庭的主妇永远保持食橱中有丰厚的贮藏。有些主妇每年都用瓶子储存五百夸脱的水果、蔬菜和炖牛肉。按照惯例，客人吃中饭时，桌子的每一英寸都必须摆满肉、肉汁、沙拉、马铃薯、脑黄瓜、果酱和蛋糕。阿米什人的食量很大，但工作辛劳，所以吃得再多也不会胖。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大部分阿米什人在30岁之前，就已经都是一口烂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除非是他们的孩子从小不喝牛奶。

　　他们对医生的信赖有限，但是对各种庸医却深信不疑。“电水”（Electric Water）是他们用来治疗多种疾病的秘方之一。他们迷信巫医，而巫医们的治疗方法则纯粹由符咒组成。约瑟夫·由德（Joseph Yoder）15岁时，一只挑粪叉戳了他的脚，几个小时后，伤口疼得厉害。他母亲用手在伤口处划了三次十字，两分钟后，疼痛消失了。

　　阿米什人最令人羡慕的地方是他们对长者的尊敬。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一个阿米什小孩对父母无礼。一位父亲年纪大到无法耕种时，就把农场传给最小的儿子，然后搬到预备自己死后留给妻子的房子去住。但是他的儿子们仍然继续听从他的意见，而他的妻子仍然继续履行在家中带小孩的永久职责。在阿米什人的社会里，根本就没有养老院这种东西。

　　阿米什人认为，既然他们的孩子注定终生务农，那么除了阅读、书写、算术外，学别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孩子14岁后，父母就拒绝让他再上学。在这方面，他们的根据是《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19节的说法：“在这个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坚持这样的原则使阿米什人常常与宾州或其他州的法律发生冲突，有人还因此入狱。我听一个阿米什农夫说：“年青人读完高中就什么都不想做，除非让他们做一件可以坐下来做的工作。他们被惯得不爱做农活。女孩子要是读完大学，就想着靠罐头食品生活，男人娶到的可能就是个开罐器。”

　　1971年，威斯康辛州将这一问题提交高等法院审理。因为阿米什人的教义禁止他们卷入任何诉讼中，因此他们不能为自己辩论。但是一些好心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请哈里斯堡（Haris－burg）的威廉·鲍尔（WlliarnB Ball）代表他们出庭。这个案子后来变成要判定——依照美国宪法第一次修正案的自由行为条款，即宗教自由——威斯康辛州的强制义务教育法是否生效。鲍尔先生告诉法庭，阿米什教徒的教育目的并不是要让孩子在人世中超越别人，而是为了要上天堂。陪审团全体赞成阿米什教徒，大法官伯格（Berger）宣布：“强制义务教育阿米什教徒16岁的孩子，的确伴随着一种非常真实的威胁，那就是损害阿米什人的社会与宗教信仰。”（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

　　阿奇伯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曾写道：

　　对阿米什人的普遍看法是，他们是个不合时宜的民族，一个伴随着马和马车、旧约中的上帝以及其他一些年代久远的事物，如农艺、用很长时间都习惯不了的家务技艺，还有和谐的生活……生活在过去的历史中的民族。阿米什人有理由相信他们自己、他们的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比那些笨拙的观光客的祖先要睿智得多……当我们仍天真地相信轧棉机、火车、飞行器，以及内燃机，认为我们知道它们将去向何处时……阿米什人已经决定不加入这个行列。

　　如果有一天你成了一个流浪汉，四处游荡，我建议你到兰开斯特吉。阿米什人决不会吝于给你一顿饭吃，而且还会让你睡在他们的谷仓里。有些流浪汉在救济院过冬之后，会一个夏天接一个夏天地回到兰开斯特，像老臭，（Old Stindr），他用皱纹纸折出一束束的玫瑰花作为我们供给他食物的回报。他在我们的农场待得很久，在他再次上路流浪之前，我们的每一个房间都变成了充满玫瑰花的闺房。不过，现在睡在谷仓中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舒服了，因为现在的农民都把干草捆起来。在干草上打滚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在一捆一捆的干草上是没法打滚的。

　　同样，如果你是黑人，很不幸地陷入城市贫民窟中，并且失业了，你也可以搬到兰开斯特去。我保证你可以在那儿找到份工作，而且阿米什人会纷纷来帮助你。他们知道什么是基督徒精神。

　　他们对金钱与权势不感兴趣。有一天我带葛莱德温·吉伯（Cladwyn Jebb）去拜访一位看起来像圣彼得的上了年纪的阿米什教徒，这位老先生当时正在吊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的吊床上打盹儿。他躺在吊床上问吉伯他是谁。“我是英国派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位老先生想了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说：“你还是个大人物嘛，对不对？”

　　阿米什人从不善于多愁善感。男孩子在结婚安定下来之前，非常野性、鲁莽。他们离谱地买下快步马，骑着它们以极危险的速度飞驰。他们还在星期天的傍晚，在因特考斯的大街上举行轻便马车比赛，伴随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大喊大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通常在结婚不到九个月时就出生。

　　整个教会被分成不同的教区，每个教区大约包含40个家庭，由一位主教、两位牧师，以及一位赈济员管理。这些神职人员都是农夫，同样14岁时就离开学校，但他们中有许多人可以把圣经新约倒背如流。他们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来担任神职，把选举的重担委托给上帝。这些神职人员用铁腕管束教徒。任何人拥有拖拉机、通好或偷窃，就会被神职人员祭起本教戒律，用法铃、书本和蜡烛逐出教会。被逐出教的罪人，不仅仅不能参加圣礼，还会遭到整个阿米什社会的遗弃。即使是他的家人，也不允许与这名罪人同桌吃饭（“不可跟那自称为信徒，却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别人、酒醉或窃盗的人来往，就是与他同桌吃饭都不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第11节）。我还听说连他的妻子都不能跟他共睡一张床。这种可怕的惩罚，是保护阿米什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力量。

　　身为阿米什人也有实质上的好处。如果你断了腿，离你家最近的邻居会帮你耕种。如果你的谷仓失了火（许多谷仓的确毁于火灾），邻居们会帮你盖一个新的。如果你死了，留下家人孤苦无依，教会的赈济员会照顾他们。

　　阿米什人的宗教仪式在隔周的星期天举行，但不是在教堂，而是在一栋农舍，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以前他们在德国因信仰而遭到迫害的日子。这栋房子建有隔墙，隔墙可以向后折叠，以便腾出一个大的房间容纳参加聚会的所有教众。举行宗教仪式的前一天，是每个人“做准备”的日子，一辆马车把板凳、用架子支起来的桌子，以及赞美诗集——奥斯本赞美诗集（the Ausbund），1564年在瑞士首次印刷——运到这栋房子。星期天早上八点，教众纷纷驾着单座马车和多座马车来到聚会的地方。仪式的开场是用古代宫廷式的德语进行介绍性布道，大约半小时。接着是默祷，然后开始日课。主要的布道通常由主教进行，至少要一个小时。这时就有人会嫉妒刚当母亲的妇女，因为她们可以带着小宝宝到外面的夏季厨房中喂奶，这个景象是我四岁的儿子百看不厌的的奇观。

　　主要的布道结束后，其他牧师对布道内容进行解释，这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接着大家就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用跑胜走调的和音、送葬乐般的慢速度，以及一种阿米什人称之为zutterich singe的颤音唱赞美诗。这些从未被正式地记录下来的悲伤的挽歌，源自6世纪的格列高里圣歌（Gregor－tan chanting）和一些音调并不和谐的德国民谣，诸如“我见到了人形怪的主人”（ISawthe Lord of Frankenstein），“我见到了一位提着壶的少女”（ISaw a Maiden with a Jug）。有些赞美诗长达6G节，讲述16世纪再洗礼派受难者所受的折磨。我家的农夫托比·史多兹夫斯常常在挤牛奶时对牛唱这些赞美诗，因此增加了牛奶产量。

　　最后，经过在三个小时的布道、祈祷以及听起来像猫叫般的歌唱之后，整个仪式在祝祷中结束。在听到Durch Jesum Christum这句话时，所有的教众都跪拜，这样的举动出现在这个超虔诚的清教徒教会中真让人吃惊。

　　接着是午餐。每次午餐的菜色都一样：汤、脆黄瓜炒蛋、甜菜根、馅饼派、乳酪和咖啡。大人们整个下午都懒洋洋地在草地上消磨时光，小孩子则玩游戏，直到大家都到了该回家挤牛奶的时候。

　　有时候有人会邀请我妻子去参加猜迷会，要玩上一整天，而且会比桥牌更有成就感。阿米什人想在房子里加个房间或改建马厩时，就邀请邻居来家里参加一种叫做“嫁戏”的工作餐宴。他们永远不会错过参加拍卖会的机会。有农场要出售时，拍卖农场的人会在大家叫价投标的中途休会，给竞标者半个小时去向他们的父母、叔叔伯伯，甚至祖父借更多的钱。拍卖会上都准备汉堡和热狗，每个参加拍卖会的人都尽兴而归。阿米什年轻人星期天晚上不去跳舞，而是去“唱歌”。整个过程从唱赞美诗开始，以跳方块舞结束。男孩子们来时都是驾着敞篷马车载着自己的姐妹，离开时马车上坐着的却是别人的姐妹。

　　冬天的时候，当白雪覆盖了所有道路，阿米什人就拿出家里的雪橇。教会不允许用雪橇铃，所以在雪橇到你眼前之前，你根本听不到它们来了，我就不止一次把自己摔到雪堆里以免于被它撞倒。

　　除牛奶之外，阿米什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种植用于制作雪茄的烟草。烟草的管理与采收需要极其大量的手工劳作，所以家里的孩子越多，就可以种越多的烟草。种植烟草的工作在二到四月间开始，一辆古老的蒸汽机车来给苗床消毒就是序曲。烟草的种子太小，为了均匀地播种，必须让种子浮在水面上，然后用罐把它们洒在苗床上。当一位来自城市的好心的国会议员向阿米什人建议，每位农民都不应该种超过一浦式耳的烟草种子，这样可以有更多的土地来种小麦时，阿米什人被大大地逗乐了。因为这位议员不知道，一浦式耳的烟草种子可以种7000英亩土地的烟草。而很少有阿米什人种得多于五英亩。

　　播种之后，要在苗床上铺上刚宰完的猪的猪鬃，在猪鬃上再盖细薄的棉布。如果勤浇水，到五月底的时候，苗芽就会长到八英寸高。这时候就把苗芽移植到地里，每英亩5000株，每种一株都要浇一次水。

　　烟草继续长大，农民也必须不断地用锄头锄去杂草。八月中旬左右，要把每株烟草的顶端折断——每英亩五千株——这样养分才会充分地送到两旁的叶子上。两个星期之后，必须把地里的每一株烟草再仔细检查一遍，除去旁边长出来的新芽和巨大的绿毛虫，这是一桩很腻人的工作。九月中旬，如果烟草还没有被冰雹打成一条一条或者被一种叫“野火”的菌病侵袭，变成无可救药的麻脸的话，那么就可以砍收了。农民们用镰刀从根部砍起。

　　全年的农事中，这是最繁重的一种工作。用几个小时把砍下来的烟草在太阳底下晒蔫，再插到木条上，每根木条插五株。之后把这些木条挂在一种叫烟草梯的运输工具上，用马拉到谷仓中。如果马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那么一起步它们就会奔跑起来。一对柏雪龙（Perderons）马载着你的收成飞奔，掠过如画的风景，那景象实在是太惬意了。烟草运到谷仓，就要把木条挂到鹰架上去，你得冒着危险爬上爬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你得祈祷老天爷给你干燥的好天气，这样烟草才会干透，而不会烂掉。11月时，把烟草从鹰架上取下来——烟草变得金黄，香香的、脆脆的、薄得像纸一样。这时候要把烟叶从梗上摘下来，按照大小分好，紧紧地握在手里，用木制的压板把它们压成一捆一捆，再将捆好的烟草用牛皮纸包起来，最后用细绳系好。如果马不停蹄地工作，我一天十个小时可以处理500株烟草。最后，一家烟草厂的采购员会来拜访农民，用他开出的价钱购买这些烟草。我到这儿的第一年，一个这样的无赖出价每磅28美分，并且向我发誓说我的烟草是他的老板授权给他以这个价钱采购的最后一批了。我卖给了他。第二天早晨，同一个人给我的邻居41美分一磅。阿米什人农民受够了这样的蒙骗行为，因此筹划了一次公开拍卖。买主们都到拍卖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出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鲜廉寡耻的阴谋。这次改变的尝试因此无功而返，而我们这些农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孤零零地站在谷仓中，等着无耻的采购员们发发慈悲。

　　真遗憾，威拉·凯瑟（Willa oath）不认识阿米什人。关于阿米什人这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所知道的书只有两本。一本是卡文·巴哈曼牧师（Calvin Bachman）的专题研究报告，1940年由宾州德国社团出版。巴哈曼在因特考斯附近的基督教联合教会做了41年的牧师，他是唯—一个对阿米什人比我更了解的非阿米什人。第二本是《阿米什的罗珊娜》（Rosanna of the Amish），作者是约瑟夫·由德，一个背叛传统，上了大学的阿米什人。他的书讲述的是他的母亲，一个由阿米什家庭收养的爱尔兰孤儿的生平，用最直接的笔法描述。这本书和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My Antonia）一样令我动容。

　　我去那儿的几年以前，一群当地生意人开始利用阿米什社区在旅游观光方面的吸引力赚钱。我在那儿的时候，夏季的每个星期六与星期天，数本清的大巴士从纽约和费城聚集到因特考斯，慢慢地从车门吐出他们令人生厌的货物——背着照相的观光客。那些都市野人的低俗与阿米什人的高贵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对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更严重的威胁来自阿米什人内部。主教们顽固地禁止人们使用汽车和拖拉机，严重损害了教众的意愿。如果你用马犁田，一个小时只能犁三英里，而篱笆的另一边的非阿米什人邻居和在用拖拉机，你一定无法不问，圣经给主教们的哪一项权利让他们禁止我们用拖拉机？于是你可能加入一伙同样看法的叛逆者，成立一个新的教派。这种情况，在我去兰开斯特之前就发生了。那些脱教的人不但使用拖拉机，还开上了汽车。他们用黑漆把车上的铬盖掉，所以他们又被称为“黑保险杠的阿米什人”（Black BumPer Amish）。其他分裂教派也是因为在服饰发型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才出现的。到1940年，阿米什人共有六个不同的教派，从极度保守到相对开放的。这些分裂与教义无关，所有教派的阿米什人都有同样的信条。我是站在老卫道士这一边的，但是我不用马犁田。

　　阿米什人虽然自己非常遵守教规，但是他们对过较世俗的生活的人非常宽容。“你走你的阳关道，找走我的独木桥。”这种宽容别人的习惯，使他们可以在我们家使用电话，搭我们的便车。“你可不可以拉我到掌乌林去？我要去拿我的甘蓝苗。”六个阿米什人挤在我们家的A型福持车里，轻快地前进，真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景象。

　　在兰开斯特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时光。但是我永远无法以务农为生的事实也越来越明确。我太多虑了。我担心烟草、大白菜跟麦子的钱。我担心洪水——兰开斯特的雨又大又多。我并没有健壮得足以胜任农活的身体，我觉得除草和给烟草掐尖乏味得无法忍受。我也没有足够的机械头脑使家中的农机保持良好状况。我对动物养殖法一无所知，而从书本上又学不到。最后一次令我大感羞耻的事儿是，一次伊拉·史多兹弗（IraStorltzfus）主教和他的六个儿子来帮我把玉米填到饲料贮藏室里去。主教对我的工作忍无可忍，不得不请求我别碍他们的事儿。”

　　我还记得祖父当年如何从一个失败的农夫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我为什么不仿效他呢？为什么不成立一家广告公司呢？那年我38岁。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六章　名与利






第六章　名与利

　　当时的我没有文凭、没有客户、银行账户里只有6000美元。今天，奥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五家广告代理商之～，在29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拥有1000个客户，营业额8亿美元。

　　如果你想仿效我，这儿有三条秘诀：第一，博得一个创意天才的名声；第二，让你自己周围都是比你优秀的伙伴；第三，让他们也这么做。

　　39岁的时候，我写了我的第一个广告。与大多数初入行的人不同，当时我对广告已经有很多了解。盖洛普博士把他所发现的影响广告成败的因素传授给了我。罗瑟·里夫斯（Rosser Reeves）把他从克劳德·霍普金斯（ClaudeHoPkins）的学生那儿学来的东西教给了我。我还吸收了约翰·凯伯斯（John Caples）、杰里·兰伯特（Jerry Lambert），LJR其他广告先驱的思想精华。我读过当时已出版的所有有关广告的书籍。只要我把这些知识付诸应用，再加上一点点想像力，我就能创造出一系列广告运动，它们使奥美一夜成名。这些成功的广告运动包括：

　　海赛威衬衫（Hathaway）——我用了一个一只眼睛戴着黑眼罩的模特儿。这个广告运动持续了19年。舒味思（Schweppes）奎宁柠檬水——我说月良了客户，让怀特海德（Whitehead）出现在自己的广告中。这个广告运动持续了18年。健力士（Gumness）黑啤酒——我创作了一系列饮用指南——配生煌、乳酪、松鸡等等。劳斯莱斯轿车——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在时速六十英里时，这辆劳斯莱斯车内最大的噪声，来自它的电子钟。”直到现在，这仍然是最有名的汽车广告。波多黎各——我策划的那次运动，为这个国家吸引来了数百家工厂和数百万游客。壳牌石油（Shell）——我策划了一次广告运动，在石油工业史上第一次将汽油的成分公诸于世。多芬（Dove）香皂——我在广告中说“含四分之一清洗乳霜，多芬可以在沐浴时，滋润你的肌肤。”这个广告运动现在仍在继续。西尔斯一罗伯克百货商店——我创作了一些广告，颂扬西尔斯的政策与服务，而不是他们的商品。

　　我常常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广告撰稿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过这么多获奖广告。当通往我的下意识的“电话线”接通的时候，创意的灵感就会苏醒过来——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微醒的时候，或者睡着的时候。这些广告使奥美的名声如日中天，赢得客户简直就像探囊取物。

　　我也常常在想有没有一家广告公司，有过这样一份非同凡响的客户名单。除了美国政府、英国政府、法国政府以及波多黎各政府，我们还赢得了美国运通（Amer．lean ExPress）、康宝场业（CamPbell SouP ComPany）、hi用食品（General Foods）、IBM、美林证券（MerrillLynch）、摩根担保（Morgan Guaranty）、壳牌石油，ffi有西尔斯一罗伯克百货等客户。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些杰出的英国客户：劳斯莱斯汽车、舒味思奎宁柠檬水、健力士啤酒，还有英国观光协会。《观察家》（TheObsever）曾报道说，“奥格威可能是继邱吉尔争取美国通过租借法案（译者注：美国国会1941年通过，主旨为总统在战时可以向与美国安全有关的国家提供物资，战后清算。）之后，帮英国赚钱最多的人。”

　　我也犯过巨大的错误。一位朋友要我接手一家制造办公设备的新兴公司的广告业务。但是我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拒绝了。我朋友又说，我可以以象征性的价格购买他们的股票，我又拒绝了。这家公司叫施乐（Xerox），他们的年度广告费很快就达到1000万美元，而股价更是比原来翻了30倍。

　　除了创作著名的广告，我还做一些演讲，这些演讲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在拉斯维加斯的汽车经销商年会上，我告诉与会者，公众认为他们是全国最不诚实的商人，这使他们非常恼怒。还有一次，我当众指责看板（billboards）不但不是好的广告，而且品德极差——“等我退了休，我要建立一个秘密组织，让戴面具的保安骑着无声摩托四处巡逻，趁着月黑风高砍倒所有的看板”。另外有一次，我出口攻击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在吸引游客方面的无能：“醒醒吧，葡萄牙！发威吧，瑞士！把力量拿出来吧，意大利！动动你的红屁股，德国！”我公开指责长久以来的佣金赔偿制度是一种遏制业务发展的阴谋，震动了整个麦迪逊大道。

　　之后我写了一本书，解释奥美广告为什么会如此成功。我不指望这本书会卖过4000本，但我希望它能吸引来一些新客户。这个目的达到了。而且出乎我的意料，它居然成了畅销书。我成功了。

　　此外，《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是个天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为我做了一个电视专访。我被邀请去白宫效力。我获得了美国市场学会的巴林大奖（Parlin Award）。英国保守党要我帮他们重组宣传机构，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工作，就意味着要离开麦迪逊大道一年，而且我曾梦想过的绚烂政治生涯也很可能因此而展开。可惜这个邀请来得太晚了。我读过的英国政客回忆录已经使我对他们的阴谋诡计失去了兴趣。我受封为大英帝国荣誉海军中校。甚至百老汇的一部戏，也请我担任主角。美国商业部部长路瑟·赫齐斯（LutherHodges）要我帮他准备用来向国会推销总统的贸易扩张法案的演说。多萝西·舒芙（Dorothy Schiff）请我接任她在纽约《邮报》（POSt）的发行人职位——她对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肯尼迪总统也发出过同样的邀请。最奇怪的是，国家图书馆也要我提交个人书信文集（如果不是因为交了那些东西，这本书可能会更长一点。现在离华盛顿太远了，我又懒得去那儿查阅我的文集，所以写这本书只能靠零碎的记忆）。

　　但是当时也有一个美中不足之处：如果有～天我被计程车撞死了，那么奥美广告也会烟消云散。显然，到了应该停止我单人乐队般的行为，把这家广告公司变成一个真正的组织的时候了。

　　我一直面临太多的工作压力。绝大部分客户的广告文案原稿都由我撰写，我还要向未来的客户做提案。我摇摇晃晃地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销售会议从星期天下午开始，与脱多岁的海伦娜·鲁宾斯坦（Hele．naRubinstein）在她卧室里开早餐会议、与西格莱姆（S。agram）公司的山姆·布朗夫曼（Sam Bronfman）共进午餐。这是我的一页日记：

　　五点起床，到书房做家庭作业——整理三个公事包。七点半，把早餐拿上楼给妻子。开车到办公室。怀特海德打电话来，说他想放弃舒味思的广告。搞什么鬼？每个人都这样子，我们怎么办？休斯顿（Houston）来电话讨论壳牌石油下一波的广告。到放映室审了五条新拍的电视广告。广告里有两个证券经纪人。他们满嘴都是华尔街促透了的行活。从“卡住”（taking aPosllon）开始，接着“买进卖出”，最后他们得到了“销售高潮的重复爆发”。中午在办公室的自助餐厅吃饭，忍住与一位漂亮女秘书同桌的诱惑。责备一个从哈佛商学院毕业，毫无幽默感的年轻人。下午两点跟负责我们最大的客户通用食品的比尔·菲利普（Bhiphihps）碰面。比尔遇到了麻烦。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Jt）总统第一次品尝麦斯威尔咖啡时，惊。1道：“好喝到最后一滴！”这句话一直都是我们的广告语。现在那些疯子律师要我们证明麦斯威尔真的是“好喝到最后一滴”。预演一个新客户的说明会。晚8点ZO分回到家，吃完晚饭又回去做作业。

　　周末，我写超过150份的便条、信件和笔记。每年我都会回到英国拜访当地的客户。一个酷热的夏日早晨，劳斯莱斯招待所的总管，没敲门就进了我的房间。我妻子躺在床上睡得正香，赤裸裸地像只挂鸟。那家伙把他的大扁脸伸到我妻子耳边大吼：“您要煮蛋还是熊蛋，夫人？”英国观光协会的马庞尼（Iord Mabane）勋爵派他的车来接我们去瑞尔（Rye），他在瑞尔的房子以前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他的司机劈头就问我妻子要不要吃他的口香糖，把她吓了一大跳。除了这些，假日里，我还做一些自由撰稿人的工作。瑞士欧米茄（Omega）手表公司付我14000英镑，要我花四天时间教他们如何改进广告——他们的钱花得很满意。《读者文摘》（Reader Digest）付了2800英镑，要我帮他们杂志写一篇广告稿。《假日》（Holiday）杂志和《纽约客）（New Yorker）也是一样。史考特公司（O．M．Scott ＆ComPany）付我72000英镑，让我为他们的草坪保养产品的行销提出建议。几年下来，我做这种“月光下的工作”赚的钱比我在奥美挣得还多。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奥美广告的其他人不这么干。

　　在其他业余时间，我还为了好几个善良的目标而志愿工作。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Rocke＆elferm）和克莱伦斯·法兰西斯（ClarenceFrancis）让我担任他们林肯中心公众参与委员会（Public ParticipationCommee）的主任委员。这一年中，每周我要主持四个会议。这个任期结束后，洛克菲勒又邀请我担任黑人大学联合基金（UnitedNegrOCollegeFund）的主席，我怀着高度热情加入这项工作，结果却树敌招怨，自找麻烦，最后辞职下台。另外我还在一个为英国工业界在如何提高对美国的出口方面提供咨询的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我加入了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董事会，还从1962年开始担任科尔比的校董，那是一所位于缅因州（Maine）的迷人的学府。

　　第一次在科尔比参加校董会议，他们颁给我一个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这是我的第一个学位（但不是最后一个。位于长岛的艾德芬大学（Adelphi University）授给我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荣誉状里的话令我非常愉快：“您一向是坦诚的守护神，坚持好的广告不应做无法实现的承诺。您为社会责任设定了崇高标准。您是一位杰出的广告撰稿人，将得自刻苦的苏格兰式教育的丰富思想带进这项工作之中。您一直运用成熟的语言创造令人难以忘怀的广告。您告诫广告文案工作者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大众是容易欺骗的一群，您谴责‘虚浮的吹捧’。您一向深深地了解创造力不会出自委员会，而来自智慧的头脑和锲而不舍的反复锤炼。由于您赋予销售术不凡的品味，由于您尊重消费者，视他们为与自己相同的人。您在这个不诚实的时代，坦白直言。所以我们非常荣幸地颁给您，大卫·奥格威，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和属于这一荣誉的所有权利与特权。”

　　我对科尔比的校董职务怀有高度兴趣，并且在此期间形成了八个挥之不去的看法：

　　一、学生和老师在大学里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浪费的。盖洛普博士对不同年龄的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中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

　　二、牛津与剑桥的导师制度比美国学院里的教室教学制度优越得多。

　　三、教授的终身制度应该废除。这项制度是由美国最强有力的工会之一，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强加给各大学的。其中心目的是保护那些倡导非正统理论的教师。这种保证是必要的，但是保证学生不会受教于不胜任的教师却更为重要。一名大学教师35岁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可能真的才华洋溢，但是到了50岁，却可能已经是一座死火山T。一代代被死火山教导的学生真可怜。终身教职是单向的契约，这真荒谬。如果不能裁撤教授，那么同样地，教授也不应因为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离开教职。

　　四、大学学制应该减少到三年。我的心为那些被迫在学校里呆上五年的学生而流血。他们不得不在学校里面临残酷的压力，却只学到肤浅的知识。

　　五、每个学院都应该聘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师。许多家长在自己的孩子退学、精神崩溃被送进医院或自杀之前，都认为精神病学只是一种时髦的无稽之谈。在没让他与精神科医生进行多次沟通之前，任何一个学生都不应该被开除（像我过去所遭遇到的那样）。这种做法能挽救许多学生，而挽救他们正是我们的责任。

　　六、学校里总是有要求增加新科系的叫嚣。但是一个学院的资源有限，不可能让所有科系都达到同样杰出的程度。我同意一位牛津教授的话，他说从一个学院所拒绝开设的课程的数量，可以衡量这所学院究竟有多强。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常常以人“混乱的、欺骗的、以及包含各式各样的杂耍的荡秋千般的方法”开设课程。

　　七、我们能够教给学生的最有用的技能之一就是写清晰、明白的报告。如果想成为商人，就必须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否则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很少有大学毕业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要想成为医生，能以文从字顺的论文向医学杂志投稿，对自己也会有很大助益。

　　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每年夏天，学校都让学生回家待四个月。如果他们家里务农，那么他们可能要帮忙收获。但是对绝大部分学生而言，四个星期的假期会比四个月更长。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三年内毕业，而不是四年。

　　我过去一向认为校董会是改革的敌人。但是科尔比的校董会却非常开放并且支持进步。阻挠进步的是学校的教职员。

　　我该调整节奏、集中力量来规划奥美的长期发展目标了。我放弃了公益工作，停止写广告文案，不再接触客户，回绝了所有演讲邀请，将公司日常管理交给年轻的伙伴们。我对未来所做的努力给奥美带来了难以衡量的发展壮大。

　　我开始觉察到一些真正重要的机会，而且我也有时间来采取行动了。首先，预料到那些认为奥美是美国最优秀的广告公司的厂商可能愿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接受我们的服务，我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服务网络。下一步是让奥美成为上市公司。这使我们资金充裕，但上市带来的并不全是美事。我不得不无助地看着手中的股票的价值悠悠荡荡地忽上忽下。奥美的利润每年都在增长，但是股价却随着市场浮动。

　　一家广告公司公开上市，就意味着它必须保证自己采取一种“持续成长”（PerPetual growth）的政策。必须抵御将利润目标置于客户服务之上的诱惑。必须抵御向其他行业多元发展的诱惑。我们那些无法拒绝诱惑的竞争对手把裤子都输掉了。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

　　奥美早期，只要有两个能激励士气的主管，就能维持整个公司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氛围。但是等到有了4000名员工、五个分公司，我们就需要100个领导者——管理公司和主持创作。寻找这些合适的领导人才，就变成了我首要的任务。一旦就职，他们就会收到一份文件，上面概括了我的原则：

　　永远不要忘记，创造出不同凡响的广告是我们事业的灵魂、生命和光源。

　　广告公司是办公室政治的沃土。你一定要竭尽所能将它们减到最少，因为它们会占去原本应该献给客户的精力。这儿有一些遏制它们的办法：

　　一、自己永远公正处事，上层的不公会危害整个公司的道德。

　　二、决不雇用亲戚、朋友。

　　三、解雇无可救药的办公室政客。

　　四、向笔墨官司宣战，鼓励员工面对面表达不同意见。

　　提升士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老板的态度。如果老板不安、愁苦，那么这种情绪就会逐级渗透下去，最后使整个办公室都愁闷、焦虑。你一定要随时保持有感染力的乐观情绪。

　　为客户提供优良服务靠的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力资源。要给员工接受挑战的机会，承认他们的成就，让工作丰富化，并赋予他们的最大责任。把他们当作成年人来对待，他们自然就会成长。在他们遭遇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亲切、有人情味地对待员工。

　　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绝对不要让两个人做。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就他的观察有感而发：“一个人就足以保质保量完成的工作，两个人一定会做得很差，交到三个或更多的人手中，则很少能做得成。”

　　鼓励下属对你坦率直言。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且倾听他们的意见。奥美公司的结构不应该像一支军队，充斥着过分专机的主管和没有发言权的下属。见解不是头头脑脑们的专利。

　　雇用比你强的人，奥美会成为一个巨人公司；聘用比你差的人，奥美则会成为一个侏儒公司。

　　鼓励骚动与创新。在广告界，成功之母是与众不同，失败之母是拾人牙慧。

　　尽力使在奥美工作成为乐事。如果员工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他们很少能创造出好广告。用大笑杀死冷酷。鼓励员工生机蓬勃。铲除整天愁眉不展散布阴云的家伙。

　　我赞成一句苏格兰格言：“努力工作不会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死于厌倦，死于心理冲突，死于疾病，但不会死于努力工作。工作越努力，就会越快乐。常常在晚上和周末工作的广告公司更能激励员工的士气。

　　不断对员工的专业水准施加压力。在我们这样竞争激烈的行业，满足于二流作品，就是自寻死路。

　　客户的尊敬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它来自下列几个方面：

　　一、我们所有的分公司，都由值得尊敬的人来领导，不论男女。他们不是伪君子，不是蠢才，不是无情无义的小人。

　　二、对客户以诚相待，设身处地站在客户立场提出建议。

　　三、我们善待员工，员工自然会对朋友赞扬奥美。假设每个员工有一百个朋友，那么就会有40万人认识在这儿工作的人。

　　四、在对顾客的销售业绩负责的同时，我们也对我们把广告送到他们家里的公众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创造出有好品味的广告的原因。

　　公司的成长有赖于我们培养一大批有才干的伙伴的能力。我们的每一个分公司都有一位总经理级的伙伴，分公司的全部责任都担在他肩上。然而，如果他是个聪明的人，他会平等地对待下属。只有二流人物才会永远甘居人下。

　　奥美在每个国家的最高管理层，都应该像圆桌会议一样运作，由一位有足够能力有效地扮演“热力核心”的角色、而不需要依赖军队式的等级规则的总经理主持。这种平等的组织架构能够激励员工的独立性与责任感，可以减少公司对某一个人的依赖，因为个人常常会犯错误，有时会感到茫然，而且必定会死。它还可以确保公司的风格代代相传。

　　维持愉快的伙伴关系就像维持美满的婚姻一样困难。我们的伙伴应该具有以下条件：

　　一、稳定性、在压力下工作的勇气，克服厄运的反弹力，以及一颗宽容的心。

　　二、卓越而谨小慎微的头脑。

　　三、信奉努力工作。

　　四、具有反传统的特点。

　　五、面对困难抉择，包括开除表现不佳的员工的魄力。

　　六、有鼓动性的热情。

　　七、快速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

　　在新人生涯早期，就发现其中特别有发展前途的人，并尽快把他们提升起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错失了升迁那些特别有潜力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就会离开我们。损失一个有特质的人才，和失去一个客户同样危险。

　　奥美非常希望所有分公司的领导者都能成为当地的名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式就是发表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如果你的演讲枯燥无味，就不会被媒体报导——而且你永远都不会被邀请向重要的听众发表演说。反之，如果能够发表精彩演说，”你就会声名广播，然后就能够自己挑选听众。要精心准备演讲，但一年演讲不要超过两次。

　　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害怕自己的老板，即使老板是个窝囊废。一位员工从奥美退休时，他告诉我，在他到奥美的头三个月，他怕我怕到每半个小时就要去一次洗手间。30年代我自己做下层职员时，无论在雅家当炉具推销员，还是在伦敦的美瑟一克劳瑟广告公司工作，我总是生活在被开除的恐惧中。我一直认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恐惧，所以成立奥美后，我从不在不事先告诉他我想谈什么的情况下，叫员工来我的办公室。如果你发现自己必须面对开除员工这样非常不愉快的工作，我给你这样的建议：

　　一、在谈话的一开始就告诉他这个坏和拖延与拐弯抹角是非常残忍的。

　　二、千万不要告诉这位受害者他能力不佳或个人讨厌。被开除已经够惨的了，毁掉一个人的自尊很可能会毁了他的一生。

　　三、宣布了这个坏消息后，立刻以兄弟般的态度和他谈话。告诉他如果你在他的处境会怎么做。

　　四、以邀请他第二天共进午餐结束谈话。这会让他觉得，被解雇并不代表你个人抛弃了他。你还必须妥善地处理忠实部属之间的竞争。威廉·曼宁彻博士（Dr．William Menninger）认为这种竞争在广告公司中尤为普遍。我曾听他说过：

　　对待广告公司员工，有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你不得不把这些有创造力、高度神经质的人聚到一起，同时你会发现他们特别易受伤害。每个人都紧紧盯着别人，看别人是不是比自己先得到一块地毯，看别人是不是比自己先有助手，看别人是不是比自己先多拿五分钱。其实他们想要的并不是那块地毯、那名助手，或是那五分钱，他们在意的是：那些东西是他们受上司好评的标志。

　　我为曼宁彻诊所募款时，一位曾参与曼宁彻诊所这座精神医学的瓦尔哈拉殿（Valhalla，译者注：北欧神话中沃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重组工作的管理顾问告诉我，整个组织的气氛都被曼宁彻兄弟俩的明争暗斗给破坏掉了。

　　上层越集权，下面的争斗就越厉害。路易14（LOuSXIV）就曾抱怨：“每次我多给某个人一项工作，就会招来100个人的不满和一个家伙的忘恩负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建立了一个广告界从未有过的合伙人团队，都是——“有头脑的绅士”。有些人比其他人稳健，也有些人自私得让人觉得不那么自在，但他们都是值得信赖、具有独立性的杰出伙伴。与作为跨国企业的领导者相适应，这也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团队——五个美国人、二个英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德国人，以及一个澳大利亚人。但是，令我惭愧的是，其中没有女性，只能等我的继任者来纠正这个错误了。

　　当我们的营业额成长到几亿时，赢得新客户已经不再令我狂喜。到这个时候，即使我不参与说明会，知名大厂商也变成了我们的客户——雅芳（Avon），世界最大的化妆品公司；贺喜（Hersbey），世界最大的巧克力生产商。

　　我们在测定广告效果上投注了数百万经费。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分辨出数百个对广告效果有影响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累积了像我们这么丰富的知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条件进行经常性的内部培训。他们不得不盲目行事。

　　奥美是我的杰作，我坚守了它26年。有三个原因让我终于决定退位：

　　一、我们有了一个人选，约克·艾略特（JOCk Elliot），我的同伴一致认为他会成为一位值得尊敬的继任者。他曾做过广告撰稿人，具有卓越的口才、判断力，作风稳健。

　　二、跳出日常工作、躲进象牙塔，使我规划出已经结出成果的远景，但同时，脱离日常的激烈竞争，使我变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领导者，这会妨碍企业的进步。

　　三、因为我不能坐飞机，所以无法视察我们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印度、非洲，以及南美洲的分公司，因此在那些地方为奥美工作的人对我一无所知。这样不好。

　　在结束关于我在麦迪逊大道的生活的这一章　之前，我一定要向我的客户们致敬。差不多所有人我都喜欢。其中最能激励我的是泰德·莫斯科索（Ted Moscoso），他是波多黎各政府经济开发部的负责人，也是波多黎各自强计划的主要推动者。第一次见到莫斯科索时，他就问我：“我们希望波多黎各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一片根植于西班牙传统的宁静绿洲？一块工业投资的旺地？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一座桥梁？”我向他建议，当前最紧要的步骤是“以一个可爱的形象取代波多黎各现有的脏乱、悲惨的形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这个建议帮助波多黎各摆脱了四百年来挣扎于其中的贫困。

　　一个生产者雇用一家广告公司，有时是一种惠顾某一个人的行为，因为他们相信，这家广告公司中某些个人会成为他们公司有说服力的代言人。麦克斯·伯恩斯（Max Burns）和蒙迪·斯巴特（Monty Spaght）让我们负责壳牌石油庞大的广告支出就是这样。他们的惠顾使奥美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店，变成一家重要的广告代理商，而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有些客户成了我的朋友——舒味思的怀特海德指挥官、

　　P＆O远东集团（P＆O－Orient）的科林·安德森（Colin Anderson）爵士、史都本玻璃（Steuben Glass）的亚瑟·休顿（ArhturHoughton）、海赛威衬衫的艾乐顿·杰迪（EllertonJett’e）、将军雪茄（GeneralCigar）的埃德加·科曼（Edgar Culman）、梅塞德斯一奔驰的汉斯·何佩（HeinzHopp’e）。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说服我的合伙人把公司从纽约、伦敦和法兰克福，搬到像普林斯顿、剑桥或萨尔茨堡（Salzburg）这样的郊区小城去。我坚持认为，既然梅约（Mayo）兄弟能够把明尼苏达州的小镇罗彻斯特（Rochester）变成世界各地病人的治疗圣地，我们也可以那么做。我的合伙人以为我疯了。

　　在麦迪逊大道，我学会了11件事：

　　一、广告人可以分成两种——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业余人士占大多数。这些人不研究广告。他们凭猜测行事。专业人士绝对不猜测，因此他们不会浪费客户太多的钱。

　　二、从销售效果的角度衡量，优秀广告与平庸广告的比率可以高达十九比一。

　　三、在广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创意。但是广告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创意部门工作。业务代表是文案人员的两倍。如果你经营的是个奶牛场，试问你会雇用是奶牛数两倍的挤奶工人吗？

　　四、我们做广告的大部分产品为女性购买和使用。但是几乎所有的广告都由男人创作，由男人批准。广告名人堂（the Addertising Hall ofFame）设立9年以来，入选的73个人中，只有一位是女性。这简直是疯了。

　　五、参与广告运作流程的人太多。太多的审批层次。太多委员会。委员会只会批评，不会创作。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广告看起来就像是委员会的会议纪录。

　　六、厂商挑选广告公司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广邀碰运气的提案。这种做法唯一可以衡量出来的东西就是，广告公司愿意拿出多少服务于现有客户的最聪明的头脑，来当作争取新客户的筹码。

　　七、除非你的广告中有了不起的大创意，不然它就会像黑夜中行驶的船只一样，无声无息，不留痕迹。

　　八、你不可能让顾客因为被你说得不耐烦而买你的产品，你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吸引他们购买。就像是空荡荡的教堂不能拯救任何灵魂一样。

　　丸、顾客不是笨蛋，她是你的妻子。尽量不要侮辱她们的智慧。

　　十、广告应该真实、可信、令人愉悦。顾客不会从坏脾气的骗子手上买东西。

　　十一、广告公司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者领导全员的能力。

　　我不得不参加数百次会议，会上客户为我们的广告争吵不休。我常常怀疑那些大人物是怎么坐上老板宝座的。有些是因为他们的祖父辈创立了那家公司。有些靠的是玩弄政治手腕，我就认识一个曾在对手的办公室里放窃听器的人。有些是解决问题的高手。有些据说是优秀的决策者。

　　但是我很少遇到真正表现出领导的能力的老板。他们中大多数远不能鼓舞员工的士气，反而是阀割下属的天才。

　　传统智慧认为，领导能力是三种因素的组合——领导者自身、他所领导的人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我曾见过成功的大企业领导变成政府部门的领导，他们的领导才能在华盛顿一点都不管用。我也见过将军们变成工业界主管后，手足无措的狼狈景象。我还见过一些美国人，他们在纽约是成功的领导者，到欧洲后却业绩平平，因为他们不能随着欧洲员工不同的心理需求而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

　　奥美客户中的大部分高层人士都比他们在往上爬的过程中踩下去的那些人好得多。但是每每见到大企业排斥不合乎他们公司传统的领导者，我都会难过。我有一位绝顶聪明的朋友应征Pho（Procter＆Gamble）公司的副总遭拒。他们告诉他，他“太有创造性”了。但是最好的领导者个性中应该有很强的“创造”特质，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拒绝创新，才会去实践它，而创新正是企业生命力之所在。有些绝顶优秀的领导者在卸任后却孤僻得认人吃惊，有些人性生活乱七八糟，有些人还深陷在酒精中。温斯顿·邱吉尔就不比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General Ulysses S．Grant）喝得少。

　　在一次重要战役的前夕，邱吉尔的祖先，第一位马布罗（Marlborough）公爵，出去勘察地形。途中，他的手套掉到地上。他的第一侍卫官卡多根（Cadogan）立刻下马，把手套捡起来呈还给他。当天晚餐后，马布罗颁下了当天的最后一道命令：“卡多根，在我掉手套的地方布署一连炮兵！”

　　“我已经这么做了。”卡多根回报。他清楚马布罗的想法，并且事先执行了他的命令。卡多根是那种会使领导活动变得容易的下属。我曾经见过谁都无法领导、驾驭的人。

　　我不相信惧怕是有效领导的要素。人们只会在快乐的气氛中做出最好的成绩。波耳（Niels Bohr）实验室中那些最先分离出原子的物理学家一天到晚互相开玩笑。

　　好的领导者会流露出自信。他们从不气量狭窄。他们从不推诿责任。他们具有强大的反弹力。他们会在失败中站起来。领导者拒绝把领导职能分给属下的主管，对企业没有任何好处。领导层有越多中心人物，企业就会越强大。这就是奥美成长、壮大的原因。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七章　隧道尽头的光亮






第七章　隧道尽头的光亮

　　走到这里，我的生命已经被分成了在不同的空间中度过的几个阶段：在巴黎做厨师、在苏格兰卖炉具、为好莱坞做民意调查、服务于情报机构、在阿米什人中做农民，还有创办广告公司。现在该找个地方来度过我余下的日子了。

　　我以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着手做这项工作，以24项指标评价六个国家。哪个国家有最适合做园艺的气候？最富音乐性？最适合散步？最适合骑自行车旅行？有最好的美食？

　　我的美国朋友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最后选择了法国。这个曾经令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爱迪·华顿（Edith Wharto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已经失去了人们的欢心。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法国人不道德，而且不喜欢法国菜——“都是些浓厚的调味汁”。戴高乐（oeoaulle）那个不合作的忘恩负义之辈，再加上他对以色列的敌意政策，最终让美国人对法国失去了兴趣。

　　好几年来，妻子和我都骑自行车考察法国。骑车比开车好得多。因为双脚不会退化，而且也不会让钢板和玻璃把自己和风景隔离开来。你可以完全接触自然。你会看到更多，闻到更多。你会看到天空，而法国的天空是很值得一看的。你会闻到野蔷薇、野草蓓、金银花，还有狐狸的味道。把车推上小山时你会充满愉快的渴望，从坡的另一面骑车自由地冲下来，简直像先偷尝到天堂的滋味。一天下来，全身都浸透了新鲜的空气，会睡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连法国人都鲜知的法国：摩文（Morvan）山区——在18世纪，那儿的奶妈是最好的；法国的西南部，从拥有著名天然喷泉的拉康（Lacaune）到贝蒙（Belmont）的路——全法国最美的一条路；道尔芬（Dauphine）——在那儿我们还能吃到有面包味的面包；豪特一索威（Haute－Savoie）的索纳斯（Thoues）上面的道路——父亲和我40年前一起走过的地方。还有大西洋边拉文迪（La Vend’ee）的湿地。这些都是隐士般的地方，骑一整天都看不到一打以上的汽车。汽车是自行车旅行者最大的敌人，它们拼命地朝你按喇叭——叭、叭、叭。我们在路上从未见过外国的观光客。身为广告人，我曾参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当希腊正教让所有的教坛都重复着下面的祈祷词时，我却对它深表同情：

　　耶稣基督我的主，上帝之子，请垂怜我们教区中正蒙受世俗的观光客带来的痛苦的城市、岛屿、村庄和神圣的修道院。请赐予我们解决这个戏剧性问题的答案，并保佑我们那些为现代西方入侵者的现代精神所强烈打动的兄弟。

　　法国还有许多令我深爱的地方。法国人没完没了地聊天的天分、性病的低比率——每10万个法国人中只有30个淋病病患者，而亚特兰大和旧金山则超过两千，以及威风凛凛的法国军歌，像“Sambre et Meuse”LeT’em’eralre”‘lorraine”等，都让我因对那种爱国精神产生共鸣而震颤。

　　如果在每个夏天，法国都能够给我三个星期的平静时光，那么为什么不整年待在这儿呢？正在这样反复思考的时候，我听说多佛古堡要出让。屋主把我当成他久违的子侄辈一样欢迎，并且非要我当晚住在那儿。晚餐时有五种葡萄酒。第二大叫我们起床的是一个马夫吹的小喇叭。早餐后，屋主带我们参观马厩，里面养着19匹猎马。多佛堡共有13间卧室、12间盥洗室，其中三间连运转良好。有一个小礼拜堂，挂着一张12世纪完成的耶稣受难像。有一个围起来的家庭菜园。一个葡萄园。接着我们享用了中餐、晚餐，并度过了第二个晚上。又听到了起床号。

　　50年前，亨利·罗依斯（Sir Henry Royce）爵士离开了在英国的劳斯莱斯汽车厂，跑到法国南部定居。在那儿，在没有任何骚扰的环境中，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用无数的信件、指示和图样轰炸他的工厂。这个高明的先例给了我勇气，使我买下了多佛。

　　有些古堡天生阴沉冷峻，但多佛却是个微笑着欢迎世界的城堡。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色彩——隆萨德（n。n－sard）称之为杏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矫饰的设计，因为它在矫饰这种东西被发明出来之前就建成了。多佛的内部在1898年被以当时流行的忧郁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新装修过——深红色的天花板、棕色的墙、挂毡，还有不舒适的家具。我把房间漆成白色，换上白色的地毯，并购置了舒适的沙发、座椅。冬天，圆木在巨大的壁炉里熊熊燃烧。房间里永远都插满鲜花。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百合的香味。花园里出产各种鲜果，樱桃、草范、木葱、红醋栗、醋栗、无花果、苹果、梨子，还有柿子。但我还是比不上我的祖先海克特·麦肯锡爵士（Sir Hector Mackenzie），一次他邀一艘军舰上的全体军官到他在苏格兰西部海岸的家里吃饭，餐桌上有34种梨子。

　　多佛很奇怪地让人发胖。有人说是因为这儿的空气，有人则怪这儿的烹调方法。多佛的空气的确有催眠的效果，我认为它里面含有笑气（译者注：氧化亚氮，牙科手术时使用）。多佛这个名字也很奇怪。第一次听到时，它听起来很像“托斯福斯”（tollS fOLIS），在法文里，是“每个人都疯了”的意思。这个字很可能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12世纪的“多佛尔”（TOlfO），古法文，指的是“山毛樟树的种植”；13世纪的索佛（ThofO）、多佛（TOf－fO，TOphO）；14世纪的多特怫（TOUtfoll），然后变成今天的多佛。

　　多佛堡的塔楼是整栋建筑最古老的部分，建筑的时间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诞生还早150年。法国还有过其他一些建于那个年代的城堡，但是大部分都在中世纪末就遭到破坏，变成了废墟。多佛堡有着迷人的经历。希特勒战争期间，城堡中有一座塔着了火，但是被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德国中队扑灭了。英国皇家空军1944年试图轰炸多佛堡，但他们击中了德佛堡（Chateau de Fou），离多佛10英里。

　　我在里边写这些文字的这间屋子，已经住过了36代主人。城堡的石墙厚达10英尺。圣吉恩塔（St．JeanTour）、圣乔治塔（St．GeorgeTour）、赫特利塔（I’Hotellerie Tour），以及拉夏普尔塔（laChapelleTour）都是在14世纪加建的。小礼拜堂下面，有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牢，离教堂不远处，还有个以前的多佛主人用来续死敌人的行刑地。

　　当美丽的导游带你参观多怫时，你看到的第一个景色（我也希望你会先注意到）就是蜿蜒在堡垒之下的维尼（Vienne）山谷。但是，我第一次到多佛时，给我印象最鲜明的却是前主人尤金朗德·沃吉（Enguerrand deVergie）的个性。当时他已经70岁了，高大、和蔼，一辈子都花在娱乐朋友上。他养了一百只猎鹿犬，整个冬天，每个礼拜打两次猎，每次打猎结束时，多佛的总管都准备便餐。他的朋友不跟他一起去打猎的时候，就射杀他畜养的雄鸡取乐，或参观他的赛马马厩，或者欣赏他在周末从巴黎请来的剧团的表演。在我认识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他骑马在树林里飞奔，一根树枝插进了他的胸部，把他从马鞍上吊起来，他的马还在跑，而他的脚还勾在马楼里，他几乎被撕成两半。之后没多久，他的家族生意的经理人侵吞了他的财产，因此他不得不变卖余下的所有财产。我实在无法狠下心让他搬出这个他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所以就让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享受他原有的一切，直到不久前他去世为止。

　　尤金朗德在干壕沟中豢养野猪。厨子把剩菜从窗子里丢出去喂它们。夏日炎热的傍晚，猪圈散发出令人难忘的臭味。有一头好脾气的母猪，总是被用车子运到附近的森林里放出去，然后被猎犬追逐。通常半个小时后，母猪就玩厌了这个游戏，自动回到卡车里，再被载回家。有一天它产下了一窝小猪，共有九头，并带着这些小宝贝们打开了壕沟与庭院间的活门，逃走了。

　　多佛的葡萄园每年可以生产出6000瓶葡萄酒。有一次我把一杯葡萄酒给一位来自波尔多（Bordeaux）的品酒专家品赏，他闻了闻，浅尝了一口，含在嘴里研究了一下，再吞进肚子。“这根本就不是酒，简直就是汽油！”于是我砍掉了所有的葡萄藤，改种小麦。尤金朗德把他酒窖里的藏酒也卖给了我，那些都是来自波尔多和勃根地（Burgundy）的良品，但是尤金朗德保存那些白葡萄酒的时间太长了，找不得不忍痛扔掉了700瓶。“带着连软木塞都没拔开的酒瓶死去的人，要下地狱。”

　　尤金朗德一直相信，多佛堡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主人在被送上断头台之前，把所有的财宝都埋在了地下。于是他雇了专门寻找水源的人来勘探宝藏的藏身之处。多佛堡的园丁们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挖掘宝藏上。由于对水源探测者缺乏信任，我写信去美国买来了一部金属探测器，结果它找到的唯—一件财宝是个煤油桶。我的下一个大发现是一个土堆，当地两位考古学家认定它是铁器时代的古墓，我挖开了它，但只挖出来一些赤陶碎片，年代还不到400年。所谓铁器时代的古墓，闹了半天，原来是一个18世纪的捕兔陷阱。

　　我买下多佛堡后不久，周遭田园式的宁静就受到了村长的威胁。他是巴黎大学的数学教授，他想出了一个把我们这个恬静安逸的山谷变成一座大型水库游乐区的主意，计划中还包括配套的停车场、野餐区，以及运动场。一大群推土机将用四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挖掘工作，而多佛的生活也将变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坦克大战。村里的许多人在山谷里拥有土地，他们非常乐意把它们卖个好价钱。商店的店主们也认为这个计划将吸引来大批游客。连教区的牧师都赞成这个计划。当村长发现我是唯一反对他这个梦想的人时，就特地来拜访我。“奥格威先生，您真是神通广大。我知道您已经把建设部（Depart－ment of Equipment）部长叫到您在纽约的办公室去，要他反对我的计划。”这真是太夸张了，我的确见过那位部长，但那是为其他的事情。这位村长接着威胁我：“我们地方政府有权让公路穿过您的土地。如果你继续阻挠我的计划，我会把您的土地规划成三线道的高速公路。”这样也吓不倒我，他又改为利诱：“您的养子是位建筑系高材生。您想他会愿意帮我们设计运动场吗？”我只能回答他，我自认是多佛的护卫者，多佛堡是波亚图省（POitu1）重要的历史古迹，我有责任保卫它，让它免于受到肆意破坏。我们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法国政府把这个山谷明定为历史古迹保护区，这个威胁才算解除。老天有眼。

　　我对多佛堡的保护义务，并不是说说笑笑就能承担起来的。我发现多佛堡的地基建在沙地上，结果古堡正在慢慢往河里滑，墙上也出现了大裂缝。我得把地基往下扎，直到它落实在岩床上，这个采矿般的工作用了两年时间。接着张伯瑞·法兰克斯首相（Chambre FrancoisPremier）住过的房间的天花板上的16世纪壁画又开裂了，我只得从佛罗伦萨找修复专家来拯救它们。现在屋顶又全坏了，如果这本书能有一些收益，就可以帮我换个新屋顶了。

　　多佛堡闹鬼吗？前几天我对园丁说：“那些工具放在从前牧师的房间里不知道有多久了，我想，把它们放在仓房里更合适。”园丁也同意我的看法，并自告奋勇地帮我一起去搬。我们刚走到那间房门口，里面就发出了一片唏里哗拉的吓人响动。所有工具偏偏在那个时候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们的花园正在成为全法国最香的花园。我将花园分隔成一些隐密的空间，分别用长青树树篱围起来，里面都用花盆种满了以香气闻名的植物——古式的灌木玫瑰、荚迷属植物、月挂、山梅花、冀香草、木兰、醉鱼草、西金斯夫人石竹（Mrs．Sinkins Pinks，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史宾赛前期甜碗豆（PrespensersweetPeas）、天芥菜、特维西恩黄水仙（Trevithian daffodils）、百合、金银花、紫丁香、烟草花，以及古代开整串花的橘树。

　　来这儿的观光客对多佛建筑艺术的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但是他们对地车和那座很小的猎鹿博物馆却兴味盎然。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看一看这里的主人，但是从没有人认出那个正在修剪玫瑰花的衣衫褴褛的老头。

　　我们的邻居分成三种。农民，他们现在也有汽车、电视和洗衣机了，他们对人特别友善。我散步的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给我享用自酿的烈性甜酒。贵族，他们把一生都花在打雉鸡和猎鹿上——40只猎犬、30匹马、30个骑手、100个开着汽车的人，对付一头鹿。这些人从小到大都认为绅士不用工作。有些人对妻子的不忠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但是他们从不离婚。他们中极少数人进过大学，而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读——连报纸都不看。但是他们有非常讨人喜欢的个性，让人不可能不喜欢。他们非常像100年前英格兰偏僻地区的贵族。在这个层次严格的社会中，处于农民和贵族中间的是中产阶级——医生、律师、普瓦捷（Pottiers）大学的教授、工业家、政客，以及商人，都是文明人。

　　在多佛的生活跟天堂差不多。马夫在黎明时用热闹的小喇叭曲叫人起床。十分钟后，佣人送来一个奶油蛋卷、一只牛角面包、蜂蜜——从我们自己的五南花丛采来的蜜，以及一壶咖啡。早上的时间用来整理花园，骑着马在林中晃荡，骑自行车，在游泳池中浮游，或者赏鸟。你想看看爬墙鸟在多佛杏色的墙上跑上跑下，或者戴胜鸟在草地上觅食的景象吗？午餐就在花园中享用，就在一棵种于17世纪、树干周长达57英寸的冬青树的树荫下。下午可以在河上泛舟、玩玩糙球，或者游游泳。然后是晚餐，有时由一位从巴黎是家大饭店退休的大厨烹调。我的第一道菜是Carbonnade flamande，这是一种比利时式切菜。在30年代，每个星期H这道菜都是苏活区（Soho）高江田螺餐厅（Gaudln’s EscargotBienvenu）——我迄今为止最最喜欢的餐厅——的招牌主菜。再采的人都能把这道菜做得非常可口：

　　①买点很瘦的牛肉，请卖肉的人把它切成薄片。自己将肉片切成骨牌大小的肉丁，在热油中把它们煎成深黄色；

　　②只要眼睛能受得了，洋葱切得越薄越好。用奶油或者人造奶油把洋葱煎成深黄色；

　　③调一点奶油面糊；

　　④将面糊倒入等量的康宝牛肉汁和啤酒中，调成稠糊状。爱斯科菲尔这位烹饪大师特别指名要老牌的蓝毕克（Lambic）啤酒；

　　⑤用盐、胡椒粉和大量糖调和糊酱的味道，再加进一些月桂叶；

　　③把牛肉、洋葱都放进铁锅中，把调好味的面糊倒在上面。小火慢煨，直到牛肉变得软嫩；

　　①放在铜锅或砂锅中上桌，洒上～些切得很漂亮的香菜作为点缀；

　　③只能用白水煮马铃薯配这道菜，不要用其他蔬菜佐食。

　　晚餐过后，大家就围坐着讲故事。我们中最会讲故事的是路易斯·斯皮尔（Louts Spears），这个荣誉他一直保持到去世。斯皮尔曾在英国军队中做过57年将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使巴黎的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曾经陪同法国内阁官员访问伦敦。“火车停在阿米安斯（Amiens），递过来一个纸条，一位部长看了，他说，出了一桩祸事，800名士兵在一次火车意外中丧生。另外一位部长说比祸事还糟，简直就是个灾难。克莱蒙梭（Clemenceau）就问这两位部长：‘祸事和灾难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们吧，如果威尔逊总统掉进井里，就是祸事，但是如果有人又把他从井里救起来，那就是个灾难。”’

　　1916年凡尔登（Verdun）战役期间，法军决定要牺牲一营的兵力去阻击德军，试图缓和德军的攻势。战斗开始前的下午，克莱蒙梭来检阅他们。斯皮尔看到一群明知这将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的法国兵，走上前去，把一束野花献给克莱蒙梭。即使“老虎”（译者注：克莱蒙梭的绰号）那样的人，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一言不发地接过花，转过身去哭了。12年后，克莱蒙梭去世时，人们在他的卧室中发现了一束早已于了的野花，旁边有张字条，上面嘱咐将这束野花放在他的棺木中，陪着他下葬。

　　1940年，邱吉尔把斯皮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派到法国。6月16号下午，邱吉尔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波尔多的雷纳德（Reynaud），建议法国与英国木应该再是两个国家，应该合并成为法一英联盟。这个构想源于让·莫奈（Jean Monnet），他希望这就能让雷纳德和他的同僚有勇气飞到北非去。但是贝当（P6tain）却说这会是与“尸体”联合，还是向希特勒投降了。邱吉尔本人对这个想法也并不热衷，他传达它只是因为内阁喜欢它。数年后，他对斯皮尔评论道：“那真是一次幸运的逃脱。”

　　有一天下午在多佛，斯皮尔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1895年，有一个法国女人被泽西岛（Jersey）的警察逮捕，并被指控与狗兽交。经过审问，她被定了罪，最后根据泽西岛的法律被判死刑。法国政府向英国外交部抗议，指出这样的罪行在法国仅仅会处以罚款。当时的内政部长阿斯奎斯（ASquith）也向泽西当局提出抗议，但他们仍坚持原判。阻止行刑的唯一办法就是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发布一道暂缓执行的命令，但是首相罗斯柏瑞（Rosebery）勋爵实在不知道如何当面向维多利亚女王解释这个案子，最后只好决定把拟好的暂缓行刑的命令夹在一札关于军事将官升迁的文件中呈给女王。年老的女王及时地在上面签了字，并没有询问事实如何。但是这份文件必须事先通知会泽西议会才能生效，不巧的是这个威严的组织正在休会。这时，伦敦的整个内阁都开始关注这件案子。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上午，在内阁会议上，海军部长大声说：‘首相，您也许最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处理。’结果就这么决定了。当天深夜，一艘炮艇上的官兵突袭了蒙特一圣一奥吉尔堡（Momt－St－Orgueil），救出了那位犯人，带她上了船，全速驶到法国海岸边，然后把她推下了海。她就这样游回到自由的怀抱中。”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八章　奇迹森林






第八章　奇迹森林

　　执掌西尔斯·罗伯克（SearsRoebuck）百货商店期间赚进了大笔财富的朱利斯·罗森沃德（Juiius Rosenwald）曾说过：“我从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会赚很多钱，他就一定很有头脑。有些白手起家成为富翁的人，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愚蠢的人。有钱人不会因为有钱就聪明，他们也并非因为聪明才赚到了钱。永远不要把财富与头脑混为一谈。”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自己的智商是多少吗？我一直都以为我的智商在145左右，比天才低，但是成为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很正常。但是最近我做了智商测验，只有96只是挖沟工人的正常智商。

　　这还不是我唯一的残障之处。九岁的时候，我得了气喘，这个严重损害了我健康的宿疾一直缠着我，直到中年。我还对许多东西有恐惧症。我怕海。我最早的记忆是别人划船带我到离岸边大概一百码的地方，然后我对船夫尖叫：“你们骗我，混蛋，我够不着底了！”

　　25年以后，在新港（Newport）外面杰里·兰伯特185英尺长的帆船上，兰伯特清晨四点就被我在甲板上的大叫吵醒：“船上的人在哪儿！人人都只顾自己！”而当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风浪。

　　我在洛克斐勒中心36层、比尔·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工作时，因为害怕搭电梯，从来不出去吃中饭。但是我最害怕的还是飞机遇到气流。不管是烈酒、催眠大法，还是镇静剂，通通宣告无效。偶尔不得不搭乘飞机的时候，我一分钟都不会忘记，下面的火车比飞机安全四倍。

　　运动方面，我只会褪球和attaque（译者注：一种法国攻击游戏），高尔夫球、网球、桥牌、国际象棋等通通不会。我只会跳波尔卡和快步舞。我看书慢得像蜗牛爬，但是不动嘴唇。我不会聊天，但却是你一辈子都想得到的最好的听众。我最愚蠢的坏毛病就是不怕麻烦地走得远远的，以避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譬如不合我意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显然是蛮英俊的，尽管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英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就像一句西班牙谚语说的：男人就像胡子一样，越丑越英俊。当有人请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18世纪最丑陋的英国人，解释一下全天下都知道的他对女人无往不利的秘诀时，他说：“我花半个小时聊完我的脸。”

　　我对天堂的想法跟济慈（Keats）一样——“给我书本、水果、法国酒，以及好天气。”

　　向50位挚友致敬

　　杰洛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曾这样写道：“生命中真正的悲剧是遗忘。快乐的时光来来去去，我们的朋友会逝去，所有的事物在最后都会化为尘土。但是如果可以保存一个纯净而清晰的影像，那么这一切就都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遗忘是真正的死亡，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保存和收藏的话，那就是记忆。生命中所有的真义都在记忆之中，所以如果停止回忆，停止被过去的经历所感染，那么就必须要忍受自己生命的存在一点点消失的折磨。”

　　近年来，我的健忘越来越厉害，严重到生命中许多重要的片段都从记忆中消失了的程度。所以我做了一份挚友清单。

　　我一直在抗拒把一些并不真正是朋友的名流，像罗斯福夫人、桑顿·威尔德（Thornton Wilder），以及菲利普亲王列入这份名单的诱惑。我也没有把父母、祖父母、侄儿、侄女、叔伯、婶母包括在内。我的儿子和养子、养女们也不在其中。

　　学校，1920～1928年

　　亨利·哈佛葛（HenrgHavergal）：费提兹学校的音乐老师，60年后仍然是我的好友。在格洛斯特教堂的三大唱诗班音乐节上，他介绍我认识了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

　　坎农·威尔逊（Cannon Wilson）：我15岁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但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他还是诗人凯佛利（CalVerly）的朋友，并担任过克里福顿（Clifton）的校长。

　　南首·布朗（Nancy Brown）：在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她嫁给了马丁·塞林考特（Martin de Selincourt），后来改嫁约翰·韩特葛瑞（JOhfl Hllflter－Gray）

　　马哥·罗思斯（MargofLoines）：她嫁给了狄威·莫若（Dwight Morrow），后来改嫁约翰·威尔基（JOhnWi压ie），55年后仍然是我的朋友。

　　巴黎，1931年

　　珍妮芙·瑟瑞维尔：她17岁的时候，我带她出去——那是她的第一次约会。后来嫁给了沙夏·盖查。

　　爱丁堡，1932～1935年

　　莫瑞斯威特（Murraythwaite）的莫瑞太太（Mrs．Murray）：她在登佛来斯（Damfries）的宅院中有16名侍女。我做雅家炉推销员时，常去那儿度周末。

　　克里斯汀·罗布克：我在爱丁堡的女房东。一个从斯盖岛来的可怜女人，后来在纽约成了一个优秀的厨师。她的房客中包括康普顿·麦卡锡。

　　伦敦，1935～1938年

　　法兰西斯·海奈尔爵士（Sir Francis Meynell）：我邀请他加入美瑟一克劳瑟广告，他在公司里受封“印刷服务专员”。他在自传中写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

　　温蒂·莫里森（Wendy Morrison）：历史学家撒母耳·艾略特·莫里森（SamuelElliotMorrison）的女儿。她拒绝了我的求婚，嫁给了布鲁克斯·贝克（BrooksBeck），贝克在婚后几年就去世了。

　　哈利·罗伯特（HarryRoberts）：伦敦贫民区的一位医生。每周四天他都会窝在自己在彼德斯费尔德（Pe－tersfied）的家中写文章和侍弄花草，周围围绕着四个了不起的女人。

　　纽约，1938年

　　查尔斯·伯灵翰（Charles C．Burlingham）：一位卓越的律师。他给了我一张世纪饭店的临时会员卡，并常常让我看拉哥地亚（La Guardia）市长写给他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信件。

　　曼纽尔·刘伯曼：一位退休医生。我叔叔亨弗利·洛勒斯顿爵士介绍我去找他。他的病人包括爱因斯坦、萨拉·伯恩哈特，以及哈伯·马克斯。

　　罗瑟·里夫斯（Rosser Reeves）：当时我们都是没有什么资历的广告撰稿人，每个月两次一起吃中饭，他使我知到了广告到底是什么。我们风风雨雨的友谊一直保持到70年代他去世为止。

　　亚历山大·伍尔科特：1937年我的表姐吕贝卡·威斯特让我去见他。在纽约和他在佛蒙特州的小岛上，我对他有了很多了解。露丝·高登的自传中描述了我初到那座小岛的情景。我当时在那儿还遇见了爱斯尔·贝瑞摩尔、罗伯特·舍伍德、爱丽斯·杜尔·米勒、乔治·卡夫曼（那位剧作家）、哈伯·马克斯，还有洛尔·弗莱彻曼（《纽约客》杂志的老板）。

　　乔治·盖洛普：我的老板，后来变成我的朋友。一位伟大的调查研究家。

　　普林斯顿，1939一1942年

　　杰里·兰伯特：因为为李施德霖漱口水成功地做了广告而变成大富翁，42岁就退休了。在他的三桅杆纵帆式游艇太平洋号上，他是个优秀的船员，我曾坐他的船出海。他在普林斯顿有一座豪宅和一个有11位园丁的美丽花园。邦妮·麦伦（Bunny Mellon）是他的女儿。杰里对我的影响很大。在他的葬礼上，我是扶棺人之一，其他人是乔治·盖洛普、艾伦·杜勒斯、保罗·梅隆、哈德利·坎切尔，以及麦克·范德比特。

　　阿尔佛雷德·马克斯：盖洛普旗下的一位法国知识份子，曾在自由法国空军服过投。后来成为《真相》（Re．ante）和其他几种法国杂志的编辑。法国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就是由他创办的。

　　华盛顿，1942一1945年

　　威廉·史蒂文森爵士：他做英国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曾送给我一张照片，上面写着：“给大卫，我亲爱的朋友与战友。”我对他战后的酗酒以及通过海德（Hyde）的书籍追逐名气，颇不以为然。

　　宾夕法尼亚，1943～1966年

　　杰克·布兰克和凯蒂·布兰克（Jake and katieBlank）：他们是我在兰开斯特农庄的阿米什邻居。杰克后来去世了，留下凯蒂和13个孩子。

　　赖维·菲舍尔与安妮·菲舍尔：阿米什的农民。44年来的好友。1986年赖维、安妮和莎丽到多怫来住了三天。

　　密尔顿·史乐马克（Mition Slaymaker）：负责帮每个阿米什谷仓与烟草库争取“调薪”，50年如一日。了不起的人。

　　伊位·史多兹弗斯：阿米什人的主教，我一生所崇拜的英雄之一。他有1三个孩子，有一个儿子在我的农场工作。

　　纽约，1950一1972年

　　麦克斯·阿斯克利（MOX ASCOli）：自由派杂志《报导家》（The RePorter）的老板和主编，一个意大利难民。他的妻子是西尔斯一罗伯克百货商店的老板朱利斯·罗森沃德的女儿。我们在他的乡间别墅过了好几个周末。

　　汉姆·阿姆斯特朗（Ham Armstrong）：《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创办人，也是该杂志50年的编辑。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他最好的朋友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跑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位很好的德国女子。他在纽约自己的家中去世，那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麦克斯·伯恩斯（MaX BllrnS）：作为壳牌石油的老板，他把壳牌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广告业务交给奥美。真是棒透了！

　　霍华德·克拉克：我在格林威治村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把他介绍给我。结果他给了我美国运通的广告业务。

　　约翰·洛顿：壳牌的全球总裁，25年来的亲密朋友。他的儿子乔汉、妻子安吉也是我的朋友。

　　汤姆·盖兹（TomGates）：曾经是国防部部长。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加入了摩根担保公司的的高层主管行列。真有意思。

　　亚瑟·休领（Arthur Houghton）：把史都本玻璃的广告业务交给我后，就成了我的朋友。他保举我进了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董事会，他当时是董事长。我在他马里兰的农庄里度过好多个周末。

　　罗伊·麦克拉伦（Roy Mclaren）：我是大概在佛罗伦萨与特利（Tree）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认识他的，大概是1964年。他当时是加拿大外交官。他在奥美多伦多分公司担任过一年总经理，后来变成渥太华的一位众议员，之后担任部长，但于1984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时下台。罗伊写过三本关于加拿大军事史的书。现任加拿大驻英国大使。

　　泰德·莫斯科索：波多黎各经济开发部部长。我所有客户中最能鼓舞人心的人。

　　法兰西斯·普林普顿（Francis PlimPton）：在乔治·林赛接任之前，他一直是奥美的法律顾问。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我还记得那次去他在科摩湖（Como Lake）的别墅，一次非常愉快的拜访。

　　约翰·洛克斐勒三世：让我参与开办林肯中心。后来让我担任黑人大学联合基金的主席。他是个害羞的人，但是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我非常喜欢他。

　　雷蒙·罗宾坎（Raymond Rubicam）：我已经认识他40年了。是他介绍我认识的盖洛普。上帝保佑他。

　　洛尼·特利（Ronnie Tree）：一个有钱的英国政治家。我在他巴巴多斯（Barbados）岛的家中度过了好几个圣诞假期。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主人。

　　多佛，1967年至今

　　科林·安德森爵士：科林一开始是我的客户，后来便成了我的朋友。他和他妻子以前常常来多佛度假。他是个非常让人着迷的家伙。我们每天都一起骑马。他是个很棒的园丁，我在多佛的花园就是他帮我规划的。

　　伊万尼·爱思琴奇（Yvonne de L’Estrange）：在她以80多岁的高龄去世之前，我们曾做了几年朋友。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士。从小就很富有，被同一位家庭女教师教导了13年之久，在一次大战期间成为一名脑外科护士，之后成为巴斯德研究机构（Pasteur Institute）的病理学家。她常给我喝红葡萄酒，那酒是我喝过的酒中最美味的——由她祖父装瓶贮藏，可能是在葡萄虫害产生之前酿的。

　　又顿·克劳利和维吉尼亚·克劳利（Aidan＆Virginia Crawleg）：在二战中，艾顿曾有过牢狱之灾，后来离开工党，成为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副部长。维吉尼亚曾写过许多书，并在二战中成为伦敦的一名记者。

　　乔治·杯赛与马丽·林赛（Georse＆MaryLindsay）：法兰西斯·普林普顿退休之后，乔治就接替他的职务，成为奥美的法律顾问。他们夫妻到多佛与瑞士的时候，都和我们在一起。乔治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值得敬佩的一个。玛丽也同样值得尊敬。

　　亚利山大·马林奇（Alexandre de Marenche）：14年来，他一直是法国情报局的头儿，他曾带我去见过伊朗的国王。我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吃午饭。我妻子和我曾与他和德国情报局局长共度过～次周末。

　　艾德·内与朱帮·内（Ed ＆Judy Ney）：扬罗比凯广告公司（Young＆Rubcam）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朱蒂是个大美人。

　　来和安·彼特·瑞弗斯（JulianPitt－Rivers）：英国人类学家，长居法国。曾写过～本关于西班牙的格拉沙雷曼城（Grazalema）的非常吸引人的书，格拉沙雷曼是我挚爱的一个城市。

　　艾德华·路易斯·斯波尔爵士：曾在英国军队做过57年将军。邱吉尔的终生朋友。在法国曾数度住在我家。

　　彼得·史考特爵士（Sir Peter Scott）：北极探险家的儿子。自然主义者，同时也是新闻播报员。我在WWF商业新闻上常常看到他，他是那个电视网的创始人之一。

　　瑞士，1981年至今

　　列尼·伍兹与冯丽嘉·伍兹（Lennie＆MariukaWoOdS）：我们在瑞士的隔壁邻居。列尼跟我每天都要脚上好几个小时，玛丽嘉也是一样。

　　路易斯·法兰克和艾弗琳·法兰克（Louts＆Eve．lyn Frank）：1943年路易斯还是SOE 的上校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比利时人，在伦敦做银行家赚了不少钱。一九八四年我们乘他的游艇周游希腊，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程。他们家有我见过的最棒的厨师和男管家。

　　约克·艾略特与艾丽·江路特：约克是我的老朋友杰克和奥黛丽的儿子。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后来继任我成为奥美的董事长。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演讲撰稿人。非常有教养。艾丽是位非常好的女子。我非常欣赏她。她是个永不疲倦而且非常成功的募款者。她和我已经成为一辈子的笔发。

　　奥美广告

　　英格伯格·巴顿（Ingerborg Baton）：我们都叫他“伯吉”（Borgie）。他当了我35年的印刷专员，丹麦人。是个天使兼天才。

　　盖·蒙特福特（Guy Mountford）：1948年加入美瑟一克劳瑟广告，不久就成为总经理。他是个自然主义者。他写过好几本书。我非常欣赏他。

　　比尔·菲利普（BillPhilliPS）：继约克·艾路特之后成为奥美的董事长。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朱尔·罗福森（Joel Ranhaelson）：先是奥美纽约分公司的流程总监，后来成为芝加哥分公司的创意总监。我起草的很多东西都经过他的修改。有教养、机智、仁慈。我也很喜欢他的太太，那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女士。

　　我生意上的伙伴从来不觉得我是个容易共事的人。一位访问过他们的心理学家告诉我：“跟你一起工作，就好像在一片充满惊奇的森林中里穿行。”笔迹研究者（我非常信赖他们）说，我的字体显示出我是一个多变、冲动、鲁莽、不宽容、焦虑、精力充沛、大胆、武断、敏感、仁慈、热情、顽固，以及烦恼的家伙。我就是所有这些性格的混合体。

　　自传的作者把自己的隐私拿出来写进书里是一种时尚。例如伯兰德·罗素（BertrandRussell）就非常仔细地描述了他与奥特琳·摩瑞尔（OttolineMorrell）之间的感情，甚至还告诉大家，她与他分手是因为不能忍受他的口臭。我没有把类似这样的内幕写出来占用你们的时间。

　　赫瑞斯（HOrace）为我写了一篇墓志铭，卓莱顿（Dryden）把它翻成了英文：这是个快乐人，而且是独乐的人，这个可以说今天是他自己的，内。心无忧无虑的人，能够说：让他们明天倒霉去吧，反正我活过了今天。

　　最喜欢的字眼清单上的词让我着迷。abcedary＼字母akimbo＼手叉腰chlaroscuro＼明暗对比的画dlapason＼和谐egregious＼惊人的epoptic＼叙事诗的fandango＼方当果舞fardel＼不幸fubsy＼臃肿hgleman＼示范兵或领袖galumph＼昂首阔步gravamen＼冤屈hegira＼大逃亡hobbledehoy＼笨小子hoyden＼野头janizariat＼走狗jibber jabber＼乡巴佬lallygag＼游手好闲。IHk＼及养少女panjandrum＼大亨pedicular＼虱子的phantasmagoria＼幻觉效应ragamuffin＼小叫花千rlgadoons＼黎高冬舞rodomontade＼吹牛roustabout＼甲板水手sodbuster＼农夫tatterdemalion＼破衣烂衫的家伙thimblerig ＼骗人ukase＼圣旨virago＼泼妇wallydraigle＼懒散鬼、懒婆娘

　　最喜欢的食谱

　　蘑菇汤（四人份）

　　一磅蘑菇，四分之三品脱浓鸡汤，一瓣大蒜

　　半品脱稀释的Bechamel酱（译者注：一种法国传统酱汁，由奶油与面粉混合制成）

　　牛油、奶油、盐、胡椒

　　蘑菇洗净、去皮，切成碎块。汤锅中放入一点牛油，然后放入一瓣拍碎的大蒜和切好的蘑菇，煮到蘑菇变得软嫩。把煮好的蘑菇和大蒜倒入搅拌器搅匀，再倒回汤锅。加入热nechamel酱。用小火慢煮十分钟，要不停地搅拌。加入热鸡场。一边煨一边搅几分钟。用一点盐和胡椒粉调昧。最后，加入两到三餐匙奶油搅匀。

　　黑奶油煎蛋（四人份）

　　两餐匙牛油，四个蛋，鲜榨柠檬汁，一餐匙辣酱油，四薄片面包，切碎的新鲜完美（视个人喜好，可不放）24颗续随子

　　在小煎锅中熔化奶油，加热直到奶油变成黑色。加入辣酱油、续随子和一滴柠檬汁。用混合好的油汁轻轻地煎蛋，不时地把锅中的油汁浇在蛋上。边煎边用压面皮的模子把蛋修整成圆形。将蛋沥净油起锅。用锅里的油汁煎面包片。把煎好的面包放入一个温的盘子中，再把蛋放在上面。把剩下的油汁倒在蛋的四周。用切碎的新鲜完萎做点缀。

　　Coulibiac派（十人份）

　　面皮：一磅面粉（筛过的），半盎斯发酵粉，四个蛋，六盎斯牛油，半盎斯盐，四场匙温水

　　用四分之一的面粉加水与发酵粉和成面团。团成球状。放在暖和的地方，发成两倍大。用奶油、鸡蛋以及用一点点水溶化的盐和剩下的面粉，揉到有弹性。把它和发面团混在一起揉匀。把混合后的面团放进大碗中，盖上一块布，放在暖和的地方大概五六个小时。

　　馅料：一磅半熟鲑鱼肉，三个煮老的大个鸡蛋，大的洋葱，切碎，二分之一磅蒸熟的米饭，四盎斯蘑菇，切碎，把三分之二的面团港成16英寸长、10英寸宽的面皮。在面皮中间～层层地铺上白饭、娃鱼肉、蘑菇、洋葱、鸡蛋，最后一层再铺上白饭。把周围的面皮拉到焰的上面，用水沾湿面皮边缘，然后把面皮边捏合，做成一个小包裹的形状。把包好的生坯在暖和的地方放半个小时。把生坯刷上融化的奶油。在顶上切一道口，然后放进烤箱中，慢火烤45分钟。最后在切口处淋上三餐匙融化的奶油。

　　马沙拉酒（wtarsala）煎小牛肉片（四人份）

　　四薄片小牛肉，一团浓奶油，一餐匙马沙拉酒，二盎斯牛油，八个蘑菇，盐、胡椒

　　把小牛肉调好味。在煎锅熔化牛油，放入小牛肉片煎嫩。取出煎好的小牛肉片，保持温度。把蘑菇放进锅中煎一下。边煎边加入奶油和马沙拉酒，烧开。关火，把煮好的调味汁淋到小牛肉片上。

　　茄片夹肉

　　一磅碎碎的小羊肉（或牛肉，视个人喜好而定）四个茄子，洗净切成圆片，一杯去皮的著茄，一个蛋黄，八个小洋葱，仔细切碎，一杯清鸡汤，四分之一品脱奶油，盐、胡椒

　　在热油中分别把洋葱和茄子煎熟。在砂锅中先铺上茄子，然后铺上碎肉、煎好的洋葱。调味。重复这样做直到所有材料都用完为止。加入鸡汤和去皮的善茄。把砂锅放进已加热的烤箱中，烤到汤汁减少。把打匀的蛋黄加进奶油中，淋在茄汁夹肉上。再放进烤箱烤15分钟（或者直到最上层烤成金黄色）。

　　牛尾汤

　　一条牛尾，二个洋葱，切碎，二个胡罗卜，切片，一片月枝叶，辣椒粉，干胡椒子，

　　二匙橄榄油，一餐匙面粉，一杯红酒，混合香料（百里香、完美、鼠尾草、月枝叶）。

　　把牛尾从接缝处切开，在油中把两面煎成棕黄色。加入洋葱、面粉和酒，放入砂锅内，加水直到浸过所有的原料。加入香料。放入烤箱，用低火烤三个小时（或者烤到牛尾变嫩）。烤好前30分钟，加入胡罗卜片。

　　沙拉煎牛肉

　　一片牛肉，切成大约一英寸长、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细菜，一个大洋葱，切碎，一个去皮的著茄，八个小蘑菇，切碎，一杯酸奶油。

　　用油煎牛肉条。在另一个锅里炒洋葱、蘑菇和善茄。把肉加进去。再倒入酸奶油，等煮到人味后，起锅上桌。佐以白水煮的原味马铃薯。

　　蜂蜜冰淇淋

　　250毫升牛奶，二个蛋黄，125克蜂蜜，150毫升双料奶油。

　　把牛奶煮滚，拌人蜂蜜。搅拌蛋黄约一分钟，加入奶油继续搅拌。把滚热的牛奶、蜂蜜加入蛋黄和奶油中搅拌至均匀。放入冰淇淋机之前，要先过滤，并且再煮一次。

　　柠檬蛋奶酥

　　四个蛋，三餐匙的细糖，一个柠檬，做成片和汁。

　　蛋黄加糖打散，加入柠檬汁，把柠檬片浸入数分钟。将蛋白打匀加入打好的蛋黄中。倒入模型盘中，用中温烤十分钟左右。

　　巧克力奶油冻，四盎斯上好深色巧克力，四个蛋。

　　把巧克力融化，加入蛋黄搅拌。把蛋白打发泡。把巧克力蛋黄酱加入打发泡的蛋白中。分到不同的点心小碗中，就可以拿去凝结了。（要凝大约十个小时）。

　　最喜欢的花加州罂粟亚麻牡丹哭泣的银色莱姆树爬藤玫瑰英国玫瑰石竹Streptocarpus （一种室内植物）向日葵喇叭舌（属观赏植物花束一年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