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_周恩来

真假_周恩来
　　　　　　　　　　真假周恩来
作者：赵无眠


目录

第01章　说不尽的周恩来
第02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第03章　艾蓓情结：叫父亲太沉重
第04章　江青：从暗恋到暗斗
第05章　演员生涯与女性气质
第06章　周恩来外交的重大失误
第07章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接班人
第08章　在公正与利害之间









　　第一章 说不尽的周恩来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是注定不会被我们遗忘的。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诚然，他不像孙中山，推翻帝制，缔造共和；也不像蒋介石，建立中央集权，领导抗战胜利；更不像毛泽东，武功文革，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一个庞大民族的性格和灵魂，甚至也不像邓小平，改革开放，创造了由共产党领导兴致勃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他不像他们，没有做过总统、总裁、委员长、总书记、主席，或是"凡重大问题都要向他请示"，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以"最高领袖"的身份主宰过中国的命运。这个世纪发生的所有的大事，也找不到一件是由他策划、发动、主导或完成的，——除了勉强可以凑数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暴动和"八一"南昌暴动。前者是领着一伙逼急了的工人纠察队，夺了上海以迎接眼看就要进城的北伐军，不料反被北伐军杀得稀里哗啦，血流成河。后者是领着一伙逼急了的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而那一枪简直就是臭子儿，放过之后便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四下里逃散，七零八落，不了了之，很多年以后连他自己都羞于提及。
　　他不属于创建开天辟地宏伟功绩的人物，不属于睥睨一切恣肆纵横的枭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拔剑斩蛇的刘邦，横槊赋诗的曹操，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他不是没有机会，也绝非缺乏才智，而是不具备那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霸气和魄力。他似乎天生就能，而且只能安于辅佐他人成就大业。蒋介石熟知这一点，据说对于未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把周恩来争取到国民党阵营中来，一直深以为憾。毛泽东当然更了解他："无论是我，还是刘少奇、林彪或其他人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这个"总理"的位子他一坐二十八个年头，从五十一岁为新政权组阁，直到七十八岁死于任上。仔细算来，是二十六年零一百天。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人们的印象中他从不曾老过，当然也不会病倒。"总理"——这是"周恩来"的代名词，就像"主席"是毛泽东的代名词一样，——应该永远那样中年，那样生机勃勃，机智幽默，风度翩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报纸、电台和新闻记录影片的报导："总理"又接见了来访的某国元首、议长、夫人、运动员、记者、美术家、以及打着各种旗号的民间团体、面有菜色的丛林游击队领袖、到处发表激烈言辞的流亡政治家。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
　　
　　他永远在接见这些川流不息的人，这些从世界上最富裕和最贫困、最安定和最动荡、最反动和最革命、最为人熟悉和最让人记不住的地方来的人，黑皮肤的，白皮肤的，黄皮肤的，晒成不知什么颜色皮肤的，穿西装的，包头巾的，套袍子的，露胳膊的，打赤脚的，来建交的，来签协定的，来瞧一瞧的，来拥抱拥抱的，来学习革命经验的，来要钱的……都"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地迎来送往。他在国宴上环视一周，举起酒杯轻抿小口，——二十多年了，至今没见到第二个人比他抿得更好。
　　他还要抽出空去工厂、农村、部队视察，从东北到西南，从"老区"到大都市，从工业重镇到边陲山寨，哪儿都去过。你要是从报上看到他一天出现在三个地方，早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挥别一位外国政要，中午戴着安全帽到炼钢炉前看看火候，晚上蹲在灾区老乡家塌了一半的柴垛边稀里胡噜喝一碗玉米粥，那是一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他老是在奔波着，跟人握手，那条受过伤的右臂很自然地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握手的姿势。他扶肘一笑，化解了人们对这折腾个无止无休的国家的前途的所有疑虑。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就是他的死。他居然也会死！这个精力和魅力无穷的人，这个不卑不亢进退自如的人，这个一摆手就会有"一股春风"拂到我们脸上的人，这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居然也会死！
　　人们伤心饮泣，乃至大声痛哭，——虽说不是每一个人，却是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真诚地、由衷地哭着。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北京，男女老少冒着凛冽的寒风，排列在十里长安街两旁目送他的灵柩。"灵车队"向西，向西，一位诗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我们等着它碾过我们的心灵。"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承受得起连续遭遇的厄运和灾难，可以面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毫不动容，可以受尽折磨和屈辱仍冷漠到麻木的地步，可以在人格被贬损成猪狗不如时仍低吟浅唱、自得其乐，却承受不起一个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伟人的去世。这是一九七六年年初。
　　
　　周恩来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时人们私下聚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传播、议论、分析和猜测各式各样的政治性的小道消息。尤其对于那些过早地受尽了生活磨难、心比天高却身为下贱、失去升学机会却仍然读了不少书并且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渐渐学会"独立思考" 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既危险又兴奋，既刺激又过瘾。中国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往往与"大道"暗通，而非空穴来风。我的一位表亲，看到官方出版的《参考消息》突然有一天将转载的整版各国政要和媒体悼念、称颂周恩来的文章压到了不起眼的第四版，立刻忧心忡忡，预感"中央"一定政争激烈，周派开始失势。我的这位表亲是他那个地区的知识青年中，以识见卓识受同伴们推崇的人物。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刑满释放的前五天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自己也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但仍以"我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而骄傲，为周的去世而伤感和忧怕。
　　一条伪造的"周恩来遗嘱"半明半暗地广为传播。作者是杭州汽轮厂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把周恩来的口气模仿得让人深信不疑。"周恩来"表扬了小平同志面对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毛泽东已经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死去的周恩来能支撑他对付还活着的毛泽东吗？显然不可能。不过大伙儿打算试一试，结果帮了倒忙。天安门事件哄然而起，加速了邓的倒台。
　　严格的说，"天安门事件"应该叫做——"纪念碑事件"。天安门是一个"门"，也就是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临主持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而悼周活动及其引发的事件，主要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发生，那个"城楼"则关系不大。城楼是皇城的一部份，属于古建筑；纪念碑则是"新中国"成立时第一个破土动工的现代建筑。二者含义有别却又遥相呼应。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与会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由毛泽东宣读碑文。碑文也是毛泽东草拟，由周恩来书写的，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多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成了反抗暴君的旗帜
　　
　　纪念碑的奠基者们大概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它会成为人们"聚众闹事"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堆放花圈和张贴诗词、漫画、朗诵、演说，挥拳哭泣、宣誓、呼喊口号，以中国人惯用的暗喻和影射手法，批判时政，发泄胸中的悲伤、愤恨和不满。矛盾主要对着"四人帮"，更激烈的还会搭上一个"秦始皇"。当局，——绝不只是"四人帮" 和"秦始皇"，而是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实行镇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派系和路线的斗争再激烈也是自个儿家里的事，来自外面的挑战才是最大的敌人，必得联手对付予以围歼。在这种情况下，"民意"不会给某一个政治人物带来任何好处，只会更加坏事。
　　只有一个人站在"人民"这一边，那就是死去的周恩来。说穿了，是人民需要他，需要拥周自重，借题发挥。没有谁比周恩来更适合这个角色了。因为他再也无从选择，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察言观色、回避忍让、唯唯诺诺以自保，再也不是他自己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第一次真正属于人民，成了号召和领导人民反抗暴君的一面旗帜。
　　同样的故事，在十三年后，也就是是一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去世那时，还会要重演一次。此是后话，让我们还回到一九七六年，那个死人像陨石雨一样轰轰烈烈的年代。毛泽东比周恩来多活了整整八个月。他的死显然比周恩来的死更值得我们纪念：这是他一生中为人民谋得的最大的幸福。
　　毛泽东丧礼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远远胜于周恩来。但却带着更多的官方色彩，不免给人一种空洞和冷场的感觉。有没有具体例证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尽管为毛泽东而失声痛哭的人，绝不比为周恩来而失声痛哭的人要少，除了那些装出忠诚或迫于情势而淌下的虚假的眼泪，除了那些表面悲痛而内心却充满庆幸的哀号，除了这一切，是不是比他少。有没有统计数字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
　　
　　"总理"把"主席"给比下去了
　　
　　四人帮的垮台，把毛泽东的声望拉到了最低点。这几个人都属于毛的"宫廷派"：他的妻子，他继林彪之后挑选的接班人，他跟得最紧的追随者和御用文人，还有那个专门替他传达旨意的侄子。他身边的人不是垮台进了监狱，就是打入冷宫横遭贬斥和歧视（如张玉凤、王海蓉、唐闻生）。华国锋向四人帮下手时最担忧的是怕影响毛的威望，一方面说明他的懦弱与憨厚，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与四人帮关系之深厚，已为世人所公认。民间不是有"五人帮"之说吗？无论发多少中央文件议论四人帮反毛，议论毛泽东早就要"解决"四人帮，仍然无法洗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连华国锋自己，亲手一举粉碎四人帮，也依然逃不过受四人帮的株连。把华国锋和四人帮连载一起的纽带，就是毛泽东。
　　反之，"总理"的形象却日见高大和辉煌，活活地把毛泽东给比下去了。周恩来，他的才智和能力不输于毛，风度和机敏甚至还在毛之上；他谦虚忍让，不像毛泽东那样骄横与霸道，当仁不让；他平易近人，尤其善待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不像毛泽东惟我独尊，瞧不起专家学者；他广结善缘，争取到许多同情者，保护了一大批受迫害的人士，不像毛泽东与人争斗其乐无穷，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他性格温和，处世稳重得体，不像毛泽东反复无常，总是有理，阴谋阳谋都耍，帽子棍子齐飞；他不图名利，埋头工作，坚决反对宣传他自己，不像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红太阳普照中国还不够，还要照到外国去，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他自己，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别人；他艰苦朴素、穿破衣烂衫出国访问，不像毛泽东全国各地都有行宫，版税收入百万千万，纵容自己的老婆骄奢淫逸；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个人生活严谨，与久病缠身、相貌平平的发妻厮守终身，不像毛泽东，性趣广泛，到处游龙戏凤，过过手的女人数不胜数，还玩什么大被同眠的性游戏（早在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前十余年，民间就流传过这样的小道消息）。
　　
　　邓小平与华国锋争"双继承"
　　
　　很自然地，掀起了第二波悼念周恩来的高潮。这一次是官方和民间相结合，它很大程度地化解了过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官与民结下的怨恨，他们共同怀念着一个人，用诗歌，用戏剧，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回忆录，还有许许多多老百姓朴实的含着泪花的话语，来赞颂他，缅怀他。在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女歌唱家郭兰英唱了一首《绣金匾》，她"一绣毛主席"，"二绣（朱）总司令"都还没什么，等到"三绣周总理"时，这位延安时代出名的歌手忽然放慢节拍，热泪盈眶，好像感情的堤坝随时都可能被冲决，引得台下观众会心会意，掌声雷动。
　　由诗人们创作的歌颂周恩来的诗篇，在舞台上朗诵效果更佳，更容易造成"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轰动效果。其中著名的如《一月的哀思》、《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等，这里都不引用了，我倒想引一段不怎么出名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不怎么出名的诗，与今天的读者一同欣赏。他写的是周恩来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这件事——山的严峻，你的面容；地的质朴，你的风采；湖的清澈，你的思想；海的深沉，你的情怀！
　　华国锋以"主席"兼"总理"的身份，努力地完成着他的双继承：继承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路线，同时也继承周恩来的务实养民政策。结果徒劳。这倒不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矛盾，在他们双继承的死后比生前更为激烈和不可调和；而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事实上，完成双继承的是复出后的邓小平，他的身份既不是"主席"也不是"总理"。他只要毛泽东的旗号，把它作为压箱的辟邪物，不到危急时刻不祭出来使用：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包括他的组织体系、"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几乎全盘接受。他终于成功地取华国锋而代之。
　　许多学者，尤其是外国观察家、评论家们认为，邓小平实际上是周恩来路线的执行者，邓的胜利标志着周恩来最终彻底地赢了他的对手毛泽东。
　　
　　才下神坛，又上圣坛
　　
　　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人眼里，仅仅在政治上赢的政治家还不叫真正的赢，只有政治上和人格上同时都赢才够得上真赢；甚至人格比政治本身更为重要。例如人们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身为大汉宰相的曹操，就远不及身为蜀汉宰相的诸葛亮。虽然曹操的功业还非诸葛亮可比，但诸葛亮除了其非凡的、也多少被夸大了的军事天才外，更以他谦虚谨慎、风度儒雅、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个人品格赢得了后世的仰崇。曹操则渐渐被民间涂抹成了戏台上的粉白脸，成了奸臣和乱世枭雄。
　　不少论者喜欢拿周恩来与诸葛亮相比，他俩也确实有相似之处。刚才列出的那些品格之外，他们都属于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积劳成疾、拼其一死的人物。诸葛亮出茅庐前是一布衣山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周恩来更是身居高位之后仍粗茶淡饭，每天坐到办公桌前还要戴两只套袖，以免磨破了他那舍不得再添置的"出客装"。诸葛亮俊逸潇洒，他的丑妻是有名的；周恩来英姿勃勃，他的妻子也实在难说漂亮。郎才却不需要女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文革的结束，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又将周恩来送上了圣坛。没有了神，有个圣也是好的，甚至更好。神人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挥洒多余的智力、想象力和暴力来，令众生癫狂，过不好安稳日子。圣人则不然，他的高超的道德水准足以制约他不会乱来（要不就不叫圣人了），大伙儿保证都会有好日子过。何况这圣人早已死了，无论你怎样塑造他，他都不会从另一个世界返回来颠覆自己的形象。
　　某个工程完工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关照过的"工程；某大桥落成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指示要建造"的大桥；某一套书出版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叮嘱过要出"的书；某一个受迫害的名人平反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保护过" 的名人…..人们不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话早不灵了，也不怎么光彩了；人们只说"敬爱的周总理"请他来代替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代替他说这说那，想这想那，做这做那。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君臣关系
　　
　　在回顾中共历史的时候，周恩来也成了正确路线的一员代表，毛泽东则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据说毛泽东的亲属看完电影《周恩来》以后忿忿不平："好事儿都是他们家干的，坏事儿都是我们家干的！＂"他们家"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主要指的是周恩来；"我们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谁叫你毛泽东娶了江青，你们毛家的事，不说也罢。倒是"他们家"的邓颖超，即使发现了贬毛的问题，郑重提出，毛泽东是不能随意贬损的，否则后患无穷。
　　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和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美国记者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是头脑，那么周恩来就是执行的双手。" 她丈夫的看法则稍微平等一些："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适当的词了，……他们像是套在一辆车上的前后纵立的两匹马一样，相辅相成。——（斯诺《漫长的革命》）。另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也认为，"从遵义会议以来，不论他（周恩来）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的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怎样的分歧和明争暗斗，也不论他们到底是同志、战友、伙伴还是君臣关系，两人之间长期形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状态是无可否认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严重的是，如果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共产党。不单是周恩来最终也得被彻底否定，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都得否定，就连共产党政权存在的道义基础也将顿失，江山就要易色了。这当然不是政权的掌握者所希望看到的景象。邓小平尽管从心底里恨透了曾把他玩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却仍要四个坚持，保留毛泽东的旗号不变。
　　人都是渐渐地才学得聪明起来。改革开放。自由化思潮迭起，眼界和思路的开阔，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更，人们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去反思历史，去重新大量那些似乎早有定评的各类历史人物。其中也包括周恩来。
　　
　　画鬼容易画人难
　　
　　这种的反思和重新打量，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大量的史实都还深藏在铁幕背后，我们所知甚少。只能根据浮出海面上的一角去推断整个冰山的全貌，又会有多少准确性呢？以撰写中共政治人物传记驰名的作家叶永烈，曾被要求为周恩来作传。叶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之一是可以查阅中共中央档案馆最核心、最秘密的历史文件，之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发现来描写评价周恩来。不用说这两条都无法满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叶永烈写过不少"鬼"的传记，如陈伯达、四人帮之类，似乎都未遇到太多的阻挠和障碍。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鬼已经是被扭曲的，不成人形，你把他画得再扭曲一点，再面目狡猾一点，是没人指责你不对的。画人则不然，画得不像，画得失神，马上就会招致物议。何况这个还是个具有如此崇高和广泛的知名度的"圣人" 呢？
　　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讲，画圣人也不是那么难的。大量关于周恩来的回忆录、传记的出版就是证明，而且你很难说它们所回忆、所记述和描写的周恩来"不是真的"。这些画中，有相当数量是海外出版，或者干脆就是外国人写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跟写毛泽东的贬多于褒不同，它们对周是褒多于贬，而贬周还往往建立在贬毛之上。可见对"圣人"的认同，并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限。
　　韩素音的《周恩来与现代中国》，可以说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韩素音出生于中国，有一半中国血统，受西方式教育，定居瑞士，是一位学者式的用英文写作的多产作家。从一九五六年起，她获准进入中国大陆，曾多次见到周恩来，对周极崇敬。为了完成这部传记，她争得了邓颖超的同意和支持，并对她进行访谈，访问数百位相关的民众，还参考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中共档案文件，费时多年。她的特殊身份、资力和关系，使她不至于像一般"外国人执笔的传记，或因文化隔阂，或因资料缺乏，不是失之过浅，就是错误百出"（见该书前言）。但即便如此，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仍是一位被描写为崇高、敬业和无私的领袖，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英雄。
　　
　　圣人也有形迹要向世人掩藏
　　
　　韩素音笔下流露出一股她根本就不想掩藏的温情，一种时时急于表达的赞颂之意。这在现代西方的人物传记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描写政治领袖的传记。她认为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不仅是共产党主义阵营，而是全世界都罕见的伟大的政治家。当然，她没有轻率地剥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她花在研究毛泽东上的工夫不会比花在研究周恩来上的工夫要少。她至少写过两本关于毛泽东的书：《早晨的激流》和《高塔的风》。她以一位医生的宽容和理解谈到毛泽东晚年对女色的沉迷，把它解释为脑血管病变使他改变了性格。"毛泽东是个好人，"她说。但这个"好人"只能给周恩来作作陪衬。
　　《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中文版译者张连康，记下了韩素音与他见面后寒暄之外的第一句话："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否则就对不起周总理。"这句话不仅使译者非常感动，也使我们非常感动，让我们再次想起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衬衫，墙角泛黄的西花厅办公室，豪华国宴前匆忙吃下的一碗"垫底"的面条。
　　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崇尚简朴，把它当作一种美德了。简朴是有身份的人的奢侈品，就像古铜色的皮肤，一度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特征一样。韩素音是知名教授、作家，可以到全世界旅行，"多次"出入平民百姓望而止步的中南海禁苑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在富裕恬静的瑞士和繁华喧嚣的纽约拥有住所，自然会把"简朴"当作生活中最有品味的一种点缀。而一般的中国人，实在是被贫困的梦魔纠缠得太久，穷怕了。他们是真没钱，而不是怕"对不起"谁才去选择过一种质朴的生活。如果说有谁对不起别人的话，那首先应该是使人民长期无法摆脱穷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在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在青年学子中泛滥。反思文革，进而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反思中国共产党，它和它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动摇了多年来形成的信念。人们发现，真理原来是谎言，理想原来是童话，神原来和鬼同道，圣人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形迹需要向世人掩藏！
　　对毛泽东的大胆怀疑、批判和否定，终于不可避免到波及到他的忠臣、战友、最久的合作者和对手周恩来。
　　
　　跟毛泽东比私生活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贤相还是奸臣？是光明磊落还是玩弄权术？是鞠躬尽瘁还是助纣为虐？是出于公心拼死保护部属和同僚度过危难，还是明哲保身甚至不惜落井下石？是才智过人的全才，还是庸庸碌碌的官僚？是坚持原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英雄，还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的懦夫？……
　　仍不断地有各种各样回忆周恩来的文字面世，不断地正面描述他，评价他，和颂扬他。但它们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令人激动，令人鼻酸、哽咽、泪花闪闪。人们平静下来，用近乎冷漠的目光扫过那些历史陈迹，从那里看出了许多戏剧的意味。我们曾经历过漫长的荒谬岁月，在其中谁都不可能不蒙上荒诞的色彩。民间流传一则明知是编排出来的"轶事"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忽然从裤管里滚出一坨屎球，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镇定地唤来工作人员："来，把这块榨菜捡走！"
　　更刻毒的版本是，周恩来用一个轻快的动作拾起那坨"榨菜"，从容地放到嘴里吃了下去。
　　而周恩来的私生活，似乎也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着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系暧昧。
　　有一种说法在女人方面，周恩来比毛泽东的品味要高得多。毛泽东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周恩来却是有所选择，讲究质量。毛泽东的女人是年轻化，工农化；周恩来却要求成熟化知识化。毛泽东对喜欢的女人不讲资历大胆提拔，唯我是用；周恩来却把工作和感情份得清清楚楚，绝不任人唯"亲"。
　　具体地说，毛泽东喜欢年轻单纯、容易驾驭的女性。喜欢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发展对象。如护士、舞伴、机要员、秘书、服务员…..等等。他最后宠幸并付以重托、权倾一时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就从专列服务员一步步越级提拔起来的。文化程度低下，只念过小学，性格和修养也都不怎么样，动不动就耍"张飞后代"的脾气，一触即跳。
　　周恩来则喜欢成熟文静、富于内涵的知识女性。一般他是不会打身边工作人员的主意的。这和他温文的言谈举止也比较一致。他不是毛泽东那样索性而为的作风。人们认为，只有电影明星才能与他相配。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些在银幕上扮演工农形象而浑身"文艺味儿"的女演员们，后来也果真写出许多回忆《敬爱的总理》的文章，
　　感情充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私生女炮制"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但这些都只是猜测，或者小道消息，不具有"震撼性"。
　　一九九三年年底，一位文学界朋友来家聊天。那时我住在纽约长岛，房子后面是一大片高压电线经过的草地，寒风拂面，颇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我们就穿过高压线，沿着土路散步，一边漫谈文学。我抱怨这些年没有出版什么值得非读不可的好作品，朋友则郑重宣布，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即将问世了。他的话惊得草丛中的野兔颠簸逃窜，也令我感觉欢欣鼓舞，忙问作者是谁？
　　"她住在加州。你肯定不认识，在文坛没有什么名气的。"
　　那么，大概属于哪种类型的作品，是小说还是？…
　　朋友想了想，停下脚步："你读过斯大林女儿写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吗？"
　　我马上猜到了他心目中"伟大作品"的那位作者："是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我那时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叫艾蓓，或者说并没有记住她的名字。我是从加州一个跟她过往甚密的著名诗人那里第一次听到她的，他就叫她"周恩来的私生女"。一天深夜，我的车在新泽西的一条小道上被警察拦下来，没开罚单就放我走了。坐一旁的诗人讲了个故事："一次，周恩来的私生女吃了警察一张罚单，她很生气，认为自己没有违规，反倒开车追踪那个骑摩托的警察，走哪跟哪，警察吓坏了，又把她拦下来，要吊销她的驾照。这时她又反过来求情，请警察放她走。
　　"后来呢？"
　　"还是放她走了。"
　　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深刻。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会这样去对一个交通警察。同时我也知道了，原来，周恩来有这样一个私生女是作家。也许这样说更确切：原来有一个作家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我那时并未去追究其是真是假。文坛的事，本来就纠缠不清。
　　这就是《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艾蓓。
　　
　　侧面看都是"噘噘嘴"
　　
　　这本书一问世，就注定要引起轰动。其效益几乎不输于同年稍后李志绥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香港、海外媒体纷纷报导，大造生势，使它迅速成为最畅销的华文书籍之一。
　　一九九四年三月，总部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民主中国》杂志（总第二十期），发表了作家孔捷生的一篇长文《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这是一篇感情充沛、文采盎然、夹叙夹议的书评——
　　周恩来，褪色的神话里仅存的一尊偶像。他的油彩渐渐剥落，却仍屹立不倒。他的才干与风度，勤勉与忠忱；他忍辱负重，唾面自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无论对信仰和"爱人同志"都从一而终；他无子嗣，却收养了一群革命烈士的遗孤……
　　殊不知，神话的终结者终于现世了——她就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
　　一个在黑箱中封存了太久的秘密，一段长达三十余年的血泪时光，凝结和聚变成一部长篇《叫父亲太沉重》。
　　众所周知，周恩来没有子嗣。这与其说是他人生的缺憾，毋宁说是他崇高人格的体现——一个如此完美的人。忽然冒出一个私生女！
　　她把自己的玉照在书中大量发表，《民主中国》杂志也以独家版权拥有的方式发表了她的多张照片。当然，她长得的确与周恩来有几分相象，并且越看越像：饱满的额头，浓眉（稍淡于周）。大眼…书中，周恩来曾搂着十五岁的作者，脸贴脸地对着镜子："你看我们的眼睛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
　　应该说，艾蓓充份地利用了她手上的照片，这些经她挑选后发表出来的最像她"父亲" 的照片，——有读者嘲讽，这是作者拿自己色相来卖钱——并且通过她"父亲"的口，启发我们从"正面看不出来"时，要从"侧面"去看他俩的"噘噘嘴"。但是人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个"私生女"，她是不是真的？
　　谁来做亲子测定？
　　怀疑是十分自然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生产出如此多的假冒伪劣商品。民间乐于相信那些若有若无的传言，别说是一个私生女，即使有七八个或者一打各种肤色和种族的私生子女，也比一个具体的长得浓眉大眼的艾蓓站出来公开身份容易让人接受。这大概是她的商业目的太过明显，不由人不怀疑。不就是公开一段不知真假的桃色旧闻来卖钱吗！
　　该书一边行销，一边引来无数的批评。不断有人出来叫阵：私生女，把你的证据掏出来瞧瞧！以文笔尖刻言辞激烈著称的记者曹长青，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周刊》上发表长文，分开质疑艾蓓身份的真伪。连带为该书称好的作家孔捷生，和私下为艾蓓辩护的诗人北岛，曾受到曹文的控告和嘲笑。在海外文坛，曹长青是坚决反对共产专制的一位作者，但他也认为，以周恩来的人品，似不大可能发生这种违反其道德准则的婚外情。如果艾蓓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她应该拿出证实身份的证据，比方，现代科学这样发达，她完全可以做亲子血液测定嘛！她敢不敢？
　　"问题是，"孔捷生反诘，"谁来做这个测定？"
　　是呀，谁来做这个测定呢？你当然不能期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周恩来的生理组织标本，这是一。第二，即使得到这样的标本，是在中国做还是在美国做？做出的结论谁又会相信？
　　但是，难题是艾蓓自己给自己出的，而不应该由读者，或是其他什么人来替她解决。可惜的是，除了"侧面去看都是噘噘嘴"的照片，她似乎再也拿不出别的什么铁证来了。更可惜的是，她连一张与周的合影都没有。
　　"私生女"和新华社谁在撒谎？
　　一向对海外媒体的鼓噪多保持沉默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却发表了一张艾蓓的照片：年轻时代的艾蓓，一个安徽偏远山区的农村姑娘，站在她的母亲，一位满面皱纹的乡下老太太身边。原来，这位所谓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出身微寒、却不肯认自己的亲娘、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势利鬼。真是可恶，可恨，可笑。
　　幸好，新华社的信誉，或者说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信誉，并不是那么良好。这张照片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照片上的"艾蓓"，与《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显然不是一个人。农村姑娘"艾蓓"头骨较高，脸较短，下巴较尖，也不是噘噘嘴。作家艾蓓做出的解释是：那位农村老大娘的确是她的母亲，不过却是养母。文革期间，她那位做大官但倒了霉的继父把她送到安徽农村一个远亲家寄养，并且顶替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姓名。新华社在这里玩了个调包计。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刊载专题报导《她的父亲不是周恩来》，根据中国军方一位知情官员的话，证明艾蓓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而是某导弹基地负责人的私生女，她的生母后被一位高级领导人看上而嫁给了他。艾蓓则被托付给别人抚养成人。艾蓓写《叫父亲太沉重》一书，是受到"阴暗报复心理"的驱使。尽管艾蓓指这种说法是"分文不值流言蜚语"，但它至少说明，艾蓓确实是私生女，而非农村姑娘。至于谁是她的亲生父亲，咱们慢慢再议。
　　本来一个简单的问题：艾蓓撒没撒谎？现在多了一个：新华社撒没撒谎？且不论艾蓓是不是周氏所出，作为官方权威新闻机构的新华社公布的照片，谁都一眼可以看出不是引起讨论和争议的那个人。就是说，首先是新华社欺骗了我们，不管它是有意还是疏忽。
　　艾蓓受到的挑战并未因此而稍缓，各方包括海外媒体都纷纷质疑，要她拿出铁证来，而不能只拿一句书中的话来搪塞："我从来就没有被承认，还会怕被否认？"
　　这句曾为捧场者孔捷生十分欣赏、好像充满了人生哲理的话，现在看起来颇有点无赖的意味。面对压力，艾蓓发表了一番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讲话，她是写小说的，这本《叫父亲太沉重》只是一本小说，而且书中并没有提到"周恩来"，只是说"总理"。至于是不是真的，她还是没有交代。既然作者公开指这是一本小说，那就在某种意义上承认其情节完全可能为虚构。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
　　李志绥也出来凑热闹
　　不过同时她玩了一招。她邀请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资深记者到她的住地，还请了一位"具有公信力"但没有披露姓名的人士，向他们展示她的"铁证"。整个过程弄得神神秘秘，连她的好友、极力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孔捷生都被排斥在外，只能守候在同一城市等待展示的结果。自艾蓓出了大名，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朋友都见不到她了。这件事后，资深记者在报纸上报导，他的确看到了"铁证"，同时还有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在场。
　　至于"铁证"是什么，"具有公信力"的人士是谁，至今仍是个谜。
　　私生女事件闹腾一阵，大概可以过去了。因为对于周恩来来说，即使他真有过像"安然"——《叫父亲太沉重》的女主人公那样的情人，乃至真有如艾蓓这样的一个私生女，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和丑事。相反，倒是使人觉得他更可亲，更富有人性。好歹他也算是"潇洒走了一回"。
　　那一年，出版界也是相当热闹。年头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年尾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同时以中文、英文和其他好几种文字推出，造成轰动。与艾蓓不一样，没有人怀疑李志绥的身份。就连攻击他撒谎、造谣、信口雌黄的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只是在年份的细节上有所争执。如到底是十八年还是二十二年，到底是不是抢救小组组长，到底教没教过毛泽东英文，等等。
　　不过，李志绥却多少受到一点艾蓓的"株连"。一些不知底细的读者，开始还以为又是一本中国式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预先抱着一种抵制和怀疑的态度。幸好不是那么回事，李志绥写的不是"小说"，尽管他的文学修养一点也不比艾蓓要逊色。
　　几年过去了，仍然有人私下里问："她是不是真的？"
　　既然答案是如此难得，那么不妨反过来问："你希不希望她是真的？"
　　假如她是真的，周恩来这个"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就这么轻易地打开吗？
　　
　　第二章 周恩来的女人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国共领袖们的复杂婚史
　　
　　孙中山二十岁娶元配卢慕贞，卢氏是旧式妇女，生一男一女。其后他奔走革命，与志同道合的陈粹芬同居十年；长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岁时，又在日本与年仅二十二岁、出身名门的女秘书宋庆龄结婚。
　　蒋介石十五岁娶元配毛福梅，生长子蒋经国。二十六岁纳江苏吴县姚怡诚为侧室，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三十四岁那年，由张静江证婚与陈洁如结为连理。一九二七年，他将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登报声明与毛氏姚氏脱离夫妻关系，在上海举行豪华婚礼，与心意已久的宋美龄结婚。
　　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江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复杂婚史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推翻"小老婆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领风骚的军阀豪强们，很少有不蓄妾的，——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算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坚决不纳妾，并引以自豪。综观前后主宰中国前运动十年的国共两党，它们的领袖人物中，像周恩来这样婚姻单纯的例子，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实在是不多见。
　　复杂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会很简单。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婚姻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不是不可以大致归纳出主要的几项来。一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身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为己任，当然不愿、也不能忍受旧式婚姻的羁绊。但他们之间还有区别。毛泽东是发妻罗氏死后十年，才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合的。刘少奇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四岁，他们并没有因不满包办婚姻，人为地去打破它。孙中山和蒋介石，则都是元配还健在的时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蒋介石更将新人带回老家，让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后一次结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尽管她已经被哄骗着在协议书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关系。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拿自己的女儿抵债。二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虽然结婚次数最多，但从来不搞婚外恋。文革中遭到批斗，红卫兵将其婚姻状况暴光，指责他"生活腐化"，刘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对我生活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应该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的一位。经过一些史学家考证，所言不虚。
　　三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儿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空白。她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面有敌兵穷追猛赶，头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她坚决不肯过三河，要陪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奠定了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基础，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既来之，则安之"的邓颖超
　　
　　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不问家政，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不但两相情愿，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国共合作破裂，情势突然险恶，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或死于其他不测，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如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国共翻脸的时候，她正在广州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躲过军警严密搜索，到上海寻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肺结核病复发，连续大口吐血，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安然活了下来，没有成为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或张锡媛。中共建政后，她长期养病，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既来之，则安之"什么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八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分粗俗而容易坏事。年仅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
　　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上发表《为什么……？》起，一直撰稿不辍，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他喜欢写诗，爱好文学与阅读，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不过，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即使如此，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已属难得的人才。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够配合默契，进退有据，拿捏得当，演好一个"革命伴侣"的角色，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轻患病，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故情绪十分低落。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邓则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第一位恋人"并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身份应尽可能隐蔽，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
　　周恩来的"高个儿"，也言过其实。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误），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还没跨过"半残废"的槛儿，只能算是"残废"。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也只是中等个儿，谈不上"高个儿"。相比之下，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没什么不可。邓颖超夸称丈夫是"高个"，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来虽个不高，身材却十分匀称，加上举止潇洒，绝不显得矮。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
　　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几乎都用"恩爱"、"甜蜜"、甚至"伟大"来形容。实际情况如何呢？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茗。
　　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茗终不敌"小超"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茗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茗同为直隶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隶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茗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茗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茗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茗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壮大联合的力量。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张若茗在冲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茗。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茗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茗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种说法是，家庭富裕、性格开朗的张若茗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热"。另一种说法是，在旅欧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茗"热烈的追求他"，周却没有选择她。后来他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只是太虚了一点，无法向历史交代，没有说明为什么她"不适合"，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茗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做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生活压力也比他大。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去过那种遭受"剥削和压榨"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我迄今未交一位异性朋友，…我也不打算要交。"
　　
　　张若茗投河自杀
　　
　　一九二二年，一位南开的同学到柏林看他，首先注意到周恩来的衣橱和室内的布置，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未免显得豪华。他好奇的问周："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
　　"你是指…女孩子？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样英俊的人，还有像你这样的排场…"
　　"我不想有什么连累，独身生活比较好，可以多做点事情。"（许芥昱《周恩来传》第43页）
　　革命和美不是对立的。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美作为精神享受，却是瓦解革命斗志的一种腐蚀剂。周恩来终其一生，无论当学生，作军官，从事地下活动，任党的领导人，位居国务院总理，都非常爱"漂亮"和"排场"，讲究美的仪表和举止，喜爱艺术。难怪他的同学不信。
　　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茗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拜拜"，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茗也另嫁杨尘。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茗投河自杀。又过了两年，由于邓颖超的过问，才给予平反。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流行小说家的政治偏见
　　
　　在龙云笔下，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知根知底。除了在德国的艳遇，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Y"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等等。作者完全袭用流行小说家的笔法，带着极强的政治偏见，把周恩来写得如同下三烂式的小丑，一些场景及心理的描写尤其浅薄和离谱，实在没有可信度。连带所谓"混血子孙的描述，无论其怎样言之旦旦，也难免人们把它当成天方夜谈了。
　　"Y"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家庭富有，脸蛋身材较好，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茗。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在天津时就先后和她与邓颖超上床，而且是为了邓颖超抛弃了容颜美丽的张若茗。如果周恩来真像作者说的，是一个好色之徒，是绝不会舍弃已经到手的佳人而另寻相貌差得太远的新欢的。况且从日本回天津，只有短暂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期间发起"觉悟社"，组织学生运动，入南开大学求学，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再扣去半年的监狱生活，还剩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周旋于女人的裙裾之间，把两个女人都搞上手，实在说不过去。至于在日本的京都借钱逛妓院，更显得是无稽之谈，其时周恩来经济拮据，寄人篱下，又一次一次面临入学考试的压力，很难想象会遏制不住去玩妓女，更何况是借了债"超前消费"。他从小即善于理财，习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贵为总理后不改初衷。小说还写了邓颖超的绯闻。一是在与周恩来定情时，他还结识了另一个男士李宝森，此人后以李震瀛为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中共"五大"和"六大"中央委员。二是一九三零年周恩来赴苏联出席苏共"十六大"期间，邓颖超红杏出墙，与当时留在国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热，事后周恩来知悉，遂与共产国际代表联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彻底清算"立三路线"。李宝森的事，即便不是捕风捉影，也无可议之处。与李立三的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周恩来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之初，一度态度温和，被莫斯科派的王明等人指为"调和主义"，自身都差点过不了关，压力之下，这才参加"彻底清算"。把邓颖超的"红杏出墙"扯进来，则说明此次党内斗争周恩来前后态度的转变，实在过于牵强。
　　
　　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是否真有那么一位德国姑娘国妮昆蒂·史蒂芬及其子孙？他们虽然有名有姓，包括职业、年龄，但正因为介绍得太具体，而又缺乏更为详细和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反而令人生疑。加上作者在整本书所采用的夸张、漫画式和捕风捉影的写作说法，其不合情理处处可见，更大幅度减低了它的可信度。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恩来批判》一书中梅子的文章指为一九五一年，有误）周访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古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金钟编《周恩来批判》第183页）
　　
　　影响周恩来一生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旧制和传统势力仍十分强大，但要求革新、向往新生活、敢于蔑视陈腐观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其中不少是过激的、或叫矫枉过正的。在男女关系方面，追求自由恋爱，不顾及环境和背景地大胆结合，乃至喜新厌旧，更是一种时尚。前面说到的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们诸多负面的情爱史，婚姻史，也是这一时尚造成的结果。相较之下，"与德国姑娘"未婚同居并不是一件太见不得人的事。何况社会风气演绎至今，很少还会有人去指责婚前同居这一类事了。当然，如果出于塑造一位道德圣人的需要，自然又另当别论。
　　无论如何，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合之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原始"的婚姻记录，这好似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般认为，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他只有一个妻子的话。但另一个女人，很难说不比妻子更为重要，那就是他的母亲。周恩来有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的生母；另一位是嗣母，都对童年的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如果排除遗传因素的考虑，嗣母的影响似乎更大。
　　生母姓高，小名冬儿，因排行十二，又称十二姑。周恩来是他的长子，应该是看得很重的。在他不满一岁时，叔父周贻淦病危，父母便将恩来过继给尚无子嗣的叔婶，以为安抚和寄托。两个月后，叔父去世，嗣母（婶）陈氏独自带着恩来生活。周家是祖父传下来的一个大宅院，父辈四兄弟住在一起，恩来的生父是老二（按大家庭排是第七），嗣父是老死（按大家庭排是第十一）。所以实际上，周恩来童年仍和亲生父母及弟弟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只是由陈氏来教养。而他比两个弟弟，也多得到一份母性的关爱。他称陈氏为"娘"，称万氏为“干妈”。
　　陈氏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二十二岁守寡。她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全部倾注在恩来身上，为他请了一位乳妈蒋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屋子里。恩来四岁，嗣母教他识字；五岁，送他进了私塾。直到她去世，恩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四十年后他回顾说："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来的。"但他同时也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份。"他认为，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也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影响。
　　六岁那年，周恩来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居住。他的外祖父在清河做了三十年知县，家庭人口众多。周恩来在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经常亲眼目睹母亲被请去调解家庭纠纷，这使他从小学会了许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介调解复杂矛盾的耐心和方法。这种能力，在日后的国共两党及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意淫大师与公众情人
　　
　　九岁那年，即一九零七年，生母去世以后，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他对嗣母感情尤深，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未能保存下来。抗战胜利时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都记得，周恩来对记者含泪说过一段非常感性的话："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一言既出，闻者动容，始信共产党人也重亲情伦理，而非六亲不认的怪物。
　　相比之下，父亲周劭纲为人老实、胆小，谋生能力较差，收入很少，经常债台高筑。万氏与陈氏去世之后，还不如周恩来的伯父。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夫权和父权的社会，但好几位改变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国共领袖人物，对母亲的感情和受母亲的影响都远远大于父亲。孙中山十二岁侍母一起到檀香山，在那里接受了五年的西方教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开始革命思想的萌芽。蒋介石少年丧父，和弟弟与本来感情就很深的母亲相依为命，慈母情结难解，以至于其母赶紧替三岁的他找了一个大五岁的媳妇毛福梅。新婚初夜蒋介石不屑与毛氏同房，竟在母亲的床上赖了一夜。毛泽东也十分眷恋他的母亲，而把父亲划为暴力和专制的统治者。邓小平的父亲长年远避重庆，家政由母亲淡氏主持支撑，邓小平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淡氏思子心切，不几年郁郁而终。中共建政后，他将比自己只大几岁的继母接来同住奉养，至死不渝。就是连子承父业的蒋经国，对母亲毛氏的感情之深，也远远超过一手将他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父亲蒋介石。
　　不同的是，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去世太早，它们在他心目中留存的形象也就更完美，和更令他怀念。长大成人后，这种意识深处的怀念，转换成对女性的有距离的鉴赏，而非一定是身体的占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淫"。我不认为，每种类似的条件都会这样转换，因为意淫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而且还要需要相当的个人修养。《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类意淫典型，周恩来是另一类意淫典型。他们的意淫的形式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相同，即"公众情人"式的生活环境。贾宝玉是大观园里众多年轻女性的梦中情人；周恩来是广大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梦中情人。
　　
　　政治明星地位终身不坠
　　
　　周恩来的"明星期"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否则他不会为南开的校董严修、著名律师刘崇佑看中，有意招他为婿。赴欧前，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和直隶第一女师的女学生交往频密，深受她们的喜爱。事实上，她们中的张若茗和邓颖超先后成了他的恋人和妻子。周恩来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注定是一个引起各方注目的明星级人物。旅欧归来不久，才二十多岁即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国共关系破裂后发动南昌暴动，旋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长期主持中央工作。红军长征时，他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主持召开奠定遵义会议，直到陕北才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毛泽东。西安事变爆发，他出面充当调停人，接着又参加和谈，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期间常驻武汉、重庆，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出巨大的影响力。抗战胜利后，他仍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其言谈举止直叩关注中国内战是否会爆发的民众心弦。至于中共建政后，他在国务活动中暴光程度就更不用说了，给人的感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刘少奇、没有朱德、没有彭德怀、林彪、陈毅，甚至没有邓小平，没有除毛泽东以外的那一大帮"无产阶级革命家"惟独不能没有了周恩来。这样，才会在他去世时徒然产生不可弥补的空缺感和失落感，从而爆发天安门事件。
　　这里不是概述他的历史功绩，只是想说明他的政治明星地位，一直持续不落。乃至持续到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便满足了公众情人首先得具备的重要条件，——高暴光率、影响力和声望。
　　第二个重要条件是风采。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汪精卫，等等，他们的风采有时还很迷人，但都不是周恩来的那种公众情人式的风采，更不能维持像他那样长的时间。青年时英姿勃勃，中年时成熟洒脱，老年时优雅从容，加上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表现出耐心、诚恳、机智、爽朗、风趣、圣忍、谦和、平易近人，使他很轻松地就能赢得异性的信任和好感。
　　
　　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
　　
　　第三是对异性特别宽容和体贴。他的秘书杨纯回忆，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严格，但"对我们女同志比较客气，对男同志可是真厉害呀！"这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男女有别"的态度，是周恩来对异性格外尊重的证明。因为身边的人员与他朝夕相处，都是精挑细选、久经考验的"自己人"，最用不着遮掩真性情。周恩来的外交手腕向为世所称道，而他对女宾的过分殷勤尤其令人感动。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晚上天气转冷，他就惦记着给她送去大衣御寒。日本一个乒乓球女运动员不生孩子，他也对她表示十分的关心（HTH《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63页）。俄罗斯的寒冷显然不是北京可以比拟的，乌兰诺娃应该是无须由中国的总理来惦记着她是否有大衣的。周恩来此举尚合乎情理，而日本女运动员能不能生孩子，实在不属于由他当众关心的问题。
　　这位女运动员，就是曾为世界冠军的松崎君代。她在得知周去世后，发表《惠受周恩来总理的厚爱》一文，回忆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布拉格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由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转来周恩来的贺电："祝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囊括各项冠军和松崎选手夺得女子单打冠军"。一个大国总理，向另一个无邦交国的女子球队和女队员发贺电，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一九七二年，松崎随转访问阔别了八年的北京，周恩来"见到我的瞬间，张开双臂，情不自禁叫道：哎呀，老朋友！简直喜形于色。"
　　一九五七年到中国访问过的日本女剧作家、演员真山美保回忆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潇洒的身材，浓黑的头发，粗粗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整体印象是钢一般的明快，又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的手干爽得令人惬意，亲切地握了我的手。…盛满酒，杯盏相碰时，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遍了体内。"
　　另一位日本女演员高峰三枝子，曾在一九七二年去北京见到周恩来："他很有男子汉的风采，胡子刮得青青的，显得很有生气。…..是一位具有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不能不深受感动的魅力的人。"
　　
　　为之"倾倒"与难舍难分
　　
　　"所有见到他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但男性和女性对于他的魅力，感受是很不同的。"情不自禁"、"喜形于色"、"干爽得令人惬意"、"胡子刮得青青的"、"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遍了体内"，明显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力。日本人说话以含蓄著称，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情意，已经够不含蓄了。
　　直截了当地表示爱慕之情也不是没有，印度尼西亚前总理萨特罗阿米佐的夫人，曾对一位北京的翻译小姐说："我要是个中国人，一定去追周恩来！"西方媒体还大肆渲染、报导过，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怎样为周恩来的风度所"倾倒"。
　　那么中国女性是怎样看他呢？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说："以前我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这句话是在中共建政初期说的，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席间一位教授拒绝与周握手，而周不以为然，照样谈笑风生。林巧稚当即折服。对于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方式。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女艺员们相处极佳。这方面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说明，此处只举两例。一九六二年是；二月二十九日，刚获"摘帽"的右派、女歌唱家张权在北京政协第二礼堂演唱，第二首唱完，周恩来端起一杯水，从座上送到台前，递给张权。这种满含着"怜惜"之情的举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同寻常的。
　　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忆及周恩来是怎样"关心"电影的。他向剧作家夏衍和陈荒煤征求意见，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夏、陈都觉得张年纪大了一些，不适宜演较年轻的女孩子，周当时没说什么，但不久转来一封赵蕴如的信，主张还是让张瑞芳主演这部影片。他还打了个电话，说这封信只供参考，最后怎么决定，还是你们自己考虑。陈与导演郑君里商量过后，决定让张瑞芳主演该片，扮演个年轻的女孩子。张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艺人士，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在重庆时交往频繁。张见到工作繁忙的周，总要问："你昨晚又没有睡觉吧？"一九四六年一月，张瑞芳告别周恩来去上海，忍不住离情别意地说："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 此时，张已哽咽，语不成句。真像一对恋人分别一般。
　　女作家竟也受到"直接冲击"
　　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现代中国》(ZhouEnLai and ModernChina)时，虽然告诫自己："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分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 但她的情感还是在全书中到处流露出来。她向出版商解释，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她回答："我找过，而且话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有价值想要的东西。"她一回想起与他见面的情景，"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我父亲去世使我难过的心情。"（第7页）她当然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觉，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
　　如果说邓颖超情人眼里出西施，把周恩来看成高个儿，多少还因为自己个儿太矮的缘故；那么韩素音的个头高挑，诚然也把一米六九公分的周恩来看成了一米七七公分的高个，可见她受到的"直接冲击"是多么厉害了。这样直观的身高都可以大为走样，她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周恩来时，极力强化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乃至断言古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皆望其项背，就更可以理解了。在很到地方，她都刻意回避淡化一些关键的史实，实在令人遗憾。
　　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避居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台回忆："当我初到延安，当时政治风气较为宽松，有一回一些女同志笑谈选美男子，周恩来竟当选了。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这个人的确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当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而来的青年女性是极为引人注目和抢手的。周恩来仍然能以其"俊美"而引起女同志们私下爱慕，足见其对异性的魅力不凡。
　　
　　圈子里盛传的情人们
　　
　　一九四三年，脱离中共的司马台常与一些民主人士相聚，曾听到圈内盛传"邓颖超捉奸捣毁某女星香巢"的逸闻，还为此感叹"原来周恩来是这样怕老婆的"。他没点名"某女士"究竟是谁。一九五八年，香港一家杂志揭出隐秘，原来是电影明星陈波儿。抗战期间，周恩来在重庆与陈波儿相互吸引生恋，邓颖超获悉大怒，直捣香巢兴师问罪，周恩来惧于影响只得放弃。陈波儿是二十年代当红的演员，曾主演《八百壮士》，抗战爆发不久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陈率华北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经西安往延安，又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活动，一九四零年初回到重庆，同年秋又北返延安，直至抗战结束赴东北解放区。如果她和周恩来在重庆发生恋情，只能是一九四零年的事。这一年，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回国，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重庆，七、八月间的潇洒英俊，这么短的时间快速发展一段恋情关系不可能：但若以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从容谨慎和机警机智，似乎又不应闹到让邓小姐不顾国民参政员及共产党要员的身份"直捣香巢"，而落人笑柄的地步。反过来，陈波儿也算是一方人物，倘若在自己的"香巢"被人家老婆打上门来捉奸成功，她还有什么脸面立即到人家的地盘上去谋求发展？从常理推断，邓小姐醋是吃过的，说不定还跟到陈的香巢给过她一番言辞厉色的教训，却不至于"捣毁"式的撒泼。民主人士及文化圈内"盛传"的佳话，当属对政治人物，尤其是对道貌岸然的政界要人的调侃。
　　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还有声乐界的周××，女政要陈××，及周的干女儿孙××。（金钟《周恩来批判》第186页）这一次"盛传"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干女儿孙××，显然指的是孙维世。女政要陈××，大概是指陈慕华。声乐家周××最难猜。五十年代可以多次受周恩来接见乃至可以传为"情人" 的著名声乐家，只有周晓燕。她是留法归国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曾培养过许多在国际声乐大奖赛中获奖的学生。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她在音乐教育上的成就，特地奖励她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成为当时多家报纸的新闻。
　　
　　"美极了"的养女孙维世
　　
　　一般而言，盛传的事如果没有可靠证据，不能作为定论。无论是周恩来本人或是那几位××，都可以一笑置之，不予理会。但中国的事情较为复杂，小道消息往往并非空穴来风，乃至比正常渠道公布的官方报导更令人可信。不过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曝光以前，我们只好先姑妄听之了。
　　从情理上说，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爱上像陈慕华这样的女人。陈氏身材魁梧，与略显单瘦的周恰成对照，让人觉得太不般配。陈氏举止雄壮而缺乏优雅，也不符合周的审美趣味。陈慕华曾在延安整风时被康生指为"特务"，因为她有一个叔叔是国军将领。周恩来救了她。如果陈为此事感谢周恩来，以身相许，那么既闹到"盛传"佳话于政界的地步，她的仕途多半也会就此中断，而不至于日后成为显赫一时的政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同是政界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周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女人身上打主意。
　　这里可以一说的是孙维世。她是一个"奇女子"，而且也的确是周恩来生活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女人。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老战友、中共烈士，一九二七年"清党"时被国民党杀害。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人员见年纪太小不允，她竟当众大哭，张口就要找最高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认出了他们兄妹俩，经邓颖超同意，收她为干女儿，并送往延安。不久，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被蹂躏的人》中担任女主角，大获成功。据观众说，"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而也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上海影星蓝萍（江青），只在此剧中演了一个小角色，还很不怎么的。
　　正是这次不经意的合作（或叫交锋），使江青永远结束了演员生涯，也与孙结下了不解的"梁子"，埋下三十年后将孙置于死地的伏笔。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孙维世同行，到了莫斯科读书。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赴苏联时，她被选为第二译员。于是就有"盛传"一时的伟大领袖与她在专列上成就的一段佳话，再过来又被证明原来只是一些作家（如王若望等）的"艺术创作"。由于创作与大量史实不符，故不足为信。
　　
　　使孙维世致死的逮捕令
　　
　　至于周恩来本人和孙维世，由养父女关系发展成进一步的情人关系，也是从毛、孙逸闻中派生出来的——既然毛都可以染指，那么比毛更年轻英俊、恩义更深、更近水楼台的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插上一足，以构成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扣人心弦的悲剧情节？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来支持这一盛传是否属实。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乾草上。公认的说法是，她死于江青的迫害。但是，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能够置她于死地？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出身、背景、关系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邓小平亦无瓜葛，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
　　电影《周恩来》中描写道，一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看一份材料说"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顿时怒不可遏，愤怒地派人去清查。似乎想表明，孙维世受到诬陷、迫害，周是不知情的；同时暗示，这是江青一伙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事实上，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配合默契。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
　　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周、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需要特别予以澄清。
　　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四人帮"罪行时，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这就证明了，孙维世的死，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绝非事前毫不知情。说得严重一点，——但绝不过分，——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
　　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江青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
　　"私生女"艾蓓的故事，似乎给人们解开这一历史的疑团，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第三章 艾蓓情结：叫父亲太沉重
　　
　　一些书刊上介绍，周恩来一共收养过十七个烈士子女其实不确。
　　从名份上说，周恩来没有子嗣，又特别喜欢小孩，见了老战友的孩子自然亲切疼爱，说几句"给我做乾儿子（女儿）吧"的话是很自然的。即拿一般人来说，一生当中认几个这样的口头子女司空见惯，过后真当回事的并不多。但周恩来不是一般的人，被他这样"收养"过的孩子多半不会轻易拿掉自己头上的名份。于是就造就了一大堆收养的子女。
　　
　　否认自己是"养子"的李鹏
　　
　　这些子女中，最有名的是继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之后，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也是中共烈士，一九三零年死于海南，其时李鹏才两岁，妹妹还在腹中，后由母亲赵君陶独立抚养。一九三九年，周恩来、邓颖超在成都赵世兰（中共烈士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的姐姐）家见到了李鹏，把他带到重庆，入读陶行之创办的育才学校。半年后，又托人送到了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对于李鹏的恩义，是不在一般父爱和母爱之下的。一九四五年李鹏赴前线，邓颖超拿出自己御寒的衣物给他带上，一片"游子身上衣"的情意，周恩来也送他一床毛毯。须知当时毛毯、毛衣都是十分珍贵的，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为毛泽东鞍前马后地尽力，回延安毛为了表示感谢，送给他的便是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
　　邓小平时代，李鹏在众多中共高干、烈士后裔中脱颖而出，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他的总理位置与周恩来的渊源不无关系。传言邓颖超在高层说过："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当总理！"李鹏当上总理，十分注重造型和风度，连说话的口音都刻意模仿周恩来，颇得"乃父"之风。只是终归缺乏周的神韵，尤其在学识、急智、幽默、涵养等多方面的差距极为显见，有时更不免露出高干子弟的骄横、浅俗与优越感。"六四"事件之后，李鹏的形象大受损害，成异议人士攻击最多的目标。民间也为"虎父犬子"而扼腕叹息，以为中共一代不如一、气数将尽的象征。李鹏大概也怕外界认为，他当上总理是拜养父之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澄清"事实真相"，以亲生母亲直至八十年代才去世为理由，否认自己是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他的立意是想表明其人格，之所以他有今天，绝非靠着周恩来、邓颖超，而是凭籍自身的努力奋斗得来的；另外，也可以打破人们对中共政权家族化的印象。不过亲生母亲是否在世，与当不当养子没有必然关系。如孙维世，母亲任锐直至一九四九年春天才去世，但她做一个快乐的养女已经做了十几年了。而且李鹏"澄清"得也太晚了点，任他怎么解释，反正没人会怀疑他是养子、而且占尽了养子的好处这个事实。
　　
　　"我儿为什么不能当总理？"
　　
　　李鹏的妻子朱琳，在一篇追忆文章中记述，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大儿子、女儿出生，没有足够的营养品，邓颖超亲自把两筒猪肉罐头送到他家，好让孩子们添一份乳汁。当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连毛泽东都宣布不再吃肉，周恩来夫妇也俭省度日，两筒猪肉罐头的份量绝不是一般的"雪中送炭"可以形容的。一九六二年春，周恩来、邓颖超袄沈阳视察，在下榻地招待在他们身边长大的烈士子弟，除了李鹏、朱琳夫妇，同桌的还有任岳、叶正大、谢昭明、邹家华、叶楚梅。其中邹家华日后也当上国务院副总理。
　　朱琳回忆，邓颖超"模范地执行选拔干部方面一贯坚持的德才兼备的言责，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那年，邓妈妈是从报纸上得知李鹏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消息的。"从报纸上得知，——说明李鹏升官她不曾干预，说明她反对任人唯亲、说明李鹏和她的关系之"亲"。再仔细分析，其实这番表白只能说明最后一点，即李鹏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之"亲"，而不能说明她不曾插手。对中共内部运作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都是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预选内定的，全国人大只是表决通过而已。邓颖超从报上看到的，仅仅是确认代表们表决通过了"当选" 的消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元老、已故周恩来总理的遗孀，要是连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排都预先不得而知，岂非咄咄怪事。
　　客观地说，周恩来的养子不是不可以当总理。邓颖超质问得有理：“我儿为什么不能当！”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他的确可以做到比任何人更像一个总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政绩。那是另一个话题，本书不拟作进一步的讨论。
　　周恩来认下的养子女，并非个个都是烈士后代。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从小极得周恩来夫妇喜爱，一见到她就搂在怀里，叫她"我的爱女儿"。李特特也很乖巧，叫邓颖超"爱妈妈"，叫周恩来"爱爸爸"，叫邓颖超的母亲杨振漕"爱外婆"。时至今日，李特特也没有否认过这样一种亲密关系。
　　
　　周恩来的父爱太不专一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杨眉，也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叶挺有九个孩子，皖南事变后叶被捕入狱，曾囚于江西上饶、湖南衡阳及湖北恩施，有三个孩子随他在恩施上学。一九四五年九月，他们又随父亲押解到重庆，摆脱特务监视跑到曾家岩五十号去找周恩来。周恩来替叶的两个儿子福麟、福恒改名为正明、华明，俨若一位父亲。叶的女儿杨眉娇憨活泼，尤其得到周的喜爱。他将廖仲恺的外孙女儿李湄（李少石、廖梦醒的女儿）哈杨眉一手一个搂在怀里，笑言："两个都是眉，做我的女儿吧。"自此，杨眉和李湄都叫他为干爹，叫邓颖超为干妈。不久将叶挺的三个孩子送到延安，住进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窑洞。当时叶挺还不是烈士。
　　一九四六年一月，杨眉随周恩来到重庆接她的父亲叶挺出狱。过秦岭时，飞机遇到强大冷气流，冰雹密集地敲打机身，情况危急，机上的机梯、小桶、行李物件都扔了下去，随时准备跳伞。杨眉忽然哭起来，周恩来看到只她一个人没有伞包，赶紧将自己的伞包给她挂上。幸好飞机平安返回，在西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对义女的情义，赢得了同机部属的由衷敬佩。但杨眉机运太差，四月八日，叶挺夫妇带了他们的小儿子和杨眉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去延安，途中天气骤变，在山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包括中共高级将领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全部遇难。特别让周恩来悲伤的，一是痛失老友王若飞，而是痛失干女儿杨眉。对于王若飞，他经常怀念说：要是他还活着，给我当个副总理，我可以减轻多少劳累啊！对于小杨眉，他不止一次向人们自责：是我的疏忽，我怎么就没想到让他们（叶挺）一家人分开乘飞机呢！其爱之深、痛之切，真是溢于言表。
　　周恩来认养的子女既多，又特别喜欢女儿（如李特特、两个眉、孙维世等），相对地也就冷落了一旁的乾儿子们。或许这正是李鹏得势后否认自己为其养子的一个潜在原因。总认为周恩来的父爱太不专一，简直是见一个爱一个，来着不拒，照单全收。像李鹏这样两岁丧父、心灵敏感的孩子，难免产生"你爱我不够"、"你不是真爱我，只是同情我"、"你对所有（烈士）的孩子都一样"、"我的亲生父亲不会这样"、"你到底不是我父亲"之类的微怨而不自知。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全中国的孩子们都是我的子女。"他要是知道，他死后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否认这种父子关系的竟是李鹏，情以何堪？
　　
　　全中国人民的"父亲"
　　
　　周恩来的这句名言，不知感动过多少善良的中国百姓。爱民如子，这是中国传统为官之道的最高准则。在一些共产党国家，独裁者也喜欢被颂为人民的"慈父"，如苏联人民的"慈父"斯大林，朝鲜人民的"慈父"金日成等。北越领袖胡志明一把白胡子，当"慈父"显得太老，于是当了"胡伯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几十年如一日的年轻，当"慈父"显得太嫩，只好称"人民的儿子"。毛泽东笑容慈祥，本来当什么都可以的，但神化得太厉害，没有敢称他为"父亲"。只有周恩来，能够赢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遵从。
　　这就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对周恩来的恋父情结。这里所说的是"广泛"，并不是指"每一个人"，所谓"恋父"，也不同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杀父娶母或杀母嫁父"，而是以依恋不舍为主要情结。一九七六年春天，发自全国各地、而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周活动，除了一般历史学家们讨论的社会原因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的心理原因，即民众的恋父情结。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没有叫出口的父亲，一个"保护我们"、独撑危局、忍辱负重、质朴平易、具有道德风范的父亲，一个可以信赖又不可或缺的父亲。
　　他把总理这一职务，做成了中国唯一的"父母官"。继他之后无论是谁，都得接受这一检验。华国锋总揽党政军最高权利于一身，怀疑他是否适合当主席的人恐怕是不多的，而不怀疑他是否能当好总理的人恐怕也是不多的。他的悲剧，在毛泽东任命他为总理接替周恩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了。邓小平复出后导演的逼宫戏，逼他首先放弃的，就是这个总理职位，而非一般共产党国家代表最高权利的党的总书记。李鹏挟其养父周恩来的余威，当上总理之初，虽无重大建树，却也没有重大过失。他最大的过失就是不像一位"父亲"，倒是怎么看都是像一个公子。让一个公子来充当大管家、大家长这样一个只能由父亲担当的角色，难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风起，李鹏受到的责难和攻击是最多的。其实他何尝不想当"父亲"，接见学生代表时，他忍不住正色道："我的年龄可以做你们的父亲。"一言既出，更引起众怒。周恩来扮演的是"慈父"，他扮演的是"恶父"，二者反差甚巨。缺乏耐心、诚信、学识和修养，却要占据"'父亲"这样一个崇高的位置，不服众望。对李鹏而言，真是成也周公、败也周公。
　　
　　私生女母亲"安然"
　　
　　艾蓓引发的"私生女"风波，最震撼人们心灵的，说到底，并不是揭发了周恩来私生活的"阴暗面"。关于周的许多花边消息，事实上早已在民间流传甚广，不论是宁可信其有还是宁可信其无，都未能动摇他的基本形象。但艾蓓却无意道出了藏在许多人心灵深处的一个隐秘，那就是，一直把这个人当做父亲！
　　艾蓓讲述了一个对父亲既爱且恨的故事。她的书名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心结：《叫父亲太沉重》。虽然是父亲，但叫起来太沉重，但毕竟是父亲！
　　先来看她笔下的母亲——"安然"。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千金小姐，北京某医学院学生，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韩。赴韩前夕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握手时她像含羞草一般哆嗦，感受到父亲的温热和怜爱。在一次美机轰炸中，她受伤回国治疗。周恩来到医院看望从战场上下来的"最可爱的人"，恰好推开了安然的病房："你看巧不巧，我随便推开这个门，结果是你！"
　　二十年后，周对安然说，当时你看见我，脸直红到耳根。我扶你躺下，你浑身发抖，你晓得吗，你这是鼓励我……
　　受到"鼓励"的周恩来，决定把安然介绍给孙夫人宋庆龄。伤愈后，她接到宋庆龄家庭舞会的请柬，周恩来邀他共舞，又亲自到门旁送别，给她系好围巾："太冷了，别冻着。"然后捧住了安然的脸，一阵热吻如同雷击，令少女惊骇、瘫软。她哭了。
　　不久，在团中央举行的联欢会上，她再次见到周恩来，他把她介绍给邓颖超。周对她的面赤气粗、举止慌乱视而不见。邓颖超夸道"真是漂亮，比想象的还漂亮。"——"想象"！她觉得大姐一瞥之间就窥破了丈夫和她已发生和将可能发生的一切。
　　
　　"你怎会是我爸？"
　　
　　板门店停战协定签订后，她应彭德怀的邀请，出席中南海春藕斋志愿军英雄和烈士眷属招待会。周恩来把安然介绍给干女儿孙维世，并提出要和大家一起去她家。第二天深夜，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大衣领口竖起，帽檐压低的男人：他一个人来了。于是发生了"没有什么新意，古往今来，大抵如是"的事。
　　一九五三年秋，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上海休息了十天，某日，他持一束白色马蹄莲造访在上海的母亲家休养的安然。当晚，他俩进影剧院看电影《梁祝哀史》，没看完就摸黑离开了。接下来的可以记述的幽会：一九五四年冬夜，没有随从的周恩来，在北京图书馆门前的公共汽车站被乘客们认出，引起轰动。他们一起到三座门俱乐部跳舞，周送她出来，被一扫马路的老清洁工认出，惊喜交加，安然只好溜回俱乐部。一九五六年，他们一道游香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未结婚的安然在上海早产下一个女儿——"爱蕾" （艾蓓）。给她接生的是在英、法分别拿到过产科及妇科内分泌博士的医学权威S大夫，宋庆龄亲自到医院探视放在暖箱里的婴儿。一九五七年春，与周恩来同游八百里滇池时，宋庆龄恰好地告知他：X老太太家添了个可爱的小姑娘，安然因肺结核到杭州疗养。
　　一九五八年秋，三十岁的安然由邓颖超介绍，与一局级干部结婚。新郎是周恩来的忠实老部下，对安然心仪已久。邓亲自主持婚礼，周很晚才赶到，送了一支派克金笔。他单独和她谈了一段话，语重心长："今后我没有机会再来看你了。上海那边，每年给我报个平安，我也就知足了。有什么事找我不方便，就找大姐，让她转告我……"
　　爱蕾的童年大部份是跟外婆度过的。她是一个出身上层、有着极好的教养和个人品格的女性，也是全中国唯一敢给总理脸色看的老百姓。文革爆发，爱蕾到北京串联，去找妈妈。她质问已是副部级干部、受到冲击又被周恩来送到医疗队保护起来的继父："我是一九五六年底出生的，你怎会是我爸？"母亲第一次打了她，一出手，母女都惊呆了。
　　
　　私生女的苦乐人生
　　
　　继父和母亲都去了干校，爱蕾被继父带到中原某省一个叫长集的穷乡僻壤，安置在远亲家里，她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干活，割牛草，收人尿，在高粱地里打滚，直到十五岁父母获得解放回京。继父的官做得更大了，女儿却开始"窝里反"：三天两头大吵大闹："我到底是谁生的？"最后竟闹到绝食的地步，终于惊动了总理。
　　周恩来喂他和麦乳精，服侍她起床，给她穿毛衣，扶到镜前亲自给她梳辫子，情词恳切地说："谁生你并不重要，也不一定有资格做你的父亲。抚养你的，对你尽职尽责的人，才值得你爱、你尊重。你长到这么大，亲爸爸还没尽过一天责任，他不配做你的父亲。"他和女儿脸贴脸对着镜子：你看我们的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如果我是你亲爸爸，向你认错，你还恨不恨我？
　　开始懂事的爱蕾决然返回中原农村。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她接到电报进京，见到了准备做大手术的周恩来。这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间。周恩来用大衣将她紧紧裹住，说了一段生离死别的肺腑之言："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现在的政治气候还不知我的脸上什么时候被人家划红叉叉呢！你就要熬出头了，我不能毁了你的前程。你答应我两件事：一，这一辈子远离政治，远离名利，过普通人家的生活；二，如果有一天历史非得你出来说话不可，你不要给个人恩怨压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妈和大姐。……"
　　爱蕾十七岁时，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她母亲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爱蕾匆匆赶到北京时，周恩来的灵车已经远去。
　　从医学院毕业后，她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奉调进入北京某部队，从事写作。邓颖超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恩来的故居，要她把总理过去给她们（安然和爱蕾）的信件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交给她，看能不能把爱蕾推荐进中央文献研究室总理传记写作组。爱蕾断然拒绝。邓颖超开始发怒，闹了个不愉快。一九八九年初，艾蓓（爱蕾）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从此未归。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
　　
　　官方认为她是冒牌货
　　
　　作家艾蓓的公开经历，和她书中的女主角"爱蕾"大致相同。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上海。十几岁在报纸上发表第一首诗，后陆续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一九八九年初赴美国。六四事件爆发时，正在参加尤他州的一个作家会议，是会上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她对记者批评中共的言论在"美国之音"播出后，知道自己的名字上了黑名单，至此滞留美国。一九九零年，她在美国以中、英文出版了小说《红藤绿祖母》。她在文学界的朋友中间一直享有"周恩来的私生女"的盛誉。并早有传闻，她要将那一段"真实的故事"写出来。经过三年闭门谢客、蓬头垢面的辛苦写作，这部小说终于问世。
　　经过一番大造声势、引起轰动和争论、普遍怀疑，最后在一片嘲笑声中逐渐平息了这场风波。几年过去了，再回头来重审这个"爱恨交织的童话"，似乎并不是那样荒诞不经。书中"爱蕾"的人生道路，除了和总理的"父女纠葛"尚可争议外，仍能代表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心理历程。她的生活环境，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干部、被打倒的走资派、农村的远亲、重新起用的高干…..等一系列的家庭变迁，从社会的上流到最底层，勾画了时代的缩影。而其中表露出的对"父亲"的爱恨情结，也完全可以看作是那一代人对共产党体系既怨恨又依恋、既欲摆脱又难以割舍其血肉联系的形象写照。
　　一些朋友，在听到我着手写作现在这本书的时候，总要好奇地追问："艾蓓是不是真的（周恩来的私生女）？"我本来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人感兴趣了。看来人们只是对不可能得以确切答案的争论出现了兴趣。一旦有新的证据出现，又照样会兴趣盎然地吵得沸沸扬扬。不过，只要我们平静下心气来，认真对比"真"、"假"双方已经摆出的种种理论，是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的。
　　据一位权威的中共党史专家断定：这个叫"艾蓓"的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女儿，这部小说是一部欺世盗名的鄙俗之作，与五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和周恩来的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不符。中共高层领导有一套严密的保卫制度，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像书中描写的那样，自由地与"安然"约会。假如真是那样，早就被传播出来。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搞垮周恩来，搜集周的材料可谓挖地三尺。既有此传闻，岂会放过？为何此前从未所闻呢？
　　
　　中共高层对私生活的默契
　　
　　我们来看看，五十年代中国斗争环境是怎么一回事。在反右以前，中共政权创造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尽管诸如土改、镇压反革命、实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以至于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不少人怀念五十年代的"政治清明"。共产党逐步建立了威望，领袖们更是春风得意，中南海笙歌夜舞，常通宵达旦。正是从那时起，高层在生活作风方面开始"开放搞活"，丑闻频传，是为时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上行下效，许多中高级干部进城后，也纷纷离弃糟糠，另娶年轻漂亮有学历的城市小姐为妻。周恩来有没有赶时髦另当别论，但绝不能以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来否定这种可能。周的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也不是不能找情人的充足理由。譬如马克思，他的政治信念不可谓不强，更兼有美妻在侧、恩爱终生的"生活情况"。但仍然与别的女人有染，并生下一个私生子。男女之间偷情，几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不是政治环境、政治信念、生活情况一类虚化的理由可以阻挡的。
　　假若是真的，江青一伙为什么不大做文章？要整垮对于从男女生活作风上打开缺口，是见效最快、打击最有力的厉害"一招儿"。很多在中共体制下生活过的人，对此深有体会。即如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下，也不失为一项无往而不利的常规武器，但在中国，却只限于中、下阶层范围，凡牵涉高层，尤其是核心的领袖阶层，此招便行不通。中共自建党以来，党内权利的频繁更迭，派系之间的斗争更残酷无情，找不到一条正式的罪状是涉及男女关系问题的。可谓"道是无情却有情"。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大量高层"丑闻"，尤其是红卫兵挖出来。他们年轻气盛。不谙世事，把街头恶邻之间互相揭短挖疮的本领学了来，以为对付道貌岸然的高干们的法宝，殊不知违反了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在中共内部是心照不宣、共同遵守的。江青一伙再穷凶极恶，无法无天，这条底线还是守住了。她要倒对手，仅列举政治上的罪名足够，根本不必援引小节上的失着。
　　
　　高干子弟不欢迎的"私生女"
　　
　　早在五十年代，中共高层即达成共识，考察干部要从大处着眼，"生活小节"是次要的。刘少奇曾有一个内部讲话，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了男性的"多容性"，主张不要过分要求和指责男性领导人在私生活方面的越轨。毛泽东显然也极为赞赏这一"合乎科学和人性"的主张，否则不会让刘在党的会议上大放厥词。文革中刘少奇遭到批判，江青亲自负责专案且搜集罪证，真的是"挖地三尺"，却没有把这一条列入其间。历史上，中共的叛变者和被清洗者，在"多容性"方面的把柄，除了私下流传和一笔带过，从未公布和公诉于正式文本。如曾任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顾顺章、"东北王"高岗、多次娶妻的刘少奇、林彪的老婆叶群（与黄永胜）、特务头子康生、江青等。而且即使让这些绯闻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也一定是在政治上确定打倒之后，绝不会在酝酿阶段就预先将材料公之于众。文革后期，江青一伙处心积虑倒周，周的处境一度极为艰危，但毕竟未被正式打倒。由此而论，没有揪住"安然" 及私生女事件做文章，并不能说明此事纯系子虚乌有。
　　一位出身将门、与艾蓓有过数面之缘的女作家，曾对我口气极其坚决地否定了"私生女"的真实性。一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周恩来有这么个"女儿"，她去问她的父亲，他也从来没听说过。她父亲在中共上层广有人缘，为众多中央级的首长撰写过回忆录，内幕材料掌握不少。他肯定地回答："假的！"她第一次听说，是在一次聚会上，一文友悄悄告诉她的。艾蓓正在场，过来用胳膊肘一碰那人，嗔怪地说："别到处瞎说！"令她极为反感。她愤愤地质问："周恩来怎么会有这样矫揉造作、俗不可耐的女儿？"
　　
　　在噘噘嘴与气质风度之间
　　
　　然而谁也不能规定周恩来的女儿不可以矫揉造作和俗不可耐。龙生九子，各异其趣，何况周公乎？俗气也绝不是平民子弟的专利。俗不可耐的高干子弟，乃至俗不可耐的高干，我们见得多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左右历史的人物，都并非出自名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算周恩来本人超凡脱俗，遗传基因到位，亦不能保证他的子女各个都品貌初中、气质非凡。英国作家萧伯纳回答舞蹈家邓肖的求婚："如果生下来的孩子，身材像我而头脑像你，岂不糟糕？"
　　也许艾蓓恰好是"乃父"（噘噘嘴），而头脑如母？武则天篡位，大杀唐宗室，诸王子孙许多流落民间，中宗复辟后将他们诏还，昔日的王公显贵有的像奴婢，有的像农民，有的面呈菜色神情呆滞，他们一到久违的宫中，立刻爆发出一阵哭声，抱柱的抱柱，扶门的扶门，伏地的伏地，全然没有皇家子弟的高贵气质。"私生女"虽贵为总理所出，但身份闪烁不明，从来不被承认，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做"我像个屁股，被定为羞处，自夏娃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人们就要把它遮住"，社会背景跟命运抗争，才好容易有了今天一张噘噘嘴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能期望她全面继承周恩来的气质和风度呢？
　　有人指《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破绽百出，一些细节，如周恩来等公共汽车、周恩来与老清洁工攀谈等等，都是从小学课本上抄来的，足见作者的故事纯属表早，而且编造得非常拙劣。然而这仍不能说明，她一定就是"假的"。试想，一个名正言顺的子女，写自己的亲生父母，亦很难保证没有破绽，甚至难免破绽百出，何况一个与父亲若即若离、总共没有见过几面，又深处海外、缺乏资料和咨询对象、急于求成的私生女呢？即毛毛（邓榕）写《我的父亲邓小平》，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可资参考，还可以求教当年的许多见证人，而该书仍不免疏漏、虚假和破绽之处，总不能因而推断，毛毛不是邓小平的女儿吧？
　　
　　作家"凭感觉就行了"
　　
　　艾蓓并不是没有支持者，有几位作家曾著文为艾蓓大造声势，在一片嘲笑、指责的批判声中沉默了。但沉默并非放弃了"她是真的"的信念。一位与她熟识的作家告诉我，他至今仍坚信是"真的"，虽然他还是没有看到她拿出来的那件证据。当然，他对这件事早已不感兴趣。原因之一是他安闲艾蓓太蠢，被一群自以为是的老太婆围住，言听计从，弄巧成拙，玩的一些花招都是令人生疑的。我估计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也没有亲眼看到证据，以至于被别人攻击时毫无还手之力。
　　曾把《叫父亲太沉重》一书推荐给香港《星期天周刊》的女作家陈若曦，认为周恩来的这个私生女是"毫无疑问"的。当记者问："有证据吗？"陈回答："她说有，但我没有要求她拿给我们看。我凭感觉就行了。从小说内容看也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留下一封信给她。"（一九九四年四月《开放》杂志）一个与艾蓓这样熟识的人，也没有看到过她的任何证据，并且还不要求看，作为朋友，不追问他人的隐私，不探究别人的出身秘密，诚属可贵的品质；但事关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重要史实、名誉和评价，而这本书又经过她的手推荐给香港的舆论界与读者，怎么可以连证据都不用看，"凭感觉"就做出"如假包换"的判断呢？这显然不是一种负责的态度，更谈不上是科学的态度。
　　至今为止，我们不知道究竟有谁看到过艾蓓的证据。如本书第一章述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艾蓓曾邀请美国《世界日报》记者，陪同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亲往加州其寓所看到了她出示的证据。这样神神鬼鬼遮遮掩掩一番之后，负有大众"知的权利"职责的记者竟也三缄其口，第一不告诉我们"具有公信力"的人士究竟是何方神圣；第二不告诉我们，她的证据究竟是什么，经不经得起推敲。
　　
　　私生女心目中的"父亲"定义
　　
　　倒是艾蓓自己的口气软和下来了，她一再表示，她只是写"小说"，希望记者把这个故事当"小说"看。她回避正面回答"周恩来到底是不是你父亲"的问题，向我们解释"父亲"的定义：
　　"父亲，不仅仅是一位他的细胞变成你的生命，而是在你的整个成长过程，伴你同行的那个人。在母亲怀着你的时候，父亲是那个对你母亲关爱的人。哪怕是一个眼神、捶一捶后背，替她洗个短裤，知道她爱吃酸的时候赶紧去买串葡萄。"
　　"等你出生了以后，父亲是那个被你夜里的哭声折磨的人。是那个拿着小勺子喂你一口奶，是那个替你换尿布时接触到你皮肤的人。"
　　"等你长大以后，父亲是那个你作业不好而骂你的人。你带男孩子回家见到他会脸红，甚至你对他扯谎。"
　　"等你结婚的时候，父亲是那个挽着你的手臂上教堂的人…..总之，这一切，加在一起，像千山，像万水，这才叫父亲。这那里是一个"是"还是"不是"就能回答的问题呢？"
　　艾蓓自以为回答得挺"聪明"，挺"文学"，挺"人性"，而读者正是从这些闪烁其词、摸棱两可的聪明话中感觉到被愚弄的恼人。因为不论你的故事是怎样的万水千山、奶瓶尿布、葡萄短裤、恩恩怨怨、曲折动人——说真的，有时人们倒还希望它不那么"动人"——大伙儿要的就是你一句话："是"或者"不是"。这实在再简单不过了。一方面，艾蓓把"父亲"定义得那么具体、形象，似乎完全不在意周恩来究竟是不是她的父亲；另一方面，她"蓬头垢面"地花了三年时间，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就是要证明她是周恩来的女儿（不管是不是私生）。书是写给读者看的，"证据"却只拿给某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看，还不准说出去，跟小女孩过家家似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质询：当今世界谁有那么大的能耐，敢担此"具有公信力"的重任？政客？或是政治家？我们吃政治家的亏、受政客们的骗还少吗？作家、诗人？作家常干出"凭感觉就行了"的事，诗人也不例外，顶多是把感觉升华为感情。记者？记者如果可以公信，就不会有那么多涉及新闻报导失误的官司了。科学家？科学家精通他自己的专业却往往在这种男女事情上缺乏应有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历史或相关社会科学的学者？长期以来，他们都各自站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做学问，顺得姑心达嫂意，哪还有什么公信力。
　　
　　伤害了公众恋父情结
　　
　　从感情上，人们允许周恩来有一个甚至多个安然这样的情人，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爱蕾（艾蓓）这样的私生女。艾蓓引起公愤，说穿了，是她竟想独占周恩来这位"父亲"，触动并且伤害了隐藏在许多人心中的艾蓓式的恋父情结。
　　如果说艾蓓的故事几近童话，那么孙维世的故事更像莎士比亚的宫廷悲剧。孙维世被周恩来收为义女送到延安以后，颇是出过一阵子风头。她不仅在话剧《被蹂躏的人》中一举击败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还轻轻巧巧地夺走了她的未婚夫（当然很快便和她掰了）。失恋的蓝萍只得钻进树林，拉了一夜的二胡，尔后擦乾净身上的树叶与泪痕，义无返顾地走向那伟大窑洞的热炕头。孙维世仗着年轻、漂亮、性格活泼，很快取得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朱德等诸位中央领导住处的特权。这特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疗养臂伤，孙维世在专机起飞前吵着要同去。周恩来说："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孙维世一听，策马飞奔赶到枣园，求毛泽东批准。毛笑着签了个字。孙维世兴高采烈，高举着毛的指示又策马赶到机场，穿一双草鞋登上了飞机。
　　这位传说与四位巨头（毛、朱、周、林）有过瓜葛的奇女子，其实并未犯下"淫乱宫廷"的大过。周恩来是她的义父。朱德是他父亲孙炳文生前的好友，当年同在德国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哥哥孙泱当过朱德的秘书。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曾向她求婚，但是被她拒绝了。毛泽东是唯一一位嫌疑最大的人物，由两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宋夫子和王若望）写成小说"回忆录"，活灵活现，但破绽百出，迄今为止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确有其事。曾著书揭发毛泽东私生活隐秘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就坚决否认孙是毛的女友。发表此一秘闻的王若望后来也公开道歉，认为此事"以讹传讹，是不能容忍的差错"。
　　
　　私生女的妈打赢了孙维世
　　
　　江青在文革中必欲置孙维世于死地而后快，原因是延安时孙以"周副主席养女"的身份，抢了她的头彩，又不经意地夺了她的未婚夫。虽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毕竟失马之痛难以心甘。加之孙维世是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在毛、周、朱面前撒娇卖乖、软磨硬缠惯了，恃宠而骄，向来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终于引出杀身之祸。孙维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是周恩来，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周恩来签署文件将她逮捕入狱。这是什么缘故？
　　"本世纪最后一个黑匣"打开后，透露出其中的秘密。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恭候总理大驾，特意请他过来处理一起"严重事件"——一批从孙维世家抄来的照片："你几次派他出国，凭什么？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是个什么东西？是苏修特务！"
　　"有证据吗？"周恩来沉着地说。
　　江青拿出一揽公安部的材料。
　　"你事忙，材料我带回去看。"
　　这时江青的秘书近来报告："您请来的秘书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江青："快请她进来。"
　　周恩来正要走，忽然见到来客，——竟是"安然"！
　　"总理，不用介绍了吧？"
　　周恩来赶紧与"安然"打过招呼，寒暄几句，然后告退。
　　江青手上的材料，有孙维世整"安然"的揭发信，内容无非是对（朝鲜）战争的害怕，在战场上见到"血与兽性"等等。更有公安部搜集的孙维世在国外的一些言谈举止，包括与苏联各色特嫌人物的交往。
　　周恩来权衡利害，亲笔批示将孙逮捕。
　　
　　第四章 江青：从暗恋到暗斗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从而激起民愤，逐渐演化成天安门事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推荐的接班人第三次打倒，文革派暂时取胜。毛死后，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再次复出，文革派遭到全面清算，周恩来的务实路线大获全胜，掌控毛泽东后的中国政局，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周恩来属于哪一派系
　　
　　文革结束不久，剧作家陈白尘写过一个历史电影剧本，刘邦以后吕后专权，滥杀功臣，大将周勃起兵讨吕，恢复汉室，旌旗上大书一个"周"字……该剧本始终未能拍成电影，可能是物换星移，人们对这种影射文学和影射史学已经失去了兴趣。不过对于文革后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理解，至今仍大致不脱这一思路。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简单。
　　中共党内派系复杂，每一时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经历、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分化和组合。康生原属王明的留苏派，或称王明（共产）国际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王明同样回国，一口一个"我们的领袖"以称王明，后来看看风向不对，反戈一击，投到毛泽东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忠毛派。张闻天早先也是国际派，王明统治时期进入中央高层，派到中央苏区政府任职，以掣肘毛泽东，不料反为毛说动联合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策划"担架政变"，对遵义会议一举夺得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成为毛的骨干，对抗王明；不料大跃进时代附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又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少年共产党，可称作"旅欧派"。同属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王若飞等，还可以算上在德国由他发展入党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归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培植军校的中共势力，形成日后足以与国军黄埔出身的将领抗衡的另一支黄埔系。国共分裂，他领导发动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参加暴动的朱德、贺龙等一大批将领日后成了事实上的"暴动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组成建立了严密的城市地下党体系，所谓"白区派"，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整套特工、情报系统。进入中央苏区，他又成了"苏区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派的一员主角。
　　
　　最后都成了"毛派"
　　
　　毛泽东取得党内最高权利，先后遇到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战，每一次周恩来都无条件地站在毛一边，可以说是最坚定的毛派。这也是他屹立党内数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党政军特诸系统内广有人脉，别人都不能轻易动他，连毛泽东都不敢对他下手。当然前提还是周为坚定的毛派，如果稍有异心，以毛的一惯好强的性格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无论付出多多大的代价也会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中共党内，除了早期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少数人物外，其他高级领导人，后来都成了"毛派"，统归于毛的领导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几位代表人物，也都迫于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称臣，只是终于不被接纳和重用罢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博古如果不死，张国焘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员总归是有的做的。不过他们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留下来的，永远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的拥护毛泽东：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战略、他的领导权，反对他的敌人，就可以称为"毛派"。在毛泽东党内权利稳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非毛派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齐声高呼万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谁敢跳出来反毛，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是拥护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开拥护，私下反对，如彭真；有人是这一阵子拥护，过一阵子反对，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对，拥护也不踊跃，如陈云；有人拥护是拥护，反对敌人却不积极，如朱德；有人是拥护你的领导，反对你的某些错误，如彭德怀；有人是拥护你本人，反对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岗；有人是一心想拥护，另外却还经营一块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刘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拥护，具体地反对，如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只有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自觉自愿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反对、声讨和迫害他的敌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最当之无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对和迫害被当作敌人的自己。
　　
　　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
　　
　　刘少奇、林彪是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进入中央最高层，仅次于毛。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后都从毛派沦为毛的敌人。他们是不同时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却是同一个错误——在"毛派"这一大的体系之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不以忠毛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权威和地位。
　　并不是说毛派内部决不允许再割分为派。毛泽东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整个共产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既然党内中允许公开存在一个拥毛的大派，那么在毛派的内部，不断地组合、割分、形成各种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这样，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必须打着拥毛的旗号，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一天也活不下去。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运动，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后来经毛出面反对，人们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反毛泽东的。林彪指使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要求反国家主席，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故而许多人受骗上当，跟着大表衷心，毛泽东又一次出面反对，人们又才知道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部署的。由于刘少奇一派发展壮大，自成体系，盘根错节，其势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在党内已是相当孤立。大伙儿虽然都尊敬他，维系着一片"拥毛"的虚假氛围，却多半是敬而远之，他的话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脚下，竟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讨论是否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的提议险些没有通过。当时是三票对三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赞成。毛泽东事后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劝说，朱德一句"我听润之的"，遂使文革的发动成为定局。
　　
　　周恩来也是响当当的文革派
　　
　　朱德年纪大，位高而职闲，已不大关心政事。林彪体弱多病，一直处于半休状态。他以为军功和对毛的忠心被大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自足，毛为了加强在党内高层的说话的影响力，并掌控军队的一个重要部署。那时的林彪，尚无野心，也没有积极参政的兴趣和冲动，完全是一颗听话的棋子，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叫怎样干就怎样干。毛在七大常委会的阵营中，真正能够对党政军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个周恩来。
　　可见，把周恩来割出"文革派"之外，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后，一批文革新贵崛起。其中权势最大、后台最硬、能量最大的当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职位是副组长，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直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中共九大会议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此再也未能越过这一位置。她虽然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见官大三级，毕竟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从与礼遇。要在一个个手握国家重器、功高位显的文臣武将中赢得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得联合其他势力不可。这些势力有：
　　陈伯达的"秘书派"，旗下大将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出身，曾直接与闻党的最高决策和机密，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炮制，上达天听，下传旨意，又年轻气盛，能说会道，个个都是好笔竿子，没有长期战争年代形成的复杂关系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头地的雄心与欲望，是天生的文革闯将。
　　林彪的"军队派"，旗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的妻子叶群。这些人掌握着中央军委的总参、总后的实力，控制了大部份军区、部份海军和几乎全部的空军。文革初期，黄、吴、李、邱都一度受到冲击、批判，经老首长林彪解救，才重获权利并逐渐结为死党，九大会上全部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倒刘战役中最大的赢家然而也输得最快和最惨。文革之初，林、江合作，双方亲亲密密有各怀鬼胎，有过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后出现矛盾。
　　
　　不管是谁当权，都少不了周恩来
　　
　　康生的特工系统和谢富治的公安系统。康生自投靠毛泽东以后，察言观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宠幸。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极深，有"党的理论家"、"坚强的反修战士"、"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为"康老"。谢富治当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执掌公安部，是搜集对手罪证、迫害异己的直接帮手。
　　柯庆施的"上海派"。柯庆施是坚定的毛派。善于揣摩毛的意图、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在他的极左风格长期经营下，终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于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书、后提拔为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是他留给江青的一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张春桥又一手推荐、培养和提拔了文学批评家姚文元，张、姚二人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领袖。林彪垮台后，又拉进一个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组成四人帮。
　　除了柯庆施，还有一位来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是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文革初调到北京，不久升为政治局常委，仅次于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传，主持大部份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度也是江青拉拢、联合的对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将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员，事实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识抬举，不服江青的指手画脚，经常顶她，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网络罪名，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死于非命。
　　周恩来的"务实派"。周恩来的实力是最强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曾这样评议他："不管是谁当权，是我，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来。"他的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都维持运作的庞大的政务系统，他的协调、说服、应变和周密的操持能力，以及他的声望和唯君命是从的忠诚，使他扮演的角色的份量，远远超过上述诸派。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文革，和没有毛泽东的文革，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没有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与捧场，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条路：根本玩不转。
　　
　　毛泽东的大管家
　　
　　周恩来对于江青，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我已经仁至义尽。"当年刚进入毛泽东的窑洞，引起高层各方非议，认为毛以党的领袖之尊，将那经历长征共同患难的妻子贺子珍赶走，炕头尚温，就公开与上海影星同居，成何体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毛、江的结合，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康生，他提供来自特工系统的调查证明，江青在白区"表现清白"。他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老乡，传说在家乡做少爷时代就和她"有一腿"，查无实证。他的支持除了老乡情谊，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现忠诚的意思。另一个是贺龙。他扬言"堂堂主席，搞个把女人算什么！"但真正有力支持者还是周恩来，正是他调和各方意见，力排众议，铺设堂火，毕竟成了他俩的好事。否则，便不会有日后权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来的出发点是否比康生、贺龙要高尚一些？看不出来，说来说去，总不脱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前，江青与毛泽东经常发生争吵，斗气。无非生活习惯的差异，鸡毛蒜皮本是夫妻间难免的事。但双方的个性都极强，闹到各不相让，江青便只得找周恩来哭诉，由他出面调解、劝说，让毛泽东化怒气为春风，让江青破涕为笑。正如当初异口同声地反对，中共中央机关从最高领导层到一般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从心理承认和瞧得起这位夫人，只有周恩来对她待之以礼，不含半点歧视和轻蔑。这给心性敏感好强的江青以极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渐化解敌意环境带来的伤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终于等到二十年"约法"到期，一跃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周恩来在毛、江家庭关系上做好事，充当黏合剂与稳定剂的作用，绝不仅仅在延安时代，而是持续到建政以后，甚至文革期间。都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谁管？
　　
　　力助江青坐稳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首谈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风的《沁园春 雪》，一身质朴挥洒的风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物，以为寄托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后三年的国共争霸战争中，感情倾向多在共产党一边，形成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局面。毛泽东此行，周恩来功不可没就不须细说了，单请他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一节，就可知他的煞费苦心。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为了是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来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婚礼，江青后来经历了贺子珍回国、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动摇"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机；而每一次毛都终于放弃"废后"的念头，与周恩来当年安排的这一婚礼既成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催女儿娇娇随王稼祥夫妇从苏联回国，暂居哈尔滨。江青大为紧张。因为他曾接受的"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毛、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死都"没有正式解除"过。一九四八年冬，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遗孀贺怡找到毛泽东，闹着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毛让步，同意贺子珍回身边，说"还是按中国老传统办吧！"江青深感会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胁，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顿哭诉。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组织名义做出决定，不准贺子珍会面。
　　贺怡在哈尔滨接姐姐和侄女娇娇，乘火车走到山海关，被自称"组织部来人"的两个男子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阻止他们到石家庄。结果，贺子珍被安排到了沈阳，而由贺怡带娇娇去见毛泽东。娇娇后来竟从江青的本姓改名为李敏，更确定江青的继母地位。由于周恩来的悉心部署，贺子珍一直未有机会进京复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才由毛泽东另一弟弟（毛泽民）的遗孀的后夫、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秘密安排，将贺从上海接到山上与分别二十年的毛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位满头华发、容颜憔悴、语言迟钝的老妪，毫无吸引力可言了。连毛泽东也暗自惊诧："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江青最信得过的大好人
　　
　　这里要补述一段的是，性情刚烈泼辣的贺怡，见到姐姐被弃、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于是想出最后一招，到江西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这是毛的第四子，小时活泼可爱，模样酷似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长征，年馑两岁多的岸红托给了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次战斗中，岸红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失去了联系，而毛泽覃也在瑞金红林山区阵亡。江青无子，毛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岸英死于抗美援朝战争，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担当大任，贺怡深知这个可以找到的儿子对于恢复姐姐的名份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红线索的人，于是一再深入江西农村寻找。谁知突然的一场车祸，贺怡死于非命。这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这场车祸完全是意外，还是缘于某种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证明。
　　周恩来的恩惠，江青当然不会无感于心。从她一进入中共最高层的生活，就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以信赖、最善解人意、最能排忧解难的好人。毛泽东说江青；"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不对，周恩来就是一个好人。
　　接受"约法三章"后，江青过了好一段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她放弃了马列学院的学习，放弃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演剧安排，收敛起好表现、出风头的性格，专心一意地当好毛泽东的贤内助，烧饭做菜，洗衣浆衫，甚至缝缝补补，恪守妇道。言谈举止也一改先前的"都会明星味"，而变得朴实大方，待下人也和蔼友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样一个崇尚艰苦奋斗的英雄的环境里，她不想永远被孤立、被当作众矢之的，不想与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只有在周恩来面前，在这个经常往来于大都市重庆与山沟沟延安之间、身上总带着那么一股城市味的中年男子面前，她才敢彻底放松自己，而不必顾忌使对方侧目。
　　
　　周恩来对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到毛的窑洞谈工作，毛请周代他到中央党校演讲，在家闷得发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因延河涨水不能开车，于是骑马而行。小路狭窄，江青策马在前飞奔，周恩来紧紧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马一个亮相，周的马骤然受惊，后腿直立，将周摔下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骑术精湛的周恩来，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文革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把它解释成江青对周心怀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其实不确。江青刚入毛的帷帐，毫无根基，连窝都没呆热，岂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况她对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君子之风十分信赖、敬重乃至倾慕，若说是心怀什么"愿望"还差不多，哪有一点"怨"的影子？往最坏处说，她也只不过是想抖一抖御马的功夫，展现一下矫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给周恩来一个美好的印象，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爱慕的心理。
　　江青当时才二十五岁，久经情场风波，最后嫁了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虽说是一代枭雄，智慧超群，二人恋爱也完全自愿无一丝勉强，还冲破重重阻力与世俗偏见，毕竟带有青春与权利结合的影子。如果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很难想象她会爱上这个满嘴浓重湖南农村口音、满头油渍的长发、脾气火暴、抽烟、吃茶叶、嗜好辣椒和肥肉、经常拉不出屎的南方土包子。周恩来生于南方而成长于北方，比江青大十六岁，曾赴东洋、西欧，到过苏联，见识广博，具有异国文化的修养，除了酒量惊人，没有别的什么不良嗜好，自持自律，尊重女性。这些品质，对生长于北方、个性开放好幻想、喜欢读外国小说、从事文坛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前章讨论过的，作为一位公众情人，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爱慕的对象。
　　
　　第一次"示爱"人仰马翻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爱"——说得重一点是调情，说轻一点叫"示好"，就闹得人仰马翻，伤筋动骨，实在晦气。这应该是一种预示，在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坛上，这样的非份之情将带来怎样惨痛和震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右臂终身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于废了半只手。自然，他的优雅和潇洒弥补了此一缺陷，由于修养到家，弯曲的右臂甚至成了他独特风度的象征，更增加了魅力。
　　待卫士们赶到，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文革后期，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图倒周，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鲁国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象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以影射周的弯臂。而那弯臂，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
　　周恩来的一生，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伤是战争年代不慎落马所致。江青倒台后，才有一些加忆文章道出其中原委，江青要与周比试骑术："周副主席，咱俩看谁骑得快！" 结果周的马受惊，摔了下来。再后来的文章，又忽而将"比试骑术"一节删掉了，只说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致周恩来马惊被摔。还有些文章欲盖弥彰，说"比马"根本就是瞎扯，没有的事。
　　据知，所有关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都要报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阅"，显然，审阅机构终于道出了这一故事中的调情味道，觉得有损于总理的形象。
　　
　　江青希望毛泽东向周恩来学习
　　
　　但我们仍可从被删剩的部份，判断出确曾因"比马"而摔伤：江青策马飞奔，如果周恩来不也策马紧紧跟上，怎么因前面突然勒马而受惊？周摔下马，扶着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来，卫士们才匆匆赶上，可见他们都远远地落在后面，只有周、江二马当先地在前冲，如果不是比马，卫士们怎可不紧随其后？男女之间的比试骑马，本来没有什么，还可以看作是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若不出意外，大家（包括毛泽东）大可以一笑了之。只是后来江青名声太臭，倘若让爱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她和周恩来竟然这样玩过，怎么说得清楚？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在延安"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很倾慕周恩来，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周性情好，谦恭有礼，风度翩翩。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惹得毛大为光火。
　　在江青居苏养病时担任翻译的俄国女子卡尔图诺娃，曾撰回忆录《我给江青当翻译》，也谈到江青倾慕周恩来的印象："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问我，想不想见见周恩来。我当然想，有谁会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周要来吃午饭，江青请我也按时来。我准时到了，可是周恩来已经走了，他的日程安排满了。"然后"那一次江青动情地也谈了周恩来的许多往事。"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仅只限于暗恋，而且是江青单方面的倾慕，而且这种感情实在称不上过分。江青自嫁毛泽东以后，至少在文革以前没有过感情上的越轨记录，——谅她也不敢。在周恩来一方，感情分寸当然把握得更好。
　　
　　周恩来是积极的文革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一开始，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矛头对准谁、搞成什么规模、时间多久的运动。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邓小平时代批判"凡是派"，其实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来。及至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何其毒也"，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听说不是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革命洪流，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这几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他们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这种印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当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组织的反击、围攻和批斗，事后必遭严厉的处罚、关押、劳改、判决直至枪决。炮轰周恩来和炮轰林彪、江青一样，其他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会集体出场表态，厉声申诉，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就范。唯一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所有参加炮轰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对过周恩来的人永远无可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目标一定，"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倾巢而动，共同完成这场战役。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其余如周、陈、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爬虫们"，到处看大字报，视察、演说、计划、接见、会谈、表态、劝慰、阻拦、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另外，所谓"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震惊"和难以接受：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阮铭《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否则，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来歼灭他的政敌了，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六句，相当于六万句，半句也不顶"了。江青得到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出的力最大。试想，林彪名为副统帅，实际影响只在军内；陈伯达、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能依照、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有周恩来。
　　康生，尤其是陈伯达，对江青的公开吹捧诚属过火：周恩来居然也站出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陈二人都是投靠毛泽东，凭籍揣摩毛的思想登上高位的，从感恩戴德的情份上，总还有一种说法。周恩来功高位显，驰骋政坛数十年，影响遍及全世界，凭什么要向江青表忠心？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往往只记录下康、陈这些已经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将周恩来这样的圣人的言论偷偷剪掉，藏起来，好让人们忘记历史的真相，忘记周恩来是怎样在人民大会堂前振臂高呼："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以为见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份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十几天，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成恒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迫使周将成垣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直至他去世后才返回北京。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斗争"，那也太可怜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气、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即连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逼得"老夫子" 要自杀。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告毛：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同样也不能证明，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进行过"斗争"。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不少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包括他的部属、与他多年相交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还有一部份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那就是毛泽东、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进行迫害。
　　
　　文革派其实都保护过人
　　
　　在一场全民性的、几乎人人过关的大灾难降临之际，凡是身居要职、权倾一时又胸怀大志的人物都有可能出面保护一些人，因为这是收买人心、招降纳叛、扩充势力的最佳时机。如林彪，就出面保护了被整得呜呼哀哉的黄、吴、李、邱，还有空四军的政委江腾蛟之类，这些人对林彪自然感激涕零，宣誓效忠，成为其死党。就连毛泽东也是保护他人的好手，"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他说的，这句话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比周恩来高喊"你们要抓陈毅，请从我身上踏过去吧"要有力的多；后者只是阻止了这一次揪斗，前者才使陈毅终不被彻底打倒。
　　毛泽东还保护过朱德："谁说朱德是黑司令？他是红司令嘛！"延安时代还保护过许世友，这位身怀少林武功绝技的将军后来死忠于毛，镇守一方，令林彪势力不敢妄动。江青也保护过人，没有她的保护，曾划为右派的剧作家汪增祺怎能进样板剧团改编京剧《沙家浜》？受到冲击的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于会泳怎能脱颖而出创作《杜鹃山》等脍炙人口的乐曲、而后还当上文化部部长？没有她出面"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那么多被刘少奇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造反学生，怎能那么快得以平反？
　　江青甚至出面保护过陈毅，——似乎与人们印象中她只会穷凶极恶地迫害干部相左，然而却是事实。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晚，她与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造反派，亲口称赞陈毅的为人和历史功绩：
　　"比如陈毅同志，说错话，写过一些诗，说话说过头也有，我甚至可以当面同他争执，但他不是两面派。他都说，这是好的。从整个历史上讲，他也有错误的。他和你两人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外交部你们不能去，他们有很多工作。我对陈毅以前不太喜欢，最近几年看他很坦率。广州会议他说得不好，说过了头。一九六二年夏天他就做过检查。现在也是。他历史上有很大的功绩。比如新四军，项英坚决执行王明路线，一万多人装在人家口袋里，这是我党一件奇耻大辱。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路线，重新发展成二、三十万人。"
　　
　　周恩来保护高干及其子弟
　　
　　不过，同样出于收买人心、扩充势力的目的，江青保护和拉拢的多是敢于反抗权威的年轻小子，或名不见经传、但却有才华的小人物。这与她自己的出身卑微，一贯受高官、权贵、泰斗和社会"贤达"们的鄙视经历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周恩来的保护对象正是江青不喜欢的这样一帮人。江青走的是平民化的组织路线，周恩来的是官制化的组织路线。二者间的差异，为后来矛盾的激化种下了祸根，也为江青虽能得逞于一时，但终于敌不过周恩来强大的势力，竟至束手就擒埋下了伏笔。
　　旅英女作家张戎在她的自传作品《鸿——三代中国女人故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她母亲进京找周恩来，寻求政治保护的一段往事。张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时期遭到省委新领导逮捕。周恩来在接见完四川红卫兵代表后，仔细听完了张母的申诉。"从周恩来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留心这件事，"张戎说，"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面对着进京告状的红卫兵，周只讲些"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大联合"、之类的普通应酬话，一听到"高级干部"受压，却立即差人取来国务院抬头的公文纸，亲笔写了一张保护性质的字条。
　　除了保护"高级干部"，还保护高级干部的子女——俗称"高干子弟"。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的红卫兵，当发现革命浪潮汹涌而至，被冲击的首要目标竟是他们自家父母时，被惊的目瞪口呆。失落感、使命感、优越感，混杂着强烈的不满、愤怒、恐惧与惶恐，使他们纠集起来铤而走险，组成红色恐怖组织"联动"（党政军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私设刑堂、水牢和劳改所，任意打死、打伤和打残"黑五类"，像"暴走族"一样呼啸街头，一再冲击国家公安部。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数百名骨干分子被逮捕，其罪行公之于众。但在周恩来的斡旋下，经毛泽东批准，很快即将他们释放。周恩来接见他们时讲话："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林彪倒台致使周、江矛盾激化
　　
　　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在听到如遇罗克一类非高干出身、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时，就不把他们划为"党和人民的孩子"了，毫无同情之心下令处决，以绝后患，如湖南大学数学系青年讲师、被指为"省无联"黑手、打成"现行反革命" 的陈光弟，案报国务院请示周当即下令秘密处决。
　　江青对周恩来不满，正是在于其"乘人之危"解放和保护了大批官僚，势力急速膨胀。林彪倒台后，"毛主席司令部"内林、周、江三派人马的鼎立之势被打破，周恩来在倒林战役和收拾烂摊子中立功甚巨，趁机抢占位置扩充地盘，眼见得毛泽东遭沉重的精神打击而飞快的衰老，大事小事不得不以来周恩来，令江青骤生忧虑与疑忌。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因肺心病发生休克，醒转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托后事："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更使江青下决心要赶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挑战并打垮周恩来，稳坐"毛主席司令部"的第二把交椅，继承大业。此时江青的人马进入最高层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张春桥支持和培养起来的上海造反工人领袖，不料继林彪之后被毛泽东亲自挑选为接班人，一跃而成为党中央第二副主席，反位居张、江之上。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组合到一起，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这已是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后的事情了。很多回忆文革的文章、书籍指"受四人帮迫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受"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因为四人帮的形成较晚，其活动也主要是宫廷争斗。就像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一九二一年以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在大规模迫害早已结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四人帮"，它怎么可能去迫害那么多无辜呢？
　　
　　精心策划的"红都女皇"事件
　　
　　岁月的流逝，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没日没夜的操劳，使身体一向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终于被衰老和癌症击倒。而江青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却越斗越勇，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李鸿章"、"批宋江"、"批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投降派"、"走后门"、"中庸之道"、"经腹主义"、"洋奴哲学"、"洋务运动"，…..连篇累版，轮番轰炸。周恩来除了硬撑病体与之周旋，尽力支持被他保护、收编、选中并力荐复出的邓小平外，还窥准时机不露声色地予以反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红都女皇" 事件。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随妇女代表团来华访问，江青给予她超规格接待，多次长时间接见、会谈，陪同游览，期间她大谈她的革命斗争经历，不免自吹自擂，搀杂许多炫耀与夸张。其意是模仿毛泽东款待、结交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扬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让维特克好好宣传一下中国的第一夫人。至于"超规格接待"，在随意性极大的中共体制内本属正常，周恩来自己就经常超规格接待外国尤其是非邦交国的演员、球员、民间团体代表等等，诸如前章提到过的关心人家少妇婚后能不能生孩子之类。故江青此举虽动作过大，出于希望西方学者了解和宣传中国革命、妇女解放的目的，倒也无可厚非。
　　维特克回国后，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泽东的隐私。周恩来将这本未署名、但传言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维特克所着的书呈献给毛，毛阅后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说出"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这样的重话，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检查。这场风波也使江青民间的形象大损，在日后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础。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狱中自杀，维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没写过什么《红都女皇》，只写了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于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对一位中国学者说，《红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和江青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到处布满周恩来的眼线
　　
　　维特克是出于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随团访问中国的，由于周恩来的安排，她才采访江青。在大约六十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周的亲信章文晋的夫人始终在场。谈话的录音带有相当一部份被周恩来要去"审查"，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归还。回到美国，中国驻美代表黄华及夫人一再阻止她为江青写传记，包括许诺一百万美圆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几星期后，有人乘维特克外出破门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维特克推测，《红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晋夫人。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但从当事人端出的这一过程看，不是没有道理。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学者的谈话当属"国家机密"，怎么会那样快地流入香港坊间？如果不了解、掌握毛江数十年的情感纠葛，这本书怎会击中毛的痛处，而燃起怒火？
　　长期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惯于在对手身旁安插亲信，以随时掌握对方的动态、意图，早为一般的民众所知晓。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认为，林彪的惨败就是因为其女林立衡（豆豆）甘心充当周的眼线，结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周恩来并不领情，当面怒斥林立衡，没料到后果如此严重而深感绝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杀。
　　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身边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为通风报信。周深知江青对自己由深恋到深恨的感情转变，而无论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他这一巧妙的、不现山露水的、四两拨千斤的机谋尽管毒辣，却是可以理解的。
　　
　　第五章 演员生涯与女性气质
　　
　　如果说周恩来与江青的较量、很大一部份赢在气质上，相信是不难理解的。周无论何时何地都显得节制、自持、从容镇定，与江青的时而矫揉造作、时而放蛮耍泼恰形成鲜明对照。且不论谁有理，仅这副架势就注定了江青的不得人心。假若周、江二人当街对垒，围观者皆不知他俩底细，也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保管绝大多数都会同情周而鄙视江。因为从外观上，江是一个仗势欺人的、过了气的、情绪不稳的、更年期无限长的刁老婆子，周则是一个任劳任怨的、通情达理的、忠诚可信的、老实而不失精明的儒者。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成功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江青的失败，在于她没能当好演员，没有把握好角色的分寸，该放的时候不到位，该收的时候又过火。讽刺的是，这位不成功（并非总是不成功，也有成功的时候）的演员居然是电影明星出身，也许早在刚到延安，排演话剧《被蹂躏的人》输给周的养女孙维世时，就预示她一生终将败在演艺上的命运。
　　那么，作为政治家的演员，和作为演员的演员有什么不同呢？演员把戏当成生活，戏中需要什么角色他（她）就演什么角色。政治家把生活当戏，无论何时何地都得扮演一个正派角色。即使你做错了什么事，或者干脆就是在干亏心事和坏事，也一定要表演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君子坦荡荡"，仿佛普天之下你是最公正、最善良和最悲天悯人的人物，绝不能一心怀鬼胎便像个反派角色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要能演好一个正角，二是能把反角也演成正角，所谓"反角正演"。从这两方面来说，周恩来的演技无疑是第一流的。
　　人们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演员都是做假，"不真诚"。中国人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就是这样的偏见。其实无论"戏如人生"或"人生如戏"，都是很高的境界。一个在正谈上大起大落，历经风浪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必然是很有"戏"的。相反庸庸碌碌、随波逐流一生的人，必没有什么"戏"可以一说。即以二十世纪中国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而论，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宋氏兄妹、江青，……一个个莫不充满了戏剧性，都可算作当然的演员。只是演技各有高低，扮演的角色形象各具忠奸智玩，受欢迎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罢了。其实西方的正谈也重视演技，美国总统里根就是一例。他本是好莱坞电影明星出身，在总统任上无为而治，却因其风度形象大受民众欢迎。另一位美国总统福特，退位后曾在电影里扮演"总统" 一角。足见"政治家是天生的演员"所言不虚。
　　
　　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
　　
　　周恩来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演戏——演话剧，当时称"文明戏"，又叫"新剧"，以别于中国传统的戏剧（旧戏），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周恩来在《一元钱》、《华峨传》、《仇大娘》等剧目中，都担任女主角分别扮演其中的孙慧娟、华峨和慧娘。那时新剧虽"新"，但男女不能同台这一条还是旧的；南开是男校，也找不到女演员，就只好选中模样俊俏的周恩来担任了。而周果然扮相秀丽，演出逼真，使南开的新剧在天津很有名。及至三十年后，他在重庆陪原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去看一场大学生演出的话剧，张还对他说："你知道吗？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的那个女孩子。"（许芥昱《周恩来传》第24页）
　　张伯苓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悄声对他感慨："老师，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男女生可以随便一起演戏。我记得咱们在南开演戏就没有女演员。"张扭过头来朝自己以前的学生、现在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长仔细打量了一阵，忽然有所发现。
　　无独有偶，邓颖超在直吏女师也是演新剧的活跃分子，而且总是担任男主角——恰与周恩来相反。她最早对周产生深刻的印象，就是看了南开的新剧中他扮演的角色，那时他们根本还不认识。而他们最初的接触，也是在周听了邓的一次演讲之后主动上前招呼，并应邓颖超的邀请到广东会馆帮助他们排演新剧《花木兰》和《安重根》。安重根是朝鲜反日斗士，曾开枪刺杀日本吞并朝鲜的主谋伊藤博文。《花木兰》是古代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虽是女英雄，却为男装，举手投足"雌雄莫辨"。革命分子大概以外向、喜好表现者为多，演新剧正是他们初试婴啼的大好时机。只是有一点十分奇怪：既然男女不能同台，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地代替以下也就罢了，为什么男校非要选以女主角为住的剧目，女校非要选以男主角为住的剧目不可呢？大概是非如此不能凸显表演才华，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标新立异吧。
　　
　　周恩来是"文艺爱好者"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悄悄选了个最后排的楼座坐下。彩排结束，才到后台与女士们见面。在邓颖超的要求下，周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要说不足之处，你念台词就像发表演讲一样，慷慨激昂有余，不够自然。安重根和花木兰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在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居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
　　他又取来《安重根》的剧本，在舞台上示范表演念台词。他告诉她们，怎样吐词运气，掌握台词的节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经过这一番言传身教，女士们演艺大为长进。
　　当时的周恩来年方二十一岁，对于戏剧表演就有这样的见解和心得，可见他的演员天分，实在是很不错的。他一生喜欢结交演艺界人士，弄得人家女演员眼泪巴巴地不忍同他分别，与折服其艺术修养和表演功力不无关系。抗战期间，他发动和领导"宣传演剧队"和"孩子剧团"；文革前夕，他直接关心和指导排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是张伯苓说得好："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那个女孩子。"
　　一向刻板内向、深藏不露、不爱出风头的林彪，早年居然也上台演过戏。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举行演出，林彪、罗瑞卿上台演出话剧《庐山之雪》，林彪扮演红军将领，罗瑞卿扮演被俘的蒋介石。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问了两句之后，开始自由发挥。幸好罗瑞卿机灵，临场编台词把林彪对付过去——
　　红军将领（林）：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开始离谱发挥）：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04页）
　　
　　极为爱惜羽毛
　　
　　因为这一节，林彪与罗瑞卿遂成为红军中的著名演员，当然是演技不高的著名演员。三十一年后，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毛泽东选为代替刘少奇的接班人林彪，奉密诏下令逮捕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场又一场的审讯，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逼得罗瑞卿跳楼自杀，幸好只摔断了一条腿，被红卫兵用箩筐抬到批斗会批斗。林彪得意于一时，终因犯罪毛泽东，仓皇而逃，身败名裂。
　　林彪一直不注重公众形象，既没有亲和力，又没有领袖的威望，总给人以奸诈、阿谀、心术不正的印象。实际上，林彪的个人品质在中共高级将领中算是很不错的，在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们中间，也是很不错的。他是少数几个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武将之一，还有一个是彭德怀。他二人都不擅逢场作戏，不会塑造形象，不容易赢得多数人的好感和同情，一旦有难，昔日同伴竟群起而攻之，结果在残酷的政治格斗中轻易地被击败。
　　周恩来一贯注重形象的营造，极为爱惜羽毛。这本来是政治家应有的美德，但如果太过，则难免赢了面子，丢了里子。周恩来处处表现出忠君、中庸、折中、调和，也往往为性情耿直的人士所指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反击彭德怀的"意见会"，周恩来像以往一样再次丧失立场，加入围攻的阵营。当然他表现得比较温和，似乎不那么穷凶极恶。他要大家不要讲大跃进的困难，会泄气。彭德怀当面骂他"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彭的责骂大概使周多少有些良心不安，他在常委会上为自己辩解："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与汪精卫比较
　　
　　这段话在当时讲起来是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现在看却觉得强词夺理、气虚理屈。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的确是"有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管他是谁，错了就要讲明白，"我为人民谋幸福"。而周恩来实在是"没骨头"。当年西安事变结束，张学良陪蒋介石飞赴南京，周恩来赶到机场，眺望远去的飞机说了一句："这是愚忠嘛！" 亏得他还好意思论证"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周恩来不是不知谁对谁错，在丧失原则站在毛一边围攻彭以后，私下里喝得烂醉，以平息内心的自责和不安。
　　很多回忆录和研究者笔下，都把周恩来写成一位忍辱负重的人物。能负重者，自然应该是"有骨头"的。但这里仍有一个分寸问题。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人出来比较，那就是汪精卫。
　　有人说，汪精卫是大汉奸，与周恩来相比岂非不伦不类？其实，撇开他们的政治阵营、意识形态与是非公国不谈，二人可比之处还真是不少。
　　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国民党内历任要职，声望崇隆，孙逝世后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被蒋介石夺去党政最高权利，反蒋失败，屈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抗战期间秘密投往日军占领的南京，出任日本扶植的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周恩来也曾留学日本，期间接触社会主义的思想，回国投身革命，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陈独秀下台后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取得党的最高权利之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等职。他在党内的地位、实力和声望，与汪精卫实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汪精卫后来投靠了日本占领军，另立"中央"成了大汉奸。
　　
　　中国美男子的女性气质
　　
　　周恩来无疑也具有另立中央的实力，尤其在文革中，另立中央似乎更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道德依据。但他没有做，连想都不想。我们不能假设他若另立中央，历史将对他做出怎样的评价，首先是这样造成的后果都难以预料。不过这里要讨论的，恰恰是周、汪二人后期政治生命的相似性。
　　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他自己当然不认为这是汉奸行为，他认为是"曲线救国"，忍辱负重。他建立南京政权，意图与日本占领军媾和，作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府机构尽量争取中方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免受更多的战火涂炭，事实上，他的政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占区激烈的民族矛盾，至少不再发生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公开的、大规模的和无可制约的暴行。至于他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早有历史公论，无须赘述。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与汪氏何其相近。幸运的是，许多评论家都强调他的"曲线救国"、忍辱负重的一面。他委曲求全，保护了大批高干和社会知名人士免遭更大的灾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他，将有更多的人被迫害致死。"却少有人提到正是有了他，另一些人注定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周恩来与汪精卫都是中国政坛的美男子，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他俩的口才、风度，也都是一流的。中国的美男子，多少带有一些女性的气质。一九二三年，朱德赴欧洲寻找中共与革命真理，临行前在上海拜会了汪精卫，就有这种感觉。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起姨太太，"几十年后，朱德将他的反感告诉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他努起小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到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令人想起姨太太"
　　
　　朱德说这番话的时候，已是八路军总司令，言辞中压抑不住对在国民政府中力主对日寇媾和的汪精卫的轻蔑，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汪精卫倒还不至于如此做作和倒人胃口。想当初他谋刺摄政王载沥，事败被俘，赋诗以明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没有这样的几分气概，成不了孙中山的亲信和副手，也不可能拥有那样多的追随者。而"听人说"几时上床几时起身，更属无聊的传言。但是除去其中带有明显贬损意味的词句，倒也能看出汪的女性气质所在：一，令人想起姨太太；二，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三，努起嘴唇，说话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四，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习气；五，夫人很男性。
　　　　再来比较周恩来。
　　　　一）周恩来也"令人想起姨太太"。他有一句明言，"为了革命可以当姨太太"。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周死里逃生到了武汉，不久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祥奉何键的命令枪杀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员。何键的军代表柳宁也是共产党员，他在汉口发动宣传攻势，斥责许克祥是屠杀革命同志的屠夫。周恩来以中共军事部长的身份，责备柳宁不该破坏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
　　柳宁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是人家的姨太太？难道我们要任人唾骂鞭打也无权大声抗议？"
　　"我们要忍耐"周恩来说，"为革命的利益我们要非常忍耐。为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如果有必要的话，…."
　　这段话，可以说是周恩来"忍辱负重"精神的全部内涵。他后来"为革命利益"一次又一次地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唾面自干，屈从于领袖的专横独裁，包括不惜向党内新贵大献殷勤。
　　二）他不是"京戏里唱小旦的"，却不止一次在新戏里演过女主角。
　　三）他如同艾蓓所说，是个"噘噘嘴"，如果朱德只见过他一面，并且这一面谈的不欢而散，很可能误以为他也是"努起嘴唇"。至于"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这就很难把握了。周恩来也很喜欢做手势，还很优雅。优雅与"慵倦"的区别，常常只在人们的印象标准中，并无一个明确的界限。
　　四）周恩来既被四人帮一伙攻击为党内"大儒"，想来是有不少"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习气"了。不过细究起来，固然他有不少忠君思想，对上唯唯诺诺，但与其说是一个"封建型"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
　　五）夫人邓颖超是"很男性"适演花木兰、安重根。即使扮演女人，也是"大姐"型的女人，对于男人有管束力，虽然不一定管得像"几时上床，几时起身"那么具体。
　　
　　"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男孩子"
　　
　　周恩来的女性气质，很小的时候就已见端倪。一九一三年，他随伯父周贻庚从沈阳迁居天津，考入南开学校，其时只有十五岁。当他第一次走进教室，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坐下来低头看书的时候，一些同学首先注意的就是他的漂亮。有同学下了课冲着他的同桌大声喊："嘿！老瀚，你哪儿找来这么漂亮一个小伙子？"另一个同学也嚷著："还穿着一双好漂亮的袜子呢！"所谓"漂亮的袜子"，就是红蓝两色，男生一般是不肯穿的。除了袜子，衬衫也比较"讲究"，其实是因为家贫，找到什么便将就穿，这也引起别人起哄。
　　学校依照前清举子应试的传统，按省籍分为小集团。周恩来来自沈阳，在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喜欢玩闹的东三省学生中间，显得内慧而外秀，尤其在同桌"瀚"的衬托下，更透出文静和秀气。"瀚"的全名叫吴瀚涛，年纪稍大，是摔跤冠军，东北学生领袖。也对周恩来十分照顾，有点像带弟弟，或者妹妹。他很反感人家老拿周恩来的穿戴打趣，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训斥了他们一顿，再也没人敢嘲笑了。
　　很多年以后，吴瀚涛谈起周恩来，仍表示"你没有办法不喜欢他"。另一个中学同学却直截了当地讨厌他："他太带女人味。他喜欢打扮，上台演戏，诸如此类的玩意，叫我觉得肉麻。我的兄弟同他合得来，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男孩子。"
　　少年时代的女人气味，一般会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退却，有的人成年之后，反而更加具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但也有人多少会残留一些女气，极少数可能还会发扬光大，变得男人女气，乃至扭捏作态。周恩来成年后身上的女性气味已减少很多，也常常表现出"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大义凛然神情严峻的丈夫气概，但有时我们也不难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捕捉到一丝偶尔流露的女性的羞涩、腼腆、妩媚。当然，其份量恰倒好处，阴柔与阳刚结合搭配，是形成他独特的风度及魅力的重要原因。
　　
　　性格上的女性特点
　　
　　从性格上论，他的女性特点就要比外表保留得多了。
　　——儒雅娴静。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的性格娴静、温文尔雅是有名的，尤其在一大帮子习性粗野、性情急躁的高级将领的烘托下，显得十分突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他从小受到胆小懦弱、品性温文的父亲，尤其是要求严格、整天把他关在屋子里念书的嗣母的影响。他曾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
　　——体贴、仔细周到。凡是见过周恩来的人（只要不是公开反对他、对他构成明显威胁的敌人），几乎都为他的细心体贴感动、折服。重庆谈判期间，他为毛泽东的安全处处设防，不放过一丝一缕可能的疏忽，还把江青从延安用专机接来相陪，替不善饮的毛泽东喝下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的敬酒。文化大革命中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一定要在头一天亲自勘察毛泽东将要行走的路线、将要坐的座位、将要踩的阶梯。毛泽东宴请赫鲁晓夫，周恩来见一旁作陪的林彪没有胃口，亲自用筷子夹一点这个夹一点那个，殷勤地劝他"试一试这个怎么样？""那个呢？那个很好吃的"。他询问日本女球员有没有生孩子，替她安排医院做检查和治疗。他得知自己患了癌，问以前的秘书"你看我还能活多久？"，第二天又专门告诉她"其实不要紧"，怕她为自己的病紧张、难过。临死前还不让理发师傅来帮他刮胡子，也是怕他"见了我这个样子会难过的"。一个人，特别是他的地位已达如此之高，还这样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体贴下属，真是非常罕见。
　　——敏感细腻、善解人意。这方面，周恩来也是有口皆碑，在无数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来。他会从手下人的一下眼神，一个细微的表情、动作，捕捉其内心活动。工作人员对日本国旗不以为然，他马上就发现了，问"你们怎么了？"到朝鲜访问，金日成别出心裁大摆狗肉宴，随行工作人员不想吃，他敏感到了，教育他们要尊重东道国的民族特点和生活习惯。吃不惯也得吃（奇怪的是，这些东道国从来无须尊重别国的特点和习惯。）
　　
　　爱俏的心理基础是自恋
　　
　　——谦恭、曲意奉承。不光是奉承毛泽东，对一般有一定身份和背景的人士也都如此。他会对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林彪恭维备至，为他夹菜、劝菜，有事都要向林副统帅"请示"。他恭维江青，深怕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她一发怒，赶紧想办法去调解、平息。他还恭维毛泽东一度深为信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向他"请示"能否将农村政策放宽一点？毛的"最后一个女人"、机要秘书张玉凤当面埋怨周："主席的吃喝拉撒都要我来管，你也不管管！"他听了也只是表情十分"尴尬"而已。他尊蒋介石前妻、留在大陆的陈洁如为"师母"，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做过蒋介石下属，并未做过蒋介石的学生，称"师"实在过分。文革初期，姚文元带领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回来，工作人员忘了通知陈伯达，没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生怕这位第五号人物生气找他麻烦，灵机一动跟接待组组长李庆连说："从现在起，李庆连同志，为了节省领导同志的宝贵时间，以后代表团出国访问才有正式送行仪式，回国时一律由低级人员代为迎接。你立刻把此意转达陈伯达同志。"为了一次工作人员的疏忽，周竟然可以从此改变国家的礼仪！
　　在取得全国政权、不可一世的中共阵营中，周恩来的谦恭颇获"外人"的好评，也颇能赢得知名人士的认同。但也为确立毛泽东一人不可撼动的权威，起到了表率作用。曾几何时，党内恭维之风盛行，个人迷信愈演愈烈，周恩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爱俏。周恩来极为注重仪表，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南开中学时代，他的小伯母（伯父周贻庚的妾）很喜欢他，给他编织一些花花绿绿的毛衣、袜子，直到引起同学的嘲笑，她才作罢。虽然家境不好，周恩来仍然穿戴得十分整洁这大概是从他那破败的书香家庭继承的传统，讲究"体面"。赴欧洲勤工俭学，别的同学经济上紧张，他因给天津《益世报》当通讯员，有严、刘两家的接济，反而手头较为宽松，无须像别人那样去工厂、餐馆打工。他总是穿得西装笔挺，彬彬有礼，脸上笑眯眯的，以至于柏林的房东太太称他为"骑士先生"。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爱俏"的心理基础是自恋，把玉照印在明信片上寄给朋友欣赏，已经超出"顾影自怜"的范围，而带有"希望大家都爱我"的意味了。一直到他临终前躺在病床上，还注重仪表，不让给他理发多年的朱师傅来修面，怕他见到自己憔悴、苍老的病容会伤心难过。
　　
　　甘让别人"打他的屁股"
　　
　　——克制、忍让和耐心。这是周恩来一生能躲过历次党内政治斗争的灾难，成为"不倒翁"的主要原因，每遇到责难，他都能默默忍受，勇于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投入新的工作之中；而不像其他领导人那样，要么一触即跳，不肯认错，要么消沉失望，自暴自弃，一蹶不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高岗、刘少奇、林彪…..，都是这样。周恩来的忍让，简直可说是到了"唾面自干"的地步。"为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什么样的屈辱、蹂躏都是忍受，而不是逞一时之勇，一时之快。
　　——甘居人下。在中共高层激烈的权利争夺中，周恩来几次都有获得最高领导权的机会，但他都推让给了别人。第一次是一九三零年，他和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按道理应由周主持，并自然而然地成为党的领袖。因为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失宠于共产国际。由于周的谦让，会议的中心人物和会后党的领袖却成了瞿秋白。这个结果令共产国际极为不满，马上派米夫来华，彻底清算中共的左倾路线，瞿秋白撤职，周恩来也被米夫小儿（仅二十九岁）"打他的屁股"，才保住政治局常委的职务。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被处决。新的总书记，要在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产生。周恩来是常委（其余两常委，向忠发已死，张国涛去了鄂豫皖苏区），资历最高，但他毫无此意，王明因惧怕留在国内领导革命时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也不敢当，只想早点溜到苏区去；只剩下一个工人出身的卢福坦，自告奋勇要当总书记。王明当然不放心，便挑了他的小哥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担任"总负责"。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去了中央苏区，卢福坦终于如愿已偿，当上了"总负责"，只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被捕入狱，很快叛变，做了国民党中的中统特务（上海区情报行支股股长，一九六九年被处决）。后来的事实证明，博古也不是做总负责的料子，朱、毛打下的中央苏区在他手上给丢掉了。
　　——阴柔而非阳刚。长征初始，中央红军在湘江之役损失过半，实际领导权到了周恩来手里，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权利，让他成为"三人团"之一、周恩来的助手。如果周一直保持现状，自然也就是党的最高领袖，但他再一次放弃机会，让给了毛泽东反过来当了毛的助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他推毛为中央军委主席，自己做了副主席。
　　此后，在选择毛泽东接班人问题上，周也一再推让，不愿与人相争。直到林彪倒台，毛泽东精神和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才临时指定周接手，周的反应是毫无血色，只有战战兢兢，甚至吓得"大小便失禁"（李志绥回忆录）。即使李志绥的回忆录可能有偏颇，还有其他人的回忆录，证实其听到毛泽东休克的消息后，吓得瘫在汽车上半天下不了地。这种不敢为天下人领头、甘居人下的性格是非常明显的。不久，毛泽东挑了王洪文，周恩来竟心安理得的辅佐这位三十几岁的造反英雄，在"十大"筹备会中当了王洪文的助手（副主任，王为正主任）。
　　——节俭、精打细算。周恩来善于理财和打理生活，这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他的衬衫、袜子破了补补了破，不肯换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副套袖，带着以防衣袖磨破。大饥荒年又倒滴油，告诉手下人，民间有一种说法叫"钱油烧豆腐"。他反对动用国家外汇为自己买生活用品，只是国产的刮胡刀片刮不动他粗黑的胡子，手下人托人从国外带给他一包美国的"吉列"刀片，他才勉强使用。这些事例太多了，举不胜举。还有许多性格特点，如含蓄，多虑，自贬，自律，妥协…..等等。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性格特点，包括上述各项，绝非女性所专有。有些还可以当作堂堂男子汉行为规范，如克制和忍让，中国古代便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形像、通俗的说法。不过它们都是阴柔而非阳刚的。一个男人的性格越趋向于阴柔，他的女性气质也就越明显。反之，一个女人的性格越趋向于刚阳，她的男性化倾向会越显而易见。
　　
　　人性格中的女性部份
　　
　　在周恩来身上，也绝不是只有这些女性味道较重的特质。有些方面和有些时候，他也表现的和"阳刚"。如果断、冷静、豪爽、大度。这些特点，在对付和处理林彪事件的时候，在下令和指挥惩处叛徒顾顺章一家的时候，在宽容和化解对手的攻击、挑战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生活习惯上，他还好酒善饮，一连干掉二十五杯（一两一杯）茅台烈酒，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此豪饮，大概也应该算作刚阳之举。
　　儿童，尤其是婴儿，可以说是"无性"的，除了那一点外，几乎没有什么性别特征。如果一定要划分性向，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偏向于女性：柔弱、娇气、依恋长辈、身上带有得自于母体的雌性激素。年岁渐长，男孩于女孩的性格区别才逐渐显现出来，最后长成"大人"——小伙子和大姑娘。而年轻小伙子身上，仍难免残留着"女性"的痕迹，皮肤光滑细腻，胡须疏软，头发乌亮，脸蛋丰满，一般性格也比较脆弱，感情充沛。严格地说，真正成熟的"男人"，应该是过了青春期之后的男性。当然，这也并不表示他们身上再没有"女性的味道"。每个男人的性格中都会有一些"女性"的成份，只是或多或少罢了。
　　反之，每一个女人身上，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男性"的成份。"男性"成份和"女性"成份，因时、因地、因对象的不同，表现的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心理学家认为，适度的异性倾向是有益的。它可以减轻生活中的沮丧感、焦虑感，化解心灵危机。政治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常人要大得多。异性倾向也往往较常人突出。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味太重的政治家，或一个女人味太重的政治家，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被比作"太阳"，应算是很刚阳的了，但他的女性味也很重，下巴光荡，嗓音尖亢，男人女相，诗人式的思维和语言，洞察人意。
　　
　　女性气质在政治上的意义
　　
　　周恩来的女性气质，在政治上的意义，当然绝不止是帮助他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他创造了一种风格，以柔克刚的艺术。在强硬的权势面前，他总会先退一步，再另图他策。长征途中，张国焘仗着他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粮草充足，颇看不起被追兵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央红军，处处表现出骄横，言语多傲慢无礼，还向中央强要总指挥的大权。周恩来首先让出来自己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以防毛的权利被重新剥夺。周恩来见到被张国焘当作特务关押审讯的廖承志（廖仲恺之子），大吃一惊，立刻板起面孔，把廖公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要他好好认错，深刻检查，给足了张国焘面子，而后才替他说情把他担保出来放了。如果他一开始就指责张国焘抓错了人，跟他据理力争，事情可能很快就会闹僵，廖的性命也难保。
　　文革中，无数党的干部蒙冤受屈，很多也都是周恩来用这样的方法解救：将你痛骂一顿，好像要和你划清界线，非亲非故，再把你发落到某个地方，或是保护起来不再接受揪斗，或是安排给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他总是劝说这个劝说那个，接受批判，作深刻检查，争取"党和群众"的谅解，重新出来工作。
　　陈毅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开始不肯认罪，周恩来就不断地劝他，早认罪早过关，我这儿（外交方面）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始终使其含冤就范。但也有硬骨头，宁死不肯低头。"九大"时周恩来劝胡耀邦认错，中央委员照当。胡坚决不肯："我没错，认什么错？"周恩来有些尴尬，摇摇头走开了。其他一些原本打算认错过关的人，见胡耀邦如此，也不肯认错了。他们都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却坚持了自身的信念和原则。一味地妥协、退让、纵容独裁者的骄横和淫威，只能使其更加制度化、常规化，而不会像一些所期望的，稍微合情合理、稍微人性起来。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
　　
　　第六章 周恩来外交的重大失误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是一个"全才"，或者叫"通才"，在他众多的同学、同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眼里，更是一个与毛泽东各有千秋、古今中外都极为难得的天才人物。一些来自敌对阵营的评价，也把他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所拿得出来的最好的人才"。
　　
　　周恩来是不是全才？
　　
　　这种说法诚然是有道理的。有很多流传甚广的真实故事，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机警机智，博闻强记，甚至令其他国家一些世界级的大政治家钦佩和折服。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他也确是"通才"，一生从事和负责过多方面的工作：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组党、党务、宣传、军事、城市暴动、情报、人事、地下活动、暗杀、政工、谈判、调解、内政、外交…..几乎每一样都做得有声有色，并随着他的名字载入了史册。
　　不过仍有可议之处。
　　周恩来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首先是再天津响应"五四"，发动学生游行示威，向直隶公署抗议，结果二十四人被逮捕。周恩来关押了近半年，判刑后获释。虽然出狱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天津的学生运动却也日趋渐微，最后无疾而终。几位主要的学生领袖后来也都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包括他的第一位恋人、同去欧洲求学的张若名。在欧洲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如冲进广东会馆痛打和赶走不务正业的广东学生，到中国驻法国使馆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召开"捐款大会"等等。最有名、惊动最广的当然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舍"，此次事件以法国当局逮捕闹事学生一百余人，多数遣返中国而告终，可以说是彻底失败的一次行动。当然，如果以"目的不重要，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它培养了一批中共的骨干分子，在日后的政治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而就行动本身而言，失败就是失败。周恩来还组织过工人运动，以总指挥身份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的控制权，但很快就被他的老上级、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刀兵相向，工人纠察队全部被缴械，大批知识分子被杀头，周自己也差点在游行队伍中遭流弹打死。此次失败，责任当然在国民党一方，但作为工人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没能事先查明蒋介石的动向，将引起冲突、摩擦的可能性及损失减少到最小，也是事实。
　　
　　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
　　
　　南昌暴动是周恩来的杰作，意义非常重大：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不再做"姨太太"、"不再做妓女"了。意义虽重大，牺牲却更大。好容易拉起的第一支中共的部队被打作鸟兽散，他自己也落荒而逃。
　　他在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却不能对付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右倾或左倾路线，不能把握时机掌控大局，而总被时势推着走，致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共历史上领导人更迭最频繁、权利一次次落入素质更差的人手中的黑暗年代。
　　他建立了一套党的地下活动系统，指挥一支特别的行动队，执行党内纪律，却闹得满城风雨。党的核心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相继被捕叛变，其中顾还是周恩来的直接下级，叛变后周将顾全家老少杀个精光。接着参加暗杀行动的人也被捕，带人挖出顾家亲人的尸骨，成了轰动上海的大新闻。周赴江西中央苏区后，康生接手了这项工作，此人后来在中共阵营内劣迹斑斑。周的识人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内部，周恩来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相当于中将衔。此时许多后来的中共元帅、大将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抗战期间，他任政治部副部长，正式拥有中将军衔，后来又升为上将衔。而在事实上，却从未独立地指挥打过一次战役。只有在江西苏区反第四次"大围剿"，同朱德一道指挥红军，按照已遭排斥的毛泽东的打法，取得了胜利。此后便是一塌糊涂。长征途中，他是主要决策者，仅湘江一役红军便损失过半，博古、李德固然罪不容赦，周恩来的责任亦不可推卸。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指为周的助手，如周果有军事才能，亦不至于半途心甘情愿地反做了毛泽东的助手。此后周恩来再没有直接带过军队，虽然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确是挂名而已。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终身效忠的最主要原因：我不行，他行！
　　
　　真正的强项在于外交
　　
　　周恩来真正的强项是外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即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将外长一职卸交给陈毅。此后，他仍关切过问外交事务，频繁出国访问，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友人、团体，一直到恶疾缠身，还在病房与来访者见面。其外交生涯，几乎与总理的任期相当。如果算上中共建政前，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会议，与国民党方面的长期谈判，充当中共驻守国统区的首席代表，那么其实际"外交"生涯则更为漫长。
　　他的确具有极好的外交人员的素质，除了仪表、风度和口才，他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谦逊好学的精神，平易待人的品格，为他和中共、"新中国"政权赢得了尊重、信誉、同情以众多的朋友。外国领导人，最佩服周恩来的也就是他的外交才干。他本人也非常看重外交。外交成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内政的损失。如文化大革命，国内的政治，经济一团糟，而这时恰恰是中国在世界上开始真正发挥影响力，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击败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并与美国、日本关系正常化。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外交无小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可能预示和产生重大的后果。
　　但是本章要分析的，正是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发生的严重失策。
　　首先是中美关系。人们大都只记得是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谈判，迎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打开了封锁二十余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却忘了这扇大门，当初正是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自己关上的，其中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美关系是一种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一方，有代表政府的国民党，也有代表反对力量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有蒋介石、宋氏家族的"亲美派"，也有汪精卫、何应钦的"亲日派"，还有一部分非主流的"亲俄派"。在美国一方，也有政府、国会、民间和舆论的区别，绝不能一概而论。中美政府之间的合作，从蒋介石清党、排斥苏俄势力开始，到抗战期间达到高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同盟国重要成员，中美关系之亲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赢得美国代表的好感和同情
　　
　　此时，大本营设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引起主要是美国的西方国家关注。从美国社会政治的多元结构而言，这是十分正常的。大批美国记者涌入延安采访报导，在西方世界造成轰动，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政府内、外交和军界，有一批同情甚至赞赏共产党的人士，愿意同延安保持接触，促进了解和友好关系，这在外交资源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垄断的情况下，非常难得和珍贵。毛泽东曾提出访问美国，虽然不了了之，中共方面对美国的亲善态度已经表明。
　　抗战胜利后，美国方面的出面调停，国共之间一触即发的争夺胜利果实之战被延缓了。重庆谈判，从中穿针引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身份不得不屈服于国府的利益，倒也还算公正。他发现"清官难断家务事"，只好一走了之。接着是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主持国共双方调停、谈判。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代表，与马歇尔"共事"时间较长，关系也很好。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回忆，周恩来充份施展了他的演员才能，必要时痛哭流涕，装成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以争取马歇尔的同情，而马歇尔果然天真地上了他的当，把好果子都给了共产党吃了。
　　此说显然过份，好果子自然还是国民党吃的多。大批国军的全副美式装备，派运输机和军舰将国军送往东北及其他各接受地，等等。但共产党一方却占了"人和"。国民党接受大员的贪污劣迹，兼之穷兵黩武，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信誉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此种"烂透了"的形像极大地动摇了美国政府的信心。蒋介石在抗战中建立的崇高声望迅速滑坡，许多美国人士开始怀疑是否"看错了人"，是否应该转而去支持共产党。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使其成为"南斯拉夫第二"。随着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美国方面的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宋美龄赴美求援，遭到极不客气的冷遇。虽然美国官方表面上还站在中国官方一边，所谓国际关系中的"官官相护"原则，实际上却大有文章可作。
　　
　　"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克南京。国民党政府远迁广州，一些外国驻华使馆跟随同迁，其中包括苏联使馆。别有深意的是，美国大使馆却稳坐南京，仿佛在等候盼望多时的共产党到来。此时，是共产党方面打开美国政府的心结，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已迁入北京（北平）城，忙着扫平全国的剩余战场，联系各界人士，酝酿缔造一个"新中国"，却"忘了"怎样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与合作。按说毛泽东有意或无意中"忘了"此事还情有可原，他是"人民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不免忙于内而疏于外。作为有过在东洋、西欧及苏联长期生活经历，曾与美国官方及军方人士多方周旋，被马歇尔赞誉为"大外交家"、"最出色的外交家"，内定为新政权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忘了"此事就说不过去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政府准备向共产党政府提供四十亿美圆贷款，以示友好。共产党方面迟迟不做反映，相反还流露出相当强烈的敌意，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司徒雷登这才在八月二日离开被解放军占领了三个多月的南京，静悄悄地回国。毛泽东赶在他身后又接连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流的檄文，公开嘲笑、批判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这种缺乏国际观点、以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显然是幼稚的。周恩来既然极具外交才干，为什么不提请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最符合新政权利益的、积极沟通，化失望为友的对策？当时的毛泽东，还远没有走到后来那样独裁、霸道的地步，颇有开国明君之风，在对外事务上也依仗周恩来诸多，周进一言所起到的作用应当是相当大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在乎海外还有一个曾支持过自己的敌手的美国，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建立"外交关系"。
　　
　　一边倒地投向苏联
　　
　　接着，"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靠苏联集团，明摆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敌，摆出一副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心怀戒备、"管你怎么看我"的姿态，人为地划上一道与世隔绝的篱障，重新把中国带进闭关自守的年代。"一边倒"地投靠苏联，另一个恶果，是将对苏关系中为本国争取最大权益的筹码几乎丧失殆尽。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十几年以后，吃了"兄弟党和国家"不少大亏，才逐渐明白过来：要利用美国这张牌，来打苏联。也就是"老祖宗"说的，"以夷制夷"。
　　对苏关系，是中共新政权外交的重点，或叫"中心"。这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中国共产党从政党性质、意识形态、历史渊源，都与苏俄有着血亲关系。苏联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外交的国家。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也紧随其后与中国建交。中共把苏联称为"老大哥"，常说要"饮水思源"，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式的道路走得通走不通，历史已作出了有力的回答，这里不再赘述，只谈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新政权建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请教"建国大计"。建政才两个月，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就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一面参加斯大林的七十大寿的庆典，一面想讨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猜不懂毛泽东的哑谜，毛只好赶紧从国内召来周恩来，与苏方反复谈判、协商，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笔贷款。可见毛泽东倚重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新中国依赖苏联支持的态度。中国派驻苏联的首任大使是王稼祥，一年后又改派张闻天，这两位都是中共高层的留苏派人士，都在长征中支持毛泽东策动"担架上的政变"，王曾与毛、周同为长征"三人团"成员，张更担任中共总书记达八年之久。派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出任驻苏大使，其意显而易见。
　　
　　跟苏联老大哥闹崩
　　
　　苏联给予中国大量援助，这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所必须的。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亦十分沉重：放弃交好美国的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听从苏联这个大家长的调遣，与西方集团对抗，给予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和新疆的利益，等等。最为沉重的代价当然是中国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参战朝鲜，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部署"。周恩来以秘密使臣的身份到莫斯科，落实斯大林先前许诺的苏联空军协同作战，但直到中国宣布参战后，斯大林才告之周：苏联无法出动空军参战。此一出尔反尔的行为，把中国推到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及至开战，本着"有钱出钱，没钱出人"的原则，中国投入了大量兵员，牺牲惨重且不说，到战争结束苏方开出帐单，巨额军费开支竟全数算在中方头上，还要加上一大笔利息。这一切，周恩来居然事先一无所察，一再上当。
　　虽然如此，中苏之间也没有必要闹到破裂、甚至刀戎相见的地步。对苏关系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导，在与赫鲁晓夫的明争暗斗上，毛的"民族气节"、索性而为，使这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分道扬镳。自然，赫鲁晓夫责任至少不会比毛要小，其意气用事至今仍为人所指摘，但他占了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大便宜却无人提及。两国交恶，中方的不利明显甚于苏方。中方是负债国，苏方是债权国；中方是农业经济，科技、军事落后；苏方是工业大国，有强大的科技及军事力量；中方只有苏联这一重要邦交，在国际事务中几乎毫无影响和地位；苏方却挟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扮演着与西方集团对抗、交往的领袖角色。
　　一九六四年，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台万吨水压机建成，中国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噩梦中拔出脚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意与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也有此打算，按理应该是一拍即合，两相情愿的事。不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整个计划泡汤。
　　
　　放弃中苏和好的机会
　　
　　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开了一句玩笑："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
　　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恩来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
　　周没听到后面这句话，但其他随员听到了，中国代表团立即罢宴离开，回到住所。周恩来分析了整个情况，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是对中国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亲自拜会周恩来，周向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苏方回答，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先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不承认道歉，认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对此，勃列日涅夫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中方道歉。波德戈尔内也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恩来仍不接受这种说法和方式，认为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在之后的谈判中，中苏双方态度转趋强硬。苏方坚持中苏分歧与赫鲁晓夫时代完全一致；中方则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率团乘专机回国，第二天抵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到机场热烈欢迎，献给周一束他最喜欢的马蹄莲花。
　　
　　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优先考虑
　　
　　赫鲁晓夫下台，是结束中苏敌对状态的最佳时机。却被马利诺夫斯基一番话给搅了局。不论他是"酒后胡言"，还是"酒后吐真言"，也不论他是"开开玩笑"，还是真心要"向中国人民挑战"，既然苏方最高领导人上门一再表示道歉，阐明并非苏方立场，此事便不必纠缠不放，反给对方一种"得理不饶人"、缺乏应有诚意的口实。从情理上说，马利诺夫斯基的话虽不中听，极不得体，乃至可以认为极无礼貌和教养，却也一语道破事情的本质，有几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天真和可爱。
　　事实上，中苏关系搞成那样一个僵局，完全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斗法的结果，他说不要让"这两个人妨碍我们"，看得出是应该继续"中苏友好，同志加兄弟，不要再那样吵了"的朴素愿望，而非有心挑衅，要把事情弄砸。马利诺夫斯基是军人，话不得体，让周恩来抓住把柄，正应该把握分寸，利用它成为谈判桌上的一块重要筹码，迫使对方在输理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然而周的态度却是"既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周恩来访苏的目的，是去讲道理还是去搞好关系，既然还是要讲出个道理，那就是咱两家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是你们家的不对。现在咱们和好，也是为了证明你们家原先错了。这样的态度，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乐意接受，别说人家只是换了个共产党领袖，就是改朝换代，共产党被推翻，让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它也不会承认"我们家以前错了"。就像它绝不会承认沙皇俄国当年强占中国领土有什么错一样。"外交" 事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尽量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身为"大外交家"的周恩来，拒不接受对方的一再道歉，纠缠"你们实际上是怎样想的"论理而非论利，真不知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唯一的解释，是以维护毛泽东的绝对威望为第一考虑的因素。
　　
　　卷入朝鲜战争
　　
　　一九五零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北朝鲜领袖金日成为"统一朝鲜"而发动的国内战争。其是非功过，至今仍有很大争议，因参战双方和各国的利益、立场的不同，统一观点恐怕比统一朝鲜更难。但就北朝鲜数十年交出的政治、经济的成绩单来看，实在缺乏说服力。金日成大搞个人崇拜和独裁，连中国人看了都觉得可笑，浑身不舒服。他死后，儿子金正日即位，更是引得天下哗然。想当初中国派出数十万志愿军赴朝作战，出钱出力出血，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对父子，构筑他们的封建王朝？
　　中国政府至今都不承认参战朝鲜的历史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循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理所当然应当出兵。但即使是基于这一咬住不放的原则，还是看不出为什么一定要派中国人去帮朝鲜人去打另一部份朝鲜人。事实上，当时中共内部就出兵与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中国自建立民国后，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连年征战使得民不聊生，现在好不容易战火停息，干吗又要再起刀兵？中国刚刚建立新政权，接手的是一幅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财库空虚，民心不稳，百废待兴，西藏尚未归顺，台湾还没收拾，国民党还在隔海叫嚷要"反攻大陆"……自己家里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解决，倒要去帮别人打仗，怎么说得过去？
　　反对参战的声音在党内颇为强烈，而且听起来振振有辞，有理有据，一时间毛泽东也犹豫起来。他有心参战，但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利害得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他一边，力主出兵，并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共同参战的细节。
　　实际上，朝鲜战争打起来，是斯大林这个大家长点头批准的。他要中共暂时放下台湾，先帮朝鲜打下另一半江山来。也是因为"一边倒"政策，毛泽东急于向苏联表白心意，加之朝鲜历来是中国的"番臣"，"天朝"出兵相助合情合理，故满口答应。不料斯大林临时变卦，推翻同时参战的承诺，让中国单方面去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正好将大量二战剩余军火名为"支援"实为推销给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突然变化，周恩来毫无心理准备，亦缺乏应变能力，他的莫斯科之行只能是无功而返。
　　
　　"抗美援朝"的影响和后果
　　
　　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上，举足轻重，却未能阻止相反还促成了参战；赴苏商谈没有能力要求对方实现承诺，也不能为中国尽可能争取到较大的优惠，更一再上当，想当然地、胡里糊涂地接受了苏方"物资支援"使中国背上巨大的战争债务。如此外交业绩，令人为之扼腕。
　　赴朝作战带来的影响和后，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一，与美国及多国部队打了个平手，使世界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刮目相看，建立了中国积极参战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但中国也背上了"好战"的恶名；
　　二，新政权刚刚建立，天下初定，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定日子又向国外开战，只能以更为强硬的政策手段维持新的政治秩序；
　　三，耗时日久，国力损耗太大，积欠下苏联的巨额债务，为日后中苏关系向极端化埋下伏笔；
　　四，使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抛开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交好的希望，全力保住台湾这一反共的桥头堡；
　　五，得罪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久走不出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困境，直到文革中后期尼克松访问北京；
　　六，彭德怀的地位、威望大幅提升，足以引起毛泽东对其直言犯上的疑忌；
　　七，不愿参战的林彪，在彭德怀倒台后执掌兵符，林自己倒台后此事又翻出来当作旧帐一起清算；
　　八，志愿军四十五万至五十万人战死，朝鲜（韩国）南北双方死者二百万，美军伤亡十五万七千人，其中五万四千人战死；
　　九，毛泽东失去长子毛岸英，对其晚年心态和政治布局影响深远；
　　十，激发大西南"三线"工程建设，以防外国势力入侵，此举在文革期间达至高潮。
　　
　　日内瓦会议的初次亮相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团抵达瑞士，出席讨论朝鲜及中南半岛局势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共产党中国第一次派高规格的团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挟带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后的雄风，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开发挥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这次周恩来的个人表现是极为成功的，赢得了包括西方阵营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称赞。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有十五个加入联合国部队与中国交战过，只有苏联、北朝鲜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同时又要发挥"大国"的影响力，其难度可想而知。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甚至以拒绝握手来表示敌意。公开地说，杜勒斯此举实在缺乏基本教养，显得太小家子气，堪称自我出丑。难得总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四两拨千斤，坚定又不失其灵活性，通情达理，慷慨陈词，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不过具体而论，日内瓦会议也留下周恩来的巨大败笔，那就是对越南问题的处理。
　　越南、老挝（寮国）、柬埔寨原为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的抗法力量随后也相继建立寮国、高棉抗战政府。法国为收复失地，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日内瓦会议的后半部份，就是由中、苏、英、法、北越（共）、南越（法兰西联邦）、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谈判讨论这个地区的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中心议题则是前两项：停火和划区。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劝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大林那里讨了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打道回府，经常秘密访问和住在苏联的北越领袖胡志明同乘专列经北京回国，路上胡请求毛泽东派一员战将支援越共部队。毛欣然应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共领导的人民军在奠边府大破法军，歼敌一万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国的军事顾问团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韦国清也因而建功甚伟。一九五六年回国镇守广西，文革期间尽力推行极左政策，胡作非为，官至政治局委员，——此为后话。
　　话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亲自到波恩，与会议期间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佛朗斯会晤，态度诚恳坦率。孟戴斯·佛朗斯与主战派的前任总理拉尼埃完全不同，他是主和派，誓言一个月之内结束印支冲突，否则将辞职以谢国人。周恩来以法语与之交谈了半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叹："周恩来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具有世界级政治家的胸襟与才能。有你所能想象的敏捷和妥协的思虑"。但是这位"最聪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积极游说北越方面接受了"两个越南"的安排。
　　当时的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因而易主，由主和派新总理顺应民意参加和平谈判，孟戴斯?佛朗斯放出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争的硬话，让步余地极大。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两个越南"是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中，由斯大林、杜鲁门背着越南人划分由来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论既然北越吞并南越已成定势，再迫使其属守波茨坦协定，难怪人家不服。
　　
　　中国被拖入越战的泥潭
　　
　　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安排北越总理范文同与之会面。为了避免"第三方影响会谈"之嫌，当天他就飞往印度。接着去缅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广州，特别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胡志明每年有几个星期在那里养病，接受中国的草药治疗。周恩来与他讨论了三天，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作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自认大功告成，在中国代表团住所宴请北越、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进酒，一连干了三十杯茅台，被人称为"海量"。越南该不该分成两个，能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究竟对谁有利，历史已作出结论。事实上，对谁都没有利。对于越南来说，国土一分为二，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火之中，以刀枪剑戟为伴，南北双方穷兵黩武，国家元气大伤，大好河山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实验场，其创伤至今未能恢复。胡志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终。对美国来说，卷入旷废日久的越战，劳民伤财，牺牲了大量的人员物力，最后一无所获，是其建国以来唯一被打败的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形像大受伤害，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责为"战争贩子"，群起而攻之；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当年反越战、逃避兵役的克林顿后来居然能当选并连任总统，可见美国人民对战争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沦陷后，大量难民漂流到东南亚各国，美国作为始作俑者，亦只好尽力收容。越战带给美国人的创伤和阴影，就如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一样深远。对苏联集团来说，为了和中国争夺越南这个"难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分散了在欧洲与北约组织对抗的实力，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与美国争霸的架势，骑虎难下，是为导致其国库空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酒
　　
　　对于中国，就更加如此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同年九月，美国操纵成立"东南亚公约组织"，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各签约国有权协助被攻击的国家。周恩来大为吃惊和后悔："我们在日内瓦被骗了。这是我的错，美国欺骗了我们。但是最后他们终将发现，他们欺骗的是他们自己。我敢保证，他们的损失会比我们更大"。
　　至此，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无条件地支援北越，帮他们统一国家，因为周恩来曾对越共领导人做出过承诺，也是他劝说人家放弃有利的形势，退守十七度线以北。于是，中国被迫卷入越战，再次为别人的国家利益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宣战，——应该算不宣而战。"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十年如一日地将无数的大米、被服、武器弹药、各种工业用品无偿运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中断。除了物资支援，中国军队还直接投入越战前线作战，作出重大而无名的牺牲，而中方所做的一切，北越方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国家"本来"是可以统一的，现在要打这么久的战争，都怪他周恩来一手造成的。不管是与不是，反正他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这就解开了一个藏在中国人心中多年的疑团：为什么越南人那么"讨厌"，跑上门来要东西，就像不争气的儿子回家向爹妈要钱一样，那么理直气壮、没完没了、予取予求！我们看一段周恩来被北越领导人逼着要东西的场景：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的周恩来，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他们跟美国人打仗只是为了中国…..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受命全权指挥中印边境战争
　　
　　周恩来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越南从"可靠后方" 索取了难以计数的财物，打赢美国统一南越之后，竟公开跟中国翻脸，仿佛早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中越之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爆发战争。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内瓦协定种下的远因，真教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九六二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冲突，中方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自卫反击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同外国军队开战。
　　中印边境冲突由来已久，至今各执一词。按照中国一方的说法，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长达两千公里，但从来没有一条确定的边境线，只有一条"传统习惯线"。中印两国以前的地图，均以这条传统习惯线为准。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极力向西藏扩张，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划定一条"国境线"，将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英方长期不敢公开这份文件，也不敢改变"传统习惯线"的划法，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批准、承认过这条线。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解放军进驻，接管镇守边界，与印军对峙，这样就有一条"实际控制线"。"实际控制线"与"麦克马洪线"大致相近。
　　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时局作出判断，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与美国（因越南）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台湾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蠢蠢欲动，国内经济一落千丈，大饥荒浮尸遍野，正是印度扩张领土的大好时机，于是在中印国境部署重兵，推行"前进政策"。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为止，印军在西段中国边境内设立据点四十三个，在东段则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克节良河谷地区，从陆、空两路对中国进行骚扰。尼赫鲁及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发表演讲，决心与中国武力相向。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受毛泽东委托授命，周恩来全面负责指挥此次战争，包括一切善后事宜。
　　
　　以战争捍卫"麦克马洪线"
　　
　　众所周知，此战以中方绝对胜利宣告结束，印度军队不堪一击。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为第一阶段战役，东段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守备部队一部，共一千九百余人，俘虏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收复克节良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全部失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印军。此时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出停火，中印双方各撤至"实际停火线"后二十公里，遭到拒绝。印方成立临时内阁，调兵谴将，向中方反攻。中方遂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发起第二阶段的战斗，全线反击，全歼印军三个旅，重创五个旅，共歼敌近七千人，东线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附近。两次战役缴获飞机五架，坦克二十辆，火炮四十余门，枪支六千三百余支，汽车四百余辆，及大批粮食、军用物资。一句话：打出了"军威"、"国威"。
　　战争的胜利，是收复国土的最好凭籍。事实上，只要中国保持停战的状态，既不进军也不撤军，九万余平方公里的有争议的土地就可以尽归中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政治势力、利益集团、国际组织会出面干涉。因为这是国际惯例。
　　然而，在周恩来的主导下，中国方面打破国际惯例，作出了一个令世人膛目的举动：单方面下令撤军，——撤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西藏边防的时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二十公里以内。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以战争手段，接受、遵守和捍卫了中国所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将双方有争议的土地拱手相让。
　　如果你不承认，又凭什么要去遵守它？这一仗不打还好，以后总还可以有个说头，既然打过，又退给了人家，只要对方不动，你怎好再起刀兵去争什么土地？
　　
　　丢掉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认为，他注重与印度的睦邻关系，效仿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天朝仁义之师"感化番邦的故事。不但退兵，还发还被俘的官兵和被缴获的战利品，要对方打着绿旗来领取。为什么打绿旗？原来打白旗有损对方面子，怕人家心里不好接受，绿旗则象征和平。周恩来真是想得周到，给了里子还给面子，在现代国际社会，套用中国古代的"怀柔政策"，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也许他为了自己赢得"通情达理"、"不好战"、"宽容忍让"等等美誉，结果却使中国永远丧失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三个海南省。
　　中印边境过去了三十余年，"麦克马洪线"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再想反悔已无能为力。印度受到中国的"教训"后，积极发展军力，在日后与另一邻国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中表现出色，令人有"士隔三日"之慨。在中印（西藏）边境地区，中印双方军力的局部优势也极大地偏向了印度一方，就算中国敢于不顾国际舆论再打一次"自卫反击战"，未必能取胜。除非奇迹发生，比如印度也出现一位周恩来这样的总理，中国想得到这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不可能的。
　　中缅边界，同其他一些边界线一样，长期以来也是不确定的。经过周恩来多次与当时的缅甸政府进行磋商、谈判，划定了边境线，成为周恩来"和平处理边界问题的典范"。周恩来手下的外交班子，按照周的巧妙布置和意图行事，几经交涉，终于成功地把许多荒山划归了缅甸，而为中国争得了不少"良田"。中国方面不露声色，暗自弹冠相庆，以为占了大便宜。殊不知那些"荒山"，蕴藏了丰富的玉矿！
　　我有一位朋友，喜爱收集和珍藏宝石，颇精于此道。其父曾为中共镇守云南省的边疆大臣（省委书记），因而得知内情。十多年前，她将此事讲给我听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对周恩来"精明"的外交才干的无奈叹息。
　　
　　在"外交无小事"的背后
　　
　　严格地说，划让"荒山"的事，不能算是重大的失策。而且细节方面的事毕竟是手下的人去执行和完成的，贵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当然不可能起仔细勘察哪一块出矿石，哪一块出稻米。不过谁都知道，周恩来的精明是有名的，一个细小的数字从他耳边经过，一下就能听出错没错、错了多少，令他身边的一大群秘书佩服之至。曾任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的陈浩回忆："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家请教。…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了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专家和边界地方上有关人士进行多次座谈研究。"（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191页）可见他并非没下工夫，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判断。也许是他太过负责，事必躬亲，将本应下属做的工作也包揽到手上，反而使下面的工作人员出现懈怠——反正有任何事情有总理担着。
　　一位好的外交家，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家总理，手下应有一大批专家、行家，并有一套完善的负责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奖惩升降亦有所据，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使国家机构的动作正常化、规则化，在外交上做到既尽可能不损害与别国关系，又力争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从这一角度来说，周恩来实在不能算是出色。他往往过份注重礼节、道义一类的"小事"，认为"外交无小事"，实际上却常常忽略了国家利益这样的大事。
　　周恩来手下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当时中共阵营内所能拿得出的最强组合。一是他的身份和地位高，二是其职位的重要，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这都决定了他向任何部门、地区索要人才既名正言顺又易如反掌。而且他还礼贤下士，以最新生知识分子著称。但他手下的人员素质究竟如何呢？
　　
　　国家出版物将钓鱼岛划归日本
　　
　　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议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租界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在座的有陈毅和廖承志等人。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小小的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0页）
　　陈毅是解放军元帅，外交部长；廖承志是侨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海外侨胞及港、澳、台胞的统战工作，后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人居然皆不知道澳门多大。最令人吃惊的是，专门负责澳门事务的国务院官员，不但也不知道，还信口将其面积放大万倍说出来，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细读历史，不禁要为我们中国人捏把汗：国家的前途、命运，竟一席掌握在这样一帮人手上！
　　国家官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之低，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估量。中日钓鱼岛之争，也可算作一例。在一九五四年"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份《中国地图》上，清清楚楚地将钓鱼岛划为"日本领土"，这样的重大损失，无疑给争执对方以极为难得的论据。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竞相对日本表示"宽大为怀"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拉拢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邻邦。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蒋介石同意放弃战争的赔款要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欲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还报美国不告而先与中国交好的一箭。在会谈时，日方提出战争赔款已经解决，周恩来当即以严厉的口气予以谴责，指蒋介石政权已为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是"慷他人之慨"。
　　
　　"慷己之慨"取代"慷他人之慨"
　　
　　经过反复的谈判，终于达成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然而这份联合声明除了日方发表"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之外，中方也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条文，——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模一样。原来，被推翻的国民党政权不可以"慷他人之慨"，只有现在的共产党政权才可以有权"慷自己之慨"。
　　放弃战争赔款，在日本尚未下定决心与北京建交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预先将"底牌" 亮给了来华访问的公明党委员竹入义胜，使得日本首相、外相一扫疑虑，大大方方打上门来发展"日中友谊"。很多年以后，日本政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提到周恩来的"慷慨大方"，都还十分感激。前《每日新闻》社驻北京特派记者新井实雄回忆——"尽管由于日本又做了把台湾的防卫和日本融为一体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的事来，但据权威人士透露，以周恩来为中心的中国决策层仍制定出如下对日政策：
　　一，中国不向日本索取巨额（战争）赔款。中国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
　　二，不应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巨额战争赔款重压下的德国，终于孕育出纳粹这一历史教训；
　　三，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恶，让无辜的年轻一代长期偿还，是不合适的。
　　战争的胜者如果调换一下位置的话，日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日本人心中的周恩来》第228页）
　　日本记者这句话问得太好了。日本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它得到了一个台湾岛，及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中国的清政府却没有在重压之下"孕育出纳粹"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具体地说，蒋介石和周恩来推行的"感化政策"，并没把日本感化过来。蒋介石企图维持"日华和平"，日本却在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得到美国实际承认的时候抛弃了他。周恩来极力发展"中日友好"，日本却从来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发动战争的罪恶，一有机会就要翻历史的公案，否认在中国进行过大屠杀，把侵略行经美化成"解放殖民地"，以军舰武力固守钓鱼岛。
　　蒋介石、周恩来都去世二十多年了，中国人至今还在继续为他们的慷慨大方付出代价。当然日本也不是毫无感激之情的民族，为了纪念这位对日本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政治家，专门建立了周恩来的铜像和诗碑。从日本人的角度说，这是再"合适"不过的。
　　
　　第七章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接班人
　　
　　研究周恩来，有一个无法回避而且有趣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始终不选周恩来为"接班人"？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因为毛泽东的嫉妒。列举起来，"嫉妒"无非是，一周的学识才干比毛强；二周的功劳比毛大；三周的人品比毛高。
　　
　　周恩来与毛泽东比风流
　　
　　周恩来十几岁赴东瀛求学，又到欧洲、苏联住过多年，见多识广，虽然学历不高，学识堪称广博，这在中共党内及国际政要们中间是公认的。五十年代，他曾接受东欧及印度等国赠与的荣誉博士学位，也算是实至名归，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周恩来博闻强记，却无一门学问称得上精通，不像毛泽东，天文地理，史哲文章，皆可以与专家学者燃烟而论，令对方口服心服。至于才干，他要是真比毛泽东强，就不会将在握的大权拱手相让，心甘情愿地从领导者退为辅佐者，几十年如一日侍奉到死。
　　毛泽东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至今无有定论，主要原因是论者皆以意识形态及历史恩怨为依据，结论往往相去甚远。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产党绝不会说他过大于功，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这数十年的天下。仅从这一点来比较，周恩来就永远也比不过他。周恩来凸显的功劳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林彪爆炸之后，他脱颖而出，颇有当今之世惟此一人气概。却也是气概大而功劳不大，还不如大搞整顿复辟的邓小平，甚至不如后来一举逮捕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的华国锋。
　　周恩来的人品，倒是可以好好地与毛泽东比一比。中国人说人品，是从"品貌"与"品德"两方面综合而论的。谁都知道，以貌取人是很势利的，又不得不承认"貌随心移"的道理。周恩来固然仪表英俊，风度潇洒；而毛泽东更是相貌不俗，挥洒大气，他的"人君之相"无论如何周恩来是比不上的。从大量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来看，毛、周二人都十分注重个人形像，尤其掌权之后。毛泽东的相片总投出一股帝王之气，周恩来则俨然一副宰相之貌，"定位"都十分准确。
　　个人品德，毛泽东唯一输给周恩来的，是他的私生活，说穿了，就是男女关系不检点。即使周偶有越轨之举，比起毛的来者不拒、"一锅煮"，是好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语了。除了这方面，其他似未见得有什么特别的高低之分，一定要引得毛泽东心生"嫉妒"不选他做接班人。事实上，毛泽东选定的几任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在男女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值得非议的。可见这一条也站不住脚。
　　
　　不如"举重若轻"的邓小平
　　
　　凭籍大量接触"宫廷旧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身边工作人员），撰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的权延赤，提出一种解释：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次高层开会，讨论人事分工，毛泽东点名："周恩来，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薄一波聊天，忽然谈到薄在晋冀豫共事多年的刘伯承、邓小平，收去笑容，沉思地说："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认为这正是"刘邓大军"配合很好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周恩来仍然面色凝重，自问自答，从头往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第10页）
　　由于长期负责具体工作，周恩来的事必躬亲连他的手下人都看不过去。外事秘书陈浩一次忍不住劝他有一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了那么多呀？
　　这一下周恩来生气了。他霍地站起身，从桌上拿一份文件煽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吗？"
　　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摞："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拍拍第三摞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大管家不能自己做主
　　
　　其实，秘书的意见是对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又管这又管那，拿得起放不下，长此以往必然累垮还不算，工作成效也非得大大折扣不可。周恩来最后是被累死的，这里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能不说他那什么都管、什么都得亲自过问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原因。周累病后，推荐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工作，邓果然就"举重若轻"，上来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也没把身子骨弄成他那个样子。周恩来夸他，"你比我强啊！" 一点也不为过。
　　据说邓小平很坦率地说过："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另一位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认为："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管家。"
　　"大管家"是永远给主人帮忙的，自己却不适合做真正的主人。——权延赤的"不是帅才"论似乎有一定道理。
　　然而作为一条理由，这还是不能充份地解释为为什么不被选定为接班人。
　　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虽然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天才，本质上却也是周恩来一类的人物，即事必躬亲、呕心沥血直至活活累死。诸葛亮一生谨慎，娶丑妇为妻，任劳任怨，忠心事主，细心周到、生活简朴…..这些与周恩来非常相似。曹操率兵南征，他说合孙、刘联盟抗曹，独自亲往东吴助战，身处险境的故事，使人联想起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周恩来常驻重庆与蒋介石的周旋。刘、关、张死后"蜀中无大将"，诸葛亮几乎是独撑危局，一心要匡复汉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很像文革中后期的周恩来。总之，他就是汉王朝的"大管家"替刘氏父子主政当家。按说也不应该被选做"接班人"，刘备临死托孤白帝城，却分明做过这番考虑：阿斗可辅佐则辅佐之，不可辅佐君则取而代之。古代社会，子承父位是天经地义，刘备居然仍作此想，可见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应该是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并不因当了"大管家"就完全排斥自己作主人。
　　
　　"不是帅才"论站不住脚
　　
　　"举轻若重"也未必做不了帅才，——诸葛亮显然就是一位出色的帅才。刘伯承也是帅才。相反，"举轻若重"抑或"举重若轻"，而看他有否元帅的气度与谋略。
　　毛泽东熟读历史，不应该不懂这个道理。何况，能否做接班人，也与是不是帅才关系不大。林彪是极为难得的帅才，他以黄埔四期的出身，在战将如云的共军内脱颖而出，功勋超过所有资历比他深的前辈和师兄，带领大兵团作战，指挥若定。这几乎是人人公认的，但选他当接班人，却很难服众。华国锋看不出有什么一丝半点帅才，不但做了接班人，还真的接了班；身为帅才的叶剑英，却只能而且心甘情愿地替他黄袍加身。由此看来，"不是帅才"论，还是站不住脚。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切极权国家体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帝王时代，"立储"之争虽然也常常闹得大批人头落地，毕竟还有章可循——立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废立的纷争；长子无德；长子非皇后或爱妃所生；幼子建功甚伟，或贤德、有人望或深受宠爱；长子夭折，等等。在共产制度下，接班人是选拔出来的，与领袖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有可能被选上。因而其争夺的普遍和激烈，远甚于帝王时代的立储之争。
　　中共第一任领袖是陈独秀，从陈到毛泽东的十余年间，经历了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领导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毛成为全党的实际领袖。中共进入"成熟期"，领袖地位确立而且稳定。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他选中了刘少奇。
　　
　　最开始只是"备用胎"
　　
　　延安时期物色接班人，还不是选皇储，充其量不过是选个备用胎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中共领袖不至于断了"香火"，乱了方寸。一九四三年，刘少奇从新四军政委任上调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职位一下跃居周恩来之上。他的"备用胎"的作用十分明显。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行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守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则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度过黄河到华北，刘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陕北情势险恶，"三长两短"极有可能发生，刘少奇、朱德转移到安全地带，就是为防备中共领袖群全遭覆没。中共建政后不久，高岗发起第一次向接班人挑战，党内高层多人都表示："少奇同志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随便动。"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备用胎"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任弼时。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年轻六岁，所以还得选一个更年轻的"第三梯队"作为"备用胎"的"备用胎"。任弼时出生于一九零四年，比毛泽东年轻十一岁，在中共"五大书记"中竟排末座。他是湖南湘阴人，少年时曾加入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受中共派遣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近四年，回国后在党内地位稳步提高。他有留苏资历，时间较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早，可能是毛泽东有意提升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对付王明"留苏派"。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刘少奇、任弼时都是湖南人，乡里乡亲的，比较好说话。当然，后来再选接班人，毛泽东倒是打破乡土观念了。原因是一九五七年庐山会议，反对他的大跃进政策的几位主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竟然都是湖南人。可见乡亲并非靠得住。要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
　　任弼时福大命薄，"新中国"建立仅一年有余，即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突因脑溢血不治而故。接替任弼时位置的是陈云，他比任还年轻一岁。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不怎么喜欢他，嫌他是"店员出身"商业意识太重，搞搞经济还可以，当"备用胎" 不行。于是在一九五二年调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邓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位列全党第六。他的"备用胎"的"备用胎"身份也很明显，年纪与任弼时相当，年轻时旅欧留苏，办过报，打过仗，是党内的"文武全才"，兼有"举重若轻"的素质，故而为毛泽东看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告诉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板着手指，向赫鲁晓夫介绍他的"备用胎"，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便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朱德。
　　周恩来、朱德都比邓小平要资深位高，却只能排到第三和第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按毛的评价，刘少奇"弱点是灵活性不够"，周恩来是"政治上弱点"，朱德则是"年龄不饶人"，唯有邓小平没举出一条缺点：
　　"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与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还不那么迫切和严重。毛泽东正值壮年，身体也很不错，他只是不愿干国家主席了，想退居二线，只做党的主席权大而责轻。中共高层阵营中，大伙儿都是久经考验的"好样儿的"，谁干都可以，反正有毛泽东高高在上实行监督，将来的江山究竟委以谁干，不妨从长计议。"不要着急，慢慢来。"
　　
　　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位被人挑战，心里很不受用。尽管党内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彭德怀，却仍震动不小，他开始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结合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于一九六四年正式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
　　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特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
　　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包括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四，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不能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项原则，每一条都针对赫鲁晓夫来的。反面都有一句"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足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死后鞭尸十分恐惧。他在文革后期第三次打倒"举不出一条缺点"的邓小平，也就是怕他将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鞭他的尸。
　　五条的提出，是对势力日益强大的刘少奇的严重警告。所谓"赫鲁晓夫"那样，就是指的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惜刘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居然不察，只把它看做一般性的官样文章，充份体现了"灵活性不够"的弱点。结果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周恩来以及群众运动的势力下，一举把他打倒。
　　
　　毛泽东习惯准备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备用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备用胎只是暂代性质是在常用胎破损出缺的情况下使用的，并不期望它一定长久。接班人则是未来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轻易地换来换去，故必得慎重考虑。而无论是"备用"还是"未来的常用"，毛泽东都做了两手准备，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选了刘少奇，同时还选了任弼时，任死后又补上邓小平；刘、邓倒台，选了林彪，同时又提拔了陶铸；陶铸和林彪先后倒台，又选了王洪文，同时又选了华国锋。任弼时、邓小平、陶铸、华国锋，都是"备用" 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现的不测。
　　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准备。其实只要看中共最高层人事变动的过程，就不难理解毛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开始，刘少奇首先被剥夺的是接班人位置，从党内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并未丧失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头衔。他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无疑的，周恩来的位置不变，依然是第三。值得讨论的是陶铸。
　　陶铸原来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书记，根本谈不上什么声望、资历和地位。他的本钱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六十年代初，党内有两位"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是镇守上海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位就是陶铸。两位"好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舞文弄墨。柯庆施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观念很"前卫"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泽东那与众不同的、激进的思想。陶铸则出版过两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庆施的文章后来证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泽东的心思，前政治秘书张春桥炮制而成的。毛曾在一次党的高层大会上赞扬柯的文章，还当众羞辱周恩来："这样好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周恩来赶忙摇头，写不出写不出。
　　
　　毛主席的两位"好学生"
　　
　　柯庆施由此将张春桥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剧革命"。"大写三十年"的文艺口号就是柯提出来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上海端出了两台"样板戏"，张春桥因而被成为"两出戏书记"（后来称"四出戏书记"）。柯庆施的经营，使上海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体不争气，做过肺癌切除手术，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四川成都与朱德、贺龙同赴晚宴，尽兴而食，吃了三个小时，回屋临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发，三天后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当时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紧张的酝酿之中，柯庆施的死，使文革阵营痛失一位大将。幸亏柯一手培养的张春桥继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遗产。但他毕竟资历太浅，要通过一段时间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委以重任。
　　陶铸的两本书，据说也是秘书的捉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讲、报告、政论，从常理推断，秘书润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劳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两本书为他带来了"增长思考和写作"的名声，也为日后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笔，正应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
　　平心而论，陶铸与柯庆施是有区别的。陶铸极力推行毛的经济路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在他领导的中南地区搞得一直很红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干专用宾馆，建设毛的家乡韶山，拨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宫"滴水洞"，即毛策划和遥控初期文革时住过、并发出过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个山洞。文革前毛泽东外出巡视，最喜欢和经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区，其次才是柯庆施的华南地区。当然，柯庆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远在陶铸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铸的地位可能不会那样大幅度的越升。
　　
　　毛泽东十分看好陶铸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获益者，从党内排名第六位升为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越升速度之快，应该首推陶铸。林彪原本就是党的副主席，只不过从最后一名升为第一名。其他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没有明言撤退，只是刘少奇既然排名拉后，原来的次序打乱，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来嘱咐新华社，发文稿时"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周主动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这样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铸从轮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部门，出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其地位的显赫，令人侧目。
　　陶铸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十九岁入黄埔军校学习，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及广州暴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一九四零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作为接班人，他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湖南人，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懂军事（黄埔军校、军委秘书长），懂农业（中南地区是第一大产粮区），会写作，搞过地下工作。他唯一缺乏的是声望。这使他在乱象纷呈、错综复杂的最高层很难站住脚。加上性情鲠直，不买江青的帐，当众予以顶撞，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连手将他打倒。从越升龙门到被打倒，前后不到五个月，速度之快创记录。陶铸与江青发生顶撞，找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慰勉一通后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了"
　　"你看，"毛泽东启发他，"这就是为什么把你调到中央来工作的原因。"
　　这话已经说的相当明显。刘、邓被拉下来以后，林彪似乎成了当然的接班人。但从毛夏天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看，他对林彪也有所不满和提防。再选一个陶铸上来的目的就是如此。可惜陶铸不察，以为只要对毛一个人忠心耿耿就好，不料中了江青、陈伯达的埋伏。
　　对于陶铸的倒台，毛泽东内心是有几分惋惜和懊恼的。他一边安慰自己，把陶铸说成是邓小平的人："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一边又忍不住怒斥江青和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说冷话。陈伯达讲了，江青插了话。"
　　
　　第二接班人的重要特点
　　
　　陶铸的罪名是"保皇"，也就是"保护"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他跟周恩来最大的不同。周恩来保的人再多，这两个人，尤其是刘少奇，是绝对不能保的，非但不保，还要帮着痛打。而陶铸刚从地方官调任京官，对于上层人事关系根本还没来得及理清楚，刘、邓又是他的老上级，是他一直崇敬的人，教他怎么下得了手？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次党代会上，陶铸就说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这话说得有几分肉麻，当时邓小平已是副总理，还当上总书记，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邓小平对这位自称的"弟子"也很关照，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特意向毛泽东举荐陶铸，以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位置。毛泽东当然知道他并不是邓小平一夥的，要不也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提他上来，还亲自将他的名字钩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排名第四，超过刘、邓；也不会在他被打倒之后，那么恼怒地斥责陈伯达、江青了。但他毕竟保了刘、邓，犯了大忌，除了被打倒，似乎也别无出路。此事一发，讲了几句互相矛盾的话，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接班人，一般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接班人更年轻（华国锋除外）；
　　二，不及第一接班人那么显赫、引人正目，其"备用"意图连核心成员都蒙在鼓里，便于韬光养晦，待机而出；
　　三，不属于某一派系，与上层其他人物没有什么渊源；
　　四，提拔后负责具体事务，以培养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威望；
　　五，牵制第一接班人。
　　林彪在陶铸倒台后，由于失去了"第二接班人"的牵制，更受毛泽东的疑忌，终于在"九大"登上法定继承人宝座之后，被逼造反大败，身败名裂。
　　周恩来在紧急处理林彪的事件中，挺身而出，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从而攀上了他一生声望、权利的顶峰。此时的中共中央，老臣凋零大势，新贵羽翼未丰又自相残杀，毛泽东之下，除周恩来之外再无任何人敢做"第二人"了。
　　
　　周恩来充当临时接班人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精神遭受强烈打击的毛泽东发生肺心病休克，苏醒后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权："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恩来吓得直哆嗦，"还是要靠主席。"
　　一旁的江青闻言，面色铁青。自此，她开始处心积虑地要搞周恩来。
　　这是周恩来被当作"紧急接班人"的唯一的一次。一是由于他在处理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的贡献，二是他在主持文革混乱状态下的中央日常工作起到的稳定作用，三是他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毛泽东自觉年老体病，拖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一旦撒手归西人事、政局都要有个交代。同时也是对周恩来的一次试探，又包含无奈、自嘲的成份，意思颇为丰富。
　　然而作为正式接班人，周恩来并不令毛泽东满意。这从他立刻着手物色、选拔新的继位者即可以看出。他看中了王洪文。
　　周恩来为什么不令毛泽东满意？毛泽东在此后不久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周恩来不适宜做一把手，亦即不适宜做接班人继承大业，因为他缺乏"这个"，说时做了一个狠劲一劈的手势。什么是"这个"（狠劲一劈）？——是指果断？气魄？霸气？凶狠？力量？拼搏精神？可能都有一点。毛没有仔细解释，张春桥当然也不敢问个究竟。张春桥掂量自身的份量，似乎不缺"这个"（狠劲一劈）。他在文革初期虽贵为文革小组组长，却不受重视，人们只把他当作地方（上海）驻中央的代表，且作用、能量，反不及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小爬虫"。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安亭事件爆发，王洪文的工人造反兵团赴京告状被阻，铁路中断二十小时。中央文革急派张飞往处理，他"冒着杀头的风险"，与"工总司"签署五项协议，化解了事端。毛泽东事后评价："可以先斩后奏。"这次事件，人们才对这位不起眼的秀才刮目相看，原来他既很"那个"，有不缺"这个"（狠劲一劈）！
　　
　　王洪文是被毛泽东"相中"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张春桥又一次表现了"这个"（狠劲一劈）。他与党内排名第四，背后有林彪撑腰的陈伯达争论，顶住了来自"法定接班人"阵营及不明就里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异口同声的讨伐，反潮流成功，再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陈伯达、林彪先后倒台，张春桥的政治行情大幅上涨。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是文化大革命秘密策划者之一，他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而非陈伯达，这是陈失势的明显标志），他是受造反工人支持的"老干部"，他最先反对林彪、陈伯达，他极受江青信任，他非常年轻（出生于一九一七年，时年五十出头），他在党内的排名晋升为第五（前面为毛、周、康、江）。
　　然而毛泽东看中的王洪文，把他从一个工厂的科级干部提拔为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事实上，王洪文的级别早已不是"科级"，而是省部级，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只是文革期间行政级别混乱，未能及时套级罢了。王的跃升，是康生在背后提名。康生初入中共时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第一、二、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十分重视文革各地涌现的工人领袖，他向毛泽东推荐王洪文：是个"难得的人才"。
　　中共历史上，曾有过推选工人领袖为党的领袖，形同傀儡，最后都成为叛徒，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毛泽东自己出身农民，又搞农民运动起家，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怎么会听信康生的主意，提拔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呢？
　　一般的说法是，王洪文当过工农兵，懂军事（指挥工总司包围康平路、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有谋略（在上海削平各山头），与上层各派系没有任何渊源，在林彪事件中立了大功，年轻……这些都可以算是理由，然而更多是选作接班人之后所作的官方宣传，就像林彪得势时列举的那些理由一样，是给老百姓看的。如果从更深一层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洪文的相貌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接班人华国锋"不蠢"
　　
　　林彪是有名的"奸臣"相，面色苍白，八字浓眉，矮小秃顶，气嘘声颤，弱不禁风，当正式宣布他为法定接班人时，民众的第一心理反应是，"堂堂一表的毛泽东，怎么选了这么个家伙接班？"及至阴谋败露，机毁人亡，民众莫不摇头："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偏他毛主席看不出来！"虽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讲什么面相命理学说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奸臣相"就是"奸臣"的相，不由你不信。于是毛再选择接班人室，十分重视面相。这对于稳定民心也有好处："这一回总算选对了人，革命事业前途有望了！"
　　王洪文相貌堂堂，与林彪恰成对比。他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南腔北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特别突出。他当然年轻，奉诏进京才三十七岁，正是"花样的年华"，往台上一站，流光溢彩。
　　毛泽东是打算让他站前台的；像以往一样，还安排了一个人站后台，那就是华国锋。华国锋是第二接班人选。此人体格魁伟，面相憨厚，写过两篇毫无文采的省报社论，他是山西人，游击队政委出身，"懂军事"，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他主持修建韶山灌区，"懂"农业和科学种田。文革中亮相表态，支持造旧省委的反，成为最早结合进新领导班子的"老干部"，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成立那天，他提议将庆祝大会移到毛的家乡韶山去开，无形中给他的资历填上了重要的一笔。几乎与王洪文进京的同时，他也奉调进京，担任公安部长。第二年中共"十大"召开，华进入政治局。
　　不过这时他一直都不起眼，公安部至关重要，却不像宣传部那样左右舆论，又不像工业、农业部那样忙忙碌碌、容易授人以柄。他与高层各派系也没有任何纠葛。只有一个叶剑英，曾失势被发配到湖南，研究"东南亚战略"，当时的湖南省军区负责人颇为势利，对于叶帅极为不逊和怠慢，克扣其伙食标准，却逢华国锋对他礼遇有加，常陪他去看看民兵打靶、出席会议什么的，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这一关系为华日后得到叶剑英的鼎力相助，粉碎四人帮，顺利登上主席座位，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突然受命全面接班
　　
　　华国锋毕竟久经政坛，知道翻云覆雨、贵贱沉浮往往在旦夕之间的厉害，为人谦逊有礼，绝不像王洪文那样恃宠而骄，目空一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容易结人怨恨。
　　王洪文进京的第一件事，是为中共"十大"召开准备会议。由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一架势，明摆着是要王做接班人，周恩来等一干要员只以当他的副手。等到"十大"正式开幕，除毛泽东为主席外，五位副主席的排名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后来李德生辞去副主席一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
　　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从中出力不少。据说江青也为他讲过几句好话，毛泽东这才下决心让他"试一试"。邓小平不愧是举重若轻的"帅才"，出手就将混乱不堪的局面整顿得有条有理。这是毛泽东再次佩服自己确有眼光，赞赏"人才难得"之外，萌发出让得接班之意。他委邓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毛泽东提早去世一年，那么可以断定，邓小平顺利继位完全没有问题。毛泽东心里当然很清楚，他自己是随时可能撒手而去的，此际谁手中权利最大谁就是接班人。
　　这时王洪文已经失宠，此人已被证明是徒有外表，不堪大任。甚至他的外表，也貌随心移地令人憎恶起来，年纪轻轻的，面颊浮肿，两目无光。他投靠江青，与同在上海发迹的张春桥、姚文元结成死党，最为毛泽东所忌，几次警告："不要搞四人帮，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还当面夸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比你（王洪文）强。"
　　许多人认为，在四人帮与邓小平的斗争中，毛泽东最后站在了四人帮一边。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并没有这样简单。毛泽东夸奖邓小平、批评四人帮的话，都讲得很重，倾向性十分明显。只是邓小平后来也锋芒毕露，将把柄落在了江青等人手中，四人帮利用毛对日后"翻案"的疑惊心理，才再次把邓打下去。但毛仍然无意让四人帮接班，而是起用一直未引人注目的"候补接班人"华国锋。四人帮与邓小平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华国锋）得利。比较而言，四人帮输得更惨。
　　
　　各个时期的接班人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只是为了接替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也就是说，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而非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最初恢复的职务是副总理，主要负责周恩来的工作，由于政绩出色，毛泽东才萌发由他取代王洪文的做接班人的构想。一九七四年"长沙决策"，毛要亲自授他以党政军大任，这就不仅仅是为了接周的班了。因为周恩来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却是虚职，而邓任副主席外，还兼任总参谋长，有调动军队的实权。这是让邓全面接班的明显征兆，也是令四人帮坐立不安、力图除之而后快的主因。
　　综合而论，毛泽东的接班人大致可划分为——
　　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起）：刘少奇（备用胎），任弼时（第三梯队）；
　　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起）：刘少奇（第一接班人），邓小平（第二接班人）；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林彪（第一接班人），陶铸（第二接班人）；
　　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起）：林彪（唯一接班人）；
　　第五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起）：周恩来（临时接班人）；
　　第六阶段（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王洪文（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中起）：邓小平（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最后阶段（一九七六年四月起）：华国锋（正式接班人）。
　　这里还有补述几为可能的接班人选——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八岁随母杨开慧入狱，母遇害，送往上海叔父（毛泽民）处寄养，数月后随弟岸青流落街头，十四岁为上海地下党找到，送到莫斯科上学，二十一岁加入苏联共产党，毕业于列宁军政学校，旋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授中尉衔，获任为坦克连党代表。二十四岁从苏联回国，被毛泽东派往农村跟农民干活，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种及简单行李，读"社会大学"，又到绥靖区搞土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他带领一个排先行入城扫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结婚，一年后韩战爆发，他随军入朝参战，仅一个月即死于战火。毛泽东对他是寄予极大的期望的，作为"太子"，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懂军事"，体察下情（幼时流浪多年），懂马列理论，外文好，"懂农业"，身先士卒，有战功。他的死对毛的打击巨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讲话）
　　周恩来也对毛岸英的死极为痛惜，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一直压着一张毛岸英的照片。他常对人说："多好一个孩子呀！"脸上浮现惋惜之情。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好孩子"不死，中国日后的政治格局会有极大的不同，包括彭德怀、林彪的沉浮、江青的地位和作用、四人帮的形成、毛远新的崛起和影响……等等，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共有秘书掌帅印的传统
　　
　　田家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与毛的长子岸英同龄，此人南人北相（四川人，却身材高大），自幼聪明好学，有过目成诵及蜀中"神童"的美誉，又谦虚豪爽，刚直不阿。他在中共建政前夕（一九四八年十月）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并担任毛岸英的中文老师，时年二十六岁。岸英死后，毛似乎有些"移情"，视他如同亲子。由于毛的信赖、倚重，他在政坛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远远超过其他的资深秘书（陈伯达、李悦、胡乔木等），连刘少奇、周恩来都对他敬让三分。一九六一年，周恩来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田家英的直接上级）打电话请示这位"第一秘书"，"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份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田是一位难得的敢言之士，他在庐山会议上支持讲真话的彭德怀，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后来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大有分歧，经常批评毛泽东的扰民政策，作诗"随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以讽刺毛，终于获罪失宠。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出台之后，被突然停职审查的田家英愤而自杀。文革结束后，许多中共高层要人着文回忆他，言下大有英年早逝、未能继承大业一展雄才的遗憾。
　　中共历史上，由秘书出任党的领袖是有传统的。"书记"的原意即"秘书"；"总书记"一职最初也就是"总秘书"，后来才逐渐演化成"总负责"、"领袖"之职。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从武汉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职务之一便是中央组织部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零年秋，李立三以中央秘书长身份，代替总书记向忠发出掌实权。一九二零年王明扳倒李立三，成为中共新领袖之前，也只是李立三的一个秘书。其他历任"接班人"中，刘少奇做过湖北总工会秘书长，任弼时、邓小平做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陶铸做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即连毛泽东本人，中共"一大"时即任秘书（会议记录），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央局秘书，后选为中央组织部长，仍兼秘书。
　　
　　周恩来当接班人另有原因
　　
　　毛泽东极重视秘书，他指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绝大多数都当过秘书。他的宪法起草班子、与苏联论战的"九评"起草班子，也大都由秘书组成。陈伯达、张春桥、江青都是秘书出身，汪东兴没有什么文墨，也算是一个秘书。这些人都被安排在中央决策层人物之列，委以要职，也都可以看做潜在的"接班人"。因为所谓"接班人"，除了林彪由党章给予规定外，其他几位都未经正式宣布，一直处于毛泽东的"长期考察"的状态中，随时可能变动。只要有隙可乘，其他潜在的候补者大有人在。
　　由上述可见，第一，周恩来并不是从未当过接班人，在林彪倒台到选中王洪文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是唯一可以接替毛出掌大权的人物，也就是实际上的接班人，虽然他并不一定想当这个角色；第二，周恩来不被正式选为接班人，并非"没有帅才"，而是有其他具体原因造成的。
　　刘少奇更看不出帅才，而理论比周要强，也善于经济，所以毛选他为"备用胎"，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话。后来"备用胎"转为接班人地位，则是"历史形成的"。刘少奇之后，还有林彪，主要看中他执掌兵符的忠诚，可以对付盘根错节的刘氏集团万一发动的对抗；其次是林彪太年轻，更需要重点培养，进入核心。林后周成为第二号人物，此时毛精神、健康大受打击，周也积劳成疾，因而培养年纪较轻的接班人就更为重要，至于选谁来培养，王洪文还是张春桥、华国锋、李德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周恩来侍君多年，久经考验，已无须作为接班人另加培养；况且事实上，他的寿命比毛泽东还短了八个月，怎么能当接班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位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加在他头上，他也都安之若泰，表现出与对毛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胁肩献笑"，小心奉承，哪怕林的资历只够他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邓小平稍有不同，（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复出后他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得强撑病体与对手周旋了。
　　
　　第八章 在公正与利害之间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因而被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
　　
　　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
　　
　　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乾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胎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焘）。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召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而走火入魔，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辜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贺龙、陈毅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养病"去了。其实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 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
　　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
　　
　　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
　　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揭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送"，烦不胜烦，不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组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小平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气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录，也完成了君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最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的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由来已久，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权，正是他力排众议采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张国焘的"反报告"都对博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最后下决心者"。毛先后遇到过各种非难，并在上任之初打了一次小败仗，引起各方对他的怀疑，也是周从中说服调解，最终采纳了毛的主张。到达陕北，他更把军委主席的位置让给毛，自己反做了他的副手。
　　毛、周之间的战斗情谊，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他们一起从长征的狼狈逃窜中走出来。躲过了张国焘的暗算，接受了陕北根据地这份意外之财，除掉了来自莫斯科的"太上皇"王明的隐患，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八年抗战，一起赴重庆谈判，转战陕北，遥控解放战争的全国战场，举行开国大典，与苏联签定"友好互助条约"。策划抗美援朝战争……等等。用秘书范若愚的话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一点也不过份。但是周恩来经过十几天极其痛苦的反省，终于认识到一个可怕但无法违抗和改变的事实：昔日的战友关系，现在已变成君臣关系。
　　
　　以原则换取自保
　　
　　要认识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彭德怀、刘少奇的悲剧，就在于未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彭德怀口口声声"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多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 以为还可以像当年一人捧一个大瓷碗，围蹲在窑洞前吃饭那样随便，要操娘便操娘，结果成了反党集团头目。刘少奇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与极力反什么"个人迷信"，终于戴上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死得极其悲惨。林彪倒是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不敢明反，只敢暗算，"当面喊万岁，背后一把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明里斗不过嘛。
　　周恩来"幸亏"及早想通了这个道理，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主动自我矮化人格，俯首称臣，唯君命是从。遍观整个中共阵营，他即使不是唯一看清楚这个事实，也是最早悟出这个道理，并决定忠君到底的人之一。否则就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武大臣被斗得七零八落，几乎是人人过关了。另一位最先悟道者是康生，他的逢君之恶至今为人们所痛恨。
　　但康生还不至于像周恩来那样，心甘情愿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
　　有人把周恩来丧失原则，从一九五三年九月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公开骂阵时，周恩来从旁边帮腔开始算起。还有人把"反右"也算上。其实，"骂梁"和"反右"，对于周恩来来说，不能算是丧失原则。因为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的敌人。这正是他要坚持的原则，就像以往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一样，他认为真理是在他一边，而且只有通过坚决甚至残酷的斗争才能捍卫真理。即使他可能意识到，梁漱溟和知识分子右派们也许是无辜的，但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应该将他们牺牲，顶多只是良心上（有时！）有所不安罢了。
　　真正开始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是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明明"反冒进"是对的，偏要说自己不对；明明说不出口，下不了笔，硬是强迫自己公开说出自己的罪过，袒臀接受廷杖。周恩来的总理位置是保住了，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
　　
　　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
　　
　　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力陈大跃进的荒唐。周恩来开始呈观望态度，别人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他轻描淡写地说："哦，那没有什么吧。"及至龙颜震怒。决定反击，他便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打彭德怀的屁股了。他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一样。他是总理，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已极为紧张：
　　"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长篇发言，严厉批评彭德怀：
　　"他在（来庐山途中）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他又说，工业的大跃进，是农业的浮夸搞起来的。归罪于农业，也是不对的。大跃进是工业跃进在先。农业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攻击谭震林，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无政府主义。……"
　　
　　打彭主将刘少奇败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批判彭德怀的实况。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那里，却令人遗憾地将批判声讨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不同的声音。"坏人"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黄永胜……等人。其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等都是"好人"。"好人"与"坏人"最大的区别是，"好人" 是迫不得已，与人为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隔靴搔痒；"坏人"则是居心叵测，火上浇油，落井下石，惟恐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这种划分是极为可笑的，也与事实不符的。
　　刘少奇、周恩来这两个"好人"是打彭的主将，他们两人在党内的地位、影响都比彭高出许多，由他们出面说一句话，比林彪等人厉害得多，不怕彭德怀不服。把彭定罪为"反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干的。他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
　　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看，彭被喝令站起，低着头，后排很多人离开藤椅而站，作愤怒声讨状，情势仿佛要围殴这位敢于犯上的乱臣贼子。这幅场面，仿佛是七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批斗会预演。而出席批斗大会的既不是"学生娃娃"红卫兵，也不是工人、农民造反派，更不是居委会一群没有文化却想显示"积极进步"的老太太，全部都是中央大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革爆发，刘少奇自己也落到彭德怀同样的境地。他比彭还惨，彭只是遭受政治局常委、委员们的围攻，然后交由中央委员会批斗，还有辩白和申诉的余地；刘少奇则完全不由分说，当作囚犯一样被监禁起来，甚至像狗一样遭受侮辱和戏弄，随意唾骂毒打，直至惨死。在感觉人格受侮辱之际，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言自己是国家主席，要捍卫宪法的作用。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宪法的尊严早在他自己和他的同志们手中败落殆尽。
　　
　　周恩来积极参加剿刘战役
　　
　　周恩来当然知道彭德怀是蒙冤受难，他甚至完全赞同彭德怀意见书中的观点。只有出于这两种目的，才会"违心"地反过来批判彭；一是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威信，二是保住自身的权威。
　　相较之下，周还算是有一点良心。事后他躲在房间里喝酒，一直喝到不省人事，邓颖超也阻止不了。周恩来的酒量，闻名于国共两党、"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之中。他嗜好茅台，嗜好烈性酒，喝遍天下仅逢一次对手（苏联老大哥）。他可以用一两的杯子一连干掉二十五杯茅台仍然谈笑风生。有人统计，他一生中只醉过四次。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书中分析庐山会议：
　　"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第316页）
　　韩素音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评价庐山会议，得出庐山会议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所以仍值得肯定的结论。她因此认为："彭德怀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临时因胆怯而背弃他的朋友们，也不该被贬损。"这样高妙的史学观点，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她根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彭德怀是'亲苏派'），去推断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结果（把毛泽东放逐到四川），然后说这个结果对美国不利（面对苏联的强力高姿态），从而要人们"不该贬损"那些违背事实和良心、出卖原则、"因胆怯而背弃"的彭德怀的"朋友们"——其中包括"从不谋私利，有彻底献身精神"的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积极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剿刘战役：文化大革命。在大量的文革照片中，我们看到他身穿绿色的军装，经常同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站在一起，出现在各种场合，高呼拥护毛主席、林副统帅、旗手江青的口号。
　　
　　林彪的野心是被逼出来的
　　
　　刘少奇被打倒了，他尝到了出卖原则的恶果，他孤独地躺在臭烘烘的房间里，手里紧紧抓住一个塑料药瓶，把它捏成了葫芦状。没有人能救他，也没有人向他表示同情。我们无从知道，在漫长无尽的关押岁月中，他是否想起那位被他指斥为"野心家"的彭德怀？是否对自己以往的言行感到痛悔？
　　当然不止刘少奇，还有贺龙、陶铸，那些位高名显的文臣武将们，甚至还有原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成员：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还有林彪。
　　林彪是毛泽东籍助打鬼的"钟馗"，却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自己是林的"钟馗"。林彪在反彭斗争中立了功。本来他没有上山开会，因为他不管经济，身体又不好，长期休病。庐山事发，必需一个懂军事的国防部长与之抗衡，于是急调林彪上山。他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参加声讨会，会后取代彭当上新的国防部长，为毛执掌兵符。毛、刘之争，林彪本来也是局外人，因为他不管党务，也不过问政事，但毛需要他号令三军听从调遣，于是升为副统帅，刘少奇倒台后，取代刘而成为毛的接班人。
　　实话说，林彪本不是一个有大野心的人。他自忖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密切。领兵打仗，常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傲气。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曾问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蠢话"。遵义会议后毛复掌兵权，他又是第一个提出怀疑毛领军能力的人，认为毛还不如彭德怀，几次抗命和发牢骚，以至惹得毛骂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他也几次抗拒毛的指挥，叫他打这里他偏要打那里，主意大得很。这都不是逢迎之辈干的事。建政后，他以养病为籍口，不愿出兵朝鲜，也不大与闻政事，这亦非"有野心"的人之所为。他不喜欢拉帮结派，不在上层中扯关系。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说邓与军中老帅关系都不错，十大元帅有九个和他家十分亲密，惟独林彪和他没什么来往。如果林彪有野心，就不会这样孤独行事。毛挑选他为接班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看中他不拉帮结派，没有野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接班人就当不成了）。林彪的野心是一步步被毛引发起来的，到了副统帅的份上，你再没有野心也就难了。
　　
　　事先也并不知道矛头对着谁
　　
　　林彪倒台前，已经感到了覆灭的威胁，只得放胆一搏。他把毛泽东称为"秦始皇"，历数其诛杀功臣、迫害无辜的罪行，可见他也并不赞同毛的作为。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是否也曾为自己被利用迫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而后悔？
　　周恩来与刘少奇没有特别的交情，倒是有前面说到的"过节"，虽然这并不是他积极参与倒刘的原因。延安时代，刘少奇突然从新四军代政委任上调到中央，一下子位高权重，越过资历威望远胜于他的周恩来。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毛泽东的著作并列为党内整风的必修教材。他攻击周恩来看起来十分牵强，有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之嫌。五十年代，在对苏关系上，刘少奇的态度较为温和，而周却是坚定地站在毛一边，是坚强的"反修战士"。但经济观点刘周二人比较一致，虽然最后他们都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这些分歧和微妙的差别，按道理都是工作问题，不应当把个人的恩怨牵扯进去，各个不应该动辄以斗争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
　　如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会主动去进攻刘少奇。而且在文革发动之前，周恩来也并不知道这场革命矛头对准的是谁。但一当他摸清了毛的意图，便毫不留情地积极参与对刘少奇的迫害。为了达至这一目的，不惜捏造事实，网织罪名，上纲上线，另一方面则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摆出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姿态。他把一枚带有毛头像的"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挂在胸前，毛接见红卫兵时他站在椅子上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公开高呼"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谦逊地跟着正副统帅毛泽东、林彪上天安门，把自己定位为远远落在后面的第三名……如此等等。
　　
　　邓小平："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402页）
　　什么叫做"往大处着眼"？说穿了就是顺从君王的意愿，他要打倒谁咱们就合力去打倒谁，虽然"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那也还得去做。否则自身难保；自保不成，也就不能去保护别人。这样的逻辑，居然是评价周恩来文革"功绩"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说："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也说过许多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但他心中所想的，则是较大的国家利益。"
　　浦寿昌（周的秘书）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陷于两难之间，不管怎么做，都要承受极大的牺牲。他如果抗拒文化大革命，或者加以谴责，就可能被诬指为反党阴谋分子、叛徒、"牛鬼蛇神"，而且不会再有人跟随他。"
　　黄华说："周恩来的心中，自有其长远打算。他不追逐权利，处处让着毛泽东，韬光养晦，不抢毛泽东的光彩。一旦旋风过后，必须有人出来料理善后，那时他就会出来。"
　　荣高棠（体委副主任）说："我觉得他受毛泽东的诱惑太深了。"周曾当众细数他的罪状，真是气极了。
　　一位研究周恩来生活的学者说；"他在为谭震林奔走了四个月之后，我突然在扩音器里听到他大声喊：'打倒谭震林！'这令我百思不解。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能如此出尔反尔呢？"
　　一位前驻外大使说："我想，周恩来一定还记得他儿时所听'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一九二八年（应为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不是说过：'为了革命的关系，我们有时必须象妓女一样'的话吗？"
　　
　　独裁者的权力是追随者赋予的
　　
　　然而即使是妓女，她也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并不去攻击、迫害和消灭别人，从来不会把双手蘸满无辜者的鲜血作为保存自己的手段。从这点上说，她们确实比许多"政治家"们要干净得多。
　　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不去指责独裁者，不去指责暴君呢？为什么要这样苟责一位屈从者、一位自身也是暴政独裁的受害者呢？
　　独裁者的权力，并不是独裁者自己所能够赋予的，而是他的追随者赋予的。拿毛泽东来说，如果不是他的那些战友、同志、部属、亲信的拥戴，如果不是通过他们在人民中间建立那样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他手中的权利从哪里来呢？他的话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但有时也有"说了六万句，半句也不顶"的时候，可见话灵不灵，要看别人听不听他的。而且他的话怎么说，也要看别人的接受程度。建政初期的毛泽东，与文革中的毛泽东，讲话的语气遣词用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时期的毛泽东，受拥戴的程度不一样。
　　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对毛的态度也是一步步发展的。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抱持相当的怀疑。三月二日（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他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的第六天，党的总指挥张闻天召集二十几个人开会讨论林彪打新战场的建议。与会者几乎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只有毛一人反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张闻天决定打新战场。毛急了："如果你们坚持进攻新战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
　　张闻天也痛快："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了！"毛拂袖而去。
　　毛原以为他一撂挑子，众人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大伙儿趁势通过撤消他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毛泽东回思右想，终于觉得不安，半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被他说服了，第二天一早开会，周又把大伙儿说服了。新战场不打了，毛泽东也复职了。自此，红军长征恢复"三人团"制，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最高指挥部，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无情打击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口气完全变了："……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智决定，我们才有今天……"
　　其实，毛泽东"带领我们的时候"，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周才是最后的拍板者，亦即红军长征的总指挥。面对毛泽东数十年的虎威，周恩来的战战兢兢、谦恭柔顺已成了习惯，以至于开口就要自贬。
　　毛泽东在党内逐步获得威望与信任，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确很会打仗，战略头脑也非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将帅可比。中国民众中"王权天授"的观念甚为牢固，树立毛的"真命天子"的形像有助于争取民心，赢得战争的胜利。其后遗症是"真命天子"一经树立，他就是"真的"了，大伙儿都得无条件地服从、拥戴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一个人要"伟大"起来已够不易，而一个人"伟大"以后要不伟大下去则更难。毛泽东绝不是一位好的治国人才，对经济工作完全外行，还好大喜功，长期实行扰民政策，折腾个没完，使国家元气大伤。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
　　建政初期，高岗、饶漱石要求重新分配党内权利，重排座次，向刘少奇等人的地位挑战，固然不得人心，其作法尚属合法，没有必要将其定为一次"路线斗争"。就算是"路线斗争"，也没有必要对他们无情打击，从高爵厚禄栽成阶下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被逼自杀，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知所终）。
　　历数中共获得政权以前的诸次"路线斗争"，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先是左的后是右的机会主义、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都对中共本身的生死存亡产生过威胁和危害。夺取政权以后，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不复存在，斗争的方式和结果也应该相应缓和得多，无论如何，这都是党内的事，是同志之间的事，有话好商量。但事实是，反而远较以前激烈和残忍。失势者不是自杀而死，就是受尽折磨致死，要么就是吓得外逃摔死。
　　谁会害怕"一个人"呢？
　　反高饶集团被列为第七次"路线斗争"，之后是反彭德怀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及反林彪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以后，企图提出按反周恩来、邓小平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毛泽东所否定。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到真可以说是一次"路线斗争"，只是后来觉得"斗争应该有穷期"，才不那么称呼了，还把以前的"路线斗争"一一抹杀。
　　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场上，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他们出卖原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却更加拉大了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君臣关系进一步确定。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使得毛泽东与臣子的关系拉大，君权加强，臣势削弱。后来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如此。
　　可以说，独裁者的权势，是在一次次整肃自己的同党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使被统治者害怕，这还不是独裁者的典型特徵，只有同时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害怕，才算具备独裁者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其他成员"的作用尤为重要。没有他们，谁会怕这么"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应该怎样"，不能要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应该如何"对待毛泽东。那是他们的事，而且已成既往，永远无法重新来过一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悲剧中，总结出"为什么会这样"的历史教训。
　　苏共"十三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各国共产党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共亦不例外。中国的新政权建立不久，一切照搬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如今老大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大伙儿心里怎能安宁？于是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成为党内时尚。但共产党体制本身，决定了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方式。所谓"集体领导"，不过是"集体负责，一人说了算"的另一种说法罢了，照样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连赫鲁晓夫自己，也不断地把妨碍他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最后他也在一次政变中被剥夺了权位。强迫退休和软禁。赫鲁晓夫的进步，只是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他也没有被对手从肉体上消灭掉。
　　
　　真正的盲从和迷信
　　
　　一般来说，君主喜欢"个人迷信"，臣属喜欢"集体领导"。毛泽东内心也不反对集体领导，但他不能接受没有"个人迷信"。他可以不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当全国政协主席，直至让出国家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去干，但他的权威不能受挑战，不能被剥夺"发言权"。他讲的话要有人听，听了要照着去做，做得不好则要集体来承担责任。彭德怀事件发生后，"集体领导"只存在于管理性的事务当中，方针、政策、路线恢复到"一言堂"的原状。"个人迷信"则大大加强。用柯庆施的话说："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综观中共党内高层，真正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
　　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方针，并在党内公开高呼"毛主席万岁"，因此而成为第二号人物。但庐山会议以后，他与毛泽东渐近渐远，仗着自己也是"主席"，在党政系统还有人脉，也喊起"万岁"来了，忘乎所以，不再盲从和迷信，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林彪接掌了彭德怀的军权之后，把解放军办成了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又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为发动文革制造盲从的群众基础，文革中更是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推到了顶峰。但他却也是中共党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企图举旗起义，以政变方式推翻毛氏政权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本人并不盲从和迷信。
　　邓小平殊获毛泽东赏识，多次被选为接班人，夸他"有水平"，"政治思想强"，缺点则是不盲从和迷信毛泽东。当然他和所有的其他党内同志一样，说不出口。毛泽东对他既爱又怕，两次提他上来，两次又把他打倒。
　　
　　永远的二把手
　　
　　朱德因为年纪大，与毛泽东有打从井冈山建立起的深厚情谊，对毛是盲从但不迷信。他总是说："我听润之的"，不过他知道润之也是人，不是神，所以他认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书不是毛主席著作，而是《识字课本》。毛泽东称他为"大老实人一个"。陈云是中共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虽然他的"乌龙经济"最终遭到唾弃。他从来就不迷信和盲从毛泽东。此人有个特点，他的观点一与毛泽东相左，便称病躲了起来，绝不强词夺理，也不自贬作什么检讨。毛泽东一同意他的想法，他又冒出来了。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也仍是这副作派。他因而总是"病"，活得又特别久。
　　康生算是一位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他以前是李立三的追随者；王明得势后，又成了王明的追随者。共产国际表示不再支持王明，他又反戈一击，批判王明，转而投向毛泽东的阵营，以后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到死。但他生前的记录太差了，令人怀疑他对毛的忠诚是否也是装出来的。他与江青友好关系几乎与同毛的关系一样长久，临死前却出卖江青，揭发她是"叛徒"，更使他的忠诚度大打折扣，加之其为人阴险狡诈，很少有谁真心喜欢他，故缺乏号召力。
　　只有周恩来，既广有人脉，又对毛泽东十分忠心，从不分庭抗礼，不忘乎所以，真正做到了柯庆施说的"盲从"和"迷信"。不但拥护毛泽东，还带头支持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从刘少奇，到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也带头反对毛泽东的敌人，从张国焘，到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无论毛怎样出尔反尔，怎样不近情理，怎样专横跋扈，怎样嘲笑戏弄，他都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强颜欢笑（有时竟欢天喜地），终于创造了共产体制下的一个奇迹："永远的第二把手"。
　　
　　迫害——自保——保护他人
　　
　　而当他遇到来自江青集团的严重挑战，而这挑战竟也得到毛泽东含糊不清的默许及一定程度的支持，他真正感到了悲愤。我们可以从他那张著名的遗照《最后的时刻》中，看出这位政治人物内心的凄怆、悲凉、痛苦和无奈，当然，也有一份坚定和从容。他是聪明人，可以说太聪明了，他应该完全能够体会到几十年的岁月中获罪倒下的那些同志们的心境。他躲过了党内的历次整肃，却没有把握躲过最后一次。因为他太知道，所有的罪名都是不需要证实的，都可以是"莫须有"的，都是其他包括他自己这样的"同志们"证明、捏造和罗织出来的。
　　一九七零年十月，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漏过一句话："我身边的老同志都不在了，包括少奇同志。"令斯诺大为惊讶，他居然称已经被彻底打倒、开除党籍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可见周恩来心目中，并不认为刘少奇是一个坏蛋。但他却亲手签署了置刘于死地的决议。
　　有人说，这个决议你不签署，反正还会有别人签署。与其由别人签署，那还不如由周恩来来签署。因为周恩来可以保住自己的权位，可以保护更多的人不受迫害，可以使人民避免更多的灾难。——这个逻辑，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用在汪精卫身上，林彪身上，用在江青身上，都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好人可以拥有参与犯罪的特权。不论他是像汪精卫这样当年甘于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勇士，还是像林彪这样建立过巨大军功的军事天才，或像江青这样的"主席夫人"，当然，也包括"历史形成了地位"的刘少奇，保护过一批老干部的周恩来。如果允许他们犯罪，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
　　而这种"你不干，反正别人也会干，那还不如我干"的逻辑，也并不成立。事实上，如果你不干、我不干，他也不干，真的就没人来干了。独裁者的无限能力，都是别人来替他完成的。
　　一生真伪复谁知？
　　同样是党的副主席，朱德没有参与文革大迫害，他并没有被剥夺权位。陈云也没有迫害过别人，顶多是靠边站，闲置几年，这总比在台上理直气壮地助纣为虐要好得多。高层中还有位董必武，他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却也能做到代理国家主席。反观那些喜欢迫害别人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刘少奇、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只有周恩来，算是一个例外。为他辩白的人说，周只是参加了迫害，他并不喜欢迫害。那么谁又"喜欢" 迫害呢？
　　周恩来的幸运在于，他终于熬到了毛泽东的生命的尽头，他利用毛泽东的力不从心，收拾残局，做了一些好事，而且他也的确保护过一批人，——前章说到，他们大都是"重要"的人物，——尤其他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治国目标，支持邓小平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极大地挽回了他的政治声誉，使他获得忍辱负重的美名。他等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及时地把握了这个机会。
　　倘使他死在林彪事件之前，他岂不也是一个康生、一个谢富治？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古代周公恐惧的只是"流言"而已；现代周公需要面对的却是，他自己做过的一切好事与坏事。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