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

张国焘传


张国焘传




　　上篇

　　一 官绅子弟

　　189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关于张国焘的出生时间，于吉楠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一书写为“1897年11月26日”。但据新修的《张氏以灵公族谱》记载，张国焘生于“清光绪丁酉1897年十月二十日”。对照新编万年历，旧历1897年十月二十日当为公历1897年11月14日。，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笔名和化名有： 张特立、特立、张彪、凯音、张特、天师、国焘、焘等。俄文名字： 阿莫索夫。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旧时称县。上栗区金山乡山明村。

　　青年时期的张国焘

　　上栗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为萍乡北边的中心市镇，距萍乡市约40公里，与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为邻，相距不过10公里左右。由于地处湘赣交界地区，上栗虽然是一个山区市镇，在当时仍不失为一个比较繁荣的贸易中心。而且，连绵起伏、逶迤不绝的山脉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故与附近的其他市镇相比，此地的采矿业、造纸业和织布业在明末清初已经相当发达。

　　或许正是由于上栗优越的地理环境，才吸引了张国焘的祖先。清朝初年，张氏家族第155代——集翰公即由广西迁到此地。关于张国焘的祖籍及迁至上栗的时间，通常的说法是江西吉水，明末清初迁到上栗。但据《张氏以灵公族谱》记载： 集翰公为以灵第五子，系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由广西迁来。

　　张氏家族据《张氏以灵公族谱》载： 集翰公字派为： “集俊廷学士，承恩觐国光，人才其蔚启，锦润济明良，林萍根源贻，金钰先绪长，建新扬高晶，历代定兴邦。”可见到张国焘这一辈，张氏家族在萍乡已是第九代了。迁到萍乡上栗的一支，凭借当地的自然优势和勤俭精明的持家之道，开始逐渐发达起来。到了张国焘祖父一辈，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人丁兴旺、理财有方、殷实富足的大户。

　　优越的家境使得张家子弟有条件涉足诗文。张国焘回忆说：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指有官职。。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花钱买到的官。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为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与恩贡、副贡、岁贡、优贡共称五贡）。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期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两名，州县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朝考合格后，可任京官、知县或教职。（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2页。

　　张国焘的父亲名觐珖，字鹏霄，生于1875年。据《昭萍志略?人物志》载： “张鹏霄，号劼庄，县试冠军，附邑学籍。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考取法官，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嗣考取县知事，在任三年，政平讼理。建设方面，如学校、桑林、平民工厂、罪犯习艺所、海塘圩堤及城乡学校次第举行。考绩获得全牌单鹤章。嗣解职回籍，历任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洁己奉公为宁，兼优工书，乞求者众，从不应以苟简。年六十卒，著有诗文等梓。”张国焘的母亲，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刘廷汲的次女，生于1866年。她识文断字，为张家生有二女四子。张国焘为长子。

　　与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交加、艰难竭蹶境况中的孩子不同，张国焘的幼年是在无忧无虑中愉快地度过的。然而，封建大家庭中的成员们出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欲望，这种心理氛围也对张国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结果塑造了一个有着十分鲜明个性的人： 聪慧上进，却又骄横自满；思想活跃，却又易走极端；处事果断，却又缺乏深思熟虑。这些性格中的优缺点注定了张国焘的一生将在动荡和坎坷中度过。





　　张国焘有三个弟弟，大弟张国燕，早年病逝。二弟张国庶，生于1905年，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化名周之德。1930年5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在南昌被捕，当时南昌警备司令张辉瓒亲自派员审讯，张国庶受尽酷刑后被绞杀，尸体抛入赣江，年仅26岁。同时牺牲的还有他的爱人晏碧芳。他们留有一子，叫张光怡，1948年迁往台湾。1986年中共江西省委追认张国庶为革命烈士。张国焘的三弟张国杰，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脱离组织，回家挑起家庭重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深受村人的尊敬。他的家训是： 多做少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我没有光辉的历史，只有安稳踏实的农家生活。”张国杰有三子一女。他的儿子们这样评价父辈所走过的不同的人生道路： “时势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二伯国庶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1994年1月31日《文汇报》。

　　张国焘的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灭亡、共和民国初创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思变。

　　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到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到了衰败不堪的地步。自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从中国攫取各种特权和利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实权。腐败的清王朝，对外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对内却横暴无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起义。大清帝国已经国力衰微，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历史的发展注定需要新的力量来推动。这样，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便登上了历史舞台。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立了中国同盟会，高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组织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从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1906年冬，还处在童年时代、对世事变化尚懵懵懂懂的张国焘，正在他父亲的好友廖石溪先生所办的私塾里与十几个孩子读诗书，他的家乡忽然爆发了反清的洪江会起义。张国焘当时年仅九岁，耳闻目睹了洪江会造反和这次造反失败后绿勇清朝的绿营军。因每个士兵身穿一件绿色号褂，背上有一个大大的“勇”字而得名。捉拿、残杀“会匪”的情景。这些情景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幼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地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5页。

　　1908年，张国焘来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这座小学虽是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但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宿儒，他们注重读经，反对新生事物，把经书以外的知识全部称为“异端邪说”，禁止学生接触。

　　但历史毕竟已进入20世纪，主张守旧、不求进取的思想正在失去往日的阵地，在一切知识的前沿——学校里尤其如此。学生在“新派”先生们的启发和引导下，开始接触新生事物。于是，张国焘知道了拿破仑、华盛顿以及牛顿、瓦特和卢梭，也知道了维新变法和反清革命。

　　中西文化在碰撞，新旧思想在交锋，学生们再也不愿做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了，而是渴望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于是，剪掉辫子、投考新军就成为许多学生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或许是由于家庭的影响，或许是由于年纪尚小，张国焘虽然十分羡慕剪掉辫子和投考新军的激进同学，却没敢步其后尘。

　　就这样，在新旧事物的互相撞击中，张国焘度过了小学时光。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继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各地斗争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冲垮清王朝腐朽大厦的强劲洪流。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清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从此，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他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高高飘扬在中国上空！





　　这次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自由要求的高涨。男子开始剪辫，女子开始放足，下级官员对上级不再行跪拜礼……一种新的风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和蔓延，人们的思想由禁锢而渐渐趋向自由。

　　张家的一帮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对新生事物追求的欲望了。他们常常在家中的客厅里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对家长们不准外出、保留辫子的禁令他们尤其不满。街上的同龄人，几乎都已剪去了发辫。当那些剪去发辫的青少年们青春焕发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时，那嘴角不经意的一撇中似乎流露出了轻蔑的神气。相形之下，张家子弟们觉得脑袋后面拖着的东西，简直是要把他们标上“守旧”的标签而归入过去的世界。终于有一天，张家20多个青年全部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示威似的出现在家长面前。张国焘虽然年纪较小，但毕竟也是张家男子汉中的一员，他效法和追随着叔叔哥哥们，也将自己的发辫剪下。这一举动，在张家的历史上，无疑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1912年，张国焘来到由萍乡县县立小学改成的县立中学继续学习。

　　这时，辛亥革命胜利中产生的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刚刚交到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手中。袁世凯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北京建立了听命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刀。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杀手暗杀了国民党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又接着镇压了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反抗。坚持反袁斗争的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袁世凯还下令解散国民党和作为民主共和制度标志的国会，进而授意制定了一部赋予他个人独裁的绝对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令一些稍有政治头脑和正义感的人深为不满。那时，刚刚开始关心政治的张国焘就对国民党抱有同情心。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0页。

　　1914年，张国焘因为替“违纪”的同学辩护，受到舍监要开除他学籍的威胁，便离开萍乡中学，到南昌心远中学就读。心远中学是由著名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一座学校。学校主张崇尚科学，反对守旧；注重西学，反对八股。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国焘“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②。

　　1915年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是写满耻辱的一年。

　　1月，借对德参战之名占领了青岛和胶济铁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占领了原为德国所强占的青岛，继而又用武力控制了胶济铁路。的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其内容共五部分： 第一、二、三部分要求控制山东、东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控制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包括铁矿、煤矿和钢厂在内的重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第四部分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湾和岛屿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部分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共同训练警察和合办军械厂等。。袁世凯在日本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只有第五部分的几条除外，但也表示日后协商。

　　5月，涉及“二十一条”中大部分内容的一系列文件刚刚由中日双方签署，“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流言便从北京刮到各地。

　　8月，筹安会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此后，袁世凯为了得到列强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乞求式的外交活动。

　　10月6日，袁世凯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讨论中国国体问题。各地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配合袁世凯上演了一场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闹剧。





　　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发表承认帝位之申令。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选择吉日加冕登基。

　　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下，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颁令撤销帝制；23日，又宣布撤销“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的纪年；6月，袁世凯的复辟之梦幻灭之后，便在失望和郁闷中一命归西。

　　中国政治和外交形势的这一系列变化，对张国焘产生了重大影响。报章杂志对“二十一条”的揭露和学校师生们对袁氏称帝的愤慨，都深深刺激了正值青春年少、热血奔涌的张国焘。他回忆说：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国焘对自己当时思想状况的评价显然过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激起了张国焘及其同学的愤慨，从此开始纵谈救国之方，这无疑是当时青年学生们爱国良知的体现，但从张国焘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基础而言，只能说已萌发了爱国之心，还不能说已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

　　从此，这个在新旧文化撞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旅途。




　　二 爱国心与温和的请愿

　　北京大学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时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大学，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

　　1916年10月，当张国焘步入这所大学时，学校设有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等专业，并且设有预科，学制三年。预科毕业后可直接考入本科。当时全校有学生150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大多是富家子弟。张国焘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

　　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各地学校也纷纷显出革新的气象，但这所位于京城、培养京官的大学堂，却仍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好像革命风气从未光顾过这里。但时隔不久，这种现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1917年1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这位有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气概的学坛猛将，在上任之初就公开宣布：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寥寥数语，却从此改变了北大的历史，也改变了张国焘的命运。

　　蔡元培在整饬学校的过程中，启用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专家、教授。他刚上任，就将当时因创办《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原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为什么要改名呢?据任建树著：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载： 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承担《青年杂志》印行的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和发动文学革命而在文学界和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陈独秀聘为文科学长。同年9月，又聘刚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刘半农等也随后而来。加上原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真是人才济济。

　　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提倡“兼容并包”。这一系列措施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师生中开始形成一种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研究学术、自由争辩的新风气。

　　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将由他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参与编辑工作的先后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使得《新青年》夹裹着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并进而传播于全国各地。

　　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化运动带给他们的新思想。他们赞成《新青年》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比如： 要用民主和科学来反对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得到自由的发展；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人的强烈要求，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热情。

　　像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张国焘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更加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学习功课之余，他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在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下，他开始对北洋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评头品足。

　　恰在此时，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许是由于传播媒体的缺乏，或许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十月革命”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总之，在中国，最敏感的知识界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也不是立即就看得十分清楚的。十月革命后约一年时间，中国知识界才初步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这反映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在此文中第一次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一般说来，他们还停留在热衷于依靠民主和科学来救国的认识水平上，同时认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总之，还是倾向于一种温和的救国方式。

　　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青年人不仅用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充实着自己，而且逐渐开始将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改变国家命运。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张国焘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反日爱国的请愿示威活动。

　　事情是这样的：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执掌北京政权。一开始，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曾遭到大总统黎元洪的排挤，被免去内阁总理之职。1917年7月，段祺瑞因粉碎张勋复辟1917年，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黎元洪请求下，以在黎、段之间进行调停为名带兵入京。6月12日，黎元洪在张勋的要求下，宣布解散国会。但张勋并不打算当黎元洪的保护神，而是主张清皇朝复辟。在康有为的合作下，在清朝遗老旧臣们的护拥下，张勋决定支持帝制复辟。7月1日，他们请出了住在紫禁城中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7月14日，段祺瑞的军队进入北京，张勋、康有为等人纷纷逃走。一幕复辟丑剧到此收场。有功，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8月便重任内阁总理。曾与他有隙的黎元洪只得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职。

　　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对德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实力，以求武力统一中国。而日本则图谋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并且企图使中国军队充做进行反苏战争的附庸军。这样，为了各自的私利，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政府秘密订立了“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5月16日，签署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12条及其《说明》；5月19日，签署了《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9条。依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任意进入中国的领土、领海，占用中国的各种设施，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包括由日本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提供了条约依据。





　　秘密协定刚一签署，即被中国留日学生得知。在爱国激情的鼓动下，他们立即举行集会表示抗议，不幸被日本警察捕去多人。这更激起留日学生的民族义愤，他们决定全体罢课，回国动员民众反对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回到北京的一部分留日学生，开始在北京各大学进行反日宣传。来到北大的李达、王希天等人，向北大学子揭露了中日秘密军事协议的内容，并且痛陈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遭遇。他们的活动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

　　5月21日，北大、高师、工业专门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约2000人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前往总统府请愿，抗议秘密军事协议的签订。张国焘也参加了请愿行列。请愿者不仅要求废除同日本签署的军事协定，而且提出反对向日本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要求。然而这些要求不是写成标语，也不是呼成口号，因为学生们还不懂得使用这些可以造成声势的方式。他们只是把要求写在请愿书上，选出代表手捧请愿书，求见总统。当然，总统绝不会下驾接见几个学生，只是由他的秘书代劳，将学生们的请愿书接了过去，答应代呈总统。学生代表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务，便告辞出来，等候在外面的学生队伍便开始慢慢散去，总统府前似乎又恢复往日的平静。就在这时，天津学生代表中一个叫郭隆真郭隆真（1894—1931），原名郭淑善，化名石衫、林逸。河北大名人。1913年在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9月与周恩来等创立天津觉悟社。1920年1月因代表天津学生请愿而被捕。7月获释。同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缦云女校，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主办《妇女之友》。1927年4月被捕，1928年被营救出狱。1929年被派到东北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哈尔滨三十六棚党支部书记。1930年3月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5月曾被捕，后经营救获释。6月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1月2日被捕，后转押到济南监狱，受尽敌人残酷刑讯。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的女学生忽然大哭大闹起来，对中日军事协定表示抗议。这也许就是后来学生运动中高呼口号的先声吧，但当时谁也没有响应。站在学生队伍中的张国焘目睹这一情景，觉得这哭闹声确实搅起了原本沉寂的气氛，有点热闹和解气。

　　毫无经验的请愿没有带来任何结果，这使满怀爱国热情的张国焘大为失望。他开始认识到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是救不了中国的，温和的请愿是改变不了当局意志的。事实上，这次请愿丝毫没有阻挡住北京政府当局与日本的勾结，引狼入室的活动仍在继续。9月6日，北京政府又与日本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共七条，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中国的权益。

　　但这次请愿活动并非毫无价值。首先，它是次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为学生运动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认识到自身的弱点，萌发了在“救国第一”口号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愿望。面对祖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面，在学生们心中点燃的爱国热情越烧越旺。于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成立了。

　　学生救国会由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人发起，其成员以北大学生为主，北京其他学校也有学生参加。为了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宣传爱国反日思想，学生救国会于同年10月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张国焘为其成员之一。该杂志社的宗旨是： （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

　　《国民》杂志第1期创刊于1919年1月1日，至五四运动爆发后停刊，共出了四期。杂志以发表政论文章为主，公开评论时局。李大钊、杨怀中、黄侃等名流学者都为该刊物撰写过文章。

　　张国焘是杂志社总务股的干事，负责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逐渐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既与提倡社会主义的李大钊接触频繁，又与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过从密切，还与宣传白话文、主张反对封建礼教的傅斯年、罗家伦经常来往。可以看出他当时正处于彷徨与选择之中。尽管如此，在杂志社内，张国焘仍属于激进派。

　　1919年3月，在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思想的启示和推动下，邓中夏（时名邓康）、廖书仓、康白情、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平民教育团征集团员》的启事中，标明“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张国焘也参加了讲演团的活动。讲演团的活动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前者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1时以后举行；后者根据重大事件或节假日临时安排。

　　讲演团成立后的第一次讲演活动是在4月3日至5日下午，地点是北京东便门内。参加这次讲演的有25名团员，讲演的内容十分丰富，共有38个讲题。从此，讲演团经常走上街头，并且深入到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和市民宣讲，他们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题目和内容，吸引了很多听众。

　　张国焘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不仅发动和教育了下层劳动人民，而且看到了下层社会的疾苦，也为他进一步接触下层社会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聚集了一大批爱国青年，他们通过参加社会活动，看到了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认识到仅靠写文章、做讲演是不能满足救国救民需要的，只有直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先进知识分子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五四运动牛刀初试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长达四年的战争，至1918年11月以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

　　当时，善良的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战胜国也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相信了战胜国宣传的“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为战胜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如果说有更进一步认识的话，那就是认为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从此有了由弱转强的机遇，确实应该欢呼和庆贺一番。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对协约国的胜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在天安门举行了两天讲演大会，有11人登台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讲了《劳工神圣》。11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外举行讲演大会，许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活动。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所谓“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在英、法、美、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操纵下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和外国邮政电报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关税自主、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益等多项要求。但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拒绝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而且承认日本夺取的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合法性，并强迫中国代表在这一耻辱的和约上签字。软弱的北京政府竟准备向列强的无理行径妥协。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对和会抱有极大希望的中国知识界大为震惊，失望的情绪立即转为愤怒的火焰。一场政治风暴在孕育之中。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何思源： 《五四运动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





　　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后，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 “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萧超然著：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会议当即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北京学生得知中国外交失败，政府准备妥协后，久压心头的不满和愤慨之情一下子迸发了出来。

　　5月3日晚，除北大全体学生到会外，北京高等师范、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会议先由《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讲演。张国焘也以他特有的萍乡口音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议一直开到晚11时，最后通过四项决议： （1）联合各界一致奋起力争；（2）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二十一条”。故5月7日为国耻日。，提前于次日（5月4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3）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4）通电各省5月7日一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

　　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上写“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字样，在天安门前汇集。学生们不顾军警和教育部官员的阻挠，纷纷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

　　会后，开始进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吸引了很多市民观看。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后，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在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大学生起了主力军作用，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萧超然：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像所有的爱国青年一样，张国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学生们激烈行动碰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32名学生被捕。这是由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带领大队军警赶到曹宅镇压学生运动时发生的。被捕学生在警厅受到公开的侮辱和残酷迫害，但仍然斗志旺盛。这可从被捕学生之一许德珩的狱中诗里反映出来：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

　　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

　　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许德珩：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没有因遭到打击而低落，反而更加高昂。

　　5月4日晚，北大三院礼堂挤满了学生。对被捕学生的同情和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使这群热血青年决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联络各校举行同盟罢课。这次会议一个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的诞生，张国焘也在干事之列。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的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5月5日，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号召下，北京各高等学校开始举行同盟罢课。学生们在罢课声明中说： “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捕同学亟待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蔡晓舟、杨景工： 《五四》，《近代史资料》第2期。

　　下午3时，北京14所高校3000多名师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大会，讨论决定下一步斗争计划如下： （一）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活动，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同学回校为止；（二）敦促各高等学校校长与政府交涉，营救保释被捕同学；（三）联合上书政府，要求惩办曹、章、陆；（四）打电报给巴黎的我国专使，对青岛问题要死力抗争，决勿签字；（五）通电全国教育会、商会，一致行动。

　　北京学生的爱国通电，得到各地、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一时间各种类型的电报飞向京城，飞向巴黎，不仅一般团体和公民，而且国会议员、社会名流都纷纷通电要求释放学生，谴责军阀政府。

　　为了进一步把爱国运动引向深入，5月6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是为我国有“学联”这一名称之始。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其中有： 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学联讲演部部长。

　　对于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最能表达自己爱国情怀和最能唤起民众的方法，莫过于在街头讲演。

　　5月12日，当军阀政府正在为学生运动引起的全国呼应而束手无策的时候，由学联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讲演团忽然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使京师警察厅立即感到手足无措。学生们手执各色旗帜，演说情真意切、慷慨激昂，吸引了不少听众。他们的讲演均围绕山东问题展开，号召民众急起救国，反对卖国的军阀政府，反对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

　　据《北京大学日刊》载： 邓中夏讲演的题目是“青岛交涉失败史”；周炳琳讲“山东与全国之关系”；廖书仓讲“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张国焘讲“自卫”；易克嶷讲“抵抗强权”；李秀龙讲“真正民气”；罗运磷讲“争回青岛”；潘宗翰讲“五月四日”；黄耀华讲“亡国之痛苦及救国之方法”，等等。张国焘作为学联主要骨干之一，在整个讲演活动中积极负责，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

　　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使反动政府大为恼火。5月15日，军阀政府下达警备令，禁止学生聚众讲演。巡警在得到命令后，开始对讲演活动横加干涉。学生们每到一处，总有巡警随行，只要一开口讲话，立即被制止，甚至押到警备区盘问。但学生们仍然坚持讲演，并散发各种传单。

　　5月18日，当得知政府仍未表示拒绝签字时，学联便组织了北京市中等以上18所学校的学生集会，决定于19日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19日，学联通电发布《罢课宣言》，揭露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号召学生一律罢课，坚决斗争到底。从此，学生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讲演团更为活跃，而且“国货维持会”、“十人团”等爱国团体也应运而生。

　　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也使军阀政府越来越感到恐惧，它想尽快扼杀学生运动，恢复京城往日的秩序。但这完全是徒劳!学生运动在政府的压迫下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愈加风起云涌。军阀政府只得拿出它最恶毒的一招，这就是逮捕。凡是上街讲演的学生，只要被军警发现，即被殴打和捉拿起来，失去行动自由。被捉的学生多了，监狱容纳不下，便将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

　　在这一场爱国与迫害的抗争中，张国焘和讲演团的团员们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6月2日，他们以卖国货为名，又走上街头进行讲演。结果张国焘与其他六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遭到警察的逮捕。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张国焘等人被捕的经过：





　　本日下午二时余，又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现在办公室内等情。当经电饬婉劝，令其到署。经职在外接待室内接见座谈，告以卖物之理由并警察劝阻之用意，劝至三小时之久。其时并该校执事人林冠英自行到署，帮同劝说。该学生等坚称警察为不法之干涉，既被巡警送来，即不能走等语。该管理员无法，先行走去。复经职多方譬解，该学等见又有巡警送学生来，始行走去。于是又将第二起学生接见……其劝说辩论情形大略与第一起之学生相同。正劝说时，而第三、四、五起学生相继而为巡警送至，共计钟笃余等七名，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也。其所执之理由则谓售卖国货并不犯法，巡警干涉即为滥用职权，送其到署则为违法逮捕，不但不能停止卖货，如无稳妥之答复即不能去署等语。职以彼等蓄意矫情，故婉譬曲解，百端劝说。不料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在职署本不难强制将其关厅，惟该生等势必叫嚣，殊于观听有碍，于是复电知司法处令学生通电话后，在署之陈锡、倪品真、刘宝华、龙石强、刘云汉等始允赴厅。此本日学生顽赖之情形也。②《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2期。

　　张国焘等被捕后，当天即由司法处对他们进行审讯。张国焘等人在审讯过程中与审讯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警察厅档案这样记载：

　　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②

　　京城的天气似乎也在为学生们的被捕鸣不平。6月3日，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更多的学生怀着悲愤的心情走上街头，决心与被捕学生共命运。警察们似乎也已经红了眼，凡是在街头看见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便抓了起来。

　　次日，同样的天气，同样如狼似虎的警察，但走上街头的学生却比前一天增加了一倍。被捕的学生太多了，北大法科已容纳不下，北大理科楼房门外又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

　　北京学生遭到大规模逮捕的消息传到各地，立即得到普遍的同情和声援。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的5000多名工人于6月5日首先罢工，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自发地参加爱国运动的序幕。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唐山等地的工人也以罢工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从此，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

　　工人阶级以罢工形式支持学生，使得爱国运动向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场反帝风暴席卷着中国大地。北京政府害怕了，帝国主义也感到十分震惊。在正义力量的压迫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被用汽车送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北京学生的反帝大示威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署的日子。27日，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学生和华侨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强烈要求拒签和约。在国内外一致的压力之下，中国代表团总代表陆征祥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张国焘就是其中之一。

　　张国焘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不是偶然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西方各种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撞击，使得中国社会内部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在更新、意识在改变，已不满足于循规蹈矩的生活。接受了民主、科学新思想的青年学生，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社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打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出来。

　　如同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张国焘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反叛家庭、反叛社会的欲望，这种欲望因着幼年时代洪江会的造反、因着少年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生长和发展。进入北大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平请愿的失败，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的工作，使他的反叛欲望得到升华，并注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这样，在周围一大批先进学生的带动下，张国焘也步入先进分子的行列。另外，张国焘自小聪明好学，上进心强，这使他养成了不甘居于人后的性格，愿意做些出头露面的事情。思想上的激进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张国焘出狱后，即代表北京学联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他到上海时，大会已经开幕。大会选举他担任全国学联总务方面的工作。这一职务可能与张国焘的最初设想不相符合，所以他没有就职，而是单枪匹马地走上街头，兜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进步报刊。张国焘对这件事的处理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性格特点。

　　六七月间，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在上海的张国焘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更由于学联主要负责人被捕，给营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时，张国焘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以至在4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 “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64页。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为了组织营救工作，张国焘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时期： 主持各种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负责对外联络。他虽然感到紧张疲劳，却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北京学生的营救工作也得到了各校教职员的支持。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陈独秀和被捕学生被无罪释放。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期间，张国焘在热心于政治运动的同时，对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学生产生了爱慕之情。这个女学生叫刘清扬，是天津“觉悟社”骨干分子。五四运动后期，她代表天津学生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与张国焘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张国焘爱上了这个姑娘。当五四运动快要结束时，张国焘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声，不料却遭到了姑娘严肃的拒绝。原因是什么呢?一来“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来姑娘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后来，张国焘曾奉李大钊之命给刘清扬写信，要她到北京谈话。那时，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李大钊表示很希望刘清扬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但刘清扬为了避免张国焘的继续纠缠，拒绝了李大钊的要求刘清扬： 《北京、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河北文史资料》第2辑。。这件事对张国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对这种急流勇退的选择，张国焘的解释是： 自己究竟不过22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旋涡中去，应将主要精力用来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前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人的一生面临着多次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有着无法否认和无法抗拒的原因，就好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人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张国焘尽管接受了新思想，并在学生运动中忘我地奋斗了一番，但他毕竟出身于官绅之家，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的兴衰使他对“前程”二字有着特殊的理解。他考入北大就是为了奔自己的前程，一时兴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使他淡忘这一点，“学而优则仕”才是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信仰。所以他准备放弃政治专心读书也是必然的。

　　然而，如同当时每一位热血青年一样，张国焘无论怎样努力，也已无法回到过去那种闭门求学、不问国事的封闭的生活状态之中。五四运动后，崇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各种新生活团体在各地青年中纷纷涌现，北京更是方兴未艾。张国焘虽然强迫自己一心去上课，并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他不仅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讲演团的演讲活动，而且还加入了由邓中夏等人组织的新生活试验团体——曦园。

　　就在张国焘极力调整自己生活坐标的时候，军阀政府的一次逮捕行动却将他进一步推上了政治舞台。




　　四 相约

　　1919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

　　中午，张国焘正在曦园烧饭，忽然看见几名警察直奔他房间。

　　在同学们的暗示下，他知道大祸将至，情急之中，抓了几把炭灰抹在脸上，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烧饭。

　　警察在屋里查询和翻腾了一阵之后一无所获，便失望而去。

　　张国焘等人分析，此次搜查行动可能是对学生运动的报复。张国焘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自然在搜捕之列。

　　为了躲避警察的逮捕，张国焘不得不放弃重理学业的愿望，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再次离京，逃到上海。

　　对于张国焘来说，此次上海之行，是他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在上海，张国焘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颇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张东荪；戊戌变法的巨子、刚刚旅欧归来的梁启超；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他还拜见过孙中山，与孙中山就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学生运动等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

　　由于张国焘与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的缘故，1920年3月初，他被聘为“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总干事，负责整理会务、发展组织等工作。这个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黄介民、曹亚伯，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张国焘本欲在这项工作中大显身手，以期将来有所造就，不料，到任之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却使他大失所望。

　　这个协会号称有一万会员，然而经过张国焘实际调查，所谓的会员只是仅仅见诸于名册而已，实际上不过是这个工厂几个人、那个工厂几个人。而多数注册会员只有姓名，竟不知其属于哪个工厂，可以断定，其中有许多人并不是工人。至于协会的主要业务，也仅仅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一些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主张而已。协会的领导成员，都抱着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对工作根本没有兴趣。准备大干一场的张国焘，见此情景十分失望，只做了个挂名的总干事。

　　今天，当我们对张国焘这段经历进行评价时，不能仅仅看到他与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以及国民党要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是反共的）有过接触，就断定他可能会受这些人的影响，进而认为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正是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他才看到了他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打破了对他们的盲目崇拜。

　　当时，张国焘已经23岁，以往的经历已使他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见解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他虽然佩服梁启超、张东荪的学识，尤其是梁启超变法的胆识，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蓬勃向上的精神相比，他更清楚地从梁启超身上看到了研究系的失意和改良道路的末日。从梁启超不再参与政治、决心只搞学问研究的一番谈话里，他体味到其中厌倦的情绪与消极的慨叹。从此，他曾崇拜的梁任公在他心目中已不再那么光彩，也不再那么神秘了。





　　他曾十分敬仰孙中山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小时候，他曾因能亲眼目睹黄兴的风采而激动不已。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及其追随者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然而，这次到上海，经过与孙中山以及其他几位国民党要人的接触，他彻底打破了对国民党领袖久存的仰慕之情，看到了他们因屡受挫折而郁郁不得志的境况。尤其是担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一职后，他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涣散无力、人浮于事、求名而不务实、忽视扎实的基层工作、热心于上层活动等弊端。所有这些，都使张国焘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也许正是由于在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任总干事的亲身实践，他后来才那么坚定地对共产党人，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持反对态度。

　　正当张国焘不知将自己的命运托付何处的时候，在北京的陈独秀也因躲避警察的逮捕来到上海。

　　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京城的路上，他们讨论了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李大钊返京后，立即着手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理论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到达上海的陈独秀也开始了积极创建共产党的工作。

　　张国焘是在许德珩约他为陈独秀寻找住处时，才得知陈独秀来沪的消息。从此，他与陈独秀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

　　1920年2月27日，陈独秀考虑已久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召开筹备会。到会者有陈独秀、汪孟邹、康白情、刘清扬、戴季陶、沈玄庐、彭璜、萧子璋等20余人，张国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统模： 《一九二○年初陈独秀两次离京南下的经过》，《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时，正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初创时期。张国焘亲眼看到了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也参与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等人的密切往来；亲耳聆听了陈独秀关于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以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出路的教诲。虽然他并不知晓李、陈相约建党之事，但从陈独秀的言行中，他已体会到了一种与梁启超的改良派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全然不同的精神追求。

　　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国焘还在诸多的政治团体和派别面前徘徊彷徨、犹豫不前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知道自己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了。

　　5月初，张国焘辞去协会总干事一职，返回北大。

　　与他半年前离开时的情形相比，北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他回校前的一两天，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晨报》等，都出版了纪念专号。北京大学组织了有工人和学生500余人参加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

　　由何孟雄带领的八名同学，分乘两辆出租汽车，每人手执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字，高喊“劳工万岁”等口号，身上携带传单，由马神庙出发，分别向市民宣传。

　　邓中夏等人也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50人上街讲演，张贴标语，并深入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向工人们宣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

　　上海的经历，北京的所闻，都使张国焘激动不已。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可能再回到埋头读书的境况之中去了，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新的洪流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回校后的第二天，他就去拜访了李大钊。

　　他向李大钊谈了上海之行的收获。在谈话中，他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大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经常举行各种专题研究会、讲演会、讨论会等，便向李大钊提出要求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从此，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在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他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对介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也有涉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参加各种研讨会，他对“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等新鲜名词开始有所理解。





　　此后，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快了张国焘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还在这年3月，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支部之一。1943年宣告解散。在其存在的24年中，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帮助，同时也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就派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全名为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遣，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先后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东方部工作。1923年11月再度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夕回国，至1929年任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国际工人联合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此后长期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1935年曾被特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等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建共产党组织。这对于已有建党打算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维经斯基到京后，举行各种座谈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加快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进程。

　　7月上旬，北京局势日趋紧张，直皖战争一触即发。为了躲避战乱，张国焘意欲前往上海。临行前，他向李大钊辞行。李大钊嘱咐他到上海后与陈独秀面谈建党事宜。

　　就这样，张国焘肩负着李大钊的重托，于7月13日启程，经天津、南京赴上海。

　　在上海，张国焘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接待，并应邀住在陈家。

　　当时，陈独秀已经开始建党工作。所以，张国焘有机会了解到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并有充足的时间与陈独秀就当前的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党的组织等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陈独秀对社会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独到见解使他受益匪浅。所以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从理性认识上，都使张国焘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要投身的新的斗争，就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这以后，他被全国学生联合会派往南洋募捐。10月初，当他回到北大时，李大钊已经在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原来，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上海党组织已成立，陈独秀与他商谈了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要他转告李大钊，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

　　9月下旬，张申府返回北京后，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建党工作。

　　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他积极赞成尽快建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




　　五 抉择

　　1920年10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但在党组织成立后不几天，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11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个人身上。

　　当时，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黄凌霜、张伯根、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主义革命，就由李大钊吸收为共产党员。不久，张国焘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他们两人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这样，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的成员，除张申府外，共有十人。

　　建党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谁也不知道。所以，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于是，李大钊担任组内外的联络任务；张国焘担任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刚刚起步，11月，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有二： （一）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是相违背的。（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共产党小组。

　　道不同不足为谋。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之后，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五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的对象也有了一定标准。

　　北京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学生，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一直处于学生队伍的前列。在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李大钊、张国焘认为这些青年人积极向上、思想进步，应是党组织发展的主要对象。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取向关系着党组织的兴衰。

　　不久，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陆续加入了党的组织，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逐渐步人正轨。

　　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至党的一大召开前，这个组织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方面，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中共一大前活动十分出色的党组织之一。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

　　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劫、吴汝铭等40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青年团负责人。

　　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到会25人，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陈德荣等。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遂选举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在推动团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一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工作共六项： （一）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为筹备五一节运动，刊行一两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

　　4月24日下午，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其中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谌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宣读了何孟雄来信，信中说在满洲里有京、津、沪赴俄同志三人被拘，已转解黑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被捕之人，李大钊当场捐出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捐出5元，其余各捐1至3元不等。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七人负责。





　　北京青年团在发展团员过程中，注意了广泛性和群众性，却忽视了严格审查。他们不是个别吸收，而是通告开大会招收，结果，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泛劳动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都参加其中，甚至还有个别北洋军阀政府的特务分子也混了进来。以上有关青年团活动的情况，就是特务分子关谦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6—512页。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直到同年11月26日，才重新组建。重建后的青年团在共产党组织领导下，队伍纯洁、蓬勃向上，成为党的工作的有力助手。

　　在领导青年团工作的同时，李大钊、张国焘等人还把关注的重点投向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今天，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道出这个尽人皆知的结论时，我们可曾想到作为桥梁的知识分子?可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是富裕人家的少爷、小姐?当他们抛开优越、安逸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而置身于贫困的社会阶层之中时，他们的身心将要经受何等的磨炼?

　　马克思认为： “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理想，才将自己无私地奉献出去。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张国焘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工人中间。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曾随平民教育讲演团来此讲演，所以与工人比较熟悉，他从同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希望办个学校，让子弟受点教育。这一要求启发了张国焘，他认为，把办学校作为一种接近工人、发动工人的方式，对于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是十分有利的。当他把工人们的要求和他的想法向组织汇报后，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讨论，决定在长辛店办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

　　创办学校要有经费。但当时《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1000份增加到4000份，所需经费也相应增加。李大钊每月拿出的80元已不够支出，再加上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筹办经费，使北京小组的开支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李大钊又将自己每月的捐献增加到100多元，张国焘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100多元，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又向小组成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动募捐。

　　这样，开办学校的经费基本得到解决，筹备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这一工作。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四人乘火车前往长辛店筹备劳动补习学校。

　　在长辛店车站，他们看见许多灾民围集在那里。这些人一个个憔悴枯黄的面容、千孔百结的衣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身躯，令他们十分同情。看着在饥饿和寒冷中挣扎的灾民，想到官吏、政客、资本家、地主的奢靡生活，他们真正理解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的内涵，真正认识到了这不平的世界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只有彻底打破这个世界，劳动阶级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今天去办劳动补习学校，正是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工人受到教育，不再当牛做马。从这一点看，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离京城约20公里，有工人3000多名。

　　他们四人到达后，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将来意告诉工人后，立即召开了筹备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向工人们讲述了创办这个学校的必要性。他说：

　　“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饱暖；那些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却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从哪里来的?都是由我们工人血汗换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生活的享受，只有贫困和压迫。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得先有知识不可。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让大家学知识。”





　　在讲了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性之后，张国焘继续启发工人们说：

　　“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虽然工人们对“亚当?斯密”不甚了解，但“人人平等”这个浅显的道理还是懂得的。于是，在座的工人个个都点着头，有点感动，也有点觉悟。心美：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晨报》1920年12月21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

　　学校分日夜两班： 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基本相同；夜班是工人上课，设有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课程。教师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李大钊和共产党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曾到该校视察过或讲过课。教材由教师亲自编写。讲课时先教识字，然后用通俗的语言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斗争。同时，还教工人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的事件的书面报告。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 “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而且还编了通俗易懂的歌曲教工人唱。

　　有一首歌曲的词是这样的：

　　如今世界不太平，

　　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

　　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

　　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

　　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

　　冲破乌云满天红。

　　这种宣传和发动工人的方法十分有效，不到半年时间，在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这天，长辛店就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活动。

　　五一节这天，在北京党组织的精心组织下，有1000多名工人在长辛店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除北京地区的工人外，还有天津、保定等地来的工人。《晨报》和《京报》的记者也到现场采访。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仍有一些人没来得及发言。大会宣布长辛店工会成立。会后还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们平生第一次手里举着写有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地在大街上走过。

　　长辛店工人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虽然其组织方式、内容和规模都无法与后来的工人运动相比，但其意义却是巨大和深远的。

　　首先，它继五四运动中各地工人的斗争之后，又一次向中国和世界表明： 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它将以其他阶级所未曾有过的姿态左右中国历史的进程。

　　其次，这次大会上宣告成立的长辛店工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工人意愿的工会，它与帮会、同乡会不同，是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为全体工人伸张正义的组织。工人们正是通过工会的活动，懂得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

　　最后，这一活动使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看到了蕴藏在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力量，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工人中进行工作的重大意义。

　　长辛店工人的斗争情况经过由罗章龙主编的《工人周刊》的宣传，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各地工人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效仿其榜样。这一切都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国焘、邓中夏等人通过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和启发了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并为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培养了骨干力量。同时，通过与工人接触，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只有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改造世界；他们看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认识到发动和组织劳动阶级起来推翻阶级压迫的任务要靠他们这一批先进的共产主义者来完成。这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十分艰巨的。

　　为了扩大宣传和组织工人的范围，张国焘和邓中夏等人还多次到唐山，与铁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邓培等研究发动工人、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通过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实践，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经过与维经斯基的多次接触，他的认识得到了迅速提高。

　　1921年1月，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回国。途经北京时，与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进行过多次会谈。他们共同讨论了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的成立经过、俄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国革命情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等问题，并对中国当时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作为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曾是克拉斯诺亚尔工人苏维埃的活跃分子，他做工人工作的丰富经验，无疑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从北京党组织成立到中共一大这段时间里，张国焘无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上，还是在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后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者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与他这段经历有着很大关系。

　　这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中迈出的十分重要的第一步。




　　六 肩负重任

　　1921年7月23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望志路106号。15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正围在一张餐桌旁。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神情严肃地宣布： 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这就是会议主席张国焘，时年24岁。

　　从那一刻起至今已80多年。当我们后人对这段历史进行评说的时候，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即使当时李大钊、陈独秀因事不能出席会议，与会的代表中不仅有以办《共产党》月刊、在与研究系和无政府主义的笔战中大显身手而闻名的李达；有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颇有研究的李汉俊；有早年就投身反对清王朝斗争、经验丰富的董必武；有在陈独秀亲自指导下工作、且携带陈独秀亲笔信而来的陈公博；更有在湖南叱咤风云、在学生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声名显赫的毛泽东。张国焘，一个青年学生，有什么资格担任大会主席?

　　于是，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个会议主席是张国焘争来的。争的也罢，送的也罢，当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承认，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虽然是偶然的，但其中也隐藏着必然。

　　继上海、北京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济南、广州、长沙、天津等地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有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经过国内党员的组织和联系，旅日、旅欧共产党组织也先后成立。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离京返俄之前，曾建议李大钊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进而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年6月3日，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驱逐出境。1920年被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23年。1924年4月回到荷兰。1927年脱离荷共。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遭杀害。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他同先期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他在4月动身来华前，同时接受了工会国际（1921年7月3日正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的任务，负责在中共一大上介绍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并协助开展工人运动。一起，与上海党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





　　李达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分别写信与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上海来信到北京时，正值北京大学暑假期间。北京党组织的部分党员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个暑期补习班，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党员们分别担任了补习班的教学任务，邓中夏教中文，刘仁静教英文，张国焘教数学、物理等。他们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在补习班所在的地方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

　　据刘仁静回忆： 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小组中，除了李大钊外，张国焘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北京小组的组织活动一般习惯于不惊动李大钊，所以张国焘就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再者，张国焘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作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在选第二个代表时，邓中夏、罗章龙都曾是候选人。但邓中夏将要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议，而罗章龙正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工作，所以他们二人都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辞了。最后，确定刘仁静作为第二位代表。

　　按说李大钊最有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但他当时正肩负着一项斗争任务，这就是从3月开始的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进行的“索薪斗争”。李大钊先后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机构——代表联席会的新闻股干事、索薪刊物《半周刊》编辑，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负责召集各校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并筹划一切。6月3日，当他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遭到军警的殴打，头部被刺刀戳伤。他不顾头上流着血，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索薪斗争至6月中旬结束后，又值学年终结，李大钊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很难抽身去上海。

　　从两位代表产生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看出：

　　（一） 虽然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还不到一年，但已形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领导指派，这在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是首屈一指的。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二） 对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当时各地已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上海会议的意义认识不足。

　　事有凑巧。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成立大会，另一位发起人陈独秀也因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为上海租界所注意而未能出席。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既然南陈北李均不能出席会议，大会的筹备工作就落在了上海代表和北京代表身上。上海方面参与筹备工作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北京方面，由于刘仁静先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所以张国焘就提前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共同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准备工作。

　　当张国焘先于其他代表到达上海时，上海的情形是这样的：

　　1920年10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党组织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不久，李汉俊就与陈独秀在党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那是在1921年2月。当时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回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便对陈独秀甚为不满，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李汉俊随后也起草了一个党章寄给陈独秀，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的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李达觉得党组织才刚刚成立就闹分裂，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他把《新青年》停了刊，又把上海的党员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李达，要李达来担任书记。李达：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上海党组织内部的分歧。除此以外，刚到中国的马林也因为工作方法不当与李达、李汉俊发生了不愉快。

　　初到中国的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居，在还不了解上海共产党组织具体情况的时候，就开始指手画脚。这使得秉性刚直的李达和决不盲从别人的李汉俊都很反感，故二人对马林采取不合作态度。作为马林翻译的张太雷，虽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协调马林与二李之间的关系，无奈自身只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无权干涉党内事务。

　　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渐渐迫近，筹备工作却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难以进行。此时，无论是马林，还是李达和李汉俊，都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能居中调停。

　　张国焘的到来，无疑使这三人都松了一口气。

　　通过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张国焘了解到上海的具体情况以及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分歧所在。当胸中有数之后，他就决定去拜访马林。或许是因为碰了李达、李汉俊钉子的缘故，马林对张国焘的态度还算随和。尽管张国焘仍然感到马林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两人还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谈了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张国焘使马林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之后，便与李达、李汉俊等人一起，在马林的协助下筹备代表大会。

　　当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预定举行大会的日期逐渐接近之时，代表们望眼欲穿的陈独秀仍未到达。

　　几天之后，正在大家焦急之际，陈公博带着陈独秀给大会的亲笔信赶到。陈独秀在信中对代表大会提出四点意见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2册第47页载，这四点意见是：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要求大会在讨论时予以注意。

　　既然是党的成立大会，总要有个主持人。各地代表便提议由张国焘来主持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马林的同意。据包惠僧回忆说： “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七 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日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共1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 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包惠僧包惠僧原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成员，1921年因事到上海。5月中旬，李达派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商谈工作，后留在广州。陈独秀接到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后，派包惠僧到上海参加大会。，代表全国党员5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作为会议主持人，张国焘首先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接着，代表们初步议出会议议程四项：

　　（一） 讨论党纲与政纲；

　　（二） 制定党章；

　　（三） 研究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

　　（四） 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上，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讲述了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还介绍了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一定要注意发动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向大会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和赤色职工国际将正式成立的消息，并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最后，他建议将这次大会的情况向远东局作一汇报。

　　接下来，会议根据马林的建议，首先选出一个党纲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然后安排会议第一、第二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工作。

　　尽管后来有人回忆各地代表都发了言，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张国焘代表北京小组和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的发言材料。因此，在无法进行全面比较的条件下，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发言是做了认真准备的。在长达6000余字的发言稿中，他将内容分作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北京的政治、经济状况。

　　他指出，北京的政治黑暗。北京在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统治下，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坎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这使知识界内部出现了分歧。而且，知识分子认为要改造社会只能通过广泛教育的途径。他们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无知的、贫穷而软弱的阶级，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另外，北京是外国人、政府官吏、军人、警察等肆虐的地方，人民受侮辱、受压迫，只要抓住时机宣传革命思想，就会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北京的经济衰败。北京不是个工业或商业城市，较大的工厂企业都掌握在政府官僚手里，厂主和雇主本身就是政府。为了捞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强迫工人和职员拼命工作。北京有五六万人力车夫，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部分，汇报了北京党小组的工作。

　　他将这个小组的工作分为“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两个内容。他汇报了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的经过和体会，认为向工人宣传的最有效的口号是“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帮助工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他向各地代表谈了北京小组在宣传工人和组织工人中取得的四点经验：

　　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

　　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

　　第四，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他还谈了他们几个党员想参与铁路工人罢工而遭到工人们拒绝的事情，说明他们的工作并非做得很扎实，也有不足之处。

　　在宣传知识分子方面，张国焘汇报了与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创办刊物的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张国焘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向与会代表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张国焘在汇报北京党小组工作的过程中，既谈到了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谈到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这不仅是对北京党小组半年多来工作的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为各地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共一大前，张国焘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各地代表汇报完工作后，张国焘等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在参考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起草的文件自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马林对这些文件要求很严格，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在第三、四、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就是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 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惟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张国焘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

　　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24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阔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必要的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 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据包惠僧回忆： “我们当时发言很自由，但是发言的人并不多。对有争论的问题主席作结论时总是说： 大家发言都记录下来，有争论的问题，等下次开会时马林来了再作结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现在从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来看，关于党员是否做官这个问题，代表大会最后的结论是： “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 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得到了彻底解决。在会议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酿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经过三天的激烈争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最后确定。这个纲领共15条。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

　　（一）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持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二）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三） 废除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四） 联合第三国际。

　　党纲还规定： 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党纲规定了各级组织的机构和制度；规定了入党的条件，强调入党者要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并对党的纪律作了严格规定，要求党员保守党的秘密。党纲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7月30日，当大会正在李汉俊家进行时，遭到法租界侦探的干扰。马林有秘密工作的经验，要大家立即分散离开。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即派九人来搜查。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最后一无所获，只得怏怏离去。

　　为什么会发生此事呢?据陈公博回忆，这是由于张国焘有意与李汉俊为难的结果。他说： “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即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引起注意，但一连四日的会议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陈公博回忆的地点有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有一次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点问题的，他主张的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理论，他是黄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 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台）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3页。

　　连续在李汉俊家开会究竟是由于其他原因呢，还是如陈公博所说是张国焘专门与李汉俊为难，因其他当事人没有提到此事，后人也就无从判断了。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1页）载： 马林来中国的途中，在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帮助下获释。维也纳当局对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即受到暗探盯梢，遂有搜查一事发生。

　　李汉俊家引起法租界注意后，为了保证代表大会能够继续进行，并保证代表们的安全，李达夫妇建议代表们离开上海，到距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租一游船继续开会。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便动身离开上海前往嘉兴。

　　8月5日这是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大会闭幕的日子。目前关于一大闭幕的日期，史学界还在争论，有8月1日说、8月3日说、8月5日说等。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此信写于1921年10月13日，可信度还是高的。故本文作者赞成8月5日之说。此信登在北京图书馆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一书的第219页。，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木船上，召开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起草委员会所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讨论到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时，又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 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另一种意见认为： 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8页。

　　经过争论，大会决定采纳第一种意见。

　　会议最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共六条，其中有三条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足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产业工会，开办工人学校，并且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在宣传工作上，决议规定一切出版物均应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在对其他党派的态度上，决议规定：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559页。





　　大会决定中央领导机关称为“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8月5日傍晚，低沉而有力的口号声在暮色苍茫的南湖水面上响起：

　　“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

　　这次大会在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同时，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功绩：

　　第一，认清了党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代表们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虽然在对待南方政府和孙中山问题上有分歧，但从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看到了广大人民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认识到领导工人阶级向军阀政府的统治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

　　第二，明确了党的性质和最终奋斗目标。大会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会议确定党的领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指出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发展党员要慎重，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对于地方组织的设立以及地方组织与中央的关系也作了规定。

　　第四，交流了各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促进了互相了解和学习，为会后密切彼此间的联系和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五，制定了以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工作计划。代表们经过热烈讨论，驳斥了党只能限于研究和宣传阶段的主张，认为党必须立即开展实际工作，首先是发动和组织工人。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负责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

　　第六，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分散于各地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性组织，而成为统一行动的全国性的政党。在统一的中央局领导下，党必然会在各方面得到发展。

　　当然，一大也有不足之处，尤其是理论准备不足。反映在党纲上，表现在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例如，党纲规定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目标，却没有规定目前的斗争任务和方法，这显然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规定的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希望单独依靠人数较少的工人阶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外，在强调组织纪律时，忽视了党内民主。党纲中除最后一条规定在修改党纲时需“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同意”还带有民主性质外，其他各条均未涉及党内民主问题。

　　我们能苛求于出席会议的13位代表吗?

　　当然不能。

　　我们应该感到十分欣慰。这是因为： 毕竟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毕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当我们撇开会议的仓促、纲领和决议的幼稚不谈，而从深层意义上来看待一大时，我们会发现参加会议的十几名代表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和后来发现的两个文件，最重要的是为中国产生了一个统一的政党，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惟一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命运和1921年诞生的这个政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八 崭露头角

　　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关于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确切日期，张国焘在回忆中没有提到。这里是根据斯穆尔基斯1921年10月13日的信件所载：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今年8月11日建立的，并在8月16日对中国工人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组织、目的等的特别宣言……”此信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7期。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名称，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的。

　　一大闭幕后，马林仍留在上海负责协助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工作。他对中共一大确定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工作这一点十分满意。张国焘负责中央局的组织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抓党的中心工作——工人运动。

　　据张国焘回忆，他在为即将产生的指导全国工运的机构起名时，征求了马林的意见。马林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提议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的理由是，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

　　这个说起来绕口的名称，源于英文trade union secretariat。trade union意为“工会”，早先日本人译作“劳动组合”，马林曾在日本做过工运工作，因而采用了这个词；secretariat意为“书记处”。张国焘懂英文，故而采纳了马林的建议。这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51页。另据司马璐说： “‘劳动组合’按其原意也可以径称为‘工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在文字上十分日本化，可能出自一位中国留日学生的意见。一九二○年十二月起，李汉俊就继陈独秀代理中共临时中央书记职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正是这以后的时间。李汉俊是留日学生”，“所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可能出自李汉俊的意见。”（转引自姜沛南、陈卫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而我们认为，张国焘的说法可信，因他是最主要的当事人。另外，有包惠僧的回忆可以佐证。包惠僧在1954年回忆说： “我们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词的不通俗，也可以说很费解，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张国焘不肯修改，他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说这是马林的意见，我们不好变更，所以就用了这样一个不中不西的名词。”（《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在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中发挥了指挥部的作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以张国焘为主任，李启汉为秘书。书记部出版指导全国工运的公开刊物《劳动周刊》，由董锄平任主编。包惠僧、李震瀛也参加了书记部的工作。为了在各地迅速开展工人运动，书记部还在一些地区设有分部： 北方分部由邓中夏、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书记部成立后，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国焘）等二十六人”的名义在《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指出： 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工人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他们把劳动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

　　张国焘起草的《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宣言》

　　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而童工的生活更是悲惨，“他们的康健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工人的痛苦生活“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就需要一个有力的组织，“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写到这里，《宣言》告诉读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宣言》还以崭新的姿态，第一次向工人指出他们现有的所谓“公所”、“工会组织”，是分散了工人的力量，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的，“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方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561页。





　　《宣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指出工人们要争取解放，争取自由，就必须打破帮派观念和对黄色工会的依赖，树立普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思想，并以极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召唤。

　　这篇不超过千字的《宣言》，犹如清新和煦的春风，使工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工人们便把它看作为自己伸冤说理的地方。

　　据董锄平回忆说： “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活跃，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我们并不感到害怕。”“工人要罢工就直接来找我们。”“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宝隆医院中的护士也到劳动组合来找过我们，因为医院里的德国医生态度粗暴，欺侮她们，当时民族自尊心很强，大家要罢工反抗。这件事是通过同济大学学生罗绮园去发动她们进行斗争的，结果是胜利了，德国医生向大家道歉。”董锄平： 《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页。

　　那时，能为中国人争回一点自尊，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书记部未正式成立前，其成员就介入了上海浦东英美烟厂的一次罢工斗争。

　　7月20日，浦东英美烟厂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张国焘、李启汉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决定参加进去，进行一次领导工人罢工的实践。于是将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作为领导罢工的临时办事处。张国焘、李启汉的介入，使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罢工坚持了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

　　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后，各分部的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件在党内外震动很大的事情——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被捕。这件事也在张国焘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解不开的谜。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中旬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开始行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职责。这时，中央工作只有他和张国焘、李达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他们三人常在陈独秀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聚会，讨论当前工作。在这里，他们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时，10月4日下午2时许，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们突然包围了陈独秀的家，抓走了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家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搜去了在陈家堆放着的《新青年》杂志及一批书籍，并在陈家四周布下暗探，使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褚辅成也相继被捕。

　　陈独秀等人被捕后，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李达迅速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共商营救事宜。

　　马林也为营救工作四处奔走，花钱请律师、买铺保。10月5日，在马林的请求下，法国律师包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提出： 被搜到的书籍有无过激言论，还需详细查察，请求展期讯核。法庭遂判陈独秀拿出白银500两，人银交保，陈独秀夫妇即被开释。其他被捕各人也交保开释，听候展期讯夺。

　　陈独秀等人交保开释，但案子并没有结束。于是，营救工作仍在继续。

　　李达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张太雷共同给孙中山发电，请他设法营救。孙中山为此专门给上海法租界领事拍了电报。

　　胡适也电邀蔡元培共商营救计策，并为营救工作到处奔走。

　　在多方努力下，10月26日，会审公堂开庭审理陈独秀一案时，判他交100元罚款，将所有查抄到的书籍一并销毁。至此，陈独秀被捕一事全部了结。

　　然而，包惠僧在1953年、1979年两次回忆此事时，都说到张国焘当时有陷害陈独秀的举动。这给张国焘的复杂历史中又增加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1953年8月20日，包惠僧回忆说：

　　“他（指张国焘）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心里是另外一套。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时，他曾用共产党名义印发宣言，暴露陈独秀的身份，这个宣言并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通过。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并没有了结，这个宣言的作用等于告密。我从洋牢里出来，看见这个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的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我看了之后问张国焘为什么要发这个宣言，他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很必要。当时别人对这个宣言如何看法?我因为不久就离开上海，不知道。以我的看法，这是张国焘对陈独秀不利的一种阴谋诡计。”《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1979年5月，他在回忆中又说：

　　陈独秀被捕后张国焘做了一件坏事。张国焘散发传单，题目是《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说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此话来自陈独秀在1919年6月8日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上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是：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 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传单如果被拿到法庭就是陈独秀的罪证。张国焘已散发了一些，我们看到传单后很生气，不让他再散发了。张国焘的用意是想包揽党的事情，让陈独秀在牢中当书记。《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但是，当时对陈独秀被捕以及被释放的全过程了如指掌的李达，在多次回忆中都未提到张国焘散发传单并有意陷害陈独秀一事。是他对张国焘有恻隐之心吗?是他有意避开不谈吗?似乎不存在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张国焘的评价并不高。且看他的回忆。

　　1954年2月23日，李达回忆说：

　　张国焘阴谋诡诈，我对他很表不满，他所以借这个机会在大会（指中共二大）上打击我，‘打倒你，我起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以后叛党做特务，就从这个时候发芽的。我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早已确定他是一个坏蛋。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5页。

　　1955年8月2日，他这样说：

　　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就遇事倾轧冲突，‘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惟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实’的人。⑤

　　1959年3月27日，他说： “张国焘这家伙最坏。是个非常阴险的人，他跟我是死对头，专门跟我别扭。”《“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

　　一个对张国焘抱有如此看法的人，而且当时又在一起工作，如果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用意真是为了陷害陈独秀，由自己取而代之，李达是决不会忘记，也不会避而不谈的。

　　那么，张国焘究竟散发了传单没有呢?

　　张国焘确实散发了传单。这一点包惠僧的回忆是没有错的。因为包惠僧是当事人之一，两次回忆虽时隔20多年，但都提到传单一事，这绝不会是无中生有。

　　李达为什么在回忆中不提传单之事呢?原因就在于他对传单一事的看法与包惠僧有别，所以才没放在心上。换句话说，李达并不认为张国焘当时散发传单的目的是陷害陈独秀，而认为这是与其他人不同的另一种营救方式。陈独秀无罪释放，众人营救的目的也就达到，故李达没有对传单一事留下特别的印象。

　　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用意是不是想陷害陈独秀呢?

　　从传单的题目《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来看，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和宣传陈独秀，以唤起人们对陈独秀的同情，目的是为了营救陈独秀。虽然张国焘可能由于考虑不周在传单上暴露了陈独秀的身份，但绝不可能有陷害陈独秀的罪恶野心。如果他想陷害陈独秀，写封告密信给巡捕房，既简便彻底，又神不知鬼不觉，没有必要采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张国焘在散发了一部分传单后，遭到同志们的斥责，才恍然大悟自己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暴露陈独秀的真实身份，授人以柄，于是就不再散发了。这更说明张国焘散发传单的目的只是为了营救陈独秀，并不夹杂个人私利。这当然只是我们的推测，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发掘史料和进一步研究。





　　九 首次莫斯科之行

　　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远东的争夺。为了协调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重新调整帝国主义各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这实质上是继巴黎分赃之后的又一次分赃会议。

　　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唤起远东人民的觉醒，共产国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决定于华盛顿会议期间，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

　　中国方面接到会议通知后，便积极组织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于这是一个包括远东各国各革命团体的会议，所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和阶层。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并且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行前，中共中央给张国焘的任务是： 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

　　1921年10月中旬，张国焘肩负重任，第一次离开祖国前往苏俄。

　　旅途中，苏俄内战时期留下的破败损毁的迹象随处可见，帝俄时代的文化遗迹比比皆是。从远东共和国的首都赤塔到伊尔库茨克的途中，发生在一个车站上的事给张国焘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 “要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名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 从前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一问题；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78页。。

　　这件事在张国焘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认为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有历史上的原因，这种傲慢骄横的民族沙文主义，正是沙俄时代大肆吞并中国领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种想法一扫他踏入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而增加了几分不快。

　　伊尔库茨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设在这里。张国焘一行到达后，住在远东局事前安排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里。

　　11月至12月间，远东大会的筹备会议在伊尔库茨克举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在会上作了演讲，各国代表具体了解到远东局的情况，并报告了各国革命团体的情况。张国焘代表中国向大会提供了报告。代表们还应邀出席当地举行的苏维埃大会、联欢会，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通过这些活动，代表们看到，尽管由于连年战争和反革命叛乱，苏俄经济极不景气，但人民获得解放的喜悦和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以及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主动精神，无不表明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时常开会。由于张国焘是代表团负责人，会议自然由他负责召集。据胡公冕在中国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团名单上没有胡公冕。据胡公冕在《我的经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中回忆： “1922年春，我离开浙江第一师范赴苏联，同行者有汪寿华、梁伯台、华林、谢文锦、傅大庆等十余人，拟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我们由上海乘轮到海参崴，不料到时该处已被白党占领，我们即取道中东路赴哈尔滨，经松花江到阿木尔省。我忽然患伤寒症，住医院五十天，病愈后，经赤塔到伊尔库茨克，此时第三国际正在莫斯科召集远东民族大会，党指定我为出席代表。”回忆：

　　张国焘在开会时表现他个人英雄主义，惹起代表们的不满。有一次，我在会上批评了他，颇得大家的同情。当时张国焘不知道我是党员。到莫斯科后，由瞿秋白召集党小组会议，批评我不应该在群众参加的会上随便批评同志，打击了党的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党处分了我半年无被选举权。我表示完全接受。回国后，因我在工作中表现得很好，不到半年，党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胡公冕： 《我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由于伊尔库茨克离莫斯科太远，共产国际领导人不便出席，当时到会的人数又太少，才七八十人，所以共产国际决定会议移至莫斯科举行，以示隆重。年底，远东局接到莫斯科的电报，指示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这一改动使代表们无不欣喜万分。1922年元旦，中国代表团启程，经九天的旅行后抵达莫斯科。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39人，只有发言权的非正式代表5人。在39名正式代表中，有两名是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代表。从代表的派别看，有共产党员14人，青年团员11人，国民党员1人，无党派人士13人。从代表的成分看，有工人9人，农民9人，知识阶级和学生20人，其他1人。这些代表都是以不同地区、不同团体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

　　据《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所载，来自中国本部的代表团成员有： 邓培、赵子俊、黄碧魂、王居一、王寒烬、倪忧天、张亚伯（即张秋白）、于树德、欧阳笛渔、王光辉、黄凌霜、高尚德、郝天柱、张国焘、林育南、梁万鹏、宣中华、蒋佛生、王福源、贺恕、王尽美、许赤光、冯菊坡、王筱锦、宋伟年、李雯初、夏曦、马念一、邓恩铭、夏揆生、贺衷寒、刘一华、唐道海、王振翼、马章禄、朱枕薪，共36名，另有1人因先行回国，未登记。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号，目录号154。

　　出席远东会议的，除中国代表团44人外，还有来自朝鲜、日本、蒙古等东方国家的正式代表131人和非正式代表17人。

　　大会选出萨法罗夫全名格奥尔基?萨法罗夫（1891—1942），1921年负责组织共产国际中东部和远东处，同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5年因参加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免去中央委员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重新入党。1929年至1930年，再次进入共产国际远东处。1930年12月，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处参加了专门研究中国事务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到1934年再次被联共（布）开除前，一直为共产国际工作。后来被捕并遭流放，1942年去世。、加藤、张国焘、罗易、贝拉?库恩等16人组成主席团，并推举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片山潜、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同远东的劳动群众，同从远东来到共产国际所在地的这个国家的代表们达成一项协议”。他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特别是远东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争取最后战胜世界资本主义”。《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1922年英文版。

　　1月23日，季诺维也夫又向大会作了《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揭露了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列强以“民主”、“进步”为幌子，行争夺和瓜分远东之实。他指出共产党人和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们的联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设法提出这两股巨大力量的联合和合作的办法，那么，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会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

　　根据这个报告，大会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决议指出“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远东各民族的劳动群众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一起战胜帝国主义者，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发展”季维尔： 《共产国际的五年（决议和数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第290页。。

　　国际形势报告结束后，远东各国代表分别介绍本国情况。中国代表先后有六人在大会上发言。张国焘就中国形势问题作了主要发言。他介绍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情况、土地关系和农民状况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最后，他说： “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成功。”罗章龙： 《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77页。





　　张国焘发言之后，邓培介绍了中国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中国工会组织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状况。于树德介绍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工业、外国货物充斥中国市场，致使手工业者破产等情况。张秋白介绍了国民党的现状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情况。女代表黄碧魂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状况。

　　1月2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作了题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 “中国劳动群众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推翻督军统治，建立单一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实行统一的所得税制度。这个共和国必须照顾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在谈到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时，他强调，只要民族革命政党不反对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就应支持它，“谁不支持民族革命运动，谁就是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而谁反对发动无产阶级运动，谁就是民族事业的叛徒；谁阻碍中国工人争取独立，谁就是中国人民的叛徒”④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著：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48、48—49页。。

　　1月27日，萨法罗夫就代表们的讨论进行总结性发言时，又对中国代表说： 国民党确实是革命民主政党，它做了伟大的革命工作，我们希望将来同它并肩战斗，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运动，它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是支持它的。但他也要求共产党不能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要把工人阶级组织在独立于资产阶级影响之外的工会中④。

　　1月30日，会议就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

　　2月2日，会议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宣言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阴谋，控诉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各国的暴行；表达了对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要求平等、自由和独立的强烈愿望。宣言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结成远东劳动者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先驱》第10号，1922年8月10日出版。。最后由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大会宣告结束。

　　这次会议，列宁虽为名誉主席之一，但因正在病中未能出席。这对于各国代表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不过，令张国焘没料到的是，他竟荣幸地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出于对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关心，列宁在会议期间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和朝鲜代表金奎植。

　　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中，对这次接见作了如下记述：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 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单地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 “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98—199页。

　　会见结束了，当张国焘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党的领导人。

　　张国焘出席远东会议期间，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此宣言写于1920年11月，是由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起草的。张国焘发现了这个宣言，并决定立即将它译成中文，交给出席远东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讨论。

　　他在译文前附有一个说明，其中道出了他翻译此宣言的目的。他这样写道： “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需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页。

　　作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对一大文件没有由中共妥善保存万分遗憾。所以，当他发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时，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翻译出来，一来可以弥补工作的失误，二来可以使代表团中的中共党员在空余时间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以利于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

　　张国焘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这种责任感是值得称道的。但令人奇怪的是，由他译出的这个宣言，一直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在国内却未能发现，故而在几十年后才面世。

　　张国焘于1922年3月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远东大会的精神。这次会议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指示以及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使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是革命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是完全必要的。这一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和组织民主联合战线的态度，192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指出： 在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有联络民主派共同奋斗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且，在中国现存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6、65页。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重申了与国民党联合的态度，并且指出，这种联合并不是“合并”，无产阶级还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②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还不到一年时间，但党在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上却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这当然离不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帮助，也与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勇敢的探索精神不无关系。中共二大表明：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尽管它还有缺陷和不足，但从革命纲领的制定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的提出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作为出席远东会议的代表，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共二大选举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是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




　　十 主持“一劳大”

　　张国焘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在等着他，这就是筹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为了促进全国工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迎接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通告刊登在一些报纸上，同时也以公函的形式发往有关机构。当时为了争取和团结各派的工人团体，除了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工会受到邀请外，其他各党各派所组成的工人团体，都在被邀请之列。通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是： 纪念五一劳动节；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讨论各代表提案。

　　这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负责召集全国性的会议，所以十分重要。大会能否如期举行，直接关系到中共今后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此，中共中央于4月初即通告各地党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要求各地协助工会选派代表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向各地工会发函，征求他们的同意。在得到一些工会的响应后，书记部便于4月20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了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正式通知。

　　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共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27万会员。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等。参加大会的工会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有招牌工会由资本家领导或控制的工会。，甚至还有工商混合组成的团体。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9页。

　　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全体与会代表和广州市工人群众5万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领头的一面大旗便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游行的人每人都拿着一面小旗，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万岁”、“劳工神圣”等字样。游行队伍集中到市第一公园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张国焘发表了演讲，陈独秀、张太雷也讲了话。

　　当天晚上，劳动大会在广州河南机器维持会开幕。会场上悬挂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巨幅标语。

　　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成分十分复杂，所以会上曾发生过不少冲突，但由于共产党人善于掌握政策，排解纠纷，采用民主讨论、互相协商、求同存异的方法，从而避免了分裂，使会议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议程。

　　提交大会并通过的决议案中，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是大会讨论最热烈的提案，这三个核心案中，有两个是共产党人提出的。

　　鉴于共产党在会前和会中的显著影响和作用，大会代表一致动议： “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邓中夏对此评价说： “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这次大会的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提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是全国惟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75页。

　　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整个进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极其出色的组织作用，其基本政治主张被与会代表普遍接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各地工人中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起点。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积极活动，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仅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上海工人在书记部指导下就发动了48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7万之多。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22年2月，租界巡捕房查抄书记部机关——上海北成都路19号，并传讯了李启汉。3月，张国焘从苏俄回国后，得知这一情况，便采取了措施： 办公处不存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文字；人员尽量分散居住，秘密工作；聘一英籍律师为法律顾问。

　　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料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不久的6月初，李启汉再次被便衣侦探诱捕。

　　李启汉的这次被捕，董锄平认为是张国焘的错误所致。他回忆说： “有一次，有一个人和我们联系要买50份《劳动周刊》，而且还要谈谈工作，李启汉、张国焘和我三个人都在那里。下面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这个人穿了长袍子，完全不像工人，是一副流氓相。张国焘要李启汉下楼去和他接头。李启汉下去后，讲话的声音很大，这表示情况不好，我和张国焘就翻墙从隔壁跑了，李启汉被抓去了。其实，这次当我们发现来的人不对路时，可以不去开门，张国焘更不应该叫李启汉下去接待。”董锄平： 《回忆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李启汉被捕后，《劳动周刊》也被迫停刊。7月16日，租界巡捕房查抄北成都路19号，并以有碍“租界治安”为由，要求会审公廨将其封闭。7月25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被查封。

　　在这种情况下，书记部只得于8月迁往北京。从此，书记部的工作改由邓中夏负责。张国焘仍负责全国工运工作。




　　十一 宣传党的主张

　　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期间，由张国焘暂时负责中央全面工作。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张国焘一反往日注重实际工作、不善舞文弄墨的特点，发表了多篇政论文章。

　　众所周知，多年来，陈独秀靠着一支笔，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或抨击时事，或宣传新思想，总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张国焘的文章无论从语言的运用还是从看问题的深度上，都无法与陈独秀的文章相比。不过，这些文章在指导全党的思想和向社会表明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喉舌作用。同时也是研究张国焘在20年代初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

　　张国焘这一时期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

　　张国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百余万劳苦弟兄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货深入穷乡僻巷，弄得做手艺的没有生意了，种田的无数弟兄制不起一件粗布衣服了。外国牧师替土匪流氓保镖，欺侮乡下佬。香港65万同胞和上海150万同胞，被一二万外国人统治着，平均每个外国人统治150个中国人；东三省的住民时常遭日本人和日本人豢养的胡匪杀戮。上海市等处的公园，是‘禁止华人与犬入内’”，所以，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非打倒不可。

　　帝国主义在用武力侵略中国之后，现在又进行经济侵略，经济的侵略比武力的侵略更危险。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目的“纯粹是奴隶经济落后国的人民，吸取原料，销售制造品，以供资本主义的发展”。张国焘称这种经济侵略国家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又叫作“侵略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和武力侵略相比，经济侵略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不易引起被侵略国人民的直接反抗，不需要派许多军队去占领他们的土地，却“更能深刻地普遍地榨取弱小民族的**，一滴不漏”。因此，“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④张国焘： 《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向导》第6期，1922年10月18日出版。打倒帝国主义，只能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张国焘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坐以待毙，决不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不闻不问，决不能做“驯熟了的奴隶”张国焘： 《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2日出版。!

　　针对日本占领山东问题，张国焘呼唤国民运动的领袖们： “倘若你们不愿意你们所代表的国民运动慢慢死去，你们是应该出来引导民众做反抗日本的行动呀!”他呼唤青年学生们： “应该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发动和五四运动一样的热烈运动呀!”他鲜明地指出，“筹款赎路并不能挽回山东被侵略的情势，只有学俄国劳苦群众夺回海参崴，和土耳其夺回君士坦丁一样的方法，才是把青岛夺回的惟一方法”，⑤张国焘： 《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总之，“只有我们民众的实力才能阻挡那侵略的进行”！“用民众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④。

　　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张国焘认为，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就拿反对日本侵略来说，“我们反抗日本强盗，夺回青岛的奋斗方法，当要和劳农俄国，日本劳动群众，高丽人民一致进行。”因为日本侵略的魔爪也伸向了俄国和高丽，由于日本的侵略，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⑤。这实际上是接受了列宁关于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

　　张国焘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提出的帝国主义由武力侵略到经济侵略的见解，以及只有依靠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正确的。这种认识的产生固然与他对时事的关心和研究有关，但与他出席了远东会议也不无关系，因为正是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他才张国焘发表在《向导》第12期上的文章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对于列宁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尤其是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

　　第二，只有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1922年10月11日，《向导》第5期登载了张国焘《国庆日裁兵运动》一文，此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裁兵运动’的标语和他包含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呼冤的声音，是软弱心理的表现。”中国要推倒军阀统治，靠裁兵是不行的，惟一办法“是要大声疾呼地唤起被军阀残杀的全国人民，连兵士在内，赶快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毫不歧路徘徊的，百折不挠向军阀攻击。只有这样，是惟一使国内和平与统一的办法……只要饱受军阀摧残的国人，去掉软弱的倚靠心理，自信这大量人的团结力可以打倒极少数的军阀呀!”张国焘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对军阀不能抱任何幻想，不能存软弱的心理，中国惟一的出路在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

　　张国焘批评了主张“裁兵”的软弱心理之后，也批评了国民党对军阀政府的“否认”态度。他说，只是一味地不承认军阀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不革命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只是消极地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让他们作恶。……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末”。他认为，“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张国焘： 《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出版。。张国焘认为，靠任何软弱的呼吁或者根本的否认都不能推翻军阀统治，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成功。但怎样才能使人民推翻军阀呢?在阶级与阶级的对抗中，只有掌握反抗的武器——枪杆子，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当时并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尽管他反复强调依靠人民，但赤手空拳的人民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只能是“二七”惨案的重演。

　　第三，国民党应该依靠人民，不应该仅仅依靠武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国民党的缺点多有批评，尤其是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曾针对国民党各方面的弊端给予了尖锐的指摘。张国焘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抨击国民党弊端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历来国民党仅仅做军事运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党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是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地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如是，国民党虽然建立了两次政府，但都因军阀的压迫而不复存在。他认为，国民党与其倾全力去建立一个不稳固的政府，还不如倾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要真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同情，如是他们的革命才有基础。倘若国民革命没有人民的同情作基础，是绝不会成功的。张国焘号召国民党去组织和支持人民的斗争，但又强调指出： 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军事行动，只是在军事行动和人民之间，人民是第一重要的。只有由一个全国国民党大会促着全体党员向群众中去，是惟一的完成革命的新道路，这样，才能组织一个真正的、不受军阀势力和外国势力威吓的革命政府。张国焘：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7期，1922年11月20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首先指明了在革命的行动中，组织和发动人民是第一位的，军事行动是第二位的，只有把力量的基点放在人民大众一边，革命才能成功，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建立。张国焘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国民党只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真正建立并巩固了广州国民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商团叛乱、刘杨叛乱或陈炯明的反扑，任何一次反动浪潮都可能将国民政府湮没。

　　第四，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

　　张国焘认为：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而资产阶级势力很小，所以新式的工人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势力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旧官僚和军阀，是反动势力。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这种状况，才造成了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这就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张国焘认为：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知识阶级中，有人已放弃了政治的斗争，一心钻研学问；有人主张改良，标榜好政府主义；有人主张联省自治，立宪运动。而最富热情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消沉下来，许多学生认为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和社会。

　　知识分子的这一切表现，在张国焘看来，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责任是不相称的，所以他大声疾呼： 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他指出： “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是无论商人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张国焘： 《学生运动之我见》，《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实际上讲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才能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自己政治上的责任。

　　张国焘的文章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对时事的评论，如《劳工局与劳工司》、《庆祝海参崴工人》、《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有篇文章叫《还是赞助新蒙古罢》。他在文中主张应该支持蒙古独立，因为只有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才能使蒙古民族避免日本、恩琴白匪和中国军阀的压迫。他认为既然中国人无法帮助蒙古人民脱离被压迫的境地，还不如赞成蒙古在俄罗斯支持下独立。张国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向导》第8期，时间是1922年11月4日。

　　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正于此时在莫斯科宣布： “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民，至多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决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支持蒙古独立，而且找了相同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苏联党的支配是相当大的。

　　从张国焘所发表的文章来看，1922年底的张国焘，思想认识处于中共党内较先进的水平，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深刻的。但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中国农民问题等）却是肤浅的、片面的，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认识到。这表明，当时他的政治思想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




　　十二 “二七”惨案前后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张国焘很关心全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告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而应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以便“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

　　他还抨击了陈炯明组织的劳工局和北京政府组织的劳工司，指出这些都不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而是“偏袒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组织。他相信“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那些工人阶级的敌人之阴谋，将不能欺骗勇敢的工人们罢”张国焘： 《劳工局和劳工司》，《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13日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对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充满信心。

　　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在邓中夏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以标榜“保护劳工”来表示开明。中共北方区委利用这个条件，积极进行合法斗争。交通系是长期把持全国铁路的一个官僚集团，其爪牙布满各条铁路。吴佩孚为了清除交通系的势力，拟在北方六条铁路线上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的情况。李大钊等人趁机找关系将共产党员安插进去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

　　不久，铁路工人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这些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铁路工人运动中，以京汉铁路的工作基础最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京汉铁路工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下，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便可相继成立，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由于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他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代表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丝毫未能得到他的同情和允诺。在这种情况下，筹备委员们决定不顾吴佩孚的反对，按原计划召开大会。

　　2月1日，当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向会场整队进发时，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发生扭打。代表们奋勇冲进会场后，军警马上将会场重重包围。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黑暗势力的强压下宣告开幕。

　　张国焘赴莫斯科汇报“二七”惨案时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左一）、罗亦农（左二）以及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刘仁静（左五）等人的合影

　　出席大会的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团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30多人。恶劣的环境使原来筹划的会议议程无法正常进行。

　　据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杨德甫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全路代表和执行委员除了史文彬、凌楚藩不知去向外，全部上了讲演台。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张国焘（特立）宣告奏乐开会，这时黄殿辰郑州警察局局长。在台上面色如土，举起两手摇摆，口中说了一句不准开会外，就呆若木偶。我们里面的音乐和外面的枪声对比奏乐后，由我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的经过及吴佩孚谈话的情形，并致谢词。继由律师公会代表兼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施洋讲话，他说明了工人阶级根据现政府的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行动自由之权，工人适应社会潮流，组织工会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律师是依照法律，保障约法的尊严及人民的权利，京汉工友成立工会早经路局批准，手续完备，现在任加干涉，显然是破坏政府约法的行为。继由李汉俊、包惠僧、赵子健、张特立及各省市名流人士，各工团代表各界来宾都有激昂的演说，各路分会的代表也讲了话，大家一致高呼：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双方坚持到下午四点钟，由张特立致谢词后，宣告散会。《杨德甫自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632页。

　　为了保证安全，各地代表们在会后迅速离去。总工会委员们遂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全线同时举行总罢工；并决定，为反抗军阀的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罢工的总机构，指挥总罢工。关于罢工的领导机构，罗章龙回忆是“京汉总工会党团”，对外公开的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房文祖在《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赞同这种观点。而萧甡在同集发表《也谈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领导问题》一文，认为领导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分部”。现在多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上卷这样写道： “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为反抗军阀武力压迫，全路自4日起实行总罢工……”





　　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 张国焘、罗章龙、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等，此外，还有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明、高彬等人参与了领导工作。

　　2月4日上午9时，江岸机车厂首先罢工，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各工会，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紧急动员，参加斗争。

　　6日，正太、道清、津浦南段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声援罢工工人的活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深为不安。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

　　2月7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指使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以与工会代表谈判为名，以无耻的欺骗手段将工会代表诱捕，进而冲进工会和厂区，大肆抓捕罢工工人。

　　江岸车站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其他十几个人被绑在电线杆上。丧尽天良的反动军阀残忍地折磨着拒不下复工令的林祥谦。当愤怒的罢工工人在项英的带领下扑过去想救林祥谦的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一时间，整个江岸车站血肉横飞，成了杀人的刑场，枪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也发生了大屠杀。

　　这时，张国焘正与一些罢工负责人隐藏在一个村庄里。当听到军警捕杀工人的消息后，张国焘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急忙下令所有负责人即刻离村，主要负责人到汉口法租界的一个茶楼集合。

　　黄昏时分，张国焘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在熟悉道路的杨德甫带领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集合地点走去。这是一位姓熊的人开的茶楼，此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情工人运动。

　　紧急会议开始了。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张国焘主张立即下令复工。他说： “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地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页。

　　但大多数与会者反对这个主张，认为应该继续罢工，直到胜利。尤其是项英，对张国焘大为不满，指责他领导不当，说： 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争论仍然在继续。眼看已到了夜半时分，张国焘心里暗暗着急，看来用讨论的方式通过复工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他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他说： “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2—273页。

　　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只能表示服从了。接着，大家的讨论转到怎样执行复工令的问题上。经过大家讨论，由张国焘亲拟了一个复工命令，这个复工令后来由湖北工团联合会作为紧急通知下发。命令说： “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





　　会后，大家分头去通知工人。

　　第二天，当上班的时间到时，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工厂，遵令复工。此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准备捉拿工人。当他们得知工人已领命复工后，才罢了手。

　　“二七”惨案之后，吴佩孚发出密令，通缉张国焘、林育南、包惠僧、项英、许白昊、杨德甫和李伯刚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仍不免有一种痛心疾首的感觉。

　　京汉铁路大罢工毫无疑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已为大家所公认。但作为一次失败的罢工，更有着许多教训值得总结。

　　张国焘作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在罢工遭到镇压之后，能够力排众议，当机立断，下令复工，并于危急关头安排人员通知京汉路各分会，尽量将工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张国焘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张国焘一直负责工运工作，由于他的推动和其他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们辛苦工作，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共建立100多个工会，罢工187次，参加罢工人数30万以上。在这些罢工中，除了少数取得全部或部分胜利外，大多数都被军阀或帝国主义势力所镇压。这除了客观上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外，主观上则是由于罢工领导人，尤其是居于全国工运领导地位的张国焘等存在着盲目乐观和急躁情绪。他们不是详细周到地考虑发动罢工的时机、条件和罢工所能取得的实际效果，而是抱着急于求成的心理，希望通过工人一次又一次的罢工，使反动势力害怕和妥协，为工人阶级争得幸福和自由。事实上，每一次罢工的失败，都会在工人中产生或多或少的动摇，都会使党经受或大或小的挫折，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张国焘虽然身为全国工运的领导者，但他毕竟是一个刚刚涉足政坛的20多岁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有限，认识水平和实际斗争经验还很差，所以在指导工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犯错误。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开始走向低潮。

　　为了使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并给予及时指示，张国焘受马林的派遣，于2月20日启程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汇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及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对于马林派张国焘去莫斯科一事，当时在海参崴的维经斯基颇有微词。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报告中说： “……张国焘不知为什么被派往莫斯科去报告罢工情况。在他往返莫斯科的这两个月里，他本来最好应该呆在汉口和北京，组织工会的剩余力量。向莫斯科报告罢工的情况本来可以用书面形式，或者甚至可以从海参崴发电报，这要比张去莫斯科花费少得多，而且不会使党和工会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离开工作岗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维经斯基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有过具体的接触，并就有关中国的问题同他们交换过意见。当时，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正在根据马林的建议，讨论国共合作应当采取的组织形式问题。对于张国焘来说，莫斯科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了解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他认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东方部的拉狄克和萨法罗夫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马林是右派。这种分歧无疑加重了张国焘后来反对马林关于党内合作主张的心理砝码。




　　十三 西湖论争

　　远东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加强了同国民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1922年8月越飞阿道夫?越飞（1883—1927），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9世纪末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与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在基辅被捕，放逐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后释放，与托洛茨基一起编辑《前进报》。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政府从事外交工作。1922年至1923年，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来华。1927年11月自杀。来华之后，与孙中山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1923年1月，越飞和孙中山经过具体接触和会谈后，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标志着苏俄与孙中山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了。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早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中共一大后访问孙中山时，就曾提及。当时孙中山讲，可以允许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国共联合战线。马林对此甚为赞成，于是极力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关于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于1911年，具有经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垅）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更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 伊罗生： 《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经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和在中国南方的实地考察，认为把爪哇经验运用到中国是完全可以的，对此他很有信心。1922年初从中国南方返回上海后，他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林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对马林的党内合作建议提出六点反对理由：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马林在自己的提议碰壁之后，便返回莫斯科去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接受了共产国际二大和远东会议的有关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将国共合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明确指出：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而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是：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这实际上是一种党外合作方式。





　　1922年7月初，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和所了解到的情况。他在7月11日写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马林： 《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马林这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详细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执委会经过讨论，决定采纳马林的建议，并要求中共中央把驻地迁往广州。

　　维经斯基向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1922年7月18日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这个命令由马林带到中国。当时为了保密，这个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衬衣上。命令的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在马林再次来华之前，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还发给他一个委任书，原文是：

　　兹委任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该同志应同荷属印度的共产党、工会和民族革命运动保持经常接触。本委任书于1923年9月前有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马林于8月初返回上海。

　　这时，中共二大刚闭幕不久。马林看到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后，将其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国共合作问题。

　　杭州西湖，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1922年8月28日至30日关于西湖会议的具体日期，在笔者所看到的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只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第83页的马林工作记录明确记载是8月28日至30日。，中共历史上七个不寻常的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他们手里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折。让我们记住这七个人的名字：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尽管拥有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但马林一开始并不想用压服的方法来取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观点的认可，他希望能够说服他们。于是，当与会者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倾听着他的发言时，他便系统地向中共领导人陈述了自己主张国共党内合作的理由。据张国焘回忆，马林的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③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陈独秀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 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 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 《告全党同志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

　　陈独秀的回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与会者中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最激烈的，当数张国焘和蔡和森。张国焘对此并不隐晦，他回忆说：

　　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等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③

　　会上的情况对马林很不利，但他毕竟是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在关键时刻他抬出了共产国际。他向中共领导人申明： 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严肃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开始改变态度。他向马林表示： 即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必须是有条件地加入。孙中山应该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本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共产党员决不加入。

　　还是李大钊最终为马林解了围。他认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党在成立后活动余地狭窄也是事实。如果参加到国民党内，既实现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要求，又能为党的活动找到更加宽阔的领域。所以，有条件地加入还是可行的。在李大钊的解说下，与会人员最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虽然未形成任何文件，但事实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从此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

　　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

　　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起去拜访因陈炯明叛变而逃亡上海的孙中山，正式向他提出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当时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而对党内合作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也于9月的某一天，在张继家的客厅里，由张继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从此，张国焘也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党员。

　　是张国焘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吗?不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统一行动。

　　几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后，到1922年底，在全党并未引起大的行动。由于思想上仍有抵触，党中央没有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大多数党员都在旁观等待，除了几个被孙中山邀请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主要人物如陈独秀等外，其他同志仍在进行以往的工作。

　　这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进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尽管刘仁静在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乐观地认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增长，并极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正式形式，但拉狄克——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随后的发言中还是以教训的口吻使陈独秀看到自己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拉狄克的发言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共产国际和马林的意见。为了找到共产国际以及马林之所以坚决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图发展的思想基础，为了证明马林在中国“舌战群雄”、力排众议，与张国焘激烈争辩是事出有因，我们不能不摘出拉狄克发言中的一段话以示佐证：





　　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 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 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一句话： 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我们无法想象陈独秀在受到这样的教训时是什么样的表情，但他的内心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拉狄克使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原来还是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生，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还相当遥远、难以企及。可想而知，作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受到了怎样的打击。而这一打击是否成为影响他转为右倾的原因之一，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一打击倒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的发展似乎要证明共产国际和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确实是无比正确的。自中共二大之后，党员人数增多，组织扩大，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但党的主要工作——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之后，却一直处于低潮，虽有零星的自发的罢工，但并未形成高潮。这一惨痛的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单独的斗争只能遭到残酷的镇压，只有联合国内一切受压迫、要革命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在共产国际决议的启发下，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当务之急。所以，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无论他们起初对国共合作抱什么态度，这时，他们的思想基本上都倾向于拥护国际的决定。就是当初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一方面受到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影响，一方面感到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由原来的激烈反对转为同意国共合作。

　　事情的发展往往总是一波三折。中共与马林虽然在是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全体党员是否都必须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

　　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人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并公开说： “不能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

　　其实，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国共如何合作问题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维经斯基对马林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极为不满。3月8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首先对马林提出并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中央迁往广州一事表示反对。他写道： “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五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接着，他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因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它甚至没有利用最近的工人罢工、对工人的枪杀和对学生的镇压来开展政治宣传，吸引广大劳动人民阶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吴佩孚集团)的斗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3月9日，维经斯基通过苏联驻上海领事维利杰致马林信中提出： 看来您是想把中国共产党中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当然您处于更好的位置，知道罢工之后最好应该干些什么。但是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汉口、上海以及目前在北京也绝对需要一些积极的同志。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对于罢工被镇压没有提出抗议?为什么它没有反对对于学生的粗暴迫害?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著：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页。

　　在中共党内，对马林的要求持反对态度的，仍是张国焘。于是，在张国焘与马林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十四 三大落选

　　1923年年初，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的会谈在马林的努力下得以实现。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这说明孙中山已下了联俄的决心，同时也为联共铺平了道路。尽管宣言中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之语，可能伤害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但从建立苏联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出发，马林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会理解的。

　　事情正在按照马林的愿望发展着。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决议的全文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一、 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 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 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 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五、 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六、 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 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437页。这个文件是共产国际内部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两种意见妥协的产物。极力主张党内合作的马林与坚决主张中共独立的维经斯基，在1922年底和1923年初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布哈林采取了调和的办法。他亲自起草了一个决议案，然后交给马林和维经斯基共同商量修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决议就是他们两人修改后的决议。

　　决议传到中国之后不久，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时，对于大多数中共党员来说，服从国际决议，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已是无可争辩的问题了。不过，马林对国共合作的决议能否在大会上顺利通过还是存有顾虑。于是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两天，马林开始找各地代表，特别是工人党员代表谈话，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并对下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原则以及党章等文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要多选一些有工运经验的能联系群众的工人同志到中央来。《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说实在的，这些工人党员代表的工作并不太难做。最令马林头痛的，还是西湖会议上与他发生激烈争论的张国焘。所以，会前，马林即拿着共产国际的1月决议找到张国焘，准备以决议为依据说服张国焘赞成他的观点。马林解释说： 这个决议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而作出的。按照决议精神，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决议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使其能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马林对国际决议的解释令张国焘很不满意。他认为，照这样解释，就是要把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于是，又一场争论在张国焘和马林之间展开，而且从三大会议之前一直延续到会中。

　　据张国焘回忆，他与马林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第一，马林认为国民革命既然是中心任务，就包括一切；张国焘认为，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惟一任务，中共还有进行阶级斗争的任务。

　　第二，马林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脆弱，他断言，至少五年内中国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工作，中共的存在就没有意义；张国焘认为马林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的历次决议，中共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爬起来，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作用。

　　第三，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其中有许多优秀的革命分子，中共应该老老实实地到国民党内去学习民族自觉；张国焘则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中共党员在其中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马林认为全体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则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

　　第五，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只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为好。张国焘提出为了国共间的良好关系，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国民党，但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常保持他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内工作时，就不能随声附和。

　　第六，马林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的一部分，应该参加国民党，由国民党来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认为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7—290页。

　　在马林关于中共三大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张国焘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

　　如果国民运动允许无产阶级存在，我们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参加国民革命。但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在中国开展国民运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英美资本的影响使中国资本家不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国民党不可能同英美斗争，即使得不到英美援助，也是如此。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

　　如陈独秀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有140万产业工人。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党在北方工人中占有主导地位。农民至少有1600万，他们是消极的。他们反对战争，组织了自卫队。要注意农民。虽然我们是弱小的，但我们的精神力量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强大。至于小资产阶级，我们促使他们组织起来。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





　　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运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我们就能避免和国民党发生冲突。李(大钊)教授在北京的工作证明把国民党老党员容纳在区党支部内是很困难的。我们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开展工会工作。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记录虽然显得零乱，但与张国焘的回忆作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份材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出张国焘对国共党内合作问题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张国焘和马林唇枪舌剑，谁也不能说服谁。马林指责张国焘仍保留中共二大时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则指责马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当互相争执不下时，马林就搬出了“共产国际”。张国焘回忆说：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 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1页。

　　尽管张国焘的观点也获得了一部分代表的赞成，但大多数代表还是同意马林的意见，尤其是党的领袖陈独秀，他对马林的支持使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写道：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张国焘失败了，这是中共三大上他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但并不是惟一的打击。

　　在这次大会上，他还在另一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使他越发觉得颜面无光。

　　批评过张国焘的

　　陈独秀陈独秀在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这样批评张国焘说： “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二大之后，张国焘搞“小组织”、“小集团”的批评就不时在党内出现，这使得一贯盛气凌人、善于发号施令的张国焘总感到有一种声名狼藉的滋味。

　　事情还要追溯到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时参考。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二大闭幕以后，小组成员由于都是负责工运的同志，所以也常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

　　当时中共上海区的委员长是陈望道，据蔡和森说，陈望道在主张上与李汉俊和沈玄庐完全相同，而且这个人个性阴沉，反对集中制和批评，怀疑工人加入共产党，反对大罢工，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认为上海党的组织太消沉，主张应积极活动，但陈望道却以消极对之。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故党总不开会，表现出无组织的状态。张国焘也认为陈独秀把党搞得太松弛，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纪律。所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有一次开会时表示对党总不开会的不满，主张对于劳动运动以后他们要常常开会讨论。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页；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劳动运动正是其份内之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复杂起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对国共以什么方式合作自然十分关心，所以在一次开会时，就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当时张太雷正因其他事在场，听了这种说法颇为不快。而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同志，也对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倾向有所不满，便故意当着他的面加重反对的语气。

　　张太雷离开后，心里很不痛快，就将情况告诉了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施存统等人鼓励他向陈独秀报告。张太雷就去告诉了陈独秀施复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陈独秀听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党内出现了“小组织”。

　　陈独秀为什么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开会如此反感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开会时有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言论，因为当时就连陈独秀自己也对马林的主张持反对态度。这里有另外一层原因： 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的威望很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这就是证明。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标准的职业革命家，在他身上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敏锐、易于偏激的特点。再加上他性格比较粗暴，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时有不当。现在，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除他自己外，其他四人都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陈独秀自然会想： 这不是撇开自己、架空自己，搞小组织、小集团活动又是什么?

　　小组织问题如果就此结束，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全党共诛之的“罪恶”。岂料马林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一下子变得丑恶了许多。

　　还是在西湖会议上，当与会者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后，马林却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党内小组织问题的决议，说党内有过小组织倾向，因此有必要作一决议，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他的提议引起了蔡和森、高君宇的驳斥，张国焘更是十分愤怒。因为这三个人都是所谓小组织的成员，又都是国共党内合作的反对者，所以马林据此进一步证明他们的反对正好反映出党内确有“左”倾反对派倾向。双方争执不下，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议下，马林的决议以存案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小组织问题导致党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之间产生了隔阂，陈独秀还因此提出辞职，于是这个问题在党内党外便开始沸沸扬扬起来。有人认为这是张国焘“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施复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更有人扬言“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215页。。

　　小组织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声势，蔡和森后来曾这样分析其原因： “(1)因党最初组织理论和训练的基础都很幼稚，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都很浓厚；(2)因党中都不满意国焘同志，所以借此夸大，以实行其攻击的野心；(3)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作工，不用经党的通过；(4)国焘不善分配工作……”④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4、45页。前两个原因是指攻击小组织和张国焘的，后两个原因是指张国焘本人的。蔡和森的结论是： “小组织问题，发生在第二次大会以后，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因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的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进全党进行，如这问题不解决必定发生派别，所以小组织的组织是不对的。”④

　　张国焘自从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以来，在处理工作和与同志的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少毛病。蔡和森说： “党内同志反对国焘同志批评的态度太严重，第一次大会时国焘同志批评汉俊等太严格，后来，国焘同志由莫回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处严重批评，而引起全党同志不满意，国焘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冲突，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观点上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上去攻击同志。另一方面国焘太左，这个问题在第二次大会未解决，因国焘被举为中央委员，所以又发生……小组织问题。”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43页。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马林争论的败北和陈独秀公开对小组织问题提出的批评，使得本来就失去党内多数同志拥护的张国焘更是威信扫地。这一点在三大选举时明显反映出来。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张国焘才得到40票中的6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执行委员，甚至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不是。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张国焘，突然从权力的顶峰跌了下来，这一跤栽得可谓惨矣!




　　十五 固执己见

　　中共三大闭幕已两三个月了，可张国焘的心情却仍然难以平静。

　　习惯了奔走忙碌的他，此时突然无所事事，闲居在上海，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便不时袭上心头。白天，他尚可暂时抛开烦恼；夜晚，当万籁俱寂之时，他总是思绪万千，难以入眠……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究竟是马林错了，还是自己错了?如果马林错了，为什么共产国际会支持他?他很想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们是怎样决定国共党内合作的，他更想知道列宁是不是也赞成党内合作。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他反复思考，极力想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他想告诉自己，列宁接见他们时所指的合作并非党内合作，他找到了种种理由： 第一，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曾十分明确地指出：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列宁提出的是“结成临时联盟”，而且特别强调“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并没有提出“加入进去”。第二，在远东会议上，虽然远东各国共产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合作的声浪甚高，但也仅仅确立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规定合作的具体方式。现在，马林将这一合作解释为党内合作，并要求党的一切工作通过国民党来进行，是否合适?

　　尽管有上述理由和疑问，但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远东会议上，张秋白代表的国民党比他代表的共产党更受大会的青睐。从列宁在会见中只谈孙中山，不提陈独秀来看，从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对国民党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善意批评来看，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更看重的是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民党。另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确实力量弱小，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军阀残酷镇压后，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说明党因秘密活动的限制，不能很快使党自身和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能够实现国共合作，党的活动余地无疑会增大。

　　但为什么必须是党内合作呢?在张国焘看来，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形成的与国民党建立联盟的党外合作的决议，正符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料，共产国际却采用了马林的建议，命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自己的决定。而他自己反对的结果，却是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是谁错了?是自己错了吗?他想找出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却很茫然。或者是马林错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匆匆走了一圈，就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如何，难道他比我这个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不过，马林确实是个有经验的革命家，他看问题可能比自己深刻，不然，为什么共产国际会采纳他的建议，而中国共产党最后也服从了这一建议呢?

　　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张国焘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约翰?保罗曾说过： “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但大多数人难以做到这一点。张国焘也是如此。

　　尽管张国焘已经在中共三大落选，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包袱，但他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

　　1923年7月8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遵照中共中央第二号通告的要求，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改选。会议选出徐梅坤、甄南山、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五人为正式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

　　7月9日，改选后的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委员的分工，决定由邓中夏任委员长，徐梅坤任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任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上并决定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和“劳动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由沈雁冰兼任委员长，林伯渠、张太雷、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亦湘、刘宜之为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由王荷波兼任委员长，王振一为秘书兼编辑，甄南山负责机工方面，林蒸负责吴淞方面，周启邦负责邮差方面的工作。

　　会议还决定将党员重新分组，分组的原则是将居住相近的党员编为一组。当时党员共53人，编为五组，张国焘被编在第二组，与他同组的人有董亦湘(组长)、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

　　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决定对“劳动运动委员会”的成员作部分调整，张国焘、徐梅坤、刘拜农、甄南山、邓中夏负责为《星期日》刊物供给稿件。

　　8月12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对徐梅坤因病请假的问题，讨论同意准假至病愈为止，以候补委员张国焘递补。会上并提出小组改组的名单，共分四个组，张国焘被编入第一组，其他成员是： 许德良(组长)、瞿秋白、张太雷、严信民、黄让之、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邵力子。以上材料均见《1921年至1927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党史资料丛刊》1984年第2期，第5—7页。

　　8月22日，张国焘在《向导》第3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反对铁路共管》的文章。“铁路共管”是列强外交团护路委员会制定的一个攫取我国铁路警察权、财政权和运输权的方案。针对北洋军阀政府软弱无力、卖国自保的外交政策，张国焘指出要护路救国，绝不可依靠北京政府，因为“北京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是不待列强压迫便自动卖国的传统外交政策，这次不待外人要求，首先任命曼德组织铁路警备队，开门揖盗，便是铁证”。那么，靠什么来护路救国呢?张国焘认为不能靠民众势力，因为“民众团体的组织还未强大，而且没有全国民众势力集中的有力团体，起来号召全国民众为系统的救国运动”。他认为“惟一的方法，只有赶快由全国各职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起来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个国民会议组织成了，才能在全国各城市举行有组织的国民大会和示威运动，表示民众的公共意志和爱国热忱，并因而吸引更广大的民众加入运动”。国民会议只有居为“全国民众的中心团体”，“全国民众才能应用这个武器，内则攻打北京卖国伪政府和一切祸国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外则反抗铁路共管，制止列强一切侵略阴谋”。《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160页。

　　张国焘为何以“国民会议”相号召呢?

　　原来，在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曹锟、挽救时局的主张是： “同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





　　张国焘的文章表明，他是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的，只是不愿意由国民党出面组织，所以文中只是笼统地提出由各团体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这说明，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

　　9月，张国焘从上海来到北京，根据中央的指示，负责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

　　北京，这是他一生都不能忘怀的地方。正是从这里，他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此时，他的心情郁郁寡欢。北京的党组织里尽管都是他的老熟人，但除了例会之外，他对国共合作的讨论和部署，基本上抱着置身其外的态度。

　　张国焘在三大落选，也引起了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一些人的同情。

　　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国际代表斯列帕克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你知道，张离开了中央。依我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里有荷兰人指马林。的蛊惑宣传。我有理由更相信张，而不是后者。即使有大批积极工作的干部，也不能让张离开中央，何况当时这些积极的同志屈指可数。曾经有很短一段时间，张完全处于失宠状态，当时甚至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他们无缘无故地把小伙子撵走，他落得个没有工作，没有经费。后来可能改变了主意，派他去北京，他呆在那里，面对不幸的《工人周刊》，苟延残喘。要知道，在北京这里，在工人运动方面你做不了很多的事，这是很清楚的。”《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张国焘的情绪和境况引起了始终关心着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的重视。1923年10月24日，维经斯基写信给张国焘，对他的消极提出了友好的批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张国焘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您9月28日为陈启修教授作介绍的便函。当然，我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他完成他所肩负的使命。我认为，现在是他访问的最合适的时候，因为除了其他信息外，他还能从这里发出有关德国情况的真实信息。

　　可惜，您很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和工人运动问题。我恳切地请求您给我本人谈谈您对国内一些重要政治事件的看法。

　　我有一种印象，现在您不像从前那样和本来应该的那样积极地从事党的事务。作为私人朋友，我想给您指出，不管党内对某些策略问题存在什么意见，党都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压倒任何其他问题的任务，这就是： 如何开展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如何根据国内各种不同集团的社会基础向它们说明这场运动，以便为这场运动制定一个总的行动纲领。

　　我听说，您又特别关注日益高涨的中国工人运动。我知道，您坚持这样一种意见： 好像中国工人运动是争取国家独立，反对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因素，也就是年轻的有潜力的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从心理学上说，我很理解您的看法，但是我担心您没有很客观地分析形势，您把现有的因素同应该有的因素混淆在一起了。

　　在中国现时状况下，工人运动还不是能够率领整个民族反帝运动的重大因素。

　　对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为工人运动寻求它能在民族运动中占有的正确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但同时又是特别重要的。您应该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在中国或在任何地方这两种运动能汇合到一起，以便消除一切阶级差别。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应该使这些运动联合起来并加强国内反帝运动的高涨。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策略性的错误，夸大现时工人运动的实际力量，那么我们就不能切实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客观因素。

　　现在我不想就此问题进行冗长的争论。我只想让您详细地告诉我您的看法，然后我再答复您。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弄清中共策略中的某些基本方面。

　　最后，我想特别秘密地告诉朋友，您应该始终不渝地主张年轻的但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尽管党内有一些应该加以纠正的意见分歧，您应该仍像从前，甚至比从前更加积极地从事党的工作。





　　希望您能注意我所谈的几个方面，并立即给予答复。

　　您的兄弟般的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

　　在此前后，穆辛也给张国焘写信，对他提出诚恳的忠告。

　　张国焘接到维经斯基和穆辛的信后，于11月16日用英文给他们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详细叙述了他与马林的分歧，并对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想法。他表明，自己对国共党内合作已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他对国共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写道： “从上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在中共党内，“代表大会(指中共三大)一结束，其错误就暴露出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支部中，对我们同国民党关系问题抱反对的情绪有了发展，反对者可能占多数。再者，像长沙、汉口和北京这样一些大的支部，曾设法要求马上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

　　至于他个人的情况，他是这样写的： “在党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热烈讨论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时，有些同志根本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而且他们在那次激烈的讨论中，不去避免产生困难，甚至还在会内会外利用我们党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一些纠纷，对我进行攻击。我不知道莫斯科是怎样谈论我的。我要公开地答辩： ‘的确，由于我们年轻，我们都犯过许多错误，甚至于犯过一些很愚蠢的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过去没有犯过，将来也决不犯。’你们二位提醒我，要我注意维护幼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穆辛同志甚至还表示相信我不会在党内设法制造任何新的困难和分裂。确实，我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维护我们幼弱的党的团结的。我决不会亲手损害我视为自己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从一开始我就参加的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7页。

　　维经斯基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不久，他又奉命再次来华，接替马林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途经北京时，他会见了张国焘，听取了张国焘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并向张国焘表明： 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是为了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团结和支持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并不是受国民党的领导。维经斯基的解释，在张国焘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并不像马林那样轻视中国共产党。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07—308页。

　　维经斯基的谈话，虽然打消了张国焘的一些顾虑，但并没有使他彻底改变自己的态度。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点上，他总是想不通，而且总是很消极的。

　　1923年10月，鲍罗廷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1951)，原名格鲁森贝格，俄国人。1903年加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8年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境，定居芝加哥，使用“鲍罗廷”名。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回国。1919年参加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工作，并作为俄共(布)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10月至1927年7月，作为苏联政府派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参加了中国大革命。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政策，主要是通过他来实现的。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起过显著作用。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也有重大责任。作为苏联政府和联共派驻广州的常任代表到达广州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并指派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李大钊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处理改组事宜。这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改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这时的张国焘，其思想处于一种动摇和彷徨之中。一方面，他看到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从中共党内到共产国际内部，都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而且国共合作实际上已在进行之中，如果不顾现实，一味采取反对态度，显然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他对毫无保留地将共产党员全部加入国民党这一点还是无法接受。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反映在张国焘这一时期发表的两篇文章里。

　　据张国焘所说，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原因是这样的：

　　11月间，鲍罗廷给加拉罕写了一份有关广东真相的报告，并托人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张国焘参阅。通过这份报告，张国焘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团结一致，击退了陈炯明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这使他感到中共党员跨有两个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他回忆说：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廷的资料，在《新国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地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

　　那么，他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什么呢?他说： “我发表文章是颇有用心的，借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此前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义。”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3、358页。

　　张国焘虽然如是表白了一番，但正如他后来所说： “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②从张国焘的性格来看，他绝不会将这种反对情绪长久地埋在心里。所以不久，张国焘就翻译了一篇《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并于12月20日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

　　我们在这里不想对《宣言》本身作任何评价，只想对张国焘翻译这一宣言的动机作一探讨。张国焘翻译并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从宣言的内容来看，已经全然不是正统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了。他的真实动机只能解释成是为了冲淡当时国共合作的浓郁气氛。在张国焘看来，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比，《宣言》所阐述的主张更接近于共产党人的思想。所以，他在译文之前专门加了一段文字，其中有这样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这意思无非是说，与其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进行合作，还不如与“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进行合作。

　　张国焘对国共合作的不热心还表现在国民党一大上。

　　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有了很大进展，各地的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在一些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也经过共产党员的积极活动建立起了一些国民党分部或支部。这样，孙中山等人便决定在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2月，各地开始推举出席会议的代表。

　　为了使共产党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中占有一定比例并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专门发出通告第十三号，提出：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也许是为了促动张国焘改变对国共党内合作的态度，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推选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之一。但张国焘打心眼里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一大： 一方面，他对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还没有想通，而且他目前正在从事铁路工人运动，所以不愿担任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另一方面，他还要负责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大罢工一周年纪念会事宜。但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李大钊则极力主张张国焘前往广州，以表示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意见已经统一；另外两人一同出席，遇事还可以互相商量。张国焘不好推辞，只得赴会。





　　大约在1923年12月底，李大钊、张国焘离京赴粤时途经上海。因为事前已接到通知，所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需在上海集合，共同讨论在国民党一大上所应采取的态度。

　　1924年1月1日，在共产党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上，与会人员分别听取了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报告，并通过如下决议： “(1)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在听取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报告后，认为工作进行得正确；(2)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以后应该反对老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3)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中谋求职位；(4)关于宣言问题，全体共产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它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页。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表示希望张国焘能与李大钊和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共同组成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不料这个提议被张国焘拒绝，他的理由是： 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前，他就要赶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另外，他认为自己不适宜代表中央，因为对多数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这种做法他并不赞成。

　　张国焘仍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到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了李大钊、张国焘等十几个新到的代表，并将他的《建国大纲》给代表们传看，征询大家的意见。

　　张国焘翻看了一下《建国大纲》，然后问孙中山：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张国焘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是针对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而他在那种场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要让孙中山和在座者了解他的基本看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5页。

　　孙中山听了张国焘的话后，没有作出答复，只是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

　　叶楚伧则说： “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张国焘讨了个没趣。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在鲍罗廷处，他向鲍罗廷提出了国民革命中应否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 “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鲍罗廷的解释得到了多数同志的附和，大家都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张国焘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也说： “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但张国焘却总是抑制不住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在见到即将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时，问道： “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谭平山告诉他： “我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我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6—317页。

　　当大家都沉浸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中的时候，张国焘这样做，连他自己也觉得仿佛成了“专泼冷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顾一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结果可能会遭到中共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一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趁早离开广州，以待机会。





　　党内同志大都了解张国焘的想法，有意无意间表示希望他选择第二条。所以，在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之前，他已做好了北返的准备。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1月23日，张国焘以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由，请假离开广州。

　　说来颇令人费解，张国焘回到北京后，对苏联代表斯列帕克谈到国民党一大时，却全然是另一种口气。他告诉斯列帕克： 他不但钦佩孙中山本人，而且非常赞赏那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 “现在同志们中间已经不存在是否必须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乐意做工作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以至于一直对国民党不怀好感的斯列帕克也十分肯定地认为： “在共产党内，在要不要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的问题上，应该说，现在不会再有任何分歧意见，现在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一道工作，并且能在那里领导这项工作。”《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页。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无论张国焘出于何种动机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一大的看法，事物总是按照自己的预定轨道发展变化着。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力推动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震动，但他还是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看法。这样，他认为与其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导致无穷的烦恼，还不如消极地对待国共合作事宜，尽量不去参与。所以，当李大钊传达国民党一大选举张国焘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要他到武汉去担任国民党分部的工作时，他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

　　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张国焘虽为其成员之一，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做主，自己从不提出异议。

　　就这样，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他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而在寻找教训的过程中走向极端的人，却没有成功可言。

　　张国焘的可悲之处正在这里。




　　十六 牢狱之中

　　全国铁路总工会是在逆境中诞生的。

　　“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尚存的工会，其活动也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京汉、京奉、京绥、正太等路的工会开始逐渐恢复元气。京奉路唐山工会不仅秘密存在，并拥有一定势力，工会基金亦有1000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拥有会员1500人；正太路工会、粤汉路工会、津浦路浦口镇工会、株萍路工会等也秘密恢复，特别是胶济路工会在工人运动低潮中居然秘密成立，并拥有会员1500余人。《工人周刊》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为了进一步复兴铁路工人运动，振奋铁路工人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1924年2月7日，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1923年2月7日这个血腥的日子，怀念先烈，汲取教训。

　　因为有关这次会议的史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以下情况：

　　参加会议的有各路代表20人。中国九条铁路中有六条派出了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仍然有一条或两条铁路代表缺席；没有派代表的只有广州铁路、沈山铁路和中东铁路。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组织问题和红色搬运工人联合问题。《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407页。张国焘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宣言》提出总工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除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宣言》号召工人参加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但必须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1—522页。大会还准备就列宁逝世致电莫斯科。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邓培此处采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2页)的说法。王健英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亦持此说法。另据王家玺主编的《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所载，会议选举孙云鹏为委员长。，总干事张国焘。同时，张国焘还被指定担任党团书记。

　　对于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的作用，在北京的苏联代表斯列帕克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 “领导会议工作的是张。他的工作很出色。”《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设在北京铁匠营21号。总工会除邓培、张国焘总负责外，还有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等参与工作。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对北方铁路工会进行了恢复和整顿，会员迅速增加，仅胶济路工会在短短三个月内，会员就发展到3000人，工人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国民党一大之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工农运动逐渐高涨，特别是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更有了蓬勃发展。这使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及军阀势力大为恐慌，他们采取从外部压迫和从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也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右的偏差。

　　为了总结经验，调整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于2月25日建议中国共产党在5月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和工会工作等问题。这样，5月10日至15日，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s.y工作与c.p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决议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国民党工作时，要“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而不是在左右派之间起调和作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各国的先例很多，不仅止此，在中国的情状看来，更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力量减杀。”《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据会后在5月20日刊登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一篇题为《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的文章所谈，这次会议有三个重大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 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在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在比我们强大的党，很容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第二个意义是： 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第三个意义是： 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党及s.y在此项工作上都做了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纠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是一副谦逊的样子，积极参加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态度诚恳，从不提中共三大的争论。结果他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情。这当然令他高兴。不过，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认为这次会议“无异于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9页。。从这一点来说，他认为自己是最终胜利的一方。





　　铁路工会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

　　1924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行动”。

　　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被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查获，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杨德甫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进行搜捕。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不幸被捕，铁路工人名册和许多党的文件以及来往信件均被搜去。随后，侦缉队又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并搜出中共三大文件及信函多件。

　　张国焘等人被捕后，遭到了野蛮的审讯。据1925年5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国焘起初还能挺住。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否认自己就是铁路工会的总干事张特立。当敌人问及共产党鼓动铁路工运等问题时，他也装作不知道。

　　但是，从总工会会所和他的住所搜出来的大量文件和信件却暴露了他。在李钟英为中共中央的代号。寄自上海的一封信中，敌人查出了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铁路总工会函，函中称张国焘为总干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张国焘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不久，张国焘和杨子烈又被押往京师警察厅。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张国焘写下了这样的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十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十一月间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生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爱国热忱与抵制日本诸运动，亦参加后又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需以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国焘与保定在狱诸人中二三人颇有友谊关系，又国焘自问良心，实用所信之主义亦应处在帮助之地位。故国焘始终帮助铁路总工会之此项救济事业。案所谓《工人周刊》出版已久，由《工人周刊》社编辑，在去年春间以前，国焘亦挂名《工人周刊》社编辑之一员，但从未经管此周刊。此周刊被查禁出版以后，即久已停顿。所供是实。《张国焘的供词》，《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张国焘的身份证实后，敌人又审讯了杨子烈。杨子烈在自供状中这样写道：

　　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年十二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钱五元。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时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难箱里检查出的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以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杨子烈的供词》，《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张国焘满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不料，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却不这样认为。

　　王怀庆在给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中说： “查张国焘等私组路工总会实行共产主义紊乱，国焘煽惑路工，扰害秩序，核其所为殊与刑律规定之内乱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不足以维治安而儆效尤。而杨子烈系属女子，在法大肄业，与北大男生自由恋爱无异妍度，妨碍善良风俗，毫无廉耻思想，亦应按律办理。除饬详讯该犯等确供再行另拟办理外，相应审讯情形先行函达。”《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在司令部里，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勉强筑起来的防线彻底垮倒，他贪生怕死，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

　　据王怀庆于5月30日给内务部的密函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 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②《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但敌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对张国焘施加刑罚。张国焘也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共71人。

　　6月2日，王怀庆密咨内务部：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及供出党魁李大钊等情形先后咨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 伊等以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进行党务者，南方有谭铭(平)三等，北方有张昆第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获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先劝各路工人组织工会，将来要求增加工价，以便推倒军阀及资本家，实行共产主义。等语。查该犯等胆敢在首善重地，私组工会，以共产主义煽惑路工，虽未至实施暴动行为，而其意图紊乱国宪，实已毫无疑义。除李大钊等业经咨请严缉外，相应抄录各路工人姓名，咨行贵部查照。希即转令一体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路政，而遏乱萌。②

　　内务部接到王怀庆的两个密咨后，立即密咨交通部、教育部，令京师警察厅严加注意，迅速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李大钊闻讯，立即化装成商人，在儿子李葆华陪同下，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乐亭老家。

　　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到乐亭去抓他。两次扑空后，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发出了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并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

　　这时，李大钊在五峰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李大钊又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北京，与其他几位代表见面后，便分别坐火车离开了中国。

　　被张国焘出卖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幸运地脱离危险，如范体仁、孙云鹏、吴鹏九、叶云清等人不幸被捕。另外被开除、被通缉者还有40余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张国焘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将他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相反，他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英雄，向人们述说他面对敌人的审讯，如何毫不畏惧，如何被人强扭着按了手印，如何绝食。但无论怎样，他也不能否认他后来得到了一般犯人所得不到的优待。对此，他这样解释：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 ‘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 ‘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 ‘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1页。

　　他的解释显然是勉强的。试想，如果敌人想要把他瘐死狱中，怎么会对他特别优待呢?

　　我们认为，可能使人信服的解释有两个： 一是他叛变有功，敌人才免他死刑，并对他特别优待；一是狱外的各方人士开展的营救工作产生了一定的效用。

　　如果说，张国焘的叛变是受刑不过，被逼无奈，那么他叛变之后对革命的怀疑和失望却是发自内心的，是自觉自愿的。请看他自己的表白：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过于天真。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6—357页。

　　四个月过去了，对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的怀疑和动摇，使他的狱中生活变得更加郁闷无聊。尽管在狱中受到优待，但他不知道命运将把自己抛向何方。每日每时，他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难道真要在牢狱中度过一生?他不无凄凉地这样想。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重大事件突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了北京政变，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随之倒台，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也被卸了职。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张作霖、段祺瑞组成联合政府，并表示同情广东革命政府，愿与孙中山合作，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把“二七”惨案以来一批被捕的工会领袖和骨干营救出狱。

　　10月底的一天，新到任的警备司令经过草草盘问后，便宣布将张国焘等人全部释放。

　　张国焘尽量按捺住狂喜的心情，挽着杨子烈疾步朝监狱门外走去。

　　这时，同行的范体仁问他为何不带头提出政府曾摧残人权的控诉，张国焘的回答是： “政局的变化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吧!”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1页。嘴上这么说，实际他心里在想： 我刚刚摆脱了厄运，何必自找麻烦呢?





　　张国焘夫妇出狱后，暂时住在赵世炎家，来看望的同志很多，大家都为他们侥幸出狱而感到欣喜。

　　从同志们的谈话中，张国焘了解到，在他们几个人被捕后，党立即发动了抗议和营救运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北京之党狱》等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暴行，并发动参众两院议员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释放张国焘等被捕之人。

　　听到这些，张国焘真是感到无地自容、羞愧万分。与同志们鼎力营救的行为相比，自己的叛变行为是多么卑劣!他决心隐瞒在狱中叛变的真相，以便继续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于是，一个叛徒在厚颜无耻地向被他出卖了的党诉说着他在狱中是如何在敌人重刑之下咬紧牙关，坚强不屈，不吐露半点党的秘密。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凡是听到他“英雄”事迹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

　　张国焘的隐瞒是成功的。如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在过去的档案里发现了他的自供状和其他档案材料，恐怕至今世人也不会知道他在1924年这段经历的真实情况。

　　同志们把张国焘当成了英雄。他不仅得到了信任，而且在后来还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张国焘似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角色之中。他把对革命的厌倦埋在心里，开始关心党的工作和国共合作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不出现在的张国焘和被捕前的张国焘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正如张国焘自己所说，经过四个月的牢狱生活，经过四个月的反思，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开始带着消极和圆滑的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




　　十七 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1924年10月张国焘出狱后，开始参与中共北京区委员会的一些工作。

　　11月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达北京。随后，鲍罗廷由瞿秋白陪同，带着由30余名青年工人组成的便衣武装卫队，从广州乘军舰至青岛，然后改乘火车也来到北京。

　　鲍罗廷到京后，北京的共产党人经常由鲍罗廷召集在一起开会，张国焘也在被邀之列。通过这些会议，张国焘了解到当时的国内政治情况以及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等方面的情况。

　　在北京的这些会议由于没有发现原始记录，后人很难知道其内容。只有从当事人的零星回忆中，我们才能得到一点信息。这里是彭健华的回忆：

　　一次，鲍罗廷召集北京的党内负责同志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在苏联大使馆开会，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及如何大力发展国民革命军军事力量，准备北伐战争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 鲍罗廷、瞿秋白、李大钊、高君宇、赵世炎、范鸿动、张国焘、彭健华等。会上，鲍罗廷首先谈到如何发展国民革命军军事力量的问题，他提出要在广东现有的军队中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力量。他说： “现在要准备北伐了，需要强大而统一行动的军事力量，但现在广东的军队有不同的系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对军事行动不利。因此，我们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作这个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多予支持。”

　　他的话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大家纷纷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主要有： 1.缺乏军事中心力量固然对统一的军事行动可能不利，但也有使各派力量互相制约，而便于从中驾驭的好处；2.鲍罗廷认为其他许多派系的将领不一定可靠，但蒋介石是否可靠?他一旦羽毛丰满，是否还能加以控制?3.与其用极大的财力和物力培植蒋介石，何不使用较少的财力、物力来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

　　有的人还提出，现在很多工农自卫队用的都是长矛和大刀片，无法对付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

　　李大钊一向十分重视河南的红枪会，他在会上特别提出： “河南的红枪会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成分都是贫苦农民，但现在大都被土豪劣绅所掌握和利用，我们已派了一些同志去进行工作，还应继续派更多的同志去掌握这部分力量，还须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加强领导，在财力和装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才好。”

　　但鲍罗廷却说： “目前应以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为主体，工农群众组织应作为辅助力量支持军事行动。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我们共产党员可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现在国民革命军中已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我们的同志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各级的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

　　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鲍罗廷对党代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争论。

　　会议从晚上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告结束。张国焘、彭健华和另外一个人只得席地而卧，在地板上睡了几个钟头，天亮后才各自离去。彭健华： 《一九二四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集的一次会议》，《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一时期，正值孙中山抱病北京。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孙中山指示下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张国焘作为候补委员，也经常参加临时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张国焘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他后来回忆说：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地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6页。

　　孙中山逝世后，聚集在北京的国民党要人和中共领导人以及鲍罗廷等皆纷纷离去，张国焘也终于摆脱了尴尬的境遇。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等20人，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

　　四大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决定，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22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具体分工是： 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委员。

　　同时，中央还决定组成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书记，邓中夏为秘书长，委员有： 项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启汉、张昆弟、刘华等。

　　这样，自中共三大以来沉寂了一年多的张国焘，又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并继续指导全国工人运动。

　　2月7日至10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到会代表45人，代表12条铁路的工会组织。这次大会除沪宁、沪杭尚无工会组织派代表参加会议外，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的所有主要铁路都有代表参加。这说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一年来，尽管遭到了反动政府和军阀的破坏，但铁路工人运动仍有不小的起色。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代表们完成了18项会议议程。其中主要有： (1)“二七”纪念会与预备会；(2)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3)各路代表报告；(4)工人阶级与现状报告；(5)进行方针报告；(6)太平洋交通工人会议报告；(7)组织、宣传教育、合作社、救济失业及死伤问题；(8)审查抚恤款项报告；(9)各路代表提案；(10)讨论并通过各种议案等。

　　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中，充分认识到铁路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铁路工人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大会议决所需进行的重要方针十项： (1)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2)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坚固的组织基础；(3)力谋工会之统一；(4)确立经济基础；(5)救济失业及死伤；(6)要求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实行；(7)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8)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9)赞助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10)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与此同时，还举行了京汉全路代表大会。到会共16人，代表12个分会。会议决定恢复被反动军阀封闭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有关会议情况见张特立：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始末》，《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张国焘出席了这两次会议，并具体指导会议的进行。会后，他正式辞去京汉铁路总工会干事一职，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指导全国工运。

　　中共四大之后，工人运动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仅从铁路工会方面来说，继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之后，京奉路总工会、京绥路总工会、胶济路总工会等各路工会也逐步恢复。粤汉铁路总工会和广三、广九铁路总工会相继宣告成立。为了加强对广东铁路工人的领导，还成立了铁总广东办事处。

　　作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和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国焘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于1925年4月在《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了《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自“二七”惨案之后，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了一个“降落”期，最近又呈“复兴”之势。职工运动复兴的原因有二： “一、工友们得着许多历史上教训，和不可忍耐的痛苦，知道非复兴工会不可。这就是复兴职工运动之根本的伟大要求，也就是职工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二、直系势力倾覆，各派军阀冲突剧烈，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发生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勃兴，给予职工运动复兴的种种机会和影响。这是职工运动复兴的次要原因。”职工运动的复兴必然引起封建军阀的镇压，于是，他提醒说，“现在段张专政的北方局面，与曹吴时代没有两样，他们对于工人必仍旧采取强暴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要“认清工人的斗争始终是为本阶级的，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奋斗得来。我们只能利用军阀官僚彼此间的冲突，发展自己的势力，决不可发生什么幻想”，他指出目前职工运动的主要方针是“争自由”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 一、由这个运动发展职工运动的势力因而统一职工运动，以至于由运动而能实际保卫职工运动不受摧残。二、获得法律上的合法自由，并取消剥夺工人自由的罚工刑律和治安警察法。”

　　张国焘在文中提出两个很值得研究的观点：

　　第一，国民革命运动和职工运动可以互相促进。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国民革命运动和劳动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国民运动所奋斗的目标——自由和独立，就是劳动运动所要求的初步解放。在此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现象中，职工运动如何去加厚国民革命运动势力，如何使国民革命运动助工人阶级争取目前利益和自由，这也是职工运动中一个新的问题。这表明，张国焘对于国民革命的认识有了提高，改变了排斥的态度。

　　第二，工人运动亦可采取灵活的斗争方法。在坚持“不妥协”斗争的条件下，可以采取“软的方法”，尤其在工人运动的低潮时期。他说，“二七”之后，有些工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在退守时期中，能用种种外交的方法和别种巧的方法，对抗敌人，争得一些经济利益并保持工会的安全。因为敌人是奸滑险毒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对付工人，当然工人也要用种种有效的方法对付他们。但是不可忘了阶级争斗，是不可调和的争斗，真实的胜利，只有硬的方法——不妥协的争斗——才能得到的。这种把两种斗争方式结合运用的思想，在中国职工运动中还是首次正式提出并作为职工运动的指导思想。





　　利用敌人，采取软的方法，这种斗争方式并不是张国焘的发明，还在“二七”惨案之前，北京党组织就曾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口号，发展了京汉铁路工会运动。但张国焘将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并且提出在适当应用“软”的方法时，不要忘记“硬”的方法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指导思想在职工运动的发展阶段无疑是正确的。

　　同一期上，张国焘还发表了《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始末》和《海员的新斗争》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公布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全国铁路总工会追悼“二七”殉难烈士词》。后一篇文章分析了引起海员新斗争的原因是船东和港英殖民政府有意破坏1922年与海员所签署的三项条件，致使工人利益遭受极大损失。张国焘认为，船东和港英政府不得不签订条约是因为他们屈服于海员们的伟大奋斗力之下，他们敢于破坏条约是因为海员们团结松懈，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要使他们履行条约，须首先将全体海员，无分广东籍、宁波籍，团结如铁桶一般坚固；因为坚固的团体是迫着敌人履行条约的惟一工具。

　　在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中，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安源罢工中誉满湖南的李立三、刘少奇；北方工运指导者及前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武汉工运的负责人项英、林育南；浦口铁路工会领袖王荷波及享誉上海的工运领导人、刚出狱不久的李启汉等。正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迅速到来。

　　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幕，整个广州城处于涌动和沸腾之中，国共合作的局面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张国焘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281人，代表工会166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共30多个，其中以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组织全国总工会决议案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最受重视。

　　会议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有了明确认识。在《政治斗争决议案》中指出：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在《工农联合决议案》中，正确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人阶级要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大会对工人组织的纪律和教育等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执行委员25人。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局，驻地广州。由林伟民任委员长，刘少奇任副委员长，李启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党团书记及秘书长，孙云鹏任经济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为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掀起做好了准备。5月8日，会议胜利闭幕。张国焘因需指导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暂时留在了广州。

　　5月，张国焘在《中国工人》第5期发表了《“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一文。文章指出： 五一运动是争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日，中国工人不仅要争八小时工作制，而且要争自由。因为只有争得自由，才能争得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全国工人的第二生命。他提出争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是中国工人目前最需要的解放，而奋斗是争得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的惟一方法，奋斗也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中外资产阶级和解放工人阶级的惟一方法。

　　在这篇文章里，张国焘将在《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中提出的“争自由运动”进一步阐释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同盟罢工的自由”。如果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号召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那么争取自由权则是号召工人为争取政治利益而斗争。将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这就是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对于促使工人运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进行政治斗争的标志。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名。5月16日，上海日本纱厂2万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35个社团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日本残杀同胞雪耻会”，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支持工人罢工。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决定统一领导这次斗争。5月24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工会组织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顾正红追悼大会，但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镇压，拘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多人。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活动；还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于6月1日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来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组成讲演队，在租界各马路进行反帝宣传，租界当局又出动巡捕，逮捕了100多名学生，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消息传开，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巡捕开枪打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十余人，逮捕40多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张国焘正是在这一天由广州返回上海的。当天晚上，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力投入到运动之中。张国焘作为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更是四处忙碌，多方接洽。

　　五卅运动期间，张国焘在《新青年》第2号发表了《“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文章分三部分： 一、“二七”前工会运动之发展；二、“二七”大罢工始末；三、“二七”后的工会运动。文章详细论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回顾了几次重要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总结了经验及其教训；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后的情况。这篇文章是研究“二七”前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史料。但它的缺陷在于着重叙述了铁路工人运动方面的情况，对其他行业的工运谈得较少。

　　上海人民的反帝示威大会

　　五卅反帝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引向深入。它与省港大罢工一起，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的一个可贵成果是将武装问题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五卅惨案的发生，工人运动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他们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武装平民”的口号和“建立真正人民的武力，统一的国民政府军”的主张。这时，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也从中国发展变化的形势中认识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在中国建立革命武装的问题一向很重视。从1924年以来，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无论是军事人员，还是武器弹药，都给了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或者是北方的冯玉祥，其目的是通过援助，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转变成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根本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设想。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开始将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武装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写信给中共中央，专门谈到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详细内容见《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8—642页。8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和使人民群众做好战斗准备方面要十分细心地对待和坚持不懈地做工作。《草案》还对如何积蓄自己力量和瓦解敌对力量作出了详细指示。对于组建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军事部以及各军事部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职能也提出了要求。详细内容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664页。





　　瓦西里耶夫的信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但这时五卅运动已走向低潮，上海总商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6月26日宣布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后，统一战线破裂，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迫害面前，工人阶级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中共中央只得采取有组织的复工措施。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开始复工。五卅运动遭到挫折。

　　尽管如此，在9月28日至10月2日北京举行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力量这一点还是极为重视的。会议指出，在“五卅”血腥惨案中，我们丧失了许多勇敢的分子，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从来没有的革命心理。“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成立“十人队”、“百人队”，以武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和抵抗敌人的袭击。为了加强对工农武装的领导，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

　　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事部部长。设组织和情报两部分。军事部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建立各地军事部。在北方建立了以李大钊为主任、赵世炎为委员的军事部；在广东建立了以谭平山为主任，陈延年、周恩来为委员的军事部；河南省的军事部由王若飞负责。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特派员。

　　分配从莫斯科归国的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最多，有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范易等11人；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中央军事部，负责日常工作，由颜昌颐任技术书记。

　　在上海开办训练班，建立了2000人的战斗队；并派人到孙传芳的部队去作调查，搜集情报，开展兵运工作。

　　向冯玉祥国民党派出调查员。

　　11月21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36期发表了《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阐明了他作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长对战争与武装的见解。

　　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奉战争，文章首先提出，“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继而指出： 军阀间相互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挑拨、引诱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结果。但这次反奉战争不同，由于奉系军阀投降英、日帝国主义，破坏了“五卅”以后全国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使帝国主义重新嚣张起来，所以，反奉战争已超过了直奉军阀之战的界限，成为有国民军、国民革命军以及民众势力参加的反奉战争，并且以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是这次战争中反奉的主力军。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不同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还进一步阐发了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武装民众的思想，提出了以民众武装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见解。他指出： “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这次反奉战争，“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参加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这就是说，只有民众参加的战争才会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军阀战争成为民族解放战争；民众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中共对民众武装理解的最高水平。

　　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杨之华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军事部向会议作了报告，其中强调，广州的军队是一切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广东省的军事部要特别注意已经部分地掌握在党手中的政治部的工作，工人农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应置于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北方应在国民军中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该部队的代表。会议在所作的《关于军事工作决议》中，肯定军事工作是党完成政治任务不可缺少的一环，指出当前军事工作的纲领是： 一、对军队、乡团、民团、商团、土匪等武装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二、在南方的广州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中积极进行工作，促使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三、应特别重视广东省的工作，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成立秘密军事组织，对工农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四、大力开展青年士兵联合会组织；五、在反动军队中秘密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

　　军事部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右倾思想开始在党内日益抬头，使军事部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还没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工作也未积极地和切实地加以实施。




　　十八 执行妥协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先后成立了北京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共小团体，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支持国共合作的左派。由他们制造的反共磨擦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正常进行，在一些具体工作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不时发生纠纷。

　　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人接受了维经斯基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赞助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策略。

　　但共产国际鉴于五卅运动后革命潮流低落，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和国民党右派明显的分裂倾向，于9月28日发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5)同时中共中央应当经常仔细地研究国民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和军阀中的社会重新组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4—695页。这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员不要出头露面，而是以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方式进行工作。无疑，这是要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时采取妥协的政策。

　　此时，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气焰更加甚嚣尘上。

　　继是年夏秋之交戴季陶抛出反对国共合作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义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其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其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史称“戴季陶主义”。之后，11月，邹鲁、林森、张继、谢持等十余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即西山会议派。，他们以非法的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委会的名义，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之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等多项反动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在上海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公开走上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反对统一战线和破坏革命事业的道路。

　　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迅即开展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许多人撰文批驳其分裂活动和言论。

　　12月20日，张国焘在《向导》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文中驳斥了西山会议派攻击共产党员的反动言论，说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并不是为了共产党的一己私利，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密切结合是革命成功的惟一保障。他表示“我们是愿意和一切忠实的国民党革命分子，长久合作的”。

　　他的文章从整体上来看立足点是正确的，对西山会议派的驳斥也是有理有据的。但文章中已隐约暴露出右倾思想。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们是为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的，既没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的野心，也没有垄断国民党党务的阴谋。反因为革命潮流太紧张了，我们有时力量不及，不能尽量为国民党服务，倒是很觉得惭愧。”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只是为了督促和指示同志们在国民党内特别努力工作，因而对于“所有国民党的主张，只有积极赞成，从没有掣肘过，所以，这个党团作用，不但与国民党无损，而且是与国民党有益的”。





　　与其他共产党员同期发表的文章相比，张国焘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也有不少消极的解释，暴露了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心理。这种心理虽然有他自身认识的原因，也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态度不无关系。

　　在对于西山会议派的态度问题上，上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分歧。

　　在广州，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准备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在撰文揭露西山会议派反动面目的同时，还建议中共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给右派以沉重打击，并且提出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鲍罗廷最初也同意这种主张。

　　但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在维经斯基指导下，却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有使国民党分裂的可能，这将影响到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力主采取让步政策。在维经斯基促动下，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还亲自在苏联领事馆与从西山会议派分离出来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商谈国共关系问题，并达成七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中的忠实党员；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张国焘还表示希望孙科等人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为此推迟了预定召开国民党二大的时间。

　　之后，陈独秀写信给中共广东区委，要他们组织欢迎孙科等回到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

　　为了使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员能够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陈独秀还派张国焘前往广州指导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所谓过左的偏差。

　　这时，张国焘却产生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趁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之际，宣布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当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后，遭到了维经斯基的坚决反对。

　　张国焘到达广州后，首先见到鲍罗廷。鲍罗廷对中共中央所采取的政策十分不满，他质问张国焘： “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张国焘要求执行对国民党右派的退让政策。他不顾陈延年等人的反对，强调中共中央与孙科等所达成的协议是合理的、必要的。他说： “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还说： “不要将中共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8—79页。

　　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退让政策，张国焘竟做了一件让人怎么也不相信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做出的事情。

　　我们还是来看看张国焘自己的叙述吧：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廷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廷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必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廷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5—86、68页。

　　张国焘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选举前主动提出少选共产党员，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令人不可理解，其实认真想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处心积虑地执行退让政策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向国民党右派作出退让的，何况在张国焘看来，他所坚持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正确”方针呢!这一所谓“正确”方针的灵魂，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就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所以，中共应自谋“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②。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准备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造成的直接恶果是： 在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戴季陶、孙科、胡汉民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12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1名。

　　陈独秀、张国焘等在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让步，使党内同志尤其是广东的党员大为不满，以至广东区委会写信指责中央对右派的退让政策。

　　国民党二大后，1926年2月10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的文章。文章是针对国民党右派而写的。他首先列举了自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在各方面长足发展的事实，说明右派分子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是错误的。继而谈到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是“宽大的无以复加”，指出在右派和党的纪律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文章还提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亦在大会上声明共产党员的党团组织，不过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国民革命，而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纯粹以扩大中国国民党和集中革命势力为目的”。

　　整个文章的调子是比较低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迷途未远的同志，抛弃已往的成见，重新在中国国民党统一的旗帜之下，互相提携为同一目的而奋斗”！文章的积极意义在于申明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巩固都与共产党员的工作分不开，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论。文章的消极意义在于仍然对国民党右派抱有幻想，没有看到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实质，从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希望国民党右派改变态度，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二大后不久，统一战线内部又祸起萧墙。这就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刚刚崛起的蒋介石悍然制造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州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遂派中山舰开赴黄埔。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异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代表团也被软禁起来。

　　当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在报上看到“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报道时，简直如五雷炸耳。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事实，而宁愿相信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当各方面来的消息证实了报纸的报道之后，他们方才冷静下来商量对策。

　　由于不了解广州的形势，陈独秀等人准备继续采取妥协政策。在他们看来，“无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地说，我们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④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9、106页。。





　　为了贯彻这一妥协政策，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再次前往广州。

　　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政策与正在广州视察的苏俄代表团领导人布勃诺夫全名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时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书记。已经采取的政策不谋而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不仅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应有的反击，反而对苏联顾问团的工作和中共的工作多有指责，好像一切都是在广东的共产党方面的错。他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撤走了代替加伦全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俄国人。1924年8月来华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1925年7月离开广州回国。1926年5月再度来华。1927年8月回国。1938年11月9日在“大清洗”中被以“叛国罪”枪决。50年代后期得以平反昭雪。任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以及拉兹贡和罗加觉夫。蒋介石在有效地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之后，又演出了一场“自请处分”的假戏。于是，当张国焘到达时，广州原来剑拔弩张的局势已经缓和下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纷繁错综的矛盾有增无减。

　　张国焘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前后经过后，召开了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要求同志们根据中央精神，一致采取妥协政策。然后，他又亲自去见蒋介石，向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④张国焘的表白无疑给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在通过“中山舰事件”夺得军权4月16日，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图谋党权。

　　为了对蒋介石发动的事件作出一致反应，约在4月初，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广东区委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后，决定组成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 代表中央的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代表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特别委员会被责成与鲍罗廷一起讨论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注2。。不过，从瞿秋白于当年8月20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出，这个特别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开展工作。瞿秋白说： “我们到这里(指广州)来是为了恢复迄今尚未工作的‘特别委员会’。”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409页。

　　1926年5月15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由，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中心思想是要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发展，排除异己，使他达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目的。会上，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既定方针和鲍罗廷的要求，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政策，强迫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他不仅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且将取代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闾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也控制在自己手里。

　　野心勃勃的蒋介石从此有了飞黄腾达的资本。而为蒋介石铺路的，不仅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张国焘，而且还有鲍罗廷和维经斯基等人。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就是在得到鲍罗廷的首肯之后才拿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谁能想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最先通缉的也正是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

　　历史，从来都是冷酷无情的。

　　5月底，加伦再度来华，接替季山嘉任苏联顾问团团长和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6月初，苏联援助北伐军的武器陆续运抵广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成定局。





　　6月下旬，加伦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实施北伐的计划。随后，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通过出师北伐案，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还在本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时，就已认为要冲破直奉军阀组成的“反赤联合战线”，根本的出路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

　　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北伐时机尚不成熟，维经斯基遵旨对陈独秀等人进行劝说，希望对北伐持消极态度。同时，由于“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接连发生和蒋介石地位的上升，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如果此时进行北伐，只能增加蒋介石的军事实力，造成一个新军阀。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等人开始改变态度。中共中央总的指导思想是，北伐只有以解放人民大众为前提才有意义，否则只能是军阀战争的翻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张国焘于6月30日在《向导》第10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民众心目中的广东》。他在文中提出两种观点： 第一，要北伐应该先巩固广东内部。他说： “目前高唱入云的北伐问题，目的固然在于完成国民革命和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同时却也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无论是完成北伐事业，或是抵御反动势力的南侵，都必须先巩固广东内部。”而巩固广东内部的首要任务，是减轻人民痛苦和负担。第二，减轻人民痛苦的方法是肃清土匪和贪官污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获得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至少要有1万个真正革命分子，分布各县各机关，办理各项事业。“不然，革命党打到了广东，并不能把广东弄好，这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北伐军打到湖南，仍是不能肃清湖南的土匪和贪官污吏，打到湖北，也是一样，那更为危险。”言下之意，要北伐，首先应该有一个代表人民意志的党，而国民党现在还不是，所以北伐对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张国焘还写道： “我说这么一大篇话，不是不赞成北伐，而且我主张急于北伐。”但“要是有一个充分政治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北伐成功，其意义便是解放全国民众，革命政权必然异常稳固，否则，至少亦有些美中不足”《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9页。。口气虽然婉转，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他是不赞成立即北伐的。

　　如果说张国焘的文章对不同意立即北伐的思想还遮遮掩掩的话，那么陈独秀在7月7日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则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与张国焘同样的观点。他针对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情况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北伐为名禁止工农运动等规定，写道： “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惟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这便是大错。……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页。张国焘在《向导》第160期上发表的文章

　　不难看出，张国焘和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赞成立即北伐。这主要是对蒋介石的野心和军事独裁倾向感到忧虑，同时也对反奉战争失败后国内形势作出了过分严峻的估计。因此，他们提出北伐应以解放民众为前提，不应因北伐而搜刮民财，禁止民众运动，不应将北伐作为扩张个人权欲的工具。这些警告对于热衷于北伐而放弃发动工农的人来说，无疑敲响一记警钟。但由于二人的表达方式不同，陈独秀的文章则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而因此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





　　无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怎样担心北伐的后果，北伐已经成为大势所趋。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党内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矛盾的心态下，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一方面又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出偏高的估计，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

　　会后，受到党内同志批评的陈独秀和张国焘，改变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向党内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号召民众支持北伐，但不能坐等北伐军的到来，应以迅速扩展的民众运动配合北伐军行动，以达到全国民众的解放。《中央通告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273页。

　　7月28日，由维经斯基、拉菲斯和福京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团启程前往广州进行调查。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与瞿秋白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随行。在广州，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听取了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的汇报。8月19日，两个代表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在对广州形势作出评价时，张国焘承认说： “我是提出在广州‘左’的空谈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一人。但我们这里毕竟有力量(如果在中国可以说力量的话)。”《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8月20日，由张国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席会议。在谈到成立国共党际间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时，张国焘指出： “我们有两条出路： (1)或者是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不为群众做任何事，并加强我们的阵地；(2)或者是同左派一起反对中派。”但鲍罗廷却认为： “同左派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同中派作斗争，更不是向中派宣战。目前我们是否能够在同中派作斗争时把蒋介石隔离开，不打击他。如果这意味着同蒋介石作斗争，那么我反对向中派宣战。”结果，张国焘也同意了这种观点。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414、524—527页。

　　9月上旬，张国焘从广州回到了上海。

　　9月2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再次与远东局成员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维经斯基和张国焘前往汉口。陈独秀认为他们到汉口应向蒋介石表明中共在三个条件下支持蒋介石： (1)让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2)汪精卫应同蒋介石一起工作；(3)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维经斯基不同意这种蒋汪合作的方式，认为应将权力分为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广州方面和前线方面，汪精卫应为国民党中央主席，而蒋介石则掌握军队。张国焘说： “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过早发生分裂，应当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 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而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②

　　9月23日，张国焘与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工会国际代表曼达良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福京一起去了汉口。从此至大革命失败，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北伐军出师以后，在当地工农的全力支持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接连对吴佩孚的军队造成重创，迅速向北挺进。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席卷了湖南、湖北两省，于10月10日占领了武汉三镇。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重大胜利，使原来持中立态度的军阀孙传芳十分震惊，他于8月底突然派重兵从江西向湖南及湖北的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并解武昌之围。北伐军集中兵力对孙传芳的主力进行打击。至11月上旬，相继占领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这时，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也遭到惨败。到12月中旬，孙传芳的势力已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一蹶不振。





　　为了走出广州，在更宽广的领域领导国民革命，广州政府开始酝酿迁都武汉。对此，张国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于11月17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他认为，此举会使政府的威信降低，而且会与唐生智发生冲突。此信转到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加伦手里后，加伦专门于11月22日给张国焘写信，对他的担忧提出不同意见。《布留赫尔给张国焘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31—633页。

　　这时，根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的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党部委员是分批行动的。为了使工作不致间断，先期到达武昌的委员于12月13日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情况，任命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负责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同时兼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的势力和声誉也在迅速扩张。这时，他的右派真实面目便渐渐显露出来，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国民党中央内一些比较“左”倾的领导人，针对蒋介石日益膨胀的野心，积极主张恢复党权，巩固同共产党的合作，迎接尚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以起到抑制蒋介石的作用。

　　这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作用估计过高，非常害怕蒋介石一旦走上反动或趋于消极，就会使北伐战线崩溃。为了保证北伐继续进行，完成统一大业，他们主张对蒋介石迁就退让。同时，他们也指望汪精卫回国，使国民党左派强大起来，以阻止右派势力的发展。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于12月中旬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批评党内有“左”倾错误，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等，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

　　为了挽救已经出现的危机，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规定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就把与右派斗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并不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左派身上，而且把一些有某种“左”倾表示的军人和政客也作为国民党左派来依赖。特别是对于汪精卫，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交给他，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他来领导。

　　张国焘不仅赞同十二月会议的一系列决议，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尽量贯彻执行。

　　作为中共湖北区委负责人，张国焘遵照十二月会议精神，忙于处理“劳资纠纷”问题和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问题。

　　在张国焘眼里，首先看到的不是工农运动起来后正确的主流方面，而是一些“左”的错误。他指责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粗暴地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而武汉工人“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0页。。这样，十二月会议后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纠正工人运动中这些过“左”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的种种妥协让步，都未能感动国民党右派这个“上帝”，相反却助长了其反动气焰，更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运动陷于被动局面，导致了无法挽救的灾难。




　　十九 难挽狂澜

　　当时代进入1927年时，一个个厄运便相继降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着中国革命的巨轮向黑暗和血泊中走去，无论是谁，也难以使其改变。

　　1926年年底，当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曾经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信任的蒋介石，便再也不愿意掩饰其军事独裁的野心。他先是挑起了迁都之争，一反过去要求迁都武汉的态度，强行扣留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部分委员，企图迫使已经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称臣于南昌，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不料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不仅使已经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人表示反感，而且被扣留在南昌的委员中大多数人也不同意。在受到两方面反对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主张。

　　迁都之争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的野心有丝毫的收敛。他开始明目张胆地散布对共产党人、苏联顾问、国际代表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言论，并指示他的爪牙破坏工农组织和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各级党部。

　　然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却依然如故，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信任。《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吹捧蒋介石，说他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国民党领导。在中国的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虽然看到了蒋介石已经反动，却找不到抵抗这种反动的真正力量，也无法改变共产国际、斯大林对蒋介石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政客式的伎俩，玩弄什么“迎汪抑蒋”、“迎汪反蒋”、“蒋汪联合”等等政治“魔方”，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坐失时机，使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愈来愈嚣张。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两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及纠察队员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占领了上海，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这之后，原来屯兵龙华、对工人起义袖手旁观的北伐军才在白崇禧率领下开进上海，并迅速抢占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当北伐军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绝不会想到，工人们浴血奋战夺得的上海，不仅是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而且不久就要变成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民的“祭坛”。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为了干涉中国革命的发展，于3月24日下午借口北伐军攻进南京城时发生侨民被掠事件，猛烈炮轰南京，使中国军民遭到严重的伤亡。“南京事件”的发生，加速了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当中共中央驻地仍在上海的情况下，4月4日，在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决定举行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工作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委员会领导。

　　4月10日，在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等人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全名马纳本德拉?拉特?罗易，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27年2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抵达广州。1927年8月返苏。后因攻击共产国际于1929年被清除出共产国际。1954年1月病死于印度台拉登寓所中。、多里奥、福京等举行会议，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并决定将中央机关的所有档案转到汉口，同时任命陈延年为中共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这是针对局势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对蒋介石即将彻底叛变的形势还未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蒋介石会被上海资产阶级支持的群众运动所淹没。而张国焘却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警告人们不要抱有这些幻想，结果被斥为失败主义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

　　这时，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突然严峻的形势，还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一心想把蒋介石这只“柠檬”挤干以后再扔掉。鲍罗廷也认为他的口袋里还有“草”，还能牵制蒋介石。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蒋介石这个尚未被斯大林挤干汁的“柠檬”，这个还未将鲍罗廷口袋里的“草”吃净的“马”，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怂恿下，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举起屠刀杀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的反动军阀也纷纷效仿，无数革命志士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蒋介石的叛变给了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以沉重的打击。震惊之余，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挽救危局的办法，而是将中国革命未来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汪精卫这个并不可靠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便于4月中旬迁到汉口。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之间、共产国际代表之间、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无休止的争论也在汉口拉开了帷幕。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出席了大会。

　　中共五大会址

　　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以挽救危亡的局势，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次大会虽然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了一些与右倾政策相对立的决议案，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防止武汉政府右倾、如何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如何进一步和普遍发动工农等都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也未作出正确的回答。张国焘在五大当选为中央组织部长。

　　五大未能就党面临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五大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得不为如何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经常召开会议。所有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讨论中度过，与会人员各抒己见，无法形成统一的观点。结果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陈独秀或鲍罗廷说了算。张国焘对此状况不满。在5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张国焘对鲍罗廷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而提出的退让意见鲍罗廷的意见是： (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其中第(3)点是要求对农民运动作出限制。表示反对，他说： 鲍罗廷指责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政策，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一方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方面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并借机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限制工农运动。





　　接连的打击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中。在苏联，不赞成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舌战；在中国，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更是为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争论不休；中共党内坚持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反击的一方也互不相让。

　　5月27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付时局的策略。会上，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根据罗易的提议，作出一项“为了准备进攻而实行策略性退却”的决议，而张国焘的主张被作为决议的附件列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此时，中共中央仍然对汪精卫抱有幻想。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在陈独秀看来，拉住汪精卫保全统一战线的惟一办法不是发文章、作决定，而是实实在在地向汪精卫让步，限制工农运动。

　　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这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武汉国民党统治集团，都把希望寄托于同冯玉祥在河南胜利会师。

　　冯玉祥虽然曾经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合中共，并从1925年起接连不断地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甚至亲自去苏联学习、访问，但仍不免带有军阀政客的投机习气。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组织了第二期北伐，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作了响应，驱逐了奉系军阀在西北的势力。当6月1日他的军队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既想独占北方几省，又畏惧工农运动的迅猛开展，同时担心宁汉一旦开战，奉军势力必卷土重来，他的军队则首当其冲，孤立无援，所以他极力主张宁汉合流，共同对付奉鲁军阀，这样，他的国民军才可在西北立足。

　　北伐军与冯玉祥部在河南会师后，冯玉祥向汪精卫发出了在郑州会谈的邀请。

　　郑州会议正是冯玉祥策划宁汉合流的一个步骤。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兴高采烈地认为： 这次会师郑州为北伐战争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国共关系的紧张程度也会因此而得到缓和。

　　6月6日，汪精卫一行应邀前去郑州开会。

　　6月8日，张国焘主动要求前往郑州查明会议情形，并表示希望影响郑州会议朝着对共产党有利的方面发展。在得到中共中央许可后，他当天便乘坐京汉铁路总工会特备的专车奔赴郑州。到达郑州之后，他从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口中了解到冯玉祥已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便觉情况不妙。但他并没有彻底灰心，希望能够扭转局势。

　　6月10日上午，张国焘找到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但只说准备去车站接冯玉祥，并没有要谈下去的意思。昔日在一起尚能友好共事的两个人，此时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张国焘没有理会汪精卫的拒绝之意，他向汪精卫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争取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否则党国的安危和他个人的前途不堪设想；二是武汉内部的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问题，都可以经过协商来解决，中共保证全力支持武汉政府。

　　对于张国焘的一番话，汪精卫虽然饶有兴趣地听着，但又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回答要与谭闿延等人商谈之后再作决策。

　　张国焘自知已无回天之力，便于11日匆匆赶回武汉，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与鲍罗廷商量的结果，是等郑州会议情况完全判明和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之后，再作决定。

　　郑州会议之后，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而国际代表却要求中共继续让步，以期最后拉住汪精卫。6月下旬，武汉政府内反共空气日趋浓烈，中共中央的领导们以及鲍罗廷、罗易等都有一种大祸将至的感觉。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即说：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在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这一开场白使会议笼罩在一种悲观的气氛之中。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使国民党民主化、武装工农、退出政府的这几项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时，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发表了不同看法。张国焘激动地说： “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6月29日，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分共，并强占了工会会所，拘捕共产党人。一切迹象表明，另一次“马日事变”即将到来。

　　当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张太雷、谭平山等人在鲍罗廷处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的军队。鉴于汉口形势危急，张国焘建议中央机关立即转移到武昌。他说： “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③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135页。

　　张国焘的提议得到了蔡和森、谭平山等人的赞成，他们也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事部应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个军事计划，以备万一。陈独秀虽然犹豫不定，表示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不方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提议。

　　中共中央机关移至武昌的当天夜里，又开会研究党的工作。会上，张国焘再次提出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但他的提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会议也没有认真加以讨论。③

　　6月30日，中央机关重返汉口，并在鲍罗廷处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国共关系决议案十一条，这是一个著名的、对国民党右派彻底让步的文件。

　　这最后的让步能拉住汪精卫吗?

　　人人都知道国共分裂已成定局。然而，人人都在等候着汪精卫先发制人。因为，没有共产国际的命令，谁又敢宣布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呢?

　　7月8日，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才随着电波姗姗来迟。国际的指示是给鲍罗廷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谁也没有见到。许久以来，共产国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它的“旨意”。

　　今天，当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一指示的全文时，不难从中看到，在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大革命即将失败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使自己摆脱应负的责任。它除了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和决议是多么正确外，还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最后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而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是为了“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22—628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12日，鲍罗廷向中共中央提议： “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蔡和森： 《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二十 受任于危难之时

　　在7月12日的会议上，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受任于危难之时，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艰难的跋涉之中尽力挽救倒悬的局面，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张国焘的政治生涯又一次闪烁出明亮的火花。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组成的第二天，7月13日，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倒行逆施，指出武汉政府正在进行的“分共”阴谋，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宣言》还揭露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指出正是这些罪行造成了工农的血流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的悲惨现实。《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不过，《宣言》紧接着还是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早就想说的话： “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宣言》最后号召： “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8页。

　　《宣言》除了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未宣布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而让后人引以为憾外，整个《宣言》可以说是一篇铿锵有力的讨伐国民党右派的檄文。它一改过去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势力忍气吞声、妥协退让的软弱态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表达了共产党人压抑已久的愤懑，表明党的政治路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宣言》发出的第三天，7月15日，汪精卫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武汉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盟友的背叛。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就是在这最令人痛心和阴暗的时期，顽强地支撑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满是伤疤的躯体。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7月12日成立到“八七”会议结束，只存在了25天。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它发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通告、决议和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为了保存党的优秀干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对集中在武汉三镇的干部进行疏散。先由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同志尽量筹集到一些款子，然后依据被疏散同志自己的选择和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一一进行分配，并为他们具体解决交通、经费等问题。

　　对于被疏散同志，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 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送一批人去莫斯科学习。这样，项英、向忠发去了莫斯科；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彭湃、邓中夏先后去了南昌、九江；毛泽东、李维汉、罗章龙等去了湖南。

　　有组织地疏散干部虽然是一项细致而繁杂的工作，但却有着伟大而非凡的意义，它使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感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更重要的是为党保存了一大批精华和骨干，这样，就为革命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





　　由于李立三等人分途前往各地，疏散工作实际上是由张国焘和周恩来二人进行的。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却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地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所有同志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亲自经手。张国焘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同志们谈话上，他鼓励同志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要坚定革命信念，要有胜利的信心。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工作，革命定会成功。

　　7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已有了举行秋收起义的设想，并根据这一设想，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后来又根据这个议决案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8月3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便正式向各有关省委发出通知，指示按《大纲》要求部署秋收暴动。《大纲》详细地规定了秋收暴动的战略计划，指出，秋收暴动是土地革命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农会为中心，暴动后立即宣布农会为当地政府，在条件许可时应夺取县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农民夺取政权后，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对50亩以上的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50亩以下的地主，一律实行减租，以佃七东三为大致标准；拒绝向武汉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缴纳任何捐税，并实行经济封锁；组织土地委员会，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等等。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虽然在“八七”会议前没有实施，但却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并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发动起来，从此在井冈山等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决定秋收暴动的同时，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还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前往九江，准备依靠尚能倾向革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打回广东，继续革命，重新举起反对新老军阀的大旗。但他们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已有动摇迹象，便在7月20日举行了一次谈话会，会上提出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叶挺所掌握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加上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为主力，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将意见转告中央。

　　对九江谈话会上的意见，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全名维萨里昂?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俄共。1927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1927年11月回国。1935年1月自杀。同月，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党籍。立即表示同意。7月24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传?上》第174页用了“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的表述。，张国焘、周恩来、罗明纳兹、加伦在武汉举行会议。会上，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 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上决定派周恩来到九江具体部署南昌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

　　罗明纳兹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在他的要求下，临时中央计划在7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并由张太雷和李维汉协助罗明纳兹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形势异常紧张，会议通知很难送达，会议无法按期举行。 8月3日，临时中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各项议程。但因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至8月7日，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便决定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先后到武汉的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

　　“八七”会议成为扭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枢纽。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导机构，在它存在的短短25天中，在党处于危难的紧急时刻，力挽狂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决定，使党避免了灭顶之灾，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向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干部传达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27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

　　这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指挥前敌一切事宜，张国焘、谭平山后来也参加前委的会议。前敌委员会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

　　正当起义的各项工作在紧张准备之际，29日上午，前委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内容是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26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把张发奎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会议还决定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去九江传达国际指示。为什么会选中他呢？据张国焘回忆，事情是这样的：

　　罗明纳兹在会上说： “看来这两件事据张国焘回忆，是指国际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和国际电令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昌暴动。（见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页。）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张国焘，并问是否可以派他去。张国焘对国际的指示很不满意，回答说： “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王一飞同志可以负责这一使命。”罗明纳兹说：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启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于是，瞿秋白、李维汉都觉得张国焘去为好，说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3—284页。。于是，张国焘怀着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情上路了。

　　从国际指示的内容看，确实是模棱两可的，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的理解，这要根据个人认识问题的角度来决定。对张国焘来说，一方面他认定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国际方面既不给经费支持，又不让顾问参加，说明从国际方面就已对南昌暴动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的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张国焘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何理解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当他作为中央代表奔赴九江之前，就抱着设法阻止南昌暴动的主意，而不是根据南昌方面的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7月27日，张国焘到达九江后，随即召集了在九江的中央委员和江西省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他传达了国际指示，提出应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他的提议遭到了与会同志的反对，绝大多数人认为，起义的有关事宜都已准备停当，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但张国焘却不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29日上午，他向南昌前敌委员会发出了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暴动的密电。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的密电后，当即与其他前委成员进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 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风尘仆仆地赶到南昌。在他的要求下，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国际来电的内容，提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如果要暴动，也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李立三一听，就对他说： “什么都预备好了，哪里现在还需要讨论。”周恩来也明确表示： “还是干!”

　　张国焘见自己的意见受到大家的反对，便说： “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他本想用国际代表来压大家，没想到适得其反。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他对张国焘说： “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李立三说： “起义已经准备好了，不能再有任何迁延。张发奎决不能同意我们的计划，必须彻底放弃依靠张发奎的幻想。”





　　看见大家都很激动，张国焘说： “这个行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才是。”

　　大家遂告诉张国焘，张发奎现在已处于汪精卫等右派的包围之中，决不会同意暴动计划，而我们也不能再依靠张发奎。另外，暴动正在按计划进行，也决不能拖延。

　　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了数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数来决定，所以会议不欢而散。叶挺： 《南昌暴动至汕头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当时前敌委员会诸人都在热心筹备暴动，张国焘的阻挠无疑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会后，大家议论纷纷，怨言颇多，谭平山竟然起了杀死张国焘的念头。他对一位师长说： 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这位师长征求前敌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关于党的“六大”的回忆》，《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其实，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张国焘并不知道他所寄予希望的张发奎已经追随了汪精卫。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以及张发奎部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朱培德部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等，在庐山举行了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加紧推行清共反共。会议作出三项决定：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张发奎所辖之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党分子廖乾吾、高语罕等四人。《南昌暴动纪要》，(台北)《革命文献》第25辑。

　　31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和张国焘再次开会。正在争吵不休时，叶剑英来报告说： 张发奎、汪精卫、孙科等人要在8月1日来南昌。这时，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了南昌起义的计划。中篇

　　一重尝失落

　　南昌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城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

　　南昌城内一片沸腾，各界群众数万人召开大会，庆祝起义的胜利和久盼的解放。1927年8月3日的江西《工商报》登载当时的盛况称： “兹悉革命委员会委员即遵于本(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会场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心情并不轻松。虽然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的旗帜，且成立了包括宋庆龄、张发奎、邓演达等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却丝毫没能减轻严重的军事局面。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起义部队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加之起义发生在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我军内大半由非党同志领导，所以起义部队很难在南昌站住脚跟。”刘伯承： 《南昌暴动始末记》，《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为了保存起义之后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委只能按照起义前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取道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图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中篇

　　一 重尝失落

　　8月3日，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从此，起义部队走上了一条凶多吉少的征途。

　　或许已经意识到前途多舛，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军，带走4500人，军心开始动摇。接着，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投奔了唐生智。

　　由于起义军仓促南下，没来得及整顿，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薄弱，加之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很多；而且参加起义的部队大部分并不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这样，在自然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个别脱离部队或整团整营离开部队的情况时有发生。

　　起义军在临川休整了3天后，继续南进，于8月25日抵达瑞金以北之壬田附近地区，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虽歼敌大部，但起义军也伤亡1700余人。至此，起义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行军作战，减员近万人。

　　9月上旬，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进到长汀。稍作休整后，经上杭进入广东，于9月23日进占潮安、汕头，第二十五师进占大埔三河坝。

　　还在南昌起义后不久，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并指定了南方局的分工： 以张国焘为书记，委员有周恩来、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组织史资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192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南方局。

　　9月28日，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与敌激战，损失2000余人，遂撤出战斗。

　　10月初，起义部队在敌人围攻下遭严重损失，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约1200余人转入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另一小部分近800人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强敌攻击下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起义军在汤坑失利后，张国焘和起义的部分领导人取道香港返回上海，时间约为1927年10月中旬。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据他自己说，是度过了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除了偶尔有几个熟人去拜访外，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工作。这一段时日对他来说真是苦闷难耐，度日如年。

　　造成张国焘这种严重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与“八七”会议后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瞿秋白不和可能是主要原因。

　　据现有资料证明，他们二人的不和发端于五人常委时期。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天，瞿秋白即陪鲍罗廷离开武汉去了江西庐山。从庐山回到武汉后，瞿秋白即开始参加常委工作，并筹备“八七”会议。他当时不是常委成员，为什么能够参加常委工作，并且在“八七”会议上代表常委作报告呢?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瞿秋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已被俄国人指定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共领袖。瞿秋白陪鲍罗廷呆在庐山，无异于呆在近水楼台，他是被选定的人物。〔美〕丹尼尔?雅各布斯：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我们无法确定上述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不过，可以肯定，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确实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任免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

　　瞿秋白与鲍罗廷在庐山会谈的内幕至今无人知晓。张国焘回忆说： 7月21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瞿秋白告诉他，鲍罗廷希望他们俩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理论的研究，张国焘则主持实际工作。

　　对于这种平分秋色的安排，张国焘多少有些不满，认为这是在削弱他的权力。由于心理上的不满，张国焘对瞿秋白迎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做法也甚为反感。

　　张国焘回忆说，瞿秋白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经过与鲍罗廷冷静地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4页。





　　我们无法确定张国焘对此事的回忆是否有误，但瞿秋白很快得到罗明纳兹的赏识却是事实。当张国焘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去了南昌之后，瞿秋白实际上便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八七”紧急会议在瞿秋白和李维汉等人主持下开得颇为顺利。这一方面得益于瞿秋白早些时候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系统批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共产国际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领导层的决心。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始终是个“中心人物”，他在纠正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右倾错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方针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他也把共产国际的和他自己的“左”倾错误观点带到了中共党内，为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开了中共对犯错误的同志在组织上进行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先河。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发给他让他阅读，用张国焘的话说，他是“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张国焘跟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随着陈独秀、彭述之的停职，原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张国焘无形中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自从罗明纳兹到中国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下降，加之他对罗明纳兹的意见不能苟同，还有追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策略错误和为陈独秀鸣不平的要求，这自然为瞿秋白和罗明纳兹所不悦。

　　到上海后，张国焘对于党内正在增长着的“左”的错误逐渐看得越来越清楚，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担心再次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张国焘这种担心或者说投机心理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他已经从“八七”会议的文件中看到了惩办主义的苗头。这一点当时中共党内其他人也有感触，周恩来就认为： “‘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不仅没有让陈独秀参加，而且还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172页。

　　“八七”会议兴起的惩办主义之风，使自以为是的张国焘也心有惧意。还在刚到汕头时，他就向中共中央报告： “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于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已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也许张国焘认为一方面积极要求处分，一方面对现中央领导的工作保持缄默，就会侥幸免受处分。但他估计错了。

　　11月6日，张国焘在《中央通讯》第7期看到张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立即意识到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一个信号，如果不予理睬，定会使他陷入困境。于是，11月8日，他给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希图澄清自己。

　　张国焘为什么对张太雷的报告如此敏感呢?

　　原来，张太雷在报告中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说： “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355页。

　　张国焘深知，如果中央临时政治局接受了张太雷的建议，那么他必然会受到处分。所以，他才决定给中央写信为自己辩护。

　　张国焘在信中首先说明张太雷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因此有根据事实慎重申明之必要，然后详细叙述了南昌起义前的7月26日会议及自己去九江、南昌的经过。对于他是不是“假传圣旨”，他这样写道： 在7月26日会议上，罗明纳兹传达国际来电的内容是： 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张国焘从会议讨论的情况分析，认为大家总的倾向是： 推迟起义，避免过早与张发奎分化。所以，他奉命到南昌后，就从这个认识出发，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尽管后来他还是同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始终认为对于暴动应取慎重的态度，不应过早和张发奎分化。在信中，他不承认自己是假传圣旨，他写道： “若说我是假传圣旨，我是心不服的。”《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





　　无论张国焘怎样为自己辩护，从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来看，中央并未相信他在信中所陈述的事实。

　　在这次标志着中共党内左倾盲动错误形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将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推向了新的阶段。会议对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给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人及有关省委负责人以政治纪律处分。张国焘自然不能幸免。

　　十一月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处分决定是：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动摇。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11月30日，《中央通讯》第13期发表了中央复张国焘信，内容是：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 ——国际电报说：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 “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行，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张国焘的处分和复张国焘的信，并未使他心悦诚服。他反而一改刚回到上海时畏首畏尾的做法，对中央的政策采取了强硬的反击态度。

　　针对瞿秋白提出的“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说法，张国焘公开说： “革命高涨已过，现在是斗争剧烈的时期，革命潮流是停滞(停滞决非停止的意义)状态”。现在是转变关头，在此关头，“斗争甚为激烈，革命潮流是向上涨或向下降还不能断定”。他批评中央对形势估量的错误所造成的现状是使“党与群众脱离，我们的党员是脱离群众而牺牲”。

　　当罗明纳兹和中央一再要求各地暴动、暴动、再暴动时，张国焘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 (1)帝国主义的势力不应忽视，统治阶级虽不能稳定，但群众有组织的力量太少，党的力量也薄弱，没重点注意领导群众争斗，以训练组织群众；(2)要有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须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在群众中建立基础。

　　在各地因盲目暴动造成很大损失的情况下，张国焘指责中央是个暴动编辑部，天天做暴动的计划，假使做科学的暴动编辑部还可以，可惜还是文学的暴动编辑部。针对中央的一些强制命令暴动的做法，张国焘说： 自发的暴动，我们是应该去领导的。但是，不可勉强强制暴动，假使这样，就会变成盲动。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没有被临时中央政治局接受，反使得他与中央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自己也认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53页。同样，张国焘对中央的所有意见和批评，也都被当做机会主义的见解而遭到拒绝。

　　这种状况使张国焘觉得在政治上有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竟使他产生了抛弃共产党而另组“工农党”的意图。这个意图是他与陈独秀谈话时流露出来的。





　　张国焘这样回忆：

　　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纳兹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得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三月初……陈先生向我表示： 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64—365页。

　　张国焘知道，另组“工农党”如果没有陈独秀这位党的前任首脑打出旗帜，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但当陈独秀表示要慎重，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而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时，张国焘则认为陈独秀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的任务。

　　张国焘另组工农党的企图虽未能实现，但这种想法却十分清楚地表明： 张国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并没有严格的党性观念。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党不和，或者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他就会背离中共而去。这次由于陈独秀的反对和他自视势单力孤，没有将这种意图付诸行动。但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当他人强马壮时，就毅然决然地宣布成立他自己的“中央”；到了延安以后，感到自己政治上失意后，又脱离中共而投奔国民党。这一切都表明，在他内心深处，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摆正。




　　二 争论于中共六大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因此产生了混乱。一些人面对异常艰难的革命局面，表现出消极、动摇，甚至逃跑、变节。翻开当时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不时可以看到某某人宣布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在各种反动势力沉重地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党员的人数一时由近6万人减为1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党内又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和急躁冒险的盲动主义错误，进一步给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前后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系统地研究党面临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将革命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春开始，各地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赴苏。鉴于六大所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将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但是，陈独秀却拒绝参加会议。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王若飞、罗亦农等人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做工作，但都未能说动他。

　　陈独秀的态度对张国焘产生了影响。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右倾错误在党内陈独秀是第一责任人的话，那么，张国焘就是第二责任人。所以，当张国焘接到参加中共六大的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自己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到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去出席，是不妥当的。邓中夏也热心地劝说张国焘出席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作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的代表，前往莫斯科。

　　中共六大会议旧址

　　为了保证代表们的安全，中央指派张国焘在哈尔滨接应途经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再越境的代表。据时任满洲省委代表的唐韵超回忆：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 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就这样，张国焘一直等到所有代表都顺利过境后，才最后离开哈尔滨。唐韵超：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既然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都十分重视。为了给这次大会确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斯大林于6月12日前后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他说： 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现在不是处于革命的高潮时期，而是低潮时期。斯大林的谈话，实际上是为中共六大确定党的任务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定了调子。

　　当时，出席六大的中共代表思想极不统一，在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责任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顺利进行，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部分代表举行了“政治谈话会”，出席者是： 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夏曦、蔡和森、何资深、项英、李立三、黄平、王灼、甘卓棠、关向应、向忠发、张昆弟、章松寿、徐锡根、唐宏经、王仲一、瞿秋白、邓中夏、苏兆征共21人。“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会上，布哈林要求大家就以下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

　　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在上海呆了八个月，也憋闷了八个月。他不仅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不满，而且对“八七”会议后中央的大政方针，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瞿秋白也是满腹牢骚。这次终于有一个公开发泄自己不满的场合，而且还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亲自出席，他便决心趁机把自己长期以来的闷气一吐为快。这样，在“政治谈话会”上，他的发言竟占去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有人称张国焘为“反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张国焘在发言时首先申明： 中国党自产生以来对于国际不仅是极端信仰，并且有些迷信。对于国际代表所传达国际命令是信仰的，即对国际代表个人也极其尊重。国际代表享受最大的权限，中国党与国际间的一切都不是直接的，都要经过国际代表。他们成了一个“中间人”，或者说权限太大了。当罗明纳兹到汉口时，拿一个国际的训令给我们看，这训令中说： 国际曾电令中国党须依照国际屡次训令进行，否则国际便要公开批评中国党了。我当时即说： 并没有见到这些电令和训令，当时罗明纳兹没有注意这一事实，也没有注意所以发生这事实的真相，中国党对于国际的报告很少，而国际的指示也是很少的，这两点造成了实际的困难，但是也没有减损中国同志对国际的信仰，这些是我预先要声明的。很显然，张国焘的言外之意是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应承担责任；同时也表明他张国焘绝非“反共产国际的代表”。

　　接下来，张国焘就布哈林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不过，他发言的侧重点还是在过去的教训上。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带着很多的无政府主义的浪漫色彩，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党员人数很少，在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加入国民党后，在是否把国民党的工作当做主要工作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上，而这些分歧都与国际代表有直接关系。张国焘回顾了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具体分歧，言谈中无不指责马林和罗明纳兹。在谈到党内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时，张国焘指斥了中共临时中央和罗明纳兹，说他们因为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只是一味地发动暴动，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群众。





　　张国焘对自己的发言极为满意，他后来回忆说：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画出中共的真相……”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8页。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旧式庄园里召开。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 《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用时达九小时。在报告的结尾，瞿秋白说： “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张国焘早就对瞿秋白的报告一肚子意见，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地说： “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瞿秋白却耐心地说： “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

　　从6月21日起，代表们开始分组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张国焘在讨论中作了长篇发言，就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性质、阶段及其前途，过去的教训，“八七”会议后对时局的估量和党的政策，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和党的任务与中心工作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方面各省革命的发展互有差别，另一方面各省工农革命势力互有差别。他还认为，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不能与革命情绪混为一谈，目前没有广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形势。

　　在谈到党的任务时，他指出： 目前工作的重心是不放过每一个领导群众争斗或动员群众的机会，以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并进行不断摧毁敌人实力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才能形成强固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正确地肃清党内一切不良倾向。只有这样，党才能应付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和实现在此高潮中组织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现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他在发言中，有时不是客观地分析以前党所犯的错误，而是夹杂着个人泄私愤的情绪，尤其是对瞿秋白多所指责。如，当他谈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时说： “自当初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最初大家对于这种政策的观念，都是模糊的，有许多不自觉的‘左’倾或右倾的倾向。现在秋白同志分析起来，说当时有两种不正确的观念，‘左’倾和右倾，好像机会主义推进的两个轮子，都是机会主义的根源。大家同志或许不太明了秋白同志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 当时张国焘同志是代表‘左’倾的观念，陈独秀同志是代表右倾的观念，这都是机会主义。可是秋白同志自己呢?他当时和独秀同志的见解完全一致，假使秋白同志要说别人脑袋里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轮子，那末，他自己脑袋里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轮子。”

　　同时，张国焘在发言中也试图澄清一些与他自己有关的历史事实。例如，他针对中央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给他的处分中说他“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和他“假传圣旨”一事说： 在武汉讨论南昌暴动时，曾有加伦、罗明纳兹、恩来和我到会。讨论时我曾提出了湖南的意见。加伦说： 还是到广东东江好，有两个理由： 1.东江方面军事空虚；2.那里农民颇有势力。当时我就说： 若说到农民势力，湖南农民势力并不差，而且尚未冷却，往广东如何与两湖秋收暴动相联系呢?所以后来中央说： 南昌暴动是两湖秋收暴动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至于南昌暴动如何发动、用什么政纲、政权组织的形式如何，是没有讨论的，更没有决议。在我去南昌那一天，我们曾开过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明纳兹说： 共产国际来了一个电报，内容是说，南昌暴动若无胜利的希望，则不如叫我们同志退出军队，送他们到农村中去。加伦报告说： 他早上会见张发奎，张发奎已经同意他的军事计划，就是他的军队不再东进，停留在南浔路一带，逐渐向广东进发。因此，加伦主张我们同张发奎一同到广州，到广州后再行与张发奎分化。同张发奎到广州有二利： 1.军力较大，可以击破敌人军队，实际到达广州； 2.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再在广州分化，我们可以多分他张发奎一部分军队。因此，他的结论是，到广州后再和张发奎分化。他们两人说完话后，大家都没有发言，罗明纳兹也没有表示不赞成加伦的意见，他要我到南昌去送信。我当时不肯去，后来秋白、维汉说这件事关系重要，还是你去一趟吧，我就是奉这个使命去南昌的……





　　当时张国焘的意见是： 将南昌暴动与两湖秋收暴动联系起来，就是决定南昌起义后发兵湖南；或者把南昌暴动推迟，等与张发奎共同到广州后再举行。至于后一种意见是否可行，张国焘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南昌暴动后，张发奎并未对教导团采取清洗措施，使其一直保存到广州，并成为广州暴动中的支柱。

　　张国焘发言的过程中，有人问他去南昌的任务是否是传达送信，张国焘断然回答说： “我去南昌当然不是专去送信，是去参加讨论是否在南昌暴动的，岂有中央委员专去送信的道理。”

　　会议期间，张国焘与瞿秋白多次发生争论。

　　张国焘参加了政治、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军事、农民土地、南昌暴动等七个委员会，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指责瞿秋白的机会。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两人的争论有时竟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他们两人的争论影响了其他代表的情绪，以致大家在一些问题上不能冷静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周恩来后来曾这样描述说： “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为了使张国焘与瞿秋白都能冷静地对待对方的意见，布哈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得不威胁说： “就是你们在中共六大上批评过张国焘的

　　布哈林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也出面进行调解。他对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希望他与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张国焘则表示： 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米夫问： 这种合作是否带有勉强的性质?张国焘便指着桌上的一个瓷茶杯说： “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说： “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张国焘认为米夫的话含有强制的意味，因而他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1页。

　　张国焘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对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代表的批评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经过认真考虑，共产国际决定改变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方法，不再向中国派代表（事实上后来还是派了），而改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代表团人选问题上，布哈林特意提出瞿秋白、张国焘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经讨论后，同意布哈林的提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五人组成： 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1928年底，陆定一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9年，蔡和森到莫斯科后，也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将中共六大上争论最激烈的两个人留在莫斯科，不知是为了让他们通过中共代表团的工作逐渐融洽彼此的关系，还是为了让两个都犯有错误的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接受教育。不管怎么说，将张国焘、瞿秋白两个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都留在莫斯科，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三 莫斯科风雨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即于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瞿秋白、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苏兆征、邓中夏等3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瞿秋白、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还参加了纲领起草委员会。

　　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两次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在第45次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报告提纲《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共产国际的指导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的核心内容是： 自战后至1923年作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尖锐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发动的时期；1924年至1927年作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1928年进入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各种国际矛盾加剧，必然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世界资本主义很快就要全线崩溃，世界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倾理论，而张国焘在发言中却表示： “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在提纲中提出的基本路线。”他虽然承认农民群众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土地革命依然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受“城市中心论”和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他断言辛亥革命以后，城市开始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在望；并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合法斗争是右的错误。《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394页。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代表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张国焘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而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张国焘为候补委员。

　　接连召开的两个大会结束后，张国焘等人正式开始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在莫斯科市内的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上，有一个名叫柳克斯的旅馆，这是专供共产国际机关的外国工作人员居住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就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处理中共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外，还经常参加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尤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会议。

　　这年年底，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到了莫斯科，夫妻俩在异国他乡搭起了“爱巢”。虽然每月靠张国焘的250卢布维持生活并不太宽裕，但他们省吃俭用，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如果生活能够像这样平稳安详地度过，那么，张国焘的莫斯科经历也许会成为他一生中最悠然的一段岁月，当然也不会给他留下太多太深的印象。但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政治动荡——由斯大林发起的反布哈林运动和“大清党”运动将所有与苏联党有涉的人都卷了进去，中共代表团也未能成为熊熊烈火中得以幸免的一块绿洲。

　　事情还要从发生在中山大学的风波谈起。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邓小平、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即陈绍禹)。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

　　1928年初，王明宗派在中山大学制造了著名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是中山大学1927年夏“教务派”和“党务派”的纷争中，“党务派”强加于对方的莫须有罪名。起因于首期毕业生中的孙冶方等极少数参加工作挣工资的同学被领津贴的同学“敲竹杠”，买肉买菜做中国饭菜吃，此事被人汇报成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最初是为了吓唬对方，但到了1928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所谓“江浙同乡会”被王明等诬为“反党小组织”、“反革命”，以压制和打击那些反对米夫、王明教条宗派的人。，并因此与中共代表团发生争执，将瞿秋白、张国焘等人牵连了进去。





　　据当时王明教条宗派的“干将”盛岳回忆说： “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的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流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而无论如何这种据说是有的组织可以被扣上封建性团体的帽子，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他曾正式存在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盛岳：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30—231页。

　　“江浙同乡会”被炮制出笼后，中大支部局开始调查此事件，并请来苏联格伯乌人员参加调查。他们轻信王明等人的汇报，在未进行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就认定“江浙同乡会”在中国学生中确实存在，并决定要严加惩办。结果，“江浙同乡会”被定性为“反党小组织”，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这种对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打击的恶劣作风，在中山大学的广大同学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加之王明把反“江浙同乡会”作为自己的功绩到处张扬，更使同学们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中央反映、申诉，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广泛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可是，米夫、王明一伙却制造种种障碍，不予合作。中共代表团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长同意后，到格伯乌机关查阅有关材料，也遭到拒绝。于是，瞿秋白决定亲自到中山大学调查。

　　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的错误结论提出不同意见。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如下结论： 中山大学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只是部分同学感情结合，不过这种感情的结合发展下去对党的团结是不利的。这个结论虽然对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人提出了一定的批评，但毕竟摘去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经过“江浙同乡会”事件，中共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产生了不良印象。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以鲍罗廷代米夫任校长的建议。张国焘也向库西宁提出： 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山大学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与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

　　瞿秋白和张国焘对米夫的不满，都传到了米夫的耳朵里，从而加深了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莫斯科中山大学内的斗争愈来愈深。

　　莫斯科红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存革命力量，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中山大学学习，所以在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到来，使中山大学的斗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工人骨干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对王明教条宗派的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最为反感，所以他们常在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王明等人。这其中最出名的人物是李剑如和余笃三。这样就给王明宗派活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也引起了王明等人的忌恨。于是，支持王明的少数派与广大学生形成的多数派不时发生对立和斗争。

　　为了解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矛盾，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由于瞿秋白到外地度假，张国焘便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不曾想，在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就与米夫等人发生了争执。

　　据张国焘回忆： 会议开始时，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说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成分复杂，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中大的问题除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外，实无别的办法。米夫也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这种看法。张国焘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如果将阶级斗争在中大内广泛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做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吗?他接着具体分析了学生不满学校当局的原因： 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书少、懂俄文的学生少、翻译人才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少，因而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组织由苏联同志负责，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多半是会讲俄语，或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联共政治路线的。而对于不同意见的学生和具有革命实践经验的工人学生却不能正确对待他们的意见；第三，中国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与中国落后的社会状况有关，经过教育是能够纠正的；第四，支部局未注意到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情况，并据此实施领导和教育，又笼统地偏重斗争，因此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张国焘的发言令米夫等人颇为不快。这次会议未能作出结论，众人便不欢而散。

　　半个月后，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这次，米夫没有出席，却派来了中大支部局的委员之一秦邦宪(即博古)。秦邦宪指责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常斗争的发展。张国焘立即给予回击，他声明： 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他个人的问题。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97—399页。

　　会议再一次无果而终。但张国焘与米夫等人的关系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了。

　　1929年初，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立即在支部局内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借机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尤其是那些工人出身的学生。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诬蔑他们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进而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后台。

　　王明一伙经常在中大内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共代表团，尤其是团长瞿秋白。他们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给瞿秋白扣上“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进行诽谤。

　　是年夏，中山大学暑假将至，王明教条宗派为了进一步压制不同意见，同时加强对中共代表团的攻击，于是向米夫建议： 借期末例行的学年总结之机，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辩论。他们一方面邀请中大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会讲话，为自己撑腰；另一方面又提议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企图公开批判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对于米夫、王明宗派的阴谋是有所觉察的。当时，瞿秋白召集了中共代表团会议，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大”问题采取一致态度。瞿秋白本人婉言拒绝出席大会，而让张国焘出席，并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观点发表意见。

　　芬可夫斯基在大会上按照米夫等人的意图，猛烈攻击中共代表团和广大学生。他以“老子党”的口吻，声称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事务，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在讲话中还表示完全支持“中大”支部局，夸奖支部局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指责大多数学生对支部局不满是“反党行为”。

　　芬可夫斯基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会场上发出一片讥笑嘘叫，跺脚声震耳欲聋。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学员跳上讲台想把他拉下来。在会场秩序极为混乱的时候，正在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走到台前说服大家让芬可夫斯基把话讲完，有什么意见再上台来讲，这样会场才安静下来。

　　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在大会上针对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作了答辩，批驳了他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和非难。张国焘在讲话中对中大支部局提出批评，表示支持多数同学的意见，反对无原则的争论。但是王明宗派集团的一些人以米夫为靠山，并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代表团卷入中大的斗争不能自拔，而张国焘已经预见到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想脱离开这个斗争的旋涡，以免引火烧身。于是，他以需要深造为由，在得到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的同意后，到列宁学院当上了旁听生。

　　1929年底，联共(布)开始清党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而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由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米夫及其追随者借中山大学“清党”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三等人进行打击迫害，给他们安上了“派别活动”、“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米夫等人还收集、整理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人是“机会主义”。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指责瞿秋白是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的后台，要他对李剑如、余笃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瞿秋白、邓中夏坚持原则，继续与米夫等人进行斗争；而张国焘却见风使舵，倒向了米夫一边。

　　共产国际根本不顾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支持了米夫等人。

　　1930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中共代表团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周恩来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后，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人回国工作。7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在回国前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在中共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以前，张国焘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代表。

　　1931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决议案指出：

　　……代表团没有执行自己的责任，他用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方法，努力在自己的周围，团集中大的学生。这说明中共代表团不去赞助完全消灭派别，他自己反而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的派别斗争。

　　中共代表团须担负李剑如余笃三派别行动的部分责任，这一派在中大内进行无原则的斗争，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其中少数(张国焘)不是在当初而只是在后来，才对中大内派别的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甚至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关的面前采取相当的步骤，来阻止代表团多数解体的行动。

　　上述代表的各种错误，使代表团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并使共产国际执委和联共中央难于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与中大内托派与无原则的派别作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的政治委员会有见于此，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商定新的成分。《党的建设》第4期。

　　共产国际的决议传达到中共后，当时正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等人于1931年2月20日通过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不仅完全认可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指责，而且将中共代表团的“错误”与六届三中全会的所谓“调和路线”、罗章龙小组织等联系起来，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批评。

　　中山大学引起的政治风波尚未完全平息，张国焘又面临着新的政治考验。

　　中共六大之后，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1930年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左”倾观点。在此基础上，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标志着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对于立三中央6月11日决议，共产国际是不赞成的。在审查了这个决议案后，共产国际立即致电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要中共中央停发这个决议。被米夫扶持上台的王明

　　李立三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通知后，向远东局提出抗议，认为6月11日决议贯彻了共产国际历次指示精神。不仅如此，立三中央还违背国际要求，向全党公布了这个决议，并且加紧布置城市暴动，命令红军进攻大城市。

　　7月2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讨论会，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并电令中共中央停止发布6月11日决议。

　　然而，李立三这时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他一面继续坚持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一面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中共中央的决定，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并且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多次制止置若罔闻，与远东局形成尖锐的对立。





　　立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不仅白区和城市工作受到摧残，而且红军和苏区工作也受到挫折，引起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纠正这一错误。

　　7月末，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动身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左”倾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但由于李立三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的关系问题上方法不当，引起了莫斯科的反感。当瞿秋白、周恩来奉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把它上升为路线错误，认为立三错误只是策略上、组织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国际路线下工作的。所以，他们回国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然而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却逐步升级，将立三“左”倾错误斥之为“路线错误”。只是此时还没有公开这一提法。在莫斯科的张国焘闻到风声，便对人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已经违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本来是张国焘想表现一下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却被人汇报给中共中央。于是，中共中央在9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认为张国焘对立三路线的批评与国际的指示精神相违背。当场有十多人签名，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立刻回国，以便使他能在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认清这一问题。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发来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明确改变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对李立三错误性质的看法，把立三错误定为路线错误，并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大帽子，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对立三路线的右倾实质加以揭露和打击。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一面派米夫到中国支持已于1929年3月回国的王明，“纠正”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扶持王明上台；一面召李立三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查错误。

　　为了在中共党内造成一种支持王明的势力，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国际执委会开始考虑派张国焘回国的问题。但因为张国焘曾经是“反国际”的代表，所以对他回国后能否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办事又有担忧。这种担忧被一个叫柏金斯基的人在同张国焘的谈话中流露了出来。柏金斯基告诉张国焘： “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47页。

　　张国焘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多后，政治风波里的拼搏已经使他心理上疲惫不堪，他也产生了回国的想法。现在共产国际要看他的态度如何，才能决定他是否回国。

　　早已熟悉政治斗争谋略的张国焘，便在李立三的问题上做起了文章。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上，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然后，苦秋莫夫、马其亚尔发言，张国焘是第三位批判李立三的人。

　　张国焘的发言一开始，首先承认自己过去犯有错误，并且表示“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怎样来证明呢?这就是对立三路线进行批判。接下来，张国焘说：

　　立三的错误是半托洛茨基的冒险主义的性质。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些错误不但在罗明纳兹影响之下，而且在陈独秀鲍罗廷影响之下。现在党的领导在红军之中实行进攻的策略，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不反对富农对于土地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同时，张国焘还对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进行了批评。因为共产国际认定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所以张国焘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说： “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立三的错误调和，拥护他的错误，而自己没有清楚的路线。”





　　为了借批判李立三表明自己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张国焘在会上说：

　　我昨天和立三谈了七个钟头。我们互相批评自己的严重错误。我同立三决定要彻底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斗争。我们有很重大的任务，要看得明明白白。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我对立三说不要单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还要在实际工作上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张国焘后来承认，他在批判李立三时的发言都是违心的，他说：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在这期间，张国焘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原来对他持反对意见的米夫一伙，竟突然对他热情起来。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也对他客气起来。本来他到列宁学院学习后，就已不领共产国际的薪金了。现在，他们又把薪金照常发给他，并且给了他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是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政府要人和外国驻苏大使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共产国际终于决定放张国焘回国了。与此同时，已在中国筹备六届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米夫，也通过12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问题的决议》，宣布三中全会对张国焘的批评都是错误的，要求撤销张国焘的工作以及对他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张国焘在经历了莫斯科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被批准回国。




　　四 支持王明中央

　　1930年的冬天，天气虽然寒冷，张国焘却感到了严寒中的一丝暖意： 共产国际终于同意他回国工作了。

　　圣诞节后，张国焘和夫人杨子烈离开柳克斯旅馆，住进一个秘密居所，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共产国际为他们准备了回国必备的衣物行装，还给他们搞到了两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注明张国焘夫妇系由德国留学返回。当然，名字是假的。

　　1931年元旦过后，张国焘和杨子烈以留学德国返国途经莫斯科为名，踏上了东行的列车。他们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大连，再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

　　约在1月20日前后，张国焘夫妇安抵上海，住进了东方旅社。一小时后，杨子烈在马路上巧遇先期归国的沈泽民。这次相遇使张国焘很快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但是，随之了解到的情况，却使张国焘由与中央取得联系而引发的兴奋一变而为深深的焦虑。

　　张国焘得知：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1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党内反对四中全会路线的十几个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由四中全会引起的党内矛盾斗争已发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罗章龙等人公开打出“反对四中全会”的大旗……中央的工作几近瘫痪。

　　张国焘在为党的状况深感忧虑的同时，也感到一些欣慰： 六届四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反映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中央对张国焘的重视，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对张国焘的重视。

　　由于王明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上台的，故而引发了党内剧烈的震动，其工作也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取得党内有威望的同志大力支持，王明中央才能压服不同意见。在党的元老中，李大钊惨遭敌人杀害，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毛泽东、董必武等远在他方，况且能否支持王明中央还很难说……此时回国的张国焘就成了他们物色的对象。

　　历史将张国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同时也使他立即跌入矛盾的旋涡之中。张国焘向来对王明没有好感，在莫斯科的经历张国焘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从内心来说，张国焘并不愿意支持王明等人，但现实却迫使他不得不迅速做出支持王明的抉择。

　　张国焘之所以决定支持王明，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有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的原因。

　　从党的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前直到六届四中全会，几乎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处理都有共产国际的插手和干预，甚至连中共中央领导的人选，共产国际都要过问安排。张国焘作为党的元老之一，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都经历过。在这其中，张国焘曾亲身体验过共产国际高度集中体制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他深知，一旦共产国际决定了的事情，那将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有不同意见，最终也只能是服从。况且，张国焘已经在莫斯科表示了将要服从国际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党内能有一些资历、威望都很高的领导人来支持它的主张，尤其是在反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斗争之后，更是如此。

　　从现实来看，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已经扶植王明等人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如果要改变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只会在党内再次掀起风波，使党陷入更大的混乱。况且，张国焘尽管是党的元老，但在共产国际的威严面前，能否改变这一现实尚成问题。需知陈独秀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一纸命令之下去职的，共产国际当然也会为违反国际意志的张国焘发来一纸命令，李立三也是前车之鉴。张国焘作为一个阅历丰富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不会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

　　从理论上来看，张国焘由于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是在莫斯科进行思想反省和理论学习，所听到看到的都是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尽管张国焘后来标榜自己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不屑一顾，但当时他对于这套理论体系并未提出异议，可以说张国焘在理论上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的。

　　从实践上而言，张国焘自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共六大前，尽管在国内住了八个月，但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因此不可能取得土地革命的实际斗争经验，也不可能产生他自己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同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就其逻辑的完整性和理论的严密性而言，如果不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是很难拒绝接受的。张国焘当不例外。

　　张国焘虽然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但由于在莫斯科的经历，他决定支持王明等人却确实是违心的。张国焘后来曾说： “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63页。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由于王明上台已使党处于彻底分裂的边缘，作为党的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张国焘有责任使党恢复统一和团结。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维持四中全会的决议，即支持王明中央。况且，张国焘亦深知，支持王明中央并不等于支持王明等人，而是支持共产国际路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

　　在当时作出如此决定的不仅是张国焘。四中全会之后，党内较有影响的领导人，除像罗章龙等少数人因反对王明而犯了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外，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以支持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达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目的。周恩来忍辱负重，瞿秋白检查错误，其目的也是如此。

　　张国焘一旦作出选择，就开始行动起来。

　　2月7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题为《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的文章。文章批评了立三路线，也批评了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立场，认为“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张国焘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超出四中全会和王明等人对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指责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在这篇将近1700字的文章中，有将近1200字是批判罗章龙等人分裂党、破坏党的错误的。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 “以罗文虎(即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小组织，并不敢提出明显的右派纲领，可是利用一般党员反对立三路线的愤激，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派别成见来欺骗一部分同志，用意只在于分裂党和破坏党，来便利敌人对于我们党的破获。”





　　在文章的结尾，张国焘写道： “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不受叛徒罗文虎的小组织的欺骗，而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不放松反立三主义，因为反立三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开展出来，尤其要反对‘左’右联合反对党和国际的一切企图。这样，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

　　王明中央虽有张国焘等人的支持，但当其决定开除罗章龙等人的党籍时，还是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在2月7日，反对四中全会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敌人杀害后，党内的震动就更大了。

　　随着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出党和何孟雄等的牺牲，王明等人基本上稳定了四中全会中央在上海和江苏省的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在工作中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却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抵制。对于王明中央所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大家想不通，也无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因此，不少人只好阳奉阴违。王明对此很不满意，把大家不积极执行他那一套的种种表现统统斥之为“右倾”。对此，作为中央常委的张国焘，采取了支持王明的态度。

　　3月5日，《实话》再次刊登张国焘的署名文章： 《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张国焘支持王明路线的一篇力作，其中不仅明确地阐述了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路线的合理性，点出了开除罗章龙等人出党的必要性，而且指明了党内在思想上仍然对王明等人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必须放弃自己的观点，真正从实际行动上拥护四中全会中央，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

　　张国焘的这种立场，在党内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谁都知道，张国焘与王明积怨颇深，他自己也说他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而现在却能“不计前嫌”来支持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以及王明等人，这种“表率”作用确实使党内不少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志转变了立场，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之下逐渐地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王明等人对张国焘是满意的。

　　张国焘为了支持王明路线，在参与了对罗章龙等人分裂活动的处理和对江西苏区富田事变的讨论之后，还受中央委派去天津解决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

　　原来，王明上台后，罗章龙等人非法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派张金刃(即张慕陶)、韩连会、袁乃祥等人到河北、平津一带活动，并与不久前非法成立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即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曹策等人合流。这些人派员到北方各地进行活动，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加入了筹备处。在北方工作的许多同志对四中全会、王明上台虽有很大意见，但反对罗章龙、张金刃、曹策等人分裂党的活动，认为这是原则错误，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1931年1月下旬，四中全会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天津解决河北党的问题。2月初，有张国焘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停止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理省委工作，组成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阮啸仙任军委书记，贺昌被免去书记职务，任命为山西巡视员。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页。张国焘对原省委负责人作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左”右联盟投降右派的严重错误和在立三路线精神之下反对新省委的倾向。

　　2月中旬，河北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决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惠、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号召“在筹备处蒙蔽之下的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党内来”。原省委的重要领导人余泽鸿、张昆弟等发表声明很快承认了错误。不久筹备处便宣告瓦解。

　　筹备处的问题解决后，那些过去曾跟随筹备处跑过一段时间和曾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原北方局、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受到了四中全会中央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贺昌、阮啸仙、余泽鸿、张昆弟等人都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但王明中央还是揪住不放。在这件事上，张国焘也起了相当不好的作用。





　　五 初到鄂豫皖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接受了王明路线即国际路线之后，随即开始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斗争。

　　王明发动的“反右倾”斗争，由于上海和江苏省委何孟雄等2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罗章龙等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而“进展顺利”、“成果显著”。之后，王明宗派集团为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取得在全党的统治，便开始了所谓“系统地改造党”的实际措施。

　　王明等人所谓“系统地改造党”，即是任用他们的“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的是“顺我者提，逆我者撤”的宗派干部政策。同时，为了能够尽快控制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王明又采取了派中央代表去各地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办法。中共中央曾先后派陈原道赴顺直省委；曾洪易到赣东北苏区；夏曦到湘鄂西；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江西苏区；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这些中央代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据《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规定： “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当地党委)是错了的时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则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这样，就把各地党的组织控制在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的手中。不仅如此，5月初，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实行这种委派“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王明路线在各地“百分之百地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提出了作为中央代表去鄂豫皖的要求。他回忆说：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曾中生)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87—488页。

　　同时，中共中央亦认为，应当对鄂豫皖苏区予以特别关注。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时，周恩来发言说： 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京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因此，会议决定由中央常委委员张国焘前去鄂豫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这表明中共中央对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慎重的。派张国焘赴鄂豫皖贯彻四中全会路线，也表明了王明等人对张国焘的信任和器重。

　　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书记职务后，中央不得不改变原来由沈泽民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决议。5月6日，中央正式作出《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该决议说： “中央指定张特立，沈泽民与陈昌浩为中央局的委员，特立为书记，特立同志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泽民同志兼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位于根据地中央，其间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白马尖、天堂寨、九峰山、鸡龙尖、古角、桐山诸峰纵横盘结，绵亘数百里，横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襟长江而带淮河。这里可以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地河流众多，水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鄂豫皖地区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近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多次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英勇斗争经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鄂豫皖边区很快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进军，鄂豫皖边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极大地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势力同全国一样，遭到严重摧残。但是，鄂豫皖边区的共产党人，按照中共“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组织和武装农民群众，在1927年秋冬至1929年秋冬之间，相继举行了黄(安)麻(城)起义、商南起义、六(安)霍(山)起义，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至1930年夏，基本形成鄂豫皖苏区。其基本经过是：

　　1929年9月，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黄冈、罗田、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改组鄂东北特委为鄂豫边特委。

　　193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河南的商城、光山、潢川、固始、息县，安徽的六安、英山、霍山、霍丘、颍上、寿县、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别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中共鄂豫皖特别区委员会。

　　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鄂豫皖特委和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中共鄂豫皖特委由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何玉琳、王平章、姜镜堂、周纯全、甘元景、徐朋人等九人为常委，郭述申任特委书记。红一军以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2100余人。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

　　6月下旬，鄂豫皖边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经过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在鄂豫皖苏区形成的过程中，改编为红四军的鄂豫皖红军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影响，也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到很大损失。为了有力地领导根据地的斗争，1931年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

　　两个月后，当鄂豫皖红军正处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激战之中时，张国焘等人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张国焘和陈昌浩是在4月初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的。据张国焘回忆： 4月1日凌晨3时，他扮成普通商人，在杨树浦码头搭上了一条货船奔赴武汉。与他同行的陈昌浩扮成了他的伙计，并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多方照顾他。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4页。

　　几天后，张国焘和陈昌浩安抵武汉，随即住进一处僻静的地方等候鄂豫皖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

　　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安排下，张国焘、陈昌浩很快便与鄂豫皖派来的秘密交通员接上了关系。在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之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乘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

　　破旧的公共汽车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在简易公路上颠簸着向前行驶。经过数次国民党军队的检查之后，张国焘等人逐渐接近目的地。下午4时左右，汽车到达离李家集四公里远的一个小站。张国焘、陈昌浩随同交通员下了车。然后沿着乡间小道远离公路而去。

　　张国焘和陈昌浩跟着交通员疾步而行，翻过几个小山坡后，才放慢了脚步。交通员告诉他们，要到达目的地还要走一个钟头，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最好在黄昏以后进入村庄。在那个村庄藏着一支鄂豫皖苏区专门派来迎接他们的特务队。天黑时，交通员终于把张国焘和陈昌浩引入一个村庄。当他们走进一家店堂时，突然围上来一群人。正在他们惊疑之余，交通员上前介绍说： “这是专门来迎接你们的特务队。”张国焘和陈昌浩这才如释重负地与这些年轻战士们一一握手致意。





　　饭后，稍事休息，张国焘、陈昌浩便跟着特务队踏着茫茫夜色上路了。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为了远离村庄和敌人哨兵，他们不得不走山冈小径。崎岖不平的山路，弯弯曲曲的田畦，布满树丛的沟壑，很不好走。尚不习惯走夜路的张、陈二人，深一脚，浅一脚，步履十分艰难地挪动着。张国焘后来对这天夜里的行军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我这个不习惯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经过一整夜的行程，一行人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县高桥区。

　　鄂豫皖中央分局旧址

　　一夜的紧张奔波使得张国焘、陈昌浩疲惫不堪。张国焘回忆说： “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双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10页。张国焘成了“伤兵”，前来迎接他的特务队不得不将他抬着上路。

　　4月1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到达打虎山特委和特苏政府所在地后，得到当地同志报告： 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去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当即指出： 单独军事行动，使红军脱离这一赤区，在严重“围剿”期内，放弃了巩固这一赤区的任务而空谈截断长江，是错误的。他提议目前四军的任务是应迅速肃清商城之亲区河南商城县在1910年划分为城区、康区、和区、乐区、亲区、安区、平区七个区，1922年改用数字排列为一区(即城区)、二区(即康区)、三区(即和、乐区)、四区(即亲区)、五六两区(即安区)、七区(即平区)。亲区位于商城南部，当时亲区由反动土豪顾敬之控制，顾敬之有枪700余枝，抽捐、抽税，建营房、审讯庭，倚仗山高林密，熟悉地形，与苏维埃政权对抗为敌。民团，打通商(城)光(山)路线，将黄麻、光山与皖西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这一赤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央苏区。这一提议得到当地同志的同意。《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红四方面军战史也这样记载： 张国焘“十一日，得悉红四军已决定到长江下游行动，即加以制止，并按照当时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四军去肃清商城亲区的民团，打通商、光路线，将黄、麻、光与皖西连成一片，以巩固和扩大这一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制止红四军南下截断长江，威吓武汉，并要求红四军迅速肃清商城亲区民团，是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但由于红四军此时已到达商城亲区，正准备经由皖西到长江下游去，因而，张国焘又决定亲自赶往亲区以改变红四军的行动计划。

　　在亲区，张国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后，红四军领导人均表示赞同。不过，此时由于皖西方面敌人已开始进攻，皖西形势紧急，使得红四军已不能从容肃清亲区。张国焘见事已至此，也不得不暂时搁置肃清亲区的计划，当即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之敌。之后，张国焘便与陈昌浩、旷继勋带领红四军赴皖西打击进犯根据地的敌人陈调元部。

　　红四军主力第十师、第十一师在张国焘、陈昌浩、旷继勋带领下由商南亲区向东行动，与红十二师会合。4月24日，红十师、十一师自金家寨以北地区出发，经石婆店向独山前进；红十二师经过敌正面向麻埠以北迂回，进占东西香火岭。4月25日，红十一师及红十师各两个团猛攻敌侧后的独山据点，红十二师于麻埠外围阻击敌援。在附近群众支援下，红四军经四小时激战，全歼敌陈调元部一个团一个营，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枪1200余枝，给乘隙进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同日，麻埠、诸佛庵之敌惧怕被歼，仓皇逃回霍山。皖西之危遂解。这是张国焘在鄂豫皖首次参与指挥红军的反“围剿”行动。





　　敌人在皖西遭到打击后，又重新部署，准备实施第二步合击金家寨、麻埠的计划。红四军主力解皖西之危后立即西返，通过敌人阻击线到达鄂豫边与红二十八团会合，在新集北部浒湾与敌人展开激战，毙、伤、俘敌近千人。

　　5月下旬，红军为进一步打破敌人“围剿”和保卫夏收，乃转向南线黄安地区。5月28日，红军围攻黄安、宋埠间之敌桃花镇据点，歼敌四十四师一个营，后又在十里铺设伏歼敌第二六三团两个营和二六四团一个营大部。

　　至此，敌人发动的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

　　六 确立威信

　　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新集召开了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周纯全、郭述申、高敬亭等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分局书记。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的同时，还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会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另设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姜镜堂任主席(后为许继慎)。

　　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成立不久，即对红四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军长仍为旷继勋，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定侯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所辖各师的主要领导人为： 第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第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军委会的改组，一方面为张国焘等人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做了组织准备，使张国焘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后，深知自己要真正起到第一把手的作用，树立一呼百应之威信，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干好几件事。于是，他首先抓了两件事： 一是整顿党的组织，一是解决当时最急迫的粮食问题。

　　整顿党的组织是与推行王明路线结合在一起的。张国焘通过对鄂豫皖工作的考察，认为： “的确自中生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的转变”。《张国焘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关于鄂豫皖区的工作》(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4页。为此，在张国焘主持下，6月28日至30日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张国焘的推动下，全面接受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扩大会议批评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认为根据地的工作是在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的。《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故决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领导机关进行“改造”，而改造的切入点则是打击原鄂豫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舒传贤，这位鄂豫皖根据地老资格的领导人便首当其冲。

　　舒传贤，又名夏唯宁，安徽霍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安徽省临委工委书记，安徽省总工会委员长。1929年先后任中共霍山县委书记、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是年11月领导发动了六霍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0年11月，舒传贤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此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的工作在王明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处于两难境地。他到上海以后，在反立三路线斗争未正式开始以前就向中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且承认皖西工作在立三路线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传贤个人的错误。





　　但是，1931年春召开的中共皖西分区特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在舒传贤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以“腐化的民主主义、妥协改组派、感情超过组织”等罪名，开除了舒传贤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中共鄂豫皖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批准。当舒传贤1931年4月同沈泽民一道从上海返回皖西苏区时，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4月17日，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重新讨论了舒传贤的问题，决定恢复舒传贤的党籍，但给予书面警告。此前，中共中央在3月10日通过的《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也已明文规定舒传贤为中央分局委员之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但由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全会却未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这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在5月24日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写得很清楚： “舒传贤同志却在这次会议(指中央分局成立大会)上发生了问题，原因是皖西同志说他曾妥协改组派，因此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鄂豫皖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又批准皖西这一开除党籍的决定。传贤同志到皖西后，皖西扩大会是取消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不过同时批评他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这些事件，当中央决定传贤同志任组织部原文如此。应为“组织部长”。时，中央是完全不知道的，因此中央分局决定暂不分配传贤同志工作，改由郭述申同志任组织部。对于传贤同志，组织一审查委员会来审查传贤同志的错误，现在审查委员会尚未结束。”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张国焘指导下，对舒传贤的结论是： (一)给唯宁最后的严重警告。(二)开除唯宁的中央分局委员。(三)由分局支配唯宁到下层工作。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舒传贤的处分，充分体现了六届四中全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过火斗争特色。当大会宣布了对舒传贤的结论后，舒传贤立即站起来要求发言进行申诉。但大会主席团说： 时间不允许。张国焘也不许舒传贤作简单的发言。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会议通过了对舒传贤的处分。大会主席团询问舒传贤是否接受处分，舒传贤表示完全服从这个决议，但要求准许他请求中央作最后的决议。张国焘对此答复是： 准许舒传贤的要求。

　　扩大会议后，舒传贤被中央分局分配到光山县砖桥区做基层工作。

　　遭受到扩大会议无情打击的还有徐朋人、余笃三。同时，曾中生、陈定侯、曹大骏等人也受到了批评指责。张国焘对这些鄂豫皖老干部的打击，其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如对余笃三的打击和调换工作、职务，是按照中共中央1931年5月31日对曾中生、旷继勋等人的报告的复示执行的。其二是受到原鄂豫皖特区委及当地干部的影响。如对舒传贤的处分，即是按照当地干部的反映情况进行处理的。其三是中央分局、张国焘执行四中全会路线，对于反对四中全会的人进行打击。如对徐朋人、陈定侯、曹大骏、曾中生的批评和打击就是如此。

　　不可否认，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一批老干部的打击和批评，除了执行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外，还有个人的目的，这就是为了确立自己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位。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制定了苏区党、政、军十大任务，其中包括： 扩大红军和苏区；武装农民；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改善工人生活；加紧肃反；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在国际路线旗帜之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的分子，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等。《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6页。在这些任务中，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可以说是最急迫的问题。

　　在中央分局成立前，鄂豫皖苏区的粮食问题就已开始显露出来。





　　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到1930年春夏之际已基本完成，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

　　但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完成后不久，又受到立三中央“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使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成效大打折扣。1930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要求鄂豫皖边界特委加紧反富农，指出“肃清富农路线，坚决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是边特农运的中心任务。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鄂豫皖边特委根据这一指示，在莲花背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富农问题决议案》。9月18日，中共鄂豫边特委发布《通告第十六号——组织贫农委员会》，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及群众组织“加紧反对富农”。这个文件使得“左”倾冒险主义的反富农政策在鄂豫皖根据地得以贯彻，许多地方没收了富农的土地，或者给富农分一些坏地；还有的地方将富农驱赶上山开荒；更有甚者，索性将富农一杀了之。

　　在反富农过程中，还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如“征发富农”，不仅将富农的土地浮财征发一空，甚至征发到了中农以至贫农，家中稍有一些余粮的农户也被认作是富农，也要征发，故而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恐慌。结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农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生产了粮食也不敢多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同时，在“左”的路线影响下，鄂豫皖边特委在1930年秋决定办农场，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使得“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财产就是富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71页。办农场的实际结果是劳民伤财。

　　由于以上原因，至1931年春，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曾中生来鄂豫皖纠正立三路线时，由于季节关系，只能以开源节流、调剂平衡来缓和粮食不足的局面，无法增加粮食收入。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在七里坪同区与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座谈时了解到粮食问题的急迫性，便动开了脑筋。他建议以增加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并提出能否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他的提议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张国焘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首长，他提出增加生产的办法，无异于踢破了立三路线时期有剩余者即为富农的框框，为广大农民群众尽可能多生产粮食开了绿灯。当张国焘从皖西考察结束时，他已得出结论： 粮食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决心已下，他立即行动起来。

　　5月16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两份文件，即中央分局通知第一号和第二号。第一号内容是宣布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二号通知即是“为节约粮食各机关日吃一顿稀饭的决定”。决定说： “现在敌人正在加紧其封锁经济的手段，加以数万红军，在前线的需要，跑反群众的救济和青黄不接，都要我们进行正确的粮食政策，尤必须尽量节省，减去糜费。现特决定无论什么机关，每天吃稀饭一次，希即执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

　　第二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通知第三号，决定将每日吃一顿稀饭改为吃两顿稀饭。这就是说，中央分局成立后的头两个文件，都是与粮食有关的。

　　为了节省粮食，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起到的表率作用，在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尤其是5月29日中央分局发布《通告第二号——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之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更为欢欣鼓舞。该通告说： “粮食的种植依靠天时，一再蹉跎，就要酿成不可挽救的饥荒，现在播种时期已快过去，没有紧急办法，一切都要变成空谈。因此分局决定立即举行粮食运动周，把接到通告的日子起算做第一天，大约到6月7号，各处都须举行完毕。在这七天之内要举行一个全体动员，凡是后方工作人员，或普通公民都须参加这运动，而党员、团员必须更加积极参加，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该通告要求每个党、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须负责照料直到收获，如果因事他往，必须托旁人代为照料。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至少种一棵瓜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6月4日，中央分局又发出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务必要做到使苏区内的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随后又提出“一斗水田不要让他荒掉，满插稻子”，“可种植的山地，同样不可让他空了”的要求。在中央分局的号召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运动。

　　张国焘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反映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粮食问题决议案》上。这个决议案是彻底否定立三中央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的“左”倾粮食政策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决议案提出了解决根据地粮荒问题的八项措施，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一系列有关粮食问题的举措和带头作用，与立三中央时期“左”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立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使得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威信陡然上升。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一书载：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新集庆祝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时，九个乡的音乐队齐集新集进行比赛，使群众大开眼界，比赛后即组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音乐总队。”这反映出当时根据地人民群众对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是支持和欢迎的。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在抓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上面取得了巨大成绩。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水灾记录最为严重的年份之一，沿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鄂豫皖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也被洪水淹没，受灾损失惨重。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央分局和张国焘领导下，通过努力增加生产，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在空前的水灾之年，农业生产获得巨大丰收。

　　有了粮食，就有了发展鄂豫皖根据地的最好资本。张国焘对此十分清楚。他也正是抓住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创造了鄂豫皖根据地更大的辉煌。有了粮食，可以扩大红军，增加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以增强根据地反“围剿”的实力以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疯狂的包围会“剿”；可以增强根据地军民的团结，稳定人心；可以有效地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以扩大根据地的影响……总之，粮食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而张国焘在这方面无疑取得了成功。张国焘在粮食问题上的成功，使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声望日渐提高。

　　不过，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解决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过程中，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例如，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的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通知中，就提出对种五棵瓜藤或等量其他杂粮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斗争的任务，不论哪个负责同志，如果对于这一工作存玩忽的态度，他就不了解粮食问题对于我们目前斗争的重大意义，就是间接帮助了敌人”。从正面意义来理解，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求每个党员、负责同志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重视这个事情。但在战争年代，在斗争情况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间接帮助了敌人”就不是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问题。除此之外，张国焘在指导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还不断在人们头顶上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帽子，给一些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很大压力。




　　七 东进南下之争

　　曾中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 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是年冬回国，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长。1929年10月负责工农武装工作。1930年秋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徐向前回忆说： “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39页。曾中生之所以被拿掉，是因为他是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派到鄂豫皖工作的领导人，所以王明中央在《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写道： “钟圣(即中生)同志，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为了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对曾中生这个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干部便不很信任。通过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站稳了脚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分局的不满。如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扩大会议的情况时说： “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侯极端右倾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将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但他始终不出原文如此。昌浩同志之批评，对中局采取了外交手段，他到四军后，不但没有传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之任务，反进行反中局之斗争。”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146页。

　　张国焘所说的曾中生“进行反中局之斗争”，是指他与曾中生等人发生的“东进南下之争”。

　　事情还要从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说起。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后，便调整兵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则暂取守势。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暂处守势，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乃向中央分局建议： “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即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他们的建议与张国焘的想法有一定出入。张国焘根据中央5月6日指示中说的“在军事策略方面，党部、第四军及独立师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在鄂豫皖区(罗山、光山、商城、固始、安徽的西南部及湖北的东北部)建立坚实的苏区……在未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以前，不要将红军的主力派遣到京汉线上企图占领”④的基本精神，主张红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这是因为，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内部，横亘于皖西与鄂豫边两块苏区之间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仍是巩固根据地和连接苏区东西两边的严重障碍。

　　红四军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但在完成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的任务时，却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由于亲区地主武装裹胁群众坚壁清野，实行反动的游击战，使单纯的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同时，大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粮食供应极为困难。鉴于此，红四军领导人再向中央分局、军委建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和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5页。红四军为抓住有利时机，一面加紧政治动员，开始移动部队，一面向中央分局、军委会作详细报告，请求批准这一建议。

　　但此建议却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他们指责红四军领导人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

　　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指责曾中生等人的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并非空穴来风。 1931年4月中旬，曾中生和旷继勋先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其中谈到红军的战略行动时，曾提出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主要任务是： 乘机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与恢复黄广苏区。其中“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说法与立三路线时的提法颇为相似。因此，5月31日，中央在给曾中生、旷继勋报告的复示信中指出： 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观点。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96—197页。





　　张国焘以及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布了中央分局通告第三号，提出鄂豫皖红军的行动方针是： 调动一部分红军力量去打通商光路线，肃清亲区，完成中央指示我们的把整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对抗张国焘“东进”指示的曾中生不但肃清亲区，同时要扩大苏区。他还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认为红四军领导人提出的行动方针“有一种‘左’倾的观念，认为我们现在必须立即去做截断京汉路或截断长江的工作，这是无目的盲动的立三路线的见解。我们不应当放弃骚扰京汉路的工作，但这在目前决不是主要的任务。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目前，我们要团结力量作最后的伟大的斗争就是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截断京汉路占据武汉，或者截断长江都是必须的步骤，但这个必须动员千万劳动群众来做十倍扩大红军和苏区的战斗力才能够完成。在目前我们所做的正是必须的准备工作，这种‘左’倾的见解在实际上不能得到什么，只能够叫我们把自己的力量去葬送牺牲，或者阻碍真正积极的准备大举进攻，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②

　　6月28日，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再次提议红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给予的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才表示赞同。但这次扩大会议对红四军南下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因此，7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又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会议决定留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在皖西活动，留第十三师全部和第十师二十九团、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开辟亲区和巩固鄂豫边地区，其余第十、第十一师各两个团和第十二师一个多团南下发展。

　　会上，在关于红军出击的方向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根据地，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从而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安庆是当时安徽省城。，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同志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手段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张国焘仍然按其个人意见作了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7页。

　　其实，在中央分局扩大会上，对于红四军南下长江行动的意图已经予以否定。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特委准备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是“立三路线的策略”；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亦说“截断长江的决定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扩大会的总结中也认为本次会议打击了“左”倾的估计(即“目前立即采取截断长江的行动等等口号”)和想把红军行动限制在赤区以内逃避打击敌人主力与忽视帮助中央苏区的右倾观点。中央分局及张国焘刚刚在扩大会议上猛烈地攻击了“南下长江行动”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当然不会赞同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

　　余家集会议后，中央分局立即掀起了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宣传热潮。7月8日，中央分局发出通告第六号，号召鄂豫皖的全体工农群众要坚决执行“扩大会所指出的方针和实行苏维埃大会一切法令中猛烈斗争，巩固扩大苏区援助中心(央)苏区”，并要求“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做以下的工作： 扩大红军，补充红军，准备运输、粮食、做鞋等等去拥护红军”；“各地方组织必须与红军负责同志共同决定整个以地方武装配合红军行动的计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314页。等等。

　　7月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党、团联合发出通知第一号，要求动员群众参加运输队配合红军行动；7月11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和援助中心苏区宣传大纲”；7月16日，中央分局发布“反军阀战争运动日援助中心苏区告群众书”……总之，在中央分局的大力宣传和督促之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工农群众积极投入到支援红军的运动之中。





　　中央分局为使红四军能够顺利地执行“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调任红十三师师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南下作战的深入动员，部队士气十分高涨，积极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

　　7月中旬，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在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下由商城亲区出发，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8月1日拂晓前，红军开始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午后，红军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徐向前、曾中生当即调整兵力： 以一部佯攻城北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角攻城。下午4时，红军再次发起猛攻，一举突破城西北角船形山、凤形山敌阵地，迅即登城。经两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1800余人，缴枪1000余枝，重机枪18挺，迫击炮4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红四军南下首战告捷。

　　根据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下英山后是要出安庆的。但是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估计了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革命基础和及时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要求，认为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所以，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红四军决定留第十二师在英山地区掩护后方，开辟工作，军部率第十、十一师四个团向南进击。不料当部队行至武穴境内时，竟发生了徐向前等人根本没有料到的事。据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说： “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迄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蕲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解决红军物资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外，并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红四军在消灭敌人一部后，乘胜进占广济，并派倪志亮率一部兵力去打黄梅，但因城壕水深，没有打成。

　　红四军南下一个月来，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4城，歼灭敌人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枝、迫击炮28门、机枪26挺、电台1部和大批子弹、药品，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但无论怎么说，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的行动违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的决定。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等人估计到改变行动方向会招来麻烦，于是，由曾中生起草，由他们三人联名，向中央写信作了汇报，特别申明南下的必要性。信中说：

　　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黄、广、蕲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水不退仍然不能去)，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力量而必消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巩固阵地的发展而出安庆。”“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苏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2、359页。

　　徐向前元帅后来评论说： “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间，看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十分重视。他起草的这个报告，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徐向前、曾中生向中央作了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变东进为南下的正当理由，他们在信中还是不得不写上： “这是否是错误，是必然要请中央指示的。”③





　　张国焘得知红四军攻克英山后，其领导人没有按照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决定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大为恼怒，连续三次写信给予严厉批评，指出红四军出武穴的行动不能完成打击敌人要塞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在政治上是根本错误的；出武穴是脱离后方无阵地，是无把握的作战，也是错误的；不以政治任务为重，而以经济为目的，也是错误的。总之： “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拒抗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如此。”信中要求部队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页。

　　红四军领导人事先曾预料，南下的行动将可能招来麻烦，但认为只要申述正当的理由，即使有麻烦也不会太大。然而，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他们从字里行间异常严厉的批评语气中，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即命令撤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

　　鉴于张国焘如此急迫的命令和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指战员们对突然撤叶家湾之围非常不满的情绪，红四军领导人一面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创建鄂东临时特委领导蕲黄广地区斗争的经验教训，一面于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来信署名为中央分局、军委会)。这就是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鸡鸣河会议”。

　　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应继续留下，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的行动。而且，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的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议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通过了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到新集，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红四军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实际上是对中央分局指责的反驳。信中认为： 中央分局给红四军的指示“是根本不合事实的。我们除在组织上采取绝对服从，立刻开向福田河一带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之必要”。针对中央分局对红四军的四点批评即： 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而援助中央苏区既不能而又脱离后方阵地；陈调元力量弱，可乘英山之胜直抵安庆，而出黄、广夏斗寅力量强，而前者地势优过后者，后者军事或有危险更是不值；经济问题成为中心，而不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申明书说： “我们再四考虑，认为分局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的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害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超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的巩固自己阵地向敌人作有准备有把握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势。如此，才不至因为一局部问题而牲伤全部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和空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356页。

　　申明书认为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政治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牵动了统治阶级整个的军事布置，的确有重要而切实的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红四军的地方工作武装了八万农民以上，均分配了土地，工会农会均已成立，蕲、黄、广均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及部分的苏维埃，沿途作战，均有广大的农民群众送饭送茶送伤病员以及运输胜利品；在经济上，除军用胜利品及医药外，现金在七万元以上，纯银在千六百斤以上，纯金在二十斤以上，兵士衣服均已换齐，棉衣亦已部分的准备。申明书指出： “这种胜利正是争取全部胜利的必由之路，离开这种必由之路而用‘左’倾的名词——进取安庆威胁南京来代替这一脚踏实地的任务，不但是空想，而且会使革命力量遭受惨败的。”④《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357、358页。





　　申明书针对中央分局、军委会对于红四军违背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南下的批评进行反驳说： 红四军虽打下英山，但英山没有旧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相当时期的工作，英山无疑不能成为阵地。因此，红十二师留在英山不但可以得到休整，而且可使英山成为阵地。但是如果十二师留英山成为必要，则前线上只有四个团，而要以四个团的兵力驻守和巩固后方，那么出安庆的兵力更不足两个团了；如果不留兵潜山、太湖两地，而直入安徽，虽然有四个团，则是孤军冒出，稍有军事常识者，必曰必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果而出此，吾辈将举鄂豫皖数年斗争的结晶，离开国际和四中全会的路线和立场，贸然送给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腕之下，生不为革命之罪人也几希!”④

　　申明书进而分析说： 由英山到潜山270里等于300里以上，由英山到太湖180里山路等于200里以上，从太湖到安徽，水路交错，平时也不易通过，由潜山到安庆90里，合潜山到英山360里至400里以上，以四百里非苏区的山路，又无群众的基础，炎暑行军，病号日增，如果经一恶战，伤号至五百或千余人，亦绝对无法运送。即此一点亦属兵家之忌。就敌情言，当时潜山一团兵力以上，太湖一旅，宿松望江一旅，潜山太湖均有城，太湖城更坚固，城外有竹围，周围又有开阔的沙滩，我们要走近二百里才可接触，又不能做到突击。如果敌人集中一点，死守待援，则我们粮食经济均在山地不能解决，势必将徘徊于潜太之间，安庆之夸大目标更不能得，而潜太山地于全国政治影响更无甚轻重，其不能多少影响鄂赣湘的“剿匪”布置更不待言。这样又有什么配合中央苏区的意义?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360—361页。

　　申明书还论证了红四军南下蕲黄广地区的优势，对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出潜太、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申明书说，“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可发出命令吗?武穴何地，我们答复的： 是不及安庆远矣，然而安庆何地，我们不能不申言之，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长江海军与海员没有工作，城市工人贫民没有工作，城外近郊农民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非苏区又是山地清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的准备”，而以一个月为限，命令不足一个师的红军进逼安庆威胁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申明书进而分析说： “如果单就武穴不如安庆政治意义之大而言是对的，可是武汉南京比安庆意义又更大，我们能不能离开整个的政治形势和大城市群众工作基础之估量，而下一进攻武汉南京之命令?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事。”②

　　红四军领导人在申明书中对张国焘及中央分局的反驳和毫不客气的批评，引起了张国焘极大的反感。他认为这是曾中生向中央分局送来的一个“哀的美敦书”，夸大了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当然是张国焘无法容忍的。于是，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提出： 现在曾中生等人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0页。因此，中央分局、军委会决定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中央分局紧急会议之后，陈昌浩乘鄂豫皖红军仅有的一架“列宁号”飞机赶往红四军军部。陈昌浩在飞机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红四军正在向皖西方向运动，但是，无论“列宁号”怎样往返搜索，也无法找到可以安全降落的场地。由于飞机油料行将告罄，不得不返回新集。第二天，陈昌浩再乘飞机向皖西方向飞去，还是无法找到可以着陆的地方，只好再次返回。这样，陈昌浩只得放弃了乘飞机赴红四军的企图，于当天带着三名随员，骑马向皖西进发。他们日夜兼程，行程数百里，终于在安徽六安县的麻埠赶上了红四军的队伍。





　　陈昌浩乘坐的“列宁”号飞机，这也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陈昌浩一到，即召开红四军领导人会议，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 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中央分局这样匆忙和武断的决定，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徐向前回忆说： “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曾中生同志表现很好，并没因为遭受打击而灰心丧气。”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陂河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对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进行了严厉指责，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且对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予以重点打击。决议将中央分局与红四军在军事行动方向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路线分歧的高度，认为： 中央分局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路线上的争论。由于红四军在政治路线上重复了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所以采取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计划；由于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分配土地完全是地主富农路线；由于混进了“改组派”，才使反动派钻入红军来破坏军队。而这一切都应由政治委员曾中生负主要责任。

　　张国焘对红四军的政治委员曾中生深为不满的一点，是曾中生将四军与中央分局对军事行动方向的不同意见写信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在事前事后都未向中央分局和张国焘说明。所以，决议明确指出： 曾中生“虽然在中央分局面前已经承认了他的错误，可是后来又知道四军在反抗中央分局政治路线的时候，已经写了一个信，把斗争的情绪告诉中央，而中生同志对于中央分局却是把这些事实瞒起不说的。中央分局认为四军有权可以写信给中央，但是必须使中央分局知道。现在中生同志有瞒起这事不说的事，可见中生同志在承认自己的错误上是不诚实的，他还没有把所有的事一齐说出来。中生同志承认了他在政治上应负主要责任，而不曾承认他在这次争论中煽动的主动作用与小组织的企图。这次中央分局不得不重新单独考察中生同志错误的问题”。决议历数了曾中生的所谓“错误”，宣布： “中央分局要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决定中央分局委员陈昌浩作军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6页。

　　可见，中央分局对曾中生的批评和处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造成的。其实，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并非起于东进南下之争，而是由来已久。据张国焘说，他初到鄂豫皖根据地时，曾经提出鄂豫皖根据地要立即解决几个问题： 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要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实施新政策，主要是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价，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银行，发行苏区纸币；健全土地政策和苏维埃制度以及党的组织等。但“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是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 ‘我素来认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张国焘十分敏感地认识到：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页。

　　由于这个不好的印象，所以虽然曾中生表示接受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批评，张国焘仍未消除戒心。扩大会议后，鄂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有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张国焘将这些言论称之为“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并认为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实质上是表示对曾中生的不满。不料在东进南下之争发生后，又发生了曾中生主持召开鸡鸣河红四军活动分子会议并通过了批驳中央分局的“申明书”事件，这更增加了张国焘对曾中生的不满。





　　如果说此前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的分歧尚在根据地高级干部的小范围之间争论，影响还没有扩散，对张国焘的威信并没有多大伤害的话，那么，在鸡鸣河会议之后却大不一样了。鸡鸣河会议不仅将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公开化，而且已发展成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对中央分局、张国焘的行为。这对于领袖欲很强的张国焘来说，已经不是挑战，而是对他的直接冒犯。张国焘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否则他的威信将会扫地，难以实施他在根据地党政军内的权威和影响。为此，张国焘不顾身染重疴，在病榻上主持召开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以求采取非常措施制止这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的公开和明朗化。

　　毋庸讳言，张国焘这次如愿以偿。他不仅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打击了曾中生为代表的反对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势力，而且剪除了他在根据地建立个人家长统治的障碍，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徐向前后来说： “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张国焘当然也写了报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十一月三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重和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相当委婉的。所谓‘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仅此而已。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我们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就为张国焘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曾中生从此厄运连连。先被张国焘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调离部队接受考察。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立根据地后，又被张国焘罗织了“五大罪状”，遭到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并被强迫写“自首书”。1935年8月，被张国焘指使人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附近。




　　八 制定肃反政策

　　“东进南下之争”以撤去曾中生的红四军领导人职务而告结束。这个结果对曾中生来说虽很不公正，但如就此打住，那么对于红四军来说则也无伤大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对曾中生的处分，才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红四军与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在东进南下问题上的争论，竟然导致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白雀园“大肃反”。几十年后，徐向前回顾说：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这是因为红四军改变军事行动方向，南下蕲黄广一事，与一起所谓反革命事件搅在了一起，使得张国焘坚信鄂豫皖根据地确实存在有“一极大反革命组织”，而且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已经混进了根据地的党、政、军等各级组织中，只有采取“大肃反”的形式，才能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

　　与打击和镇压公开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不同，肃反是在社会上、革命阵营内以及党内、红军内部寻找、发现、揭露和制裁那些貌似同志、朋友和革命者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工作。因此，肃反工作要求必须严肃、细心、认真，不能有丝毫的轻率和大意。由于这项工作是件极为复杂困难的工作，加之对敌斗争尖锐、激烈，因此不可能像镇反那样粗线条地进行，尤其是在工作中发生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时更要慎重，否则，极易搞错，伤害同志，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然而，恰是在这个十分必要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反倾向斗争和清洗政策的影响，在指导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当时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要把反右倾作为主要任务，而中国党的反右倾却联系到十分广泛的党内斗争，不仅涉及到革命队伍的各个领域，也涉及到了党外、革命队伍之外。而且，把右倾同调和派、改良主义、取消派、改组派、第三党等等方方面面都联系了起来，加之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处于激烈的异常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中国各苏维埃区域、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运动，无一例外地都犯了扩大化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同样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应该说明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和离开鄂豫皖之后，都曾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扩大化错误。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减轻张国焘的罪恶，而是为了说明“左”倾肃反政策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张国焘也应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张国焘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肃反，并非始于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的分歧之后。因受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在他刚到鄂豫皖时，就对当时的敌情作了严重估计，并开始对肃反工作进行准备。只是当他与红四军领导人在军事行动上产生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又“几乎”为“敌人”所利用时，张国焘更加坚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

　　1931年5月24日，张国焘到鄂豫皖不久，就给中央写了《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这就是后来被不少人称之为张国焘下车伊始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全盘否定的证据之一。实事求是地说，这份报告中相当多的内容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例如，报告中提到： “黄安仙居区之一部，高桥之一部，二程区之大部，麻城赤白交界一带，都曾引起了群众的相当动摇，这里有许多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不正确的错误，是被敌人利用之一因。”这与曾中生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反富农反到中农，对改组派只靠屠杀”、“过去的征发弄坏了不少事情”等说法并无二致；同时也印证了徐向前所说的： “根据地内部因贯彻立三路线，推行反富农的过‘左’政策，引起黄安南部部分农民反水。土豪地主乘机东山再起，外部的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等反动武装也趁主力红军西出平汉路，闯进来大烧大杀，搞得八里区、西斋区、二程区、桃花区、高桥区的红色政权大都坍台，跑反群众达数万人之众。特委着了急，要一师回黄安南部收拾局面。我们去后，坚决打击反动枪会和地主豪绅，积极争取参加反水的农民，帮助跑反的群众重整家园，形势有好转。但因‘左’的政策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恢复工作很费周折。”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再如，张国焘在报告中谈到根据地土地分配中的一些问题时写道： “分配土地时是只组织一个很小的土地委员会(多半cp包办的)来调查统计分配，不是广大的发动群众的分配。分配土地时，有些苏维埃执委有对自己亲戚朋友营点私利的勾当，机械式的平均，有时侵犯少数中农，有时连红军士兵家属(贫农或中农地位的)的土地，都平均出一些土地去了。……这不但侵犯了中农，还侵犯到贫农，简直是反对土地革命最好办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241页。这与曾中生报告中所讲的“苏维埃分子要分好地的恶现象”，“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农民的生产与收获减少了”，“木梓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人种”，从而影响土地革命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我们要说的，主要是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内反革命势力的估计问题。他在报告中说： “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改组派就是当地富农、地主的一个集团，他们利用苏区的困难和我们缺点来造谣，反对苏维埃政府。麻城改组派竟然影响了一部分贫农。这是异常严重的问题。”还说： “敌人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红军，有些富农混进我们军队里来，改组派企图有组织的来破坏。”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0、280页。

　　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内部反革命改组派、富农情况估计的严重化，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中共中央到鄂豫皖特委，从鄂豫皖的早期领导人舒传贤到曾中生、沈泽民，再到后来的张国焘等人，都对根据地内的敌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有较大的组织、较多的人数。这些反革命的改组派分子的构成主要是富农、地主、豪绅、流氓、被党开除的分子以及受过处分的人，还有一些被“解决”的改组派的亲属等人；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已经打入到了党组织内、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工农红军内、青年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内，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认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反革命的活动愈加严重；认为造成根据地肃反工作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立三路线没有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