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
我的爱情
我的爱情：莱温斯基在中国大陆唯一授权传记
作者：
现在,轮到莱温斯基上场了
现在,轮到莱温斯基上场了(1)
文/师永刚
生活就是一幕永远上演的戏剧，并且永不停顿。这句话再次在克林顿先生的身上重演。这次演出是由这位演员，而不是导演，那位斯塔尔先生指挥开始，而事件的第一男主角，在事件结束之后六年，在女主角未经同意，导演们息鼓，人们逐渐遗忘的时候，他重新擂响了战鼓。并且再次开启了六年前的那件事的余痛。
人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至少对于性丑闻事件中的女主角莱温斯基女士来说，这是第三次经受打击。第一次是美国联邦政府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发动的弹劾总统之战，把她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而且把一位女士的性与已婚总统的婚外恋情弄成了一起重大的政治娱乐事件。成为那一年度的全球大片。莱温斯基几乎成为全球女士们痛恨的某种道德样本或者丑闻的代名词。
接着，就在人们刚刚忘记上届总统比尔先生不到两年时间，已成为参议员的希拉里女士，这位事件的自称受到伤害的当事人，重新把这件往事的伤疤揭开，挤出了一点眼泪。她那本几乎畅销全球的自传《亲历历史》一书中，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位受到伤害的妇女。事实上，这位女强人出版此书的意图再次令这个世界感到好奇。尖锐的评论认为，她只是在赚取自己属于受害者的报酬：高达150万本书的全球版税，以及重新制造人们对于这位前第一夫人的重视。很有可能，她将成为下下届总统候选人。当然，莱温斯基再度被抬出来了。希拉里自然不放过这位女士。她讲了自己的痛苦与伤感。当然，她有权如此。
只是这本书在2003年出版，再次把已几乎摆脱困境的莱温斯基重新推入困境。这位女主角在希拉里得到了两百多万美元的版税甚至更高的报酬时，再度受到打击。她得到的是一份无法重新进行的工作，甚至迅速暴肥的身体。想想吧，她的体重突然达到了两百多斤。
这是美国媒体对于莱温斯基的报道。美国人民几乎不会再原谅这位女主角了。看到这本书的中国人，也坚定地同意希拉里的看法。是她“摧毁了我与比尔的生活”。当然，这本书的卖点在大众传媒看来，除了这位前第一夫人的成功，伴着老公周游世界时的各种交游之外，人们最关注的仍是在这起性丑闻事件中希拉里的反应。人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尽管她竭力淡化，但人们仍然坚信，这本书能够如此大卖，仍在于书中所包含的性与政治的交际，包括她的感受。
不是吗？
故事并不如此简单地结束。如同每位离任总统都喜欢在退职后，为自己在青史上的位置着想一样，比尔·克林顿也不能免俗。就在希拉里的自传刚出版不久，他就传出了以1000万美元预订金，印制一百多万册的高额版税，出版自传的消息。但外界“最有兴趣的内容，包括他如何回看与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而这也是本书的巨大卖点。《纽约客》的评论认为，“克林顿的书可以大卖的理由并不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而是在于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伟人。比如性丑闻。这注定了在里根总统的《美国生活》只能卖40万本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卖到创纪录的200万册。很显然，莱温斯基的故事仍有利用价值。”
就在2004年6月23日，克林顿的书在美国、欧洲同步出版。与热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媒体一边倒地认为，这本“长达975页的书，仿佛是克林顿记忆中的一个大杂烩，口水乱喷。总统生活的翻版。”媒体与读者当然想看到这位莱温斯基口中的“英俊先生”如何回忆往事。克林顿在遮掩到七百多页的时候才提及这一几乎影响了美国历史的性丑闻事件中自己的感受。他在书中说“从某个角度说，这让我释怀”。他不再需要隐藏任何秘密了。
对于这个秘密的热爱在《纽约客》中仍然可以找到痕迹。这本貌似公允的杂志称“许多读者拿到这本书的第一个反映是，迅速翻到目录页，找到描写莱温斯基的部分。然后埋头看完”。但显然，要从中看到细节与诚恳的人失望了。这本分为两部分的书前一部分讲述他的总统之前的岁月。而外界感兴趣的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书中只以“不恰当的亲密接触”形容此事。并没有提及更多鲜人为知的详情。
在这个一边倒的强势的评论中，我们突然听到了一直沉寂的莱温斯基的声音。在克林顿收获到相当多的金钱、名誉甚至对未来的民主党助选考量等等的因素的同时，莱温斯基被这件六年前的旧事重新击中。
《华盛顿时报》发布的消息称，自从1998年1月，莫妮卡·莱温斯基与克林顿总统之间的丑闻曝光，她就一直生活在镁光灯下，媒体与世人的眼睛就好似锋利的手术刀，一点一点地
解剖着莱温斯基的所有私生活，这个女孩在一夜之间成为名人，只是，在这个称号前却有两个她最不愿意看到的词：“丑闻。”
六年过去了，当年的女孩如今已成妇人，她曾经努力想要创造全新的生活，她曾经想要将过去的耻辱与伤痛都付诸脑后，可是，她做不到。克林顿的《我的生活》出版，对于莱温斯基是致命一击，当过去的恋人在书中矢口否认他们之间的感情时，莱温斯基不敢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克林顿完全毁了我。”
在丑闻曝光之前，莱温斯基已经得到了露华浓公司公共关系部的工作，可是这场足以改变她一生的事件，令莱温斯基很难在美国的政府机构和大型公司立足，她想到的是开创自己的事业。
一直以来，莱温斯基都相信她拥有相当敏锐的时尚触觉，克林顿对她这方面的才能也颇为赞许，她为他购买了许多条领带，这些领带成了总统在出席重大场合时必备的饰物。莱温斯基想到，她可以做一些跟时尚沾边的事情，这将是她的兴趣所在，至于品牌的名字，当然就以她的名字命名，莱温斯基坚信，既然她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就一定会令她开创的品牌一炮打响。
莱温斯基最终瞄准了手袋行业，她想要自己设计手提袋和男士公文包，并且以她的名字注册了公司，公司名为“真正莫妮卡有限公司”（the real monica inc.），公司开业后，莱温斯基曾推出了一个系列的男士和女士手提袋，并在纽约的多间时尚专卖店销售，一时间，莱温斯基成了职业女性的代名词。
在关于莱温斯基的报道中，人们可以反复看到她对于自己身材的忧虑。自从她读小学三年级起，莱温斯基就开始出现了超重的问题，并且被同学戏称为“巨无霸”，加上莱温斯基曾经透露，她的母亲玛西娅也一直有类似的苦恼，可以看出，莱温斯基可能是个从遗传的角度上来说，就容易遇到超重问题的人，加上她时常出现抑郁症状，在没有找到适当排解方式的情况下，倾向于通过暴食来发泄心中的焦虑，这就使得莱温斯基的身材往往会出现暴肥暴瘦的情况。一般来说，像她这样的饮食失调症患者想要根除暴饮暴食的问题，确实不是一件易事。
可是，莱温斯基毕竟是个对美充满着向往的人，1999年，美国著名的减肥美容机构“珍妮·克雷格”公司找到了莱温斯基，请她出任该公司的减肥代言人，莱温斯基经过仔细权衡，答应了这一请求。这家减肥公司为莱温斯基设计了特别的食谱，其中的主食包括新鲜蔬菜、谷类和水果，并且为她提供了一些特别的减肥药物。经过了五个月的减肥，莱温斯基的形象果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公司表示，莱温斯基减肥前的体重是150磅，而此时她的体重已经成功地降到了120磅，也就是545公斤。莱温斯基的身高为168米，应该说，这个体重对于她来说是相当标准而健康的。
在接受了这次减肥特训后，莱温斯基收获颇丰，她不仅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好身材，而且还因为出任减肥代言人，得到了30万美元的广告费。
莱温斯基摇身一变，成为身材性感迷人的大美女，这个变化让美国的不少媒体都大为惊讶，各家媒体展开了争夺莱温斯基的战争，只是这一次不同于当年，它们不再是要争夺莱温斯基的绯闻，以拍到她的照片为第一目的，而是希望说服她，加盟自己所属的媒体。最后，福克斯电视台成功地战胜了诸多对手，将莱温斯基罗致旗下。
事实上，在当年莱温斯基向大陪审团和参议院作证时，很多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莱温斯基在这方面的天分。她受过相当专业的心理学教育，因而思维敏捷、逻辑性很强；她喜爱诗歌，可以出口成章；她结交了很多名流，加上过去的这段经历，使得她根本就不会再怯场，面对镜头时落落大方；再加上她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这使她可以成为一位相当出色的节目主持人。况且，莱温斯基的减肥事业又进行得如此成功，现在，她可以穿着任何她喜欢的衣服面对挑剔的电视观众。
福克斯电视台为莱温斯基量身定做了一档电视节目，叫《性格先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视交友节目，节目的女主角是一位相当迷人的女孩，她要面对的是20个男人，这些男人统统戴上了面具，女主角无法看到他们的脸，因此，这些男士不得不施展浑身解数，依靠他们的人格魅力，设法赢得女主角的青睐。由性格敏感而且情史丰富的莱温斯基主持这档节目，可以说再合适不过。
事实上，莱温斯基的主持水准确实令很多人都赞不绝口。这个节目的女主角哈莉是个来自亚特兰大市的单身女郎，她就评价说，“莫妮卡非常漂亮、非常善良，而且她还那么聪明，现在，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过去媒体所描述的那个莫妮卡·莱温斯基，我为这个真正的莫妮卡而感到惊喜。”
六年前从痛苦中挣扎出来，找到自己生活的莱温斯基，想要渐渐忘记过去的一切，她也认为，大家理应忘记过去，毕竟现在在任的总统已经不再是比尔·克林顿。2003年，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莱温斯基就说过，“我的那段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了，那件事属于过去。我想，每个人都已经听了不少关于我的故事，他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听下去了。”
但很显然，人们仍愿意再听一遍。或者是复习，或者是对这个贫乏时代的报复。
莱温斯基想要让生活继续，“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坏人，确实，我犯过一些错，可我现在已经慢慢成熟起来。现在我仍然没有隐私，走在大街上，别人仍然可以一眼认出我来。报纸上还是会经常出现我的名字。这些事让我无奈，可是，我正在学习与生活妥协。”
与所有女人一样，莱温斯基渴望洁白婚纱，也渴望孩子们围绕在自己身边。她已经渐渐忘记了那个在自己身边中刻下重重烙印的男人，想要寻找她的真命天子，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在这几年里，她曾经和不少男人约会过，可是，每段感情都无疾而终。
莱温斯基承认，和她在一起，就必须忍受公众的注意，即使她素面朝天、扎着根马尾辫，从她位于纽约西村的公寓走出来，仍然会有路人对她指指点点。所有与她在一起的男人，也都因为无法忘记她的过去，与她在一起的关系总是会变得很生硬，莱温斯基说，“有一些男人，他们和我在一起时，对克林顿的兴趣好像比我更大，会不停地向我追问他的事情；还有一些男人，他们则是知道这件事情，却从来不跟我正面提起。这两种男人都同样让我无所适从。”但是，莫妮卡毕竟已经学会了从容处理感情上的问题，她承认，之所以事情过去这么久，她仍然无法真正投入一段感情，或许是因为她做得还不够，也可能是因为缘分还没有到。
2004年6月，克林顿的这本《我的生活》显然结束了这位女孩的平静生活。在这本书出版前，时代杂志访问了这位前总统。让我们看看总统先生如何评价他当年的情人：
“1995年的夏天，一些实习生得以进入白宫工作，有些人是晚班，于是我错误地遇见了莱温斯基。后来在1995年11月到1996年4月6日期间，她调到五角大楼之前，我们又发生了多次关系。从1996年4月以后的10个月，我们没有见面，尽管会不时通电话。1997年2月，莱温斯基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了我每周广播讲话的录像，那天的录像结束后，我们单独相处了15分钟，我为自己那样做感到恶心，新年的春天，当我再次遇到她时，我对她说，曾经做过的事情对我来说是错误的，对她来说也是错误的，我不会再做同样的事。”
“我和莱温斯基间发生的事是不道德的，是愚蠢的，我深深为此感到羞愧，却不希望被曝光。在作证时，出于自私和愚蠢，我保护了我的家庭，也保护了自己。”
“我认为只要能顶住两周，公众就能有个相对平衡的看法。我已经犯了可怕的错误。但是我不会让斯塔尔把我赶出白宫。我继续工作，同时向所有的人否认自己和莱温斯基有性关系，包括希拉里和切尔西。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除了自己的错误举动外，就是曾误导了以上所有人。”
“我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有着某种强烈的报复心理，我开始了双重生活。之后，当我向媒体和公众说‘我和莱温斯基有性关系’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不情愿。”
“……我们三个在微笑，可是当没有人的时候，她们母女根本就不与我说话，白天，我不断地请求她们原谅，而晚上，希拉里睡在楼上，我则睡大沙发上。”
这位总统与莱温斯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斯塔尔。据统计，他在书中至少几十次提到这位独立检察官的名字，并认为任命斯塔尔是自己一生最后悔的事。并称斯塔尔是大阴谋家。
在书中，克林顿对他与莱温斯基之间的婚外情进行了深深的忏悔，并且说，他为自己能够力挽狂澜，挽救他的威信和职位而骄傲。正是这段话让莱温斯基觉得他的话简直难以理喻，甚至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在6月，莱温斯基接受了包括英国ITV（独立电视台）、BBC等多家媒体的专访，表达了她的抗议，“他竟然说他与我之间的事情是一个大错？我还一直以为，他会看到我为他做的一切，纠正他和他的手下对我说过的那些话呢。他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威信？当然，可是他却不惜要牺牲我，为了避免弹劾，他一直在逼着我为他牺牲。我不希望他公开我们之间的秘密。可是，我也不希望他否认我们之间的感情——由始至终，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
愤怒的莱温斯基的状态显然并不太好。在接受英国《每日邮报》的专访中，她认为克林顿不会在自传中说谎，但她错了。莱温斯基称，克林顿当年为了保护自己的总统职位对她做出的这一贬低人格的声明已经毁掉了她的生活与名誉，克林顿在新书中未能承认这一点，让她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莱温斯基认为，克林顿是一个“历史修正主义者，错过了为她在性丑闻中受伤进行补偿的机会”。他可以在书中改正错误，报纸援引她的话说“但他没有，他是个历史修正主义者”。
在这本重新引起风波的书出版后不久，克林顿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时，称与莱温斯基发生关系是“我有机会这么做”。
莱温斯基说，她第一次听到克林顿这么说，感到特别难受：“他谈到这件事时，好像是我主动提出等他答应，我就像是一顿免费自助餐，他只是无法拒绝甜点的诱惑。一次又一次，他并没有说出真相，他没有说出真相。我认为那是一段相互的恋情，错误但却并不令人反感。”
莱温斯基认为与克林顿的丑闻影响了她的一生。这段恋情曝光时，她只有切尔西那么大，当时她年仅24岁。“如果切尔西被和她有关系的人诋毁，她被称为骗子，第三者，疯子和愚蠢的人，他为了保护自己而否认与她的恋情，她会有什么感受？”
“只阅读书中一部分内容我就感到失望，也很好奇……可能我还有些天真，认为可能会出现奇迹。可能他会改变，但显然，我错了。”
在被老情人再一次背叛后，莱温斯基的事业也遇到了问题，她创建的公司网页已经完全不再更新，打开主页出现的是一行这样的话，“抱歉，我们正在准备设计下一季的新款皮包，真正莫妮卡有限公司暂时冬眠。”但有消息说，事实上她的公司已经办不下去了。
同时，莱温斯基的朋友们透露说，莱温斯基的体重又开始急剧回升，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后，她再次想到要通过暴食来发泄情绪，对于莫妮卡的身体和心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息。
这个女人，已经整整30岁了。可是在面临了一次次的感情创伤，复又被貌似强大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反复解剖、展览后，她却仍然在荒野中迷失。可是，或许我们应该给她更多信心，因为，她一直是个意志顽强的人，从两岁起到现在。
尽管如此，这位差点让一个美国总统被弹劾下台的女人的故事，虽然在著名的斯塔尔报告、希拉里自传、克林顿自传甚至更多的著作里得到描写。但显然，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六年的时间仍然稍短。而在一个被如此个人化的历史的描述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细节以及相左的说法。在看够了著名的美国总统，著名的第一夫人，著名的斯塔尔报告以及更多的著名的报告之后，另外一位弱小的当事人的说法，似乎被庸俗的忽略了。人们似乎遗忘了莱温斯基的说法。
对于这样一个娱乐化时代的读者来说。一切不过是一个娱乐事件。即使在遥远的中国，这起事件照样以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方式，同步直播的方式来传播着这个事件。在六年前，华语圈的报刊同样以整版以及兴奋的心情来直播着这起事件。照录当事人以及媒体的评价。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影响力，仍可以以数字来说明。最早的一本是在北京的书市上，一位小书贩拿着一本粗制滥造的书迎头向我们出售：请看最权威的斯塔尔报告。精明的书商先赚了一把钱。接着是一本署名莱温斯基的黄色书，书中极尽恶心，败坏了许多读者的并不太好的胃
口。这种恶心的传布仍然停留在地下层面。但书商们发了一把遥远的美国总统的外遇财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后希拉里的书加上盗版至少在中国出售了六十多万本。而克林顿这本书，据说也将达到这个数字。这在中国至少也是一个出版界的大买卖，虽然现在的中国是由十几岁的孩子作家控制着排行榜的首位。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国读者就没有权利接近事实的真相。
可是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声音。在看完克氏的这本书与希拉里的书之后，我发现，这段故事仍然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与讲述。另一位真正的女主角的声音除了在报刊的边角上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记录？
我们找到了这本由莱温斯基惟一授权的传记。事实上，我们发现，为了保护自己，莱温斯基居然在4年前就出版了自己的传记《莫妮卡的故事》。她在曾写过戴安娜传记的著名作家莫顿口述记录的这本书中，其实早就把事实重新记录了一遍。并且几近可能地说出了此事的全过程。但时间与语言距离，早就让这本书变成了历史。人们已经忘记了莱温斯基说过的话，很多人，包括遥远的中国的许多读者，根本就没有能够阅读到她写的这本书。
而时间正在改变这一切。克林顿在重新解读这件事，希拉里也在解读此事。我们只看到了这两个人的声音。我们想制造一个更纯粹的娱乐事件，或者说，为自己找一个借口，寻找到另外一个当事人的说法。在所有的人都说过之后，看过希拉里与克林顿这对夫妻的自传的读者，现在是时候看看他们三个人对于一件事不同角度的描述，以及真正的女主角的真实感受。因为这是一本令人感到可怕的真实与难忘的书。客观上，读完这本书至少改变了我对于莱温斯基事件与她本人的看法。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发现了另外一种当事人所不能忽略的东西。比如一件小事如何影响到历史的写法，如何改变世界的方式。包括性与政治的互动，民主利用性来制造更多的功能，关于真诚与无辜的故事，关于媒体如何制造明星并且杀伤这个人的悖论与过程。
这本书至少是一本真诚的书，这是一本讲述了爱与背叛，性与政治的故事。这本书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被强者书写时的态度。相信这也是一本可以改变人们观念的书。我们只是想让大家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说法。这个说法里，包括了性与政治，但也有一个女孩子对于另外一个中年男人的从容与激情之爱。这本书里写了阴谋政治，也有性与历史。这是一个女孩子在政治战争中的心灵史与亲历传记，也是了解美国另外一面的解密读物。
道德家在莱温斯基的传记中，读到了莱温斯基与两个已婚男人之间的不伦之恋；政治家在她的传记中，发现了美国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女权主义者则在这本厚厚的书中，得出了一点令她们欢欣鼓舞的结论：莱温斯基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女性，纵使她的恋人曾是当今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她要求的也并不是金钱和享乐，而只是一份工作，她相信爱情不是可靠的东西，惟有事业才是永恒。
我们起初担心这本书的片面甚至“少儿不宜”，但后来本书真诚说服了我。加拿大《多伦多太阳报》希瑟·马里克写的书评认为“作者认为莫妮卡·莱温斯基是历史上遭到最强大侮辱与贬损的女人，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当我读到两个FBI探员是怎样控制了她的人身自由时，我觉得不寒而栗；当我看到媒体不断用各种语言谩骂她时，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词就是“猥亵”。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一家报纸的编辑在批判着总统与这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发生的关系时，他眼中闪现着奇特的光芒。这本书的品质与那些草草而就的美国传记完全不同。它非常权威、全面，而且文笔优雅。在这其中，可以读到很多曾经被媒体误传的细节，在本书中，这些细节得到了一一澄清。”
《乡村之声》杂志劳拉·基普尼斯说：“在这本书中，其中最大的优点还在于，它使读者深刻理解了克林顿在为人处事、尤其是性方面的需要与习惯，令人身临其境。”
《纽约时报》的书评称：“对于很多对政治和总统弹劾案怀有极大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书中详细记载了莱温斯基与总统之间缠绵的恋情，他们相互之间完全无法抑制的吸引力，他们无数次充满深情的电话。同时，斯塔尔和他的手下对待莱温斯基的经过也相
当写实，从中可以深刻理解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斗争。”
除了信服这些评论之外，我不得不说明，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让我们一口气看完，然后却不期然地陷入掩卷长息之中。当然，客观的理由仍在于，我们想制造的事件是，这本书是希拉里、克林顿自传的配套书。他们所有说过的话，你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印证，他们所没有描述过的细节，在这本书里会得到完整的体现。
除了上述商业化的理由之外，作为惟一得到莱温斯基女士授权的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同步出版本书，源自于我们渴望得到真相的理由。每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完美，像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完美。但如果我们看到了一种说法之后，看到了一种历史之后，我们当然希望关于这个历史的参与者的另外一个人的看法。
这就是理由。
当然，本书的出版仍然是一个团队精诚团结的结果。感谢潘耀明先生、王宝生先生、苏红雨女士，他们是我的朋友、老师，但也是拍档。感谢詹涓女士、严明先生，他们优美的译文是这本书得到完整体现的一个基本保障。
谨以此书为大家的生活增添一点愉快或者娱乐。
2004年7月17日
作 者 鸣 谢
莫妮卡·莱温斯基能够和我，一个来自另一个国度、而且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讨论她短暂而又充满动荡的人生，令我非常感动，我要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在经过了数日的调查，并且受到无数毫无意义的盘问后，她仍然能够与我讲述她的故事，这足以证明她无与伦比的耐心与忍耐心。在我对她的采访结束后，她已经将我看成了她喋喋不休的大哥。
她的母亲玛西娅·刘易斯和她的父亲伯尼·莱温斯基医生，显示出了同样的坚韧与勇气
，我很感激，他们可以向我倾诉过去一年来，他们家庭所面临的种种痛苦与羞辱。
我要衷心感激他们，同时还要感谢芭芭拉·莱温斯基、彼得·斯特劳斯、迈克尔·莱温斯基和黛布拉·费纳曼，他们所有关于他们所关爱而且熟知的这个年轻女性的回忆，都极大的丰富了这本书的内容。
在家人支持着莫妮卡走过这段酷刑的同时，她的朋友们也在鼓励和支持着她。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内莎·迪曼·埃布兰德、琳达·埃斯特加德、卡莉·亨德逊、莱诺尔·里斯、南希·克雷森，还有戴尔·杨，她们都坦率而充满深情地向我讲述了莫妮卡的故事，她的种种美德和她的缺陷。我还要感谢莱温斯基的法律顾问团队，杰克·斯泰恩、普拉托·卡切里斯、雪妮·霍夫曼、普雷斯通·伯顿，当然还有比利·马丁，感谢他们敏锐的洞察力。
和以往一样，我还要感谢我的出版人迈克尔·奥马拉，从我开始这段旅途一直到稿件最后完
成，他一直伴随在我左右，同样还要感谢出版团队，包括贾奇·韦恩斯、托比·布臣、埃玛·海内斯、马丁·布里斯托、海伦·辛普森和霍普·迪伦，在时间相当紧迫的情况下，他们一直在为这本书努力工作着。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琳恩和女儿亚历山德拉以及莉迪娅，当我迷失了自己时，她们却可以始终保持冷静。
安德鲁·莫顿
伦敦
关于本书的国外评论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莫妮卡·莱温斯基是历史上遭到最强大侮辱与贬损的女人，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当我读到两个FBI探员是怎样控制了她的人身自由时，我觉得不寒而栗；当我看到媒体不断用各种语言谩骂她时，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词就是“猥亵”。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一家报纸的编辑在批判着总统与这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发生的关系时，他眼中闪现着奇特的光芒。这本书的品质与那些草草而就的美国传记完全不同。它非常权威、全面，而且文笔优雅。在这其中，可以读到很多曾经被媒体误传的细节，在本书中，这些细节得到了
一一澄清。
——加拿大《多伦多太阳报》希瑟·马里克
终于，一切真相大白。那场代价惨重的政治危机，其源头不过就是如此：两个心智根本就没成年的人，在椭圆办公室展开的一段恋情。
——美国《人物》杂志?弗朗辛·普罗斯
在这本书中，其中最大的优点还在于，它使读者深刻理解了克林顿在为人处事、尤其是性方面的需要与习惯，令人身临其境。
——《乡村之声》杂志?劳拉·基普尼斯
在安德鲁·莫顿的笔下，莱温斯基的一生（无论是在认识克林顿之前还是之后）都充满了极大的戏剧性，读来却又感觉真实可信，她就是一个美国女孩的样本。
——《纽约时报》米奇奥·卡库塔尼
对于很多对政治和总统弹劾案怀有极大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书中详细记载了莱温斯基与总统之间缠绵的恋情，他们相互之间完全无法抑制的吸引力，他们无数次充满深情的电话。同时，斯塔尔和他的手下对待莱温斯基的经过也相当写实，从中可以深刻理解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斗争。
——《纽约观察家》
对于那些认为美国文化正在从它的根 ?
·来温斯基的故事》将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纽约时报》迈克尔·奥勒斯科
安德鲁·莫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媒体妖魔化的莫妮卡·莱温斯基。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特权的世界，同时了解莱温斯基对总统以及这段恋情的看法。同时，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数惊人的细节，了解FBI和总统究竟是怎样利用特权而对待莱温斯基的。
——《泰晤士报》
作为英伦最著名的传记作家，安德鲁·莫顿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莫妮卡·莱温斯基正是他最新描绘的人物。莫顿表示，尽管莱温斯基与总统之间的恋情于道德不容，“可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发展极为曲折的爱情故事。”莫顿有意想要不动声色、客观地描述莱温斯基的故事，可是从他的叙述中，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他对于莱温斯基的悲悯。在某种程度上，莱温斯基让我们联想起了莫顿另一本传记《黛安娜：她的真实故事》中的主人公黛安娜王妃，这两个女人虽然外表和经历迥异，但都曾经勇敢地去追求爱情，同时，她们都因为担心自己的体形，因此一度出现过抑郁症的症状。
——美国《沙龙》
题记：莫妮卡·莱温斯基
杂志我蜷缩在角落，只我一个人
进行这场情感的战争
与恐惧、妒忌、沮丧和失落作战
我只能挣扎
我想生存，它们却在撕扯着我
它们扯得越厉害，我便越虚弱
惟有为生存而祈祷
目录
前传1
第一章“我的小面团”
第二章80年代：莱温斯基家的传统
第三章波特兰的婚外情故事
第四章1995年的白宫实习生
第五章“他就像一缕阳光”
第六章性与政治
第七章上帝不喜欢了
第八章特里普的罪
第九章特里普陷阱
第十章肯尼斯·斯塔尔出现
第十一章1012房的恐怖
第十二章莱温斯基的妥协
第十三斯塔尔王国
第十四章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
第十五章创造历史但未改变历史的斯塔尔
结语秋千上的女孩
后记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
前传
前传(1)
我喝着一杯水，玻璃杯上印着美国总统的印章。我坐在一间小公寓里，这里是贝弗利山一幢大厦的10楼。这座大厦的位置很不错，就在洛杉矶市区南部，距离市中心只有几英里路。此时，11月底的阳光正在大厦外的玻璃墙上跳动。
这套公寓给人的感觉稍稍有点混乱，似乎是用中东的风格装修的。客厅整整一面墙全都是镜子，地上铺着纯白色的地毯，其他几面墙也是白色的，大门开着，从那里可以径直走到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厨房看来很现代，同样，那里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旁边则是一间卧室，乍一看似乎全无特色。一看便知，主人刚刚搬到这里，到处都乱糟糟的，包装箱是半空的，有些东西还没来得及取出。地上满是撕下来的包装纸，没有读过的报纸，没有打开的包裹。新主人似乎想在这套窄小而平淡的公寓里，更多地融入她本人的风格，她自己将这种风格称为“破烂时髦”。一个装饰有玫瑰图案的古董大衣橱，几盏绘有玫瑰图案的台灯，几方绣着粉色玫瑰的桌布，成了这里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同时，她还将白色的墙上挂上了几个古董画框，这些画框上同样刻着玫瑰花，她说，这些画框是她在伦敦的波托贝罗路旧货市场上买到的，花了30美元。显而易见，这个女孩极其喜爱玫瑰，而且肯定喜欢逛跳蚤市场，享受从中淘到便宜古董的乐趣。
这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新家，正是因为她与比尔·克林顿之间的婚外情，使得克林顿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民选总统。可是，这个被人非议的姑娘看起来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老谋深算，此时，她坐在一张盖着米黄色布料的摇椅里，这是她买来的打折货品，她正在编织着一条深蓝与咖啡色相间的围巾，准备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她的一位朋友。她看起来中等身高，大约5英尺6英寸高（译者注：合167厘米），长着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她穿着一套老海军牌的深蓝色运动衫，两只脚什么也没穿，舒服地盘腿坐着。她的双唇很圆润，手很小，但富于表情。她的声音听来非常轻柔而年轻，当她大笑时，右颊会出现一个酒窝。
在她的身后，电视正在现场直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里给她的生活带来无休止的苦痛的男人，正在滔滔不绝地进行着他的指控。当他出示种种证据，证明威廉·杰弗逊·克林顿总统应该遭到弹劾、离开这个神圣的职位时，莫妮卡则在悠闲地谈着她的童年故事，手里的编织针不停地发出轻微的撞击声。这种生活化的场景出现在此时此刻，甚至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合适，有一种魔幻的味道。当斯塔尔正在对严肃的司法委员会讨论弹劾总统这样的国家大事时——事实上，这场报告他总共谈了12个小时，莱温斯基的名字不断地从他纤薄的嘴唇中跳出来，而莫妮卡本人却在喃喃自语，说她应该换些细一点儿的编织针，免得把这条围巾织得太大。
她的不动声色，直到斯塔尔接受总统代表律师大卫·肯达尔的质询时，才突然消失殆尽。肯达尔律师提到了她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那是1998年1月的一天，她被一群荷枪实弹的FBI探员带进了一间旅馆房间里，在那里，她被羁押了12小时，斯塔尔的手下不断向她盘问各种问题。在电视上，斯塔尔反复讨论她被羁押的事实，莫妮卡放下了她手中的活计，大声对着电视屏幕叫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当时你根本就不在那里！”
在我对莫妮卡的第一印象里，她是一个活泼而又沉着冷静的年轻女人，当她具体地向我谈起她生命中所遇到的一桩桩事情时，她可以清晰而准确地记起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日期，这一点让我对她刮目相看。而且可以看出，她的才思就如同她正在编织的手指一样敏捷，当我手中的录音机出了点小毛病，向她请教时，她立即讽刺地答道，“为什么你不去请教琳达·特里普？”显然，对于那个背叛了她，用录音机录下她们之间电话谈话的女人，时间到现在都没冲淡莫妮卡对她的仇恨。
我与她进行了一共22次长时间的交谈，很快我就明白，为什么斯塔尔手下的检察官会相信她一个绝佳而又令人信服的证人。她的所有家人都非常崇拜她过目不忘的能力，每当我问的一些问题他们发觉很难回答时就会对我说，“你想知道这件事的具体日期？去问莫妮卡好了，她肯定记得。”和总统一样，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特别喜欢玩一些智力游戏，可是她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讽刺的是，对于政治，除了少部分关于教育的话题，其他话题她一概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
翻看她读中学和大学时所写的文章，看起来，她的见识和思想并不那么深刻缜密，很难想象，她就是那篇著名的《论据》的作者，在这个备忘录中，她有条不紊地写下她给琳达·特里普的建议，指示她如何在琼斯指控总统犯有性骚扰的案件中作证。
尽管莫妮卡的思维极其有条不紊、逻辑清晰，可是她的日常生活却是一团糟，她会不停地去找她的钥匙、购物清单或者其他生活日用品。事实上，她是我遇到过的最不注意整洁的人，对我的批评，她一笑带过，轻描淡写地解释说，这是遗传的错，不是她的错，因为她的家里永远有一个女仆，为他们进行各种清洁工作。莫妮卡就是这样的女孩，如果让她自己选择，她宁愿在法庭上驳斥律师，也不愿意煮一枚鸡蛋。
她很了解自己的头脑，却无法控制她的内心。当我们翻看她全家的影集时，她这种感情上的不确定立刻暴露无遗，她不停地说，“噢，这张照片里我实在显得太胖了”，“你看看啊，这年夏天我长了多少磅肉”，“这会儿我已经减了20磅了”，诸如此类。这些照片是她本人不安全感、不自信的标志，也都反映了她早年不快乐的家庭背景对她的影响，因为她的父母在她刚刚十几岁时就离婚了。而她的这种心理，也就使得她的体形忽胖忽瘦，波动特别大，同时也使得超重问题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在认识了莫妮卡短短几天后，我就已经明白，为什么在总统的精液弄脏了她的那件蓝裙子后，她却始终没有将这件衣服拿去清洗，她本人懒散的习性和神经质的情绪，使得她根本懒得再去理裙子的事情。
事实上，真实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与那个挑逗总统的贝弗利山花花小姐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一周前，当我在她纽约代理律师理查德·霍夫斯泰德的办公室里与她见面时，我想当然地以为，之所以她想找我写她的传记，是因为她已经看过了我写的那本黛安娜王妃的传记，而且非常欣赏我散文式的写作手法。可是事实上，她从未读过我写的这本书，《黛安娜：她的真实故事》，甚至几乎很少关注这位已故王妃。真实的原因更加平常，却更有趣。
1998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早晨，外面刮着大风下着大雨，英国一家周末报的记者突然造访我位于伦敦北部的家，并且告诉我，他所在的报纸得到了一条非常可靠的消息，说是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书。这对我还真是一条新闻，于是我照实对他说了，可是这家报纸显然遵循着舰队街的那句名言：“永远不要让事实挡住一条好新闻”，次日早上，这条新闻还是照常刊登了。这条假新闻于是乎漂洋过海，到达了大西洋的对岸，被莫妮卡的律师理查德·霍夫斯泰德看见了。他在接下来那周的星期五晚上，找到了我的出版人迈克尔·奥马拉伦敦办公室的电话，与他取得了联系，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对与莫妮卡见面很有兴趣。这就是我们这次出版计划中，所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有了那条假新闻，却开始促使我们写一本真正的传记。
迈克尔与我笑了好半天，最终决定买两张飞往纽约的机票，见一见那个传说中的女士。在飞机上，我们喝了几杯香槟，然后商量出了一个复杂而狡猾的计划：如果莫妮卡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女人，那么，我们就随便编个借口脱身。反正圣诞节就要到了，商店里正在打折，我们就在纽约逗留一两天，买些礼物再回家。
在她律师办公室狭小的会客室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莫妮卡，她是一个非常娴静、有礼貌的年轻女人，与媒体所描述的那个厚颜无耻的贝弗利山漂亮宝贝形象一点都不符合。我发现她是一个开朗、活泼而又聪明的女孩，虽然她的身上仍旧带有媒体羞辱带来的创伤，可是，她仍然非常坚强。她受过良好教育，喜欢唱歌、购物，而且爱好诗歌，T.S.艾略特是她最喜欢的诗人，从她的电子邮件、她的电脑硬驱和她的衣橱里，也许，你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莫妮卡。她的意志很坚强，甚至有些固执，可是她却可以无条件地信任我，允许我进入
她的内心深处，甚至重新揭开她的伤疤。
听到了她的讲述，我发现，这将是一个关于爱、背叛与迷恋的故事，同时，在这个故事中，爱将导致总统被弹劾，这个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在我眼中，这是一个寓言，一个不成熟、而且在感情上非常脆弱的年轻女人来到华盛顿，结果，她爱上了这个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这个男人本身也是个谜，他的身上充满了疑问与欲望。他们之间的秘闻显然不仅仅是一次逢场作戏，事实上，他们在两年里见面的次数超过20次，而且还在深夜里打了无数次电话，所有这些电话都是总统主动拨给她的。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他们之间的感情，或者说是相互之间的迷恋与吸引；可是，他们却都已经为这段感情付出了高昂而且永久的代价，她付出了她的真诚和她的爱，他付出了他的欲望和谎言。今天，回首这段感情，莫妮卡承认，“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需要对方。他是已婚男人，所以我们的感情确实是个错，可是，毕竟我当时还太年轻。这是一个错，可它毕竟发生了。我明白，我是将自己投入到一个我根本无法控制的局势中去。当他与我说话时，他就控制住了我。当他看着我时，他就控制住了我。他控制了这段感情……”
当我们和她、她的母亲玛西娅·刘易斯、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还有其他人一起去中央公园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时，也许，我们就可以明白，她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一群人正在其乐融融地聊着天，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曾经担任过肯尼迪政府的助理国务卿，他对我最新出版的一本有关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书非常感兴趣，而迈克尔·奥马拉则在与莫妮卡的母亲谈论歌剧，因为玛西娅是个行家，她本人也写过一本关于世界三大男高音的书。
可是，这种欢乐的气氛转瞬即逝。当莫妮卡和她的母亲、继父先行离开餐馆时，他们发现门口的闪光灯开始闪个不停，似乎全纽约的小报记者全都聚集到了这里。他们想要尽快溜走，可是这些新闻记者开始对莫妮卡骂出很难听的话，希望莫妮卡能对此作出反应，好让他们写进新闻里去。第二天早上，她的照片就出现在了《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头版，标题是“莫妮卡的伟大塑身计划”，整篇文章都是捏造，写了莫妮卡是如何在某一家餐馆引起混乱的，同时还对她的身材进行了一番讽刺。（不过，这篇报道却为莫妮卡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保护人。她当时住在一家旅馆里，门口总是住着一位无家可归的男人，她每天都会给这个可怜人送点食物和饮料，在看到这篇报道后，这个人向莫妮卡保证，他会替她赶走所有讨厌的狗仔队。）
从这件小插曲中可以看到一个最不幸的事实是，莫妮卡竟然已经将这些无止尽的骚扰当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已经接受了自己正在接受大众传媒、独立检察官和白宫宰割的事实。可是此时，她还在开玩笑，她笑着说，“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竟然没有把我带到雪茄吧去。”她指的是她与总统的雪茄曾经发生的一桩秘闻，可怕的是，这种闺房之事却出现在了斯塔尔的报告中，随后又在四处被人津津乐道。
事实上，当莫妮卡处在她最黑暗的日子里，她这种黑色幽默帮了她大忙，使得她走出了危机，同时避免她成为两个最有权势的男人竞争的替罪羊。她甚至会自己说些关于“莫妮卡和比尔”的笑话，去年感恩节过后，当她与父亲一起住在洛杉矶时，他们一起看了一部关于总统丑闻的幽默剧，这部剧集正好是由他们家族的一个老友保罗·霍纳所写的，她竟然觉得这部幽默集编得不错，看得津津有味。
事实上，在去年，当她与总统之间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曝光，当独立检察官与媒体不断地侮辱着莫妮卡时，在这段她最痛苦的日子里，是她家人与朋友的爱和支持，支撑着她走了过来。她的母亲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为了家庭可以完全忘记她自己的女人，在这段日子里，她成了莫妮卡倾诉的垃圾桶和发泄愤怒的沙包，她无条件地接受了女儿的怒火、眼泪和折磨。可是，她也并不是一味地在袒护女儿，她承认，“不管我们是多么爱莫妮卡，不管我们多么想保护她，我们都承认一点，她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责任。”虽然母亲始终在
支持着女儿，可是，当斯塔尔为了攻击总统，有效地利用母亲的证词对付女儿时，玛西娅本人的精神也濒临崩溃。莫妮卡的父亲伯尼·莱温斯基医生，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时至今日，他还是常常会在噩梦中惊醒，他不断地梦到女儿被人拉进了监狱。这个白宫实习生与总统之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又一个可怕的事实，现代化的高科技社会不仅可以轻易地打击和毁灭个人，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这件事情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莫妮卡与她的家人似乎是在绝境中重逢了。她现在与父亲的关系比原先亲近多了，当年她还是一个少女时，父母离婚的事情曾给她的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也曾使她暗暗对父亲产生了敌意。可是自从丑闻发生后，莫妮卡曾经在父亲与继母芭芭拉位于洛杉矶的家中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她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看便知，当莫妮卡与父亲在一起时，她显得非常安静、顺从，而且更加细心。而她与母亲在一起时，她们之间的情感确实很深，可有时却会不由自主地互相伤害。
丑闻毁灭又重塑了莱温斯基的家庭，同样，也使得她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更加亲近，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朋友给了她最真诚的支持。可是，为了维系与朋友之间的感情，她每次与她们见面时，却都不得不搞得跟一次秘密军事演习一样紧张。她的继父彼得·斯特劳斯解释说，由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对她进行着24小时不间断地追踪，而且大部分媒体都对她深怀敌意，因此，莫妮卡几乎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说，“现在她没法坐飞机出去旅行，没法见朋友，这让她感觉非常孤独。”去年11月的一天，我和莫妮卡一起搭飞机去波特兰市，去见她那些读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时认识的老友，我们的言行举止像极了一对逃亡者，全程使用假名、低着头，棒球帽檐压得低低的，彼此不看对方一眼，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被人认出来。
这个周末莫妮卡有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因为只有她们了解那个真实的她，新闻头条背后的那个莫妮卡，她们知道她的所犯下的所有错误，她性格中的许多缺陷，可是她们同样知道她的所有优点与美德，和她们在一起，莫妮卡可以真正放松下来。当莫妮卡与她的好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琳达·埃斯特加德和卡莉·亨德逊聚在一起时，她们可以一起挤在车子后座一面大声唱着歌，一面发出大笑，然后开车去一家泰国餐馆吃饭。正如凯瑟琳所说，“莫妮卡非常成熟、非常体贴而且善良，可是她确实犯了错，很大的错误。可是，真实的莫妮卡真的与那个在丑闻中被曝光的人有很大不同。”
这个女孩引起了比尔·克林顿总统，一个有着公认的吸引力的男人，年纪足足是她的两倍有余的男人注意，她的身上存在着种种矛盾：她很了解她的头脑，却对自己的心完全没有把握；她有着强烈的忠诚感，却很少关心自己的利益。她可以听任自己的心对行动作出指引，她非常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感情，却对现代的婚姻制度心存疑虑。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矛盾，使得她在成年后的两段恋爱，对象无一例外，都是已婚男人。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女孩看起来是个话非常多、而且善于社交的人，可是事实上，在那个贝弗利山的美丽面具下，她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天真、难以想象的诚实，毫无保留地相信着别人。她中学时的好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就说，“她确实有缺点，可没有人应该怀疑她的善良。”更何况，她“经受住了公众对她最隐私的生活的蹂躏”。出现在公众场合，她永远那么阳光，总是显得巧笑倩兮，而且乐于帮助别人；可是在私底下，她却非常消极、不可自拔得绝望。
可是，也正是莫妮卡那张在公众场合才会使用的面具，那个开朗、活泼、有趣、爱出风头的22岁的姑娘，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吸引了总统的视线。之后，一次特殊的政治风波又使他们得以在白宫相识。今天，她带着一种痛苦的清醒，回忆起那一刻，“那只是一次调情，是我，我们之间确实从那时起就互相吸引，可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会与他从前无数次的调情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想，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时机很合适，而我们确实又互相需要。”
如果这里使用“正确”是恰如其分的话，那么，莫妮卡·莱温斯基就是一个出现在正确的场合的正确的姑娘，只是，时间不对。其余的，他们说，那已经成为历史。
在五角大楼城的一次背叛。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莫妮卡·莱温斯基穿上了一条黑色的紧身裤和一件灰色的T恤，然后费力地走到家门口。她的这套位于华盛顿市区水门大厦的公寓，现在显得乱七八糟，地上满是装得半满的包装箱。刚刚走出大厦，她就钻进了她弟弟的那辆切诺基里，然后在清晨的塞车长龙里，开了15分钟车，来到了她新加入的一家健身房，这里位于华盛顿最时尚的康涅狄格大道。
莫妮卡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将加盟纽约的露华浓化妆品公司，在公共关系部任职。她想在开始这份新工作前好好锻炼一下，使自己的体形看起来更健康。虽然这份工作让她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美好前景，可是，一方面她对新生活怀有无限憧憬，一方面心中却掺杂着一丝悔意。她就要离开她深爱的那个人了，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人曾经占据了她清醒时的每一分每一秒，曾经占领了她的每一个梦境，曾经让她在每一个夜晚焦急地等待——这个人，是美国总统。
莫妮卡感到心中的焦虑越来越深。上着早上的有氧健身课时，她仍然不断地想着那个男人，她曾经深爱过他，可是现在她才知道，其实她注定会失去他。她被迫在一个官司中作证，原告是葆拉·琼斯，曾是总统家乡阿肯色州的一名行政人员，她指控说，1991年5月，当克林顿还是州长时，他曾经对她行使了性骚扰和性侵犯。为了保护他，她在法庭上作出了伪证。在莫妮卡看来，就算她与一个已婚男人发生了感情，那也只是她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即便这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一边随着健身房里的迪斯科节奏跳动，莫妮卡一边思考着她现在面临的问题。她意识到她已经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这个问题在过去近一个月里，一直啮咬着她的心。她曾经向她的一个女朋友、她五角大楼里同一间办公室的中年秘书，透露过她的故事。现在，她的这个朋友威胁说要向外界宣布她的事情。在过去这一个月里，莫妮卡用尽一切手段，甚至表示要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房产送给她，只想换取她的沉默。
莫妮卡不知道的是，她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已经处心积虑地追踪了她一年，目的就是为了背叛她。她甚至录下了莫妮卡与她之间的电话，计划利用这个女孩无心所说过的话，编造出一本总统的绯闻录。更糟糕的是，她的身边已经串联起了一群人，包括一个右翼政治间谍、一个杂志记者和琼斯的律师团。在过去这两天，特里普还与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过去靠卖《圣经》为生的人达成了一个浮士德协定，斯塔尔保证不就特里普违反法律、录下朋友电话的事情提起诉讼，而她必须告诉他一切。这个协定将有可能将作伪证的莫妮卡送进监狱。
莫妮卡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走进星巴克，要了一大杯奶特咖啡，加脱脂奶和一匙巧克力和肉桂粉。一边喝着咖啡，她一边翻看着1月16日星期五的《华盛顿邮报》，这时，她的呼机响了，上面出现了“玛丽”的字样，这是特里普的假名。
她立刻起身回电话，希望她的朋友终于可以回心转意，事实上，只要她同意起草一份宣誓书，她们两个人都会立刻从这起官司中脱身。特里普带着浓厚的新泽西口音说，她今天下
午准备去见她的新律师，她想先与莫妮卡当面谈一下，在取得共识后，她再向律师咨询，究竟应该在宣誓书里说些什么。莫妮卡立刻答应了，安排两人在上午11点时，在五角大楼城的购物商厦里见面。莫妮卡感到心里一阵轻松，继续开始看报纸，可是她的呼机又响了起来，对方还是“玛丽”，特里普要求将约会推迟到12点45分。莫妮卡还是同意了。
在这个足以改变莫妮卡一生的上午，她的呼机显得很忙碌，接下来她又接到了一个传呼，显示的名字是“凯”——这是总统的私人秘书贝蒂·库里的化名。贝蒂告诉莫妮卡，她已经跟总统通报了媒体要求采访的情况，特别提起了《新闻周刊》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的采访要求，他的问题表明，他对莫妮卡作伪证一事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总统的意思是让莫妮卡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莫妮卡让贝蒂向总统转告，她预祝总统好运，因为她知道，明天总统就要在琼斯案中发表他的辩护词了。
喝完咖啡，莫妮卡决定回她的公寓，再收拾一下行李，为她搬去纽约做准备。她想，如果特里普可以坚持不改变她的誓词，而且总统能在次日咬紧牙关，坚持说与之前相一致的辩护词，那么，她就肯定能从这场愚蠢的噩梦中苏醒过来，倒霉的琼斯案也将从此远离她的生活。消磨了一些时间后，莫妮卡还是提前来到了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然后站在一间寿司吧旁边读一本女性杂志。可是，现在她却开始感到恶心和强烈的不适。她已经完全对特里普失去了信任，在最近这几个月里，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让她生厌。事实上，莫妮卡已经发现，这个人与一年前、她向对方倾诉自己与总统的感情时，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已经厌倦了琳达·特里普，厌倦了她无休止的欺骗与谎言；可是，现在她却已经彻底被这个自己一点也不喜欢、更不用说信任的女人所胁迫。两天前，她们曾经在一起吃了一顿长达3小时的午餐，这简直是一次痛苦的折磨。莫妮卡不得不聆听着对方狡猾的借口，而且还要装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现在，更要命的是，特里普竟然迟到了。
莫妮卡觉得她现在应该离开商城，回家继续整理行李。可是她还是犹豫不决，她担心她的“英俊先生”——这是她对总统的昵称——一旦发现她将他们那么隐秘的事情泄露出去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假如特里普将在证词中表示，她确实知道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丑闻，那么，一切都会败露。
她还是在寿司吧旁边闲逛，这时，她终于看到了特里普肥胖的身形，她穿着一套深棕色的套装，正在乘电梯下楼。莫妮卡立刻放下手中的杂志，换上了一副殷切的笑脸向特里普走过去，准备迎接她这位“朋友”，心中却在暗自祈祷，希望这次会面可以成功，也希望时间可以尽可能短一点。她一面说着“嗨”，一面伸手拥抱特里普，却发现特里普整个身体都非常僵硬，对她的友好也没有做出一点回应。更糟糕的是，她发现特里普正在用眼神向旁边两个男人作着暗示，这两个人穿着一色的白衬衫、黑西服，刚才在电梯上就和特里普站在一块儿。
他们向莫妮卡逼近，她顿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她觉得难以呼吸。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然后拿出一块闪闪发亮的铁皮徽章证明他们的身份。此时正是午餐时间，商城里熙来攘往，非常吵闹，他们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告诉莫妮卡，他们已经得到了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莱诺的批准，奉命调查与琼斯诉讼案有关的罪行。
“女士，你的情况真的很不妙，”他们向她警告，“不过我们很乐意给你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莫妮卡大口大口喘着气，悲哀地看着眼前的两位探员，然后，又瞥了一眼琳达·特里普。她怎么能够这样对我？我怎么可以那么信任她，可以信任了那么久？莫妮卡觉得自己难以呼吸，心脏跳动得从未有过的急促。突然，她挣脱着说出了一句在所有侦探片里都会出现的话，“没有我的律师在场，我不会跟你们说一句话。”
他们笃定地回答，“没问题，可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就没办法帮助你自己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和你谈谈。只要你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莫妮卡在他们说完这句话后，已经全面崩溃，又惊又怕，她开始不停地流泪。这时，特里普向她说了第一句话，她用粗糙的声音告诉莫妮卡，“相信我，莫妮卡，这都是为你好。听他们的话吧。他们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接着，她走向前，就像犹大一样，想要拥抱莫妮卡。莫妮卡厌恶地一把将她推开。
FBI探员向她保证，只要她肯跟他们合作就保证她平安无事，花了好几秒钟，莫妮卡才可以理解他们说这些话的意思。她的直觉告诉她，赶紧离开，可是，她的理智又告诉她，如果真是调头就走，她就不会发现目前案件的发展情况，也就没办法帮助她或总统脱身。于是，她同意与FBI探员一起去他们入住的里兹-卡尔顿酒店，酒店就在这座购物中心的旁边。此时，一个念头占据了她的脑海：她必须赶紧对总统发出警告。
他们开始走上电梯，电梯一面向上升，莫妮卡一面想向过路的人群大叫，“救命！这群怪物抓住了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吧。上帝啊，请帮帮我。”可是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沉默的女孩身上，发现了她求助的信号。
她陷入了恐惧与痛苦之中，现在，她遇到了很大、很大的麻烦。电梯带着莫妮卡、她背信弃义的朋友和两个冷酷的FBI探员一路上升，在走进里兹-卡尔顿酒店1012室时，她不停地想着：“我怎么会落入这般田地？”
第一章“我的小面团”
我的小面团(1)(图)
莫妮卡刚学会走路，与母亲在旧金山海滩上
1973年7月23日，一个炎热的夏日，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挣扎，玛西娅·莱温斯基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莫妮卡·塞米尔，她生产的医院是圣弗朗西斯科儿科医院，这里恰恰也是她本人出生的地方。初为人父的伯尼·莱温斯基——他本人也是个医生，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姑娘有75磅重，长着长长的、像小扇子般的睫毛。伯尼喃喃地叫着她“我的小面团”，这是犹太人最爱吃的一种面食。
20世纪20年代，伯尼·莱温斯基的父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欺凌，离开了德国。他的父亲乔治，在巴西的萨尔瓦多迎来了新生活，他在当地一家咖啡进出口公司做会计。1939年，就在二战前夕，他去伦敦旅游时，遇到了苏茜，一个年轻的德国老师，原先在汉堡的一所小学里教授希伯莱文，当盖世太保带走了她整班的犹太学生后，她不得不逃离了在汉堡的家。两个星期后，乔治和苏茜闪电结婚。他们在萨尔瓦多定居了下来，相比战火滔天的欧洲，此时，这里俨然成了世外桃源。尽管他们的祖国远在千里之外，可是，这对年轻的夫妻还是希望他们的后代保留德国人严谨的作风，当他们的孩子伯尼在1943年出生后，他们将日耳曼人勤奋、自律和将法律奉若神明的传统与信仰都慢慢灌输给了这个孩子。伯尼14岁那年，一家三口移民去了美国加州，随后，伯尼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正是在读医的时候，他遇到了玛西娅·维兰斯基，那年，他25岁，她刚刚20。
和乔治·莱温斯基一样，玛西娅的父亲塞缪尔也曾被迫离开祖国，20世纪30年代，塞缪尔不得不离开苏维埃立陶宛。他先是在旧金山生活了一段时间，1948年，他的女儿玛西娅在旧金山出生。玛西娅4岁那年，他们全家去了东京，因为父亲发现战后日本有着无穷无尽的商业机会。塞缪尔在东京的进出口贸易做得很顺利，一家人在这里过着富足的生活，而且拥有一大批俄罗斯和日本朋友。玛西娅与比她小7岁的妹妹黛布拉的生活，仿佛就如同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她们住的豪华别墅里，似乎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仆人，甚至还拥有专门的豪华轿车司机。两个小姑娘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圈里，日语都说得很流利。可是，突然间，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被打破了。
1964年，塞缪尔·维兰斯基突发心脏病而死亡。他一去世，家族生意立刻陷入混乱，母亲伯妮丝不得不在绝望中，拖着两个女儿回到加州，投奔伯妮丝的母亲奥尔加。为了负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伯妮丝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可是却似乎永远生活得入不敷出。豪宅与铺张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玛西娅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突然之间，你必须离开你生长多年的国家。”
由于家里几乎没了经济来源，玛西娅只能在一所社区大学里注册读书。两年后，她的一个叔叔接济了他们家，玛西娅得以入读加州州立大学，主修城市学，她想要在毕业后成为一个城市规划师。这个梦想也只能成为她永远的梦，因为1968年复活节，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伯尼·莱温斯基，一个说话轻声细语、比她长5岁的医科学生。“我们都曾在国外生活过，这种共同的经历把我们拉得很近。”玛西娅说。不过她也承认，在她父亲去世后，此时她确实也急需情感上的慰藉。
伯尼即将要进行紧张的实习，双方家长都觉得，如果这对年轻人能够尽早结婚，那么，伯尼至少可以在实习前，先过上一段稍稍正常点的婚姻生活。两个年轻人迅速开始准备结婚，新婚的喜悦让所有人都暂时失去了判断力，忽略了他们的不同——她迷人、羞涩，同时又忽视礼教，充满创造力，他含蓄、坦诚、务实，而且勤奋。1969年2月，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们举行了传统的犹太婚礼。
婚后不久，小夫妻俩去了伦敦，伯尼在皇家马斯登医院作了一年住院医生，主攻癌症治疗。这段时光也许是两人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玛西娅非常仰慕英国的历史与传统，而伯尼则为自己身处全世界最顶尖的癌症专科医院而感到兴奋不已。在这里，玛西娅幸福地发现，她怀孕了。在伯尼在伦敦的住院医师生活即将结束时，玛西娅提前回到了旧金山，然后，某一天，丈夫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亲爱的伯纳德，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爱你的玛西娅。”
两岁的莫妮卡，在旧金山她最喜欢的公园里。她认为对一个两岁的小孩子来说，这张照片中她的表情显得太过严肃，因此把这种照片给总统看。总统同意她的说法。
对玛西娅来说，女儿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到来意味着她实现了某种价值，正如玛西娅自己所说，“和很多与我同时代的女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去想，自己要怎样出人头地，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母亲，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就如珍宝般重要。”
在莫妮卡很小时，大家就发现她是个聪明的小孩。在她学会走路之前，她已经学会了说话，过两岁生日前她已经可以流利地说话了。玛西娅溺爱她的小女儿，可是很快她就发现，女儿反而成了她的主人。带着一丝疲倦的微笑，玛西娅说，“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小孩子，永远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些什么，不过，她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并不是为了控制他人，莫妮卡永远只为自己而存在。”
母亲和小姨妈黛布拉都可以一连串举出很多例子，证明在莫妮卡很小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倔强、甚至有些认死理儿的小姑娘。在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黛布拉带着她去她们家附近的公园里玩荡秋千，玩了好一会儿，黛布拉觉得她们应该回去了，可是莫妮卡拒绝从秋千上走下来，黛布拉对着小姑娘恩威并施，没有用——尽管莫妮卡非常崇拜她的小姨妈，而且在莫妮卡的生命里，姨妈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可是，莫妮卡仍然不愿意回家。最后，黛布拉不得不使了个花招，她做出要走开的样子，对莫妮卡挥手说了声再见，觉得莫妮卡这回总该奔向她，与她一起回去了。她完全错了。尽管天色已黑，莫妮卡仍然一个劲地荡着秋千。黛布拉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对我来说，这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在两岁时，莫妮卡就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非常迷人。那时的她就和现在一样，富有魅力、甜蜜，非常聪明而且与众不同，极端有毅力。”
莫妮卡的顽强意志，也许有些人会称之为顽固抑或倔强，在1976年，黛布拉的婚礼上再一次体现出来，黛布拉的丈夫是比尔·费纳曼，一位心脏病专家，两人打算在贝弗利山，也就是比尔祖母的家中举行婚礼。当时3岁的莫妮卡将是婚礼上的花童。就在婚礼前20分钟，这位花童突然觉得，她身上的那件浅蓝色的长袖连衣裙，如果将袖子剪掉，变成无袖，那看起来会更好——此时的她已经有了对时尚的判断力。此时所有人都陷入忙乱中，新娘还在忙着对婚纱作最后的修改，没有人还有空去答理这位总是惹麻烦的花童。为了省事，玛西娅决定顺着女儿的意思来，找来了一把剪刀。讨人厌的长袖终于被剪掉了，莫妮卡开开心心地重新穿上了面目一新的漂亮裙子，她的小姨妈因此抱怨说，“莫妮卡偷走了众人对我的注意。”
玛西娅也承认，莫妮卡的双面性格或许也影响了她成年后的行为，在母亲看来，莫妮卡一方面相当固执，另一方面她又极其缺乏安全感，同时总是尽可能在事情接踵而来时保持镇静，她说，“我自己就是个不喜欢与人争执的人，而伯尼却非常专断，非常严厉，你可以从我们两人中看见莫妮卡的性格。”
温暖的童年：莫妮卡·莱温斯基对弟弟“像是个小母亲一样爱着他。”6岁时入读戴尔私立学校，她的前校友包括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还有为数众多的加州众议员和参议员。她的文学天赋使其成为一个早熟的姑娘。但贝弗利山的肤浅传统却使这位小姑娘受到伤害。
1976年，伯尼结束了他在旧金山莱特曼医院两年的工作，全家离开了他们在旧金山的三室一厅，来到了洛杉矶，在这里的一家私人诊所，伯尼找到了一份薪水相当高的工作。一年后，玛西娅又生了个孩子，这次是个男孩子，他们给他取名叫“迈克尔”。莫妮卡简直为此激动坏了。为了避免姐弟俩产生矛盾，父母们是特意在生下莫妮卡4年后才决定要老二的，可是父母显然是过虑了，从一开始莫妮卡就极其喜欢她的小弟弟，还给他取了个昵称，叫“乔乔”。当母亲抱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回到她们位于贝弗利山的那幢西班牙式别墅时，她们发现家中的大门上挂着很多丝带和小旗，上面写着，“乔乔，欢迎回家。”莫妮卡对弟弟的喜爱超出了想象，她甚至常常躲在弟弟房间的壁橱里，等到保姆巡查完房间、将弟弟哄上床后，她再偷偷爬出来，与弟弟一起玩耍，直到保姆发现她，这才作罢。玛西娅说，“莫妮卡像是个小母亲一样爱着迈克尔。”玛西娅也发现，与姐姐不同，迈克尔是个性情散淡，面对生命中的种种关卡和困难，往往会轻松处之的孩子。
总统更喜欢这张照片，觉得看起来更像他认识的那个莫妮卡。
迈克尔认为姐姐对他“过于关心”，不过他还是表示，她是个“伟大的姐姐”，他表示在姐弟两人中，他是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的一个，“莫妮卡在很短的时间里，情绪可以出现360度的大转弯。”这种区别，在两人回忆他们贝弗利山的那幢故居时体现得很明显，迈克尔最先回忆起的，是在自家的游泳池里，与父亲一起嬉水时的温馨场面，而莫妮卡却面带恐怖地回忆说，常常有浣熊在他们家附近出没，有时甚至会大摇大摆地走进屋子里。
尽管有些人会将玛西娅形容成一个轻浮的交际花，也许这是因为她用“玛西娅·刘易斯”的笔名，在《好莱坞报道杂志》上开设专栏，可是事实上她是个相当顾家的女人，她将自己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她的孩子们。除了弟弟的诞生，还有一件事影响了莫妮卡的生活：6岁时，她上学了。入读的是位于贝尔·艾尔的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这是一家享有盛誉的私立学校。学校的校舍几近完美，老师都相当有经验，而且培养出了一大群在美国的政治界和经济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校友包括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还有为数众多的加州众议员和参议员。
在这座学校里，莫妮卡一度过得如鱼得水。她的数学成绩相当优秀，作文总是能拿高分，而且老师已经注意到了她对诗歌的热爱。父母在她很小时就鼓励她阅读大量文学作品，这使得莫妮卡成为一个早熟的姑娘。在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这种特殊的环境里，莫妮卡立下雄心壮志，想要美国总统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她也有个不那么宏伟的志愿，7岁时，在作文里她写道，“我想成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我会是一个严厉但又非常善良的好老师。”
南希·克拉森曾经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坐一辆车上下学，两个女孩相识了20年之久，在她记忆中，莫妮卡在一群出色的学生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南希说，“我一直觉得莫妮卡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她非常聪明，让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印象深刻。而且她很勤奋、负责，在很多方面，她都像是个小大人，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在情感上却非常不成熟。最大的问题总是在于，她根本就不适合在贝弗利山生活，尽管她一直试图取悦他人，努力加入同学的行列，可是效果却是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有一个周末，莫妮卡一直在家里努力地学习跳绳，她认为这样一来，在平时上学的时候，她就能与小伙伴们一起玩了。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敢于这样承认自己在体育上一点天赋都没有，这就已经说明她是多么渴望拥有朋友。莫妮卡的学业倒是相当出色，她的作业总能赢得老师的赞许，而且常常能带着一张优秀的成绩单回家。她形容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好学校……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治学的理念非常开放。”
可是她在学校的生活也有一些阴影。由于她的家离学校颇有些远，所以她的同学们几乎不可能在放学后去她家里玩，在那时，孩子们最流行玩的芭比娃娃和以歌舞片《Grease》（火爆浪子）中的玉女奥利维亚·纽顿·强为蓝本的洋娃娃。在莫妮卡9岁那年，也就是她上三年级时，莫妮卡又遇到了一件很大的烦心事，这件事甚至在她成年后，仍然给她的心理带来伤害。那时，她已经有一点超重了，在游戏时，一个女生欺负她的同班同学马修·斯普丁，她出于本能，上前护住马修，结果，她反被马修起了个绰号，叫“巨无霸”。
莫妮卡对于另外一件事同样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同学托莉·斯佩林，也就是好莱坞著名女星阿伦·斯佩林的女儿，将要在她父母的家里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让这班同学羡慕不已的是，超级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世界上最小的一匹小型马也会出现在这个派对上。托莉的全班同学都在派对前收到了请柬——惟独落下了莫妮卡一个人。全家人都感到很意外，玛西娅特地拨通了斯佩林家里的专职社交秘书，想要弄清楚此举究竟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结果，社交秘书老老实实地承认，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名字确实不在原来的客人名单上，但她会马上将请柬寄到她家。
5岁的莫妮卡已经很擅长拍照时摆姿势，她的父亲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作品颇受好评。
当然，为了保护女儿的自尊心，玛西娅小心翼翼地隐瞒了她未获邀请的事实，莫妮卡是从两个同学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想来想去，莫妮卡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托莉偏偏不愿邀请她，毕竟她们还曾一起当过女童子军。可是，一旦确认自己真是没被邀请，莫妮卡立刻就对家人表示，她绝对不会去参加这个生日派对了。对于一个如此渴望融入集体，渴望取得别人的欣赏的女孩来说，这无疑是个痛苦的决定，可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件事中发现莫妮卡性格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她的意志极其坚定。多年后，莫妮卡这样评价这个小插曲，“我妈妈常常教育我说，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应该怎么去对待人家。所以在你开生日派对时，你应该邀请每个同学和朋友；在情人节时，你应该给每个同学一张卡片；你不应当排除任何一个人。如果总是有意无意将别人排除在千里之外，这就已经不能叫做坏习惯了，它是一种非常伤害人的行为。”
这种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自律，在某种程度上来源自莫妮卡父母所受到的欧洲传统教育，对于这一点，那些曾经去过莫妮卡家的同学看得很清楚。她童年时的一位朋友米歇尔·格拉佐夫回忆说，当年的莫妮卡在家时，言行举止完全遵循着“维多利亚式的礼仪”，与她的大部分同龄人完全不同。不过，莫妮卡也不能完全算得上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她的父母并不是十分虔诚的教徒，但他们还是遵照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将莫妮卡送到犹太教堂学习希伯莱文——不过这件事受到了莫妮卡的强烈抗议，她表示自己非常不喜欢那些陈腐的宗教仪式。
除了宗教，贝弗利山的生活方式也使得莱温斯基家常常出现小小的冲突，莫妮卡与父亲间的矛盾尤甚。有一次，莫妮卡最好的朋友拥有了一条专门属于自己的电话线，还得到了一部史努比造型的电话机，于是莫妮卡便问父母，她是否也能享受这种待遇，当父亲严厉地拒绝时，莫妮卡抱以痛哭和大怒。同样的冲突，在父亲拒绝在迪斯尼乐园给她买一条米奇老鼠裙子时再次爆发。莫妮卡因此说，“我发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妈妈常常是说‘好’的那一个，爸爸却经常对我说‘不’。这种情况好像并不常见。”父亲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自我解嘲说，“好像是这样，我的孩子们都叫我‘不博士’，或者其他这样类似的称呼。”
对于在贝弗利山成长的年轻人来说，将全部心思放在鲜亮的名牌货，比如新鲜上市的名牌时装和各种时髦物品，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贝弗利山原本就代表了肤浅与浮夸的生活，在这里，身材苗条、拥有一头金发、开着最新款的宝马车，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档次、一种标准。这种对地位与金钱的迷恋和盲目崇拜，使得莫妮卡的小姨黛布拉痛下决心，与丈夫和儿子阿历克斯一起搬到了东部，他们决定过一种更平实的生活，黛布拉说，“对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贝弗利山确实是个精彩绝伦的地方，可是，这里绝对不利于培养孩子。莫妮卡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地方。如果她的身材纤细，而且善于交际，她在贝弗利山肯定会备受瞩目，可是，这就绝对不是她了。”
过了这么多年后，玛西娅也后悔在贝弗利山度过的日子，她发现她的孩子，尤其是莫妮卡，根本就不适合那种生活，她说，“我自己在洛杉矶过得一点都不快乐，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我想，这种情绪也许是在无意中传染给了我的孩子。”
在这方面，莫妮卡倒更加务实，在她看来，孩子们既然要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成长，他们的家长就应当接受环境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她也承认，在她的性格中确实存在自私与功利的成分，假使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兴许她就不会是这样的人。她说，“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骄横自大、目中无人的家伙，从始至终，我都不适合贝弗利山——事实上，这是我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之一。可是我必须承认，我确实会因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背景，而对自己和别人提出苛刻的要求。”
莫妮卡和弟弟迈克尔在他们家洛杉矶家附近的公园里玩沙子。1998年夏天他们曾回到这个公园，在那里，她和弟弟推心置腹地谈到了过去一年他们所经受的伤害。
莫妮卡的苛刻，使得在当莫妮卡要求父亲为自己举行隆重的成人仪式时，矛盾又一次激化。在贝弗利山，按照传统习惯，犹太少年在年满13周岁时，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成人仪式，仪式往往会在犹太教堂的舞厅或宴会厅里举行，到时候，大厅里会挤满这家人的亲朋好友，在莫妮卡看来，“这就跟婚礼一样隆重。”有时候，孩子的父母还会特意在成人仪式上安排点花样，比如邀请某个知名的音乐家到场献艺。莫妮卡希望和别的小孩一样，举行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成人仪式，可是父亲却不答应，他情愿只花500美元，在自家后院里举办一个小型派对。当然，父亲此时的收入颇丰，应付一场大型宴会是绰绰有余，可是在他看来，举行一场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成人礼，根本就不应该搞得那样铺张浪费。莫妮卡当然不答应了，在她的想象中，一场盛大的宴会可以让朋友们对她印象深刻，她可不想让一生中这么重大的日子就这么草草度过。这一次，母亲也站到了莫妮卡一边，结果便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吵大闹，最后，掌握经济大权的父亲还是取得了胜利。当然，预算达到500美元的生日派对显然已经足够，莫妮卡的生日派对，有DJ来进行现场主持，花园里还有一个卖热狗的流动摊位，莫妮卡自己也承认，这场派对“其实很好玩”。
与父亲的战争，渴望爱的敏感使她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父母微妙的情感至少凝造了她的性格与行为。少女时期的两段短暂恋情成为她今后恋情的不良翻版。不过，体重问题仍然始终是莫妮卡的梦魇。但她认为父母情感的失败是她不断以吃来对抗痛苦的因素。请不要误解，事实上，莫妮卡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莫妮卡记得，她曾经连续几小时，看着父亲做他最喜欢的工作——木匠活，不过父亲始终不许她插手。她还开心地回忆起了父亲送给她第一辆自行车的情形，那是一辆粉红色的自行车，车座是橙黄色的，紧接着，父亲还带着她看了电影《E.T.》（外星人），之后，父亲亲手做了晚餐，鲜美的烤鸡肉味道，令莫妮卡现在回忆起来，嘴角仍然带着一丝微笑。
莫妮卡的父亲伯尼并不是那种典型的贝弗利山专业人士，他们往往关心自己的事业甚于关心孩子。伯尼常常会在深夜或者黎明时叫醒女儿，邀请女儿和他一起看电视直播，比如第一次载人飞船升天，或者威尔士亲王大婚典礼。有些时候，父女俩还会躺在花园的摇椅上，父亲会指着满天星斗，告诉女儿，行星、恒星和星群之间的区别。莫妮卡11岁那年，她在父亲节时给父亲送了张贺卡，上面有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的爸爸是西方最好的爸爸。他非常善良，而且每天24小时都在关心着我。也许有些父亲并不值得受到这样的尊重，可是我的爸爸确实值得我好好尊敬他。”
莫妮卡开心地回忆起她曾经穿过的一件粉红色T恤，上面印着“爸爸的乖女儿”字样，她说，“我真的一直想要成为爸爸的乖女儿。”她说，她一直试图赢得父亲的赞许，可是从来都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受父亲的喜欢，她太敏感，父亲稍稍对她说一句重话，或者批评她一下，她都会一直记在心里。没有人会怀疑伯尼对女儿的爱，可是莫妮卡觉得，父亲不应该把对女儿的爱深埋在心中，他本应该将自己的感情完全表达出来。
这样一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莫妮卡常常会与父亲发生冲突，她为什么会对感情如此渴求，又为何会在自己的愿望无法实现时，会那样难以控制她的失望情绪。她回忆说，“我常常会跟爸爸吵架，而且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一吵架，我就一个人冲走，躲在一边大哭。”在她的记忆里，父亲下班回家时，总是带着一身疲惫与不耐烦，现在她才明白，父亲每天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他的工作是那样辛苦，这种工作几乎掏空了父亲的精力与爱心，这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母亲这样解释，“莫妮卡真的是非常想成为爸爸的乖女儿，她对父亲的期望很高，可是父亲也许真的无法满足她的期望。这并不是说，他是个坏人，只不过是因为他不是那种类型的老爸，习惯于对孩子说，‘过来坐在我的腿上，你真是个可爱的好姑娘。’他不是这种人。”
在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读小学二年级。当时她在作文中说，“我想成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我会是一个严厉但又非常善良的好老师。”
莫妮卡与父亲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不过，她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却非常好，每次家庭纷争，母亲几乎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女儿这边，莫妮卡也说，“我和我妈妈真的很像，我们说话的声音和语调都几乎一模一样。”有时候，女儿也会对母亲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可是事实上不难发现，莫妮卡其实非常需要母亲的爱与支持。姨妈黛布拉这样分析：“我觉得这是种非常典型的母女之间的关系，彼此深爱着对方，但难免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出现一些小分歧。”
在一篇作文里，莫妮卡谈到了她与母亲之间的深厚感情，这篇作文是关于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诗人汉娜·塞里希的，汉娜在二战期间是英国情报局的特工，1944年她在匈牙利被俘，受到纳粹的严刑拷打，然后被枪杀。在看了由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汉娜的战争》后，莫妮卡陷入了对汉娜·塞里希遭遇的猜测，她认为纳粹一定是告诉了汉娜，假如她不透露英国间谍网的详细情况，他们就会杀了她的母亲。在这篇作文里，莫妮卡动情地写道：“我连汉娜·塞里希一半的勇敢都及不上，可是，我和汉娜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与我母亲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亲密。汉娜与她母亲之间的感情是用任何东西都割不断的，我与母亲也是一样。”不过，看起来莫妮卡是记错了史实，事实上，在汉娜被捕时，她的母亲并不住在匈牙利，而是定居在巴勒斯坦，不过人们依然能从她作文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个人对爱和忠诚的见解。在她的“朋友”琳达·特里普出卖了她后，爱与忠诚孰轻孰重，也许莫妮卡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梳理了莫妮卡与她父亲和母亲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莫妮卡本人的个性，不过，光有这些还不够。在了解她的性格与行为时，我们还不能忽视了她那种迫切需要赢得同伴尊重和喜爱的渴望，以及她对自己体重和身材的焦虑。
不管莫妮卡的个性与心智是多么不成熟，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她的智力确实非常出众。小学毕业时，人们已经公认，她有一个“照相机式的脑袋”，足以过目不忘，她遗传自父亲家族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她出众的口才，使得她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她的朋友南希·克拉森相信“她绝对是块进常春藤盟校的材料”。
10岁时，莫妮卡从约翰·托马斯·戴尔学校转进同样位于贝弗利山的霍索恩小学，很快她在学习上的天赋就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可是读四、五年级时，莫妮卡却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在这个学校里，她总算是交到了些朋友，可是与很多同龄的女孩一样，体重问题成了她最大的困扰。在这个世界，瘦成了美的同义词，拥有了纤瘦的体态，就等于拥有了更高的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而莫妮卡恰恰无法拥有苗条身材，她原本就缺乏运动天赋，加上她比同龄人更早进入青春期，这些问题都让莫妮卡感觉很痛苦。她非常想要得到一种归属感，可是她圆润的体形却让她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这加重了她在感情上的矛盾和困惑。
就在此时，莫妮卡开始注意起了男孩子们。她的同班同学马卡·斯崔姆斯给了她一块心形的巧克力棒棒糖，于是她一厢情愿地将他看做自己的“男朋友”。
读六年级时，莫妮卡看起来瘦了一点，这时，她在同学中已经非常受欢迎了。不过，体重问题仍然是莫妮卡的梦魇，在读八年级前的那个暑假，她的母亲同意让她去圣巴巴拉参加一个“减肥夏令营”，这是一个为肥胖青少年而举办的暑期培训班，在培训期间，学员们要学会适应健康的减肥食谱，同时加强锻炼。莫妮卡说，“参加这种夏令营绝对不能说是件好玩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一心要去。我妈妈也想让我参加，因为在她的一生中，她同样一直在与体重战斗，所以她完全能够体会我的感情。在洛杉矶生活，你的长相真的非常重要，肥胖让我觉得很痛苦。”秋季开学时，她看起来更加苗条、健康，而且更有自信，莫妮卡认为，“这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顺利的一年。”
莫妮卡读三年级时的扬子。她是当地一家足球队的成员，不过只能踢左后卫，她说,"我根本没有一点运动天赋。"
那一年，莫妮卡被选为班上的副班长，班长丹尼·沙伯尼成了她的好朋友，此时她们都是13岁。作为班长和副班长，他们俩自然少不了要在一起合作组织各种活动，还常常在电话里长谈。莫妮卡对丹尼的印象一直非常好，“他非常聪明、可爱，可是又有那么一点点脆弱，惹人怜爱。”尽管莫妮卡曾经一度对他着迷，可她还是冷静地控制住了自己，因为她觉得自己更看重他们之间的友谊。只有一次，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约会，那是莫妮卡14岁生日那天，他请她看了一场电影，然后礼貌地送她回家，在家中，莫妮卡竟然收到了一打红玫瑰，那是她最喜欢的花！丹尼这个小绅士竟然想到为莫妮卡送花，这段经历让她回味至今，“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情之一。那种感觉真的很甜蜜。”莫妮卡心想，一切水到渠成，她开始渴望丹尼来吻她，可是横空杀出来莫妮卡的弟弟迈克尔，他一直非常崇拜丹尼，缠着这对心烦意乱的年轻人不肯离开，最后，丹尼惟有悻悻而去。
看来，与丹尼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柏拉图恋情阶段，莫妮卡开始与一个叫亚当·戴夫的少年展开了恋情，他应该是莫妮卡第一个真正的男朋友，莫妮卡觉得，“亚当非常非常聪明，我总是难以抗拒那些充满智慧的男人。”两小无猜的恋情永远是那样甜蜜，当亚当参加棒球赛时，莫妮卡会狂热地在场边为他加油。每晚，他们都要在电话里聊上好几个小时，家里规定了莫妮卡用电话的时间，有时候时间已过，莫妮卡甚至会偷偷钻进衣橱里，继续与她的小情人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不过，他们依然要面对几乎每对少年情侣都要面对的结局，开始时，总是热情似火，最后，无非是愤愤离去。
她的这次恋情，似乎已经在昭示着未来，她与两个已婚男人之间痛苦的纠缠。莫妮卡尝试着分析自己的心态，“我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我热爱浪漫，可是同时我又非常务实、长于分析。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我渴望一份绝对完美无瑕的爱情。可是问题在于，我总是认为，只有我在做错事，而这个男人会因此而发狂时，这段感情才是‘真的’。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永远不会影响到他的情绪，我就会觉得他是个伪君子——要么，他就是对我不真诚，要么他就是对自己不真实。同样，我也不喜欢那些永远对我唯唯诺诺的男人。”她与亚当·戴夫分手的原因听来实在有些滑稽，因为他拒绝与她争论，同时又不愿向她表明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的，于是，她主动提出与他分开。可是过后的几个月，莫妮卡又在不断地骚扰亚当，请他吻她，求他与自己复合。这又是一个征兆：尽管莫妮卡对自己的脑袋里想着什么很清楚，可她却难以控制自己的心。
在莫妮卡经历着一次又一次情感上的冲击时，她的父母正在竭力解决他们在婚姻中遇到的问题。多年来，他们共同的朋友早就已经发现这对夫妻个性和志向完全格格不入，一个朋友这样说，“他们一开始就不应该结婚，因为他们完全不适合对方。”莫妮卡则说，正是在家庭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她才会通过吃东西来化解巨大的压力，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快乐。我父亲的工作很多，压力很大，每天都在与生命垂危的病人打交道，这使得他精力完全透支了。按常理来说，家应该是个纾解压力的地方，可是由于我父母的婚姻也出了很大问题，因此回家对他来说，同样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父母常常吵架，不过他们已经很注意，尽量不在孩子们面前争执。他们根本就不爱、甚至不关心对方。我们一家四口也曾经试图要改善这种状况，可是我们确实不属于那种幸福和睦的家庭。一家人中，我尤其难以接受这种现状，这是因为我是其中最迫切需要家庭温暖的人。我喜欢一家人聚在一起过感恩节和圣诞节，我特别看重家庭。我是看着电视剧《布雷迪家庭》（译者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电视剧集之一）长大的，我希望我的家也跟电视上一样和和美美。”
尽管莫妮卡注意到了她父母婚姻中的每一个片断和插曲，可她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段婚姻的大幕即将落下。1987年9月的一天，伯尼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缓缓地告诉一个女患者，她得了肺癌，而且可能已经到了晚期。突然，办公室接待员打断了他，告诉他有人要找他，似乎有很紧急的事情等他处理。当他正在向外面走去时，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匆匆向他走来，大叫一声“离婚诉状！”然后将一个小包裹扔给他，正中他的胸口。
伯尼对这段戏剧性的情节，只抱以极其简洁的评论，“这真的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第二章80年代：莱温斯基家的传统
莱温斯基家的传统(1)
这原本是一次平静和快乐的晚餐，可是，这一天却成了莫妮卡年轻的生命中最难过的一天。1987年9月21日，玛西娅·莱温斯基带着女儿莫妮卡和儿子迈克尔，去日落大道的“汉堡哈姆雷特”餐厅吃饭，这是他们一家最喜欢的饭店。在吃完了奶昔和炸薯条后，玛西娅告诉儿女，她和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婚了。玛西娅觉得，这个消息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鼓掌欢迎。事情不正该如此吗？她对孩子们与父亲之间僵硬的关系已经了然于心，她觉得孩子们根本就不爱父亲，因此根本就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伤心，她想兴奋地对孩子们说，这一天意味着他
们不快乐的过去即将成为历史，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从此，他们三个人将在一起过上快乐的新生活。她认为他们会欢呼雀跃。她完全错了。
迈克尔开始哭起来，莫妮卡冲进洗手间，突然剧烈地呕吐。等到她颤抖着挪回餐桌边，面孔苍白的她向母亲大叫，语无伦次地想要发泄她心头的震惊与愤怒，这让母亲吓坏了。当他们就要离开饭店时，玛西娅将女儿带到一边，告诉她，之所以她要与莫妮卡的父亲离婚，是因为伯尼有外遇，对方是他诊所里的护士。现在，玛西娅才发现，她其实并不应该将离婚的原委向女儿和盘托出，可是当时她太沮丧，而且被女儿的激烈反应给弄懵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开解自己的责任，她只能这样做。可是此时，对女儿的伤害已经不可改变。
震惊与怀疑的情绪接踵而来，莫妮卡和弟弟甚至觉得自己变得很麻木。回到家时，父亲正在小房间里等着他们。莫妮卡坐在父亲身边，这时，她发现父亲在哭，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的样子。她回忆说，“那种感觉实在是很难受。极其震惊、极其恐惧，那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时刻，那是我生命中最悲伤的一天。”
数日后，10月1日，洛杉矶发生地震，6人死亡，100人受伤。在莫妮卡看来，似乎大自然也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面镜子，“这件事真是很有象征性。”她说。
一向感性的莫妮卡始终怀有一个希望，虽然她的父母已经分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她仍然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破镜重圆，重新组成她梦想中的幸福家庭。她甚至梦想着父母仍然还在一起，过去的痛苦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她说，“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亲口告诉自己，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莫妮卡承认，时至今日，她仍然要面对很多难题，而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正是其中之一。
加州法律规定，夫妻只有分居一年才能离婚。因此伯尼在迈克尔的房间里睡了两个晚上后，就搬到了位于威尔谢大道的公寓。父亲突然不在这个家了，莫妮卡和迈克尔不得不尝试着去适应，家庭的变故与紧张气氛令这两个孩子感到不安。莫妮卡说，“我和迈克尔都很难接受父母离婚这件事。很多年来，甚至一直到了今天，我们还要为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费神。有时候我还会因为我偏袒了母亲或者父亲而觉得不安。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这段时光，我看到了愤怒、疑惑和失望。”迈克尔比莫妮卡小4岁，加上两人性格有很大不同，因此，他对父母婚姻生活的回忆，以及对离婚的看法，都与莫妮卡有很大不同。他回忆说，“从一开始，我父母之间就有很多迥异的地方，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中立派，而莫妮卡偏向我妈妈那边，这让我觉得很为难。”莫妮卡觉得迈克尔的日子相当不好过，“周一到周五，迈克尔是跟妈妈一起住，然后每隔一周，周末他又会去爸爸那里，他要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那里来来回回，这让他觉得很困扰。”目前在卡内基·美隆大学读书的迈克尔，承认他确实很难接受这种巨变，母亲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搬家，更让他觉得无所适从，可是与姐姐不同，他更多的是看到了生命中的乐观一面。他表示，他始终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快乐而且相对平静的，而看来永远带着微笑，表现热情洋溢的莫妮卡，却总是为人生中的黑暗面而忧心忡忡。
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时，莫妮卡进入了贝弗利山高中，成为了一名高中生。贝弗利山高中是所名校，青少年肥皂剧《贝弗利山90210》就是在这里布景拍摄的，90210是当地的一个邮政编码，在美国人心目中，这个邮政编码就代表着美丽与宁静的生活。进入这样一所培养了众多名人的学校，莫妮卡感到非常紧张不安，加上这所学校的学生以势利、喜欢攀比家势地位著称，莫妮卡那么一点可怜的自信顿时丧失殆尽。她的朋友莱诺尔·里斯，是一位美国军队工程师的女儿，她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贝弗利山是一个无情的地方，它永远不会
对胖子伸出友好的手。”
对于莫妮卡来说，这种压力裹挟着父母离婚带来的惊骇席卷而来，这让她几近崩溃。迈克尔记得当时姐姐常常会突然很沮丧，有时候还会躲在角落里一个人流泪，一向开朗活泼的姐姐就这样变得沉默而郁郁寡欢。令莫妮卡陷入泥沼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她父母突然离婚的变故，还因为她的同学大多系出名门、长相和性格都非常讨人喜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优越感。以往的那个乖学生莫妮卡不见了，她常常逃课，不做家庭作业，常常在附近的同学家里混一天，要么就在电影院里一连看几天电影。为了寻找安慰，她不停地吃东西，越来越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不满，却不知如何改变。当她在英文考试中只拿了“D”后，这种痛苦到达了顶点，对于一个向来以成绩优秀而骄傲的学生来说，这个成绩无异于是世界末日。
1988年，父母的离婚案最终告结，他们位于希尔克莱斯特路的家以120万美元被出售，玛西娅和两个孩子从此不再拥有一个固定的家，而是在一间又一间公寓间辗转。这种经历使得孩子们更觉不安，对迈克尔尤甚，因为在他心目中，只有原来那幢别墅才能称得上是家，他不喜欢住在租来的公寓里。莫妮卡注意到了这一点，“迈克尔比我更难接受这一点，因为他特别讨厌不断搬家的感觉。”
母亲得到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这样看来，孩子们在父母的争端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比较倾向于母亲那边。有一天，母亲在无意中将离婚诉讼文件落在了餐桌上，在看到了这些伤人的文件后，莫妮卡对父亲的敌意更加强烈了。她读着这些文件，发觉她曾经深爱的父母竟然会对彼此说出那样残忍的话，这让她感觉既困惑，又极度震惊。比方说，在诉讼书里，玛西娅声称伯尼有暴力倾向，而且对孩子们漠不关心，同时，她表示前夫需要向她支付一笔为数惊人的费用。她详细列举了日后的费用清单，莫妮卡和迈克尔两人每月的网球课学费是720美元——事实上，这两个孩子都完全没有运动细胞，从未上过这类课程，同时，她还认为两个孩子需要720美元的医疗费，用于在离婚前后接受心理辅导。每年2万美元用于度假，莫妮卡做头发每月需要100美元，全家人购买服装鞋帽，又要2400美元。这样加在一起，玛西娅向前夫索要每月25000美元的生活费。伯尼则反击说，玛西娅一向挥霍无度，就在她提出离婚前，他刚刚为她买了一辆新奔驰车，还支付了一件皮衣3000美元的账单。
如今，莫妮卡的父母都承认，离婚诉状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羞辱对方，让彼此更加难堪，它并不能反映莱温斯基家的真正生活情况，事实上，他们的离婚并不像人们猜想得那样激烈。可是他们也明白，离婚毕竟是给孩子们带来了可怕的心理阴影，玛西娅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要是我当年就能明白离婚会让孩子们受到多大的伤害就好了。当时我想当然地以为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我完全错了。”
父母离婚的事实，加上看到离婚诉状的打击，对于莫妮卡影响至深。她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一半是强烈的愤怒，一半是困惑与悲哀，这让她无所适从，于是，她将这种莫名的感情一古脑地发泄到了父亲身上，指责他应该为离婚负全部责任，而且拒绝在周末的探视时间去见父亲。她说，“我对我父亲怀着一种隐秘的敌意，他不知道我已经听说了他外遇的事情，我对这一点非常生气。他非常想见我，可是我一点都不想去见他，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确实很短。我对他很生气，非常生气。那时，我无条件地站在了母亲一边，我觉得她是个好人，爸爸是个坏人。不过现在，我看待事情的方式完全不同了，我明白，他们两人都有错。”
女儿对父亲的愤怒与不理解，一直到今天都仍然让父亲非常难过。伯尼·莱温斯基医生回忆起在离婚后，他给两个孩子各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婚姻的思考，同时诉说了他对莫妮卡和迈克尔的爱。他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当孩子们读了这封信后，他们就能对他与母亲离婚的事感到释然。可是，尽管孩子们都收到了信，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打开这封信。伯尼说，“在离婚后，迈克尔每隔一星期，就会在周末过来看我，有时候在周一到周五也会来，可是莫妮卡没有。她对我非常恼火。我觉得，让她打开心结的最好解决方法，
就是与她面对面，彻底长谈，哪怕是对我大吼大叫也好，可是她拒绝这样做。”
迈克尔并不知道父亲有过外遇的事情，他与父亲的关系反而变得比较密切了。而莫妮卡却始终无法从这种伤害中走出来，她只能从食物中找到安慰。她这样解释自己的感觉，“对我来说，食物是一种你可以依赖的东西。你肯定会知道你最喜欢的曲奇饼是什么味道，你肯定会知道它尝起来会非常美味，而且只要出钱就可以买得到，它会给你带来安全感。”
“匿名暴食者”：莱温斯基与胖战斗的青春。不停地吃，不停地节食，这是她反抗世界的普通方法。她在康复之后被热爱诗歌的天赋感动，这是个感性的小妇人，喜欢古董、玫瑰花和非常女性化的装饰品，她还不好意思地承认，“我动不动就会哭。”并且把与一位年少时就在一起的男友的复合，作成了一段“令人作呕的情史”。
通过9年级的考试后，莫妮卡时常去参加贝弗利山高中戏剧协会组织的活动。在这里，莫妮卡找到了重新振作的契机，她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制作戏服，为学校的活动设计和缝纫演出服装上。参加戏剧协会的第一年，她就因为在学校的莎士比亚节上，设计制作了一套伊丽莎白时代的礼服，而荣获了三等奖。说到表演，戏剧协会可谓人才济济，培养出过像尼古拉斯·凯奇和理查德·德鲁法斯这样的大明星，因此很难获得一个演出的机会。刚进高中时，作为新生，莫妮卡连试演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在高二时，当她在音乐剧《音乐人》中获得了一个配角的角色时，她简直要激动得发疯了，她承认，“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极其美妙的经历。”
莫妮卡的朋友几乎都在戏剧协会中工作，包括米歇尔·格拉佐夫、娜塔莉·温格拉里（后来，她被迫在大陪审团前作出对莫妮卡不利的供词）、帕梅拉·莱弗尔和苏茜·莫里斯。莫妮卡说，“我对戏剧协会的活动充满激情，那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在午休、放学和周末时，还是有很多人在戏剧协会的181室晃来晃去，不管你在里面做些什么，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所有人都对能在这里工作而兴奋不已。也只有在这里，新生才有可能与老生打成一片。”
虽然莫妮卡在戏剧协会找到了片刻的安宁和自信，可是用她的话来说，她“痛恨”贝弗利山高中太过势利的一面。她解释说，“在这个学校里，只有一个瘦削、当校队拉拉队员、有很多很多男朋友、而且不停穿梭往来于各种派对的女生，才是一个‘正常’的女生。可我完全不是这种人。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外表非常重视，每个人都无法接受稍稍胖一点的人，这种压力闷得我喘不过气来。”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莫妮卡当年的两位同学，也就是埃里克和里尔兄弟，在1989年为了一点零用钱，杀死了他们富有的父母。
这会儿，体形成了莫妮卡最大的麻烦，深刻地改变了她对男孩子、学校和她自己的看法。她的朋友米歇尔·格拉佐夫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莫妮卡常常对自己的外表缺乏自信，她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其他女孩好看，所以没法像别的女孩那样引起男孩们的注意和兴趣。”到了高二那年，莫妮卡的体重仍在迅速攀升，最后，母亲注意到了女儿正在日渐消沉，她决定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母亲先是注意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诊所，这里专门医治那些饮食失调症患者，病人们来到这里后，会按照一个严格的食谱进食，每餐都只能吃米饭，完全禁止吃其他东西，诊所声称病人一个月可以瘦30磅。母亲觉得，如果莫妮卡可以接受这家诊所的治疗，然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几门选修课，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变得更健康，到时候申请大学时，学业上也不至于一无是处。让莫妮卡感到既生气又失望的是，她的父亲全盘否认了这个计划，他此时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女儿已经濒临崩溃，急需专家对她进行心理辅导。最后，不顾
父亲的反对，母亲送莫妮卡去看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心理医生，他推荐16岁的莫妮卡去洛杉矶的卡尔沃市，去一家专门医治饮食失调症的瑞达尔诊所求治。
这是莫妮卡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她在这家诊所住了一个月，每天她都与专业的心理医生讨论自己的问题，同时还参加了一个自我治疗的组织，叫做“匿名暴食者”。对于莫妮卡来说，这段历程确实很艰辛，几乎每天她都会与她的心理顾问莉莎·拉丁发生或大或小的争执，莉莎也因为她的坚持以及她对莫妮卡的严格要求，而赢得了莫妮卡父母的信任和尊重。
在接受治疗的那段日子里，莫妮卡慢慢理清了父母离婚对她产生的影响，以及她对此应有的态度。在一篇文章里，她试图要探寻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她认为一个巫婆向父亲下了一道魔咒，受到魔咒的蒙蔽，父亲因此忽视了她的成长与需要。现在，她相信这个魔咒已经被解开，父亲重新拾回了对她的关心和爱意，而且可以勇敢地将这种感情表达出来。虽然接受治疗的历程非常艰辛，莫妮卡不得不与自己长期以来养成的暴食作战，可是她毕竟是成功了，走出诊所时，她不仅比原先苗条多了，而且重新找回了昔日的自己，她说，“我突然变得神采奕奕，而且觉得很快乐。”不过之后，她还是继续看了一段时间医生。
在康复后，她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离开贝弗利山高中，去一个相对更平民的学校。她母亲选择了贝尔·艾尔预科学校，一个规模比贝弗利山高中小很多的私立学校，这里强调的是导师与学生之间一对一的学习与帮助。这里的学习气氛和师资力量都要明显优于贝弗利山高中，而且不像那里一样以貌取人、看重学生的家世背景。
在这种有利的背景中，16岁的莫妮卡突然出落成了众人的焦点。她的英文教师埃弗洛尔·布特沃思，重新激发起了她对语言的热爱，鼓励她发展对诗歌的爱好。她的阅读面相当广泛，很多诗人，像惠特曼、庞德、弗罗斯特、艾略特，都给了她很大启发，尤其是艾略特，他的那首《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她最喜欢的诗。在诗歌的海洋中徜徉，几乎可以说是点亮了莫妮卡一度灰暗的生活，她说，“诗歌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一篇关于她最喜爱的诗歌和诗人的作文里，她用自己的语言去剖析了这些诗歌，她还在文中尝试着写诗，从一篇名为《情绪的战争》的诗歌中，人们可以窥见当年她曾经历的困扰和迷茫。这首诗这样写道：
我蜷缩在角落，只我一个人
进行这场情感的战争
与恐惧、妒忌、沮丧和失落作战
我只能挣扎
我想生存，它们却在撕扯着我
它们扯得越厉害，我便越虚弱
惟有为生存而祈祷
诗歌恰恰触动了莫妮卡的浪漫情怀。在无数个白日梦里，莫妮卡常常梦想着，将有一位白骑士向她奔来，誓死保护她，并且爱慕地亲吻她的脚趾。她是个感性的小妇人，喜欢古董、玫瑰花和非常女性化的装饰品，她还不好意思地承认，“我动不动就会哭。”
事情在向她的方向发展，她喜欢表达自己的性格促使她参加了学校的表演，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她唱了歌曲《只有我自己》，因此获得了大奖。事实上，她有一副非常动听的嗓子，她的同学甚至相信，她是这班同学里最有可能成为明星的人。事实上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她的同学的预见。
虽然自己的生活还有种种问题，可莫妮卡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孩，从不怯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一件事情可以非常好地说明她的这种个性和她对忠诚的信念。1991年5月，就在她18岁生日前不久，她向贝尔·艾尔预科学校的校长写了封情真意切的信，请求他重新考虑开除一个同学的决定，那个同学出身非常值得人们同情。在信中她写道，“我乞求您拿出点同情心，收回您的决定，无论如何让他毕业，这样，他就不至于流落街头，体会悲惨的人生。”同时她还在信中指出，这位同学一直是个好学生，她本人也从他身上受益良多。
虽然重拾自信，恢复了对学业的兴趣，可是她的体重仍然是莫妮卡的一块心病。她的朋友尼莎·德曼·厄伯兰是与她一起从贝弗利山高中转入贝尔·艾尔预科学校的，她说，“莫妮卡一直对自己的身材很不满意，她确实有点丰满，而且习惯用吃东西来安慰自己，一旦她觉得不开心，就会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东西吃。她为自己没有一个男朋友而难过，于是吃得益发多，于是她就更没有魅力，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莫妮卡的浪漫情怀，加上她对安全感和爱情的渴望，使得她一再陷入无疾而终的感情里。在贝弗利山高中时，她曾经喜欢上了一个比她大四岁的学长，之后，一个她喜欢的男孩却爱上了她的一个长得非常苗条的朋友，这件事给她的打击很大。
由于无法开展一段新恋情，使得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与初中时的恋人亚当·戴夫复合。想要重新与他在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莫妮卡觉得亚当是她过去生活的一面窗口，透过他，她可以重新忆起当年她父母还没离婚时的日子，那时她没有现在这么胖，而且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出色。她喜欢他陪伴在自己身边的那种感觉，于是，她常常会送给他一些小礼物，或者送给戴夫她自己写的诗歌，她承认，“我觉得我又一次爱上了他，于是不断纠缠他。”
亚当并没有莫妮卡那么热衷。他不是一个好男友，对莫妮卡时冷时热，好的时候他与莫妮卡非常亲热，不好的时候就干脆对她置之不理。莫妮卡的满腔热情就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根本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回应，亚当如同大部分轻率的年轻人一样，对莫妮卡的态度非常残忍，因为他早就吃透了莫妮卡的心思，知道无论他对她有多坏，她都还是会原谅他。对莫妮卡来说，缺乏安全感，长得又过胖，加上缺乏应有的自信，这使得她迫切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肯定，亚当被她看做了救命稻草，可是，对方却一再羞辱她，这段感情成了一段难以回首的经历，莫妮卡一言以蔽之，“这段情史简直令人作呕。”可是，她也根本没有决心亲手了结它，预科到大学一年级期间，她始终与亚当保持着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直到最后，两人才最终分道扬镳。
与花花公子的恋情。处在不断打击中的莱温斯基，与父亲关系接近冰点，他不愿意为她支付就读大学的费用。莱温斯基的打工生活包括了按揭一辆母亲开过的二手吉普车。还要应付一段索然无味的爱情。并且她认识了自己生命中的犹大：那位将自己的病史与总统间的秘密出卖掉的艾索拉心理医生。
离开贝弗利山高中后，莫妮卡仍然在学校的戏剧协会中工作，现在，既然她跟这所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她再为各种演出制作戏服，学校就会适当地给她支付些报酬。早些时候，戏剧协会里那个已经工作多年、为人相当负责的技工离职，新来的这个技工叫安迪·布莱勒，他是一个瘦削、浅金色头发的年轻人，当时25岁，很快这位仁兄就出了名，大家发现他虽然已经有了固定女友，对方叫凯特·纳森，是个比他大8岁，带着个女儿的离婚女人，可是，他还是经常向女学生调情。莫妮卡在贝弗利山高中时，她曾经听说过安迪·布莱勒这么个人，因为当时他与她的一个朋友正在秘密交往。
莫妮卡发现，她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布莱勒猎艳的目标，一次她去戏剧协会工作时，布莱勒热情地跑来恭维她，可是考虑到布莱勒的花名在外，她根本没怎么注意他。接着，到了1991年5月的一天晚上，在一场演出结束后，他陪伴她一起去车库取车，两人聊了起来，不知怎么回事，莫妮卡竟然向他谈起了她曾经遇到的种种困扰，这时她发现布莱勒是个很好的听众，他对她的过去抱以极大同情。谈话终于结束，她准备回去时，布莱勒上前亲吻了她。不过，他们这时还并未发生关系，莫妮卡在19岁之前，一直都是处女身。
安迪·布莱勒并没有结婚，虽然婚事已近，他却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即将结婚的消息。虽然他比莫妮卡大了8岁，可是那年暑假，他还是不断挑逗莫妮卡，找她要电话号码，而且经常对她甜言蜜语——这完全不是一个新婚在即的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可是莫妮卡并没有明确拒绝布莱勒，此时，她的生活再一次遇到了重大危机，她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她也正需要一个男人的注意，也许这样会让她觉得轻松些。
事情发生在莫妮卡在贝尔·艾尔预科学校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91年，当时全家人正在为迈克尔举行成人仪式。尽管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建议他们全家人能够在教堂里坐在一起，可是莫妮卡的父亲却坚持坐在前妻和儿女们的后排，而且一定要和他的新女友芭芭拉·莱纳坐在一起，后来，芭芭拉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为了座位的问题，玛西娅和伯尼·莱温斯基及其家人互相之间都吵得很厉害，原本客客气气的亲戚像是仇人般瞪着对方。在弟弟的成人仪式上，莫妮卡唱了一首歌，她母亲回忆说，“她的歌声如此美妙，至今还让我难以忘怀，她的弟弟甚至为此感动得流下眼泪。”莫妮卡带着痛苦回忆起了这段往事，“这件事真是让人很难堪，父母亲人竟然像仇人一样对骂，而且是在那样神圣的教堂里，我觉得自己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她强调，虽然当年父亲没有为她在教堂举行成人仪式，可她并不会因此而妒忌弟弟，“我不会妒忌迈克尔得到的任何东西，我根本就不会说，‘你们不应该为迈克尔举办成人仪式，你们本应当为我在教堂举办成人礼。’”
接着是更大的打击，当她从贝尔·艾尔预科学校毕业时，作为优等生，她在毕业典礼上对着学生、家长和工作人员，进行了演讲，她觉得父亲肯定会愿意替她支付大学四年的学费。于是，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她就向加州和其他几个州的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可是后来她才知道，尽管她在贝尔·艾尔预科学校的成绩优异，由于她在高一，也就是父母离婚的那年，英文考试的成绩只有“D”，她没能取得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加州大学拒绝所有在任何一门主修科目中得“D”的学生。她拿到了波士顿大学的录取书，但她父亲不同意她去波士顿，表示加州的大学已经足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而且不答应给她学费，莫妮卡说，“这是我所遇到过最具毁灭性的打击之一。我灰心极了。”
莫妮卡只好与父亲谈判，两人得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她终于无需自己申请贷款，父亲希望她入读圣莫里卡当地的社区大专，由于学校并不出名，加上只需要两年就能毕业，因此学费肯定会比就读外地大学便宜不少。在这两年里，假使她省吃俭用，把打工的钱都攒起来，相信存够的钱足以支付她申请去大学再读两年，取得本科文凭。父母一直鼓励莫妮卡勤工俭学，她当时已经在一家领带商店打工，用来支付一辆吉普车的按揭。这辆吉普车是母亲在莫妮卡读高二时买的，现在由莫妮卡来开。
在圣莫里卡大专读书的这两年，从1991年到1993年，莫妮卡非常不开心，而且挫败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她觉得在这所大专里读书，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加上她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正正经经的大学里读书，她觉得羡慕极了。莫妮卡的状态跌入最低谷。
当最后一根稻草压上莫妮卡的脊梁时，她顿时崩溃了。这其实是件非常不值一提的小事，一天，她发现学校停车场里，自己的车位上竟然停了别人的车子，她竟然泪如雨下，冲回了家，母亲意识到女儿急需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在莫妮卡18岁时，她就已经不再求助当年的那位心理医生，玛西娅四处寻访合适的心理医生，得知一位叫艾琳·卡索拉的精神治疗医师非常有口碑，她可以给予病人相当实际的帮助，使得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摆脱心理医生这根拐杖，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玛西娅说，“让莫妮卡去找卡索拉医生，这确实是我的决定，我要为之后她将莫妮卡的病史泄露出来负全责。可是，尽管卡索拉医生比我想象中要肤浅，她还是做了三件好事，第一，她让莫妮卡集中精力搞好学习；第二，她帮助改善了莫妮卡与父亲之间的关系；第三，她帮助莫妮卡减轻体重。”从1992年起，有5年的时间，莫妮卡常常去卡索拉医生的诊所，或者与对方通电话，探讨她面临的种种问题，甚至将她与总统发生的故事也详细地告诉了这位医生。
莫妮卡此时可谓内外交困，她与父亲的关系如此紧张，还要忍受男友亚当·戴夫不断地羞辱，她再度面临暴食的问题，体重又一次猛增。此时，安迪·布莱勒走进了她的生活。
1992年12月，莱温斯基结束了自己的处女生涯，那个夺去她童贞的人是已婚男人布莱勒。这位攻读心理学的女士却永远无法把握自己的心理。她的情感总是会战胜自己的理智。而她最大的毛病，从来不设防，习惯于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周围所有的人。这使她变成了一个几
乎没有秘密的人。
1991年10月，布莱勒已经与凯特·纳森结婚，就在几个月后，1992年2月的一天，在贝弗利山高中举行的歌舞剧表演《西区故事》上，他与莫妮卡再次相遇。这位情场老手故伎重施，向莫妮卡调情，莫妮卡知道对方是个已婚男人，可是她仍然难以抗拒布莱勒，觉得他可以让自己恢复自信。她解释说，“这种感觉真是很好，因为终于有一个男人觉得我很性感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胖女孩，能够有一个男人觉得我也很有魅力，这对我确实意义重大。”莫妮卡的朋友莱诺尔·里斯记得，莫妮卡常常会对自己超重的身材感到很不开心，她说，“她一直在与体重作战，一个像安迪·布莱勒这样的男人竟然可以发现她独特的美丽，这让她受宠若惊。他才是她真正的初恋，而他是在利用她。他是个已经在情场浮沉多年的成年人，而她，很可怜，她是个年轻而又毫无安全感的女孩。”
这个新婚不久的男人不断向莫妮卡调情，有一次，他竟然让她把连裤袜送给他。除了性方面的吸引力，莫妮卡发觉布莱勒本人也非常有魅力，在她看来，他是个非常聪明、机智而且有创造力的人，这让她简直对他着了迷。他们常常在下午，躲在当地的汽车旅馆里，聊天、爱抚，可是并未越雷池半步。莫妮卡为贝弗利山高中制作戏服的工作也给两人相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共处一室，不必担心别人的猜疑。渐渐地，莫妮卡意识到她真的爱上了他，于是，她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与亚当·戴夫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空洞无味，莫妮卡承认，“我和布莱勒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是喜欢他。”可是，他们之间毕竟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他已经结婚了。
这确实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情，虽然她是那么爱他，可是一直到1992年12月，莫妮卡才向布莱勒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此时，布莱勒的妻子刚刚怀孕。比起她的同龄人，莫妮卡显然是在比较成熟时才失去了童贞，莫妮卡说，她不想在过于年少时就与男人发生性关系，因为她知道，她的那些朋友们虽然在很小时就已经有了性经验，可她们并不见得享受性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1996年2月，在一次关于青少年性问题的谈话时，莫妮卡告诉总统，她很庆幸自己是在等到成年后才进行了性方面的尝试，也正是因此，她才不至于为此感到特别不安，也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身体的反应。总统则回答说，他本身的第一次性爱也比同龄人要晚。
莫妮卡与布莱勒之间的关系，恰恰可以概括出莫妮卡本人的性格冲突，她是个天性浪漫的人，却又不得不与现实妥协，她精于分析，可却常常输给自己的感情。她希望得到一段完美的恋情，她的情人只属于她一个人，全身心地爱她、关心她。可事实上，尽管她承认自己是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她成年后发展的第一段恋情，对象却是一个属于别人的男人，而且她根本无法控制整个感情的进展。她这样分析自己的心态，“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一点自信都没有，觉得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拥有多么完美的爱情。那是我所经历过的一段非常痛苦而艰难的时光，而且我相信，很多女人都曾经在她们生命中的某一段时间里，经历过类似的遭遇。”
莫妮卡·莱温斯基身上最难以让人理解的东西正在于此：尽管她已经准备攻读心理学，而且非常擅长把握他人的心理与行为，可是，她却根本不会将心理学的专业知识用来分析自己的心态，从而作出决定。她的性格中有一点很奇怪，也最叫人恼火，尽管她清醒的大脑会让她采取这一行动，可她倔强的心却往往会将她拖到完全相反的方向，结果，她的情感永远会战胜她的理智。
莫妮卡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毛病，她是个不设防的人，习惯于将自己的爱情故事告诉给她的家人和朋友。很快众人几乎都知道了她最新的恋情，一些人开始劝她不要再和已婚男人纠缠。她的心理医生卡索拉劝她不要再让这段感情发展下去，不过并没有直截了当让她与布莱勒分手。她的父亲反应则更加直接，他说，“我明确告诉她，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赶快与那个家伙分手。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她还要继续跟那人交往。”
母亲不愿意让女儿与这样一个她心目中的“垃圾”展开一段“毁灭性”的恋情，不愿意莫妮卡与一个在妻子怀孕时还在与女学生调情的男人混在一块，可她无计可施，惟有忧心忡忡地看着女儿在这段无可救药的感情中越陷越深。她说，“我本来应该去贝弗利山高中，向校方举报这样一个坏男人，为人母亲，这确实是我的责任。没能这样做，我应该接受批评。可是我也不想让我女儿的名字曝光，不想给她惹来更大的麻烦。这可能会让我们全家跟着受辱。我原本估摸着，既然伤害已经造成，我能做的就只是私下里劝劝她，让她离开那个坏男人，讽刺的是，她非但没能离开他，而且几年后还一再被他伤害。我曾经再三扪心自问，我是否应该从这起事件中接受一点教训，假如我能够当着莫妮卡的面，与那个男人对质，抗议他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这是不是能让莫妮卡意识到我是多么爱她，多么关心她，这样是否就能将她从他身边拉走呢？”
莫妮卡终于与父亲长谈了一次，两人开诚布公地谈起了莫妮卡这些年的生活和她的爱情故事，最后，父亲要求她放弃布莱勒。这件事触动了她。她的内心挣扎得很厉害，一方面，她始终为布莱勒所吸引，可是另一方面，她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段爱情根本没有开花结果的可能性。1993年2月初，布莱勒的妻子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她终于决心了结这段恋情，她无奈地承认，“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分手几天后，我又和他谈话，他说分手也好，至少他不再觉得自己充满负罪感了。奇怪的是，他的话竟然让我感觉很不开心。”
这次分手维持时间并不长。就在2月底，贝弗利山高中上演音乐剧《Oliver!》（译者注：此剧取材自狄更斯名著《雾都孤儿》），在后台工作时，布莱勒与莫妮卡再次相遇，在工作间隙，布莱勒又向莫妮卡调情。两人的关系恢复如初——事实上，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彻底分手。几天后是布莱勒27岁的生日，他在学校举行了生日派对，莫妮卡专门为他订了一个蜥蜴形状的生日蛋糕，因为在所有爬行类动物里，布莱勒最喜欢的便是蜥蜴。派对结束后，他们在学校礼堂的灯光包厢里做爱，之后，莫妮卡用梦露式慵懒的嗓音，轻声对布莱勒说，“生日快乐，安迪。”布莱勒开玩笑说，她应该说“生日快乐，总统先生”——几年后，她确实这样说过。
1993年春天，莫妮卡开始准备她在圣莫里卡大专的期末考试，在这段时间里，她每星期都要与布莱勒约会两三次。可是他们的感情开始变得一波三折，她的朋友们都已经了解了莫妮卡与已婚男人之间的故事，并且发现莫妮卡越来越消沉，她们都在关心着她，不断劝说她为了自己的前程，一定要终止这段错误的感情。她高中时代的朋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说，莫妮卡总是会让自己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而且感情曲折离奇，她对于情人的态度摇摆不定，前一天还在流着愤怒的眼泪，后一天就会原谅她的恋人。内莎说，她觉得莫妮卡在选择男人方面的眼光很差，“我觉得布莱勒纯粹是个混账，他的言行举止更像是个男孩，而不是负责任的男人。”
莫妮卡的母亲在得知女儿没有遵照父母的意见，与那个已婚男人再次复合后，感觉极其震惊。她发现，想要让女儿离开那个男人，甚至比让她戒毒更难，她说，“假如你也曾经劝说一个人放弃一段感情，你就会明白，这样做是多么困难。”
1993年7月，就在布莱勒的儿子出生前，他和莫妮卡再度分手，这一次是他主动要求的。他告诉莫妮卡，他觉得他们的关系是不道德的，他想彻底与她分开，做一个好父亲。可是，他的意志力显然不够坚定，刚刚过了一星期，他又跑过来请求莫妮卡忘记分手的事，两人和好如初。从这件事中，莫妮卡发现了一个对已婚男人非常适用的真理，这一点，后来她也用来对付总统，“我发现已婚男人在发生婚外情时，总是会怀有负罪感，一再表示他们要停止这种不正常的交往，可是稍稍撩拨他们两下，他们就无法抵抗，很快就会回到情人的身边。”
莫妮卡已经慢慢觉悟，她想要彻底结束与布莱勒的关系。尽管她几乎没在圣莫里卡大专学到什么东西，由于社会工作能力出色，她还是收到了加州好几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其中包括她父亲的母校，大名鼎鼎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父亲此时也变得开通了，同意她离开加州，去附近地区，比如俄勒冈州读书。莫妮卡倾向于去波特兰的路易斯与科拉克（Lewis&Clark）大学，因为这所学校让她回忆起了贝尔·艾尔预科学校。这所学校规模很小，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因此非常亲密而友善，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太大，人才济济，这所学校
的声望让她会回想起当年在贝弗利山高中不愉快的记忆。
她决定主修心理学。莫妮卡承认，选择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还有更私人的原因，她说，“我想要离开加州，这样，我才能离开安迪·布莱勒，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了，只是我意识到，只要我还在洛杉矶，就一定还会扑向他，继续与他纠缠下去，噩梦就还将继续。我想要重新开始，我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年秋天，她离开洛杉矶，来到了位于美国西北部的波特兰。
第三章波特兰的婚外情故事
波特兰的婚外情故事(1)
波特兰，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它位于美国西北海岸，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似乎都穿着牛仔裤运动鞋。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耐克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此外，波特兰还是一座洋溢着浓厚雅痞气息的城市，它是美国咖啡厅和书店密度最集中的城市，全世界最大的书店——鲍威尔氏书店就坐落在波特兰，书店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
贝弗利山与这里完全不同。在波特兰，每年降雨量达到44英寸，雨靴出现的频率远远高
于太阳眼镜。整形外科诊所的广告在这里显得少得可怜，男人们倒也会穿着名牌，比如阿玛尼在波特兰就颇受欢迎，不过他们不穿阿玛尼西服，而是阿玛尼夹克衫。在这座城市里，只有两家饭店拒绝穿休闲装的人入内。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特兰是涅乐队的主音歌手库特·科本出生、成长的地方。
这是一个休闲、慵懒的地方，在这里，自行车的数目甚至多于汽车。在波特兰，人们甚至会为了纪念一棵著名的树即将被砍伐，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而在纸醉金迷的洛杉矶，只有杀人现场才会引来众人围观。
1993年秋天，当莫妮卡刚刚来到波特兰时，她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到了月球上，洛杉矶的时髦精致，与波特兰的随和闲散，完全是格格不入，让她一时难以适应。第一次真正独立生活更让莫妮卡措手不及，有一次，轮到她负责打扫合租的房子，她竟然慌里慌张地给母亲打长途电话，请教怎样清洁浴室。
母亲只能通过电话教女儿怎样做家务，父亲则给了一些更具体的帮助。他与第二任妻子芭芭拉——他们是在1991年结的婚，婚礼上莫妮卡还唱了歌——来到了莫妮卡的新家，为她买了锅碗瓢盆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学校的公告板上，莫妮卡看到了库特·卡朋特和卡尔·法尔默征求室友的消息，她们三人决定合租一套有四间卧室的房子。此时莫妮卡还不知道，命运之神再一次捉弄了她，这间房子距离安迪·布莱勒叔叔的家只有几个街区。
莫妮卡搬进了这幢房子，她与室友之间生活方式上的不和谐很快就显现出来。室友们过着嬉皮式的生活，从教堂义卖中随便捡两件破旧的便宜家具，整晚整晚放着嘈杂的摇滚乐，莫妮卡完全不同，她不抽烟，精心装饰着她自己的小屋，整间屋子按照当时流行的古旧风格装修，刷上了她最喜欢的颜色，到处是玫瑰、蕾丝装饰品和刺绣靠垫，她说，“这里就是我的避难所。”不过她的房间照样乱糟糟的。她高中时的朋友莱诺尔·里斯与她一起进了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她说，“莫妮卡其实和我们一样懒。不过每次她妈妈来之前，她都会精心剃干净她的腋毛和腿毛。”虽然莫妮卡与室友的生活习惯不大相同，可是，这座大学和波特兰的精神气质很快就抓住了她的心，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享受到了她一生中最快乐、也最刺激的一段时光。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她的变化，在来波特兰之前她就已经瘦了20磅，在她来到波特兰后，她的外表和心态发生了更加巨大的改变。她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同时，她终于远离了贝弗利山的浮华世界，告别了那桩失败的爱情，她说，“在贝弗利山成长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下辈子，我绝对不要在那里长大。”
她开始坚持去一家规定男士禁入的健身房锻炼，同时开始实施减肥大计，她的减肥餐是沙拉和柠檬鸡通心粉，很快她就又减了20磅，她说，“当时我的自我感觉确实比原先要好多了。”更加让她开心的是，她曾经打工的那家洛杉矶的领带店，刚刚在波特兰开了家分店，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在这家分店做兼职的机会。同时，她还为邻居带小孩，父亲给她的生活费也增加了。她的姨妈黛布拉很快就发现了她的转变，“莫妮卡的心智终于成熟了，她更加脚踏实地，心态也更加平和。”
同时，莫妮卡对心理学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让她恢复了生活的激情。尽管此时她的感情生活依旧是一败涂地，可是她的头脑依然像以往那样充满求索精神，同时精于逻辑分析。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的心理学课程，激发起了她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好奇心，不过必须承认，莫妮卡确实是个头脑冲动的人，在课堂上，她常常会在尚未吸收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就通过女性的直觉，武断地下一个结论，无论如何，莫妮卡已经发现她的生活不再空虚，她说，“在这里的第一个学期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做出了一个正确决定。我热爱学习，读书令我生活充实。”勤奋而又聪明的莫妮卡给很多老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与总统的恋情公布于众时，有几位当年给她授课的教授都不约而同地给她写来了感人的信件，表示他们对这位学生的支持。
作为学习中的一个必需环节，心理系的学生应该要参加社会实践。在刚进校不久后，莫妮卡就要参与对智力障碍患者的救助工作。她与另外两名同学分配到的工作，是要在波特兰的菲尼克斯俱乐部帮忙，这个俱乐部是精神和智力残疾患者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学会必要的社交常识。俱乐部里不仅有供患者学习艺术和手工艺的地方，还有各种休闲设施，像是桌球台和快餐店。莫妮卡发现在这里的工作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经验”，非常充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使得她有机会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对于这些病人曾经有过的恐惧和歧视。
在向这些病人学习的同时，莫妮卡发现她本人也在慢慢成长。她曾在俱乐部的厨房里帮厨，旁边就是曾经有过暴力病史的精神病人，可她仍然面不改色，拿着锋利的菜刀切水果。她曾经安抚过一个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让她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她也曾在一个病人突然向她和另外一个女生进行性攻击时，非常有技巧地平安脱身。她对于戏剧的兴趣，促使她组织病人们一起去当地的剧院，看了一出著名的讽刺歌剧，改编自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作品《皮那佛号军舰》。她组织病人们去看歌剧的初衷本是让大家开开心心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不过在看音乐剧的同时，她还让这些病人们学到了另外一个常识：这个社会有很多没有写明却真实存在的规则，比如不能在看演出时随意说话，你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就无法被这个社会接受。
这次去看戏的活动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安分的莫妮卡就筹划起了第二次活动，不过这次她主动提出要做的工作可就真的超出她的能力范围了，她竟然表示要给80来个客人做一道犹太人最喜欢吃的菜，玛索球汤，这道菜是将鸡汤慢火熬煮，临起锅时再加上几个清香的面丸，即犹太人所说的玛索球。尽管事先莫妮卡又一次拨通长途电话，向母亲求教做这道汤的诀窍，可她还是不得不承认，做菜永远都不可能是她的兴趣所在，当天的玛索球汤简直无法下咽。作为一个在贝弗利山长大的富家女，莫妮卡倒有一件事做得得心应手，她自我解嘲说，“那天吃饭，至少有一件事我做得很好——订座。”
事实上，尽管你可以将这个女孩从洛杉矶拉到波特兰，你却很难将洛杉矶的记忆与风格从她心中抹去。同学们都记得莫妮卡给他们留下的第一印象，觉得她是个完全不设防的女孩，为人坦率、开放，说话直接，从不避讳与她体重和性有关的话题，她似乎有些轻浮，但显而易见，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她也许过于大胆，也过于轻狂，莱诺尔·里斯这样评论她的朋友，“她善于辞令，反应敏捷，而且确实很聪明，她知道自己很性感，而且对于这种性感安之若素，这使得有些人会觉得她过于前卫。”
另一些人却从她大大咧咧的言行举止和性感的外表后，看到了她真诚、敏感而又极其善良的一面。琳达·埃斯特加德是在莫妮卡刚刚上学时就认识她的，她说，“莫妮卡是那种得知你生病，就会急急忙忙为你送来鸡汤的女人，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我的天使。她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乐于付出，坦白而又无私。”
在来到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读书时，琳达已经结婚，她回忆起了与莫妮卡相识的经历。一次，她去校礼堂听演讲。当时莫妮卡旁边坐的是贾森·莱斯纳，她的洛杉矶老乡，她一度曾与贾森非常亲近。当贾森向莫妮卡介绍琳达时，莫妮卡最先向琳达表现出了几分敌意，因为她误以为琳达对贾森有意思。当她得知琳达已经结婚时，她立刻显得松了口气。这次见面，琳达已经看出莫妮卡是一个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多少自信的女孩。之后，她们在学校的停车场里相遇，竟然开诚布公地一连说了两小时话，莫妮卡坦率地向琳达这样一个相识不久的朋友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她与自己体重多年来的战争。两人就这样成为了最亲密的伙伴。在莫妮卡的朋友圈里，成熟而善解人意的琳达扮演了一位母亲的角色，莫妮卡的这群朋友，包括了卡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卡莉·亨德逊、莫娜·克拉希维兹、扎赫·伊森伯格、布拉德福德·杜瓦尔、贾森·莱斯纳和莱诺尔·里斯。
1994年6月，成了莫妮卡与安迪·布莱勒漫长的5年恋情中，最狂乱、斗争最激烈，也最伤痛的一段日子。她甚至在布莱勒已要求分手的情况下，帮他带孩子，甚至掏腰包去为这个已婚男人支付家用。这段复杂的婚外恋故事甚至包括了已婚男人布莱勒同时与数个女人有关系，却让莱温斯基身陷困境。
莫妮卡渐渐扩大了她的社交圈，可是她仍然从不与同学约会，为数极少的几次约会，对
象都是当地的市民。虽然朋友很多，莫妮卡还是觉得孤独，她不由自主地拿起电话，想要听一听在家乡的老朋友的声音，不可避免地，她又与安迪·布莱勒恢复了联系。1993年11月，在回洛杉矶过感恩节时，她还抽空与布莱勒相聚了几小时。
就在这次相见后不久，布莱勒打电话给莫妮卡，告诉她，他也很想搬到波特兰来住，理由是洛杉矶的生活成本太高，养不起儿子。不论布莱勒有怎样的借口，毕竟就要见到她相恋经年的老情人，莫妮卡非常激动，可是在高兴之余，免不了又有几分担忧和恐惧。她害怕自己会再度陷入与布莱勒不道德的爱情中，偷偷摸摸的相会、令人心碎的争执、痛苦的背叛、矛盾的复合和充满负罪感的欢悦，这些折磨人的过去，恐怕又会再一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
在莫妮卡接到布莱勒这通电话后不久，她就跟琳达·埃斯特加德谈起了这件事。琳达说，“当莫妮卡得知他也要搬到波特兰时，她显得很郁闷。之所以她会离开洛杉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想逃出他的手心，可是现在他居然又来到波特兰，继续要将她玩弄在股掌之上。莫妮卡很明白，假使他真的会来波特兰，她根本无力抵抗，肯定会身不由己地继续和他在一起。”
莫妮卡向别的密友也袒露了自己的担心与困扰。心理系的同学卡莉·亨德逊说，“莫妮卡心里知道，他一来，她肯定会继续跟他搞在一块，所以她不想让他来。”内莎·迪曼·埃布兰德也证实了这种说法，“莫妮卡对他要来这件事，感到很焦虑。我记得当时她说，‘我的上帝，他竟然也要来了。’她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要他勾勾手指头，她就会乖乖地躺进他的怀抱。”其他大学同学，比如莱诺尔·里斯也说了类似的话，可是，布莱勒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曝光后，在媒体前却说了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故事。
1994年6月，布莱勒将老婆孩子丢在洛杉矶，一个人跑到波特兰找工作和房子。担心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前脚踏上波特兰的土地，后脚就去找莫妮卡，莫妮卡难以抵抗他的攻势，“他看起来像是对我着了迷，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爱我，他还反复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他喜欢我，爱我。这种感觉无法言喻，他让人感觉如此甜蜜，如此浪漫。”在与莫妮卡共度了“绝美”的5天后，他回到了洛杉矶，此时，他的妻子凯特正在因为女儿监护权的问题，与前夫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周后，布莱勒又来到波特兰，决定让凯特一个人在洛杉矶打官司，他自己则要趁这个夏天在波特兰找一份工作。
这个夏天，成了莫妮卡与安迪·布莱勒漫长的5年恋情中，最狂乱、斗争最激烈，也最伤痛的一段日子，在回忆起这几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时，莫妮卡的情绪总是错综复杂，脆弱、伤痛
、愤怒和苦涩掺杂在一起，化作一杯五味杂陈的酒，令人难以下咽。她本以为，这段相聚会与他们6月时共度的5天一样甜蜜，可是事情并非如此，莫妮卡慢慢地说，“现在回首当年，我觉得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夏天，对我来说这段时光非常痛苦、非常难堪。安迪对我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他时冷时热，好的时候对我含情脉脉，不好的时候就干脆把我撂在一边。”
布莱勒的再次出现，迫使莫妮卡忽视了她的学业。她本打算要攻读司法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为了能进研究所，她就必须要在GRE考试中取得高分，毕竟GRE考试是攻读硕士学位的敲门砖。可是由于她将心思全都放在了布莱勒身上，她根本没法集中精力进行复习，结果她的GRE成绩远远低于她的预期水平。朋友们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莫妮卡的情绪，她们纷纷劝她要赶紧离开布莱勒，内莎·埃布兰德对莫妮卡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她说，“当莫妮卡又开始与他见面时，我告诉她，她这样做简直是疯了。她的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高兴得像是个小傻瓜，一会儿又痛苦地说她是个罪人。这种情况对她不是件好事。”
1994年秋天，凯特带着孩子们在波特兰与丈夫会合，莫妮卡的这段感情突然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变化，莫妮卡的朋友们对此难以接受，甚至觉得难以理喻。尽管在布莱勒的要求下，两人已经分手，可莫妮卡仍然不愿离开布莱勒，甚至对布莱勒的妻子示好。她常常为布莱勒夫妇带孩子，有时还会为布莱勒的叔叔做保姆，当然，这一切全都没有得到半分钱的酬劳。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莫妮卡就已经可以像对待布莱勒一样，极其友好地对待他的全家人。她知道他们目前经济很拮据，于是常常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服，或者帮助他们解
决其他各种问题。她被布莱勒的家人视作了这个家庭的一分子，而她也对凯特和孩子们抱以善意与帮助。
莫妮卡的母亲已经看不下去了，她对女儿的痴情忧心如焚，母亲这样解释女儿当时的行为，“莫妮卡其实有能力将她与那个男人之间的性关系，与她对他妻子和孩子的爱区分开来。她真的是很喜欢那些孩子们，她是因为打心底里喜欢他们，才会主动要看护孩子，在她看来，这与她和布莱勒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矛盾。在成人的世界里，往往会很清楚地拉开一条界限，非此即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而莫妮卡不同，从小到大，她都不会这样来区分她身处的这个世界。”
很自然的，莫妮卡与母亲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相同，可她也没打算要宽恕自己，她这样分析自己的动机，“在我与安迪在一起的第一年，我几乎从未想到过还有凯特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因为我是在安迪结婚前，就已经和他好上的。假如我和安迪在一起时，他就已经结婚，恐怕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一直到凯特搬到波特兰时，我才和她成为密友，不过我必须承认，我与她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病态的，我对凯特完全是爱屋及乌，正因为我是那样痴狂地爱着安迪，我才会去关心她。”
她与凯特的友情，她对孩子们的爱，以及她与布莱勒之间反反复复的冲突，使得她满心踌躇
，很难做出一个最后的决定，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她与布莱勒已经不再是情人。1994年11月，就在她离开波特兰，与家人一起共度圣诞假期前几天，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她再也不想让他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甚至不愿意与他做一对普通朋友。可是，在与布莱勒见了一次面后，莫妮卡又心软了，她最终同意两人以朋友的方式继续相处，可是她并没有对家人说实话，告诉他们她已经完全与那个已婚男人分开。莫妮卡心中矛盾重重，新年，她回到波特兰时，电话突然响了。果然是安迪·布莱勒打来的，在电话中，他苦苦哀求，请求她不要离开他，他还说他的妻子不喜欢波特兰，他不能没有莫妮卡的陪伴，莫妮卡恨恨地说，“他完全操纵了我，他在利用我的弱点，这个人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怎样来打动我，让我回心转意。”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别别扭扭地维持着，可是凭借着女人的直觉，莫妮卡觉得他还有别的女人。最后，她终于靠着她的第六感，拨通了一个洛杉矶的女孩的电话，整件事情水落石出。这个女孩比莫妮卡还小，还要天真，她相信布莱勒是在利用自己。在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这个姑娘火冒三丈，准备要找布莱勒算账，还打算将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告诉凯特。
莫妮卡立刻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她立刻打电话给布莱勒，并且安排两人相见。1995年2月，当他们会面时，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指责了布莱勒的所作所为，听到莫妮卡的话，他竟然“像个孩子”那样哭了起来，求她宽恕自己，而且请她继续帮自己的忙。他眼泪汪汪地对莫妮卡说，他在洛杉矶的那个女友年轻不懂事，假如她要把事情全都告诉他的妻子，那可就全完了，他甚至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只好自杀算了。”莫妮卡心乱如麻，她这样形容当时的感受，“我坐在那里，心一点一点被他撕碎，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欺骗我和他妻子。可是我在不停地问自己：‘我是爱安迪多一些，还是爱我自己多一些？’我的结论是我爱他甚过爱自己，我可以不顾自己的感受，但一定要让他快乐。他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利用了我。”
这样会面的结果是，莫妮卡同意当布莱勒的说客，与那个洛杉矶的女孩谈一次话。最后，莫妮卡成功地劝说那个还没成年的小姑娘保守秘密。此时距离莫妮卡大学毕业只剩下三个月了，莫妮卡认为，她可以在这段最后的时光里就像是一个“普通”朋友一样，与布莱勒保持联系。不过，为了报复布莱勒，莫妮卡也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她竟然主动去和布莱勒的弟弟克里斯调情。可是，这起绯闻显然并未让布莱勒吃醋，他很了解自己弟弟的喜好，布莱勒说：“克里斯可不是我，他只喜欢那些高高瘦瘦的女人。”
现在回头来看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心理系学生莫妮卡这样分析自己，“我其实是个很会骗自己的人，我一直试图对自己说，我和所有人一样，都在经历着一段再正常不过的爱情，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依然可以不断麻醉自己，让自己妥协。”更为讽刺的是，莫妮卡本人可以用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分析她的心态，明白痴恋的后果，可她却始终无法抽身而出。心理系的教授们曾经让学生们看过一部电影，杜鲁福在1975年导演的电影《阿黛尔·雨果的故事》（译者著：该片港译名为《情泪种情花》），电影描述了文豪维克多·雨果的女儿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她走遍了半个世界，想要追随一个男人，可是这个男人却始终对她避之不及。阿黛尔痴恋而后疯癫的故事，引起了莫妮卡强烈的共鸣，她觉得这段故事也是她本人情感故事的真实写照，莫妮卡说，“这真是一部寓言般的电影。”
她的一个好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始终是莫妮卡最好的听众，她在莫妮卡读大学的最后一年与她关系非常要好，之后在莫妮卡与克林顿总统相恋时，也时常会听到莫妮卡报告恋情的最新进展，她这样分析莫妮卡的行为，“莫妮卡与布莱勒之间的关系，与她和总统之间的关系一样，对她都极具伤害性。她老是和一个不可能属于她的男人搅在一起，这使得她很难恢复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拥有一段正常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她确实觉得自己不配被一个好男人爱上。莫妮卡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可以清醒地分析自己不一定应该做些什么，可是她却无法真的付诸行动。她自己辩解说，她不是世界上惟一一个遇到这种难题的女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聪明的女人，反而更容易做出愚蠢的抉择。”
莱温斯基式的错误，总在于她老是和一个不可能属于她的男人搅在一起，其中包括她与总统的情感。她对于情郎的忠诚，证明了莫妮卡的品质，在她真正爱上了一个人以后，她会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保护对方。包括不惜为偷情者造假，即使在与总统事发后，她仍然试图保护对方。她的母亲影响了莱温斯基的选择：她将去白宫实习。
在所有的莫妮卡式的错误中，其中一个愚蠢的抉择，差点就让莫妮卡丢掉了大学文凭。做出这样的抉择，是源于她慷慨而仁慈的心，以及她近乎于偏执的忠诚，可是当她与总统的事情东窗事发时，人们再来看这个决定时，却发现一切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莫妮卡与布莱勒之间面临着一个所有偷情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布莱勒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这样才能从家里脱身去见莫妮卡。当他第一次去波特兰时，莫妮卡就将他介绍给了路易斯和科拉克大学戏剧系的负责人大卫·布利斯，请布利斯给布莱勒找些工作来做，布利斯也确实时不时地就给布莱勒一些工作机会。有时候，布利斯并没有工作给布莱勒，布莱勒却会对凯特说谎，说她不在家的时候布利斯曾经来电，有些额外的工作需要他去做，然后他就溜去见莫妮卡。很快，他们发现不能总是用同一个谎言，因为凯特已经起疑心了，于是，莫妮卡找来了一些印有戏剧系字样的信纸，表示在1995年4月和5月间，戏剧系有三次工作机会，希望布莱勒能够来这里帮忙。在信尾，莫妮卡还模仿大卫·布利斯的笔迹签了名，然后将它寄给了布莱勒。她以为这个借口已经足够正大光明，她的情郎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家与她幽会了。
不幸的是，这封信并没有寄到布莱勒的手上，由于信封的发信人写的是大卫·布利斯的名字，信退回到布利斯本人的手中，一切都败露了。布利斯非常生气，觉得莫妮卡品行不端，威胁她要把这件事捅到校方那里，把她从学校开除。莫妮卡知道，假如布利斯将这件事情闹大了，凯特肯定会知道她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事情，为了保护布莱勒，莫妮卡又编造了一个谎言。她告诉布利斯，布莱勒根本就不喜欢她，也对这封信毫不知情，一切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做的，在给布利斯写了一封书面道歉信后，对方终于决定原谅她。
关于这件事，只有莫妮卡的好友和布莱勒本人知道实情，讽刺的是，布莱勒先生显然从未记住莫妮卡对他的款款深情，甚至不惜在新闻发布会上造莫妮卡的谣。有趣的是，类似的事件，在她与克林顿总统的恋情曝光后也曾出现，为了让克林顿脱身，她甚至不惜当着众人的面说谎。这又一次证明了莫妮卡的品质与忠诚，在她真正爱上了一个人以后，她会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保护对方。
莫妮卡与布莱勒之间发生的曲折故事，可以方便我们理解在她与总统发生外遇时，当时她本人的心态。可是千万不要理解为，莫妮卡此时的生活中除了布莱勒就没有其他东西。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莫妮卡都没有和他见面，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尽量把对方视为普通朋友。莫妮卡自己表示，在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她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是她生命中最快乐也最充实的一段时间。
莫妮卡已经从千金小姐转变为一个充满生活智慧的女孩，她与室友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而且经常会在周末与一大群朋友一起出去玩，有时候去郊外烧烤，有时候开派对、看电影，或者去饭店打牙祭。有一个周末，她们开了两小时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在那里堆雪人，打雪仗，一群疯丫头玩得不亦乐乎。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莫妮卡在离开洛杉矶后变得更加成熟。那是在1995年5月，她刚刚大学毕业，她与朋友扎赫·伊森伯格和他弟弟乔希一起去了华盛顿州的刘易斯河，然后，伊森伯格兄弟尝试了蹦极。莫妮卡本人其实非常恐高，而且她形容自己“像小猫一样胆小”，可是当大伙儿问莫妮卡，她敢不敢蹦极时，她竟然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她说这是“最难以置信的一次经历”，换作她在贝弗利山时，蹦极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事，可是现在，她竟然敢于尝试！她也从未想过，她竟然需要别人向自己传授找男朋友的秘诀。一天，她与一个女同学聊天，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男人身上，两个女人异口同声地哀叹她们找不到男朋友，于是她们各花了40美元，去听了一场关于如何找到伴侣的讲座。坐下来时，两个女孩才发现周围的人竟然大多是中年妇女，站在台上的所谓两性关系专家则在大谈特谈中年妇女如何战胜大学里的青春少女。没有听完讲座，莫妮卡便和她的朋友大笑着走了出去，她们觉得自己是一对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决定去最近的酒吧里喝一杯，安抚自己悲哀的心。很快，她们两个便和一群男人聊了起来，喝了很多酒，在酒吧里唱歌，直到清晨才互相搀扶着离去。她的这位朋友笑着说，“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的最有趣的一夜。”
尽管在大学里莫妮卡曾经进行过几次少得可怜的约会，也曾与布莱勒的弟弟调过情，可是总体上来说，她始终对布莱勒保持着令人费解的忠诚，好友琳达·埃斯特加德现在是个社会工作者，她说，“事实上莫妮卡是个非常忠贞的人，她只是眼光不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莫妮卡发现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潜力，她选了大量的辅修课，而且对待每一门课都相当认真，不少老师都非常喜欢她，其中最欣赏她的老师包括汤姆·施纳曼和南希·金·亨特。可以看出，在莫妮卡谈起她的生活时，在路易斯与科拉克大学的最后一学年，是她最乐于去回忆的一年。
作为性心理学这门课的教学助理，莫妮卡在一个“性实验室”里，组织同学们探讨关于性欲、个人主义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其他同学们都坐在那里，羞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时，莫妮卡主动打动了沉默，坦率地谈起了她个人的见解，她说起了她本人不快乐的经历，分析了外表、体重和性欲之间的联系，时至今日，很多当时在场的同学还对莫妮卡的观点印象深刻。
尽管很多人给莫妮卡打上了“荡妇”的标签，可是在克林顿丑闻曝光时，她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人们无需去害怕自己的性欲。她滔滔不绝地说，“我从来不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性欲遮遮掩掩，我们不应对性欲感到羞愧。在我看来，我们应当正视、尊重、爱护我们的性欲。在不同的时代，表达和对待性欲的方式确实有所不同，我来自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母亲曾经焚烧她们的胸罩，并且鼓吹‘要做爱，不要战争’，而我们的这代人却要面对艾滋病的恐惧，因此在我们的性生活中，谨慎与自我保护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莫妮卡上的另一门课，叫做“关于疯癫的社会建构”，同样给莫妮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关于“他者”的概念，以及社会怎样将人分作三六九等，在所有人身上打上标签的说法，让莫妮卡很受震动。这种理论常常会用于军事，一个国家可以以此来打击和妖魔化它的敌人，进而否定对方的基本人权，军人也因此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读了这门课后，过了一年，莫妮卡竟然与克林顿总统本人探讨了同样的理论，她建议克林顿在他的专家组里增设一名心理学家，共同来为促进美国的种族融合作出努力。总统表示他非常乐于进一步了解这一理论，于是她送给他一本书，题为《痼疾与误传》。讽刺的是，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她本人也成了所谓的“他者”，大众媒体的翻云覆雨手，将莫妮卡的形象完全扭曲，并且对她抱以毫不留情的嘲讽与奚落，将她描绘成一个无视于传统道德的坏女人。
从莫妮卡给总统的建议中就能看出，她绝对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她非常喜欢将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用于实践。在她大学毕业后，她曾经一度想攻读司法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在大学里的第二年里，莫妮卡曾在波特兰的公设律师团里实习，公设律师团是专门为那些没有钱、或者找不到辩护律师的人辩护的部门，这段经历曾经促使她考虑过今后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在实习过程中，她曾经研究过新的立法制度对于司法心理学的影响，并专门为此设计了专业的调查问卷，这种务实而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极大地增强了莫妮卡的工作技巧与能力。1995年5月，当她的父亲带着妻子芭芭拉，一起参加莫妮卡的毕业典礼时，他们也都鼓励莫妮卡可以考虑在公设律师团取得一份全职工作，全心全意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父亲罗列了很多做这份工作的好处，一方面，她确实很喜欢、也很适合这份工作，加上她已经在此地拥有了住房，也有很多好朋友，在波特兰生活下去应该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认为莫妮卡现在的心态已经平和健康了许多，相信她可以在这里独立生活和工作。
伯尼·莱温斯基医生还不知道，安迪·布莱勒也已经搬来波特兰，而且与女儿仍有联系。她的母亲自然知道这一切，而且对女儿所经受的痛苦和伤害非常担心，她几次都劝说女儿放弃他，可收效甚微。事实上，在莫妮卡开始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布莱勒仍然是影响她最终决定的关键。莫妮卡再次想到要彻底逃离他的掌控，她说，“我深爱着安迪，可是这段关系实在太伤人了，而且很明显，它也是完全不道德的。我以为只有离开波特兰，才能彻底与他分开。”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促使她离开波特兰的原因：很多朋友都已经不在波特兰了；为了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她必须继续考GRE；她不想回洛杉矶；而她又非常想念母亲、弟弟和黛布拉姨妈。
可是，令莫妮卡前往华盛顿的这个决定却不是莫妮卡或者她父亲做出的，甚至也无关安迪·布莱勒，这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完全是她母亲做出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玛西娅与女儿在聊天时提到，她的朋友沃尔特·凯耶，一个富有的曼哈顿保险业巨子，是民主党的赞助人，也是第一夫人的老朋友，他孙子现在正在白宫当实习生，而且觉得在那里工作的感觉很不错。去白宫实习的机会极其难得，需要经过重重考核，而且实习期间不会得到一分钱的报酬。玛西娅对女儿说，假如她也想去白宫实习，她可以跟凯耶说说，请他给莫妮卡说几句好话
。很快莫妮卡自己也找到了进白宫的路子，她在领带店打工时认识的一位客人杰·福特里克，此时去了白宫工作，他也答应在对候选人进行审核时，为莫妮卡求情。
越考虑母亲的建议，莫妮卡就越兴奋。假如可以在这个夏天，去白宫实习六星期，这可以让她在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之前，取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且她也因此可以和母亲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玛西娅其实一直就想离开洛杉矶，可是在与丈夫离婚后，她始终觉得儿女也许需要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用玛西娅自己的话来说，“孩子们想留在他们认为是‘家’的那个地方。”可是现在搬家的时机业已成熟，妹妹黛布拉已经举家迁到弗吉尼亚州，莫妮卡去波特兰读大学，至于小儿子迈克尔，“他也已经从离婚事件中恢复过来，当我提议搬家时，他表现得很开心。”为了住得离妹妹近一点，玛西娅搬到了华盛顿，在水门大厦里租了一套公寓，其中有一间客房是专门为妹妹和妹夫而准备的，有时候他们来华盛顿过周末，就可以在这儿过夜。因此，虽然是在白宫工作，莫妮卡还是可以幸福地与母亲住在一起，而且能够常常见到她最喜欢的黛布拉姨妈。
为了进白宫实习，莫妮卡写了一篇论文，在文中她探讨了心理学家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必要性，指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社会中的“人文层面”，就这样，莫妮卡从众多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和另外200名年轻人一起在白宫实习的机会。就要离开波特兰了，她前去向安迪·布莱勒告别，布莱勒为她能去华盛顿工作而感到骄傲和兴奋，诚恳地祝她一路顺风。莫妮卡仍然深爱着布莱勒，可是她却表示，从今以后，她再也不想见到他。含泪分别后，莫妮卡心情很矛盾，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一路都在哭，离开他时，我的心痛得好像在滴血，可是我仍然勇敢地对他说，从这一刻起，我一生都不会再见他。”
在飞往华盛顿的长途旅行中，莫妮卡在默默回忆着她曾经经历的这段生活，哀悼着她不幸的爱情，可是她又难以抑制自己对于新生活的兴奋与期待。想到她即将在白宫展开的实习生涯，她想，“这段经历肯定可以为我的履历增添光辉的一笔，在白宫工作想必会很刺激。况且实习时间又不长，即使工作不顺利也不必难过。”
她挤出了一个微笑，叹道，“我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或许，她母亲更应该为这个宿命的决定而后悔，毕竟是她鼓励女儿离开波特兰，离开安迪·布莱勒，来到华盛顿与她住在一起的，可是，在考虑女儿未来的前程时，其实母亲心底里还藏着一个隐秘的念头。
母亲承认，“和所有母亲一样，我以为她会在华盛顿找到一个年轻的好男人。”
第四章1995年的白宫实习生
1995年的白宫实习生(1)
空气中，有一股桉树的好闻味道，走廊上铺着淡蓝紫色的地毯，一种奇妙的感觉抓住了莫妮卡的心。接着，她看到一个带着点厌倦神情的特工站在一扇厚厚的桃花心木门旁边，她的心突然猛跳了一下。那扇门后，就是神圣的总统办公室，也就是人们口中的椭圆办公室。
这是这个年轻的白宫实习生有生以来第一次涉足白宫西翼，陪同她来这里参观的是莫妮卡的主管翠茜·贝克特，她解释说，之所以椭圆办公室的大门紧闭，是因为总统正在里面工
作，也正因为此，门口会有特工把守。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这一切简直敬若神明，惟一的反应便是发出一声惊叹，‘哇’！我倒并不是因为那扇门里面的人就是克林顿总统而那样激动，让我兴奋的，仅仅是因为里面的人就是总统。”这一次西翼之行令莫妮卡感到骄傲无比，她忙不迭地告诉朋友们，在白宫实习刚刚两周，她就差点见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在两人距离最近时，仅仅相隔着一扇大门。尽管很快，他们的距离就不仅仅是一扇门。
1995年7月10日，莫妮卡与其他200名年轻的实习生一起，聚集在旧行政办公大楼（OEOB）的450室，忐忑不安地窃窃私语，等待着上面给自己分配工作，开始这段为期6周的无薪实习期。其中大部分实习生都将取得政治学或者相关学科的学位，莫妮卡只好跟大学同学开玩笑说，在华盛顿这种狂乱的地方，其实她的心理学学位倒更能派得上用场。
在听了一系列训话后，实习生们各自分配到了工作，莫妮卡的任务是在白宫参谋长办公室负责联络工作。得知自己可以在旧行政办公大楼的93室拥有专属于本人的办公桌和电脑时，莫妮卡简直高兴坏了。考虑到莫妮卡当初应征时的论文写得非常出色，上面给她安排的工作也就相对复杂一些，除了接听电话、打印文件外，她还要经常把已经分类的信件送到椭圆办公室所在的白宫西翼。尽管被“委以重任”，莫妮卡的脖子上还是只能挂上一枚粉红色的通行证，它标志着她的职务排在白宫的最底层，而且只能在主管陪同的情况下，才可以在大楼里到处走。在白宫，一枚橘黄色的通行证代表着你可以在旧行政办公大楼里随意走动，但不可以进入白宫最核心的西翼，而佩戴着蓝色通行证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穿行于白宫的任何一个地方。觉得自己受到重用的莫妮卡，自然开始梦想着得到蓝色通行证。可以发现，在看到，或者认识总统前，莫妮卡就已经渴望在白宫获得一席之地。
和其他实习生不同，莫妮卡根本就没什么政治野心——事实上，她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也没有什么目的性，不管是性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白宫这样一个所有人穿着严丝合缝的西服，一举一动都已被计算好的小圈子里，她未免太热情、太开放、也太坦率了。莫妮卡有取悦别人的天性，于是，她主动为同事倒咖啡，或者送他们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嘲讽的眼神，也不知道他们正在猜测她这样做是不是另有所图。她叹道，“我一直不知道，在华盛顿这种地方，对别人好其实是一种犯罪。”
莫妮卡常常会和另外两个实习生调调情，还不时地会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可是她发现，尽管她很享受在白宫所度过的时光，她始终还是个局外人。尽管在这里，她表现得很聪明、开朗，而且工作勤奋，她就是无法将自己改造成一个标准的白宫工作人员形象。
在白宫这样一个小世界里，即使最细微的举动都会被人记录在案，莫妮卡显然不属于这个世界。她的心太不计后果，她面对批评时太软弱，她也太容易对自己产生怀疑，在莫妮卡错综复杂的性格里，从来就没有耐心和自制这么一回事。一言以蔽之，莫妮卡还不具备世故和老谋深算的能力。她母亲发现了这个问题，“尽管在波特兰的两年对莫妮卡很有益，可是她在波特兰根本就没学会为人处事，她对这个真实的世界实在知之甚少。她就像是一个无知的外星人，突然落入了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挑剔的世界。”
1995年夏天，当莫妮卡来到华盛顿时，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白宫内部有潜流暗涌。在她正式开始工作前，她和母亲、弟弟先是在弗吉尼亚度了几周假，与黛布拉姨妈她们一家子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事实上，7月底的周末，也就是她接手工作前，她还曾经飞回波特兰，去与从前的朋友相会，还和安迪·布莱勒相聚了几小时。这次见面似乎没有对莫妮卡产生什么影响，回到华盛顿时，她准备全身心地投入白宫的工作，然后再去好好准备GRE考试。
虽然莫妮卡觉得白宫的工作很有趣，也很刺激，可是没过多久她就意识到，白宫其实就是个庞大的谣言工厂，而众多的谣言中，永远有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比尔·克林顿。这位总统以喜欢拈花惹草，而且颇受女人欢迎著称，众多对总统心存幻想的女人常常会聚集在一起，讨论白宫里什么样的女人会是总统先生隐秘的情妇。
莫妮卡大惑不解。她说，“我只从电视上看到过他，说实话，我从不觉得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你瞧，他长了一个大大的红鼻子，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发质又硬又直，而且已经有不少白头发了。他是个老男人。白宫里有成打成打的女人疯狂地崇拜他，而我想，‘这些人简直是疯了，她们对男人的品位实在太糟糕。’明白我的意思吗？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常常说这个老男人很可爱，觉得他非常性感，我就会想，‘老天，这个地方太奇怪了，华盛顿是不是一个盛产疯子的地方？’”
直到7月，莫妮卡第一次见到了克林顿总统本人，她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成打成打的女人”崇拜着这个老男人。那天，她母亲的朋友沃尔特·凯耶邀请莫妮卡和玛西娅前往白宫的南草坪，观看韩国总统来访的欢迎仪式。那天，天气非常炎热潮湿，莫妮卡穿着条露出胳膊和肩膀的背心裙，带着顶宽檐草帽，站在被金色丝绳隔出来的贵宾区，生怕自己会因为中暑而晕倒在地出洋相，根本就没有心思好好观看盛大的仪式。
突然，一个声音宣布，“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欢迎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然后，军乐队奏起了《向总统致敬》，总统出现在了台上。莫妮卡回忆那一刻的震撼，“我记得自己一下子就好像被惊呆了。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急促，脑子里嗡嗡一片。他的身上仿佛有一种磁场，全身散发着性感的气息。我对自己说，‘现在，我终于明白那些女孩为什么会对他着迷了。’”
现在，莫妮卡热切地想要从近距离看看这个男人，她的大老板。7月底的一天，机会来了，那天，一个主管同意让实习生们参加一个欢送仪式，事实上，按照白宫里的规矩，只要总统离开这里几小时，就要举行欢送仪式。路的两旁围起了绳子，在人们夹道欢迎中，总统一面挥手，一面走上了一架闪闪发光的蓝色的直升飞机，海军一号，紧接着，在人们的目光里，海军一号带着总统轰鸣而去，通常，它的目的地是总统位于马里兰大卫营的度假别墅。
第二次见总统，莫妮卡的感觉却并不像第一次那样激动。当他从欢送的人群中走过时，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像是在例行公务，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对他充满崇敬之情的人们。当他走到莫妮卡所在的位置时，他的目光空洞，仿佛眼前的一切都是透明的。莫妮卡回忆说，“那一刻我觉得很沮丧，他距离我是那么遥远。”
莫妮卡很快得知，8月9日星期三，她还可以再参加一次欢送仪式，莫妮卡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她想要搞清楚，那个曾经令她在看了第一眼后，就为之震动的男人，是不是真的充满魅力。她决定穿一套母亲刚刚为她买的灰绿色的J.Crew牌套装，最重要的是，她觉得这套新衣服可以给她带来些自信。
总统再一次走过夹道欢迎的人群，他停留了片刻，与一个实习生和她的父亲聊了一小会儿，这对父女恰巧就站在莫妮卡前面。在与他们谈话时，他突然发现了她，在那个瞬间，他们做了什么？莫妮卡这样形容，“他只看了我一眼，却已经让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比尔·克林顿……他的那种目光正是他与女人调情时的眼神。当他过来和我握手时，礼节性的微笑不见了，人群消失了，我们在短暂的一刹那，交换了对彼此的欲望。他用眼睛脱下了我的衣服。”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少女的幻想。后来，当总统与莫妮卡开始交往时，坐在办公室里，他对她说，他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一天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亲吻你。”
短暂的一刻结束了。她转身离去，碰到了朋友杰·福特里克，他曾经为她来实习做过推荐人，两人站在一边聊天时，莫妮卡注意到，总统仍然在看着她。
49岁的总统生日派对，实习生莱温斯基引起了总统的兴趣。母亲和姨妈都觉得，这件事无非是一次逢场作戏，既然莫妮卡还在舔安迪·布莱勒给她留下的伤口，那么，这么一次轻率的调情也应该是无伤大雅。
这件事过了数天，仍然陶醉在与总统目光交流中的莫妮卡，得知了一个让她兴奋得要跳起来的消息：在最后一刻上面突然下达通知，实习生们全都被邀请参加总统49岁的生日派对，派对将于当天下午，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莫妮卡想，如果她穿上前一天穿过的那套衣服，总统也许能认出她。于是，她立刻开车回家，熨平了她的“幸运绿衣”，然后又匆匆忙忙回到白宫。
生日派对的主题是疯狂西部，所有人都一扫工作时的紧张沉闷，显得非常放松，两百来人实习生与白宫正式工作人员过足了戏瘾，看着往常不苟言笑的高官们出尽洋相。副总统戈尔是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旅行车赶到派对现场的，另外几名白宫高级顾问，比如莱昂·佩内塔和哈罗德·伊克斯，都是骑着马来到南草坪。至于总统，他则是穿着一整套牛仔服，而当天派对的歌手，也是著名的西部民谣歌手吉米·巴菲特。
生日派对开始不久，总统就再次发现了莫妮卡，而且不停地看着她，向她微笑——不过，她可不是在场惟一一个希望得到总统注意的女孩。当总统准备离开时，莫妮卡幸运地站在了人群的最前面，当总统与她握手时，她低声说，“生日快乐，总统先生。”莫妮卡还清楚地记得总统的反应，“他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我立刻完全被他吸引。”当他转身离开时，他的胳膊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划过了她的胸部。他继续向前走，可仍在回头看着莫妮卡，试图要从她脖子上挂着的通行证中辨认她的身份。这时莫妮卡才发现，通行证不小心被翻了个面，她赶紧将它调转回来，知道总统肯定能从它的颜色上知道，她还只是个实习生。注意到了这个举动，总统再次向她微笑。
发现自己引起了总统的兴趣，莫妮卡开心坏了，她找到了一个男同事，来到了送别人群的尽头，希望和总统合影（在场的很多客人都带着照相机）。当总统快要走过来时，他看到了一个读大学时就认识的朋友汤姆·坎贝尔，两人驻足聊了20分钟，莫妮卡和她的朋友，以及其他十几个人，就在一边听着两个老朋友回忆往事。此时，派对已经结束，大部分客人纷纷散去，草坪上只剩下了莫妮卡和少数几个人。当总统走回白宫时，他转身与莫妮卡对视。莫妮卡对他飞吻，他则大笑着回过头。
那天晚上，当莫妮卡回到她母亲的公寓时，莫妮卡兴奋地向母亲和黛布拉姨妈说起了这一天的经历，接着，当晚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读着詹妮弗·弗劳尔斯的传记，詹妮弗是一位夜总会的歌手，在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她曾与他保持了长期的婚外恋关系。莫妮卡说，“这时，当我知道还有很多女人觉得他很有魅力时，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不过此时我还在为安迪的事伤心，我觉得与总统之间的这么点小插曲很好玩，让我觉得很开心。”
莫妮卡的母亲和姨妈都觉得，这件事无非是一次逢场作戏，既然莫妮卡还在舔安迪·布莱勒给她留下的伤口，那么，这么一次轻率的调情也应该是无伤大雅。黛布拉姨妈说，“她自然会对总统的举动受宠若惊，可是我总觉得这是高中生才会玩的把戏。我们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谁都知道克林顿总统是个情场老手，有数不清的女人。我记得我当时还这么想，‘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个中年男人竟然会做出这么不成熟的举动。’”
第二天，莫妮卡一直在期待着特工打来秘密电话，悄悄告诉她，总统想要见她，就跟克林顿的偶像肯尼迪当年的做法一样，那时，肯尼迪就曾经让特工带着女人们来他的办公室。可以看出，莫妮卡是个浪漫得有些过了头的女人，而且会把生活当作一幕正在上演的电影剧本。每次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莫妮卡的神经都会一下子紧张起来。一整天过去了，她并没有听到总统需要她陪伴的消息。
与总统简短的调情对于莫妮卡从失恋中走出来，显然是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现在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她的记忆力非常好，可以对数字、日期和人们的姓名过目不忘，因此，尽管她只是个新人，还是赢得了同事对她的注意，她的主管也发现了这个实习生对工作相当热诚，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尽管她仍然觉得自己不适合“华盛顿的气质”，可她仍然开始考虑要取得白宫的正式工作。她的主管翠茜·贝克特与她谈了一次话，鼓励她留在白宫，于是，莫妮卡下定决心，要在白宫进行第二阶段的实习，争取能在实习期满后得到在白宫正式工作的机会。
带着这个念头，8月中旬，她又参加了一次欢送仪式，在仪式上，总统停下脚步，与一群即将结束6周实习期的年轻人谈话。莫妮卡鼓足勇气，向总统作了自我介绍，还特意强调说，她已经准备留下来，再做一段时间实习。接下来，总统与他们拍了集体照，前往他的暑期度假别墅。几星期后，莫妮卡和其他几个实习生一起，在西行政大街上野餐，躺在草地上享受夏日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这里处于旧行政办公大楼与白宫西翼的中间地带。突然，总统从白宫走了出来，实习生们一个个都吓坏了，赶紧站起身来，向总统表示敬意。在总统走过时，他向莫妮卡微笑，两人互相挥手致意。
一向管不住自己嘴巴的莫妮卡，告诉了她的好几位朋友，她对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朋友中就包括了她贝弗利山高中时的同学娜塔莉·温格拉里，1995年9月，她去华盛顿探望了莫妮卡。她甚至还在全国老板节（译者注：定于10月16日，是员工向老板表达敬意的节日）上，为他写了首诗，然后她把这首诗打印在了贺卡上，让所有实习生都在上面签了名。当实习生项目的负责人卡林·阿布拉姆森建议莫妮卡亲手将这张贺卡送给总统时，莫妮卡少有地表现出了羞意，一定要让阿布拉姆森陪着自己一起去见总统。结果，这张贺卡最后送到了总统助理的手上，按照惯例，她也收到了一封感谢信，但信的落款并不是总统的亲笔签名。
说到底，莫妮卡还是幸运的。娜塔莉·温格拉里来访时，莫妮卡利用手上的小小权利，为朋友取得了参加西翼的机会，可是由于她本人还是实习生，并不能进入白宫西翼。她只好让朋友一个人去参观，然后在大约40分钟后，来到西翼的地下通道前，等着朋友出来。一面等，她一面和一个穿着制服的特工刘易斯·福克斯聊天，福克斯告诉他，总统马上就要从这里经过。还没过两分钟，果然总统来到了通道，他先是与两位女客人聊天，接着，他转向莫妮卡。莫妮卡说出自己名字时，总统的眼睛突然一亮，说，“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一起拍了照，还简短地聊了几句，莫妮卡敏锐地感觉到，他正在从上到下观察着她。尽管为了总统的关注而高兴，莫妮卡还是感觉很不自在，担心自己看起来会不会太胖，于是，在与总统说话时，她紧张地挺胸收腹。她庆幸自己穿的是黑色衣服，相信这种颜色会让自己显得苗条点。这个小插曲充分地反映出莫妮卡的天性——她看起来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自信，甚至是过于大胆，可是在内心深处，她仍然是一个对自己没有多少信心的人。
尽管在与总统的交往中找到了很多乐趣，和任何一个22岁的人一样，莫妮卡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好好为自己的将来做一番打算。1995年10月，她向白宫请了两星期假，又参加了一次GRE考试，她想在明年进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她又患得患失，生怕自己丢掉了可能的白宫工作。虽然她已经尽力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放在对未来的考虑上，可是，她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对安迪·布莱勒忘情，就这样，她的心再一次战胜了她清醒的头脑——这好像已经成了莫妮卡永远的宿命。她完全把对自己的警告丢到风中，跑去波特兰会情郎，可是不消多久，她就再次幡然省悟，意识到她犯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错。
此时，布莱勒已经在波特兰凯比高中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与布莱勒短暂欢愉后，莫妮卡的第六感又在不停地告诉她：布莱勒似乎又走回了他的老路，在她离开后，他肯定又勾搭上了别的女孩。她的这种疑心，在几个月后竟然真的得到了证实。这一次，布莱勒为了掩饰自己有了别的情妇的事实，又用了他老掉牙的那一套骗人伎俩，饱含着泪水，他请求莫妮卡放过他，他觉得这样做是在犯罪，他想要好好地待他的老婆孩子。莫妮卡觉得自己的感情已经彻底地被眼前这个男人给糟蹋了，她歇斯底里地大哭了一场，然后带着极度抑郁的心情回到
华盛顿，这是她在一年多时间里，最后一次与安迪·布莱勒见面。
可是，一回到母亲的公寓，她的郁闷心情就立刻烟消云散，在她的电话答录机上，留下了一条重要的留言。那是参谋长办公室的特别助理詹妮弗·帕米尔利打来的，因为翠茜·贝克特告诉了她莫妮卡正想在白宫找一份工作，她特来告诉莫妮卡，法制办公室正好一个位置空缺，她已经向总统特别助理，也是法制办公室的人事主管蒂姆·奇汀推荐了莫妮卡。几天后，莫妮卡接受了奇汀的面试，一起面试的还有其他几个候选人，奇汀向她说明，接受这份工作有一个前提条件，她必须要承诺最少要将这份工作做到1996年11月，直到总统大选结束。莫妮卡于是小心翼翼地表示，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她打算在1996年秋天去研究生院注册，奇汀则说，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在那会儿，他们的人手相信也不会太紧张了。几天后，莫妮卡又参加了一个面试，面试官是两位法制办公室的高级官员，这已经说明她的第一次面试应该已经通过了。
1995年11月1日的电话，改变了莱温斯基的一生。莱温斯基得到了一份年薪25000美元的白宫工作。克林顿数次神秘地出现在参谋长办公室，莱温斯基试图让总统看到自己穿着的丁字裤。当晚发生在参谋长办公室内室的偷情，成为莱温斯基一生的转折，它甚至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
1995年11月1日，星期五，举国欢庆退伍军人节。莫妮卡正坐在她的小屋里，不可抑制地想起了与安迪·布莱勒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突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改变了她的一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那是蒂姆·奇汀的电话，他告诉她，他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坏消息要告诉她。好消息是，她得到了这份工作，可以在白宫法制办公室的外联部门工作，她的年薪是25000美元。坏消息则是，连他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可以正式上任，因为政府即将停工。
莫妮卡无法掩饰自己的欢乐。一搁下电话，她就兴奋地尖叫一声，接着她守住电话，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所有亲朋好友。带着微笑，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确实高兴坏了，你瞧，我大学毕业还没几个月，第一份工作竟然就是在白宫里，而且还是有工资的。更何况我就有一张我做梦都想要的蓝色通行证了。我实在是为自己感到骄傲。”
惟一的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政府停工，或者用委婉的话来说，是“暂时休假”，这是议会与总统之间因为预算案未能达成一致而出现的僵局。简单地说，政府没办法拿到足够的钱来维持庞大的行政部门运作，这就使得白宫只能精简机构，暂时只让极少数主要的顾问班子来这里上班，直到问题全部解决后，再重新恢复运转。由于莫妮卡还没有在工作合同上签字，这会儿严格来说还只是一个没有工资的实习生，不过，她现在可以顶替那些被迫回家的工作人员的缺，做些更加具体的工作了。
在这种紧张而又充满危机感的工作氛围里，莫妮卡·莱温斯基开始了她的第一天临时工作，幸运的她可以与这个国家中最有权力的男人和女人们，一起并肩工作，当然，这些人中包括了总统。由于工作量突然加大，而且政府与议会之间的矛盾还有待解决，因此，这群人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往往要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说实话，能让莫妮卡这样的小字辈参与到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工作，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1995年11月15日，星期三，她第一天工作的早上。莫妮卡发现，总统正从她工作的参谋长办公室门前走过，她对总统说了声“Hi”，总统笑着回了声“Hi”，然后回到他的椭圆办公室。
这一天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日子，平常总统一星期才会到参谋长办公室来一次，这一天，从早到晚他一共来了四五次。一次他进办公室时，莫妮卡想到她母亲的朋友沃尔特·凯耶应该就在这个早上送给总统一些手工制作的衬衫，于是问总统，他是否喜欢这些新衬衫。总统看来完全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留下莫妮卡狠狠地骂自己，“你完蛋了，他肯定以为你是个白痴。”
当天下午，办公室的员工准备为詹妮弗·帕米尔利庆祝生日，詹妮弗正是给莫妮卡介绍工作的关键人物。令众人意外的是，总统竟然不请自来，主动要参加这个即兴派对，他不断地看着莫妮卡，向她微笑。用白宫的暗语来说，莫妮卡得到了很多总统的“宠幸”。可是她却没法回应总统，在一档电台脱口秀节目中，节目主持人竟然泄露了莱昂·佩内塔的电话，并且鼓励听众们拨打参谋长办公室的电话，抗议政府停工。因此，当总统一直向莫妮卡微笑时，莫妮卡却在忙于接听一通又一通电话，安抚愤怒的市民，只能用眼睛的余光偷着看一看总统的一举一动。
没过多久，总统走进参谋长办公室的内室，而在此时，莫妮卡总算接完了所有抗议电话，穿着一身海军蓝西服套装的莫妮卡，决定主动向总统出击。她站在了办公室门口，背对着大门，当总统走出内室时，她将手放在臀部，然后用指头勾起了上衣的衣角，这样，他就会看到她穿着的性感丁字裤。这件事现在已为世人所熟知，可是莫妮卡坚持说，当时她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她童心大发，想要再去挑逗一下总统。仅此而已。这次挑逗时间不过几秒钟，总统很快从她身边走过，可是莫妮卡已经注意到了他欣赏的眼神。
这其实是一次赌博，一旦运气不好，甚至有可能给莫妮卡带来严重后果，她的朋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就说，“当她告诉我丁字裤的事情时，我简直替她捏了把汗。她本来就是一个性感而且贪玩的女孩，可是她这次做得实在有些过了。敢于这么做，她应该已经从直觉上知道，他想要得到她。假如她误解了他的意思，那她可就完了，毫无疑问，她会立刻被解雇。所以，我想此时她已经确信他是喜欢她的，她的直觉看来是对的。”
当晚，总统来这间办公室的次数更加频繁，他让人们召集那些已经休假的人回到白宫，然后与所有国会大厦的资深总统助理开会，一起讨论怎样更好地与议会解决这起争端。稍晚，当她经过政策与策略资深顾问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的办公室时，她瞥见办公室里只有总统一个人。他对她挥挥手，说，“进来一会儿。”莫妮卡走进办公室，发现现在，她与美国总统身处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为了打破僵局，总统问她原先读的是哪所大学。莫妮卡觉得紧张极了，突然，她脱口而出，“你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你。”总统大笑起来，犹豫了一会儿，他对她说，“跟我进里屋。”
莫妮卡对在里屋发生的一切印象深刻，她描述这一段过程的语言也因此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总统突然用双手抱住了她，抱得很紧，莫妮卡描述这段场景，“我记得我在默默注视着他，发现他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是那样不同。在他身上，你可以找到一种脆弱和柔软的感觉，他的眼神非常敏锐，仿佛可以看到你的灵魂深处，同时，你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爱意与渴求。他身上有一种悲哀的情调，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
她的头脑里也闪过其他念头，“噢，我的上帝，他看起来怎么这么迷人呢？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我竟然和美国总统独处一室。”他们谈起了莫妮卡的学生生涯和她的家乡，然后他对她说，她非常美丽，她的能量可以照亮整个房屋。莫妮卡说，“他也许曾经对每个人都说过这句话，可是他能这样恭维我，我还是觉得很激动。接着，他紧紧抱住我，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已经魂飞魄散。他问我能不能吻我，然后，他就这样做了，这种感觉很柔软、深情，而且浪漫。一句话，感觉太美好了。他在吻我时，我一会儿想，‘真是不敢相信，这一幕真的发生了！’一会儿又想，‘天哪，这一吻实在太难以形容，滋味太美妙了！’”
接着，他慢慢轻抚着她的长发和脸颊，而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她以前也做过这种“坏事”，暗示她明白与已婚男人发生婚外恋的游戏规则。她说，“我不想让他担心，我想让他和我在一起时，没有半点后顾之忧。我只是想让他信任我。”虽然总统这一刻在深情吻她，可是，莫妮卡却始终相信，她只是临时来解决总统在情感方面的空缺，或许，总统的那位女友不巧在这次停工中暂时下岗，一旦这场政治危机得到圆满解决，他肯定就会找回原来的情妇，不再理睬她。莫妮卡的这种想法，很好地说明了她是多么不自信——当与男人展开一段恋情时，她总会把自己看做“第二女主角”，就和当年在中学和大学时一样，在白宫里，一旦有什么男人对她稍稍有所注意，她就会觉得，这个男人要么是同情心作怪，要么是此时找不到别的女人。于是，她宁肯单纯地享受这一刻，贪恋与总统接吻时，这一刹那的欢愉，她总是觉得，她与总统的这段关系绝对不可能再继续发展下去。
总统和实习生又谈了一小会儿，然后，其中一个人说，他们得回去工作了。可是不消多久，他们又享受了一次更为亲密的身体接触。几个小时后，大约是晚上10点钟，他走到了参谋长办公室的门口，探头往里面看看了看，确认里面没人后，他这才走进办公室。她已经将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写在了一张纸条上，这会儿正好将纸条递给他。他看了看，微笑着说，“如果你还想在乔治的办公室里跟我见面，5到10分钟后就可以来了。”她同意了。不安地等待了几分钟，莫妮卡走进办公室，看见总统已经打开了内室的门，示意让她进去。房间很黑，他们笑着对视了片刻，突然便开始接吻。然后，在一阵激情中，互相脱去了对方的衣服，缠绵地爱抚。紧接着便是斯塔尔报告里生硬而粗俗的描述，“她对他进行了口交。”
莫妮卡一边为他服务，总统还一边接了一个议员打来的电话。美国民众可能会为这种行为而感到格外震惊，可是在那时，最让莫妮卡震撼的却是，她发现比尔·克林顿是她绝佳的性伴侣。她说，“我们之间的和谐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人们都觉得，我这种行为实在是很卑贱，可我完全不这么想，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快乐，而且很奇怪，我竟然得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高潮。”之后，他们又谈了一小会儿，她准备回办公室时，总统注意到了她的粉红色实习生通行证——此时她还没有成为这里的正式员工——然后说，“这可能会是个麻烦。”
那天更晚些时候，莫妮卡又见到了她，不过这次还有他的私人秘书贝蒂·库里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场，要从刚才的亲密相处中立刻走出来，面对这么一大群面孔严肃的员工，莫妮卡觉得实在有些困难。一天的工作总算结束了，莫妮卡带着狂喜与震惊回到了家中，身上还带着他的科隆香水味道，同时为他们如此与众不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感到眩晕。她兴奋地吵醒了妈妈和姨妈，告诉她们，今天总统吻了她。两位长辈都觉得，她指的肯定只是礼节性的亲吻，大不了是吻了吻她的脸，所以两个人都老大不高兴，埋怨莫妮卡为了这么点小事，就
把她们从黑甜梦乡中给叫醒。
第二天，莫妮卡带着兴奋的心情去上班，紧张地注视着总统的身体语言。一开始，当他来到参谋长办公室时，竟然对莫妮卡置之不理。于是，莫妮卡也故意摆出了一副根本不愿意去答理他的样子。他立刻就恢复了对莫妮卡的热情，不断地去偷看她。总统的这一举动也许有些过火了，因为当晚工作就要结束时，一个同样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实习生对莫妮卡说，“我觉得总统对你好像很有点意思。”这句话从一个不相干的局外人口中说出，格外让莫妮卡感到震惊，她说，“这让我觉得突然紧张了起来，莫非我的直觉都是真的？”
11月17日，莱温斯基第一次走到了椭圆办公室，这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她第一次看到了没有穿衬衫的总统。许多第一次中还包括她送给克林顿一条性感领带，一起合影，当然还包括一起做爱的事。当然，她也认为这是忘记安迪最好的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忘记一个人一般要靠另一个人，而她的救生圈不过是总统。
11月17日，几乎一整天总统都没有到参谋长办公室里来，莫妮卡觉得有一丝解脱，又有些焦急和不甘心，到了后来，她甚至已经在劝自己，这段关系就这样结束也没什么。当晚，大家都工作得很晚，莫妮卡叫了比萨，准备和大家一起挑灯夜战。不幸的是，她的同事巴里·托伊夫不小心将比萨撞到了莫妮卡身上，她身上穿的这件红颜色的外套还是新买来的呢，莫妮卡立刻冲进洗手间，想要洗掉上面的油渍。看起来，总统在走廊上看到了莫妮卡，当时，他正站在秘书贝蒂·库里的办公室门口，当她急匆匆地走过时，他说，“过来这边，从这里走会快一点。”
莫妮卡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国家最神圣的地方，椭圆办公室。接着，他们走进了总统办公室的内室，两人在里面谈了一小会儿，然后“鬼混”。莫妮卡说，“我还是有一点迷茫，想着，‘老天，我正站在椭圆办公室里。这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莫妮卡请他打电话给她。他回答说，他害怕她父母会知道这件事，她立刻安慰他，“没事的，这个电话号码是我一个人专用的，你根本没必要为这个担心。”莫妮卡再一次不自信起来，追问他，“我敢打赌，你肯定还不知道我名字。”他立刻回答，“我知道有一个人叫莱温斯基，谁叫这个名字的？”她机智地答道，“犹太人叫这个名字。”
她回办公室为他拿几块蔬菜比萨，有了这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她就可以再次与他共处一室，而不必征得他的秘书贝蒂·库里同意。再次见面时，总统告诉莫妮卡，她可以从走廊附近一个他专门的小门走进办公室，这样，她就不会让他秘书看到。
两人在他的浴室里“鬼混”，这一次，她第一次完全脱下了他的衬衫。她说，“那是很甜蜜的一刻。第一次，我看到了没穿衬衫的他，而他小心翼翼地吸气，想要让肚子看起来小一点。我觉得真是可爱极了。于是我对他说，‘嘿，你根本没必要这样做，我喜欢你的大肚腩。’这种感觉真是很甜蜜，很亲切，这让我觉得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人。”他将这段关系又推进了一步，告诉莫妮卡说，他周末也会来这里，一般来说，白宫在周末不会有什么人，还对她说，“你可以在那时过来看我。”可是，他并没有向莫妮卡详细规划他们的秘密会面，莫妮卡很迷惘地想着，“难道我得在星期六来到这里，然后猛摁白宫的门铃吗？”
当晚，他接受了莫妮卡的建议，去她的办公室里，与她和一班同事们一起吃比萨，吃完比萨后，莫妮卡请他与自己一起合影。提起拍照，莫妮卡倒是得心应手，她可以在自己其实很不开心时，对着照相机的镜头堆出一脸灿烂的微笑。此时的她虽然已与总统有了相当深入的关系，却始终不知道他们的感情会向何处去，事实上，她甚至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记得自己的名字。这个疑惑在停工事件得到解决，她来到法制办公室工作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有好几次她在走廊碰到了他，他虽然认出了她，却没有唤她的名字，而是代以泛泛的称呼，“嗨，伙计！”
她却并不觉得总统忘记了她的名字，这一点有多伤人，恰恰相反，她说，“能够不再每天每夜想着安迪，我觉得这已经足矣。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安迪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有别的男人喜欢我。’我想，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和我一样吧，她们都是靠着一个男人，忘记另一个。惟一有点不同的是——她们所找到的救生圈肯定不会是美国总统。”
事实上，自从11月17日，他们的深入接触后，莫妮卡就几乎忘记了比尔·克林顿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殊身份，而更习惯于将他视作一个普通的男人，她欣赏他作为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而几乎不再为他的权力而噤若寒蝉。她甚至想要操纵和主导这个男人，用她独特的审美眼光为他打扮。莫妮卡身边的所有男人都得承受她如手术刀一般敏锐的目光，她喜欢为她的弟弟、父亲，还有数位前男友买衣服和各种配饰。
11月底，就在白宫停工进入尾声时，莫妮卡问贝蒂·库里，她可否将一条领带替她送给总统。她解释说，读大学时她一直是在领带店里打工，如果她能为总统亲手挑选一条领带，她将感到万分荣幸。贝蒂表示她很乐意帮这个小忙。莫妮卡开始挑选领带，在她心目中，她要找一条“经典而又符合总统身份”的领带，可是同时，这条领带还应该显得“年轻、有一点点时髦，一点点抢眼。”她想，送给总统这样一条领带，他便会在每次系上时都会想起她的样子。挑了好几个钟头，她终于相中了一条产自意大利的Zegna领带，领带是丝质的，完全
用手工缝纫。莫妮卡将领带交给了贝蒂·库里，贝蒂跟她保证，她一定会把这个小礼物送到总统手上。几天后，莫妮卡遇到贝蒂，她告诉他，总统现在正在出访爱尔兰，他已经收到了这份礼物，并且表示他“爱极了”这条领带，他甚至还系着它拍了张照，并且希望把这张照片
送给莫妮卡。得知这个好消息，莫妮卡开心坏了。
12月初的一天，总统刚从爱尔兰回来，正当莫妮卡走过白宫西翼时，她遇到了总统，当时他正在和一群来此参加会议的客人谈话。看到莫妮卡，他从人群中匆匆走出来，问她，“你收到了我系着那条领带拍的照片没有？”莫妮卡万万没有想到总统会丢下那么一大群人，跑过来跟自己说话，她一下子紧张起来，只是草草回答说是她还没有收到照片，然后便转身离去。可是这件事竟然没有完结，当天下午，贝蒂·库里打电话找莫妮卡，让她过来。来到总统办公室时，贝蒂告诉她，总统想要在照片上签名，让她过去拿。她走进他的办公室，而他已经在照片上签好了字，上面写着，“给莫妮卡·莱温斯基，谢谢你送的这条漂亮领带，比尔·克林顿。”莫妮卡如释重负——他总算是知道自己的全名了。
在莫妮卡的印象里，这天与总统的相遇非常有人情味。之前，他已经知道她对自己的体重很敏感，于是在这次相见时，克林顿特意恭维她，说她看起来比上一次见面时瘦了很多，说，“你的样子看着很苗条。”她说，“他有时候可以变得非常可爱，而我爱他的，正是他甜蜜、甚至有点小男孩子般天真的那一面。”他们走进他的私人书房，他特意为她拿了罐减肥可乐，两人不由自主地接吻，然后轻声谈着话。
莫妮卡说，“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比起安迪，他要更加优雅，更加善良……我就是这么看他的，这也正是我爱他的原因。”那天下午，在临分别前，她告诉他，“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不希望你做总统。”
第五章“他就像一缕阳光”
“他就像一缕阳光”(1)
温度计指示，现在的温度在零度以下。这是1996年1月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窗处飘着雪花，街头几乎没有人，往常吵吵嚷嚷的高速公路也变得一片寂静。电视上，气象先生正在预报说，这一天将会有风雪，而且恶劣的天气将持续多日，他警告观众，“最好不要出门，呆在家里，注意保暖。”
莫妮卡躲在她妈妈位于水门大厦的公寓里，躺在床上，一会儿看看窗外的飘雪，一会儿
懒洋洋地翻几页手中的书，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她伸手去拿话筒，可对方已经挂了电话。几分钟后，电话铃再次响起，还没等到她接起电话，已经转为答录机的自动语音提示，她立刻将答录机摁下，这时，一个男人在电话里说，“啊，我就猜你在家里。”莫妮卡以为对方是她的大学同学贾森·莱斯纳，于是随口答道，“是啊，我在家。你现在怎么样？一切还好吧。”一边说着，她一面从床上坐起身来，准备要跟对方好好聊聊天。
突然，她意识到了什么。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统将电话打到她家里来了！她小声叫了起来，“我的上帝，是你……噢，嗨，对不起，刚才没能听出你的声音。”聊了一会儿，他告诉她，他准备在大约45分钟后去办公室工作。莫妮卡听懂了对方的暗示，于是问是否需要她来陪他，他的回答是，“那再好不过了。”于是，她给了他办公室的内线电话，两人计划在一小时后再通电话。
她立刻穿好衣服，然后费尽心思，哄着她的弟弟开车送她去白宫。此时，雪已经小了点，坐在车里她想起，这应该可以算是在她生命中一次全新的约会，毕竟对象是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男人。现在，她开玩笑说，“那时我猜，这肯定是个成本极低的约会，不需要喝咖啡，也不会看电影。”总统打给她的电话事实上代表了他们关系中的一次巨大突破，如果说白宫停工期间，他们的第一次相会，仅仅代表着她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那么，
现在总统的电话则在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他确实需要她。莫妮卡说，“我始终这样认为，他有足够的机会，可以与100万个女人在一起，爱上她们，或者仅仅是与她们调情。我想，最初我们互相吸引，只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恰好适合我们在一起，时机很合适，而且我们正好得到了独处一室的机会。”
在她开始担任法制办公室的新工作时，几次与总统相见，他总是叫她“伙计”，这种称呼让习惯于妄自菲薄、生性消极的莫妮卡一度以为，他完全忘记了她的名字。在1996年元旦，也就是她送给总统一条领带，而他还之以一张签名照后几天，她还在与总统相见时，开玩笑地说出了她曾经的担忧。
那天，莫妮卡来到总统办公室，一位服务人员巴亚尼·内尔维斯，从总统私人烟酒柜里，取出了一根大卫杜夫的雪茄送给莫妮卡。之后总统就将内尔维斯打发走，留下他们单独两个，莫妮卡像作自我介绍一般，抑扬顿挫地念道，“莫妮卡·莱温斯基，总统的伙计。”他的反应没想到很大，像是要为自己撇清，他说，之前他一直想要找她，却弄丢了她的电话号码；他甚至翻了电话黄页，想要从那上面查到她家里的电话，可是黄页上并没有登记她的号码。急急忙忙解释时，他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小男孩，而不像是总统，这触动了她的心弦，“他那时的样子很可爱，”她回忆说。紧接着，他们接吻，然后是更亲密的接触——可是，那并不是真正的做爱。事后总统再次对她说，她可以在周末与他见面。莫妮卡又写了一遍家里的电话，开玩笑般地告诉他，这是她最后一次给他电话。他祝她新年快乐，然后是一个漫长而甜蜜的吻别。莫妮卡带着唇齿间的甜蜜温馨，笑着回到家。
尽管元旦那次的会面很开心，可那毕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会面。而1月7日这天的约会，他已经用自己的态度向她表明：他确实想要见到她。在坐车前往白宫的路上，莫妮卡已经可以清楚地知道，总统真的对她感兴趣。下车后，她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坐在那里静静守着电话，等着铃声响起——在与总统的恋情中，等待电话成了莫妮卡最常做的一件事。在她自己用的那部电话上，总统的电话号码被她简单地设置为“POTUS”，美国总统的字母缩写（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他们已经精密地安排好了相见的办法，她捧着一沓文件走到他办公室附近，而他此时就会从房间里走出来，做出两个碰巧遇到的样子。两人都很清楚，他们的相见一定要处理得慎之又慎，而且反复在谈话时讨论过这一点。有一次，总统还对她提及，人们已经有了一些议论，他们在传说总统喜欢上了一个实习生，这种传闻让他们更加小心。
就这样，莫妮卡捧着一沓文件走过椭圆办公室，可是她慌张地发现，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门口还站着特工卢·福克斯。她停下来和福克斯谈了几句话，总统这才打开大门，看到莫妮卡，他做出了一副很意外的表情，然后编了个借口，邀请她进办公室，进去前总统还不忘叮嘱福克斯，她有很多事情要办，可能会在里面多呆一段时间。
在椭圆办公室的第一次正式约会，让莫妮卡觉得有一点离奇、又有一些兴奋，她说，“一方面，我单纯地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跟所有情侣一样简单、直接；可是另一方面，现在我毕竟是坐在椭圆办公室的沙发上。”
总统问她要不要喝杯饮料，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暗示她走进内室，然后一起躲进浴室——总统可以找到的最私密的地方，在那里，根据莫妮卡的证词，他们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亲密接触”。现在莫妮卡这样解释何为亲密接触，“那就是，我们之间的行为更加激烈，也更有感情。”事后，他们在椭圆办公室长谈，他坐在办公桌边，莫妮卡则是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他们已经约定俗成地将它叫做“莫妮卡专座”。他吸着雪茄烟，莫妮卡于是对雪茄开了个玩笑，这似乎是那年“雪茄事件”的一次前奏。
在斯塔尔报告中，这位独立检察官将调查的核心都集中在克林顿丑闻中有关性的那部分，可是在莫妮卡看来，此时性已经不重要，她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总统突然再一次给莫妮卡打来电话，第一次，他主动提出要与她进行电话性爱。
她充满深情地说，“他身上有一种孩子气的味道，这最让我着迷。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他就像是一缕阳光，阳光是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令万物生长，也可以让外界的色彩更鲜艳。而且当时，我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他让我自信十足，相信自己还算是个有点魅力的女人，可是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会爱上他。我觉得这只是在逢场作戏，而且我必须承认，之所以我这么热衷于这个游戏，其中一个因素确实是因为对方是美国总统。如果我否认了这点，我就是在说谎。”与总统在一起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莫妮卡发现她与总统共处的时间越久，安迪
·布莱勒在她记忆中的形象就益发模糊。
尽管此时，莫妮卡已经更多的是将比尔·克林顿当作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总统看待，可是，她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却让她时时要怀疑自己，她疑心自己对他的价值，同时又反复听着别人的流言蜚语，每当人们说起这位总统在情场上的所作所为时，她的心就会猛地一沉。她说，“对于他的看法，我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一方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热情、脆弱的男人，他非常需要一个女人的爱与关心，却始终并没有得到；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是别人所说的‘唐璜’，身边的女人每天都会换。”
这种对感情的不确定与患得患失，令莫妮卡倍感煎熬，所以，一旦他答应会给她打电话，或者答应安排她去见他，可是却迟迟没有做到时，她就会感到极其挫败，对于感情的不安全感，以及长久以来对于她体重和外表的焦虑，会再次令她坐立不安。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总统突然再一次给莫妮卡打来电话，一切恐惧与不安都在刹那间烟消云散。他与她谈了会儿天，然后，第一次，他主动提出要与她进行电话性爱。莫妮卡很紧张，对于这么一回子事，她还不算是行家里手，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她始终在惴惴不安，害怕她所说的那些话激发不起他的兴趣。而在事情结束后，她又想到了他素来的花花公子名声，担心如果这次自己做得不能让他满意，今后他就再也不会见她，或者与她说话了，或许，他很快就会忘了她。结束后，总统对她说了句，“做个好梦”，接着就搁了电话，留下莫妮卡一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代表他对她满意还是不满意。
接下来的几天，莫妮卡一直郁郁寡欢，加上总统当初答应过会给她电话，可是她却始终没有接到，她担心他已经另结新欢。1月21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她刚刚准备离开办公室，因为她答应与母亲一起逛街，为她买一件大衣。这时，她遇到了保镖陪伴着的总统。正当她准备离开时，他对她说，从椭圆办公室抄近道走，出门会方便些，还顺手打发走了特工。可是当他们走进办公室时，莫妮卡却拒绝跟从总统进内室，而是站在原地不动。
莫妮卡有她自己的考虑，她不想再这样糊里糊涂与他发展下去，而是想与他好好谈一次，倾听彼此最真实的想法。还有什么地方比椭圆办公室更适合进行这样一次长谈？她埋怨他没有给自己打电话，告诉他，她始终不清楚他对她的真实感觉。谈着谈着，莫妮卡发现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语言，她一五一十地向他诉说她的恐惧、她的焦虑。接着她对他说，假如他想要让她做个淑女，老老实实地站在看台上看他演讲，仅仅是将他看成一个总统，没问题，她会这样照办。可是，如果他想让她向对待一个男人一样待他，他就应该公平点，学会付出。
他一言不发，只是微笑着，然后轻轻揽住了她，将她带到内室。在内室里，他拥抱她，称赞她今天戴的那顶黑色贝雷帽很好看，与她“可爱的小脸”很相称。他解释说，今天他的心情也不好，他背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而且，他刚刚得知了美国军人在波斯尼亚遇难的消息。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他觉得自己要为这个悲剧负责。
他轻轻对她诉说，“你根本就不会明白，能和你在一起，与你这样说说话，对我来说已经是种天大的恩赐，我非常珍惜与你在一起的时光。我在这里觉得很孤独，没有人真的理解我。”莫妮卡发现，他的眼中竟然有泪光在闪烁，他又谈起了美国军人遇难的事情，他说，“我对这件事感到很悲痛。竟然有人要为了你做出的一个决定，而付出了生命，我真是觉得很难接受。”
他的表白深深触动了莫妮卡，她说，“当时我想，能够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真的应该感
到庆幸，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这样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做我们的总统。在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后，我觉得自己与他的关系更近了。如果说我们的关系最初确实是因为彼此身体的需要，那么现在，我们则是因为感情而走在一起。那一天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我觉得我已经
快要爱上他了。”
很明显，总统并没有因为她激烈的言辞而疏远她，相反，他每隔几天就会向她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打来电话。有一次为了与她见面，他特意安排她去参加一个为白宫工作人员举行的欢送仪式，有时他甚至会在公开场合与她嬉笑调情。有些时候，他表现得完全不像是美国总统，而更像是一个正在害着相思病的少年，他常常对莫妮卡说，她让他觉得自己重又回到25岁。他时不时就会为她的美丽、活力与思想大唱赞歌，还常常会为了莫妮卡的言辞而忍俊不禁。
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总统近乎孩子气的行为。一次，莫妮卡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从椭圆办公室离去，他突然对她挥手，好在大伙儿都觉得总统这是在跟自己招手，于是也都向总统挥起手来。还有一次，莫妮卡刚刚回到她的办公桌前，电话就响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这个分机是公开的，很有可能被其他工作人员接听——他只是为了告诉她这句话，“今天我在礼堂里看到你了，你看起来苗条极了〖DK〗。”
与总统的关系正在发生可能的变化。总统打电话夸她是个很棒的女人。莱温斯基回忆说，“听到他这么说我，我确实很高兴。这段关系刚开始时，确实只是单纯的、粗糙的性关系，可是现在，除了性，我们还有其他东西，比如感情，比如对彼此的依恋。”但很快，总统开始对这段情感进行检讨，想要分手了。
莫妮卡现在在私下里喊他“英俊先生”。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变，起初，他们之间或许只是逢场作戏，可是现在，他们却都开始严肃地对待彼此之间的关系。2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再一次在他办公室里相会，总统再次装作在半道上撞见送文件的她，然后邀请她进入内室。可是现在他们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交流，而不再仅仅是身体上的愉悦。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向对方倾诉上，聊的话题相当广泛，既严肃、又轻松，当然，还少不了一些挑逗。他们谈起了第一次失去贞操的经历，她谈到了自己有种好斗的本性，总统插上了一句，“这点跟切尔西一样”，切尔西是他的女儿。她甚至还谈到了自己与安迪·布莱勒的那段伤痛的过往，总统的评价是，“他真是个混蛋。”
莫妮卡甚至表达了自己对于他们之间感情基础的疑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她追问他，他之所以对她感兴趣，是不是只是因为性。总统显然是为了她竟然说出这种话而感到深受打击，满含热泪，他一字一顿地告诉她，“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想。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即使总统不这么说，莫妮卡也已经感觉到了总统对她的感情。现在，她觉得与他在一起，她会觉得很舒服、很温暖。时间飞逝而过，莫妮卡不得不要离开了，她主动上前，拥抱坐在办公桌前的总统。他顺势亲吻她的胳膊，说他会打电话给她。她于是问对方是否还保留着自己的电话，于是，他一口气背出了她家里的电话和办公室的分机，连一个停顿都没打。她开心地笑着说，“好吧，你的考试总算通过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没几分钟，他就给她打来电话，他说，能够见到她，他真的觉得很高兴，还形容她是一个“非常棒”的女人。莫妮卡回忆说，“听到他这么说我，我确实很高兴。这段关系刚开始时，确实只是单纯的、粗糙的性关系，可是现在，除了性，我们还有其他东西，比如感情，比如对彼此的依恋。”
尽管在办公室的幽会和电话谈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同样对他们意义重大的，还有在公开场合时的默契交流。由于工作的关系，莫妮卡完全掌握了总统每天的日程表，因此她就可以不断制造与他相会的机会，哪怕是在走廊里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一声“嗨”，都足以让她回味良久。在一些公开场合，比如某个欢迎仪式上，他们会用眼神和微笑作着旁人难以理解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方式可不是莫妮卡与总统首创的。当年，当黛安娜王妃与马术教练詹姆斯·休伊特热恋时，她会涂上鲜红色的指甲油，只有休伊特一个人明白，这是黛安娜在表达她对他的思念。讽刺的是，黛安娜发现，查尔斯王子与情人卡米拉在公开场合虽然不能说话，可他们之间也在用眼神进行交流。
对于莫妮卡·莱温斯基和比尔·克林顿，他们之间表达爱意的途径，则是她为他买的各式领带。她常常这样对他说，“我想让你系上我送给你的领带，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感觉到，我其实就在你的心上。”他听从了她的建议，在与她相会后，或者是在出席某个重大场合时，他都会系上她送的领带。一次，莫妮卡送给他一条天蓝、黑色和白色相间的HugoBoss领带，
希望他可以系着这条领带，参加两天后举行的一个拍照活动，按照计划，那天总统要和白宫法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合影，莫妮卡也会参加。在莫妮卡的心中，这是一次小小的考验，“我想，假如他能在那天早上想起我说的话，系上这条领带，那就说明他的心里是有我的。”不幸的是，那天的活动被取消了。
克林顿本人也非常看重她送给他的领带。1996年10月26日，在弗吉尼亚参加一个公众集会时，她像个促狭鬼一般，先是赞美总统的领带很别致，然后问他这条领带是从哪儿买的，他则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女孩送给我的。”有一次，他甚至有意划破了一条她送的领带，然后对贝蒂·库里说，这条领带也许是因为邮政人员的疏忽给弄破了。使出这样一个小花招，他就又找到了一个理由，可以将莫妮卡唤到他的办公室，与他共处一段难能可贵的时光，而且不必担心别人起疑了。
因此，当他的服务人员巴耶尼·内尔维斯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他在那天特地系了一条她送的领带时，莫妮卡认为这是他在向她暗示着什么。同样的事情在1998年8月，她本人不得不面对大陪审团时，又发生了一次，那天，他系着她送的领带，似乎是要说明自己对她的精神支持。尽管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时，拒绝谈及领带对他的意义，可是莫妮卡的信念却并未因此而动摇，她说，“我将会带着这样一个信念走进坟墓，我相信不管他说了些什么，可是，他那天系着我送的领带，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
让我们把时钟往回拨，回到1996年2月。与总统的恋情，即使莫妮卡本人也无法预测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尽管如此，她依然有一种感觉，这段感情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最动人的办公室恋情。在2月7日，总统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后，莫妮卡心中的不安情绪不断累积，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不再给自己打电话了。她本以为，他肯定会在情人节那天给自己打电话，可是，等了一整天，这个电话却始终没有来。一直到了2月19日总统节那天，他才终于给她的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这是15天以来，他第一次与她说话。当她问到自己可否见他时，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并没有做正面回答，莫妮卡的不安到达了顶点，于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她不请自到，来到了椭圆办公室。
总统节这天是美国的公众假期，莫妮卡本来并不需要上班，下午时分，她匆匆离开了租住的水门大厦公寓，前往白宫。到了办公室，她立刻搜罗了一大沓文件，然后向椭圆办公室赶去，做出了一副有紧急文件需要总统签署的样子，门口的特工见状，也没有说什么，顺利让她进入办公室。此时的莫妮卡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眼泪眼看就要奔涌而出。这时，坐在办公桌前的总统缓缓告诉她，他确实非常喜欢她，可是他为了这起婚外恋而感到非常不安，他也不想因此伤害希拉里和切尔西，现在的他，想要好好解决自己婚姻中出现的问题，他还说，“我不想象那个俄勒冈的笨蛋（安迪·布莱勒）一样。”
他毫不在意她的哀求，继续说，“你知道，假如我现在才25岁（事实上，总统这一年已经年满50岁），而且没有结婚，我可以立即将你带到众人面前亲吻你。你再大一点就会明白我的想法了。”事实上，在莫妮卡与总统的关系中，关于代沟的探讨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他常常会对她说，假使她年纪大一点，对待人生的观点就会和现在不同。现在，一切都在他的操纵中，他轻轻拥抱了她，然后对她说，他们还会是朋友。莫妮卡想要做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是她办不到。更糟糕的是，当她带着眼泪与一颗破碎的心驾车回家时，她的轮胎又爆了。
从莫妮卡的个性和以往的情史就可以推断，莫妮卡再一次被感情蒙蔽了理智，虽然克林顿已经主动要求结束这段不正常的关系，可是她却在将自己努力推入感情的旋涡。尽管在感情上一败涂地，可她还是在继续勤奋工作，要命的是，白宫四处悬挂着的总统画像，却让她陷得更深。在绝望中，她惟有不断地告诉自己，总有一天她会重新回到比尔·克林顿的怀抱。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会到来得如此之快。
那天晚上，她哭了一整夜，可是她的母亲与黛布拉姨妈，却对她失恋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们始终关切着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发展，起初是一丝迷惑不解，而后是愈来愈强烈的不安与焦虑。刚开始时，当莫妮卡在卧室里摆上了总统的照片，然后滔滔不绝地向她们赞美着总统有多么潇洒，他的眼神是多么美妙迷人时，她们不以为然，以为这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一时冲动。可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就像是看到一扇紧锁的房间里，突然流出了越来越多的鲜血后，她们的不安开始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她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孩子确实又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她们的这种不安到达了顶点。这样一种不伦之恋让她们完全无法理解。
玛西娅说，“我是花了好几个月，才发现她对他的那种感觉已经变质了，从一种单纯的崇拜与好奇，转入了一种更私人、更强烈的感情。你必须记住这一点，虽然我们之间很亲密，可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他们之间发生的性行为，而且我确实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真的会做出这种事。等我从她的言行举止中猜出有这么一回子事发生时，我真是很失望，失望透顶。我觉得这种事完完全全是不对的，不仅仅是有违《圣经》，而且对她这么一个年轻姑娘，也肯定不是件好事。这种关系不可能会有结果，当我看到她陷得越来越深，我真是害怕极了。对方是这样一个大人物，我们怎么可以守住这种秘密？她知道我对她有多担心，可是我常常会心存侥幸，猜想这件事有可能会无疾而终。事实上，你又能做点什么呢？难道我可以冲到白宫，说我是莫妮卡的妈妈，我要去见总统，然后对着他大喊大叫，求他放过我的小女儿？这未免太荒谬了。”
1995年12月，莫妮卡确实曾经对她的好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隐隐约约地提起过她与总统之间的情事。一开始凯瑟琳还觉得这是件好事，相信这种逢场作戏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会让她朋友更快地忘记安迪·布莱勒。可是，凯瑟琳对朋友的性格了如指掌，她知道莫妮卡往往会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开始为莫妮卡担心，“我的潜意识告诉我，事情有些不妙了。我担心她会陷入又一场与安迪当年类似的婚外恋，这种激烈的感情将会完全操纵她的心智和活力，如果真的爱上他，她可就完了。最让我担心的是，对
于现在的莫妮卡来说，这段感情根本不是她需要、或者应该得到的。她需要的是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与付出。可是，她却跟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和她在一起的男人，混到了一起。”
从莫妮卡的个性和以往的情史就可以推断，莫妮卡再一次被感情蒙蔽了理智，虽然克林顿已经主动要求结束这段不正常的关系，可是她却在将自己努力推入感情的旋涡。尽管在感情上一败涂地，可她还是在继续勤奋工作，要命的是，白宫四处悬挂着的总统画像，却让她陷得更深。其实她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男人的身份，没错，她知道他是总统，做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她甚至知道他每天的行程表，明白他每天都要与一个又一个难题作战，可是，她几乎忘了他已婚男人的身份，直到2月19日的这次会面，他才提醒了她这一点。虽然她曾在白宫工作人员的圣诞舞会上看到过希拉里·克林顿，可是在她心目中，希拉里始终是个模糊的影子、一个白宫里的边缘人物，这就使得她在看待自己情人的妻子时，态度显得左右矛盾。
一方面，和大部分人的看法一样，莫妮卡觉得，克林顿夫妻的婚姻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安排，一旦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他们就肯定会分手。可是另一方面莫妮卡也承认，总统与第一夫人是两个在智力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之间在感情上的联系或许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莫妮卡也曾想过她这样与总统约会，确实是不道德的，可是每次约会的喜悦都会立刻冲淡她这种负罪的心理。更何况，她还常常会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梦想着总有一天，她会独自拥有克林顿。她说，“有时候，我会想，一旦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他就会与妻子离婚，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由身。还有些时候我却会对自己说，他们两个会永远在一起。”在绝望中，她惟有不断地告诉自己，总有一天她会重新回到比尔·克林顿的怀抱。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会到来得如此之快。
就在宣布分手后一星期，一次在白宫西翼的地下通道上，她看到了总统，他的身边还有一群高官。莫妮卡立刻转身就往相反的方向走，她并不是想避开总统，而是不想见他身边的伊芙琳·利伯曼，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因为伊芙琳是一个以为人尖酸刻薄著称的女人，而且她已经开始怀疑起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那天晚上他竟然又将电话打到莫妮卡的家里，在电话里他说，他今天看到她了，还急忙表白说，这几天他曾给她的办公室打过电话，他想和她见面聊聊。于是莫妮卡顺水推舟，说她现在就可以回白宫见他，他却再次退缩，表示自己正在帮着切尔西做家庭作业。莫妮卡觉得这通电话实在有些蹊跷，说，“怎么可能有人在刚刚跟你分手后，就打来这么暧昧的电话？这通电话让我感觉，他对我还在感兴趣，可是我也不能确定。”
接下来的几天，莫妮卡便使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想要试探他的反应。她对总统摆出一副对他根本没有兴趣的姿态，比方说，要是在走廊里撞见他，她就会非常礼貌、非常客气地向总统致意。还有一次两人相遇时，她甚至特地将头转开。这种做法收到了可喜成效，事后他就打电话给她，恭维她看起来苗条了许多。不管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至少他已经向莫妮卡表示出了他希望取悦她的愿望。
1996年3月间，莫妮卡与总统遇见过几次。一次周日，莫妮卡再次带着朋友娜塔莉·温格拉里来这里参观，正当她们两个在莫妮卡办公室周围闲逛时，她看到了眼前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穿着蓝牛仔裤、蓝色衬衫，戴着顶棒球帽，正从总统的私人电影院里走出来。看来，总统刚刚与妻子一起看了场电影。莫妮卡对他大叫了声“嘿”，总统立刻停下脚步，转身走向她。莫妮卡快速地向朋友介绍了来者何人，可是一向心不在焉的娜塔莉并没有一下子反应过来，意识到眼前的人就是总统本人。莫妮卡与总统对望，然后，她轻轻掸下了他衣角藏着的一粒爆米花。让娜塔莉更加意外的是，总统竟然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显然，事先莫妮卡曾经跟总统说过话，谈及她将来白宫参观一事。此时的莫妮卡已经确认了自己对于总统的感情，她说，“在我们分离的这段日子里，我发现自己竟然是那样思念他，真是很奇怪，分离让我们的心离得更近。”很快，总统又回到影院，娜塔莉谈起了对总统的印象，莫妮卡发现，她竟然会对娜塔莉无意中所说的一些奚落总统的话而感到愤怒。
很快，莫妮卡又与总统在上班时碰面了。前一天晚上，莫妮卡不小心擦伤了手和膝盖，于是找白宫专职医生马里阿诺开了些药。而这天，当她穿过礼堂时，刚好碰到了马里阿诺医生和总统，那天早上总统也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当莫妮卡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马里阿诺医生叫住了她，问她的伤口怎么样了，总统立刻关切地询问她出了什么事。之后，他上楼更衣，准备开始工作，他特地系上了一条莫妮卡送给他的领带（这条领带在后来，被他的服务员巴亚尼·内尔维斯系着，在大陪审团前作证）。那天晚上在礼堂里，莫妮卡看到了他系着这条领带的样子。当时总统正和哈罗德·伊克斯在一起，可他还是喊住了她，向她问好。当晚8点钟，他又给她办公室打来电话，对她说，“你弄伤了手，这让我很难过。”他还邀请她与自己一起，去白宫电影院看电影，可是当莫妮卡得知与总统在一起的，还会有白宫的一些高官，她不得不拒绝了这次邀请，但又表示今后有机会她一定会再去。最后，她问他，自己能否在周末时与他见面。
总统表示因为内心的负罪感而主动与她分手六星期后，他们两人又走回了当初的老套路。他们终于再次相见，不可避免的热吻与爱抚，接着，则是斯塔尔报告中那段广为人知的性行为——莫妮卡以一种极为罕见的方法，润湿了总统的雪茄烟。这一次，莫妮卡确认，她真的是爱上了总统先生。
就这样，在3月31日，星期六，也就是总统表示因为内心的负罪感而主动与她分手六星期
后，他们两人又走回了当初的老套路：莫妮卡在午休时分去他的办公室，手上还提着一大摞文件。在此之前她曾经在这些文件里夹带着她小时候的照片给他看，总统曾经挑出其中一张照片，说她沉思的样子实在不像是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孩子。这一次，她则是在文件里夹带了一条Hugo Boss的领带，还有一首她为他而写的情诗。他们终于再次相见，不可避免的热吻与爱抚，接着，则是斯塔尔报告中那段广为人知的性行为——莫妮卡以一种极为罕见的方法，润湿了总统的雪茄烟。这一次，莫妮卡确认，她真的是爱上了总统先生。
她想都没想过，自己的痴恋会得到总统的回应。在她看来，她宁愿一个人默默地爱着他，也不愿意两人彼此相爱，否则，那将是一段更加辛苦的恋情。为了保护自己，她情愿希望他已经忘了她，或者根本不喜欢她。她一直在尽力避免做一件事：猜测总统是否真的喜欢自己。可是事实上在他们的相处上，确实有很多信号在暗示着她，总统确实也喜欢她，如果不是更进一步的爱。比如他系上她送的领带，他总会挑她最喜欢的话来奉承她，也比如他记住了她生活中的很多琐事，包括她的童年和她经历的几段恋情。可是，莫妮卡仍然不愿意去考虑这些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事实。
在白宫，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总统确实喜欢上了一个小实习生。事实上，只有莫妮卡的极少数好友、她的母亲和姨妈，了解她与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相信他们是互相相爱的；可是她的同事们可完全不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眼里，莫妮卡只不过是一个不务正业，总是喜欢在白宫西翼和总统身边晃荡的年轻女人。在白宫确有一群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她们急于靠近总统，从总统身上捞到一星半点好处，人们形容这群女人叫“小荡妇”，而莫妮卡正是某些人眼中的“小荡妇”。一些人还专门给莫妮卡起了个外号，“刻薄鬼”，这种绰号让莫妮卡感觉很受伤。
在白宫工作人员的心目中，莫妮卡·莱温斯基是一个道德败坏、喜欢追星的坏女孩，而且总喜欢破坏别人的婚姻，认为她是在一步步，处心积虑地对总统实施巫术，蛊惑他原本单纯的心灵。她的姨妈黛布拉这样分析白宫工作人员的心思，“在这起事件中，对莫妮卡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人们将她当作了一个坏女孩，认为是她在主动追求总统，整天跟着他转来转去。可是，白宫里的这群人只能这么去想，因为总统是他们尊敬的人，他们总不能破坏了这样一个人的形象吧。至于莫妮卡，她是个小人物，怎么糟蹋都无所谓。”
自从詹妮弗·帕米尔利的生日派对上，一个实习生对莫妮卡开玩笑说，觉得总统对她有意思后，莫妮卡就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她与总统之间的事情东窗事发。可是她毕竟只是白宫里的新手，她对白宫这座庞大的机器并没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在白宫，总统每分钟的行动，每一次离去，每一次归来，都被记录在案，在白宫，每一个地方、具体到每一间办公室，都明确规定了来访权限。没过多久，单纯的莫妮卡就上了一堂让她难忘的礼仪课。
在平时，之所以莫妮卡可以在白宫里行动自主，很大程度的原因要得益于她本身的工作性质，她在东翼的法制办公室工作，与同事约瑟琳·乔利负责传递白宫与议员之间的通信往来，每天她都要在白宫里四处奔波，因此虽然会多次来到白宫最隐秘的西翼，甚至进入总统办公室，也并没有引来大家过多的关注与反感。
可是1995年11月26日，当白宫停工结束，她得到了一份全新的职务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工作紧张起来。莫妮卡并没有时间接受入职培训，也没有按照惯例，由主管带着她在白宫四处走一圈，向各部门同事介绍她。12月的一天，她正好走过椭圆办公室，这是白宫从东翼到西翼之间最快的一条捷径，突然，她在走廊里撞见了伊芙琳·利伯曼，利伯曼神情冷峻地对她说，实习生根本不许在这里出现，命令她尽快从这儿消失。莫妮卡万万没有想到，她会面对如此不留情面的指责，她冲进了洗手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痛痛快快哭一场。慢慢地，她对自己说，至少她得让利伯曼明白一件事：她并不是实习生，而是这里的一个正式员工，她也有蓝色通行证，有权去白宫任何一个地方。鼓足勇气，她来到了利伯曼的办公室，澄清了事实，听完了莫妮卡的陈词，利伯曼刻薄地说，“他们竟然雇用了你？”然后，她告诉莫妮卡，既然如此，她现在确实可以在白宫行走，可是她希望她在从白宫东翼前往西翼时，不要走椭圆办公室这条捷径。
还有一些小事，加深了莫妮卡的警觉与不安。一次，当她正好走在西翼地下通道时，她不小心听到一个官员问巴亚尼·内尔维斯，“那个东翼的小荡妇最近还太平吗？”还有一次则是总统本人让她难堪，那次她正在与一个男同事一起在走廊里走着，正好碰到了总统，他很随意地就对莫妮卡打起招呼，“嗨，莫妮卡。”她的同事立刻追问莫妮卡，为什么总统知道她的名字，又抱怨说，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可总统始终就不知道他是谁。不过这次莫妮卡掩饰得还算成功，她对这个同事解释说，她们家有个朋友是民主党的赞助人，因此曾经在非正式的场合与总统有过一面之缘。
她的姨妈黛布拉说，白宫四处蔓延着一种嫉妒和不信任的氛围，“在这里，每个人都嫉妒着别人，而且一有机会就想要攻击别人。为了与他（总统）套近乎，赢得他的信任，这些人甚至不惜陷敌人于死地。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本性。我们这些做长辈的确实做得还不够，假使在谣言刚刚有一点苗头时，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一点，那我们至少可以向莫妮卡敲敲警钟，告诉她，‘不要再这么下去了。’这个地方太可怕了，简直是邪恶之地。”
在所有对莫妮卡的攻击中，有一点最让莫妮卡觉得为难，他们批评她总是穿“不合适”的衣服，比如短裙或者领口开得很低的套装。确实，莫妮卡在白宫工作期间，几乎完全不穿长裙或者西裤。可是莫妮卡并不觉得自己的穿着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从很小的时候，她就为自己的时装品位而骄傲，也从不认为自己的双腿粗壮，就一定要穿长裤或长裙来掩饰。一些人因此指责莫妮卡是总统的“妓女”，总是在没有邀请她的情况下，出现在那些重大场合。莫妮卡对这种批评尤为愤怒，她声称自己从小到大一直是个相当有自尊的人，从不会做出不请自到的事情，在她刚刚上小学三年级时，她就因为没有收到请柬，拒绝参加同学托莉·斯佩林的生日派对。
意识到了白宫的流言蜚语，再加上担心无所不在的特工会注意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莫妮卡有时甚至会打消总统要见她的念头。她的警觉完全正确，在白宫工作的特工们甚至开始互相打赌，他们相信每次莫妮卡走进白宫大门，不出10分钟，总统也就会从他的住处飞奔而出。有一次他打电话给她，问她会不会参加为白宫工作人员派特·格里芬举办的欢送仪式，并且让她在欢送仪式后去见他。在电话里莫妮卡警觉地告诉他，大家已经在议论他们之间的事情，在这个派对上，他们一定不能说话，甚至不能看对方。
还有上面已经谈到的电影院风波。就在他们正式复合前两天，总统邀请她一起看电影，可是莫妮卡意识到，他们必须考虑到在场其他官员的想法，最终她还是拒绝了总统的邀请。她回忆说，“我已经做得那么小心了，可还是遇到了麻烦。早知如此，当初我还不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莫妮卡的要求下，总统也开始想办法，想找出一条更隐秘的电话线路。因为有心人只要翻查一下她电话的来电显示，就可以知道总统与她通电话的次数有多频繁，可是总统对这种技术常识似乎一窍不通，两人讨论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一天，莫妮卡突然发现，总统用一部保密电话给她打来电话，电话机的液晶显示器上甚至不会显示来电号码，莫妮卡觉得很惊讶，她对总统开玩笑说，“该不是你别的女朋友教会了你这些吧？”听了这句话，总统显得很生气，他回答说，“我根本就没有别的女朋友。不许再说这种话。”
他们使用了种种计谋，想要掩人耳目。比如只在内室才会做出亲密举止；比如在椭圆办公室里，她总是从一个门进去，从另外一个门离开；比如他们精心安排的“不期而遇”；再比如她避免让那些白宫的资深官员看到自己。她变得处处小心，连白宫以外的地方，她也不敢放松警惕。当她与母亲或姨妈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当她们谈到与白宫有关的事情时，她会故意将声音放低。而在与亲朋好友谈起与总统之间的事情时，她常常会王顾左右而言他。
她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就在3月，她与总统的感情正在与日俱增时，别人已经在磨刀霍霍。伊芙琳·利伯曼感觉到自己在总统办公室附近见到莫妮卡的次数太多，于是她告诉莫妮卡的顶头上司蒂姆·基汀，“我想让她滚开这里。”而她希望莫妮卡离开白宫的理由在于，她觉得莫妮卡“举止太不得体”。
1996年4月5日，星期五，基汀打电话让莫妮卡去他的办公室，宣布了对莫妮卡的决定。他没有说明让莫妮卡离开的真实原因，而是编出了一个更加委婉的理由，他解释说，目前法制办公室正在进行机构重组，莫妮卡所在的通信部分要进行大调整，他们并不是要开除莫妮卡，只是让她调换一个工作，去五角大楼。他还像哄一个小女孩一样哄着莫妮卡，对她说，五角大楼的新工作更有趣，在那里，她在穿衣打扮上可以比现在“更性感”。可是他的话莫妮卡一句也没听进去，她的心都碎了。冲回家里，她哭了一整夜，带着眼泪入睡。她回忆说，“整整一个周末，我整个人都像发了疯似的。那几天我只做了两件事，大哭，然后拼命吃比萨饼和甜食。”
就在莫妮卡得知自己被解雇的消息前两天，总统也经受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商业部长、也是克林顿的亲信与好友伦·布朗，在前往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访问时，座机爆炸，他本人因此遇难。那个周末，正当莫妮卡在公寓里，一个人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时，总统的电话响起了。莫妮卡收拾起了心情，先问总统，他现在的心情有没有好点儿。接下来，还没等她说出自己的遭遇，她就突然对着电话痛哭失声，希望马上见到他。总统赶紧问，“先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了。”一面抽泣着，莫妮卡一面说出她被人开除的消息，说完后，他回答说，“我敢打赌，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好吧，你现在就来我的办公室。”
这一天是4月7日，复活节。已经哭了整整两天的莫妮卡在来到总统办公室时，看起来苍白得像个幽灵。总统的心情同样糟透了，对于她即将离去的消息，他感到既失望又愤怒，可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沉湎于这种情绪里了，周一就将是她在白宫工作的最后一天。他用力捏着拳头，说，“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把你从我身边抢走？我是那么信任你。我可以向你发誓，假如我能在11月的大选里获胜，我一定会让你回到这里。到时候，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莫妮卡虽然很难过，可幽默感并没有消失，为了让总统高兴，她还说了几个关于她未来
工作的笑话。
按照惯常的程序，他们再一次进行了密切的身体接触，莫妮卡承认，有时她也不喜欢与总统这样的关系，她觉得这种事是她单方面在为他“服务”，而不是双方共同享受。她希望他可以做得更温情些，抱住她，让她沉醉其中。意识到了此后她与总统的相见将更加困难，此时，她非常想说出自己对他的真实感受。
莫妮卡通常在早上的安排都是这样，她会来到她们家附近的星巴克，要一杯脱脂奶咖，然后坐下来看看当天的报纸。周日这天上午喝咖啡时，她在报纸上看了看她的星座运势——她是狮子座的，报纸上说，她应该明确地告诉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她对他的感情。于是，在她和总统谈心时，她第一次对他说，她爱他。他拥抱了莫妮卡，说，“这句话对我真的很重要。”
短短的相聚却进行得并不那么顺利。先是被一个电话打断，没过多久，参谋长哈罗德·伊克斯又打来电话，表示即将登门拜访总统。莫妮卡担心被人发现，因此，伊克斯的脚步刚刚踏进办公室门口，莫妮卡就从后门匆匆溜走了。对于一个离奇而又混乱的一天来说，这真是一个不那么完满的结局。不过，莫妮卡此时已经宽慰多了，他对她的劝说，以及他承诺她有朝一日将回到白宫的话，照亮了她一度黯淡的心房。
在这起事件中，有一点最讽刺。尽管因为与总统的绯闻，莫妮卡丢掉了她在白宫的工作，而且因此在未来的将近一年里，都没法再与总统相会，可是，她确实因为这样一场将会导致她身败名裂的不伦之恋，得到了一份比原先更好的工作。
第六章性与政治
性与政治(1)
1970年，当那个24岁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与朋友进行那场深夜谈话时，他们之间的态度既严肃，又激烈。那天，在牛津深造的比尔·克林顿与朋友曼迪·默克谈了很多很多，不过话题的核心只有两个，性与政治。
他们谈话的焦点是1969年发生的一起丑闻。当时，马萨诸塞州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开着车飞驰，坐在车上的还有他的绯闻女友，年轻的民主党工作人员玛丽·乔·科佩琴。正当他
们驱车穿过查帕基迪克岛上的一座狭窄的小桥时，悲剧发生了，车子突然急转弯，然后坠入湍急的河水中。爱德华·肯尼迪奋力游向河流对岸，玛丽却因此遇难。爱德华也因为这起丑闻而葬送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希望。
早在读书时，克林顿就已经在国会山实习，对于政治圈里常常会出现的双重标准，他早有耳闻，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向朋友解释了自己对于性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看法，说，“政治给了男人过多的权力，也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他们因此学不会好好善待女人。我希望我永远都不要变成这样的人。”
对于一个花名在外的年轻人来说，克林顿竟然会说出这种观点，倒是有点新鲜。克林顿的传记作家大卫·马拉尼斯曾经在文章中指出，克林顿曾经和几个女孩一起玩过脱衣扑克，谁输了谁就要脱掉身上的一件衣服；他也曾经在一次乐队比赛时，充满暗示性地将自己旅馆房间的钥匙扔给一个女乐手；他甚至还敢于向当时著名的女权运动家杰梅因·格利尔调情。他听了一次她的演讲，在演讲中，格利尔宣称那些有头脑、受过一点教育的男人，在床上往往一无是处，并且告诉在场的女人，她们应该专门挑选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男人，最好是工人上床。在听完演讲后，克林顿公开向格利尔索要她的电话号码，对她表示，一旦她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希望他们能好好较量一番。
当这个法律系学生成为了一名大有前途的政客后，关于他有多么讨女人喜欢的说法越来越多。因此，按照这些说法，1996年4月，当莫妮卡·莱温斯基离开白宫后，以克林顿的习性和花名推测，他应该另觅新欢，找到另外一个实习生或者别的什么女人，填补他身边的空缺。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之后的一年半里，他仍然继续与莫妮卡保持着这种关系，安排两人在公开场合相见，或者与她在电话里互诉衷肠。这种做法，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男人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可以令我们更好地认识他们之间的感情。看来，他当年在牛津时所说的那番话，并非是在假扮清高。他接受了莫妮卡的礼物和她的爱，耐心地倾听她的唠叨，在她生气时悉心安抚她，在她受伤时给她最温暖的鼓励与关怀。这段关系似乎跟人们通常想象的完全不同，事实上，莫妮卡本就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疑心又很重的女人，在很多时候，她完全忘记了这个男人的身份，常常会对着美国总统发泄自己的嫉妒、不满，甚至是歇斯底里。比方说有一次，他本来答应在她生日那天给她打电话，在电话里给她吹一曲萨克斯风，可是由于那几天他碰巧去了洛杉矶，结果没有兑现这个承诺，结果她在电话里对他大吵大闹，全然忘了对方是尊贵的总统。
这正是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中，一个最讽刺的地方。人们在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更多的材料源于臭名昭著的斯塔尔报告，他们反复研读着这份厚厚的报告中，那些与性爱有关的部分，可是却忘记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感情。事实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之间的感情曾经一度相当炽热，相比之下，他们之间却从未存在成熟的性关系，也没有哪一次的性行为是完整，这一点，肯定会让莫妮卡懊恼不已。
可以看出，这位50岁的总统并没有把莫妮卡当作是用之即弃的性玩具，他对这个正处在青春年华的女孩，有种精神上的需要与依恋。在与他进一步交往后，莫妮卡已经发现，在脱下了那层面具后，这个男人实际上是个非常渴望爱与理解，非常脆弱而且孤单的人，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抱有深深的负罪感，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极度需要莫妮卡的陪伴。曾经，他在深夜里独自吹着萨克斯风，以此来排解他挥之不去的孤独，现在，他则在电话里与莫妮卡长谈。其实两种做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看起来，他喜欢这个姑娘的陪伴，喜欢与她聊天，尽管她动不动就生气，而且常常与他争论不休。这个姑娘敢于当着他的面叫他“总统伙计”，或者在她生气时喊他“讨厌鬼”。他说，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弗吉妮亚·凯利，1994年她因为乳腺癌不幸逝世。他曾经亲口对她说，“你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一点和她真的很像。”
黛布拉姨妈记得莫妮卡常常向她透露与总统之间谈话的细节，她说，“他看起来可以完全向她敞开心扉。他甚至愿意向她谈起他自己不快乐的童年，还有他母亲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告诉她，‘我们的童年都过得很不快乐，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共同点。’”
而在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看来，之所以总统会对莫妮卡着迷，原因在于她的年轻与她独特的个性，她分析说，“很多人都喜欢和莫妮卡在一起，因为她很活泼、真诚、有趣，而且活力十足。克林顿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也正因为他取得了年轻选民的支持。我相信克林顿受到了莫妮卡那股子活力的感染。”
无论他们两人之间有多么互相吸引，可以肯定一点，在他们的这段感情中，莫妮卡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性方面，都付出了更多。由于比尔·克林顿的职位，他成了两人关系的主导者，而莫妮卡永远是被动的一方，她永远只能在电话机前苦苦守候，而且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莫妮卡的爱渐渐变成了一种迷恋，在她的梦中、也在她醒来的每时每刻，他都牢牢占据了她的心房。对于莫妮卡这样一个毫无经验，而且与生俱来就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女孩来说，这样的痴狂几乎是致命的。黛布拉姨妈也用了“痴迷不悔”这样一
个词形容莫妮卡，“她完全被他迷住了。可是只要你想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再想想莫妮卡的年纪和她过去的情史就会知道，这一切似乎注定要发生。她就是传说中的灰姑娘，苦苦等待着王子的到来。”
事实却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种强大的魔法可以用来帮助莫妮卡。尽管斯塔尔报告将她描绘成一个在性方面极度早熟的女人，一个可以迷惑人心的巫女，可是实际上，以她的本性和经历而言，她根本就不适合一次又一次玩火，她非常不成熟，完全没有处事的经验，这也间接导致了最终的悲剧发生。正如她母亲所说，“莫妮卡和与她同一年代的大部分姑娘一样，她对自己的性欲从不羞涩。可是另一方面，她在与男人交往时非常天真，没有一点戒心，她是个非常单纯、完全不通世事的女孩。”
经历了这么多是是非非后，莫妮卡说，现在她完全同意母亲的话，她后悔当年的轻率举动，她说，“如果当初我们只是单纯地逢场作戏，那一切都会跟现在不一样了，他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更加审慎、更加有节制的态度。我并不想责怪他所做的事，可是，真的，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可以承受的范围。如果我再大一点，如果我足够成熟，那么，我就可以充分理解这件事的影响与后果，很有可能，我会把他当作总统，而不是一个男人那样看待。”
这段不伦之恋的后果，在1996年4月16日，当她踏入五角大楼的那一刻，已经初露端倪。这个地方与白宫之间的对比未免过于强烈了一点。莫妮卡对于五角大楼的第一印象，是这里便宜而破旧的家具，颜色灰蒙蒙的墙壁，工作人员不事修饰的发型，还有制服上那一张张沉闷而严肃的面孔——相比白宫，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穿着的制服，样式实在过于老旧了点，而且几乎没有一点装饰。
就和以往一样，莫妮卡带着一张灿烂的笑脸，与她的新同事们见面。在与上司经过了一番讨论后，莫妮卡得到了她的新工作，她将担任国防部公共事务部门负责人肯尼思·培根的机要助理，新工作的年薪为30000美元，比原先在白宫的年薪升了5000美元，而且福利很好，几乎不需要加班，每年还有数次出国旅游的机会。可是从莫妮卡坐在她办公桌前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份工作并不适合她。她本来就对政治一点不感兴趣，也因此不可能去关心什么国防策略，而她的工作更是让她生厌，大部分时间她就是枯坐在桌前，机械地转录录音带，她觉得这种事情太无聊，简直是在虚度光阴。接下来的六个月，她将大楼当作了她的炼狱，要不是总统曾经承诺，一旦他连任成功就会为她在白宫里弄到一份新工作，她根本不可能咬牙坚持将这份工作做下来。
惟一让莫妮卡感到安慰的，是“英俊先生”给她打来的电话，就这样，五角大楼她的那部分机上，开始频频出现总统来电。他告诉她，之所以她被解雇，是因为种种原因。伊芙琳·利伯曼认为他与莫妮卡之间显得过于注意对方，可是今年正好是总统大选年，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格外小心”。（利伯曼在大陪审团前说的证词要更加简约：总统问她，是谁开除了那个实习生，她回答说正是她本人。总统于是说了声，“噢，好吧。”）莫妮卡安慰自己，至少她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行而被解雇的。总统还对她说，假如她不喜欢在五角大楼工作，他可以帮她在总统竞选团队中找一份工作。可是莫妮卡想到，现在白宫里对她敌意最甚的这一批人，也正是组织竞选的那班人马，因此婉拒了总统的好意。
总统与莱温斯基的电话世界。电话长谈成了维系并且加强他们之间感情的纽带。他们在电话中做爱，当然，也在电话中讨论彼此的情感，甚至总统通过电话安排了莱温斯基父亲的总统谈话节目。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恋人间发生的事，但是却发生在一位现职的已婚的总统身上。他有时仅仅因为需要得到这位女士的抚慰。
在母亲印象中，这是女儿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她说，“莫妮卡刚刚去五角大楼工作的那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糟糕、觉得最没有指望的一段日子。她真是可怜极了。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电话机前，扳着指头数着日子，或者一个人躲在屋里不出来，只听到她一阵阵的哭声。她根本不愿意离开房间半步，因为她怕错过了他的电话。”
电话成了他们维系感情的惟一途径。在她离开白宫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一般每隔四到七天，就会给她打一个电话，直到10月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打电话的次数才少了些。就与她了解他的日程表一样，看起来，总统也非常在意莫妮卡的日程安排，他给她打电话的时间便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证，1996年春天，莫妮卡需要频繁与她的新上司肯尼思·培根一起出国，曾先后去过波斯尼亚、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北欧各国，有趣的是，总统往往会在莫妮卡出差回来后的那一天，往她家里打来电话。
每当总统出国访问归来时，或是他在公众场合看到她后，莫妮卡往往都会接到总统的电话——从这点来推测，总统对她的思念，或许并不亚于她对总统的思念。每次总统来电，或者在她电话答录机上留下简短信息，她都会录下来，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反复播放录音带，听到他“美妙”的声音了。她说，“他在打电话方面真的很拿手，他常常会担心我，总是会安慰我说，‘别担心，我会照顾你的。我不想让你难过。’”
莫妮卡在与总统谈话时发现，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记得住他们之前闲聊时所说过的一丁点小事，更让她感动的是，他已经摸透了她敏感的脾气，因此说话时常常会非常小心。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无法面对面，总统在通电话时才显得更加真实。莫妮卡说，“之所以通过电话聊天对我们如此重要，而且使得我们的感情有增无减，正是因为这是完全安全、可靠的，我们都不必担心会有人突然推开大门走进来。因此，我们可以尽情向对方敞开胸怀，释放自己的感情。”毫无疑问，此时他们的电话性爱，比起当初他们刚刚相识时，要来得更加富有激情〖DK〗。
1996年5月，在一次闲聊时她向他提及，她的父亲和继母将要来华盛顿，参加她弟弟迈克尔的毕业典礼，她想安排他们参加一档电台节目。这是一档常规节目，每星期总统都会邀请嘉宾来到白宫的罗斯福房间，然后与嘉宾进行即兴谈话，他们的谈话内容将被录制下来，在电台中播出。几天后他打电话给莫妮卡，带着几分不解，他问她，为什么今天她的家人没来参加这次谈话活动。莫妮卡回答说，他把日子给弄混了，然后告诉他，她家人将要来访的确切日期。结果就在两天后，贝蒂·库里打电话给正在工作的莫妮卡说，她已经听说她父母将要来的事情，并且知道他们想去参加总统的谈话节目。莫妮卡纳闷地问自己，“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真是奇怪极了。”很明显，总统虽然工作非常繁忙，可是他还是记住了莫妮卡的家事，并且抽空对秘书作了交待。贝蒂又对莫妮卡解释说，这周他们并没有安排总统谈话节目，不过总统已经嘱咐过她，让她带着莫妮卡的家人好好参观一下白宫，并且承诺他会尽量抽出时间与他们见一面。
与此同时，莫妮卡也已经安排她的家人在6月13日，前往弗吉尼亚的梅耶堡，参加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的欢迎仪式。当克林顿从人群中走过时，他一眼就看到了戴着顶礼帽的莫妮卡，于是他对她说，“我很喜欢你的这顶帽子，莫妮卡。”这句话让莫妮卡的老爸惊呆了，他万万不敢相信，总统竟然认得出他的女儿，而且知道她的姓名。
第二天就是总统谈话节目。可以看出，总统非常急于要讨好莫妮卡的家人，他亲自安排了谈话节目的时间表，而且邀请她的家人与自己在椭圆办公室合影留念。尽管在场还有很多客人，他还是尽量腾出时间与她的家人谈话，甚至殷勤地照顾她的弟弟迈克尔，一个刚刚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的年轻人，当迈克尔表示他会在大选中投克林顿一票时，他显得非常激动。莫妮卡的继母芭芭拉·莱温斯基，事实上对于莫妮卡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可是连她都感觉到，总统与莫妮卡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芭芭拉注意到在他们参观白宫的过程中，总统始终在看着莫妮卡，她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继女，小声对她说，“姑娘，总统肯定对你有意思——他一直在看你。”
通过总统打来的电话，他们可以安排大家在各种公开场合见面，同时制造出一种不期而遇的假象，电话长谈成了维系并且加强他们之间感情的纽带。有时候，他甚至会在一天里几次给她打电话，每次当他们的谈话被工作或者其他事情打断后，他都会在忙完后，立刻继续给莫妮卡打来电话。正如莫妮卡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与总统之间的感情主要是通过电话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聊上好几个钟头，谈我们各自的家事，谈我们的过去。在电话里，我们对彼此都非常真诚。很明显，我们之间不仅仅只有电话性爱，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感情与激情。”
6月中旬的一天，大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莫妮卡表示她很想要见到他。他回答说，他会查看日程表，然后尽快给她一个答复。接着，一天清晨他给她打来电话，很遗憾地告诉她，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挤出时间与她相见。尽管非常失望，莫妮卡还是从这通电话中得到了几分慰藉，她说，“这说明他醒来时立刻想到了我。这真的说明了很多很多。”
有些时候，他打电话给她，是为了从她那里找到安慰，也有些时候，他打电话仅仅是为了听到她的声音。这里有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例子，1996年5月16日夜里，他给她打来电话，这一天他刚刚得知他的好友，海军上将杰瑞米·褒达自杀身亡。此时的克林顿情绪十分低落，而且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在电话里他悲哀地对她说，“假如你现在在我身边就好了，我只想让你好好拥抱我一下。”另外一点同样值得注意，第二天，他特意系上了一条她送的领带。
他们常常在电话里说一大堆笑话——为了找到话题，莫妮卡甚至会从互联网上找最新的笑话，然后说给他听。他们会谈起各自的家庭和正在进行的大选，事实上，莫妮卡说，“我们会谈起太阳下的每一件事。”一次莫妮卡问他，这次大选对他来说会不会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母亲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从事大选。他非常赞赏莫妮卡的观察入微，因为很少有人注意到母亲辞世给克林顿生活带来的空白，他告诉她，“假如她还在世，她肯定会非常喜欢你，你跟她实在是很相像。”
确实，假如弗吉尼亚·克林顿在世，她会发现莫妮卡在很多地方与她相似，最明显的一点是，她们都同样充满活力、精力充沛，不过两人将这种动力用在了不同的地方。弗吉尼亚将精力集中于帮助儿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而莫妮卡费尽心思，为的不过是与总统见上一面。莫妮卡简单地以为，只要他看到她，哪怕是在公开场合匆匆瞥见她，也会因此给她打个电话。她的这个愿望竟然常常都能实现。
一个星期天，她和母亲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莫妮卡突然看到了总统的车队，她立刻想起来，他应该是要去附近的教堂。莫妮卡刚刚将皮肤晒得黝黑，而且因为吃了种新的减肥药，看起来瘦了不少，很希望总统能看到她如此健康的形象。于是，她大叫着让母亲停车，放她下去，这时她发现了一个位置极佳的地方，如果站在那里，她可以近距离地看到缓缓开过的车队。她的这个小把戏果然成功了。车队开过时，总统看到了站在人行道上的莫妮卡，立刻拼命向她挥着手。克林顿始终认为这次相见只是一个巧合，当天下午他就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好好夸奖了她一通，他说，“你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她一直没有告诉他，这并不是一次巧合，而是她刻意制造的结果。
还有一次她告诉他，她会在1996年8月，前往纽约的电台城音乐厅，参加他的50岁生日晚会，她特意叮嘱他，“我会穿一身性感的红色礼服，你应该会很容易找到我。”在这个嘈杂而盛大的晚会上，他们两人享受了一次秘密而又充满挑逗意味的相会，当他频频挥动着手，向大家表示感谢时，她悄无声息地凑近了他，手轻轻地划过了他的胯部。当晚，她住在与总统和第一夫人下榻的同一间酒店里，事后她对他开玩笑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同一屋檐下过夜。第二天，她在酒店门口闲逛，等待着他的车队经过。果然不出所料，他又一次在人群中发现了她，后来他说，她让他想起了电视侦探片《迈克·汉默》中的一个女性角色，那个人也是常常会在别人意想不到时突然出现。她始终没有打破他的幻想，告诉他，他们的相遇绝非偶然，也不是上天的安排。
尽管如此，莫妮卡坚持认为，说她是在暗中追踪着总统，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她说，他们确实是在相爱，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如此特殊，他们之间的沟通难免是单方向的。她根本不可能主动打电话给总统，然后对他说她现在就想见他。在这种情况下，莫妮卡的焦虑症难以避免地再一次出现，一旦她无法等到他的电话，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安慰她，她就会坐立不安。那年夏天，总统公务繁忙，他必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选中，确保自己在竞选中连任，他的电话不再像以往那样频繁了，这让莫妮卡觉得非常委屈。每晚，她都会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那个迟迟不来的电话。每当因为思念他而感觉忧郁时，她就会反复听着爵士歌手比莉·哈乐黛的那首歌《我会注视着你》。她说，“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其中有一句歌词最能代表我当时的心境，‘我会注视着你，在那些熟悉的老地方，在那里，用我的这颗心与你相拥。’”
虽然可以确认对彼此的感情，可是他本人特殊的位置规定了他们之间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见不了光的，这让莫妮卡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苦闷，莫妮卡承认，她自己消极而极端的个性，其实也是令她抑郁不安的原因之一，她说，“每个周末我都会坐在电话机旁，一步也不敢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给我打来电话。我还常常会自己吓自己，我担心如果他给我打来电话，可我不巧又不在电话机旁，他就会很快忘了我，去找别的女人。我的不安全感常常会战胜我的理智。”莫妮卡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不安全感和疑心的女人。4月底的一天，也就是她刚刚去五角大楼工作后不久，她决定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募捐活动，这是除了参加白宫的欢迎仪式和欢送仪式之外，她所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公共活动，促使她参加这次活动的动机在于，她认为如果她能去这个募捐活动现场，就可以在人群中耐心地等待着被他发现，她可以与他握手，然后对他说一声“嗨”。她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可是却失望地发现，总统并没有拥抱自己，而是拥抱了一个就在她旁边的俄罗斯女人，而且那个女人长得还很漂亮！带着一股无名大火，她在活动还没有结束时就匆匆离去。显然，总统已经注意到了莫妮卡的反常情绪，第二天早上就给她打来电话，在她的电话答录机上，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我不想解释。”在说完这句冷淡的话之后，他还轻轻骂了一声，“无聊”。
两天后他又给莫妮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们在电话里争论得很激烈，莫妮卡哭着问他为什么拥抱那个女人，而没有拥抱她，几个星期以来的苦闷借着这个机会倾泻而出。他则解释说，
“我只是想做得小心点，摄影师就在旁边对着我，她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一个赞助人，给我捐了不少钱。”
虽然觉得莫妮卡很“无聊”，可克林顿还是小心地照顾到了她的感受。1996年5月，在一个萨克斯风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中，他们又一次相遇。他见到她，立刻上前与她拥抱，稍后当他准备离开这里时，他伸手向她示意，还做出了“我想念你”的口型，搞笑的是，站在莫妮卡身旁的男人原来也曾是白宫工作人员，他以为总统这句话是对他说的。
尽管比尔·克林顿已经费了很大心机，尽力去安抚她，可是对于始终没有多少安全感、却又对感情有着诸多幻想和要求的莫妮卡来说，他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成了他们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7月，她生日的那天，总统没有实现诺言，在当天给她打来电话，并且为她吹奏萨克斯风。更让她难过的是，当时身在洛杉矶的总统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寻欢作乐，她听说了他与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和电视记者伊莉诺·蒙代尔一起出去玩乐的消息。莫妮卡带着愤怒与失望的情绪，在23岁的那个生日夜晚，哭了一整夜。这样大大小小的争吵，与他们感情所面
临的种种障碍相比，其实只是沧海一粟，正因为她的爱人是美国总统，正因为他是已经有一个女儿的已婚男人，她只能是他见不得光的情妇，一切一切的冲突与争执，都是因此而起。
她的朋友们一直在劝说莫妮卡，不要再这样下去，不要再折磨自己，可是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回忆说，“只要几天听不到他的电话，她就会变得神经质，简直像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她常常反反复复地跟我念叨，‘再见不到他，我可就真要对他发火了。’我心里却在想，‘幸好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9月的一天，总统正在佛罗里达进行大选工作，抽空给莫妮卡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她逼问他，什么时候，总统先生认为会是他们完成性关系的最佳时机？他说，他不可能与她做爱，她立刻向他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与失望。克林顿从未与她进行过一次完整而正常的性爱，也始终没有解释他们的关系只限于口交的原因，莫妮卡和她的朋友相信，克林顿仍然有所顾忌，担心如果进行一次完整的性爱会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可是，这一次莫妮卡也许踩到了总统的软肋，他真的发火了。他简短地说了句，“如果你不愿意再让我给你打电话，对我直说好了。”然后就挂了电话。这句冷冰冰的最后通牒让莫妮卡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寒意。
就算他们可以在公开活动中匆匆见上一面，彼此交换一个眼神、一两句问候，莫妮卡仍然觉得，这些都远远不够。莫妮卡越来越失望，他们的相见时间总是那么短暂，而且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就要把她逼疯了。10月的一天，他们透过电话，享受了一次狂热而富有激情的电话性爱，彼此都很满足，于是他们又谈起了她重返白宫的可能性。总统还谈及这个星期他们有可能见上一面，他保证会亲吻她一下。第二天晚上莫妮卡参加了一个社交活动，总统也在场，当着众人的面，总统简短而深情地拥抱了莫妮卡。虽然克林顿一直在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努力着，可是莫妮卡还是觉得他对自己的关心还远远不够，那天晚上，当他打电话给她时，她将自己这半年来的压抑与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莫妮卡承认，“当时我很沮丧，我知道这样做对他并不公平，可是我已经郁闷透顶，不说出来肯定会发疯。”总统同样怀着满腹郁闷与委屈，他冷冷地对她说，“别这样了好不好，你老是对我发疯，我已经受不了了。”他又安排他们两人相见，建议她去他秘书的办公室，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见上一面，克林顿知道莫妮卡打算去白宫找比利·沙迪克斯谈一些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他也知道莫妮卡始终与他的秘书贝蒂·库里保持着联系，贝蒂还曾经邀请她去自己的办公室。莫妮卡于是去了白宫，可是让她更加郁闷的是，她在西翼的会客室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贝蒂才告诉莫妮卡，总统已经离开白宫了。她还对莫妮卡解释说，伊芙琳·利伯曼就在附近，她现在不敢随随便便地将年轻女人带进她的办公室。
莫妮卡试图在众人面前掩饰自己的失落与挫败感，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还是注意到了她的痛苦与煎熬，她们对她的担忧也开始与日俱增，好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回忆说，“我非常担心莫妮卡，觉得她又回到了当年与安迪·布莱勒的老路。我并不害怕美国人会最终发现她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只是害怕克林顿会彻底摧毁她原本就很脆弱的心。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让她趁早脱身而出，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人。”
说起来永远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莫妮卡越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她也就越孤独，越是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她的情感纠葛上，这简直成了一个她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好在她还算是一个生性活跃的女孩，在华盛顿她也找到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与她最要好的是阿希莉·雷纳斯，她与总统同样来自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也曾在白宫工作，一度担任过策略发展与特别联络部的主管。她们俩常常会相约一起出去逛街、看电影或者一起吃饭，成了一对亲密的好友。可是，尽管她们在一起时总是过得非常开心，几乎无所不谈，可她往往与她聊着聊着，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不可抑制地想起总统。阿希莉已经听别人谈起了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绯闻，她也曾劝说过莫妮卡，让她重新找个好男人。
不过，我们的莫妮卡虽然寂寞，却并没有过着修女般的凄清生活。她仍然有一两个男朋友，可是她发现即使总统不在她身边，对她的影响依然如此巨大，当她与别的男人在一起约会时，她总会像灰姑娘一样紧紧盯着时钟，在午夜到来前就会匆匆飞奔回家。她曾经和一个五角大楼的同事约会过，这个男人是在1996年7月，他们去波斯尼亚出差时认识的，莫妮卡不愿意透露他的名字，只是用“托马斯”来称呼他，据莫妮卡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比她年纪要大不少。从波斯尼亚回来后，他们俩就开始约会，当晚他留她在他家里过夜。可是莫妮卡拒绝了她，因为她担心总统会在夜里给自己打电话。她的直觉是对的，那天晚上克林顿果然给她打来了电话，莫妮卡兴奋地向他描述起了波斯尼亚之行，她告诉他，她在那里看到了美国军队帮助这个战火纷飞的地方重建和平，为这里带来了希望，现在她确实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自豪。总统也为莫妮卡的描述而感到非常激动，那天晚上他们长谈了几个小时，一直聊到天蒙蒙亮。
那天晚上莫妮卡所经历的一切，恰恰体现出了她的心灵与她的头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碰撞与冲突。她渴望得到一份正常的感情，与一个单身男人相爱、然后结婚生子，可是当她真的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却又退缩了。看起来，她常常会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个好男人的爱情，父母离婚更是在她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使她害怕在感情上对人有所承诺。因此，她宁肯选择一种毫无指望、不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情，哪怕因此自己会伤痕累累。
在莫妮卡开始与托马斯约会的时候，她的心情变得开朗了些。尽管托马斯在她身边时，她还是常常想起总统，害怕总统此时会给她家里打电话，可是她还是会将这件事开玩笑似的告诉总统，说现在他已经遇到竞争对手了。
1996年秋天，她结束了与托马斯之间三个月的恋情，原因实在很好笑，他竟然也在与其他女人约会。最初，当她刚刚与托马斯在一起时，她的朋友们都如释重负：她终于肯和单身男人约会了，也许他能让她忘记总统。可是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朗，这个单身男人不可能成为她的真命天子。不幸的是，1996年10月初，她前脚与托马斯分手，后脚就发现，她怀孕了。
她绝对不想成为单身母亲，虽然莫妮卡深具浪漫情怀，她仍然明白现实的残酷性，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她决定去做人工流产。托马斯同意与她平分手术费，可由于她得去美国东部找一位专科医生，她还是得去找黛布拉姨妈借一部分钱。托马斯原本答应陪她去做这个手术，可是莫妮卡想，既然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现在连朋友都不再是，就无谓让他陪在自己身边。作为一个开放、独立、来自大城市，受到过女权运动熏陶的女孩，莫妮卡觉得这种手术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她实在是高估了自己，手术不仅令她大伤元气，而且在她心里又留下了一道永远难以磨灭的创伤。她说，“当时，我在心理上并没有对这个手术做好准备，这种经历实在是太痛苦，太让人痛心了。”她的朋友对她的情况很关切，内莎·迪曼·埃布兰德说，“这段时间莫妮卡非常痛苦，她其实非常想要小孩，她对我说，她常常会在睡梦里听到孩子的哭声。”
此时，莫妮卡并未意识到这次堕胎会给她的心理带来多么深切的伤害。可是她母亲已经感觉到了女儿正在日渐枯萎，她半哄半骗，总算说服女儿去弗吉尼亚的医疗中心接受心理医生帮助，当年莫妮卡就在这里参加了一个减肥疗程。1996年11月，莫妮卡第一次见到了心理治疗师凯思琳·埃斯特普，她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对医生讲述了自己堕胎的惨痛经历。
埃斯特普发现莫妮卡表现得非常焦虑、非常抑郁，而且自我认知水平极低，完全不自信。在莫妮卡第二次看医生时，她就讲述了自己与总统之间的故事。整整90分钟里，她不停地诉说
着她的恐惧与无奈，表示自己很难与他人处好关系，她承认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始终非常僵，可却又不知如何改善，更让她担心的则是自己与克林顿之间的感情，她担心这段关系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幸的是，埃斯特普医生错误地估计了莫妮卡的情况，她认为莫妮卡既然已经学会了倾诉，情况应该有所好转，因此不再给予莫妮卡专业的帮助，放任莫妮卡在黑暗中独自摸索。
莫妮卡有那么多问题要面对，她这次痛苦的堕胎事件，她对工作的焦虑，她对重返白宫抱着的希望，她与总统之间波折迭起的关系，她的孤独，令她的心理状况急转直下。就这样，在寂寞、悲哀与绝望中，琳达·特里普这个绝对不受人欢迎的形象，开始占据了莫妮卡的生活。
现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已经听说了琳达·特里普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正是这个人玩的阴谋诡计，使得莫妮卡与克林顿之间的地下情曝光，并且最终令克林顿遭到弹劾。她其实并未从中捞点半点好处，因此，对于她这样做的动机，人们始终不得而知。或许，这位政府资深秘书这样做的根源，还在于她复杂而又矛盾的个性。
1950年，琳达·特里普在新泽西出生，和莫妮卡从小就因为长得胖而备受屈辱一样，她也因为自己不讨人喜欢的长相而受到了众人奚落。14岁那年，她已经长到了5英尺8英寸高（译者注：即173米），她笨重而平淡无奇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再配上一个鹰钩鼻，让同学们联想起了篮球明星加斯·约翰逊，于是大家都开玩笑般地叫她“加斯”，每当听到别人这样叫她，她就会非常愤怒地大叫，“不许这样叫我！”有一年，在她所就读的学校、东汉诺沃学校的校友录上，她义愤填膺地表达了对同学叫她外号的不满。还有一年，她则向老师报告了同学们的劣迹。她同莫妮卡还有一个共同点，她也曾经经历过父母离婚的伤痛，她的父亲是一位理科教师，在她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严厉、不苟言笑的父亲，在读高中的时候，父亲离开了这个家。30年后，直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她才第一次与父亲说话。
特里普还对妹妹能上大学而自己却不能上的事实而感到懊恼不已。由于父母一直是在妹妹临上大学前，才算清了抚养费的问题，因此在中学时学业平平的特里普只能去一所秘书学校上学。从学校毕业后没多久，她就嫁给了一个叫布鲁斯·特里普的军人，并且生下了两个孩子瑞安和艾里森，现在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了。丈夫的官运还算亨通，在他提拔为中校时，特里普在军队里也谋得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她工作的地方极不寻常，是三角洲特种部队，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
这份工作让特里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觉得自己成了政府中的重要一环，足以操纵许多人的命运。这个曾经被人唤作“加斯”、长相粗笨的女人，现在可以带着傲慢和不屑的眼光看待她当年的同学了。从1990年起，有4年时间，她一直担任白宫新闻办公室秘书，当时白宫的主人是乔治·布什，这份工作让特里普可以抢先知道无数秘密，于是她的脸上，终年带着一抹轻慢的微笑。
1993年1月，当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宣誓就任时，琳达·特里普觉得她的世界都完全变了一个样。她很不喜欢克林顿，因为发现自从他入主白宫，这里的人言行举止都变得轻浮无比，连穿衣服都不像从前那么讲究了，很多女人都穿着在她看来过于性感的衣服，作为白宫老资格的工作人员，她觉得自己有资格对那些小字辈的同事指手画脚。同事们都认为她是个肤浅而且睚龇必报的女人，报复心极强，别人对她稍稍不客气一点，她就会大喊大叫，甚至威胁要起诉对方。1993年7月，当局开始调查白宫责任律师文思·福思特自杀事件，她竟然趁机对调查者报告说，这里的一位秘书有酗酒问题。由于特里普是白宫里最后一个在福思特自杀之前见到他的人，因此人们都很重视特里普的证词，这让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事实上，1995年8月1日，也就是莫妮卡在白宫实习前两周，琳达·特里普还曾在大陪审团前，就福斯特自杀一事作证。福斯特律师与第一夫人和“白水事件”之间的关系，令不少阴谋论者欢欣鼓舞，开始编织起一张事实与想象互相缠绕的大网，正是从这时开始，斯塔尔开始进行对总统的调查。特里普本人也为阴谋论者贡献了许多谣言，她反复传说政府中存在着所谓的黑暗势力，之所以有人要暗中对付福斯特，就是因为他与希拉里·克林顿之间走得太近，知道了太多第一夫人的秘密。
琳达·特里普的工作经历也使得她养成了一种习惯，看待万事万物，她总是习惯于从一种阴谋论的角度出发，90年代，她与丈夫在结婚20年后离婚，这件事更让她产生了仇恨一切世人的心理。她认为自己的职位非常重要，而且把自己当作正义与道德的化身。1994年，由于她的顶头上司、白宫律师伯纳德·纳斯鲍姆退休，她被人从白宫调往五角大楼，虽然和莫妮卡一样，这次工作调动后，她的工资也提高了不少，可是特里普还是为此愤愤不平，她喜欢成为焦点的感觉，认为被调到五角大楼是有人在暗中同她作对。据说，她被赶走一事让白宫新任律师拍手称快，因为他一直怀疑特里普在向外界泄露白宫机密，而且特里普常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她的同事，使得所有同事都对她非常不满。
特里普一去五角大楼，就摆起了“资深秘书”的派头，她要求给她安排单独的车位，并且表示她需要一个私人办公室，认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全心全意为福斯特自杀案准备证词。而莫妮卡与她刚好相反，1996年4月来到五角大楼时，她对于福斯特事件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对特里普也不是很熟，在她最初的印象里，特里普只不过是那个与她同在二楼办公室，坐在她后面那个格子间的女人，而且特里普从来不接电话，害得莫妮卡总要为她代接电话。
尽管私下里特里普常常批评克林顿的政府，可是在公开场合她总是摆出一副忠诚的样子，甚至还在她的办公桌前摆了一张总统的放大照片。正是这张照片和她所谓的忠诚，促使莫妮卡主动与她聊了第一次话，后来她们发现彼此经历类似，都是从白宫被人赶到五角大楼的，也就越来越投契。
莫妮卡对特里普最开始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冷漠，看起来很厉害，可是却有颗热心肠”的女人。在工作时，特里普显得一丝不苟，而且确实非常胜任她的这份工作。她年薪达到了8万美元，却常常对莫妮卡抱怨说这笔钱根本就无法实现她的梦想，她想开一间古董店，然后拥有一片田园，可以在那里养马。她们对古董的共同爱好，加上两者共同拥有的幽默感，使得这两个女人渐渐忘记了她们年龄的巨大差距，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再加上特里普虽然对同事很刻薄，但素有喜欢保护实习生的好名声，很多实习生都非常尊重和信赖特里普，认为是她在冷漠的白宫里给予了自己莫大的帮助。很快，莫妮卡就将特里普当作了自己的良师益友。
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分析说，特里普正好满足了莫妮卡的渴求。由于特里普曾在白宫工作多年，对于白宫的所谓内幕相当了解，这一点是莫妮卡的其他朋友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她们根本不了解白宫的基本情况，也因此在莫妮卡遇到问题时，很难为她出谋划策。凯瑟琳说，“特里普更像是一个八卦专家，与她聊聊同事的绯闻，她确实是个很好的人选，可是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莫妮卡此时很想和别人谈谈她与总统之间的事情，可是她的心理医生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急于否认和批判莫妮卡的恋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莫妮卡只能找特里普。特里普并不会对她的故事作出什么道德评判，可是，她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帮助。”
最开始时，莫妮卡与特里普一起交换减肥诀窍，不可否认这一点，在减肥这方面特里普确实给了莫妮卡很大帮助，帮助她整整减掉了60磅体重，在莫妮卡痛苦的减肥过程中，特里普始终给了她热心的鼓励。她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古董，特里普会说起她每天上下班的不便，由于她的家住在哥伦比亚郊区，已经快要接近马里兰州，每天她得花一个半小时坐公交车上下班。她还向莫妮卡诉说了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她的大儿子瑞安还算懂事，现在已经开始离家在外读大学，女儿艾里森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觉得自己很难处理好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有一次甚至把女儿赶出家门。可是在莫妮卡看来，琳达·特里普仍然是个非常好的母亲，而且将她的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到处都放着她四处搜集来的古董。
渐渐地，莫妮卡觉得特里普这个人有时候会做些很古怪的事情。比方说，当特里普本人开始减肥时，她竟然拒绝见莫妮卡，说是觉得自己现在的形象太不好看。还有好几次特里普问莫妮卡，她母亲怎么评价她与莫妮卡之间的关系，一直到后来，莫妮卡才意识到，琳达·特里普似乎对她有种莫名的迷恋：她想要生活在莫妮卡的生活里。基于某种难以言喻的原因，特里普在暗地里追踪着莫妮卡的一举一动，想要控制她的思想与生活。（甚至一直到了特里普背叛了莫妮卡，向独立检察官泄露了莫妮卡的秘密后，她仍然表示想与莫妮卡做朋友。
）
当时，莫妮卡的母亲一直没有见到过特里普本人，以为她是莫妮卡的同龄人，她已经觉得特里普行事有些奇怪。现在，玛西娅这样分析特里普的行为，“特里普就像是个猎人，而莫妮卡就是她最好对付的猎物。特里普其实迷恋的是克林顿本人——她曾经声称希拉里·克林顿嫉妒她，表示希拉里怀疑她与总统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个女人简直是有妄想症，只要克林顿在哪儿遇到麻烦，她立刻就会出现在哪里。只要嗅到丑闻的气味，她就会立刻潜入那里。她就像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巫婆，一只讨厌的臭虫。”
莫妮卡与特里普的谈话内容里，几乎从未出现过政府话题。特里普敏感地注意到了莫妮卡对政治的厌倦，因此也就避而不谈这个话题，只是偶尔向她提及了福斯特自杀的事情。特里普总是夸大福斯特与第一夫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她还不止一次地谈到福斯特的死对第一夫人的打击。她告诉莫妮卡，当第一夫人参加完福斯特在阿肯色州举行的葬礼后，在总统的私人专机空军一号上，她竟然通过暴食排解心中的苦闷，工作人员也没办法劝她停下来。
一次谈心时，两个女人谈到了克林顿总统，特里普对莫妮卡说，以她对克林顿的了解，她相信克林顿肯定喜欢莫妮卡这一类型的女孩。她说，“噢，我敢肯定他会为你发狂。”莫妮卡发现，这些话对她来说竟然那样重要，它们适时地滋润了她的心田。那些莫妮卡的亲朋好友，她们因为爱她，所以劝她离开总统，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它在莫妮卡耳边轻声说，她肯定是总统喜欢的姑娘，她会让总统如痴如狂，鼓励她继续追逐她浪漫的爱情故事。莫妮卡这时发现，现在只有特里普真正理解她、关心她。莫妮卡并不知道，特里普对她的甜言蜜语并非出于友善，而只是因为她个人的好奇心和利益。当时，特里普已经生出了一个念头，想要写一本关于她在白宫生活的书，让世人为之瞩目。
1996年5月，通过她的朋友、保守派专栏作家托尼·斯诺介绍，特里普与右翼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在华盛顿秘密会面，戈德伯格是一个政治间谍，曾在1972年总统大选时秘密监视尼克松总统。在这次会谈中，特里普向戈德伯格谈起她想写一本书，专门探讨福斯特神秘死亡之谜，同时会透露很多关于白宫的秘密，这本书的书名暂定为《在密闭的大门里面：克林顿治下的白宫秘闻》。按照她们事先谈好的条件，传记作家麦琪·加拉格拟定了这本书的提纲，既然是秘闻，自然少不了女人这个话题，在提纲中加拉格提出要写克林顿与他两个绯闻女友之间的故事，其中包括黛比·席夫和凯瑟琳·威利。之后，她们就将这份提纲送给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普南出版机构审阅。可是在此时特里普却又决定放弃这个计划，她解释说她觉得与麦琪·加拉格之间的沟通很困难，而且担心这本书一旦出版，会害得她丢掉这份工作。直到1998年，当莫妮卡承认她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时，特里普等人才重新考虑出版这本书。
琳达·特里普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女人，就像是童话里的那个巫婆，不断地将手中那个红扑扑、看起来非常可爱的苹果放在莫妮卡·莱温斯基面前晃悠。1996年夏天，莫妮卡对特里普的信任感不断增强，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她倾诉自己正在经历的这段恋情，她并没有透露恋人的名字，可是特里普已经知道，此人就在白宫工作，而且位高权重。莫妮卡对她透露，她想要去纽约参加恋人的生日晚会，可又不知道这会不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这几乎已经是在告诉特里普，莫妮卡的恋人就是克林顿，因为克林顿将在纽约举行他盛大的50岁生日晚会，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莫妮卡愿意倾听特里普的意见，因为与她的母亲、姨妈和朋友们不同，特里普总是会告诉莫妮卡最想要听到的话，更何况她曾在白宫、在总统身边工作多年，理解白宫的游戏规则，莫妮卡认为她的分析与判断对自己更有用。
更重要的是，特里普始终不断地安抚莫妮卡，她在她耳边轻轻唱着催眠曲，轻声细语地告诉她，她肯定会在她那位神通广大的爱人帮助下重返白宫，一旦她回到那里，总统就会被她的魅力击中。莫妮卡回忆说，“当时他不在我身边，特里普的这些话和她的判断给了我很大支持，她让我对这段关系重又恢复了几分信心。我以为，当时她并不知道我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总统。”
在重返白宫的幻想中，她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日子正在缓缓拉开序幕：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而辛苦万分的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了过去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当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自己的秘密时，她以为对方是她信得过的朋友。事实上，她正在被人一步步地引入一个圈套里。
11月将至时，大选逼近，莫妮卡坐立不安，她的紧张与焦虑与日俱增。总统曾经对她的许诺不断地在她耳边重现，她梦想着有朝一日，总统会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为她找到了一份白宫的工作，她即将结束在五角大楼的炼狱生活。从那年夏天开始，她每天都在倒计时，算着自己还有多少天才能回到白宫。黛布拉姨妈说，“她整天都在我旁边念叨着，‘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要回到白宫，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大选前一天夜里，莫妮卡一直期待着总统的电话，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话里亲口为他祈祷，祝他好运。可是这个电话并没有打来
，莫妮卡重又陷入绝望之中。
1996年11月6日，星期二，威廉·杰弗逊·克林顿以压倒性的票数，战胜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当天，在克林顿夫妇重返白宫后，他们与副总统一起来到白宫的南草坪，在那里接受人们的祝贺，莫妮卡也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庆祝会。她想起总统说过，他喜欢她的那顶黑色的贝雷帽，于是特地戴着那顶帽子来到南草坪。此时的南草坪挤满了人，民主党的竞选班子、特工、竞选赞助人挤挤挨挨，莫妮卡与克林顿能做的，只是彼此交换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莫妮卡带着期待回到家中，她想，这个周末总统肯定会给她打电话，他还会让她去见他，然后当面对她说，她就快要回白宫了。
她回忆那个痛苦的周末，“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早早地就计划好了到时该穿什么衣服，做好了头发。然后，我坐在电话机旁边，就这样坐着，看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整整一个周末，我都在等着他的电话，可是却始终没有等到。我已经快要发疯了，我在屋子里乱扔东西，我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泪水，我觉得自己失望极了。当时我想，我根本没做错什么，却被人从白宫撵走了，那么多女人跟总统有过一腿，有谁像我这么惨？我觉得自己被背叛了，我觉得自己又一次上了男人的当，那时，我整个人都被人打垮了。”
虽然已经濒临崩溃，莫妮卡还在坚持做着五角大楼的那份工作，她想尽力说服自己忘记关于重返白宫的梦想，那个做了半年之久的梦。这时，她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日子正在缓缓拉开序幕。
11月底，就在大选结束后不久，一次莫妮卡走进五角大楼的咖啡厅，发现琳达·特里普也在里面。极度脆弱的莫妮卡知道，特里普肯定又会老调重谈，说些什么现在既然大选已经结束，她可以重返白宫，将总统迷得死去活来的鬼话。果然，她刚刚坐下，特里普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她的推测，突然，莫妮卡打断了她的话，“琳达，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确实曾跟总统有过关系，可现在已经结束了。请你不要再说我回白宫这类话了，一切都完了。”
特里普终于听到莫妮卡亲口承认她与总统的关系，她轻声叫起来，“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你是他喜欢的那种女孩。你千万不要喜欢我真是一个巫婆，可是确实，我祖母和我都有一种奇异的第六感。我只是对周围的事情有些敏感而已，你可不要见怪。好了，现在慢慢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而辛苦万分的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了过去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说完后，她觉得自己轻松多了。特里普并没有劝她年轻的朋友忘记比尔·克林顿，重新开始她的人生，她难以掩饰自己得知这个秘密的兴奋，对莫妮卡说，“你的判断肯定不对，你们之间并没有结束。现在大选的事情还没结束，他只是太忙了。等他忙过这阵子，他肯定还会再给你打电话，你们还会继续在一起。”
莫妮卡几乎可以回忆起这段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她与特里普的每一个动作，带着几分窘迫，她说，“特里普好像是在给我洗脑，可是我竟然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判断能力。当时，我很痛心，我还在爱着他，我的思绪很混乱，而且我还那么年轻，根本没有什么人生阅历。当他不再给我打电话时，我觉得我的天都要塌下来了，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要就此完结，根本就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选择相信特里普的话〖DK〗。”
当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自己的秘密时，她以为对方是她信得过的朋友。事实上，她正在被人一步步地引入一个圈套里。在卢西安·戈德伯格的证词中，他提到早在1996年5月，也就是莫妮卡认识特里普后不久，特里普就告诉自己，她认识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姑娘”，这个姑娘向她透露自己在白宫有个男朋友。这一点受到了莫妮卡的否认，记忆力一流的莫妮卡表示，此时她还并没有向特里普说起过这些。到了11月份，特里普再次与戈德伯格联系，她告诉对方，那个“男朋友”事实上就是总统本人。
回过头来看，莫妮卡的母亲意识到，正是从1996年11月开始，琳达·特里普开始操纵了女儿的生活，她说，“莫妮卡当时处在绝境中，她宁肯选择相信特里普的话。她想听到别人说，她还有希望，她与总统之间存在着真诚的感情。特里普使出了各种手段来哄骗莫妮卡，莫妮卡甚至连反抗的意思都没有，乖乖地听从她的安排，听着她在耳边念着咒语，‘对他说，你要一份工作——跟他吵架——我从星相里看出来了，他是你的——不要放弃他。’真正的朋友都会告诉她，不要再傻了，赶紧忘了他，可是琳达·特里普却在给她制造一个虚幻的希望。可是莫妮卡能怎么样呢？当时她那么脆弱，根本没办法逃脱一个那么老谋深算、那么强势的女人。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背叛。想起来就让人心寒，你会去想，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只有那些毫无同情心、没有人性、没有道德观念的人，才会做出这种坏事。”
背叛的事毕竟没有在此时发生。回到1996年11月，这时莫妮卡仍然信任着她的朋友特里普，而且常常向她谈起自己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恋情。每一次，当她对朋友说，她怀疑总统再也不会给她打电话，他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结束时，她的朋友就会用一种女巫般的语气安慰她，“他会打电话，他肯定会打电话。”几乎每一次特里普都会对莫妮卡说，总统这两天肯定就会打电话给她。
与此同时，莫妮卡也在忙着其他事情。她正准备暂时离开华盛顿，前往夏威夷参加她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的婚礼。行程都已经计划好了，她先去洛杉矶看望父亲和继母，然后在波特兰与凯瑟琳会合，最后她们一起飞去夏威夷。
她已经订好了12月2日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可是在出发前几天，她听说了第一夫人离开华盛顿的消息，这还是自从选举胜利以来希拉里·克林顿第一次离开这里。琳达·特里普的预言又开始在莫妮卡的耳边回响，她决定将机票改期，再给总统一次机会，莫妮卡这样告诉自己，“他只有这一个晚上的机会了，如果过了这一夜，他还是没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号码彻底换了。”
行李箱已经锁好，坐在房间里，莫妮卡开始了最后一夜的等待。她的直觉又一次应验。当晚，电话铃响了，莫妮卡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总统打来的。
“嗨，我是比尔。我得了咽喉炎。”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沙哑。听到了这段简短的开场白，莫妮卡意识到她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如果说，之前她对于琳达·特里普还半信半疑，那么，从此刻起，她已经彻彻底底地相信，特里普将是她的导师，引领她回到白宫，回到总统的怀抱。
第七章上帝不喜欢了
上帝不喜欢了(1)
现在，莫妮卡的自信心升到了顶点——总统又与她恢复了联系，她的减肥计划实施得很成功，她已经彻底甩掉了安迪·布莱勒留下的阴影，并且，她终于有希望回白宫工作了。她还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好朋友：琳达·特里普，她认为她是一个对华盛顿的政治生态环境了如指掌的厉害角色，她将帮助自己打开白宫的大门，重新牢牢占据总统的心。当1997年的新年到来时，莫妮卡希望自己开始一段精彩的新生活。很不幸，她的乐观情绪并不能维持多久。
这确实是件很奇怪的事情。1996年12月初，当总统终于给莫妮卡打来电话时，她竟然极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两人谈话的气氛少有的轻松愉快。她甚至心平气和地向他谈起了她与托马斯——那位五角大楼工作人员——之间三个月的恋情，并且告诉他，他们两人已经分手了，不过她并未提起堕胎的事情。他说，“要是当时我能在那儿就好了，我会拥抱你，让你不再难过。”她说，当时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甜蜜而又脆弱，他告诉她，他思念着她，说话时的语气就好似在这6个星期以来，他从未与她割断联系一样。
接着，莫妮卡又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当他邀请她去白宫时，她竟然婉言谢绝了。她告诉他，自己即将进行一场旅行，要先后去洛杉矶、波特兰和夏威夷三地，事实上，她在第二天清晨就将踏上行程。他们于是开玩笑说，到了夏威夷，莫妮卡应该寄一张明信片给他，上面会印着穿着比基尼的漂亮姑娘，而且莫妮卡得把明信片寄给贝蒂·库里，免得别人眼红将明信片偷走。他们谈了很久，当中聊着聊着，总统竟然睡着了。莫妮卡没有与总统约会，可是，她却在波特兰的行程中安排了一项额外的活动：与安迪·布莱勒相会。
她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安迪·布莱勒和他的妻子凯特了，可是他们常常在电话里说几句。这对夫妻都喜欢和莫妮卡通电话，因为可以从她那里听到不少白宫里的绯闻。她刚去白宫工作不久，就对他们说起了总统的一桩桩情史，并且念出了一长串总统绯闻女友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对凯特说，白宫里有一个工作多年的女人，别人都叫她“护膝”，这个女人与总统有一腿。这些话只是莫妮卡随口乱说，但在后来却使她处于很不利的境地。
她还给布莱勒夫妇寄过很多小礼物，这些小玩意儿大多是从白宫的礼品店里购得的，其中就有一张总统的签名照。当莫妮卡在法制办公室的通信部门工作时，她还寄给安迪·布莱勒一封感谢信的复印件，这封信由总统亲笔签名，是他写给一位议员的，而这位议员的名字也叫安迪。布莱勒很喜欢莫妮卡开的这个小玩笑，将这封信用大头针钉在他办公室的黑板上。莫妮卡的这些行为当然并不是出自什么险恶用心，如果一定要给她加个罪名，也只能说她的做法不大合适，可是当她的丑闻曝光时，这些小事情却足以成为致命伤。
当她还在安排着在波特兰的短暂行程时，布莱勒几次给她打来电话，焦急地询问她是不是确定会来，看起来在两人分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完全颠倒过了，现在，莫妮卡终于成了两人之间的主导者。除了布莱勒的请求，莫妮卡也有自己的理由，促使她要单独与他见上一面。
在接受了人工流产手术后，莫妮卡一度非常害怕与别的男人上床。她希望假如自己真的与某个男人做爱，那个人会是一个她知根知底的人，了解她、让她拥有安全感，会敏感地体察到她的反应，一旦她觉得不舒服就会立刻停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波特兰后，她又一次与布莱勒上床——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发生关系。这一次，莫妮卡的感觉很好，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相信今后自己可以尽情享受性爱，无需为任何生理上的恐惧而担忧了。莫妮卡带着对安迪·布莱勒的温暖感觉离开波特兰，她清楚地意识到了一点，布莱勒再也不可能影响和控制她的生活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再也无法伤害她。
后来，莫妮卡还和安迪·布莱勒在电话中聊过天，他承认在这一年多来，他确实还在与别的女人约会，现在他觉得自己与凯特的婚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想离婚，然后和他的这个新女友在一起——这一切都让莫妮卡坚定了当初她对布莱勒的怀疑。布莱勒还对莫妮卡说，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莫妮卡对他有多重要，他要为之前他的所作所为道歉，现在，他认为莫妮卡是一个他非常看重的好朋友。
在经历了这一切后，莫妮卡终于恢复了一些自信，她也知道，现在或许是她看起来最好的时候。她在夏威夷将皮肤晒得黝黑，而且瘦了不少，事实上，她从未像现在这么苗条。这一点没有逃脱总统的眼睛。那年12月中旬，在白宫的圣诞舞会上，他们曾经匆匆见过一面，第二天晚上，他还在参加另外一个社交活动时，抽空跑出来给她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不住地赞美她，“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昨晚看起来真是美极了。”他还告诉她，他给她买了份圣诞礼物，那是他去新墨西哥州的爱伯克奇市时，在一家店里一眼看中的一枚帽针，他说，他想要在圣诞节前就把这份礼物送给她。
可是圣诞节的那个周末，他们终究还是没法按照事先约定的那样约会，莫妮卡确实有几分失望，好在她还可以看到总统，一次她与母亲一起看演出《胡桃夹子》，切尔西·克林顿在这场演出中有几段舞蹈表演。总统当时与妻子坐在一起，正当他准备离去时，他发现了莫妮卡，向她微笑。这种简短的碰面，以及他在她电话答录机上留下的只言片语，支撑着莫妮卡脆弱的心灵。1997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肯尼迪中心举行的53届总统就职舞会上，两人又一次相逢，那一天，莫妮卡在人群中耐心地守候了五个小时，只是为了见他一眼。他终于看到了她，对她作出了“我喜欢你这件礼服”的嘴形，在这场舞会上，他始终在看着她，对她微笑。
尽管在新年里，他们之间的联系依然非常少，可莫妮卡的自信却在慢慢回升，她说，“往常当我准备去参加某些活动时，我都很难挑选合适的衣服，我常常会把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胖，穿什么衣服都很难看。现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而不必考虑我的身材了。这让我如释重负，觉得一下子好像整个人都变得无比自由。”
更让莫妮卡兴奋的是，进入1997年1月，她回到白宫的希望以及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看
起来都在一步步好转。圣诞节前，她听说白宫里最不喜欢她的那个人，伊芙琳·利伯曼将在新年被调离白宫，前去执掌美国之声电台网。这个消息让莫妮卡认为，她重返白宫最大的障碍已经被人清除。因此，在一二月间与总统通话时，她跟他几次提起回白宫的事情，他的态度也很积极，表示他会跟总统事务主管鲍伯·纳什提起这件事。
她还看到了其他迹象，预示着自己心愿即将达成。圣诞节后，她去白宫看贝蒂·库里，顺便给白宫的老同事和老上司们送来了一些圣诞礼物——知道克林顿喜欢解谜，她为当时不在华盛顿的克林顿买了一套以福尔摩斯探案集为蓝本的游戏——莫妮卡跟贝蒂说起，她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重返白宫。看起来，贝蒂完全知道这件事，她答道，“我知道，当你离开白宫时，总统跟我说过，说我们应该在大选后把你弄回来——他说你是个好孩子。”
现在，莫妮卡认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总统和贝蒂的话给予她希望，她那位巫婆导师——琳达·特里普则在对她施展着甜蜜的催眠术，她回忆说，“特里普成了我的私人日记本，我遇到了任何事都会向她倾诉，我会毫不设防地与她探讨我的每一点想法与希望，我渐渐发现，无论去做任何事情，我都想先去取得她的支持，她紧紧控制住了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有好几次我都打起了退堂鼓，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不如现在见好就收。’可是特里普却会在我耳边不断地念叨，‘不行，你要继续，你应该得到更多东西。’而且她说的往往都会应验。这真是一段非常非常病态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她与特里普之间的关系，莫妮卡解释说，之所以她会如此信任和依赖特里普，是基于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她的堕胎事件，她年轻没有阅历，她在五角大楼工作不顺心，也没多少朋友，而且她与总统之间的联系也慢慢变少，她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倾听自己心声、为她出谋划策的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时几乎所有关心她的人，包括她的母亲、姨妈和所有好友，都始终坚持让她离开华盛顿、离开总统，重新开始她的新生活，这种说法她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只有一个人在不断鼓励着她，劝说她一定不要放弃总统，这个人就是琳达·特里普。
在此之前，莫妮卡已经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会在每次总统打电话给她或是与她相见时，记录下当天的日期和细节，1997年2月，特里普不断对莫妮卡说，她现在应该重新检视这些日记，这样，她就一定可以从中找到克林顿打电话给她的规律。她甚至还鼓励莫妮卡将自己与总统之间的联系做成一个详细的数据表。现在莫妮卡才意识到，原来琳达·特里普在这件事中如此积极，是别有用心。
总统本人暧昧不清的态度，在1997年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曾经几次试图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却发现自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无法离开莫妮卡。他的负罪感与他对她的欲望不断进行着交锋，他作为政治家与丈夫的身份，又与一个单纯的男人身份产生了尖锐的对立。2月28日，莫妮卡穿上了一件GAP牌的蓝色裙子参加了总统电台谈话节目。这件衣服是她刚刚从干洗店取回来的，如今，没有谁不知道这条裙子与总统精液的故事。
很快，莫妮卡在新年里刚刚培养的一点希望就烟消云散，她的生活里重新布满了绝望与怀疑的疑云。等了那么久，她还是没有看到回白宫工作的一丝前景，她的失落与日俱增，更让她在希望与失望中沉沉浮浮的，是一班白宫工作人员的态度，没有一个人对她说过半句实话，而是不断地搪塞她、欺骗她。母亲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点，她这样形容那些人的伎俩，“莫妮卡一直信任着他们，相信他们正在想办法，为她争取重返白宫的机会。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她根本就不可能回来。他们就是在玩弄她，或者互相之间踢着朋友，这个人叫她去找那个人，那个人又会让她去问这个人。”
这种互相推诿的策略，似乎也被总统使用得恰到好处。他会先告诉她，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然后没过几天，他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给她打电话，或者与她见面。他的这种行为也许只是无心之举，可是他确实是让莫妮卡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的关系并没玩完，他们的故事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这些日子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一直密切关注着好友的一举一动，她早就发现，总统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会害了她痴情的朋友，她说，“我一直非常尊重克林顿，所以我才更加不明白，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还看不出，他的所作所为会彻彻底底地毁了她。他曾经试图与莫妮卡分手，我们都在私下里叫好，觉得这才是正经人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没过几天他又给她打电话，然后他们的关系又这样保持下去。他不断地吊着她的胃口，这简直是在让莫妮卡受刑，他从来没有主动对她说，‘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们再打电话，你的将来就会被我葬送。’”
总统本人暧昧不清的态度，在2月份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总统曾经几次试图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画上一个句号，可是他却发现自己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无法离开莫妮卡。他的负罪感与他对她的欲望不断进行着交锋，他作为政治家与丈夫的身份，又与一个单纯的男人身份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二月初，他们曾经长时间地讨论过这段感情。开始时莫妮卡表现得很开心，她告诉他翻
看情人节那天的《华盛顿邮报》，在那里，她为她的“英俊先生”留下了一段爱的信息，这段话的开头引用了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我借着爱的轻翼飞过园墙，因为砖石的墙垣是不能把爱情阻隔的；爱情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事，它都会冒险尝试。”
总统很欣赏莫妮卡的才情与细腻的感情，可是他还是又一次告诉她，他们应该分手，他很诚恳地说，他不想去伤害她，“你曾经被那么多男人伤得那么深，我不想像你生命中的其他那些男人那样，我不愿意去伤害你。”他的这段话让莫妮卡感到，他其实知道她在情感上有多么脆弱。可是他并没有搁断电话，事实上，谈到最后他们竟然又进行了一次电话性爱，接着他答应会再给她打电话。
情人节那天，莫妮卡与母亲在伦敦，可是她一从伦敦回来，就去了白宫找贝蒂·库里。贝蒂告诉她，上周她曾打电话找莫妮卡，从贝蒂的话中莫妮卡推测，她不在的时候总统应该找过她。后来贝蒂又给莫妮卡打电话，邀请她参加2月28日进行的总统电台谈话节目。为了参加那个节目，莫妮卡穿上了一件GAP牌的蓝色裙子，这件衣服是她刚刚从干洗店取回来的，如今，没有谁不知道这条裙子与总统精液的故事。
那天总统谈话节目中，包括莫妮卡在内，一共只来了7位嘉宾，自始至终莫妮卡只想着一件事，呆会儿总统会不会与她单独相处一会儿。当电台节目录制完毕后，客人们与总统一起合影，接着总统让她去贝蒂·库里的办公室，他有东西要给她。不幸的是，总统助理史蒂夫·古丁也在场，他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总统，不愿意让他在这些琐事上浪费一秒钟。莫妮卡从贝蒂那里得知，古丁甚至还专门起草了一份文件，要求禁止这位前白宫实习生单独与总统共处一室。可是显然贝蒂是个非常机灵的女人，她并没有理会古丁的要求，带着莫妮卡走过椭圆办公室，然后一起来到了总统的私人办公室。接着贝蒂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办公室。终于，这里只剩下了总统和莫妮卡两个人。
10个月来，莫妮卡第一次与她的“英俊先生”独处。他们刚刚走进他的小书房，她就急促地要求，“快来吻我。”可是，他却比以往更加谨慎，他并没有吻她，而是小声劝她，“你需要等待，我们只能等待。耐心点，耐心点。”然后，他递给莫妮卡一个小盒子，上面装饰着金色的星星。她打开盒子，看到里面就是那枚他说要送给她的圣诞礼物——一个蓝色的玻璃帽针。气氛变得有一点尴尬，他一边说，“这是送给你的。”一边将一本书塞进她的手提袋里。可是莫妮卡想要看个究竟，她又将书从包中取出，发现那是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莫妮卡感动莫名，“这是我最珍视的礼物，对我来说，这本书极其重要。”酷爱诗歌的莫妮卡觉得，总统是要通过诗歌要她表达自己的感情，从这本书中，她发现了彼此之间的真爱。
带着这种浪漫而感动的情绪，他们慢慢走到了他的浴室，整间内室中最隐蔽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又开始了一次“鬼混”。将近一年来，他第一次吻了她，可是却又猛地将她推开，说，“听着，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他们却无法抵抗对方的身体，他们的动作愈发缠绵。像往常一样，莫妮卡为他口交，而他在口交进行到一半时，再次将她推开。莫妮卡告诉他，她想让他达到高潮，真正完成这次性爱，可他却说，“我不想彻底迷上你，也不想让你彻底迷上我。”可是莫妮卡并不愿意理睬他的理性，她轻轻告诉她，她“非常喜欢他”，然后两人紧紧相拥。最后，有史以来第一次，总统让她彻底完成了这次口交，他的一部分精液在激情中，滴在了她的那件GAP牌的蓝裙子上。对莫妮卡来说，这次做爱是他们关系中的新篇章，她相信，只要这种亲密的感情可以继续维系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像所有情侣一样，正常的做爱。在过去，他始终对她保持防范，起先是说他还不十分了解她，后来又借口说做这些让他感觉有罪。这一刻，在1997年2月28日，莫妮卡终于知道，他已经非常信任自己。
当晚莫妮卡出去吃饭。作为一个生活乱糟糟的女孩，她并没有仔细将这件衣服放进洗衣篮，而是随手就将它塞回到衣橱里。一直到她又想起穿这件衣服时，才注意到了裙子上的一点点污渍。她并不能确定这些污渍是否来自总统的馈赠，可是她确实跟内莎和凯瑟琳开过玩笑，说如果他是个负责任的男人，就应该为她支付这件裙子的干洗费。
很快，莫妮卡就将裙子的事情置之脑后。她又给总统寄去一条Hugo Boss牌的领带，包裹中还附了一份情真意切的信，感谢他送给她的礼物。她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们之间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将他的谨慎与身体接触时的犹豫，看做是他作为总统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总统却并不是这么想的。1998年8月17日，在他透过录像机向大陪审团作证时，他说，“在那次结束后，我觉得很恶心。可是，我，我确实因为这是近一年来，我第一次与莱温斯基女士发生这种不正当关系的结束，又感到很高兴。我向自己发誓说，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
”可是就在3月12日，也就是他们上次在椭圆办公室相见两周后，贝蒂·库里打电话给正
在工作的莫妮卡，对她说，总统想要和她通话，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总统告诉她，她送的那条领带有点问题（莫妮卡相信他故意割破了这条领带，制造他们相见的机会），他明天就要去佛罗里达，问她今天是不是能过来一下。她立刻答应了，随后他将电话转给贝蒂，由她为这一天的会面做安排。
莫妮卡以为总统会谈起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在与贝蒂谈话时，贝蒂完全没有说起工作的事情，这让莫妮卡稍稍有些失望。贝蒂·库里是个在白宫里广受欢迎的工作人员，在与莫妮卡之间的关系中，渐渐扮演起了一个母亲般的角色，这通电话标志着，她开始充当起总统与莫妮卡之间的传声筒。由于莫妮卡已经不再拥有白宫通行证，而总统也不想让莫妮卡每次来访都被人记录在案，因此，贝蒂开始为他们之间的会面进行协调工作。可是莫妮卡却并不喜欢贝蒂出面，她觉得她是与总统之间的障碍，她想直接听到总统的声音。
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进入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阶段，斯塔尔报告以少有的文学色彩这样描述道，“一缕阳光刚好洒在了莱温斯基的脸上，而她正在一心一意地为他口交。一边享受着，总统一面赞美莱温斯基的美貌。”这段描述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可笑，可是莫妮卡却强调说，这次她与总统之间的接触相当亲密、浪漫而隐秘，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了短暂的性器官接触，斯塔尔报告则干巴巴地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插入。”
看起来，贝蒂不是他们之间的障碍，将莫妮卡与总统阻隔的，其实正是命运。就在他们准备约会前，以色列爆发恐怖主义事件，巴以冲突一触即发，总统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关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发表了电视讲话，当时他系的领带是莫妮卡送给他的，这也正是后来他的服务人员巴亚尼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时系的领带。莫妮卡与总统的约会就此取消。当晚，总统还是按照他原先的计划去了佛罗里达，并且与球手格雷格·诺曼一起打了一场高尔夫球。在梦里，莫妮卡看见了总统，这似乎是个噩梦，从梦中惊醒后她立刻打开电视，结果得知总统在打高尔夫球时不小心伤着膝盖。这是个很有趣的巧合，天生浪漫的莫妮卡相信，这个巧合证明了她与总统之间是多么心有灵犀。
莫妮卡立刻就行动起来，她为他置办了一个礼品包，里面装了一大堆小礼物。其中包括一张小卡片，上面一个小女孩正在跟青蛙说，“嗨，英俊先生。”还有一个磁石，做成总统印章的样子，可以贴在他的拐杖上；一块牌照，上面写着“比尔”，粘在他的轮椅上肯定不错；另外还有一对护膝，这种护膝她自己也在用。可是在莫妮卡幽默的外表下，她还是觉得自己很烦恼，因为她不知道在发生了一连串的意外后，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面。
一直等到3月29日，她才一偿心愿，借口还是那条割破的领带。她不仅给他带去了一条新领带，还送给他满满一包小礼物，其中包括一本讲述电话性爱的小说《声音中的性》，一个心形的徽章，还有她在情人节那天登出的广告，她特意将这份广告用塑胶封了起来。又一次贝蒂·库里带她走进了总统的私人书房，然后找了个借口告辞，留给他们独处的空间。
一个淡淡的吻，突然就让他们之间燃起激情，不过此时他膝盖的伤还没好，必须拄着拐杖，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这次亲密接触虽然很浪漫，但还是染上了些许滑稽色彩。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进入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阶段，斯塔尔报告以少有的文学色彩这样描述道，“一缕阳光刚好洒在了莱温斯基的脸上，而她正在一心一意地为他口交。一边享受着，总统一面赞美莱温斯基的美貌。”这段描述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可笑，可是莫妮卡却强调说，这次她与总统之间的接触相当亲密、浪漫而隐秘，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了短暂的性器官接触，斯塔尔报告则干巴巴地用一句话来概括，“没有插入”。
事后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莫妮卡说，她对总统怀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她对他说她在不停地思念他，她梦想着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单纯的“小比尔和小莫妮卡”，可以在阳光下手牵手散步。以她素有的感性，她告诉他，他们的关系让她心中的那个小女孩正在不断成长，令她的生命变得更加圆满。她也感觉到，自己正在为总统找回那个“曾经失落的小男孩”。现在，莫妮卡已经变得更加清醒理智，她说，“当我刚刚开始这段关系时，让我感到最不能自拔的，确实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的事实。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种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时候我开始梦想着嫁给他，每天早上可以与他一起醒来，我甚至希望与他一起变老。现在回过头来，我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愚蠢的白日梦。”
当总统与莫妮卡一起谈心时，他再次提起要让她谨慎行事。在莫妮卡与总统的整个恋情中，
她一直试图让他抛弃怀疑与不安全感，希望他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她，莫妮卡反复强调说，她从来没有将他们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她会尽全力保护他。他又提醒她注意，假使有人问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她只能简单地回答，他们是朋友。后来甚至在他们通电话时，他也开始要求她注意说话的方式，他说他相信有一个外国的大使馆正在监听他办公室的电话，不过他并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大使馆。
贝蒂适时进来，带着莫妮卡离开了这个小书房。总统拄着拐杖，一直把莫妮卡送到了贝蒂的办公室，在她离开时，他主动上前拥抱她，然后当着他秘书的面，亲吻了她的额头，似乎是要向贝蒂强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情人关系，而更像是一种父女之间的关系。接着他唱起了一首经典流行歌曲《来点温柔》，当他唱到那句“她也许很疲倦”时，他突然紧紧凝望着莫妮卡的双眸。
在这次会面中，莫妮卡将自己的简历送给总统，总统则解释说，他已经布置了很多人帮助她在白宫里找一份工作，除了之前提及的总统事务主管鲍伯·纳什，还包括总统当年读书时就认识的好友、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看来，总统的御用兵们终于开始为莫妮卡效力——虽然，他们的效率始终令人怀疑。
在这次见面后，莫妮卡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一点，可是就同往常一样，没过多久她就开始了又一轮的怀疑、猜忌和抑郁。每天她都在与自己作斗争，她想立刻辞去五角大楼的这份工作，去别的地方另谋出路；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断告诫自己，她一定要耐心，一定要听从总统的安排。她确实很喜欢而且很尊重现在的上司肯·培根，可是她痛恨五角大楼的工作，每天都需要加班，而且工作相当烦琐、枯燥，每一天做的事好像都和前一天完全没有分别。尽管如此，她的工作态度依然可圈可点，这一年还拿了五角大楼杰出贡献奖。4月她出差去了亚洲，也许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差，可莫妮卡并不这么看，这次出差她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打字上，晚上则是住在不知名的小旅馆里，无聊透顶。在这次“噩梦之旅”结束时，坐在回家的飞机上，莫妮卡暗下决心，假如总统的动作还是那么慢，那么她就不得不自作主张了。
4月中旬莫妮卡刚刚踏入家门，就得知了另一桩悲剧。迈克尔遇到了一次严重的车祸。一天晚上他还开着车就睡着了，结果他的车撞到了路边，然后丢到了一个水沟里。好在迈克尔的反应还算快，就在车子爆炸前几秒中，他从车子里爬了出去，奇迹般地只受了点皮外伤。向来沉着冷静的迈克尔并没有因为这起意外而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是情绪化的莫妮卡为此担惊受怕。
这件事刚刚平息，4月的一天，她正在五角大楼工作，突然接到了凯特·布莱勒的电话，她怒气冲冲，质问莫妮卡为什么会勾搭她的丈夫。莫妮卡不想在上班时接这种电话，于是匆匆将电话挂断。之后莫妮卡越想越生气，她不明白为什么安迪·布莱勒会将他们的秘密告诉他妻子，于是又打电话痛骂安迪。安迪告诉她，他现在的情人找到了凯特，并且告诉她自己已经怀上了安迪的孩子。结果夫妻俩开始了激烈的争吵，安迪一个不小心，就说出了他与莫妮卡曾发生过关系的事情，但他表示，他们上床的事仅仅发生在当年还在洛杉矶的时候，后来就一直保持着清白的朋友关系。于是莫妮卡再次打电话给凯特·布莱勒，解释说当时她之所以会和安迪上床，只是因为她那时太胖，对自己没有自信。可是谎言很快就被凯特识穿，她找到了1997年莫妮卡寄给她丈夫的情人卡，立刻就把这张卡片重新寄回给莫妮卡，与卡片一起的，还有一封她写下的愤怒而言辞激烈的信件。
几乎可以从以前安迪·布莱勒的所作所为中，推测他将会和妻子做出怎样的解释。他对妻子说，大部分的责任都不在他，而在莫妮卡。当年他们搬去波特兰时，她还是对他苦苦相逼，哀求他不要抛弃自己。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无非是要保护自己，他彻底得罪莫妮卡，莫妮卡告诉他，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跟他说一句话。直至今日，莫妮卡对于安迪·布莱勒的愤怒都没有消除，她说，“他本来应该做个堂堂正正的责任，承担起他应该负有的责任。可是他没有，他竟然还在编织一段又一段谎言。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
在这段日子里，莫妮卡将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悉数告诉了琳达·特里普。特里普像是一个友好的朋友那样，一会儿替她生气，一会儿又对总统的行为表示恼火，可是有一点她的态度始终非常坚决，她一直鼓励莫妮卡重返白宫。当莫妮卡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时，她却在不断鞭策莫妮卡。莫妮卡承认她本人的弱点，“有些人可以激发你去发现自己身上最优秀的特质，特里普则刚好相反，她让我发现和展现了我身上最不堪的那些东西。我竟然可以在她的指点下，变得那么肮脏、那么阴险，我为这样的自己而感到万分羞辱。”
与布莱勒之间不道德的关系曝光后，莫妮卡原本就不安而浮躁的灵魂再掀波澜。更糟糕的是，当莫妮卡每天都在思考着怎样才能回白宫时，她的朋友兼魔法导师琳达·特里普也在旁边不停地煽风点火，使她的偏执与怨恨不断升级。特里普还向莫妮卡面授机宜，为她想出了各种重返白宫，回到总统身边的计谋。莫妮卡说，“特里普非常了解我的心思和性格，她可以巧妙地挑起我的负面情绪，鼓励我向那条死胡同一路走下去，而我的母亲和朋友却恰恰相反，她们很想将我拦腰抱住，阻止我沉溺下去。琳达让我相信，我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多、更好的待遇。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一点，这些坏事既然是我自己做出的，我就理应承担一切后果。”
3月，特里普告诉莫妮卡，她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办公室正准备向外界公开招聘，但她不肯透露她的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只是称呼她为“凯特”。莫妮卡并不知道安理会打算征召哪方面的人员，可她还是将自己的简历寄了过去，并附上了一封简短的信件，表示自己相当想去这里工作，无论分配给她何种职务，她都将乐于效劳。
就在特里普为朋友介绍工作时，特里普还在做着另外一件事，当月，她与《新闻周刊》
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进行了秘密会谈，他们是在当年特里普还在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时认识的。伊斯科夫曾经对葆拉·琼斯案投入了大量精力，这件案子的原告是曾任克林顿秘书的琼斯，1994年她向克林顿总统提起诉讼，指控他在3年前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曾在小石城的一家旅馆里对她实施性骚扰。克林顿否认了琼斯的所有指控，并且质疑琼斯的诉讼于法不容，声称一个公民根本就不能对一位仍然在位的总统提出诉讼。双方律师都仍在密切跟进着这起事件。
有一天，琼斯的律师在无意中告诉伊斯科夫，还有一个女孩也曾经历过与琼斯类似的遭遇。那是一个为民主党工作的义工，她声称自己在1993年11月份，当她前往椭圆办公室请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工作时，被克林顿性骚扰。伊斯科夫找到了这个叫凯瑟琳·威利的女孩，并说服她同意接受他非正式的采访，威利说，当时总统对自己上下其手，并且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强吻了她。她还表示，琳达·特里普可以为这件事作证。
伊斯科夫回忆说，在1997年3月，他向特里普调查威利被总统性骚扰的事情，特里普则表示，他思考的方向是对的，但这个民主党义工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现在她掌握了一条更重要的线索。几星期后他们又在白宫附近的一间酒吧碰头，特里普向伊斯科夫表示，她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惊人的故事，总统与一个女实习生之间的感情纠葛。
在华盛顿，拥有知识就等于拥有权力和力量。特里普得意洋洋，瞧，她现在竟然能将一个资深的《新闻周刊》记者玩得团团转。可是伊斯科夫却并没有被特里普的这个故事打动，在他看来，一个关于总统与性的故事无外乎是遵循这样一个老套路：琼斯案仍然让大家余兴未消时，正好威利适时冒了出来，再一次证明了总统好色的事实，一方面，它代表了总统在这方面的某些规律，另一方面它也将成为总统滥用职权的例证。同时，卢西安·戈德伯格也向特里普强调一点，如果她还希望出版她的那本书，就一定要搞到更多细节，而且这些故事最好可以与目前正热的新闻沾上点关系。所以特里普开始着手努力，希望让威利的故事见报，同时准备把自己打扮成知情人士的面目，在媒体上风光一下。
特里普也曾向莫妮卡说起过凯瑟琳·威利的故事，不过说法与对伊斯科夫的那套版本完全不同。在之前特里普与莫妮卡的谈话中，虽然她一直在鼓励莫妮卡努力追求总统，可是她确实曾经提到过，克林顿还曾经有过别的女朋友，但她反复说明，这些人都是过眼云烟，不值一提。特里普没有说出这些女朋友的名字，但她告诉莫妮卡，这些女人在克林顿的心目中分文不值，而莫妮卡不同，她知道克林顿爱着她，而且他们之间的感情注定会有好结果。特里普所说的这些女人，其中就包括凯瑟琳·威利。
3月，琳达·特里普洋洋得意地告诉莫妮卡，一个《新闻周刊》的著名记者去办公室找过自己，想请她对凯瑟琳·威利被总统性骚扰的事件提供资料。特里普说，当时她觉得很紧张，所以尽可能将总统性骚扰的事情轻描淡写，而只是证实，他们两人确实曾有过感情。这两个女人在办公室时深入讨论了这件事，夜里，特里普又打电话到莫妮卡家里。她对莫妮卡说，威利曾经打电话给她，在谈话时特里普曾经正告威利，指责她这是在说谎，她根本就没有受到总统性骚扰。威利则反击说，她并没有说谎，而是特里普记性有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一个细节，威利声称当她从椭圆办公室走出来时，衣冠不整，而且显得很不开心，这一点特里普肯定注意到了，她以此作为自己在受到总统骚扰后身心俱疲的证据。
几个月后，这场谈话的意义突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莫妮卡与特里普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她们不断争论究竟当初是威利先打电话给特里普，还是正好相反。因为在此时特里普又编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她说是她主动与威利联系的，这一点可能会完全改变整件事的性质。因为如果是特里普在得知记者找到核实情况后，主动打电话找威利，这可能会造成两人之间串通证词。接下来的几个月，特里普反反复复修补着这个听来已经不再可信的故事，莫妮卡开始迷惑，她不知道应该相信特里普的哪种说法。
在特里普与伊斯科夫保持密切联系前，莫妮卡就已经从她的上司肯·培根那里学到了很多对付记者的方法。因此她不免有些吃惊，为什么琳达·特里普这样一个与传媒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会在伊斯科夫发问时口不择言。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想得很简单，我只是觉得特里普是不是突然犯糊涂了，所以才对那个记者说，总统确实会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
莫妮卡同时想到，特里普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理应向白宫报告曾与伊斯科夫接触这件事，这样，他们才可以对伊斯科夫采取必要而适当的行动。莫妮卡表示，她曾与白宫的几位官员报告过此事，其中包括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另一个是白宫律师团中的成员布鲁斯·林赛。特里普曾经说过一大串与她相熟的政治人物名称，除了总统，也包括林赛律师，可是看起来，她与林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亲近。
最后，特里普不得不向白宫报告，她先是向林赛写了一封书面报告，后又发电子邮件给他，表示她需要向他汇报一项与传媒有关的事件。可是非常不凑巧，由于之前特里普曾在福斯特事件中向大陪审团作证，她现在与整个白宫律师团都存在某种利害关系，出于避讳的需要，林赛不能与特里普见面。于是，林赛干脆就没有理睬特里普的报告，连电话都没给她打一个，这被向来多疑的特里普当成了对自己的蔑视与挑衅。加上莫妮卡这边，她的资料已经收集得差不多，特里普相信，反击的机会已经快要到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莫妮卡始终为她的工作和事业牵肠挂肚。4月中旬，当她结束亚洲之旅回到华盛顿后，她曾打电话对贝蒂·库里说，她想跟总统说两句话。整个周末，也就是总统平时与她联系最多的这两天，她一直在等待着总统的电话，他始终没有打来。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莫妮卡想着，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了，可是她左思右想，也没法猜出一个原因。
她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4月28日，她应征白宫新闻办公室的职位。他的上司肯·培根与总统助手洛里·迈克休之间关系很熟，当他得知了这件事后，他开通地赞扬了莫妮卡，夸奖她是很“聪明、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莫妮卡想要联系贝蒂·库里，好让总统知道她的计划，可是琳达·特里普却劝她打消这个念头，她坚持说，总统肯定还在为她回白宫想办法，假如让他知道了，他肯定会责怪她自行其是。特里普那句口头禅，“相信我，我对他非常了解”，让莫妮卡打消了所有顾虑。在5月1日，莫妮卡接受了这个职位的面试，虽然面试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她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个盼望已久的工作。
最后，到了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也就是4月26日，莫妮卡终于听到了总统的声音。莫妮卡急于向总统表达她的不满，抗议总统总是不给自己打电话来，这样一个小小的不满竟然遭到了总统的强烈批评，他告诉她，现在他膝盖的伤还没有痊愈，他再也不想听到她无休止的抱怨。可是就如同之前的每一次争吵一样，在挂断电话前，他们已经重归于好，而且计划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方案。
5月17日，当月几乎一直不在华盛顿的总统，又给莫妮卡打来电话。这通电话实在是打得很辛苦，因为不断地有人找总统谈公事，在谈完公务后，总统又会继续拨通莫妮卡房间的电话。他说，他本来是想打电话找贝蒂·库里，让她在第二天，也就是周六来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秘书的遮掩下见上一面。可是他现在根本联系不到贝蒂，所以只好与莫妮卡在电话里聊聊天儿。此时莫妮卡的面试结果已经公布，她告诉他曾经去白宫新闻办公室参加面试，可惜未能成功。总统看来确实是被莫妮卡面试的事情激怒了，他说，“为什么你不告诉贝蒂？本来我们可以设法帮你的。答应我，以后如果你听到了关于工作的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好不好？”
莫妮卡感觉到，总统在和她谈心时有些心不在焉，他似乎变得顾虑重重。总统解释说，二三月份他们约会时，他总是担心别人会知道他们的事情。莫妮卡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还是很难理解，“他总是有所顾忌，这一点都不奇怪。反常的是在三月份到五月份之间，他的态度前后矛盾，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总统问莫妮卡，她是不是对她妈妈说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莫妮卡本能地撒谎说，“当然没有了，为什么你会这么问我。”为了进一步打消总统的疑虑，她还说，她母亲甚至根本不清楚莫妮卡为什么会好端端地被人调到五角大楼，她以为惟一的原因就是总统与女儿之间的友谊。
事实当然不像莫妮卡说的那样。莫妮卡的母亲、姨妈和她的朋友们，她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当她和凯瑟琳与内莎通电话时，她甚至会给她们听总统在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莫妮卡解释说，“我并不是要向我的朋友们炫耀什么，这只不过是我已经是在说话和行事时，都将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男人。我生活的这个年代，女人们都非常亲近，而且在谈论性与感情时，态度都非常开放。我认识我所有女朋友和男朋友们，总统也不会被我们排除在外。在她们看来，他就是我的男朋友，仅此而已。而且我的朋友们对我忠心耿耿，没有任何人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
总统跟莫妮卡解释说，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已经开始关注他与莫妮卡的关系，她似乎是从沃尔特·凯耶那里听说，莫妮卡与总统的关系有些不简单，而沃尔特·凯耶正好又是莫妮卡母亲的好友，曾经帮助莫妮卡取得了在白宫实习的机会。
有趣的是，后来凯耶和斯科特曾经分别在大陪审团前作证，他们都表示虽然曾经在一起谈过话，但是从来就没向对方说起过莫妮卡——这就使得总统上面的解释显得有些牵强。不过在1997年2月，莫妮卡的姨妈黛布拉与凯耶共进午餐时，他们确实谈到了莫妮卡。凯耶是个众所周知的大嘴巴，虽然很招人喜欢，但特别喜欢说些闲言碎语，他对黛布拉含含糊糊地说，他们家莫妮卡的名声好像不大好，很多人说她的好胜心似乎太强了。他的话让一向最喜欢莫妮卡的黛布拉一下子跳了起来，据凯耶说，黛布拉说了很多反击的话，结果一时说漏了嘴，告诉他，总统常常会在深夜给莫妮卡打电话。这句话让凯耶的心狂跳了起来，因为他确实曾经听两个纽约民主党人分别向他提起，莫妮卡与总统有一腿。
因此，或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凯耶本来就在白宫中有很多好友，其中一位好友是白宫西翼休息室的接待员，叫黛伯拉·席夫，而且她对莫妮卡的印象很不好，曾经向伊芙琳·利伯曼投诉说莫妮卡“举止不当”，这些印象不断累积，就使凯耶得出了莫妮卡与总统关系不正常的结论。之后，这位喜欢说闲话的保险商人又把这种猜想转而告诉了自己的其他朋友。就这样，这个消息终于传到总统的耳朵里，于是他在与莫妮卡对质时，说到了凯耶的名字。
至于总统是不是记错了这些传闻，原本这些传闻不关玛莎·斯科特的事；或者他是不是仅仅想用玛莎和凯耶的名字当烟雾弹，以此来抨击莫妮卡处事不慎，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很明显，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绯闻已经被泄露，而且他开始为此而担心，他将这一切的错，都迁怒到莫妮卡身上。
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话，尽管他们计划在下周六见面，可是莫妮卡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与此同时，她又对这次见面充满期待，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虽然仅仅在私下里见过两次，但两次见面都极其热情，无论在身体还是情感上，他们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莫妮卡在暗自猜测，第三次见面，他们会不会进行更加亲密、更加热烈的接触？
5月24日，星期六，是他们约定相见的日子。莫妮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像以往几次一样，她为他带来了小礼物，一张高尔夫球游戏光盘和一件香蕉共和国牌子的休闲衬衫。她戴着一顶草帽，里面别着上次见面时他送给她的那枚帽针。她被带到了椭圆办公室，总统如同以往一样，亲自上前迎接她，然后带她走进了餐厅，在那里她将礼物送给了他。接着，他们来到了内室，莫妮卡满心期待着，他们会和以前那样“鬼混”，共同度过短暂却又激情四溢的几小时。
可是，总统却在此时抛出了那枚定时炸弹，她的直觉永远那么准确，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果然，这一刻还是发生了。总统说，他再也无法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丝毫欢愉，他想和她分手。最大的障碍是他的道德感，他觉得这件事无论是对他，抑或对他的家人都是不对的，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会容忍他做出这种事情。他向莫妮卡诉说着自己内心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相信自己的这段外遇将为所有人所不容。此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切尔西就在附近，她们在白宫游泳池里玩得正高兴，总统却在痛苦中，向莫妮卡揭露了他灵魂深处的不安与罪恶。
总统缓缓地说，他的一生其实都充满了谎言与欺骗。在他还很小时，他就对父母亲说谎，他其实明白这种谎言将会给他带来的后果，可是他却仍然不停地说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因为他总是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他、揭穿他。1975年，在他29岁时，他与希拉里结婚，可他的这种隐秘生活还在继续。渐渐地，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一丝惊讶，他发现他不仅在不断地欺骗别人，甚至也在欺骗自己。一直到他40岁那年，他始终过得很不快乐，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他痛恨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欺骗，他的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感，以及他的这种天性之间的矛盾，在他心中不断交锋，使他始终处于矛盾和痛苦中。他甚至考虑过与希拉里离开，彻底远离政治，可是就在他已经下定决心时，他却第四次当选阿肯色州州长。他向莫妮卡告白，“如果我可以当一个汽车加油站的小工人，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每天都可以坦然面对镜子中的自己，那么，我也许可以更快乐。”
人到中年，克林顿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是处，毫无方向。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继续与希拉里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他深爱的女儿会更好。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尽量做到最好，尽可能地与希拉里维系这段感情，他甚至还保留了一本特别的日历，每天，当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心时，他就会在上面画一个钩。
莫妮卡深深记得那个日子，1997年5月24日，星期六，被她称为“抛弃日”。她回忆说，“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他的心理斗争确实很激烈，能跟我说出这些秘密，可见他压抑得有多厉害，他的心里其实也很痛苦。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来与发胖进行的斗争。我真的可以体会他的感受。当然，他也说了一些分手时人人都会说的话，那些赞美我的废话，无非是想让我觉得好受点。可是那次约会，我们都动了真感情，我哭了，他也哭了。”莫妮卡还记得，总统不停地对她说，他仍然需要她，他不想让她离开自己的生活，她记得总统当时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对单纯的朋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让他们下地狱。你可以继续来这里，与我聊天，而不需要担心他们的闲言碎语，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没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做一切你喜欢的事情。我想让你快乐。我想成为你的好朋友，我想，我肯定能在很多地方帮你的忙。”
莫妮卡把这些话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说，“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时，我只想记住他说的这些好话，比如他仍然需要我，他想让我做他的朋友。他想要帮助我、照顾我。”
尽管如此，莫妮卡仍然觉得她的天已经塌下来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席卷而来。贝蒂·库里将她从内室接了出来，因为过度绝望，莫妮卡忘了向总统提及凯瑟琳·威利正准备告他的事情。贝蒂带着她走进秘书办公室，接着，这个好心的秘书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莫妮卡的眼泪立刻奔涌而出。贝蒂同情地看着她说，“你就跟我一样，没什么事能藏在心里。我从你的脸上就看出了一切。”
莫妮卡在眩晕中走回了家，她为这次约会特意穿上的高跟鞋此时有如刑具一般，狠命地折磨着她的双腿。她回忆说，“我不停地哭着，绝望极了，我竟然可以安全回过家，没有撞上一辆车，这才真是奇迹。然后我躺在床上，整个周末就没有停止过流泪。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而且心里很迷茫，我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到头来我才发现，当年的我太年轻、太愚蠢，而且太容易轻信别人了。他怎么能这样残忍地玩弄我？”
就在这次分手后三天，高等法院驳回了总统声称的根据宪法规定，平民不可以起诉他的说法。
葆拉·琼斯现在成了这部戏剧的主角。
第八章特里普的罪
特里普的罪(1)
在与总统结束了他们一年半的感情后，莫妮卡几乎已经崩溃了，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却松了一口气，她们想，经过了这么久，她们的莫妮卡终于可以放下这段感情，去寻找真正属于她的人了。
在过去一年来，玛西娅使尽了各种招数，想要让女儿放弃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情。为了让女儿扩大她的社交圈子，多认识一些老实可靠的单身男人，她替莫妮卡在各种社交团体
中报了名，还邮购了各种关于征婚交友的小册子。她甚至为女儿买了本书，上面专门谈到了人们应该怎样从一段不能自拔的感情中走出来。所以，当母亲发现莫妮卡开始和道格·威利，一个35岁的小政客交往时，她感到极其高兴。可是没过几天，这段关系便无疾而终。
莫妮卡迫切需要朋友的开导与关心，可是令整件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好友正在纷纷离开华盛顿。她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搬去了东京，现在她们之间的沟通只能通过互发电子邮件进行；内莎·迪曼·埃布兰德之前住在纽约，相对来说离莫妮卡还算近一点，可是最近又搬回了洛杉矶。这意味着，除了阿希莉·雷纳斯，在华盛顿她已经没有一个好友。
连莫妮卡的亲人们都正在离开华盛顿。1997年夏天，她的母亲准备搬去纽约，因为她发现自己孤独了这么久的生命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重新让她心跳加速的男人，她想住得离这个男人近一点。前不久玛西娅刚刚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三大男高音的私人生活》，书上讲述了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人生经历，在这本书的首发仪式上，她认识了彼得·斯特劳斯，一个富有而且很有魅力的纽约民主党人。这年9月初，玛西娅便搬到了第五大道旁边的一个小公寓里暂住，现在，只有莫妮卡一个人住在那套水门大厦的公寓里了。
当然，莫妮卡还有她的黛布拉姨妈，可是黛布拉毕竟还要料理家事，不能经常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听莫妮卡诉说她的心事。事实上，黛布拉非常清楚，莫妮卡仅仅有她还是远远不够的，她不能给莫妮卡太多建议，也无法做一个道德方面的导师，她能做的无外乎是当一个共鸣箱，莫妮卡可以将所有心事全都说给她听，而她只会表示对莫妮卡的同情，并不会做出任何判断和批评。黛布拉觉得事到如今，有她没她已经没有多大分别，莫妮卡毕竟还是需要自己从这件事中走出来，所以她去华盛顿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莫妮卡却根本无法领会亲友的用心，她只是觉得自己孤独无助，连一个听她说话、为她出主意的人都找不到。
母亲懂得女儿的苦闷，也知道她有多么孤独，她非常担心莫妮卡的情况，她说，“我一直想方设法想要转移莫妮卡的注意力，我们当初的想法很简单，要么说服她离开华盛顿，要么让她认识别的男人，只要她不再沉迷于这件事上就好。我们曾经劝说她搬到纽约，和我一起住，我们还跟所有朋友打听，问他们是否可以给莫妮卡介绍些年轻的好男人，我还挖空心思，想要劝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你知道，以我的个性，我只能想着让她不要在那段感情上纠缠不清，想让时间冲淡这一切痛苦。所以我常常对她说，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吧，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吧，我们去参加这个派对吧，诸如此类。”
莫妮卡却一头扎进了死胡同里。尽管碰到了那么多障碍和曲折，莫妮卡仍然想找到一份工作，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回到白宫就好，只要她能靠近那个她深爱的男人就好。她的心意在1998年8月6日，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说得很明确，当时她说，“这一点，我也曾反复对总统澄清过。对我来说，将他留在我的生活中，远比……远比弄到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如果有可能，莫妮卡甚至愿意毫不犹豫地做一份薪水比现在更少、职位比现在更低的工作，只要可以让她重返白宫。事实上莫妮卡本来就对金钱没有多少感觉，她的工资虽然一直都不高，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钱。莫妮卡走上了一条充满绝望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不断为自己的境遇感到失望、愤怒和抑郁。与此同时，她仍然对总统抱着一线希望，她认为他还有可能回到自己身边，她拿当年与安迪·布莱勒在一起的经验作例子，当时安迪也曾经不止一次要跟她分手，可是后来，哪一次不是他主动找到她，说要与她复合的呢？只要，只要她有办法重返白宫，她就有把握不断见到比尔·克林顿，到时候他肯定会重新发现他是多么爱她、需要她。
5月底，就在克林顿要求与莫妮卡分手前几天，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正缺少人手，如果她成功得到了这个机会，就可以直接为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工作。这份工作不仅可以为莫妮卡提供种种机会和挑战，而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她将有机会与桑迪·伯格一起搭乘空军一号，那可是总统的专机。莫妮卡对这个工作感到了极大的兴趣，而特里普又在一旁煽风点火，一再跟她说，凭她的资历，她肯定会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
就在总统与她分手后一周，5月30日，莫妮卡参加了一次面试。莫妮卡想起他曾经告诉她，只要她是在应征白宫的职位，就一定要事先通报贝蒂·库里，好让他们心中有数。她还想起就在一个星期前，他曾经那样深情地向她承诺，他们还是朋友，他会尽全力帮助她。这确实是莫妮卡一个很大的问题，她从来不会怀疑他对她说过的一个字——对她来说，只要是他说的话，就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承诺。基于这种种信念，莫妮卡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却失望地得知，总统和贝蒂·库里现在都不在。
在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简称NSC）的第一次面试后，6月的第一个星期，她设法联系了白宫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自从3月份起，总统曾经数次向莫妮卡提起，他已经将她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斯科特，而且告诉她，他与斯科特是老乡又是同学，她一定会非常留意莫妮卡工作的事情，可是斯科特的助手竟然冷冰冰地告诉莫妮卡，斯科特从未听说过莫妮卡的名字，这让莫妮卡的心一下子坠到谷底，她感到极度震惊。
又一次，莫妮卡与生俱来的悲观情绪和不安全感，使她对斯科特的回应感到非常沮丧。之前，正是基于对总统无条件的信任，加上她自己也不清楚，总统是不是已经将斯科特当作自己人，对她说过了他与莫妮卡之间的事情。因此莫妮卡从未主动联系过斯科特，心甘情愿地相信，总统和斯科特肯定一直在为她工作的事情操心。可是现在，斯科特竟然说她完全不知道有莫妮卡这样一个人！莫妮卡开始怀疑，总统所作的承诺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让她回来，好完完全全堵上她的嘴。这种想法让莫妮卡难以承受，她不愿意这样猜想，可又不能不从最坏的角度来怀疑那个她曾经如此信任的男人。
先是被人抛弃，后又发现这个人竟然有可能欺骗自己，莫妮卡痛苦万分。加上华盛顿现在对于她来说，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一个对她知根知底的好友，莫妮卡发现，现在她只能求助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可以安慰她、鼓励她：琳达·特里普。1997年夏天，莫妮卡的母亲已经搬去纽约，而且开始计划与彼得·斯特劳斯共同生活，莫妮卡越来越依赖特里普。
两个女人反复讨论着克林顿，她们不断听着总统的每一通电话、每一句留言，分析着他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莫妮卡变得非常病态，她觉得自己正在从总统简单的一句说话中体会出微言大义。（后来他对她说，他没有想到莫妮卡竟然会那样重视他所说过的话，从他的这句话来看，莫妮卡是将她的希望搭建在一片摇摇欲坠的沙土基石上。）特里普鼓励莫妮卡找总统算账，凭什么他可以耽误她，阻止她回白宫？他曾答应她在1996年11月，大选结束后就把她弄回白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特里普说，她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一个结果，白宫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就业机会，总统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依然没办法给她解决工作，这实在是“荒谬之极”。
1997年6月9日前后，在玛莎·斯科特办公室受到冷遇和奚落后，莫妮卡百感交集。在特里普的“帮助”和催促下，她给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留言，上面写道，假如他真的对她重返白宫工作一事深表关切，就应该帮助她得到这份工作。这条留言看来是起到了一点效果。因为没过多久，玛莎·斯科特就主动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并且为她的“疏忽”而表示道歉，她说，她本人刚刚做了个手术，回办公室没多久，事情太多，所以忽视了莫妮卡。
这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斯科特说，她其实早就知道莫妮卡了，可是她的助手工作粗心大意，没有整理好莫妮卡的资料。有趣的是，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斯科特否认了总统曾让她替莫妮卡找工作的说法，她仅仅承认了一点：就在她与莫妮卡通电话前一天，贝蒂·库里曾给她打来电话，贝蒂说她的一个年轻朋友不喜欢五角大楼的工作，请斯科特帮这位朋友留意一下白宫的工作机会。
几天后，6月16日，莫妮卡在斯科特办公室里见到了她。在这次面试中，斯科特对莫妮卡本人的兴趣显然超出了她对对方工作经历的兴趣。斯科特向莫妮卡询问了很多关于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问她为什么会离开白宫。莫妮卡只好编造了一个听起来很纯洁的故事，她说，她与总统之间确实非常友好，这让白宫里的一些高官，尤其是伊芙琳·利伯曼觉得很难接受，他们认为她的举止“不合常规”。斯科特同时还对莫妮卡为什么这么急于回到白宫也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尤其是莫妮卡曾经反复表示，她愿意在白宫做薪水和职务更低的工作。在斯科特看来，五角大楼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地方吧，至少，那里的停车位就比白宫多。
莫妮卡不希望斯科特问她这么私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总统有关的问题。6月17日她在给凯瑟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觉得很郁闷，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是她应该问的……”虽然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两次面试，并且上了最终的甄选名单，可是，莫妮卡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这份工作。她打电话向斯科特问及此事，可是斯科特却表现得非常无辜，后来，斯科特将这次谈话称为她有生以来“最晦气”的一次谈话。在电话里她告诉莫妮卡，不仅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已经被别人抢先拿到了，而且她回到白宫的另外两个机会也已被人捷足先登。这两个职位在白宫的政治术语里称为“借调”，也就是说，将人员临时借调到白宫的某个部门，待到时机成熟，有可能会将他们转成白宫正式工作人员。
之后，莫妮卡给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发了封电子邮件，她在信中表现得迷茫，思维很混乱，让人感觉她甚至有可能想不开寻短见。在信中她说，“今天我才知道，我没有得到NSC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应该彻底放弃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这个人真是麻烦，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又会完全改变主意。”
凯瑟琳当然支持莫妮卡放弃这一切，重新开始的决定。两天后她回了封电子邮件，写道，“莫妮卡，你的电邮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你所碰到过的这些波折而伤心。我给你的意见是，你真的应该趁这个机会彻底放手，如果不这样做，你的面前就仍然会充满阴云，而且你的心情也不可能好起来……我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不开心，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放开这一切。”
这次会面后，莫妮卡仍然给斯科特寄了封她自认为“装腔作势”的感谢信，可是事实上，斯科特所说的话使得莫妮卡心中疑云密布，她在想，在过去的这三个月里，总统是不是一直在骗她，莫非他从来就没有为她找过工作？安迪·布莱勒曾经对她说过谎，曾经无数次地欺骗过她。比尔·克林顿也是这样的人吗？
无论莫妮卡奔向哪里，哪里的大门似乎都重重地在她面前关上。
6月24日，莫妮卡给贝蒂·库里写了封信，她诉说了自己与斯科特那次令人失望的会面，并且表示总统不愿意见她，这令她非常痛苦。同时她向贝蒂透露，斯科特似乎在不停追问她与总统之间关系的问题，希望贝蒂重视斯科特的这一举动。莫妮卡没有在信中提起的是她对斯科特与克林顿的怀疑，同时她相信斯科特并不适合帮助自己找工作。在这封信的最后，她写道，“贝蒂，我觉得非常沮丧和难过。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故意对我装聋作哑，为什么对我的遭遇没有一点反应，为什么要故意拉开与我的距离。他为什么不理我了？我根本就没做什么错事啊……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我真的很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
6月29日，在琳达·特里普的鼓动下，莫妮卡又亲笔写了一张字条，送给总统本人，她想要说服总统见自己一面，与她一起讨论一下找工作的事情。在信中她这样写道：
亲爱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与你讨论我现在的情况，我们之间有五个多星期没有联系了……请不要对我这样残忍。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么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找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一次，我乞求你（开始她在这里写道，“从我内心深处”，可后来又被她自己涂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简短地与你见一面。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封短信中，“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几句话，是特里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给贝蒂·库里打电话，贝蒂只是简单地告诉她，现在总统太忙，没法抽时间与她见面。从这一刻起，莫妮卡开始陷入疯狂，她说，“这时我真的觉得很愤怒，我已经完全不理智了，那时候的我只能像一个臭虫一样缠住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对着贝蒂大哭，好在贝蒂是个非常镇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电话里慢慢安抚了莫妮卡的情绪。更让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后来才得知，在给总统写信的次日，她给贝蒂打电话，总统当时竟然就站在贝蒂身后。贝蒂安慰她说，总统会在一两天后给她打电话，可是他始终没有联系莫妮卡。
好友凯瑟琳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东京，她还是敏感地体会到了朋友的情绪，7月2日她又给莫妮卡发来电子邮件，焦急地劝说她离开华盛顿，她写道，“莫妮卡，现在我真的为你感到担心。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门工作了。我感觉你已经处在了危险中，你的心理状态非常不对头。我感觉你现在非常非常痛苦……我不能不为你担心。”
给总统写了那封短信后，莫妮卡耐心等待了两天，当她意识到总统仍然不愿意理睬她时，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便回到秘书办公室，让总统与莫妮卡单独说一会儿话。他们坐在原先熟悉的位置上，总统坐在他的大摇椅上，莫妮卡则坐在他右边一把黑色的转椅上，接着，他用责备的语气说，“我有三件事要说给你听。第一件事，威胁美国总统是一件不合法的事情。”莫妮卡立刻愤怒地反击说，“我根本没有威胁你。”“第二，”总统根本没有理会莫妮卡的辩解，继续自顾自地说下去，莫妮卡注意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你寄给我这样一封信。”莫妮卡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她问他究竟有没有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他回答说，他只看到第一段，就把它给扔了。他没有说他的第三点意见，而是对自己的前女友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他根本就不应该用那种态度跟他讲话，他说他确实曾经帮助过她，他说她根本不应该将这种极端的情绪写在纸上，他还说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莫妮卡则反唇相讥，同样说了一长串话数落他的不是，其中问题的核心还是他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说着说着，她就完全忘记了贝蒂的叮嘱，流下了眼泪。
见到女孩子流泪，总统好像一下子心软了，他向她走近，然后开始拥抱她，轻抚她的头发，低声说着，“你不要哭了，好吗？”她紧紧依偎在他身旁，将头枕在他的肩上，正在缱绻之时，她却突然发现外面有一个花匠正在干活，于是她建议总统换一个地方。他们走到了浴室附近，他倚在门上，紧紧搂着莫妮卡，然后对她说，“莫妮卡，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你自己，因为你这样一闹真的会吓坏人。我了解你，可以劝你控制住情绪，可是别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想？比如贝蒂，如果她现在看到你这样，你该怎么解释？”
他们开始渐渐放松了下来，轻声地说着话，他仍然用手揽着她，轻轻抚摸着她，这让莫妮卡觉得很浪漫，也让她体会到了总统对她的感情和需要。她说，“这一刻，在他的怀里，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这种感觉支撑着我走过了接下来的好几个月。他是那种可以让你感到满足、感觉安慰的男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他不断对她甜言蜜语，赞美她的美丽，为她描绘未来的一副美好前景，还适时地向她抒情，他说，“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莫妮卡回答说，“也许三年后就可以了，”她的潜台词是三年后，他将不再是总统，到时他就应该会有更多私人空间和时间。他的回答却并不那么令她满意，他说，“我不知道，也许三年后我会独自一个人。”接着，她开玩笑似的描绘了他们在一起的前景，说，“我觉得我们会是一对好组合，”他对此的回答是，“没错，可是你也得想想我们的年龄差距，等我到了75岁时，也许每天得有30次小便，到时候我们怎么办？”她坚定地说，“我们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听到这句话，他微微笑了一下。
莫妮卡谈到了他的婚姻，在此之前，这个话题几乎是他们之间的雷区，她告诉他自己的想法，“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认为你和你妻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实在太清醒、太强悍了。你是一个其实非常需要爱和关怀的人，而且绝对应该得到这些，可是她却不可能用一种纯粹的方式爱你、体贴你。我想，其实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不是她，而是你的女儿。”
现在重新说起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我只是将这么久以来，自己对他的感觉说出来而已。童年时说谎的记忆，宗教带给他的罪恶感使他会感觉，他不配拥有快乐。他有过一次又一次婚外情，这使他觉得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一种满足感，他反而因此而不安，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一切。迪克·莫里斯（克林顿的前政治顾问）就曾经说过，总统一方面拥有
‘星期六夜晚个性’，也就是说，他会像周末锐舞派对那样，疯狂地沉溺于他的欲望；另一方面他又拥有‘星斯日上午个性’，他会在星期日早上去教堂做礼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很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的见面是一次激烈的情感碰撞，让莫妮卡感觉更加困惑，在他描述了她的美好前程后，她又一次地对他寄予厚望。那天下午她见到了朋友阿希莉·雷纳斯，对她说了这次见面的事情，她还对朋友强调说，在她的心中她依然相信总统是爱着自己的。现在她才明白，其实她永远都不会明白他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背后的原因，她说，“除了他本人，没有人真正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他是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人，那就是，他从来都不会说一句实话。”其实，那些比莫妮卡·莱温斯基明智的人，他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比尔·克林顿的性格，民主党议员鲍伯·克里就曾经这样评论过，“克林顿是个异乎寻常出色的骗子，异乎寻常得出色。”
在她离开总统办公室前，莫妮卡对她谈起了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一直很担心这桩事件，因为琳达·特里普前不久还告诉她，那个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还在不停地窥视她，想要从她那里挖掘到更多信息。莫妮卡担心自己如果不事先警告总统，一旦这件事东窗事发，总统会对她感到失望。在此之前，她也跟特里普谈过这个问题，特里普鼓励她将此事通报总统。于是，莫妮卡对总统透露，她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同事最近被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缠住了，他在调查关于凯瑟琳·威利的事情。莫妮卡试探着说，她不想让他遇到跟琼斯
案类似的麻烦，她自己猜测，假使能给凯瑟琳·威利一份工作，也许这件事情就可以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总统想了一会儿，然后向莫妮卡证实，威利曾在上周找到了椭圆办公室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可是她说的情况与莫妮卡不大一样。威利当时说，迈克尔·伊斯科夫在不断追踪她，并且请亨内奇告诉她该怎么处理这件事。莫妮卡立刻判断出威利这是在说谎，因为她很清楚，早在三月间，威利就已经接受了伊斯科夫一个非正式的采访，而且还向对方提供了几个目击证人的姓名，其中就包括特里普。莫妮卡坚定地告诉总统，威利这是想两面讨好，因为她明白自己的指控并不能站得住脚，她在五角大楼的那位同事已经对《新闻周刊》的那位记者表示，威利并没有受到总统性骚扰。总统并没有向莫妮卡表明，当时他究竟有没有对威利上下其
手，只是简单地说，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类型，因为她的胸部那么扁平。
总统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刚刚走出白宫，就将这次她与总统谈话的全过程都告诉了特里普。特里普似乎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总统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当她猜想总统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立刻显出了非常激动的神情。莫妮卡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她也喜欢总统。很明显，她对他怀有一种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进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与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琳达·特里普也曾厚颜无耻地声称，之所以她被赶出白宫，就是因为总统喜欢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几天后，在距离美国3000英里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与总统相遇。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莫妮卡是五角大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晚会，在晚会上，莫妮卡不断与总统交换着会心的眼神。莫妮卡觉得很开心，这让她想起了过去与总统调情时的那段快乐时光。当她还在西班牙开会时，琳达·特里普打电话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出现在了一个叫“德拉吉报告”的网站上，这
个网站是由马特·德拉吉做的网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滥的谣言。很明显，威利丑闻正在开始慢慢升温。之后，莫妮卡还先后随代表团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乌克兰和保加利亚。这次旅途结束时，她觉得自己已经累坏了，可是刚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贝蒂·库里的电话，让她去白宫见总统。
莫妮卡憧憬着这次相见，她想，既然独立日那天与总统相见，他们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动情的话，而在马德里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了几次性意味浓厚的挑逗，也许现在总统与她分手的信念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强烈了。7月14日，刚刚与总统见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识到，总统并不打算与她旧情复燃。她又为总统准备了一件小礼物，那是她在布达佩斯买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总统名字比尔的缩写，有趣的是，这个字母里面还刻着一只青蛙。在将礼物送给总统后，莫妮卡发现他对她的态度依旧很冷淡，很生疏。他们走进了附近的南希·亨内奇的办公室，莫妮卡坐在沙发上，总统则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边。
没有一句含情脉脉的前奏，总统直接切入正题，他问莫妮卡，独立日那天她说到的五角大楼
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达·特里普。莫妮卡承认正是她。于是总统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律师这周曾经打电话给南希·亨内奇，他表示《新闻周刊》的记者伊斯科夫已经知道了威利与亨内奇接触的事情，并且指责白宫有意泄密。总统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四个人——他本人、亨内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么弄到这条新闻线索的呢？他因此推测，肯定是莫妮卡将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把此事转告给了这名记者。莫妮卡承认了，可是她却撒谎说，当初她跟特里普说这件事时，曾经强调她是从贝蒂·库里那里听说的，而并不是总统亲口告知。总统于是若有所思地问莫妮卡，“你信任这个女人吗？”莫妮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时她还特意对他说，特里普相当崇拜他，甚至还在办公桌前摆着他的照片，听到这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总统让莫妮卡尽力说服特里普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与她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怎样妥善处理这起事件。莫妮卡向总统表示，她会尽力一试，但又强调说可能会有些难度，因为上次特里普曾经受到过林赛的羞辱，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可能不大愿意再与林赛说话。
回过头来看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们从中找到了无数例证，证明总统正在妨碍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作伪证。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凯瑟琳·威利还根本没跟琼斯案扯上半点关系，我们并没想要影响案件审理，只不过是要避免《新闻周刊》刊登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仅此而已。”
可是，从那时起，莫妮卡已经对琳达·特里普产生了警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
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骚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骚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
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凯瑟琳的忠告显然是对的。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里，失望永远是个主旋律，这次同样没有例外。8月份玛莎·斯科特就告诉她，她可能没法得到这个借调的职位，她必须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乔迪·托克尔森离开白宫后，她才有可能顶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怀疑，她始终在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8月16日，当她在总统的书房里与他相见时，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这一次她本来是要送给总统一份生日礼物，庆祝3天后他的51岁生日。这还是自7月24日他们短暂相见后，他们半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见面。巧得很，那次也是为了庆祝生日，7月23日是莫妮卡的生日，他送给她一枚古董帽针，还特意将帽针装在一个小巧的木盒子里，此外，他还送给她一件瓷制工艺品，这是他从挪威买回来的。也许正因为他送的礼物这样精致，才让莫妮卡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有一次，她突然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上面提到总统最近曾在巴尔的摩的一家书店里买书，他特别喜欢一些绝版书或者印数很少的书籍。于是，莫妮卡立刻开车前往这家书店，她告诉店员们一个故事，说是她叔叔的熟人跟总统关系不错，他们想买一本书送给总统，却又不知道他喜欢哪一类的图书。于是善良的店员告诉莫妮卡，总统最近对一本写于1802年的彼得大帝传记很感兴趣，这本书很贵，价值125美元，可是莫妮卡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
当她来到白宫时，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不过总统并不在那里。她走进了内室，在一块苹果派上点燃了一支生日蜡烛，因为她知道总统很喜欢吃苹果派。接着，她取出了生日礼物，除了这本书，她还带来了一张名为《忠诚》的电脑游戏光盘，一本她读大学时的心理学教科书：《痼疾与误传》。
最后总统总算赶到，可是心情并不好。他的膝盖又受伤了，而且这两天他正忙得焦头烂额。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设法让他放松情绪，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看着他打开了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当他们谈到了玛莎·斯科特时，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莫妮卡指责斯科特是在有意阻拦她重返白宫，她的情绪实在太激动了，结果总统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命令她将声音放低点儿。最后，他们总算镇定下来，总统对她有言在先，他再也不想与莫妮卡有任何亲昵举动，“我不想再做这种事，我想做个正正经经的好人。”莫妮卡发现他显得很沮丧，于是她上前拥抱他，然后给了他一个亲吻——友好而又合乎礼节的吻。总统计划去马萨诸塞州的玛莎葡萄园度假，莫妮卡已经事先得知了这个安排，于是她送给他一张卡片，祝他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还送给他另外一本书《恋恋笔记本》，这本书里提到了《草叶集》，也就是之前总统曾经送给她的诗集，因此莫妮卡觉得这本书显得非常意味深长。她还在这张卡片中表示，希望总统可以在玛莎葡萄园度假时，给她买一件葡萄园的纪念版T恤。
9月初，莫妮卡与斯科特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斯科特明确告诉她，目前白宫没有任何工作适合莫妮卡来做。莫妮卡给朋友戴尔·杨亲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失落与痛苦，1995年，莫妮卡和她的母亲在一家健身水疗会所里认识了杨，此后她们之间就经常保持通信。她在信中写道，“很不幸，当我回到华盛顿时才失望地看到，斯科特办公室里那个借调的名额已经被别人顶上了。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现在我已经很清楚，至少最近我是不可能回去工作了。我只希望，我的心脏可以更加坚强，不要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破碎。”戴尔·杨认为，“虽然莫妮卡经受了无数次的挫折，她仍然相信克林顿的话，期盼着他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她完全是在盲目地信任着他，她竟然期待他能真心实意地对待她，就像她对他一样。”
当她从玛莎·斯科特那里得知，现在她根本无法得到白宫的工作，甚至连想都最好不要想时，莫妮卡寒心极了，一直是到贝蒂·库里寄给她一个包裹后，她的心情才好了一点，这个包裹里放了一堆小玩意，其中就有一件棉T恤，总统记住了她的话，为她从玛莎葡萄园里买了这件衣服。
现在，莫妮卡相信只有贝蒂·库里还在帮助自己，于是她不断地打电话给贝蒂，央求她
转告总统，请他打电话给她，或者与她见面，再计划一下她工作的问题。每一次贝蒂都对她说着同样的话，告诉她总统实在太忙了，或者说总统现在正在开会。莫妮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和羞辱，又一次，特里普坚持让她不要放弃希望，毫无主见的莫妮卡听从了特里普的建议。可事实上，莫妮卡其实已经身心俱疲，她很想放弃这一切。她曾经给总统写了封信，但一直没有寄出，在信中她表示，“与玛莎的谈话让我感觉很失落、沮丧、伤心而又愤怒。我不得不这样去想，或者在我上一次与你见面时，你就已经知道，她根本不可能给我安排工作，或许，这才能解释你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冷漠无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回来，我只能理解为，你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需要我，在乎我。”
9月12日，星期五，莫妮卡知道此时第一夫人不在华盛顿，于是她打电话给贝蒂，追问她可否在总统录制完电台谈话节目后，安排她与总统见面。她甚至跑到白宫西南大门，在那里她开始反反复复地给贝蒂打电话，哀求她告诉总统，她正在等着他。在莫妮卡等了45分钟后，贝蒂告诉她：总统与女儿切尔西有约，现在不能见她。莫妮卡回忆起那屈辱的一刻，“我在门口大哭。我觉得很愤怒，很失望。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我真是一个笨蛋，我本来应该尽早离开的，那时我的行为真是丢人现眼。”
贝蒂终于答应让莫妮卡来自己的办公室，她说，“你这样闹下去，我可真是为你担心。”莫妮卡在办公室坐下后，贝蒂用她母亲般的耐心慢慢跟她解释说，总统已经尽他所能帮助莫妮卡，可是他毕竟没办法做得那么明显。贝蒂还向莫妮卡保证说，她会尽量安排他们在星期天见上一面，为了方便他们两人见面，她本人也会在当天从芝加哥赶回白宫。
星期天，莫妮卡整整一天都躲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电话铃声响起。她陷入了疯狂，不断打电话给贝蒂，绝望地想要见上总统一面。当等待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莫妮卡越来越神经质。母亲刚好从纽约过来看她，她对莫妮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莫妮卡回忆说，“当时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哭得撕心裂肺，觉得自己是这样痛苦，这样无助。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不能直接一点，对我说出事实。”
即使是在莫妮卡最痛苦的时刻，她也没有丢掉她那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星期天，她还与凯瑟琳通过电话，在电话里她开玩笑说，其实她最想要做的工作，是成为总统的着装顾问。当天晚上，她盼望已久的电话终于来了，贝蒂告诉她，她已经与总统汇报过此事，总统表示，他将指示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专门负责为莫妮卡解决工作。在得知像泼迪斯塔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开始为自己的工作操心时，莫妮卡又看到了前方的一线希望。
莫妮卡总算镇定了点，她开始慢慢回忆起最近她与总统的几次会面和谈话，结果她突然发现，几乎每次与总统说话时，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吵。莫妮卡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脾气，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说明她现在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开朗，她决定给总统写一封很“有趣”的信，而且有意要将这封信弄得跟官方备忘录一样。在9月30日她写下的这封信里，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英俊先生”，落款则是一个字母“M”，也就是她名字的开头字母，信件的主题她写的是“新政”。在信中莫妮卡承诺，如果他可以让她“不带一丝危机感”地前来见他，那么，她一定会“举止端庄，而且再也不会表现失控”，她保证不再惹他生气。在信末她又补充说，她相信，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惟一一位连续四次担任美国总统的男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他的情妇卢茜·梅瑟拒之门外。
莫妮卡又沉浸在幻想中，母亲却为了女儿而担惊受怕，近两年来，她一直看着女儿在这种痴狂中不能自拔，看着女儿的情绪时起时落，现在，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女儿打开心结，彻底放弃总统。陷入困境中的玛西娅不得不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朋友戴尔·杨，请她给自己一点建议。戴尔·杨告诉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她认为现在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找到总统的秘书贝蒂·库里，互相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对话。如果她能说服贝蒂同意，不再帮助莫妮卡与总统之间取得联系，也许可以最有效地割断莫妮卡的一切希望——她们都相信，现在希望对于莫妮卡来说无异于是毒药，因为正是希望点燃了她的梦想，可是一旦希望落空，她注定会从虚无缥缈的云端跌下来，到时候她会伤得更深。玛西娅反复考虑了这个办法，可是她最终还是没办法鼓起勇气，拨通贝蒂的电话。
莫妮卡的朋友也在为她担心。凯瑟琳回忆说，“和她与安迪·布莱勒之间的那段情史不同，她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令她变得疯狂，所以她根本没法回到现实中去，没法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件事真的让我觉得很担心、很困惑，甚至让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她。我明白，只有她彻底离开华盛顿才有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停地劝她走——显而易见，这些话对她一点作用都没有。”阿希莉·雷纳斯是莫妮卡在华盛顿惟一真正的朋友，她也在写给男朋友的电子邮件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与不安，她写道，“很高兴，这个月我跟莫妮卡之间都没怎么联系，因为她告诉我，现在她的心里很乱。她说这句话的神态真是让我害怕极了。”
连一贯非常镇定自若的总统秘书，也对莫妮卡的言行举止感到很惊骇。原先贝蒂一直对莫妮卡持同情态度，觉得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别人是在“恶意中伤”她，可是现在，因为莫妮卡无休止的眼泪、愤怒的话语和一刻不停的电话，她开始觉得莫妮卡确实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作为一个本性善良的人，当她建议总统不要再做任何努力，千万别让莫妮卡回到白宫时，她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愧疚，可是总统却坚持说，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在贝蒂对大陪审团的证词中她就提到，总统此时不顾莫妮卡的疯狂，仍然坚持要她与玛莎·斯科
特继续替莫妮卡找一份工作。事实上，当他收到莫妮卡那份主题为“新政”的信件后，他就打电话给莫妮卡，答应他会与白宫办公厅主任埃斯金·鲍尔斯谈一下，争取将她尽快弄回白宫。
现在，莫妮卡在听到了这么多的承诺后，重返白宫的决心再一次被重新点燃，其实，她之所以这么坚决，一方面确实有她对事业上的考虑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在赌一口气，她想证明给别人看：在被人不光彩地从白宫赶走后，她还可以回到这里，重新开始。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她对总统的痴情，她说，“我仍然怀着一线希望，认为我们的关系可以回复正常，重新来过。而且你们要记住一点，他对我一直显得非常深情，满怀爱意。与此同时我还有种被人逼上梁山的感觉：我需要白宫的工作，我觉得在经过了这么多折磨和劫难后，我没有理由还要放弃，我应该拥有这份工作。”
在经历了那么多次挫败后，确实，莫妮卡对总统与其他人的许诺已经不像以往那般轻信。虽然贝蒂告诉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泼迪斯塔已经全权负责她工作的事情，可是她并未接到过泼迪斯塔的一个电话。她有一种感觉，白宫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的小集团，其中大部分应该都是与总统过从甚密的女人，她们这帮人都是在白宫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能量极大，正在尽全力阻止她回来。她不断地听说白宫招聘的消息，而且需要的都是较低级别的文员，她相信自己肯定能胜任这些职位，可是，每次等她与贝蒂联系，贝蒂都告诉她，这些职位都已经被人捷足先登。莫妮卡再次对总统的承诺和信用产生了怀疑，她说，“如果他不准备帮我回白宫，他就应该明确地告诉我，就说他没办法好了。可是他没有，他就这样让我抱着虚幻的希望，一直空等下去，月复一月。”
这一次，莫妮卡真的是误会了总统：克林顿确实向白宫办公厅的正副主任，也就是埃斯金·鲍尔斯和约翰·泼迪斯塔两人都交待了帮莫妮卡找工作的事情。可是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他一直是让贝蒂负责与办公厅的这两位负责人联系。结果，鲍尔斯和泼迪斯塔都以为，他们这是在帮助贝蒂的一个年轻朋友找工作，而没有想到这个女孩还会与总统有什么关系，因此都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来办。
在这种绝望的时刻，莫妮卡不得不再次寻求朋友琳达·特里普的帮助与建议。可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这位朋友态度竟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10月份开始，特里普对莫妮卡似乎就开始满怀敌意，而且一见到她就会与她吵架。她曾经鼓励莫妮卡一定要回到白宫，可现在却对她说，她再也不应该回白宫，她应该彻底离开华盛顿，总统肯定有办法在其他地方帮她找到工作。莫妮卡一度认为，特里普是一个她可以信任的朋友，她不明白这位好友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剧烈的转变，她为此很受打击。
10月6日早上，莫妮卡照常在五角大楼上班，那天特里普不需要上班，她从家里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向她报告了一个极度惊人的消息。特里普说，前一天晚上她跟她的朋友，国家安全顾问特别助理凯特·弗里德里奇说过话，弗里德里奇说，她曾经听说过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谣言，而且她还听别人说，这个女孩的名字已经被列上了永久黑名单，这意味着她根本不可能再回到白宫工作。莫妮卡现在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弗里德里奇能给她的最好的建议是，“离开这个城市”。
莫妮卡彻底崩溃了。坐在办公桌前，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只能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她觉得再这样下去会被同事和上司注意到，于是她强打精神请了个假，然后跌跌撞撞地冲回家中。她回忆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特里普的电话摧毁了她，但也促使她痛下决心，她决定离开这里，去纽约开始新生活。
在这一天，她与特里普通过几次电话，两人共同揣摩着弗里德里奇那段话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特里普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谎言家！事实上，她所说的那段弗里德里奇的话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10月5日晚上她倒确实是跟弗里德里奇说过话，但她们谈话的内容跟莫妮卡一点
关系都没有。后来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弗里德里奇发誓说，她从未在跟特里普说过任何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有关的话题。
特里普正在编织着一个诱捕莫妮卡的大网，而这个完美的谎言正是大网中的一条线。事实上，特里普处心积虑想要猎捕莫妮卡，而她的根本目的并不在她这个头脑简单的朋友，而是总统本人。她已经与《新闻周刊》的记者迈克尔·伊斯科夫，以及出版经纪人戈德伯格母子，在乔纳·戈德伯格华盛顿的寓所里讨论过数次她的出书大计。现在，她对莫妮卡抛出了一个谎言，目的是要试探莫妮卡，希望这个故事将因此变得更有戏剧性、更有卖点。
自从8月份特里普向莫妮卡透露，她准备写一本书，书中将谈到克林顿与女人的风流韵事开始，她就已经开始收紧了这张大网。9月份，她开始联系卢西安·戈德伯格，她对这个出版经纪人表明了自己的疑虑，她说，因为她已经在凯瑟琳·威利丑闻中发表了言论，现在，她很有可能会被卷入琼斯案，在案件中作证人。由于总统律师鲍伯·贝内特到处造谣，表示她这个人的信誉有问题，因此到时候可能没人会相信她的证词，而且肯定会影响她即将出版的那本书的销量。两个人还谈起了伊斯科夫与特里普之间的联系，特里普表示，这位记者对
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事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过此时，这些人都还不知道那个“年轻的实习生”叫什么名字。
特里普对戈德伯格说，现在她觉得左右为难。如果她真的要在琼斯案中出庭作证，她担心律师会问她是否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女人与总统发生过性关系。她不希望自己作伪证，可又担心自己一旦说了实话——特里普强调，她确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女人——那么，她就肯定会丢掉她那份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而且贝内特这个小人一定又会四处诋毁她的名誉。
在戈德伯格对FBI讲述的证词中，她表示，在听说特里普说出了这些疑虑后，她建议对方录下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谈话内容，这样，她就可以拿到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说谎（特里普则否认了卢西安曾给自己这种建议）。特里普花了100美元买了一部录音机，开始了她秘密而且不合法的电话录音，因为在特里普所定居的马兰里州，私自录音是违法的。
1997年10月3日，特里普开始秘密录下她与莫妮卡之间在电话里的谈话。卢西安·戈德伯格和特里普都辩称，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她那本书提供素材，换句话说，她并不是想要当一个奸细，而仅仅是为了出事后自保，证明她本人的清白与诚实。可是特里普没有解释一点，为什么她会制造种种陷阱和谎言，迫使莫妮卡在电话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假如特里普说的真是实话，她之所以要录下与莫妮卡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是为了在琼斯案作证人时，提供强有力的物证，那么，她就只能是在自己的证词受到克林顿律师质疑时，方可使用这些录音证据。简单地来说，这些录音材料只能在法庭上播放，而不能使用在其他任何场合。
特里普显然并没有对这些录音材料保密，事实上，就在她第一次录音后几个小时，她就将录音带播放给卢西安·戈德伯格听。比方说，10月5日星期日，在电话里，她与莫妮卡开玩笑，谈到了总统可能会吸毒，这些谈话内容显然与琼斯案并无任何关系，特里普将这段对话告诉戈德伯格时，戈德伯格表现得极其兴奋，认为又抓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可是事实上特里普并未表明，这些话是她与莫妮卡之间在开玩笑，她描述的口气，就好像是莫妮卡向她透露了一个关于总统的秘密那样，这显然是一种误导，让人不由自主地误以为总统确有吸毒一事。夸夸其谈，将想象与事实混为一谈，这已经成为了特里普的一种本能，她不仅仅在与戈德伯格和伊斯科夫的谈话中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而且，就连后来接受FBI和独立检察官问话时，也同样是如此。
特里普曾经向莫妮卡承诺，就算她真的要写一本“说出一切事实”的书，讲述总统与所有女人或大或小的恋情，她也不会在书中泄露一星半点关于莫妮卡的隐私，可是，这显然是个天大的谎言。9月份，在与特里普见面时，卢西安·戈德伯格基于一些个人原因，也录下了她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特里普兴奋地说，她要写下总统与“我的一个年轻朋友”之间发生的感情故事，记录下他们之间的“约会日期、约会次数和电话中曾经谈到的细节”，同时她向戈德伯格拍胸脯保证说，“这个故事肯定会非常非常引人注目，它绝对会让其他那些小事（比如凯瑟琳·威利丑闻）显得无足轻重、苍白无力。”听到了这番话，戈德伯格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她建议特里普可以与伊斯科夫好好策划一下这件事，先由伊斯科夫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一篇关于莫妮卡的报道，在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后，她们正好趁热打铁，隆重推出特里普的这本书。戈德伯格与特里普之间的谈话录音，足以推翻特里普面对大陪审团时所说的证词，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特里普否认她意欲“在书中透露莫妮卡的故事”。
有一点值得注意，特里普没有录下她与弗里德里奇之间的谈话，同样，当她打电话给莫妮卡，对她假传弗里德里奇透露的信息时，她也没有将谈话的内容录下来。这显然是因为害怕一旦录音，会在日后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揭穿她的谎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特里普与莱温斯基之间又进行了更多、更详细的谈话，对于这些谈话，她则悉数录下来，并按日期进行了仔细整理。
最初几天，特里普只录下了一些她与莫妮卡无关紧要的谈话，很快她就不满于此，希望刺激莫妮卡说出更加详细、更加有轰动效应的话。就在她10月6日，她开始录音三天后，在乔纳·戈德伯格位于华盛顿的住所里，她与伊斯科夫和戈德伯格母子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在来这里会谈时，她还带了两卷与莫妮卡谈话的录音带，准备播放给伊斯科夫听。这个日期值得好好推敲一下，因为就在同一天，她打电话告诉莫妮卡说，莫妮卡已经列入了白宫的永久黑名单。
很明显，无论是特里普本人，还是伊斯科夫与戈德伯格母子，他们都极其重视此次会谈，卢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从纽约飞到华盛顿，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而伊斯科夫则承认说，在这次开会前，他就曾与特里普谈过关于莫妮卡的事情。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证明特里普非常清楚伊斯科夫在写作关于莫妮卡的新闻报道时，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她才会向莫妮卡透露那条她被列入黑名单的假新闻。
之前，特里普与卢西安·戈德伯格谈话时，戈德伯格曾经建议她将这个故事卖给那些小报，特里普没有同意，说这样做实在是“太掉价”了。她仍然想由《新闻周刊》刊登这个故事，认为这样才能保全她的名誉。可是伊斯科夫却再三跟她强调，单凭现在他们手头上的这些证据，稿件还无法刊登，因为《新闻周刊》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期刊绝不可能刊登一个单纯的性爱故事，这则新闻一定要跟政治沾边，比方说，可以证明总统违反了宪法或者法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刊登。他还举出了琼斯案的例子，详细跟特里普解释说，琼斯的新闻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在这则新闻里，总统成了嫌疑犯。
怎样与政治沾边？这是一个问题。莫妮卡的工作成为问题的关键。假如莫妮卡得不到在白宫
的工作机会，这显然没办法毁坏总统的名声，甚至会被当作总统公正无私的例子。那么，如果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职务呢？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整件事情的性质，而且与琼斯案有了深层次的呼应：克林顿在对女人进行了性骚扰案后，习惯于将给她们安排一份好工作，当成对她们的酬谢。琼斯的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解释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琼斯就因为拒绝了总统的性骚扰，受到了总统的报复，没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则正好相反，就因为她与总统有了暧昧关系，因此，她受到了总统的照顾，在事业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这些只是推测，但确实可以很好地解释琳达·特里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举动，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宫，并且在这件事上给她出了不少点子。可是到了这段时间，她的态度却完全变了，她开始力促莫妮卡离开华盛顿，并且要求总统在其他城市帮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对莫妮卡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僵硬，时冷时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莫妮卡认为，这是因为特里普心中存有一丝不安和负罪感，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她心理发生剧变的折射。
在10月6日进行的这次秘密会谈中，特里普特意给伊斯科夫带来了两卷录音带，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听了录音带，他本人会涉嫌违法，因此并没有听。不过，特里普还是向他口述了录音带中的内容。当天他还要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工作，可是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他还是反复向特里普强调，他们要写的这个故事一定要与政治、法律沾边，而且他们必须搜集更多、更具体的证据。现在，一旦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曝光，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琼斯的律师将得到有利于他们的证据；伊斯科夫将会发表震动全美国的独家新闻；戈德伯格将会有可能将这位他不支持的自由派总统赶下台；而特里普……特里普会得到什么东西？
一本书，当然，她会得到一本标有她大名的著作，只是，在此时这本书还根本没有动笔。我们不能不这样猜想，驱使着她不遗余力做出这种事情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道德感，而是更多、更复杂的情绪——她要报复，报复这么多年来她在学校、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轻视与侮辱；她要惩罚白宫，因为这里的人叫她骗子，而且害她的事业受挫；她要折磨莫妮卡，因为在她眼中，莫妮卡已经得到了一切，她要看着她受尽折磨。
确实，在琳达·特里普的眼中，莫妮卡·莱温斯基代表了最大的罪恶。莫妮卡很年轻、可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招男人喜欢，同时，她还拥有那么多人的关爱，她的父母在尽全力关心着她；她的一群朋友在不断支持着她；总统，那个最有权力的人在照顾着她。这些人，他们都该睁大眼睛瞧瞧，到底是谁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9月份，在谈到特里普的这本书时，戈德伯格曾经提醒特里普注意，这本书可能会对莫妮卡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她说，“这肯定会毁了她，而且你得做好准备，你肯定会失去这个朋友。”特里普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噢，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已经下决心了。”
不管特里普真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当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时，她就已经撒下了一张大网，她将要做的事，足以令总统蒙羞，也足以导致总统情人的崩溃。
第九章特里普陷阱
特里普陷阱(1)
身材高大的维农·乔丹属于那种彻头彻尾的华盛顿都市权威，一个朋友目录里有总统——包括比尔·克林顿——和其他权贵朋友的律师。从他专门定制的衬衫到言语谈吐，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阶层和品位，即使自认时尚品位出众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对他印象深刻。事实上，当1997年11月5日她第一次和乔丹见面，讨论工作前景时，她认为他比总统还要令人望而生畏。
见面的一个月前，乔丹出现在莫妮卡的“雷达”范围内。10月6日这个充满宿命意味的日子里，琳达·特里普扔给她一个炸弹般的消息——她已经被列入了白宫的黑名单。两个女人在讨论莫妮卡去纽约工作的愿望时，特里普提到了乔丹这个名字，他是“搞定先生”，除了是Akin、Gump、Sreauss、Hauer&Feld等华盛顿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外，还出现在无数重量级公司的董事会里。
那会儿，莫妮卡依然完全信任特里普，后者也还扮演着一个关心她、支持她的好朋友的角色。“我一生都需要你。”她告诉莫妮卡，催促她离开华盛顿，鼓励她向总统要求一个新工作，比她现在五角大楼的那份收入更高，甚至嘲笑莫妮卡6万美元年薪的目标实在太低。当莫妮卡在给总统的一张留言中谈到，她希望能得到一份级别G12或G13（低级）的政府工作时，特里普告诉她能有更好的工作。
莫妮卡希望从总统那里得到两样东西，一个道歉和一份工作。她在一次电话聊天中告诉特里普，他应该承认“他也有份搞砸了我的生活……如果我还打算再和一个已婚男人——特别是一个总统——搞上一段，那么就杀了我。”
除了信任特里普，莫妮卡听说她不可能再在白宫工作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库里，希望能和总统讲话。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和以色列总统一起晚宴，不能接听电话。所以，在特里普的支持下，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这也是她给总统一系列信中的一封，发泄着她的不快、愤怒和对他们那段关系的期望，他曾经许诺了如此之多，可是付出却如此之少。在这张纸条中，她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肯定没希望重返白宫了，因此希望能和他见一面，讨论她的工作问题。她的语调很悲伤：“英俊的先生，过去几个月来你一直在疏远我，摒弃我。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你不再喜欢我了，还是你害怕了？”
第二天，10月7日，她把信快递出去，然后再次打电话问贝蒂她何时可以见总统。当贝蒂回答说只能和总统打一个电话时，莫妮卡非常愤怒，脱口而出：“我受够你们俩了。我不想再和你说话，你把我整整晾了一年，现在我想请你滚蛋。”贝帝非常平静地听完了这些冒犯的话，没有什么不快的表示。到了下午，她打电话给莫妮卡，表示晚上总统会给她电话，还强调说如果总统愿意见莫妮卡，无论多晚她都会到白宫安排，并且亲自把她带进白宫。
“我不清楚他是否会打来电话。”莫妮卡回忆说，“要么就打来，要么就彻底玩完。就算在感情还没有结束时，在夜晚入睡之前，我也总是无法预料他是不是会打电话给我。我一直醒着，望着钟，几次突然哭起来。太痛苦了，这不是他的错，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承受多大的折磨。我终于尝到了惩罚的滋味——头脑不清醒，或者缺乏逃避感情的力量，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
幸好，这次总统的电话来了，10月10日凌晨2点30分。那么晚了，她还想不顾一切冲到白宫去见他，不过他用夜太深的理由拒绝了她。“你不可能总是顺着自己的意思来，所以别冲着我发火。”这是一段序曲，之后是他们之间最漫长最凶狠的一次争吵，就像莫妮卡说的那样，整整90分钟的“咆哮比赛”，“他太生气了，肯定气得脸都紫了。”
她一直在哭，他则冲她吼叫，完全不理会她对自己工作的抱怨，也不在乎她对白宫那段时光的怀念。更糟糕的是，他居然在吵架中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肯定不会和你发生关系。”对莫妮卡来说，这是他说过最刺人的话，她当时觉得自己“伤心透了”。
她告诉他，当1996年4月她发现自己即将被转送五角大楼时，多么希望他能干涉一下，让她留下。不过，她说：“我不想把你卷进来，选举更为重要。如果我有什么麻烦，我都自己耐心去解决，我没有要求什么。我是一个好女孩，相信你的承诺。”她的话没缓和什么气氛，总统嗤之以鼻，重重地回击道：“如果我早知道那么麻烦，肯定一开始就打住了。”
他继续大声咆哮，那是他愤怒时的习惯。“我能想到的一切，除了你，就是你的工作。每天早上醒来，我一想到这些就心中不安。除了你和你的工作，我的生活空空如也。我拥有的一切，除了工作就是这份困扰，我和你是一起的。”莫妮卡把这段出人意料的情感表白，理解为他支持她在白宫找一份工作，虽然现在一无所获，但这并非他的过错。他们都发泄了自己的不满，重新冷静下来，谈话回到正常的轨道。在总统挂上电话之前——那时是凌晨4点——他答应会帮助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10月11日，周六，那天是克林顿结婚22周年。因此莫妮卡接到贝蒂要她去一趟白宫的电话时，非常惊讶。那会儿只有早上8点30，她马上推迟了和弟弟在纽约见面的计划，去见总统。9点半过一点，她到了白宫，被带进椭圆办公室。风暴过后世界恢复了平静，总统语调温和地告诉她，他挂了电话之后才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
莫妮卡站在那里，和他隔着一张餐桌，告诉他自己想去纽约，因为她母亲生活在那里。而且水门公寓已经被出售了，她必须在10月底前搬出去。这个消息并不完全是真的，但是鉴于他为她在白宫找工作时的拖沓表现，她认为有必要撒一点小谎，这回她可不想把这又演变成一个长期计划。她还讲到需要白宫里某个人提供些工作指导，和几个可能的工作岗位——联合国，或者他朋友维农·乔丹能帮她找个私企的职位。“好主意！”总统对后一个提议更感兴趣（其实，莫妮卡在几天前和特里普的谈话中才想到这点）。
这是一次轻松的见面。莫妮卡描述自己的工作计划时，他亲切地微笑着。当她不再侃侃而谈，发现他正冲她促狭地笑着，不禁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他回答说：“没什么。只是看着你很开心，过来，我们拥抱一下。”莫妮卡的回忆略带几份忧伤：“这是我们感情生活中，人们绝不会强调的那部分，如此具有感染力，如此温柔，如此亲切。他总是这样温柔可爱，我们之间总是禁不住相互吸引，即使分手在即。”她离开前，下周将出访南美的总统要她交一份“工作意愿”，以便他回国后研究一下。
莫妮卡满怀着对她“爱人”的爱意和温暖离开了白宫。那天的晚些时候，她到了纽约，流连于跳蚤市场为他寻觅一件圣诞礼物。她知道他正在收集白宫纪念品，特意为他淘到了一件只售10美元的刻着白宫的玻璃镇纸。她的慷慨甚至压倒了预算，还为他花重金买了一个昂贵的古董雪茄架子。
整个周末她都在考虑自己的前程，发觉自己其实不想在联合国工作，那地方太像白宫了。因此，当她给总统发送“工作意愿”时，明确表示她改变主意，不想去联合国了，强调她的工作兴趣转移到了PR（公共关系），那个让她觉得“富有挑战、激情和兴趣”的领域。
太晚了。这次总统一改作风早早采取了行动，告诉贝蒂他想给莫妮卡安排类似联合国的工作。在他出访南美期间，人事部门主管约翰·泼迪斯塔——他曾经帮助莫妮卡申请重回白宫——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德森简单地提了一下，让他给贝蒂的一个朋友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安排一份初级工作。
10月底的一个周末，莫妮卡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要她“接听理查德森大使的电话”。她后来回忆，大使是个“开心家伙”，声音温和：“嘿，我是比尔·理查德森。我知道你想到我这里工作。”谈了几分钟后，他们约定在10月31日面谈。挂了电话，又困惑又恼怒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说她想和总统谈谈最近寻找工作中的麻烦，想知道他是不是想直接把她送到联合国去。
总统的电话真来了，这次没有歇斯底里的尖锐言辞。根据莫妮卡的描述，他们享受了一次“甜蜜的”谈话，她告诉他自己不想在联合国工作，他回答说“我希望你有所选择。比尔·理查德森真是个好人。”他还承诺会找乔丹好好聊聊，“维农不在市里，不过我会尽快和他谈谈。”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黄色笑话——这是莱温斯基的强项——大多关于犹太人。莫妮卡说了一个：“为什么犹太人喜欢倒着放黄片？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妓女给钱了。”总统也说了一个：“当你用一个苹果和一个犹太裔美国公主干，会得到什么？一台不听你使唤的苹果电脑。”他们还为她最近发给他的那批下流E-mail而大笑不已。当他们准备挂线时，她说了一句“我爱你”，然后马上意识到这么轻松的谈话里，这句话显得太沉重了，急忙加了一句“这个傻瓜”。
直到10月30日，她和理查德森大使约好面谈前一天，她才和总统再次通话。随着这大日子临近，她越来越紧张，所以打电话给贝蒂，问总统是否能指导她面试的正确方法。他告诉她肯定能表现良好的，为了不让她过分担心，他还表示，那些相信她有背景的白宫人，会让大使对她的能量产生错误的印象。
他们结束交谈时，她问总统能否戴上她送给他的万圣节别针，他答应了。第二天，她高兴地看到总统在一次访问学校的讲演中，专门提到自己在衣服上别了个别针，来代表万圣节。一个孩子问能否送给他，不过总统拒绝了，“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不过，在和特里普一次奇怪的谈话后，莫妮卡面试前的紧张情绪不减反增。当她表示自己会在她的水门公寓和大使见面，特里普暴跳如雷，叫了起来：“如果你要去那酒店房间，除非我死了，他们想引你上钩。”出于保护和关心，她反复强调莫妮卡为了预防可能的危险局面，应该要求将面谈安排在酒店餐厅。
莫妮卡觉得她朋友太坚持己见了，不过没有怀疑她的动机。其实，特里普的坚持是她和迈克尔·伊斯科夫陷害莫妮卡和总统的计划的一部分。伊斯科夫安排了另外一个《新闻周刊》的记者坐在餐厅里，假装只是另一个客人，他会看到莫妮卡和理查德森坐在一起，这样就证实了特里普的猜测——总统正在滥用权限，为女友安排政府工作。
莱温斯基与比尔的“搞定先生”关于工作的见面。这个女人已为工作或者回到白宫的问题而陷入疯狂的臆想中。她正在被命运，或者一个可怕的神秘之手，推向理想的牺牲品。减肥成功的特里普，在她的衣橱里发现了那件沾有总统精液的蓝色衣服。而后来特里普甚至试图去偷这件衣服。当然，莱温斯基却认为，“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也就在这段时间，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收到来自一个女人——相信是特里普——多个匿名电话，声称他们应该传召莫妮卡和特里普。10月早些时候，琼丝律师团刚拿下两次关键判罚，声势大振，他们被授权可以质询总统，了解他和其他女人的“性关系”，还能指出任何被发现有问题的人。
莫妮卡浑然不觉这些法律进展和特里普的马基亚维利式阴谋，只是担心她只有联合国这
样惟一的工作选择。她的面试进展得相当顺利，和大使见面后几天就得到了一个在联合国美
国代表团内的低级职位。
她还是牵挂着没和维农·乔丹见上面，就给贝蒂发了张催促信，表示了自己对在联合国工作的疑虑，还想见一见克林顿的“搞定先生”。贝蒂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和乔丹的秘书联系并安排见面。莫妮卡照着办了，和乔丹的面谈约在11月5日。
没见乔丹之前，莫妮卡对总统的律师朋友所有的了解不过是他和克林顿打过许多次高尔夫，在非裔美国人族群中地位卓著，是一个出了名的“搞定先生”。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发现他一个最好的朋友正是彼得·斯特劳斯，两人已经认识了二十多年，而斯特劳斯正是她未来的继父。
对于和律师的见面，莫妮卡即使不说害怕，起码有点紧张。一开始他那严肃的眼神和沉默寡言的态度就让人望而生畏。他问她到这里找他有什么事，她再次搬出那套“香草”故事，讲述自己离开华盛顿的愿望，向他解释自己希望能重返白宫，不过几个高级官员，比如埃夫林·里贝曼并不喜欢她。“哦，她也不喜欢我，没什么好担心的。”乔丹微笑着说。这样他们大概谈了20分钟，他说道：“好吧，我们切入正题，我会帮你在纽约找个工作。”又神秘地加了一句：“你的来头很大啊。”这句话让莫妮卡觉得之前他和总统有过谈话。最后，他们约定两周后再度见面。
第二天，莫妮卡给乔丹写了张感谢信，上面写着“我知道我们的朋友对你充满信心，真令人高兴。”她对这个华盛顿律师的个人魅力可是倾倒不已，告诉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这一辈子都没遇见如此的人物”，不过乔丹明显对她不怎么感冒。事实上，他后来告诉大陪审团自己根本不记得那时和她见过面。这种遗忘，被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归结为乔丹没有把为莫妮卡寻找工作太当回事。斯塔尔根据这个想法推导出一个结论——只有当莫妮卡卷进葆拉·琼斯案，并要签署那份书面陈述后，乔丹才真正想帮助她找工作。不过，当斯塔尔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调查乔丹在莫妮卡寻找工作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时，现实生活中，他只是她兵工厂里又一件武器，只有在她的自我臆想中才卷入了第一线。
还有许多人因为莫妮卡的工作问题而经受责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玛西娅·刘易斯。自从她9月搬到纽约后，就不断吹嘘着这城市的好处，怂恿莫妮卡也搬过去。所以不难理解，当10月份莫妮卡决定结束这一切，她母亲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里肯定是欢声一片。
一旦莫妮卡下定决心去纽约，她母亲也不再需要遮遮掩掩，采取措施，不给她什么回头路。她联系纽约的朋友，看他们是否知道有什么空缺，还找到一个职业顾问马里林·乌尔曼帮着为莫妮卡寻找工作。10月初，莫妮卡和乌尔曼见了一面（她为总统买白宫镇纸的同一天），在过去的一年里，她学到了一件事，就是再也不能依赖别人的同情心了，即使是总统的。她和华盛顿的朋友，还有NBC负责五角大楼报道的记者一起讨论了在媒体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她甚至还申请了一个主持人Connie Chung身边的工作，不过她最终没得到这个岗位，因为有人早已通过内部关系霸了那个位子。
这段时间，她母亲知道莫妮卡每向前迈一步，就是离华盛顿和总统远一步，就一直不懈地鼓励她。回想那段时光，玛西娅说：“就我所知，她决定离开华盛顿就是一个胜利，这意味着她放弃了对总统不切实际的幻想，知道那段关系没有前途，只会毁灭自己。”
除了帮莫妮卡和乌尔曼搭上线，玛西娅还寻求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的帮助。晚秋时节，斯特劳斯亲自找到老朋友维农·乔丹，还询问了他社交圈中其他的人物，比如著名的酒业巨头Seagram的主席埃德加·布罗夫曼。“我找了一堆我们认识的人物。”斯特劳斯回想道：“问他们‘需要一个年轻貌美、想离开白宫的小姑娘吗？’”他强调说，他的朋友乔丹每年都会给六七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安排私企的工作，不过他同时也承认，就莫妮卡这个问题，他和乔丹的私人交情、总统的影响力，都会让这律师更加出力。
其实，莫妮卡的圈子都觉得，总统的帮助都是她该得的，既然她因为和总统的关系丢掉了白宫的工作，那么在敷衍了她一年后，他该像个体面人那样给她另找一份工作。她的姨妈黛布拉评论说：“我们都觉着总统该帮她找个工作，这合情合理。所以，当他开始行动，帮她搞定问题时，我们都觉得太棒了。”这个观点也一再得到她朋友的支持，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就说：“当她决定离开华盛顿，远离那一切，我非常高兴。我不觉得总统帮她寻找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找工作时都会得到点帮助。”
不仅是莫妮卡的朋友、家人希望她搬去纽约，特里普也强烈建议她应该离开华盛顿。虽然知道特里普就是泄露凯瑟琳·威利的源头，还有她突然的举止变化，这些都让莫妮卡有点不安，但是她依然相信她，依赖她。如果有先见之明，莫妮卡或许那时应该质问特里普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过忠诚是莫妮卡最主要的性格之一，她做不出那样的事来。
特里普建议她，给白宫里的总统和贝蒂寄东西时，可以通过更便宜有效的快递公司，莫
妮卡以为这不过是友情又一次的流露。其实，特里普又一次在堆砌的笑容背后暗地使坏。她推荐的公司属于戈德伯格家族，他们后来给迈克尔·伊斯科夫提供收据及其他文件，这成为莫妮卡和总统亲密关系的铁证。
然而，一些零碎的迹象提醒着莫妮卡。她开始和特里普不断争吵，后者好像有意挑起争端，然后暴跳如雷。莫妮卡有时惊骇于她的所作所为，“这时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睚眦必报之人。”她回忆说：“因此我就拍她马屁，我担心她可能会将那个关系公之于众。我真正害怕的是，如果那事发生了，那么总统就知道我把我们的恋爱故事告诉了别人。”
莫妮卡陷入了这个痛苦的问题，脑子里开始盘算对付“最坏可能”的计划。如果特里普真的把事情曝光，莫妮卡决定自己去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口否决特里普的说法。如果需要，她甚至会说是她自己编造了和总统的所有绯闻，去接受公众随之而来的辱骂和嘲讽。
在莫妮卡的鼓励下，这一年特里普的长期减肥计划非常成功，她的体重明显下降，可以穿上莫妮卡几件偏大的衣服了。因此，为了庆祝，莫妮卡在9月邀请特里普去她的水门公寓，从她所谓的“肥衫衣橱”里挑几件衣服。当她们打开衣橱，挑选合适的衣服，莫妮卡向朋友展示了那件现在已然臭名昭著的沾染精液的蓝色衣服。
她根本不像有些说法那样，把保存的那件衣服当作战利品或证据，只是自从2月以来她一直穿不了。莫妮卡的体重一直波动很大，当她再想套上那衣服，发现根本扣不上纽扣。她是一个不怎么在意个人整洁的年轻女孩，又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钱包，没理由在根本不会穿的情况下马上把衣服送去洗，那是浪费金钱。不过到11月，她瘦下去了，又可以穿那件衣服了，因此决定感恩节那天穿着去旧金山参加父亲家的晚宴。莫妮卡总是担心该穿什么衣服——过去是，现在也是——特别是这个场合，她所有的堂姐妹都很苗条，这件GAP牌的蓝色衣服也是纤长漂亮，因此她决定送去干洗。
这时，她犯下生命中最大的一个错误，11月16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后者知道这衣服可能会是将来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拼命劝莫妮卡改变主意。特里普录下的她们的对话证明她是如此处心积虑，甚至设下圈套让莫妮卡去陷害总统。她激动地警告莫妮卡别去动那件衣服，“现在，我只想告诉你，前面还有漫长的生活道路，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还是保留着那衣服，或许未来有用得着的地方。”
她还说她有个从事基因指纹方面工作的表哥，曾经告诉过她只要用一根弄湿的脱脂棉签，就能轻易地在干的精液中提取DNA样本。毫不为奇，这个所谓的“表哥”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叫马克·福尔曼，1995年O·J·辛普森案中被指控有种族歧视的那个侦探，现在是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客人。特里普不甘心失去这么重要的证据，极力劝说莫妮卡“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把衣服放在塑料袋里，和自己的首饰一起保存。当莫妮卡迷惑不解这么做的原因的时候，特里普说了句不祥的话：“我只是多一句嘴，脑子里面总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莫妮卡根本不打算保留这个纪念品，只想着穿这件衣服，因此没有全信。特里普改变了策略，后来两人在办公室聊天时，她再度否决了莫妮卡穿这件衣服的计划，说她觉得莫妮卡穿这件衣服显得太胖了，建议她换一件试试。这招有用多了，非常注重仪表的莫妮卡决定听从建议，把那衣服留在了衣橱里。
然后，事情还没完。就这段时间，莫妮卡和特里普有了一次很奇怪的谈话。她们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后者突然说自己缺钱，想去卖几件旧衣服换点钱。她说有个朋友正好想买她那天穿的衣服，问莫妮卡自己能否去她的水门公寓借一件毛线衫和外套顶两天。莫妮卡就说陪她一块回去，不过特里普不答应，说自己去就行了，免得麻烦她。莫妮卡还是要陪她回去，说不习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让别人进去，不过特里普非常坚持，还说莫妮卡这是不信任朋友的表示。最后，特里普出于自尊放弃了这个要求，困惑不已的莫妮卡也继续工作了。
只有当丑闻发生后，《新闻周刊》报道说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有个有趣的计划，要去偷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来作为这段关系的证据，她才意识到特里普的隐蔽目的。毫不出奇，莫妮卡一点也不觉得这计划“好笑”：“这段衣服插曲是整件丑闻中最令人羞愧的事情，真是恶心。”
即使特里普的背叛完全公开化之后，有个谜团也一直没有揭开，甚至少人问津：她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她和以下人士的关系所驱使——右翼的戈德伯格、《新闻周刊》记者伊斯科夫，还有通过他们联系到的由富有的反克林顿组织投资的葆拉·琼斯律师团？虽然表面上，她把莫妮卡的东西录音是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她被传召担当琼丝案的一个证人的话，她自己也被鲍后·贝内特指控撒谎。
她干的可不只非法录音那么点事。给莫妮卡和大使的见面制造麻烦，快递，还有试图偷窃那件沾染精液的衣服，是否都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正能体现葆拉·琼斯律师们的指控——克林顿用工作交换性服务，也符合伊斯科夫需要的“公众要素”，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
11月12日，总统打电话来时，特里普恰好在莫妮卡的公寓里过夜。丑闻曝光后，她再次
给出了不真实的描述，暗示这晚电话打来时她正在莫妮卡身边，听到了她朋友的说话。事实上根据莫妮卡的陈述，她睡在另一间屋子，根本听不到。
这周早些时候，莫妮卡焦急等待和乔丹的面试结果，也担心这个事情会像她的白宫工作那样吊在那里，就给总统留了消息，让他打电话给她。她的焦躁情绪也受到特里普的影响，后者老是鼓励她要不断奋力争取，搞得她又急又气。这段时间，她的情绪不断左右摇摆，既渴望离开华盛顿，又为想到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总统而心痛不已，还有因为无法再在白宫工作的遗憾。
总统打电话前两天，莫妮卡给他寄了便条，想和他在老兵日（11月11日）见一面。她还加上一段恳切的言辞，希望引起他的注意。“三周前，我要你注意我最近的经历，和我保持联系，不过我现在依然只能徒劳地写着便条。我不是傻子，知道这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无理取闹……日子太艰难了，我努力处理如此多的事务，无人倾诉。我现在需要你，不是一个总统，而是一个男人。请你做我的朋友。”
这次的午夜长谈，总统态度和蔼。他告诉她椭圆办公室的主行政主管南希·亨内奇第二天正要处理希尔基金的财务问题，她不在的时候，莫妮卡可以来找他。他还问她是否能带点贝蒂忘记买的药过来。
期待会面的那天，正是标准的喜忧参半。不出所料，亨内奇出了白宫，没人会找麻烦了。所以莫妮卡按照安排，打电话给库里，要她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她自己还要摆平五角大楼那边。库里放了她鸽子，说总统正在打高尔夫，她之前也没空和他讲这事。
莫妮卡不仅买了他要的药，还有专门对付感冒的锌片糖。这不是她第一次送他糖。一次，她送他一些“回忆胶丸”，其实是一种果冻软糖，还附了张“药方”：“吃一粒就能想起你看到我时有多么开心，再吃一粒就能想起我有多么漂亮。”类似的事还有几次。下午，她把那些药交给贝蒂，留在了白宫。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她逐渐不耐烦起来，对贝蒂明显的搪塞也越来越愤怒。
最后，刚入夜，贝蒂打来电话，说总统因为她没有给他们安排见面而大发雷霆，让莫妮卡马上到白宫。因为这样的见面越来越需要隐蔽，莫妮卡到白宫的经历就像一部B级片里的场景。库里要莫妮卡先到白宫停车场里找到她的车，在那里等她。可是莫妮卡到那里发现车锁着，只能淋着雨，站在车边，拉下帽子盖住了脸。最后，贝蒂终于出现，带她溜进白宫，为了不被看她不顺眼的人发现，她们飞奔过走廊，冲到总统后书房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总统的这位秘书显然不希望有人知道后书房有人，所以莫妮卡只能不开灯，在黑暗中等待。她边等待总统，边在黑暗中摸索，幼稚地以为能打开书桌抽屉，却发现锁着。上一次在这个房间，她因为放有自己送他礼物的一个包被随便扔在那里而沮丧，现在那包已经不在了。
库里没有通知总统莫妮卡在后书房，他还在椭圆办公室里工作。因此，他最后只能见她短暂一面，马上就要赶去参加为招待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举办的正式晚宴。她只来得及把那个古董式白宫镇纸给他，还开玩笑说口交前咀嚼ALTOID薄荷糖有不少益处，最后他离开前两人匆匆吻别。
热烈兴奋的等待，不满的愤怒，一出闹剧，这天最后以失望收场，莫妮卡非常无精打采。现在她不会再让总统在白宫安排工作了，没了这个负担，她觉着他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这个朋友兼过去的情人。她在五角大楼里用自己的电脑给总统写了一封信，里面谈到自己的沮丧：“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没有感激你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这一切，我可能现在就在精神病院了。但是我也被这随之而来的失望、挫败和愤怒耗空了。”然后细想他们过去匆匆的会面，她继续写道：“我需要的你所有的安慰，不过是看看我，抱抱我，或许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她的经验告诉她，保持亲密接触是维持他们关系的钥匙，最后她决定，与其送另一封信给总统，不如把想说的话录在磁带上给他。在磁带上她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还为他设计了如何不引起怀疑来和自己约会的方法。她甚至建议某个晚上去白宫剧院看电影，那他们就可以趁黑溜出去找些乐子了。
莫妮卡录了两个版本，11月20日，她在电话中把这两个版本都放给特里普听，而特里普当然把她热恋中的朋友的每个肉麻的句子都录了下来。当特里普听她录下来的磁带时，她对于莫妮卡的嗓音记忆犹深，后来评论说“她的声音像梦露一样狐媚”，毫无疑问，总统肯定喜欢跟她进行电话性爱。就像特里普许多其他评论那样，这句点评和录音带的谈话内容无关，而是用来向别人证明莫妮卡和总统的真实关系。
第二天，周五，11月21日。清晨，莫妮卡把放有她录音卡带的包裹交给快递公司，送给库里，焦急期盼着总统的回应。想到上周的混乱情形，她催促库里把东西快点给他。莫妮卡整天都在打电话，可是总统一直没有收到她的私人录音，她每打一次电话就更加不安，还哭了起来。终于，晚上7点，他收到了邮件，不过叫贝蒂告诉她，自己太忙了，这个晚上没空见她。
不过同时，莫妮卡在和总统的一个手下巴亚利·内尔维斯交谈时，打听到总统正在和埃斯金·鲍尔斯一起看电影——除了有参谋长在场，简直就和她在录音带里设想的一模一样。愤怒气恼之下，歇斯底里的莫妮卡打电话给贝蒂，叫她别让总统打开装有录音带的包裹。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的秘书：“我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一下挂断电话。深夜，这位秘书出于关心，打电话过来看莫妮卡是否冷静下来了。不过她的安慰根本不能让愤怒的女人平静，莫妮卡告诉她：“明天我就告诉父母，不想再跟你们发生什么关系。我不能再忍受这一切了，感谢你对我时好时坏的那些时光。”
她的评论就像字面上那么不真实，对莫妮卡来说从未真正想过告诉父母，无论何时她都知道应该保持沉默。莫妮卡只是觉得总统在她面前占尽便宜，她只想着报复他，让他明白他们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前一个月，她在和安迪·布莱勒的一次短暂交谈中就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她告诉他自己依然无所适从，伤痕累累。
在给贝蒂打电话的中间，她还打给特里普以寻求安慰。特里普自然录下她的每次啜泣，每句伤心话。莫妮卡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中，我在电话边的呜咽哭泣后来在全世界广播，供世人评点，这是整场噩梦中最痛苦和羞辱的一段往事。”
更晚的时候，莫妮卡又打电话给特里普，表示自己将为之前的言行向贝蒂道歉。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出人意料，特里普说如果她打电话去，连白宫都会觉得她是个疯子；而且她也会为掺和到这起事件而难过。她接着给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莫妮卡向贝蒂道歉，她将永远不再和她说话。然后狠狠地挂断电话。
莫妮卡面临着痛苦的两难境地，无论选什么都会失去一个朋友。最后，她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给贝蒂打电话。贝蒂接受了她的道歉，并且保证尽可能让即将出访范库府的总统在感恩节给她电话（最后他没打）。
摆平了贝蒂，周五，莫妮卡想去安抚特里普，她们再次打起嘴仗。重要的是，这次通过电话互相发泄的不满没有被录音，或者是录了，但卡带被毁了。最后，特里普还是决定不再和莫妮卡说话，只有答录机记录着莫妮卡疯狂发来的讯息。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她们上班时用办公室E-mail继续争论。莫妮卡告诉特里普，如果她想绝交，那就请便，不过她没资格因为莫妮卡不按照她的想法去做，就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她们就此不再交谈，直到12月初。回想昔日好友的行为，莫妮卡说：“即使她在偷偷录音的时候，我都以为她挂电话只是因为脾气火爆，只是因为我没按她想的去做而生气抓狂。她想搞定事情，当木偶不听令起舞的时候，她就没辙了。”
争吵……想念……重归于好……再度争吵。莱温斯基与总统的情感游戏使她陷入到自己的陷阱中。而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的女主角，在总统陷入另一场丑闻时，她建议他应聘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当莫妮卡跟全家到西海岸庆祝感恩节的时候，基本切断了和华盛顿的桥梁。不仅因为她和特里普交恶，她还决定拒绝联合国的工作，而且早早递交了五角大楼的辞职信。她计划在12月24日离开这座让她伤心的城市。她母亲早就计划在纽约给她找一套公寓，甚至盘算起未来的室友了。所以她的燃眉之急不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而是她还没一份工作。在西海岸期间，她设法联系到乔丹，她辞职的消息让后者感到惊讶。他要她下周再和他打电话约一次面谈，还保证会尽力帮她在纽约找份工作。
这样的故事莫妮卡听过太多次了，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指望。11月底，就在她到英国和比利时执行五角大楼最后一项任务前，她给总统写了信，说她急着想讨论一下工作前景问题，还强调她希望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和总统碰面。从欧洲回来后，她沮丧地发现贝蒂根本没把这信笺递给总统，在她反复纠缠下，总统最后收到了信，不过回信说他不可能见她，因为按照日程安排他将和自己的律师们开会。
碰巧的是，12月5日从欧洲回国的班机上，她和国防部参谋长博布·泰勒聊了起来，当泰勒说起自己将参加白宫圣诞晚宴时，她问他：“我能否当你的舞伴？”因此，派对上，克林顿总统惊讶地在迎宾通道上发现了莫妮卡。她回想说，他在向她问好前还往后捋了捋头发，好像正在约会。他拥抱了她一下，转身问泰勒：“你在五角大楼有没有照顾好她？”他依然是如此光彩照人，和蔼可亲，不过莫妮卡就是生气，气他这个周末不能抽空见她。
这时候，她还给贝蒂打了电话。后者说她第二天——12月6日，周六——要带一批参观者去白宫走一趟，还说她会争取让总统赶在律师来之前，在清晨见她一面。
莫妮卡这晚回家后，孤独忧郁。她思绪万千，种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憧憬着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对爱情走到末路的悲伤，担心在纽约找不到工作，还有更为沉甸甸的思索：她即将永远没机会和总统单独相处，没机会再和他像和一个男人，而非总统那样说话。
一回到自己的公寓，她决定如实告诉他自己的所思所想，开始在电脑上写信。是思考，也是后悔，她试着表达对他的感情，总结他们爱情的实质：“今天，看到你是如此悲伤，因为我为你再次抛弃了我而愤怒，我只想屋里的人统统消失，只有你拥抱着我。”
她接着说自己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每时每刻只想着和他在一起。她记得当他送她的《草叶集》点燃了她心头的火焰，让她明白他就在自己灵魂深处，而她也能感受到他的痛楚。相比那时，现在她悲伤地发现他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她了。自怨自艾中，她悲叹着他们那次凌晨2点半在电话里的争吵：“我确信，你不是第一个对我有那种感觉的人，我为那糟糕的一切说声对不起。”信的最后一句是她情感的勃发：“我知道，说声再见是多么伤感，我从来没想到会在纸上说。请保重。”
莫妮卡的精神忧郁很快就打破了，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贝蒂，留言说想在西南大门和她会面，给她信件和送给总统与她的圣诞礼物，如果有可能的话再见一会儿总统。当她到了白宫，看到了玛莎·斯科特，于是马上再给贝蒂打电话。一个穿制服的值班特工告诉她会带她走一走，还透出消息：总统正和他的朋友、一个漂亮又有名的CBS电视台女记者艾黎诺·芒黛尔呆在里面。
好一个和律师的会议。用了极大工夫才克制住自己，莫妮卡说：“好吧，我晚些时候再来。”然后转身就走，满怀愤怒，难以抑制：他欺骗了她，一直还在见她心目中的主要情敌。她在旁边的酒吧里发现了公用电话，就打给贝蒂，那边一接，她立马开始了长篇咒骂，后来她承认这对贝蒂不公平：“我太过分了，说给她的那些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她回到水门公寓后，收到了总统秘书寄来的信笺，语调哀伤，不过她不愿意回复。那边哭泣的贝蒂请求她不要激动，哀诉说如果总统知道一切就会把她炒掉的。莫妮卡在回复中坚持要和总统说话，不过贝蒂以总统正和首席检察官见面为理由拒绝了，还说莫妮卡这个状态绝对不能和总统说话。
莫妮卡愤怒沮丧，气得发抖，决定马上飞去纽约找母亲。她立刻拎了个包，搭的士去机场，到那里才发现自己没带钱包，等她回到公寓，冷静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她又决定打电话给贝蒂，要求和总统说话：“我现在冷静下来，想和他说话了。”贝蒂回电过来，把她接进总统的电话。
这次，轮到莫妮卡享受语言暴力了。长达56分钟的通话，总统就像刚才的她那么愤怒：“我这辈子，还没谁对我，像你刚才对我那么差过。除了我的家人、朋友和手下，我陪伴你的时间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怎么能搞成这样，我见谁和你无关。”
不过，莫妮卡可根本不吃这套，她指责他和芒黛尔有一腿。他反驳说：“我根本和她没有暧昧关系，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事实上正是我撮合了她和她现在的男友。”莫妮卡则还击说，他有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开会时，芒黛尔跟他一直呆到早上3点40，第二天也一直跟着他。“你是否觉得，我傻到会跟一个我一直玩弄的人一起出去？Do you think I would be stupid enough to go running with someone?”他问道，咄咄逼人地要她的答案：“你还需要我回答这问题吗？”
总统改变了语调：“你不该对贝蒂说那些事情，你没有权利对任何人那么说话。你要见我，然后就能因为我忙着工作而大发雷霆。”“我想见你？”莫妮卡对此嗤之以鼻：“我说了我要离开你，要去纽约，想做的只是见你一面。你却始终不给我答复，真不明白有那么难吗？”
面对她的质疑，他有些不解地回答：“我倒不明白，现在理都在你那边了。那事发生后，你告诉我，一切结束时不会给我任何麻烦。”可能是下意识作祟，早就料到的莫妮卡马上回答：“麻烦？你觉得我现在给你麻烦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麻烦。”
就像他们所有的争吵一样，最后总能转危为安，冷静下来，总统甚至同意让她过来看他。莫妮卡根本不需要再次邀请，下午1点就又到了白宫。她早把那封写着“英俊的，再见”的信留在家里，带上的都是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包括有在纽约买的那个雪茄架，一个星巴克的“圣诞老人”咖啡杯，还有最近一次去伦敦时买的一条领带。
他们见面时的气氛，和电话战争时的完全不同。坐在摇摆椅的总统大方热情，抚摸着坐到他大腿上的莫妮卡的头发。她则光彩照人，倾诉着那封信里的伤感话语。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讲到他对女性的吸引力。莫妮卡说无数女人觉得他英俊潇洒，他则不那么同意，还讲了自己减肥的故事。他说自己小时候太胖了，跑得比别人慢多了，每年复活节彩蛋比赛，等他跑到终点早就没有巧克力彩蛋了。他的体重问题一直延续到整个高中生涯。“太悲伤了。”她回想说。他成功地避开了和她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那是她以前为他在一份备忘录里准备的。他告诉她，自己访问范库府时给她买了一份礼物，圣诞节前会送给她，他还答应给她一个圣诞节之吻。正如他所说，圣诞节时接吻是允许的。
对莫妮卡而言，一个再次见面的许诺就是一个突破，要知道前个晚上她还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她准备离开时，总统郑重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把你晾在一边，我不会抛弃你，会给你打电话，叫你来拿圣诞礼物。”他讲的话真有意思，承认他对她的糟糕处境负有责任，还暗示他们的关系还能继续。
莫妮卡情绪复杂地离开了白宫，飞去纽约和母亲度完周末。虽然还在为总统在她工作问
题上的遮遮掩掩而隐隐作痛，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她的心灵伙伴。就像她这时写下的一段自我思考：“对我的生活而言，我不明白为何你可以对我如此时好时坏。每当我想起你用阳光布满我内心的时候，再想到你让我整天哭泣、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就会恶心。”
这个下午晚些时候，克林顿总统从他的律师那里知晓，一直致力于葆拉·琼斯对他的性指控案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可能的证人名单，莫妮卡的名字就在其中。至于总统为什么要在近两周以后告诉她这点，这还是个谜。
完全不知道这些新进展的莫妮卡几天后给他寄了一张有趣的卡片，上面写着：“惟一比再次看到你更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你全身赤裸，一手拿着一沓彩票，另一手拿着一罐奶酪。”里面还夹着一张纸片，她说要为上次道歉，指出他们争吵的原因在于他、她和贝蒂三人之间的误解。她说她更想成为他生命中快乐而非痛苦的源泉。接着她说：“我愿拿2分钱打赌，葆拉·琼斯案和我无关。”
莫妮卡仍然想着保护她的男人，她建议他除了自己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外，还应该专门聘请一个女律师去对付琼丝的指控和证据。她觉得女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会比男人更好。她根本没意识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马上将卷入这个不断演变的传奇故事的核心，她私人的情感戏将面对一群庞大的听众，甚至比美国公众还要庞大。
第十章肯尼斯·斯塔尔出现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1)
手中一支点燃的香烟，眼眶中泪光闪烁，琳达·特里普和莫妮卡一起站在五角大楼外的狭长巷子里，感受着12月寒冬的刺冷。她匆忙喷出一口“Marlboro Light”，说出了莫妮卡期待了几周的忏悔录：“对不起。我是一个糟糕的朋友，一个坏人，居然对你做出这种事情。我仔细思考了自己有多么龌龊。对不起，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周一，12月8日，这次会面是她们11月21日深夜争吵以来第一次说话。
莫妮卡最大的优点之一是从不小气。虽然吵过架，她去欧洲执行五角大楼任务前，还是把买给特里普的生日礼物放在她的办公椅上。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是一个古董式镇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面刻着一首维多利亚时代歌颂友谊的感伤诗歌，彰显着特里普的卑鄙行径和莫妮卡的大度。
莫妮卡马上就要离开五角大楼了，除了私事，她还想在走前解决几件事情。她特别着急，找寻工作的努力不该因为“克林顿黑洞”无疾而终，这很有道理。在她上周和总统会面时，他说乔丹正在帮她找工作——一个新家伙，不过故事还是老套路。
生怕乔丹忘记了她，莫妮卡给他寄了份礼物，有一个篮球帽、一盒巧克力、一张小纸条和一份她的复印履历。这个善意的提醒看来效果不错，12月11日，她去他办公室面谈，在吃了顿土鸡三明治和减肥可乐组成的工作餐后，他们讨论了莫妮卡的工作问题。乔丹给了她三家公司——MacAndrews&Forbes（露华浓现在的公司）、Young&Rubicam和美联社——的联络人名字，他要她去联系这几个人，还保证自己会给几个商业伙伴打电话。他们讨论了她应该写的求职信的格式，他要她写完后给他发份复印件。
他们还谈到他们共同的朋友——美国总统，这也是乔丹会第一时间见她的原因。莫妮卡说她眼里的比尔·克林顿是男人多过总统，她只把他当成普通人，如果他不经常见她，打电话给她，她就会生气发火。一次，城里的乔丹先生接嘴说：“莫妮卡，他在和布莱尔（英国首相）讨论伊拉克问题时，你不能冲他大吼大叫。他又不能挂断，让你冲他发火。打现在起，如果你再生气的话，希望你打电话给我，冲我发火，我会搞定的。”接着他还取笑她的行为举止：“别不承认。你在恋爱，这就是你的问题。”莫妮卡脸红了，一言不发，她觉得乔丹对她和总统的关系知道得远比说得多。
然后，乔丹讲到了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友谊，甚至当场就给他打电话，谈了莫妮卡的工作进展。确实，这次谈话后一切启动了。乔丹给那三个联络人打了电话，莫妮卡则不久以后就安排好在圣诞节前一周和其中在纽约的两家公司的面试——美联社和MacAndrews&Forbes。
她试着逃往纽约开始新生活，不过那个曾让她伤心的城市正要摧毁她。她和乔丹见面后不久，就发现特里普已经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其实，莫妮卡发现时，事情发生已经超过了两周，传票早在特里普生日的11月24日就发出去了。尽管这一年特里普经常谈到这种可能性，然而她压根儿没有在12月那次重归于好的谈话中提到传票，这说明她向朋友隐瞒了不少事。
特里普总是说她不会对任何人讲莫妮卡和总统的事，因此莫妮卡一开始根本不担心，而是本能地反应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证，可能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好像是杞人忧天，特里普告诉她，自己见了律师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议是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绝谈论这事。她还在莫妮卡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我和科布谈过了，别担心，一切OK。”
这周，重归于好的两人一起到五角大楼的中央广场，为科布买一件圣诞礼物。她们购物的时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写下了她和总统的关系的所有细节，把材料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律师，只要听到自己的死讯，律师就会将里面的内容公之与众。莫妮卡吓坏了，她回忆说：“这是她嘴里蹦出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我当时真的吓一跳，也开始发现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险。”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
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公寓价值5万美元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两个纽约的面试。17日晚上她出发前，打电话给母亲，恳求她去机场接她。她想找人说说过去那可怕的24小时，又担心母亲的公寓也被人监视，觉得惟一能进行秘密谈话的安全地点就是玛西娅的汽车里。最后，玛西娅是坐的士来接她的，她们两人都不懂法律术语，莫妮卡只能泛泛谈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当琼丝案的证人。私底下，她非常担心特里普的改变，也越来越怀疑后者的言行举止。
第一场面试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场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关系公司。她在后一场面试中表现出色，他们叫她几天后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然而，这么积极的开局也没有让她快乐起来，她坐的士去机场回华盛顿，途中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白宫梦彻底破灭了。她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回归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断——她被列在黑名单中。不过，不管埋藏得多深，她总是保存着一线希望。现在，在另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办公室，考虑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那线希望最终彻底消失了。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没有哪里的办公室氛围能和白宫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涩的失落，真是痛苦万分。”
如果说总统凌晨那个电话是莫妮卡的噩梦，那么真正的梦魇要到两天后才真正开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点30，她一直担心害怕的那个电话终于来了。“莫妮卡·莱温斯基？”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一张琼丝和克林顿案的传票。”她装作一副惊恐的样子，不过无阻于真相的来临。
她到五角大楼地下出口的检查站那里接过传票，把它卷进包里，糊里糊涂地走了回来。她回想说：“我紧张，呼吸急促，情绪反常，眼泪也流了出来，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除了找贝蒂，她没有别的联系总统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绝的贝蒂。绝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打给乔丹。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最后恼怒的乔丹告诉她，自己一句也没听懂她的话，叫她下午5点去他办公室。莫妮卡冷静下来，洗了洗脸，回到办公室，对上司肯·培根说自己因为有急事要早走一会儿。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告诉自己妻子达茜晚点时候给莫妮卡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当她来到乔丹办公室，发现他是如此粗暴无礼和漠不关心。他说传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相当标准的法律程序而已。当然，他们还是达成一致，要为莫妮卡找个律师，乔丹打电话给华盛顿的一个顶级律师弗兰克·卡特，帮她约了个时间。莫妮卡告诉乔丹，真正让她紧张的是传票里提到了总统曾经送给她一个帽子的别针作为礼物，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事。
这时，莫妮卡根本不清楚乔丹是否了解她和总统的真实关系。每次她和特里普讲到这律师，特里普总是兴奋地说他知道真相，不过聊天时他又让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这次见面，乔丹直截了当地问她：“有两个重要问题，你是否和总统做过爱？或者他有没有要求和你做爱？”她给了一个“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乔丹真的知道内幕，那么就是在试探她是否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证人。
乔丹那晚正好要见总统，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顿问起，就把传票的事情告诉总统，她还要乔丹“代我给总统一个拥抱。”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抱男人的”，然后拍拍她的后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被传讯也有好处，可以缓一缓和特里普的关系。这晚，莫妮卡给特里普打电话，让她安心，因为她不是惟一需要坐在证人席上的人。因为担心电话被监听，莫妮卡隐晦地说“花儿
”已经收到了，意指她拿到了传票。等到特里普终于了解她的意思，两人早已云里雾里地说了一通，谁都不清楚对方在讲什么。
莫妮卡真正希望亲眼见到她的朋友，第二天晚上特里普家的圣诞派对正是个好机会。莫妮卡到她家开始帮忙准备，觉得很奇怪，虽然只有几个客人，冰箱里满满地放着各式饮料和
食物。对一个老是抱怨几乎上班都没钱买公交车票的女人来说，这好像有点问题。其实，特里普根本不像她上个月说的那样要靠卖衣度日，而是挥霍和炫耀着自己最近买的新玩意儿。莫妮卡也觉得古怪，她怎么会突然有钱了。“我想，呀，她哪里来500元出来办派对？”
然而，只有等到临走前，她才有机会和特里普说上话，她们来到屋外，坐在莫妮卡的车里，特里普念着传票，其中要求莫妮卡列出所有总统送给她的礼物，还特别提到了“帽针”。特里普也装出一副迷惑不解、不知道琼丝律师团怎么会盯上莫妮卡的样子。莫妮卡努力说服她，在发誓陈词时说莫妮卡和总统一清二白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特里普似乎能接受这点。莫妮卡临走前，特里普坚持要她和律师卡特在12月22日中午11点见面后，给她打电话，这样两人就能商量对策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在周末好好上了一堂感情课，周六出去借酒浇愁大醉一场，第二天好不容易从宿醉中恢复过来，就整日盘算着给总统和去卡特办公室各带什么礼物。
和卡特碰面前，她先见了乔丹，承认了自己和总统曾发生过电话性爱。乔丹问她什么是电话性爱，她只能解释了一通，然后乔丹就开车送她去卡特的办公室。和乔丹一样，卡特显然对事情也没怎么特别在意，觉得琼丝的律师们是在“非法审查”。她告诉他，自己和总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只是见过几次面，还在周末送过文件，莫妮卡还强调，关于琼丝案，她是站在总统这边的。
这天过后，她回去工作时，最终发现她不能再依赖这个无法共患难的朋友了。她们在五角大楼一条小路再次交谈，很明显她遇到了大麻烦，特里普的承诺毫无效用，她说：“莫妮卡，别让我撒谎。如果我被问到你的事情，我会抖搂出来。”
莫妮卡就像过去那般又惊又怕，还有一股子愤怒：葆拉·琼斯倒是自由自在，为了金钱控告总统，结果她的隐私权遭到了侵犯。她说：“我和总统的事和别人无关，我从来没有受到骚扰。我丢掉工作，因为我是他的女友。问题的根本是我和总统的关系妨碍，而不是有益于我的工作前途。事实上，我的经历正好可以驳斥葆拉·琼斯所谓性骚扰的说法。”
这些辩论根本对特里普毫无作用，在这场不断聚集的风暴中，她的话和录音保证了她的安全。圣诞节前一次谈话中，她告诉莫妮卡：“我是一个坏朋友，这是我最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不愿意在发誓的情况下撒谎。你觉得那会让我有什么感受？如果我能撒个他妈的谎，让你不再哭泣，让你的生活不再那么痛苦……我觉得自己好像拿把小刀在刺你的背。我知道，如果我最后一意孤行，你将不再和我说话，我会失去一个好朋友。”
莫妮卡太害怕了，比之前生命中任何一次都要恐惧。她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
过去这几个月，她们关系逐渐恶化的时候，莫妮卡发觉自己或许可以利用一下特里普对自己母亲的莫名依赖心理。虽然两人从未碰过面，可是一遇到什么情况，特里普总是要问玛西娅的看法，而且总是顺着她的意思来。这个永远一文不名的五角大楼文秘，一直积极收集玛西娅那个富有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的财务情况，一度莫妮卡甚至以为特里普的报复只是因为自己总是闭口不谈这些问题。情急之下，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价值5万美元的公寓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一说起玛西娅·刘易斯这个名字，莫妮卡就往往成功地化解了争论或麻烦，其实她母亲很多时候根本对这些谈话一无所知。在她们的谈话中，玛西娅是一个看不见的裁判，一个用来取悦特里普的护身符。比如，莫妮卡会说她母亲告诉她，和特里普吵架是错误的，这样她们就很容易重归于好。当特里普谈到她想到加利福尼亚做脚部手术，也能避开出庭作证，莫妮卡后来就告诉她，玛西娅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甚至愿意帮她付点手术费。莫妮卡回想说：“我只想让她别泄露我的秘密。我可以把左臂切下来给她，换取她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被卷进麻烦，因为她录音的时候我不停地提到我妈。”
1998年圣诞节总统的礼物：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包括一只曾被莱温斯基称为戴上就像肉鸡的太阳镜。后来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镜，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的几天，一幅总统戴着她的墨镜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总统的品位”。
对莫妮卡来说，和特里普交谈是非常可怕的事。在一次如今已然声名狼藉的谈话中，她承认自己一直都靠撒谎度日，自从父母离婚后，更是将这门怀疑的艺术练到炉火纯青。“我是撒谎长大的。”这种对于童年的夸张描述是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她想用这招来唤起特里普的同情心——为保护朋友而保持沉默。就和录音带里她的许多话一样，这话只有表面价值，远比说话的语境应该产生的效应更恶劣，更糟糕。
特里普当然心知肚明，她们的谈话会被录音，所以说的许多话都是为自己打算，还装得很崇高。当莫妮卡按照她的要求，告诉她第一次和弗兰克·卡特见面的情况后，特里普的回答正好体现她打算给其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看，莫妮卡，我们早知道你会在宣誓的情况下撒谎，也知道我想避开这个重大时刻。如果我要出庭作证，如果一定要真实地回答问题，那肯定和你说的相反，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特里普的那些磁带长度超过20小时，不过其中内容如果放在说话语境里就将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磁带只有部分，严重误导了1997年10月、11月、12月的事件的真相。当1998年1月，特里普接触到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这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许多方面，那些没有被录音的谈话即使不比那些录音带上的内容重要，也至少和那些一样重要。特里普显然没有录那些和莫妮卡讨论重要问题和会议的谈话，也没有那些非常不利于斯塔尔通过葆拉·琼斯案对莫妮卡和克林顿性丑闻进行的“白水调查”的材料，例如和维农·乔丹的谈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
如果放回说话语境，那些录音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同样适用于12月23日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派对上和特里普的那张合影。这个生气的女孩前一个晚上一直呆在电话机边，试图说服特里普支持她，可是毫无成效。派对开始前，她觉得自己悲惨万分，甚至痛哭流涕。不过，一到派对她就换上了典型的莫妮卡风格，笑逐颜开地感谢同事的礼物和祝福。
派对上，特里普坚持要和莫妮卡来张合影，也就是丑闻曝光后几天内印在报纸上的那张。后来再想，非常有可能就是特里普想拍张照，可以向别人证明她俩是朋友。事实上，莫妮卡工作的最后一天，她一直努力避开对方，可以不用再继续讨论昨夜那次麻烦的谈话。自那以后，特里普再也没回过莫妮卡日益频繁和疯狂打来的电话。
在这个没有欢乐的圣诞节，惟一的亮点就是和华盛顿记者杰克·泰佩那次见面，后者后来形容她是一个年轻女孩，“寻找一份体面又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以及快乐的生活。”她在水门公寓思索着自己的问题，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节。此时此刻，她没有工作——几天前美联社拒绝了她，没有男朋友，陷入法律和个人的两难罪恶境地。她说：“我记得，当时感觉哀伤，紧张和孤独。”只有电视里重放她孩童时代喜欢的电影《威利·万卡和巧克力工厂》时，才感到几分欣慰。
占据她思想第一位的是总统，她不停地自我辩论着是否要把她透露他们秘密给特里普的事告诉他。最后她决定不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她马上就要见他了。莫妮卡还记得12月17日凌晨他打电话时说过她可以去白宫拿圣诞礼物，于是圣诞节后就打电话给库里，她们敲定周日，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8点30去白宫。虽然她已经决定不说出真相，可是去白宫前夜还是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度过一晚。
当她到达白宫的时候，她被带到椭圆办公室。在那里，她、贝蒂、总统和总统的狗巴蒂一起玩了一阵子。巴蒂绕着地毯不停地跑，好像那是一个环形跑道。后来，当终于只剩下莫妮卡和总统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后书房。小狗巴蒂坚持要把脑袋放在莫妮卡的两腿中间，她还开玩笑说，“你干这个可比你老爸强多了。”
这时，克林顿拿出了一个大帆布袋，那是从“玛莎葡萄园”的“黑狗商店”买回来的。里面装着给莫妮卡的一些礼物，奇怪却让人温馨的组合：一个黑狗商店的填充动物玩具；一条从纽约带回来的Rockettes毛毯；一小盒巧克力；一副搞笑的太阳镜（他们两人都带上了，模仿明星的样子，然后互相嘲笑）；还有一个石雕的熊头，这是他从范库府买回来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庭讯中提及那次总统为她准备的礼物，都会说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漫不经心。但是与此同时，莫妮卡坚持认为真相不是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莫妮卡收到传票后，他还送她礼物，这充分说明他在法律麻烦面前的缺乏保护意识，同时那些礼物也体现了他对莫妮卡无言的信任。
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送那个难看的塑料太阳镜，是因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因为总统自己的太阳镜而争执，莫妮卡抱怨他戴上它就像一只“dorky（肉鸡）”，而总统解释说这副眼镜他是从秘密代理商那里借来的。后来，她在巴纳外贸商店给他买了一副时髦的品牌墨镜，一直缠着他戴上它。后来当她看到他在《纽约时报》里的一张戴着“dorky眼镜”的照片，还寄了一张便条提醒他这个事情。在那张便条里，她说她还将继续烦他，除非他把那副让他看上去“像一个滑稽演员”的墨镜换成她的那副酷墨镜。“如果你不认为那副墨镜很酷，那就去问问切尔西。”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的几天，一幅总统戴着她的墨镜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面的标题是“总统的品位”。
或许最有意义的礼物是那个石雕熊头，他交给她的时候说，“当你想要力量的时候，抱一抱熊头吧。”检举人解释说总统的这句话意思是她在琼丝案子中需要力量。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这句话是对于他们在独立日的谈话的一个回忆，他“英俊的”教会她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给了她礼物之后，总统给了她最想要的东西——一个吻。他们在后书房的走廊来了一
个最后的拥抱，带着对于这两年恋爱的最后的激情和内疚。莫妮卡记得接吻的时候，她偶尔睁开了眼睛，看到总统的眼睛张得很大，他定定地看向窗外。莫妮卡生气地把他推开，她说，“如果你不想吻我，就不要勉强。”总统温柔地回答，“不，我只是有点担心，我想确认没有人在偷看。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做，而现在却要吻你，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
这一次，莫妮卡占了主动，“过来。”她说，她把他带到浴室里，吩咐他闭上眼睛。她后来回忆道，“在那里，我们分享了一个神话般热情的，让人欲仙欲死的吻，这个吻提醒了我，我们曾经有着多么美妙的过去。”那一刻所有的渴望、热情、遗憾，在斯塔尔的报告中却都显得那么低俗和平庸。
在他们长达几小时的会面中，他们还谈到了一直困扰着莫妮卡的琼丝案传票。“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件事，”她说，“我知道我必须否认这件事，我想他也是这样，所以我想，无论要发生什么，就发生吧，人不可能控制一切。”
他们先讨论了她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证人的名单中，谈到了专门提到的那个帽针，他说自己也觉得“非常困惑”。他问莫妮卡，有没有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去年夏天的那个女人”时，他指的是特里普，她否认了。当她问他是不是需要把他送她的其他礼物扔掉或者交给贝蒂保存的时候，他总是给出类似“不知道”或者“让我想想”之类的回答。
当两人谈到莫妮卡去纽约的事情时，总统显得不那么迷茫了。他问莫妮卡如何和她保持联系，她说贝蒂那里有她的电话和寻呼机号码，他们期望着能够很快再度如此交谈。然后，他们回到了椭圆办公室，他搂着她，温柔地吻了她的额头，说道，“好了，小姐，祝你在纽约好运，好好照顾自己。”这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天下午，贝蒂打电话给莫妮卡，她说，“我知道你有东西要交给我。”莫妮卡觉得是一个隐语，指她该把一些礼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存，她把一些东西打包装在一个标明“不要扔掉”的盒子里，其中就包括那个帽针，送到了贝蒂那里（后来，贝蒂拿到了盒子，放在自己家的床下）。但是她不能忍受和她珍藏的《草叶集》分开，就把它藏在自己的壁橱里。这些细节让人能够看出她当时的心理：她渴望离开华盛顿，但是她不能忍受听任总统离开自己。
当她刚开始纽约的生活时，她和她的朋友阿希莉·雷纳斯一同去看当时热映的《泰坦尼克号》，莫妮卡的眼睛都哭肿了。这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恋人临死前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她的共鸣。这就像是她自己的遭遇，她和那位“英俊的”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们苦乐参半的恋情中，她忍受了一切焦虑和愤怒。
她给他写了一张“感情丰富的”信，里面，她哀叹他们从未真正成为过情侣，她总是想知道他们两人最终能够走到哪一步，这也是他们的爱情中一个浪漫的悲剧。她说，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享受一整个晚上的热情。她的感伤在几天之后被残酷的现实所打碎，在电视上她看到总统和第一夫人穿着泳衣在海滩上缠绵起舞。这提醒了她，她和安迪·布莱勒的那段关系中，她必须时刻面对这个事实，她爱上的是一个有妇之夫。
有两个她认为最可信赖的朋友，结束了与她的关系。1998年1月5日，总统最后一次与她通话，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她和特里普的关系，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1998年1月4日，一个星期日，莫妮卡给贝蒂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有些东西要给总统。她们决定那天晚一点在贝蒂家会面，莫妮卡托贝蒂把带了她的那封信和一本名为《美国总统》的书，转交给总统，后者是她在一家古旧书店antiquarian bookstore中挑回来的。
1月5日下午，莫妮卡通过贝蒂请总统跟她联系，当晚上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仍然为他在海滩上的举动而妒火中烧，伤心不已，所以决定在他面前稍稍隐藏自己对他的感情。她不情不愿地为自己的那封不恰当的信道了歉，因为之前他曾经让她不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下来。然而让她高兴的是他还蛮喜欢她送的那本书。
下午早些时候，莫妮卡在她律师卡特的办公室和他开了个会。她同意签署一份他帮着起草的书面陈述，希望可以避免在葆拉·琼斯案中出庭作证。由于她第二天就要看到书面陈述的草本，就先和总统仔细讨论了几个一直困扰她的问题，特别是将她转到五角大楼的原因，还议论了免职工作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特别关心那个说她在总统身边“表现不当”、从而把她推向麻烦的白宫工作人员，克林顿只是谈到是“立法机关”中的几个同事摆了她一道，这个答案正确，但他也逃脱了自己的责任。那时，莫妮卡还在生他的气，谈了15分钟后就草草结束通话，她根本没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这真是她的悲情时刻，他们的恋爱关系如此持久顽强，却结束得如此粗暴。
现在，莫妮卡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孤独。比尔和希拉里这对夫妇的电视照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还有和乔丹一次不期而遇的谈话，交织在一起，给她的思绪平添几分混乱。
12月31日，她到乔丹那里，转弯抹角地向他解释，自己怀疑特里普是消息走漏的原因。不过，她没有完全说出事实——过去几个月她一直信任特里普并向她倾诉，而是说特里普在
她家呆过，或许看到了那些她写给总统的信件。乔丹的回答果断有力：“好，回家看看，确定它们是否丢了。”莫妮卡把这话理解成应该把那些纸扔掉或毁灭。
他们聊天时，莫妮卡有点“恬不知耻”地问律师，是否觉得总统还会和第一夫人保持婚姻关系。他回答说：“是的，他理应如此。”然后给她从《圣经》里引了一句话。大概过了一分钟，他补充说“嘿，或许你们俩能在他退位后有点什么。”乔丹的话勾起了她的回忆，和总统结婚的海市蜃楼又一次在不远的将来露出微光。她告诉乔丹，她和总统是有点什么，只是还没发生真正的性爱，就戛然而止。
充满怪异味道一周的奇怪转变。她不知道该怀念谁：自己的前男友或那个靠不住的朋友特里普。她和特里普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个过去几个月频繁打电话找她的女人现在躲着她。特里普的沉默更让人害怕，莫妮卡不知道如何是好，也不知该找谁帮忙。12月初，她把自己的尴尬处境告诉了母亲，玛西娅从人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理解这问题，她给了女儿一个纽约的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的名字，或许能给莫妮卡一点秘密的建议。
这时，莫妮卡无论如何也要飞去纽约，参加MacAndrews&Forbes、Burson-Marsteller的面试，因此她决定去试一下，她掂量过了，反正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她和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碰了面，大概把她的情况讲了一下：她办公室里的一个女人打算背叛诺言，如果她真的那么做了，就会伤害她和几个其他的人。这个牧师建议莫妮卡应该多注意这个同事的优点，而且这样做或许能让她的朋友改变态度。她还建议莫妮卡仔细思考一下“圣歌91”里面所讲到的，信仰上帝会带来个人的安全。
莫妮卡听从了这建议，虽然她越来越厌恶特里普，新年的时候还是在她的答录机上留了一条友好的消息，祝她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安好。这看来有效，特里普几天后回复了一条讯息，然后两个人又煲起了电话粥，直到莫妮卡对打电话到特里普家里有所警惕。她曾经无条件地信任特里普，现在已然不复存在。
莱温斯基在1998年1月7日关于琼丝的证言上签字，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但正是这份誓词第八段彻底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无论特里普这时在想什么，到1998年1月第一个星期的尾声，莫妮卡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冲刺时刻。1月6日，她从弗兰克·卡特办公室收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书面陈述草案，准备第二天去卡特那里签署。她根据自己的故事版本修改了几个地方，有些是打电话咨询乔丹后改的。1998年1月7日上午10点，莫妮卡准时出现在律师的办公室。“我深呼吸了一下，沿着大厅走进办公室。”她回忆说：“我打算否认整个事情，因为我爱总统，也忠于总统。当看到文件上写明我没有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我就想我能接受这个，因为我们确实从来没有真正性交过。这让我感觉舒服多了：签完这份书面陈述文件，我就穿上了球衣，加入了总统的队伍。”
然而，无论她如何巧言如簧，她签署的书面陈述都是假的。在文件内——为了保证她的匿名性，用“Jane Doe 6”来代替名字——莫妮卡说，她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原告（琼丝）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信息”，她还勾勒了自己在白宫的工作，强调自己在任职期间见过总统几回。这份文件的内容还包括：
7.我无比尊敬总统，我在的场合，他总是举止得当。
8.我从未和总统发生过性关系。他从未要求过和我发生性关系，从未要用工作或其他好处来和我交换性关系，从未因为我拒绝性关系而剥夺我的工作或利益。我不知道谁和总统发生过性关系，谁通过和总统发生性关系来获得工作和其他利益，或谁因为拒绝性关系而被剥夺工作或利益。我1996年4月结束白宫工作后，再见到总统都是在官方接待处、正式典礼和其他有关国防部的场合，那些时候我都在工作，也都有别人在场。
我宣誓上述陈词属实，如作伪证，愿遭惩罚。
〖JY，2〗莫妮卡·S·莱温斯基
正是第8段最后摧毁了她，迫使她接受了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免罪协议，以免于被起诉作伪证罪，那可是要锒铛入狱的罪名。
虽然她已经在书面陈述上签字，但是要到9天以后才会成为法庭文档。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莫妮卡还有逃脱的机会。递交一份假书面陈述是一项联邦罪名，不过仅仅写一份只是一项小罪名，基本不会遭到指控。特里普把她卖给联邦调查局那天，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
她一签完这文件，觉得轻松不少，相信自己离避开整个事件又近了一步，也可以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她完全没想过要拿到新工作，才让那份书面陈述正式归档，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她决不会用一份假书面陈述去勒索总统和他的幕僚，利用他的影响力为她找到一个工作。就莫妮卡而言，这个念头根本就没出现过，后来因为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这事才重要起来。
1月8日，她签署文件的第二天，在纽约参加了MacAndrews&Forbes第二度面试。莫妮卡对她的审讯很悲观，觉得面试的结果也不会好，于是给乔丹——他是MacAndrews&Forbes子公司露华浓的董事会成员——打电话诉说失望之情。乔丹就打电话给公司主席和CEO罗纳德·帕勒曼，推荐莫妮卡这个“我觉得非常杰出的聪明小姑娘”。帕勒曼马上将这个评语转告给刚刚面试莫妮卡的主管贾米·杜尔曼，告诉他“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其实，乔丹的干预完全没必要，等到斯塔尔法官插手后，他这么做反而把水搅混了。杜尔曼对莫妮卡印象非常深刻，帕勒曼打电话来之前，他已经和露华浓的同事讨论，把信息部门的一个空位给她。第二天上午，MacAndrews&Forbes的一个低层主管和两名露华浓的主管再次面试了莫妮卡，马上敲定了工作。她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她。这天后来，他们正式通知莫妮卡去公共关系部工作，年薪4万美元，多于她在五角大楼的收入。莫妮卡又激动又兴奋，正式接受了这份工作。
同一天，她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了乔丹，下午乔丹打电话告诉贝蒂“任务完成”。他还把消息告诉了他的朋友总统先生，后者的回复很简单：“非常感谢。”
一回到华盛顿，莫妮卡就和乔丹碰面，比以前几次都要久，也更有情绪。她送给他一条领带和一块手帕，是感谢他帮助的小小礼物。“他们都说要为我做点什么，你是惟一一个做到的。”她告诉他：“你是惟一一个真正帮上忙的。”乔丹折得手指啪啪作响的时候，她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和总统的努力做个比较。
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这个女孩都像一个不幸的灰姑娘，最后终于要去舞会了。虽然她把心留在了白宫，收拾包裹准备去纽约，安慰自己去适应没有“英俊的”的生活，可是这出童话没有快乐结局，两个丑陋的姐姐，特里普和卢西安·戈德柏格，确保莫妮卡去不了她的舞会。
周五，1月9日，小心翼翼的莫妮卡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说着说着，莫妮卡觉得好像基督教科学派那个牧师的建议奏效了。特里普不知为何改变了策略，现在又表示她决定对凯瑟琳·威利含糊其词，还暗示她在作证时不会提到莫妮卡。最后，看上去似乎莫妮卡上岸了，其实恰恰相反，她被引到了陷阱。
特里普过去总是夸夸其谈她那“不祥的感觉”，说是一个精神异常者赋予她这种能力，她曾经告诉她，她的一个朋友会因为她的话而陷入危难之中。不过，真相是她早已解雇了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因为后者威胁要找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去解决琼丝案。特里普和戈德伯格想要的不是解决，而是故事。在莫妮卡这次和她谈话前，特里普已经通过戈德伯格的关系聘用了一个新律师詹姆斯·穆迪，他们打算联系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
莫妮卡在谈话时，有意避免激起特里普的忌妒心，把在纽约的成功说得微不足道，只是可能找到一份临时工。特里普也吹嘘说，有人建议她去纽约找份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有这方面的才华。这让莫妮卡吓了一跳，她一直担心特里普想照搬全抄她的生活。
为了制造假相，让特里普误以为自己还占据主动，莫妮卡说她还没有签署那份书面陈述。“莫妮卡，答应我，除非你找到工作，否则别签那份文件。”特里普告诉她：“告诉乔丹，你不找到工作是不会签那份文件的。”为了让她开心，莫妮卡装作同意了。
特里普坚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证明莫妮卡用沉默换来一份工作，躲在暗处的总统和乔丹才会因为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卷入此案，斯塔尔检察才能扩大范围，最终达到弹劾总统的目的。因此，特里普需要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帮助才能设计如此精密的情节，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而这时还没有到官方宣布的斯塔尔的出场时间。
电话里，两人同意这周晚些时候见面，这是莫妮卡的提议，她现在彻底不相信特里普了，觉得面对面交谈更能让她控制局势。这时，她已经开始怀疑，特里普老是如此神神秘秘的就是想录下她们的秘密谈话。她打算等特里普去洗手间，就检查她的手袋，如果发现有录音机就拿掉。然而，她做什么梦都难以想象，自己朋友的阴谋到底有多么庞大。
无论莫妮卡是否怀疑甚至知道，对特里普奇怪的前后转变多加注意总是对的。如果有先见之明的话，考虑到独立检察官马上就到，特里普这种思想的转变非常可疑，很可能是一个诱人上钩的阴谋。特里普11月就发现，在他人不知情和不同意的情况下，录音是违反马里兰州的法律的。因此，这个能证明她如此诚实正直的所谓“保险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她，反而能把她送进监狱。根据戈德伯格的说法，当特里普的前私人律师巴赫发现这些非法录音，当时就一怒冲天，叫她停止。结果呢，她解雇了他，转而聘请了穆迪。
虽然不能阻止她停止录音，可能被指控还是很明显让特里普紧张万分，她要戈德伯格找到独立检察官的联系方式，希望可以和他们检察团合作，从而豁免对她非法行径的指控。
因此1998年1月12日，根据特里普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OIC）共同的说法，她打电话到OIC，告诉调查员，总统和一名政府女职员有染，这名女职员也接到了葆拉·琼斯案的传票，总统和维农·乔丹要她在这个事情上撒谎。她还补充说，自己有20小时谈话的录音带作为证
据。电话里，她还说那名职员已经签署了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虽然后来几次谈话中，她咬定莫妮卡是在乔丹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才签署文件的。
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特里普成为注意焦点。她给OIC打电话后一个小时，6名联邦调查员和1名FBI干员就来到她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家里，听取她的故事。后来才暴露出来，斯塔尔办公室如此热情高涨，是因为他们早就从葆拉·琼斯的律师那里听说了莫妮卡和总统的事情。特里普那夜都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不过，表面看来，她的口头证词和录音带证据并不充分，特里普答应调查员的要求，在和莫妮卡的面谈中带上窃听器，这样OIC就能听到和记录她们的谈话内容了。
特别调查员的到来，让特里普的故事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关于一个人的背叛，出本“说出一切真相”的书捞上一票；而变成了一个捕获总统的圈套。独立检察官，这个在克林顿传记中，被痛恨的由总统自己后悔任命的人，现在出场了。他让特里普用窃听器录下了几次致命的谈话。于是，历史就这样在两个女人的谈话中，开始发生改变。
之前四年，调查“白水事件”的独立检察官、特别调查员肯尼斯·斯塔尔，一个南方人，右翼的浸信会教友，狂热地寻找总统过失的证据（“水门事件”后，1978年成立了特别调查办公室，特别用来调查政府行政人员在任期内的问题）。斯塔尔原本是负责调查白水土地交易丑闻——克林顿和希拉里都牵涉在内——还负责收集各种犯罪证据，特别是关于总统的。现在，他出场了。
1998年1月前，花去整整4年和4000万美元纳税人的金钱，他的调查一无所获，因此特里普的电话不啻于天降甘露。如果她的说法和证据都确实的话，斯塔尔最终还是掌握了总统犯错的证据，虽然和“白水事件”八竿子都打不着。他的调查员们对特里普关于乔丹给莫妮卡找工作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因为“白水事件”调查时，乔丹的名字也在其中，牵涉到向前联邦首席检察官韦波斯特·哈贝尔付封口费的事件中。
每次斯塔尔想扩大调查范围，都必须申请法律批准，所以他必须要找到一些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白水事件”联系起来的证据，维农·乔丹就是这个人，他能让斯塔尔把正在进行的一桩可疑土地交易和所谓总统的腐朽爱情生活联系起来。
根本上，如果能发现总统通过乔丹为莫妮卡找到一份工作，作为她沉默不语的回报，那么他就犯下滥用权限的错误，在斯塔尔看来这是一项可引起弹劾的罪名。因此，特里普的录音带和证词的重要性，就在于解释了乔丹到底在莫妮卡找工作时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就像离开说话语境，录音带的内容就发生偏差一样，录音带给出莫妮卡在1997年秋季的生活图景也有许多问题，经过特里普的拼命掩饰，这个具有欺骗性的录音带，向肯尼斯·斯塔尔误传了事件的真相。
要么无心插柳，要么有意栽花，特里普没录或者毁掉了许多重要的谈话。那些谈话足以大大降低莫妮卡·莱温斯基在斯塔尔调查中的戏份，能显示乔丹参与进来完全是莫妮卡自己提出来的，而且显然是远远在她、总统或乔丹知道她会被牵连进琼丝案以前发生的。明显漏掉的还有特里普在1997年10月6日和朋友凯特·弗里德利希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弗里德利希谈到莫妮卡被列入白宫的黑名单。就像弗里德利希后来澄清的那样，这是一个谎言，特里普有这种明显的撒谎，就该降低她作为一个证人的可信度。根据斯塔尔报告，FBI后来调查显示，录音带很可能被篡改或复制过，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特里普在宣誓的情况下，在大陪审团和FBI面前撒谎。
就像一个评论家埃利斯·埃克曼说的那样：“录音带展示的内容不是关于什么非法性行为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而是女孩间的谈话，被那个心计颇深的特里普引出火花，而为独立检察官、葆拉·琼斯的律师提供材料，还有最有用的，为一本书提供素材，这本书描述了特里普如何揭露一个妨碍司法公正和掩盖非法性行为的大阴谋。”
对斯塔尔来说，这么早行动是一场赌博。其实，他为了抓住那个他怀疑犯了法的人，不惜违反规则。技术层面而言，独立检察官只有权力调查“白水事件”，因此当特里普按照斯塔尔的要求，带上窃听器去记录和莫妮卡的谈话时，他的行为越过了权限。许多人质疑说，他超越了自己的管辖权去搜寻可能的证据，以让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相信他应该把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归进自己现有的调查中。
1998年1月13日，周二，特里普衣服里装着窃听器，到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登酒店和莫妮卡吃午餐。她见面先吻了她的年轻朋友，知道这时候，OIC调查员正在酒店上面的房间里监听她们的讲话。
这次见面冗长而脆弱，持续了三小时，特里普让莫妮卡整个描述了她和总统的整段事情。莫妮卡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特里普去洗手间时检查了她的皮包，当然她找不到录音机，因为麦克风和发送机都装在特里普身上。莫妮卡又说了她以为特里普喜欢听的话，轻描淡写地谈了她的新工作，然后惊讶地回答了无数关于总统和维农·乔丹的问题，终于她又用了那招感情攻势，说她精神太紧张了，她母亲不得不送她去医院服用镇静剂。
正是这顿午餐，她的谈话里掺杂着大量谎言和夸大，也让她无意中控告了自己。楼上，那些监听的调查员马上意识到，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扩大调查范围了。要命的是，她还向特里普重复了那个谎言：她打算直到乔丹——她上午送谢礼的时候刚见过他——给她找到工作才签署那份书面陈述文件。对监听人员而言，这就是证据，能证明总统滥用权力，让乔丹为和他有染的女人牟取利益。
莫妮卡的谎言带来几个大问题。她根本不知道OIC的人在场，告诉特里普说自己还没有签署书面陈述。问题是，如果没有第三方告诉真相的话，斯塔尔方面怎么可能知道文件早已签署了？还有一方是谁？葆拉·琼斯的律师们？那时，莫妮卡已经签署文件6天了（1月7日签的），琼丝阵营肯定早已收到了莫妮卡律师传真过来的那份假书面陈述的复印件。只是，琼丝的律师们是由右翼机构、也是积极反克林顿势力的拉特福德协会提供经费的，他们和OIC的合作到底有多深，是一个秘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独立检察官到底有多“独立”？
莫妮卡发现，这段午餐吃得又生气又糊涂。特里普根本没站在她这边，似乎又退了回去，反复在莫妮卡书面陈述的内容上纠缠不清。整整三小时，特里普都友善大方，充满同情，同时也施展着阴谋诡计，她肯定自始至终都清楚，自己正在把莫妮卡引向一条通往监狱的不归路。
不像戈德伯格或伊斯科夫，特里普非常了解莫妮卡，也喜欢她的朋友，不过她还是打算把这个幼稚、脆弱又容易轻信的年轻女孩扔向那群法律之狼。莫妮卡发现，回首那段悲伤岁月很难不怒气冲天，别提原谅了，她根本难以理解特里普的背叛或随便给那种行为起个什么说法。“我对她很好，她知道我这人的弱点。我无条件地信任她。她却只是因为怨恨和嫉妒而出卖了我。我不知道，她晚上怎么睡得着，怎么敢照镜子。她真是一个恶心、卑鄙、无耻、恶毒的小人。”
那段致命午餐的第二天，1月14日，周三。上午，两个女人又聊了一次。莫妮卡告诉特里普自己打算签署书面陈述文件了，另一方面，特里普则说她想找一个新律师，原来那个太“中立”了。两人没一个在说真话。
这天上午她们又聊了好几次。莫妮卡继续编造着她打算签署文件的把戏。特里普则问莫妮卡，是否愿意作为她的道义支持，开车送她去律师办公室，这个女孩还和以前一样好心，就答应了。不过，莫妮卡做之前，却说她想到一个好主意：根据她们的谈话和自己在写作书面陈述时学到的经验，整理出特里普会在她的书面陈述里讲到的几点。然后，她花了两三小时去勾勒她觉得特里普应该涉及的几个方面和一些观点，后来这些被称为“谈话重点”的观点非常有名。而且，她还写了两个版本，一个供特里普在车上念，另一个则让特里普交给她的律师，作出好像她亲手写的那样。
就像莫妮卡最近一个月一直争辩的那样，这文件基本上都集中在谈凯瑟琳·威利的问题，只是偶尔涉及到另一个女人，特里普一度觉得那个女人非常重要，后来发现是个“大骗子”，而且视总统为草芥。这份三页的提纲基本反映了莫妮卡对过去几个月特里普所谈到的维利的认识，既体现了她原来在《新闻周刊》那篇文章的评论，也有她私下的说法。同时，把问题集中在维利身上，莫妮卡就能撤离火线了。
丑闻爆发后，特里普公开质疑莫妮卡亲手写了这大纲的说法，她的推论显然带有诬蔑性——大纲的思想过于精细有序。各种各样的作者身份都被拿出来讨论，从总统的律师鲍伯·贝内特、白宫律师部门的布鲁斯·林赛到维农·乔丹，甚至包括总统自己。一个评论家说：“如果真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写的，她就是一个精明的律师。”
不过，就算草草一瞥特里普录音的那段草稿，读过《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了解莫妮卡刚签署的那份文件的结构，就该知道只有她才可能是作者。其实，一个事实足以证明她的作者身份：离她建议到最后完成文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算了解背景情况，也没有哪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全面的一份文件。这只是又一个针对莫妮卡的谣言，一个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澄清的谣言。
特里普看到“说话重点”，就告诉莫妮卡她觉得“实在精彩”。她读了每一个点，还喃喃自语着“对，对”。然后，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已经解雇了律师科布·巴赫，新律师詹姆斯·穆迪是她家的一个朋友。其实，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她的新律师詹姆斯·穆迪come courtesy of来自卢西安·戈德伯格的关系。
这天后来，两个女人又谈了一会儿。如今处于OIC庇护下的特里普又想诱使莫妮卡去陷害自己。她说的话让莫妮卡——她不了解内情——觉得实在荒谬。比如，她建议莫妮卡和总统真正地干一回，这个主张对一个了解她们关系每个细节的人来说实在太怪异了。
被特里普的言行搞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莫妮卡最终想到了对付她这个古怪朋友的办法。如果特里普的证词真的针对她，那么她或者干脆否认说过和总统有染的任何话，或者就承认是自己编造了谎言，承担起所有责任。
太晚了。第二天，1月15日，葆拉·琼斯的律师们已经收到戈德伯格家族所属快递公司的记录，正是特里普向莫妮卡建议的那家。合法文件显示莫妮卡向白宫送出多个包裹。同时，
迈克尔·伊斯科夫打电话给库里，缠着她问这些神秘包裹的详细情况。
过去几个月，特里普和她的阴谋同党已经编好了绳子；过去几周，特里普打好了绳结；就在几小时后，1998年1月16日，周五，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特里普会看着FBI探员和OIC一起把绳圈套向莫妮卡的脖子。
第十一章1012房的恐怖
1012房的恐怖(1)
莫妮卡依然穿着晨练的健身服，感觉很运动，不过5英尺6英寸的她比起面对着的两个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眼神冷酷的调察官来说，还是显得渺小脆弱。不过，她还是态度强硬，“让她留下来看。”她嘲笑着：“我要那个背信弃义的婊子看着，她对我干了什么。”
因此，接下来的45分钟，琳达·特里普静静地坐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看着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边崩溃。时光流逝，特里普一动不动，双
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装的裤子上，脸上浑然漠不关心的样子，虽然她可能已经暗暗为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智慧击节叫好了。一个好市民尽了她的责任，痛苦，然而环境使然。
很快，房间里所有人都感觉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愤怒，莫妮卡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带到丽池卡特10楼的房间，她对那两个FBI干员的敌意仅次于对特里普的憎恨，几分钟前，面无表情的这两人刚在五角大楼城的广场小食街里把她带出来。
作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手术的一部分，特里普把她朋友引到聚会地点。当斯塔尔的一个调查员麦克·艾米克走进房间的时候，莫妮卡对特里普出卖的结果已经了然于胸。虽然这个黑发蓝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装出一副温和平静的声音，她还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讨厌的人类样本。
她愤怒不已，不过还是注意到他朝她说话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紧张。他描述了过去几周和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大多数含糊不清：“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独立检察官……联邦罪案……详细调查……肯尼斯·斯塔尔。”听到最后一个名字，莫妮卡浑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干的只是掩盖和总统的关系，难道这就和他牵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阴冷的声音告诉她，他们有证据证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们准备起诉你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欺骗陪审团、收买证人和阴谋罪。你要在监狱里呆上15年。”
他还表示，他们将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当时的调查合作。莫妮卡崩溃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直到今天还困扰着她。“我觉得，当时感受到的无助和恐惧难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开，有人再在伤口上洒硫酸。我感觉到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痛，甚至盖过了内心的恐惧，真是难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莫妮卡送进1012号房的是一连串事件。先要追溯到这周初，特里普将那些记录谈话的非法录音带交给斯塔尔的部门；然后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带着窃听器，OIC官员们就能监听到她们的冗长谈话；到周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法官构成的小组批准了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的请求，同意斯塔尔的调查范围从白水土地交易丑闻扩大到总统和莱温斯基的秘密关系。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关系，是因为总统的朋友乔丹在两件事上都有份。斯塔尔坚持说乔丹和总统耍阴谋，通过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换取她在琼丝案的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其实，乔丹开始帮助莫妮卡时，两人还根本对可能卷入琼丝案一无所知）。至于斯塔尔关心的是，这是反总统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里普一样答应合作，是收集大量总统过失证据的关键一步。
在1012号房，莫妮卡开始认清这残酷的现实，也在坚持对抗和屈辱接受命运之间摇摆不定，其间还有很长时间就哭作一团。“如果我一定要去监狱，那应该做点事以保护总统。”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发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毁掉所钟爱男人的生活，后悔得不能自己。
开始，她想到了自杀，这是既不用去监狱，又保护她“英俊的”的惟一办法。“我可受不了监狱，出来时白发苍苍，没人愿意再娶我。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结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杀，别无他法。如果自杀了，就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给总统带来的麻烦和伤害。”
房间有滑动窗户，她考虑过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杀。这时她紧张过度，神经过敏，幻想有FBI狙击手呆在对面的建筑，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胁性或什么麻烦的举动就会开枪。虽然如此，她还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杀了，调查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没事吗？”
当调查人员在商业街那里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复一句话——想找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在房间里，对付她的调查人员和FBI干员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她，他们不会让她把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总统将在第二天出庭为葆拉·琼斯案提供提供证词，他们要求她马上合作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一件事对斯塔尔同样重要，《新闻周刊》即将登载这个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开，她的利用价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团就会有所戒备。
过了会儿，艾米克解释说如果她愿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间房，他的同事会听取她关于和总统关系的汇报。他强调她必须告诉他们全部事实真相，还说她可以在他们监听的情况下，给贝蒂、维农·乔丹甚至是总统打几个电话；或者装个窃听器找他们聊天。
他们正盘算着给她装个麦克风，然后去白宫椭圆办公室窃听美国总统的谈话！这还不算荒谬之极的，他们还要她背叛贝蒂，这个善良温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尝尽了人世间的痛苦。莫妮卡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和她说话，诱她上钩。我做不出来，太卑鄙，太无耻了。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这么干了，以后肯定无法面对自己。”
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一伙的，所以拒绝了。不少评论家指出，调查人员的行为明显侵犯了莫妮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人权。而且，这些家伙，特别是FBI的人，习惯了和大奸大恶之辈打交道，面对一个如惊弓之鸟、又不谙什么法律和个人权利方面情况的年轻女孩，自然大占便宜。即使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的电视庭审中，也指责调查人员在凶狠的调查中，像对待“十恶不赦之徒”般对待莫妮卡。
筋疲力尽也联系不上律师，莫妮卡改变策略，转而要求给母亲打电话。他们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给任何人。他们始终看着她，监视她的每个行动。她要去洗手间时，他们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个FBI干员拿走那里的电话，才放她进去。
麻烦接踵而至，斯塔尔另一个副手布鲁斯·乌多夫进来了，搬出他那套。选择再次摆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马上合作。长期囹圄之灾的恐惧压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诉：“我的一生完了。27年，谁还会娶我？和我生孩子？”调查官回答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机会合作的原因，这是你最好的正确的选择。”
突然，空气凝重起来，杰克·贝奈特的骇人身影闪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又热又挤。他是斯塔尔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习惯对付大凶大恶，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贝奈特像一条大狼狗对付一只小猫那样，想跟麻烦的证人来场速战速决。“看，莫妮卡，你已经花了两小时，要快下决定了。”当她恳求打个电话给母亲时，贝奈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莫妮卡，你24岁了，而且我们知道你很聪明，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了。”
这时，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个电话的玛西娅·刘易斯，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了。莫妮卡警告说，如果不让她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玛西娅会报警找她的。他们勉强同意让她和母亲说两句，不过前提是只能说些让母亲放心的话。这时下午3点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两小时，却好像已经过完一生。
正如答应的那样，莫妮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晚点给她回电。她们短暂通话时，FBI干员法龙就坐在旁边，手指按在电话上，只要她想告诉玛西娅事实，他就会卡断通话。然后，他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威逼她合作，贝奈特深沉粗鲁的声音割破房间闷热的空气，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没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答应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她减免刑期了。
一次，法龙脸上堆着假笑，问她：“我抽根烟会不会妨碍你，如果是的话我就去另一间屋。”后来，当他们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时，他神情冷漠地翻动着夹克，向她展示里面的手铐。莫妮卡吓坏了，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案可查，她的检察官告诉莫妮卡，如果愿意可以离开，不过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离开的后果。显然，莫妮卡不同意从未出场的斯塔尔的观点：那些簇拥在1012号房间的各式调查人员的做法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她说：“那种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觉还有，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10个小时，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对手的包围之中，对方是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那些家伙辣手无情，习惯了猎捕和控告犯有严重联邦罪名的匪徒。乌多夫之前担任乔治亚州调查员期间，还被一个陪审团认定“恶意专横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权，后来陪审团判决给那名被告5万美元作为赔偿。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然而，不管这些威逼利诱，莫妮卡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肯带着窃听器或让他们监
听她的电话，去背叛爱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犹太女诗人汉娜·塞内什为她提供了精神动力，莫妮卡高中课本里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她对母亲的爱和她的英雄事迹。
这些思想给予莫妮卡力量。她顽强地回答贝奈特，既然他们不让她和母亲自由通话，她就不会合作。在法律圈里拥有“暴徒”绰号的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应该知道，我们也打算起诉你母亲，你说过她都干过些什么，那都记在录音带里。”
莫妮卡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到底救哪个？爱人？或母亲？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对着满屋子的调查官和探员呜咽不已。她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不能做出伤害母亲的决定。莫妮卡在心里承认，自己不是汉娜·塞内什。
她恳求他们，再让她和母亲打个电话。他们担心玛西娅会联系律师，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为了能和母亲说上话，被迫答应他们，保证玛西娅不会把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他们答应了。艾米克调查官说玛西娅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解释现在的情形。莫妮卡坚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虽然他们再三保证不会监听，莫妮卡还是坚持要在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打电话。当她表示整座大楼的电话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时，他们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讽一个疯子。莫妮卡回忆当时的想法说：“他们偷拍我的照片，监听我的谈话，斯塔尔还要起诉我，现在我像变成了一个妄想狂？”
他们答应让她离开房间，前提是讨论过的条件必须得到遵守。他们还保证不会派人跟踪，不过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个FBI干员跟踪，就像是动作片的情节，她通过换电梯甩掉了尾巴，一个人跑到了商业大街。她经过艺术博物馆的商店时，惊讶地看到拿着大包小包的特里普。那个把她整到地狱的女人居然在静静地购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没事发生。莫妮卡走过她身边，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谢！”特里普明显吓坏了，像念一句咒语般说着：“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莫妮卡继续走，她后来说，如果当时知道特里普的全部阴谋，反应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会去杀她。”她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特里普离开商业街后就回家了，还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根据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总统做完案子的证言笔录后，他们将可以质问克林顿总统。特里普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大概情况告诉了他们。
正如媒体评论员斯蒂夫·布里尔所说：“总统的犯罪调查人员（OIC）刚刚结束和特里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诉讼对手（琼丝律师团）又得到了大量弹药，可以去攻击总统宣誓后的证词。同样，斯塔尔也能从那些证词中得到总统犯罪伪证的证据。”1月17日，总统做完证词后，遭到了琼丝律师团的突袭，他们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里普提供的关于莫妮卡的材料。
这是致命一击。琼丝律师团反复诘问，总统发誓否认和莫妮卡有染。然后，律师询问道：“你是否曾经和莫妮卡发生过性关系？”克林顿的这个回答可能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我从未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未和她有染。”随着这传奇故事逐渐展开，很大程度上争论集中于“性关系”的严格定义上，取决于口交——和插入式性交相反——是否也能归入这个定义内。
行走在五角大楼城购物中心的莫妮卡，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总统面临的危险，但是最先想的还是打电话给母亲。最后，她找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给玛西娅。她努力压抑如潮的泪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告诉母亲发生的事情。这时，一个拖着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来，原本还沉溺在震惊恐惧之中的她终于失去了原本已经虚弱的自我控制力，马上怀疑这个女人是一个化装过的FBI探员。她把声音放得更低，窃窃私语般一遍遍地哀求母亲：“请不要让我合作，请不要让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号房承诺的交易规则，让母亲保证不出去乱说，而是打电话给丽池卡特的艾米克调查官。挂断电话后，她回到房间，说她的母亲想和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人打电话给玛西娅，短短聊了几句后，同意让她坐火车从纽约赶来，到女儿的身边。
莫妮卡打电话到玛西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时候，黛布拉·法内曼正和姐姐、妈妈坐在一起。当时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我们正坐着聊天，电话响了，玛西娅接过电话，身体开始发抖。她说‘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然后就对着电话啜泣。我想，‘天啊，有事发生了，莫妮卡出事了。’接着，她挂上电话，脸色发白，她说‘FBI抓了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丽池卡特酒店。我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是特里普出卖了她。FBI现在把她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不让她找律师，她一直在哭，我们要马上出发。’”
三个胆战心惊的女人抓起外衣，冲向Penn火车站，去赶下午5点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她们试着分析这险恶形势，不过无法理解为什么莫妮卡会因为琼丝案而要锒铛入狱，甚至不敢相信这事会发生。黛布拉回忆说：“我们吓坏了，又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她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她和一大群FBI探员呆在一间屋子里，真是可怕啊。”
火车隆隆前行，玛西娅猛按手机按钮，想联系在洛杉矶的前夫伯尼，把女儿的可怕处境
告诉他。太倒霉了，先是打不通他的电话，接着通讯中断了。等到火车延时到达，所有人都想用火车上的电话，她只能排在队伍里等待。
电话响起的时候，伯尼·莱温斯基正在主持一个洛杉矶市的放射肿瘤学会议。当听到是玛西娅的电话，他以为只是要说莫妮卡马上就要搬到纽约，需要他一些帮助以便安顿下来。玛西娅一下子就粉碎了这种幻想，告诉他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因为和“白水事件”以及总统有关的事情，现在落到了FBI的手里。
莫妮卡曾向母亲透露了一点她的事情，但对父亲守口如瓶。不过，虽然伯尼对整件事情还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一听见FBI正威胁女儿要么合作，要么进监狱，他的本能反应就是照他们的吩咐做。伯尼是一个穿马路不会闯红灯的人，一向对联邦调查局又敬又畏，所以他说：“你别给那帮人添乱。”
通过电话，他和玛西娅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找个律师。他们都不认识华盛顿的人，不过伯尼的医疗事故律师比尔·金斯堡在华盛顿有个办公室，他就让玛西娅到华盛顿后和金斯堡联系，让他处理这个事情。那时起，伯尼就开始为女儿不懈的努力，将他和玛西娅离婚后的十年痛苦抛至脑后。玛西娅说：“伯尼真是一个好人，肯为莫妮卡挺身而出，赴汤蹈火。我写信告诉他，他是整个国家的父亲。”即使再也没有和离婚的伯尼说过话的黛布拉也为之动容：“他拥有一个父亲应有的一切，这是他的出彩时刻。”
这时，1012号房的莫尼卡知道母亲即将赶来，感觉好多了。她本来和朋友阿希莉·雷纳斯约好晚上出去，现在当然知道没指望了。她依然相信房间里的电话正被监听，坚持要到酒店大堂，用付费电话告诉雷纳斯约会取消了。还是电影情节，一个FBI在旁边窥伺着，莫妮卡在雷纳斯的电话上留了一条消息，希望她不同往常的声音和语调能提醒她的朋友，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然后跑去警告他。当然，这不过是虚妄而已。
这时已然傍晚时分，弗兰克·卡特的办公室该关门了，莫妮卡就问他们，第二天正是周六，如果她决定不合作的话，怎么才能在周末找到自己的律师呢？法龙探员知道莫妮卡想和律师商量，他们调查的眼下的麻烦就过去了，他打电话到卡特办公室，想知道他周末的行踪，不过回来后告诉莫妮卡，只能通过办公室的留言机等待卡特的回音了。
事情曝光后，不管是精心设计还是无心插柳，法龙给卡特的电话都给了斯塔尔口实，可以向公众争辩说他的手下没有侵犯莫妮卡的人权。电话记录证明确实有一个电话打到卡特的办公室，这就证明他们确实给过莫妮卡机会和律师联系。就像这类官司经常上演的那样，事情或许是真的，不过真相却在别处。
绝望的莱温斯基在等待母亲的前几个小时，竟然以闲逛的姿态去掩饰自己的恐惧。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她回忆说：“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奸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在丽池卡特，莫妮卡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两个念头：为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担心，和一个疯狂绝望的决定——必须警告和保护总统。在这个拥挤到几乎窒息的房间里，她觉得就要疯掉了，于是要求在母亲来之前，放她去商业中心里逛逛以消磨时光。调查官们同意了。在法龙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业中心里闲逛着，徘徊于Crate和Barrel家具店，流连于其他的商店橱窗之前。笑容和欢乐又回到了脸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们说个不停，讲着笑话，想用她的老一套让他们喜欢上她。她这么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只是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许就不会起诉她。
她脑海里的头等大事还是拯救总统。当他们走过马西店的时候，她找了一个借口上了三楼的洗手间，在那里她看到一个投币电话，她打电话给贝蒂·库里，但是没人接，莫妮卡沮丧地放下听筒。她越来越惊慌，看到一个母亲正在给她的孩子换尿布，就想自己把贝蒂的电话号码给她，也许她能帮忙联系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如果被FBI发现了，这个母亲也会被扔进监狱里的。她已经害怕得麻木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光是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疲倦，”她回忆道，“我如此惊慌，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听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发现因为自己离开得太久，法龙很着急，已经去到处找她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她为了继续消磨时间，就建议去吃晚饭。晚上六点半，莫妮卡发现自己和一个FBI探员、一个斯塔尔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种意大利干酪）美国烤肉店里。“这真像一个超现实的梦境，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笑着，享受着，而你自己的生活却一团糟。我不停地想到总统，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这发生的一切时会多么的恼怒，就像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做了错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样。”
“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奸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很奇怪。莫妮卡问艾米克为什么她将会被关进监狱27年，他掰着指头飞快地讲出每项指控将被判的年数。当然，他没有说那些都是每项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实上，莫妮卡并没有被指控什么重罪，很有可能会获得缓刑或被保释，从而逃
脱牢狱之灾。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说法，她也不能肯定，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她被发现、抓起来的时候，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还没有将那份假书面陈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则就不是一项严厉的犯罪。这或许解释了在这个漫长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师见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说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说上话，就不会上交那份文件。事实上，他是在这天最后的营业时间内，委托联邦快递将文件交到位于阿卡萨斯的小石头地区、受理琼丝案的法庭。
难道斯塔尔和他的手下就干着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后听任罪案发生？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轻易阻止这项罪行，不过他们知道如果莫妮卡作伪证罪名成立，那么他们不仅能操纵她，还能操纵真正的目标——总统。还有，如果总统那天就知道斯塔尔要对莫妮卡动手，他肯定会改变在琼丝案中的证词，那将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斯塔尔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进案件的调查，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国律师这样评论OIC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行为就是所谓的SOP，标准操作程序。”1998年，对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种“没有伤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个美国也寥寥可数。当然，现在说这个也毫无意义了。“他们抓她时，根本没什么确定的罪名。”后来担任玛西娅律师的比利·马丁这样表示，他同意《纽约时报》等的观点：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着总统的葆拉·琼斯律师团和其他右翼律师搞出来的名堂。
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伯尼·莱温斯基对女儿钦佩万分：“他们越是挤压恐吓，她越坚强。我佩服她的勇气万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验。真令人难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挡住那些在合法保护伞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辈。”
晚饭结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们回到1012号房，继续等待母亲。FBI探员愁眉苦脸地切换着电视频道，小心翼翼避开新闻节目，最后锁定1954年的音乐剧《娱乐至上》（Ther
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艾瑟尔·默曼、唐纳德·奥康纳主演，玛丽莲·梦露也客串一个小角色。莫妮卡兴奋地说了一阵她在学校音乐课的情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难堪的沉默。她拿起房间的《圣经》，一遍遍地读其中的“圣歌91”，那是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推荐的有上帝保护意味的圣歌，当她读到“我要对主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我信任的人”，感觉些许安慰。
最后，10点16分，门铃响了，一个探员过去开门，玛西娅像守护天使般闪现。“一生中，我看到她从未有这次那么高兴。”莫妮卡说：“就像回到了小女孩的时光，母亲会把一切都搞定。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感觉自己在浩瀚海洋中独自游泳，她就是我的救生艇。我呆在黑暗恐怖的地方，她来拯救我了。”
玛西娅下了火车后，告诉母亲和姐姐先去黛布拉在“水门大厦”的公寓，然后强迫自己为了女儿要冷静下来，即使如此，当她第一眼看见莫妮卡的样子还是不禁心生恐惧：“莫妮卡坐在窗边，眼睛都哭肿了，流露出痛苦害怕的神情，手里捏着一本《圣经》，整个人在不住颤抖。是谁让我女儿变成这样的？”
玛西娅冲向她，用手紧紧搂住她，轻轻地说着任何一个母亲都会拿来安慰女儿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尽可能地冷静下来，不失风度地向呆在房间各处的探员和调查官们做了自我介绍。
斯塔尔的人早就同意在和玛西娅单独谈话前，让她们母女呆上几分钟。莫妮卡坚信房间已经被监听了，要求她和玛西娅在走廊里谈话。等到只有她们俩，莫妮卡匆忙告诉母亲：“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带着窃听器，录下和他们的电话谈话，我不能对总统干这些。”她坚持要她们离开，尽量找到贝蒂，让总统有所防范。她想告诉他自己已经卷入了麻烦，还要让他知道自己会告诉所有人，一切关于他们关系的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这时她太激动了，玛西娅费了老半天才让她冷静下来。
几分钟后，有人出来打断她们，说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玛西娅被马上带到另一个房间，斯塔尔的手下向她解释了她女儿的不幸处境。“他们告诉我，莫妮卡因为说谎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还使用‘唆使他人作伪证’等普通人平时听不到的专用词汇。我想这些华丽的词汇只是指她为保护心爱的男人而说了一个谎。”
“我有些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试着向他们解释，他们犯了大错，别说27年了，她甚至不该在监狱里呆上27分钟。”
感觉到调查官们很不满，玛西娅开始对他们讲一切脑子里能想到的事情：她还年轻，六年前自杀过（明显夸大其词了，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原谅），现在高度精神紧张。她觉得，这样或许能说服他们放走莫妮卡。他们听完了，不过依然表示莫妮卡必须马上决定是否合作，因为整件事正处于“非常时期”（这词又冒出来了）。
玛西娅记得她当时看了看钟，11点，心想哪个办公室那么晚还开着，等着莫妮卡在这“
非常时期”的合作。她甚至退一步，试着要求让她和女儿能呆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他们则可以派荷枪实弹的人在门外守着，这样她们就不可能逃走了。这个建议根本没能打动莫妮卡的原告们。玛西娅现在都还能生动地回忆当时想解决问题时急切绝望的心态：“我不再奢望我们可以离开，想着下一步可能就是逮捕了。没有选择，他们说如果莫妮卡再不合作，就正式刑事起诉了。这不是那种‘你回家，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童话。”
“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迫切希望他们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为这些人会去开个会，说或许我们不能这么对待这个女孩，‘可能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们能停止行动，说‘等一会，这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不是一个我们打算摆布的那个难啃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个孩子。’”
“FBI里难道没有母亲在工作吗？难道没有同情心吗？是谁听着特里普录音带里，莫妮卡这个无辜的年轻女孩的声音，说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谁说‘去抓她，把她扔进酒店房间，用监狱来威胁她去跟我们合作’？”
合作是关键。他们反复强调，如果莫妮卡这么做了，就不会对她提出刑事起诉。那晚在和斯塔尔手下谈话时，玛西娅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他们：如果莫妮卡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琼丝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儿在和特里普聊天时撒谎了呢？她只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的女儿，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带着窃听器，去背叛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只是浪费时间。”
玛西娅真够聪明的，没有轻信那些人。她研究过“大学炸弹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为他兄弟大卫泄露了他的行踪。后者出卖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应不判罚泰德死刑。FBI答应了，大卫就带他们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一被拘留，这个恐怖分子被判罚的正是死刑。FBI则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任何事。
考虑到这点，又非常怀疑那些威胁她女儿的家伙的动机，玛西娅告诉艾米克，她想要另一个人、她的前夫听他们重申一遍他们的承诺——如果莫妮卡合作，将不会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们不能打电话给伯尼。玛西娅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镇定，解释说她需要他们打这个电话，这样就有独立证人能够证明OIC的承诺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米克问她是否需要书面证据。玛西娅考虑了一下，接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当他回来，告诉玛西娅他无法给他书面材料，因为他找不到打字机。“这时，我脑袋里的警钟敲响了。”玛西娅回忆说：“没人再用打字机了，他完全可以找张纸写下来。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我之前所能想象得严重可怕得多。”因此，这时，晚上11点多，她毫不犹豫地坚持要给莫妮卡的爸爸打电话。
自从接到玛西娅在火车上打来的电话，伯尼·莱温斯基一直忙着。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陈述案情的比尔·金斯堡。当听说伯尼想和他通话时，金斯堡一边做着他标志性的戏剧演员式的夸张动作，一边宣布一位放射性肿瘤学家有急事找他，要求听证会暂停。
金斯堡一听伯尼说了他所知的只言片语，就严肃地告诉他：“电话里别再说了，我会尽快来看你。”伯尼说：“之后，我开始发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断，了解他作为一个审讯律师的声望，特别是他遇到复杂医学案件时的反复诘问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为伯尼企业——西方肿瘤医学集团——的医疗事故律师已经有好几年了。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后两人才成为朋友，不过他俩关系不错，因为彼此年纪相仿，而且在同时入读旧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与比尔·金斯堡和太太劳拉经常拼成四人组，一起度周末，品尝红酒，到别处度假。许多周五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吃寿司。凭着他招牌式的蝴蝶领结。长者风范和如W·C·菲尔兹般冷峻的声音，金斯堡马上就将成为全国名人。
不过，这晚，伯尼所关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个飞马赶来救她女儿的人。两人在洛杉矶市区的一家酒吧里碰面，过了好像一生那么漫长的时间后，伯尼终于接到了玛西娅的电话，前妻告诉他自己呆的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因为酒吧里通讯条件很差，他跑到外面，站在街边，努力想听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嘈杂的交通声中，他在莫妮卡号啕大哭的间歇，简单地跟她说：“莫妮卡，别说什么，比尔·金斯堡在我旁边，别说什么。”因为他手机的信号老是要断掉，他找到街角的一个付费电话，这样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和艾米克通话了。金斯堡静静地站在伯尼身边，艾米克则告诉伯尼他所说的是绝对机密，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能外传。“我的脚在瑟瑟发抖，”伯尼承认：“我以前没和FBI的人说过话，我已经吓呆了。”
艾米克再次解释说，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就他们调查所知，她作了伪证，犯有阴谋罪，还替总统掩饰。除非她合作，否则就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她父亲还是摸不着头脑，问他：“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于是，艾米克告诉他，莫妮卡必须带上窃听器，录下和维农·乔丹、贝蒂，或者还有总统的谈话。
伯尼依然震惊，不过已经恢复了清醒，问道：“她不允许找律师吗？”其实艾米克这天
早就知道她的律师是卡特，还是问他莫妮卡是否有律师。伯尼回答说她有律师，名字就叫比尔·金斯堡。几年前，莫妮卡和金斯堡匆匆见过一面，她告诉调查官那是她在洛杉矶的律师。艾米克很机警，建议莫妮卡不要选择不是她自己挑选的律师。伯尼那时当然对女儿的事情一无所知，不清楚她已经公开卷入了琼丝案，还聘请了一个律师。“那时，我们不清楚弗兰克·卡特的存在。”他说：“我只是想尽力帮助深陷苦海的女儿。”
比尔·金斯堡先和莫妮卡建立一个正式的律师与当事人的授权关系，然后和艾米克谈论他新顾客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获得罪行豁免权的可能性，那能确保无论证词内有何内容，都会被免予起诉。正如玛西娅的本能反应产生警惕心理一样，当艾米克说他们或许可以给莫妮卡豁免权时，金斯堡的法律天线开始运转。
金斯堡相信这个回答意味着他们想耍花招。他盖住电话筒，低声告诉伯尼他们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时无权给予罪行豁免权的。因此，他决定戳穿他们的骗局：先叫他们弄一份书面协议，然后传真给他；艾米克再次拒绝了，这次的理由是他找不到可以打印的电脑；金斯堡就要他手写一份，签上名字，然后传真过来，艾米克坚持要他相信自己，得到的却是一个干脆的回答：“我只信上帝，不信美国律师。”最后，艾米克只得承认自己没有发送书面材料的授权，骗局彻头彻尾地被戳穿了。正如金斯堡所说：“一个贯穿这起调查的主题，正是利用强硬的高压政策迫使人们说出他们希望听到的话。”
莫妮卡记得，艾米克和金斯堡达成交易，前者给后者传真一份她签署的伪造书面陈述。然而，两个FBI探员过来把艾米克从电话边拉开，他们意识到金斯堡会马上发现OIC在文件归档之前就拥有了一份复印本，只有一种可能——来自琼丝律师团，因为卡特曾经送去一份样本。OIC调查人员知道，他们抓莫妮卡的时候，她在技术上还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而且他们阻止了她和卡特接触，有效保证了这样严重的罪行——伪造书面陈述，并交给法庭——在这天晚些时候真的发生了。可以理解，斯塔尔这种强暴式策略一直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
除了戳穿斯塔尔手下的欺骗行径外，关于豁免权的交易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莫妮卡根本没想过带上窃听器，出卖她心爱的人。她的行为让父亲感动：“她非常镇定，决不合作。令人愤慨的是，很少人敢承认如果她不是如此坚强，如果她带上窃听器，早已像特里普出卖她那样出卖总统了。无论自己的安全受到何种威胁，她从不会出卖别人，像自己被出卖的那样。”
“无论她可能有什么缺点——或许不懂得适可而止，缺乏判断力——当紧要关头，她总是能挺过去。人们不肯赞扬她这种美德，把她看成是一个荡妇。她最不像的就是荡妇。世上许多女人会被有权势的男人欺骗，我并不同意她的所作所为，但是不能因为她所做过的事情就说她是坏人。”家人朋友认识到她性格中的坚韧一面，戴尔·杨评论说：“她拒绝出卖朋友来获得好处。就在知道自己要去监狱的时候，她展现了真实的性格。这事让我一直为莫妮卡感到骄傲。”
金斯堡一戳穿艾米克的诡计，就和莫妮卡再次通话，告诉她自己将会在第二天飞到华盛顿看她，还要她和玛西娅一句话不说，离开酒店。“请相信我。”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两个女人把她们的决定告诉斯塔尔手下后，各收到一张法庭传票，然后离开了酒店大楼。
这晚分手前，伯尼·莱温斯基问金斯堡，是否有能力担起这么一项艰巨的法律任务，毕竟他只是一个医学律师。金斯堡向他保证，自己有着民事诉讼的经验，组织一支合格的华盛顿律师团也没问题。伯尼接着问他最低费用是多少，金斯堡告诉他：“如果只是小案子，15万。如果要审讯，那就要100万。”而且，他第二天坐飞机去见莫妮卡前就要25000元的启动资金。这晚，伯尼和芭芭拉几乎没睡着，想着3000公里外面临牢狱之灾的莫妮卡。“我们互相拥抱着，”芭芭拉回忆说：“一想到她可能进监狱就担心害怕，颤抖哭泣。那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凌晨1点，莫妮卡和玛西娅才回到水门公寓。她们受惊过度根本毫无倦意，又担心房间被人监听，几乎不敢互相说话。莫妮卡想起面临可怕困难的总统，不知内情的他必须得到警告。和以前一样，她根本不顾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在脑子里一遍遍构想着疯狂的计划。她考虑过坐出租车去叫醒贝蒂，让她有所警惕；或者打电话给总统的律师布鲁斯·林赛，虽然她以前从未和他说过话。当莫妮卡谈论着要去给白宫一个警告时，她母亲担心这些行动会危及莫妮卡将来可能拥有的豁免机会，逼她发誓不说出来。(make her swear to stay silent)
早上2点，她们开车去四季酒店，打电话给金斯堡。她们谈论了出国的可能性，越过边境线逃到加拿大，不过这主意一说出来就被否决了，因为她们相信FBI肯定监视了每个机场和边防站。一件小事能证明她们在酒店已成惊弓之鸟，当一对夫妇走进大厅，她们马上确信这是FBI派来跟踪她们的探员。用莫妮卡的话说：“被跟踪的绝望感立马袭来。”
到这时，一直在疯狂行动和无声沉默间徘徊的莫妮卡又沉寂起来。当她们回到公寓，玛
西娅非常担心女儿会自杀，因此当她淋浴时，把浴室的门开着，这样就可以保证莫妮卡不会自寻不幸了。这晚余下的时光，莫妮卡躺在床上，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她的母亲则一直看着她，不让她结束自己的生命。
恐怖已经降临。
第十二章莱温斯基的妥协
(1)
1996年，阿卡萨斯小石镇，克林顿总统的朋友苏珊·麦克道加尔披枷带锁地离开当地法庭的这一幕，最能体现肯尼斯·斯塔尔调查追捕总统和第一夫人时有多么铁面无情。麦克道加尔拒绝在小石镇的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因为她觉得，斯塔尔对摧毁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的生活的兴趣，甚至比公正地调查“白水事件”更大。她为此被判藐视法庭，入狱18个月，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单独关押。她也在全美女英雄的“伟人祠”中获得一席之地，有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阿卡萨斯的琼”。
当她和莫妮卡一起逃脱斯塔尔手下的控制后，麦克道加尔镣铐加身的样子就牢牢地烙印在玛西娅的脑海里。“我只知道，就是那些人，没审判就把麦克道加尔弄进了监狱，仅仅因为她没有照他们说的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新年刚过，莫妮卡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聊天时还谈到了麦克道加尔，后者感觉到麻烦正在逼近她的朋友，提醒她不要走麦克道加尔的老路，她回忆说那是因为：“我不想她为了保护总统而自己染上麻烦。”
1月17日，周五。凌晨时分，她们最终离开丽池卡特酒店时，玛西娅对女儿遭遇的指控的具体内容还是不清不楚，她不知道莫妮卡在和特里普被录音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自己，所以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卷入进去，毕竟自己犯下的惟一“罪行”就是倾听了女儿的爱情伤痛，然后鼓励她离开华盛顿。在她脑海里，那段时间的记忆万分痛苦：“当我们回家，心里知道斯塔尔的人肯定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呆在公寓里的心境：黑暗孤独，与世隔绝，门锁着，我们担心他们随时可能到来。”
“如果这些话听上去太歇斯底里，我也没办法，我无法告诉你，当时有多么害怕，多么确信他们将过来把我们扔进监狱，而不肯合作的莫妮卡会在监狱里呆上27年。”
她们确信，FBI会录下她们的电话，监听她们的水门公寓，她们每个动作都会落在那些看不见但充满质疑的眼睛里。丑闻曝光前的绝大多数时间，还有曝光后的所有时间，她们呆在公寓里，在地板上来回踱步，窗帘紧紧拉着，除了窃窃私语就不敢说话，每时每刻都担心着门铃一响，就会拉开悲惨监狱生活的序曲。
她们很少吃东西，嘴巴因为太干几乎说不了话，更别说咀嚼食物了。她们时刻觉得要么炎热如火，要么寒冷如冰，好像身体已经停止工作了。两人都是严重的受惊过度，身体不停地颤抖。玛西娅说：“如果是我一个人，肯定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不过两个人都有相同症状，我意识到这是受惊过度的结果。”她们是如此胆战心惊，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担心那些她们怀疑在监视她们的人以后会指控她们毁灭重要证据。每天，玛西娅都把东西堆起来，装在包裹里，整齐地放在厨房间，这样FBI的人进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能显示自己干得多么正确了。
玛西娅说：“因为太过害怕，你就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体会到恐怖的字面意义了，那段呆在那里的日子，害怕、孤独、不敢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她
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不同路线的机票。事实上，金斯堡是取道匹兹堡，再从那里转往华盛顿的，抵达首都的时间是1月17日，周六，那场痛苦“手术”后的第二天。
莫妮卡去机场接他，还疑神疑鬼地担心所有奇奇怪怪的人都可能是派来逮捕她的FBI探员。这晚，玩着一场看手势猜字谜和说着适度的反语，她、母亲和金斯堡一起到椭圆屋餐厅去吃晚饭，那地方离白宫不远。由于玛西娅和莫妮卡都不怎么认识金斯堡，这是一场“大家认识认识”的见面会，之后律师问了莫妮卡具体情况，开始讨论他的攻击计划。
那时，她用餐厅里的一个付费电话给远在洛杉矶的父亲打电话，这是一次心酸惨痛、充满眼泪的谈话。伯尼要她答应绝对不伤害自己，因为那个“混蛋”总统不配。然后，当两人的痛苦发泄得差不多时，比尔·金斯堡接过电话，立刻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说因为莫妮卡的情绪太不稳定，他不能允许她再和父亲说话了。他担心，她在这样的谈话中可能不假思索地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如果这个电话被人窃听的话，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不止于此，伯尼和芭芭拉原本约定去夏威夷度假，现在决定取消休假，飞去华盛顿和莫妮卡团聚。不过，金斯堡听不得这个，坚定地表示他们在场只能让事情复杂化，他坚持要他们去休假，而他也会每天给他们发一份最新进展报告。伯尼不无酸楚地说：“我们不知道，金斯堡从未告诉莫妮卡我们想来华盛顿。当我们没来，她非常伤心。直到5月她才知道真相。”
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这个可怜的人还未来得及享受自己酿制的爱情就被这杯毒酒给陷害了。她仍然在想着是救总统还是救母亲这样的旧式道德题目。
1月18日，周日。金斯堡去斯塔尔办公室和调查官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想法，而莫妮卡则在公寓里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比她想象得还要不受控制。因为在网上，一份叫“苦工报告”——根据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写成的谣言文章——正散发传闻，说《新闻周刊》弃用了迈克尔·伊斯科夫写的关于总统和一个拘留犯的故事。当然，那时，里面还没有提到莫妮卡的名字。
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骚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时候，金斯堡和他找来的华盛顿刑事犯罪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正同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较量着。她几个小时里一直等在OIC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被不同的调查官“照看”着。同时，她的两个律师——曾经向她强调他们只想保证她没事，不管其他人会有什么麻烦。——正努力达成一个协议。前景看来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处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麦克道加尔，她或许会因为藐视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监狱。即使审讯时，胜诉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冲出轨道。华盛顿到处都是总统绯闻的流言蜚语，“苦工报告”在1月19日这天点了莫妮卡的名字，帮谣言火上加油了。她现在可是“放射性物质”，斯塔尔的手下说，他
们不知道还能否拿到保证证人不会因为证词内容而被起诉的罪行豁免权，因为白宫现在肯定也注意到她卷入了这起案子。
在几小时徒劳无功的谈判后，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穿过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边希望斯塔尔会提出肯定的报价，用豁免权交换莫妮卡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们之前要求的带窃听器和录电话内容。
10点30，他们回到OIC，莫妮卡在办公室里焦急等待着，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声吓了一跳：“你这个混账！你还想传诉她父亲？”然后，他开门，抓起莫妮卡就说：“走，我们离开这里。”他们走下走廊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打算把一张给莱温斯基医生的传票交给他。这时，莫妮卡说：“我输了，因为绝望、精神混乱而摔倒在地上，感觉到无尽的折磨。他们到底想对我的家庭干什么？我无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强硬地告诉她，站起来，冷静下来：“你不能让他们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离开了OIC大楼，斯派兹则留下来，最终成功地说服他们放弃了传召伯尼的念头。
同时，玛西娅也刚聘用了一个律师，比利·马丁。当她拿到传票后，两人在1月18日初次见面，那时他非常不安。作为一个有着15年从业经验、处理过自杀到强奸各种案件的律师，他看出，种种迹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这个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牺牲品。“她非常非常担心害怕。”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在夸张表演，没多久就发现，她有这样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玛西娅出庭作证反对自己的女儿，这个决定背后隐藏着的险恶用心让许多资深律师对这个案子望而却步。正如马丁所说：“OIC内部好像有一个决定，就是抱着起诉总统的目标去调查这起案子，这个决定也从未改变过。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要起诉克林顿。”
其实，他们迫使玛西娅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为了胁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为很明显，所有出庭作证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玛西娅现在确信，电话被录音了，公寓里有窃听器，决定收拾东西搬到玛西娅的母亲在6楼拥有的一套公寓里。因为她们都收到了传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间也不许谈论案情，所以他们就在深夜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彼此低语。莫妮卡回忆着她们如何每晚难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在突发的精神紧张中醒来，说：“这让我想起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们哪像是呆在本世纪的美国啊，而是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
1月21日，故事终于发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1月20日，周二，是她默默无名的最后一天。她离开了母亲的房子，因为斯塔尔的人终于来搜查她的公寓里。当他们彻底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她只能漫无目的的晃来晃去消磨时间。“太粗暴了，这些男人仔细翻检着我的东西。”同时，斯塔尔还拿出一张白宫的传票，要求任何与总统有关的东西都要交出来。
第二天早上5点，莫妮卡睡不着，来到走廊，捡起《华盛顿邮报》的晨版。故事终于发生了，头版内容是苏珊·施密特引用的“原始材料”，里面讲到在特里普的录音带里，可以听到莫妮卡说“克林顿和乔丹引她作伪证”。那完全不是这回事，莫妮卡可以发誓，这正是斯塔尔可以扩大调查权限的关键，也是未来几周每个报纸的封面新闻故事、每个关于丑闻的电视广播节目的基调。
她读到《华盛顿邮报》的故事时，时间似乎停止了，感觉在做着一场无尽的白日噩梦。这种感觉在未来几天内越来越厉害。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狂野之夜！狂野之夜！
当我和你在一起，
狂野之夜就是
我们的奢华盛宴！
不止一次，比尔·金斯堡跳出来煽风点火，指责总统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而斯塔尔则摧毁了莫妮卡的生活。“故事一开始。”莫妮卡回忆说：“我们坐在房间里，风暴在头上不断盘旋。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应该辞职，我真不敢相信。我依然深爱着他，想保护他。我一点也不喜欢金斯堡说他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同时，我也非常沮丧，因为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从未要我去撒谎。”她依然非常支持总统，当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和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时，她也欣然接受。
她希望保护总统，同时又充满着担心，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她一个也不敢打电话——怎么面对这个新闻。她的姨妈黛布拉当时正在波士顿，感觉“非常可怕”；她的弟弟则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卡耐基·梅隆大学里能度过那噩梦般的几天，完全要感谢如兄弟会般温暖的室友和同学的友谊。除了很短又含糊不清的电话，迈克尔不能和家人说上话，一个月以后才听见姐姐的声音。“丑闻爆发前两天，我还非常担心发生的事情，感觉自己像个孤独的残骸。”他回忆说，“故事发生后，我简直要疯了，不愿意承认这一切。在我脑海里，那个出现在每个电视频道的女人不是我姐姐。那真是太丑陋了，我能挺过来，真要感谢我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
莫妮卡的朋友也陷入烦恼之中，她和那些闺中密友的关系现在可以浓缩成两个词：法律危险。如果她给她们打电话，或者反之，马上就会有一份电话记录，她们就也在斯塔尔眼皮底下了。而且，莫妮卡和母亲周围也建立了所谓的“法律保护”，防止那些和她们关系好的人接近她们，可以增加她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那时，她已经知道特里普录下她们在五角大楼城的谈话，但不知道她们之前的许多谈话也被录音了，她的好友们早已牵连在内，因为莫妮卡总是告诉特里普，自己和她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这些都已记录在案了。
莫妮卡特别担心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她在被抓前一天还给她打过电话，留了言。当内莎回电时，莫妮卡已经被控制了，只告诉她自己会给她回电的。和所有莫妮卡的朋友一样，内莎是在开车经过加州的马里兰德尔雷的时候，突然听到电台广播里提到莫妮卡的名字。她说：“我要疯掉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内她没有再能和莫妮卡说话，送上自己的安慰，要和她联系只能通过金斯堡。
对莫妮卡在波特兰的朋友来说，这消息同样残酷，而且更麻烦，几天内她们发现自己被媒体包围了。那时正在怀孕的琳达·埃斯特加好像回到过去的学校时光，昔日学生从世界各地打电话到她在波特兰家中，她像一个“母亲”那样对他们说“无可奉告”，然后每天不断重复这句话，给上百名打电话来或者在她家门口晃悠的记者。
像琳达和无数莫妮卡昔日的同学，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的卡里·亨德森也为莫妮卡的遭遇担心受怕，他说：“每个人都想逃避现实，我们都为莫妮卡感到害怕，我冲着电视又哭又骂，心想她肯定在考虑自杀，因为我无法想象她如何能面对这一切。在电视新闻里，她甚至还排在教皇出访古巴之前，上帝保佑。”
莫妮卡朋友只能通过电视了解她的情况，这原因很简单，而且凄凉。她和母亲生活在黄昏世界里，窗帘垂下，水门公寓在世界各地媒体的重重包围之下，每个电话都可能带来好消息或坏消息。她们根本不敢外出，楼层管理人已经警告过，摄影机组已经控制了可以俯瞰她们阳台的建筑物。一个上午，黛布拉打电话来看她们情况如何，也顿时了解了她们的生活。风暴过后，天气明媚晴朗，不过玛西娅根本不知道雨已经停了，因为窗帘遮住了。黛布拉说：“这就是她们生活的写照——就像生活在笼子里的动物。我的姐姐没有犯任何过错，现在只能躲在暗处，好像是一个罪犯。”
没有缓和的空间。丑闻后几天，两个女人在凌晨2点趁着没人注意，潜到阳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莫妮卡说：“我感觉自己正在死去，就像被整件事慢慢凌迟处死。太让人害怕了。”
公寓内，电视整日播放着。玛西娅这样形容电视对生活的霸占：“太不真实了，这故事居然是关于我们的。那种巨大的暴行惊吓我们，压垮我们，当你看着自己的生活在电视黄金时段被慢慢摧毁，真是恐怖啊。”
就像水虎鱼发现了新鲜的猎物一样，大众传媒迅速将莫妮卡和她父母的生活蚕食干净。或许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洛杉矶法庭外成群结队的记者，他们都想捕获莱温斯基家离婚案的
细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丑闻爆发前几周，玛西娅就谈到因为她马上要和彼得·斯特劳斯结婚，报纸可能会“合法”行动。
伯尼也有她那种痛苦又无能为力的感受，他正在夏威夷心不甘情不愿地度着假期。虽然他和芭芭拉在洛杉矶布兰特福德的住处离O·J·辛普森谋杀案发生的地方还有好几个街区，但在最近这场疯狂的媒体杂耍表演中，是不可能让他们置之度外的。伯尼是一个谦虚冷静的人，从不装腔作势，不过当他发现自己的生活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观赏研究，被媒体解剖时，也几乎要被逼疯了。“每次金斯堡打电话来，消息越来越坏。”他说：“最糟糕的是离婚报道也被捅了出来。”芭芭拉记得他疯狂地大喊：“哦，上帝啊，莱温斯基这个名字传遍全球了，莫桑比克人也知道我离婚了。惟一能感谢上帝的是，幸好我父亲已经死了。”
他们在火奴鲁鲁的酒店八楼房间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当芭芭拉走进去，发现伯尼蜷缩在床上，在其他的官员中间唱着犹太教徒的赞美诗，悲伤地祈祷着。如今，他依然觉得难以描述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时光。“我们都惊呆了。”他说：“我们之前一无所知，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我曾经望着阳台的边缘，打算一跃而下。只是，我想那还不够高。”
不过，他们一月底回家后，噩梦才真正开始。金斯堡建议他们在火奴鲁鲁和洛杉矶的机场安排特别保护，不过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没有必要。他们在布兰特福德那套木头钢铁风格的现代建筑已经被包围了，电视车、摄影师和记者蜂拥在马路边，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或许只能拿这个来自我安慰了。即使现在，在洛杉矶给观光客指点城市著名建筑的“明星之旅”中，他们家还是赫然在列。
一回家，伯尼就找出白宫的擦杯毛巾、围裙，以及其他莫妮卡在华盛顿给他们购买的礼物，统统扔进壁炉里烧了。然后，在洛杉矶警方的建议下，伯尼装了一个碎纸机，这样记者们在他们的垃圾袋里搜寻“食物”时，就找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玩意儿了。他最早毁掉的东西里就有丑闻爆发前，莫妮卡在他55岁大寿时送来的生日卡，上面的内容像是无意的讽刺：“我知道，我这些年让你早生了一些白发，不过我可没说要为其他长出来的白发负责啊。”
有人告诉他们，旁边就住着一个著名的私家侦探，擅长窃听他人住宅。这让他们很是紧张，平时说话也小心翼翼。即使当伯尼回去照顾住在西山医院的父母，电视摄像组也会跟着他在病房间穿行。“发生那么多事情，我再见同事时非常尴尬。”他回忆说：“在小卖部，有人过来拥抱了我一下，这真难得，真让我感动。”
小心一点是对的，特别是对他女儿。当他和芭芭拉从夏威夷回来，莫妮卡已经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固定的印象：特别不讨好，不公正。正在交战中的两派政党都把猛烈的炮火对准了她，为了利益或自我保护，在这个危险的关头没人敢挺身而出为她说话，倒不是她的朋友不想，而是担心被牵连进去。
共和党人谴责她是一个奸妇，而民主党则骂她是总统的威胁。面对自己的性感的莫妮卡，和美国道德渐行渐远，那些尊敬希拉里工作的口头女权主义者们，将她斥为典型的被剥削的女性意识的产物。同时，美国人精神里，特别是媒体中，许多厌恶女性的元素也迸发出来，冷嘲热讽着她的体重，她的品位，她的风格，还有她贝弗利山庄的家庭背景。她和比尔·克林顿性关系的技巧，更是那些脱口秀主持人、站立喜剧演员（类似相声演员）、几十个因为丑闻而建立起来网站的最好材料。“莫妮卡”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放纵的道德标准的代名词。
莫妮卡不仅沉没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逆流之中，而且几条利己主义河流也在她身上汇聚，将她淹没，特别是白宫、特里普－戈德伯格联盟、斯塔尔团队、她的老情人安迪·布莱勒，还有她过去生命中一些跑龙套的小角色。
1月22日，丑闻爆发后一天，一场在总统和迪克·莫里斯之间展开的面对面谈话恰好能说明莫妮卡面临的困境。莫里斯是前民主党战略专家、媒体“军犬”，曾经当过克林顿的幕僚，半年前被发现和一个妓女有染，他告诉总统，自己打算发表声明，攻击莫妮卡的故事只是一个“十几岁小姑娘的狂热幻想”，要她“向全国人郑重道歉”，他还打算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戳穿她“虚伪的”谎言。
在解开莫里斯的皮带，放他出去咬人前，克林顿警告说要小心点，毕竟还有一线希望，莫妮卡没有和斯塔尔合作，他不想太过疏远她。这个事件有着启示意义：那个因为他的弱点和尊严而被莫妮卡爱上的男人只属于过去，现在这是一个总统，如律师和政客般为了生存而搏命。
这场战争中，第一批牺牲品是真相和莫妮卡。现在已经是一家电视台的talking head的莫里斯表示，丑闻爆发后，白宫马上采取了“欺骗、否认、拖延”的策略。为了妻子，克林顿否认他和别人有染的指控，他的幕僚和民主党领导们，制定了白宫反击的基调。
开始阶段，克林顿告诉一个高级顾问西德尼·布鲁曼萨尔——后来他向参议院作证，莫妮卡是一个曾经想勾引他做爱的猎物高手，这话很快变成报纸语言，说莫妮卡是一个骚货，痴迷于总统，情难自控。虽然只是迈出一小步，可是“猎物高手”这个词从那时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
1月26日，各大主流媒体披露丑闻后5天，第一阶段战役在白宫罗斯福房达到了高潮。克
林顿站在镜头和美国人民面前，戳着手指说：“我从来没有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来没有叫任何人撒谎，一次也没有……从不。这些指控都是假的，现在我要回去继续为美国人民服务了。”然后一个空镜头出现，遮住了他的去影。
几乎所有了解真相的人都愤怒地看着他对着全国人撒谎，莫妮卡的情绪则比较复杂：“我很高兴，他否认了这个说法。所有人都说，如果这是真的，他就该辞职，我不希望他下台。不过他那句‘那个女人’伤透了我的心，那种遥远和冷漠的语气告诉我，他有多么生气。”
“同时，如果总统那时能站出来，承认那段不恰当的关系，就会从我身上带走许多压力和注意力，不过他没那么做，结果就很自然了。”
其他人就没那么宽容了。内莎·迪曼和凯瑟琳·奥尔黛一看到总统的表演，马上冲电视机大声咒骂起来。伯尼愤怒，但更伤心：“当我听到他喊她‘那个女人’，真是伤心。他否认事情的时候，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谎——不是因为我知道真相，而是他的眼睛里明显有那种骗子的神采，他在演戏，演得很恶心。”
总统对全国发言后，第一夫人开始攻击了。1月27日，大陪审团在一起听取莱温斯基事件的证据的那天，希拉里在清晨的电视节目《今日》中，斥责斯塔尔是一个“政治动机过浓的检察官”，这是一场“恶毒无耻的家伙搞出来的右翼大阴谋”。这点，在战争最前线的莫妮卡也深表赞同。
白宫践踏她名誉的时候，斯塔尔方面则在不断给莫妮卡、总统和维农·乔丹施压，他们向媒体披露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而是要让莫妮卡的律师团在强大无情的压力下屈服。
同时，卢西安·戈德伯格则把特里普歪曲版本的莫妮卡事件告诉媒体，还把特里普包装成一个“真相揭露者”。后者也在1月29日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特别强调自己“选择了一条真理之路”。她做出一副奥林匹斯神的同情姿态，去谈论莫妮卡的处境：“她漂亮，善良，有同情心，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还加了一句恶毒的评论：“莫妮卡有她自己的道德标准。”
真相和虚构被编织在一起，把莫妮卡尽量往地狱里整。比如，特里普就把“谈话重点”的作者权归到其他人名下，特别是总统，因为她说自己觉得莫妮卡没能力写出这么深奥细致的东西。杰克·塔普，事件发生前一天和莫妮卡见过面的一个华盛顿记者，就评论说：“这场悲剧中，她不幸地被每个选手——克林顿、斯塔尔、特里普和媒体，都当作过河之卒任意驱使，最根本的原因是她的性格，她太轻信别人了。”
白宫现在配合着总统的否认，还故意放出风声，说莫妮卡是一个愚蠢的幻想症患者。真是巧合，莫妮卡生命过去的二重奏也加入到这个合唱队伍中。1998年1月27日，就在总统发表声明的那个晚上，安迪·布莱勒在波特兰家门前的草坪上，一个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让所有想为莫妮卡说话的人都黯然失声。
现在已经离婚的安迪·布莱勒和凯特，先想把他们的故事卖给媒体，谈判失败后，他们决定把莫妮卡的故事告诉每个人，还表示他们打算向斯塔尔的人汇报他们了解的情况。莫妮卡、她的家人和朋友抱着恐惧的心态观看着，布莱勒夫妇给出的版本和波特兰、洛杉矶所有知道这事的人的理解都相差万里，他们的故事最终给公众脑海中留下这样一个莫妮卡：性饥渴，专门向已婚男人下手的猎物高手，曾经混进了布莱勒的家庭。他们还表示，莫妮卡跟随他们夫妇到了波特兰，还威胁如果布莱勒不和她继续保持关系，她就把他们的事告诉凯特。
她被形容成一个“有控制欲”的年轻女人，离开波特兰远走华盛顿是为了捞个总统“护膝”。他们说，莫妮卡是一个喜欢编造事实的女人，去白宫没多久就吹嘘和一个“高层人员”口交了，她没有说出总统的名字，不过总是称他为“蔓延者”。他们还说，她在华盛顿期间流产过一次，暗示孩子可能是总统的。还有，他们表示她在白宫期间，给他们寄过一份“相当重要”的秘密文件，充满公民意识的布莱勒夫妇一直将它珍藏在保险箱里。其实，就像后来被人破解的那样，安迪先生的说法太搞笑了，所谓的“文件”来自白宫的礼品店，而所谓莫妮卡叫嚣的“护膝”不过是白宫一个职员的外号而已。
他们讲完休息的时候，他们的律师特里·吉尔斯告诉那些惊讶的记者。“当故事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我像许多美国人那样以为，肯定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欺负一个21岁的女实习生。而且，因为是她所信任的朋友将谈话录音，事情才会曝光的，我还以为她不是有居心的。我相信她的故事肯定不可能是真的，不过有机会和布莱勒夫妇一聊后，我不再那么肯定了。”
当莫妮卡听说布莱勒夫妇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她还抱着一线希望，指望着就算布莱勒要说他们有过一段，他们至少该说真话。她真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歪曲事实。“我气坏了，怒不可遏，但又伤心欲绝，我是如此的无助。”在许多方面，她都觉得安迪·布莱勒的谎言比特里普的背叛更让人无法忍受。“我把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我的心灵和我的处子都给了安迪。”她说：“而只给了特里普信任。我和安迪的关系要远比和特里普的真实得多，因为我信任她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那个正常的莫妮卡。”在布莱勒夫妇那段自私的伪造发言中，
甚至玷污了她与他的“关系”。依然深爱着总统的莫妮卡非常不安，担心那夫妻歪曲的事实会给他留下糟糕的印象。“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我刚自杀过，歇斯底里，痛哭流涕。我不敢出去，和母亲一起陷在这小小的蜗居里。”
她要对付布莱勒夫妇的谎言，以牙还牙。她想联系那些相信布莱勒曾经撒谎连天的女生的母亲，请求她们站出来澄清事实。不过，她做不出来，无法看着两个其他的年轻女人陷入和她一样的媒体包围圈中。对莫妮卡来说：“这充分体现了她巨大的道德力量——从不利用别人来拯救自己。”不过，这事也反映了她性格的另一面，缺乏自信，自轻自贱，老觉得自己配不上朋友的帮助，这种思想加剧了她的绝望和孤独感。
其他朋友也和莫妮卡一样害怕。前刘易斯和克拉克的学生勒诺·丽思也曾狠狠地咒骂电视里的布莱勒，她联合包括琳达·埃斯特加等其他朋友，寄了封信到ABC电视台阐明真相，毫不足奇，这信没有被播出。埃斯特加这么形容布莱勒的电视秀：“他们经常在电视上说谎。比如说，什么她跟着他到波特兰就是假的，他去波特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呆了一年了。其实，他在她离开加州后还和一个更年轻的学生有过一段呢。”现在就住在波特兰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强调了这对夫妻背叛行为背后隐藏的道德堕落。“即使他们了解她，也把她当作猎物。整个国家都在进行一场摧毁她的狩猎大赛，他们只是推波助澜而已。现在人们对待她的态度，好像她根本不是一个女人。”
另一个知道真相的朋友卡里·亨德森说：“什么莫妮卡威胁要告诉凯特，来强迫安迪和她保持关系，这都是假的。事实上，是他另一个情人搞过这样的事。”
在这种环境下，一个阴谋可以刹那间迅速放大，莫妮卡的父亲觉得是白宫在这事背后搞鬼。“很可能是白宫迫使布莱勒这时站出来搞事，这计策想把莫妮卡弄成一个荡妇。布莱勒靠说这些虚假而且猥亵的话，利用她来进账点金钱。”据说，布莱勒夫妇通过一系列电视专访收入颇丰，甚至足够他们房子的分期付款了。
他们不是惟一从莫妮卡的悲哀中捞钱的人。她的第一个男朋友亚当·戴夫有段时间正是电视花边节目的常客，每次专访他总要添油加醋一番，以让她的故事更加耸人听闻。其中一次，他甚至表示莫妮卡在床上做爱时喜欢用手铐助兴，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做过爱。更令人惊讶的是，亚当的母亲拉芮·戴夫还写了封信给莫妮卡，吹嘘说自己儿子靠着电视收入去巴西玩了一趟，好像这事让她挺光荣似的。玛西娅恶狠狠地评论说：“对我来说，这就是贝弗利山庄的价值的象征。”
这种价值好像收费还挺高。莱温斯基家以前的邻居罗宾·瓦萨克说她接受媒体采访得来的钱，足够在第五大道的Saks店里买双皮鞋了。她对莫妮卡父母，特别是玛西娅的评价很不客气，还举了一个例子，玛西娅曾经只许她的孩子们在莱温斯基家的树上摘一个柠檬，虽然那树果实累累。瓦萨克倒没提她曾经将一个邻居告上法庭，只是因为她在穿越邻居家草坪时摔倒了的事。莱温斯基家可不希望吃到一场官司，就因为瓦萨克的某个孩子在摘柠檬的时候受伤了。迈克尔·莱温斯基这样评价那些开始从自己家木头房子里爬出来的邻居们：“亚当·戴夫希望他蹦出来的每个字都能换个美元，这真令人恶心。我们那时就不喜欢那些以前的邻居了，他们只想着利用悲惨的莫妮卡捞上一票。”
有些媒体的报价很有诱惑力。小报《国家问讯报》曾经向内莎·迪曼开出10万美元的价格，换取一张莫妮卡穿比基尼的照片，不过她拒绝了。其他人则没有那么有自制力，据说以前的一个学生用卖莫妮卡照片的钱办了自己的婚礼。等到这倒霉的1998年1月走向尾声，似乎没人会站出来为莫妮卡和她一家说话，没人澄清真相，没人要求媒体去专注事实，而别再搞那些耸人听闻的报道。
然而，正如早已谈到的那样，因为“法律危险”，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莱温斯基事件正在连累着她们家的朋友。他们都被要求闭嘴。因为无论谁讲了，他们都会成为斯塔尔的调查对象。在她的律师关于是上法庭还是要豁免权的战斗中，莱温斯基以一份长达10页的陈述词，交换免予起诉的豁免权。在这份长达10页的陈述中，她承认自己曾经和总统发生了“亲密的激情关系”，其中包括口交，但没有插入式性交。
在金斯堡的建议下——其实是坚持，莫妮卡和母亲都不允许她们的好朋友为她们讲话。无论谁讲了，就会成为斯塔尔的调查对象，完全可能被传讯，被迫吐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还要吃到法律的罚单。
要保护朋友就意味着莫妮卡和玛西娅将处于痛苦的孤立状态，不过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要朋友为了他们自己而守口如瓶。“当好朋友打电话来，”玛西娅说：“我们总是尽快结束通话，告诉他们同样的话：不要打电话给我们，不要对别人说，自己保重。这样会造成误解，那些不理解你的人就会说出去，大多是为了金钱。当你处于法律危险中，你就失去了自卫能力。”
虽然几乎被无情的辱骂、恶意的猜度甚至彻底的编造完全吞噬，莫妮卡号的船长比尔·金斯堡起初驾驶得很有技巧，他在电视的亮相相当不错，不过随着时间飞速流逝，莫妮卡开始觉得他应该少在电视作秀，多研究研究案情了。
在毁灭莫妮卡和她家人的凶猛浪潮中，庄重的时刻屈指可数。其中一次特别令人感动。丑闻爆发前，76岁的彼得·斯特劳斯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已经在和玛西娅谈论结婚事宜了。她做着最坏打算，相信事情一旦公开，他就不会再和她和她家有什么关系了。她肯定丑闻已经葬送了她的幸福，甚至没有给彼得她公寓的电话号码。
玛西娅错了。彼得没通知她，但在报纸上宣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这个来自旧式学校的堂皇绅士评价说：“如果你爱一个人，而她有麻烦了，你不能走开，这不是君子所为。”巧合的是，还有一件事也令人高兴，莫妮卡在彼得家看到一本书，里面引到几句沃尔特·惠特曼的诗赋予她渡过难关的精神动力。
所有这些——这一切无穷的痛苦与卑劣，
我坐而眺望，
看着，听着，我默默无语。
1月底，莫妮卡第一次离开公寓的时候，必须保持沉默。第一次遭遇媒体，听到的是疯狂刺耳的杂音：快门无数次闪过，成群的汽车在发动，寒流满面的记者叫嚣着问题。在这么超现实的环境中，金斯堡坐着豪华轿车过来了，把她接到纳瑟尼尔·斯派兹的办公室，在那儿她可以通过律师，回答OIC方面的许多问题。就在前一天，她还以为脱离魔掌了呢。法官苏珊·韦伯·赖特，也就是琼斯案听证会的主审法官，裁定莫妮卡的问题不属于琼斯案范畴，因此拒绝接纳所有关于她的证据。然而，莫妮卡高兴不了多久，她律师解释说，她不是一个案子的“材料”，并不意味着她也被排除在斯塔尔调查的核心地位外。
律师们走开，去和斯塔尔方面进行“问答”程序时，金斯堡要她保持微笑，不要被镜头吓倒。“灯光闪成一片，所有人都围向汽车。”莫妮卡回忆说：“真是疯狂，开着摩托车的狗仔队员们拼命拍照，然后人越来越少。我太紧张了，只有咬住嘴唇才能不叫出来。”
虽然她后来后悔了，可是当时还是接受了金斯堡的建议，对着镜头不住微笑，想让斯塔尔看到自己不会为之屈服。不幸的是，这事起了反效果，反而给了媒体观察家们嘲笑的口实，说她笑是因为在享受自己成了公众人物。
斯塔尔的人可没有微笑。那天他们向她的律师提出了许多关于家庭电脑里的文件的问题，还怀疑说公寓墙壁上的照片已经被拿走了，是有意掩藏证据。他们似乎忘了她正准备搬到纽约去。而且，在他们搜查过程中，也没有找到总统送她礼物中最珍贵的那本惠特曼的《草叶集》。
莫妮卡的律师团和斯塔尔方面越来越互相敌视和憎恨，后者早先表现出来的不信任现在成了双方共同的态度。金斯堡和斯派兹觉得他们老是被OIC的人搞得团团转，因为后者老是改变说好的条件。他们先给莫妮卡一个他们称为“一日女皇”的计划，要她说出全部事实，然后让斯塔尔决定是否给她豁免权。后来又变成“一个月女皇”计划，其他都一样，只是加了一个条件——莫妮卡要接受测谎仪的检查。一度，调查官们表示他们想让莫妮卡和斯塔尔本人见一面，这样他就能大概了解她一下。金斯堡和斯派兹同意了，可是他们又改变了主意。就这样兜兜转转了好几天——期间斯塔尔正式通知莫妮卡她成为了调查对象，这是起诉的前奏，金斯堡拿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给豁免权，要么上法庭。
漫长的讨论和左思右想过后，OIC方面虽然很不情愿，还是答应了。2月底，两名FBI探员出现在金斯堡下榻的都市俱乐部，因为担心写有豁免书的文件泄露出去，所以没有直接递交，而是他们念，金斯堡和斯派兹手写。在法律上，这只是一份征询同意与否的建议书，包含四项主要内容，只有提要式的短短半页。不过，莫妮卡觉得文件过于含糊不清，于是就写了一份全面的替代性文件，其中讲明她应该在宣誓情况下说哪些内容，以交换免予起诉的豁免权。在她后来出庭作证时，她觉得那更像一幅道路地图，而不是一份完美的文件。
在长达10页的陈述中，她承认自己曾经和总统发生了“亲密的激情关系”，其中包括口交，但没有插入式性交。然后，她详细回顾了过去两年的历史，讲述了她离开白宫的原因，重返白宫的努力以及后来去纽约找工作的经历。在他们仔细检查了几份豁免合同草案后，最终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2月2日，周一，斯塔尔办公室派一名FBI探员带来一封同意交易的信，莫妮卡、她的律师团和斯塔尔方面都签署了名字。在读完莫妮卡的陈述后，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表示这是可以接受的，只除了一个地方。他们声称，金斯堡曾经说总统告诉莫妮卡在琼斯案的书面陈述文件中“否认、否认、否认”。调查官们自然希望能把这加到莫妮卡的陈述中，金斯堡和他的当事人马上发生了激烈的口角，莫妮卡告诉律师，不管什么情况下，她都不会承认总统说过这些话的。
正如莫妮卡自始至终说的那样，在他们关系的初期，总统和她都同意一点，如果他们被问起此事，都会否认他们有这方面的关系。这变成了莫妮卡陈述的第二点。那是怎么写的：在莱温斯基小姐和总统的关系中，总统曾经告诉莱温斯基小姐如果被问及，要否认此事；他还说了些话，以便出事后，两人都会说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莱温斯基小姐记得，这是在接到琼斯案的传票之前的时候说的。如此一来，她和总统否认彼此关系的协议只是笼统而言，早于莫妮卡的书面陈述。——不过，从此她开始对金斯堡很不满。
她的情绪复杂，知道虽然这合同能保证她和家人能免予起诉，但是她也远离了那个心爱的男人，那个向全世界否认他们有关系的男人。她还记得当时那藏着一丝苦涩的矛盾心理：“我感觉并不好，好像自己是希特勒的妓女，我想斯塔尔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要伤害我爱的人，我指的不只是总统和我母亲，还有和我关系密切的库里、魅力非凡的乔丹。”
如果说法律的热度正在消散，那么情感的温度也是如此。莫妮卡想见心理医生已经整整两周了，不过律师们担心如果去见医生，他们同斯塔尔谈判的本钱就会降低。现在，莫妮卡终于允许去见那个她后来称为“救我一命”的女人了，她和苏珊医生整整做了6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苏珊不仅鼓励她挺过丑闻造成的心理创伤，还给了她两片抗抑郁症的处方药，帮助她渡过难关。
不过，最好的补品还是金斯堡。现在豁免权开始发挥作用了，律师终于允许莫妮卡和父亲通话了。过去几周，伯尼和芭芭拉听从金斯堡的建议，没有到华盛顿找莫妮卡，害得她以为他们过于生气而抛弃了她。一通电话马上平息了她的担心，父亲为很快可以看到女儿而兴奋。那时，伯尼承认：“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空中，因为金斯堡担心如果和女儿说话，我就会被牵扯入内。”
2月初，莫妮卡登上去洛杉矶的班机时，相信过去一直笼罩她的要锒铛入狱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她大错特错了。
第十三章 斯塔尔王国
斯塔尔王国(1)
住在洛杉矶市郊布兰特伍德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景象早已见怪不怪了：排成长列等待着的警车车队，漠无表情的摄影师，从租来的豪华轿车中不情不愿跑出来的名人刹那间遭遇闪光灯无情地扫射。在1994年，布兰特伍德也有过那么一个被关注的时期，那是因为这是O·J·辛普森杀妻案案发现场，当这个“世纪大案”在市区的法院里审理的时候，超过一年时间，媒体常常在这条安静的街道上逡巡。现在，第二个这样的大案出现了，媒体再度随之而来。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师霸占着伯尼·莱温斯基邻居家前门的草坪，等着莫妮卡回家
。
对于她来说，2月上旬从水门公寓离开的时刻简直是一个“噩梦”。为了逃避那些注视，她和比尔·金斯堡一起坐飞机去洛杉矶，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摄影师和记者注视她的一举一动，记下她吃下的每一口食物。现实和新闻报道之间差异很少有这么大。《纽约邮报》就体现了这点，这份以保守著称的报纸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令人疯狂的性感女妖回家了”。
一到洛杉矶，她和比尔·金斯堡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警察护送着飞奔出机场，在一整队机动部队的护卫下，一路警灯和警笛开道，终于到了伯尼的家里。甚至回家，也成了众人拍照的机会，好像这是在刻意显示莫妮卡也有一个家，也是一个人，也有着正常的情感，而不是一个从贝弗利山上专程下来引诱总统的小淫娃。
和往常一样，金斯堡依然是这些仪式的主持人，将自己那些难得的想法强加给媒体马戏团。不过，即使后来承认在这个场合中公共关系很有意义，父亲和女儿当时并不想表演。伯尼说，“比尔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当莫妮卡的车停下来，她会在外面的草坪上向你问候。我们感觉像是电影演员，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当金斯堡吩咐莫妮卡下车投入伯尼的怀抱的时候，她也同样表示不喜欢这些。“这是很私人的，”她说，“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展现给全世界看，我们都不喜欢这样。不过，我后来客观地去看，这样父女团聚的场面，的确能赢得同情。”
即使如此，金斯堡也有点搞砸了场面，他告诉记者说，莫妮卡回到父亲身边，就像切尔西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家去看克林顿那样。这个评论让莫妮卡极为“讨厌”，她强调，“我知道对于总统来说切尔西是多么珍贵，她的私人生活是多么重要，我从来都不想以这种方式跟她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莫妮卡认为金斯堡很多言行都有问题，再加上他喜欢上镜，渐渐地，这个“伯父金斯堡先生”和他年轻的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
然而那时，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着丑闻爆发后三个人在一起的最初时光。对于莫妮卡来说，“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远处的灯塔一样。我们哭作一堆。见到他让我感到踏实，我需要他。”一大群记者等在外面的时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边吃着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优秀厨师），一边试图理清楚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
他们没有详细谈论这个法律事件，因为他们怀疑这栋房子被FBI监控了，如果他们讲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伯尼可能会收到斯塔尔的传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一起哭泣，互相给对方鼓励。”伯尼回忆道，“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会面，因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们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恶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谈谈。”
莫妮卡在洛杉矶的大部分时间被关在房间里，虽然每天她都能躲过别人的目光，爬上楼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芭芭拉发现，“那么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了。”一天晚上，他们一家就完全领教了媒体暴徒们的力量。那天他们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矶农庄”的餐馆吃饭，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十几架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外面等着他们。
当伯尼去开车的时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试图走出这些机器的包围，天真地以为人们会给她们让出一条路。然而她们被焦躁的人群吞没了，一个摄影师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让她走。最后，伯尼一下子把几年体能锻炼积累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推开车门，她们才能够成功逃脱。“我可真是吓坏了。”莫妮卡说。
这还不是他们最糟糕的经历，第二天，他们的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被一辆满载记者的车给撞了，芭芭拉身体猛向前倾，受伤了。这时，本地KNBC电视台的直升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拍摄，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建议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呆在车里，因为这次车祸是记者们的一个策略，迫使他们离开车，让他们能够拍照。值得赞扬的是，本地的媒体评论员都为同行的所作所为惊骇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尔士公主遭遇的更残酷粗暴。《华盛顿月刊》编辑查理·彼得谈到媒体的狂暴时说，“几个月以来，他们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过分的报道。”
肯尼斯·斯塔尔和媒体一样，也在追逐着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线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矶之前，负责她案子的法律小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尔代理人进行一次会面，这是赦免协议的一部分。
不只是媒体马戏团闻到了血腥味，斯塔尔现在磨刀霍霍准备动手。在莫妮卡出发去洛杉矶前，她和她的律师团同意了斯塔尔方面提出的，作为豁免协议的一部分，她要在那里每天接受他们4小时的面谈。
然而，文件上的墨迹还没干，斯塔尔就变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为莫妮卡拒绝指控总统要求或协助掩饰，斯塔尔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时，他还要求和他的主要证
人面谈。“没有什么比和证人面对面对了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对记者们说，“问一些细节，把答案跟证据对比，如果需要，还会测谎。”
金斯堡又在四处奔走，他递交申请，要求执行豁免的书面协议。他知道斯塔尔的这个决定意味着策略的改变：他现在试图独立寻找特里普录音带上记录的故事的证据，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宫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审团面前。这不仅能证实他关键证人的可信性——现在依然可疑——也能让莫妮卡在将来的赦免协议中丧失一部分谈判资本。
斯塔尔的这个“挤压策略”，让莫妮卡滑到了绝望的边缘。她拒绝忍受他缓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对于斯塔尔来说，这个决定不仅是一个法律事务，也带着私人情绪。就像评论员彼得·马斯指出的那样，“斯塔尔的办公室里的空气明显带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挫败感和怒气，自从莱温斯基拒绝携带窃听器，他们就决定一定要她为她的固执付出代价。”
当莫妮卡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诚和她的原则受到惩罚的时候，背叛她的特里普却受到了斯塔尔方面的宠爱，他们给了她一间安全的房子，还答应让她保留那份8万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尔手下的一个调查员鲍伯·比特曼告诉莫妮卡，当他们去特里普家里的时候，她如何给他们做美味的点心，如何端上满盘的糖果。如果他讲这些是存心想伤害莫妮卡，那么他成功了。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甚至要求扩大调查她的弟弟以及父亲。她的母亲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
斯塔尔开始动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两个FBI探员事先没有通知就去了迈克尔就读的大学。丑闻曝光的几天前，莫妮卡通过联邦快递给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这些探员认为这个清白的包裹里面可能会有总统送给莫妮卡的礼物，她想把它交给兄弟保存以测安全。他们知道金斯堡是这个家庭的律师，他们还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在迈克尔的寝室里对当时才20岁的他展开询问。他们问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动，其实是想探听他什么时候和她一起在华盛顿。当他们离开以后，迈克尔打电话给金斯堡，告诉他自己被迫接待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律师非常生气，他告诉迈克尔，没有他的授权，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问题。“我感到很害怕，”迈克尔说，“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当FBI探员站在你家的门口，向你出示他们的警章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就是如实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还要求华盛顿的Kramerbooks & afterwords书店提供1995年以来莫妮卡在这里所有的买书收据。“这是一种人权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国，除了莫妮卡·莱温斯基，其他人都拥有人权。我觉得我就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一样。”为了进一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斯塔尔办公室的授意下，FBI开始给伯尼·莱温斯基医生施加压力。金斯堡告诉伯尼，可能斯塔尔办公室或FBI会调查他的纳税申报单，这个行动经常被用来调查洗黑钱。当他们发现这些办法没有奏效的时候，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他医疗方面的税务档案，他们说他们想详细查看他医疗保险的账单。伯尼相信，“所有这些针对我们家庭的折磨和威胁，都是为了强迫莫妮卡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莫妮卡没有被赦免的机会，无法逃脱监狱的威胁。金斯堡让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任何不测。”
对于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经够坏的了，然而对于玛西娅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事实上，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犯罪指控，是她们在丽池卡特被折磨的几天后。莫妮卡的律师金斯堡告诉她，斯塔尔的调查官决定“让妈妈过了。”意思是他们决定不指控她犯罪。“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玛西娅说，“我根本不知道磁带上录了些什么，事实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存在。”在莫妮卡身边的那些人中，玛西娅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她离开丽池卡特的1012号房间，她就收到了一张传票。玛西娅意识到斯塔尔想利用她来对付自己的女儿。“他们发现了她惟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玛西娅说，“要让一个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有什么比威胁他所爱的人更有效的办法呢？”
2月10日，在布兰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亲舒适的寓所里看电视，突然她惊恐地看到母亲出现在屏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证。莫妮卡太震惊了，在她出发去洛杉矶前，玛西娅的律师比利·马丁还向她保证玛西娅的出庭会被推迟。第一天，玛西娅看上去还能比较自如地应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乱又悲伤。事实上，她站在证人席上几乎要垮掉了，一个护士和一张轮椅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幸好最后她还是硬撑着自己走了出去。
莫妮卡既后悔又悲痛，她决定立刻飞去华盛顿安慰她的妈妈。临走前，她爸爸跟她在浴室外面作了一番长谈。那里是这个屋子里惟一不会被外面的人偷听的地方。伯尼热泪盈眶，动情地告诉莫妮卡自己是多么的为她感到骄傲，同时鼓励她要变得更强壮，以便安然度过横亘在前路上的那些审讯和磨难。莫妮卡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留了下来，她回答道，“爸爸，你是我的直布罗陀岩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这场丑闻还能让人得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让父亲和女儿再度亲密地在一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隐藏着一些误解和矛盾。莫妮卡认识到，“我爸爸那么支持我，这真是太好了。”同样，他们也知道，要完全修复他们的关系，还要作很多努力。
对于玛西娅·刘易斯来说，有些事情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审团四号房间作证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一个伤痕。她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把女儿送进监狱。当她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好像来到了灵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难地讲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费力地吞咽着空气，好像潜入了深海中一个不可测的洞穴。
玛西娅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举个例子，如果检察官问她那条沾染了精液的蓝色裙子在哪里，她只能——同时她也知道，远在洛杉矶的莫妮卡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丽池卡特宾馆的1012号房间里激发莫妮卡斗志一样，她现在也想让莫妮卡明白，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对付过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达法院之前，她已经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读到一条恶意的评论，里面说她在某方面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贝弗利山庄“攀岩者”，积极鼓励女儿和总统发生关系。其实，她花了两年痛苦的时光，来劝说莫妮卡结束这段关系。
第二天的反复诘问中，她被问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昵称“巴巴”，这个绰号曾经被莫妮卡用来称呼希拉里·克林顿。听到这里，玛西娅崩溃了。她解释自己的反应说，“这些人攻击了我整个家族，对我来说，家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跟踪我的姐姐、我的儿女和我。现在检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经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带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这个邪恶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这太过分了。我想，他们不可能用一纸传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来，那么他们还能干什么？去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我害怕如果我从法庭上一走了之，他们会逮捕我，所以我垂下头开始大哭起来。你必须在23个陌生的陪审团成员面前讲话，讲那些有关你和你家庭的最隐私的事情。你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拿出来摊在这些陌生人面前了。”
听讼会被迫中断，玛西娅拒绝斯塔尔手下的检察官碰她，她认为是他们造成了她家庭的种种麻烦。只有当她的律师比尔·马丁走进法院的时候，她才有一点反应。他轻轻地把她搀到洗手间，在那里，她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通，最后虚脱倒在了地板上。
恢复平静之后，她离开了法院。比尔·马丁对聚集在外的媒体说，“没有一个母亲会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儿。”后来，玛西娅去巴尔的摩看了一个精神病专家，尼尔·布朗伯格。就算仅仅是为了感谢比尔·马丁的关心，玛西娅也要努力让自己尽快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比尔不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委托人，而是当作一个真正的人。他成功说服权威人士允许她写一份书面陈述，而不用再次出庭面对大陪审团。
当莫妮卡回到华盛顿，见到她母亲的时候，她就像见到了一个陌生人。玛西娅讲述着发生的一切，好像她是一起强奸罪的受害者。她不停地哭着，而她的女儿徒劳地安慰着她。“对她来说，这真是一次黑暗、粗暴的经历。”莫妮卡说，“这是我的妈妈……我恨那些狗娘养的对她做的一切，我恨他们。”
玛西娅·刘易斯在法院里那苍白、孤独的身影给斯塔尔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利用母亲对付女儿的策略更是如此，还遭到了白宫的指责。比尔·金斯堡攻击这次对玛西娅的“折磨”时表示，“把一个母亲扔到一座火车面前，这是给莫妮卡在内的其他人一个明显的信号：我（斯塔尔）要来硬的了。”玛格丽特·卡尔顿在一篇杂志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注意到，在政府控制下，我们跟自己孩子们的交谈也不再安全……在肯尼斯·斯塔尔的美国，妈妈必须说，或者离开。”
看到前妻孤独无助地从法院中走出来，伯尼·莱温斯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为这个家庭说一些话。因此他告诉金斯堡他将和芭芭拉·沃尔特一起上ABC电视台，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律师最初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应了。（这件事后）当伯尼和玛西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拉住他的手，说，“这一定是每个父母的噩梦”，他立刻觉得非常同情她。在2月20日播出的20分钟的采访中，对于玛西娅遭受到的对待，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利用母亲去对付女儿，强迫她开口，让我想到麦卡锡时代的审讯，如果再往前一点，还能想到希特勒时代。”
这次采访播出后，莫妮卡打电话给父亲表示祝贺。她住在位于水门公寓的黛布拉姨妈家中，当她正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她注意到母亲走到阳台上，一边呜咽哭泣，一边对她做着手势。玛西娅的每个动作都充满了绝望，莫妮卡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抓住了，她觉得母亲会纵身从楼上跳下去。她冲了出去抱住母亲，试图安抚她，但是玛西娅剧烈哽咽着，推开她，说自己不想和她说话。然后就走进厨房，在地板上把自己绻成一团，号啕大哭。莫妮卡感到很无助，“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像这个样子，印象当中的妈妈是一个能把任何事安排得妥妥帖
帖的人，总是能给我们拥抱、亲吻，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现在，她就在我面前轰然倒塌了。”
莫妮卡打电话给黛布拉姨妈和金斯堡，金斯堡叫她不要叫救护车，怕媒体会报道她和玛西娅的事情。最后，玛西娅平静了下来，母女俩人做了一番贴心长谈，谈到那些让她们烦恼的事情。玛西娅说，困扰她的不光是在联合大陪审团面前的那次折磨，还有后来的那些恶意的评论，他们竟然对人们暗示，说她在法院的崩溃是装出来的。还有她和黛布拉都一直担心她们的什么言行可能会把莫妮卡送进监狱里。事实上，玛西娅和黛布拉认为她们得为莫妮卡的命运负上责任的可怕念头，啃噬着她们醒着的每一分钟。“认为她们的证词可能给我带来厄运的想法，像一片乌云笼罩着我们的生活。”莫妮卡回忆道。
那天晚上，莫妮卡根本没有睡着，她很担心玛西娅的精神状况，怕她会去自杀。后来凌晨4点，莫妮卡终于睡着了一小会儿，但是不久就被隔壁她母亲房间传来的一个奇怪声音吵醒，就像一个动物在受着折磨。“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在哭泣，说她不想进监狱，害怕不断妄想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最后，她终于让我抱住她，自始至终她都在不停地哭。”第二天，曾经在法庭崩溃后看过玛西娅的精神病专家尼尔·布朗伯格来她们的公寓看她，他坚持玛西娅必须照着他开的处方进行治疗。在正常的情况下，她这样的状况必须送到医院里治疗，但是话说回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她又怎么可能遭受这样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呢。
在莫妮卡成为头版新闻人物的这一个月中，莱温斯基家中的秩序大乱，她的父母都很严肃地考虑过自杀问题，而她的弟弟迈克尔把麻烦都憋在了心中，“我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无论我遇到什么，我都把它扔进我身后的背包中。”他简单地说。至于她的朋友们，凡是与她通过电话的人都接到了调查通知，甚至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盘招供了。
当斯塔尔的调查员胁迫她的弟弟，骚扰她的父亲，把她母亲逼到崩溃的境地，这一切莫妮卡被迫袖手旁观。而她也不得不无助地看着OIC把她的朋友们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可怕的时光。他们拿走总统送她的礼物，念她的私人邮件，听她最毫无防备的隐私的对话，调查她的读书目录，搜查她的住处。现在，他们不满足利用母女关系，还想考验她和朋友们的友情。
每天，她和她的母亲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她们关心的好朋友——例如贝蒂·科林斯——被传唤到法院，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象，她们都心中刺痛。她没办法知道谁接到了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更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丑闻中的她。作为一个天然的悲观主义者，她认为他们都会轻视她，因为她投入的这场恋爱，因为她差点让总统下台，更因为她把他们牵连进了这团混乱中。
她母亲这样描述她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坏消息的场景，“莫妮卡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然后坐下来盯着屏幕。一辆车门打开了，开始你看不清出来的是谁，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摄像机会推上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金发女人的脸，莫妮卡就开始哭，‘哦，上帝啊，是阿希莉。’无论是谁，她都会泪流满面。他们成天跟踪她已经很过分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看着朋友们一个个被传唤去受审。而他们的惟一罪行就是没有拒绝听她的倾诉。”
讽刺的是，就在莫妮卡感到对不起内莎、凯瑟琳、阿希莉和其他朋友的时候，她们也同样觉得被迫供出朋友的隐私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同时也明白他们的证词可能会把她送进监狱。在结束庭训之后，有几个朋友通过他们的律师向莫妮卡传达了她们对她的爱和支持，这是这片悲哀的海洋中仅有的安慰了。
内莎是她知己中第一个告诉全世界，莫妮卡拿总统的一根雪茄干了什么。内莎记得，“我出庭作证的某个时刻，突然出了一身汗。我意识到自己在对着一屋子的陌生人讲自己朋友的事情，而那些人因为她和总统发生了性关系就想定她的罪。”
内莎、阿希莉、黛布拉和其他很多人被迫如实说出他们和莫妮卡私下交谈的内容，顾不得那些是不是对她有害。对于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她那时住在东京。她不仅接到了一张传票，连她在五角大楼工作时用来和莫妮卡互发邮件的那台电脑都被要求检查。3月中旬，当FBI探员正在努力搜寻她电脑硬盘中的内容时，凯瑟琳也从东京飞到了华盛顿。17日，她必须在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词。她发现这个经历是一次让人难堪的羞辱。“简直糟透了。我不是一个假正经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们也问得太详细了。我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冒犯了她。我觉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谈论另一个女人是不对的，令人厌恶的。”
“更坏的是，我感觉他们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顺服，证明她在书面陈述中撒了谎。那太可怕了。他们想起诉她，让她告总统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这儿帮这些人扳倒美国总统。’”
就好像冒犯别人是一件很绅士的事一样，OIC探员打印出了她电脑里所有的邮件，不管对于这个案子是否合适。然而这些对斯塔尔的调查没有丝毫帮助，因为之前她已经删掉了部分
信息。很幸运，凯瑟琳聪明地保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维农·乔丹和找工作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琼斯案把莫妮卡牵涉进来之前，乔丹律师就已经在帮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谅的是，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无视凯瑟琳和她律师的抗议，把她的一些有关家人的私人信件公开了，其中有些写到她对丈夫克里斯的感觉。后者在特别调查官的国会报告中也有提到。
这件事情对凯瑟琳是毁坏性的打击，“我一生当中从未如此愤怒。”她说，“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开和朗读，简直令人发指。我发现很难处理这个问题，我恨政府，恨他们在这个案子中对人们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说服自己参加投票。因为我父亲是英国人，所以我正郑重考虑是否要放弃美国国籍。”克里斯是一家企业的主管，他也强烈感觉到他们的隐私被“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在这场闹剧里纯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我们的公民权利被这些奇怪的政治程序践踏了。”
有趣的是，通过莫妮卡、凯瑟琳和其他人的经历，全世界使用电脑的人都从斯塔尔调查中学会了，“老大哥”在监视着一切。现在，许多公司教导员工写机密邮件时要当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后看你写的东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尔王国”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国梦的黑暗一面，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们都是有着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都开始了解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政府、司法部和媒体有着无节制的权力。举个例子，玛西娅·刘易斯通过她的朋友比尔·马丁——她坚定的非裔美国律师——了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种族主义的镇压，尤其是针对黑人的。“当我和比尔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时候，有人上来拥抱我，对我说‘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她清楚记得那些人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富裕的美国人，而是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实上，从1月21日，事件爆发以后，莫妮卡就是一个主要牺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丹·拉瑟统治的静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点左右起床，拿半个百吉饼、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当早餐。看CNN的新闻或者在父亲的电脑上上网，生怕错过了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体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饭前，她会一边踩着锻炼的单车，一边把电视调到法制节目《真相重担》，这个节目在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着斯塔尔调查的进展。“我没有耐心看报纸，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时候，我想着这个案子，觉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个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换着电视台，看着一些类似于《拉里·金现场》、《Geraldo》等节目，那些节目持续报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种多余的受虐心态，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想惩戒自己，因为她不得不无助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被一点点撕碎。
每天这样寻找着有关的信息，她常常能听到电视专家诋毁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伤心、可悲的失败者，喜欢出风头，弄出了一段跟总统的不光彩关系。”当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组在做什么事情，不去看电视，她可能不会那么痛苦和烦恼，但是，这不是她的处世方式。从三月中旬开始，她会去市区内特·司贝斯的办公室，帮忙整理和调查有关案情的资料，就像一个治疗专家在对付一个重病那样。
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有用，对于莫妮卡来说是一种安慰，那么更大的安慰来自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百分之七十的信件中里面写满了同情。但是法律禁止她给那些祝福者回信。其中一封特别的信吸引了她的目光，这是一个女演员写来的，她叫雪莉·丹苏克，住在纽约。她也被独立律师的工作组找过，也很担心，不知道该做什么。她说她不是和总统谈恋爱，而是和其他名人有过违法的关系。她想知道莫妮卡的律师比尔·金斯堡是不是也愿意帮助她。一开始，莫妮卡和她妈妈都认为，这个女演员是想通过雇佣目前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律师——金斯堡——来出名。
然而几周后，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苏克女士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张斯塔尔发出的传票的复印件。莫妮卡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对不起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她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她的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后者把它交给了一个在华盛顿的律师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莫妮卡送给她的盗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几乎同时，莫妮卡遭遇了两个剧烈打击，这让她的精神彻底掉到了谷底。第一个是她看到贝亚尼·内尔维斯，克林顿总统身边的干事第二次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她震惊地看到他系着她第一次送给总统的领带。她立刻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总统要求“内尔”系上自己的领带，为了给莫妮卡一个信号，让她不要放弃对自己的支持；另一个是总统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礼物随便给别人。而她悲观地相信后者更为可能。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几天之后，用心更为险恶。她的发型师伊什米尔·戴米尔打她电话，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里把头发剪短时，尾随的记者和摄影师，透过发型沙龙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发型师，这件事让伊什米尔突然名声大噪。琳达·特里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龙签订做发型的协议。所以他必须跟她接触，不然她就能投诉他破坏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听说了特里普也去了，他建议莫妮卡不能再用这个她很中意的发型师了，以免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中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细小琐碎，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觉得伊什米尔是那个快乐的过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样原本属于她的东西，现在都属于别人了，属于那些新闻记者，属于那些审判员。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盗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着国防部去韩国出差的时候，给她带回来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她将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还在为那些事情烦恼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一起去华盛顿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饭，基思·沃特斯和他们一同去，他当时在帮雪莉·丹苏克打官司。当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纳瑟尼尔·斯派兹神秘地俯身告诉莫妮卡，丹苏克是“Jane Doe Number 7”，葆拉·琼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个女孩。
这个消息对于莫妮卡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成真。这意味着总统在和她交往的同时还和别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冲进洗手间，不可抑制地呜咽了起来。“如果有一个Jane Doe Number 7，”她说，“那么就是说他对我讲过的每句话都是废话，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这整整两年的关系只是一场闹剧。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忧虑，冒了那么多险以后，我还要被这些念头折磨。我想也许他更在乎她，更喜欢她，他们上过床，他甚至可能会说爱她。”
泪流满面的她回到餐厅，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师们还没吃完，不愿意走。金斯堡还粗暴地叫这个哭泣的女孩不要丢人现眼。她伤心地坐在那里，决心结束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走到了路的尽头。“我决定回家自杀，我受够了。”
当她回到公寓，她犹豫着是服药还是割腕。她思考着这两个选择，打电话给她的医生苏珊。“我当时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从来没有和死亡那么接近过，我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她让我平静了下来。在那一刻，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来。”
“对美国总统那份没有回报的爱情，把我逼到了自杀的边缘。我觉得我的生活结束了，我感觉不到自己还剩下什么。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和苏珊医生通完电话，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对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她现在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走过去。可能她仍然会被什么事情打到，但是她永远不会被压垮，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此外，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个好结局，后来她知道雪莉·丹苏克被错误传唤了，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Jane Doe Number 7”。莫妮卡差点因为这个错误而丧命。
然而，有一次，她没机会思考。两个月之后，这个“水门囚犯”被允许见第一个访客，她最好的朋友、刚刚出庭作证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师让她俩见见面。律师们对见面引起的法律后果很是担心，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让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严格遵照他们的要求，不能谈论任何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莫妮卡在非常焦虑的期待下，度过凯瑟琳来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经过5月17日在大陪审团前的那场折磨后，她的朋友是不是还想见她。她完全不必担心。
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她们就在水门公寓的会议室见面。这次重逢充满感情，两个女孩都不确定对方会如何。凯瑟琳担心莫妮卡会认为自己背叛了她，因为她被迫当了证人。而莫妮卡的焦虑是因为她想不起来自己以前在和特里普的闲聊中，有没有对好朋友发什么谬论。如果有的话，当然也会被特里普录下来，成为斯塔尔的证据。
凯瑟琳还能生动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情景，“第一眼见到对方，我们就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哭着互相拥抱，谈到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和媒体打交道的体验，等等。我们都对为什么媒体抓着她不放而表示诧异，我们嘲笑了这一切有多么荒谬。”
对莫妮卡来说：“那天看见凯瑟琳，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那时知道，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我的朋友，还有一点真正的我，还有一个依然深爱着那个真正的莫妮卡的人。如果说苏珊医生保存了我的物理生命，那么凯瑟琳就拯救了我的灵魂。从那天起，我知道我能生存下来。”
当第二天清晨，莫妮卡醒来，发现自己的脸很痛。她意识到她看到朋友的时候，笑得太
多了，两腮的肌肉就疼起来了。这是两个月以来，她真正为一件事情微笑。
四月带来眼泪，也带来更多的微笑。眼泪是因为偶然想起，她无法去纽约参加母亲和彼得·斯特劳斯的婚礼。她清楚，如果她这么做，就会把一个典礼弄成媒体“水虎鱼池”的喂食时间，也会毁了玛西娅和彼得的特殊日子。
为了从她那华盛顿监狱逃离片刻，莫妮卡再次造访了在洛杉矶的伯尼和芭芭拉。除了在那里能享受到一点正常的生活以外，她还能不断修补和父亲的隔阂。她说：“对我和父亲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开始更理解父亲和芭芭拉，他们也更懂得我了。第一次，他们站在前线，体会故事的每一分变化，每一个转折，因此他们开始和我一样紧张了。”
继母和继女开始几乎形影不离。芭芭拉教莫妮卡编织，鼓励她重新操起缝纫旧业。她开始为朋友做包，做桌布，在每件物品上都缝上红白的棉布标签，上面写有“莫妮卡特别为你制作”。她说：“这很有治疗效果，提醒我自从生活在华盛顿，就一直听任我的绝技慢慢荒废。”
芭芭拉的家庭，也就是勒内一家，对莫妮卡也非常好。事实上，他们甚至比伯尼家的一些人还要支持莫妮卡，后者有些有意和她保持距离，用挑剔的语调对莫妮卡写信，这伤害了伯尼和他的女儿。伯尼甚至还要怀着无声又无助的愤怒，听当地正统派犹太教的长者讨论是否该用宗教法把莫妮卡踢出他们宗教的大门。不过，伯尼妹妹汉娜一家对她非常支持。
她呆在洛杉矶期间，不仅精神得到了滋养，而且正好有名的体能教练卡西·杜克也在这城市呆了一个月，她用活泼的测验帮助莫妮卡塑身。“快啊，女孩。”当她让莫妮卡骑段自行车或者在沙滩定时长跑时，卡西会用她特有的纽约腔（把许多音都发成k）喊叫。“快啊，女孩，你要坚强点，你需要力量。”这些运动的成功效果，在她去接刚从威尼斯沙滩享受归来的德国表妹娜塔丽的时候，得到充分展现。一个店里的女人走近这个脸蛋上过一千次封面的女孩，告诉她：“你长得真像莫妮卡·莱温斯基，就是瘦点。”
至少，这场战争，她有机会获胜了。
第十四章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1)
他喜欢自己的演员身份。1998年3月，他被邀请参加为庆祝《时代》杂志70周年而举办的晚宴——这场要求穿半正式礼服的晚宴群星闪耀，后来还被评为当年的名流晚宴。金斯堡欣然接受，还告诉莫妮卡，自己和同为荣誉嘉宾的克林顿都要作发言。他的当事人非常不安，不仅因为自己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可能再见到“英俊先生”，而且正是因为自己的悲惨境遇，金斯堡才能得到邀请。
第二天，她还是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他有没有见到总统。金斯堡自吹自擂起来：“是啊，我见到他了，他说‘我祝她一路好运，’还朝我眨了眨眼。”莫妮卡得意洋洋，那个她拼命也要保护的男人还挂念着她，为她送上祝福，这令她兴奋。大概一个月以后，她才知道金斯堡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
这事恰好刻画出莫妮卡和她的明星律师之间紧张混乱的关系。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她的代父，从未意识到莫妮卡对总统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自己那些不当又华丽的评论又如何加重了她的内心痛楚和公众羞辱。同时，喜欢在莱温斯基家庭成员间横插一杠子也是这个自称为“伯父金斯堡先生”的另一大问题。就像肯尼斯·斯塔尔一直是这个家庭的敌人，几周后金斯堡也被莫妮卡和她的家人看成一个敌人，无论是法律、情感还是经济方面。彼得·斯特劳斯专门指出这律师的最大弱点：“回头再想，他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他热爱表演，喜欢不计成本地到处活动，反而强化了莫妮卡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贝弗利山庄女孩的形象。”
莫妮卡看着她家庭在压力下分崩离析的时候，她的律师正享受着聚光灯下的新生活。每天，一大堆记者都会围在金斯堡华盛顿大本营、都市俱乐部的门口，等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今日话题。这造成大量复制活动，不过，声光世界的新国王让媒体中人也不满起来。“电视早餐”节目主持人凯迪·克利奇就提到，金斯堡曾经吹嘘自己有一天赶了五场电视脱口秀。
当莫妮卡抱怨的时候，他就耸耸肩，说：“如果你不给熊（媒体）喂食，它就会因为饥饿而过来吃掉你。如果你喂的东西太多了，它就会扔还给你。不过，如果你喂熊喂的正好，那么它就会随便你干吗。”不幸的是，是在重要的《华盛顿邮报》编辑会上做即兴演讲，还是在电视台录音棚里敏捷地边想边说，金斯堡都只是不停地给熊喂食，不管他的手被熊咀嚼了多少次。
他喜欢上镜，每次和莫妮卡出去吃饭或到其他公共场合总能招来大批记者和摄影师，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也让媒体给她贴上了“毒瘾犯”的标签。比如说，1998年4月初，金斯堡要去费城的全美律师协会做主题发言，本来就是因为他飞速蹿红——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话，才拿到这个邀请的。金斯堡想让莫妮卡走出华盛顿公寓的四面墙，就带她一起去，他许诺说只要他们在酒店登记入住了，就会带她去看美国自由的象征——著名的自由塔。
她回忆说，当他们来到酒店，大批电视台人员、记者和摄影师围在外头，她本以为会和金斯堡低调外出，不过他的想法不同：一个CNN记者走上前来，问他几时会去看自由钟。莫妮卡一下子恨上了她的律师。“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内心是如此愤恨，于是就离开了。”当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站在盛放着有着著名裂缝的自由钟的独立厅，四处浏览时，大概十来个记者和摄影师还跟在后面，狂拍不已。
大量记者的存在就会吸引其他游客的注意力，果然，围观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打断了一个庆祝希腊独立日的游行队伍，活动的组织者也非常恼怒。所有注意力的中心却很苦恼：“这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比尔爱上镜，才搞出这么多事情来。”
不过，金斯堡也不是每回都能得逞的。4月初，他想要参加白宫组织的年度记者晚宴——按照传统，总统和第一夫人都是特邀嘉宾，莫妮卡和她全家都气愤地表示反对。换作平时，莫妮卡会非常欣喜地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过虽然也在邀请之列，但是她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动动要去的念头也是愚不可及的。她的父母支持她，父亲还表示，如果金斯堡不理他们的抗议，坚持要去赴约的话，那么他们将另请高明了。最终，他放弃了原先的想法，不过这是一场莫妮卡全家根本没料到的战争。她回忆说：“太令人沮丧了。我的律师总是想当家作主。”
金斯堡拼命要在公众面前出风头，不过更让人厌烦的是，他总喜欢潜入莫妮卡家庭氛围中，不断挑起他们之间的争执。比如说，3月份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时，他热情地谈到了伯尼·莱温斯基，不过给了玛西娅一个“咄咄逼人”的评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一个家庭律师的本分。
问题是，金斯堡没有把自己的角色仅仅看成一个律师，他经常吹嘘自己是莫妮卡独一无二的代父，还说自己在莫妮卡6岁的时候就吻过她的大腿内侧，“看看那些小痱子”。他还说自己造成了莫妮卡的重生，虽然他认识莫妮卡的时候，她已经20岁出头了。考虑到这案子具有的性意味，这些话不仅很不恰当，而且容易引起人们的想象。更对莫妮卡不敬的是，他曾经还形容她是“一条24岁困在力比多之笼的狗”，这话也很快就印上了《时代》周刊。
私底下，他更是粗俗不堪，在洛杉矶家中招待莫妮卡和伯尼的晚宴中，?他评论说总统只喜欢各色的女人，这明显是指莱温斯基。他的妻子劳拉受不了这样粗鄙的言谈，?气得走出了屋子。莫妮卡也觉得奇怪，金斯堡有这样一个家庭幸福、有两个十多岁孩子的男人，怎么会那么想了解对她和总统性关系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一般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
他自封的“代父”身份终于把她推上了绝路。4月的一天，在伯尼布兰特福德的家中，父女正在聊天，金斯堡带着芭芭拉·沃特斯过来拜访，后者前几周还专访了伯尼。金斯堡一把搂住了正在说话的父女，说：“我们可不希望你们俩太亲密了，是吧？”两个男人聊天时，莫妮卡则向她解释，自己长大的时候是个好孩子，从不惹麻烦，也不抽烟不吸毒，成绩一直不错，还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去店里偷东西。沃特斯不忘开个玩笑：“下回，偷一次。”
两个女人在房间里聊天的时候，伯尼和金斯堡在别处的谈话则严肃得多，律师强调了以前在长途电话中就不断提到的一个问题：“你知道，伯尼，她对你非常生气，你知道她对你恨之入骨吗？”如果他的话是真的，那也是干扰他人家庭，令人无法忍受；如果那是假的，那就叫人无法原谅了。
莫妮卡听到他说的话时，惊呆了。“这时我的父亲——他的心碎了，他的金钱在流失，然后听到金斯堡说，他为之承受如此多苦 吹呐尤缓尥噶怂Ｎ野业母盖祝桶虐爬?
在整个事件中干得漂亮极了。当然，我和父亲总有些麻烦和冲突，但谁没有呢？那都是我自
己的问题。”她父亲以惯有的谨慎语气，补充说：“金斯堡用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卷入了家庭内部，他的话只能增加我们已有的痛苦和压力。”
在最敏感的经济问题上，金斯堡分而治之的策略终于公开化了。几个月来，他一直声称莫妮卡坚持要坐着专人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到处走动，然后寄来一份份能体现这点的惊人账单。“现在，你还要对莫妮卡耐心点。”他用低沉的嗓音告诉伯尼：“我会劝她断了这个念头的。”其实，莫妮卡难得从水门公寓出来走远门，平时都坐的士，或者就步行。有一次，她看到父亲正在签署一张给金斯堡的巨额支票，里面有一笔账是为了“莫妮卡的安全”雇佣豪华轿车，5000元，真相这才水落石出。
在和朋友的闲聊中，金斯堡再度越过了界限，他告诉他们莫妮卡曾经企图自杀。她直到3月份才发现他这个轻率的行为：金斯堡的一个女性朋友过来安慰她说：“比尔告诉我，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你是多么恐惧，我只想告诉你没人值得你为他自杀。”她很好心，但无法让莫妮卡提供对金斯堡判断力的信任度。
虽然并不愿意，但家庭其他成员也开始接受莫妮卡对金斯堡的态度了。
名利场上的莫妮卡·莱温斯基正在受到媒体的受害。她开始与自己的明星律师产生分歧，并且希望这位律师能够离开名利场，而专注于自己的法律问题。不久后，朱迪·史密斯加入进来，“莱温斯基团”诞生了。莫妮卡和朱迪并肩作战，寻求公众支持，保证不让斯塔尔可以控诉她。
1998年夏天发行的一期名牌月刊《名利场》，刊登了一组莫妮卡光彩照人的相片，特别是其中一张她躺在加州马里布海滩，拿着星条旗摆pose的照片，让许多爱国者的骂声蜂拥而至。
莫妮卡当模特，拍一组照片的主意是很偶然的机会提出来的。3月，她和金斯堡去参加CNN名嘴拉里·金在华盛顿举行的新书首发式，这是她难得走出公寓的一个机会，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去了。她在派对上和不同的人聊，其中一个《名利场》的记者建议她可以拍一组个人照。这个主意自然很有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到那时为止她出现在媒体上的照片都是狗仔队在她没准备的时候偷拍的。那时，生命中一切都不在掌握之中，即使是自己形象也是如此，现在是时候拿回一些指挥权了。
因此，四月，她飞到洛杉矶参加拍摄工作，摄影师是著名的赫布· 镒取Ｋ匾渌担骸耙蛭?
我一直担心自己的体重，所以非常紧张。”除了为照片本身而担忧，莫妮卡还同金斯堡商量了最终审批权和如何保密等问题，要他答应由他们来完全掌握最后刊登的内容。当她问起一些法律问题时，金斯堡用他一贯的方式，火冒三丈地回答说，如果她不喜欢他的安排，他们可以把整个活动取消。毫不奇怪，刚度过监狱般的几个月的莫妮卡，正陶醉于泡在阳光和新鲜空气里的憧憬，没有“听从”他这个建议。
她参加的拍摄就像“灵魂的香槟。过去四个月，我一直被嘲笑，被批判……这事真让我兴奋。”她也喜欢和赫布·里兹一起工作，在他面前，拿着各种不同的道具摆出造型，有些让她有几分伊丽莎白·泰勒的样子。她有自己的化妆师、发型师，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一个专门看管她拍照时戴上的价值60万美元的珠宝。这时，她真是一个“一日女王”。
当她父亲，也是一个痴迷的摄影爱好者，和芭芭拉一起到那里的时候，为眼前超现实的景象而欢欣鼓舞：莫妮卡穿着一条蓝色薄纱裙，牵着一条粉色的狮子狗a pink poodle。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金斯堡又来了一句粗鄙的评语，他告诉伯尼：“如果总统看到这，肯定会弄脏裤子的。”
莫妮卡依然对马里布的那天心存矛盾。她珍惜自己交到的朋友，还有那种体验，让她再次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如果有先见之明，她不会拿美国国旗当道具，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过，她就后悔这一点，她没有觉得，也从不会觉得自己不忠于国家，也看不出要为国家最珍贵的象征而羞愧难当的理由。
其实，早在《名利场》风波前，玛西娅就非常担心金斯堡这样误导媒体，会给女儿带来伤害。她太多时候看到，莫妮卡因为自己律师一句态度不好、不准确或夸大其词的评论而落泪。莫妮卡已经有了一个“疯狂想当名人”的形象，最不需要的就是金斯堡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了。
玛西娅焦急地同自己的律师比利·马丁、姐姐黛布拉讨论了媒体关系问题，然后决定专
门聘请一个公共关系专家，而让律师团专注于法庭问题。马丁不仅是玛西娅，而且是整个家庭的中流砥柱，推荐了一个长期合作伙伴朱迪·史密斯，一个资深的公共关系专家和律师，曾经为白宫和NBC电视网的公共关系部门工作过。他们和莫妮卡商量了一下，后者已经知道斯塔尔聘请了自己的公共关系顾问，心想这应该有所帮助。幸运的是，她马上被朱迪打动了，她精明、时髦和专注，还有最重要的，打算为善良而战。
接下来的麻烦就是说服金斯堡，让他明白自己 Ω眉芯υ诜ㄍド希皇呛虲BS、CNN或其他电视网的记者狂欢作乐。因此，4月下旬，伯尼和芭芭拉在洛杉矶的家中，一个全面的家庭会议召开，律师也参加了。这会议唤醒了莫妮卡尘封多年的记忆，它有两个第一?——近几年她的父母第一次同时呆在同一间屋子，还有她的父亲、芭芭拉第一次和母亲、彼得·斯特劳斯见面。她回忆说：“所有人都相处得其乐融融。我感到他们对我深深的爱意，和父母一起坐下来吃饭，看他们融洽相处，真是太棒了。”
惟一煞风景的是比尔·金斯堡。当主持会议的莫妮卡拿出提案，把朱迪·史密斯召入团队时，他故意在拍纸簿上乱涂乱抹，明显表现出对这个建议没什么兴趣。莫妮卡准备了三页提纲，简单勾勒了把媒体和法律问题分开处理的原因。她解释道：“我们已经进入案件的转折点。首先，斯塔尔说他要打持久战，聘用了一个媒体顾问，我们团队就成为惟一没有专门拥有媒体经验人才的一方。”
虽然她保证，自己不会亲自去回复那些对她操守的攻击，但是她觉得迫切需要一个人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她的麻烦。“我的名声很臭，只是一个90210谷的女孩，专门为男人服务的。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不是真正的我。”完全可以想见，尽管她的论证严密，金斯堡还是反对这个计划，他强调说自己应该继续完全掌握这个家庭案件，最后才不情不愿地答应，放弃控制莫妮卡的公共形象。
不久后，朱迪·史密斯加入进来，“莱温斯基团”诞生了。莫妮卡和朱迪并肩作战，寻求公众支持，保证不让斯塔尔可以控诉她。5月17日，在洛杉矶海特公园酒店举行的另一次家庭仪式中，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家庭成员们都在午饭后走了出去，只有愁眉苦脸的金斯堡面对媒体的采访，一个记者描写道：“相比笑逐颜开的家庭成员，律师一直绷着脸。”
不只这一件事让莫妮卡欢欣鼓舞。两天前，一家联邦申诉法庭开始参与到她和斯塔尔关于她是否拥有免予起诉的豁免权问题的长期争执中。2月以来，当独立调查官拒绝了豁免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团就开始和他对战，攻击他的手段，质疑他的诚实。现在，金斯堡已经不满足于要求豁免协议合法化，而要求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正式立案调查斯塔尔办公室泄露案件档案一事，还想让勒诺对斯塔尔和他手下几个调查员进行测谎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真向记者泄露了机密内容。
总统私人律师大卫·肯达尔也立刻给予配合。他早在2月初就递交申诉，控告斯塔尔藐视法庭，要求对OIC展开调查；现在又提出正式诉状，控告斯 孤督桓笈闵笸诺闹ご省Ｒ?
个司法调查组开始行动，发现大陪审团得到的文件有24处可能被泄露，这违反了联邦法律。法官下令展开调查。
当斯塔尔在法庭作战，金斯堡则继续进行他的录音室官司，在无尽的脱口秀节目中不停地指责斯塔尔，一次甚至将特别调查官描绘成“一个混蛋……一个反宪法的恶魔”。无论是否恰当，他这些说法都变成了绝妙的标题，不过他也更像一个谈话类电视节目主持人，而非莫妮卡的辩护人。
他的策略也让诺玛·霍洛维·约翰逊法官不舒服，后者是一个著名不喜欢浮华律师的华盛顿地区法官。在裁决是否莫妮卡和OIC之间签有豁免协议这个麻烦问题时，她就说得很清楚，不希望自己的案子在媒体上审判，这直接就是在说金斯堡平日的行为。他的搭档纳瑟尼尔·斯派兹也催促他别再“喂熊”了，再这么搞下去肯定会给他们的官司带来麻烦，不过只要麦克风戳到他的方向，金斯堡就要发言。
在媒体上气喘吁吁地折腾着，金斯堡这个华盛顿的圈外人面临斯塔尔的沉重打击。他或许就像一条烦恼又热情的侦探狗，不停地咬着莫妮卡。等到5月底，一连串证人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而且国会投票通过为这个可能造成弹劾案的调查拨款130万美元，看上去独立检察官又将所有好牌握在手里了。
莱温斯基炒掉了所谓的“伯父金斯堡先生”。这位所谓的律师对她而言“是一个被媒体关注度所诱惑的代言人，这吞噬了他的律师角色。对他来说，煽动媒体的火焰比照顾莫妮卡更重要。目标始终是豁免，因为很明显就牵连在内的双方而言，莫妮卡仅仅是一只牺牲的小羊羔。他对斯塔尔的愤怒让他不能再看到这个目标。最后的导火线是他给斯塔尔的公开信，它事实上宣布莫妮卡与总统发生了身体关系。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接着，这起案件的另外两位明星律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