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从战场归来

唐师曾《我从战场归来》

目录
1．从雪山到火海
2．上下同欲
3．飞往巴格达
4．并非天方夜谭
5．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
6．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7．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8．“打起来了！”
9．安曼祈祷和平
10．鲁威谢德难民营
11．贝卡难民营
12．告别约旦
13．另纸签证
14．从拉纳卡到本一古里安
15．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16．“飞毛腿”袭来之际
17．戒严中的加沙
18．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19　坦克，进攻！
20　耶路撒冷
21　重返拉纳卡
22　“我要上前线”
23　烙饼
24　我和河野
25　“死亡之路”
26　我们的家
27　劫后巴格达
28　去南部——什叶派地区烽烟又起
29　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32　罗伯特·卡帕！
33　新闻检查
34　再见巴格达


1．从雪山到火海
　　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一副翱翔的翅膀。
　　——以色列伞兵
　　1990年的整个春季夏季，我都在海拔5000米～6000米的世界屋脊探险。与北大师兄、《民族画报》的摄影记者米老鼠凌风同住双人尼龙帐篷，吃军用罐头，喝冰山融水。当时我健壮得像头大牲口，心比珠穆朗玛峰还高。
　　我之所以到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完全是听了北大一位女学生的煽动，她是我初恋的女孩，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因为她学的是科学，我又迷信北大的民主、科学传统。我的朋友、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教授教导我，人的一生有两件事可以很壮烈，一是谈恋爱，一是干革命，最壮烈的是两者同时进行。我猜我当时五迷三道就是这样。果然，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对我当时的乌托邦思想大为不满，而我又是个有恋母情结的乖孩子。既然老板认为我的居京生活到1989年底已至尽头，我便义无反顾地在1990年初离京去了西藏。社摄影部招聘考试，被当做“大街上捡回来的”孩子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崇拜富于冒险精神的悲剧式英雄，恺撒、隆美尔、巴顿和踩上地雷还要再按一下快门的卡帕。我生性执著地追求亲身体会，为了获得某种体验而不惜冒险，以此显示自己的勇气。
　　18岁时，我读到以色列伞兵202旅的一句格言，这句话印在绿身红翅的飞蛇军徽上：“只有先会飞，才能拥有翱翔的翅膀。”（Before　you　can earn　your wings，you mustlearn　how　to　f1y！）人生就是如此，直到我30岁海湾归来，受聘装甲兵学院上校研究员时，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装甲兵。
　　几天前，派我来世界屋脊玩命的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林川，托补充给养的油罐车给我带来一箱胶卷，想不到中间还夹带着个松下RF—10短波收音机。8月3日，我和《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正缩在帐篷里听新闻，“美国之音”干瘪的声音播送了一条令我灵魂出壳的消息：1990年8月2日中东时间凌晨1时，伊拉克共和国卫队3个师越过边境，仅有2.03万人的科威特军队稍作抵抗即全军崩溃，仅有5000名散兵撤至沙特，全军覆没。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我屏气凝神生怕漏掉半个字，直到转播时事经纬，我才一个猫跳钻出帐篷，在雪地上连打三个滚，面对雪山长跪不起……
　　新华社社长穆老头把“摄影”比做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我做梦都想当翅膀上的硬羽毛。缩在鸭绒睡袋中，我打着手电起草去海湾的申请。
　　尊敬的部领导社领导：
　　新华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讯社的行列，中东是最好的突破口。中东位于三洲文汇五海包围之地，集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矛盾于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伦与石油命脉纠缠一处。帝国主义殖民经济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联、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国受欢迎。
　　我八三年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曾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大战史近四年并获讲师职称；八八年毕业于新华社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九零年毕业子警察学院驾驶学校。身体健康曾达北大锻炼标准。盛夏走过长城，严冬爬过雪山抓熊猫，世界屋脊探过险，在摄影部新闻中心从事突发事件报道三年半，有丰富的“闪击”经验。无妻儿恋人拖累，最适合飞往中东采访战争。我决心为新华社争先，报答人民哺育之恩。
　　就是这篇用军用“小八一”电台发出的明码电报，日后竟被嗜血的人传为血书。其实我这个人最怕见血，更何况在海拔六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6860米的布喀达坂峰脚下，连氧气淡水都不够，哪挤得出多余的鲜血。
　　我又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请新华社军分社王建民帮我准备防弹背心；另一封让技术局传真员袁满到北大国际政治系预借有关海湾危机的书籍。
　　熬过一个不眠的寒夜，我仿佛已飞过寒光闪烁的布喀达坂雪山，来到炽热的中东沙漠。
　　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中心，把由近而远的东方各地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一政治地理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东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指以西亚为主，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
　　这一片辽阔富饶的土地约74O万平方公里，是东西方交通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出口量约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的2/3，故有：“石油海洋”之称。
　　美国总统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宣称，“仅仅从地理学上讲，整个世界战略没有比中东更重要的地区”。而海湾又是中东的核心。
　　海湾位于西亚南部，是印度洋伸入阿拉伯半岛与伊朗高原之间的陆间海。伊朗称之为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称它为阿拉伯湾，统称海湾。海湾地区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八个国家，通称海湾国家，总面积480万平方公里，人口9159．6万。
　　海湾地区处中东中部，北扼高加索山、黑海，南濒阿拉伯海，东临南亚次大陆，西接红海，是连接亚非欧三洲要道。此外，拥有世界上最丰富、最优质的石油，埋藏浅、产量高、油质好、储量大。已探明储量6517亿桶，占全球储量65％。中东五大产油国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联酋均在海湾。
　　中东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其一直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局部战争和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将近50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六五”战争、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以及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阿以争端是中东动荡的重要根源，其中的关键是巴勒斯坦问题。另外，塞浦路斯问题、黎巴嫩内战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风云多变、冲突迭起的中东，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动乱地区，也是国际新闻界追踪的热点。尽管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认为海湾要打一场大战，可根据我的知识和直觉，一场大战非打不可。我祈祷茫茫宇宙，促成我的海湾之行。
2．上下同欲
　　上下同欲者胜。
　　——《孙武·谋攻》
　　从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热火朝天的亚运会，我冷一阵热一阵地处在焦虑的等待中。“去海湾玩命非我莫属。”我心里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压倒性优势。”
　　鉴于多年打打杀杀，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远，新华社让我负责“突发事件”，意思是一旦炸个什么东西，我应立即出现在现场。可见当时我无孔不入的天才已为官方所认可，可整个亚运会并没有出现“敌对势力”期望的响动。唯一凸现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孙王效芝。
　　我强耐野性坐在亚运会主新闻中心新华社摄影部大工作间，向美联、路透、法新、共同社的同行兜售新华社照片。自从拍完亚运会开幕式，我就宣告失业，因为我分管“团结、友谊、进步”和突发事件。可挂在脖子上的四个胸卡却无助于我在亚运村内的任何活动。两天前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萨马兰奇，趁张百发向陈希同、伍绍祖介绍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口的胆大包天之机，我就参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给他发了四页文传申诉我在亚运村内寸步难行。今天上午亚运会新闻发言人吴重远通知我张百发己给予我这样的“驻村记者”特权，可刚才的经验告诉我：就连丁维峻指着鼻子说列为第一照顾的“新华社唐老鸭”也休想跨越警戒线一步。我的“特权”与所采访亚运会的中外记者别无二致。
　　“鸭子，买卖来了！”这天，万伯摇晃着一页文传，坏笑着朝我咧嘴，示意让我过去。万伯是摄影部亚运报道组的“总协调人”，我以为他又在逗我，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文传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当服务员的照片。“没戏”，我脱口而出，可万伯却恶狠狠地命令道：“你给我想招儿。”黑亮的眼睛狡猾万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线索，终于弄清毛主席女儿李讷有个18岁的儿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现在亚运村内当服务员。可面对处处禁地庞大复杂的亚运村，我简直无从下手。我规规矩矩地先到村长办公室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王效芝不许采访。”任我拿出苏秦张仪的本事解释王效芝最能体现“团结、友谊、进步”，就是毫无效果。足足在村里游荡了一整天，我才打听到“王效芝好像在10号楼”。可亚运村内全是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没有10号楼。
　　嗅着运动员餐厅的菜香，当了一天马路天使的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身后齐声大喊“唐老鸭”，循声望去，竟是乒乓球队的马文革和乔红。西德40届世乒赛时我和他们混了三个多月，情谊颇深。这帮家伙连拖带拽地要我去中国队驻地J楼，可我佩着的四枚胸卡无一能让我进入村内任何建筑物。望着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为英文第十个字母的J楼莫非就是10号楼。
　　次日，我和文字记者梁金雄趁采访王震送给中国队礼品之机再次来到J楼门口，陪同我们的亚运村礼宾官员王大波是我北大国政系的校友，尽管他已安排好中国队的官员在楼口迎接，可硬是不许我们进楼。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无线电话找村长，警卫见状说他再请示一下。又过了五分钟，我们终于进了J楼，可楼内根本没有王效芝。结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广告”（印有我随身电话号码及中国青年报、香港明报、西德鲁尔报等采访我的复印件）分发给保安人员，这才悻悻离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听筒中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点名找我：“刚才你在亚运村散发非法印刷品，马上给我到J楼指挥部来。”我觉得声音挺熟就问：“你是谁呀？”“我是你大哥！”我一听就乐了，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寝室的好友，毕业后当了警察，可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亚运村安保指挥部。从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楼。
　　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呆一会儿），足足聊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四个服务生，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楼，四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时，四个服务生只剩下了一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坍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按几下。快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三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纯真聪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这位无胸卡者有着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动得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九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啪啪”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十分不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一万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隆组建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四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联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恩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恩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恩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烟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两年后，组建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洲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海·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这是新华社年轻的摄影记者唐师曾，海湾战争爆发前，并非军事记者的他主动申请去海湾地区采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拍摄了数百张反映海湾局势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亚尔访问伊拉克》为国内外多家报刊采用。他还写了《飞往巴格达》、《临近摊牌的巴格达》等通讯，目前，他正活跃在海湾地区，采访战事。”
　　新华社记者　　黄文援
　　——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
3．飞往巴格达
　　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苏沃洛夫
　　出发的前两天，我终于有空穿着亚运会发的大红运动衣风风火火跑到北大25楼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绘我的军事思想。她低眉顺眼听我白唬了半天，才说：“你怎么总在做梦？”的确，我一直如俄国元帅苏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国际机场。
　　没有比此时飞往巴格达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妈妈干吗抱着我大哭。也许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和肢体，女人失去灵魂和心。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深知，除非你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则就别去冒险。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为祖国献身的人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两重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驱使。我的冒险就属于这一种，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动起来才有活力。临行前，我把我的财产——从《简式武器年鉴》到各种军装，分送四位同事的儿子们。像去可可西里探险时一样，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师傅拉着哥儿们一直送到机场，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鸭子，一定回来，三个月后我在这儿等你。”
　　由于国际封锁，目前进入巴格达的惟一通道只有约且，我得先乘中国民航飞到伊斯坦布尔，至于以后的路只有天知道，8点10分起飞，中国民航CA—943航班蔡机长双手紧抓我的双肩：“小伙子，有什么要求直说，趁还在祖国的飞机上。”他见我一人带了这么多行李，特地给民航伊斯坦布尔孔站长写信：“老同学，设法帮助这位记者，他要去巴格达……”乌鲁木齐边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费，并送我一张入境费交讫的凭单：“希望你还从我这儿入境，入境费我先替你交了。”
　　19点20分途经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见霍尔木兹海峡外点点油轮游弋于印度洋上。
　　临近烟波浩森、战云浮动的波斯湾，一股慷慨别燕蓟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海水中总是浮现我老妈随风飘舞的花白头发，出发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对着我拼命地洗我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
　　连续飞行了17个小时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着陆。雨夜朦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机场，民航伊斯坦布尔办事处帮我寄存了放大机、传真机和装有钢盔、防弹背心的两只大箱子。
　　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历经东罗马、拜占庭及奥斯曼等盛极一时的帝国，随着军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沦为英、法、德、俄、奥诸国的纷争之地。
　　这次我匆匆逗留并在那儿转机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曾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布局与我国的长江重镇武汉有点相似，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呈鼎足之势。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通黑海，南达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势相当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条约，博斯普鲁斯海峡归土耳其管辖，但外国包括黑海沿岸国家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峡被封锁，黑海顿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这里比北京时间晚六小时，早晨起床对表，乌黑的煤烟袅袅而来，空气中弥漫着穆斯林的祈祷声，想不到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还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贮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饮用水得去买。在伊斯坦布尔大桥旁，停泊着一条30万吨级的伊斯坦布尔自来水公司的大船，它是专门用来运水的油船。
　　几只棕头鸥在小楼上盘旋、降落，小雨犹未绝。大喇叭传来祷告声，庄严神圣。
　　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伪的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二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作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接惯例新华社外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 （我们被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 （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漠拉比师；依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呼吸着冰凉的夜凤，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4．并非天方夜谭
　　这座城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因为我平生不曾到这样的海洋中航行过。
　　——《一千零一夜》
　　怎么也想不到真有不许拍照的城市。当一位曾常驻巴格达的记者给我讲到某位摄影记者的传真机被扣在萨达姆国际机场、他本人在街头拍照被没收相机的故事时，我曾将其归结为“天方夜谭”。四年来，我徒步走过长城，在秦岭抓过熊猫。上世界屋脊探过险，洪水、大火、骚乱、地震……连轰动一时被警方严密警戒的“长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独家新闻都弄过的人，会有什么“不可能”？可与巴格达通了一次长途后，我顿时傻了半天。巴格达分社的李大伟说：“你在北京碰得到的危险顶多一百八，而这里至少三百六。”
　　我飞到安曼，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给我讲了他在巴格达因为拍照、被安全人员抓住、器材被没收的经历，劝诫我在大战爆发前夕更不可鲁莽行事。经与总社林老板电话磋商，决定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暂存在约旦。我脖子上挂着快门轻得不能再轻的莱卡M—4进了巴格达。
　　头一天，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就对我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出事。比如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的马蒙就被取消了签证，七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好抢独家的意大利记者……最后是这位记者本人，他因与英美记者过往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说话间另一朋友又插进来一个笑话，说是半年前他们商量每星期五早上5点起床去钓鱼，可担心早上起不来。想不到星期五早上5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几个星期五的早上5点，电话铃都响，这位记者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听得我后脊梁直冒冷汗。老兄看我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的。
　　中东历史总如中东游牧民族异彩纷呈的服饰，让我头昏眼花。其疆界大概又由于游牧民族的游走而变化多端。这一带历史最悠久的首推伊拉克，远古便以两河文明、空中花园、汉漠拉比法典闻名于世，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王国是这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元六世纪建立的阿拉伯帝国，统一了中东地区，阿拔斯主朝的曼苏尔把巴格达建成帝国的都城。
　　今天的伊拉克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角，与土耳其、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为邻，东南为波斯湾。可全世界的穆斯林全把波斯湾叫阿拉伯湾，波斯湾是操波斯语的伊朗人的说法。伊拉克现有面积44．44万平方公里，人口1180万，阿拉伯人占4/5，库尔德人占1/5。先后挣脱奥斯曼、英国人的统治，直到1921年8月建立伊拉克王国。同一时期，大沙漠中内志王国（Nejd）纳季特省酋长伊本·沙特扩张至海湾。1924年吞并汉志，自称汉克内志苏丹，1932年改名沙特阿拉伯。
　　巴勒斯坦地区16世纪后一直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受英国委任统治，192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西称巴勒斯坦，东称外约旦酋长国。直到1946年5月25日英国才承认外约旦独立，1947年5月25日改称约旦哈希姆王国，1949年4月定名约旦哈希姆王国。哈希姆家族原在阿拉伯半岛游牧，后被沙特击败经伊拉克辗转到了此地，今天的约旦国旗上还保留着当年阿拉伯半岛王旗的颜色。
　　今天的科威特国（The　State　of　Kuwait）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波斯湾西北岸。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历史上的科威特一直归伊拉克属下的边远夷蛮地，公元七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将其划归都城巴格达下的一个省；以后归奥斯曼帝国统治，1899年英国与科威特订立条约不得与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沦为英国保护国。直到1961年6月19日才获独立。中东发现石油后，科威特与沙特对一块油田发生争执，1970年和平划定边界。奥斯曼帝国时期，科威特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个县。第一次世界大战《洛桑条约》在英国干预下成立了伊拉克王国和科威特埃米尔国。在历史悠久的伊拉克人看来，不论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科威特对伊拉克犹如台湾属于中国一样。而科威特人则视自己为脱离大马的新加坡。
　　总之，老奸巨滑的英国人不论从哪里撤走，都一定留下一屁股屎。新、马、印度、巴基斯但乃至整个亚非拉，为的是让独立的国家越乱越好，以所谓“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从中牟利。英国人得意洋洋地自因为“均势外交”（Ba1ancer of　the　Power），即迪斯雷利首相“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圣诞之夜，我在拉希德饭店伊拉克新闻部的办公桌旁拍摄身穿黑袍的阿拉伯妇女在萨达姆画像前歌舞升平、购买圣诞礼物。我的陪同满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挤到我旁边，用低沉的英语命令我：“听着，我不许你拍我的姐妹在那个人画像下欢笑。”我莫名其妙，连连表示歉意。回到分社，我请教老朱，他说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当晚，巴格达所有教堂在晚9点关闭。此时距联合国最后通碟生效期还有整整十天。
　　次日，我奉命到美国使馆前拍“万名妇女儿童抗议美帝”。几个刚会走路的儿童身挂“要萨达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大纸牌蹒珊而行。一位紧靠在我左边的白人记者边拍边问我是哪天来的，我俩肩并肩地跟着人群大喊口号“打倒布什”，义愤填膺声嘶力竭，此举深得伊拉克人民敬意。事后才知道，这老兄竟是美联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抢新闻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培尔·金特》中的真理：“当狼群在外边嗥叫时，最保险的是跟着一起嗥。”
　　顺着萨东大街往回走，看着两侧空空如也的玻璃橱窗，我胆子大将起来。我用右手捏着装了35毫米广角的莱卡，漫不经心往前走，估计差不多就按一下，从不敢把相机端到眼前，拐过两条街，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还臭的英语问我是不是拍了路边的橱窗，我说绝对没有。我说我始终拎着这只破相机，准备赶回新闻部发稿，相机里仅有妇女儿童反美大游行的壮烈场面。警察说他刚接到举报，有日本人偷拍商店。我说那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是兄弟，你没见我身上大写着“人民中国”吗？说着翻出衣领下写有中、英、阿文的身份识别牌。警察将信将疑地读完我的血型B，说可能是弄错人了。我又喊了几声“打倒布什”，弄得警察肃然起敬，这才问警察怎样才能叫到去新闻部的出租车。
　　卡迪希亚广场位于巴格达市中心。广场四角各有一柄高达几十米的巨剑，握剑的大手分别是按萨达姆和尼布甲尼撤（即那位一把火烧了耶路撒冷、把犹太人掳为巴比伦之囚的国王）的右手成比例放大的，剑柄的流苏由成千上万个伊朗士兵的钢盔堆积而成。四柄巨剑两两交叉，像横直苍穹的彩虹，矗立在广场两头。据介绍，“卡迪希亚大捷”原指古巴比伦战胜波斯的一次战役。公元637年（回历16年），12万波斯异教徒侵犯巴比伦，波斯人以33头战象为前导杀到海拉。被囚于卡迪希亚监狱的死囚埃布纳赫吉戴罪请战，率3600名穆斯林大败12万波斯人，史称“卡迪希亚大捷”，这也是历史上阿拉伯人惟一扬眉吐气大败波斯人的胜利。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人认为打败了伊朗人，伊拉克一方认为法奥之战可与卡迪希亚大捷相媲美，特建此广场以示庆祝。据说一旦临战，卡迪希亚广场可做军用机场使用，所以自然被列入头号保护目标，担任警卫任务的有陆军、伞兵和精锐的共和国卫队。
　　我脖子上挂满了尼康，右手捏着丑陋的莱卡M—4径直向带班的共和国卫队走去。一位少尉命令我停止，可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口念“萨拉马利空”（穆斯林间的问候语）与他行了吻腮礼，他的大胡子弄得我挺痒。接着是“爱赫兰，雅嘿，西尼夏比，索哈菲（好啊，兄弟！人民中国记者）。”他也极有礼貌地向我问候。我对他举起莱卡，比划着按了一下：“素拉蒙肯（照相可以吗）？”他连连摆手：“木须蒙肯（不行）。”接着双手一合，做了个戴手铐的姿势。我温顺地将一堆相机扔在地上，从他们手中的AK—47冲锋枪侃起，说中国军队用的也是同族步枪，不过叫56式。山南海北乱侃，直侃到叙利亚的女孩最美。“暴力色情”迅速扭转了士兵对相机的注意力，可我心里明白，我有了独家的卡迪希亚广场照片。
5．在巴格达，为一张照片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
　　——恺撒
　　1月12日夜，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当时我已和指挥我的新华社摄影部失去联系一个多星期。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严厉指责我没拍到联合国秘书长在巴格达的照片。其实所有到过巴格达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天方夜谭的国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
　　伊拉克，这块土地在学者们眼里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古代巴比伦文化的发祥地”。人类早在6000年前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富饶的新月形土地上，建筑了城市，发明了轮子，创建了灌溉系统，创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并将各种法律编纂成册。据说有证据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要比古埃及早1000年，比中国的夏朝早1000多年。巴格达作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于伊拉克中部，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距幼发拉底河仅三十余公里，4000多年前就是一个重镇，公元762年成为阿拉伯帝国都城，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统治西河流域后，出身哈希姆家族的曼苏尔王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修建都城“巴格达德”（Baghdad）。该字源于波斯语，“巴格”意为花园，“达德”意为真主，即真主花园。巴格达一名沿用至今，它是阿拉伯历史上第一座圆形城市，由城中心的中央木兰巴广场辐射出东北呼罗珊门，西北叙利亚门，西南库法门，东南巴士拉门。以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修建鲁萨法卫城，形成今天的大巴格达。786年～833年成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文化与贸易中心。不同肤色的民族——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持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四方杂处，各种衣着千奇百怪，使巴格达充满奇异的魅力。世界古典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中许多动人的故事都以巴格达为背景，因此人们称巴格达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乡。
　　可今天，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却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在巴格达，拍照之难好比上青天。刚摆脱八年两伊战争又面临多国部队轰炸的伊国人草木皆兵。这里英文不流行，出租车司机、百姓、士兵甚至连长途电话台都说阿语。不光是获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难，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根本就别想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张亚洲人的面孔，我的摄影背心上的五星红旗和中、英、阿文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又使我区别于日本人。我面带微笑不停地向四周大喊：“我是伊拉克人民的兄弟，安拉最伟大！”
　　巴格达数不清的政府各部、国家机关、商店、医院、银行、煤气站、加油站、超级市场、重要路口、立交桥、集市、广场、车站、机场一律不准拍照，生怕记者把楼顶上的高射炮拍了去。荷枪实弹端AK—47步枪的士兵满地都是，数不清的眼睛紧盯着你，不时有枪声划破长空。我成了只两耳直竖、四处乱蹦的兔子。
　　所有来巴格达的外国记者全部被当做“客人”住进了拉希德饭店，该饭店与因人质而闻名于世的曼苏尔饭店遥遥相对。日本记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二百多美元，而且只许在此停留10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闻部负责。
　　伊拉克不许外国记者携带传真机入境，我不得不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扔在了安曼。不过，据说也有神通大的，美联社的多米尼克就在美国使馆有台可以用卫星发照片的机器，听得我直走神。《巴黎竞赛画报》的勃鲁诺坏笑着说他压根儿不用传真机。而跟随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来访的共同社大河源利男则的确带进一台底片传真机。大概惨的只有我了，我发传真照片却必须依靠伊拉克通讯社，花美元且不说，要命的是线路根本没保障。1月9日，国际穆斯林大会在巴格达开幕，我雇了出租车颠前跑后地折腾了半天，手捧着10寸传真照片传了3个小时就是传不出去，还白缴了60美元。不过抱怨归抱怨，可不能真让美联把咱们镇了。
　　13日天一亮，老朱就帮我打听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行踪，毫无结果。在伊通社传完两张照片后，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饭店14层的共同社河野。在这里黄种人相见就有一种亲切感，更甭说我们还是北大校友，并在北京一起跑过新闻，这老兄也在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来访急得团团转。我们俩约定：互通信息，患难与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么线索也没弄到，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分社。首席老朱在洗菜做饭，我一边打下手，一边给河野拨电话，可老占线。差一刻8点，老朱说再找你那位北大师兄问一问，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通了。河野张口就问我机场怎样了？“什么机场？”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么还呆在家里？德奎利亚尔8点到机场！”我扔下电话冲进厨房大喊：“老朱，快开车上机场！”
　　分社的奔驰—230前几天才找回来。偷车的给毙了。可打碎的车门玻璃由于禁运全巴格达也配不上。据说这种1990款奔驰—230E的玻璃只有欧洲才有。我们只好开丰田克罗纳，可这辆破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一过80公里就哆嗦。车灯劈开雨雾，引擎盖上蒸气腾腾。老朱把油门踩到底，车轮在雨水中飞转，水花四溅，雨夜中持枪站立的军警一闪而过。老朱已经接连三天没睡觉，此时似睡非睡地问我：“刚才咱们关了煤气没有？”一边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提神。我挪到车座右侧，抓紧安全带，生怕车子一个急转弯，滑出积水的路基。
　　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足足有二百多名记者挤在这里，在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也是记者，偌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一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在那儿可以见上联合国秘书长一面。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像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胆小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帖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揉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兀自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更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正是给中国露脸的时候。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1．70米，而我有1．83米。可惜我的森帕克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住
　　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被后面一冲，眼看着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缝挤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了”。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驾汽车扔炸弹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美联图片传真机，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联合国的全面制裁使巴格达成了一座孤岛，以往我与外界的联络全靠我那当传真员的徒儿袁满为报道战争在国际长途上“侃”出的一帮“女朋友”。袁满是战争前夕惟一能从北京辗转香港、纽约要进巴格达的人，摄影部副主任林川为此在总编室会议上得意洋洋地称之为秘密武器。但此时此刻，我开始怀疑袁满和他的国际娘子军是否也加入了联合国军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万般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托撤退的同胞把这张传真照片被空运到约旦的安曼，在新华社安曼分社的协助下，终于传到了北京。
　　半年以后，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说我的那张德奎利亚尔照片让共同社摄影记者“折”了一回，日本报刊用的全是“新华”的。我的照片再次从“风眼”巴格达传向世界，占领外国报纸。香港《明报》已称我为“新华社摄影大师”，《商报》称我是“新华社摄影部20年来最大的发现”。这还不算德国和美国报纸。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衡量一个记者价值的惟一标准，是看他发出的新闻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体采用，而不是其他。
6．临近摊牌的巴格达
　　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这里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丘吉尔
　　1990年11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会准许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离联合国决议规定的期限还有一个星期，英、美、法各国驻巴格达使馆都加强了戒备。美国使馆围墙上新加了蛇腹式铁丝网，大门紧闭，听任围墙外口号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记者李大伟和我还有一帮记者挤在美国使馆门口，请求采访美国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点，我们才获准进入使馆大门。
　　门房不许背相机进去，我奉命将器材交给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记者排队鱼贯而入通过安检门。过道里，一名戴太阳镜穿海魂衫的大胡子操纵着六台监视器。我们奉命在一楼签证厅坐等。这里新辟了三排长椅，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居高临下警惕地注视着入座的十几名记者。大厅左侧是签证缴费处，中间用英文写着“这里不办理经商、留学、旅游签证”。接着是一行漂亮的印刷体“欢迎来美国”。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国地图。右侧有一个大箭头“听到唤你名字时，请穿过大厅去见露斯”。
　　11点15分，我们奉命跟一个身着笔挺西装的男子走，穿过一层的一个工作室，两名妇女正在用两台文件粉碎机销毁文件。两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将粉碎的纸屑装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数，已堆起了九个，还有两个正在装。
　　二楼大使办公室门上挂了一个半米大的美国国徽，女秘书正坐在门口的皮转椅上紧张地打字，一头金发在门外射进来的灯光下飘拂，犹如黎明时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脾，上写“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后，接着一幅挺大的萨达姆卡通画，画中的萨达姆被人从椅子上掀翻在地，透着美国人的天真、随和、霸气。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已经回国，在大使办公室接见记者的是临时代办威尔逊，他正坐在一张大沙发上，手托一大杯矿泉水。代办身后有一只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柜，镶着镂花的金属片。柜上摆着枚迫击炮弹，弹体上涂满了各色油彩。靠墙的高桌上摆满了大使家人的照片，还有一张巨幅的性感小猫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片子经电子分色处理，脸部颜色简化到黑、红和深绿。与其相对的墙上是纪念美国什么博物馆200周年的招贴画，画面杂乱，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着陆的82空降师伞兵和一顶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红、绿、蓝色充满了画面。大使的办公桌空着。皮转椅旁是一面美国国旗，旗杆顶端是一只展翅的金色白头鹰。当一位白人记者问：“美国使馆与一个月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时，代办懒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惟一变化是，一个月前我们有40多名工作人员，而现在只有5名。”另一位记者又问：“你对昨天萨达姆的建军节讲话有何看法？”代办面无表情：“当时我睡着了。”接着，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还没睡醒。”
　　1月13日22点10分，当面带倦容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出现在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入口时，等了一天的二百多名记者蜂拥而上，当局不得不出动军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亚尔表情忧郁，说话略带口吃，他只用英语简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没有人翻译。站在他左侧的是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身穿黑大衣，面带训练有素的微笑。五分钟后，德奎利亚尔消失在会议室右角的一扇门后。发疯的记者冲上去，但马上被身材高大的军警驱回。记者们齐声用英语朝阿齐兹大喊：“战争要来临了吗？”阿齐兹不作回答，依然面带微笑，在一群着暗绿色军便装的持枪警卫护卫下，钻进一辆黑奔驰扬长而去。
　　入夜，机场至巴格达市区的高速公路实行区域灯火管制。路旁满是手持AK步枪的士兵和缩在灰色兰德罗孚吉普中的共和国卫队。我们将车开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经高度紧张的士兵。街面上静悄悄的，一扫往日的繁华，商店很早就关了门。
　　天明，我上街抢拍战前的巴格达。巴格达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排起了买奶的长队，商业部购物中心大门紧闭。军警不许记者拍摄排大队购物的人群和空空荡荡的橱窗，货架上有些货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样的包装纸。
　　在巴格达附近的萨达姆城里，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上升了129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一名丹麦士兵和一名马来西亚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纳尔的黑市价格与当地人换钱，与1第纳尔3．228美元的官价相差近15倍。按黑市价，1美元可购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头士兵明显增多，手端AK—47步枪的军警甚至钻到公路立交拐角处的水泥洞里。银行、政府机关、庆祝广场、无名烈士墓、超级市场门口还站上了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共和国卫队。总统府大门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惊得鸽子无目标地乱飞。
　　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摄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个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和萨达姆：“No　chemical　wespons！（不要使用化学武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默仁立，我只认识德文“Ich”是“我”的意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伦堡。
　　Ich　Habe　1945　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　Nurubegerstrsi
　　A11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　Fluegel　weilt.
　　经人翻译，才明白是借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句唱词：“我们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开始向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应，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那儿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拍卖给外国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梦都想当摄影记者的传真员徒儿，我仅用200美元就从这位宪兵手中买了台带马达镜头口径为1．2的尼康FE，准备战争结束后如果还能活着回去，就把这台相机带给他。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日益沦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惟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成一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一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没。
　　可好景不常。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傣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进机场拍些撤退的场面，可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让你进？！”我突然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在机场，我由于没办离境签证手续而被扣押。在战时伊拉克，常驻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办签证手续。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没有随其他同事办出境手续，打算潜伏下来，现在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约旦，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不想在边境上被捕。使馆几位同胞上前理论毫无用处，还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躬亲担保劳工等人，镇静、灵活、耐心、坚定而又不失风度。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继续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伺机而动。
7．六百记者云集安曼
　　他们都是些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
　　——杰弗里·迈耶斯
　　多国部队加紧空袭巴格达之际，被驱赶出伊拉克的各国记者纷纷飞至素有“前线国家”之称的约旦首都安曼。
　　为此，约旦新闻部在安曼的约旦洲际饭店开设了接待部，欢迎各国记者光顾。洲际饭店成了各色记者的总部，工作性质各异、身着奇装异服的记者们冲劲十足地上蹿下跳，从上至下充满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投入气氛。在这里，只需填写一张包括姓名、国籍、单位、职业、最后一次到约旦的时间以及发表过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个月的签证。尽管记者们每天都必须到这里登记注册，领取当日有效的采访通行证，但对那些刚刚飞离巴格达的西方记者来说，还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到过巴格达成为一种荣耀，共同社近藤由于1月16日才离开巴格达而被视为英雄。
　　在洲际饭店主楼八层，美国CBS租用了半层楼作演播室，雇员们手持对讲机神气活现地奔上跑下。在巴格达和我一块玩过命的共同社河野也在五楼包租了一个大套间作为工作室，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在这里架起了自己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坐镇听电话的是共同社中东首席近藤。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太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约旦伞兵扣留七个半小时，约旦军方弄不懂，记者为什么对死海感兴趣，而按规定死海因与军事沾边不得采访。最后竟惊动了日本大使馆。可肇事的日本记者却洋洋得意：“因为每扣一次，就等于一枚勋章。”
　　我自己的遭遇并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经无法统计相机被扣的详细次数。我早已习惯双手举着相机紧贴在后脑勺上走向端枪的大兵听从处理。不过，就在大兵收走我的相机时，我也还是忍不住来点小动作。
　　为了自我保护，惟恐天下不乱的各国记者高招纷呈。日本NTV电视台的记者买了阿拉伯人的包头“哈代”装扮起来，希望为此博得好感，方便采访，但仍寸步难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来揉去，险似风雨中一叶小舟。
　　美国记者斯蒂芬·拉赫曼胸佩两枚加拿大枫叶徽章，站在约伊边界难民营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大讲反对战争。在他的前衣襟上还别了一枚大铝牌，上写“No　BloodFor　Oil（不要为石油流血）！”这位自称1989年在西单路口认识我的美国佬，指着我胸口上的五星红旗，让我当众证明他是加拿大人。
　　台湾有三十多个记者住在约旦洲际饭店，可彼此封锁消息，竞争自然激烈。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国驻约旦使馆呈报名单，恳请予以照顾。章大使在接见台湾记者时还几次让我作陪，让我神气不少。时报报系、联合报系、自立报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时报报系的摄影记者林少岩是刚从亚运会上撤出来的，一见我连称“世界真小”。时报的张升日前又爆冷门，居然得到一张前往巴格达的签证，引得西方记者又羡慕、又嫉妒。
　　瑞典电视台摄影师在自己前胸后背挂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写：“血比油贵。瑞典电视。”
　　财大气粗的路透社在约旦洲际饭店通过闭路电视向所有房间播放它的英文快讯，一帮胆小的白人记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两眼发酸。这里还可以看到以色列电视台连续24小时的节目，引得一些记者跟着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习。老牌的军事记者则权威地指着屏幕上出现的场面：这是F—14公猫战斗机，那是M—1布拉姆斯坦克。
　　一些嗅觉灵敏的记者正暗中准备去以色列，英国战地记者钱德勒就是一个。他连声解释说是因为英国关闭了驻伊拉克大使馆他才没能进巴格达的，并一再追问我在巴格达是否弄到什么绝的。几位台湾记者也在暗中筹划去塞浦路斯，据说那里很容易得到以色列签证，而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旦护照上印有以色列的痕迹，整本护照就告作废。我的好朋友近藤也将于日内去特拉维夫，安曼的工作由一个新手接替。近藤认为一个好记者必须有天才、学校教育和丰富经验。他由于多年战乱经验而扮演共同社中东“救火队员”的角色。
　　连续三天的阴雨给安曼带来一丝喜悦，因为陆传化学武器最怕大雨滂沦。但军事专家劝告大家不要盲目乐观，地中海的西风会把以色列上空的空气原封不动地吹到约旦，现代战争中没有幸存者，吓得约旦人举家外迁，以避战祸。各国记者则作壁上观，注视中东风云。
8．“打起来了！”
　　我下令把“一切能飞的东西”都动员起来。
　　——尼克松
　　1991年1月17日。约旦首都安曼。
　　2点10分（中东时间），我被新华社约旦分社的小陈叫醒：“打起来了！”新华社安曼首席记者老符跑上四楼看电传。我们则用胶条将传真室和小陈、老符及我的卧室封起来。老符发给我一支Eveready牌手电，红色的。
　　2点30分，我给洲际饭店的河野打电话，打不通。BBC报道说，海湾战争的第一枪是由美国战列舰打响的。现代战争没有前线、也没有后方。在1月17日凌晨多国部队的飞机发起攻击之前，“密苏里”号战列舰和“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向伊、科境内的目标发射了上百枚“战斧”式巡航导弹。据美军宣称，命中率达90％以上。
　　“密苏里”号战列舰是艘历史名舰，以杜鲁门总统的老家密苏里州命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就是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当时美国五星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将军代表盟国在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按美国人的说法，他共用了五支钢笔才签完他的大名。他首先用第一支笔写了“道格”，将笔送给了母校西点。又用第二支笔签上“拉斯”，将笔送给了国会图书馆，之后又用两支笔签上麦克阿瑟，将两支笔分送给当年丢失新加坡的英国白西华特将军和丢失菲律宾的美军中将温莱特。最后，他用一支小红笔签上他的军衔，这支小笔送给了麦克阿瑟夫人，该舰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海军惟一未被封存的战列舰，改装后曾在海湾为科威特油轮护航。今天，这名“老将”又立下新的战功。
　　4点，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这不是越南，我决不会束缚将军们的手脚，直打到独裁者垮台，打到科威特解放，合法政权建立。
　　4点30分，小陈给他的约通社朋友打电话，得知约伊边境的伊导弹基地被击中，伊拉克只有一枚导弹发射到沙特。
　　开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各型飞机，发射“Tomahawk”（战斧）巡航导弹等实施大规模袭击，重点是攻击对美军和多国部队造成严重威胁的伊拉克战略性目标：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指挥中心、通信枢纽、导弹基地、核生化设施、空军机场、交通枢纽等。
　　多国部队的空军作战飞机主要由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和土耳其起飞从伊拉克南部和北部进入，海军作战飞机由波斯湾的三艘航母和红海的三艘航母上起飞从伊东南部和西南部进入，B—52战略轰炸机由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和沙特的吉达机场起飞从伊南部进入，“战斧”巡航导弹由波斯湾的战列舰、其他水面舰只、红海及地中海的潜艇发射，从伊东部和西部进入。
　　5点5O分，接新华社总社总编室来电，通报表扬我。
　　6点，房东老太太来电话问到底出了什么事：“谁打谁了？”
　　7点30分，到使馆吃饭，街上静俏悄，不见异常。
　　9点，与小陈往叙利亚使馆办事。街头出现戴钢盔的士兵，警戒重要部门和使馆。我在车上用80～200加倍f4，1。”1000“扫射”。车走到半路抛锚了，请约旦人帮忙。问我们会阿语吗？我们答“shiway　shiway（一点点）”。问我布什坏不坏，我揣摩着他的心思，头由右上向左下，似摆似点。他挺高兴：“撤狄克（朋友）。”修车的小伙叫哈利德，我刚拿起相机，就冲过来一个人朝我们怒骂，小陈劝我快收起相机。
　　14点，总社摄影部来电，要求拍机场，可无交通工具。传了一张四个大兵的10寸传真。
　　晚上，无钱无权的我开始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与日本鬼子联手出击。北大师兄河野建议千万带上一面中国国旗。我与河野约定，明早7：3O去洲际饭店拉上大河源利男、近藤一起去边境。
　　夜里，河野来电，不去了。因为伊拉克袭击了以色列。共同社的近藤准备沿十字军阿伦比将军开辟的阿伦比小道偷越国境去以色列。我将自己想与近藤合伙的想法报告了中东总分社的上司。结果又被训斥一顿。
　　老符让打行李，拆机器，凌晨搬到使馆。整个约旦仿佛已被化学武器击中了似的，印度驻约旦大使跑到中国使馆问章大使要塑料薄膜。家家户户都在用塑料布构筑防毒室。
9．安曼祈祷和平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化剑为犁。”
　　——《圣经·旧约》
　　1月18日，周五。
　　今天是伊斯兰教“主麻”日（作者注：阿拉伯文alDjumah的音译，意为“聚会”。伊斯兰教定星期五为聚礼日，通称“主麻”。这一天正午后教徒举行的集体礼拜称主麻礼拜。穆斯林习惯称一周为一个主麻），在安曼最大的清真寺——阿卜杜勒·侯赛因清真寺，数千名穆斯林在此聚礼，祈祷和平。下午一点整，这座以侯赛因国王祖父命名的清真寺里座无虚席，前来参加聚礼的人一直排到清真寺外的广场上。穆斯林们人手一席，富有的用毛毯，贫穷的以一张硬纸垫在身下，几个小孩专门给赤手空拳者送旧牛皮纸。数千名穆斯林或坐或跪，口中念念有词，雄伟壮观。几位正在值勤的警官也暂停自己的公务，虔诚地匍匐在地，引得几十名外国记者争相拍照。日本NTV电视摄制组也穿着阿拉伯民族服装，头缠花头巾，在祈祷的人海中穿行。
　　与此同时，在美国使馆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退休教授艾伦·罗塞尔博士正在静坐绝食，抗议布什政府动用武力解决海湾危机。她高举一块用英阿两种文字写满上帝和耶稣教诲的纸牌，朝过往行人大喊：“上帝让我们人人相爱。”在艾伦身旁是一位不肯透露自己姓名的约旦人，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这位中年男子手捧《古兰经》，带着妻子和四个孩子来此静坐。他对我称赞“中国是热爱和平的”。青年们则被突然爆发的战争弄得不知所措。出租车司机穆罕默德说到激动处竟双手离开方向盘，任凭汽车像脱缰野马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他双手模仿端枪姿势，口中“哒哒哒”地大喊“我真该去打仗”。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痛苦地说：“我们不是不要和平，他们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中国知道。”
　　我也真该去前线！作为一名战地记者，邻国硝烟滚滚、战火纷飞，我却安然坐等在这块“中东的瑞士”，在街上逛着，在屋里窝着。
　　我想起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康熙帝在畅春园射箭，忽有大臣来报，广西反了吴三桂，福建反了郑经（郑成功之子）。康熙帝仅说了声“朕知道了”，就继续射箭。
　　事后有人问康熙为什么不立即调兵平叛，康熙从容答道：“福建广西距京师数千里，奏章往来传递需半个月之久，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朕远离前线降旨指挥未必得当。他们不执行御旨是抗旨不遵，盲目执行御旨则非打败仗不可。我既已委派他们为督抚镇守地方，高官厚禄的封疆大吏理应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久，两处叛乱果然平定。可我觉得现在的“封疆大吏”未必有康熙时代官员的觉悟。我想，我必须越级告诉北京我所处的态势，使北京同意我开赴一线。于是，我忍无可忍提起了笔：总社摄影部值班室：
　　在安曼待命的指令已收到，作为士兵我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这项命令，像一周前服从由巴格达撒出的决定一样，我再向你们申诉一下。因为，从工作考虑，安曼可上镜头的东西已经没有，将战地摄影记者放在一个中立国等待转机，有点浪费时间。在这里已很难碰到从巴格达撤下来的摄影记者，他们已分数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安曼太安金、太平静了。
　　1．安曼已不是重返巴格达的跳板。伊拉克已关闭了约伊边界，并停止办理签证。我已去过伊拉克驻约旦使馆和伊约边境地区。
　　2．巴格达水、电、交通瘫痪，无法摄影、采访、发稿。CNN有卫星发稿，而我什么也没有。
　　3．除非以色列假道伐虢，一般在约旦拍不到战争场面，这里太安全了。理由有三：1）伊拉克不愿失去西部安静的边界，为把陆军装甲单位集中在北纬31°线防范美军登陆，伊希望西部无战事；2）以色列不必自己冒激怒阿拉伯国家之险，从国家利益考虑，不会主动进攻约旦河东岸；3）约旦既要维护自己利益，保住哈希姆王朝，又要以“前线国家”自诩，满足经济上的好处。因此，约旦很可能成为中东的瑞士。因此不适合战地摄影。
　　4．以色列参战与否完全视其国家利益而定。除非遭到伊拉克化学、生物武器袭击，伤亡重大，否则一般不会因一两颗“飞毛腿”而反击。而伊如要动用生化武器应在盟国陆军深入伊境内，伊濒临崩溃时。而盟国在炮火准备未达一个月之前，不会贸然登陆。所以安曼无战事。
　　5．如以色列进攻伊无外乎两种手法：1）空军轰炸。这点不可能，因为以的空军不可能比盟国空军优秀，一向以出奇制胜闻名的以空军现在已不可能取得1982年“巴比伦行动”轰炸伊核反应堆的奇袭效果；2）坦克奔袭。这点现在也不可能，白于补给线太长，以色列无力保障2000公里的油料供应。按每小时推进40公里的速度，也无法造成突袭效果。故作为战地记者，在安曼意义不大。
　　我现在处境就像1944年12月巴斯托尼的巴顿。山本五十六反对向美开战，可既然天皇让打，他就拼了命打好。我会服从在安曼待命的决定，就像一周前我被撤出巴格这一样。
10．鲁威谢德难民营
　　驼背到了坟墓里背自然会直的。
　　——俄国谚语
　　海湾战争爆发后，大批战争难民逃离伊拉克，混乱之际大多未办理合法的护照、签证手续，因而在伊拉克、约旦边境受阻。茫茫大沙漠中，成千上万的各国难民在伊拉克、约旦边境一带风餐露宿，饥寒、瘟疫开始流行……联合国难民救济组织迅速在边境上遣送、救助战争难民，在伊、约边境修建起三座战时难民营，因为靠近边境驿站鲁威谢德，故命名“鲁威谢德难民营”。
　　1月17日战争爆发时，新华社摄影部即电告我设法采访位于伊拉克、约旦边界附近的难民营，可直到1月18日晚上，我才获准采访。这封用英阿两种文字签署的文件注明：“兹有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一人获特许前往Ruweished（鲁威谢德）难民营（沿途一切军事地点除外）。此证仅供一天使用，必须于当日下午2时前离开鲁威谢德边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临的是交通问题，难民营离我所在的安曼有296公里，分社的两位文字记者因工作需要必须日夜照看几台电传机，收发文字消息，无法送我去。尽管分社有两辆奔驰轿车。可都跑了有10万公里、车况不好，而且我的国内驾驶证还没有换成约旦执照，无法一人跑长途。可我决不想坐失首批进入难民营的良机。此时，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达工作的共同社记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兴致还大，他立即出钱包了一辆出租车，并在电话中告诉我，明早6：00整到我住宿的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来接我，我只负责准备食品。
　　1月19日凌晨4点，我悄悄地起床，发动了白“奔驰”，先赶回分社传照片，可使馆的两条德国黑背（狼狗）一阵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凌晨6点，河野的出租车准时来到中国驻约旦使馆门前。我们立即出发。车内除约旦司机、河野和我外，还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约旦司机声明，沿途严禁照相，必须把相机放进包里。
　　汽车驶出安曼，以120公里的时速向正东飞驰，迎面而来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红通红，公路像一条连结我们和太阳的金色飘带。河野诗兴大发，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条金光大道！”大河源激动得端起佳能相机就要拍太阳，吓得司机连忙制止，弄得我们的满腔柔情全没了！
　　因为担心多国部队轰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时有载重40吨的巨型油罐车迎面驶来。河野问是不是从伊拉克来的，约旦司机坚决否认。这些“奔驰”、“沃尔沃”和“曼”牌载重车轮胎边缘压得凸起，钢板弹簧紧绷，显然是重车。
　　在安曼以东80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庞大的无线电阵地，天线塔密如蛛网。远处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车载移动式雷达，雷达天线飞速旋转，附近是一群群草绿色的拱形掩体，估计是防空导弹发射器。沿途关卡林立，不断查验我们的证件，并在记事本上记下我们的姓名、国籍、服务单位、通过时间等。我不断地用仅会的几句阿拉伯语与他们打招呼：“萨拉玛雷空，西尼夏贝，萨哈菲，孰克兰”（人民中国记者，你好，谢谢），他们一听说中国，总是连声说：“西尼，沙狄克”（中国，朋友）。这些值勤的士兵头戴美式盂形钢盔，钢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意大利造的M式步枪，腰系帆布武装带，腰右侧挂子弹袋，穿黑色高靴皮靴，两腿叉开，呈警戒姿势。公路上，涂迷彩的兰德罗孚军用吉普不时飞驰而过。公路两侧有蓝灰色的轻型轮式装甲车，车身下半截埋在黄土掩体里。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在阿兹拉克附近，我们迎头碰上从伊拉克方向开来的三辆外交车，上前一问才知道是刚从巴格达撤出来的埃及外交官。这位开白色奔驰—280的外交官说：“巴格达情况糟极了，各国使馆间不能彼此联系，我们只能听广播，看电视。据我所知除苏联使馆外，各国在巴格达的使馆全都撤空了。”当我们问到边境地区难民状况时，这位外交官摇着头说：“不能说。”河野追问：“为什么不能说？”外交官回答：“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我忍不住钻进汽车拿出相机拍下这些场景。共同社大河源也拿出他的佳能T—90一阵猛拍，继而按下决速回片装置，将照完的胶卷退出，就在这时，一名端M—16步枪的士兵大踏步走来，一把夺走我的尼康相机，同时没收了我们约旦司机的驾驶证。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复用阿文说：“中国，人民中国！”这家伙才稍有松动，但坚定地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拍照！”说罢强行打开照相机后盖，没收了我的胶卷。出租车司机已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半蹲在地。多亏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颜悦色地向士兵讲好话，士兵扭头走回50米外的哨位，河野坚定不移地紧跟着他，我拎着被曝了光的相机，遥望河野指手画脚地恳求那个士兵。约摸过了10分钟，河野终于要回了出租车司机的执照，可出租车司机蹲在沙地上再也不肯往前开了！在河野再三央求下，直到逼着我把相机装入器材包，拉紧了拉链，才嘟嘟嚷嚷地发动了车子。我暗自赞叹河野的三寸不烂之舌，更佩服大河源快速装胶卷的功夫。
　　在鲁威谢德边防检查站，我们先到军方办理了手续，之后又到边防站警方办理手续。这里十几辆伊拉克汽车正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进入约旦，车顶上捆绑着各种行李。一辆大雪佛莱的右后轮胎扎了，几个人正在修轮胎。一位自己驱车由伊拉克进入约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着她的老式别克休息，她告诉我们：她和她的父母是昨天下午离开巴格达的，“巴格达到处是飞机，枪声和导弹。我的朋友亲眼看见美国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被抓”。这位少女咬着美丽的嘴唇说：“可我一点儿也不怕。美国人发动的是一场对整个阿拉伯的战争。”共同社大河源准备用佳能相机偷拍，立即被一名穿灰制服的安全警察制止。我们拿出军警签发的允许拍照的文件给他看，他说：“只许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内，难民营再向前开30公里。”眼巴巴看着列队的汽车长龙擦肩而过，我和大河源相视苦笑，默默无言。
　　在鲁威谢德难民营入口处，边防警察查验我们的证件后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上缺少一位长官的签名和军衔，为此我们必须返回30公里外的指挥部补签。我们只好顺原路返回。
　　鲁威谢德难民营位于伊约边境的中立区，沿公路共有三座大型临时营地，每个营地有面积近100平米的帐篷二三十顶，上百名埃及难民在列队办理登记手续。几名苏丹人正围着临时架设的自来水龙头洗脚。在一座草绿色帐篷门口，四个苏丹儿童在吃一种白面做的薄饼。妇女们用黑纱裹得紧紧的，不许记者靠近她们的帐篷。
　　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一辆兰德罗孚警车前，问一位警官我可以拍什么。他用缓慢的英语说：“营地中的难民。但不许把警察拍进去！”我告诉他那些难民拒绝拍照，“如果他们攻击我怎么办”？警官面无表情地说：“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抓紧时间小心翼翼地拍照，竭力避免拍进警察或激怒神经质的难民。我尽量朝每一个人微笑，迅速判断这个对象是否会允许我按下快门。我耳旁回荡着大河源佳能T—90快速过卷和回片的马达声，紧张而有秩序。河野此时已远离我们去采访营地的国际红十字会官员。
　　一刻钟后，河野跑过来喊我和大河源，已经到返回的时间了。我对准肩扛行李步入营地的埃及难民，按完最后几张，才恋恋不舍地钻进汽车。窗外，一队天蓝色挂有联合国标志的卡车正驶入营地。可我不敢再冒胶卷曝光的危险了。我摸出带来的大橙子，用瑞士军刀切开，递给河野、大河源和约旦司机。“好吃，真好吃！”河野连声赞叹。这里离安曼三百多公里的路，河野伸了伸懒腰说：“还要开几个钟头呢，咱们睡会儿吧！”梦中，我梦见我向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哭诉士兵抢走了我的尼康F—4。
11．贝卡难民营
　　狠心的人把烟末子撒在猕猴眼睛里。平白无故……
　　——索尔仁尼琴
　　阴雨已持续了四天，到今早（25日），已变成纷纷扬扬的小雪。约旦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终于来临，气温是-1°C。此间大股的外国记者已分几路进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记者呆在洲际饭店中作牛蛙状冬眠。只有个别不安分的记者不顾风雪，策划着新的冒险。
　　美国CBS的麦克·克持是我在巴格达的老朋友，他约好我今早去街上转转。在洲际饭店门口，精神抖擞的麦克身背索尼录音机，穿一件黑色羽绒夹克，在他身旁缩头缩脑地站着一个小巧玲珑的亚洲女孩，麦克介绍说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丽，是印尼《坦波》的文字记者。麦克早已雇好了出租车，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司机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我们四个不同种族的人，组成了一支小联合国军。
　　我们先到伊拉克驻安曼使馆，使馆大门口站着三个安全警察。一辆深灰色轮式轻装甲车堵在使馆正门，车上的重机枪上包着绿色防雨套，操纵机枪的士兵缩在雨衣里抽烟。我们敲开伊拉克使馆的小铁窗，声称要去巴格达。小窗内有三个伊拉克人，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小窗中递出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满了楷书英文字：“亲爱的旅客，由于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和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侵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暂停办理签证。我们欢迎您在不久的将来到伊拉克游览。”任凭麦克和尤丽怎么说，里面的人就是不吭声。
　　出租车司机穆罕默德自告奋勇地要带我们去约旦河东岸的贝卡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说保证绝对没问题，他的家就在那里。
　　由安曼驱车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车玻璃蒙上一层厚厚的哈气，司机穆罕默德从汽车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纸，让尤丽帮他不停地擦前挡风玻璃上的蒸气。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已进入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摇下汽车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说：“你尽管照相，警察来了也不用怕，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这时，他突然踩住刹车，招手喊一个衣衫槛楼的中年汉子过来，扔给那汉子一枚硬币。司机穆罕默德告诉我们说，这汉子是个疯子，“想回家都想疯了”！
　　司机穆罕默德几乎认识这里所有的人，路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竟是他的亲家。他把我们带到一座围有铁栏杆的清真寺门口，就一头扎进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祷告了。我和麦克、尤丽也分头行动：我要的是照片，麦克要的是录音，尤丽自称有个什么专访。
　　1967年的“六五”战争（也称“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一举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不友好国家”的空军，以色列装甲兵向西一直跨过苏伊士运河，向北楔入叙利亚，向东攻至约旦境内。大批阿拉伯难民流离失所，流向中东各国。其中十余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约旦河东岸约旦境内，联合国为此修建了贝卡难民营。
　　这里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已勒斯坦人。当地居民每家一般有两三间小平顶屋，屋顶堆放着木柴，拉满晾晒衣服的细铁丝，屋内用小煤油炉取暖，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妇女不许外人照相。联合国还为难民营修建了简单的医院和学校。
　　凯米尔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他一家共有三间平顶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正在装修，我和麦克脱掉沾满黄泥的球鞋，被引进他家的客厅兼卧室席地而坐。凯米尔年轻美丽的妻子在屋内正中的煤油炉上为我们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夹着只有中国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麦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丝丝的，带点薄荷味。我双手紧捧滚烫的咖啡杯，生怕洒到崭新的羊毛地毯上。凯米尔说，地毯是沙特制造的。沿屋内四壁墙根是叠放整齐的毛毯，供晚上睡觉用。房屋正东墙壁上接着一张巨幅画像，上面萨达姆怀抱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画像右下角贴了一张5寸彩色照片，是凯米尔的漂亮妻子。三个蹣跚学步的小孩缩在凯米尔妻子的身后看电视，20寸的索尼彩电正播放美国轰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轮。石油散布到海面上和海鸟死亡的镜头。凯米尔说他用了2000约旦第纳尔（大约2500美元）买了这座房子，这还得感谢约旦当局，而科威特则拒绝了他买房子的请求。
　　凯米尔两手平伸：“萨达姆并没有给我一分钱，我也并不特别喜欢他，问题是他想着我们巴勒斯坦人。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说到这里，他朝妻子一努嘴，温顺的小妻子立即跳起来，爬到柜顶上取过一个小布包。凯米尔拿出一个暗绿色的小本，说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证。他说他感谢联合国在贝卡难民营开办了学校，尽管水平仅仅“OK”，谈不上好，但毕竟是免费的。说到这里，他朝我鞠了一个躬：“中国也出钱为我们建了一所学校。”说着他叫过四岁的女儿里奇·哈丹给我们表演用英文数数，小哈丹可以数到“10”。凯米尔说，她的英文全是跟着电视学的。
　　此时，街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拥上街头开始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和平、支持萨达姆和打倒布什的口号，队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撤冷清真寺的大画像。凯米尔说这里有“15万巴勒斯坦难民”！这种规模的游行是经常性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围着贝卡难民营缓慢行进。
12．告别约旦
　　单独旅行的人走得最快。
　　——吉卜林
　　1991年1月28日夜，蛰伏约旦的我，终于盼来摄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领导和总编室批准了我进以色列的申请。原来这天晚上新华社例行的编务会，总编南振中展示了我要求去以色列的文传申请。副总编王文卿说：“唐老鸭的干草都有露珠。”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趁机列数我的忠勇。正巧新华社副社长兼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此时走进来，问“谁要去以色列？”众人说：“唐老鸭！”曾建徽当即指示：“唐老鸭！应该去！”1989年6月3日，曾建徽曾带我和几位军队记者采访过六部口被围的汽车。当时我几进几出完成拍摄任务，给老人家留下极深印象。摄影部副主任林川通过国际长途电话朝我大喊：“鸭子，力争当第一个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你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应该懂我们的立场。我只要你快！给我拍‘飞毛腿’、‘爱国者’导弹，还有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约旦分社用电话帮我预定了2月1日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约旦与以色列是敌对国家，没有任何交往，连电话都不通。约旦河谷阿拉伯人与以军的流血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由约旦首都安曼开车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两个多小时，可两军对峙，我只好绕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东部，扼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为地中海第三大岛，主要由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组成。
　　中午，约旦分社小陈陪我去取机票。一看，战争保险金竟比机票本身还贵。机场的售票小姐说：“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可能。”交款时，我突然发现当天下午竟有一班飞往塞浦路斯拉纳卡的飞机，这意味着可以争得三天时间。我请求换乘这班飞机。小陈用电话请示了分社首席记者后，帮我改了机票。小陈说，别人是看好了落脚点再起跳，你这只鸭子是跳到空中再找立脚点。这趟航班要求3点以前到达机场。
　　我回到分社，老符开上奔驰就往机场赶，此时己差10分3点了。老符把车开到时速150公里，结果被警察截住，罚了20美元。赶到机场才知道，飞机推迟起飞。
　　约旦安曼阿丽亚国际机场外，坐满了难民。一群一周前在鲁威谢德难民营认识的苏丹难民一见我就齐声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国，记者）！”我忍不住端起莱卡按了两张。正想变换角度，走过来一个身着深灰制服的警察、一个戴红色贝蕾帽的士兵和一个戴黑色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气他说了句：“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话，他却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机。任我百般解释，毫无效果。面对他那双酷似强奸未遂者的肉眼和四周无所事事跟着瞎起哄的难民，我气得脸色发白双手发抖，不再解释，只想尽快结束。我在约旦碰到此类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长记性，恨自己舍不得扳几张就把胶卷退出来。现在只能为这个胶卷流泪，恍惚记得这卷有偷拍的伊拉克驻约旦使馆、约旦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刚才的难民。
　　离起飞还有五个小时，我躺在椅子上百无聊赖，旁边是几个菲律宾小保姆，一个自称是叙利亚人现在美国当雇佣兵的家伙用谁也听不懂的英语唠叨个不停，非缠着我让我解释菲律宾人、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我不耐烦地挥挥手：“中国人长得最高，像我这种一米八几的在中国算是矮的，其他几国一个比一个矮，罗圈腿。”
　　我情绪坏到极点，找了辆行李车推着自己的五件行李往里走。一个鸡胸驼背、獐头鼠目、就像刚丢了驴的阿凡提似的约旦人抢着帮我推车，任我怎么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开，傻呆呆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直到我朝他大吼一声：“没有美元！”才悻悻离去，果然他不想学雷锋。
　　三道安检过后，我的防毒面具、钢盔、防弹背心等弄得满地都是。英国wTN电视编辑古斯塔斯走过来帮我收拾行李。作为回报，我给他讲了一下巴格达的战前形势。
　　耗到晚上9点，本应下午5点起飞的航班才开始滑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着陆。可直到这时，我还没有塞浦路斯入境签证。塞浦路斯是个欧化国家，由于我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护照而无需随大队旅客排队。我先到移民局申请入境签证。我的钢盔和防毒面具镇住了海关，我对移民局讲，我是从巴格达过来的，准备绕道这里去以色列，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签证，请高抬贵手，帮我入境。移民官员连说问题不大，但先得给他们讲讲伊拉克、约旦那边的形势。一刻钟后，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国土。
13．另纸签证
　　我时常跨到敌对阵营去，不是当逃兵，而是做侦察员。
　　——赫胥黎
　　以色列驻塞浦路斯使馆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为防备恐怖分子，胡同两头已被铁丝网路障封死。我们的奔驰轿车奉命停到两条街口以外的停车场。把守路口的两位肩扛AK—M式冲锋枪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细盘查后，放我和新华社驻塞浦路斯首席记者陈德昌穿过路障。
　　踏着积水的石子儿路，呼吸着清新的地中海空气，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陈就给以色列使馆二秘梅隆先生打了电话，将我姓名的英文拼写和护照号码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层小楼就是以色列驻塞使馆，一面蓝白相间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飘舞。四五个塞浦路斯武装警察平端着冲锋枪往来巡逻。使馆铁门紧闭，我们通过装在门上的对讲机与楼内的保安人员对话三分钟后，铁门才“咔嚓”一声自动打开。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道自控门，经过同样程序后，进入使馆会客厅。
　　会客厅不大，正面和左侧墙壁上各开了一个半平方米大小装有数层防弹玻璃的窗口，我们隔着10厘米厚的玻璃，通过对讲机与里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语对话。我奉命将填好的表格和护照，通过防弹窗下侧的特殊暗道递到里面。
　　坐等回话的时候，我开始打量这间罐头盒般的小屋，屋内的陈设简单到不能再简单，除了书架上的旅游介绍和宣传品外，什么也没有。门旁整齐堆放着十几支蓝色包装的灭火器。右侧墙上有一个小佛龛样的东西，上盖一块丝绒帘，绘有六角形的“大卫星”。撩起帘子，是个小柜子，我没敢打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
　　对讲机里一个男低音命令我进去，我以为这下子可以见到梅隆了，不料从自控门进去又是一间小隔离室。一名安检人员用对讲机隔着同会客厅一模一样的防弹玻璃开始盘问，声称“为了你本人和我们大家的安全”，从我的职业、毕业的学校、访问过什么国家、发表的作品、宗教信仰、使用的器材、在伊拉克干了什么一直问到我有什么慢性病。最后问我，为什么头一次到中东地区，护照上就填满了塞浦路斯、土耳其、约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几乎所有中东国家的签证。我直视着大秃顶的眼睛，缓慢地说：“我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个古老的学派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创始人叫墨子，主张‘非攻’。其历史可能比犹太教还长。基于和平观点，我走遍中东各国拍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唤醒人们热爱和平的本能。为此，我计划走遍所有有战火的角落，所以这本护照已经快签满了。”秃顶犹太似乎很感动，也许是被中国历史的悠久慑服。他用对讲机招呼被隔在会客厅的老陈进来，打开最后一道自控门，让老陈和我通过，辗转上了二楼。
　　二秘梅隆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举止文雅，说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语。他请我们坐下，表示欢迎中国记者去，并答应尽快帮我办签证。我翻开护照印有巴格达签证的那页指给他看，上面有一段紫色的英文：“该证件一旦印有以色列印记全部作废。”梅隆只膘了一眼，说：“我知道。阿拉伯国家全不喜欢我们，我给你做‘另纸签证’，保你不留丝毫痕迹。”
　　梅隆说，由于战争，飞往以色列所有的航班全中止了。目前，只有一家私人小飞机后天（2月1日）中午飞以色列，可有一定冒险性。为保险，可以乘船去海法。老陈问我意见，我说：“越快越好。”
14．从拉纳卡到本一古里安
　　速度可以弥补任何弱点。
　　——摩西·达扬
　　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是我北大老学长，经参处二秘小陆是我北大师兄，他开着使馆的奔驰—260一直把我送到拉纳卡机场。新华社分社的老陈夫妇像嘱咐三岁的孩子，关照个没完没了。
　　我早就读到过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一段话：“速度可以弥补任何弱点。”这与我的“闪击”哲学不谋而合。在候机厅问询处旁的长沙发上，我们终于找到那家搞私人飞行的Sunnit公司的代表。这位西装革履的瘦高男子建议我们先去咖啡厅坐坐，一会儿他会找到我的。
　　20分钟后，瘦高男子鬼鬼祟祟地进了咖啡厅，像接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示意我跟他去。在候机厅厕所旁，已聚集起十来个旅客，两位便装的犹太男女逐一检查旅客们的行李。一位戴眼镜的秃顶犹太男子正用一箱仪器探试旅客们的行李。一位大胡子阿拉伯旅客的箱子的夹层被撕开，东西散落一地。一位要到特拉维夫当保姆的波兰女人正被女警察盘问。
　　轮到我，那位秃顶戴眼镜的犹太人并不动手检查我的行李，只是说他是警官，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必须配合他一下。他先问我从哪里来，在巴格达干什么，在约旦去了哪里，住在尼科西亚什么地方。这些行李是不是全是我自己的，有没有什么陌生人碰过我的行李，是否有人送我电子玩具和巧克力。当他听说我是乘中国大使馆的车到机场的并从未与任何陌生人接触之后，表示没有问题，感谢我的合作。我端起莱卡想要拍一张安检的场面，这位秃顶犹太人立即制止了我，让我为他和大家的安全考虑一下。
　　一刻钟后，那位漂亮得像《三个侦探》中的波蒂的女便衣走到我面前：“我是警察，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请回答我的问题。”接着，把刚才的提问几乎重复一遍。提问过程中，美丽的大眼睛直逼我，一眨不眨，犹如尼康照相机幽深的微距镜头。回答完问题，我早已出了一头冷汗。女便衣说感谢合作，之后掏出一卷不干胶纸，撕下几片一厘米见方的小黄纸，在上面用记号笔画上个希伯来符号，逐一贴在我的五件行李上。整个安检结束，既未开包也未用探测器。
　　直耗到晚上七点多飞机才起飞，据说这种不定时的改变时间也是为了对付恐怖分子。几十年来，数不清的针对以色列的劫机犯罪令人不寒而栗。飞机是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像二次世界大战时的B—17轰炸机。机内很简陋，算上安检人员、两个驾驶员、旅客和我共有14人。飞机滑跑时震耳欲聋，我就坐在驾驶员背后。越过他的肩膀，可以看到发着绿色荧光的仪表板。地中海上空细雨蒙蒙，小飞机在风雨中上下颠簸，窗外漆黑如墨，只能看到雨滴打在我左侧舷窗上划出的直线和前排驾驶员膝盖旁雷达屏幕上飞转的绿色影像。我感到我像秋雨中的落叶，飘飘摇摇。
　　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左前方45°天际出现一线金光，驾驶员说那是海法。举目望去，以色列笼罩在一团桔黄色的灯光之中，若隐若现，神秘安静。
　　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聚集点。它位于巴勒斯坦西岸中部，大致北起雅尔贡河下游，南到雅法湾，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
　　差一刻九点，我们的破飞机吼叫着在本—古里安机场大雨淋过的跑道上着陆。当飞机起落架平稳地接触地面，机上旅客齐声鼓掌。大胡子的驾驶员扭过头问我：“飞得怎么样？”我问：“你是问驾驶技术还是问飞机？”“两者。”“飞绝了！”我竖起大拇指，“可美国飞机造的也不错。”没想到，这家伙竟大为不满：“嘿！这飞机可是我们自己造的，型号叫‘阿尔法’。”
　　偌大的机场内静悄悄空无一人，刚才的旅客眨眼间如水银泻地不见踪迹。循着英、阿、希伯来文路标，我扛着被雨水弄得湿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楼敲开移民局办公室的大门。一位着土黄军裤瘦得像眼镜蛇似的中年汉子开门发给我一个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药粉，挥动着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飞毛腿，中毒后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将药粉涂到被糜烂型化学武器弄伤的皮肤上。
　　机场问询处的小姐听说来了个中国人，一声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帮人围着我看新鲜，刨根问底地研究中国人与日本人、朝鲜人的区别。我只得把先前的理论重又兜售一遍：凡是像我这样一米八几的大汉一般都是中国人，其他各国一个比一个矮。
　　深夜，在我落脚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我湿淋淋地赶到以色列新闻部办公室。一位官员正在锁门：“你是苏联人？”他指了指我摄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红旗。“不，中国，北京。”他“哦”了一声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对不起，我从未见过北京来的中国人。我马上就给你办采访证。你打算呆多久，10天？我先给你开15天，如果不够，我再给你延期。”
　　是夜（2月1日），特拉维夫没有遭到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仅有一架小型私人飞机载着14人在特拉维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湾战争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飞行。
15．生活在面具后面的以色列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犹太谚语
　　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古称迦南（Canaan）。迦南是《圣经》上的国家，在《圣经》中它是一块辽阔无垠的土地，所有读过《圣经》的人都不自觉地接受这一观点。而现实中的迦南即巴勒斯坦地区并不比海南岛大。它的最北端是黎巴嫩冰雪覆盖的赫门雪山（Herman）脚下的旦城（Dan），南端以“南地”内格夫（Nevgv）为限，西为地中海，东是约旦河谷地。现在以色列国都的特拉维夫坐落在这块土地西沿中段的地中海滨。
　　2月2日早晨，特拉维夫阳光明媚，西临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气候温湿。也许由于是周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怎么也找不着饭吃，我住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的法国大菜贵且不说，我连菜单都看不懂。指挥我的摄影部让我饿了上街找小饭铺，渴了喝卫生间里的水。摄影部副主任林川说，欧洲自来水符合卫生标准，要我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看着往来脑满肠肥、西装领带、眼镜背头的大胖子矜持庄重地迈动锃亮的皮鞋，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
　　位于市中心的华人餐馆Tenli　chow的主人因为怕轰炸不知去向。一位名叫Hayarkon的出生于巴格达的犹太人自告奋勇地推荐我去他朋友开的小馆子Avazin吃“希希立克”（一种烤鸡块），好歹填饱了肚子。
　　街头，行人很少。特拉维夫的王府井——阿兰布大街也没有什么人。到处是“请随身携带防毒面具”的提示。在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围着一处前一天被“飞毛腿”导弹炸毁的民宅发呆。出租车司机说：“到目前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伤。”废墟上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卫星旗”，旁边竖立起一块高4米、长10余米的蓝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书写着该区区长的一句话：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拉马特冈在公民们的支持下坚强挺立”）。废墟旁，一台推土机正在平整土地，计划重建一座新屋。
　　豪华的希尔顿饭店的第六层修建了防毒室。住在这里的宾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袭警报，应立即进入六楼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闻周刊》摄影记者村田信一由于忘带防毒面具而不许回希尔顿饭店。
　　犹太出租车司机Haime的车里也放了防毒面具。望着明亮的蓝天，他自言自语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当晚，我和加拿大记者乔正漫步德里希沙龙大街，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鬼哭似的警报声在四周呜咽，犹如魔鬼耶利哥的喇叭。抬头仰望，只有高楼丛中一线青天，家住该街99—6—9号的小伙子嘉迪连拉带拽地把我俩弄上他家的二楼。这是一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门窗缝上贴满了塑料密封胶条。小伙子最后一个进屋，手忙脚乱地用胶带纸封死身后的大木门。接着他命令我们戴上防毒面具，见我没有，就大声训斥：“如果让警察碰上，非罚你200谢克（合120美元）不可。”小伙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馆的小老板，受过民防训练，是名志愿人员。
　　其实并非我有意以暴力试探以色列法令的稳固性，因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镜不可，而这样整个世界就“月朦胧，鸟朦胧”了。况且单凭一个防毒面具，对萨达姆的两元化学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里清楚，防毒面具只不过是稳定民心的镇静剂而已。
　　与此同时，17层的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正将所有旅客赶入设在六层的防毒室，就像驱赶一群步入传送带待宰的呆猪。然后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胶条封闭进入六层的所有通道。
　　可对干记者这行的，警报声就好比兴奋剂。每逢警报一响，各国记者各执采访器械冲出房间，聚集在希尔顿门外仰望星空，屏气凝神静候“飞毛腿”划破夜空。记者们赛着炫耀各自的军用品，“台视”朱增有左腿绑着一只防雨军包，上面用黑漆喷着：“T3—75式防护面具”，原是准备防备“共军”的，不想竟与海峡这边的我挤在一起拍“飞毛腿”。他自称这种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从巴格达地摊上买来的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也颇使他们羡慕。美国CBS的约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装，好似一个陆战队员，头戴蓝色美军防毒面具，绿毛线软帽，紧裹防雨夹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摄像机，腰缠电池块，憋得他接连在原地做蹲下站起，还向我招手：“唐，来一张，让我妈妈看看我有多威风。”
　　一个名为“Israel—Life　Behind　the　Mask”（《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后》）的影展2月8日中午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开幕，40幅黑白、彩色照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海湾战争以来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几乎每张照片上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邮报》曾刊登过一张漫画：坚守前线的士兵给自己家中头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电话，询问战况如何。这是一场全新的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战争，连特拉维夫海滩上缠绵春宵的情侣也片刻不离防毒面具。
　　据该影展组织者说，他们试图通过图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间被拖入了一场战争，老人、妇女、儿童全成了士兵，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装自己。……这是一个不是战场的前线。”
　　2月8日是伊拉克“六三革命节”，也恰逢犹太教安息日，由于巴格达宣称它拥有比飞毛腿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SS—12地对地导弹（Ss：地对地导弹简称。原文为surface　toSurface），使参加影展开幕式的来宾更加胆战心惊，人人屁股后面挂着一包防毒面具，撅着屁股挤在展厅里发呆。
　　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内和哭墙下，成千上万的犹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祷。人们担心夜里会有“飞毛腿”来访，因为巴格达一定会以此纪念自己的“六三革命节”。
16．“飞毛腿”袭来之际
　　如果你是好样儿的，出了倒霉事就该怪你自己。
　　——海明威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之际，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工作人员都将所有旅客赶到设在第六层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胶条将旅客密封在避弹室里。住在这里的一帮各国记者据理力争，终于有幸享受“豁免权”，他们首推CNN（有线电视）、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帮摄影师，CBS的约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摄影师乔、日本《新闻周刊》的村田信一和我，总是呆在一起，脚边堆放着玉体横陈的防毒面具，就像一堆骷髅头。我从未穿新华社给我的防化服，这倒不是我勇敢。早在撤离巴格达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将全套防化服连同面具送给了房东。路过安曼时，试穿补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险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从未用过。现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对付警用催泪弹，连一次世界大战糜烂皮肤的芥子气也挡不住。钢盔我却从不离身，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乔天富特别关照我，80％的战伤是被弹片击中头部，要想多活就别怕沉。
　　两天前，我站在阳台上首次拍到了迎击“飞毛腿”的爱国者导弹腾空而起的英姿，由于用的1。”4秒，弹道轨迹极短，在10寸传真片上不足两寸，但这也引起了村田和乔的大力称赞，乔为了表彰我的勇敢，还送了我一个名牌摄影包，村田在一旁羡慕地说这种多姆克专业包在东京卖200美元。
　　这里的摄影记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机，如莱卡。主要型号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莱卡M—6。他们都随身挂有外接高压电瓶，清一色地被村田说的那种在东京卖200美元的美国多姆克牌摄影包。这种包可装两台加MD—4尼康F—3，四个中等体积的（如尼康80—200F4）镜头，两只闪光灯，此外还有两个大口袋可供装其他物品，开关简单，具有防水夹层。在国内我只见《中国青年报》贺延光背过这个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当我背着美联图片传真机到一楼新闻中心传照片时，都引来一大堆外国同行围观，这使我很难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装上机器，生怕给中国人丢脸。澳大利亚News　Limited摄影记者Ray　Strange笑称我用的是上个世纪的机器，他问我为什么不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呢？
　　这里的美联、路透、法新、共同、时事、读卖新闻一色地用美联底片传真机AP—Leafax。我在巴格达就曾向共同社摄影记者大河源利男借用过这种机器。其体积只有一台电动打字机大小，在东京卖1．5万美元。可用英文打说明，传一张黑白底片（亦可用彩色底片）只需六分半钟，而我用的图片传真机传一张照片则需10分钟，据东京新闻摄影记者吉冈逸夫讲，尼康公司正在试造一种比美联AP—Leafax更小巧的机器，估计打完仗时会投放市场。
　　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说过：“让一个摄影师拍两种以上胶卷简直不可思议。”英国自由摄影师尼尔·钱德勒说：“只拍彩色负片再好不过。第一，可以专心致志。第二，既可传真，又可给画报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时快冲店四处可见，而D—76显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绝迹。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电话机的地方全有快冲店。”
　　日本摄影记者村田说：“红色中国也应该给你装备这种机器。”不想，这话惹恼了站在一旁的希尔顿饭店保安人员Yossy：“什么红色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一个，懂吗？”
　　言归正传，一连几夜，乔、村田和我都站在阳台上迎着地中海的寒风，仰望夜空，静候“飞毛腿”的光临。由于白天跑新闻，晚上眼睛都睁不开，可在强烈的竞争心理驱使下，谁都不肯认输。村田说最好的办法是我和乔支好相机打开B门，他用烟头给我们画一个“爱国者”撞击“飞毛腿”，我们三个一块领普利策奖。乔则气得大骂萨达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乔终于熬不住丁，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睡觉。可我坚信今夜“飞毛腿”必定光临，因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的结束、犹太教安息日的开始。（作者注，希伯来文shabbath，意为第七。犹太教每周一次的圣日。根据《圣经·创世纪》，上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完工休息，故尊第七日为圣日，名安息日。犹太教规定在该日停止工作，礼拜上帝，名曰守安息，基督教承袭这一说法称礼拜日），正好与巴格达的“六三革命”节联在了一起，为此，我还与村田打了赌，可连响两回警报，却一无所有。
　　大约凌晨2点30分，我第三次被凄厉的警报声吵醒。我将头钻到枕头底下，认为这次还是“狼来了”，电话铃又响起来，听筒中一个男人用英语命令我闭灯、关水，迅速隐蔽。我摸黑爬上阳台，可特拉维夫全城仍是灯光灿烂。我返回房内拉上落地式大窗帘，这样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横飞。我抄起莱卡、戴上钢盔重新返回阳台上，俯瞰沉睡的城市。
　　城市中的灯光一片一片地熄灭，我感到肾上腺素直往上涌，心脏狂跳不止，我正面临我职业记者生涯中最富于挑战的几分钟。我不知道我能否坚持下去，不知道能拍到什么东西，我只是尽量地深呼吸，极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正北方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直冲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几秒钟后，再度出现。继而传来两声沉闷的巨响，楼板跟着一抖，“飞毛腿”真来了！强忍住袭来的恐惧，我哆哩哆哆嗦接下了莱卡相机的Β门。
　　我从防火梯跑下一楼大厅，已经没有丝毫的恐惧，往日经历过的兴奋与刺激再度回归到我的全身。这里空无一人。门口竟没有出租车。两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绝我的搭车请求，绝尘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厅。这时迎面跑出一个法国人，先用法语，后用英语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开上你的车，我知道在哪儿。
　　出饭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队消防车，我们紧随其后，更多的消防车救护车闪着红黄蓝色的警灯汇入我们的队伍。
　　空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自来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卫—本古里安街路中央有一个直径七八米的弹坑，几辆汽车已烧作一团乌铁。数名消防队员正用水龙灭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后一辆崭新的Oldsmobil牌车被炸坏的水泥预制板砸破了车顶。牵着德国黑背军犬的工兵救护队在废墟中寻找受难者。
　　附近没有灯，只有消防车顶上的探照灯和乱成一片的手电光，红黄蓝各色警灯闪烁不停。士兵的军车首尾相连形成路障，上百名身背Μ—16步枪的志愿者手拉手配合军警将所有记者赶离现场。救护队员将五名轻伤员抬上救护车，我冲过去，消防水龙喷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个士兵几次用手挡住我的闪光灯，气得我破口大骂。一位呼呼大喘的大白胖子指手画脚地指挥灭火，满头白发在夜风中飞舞，竟是以色列住房部长阿里尔·沙隆。
　　路边一对可怜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脸，求我别照了。一条壮汉朝电视记者大吼：“告诉萨达姆！我们要扔原子弹，炸得他屁滚尿流！我们自己打，我们不用美国人！”
　　这是一周来伊拉克导弹首次攻击拉马特冈，也是弹头第三次落入该城。共有5座住宅被毁，150座受损，26人受伤，无人死亡。被毁的建筑物包括缅甸使馆。这是犹太安息日凌晨首次遭受的攻击。
　　对于以色列的反应，外界一直颇为注意。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70％的市民主张克制。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今晨亦在收音机里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对此次袭击仍将克制。可如果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后果可就难料了。他指出，过去五次“飞毛腿”袭击每次都仅发射一枚导弹，说明伊拉克的发射能力已大为减弱。到目前为止，“飞毛腿”导弹已使⒋名以色列人死亡，270人受伤。
　　一位住房被毁、名叫Rondi的男子说，警报响后约一分钟他看到四面墙壁都向内压来，玻璃碎片向四面横飞，他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尽管房子塌了，可自己仅仅是手臂受伤，还算幸运。在现场协助救护韵一名女军人说，这次袭击十分万幸，因为该区不少居民已离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26人受伤。
　　我找了辆出租车赶回希尔顿饭店，甩掉鞋赶紧冲胶卷。趁显影之机，写了篇《飞毛腿袭来之际》的短文，送到新闻检查处。再跑回房间，用湿淋淋的底片放传真照片。摄影部值班室听说此时我仅剩一张涂塑传真相纸，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我拎着传真机和水淋淋的10寸传真照片跑到新闻检查处，要回审定的《飞毛腿袭来之际》文字稿，传往新华社巴黎分社，等到穿军装的以色列新闻检查官在我的送审照片上盖完审查章，北京新华社摄影部的林川、袁满已要通了我。我装上图片，只听袁满大喊一声：“调幅120转，开发。”湿淋淋的图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画出一条线。我抓起另一台电话向林川口授了图片说明。林川指示：战争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占领土。
　　发完照片，已是早上5点钟。我收起传真机，将两卷彩色负片交给新闻中心的小姐，请她帮我冲一下。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天一亮好去被占领土。爬上楼才发现，刚才放完照片忘了关放大机，湿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据官方说，昨夜发射的“爱国者”拦劫“飞毛腿”导弹没有成功。
17．戒严中的加沙
　　夜幕降临的时候，泊在岸边的渔船上
　　灯火在空中摇曳，主宰了夜，隔开了海。
　　——史帝文斯
　　加沙（ Gaza ）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边境，濒临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门户。“加沙”一词为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战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希腊文化鼎盛时，这里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这里的学校被认为是讲授哲学、修辞学和讲演学最好的学校，甚至希腊学生也来这里留学。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园环抱，产葡萄、香蕉、野无花果、柑桔和橄榄等。加沙城附近长约40公里、宽６公里～８公里，面积约 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加沙地
　　带”。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1978年，萨达特与贝京达成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诺言。
　　２月４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许部分记者进入戒严的加沙地带。我和《东京新闻》的松川贵、吉冈逸夫、印尼 Tempo杂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亚洲新闻》的袁国强合租一车前往加沙。
　　出特拉维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见成群的“爱国者”导弹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发射阵地，天空不时有UH—1H休伊武装直升机掠过。公路上偶尔可以碰到运送轻型坦克的轮式运输车。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正向加沙方向飞去。
　　在加沙地带入口，已经有二三十位各国记者聚在岗亭旁等候办理进入加沙的手续。这里有一家设在面包车上的快餐店，价格贵得惊人。我买了一块类似三明治的饼和一听可口可乐，竟要了我40个谢克，合2O多美元。等得无聊，台湾《中国时报》的王丽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枪的以军合影。一位名叫阿米尔的以色列兵缠着王丽美要通讯地址，“因为这是头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对步枪很好奇，阿米尔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尔”让我过过瘾。这种仿制美国M—16的新式步枪具有极好的防风沙性能，口径与M—16一样，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自动步枪是60年代后开始装备美军的一种小口径步枪，它集中了许多步枪在结构方面的优点，口径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轻、杀伤力强。目前，小口径步枪已成为步兵武器的发展趋向。以色列军队装备的步枪主要是M—16和以色列自产的加里尔。我国通用的“56”、“63”步枪是苏联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改进型，与华约集团一样，口径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式最为著名。
　　在数辆装有四米多长鞭状天线的军用吉普的护卫下，记者车队进入神秘的加沙地带。路边是一望无际的桔子林，三个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妇女坐在一辆驴车上，车上装满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两个贝都因儿童赶着一群脏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处全是开着近光灯疾驶的军车，汽车风挡上装了铁丝编的防护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隐没在桔林里，旁边是一群骆驼，还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们的车队始终以100公里的时速飞驰，听任两侧景色转瞬即逝。《东京新闻》的松川贵请求司机开慢点，好饱览秀色。司机说不行，我们必须紧随车队，否则会有危险。再向前，成群的骆驼越来越多，司机说这都是贝都因人的，每峰骆驼可以卖1．6万美元。我当时的感觉犹如鬼子进村，而我又是鬼子中的一员。
　　下午1点，我们抵达Nosserat小镇，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只有头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钢盔、平端M—16步枪的以军士兵。保护我们的几辆吉普封锁了路口，士兵跳下车，平端加里尔步枪，叉开双腿，随时准备格斗。这里的墙壁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反以标语，临街二层小楼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闪烁着几十双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关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记者告诉我，自海湾危机以来，加沙实行戒严，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来源基本断绝，每天三五小时的外出时间无法谋生。
　　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开记者车，找到我刚认识的那位叫阿米尔的士兵，请求使用他的军用吉普。阿米尔很高兴，爽快地让我挤进吉普随他们巡逻。吉普车内装有一部破旧得看不出牌号的军用电台，叽里哇啦乱叫。阿米尔的紫色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紧握横在膝盖上的加里尔步枪，左手握着麦克风守护着车队。在我脚旁扔着一支加了榴弹发射器的步枪和几听百事可乐。吉普车风挡和车顶架着铁丝护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头。可以想象得出，当恐怖分子的石块雨点般飞来的时候，阿米尔犹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响的鼓里。我和阿米尔聊起创建以色列202突击队的前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隆，他问我是否仇恨沙隆，我说我讨厌他的残暴，但喜欢他的性格：诚实、勇敢、狂热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还有他走险棋的军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规定，18岁以上的高中毕业生必须服兵役，男子4年，女子3年。否则无法找到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好职业。阿米尔对自己的军旅生活很满意，他让我多拍些照片，送给他在耶路撒冷的妈妈。
　　在埃尔伯利格，我亲眼看见一个黑衣人倒剪双臂被以军拳打脚踢地押进一间小屋。这里的气氛更紧张。街头站满了端M—16步枪、持大木棒、身背无线通讯装置的以军士兵。这些士兵除了头顶钢盔外，还穿了“凯福拉式”防弹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记者身旁环绕一周，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四周。我们脚下遍地是杂乱的石块和弹壳，可以想象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恶战。街上看不到行人踪影。
　　正当大家四处张望之际，突然背后飞来几块石头，我们纷纷四散隐蔽。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正砸在《东京新闻》记者松川贵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声怪叫。四名以军兵士扑向飞出石块的树丛，我和加拿大记者乔紧随其后。翻过一堵矮墙，眼前是一大片静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军士兵用枪点着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镇中的保护圈里去，见我就是不动，摘下自己的钢盔扔给我。以军不敢贸然进入桔林，我和乔在士兵保护下，退回到埃尔伯利格小镇中心。以军的吉普车围着我们组成一堵车墙，车头向外，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突然，离我不远的一扇小门猛地打开，一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举着一只活老鼠，冲上街头，边跑边用英语大喊：“我们的生活不如老鼠，老鼠还能上街。”记者见状蜂拥而上，但被以军驱回。我爬上一辆被炸毁的吉普车顶，用80～200镜头连按两张，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这个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将其推回到院门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脚大喊：“我们不如老鼠。”我紧张地倒回胶卷，藏在汽车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军没收。但以军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只是命令我们立即回到车上。我像个在刑场上突然被刽子手私放了的死囚，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背后致命的一枪，可枪就是没响，因为采访已经结束。
18．西岸——没有摄影的摄影采访
　　巴勒斯坦……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
　　_——马克·吐温
　　应以色列政府安排与众多的外国记者参观罢约旦河西岸的小镇杰里科（Jericho）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已经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却怎么也不同意。这家伙已经在中东跑了许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一起在西岸遇险。那次浅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军事区名义被捕。可浅井面不改色，掏出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指着上面的日文说：“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协会的，我来这里是考察地形，准备建一所医院。”以军被呆头呆脑的浅井弄得晕头转向，结果浅井获释。
　　村田说我身上的新华社记者证和以色列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记者证。从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以东到整个约旦河西岸，大胡子的村田无人不知，甚至没人知道他是日本人“Shinichi”（村田）而称他为“Mohanmed”（穆罕默德）。村田自称如此玩命地拍照不是勇敢而是为钱，因为他爱上了巴勒斯坦女人，“巴勒斯但女人一是眼睛大，二是腿长”。可聘礼需要挺大一笔黄金首饰，再有两个月他就能赚够买黄金的美元。可直到1993年我第四次去以色列，看见村田还赖在大马士革门前，拥抱、喝酒之后，我问他“美目长腿”怎么样了，他苦叹道“一言难尽”就没了下文。
　　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东北角一座僻静的小楼，我领到了一张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记者证。我的标准像被压上紫色的飞鹰图案，上写：“外国记者，请予帮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带到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饭店”附近的一座小楼。一位三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妇女接待了我们。她命令我将相机装进包里，然后带我们钻进一辆烧柴油的加长奔驰—240D轿车，驶出耶路撤冷，向东北方向开去。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总参谋长拉宾指挥的以色列空军一天摧毁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所有敌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号称以色列长臂的以空军控制了中东的制空权。其后，以陆军向西打过苏伊士运河占领整个西奈半岛，向北占领戈兰高地及黎巴嫩南部部分领土，向东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人称西岸为Judea。由于位于约旦河西岸而被称为“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简称西岸，这里也包括泛指的约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领土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拉姆拉、纳布卢斯、伯利恒和希伯伦。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我：“今天我们去拉姆拉。”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拉姆拉，这位巴勒斯坦妇女将我和村田交给一个身穿橄榄绿防寒服的男青年。据说男青年叫阿里，长着一对斗鸡眼。阿里说这里戒严仍在进行，照相是绝对不许的，被以军抓住就麻烦了！他眯起有些斜视的双眼，凝视着我身后无穷远的天际：“你会看到真正的战斗。”让我猛然想起儿时看到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恐怖血腥而心惊肉跳，令人兴奋。
　　在阿里陪伴下，我们蒙上阿拉伯花格头巾混入巴勒斯但人中匆匆而行。这里的墙壁像加沙、杰里科和耶路撒冷东城一样用油漆喷雾器涂满了反以口号，还有伊拉克、巴解、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及飞毛腿导弹。我们头顶上是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16步枪和加里尔式步枪，有的枪口上加了催泪瓦斯发射器。村田说他挨过很多瓦斯弹，有一次还碰上了“声弹”，这种炸弹靠发出巨响震晕敌人。街头三辆加了铁丝防护网的军用吉普缓缓驶过，车门大开，露出七八支黑色的步枪，像豪猪身上的长刺。村田说这里随时都可能开枪，比我经历的“任何危险都危险”。阿里似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神秘地贴着墙根一蹿一蹿地急行，接连不断地朝四处点头，他把我们带到一家杂货铺内，命令我们呆着别动。
　　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苗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衣阿华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
　　“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述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I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19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隆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无外交关系，只保持民间、学术、商业往来。以色列在北京设有学术交流机构。在香港设有领事馆，莫士耶加希望在1997年以后仍能继续保存其在香港的领事馆。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告诉我，战争期间他在大参考上看到过我写的这段消息特别振奋。也许是中国警方一直对高效率高权威性的以色列警察特别关注吧！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饭馆”去吃晚饭。这是特拉维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饭铺。我每天傍晚都在这儿花20个美元吃一顿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鸡块，喝一罐可口可乐。这顿仅有七八块草莓大小的犹太炸鸡，是我每24小时补充的惟一一次动物蛋白，直到连沾了鸡油的香莱、辣椒也吞下肚去。之后揣起吃剩下的两只“皮塔”饼当做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则在街上买大饼吃。这样就可以把拨给我用10天的经费用上20天。指挥我的林老板命令我尽量节约每一美分，争取在以色列坚持到最后一天。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陆时的巴顿一样：“进攻！进攻！！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以色列的物价实在太贵，我住的饭店仅住宿费一天要180美元。
　　饭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层的IDF（Israel　Defence　Force，以色列国防军）办事处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一位以军少尉告诉我们，可能要有一次装甲演习。我和村田立即在登记处报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访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演习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这时，新华社文字记者朱界飞也由开罗经陆路进入以色列。经与他协商，他去大学搞专访，我则设法采访装甲兵演习。
　　以色列从立国之日起就离不开它的装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康布雷·亚眠之战以来，坦克部队就因集炮火、机动性、通讯能力于一身而成为地面战场起决定作用的兵种。战争史上，凡是掌握坦克战精髓的军人都获意外的成功：像德国的古德里安、隆美尔；美国的巴顿、苏联的马利诺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隆。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称是与美国M—1艾布拉姆斯、英国奇伏坦、德国豹式—Ⅱ同样优秀而神秘的坦克，能一睹以军的装甲演习令我振奋不已。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图卡飞行员坐在冲锋的坦克分队前导车上以达到空地协同作战的目的，德军坦克在冲锋中一旦遇到敌人战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图卡飞行员就呼叫施图卡飞机空中压制，从而协同突破敌军防线。德国国防军所向披靡。
　　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把空地协作、步坦配合发挥到尽善尽美、战无不克的程度。直发展到1982年阿里尔·沙隆率以军楔入贝鲁特，将巴解总部驱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为了一睹以军装甲集团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松川贵合租一车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车队。此次成行，可能有赖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预，我成为20名记者中的第18名。
　　在我们车队前面是一辆雪佛莱大吉普，车尾两根四米多高的鞭状天线被尼龙绳勒向斜后方。紧贴其右后方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端加里尔步枪戴盂形钢盔穿凯福拉背心的警卫。
　　进入内格夫大沙漠后，我们沿着一条用以色列国旗和红白、绿黑、红黑、绿白、黄黑相间的标志旗指引的一条简易公路飞驰。
　　我们租的桑巴路底盘不断地碰到地面，随着车队，我们爬上一处高地。放眼四望，周围布满了雪佛莱吉普。我们被安排在山坡朝阳的一面，头顶上架好了尼龙防空网。不远处，几辆拖曳式炊事车正准备早餐。我走过去，随手拍了辆炊事车，问做饭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一位以军士兵礼貌地带我走进沙漠上一处用白铁修的小屋，这就是野战厕所，令人吃惊的是厕所还准备了绿色的手纸。所有垃圾全部装入黑色塑胶垃圾袋内。只有如此热爱自己所处环境的部队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取。很难想像一支随地吐痰的部队能攻取什么、又能保卫什么。
　　以军为参观的记者准备了免费早餐，饮料从橙汁、热牛奶到咖啡一应俱全，热气腾腾，全是那台炊事车变出来的。吃罢早餐，有以军士兵将丢弃的垃圾杂物装入黑塑胶垃圾袋运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我只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古德里安的“G”坦克军中看到过如此整洁的部队。小时候看《说岳全传》中宗泽考岳飞的一段台词至今我能背诵：
　　令行困外摇山岳，队伍端严赏罚明
　　将在谋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常施爱，计重生灵不为名
　　获献元戎归土地，指日高歌定升平
　　其治军精髓与以军不谋而合，只可惜今天如此严整的部队并不多见。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别着贝蕾帽的上校，他正倚着一辆雪佛莱吉普用希伯来语派兵遣将。我走过去，一位卫兵告诉我不能拍这位军官。
　　一位自称“希蒙上校”的军官用英语简要介绍今天的演习科目。远方简易公路上平板拖车载着南非制造的155毫米G—5加农炮沿公路快速突进，消失在远方的山包后面。5分钟后，这群G—5加农炮开始向远方轰击。炮火持续10分钟左右，我们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动，迷彩布骤然揭去，原来数十辆M—60坦克和M—113装甲车一直潜伏在我们眼皮底下。
　　挂着主动式装甲的M—60喷着白色烟幕冲向前，行进中利用地势迂回跃进，互相掩护作抵进射击，M—113装甲车则紧随其后，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护。
　　我们分乘三辆十轮重型卡车紧随其后，观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冲锋。偏就在沙漠鏖战之际，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就拆下MD—12马达，可用手过卷还是搬不动。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照相机传真机是我赖以为生的贵重器材，一旦毁坏，我就彻底完了。因为仅19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个胶卷，等于快门开合了25200次。从1987年起，我可怜的尼康们已这么干了四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拧下镜头，痛苦地发现反光板已翻上去，联结钛合金钢片快门的螺丝钉早已磨断，快门碎成几片……美联社摄影部主任宣称：“我必须给那些用生命做赌注的好小伙子装备一流的设备，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可我的相机全是用了多年的旧货，而且FM—2从来就不是专业型机种。
　　幸亏我还背着离开北京前摄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给我的一台莱卡。可这台莱卡只有35毫米广角。为了拍到大一些的图像，我跳下十轮卡车，趟着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恼了身后一个自称给法新社干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烧了你的护照！”我不知道这个白人崽子是在喊我，径自爬上一辆M—60坦克，不料这小子竟直追过来，用食指点着我的鼻子：“嘿，拿莱卡的，你再往前冲，我们可要合伙儿揍啦。”我猜这小子的爸爸或是爷爷准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就是他妈被太君蹂躏了，弄出他这个杂种，否则他不会把一切黄种人都叫山本。看着我几自不服的样子，这小子转过身对一个打扮得像大花蘑菇的大白妞儿感慨道：“哪儿有日本人，哪儿准坏事！”
　　两架AH—1“眼镜蛇”式反坦克直升机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用火箭攻击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于相机坏了而兴致大减。从M—60坦克往下跳时，我不知挂在什么地方，牛仔裤腿被撕开一道半尺长的大口子，我像只中了箭的兔子大头朝下坠落在地。
　　我坐在光秃秃的沙包上，满嘴全是沙土，放眼望去，乘M—113装甲车的以色列国防军已跳出装甲车开始冲锋，硝烟四起，加里尔自动步枪低沉的点射声声回荡，AH—1“眼镜蛇”在山脊上悬停，螺旋桨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虎视着步兵扫荡残敌，引擎震耳欲聋。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康布雷·亚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己看不到一点旧时的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压制敌军火力掩护坦克进攻的“施图卡”式强击机也荡然无存。自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将UH—1直升机配备给美陆军骑1师以来，军用直升机就成了陆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火力、通讯、机动性更强的武装直升机已直接参与坦克进攻。
　　我眼前的这支部队充其量不过是个装甲旅，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军事行动中，参加的兵种涉及侦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电子干扰兵、通讯兵、工兵、运输兵和陆军航空兵。
　　在当代陆军中，以色列国防军是惟一屡战屡胜从未吃过败仗的军队。这一点在半年后我应聘为装甲兵学院研究员后得到专家许延滨将军的证实。难怪以色列的沙隆狂称：“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迄今为止，我是惟一与这支号称世界第一陆军的骄傲的部队一起行动过的中国人。
　　我没有看到诸如以制“梅卡瓦”式坦克或美制M—1艾布拉姆斯式坦克，甚至连M—2布莱德雷式步兵战斗车也没有，更没有AH—64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机。由此可见，这场演习，不过是对伊拉克“飞毛腿”袭击虚张声势的政治反应而已，但由此更坚定了我认为以军不可能从陆上攻击伊拉克的估计。因为即使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袭速度，也只有每小时70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于60公里的时速，在穿越一千几百公里的阿拉伯领土之后攻入伊拉克。因为500个摩托小时需检修的坦克主机、坦克单车1000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战补给线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从军事角度上讲，这种奔袭将失去以军神出鬼没的沙漠突袭效果和主动权，从政治上讲失去的将更多。
　　三天以后，我终于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机，为换这个该死的快门，用了我近300个美元！我只恨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时候抛弃了我。
20　耶路撒冷
　　圣地是不卖的。
　　——《圣经·旧约》
　　我从内格夫沙漠采访以色列装甲兵演习回来那天，想发回去几张以军演习的传真照片，可耶路撒冷到京的国际长途无论如何也接不通，急得我手棒四张照片抓耳挠腮。万般无奈，我拨通了以色列国际电话局，一听我要中国，接线员们万分惊喜，用英文连说：“请您稍候，请您稍候。”俄顷，听筒里传来使我感到亲切的汉语：“我叫奥丽特，我现在就帮你接北京。”
　　晚上回到房间，我收到一张饭店服务员送来的便条：“请给244101奥丽特小姐回电话，她是今早和你讲汉语的人。”我又好奇又狐疑：莫非碰上摩萨德女间谍了。我按条子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就通了。“我是奥丽特，请您在大厅里等我，我和我的朋友想认识从北京来的中国人。”清晰的中文使孤军奋战了两个多月的我好似回到了北京。
　　在一楼大厅，我那电话中认识的美丽的女朋友已经来了，她的双腿可真长，仿佛直接长在肩膀上。希伯来语奥丽特是“光”的意思，她生得果然光芒万丈，笑起来灿若朝霞，千娇百媚。奥丽特和她的三位女伴热情邀请我参加当晚的舞会。我说对不起，我从不跳舞，只侃大山。她们一听迅即改变了主意，开始就中国提出一连串诚恳而又愚蠢的问题。
　　奥丽特是希伯来大学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曾到台湾大学学过中文，现在正回国念研究生。业余时间在电话局当接线员挣钱。奥丽特的最大梦想是爬长城。这帮女孩子告诉我，这里有位青年一年前去中国爬过长城，还去了西藏。回来后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于是成了以色列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可惜这位青年英雄从西藏得来一种怪病，不幸夭折。说到此，这帮姑娘个个珠泪潸然，就像一群红眼白兔。我见她们这么喜欢中国，就给她们讲1987年我随中国著名的长城摄影师成大林由八达岭走到山海关的经历，讲1988年冬天在秦岭跟踪野生大熊猫，讲1990年在青藏高原无人区探险……听得她们大眼瞪小眼，仿佛我就是圣保罗。奥丽特还说她特别想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视片，还问我是否愿意入伙。我说我已不得与如此美丽的女“上帝的选民”为伍。按犹太教说法，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
　　次日，应奥丽特之邀，我来到她们在Queen　Helenny　No.5的住处。她和一个学建筑的女孩合租这套公寓，满屋色彩艳丽的物件制造出乎和幸福的气氛，弥漫着大学女生宿舍特有的气味。那个学建筑的女孩正跷腿蹲在椅子上画图，见我进来朝我龇牙一笑。
　　奥丽特给我看她拍的黑白照片，大都放成八寸，多为风光和老人儿童，之后又给我看她在台湾的纪念照。她的屋里满是中国货。天花板上吊着一把巨大的油纸伞，上面画的是达摩祖师十年面壁的故事。地上一个巨大的黑色床垫，上面扔了张辛欣的《北京人》、《有趣的汉字》等，墙上挂满了中国画，有泼墨山水，也有工笔重彩的鸟虫。她说这些全是在台大留学时买的。我说学中文得去北大，北京的琉璃厂的字画才是最出名的，比如荣宝斋。
　　从奥丽特的窗口望出去是一座天蓝色屋顶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教堂旁边是一座围着铁丝网的警察局。我指着警察局门口长廊上排队的数百人，问她那是干什么的，奥丽特说是等候探监的，这些人全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亲属“由于参与恐怖活动而被捕”。奥丽特责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劲啊，把我的满腔兴致全弄没了。”我这才恍然今天是去参观圣城。
　　耶路撒冷是座集《圣经》、《古兰经》和好莱坞于一身的圣城。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城，一直被视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它位于巴勒斯坦中部犹地亚山区之巅，海拔790米，居民主要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全城面积约160平方公里，古称耶布斯城。
　　约在公元前3000年，迦南人耶布斯部落从阿拉伯半岛迁来，定居于此，因此命名“耶布斯”。相传公元前1020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王国，耶布斯国王麦基洗德在位时建立都城，并把它命名为Jerusallem（耶路撒利姆），即后来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词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和平之城”，犹太人曾先后在这里兴建规模宏大的圣殿，成为古犹太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阿拉伯人则习惯称它为“占德斯”，即圣城。
　　耶路撒冷分东西两城区，西区是19世纪起新建的市区，布局别致，景色秀丽。东区则包括集中了许多宗教圣迹的老城，是西区的两倍。老城历经战争创伤，始建以来，已经重建和修复过18次之多。公元前1049年，曾为大卫王统治下的古以色列王国老城。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今伊拉克）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此城，把它夷为平地。公元前532年，又为波斯大琉士王侵占。公元前4世纪后，耶路撒冷相继附属于马其顿、托勒密、塞琉古诸王国。公元前63年罗马攻占耶路撒冷时，他们驱逐了城内的犹太人。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暴政，引起了四次大规模的起义，罗马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了一百多万犹太人，并有大批犹太人被掠往欧洲，沦为奴隶。劫后余生的犹太人纷纷外逃，主要去向是现今的英、法、意、德等地区，后来又大批流向俄国、东欧、北美等，从此开始了犹太人悲惨的流散史。公元636年，阿拉伯人打败了罗马人，此后，耶路撒冷长期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
　　11世纪末，罗马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以“收复圣城”的名义，多次发动十字军东征，1099年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随后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延续近一个世纪。1187年，阿拉伯的苏丹萨拉丁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赫淀一役，大败十字军，收复了耶路撒冷。从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耶路撒冷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1917年盟军占领耶路撒冷。1922年起由英国“托管”。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规定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管理。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旋即占领了耶路撒冷西区，并在1950年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那路撒冷城东区遂由约旦控制，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进而占领全城。1980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永恒和不可分割的”首都。此举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
　　更有意思的是，三大宗教根据各自的传说，都奉那路撒冷为圣地。
　　公元前10世纪，古以色列王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后，在那路撤冷的锡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教徒们来此朝觐祭神，耶路撒冷从而成为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建有犹太教圣殿的锡安山由此成了圣山。
　　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出现。传说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生于耶路撒冷南郊的小镇伯利恒，长大后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区传播上帝“福音”，后为犹太教当局拘送给罗马总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耶稣受难后第三天复活，40天后升天。公元33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伦娜太后巡游耶路撒冷时，在耶稣受难处及墓地建造圣墓教堂，因而这里也是基督教的圣地。
　　公元七世纪时，传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在他52岁时的一个夜晚，随天使由麦加来到耶路撒冷，踩着一块岩石，升上七重天，接受天启，黎明赶回麦加。这次神奇的“夜行与登霄”，记载在《古兰经》的夜行篇中。这样，耶路撒冷又成为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个圣地。
　　耶路撒冷城有三个安息日，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分别是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安息日。市内街道路标和商业橱窗里至少标以三种文字——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英文。
　　耶路撒冷悠久的历史留下了许多宗教圣迹。《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提到的人名、事件和有关地方，城中几乎都有相应的痕迹可寻。在西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有大卫王之墓和“晚餐室”，后者据说是耶稣被钉死前夜和12个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的处所。老城区的圣迹更多，东部有块伊斯兰圣地，雄踞于摩利斯山，占地26万平方米，略呈长方形，四周围的院墙有10座敞开的大门和四座关闭的大门。圣地内南侧是宏伟的阿克萨清真寺，中央是绚丽的萨赫莱清真寺（即岩石或圣石清真寺）以及四座耸入云雷的宣礼塔、一座图书馆和一座伊斯兰博物馆等。而城东的橄榄山，则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又一圣地，不同宗教信仰的墓地遍布整座橄榄山。
　　从Queen Helenny大街拐出来就到了耶路撒冷老城。我想进著名的大马士革门，可奥丽特坚决不干，因为那里聚居着阿拉伯人，她说她从小就不去大马士革门，那里的已勒斯但人会用石块砸她，犹太人只走犹太人的加法门。我只好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
　　耶路撒冷老城由四个城区组成，其中东南区最大，在这里居住的全是阿拉伯人，狭窄的街道上便是著名的阿拉伯市场。到处在卖新鲜水果、蔬菜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阿拉伯小吃。菜花、橙子、香蕉都是两个谢克（合一美元）一公斤。金光闪闪的首饰店四处都是。
　　举世闻名的黑顶阿克萨清真寺与金碧辉煌的圣石清真寺并肩矗立在这里。阿克萨清真寺仅次于麦加的圣寺和麦地那的先知寺，是伊斯兰教第三圣寺。“阿克萨”在阿拉伯文里是“极远”的意思，这个名称来源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那次神奇的登霄夜游七重天的传说。该寺始建于公元709年马利克哈里发时代，公元780年毁于地震，后几经翻建，现保存的大部分建筑是公元11世纪扎希尔哈里发时代留下来的。这座清真寺主体建筑高88米，宽35米，内耸立53根大理石圆柱和49根方柱。圆顶和北门为11世纪增建。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把清真寺的一部分改为教堂，另一部分当做神庙骑士团的营房和武库。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从十字军占领下收复耶路撒冷，下令修复这座清真寺，重建神龛，用彩石镶嵌的图案修饰圆顶，井在寺内安置木制讲台。
　　清真寺里还有一座长方形的大礼拜寺——欧默尔礼拜寺（欧默尔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死后的第二位哈里发）。清真寺的北门有一座高大的门廊，系阿尤王朝的苏丹伊萨于1217年所建，由7个独立的拱门组成，每一座拱门又与清真寺大殿的一扇门遥遥相对。清真寺前有“卡斯”水池，人们常常聚集在池边作礼拜前的小净（小净为阿文Wudu的意译，原意为“洁美”。按伊斯兰教义规定，教徒在呕吐、流血、睡眠之后，作礼拜时须先洗手、洗脸、洗肘、漱口、洗鼻孔，用湿手抹头、冲洗双足等；如人厕还须洗下身，俗称“净下”。以上统称小净）。
　　以色列军警在这座清真寺门口检查进入寺内的阿拉伯人，年轻的阿拉伯男子必须把身份证抵押给军警换得一张白色卡片后才许进入。奥丽特不敢靠近，一个劲儿催我快走，仿佛这里就是地狱的入口。
　　紧贴着阿克萨清真寺的西墙，有一条长约50米的隧道，持加里尔步枪、身穿防弹背心的以色列士兵正在入口处检查一位阿拉伯女人的菜筐，其态度怎么也难以“和善”两字形容。可姑娘却默默含情凝视着张着血盆大口的枪口。一位士兵粗粗翻看了一下我的摄影包，就放我和奥丽特过去。穿过隧道，就是著名的犹太教圣迹——WailingWall（哭墙，又称西墙）。
　　奥丽特告诉我说，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了犹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到了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他用了七年时间，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即壮观华丽的所罗门圣殿。所罗门亲自主持了圣殿的落成典礼，并代表全体臣民向神主祈祷，这一盛大节日延续了两星期。圣殿的建成，不仅使所罗门威望大增，而且使那路撒冷成为以色列人崇拜的圣地。教徒们来此朝觐和献祭者不绝，从而成为古犹太人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将圣殿付之一炬。以后重建，可又被古罗马人烧毁。阿拉伯人在此基础上盖了阿克萨清真寺，所罗门圣殿仅剩这一堵残墙。可犹太人仍然珍惜之，这段墙被视为犹太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据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常聚在这里哭泣。此后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犹太人常从各地来此号哭，以寄托其故国之思。这与中国古代《诗经》中所抒写的黍离之悲相似，此墙因名“哭墙”。如今，每逢犹太教安息日，成千上万的人到哭墙去表示哀悼，进行祈祷，将写有心愿的纸条塞入哭墙墙缝，以求神助。奥丽特说她小时候就常常跑到这里偷看犹太人许愿的纸团。应奥丽特之邀，我亦偷偷写了自己的心愿：“当个好记者、娶个好姑娘、生个好儿子。”毕恭毕敬地塞进哭墙。
　　“哭墙”有铁栅栏把前来的男女分开，几位身着黑衣、留小辫子、身后拖两条长绳的“黑衣犹太”朝我大吼Shabbath（即安息日），一群只有六七岁的小孩指着我身上的相机，颇认真他说“沙巴”。一帮“黑衣犹太”围着奥丽特大喊大叫并作怪样。我大惑不解，问奥丽特怎么了，她脸红红的不肯说。在我再三追问下她说他们在骂她，极难听的骂人的话，因为她在安息日拍照。“沙巴”希伯来文意即“休息”，犹太教每周一天的“圣日”。据《出埃及记》所述，上帝训示摩西：以色列人应该劳作六日，第七天休息，作为与上帝所立的盟约；凡亵读圣日者，应受死刑。犹太教规定该日停止工作，专事敬拜上帝。奥丽特说，这些“黑衣犹太”自诩为最纯正的犹太，他们只讲希伯来语和Idish（意地绪语，一种与德语接近的语言）。正宗的“黑衣犹太”除了念经和与老婆睡觉之外一无所长，而他们的女人除生孩子做家务外，还外出工作挣钱。他们在安息日不工作，因此也不许我们拍照。
　　在“哭墙”’以北的犹太人居民区辟有一处记录犹太人历史的遗迹陈列区。穿过该区是著名的大卫王塔。大卫，是古代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约公元前1000年～约公元前960年），本为犹太部落首领，继承扫罗的事业，打败腓力士，合并以色列北方地区，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在位期间，他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常备军，对约旦河以东各部落作战，定都耶路撒冷，兴建华丽王官和耶和华神庙，力图统一宗教信仰。《圣经·旧约》中把他描写成战胜腓力士人的英雄，统一以色列——犹太的贤君，并被誉为编制献神颂歌的音乐家和诗人。
　　再往前是犹太死难者纪念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死难者。纪念馆旁边是著名的大卫王之墓。同样，由于是安息日，严禁拍照。
　　走出大卫王之墓，我指着门框上的一条小木块问奥丽特这是什么。因为我发现在以色列的所有门框上都有这样的小木条，甚至在现代化的希尔顿饭店也不例外。奥丽特告诉我这是一种古老的神符。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烧毁圣殿，俘大批犹太人而归，史称“巴比伦之囚”，从此结束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历史的最后一页。公元前64年，罗马帝国的铁骑闯进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野蛮统治，幸存的犹太人绝大部分被驱赶或逃出巴勒斯坦，流向世界各地，从而结束了这个民族在巴勒斯坦生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大批犹太人流亡北非，受尽埃及人的欺侮。上帝为犹太人的苦难所感动，决定惩罚埃及人，降以十大灾难。其中一条就是杀尽埃及人的长子。上帝告诉犹太人的首领摩西，让他在所有犹太人的门框上贴上神符，以保他们的长子无恙。以后，摩西率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神符的习俗传流至今。据《出埃及记》载，摩西率犹太人出征埃及时，上帝命令宰杀羔羊，涂血于门楣之上，以便天使缉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之家即越门而过，故亦称“逾越节”。
　　在基督教居民区，奥丽特带我看了耶稣见母处、耶稣墓及耶稣墓所在地的圣墓教堂。圣墓教堂又称复活教堂，耸立于东耶路撒冷老城的卡尔瓦里山上。耶稣的坟墓和坟墓的进口都在此教堂之内。故基督教徒不分教派和所属教会，都把耶路撒冷奉为圣地。
　　在圣墓教堂，一位身着黑衣的神父问我信耶稣吗？我摇头。他又问信穆斯林吗？我又摇头。“那你信什么？”他目光炯炯地逼视着我。我说我信科学，信历史，信人的价值。他掏出十字架挂在我脖子上，接着问：“我的孩子，你有兄弟姐妹吗？”我说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又摸出两个十字架塞进我手里：“耶稣保佑你们。”接着伸手跟我要30谢克（15美元）。我说；“我的钱全放在出租车里了。”他当即毫不犹豫地收回了刚以上帝名义给我的三个十字架。
　　圣墓教堂外的花岗石墙壁上涂满了标语，还有约旦、巴勒斯但、伊拉克的国旗，其中最大的一面是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奥丽特说这些全是巴勒斯坦人干的。我还拜谒了古色古香、由花岗岩石砌成的大卫王饭店。40年前，搞复国运动的以色列前总理贝京在大卫王饭店曾用炸弹刺杀了70名英国人。
　　由于天降暴雨，时间不够，我们没能去亚美尼亚教的城区。春雨如酥，奥丽特小姐在雨中美丽地狼狈着，迷离了我的眼。奥丽特把我领进一家基督教堂避雨。这里空无一人，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声，我们坐在一排长椅上默默无言面对上帝，万籁俱寂，天地纯洁。我双目紧闭，享受紧张工作中这短暂的宁静，仿佛自己变成了一股蒸气，上升，上升……耶路撒冷这座几千年的古城，不仅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孕育了这里神奇古怪的民族。为了争夺这块土地，几千年血流成河……难怪《圣经·旧约》讲：“圣地是不卖的。”
　　出耶路撒冷老城加法门西去，可以看见一架古老的风车和一片红房子。奥丽特说这是最早离城索居的犹太人的家。远古时代，所有犹太人都集体住在城里，只有极个别的勇士才敢住到城外，为了缅怀他们的勇敢，这些建筑保留至今。现在那一带已辟为艺术家住宅区：“因为人一旦住在那里，便会有创作激情。”
　　黄昏，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走回住处。明天就要告别这里飞往塞浦路斯，之后辗转开罗重返巴格达。我的行装里增加了一件奥丽特送我的画有萨达姆像的雪白的大背心，上书一句黑体英文：“当海湾战争正酣之际，我在以色列。”
21　重返拉纳卡
　　睡梦中的冒险和醒着的冒险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米兰·昆德拉
　　2月21日，我好不容易订上了飞往塞浦路斯的机票，全以色列只有这一家私人飞机肯飞，条件是如果遇特殊情况比如由于战事或其他原因，一切听天由命，飞机主人不作任何赔偿。售票处拐角处，一对即将开往前线的恋人正在忘情地吻别，以至顾不上我的相机的存在，使我这个就要飞离这块是非之地的匆匆过客一阵心酸。
　　次日早5点起床，分两次把行李搬出房间。6点10分赶到本—古里安机场。见我到问询处前探头探脑，一位干瘦的男人用更干瘦的英语问我是不是去拉纳卡，他让我跟他去那边检查行李。一位自称是安检官员的女警官过来问我从何来，行李是谁打的，是否离开过，一直住在哪儿，是否有人给我送礼品，到过什么地方，有无记者证。之后又来了一个比她丑得多的穿长统皮靴的女人，左顾右盼就像一个轻挑的西部吧女，她又重问一遍上述问题。我问是否要开包检查，她们说不必，这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请我谅解，然后给我的行李贴上了合格标签。
　　辗转到二楼，还是只有我一个乘客。三个美国空军在免税店买宝石，这里有一个特大柜台售“以色列钻石”，可我只有有数的美元，连条裤子都买不起。一周前我的老板在电话中表示要用她自己的美元给我买裤子，感动得我真想哭。
　　终于可以登机了。这次的飞机更小，只有七个座位。两个飞行员、两个安全警察和三个乘客，只有我们七个人。我最后一个挤进机舱，飞行员是从我身上爬过去的，他帮我关上门，说千万别碰门旁的机关，不然门一开我就掉下去了，“摔下去可是地中海”。
　　小飞机摇摇晃晃颠簸着升了空，上下抖动，向地中海上空飞去，左转弯的时候，左翼朝地，右翼向天，我整个身子全压在机舱门上，紧张得不行，生怕小门禁不住我的分量把我漏出去。我的座位椅背已经断了，没有上半截，我只得用保险带使劲捆住自己，绑附在破座椅上。看着烟波浩淼的地中海，我本想忙里偷闲抒抒情，可由于太疲倦，没过多久已酣然入梦，千奇百怪地与巴顿将军喝起啤酒。
　　醒来时，小飞机已经在拉纳卡机场上滑跑，机场上风很大，夹有小雨。小飞机像只雨打的耗子似的钻到候机楼旁。我们还未站稳，一辆塞浦路斯警察的轮式装甲车就停在身旁，注视着我们三个乘客的一举一动。安全警察把我带进一间小屋，命令我脱去上衣，仔细检杏随身的各种物品，用枪托轻敲我防弹背心上的钢板，怀疑藏有海洛因，使我油然产生我是黑手党教父的错觉。
　　海关给我两周签证。
　　分社老陈已在机场门口等候。老陈问我飞机飞得如何，我说我睡着了，反正我已经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陈夫人已经把饭做好，吃得我胃直疼，因为很久没吃中国饭了。老陈给我留了不少剪报，还有好多不认识的人也来了。由于《人民日报》登了我的“尊容”，他们都想看一眼我这个头号大混蛋。这是有史以来《人民日报》头一次吹捧一个新华社记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牺牲的活物。看得我自己也不由对报上头顶钢盔、手捏莱卡的鸭子肃然起敬。
　　很困，很累。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
22　“我要上前线”
　　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亨利四世
　　2月23日，小雨。中午吃鱼汤，我吃不下。老想起沙特的战事，让一个精通二战史和美军的战地记者站在国外看101师真不是滋味。在最需要用快刀凯普的时候竟不用。
　　我从无贬低他人之意，只是说我有干得更好些的主观条件。我老板怪我太张狂得罪了领导。我这才知道是我无意中得罪了中东大法老，可又万般无奈。社会主义国家坏人本来不多，我更不能怀疑我上司。1983年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时，30人投考二次大战史研究生，我在社科院因一分之差名落孙山。我一直怀疑自己是上个世纪的普鲁士骑兵转世，或是隆美尔的装甲兵再生。因为我总是身不由己地融入军警之中。我坚信我前生一定在北非沙漠与巴顿作过战，我能轻而易举地将美军将官姓名拼写无误。我会像在以色列那样博得美82师的好感而与其一起行动，拍来真正的独家。
　　晚上看CNN，觉得陆上已开始接触。茫茫黑夜像一团墨，我终于在黑暗中发现点点星辰，我徒劳地等了一夜。东方开始泛白，迎面飘来一团团滚动的红云，像刚切开的三文鱼。美军马上就要表演“黎明前的楔人”了。我猜101师和82师将降落到伊拉克境内，海陆战1师将在晚些时候抢占滩头，“从长滩到牛轭湖”。
　　十几年的准备将付诸东流。
　　现在《人民日报》会用巴格达废墟吗？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战斗、格斗、俘虏……和胜利后的美军大阅兵、科威特人的狂欢……可我却在做梦！
　　我最烦等，什么在约旦待命、在哪哪哪待命。奉行全面防守的军官打不了胜仗，伤十指不如断一指。有快刀就该现在用。我坚信进攻是永恒的军事原则，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巴顿说：“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汽油用尽，再他妈开步走。”
　　夜里写战地特写，一度挺兴奋，但老想82师，我了解李奇微和这个师，李奇微上前线腰上总带手榴弹，背春田式步枪。
　　唉，做梦都想科威特。
　　我又忍不住给摄影部及社领导打报告，力陈南线的重要，希望派我上前线：
　　昨天曾向北京汇报现在形势极似1944年的欧洲和1945年的日本，布什一个月前就曾说过：“我决不会束缚住将军们的手脚。”美国是要彻底摧毁中东一切强大而又不友好的军事机器。
　　美国将领九成是西点的毕业生，一成来自弗吉尼亚军校或奔宁堡。装甲部队、骑兵师、空降师受的全是巴顿教育。施瓦茨科普夫已喊出巴顿1944年8月“眼镜蛇”行动时的名言：“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帮西点们决不会就此住手，他们的信条是占领，否则无法改变伊拉克的现政体，像他们的学长巴顿对德国、麦克阿瑟对日本一样。因此，去巴格达的大门不在安曼，而在101师的搜索营。
　　巴顿一直以为自己是拿破仑的骑兵元帅，1943年7月与英军将领蒙哥马利竞争着解放了南意大利，以后由于痛打怕死的士兵被调往英国，连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霸王计划”都不能参加。他愤而上告罗斯福总统，唤醒西点校友艾森豪威尔的同情。1944年8月1日指挥“眼镜蛇”行动，解放了巴黎、德国、捷克，最后死在曼海姆。当时由于巴顿酷爱摄影而允许卡帕等人随军参战（德国隆美尔亦然）。因而也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精彩的史料照片。我想申请与101师、82师一起行动，这种可能性很大。一位美82空降师阿帕奇武装直
　　升机营的驾驶员曾送给我一枚该营的军徽，那是一只展翅腾空的飞马。原因仅仅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师长是加文将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01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82师师长马修·李奇微（前者当了越战司令，后者当了朝鲜战争司令，两人全当过陆军参谋长。写了《剑与犁》、《不定的号角》、《朝鲜战争》等书）的奇闻轶事我如数家珍。他们极可能像1944年12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样作战，即西点标榜的“从牛轭湖到长滩”。英装甲七旅是蒙哥马利阿拉曼时的“沙漠鼠”，法国装甲部队源于1944年的勒克莱尔。
　　在这种状况下，多有几个战地记者随英、美、法军分头行动，则可以拍得一手的照片，强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请去战场，争取随军行动，钻进一辆“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战地照片。我想我能争取和美军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点进攻。
　　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师曾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受了200处战伤的尤金·史密斯曾质问不许他上火线的老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死！”战争中除了战伤和勋章之外一无所有，可我至今还未受过一次伤，想想真没劲。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海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分东、中、西路对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自二次大战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地面战争。与此同时，我接到中东分社社长的命令：“马上回到伊拉克去！”我仿佛听到亨利四世在阿克尔得胜后嘲笑格里永公爵的那段话，“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23　烙饼
　　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想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
　　——歌德《浮土德》
　　我自作主张地从塞浦路斯撤至开罗，假道约旦回伊拉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洗干净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一直怀疑被我顶撞了的中东分社社长这么指挥是想把我交到伊拉克人手中弄死。其实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我上司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与伊拉克在汉漠拉比法典、巴比伦之囚时就结了仇，更不知道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做匪谍，而我奉旨进巴格达大有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件大Τ恤，上书“我是海湾战争幸存者”（意译），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后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混蛋瞎指挥”。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老符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可我多年受的教育都说唯有上司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
　　在开罗，我把奥丽特送我的大Τ恤和铜盔，面具存在英文编辑张海燕处，张是位光长心眼不长肉，英文极佳中文平平的老小姐。与她一同毕业于兰州大学的英文编辑水均益与我同样是个口似拦江网的酒鬼。我在开罗停滞的两夜几乎全是与这两位大仙喝酒度过的。这两位散仙当时并不开心，整天埋怨投人派他们去前线，酒后骂的粗口脏话绝不在我之下。以后凤栖梧桐一个嫁到加拿大，一个去了中央电视台。我猜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他们在电脑前坐井观天是其不满的最大原因。战后油田灭火张海燕好歹去了回科威特，总比水均益运气好些。与二位相比，我真不该再怨天尤人。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是他的“仲人”（证婚人）。当我呈上我的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理由是唐老鸭大智大勇，现在只能在科威特，不可能飞回伊拉克。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身旁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五十二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非得丢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讲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大使则让我多讲故事好好表现，并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意思是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其实，牛马不过是多讲故事而已。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华社三位记者和我，十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搀和。我本是个大懒蛋，可炒菜舍得放好东西，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它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母子俩一见我就往我身上扑。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弹尽粮绝的我带来一万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领着我们“六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伤寒和鼠疫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鼠疫，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儿就升到38.2℃。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不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故只有请驾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脑子却清醒得像块刚擦过的玻璃。老杨哆哩哆唆地帮我抻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委屈地一个人先走了。我试着披上件萨达姆的军服，眼前的写字台仿佛旋转着朝我砸过来。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几次险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唆，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像双下巴的罗马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24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七百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决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七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七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且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红，红得像我送他的小红旗。
25　“死亡之路”
　　我撤出来了。可别忘了：我还要回来！
　　——麦克阿瑟
　　我们终于在3月15日凌晨4时告别打扰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达的征程。整整两个月前，我被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北大校友老郑揪着右胳膊最后一个迈出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海关。今天，郑大使又率队重返故地。而仅在三天前，包括CNN彼得·阿内特在内的所有外国记者被限令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郑大使御驾亲征，我特兴奋。我们一行共有四辆汽车，开道的是伊拉克驻安曼使馆的一辆白丰田，车上满载着大米白面，远远地跑在前头。我坐第二辆车，同车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并不感到寂寞。第三辆车坐着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最后一辆是20吨奔驰卡车殿后，装了满满一车食品和400箱矿泉水。
　　太阳就在我们的前面，安曼至鲁威谢德高速路好似奔腾的伏尔加河蜿蜒而去，这段路长292公里，我已跑过两趟，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层层盘查，不过比前两次客气得多，因为我们车上插了中国国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开道，后有中国大使作后盾。
　　中午10点，来到鲁威谢德边防站，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再穿过78公里的中立区就要进入伊拉克国境了。公路上，十几辆40吨的集装箱车正在等候过关，车身上挂着整幅白布，上用朱笔写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说写的是“阿拉伯运输协会”，运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资。其中一辆白色工具车尤为醒目，车身上画有红十字。我过去一问，是两个说法语的比利时医生，他们是志愿为伊拉克送医药的医务人员。边防站外，所有开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车都装得满满的，连小轿车的顶上也堆满了粮食和汽油，用尼龙绳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加足汽油，将备用油桶灌得满满的，因为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就停止给市民供应汽油，黑市汽油比官价油贵90倍。
　　10点30分，我们驶入约伊之间的中立区。两个月前，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一带沿公路修了三座难民营，专门收容伊拉克难民，我前来采访过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PeterFierz。可现在这里已经空空荡荡，仅剩穿深灰色制服的约旦警察照看着空空如也的大地。路口有一堆炸弹皮和其他爆炸遗物，全是美国轰炸伊拉克的产物，被集中在这里，向人们展示“美国的罪恶”。其中一个挺新挺大，涂着草绿色的无光漆，由于车速太快，我没看清是副油箱还是没爆炸的巡航导弹。
　　11点，我们驶入伊拉克边境，雄伟的伊拉克海关在路北傲然耸立，疲惫的士兵四处可见。趁办入境手续之机，我想把憋了一路的一泡尿解决掉，可就是找不到厕所，找士兵问，他们全然不懂英语，急得我原地打转儿。情急生智，我解开裤子模仿撒尿的姿势，士兵们顿时恍然大悟，甩手一指，我进了一座小楼。这里根本不分男女，厕内“遍地人遗矢”，毫无立锥之地。我踮着脚尖，看看寻找净土无望，只好就地解决，得意时吹着口哨四下乱望，猛抬头，抽水马桶的陶瓷水箱上赫然四个大字“中国制造”。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沿途的种种不快也随着排泄出去。
　　返回汽车，只见四个阿拉伯人正往我们车顶上装面粉，非要搭我们的车，任凭我们怎么制止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郑大使亲自出马，用阿拉伯语叽里哇啦一嚷，他们才作罢。听司机讲，这几个伊拉克人由于食品短缺才到约旦来弄粮食，这会儿准备运回伊拉克，可没想到“劫”了外交车。按伊拉克法律规定，伊拉克人不准搭乘使团车辆，这帮穆斯林兄弟原想捡便宜，险些惹了祸。
　　11点30分，我们进入伊拉克境内，大路豁然开朗，又宽又平，与刚才约旦境内的狭窄公路顿成天壤之别。这里全是完好的高速公路，双向车道至少有六条快速分道线，交通标志也醒目，路中央设有水泥隔离装置和钢板防护墙，路两侧是停车线和防护网。整齐的防护网将高速公路完好地封闭起来。公路上很清静，看不到其他车辆，只有我们的车队风驰电掣，以100公里的时速飞驰。再向前，公路的中心隔离带被拆掉扔在路北的沙丘上，形成八十多米宽的宽广路面，曹武官说这完全可以辟作临时机场，供大型飞机起降。小李则提醒人们注意观察四周，这一带常有人持枪抢劫。这条自约伊边境开往巴格达的高速公路修得尽善尽美，每十公里一座立交桥，像一条金线将沿途城镇连接起来，完全不亚于我见过的波恩到科隆的西德公路。
　　曹彭龄武官是北大世家、俄语系主任曹靖华之子，文学造诣颇高，家学渊博，睹物言志，不时大发感慨，动人心肺。武官助理小李在北大与我同年级，我在国际政治系，他在法律系，其连襟陈刚是冰心之外孙，亦是我的摄影朋友。侃起居京朋友，感叹世界真小，海阔天空一通神侃，不知不觉出去几百公里。
　　车到鲁特巴附近，立交桥下出现加伪装网的双联23毫米高炮阵地，操炮的士兵头顶钢盔，懒洋洋地在阳光下打盹。公路两侧的高压输电线像被刀砍过一样散乱一团，巨大的架线铁塔被炸翻在地。路上被炸毁的40吨油罐车和翻在路旁的巨型集装箱卡车不时可见。公路上有美国空军标准装备20毫米火神机炮扫射的痕迹，一枚火箭命中路中央的隔离带，钢板断裂，扭曲一团，一辆公共汽车斜在路基上，大火后风吹雨打，早已锈迹斑斑，失去了本来颜色。我们的汽车竭力躲闪着弹坑，不料还是轧在一块炸弹皮上，右后胎爆裂，司机紧踩刹车，横扭着冲出一百多米才停住。
　　郑大使指着我鼻子说：“唐老鸭，出门前你胡说八道什么来着，看你们的车，先撞坏车门，再让人走私面粉，现在又车轮放炮，全是你妨的！”我朝他大喊：“我是福将。半个月前撞断12根隔离桩都没事！这全赖你们小李昨夜看见黑猫妨的！”
　　趁换车轮之机，大使、曹武官、小李和我跑到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武官拣了一块鱼形弹片说要拿回家做盆景，我拍了张负片对武官说：“我要把这张照片投给北大校刊，让北大看看她培养出的这帮东西！”
　　车到Ramadi和Haditha立交桥，突然拐下普通公路，司机说前方的路面被彻底炸断。武官告诉我，西方将Haditha列为化学武器基地，属重点轰炸目标。我们车队沿一条铁路缓行，前面是一个小编组站，一列球型油罐车装的不知是什么宝贝液体，正靠在站台上。车站未遭袭击，一群儿童赤着脚在站前沙地上踢足球。十字街头，一辆大拖曳车正拉着两辆轮式装甲车向北开去，装甲车上的加农炮直指蓝天。在一幅巨型萨达姆像前，几个共和国卫队拦住我们的去路，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曹武官用阿拉伯语回答说：“中国使馆！”一位民兵竟用标准的英语说：“欢迎来巴格达！”曹武官说，这座城就是安巴尔。
　　16点48分，我们缓缓驶上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旧桥，桥头掩映在树丛中的57毫米单联高炮历历在目，我们已进入巴格达远郊。成行的树被拦腰斩断，露着雪白的新茬，有人正用自行车驮着树干往家运。遍地是士兵，荷枪实弹，还有戴红肩章的退伍军人和持AK—47步枪的民兵。不断有人检查我们的证件，我们仿佛在千万双眼睛中行走。
　　城区一片漆黑，路口站岗的士兵饿得直向我们要阿拉伯大饼。一张乌黢黢小脸上全是脏兮兮胡茬子，嘴唇干裂，双睛如豆。干瘦的小手有如猫爪。可见多国部队打击下的阿拉伯弟兄已经饿得小鬼不如。
　　使馆内没水、没电、没汽油。车库中所有汽车的油箱全被撬开抽干，我们摸黑卸完车上的20吨货物，每人泡了一包方便面。武官助理小李和我两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儿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共度良宵。人夜，我不堪屈辱搬到地板上，一觉到天明。
　　睁眼一看，郑大使司机老王和报务陈林已在使馆上空升起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蓝天白云，分外鲜艳。晴空里马达轰鸣，例行侦察的美军F—15战斗机正划过巴格达上空，故意在拉烟层拖着长长的尾流，像一只铅灰色的苍蝇。
26　我们的家
　　过早的开花到结实的时候就是苦果了。
　　——卡尔·冯·古德里安
　　一到巴格达，头一件事是打扫卫生。昔日天方夜谭中美丽的巴格达，此时仅是一堆沾满污泥的肮脏的水泥建筑。美国人高兴什么时候轰炸就派飞机来轰炸一番。由于战争停了两个多月的电，我们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四只冰箱全臭了，山珍海味成了十足的动物的尸体。鱼肉化作浓血流得遍地都是，腐肉用手一触，就化作一摊烂泥，苍蝇成团地往脸上撞，有一只竟飞迸我嘴里。清理足足用了一整天。
　　我们院子里也落下过一枚“炸弹”。一个直径三米多的土坑早已被入填上。可房东说这是一架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干的，宪兵在上面发现了个高级照相机。
　　夜里没有电，房东送来两包蜡烛，是伊拉克自己产的，长得像我的大拇指，忽粗忽细，苍白无力，用火柴一点，噼啪乱响，火苗忽大忽小，黑烟腾腾。房东老太太笑着说她家里还存有中国蜡烛，可舍不得用。她再三感谢1月14日凌晨撤离前我送给她的防化服和防毒面具。
　　清理完我们分社，首席朱少华和我开车出去看看其他中国单位。市中心的解放广场静悄悄的，部分商店照常营业。人们在弹坑前做着各种交易，一架带液晶后背的“佳能小霹雷”相机才卖3O美元。
　　从外观看，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完好如初。可中国民航办事处的玻璃被打碎了一块，用木板顶住。存在屋后水池中的十几桶汽油已荡然无存。我找来一根木棍捞了半天，连空桶都没捞着。中建公司可就更惨了，我和老朱翻墙跳进院内，养鱼池中一条黑狗朝我们呼救，可饿得已经叫不出声来。这家伙大概饿极了跳进干涸的水池抓鱼吃，可体力消耗太大，再也爬不上来。老朱帮我把这黑家伙抱上岸，弄了我一身臭泥。这黑狗长得很像我在秦岭拍熊猫时候的猎狗“魁恩”，当时“魁恩”每夜都和我一个被窝睡觉。可眼前这家伙却是一条十足的可怜虫，它把嘴紧贴在我鞋上，两只前爪平伸，喉咙呼呼响，不停地舔我鞋上的污泥。我找来一盆清水给它喝，这家伙一对水汪汪、亮晶晶、清澈见底的大眼睛纯洁天真，真像我北京养的老猫“大咪”。
　　中建公司后院车库中的汽车油箱与中国使馆内的汽车一样全被撬开，汽油抽得一干二净。2908丰田皇冠车仅剩一只车轮，它旁边的一辆“奔驰—300”连引擎盖上的奔驰标牌也被人掰走。
　　正对总统府的“七·一六”钢索桥被整个摧毁，自由者桥却完好无损，可离它不到800米的共和国桥被炸成四段，坠落江中。事后听一位朋友讲，横穿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上共有10座大桥，其中三座被摧毁。
　　与中国使馆毗邻的阿富汗使馆外的空地挨了一颗炸弹，铁丝网围墙被撕开一个七八米的大口子，树木焦糊，扭曲的弹片嵌进树干。曹武官和我在树干上剥下许多弹片。
　　街头静悄悄，汽车很少，大都静静地停在路边，开动的几乎全是军车。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当局下令停止向市民供油，每辆车每20天可凭卡购买汽油30升，这仅够我们奔驰油箱的一半。黑市汽油每升7第纳尔～10第纳尔，比官价汽油贵90倍。
　　汽车靠边，人们纷纷以自行车代步。连巴格达市中心富人区——曼苏尔区的富豪子弟也开始学骑自行车。我为了照相而去与他们交朋友，与他们一起骑车兜风，发现他们中除伊拉克自产的“巴格达”牌外，还有不少中国的“飞鸽”和“金鹿”。“斋月十六日”大街一家自行车店的普通中国造26飞鸽男车售价竟达四五百第纳尔，合官价美元一千五百多块，而稍好些的台湾造变速轴的自行车售价则在2000官价美元以上（官价1第纳尔：“3．228美元）。
　　粮食因短缺已不得不实行配给制，黑市议价粮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涨了几十倍。拉希德大街上的白面（精制面粉）黑市价每公斤7第纳尔，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时的每公斤0．054第纳尔上涨了129倍。在巴格达最繁华的拉希德大街的萨达姆像下，黑市交易在光天化日下进行。400克装Nido奶粉原价0．6第纳尔，黑市价9第纳尔。2．5公斤装奶粉原价3．6第纳尔，黑市价50第纳尔。
　　自来水奇缺，新华社只有花园里的自来水够得上细水长流，用它冲完的胶卷接着一层莫名其妙的白霜。外国记者一度居住的拉希德饭店一层大厅的洗手间全上了锁，惟有靠近餐厅的厕所开着。我进去撒了一泡尿可是没有水冲。富人居住的曼苏尔区二楼以上断水，只有一楼的水管才有涓涓细流。在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人们手端塑料盆、水桶，围着街心细细的自来水管排队取水。中东的烈日高悬当头。据当地德高望重的哈尔米医生讲，由于缺少消毒剂和杀菌剂，巴格达的自来水已不符合卫生标准，无法饮用。随着夏季来临，巴格达白天气温可达40℃—50℃，伊拉克南部一些地区盛夏时最高气温达70℃，那时缺水现象将进一步严重。拉希德饭店的喷水池现已干涸见底，亭亭玉立的阿拉伯少女喷水雕塑锈迹斑斑。
　　入夜，我们驱车横穿巴格达，但见点点灯光寥寥无几，即便是这些灯光，也有许多是私人小发电机发的电。由于已格达南郊的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被彻底摧毁，巴格达成了黑暗之城。据曼苏尔区一位着军装佩手枪的负责人讲，政府正设法集中巴格达附近的中小电厂向巴格达供电，但由于能源不足，情况仍很紧张。拉希德大街的发电机市场由此兴隆起来，一台4000瓦的二手本田柴油发电机卖价8000第纳尔（合2．5万官价美元）。
　　中国人称阿卜杖·瓦哈卜广场为“刘文学广场”，因为这里矗立起一座酷似刘文学的雕像，其实这是萨达姆等人当年行刺卡塞姆的纪念碑。这里的黑市美元一日一变。战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丹麦人w曾用5．56的价格抛出美元，而今已上涨到6．68。而官方规定1第纳尔为3．228美元，倒挂竟为18倍。（到1993年7月我第四次去巴格达时，1美元竟可换100第纳尔）形形色色的倒儿爷们把千奇百怪来路不明的各种物品拿到黑市上换美元。
　　1月13日我曾光顾的乍巫拉影院已经关门，往日流行的欧美片和电视连续剧已经绝迹，巴格达电视台只播放一套节目，信号极弱，颜色忽有忽无，仿佛下小雨，除政府声音外，全是阿拉伯历史剧。
　　原来16版的官方《共和国报》已减至8版，纸张质量低下，油墨暗淡，照片模糊不清。英文的官方报纸《巴格达观察家报》已经停刊。
　　全城已没有电话，因为所有的通讯中心、电话局全被美军摧毁。与外界联系全靠架在拉希德饭店的三部卫星电话，分别属WTN，AP和VIS NEWS（Reuter.NBC，BBC）三家所有。对外开价一分钟15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
　　在萨东大街路口，两个神色诡秘的青年拦住我，问我支持美国还是支持伊拉克。我说我听不大懂，我是个摄影师，不懂政治。但我妈说我一生出来就是伊拉克人民的忠实朋友。这两人一听恶狠狠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我们库尔德人快饿死啦。”
　　市内所有的路口，都有安全警察、士兵、共和国卫队和民兵把守，盘查过往车辆。我们由于是中国人而备受礼遇，获免检待遇。警卫拉希德大街拉菲丹国家银行的士兵见我们重返备感亲切，拥抱不止。并忙着索要上次我给他们拍的照片。
　　入夜，美国飞机轰鸣而来，吵得人睡不着觉，没有地面武器还击。战后德国总理阿登纳说过：“忍耐是战败者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27　劫后巴格达
　　忍耐是战败者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
　　——阿登纳
　　3月18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第三天。
　　一大早，我像饿红了眼的恶狼，坐在中国驻巴格达使馆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等出租车。可巴格达的出租车好像全跑到爪哇国去了，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连个车影子都没有。
　　直到中午11点，我总算到了闻名遁迹的拉希德饭店。饭店大门口一扇铁门紧闭，客房大厦的玻璃自动门被一扇仅可一人通过的三合板木门取代。所有的玻璃全贴上了“米”字形防空胶条。饭店里没有电，当然也没有电梯。312房间NBC的不干胶纸依然五彩斑澜，可屋内已易主人，几个伊拉克官员正坐在里面喝茶。216房间居然还住着个巴解记者，正在吃午饭，桌上地下摆满了各种方便食品，其丰盛程度令我惊讶不已。
　　伊拉克新闻部的“小胡子”见我一头撞进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唐，你怎么又来了，不是所有外国记者全离境了吗？”我说我是上个主麻日（3月15日）随中国大使一起重返巴格达的，这家伙听罢竟有些肃然。我说作为人民中国“新华”的摄影记者，我有义务拍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将其展示给世界人民。“小胡子”一摆手：“我明白了，你得等我去请示一下。你知道，现在全城没电话。”
　　我一个人被“晒”在大厅里坐等，又冷又饿又憋得够呛，连推了几个厕所全锁着门，最后才找到靠近餐厅的厕所，总算有个没锁的。
　　踱出大厅，美联社记者正狗撒尿般跷着大腿用卫星电话发稿。我挺在行地问“美联”，一分钟多少钱？他翻了翻白眼：“至少150美元，但不能传图片。”我冲他随手摁了下快门，拍了张这小子的尊容。
　　返回大厅，“小胡子”还没回来。我半躺在大皮沙发上养神，仰面朝天数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尽量提醒自己要耐心等待。猛然一阵香风拂面，不知何时对面坐了两位阿拉伯少女，我们彼此无言，各想各的心事。这时又过来一个小伙子，一脸的无知相可偏戴了一副名牌的罗登斯德眼镜，他坐在我旁边情不自禁地和那两个姑娘套磁。大概想露一手，他竟用英语问我：“日本人？”我摇摇头。“朝鲜人？”我又摇摇头。“台湾人？”我朝他大喊：“怎么你没见我身上的五星红旗吗？！”小伙子说对不起，原来是俄国的。尽管我爱搭不理，小伙子并不生气，面带微笑地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说在等新闻部官员，那位官员答应带我去拍美国人轰炸民房的现场，让我等“Shiway—Shiway”（阿语：一会儿），可我已坐了两个钟头。小伙子一听说：“那边是主管阿拉伯事务的头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请示大人物呢。”
　　这个大人物身着笔挺的灰西装，50岁上下年纪，头戴阿拉伯花格头巾，两撇胡子挺像阿拉法特。我用英语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他听罢大吼一声。“小胡子”变戏法似地跳了出来，连说“Nam Nam”（是，是）。
　　“小胡子”把我交给一个高个儿、戴眼镜、花白头发的斯文男子。“小胡子”一走，斯文男子就问我饿不饿，尽管我早已饿得看什么都是双影，可硬挺着咕噜作响的肚子说不饿。他拍了拍他的肚子：“可我饿了。”我说：“哦。”他又问：“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去吃午饭吗？”我坚决地说：“我吃过了，我可以在这里等你。”由于我口袋中根本没有够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一顿饭的钱。一个人饿着肚子站在弥漫着食物香味儿的大堂里，尽管腥膻之气不合口味，可仍然充满了诱惑，让我想起饥肠辘辘的大学时代。原来任何人在饥饿面前都有沦为乞丐的可能。
　　又过了半个小时，斯文男子终于回来了，告诉我一小时100个伊拉克第纳尔（合332官价美元），我说行。他捅了我胸口一下：“换美元吗？”我说：“对不起，我的美元已经换给拉菲丹银行了。不过明天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我们雇了辆红色“皇冠”，看样子司机是斯文男子的朋友。我们先到了被炸成四截的共和国桥。斯文男子从西装口袋中掏出个小本子一晃，守桥的共和国卫队闪开了一条路并告诉我只许站在哪个位置、朝哪个方向拍。照完后，我爬上了断桥，两个共和国卫队士兵仍然紧跟着我，我用脚掌走路，后仰着身子，沿断裂后坠向底格里斯河的沥青桥面往下走，直到陡得往下滑时，才连滚带爬地回来。士兵见状哈哈大笑，让我站直了别动，围在我背后读我摄影背心上的阿文字“人民中国新华社”，连竖拇指：“中国，好。”
　　地方政府部和司法部坐落在同一街口，都已被彻底炸毁，持枪士兵和民兵正检查过往车辆，一群小孩在废墟上捡木头。脏兮兮令人心酸。司法部看似完好的废墟门口有一座十来米高的萨达姆画像，可惜太侧了，24毫米镜头收不进去，我变换着角度，试图将其和被炸毁的大楼拍在一起。这时来了几个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抓住我的胳膊不许照像。幸亏斯文男子走过来，掏出个小白牌向他们一晃。老百姓才立即散去。
　　市中心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座百货商店被炸散了架，根根钢筋直指晴空。由于有斯文男子保驾，我爬上炸烂的混凝土块鸟瞰脚下清理杂土的推土机。正得意时，只听“叭”的一响，不好，裤挡裂了。我的第一条牛仔裤在以色列内格夫沙漠演习爬坦克时剐烂一条裤腿；第二条昨晚帮使馆清理冰库中的臭肉弄了一身脓水，没水洗扔在了分社；第三条太瘦，致使如今登高现眼，逗得看热闹的阿拉伯人哄堂大笑，窘得我顿时英雄气短。
　　此次海湾战争，美国及盟国使用了激光制导的“灵巧炸弹”，它可以精确地命中目标，钻入建筑物腹内爆炸，造成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建筑物的外部主体结构安然无恙，而腹内则被炸得一干二净。英国桑切斯特军校的一位教官曾把80年代初的马岛战争比做昨天的战争，而把以色列攻打贝鲁特的黎巴嫩战争比做明天的战争。当年，以色列就曾使用过类似的炸弹将巴解炸出贝鲁特。中国使馆附近的一座“阿米利亚”地下掩蔽所钻进了两颗“灵巧炸弹”，炸死了1500人（伊通社数字，西方媒介报道为400人）。掩蔽所附近的住家门口都接着黑色挽幛，上书白字。斯文男子说，这些人家就近躲入掩蔽所，结果举家蒙难。看到有我这个外国人在此拍照，一群排着队的受难者家属慷慨激昂地向我控诉美帝罪行，好像我就是乔治·布什。外国记者居住的拉希德饭店安然无恙，可与其只隔一条马路的伊拉克议会大厦被炸掀了屋顶。许多建筑物表面看来完好无损，只是窗口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腹内却已被炸空。据传，巴格达的能源基地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全是这样炸毁的，可惜这两处不许参观。
　　在IBN—SALM大街，Bishir Peter一家被夷为平地，仅他一人幸免，拄着拐杖瘸瘸地走。陪我的斯文男子见我面露怜悯之色。便义愤填膺地朝对面的AHRRAA教堂一指：“他们还轰炸教堂。”
　　在废墟中捡木柴的伊拉克儿童见我照相，竟相围上来，高擎着手中的破木块，兴高采烈地大喊“索拉，索拉”（照片，照片）。望着他们纯真美丽的大眼睛，我不禁珠泪潸然，心酸欲碎。
28　去南部——什叶派地区烽烟又起
　　假使法军不在杜穆里兹大败，山岳党人也不会夺取政权。
　　——约米尼《战争艺术》
　　与友惠小姐约好，3月26日一起去看轰炸现场，所以不到7点就匆匆起来做早饭，没有煤气没有电，只能用矿泉水冲奶粉。
　　友惠小姐是位日本姑娘，他们十位日本人组成了一个“海湾和平团”，带了一车药品和食物来援助巴格达，可来后又挺失望，她“担心物资到不了需要的人的手里”。
　　与分社文字记者江亚平一道赶到拉希德饭店，江去楼里找日本人，我则守在门口，以防与日本人走岔了，北京警察管这一手叫“蹲坑”。我这人总喜欢边想边干，手脚眼耳口鼻并用，随机应变。在等待中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我最精彩的灵感总是在无意中产生。江进去了好久，我忽然看到伊拉克新闻部的“小胡子”走了进来，他朝我一咧嘴：“唐，去不去，1500伊拉克第纳尔。”我说太贵了，我还是跟日本人走，可转念一想，他要去干什么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就拒绝了呢。正巧这时日本朝日电视新闻（Asahi—TVNEWS的伊拉克雇员侯赛因·马根走过来，我拉住他问今天要去哪儿，候赛因朝我大喊一声：“去南部。”就抱着摄像机钻进一辆红“皇冠”，尾随“小胡子”的另一辆红“皇冠”飞驰而去。
　　好不容易等到江从饭厅里出来，我一把揪着他跑到饭店门口，告诉他有更好的买卖了。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子走过来，张口开价“1750，这是新闻部定的官价”。一辆乳白色皇冠开过来，我们一头扎了进去，一看手表，早上8点整。
　　出巴格达向南，都拉炼油厂和都拉发电厂已成废墟。两辆T—72型坦克扼守着通往南方的8号公路，炮口对准公路尽头。沿途不断地有宪兵拦住我们，司机用阿语一解释，立即放行。司机名叫苏海尔，车开得挺猛，时速一直没下过120公里，甚至敢鸣着喇叭超军车。江亚平叽里咕噜地与司机交谈，弄得本来会不了两句半英语的司机苏海尔直分神，车到尤斯费厄竟开错了方向。幸亏我瞄了一眼坦克车后面的路标，大喊“Stop”，才拨乱反正。
　　沿8号公路南下，不时可见路旁虎视眈眈的T—72坦克。这种苏制T—72主战坦克是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战后第三代坦克。火炮为125毫米滑膛炮，可发射穿甲弹、破甲弹及榴弹等多种炮弹，采用自动填装机，火炮发射速度可达每分钟八发。火控系统则配备有电子计算机、红外夜视仪、激光测距仪等装置。火炮口径大，火力强，初速高，装甲防护性好，外形低矮，不易被击中，最大时速60公里，涉水深可达1．8米。其前装甲位置有一块三角形钢板，与T—62及中国的“59”和“59改”型迥然不同，极易识别。
　　在泰菲安桥头，竟看见一辆法国造GCT—120毫米装甲自行火炮。巨型油罐车不时从我们车旁咆哮而过。成队的大型平板拖车载着双联37毫米高炮、T—62坦克向北疾驰。路旁可见军用帐篷和帐篷旁拾柴禾的黑袍阿拉伯妇女。
　　9点，我们离开8号公路向东拐入一条岔路，两辆不明型号、重心极低的履带装甲车紧扼路口。右前方45度是一个庞大的无线电阵地。一队军车迎面飞速驶来，一辆平架着37毫米高炮的兰德罗罕吉普开道，操枪的士兵头戴尼龙软帽，只露双眼，大风镜上是涂了迷彩的钢盔，令人不寒而栗。
　　1O点钟，我们由岔路拐上巴格达到巴士拉的6号公路。显然这条路正在运兵。大型平板拖车正将数不清的T—62、T—72和“59”、“59改”式坦克由南方运往北方。为了节油，军用卡车则由直径七八厘米、长五六米的钢管做硬牵引，三四辆卡车一个编队，由大马力的MAN或奔驰、斯堪尼亚牌卡车牵引，余车熄火滑行，紧随其后。路旁沙地上，一辆T—72坦克和一辆履带装甲车沿着公路往北狂奔，弄得飞沙走石，征尘滚滚。
　　10点45分，进入巴格达南160公里的库特，关卡告诉我们，的确有伊拉克新闻部的两辆红车开过去。库特城里的大转盘上停着一辆巨型坦克，好像是英国的“百人酋长”式。奇怪的是，由巴格达到库特这段通向巴士拉的公路竟未受到盟军的空袭，连路旁的高压输电线也完好无损。
　　12点，距南部屯兵重镇阿马拉还有60公里，我们再次被共和国卫队截住，司机苏海尔打开车门钻出车去，与士兵耳语了什么，我们立即被放行。借停车撒尿之机，我仔细打量了我们的白皇冠，居然挂的不是红色出租牌而是白色私车牌。我们的司机是个特务。
　　继续前进，依然是数不清的坦克、自行火炮，右前方45度居然还有一架“米—4”直升机在盘旋，显然，装甲部队正在这段濒临泻湖区的快速路上集结，然后搭乘大型平板车北上。我注意到，一些军车上画有白底红字的“红新月”标志，一辆法制GCT自行火炮的侧装甲上竟画了直径一米的“红新月”。
　　12点34分，我们驶过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一座旧桥，进入位于巴格达东南450公里处的军事要塞阿马拉。底格里斯河从该城穿流而下，经过巴士拉后注入波斯湾。阿马拉不仅扼守巴格达到巴士拉的水陆路交通，而且东距伊朗边界仅40公里，是伊拉克南部的重要军事要塞。据伊拉克当局介绍，不久前一些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穆斯林控制了该城，直到3月16日伊政府军才收复了该地。
　　阿马拉城外，一座五米高的伊拉克士兵塑像被榴弹打成三截匍匐在地。像沿途一样，这里也严禁照相。雕像背后的十字街头有枪战过的痕迹。一座两层楼被火箭弹击穿一个一米见方的圆洞，屋角坍塌下来。伊拉克政府军士兵蹲在双联23毫米高炮后面，炮口平伸，当做战防炮使用。
　　在阿马拉市电讯中心的废墟旁，我们终于追上载有伊拉克政府新闻部官员和其他外国记者的两辆红车。而所谓其他“外国记者”不过是西方新闻媒介雇用的伊拉克雇员而已，因为伊拉克早已下令所有外国记者必须离境，连CNN大名鼎鼎的皮特·阿内特也被赶到了耶路撒冷。
　　一位名叫阿卜杜拉的官员不客气地拉开我们车门，一屁股坐在司机旁边，扬起右手，让我拍阿马拉市被炸毁的通讯中心，“这些全是美国人干的，所以伊拉克没有电话了”。我跳下车，蹲在路边，等有几个伊拉克士兵进入画面时按下快门。不料阿卜杜拉钻出汽车直指我的鼻子：“不许拍军队，我警告你，你拍了两张。”我解释说我需要有些活动的人作前景，可阿卜杜拉强硬地说：“这我不管，但决不许拍军人。”
　　在阿马拉市政府门前，我们奉命停车。此次我学乖了，先问阿卜杜拉可以拍哪儿。市政府斜对面马路中央，一辆挂黑色军牌的汽车被烧成一堆乌铁。阿卜杜拉说：“从现在开始全是穆斯林什叶派的暴行。”据他介绍，“3月2日至16日，受伊朗支持的穆斯林什叶派叛乱分子在此烧杀抢掠。他们干脆就是伊朗人，连阿拉伯话都不会讲”。
　　在中东地区，伊朗人（即古波斯人之后）与伊拉克为首的阿拉伯人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这两大文明古国的种种冲突，阿拉伯帝国穆罕默德逝世后由于继承权问题形成的宗教矛盾。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故意在两伊间制造矛盾以便从中渔利，伊朗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的两伊在政治、宗教、领土诸方面的矛盾有所缓和。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上台，两国间一度松弛的局势再次剑拔驽张。1980年4月1日，亚洲学联在伊拉克穆斯坦两大学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发生两起爆炸，险些炸死副总理阿齐兹，伤亡十数人。行刺者是名伊朗裔伊拉克人。随后伊拉克开始驱逐伊朗人，提出收回历史上隶属阿拉伯人现为伊朗占领的大通布、小通布、阿布穆萨三岛。1980年4月5日，萨达姆首次将两伊冲突上升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冲突，其实在我这样的外人看来，两者种族上很难区分，宗教上都信仰安拉，只是分属逊尼、什叶两大派别。今天的波斯已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只是语言上差别大。就像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书写也是由右向左，许多数字、单词发音几乎一样。此后双方互相攻击，伊朗往往更激烈，甚至制造了萨达姆已被刺身死的谣言。当初霍梅尼遭巴列维国王镇压时，伊拉克曾允许他避难，1975年两伊阿尔及尔协议后，伊拉克、科威特表示不宜继续收留霍梅尼从事反政府活动，霍梅尼极为不满。霍梅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自以为可以在伊拉克、科威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继续成功。不料由于霍梅尼的宗教国家概念、拒绝归还三岛、坚持“波斯湾”名称令阿拉伯国家大为不满。由于三岛传统上归阿联酋所有，阿联酋人少力薄。阿拉伯国家中最富强的老大哥伊拉克自视肩负着维护阿拉伯大家庭的重任。从1980年9月22日开始到1988年7月12日，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动用了生物化学武器，战争结束时萨达姆出人意料地归还了占领的伊朗土地。萨达姆总统继而实行民主改革，被视为富国强民改革开放的伟大领袖。
　　瑞士军事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一书中称：“假使法军不在杜穆里兹大败，山岳党人也不会夺取政权。”伊拉克的形势就像当年的法国。据伊拉克政府官员介绍，2月28日，布什宣布多国部队实行停火、海湾战争基本结束后，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地区出现了反对萨达姆政权的骚乱，它几乎蔓延到南部和中南部的所有城市，严重威胁和动摇着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导的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两大穆斯林教派——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伊拉克两派穆斯林的矛盾纷争由来已久。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刨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围绕继承权问题，教徒们发生了争执。多数人赞成阿拉伯的选举传统，挑选了巴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位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以《古兰经》和六大《圣训集》为自己的学说，并以此作为立法根据，这一派被称为逊尼派，也叫正统派。逊尼派由于得到历代哈里发或政府的大力支持，流传甚广，世界穆斯林的85％属于逊尼派。
　　另一派则坚持穆罕默德的领袖地位应由其后裔继承，认为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才是合法继承人，其余三人是非法篡位者。支持阿里的这一派被称做什叶派（什叶，即追随之意）。什叶派代表了两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贵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主流阶层的愿望。就这样，逊尼派和什叶派正式分裂为两大教派，两大教派的斗争贯穿了以后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
　　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中，伊拉克是仅有的几个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之一，什叶派占全国穆斯林总数的60％，聚居在伊拉克南部地区。虽然什叶派人数多于逊尼派，可后者却地位优越，在伊拉克政府机关及军队里占有重要位置，历史的结怨加上现实的矛盾，如两派因社会地位悬殊，造成了尖锐的利益矛盾与权力之争，使得伊拉克两派穆斯林难以调和。
　　70年代初，伊朗宗教领袖、什叶派的霍梅尼曾流亡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对伊拉克什叶派造成很大影响。这使伊拉克当局十分气恼，其间将四万什叶派教徒驱逐出伊拉克。而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成功后，伊朗成了海湾国家惟一的什叶派穆斯林掌权的国家，这对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是极大的鼓舞。伊拉克当局为此又清洗镇压了上万名反政府活动分子。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反政府组织曾策动过什叶派反对萨达姆活动，但都遭镇压。现在，一度被压下去的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势力在海湾战争后又冒头了，它趁伊政府军溃退之机迅速在南部活动起来，并一度控制了南部重镇巴士拉。伊拉克当局不得不抽调军队来对付这股反政府势力。
　　在夺回的阿马拉市政府门口，一门23毫米四联高炮横在路中央，几位头戴乳白色钢盔穿作战服的伊政府士兵虎视着过往行人。他们身后有一辆架着无后座力炮的美式吉普。市政府楼顶一面伊拉克国旗在烈日下懒洋洋地飘舞着。楼前小广场的四角则布满了82毫米迫击炮，不知是战利品还是防守武器。
　　在一位戴黑色贝蕾帽的陆军少校陪同下，我走进这座两层楼的建筑物。一进楼门，迎面高悬着一个一尺见方的崭新玻璃镜框，里面是一幅萨达姆的黑白照片，在四壁满目疮痍中分外显眼。阿卜杜拉指着满地的灰烬让我拍，我一通猛拍以示合作，可光线太暗，我的SUNPAK—3000领时就是二手货，此时怎么也不肯“赏光”亮一下。
　　出得楼来，陪我们的陆军少校指着二楼一个被火箭弹击穿的大洞让我“索拉”（照相），我朝那边望去，几个伊拉克士兵正持枪站在洞口，摆出姿势等我照。我得先请示阿卜杜拉，他把眼睛一眯：“我已经警告过你。”其严厉的表情和斩钉截铁的手势使我知难而退。陆军少校一缩脖子，再也没敢吭声。
　　门外广场上，乘另外两辆皇冠到此的伊拉克新闻官、司机及四位为外国新闻单位雇用的伊拉克人，让我走慢点。朝日新闻电视台的候赛因·马根和VIS News的小瘦猴争着拍我，还让我亮出左胸上的五星红旗及后背上的中、英、阿文“人民中国新华社”字样。侯赛因·马根说：“唐才是彻头彻尾的外国记者，红衣服也很漂亮。”
　　1点30分，我们奉命离开阿马拉返回。3点30分，途经库特停车参观一座被烧毁的建筑物。门口一巨幅萨达姆像，双手平端一个大簸箕，一幅劳动人民的模样，高达五六米，居然完好。一位一瘸一拐头缠阿拉伯头巾的老头儿，技着拐杖领我们进去拍照。老头手脚乱抖，义愤填膺地大骂穆斯林什叶派。
　　再往前是库特的商业街，许多士兵正在喝加香料的土耳其咖啡，旁边居然还有烤羊肉串的，腥膻之气刺鼻，这在食品短缺的巴格达是看不到的。满街都是兵，可陪同的新闻官只让我们拍对面被烧毁的超级市场，但我和侯赛因·马根对此不感兴趣。我们的陪同阿卜杜拉买了一大塑料袋食品带上车，准备带回巴格达，显然这里的食品比巴格达充裕。
　　阿卜杜拉示意开车，向左伸出的大毛手勾住司机的椅背，左腕上一块金光闪闪的大金表赫然在我眼前，上面印着：“CNN International”。我故作崇拜地问：“阿卜杜拉，你陪过CNN？”他吐了口烟：“当然。皮特·阿内特。”他左腕动了动：“在中国也能看到CNN吗？”
　　沿6号公路返回巴格达，路旁仍是装甲兵阵地，大约每一公里就有一辆装甲车在路旁警戒。士兵们在夕阳中生火做饭，炊烟袅袅，金乌西坠，令我产生一种“断肠人在天涯”的思乡惆怅。
29　去北部——库尔德难民逃难记
　　一盎司的成功，需付一加仑的鲜血。
　　——乔治·巴顿
　　4月1日，凌晨4点，巴格达首席老朱把我叫醒，没电，我们摸黑用凉水擦了一下脸，然后扛起铁鍬去拉屎，由于水电无保障，楼内的冲水马桶根本没法用。夜漆黑如墨，我们打着手电仔细挑选地面，因为附近已被我们“拉遍”。
　　5点整，我们赶到拉希德饭店。记者们正在楼下静立，等候伊拉克新闻部官员到来。除约旦记者自己开一辆“尼桑巡逻兵”外，所有西方记者俱财大气粗，掏出整打的美元，雇伊拉克新闻部的汽车。战时伊拉克规定，所有外国记者外出，必须乘新闻部的车，不许随便自己雇车，连狂得不行的CNN也得服从。我们则受到优待，获准开自己的奔驰—260，但必须让一个新闻官员“全陪”，服从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给我们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周他曾陪我拍过挨炸的儿童奶粉厂。穆罕默德检查了我们后备箱里的150升备用汽油后下令上车待命。
　　直耗到6点钟，我们才接到出发的命令。所有汽车全编了号，必须依次行驶，不得超越。约旦记者被编在我们前面，大胡子摄影记者朝我挥了一下特大号烟斗：“但愿路上别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刚学的法语：“Bon Voyage（一路平安）。”
　　由于通往基尔库克的2号公路正在运兵，我们不得不向右绕行走另一条低等级公路。
　　驶过小扎卜河大桥，左侧丛林中有几十辆烧毁的IFA牌军用卡车。路边开始出现烧毁的建筑物。持AK—M步枪的爱国民防团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检查过往车辆的证件。
　　天气仍很阴晦，像雨后的湘西张家界，雾气述蒙，令人怀旧、忧怨、伤感。公路两侧被火烧毁的IFA军车连绵不断，公路沿线的制高点都筑有碉堡，上插红、绿、白、黑四色伊拉克国旗。向阳的山坡上架满了双人帐篷和班用帐篷，洼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I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边所有的萨达姆画像全被毁坏，上面布满AK式步枪7．62毫米的弹洞。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车队在军车中蜿蜒穿行。
　　中午时分，跟在我们后面的皇冠车直闪大灯，示意停车。原来我们滞洒的大奔驰右后轮被弹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气。趁老朱换备用车胎之机，我又给我们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飞驰，我们抵达巴格达以北400公里的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这里是前天刚收复的。街头不时可见被击毙的库尔德人尸体。衣衫槛楼面黄肌瘦的库尔德农民，诚惶诚恐像惊了枪的兔子一样四处乱跑。由于天气转暖，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招得成团的苍蝇乱舞，绦紫色的污血在柏油路上龟裂，臭气冲天。
　　一向被视为伊拉克骚乱根源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了国际关注。很多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库尔德问题不但关系到萨达姆政权存亡，而且正在成为关系到伊土、两伊和叙伊关系的地区性棘手难题。
　　库尔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伊朗西部和苏联的亚美尼亚。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
　　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主要以游牧为生，受居住国或居住地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库尔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经济、文化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态势，谋生手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区居民一般定点放牧或继续游牧，平原居民则从事农业，而居住在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地区的库尔德人则多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约有2500万库尔德人，他们的大体分布是：士耳其约1200万，伊朗约550万，伊拉克约500万，叙利亚约50万，其余的则分布在苏联、黎巴嫩、约旦、阿富汗等国。库尔德人居住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主体民族与库尔德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说这是个地区性问题。而历史上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种种因素，使这种矛盾在伊拉克表现得最为强烈。
　　据同行的西方记者介绍，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其余的则居住在基尔库克、摩苏尔和迪亚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战期间，排外情绪极强的库尔德人与英国占领军发生过武装冲突，规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义虽屡被镇压，但产生了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巴尔扎尼。二次大战后，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巴尔扎尼领导其追随者屡屡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请求，遭拒绝后又几次揭竿而起，几次签订停火和平协议。两伊战争中，各派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立运动。萨达姆不顾战况吃紧，冒险从前线抽调重兵对库尔德人进行大规模驱赶，从1983年至1988年，约有25个库尔德镇及4000个村寨被毁，50万库尔德人被驱逐境外，150万人过着流浪生活。面对库尔德人的反抗，伊政府军甚至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海湾战争使萨达姆的战争潜力和军事机器遭到严重削弱，趁共和国卫队和伊军主力东调之机，北部苏莱曼尼亚、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三省的库尔德人再次举行武装起义，攻克了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省省会并对基尔库克油田形成了包围，伊政府被迫紧急调用精锐部队平息暴乱。
　　在记者丛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莱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绣着“AFP”，我俩对视了一下对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华”，“你好法新”。
　　80万人口的埃尔比勒几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拦住逃难的车辆检查，竟从一辆丰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六个孩子。人们似匆匆过客，面无表情，四处全是持枪的士兵，把守路口的伞兵戴着巨大的白框架风镜，身后军车上的识别符号用黄泥涂抹盖住。市内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双联23毫米高炮，当做战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弹头弹夹扎鞋硌脚，全无立足之地。
　　没有任何商店营业，几位政府军士兵在橱窗前张贴萨达姆画像。民房则门窗紧闭，毫无生息。埃尔比勒购物中心门前的巨幅萨达姆像被挖去双眼，商店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们拍摄被破坏的萨达姆像。
　　当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诺瑞向我们控诉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占领了警察局，烧毁了文件。”萨拉丁大学管理系主任阿戴尔称：“埃尔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战斗即将停止，一切都将结束。”他声称至少有10万伊朗歹徒越过边界到伊拉克来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门口放眼望去，炸弹炸起的黄尘平地而起，炮声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农炮阵地。坦克拖着冲天的黄色烟生冲向库尔德人阵地。
　　市政府左方的十字街头，五位着黑衣的库尔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弹孔还在冒血。各国记者蜂拥而上，立即被新闻官员制止。带队的伊政府新闻部官员萨东先生大喊，当他数到“五”时，所有记者必须回到车上去，言罢开始数数。各国记者听到“三”，就纷纷跑回车上。我因动作稍慢，又遭警告：“新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4月5日。我们迎着灰雾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伊拉克东北部的苏莱曼尼亚奔驰。基尔库克的蓝天、绿草、小河在我们身旁掠过。石油工人居住的点点英国式小屋，单门独户，内带花园，温暖恬静。丰富的石油资源、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横穿大沙漠中的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伦文明。
　　随车队入山，这里的景色颇似巴格达的宿敌以色列那路撒冷。路旁班用帐篷连绵不断，与公路平行的高压电线全被炸毁，公路上全是军车，行人都是军人。一个至少由50辆军车组成的车队，正在路旁休息。车门上的军徽被黄泥涂抹遮盖住，偶有剥落，则露出红三角上的黄色降落伞标志，这支戴红色贝蕾帽的部队，显然是共和国卫队的一个伞兵师。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种交通工具向前推进，40吨集装箱拖车上挤了上百名士兵，从齐肩高的车帮向外探着脑袋，像运往莱市场的竹篓里的一群鹅。这些士兵还穿着橄揽绿的冬装，戴着大风镜和毛线风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尔。没有风镜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围巾裹住头，仅露双眼，浑身上下全是黄土。车身上捆缚了许多白塑料桶，装的是备用汽油和水。一些挤在军车顶上的士兵为防止打盹时摔下来，用帐篷绳将自己身体捆绑在车顶上。
　　二十几辆军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四处可见，兰德罗孚吉普上平架着12．7毫米高射机枪，车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弹发射器，头戴苏式钢盔。路边向阳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晒着军毯，士兵躺在草绿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阵地旁是苏制40管车载火箭炮。空中有编队飞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装直升机，沿公路呼啸而过。右侧是一个简易前进机场，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机正在降落，吹得黄沙蔽日，像VCD盘上的越战。
　　行至苏莱曼尼亚市阿德纳斯广场，“全陪”命令所有记者下车照相，我惊喜若狂。此处的军车与难民挤作一处，乱成一团，以致我连车门都打不开。我的80毫米～200毫米镜头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环怎么也拧不动。
　　由此到山口几十公里被军车与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水牛、阿拉伯马和毛驴拖曳着满载被褥、缝纫机、大闹钟等的木板车在军车间缓慢挪动。恶息扑鼻，哭喊之声震天。由山里逃出来的难民目光呆滞，疲惫不堪，肩扛各种破烂行李，一个满脸鼻涕泪水、天真可爱的小孩竟怀抱一只死去的老鹰。突然身旁响了几枪，可人头攒动，并不见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双手一撑，爬上一堵矮墙，这时枪声不断，人群大乱，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闻联播”还播了我站在军车上的一个镜头，妈妈因为没看清楚，直等到“晚间新闻”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纳斯广场被击毁的萨达姆像下，一个至少有1．90米高的共和国卫队上校拄着拐杖指挥士兵往前走。在他旁边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小丫头，还没有我的腿高，瑟瑟发抖。我把摄影背心里能吃的东西全掏给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桥下，T—72主战坦克和装甲车封锁了桥面，逃难的人似潮涌，军队犹如防波堤。士兵们仔细检叠每个人的身份证后方许通过。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机用库尔德语大喊：“一切安全，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BBC的摄影师吉姆爬上立交桥顶，从这里俯瞰前进的军队和逃难的难民相对而行，似滚滚蚁群，所不同之处仅是兵蚁与工蚁之别。我不由得想起《悲惨世界》中的一段话：“士兵和市民的尸体并排静卧，因为他们同属于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辆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进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国新华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干脆摘下昨天摔坏的那台尼康相机递给他们，任其乱按一气，我用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几句阿拉伯语，得寸进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刚按了两张，跑过来一个少尉，大声命令我下来，两手比划着戴手铐的样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国）。”我被带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动交出相机，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军事机密吗？”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个影。”
　　“是人民中国吗？”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国。”说着我转了一个圈，让他看清我前胸后背上的字。
　　“下次别往上爬。”
　　“知道了。你没听昨天的新闻，人民中国正提议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药品粮食呢。”
　　上尉连连点头：“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么，因为这条新闻是我刚从BBC吉姆那儿听说又添油加醋发挥的，我趁机收起相机，朝他连挥了三遍“V”手势，就像我拍反美游行一样。
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惟一有危险的营生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过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违制”。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算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31　海湾战争中的北大人
　　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国际政治系的，这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我爷爷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国文学门。当时，他老人家硬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会变得勇敢诚实，民主科学，乐于助人。其实当时我更想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孩一样，幻想当个古德里安式的好军官（海因茨·冯·古德里安，普鲁士贵族，第三帝国装甲兵创始人，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刨始人，由于在奥地利、波兰、法国、苏联等战役中以快速楔人敌后而著名，有“飞毛腿海因茨”之称。著有《闪击英雄》、《坦克进攻》等著作）。为了能和我爷爷历数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们成为校友，我狠心放弃了当装甲师长的念头，咬着牙进了北大。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因为我爷爷一句话，竞会引出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传统，60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建立过“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大37楼学生宿舍，我冲了我平生第一个黑白胶卷。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战地摄影记者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学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他背着相机只身逃往西欧，与海明威一起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由于玩命而闻名于世。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海明威，无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响地雷，他还不忘按下快门，终于含笑死去。我被这家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了日记中：“他不仅留给我们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给我们一种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转世。
　　我儿时皈依的师父、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正果法师告诉我，人类的私欲不外为“名、利、色”。可像卡帕这样早已闻名于世可仍奋斗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私利呢？
　　1983年我从北大毕业。久居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书。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将我推荐给新华社摄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惟一没办此手续的，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在巴格达潜伏下去，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尔饭店当做人质充当人肉炸弹。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好人并没有减少。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并肩合作，结下兄弟般的友谊。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上帝啊！请赐予我
　　不为金钱所动的人
　　不为权力所害的人
　　讲真话爱思考的人
　　担责任珍视荣誉的人
　　勇敢的人。
32　罗伯特·卡帕！
　　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丽·褒曼
　　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学生时，我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为了应付以苛刻闻名的北大考试，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屈股后面往图书馆跑。然则“其东走者同，其所以东走者异也”。英国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简氏舰船年鉴》、《简氏战机年鉴》成了我的宠物。那套“时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我们课本中种种令人费解的阐述产生了怀疑，身不由己地被这批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传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发现在种种版本的历史书中，众多惊心动魄的战争照片的右下角，经常标有一行细小的黑字：RobertCapa（罗伯特·卡帕）。显然，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产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的自传中又看到了这个名字。褒曼把这位与她有过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写成“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在书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这位游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为安德烈，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可毕业那年正赶上纳粹党上台，匈牙利霍尔蒂亦效法德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迫害进步青年，逼得他远走巴黎。由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机卖照片为生。但时运不济，尽管拼死工作，收入仅勉强糊口。
　　就在这尴尬时分，一位名叫塔罗的小妞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心甘情愿地给流浪汉做搭档。塔罗人小鬼大，自称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图片经纪人，而她那穷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俪狼狈为好，照片却以以往五倍的价格成批地抛售出去，法郎美金滚滚而来，而凭空杜撰出来的“罗伯特·卡帕”成了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1936年，苏联肃反成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与列宁并肩站在铁甲列车上向苏俄红军挥手致意并被列宁称为“惟一可以在三个月内组织起一支攻无不克的红军”的托洛茨基，此时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从列宁身旁抹去。社会主义苏联开辟了用暗房技术随意更动历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到北欧，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从革命副统帅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为国际传媒追逐的热点。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每逢公开演说，必先将所有持相机者逐出国外方才开讲。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无法拍到托氏尊容。欧洲当时最著名的《VU》杂志的总编辑重金悬赏天下勇夫，并亲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
　　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而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往回装。
　　当夜，小妞儿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晦，小妞儿，别再罗嗦了！快让你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来我这儿上班！”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干脆公开改名为罗伯特·卡帕，挽着小鬼塔罗的胳膊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开始职业战地记者生涯。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这幅力作到底出自这一对儿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儿塔罗死于战火后，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靡页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以后，罗伯特·卡帕流着眼泪告别了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了台儿庄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中，卡帕是300万盟军中最先在诺曼底犹他滩登陆的先头部队的一员。
　　随着科技的发展，卡帕敏锐地预见未来战争愈来愈不适合摄影采访：“战争就像女人，已经愈来愈老，失去魁力。”尽管如此，对当代的每场战争，他都要御驾亲征。卡帕说如果未能参加进攻，“就犹如在美国星星监狱关了五年的囚徒，连艳星莲娜端娜的幽会都没有兴趣”。
　　在参加了所有现代战争之后，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热带丛林中踏响了地雷。就在他的躯体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际，还本能按下快门，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卡帕眼中的最后世界》。他生来一文不名，死时两袖清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在献给这位好友的挽词中写道：“罗伯特·卡帕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正如卡帕毕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靠得不够近。”
　　罗伯特·卡帕只活了40岁，短短的一生中参加了五次战争。卡帕尝言：“那些在胜利到来之前壮烈牺牲的人们是最杰出的，可活着的人却马上忘了他们。”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那些西班牙内战中冲锋陷阵饮弹身亡的普通战士，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在莱比锡阳台上中弹倒地的美军大兵……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就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我满身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俩都是18岁那年进了名牌大学政洽系。还有，就是我们俩都有着同样狭隘的自负，仿佛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33　新闻检查
　　“谨慎和大胆可以交替表现，但不可同时表现。”
　　一丘吉尔
　　1988年，新华社摄影部送我到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笔试之后是口试，该中心主任鲍勃·希区科克亲自主考。老鲍勃问我为什么来这里学习，我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到这儿来，全是我老板硬逼着我来的。老鲍勃大惑不解，问我想去哪儿，我从牙缝里迸出“Beirut（贝鲁特）”。想不到老鲍勃一听竟跳了起来，用缺了指头的右手指着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训练得能去贝鲁特。”
　　以后我才知道，老鲍勃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轻时曾是个大出风头的战地记者。几个月后，当我从汤姆森毕业时，老鲍勃竟主动为我写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荐信，声称要推荐中国最好的新闻摄影师到英国舰队街上学。可我由于要到秦岭拍野生熊猫而作罢。
　　老鲍勃教了我许多皮肉上磨炼出来的绝招，如面对开枪的军警应往人多的地方钻之类，并危言耸听地警告我，好记者不仅要能快速到达现场，还得善于对付新闻检查。果然不出两年，从北京到巴格达，老鲍勃的预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当我飞抵巴格达之时，由于战争迫近，新华社巴格达分社的电传机已被切断，文传机也因与伊拉克规定的型号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记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转，写好的稿子就是发不出去。至于我的图片发稿则更是困难万分，首先我得将放大好的10寸标准传真照片打好英文说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闻部，经审查合格后再送至伊拉克通讯社图传室，由伊通社图传室向伊拉克邮电部要国际长途，再传至新华社巴黎分社，经新华社巴黎分社传回北京。
　　由于巴格达情况特殊，对于所有会引起麻烦的敏感题材，我尽量擦着边走。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迫使每个记者都格外谨慎。对于伊拉克新闻部组织拍照的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游行，作为“雅嘿”（兄弟）我场场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对新闻检查，光凭勇敢和诚实远远不够，见机行事的机敏及对你所在国家政局的了解，对该国实力派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战争爆发后，伊拉克规定记者发稿只许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为新闻审查官只会这两种文字。未经伊拉克新闻部审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发。我送审的所有照片都本着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谴责战争的罪恶、争取国际社会帮助受战祸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绝对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项政策的立场，固此没惹什么麻烦。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学派，四处兜售“非攻”。
　　在与巴格达敌对的特拉维夫，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更加完备。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大厅，专门设有以色列政府新闻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和新闻检查官三个彼此独立的办公室。在这里，记者可以用任何文字发稿，但必须将稿件内容用希伯来文或英文扼要汇报给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待着军装的新闻检查官审核后，盖上一个长方形的紫色图章并签上姓名才能发出。
　　以色列是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其新闻检查更侧重于军事意义。记者采写的所有稿件不许涉及与军事有关的地名、数字等，例如对所有“飞毛腿”导弹命中的目标都只许说“击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据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飞毛腿”弹道导弹的发射轨迹。据我的以色列朋友奥丽特小姐介绍，大名鼎鼎的美国广播公司就因报道了“飞毛腿”导弹命中特拉维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采访，直到在电视节目中“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公开道歉”后才获准恢复正常工作。
　　战争爆发后，美制“爱国者”式反弹道导弹出尽了风头。我一直想拍特拉维夫城外的美军爱国者导弹阵地，可又不敢贸然行事。我找到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的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发言人，请求拍摄“爱国者”，可新闻发言人声称这类军事目标严禁拍照，任我力陈“爱国者”导弹神奇的新闻性就是毫无效果。最后我说：“我的朋友、台湾电视台的朱增有就拍过‘爱国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为我来自北京。”这个军官听罢，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连连摇手：“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台湾人可能是偷拍的。”这位发言人竟建议我也去偷拍，不过千万别把周围的环境拍进去，如果暴露“爱国者”导弹部署的位置，那麻烦就大了。
　　我和法国Les't Republican的Charles laprevoto驱车到城外，可还没等靠近“爱国者”阵地外围的铁丝网，就被巡逻兵发现，偷拍计划流产。当日下午，我和日本记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爱国者”导弹四枚一组装在巨型发射车上，昂首而立，每十余台发射车排成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方阵。这次我们学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机身十FN马达十300F4，我用尼康FM2机身十MD12马达十80～200F4，隔着出租车的玻璃一通扫射，反正老鲍勃教导我们“新闻价值决定照片质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处，我用肩膀撞开门，甩掉鞋，冲胶卷时紧张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胶卷上的“爱国者”导弹结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机机头提到顶，偌大的“爱国者”发射架在照片上还不够指甲盖大。我只好把提到头的放大机搬到洗脸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过头来趴在地板上铺平相纸，总算放了张只有“爱国者”导弹、没有任何环境的10寸传真照片。
　　待我兴冲冲捧着这张10寸传真照片、赶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一楼新闻检查办公室时，只见村田信一正站在那里发呆。原来村因那卷用300mm镜头拍的反转片因“暴露导弹阵地的环境”而没能通过新闻检查。村田说我那用200mm镜头拍的则更不在话下。可当他看到我用放大机顶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时，竟气得大哭起来，我坏笑着劝村田，拍负片有拍负片的好处。我的照片顺利地通过了检查，当天传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立即刊登了这张照片，这是首张出自中国人之手的“爱国者”照片。
　　在特拉维夫“飞毛腿”导弹的袭击下，我结识了许多勇敢风趣的西方记者。他们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经验丰富，不仅爱钱更爱荣誉，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对他们来说，仅千把块的普利策奖远比六位数的年薪更重要。这些人对付新闻检查有着丰富的经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约翰·海古德说：“在危险袭来之际，自始至终的镇定是绝对必要的，这种镇定建立在经历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勇敢，那是瞎说。临危不惧不是胆量问题，而是经验问题。好记者每战胜一次危险，就对自己的能力增强一份信心。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场危险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爱国者”导弹划破夜空迎击“飞毛腿”，前一次我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1/2秒，拍到的“爱国者”导弹划破长空的弹道轨迹由于太短，被新华社摄影部值班室的老欧枪毙。在电话里，老欧说若用B门会更好些，但叮嘱我千万别再站在楼顶上拍导弹了。可我贼心不死，这次还用莱卡M—4十35mm镜头F1．4，B门，总算拍到了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报解除、文字记者朱界飞从掩蔽部跑出来看我是否肢体完好时，我早已冲完胶卷并放好了一张传真照片。放照片时我故意让底片药膜朝上，这样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张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无法根据“爱国者”导弹的飞行轨迹推算出爱国者导弹的位置，以免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灾难。来不及关闭放大机，我和文字记者朱界飞跑到一楼大厅，他去查看外国通讯社如何报道刚才的空袭，我则提着美联传真机冲进新闻检查办公室。令人遗憾的是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躲避空袭的检查官还没从避弹室回来。我拎着水淋淋的照片冲到电话机旁，边装我的美联图片传真机，边拨008613073426（这是当年的新华社传真照片接口）北京新华社，我朝听筒中的袁满怒吼：“袁满，快收！”美联社传真机飞速旋转起来，水珠洒了我一眼镜，我这才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老式的美联图片传真机没有监控，滚筒一转谁也看不到滚筒上发的是什么东西。我又做了个局，将几张前一天通过检查已盖章签字的照片摆在一旁，仿佛传真机上传的是它们中的一张，然后提心吊胆地守着我的宝贝照片。可就在这张“爱国者”截击“飞毛腿”的照片即将传完、滚筒行将停下来时，一名新闻检查官突然撞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随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着问我为什么拍了这么多男女士兵接吻、搂抱的照片，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挺羡慕他们的。说话时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关键时刻，一向沉稳得让我着急的文字记者朱界飞踱着方步摇摇摆摆进来了，我顿时像老羊倌见到了毛主席。我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用北京俚语快速地说：“快他妈让他走，我要河北省‘完’县了。”朱界飞手持稿子，指指点点把眼前的瘟神请了过去。我的图传机也恰在此时戛然而止。待到这位检查官回过身来看我时，我早已换上了另一张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时，现实残酷得让我流泪。我刚才忙于放照片，把那张水淋淋的底片始终药膜朝上卡在放大机集光箱下，现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着没趴下。我记得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罗伯特·卡帕也碰上过这么一回。
34　再见巴格达
　　玩耍后睡眠，暴风雨中航行后入港，战争后休整，生之后死，这都是最大的快乐。
　　——斯宾塞《仙后》
　　1991年5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签发的离开伊拉克的特许证和路条。在此之前，办理离境申请足足花费了我两个多星期。由于伊拉克的药品试剂严重短缺，单是血样检验就得等10天。而出入境的常驻外国人必须不停地提供血液证明。
　　而约旦驻巴格达使馆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里胡哨、似乎进化得不够年头的圆囫囵小姐却拒绝给我办理过境签证，原因仅仅是帮我办手续的老朱对她叫了声“夫人”。幸亏老朱应变能力极强，马上感慨道：“我真没想到至今还没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这样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转怒为喜：“现在就签。”
　　由巴格达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长约九百多公里，由东向西穿过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记者称之为“死亡之路”。
　　老学长郑达庸张开熊臂拥抱了我之后，让他的司机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毁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弹坑也填上新鲜的沙土，汽车残骸堆在路边锈成团团乌铁。我们崭新的“巡洋舰”虽然轻快，可因为是新车，引擎耗油极厉害，才跑一半路，车顶四大桶备用汽油就已见底，此时离约伊边境还有上百公里。为节油，我们不敢开空调，扑面而来的热风至少50℃。太阳照在沙漠上，朦朦雾气中，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碧绿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阳在天上还是地下，其实这全是幻觉。长达五个半月的紧张采访已经使我对危险的感觉变得迟钝。
　　车到卡迪希亚边防站，我和司机四处找人买油，回答都是“麻库”（没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发现一辆接着使团标志的“奔驰”。一打听，是斯里兰卡驻伊拉克大使的车。这位佛国大使双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机立即给我们抽油，并坚决拒绝收款，只收了我们两罐茶叶。他说“互相帮助，友谊第一”，之后是阿弥陀佛之类。我亦虔诚地背诵起“槃若波罗密多”。
　　驻安曼使馆的小李曾在叙利亚留学，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有他送我到安曼阿丽亚机场，办理各种手续格外顺利，直到第三道安检，小李才被挡在了线外，高大魁梧的边防警察对旅客逐一搜身。我规规矩矩地先把传真机递上去，然后是一大摞传真照片。几名安检官员一拥而上，争相传看照片，竟把我晒在一边。这时走过来一位上校，一声断喝，大兵立即毕恭毕敬地将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张办公桌后坐定，戴上眼镜，一张张仔细翻看。待听得上校一声低吟，我趁机走上前去给上校讲解照片的内容。“七·一六”大桥、饥饿的儿童、被美军炸毁的儿童奶粉厂、被政府军击毙的库尔德武装分子……我抬头朝玻璃门望去，见小李还在紧张地注视着我，我高举右手做了个“OK”手势。上校终于将照片全部还给我：“很好，应该让全世界知道战争的罪恶。”
　　安曼时间5月12日22点30分，我搭乘的约航班机开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问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国人，人民中国。”小姐嫣然一笑：“中国饭好吃。”
　　当地时间5月14日11时30分，我飞抵曼谷。我的土黄色的沙漠迷彩裤和笨重的伞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惊异。我看着泰国人的面孔，与中国人非常相近。面对无数张“中国脸”的海洋，我无法辨认谁是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同胞。我担心自己身上的“新华”标志还不够醒目，就拿出几张10寸传真照片，在其背后用“诗德楼”记号笔写了一尺见方的三个字“新华社”，把它竖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总想翻看方块字背后的画面，我可没心思在这里办影展。正当我急不可耐、准备叫出租车的时候，新华社曼谷分社来接我的小邵在人群中发现了我。
　　中午，我们在乍都扎公园门口吃了顿海鲜火锅，这是我参加海湾报道五个多月以来吃得最美的一顿。曼谷分社要留我住两天，可我们摄影部老板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则就要扒我的“鸭皮”。当年腐败还不盛行，摄影部不许记者利用采访之便游山玩水。在我撤离巴格达时就已接到老板要我“保持晚节”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国、回到亲人身边了，心情却比在战火下的海湾时更不平静。战争锻炼了我异于常人测知哪里将要发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眼睛，才能观察到细致入微的东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确结果。泰戈尔老人诗云：“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我骄傲，我飞翔过。”
　　回首战时的五个半月，我想念曾与我一起日夜奋战在海湾的各国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约翰·海古德，美联社的多米尼克，东京新闻的草间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们采访基尔库克前几天的3月29日，美国《新闻周刊》摄影记者加德·格罗斯永远长眠在那里，他只有27岁。我曾在约旦河谷贝卡难民营与他有过一面之交。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对我说：“摄影记者应该是最勇敢、最忠诚的人。新华社摄影记者更应该如此。”我不过是想当新华社“摄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梦青年，历史成全了我，让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的集体。并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训。我干得并不很好，只是尽了力而已。
　　飞机将我和祖国的距离不断拉近，我就要见到日夜指挥我采访的老板们、帮我保障传真线畅通的传真员袁满和新闻中心的哥儿们了。
　　走出机场，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老板，我迈开伞兵靴冲上去，把我脏兮兮的阿拉伯包头蒙在她的头上。我心里默念：缅怀战争中丧生的无名英雄，献给他们的母亲。
　　战争结束了，我们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没有休息。
　　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家了，
　　可我们的兄弟没能回来。
　　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
　　……